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的历史／（苏）В．А．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078-4088-9

Ⅰ．①文…　Ⅱ．①В…②左…　Ⅲ．①文字-历史-研究　Ⅳ．①H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5254号

文字的历史

著　　者　［苏联］В．А．伊斯特林

译　　者　左少兴

策　　划　王钦仁

责任编辑　王钦仁　张娟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010-83139469　010-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市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600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8年6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6月　第一次印刷

插图1　少年伏洛佳·乌里扬诺夫（В．И．列宁）仿照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
文字写给他的伙伴的一封戏谑性的图画文字信

插图2　结合文句和艺术图像的埃及圣书字铭文（基泽的一座陵墓出土，古王朝时期）

插图3　阿兹特克人历史手稿中的一页

插图4　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

插图5　阿拉伯图案装饰文字的样式

插图6　9世纪拜占庭正字体文字的样式

插图7　1056—1057年奥斯特罗米尔福音的扉页

目录

译序

引言

第一章　文字的本质及其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第二章　文字的类型、分类和术语的问题

第三章　原始文字的起源及其特征

第四章　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第五章　音节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第六章　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

第七章　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

第八章　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第九章　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

第十章　特殊类型的书写符号

结论　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发展远景

参考书目

附录　关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译序

一

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伊斯特林（Bиктop Aлeкcaндpoвич Иcтpин，1906—1967）教授是苏联著名学者、语言文字学家、书籍学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B．A．伊斯特林就读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艺术系，获语言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长期在科研机构和高校工作，对苏联印刷出版事业和世界语言文字研究贡献颇多。

我们翻译的伊斯特林教授的这本书，原作初名是《文字的发展》（《Paзвитиe пиcьмa》），于1961年问世。本书出版之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得到文字史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文学史等学科专家教授的好评，特别是苏联科学院多位院士和通讯院士（如B．B．维诺格拉多夫、H．И．康拉德、Б．A．雷巴科夫、M．H．季霍米罗夫，等等），亲自给作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作者广泛收集有关材料，并在众多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第一版做了大量修改，重写了其中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同时用新材料充实内容，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该书的学术质量。然后，于1965年以《文字的产生和发展》（《Boзникнoвeниe и paзвитиe пиcьмa》）为名再次出版发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翻译的。

B．A．伊斯特林博士写道：“本书是苏联时期第一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译者对此深有同感。我们认为，本译本的宗旨也是与此相同的。

这部著作以社会经济和文化为背景，比较全面地论述世界各主要文字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语言特点等方面谈到文字的类型学和分类学上的一些问题以及文字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不同观点，阐述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与文字及其发展历史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作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比较正确地分析文字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途径，描述从远古“图画文字”到现今许多文字体系的发展过程，同时还对文字发展的前景做了初步探索和预测。

本书“以理论阐述为主”。它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同时不少章节写得很通俗，知识性强，是我们进行“通识教育”的好教材。此外，本书还包含有大量的史料和各种文化知识信息，有160多幅插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文字发展谱系示意图”［如“以（印度）婆罗米字母为基础产生的各文字发展谱系表”“在希腊文字基础上产生的各最重要文字发展谱系示意图”等］。

总而言之，本书内容丰富，史料充分，融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为一体。

二

作者在书的“引言”中写道：“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文物的发现，文字史更加丰富了……”（第I页），因此，我们将本书的译名改为《文字的历史》；而且，就全书的主要内容而言，这里说的“文字”是指世界古今一些主要文字和类型，本书反映了它们的形成（或曰出现、产生、衍生）以及发展、演变的历程；它们有的源远流长，有的“谱系”分支众多。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本书原著出版时间）起，迄今（2017）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应该说，由于学术界更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和大量历史文物资料的发现，文字史又进一步丰富了。

然而，世界自古至今人类社会有过（和现有）多少种文字，恐怕无人精确统计，因此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此外，文字有多少种类型，有多少个“文字发展谱系”，它们如何分类、归类，等等，这诸多问题还有待中外学术界进一步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

我们浅见，这里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的语言有多少种没有精确统计；二是对“文字”下的定义各有不同，“见仁见智”。

美国学者肯尼思·卡兹纳在《世界的语言》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目前世界的语言有数千种。要确定一个准确的或约略的种数，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许多语言，还几乎不为人所知；并且不可能在语言和方言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线。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地区的语言渐渐地和邻区的语言混合起来时，就很难确定当地说的是什么语言了……”(1)

众所周知，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它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文字与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有的语言历史上存在过（而后“消亡”的或被当作“死的语言”），有的语言有文字，而更多的（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小语种）语言则是或可能是“无文字的语言”。如果说“目前世界的语言有数千种”，那么，目前世界的文字（且不说历史上出现过而后消亡或被别的文字取代的各种文字符号）有多少种，确实也是一个“未定数”。

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说：“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我们是狭义派，因为在传统的汉语文献里，历来是用‘文字’这个词称呼记录语言的符号的……”(2)

但是我们通读这部“译本”，再对应上面的引文，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伊斯特林本人没有说自己属于“广义派”还是“狭义派”，但他的《文字的历史》对文字的“定义”和阐述，表明他本人既是“狭义派”，又属于“广义派”（见译本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虽然世界的文字种数“未定”，但文字学的研究并不追求对世界古今文字种类的数量统计，而是着力于描述和分析研究文字的类别、类型与分类，以及各文字产生的历史条件、发展阶段，它们的“发展谱系”和相互关系，以及与一定语言的关系，与历史上形成的“宗教”的关系等；此外，文字学的研究还须考虑到在新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文字改革”“正字法”等如何满足和适应社会需要等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即使上面列举的一些问题（如文字发展的阶段），中外学界也有不一致的认识和阐述。例如，我国20世纪出版的《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中写道：“……文字有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这三种类型标志着文字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3)试比较：“D．Bolinger等人编的《Aspects of Language》（《语言面面观》第11章第2节‘The Growth of Writing’——‘文字的发展’）……将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表述为：（1）‘Word writing’（表词文字）；（2）‘Syllable writing’（音节文字）；（3）‘sound writing，the alphabet’（表音位文字，字母）。取消了不准确的、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的ideographie writing（字面翻译是‘表概念文字’，我国常误译为‘表意文字’）……”(4)

再比较本译著的相关章节和使用的“分类法”以及名称术语等，我们会看到不同作者之间在相关问题上存在着彼此相同和不同的方方面面。

三

不管世界古今的文字（包括某些已消亡的“书写符号”）经历什么“阶段”和几个“阶段”，但有一点必须提及，也是本书作者伊斯特林所强调的，世界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都经历过这“三个”（或更多的别的）发展阶段，即使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如此。

为什么这样呢？这就要分析研究世界古今不同类型的文字体系（现有的和曾有过的）是如何产生（出现）的，或者说，这些文字的形成方式大致是怎样的。

裘锡圭教授认为，“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对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我们把还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称为原始文字。”(5)

以上的论述告诉我们，世界各类文字的形成基本上有两种方式（甚至还可以说两种“速度”）：一种是“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种是“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即“借鉴”别的语言的文字符号）而“制定出”的（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仿造的”），而且这种文字是“很快地制定出”来的。前者以我们的汉字、古埃及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独立创造的”文字为代表；后者为数更多，例如当今世界众多语言使用的拼音文字（又称字母文字）几乎都源自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而拉丁字母和斯拉夫文字（俄语字母、保加利亚语字母等）都源自古希腊字母，而古希腊字母又源自腓尼基字母，等等。

本书中的各类文字体系的发展谱系示意图在这方面给了很好的展示。本书作者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字母-音位文字体系是完全独立形成的。”所谓“字母-音位文字”又称为“字母-表音文字”等。

除了我们知道的自古至今世界各类型文字归结为“独立创造”型和“借鉴仿造”型（这是译者自造的文字学“术语”）这两类外，我们还需要知道，谈语言文字时，要分别文字学上用的“文字”二字和特指的文字符号（或文字体系、文字类型等）。在这方面，我们在翻译和审校本书译文和作者使用的“引文”时有这样一段经历。

作者在本书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6)的产生》（《Boзникнoвeниe 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该书第二版第258-259页）一开始就写道：

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对发展世界文化有过重大的意义。例如，恩格斯就把字母-音位文字的出现同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联系起来。他在叙述“文明”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的各个不同阶段时写道：“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因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与它的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转入文明时代。”

上文恩格斯的这句话的译文摘自《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二十多年后，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译文是：“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第21页）

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叶蜚声、徐通锵教授在其所著的《语言学纲要》中写道：“文字的创制使人类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所以恩格斯说，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7)这里用的“文字”二字是否就是指“字母-音位文字”（即“拼音文字”）？

针对苏联有些语言文字学者没有把恩格斯在此文［俄语译文《Пpoиcxoждeниe ceмьи，чacтнoй coбcтвeннocти и гocyдapcтвa》（《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Пoявлeниe“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和关于“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Boзникнoвeниe“пиcьмeннocти вooбщe”）加以区别的种种说法，本书作者伊斯特林特意在同页的注①上写明：“某些作者错误地把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当作是谈一般文字系统的产生，而不是谈字母-表音文字的出现。”（“Heкoтopыe aвтopы oшибoчнo oтнocят этo выcкaзывaниe Ф．Энгeльca нe к пoявлeнию бyквeннo-звyкoвoгo пиcьмa，a 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eннocти вooбщe.”）

在本书中，包括第九章“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在内，第六章“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第七章“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和第八章“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四章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值得我们一读。

四

作者根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出版的语言文字书籍的实际情况写道：“用俄语出版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为数极少。”（第II页）相反，我们读到，当时用俄语出版的（包括翻译的）有关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史和文字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却为数甚多，有的堪称“鸿篇巨制”，如苏联学者Л．B．切列普宁著的《俄罗斯古文字学》(8)，600多页，几十幅插页插图等。

作者还写道：“苏联出版了两部国外学者著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学者Č．Loukotka的《文字的发展》（据1946年版）(9)和1963年出版的英国学者D．Diringer的《字母》（据1949年版）(10)。但是无论对广大读者还是专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两本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II-III页）

如果我们将上面的“用俄语出版的”和“用俄语翻译的”中的“俄（语）”改为“汉（语）”或者改为“中文”，并以此来说明我国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的出版和使用情况，我们觉得，那也可能是符合中国实情的。(11)

如果说伊斯特林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苏联时期第一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那么我们中国是否有过与上述“苏联时期”的情形相类似的情况呢？

周有光先生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道：“1954年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提供选择字母的参考。毛主席的秘书曾来取走这本书。”(12)

所谓“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就是世界古今字母文字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我国正酝酿“汉字改革”，征求改革方案——采取何种“字母形式”供“汉语拼音方案”之用；“后来还是采用罗马字母”(13)（又称拉丁字母）。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汉语拼音体系”，被“文字改革委员会”优先选用，因而他也被后世人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我们不能断言，周有光先生的“略述世界古今字母的历史”的《字母的故事》，是不是当时中国的“第一部”论述字母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专著，但无论如何，这本供当年作“决策参考”的“小书”，却起了极大的作用。

翻译和出版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是我国学界和文化出版各界的一种担当。但总的来说，一些“涉外”学科和学术领域，不仅翻译的数量少，而且质量也有待提高。正如鲁迅先生谈到当年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时所说：“外国文学的翻译极其有限……所谓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实在太贫乏。”（《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翻译外国学术著作（除外国文史哲的经典著作和少数西方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著作外），如关于语言文字的理论和历史，“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同样也贫乏，虽然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等撰文呼吁：“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14)世界各种文字、由不同文字书写的文献，以及文字学、文字史等，与世界古典文明的关系极大。例如，谈拉丁字母，必然要与古希腊字母联系起来；谈古希腊字母，必然要同远古腓尼基字母联系起来，进而与“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文明”等联系起来。两河流域文明的初期阶段，那里的人民——先是苏美尔人，后来是阿卡德人、亚述-巴比伦人等，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创造了一种文字——所谓“楔形文字”（见本书第五章等有关部分）。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先行者之一，他们同古代中国人、古埃及人等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

十分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对世界的（特别是“西方的”）古典文明的教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南开大学开展了“拜占庭学”的教学研究；北京大学成立了跨院系实体教学科研机构——“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使“西方古典学”发展成为一个含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的，横跨语言、文字、文献、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艺术等诸多学科的“复合学科”。这个北京大学第一次设立的“古典学中心”，人才济济，学科较全，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指日可待。此外，国内还有一些高校正在这个学术领域准备大显身手。

我们再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设的古代语文课程为例。在这一方面，它的一些系科具备较好的条件，有着较为优良的传统。除了继承如原“东方学系”季羡林、金克木等前辈学者开设的“梵语”“巴利语”等以外，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北京大学引进不少海外留学人才，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大，陆续开出了不少新的课程。例如，其中与远古“两河流域文明”有关的课程：“苏美尔语语法”“阿卡德文献阅读”“赫梯学专题”“赫梯历史与文化”等；再如，外国语学院新设立的“西亚语言文化系”为该系研究生开设多门与古代东方文明有关的古代语言文字课程；其他外国语言文学系也开设了相应的与东西方国家历史文化有关的课程，如“希伯来语言文化”“希伯来语圣经研究”“古埃及及象形文字”等，以及“波斯历史文献研究”“印度文化典籍选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史”“德国文化专题”，(15)等等。

与上述情形相类似的还有不少。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由于本书所阐述的有关文字理论和历史的“题目特别大的缘故”，“作者一个人是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把这一内容广泛的题目包罗无遗的”（第VI页）。对于本书译者来说，由于本书所阐述的有关问题涉及的学科和语种很多，名词术语也很多，译者一个人，无论从知识面还是从能力来说，都是“难当重任”的。所幸译者几十年来身处像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学术殿堂，它不仅人文社会学科比较齐全，人才众多，而且馆藏图书资料充盈；特别是外国语学院诸多系科和文史哲等文科各系，译者请教了不少“一字师”和“多字师”，他们从各个方面帮助译者解决了许多翻译难题，特别是正确的译名译语问题。

译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开始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俄文版）这本原著，给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研究生开设有关“古代斯拉夫-俄罗斯语言文字”课程时作“教材”用，随后又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先后请教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各系季羡林、杨业治、刘麟瑞、裘锡圭（中文系）、殷洪元、黄宗鉴、黄敏中、金鼎汉、陈嘉厚、王廷荣、赵登荣、王逢鑫、赵振江、叶奕良、崔荣林、朴忠禄、韩振乾、张会成等学者专家（包括一些未记住姓名的或遗漏的北大学者）；特别要提及的是当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双宝、王荣宅等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译者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诚心请求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对这个译本中的不足和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左少兴

2017年1月31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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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肯尼思·卡兹纳．世界的语言．黄长著，林书武，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1．

(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

(3) 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26．

(4) 伍铁平，王庆．正确的翻译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前提//三湘论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6：17．

(5)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

(6) “字母-音素文字”是旧译，现常用“字母-音位文字”或“字母-表音文字”，或简称“字母文字”“表音文字”“拼音文字”等。

(7)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154．同页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此卷未注明“出版社”名和出版时间。

(8) Л．B．切列普宁．俄罗斯古文字学（Л．B．Чepeпнин．Pyccкaя naлeoгpaфuя）．莫斯科：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Гocyдapcтвeннoe издaтeльcтвo пoлитичecкoй литepaтypы），1956．

(9) Č．Loukotka．Vývoj pisma（Ч．Лoyкoткa．Paзвumue nucьмa．1950）．

(10) D．Diringer．The Alphabet．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俄语翻译时此书名简称《The Alphabet》（《字母》）（Д．Диpингep，Aлфaвum，1949年第2版）。

(11) 由于我们接触相关图书资料不多［例如，我们至今尚未读到一本2005年出版的、译自法文的书《论文字学》（作者雅克·德里达，译者汪堂家）］，所以只能说“可能是符合中国实情的”。

(12) 周有光，陈明远．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谈话录（之五、之六）//社会科学论坛2011，6．

(13) 周有光，陈明远．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谈话录（之五、之六）//社会科学论坛2011，6．

(14) 见《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文章标题。

(15) 此处列出的一些课程名目（必修课和选修课）是根据2013—2014学年度第一学期“北京大学课程表（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编的“今日外院”（介绍）摘选的。

引言

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文物的发现，文字史更加丰富了。只要指出下列文物的发现就足以说明问题：古代苏美尔铭文、古代埃及铭文、原始伽南铭文，3—4世纪东斯拉夫的历法符号，9世纪末期保加利亚（原始斯拉夫）文字，诺夫哥罗德桦树皮文书，解读了乌加里特楔形文字、原始比布洛斯文字、克里特线形文字以及玛雅文字。

这些发现展示了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斯拉夫文字以及其他许多极重要的文字体系发展初期的新面貌，并且引出了有关最古老的字母-音素文字起源(1)的某些新理论（即起源于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原始伽南文字、比布洛斯文字的理论）。

最近几十年的实践，特别是苏联某些民族的新文字体系的创立，使文字史有了许多新的内容。

在积累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国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字史的新的总结性著作：捷克有Č．Loukotka的《文字的发展》（Vývoj pisma），1946年（227页）；英国有D．Diringer的《字母，人类历史的钥匙》（The Alphabet．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2)，第1版，1948年，第2版，1949年，第3版，1952年（607页），他的另一部著作《文字，它的起源和历史》（Writing，its origin and history），1962年（262页）；美国有I．Gelb的《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1952年（295页）；A．C．Moorhouse的《字母的凯歌》（The Triumph of the Alphabet），1953年（223页）；法国有J．Février的《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第1版，1948年（608页），第2版，1959年（612页）；M．Cohen的《文字》（L'écriture），1953年（130页）；M．Cohen的《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1958年（三卷，700多页）；德国有H．Jensen的《文字的今昔》（Die Schrif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第2版，1958年（584页）；南斯拉夫有Zv．Kuludžić的《文字史》（Historija pisama），1957年（868页）；西班牙有M．Aguirre的《世界的文字》（Laescrituraen el mundo），1961年（514页）。

用俄语出版的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为数极少。本书第1版问世（1961）之前，我国唯一的一本非翻译的总结性著作是Я．Б．什尼采尔的《图解文字通史》（Иллюcmpupoвaннaя вceoбщaя ucmopuя nucьмeн）（1903），但此书已完全过时了。(3)

苏联作者的著作中，阐述文字学的一般理论原理的只有H．Я．马尔院士的几部著作［《用雅弗理论阐述“书”（книгa）和“文字”（пиcьмo）这两个术语的起源》，1907年；《语言和文字》，1930年；《文字和语言》，1938年；И．И．墨山宁诺夫院士的一部著作《论文字和语言的阶段性问题》，1931年］。最近几年，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百科全书中列出了许多词条。其他一些著作或者研究一些重要的，然而是局部性的文字史问题（如A．B．阿尔齐霍夫斯基、Ю．Д．杰舍里耶夫、И．M．季亚康诺夫、Ю．B．克诺罗佐夫、H．И．康拉德、M．A．科罗斯托夫采夫、Д．C．利哈乔夫、C．Я．卢里耶、И．M．鄂山阴、Б．A．雷巴科夫、B．B．斯特卢威、M．H．季霍米罗夫、C．П．托尔斯托夫等人的研究），或者是一些通俗读物［如B．A．科切尔金的《文字史概要》（Кpamкuй oчepк ucmopuu nucьмa），1955年；B．П．伊万采夫的《由图画到字母》（Om pucyнкa дo aзбyкu），1957年；等等］，或者是一些语言学、古文字学、书籍史著作中，仅仅顺便谈到文字史的问题(4)。

苏联出版了两部国外有关普通文字史的著作：1950年出版的捷克学者Č．Loukotka的《文字的发展》（据1946年版）和1963年出版的英国学者D．Diringer的《字母》（据1949年版）。但是无论对广大读者还是专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两本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一，这两部著作所依据的材料，注明时间是1945—1948年，在很多方面已经陈旧；第二，这两部著作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距甚远，而且有原则性的缺陷：没有分析文字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阐述文字史时差不多没有考虑文字史同社会史及语言特点的诸多关系；采用已经过时的体系类型学和术语学；文字的单一起源论和神造文字说起源论；夸大宗教在文字史中的作用。(5)除了Č．Loukotka和D．Diringer的这两本书外，苏联还翻译出版了如下三部有关古文献解读史的著作：K．Keram的《诸神，陵墓，学者》（1960），I．Friedrich的《失传的文字和语言的解读》（1961）和E．Doblhofer的《符号和奇迹》（1963）；I．Friedrich的这本书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本书不企求担负普通文字史专著的任务。它的基本任务是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并解决如下几个文字理论的原则问题：文字的本质及其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文字的类型学和术语学；文字产生的条件、来源和时间；决定文字一般历史发展的因素；文字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和制约不同民族的文字特点的各种原因。从已成定论的理论原理的角度来分析最主要的文字类型和文字体系——象形文字（如古代汉字），词素文字（如现代汉字），音节文字（如印度文字），辅音-音素文字（如腓尼基文字），古代元音-音素文字（如希腊文字），斯拉夫-俄罗斯文字以及其他文字——的起源；还分析书写符号的特殊形式——数目字、科学符号、标点符号等。其余的文字理论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包括：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字体系的语音（音素）成分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应在有关文字各个体系的著作中加以研究。本书只部分涉及古文字学的问题和文字不同体系解读的历史(6)。本书完全不探讨这样的文字体系：虽然它们也用来传达言语，但只有狭窄的专门用途（如速记法、密码书写法、音标法）；同样也不涉及用来记录（非言语的）音乐、律动等书写系统。

由于本书的目的以理论阐述为主，所以某些中间类型的文字体系——由表词文字到音节文字（例如苏美尔文字体系）或者辅音-音素文字（例如埃及文字体系）的过渡类型，不是在一章内而是分在几章中加以研究，并且有条件地从这些文字体系中分出表词字的、音节的和辅音-音素的要素；同时还要谈到上述每种文字体系中这些要素结合的原则。由于这一原因，本书只详细研究那些在世界范围的文字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文字体系以及具有特殊理论意义（例如，复活节岛的文字）的文字体系；对于其余的文字体系，只确定它们在文字史上的地位。

本书第1版(7)主要依据作者早先就此题目所发表的论著：《文字史的某些理论问题》（《语言学问题》，1953年，第4期）；评M．Cohen《文字》（俄译本，——《古代历史通报》，1955年，第2期）；《关于字母-音素文字的起源》（《世界文化史通报》，1957年，第4期）；《十月革命和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同前，1959年，第2期）；《关于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同前，1960年，第6期）；《文字，分类学、术语学及发展规律》（L'écriture，sa classification，sa terminologie et les régularités de son développement）；《世界史手册》（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奈沙台，1957年）；《文字的类型与语言的关系》（Relations entre les types d'écriture et la langue）（《国际应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探讨》，第7期，巴黎，1958年）；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词条：《文字》（Пucьмo）（与И．季亚康诺夫和P．金扎洛夫合作），《表音文字》（Звyкoвoe nucьмo），《音节文字》（Cлoгoвoe nucьмo），《表意文字》（Идeoгpaфuчecкoe nucьмo），《基里尔字母》（Кupuллuцa）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

因为本书是苏联时期第一部论述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性专著，作者力求使本书不仅对专家适用，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书中对许多一般历史学的术语和语言学术语都下了定义，一些最重要的日期都加以注明；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例如，古代埃及，苏美尔），则采用苏联历史编纂学所用的分期法。

本书第1版于1961年问世之后，受到了苏联和国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并引出许多评论(8)。此外，出版社和作者本人收到了苏联最著名的学者B．B．维诺格拉多夫、H．И．康拉德、Б．A．雷巴科夫、M．H．季霍米罗夫诸院士，苏联科学院Б．A．谢列勃连尼科夫、A．A．西多罗夫、П．H．波波夫各位通讯院士，B．A．阿尔捷莫夫、E．A．鲍卡列夫、И．M．季亚康诺夫、H．П．基谢廖夫、C．A．科波尔斯基、M．A．科罗斯托夫采夫、C．Я．卢里耶、A．И．马尔库舍维奇、И．M．鄂山阴、A．A．列福尔马茨基、A．Г．斯皮尔金、C．И．拉齐克、И．M．特隆斯基诸教授，以及Г．M．邦加尔德-列文、T．B．文采利、И．C．卡茨涅利松、A．A．列昂节夫、B．П．斯塔里宁的评论和意见；国外许多学者也寄来了意见，他们是：Д．波格丹（罗马尼亚）、З．库伦迪奇（南斯拉夫）、A．卡普尔（民主德国）、Ф．穆齐卡（捷克斯洛伐克）、К．库耶夫（保加利亚）、M．科恩（法国）。作者在准备第2版时对上述评论和意见都一一加以考虑。作者借此机会对所有这些批评、意见表示感谢。

与第1版相比较，本书第2版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特别是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增加了内容(9)。

一些基本原理做了某些更确切的说明，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一些：在保持把文字理解为起源上补充有声语言的交际手段的同时，特别强调，在现代人们生活中，文字所起的作用，较之有声语言，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现代人借助文字所获得的信息比借助言语要多得多；词的书写形式现在几乎成为如同词的语音形式一样体现概念的物质外壳。根据这一情况，对科学符号的理解也做了一些改变；这些科学符号从起源上说被解释为“术语符号”，但按其用法则解释为表意符号。对于最原始的文字，我们采用了“句意文字”(10)这一术语（整体表达，不分成一个个的词）代替“图画-综合文字”这个笨拙的术语，同时把这一文字类型分成为几种造型的图画符号和最古老的约定符号；用同“表音词字”（фoнeтичecкaя лoгoгpaммa）相对立的术语“表意词字”（ceмaнтичecкaя лoгoгpaммa）来代替идeoгpaфичecкaя лoгoгpaммa（“意符词字”）这个术语。

与本书第1版不同，第2版有特别的章节阐述古代的约定符号这是句意文字的两种基本类别之一（另一种为图画字）（见第三、四章）；此外，第2版还阐述复活节岛的文字（见第四章）、墨洛埃文字、克里特线形文字A和法埃斯特圆盘的符号（见第五章）、伊特拉斯坎文字、亚美尼亚文字和格鲁吉亚文字、希腊文字的各地方变体、拉丁文字发展史（见第七章），希伯来文字和东方其他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的历史（见第八章），分析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的起源（见第九章），等等。对于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历史以及不同民族的书面文献的制作和形成，本版也加以简要叙述。

由于补充了上述内容，所以第2版的篇幅比第1版增加很多，但是，尽管篇幅增加了，本书所阐述的还远不是文字理论和历史的全部问题，而只是某些最重要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题目特别大的缘故。显然，作者一个人是不可能在一本书之内把这一内容广泛的题目阐述得巨细无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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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说的“字母-音素文字起源”，是指腓尼基字母-音素文字（腓尼基字母）的起源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起源”论，见本书第六章有关部分。此外，本书中的“字母-音素文字”是旧译，保留未改；今常用“字母-音位文字”；本书第221页还译为“拼音文字”。——译注

(2) 英国文字史学家Diringer的这本书，在本书中常简称为《字母》。——译注

(3) Я．Б．什尼采尔的这本书，除了谈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一节以外，主要是复述1880年维也纳出版的K．Faulmann的《插图文字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der Schrift）这部著作。什尼采尔这本书的优点是有许多复印古文献的带色的插图和附页，本书第2版采用了其中几幅。

(4) 论述斯拉夫-俄语的文字的起源和理论的著作为数较多，但是只有少数作者——И．A．博杜恩·德·库尔滕奈，A．B．谢尔巴，Б．A．雷巴科夫，A．A．列昂节夫——涉及一般文字理论的问题。

(5) Č．Loukotka的书请参阅E．И．卡缅采娃的书评（《历史问题》，1952年，第8期）；D．Diringer的书参阅此书的俄译本编辑И．M．季亚康诺夫写的评论。

(6) 不久前苏联出版的E．Doblhofer、K．Keram、I．Friedrich的著作，论述后一个问题。

(7) B．伊斯特林．文字的发展．莫斯科：1961．共396页。

(8) 参阅：哲学问题，1962，10；文学问题，1962，5；语文科学，1963，4；历史档案，1963，1；古代历史通报，1963，2；苏联出版物，1962，9；书的世界，1962，6；书籍（论文集），1962，7；新世界，1962，5；等等。

(9) 作者1963年发表的《斯拉夫字母1100周年纪念》作为第九章的基础。

(10) “句意文字”这一术语最先为美国文字学家I．Gelb所使用（见本书第022页）。翻译时是从俄语字面意义（Фpaзoгpaфия）直译这个术语。——译注

第一章　文字的本质及其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1

文字理论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字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字的用途如何，它使用的手段是什么，它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怎样。

有声言语同劳动一样是思维形成的条件之一(1)，是人们交际的主要工具。

文字的产生比有声言语要晚得多。由于社会的发展，有声言语不再能满足人们交际中已增长了的和复杂化了的需要，这时文字才应运而生。

尽管有声言语具有许多优越条件，但它也有重大缺陷：这就是受空间的限制（言语只在短距离内可以听见）和受时间的限制（言语只在说话时才可以听见）。的确，在发明了扩音器、电话、无线电之后，言语的空间限制已部分消除；发明了录音机之后，言语的时间限制也部分消除了。但是这些传达和记录言语的工具只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制造出来。然而，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要求：把言语传达到远处并把它在时间上固定下来。

最初，采用各种方式来满足这种要求。为了把信息传达到远处，曾使用烽烟、篝火、击鼓作为信号；为了把信息在时间上固定下来，曾使用各种有象征意义的实物，例如土岗表示墓地，篱笆表示所有权，箭头表示方向；而最发达的形式是秘鲁印卡人的结绳，美洲印第安人的珠串（见第三章）。但是一种最方便、最确切的传达和固定信息的画图方式——文字逐渐地广泛传播开来。至于“实物”传达信息的方式，则主要用来当作传达到远距离的信号，很少用于记忆的目的。

文字同语言和思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

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已经牢固树立了这样的观点：把语言看作是思维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列宁在自己的著作(3)中发展了这一原理。这一原理还受到苏联现代从事思维和语言相互关系问题研究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支持。

上述一切，无疑都属于以概念和判断形式进行的抽象思维。

与抽象思维不同，感觉-形象思维是以感知和表象形象的形式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几乎可以不必通过词语形式而实现，尽管现代人的感觉-形象思维也是以存在发达的语言为基础的；例如，回忆看过的戏剧，如果不同时理解和评价所看到的东西，那么这种回忆就可能是一连串具体的、几乎在词语上没有定型的感觉形象。概念和判断的情况有所不同。“既然我们凭感性知觉马上得不到全部树木的共同特征，那么就需要有一个由我们划分出来的共同特性的特殊的物质承担者。词就是这样的物质载体。尤其是当需要把凭感性不能领会的现实中事物的特性和关系的思想加以固定和具体化的时候，就更加需要有词。”(4)

但是，如果语言是进行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的必要条件，那么文字则只能在语言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因为甚至最古老的文字几乎总是表达某些共同的（其中包括抽象的）概念。然而任何一个共同的概念（更不用说抽象概念了）如果没有语言来表达它，就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固定下来。

但是言语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如果不把言语用书写符号和图形分成要素，例如，分成一个个最简单的信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那么这种言语是不可能理解的。所以书写符号或图形几乎总是表达某种言语要素的。

因此，对文字可以下这样的定义：它是有声言语的补充性交际手段，这种手段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主要用来把言语传到远处，长久保持，并且借助图形符号或形象来表现；通常这些符号或形象表达某种言语要素——一个个最简单的信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

上述文字定义并不是普遍同意的。I．Gelb(5)、M．Cohen(6)，И．M．季亚康诺夫等专家认为，所谓文字不应该是任何一种借助图形符号或图形来表达言语的方式，只有反映语言形式的表达法才可称之为文字。例如，根据И．M．季亚康诺夫的意见：“真正的文字只产生在这样的场合：言语中的每个词和词与词之间的全部语法关系用图形符号再现出来，从而不仅再现信息的总的意思，而且再现其逐字逐句的内容。”(7)另外一些作者（例如R．Vulli）走得更远，他们只承认那些不仅反映把信息切分为词和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而且反映言语语音的图形符号体系才是“真正的文字”。

文字的这些定义所包含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们不符合事实。因为文字的历史发展直到不久以前还在于它愈益确切地再现语言的形式。例如，最原始的“图画”文字只表达言语的内容。代替它的“表意”文字（如苏美尔文字、汉字），除了表达言语的内容以外，还能反映把言语切分成一个个单词和词的句法顺序，并可以表达词的词汇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表现读音。较晚期的音节文字和辅音-音素文字表达言语的语音，虽然并不总是充分地表达。再晚一些的元音-音素文字，能更确切地把言语记录下来(8)。只有接近现时代的阶段内，几乎不反映语言形式的书写系统（见第一章第2节）才重新有了发展。因此，尽管有上述文字定义，但无论是历史上原始的文字变体还是最晚期的文字变体，都与文字有一段距离。此外还产生一个问题：所有表达信息的方式，用来记录信息的图形符号和图形，虽然反映语言形式不充分，如果它们不归之于文字，那么它们应归于哪种现象的范畴呢？

2

上一节提出了一个原理：文字同思维联系的基本类型是“思维—语言—文字”，书写符号或图形，通常表达语言的某种要素。但是在文字和思维之间，书写符号和概念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哪怕在特殊情况下）直接的联系呢？

以往所有的论著都认为，文字同思维的直接联系是文字发展的初期阶段——“图画文字”阶段和“表意文字”阶段——最突出的特点。许多作者依据“图画”文字不反映语言形式这一事实，认为这种文字表达的不是信息，即不是言语，而是直接反映“思想”或“感知和表象的形象”，即不用词语表现的思维现象。例如，И．M．季亚康诺夫把图画文字定义为“为进行跨越时空的交际而记录思想的最早期的方式”(9)。文字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原理还推而广之用到比较发达的“表意”文字上；这种文字的符号曾被认为是“概念符号”(10)。

对原始文字的这种理解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理由如下。原始文字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当时，有声言语、单词是形成和固定概念的唯一手段，是概念的唯一的物质载体。正因为如此，当时只有在借助直观画图表达最简单、最具体的信息的少有情况下，文字同思维的直接联系才有可能。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信息内容最初通常是通过口述才被了解，并且只有在这以后才用绘画手段把内容固定下来。而表达口述所理解的信息就是表达言语，甚至这样的表达如果不反映语言形式时也如此。

不是在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相反，是在文字发展的晚期，接近于现代的发展阶段，文字同思维之间发生直接联系的机会要多得多。

语言外思维可能论(11)的支持者经常引证下面三种似乎证实这一理论的现象：（1）各种不同的科学符号和科技符号系统，他们把这些归之于“语言外的”（внeязыкoвый）符号系统；（2）某些阅读情况：读者在阅读时几乎不出现词和语音形象或声动形象（即与语言器官动作相联系）；（3）先天聋哑人有发达的思维。既然这几种现象不仅同思维对语言的关系的问题相联系，而且也同文字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问题相联系，那么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现象吧。

首先，是否可以认为科技符号是“语言外的”符号呢？

如果“语言外的”这一术语用于与有声语言所用的不同手段的符号体系，那么科学符号和科技符号可以称为“语言外的”符号。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类型的文字势必看作“语言外的”符号；因为文字与有声言语不同，它经常使用图形符号和图像，不是通过听觉而是通过视觉被接受的。

相反，如果称之为“语言外的”符号的不是表示言语的某些要素（整个信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而是直接表示思维和概念的符号，那么则应把科学符号看作“语言的”符号。之所以应当把它们看作“语言的”符号，是因为新的科学概念，以及随之而表示这些概念的符号（至少是基本符号，即不是通过基本符号组合方法所获得的符号），如果不是事先表现为词语的形式，那么通常是不会产生，更不会固定下来的。几乎任何一个科学符号或科技符号在语言中都具有与其相应的科学术语(12)。只是这个术语有时代表一个词［例如：～（波形号），∫（积分），（根号），∞（无限），∑（和），O（氧）］，有时代表整个词组［例如：≡（三键），h（布朗克常数）］。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科学上新出现的概念最初是用词语表达或理解，然后才为这一概念选定一个专门符号。

但是对上述的一切必须做两点补充说明。

第一，科学术语的内容，正如与其相应的符号的内容一样，从来不限于这术语或符号表达的、孤立包含的概念。科学概念最重要的特点是，每个科学概念同该知识领域的其他概念处于复杂而又严格规定的联系之中，同它们一起形成一个反映外部现实世界的联系和规律性的固定体系(13)。

正是因为有这个合乎规律的联系体系，科学概念及表现它们的术语和符号不仅把科学所取得的成果固定下来，而且还是进一步认识世界的手段。

第二，一般说来，如果科学符号的创制是为了在字形上表达已存在的科学术语，那么到后来随着符号的愈来愈频繁的使用，就在最初的“概念—术语—书写符号”式联系的基础上，形成并固定第二性的、派生的“概念—书写符号”式的联系。而结果，例如，在进行数学计算或者化学变化时，科学符号通常没有词语的形式和概念，而成为独立的物质载体，体现直接同本身相联系的科学的、概念的内涵。因此，就起源而言，科学符号是“术语书写符号”，即科学术语的书写符号。由于频繁使用这些符号的结果，它们变成为“表意符号”，即直接与概念相联系的符号(14)。正是因为形成了派生的、第二性的“概念—书写符号”式联系，所以许多现代数学、化学和其他科学的著作几乎可以只由专门的科学符号来表现，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而这些著作中语音表达的词语只用来引证来源和出处，或者用作各组公式之间的联系用语。

随着科学符号变为概念符号—表意字，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特点。与历史上的表词文字的符号（例如古代汉字、古代苏美尔文字等）不同，科学符号表达的话语远不是经常反映词的句法顺序和把言语分成一个个词的情形。这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所有历史上的表词文字体系是在某一个语言的基础上建立的，通常它们用来表达该语言；相反，科学符号体系具有国际性，它们不与某一个固定的语言相联系。

专门符号越来越排挤（至少在精密科学的著作中如此）由语音表达的词语和术语，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基本上是由下述三种原因决定的。

第一，在用语音记录言语时，几乎每个符号（字母）都表示单独的音（音素）。所以产生一个完整的词，需要平均使用五六个符号；此外，用这种方式写成的文句只有懂得该语言的人才明白。相反，科学符号最初是为表达科学术语即整个词或词组而制定的，后来开始直接表达科学概念。这就产生了更经济地、更紧凑地表述科学内容的可能。此外，这也使科学符号具有国际性，使它们为不同民族的科学家所理解，尽管不同民族的科学家在阅读（读出）这许多符号时是各不相同的。

第二，科学符号总是从一定的科学任务出发，人为地、有意识地创制出来的。所以科学符号不仅（像科学概念一样）形成各种体系，它的各个成员通过复杂的规律性而彼此联系起来。科学符号的建立本身经常是这样的：通过用这些符号进行专门演算的方法可以获得新的结论和结果。这方面最普通的例子就是我们专门用于进行各种计算的数目字，或者是表示化学元素和原子价的系统。

第三，每一种科学符号体系只用于某一个科学领域。对这样一个狭窄的使用范围用少量的不同符号就足以应付。促进这一情况的还有：特殊符号经常只为该科学的基本概念所创造；而各种不同的派生概念则由基本符号的组合来表达；例如，数学中用型组合式表达，化学中用H2SO4型组合式表达，等等。相反，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符号的尝试(15)，即造出一个能代替一切领域内有声言语的符号体系，这就要求造出几万个不同的符号来。其结果是，这样一个符号体系，对学习和使用来说，就会比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或者汉字还要复杂。因为这几种古老文字的每个体系中，除了词（概念）的符号外，还广泛使用比较小的语言要素的符号——单个语音符号（如埃及文字），音节符号（如苏美尔文字），或者语素符号（如汉字）；正是这一情况造成埃及人、苏美尔人和中国人有可能面对大量的，然而毕竟数量有限的符号。

在阅读用字母表示的一般文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书写符号和概念之间的直接联系。

例如，在苏联和国外的阅读心理学著作中多次指出，在快速默读（即不出声地）时，阅读者的意识中不总是出现词的语音形象或者声动形象；这些形象经常被词的书写形象所取代。在阅读外语写的文章时，因为阅读者对这种外语的口语远非纯熟，这种取代就更经常发生。

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词的书写形象取代语音形象或声动形象，只有具备如下两种条件才有可能：在读者掌握大量词汇的基础上，同时在词义和词的书写形象之间形成联想的牢固联系。在阅读外文书籍时，由于读者缺少词的书写形象和用外语拼读这些词之间的牢固联系，上述那种取代现象就更为突出。在上述全部情形中，正如科学符号的情形一样，书写符号代替语音的词，是在原来的“概念—词—书写符号”必要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的。由于这一联系多次重复，结果，联系的中间环节脱落，形成“概念—书写符号”的派生联系，于是书写符号变成概念的物质承载者。

在快读以及阅读外语写的文句方面，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字母-音素文字的符号（字母）不具有意义，而具有音值，它们表示的不是完整的词（类似科技符号），而是单个的语音，那么这种文字的“概念—书写符号”式的联系如何能形成呢？阅读心理学著作对此做了回答。根据这些著作，一位熟练的阅读者在快读俄语文句时一眼能看到十个字母左右。而且根据一两个音节的面貌和一个词甚或整个词组的概貌（长度，词形等），就可以认出一个词，有时甚至是词之间的关系。因此，虽然字母表示单个的语音，但我们快读时往往一下子就认出表示整个词或者甚至词组的一大串符号。表示词的成串符号，彼此之间有空隙隔开，这也有助于阅读。结果，符号的这种结合在我们的意识中就表现为复杂的表词字。正是这种似乎用“表词字”的阅读（特别是快读）的性质，才决定了甚至是字母-音素文字也可能形成“概念—书写符号”式的联系。

对外语口语尚不熟练的读者阅读外文的情况所做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结论。正如上面指出的，读者在阅读外文时，有时并不产生词的语音形象，而是经常发生另外的情况。用外语（如英语）写成的词的书写形象，在这样的读者那里，往往引起词的语音形象，但不是用文句的语言，而是用读者的本族语言（如俄语）。在这些情况下，即使用字母-音素符号表示的词也会被理解为特殊的表词字。

如果阅读高度熟巧，词的书写形象甚至会变成概念的主要物质承载者。例如，И．A．博杜恩·德·库尔滕奈断言：“识字的人在想象一个词时，通常是看到这个词（书写成的），而不是听到它（读出音来）。”(16)

上述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先天聋哑人有可能进行抽象思维。

人类思维是以借助感觉器官从外部现实世界获得表象为基础的；人的社会活动，其中包括劳动，在思维的发展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概念，特别是关于未被感知的各种特性和关系的概念，是用词，用语言固定下来的。人借助语言接受前辈积累的经验。因此，如果没有语言作基础，思维就几乎会失去发达的抽象，主要由一些具体的表象所组成。然而先天聋哑人是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

聋哑人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往往（包括近年）被引作维护没有语言也可能思维这一原理的一条基本论据。但是这个问题显然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解决。

先天聋哑人因为没有经过专门的语音矫正学习，特别是学会读写，所以他们的思维基本上一直是具体的，几乎没有复杂的抽象概念和判断(17)。只有在极小的程度上，聋哑人的自发动作言语（即手势和面部表情语言）才能代替他们的有声言语。这种情况决定于动作言语（特别是自发发展起来的动作言语）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则只能利用数量有限的手势和面部表情的配合，它比有声言语要贫乏。

先天聋哑人的抽象概念和判断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对他们进行言语矫正训练，特别是读写训练的结果。与此同时，除了一般的文字（用墨水写在纸上的）以外，聋哑人的“手语”文字（即用手指连续表现一个个字母）特别发达；这种文字保证更为频繁的交际。无论是一般文字还是“手语”文字，物质上体现概念和代替词的语音符号的是图形符号。而这样的代替只有在聋哑儿童教师已教授的词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因此，在所有上述情况下都谈不上没有语言的思维，而只能说同概念直接联系的词的图形形象代替词和术语的语音形象。要做到这点，只有具备下面两个条件才有可能：（1）以早先形成的发达的词汇和术语为基础——对说话人来说是读者本人的词汇和术语，而对聋哑人来说则是聋哑人教师所教授的词汇和术语；（2）对聋哑人来说，是由于读写特别熟练，除此以外，还由于有专门的学习方法。

正因为如此，文字和思维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在接近现时代的晚期形成的，在这个阶段，文字也像有声言语一样，使用范围极其广泛。正是由于广泛而频繁地使用文字，才有可能形成“思维—文字”式的派生联系。

相反，文字史的早期，几乎不可能在文字和思维之间，书写符号和概念之间形成充分广泛的直接联系。因为当时文字使用很少，很有限，而书写符号和图形不固定，所以不可能形成那种联系。

3

现在让我们根据上述内容来研究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И．П．巴甫洛夫的“信号系统”学说有联系。

И．П．巴甫洛夫把言语、词看作“信号的信号”，它在第一个信号系统的基础上产生，成为人同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И．П．巴甫洛夫写道：“动物在智人（homo sapiens）出现以前，它们仅是通过由周围世界作用于各种感受器，而传到中枢神经系统相应细胞的各种动因所发生的直接印象去与周围世界进行联系。这种直接印象乃是外在客体的唯一信号。在后起的人类身上，出现、发展和极其完善了一种可发音的、可听到的和可看到的词所表现的第二信号，即第一信号的信号。”И．П．巴甫洛夫在另一个地方发挥了同一思想：“如果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感觉与表象，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现实的第一信号，具体的信号，那么言语，特别首先是那种从言语器官达到大脑皮质的动觉刺激物，乃是第二信号，即信号的信号。它是现实的抽象化，它可加以概括，它组成了那种附加的，即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思维……”(18)

根据И．П．巴甫洛夫学说，文字和言语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巴甫洛夫把词理解为“信号的信号”，不仅是因为词代替表象（类似条件反射代替无条件反射）。巴甫洛夫把词称为“信号的信号”，主要因为语言在原则上改变和扩大认识世界的条件；语言创造新的、动物所没有的概括性抽象思维的机会(19)，从而语言成了作为特种生物的人的主要特点之一。此外，作为人们之间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它的产生也为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基础。

如上所述，文字建立新的“概念—词—书写符号”式的附加联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联系甚至转化为“概念—书写符号”式的联系。

结果，书写符号经常成为表音词的代替物，扩大了作为“第二信号系统”的语言的能力。文字大大扩大了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能力。

但是，虽然文字扩大了语言的能力，却没有使人类思维的性质和条件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文字大大促进人类的发展，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社会本质。

4

文字与有声言语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文字的手段就是视觉上感知的图像和符号。在这方面文字很接近于线条艺术。

但是，如果文字所执行的任务几乎和有声言语的任务相同，所不同的是实现任务的手段，那么文字和线条艺术则是手段相似，任务不同。艺术作品的主要用途就是从艺术上形象地认识世界；文字的主要用途则是把言语保留久远和传至远方。但不是任何的图形（甚至是有鲜明交际作用的图形）都是文字；例如，不能认为口头故事（或书面故事）的插图是“文字”，这些插图只是补充、说明言语（或文字），但不用来独立表达言语。

由于文字和线条艺术在目的上存在上述差异，因而在它们外表相似的手段的性质上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艺术手段是具体的艺术形象；文字手段通常是不同程度的图示性的约定图像，然后是用来表达言语的某种要素的完全约定的符号。

的确，文字和艺术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彼此特别接近。不同的民族在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为了表达言语，曾经使用几乎与线条艺术所用的相同的具体图画。例如，美洲印第安人记录用猎获的三十只海狸交换一只野牛、海獭和绵羊的条件时，他画上这几种动物，还画上打死它们的猎枪，同时用双手交叉的符号把这些联结起来（见第045页第1图a）。但是这几种动物的图像不是供艺术欣赏，而是用来表示、规定事先在言语中表达的交换条件。这些图像通常比艺术形象具有更为图示性和更为简化的性质；除了具体的图像外，往往还用象征符号（例如该图中交叉的双手是交换的象征），甚至也用约定符号（例如画三十道记号同海狸图像排在一起，以指出交换海狸的数目）。

使用图示性图像，接着使用象征性图形，然后使用完全约定的符号，这些都是文字手段不同于线条艺术手段的最重要的特点。随着文字的发展，它的这一特点更突出了，文字也具有越来越多的“符号的”性质，从而就更加脱离图画艺术（就所用的手段而言）。因此，在现代字母-音素文字中，书写符号——字母——已经完全没有图画性质，而成了言语最简单的要素——语音或者音素——的完全约定的符号。

与文字脱离线条艺术的同时，出现了文字越来越完全适应于准确表达言语的状况。只有在文字发展的最近阶段即现代，文字同有声言语的联系再次变得不那么必要，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联系正被同思维的直接联系所取代。同时某些书写符号——科学符号和科技符号——正如文字发展的初期阶段一样，又再次获得约定-象征的形式（如等号、原子核符号等），甚至是图画的形式（如许多几何图形的画法）。

5

文字最重要的特点还在于：从渊源上看，文字是作为补充有声言语的交际手段而产生的，最初主要用来把言语传至远处和留之久远。

由于文字具有补充言语的性质，所以它的出现不是在语言形成初期的某一时间，而是在语言发展的较晚期。文字与语言不同，不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过去没有文字，社会也存在），但是在社会历史的一定阶段上文字成了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最必要的条件。

此外，在由最初的图画文字向表词文字（埃及、苏美尔、中国等）过渡时，文字变成了一门要求长期学习的复杂的技术。因此在长时间内文字并不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而只为社会个别特权集团（祭司、国家官员、职业书吏，后来是知识分子、社会的各个不同的有产阶层等）服务；对这些特权集团来说，文字是他们日常实际活动中的必需之物，他们有时间也有物质上的能力来看书写字。只是在较晚时期文字才逐步大众化，文字才成为普遍的交际工具。

但是文字承担的基本的、首要的任务，以及后来以它为基础产生的印刷术所担负的任务，无限地扩大了社会发展的领域。把言语传至任何远方的可能性逐渐产生这样的结果：任何重大的政治的、科学的和文学的现象在某一个地方出现后，就会变成全人类的财富，并且促使人类联合成一个整体；言语得以流传久远的可能性则使得世世代代可以掌握前辈所取得的丰富知识，并在向前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赫尔岑曾经形象地写道：“每个人都依靠着一株巨大的族系大树，这树的根部差不多一直延伸到亚当的天堂；而在我们后边，仿佛在海岸的波涛的旁边，就可以感受到整个世界历史海洋的压力。”(20)

除了上述基本任务以外，文字随着自身的发展还有其他作用。

例如，文字可以成功地用来对文学作品的加工润色和对科学著作的完善提高，同时又是科学和文艺创作的基础。文字促进了用精确的科学符号（数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天文学的等）体系把抽象概念固定下来，同时便于人们使用这些概念。文字比有声言语更便于人们接受表达的内容。文字用来无声无息地表达各种信息。最后，在许多情况下，书写符号与概念发生直接联系，变成概念的物质载体。

由于文字的所有这些功能的发展，它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比有声言语所起的作用，不是小了，而常常是更大了。现代人借助文字通常比借助有声言语所获得的信息更多。现代有文化的人花在阅读各种材料（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时间平均每天约两个小时，而作家、科学家以及其他从事创作职业的人士花在阅读和写作上的时间每天达到八至十个小时，甚至更多。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文字在渊源上由有声言语派生，那么从文字的现代意义上看，它和有声言语的作用是相同的，而对于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人来说，文字甚至变为比有声言语更加重要的获得信息的手段。

6

上面几节分析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现在要研究一下文字与人们之间其他交际工具的关系。

既然语言是这些工具中的基本工具，所以其余的交际工具可以依据其同语言联系的特点分成几类。属于第一类的是以语言的一般有声形式再现语言的交际工具，即录音机、扩音机、留声机、电话、无线电、有声电影（部分地）等。属于第二类的是这样一些交际工具，它们也表达信息，但把这些信息从有声形式转化为某种别的形式；属于这样一些交际工具的是书信、电报字母（如莫尔斯电报字母）、各种信号系统（信号灯、旗语、信号弹等）、路标以及过去使用的“实物”传递信息的方法（如结绳、珠串）等。最后，第三类是一些不通过语言而直接表达意识内容的交际工具，其中包括音乐（其内容通常甚至不可能用词语表示）、建筑术、舞蹈、绘画和雕刻（程度低些）。(21)

前两类交际工具可以称为语言的交际工具，后一类称为非语言的交际工具。

文字在四个方面同第一类交际工具有原则的不同。

第一，留声机、电话、无线电、扩音机是以言语本来的语音形式再现言语。在这些交际工具中存在着中间环节（如电磁振动），但这并不碍事，因为使用留声机、电话、无线电的人并没有觉得这些中间环节的存在，甚至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中间环节。相反，在使用文字时，有声言语经常变成特殊的书写符号并通过这些符号而被接受下来。甚而至于现在只有在掌握某个书写符号体系和运用这些符号的正字法规则的条件下，文字的使用才有可能。

第二，早在史前时期，文字就产生了，而且它伴随着人类生存的整个历史时期，在不断地完善。文字不需要复杂的器械，现在它像有声言语一样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广泛运用的交际和获取信息的工具；它（同与其有联系的印刷术一起）被用于社会日常生活、文学和科学的各个领域中，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文字不同，以有声形式表达言语的方法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所有这些方法都与复杂的器械有关；与文字相比较，它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很有效果，但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却不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扩音器在开会时用来增加音量，电话用于远距离的交谈，留声机用来复现文艺演出、歌唱以及其他创作，无线电则用来播送上述演出和新闻到各个不同的地区。

第三，书写时使用特殊的图形符号代替语音符号，这就使得文字比用语音形式复现言语的方式具有巨大的优势。阅读不需要任何的器械。阅读过程比听的过程所花的时间要少。书面文章容易进行文学加工和润色，可以浏览，可以重点选读，重读学过的地方，还可以查证；如果用语音形式重现言语，要做到这一切却要困难得多。

第四，书写符号，词的图形，在现代有文化人的思维中愈来愈多地代替词的语音形象和声动形象，变成概念的物质载体。而某些种类的书写符号，例如数目字、科学符号和科技符号，不仅变为概念的物质载体，而且变为进一步认识现实的工具。

因此，文字之所以不同于录音机、留声机、电话、无线电，在于它使用特殊的书写符号体系，此外，还在于它的历史十分古老，运用普遍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录音机、留声机、电话、无线电只是用一般的语音形式重现言语的专用技术工具；而文字必须看作是渊源上辅助言语的工具，但却是特殊的、极大地扩大思维和认识能力的交际工具。留声机、电话、无线电属于有声言语，正如印刷术、邮件和电报属于书面语一样。

文字更接近于第二类交际工具，即接近于电报字母、不同的信号系统、路标等，因为这些手段在表达语言时也使用非语言的符号体系。但是所有这些交际手段不同于文字的地方在于它们使用的范围比较狭小（比电话、无线电的运用范围也要小），而且比较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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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分音节的言语同劳动一起，成了思维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作者引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52年俄文版。根据德文翻译的《自然辩证法》中文本作“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按：德文Sprache，俄文译作Члeнopaздeльнaя peчь，英文译作articulate speech。——译注）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4．

(3)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2，277．

(4) 高尔基．语言在认识中的作用//思维和语言：论文集．莫斯科，1957：98．

(5) I．Gelb．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芝加哥，1952：24-59，191，250．

(6) M．Cohen．文字．巴黎，1953：16．

(7) И．M．季亚康诺夫．论文字：D．Diringer的《字母》一书的引言．译自英语．莫斯科，1963：9．

(8) 第二章谈到“图画文字”及其他类型文字的特征、定义和比较确切的名称。

(9) И．M．季亚康诺夫．图画文字．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33卷．1955：33．后来，И．M．季亚康诺夫修改了自己对图画文字的最初看法。他写道：“除了言语表达没有别的方法能表达思想。”因此他认为图画文字不是“表达”思想，而只是“提示”它（见D．Diringer的《字母》一书的引言，第7页）。但是为了“提示”思想，正如为了表达思想一样，同样需要事先在语言上把该思想定形下来。

(10) 参阅，如：A．C．契科巴瓦．语言学概论：第一册．莫斯科，1952：175；A．A．列福尔马茨基．语言学概论．莫斯科，1960：291；И．M．季亚康诺夫．D．Diringer的《字母》一书的引言，莫斯科，1963：7．

(11) 在苏联现代著作中这一理论反映在《语言学问题》1958年第5期所刊的题为《语言和思维关系问题》的来信汇编中。

(12) 参阅Г．A．沃利佩尔特的著作《科技书籍排版专用印刷符号》（Cneцuaльныe munoгpaфcкue знaкu для нaбopa нayчнo-mexнuчecкux кнuг）该书共收录了科技领域所用的专门符号约8000个（全苏印刷工业研究所打字稿，莫斯科，1946年）。书中对每一个符号都注明相应的术语。

(13)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特点不仅为科学概念所特有，而且也为任何概念所具有。但是科学概念形成复杂而严整的体系，而这些体系的各部分则由分门别类的、有规律的和精确反映现实的特殊联系而结合在一起。

(14) 表词字是词的字形符号，表意字是概念符号（参阅第二章）。

(15) 在E．Doblhofer的《符号和奇迹》一书（译自德语，莫斯科，1963年）中谈到几种制造这类无所不包的符号体系的企图，其中有A．基尔赫尔的体系（17世纪），以及不久前德国A．Eckart教授制订的“扎福”体系和新闻记者K．Jahnson制作的“图画符号”体系。还有正在制订的用于与其他星球的智能生物进行可能联系的万能符号体系（参阅：H．Freudenthal，《宇宙语：宇宙交际的语言》（Lincos．A language for cosmic intercourse），阿姆斯特丹，1960年）。

(16) И．A．博杜恩·德·库尔滕奈．论俄语文字对俄语语言的关系（Oб omнoшeнuu pyccкoгo nucьмa к pyccкoмy языкy）．圣彼得堡，1912：8．

(17) Л．П．戈卢别娃．对不会说话的儿童进行工作的经验（Из onыma paбomы c нeгoвopящuмu дemьмu）．莫斯科，1952；M．E．赫瓦采夫．言语矫正法（Лoгoneдuя），第三章．莫斯科，1951；H．Г．莫罗佐娃．论“无语言的”聋哑人及其掌握有声言语（O“бeзъязычныx” глyxoнeмыx u oб oвлaдeнuu uмu звyкoвoй peчью）．语言学问题．1963，3；Б．Д．科尔松斯卡娅和H．Г．莫罗佐娃．关于给低年级聋哑学生进行概念教学（O nocmaнoвкe noняmuй в млaдшux клaccax глyxoнeмыx）．莫斯科，1939；P．M．鲍斯基斯．论聋哑儿童言语的发展（O paзвumuu cлoвecнoй peчu глyxoнeмoгo peбёнкa）．莫斯科，1939.

(18) 译文引自《巴甫洛夫选集》中译本，吴生林，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281．

(19) “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03，306.）

(20) A．И．赫尔岑．往事与随想（Былoe u дyмы）．莫斯科，1946：651．

(21) 必须考虑到，这些交际手段的高度发达完全取决于人的思维的发展，而人的思维又只有在语言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很遗憾，这些交际手段和反映现实的方法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一个很少研究的问题。特别是这样一个问题仍然不够清楚：音乐不通过语言，怎么能够不仅表达具体的激动人心的内容，而且有时还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

第二章　文字的类型、分类和术语的问题

1

几乎所有的苏联著作中所保持的传统的文字类型学、分类学和术语系统，尤其是“图画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分类法，已经大大过时了。

在国外，最近二三十年来发表的文字通史的大部分著作，都在研究文字的类型和术语系统的问题；尤其是D．Diringer，H．Jensen，M．Cohen，J．Février，特别是I．Gelb(1)等人的专题学术研究，都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在俄国，后来在苏联，由于缺少文字通史的著作，因此基本上只提出字母-音素文字，特别是俄语文字的问题；十月革命前的出版物中，И．A．博杜恩·德·库尔滕奈(2)、Л．B．谢尔巴(3)的著作中研究过这些问题，其他的语言学家在其著作中也偶有涉猎；苏联的出版物中，Г．O．维诺库尔、A．A．列福尔马茨基、Д．H．乌沙阔夫、A．Б．沙皮罗、A．A．列昂节夫的著作曾论及。H．Я．马尔、И．И．墨山宁诺夫（30年代的著作）、H．И．康拉德、B．B．斯特卢威、И．M．鄂山阴、C．И．拉齐格等人的著作中就文字通史方面的类型和分类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И．M．季亚康诺夫比较广泛地研究了这些问题(4)。

本章将提出文字的新的类型学和术语学，以文字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一般原理为基础，这些原理在上一章已经加以阐述。与本书第1版相比较，本版所提出的类型学和术语学作了一些更准确的说明。

2

文字理论最重要的概念包括“文字体系”的概念和“文字类型”的概念。

“文字体系”在最一般的形式上可以定义为：某个民族(5)在历史上形成并加以整理的文字。每种文字体系都以它的用途（表达某种语言），类型（例如是音节型还是字母-音素型）及其构成、意义、形式和书写符号使用的基本原则为特点。根据其最重要的特点，不同文字体系及其使用的符号可以分成为三种类型的文字。(6)

很早以来就确定了把文字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的传统分类法，这三种类型传统上称为“图画文字”、“表意文字”（又名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7)；最后一种有时还分为“音节文字”和“字母-音素文字”（又名“字母文字”）。

所谓图画文字（пиктoгpaфия，由拉丁语词pictus“图画的”和希腊语词γράφω“写”而来）是历史上最原始最古老的文字类型（如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

作为“图画”文字最显著的和决定性的特点，通常指的是下列三者之一：（1）或者这种文字好像不表达言语，而是直接表达思维的内容；（2）或者这种文字的手段（与“表意文字”所用的约定符号不同）是具体的图画；（3）或者这种文字不反映语言形式。

“图画文字”三种传统定义的第一个定义是以“图画”文字和思维之间存在发达的直接联系为前提的。然而，正如上章所分析的，“思维—文字”型的联系之所以能够在“思维—语言—文字”型的最初的必要联系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只是由于多次频繁重复这些联系的结果；对“图画文字”来说，正如最原始文字一样，“思维—语言—文字”型的联系应该看作基本的联系。把“图画文字”理解为不反映言语，而反映感知形象和表象形象的文字，如果这种理解可以接受，那只有一个条件：假如“图画符号”再现的仅仅是个别的具体的语境。但是许多“图画文字”的文献却表达了含有抽象概念的信息（如：提议媾和、宣战、死亡通知）。

因此，断言“图画”文字似乎常常记录的不是言语，而是直接感知和表象的形象，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与音乐、舞蹈、建筑或绘画不同（参阅第一章第6节，第014-015页），图画文字符号经常表达事先用词语所了解的信息；在“阅读”时它们的内容通常也口头上（出声或不出声）表达出来。的确，图画文字符号的“作者”和它的读者之间，对于口头表达图画符号的内容，经常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推翻这样一个论点：图画文字曾经用来表达言语，因为口头上表达的信息不是别的，而正是言语。这仅仅证明，图画文字作为最原始的文字，表达的言语还是很不完整的。

“图画文字”的第二个传统定义（它的直观-图画性质），从方法论上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此外，这个定义也不反映“图画文字”的真实特点。这个定义在方法论上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为文字是补充有声言语的交际工具，作为（不管怎样还是原始地）言语的传达物和固定者。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书写符号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决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意义，即这些书写符号表达言语的哪些要素，文字分类就应该建立在这个特点的基础上。这第二个定义也不反映“图画文字符号”同“表意文字符号”的实际差别。例如，很多图画文字符号具有约定-图示性质，而没有直观-图画性质（见第3图）；相反，在许多（基本上是）“表意文字”体系（如埃及圣书字），甚至纯表音的（例如，腓尼基的）文字体系中，书写符号局部地或者完全地保留直观-图画的形式。这样一来，依据符号的形式就不可能划清“图画文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的界限。

照这样的分类，一些最古老的约定符号，例如所有权的符号、禁忌符号等，就没有立足之地。按照这些符号的完全约定的形式，它们不可能归入“图画文字符号”，也不可能归入“表意文字符号”，因为这些符号通常不表达一个个的词或概念（见下面的表意文字定义），而表达整个信息，如：“这个人是不可接触的”，或者“这件东西是鹿氏部落的财产”，或者“这里有一口井”。

图画文字的第三个定义遭到的异议很少。它是由Л．B．谢尔巴提出的(8)。根据这一定义，图画文字显著的特点是：它完全不反映语言的形式，特别是不反映把言语划分成词。这个定义的唯一缺点在于：它依据的不是“图画文字”的正面特征，而是反面特征，不是基本特征，而是派生特征。因为文字反映某些语言形式，特别是反映把言语划分为词，取决于书写符号和图形究竟表达哪些言语要素（如整个信息内容还是个别词语）。

所谓表意文字（идeoгpaфия，由希腊语词ἰδέα“观念”、“概念”和νράφω“写”而来，直译就是“概念书写”），在历史上是图画文字之后的一种文字类型（如古汉字或古苏美尔文字）。

作为这一类型文字的决定性特征通常也是提出如下的三者之一：（1）不同于似乎只表达“具体表象和语境”的图画文字，表意文字表示概念，包括一般概念和抽象概念；（2）认为图画文字同表意文字的主要差别在于：表意文字的基本手段不是直观的图形，而是约定的符号，后者有时只是间接地、象征性地指出其意义；（3）还要指出，表意文字（不同于图画文字）中所表达的信息在书写上分为各种“实义部分”，每个部分与一个特殊的表意符号相对应。

其第一个定义的缺点是：它（正如图画文字的类似定义）是以思维和文字之间是否可能有直接联系为前提的，但是这里所说的文字还没有得到足以使“思维—文字”型的派生联系能够发展起来的广泛运用，同时这种文字已表达最复杂的抽象概念。更加糟糕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那么在“表意文字符号”（即概念符号）的范畴中还包括一些不是与词的语义(9)而是与词的语音直接联系的符号。例如，根据这一定义，同音异义的“表音汉字”（如“马”“妈”“骂”读音相近，语义却毫无共同之处）就属于“表意文字符号”之列，苏美尔、埃及以及其他文字体系的类似符号亦属于此。

“表意文字”第二个传统定义的缺点是：这个定义（正如“图画文字”相应的定义一样）不是从意义出发，而是从符号的形式出发。实际上这一定义也是不正确的。正如前面指出的，因为各种不同的“表意文字”体系的符号形式是各不相同的——从直观-图画式的埃及圣书字、克里特-米诺斯文字和古代汉字到苏美尔楔形文字的纯约定符号。

上述“表意文字”的第三个定义比较接近实情(10)。事实上，“表意”文字不同于图画文字，总是把表达的信息划分为几个“实义要素”反映出来；“表意文字”通常也反映这些言语要素在句法结构上的排列顺序。这个定义的缺点仅在于：“表意文字”的这一特点是第二性的，是由“表意”符号的意义所派生的。

表音文字这一术语是最差劲的，因为它通常包括两种类型的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音素文字。

音节文字和字母-音素文字是反映言语语音的文字，而“图画”文字和“表意”文字似乎只表达言语的内容，然而“表音文字”这个名称却以前者同后者的完全错误的对立为基础。但是许多被称为“表意符号”的符号（如“表音汉字”），不是同词的语义而是同词的语音直接联系。

这样，传统的文字分类法便有四个方面的根本缺点。

第一，这个分类法根据不同的、不可相提并论的特征——时而根据符号的形式（如“图画文字”），时而根据符号的意义（如“表音文字”），把文字体系分成几种类型。

第二，书写符号根据外形，而不是根据意义进行分类，在方法论上是不正确的，它不符合分类符号的实际特点。

第三，传统分类法是以文字史的早期阶段文字和思维的直接联系（绕过语言）得到广泛的发展为前提的。然而只有在文字史的后期，由于文字像有声言语一样变为如此习以为常和经常使用的交际工具，那样一种直接联系才可能获得而且也正在获得广泛的发展。

第四，传统分类法并不包括某些很重要的书写符号类别。属于这些符号的有：（1）最古老的约定符号（如所有权符号），它们不能归于“图画文字符号”（按其形式而言），也不能归于“表意文字符号”（按其意义而言）；（2）表词符号，但这些符号不是同词的语义而是同词的语音相联系（如“表音字”）；（3）不表示词而表示词的最小的实义部分——词素的符号（参阅第二章第6节）。

3

方法正确的文字分类法应该从符号的意义出发。既然文字用来表达言语，所以书写符号和图形就应根据它们表达言语的何种要素来分成各种类型。文字类型的名称也应该据此而来。

根据这些理论以及文字史的实际材料，书写符号和图形可以分为如下五种主要类别：

（1）句意字：这种书写符号或图形（包括象征符号，甚至约定符号）表达整个信息，但字形上几乎不分解为单个的词。

（2）表词字（лoгoгpaммa，来自希腊语词λόγoς“词”）：表达单个词的书写符号（包括图画符号）。

（3）词素字：表达词的最小表义部分——词素(11)——的书写符号（包括图画符号）。

（4）音节字：表达词的语音部分——音节——的书写符号。

（5）语音字（音素字）或者另叫字母-音素符号：表达言语最小语音要素——单个的音或音素(12)——的符号。

让我们提醒一下，在某些情况下词的符号——表词字也可能变成概念的符号——表意符号。

除了上面列举的书写符号的基本类型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辅助性的文字符号。这些符号分为两种：（1）字母的发音符号，它们用来改变或确定基本的字母-音素符号或音节符号表示的语音或音节的音值；（2）标点符号和词的划分符号，它们用来表示语调、停顿和言语的分解（包括把言语分解为词）。这两类符号不组成文字的体系和类型，却常同基本的字母-音素符号、音节符号甚至表词字符号组合在一起，并且起辅助的作用（详见第十章）。

4

上面列举的五种主要类别的书写符号和图形以及它们组成的文字类型中，各有哪些基本特点和最重要的变体？

“句意文字”是历史上最初的文字，它的图形或符号（“句意字”）表达整个信息，但字形上不分解为单个的词。

句意文字这个术语最先为美国文字史学家I．Gelb(13)使用。与此相近的“综合型文字”这一术语是法国文字史学家J．Février提出的（与“分析型文字”这一术语不同，J．Février有时把它用于表词文字之意）(14)。本书第1版主要采用J．Février的“综合型文字”这一术语。但是“综合型文字”（cинтeтичecкoe пиcьмo）这一术语虽然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文字类型的重要特点，然而（正如对本书第1版的评论指出的）它却过于冗赘；此外，由它构成的派生术语“综合字”（cинтeзoгpaммa）则比“句意字”（фpaзoгpaммa）差。所以在第2版中我们宁愿用“句意文字”和“句意字”这两个术语。

根据用于表达信息的字形手段，句意字可以分为两种：图画字(15)和古老的约定符号。

图画字是复杂的图画或一组图画（好像“连环画故事”），独立表达（不是插图）某个完整的、在图形上没有分解为单个词的信息。正因为图画符号的这一重要特点，所以图画只是重现信息的内容，不反映语言的形式。

美洲印第安人、极北地区某些氏族以及处于不同部落制度阶段的氏族曾经使用过图画文字。图画文字中用的图形往往应某一具体情况而作，本身（不同于表意符号）常具有很不稳定和多义的性质。因此图画文字不形成“文字体系”。但它是表词文字体系借以发展的基础。

雕刻或绘制在岩石上的图画符号有一个特别名称——“岩画”。

除了图画字，另一种句意文字是古老的约定符号。

属于这种符号的是氏族符号和部落符号，包括图腾、所有权符号、各种巫术符号（如禁忌符号）以及许多其他符号。像图画符号一样，每一种这样的符号都表达完整的信息，与图画文字不同的是它们具有约定的性质。

通常每一种这样的符号都是孤立使用的，同其他类似的符号并无规律性的联系。所以这些符号也不形成文字体系；但它们与图画符号不同，很少用作初始材料来造成表词文字体系——无论如何是多方面功能和用途的体系（参阅第四章）。

5

表词文字是这样一种文字类型：它的符号表达单个的词。“表词文字”这一术语由不同的作者提出并加以论证——在美国有L．Bloomfield、P．A．Budberg、F．Edgerton，特别是I．Gelb(16)，在苏联则是本书作者(17)。现在这个术语已被公认。某些作者认为用“词汇文字”（лeкcигpaфия），（如美国的G．Marcus）或者“词语文字”（peмaтoгpaфия——来自希腊语词λέξις和，这两个词意义上接近于λόγoς）比“表词文字”好（如苏联的C．И．拉齐格(18)）。但是лeкcигpaфия这个术语太像лeкcикoгpaфия（词典学）这个术语了；peмa（“述位”）这个词不大为人所知，此外，它有某些专门含意。德国的某些作者（如A．Falkenstein）(19)使用与表词文字相近的术语Wortschrift（词的文字），而法国某些作者则使用écriture de mots（词的文字）（如J．Février(20)）或者Signesmots（符号词）（如M．Cohen(21)）这些术语。

“表词文字”这个术语，也像其他类似的术语一样，被用来代替陈旧的不确切的术语“表意文字”。所谓“表词文字”是一些古老的经过调整的文字体系（古汉字、古苏美尔文字、部分古埃及文字以及其他一些文字），这些文字体系通常由图画文字产生并且局部或全部由表示单个词（确切些说，是以词或最简单的词组的形状出现的言语的独立语义单位）的符号所组成。

由于表词字的这种意义，表词文字反映言语要比图画文字准确。除了言语的内容以外，表词文字表达的言语划分为词；它还经常反映词的句法顺序，在许多情况下也反映言语的语音。此外，由于表词字的这种意义，它比图画字要稳定，意义比较单纯，所以它们不同于图画字而形成稳固的文字体系。

传统上把表词字理解为“表意字”，即不表示词而表示概念的符号，主张这一传统看法的人提出这样一个事实来给自己的看法辩护：许多表词字或者与其近似的符号（如现代的数目字）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表示语音上不同的词。因而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符号是概念的符号，而不是词的符号。但这个结论不合规律。的确，同一个表词字可以表示不同语言中读音不同的词。但是在每一个特定语言的范围内，表词字与该语言的一定的词相联系；例如，数目字3俄罗斯人用тpи这个词表示，法国人用trois表示，德国人用drei表示，等等。

还要指出一点：甚至在同一语言内，同一个表词字读时往往用语音不同的词来表示，但这些词只是语义上相同或彼此相近；例如，具有两条行走的腿的形状（见第72图）的埃及圣书字表示“走”的意思，它可以读成š-m，s-b和j-w，几乎持有同样的意义。某些接受“表词文字”这一术语的作者（如И．M．季亚康诺夫(22)）认为这样一些多音的圣书字不是表词字（词的符号），而是表意字（概念的符号）。但是多音现象只在不同读者读这些圣书字时才会出现；而在书写时每一个圣书字都用来表达某一个固定的词。

此外，其他的表词字（如前已提到的含“马”的汉字），相反，可以表示同音词，而不是同义词，即语义完全不同而只在语音上相似的词。

表词字之所以有这种常见的多音现象或多义现象，是因为作为词的符号的表词字分为两类。

一类表词字（如所谓的“表意汉字”或者上面提到的具有两条行走的腿的形状的那个埃及圣书字）直接同词的意义相联系；另一类表词字（如所谓的“表音汉字”，包括上面所说的含“马”的字）直接同词的语音方面相联系。

这两类表词字之间的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前一类往往用来表示几个同义词（尽管读音不同），所以可以读成多音（例如埃及的表词字“走”可以读成š-m，s-b或j-w）；后一类通常用来表示几个同音词（尽管意义上有差别），所以可以多义理解（例如古代汉字“马”，不仅可以表示“马”这个词，而且表示与其读音相似的“妈”“骂”两词）。因此，为了准确表达一个词，在用表词字书写时，通常要求两类表词字的组合［音词字同义词字的组合，这时，意词字作为“定义符号”（дeтepминaтив）］，或者要求用字母-音素符号或音节符号来补充意词字。第一种方法汉字中用的最多，第二种方法常用于埃及文字和苏美尔文字中。

这两类表词字的另一种附带的差别是：如果它们有图像的形式，那么意词字的意义则常与其形式相联系（如埃及的表词字“走”曾有两腿行走的形状或者汉字“马”曾有马的图形）。相反，音词字的意义与其形式毫无联系（例如用汉字“马”表达“妈”“骂”的音）。

在有关文字问题的著作中，这两类表词字的名称是不同的。例如，前一类称为“表意字”（从这一术语的狭义而言）或者称为“表意象形字”；后一类称为“表音字”，“声符”（фoнeтики），“表音象形字”。在这方面还需要对术语进行调整。如果用“表词字”这一术语代替“表意字”，那么前一类符号称为“意词字”，后一类符号称为“音词字”最为正确。

称为“意义确定者”或“定义符号”的表词文字的符号最接近于意词字。这些术语用来指出意词字的特殊用途，指出它们不用作词的独立符号，而用作确定音词字的意义的、不发音的辅助符号。例如，汉语的“女”字可以独立用来表示“女子”这个词。但它也可以用来确定表示读音相似的“马”“妈”“骂”这几个词的音词字ma的意义。在后一情况下，意词字“女”起着“意义确定者”（“定义符号”）的辅助作用，即指出音词字ma应该理解为“妈”字（见第36图）。

科学符号是一种特殊的意词字。正如第一章所分析的，创立这些符号是为了表示科学术语，所以从渊源上说它们是“术语符号”（тepминoгpaммa），但由于频繁使用的结果，它们变成了概念的符号——表意符号。

在有关文字问题的著作中还使用“象形文字体系”和“象形文字”(23)这两个用语。“象形文字”这个词是希腊人用来表示古埃及文字的，翻译过来表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现在“象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体系”这两个术语具有更加广泛的含意。它们不仅用以指古埃及的文字体系，而且也用以指其他的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克里特文字体系、赫梯文字体系等），但往往有各种不同的而且不总是正确的细微差异。

根据对这些术语的用法所做的分析，应该把这样的文字称为象形文字，即它的符号（象形字）：（1）基本上具有表词字（或者词素字）的意义，（2）哪怕局部保留同符号的意义直接或间接相联系的图画形态。

第一点已被下述事实所证实：“象形文字体系”这个术语从来不用于图画文字或者纯音节型或纯音素型的文字体系。20世纪20年代在腓尼基城市比布洛斯发现的文字的情形在这方面是很说明问题的（见第六章）。最初有人认为，这种文字的符号是表词字；所以比布洛斯文字就被称为“象形文字”。后来才确定下来，比布洛斯文字是音节文字；因此它开始叫作“假象形文字”。

第二点为下述事实所证实：完全失去图画形态的约定符号从来不叫作“象形文字”（例如楔形文字的符号）。例如，埃及文字中一种最古老的变体称为“圣书体文字”，这种文字的符号保留图画的性质，不同于失去图画性质的“僧书体字”和“民书体字”。圣书体字和赫梯楔形文字正是在这个特点上相互对立。

在有关文字的著作中还使用“异源字”（гeтepoгpaммa）这个术语。

所谓异源字是指这样一种表词字，或者一串音节符号字母-音素符号，它们最初用来表达某一语言的某个词，后来开始用来表达另一语言的意义上相应的词。一些民族从其他民族借用文字和文学语言（书面语言），然后就用借用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异源字通常就出现在这些民族的文字中。例如，古代波斯人借用了阿拉米文字之后，继续用阿拉米语来写“王”这个词（m-1-k），但却用波斯语读（šah）；在这种情况下，一串表达用波斯语读作šah的阿拉米语词m-1-k的字母-音素符号就变成为异源字。在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赫梯楔形文字、波斯-阿拉米文字以及日文中特别常用异源字（见第五章）。

6

词素文字是其符号由词素表示的文字(24)。词素字一般是由于表词文字发展的结果而产生的。

在用音节符号或字母-音素符号表达词的语法形式（如示格词尾）时，表词字开始用来表示词的根词干，这时表词字经常有词素符号的性质。词的这种组合写法，几乎所有的表词文字体系都采用。

在文字史上几乎见不到一种发达的、彻底的词素文字。这是因为把词分成词素是一项复杂的分析任务的缘故。所以发达形状的词素文字很少出现，并且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尤其是，这种特别有利的情况决定了古汉字逐渐转变为词素符号。这一现象的产生过程如下。现代汉语的大部分多音节词是按照已变为根词素的最初的单音节词叠合的原则形成的（见第四章第14节）；结果，表示汉语单音节词的汉字就开始用来表示相应的根词素。因此某些学者（如M．Cohen）断言，似乎汉字是“表意-音节文字”，而用来表示多音节词的几个部分的汉字，应该算作“音节符号”。(25)

这一说法是很不确切的。用汉字表示的汉语多音节词的单个部分不仅仅是表音单位-音节，甚至与其说是表音单位-音节，不如说是表意单位——根词素。特别是汉字中使用“偏旁”的实践证实了这点（见第四章第14节）。在书写由最初单音节词叠合法产生的多音节词时，“偏旁”常用来确定它每个用相应音词字表示的单音节部分，而不是确定整个多音节词。例如现代汉语词“妈妈”是单音节词“妈”重叠而成，书写时用两个表音字“妈”表示（见第36图）；确定“妈”这个词义的偏旁“女”不放在“mama”整个词之后（马马女），而在每个ma（马）字旁重复。“偏旁”的这种用法证实，“妈妈”一词的单音节部分在汉字中不理解为表音单位——音节，而理解成表意单位——根词素。

正如表词字一样，词素字作为词素的符号，可以分为表意词素字和表音词素字。前者直接和词素的意义相联系并常以图画形式指出这个意义；后者是在词素同音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不直接同词素的意义相联系，而与词素的读音相联系，在这些词素字具有图画形式的情况下，词素的读音就变得特别清楚。但这种图画形式常与词素字的新的意义相矛盾。

7

音节文字（cиллaбoгpaфия或cлoгoвoe пиcьмo）是指这样的文字，它的符号表示单个的音节和构成音节元音，不管这些音节与词素一致还是多音节词素的成分。

根据符号的意义，音节文字体系分为三种基本类别，其中第一类（如亚述-巴比伦文字）的符号可以表示任何一个语音结构的音节。第二类（如克里特-迈锡尼文字或日文假名）的符号只能表示开音节，即孤立的元音或辅音加任何元音的音组。第三类（如印度的婆罗米字母、佉卢字母、天城体梵文字母）基本符号（非合体字符号）只能表示孤立的元音或辅音加元音ǎ的音组。

我们还要指出一些不完全正确使用“音节文字”这一概念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上面已经分析了，见第028页）是把现代汉字解释为音节文字。

第二种情形是指对古埃及文字的某些符号使用“音节符号”这个术语而言的。这种文字通常分三类符号：（1）表示整个词的符号；（2）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辅音组成的音组并用来表示一个词的几部分（如音组s-t）的符号；（3）表示单个辅音的符号。

第一类符号是典型的表词字（表意的或表音的）；第三类符号是辅音-音素符号。至于第二类符号，它们有时也称为“音节符号”。对于埃及辅音-音素文字来说，这个术语是错误的。“音节符号”是表示音节——即孤立的元音或元音和辅音组成的音组的符号。而埃及辅音-音素文字一般不表示出元音来。所以“音节符号”这个术语用到埃及文字时应该只理解为符号的有条件的、很不确切的名称，因为这符号表达两个（或几个）辅音的音组（不同于埃及文字的单辅音的字母-音素符号）并且用来表示词的单个部分。

这样的符号不叫作“音节符号”，称为“双辅音符号”才对。

第三种情形是指对朝鲜文字不准确地使用“音节符号”这个术语而言的。作为现代朝鲜文字体系（谚文）基础的是约40个字母-音素符号（见第68图）。但是这些符号只用于严格规定的音节组；朝鲜文铅字则以合体的形式同每一个这样的音节组相一致，因为朝鲜文的这一特点，有时也称它为“音节文字”，当然这是不对的。既然朝鲜文是以字母-音素符号为基础，虽然这些符号用于一定的音节组中，却是分开写，并形成独立的字母表，所以朝鲜文字应该看作字母-音素文字的一种，而不是音节文字。这种文字的最准确的名称是“合体-音素文字”（лигaтypнo-звyкoвoe пиcьмo）。

8

音位文字（音素文字），或者表音文字是指这样的文字，它们的符号（字母），表示言语的单个的音或音素，例如腓尼基文字、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俄罗斯文字、阿拉伯文字。

字母-音素文字分为：（1）辅音-音素文字（腓尼基文字、乌加里特文字、古希伯来文字、阿拉米文字、阿拉伯文字等），这些文字体系中的书写符号（字母）只表示单个的辅音；（2）元音-音素文字（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俄罗斯文字等），这些文字体系中的书写符号既表示元音，也表示辅音。

但是在一些辅音-音素文字体系（如腓尼基文字）中完全不表示元音；而另一些辅音-音素文字体系（例如许多叙利亚的文字体系，后来的阿拉伯文字、希伯来的方形文字等）中，元音是表现出来的，但方法特殊——或者借助某些辅音字母（所谓matres lectionis法）或者借助特殊的上加符号和下加符号。

某些国外的文字史学家（如I．Gelb）和苏联文字史学家（如И．M．季亚康诺夫）认为辅音-音素文字是音节文字的一种变体。本书第六章第2节对这一理论加以阐述并进行评论。

有时用“字母表文字”这个术语来代替“音素文字”或“字母-音素文字”这些术语。(26)这一术语的这种用法不是完全正确的。

“字母表”这个术语通常用来表示某一文字体系的符号总和，而这些符号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形式并按传统规定的顺序排列（见第二章第10节）。确实，字母表（根据上述理解）在历史上最先出现在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中（腓尼基文字、乌加里特文字、古希伯来文字），再早是在埃及文字中。但是现在很多音节文字体系，如日文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见第67图）、印度的天城体梵文字母（见第63图）等，也都有字母表。这类文字体系的每一种都使用严格规定的符号总和，在（词典、教科书中）列举这些符号时，它们总是按相同的、历史上确定下来的“字母顺序”排列。因此，字母表的存在不是只有字母-音素文字才具有的特点。“字母表”这个术语只是不可用于表词文字的符号排列系统。这是因为：表词字的种类总是为数很大而且不够稳定；例如汉字，历史上曾有约50000个不同的字，现在只用其中的5000到8000个。因此在汉语词典和教科书中汉字排列的顺序也是不够稳定的。此外，汉语词典中最常用的排列顺序不是按语音原则，而是按字形-意义原则（按偏旁部首和笔画多少）来编排。

字母-音素符号（以及音节符号）不仅用来独立书写词，而且也用来补充表词字。在后一情况下它被称为“语音补充”。文字史上语音补充用于两种不同的目的：（1）用来表达表词字表示的词的语法变化词尾（例如俄语中把字母符号мя加在表词字“3”上，即тpeмя，表示第五格）；（2）用来确定表词字的意义，如果该表词字表示几个意思相近的词的话。例如，苏美尔语描绘妇女乳房的表词字除当“乳房”讲外，还能表示“儿子”（dumu），“小的”（tur）和“小男孩”（banda）这几个词；为了确定这个表词字的意义，“小男孩”还加上一个音节符号da作为“语音补充”。

9

这样一来，根据符号对语言各要素的关系，可以把书写符号分成如下的基本类型和种类。

Ⅰ．句意字——表达完整的信息。

（1）图画字。

（2）古代约定符号（图腾、禁忌等）。

Ⅱ．表词字——词的符号。

（1）表意字（主要特征是同义关系，次要特征是符号的意义同形式的经常联系）：

A．古老的表词字（苏美尔文字、古代汉字等）；

①词的独立符号（包括异源字）；

②定义符号（确定意义的符号）；

Б．现代的符号（数目字、科学符号和技术符号）。

（2）表音字（主要特征是同音联系，次要特征是符号的意义和形式没有联系）。

Ⅲ．词素字——词素的符号。

（1）表意词素字（特征同义词字）。

（2）表音词素字（特征同音词字）。

IV．音节字——音节的符号。

（1）符号表示任何音节。

（2）符号只表示开音节。

（3）基本（非连体的）符号只表示孤立的元音或者辅音加元音ǎ的音组。

Ⅴ．音位字（音素字）——语音（音素）的符号，通常称为字母-音素符号。

（1）只有辅音符号。

（2）辅音符号，但有特殊元音标记方法。

A．借助matres Lectionis法。

Б．借助上加符号和下加符号。

（3）辅音和元音符号。

Ⅵ．辅助符号

（1）字母的发音符号——用来改变或确定音素或音节的音值。

（2）标点符号和隔词符号——用来表示语调、停顿或言语切分的意义。

在音位字和音节字之间处于中间地位的是合体-音素字（如朝鲜文的符号）。此外，表词字由于频繁使用，往往变成概念的符号——表意字，而音节符号和字母-音素符号被用作辅助表词字的“语音补充”。

各种各样的书写符号分成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属表意符号的是：句意字、表意字、意词字和词素字，以及隔词符号和某些标点符号；属表音符号的是：音词字和词素字、音节字、音位字、（音素字）、合体-音素符号和字母的发音符号。

应该特别指出，在一些古代文字体系中同一个符号可以时而用作意词字，时而用作音词字，时而又用作定符，有时甚至用作音节符号或者辅音-音素符号。把一个符号归于某个类别，决定于它使用的条件。还应该指出，由于不同文字体系复杂的历史发展，甚至同一类型的文字结构单位（表词字和音素字）远非总是同相应的口语的结构单位（词和音素）相符合。

10

依照上面谈到的书写符号的分类法就可以来确定“文字体系”这个概念。

正如前边所指出的，一种文字体系是某个民族历史上形成和调整的文字。每种文字体系的基本特征应该是：（1）文字类型——基本上是表词型还是词素型、音节型、辅音-音素型、元音-音素型，或者是这些类型之间的中间型、过渡型(27)；（2）所用书写符号（表词字符号、音节符号或者字母-音素符号）的结构，这些符号既从意义（它们对该语言的某些要素的关系）方面来看，又从它们的标准书写形式（字形）方面来看；（3）正字法原则。此外，文字体系通常决定于使用它的语言。甚至在直接借用的情况下，文字体系迟早要根据借用语言的特点而加以改造。

上面列出的都是基本特征，因为它们在每种文字体系内部是最稳定的，使该文字体系不同于其他的文字体系。任何一个这种特征的改变（表词文字过渡为音节文字，或者符号的结构、意义，或典型形式有重大改变）时，文字体系本身也发生变化，变成另一种文字体系。

任何文字体系（在意义和形式上）都具有或多或少稳定的书写符号结构，在最规则的文字体系——大部分音节文字和所有字母-音素文字——中，书写符号形成字母表；某一文字体系具有一定的音值和形式并按一定语音顺序排列的全部符号应称为字母表。在字母表系统中必须把书写符号的主要音值（字母表音值），即该符号在字母表中具有的音值，同此符号在文字中获得的次要音值区别开来，这些次要音值同时取决于符号彼此的结合，取决于符号所占的位置，等等。

每一种书写符号作为一定音值的载体具有比较稳定的书写形式，并且决定该符号的可辨认性，不管个人的笔法和历史的写法或者印刷字体（“全部铅字”）的外形如何。这种典型的、与音值相联系的符号形式可以称为符号的字形。同一个字形可以有几种不同的书写变体，例如印刷字体和手写字体、大写字体和小写字体、历史字体和个人笔体，在铅字中还有各种字体。

同一字形的几种不同书法变体的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是它们语言音值和典型书写形式的统一；次要特征是统一的名称、共同的来源以及在字母表中所占的同一位置。

必须指出，语言学家和文字及印刷专家对理解“字形”这一术语有重大的差异。

语言学家通常把字形理解为音素的类似物，忽视符号的形式、名称和来源。因此，在一定文字体系中具有相同的音值的符号（哪怕它们的形式、来源和名称完全不同）也被认为是同一个字形。例如，И．A．博杜恩·德·库尔滕奈写道：“实质上那些名称不同和用法不同的字母符号一定有差别。俄语语言思维中的e-ѣ，и-i-v，ф-ѳ就是这样的字母符号。”(28)现代语言学家对字母符号的理解也与此相近，例如根据A．A．列昂节夫的说法，字母符号是书面语的最小的结构单位，与口语中的音素相对应并用来区别不同的词(29)。

相反，文字和印刷专家(30)认为，字母符号的典型形式是它的主要特征，但他们常常忽视它的音值。例如，俄语字母e和ё有时认为是一个字母符号，尽管它们有不同的音值；另一方面，大写A和小写a被认为是不同的字母的符号，尽管它们有相同的音值。

把字母符号理解为与书面语相应的音素的最小结构单位，这种看法在三个方面不能同意。第一，这种看法不适用于表词文字、词素文字和音节文字体系，因为这些文字体系的结构单位与音素不相应，而与词、词素或音节相对应。第二，这种看法甚至对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些文字体系的结构单位也不是常与音素相应，而是往往表达结构单位的组合（如俄语的字母я．ю．щ）或者表达音素的单个特征（如俄语的字母ъ．ь）。甚至在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中，书面语的结构单位（字母）同口语的结构单位（音素）的这种不相符合的情形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情形决定于作为表达信息书写方法的文字的特点，还决定于文字中使用特殊的、历史上形成的并往往不同于口语的书写结构单位。第三，文字的上述特点还决定了这样的事实：任何一个书写符号只有根据其形式才能认出及确定。所以，如果既不考虑符号的意义又不考虑其形式，就不可能解决某一文字体系的书写符号的结构问题。

把字形只理解为书写符号的“典型形式”，但不考虑其意义，这种看法比上述那种看法更加不能接受。因为符号的形式只是表达言语某一要素的手段。

根据上述一切，应该把字母符号看作一定文字体系的结构单位，这种单位既有它语言意义的特征，又有它典型的书写形式的特征。

尤其是在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中，字母符号可以表达单个的音素和音素组，也可以指出另一字母符号表达的音素的某一特征。而且几个不同的字母符号可能对应于一个音素（例如俄罗斯文字改革(31)前的字母e-ѣ），几个不同的音素对应于一个字母符号（例如俄语字母e用来表达音组йэ，йo）。带发音符号的字母（如捷克语字母č）和表达同一个音素的经常单义的两字母和多字母组合体（如德语的字母组合sch）也可能被认为与独立的字母符号相等，因为在一定的文字体系中这个音素没有一个特殊的字母表示（参阅第十章第5、6节）。

在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中这样一些带发音符号的字母和多字母组合体远不是经常包括到字母表中（例如，参阅第344页的表）。所以字母-音素文字体系的全部字母通常要比该体系的全部书写形式少些，而且比书写形式同语言的全部音素成分的对应程度也低。同样也要把某个文字体系的全部书写形式同正字法（详下）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同历史上形成的用来表达该语言不同词的书写形式的使用规则区别开来。最后，有关某一文字体系的学说的特别章节就是它的字体，即分析字体形式及其书写变体的起源和形成，分析它们的艺术-风格特点、容易辨读性和经济性。(32)

应该简要地谈谈字母-音素文字的基本正字法原则。

在元音-音素文字体系方面，不同作者提出不同数目的正字法原则。例如，A．A．列福尔马茨基提出六个原则，即音位和表音原则，词源和历史传统原则，形态和象征原则(33)。但是，如果谈的是决定大多数局部正字法规则的原则，那么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1）表音原则，即词的写法根据它的现代读法（各种纯形式的音标，在现代俄语中前缀paз-，бeз-，вoз-在清辅音和浊辅音前的不同写法的规则）；（2）音位-形态原则，即音素以及词素(34)的相同写法，即使它们的读音在不同语法形式中由于语音原因发生变化（这是俄语的主要正字法的原则）；（3）历史-传统原则，即词的写法根据它们的来源或者它们过去的读音（英文和法文以这种正字法原则为主，现代俄文只局部保留这种正字法原则）。至于词源原则和象征原则，前者可以看作历史-传统原则的变体，后者可以看作形态原则的变体。

依据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中某一正字法原则的主导作用，文字符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在一贯使用表音原则时，语言的每个音素应与一个特殊字母相符合。如果是音位-形态原则，则每个音素应由一个特殊字母表示。如果是历史-传统原则，则同一个字母往往用来表示几个音素，相反，同一个音素往往用不同的字母来表达。为了在书写时表示字母表中所缺少的特殊字母的音素，一般则使用多字母组合体（如法语的ch，德语的sch）和“字母发音符号”——它或者改变字母的音值（如捷克语的š），或者确定字母的音值（如法语的è）。

某一文字体系主要正字法原则的根本改变会引起书写符号整个组成结构的变化。例如，如果彻底实现B．K．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著名的建议——从“按词根”书写（表音-形态原则）转到“按声音”书写（表音原则）(35)，那么俄语字母表就必须加入补充字母，特别是为那些在无重音的位置上出现的弱化元音增加的字母。

11

上节一开始就谈到了文字体系的基本特征。

文字体系的特征如果稳定性低，变化时该文字体系不变成另一体系，那么这样的特征不属于基本特征。如下特征便属于此列：历史上经常变化的书写笔画和式样（例如俄罗斯文字的正字体、半正字体、草字体、民用字体）；局部的正字法规则；标点符号规则。甚至在这些特征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俄文的正字体笔法转为半正字体，或者正字法规则和标点符号规则有了很大变化）时，文字体系也不变成为与原来不同的另一种体系，除了很少的情况外，即笔体和式样的改变导致大部分字形的改变或者正字法规则的改变引起书写符号的结构、意义和用法上的根本改变。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照所提出的对“文字体系”这一术语的理解，那么就该认为下列文字是各不相同的文字：法文和德文；俄文和乌克兰文；土耳其改革前的（阿拉伯）文字和现代（拉丁化）文字；汉字和中国预定实行的新的拉丁化拼音文字；印度的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斯拉夫的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

德文和法文（正如俄文和乌克兰文一样）应该认为是不同的文字体系，因为其字母表的全部书写符号虽然几乎相同，但它们却用来表达不同的语言，因而在字母的音值和正字法规则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土耳其改革前的文字是以阿拉伯文辅音-音素为基础的，而土耳其现代文字则建立在拉丁化元音-音素基础之上（类似现代汉字和汉语拉丁化拼音字母），这两者也应看作不同的文字体系，因为虽然它们都用来表达同一种语言，但书写符号的类型、音值和字体上却有着原则的区别。斯拉夫的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正如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印度的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一样）也应该看作不同的文字体系，因为虽然它们也用来表达同一种语言，而且字母表的全部音素几乎一致，但在书写字形上却有着原则的不同。

11世纪的俄罗斯文字和现代俄罗斯文字应看作同一个文字体系（基里尔字母体系）的历史变异。这是因为现代俄罗斯文字和11世纪的文字一样，用来表达同一民族的语言并且属于同一文字类型（元音-音素型）；此外，尽管它经历过几次字母表-正字法的改革，但现代俄罗斯文字在符号的音素数量、音值和典型字形上非常接近于11世纪的文字。

12

上面提出的文字类型学上的分类只完全适用于书写符号。相反，几乎没有见到纯音素型的、纯音节型的、纯词素型的或纯表词字型的文字体系。

例如，即使在现代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中既使用表词字和表意字（如数目字、数学符号、化学符号等），也使用表达不是一个音素而是几个音素的符号（如俄语字母ю，я）或者只指出前一个音素或后一个音素的某种特性的符号（如俄语字母ъ，ь）。另一方面，即使像古苏美尔文字这样的表词文字，除了表词字以外，还有音节符号。所以应该依据文字体系中哪一种书写符号——字母-音素符号还是音节符号、词素符号或者表词字符号——为主而将它们归入某种文字类型。

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还不得不分出中间型、过渡型的文字体系，属于这种类型的有：（1）由于内部发展，广泛出现有表词字和音节符号（如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或者辅音-音素符号（如埃及圣书字）的文字体系；（2）用两种不同的文字体系——其中一种是词素文字体系，另一种是音节文字体系（如日文结合使用的汉字和音节符号“假名”）或者另一种是音素文字体系（如朝鲜文结合使用汉字和合体-音素符号“谚文”）——人为结合的文字体系。

由于这种情况以及因为本书所持的理论观点，某些特别广泛地结合不同类型符号的文字体系（如埃及的、苏美尔的）将不在本书的一章内研究，而是放在几章中分别加以研究。

13

除了类型学上的分类外，把文字体系从渊源上分类，把它们分为由共同起源联结在一起的渊源类别，也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可以分出建立在斯拉夫-基里尔字母基础上的文字体系（俄罗斯的、保加利亚的、塞尔维亚的）的一类，建立在拉丁文字基础上的一类（法国的、德国的、英语的等），建立在阿拉伯文字基础上的一类（阿拉伯的、波斯的、阿富汗的等）。

国外大部分著作主要论述不同文字体系在渊源上的联系。所以本书对这些联系就不准备详细研究了。

14

还应当把“文字”（пиcьмo）和“文献”（пиcьмeннocть）这两个术语加以区分。这两个术语往往被等同起来；然而它们的内涵是不同的。

文字是对有声言语的补充性的交际工具。应该把使用这种工具的结果，即用某一民族的文字写成的文件的总和称作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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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Gelb．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芝加哥，1952．

(2) И．A．博杜恩·德·库尔滕奈．论俄语文字对俄语语言的关系（Oб omнoшeнuu pyccкoгo nucьмa к pyccкoмy языкy）．圣彼得堡，1912：8．

(3) Л．B．谢尔巴．俄语字母理论（Teopuя pyccкoй aзбyкu）//谢尔巴俄语选集（Избpaнныe npouзвeдeнuя no pyccкoмy языкy）．莫斯科，1956．

(4) 例如，见D．Diringer《字母》一书俄译本的序和注释。

(5) 某些民族同时使用两种文字体系，这主要在字形上不同（例如斯拉夫人的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印度的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

(6) “文字体系”这一概念将在第二章第10节和第11节比较详细地研究。

(7) 我国《辞海·语言文字（分册）》说的“三种类型”是“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而“表形文字也叫象形文字”。——译注

(8) Л．B．谢尔巴．论俄语论文选．莫斯科，1956：144-145.

(9) “语义”（Ceмaнтикa，来自希腊语词σημα“意义”）是语言学的术语，它指出言语单个要素（如词）的含意。通常这一术语与“语音”（фoнeтикa，来自希腊语词φoυo“声音”）相对立，后一术语指出言语要素的语音性质。

(10) Л．B．谢尔巴．论俄语论文选．莫斯科，1956：144-145.

(11) 词素是表示某种意义的词的最小组成部分。词素分为词义的承载者词根（实义词素）和用以构词的词缀［如пap-o-вoз-ик“小机车”（пap“蒸汽”，вoз“车、运载”，两者均为词根，-ик是表小的后缀，-o-为联结元音——译注）］，或者用于词的变化［如пap-o-вoз-ик-oм（-oм是俄语阳性名词的单数第五格词尾——译注）］的词缀。通常把某一词的几个（词根）词素的总和称为词干。

(12) 音素（这个术语用于字母-音素文字体系时）系指改变后词义发生变化的语音，如俄语的cтaл（动词cтaть“成为”“开始”的过去时单数阳性形式），cтoл“桌子”，cтyл“椅子”，cтыл（动词cтыть“冷却”的过去时阳性单数形式）。

(13) 必须指出，I．Gelb实际上没有用“句意文字”这个术语，而是用“语义文字”这个不大成功的术语代替它。后一术语之所以不成功和不确切是因为：不仅图画字，而且许多表词字和词素字主要具有“语义”性质（即直接同言语的意义，而不是同它的语音有联系。参阅第二章第5、6节）。

(14)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10．

(15) 因此，建议保留“图画文字”和“图画字”这两个术语，但它们不用以表示一种基本类型的文字，而只表示“句意文字”的两种类型之一。

(16) I．Gelb．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芝加哥，1952.

(17) B．伊斯特林．文字理论的某些问题（Heкomopыe вonpocы meopuu nucьмa）．语言学问题．1953，4．

(18) 参阅C．И．拉齐格对本书第1版的评论，《语文学》杂志，1963年，第4期。

(19) A．Falkenstein．乌鲁克的古代文献（Archaische Texte aus Uruk）．柏林，1936．

(20)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10.

(21) M．Cohen．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巴黎，1958：39，67，87．

(22) И．M．季亚康诺夫．D．Diringer的《字母》一书的引言．莫斯科，1963：10．

(23) “象形文字”这一术语用于古代埃及文字（字体之一）时，照现时用法，称为“埃及圣书字”（旧称“埃及象形文字”），俄语中用китaйcкиe иepoглифы这一术语。我们有时译为“汉字”。——译注

(24) 在以往的文字史著作中，作为特殊类型文字的词素文字并没有分出来：我们第一次使用“词素文字”和“词素字”这两个术语。

(25) M．Cohen．文字．巴黎，1953：26．

(26) 例如，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卷，1950）“字母表”词条，以及D．Diringer《字母》一书。

(27) 如前所述，图画符号，以及古老的约定符号（图腾、氏族符号等），不形成文字体系。

(28) И．A．博杜恩·德·库尔滕奈．论俄语文字对俄语语言的关系（Oб omнoшeнuu pyccкoгo nucьмa к pyccкoмy языкy）．圣彼得堡，1912：8．

(29) A．A．列昂节夫．文字的语言理论的某些问题（Heкoтopыe вoпpocы лингвиcтичecкoй тeopии пиcьмa）//普通语言学问题：论文集．莫斯科，1964：72-73．

(30) 例如，参阅M．B．鲍利沙科夫，Г．B．格列奇霍，A．Г希茨加尔．书籍字体（Кнuжный шpuфm）．莫斯科，1964：8-12．

(31) 指苏联1918年实行的俄罗斯文字改革，从字母表中废除了字母ѣ、i、θ等和词末的符号Ъ。——译注

(32) 大部分苏联现代字母-音素文字理论的语言学著作中，依照И．A．博杜恩·德·库尔滕奈和Л．B．谢尔巴以来的传统，使用“文字的字体”这一术语，它大致和本书的“字形结构”这一术语的意义相同。例如，A．A．列昂节夫（A．A．列昂节夫，1964：73）把“文字的字体”定义为次要的（不同于主要的，“字母表的”），但与词的意义没有联系的（不同于正字法的）“把音素组转变成字形组的规则”。但给这一术语下的这种定义，既与它的语源有矛盾，也同平时公认的看法有矛盾。根据本书采取的看法，“文字的字体”是有关书写符号的形式，而不是书写符号的意义的学说。

(33) A．A．列福尔马茨基．语言学引论（Bвeдeнue в языкoзнaнue）．莫斯科，1960：303-306．

(34) 通常，词素的相同写法决定音素的相同写法，反之亦然。

(35) B．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外国人和俄罗斯人有关新旧正字法的谈话（Paзгoвop мeждy чyжecmpaнным чeлoвeкoм u poccuйcкuм oб opфoгpaфuu cmapuннoй u нoвoй）．圣彼得堡，1748．

第三章　原始文字的起源及其特征

1

文字的起源是文化史上一个复杂而又研究不够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成四个较小的问题：（1）原始文字的性质和功能；（2）它形成的时间；（3）促使它产生的社会条件；（4）作为它形成基础的源泉。

现代国外文字史著作家们通常不回答原始文字产生的时间和社会条件的问题。

例如，英国文字史学家D．Diringer（苏联翻译了他的专著）写道：“因此，我们看到，要确定像文字体系这样的包罗万象的概念形成的始因是极其困难的。”(1)

法国文字史学家M．Cohen重复D．Diringer的话说：“即使我们掌握大量的古文字史的文献材料，恐怕我们也不得不放弃深入探究它起源的奥秘。”(2)

50年代开始之前，在苏联有关原始文字产生时间和特点问题的著作中，H．Я．马尔和И．И．墨山宁诺夫提出的理论占统治地位。

这个理论依据两条原理：原始文字和源于“手势语言”的有声语言同时产生或者原始文字甚至早于这种有声语言产生；这种文字具有巫术的作用。H．Я．马尔写道：“因为各种观念日积月累，用手势语言的手段已不足以表现，由此而提出的要求引起了这样的辩证过程——由最初的单一动力性或直线性的言语中分出两种语言的过程——其中之一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书写语言，即原始的巫术文字。”(3)И．И．墨山宁诺夫肯定地说：“更为可能的是：文字的早期阶段可以认为是早于音节分明的有声言语形成时期的时代。因此，文字就其本身而言比有声语言更古老。”(4)根据马尔的理论，“在新石器时代，以及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就已经有了文字。而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一个制作完备的字母表了”(5)。根据墨山宁诺夫的说法，动力性言语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字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而有声语言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6)。

在国外的著作中，持有与马尔和墨山宁诺夫观点相近的原理的有G．Mallery、张振明、J．van Ginneken。例如，G．Mallery证明，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中许多符号起源于手势语言(7)；张振明从手势语言引申出几乎全部汉字(8)。J．van Ginneken依据G．Mallery和张振明提供的资料，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图画文字由手势语言产生的时期是在音节分明的言语出现之前(9)。

这一理论对Č．Loukotka也很有影响。Č．Loukotka肯定地说：“最初用文字表达信息的意图显然带有巫术的性质，似乎是施行魔法的一个要素……同时我们看到，许多符号和象征标记都由动力性言语中产生。这是已进入日常生活中的一定手势的纯图形的直观同等物；它深入到文字中，主要是在动力性语言运用从巫术中借用的象征性动作的地方。”(10)根据D．Diringer的看法，原始文字基本上起过巫术的作用(11)。

文字早于有声言语产生的理论是没有任何实际根据的。例如，这一理论的支持者(12)经常援引的考古学，一般并不能提供在人类发展的文字前时期是否存在有声言语的证明。考古学不拥有也不可能拥有不用文字固定下来的言语的文献。人类学、历史学和民族学拥有文字产生的大量材料。但是这些科学的材料否定了文字在语言之前产生的理论。历史上没有一个不存在语言的社会。民族学也不知道任何一个（哪怕最落后的）民族是不掌握语言的。尤其是，无论历史学或者民族学都不知道哪个人类社会使用文字同时却不拥有言语。相反，掌握言语但不拥有文字的民族（塔斯马尼亚人、火地人等）在历史上和民族志上是有的。除此以外，人类学的材料也证实了，在原始人发展的文字前时期已具有言语这一事实(13)。文字在语言产生之前出现的理论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说相矛盾的；文字的使用是以发达思维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思维。

似乎原始文字有很大的巫术性质，正如И．И．墨山宁诺夫所写的，“原始文字几乎只用来同图腾和魔力进行交际……”(14)这种理论也同事实有矛盾。各种格式的巫术和咒符，禁忌符号和其他符号以及具有巫术作用的铭文，在远古文字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但是更大量的原始文字的文献却服务于其他实际的目的——狩猎、军事、交易等（参阅第三章第2节）。作为原始文字形成的最重要源泉的原始艺术，基本上也具有实际应用的性质。的确，许多原始图画（如中箭的野兽图）的用途是作为狩猎的巫术。但是大部分图画是力求用形象来反映原始人周围的现实生活的。

认为原始文字仅仅是一种“回想的”、回忆的手段（正如И．M．季亚康诺夫所断言的）(15)这种看法是不适当地限制了原始文字的功能。正如第三章第2节中所指出的，原始文字的许多文物起着比较复杂的记事的和交际的作用。

至于“手势语言”，在现代的著作中已经确定了这样的观点：手势虽然在原始人的交际中也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它在言语发展中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阶段”，而只不过是有声言语交际的一种辅助性的成分。布纳克写道：“在言语掌握之前不可能有继发性的手势，而原发性的手势是不能表达概念的。”(16)的确，图画文字和表词文字的某些图形符号无疑几乎来源于手势；例如，伸出一指的手的图形用来指明方向；汉字“友”按其古代图形是表现伸开的两手；许多数目字符号（中国的、罗马的等）模拟用手指计算。许多符号（特别是数目字）的这种起源，是由于用另一种方式以图画文字来表达它们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得不用相应的手势来体现。但是正如J．Février正确指出的，许多古老文字体系（如埃及、苏美尔）的符号形式几乎不反映手势。他写道：“埃及圣书字，正如苏美尔表意字一样，只是准确而恰当地表现事物本身的形状，而不是用来指出该事物的手势的图形，这是眼见的事物形状，而不是手指企图表示的事物形状。”(17)

2

上一章已经谈到，原始文字曾经是句意文字，也就是说，它表达整个信息，但在字形上并不分为一个个的单词。按所用的手段来说，句意字分为两类：形象的图画字和最古老的约定符号。

原始艺术是形成图画文字的最重要的源泉。由此可以得出：当原始图画不仅开始用来认识世界，用来满足艺术的需要或者达到巫术-祭祀的目的，而且还用来（虽然是局部地）达到交际和记事的目的，即表达某些信息（作为口述的补充）或者保存这些信息（保存在述者和听者的记忆中），这个时期才应该认为是图画文字形成的开始。而图画文字最终形成时期应该认为是这样的时代：图画不仅开始用来补充口述的内容，而且用来独立表达信息，尤其是向那些制作图画符号时不在场的人表达信息，这些接受信息的人与图画符号制作者相距遥远，或者时间上相隔久远。

由于原始艺术特有的混杂性，所以，这件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我们很难断定。但是对无疑属于图画文字的文物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些文物具有某些特有的图形特点。弄清这些特点就有助于解决各种不同的原始图画是以哪种用途为主的问题：是用来表示艺术形象还是达到实际交际的目的，是用作记事还是留作记忆。

例如，大部分无可怀疑的图画文字文物的最重要的外部特点是：它们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孤立的图形，而是一组一组复杂的叙事性的图形，或者是一套一套彼此顺序相连的图画，就像连环画故事一样。属于前者的有：图画符号记载的交换条件（如第1图，a），大部分图画符号的书信（第1图，б，第3图，a），记载重大事件、战争、诉讼等记事性图画符号（第3图，б）。属于后者的是：用图画符号通知战争和狩猎的消息（第2图，a），大部分纪念性的墓碑铭文（第2图，б）和一部分图画符号书信（第6图）；这里还可能包括部落的图画符号编年史——年代纪（第2图，в），记录祈祷辞、咒语、习俗和神话传说（第2图，г）(18)。

第1图　表示一组复杂的叙述性图画符号的例子
a——图画文字记载用一头野牛、海獭和绵羊交换三十只猎获（猎枪符号）的海狸的条件；б——七个印第安部落致美国总统的图画文字书信（请求准许他们迁移到五湖地区；连接动物的头和心脏的线表明这几个部落的思想和感情是一致的）

第2图　“连环画故事”式的图画符号的例子
a——爱斯基摩人出猎情况的图画文字；б——印第安人头领墓碑上的图画铭文［此头领名叫奥连（鹿），经历七次出征，九次战斗，在一次连续两月的出征时被斧头劈死］；в——苏（即达科他）部落的图画文字编年史（每年用一个表达该年最重要事件的图形表示）；г——美洲印第安人用图画文字记载的巫术歌曲［每一图形相当于歌曲的一节；如：“我的朋友们，我听到了梅达的魔语”（1），“因为有了谁，这些河流才奔流不息？因为有了莫涅多，这些河流才日夜奔流”（2），“我的朋友们，看着我吧，向我提问吧”（3）］

第3图　表示一组复杂内容的约定-象征性图画符号的例子
a——一位尤卡吉尔姑娘的图画文字书信：姑娘（1）住在自己家里，但她的心思却到了另一男人（2）的家里，虽然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3），虽然这姑娘的房子边有一青年在徘徊，他的心思也到了姑娘的家里。б——图画文字记载一场官司审理（非洲尼日利亚恩西比迪族）：树（1）旁圈内是诉讼双方的代表（2）和头领（3）及随从（4）；圈上一人对旁边的人耳语（5）；圈下是赢得官司者的支持者（6），两人在拥抱（7）；下面是打输官司的人（8，9）由于案件复杂，派人去邻村请证人（10）；交叉的线条（11）表示案件涉及破坏婚约［《非洲各民族》（Hapoды Aфpuкu），莫斯科，1954］

仅是这里列举的一些用途就表明，把图画文字只看作具有巫术的用途或者只起记忆（回想）的作用是不正确的。除了记忆和巫术的作用外，许多图画符号还有别的一些用途——记事性的（墓碑铭文、记载交换条件，重大事件——第1图，a，第2图，б）和交际性的（用图画符号通知战争和狩猎的消息，外交书信和情书等——第1图，б；第3图，a；第2图，a；第6图）。不仅如此，只具有记事功能的图画，即只为口头通知而用作可依据的、备忘性的标记的图画（用图画符号记载祈祷辞、咒语、风俗和神话传说，部落的编年史-年代记等——第2图，в；第2图，г）(19)，只能有条件地归之于文字；在这方面它们类似于这样的文字：不用来独立传达信息，而用来给口述（或者文字叙述）插图；带有巫术目的（如保证狩猎成功的目的）的图画与文字相距更加遥远。因为文字的主要功能在于它用来独立地把信息传至异地异时。

图画文字文物与艺术文物的另一个外表不同处是：图画字形的画图比较概括而有条件；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创作艺术形象，而只是用来保证理解画出的内容(20)。某些图画符号（如第3图，a；第3图，б）甚至具有完全的约定-象征性质(21)；更大量的图画符号包含一个个单独的象征性成分（第1图，a；第1图，б；第2图，б；第2图，г）或者约定性符号（如数目符号——第1图，a；第2图，б）。象征性成分和约定符号成分的存在，特别是占优势时，则最令人信服地证明它们的图画文字的用途，而不是用来创作艺术形象。有时候没有这些成分，只是图画文字式的“连环画故事”也是行得通的（第2图，a；第2图，б；第6图）。

因此，图画文字产生的最可能的时间是：在原始艺术中出现了复杂叙述性的图形，尤其是出现了顺序相连的图画（“连环画故事”）或者包含象征性成分和符号成分的时候。图画符号最显著的特点还在于它的比较概括、非直观-形象的性质。但是，甚至对这些外在特征进行最仔细的审查，我们也只能大致地假设（而不是证明）某些原始图形主要用作艺术形象或者主要有图画文字的用途。

只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就是：图画文字（甚至是最原始的文字）的产生的时间，无论如何不可能早于原始艺术最古老的文物传下来的那个时间。

3

最古的原始艺术的文物是哪一个时代的？其中图画文字图形所具有的特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没有留下任何艺术的文物。只是从这一时期临近结束时——从莫斯特文化（公元前10万年到前4万年）和尼安德特人时期——以来才有一些带颜色的初期痕迹遗留下来（法国的拉法拉西岩洞）(22)。但是这些文物是一些涂在石板上的不成形的红线条和红点。显然，“尼安德特人还不能画出或塑出野兽的形状来”(23)。因此，即使把图画文字的产生归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原始艺术的最初遗物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24)，属于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25)（公元前40000年到前25000年），它是因当时克罗马农人的形成而产生的。这一时期的造型艺术的文物是一些用虚线条和实线条描绘的动物的图形（狮子、犀牛、马、鹿等）(26)，这些图形刻在石上，雕刻在骨头上或者用黑颜料画在洞穴的岩壁上（见第4图，a）；雕刻的文物几乎只是女人的体形，有明显的性别特征。这些图形虽然还很原始，但却是写实的。其中最古老的图形的产生，显然是原始人意识中在石头或岩石轮廓和某些动物的形状之间产生的相似联想所引起的；作品只是强调了这种相似性。完全凭原始人想象力创作的图画，大概出现较晚(27)。

第4图　不同时期原始绘画的例子
a——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б——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德林文化；в——中石器时代

无论任何一种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的图画都不能认为是图画文字式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图画具有带情节的叙述性质；所有这些图画都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而且通常是静止的描绘一个个动物的图像。除此以外，这些图画的创作，没有图画文字特有的力求通过艺术形象方式再现自然界的意图(28)。这些图画的基本作用是艺术性的认识作用。它们表现原始人概括自己的观察，用图画反映他们周围现实的各种现象的最初尝试，因为这些现象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对他们具有极重要的切身的利害关系。正是这点说明了这种艺术的唯一对象几乎总是野兽和女人：前者是狩猎的对象和食物的来源，后者是氏族母系始祖(29)。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德林文化（公元前25000—前15000）时期，原始艺术极其繁荣。这一时期许多洞窟（法国的科姆巴列尔、卡普-布朗克、方哥默三兄弟，西班牙的巴西加、阿达米拉、卡斯蒂利奥等岩洞）的岩壁上画满了无数的图画，似乎形成了当时的“画廊”，这些图画是比较写实的，它们显示出比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的图画更好地认识自然界。此外，这些图画不同于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那种单颜色、粗线条和静止的图画，它们颜色多样，画法细腻、极富表情，尤其是善于表现动态。

但就是在这个时期，大部分图画也是一个个孤立的各个动物的图形。“甚至大批图画集中，也看不出这些图画有任何固定的联系。”(30)只有很少几幅图画是比较复杂的组画，表现某种情节。属于这些图画的有：一群马和一只准备向它们扑去的狮子的图像（方哥默洞窟），一群过河的鹿，它们的脚边鱼在游（上比利牛斯山的洛特岩洞，第4图，б）等。即使根据这些图画的内容，把它们解释为图画文字也是不大可靠的。作这些画时认真细致，往往用色多样，富有艺术性，这一切也证明了不能把它们解释为图画文字。

民族志的材料也间接证明了这点。殖民主义者涉足之前，处于类似旧石器时代晚期末——中石器时代初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许多民族（火地人、塔斯马尼亚人、美拉尼西亚群岛、赤道非洲、亚马逊河热带森林中最落后的部落）中，没有一个民族有确实的书面文物。布纳克在有关言语的起源的著作中得出类似的结论：“人们对画在岩洞石壁上的人和动物的最古老的（确切些说是旧石器时代的）图形所知的情况，无论如何也证实不了推测这些图像具有作为代替或补充言语的特殊信号意义的假设。”(31)

然而完全否定旧石器时代某些图像具有记事和交际作用也是不慎重的。原始的猎人狩猎回来后想用图画把他惊遇的野兽形象保留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同样也完全可能的是，猎人在向亲属讲述打猎的情形时，用野兽的图像来补充说明。在前一种情况下，图画具有（虽然是局部地）记事作用；后一种情况下，图画则具有交际作用。的确，无论是“用来帮助记忆的图画”还是“用插图来补充口述”，都还不是图画文字，但这里已有了图画文字萌芽的成分。

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时期有巫术作用的图画也同图画文字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被射死的野兽图像，它们身上有伤口或者一只伸开的手臂（象征控制这些动物）在它们的头顶上。(32)使这些图画与文字相接近的是：这些图画不是表现单个的动物，而似乎是对整个一类动物而言的。(33)图画中含有的象征性成分（如作为象征控制的手的图像），有时甚至是纯约定性符号（参阅本章第6节），使得这些图画与文字相接近。

中石器时代（从公元前15000年至前9000—前8000年）的艺术中存在图画文字的成分是比较可能的。除了一个个动物的孤立的图像外，在中石器时代艺术中出现了较复杂的具有情节叙述性质的组画。特别是东西班牙和西北非的晚期卡普斯文化，以及不久前在中部撒哈拉发现的岩石画，这类复杂组画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在这里见到的主要是具有叙述性质的内容丰富、形象多样的组画，有经过严密构思的匀称的场面，其中人和动物由统一的情节和事件联在一起。每一幅图画，每一个这样的组画都是完整的彩色故事，情节具体，而且总是渗透着一定的感情，洋溢着令人激动的情调。”(34)

这样一些图像在中石器时代的出现是与思维从而也与言语的进一步发展有联系。“人关于周围自然界的逐渐复杂化的观念促使他们寻找对各自然现象的联系的解释。旧石器时代那种直接感知的鲜明性已经失去，同时这一新时代的原始人却学会了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及其相互关系和多样性。艺术中图像的图示化在不断增加，叙述的复杂性也同时在增加，这导致表达情节、事件的尝试”。(35)“出现了表达更复杂、更深刻和更有抽象性概念的图像”。(36)在中石器时代的图画中，比旧石器时代晚期，更常见到象征性的成分和约定的符号。

中石器时代艺术的许多遗物几乎毫无疑义地把艺术的功能同图画文字的功能结合起来。其中许多遗物是对叙述某一重大事件所作的扩展了的、有情节的（不同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插图”，或者用来把这一事件保存在记忆中，同时很可能不仅保存在说者和听者个人的记忆中，而且保留在氏族社会集体的记忆中。但是这些图像未必可以认为是纯图画文字式的。这一结论也为下述事实所证明：音节分明的言语，显然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时才最终形成。(37)但是文字的使用只有在比较发达的思维（比使用音节分明的言语更为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同时文字的使用是以与现实的更为复杂的联系作为前提的（现实——思维——语言——文字）。

图画文字的最终形成大概在新石器时代（大部分民族在公元前8000—前6000年前起就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或者甚至在铜石并用时代。

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材料，特别是对东方伟大文明社会的古代文物所做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结论。确实，几乎所有流传至今的古代苏美尔文物（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古埃及文物（公元前4000年代末期），原始印度文物（公元前3000年代）和古代中国文物（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都属于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民族正经历着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但是在这些文物中，苏美尔文字、埃及文字、原始印度文字和汉字已经是以文字体系的面貌出现的，而且这些文字体系已经从原始图画文字向前发展到了表词文字阶段（参阅第四章）。所以，只要不认为这些民族的文字是在外来影响下产生的（正如第四章表明的，这样的假设只对克里特文字和原始印度文字是可以的），那么他们的文字产生的时间应划在新石器时代，最晚应划在铜石并用时代。

原始文字产生时间应划在新石器时代的结论，也可用民族志的材料来证实。正如前面指出的，在欧洲殖民主义者涉足之前，处在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火地人、塔斯马尼亚人等）和中石器时代末（非洲布须曼人）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民族不曾有过成形的文字。而大部分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征服前处在接近于新石器时代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各民族（北美印第安人、极北地区的许多民族、许多非洲部落）却拥有发达的图画文字。与“供记事用的图画”和“补充口述的插图”不同，这种图画文字常供那些当时不在场的受话人用。这时，图画文字含有各种不同形状的图画符号。一些图画符号用来把信息保留久远（墓碑铭刻，部落编年史-年代记，重大事件、交换条件、祈祷辞、咒语、风俗、神话传说的记载等）；另一些图画符号用来把信息传至远方（宣战或媾和的书信，有关战争和狩猎的通告，请求书，情书等）。

这种文字所用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轻型的和便于运送的材料（树皮、桦皮、竹子、兽皮、兽骨等）。除了有实际意义或图示作用的具体事物和现象的图像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和表记性的图像（见第5图）。还广泛使用纯约定的符号。也使用各种颜色的象征（如用红颜色涂在手或脚上表示受伤的符号）。

第5图　北美印第安人图画文字中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图像（据Я．Б．什尼采尔）
1——生命（神话中有角的蛇）；2——死亡（头朝下的动物或人）；3——幸福、成功（龟）；4——灵巧（双翼代替两手的人）；5——战争（带箭的弓）；6——和平（插着羽毛的和解烟斗）；7——讲和（人吸和解烟斗）；8——友谊（连在一起的手）；9——爱情（连在一起的心）；10——注意、听（两耳边有波形线的头）；11——危险（两条蛇）；12——保卫（狗）；13——祈祷（举手朝向天及诸神）

关于图画文字在新石器时代形成的结论，也可以用一般社会学方面的见解来加以论证。

文字是有声言语的补充性的交际工具。所以，在光凭有声言语已不能满足已经增长的和复杂化的交际需要时，在把言语传至远方和保存久远的必要性日益成熟时，——这时就产生了文字。而这一情况能够发生，只是由于形成了比较大的和稳定的人们的共同生活形式，由于人们内部和彼此之间发展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类是由许多比较小而分散的母系氏族集团所组成。所以人类只借助有声言语就能满足交际的需要（很可能有时只使用一些图画作为对言语的“插图”补充）。在新石器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个时代，在过去母系氏族集团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更复杂、更庞大和更长时间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形式——部落，然后则是部落联盟。部落和部落联盟往往占有广阔的空间；部落内部加强了劳动分工，因此也加强了要求以记载形式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的交换；最初发展的是氏族-部落所有制，然后是个人所有制，要表现私人所有制就必须有标记、戳子等类的符号；世代相传的稳定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形成了；出现了部落的祭司和头领，他们的业绩也要求保留下来；民间口头创作也需要如此。部落之间和部落联盟之间的交易、战争以及其他联系也发展起来了。

由于所有这一切，在新石器时代，对文字的需求必然成熟起来，因为文字是把言语固定下来并把它传至远方的最方便的工具。

为了正确理解上面提出的原理，就必须考虑如下的事实。原始文字的形成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而新石器时代特有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仅以像部落和部落联盟这样一些比较大的、复杂而长期的人们共同生活形式的产生与这个新石器时代相适应为准。但是这样的适应性只对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那些不受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的影响而在暂时孤立条件下发展的民族（如美洲印第安人，大洋洲和极北等地区各民族），才是合乎规律的。相反，在比较晚的时代里，由于借用了别的民族的技术成就，生产力的发展往往突飞猛进，大大超越了社会关系的发展。例如，公元1000年代初期的日耳曼人和公元1000年代下半期的斯拉夫人，不仅已经知道并使用青铜，而且还有铁，尽管他们当时还处于氏族-部落制的繁荣时期。因此斯拉夫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历史上年轻的民族的原始文字的产生不是在新石器时代，而是在铜器和铁器的时代（参阅第八章、第九章）。

图画文字的通俗易懂，对它的发展和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这种文字中，叙述性的图画是表达信息的一种手段，这些图画的意思对于熟悉本氏族的习俗和传统的任何人都是明白易懂的。此外，图画文字中所用的图像往往是为适应特定的具体情况而创作的。因此，图画文字不必学会识字。历史上图画文字的这种通俗易懂是同人类发展的远古时期相适应的，因为当时还没有阶级的划分，也不存在因阶级划分而决定的分成识字的少数人和不识字的多数人。

一些民族的图画文字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这种文字也同他们的语言特点有联系。如前所指出的，图画符号通常是一个统一的复杂的组画（或者“连环画故事”），它表达一个完整的信息，因为图画符号的造型要素并不把这一信息分解为一个个词。图画符号的这种综合性质符合于广泛使用图画文字的民族的语言多式综合结构(38)（如阿兹特克人、美洲印第安人、伊洛魁人，极北地区的许多民族等）。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语言的多式综合结构就是这些民族出现图画文字的原因；一些具有另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民族，虽然处于同样的部落制阶段，可他们那里也产生了图画文字。但是可以把语言的多式综合结构看作是促使图画文字发展的一种因素。

上述一切可以归纳如下。

图画文字是在原始绘画的功能逐渐区分时从中划分出来的；对艺术而言是从艺术形象上认识世界的功能，对文字来说则是交际-记事的功能。功能的划分又引起了手段的划分：艺术的手段仍然是具体的艺术形象，而愈来愈图示性的图像，然后是约定的图像变成为文字的手段。这个过程可能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它开始时使用个别动物的图像把某个野兽的形象固定在原始人的记忆中，以及用作口述狩猎的“插图”补充。这一过程在中石器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孤立的个别动物的图画被叙述性的有情节的扩展性组画所取代，虽然这些图画还继续作为“供记忆用的图画”（可能不仅供个人记忆，而且也供集体的、氏族-部落的记忆用），也用作“叙述的插图”。这一过程在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和过渡到铜石并用时代才结束。由于在这一时代形成比较复杂的、大而稳定的人类共同生活形式——部落和部落联盟，图画文字才最终形成。图画符号开始用来向某时或某地不在场的受话人传达信息；而且除了有现实意义的图像外，越加频繁地使用象征性图形，甚至使用约定符号。此外，图画文字的通俗性也促进了它的发展。

4

除了在第2、3两节描述的图画文字的共同的典型特征外，不同民族的这类文字还有某些各自独有的特点。

例如，任何一种图画文字，随着自身的发展，越来越接近于表词文字。由于这种接近的程度不同，这种文字中或者图画文字特有的综合式占优势，或者相反，语义要素的分解式占优势；这些要素的意义或者仍然是句意文字的意义（表达整个信息的几部分），或者开始与一个个词相对应。同时，图画符号的写法或者保留最初的造型上的直观性，或者越来越带有图解性和约定性。

此外，某一地区特有的植物和动物，以及某一民族特殊的建筑、衣饰、作物、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经常反映在图画符号中。

美洲印第安人的许多文物把结构的综合性和形式的直观造型结合起来（第1图，a；第1图，б；第2图，б部分），这些文物可以作为现代图画文字最鲜明表现的“古典式”范例。在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中经常借助约定-象征性图形来表达抽象的和一般的概念（第5图）。

尤卡吉尔人的文字是保留综合性和句意文字意义，但却失去了直观造型的图画符号的例证（第3图，a）。相反，图画文字式的“连环画”可以作为写法上分成一个个表义要素但却保留每一要素的直观造型的图画符号的范例（第2图，a；第2图，в，第2图，г；第1图，б部分）。

显然，复活节岛的文字是由“连环画故事”发展起来的，但它已大大接近于表词文字（见第四章）。

相反，西非尼日利亚许多黑人部落使用的“恩西比迪”文字，在综合式图画的表词字基础上开始接近于表词文字。“恩西比迪”图画字是由一个个只部分保留最初图画形式的符号组成的（第3图，б）；在“恩西比迪”文字中，大部分符号已获得确定的、稳固的意义，每个意义对应于一个概念或一个词；例如，两条垂直交叉的弧线表示一对恋人，一横线分开的两条弧线表示争吵，等等。与此同时，“恩西比迪”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单一的组画；这一组画的意义从来不同于组成组画的符号的全部意义，此外，这一意义决定于符号在组画中的位置和彼此间的排列次序。因此，“恩西比迪”的单个符号接近于表词字，而这种文字的每件文物则是典型的句意字。

西非多哥的埃维人部落的文字在过去具有与“恩西比迪”文字相近的性质，其他一些非洲部落的文字也具有同样的性质(39)；埃维人的文字曾经主要用来记录谚语。

5

现在，图画文字还保留某些用途。商店和作坊招牌上商品的图形，许多路标（如箭头符号或者伸出食指表示方向的手的图形）都具有图画文字性质。造型广告，招贴画等也使用图画文字的成分。过去，当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的时候，这种图画文字式的图像起着比较大的作用，而且即使没有文字说明也如此。现在，在需要吸引人们特别注意某一信息，使信息充分明白易懂和产生效果的情况下，也使用这类图像。

孩子们也往往使用图画文字，作为一种戏谑寄语的密码暗号。

伏洛佳·乌里扬诺夫（即B．И．列宁）写给自己的伙伴鲍里亚·福尔马科夫斯基（人民学校视察员B．И．福尔马科夫斯基之子）一封图画文字信（见第一张插图，现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中央档案馆，并在《少先队真理报》上发表过）可以作为极有意义的例证。(40)这封画在桦树皮上的信，显然是受到七个印第安人部落致美国总统的那封著名信件（第1图，б）的影响；大概这封信与少年伏洛佳·乌里扬诺夫喜欢玩装扮印第安人的游戏有关。(41)中间六个图像（水、火、壶、虾、鹳等）模仿印第安人部落的图腾符号（这由信的右上角“图腾信”题词所证实）；显然，这些图像再现了孩子们的戏谑绰号。正如第1图，б的图画字一样，连接图腾图像的头和心的线，象征着他们思想感情的一致。这些线连着某个在池塘里洗澡的留着黑胡子的人，大概表示孩子们对此人的请求。文字下边的图像谈到了请求的内容。孩子们因玩猎手游戏（池塘左边的六个拿着武器的人形和一只熊）觉得腹中饥饿，于是请求他们的一位成年亲人或熟人停止洗澡，回到家去（房子的图形），给孩子们吃的（香肠、水罐、面包的图像，还有六张张着嘴俯在这些食品上的儿童的脸的图像，一个问号）。文字左上角一个躺着的人形表示，如果孩子们的请求得不到满足，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欧洲人有时也使用图画文字来同土著人交往。

当然，原始人的图画文字、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和现代的图画文字式的图像（甚至孩子们画的图像）是不同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只不过是：所有这些文字图像用来表达写法上几乎不分成单词的整个信息，而且还是：几乎所有这些文字图像都具有或多或少鲜明表现的图画性质。

第6图　塔斯马尼亚总督给土著人的图画文字信，建议和解，同时指出破坏和约者会遭遇的后果

6

除了图画字以外，古代约定符号则是句意文字的另一种类型。

属于独立使用的古代约定符号的有：（1）氏族符号和部落符号，包括图腾符号；（2）氏族、部落或个人的所有权符号（例如，突厥部落的“戳记”，阿拉伯人的“烙印”，其他许多民族的“印记”）；这些符号都打印在家畜身上，武器、陶器和其他制品上，而某些部落（如美拉尼西亚的部落）甚至把这些符号烙印在俘虏身上；（3）工匠制成品的商标；（4）王族和其他私人印制在钱币、印章、徽章、旗帜等上面的符号；（5）巫术符号和祭祀符号，如防灾祛邪的符号（驱邪符，护身符等），禁忌符号（如忌讳），安灵祭祀符号等；（6）其他一些孤立的约定符号，如方向符号（经常画一箭头），危险符号，撒哈拉沙漠游牧民常用桶的图形指出水源，等等。(42)

每一种这样的符号都用来表达一个写法上不分成一个个单词的完整信息，这种情况使它们接近于图画字；例如，“这条公牛属于鹦族”，或者“这把剑是某某铸剑匠所制”，或者“此物不可碰”（禁忌符号），或者“应朝某方走”（箭头），或者“此处有水”（水桶图形）。这些符号与图画字不同：第一，它们有约定意义（即使是一个符号图形），只有有关的人才能懂得这一意义；第二，每一个这样的符号可以单独孤立地使用，通常使用时不与其他符号结合。

确实，古老的约定符号除了单独使用外，它们有时也用作图画字的含有语义的组成要素（如第1图，б的图腾符号）。我们还知道许多不同符号打印在某一物品上的情形；卡巴尔达人有一种习俗：举行友好酒宴时不同氏族的代表把氏族符号画在酒杯上——这一习俗可以作为例证。几个约定符号的意义组合表达一个复杂的信息（如氏族符号同禁忌符号组合）的情形极少见到。在远古约定符号基础上形成某些书写体系的情形也比较少见；如果形成这样的体系，其用途也是有限的（例如古代中国用于占卜的甲骨文体系——见第四章）。古代约定符号单独使用是它最大的特点。

古代的数目字符号、天文星相符号和历法符号，就其约定的类型来说，接近于这类句意字。同时它们的特点更主要的是有表词字的意义（或者甚至有表意字的意义），而不是句意字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表达单个的词或概念，而不是整个信息。

某些古代约定符号具有图画的形式；但这一形式总是间接地、象征性地同意义相联系（例如作为氏族象征的动物图腾图像）。另外一些曾经有过同样图画象征性质的约定符号，后来失去了这一特性，由于写法上图示化的结果而近似于几何图形（例如，许多部落的几何图形徽号，古老天文星相符号、历法符号以及某些巫术符号）。例如第三种符号，即所有权符号，只用来把自己的东西或家畜同别人的东西或家畜区别开来；所以这些符号，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什么造型，而且通常用一个最简单的几何图形（几条线，十字和圆圈组合一起）画在这些东西上，因为这种简单形式便于把这些符号画在自己的东西或家畜身上。最后，第四类约定符号具有不依靠造型手段表达的意义；例如，属于这类的有借助不同数量的点、线或圈表示数的古老方法。

7

古老的约定符号大概在图画文字产生之前很久就出现了。

例如，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时的石板上露出的细细的平行刻纹，有时被看作有约定符号的意义（拉法拉西岩洞、原始人村落遗址、多尔多涅的山洞）。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符号和图形几乎具有毋庸置疑的约定意义。其中如手的图形象征控制权，还有某些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时期动物图像周围出现的点点（如拉法拉西岩洞），大概也还有旧石器时代花纹图案的各种不同的语义成分。

旧石器时代晚期马格德林文化时代的几何形符号特别令人感兴趣。属于这类符号的有：画在野牛图像上的字母形符号（马尔苏利亚斯岩洞），一只鹿角残片上很像字母（特别是像腓尼基的字母a'lef）的三个符号（古尔丹岩洞），等等。这些符号极有可能是服务于原始巫术。例如，这可由下述事实所证明：马尔苏利亚斯岩洞的一只欧洲野牛的头被长矛尖刺穿，而这头野兽身上的符号很像手掌印，似乎象征着对它的控制权。在进入马格德林时代的法国巴西加岩洞的洞口岩石上发现的图像（第7图，a）使人更感兴趣。这一图像被某些研究人员解释为宣布禁止进入岩洞的图画符号。(43)但是这个解释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

第7图　最古老的约定符号
a——巴西加岩洞内的符号（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德林文化）。б——马斯德亚昔尔符号

在中石器时代约定符号见得更多了。

所谓“马斯德亚昔尔符号”特别引人注意。1887年在中石器时代的马斯德亚昔尔岩洞（法国境内比利牛斯山脉）发现的这些符号，是些扁平的小石子（卵石），上面用赭石色画出几何形花纹（椭圆形的斑点、横线条、十字形、格子形、星状等——见第7图，б）。在上比利牛斯山的其他中石器时代的岩洞（德拉克劳扎德岩洞、拉图拉斯岩洞、古尔丹岩洞、里耶塔岩洞等）中也发现有画在卵石上类似的图形。发现“马斯德亚昔尔符号”的法国学者E．Piette认为，这些图画是古代文字的文物，认为马斯德亚昔尔岩洞是规模巨大的培养书写人的地下学校。E．Piette还提出了腓尼基文字字母起源于马斯德亚昔尔符号的理论。(44)

现在对“马斯德亚昔尔符号”的这种看法已经没有人支持了。(45)J．Février正确地问道：“如果绝大多数情况下每块小石片只有一个符号，怎么能够设想这种文字的使用呢？”(46)此外，如果中石器时代的人就有发达的、带有完整约定符号体系的文字，那么这与有关这一时代的人的全部资料是相矛盾的。所以当代的研究者认为，马斯德亚昔尔符号只用于原始的巫术和占卜。有一种假设十分流行：根据这一假设，这些符号好像是亡故亲人的“灵魂安息所”。(47)在中石器时代另一岩洞（瑞士比尔泽克洞）发现的200多块卵石证实了这点；其中大部分卵石还在上古时期就被人故意打碎。显然，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当敌对的氏族攻击比尔泽克洞的居民时毁掉它的庇护者——死者的灵魂。也不排除马斯德亚昔尔卵石是计算符号的可能性。

在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的遗物上，约定符号（其中包括几何形符号）是特别常见的。在岩画、陶制品、武器以及其他几乎在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俄国）发现的物件上，都留有属于这几个时代的约定符号。1927年在法国的克洛泽尔村社发现的难以猜测的字母形符号在考古学家中引起了轰动；在此地发现的一件由一些符号组成的“铭文”，这些符号同克里特文字的符号几乎一模一样，这一“铭文”特别引人注意。现在有人认为，“克洛泽尔符号”属于高卢-罗马时代，具有巫术作用；至于那个符号同克里特文字符号接近的铭文，被认为是件仿制品。(48)

许多仍停留在氏族制阶段的现代民族——美洲印第安人、极北地区、非洲、澳大利亚、大洋洲的民族，也曾广泛使用约定符号——图腾符号、巫术符号，特别是所有权符号（第8图，a）。尤其是，一些经历过氏族制的部落中最流行的文身，具有约定符号的性质。许多这样的部落（波利尼西亚、新西兰）的文身具有复杂的交际含义：它表明文身者的社会地位，说明他立下的功劳。性的成熟、结婚、作战、立下战功和狩猎收获，占有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在皮肤上用约定符号表示。这些花纹复杂的符号有时几乎布满全身，它说明一个人在一生一世中经历的重大事件（第9图）。

第8图　某些现代民族在过去使用的约定符号
a——非洲黑人和日本北部虾类族人的所有权符号；
б——美洲印第安人“报信人权标”符号；
в——澳大利亚某些土著人的“丘林加”护符

第9图　约定符号式文身的例子

现代文明民族还保留着句意文字式的约定符号的用法。肩章上的不同标记，学校的校徽、社团的徽章、国徽和军旗上的标记等，都可以归于这类符号。

8

创造和使用约定符号的能力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如下几个主要阶段。

从最初起，原始人就把自然界的各种不同的现象看作是“约定的符号”(49)，例如，森林中留下的足迹和折断的树枝看作有人走过或某种野兽经过的标记，篝火的灰烬看作此地曾有人停留过的标记。

J．Février写道：“在这方面，旧石器时代晚期雪地上的足迹可能起的作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所有天寒地冻的地方，人们为了保证自己的日常生活，从一开始，依赖狩猎的成果大大超过依赖采集的果实。地面积雪形成了所谓‘天然的记录簿’（如果用这个老生常谈的用语表达的话），任何生物都不得不在它上面留下自己明显的痕迹。因此，奥瑞纳文化的时代和马格德林文化的时代的猎人认识好几百种踪迹，在他们的脑海中每一种踪迹都同一定种类的动物相联系，同相邻的部落有联系，等等。因此可以说，他们学会读早于学会写。”(50)大多数现代狩猎和游牧民族“辨读”踪迹的本事是十分高明的。熟练的“追踪者”根据脚印不仅能确定过往动物的数目，辨别它们的种类，而且能断定它们的年龄大小，判定它们活动的目的。M．科斯文谈到土库曼的追踪猎手时说：“如果他们认识母骆驼的足迹，他们也就认出了小骆驼的足迹，如果他们认识公兽和母兽的足迹，他们也就认出了小兽的足迹。”(51)

下一个阶段人类学会了人工复制和消除“天然的”记号；例如，故意在石头地面上留下行走的足迹，在路上折断树枝以便狩猎的同伴能够找到他，为了掩盖所经路线而有意识地去掉脚印。

再下一个阶段，人类学会了制造和使用自然界中没有的约定符号。例如，印第安人狩猎时在树上插一支箭表示他们的去向；澳洲土著人离开住宿地时用脚在沙地上画一条线并在线的末端插一根树枝；线的方向和长度表示所去的方向和距离(52)。

原始巫术认为在现实中彼此毫无联系的事物和行为之间存在隐蔽的相应关系和联系，这种巫术促进了约定符号的产生。

原始的花纹图案也是远古时代约定符号（其中包括原始文字符号）的来源之一。近几年来考古学家A．A．福尔莫佐夫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几篇论文。尤其是他从所谓“木椁文化”（公元前20世纪末期至公元前10世纪初期在东欧的草原地带）的陶器上的花纹图案中分出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神秘符号”（第10图，下）。福尔莫佐夫把木椁文化的符号看作远古文字体系之一，因此他的这一理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第10图　古代陶器上的约定符号和象征性图形
上——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特里玻利耶文化”饰花纹图案的陶器上的象征性图形和约定符号（根据Б．A．雷巴科夫）；下——公元前2000—前1000年“木椁文化”陶器上的约定符号（根据A．A．福尔莫佐夫）：1——尼科波尔、谢尔科；2——彼列耶兹德纳雅；3——塔甘罗格；4——普罗列伊卡

他正确地指出，古代花纹图案几乎总是含有一定语义的，随着它们的不断发展，无论在结构方面还是在意义方面也不断复杂起来。福尔莫佐夫进一步写道：“这些观察所得使我们能够确定东欧草原地带文字产生的如下顺序进程：由表面有单一成分的花纹图案的陶器——到由不同成分组成的许多花纹图案带的陶器——再到一个圈带内结合不同花纹图案成分的陶器——然后到有许多符号的陶器。”(53)

是否可把木椁文化的约定符号看作文字符号，如果可以这么看，那么它是什么样的文字符号——这个问题将在第四章中加以研究。我们在此只谈一谈古代约定符号起源于原始花纹图案的理论。

毫无疑义，古代花纹图案的许多成分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作用于世界的意图。同样毫无疑义的是，花纹图案先于原始文字，大概也早于古代的图画。流传至今的岩洞内岩石和石壁上的远古图画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层积中还发现了画在兽骨制品上的圆圈形、曲线形、平行线形花纹图案的古老成分。很可能，前面提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时石板上的细细的平行刻纹也应该看作是原始花纹图案的萌芽。

Б．A．雷巴科夫院士写道：“在民间的花纹图案中，也如同在古老的文字中一样，铭刻着人民古老的智慧，他们的世界观的萌芽以及人类用艺术手段作用于他们觉得神秘的自然力的最初尝试。”(54)这里，他的确谈的是比较晚期的，“特里玻利耶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的花纹图案（第10图，上）。

极为可能的是，远古时期花纹图案中某些表义成分转化为图画字，然后又转化为表词字。属于这类成分的大概有：圆圈象征太阳，波状线象征水，十字形象征四面八方以及别的东西；无怪乎这些符号在所有远古文字体系中几乎一再出现。在比较晚期，很可能出现反借用现象，即由图画文字和表词文字借用到花纹图案中去。但是在花纹图案基础上产生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类似木椁文化符号的约定——几何形符号，则是不大可能的。某一民族在古代花纹图案中使用的一套有语义意义的几何形符号，对于完成上述任务来说是极有限的。正如第四章将要说明的，在象征性花纹图案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就更加不可能了。

原始文字和花纹图案相互影响的问题，是文字史极少研究的问题之一。

9

在文字的最初阶段，与它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文字以外的，“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

人们借助于赋予约定意义的各种实物和现象进行交际的方式，与文字十分接近，因为它们也用来把言语传至远方或者使它保留久远；通常这些东西是肉眼可见的（声音信号是例外，如击鼓声、摇铃声等表达信息）。同时这些交际方式在使用手段上不同于文字，即这些手段不通过图形，而用实物表示。

使用各种自然现象和实物（如地上的足印、折断的树枝等——见第三章第8节）来传递和记录最简单的信息，不仅早于文字的产生，而且早于原始的绘画。

使用各种不同的实物来表达信息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例如，北美印第安人送一柄短战斧表示宣战。短战斧由使者送去放在地上；如果敌方拿起短战斧，这就意味着他们应战。同样，烟斗是和解的象征，敌对部落的代表轮流吸烟斗则表示和解。在苏门答腊，送盐是表示友好，送辣椒则表示敌对和愤慨。斯拉夫各部落用端上面包和盐来表示欢迎和友好。非洲平原地区许多部落用篝火和烽烟的复杂信号把各种信息（敌人临近、头领死亡、欧洲人到来、号召拿起武器、邀请参加庆典等消息）传到远方；草原印第安人用挥舞被单来传递信息。许多森林部落为了上述目的还使用更为复杂的击鼓信号。

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人“实物”传书的故事是颇负盛名的。似乎有一次斯基泰人给波斯人送了一封“实物”信，此信是由一只青蛙、老鼠、鸟和五支箭组成。信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波斯人不会像鸟那样在天空飞翔，像青蛙那样在沼泽地上跳跃，像老鼠那样在地下躲藏，那么你们都必将在我方万箭齐发之下而一命呜呼。”非洲学家Georg Schweinfurt也谈到了尼扬部落用过的类似“书信”。“只要他们一旦受到敌人的威胁，他们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插上玉米穗和鸡毛，在树枝上插上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如果你们胆敢摘下哪怕一个玉米穗或者哪怕偷走一只母鸡，你们就必将死于箭下。”(55)

除了把信息传至远处之外，还使用各种不同的实物来把信息保持久远。例如，坟堆、石碑、陵墓、各种各样的陪葬品，自古以来就是坟场的纪念性记号；田界、界石、围墙，自古以来就是所有权的象征，等等。

为了把信息传到远方和用作记事，人们特别经常使用有刻痕的棍子和带结的绳子。

各个不同的民族都曾使用棍上刻痕的方法来计算、建立各种契约关系和达到记事的目的。在使用有刻痕的棍子来固定契约关系（特别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时，刻在棍子上（所谓“标签上”——第11图，в）的痕迹指出被借出实物的数量（例如，谷物的袋数）。标签刻上痕迹后分成两半：一半给债权人，另一半给债务人。斯拉夫各部落曾广泛使用标签，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农民和俄国北方一些民族曾用标签当作债务文书和用来计算交纳赋税。从前在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曾用棍子上刻痕的方法来达到类似的目的(56)。例如，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某些部落那里，丈夫离家出征或狩猎时给妻子留下一根有刻痕的棍子；刻痕指出他外出的预定天数。随着预定天数的过去，妻子则把刻痕全部划掉。

澳大利亚和非洲一些部落的“报信人权标”同标签很相近。由一个部落派往另一个部落的信使都备有这些权标，它们起着双重的作用：第一，证实信使负有全权；第二，刻痕的数目和排列是信使用于记忆的符号。但是只有指明实物数量的刻痕数目才是大家懂得的，因为书信上谈到了这点（例如，被邀请参加狩猎、庆典的人数等）；而书信的内容只有信使知道。

相较于“报信人的权标”，古隆人、伊罗克人和其他印第安人部落的信使备有的“珠串”在指明书信的内容方面更确切一些。珠串（第11图，a）就是编在或挂在腰带的一串串彩色贝壳。贝壳的数目、颜色和排列顺序都有一定的意义；有时在珠串上还画上图画，这使得信息的内容更加确切。

第11图　借助有约定意义的实物传递信息的方法
a——珠串；б——结绳；в——标签（上为整体的，下为劈成两半的）

澳大利亚一些部落的所谓“丘林加”具有另外的用途。丘林加（第8图，в）是椭圆形的小木板——它似乎是当地土著人的“灵魂安息所”，同时又是把他们同祖先连在一起的场所，丘林加上画着指出有关实物数量的同心圆和半圆；而且这些同心圆和半圆的相互排列位置和大小都有讲究。所有其余的含意都保留在丘林加持有者的记忆中。

除了各种各样的带刻痕的棍子外，过去还同样广泛地使用打结的绳子。

这种保留和传达信息的方法在秘鲁印卡人的“结绳文字”中发展极为广泛。“结绳文字”（第11图，б）的主要部分是一根粗绳，它上面系着一些带有大结小结的细绳。细绳和结的数目、大小、相互排列位置和颜色都含有一定意义。例如，如果细绳是不带色的，那它就用来计数或者用来记住有重大意义的日期。带色的绳结显然是用来表示更复杂的信息。例如，黑色表示死亡、灾祸，红色表示战争，白色表示和平，黄色表示金子，绿色表示玉米。西班牙历史学家G．de la Vega（其母出身于印卡部落）在17世纪初对结绳作了如下描写：“为了表示战争、管理、贡赋、仪式，有各种不同的结绳，每一种结绳有许多结和系着的线——红线、绿线、蓝线、白线等；我们用不同方式把西班牙语的二十四个字母加以排列组合以表达不同音素时，能够分清它们的差异，印第安人也正如我们所做的一样，他们利用绳结的不同排列和颜色就有了大量表示不同意义的方式。”(57)迄今为止结绳的确切用途还没有肯定下来。与上面说的不同，某些研究者认为，结绳只用于计算和记住最重要的日期。(58)

除了印卡人以外，其他部落（琉球群岛、冲绳岛、夏威夷群岛等地的部落）也使用结绳来帮助记事和计算。

早在原始文字产生之前，就出现了用“实物”进行交际的方法。

不仅人，而且甚至动物都有认识自然界“符号”（足迹等）的本领，不过不是自觉的，而是本能的。显然，人还在自身形成为人的时期就已经会复制和消除这些自然界的记号。使用自然界没有的“实物记号”（其中包括有刻痕的棍棒）达到记忆和其他目的，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极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刻有直线、斜线和交叉线的兽骨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留下来的；某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兽骨是用来记事和计算的(59)。早在文字出现前就产生了用“实物”交际的方法，这也为民族志的材料证实了。许多处于类似中石器时代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民族，也没有成形的图画文字，但是他们却使用了用实物交际的方法（例如，澳大利亚土著人利用篝火烽烟为信号，以及“报信者的权标”，丘林加等）。

用实物交际的方法早在文字之前几千年就出现了，之后它对文字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最早的约定符号看来就出现在这种交际方法之中。

现在也还保留着用实物传递信息的方法。例如，海轮和内河船只上用旗子和灯光来表达复杂的信号系统；公路、铁道上使用信号灯和信号旗。头巾上打结和数念珠也是用于记忆的目的。

像图画文字的图形一样，用实物交际的方法很有表现力，明白易懂，表达确切，特别是在把信息传达到远方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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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35.

(2) M．Cohen．文字．巴黎，1953：3．

(3) H．Я．马尔．语言和文字（Язык и пиcьмo）//国立物质文明史研究院通报：第4卷，第6册．列宁格勒，1931：17．

(4) И．И．墨山宁诺夫．论文字和语言的阶段性问题（К вoпpocy o cтaдиaльнocти в пиcьмe и языкe）//国立物质文明研究院通报：第7卷，第5、6册．列宁格勒，1931：7．

(5) 马尔选集：第3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1936：46．

(6) И．И．墨山宁诺夫．论文字和语言的阶段性问题（К вoпpocy o cтaдиaльнocти в пиcьмe и языкe）//国立物质文明研究院通报：第7卷，第5、6册．列宁格勒，1931：92．

(7) G．Mallery．美洲印第安人的报告的图画字//美洲人种学会年鉴第10本．第10期．华盛顿，1893：223．

(8) 张振明．中国文字和人的手势（L'écriture chinoise et le geste humain）．巴黎，1938．

(9) J．van Ginneken．人类古代语言类型学的重建（La réconstruction typologique des Langues archaiques de l'humanité）．阿姆斯特丹，1939．

(10) Č．Loukotka．文字的发展．莫斯科，1950：24．

(11) D．D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37．

(12) 例如，中石器时代的“马斯德亚昔尔符号”被当作早在旧石器时代就产生了的发达的文字体系，但与此同时却无根据地否定旧石器时代已存在有声言语［马斯德亚昔尔（Mas-d'Azil）是法国的一个地名，位于阿列日省（Ariège）——译注］。

(13) 参阅，如B．B．布纳克．根据人类学材料探讨言语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peчи пo дaнным aнтpoпoлoгии）//人的起源和人类在古代的迁移：论文集（Пpoucxoждeнue чeлoвeкa u дpeвнee pacceлeнue чeлoвeчecmвa）．莫斯科，1951：205-290．

(14) И．И．墨山宁诺夫．论文字和语言的阶段性问题（К вonpocy o cmaдuaльнocmu в nucьмe u языкe）//国立物质文明研究院通报：第7卷，第5、6册．列宁格勒，1931：35．

(15) И．M．季亚康诺夫．D．Diringer《字母》一书的引言．莫斯科，1963：10．

(16) B．B．布纳克．根据人类学材料探讨言语的起源．270．

(17) J．Février．文字史．巴黎，1948：14-15．

(18) D．Diringer（《字母》，第41页和49页）在M．Dunand之后为前一类型（一组复杂的叙事性图形）的图画符号提出一个特别的名称“圣像画符”（icongraphy），这名称强调图画符号的静态性质，它不同于“纯图画文字”，D．Diringer把按时间顺序表达许多单个的信息部分的《连环画故事》归之于“纯图画文字”。

(19) M．Cohen把后一类图画符号（因为它们似乎为口头叙述而用作标记）称为“信号-图画符号”，这有别于Cohen称之为“符号-图画字”的所有（代替口述的符号）其余的符号（M．Cohen．文字．巴黎，1953：16）。

(20) 文字史上可以见到用艺术手段制作的甚至用多种色彩制作的实际画图（例如墨西哥文字、某些古埃及圣书字的铭文中），但是所见不多。然而绝大多数最早期文字的文物是呈明显图示性的。

(21) И．M．季亚康诺夫（见D．Diringe《字母》一书的引言，第7页）给这样的约定-象征性图画符号提出一个名称“象征文字”（cимвoлoгpaфия）。但是大部分图画符号把直观-图画成分和约定-象征性成分结合一起。

(22) П．П．叶菲缅科．原始社会（Пepвoбыmнoe oбщecmвo）．基辅，1953．

(23)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人类社会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чeлoвeчecкoгo oбщecтвa）//世界史：第一卷．莫斯科，1965：47．

(24) H．A．德米特里耶娃．艺术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иcкyccтвa）//艺术通史：第1卷．莫斯科，1956：12．

(25) 奥瑞纳文化以及继它之后的索留特列亚文化都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译注

(26) 洛塞尔的人形浮雕像是例外。

(27)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人类社会的起源//世界史：第一卷．莫斯科，1965：63.

(28) 显然，只有在某些奥瑞纳-索留特列亚文化的动物图画周围出现的虚点才有约定意义（例如拉法拉西洞窟的奥瑞纳层堆积的石板上的动物图）。

(29) 除了这一基本用途外，正如所指出的，许多原始图画，用于施行巫术的目的。

(30)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人类社会的起源//世界史：第一卷．莫斯科，1965：64．

(31) B．B．希纳克．参阅，如B．B．布纳克．根据人类学材料探讨言语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peчи пo дaнным aнтpoпoлoгии）//人的起源和人类在古代的迁移：论文集（Пpoucxoждeнue чeлoвeкa u дpeвнee pacceлeнue чeлoвeчecmвa）．莫斯科，1951：271．

(32) G．Goury．人类的起源和进化（Origine et évolution de l'homme）．巴黎，1927：306．

(33) J．Février．文字史．巴黎，1948：33．

(34)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人类社会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чeлoвeчecкoгo oбщecтвa）//世界史：第一卷．莫斯科，1965：101．

(35) B．什列夫．原始艺术发展的基本阶段（Ocнoвныe этaпы paзвития пepвoбытнoгo иcкyccтвa）//艺术通史：第1卷．莫斯科，1956：31．

(36)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原始造型艺术和建筑术（Пepвoбытныe изoбpaзитeльныe иcкyccтвa и apxитeктypa）//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32卷．莫斯科，1955：359．

(37) 参阅前面提到的B．B．布纳克的著作《根据人类学材料探讨言语的起源》（Пpoucxoждeнue peчu no дaнным aнmponoлoгuu）（第275-280页）；П．И．鲍里斯科夫斯基的《关于人的起源的新材料》（Hoвыe дaнныe o npouзxoждeнuu чeлoвeкa）（莫斯科，1955年）和M．Ф．涅斯图尔赫的《人的起源》（Пpouзxoждeнue чeлoвeкa）（莫斯科，1958年）。

(38) 所谓多式综合语（Пoлиcинтeтичecкий язык）或称编插语（Инкopпopиpyющий язык），其句子似乎是一个复杂的合成词，是在句子的主要成分（谓语）上加上句子的其他成分以及形式词素的方式构成的；后者也可以不说明个别的词，而说明整个句子，而且通常放在句首和句末。例如楚克奇语中“我杀死肥鹿”一句似乎只用一个复合词表达“Tы-oтa-кaa-имы-pкын”，这里ты是第一人称的前缀，pкын是现在时的后缀，其余的似乎是“肥”“鹿”“杀死”这几个词的根词干。

(39) 非洲各民族．莫斯科，1954．

(40) Ю．马欣．在乌里扬诺夫家里（B ceмьe Ульянoвыx）．少先队真理报，1959．7．5．

(41) 参阅B．伊斯特林．伏洛佳·乌里扬诺夫的谜语信（Зaгaдoчнoe пиcьмo Boлoди Ульянoвa）．少先队真理报，1961．

(42) 图腾，主要是动物或者植物，甚至某件东西，根据许多处于氏族制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人等）的信仰，这些东西好像是该氏族集团的祖先和庇护者；每一个氏族集团都以自己的图腾为名。

(43) К．Beйлэ．由标签到字母（Om бupкu дo aзбyкu）．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56．

(44) E．Piette．马斯德亚昔尔的带色卵石（Les galets Coloriés du Mas d'Asie）//人类学，7．巴黎，1896：385-427．

(45) 在葡萄牙阿利瓦奥的新石器时代古冢发现了同马斯德亚昔尔符号类似的符号之后，有关腓尼基字母起源于马斯德亚昔尔符号的理论又暂时抬头了。某些德国历史学家（G．Wilke，G．Schürahdt等）把阿利瓦奥符号看作是介于马斯德亚昔尔符号和腓尼基字母之间的“中间环节”，而在这一基础上又重新提出字母-表音文字起源雅利安人，而不是闪米特人的理论［参阅，例如：G．Wilke．西南欧洲的木椁文化及其东渐（Südwesteuropäische Megalithkultur undihre Bewegung Zum Orient）．维尔茨堡，1912］。

(46)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34．

(47) П．П．叶菲缅科．原始社会（Пepвoбыmнoe oбщecmвo）．基辅，1953：252．

(48) G．Goury．湖畔城市的人（L'homme de cités lacustres）．巴黎，1932：32．

(49) 这样的“认识”不仅人有，动物也有；但是动物的看法不是自觉的，而是本能的，或者是条件反射的。

(50)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17-18．

(51) M．科斯文．原始文化史概论（Oчepкu ucmopuu nepвoбыmнoй кyльmypы）．莫斯科，1953．

(52) M．科斯文．原始文化史概论（Oчepкu ucmopuu nepвoбыmнoй кyльmypы）．莫斯科，1953：131．

(53) A．A．福尔莫佐夫．带神秘符号的木椁文化的陶器（Cocyды cpyбнoй кyльтypы c зaгaдoчными знaкaми）//古代史通报，莫斯科，1953，1：199．

(54) Б．A．雷巴科夫．花纹图案——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Opнaмeнт—мyдpocть тыcячeлeтий）．苏维埃文化报，1964．5．9．另见Б．A．雷巴科夫．铜石并用时代农人的宇宙起源学和神话（Кocмoгoния мифoлoгия зeмлeдeльцeв энeoлитa）．苏联考古学，1965，vol．1，2．

(55) К．Beйлэ．由标签到字母（O бupкu дo aзбyкu）．116．

(56) K．Wuttke．文字和文献的历史（Geschichte der Schrift und des Schriftums）．柏林，1872：62．

(57) G．de la Vega．王家述评（Commentarios reales）．里斯本，1609．

(58) E．Nordesköld．图画字和其他的文献（Picture-Writing and other Documents）//比较人种学研究：第7卷，第一部分．哥德堡，1928．

(59) G．Goury．人类的起源和进化（Origine et évolution de l'homme）．巴黎，1927：245．

第四章　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1

上一章已经说明，初期句意文字（图画文字和远古约定符号）的形成决定于母系氏族集团变成为比较大而稳定的部落公社。这两类句意文字中，图画文字对文字发展的影响最大。古老的表词文字是在图画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

图画文字的特点之一是：它所用的图像很不稳定，往往由书写人“发明”。这种文字不需要学，大家都懂；这符合有阶级以前的氏族-部落公社的性质。但是，尽管图画文字人人都懂，它却是一种不完善和不规则的文字。图画字由于自身的不稳定性而可以作不同的解释。用这种文字很难表达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记事。

因此，随着社会、思维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对规则的书信往来要求的产生，偶然性的图画文字图像就越来越清楚地分成一个个图画符号；于是这些符号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形式上也越来越稳定下来。

每一个图画符号逐渐固定下来表示一定的意义，它语义上对应于某一组意义相近的词；每一个符号的确切形式也逐渐巩固定下来。符号书写的顺序也越来越同该语言中词的句法结构顺序相符合。

例如(1)，表达“我杀死两只狮子”这个信息，在图画文字中可以用一个手持长矛杀死两只狮子的人的图画表达。但是代替长矛可能画成一根大棒或者弓箭；狮子也可能画成大小不同，或幼小或成年，或公或母，根据所表达事件的细节而异。但是无论如何，图画字总是写法上没有分成为单词，而是从整体上来理解的图画结构。

在表词文字体系，同一个“我杀死两只狮子”的信息借助单个的、写法上分开的符号来表达；符号的数目符合词的数目，确切些说，符合表述的独立语义单位的数目。然而为了表达每一个词（每一个语义单位），通常使用同一个固定的符号；例如“杀死”这个词，在某一表词文字体系中用长矛的图形表示，在另一种表词文字体系中则用弓箭表示，在第三种体系中用大棒来表示；“两只”这个词用两条短线或者两个点来表示。与图画文字不同，书写人已不能依自己的兴趣或者所表达事件的具体细节任意改变符号的形状。不管狮子是被什么武器（长矛还是大棒，或者弓箭）杀死的，书写人总是用该文字体系中固定于“杀死”这个词的一定符号来表达它。书写符号的顺序也不是偶然的；它符合该语言特有的词在句中的句法顺序。符号稳定下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对文字定出规则，这是图画文字向表词文字过渡的历史时期的特点（见第四章第4节）。

在表词文字的初期阶段，写符号稳定的同时，符号的数目也不断增加。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由于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文句的复杂化，需要表达越来越多的不同的词。

此外，符号结构的复杂化增加了表词文字体系的复杂性。

最初，由图画字分出“意词字”，后者与词的意义直接联系，而且用造型手段表示这些意义。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用文字表示抽象意义和一般意义的词以及专有名词的需要与日俱增。与具体意义的词不同，这些词很难用直观-造型手段或者象征手段来表达。正是为了表达这样的词，许多意词字在同音词的基础上变成为“音词字”，后者与词的读音（而不是词的意义）直接联系。

但是意词字可以表示几个意义近似的词，因此，它们往往也是多音词。相反，音词字总是表示几个读音近似的词，因此，它们也是多义词。所以，在所有表词文字体系内，后来形成了表示词的综合表意-表音法。这一方法通常由表达几个读音近似的词的音词字同定义符号结合而成，定义符号指出音词字属于这几个词中的哪一个。

这样，一种更加完善的，但却更复杂得多的，需要长时间学习的表词文字便在图画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种文字一旦失去其通俗易懂的性质，就变成为少数人——祭司、国家官员、后来是职业书吏——的私有物。这种情况是与社会日益分化为阶级的状况相适应的。

2

句意文字的另一种，即古老的约定符号，与图画文字不同，它从来也没有成为广泛通用的表词文字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在这类文字体系中只有少数个别的表词字由古老的约定符号产生。

这种情况是因为广泛通用的表词文字体系（即用来表达任何信息的文字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平均包含几百乃至数千个表词字。图画字的造型要素对构成表词字来说拥有几乎无穷尽的机会。相反，任何一个民族使用过的整套古老约定符号总是很有限的；因此约定符号不能给广泛通用的表词文字体系提供足以发展的基地(2)。此外，在图画文字基础上产生的表词字的图画形式，非常便于一开始就认出它们来。相反，如果表词文字体系的许多符号一开始就是约定形式（如几何图形式），而不是图画形式，那么使用这样的文字体系，对于刚开始学习复杂的表词文字的人来说，将是一项异常困难的任务；而且这也同古人的具体的形象思维相矛盾。

只有用途不广的表词字才有时在约定符号的基础上产生，即使如此，也是很少很少的。下列体系可以作为这类文字体系的例证：古代中国用于占卜的六十四卦（线型的）（见第四章第10节）；日耳曼古代文字符号体系（最初也主要用于占卜和施巫术——见第八章）；根据赫拉伯尔修士的《文字的故事》（Cкaзaнue o nucьмeнax），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之前他们用来占卜和计算的“线条和刻画”（见第九章）；60年代初Б．A．雷巴科夫译解的古代斯拉夫的历法符号（见第九章）。

很可能，第三章谈到的公元前20世纪末期至10世纪初期“木椁文化”的陶器上的神秘符号，也是用于类似的有限的目的——占卜、施魔法或者计历法（第10图）。看来，对这些符号持这种看法是为下述事实所证实的：某一个陶器在烧制前画上10到20个符号；而且一些符号很相似，另一些符号在形式上明显不同。但是更可能的是，这些符号是不同氏族的氏族符号；烧制前把这些符号画在陶器上，这样做是由于陶器事先预定用于不同氏族的代表参加友好的喜庆宴会。无论如何，在一件物品上集中画上这些（以及类似的）约定符号，不能像研究这些符号的学者A．A．福尔莫佐夫做的那样，认为是用途广泛的表词文字体系的样板(3)；正如文字史所表明的，这种用途广泛的文字体系总是产生在图画文字的基础上，而不是约定符号的基础上。此外，这种表词文字体系的独立形成，通常是与古老的奴隶制国家的形成相适应的（见第四章第4节）；而“木椁文化”却是原始公社制度的文化。

把“木椁文化”的符号看作“字母型的符号”（即字母-音素符号）(4)是不大可能的。正如第六章说明的，要独立创制一种字母-音素文字，就必须有更加高的发展水平，高于“木椁文化”所适应的那种水平；闪米特语所特有的语言特点（如根词词干辅音化）颇有助于这种文字的创立。对于“木椁文化”的代表者来说，也不可能借用字母-音素文字，因为这种文字只是在公元前20世纪末期至前10世纪初期前不久，才在远离“木椁文化”地区的闪族西部中心地带形成。

3

国外许多文字史学家——F．Gommel，I．Gelb，R．Vulli，H．Jensen，J．Ball，Č．Loukotka和D．Diringer——提出了表词文字的单源论。他们认为，表词文字产生于某一民族的某一地区，然后由于别的民族借用而在他们那里流传。例如F．Gommel(5)和H．Jensen(6)提出埃及文字源于苏美尔文字，相反，Č．Loukotka(7)提出苏美尔文字源于埃及文字，然而J．Ball，R．Vulli以及追随他们的I．Gelb(8)（他的专著的衬页上印有字母起源表），提出不仅埃及文字，而且甚至汉字（通过原始印度文字）都源于苏美尔文字。

为国外最流行的表词文字源于苏美尔文字的单源论假说作辩护的人提出了三点论据：（1）苏美尔文字是最古老的文字；（2）苏美尔文字的许多图画表词字在形式上同埃及文字、汉字、克里特文字以及其他文字的相应的表词字近似（如水、火、人等的符号）；（3）科学上已经知道苏美尔文字发展的几个初期阶段（由带图画文字某些成分的表词文字到表词-音节文字），这一发展过程延续了约五百年；所有其余的文字体系（包括埃及文字和汉字体系），在我们见到的它们的最古老文物中，似乎已经是几乎成形的、发达的表词文字体系了，它们已具备许多表音符号。

上述三个论据中的第一个（苏美尔文字十分古老）并不是什么证据。第二个论据（有许多表词字形式相似）也证据不足。图画表词字通常仿造外部世界的物体，而大部分这些物体（人、身体各部、动物、植物、土地、水、火等）到处都有许多共同之处；无怪乎类似的符号出现在各个不同民族的花纹图案和图画文字中（见第三章第8节）。此外，不同文字体系的共同特征可以用不同民族在创建这些文字时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解释。最后，古老的图画表词字除了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外，在许多方面，即使根据苏美尔、埃及和中国的自然景观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它们彼此之间在形式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第三个论据最值得认真对待。的确，正如下面要说明的（见第四章第6节），埃及王朝前最古老的文字文物，按其类型来说，远不是表词文字型的，而基本上是图画文字型的，但也包含了某些表词字（其中包括音词字）；只是在埃及第一——第二王朝时期才发生向表词字-辅音文字的过渡。这里只有这一过渡阶段相对短促才证明有利于借用的假说。至于说到汉字的古老文物——殷代的甲骨文（见第四章第10节），那它们确实表明汉字早已形成纯表词文字体系（只有宗教仪式用的青铜器皿上的某些图像才有残余的图画文字性质）。

但是由于有关汉字发展最初时期的情况几乎缺少充分的材料，正如埃及文字的发展相对短促一样，所以提出它们起源于苏美尔文字的假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与埃及文字，特别是与汉字相比较，苏美尔文字发展最初阶段的研究比较充分，这可能是因为苏美尔人使用的书写材料比较坚固耐用之故。苏美尔文字的主要书写材料——泥版——是非常经久耐用的。相反，埃及文字的书写材料（瓦片、皮革、纸莎草），特别是汉字的书写材料（骨头、木片）却容易破烂。

至于说到埃及文字和汉字（与苏美尔文字相比）发展比较快，那么这种发展速度决定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字体系形成于埃及（第一至第二王朝）和中国（殷商时期）统一为大的奴隶制国家的转折时期。在苏美尔，奴隶制和国家体制的发展速度却比较缓慢，直到公元前30世纪中期，苏美尔才只有几个不大的城邦国家。

最后，埃及文字中表音符号出现较早，这可能是古埃及文字有着不同于苏美尔文字的内在要素之故（见第四章第12节）。

所有古文字体系单源论的假说的其他理由也是不充足的。例如，单源论假说完全不适用于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文字体系。恐怕这一假说也未必适用于苏美尔、埃及，特别是中国，因为正当这几个古老的奴隶制文化发源地产生文字时，这几个国家的民族之间还没有任何的文化联系(9)。此外，正如下面将谈到的，苏美尔、埃及和中国的文字在其内部和外部特点上是很不相同的。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大部分古文字体系，尤其是苏美尔、埃及和中国的文字（更不用说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文字）的产生不是借用的结果，而是由于苏美尔、埃及和中国在其文字体系形成的历史时期内，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条件和发展水平的缘故而独立产生的。(10)只有少数古文字体系（尤其是原始印度文字和克里特-米诺斯文字）形成时，外来的影响可能起过作用。

4

究竟哪些社会条件促使从不完善的和偶然的图画文字记事必然过渡到调整好的表词文字体系？

某些作者，特别是R．Vulli认为，“社会都市化”和城市生活的发展是成系统化文字产生的原因。当然大城市的出现，城市生活的发展，对文字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但是，由于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国家的形成和贸易的发展也促使城市的出现。

因此，最初表词文字体系产生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奴隶制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因为它们特别需要规则而准确的文字记录来进行管理，在国家和寺庙的产业中进行计算和统计，满足宗教祭祀的需要、记载法典等。

历史已证实了这点。规则的表词文字（埃及的、苏美尔的、中国的、克里特的等文字）确实是几乎同古老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同时出现的（第151图）。尤其是，国家对文字制定的规则对于表词文字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除了引起与制约由图画文字向表词文字过渡的社会原因以外，表词文字特别发达的民族的某些语言特点，也促进了表词文字的产生和巩固。这些最重要的语言特点是：（1）词比较容易从言语中分出来，可以把词理解为主要的独立的语言要素，而每个要素可以用特殊的书写符号表示；（2）词没有语法变化，因为表词字表达整个的词（或者词的实义部分），而且不借助于补充的表音符号（音节符号或音素符号）就不可能反映词的语法变化。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中，孤立型词根语言(11)最大程度地促进了表词文字的发展和巩固，因为语法上不变化的词（特别是单音节词）最容易作为基本的和不变的单位从言语中划分出来。此外，孤立结构的词根语言不需要有音节或音素的补充符号来表达语法形式。

黏着型语言(12)适应于表词文字的程度较小，因为要表达构形词缀就需要有音节符号或音素符号。但是在黏着语中比较容易分解出不变化的根词干，而且可以用表词字很好表示出来；此外，表示根词干的表词字在这方面可以轻易地同用来表达词缀的表音符号结合起来。

不与表词文字相适应的还有屈折型的语言，尤其是多式综合型的语言(13)，因为屈折语，特别是多式综合语中，词很难从句中分出；此外，屈折语中词也较难分为根词干和词缀。

特别是在中国，表词文字有了极大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汉语属词根孤立语之故。苏美尔语和日语的黏着性又便于这两种语言的文字发展，它们沿着表词-音节文字的道路发展，沿着表示不变化的词根部分的表词字同表示语法词缀的音节符号相结合的道路发展。

语言——例如古汉语、苏美尔语，部分也在埃及语——中所有的或多数的词都是单音节词，也有助于表词文字的形成，因为如果词对应音节，词就特别容易从言语中分出来。另一方面，如果语言中不仅有单音节词，而且有多音节词（埃及语、亚述-巴比伦语），特别是由单音节词复合而形成多音节词（汉语），这些都促使单音节的音词字变成这些多音节词的单个部分（音节或词素）的符号。

5

同句意文字相比较，表词文字反映语言要准确得多。

它不仅表达言语的内容，而且表达言语的一个个的词，发达的表词文字还表达词的句法顺序。这种情况在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借用表词文字的情况下（如日本人借用中国人的文字）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这两个民族的语言中词的句法顺序不同，那么即使使用相同的表词字表达某个句子，它们在这些语言中排列的顺序也是不同的（见第66图）。表词字也反映语言的词汇，虽然词汇量很大，但（与整个表述内容相比较）毕竟是有限的。此外，表词字比较稳定，组成规则的“文字体系”。最发达的表词文字，尤其是词素文字（如现代汉字），具有一切条件来表达各种各样最复杂的作品。

与字母-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相比较，表词文字具有某些优点，最主要的是：（1）表词文字的容量较大，这是因为在这里一个符号表示一个完整的词，而不是单个音节或音素；例如，根据全苏印刷科学研究所的统计，表达同一个文句，用汉字比用俄语字母约少四分之三(14)；（2）意词字具有独特的国际性质，这是因为这些符号类似数目字，直接同词的意义联系，而不是同词的读音联系；因此同样的表词字可以被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如中国人和日本人）来利用，虽然他们的读音不同。

尤其是，由于上述第二个特点，表词文字对于那些古老的、人种成分复杂的国家（巴比伦、亚述、古代波斯）来说是十分方便的，对于那些全民统一的口语尚未足够普及的民族（如中国）来说也是很方便的。由于意词字具有上述优点（容量大和国际性质），所以它们在现代科学中运用很广。正如第一章谈到的，数目字，以及代数、化学、天文学和其他科学符号非常接近于意词字。

说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都懂得这个算式，它只用了25个符号就表达出来。如果用俄语字母来写这个式子：кopeнь квaдpaтный из двaдцaти вocьми биллиoнoв вocьмидecяти oднoгo миллиapдa пятиcoт шecтидecяти тpex миллиoнoв тpидцaти тpex тыcяч шecтиcoт шecтнaдцaти кyбичecкиx мeтpoв paвeн чeтыpeм тыcячaм шecтьcoт чeтыpeм кyбичecким мeтpaм，yмнoжeнным нa oднy тыcячy cтo пятьдecят oдин（二十八万零八百一十五亿六千三百零三万三千六百一十六的平方根等于四千六百零四乘以一千一百五十一），那只有懂俄语的人才知道，而且所用的符号数目多许多倍，占的篇幅也大得多。

表词文字除了优点以外，还有比较大的缺点。最主要的缺点是：（1）靠表词字很难表达抽象意义的词（特别是表意词）和专有名词；（2）表词文字体系极其复杂，符号很多；（3）借助表词字很难表达词的语法形式；（4）表词文字的保守性质，因此，它逐渐失去同发展中的语言的联系。

第一个缺点只在表词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才有，在这个阶段中它还没有形成复杂的纯表意词（见本章第11节），也没有表达抽象意义的词和专有名词的表意-表音结合的手段（见本章第12、13节）。

表词文字体系的第二个缺点是这种文字的符号极其庞杂，这是因为表词字通常是表示词，而语言中词的数量又十分庞大。只有在如下两种有利的情况下这个缺点才减弱：第一，语言中通过最初单音节词合在一起构成多音节词，这样一来，单音节词变成了根词素，同时书写符号不表示整个词，而表示这些根词素，根词素的数量要少得多(15)；第二，表示词（尤其根词素）的表音-表意的综合法得以发展（即根据用于表示几个同音词的音词字加上确定该表词字的定义符号的原则）。正如下面将说到的（见本章第14节），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保证了现代汉语的词素-表词文字用比较有限数量的基本符号确切表达言语。但是，即使上述两种情况结合起来，用来确切表达言语的表词字和词素字的数量仍然比音节文字或字母-音素文字的符号要多得多；特别是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许多符号使初学识字的人感到困难。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这一缺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逐步过渡到音节文字或字母-音素文字的最重要原因。(16)

不仅如此，由于表词文字的这一缺点，文字史上几乎不曾见过发达的纯表词文字体系。表词文字一般有两种形式：或者是刚由图画文字过渡来的形式（如阿兹特克文字）并适用于只表达最普通的信息，或者是除词的符号——表词字以外还使用表示词素的符号（如汉字），表示音节的符号（如楔形文字）或者甚至表示音素的符号（如埃及文字）的形式。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符号，那么表词文字要么包括几千个不同的表词字，要么不适于准确表达言语。

表词文字体系的第三个缺点是，借助表词字不能表达词的语法形式（如示格词尾）——产生这个缺点的原因是因为表词字表示整个词或者词的实义部分（如词根词素）。所以，如果不借助音节符号或者字母-音素符号，表词文字就不能反映词的语法变化。例如，俄文中使用类似表词字的数字符号时，为了表示格的词尾，不得不把字母加在数字上。(17)表词文字的这一缺点，对于那些其语言有词的语法变化的民族（埃及人、苏美尔人、玛雅人、克里特人、日本人、朝鲜人等）来说，使得这类文字变得特别不方便。这一缺点成了这些民族的表词文字变成表词-音节文字或者表词-音素文字的另一个原因。

只有汉字仍然是表词文字（正确些说是表词-语素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第一，汉语的词根孤立结构；第二，用原有单音节词加合法形成复杂的多音节词；第三，汉语中有比较多的同音词（诚然，不是词的同音，而是同音的单音节词素）。

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第四个缺点是：这种文字反映语言的历史发展很差，同时随着这一发展它越来越失去同活的言语的联系。旧中国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书面文学语言“文言”可以作为例证；在朗读用文言写的文章时，现在几乎听不懂，基本上只靠看（按汉字的意义）来理解它。

但是除此以外，由于表词文字反映语言的发展很差，所以这倒便于理解古代的文献。

6

现在让我们用四种研究得比较多的而且比较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中国汉字及部分阿兹特克文字——为例，来研究一下表词文字形成的初期阶段，然后再提及一下还没有解读的（但显然是向表词文字过渡的）复活节岛的文字的问题(18)。

流传到今天的最古老的埃及文字文献，是在希拉康坡里、阿比多斯以及其他地方发掘时发现的；这些文献大部分属于“第二前王朝时期”（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期），这个时候，埃及已形成了初期的奴隶制国家（诺姆）（“诺姆”汉译作“州”——译注），同时也开始了为把这些诺姆合并成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国家的斗争。

古代埃及（第12图）的历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远古的、前王朝时期——上、下埃及统一国家形成之前，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2）“古王国时期”——由埃及的统一到瓦解为一个个诺姆，即几乎整个公元前3000年代（埃及瓦解为诺姆是在公元前3000年代的后几百年）；（3）“中王国时期”——古埃及文学艺术繁荣时期，从埃及重新统一到埃及贫民和奴隶大起义以及喜克索斯人夺取埃及，即公元前2100—前1800年；（4）“新王国时期”——埃及向外大规模扩张时期，从喜克索斯人的王朝崩溃到利比亚人征服埃及，即公元前16—前10世纪（从公元前10世纪中期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和亚述人先后统治埃及）；（5）“后王朝时期”——从亚述人在埃及统治的结束到波斯人统治的开始，即公元前663年至前525年（波斯人统治时间是公元前525年至前332年）；（6）“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统治埃及时期”——从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到公元639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第12图　古代埃及

流传到今天的埃及古文献究竟是些什么呢？

Č．Loukotka断言，似乎“埃及文字是以完备的形式，好像是经过周密考虑和彻底制定的形式载入历史的，后来只作了一些调整”。(19)D．Diringer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写道：“现在，某些学者开始怀疑埃及圣书字逐渐进化的假说的正确性。他们认为，在第一王朝埃及统一时期圣书字体系就已产生，而且它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一下子人为地创立的。”(20)接着他又写道：“但是，无论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第一王朝时期，埃及文字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21)

对埃及文字古文献所做的分析表明，这样一些说法是错误的。这些文献是简短的，主要是刻在石片、骨片、国王的锤矛、印章等上面的图画文字的铭文。这些铭文由几个图形组成，这些图形合成一组画面，叙述某一事件。

最古老的埃及文字的鲜明例证是在希拉康玻里发现的纳尔迈法老的石板浮雕，某些埃及学家把他和第一王朝的奠基人美尼斯法老（公元前3000年左右）等同起来。浮雕（第13图）的一面刻有戴着上埃及王冠的法老，他举起锤矛向被打倒的敌人头上打去；这个图形不是文字，而是造型艺术。此浮雕的右上侧有其他几个图形，联成一组画。这组图形（六根纸莎草茎，上面立着一只鹰，它的爪抓住一根绳子，绳子穿过一人头的双唇，一个有波浪线的长方形，还有一柄鱼叉的图形）如果作直义（非象征性）解释，它们彼此之间是毫无联系的，也不可能理解为一幅普通的图画；它的每个图像都有象征意义，整个看来这组画是一个图画文字的铭文。

第13图　古埃及的铭文之一——纳尔迈石板浮雕

Б．图拉耶夫、A．Erman以及其他埃及学家对这一铭文解读如下：鹰象征法老，它抓着一根穿过人头两唇的绳子；这意思是：法老牵着他征服的国家的人——俘虏。在埃及数字系统中一根纸莎草茎表示“一千”，因此六根就表示俘虏人数为6000。下面的鱼叉图形表示被征服国家的名称，它同埃及“鱼叉”这个词读音相同（WC）；长方形中的波浪线作为水的象征，指明这个被征服的国家是靠近大海。法老的名字用鱼和鱼叉的图形表示，读如“纳尔-迈”。整个铭文解读如下(22)：“纳尔迈法老从他征服的沿海国家WC押解出六千俘虏。”的确，根据对这一铭文的另一种解读（A．Gardiner，H．Sotta，E．Drioton）六根纸莎草茎被理解为下埃及（埃及北部）的象征；他们对鱼叉、鱼和锤矛这个图形的读音也表示怀疑。在这一情况下铭文读如：“法老王从下埃及押解出俘虏。”(23)

这两种解读可由同一浮雕的其他写实的和象征性的图像来证实。例如，上述铭文旁边的法老图像，他举起锤矛刺向倒地的敌人，下面是逃敌的图像，二者表示法老取得的胜利。同一浮雕的另一面，头戴下埃及王冠的法老，在带着书写工具的大臣伴随下，行进在胜利的战场上，前面有四位旗手，旗上是隶属法老的诺姆的徽号；右边是两排砍了头的敌人；下面是以圣牛形式出现的法老，他用双角顶破城堡的城墙。法老本人的图像在浮雕上出现两次，一次戴着上埃及王冠，另一次戴着下埃及王冠；显然这表示法老取得的胜利导致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

另外一个图画文字性质的图像也使人很感兴趣，这一图像以浮雕的形式刻在斯科尔皮昂“王”的石棒槌的上端；此图像属于前王朝时期(24)（公元前4000年代末期），比纳尔迈铭文还要早。浮雕（第14图）的下部是戴着上埃及（即埃及南部）王冠的国王，他穿着礼服，手持锄头；国王前面的人弯着腰，拿着篮子，他正准备把什么东西从篮子里倒出来。有人认为，这个画面描绘法老掘地的仪式，目的是用法术使田地五谷丰登。

第14图　埃及古铭文之一——斯科尔皮昂“王”棒槌（武器）上端

“国王”头部右侧是两个圣书字符号：一个是七瓣花结，象征国王，另一个是蝎子，显然是表示国王名字的表音字符。浮雕的上部，在带有南部公社符号的杆上吊着凤头麦鸡，据A．Л．科采约夫斯基、B．Gann、A．Scharff等人的说法，这些凤头麦鸡象征下埃及（埃及北部）的居民。如果将此同斯科尔皮昂“王”戴着上埃及（埃及南部）王冠加以对照，整个图像可以理解为以斯科尔皮昂“王”为首的南部公社战胜北部公社的内容，同时也是胜利后在夺取北部公社领土上进行掘地的施法仪式的信息。后一信息可由如下画面证实：浮雕的中间刻有几根纸莎草茎，它们好像长在国王所掘的土地上；而这几根纸莎草茎是下埃及的象征(25)。

其他一些古代埃及文物，如阿哈（阿哈伊）的石板浮雕，同纳尔迈和斯科尔皮昂的铭文十分接近。

尽管这些铭文中所见的图形同当时埃及绘画中所用的图形几乎没有区别，但前者仍应当看作是文字的文物，而不是绘画的文物。这是因为这些图形有特殊的功能，特殊的作用，还因为它们用来叙述、记载某一信息；对这些文物的这种看法，由它们含有象征性成分、约定符号，甚至显然含有音值的符号而得到证实。因此，不能同意D．Diringer的看法，他认为：应把这些文物看作“与文字没有关系的图像，它们甚至也不是最简单的图画符号，因而，决不能当作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的过渡阶段”，他认为这样来看才是比较谨慎的。(26)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文物是文字的文物，而不是绘画的文物，那么就决不能追随Č．Loukotka把这些文物看作“完备的”“周密考虑的”“彻底制定的文字体系”，只是后来作了“某些调整”。与王朝时代的文字不同，埃及古老的文字文物明显是图画文字的式样，而不是表词文字的式样。这些铭文的图画文字性质基本上可由下述事实证明：铭文中所用的图像形成一个统一的复杂的组画，它表达完整的信息；它的图画成分只要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就会明白。此外，图像还不固定，显然，它们是为适应表达该信息的需要而创作的。图画文字的图形同艺术形象的图形相结合，而且这种结合是很有限的，以致很难确定铭文到什么地方结束，而与铭文一起的图画又在什么地方开始，——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在古埃及语中，“画”和“写”，“绘画”和“文字”，“艺术家”和“书写人”这几组词是相同的，——这也不是偶然的。

同时，这些铭文虽然属于埃及文字发展的某一早期阶段，但却不是最早期。铭文中使用象征性图像，由此后来发展了用于表达抽象意义词的埃及表意字——这一事实证明了这点；个别表音要素的存在也证实了这点。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早在这些铭文之前还有一个埃及文字发展的原始时期，纯图画文字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在公元前4000年代初，埃及存在部落制之前。埃及学家M．A．科罗斯托夫采夫写道：“埃及文字的图画的、造型的性质，以及对其他民族象形文字体系的研究，表明了图画文字是象形文字的出发点。”(27)他接着写道：“因此，象形文字逐渐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28)另一位埃及学家H．C．彼得罗夫斯基比较肯定地说：“毫无疑问，最早的时候，埃及文字也如同其他民族的文字一样，跟表音文字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种图画文字（画图的文字）……归根结底，所有埃及的圣书字都来自图画字。”(29)

由上面分析的、基本上还是图画的文字向比较完善的辅音-表词字文字的过渡，发生在第一至第二王朝的历代法老统治时期（公元前3000年代初），也就是说，几乎与上埃及和下埃及形成统一国家同时发生。

这一过渡时期的埃及文字本质上不同于前王朝时代的图画文字的铭文。第一至第二王朝时期的铭文是经过调整了的，基本上是表词文字，它有稳定的、重复使用的圣书字，既有表示具体意义的词，又有表示抽象意义的词。为了表达抽象意义的词和专有名词，广泛使用音词字，以及辅音音值的圣书字。书写符号的排列不像从前那样不规则，而是顺一条直线，经常是顺垂直线组合（但也常常顺横线组合）。符号的顺序排列反映了埃及语的句法结构。

在吉萨发现的“古王国时期”一座陵墓上的铭文可以作为这种文字的样品（见插图2）。铭文是上了色的，它也是把圣书字同艺术图像结合在一起。铭文的上面一行用圣书字表达向阿努比斯神请求接纳死者。下面左边方形中死者的图像画得很大，还画有呈献给他的祭品；右边方形中画着几个人，手捧贡品献给阿努比斯神。尽管这些图像以图画形式出现，但这一铭文的圣书字仍然是表词字，或者是辅音符号；这些符号表示一个个的词或者词的部分，具有固定的意义，排列成行，而且按意义的先后顺序表达叙述的内容。

由基本上是前王朝时期的图画字铭文过渡到“古王国时期”的经过调整的辅音-表词文字的时间是如此短促，以致使得K．Sethe提出一个所谓图画符号“自动”改造为词的符号（Wortzeichen）的理论。(30)其他埃及学家（如A．Sharff）和文字史专家（如I．Gelb，J．Février）再次提出埃及文字在这一时期似乎受到外来影响（苏美尔文字影响）的假说。例如，J．Février在指出埃及前王朝时期文字同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图画文字铭文有相似之处时写道：“但是外来的影响加速了它的进化，不然的话，这种进化可能不会使它成为真正的文字。”他接着又写道：“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两种解决方式：圣书字是在埃及的土地上形成，只是由于发掘的失败我们还不知道它逐步发展的各阶段的情形，——或者这种文字是突然形成的，但却是通过模仿国外文字的样式而形成的。”(31)

但是由于缺少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埃及和苏美尔之间文化联系的材料，以及由于埃及文字和苏美尔文字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和有不同的写法，所以使得上述假说不大合情合理。

然而究竟什么原因决定前王朝时期的文字（基本上是图画文字）迅速过渡到第一至第二王朝时期的辅音表词文字呢？这种迅速过渡并不需要提出外来影响的假说，用当时埃及的发展条件就完全可以说清楚。文字的调整和系统化是同国家的产生相联系的。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强大的统一国家。

此外，在第一至第二王朝之后的几百年内，埃及文字在结构上的发展是持续不断的。例如，埃及文字中甚至像定义符号这样重要的结构要素，也只是从第四王朝时期起才出现，只是在中王国时期才推广开来(32)。正是在这个文学艺术十分繁荣的时期，埃及文字才形成广泛使用定义符号的、严整的辅音-表词文字体系。关于埃及文字构成和使用表词字要素的原则，将在本章第11—13节研究，构成和使用辅音音素的原则则在第六章第3节研究。

7

阿兹特克人的文字文物和墨西哥其他古代文明民族（托尔特克人、米什特克人、萨坡特克人）的文字文物同埃及文字的前王朝时期的文物在类型上十分接近。

阿兹特克人（直译就是“鹤族”）于公元12世纪从北方（传说从一个叫阿斯特兰的岛上）迁移到墨西哥。15世纪初，他们组成了城市联邦，征服了相邻的部落之后建立了一个以特诺奇蒂特兰为首都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第15图）。也像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人一样，阿兹特克人在当时正由发达的氏族制过渡到奴隶制。他们建立了独特的金字塔式的建筑和雕像，数学和天文知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广泛使用铜制品和金制品，但还不知道铁器、陶轮和轮子。关于阿兹特克人文明的起源，曾有过许多稀奇古怪的理论：有人认为他们是来自沉没的亚特兰蒂斯(33)的移民，是以色列消失的十支氏族中的一支后裔；有人还试图把他们的文化同埃及文化和迦太基文化联系起来。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玛雅人比较古老的文化（见第五章）通过萨坡特克人和托尔特克人的中介影响了阿兹特克人的文化。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相近似的数目字、历法系统以及部分文物证明了这点。15世纪（原文如此，应为16世纪——译注）20年代阿兹特克人的国家被科尔特斯为首的西班牙冒险家所征服。由于阿兹特克人曾经对其征服的部落进行过残酷的剥削，这一剥削制度给西班牙征服者帮了大忙；因为西班牙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些部落对阿兹特克人的仇恨。

第15图　玛雅人的国家和阿兹特克人的国家
1——阿兹特克人的国家；2——玛雅人的古国；3——玛雅人后期的国家

阿兹特克人最古老的文物属于公元1000年代初期，最晚的属于17世纪；在这以后阿兹特克文字就被人遗忘了。大部分阿兹特克手稿被西班牙征服者和基督教传教士毁掉了；流传下来的是些历史记事，战争和经济信息，宗教祭祀和天文学的文本，风俗习惯和典礼仪式的记录；有些篇幅较大。大部分手稿用各种颜色写在鹿皮上，或者写在用龙舌兰制作的外表像纸的特殊材料上。这些手稿像手风琴那样折合起来，用漆木板夹住。(34)

阿兹特克文字基本上是图画文字。每一部手稿是一套做工讲究、多种颜色的写实叙述性图画，讲述某一习俗（第16图）、历史事件（第17图）等；每一张图画对应于整个故事或整个信息的某个部分。

第16图　阿兹特克人教育儿童的教本中的一页
推测的内容。儿童在11岁以前（11个圆圈）有权受到抚养（两个椭圆表示面包）；父母可以用烟熏火燎来惩罚子女，同时说明（嘴边的说话符号）他们的过失；年轻人满15岁以后（15个圆圈）就该送到祭司那里去学习（说话的符号）

第17图　阿兹特克图画文字关于墨西哥历史的一页
推测的内容。最初阿兹特克人住在岛上，分为六个部落，由一个共同的神庙、一位酋长和一位祭司（岛的下方有两个人形）把几个部落联合起来。后来他们乘船到对岸并且在一年内（带表示年的符号的四角形表示）抵达（足迹符号表示）圣山，他们带来了祭品，进行祈祷（举向天空的符号）。然后，他们又分成为八个部落，在四位祭司率领下向一块富饶的地方进发，在这个地方树木粗大，一人双手都合抱不了。在长时间会议之后，四个部落留在这个地方，其他四个部落（足迹指出）又在祭司的带领下继续前进，经过了大山。整个行程延续了28年（28个正方形的符号）

在阿兹特克文字中也使用了意词字和音词字。但是与埃及前王朝时期的铭文相类似，这些表词字并不单独使用，而是只用作图画文字图像的补充，主要用来表示数目（见第16图），表示历法各要素（“年”，“月”，“周”，“日”——见第17图），以及表示某些通常的概念（如“死亡”，“言语”，“液体”）及专有人名、地名。例如克西洛托别茨（意为“玉米穗山”）。这个专名用一座山和山巅上两个玉米穗的图像图示性地表达（第18图，a）；依特茨科阿特尔（itz-ko-atl）（意为“带刀的蛇”）这个专名用一个坐着的人和他头上画了一条带刀的蛇的图像来表达（第18图，б）。有时也使用较复杂的语音画谜法；例如，同一个依特茨科阿特尔（itz-ko-atl）专名用“箭”（itz）、“器皿”（ko）和“水”（atl）这几个符号表达（第18图，в）；地名托朗特辛科（Tollantsinko）用“芦苇束”（tollen）和“人的内脏”（trintli）两个符号表达。

第18图　阿兹特克文字中用来表达专名的图画表词字
a和б——图画表示克西洛托别茨（玉米穗山）和依特茨科阿特尔（带刀的蛇）这两个专名；в——借助“箭”（itz）、“器皿”（ko）和“水”（atl）三个表词字是依特茨科阿特尔这个专名的语音-画谜表达法

颜色的象征起着重大的作用；例如，涂蓝色的液体符号表示水，涂红色的液体符号表示血。

阿兹特克文字中使用的图画符号还是不十分稳定的。这些符号大部分是为适用于表达某一具体信息的任务而造出来的；但是在阿兹特克文字中已表现出了早就形成的传统（在不同手稿中使用相类似的图画符号，更经常的是使用相同的手段来表达相同的内容）。

阿兹特克文字的这种类型（基本上是图画文字型，但是用了意词字，甚至音词字，正如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文字一样）适应于奴隶制形成和国家产生的最初时期。阿兹特克语的多式综合结构有助于保留阿兹特克文字的图画文字性质。

8

神秘的、尚未释读的复活节岛文字看来也具有向表词文字过渡的性质。

复活节岛距离智利海岸4000公里，与太平洋其他岛屿的距离大致相同。从人种类型和语言来看，岛上居民接近于波利尼西亚人。传说他们是在公元12世纪或者13世纪迁移到岛上的；根据大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来自西边的波利尼西亚。到18世纪初，即欧洲人到来之前，岛上居民（有几千人）处于部落制阶段，从使用的工具来看，接近于新石器时代早期(35)。然而在岛上发现用途不明的石墙，巨大的雕像，以及波利尼西亚群岛唯一的、十分独特的文字。文字的文物是长约两米的木板，有许多用鲨鱼牙齿刻出的符号；当地土著人把这些符号叫作“科豪-隆戈-隆戈”——意为“会说话的木头”。大部分木板被欧洲传教士当作多神教异物而毁掉了；保留下来的大约有20块（包括一些残片）。19世纪下半期，“科豪-隆戈-隆戈”就被遗忘了。只有一位名叫麦托罗·塔瑙列的岛民阅读过其中一块木板的资料，这是1870年左右由塔希提岛的主教若珊记录下来的；若珊也根据塔瑙列的解释记录下一些符号的意义。较晚期在土著人帮助下阅读“科豪-隆戈-隆戈”的尝试（W．Tomson，1886年，K．Rautledz，1914年）几乎毫无收效。

当地居民称述，“科豪-隆戈-隆戈”文句是记录施巫术时用的歌曲和赞美歌，记录编年史、家族世系名册、战死者名册和贡物祭品清单的情况较少（用文字表达人名是不大费力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名字都有特别意义，所以可以用图画手段再现）；一些木板刻有1000—1500个符号。从外形上看，复活节岛的字是一个个分开画的造型-图示性符号，所有符号呈横行排列，彼此距离相等（第19图，a）；不同符号（据Th．Barthel统计）约600个，但其中百分之五十是字形的变体；在文句中有23个符号平均出现100次以上，135个符号平均十次以上。文字书写的方向有时从右到左，有时从左到右轮流交替。

有不少学者曾致力于释读复活节岛的文字，他们是：法国的A．Métraux，英国的P．A．Lagnon-Orgil，德国的Th．Barthel，阿根廷的J．Imbelloni。(36)在苏联曾释读这一文字的有Б．Г．库德里亚夫采夫（1943年不幸去世），H．A．布京诺夫和Ю．B．克诺罗佐夫，近几年有H．К．费多罗娃。(37)

正如Б．Г．库德里亚夫采夫（他以后有A．Métraux）所确定的，某些木板包含几乎同样的文句。在所有木板上也见到重复出现的符号组和符号群（约300个，不算变体），分析这些符号，把它们同若珊记录的意义加以对比，使得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部分复活节岛的字都是意词字，它们的意义与其图形相适应。在许多情况下，一个词用两个（有时是相同的，但经常是不同的）符号组合表示；例如，“领袖”的符号＋“手”的符号＝“最高领袖”，或者“太阳”的符号＋“天”的符号＝“太阳”（据H．布京诺夫和Ю．克诺罗佐夫解释）。某些符号可能是以同音为基础的音词字；例如，“贝壳”（pure）这个符号，据Th．Barthel的意见，也用于“祈祷”（也读如pure）这个词的意义，“鱼”这个符号（ika）用于“被打死的”（tangata ika）这个词的意义。据H．布京诺夫和Ю．克诺罗佐夫的意见，也不排除词的表音-画谜式写法；例如，用“太阳”（raa）和“雨”（ua）这两个符号来表达“他们”（raaua）这个词。

在复活节岛的文字中，表词文字的原则（符号等于词）同句意文字的原则（符号表达信息）相结合，我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这可以从如下对比加以证实：把一行“科豪-隆戈-隆戈”的符号数量同岛民塔瑙列记录这行读法的词的数量相对比。塔瑙列读的这一行（第19图）含有14个符号，而若珊用当地语言对这行读法的记录则含有56个词。这样一来，每个符号平均有几个词。看来，复活节岛的文字是“连环画”式的图画字，并且具有帮助记忆的作用；它的造型字似乎是“备忘的标记”，用来口头表达施法歌曲、历史记事、家族世系名册，并且同整个句子或者一行行歌词相符合。但是在多次重复地复制同一些文句的过程中（在新的木板上复制），采用为越来越多的单个词引进特殊符号的方法，使得文句的内容表达逐渐明确起来。结果，图画文字就越来越接近于表词文字。

第19图　复活节岛的文字
a——麦托罗·塔瑙列释读的一行“科豪-隆戈-隆戈”（数字表示单个符号，带字母的数字表示符号的重复成分）；б——用当地土著语阅读这一行的记录（数目字表示一个个单词，共五十六个词）；в——按铭文符号阅读的词的分布（据Б．Г．库德里亚夫采夫）。这一行读法的翻译：“他从天上来到地面，来到豪图马图阿的两块土地上，他回到天的基座，回到大儿子的两块土地上，两块土地上，（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他乘坐小儿子（最好的儿子）的船来到这里。他从天上来到地面。”

许多研究人员在复活节岛境外寻找“科豪-隆戈-隆戈”的来源。例如，G．Hevesi(38)根据“科豪-隆戈-隆戈”的符号同印度最古老的（公元前3000年代至前2000年代），尚未释读的摩亨佐·达罗（按：属今巴基斯坦境——译者）文字外表上的相似，提出摩亨佐·达罗文字和复活节岛文字同一根源（未传至今天）的假说（第20图）。但是这两种文字相隔3000年，两地相距15000多公里，这些事实使G．Hevesi的假说变得不可思议。玻利维亚学者Ibarra Grasso提出的假说可靠得多。根据Ibarra Grasso的看法，复活节岛的文字是在秘鲁（安第斯山系）象形文字的影响下形成的，南美来的移民把这种象形文字顺便带到了岛上。挪威旅游学者托尔·海尔达尔在其著作《“康提基”号旅行记》（Пymeшecmвue нa Кoн-muкu）和《阿库-阿库》（Aky-aky）中发展了复活节岛文化起源于南美（印卡前）的假说。(39)

第20图　根据G．Hevesi的观点，对比原始印度字（第1、3、5、7行）和复活节岛的字（第2、4、6、8行）

凭着欧洲人见到的复活节岛上居民所处的那种发展水平，要独立创制与表词文字十分接近的文字和岛上文化，是不大可能的。同时可以肯定，这种文化和文字的基础是波利尼西亚的，尤其是“科豪-隆戈-隆戈”的所有图形明显反映出岛上的植物、动物和人们日常生活。因此，最可靠的假说是：在推测的南美人侵入该岛之前，那里已经存在着图画文字；而移民只不过促进这种文字改造为更完善的文字而已。后来，由于当地居民同外来移民发生冲突，后者被消灭了，在这之后复活节岛的文化才衰退下来。

9

苏美尔文字的最古文物，在类型上有许多地方同古埃及的文物相近。但同时苏美尔古文物有自己的特点：形成纯表词文字的时间比较早，而文字中出现表音成分的时间却比较晚。正如下面说到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决定于原始苏美尔文字的特殊内容。

苏美尔人说的是黏着型的孤立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他们移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平原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代初期或中期。通常把苏美尔-阿卡德文化的远古文物分为三个时期——包括几乎全部公元前4000年代和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也就是说（根据发现文物的城市名称）分为（1）埃尔奥别依德时期，（2）乌鲁克时期，（3）詹姆迪特纳斯尔时期。每一个时期又分成几个分期，用顺序数字表示；分期的时间越早，数字则越大。

苏美尔最古老的文字文物是在乌鲁克城的早期地层中发现的；这些文物属于公元前4000年代下半期，即推测苏美尔人移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平原以及随后在那里建立了几个小的奴隶制城邦国家（这些国家的中心是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爱里都、拉格什、拉尔沙等城市——第21图）的时间。德国最著名的苏美尔学家A．Falken-stein(40)把苏美尔最古老的铭文归到乌鲁克时期的第四分期（公元前3200—前3100）；苏联的亚述学家И．M．季亚康诺夫(41)把自己发表的石板上刻的苏美尔铭文（第22图）划定的时间更早——乌鲁克时期的第五分期（公元前3400—前3200）。

第21图　古代前亚细亚和小亚细亚

第22图　刻在石板上的苏美尔最古老的铭文。表词字的意义是：王冠、vulva、手、围墙

根据A．Falkenstein和И．M．季亚康诺夫的看法，古老的苏美尔铭文中见到的符号（乌鲁克时期第四分期层）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表示整个一组画的复杂符号（第23图，a）。这样的符号知道的不多；这些符号从乌鲁克第三分期开始就消失了。第二类（第23图，б）是表示单个实物和动物的真实而详细的图形。这些符号的数目要多得多；根据A．Falkenstein的意见，这些符号用来表示少见的实物和动物，尤其是那些为便于识别而要求更加详细画出的实物和动物（如野兽的头部）。这类符号存在的时间比第一类符号要长久得多，一直到詹姆迪特纳斯尔时期的最晚层（公元前3000年代前半期）；但是这类符号逐渐越来越简化或者由更简单的符号组合所代替（例如，“野牛”的符号被“家牛”的符号和“山”的符号组合所代替）。第三类符号是最简单的图示符号（第23图，в）。这些符号在乌鲁克时期的第四分期的符号中占多数；后来，它们把第一类符号，然后是第二类符号统统排挤了出去。

第23图　古苏美尔（乌鲁克时期第四分期层）书写符号的各种不同类型（据И．М．季亚康诺夫）
a——复杂的组画；б——单个的写实图画符号；в——单个的图画图示性符号［女阴（vulva）、绵羊、公牛、手］

尽管乌鲁克时期第四分期的铭文中所有的符号都保留着图画形式，只是细节的程度不同，或者相反，图示的程度不同，但是应该把这些铭文看成（不同于古老的埃及铭文的）表词文字的文物，而不是图画文字的文物。这可以从如下的事实看出：这些符号并不组成表达完整信息的统一的组画，而是一个个分别画出的，画法上彼此没有联系的图形，每一个图形表示一个单词。(42)A．Falkenstein曾经指出过这种现象，不过他用了“Wortschrift”（“词的文字”）这个类似的术语代替“лoгoгpaфия”（表词文字）这一术语。A．Falkenstein写道：“虽然对第四分期铭文文句的认识极不充分，但就此可以认定，这一时期的文字是‘Wortschrift’，即每个符号或一组符号相当于一个词。”(43)

И．M．季亚康诺夫维护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每个分开写的要素相当于一定的概念或者一个词”(44)，同时他还指出乌鲁克第四分期铭文具有下列最重要的特点：第一，在第四分期的文字中，符号并不表示构成信息的所有的词，而只表示最重要的，似乎是关键性的、了解铭文表达信息所需要的词。第二，每个符号可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相近的词（如“走”和“步行”），以及表示词的各种不同的语法形式（如“走”和“我走”）。第三，铭文中符号的排列顺序是偶然的（第24图）；与发达的表词文字不同，符号的排列位置并不反映铭文表达的信息中的词序。第四，第四分期铭文中甚至缺少萌芽状态的表音要素。И．M．季亚康诺夫根据古老的苏美尔文字的这些特点，依据国外著作，特别是一些德国人（A．Falkenstein，G．Shefer，H．Jensen等）的著作中流行的把“词的文字”（Wortschrift）同“表意文字”（Ideenschrift）对立起来的做法，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古苏美尔文字不表达语言，也不表达言语，而仅仅表达言语的“思维的综合”，“概念的内涵”(45)，И．M．季亚康诺夫更明确地说：“因此，古老的苏美尔文字同图画文字没有原则区别。”(46)

把“概念”同“词”，“思维”同“语言”如此尖锐的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对立意味着可以在原始文字中反映语言中没有形成的“纯思维”。必须从图画符号表达什么语言要素（整个信息）和表词字表达什么要素（词还是词的实义部分）的角度，而不是从“思维”——“语言”或者“概念”——“词”的角度来划清图画文字和“表意文字”（表词文字）之间的界线。从这一观点出发，古苏美尔文字应该看作表词文字；因为，照И．M．季亚康诺夫本人的看法，这种文字的每个符号“相当于一定的概念或者词”(47)。至于古苏美尔文字表达的不是信息中所有的词，而只是最重要的词，这种文字不是经常反映词的排列顺序，这些特点并不动摇它的表词文字的基础（符号等于词）；这些特点仅仅是证明这个基础发展得还不够充分而已。

正如前面指出的，古老的苏美尔铭文在时间上几乎和推测的苏美尔人移居两河流域同时发生（公元前4000年代初期或中期）。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苏美尔文字发展的原始阶段（前表词文字阶段），在苏美尔人迁移之前就已于美索不达米亚出现。(48)例如，J．Février指出，古苏美尔文字中使用的图形准确地再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景观和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苏美尔人的日常生活，他接着写道：“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这‘词的文字’更早的、更加古老的‘综合’文字的遗迹，这样一来，那就只得假定这种文字是凭空制造出来的了。如果考虑到苏美尔人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大概是与文字出现同时，那么这个谜也就解开了；无疑，他们随身带来了‘词的文字’的原则，但同时根据当地某些特点，根据当时生产技术进步程度和艺术鉴赏力，丰富了或者改变了符号的种类。”(49)

关于苏美尔文字的前表词文字阶段在苏美尔人移居美索不达米亚之前就存在的假说是有道理的。它很好地说明了美索不达米亚不存在纯图画文字文物的原因；乌鲁克时期的第四和第五分期的铭文中存在个别残余的图画文字成分（第23图，a）也证实了这个假说。但是，即使接受这一假说也有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苏美尔人（与古埃及文字相比）比较快地过渡到纯表词文字，即由分开书写、结构上彼此没有联系的图形符号所组成的文字（通常每个符号表示单个的完整的词）？

表词字的符号从图画文字中如此早的分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古老苏美尔铭文的特殊内容。与古埃及国家历史的文物和宗教祭祀文物不同(50)，古老苏美尔铭文通常具有生产计算的内容。几乎所有这些铭文都按照数目字加上计算物的格式（第24图）来表现。这样的格式特别便于把图画文字分解为单个的表词字——指明数量的数目字，加上指明计算实物的图画表词字。正如第四章第12节所分析的，古老苏美尔铭文的这种内容事先决定了苏美尔文字中比较（也与埃及文字相比）晚地出现表音符号。

第24图　古苏美尔生产核计的铭文，有十进位和六十进位的数目字标志，词序是任意的（据И．М．季亚康诺夫）
a——74（60＋10＋4）只黑绵羊；б——408（60的6倍＋10的4倍＋8）只黑绵羊；в——132（60的2倍＋10的1倍＋2）只黑山羊

关于苏美尔文字表词字成分的发展——参阅第四章第11—13节；关于它的音节成分的发展——参阅第五章。

10

关于中国汉文字发展最初阶段的实际材料比较少。

根据中国的传统，古代中国（第25图）的历史分期是按中国的朝代（传说的和有历史记载的）划分的，即，公元前3000年代——神话朝代，传说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然后是尧、舜、禹；前2226—前1776年是传说中的夏“朝”；前1776—前1122年——商“朝”，这是奴隶制和国家制度形成的时期，已发现的中国文物中最古老的文物就属于这一时期；前1122—前249年是周朝，这个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物最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形成了儒教和道教的宗教-哲学体系，产生了最早一批文学文献——《诗经》和《易经》；前221—前206年是秦朝，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统一为中央集权的帝国，国家对文字进行了统一和整理，前206—220年是汉朝，这个时期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张，对外贸易极为发展，手工业兴旺、发明了纸，对文字也作了较大的调整。

第25图　古代中国
花格——到公元前12世纪的殷商国家版图，斜线——公元前12—前6世纪古代中国历代的国家版图(51)

中国的传统，以及公元2世纪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把汉字说成是公元前3000年代神话中的帝王发明的。例如，伏羲帝被认为是《易经》中描写的具有魔力的“八卦”体系的发明者。这些三条线符号是由三条横线（三条整线或者中间隔断的线）组成的八组符号（第26图），这是用来占卜的；每组由三条线符号组成，同时每组又由这三条线派生的“六十四卦”（六十四组，每组均有两种三条线符号）组成；每组都有特殊的名称及相应的意义。结绳记事（类似秘鲁人的结绳，也用于记事和计算的目的）的发明算在另一位神话人物神农帝身上。仓颉和沮诵——第三位神话人物，黄帝的史官(52)——被认为是中国古老象形字“古文”的发明人；仓颉因造字甚至被称为“字圣”。因此，根据传说，中国在文字产生之前有一个用“实物”方法记事和传递信息的时期。

第26图　古代中国的“八卦”

流传至今的中国最古老的铭文属殷代最后三四百年的青铜器时代。这一时期奴隶制和国家制度开始形成。绝大多数铭文是在河南省发现的，刻在兽骨和龟甲上。几乎所有这些铭文（正如卦爻一样）是用来占卜的。为此目的，铭文上刻有卜辞的甲骨，经过火烤，占卜的结果依据火烤后铭文上出现的裂纹的位置和形状而定(53)。

早在公元前的最后几百年内，就提到了有神秘符号的甲骨。但是，在这以前，象形字的形状有了很大的变化，以致殷代的铭文对于精通笔墨的中国人也不明不白，所以甲骨上刻的象形字被理解为神秘莫测的花纹，而所发现的甲骨或者被毁掉了，或者——在较晚期——变为粉末，被叫作“龙骨”用来制药。只是在1900年前后，大学问家王国维（按：当为王懿荣——译者）才对释读殷代铭文作了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到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另一位历史学家胡厚宣的统计，共发现了16万多片这种铭文，总数达150多万个象形字（平均每片十个）(54)；这证明中国殷代的文字有了广泛的发展。殷代铭文中不同的象形字（见第27图）共有2500多个。大部分铭文已被释读(55)。

第27图　中国殷代的铭文（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
1．畢（猎获禽兽的长柄网，又指用长柄网猎获禽兽）；2．八；3．虎；4．允；5．畢；6．“隻”（获）的初文；7．麋；8．八十（合文）；9．八；10．兕；11．一；12．豕；13．卅；14．又；15．二。此片残缺，文句不连贯，文意为：毕八虎……允毕获麋八十八，一，豕三十又二(56)

殷代甲骨文不同于晚期汉字者有如下四方面：（1）甲骨文中以图画形式和约定-象征形式（即“象形”和“指事”两类造字法——译注）的意词字为主，这些表词字在《说文解字》中称为“文”(57)，即“要素”；但除了“要素”(58)以外，还有比较复杂的意词字，这是通过最古老的“要素”变形或组合的方法构成的会意字，也还有音词字(59)；（2）殷代文字中很少见到定义符号（“偏旁”——参阅本章　第13节的注(84)）；（3）符号的总数（约2500个）(60)比以后时期的要少；（4）殷墟文字符号的形式还保留着图形的绘画性质(61)。

尽管殷代文字同较晚时期的汉字有这些重大区别，但它仍然是一种发达的表词文字体系，在所有古老的文字体系中，它始终一贯采用表词文字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每个表词字表示一个词。这种始终采用表词字的原则是由古汉语的如下特点所决定的：词的单音节结构和语法上不变化；这些特点很便于把词从言语中分出而且也便于只用字（表意字和表音字）来表示词。

中国古老铭文具有一贯的表词字的性质，成了那些单源论的支持者提出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汉字在苏美尔-阿卡德文字影响下(62)产生的假说的一个补充性根据。但是由于缺少殷代和殷代以前中国同前亚(63)联系的材料，所以这个结论不能成立。这个结论也不符合苏美尔-阿卡德文字同殷代汉字根本不同的性质：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苏美尔-阿卡德文字基本上已成了音节文字，而且失去了图画形式，变为约定的楔形笔画的组合体。殷代的汉字在类型上是纯表词文字，在写法上是线条造型式的。上述结论还同证明汉字存在过前表词文字阶段的事实有矛盾。

И．M．鄂山阴写道：“中国人的象形文字是自成一体的。公元前十五世纪，殷代许多部落已经有发达的象形文字体系，这一事实表明它早已存在的漫长的发展时期。”他接着写道：“公元前15—前13世纪的宗教祭祀用的青铜器上的一些铭文使我们能够推测出，正如其他民族一样，中国的象形字是由复合的图画文字发展起来的。”(64)И．M．鄂山阴在学位论文中全面论述了汉字图画阶段的假说。为了论证这一假说，他提出了两类论据：分析公元前15—前13世纪中国青铜器上的铭文，同时分析某些象形字的结构(65)。

在研究汉字的古代文物时，甲骨文最受人们的关注。另外一类古代文物——祭祀用的铜器和钟鼎上的铭文——研究仍然不够；原因是这些文物数量较少，还因为大部分文物属于较晚期的周代（公元前1122—前249）。同时器物上的铭文是最墨守成规的；长时间内这些铭文中一直残存着古老的文字形状和式样。例如，在埃及，在所有其他领域中圣书字已被僧书体文字（圣书字的简体——译注）和民书体文字排挤出去的时候，但它还用在祭祀方面；再如，天主教的祈祷经书中至今还在使用中世纪的拉丁文字，东正教的经书中则使用着教会斯拉夫文字。

这种情况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字。尽管青铜器上的铭文比甲骨文要晚，但它除了用象形字刻写的文句外还有表现一定情节的叙述性综合图画（经常是祭祀图）。这些图画（第28图）不同于中国绘画艺术的文物，它们极富于图示性，明显的是用于记事-交际的目的，而不是用于艺术创作；图画同其中含有的通常表达祭祀者姓名的象形字相结合，证明了上述事实(66)。这些图画的构成要素不可能理解为造型的象形字（尽管许多要素在形式上几乎同这样的象形字符合）；这可以由下述事实证实：虽然试图按汉字读音的原则来读铜器上的铭文，但是仍然得不到意思连贯的文句。

第28图　中国殷、周时代青铜祭器上的图画文字图像

因此，这些图画只能当作记事的图画字（其中含有原始的表词文字的要素）来理解和解读。

对现代汉字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即中国的表词文字是由残存在古代祭器上的图画文字发展起来的。很多象形字是比较复杂的图像，大概从前是图画文字的要素。例如，其中有这样的象形字：“”（即“囿”的初文——译者，田内有林木），“爨”（灶有柴薪，还有两手拿火的图形），“監”字［看着器皿的人（中国文字学家认为是对着“皿”中的水照脸，即“鉴”的初文——译者）］。用来表达“文”这个词的象形字的古老形式也证明了中国汉字是由图画文字产生的。“文”这个象形字最初的形状是一人胸前有花纹，并且用于“花纹”“纹饰”的意义；只是后来它才失去了图画形状并取得了“书写符号”“文字要素”的新义。

由上所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表词文字形成的初期应在殷代前的时期，更可能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显然，在此以前，还有一个更早的中国图画文字时期。殷代的造型表词字是由图画文字产生的。单个的最常重复的图画文字的书写成分最初在意义和形式上都是稳定的，后来它们被用作词的符号——表词字。殷代奴隶制国家和文化的形成制约着它向表词文字的过渡。

与残存在青铜祭器上的古代中国图画文字不同，卦爻，特别是结绳记事，对中国文字发展的基本方向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对它的影响也小得多(67)。这点可由下列情况所证实：卦爻完全不同于殷代的表形字，它具有纯约定的几何图性质，还有专门的用途和用法。

11

不同民族用表词文字表达言语的方法是怎样发展的呢？正如前已指出的，原始表词文字的一个缺点就是借助表词字很难表示抽象意义的词和专有名词。

为了表示具体意义的词（如“屋”“人”“星”“水”），在所有的表词文字体系中，最初是用这些词表示的实物和现象的写实图形或象征图形。例如，埃及象形文字中“山”这个词是用两座山，中间为山谷的图形来表示的；“州”“省”这两个词用灌溉水渠把耕地分成相等的地块的四方形来表示；“太阳”这个词是用一小圆圈加一点来表示；“水”这个词用曲折线或波浪线表示，等等（见第29图）。根据大部分埃及学家的看法，这些图画符号还在埃及部落制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K．Sethe认为这些符号产生的时间是在上古时代末期(68)，而W．M．F．Petri认为这些符号的原型是古埃及陶器匠的标记(69)。

第29图　埃及用来表示具体意义的词的图形
表词字（左边两行）和图形-意词字（右边一行）

在古老的苏美尔文字中，具体意义的词也用类似方法表示，例如“眼”“林”“山”“弓”等（第30图）；再如中国汉字中的象形字“日”“月”“人”“子”“口”“马”（第32图），克里特象形文字也如此（第31图）。有趣的是，在苏美尔早期文字中使用细线条来使表形词字（第30图，下）的意义更加确切。

第30图　苏美尔表形字
上面——表示具体意义的词的表形字，下面——古苏美尔文字中用来确切或改变表形字意义的补充线条（a——立；б——基础；в——鸟；г——蛋；д——楔、钉；e——联结；ж——口；з——腹；и——纪念碑）

第31图　А类和Б类的克里特表形字（据A．Evans）

为了从表词字方面表示抽象意义的词（尤其是动词和形容词）还采用了特殊的方法。

古埃及文字中，为此目的经常使用形象-象征性的图形（第33图）。正如J．F．Champollion指出的(70)，为此使用了四种主要方法。

提喻法，即以部分喻整体；例如，“战士”“战斗”“作战”这几个词用两只手——一手拿盾，一手持矛——的图形表示。

换喻法，即以原因喻结果，以工具喻产品，以人体器官喻该器官的功能；例如，“白天”以画出太阳圆形的象形字表示，“写”这个动词用书写工具的图形表示，“走”这个动词用两只行走的脚的图形表示，“看”这个动词用两眼的图形表示。

借喻法，即由实物或现象的图形联想所表达的词。例如，“贪婪”“贪心”这些词用鳄鱼的图像表示，“凉快”“凉快的”这些词用陶器和水从中流出的图像表示。

“解谜法”，即词和图形之间的联系对局外人而言是谜一般的，此种联系是以某种传说或迷信为基础。例如，据公元四世纪埃及作家Gorapollon的说法，“正义”这个词是用一根鸵鸟羽毛的图形表示，因为鸵鸟两翼的全部羽毛大小是一样的；“年”这个词是用棕榈树枝的图形表示，因为埃及人认为，似乎棕榈树一年正好长出12杈树枝；“力量”这个词用狮子头的图形表示；“王”这个词用蜜蜂的图形表示，因为蜜蜂有蜂王(71)。

埃及文字中广泛使用形象-象征图形不是偶然的：这种文字是由埃及语本身的形象-象征性质所决定的。B．И．阿夫季耶夫追随A．加尔金涅尔，他也指出：“埃及语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具体性，形象性，是以同样强度既反映在埃及语中，又反映在埃及圣书字和埃及艺术中的特征。埃及语中只见到极少数的抽象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抽象概念被形象的词所代替，而形象的词总是表示现实世界的事物及与其相联系的动作。例如，古代埃及人把‘慷慨’说成‘伸手’，把‘智慧’说成‘面容机敏’‘目光锐利’，把‘有毅力的’说成‘出自内心的’。”(72)

在玛雅文字和阿兹特克文字中，在用表词字表达意义复杂的词时，也用形象-象征性图形［例如，参阅第16图，阿兹特克人关于教育（儿童）的教本中表达“说”的概念］。苏美尔文字中象征性图形法的用法比较有限；例如“太阳”的符号同时用来表示“光明”“白天”“白色”这几个词；“星”的符号同时用来表示“天”“神”这两个词；“蝗虫”的符号同时表示“不”“没有”这两个词。汉语使用约定-象征性字(73)（见第32图）更少些——主要用来表示数目和各种不同的空间关系（如“上”“下”“中”等）。由于原来符号改变位置或形状而获得新意的表形字，在象征性方面同约定-象征性字很接近，但在汉字中为数甚少（例如，“人”这个字稍作某些改变则表示“身体”“尸体”的意义）(74)。

第32图　中国的象形字和象征字（最后四个）(75)

在苏美尔文字和中国汉字中，另一种表示复杂意义和抽象意义的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与埃及文字大不相同。在苏美尔文字和中国汉字中，这些词经常用一个词形内含有两个表示更简单意义的词的表意词字组合、结合来表示。

第33图　埃及文字的形象象征字和定义符号，它们用来表示一般意义和抽象意义的词（上面），其中包括用作形容词和动词（下面）

例如，苏美尔文字中为此使用如下的表词字组合（第34图）：

第34图　苏美尔文字中借助最简单的表词字组合达词表的方法
（в的第二个符号成分经常被理解为投掷棒）

鸟＋卵＝分娩

面包＋口＝吃

目＋犬＝凶恶

星＋水＝雨

牛＋山＝野牛

女＋山＝女奴

女＋衣＝女主人

两个表词字组合表示某个新的复合词，其中一个表词字有时写入另一个表词字内；例如，要表示“喝”这个动词，表词字“水”写进表词字“口”中。

把两个表示简单的具体意义的表词字组合成一个词，用来表示复杂的和抽象的意义，这种方法在汉字中也广泛使用，例如（第35图，a）：

第35图　中国汉字中用最简单的字（a）或者用两个和三个相同的最简单的字（б）组合表示词的方法

日＋月＝明

女＋子＝好

耳＋门＝闻

木＋目＝相

人＋木＝休

水＋目＝泪

口＋鸟＝鸣

刃＋心＝忍(76)

有时候这种字的组合还更复杂；例如，“女”字在“宀”下是“安”。汉字中还用结合几个相同的字的方法表示一个词，例如（第35图，б）：双“木”为“林”，三“木”为“森”；二“火”为“炎”，三“火”为“焱”（）；四“雷”作“霹雳”解；二“女”为“奻”（，“吵架”“纷争”），三“女”为“姦”。

这种不同于埃及文字的表达复杂和抽象意义的词的方法，也是由苏美尔语和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

几乎所有汉语的古词(77)和大部分苏美尔语的词(78)都是单音节词。汉语和苏美尔语中，原始单音节词变成了新的复合词的根词素，主要用这些原始单音节词加合的方法构成新的更复杂的词。特别是汉语，是按几种逻辑原则构成复合词，现在还部分地采用这一方法。下列复合词原则最常用：（1）说明词加被说明词，如：工＋人＝“工人”，高＋粱＝“高粱”；（2）把意义成对的词（同义词，反义词等）加在一起，如：父＋母＝“父母”，多＋少＝“多少”，矛＋盾＝“矛盾”；（3）把表示动作和对象或者动作和结果的词加在一起，如：看＋书＝“看书”（读），推＋翻＝“推翻”，建＋立＝“建立”(79)。汉语和苏美尔语中在创制表示复杂和抽象意义的新词时也用了类似的原则——最简单字符加合的原则，——这是很自然的。

前面已指出的意词字的缺点之一是它们可能有多种读音，即同一个字表示几个意义相近但语音结构不同的词。此外，无论意词字还是音词字，都不能表示词的语法变化。这两种情况往往需要所谓“语音补充”来使意词字确切起来。作为这种语音补充的，一种文字体系（如前亚楔形文字，见第五章）是用音节符号，另一种文字体系（如埃及文字，见第六章）是用语音符号。附着在字上的这些符号用来使该字表示的词（两个或几个意义相近的词之一）的意义加以确切（见第71图），或者用来指出词的语法形式（见第66图）。

只有汉字不用“语音补充”。这是因为：第一，汉字中很早就用音词字和定义符号的结合来表示词（见本章第12、13节），这就保证了这样的字同严格规定的词有牢固的联系；第二，汉语是词根孤立结构的语言，它的词的语法形式很不发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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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采用了象征性图形和符号组合，但只用一种表意字仍然不能完全消除表示抽象意义的词的困难。借助意词字来表示专有名词就困难得多了，因为许多专有名词，特别是外国的人名地名，并没有什么含意。因此只有通过把意词字变成音词字，即变成一种符号的方式来消除这一缺陷，虽然这种符号表示整个词，但不与词的意义相联系，而与词的读音直接联系。

利用表示具体词的意词字来表达语音上与其相近似的抽象词和专有名词，表音字通常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因此语言中大量的语音近似的词(81)，尤其是同音词，促进了音词字的发展。

在拥有大量单音节词的语言中，也时常见到同音词和语音近似的词。因为单音节结构造成的语音组合为数较少。

上一节已经谈到，苏美尔语中单音节词占词汇总量的大多数，而在古汉语中，几乎全部词汇是单音节的。在埃及语(82)以及阿兹特克语中，也往往见到单音节词（确切些说是单辅音词和双辅音词）。这种情况促使埃及语、阿兹特克语，更不用说苏美尔语，尤其是汉语等这些语言中音词字的形成。

各个不同民族文字体系中音词字产生得或迟或早，还取决于这些民族早期文字的不同内容。

例如，埃及文字的古老文献——纳尔迈法老、斯科尔皮昂“王”等铭文——表明这种文字基本上是图画文字（表示整个信息并且字形上几乎不分成单个词的图画）。同时，这些文献中不仅见到意词字（如数目字），而且也见到音词字；埃及文字中早就出现了辅音音素的圣书字。古埃及文字中如此早的出现表音符号，是由于古埃及文献中，国事-记录内容和葬仪祭祀内容的铭文广泛流传的缘故，因为这些铭文中有许多专有名词。为了表示那些专名，就不得不使用表示某些语音近似的实物名称的圣书字（例如，鱼叉的图形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名称，蝎子的图像用来表示斯科尔皮昂“王”的名字）。从“古王国时期”开始，特别常用语音近似的词来表示专有名词和抽象词；例如，动词“是”（埃及语是）用金龟子（埃及语也是）的图形表示；形容词“大的”（埃及语是w-r）用燕子（埃及语也是w-r）的图形。

古代苏美尔铭文中专有名词要少得多，这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埃及铭文的几乎只是生产-计算的内容。因此苏美尔文字中出现音词字要比埃及文字晚得多。根据J．Février的看法，(83)使用以同音词为基础的音词字，最先在詹姆迪特纳斯尔时期（公元前3000年代初）的一个铭文中得到证实。在这一铭文中，“生命”这个词（苏美尔语是ti）用“箭”的符号（苏美尔语也是ti）表示。后来愈来愈广泛使用音词字，然后使用音节符号，这是由于苏美尔文献内容的改变和扩大所引起的（见第五章）。

阿兹特克人的历史手稿，战争和生产方面的报道中经常见到专有名词（地名、土王和军事首领的名字等），中国殷代占卜内容和祭祀-献牲内容的卜辞中也经常见到专有名词（占卜者和祭献者的名字）。这种情况决定了阿兹特克文字和中国汉字中几乎同埃及文字一样很早就使用表音符号。

但是阿兹特克文字（也正如埃及文字一样）是以多音节词为主，它们很少有同音词，这就使得阿兹特克人广泛使用（除纯音词字，即整个词的符号以外）“画谜式的”表达专有名词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专有名词分成几个任意的，偶然的部分，同时为每个部分选出语音近似的词并用特殊的表词字表示每一个这样的词（见第18图，a）。

表达专有名词的“画谜”法有时称为“分音节”法。这个名称不对，第一，因为依据这种方法使用的图画符号不总是表示单音节词，而有时也表示双音节词-三音节词；第二，由于这些符号很少使用（不系统使用），它们继续被理解为词的符号。把文字的“画谜”法同下面分析的（见本章第14节）表达多音节词的汉语语素表示法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使用“画谜”法时多音节词（经常是专有名词）不分成为语素，而分成为语音上与某些短词偶然符合的任意部分。

正如第六章说到的，类似的“画谜”法在埃及文字中也用过。相反，古汉语的词几乎全部具有单音节性质，同大量语音结构相同的词（只是声调不同）相结合，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时只用一种纯粹的音词字也行得通。

汉字中音词字的用法不断扩大。现在音词字是大部分汉字的基础。例如，古汉字“矢”用来表示动词“知”；意词字“分”用来表示读音相近的词“忿”“纷”“盆”；意词字“马”用来表示读音相近的词“骂”和“妈”（第36图）。除了用象形字表示读音相近，词源上没有联系的词以外，汉字中某些音词字的产生是通过另一种途径——由该象形字表示词所出现的新意。例如，“冈”这个字开始也用来表示新词“钢”，这是由“金”字加“冈”字而构成。这种来源的音词字有时称为“形声字”。

第36图　汉语中“母亲”一词的古代单音节的“妈”字和现代多音节词“妈妈”的音意表示法

13

音词字的使用大大方便了表词文字中抽象词和专有名词的表示。但是既然音词字是在完全同音或局部同音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们几乎总是多义的，几乎总是可以用来表示几个读音相似的词。为了使这些音词字的意义确切，于是给它们加上所谓的“意符”（定义符号，部首），即指出音词字表示的词所属的意义类别的表意符号。

汉字中这种音意结合表示词的方法也得到了最大的发展（见第36图）。例如，音词字“分”，不加任何意符，在汉字中就表示“分”这个词；同一个“分”字加上意符“心”则表示“忿”，加上意符“系”则表示“纷”，加上意符“（器）皿”则表示“盆”。音词字“冈”也如此，加上意符“刀”（立刀）表示“刚”，加上意符“金”则表示“钢”(84)。

在前亚文字，尤其是埃及文字中，也广泛使用定义符号，但是在这些文字中，定义符号主要用来确定用音节符号书写（前亚文字）或者用辅音音素符号书写（埃及文字）的词的意义，而不是确定音词字的意义；为此，我们将在下面分别研究前亚文字（第五章）和埃及文字（第六章）的定义符号使用的特点。

必须特别指出，只要意词字一旦变成意符，那么它（在具有这种新的特性时）就立即不再是表词字（从这一术语的确切意义而言）了。它由词的一个独立符号变为辅助性的不发音的符号，而这个符号是通过指出音词字表示的词应属的语义类别的方法来确定该音词字的意义。

14

前几节分析了几种方法，借助这些方法保证了表词文字中抽象词和专有名词得以表达出来。但是表词文字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多符号性——却比较难以消除，甚至哪怕是减少一些。

大部分古老文字体系（埃及文字、前亚诸文字等）中不同符号数量的减少是靠发展音节符号或者辅音-音素符号来实现的；这些符号把主要保留用作定义符号的字符逐渐排挤出去。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减少不同符号数量的途径，这就是把表词字变成词素符号，词素符号的数量总是少于不同词的数量。

只有中国汉字彻底经历了这一途径；这决定于汉语历史发展的特点。如前所述，古汉语基本上是由单音节词组成；但是随着汉语的发展，用这些单音节词加合的方法构成了更复杂的双音节词，然后甚至构成三音节词和四音节词。结果，最初表示单音节词的汉字，后来开始表示与这些词相应的组成多音节词的根词素，由这些根词素构成的词的数量比这样的单音节词素的数量要多许多倍。例如，现代北京方言总共约有420个语音结构不同的音节；如果考虑到其中许多音节有四声的差异，那么北京方言中语音不同的音节数量只有1500个左右。汉语单音节词素的数量略超过这个数字（包括同音字）。然而汉语不同词的数量却数以万计。

用以构成现代汉字合体字的基本符号（词素字），由于始终采用上述（见本章第13节）音意结合表示词素的方法，其数量更大为减少。表示汉字的词素通常是两种成分的组合：（1）表音词素字，它表示几个读音相近的词素；（2）意符（部首），它确定该表音词素字属于与这些读音相近的词素的哪一类（第36图）。

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字是用这种方法构成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汉字是纯表意符号及其组合。

结果，要表达现代汉语的全部基本词汇，只要6000—8000个合体汉字就够了。而作为这些汉字的基础的也总共不过1000个左右的表音词素字(85)和250个左右的意符（部首）。

因此，中国汉字只是由于它从表词文字变成词素文字，同时始终采用音意结合表示词素的方法，就把各种符号的数量减少了下来。

与中国人相邻的民族的文字体系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以东是朝鲜文字和日本文字（见第五章）；以南是越南文字（见第五章），以及中国境内缅藏语系某些小民族的文字体系（如彝、苗族等）；中国以北和西北是与蒙古人接近的民族——契丹——的文字（公元10世纪初创立文字，部分已得到释读），征服了契丹人的通古斯-满族——女真族的文字（公元11世纪初创立文字，部分已释读），还有曾经在历史上十分强大，而后（13世纪）被蒙古人消灭的缅藏语系的唐古特族(86)的文字（11世纪初创立，已被B．涅夫斯基释读）。汉字对蒙古文和满文也有影响（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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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把汉字的基本原则固定下来，以及使汉字系统化，这在周代（公元前1000年代）就已经开始，只是在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和汉代（公元前206—前220）中国统一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年代才完成。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汉字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各种不同的形体。中国统一之后，产生了统一文字的必要性。秦始皇甚至提出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口号。为了执行这一使命，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制定了新的、全国遵行的汉字书体“小篆”（见本章第17节），同时编成了第一部官方的汉字书《三仓》(87)。

第二部最主要的汉字书是前已提到的《说文解字》。这部字书是东汉年间编著的。在此字书中全部汉字分为6类：（1）“象形字”——其图形与其意义符合的意词字；（2）“指事字”——约定象征性质的意词字；（3）“变形字”——通过改变符号位置或形式而成的意词字；（4）“合成字”——由两个或几个主要的意词字组合而成的意词字（如“口”＋“鸟＝鸣”）；（5）“假借字”——获得新意的字，其中包括变为音词字的意词字；（6）“表音字”——由音词字和“偏旁”组合而成的字。包括在《说文解字》的10500个汉字中约有73％属第六类，约8％属第五类，约11％属第四类；属第一、二、三类的一共只有9％(88)。《说文解字》的分类法至今也没有失去其意义。

根据提出的一般文字类型字，汉字分为4类是最正确的。

（1）纯意词字：

①简单意词字（由一个要素组成）；

②合成意词字（由两个或几个简单表意要素组合而成）；

（2）音意字(89)——由音词字同意符（偏旁）组合而成：

①通过使用一个汉字来表示几个读音相近，但字源上彼此没有联系的词的方法产生；

②由于该汉字表示的词出现新的字源上相近意义的结果而产生（见第127页）。

直到不久前为止，汉字的发展基本上是按这四种方式进行的。第一，由于造出新的合体字来表示新词，不同汉字的总数越来越增多；例如，殷代卜辞约有2500个字，《三仓》字书（公元前3世纪末）有3300个字，《说文解字》（2世纪）有10500个字，清朝的《康熙字典》（18世纪初）约有49000个字(90)。在唐朝（618—906）和宋朝（960—1279）中国古典文学繁荣的年代，新的汉字造得特别多。甚至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来限制汉字数量的增加；例如清朝康熙皇帝宣布造新字者犯有犯上罪，要处以死刑。第二，音词字（词素字）的比例靠意词字而不断增加；例如，如果说在殷代卜辞中以意词字为主，那么在汉代（《说文解字》），据И．M．鄂山阴统计，意词字的比例已下降到约20％，到现在，已降到10％。第三，由于越来越连续不断地使用意符（部首），汉字逐步系统化了，部首的数量不断减少（由《说文解字》的540个减到现在的约250个，其中——为汉字分类编排的目的——在词典中列有214个部首）。第四，汉字越来越失去其图画形式，同时产生了大量笔画精巧的书体（见本章第17节）。(91)

中国词典中汉字通常按214个“部首”分类，在每一类中按笔画（汉字是由笔画组成的）排列。除此以外，在某些词典中采用汉字的读音（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法和笔形-数码排列法。

汉字铭文及其符号分析的式例——参阅第37图。

第37图　中国汉字铭文的式例，附标音、翻译及分析符号的类型和来源
［引自И．季亚康诺夫、B．伊斯特林和P．金扎洛夫的词条《文字》（Пиcьмo）——《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术语有改动］

②原文是Пpямoe cepдцe нe бoитcя лж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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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中虽然对不同的字及其组成要素的数量减少了一些（由于它们变成偏旁部首），但仍没有消除这一文字的根本缺点——多符号性和复杂性。例如，要读懂一篇甚至最简单的文章，也必须知道2000个左右字，而比较复杂的现代文章则用到8000个字。因此学会读和写，特别是学会阅读古典文献，需要很多的时间。这对在人民中普及识字是很困难的。

在中国保留表词文字，或者确切些说，保留这一文字的词素字变体的原因何在呢？

这主要在于汉语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汉语的词根孤立性的语法结构(92)，正因为这种语法结构，所以表词文字才能确切地表达汉族人的言语，同时还不需要有补充性的音节符号或音素符号。

第二个特点是，汉语的构词法几乎只通过原来单音节词组合方式来进行。这使得表示这种单音节词的汉字由词的符号变成词素符号，而它的文字也相应地逐渐由表词文字变成了更完善得多的词素文字。

第三个特点是，汉语存在着大量读音相近的词素。在表形文字中这类词素的意义借助“部首”确定下来；但在字母-音素文字中许多这样的词素写法是相同的。的确，在字母-音素文字中使用补充符号来表示不同声调（见第38图），就几乎可以消除这一缺点，正是靠着这不同声调才在言语中把大多数语音结构相同的汉字区别开来。

第38图　汉语表示声调的读音符号及汉语字母音素文字中使用声调符号的例子
从左到右：“妈”（阴平），“麻”（阳平），“马”（上声），“骂”（去声），“吗”（轻声，不标调）

第四个妨碍汉字过渡到字母-音素文字的特点是，中国存在着极不相同的地区方言。使用这不同地区方言的人，比如北京人或者广东人，借助汉字还是可以相互了解的（虽然远非完全了解）(93)。这决定于：表音词素字只指出词的近似读音，而且说每一方言的人可能按自己的方音来读它；而字（或者词）的意义是由部首来确定的。如果靠字母-音素文字，那么不同方言地区的人要相互了解就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字母-音素文字不可避免地会反映某一种方言的音（如北京音）。(94)

最后，妨碍中国汉字过渡到字母-音素文字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一过渡会中断同中国多少世纪以来用汉字体现的古老文化的联系。这种情况还会由于汉字不仅有音值，而且有实意（甚至相当复杂的意义）而加剧。所以汉语的文章由于所用汉字的内在书写结构，甚至由于汉字相互组合的不同，还可能获得修辞意义的色彩；汉字的这一特点曾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广泛使用，如果用字母来表达，这一特点就会消失殆尽。此外，人们几乎不知道古代汉字书写的文章的确切读音；那些比较晚的用古汉语“文言”（见本章第5节）写的文章，如果用表音字母来朗读，也是听不懂的。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汉字要过渡到字母-音素文字就需要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推广统一的标准语。这种语言（所谓“普通话”）在中国是存在的（它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由于革命的成功，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促进着普通话的推广(95)。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的某些著作中，“文言”又有所抬头。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1957年11月1日这一方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通过，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96)。这一拼音方案包括二十六个拉丁字母，一个加两点的字母（ü），四个合体字母（ch，sh，zh，ng）和一个隔音符号（'）；此外，方案中还有四声的符号［阴平（ˉ），阳平（ˊ），上声（ˇ），去声（ˋ）——见第38图］。(97)但是，尽管自颁布拼音方案以来已经过去许多年了，然而这一文字暂时还处在试行阶段；在中国，系统地运用拼音文字只是在科学名词术语及学校汉字学习方面用来注音而已。(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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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古老的文字体系中，除了使表词文字适于确切表达言语以外，还发生另一种合乎规律的过程，即符号的书写形式简化、失去原来的图画性质的过程。

埃及文字的不同字体往往统称为“象形字”。这一统称是不正确的，因为“象形字”只能算是埃及文字的一种字体的名称。还在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的时候，亚历山大的克里门特就把埃及文字分成三种字体（插图2和第39图）：（1）圣书字体（即“刻在石上的圣书字”）；（2）僧书字体（即“祭司字体”）和（3）民书字体，用于书信。这种划分一直保留到现在(99)，但埃及文字各字体的特征现在却有所不同。此外，也用“俗写文字”(100)这一术语来代替“民书字体”这个术语。根据Б．A．图拉耶夫(101)的意见，埃及文字的这三种字体相互之间的关系近似于俄语的印刷字体、手写字体和速记字体。

第39图　埃及的僧书体文字（а）和民书体文字（б）

圣书体文字是埃及文字最古老的字体，它不同于其他字体的是它具有鲜明的图画性质。在这些图像产生的时代，它们表现当时的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是如此明显而确切，以致照一些埃及学家所说，甚至只要以这些图像为基础就可以复原当时埃及人的生活。例如，埃及学家M．Chaine写道：“可以说，埃及圣书字符号一方面表达埃及人的思想，同时还把有关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机构设施的一切，明显地用图绘出来”(102)。这一点再次提供了一个论据来驳斥埃及文字起源于苏美尔文字的假说。埃及圣书字主要用于刻在石头上的纪念碑铭文，同时也用于远距离的阅读。这种文字还以比较简化的形式用来书写在木椁上和葬仪用的莎草纸上的铭文，但比较少见。总共有约5000个不同的圣书字（包括只见一次的）；但是每个时代使用的不超过700—800个（不算同一个字符的异体）。埃及学家A．Gardiner(103)根据802个最常用的圣书字的字形分成26组（一个字母表示一组，数目字表示一组内的字数），即：

A55—男人及其职业

O51—建筑物及其各部分

B77—女人及其职业

P11—船及船体各部分

C11—类人诸神

Q7—家具和殡葬用具

D63—人体各部分

R25—寺庙用具和圣徽

E32—哺乳动物

S45—王冠、衣着、权杖等

F52—哺乳动物身体各部分

T35—武器

G54—禽类

U41—农业和手工业工具

H8—禽类身体各部分

V38—篮子、袋子、绳子等

I15—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

W25—石制器皿和陶制器皿

K6—鱼及其身体各部分

X8—各种谷物

L7—无脊椎动物

Y8—文具、竞技、乐器

M44—树木和植物

Z11—线条和几何图形

N42—天、地、水

Aa31—不分类的物品

在埃及发展的最后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拜占庭时期的埃及，圣书字成了祭司们——圣书字书写家们的占有物，而且被弄得特别复杂。祭司们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把铭文变成了画谜集：他们把一行行字画成鳄鱼或者坐着的人体的形状，用一幅同时有神话意义的图画来表达整个句子。正是在这一时期才广泛流行把圣书字看作“无法理解的”象征性文字的观点。

僧书字是埃及文字的一种字形上比较草的行书字体；这种文字用颜料写在软材料——主要是莎草纸——上，而硬材料中主要是写在瓦片（贝壳）上。古老的僧书字文献属于第三王朝时期(104)，即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每一个僧书字符号与一个类似的圣书字相对应，或者（很少）是几个圣书字的合体字；符号的形式比较简化，几乎失去原有的图画性质。僧书字的产生是由于文字使用领域的扩大和对加速书写过程有了新的要求。最初，僧书字用来在软材料和贝壳上书写各种铭文。后来（从前8—前7世纪起），僧书字逐渐被更草的民书体字排挤出去；僧书字使用的范围日益缩小，它开始主要用于书写宗教方面的诗文。

民书字与僧书字的不同点是它更加以字母-音素符号为主（J．F．Champollion当年曾指出过这点），更广泛地使用合体字（因此Б．A．图拉耶夫把这种文字比作速记字）；它的不同特点还在于其符号具有更加简化、更加草写的形式，完全失去其图画性质。民书字是在公元前8世纪出现的(105)。最初，它用于事务性书信来往，后来开始同僧书字一起用来书写文艺作品、科学著作，甚至用来书写宗教诗文（包括《死者经书》）。

古代苏美尔文字，也像埃及圣书字一样，具有图像形式（第22图，第23图）。

的确，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字还是不同于埃及文字，它有着更为图示性的、线条式的图形。古埃及铭文是由仔细刻画或绘制的图形组成，有时上了好几种颜色（插图2）；相反，古苏美尔文字是由线条组成，这些线条非常象征性地、图示性地表现符号表示的实物的图形（第22图，第23图，第30图）。古苏美尔文字符号之所以具有这种图示性的形式，是因为苏美尔文字的主要书写材料是泥版，用削尖了的芦苇秆把字刻在泥版上；同时也用石板把字刻在上面。这两种书写方式决定了苏美尔文字具有线条轮廓的性质。但是，古苏美尔文字中用的图形虽然以其线条状的、轮廓分明的形式不同于埃及圣书字，但它们仍然十分富有表现力。正如A．Falkenstein，B．B．斯特卢威和И．M．季亚康诺夫(106)所指出的，这些图形无疑是苏美尔人自己制作的，因为许多图形鲜明地表现出公元前3000年代苏美尔艺术中刻画的苏美尔人的外貌（第40图）；这些图形把苏美尔人画成结实、矮小、近于发胖的人，脖子粗短，两只大眼凸出，鼻子很大，鼻梁很高。这些图形是苏美尔人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期制作（或者改作）的，因为这些图形不仅表现出苏美尔人的外貌，而且还反映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自然风貌和日常生活的细节（植物、动物、芦苇农舍等）。

第40图　苏美尔表词字（a，в）同苏美尔艺术图像（б，г，д）对照（据И．M.季亚康诺夫）

后来苏美尔文字逐渐失去其图形性质，变成约定的楔形线条的组合体；到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这一过程才结束。这种楔形的书写符号从苏美尔人那里传到阿卡德地区的闪米特部落，然后又传给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卡斯特人、乌拉图人、波斯人、乌加里特人以及前亚细亚和小亚细亚的其他民族。因为书写符号具有楔形形状，所以前亚的文字体系总称为“楔形文字”（插图4）。

苏美尔人的文字由图画形和线条形的符号过渡到约定的楔形的符号（第42图），通常解释为因书写工具和技术的改变，由削尖的芦苇秆在泥版上“画”符号过渡到带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秆在泥版上压刻出符号。也有人把这种书写技术的改变解释成因黏泥的性质：因为黏土的黏性不能很快在泥版上“画”直线，更不能“画”出曲线；书写人用芦苇尖在软泥版上刻画楔形符号，就可以快得多了。毫无疑义，泥版的使用大大促进了苏美尔字变成约定的楔状笔画的结构。但是这一书写形式的变化的基础（正如埃及圣书字形式的变化的基础一样），是对加快书写速度的要求。这一要求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前3000年代初由于苏美尔人的文字比较广泛传播而变得特别迫切。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在苏美尔人那里除了有简短的有关经济方面的铭文以外，还出现了比较繁杂的书面文献——核算-会计、文学等方面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苏美尔形成了职业书写人的社会集团。

克里特文字（见第五章）的符号也逐渐失去其图画性质。

中国殷代古老的象形字具有图示性的、线条形的形式（但仍然有图画的形式）。后来随着文字的推广，中国的象形字（类似埃及字和苏美尔字）的书写变得愈来愈快速了，逐渐失去其图画性质并变成为约定的符号(107)。但是与楔形文字不同，大部分现代汉字仍然可以看出它们的图画-象征性的原型。公元前3世纪笔的发明和公元2世纪初墨的发明，然后是纸的发明，对汉字的写法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汉字字体最重要的有（第41图）：（1）“古文”(108)，即“古代文字”，产生于殷代的文字；（2）“周文”，即“周代金文”，传统上把周文产生的时间算在公元前9世纪（周代）；此种文字字体又名“大篆”；（3）“小篆”——秦始皇的宰相李斯被认为是创制“小篆”的人（公元前3世纪）；（4）“隶书”——产生于汉代，广泛使用于行政-官衙文疏中(109)；（5）“楷书”——“真书”，4世纪中期书法家王羲之创立，流行至今，被当作印刷字体的基础；（6）“行书”，“草书”，等等。

第41图　中国汉字的字体
1——周代石鼓文的字体；2——隶书字体；3——小篆字体；4——现代印刷字体（楷书型）；5——图案美术字体之一（魏碑体）

在中国不同时代总共创制了一百多种字体。书法在中国被认为是一门最高的艺术。中国涌现了许多讴歌书法艺术的诗词；一些杰出的书法家，特别是一些创立新字体的书法大师，获得的荣誉不亚于大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这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笔法奇特和难于辨认的字体，例如，“科斗文”“星形文”“龙形文”“云形文”(110)等。由于字体的多种多样和其中许多难以辨认，这就使得（即使没有这些字体）复杂的中国汉字更加复杂了。

也正如所有其他文字体系一样，汉字体系中逐渐发生了符号形式不断简化的过程，特别是失去符号图画性质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因就是：由于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掌握文字的人数增多，因而对加快书写速度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促进这一过程的还因许多专职书写人的出现，他们对书写便捷特别感兴趣，因为书写就是他们的专职工作。

大部分古老文字体系中，符号形式的简化也同书写方式和材料的变化——由在硬材料（石块、骨头、木头、金属等）上雕刻文字过渡到软材料（莎草纸、丝绸、纸）上书写——有联系。书写文献用途的变化，特别是（除供远处可以看到的碑林铭文外）出现了专供近处阅读的书籍型的铭文，对此也产生影响。

在一些文字体系中，如苏美尔文字，符号已完全失去了图画性质；在另一些文字体系中，如汉字，符号还局部保留着图画形式；而在第三类文字体系中，如埃及文字，除了约定符号（民书字符号，部分僧书字符号）外，自始至终还继续使用图形符号（埃及圣书字）。这一过程发展的速度和程度取决于书面文献用途的变化，也取决于书写的材料和工具；此外，使用文字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对这一过程强有力地施加着不同方面的影响：是阻碍、保守，还是相反，促进和加快。

18

书写材料对文字的字形有很大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材料也事先决定了书面文献的成形。让我们用古老的文字体系为例来看一看这方面的情形。

前亚是一个黏土很多的地方，这种黏土就成了当地各个民族的书写的基本材料。绝大多数这种文字的文物是一些长方形的或者椭圆形的，稍微凸出的黏泥版，它的一面或者两面都布满着一组组楔形的深深的细线条（第42图）；正如已指出的，楔形符号的产生是由于泥土很黏所致，这种黏土很难在上面刻画直线和曲线。

第42图　前亚的楔形文字泥版和培养书写人学校的图像

因此，到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前亚形成了如下的书写技术。通常在湿的泥版上（利用细线）画出格子，然后书写人左手拿着泥版或者把它放在一个支架上，用握紧的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在泥版上压刻所需的符号；书写完后就将泥版烘烤或者晾干。很少用桶状的泥圆柱体、圆锥体来代替泥版，也很少用六面或八面的大的棱柱体。成为大型手稿的泥版放进木箱子或泥箱子内；通常每一块泥版的下端刻上它的顺序号码和手稿名称（此名称由手稿的前几个词组成），泥版书信有时放在泥制的“信封”内。

除了黏土以外，还用石头来书写，在石板上刻出文字。石柱、石板、石墙和岩石主要用来刻写有关国家利益的内容丰富的碑文（例如，汉穆拉比法典、贝希斯敦岩石铭文，等等）。

用楔形文字书写时是顺着楔尖所指的方向从左到右书写。专职书写人在附设于寺庙中的书写学校（第42图）加以培养训练；学习时间持续多年。使用专门的教材——识字本、算术表格、字典——进行教学。前亚曾经存在过规模宏大的藏书库，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国王阿舒尔巴尼拔（公元前7世纪）在尼尼微城的藏书库规模最大，藏有好几万块泥版。某些寺庙的档案库（如巴比伦的尼普尔寺庙的档案库）规模也很大。装有泥版的箱子存放在一格格的架子上。尼尼微城的藏书库还有编排的泥版目录。

埃及文字最古老文献所用的材料经常是石板和骨片；在国王的锤矛、高脚瓶以及其他物品上的铭文也很常见。从“古王国时期”起，由于埃及国家的统一，大规模的建设和安灵祭祀的兴起，碑石铭文的使用特别广泛。这些铭文刻画在金字塔（“金字塔铭文”）、宫殿和寺庙的墙上，刻画在雕刻的图像和木头棺椁上（“木椁铭文”）。日常用品和祭典物品上也继续刻画各种铭文；泥瓦片和兽皮也用来书写。

在埃及“古王国时期”，莎草纸已成了主要的书写材料。几乎所有埃及的其他书写材料（也正如前亚的泥版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笨重。因此，由于行政和贸易通信交往的发展，由于宗教祭祀文献和文艺及科学著作的传播，还由于书库的出现——于是要求有一种更轻便的书写材料。莎草纸便成了这样的材料。莎草纸的发明是埃及文化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莎草纸是历史上专门制作用于书写目的的第一种材料；它的质量仅次于纸，纸的出现要晚得多了。莎草纸不仅在埃及，而且在地中海沿岸国家都广泛使用，而且它在许多世纪内决定了古代书籍的形状——手卷的形状。一些学者（如B．施皮格尔贝格，Б．A．图拉耶夫(111)）由p′—p—iwr（尼罗河的）这个词引申出“莎草纸”这个词；另一些学者（如G．Christiansen，J．Cerny(112)）由p′—pr′—（国王的）一词引申出这个词；B．B．斯特卢威认为“莎草纸”这个词是一个希腊化的埃及词，它表示“河的礼物”(113)。埃及人自己把莎草纸称为m—n—h。莎草纸的最古老的样品属于第一王朝时期。M．A．科罗斯托夫采夫就此写道：“如果我们说莎草纸的发明属于前王朝时期，我们未必会说错了。”(114)

莎草纸是用尼罗河的芦苇制作的（第43图）。剥去它的外皮留下草茎，把松软的茎心切成一条条的带状物，然后把它们沤透，加压，直到变成一条条扁平的纸带。这些纸带一张张叠起来，然后上面又放上纸带，不过它们与前者呈垂直状安放，接着再加压，黏合起来；经常用淀粉来黏合。结果，就制成了一张张薄的（厚度约同现在的布）微带黄色的纸。这些纸张的表面很光洁，切去四边。莎草纸越薄、越光洁平滑，那它就越被认为是上品。

第43图　古埃及文字书写的材料和技术
左边——莎纸草；上面——采集莎纸草（埃及的图画）；中间——正在工作的书写人（埃及的图画）；下面——文具和用于书写的芦苇秆（素描）

莎草纸的使用由埃及推广到地中海沿岸各国，长期地决定着古代书籍的手卷形状。之所以是这种形状的书，是由于莎草纸很脆，它不能像现在的书的纸张一样折叠起来。所以把莎草纸一张张粘起来，连成一条长长的纸带——有时候其长度有数十米之多，然后把它们卷成一卷。经常用削尖的芦苇笔在莎草纸上书写（第43图）。常用黑色（糨糊中掺入烟黑）和橙红色（由赭石或铅丹制成）颜料来书写。书写时埃及书写人通常坐在地上，莎草纸铺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上；这个架子或者支在书写人两膝之间，他两腿交叉坐着，或者放在跷起的右膝盖上，或者放在专门的桌子上。

埃及莎草纸卷的写作有如下特点。(115)

由于莎草纸的易湿性，所以通常只在一面书写，经常是从右到左。每行字的走向照例是与纸卷相反；只有在某些官方文件中（较晚期用民书字写成的），每行字是顺着纸卷书写的，因此有时候一行字长达几米。埃及书文中的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但在一定程度上用定义符号把这些词彼此隔开。埃及文字中还用着色的方法突出某些词。红颜色常用来突出一章的开头，有时是一句的开头；诗歌作品中有时用红点把一首首的诗分开。(116)

埃及的圣书体文字，尤其是碑石上的圣书字，具有极大的艺术造型的特点，它同绘画和花纹图案有紧密联系；铭文都套上五颜六色，呈长方形，按其形状表现为统一的、协调的结构。铭文经常同图像巧妙地结合起来；许多碑石铭文，尤其是古老的碑石铭文中，甚至以图形为主，而碑石字句只是说明这些图形。

用插图配合文字的惯例也用到了莎草纸卷之中。许多纸卷也配有小型的艺术彩画，一般都画在纸卷边上；特别是“新王国时期”的莎草纸卷“死者经书”的制作具有高超的技艺。纸卷中用了科学型的插图，如几何图形。最有价值的纸卷用匣子装着；有时在匣子上挂着纸卷名称的标签。

在前王朝时期和古王国时期初叶，书写的艺术是祭司和国家官吏的独占物。后来，由于埃及在行政-经济管理、贸易和外交方面的书信来往的频繁，形成了一群人数众多的职业书写人。为了培养训练书写人，开办了学校；抄写室有时被叫作“生命之屋”。文学的发展，加之莎草纸的轻便，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藏书库。最早提到藏书库的是在第六王朝时期（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在吉萨墓葬地发现的一件铭文中(117)，一位官员被称为“书屋官”，即书写文件库保管人。埃及的“图书馆”是国家的、寺庙的藏书库，有时还是私人的藏书库；例如，在卡胡耶挖掘时发现了私人藏书库。

(118)是用不上色的方法写在硬材料——龟甲、兽骨，青铜钟鼎等——上面(119)；这就决定了古老的、仍未失去图画性质的中国象形字的线条-图示的形状。

在中国，早在公元前，就开始用竹片和丝绸来书写了。在刻写长篇文章时，这些竹片编联成束（像扇子一样），上端穿有小孔。丝绸料则卷在小棍上；书写前丝绸都先粘糊好。最初，中国人用漆树的漆在竹简和丝绸上写字；书写的工具是削尖的竹筷；由于采用这种技术，所以周、秦时期的汉字都由长短几乎相同的线条组成。从公元前3世纪起，毛笔代替了竹筷，墨代替了漆，这种墨是用黑烟灰、鱼胶和树脂制成。笔和墨的发明对书写字形有很大影响；字的线条长短不等，变得更弯曲了，字的一些笔画呈点、撇状。结果中国象形字就几乎失去了原来的图画性质。(120)

汉字形体和文献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是与公元2世纪初纸的发明相联系的(121)。在中国叫作“纸”，但在西欧，纸的名称（德语是papier，法语是papier，英语是paper）都来自“莎草纸”（papirus）这个词，因为从外表看纸同莎草纸相似。在中国，纸是蔡伦（朝廷官员和学者）发明的。最初，纸是用残剩的丝绸、麻屑、嫩竹和桑树的靭皮制成。先把这些东西的纤维质煮好，捣碎，用水稀释，然后用一张四角网捞出来并沉淀在网上；这样弄成的一张张纸还要放在绒布中间压紧，再挂起来晾干（第44图，б）。

与其他书写材料相比，纸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例如，它不同于前亚的泥版，它的特点是质地轻，携带方便。与埃及的莎草纸相比，它更结实，不易碎，而且可以把一张张纸折叠成册；此外，造纸的原料也不同于莎草纸，任何国家都有。最后，同古代用各种兽皮制成的皮纸（见第八章第4节）相比，纸是一种更价廉的材料。所有这一切使得纸迅速在全世界普及（见第八章第7节）并把其他书写材料排挤出去。

中国最初的纸有一个缺点，这就是还不结实，吸湿性强；因此，文字只能写在纸的一面。而这点使得中国的书具有特殊形式。例如，在纸发明后不久，除了纸卷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条状的书，它类似屏风或者手风琴那样折起来。从第八九世纪开始，由合成双页的纸制作的方形书本广为普及。由于文字只写在一面，纸张的干净一面朝里折，相互之间不是像欧洲的书籍那样书脊上装订，而是从背面装订。过去在中国书写时是一行行从上到下写；每行从右到左；现在中国的书写和印刷是以横向为主。

科学和文学的发展，中国中央集权帝国形成人数众多的官吏阶层，从公元3世纪起实行的科举考试——所有这些使得旧中国的文字有着比较广泛的普及。规模浩繁的著作是中国的一大特点，人们总是试图把以往全部文学的和科学的遗产都纳入这些著作中；15世纪上半期编纂的《永乐大典》可以作为一个样板，这部百科全书共有11095卷（现存60卷(122)）。

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印刷术，的确，它在技术上不如德国古滕堡印刷术完善（参阅第351页）。还在公元前中国就使用了印章。从公元初年起，图形和简短文句有时刻在石头上，然后用墨涂上，用纸拓印下来（第44图，a）。从第7、8世纪起开始使用木板印书，把要印的文章在木板上刻成凸形。从8世纪起，中国开始发行世界上第一份印刷的朝廷文告，最初称“邸钞”，后来称“京报”。

第44图　古代中国的造纸业和印刷术
a——公元7世纪的印拓图像；б——造纸坊；в——汉字书籍的活字排版

11世纪40年代，中国的铁匠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泥做好一个个活字，然后加以烧制。但是由于毕昇的制作工艺不完善（每个活字单独用手工制作），以及由于必须事先准备几千个汉字的活字和用这样大量的活字拼排的复杂性，所以几百年来中国一直继续用手抄书或者把书上的字刻在木板上；14世纪用木板活字代替泥版活字，15世纪又由朝鲜发明的铜版活字所代替，但这几乎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现代的印刷技术是19世纪才从欧洲传入的（第44图，б）。但是这一技术的发展受到大量汉字的限制。例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材料(123)，排一份中国报纸需要约7000个不同的活字，这就使得排字机的使用更加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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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子借自I．Gelb的著作，但有某些变动。

(2) 字母-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由于它们的全部符号（作为该文字体系的写法基础）有限，所以该民族可能使用一些约定符号，并赋予它们新的表音或音节的意义。大概日耳曼的古代文字符号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字母-音素意义的（见第八章第5节）。

(3) A．A．福尔莫佐夫．有神秘符号的木椁文化陶器（Cocyды cpyбнoй кyльтypы c зaгaдoчными знaкaми）．古代史通报，1953（1）；带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符号的陶器及文字史（Cocyды co знaкaми энeoлитa и бpoнзы ииcтopии пиcьмeннocти）．古代史通报，1963（2）．

(4) A．A．福尔莫佐夫．有神秘符号的木椁文化陶器．古代史通报，1953（1）：193．

(5) F．Gommel．埃及文化的巴比伦起源说（Der babylonische Urschprung der ägyptischen Kultur）．柏林，1892．

(6) H．Jensen．文字史（Geschichte der Schrift）．汉诺威，1925：40-41．

(7) Č．Loukotka．文字的发展．莫斯科，1950：54．

(8) I．Gelb．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芝加哥，1952．

(9) 例如，根据Д．Г．列杰尔的意见［《楔形文字文献中有关埃及的古老说法》（Дpeвнeйшиe yпoминaниe Eгиптa в клинoпиcныx тeкcтax），《亚洲民族研究所简讯》，1962年，第46期］，埃及的名字——米斯尔——只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才第一次出现在楔形文字中；根据X．A．津科的看法［《埃及同周围国家的联系》（Cвязи Eгиптa c oкpyжaющими cтpaнaми），《巴勒斯坦文集》，1962年，第7期］，埃及同前亚（我国一般称西亚——译注）的联系如果在古代就存在的话，这种联系只限于输入少量用于装饰的原料（如黑曜石）。

(10) 大概这些原因也说明苏美尔、埃及和中国在其古代文字的文献所属的时期内它们的物质文化有某些共同成分（例如，埃及在王朝时期初叶使用类似苏美尔的圆柱形的戳记，在中国殷代出现了战车，这与近东的战车相类似，以及其他等）。

(11) 所谓词根（孤立）语（如汉语）是这样的语言，它的词几乎没有语法变化，词与词的关系靠词在句中确定的顺序、虚词（如介词）及语调来表示。

(12) 所谓黏着语是这样的语言（苏美尔语，部分是日语、朝鲜语、突厥诸语等），它们的词明确地分为不变化的根词词干（意义的承载者）和表示词与词关系的构形词缀。与屈折语不同，这些词缀是机械地加到（似乎是“黏着”到）不变化的词干上；同时每个词缀总是只表示一个语法意义，相反，同一个词缀表示每一种语法意义。

(13) 所谓屈折语是这样的语言（俄语、德语等），它们的根词词干和构形词缀融合得十分紧密，以至有时很难把它们分开；同时词尾通常表示好几个语法意义。关于多式综合语，请参阅注(38)。

(14) 东方各语言印刷的出版物中作者印符统计细则（Инcmpyкцuя no noдcчemy aвmopcкux знaкoв нa вocmoчныx языкax）．全苏印刷科学研究所稿本．莫斯科，1945．

(15) 必须指出，最初的表词字变为用来表达词的实义部分的词素符号，这导致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借用（如日本人借用汉字——见第五章）这种文字时，也有必要借用该民族语言特有的构词形式。

(16) 在学习的较后阶段，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这一根本缺点局部得以克服（正如中国学校的教学经验所表明的），这是因为学生在学习表示词和概念的汉字时，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词汇-概念并从而使它们的意义更为准确。

(17) 俄语数词有时用阿拉伯数字（或罗马数字）表示，在变格时，有时用俄语字母表示的词尾附于数字后面，例如：cocyщecтвoвaниe 3-x цapcтв（三个王国的并存），121-я cpeдняя шкoлa（第121中学）等，其中-x和-я这些字母加在数字上用来表示格（以及性、数）的语法意义。——译注

(18) 由于对克里特文字、印度文字和玛雅文字发展的早期表词文字阶段研究不够，以及由于它们比较快的改变为音节文字体系，这几种文字将在第五章研究。

(19) Č．Loukotka．文字的发展．莫斯科，1950：29．

(20) 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79．

(21) 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80．

(22) A．Erman．象形文字（Die Hieroglyphen）．柏林-莱比锡，1912：14．

(23) H．Sotta，E．Drioton．象形文字研究入门（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hiéroglyphes）．巴黎，1922：25．

(24) H．M．波斯托夫斯卡娅．斯科尔皮昂“王”及其时代（Цapь“Cкopпиoн” и eгo вpeмя）．古代历史通报，1952（1）：49-57．

(25) 这里对斯科尔皮昂“王”棒槌上的图像所作的解释是可能的假设之一，它同以往存在的假设多少有些分歧。

(26) D．Dringer．文字．79．

(27)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39．

(28)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46．

(29) H．C．彼得罗夫斯基．埃及语（Eгunem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58：30．

(30) K．Sethe．从图像到字母（Vom Bilde Zum Buchstaben）．莱比锡，1933：26．

(31)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15，129．

(32)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46．

(33) 亚特兰蒂斯（或译成“亚特兰大岛”，又名“大西洲”“大西洋神岛”），根据柏拉图所记述的古希腊传说的大西洋中的大岛，后因地震沉没。——译注

(34) E．Kingsborough．墨西哥的古文物（Antiquities of Mexico）：第9卷．伦敦，1831—1848．

(35) St．Chavet．复活节岛及其秘密（L'île de Pâques et ses mystéres）．巴黎，1936．

(36) A．Métraux．复活节岛（L'île de Pâques）：第14版．巴黎，1951；P．A．LagnonOrgil．复活节岛的铭文（The Easter Island Inscriptions）．澳洲-大洋洲研究．诺福克，1953（1）：1；Th．Barthel．复活节岛文字释读的基础（Grundlagen Zur Entzifferung der osterinselschrift）．汉堡，1958；J．Imbelloni．复活节岛的语音表（Las Tabletas parlantes de Pascha //Ru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51：14．

(37) Б．Г．库德里亚夫采夫．复活节岛的文字（Пиcьмeннocть ocтpoвa Пacxи）//苏联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志博物馆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11）：175-236；H．A．布京诺夫，Ю．B．克诺罗佐夫．关于复活节岛文字研究预报（Пpeдвapитeльнoe cooбщeниe oб изyчeнии пиcьмeннocти o-вa Пacxи）．苏联民族学，1956（4）：77-91；H．К．费多罗娃．关于复活节岛文句的语言性质问题（К вoпpocy o xapaктepe языкa тeкcтoв ocтpoвa Пacxи）．苏联民族学，1963（2）；有关“科豪-隆戈-隆戈”的传说（O лeгeндax，cвязaнныx c《кoxay poнгo poнгo》）．莫斯科，1964．

(38) G．Hevesi．关于大洋洲的文字（Sur l'écriture Océanienne）//法国史前研究协会公报．巴黎，1939．

(39) D．E．Ibarra Grasso．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的文字（La escrifura indigena andina）．拉巴斯，1953．

(40) A．Falkenstein．乌鲁克的古代文献（Archaische Texte aus Uruk）．柏林，1936．И．M．季亚康诺夫．参阅D．Diringer的《字母》一书的注释．莫斯科，1963：59．

(41) 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a в Двypeчьe）//东方文化和艺术研究室著作选：第3卷．列宁格勒，1940：28-30；B．B．斯特卢威把这块石板铭文的时间定为公元前3300年，世界史：第1卷．莫斯科，1956：194．

(42) 乌鲁克第四分期层的几个复杂的符号（第23图，a）是个例外，看来，这些符号是更早期图画文字的残余。

(43) A．Falkenstein．乌鲁克的古代文献（Archaische Texte aus Uruk）．柏林，1936：33．

(44) 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a в Двypeчьe）//东方文化和艺术研究室著作选：第3卷．列宁格勒，1940：33.

(45) 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a в Двypeчьe）//东方文化和艺术研究室著作选：第3卷．列宁格勒，1940：31及以后几页.

(46) 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a в Двypeчьe）//东方文化和艺术研究室著作选：第3卷．列宁格勒，1940：34．

(47) 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a в Двypeчьe）//东方文化和艺术研究室著作选：第3卷．列宁格勒，1940：33.

(48) 例如，参阅Б．格罗兹内．前亚史前时期的发展（Дoиcтopичecкиe cyдьбы Пepeднeй Aзии）//古代历史通报，1940（3-4）．

(49)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104．

(50) 大概古埃及文字也是不仅用于国事记录和葬仪祭祀，而且用于生产计算；后一类型的铭文之所以没有传到今天，仅仅是因为在埃及这类铭文所用的书写材料不大经久耐用（兽皮、瓦片等）。但是即使可以作这种假设，埃及的文献仍然在内容上大大不同于古苏美尔文献；前者除了没有传到今天的生产方面的记录以外，却有着十分广泛使用的具有国事记录和葬仪祭祀内容的铭文；后者在远古时代几乎没有这一类型的铭文。

(51) 此图与我国历史地理学家根据考古资料所绘的商、周民族文化活动范围的地图不尽相同。——译注

(52) 据另一说法，仓颉不是黄帝的史官，而是帝王。

(53) B．A．鲁宾．中国殷朝铭文研究五十年（К 50-лeтию изyчeния иньcкиx нaдпиceй в Китae）//古代历史通报，1954（2）．

(54) B．A．鲁宾．中国殷朝铭文研究五十年（К 50-лeтию изyчeния иньcкиx нaдпиceй в Китae）//古代历史通报，1954（2）．

(55) 我国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编》增补本收不同的甲骨文4672个，其中公认为认出的为1723个。其后又陆续发现新字，也陆续认出了不少字。——译注

(56) 释文据我国学者研究成果予以调整。——译注

(57) 关于《说文解字》中古汉字的分类，参阅本章第15节。

(58) 这里说的“要素”是指汉字结构中与“合体字”相对的“独体字”。——译注

(59) И．M．鄂山阴指出：“在汉字史上没有只用独体书写的时期。显然，这些独体同文字发展早期的图画字以及较晚期的（由独体构成的）合体字同时并存……”（И．M．鄂山阴：《汉语》，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1卷，莫斯科，1953年，第320-321页）。

(60) 我国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编》增补本收不同的甲骨文4672个，其中公认为认出的为1723个。其后又陆续发现新字，也陆续认出了不少字。——译注

(61) B．A．鲁宾．中国殷朝铭文研究五十年（К 50-лeтию изyчeния иньcкиx нaдпиceй в Китae）//古代历史通报，1954（2）．

(62) J．Ball．汉字和苏美尔文（Chinese and Sumerian）．牛津，1913；I．Gelb．文字的研究；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127-132．

(63) “前亚”一词来自德语Vorderasien，用于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著作。包括大亚美尼亚、亚述（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和波斯。——编注

(64) И．M．鄂山阴．汉语．苏联大百科全书，2：21．1953：320．

(65) И．M．鄂山阴．中国象形字的起源、发展和结构（Пpoиcxoждeниe，paзвитиe и cтpyктypa китaйcкoгo иepoглифичecкoгo пиcьмa）．学位论文．莫斯科，1943：42-45（该文保存在国立列宁图书馆）．

(66) “几乎大部分周代祭器上图画文字的铭文都是记载祭祀人的姓名和事迹的”（И．M．鄂山阴．中国象形字的起源、发展和结构．莫斯科，1943：47）．

(67) 卦爻的三条线系统，很可能决定了很多汉字的所谓“三层式”结构，还决定了用来表示自然现象（如“水”“火”等字）、亲缘关系等汉字的构造。

(68) K．Sethe．从图像到字母（Vom Bilde Zum Buchstaben）．莱比锡，1933．

(69) W．M．F．Petri．字母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Alphabet）．伦敦，1912．

(70) J．F．Champollion．古埃及人圣书字体系的概要（Précis du siste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巴黎，1828：338．

(71) Gorapollon对埃及圣书字所作的许多解释，现在认为是很值得怀疑的。

(72) B．И．阿夫季耶夫．埃及语（Eгипeтcкий язык）//文学百科词典：4．莫斯科，1930：62；以及A．Gardiner．埃及语法（Egyptian Grammaire）：1．伦敦，1927：2．

(73) 汉字的“象征字”也叫“指事字”或“象事字”，是以象征性的符号来表示意义。——译注

(74) 古汉字“”（人），其变体为“”（身）字和“”（尸）字。但古“尸”字不一定作“尸体”解，《说文》：“尸，象卧之形。”——译注

(75) 图中古汉字“上”“下”两字的图形为、。但我国文字学家一般认为，甲骨文、金文中“上”“下”为“”“”。——译注

(76) “闻”“忍”，一般认为是形声字。——译注

(77) И．M．鄂山阴．汉语．苏联大百科全书，2：21．1953：317．

(78) И．M．季亚康诺夫．论古代前亚的语言（O яыкax дpeвнeй Пepeднeй Aзии）．语言学问题，1954，5：48，50；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40．

(79) И．M．鄂山阴．汉语．苏联大百科全书，2：21．1953：319．

(80) 一些学者认为，有的汉字表示语法作用是采用“破读”（变读）的方法，如“食（shí，吃）”——“食（sì，喂）”，进而采用分化字形的方法，如“食（sì，喂）”——“饲”等。——译注

(81) 属于语音近似的词有埃及语的单词，这些词有相同的辅音为词根的词干，但有不同的元音符号，汉语的词也有相同的语音结构，但有不同的声调。

(82)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116］在Г．格拉波夫之后，统计埃及语3200个词根总数中有60个单辅音词根和380个双辅音词根。

(83)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108．

(84) 根据高本汉的看法［《汉文典》（Grammata Serica），斯德哥尔摩，1940年］用音词字同义词字结合的方法表示词，最早出现在周代（公元前1122—前246）的铭文中；根据И．M．鄂山阴的意见，这种结合的方法在殷代铭文中就有了。

(85) 标准汉语约有1500—2000个根词素。（中国学者认为，现代书面语的单音节词在2000—2400个之间。——译注）

(86) 唐古特族，即西夏。——译注

(87) 《三仓》，秦代李斯编《仓颉篇》、赵高著《爰历篇》、胡毋敬著《博学篇》的合称。——译注

(88) 《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又重文1163个。以上是本书作者的分类，其中（3）似为中国传统所称转注字，（4）即会意字，（6）即形声字。中国传统上是分析字形结构，所以一般不包括假借、转注两类，分类统计也不包括重文。所以，上述分类及统计与我国文字学家研究不尽一致。——译注

(89) 我国学者多称意音字。——译注

(90) 实为47035个。——译注

(91) И．M．鄂山阴．中国象形字的起源、发展和结构（Пpoиcxoждeниe，paзвитиe и cтpyктypa китaйcкoгo иepoглифичecкoгo пиcьмa）．学位论文．莫斯科，1943：80．

(92) 现代汉语中存在某些语法形式，但它们不够发达，参阅H．И．拉德院士《论汉语》（O китaйcкoм языкe）一文（原载《语言学问题》，1952年，第3期，第72-77页）。

(93) 学校教学把教识字和教标准语的规范结合起来，过去和现在都对此有促进作用，尽管不同省区的学生往往还是按当地方言读那些词。

(94) 汉字的这种性质大大方便了远东其他国家使用汉字。例如日本和朝鲜，尽管日语和朝鲜语同汉语有原则的不同，但在数百年来一直使用中国的汉字（见第五章）。不仅如此，尽管他们的语言不同，但中国人和日本人借助汉字还是能够互相了解的。

(95) 罗常培和吕叔湘．Vers l'unification de la langue Chinoise．国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巴黎，1958，7：94-126．

(9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8年2月11日批准。——译注

(97) 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资料汇编）．北京，1958；Г．П．谢尔久钦科．中国文字及其改革（Кumaйcкaя nucьмeннocmь u eё peфopмa）．莫斯科，1959．

(9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进行汉语拼音文字的研究，也多以它为工具。有人曾经主张，条件成熟，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汉语拼音文字。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汉语拼音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译注

(99) 除了这三种字体外，还存在过一种（第四种）更古老的字体——王朝前的文字，这是由图画文字向表词文字过渡的文字（第13图和第14图）；在书写方面这种文字的特点是它的一个个各别图画要素连成一个统一的组画。

(100) 这个术语还见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中。

(101) Б．A．图拉耶夫．埃及文学（Eгunemcкaя лumepamypa）．莫斯科，1920：25．

(102) M．Chaine：《埃及语言基本知识》（Notions de langue égyptienne），巴黎，1938年，第1卷，第3页。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31-33.］及其他埃及学家都证实了这一原理。

(103) A．Gardiner．埃及语法（Egyptian Grammaire）：1．伦敦，1927：438-543．

(104)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Eгunem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61：20．

(105)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Eгunem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61：20．

(106) B．B．斯特卢威．古代东方史（Иcmopuя Дpeвнeгo Bocmoкa）．66；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莫斯科，1956：37-39；A．Falkenstein．乌鲁克的古代文献（Archaische Texte aus Uruk）．柏林，1936．

(107) 汉字某些字体，因模仿古字而再现其图画形式。

(108) 古文，广义指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籀文和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狭义专指战国时通行于关东六国的文字。本书作者则专指甲骨文。——译注

(109) 我国学者认为，以石鼓文为代表的所谓“大篆”是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产物，隶书产生于秦代，并较为广泛地运用。——译注

(110) 这里说的“科斗文”等是几种字体，按其字形特点命名。我国古字体中除“科斗文”（又名“科斗书”“科斗篆”——因头粗尾细，形似蝌蚪而得名）外，其他三种不甚著名。——译注

(111) Б．A．图拉耶夫．埃及文学（Eгunemcкaя лumepamypa）．莫斯科，1920：31．

(112) J．Cerny．古代埃及的纸和书（Paper and Book in ancient Egypt）．伦敦，1952．

(113) B．B．斯特卢威．古代东方史（Иcmopuя Дpeвнeгo Bocmoкa）．莫斯科，1941：230.

(114)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22．

(115) J．Cerny．古代埃及的纸和书（Paper and Book in ancient Egypt）．伦敦，1952；M．A．科罗斯托夫采夫．古埃及的书写人（Пucцы Дpeвнeгo Eгunma）．莫斯科，1961．

(116) M．Э．马季耶．四千年前埃及人读些什么（Чmo чumaлu eгunmянe 4000 лem moмy нaзaд）．列宁格勒，1936：14．

(117) Г．马斯佩罗．东方各民族古代史（Дpeвняя ucmopuя нapoдoв Bocmoкa）．莫斯科，1895：69．

(118) 中国最古的文献

(119) 已见甲骨片，有先用红笔写上字，然后刻的，也有写而未刻的。——译注

(120) 除铜器铭文（大部分是铸的，也有少量是刻的）外，迄今未见传世周代简书。——译注

(121) 有一种说法是：还在公元前就已经制出了某种类似纸的东西，它用煮沸过的丝制成（煮过的丝薄薄一层铺满在一块硬面上，然后晾干，紧压）。

(122) 已收集并影印出版813卷。——译注

(123) 书法和印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1964（3）：33．

第五章　音节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1

上一章已经分析了表词文字的两大缺点（词素文字稍好些）——即它们的复杂性（多符号性）和难以表达词的语法形式。

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使用文字的人数增多，以及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的过程中，这两个缺点中的第一个缺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特别是随着文字不再是祭司、职业书写人、学者和国家官吏（他们能够花上许多年时间来学习读书写字）的特权，随着文字除了国家管理和宗教祭祀的需要之外，还越来越广泛地服务于贸易、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大量需求，这个缺点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因此，古老的文字体系几乎总是变成表词-音节文字或者表词-音素文字。一些民族的语言具有丰富的语法形式，但是它们用表词文字，甚至用词素文字却难以表达；如果这些民族使用的是表词文字体系，那么这一变化过程就加快了。统一的标准语的形成也促进了这一过程，因为表词字和词素字，尤其是意词字和词素字，对于方言差异极大的语言来说是最为方便的；文字的音节成分和音素成分的发展一方面巩固统一的读音，同时也加速了标准语的形成。

除了汉字体系外，在所有古老的文字体系中都使用音节符号或者字母-音素符号，而且这些文字体系随着自身的发展越来越表音化。但是由于大多数东方奴隶制文化特有的传统思想，没有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字体系改造成纯音节的或者纯音素的文字体系。特别对古代表词文字向表音化发展阻碍极大的是僧侣阶级、职业书写人（埃及、巴比伦、亚述、克里特、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中国的士大夫的保守主义的影响，因为这些人力图垄断文字，阻挠文字的简化和大众化进程(1)。

因此，所有纯音节文字和纯音素文字的产生不是古代表词文字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由另外的、比较年轻的民族创立的。的确，最初这种现象是由于利用表词文字中使用音节符号和字母-音素符号的经验而产生的。

2

音节文字体系（即一个符号等于一个音节的文字体系）按其符号的起源和音值分成几种主要的类别。(2)

从符号的音值来说，音节文字体系（不管其起源如何）分成三种基本类别。第一种基本上是前亚楔形音节文字体系（亚述-巴比伦文字、埃兰文字、乌拉图文字等），玛雅文字，比布洛斯音节文字以及朝鲜的合体-音素文字（“谚文”）；在这些文字体系中，符号可以表示几乎任何音节——孤立的元音，元音＋辅音，辅音＋元音，辅音＋元音＋辅音，而在玛雅文字中，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收尾辅音。第二种音节文字是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塞浦路斯文字、埃塞俄比亚文字和日文（假名）；这些文字的符号只表示孤立的元音和辅音＋某个（固定）元音的音组。波斯-阿黑门尼德音节楔形文字是第二种文字的特别类型：它的符号表示辅音＋某个固定元音的音组，但是除此以外，这些符号也用来表达辅音。(3)第三种音节文字是印度的各种不同的字母体系（佉卢字母、婆罗米字母以及由婆罗米字母派生并用至今日的天城体梵文字母）；这些文字的主要（非合体的）符号只表示孤立的元音和辅音＋元音ǎ的音组，而其余音节则由合体符号表示。

从符号的起源来说（不管其音值如何），所有的音节文字体系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基本上古老的音节文字体系，它们是由于表词文字（前亚诸文字、克里特文字、玛雅文字）千百年来内部发展所产生的，或者是在表词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塞浦路斯文字，可能还有比布洛斯文字）。

第二类音节文字体系（埃塞俄比亚文字、印度诸文字）是较晚期——公元前1000年代或者公元初几百年——在辅音-音素文字（不是表词文字）的基础上通过元音化而产生的；波斯-阿黑门尼德楔形文字处于中间环节，它大概是在巴比伦表词-音节文字和阿拉米辅音-音素文字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属于第三类的是音节文字体系（日本的假名）和合体-音素文字（朝鲜的“谚文”），这些文字是在更晚期——公元1000年代末、2000年代中——创立的，最初他们不单独使用，而是作为日本人和朝鲜人借用的中国表词-词素文字的补充。

第四类音节文字体系是19—20世纪初为美洲、亚洲和非洲各个不同的小民族人为创制的文字体系。

音节文字出现在表词文字之后。最古老的（基本上）表词文字体系——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克里特（表形）文字、原始印度文字——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前3000年代就产生了；最古老的（基本上）音节文字体系，尤其是纯音节文字体系——克里特（线形）文字、塞浦路斯文字、波斯-阿黑门尼德文字、印度文字（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等——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甚至公元前1000年代形成的。音节文字形成的时间之所以比较晚，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言语分解为表音单位（音节）比把言语分成为通常与词符合的表意单位在心理上更困难一些，要求有更发达的分析能力。第二，在音节和音节符号之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具有在词的意义和与词相应的图形符号之间存在的那种直接的明显联系（不管怎样在表词文字的初期阶段是存在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表词文字极其自然地由图画文字所产生。

此外，音节文字体系出现的时间较晚决定了它有如下的特点。第一，音节文字体系与古老的表词文字体系不同，前者不是独立形成，而是在其他民族文字作用下产生的；例如，塞浦路斯文字是在克里特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埃塞俄比亚文字是在南部闪米特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印度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是在腓尼基文字和波斯-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日本的假名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的，等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音节文字体系是在各民族间比较密切联系的时期形成的。第二，在音节文字史上，个人的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占有较重大的地位。的确，这种情况主要是就三类最晚期的音节文字体系而言的，即在辅音-音素文字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体系，作为对借用的表词文字的补充而形成的文字体系，特别是在19—20世纪人为制订的文字体系。由于这一原因，这三类音节文字体系中，许多文字（如婆罗米字母、佉卢字母、日本的假名等）与表词文字和在表词文字基础上产生的音节文字不同，它的特点是结构更加合理、严整，更加周密、详细。

3

同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相比，音节文字更便于学习和使用。它只用较少的符号就够了，因为任何语言中词（甚至词素）的数量要比不同音节的数量多许多倍。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符号数却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在纯音节文字中基本符号的数量（不算合体符号）通常在35—40个（如婆罗米字母、佉卢字母、波斯-阿黑门尼德字母）到200多个（如埃塞俄比亚字母）之间。此外，音节文字更确切地反映语言，特别是它的语音；音节文字也可以表达词的语法形式。

表词文字的优点只是它的容量很大和意词字（表意字）便于国际交往。

同字母-音素文字相比，音节文字只有一个优点——学习读书写字更容易些。对于绝大多数语言的使用者来说，把音节从言语中分出来比分出一个个音素来在心理上要简单一些，只要求较低的分析力。无怪乎甚至在现代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中学习识字往往是从读音节开始。在不同符号的数量不多和结构单一（如开音节规律的结构）的语言中，特别容易把音节从言语中分出来。只有在带根词干的辅音结构的语言（如闪米特族诸语，见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把音素（辅音）从言语中分出来比较容易。

与字母-音素文字相比，音节文字的缺点要严重得多。

其中最严重的一个缺点就是，语言中不同音节的数量总是比不同音素的数量要多得多。因此，音节文字体系为了准确表达言语，要求大量符号。在字母-音素文字中，不同符号（字母）的数量在20—40个之间，只有少数语言超过这一数目（如某些北高加索的语言）；而在音节文字体系中，不同符号的数量在35—40个到200—300个之间（不包括合体字母）。但是在音节文字体系中，即使用这么多的符号，也往往要靠使用人为的手段（字母发音符号、合体符号等）才能对付下来。只有在少数拥有少量不同音节的语言（如日本语）中，音节文字的这一缺点才感觉不出来。在那些符号可以表示各种音节组的音节文字中，特别需要大量的符号；这些文字体系——前亚各种楔形文字（除波斯文字外）、玛雅文字、朝鲜合体-音素文字——中，不同符号的数量都是数以百计。

音节文字的另一个缺点是难以表达邻接的辅音和词末的辅音。产生这一缺点的原因是：大部分音节文字中基本符号表示孤立的元音和辅音＋元音的音组，而在印度的几种文字中，这些符号只表示孤立的元音或者辅音＋元音ǎ的音组。所以要表示邻接的辅音和词末的辅音（在印度的几种文字中还要表示辅音＋任何一个别的元音，除元音ǎ外）就必须创制大量的合体符号（如印度的几种字母），或者迁就于言语表达的不准确（如埃塞俄比亚字母），或者利用同样的符号——它们既有音节的意义，又有辅音-音素的意义（如波斯-阿黑门尼德字母）。上述难点只对所表达的语言是以开音节规律为主，不容许有几个辅音相邻这样的文字才有，属于这样的音节文字的有日本的假名，大概还有希腊以前的克里特文字以及塞浦路斯的音节文字。

4

最古老的，基本上属音节文字体系的是在表词文字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体系。在这些文字体系中，音节符号通常是从单音节意词字发展而来的。最初这些表词字用来表示同音词，从而变成为音词字；然后它们开始用来表示与其读音近似的多音节词的部分（所谓文字的“画谜法”，见第四章第12节）。由于频繁使用，这些符号不再理解为词的实义符号，并且开始被理解为音节符号。

根据它们起源于表词文字，这一类音节文字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几乎所有这些文字体系（除塞浦路斯文字外）都残留着一些表词字，这些表词字有时独立使用，有时用作定义符号。第二，这些文字的音节符号的归类和写法有很大的偶然性，不够规则，而且有比较多的（作为一种后果）不同符号。第三，最重要的一点，符号用来表示的音节有相同的辅音（如ba，bo，be，bi）或者有相同的元音（如ba，ra，ka，ta），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字形结构，也没有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的字形特点。

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在苏美尔文字中产生了最古老的音节符号(4)。

这种文字的音节符号通常是产生于表示单音节词的表词字；例如，表示“箭”这个词（苏美尔语读如ti）的符号开始也用来表达ti这个音节。在公元前3000年代前半期，苏美尔文字中音节符号作用非常广泛(5)，而到了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这一文字变成了表词-音节文字(6)。

苏美尔文字中出现音节符号的原因之一是需要准确书写专有名词，特别是外国的专有名词。从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起，颂扬苏美尔统治者业绩和描述征伐、战斗等的铭文，在苏美尔文献中，有了极大的发展。依据这些铭文的内容（与更早期经济方面内容的铭文不同），经常见到一些专有名词，其中包括来自外国的专有名词，如所夺取的城市和地区的名称，这些地方的国君的名字等。然而外国的名称和名字对苏美尔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含义，所以不可能用意词字来表达；它们也不可能经常用音词字来表达，因为（由于这些名称的语音结构不同）在苏美尔语中很少见到与这些名称发音相近的词。

音节符号之所以更为需要，还因为有语言方面的原因。从语法结构来看，苏美尔语接近于黏着语(7)。它广泛使用根据黏着原则附加在词干上的词缀。这些词缀很难用表词字表达。因此就用音节符号来表达这些词缀（在这些情形下音节符号作为表词字的“语言补充”）。因为在苏美尔语中词的语法形式常用单音节后缀表示，所以音节符号通常就表示词的最后一个音节，而词的根词干则用表词字表达；例如，位于表词字之后的音节符号me，表示苏美尔语的复数的后缀。

除了上面谈到的引起音节符号出现的苏美尔文字和语言的特点以外，还必须指出语言上的一个利于音节符号形成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苏美尔语中存在大量的语音结构简单的单音节词(8)。这些词或者由一个孤立的元音组成（如，i——“五”，e——“房子”），或者由辅音＋元音组成（如，šu——“手”，lu——“人”），或者由元音＋辅音组成（如，aš——“一”，an——“天”），或者由辅音＋元音＋辅音组成（如，kur——“国家”）。表示这种单音节词的表词字最容易变成为音节符号。久而久之，由于一系列词末辅音的脱落，苏美尔单音节词的语言结构就变得更简单了；例如，mun（“名字”）这个词变成为mu，gin（“忠实”）这个词变成为gi；这就更加利于表词字变成音节符号了(9)。

在音节符号（其中包括表示孤立元音的符号）大大发展的同时，苏美尔文字中完全缺少表示单个辅音的符号，在埃及文字中这种符号甚至形成了特殊的辅音字母系统。苏美尔文字的这种语音要素发展的性质（不是辅音-音素的发展途径，而是音节的发展途径）是由于苏美尔语（不同于埃及语）除了辅音外，元音同样地参与构成词根的词素和词缀的词素。

但是，尽管有一些迫切要求（同时也利于）构成音节符号的原因，尽管这些符号使用频繁，然而苏美尔文字始终持续不断地广泛利用表词字型的符号（第45图）。苏美尔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词妨碍这些符号的消失(10)。在转化为纯表音文字时，同音词的写法是相同的，这就难于理解所写的内容；所以在出现音节符号的同时，意词字就开始用作定义符号，它使音节符号表示的词的意义更加确切（第46图，a）。此外，苏美尔文字表音要素的发展在公元前3000年代和公元前2000年代之间，由于山区埃兰人部落对苏美尔的入侵而人为地中断了。

第45图　苏美尔表词字-音节文字铭文示例，附标音、直译和分析所用符号［引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的词条《文字》——作者：И．季亚康诺夫、B．伊斯特林、P．金扎洛夫，术语有改变；强调指出此铭文中所用的苏美尔多义表词字的那些意义］

音节符号的广泛使用使得符号的总数减少了。例如，如果古苏美尔文字中（乌鲁克时期第四分期），不同符号的数量达到1500个(11)，到公元前3000年代初，已减到600个(12)。

由于公元前3000年代初阿卡德地区各部落借用苏美尔文字、公元前3000年代末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也借用这一文字，音节符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起，就证实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存在阿卡德的闪米特诸部落，即稍晚于苏美尔人。这些部落的语言完全不同于苏美尔人，而属于闪米特语系的东北语支。在公元前3000年代，即几乎与苏美尔人同时，这些部落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地带建立了一些不大的奴隶制国家（主要城市是阿卡德、埃什努纳、基什等），这些国家位于苏美尔人的国家以北。

巴比伦人作为一个民族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是由于阿卡德地区诸部落和由阿拉伯迁移来的新的闪米特移民—阿莫雷人融合而成。这些部落征服了阿卡德和从埃兰人手中夺取了苏美尔之后，于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建立了强大的巴比伦王国（主要城市是巴比伦，见第21图）。这一王国的历史分为两大时期：（1）早期巴比伦时期——从公元前1894年（巴比伦第一王朝开始）到公元前689年（亚述人征服和摧毁巴比伦）；（2）新巴比伦时期——从公元前626年（巴比伦恢复独立）到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巴比伦文化和文献的繁荣时期是在早期巴比伦王国时期的最初几百年，尤其是在汉谟拉比王统治的年代（前1792—前1750）。

巴比伦人吸取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文化成果，借用和发展了苏美尔文字，因而在这几百年内创作了本国文学和艺术的优秀作品。

与巴比伦人同源的闪米特族亚述人部落居住在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以北地区（主要城市是尼尼微、阿舒尔，第21图）。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起，亚述开始同巴比伦势均力敌。在公元前8—前7世纪，亚述人征服和摧毁了巴比伦（前689）并征服了埃及（前671），这时亚述王国空前强大；这几个世纪内，特别是阿舒尔巴尼拔王统治年代，亚述的文化和文献处于高度繁荣时期。公元前7世纪末，巴比伦人先恢复独立（前626），然后同米堤亚人结盟征服了亚述。

苏美尔语基本上是单音节词的语言；而在闪米特的亚述-巴比伦语中是以三音节词（确切些说是三辅音词）为主(13)。因此，表示苏美尔语的单音节词根的符号，被巴比伦人和亚述人轻易地变成音节符号并开始用来表示亚述-巴比伦词汇的单个音节(14)。

依照苏美尔单音节词的结构，音节符号在苏美尔文字（后来也在亚述-巴比伦文字）中通常有如下四个音义中的一个：（1）孤立的元音（如i），（2）辅音＋元音（如ti），（3）元音＋辅音（如ur），（4）辅音＋元音＋辅音（如kur）。

亚述-巴比伦文字中广泛使用表示复合音节的特殊方法（辅音＋元音＋辅音）就是利用两个音节符号，其中一个表示辅音＋元音，另一个表示元音＋辅音（第46图，a）。在这种情况下，组成这类音节符号的两个元音融合为一，例如：

pa＋ar＝par，　da＋al＝dal。

苏美尔符号和亚述-巴比伦符号的这种意义和用法差不多消除了音节文字的一个主要缺点——即表达带词末辅音的词和几个辅音群的困难。同时，这又助长了音节文字的另一个缺点——增加了符号数量。为了表达同一个音节往往使用不同的符号（第46图，в），这种情况就更加大了符号数量。然而前亚文字的符号数目还是进一步减少了；例如，亚述楔形文字中共计约有350个不同的符号(15)。

必须指出，音节文字虽然对苏美尔黏着语来说是合乎规律的，但它不完全适应于亚述-巴比伦语，因为后者的词的根词干主要是辅音结构，有发达的内部屈折变化，起语法作用的辅音经常重复，在词末尾有清音和浊音的区别。

然而由于亚述-巴比伦文字是通过机械借用的方法由苏美尔文字产生，所以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内，音节符号在这种文字中还保留着主导作用；正是这点成了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与埃及人不同）不向字母-音素文字迈进的最重要原因。

同一个符号经常平均有几个表意和表音意义，相反，不同符号又可以表示一个意义——这种情形使得亚述-巴比伦文字体系大大复杂起来。例如，这个符号可以表示：元音i，音节ni，li，zal等，以及“油”（šamnu）和“富足的”（baru）这两个词；与此相类似，巴比伦的符号（横楔形）可以表示音节aš，ru，dil，rum，此外，还表示“儿子”（aplu），“唯一的”（edu），动词“给”（nadanu）这几个词以及阿舒尔神的名字。与此同时，同一个音节可以用不同符号表示；例如，可以用16个不同符号来表示tu这个音节或这个词，用14个符号来表示si（se）这个音节或这个词，用13个符号来表示gar这个音节或这个词（第46图，B）(16)。

第46图　乌拉图楔形文字（A）和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Б，B）中音节符号的用法
A——音节符号和定义符号结合的例子；Б——借助两个和三个（如果是长辅音）音节符号表示复合音节（辅音＋元音＋辅音）的方法；B——表示相同音节和与其语音相应的单音节词的不同方法

苏美尔文字也曾有过这种多义性的特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苏美尔语中有大量的同音词；把另加的抽象意义固定到最初表示具体意义词的符号上；苏美尔文字中结合了表词字原则和音节原则。在巴比伦文字和亚述文字中这种多义性特点更突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给他们借用的苏美尔符号赋予了新的（亚述-巴比伦语的）音值，同时又使许多符号保留其原来的苏美尔文字的意义。

例如，苏美尔符号是“房屋”这个表词字，苏美尔语读如e。用亚述-巴比伦语读“房屋”这个词则读成bitu。巴比伦人借用了苏美尔符号，又让这符号保留着表词字意义“房屋”和苏美尔的音节意义e；但与此同时，他们还使这个符号具有新的亚述-巴比伦语的音值bitu，后来也有了bit这个音节意义（去掉了词尾u之后）。因此，同一个符号获得了如下的意义：表词字意义“房屋”；音值e，bitu，bit。

巴比伦人借用的从前苏美尔人用来表示苏美尔语的几个同音词的符号，具有的不同意义更要多一些。例如，苏美尔符号是音词字kur，它表示苏美尔的三个同音词：“土地”“国家”“山”。巴比伦人保留这个符号的过去的音值（kur）和过去的词义（“土地”——“国家”——“山”）。但是在巴比伦语中“土地”这个词不用kur表示，而用mātu表示，“山”用šadu表示；于是kur这个符号就取得了相应的新的音值。由于过渡到音节文字，这个符号开始按它表示的巴比伦词的第一个音节来读音，即读如māt，šad。结果同一个符号获得下列意义：

由于上面所分析的原因，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几乎每个符号平均都有几个意义——表词字意义和音节意义。其中一些意义借用自苏美尔，另一些意义似乎是从苏美尔语译成巴比伦语。因此巴比伦楔形文字（亚述楔形文字的程度稍低）成了非常复杂和有内在矛盾的文字体系。借用与本族语言格格不入的文字导致了这一结果。

然而尽管亚述-巴比伦文字十分复杂，但是这一文字对其他民族的文字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在巴比伦和亚述兴盛时期，它甚至具有各国间通用的文字体系的性质。例如，在“新王国时期”，许多埃及法老，特别是第十八王朝（前2000年代中期）的法老，在同巴比伦、亚述、赫梯国进行外交信件来往时，甚至与属埃及的叙利亚各省区书信来往时，广泛使用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在埃尔-阿马那发现的埃及国家档案库的文件就证明了这点。

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如此广为流行有如下三个原因：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十分强大和亚述-巴比伦文化具有重大的作用；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材料和工具（泥版和芦苇秆）容易得到，书写技术简单，以及楔形书写的泥版经久耐用；主要的还是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表音的、音节的性质（第47图和插图4）。

第47图　亚述铭文示例，附标音和翻译（据J．Février）
标音时音节符号用小写字母，不带括号，语音补充用小写字母，带括号，表词字用大写字母，定义符号用箭头表示，每行下面逐字翻译加以说明

在波斯人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前538）之后，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逐渐被遗忘了；最后一批有巴比伦楔形文字的泥版属于公元前1000年代末期。

其他向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借鉴楔形文字的前亚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尤其是埃兰人、赫梯人和乌拉图人的文字体系（第48图）中，以音节符号为主的现象更为突出。

第48图　最主要的楔形文字系统发展示意图
虚线表示可能的发展途径，实线表示无疑的影响（乌加里特人和波斯人向亚述-巴比伦文字只借鉴楔形的符号形状）

埃兰人，像苏美尔人一样古老，是前亚的一个民族，他们从公元前4000年代起居住在苏美尔人以东的山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之间）。像苏美尔人一样，他们说黏着结构的语言(17)。

从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起（可能还要早些），埃兰人就开始使用意义上是表词字而形式上是图画的文字。某些学者认为这种文字（所谓“原始埃兰文字”）是从更古老的、没有传到今天的埃兰图画文字独立产生的(18)。在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埃兰文字在阿卡德文字的影响下才有了楔形文字的形状。随着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埃兰文字越来越语音化，并且根据埃兰语的特点（黏着结构和简单的音节结构）而基本上变成为音节文字；例如，在公元前3000年代下半期，这种文字中总共使用了100个左右的音节符号和有限数量的表词字。在波斯人征服埃兰之后，埃兰语和文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新苏萨铭文”），后来它们被波斯语和文字排挤掉了。

赫梯人是公元前3000年代末—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住在小亚细亚、亚述和巴比伦以西的一些部落，他们是赫梯国的统治阶层。正如捷克学者Б．格罗兹内和丹麦学者X．彼得森等人所确定的，赫梯人说两种相近的印欧语：一种是比较古老的语言，所谓“涅西特语”，表现在赫梯楔形铭文中；另一种是比较晚的语言，所谓“努比亚语”，表现在赫梯象形铭文(19)中。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赫梯人把相邻的部落——努比亚人、胡利特人等——合并在一起，建立了庞大的、但不巩固的和人种成分五花八门的国家，其首都是哈吐沙什（见第21图）。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赫梯人的国家空前强大。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由于“爱琴海沿岸”诸民族的“海上”入侵，这个国家大大削弱了，公元前8世纪它失去了独立。

赫梯的文化、文学和文字是在亚述-巴比伦强有力的影响（埃及的影响较小）下发展起来的。最初，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赫梯人通过叙利亚闪米特人借鉴了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然后，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对它稍加改造。改造后的结果是：每个楔形文字符号赫梯人只保留一个音节意义（至多两个音节意义）。赫梯楔形文字被用来表达赫梯国的几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涅西特语”（为主）和“努比亚语”；被赫梯人征服的小亚细亚土著居民的“原始赫梯语”（“卡滕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胡利特语和属于闪米特语族的亚述-巴比伦语。

所谓“假表意字”，即包含在赫梯文句中，但读时用相应的赫梯词代替的苏美尔词和阿卡德词，使得赫梯楔形文字十分复杂。赫梯楔形文字晚期文献属于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

与楔形文字平行，赫梯国还使用象形文字（第49图）；它的符号像埃及的圣书字，特别像克里特的象形字。正如这种文字的释读所表明的，它用来表达属印欧语系的“努比亚语”。这种文字有约60个音节符号和少量的表词字及定符；赫梯象形文字一直沿着纯音节文字的道路向前发展。它最古老的文献属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最晚期的文献属于公元前8世纪。

第49图　赫梯的象形文字

乌拉图人从前居住在现在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南部的地区内（首都是图什帕，在凡湖附近，见第21图）。乌拉图人说的是非印欧语，与胡利特语同族(20)，也很可能同现代高加索诸语（包括格鲁吉亚语）同族(21)。最早有关乌拉图王国的消息属于公元前8—前7世纪，而它的高度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9—前8世纪（特别是在阿尔基什蒂王，萨尔贡二世、露萨一世统治时期），当时乌拉图同亚述势均力敌。由于同亚述的斗争，乌拉图大大地削弱了，公元前6世纪初，在斯基泰人和米堤亚人的打击下，乌拉图被灭亡。

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乌拉图人就有了自己的象形文字；在乌拉图境内发现的各种实物、印章，一块有图画符号（尚未释读）的泥版，证明了这一事实。后来，大概在公元前9世纪初期，乌拉图人从亚述人那里借用了楔形文字；这由下述事实得到证明：乌拉图的古老楔形文字铭文——萨尔杜里王（前9世纪初）的铭文是用亚述语写的。从公元前9世纪末期起，乌拉图的铭文是用乌拉图语写成的；其中古老的铭文是萨尔杜里王的继承人伊什普依尼的铭文(22)。与乌拉图王国失去独立的同时，乌拉图楔形文字也消失了（公元前6世纪）。乌拉图人借用了亚述的楔形文字，但对它作了一些改变。他们把符号的数量减少到330个(23)（其中包括约150个音节符号和约180个表词字、定义符号和数目字符号），从而使他们的文字基本上具有音节性质，并且大大减少了字的多义性，因为这种多义性曾经使得亚述-巴比伦文字极为复杂。Г．A．麦利基什维里指出，“正当亚述楔形文字符号一般具有几个（经常是十个以上）意义的时候，乌拉图文字中楔形符号则一般具有一个或者（很少）两三个意义。这样一来，乌拉图楔形文字比亚述楔形文字要简单得多”(24)。乌拉图文字是苏联领土上用过的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

在古波斯（阿黑门尼德）楔形文字中完成了前亚楔形文字逐渐变成音节文字的过程。

古代波斯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东，现代伊朗的领土上。波斯人说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波斯人迅速登上历史的舞台，于公元前6世纪建立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强大国家，首都是波斯波利斯（第21图）。

在居鲁士王统治时期（前558—前529），波斯人征服了米底亚、吕底亚和新巴比伦王国；在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统治时期（前529—前522），波斯人征服了埃及。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前521—前486），古波斯帝国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在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灭。

到阿黑门尼德王国建立时期（前6世纪），前亚广泛流行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字体系——巴比伦表词-音节楔形文字和阿拉米辅音-音素文字，后者是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见第七章）。在波斯广泛通行阿拉米文字时，什么原因促使波斯人还制订自己特殊的楔形文字体系——M．Cohen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两个假说，他写道：“可以假设，波斯楔形文字是由当地一种文字发展而来的，这一文字我们并不知道，后来它通过进化的途径变成了音节文字。一种传说是：魔鬼从善良神那里偷走了文字并藏了起来，后来传播文化的英雄塔赫穆拉特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大狐狸）从魔鬼那里把文字夺了回来；另一传说谈到七种形式的文字，包含365个符号。相反，很可能古波斯文字是第一次尝试，把从阿拉米人那里借用来的并改换另一种形式的全部字母元音化了。这后一种情况似乎是再度音节化的一个例证”。(25)

我们觉得另一种假说比较近于情理。假如在阿黑门尼德王朝之前波斯人就有某种“自己的”文字体系，后来由此发展了波斯的音节楔形文字，那么在使用像黏泥这样经久耐用的材料的条件下，这种文字的某些文献就会流传到今天；既然这样的文献不为人知，那么把波斯楔形文字开始的时间算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时代是比较近乎情理的。未必可以认为波斯音节楔形文字就是简简单单的“把从阿拉米人那里借用来的全部字母元音化”的结果。正如第五章第7节所说明的，在所有辅音-音素基础上产生的音节文字中，曾用过包含相同的或近似的字形要素的符号来表示带相同辅音的音节；相反，在波斯楔形文字中，用来表示这种音节的符号（见第50图）没有把它们联在一起的共同的字形特征。

因此应该把波斯楔形文字看作是介于本章开头描述的第一类和第二类音节文字之间的中间型的文字体系，看作是依据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但一贯采用表音原则的人为制造的文字。这个原则保证了准确地表达言语，波斯人正是根据阿拉米文字的例子掌握了这一原则。但是辅音型的阿拉米文字只表示辅音，没有元音，这种文字只对闪含语系诸语种合适，因为这些语言的词根词干是由辅音构成的；相反，辅音型的阿拉米文字对属印欧语系的波斯语是不合适的，因为波斯语的元音同辅音一起用来构成词的词干。此外，波斯人认为自己继承了被征服的巴比伦王国以往的强盛和威力；他们也考虑到了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具有各民族间通用的性质。所以波斯人在创制自己国家的文字体系时仿效了巴比伦人的楔形符号，还向他们借鉴了音节原则，这一原则（不同于阿拉米的辅音文字）使波斯人不仅能够表示古波斯语的辅音，而且也表示它的元音。同时，在阿拉米文字的影响下，波斯人把表词字从自己的文字中几乎完全排除出去，从而使波斯文字变成了彻底的音节-音素文字体系，而且它不仅表示音节，也表示不构成音节的辅音。

古波斯语的字母表由三个表示孤立元音（a，i，u）的符号和33个音节符号（辅音＋元音a，或i，或u）组成。波斯文字的表词字只用了如下四个，即“国家”“土地”“国王”“上帝”。

波斯楔形文字中表示近似辅音和词末辅音的困难是用如下方法来克服的。每一个音节符号，除了基本的、音节的意义（辅音＋元音）以外，还可以用来表示组成该音节的辅音；例如，这个符号可以既表示音节ba，又表示辅音b。这就使波斯文字具有多义性（多音性），但是这却便于表示近似的辅音和词末辅音。因此，从符号的意义上说，古波斯文字是一种独特的音节-音素文字体系，而从符号的形式上看，它是楔形文字的一种变体。

照大部分学者的说法，波斯楔形文字创制于公元前6世纪下半期。它主要用于书写国家记事性的铭文——波斯首都波夕坡里宫殿中的铭文，贝希斯敦岩石的铭文及其他地方的铭文，但阿拉米文字则用于贸易和行政方面的书信来往。

由于波斯楔形文字使用范围很窄，只是纯国事方面的内容，所以它就不再使用了，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之后不久（前330）它就被人遗忘了。

19世纪初叶，波斯楔形文字被Г．格罗捷芬德、Г．罗乌林松及其他学者释读。通晓波斯语（诚然，这是较晚期的事），以及波斯文字的词都用斜体楔形符号隔开，都有助于这一楔形文字的释读。1802年格罗捷芬德首次释读的铭文包含阿黑门尼德王朝历代国王的传统尊号和名字（第50图）。波斯楔形文字的释读和波斯-巴比伦语的、巴比伦-苏美尔语的以及其他两种语言的文物字据的存在，大大方便了随后释读亚述-巴比伦文字（在19世纪中叶），后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释读了苏美尔文字、乌拉图文字、赫梯文字以及其他楔形文字。

第50图　古波斯音节-音素字母表和古波斯铭文的例子（阿黑门尼德国王大流士的尊号，据Г．格罗捷芬德释读）
铭文中的词（下方四行）用斜体楔形符号彼此隔开；词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表示，铭文的内容是“大流士（1），国王（2），伟大的（3），国王（4），国王们的（5），哥希塔普斯（的）（6），儿子（7），阿黑门尼德（8）”

5

克里特音节文字也是通过由最初的表词字改变为音节符号的途径发展起来的。

在希腊人夺取克里特岛之前，岛上居民混杂，大概他们是从小亚细亚来到岛上的；克里特岛的这些古老的居民叫作米诺斯人，他们的文化称为米诺斯文化，而其文字则称为米诺斯文字（以传说中的克里特王米诺斯取名）。克里特-米诺斯奴隶制文化发展的初期是在公元前3000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起，克里特岛民就已经知道使用青铜器，而从该时代的末期起，他们已经开始使用象形文字。克里特-米诺斯文化的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在这个时期，克里特岛上出现了克诺索斯、法埃斯特（或译成“费斯图斯”——译者）等大城市，克里特人的船只在整个爱琴海上进行通商贸易，而他们的象形文字逐渐转变为线形-音节文字。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希腊的亚该亚人诸部落侵占了克里特人在陆上和岛上的殖民地，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侵占了克里特岛本土。因此，爱琴文化中心由克里特转移到希腊南部，转移到亚该亚的城邦迈锡尼、提林斯、皮洛斯等地（第51图），这时爱琴文化则称为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克里特的音节文字也被迈锡尼希腊人所借用。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由于希腊多里亚人诸部落先侵占和摧毁迈锡尼希腊，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又侵占和摧毁克里特岛，结果独特而又辉煌的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51图　克里特和迈锡尼

由于多里亚人消灭了克里特-迈锡尼文化，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科学界对于迈锡尼希腊和克里特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如果不算古代作者（荷马、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等）提到古代克里特的那些零碎而简短的材料以及希腊有关克里特王米诺斯、宙斯和欧罗巴的儿子、米诺斯海牛等模糊不清的传说的话。由于德国考古爱好者G．Schliemann，特别是英国考古学家A．Evans的挖掘的结果，只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重新发现了克里特-迈锡尼文化。A．Evans的多卷著作至今仍有其价值(26)。

克里特文字的文物按其字形特点和其他特征分为四种历史变体：象形文字A（约前2100—前1900）和象形文字Б（约前1900—前1700）；线形文字A（约前1750—前1400）和线形文字Б(27)（约前1500—前1200）。

象形文字A具有图画形状；这种文字表现在雕刻的印章和印鉴上。象形文字Б与前者几乎有相同数量的符号和符号结构，但它的特点是符号形状更为简化，虽然仍然有明显的图画性质；除了印章和印鉴以外，它还表现在泥版、圆框、圆盘和高脚盆的简短铭文中。象形文字的这两种变体，从它们符号的意义上说，可能基本上属于表词字文字体系。的确，从其不同符号的数量比较少（根据A．Evans统计约150个）(28)这一情况来看，这似乎证明它们是音节型的文字；但是，符号的数量如此少，大概有另外的原因——即铭文（通常是祭祀神灵的铭文或者统计-计算的铭文）的类型单一、规格标准和简短(29)。此外，这一文字基本上属于表词字型可由下述事实证实：甚至在晚期的克里特文字——线形文字Б——中比较广泛使用表词字；有明显表现的象形文字的图画性质（第31图）；它们同线形文字A，甚至线形文字Б的无可怀疑的表词字在字形上非常相似（第52图）。同时，在象形文字中大概也用了音节符号。

克里特线形文字不同于象形文字的是符号具有比较约定的、图示性的和线条的形状。无论不同符号的形状还是它们的数量（约150个），都证明这种文字属音节型。对这种文字的释读证实，线形文字是音节文字，虽然其中仍继续使用表词字；后者经常放在铭文的右边，用来说明音节符号表示的文句内容（指出铭文中谈到的东西）(30)。

到1963年，已经发现了220块用线形文字A刻在石制文物和黏泥制物品上的简短铭文。大部分铭文是在克里特岛上亚基亚-特里亚达地区发现的，这一事实指明这种文字是克里特岛当地居民所使用的。铭文约有350个词，其中250个词只出现一次。不同符号的数目约150个，其中包括80—85个音节符号；约有50个符号在形式上十分接近线形文字Б的符号。

用线形文字Б写成的铭文要多得多——发现了约3000块，其中1000多块是在希腊大陆上发现的；1939年在挖掘皮洛斯城的“涅斯托尔宫”时发现得特别多，在迈锡尼和其他地方发现较少。几乎所有的铭文属于公元前1200年之前不久的时期；显然，这些铭文得以保留下来，是多里亚人侵占该城时纵火焚烧而泥版被烧制的结果。不同符号的数目约140个，其中约50个表词字和90个音节符号。

正如线形文字释读的结果所证明的，这种文字用来表达克里特的亚该亚征服者的古老的希腊语。线形文字A用来表达克里特岛希腊以前的“米诺斯”居民的语言。这后一种情况可由以下事实证明：线形文字Б极不准确地复现了希腊（亚该亚）语的语音。这些符号（第52图）只表示开音节（元音型或者辅音＋元音型），而且完全不适于表示希腊语常见的带词末辅音的音节；这些符号也不适于复现以两个辅音开始的音节；最后，同样的符号用来表示带清辅音、浊辅音和送气音（如t，d，th）的音节(31)。所有这一切证明，亚该亚人向说一种与希腊语不大相同的语言的民族借鉴了文字。大概这种语言是以开音节规律为主，不允许几个辅音相邻。因此，音节容易从言语中分出来，而不同音节的数量是有限的。克里特岛希腊以前居民的语言的这些特点，正好决定了克里特文字是沿着音节化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第52图　克里特-迈锡尼线形文字Б的音节符号及其音值（据M．Ventris和J．Chadwick，按通用的符号编码顺序，同时指出符号出现的频率）
下面——克里特音节文字书写铭文的泥版（文字书写的方向，从左到右）

音节符号无疑是在克里特岛上由原来的表词字产生的。线形文字A和Б的许多符号部分保留着的图画性质和这些符号形式同克里特象形字的相似，证明了这一情况。这种起源决定了如下事实，音节符号的字形结构无论如何不反映这些符号表示的音节的语音成分；正如所有其他的在表词字文字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体系一样，表示带相同辅音或相同元音的音节的符号，没有共同的字形特征。表词字变成音节符号是由于表达专有名词，特别是克里特铭文中常见的城市名称的需要所引起的。

音节符号的产生大概是经过如下两种途径之一：或者把表示单音节词的表词字改造为音节符号，或者把多音节词的第一个音节的意义固定在表示该词的符号上。

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A至今还没有释读出来；的确，许多克里特象形字的表词字意义是据其图画形式加以推测来确定的，而线形文字A的许多符号的音节意义则根据它们在字形上与线形文字Б的符号的相同点来确定。由于对他们的铭文的语言不甚了了，所以妨碍了克里特文字这些类型的彻底释读。

因为线形文字Б用来表达古希腊语的亚该亚方言，所以这一文字到现在为止已得到释读，用它写成的文句也释读了出来。尽管各国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克里特文字的第一位研究者A．Evans、捷克学者Б．格罗兹内、保加利亚学者B．格奥尔基耶夫、美国学者E．Bennett和A．Cober、希腊学者К．Д．克塞多普洛斯、英国学者M．Ventris，J．Chadwick等，为释读这一文字做了多年的工作，但只在20世纪50年代才基本上把它释读出来。

线形文字Б长时期来得不到释读是由于有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在克里特岛发现的大部分铭文都由A．Evans所掌握；A．Evans生前只发表了其中一小部分。结果，正如M．Ventris和J．Chadwick所写的(32)，“两代学者被蓄意剥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建设性研究的机会”。

第二，对铭文语言的错误看法妨碍了对它的释读。大部分研究人员相信，线形文字Б用来表达毕拉斯格语或者爱琴海沿岸希腊以前居民的某一别的非印欧语。Б.格罗兹内认为，铭文的语言接近于赫梯语；而M．Ventris在释读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果，但在1952年以前他却认为线形文字Б的语言是伊特拉斯坎语。只是在1952年，M．Ventris（见下面）和几乎与他同时的B．格奥尔基耶夫，提出了克里特文字表达的语言接近于希腊语的假设(33)。但是B．格奥尔基耶夫的错误在于，他（不同于M．Ventris）把这一假设不仅用到线形文字Б的语言上，而且也用到其他类型更为古老的克里特文字的语言上。所以B．格奥尔基耶夫试图根据形式上与相应的线形文字Б的符号相似的图画象形字所表示的希腊语实物名称，来确定该文字大部分符号的音节意义。例如，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形式上接近于克里特象形字“鞭子”的线形文字Б的符号，从词的首音原则出发，是由“鞭子”这个词产生的；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既然“鞭子”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读如hēma，所以词的首音节符号的音值就是hē(34)；B．格奥尔基耶夫正确地确定了线形文字Б中十几个符号的音值。

第三，许多研究人员，特别是Б．格罗兹内，在某种程度上还有B．格奥尔基耶夫，是从比较语言学的错误方法出发的。他们主要依据克里特文字符号同各种不同的文字（其中包括类型上与克里特线形文字Б截然不同、起源上毫无联系的文字）的符号在字形上的相似点，试图确定克里特文字符号的音值。例如，Б．格罗兹内依据克里特文字符号同腓尼基文字、赫梯文字、埃及文字，甚至巴比伦文字和原始印度文字的相似点(35)，B．格奥尔基耶夫则依据克里特文字符号同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伊斯特拉坎字母和赫梯象形字的相似点(36)。然而不同文字体系的符号在字形上的相似点可能是偶然的；根据符号形式的相似提出符号音值的相似的假设只有在如下的条件下才合乎规律，即如果这些符号属于类型上接近并在起源上彼此有联系的文字体系。

A．Cober，M．Ventris，J．Chadwick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利用了另一种方法，即所谓“组合”法，结果线形文字Б便基本上得到了释读。这些学者认为铭文的语言是没有确立下来的，因此他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符号出现的频率上，放在这些符号在隔词符号之间的排列位置上（克里特铭文中的词是用竖线隔开的）；也放在符号同伴随的图画象形字和数目符号相互的结合上(37)。

A．Cober利用这样的方法，把铭文中由相同图画象形字伴随的并由相同的线形符号（除词末符号外）组成的词分了出来；结果A．Cober便能够把克里特词的不变化的词根部分同变化的语法词尾加以分开。A．Cober根据位于铭文左边的图画定义符号（如根据“男孩”或“女孩”的象形字），又确定了哪些词尾用来表示阳性和阴性，根据数字符号，确定了这些词尾中哪些表示单数，哪些表示复数。结果，A．Cober断定音节文字Б重现屈折型的语言。由于A．Cober在把她发现的线形文字Б表达的词的语法形式（尤其是格的形式）同其他屈折语的词的相应形式加以比较，所以她能够在一个特殊的“坐标格”中把文字Б的许多音节符号加以分类；在这个坐标格的每一纵行中摆上有相同元音的符号，而每一横行中则摆上带相同辅音的符号（但是，这些辅音和元音的具体音值没有确定下来）。

音节文字Б的符号“坐标格”由M．Ventris加以补充和发展（第53图）。同时M．Ventris试图给文字Б的音节符号的辅音和元音，尤其是给用来表示格的词尾符号，以及表示古克里特的城市——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阿姆尼索斯等——名称的符号赋予具体的音值。M．Vemris在分析符号音值的各种不同变体的时候确信，其中一种变体的克里特城名称读音非常接近于它们用希腊语的发音，而格的词尾与古希腊语的格的词尾非常近似。这一发现使得M．Ventris在1952年承认文字Б的语言不是伊特拉斯坎语，而是远古形式的希腊语。M．Ventris利用他所发现的文字Б一系列符号的音节意义并把这些音节意义置入其他词中，结果他在语言学家J．Chadwick的参与下释读了文字Б的几乎所有的符号，并且正确地释读了许多铭文。M．Ventris和J．Chadwick的释读又为1953年在皮洛斯城发现的一块泥版所证实。在这块泥版中描写了用文字Б的符号表达的各种不同器皿，同时还附有这些器皿的图形。

第53图　M．Ventris的坐标格，这是他在解读克里特-迈锡尼文字时编制的

由于M．Ventris，J．Chadwick(38)以及其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从而确定了如下事实：文字Б利用约50个图画表词字（包括数字符号）和88个音节符号（第52图）；其中8个表示单个的元音（u，i，o，a，a2，ä，e，e2），其余80个表示辅音＋元音的音组。文字Б中的词末辅音不表示出来，而邻接的辅音用相应（在其辅音方面）的音节符号表示；例如，皮洛斯这一城名写成pu-lo，克诺索斯这一城名写成ko-no-so，阿姆尼索斯写成a-mi-niso；浊辅音、清辅音和送气音（如d，t，th），以及响声辅音r，l都没有差别。通常这种文字的写法是从左到右；词与词之间用竖线分开。

释读线形文字A的任务也提到日程上了。许多学者（其中有保加利亚的B．格奥尔基耶夫、意大利的E．Perucci、英国的L．Palymer、美国的S．Gordon和S．Davies）正从事释读这一文字的研究工作。释读线形文字A的难点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铭文的数量少，简短(39)；希腊以前（“米诺斯”）的克里特居民的语言不为人所知；缺少双语言的铭文。只是在1963年S．Gordon才发表了在德列罗斯发现的希腊-“米诺斯”的五行两种语言并用的铭文(40)。

大部分研究人员（E．Perucci、L．Palymer、B．格奥尔基耶夫、A．Hoybek等）认为线形文字A的语言是印欧语，而且许多研究者把这种语言归属于赫梯语支。此外尚有一种理论（S．Gordon，S．Davies），认为线形文字A的语言有闪米特语的性质。根据S．Gordon的看法，这可由德列罗斯发现的双语铭文的释读所证实。但是很难推断出，闪米特人在其语言的词根词干是辅音结构的情况下会创制音节文字，更何况是浊辅音、清辅音以及声响辅音r、l不分的这样一种文字。所以不能不同意C．Я．卢里耶和И．Д．阿穆辛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文字A也用来表达闪米特语，那么它就不是闪米特人创造的。B．格奥尔基耶夫最初推测，文字A表达古老的希腊语；在最近的著作中他得出结论，认为文字A是用两种语言来记录的。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41)，在克里特岛东部和中部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代上半期的铭文，是用接近赫梯-努比亚语和伊特拉斯坎语的语言写成的；在亚基亚-特里亚达发现的并注明时间（公元前15世纪）的泥版，是用希腊方言写成的，这种方言不同于线形文字Б的亚该亚方言。

除了文字A释读的难点外，还存在四种应该有助于释读它的情况。第一，许多米诺斯的词的意义可以依据与这些词连用的图画象形字来确定。第二，单个的米诺斯词（城市名称、神的名字等）无疑属于亚该亚希腊人的语言，因而这些词依据文字Б也是知道的。第三，文字A和文字Б的大部分符号（约50个）的形式几乎是一致的。第四，A、Б两种文字在形式上一致的符号的音节意义，大概也是相同的。虽然亚该亚希腊人向“米诺斯人”借用了文字，但几乎不用这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因为用它表达希腊语很不确切。因此可以假定，亚该亚人几乎没有改变“米诺斯”符号的音节意义。这一假设可由下述事实来证实：如果使文字A的符号具有M．Ventris为文字Б所规定的音节意义，那么文字A的铭文中，许多同文字Б的铭文中见到的词相一致（除词尾外）的词，便可以释读出来(42)。

在克里特岛发现的文物古迹中，“法埃斯特的圆盘”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圆盘注明的时间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是1908年在法埃斯特宫的一间偏厢房内发现的，旁边还有一块用线形文字A写成的泥版。这个圆盘是用克里特岛以外的黏土制成的。圆盘的两面刻有241个图画符号。这些符号用线条分隔成61组，大概是分成一个个的词（第54图）。不同符号的总数是45个。这个数目和用线条限定的每格的符号数目（平均约四个）使得圆盘符号具有音节性质是十分可能的。在四个格子内末尾的符号是修改过的；这使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法埃斯特圆盘的词具有语法上有变化的词尾(43)。迄今为止，此圆盘的文字还没有释读出来。A．Evans根据圆盘上广泛表现的军事内容的图画符号（头盔、棒槌等）认为，圆盘的文句是一支宗教祭祀的凯歌；但是，如果认为圆盘的符号是音节符号，那么A．Evans的假设便毫无根据了。圆盘的来源也不清楚；根据对制作圆盘的黏土和上面所用图像进行的分析，大部分学者认为，圆盘不是在克里特岛上制造的(44)。相同符号形状的完全一致表明，它们是用早先制出的戳子压印出来的。这样一来，法埃斯特圆盘就是最古老的印章文物之一了。

第54图　法埃斯特的圆盘（正面和反面）

在克里特线形文字的基础上产生了音节型的“塞浦路斯文字”；塞浦路斯文字的文物属于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所谓“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大概是介于克里特文字和塞浦路斯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一文字的文物也是在克里特岛上发现的，注明的时间是公元前6—前8世纪(45)。

塞浦路斯文字已知共有55个符号：其中5个表示孤立的元音，其余50个表示辅音＋元音的音组（第55图）。塞浦路斯文字最古老的文献大概是用希腊以前的塞浦路斯岛居民的语言写成的（大概是“克里特-米诺斯”语）；绝大多数铭文是用塞浦路斯岛的希腊征服者的语言写成的。塞浦路斯文字的符号，也正如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符号一样，只表示开音节，而且不区分带浊辅音、清辅音和送气音的音节；这一情况证实，塞浦路斯文字也正如克里特文字一样，最初是用来表示希腊以前的塞浦路斯居民的语言的。19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J．Smith，德国学者I．Brandis和M．Schmidt释读出了塞浦路斯文字。19世纪60年代发现的腓尼基-塞浦路斯两种语言的铭文成了上述释读的基础。但“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至今仍未释读出来。

第55图　塞浦路斯文字的音节符号

6

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著作，美洲土著民族最发达的文字体系——玛雅文字——也具有音节性质。

正如Ю．B．克诺罗佐夫在其专题学术著作中所写的，“大概早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在墨西哥的领土上形成了‘奥尔麦克’文化，这一文化比玛雅文化古老而且与它有密切的联系”(46)。“在特列斯萨波塔斯和拉文塔发现的石碑表明，‘奥尔麦克人’已有了与玛雅人同样性质的数字、象形文字、历法和纪年法……”(47)“可以推测，玛雅的‘古典’文化是在这个更古老的‘奥尔麦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远古的奥尔麦克人和玛雅人在移居南方之前曾经是一个民族”(48)。在公元初几个世纪，玛雅人迁移到了中美洲现代危地马拉的土地上，在这里他们建立了科潘、蒂卡尔，稍后是奇钦伊查、玛雅潘等城邦国家（第15图）。在公元7世纪末—9世纪初，大概是在从西边入侵的部落的打击下，几乎所有的玛雅城市，除了北部尤卡坦半岛的城市以外，都被毁灭了。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玛雅人稍后的尤卡坦时期。玛雅人暂时联合起来之后，先（11—12世纪）是围绕奇钦伊查，后（13—14世纪）是围绕玛雅潘展开了长时期的内讧。因此，16世纪西班牙人在尤卡坦半岛登陆时，发现玛雅各城邦已经大为削弱，于是他们很快就夺取了这些城市。

Ю．B．克诺罗佐夫指出，“正如考古文物所表明的，从公元初几个世纪起，玛雅人就有了象形文字，它一直保留到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禁止使用时为止”(49)。玛雅人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刻在石头——石碑、祭坛、庙宇墙壁——上的铭文。在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玛雅人还有许多手写本；这些手写本可以像手风琴一样折合起来，它们用各种颜色在鹿皮面或者用树皮制成的像纸的特殊材料上写成。西班牙人征服之后，玛雅人的大部分手写本被当作多神教异物加以毁灭；特别是1561年西班牙传教士迪耶戈·德·朗达组织的焚书活动中，仅玛雅的都城一地就烧毁了许多文物。现保存下来的仅有三份手写本，它们分别以其保存的地方——“德累斯顿”“马德里”“巴黎”的名称命名。

通晓玛雅文字曾经是祭司和国家官吏的特权；对于其他居民来说，此文字是不懂的，它只有巫术和审美的作用。所以随着玛雅国的崩溃，尤其是随着祭司界的被消灭，此一文字就不再有人懂得了。玛雅的书写文献有许多数字符号和历法符号，它们通常是注明日期的历史事件记述。作为玛雅文字记述的基础的大概是这样一种教义：各种事件每隔一个时间周期就得重复发生，因此知道以往事件的顺序相连就可以预见到未来的事件。照J．E．Tompson的形象说法(50)，“时间的节律把玛雅人迷住了”，而他们的文字记述就是一部“时间的交响乐”。

玛雅人的大部分文献（第56图）中，每行都横向排列，但也常见排成竖行的；每行读时通常是从左到右和从上到下。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看法，每行都由“字形的组画”（象形字）所组成，但字与字之间等距离分开。照Ю．B．克诺罗佐夫的看法，几乎每个象形字也是由几个（一到五个）“字形”，即由一个个的风格上强烈表现的字形要素所组成，这些字形要素连写在一起，从而整个形成椭圆形，很少四方形；符号描绘出人、兽、鸟的头部，以及植物和其他东西。在玛雅人的几部手写本中，Ю．B．克诺罗佐夫统计有300多个不同的“字形”，此外，在铭文中还有约100个。约25％的符号在手写本上只出现一次，40％出现2到10次，35％出现10次以上(51)。

玛雅人的象形字文句附有说明此文句的图画文字的图像，然而，如果说阿兹特克人的文字（见第四章）按其象形文字符号和图画文字图像的相互关系很像埃及的王朝前的书面文献（圣书字用来表示数目和专有名词，而且似乎是对它们被纳入的图画文字图像的补充，见第13、14、16、17图），那么玛雅人的文字就接近于埃及古王国时期开始的文献文字（图画文字的图像好像是对与图像连用的圣书字文句的说明，见第56图和插图2）。

第56图　玛雅文字中象形字文句（上面）同数字符号结合（一点是一，一横是五）和（下面）同图画文字的图像结合的例子（德累斯顿手写本，第16页）

迪耶戈·德·朗达在《尤卡坦记事》这一著作（1566）中肯定地说，玛雅人既用了字母-音素符号，也用了音节符号（第57图）。他写道：“在这里我把这些字母排成一个字母表；然而字母的负担实在太重了，因为它们用一个符号构成的字母表示所有的辅音，然后又用另一个符号来联结各个部分……这可以从下面一个例子看到：Le的意思是‘套索’和‘用套索狩猎’；为了用符号写出这个意思，哪怕读音时我们听见的是两个字母，但却写成了三个字母，在辅音1上加一个元音e，而辅音字母1的前面也有这个元音e。在这方面玛雅人是不会搞混的，虽然他们常常是随心所欲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些符号……然后在结束时他们还加上一个连接部分。”迪耶戈·德·朗达接着写道：“他们也采用某种方法按音节来书写。”(52)

第57图　迪耶戈·徳·朗达制订的玛雅“字母表”（16世纪）

19世纪中叶发表了玛雅手写本(53)和迪耶戈·德·朗达的著作之后，许多学者（B．de Bourbour，P．Valentini，L．de Rony，S．Tomas，D．Brinton，P．Shellhas，A．Tozzer和G．Allen，L．Förstman，V．Geits，B．Worf，S．Morly，J．Tompson等）对试图释读玛雅文字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由于进行算术统计和把象形字同图画文字图像对照比较，终于确定了玛雅人的全部数目字符号，日、月、历史周期、方位、行星象征、诸位主神的象形字，以及几个图画象形字（主要是献牲的象形字）的意义。总共约有100个玛雅文字符号被释读了出来。但是，通常只是确定符号的意义，而不是符号的音值（只有几个字例外，它们的读音由L．de Rony和S．Tomas释读了出来）。

20世纪50年代，由于Ю．B．克诺罗佐夫的研究成果，玛雅文字的释读有了长足的进展。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说法，(54)从19世纪末期起，关于玛雅文字，有一种观点占了上风，认为玛雅文字基本上是表词文字；受此观点的束缚，迪耶戈·德·朗达的字母表被放弃使用——这是阻碍玛雅文字释读工作进展的基本原因。

根据Ю．B．克诺罗佐夫50年代发表的最初几部著作(55)，玛雅文字（类似大部分古老的“象形文字”体系）把音节符号同音词字和意词字结合起来；同时这些表词字既用来独立表示词，又用来充当定义符号。Ю．B．克诺罗佐夫从对玛雅文字的这一观点出发，认为释读该文字的基本任务就是确定符号的音值。Ю．B．克诺罗佐夫根据传世的玛雅语词典（莫图尔词典和B．de Bourbour词典），以及根据用拉丁字母表示的玛雅语写成的古代文稿（从16世纪中叶起，即从西班牙征服时起保存下来的《查兰·巴兰》一书）研究该语言作为释读的基础。根据这些古代文稿，古代玛雅语是一种带单音节（通常）词素的语言，而且经常是双词素的词（占词的65％），很少是单词素的或者三词素、四词素的词，同时此种语言有发达的词根元音化现象。

Ю．B．克诺罗佐夫把如下四个方面作为确定玛雅文字符号的音值的基础：（1）迪耶戈·德·朗达的字母表，（2）符号本身的结构分析，（3）把符号同附加文句上的图画文字图像进行对比，（4）用“交叉阅读”法来检验推测的符号的音值(56)。

Ю．B．克诺罗佐夫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结果他确定了许多玛雅象形字的音值，并在20世纪50年代得出如下结论：玛雅文字基本上是音节文字（第58图）。

第58图　Ю．В．克诺罗佐夫在50年代释读的玛雅文字的某些音节符号（1-10），以及在表音书写时这些符号的用法示例（11-20）

依据玛雅语单音节根词素的结构，音节象形字（类似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符号）可能有如下四个音值中的一个：（1）孤立的元音，（2）辅音＋元音（常见），（3）元音＋辅音，（4）辅音＋元音＋辅音。此外，音节象形字还可以用来表示词末辅音。在为此而使用第二类音节符号时，组成这些音节符号的元音不读出来；在这些情况下，依据玛雅语特有的词根元音化现象，使用音节象形字，它的不发音的元音与词的前一元音相符合：例如，tzul（狗）这个词用音节象形字tzu＋l（u）表示，Chel（女神名字）这个词用音节象形字che＋1（e）表示(57)。正如其他古老的音节文字一样，玛雅文字的音节符号大概是按词的首音原则由最初的表词字产生的；例如，音节符号ba，像斧头的图形，是由baat（斧头）这个表词字产生的，音节符号ho是由hoat（树叶屋顶）这个表词字产生的，符号el是由el（火）这个表词字产生的，符号po产生于pot（头）这个表词字。

1963年出版了Ю．B．克诺罗佐夫的极有学术价值的专著《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克诺罗佐夫在这部专著中总结了自己所发表的著述，公布了大量的资料——手写本和铭文的照片、符号一览表、译文等。此外，这一专著中还对玛雅文字在类型上作了不同于50年代的说明。因为这一说明与文字史的理论基础有联系，所以我们对此将较为详细地加以阐述。

正如前已指出的，Ю．B．克诺罗佐夫在50年代认为玛雅文字基本上是音节文字；1963年他把这一文字说成是词素-音节文字。为了证实这一说法，他提出了如下的理由。Ю．B．克诺罗佐夫依据玛雅文字中不同符号的数量（超过300个），做出了这样的正确结论：这一文字既不可能是纯表词文字，也不可能是纯词素文字（要表示这类文字，不同符号的数量是太少了），更不可能是字母-音素文字（要表示这类文字，不同符号的数量又太多了）。但是下面接着就是一些颇有争议的说法。Ю．B．克诺罗佐夫写道：“音节文字字母表应该最接近于所观察的现象，因为这一字母表中的符号表示构成词素一部分的音素组（通常是两个音素形成的音组）。但是玛雅文字字母表的符号数量比现实诸语言中两个音素的可能音组的最大数量超过1/3以上。因此，玛雅文字的字母表是混合型的词素-音节字母表，其中一部分符号表示音组（构成几部分词素的音组），另一部分符号表示词(58)素。”(59)他接着又写道：“在许多历史上形成的文字体系中不存在纯词素的字母表，因为它们的符号总量一定会超过1000个，而这对于记住它们是极其困难的。”(60)

这些说法有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文字史上既有基本上属表词字文字的体系（古苏美尔文字、古汉字等），也有词素文字体系（现代汉字），它们不仅含有“超过1000个”的符号，而且平均有几千个不同的符号；尽管这“极难记住”，但这些文字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第二，某些基本上是音节文字的也是在表词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如亚述-巴比伦文字），它们的音节符号不仅表示两个音素的音组，而且也表示三个音素的音组。因此，不同符号的数量超过音节文字带有的200个符号的“限额”。尤其是，根据Ю．B．克诺罗佐夫本人的统计(61)，玛雅语中如以5个元音和20个辅音算，在理论上则可能有如下数量的最简单的不同音节：

此外，玛雅文字中不同符号的数量可以增加，不仅靠词素符号来增加，而且也靠表词字来增加。这样一来，玛雅文字属词素-音节文字型的假说，从这一文字中不同符号的数量（约300个）出发是决然得不出来的。

Ю．B．克诺罗佐夫在1963年的这部著作中提出的关于玛雅文字符号的起源和用法的假说，引起了更多的异议。Ю．B．克诺罗佐夫就玛雅人的文字写道：“表示实词和虚词词根的词素符号以及词缀符号，构词词素和变词词素，约占全部符号的二分之一。”(62)他接着又写道：“所有表音符号，按玛雅文字制订人的最初意图来看，是词素符号，但是，为了不在字母表中过分增加符号的数量，不得不马上使用许多词素符号来表示同音词素或者几部分其他的词素。”(63)这样一来，依照Ю．B．克诺罗佐夫的后一著作的说法，玛雅文字的词素符号是自古有之，它们用来既表示实词的词素，也表示词缀的词素；而且实词的词素符号在一个词的内部是“常数”，而词缀的词素符号则是“变数”。

这一假说的主要缺点在于：它的前提是，玛雅文字的“制订人”具有从形态上划分词的能力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哪怕对玛雅文化评价最高）；因为把词划分为词素，特别是词缀的词素，这项任务只有经过专门的语言学培养训练才能完成。文字史上只有一个独立产生的词素文字体系——现代汉字(64)。但是汉字体系只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并且由于中国学者进行大量系统化的工作而形成的。此外，一系列非常有利的因素也促进了它的形成（见第四章）。第一，汉字之所以易于形成是因为古代汉语是单音节型的语言，因而也就是单词素型的语言；所以汉语的每一个词容易从言语中分出来。第二，汉语构成新词采用最初的单音节词加合法；所以表示这些单音节词的汉字自然而然就变成为词素的符号。第三，汉语词的变化极不发达；所以汉语几乎所有的词素，从而也是词素符号，都是有实义的。

与古汉语不同，古代玛雅语中约有65％的词，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看法，是由两个词素组成，约20％的词由三个或四个词素组成(65)；这对于把词分成词素极为困难。此外，玛雅语中词的变化非常发达；因而把词缀的词素同实义的词素分开是特别复杂的。因此，与Ю．B．克诺罗佐夫最初提出的把玛雅文字解释为表词-音节文字的说法不同，把玛雅文字解释为词素-音节文字的新的说法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顺便说一说，把玛雅文字解释为基本上是音节文字，而不是词素文字的说法，不要求对Ю．B．克诺罗佐夫确定的这一文字符号的读法加以修正，因为玛雅语的词素通常都是单音节型的(66)，因而它们在语音上同玛雅语的音节相符合。玛雅文字中常见的使用几个形式上不同的象形字来表示同一个音节的事实证明了象形字也有词素意义。这一情况完全可以作如下解释：这些音节象形字是由不同的表词字产生的（例如，在亚述-巴比伦文字中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并不排除玛雅语某些原始的表词字变成为两音节—三音节的实义词素字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表示词的变化，这些词素字可能用音节符号来补充（例如像日文中发生的那种情况）。推测玛雅文字的“制订人”善于把词分成一个个词素（其中包括分成词缀的词素）和他们有意识地创造一些符号来表示本族语言的几乎全部词素，只有这样的假设才是不可思议的。

1956年，玛雅文字的问题，其中包括Ю．B．克诺罗佐夫提出的该文字的释读，被提交到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四十三届国际美洲学者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Ю．B．克诺罗佐夫的著述受到一些维护传统观点的人的反驳，他们把玛雅文字一直解释成是象形文字(67)。1960—1962年，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学研究所依据Ю．B．克诺罗佐夫的方法从事玛雅文字的释读工作；这项工作是借助电子计算机来进行的。根据所公布的材料(68)，该所的一些著作证实了Ю．B．克诺罗佐夫提出的结论，从而使玛雅文字手写本的翻译工作推向前进。

7

历史上音节文字较晚产生的另一途径，就是它们在辅音-音素文字（因其元音化）的基础上形成，而不是在表词文字的基础上形成。

根据这些音节文字体系的这种来源，它们有如下的特点。第一，这些文字体系中完全缺少表词字。第二，创立这些文字是更有意识的，所以它们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结构上更加规整，更加细致周密，不同符号的数量更少。第三，为了表示带有相同元音（更不用说带相同辅音）的音节，使用了形式上相近的，含有相同字形成分的符号；后一情况表明，这些文字的制订者已意识到言语不仅划分为音节，而且划分为音素；但是由于这类文字的语言的特点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音节符号是比较方便的。属于这类音节文字的有印度的婆罗米字母、佉卢字母以及由它们派生的字母，此外，还有埃塞俄比亚字母。

印度各族人民的文字史研究得很不够。

还在不久以前，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只是从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期起（即由西北迁移到印度的说印欧语的“雅利安”游牧部落夺取印度的时候起），印度古代文化才开始发展起来。20世纪20—30年代在印度西北地区进行的挖掘工作表明，这样的推测是不正确的。在这个地区的地下深处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代古代城市的遗址，有筑垒的城砦，两三层的房屋，下水道，浴池。其中一个城市的遗址是印度学者罗伊·巴哈杜尔·达雅·拉姆·沙希和马杜·萨鲁普·瓦特索姆于1921—1934年在西旁遮普（今巴基斯坦）挖掘出来的；这个遗址在一个大的山丘下面，山丘的顶部是哈拉帕城（第59图）。另一个叫摩亨佐·达罗（“死人庄”）的更大的古城的遗址是印度学者巴内尔迪及英国学者马歇尔和马克于1922—1931年在信德省中部（哈拉帕西南600公里）挖掘出来的；这个遗址在公元前1000年代末期的一座佛教庙宇的废墟下面(69)。

第59图　古代印度
1——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代的印度河文明的地区

印度的这个最古老的文化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到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这一文化毁灭的原因不清楚。一些人认为，它是由于雅利安游牧部落的入侵而被毁灭的；另一些人否定这一看法，因为根据考古资料，这一文化中心崩溃的最可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而雅利安部落侵入印度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70)。

在挖掘“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文化”时发现了各种什物用具，以及石头的、铜的和骨头的印章或者护身符，上有各种图画符号和约定符号（第60图）。大部分印章都钻了孔；由此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它们用来佩戴或者拴在各种不同的物品上。印章上不同符号的数量算法不一——从150到400个符号。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如此数量的符号对于字母-音素文字来说，甚至对于纯音节文字来说都太多了，但对于表词文字来说又太少了。因此有人认为，“原始印度的”文字大概是由音节符号和表词字综合而成。

第60图　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代印度河文明的文献
a——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带铭文的印章；б——这些印章上的符号和符号组

Б．格罗兹内(71)、B．B．斯特卢威(72)、P．Meriggi(73)、G．R．Hunter(74)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从事过原始印度文字的解读工作。当时，一些人试图依据原始印度文字同其他文字的符号的相似点（如G．Hunter），其中包括同苏美尔文字和赫梯文字的符号的相似点（如Б．格罗兹内），甚至同复活节岛文的相似点（如G．Hevesi——见第四章第8节和第20图）。另一些人（如P．Meriggi）则利用“组合法”，这一方法在释读克里特-迈锡尼文字（见第五章第5节）时收效甚大；在所有这些做法方面也都考虑到了图画符号的形式。但是暂时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结果。这是由于铭文简短及其语言不为人们知道所致。

文化中心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覆灭之后，即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关于印度是否存在文字并没有确切的证明材料。尤其是，曾经随同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伐印度的航海家奈阿尔科斯肯定地说，约在公元前325年，印度居民并不知道有文字；希腊作者麦加斯芬(75)也证实了这点；他于公元前305—前302年来到印度作为塞琉古王的使臣派往笈多王朝的君主旃陀罗笈多那里去。许多人由此做出结论，认为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期征服印度的雅利安部落到公元前4世纪末一直没有文字，他们只安于一代一代口口相传。看来，这个结论也被考古材料所证实。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之后的印度注明日期的文字文献属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即比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伐印度晚70—75年的时间，这一时间是印度佛教和文化的繁荣时期。这些文献是用两种相近的音节文字——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写成。至于那些未注明日期的文献，据D．Diringer的看法(76)，其中最古的是索查乌拉的一块属于公元前4世纪的铜制板片。

但是古代印度的文献资料（如《本生经》(77)，早期的佛经、生活在公元前5—前4世纪印度伟大的语法学家波你尼的语法著作《八章书》(78)等）含有不少材料，证实印度至少在公元前6—前5世纪存在文字。属于这种材料的有：波你尼著作中见到“文字”这个词——lipi；佛教经典集（公元前5世纪中叶）中提到的儿童玩字母的游戏（akkharika）；《神通游戏》（有关佛陀生平）中谈到，佛陀在童年时（公元前6世纪）曾经学习识字；佛教典籍中见到lekha“文字”，lekhaka“书写人”，phalaka“学习写字用的小木板”等词。如果没有文字，就难以解释像《摩诃婆罗多》这样篇幅宏大的代代相传的民间创作的史诗。这部史诗有十万零七千颂（双行诗）；其中1/4以上是在公元前9—前8世纪创作的，其余的是在公元前7世纪与公元前6世纪之间创作的。

可见，在公元前6—前5世纪，文字已在印度广为流行。此文字产生的时间显然应算在公元前7—前6世纪。D．Diringer写道：“根据著名的学者乔治·邓巴（G．Dunbar）、约翰·肯尼迪（J．Kennedy）、戴维斯（Davids）、V．E．斯密斯（Smith）的意见，公元前8—前6世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印度的经济生活有明显提高；发展了许许多多的行业——从珠宝匠、高利贷者和织布工到贩卖干鱼的商人、杂耍艺人、星相家和理发匠。天文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一时期也同海上贸易的发展相适应。航海商人利用海上季风，在公元前7世纪初期或末期，在由印度西南海岸直到巴比伦的整个地区的各个港口之间进行贸易；当时巴比伦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这种贸易极有可能早在这一时期之前就在进行了；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文字的传播这一事实是大家一致承认的”(79)。

根据佛教和耆那教的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北印度有16个王国和一系列小部落联盟。摩揭陀国开始兴起的时间是在公元前7世纪；在二百来年内这个国家吞并了其他北印度的国家，并且在细宋纳伽王朝（前624—前413）和难陀王朝（前413—前322）时期变成为幅员辽阔的帝国。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到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已经形成了一切社会条件（通常这些社会条件导致创制规整的文字），这就是：高水平的经济生活，贸易的广泛发展，巨大国家的产生。在印度同前亚存在贸易联系的条件下，印度的商人一定会熟悉前亚各国的文字体系——既有音节文字（如亚述-巴比伦文字），也有西部闪米特的辅音-音素文字。这样，至少不晚于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就存在要求有文字的社会条件和形成文字的材料。稍晚一点——公元前6世纪——北印度出现佛教和耆那教的宗教-哲学体系，如果没有文字记载，这些宗教-哲学体系就不可能巩固下来并得到如此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从公元前4—前3世纪传至今天的印度文字——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是什么样的文字呢？

婆罗米字母这个名称来自婆罗吸摩神(80)的名字，认为是他发明了这种字母。仅仅这一名称就证明了，婆罗米字母看来不是在佛教的基础上产生，而且在更早期的（婆罗门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是后来用于书写佛教著述。最古老的注明时间的婆罗米字母的文物，是用中部印度语言——普拉克利特方言(81)写成的并刻在岩石上的阿育王的敕令；阿育王于公元前268年登基为王；最古的未注明时间的文物属于公元前4世纪。婆罗米字母几乎在整个印度广为流行，它是所有后来的各种印度字母体系（直到现代的印度国家的文字——天城体梵文字母）的始祖。

婆罗米字母表（第61图）包括四个表示单个元音的符号（通常是词首元音），31个音节符号（辅音＋短元音a）和一个专门符号——辅音鼻化符号，这个符号指出词末辅音发鼻音。当表示带有除ǎ以外的其他元音的音节时，则在相应的音节符号的上面或下面加一个特殊的小符号用来指出这个元音（如音节符号tǎ＋小符号i＝ti）；当表示包含两个相邻辅音的音节时，则把两个相应的基本音节符号垂直连成一个合体符号（如tǎ＋pǎ＝tpǎ）。这样一来：（1）每一个音节总是用一个符号——基本符号或者合体符号——表示，这样就使得婆罗米字母具有连续性的音节性质；（2）在所有的音节符号（基本符号和合体符号）中使用相同的字形要素来表示相同的音素，这样就强调了这一音节文字体系的音素基础；（3）每一音节符号的结构基础总是表示音节的辅音的字形要素，这样就指明了婆罗米字母起源于辅音-音素文字。

第61图　早期婆罗米字母表（孔雀王朝时期）
左上方——单个元音的符号；右三栏——辅音＋元音ǎ的音节音组符号；下面——辅音＋某一音（除ǎ外）的音节音组符号；右下角——利用“辅音鼻化”符号（·）的示例。

佉卢字母也是以同样的原则制订的；佉卢字母与婆罗米字母的差异点只在于字母数目、符号形式稍有不同，书写方向不同（婆罗米字母是从左到右，佉卢字母是从右到左）。佉卢字母（此名称的起源没有确定下来）的最古老文物是阿育王的铭文和钱币上的铭文；与婆罗米字母不同，佉卢字母只用于印度西北地区，到公元5世纪它被婆罗米字母排挤掉了（佉卢字母的最后一件铭文属公元5世纪）。

关于婆罗米字母的起源提出了许多假说（起源于希腊的假说，南部闪米特的假说等）。现在只有两种假说还在流行。

根据在印度学者（夏马夏斯特里、贾德佳、奥恰(82)等）中间流行的一种假说，婆罗米字母导源（通过没有传下来的印度文字体系）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文字。这一假说的最大弱点在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最晚期文献（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和婆罗米字母的最早期文物（公元前4世纪），甚至同提到印度文字的最古老传说（公元前6—前5世纪），中间相隔达1000年。如果在这1000年之内文字继续存在的话，那么这一文字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变得不可解释了。此外，如果公元前6—前5世纪印度的社会条件迫切要求创立文字，那么在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期这些条件还不存在。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期侵入印度的印欧部落是游牧部落，有自己推选的首领，这些部落的原始公社制度才刚刚开始解体。在这样一种发展程度上，如果出现文字的话，那么这种文字只不过是一种萌芽形式而已，它大大低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文字的水平。很多人也认为，到雅利安部落入侵印度的时候，摩亨佐·达罗的文化已经差不多消失了。因此划一条由摩亨佐·达罗到婆罗米字母的连续的发展路线是不大可靠的。

根据欧洲的印度学家（A．Veber，G．Büler(83)等）中间以及在几乎所有的文字史学家（H．Jensen，J．Février，M．Cohen，D．Diringer等）中间流行的另一种假说，婆罗米字母是通过某个西部闪米特文字——很可能是腓尼基文字，但也有可能是阿拉米文字——的字母元音化的方法而产生的。公元前8—前7世纪（即推测的婆罗米字母产生的时期），印度和前亚之间存在的密切的贸易往来有利于这一假说的成立。婆罗米字母的许多形式接近于腓尼基字母和阿拉米字母，以及婆罗米字母书写的方向——从右到左，也证明有利于这一假说的成立；特别有利于这一假说的是：婆罗米字母每个音节符号的结构基础是表示该音节辅音的字形要素；这点指明了婆罗米字母起源于辅音-音素文字。

佉卢字母的起源问题争论较少。根据大部分研究者（A．托马斯，I．泰勒等）的意见，佉卢字母是在波斯-阿拉米辅音文字的基础上，而且后者是由于在婆罗米字母的影响下并按照其样式发生元音化而产生的。佉卢字母出现的最可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西北印度正并入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版图之内。

尽管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几乎无疑是在西部闪米特文字的基础上产生，但是与许多学者（其中包括D．Diringer(84)）的意见相反，这两种字母却必须看作是完全土生土长的。例如，西部闪米特文字是辅音-音素文字，而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是音节文字；西部闪米特文字（腓尼基文字和阿拉米文字）几乎不存在元音的表示法，而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则准确地表示中印度诸语的辅音和元音。这证明了印度人对自己借用的闪米特文字的基础作了根本性的改造。

婆罗米字母借以创立的原则也保留在由婆罗米字母派生的许多文字体系（第62图）中，这些文字体系曾经在印度使用，也在印度支那（缅甸、泰国等）(85)、中央亚细亚（新疆、蒙古、西藏）(86)和太平洋诸岛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使用。印度最重要的音节文字体系有如下一些。在公元4世纪，在印度古典文学和艺术的繁荣时期，由于婆罗米字母（孔雀王朝时期的婆罗米字母，贵霜王朝时期的婆罗米字母等）逐步发展的结果，产生了笈多王朝字母，以笈多王朝的称号命名。在7世纪末期，在笈多王朝字母的基础上形成了那加利字母（意为“城体字母”），在8世纪，由那加利字母产生天城体字母（意思是“天神城市的文字”(87)）。天城体梵文字母像大多数它以前的印度字母的变体一样，最初主要用来表达梵语(88)；在印度，梵语取得同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所具有的相同作用。此外，现在天城体梵文字母用来表达印度的几种现代语——印地语、马拉提语及尼泊尔语等，而且是印度共和国正式的国家文字。

第62图　以婆罗米字母为基础产生的各文字体系发展谱系表(89)
虚线表示可能的发展途径

由于印度许多语法学家大量工作的结果，印度的音节文字越加完善了，越来越好地适于准确表达言语。但是这是通过文字的复杂化，尤其是通过增加基本符号和合体音节符号的方法才做到的。

现在让我们以天城体梵文字母为例来研究上述问题。天城体梵文字母表（第63图）包括50个符号，其中有：13个符号表示单个的元音和二合元音（这些符号只用来表示位于词首或者位于其他元音之后的元音和二合元音）；33个表达（也同婆罗米字母一样）不同辅音同短元音a组成的音组；4个辅助符号（送气音——词末送气的符号，鼻化辅音——指出辅音读鼻音的符号，鼻化元音——指出元音读鼻音的符号，纯辅音——指出音节符号中只应读辅音）。为了表达由辅音和某一元音（除了短元音a以外）组合的音节，在天城体梵文字母（也正如婆罗米字母一样）中使用由相应的音节符号和表示一定元音（或二合元音）的特殊小符号组成的合体符号；这些小符号放在音节符号的前面或后面，上面或下面。为了表示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辅音的音节，也使用合体符号，但是由两个（或几个）音节符号或者它们的字形要素组成的合体符号，这样的合体符号用一条总的横线在上面串联起来；这条横线是天城体梵文字母的字形特点。在苏联铸成铅字的天城体梵文字母的基本符号和合体符号的数量约600个；其中许多符号是非常复杂的。

第63图　天城体梵文字母表
a——单独元音的符号；б——辅音＋元音ǎ的音节音组的符号；в——辅音＋任一元音（除ǎ以外）的音节音组的符号式例；г——由几个辅音＋元音ǎ的音节音组的合体符号式例；д——天城体梵文字母的文句的例子

这样一来，音节文字的一个主要缺点——难以表示相邻的辅音——在天城体梵文字母中就得以克服了。不仅如此，天城体文字（在表达言语方面）是表音最准确的文字体系之一。但是，这点是靠突出音节文字的另一个缺点——多符号性，以及靠合体符号在结构上的复杂化和使用辅助符号（纯辅音符号，鼻化辅音符号等）来做到的。

印度文字沿着音节文字的途径发展是什么原因呢？从渊源上说，这是因为无论婆罗米字母还是佉卢字母，都是通过辅音-音素文字的元音化方法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元音化的产生是由于使用婆罗米字母和（部分）佉卢字母的诸语言（普拉克利特诸方言）中的辅音和元音具有相同功能所致。在这里元音化是按音节途径进行的。正如文字史所表明的，这是辅音-音素文字元音化的最简单和最自然的途径（希腊文字恐怕是唯一的独立离开这种途径的现象）；无怪乎许多研究人员（I．Gelb，在某种程度上有M．Cohen，在苏联有И．M．季亚康诺夫——见第六章第2节）甚至认为辅音-音素文字是音节文字的一种变体。普拉克利特诸语言的语音特点也促进了印度文字按音节途径向前发展；这种语音特点就是不同符号的数量有限和以开音节为主。印度诸文字体系中基本音节符号之所以由辅音＋短元音ā的音组构成，是因为这个元音最常见。同时无论梵语还是普拉克利特诸语言都广泛使用由两个或几个相邻辅音组成的音组，而在现代中印度诸语言中，许多词有闭音节。所有这些，以及力求最大限度地确切表达言语的语音，使得印度文字极其复杂。

古代和中世纪印度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中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是棕榈叶(90)；这些叶子晒干，擦亮，然后切成10—15厘米宽和30—60厘米长的长方形；写满文字的叶子通过边上钻的孔联成一叠一叠（第64图）。除了棕榈叶以外，还用竹片、兽皮、树皮等材料来书写。到10—11世纪，印度有了从中国来的纸。印度的墨水是用油烟和甘蔗汁制成的；书写的工具是芦苇秆。在穆斯林征服时期（公元2000年代上半期）印度开始使用木板印刷术；在殖民地时期印度出现了活字印刷术。

第64图　马拉巴尔的贝叶经
（南印度，17世纪的手写本，南印度的文字类型之一）

到公元13世纪，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已在南部闪米特辅音-音素文字的基础上形成（见第六章）。

在公元1000年代中期，大部分南部阿拉伯部落接受了伊斯兰教，与此同时也接受了阿拉伯文字。另外较小的一部分阿拉伯部落仍保持信奉基督教，在公元初期，他们开始迁移到非洲，在伊斯兰教普及时期，这一迁移活动更为加强。在4世纪，南部阿拉伯移民在现今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上建立了阿克苏姆王国（4—10世纪），保留了与南部闪米特文字相近的文字；到13世纪——绍阿王朝重建阿克苏姆王国的时候——在这一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埃塞俄比亚文字。

埃塞俄比亚文字用来表达闪米特诸语言（先是阿拉伯移民的吉斯语，后是在前者基础上产生的安哈拉人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根词干是由两三个辅音构成（见第六章）；尽管如此，在埃塞俄比亚文字中，大概是在希腊文字的影响下，发展了元音化。但是这里的元音化不是（像希腊文字那样）通过给元音创立特殊字母的方法，而是通过把南部闪米特文字的辅音-音素符号变成音节符号的方法发展起来的。与印度文字不同，这一情形决定于闪米特诸语特有的力求强调词的辅音结构，甚至在元音化书写的条件下也有如此强调的趋向。因此，南部闪米特的辅音符号便成了新字母表（第65图）的基础；为了表达吉斯语，用了26个这样的符号；而为表达安哈拉语则使用了30多个符号；这些符号由于转到从左往右的书写法在字形上稍有改变（倒过来等）。每一个符号开始用于七种字形变体；同时每一个变体又用来表示由该辅音和七个元音（ā，ǎ，ē，ě，u，i，o）中的一个组成的音节。正如印度的字母一样，基础符号是用来表示由辅音＋元音ǎ组成的音节的符号；这些符号在形式上接近于南部闪米特的辅音符号；为了表达带其他元音（除ǎ以外）的音节，这些基础符号还用附加的字形成分来加以充实（例如，对带元音u的音节来说还增加一条从基础符号右侧画出的短线）。

第65图　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字母表

从上面谈到的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接近于印度诸文字体系，不同点只在如下两方面。第一，由于埃塞俄比亚文字用来表达带根词干为辅音结构的闪米特语，该文字比任何其他一种文字都更具有音节符号的辅音-音素的基础。第二，现代印度文字（天城体梵文字母）由于印度语法学家对它不断完善，最大限度地准确表达语音，其中包括辅音组和词末元音；的确，这是靠文字的复杂化才实现的（创造大量的合体符号，使用辅助符号等）。相反，埃塞俄比亚文字尽管符号的数量约有200个，尽管它的特点是极易于学习和使用(91)，但是它表达语音，尤其是表达辅音组，却是很不完善的。

8

一些民族的语言具有词的语法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当这些民族使用的文字是表词文字时，给这样的文字加上音节系统，——这是音节文字产生的又一条更晚期的途径。

与第一类和特别是第二类音节文字体系（见本章第2节）不同，这第三类音节文字体系的特点主要是它们的用途。至少在最初期这类文字与其说是拿来独立使用，不如说是用来表示表词字所表达其根词干的词的语法词缀。根据这种用途，个人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在这类文字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像第二类音节文字一样，它们也具有细密和严格规整的特点。同时它们又不同于第二类的文字，其不同点是：它们（a）与表词文字相结合，（б）在表词字文字的基础上（而非在辅音-音素文字的基础上）创制出来。

正如前面指出的，属于第三类文字体系的有日本的音节文字“假名”和朝鲜的合体-音素文字“谚文”。这两种文字形成的过程如下。

无论朝鲜文化还是日本文化，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公元初几个世纪，先是朝鲜，然后日本开始采用中国的汉字。在朝鲜和日本出现对文字的需求是由于国家的形成，国家需要记载法律，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等等。公元前1世纪北部朝鲜的一部分曾经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这一事实，促进了中国的影响渗入朝鲜。从公元100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影响特别加强了，因为当时佛教以及同佛教一起的中国汉字翻译的佛经，愈来愈广泛地从中国渗入朝鲜，然后渗入日本。根据当地的传说，汉字是公元3世纪学者王颀引进朝鲜的，3世纪末，朝鲜使节阿直岐（约284）和王仁（约285年，据另一说法是405年左右）又把汉字引入日本。根据公元8世纪以来的传说，日本曾经在某个时候存在过自己的（非中国的）文字，后来这一文字被遗忘了；但是没有书面文献证实这些传说。

最初中国的汉字在朝鲜和日本是用来表达汉语的；像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几百年来汉语是朝鲜人和日本人的唯一的标准语。为了表达朝鲜语，从公元6—8世纪起开始采用汉字，从7—8世纪起开始用汉字来表达日本语；为了记录朝鲜和日本的诗歌也需要这样做。

采用两种方法来进行这项工作。第一种方法在日本叫作“训读”，大概是比较古老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汉字保留其形和义，但用日语来读它，从而它就变成为“异源字”；例如，汉字“人”在日文中保留其形和义，但用日语读成hito。第二种方法日本叫“音读”，汉字保留原汉语的音值，的确，一般依照日语的语音稍作改动；例如，同一个汉字“人”读成jin（第66图）。前一种情况下汉字起意词字的作用；后一种情况下汉字变成为纯表音的符号，通常是音节符号。促成这后一种情况的是：汉字一般用来表示单音节的词素，而日本词几乎总是具有多音节的结构。

第66图　利用汉字表达汉语和日语的例子（表达日语时还利用假名的音节符号）
上面一句是汉语，用汉字书写；中间是日语用汉字书写，同时用假名符号来表达语法形式和词的句法意义的标志；下面是日语全用平假名符号书写

下面一种情况特别有助于使用汉字来表达日语和朝鲜语：与借用汉字的同时，日本人和朝鲜人还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此外，开始按汉语模式采用把最初的比较简单的根词干加合的方法来构成许多新的日语词和朝鲜语词。而这种方法给日本人和朝鲜人造成一种机会像中国人一样用汉字组合法表示这些新词。例如，按“训读”法要表达日语词harakiri“剖腹”（这个词按汉语模式由日语词hara“腹”和kiru“切”构成），则用汉字“切”和“腹”。按“训读”法来表达固有的日语词和朝鲜语词，特别是表达那些语义界限不与相应的汉语词相一致的词，则要复杂一些。例如，简单的（非合成的）日语词ama（“渔夫”“渔妇”）(92)，如按“训读”法则必须用两个（不是一个）汉字“海”＋“人”来表达，而“渔妇”这个词则必须用“海”＋“女”两个汉字来表达(93)。

几乎每个汉字在朝鲜文和日文中平均有几个意义——表意的（按“训读”法）和表音的（按“音读”法），这种情况使这两种文字极端复杂；除此以外，为表达同一个词或同一个音节也开始使用不同的汉字。下面四种情形造成了这一现象：（1）几乎每个汉字都由两个要素——表音要素和表意要素——组成，而且只有同时考虑这两个要素的相互关系才能准确理解；（2）汉语中有许多声调不同的同音词，然而日语和朝鲜语中，词是不分声调的；（3）汉字是在不同时期由中国的不同地区借用来的，因而它们有不同的方言读音和历史读音；（4）在这个时候日语词和朝鲜语词的读音也发生过变化。结果，在20世纪初期（在1946年日本文字改革之前）日本小学的学生必须记熟1500个汉字，中学生必须学会约5000个汉字。只是在1946年文字改革之后，日本文字中所用汉字的总数量才减少到2000个。其中45％只按“音读”法读音，约5％只按“训读”法读音，约50％既按“音读”也按“训读”读音(94)。

必须指出，甚至在表达同一个句子和使用相同的汉字时，这些汉字在日文或者朝鲜文中通常按与汉文中不同的词序排列（第66图）；这决定于日语和朝鲜语的词的句法顺序与汉语不同(95)。如果在日文中汉字按汉语的词序排列，通常则在这些字的上面打上指明按日语词序阅读的符号。这一比较古老的方法（起源于8世纪）在日本叫作“训点”(96)。

但是，由于朝鲜语和日语语法结构不同，所以借助汉字表达这两种语言时造成极大的困难。汉语是词根孤立语；它的词的变化表现极弱。相反，朝鲜语和日本语是黏着型语，具有特别发达的词的变化（变位、变格等）(97)。借助表词字容易表达不变化的根词干，而表达黏着语中用词缀系统表示的词的语法形式却要困难得多。在日本和朝鲜还分别创立了特殊的音节文字体系作为汉字的补充，主要是用来表达这些词缀。

从公元8世纪起开始形成日本的音节文字体系；它主要以表音-音节为基础，按“音读”法阅读汉字。同时经常利用由一个开音节（即由一个元音或者由辅音＋元音的音组）组成的表示汉语词的汉字来作为音节符号。很少用表示语音结构比较复杂的汉语词（如辅音＋元音＋辅音或者＋第二个元音）的汉字；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按音节阅读，词末辅音或者第二个元音好像被切去了，不读出音来。最初日文中使用的汉字数量十分庞大；后来数量逐渐减少。例如，在8世纪（“万叶假名”(98)文字）利用1000多个汉字作为音节符号，在9—13世纪（“总假名”(99)文字）汉字数目减到300个，在20世纪初（“平假名”和“片假名”）减到48个，1946年文字改革之后，减到46个符号(100)。

现代日本的音节文字体系——假名——有两种字体：片假名和平假名。正如斯拉夫的两种字母——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一样，片假名和平假名在符号的数量和音值上是相同的，不同的在于它们的形式。片假名的字形基础是中国的楷书；但通过对借用汉字笔画数量的减少而稍加简化；平假名的字形基础则是中国的草书，也通过简单概括而加以简化。片假名的符号比较简单和整齐；因此它们用于小学的教科书、幼儿的读本和电报，以及用来对外语词和汉字的注音。平假名的符号在字形上较为复杂，但它们可以连写，斜写；因此在所有其他场合通常用平假名。

在1946年文字改革之前，片假名和平假名各有48个符号，1946年改革之后，各有46个符号，其中有一个符号（第二个o音符号）实际上几乎不用。所用的45个符号（第67图）中5个用来表示元音，39个用来表示辅音＋元音的音节音组，一个用来表示词末鼻辅音n，日语词的这个n由词末音节nu产生。此外，还有字母上的浊音符号(101)；它放在音节符号的右上方，浊音符号指出音节中首辅音的浊音化（第67图）。借助浊音符号（它的变体是半浊音符号，用来表达带辅音p的音节）还构成25个补充的音节符号。这样一来，假名符号（基本符号和表示浊音的符号）的总数为70个。假名音节文字尽管符号数量如此有限，但却准确地表达日语的语音；这种情况决定于：过去日语中严格遵循开音节的规律，同时不容许几个辅音相邻。依据这些规律，日语音节从前总是或者由一个单独的元音构成，或者由辅音＋元音组成。由于音节结构这样简单，所以日语不同音节的数量不大，在不同时期总是在60—90个之间。这种情况也就使得日本人可以用少量的音节符号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语言。下面的情况也有助于使用音节文字，即，由于词的简单和单一的表音结构，所以每个日语词极易于分成为音节；相反，一些单个的音却难以从音节中分出来，因为辅音通常只同元音一起使用，照例，语法变化牵动整个音节。

第67图　日本的音节字母表“片假名”和“平假名”
各栏左边是“片假名”符号，右边是“平假名”符号。上表列有45个“片假名”和“平假名”符号——是1946年日本文字改革后所规定（未标明几乎不用的表示o音的第二个符号）。下表列有上表第二、三、四、六栏的相同的基本符号，但这些符号都是表示浊音的符号；这些符号在日文中用来表示带辅音的音节

在现代日语中开音节规律和不容许辅音相邻的规律遭到了破坏。之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1）由于词干屈折部的发展，这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两个辅音组成的音组的出现；（2）起先由于汉语词，而近来还由于英语词进入日语。这些词的大部分根据开音节规律加以改造［例如英语词pistol（手枪）日语读成pisutoru］；但是，这些词虽经改造，但有时也破坏日语的语音结构(102)，尤其是破坏开音节规律。结果，虽然音节文字对于日语仍然是很合适的，但现在它在表达这一语言时却不如从前那样准确了。

日本文字的一个主要的、根本性的缺点不在这里，而在于：假名的音节符号（除了供幼儿阅读的课本和电报以外），如果不与汉字相结合，则很少单独使用。通常，实词的根词干用汉字表示（“训读”法或者“音读”法）：假名的符号用来表示实词的变化词尾，表示虚词和语气词，表示由欧洲诸语借用的词，甚至有时也用来给汉字标音；在后一种情况下，假名符号在一行的右边用小字书写。只是在近几十年内，假名符号才开始（而且越来越频繁）也用来表达根词干（主要是日语固有的根词干）。根据A．索科洛夫的统计(103)，现代日语文章（尤其是报刊文章）中，假名符号占符号总数的60％左右，汉字约占40％。排印日文报纸要用约2000个不同的活字；这就可以用字母铸字机——自动铸字机(104)来排版。使用假名符号来补充汉字以及用来独立书写句子的例子，见第66图。

日本文字中使用汉字表达根词干使日文大为复杂化，这样做主要由于保守的传统观点所致。但是日语的特点也有不小的影响。最重要的特点有二：第一，日语中约70％的词是借自汉语的词或者是由汉语词根构成的词（所谓kango“汉语”）；这些词自然而然地用汉字表达，此外，在受过教育的日本人的意识中这些词同汉字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第二，现代日语有大量的同音词。例如日语词chusho的意思是“昼餐”“中伤”“抽象”；shiki的意思是“四季”“死期”“志气”“指挥”“开始”；kosei的意思是“公正”“校正”“高声”“硬性”“构成”“后世”。大部分同音词源于汉字。其中一些在汉语中就是同音词。另外一些在汉语中有声调的差异，进入日语之后就失去了这一差异。如用音节文字书写，所有这些词写法都相同，而如果用表词字（词素字）书写，那它们则用不同的汉字表示。

表词字和音节符号之所以容易结合是由于日语的黏着结构，还由于日语词清楚地分成为不变化的根词干和附加于它的构形词缀。前者易于用汉语的表词字(105)表达，后者则用假名的音节符号表示。这样，表词字（词素字）同音节符号的这种组合使得日本人特别了解每个词的结构。

同时使用两种不同字体——平假名和片假名——使得学习识字更为复杂化。

假名的字母表结构十分有意思。在8世纪佛教高僧空海和尚创立的比较古老的字母表称为“伊吕波”（根据它的前三个音节符号命名），为了易于记住，它的符号是这样排列的：如果顺序读这些符号，则得出日本的古典诗（短歌），它阐述涅槃学说。表音原则作为现代字母表——“五十音”的基础，“五十音”的意思是“五十音符号图”（第67图）。这个字母表采用图表的形式，其中全部字母基本上排列成十行直行，每行五个字母（除了三行例外）。第一竖行（右起）是元音字母，从第二到第十竖行是音节符号；同时从第二到第十的每一竖行内是辅音相同的音节符号，而每一横行内是元音相同的音节符号。第十一行（补充的）只有一个符号用来表示词末辅音n。

日本文章的传统行款是竖行书写，读时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在欧洲语言文字的影响下，日本文字也用横行书写，从左到右。

日本书籍的制作在很多方面仿效中国书籍的样子。在日本，书本的插图艺术具有很高的发展水平。从公元8世纪起，很早就开始采用木版印刷术了。

朝鲜合体-音素文字体系是15世纪中期创制的。

早在这一文字创立之前，朝鲜很早（从公元初年起，特别是从公元4世纪，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的时间起）就使用中国的汉字和汉语。到19世纪末，汉语一直是朝鲜的正式国语和标准语。从1895年起，在政府的文件中允许使用朝鲜语(106)。

从公元6—8世纪起，朝鲜语也开始用汉字表达。首先，这样做是为了在汉字文句中在语音上表达朝鲜的人名和地名的需要。后来，汉字文句有时就用朝鲜语来阅读（采用类似日本“训读”的方法）。而且由于朝鲜语的黏着结构之故，产生了创制表音符号来表达朝鲜语的词缀以及虚词和语气词的需要；也需要有表音符号在学习汉语和汉字时给汉字文句注音。为此目的，大约在690年，高句丽学者素治高僧（据传说）选了几十个表示汉语单音节词素的汉字，用它们编制某种类似音节字母表的东西。属于这一字母表的汉字，根据近似日本“音读”的表音法，被赋予音节的意义。素治的字母表被称为“吏读”，来自“吏”（小官吏）和“读”（阅读，解释之意）两词。这个名称表示，这一字母表为朝鲜的下级官吏广泛使用，因为他们掌握汉语和汉字还不够熟练。大概这一字母表的基本用途就是给汉字文句注音。此外，用朝鲜语写的文句中，“吏读”的符号用来表达词缀和虚词；至于表达朝鲜语实词的根词干，在这些文句中仍继续用汉字（按近似日本“训读”的方法）来表示。

1443年，根据政府的指令制订了一个新的字母表，名为“训民正音”，于1446年颁布推行。最初，这个字母表原有28个字母-音素符号，其中17个辅音符号，11个元音和二合元音符号。后来这个字母表的字母数目多次变化。现在它有19个辅音字母和21个元音字母（第68图）(107)；这些字母通常按严格规定的合体-音节组合的方式使用。

“训民正音”字母表最初使用的目的同“吏读”字母表一样。但是为时不久，佛教僧人为了加强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开始利用“训民正音”字母表来单独表达译成朝鲜语的佛教书籍。这件事同佛教成为朝鲜各封建集团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些集团反对加强早已接受儒家思想的王权。所以在1504年，国王政府以判处死刑相威胁，禁止使用“训民正音”字母表来表达朝鲜文句，只准许用它来给外国语言注音；大概从这个时候起，“训民正音”被称为“谚文”（即“通俗文字”）。尽管政府禁止，但这一字母表却继续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特别是使用于文艺作品和日常通信中。只是由于日本的占领（1907—1945）才多少延缓了朝鲜向表音文字的转化。朝鲜解放后不久，“谚文”改名为“国文”，即国家的文字，它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文字(108)；汉字有时只用来明确某些复杂的概念和借用的汉语词以及同音词。

关于朝鲜字母表的起源有种种假说（起源于蒙古文字、印度文字以及其他文字）。但是这一字母表极有可能是独创的，人为设计的，这一结论是以研究许多文字（如亚洲和欧洲的文字）为依据的。须知“训民正音”字母表创制的时间很晚，是在15世纪中期，而且它是由那些肯定熟悉许多字母-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的学者们创制的。此外，这一字母表的字母形式别具一格，结构周密而又简单，特别是用于表达相近音素（k-kh，t-th，p-ph等）的字母，在字形上很接近——这些特点证实关于“训民正音”字母表是土生土长的、人为创制结果的推测。

解释朝鲜字母-音素文字变成合体-音节文字是比较困难的。“训民正音”的字母最初用来表达单个的音素；后来它们开始用作一定音节组合的字形要素。每个这样的音节组合体不写在一条横线上，而是按严格规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依据元音字母笔画的多少，围绕该元音字母，在不同的轴心上组合起来（第68图）。在印刷铅字中每个这样的音节组合体同一个特殊的合体符号相适应。

第68图　现代朝鲜语字母表及合体-音节字母组示例

朝鲜文的字母符号的这种合体-音节式的用法是同朝鲜语的语音特点相矛盾的。

朝鲜语不同于日本语，它没有开音节和不容辅音相邻的规律，它有多种多样的音节结构；例如，在苏联铸造的朝鲜文铅字约有1100个合体-音节符号(109)。朝鲜文字母之所以采取合体-音节式的用法，最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朝鲜音节字母表“吏读”和日本的音节字母表假名的影响所致，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仿照汉字写法所致。汉字也似乎把音词字和定义符号结合成一个合体字，此外，它力求把汉字匀称、“方正”地排列在每页每行上。后一种推测可由下述事实来证明：在朝鲜文中，即使音节由一个元音字母组成，也要在该字母前面加上一个此时不表示任何音的“哑音字母”（在音节末尾时这个字母表示鼻音n(110)）。朝鲜文的字母具有这种复杂的、与其语言特点相矛盾的合体-音节式的用法，使得学习识字、阅读、书写和排版都增加不少困难。

还在不久以前，朝鲜人竖行书写，读时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现在他们基本上采用横行书写，从左到右。在15世纪初期，朝鲜在世界上首先制造和使用金属（铜）活字来印刷书籍。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由汉字产生的另一种文字体系——越南的文字，尽管这种文字从来也不是音节文字。

正如日本和朝鲜一样，长时期来越南处于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它也是从公元初期起借用汉字，而从公元10世纪起则把它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所谓“字喃”——南国的文字）。但是与日本语和朝鲜语不同，在越南语中词的语法变化表现不明显。所以越南人能够利用汉字而不必用音节符号或者字母-音素符号来加以补充。有两种情况极有利于使用汉字来表达越南语。第一，有大量的汉语词，以及大量的根词干用于越南语中，许多越南语的新词就是用这些根词干构成的。第二，固有的越南语词汇，也像汉语的词汇一样，曾经是单音节词(111)，而新词（通常为双音节词）是通过把原有的单音节词用加合的方法来构成的。

因此，采取三种方法来用汉字表达越南语。为了表达通过直接借用进入越南语的汉语词（或者根词干），汉字使用时不改变其意义和读音。对于越南语的其他单音节词素，汉字使用时或者按日本的“训读”法，即保留它们的汉语意义，但读音时则按越南语，或者按日本的“音读”法，即保留汉语（或接近于汉语）的读法，但改变其意义。除此以外，越南人为了表达本族语的某些词，也创制了一些汉字中没有的新字。其中一些新字是独自创制的；另一些新字则按汉字模式创制。例如，汉语词“英雄”在中国文字中用“英”和“雄”两字表示，而要表达“女英雄”这个词，则在其前加一个定义符号——“女”字。越南人为“英雄”这个词保留相同的汉字，但“女英雄”这个词的表达方式与中国人不同，但却是按汉字的模式，用“英”和“雌”两字组合（“英雌”）来表示。

20世纪初，越南转而采用24个字母-音素的文字；这种文字称为国语（quôć ngũ），即“本族语”的文字，它是在17世纪由欧洲传教士以拉丁文字为基础创立的，但同时又表示越南语的六个声调(112)。但是由于越南的复合词是用加合原有的单音节词的方法构成，以及依照词素-表词字文字的传统，越南人不仅继续把词分开写，甚至把组成词的根词素也分写。例如“越南”这个词写成Viêt-nam，“人民”这个词写成nhân-dân等（第69图）。

第69图　现代越南文字示例（两首诗）

9

在19—20世纪初期为美洲、亚洲和非洲一些小的民族人为创立的文字体系，在音节文字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为了便于学习识字，使这些文字具有音节的性质。正如前已指出的，因为把言语分成音节比把它分成音素要容易些。这些文字体系的来源有二。

其中一些文字是当地识字的土著人创制的，他们努力使自己的同胞接受文字，但他们却不愿因此而使用拉丁字母。不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是字母-音素文字难以掌握；不仅如此，拉丁字母也不准确地表达这些民族的语音。拉丁字母同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文化结合太紧密了——这一事实也起了作用。属于这一类音节文字的有：北美印第安人——切罗基族的文字，这是19世纪20年代一个叫塞克沃亚的印第安人创制的，它有85个符号；西非瓦伊族黑人的文字，传说是19世纪30年代黑人莫莫鲁·布凯尔在瓦伊族人自古以来就使用的表词文字的基础上创制的，它有200多个符号；瓦伊人的邻居——门德族黑人的文字，传说是19世纪末期在瓦伊族文字的影响下由当地居民卡西米·卡马拉创制的；喀麦隆东部巴蒙王国的文字，它是20世纪初由恩德约亚苏丹创制的。

另外一些人造的音节文字是欧洲传教士创制的，其目的是为了在土著人中间传播基督教，这些文字几乎只用于书写宗教书籍。这类文字之所以不用拉丁字，其原因大致相同（见以上所述）。属于这一类音节文字的有：加拿大克里族和滕尼族印第安人的文字，它是19世纪40年代美以美教教会的传教士约翰·伊文斯创制的；加拿大爱斯基摩人的文字，它是19世纪60—70年代E．D．皮克创制的；中国几种少数民族的音节文字(113)——苗族文字，它是1904年传教士S．波拉尔德创制的，傈僳族文字，它是1915年浸礼会传教士创制的，彝族文字，它是1930年英国传教士创制的，以及其他一些文字。

作为这些人造的音节文字体系的字形基础的，一些情况下使用早先该民族用过的表词字（例如瓦伊族文字），在另一些情况下使用字形改变了的拉丁字母（例如切罗基人、傈僳族、彝族的文字），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使用任意的几何图形的笔画（例如苗族、克里族、滕尼族、加拿大巴芬岛爱斯基摩人的文字，等等）。几乎所有这些人工的音节文字体系，特别是传教士创制的文字体系，并不富有生命力，随着拉丁字母的取代，它们也就不再使用了。切罗基族印第安人的文字和瓦伊族黑人的文字使用比较广泛：其中瓦伊人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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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Ю．B．克诺罗佐夫虽然正确地指出，奴隶制国家掌握文字的社会集团具有阻挠文字表音化的倾向，但他却由此做出了与实际相距甚远的结论。根据Ю．B．克诺罗佐夫的意见［见他的文章《中美洲的古代文字》（“Дpeвнияя пиcьмeннocть цeнтpaльнoй Aмepки”），《苏联人种学》，1952年，第3期，第107—108页］，古代“象形文字”的发展从来也没有导致表音化；不仅如此，这种发展似乎并不朝提高表音符号比重的方向进行，而是朝降低的方向进行。Ю．B．克诺罗佐夫的这一说法是与中国象形字发展的材料相矛盾的（见第四章第12节）；也与前亚楔形文字发展的材料相矛盾（见本章第4节）；这一说法还同埃及文字发展的材料相矛盾（见第六章第3节）；某些古代文字体系（如克里特文字）甚至几乎完全表音化。Ю．B．克诺罗佐夫只有一点是正确的：任何一种这类文字体系都不能彻底摆脱表词文字的哪怕个别的、残余的成分。

(2) 下面列举的音节文字的分类和类别特征是第一次提出的；在现代国外文字史的著作中（J．Février，M．Cohen等），音节文字如果分类，则只按起源分为两种（起源于表词文字和起源于辅音-音素文字）。

(3) 因此，波斯-阿黑门尼德楔形文字，部分玛雅文字，称为音节-音素文字较为正确。

(4) 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К вoзнuкнoвeнuю nucьмa в Двypeчьe）．莫斯科，1940：42.

(5) 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К вoзнuкнoвeнuю nucьмa в Двypeчьe）．莫斯科，1940：43-44.

(6) И．M．季亚康诺夫．楔形文字（Клuнonucь）．苏联大百科全书，2：21．莫斯科，1954：439．

(7) F．Delitzsch．苏美尔语法入门（Grundzüge der Sumerischen Grammatik）．莱比锡，1914：9，42，52；И．M．季亚康诺夫．论古代前亚诸语言（O языкax Дpeвнeй Пepeднeй Aзии）．语言学问题，1954（5）：48．

(8) “苏美尔语的基本词汇是单音节词，其中同音词占的比例很大，这些同音词大概借助声调重音来加以区别。”（И．M．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莫斯科，1940：40）；参阅И．M．季亚康诺夫．论古代前亚诸语言．1954（5）：48，50.

(9)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107．

(10) F．Delitzsch．苏美尔语法入门（Grundzüge der Sumerischen Grammatik）．莱比锡，1914：3，9；И．M．季亚康诺夫．论古代前亚诸语言（O языкax Дpeвнeй Пepeднeй Aзии）．语言学问题，1954（5）：40，48.

(11) A．Falkenstein．乌鲁克的古代文献（Archaische Texte aus Uruk）．柏林，1936：27．

(12) И．M．季亚康诺夫．楔形文字（Клuнonucь）．苏联大百科全书，2：21．莫斯科，1954：439．

(13) И．M．文尼科夫．巴比伦-亚述语（Baвилoнo-accиpийcкий язык）．苏联大百科全书，2：6．莫斯科，1950：491；Л．A．利平．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语［Aккaдcкuй（вaвuлoнo-accupuйcкuй）язык］．莫斯科，1948；利平．阿卡德语（Aккaд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64．

(14) 很多这样的符号除了新的音节意义以外，还保留了过去的表词字的意义。

(15) Л．A．利平的《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语》，第10—41页中发表的亚述楔形文字的《全部符号表》包括333个不同符号和150个左右的这些符号的字形变体。

(16) F．Thureau-Dangin．苏美尔人的同音异义词（Les homophones sumeriens）．巴黎，1929．

(17) И．M．季亚康诺夫．论古代前亚诸语言．语言学问题，1954（5）：58．

(18) B．И．阿夫季耶夫．古代东方史（Иcmopuя дpeвнeгo Bocmoкa）．526．

(19) B．格奥尔基耶夫．地中海沿岸诸语的亲缘关系问题（Boпpocы poдcтвa cpeдизeмнoмopcкиx языкoв）．语言学问题，1954（4）；И．M.季亚康诺夫．论古代前亚诸语言．语言学问题，1954（5）；И．M．杜纳耶夫斯卡娅．论古代小亚细亚诸语的性质和联系（O xapaктepe и cвязax языкoв дpeвнeй Maлoй Aзии）．语言学问题，1954（6）．

最近几年，对赫梯语群的研究愈来愈重视。现在很多人把克里特-米诺斯语、伊特拉斯坎语、吕堤亚语、吕西亚语等归入赫梯语群［见B．И．舍沃罗什金．赫梯学研究的新成果（Hoвыe иccлeдoвaния пo кeттoлoгии）．语言学问题，1964（3）］。

(20) И．M．季亚康诺夫．论古代前亚诸语言（O языкax Дpeвнeй Пepeднeй Aзии）．语言学问题，1954（5）：52．

(21) Г．A．麦利基什维里．乌拉图楔形铭文（Уpapтcкиe клинooбpaзныe нaдпиcи）．古代历史通报，1953（1）：243，246；Г．A．麦利基什维里．乌拉图语（Уpapm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64．

(22) Г．A．麦利基什维里．乌拉图楔形铭文（Уpapтcкиe клинooбpaзныe нaдпиcи）．古代历史通报，1953（1）：246．

(23) B．B．斯特卢威．古代东方史（Иcmopuя Дpeвнeгo Bocmoкa）．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322.

(24) Г．A．麦利基什维里．乌拉图楔形铭文.古代历史通报，1953（1）：248．

(25) M．Cohen．文字．巴黎，1953：47-48．

(26) A．Evans．米诺斯字体（Scripta Minoa）．牛津，1909；米诺斯的宫殿（The Palace of Minos）：1-4．伦敦，1921—1936．

(27) 俄文字母Б相当于英文字母B。——编注

(28) A．Evans．克里特线形文字（Кpитcкoe линeйнoe пиcьмo）．古代历史通报，1939（3）：27．

(29) C．Я．卢里耶．迈锡尼希腊的语言和文化（Языкu u кyльmypa мuкeнcкoй Гpeцuu）．莫斯科，1957：7．

(30) C．Я．卢里耶．迈锡尼希腊的语言和文化（Языкu u кyльmypa мuкeнcкoй Гpeцuu）．莫斯科，1957：4．

(31) C．Я．卢里耶．迈锡尼希腊的语言和文化（Языкu u кyльmypa мuкeнcкoй Гpeцuu）．莫斯科，1957：6及以后几页．

(32) M．Ventris，J．Chadwick．迈锡尼希腊的文献（Documents in Mycenane Greek）．剑桥，1956：11．

(33) B．格奥尔基耶夫．米诺斯语的几个问题（Пpoблeмы Muнoйcкoгo языкa）．索非亚，1953；B．格奥尔基耶夫．地中海沿岸诸语的亲缘关系问题（Boпpocы poдcтвa cpeдизeмнoмopcкиx языкoв）．语言学问题，1954（4）．

(34) B．格奥尔基耶夫．字母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aлфaвитa）．语言学问题，1954（4）．

(35) B．格罗兹内．前亚和印度远古史（Älteste Geschichte Vorderasiens und Indiens）．布拉格，1943；克里特和希腊以前的铭文（Kretas und Vorgriechenlands Inschriften）//东方文库：XIV．布拉格，1943；XV．1946．

(36) B．格奥尔基耶夫．克里特-迈锡尼铭文字典（Cлoвapь кpumcкo-мuкeнcкux нaдnuceй）．索非亚，1955；B．格奥尔基耶夫．字母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aлфaвитa）．语言学问题，1954（6）．

(37) 克里特数字符号的意义是A．Evans确定的。

(38) J．Chadwick．线形文字B的释读（The Deciphrement of Linear B）．伦敦，1958．

(39) W．C．Brice．米诺斯线形文字A的铭文（Inscriptions in the Minoan Linear Script of Class A）．牛津，1961．

(40) C．Я．卢里耶，И．Д．阿穆辛．关于线形文字A的语言的问题（К вoпpocy o языкe линeйнoгo A）．古代历史通报，1963（4）：200．

(41) B．格奥尔基耶夫．用线形文字A释读克里特铭文（Le déchi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crétoises en linéaire A）．索非亚，1957；克里特线形文字A的铭文的两种语言（Les deux langues des inscriptions crétoises en linéaire A）．索非亚，1963．

(42) C．Я．卢里耶，И．Д．阿穆辛．关于线形文字A的语言的问题（К вoпpocy o языкe линeйнoгo A）．古代历史通报，1963（4）：198．

(43) C．Я．卢里耶．Kadmos．古代历史通报，1963（3）：160．

(44) E．Doblhofer．符号和奇迹（Знaкu u чyдeca）．莫斯科，1963：327-331．

(45) O．Mason．塞浦路斯音节文字的铭文（Les inscriptions chypriotes syllabiques）．巴黎，1961．

(46)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4．

(47)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5．

(48)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8．

(49)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34．

(50) J．E．Tompson．玛雅象形文字（Maya Hieroglyphic writing）．华盛顿，1950．

(51)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

(52) 迪耶戈·德·朗达．尤卡坦记事．俄译本（Cooбщeнue o дeлax Юкamaнe）．莫斯科-列宁格勒，1955：193-194．

(53) E．K．Kingsborough．墨西哥的古代文物（Antiquities of Mexico）．伦敦，1831—1848．

(54) Ю．B．克诺罗佐夫．中美洲的古代文献（Дpeвняя nucьмeннocmь Цeнmpaльнoй Aмepuкu）．107，108．

(55) Ю．B．克诺罗佐夫．中美洲的古代文献．苏联民族学，1952（3）；关于古代文字的争论（Cпop o дpeвниx пиcьмax）．新时代，1956（41）；研究玛雅文字的几个问题（Пpoблeмы изyчeния пиcьмeннocти мaйя）．语言学问题，1957（3），以及其他一些文章．

(56) Ю．B．克诺罗佐夫．研究玛雅文字的几个问题．77-79．

(57) Ю．B．克诺罗佐夫．研究玛雅文字的几个问题．79-80．

(58) 这个术语［即“纯词素文字”（чиcтo мopфeмoгpaфичecкoe пиcьмo——译注］是作者本人创造的。——B．H．伊斯特林

(59)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224．

(60)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224．

(61)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231．

(62)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265．

(63)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265．

(64) 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文字中的词素字形符号，它们不是独立形成的，而是在汉字影响下产生的。

(65)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231．

(66) Ю．B．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109．

(67) Ю．B．克诺罗佐夫．关于古代文字的争论．新时代，1956（41）．

(68) Э．B．叶夫列伊诺夫，Ю．Г．科萨列夫，B．A．乌斯京诺夫．利用电子计算机研究古代玛雅人的文字（Пpuмeнeнue элeкmpoнныx вычucлumeльныx мaшuн в uccлeдoвaнuu nucьмeннocmu дpeвнux мaйя）．新西伯利亚，1961．

(69) E．马克．印度河流域的远古文化（Дpeвнeйшaя кyльmypa дoлuны Индa）．莫斯科，1951．

(70) Г．M．邦加尔德-列文．哈拉帕文明和雅利安问题（Xapaппcкaя цивилизaция и apийcкaя пpoблeмa）．苏联民族学，1962（1）．

(71) Б．格罗兹内．原始印度文字及其译解（Пpoгoиндийcкиe пиcьмeнa и иx pacшифpoвкa）．古代历史通报，1940（2）．

(72) B．B．斯特卢威．原始印度文字的释读（Дeшифpoвкa пpoтoиндийcкиx пиceмeн）．苏联科学院通报，1947（8）．

(73) P．Meriggi．关于西亚的重要的印度文字符号（Über wichtige Indussiegetaus Vorderasien）．东方文学报，1937．

(74) G．R．Hunter．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文本及其与其他文本的联系（The Script of Harappa and Mohenjodard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other Scripts）．伦敦，1954．

(75) 麦加斯芬（前4世纪末—前3世纪初），希腊地理学家。公元前约300年到过印度，在《印地卡》（用希腊语写的）一文中对印度作了叙述。——译注

(76) 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388-389．

(77) 印度古代文学作品之一的《本生经》又名《本生故事》（Jātake）。——译注

(78) 又称《波你尼经》。——译注

(79) 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389-390．

(80) “婆罗吸摩神”又被称为“大梵天”，而由此得名的“婆罗米字母”也被叫作“梵文”。——译注

(81) “普拉克利特方言”，即中部印度的印欧语，这些语言在公元前1000年代广为流行。（“普拉克利特方言”又称“俗语”，它与印度的“梵语”——所谓“雅语”相对立。——译注）

(82) G．H．Ojha．印度的古文字学（The palaeography of India）．阿季米尔，1918．

(83) G．Büler．印度古文字学（Indische Palaeographie）．斯特拉斯堡，1896．

(84) 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394．

(85) 其中包括巴利语的佛教文字，用这种文字写成了许多佛教教义的著作。

(86) 在苏联出版物中，把中国新疆等省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称为“中央亚细亚”（Цeнтpaльнaя Aзия），把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称为“中亚”（Cpeдняя Aзия）。——译注

(87) 参阅D．Diringer的《字母》一书（第396-465页），该书比较详细谈到由婆罗米字母派生的印度其他字母体系。

(88) 与婆罗米字母、佉卢字母以及其他古老类型的印度字母不同，这些字母（大概在佛教的影响下）主要用来表示普拉克利特诸方言，而不是梵语。

(89) 表中除我国文字界已知的名称外，波罗马特文、卡丹巴文、格朗塔文、卡威文、勒姜文、楠榜文等，多在南亚及东南亚等地。——译注

(90) “棕榈叶”在我国又称为“贝多罗叶”，简称“贝叶”。唐代多用“贝书”“贝叶书”，泛称佛经。——译注

(91) 埃塞俄比亚文字中有一些特别的合体符号，它们仅用来表达由一个喉音＋另一辅音＋某个元音组成的音节。

(92) 日语词ama除“渔夫”“渔妇”的意义外，还表示“海女”的意思；“海女”是指日本那些专门从事在海内捞拾贝壳、海藻的妇女。——译注

(93) 上面的例子引自A．索科洛夫的学位论文《日本文字史概论》（Oчepк ucmopuu яnoнcкoй nucьмeннocmu），莫斯科，1953年，但做了某些改动。

(94) A．索科洛夫．日本文字史概论［学位论文手稿］．莫斯科，1953：152-153．

(95) H．И．康拉德．日语句法（Cuнmaкcuc яnoнcкoгo языкa）．莫斯科，1937．

(96) “训点”——是用日语训读法读汉文时标在汉字旁的读法符号。——译注

(97) M．Courant．朝语语法（Grammaire coreénne）．巴黎，1881；I．Balet．日语语法（Grammaire japonaise）．巴黎，1908；C．扎鲁宾，E．纳夫隆，A．奥尔洛娃，M．齐恩．日语课本（Учeбнuк яnoнcкoгo языкa）．莫斯科，1953；A．A．霍洛多维奇．朝语语法概论（Oчepк гpaммamuкu кopeйcкoгo языкa）．莫斯科，1954；Г．拉姆斯捷德．朝语语法（Гpaммamuкa кopeйcкoгo языкa）．莫斯科，1951．

(98) “万叶假名”这一名称来自《万叶集》，——这是日本最古老的诗歌集，“万叶”为传诵万世之意。——译注

(99) “总假名”是指该文字中少用或不加汉字，由假名书写的意思。——译注

(100) A．索科洛夫．日本文字史概论．44，46等．

(101) 浊音符号是在辅音字母的右上方打两点表示，半浊音符号则在字母右上方画一小圆点为记号。——译注

(102) 例如，在某些由欧洲语借用的日语词中见到这个辅音，要表示这个辅音则用u这个符号，加上浊音符号。

(103) A．索科洛夫．日本文字史概论．158．

(104) 书法和印刷（Кaллигpaфия и пeчaт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1964（3）：33．

(105) 确切些说是词素字。

(106) O．П．彼得罗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语言问题（Boпpocы языкa в Кopeйcкoй Hapoднo-Дeмoкpaтичecкoй Pecпyбликe）．语言学问题，1953（3）；朝鲜文化的书面文献记述（Onucaнue nucьмeнныx naмяmнuкoв кopeйcкoй кyльmypы）．1-2．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1962．

(107) 许多作者（如D．Diringer，见他的《字母》一书，第514页）计算的朝鲜语字母的数量要少些（通常为24个），他们认为某些字母（如kk，pp，tt等）不是基本字母，而是合成字母。

(108) O．П．彼得罗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语言问题（Boпpocы языкa в Кopeйcкoй Hapoднo-Дeмoкpaтичecкoй Pecпyбликe）．语言学问题，1953（3）．

(10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朝鲜文铅字有代表音节的2200多个符号。——译注

(110) 当为与ng对应，与n对应的是l。——译注

(111) 约有1000个不同的音节，其中一些音节可以有六种声调的读音。

(112) A．G．Haudricourt（奥德里古）．越南字母表的特点的来源（Oringine de particutarités de l'alphabet viétnamien）．人民越南公报．河内，1949（3）．

(113) 几乎所有这些民族都有过自己的文字（基本上是表词文字），它们大概是在汉族文字的影响下产生的。

第六章　字母-音素文字的产生

1

从总的历史的角度看，字母-音素文字比音节文字形成的时间要晚些。纯粹的辅音音素文字是从公元前2000年代下半期起出现的，而元音音素文字是从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才出现。字母-音素文字出现的时间这么晚，是因为这种文字必须有特别发达的分析言语（把言语分解为最简单的语音要素，即音素）的能力。然而，正如学习识字的实践所表明的，把言语分解为音素比把言语分成音节或表意单位要困难得多，要求花费在分析上的气力也要大得多。

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对发展世界文化有过重大的意义。例如，恩格斯就把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同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联系起来。他在叙述“文明”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的各个不同阶段时写道：“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出现与它的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转入文明时代。”(1)

的确，恩格斯提出的社会历史分期是根据路易斯·摩尔根的提纲，但他曾预告说，这种分期法的有效期只是“到日益增多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2)。“苏联科学界拒绝采用摩尔根提出的原始社会历史的分期法，因为这种分期法只反映文化的各个阶段，它并不阐明生产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3)。

但是即使在文化史方面，如果认为采用字母-音素文字就是“文明”时代的主要特点，这也是不正确的。

恩格斯主要依据欧洲、美洲和澳洲各民族的历史材料，他几乎没有涉及中东和远东各民族的历史。然而对这些地区的某些民族（如日本人）来说，音节文字因语言原因要比字母-音素文字更方便一些。中国人没有从词素文字过渡到音素文字，主要是由于语言的原因。

但是对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来说，字母-音素文字是最为方便的。在这些民族的语言中，不同音素的数量比不同音节（更不用说词）的数量要少得多。因此字母-音素文字借助最低限度的书写符号（一般从20个到40个(4)）就保证可以表达这些民族的语言，从而大大有利于文字的学习、使用和推广。这样一来，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在大多数（虽然不是所有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产生的时间比较晚，这种文字体系不同于表词文字体系，甚至不同于音节文字体系的地方是它在逻辑上更加规整，更加周密。个人的创造活动在这许多文字体系的创制过程中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2

根据符号的成分和意义，字母-音素文字分成为两大类：（1）辅音-音素文字，它们的基本符号（字母）只表示辅音；（2）元音-音素文字，它们的基本符号同样地既表示辅音，又表示元音。辅音-音素文字又可以分为纯辅音文字和带有元音特殊表示法的辅音文字（如加在行上或行下的小符号）。

所有古老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无论埃及文字还是西部闪米特诸文字（腓尼基文字、乌加里特文字等）——都是纯辅音文字。它们的符号只表达辅音；元音是无论如何都不表示出来的。

古老字母-音素文字体系的这种性质使当时的人们用极少量的不同符号（20—30个之间）就足以应付自如。这种情况使得学习识字极为容易。同时元音不表示出来又使得辅音-音素文字难以理解；这种文字表达言语时不如元音-音素文字确切，甚至不如音节文字。

由于辅音-音素文字的这一缺点，某些学者（I．J．Gelb，И．M．季亚康诺夫等）认为，辅音-音素文字“只适合于作最简单的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的一般性质是早先已经知道了的”(5)；他们还认为，“长时间内只有极少数腓尼基商人和航海家利用这种新文字体系来作最简单的记事和书写简短的铭文，而在这些记事和铭文中，对于已有的字母组合来说，可能的音值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6)。照И．M．季亚康诺夫的说法，要表达复杂的文句，还是表词-音节式的楔形文字比较方便些(7)。

对辅音-音素文字的意义和使用范围做这样的限制，这未必可以看作是正确的做法。诚然，这种文字的出现的确是由于贸易发展的缘故，因为贸易记载需要最简明的文字来学习和利用。事实上确实也是这样：大部分传至今天的腓尼基文献都是一些简短的经济方面的文据，墓碑的铭文或者赠与的证据。但是，就在比较古老的乌加里特的文献中也见到有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此外，辅音-音素文字产生之后不久，就在前亚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民族中获得广泛的传播。这种文字逐渐排挤楔形文字，从公元1000年代中期起完全取代它。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辅音-音素文字的优点大大超过了自身的缺点。

音素文字的发展从辅音体系开始，而不是从元音体系开始，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基本上这是与前已指出的把言语分解为单个的音素的复杂性有关，与难于从言语的自然的语音单位——音节——中分出元音和辅音有关。这种难点只有在这样的语言中才有所减少，即这些语言中，元音构成词缀的词素，并具有与构成词根词素的辅音不同的语法意义。在这些语言——闪米特诸语，部分也在含米特诸语——中，词的根词干由辅音构成；而元音——它们似乎夹在根词干内——则用来构成语法形式和各种不同的派生词。例如，在古希伯来语中，根词干“杀”通过用不同元音夹在根词干内的方法构成词：——“杀”的动词不定式，“杀人者”，“被杀者”等。由于闪米特语的根词干的这种结构，也由于辅音具有的强调作用，所以这些辅音容易从词中分离出来。字母-音素文字从辅音-音素文字开始的原因也正是在这里。

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最著名的文字史学家I．Gelb(8)提出了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辅音-音素文字是音节文字的一种变体；在苏联，这一理论的积极支持者是И．M．季亚康诺夫(9)。根据这些作者的看法，腓尼基文字、阿拉米文字、希伯来文字、阿拉伯文字以及其他属于辅音-音素型的闪米特诸文字体系的任何一个字母，不表达辅音，而是表达“辅音＋不定元音”的音节组合。例如，照I．Gelb的说法，腓尼基字母“bet”“dalet”“gimer”（第78图）不是表达辅音b、d、g，而是表达音节组合bx，dx和gx；所有这些组合中，x表示不定的（任何的）元音。

把辅音-音素文字解释为音节文字，遭到人们的反对。第一，如果在腓尼基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其他闪米特诸语中是不容辅音相邻和词末辅音的规律起作用，即，假如每个辅音总是伴有元音，那么这种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认为，bet总是表示bx，dalet总是表示dx，gimel总是表示gx。事实上，在闪米特诸语中也见到辅音相邻和词末辅音（例如古典的阿拉伯词uktub！——“写吧！”）的情形。因此，闪米特诸语的字母，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只是表示辅音。由于这种情形，I．Gelb被迫引进像“音节符号＋零元音字母”这样一个人为的、矛盾的概念。

第二，哪怕举下面一个例子就清楚看到辅音-音素文字同音节文字之间的原则差异。假设有两份用我们不知道的语言写成的文本传到今天；其中一份用印度的音节符号表示，另一份用腓尼基的辅音字母表示。甚至完全不知道其语言，前者的语音几乎完全可以复原；后者则只能判断词的辅音骨架。如此不同的现象应该在名称上也是不同的。

第三，闪米特文字被理解为辅音-音素文字，容易用闪米特诸语的特点来解释，尤其可以用它们根词干的辅音结构来解释。相反，音节文字（按对它们通常的、传统的理解）通常用来表达其元音和辅音同样参与构成根词素和词缀词素的那些语言。

第四，把辅音-音素文字解释为音节文字，这就使得腓尼基人在世界文化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变得不可理解。要知道在腓尼基人之前（如克里特人）存在过音节文字体系。因此，如果认为腓尼基文字是音节文字，那么在文化史上腓尼基人所起的作用，他们的文字对整个后来的文字发展所施加的重大影响，都变得不可理解了。

究竟有哪些论据来维护把闪米特文字作音节文字的解释呢？这些论据主要归结为：公元前2000年代的西部闪米特人难以把音素从言语中分出来。

例如，И．M．季亚康诺夫论及闪米特文字时写道：“或者这一文字的发明者认为，他们应用的符号表示整个音节（即，用现代的话说，这些符号既包括辅音符号又包括元音符号），或者他们有意识地把辅音和元音加以分开，然后决定在写法上只再现辅音。如果考虑到公元前2000年代叙利亚-腓尼基社会的文化水平，这后一种情况看来是不大可能的。”(10)

Cohen提出了同样的论据，他写道：“承认这种文字是字母文字（即字母-音素文字——伊斯特林）就意味着，必须把关于单个音素的认识算到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甚至推算到更古老的时期，如果指的是埃及文字，那就应该推算到早在希腊人引入元音音素的符号之前的时期。而这对于文字史来说真是某种别开生面的东西了。”(11)

事实上，这一看法中，什么“别开生面的东西”都没有。正是埃及语词和闪米特语词的根词干的辅音结构加强辅音的音值（似乎强调这些辅音），所以使埃及人和闪米特人易于把这些音从词的结构中分出来，把它们理解为言语中最重要的最小的要素。相反，对于希腊人来说，要做到独立地（即不熟悉闪米特文字）把言语分解为单个的音素却要困难得多。因为在希腊语中，正如其他印欧语一样，辅音和元音同样参与构成根词素和词缀词素，因而它们能够起相同的作用；所以它们彼此加以分开并从言语中分出来却要困难得多。因此，对希腊人来说，把言语分成为音节而不是音素，是比较自然而简单的。无怪乎古老的希腊文字——克里特-迈锡尼文字——正是沿着这条途径发展的。希腊人只有在认识了腓尼基字母表之后，才有助于他们把音素理解为比音节更加简单的言语要素。

另一方面，既然埃及语词和闪米特语词的根词干是由辅音构成，所以在文字中只使用辅音字母，对理解用这种方法写成的词所造成的困难就要少些。至于语法形式，它们从上下文中，尤其是从词在句中的位置就清楚可见。

这样一来，正是由于根词干的辅音结构，所以埃及人也好，闪米特人也好，从他们的言语中分出辅音来就是一项不难完成的任务。无论如何，这项任务比创制带“不定”元音，其中包括“零”元音的“音节符号”要简单一些，要求的能力比进行分析和实施几乎代数式的抽象化工作要低得多。

3

辅音-音素符号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在埃及文字中。古埃及语同闪米特诸语——亚述-巴比伦语、腓尼基语、阿拉米语等——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像闪米特诸语一样，埃及语的辅音具有特殊的语法意义。这些音素构成埃及语词的清晰的辅音骨架（例如，“甲虫”，n-f-r“美丽的”，p-r“房屋”），“表示词的语义，词的基本本质，同时元音起辅助作用，指出词的语法功能并依据语法功能而变化”(12)；此外，在埃及语的不同方言中，元音的使用是各不相同的(13)。

埃及语根词干的辅音结构突出了辅音的作用，同时预先确定了埃及文字表音要素的辅音性质。

埃及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虽然它以三辅音词干为主，但仍然有60个只包含一个辅音的根词干(14)某些表示这种根词干的表词字也开始用来表示组成另一些多辅音词的辅音；例如，“门闩”这个表词字开始用来表示辅音s，“面包”这个表词字用来表示辅音t(15)。

某些表示根词干的表词字是由一个稳定的强辅音和一个（少量是两个）不稳定的弱辅音组成，这些表词字与单辅音表词字同时也变成了字母-音素符号(16)。最初这样的表词字用来表达与其发音相似的多辅音词的某些部分（根据第四章谈到的所谓文字的“画谜”法）。后来某些双辅音表词字中的第二个（弱）辅音（如阴性的后缀t）在“画谜式”书写时不再读音了。例如“蛇”这个表词字（d—t）开始用来表示辅音d；“篮子”这个表词字（k—t）用来表示辅音k；“灯芯”这个表词字（t）用来表示辅音；同样，“水库”这个表词字（）开始用来表示辅音š；“口”这个表词字（）用来表示辅音r。

结果，在埃及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辅音-音素文字体系（第70图），它适合于准确表达埃及语词的辅音词干。这一文字体系的字母-音素成分的发展可以描述如下(17)。

第70图　埃及的辅音-音素圣书字（上面）和埃及双辅音符号的例子（下面）

古埃及语包含26个辅音；但是辅音1很少见到，书写时用辅音r的音来表达（有时也用n或者r＋n来表达）；因此，在古埃及文字中相应地有25个字母-音素符号。在中王国时期，古埃及语的擦音z和s是一致的；因此与其相应的符号就变成了重复符号。此外，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j，w，m，n，t这些音的重复符号。结果字母-音素符号的数量增加到30个，其中六个是重复的。这30个字母-音素符号中26个只用来表示辅音，alef，ain，jod，waw(18)等四个除了具有本身的基本的辅音音值以外，有时也用来表示元音。这对于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文献来说无疑是已经确定了的（例如，表达拉基德王朝诸王的名字）。但是在先前也有时见到这种情况——在新王国的文献中（据K．Sethe的看法），可能还有中王国和古王国的文献中（据A．Erman，W．F．Albright的看法）(19)。利用埃及辅音-音素圣书字来表示元音的例子见第75图。

埃及文字的辅音性质不仅决定于根词干的辅音结构，而且也因为埃及语有许多方言。B．B．斯特卢威指出，文字在埃及王国中起过联结四方的作用，他写道：“这种文字像字母表一样能够富有成效地起着类似的作用，但是字母表如果失去元音字母，只指出词的骨架，而不表达元音符号，在埃及的不同诺姆的方言中这种元音符号是明显不同的。”(20)

埃及语经历的历史变化，尤其是在“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6—前10世纪）发生的变化，也促进了埃及文字中辅音-音素符号的发展。正如Б．A．图拉耶夫指出的，在这一时期“埃及语正变成为分析语”，而这种情况导致词的语音成分的简化；例如，在某些位置上脱落阴性的后缀（t）以及其他一些词末辅音（如r）。这就更增(21)加了单辅音词的数量，从而促进了辅音-音素符号的发展。也是在这一时期，埃及标准语中进入了大量来自口语的词；由于埃及对外联系的发展，又进入了很多外语词。要表示所有这些词，然而埃及文字中却没有相应的表词字，因此这些词就只能主要用字母-音素符号来表达。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在比较晚期的埃及文字的文献中，辅音-音素符号用得特别频繁。大概埃及人认识到这些符号使用方便。例如，B．B．斯特卢威指出，“在保留埃及圣书字目录系统的唯一文献中，字母表的符号列为一个特殊的类别”(22)。

正如前面指出的，某些文字史学家认为，辅音-音素符号被它们的创制者理解为“音节符号”，但包含了“不定”元音，其中还有“零”元音。对于埃及文字来说，这一理论除了上述（见本章第2节）的根本缺点外，还引起了一种非议。

埃及文字中，辅音-音素符号通常由单辅音或双辅音表词字产生，读时后者读成一个辅音或两个辅音同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却是完全固定的元音组成的音组。因此，如果认为由这些表词字造成的表音符号被埃及人理解为“音节符号”，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埃及人把这些表词字的固定的元音变成了“不定的元音”？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这些表词字当作带固定元音的音节符号？因为这种方法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大大便于理解埃及语的文句。埃及人极力想使所写的内容易于被人理解，为此他们还利用定义符号，利用表词字和语音补充组成的音组以及其他方法。

表词字被改造成如此难以理解的“音节符号”（即带“不定”元音的符号），是不可能用力图减少符号的种类来加以解释的。要知道埃及文字中同时使用了600—700多个不同的符号。因此把单音节的表词字变成通常的音节符号（即带固定元音的音节），几乎不需要增加符号的总量。

此外，某些埃及的辅音-音素圣书字有时也用来表示元音。假如埃及人把这些圣书字理解为“带固定辅音和不定元音的音节符号”，那么圣书字的这种用法也是无法解释的。

这样一来，埃及文字中“带不定元音的音节符号”的产生是完全无法解释的现象。相反，埃及文字中辅音-音素符号的产生，用埃及的根词干的辅音结构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这种结构使得人们极力强调词的辅音骨架，同时便于把辅音从言语中分出来。然而读埃及语的文句，书写时省略的元音当然是读出音来的。

埃及文字中表音要素的辅音性质，在同某些埃及根词干的同音结构组合时，决定了如下的事实：这种文字尽管有很长时间的发展历史，但它就是不能被改造成为纯表音的文字。

正是由于元音不表示出来，辅音根词干往往同音，于是许多埃及语词在只用一种表音符号来表示时，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例如，m-n-ḥ的这一写法可以表示“男青年”、“纸莎草”和“蜂蜡”的意义。所以这样的词在用表音符号表达时，为了正确理解它们的意义，就需要有定义符号；例如，如果m-n-ḥ这个词在语音上表示“男青年”，则在后面加一个“人”的定义符号；如果这个词表示“纸莎草”，则加一个“植物”的定义符号；如果它表示“蜂蜡”，则加一个“散体物”的符号）（第71图）。

第71图　埃及圣书字中辅音-音素符号同定义符号相结合的例子

这种定符的数量十分庞大。在按语音书写的专有名词的后面特别需要用定义符号。正如J．F．Champollion所指出的，因为埃及的专有名词“本身都是有实义的，在某些场合，事先告知这些定义符号的专有名词的功能是重要的”(23)。有时候用语音符号书写的词不是用一个，而是好几个定义符号相伴(24)。

由于缺少把文句分成一个个的词，所以理解埃及语的文句，特别是只用字母-音素符号写成的文句就非常困难。这一缺陷由于有指出词的界限的定义符号而局部地得以弥补。

保留表词字符号的另一个原因是埃及文化特有的因循守旧。尤其是，由于这一原因，表词字不仅继续用作定义符号，而且也用来独立表示词。

独立表示词时，表词字往往用辅音-音素符号来补充（第72图）。如果表词字表示几个同义词，则经常使用这样的“语音补充”（例如表示同义词š—m，s—b，j—w的表词字“走”，或者表示同义词和的表词字“道路”）。当表词字表示要求具体化的一般概念（如任何种类的“树”的概念），以及用来表示埃及语的后缀（如阴性的后缀t）的时候，也使用“语音补充”。有时“语音补充”表达由表词字表示的一个词的所有辅音；在这种情况下，“语音补充”的符号通常位于表词字的周围（第72图）。“语音补充”更经常地表达词的首音或尾音；在这种情况下“语音补充”常位于表词字之前或之后，有时候甚至同它融为一个合体符号（第72图）。

第72图　埃及文字中使用辅音-音素符号作为表词字的“语音补充”，其中（第二、第三行）是用来从语音上区分同义词的例子（据J．Février）

因此，埃及文字在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就是一种表意-表音的综合体系的文字。其中同时使用：（1）意词字（独立使用和用作定义符号），（2）音词字，（3）双辅音-三辅音的符号，用来“画谜式地”表示词的一部分，（4）辅音-音素符号（第73图）。第三类，尤其是第四类的符号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第73图　埃及圣书字和僧书字铭文（附标音、逐字翻译和所用符号分析）的例子。（转引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文字”条——作者И．季亚康诺夫，B．伊斯特林，P．金扎洛夫，术语有改变）
a——圣书字符号；б——草书（僧书体）；в——铭文的意义和标音
1，2，3——是单辅音符号j，w，n，最初它们用作意词字“芦苇叶”（j），“雏”（w），“水”（n—t），但这里用作“我们到过”这个词（j—w—n）的字母-音素写法；4——复数的定符，复数确定jwn这一表示法的意义；5——单辅音符号（最初是表词字“枭”），表示前置词“在”（m）；6——意词字“纸莎草”，“绿色”（）；7——单辅音符号（最初是意词字“眼镜蛇”），这里用作“纸莎草”，“绿色”这个词的语音补充；8——音词字w—r，表示两个同音的埃及词“燕子”和“大的”；9——单辅音符号（最初是意词字“口”—r），这里用作w—r（“大的”）这个词的“语音补充”；10——水域的定义符号（表词字“水渠”），使（“绿色，大的”）这一写法具有“大海”的新词义

尽管埃及文字十分复杂，但它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成了后来其他的闪米特人民赖以创制纯音素文字（第74图）的基础。

第74图　埃及文字及与其有关的文字体系的发展示意图
虚线表示可能的发展途径。科普特文字是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埃及文字只对科普特字母系统的某些字母形状有影响

由于埃及先后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所征服，以及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的传播，结果埃及文字逐渐被希腊文字排挤出去；最后一批僧书字铭文属于公元3世纪，民书字铭文属于公元5世纪，圣书字铭文属于公元4世纪。

把埃及文字看作纯表词文字的错误观点曾经阻碍了埃及古文字的释读。19世纪20年代J．F．Champollion释读了埃及文字。他最先释读了国王托勒密和女王克娄巴特拉的名字，这两个名字用字母-音素符号分别写在罗塞塔石碑和克娄巴特拉尖塔上；罗塞塔石碑的文句是用埃及文和希腊文写成的，这有助于释读；在埃及的文句中专有名词放在框子内，许多符号，从而也是许多圣书字母，在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这两个名字里是相同的（第75图）。

第75图　用元音-音素文字（在希腊文字影响下）书写克娄巴特拉和 托勒密的名字（引自J．Champollion释读的埃及圣书字铭文）
每个名字中符号的顺序用顺序数字表示；托勒密的名字读作Ptolmais，而且二合元音ai用两个表示j的圣书字表达；克娄巴特拉的名字中后两个符号是阴性的标志

4

墨洛埃文字是埃及文字的一个直接分支。

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位于埃及以南的努比亚被埃及征服。到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努比亚取得了独立，但它继续处于埃及文化-政治的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在公元前6世纪或者公元前4世纪，努比亚王国的首都由那帕塔迁往墨洛埃（靠近尼罗河的第一道石滩，见第12图）。在公元前3世纪结束之前，墨洛埃王国采用了埃及文字。公元前3世纪末期，在希腊受过教育的墨洛埃国王阿尔卡蒙（希腊名字是埃尔加门）的统治时期，墨洛埃创制了非洲第一个字母-音素文字。这种文字有17个辅音字母，四个半元音字母（alef，ain，waw，jod）和两个音节符号（te，tê），同时这一文字还有两种书写变体——比较早期的斜体字和比较晚期的圣书字。墨洛埃字母的形式，以及它们的部分音值，起源于埃及的民书字和圣书字。但墨洛埃文字大概是在希腊文字的影响下才彻底获得了音素性质。大部分墨洛埃文献属于公元2—4世纪，但也有比较古老的文献。

20世纪初，F．Griffith释读了墨洛埃文字。但是由于墨洛埃语鲜为人知而且孤立独处，所以它的一些铭文仍然没有翻译出来(25)。

埃及文字也影响了科普特文字的某些字母的形式（见第八章）。

5

创制第一种纯音素文字体系的任务落到了腓尼基人和其他西部闪米特人的肩上。由于他们创制的字母-音素文字便于学习和使用，所以一开始它就在腓尼基人的四邻广为流传，然后它成了所有后来的字母-音素文字的基础。

至少从公元前3000年代起，腓尼基人就生活在地中海的东岸，在沿岸低地的一条狭长地带，东面的边缘地区是黎巴嫩的山脉。从公元前2000年代起，腓尼基开始繁荣起来，当时一个个腓尼基的渔村变成了大的贸易城市，如：乌加里特、比布洛斯、西顿、提尔等（第76图），而腓尼基人也开始同地中海和前亚各国开展海路贸易来往。腓尼基的历史上充满了腓尼基各城邦国家争夺政治和贸易霸权的竞争以及为保卫自己的独立而同强大的邻国——埃及、赫梯、亚述、波斯——进行的斗争。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的贸易殖民地曾有过重大的作用；濒临地中海的非洲北部的迦太基(26)是其中最大的殖民地。从公元前1000年代下半期起，特别是在公元前4世纪波斯人摧毁西顿，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破坏提尔之后，腓尼基开始衰落下去。

第76图　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传至今天的腓尼基文字的最古文献（阿希拉姆、阿勃多、沙法特巴尔、阿斯德鲁巴尔、阿扎尔巴尔、阿比巴尔、埃利巴尔等的铭文——见第77图），现在大部分专家把它们归之于公元前12—前10世纪(27)。几乎所有腓尼基的古老铭文都不是在腓尼基，而是在腓尼基的殖民地，尤其是在塞浦路斯发现的。大部分铭文属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3世纪之间。后来，腓尼基文字被在它基础上产生的阿拉米文字所排挤。

第77图　古老的腓尼基铭文和希伯来—莫阿比铭文中见到的字母的形状，公元前11—前10世纪腓尼基铭文的例子
铭文的内容是：“我们给了阿斯德鲁巴尔90西克拉的银子。如果你为你还债也为我还债……”（据J．Février，附有他的标音）

腓尼基文字由22个符号组成（第78图）。每个符号表示单个的语音；没有采用任何其他的符号——无论是表词字符号还是音节符号。这样，腓尼基文字（同类型相似的乌加里特楔形文字、原始西奈和原始伽南楔形文字并列——见本章第6节）(28)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纯音素文字体系之一。

第78图　腓尼基字母表
括号中字母名称的意义尚属争论

腓尼基文字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所有的符号表示辅音或半元音（如“waw”是半元音w，“jod”是半元音j）；至于元音，书写时省去了并且也不表示出来。因此，腓尼基文字是彻底的辅音-音素文字体系。

腓尼基文字的第三个特点是：腓尼基文字的字母具有线形的、简单的、便于记忆和书写的形状。

它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有字母表，也就是说，字母的排列有一定的顺序。必须指出，腓尼基文字的字母表没有传下来。19世纪30—40年代以前，腓尼基字母系统中字母的排列顺序，是根据伊特拉斯坎的各字母系统（其中最古的是马西里安纳字母系统——约在公元前700年。见第八章）中的字母顺序同古希伯来的旧约全书的贯顶诗(29)相符合而确定下来的。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保留了腓尼基文字的22个字母，在30—40年代，发现了证实所推测的腓尼基字母表字母顺序的补充材料。这些材料是：1938年在莱基什（巴勒斯坦）发现的公元前9世纪初有古希伯来字母表的一张表格，1949年在乌加里特发现的有乌加里特楔形文字字母表的一张表格（见本章第6节）。

腓尼基文字的第五个特点是：它的每个字母都有名称；这些名称是按起首音原则确立的，即字母的音值总是同字母名称的第一个音素一致（例如，b—bēt，d—dālet，g—gimel，w—wāw等）。跟腓尼基字母表字母的顺序一样，它的字母的真正名称也没有传下来。

人们判断腓尼基字母名称的根据是：这些字母的古希伯来名称，它们通过希腊语标音和比较晚期的犹太圣法经传的传说而传下来的；公元7—8世纪各叙利亚字母表中的字母名称。给字母赋予按起首音原则确立的名称——这一习惯从腓尼基人传到了阿拉米人、希伯来人、希腊人，然后又传给斯拉夫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

腓尼基文字的第六个特点是：它的字母名称不仅同字母的音值有联系，而且也同字母的形状相联系；例如，名叫wāw的字母（闪米特语意为“钉子”），不仅表示音素w，而且形状像钉子。某些学者（H．Bauer，B．格奥尔基耶夫等）否定许多腓尼基字母名称同其形状的联系。例如，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只有四种情形是字母名称完全符合字母形状（mēn，ain，reš，tāw），另四种情形是部分符合（alef，wāw，jod，šin）。对于其余的字母，B．格奥尔基耶夫要么否定字母名称同形状有联系，要么认为名称的闪米特语源是有争议的(30)。

腓尼基文字是自右向左横写。最初文字书写时词与词之间不分开。

18世纪中叶，美国人J．Sweeton和法国天主教神甫Barthélemy释读了腓尼基文字。由于腓尼基语接近于古希伯来语，腓尼基文字接近于已释读的撒马里亚（古以色列王国首都——译注）文字（见第七章），以及由于存在双语铭文，这些极有助于释读腓尼基文字。

腓尼基文字的晚期形状是公元前4—前2世纪用于迦太基和迦太基殖民地的布匿文字。在古罗马人破坏了迦太基（前146）之后，布匿文字被拉丁文字所排挤，只是以新布匿斜体文字的形式部分地保存下来，此种文字一直使用到公元初期。北非和西班牙一些民族的辅音音素制文字（如从公元前2世纪起使用的利比亚文字，西班牙伊比利安文字）起源于新布匿文字；利比亚文字的最晚期的一个分支——即撒哈拉杜亚勒吉人的现代文字——是所谓“季纳菲克文字”。

6

除了腓尼基文字体系以外，我们知道还有几种西部闪米特的文字体系，它们同腓尼基文字体系一样古老，或者甚至比它还要古老些。属于此种文字体系的有三种辅音-音素文字体系，即原始迦南文字体系，原始西奈文字体系和乌加里特楔形文字体系，还有一种音节文字体系，即比布洛斯文字体系。此外，几乎与腓尼基文字同时存在的还有阿拉伯半岛的南部闪米特诸文字体系。

乌加里特辅音-音素楔形文字在公元前14—前13世纪使用于腓尼基最终北部的城市——乌加里特（第79图）。约在公元前1200年，乌加里特被爱琴海沿岸诸部落完全摧毁了。在乌加里特被摧毁之后，乌加里特楔形文字就被人遗忘了，它对其他文字体系没有什么影响。乌加里特文字（正如乌加里特文化一样）是在不久前考古发掘时（1929—1930）才发现的；就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文字被法国学者E．Dhorm和Virolleaud以及德国学者H．Bauer释读了出来。

正如释读所表明的，乌加里特文字用了30个辅音-音素符号（第79图），其中两个符号有几乎相同的音值（s），还有三个表示'alef的符号；后者通常被认为是音节符号（'alef＋元音a，i，u）(31)。这30个符号中有22个在音值上同腓尼基文字的符号相同；两个符号是补充的“alef”；一个符号是第二个s，五个符号表示腓尼基文字中未出现的辅音。大部分铭文的语言接近于腓尼基语的西部闪米特语，同时也是该语言的比较古老的形式。1949年在乌加里特发现了一块有乌加里特字母表的泥版。这个字母表有22个字母，其音值与腓尼基字母相同，排列顺序也同腓尼基字母表一样；其余八个字母中有三个放在字母表的末尾，五个在字母表的中间（第79图）。

第79图　乌加里特楔形文字的字母表（据M．Cohen）

因此，乌加里特文字无论就其辅音-音素的类型（它之所以可能有两三个音节符号是因受到了比布洛斯文字或者亚述-巴比伦文字的影响），还是就其大部分符号的音值，以及就字母表的存在本身，甚至就字母在字母表中的排列顺序来看，十分接近于腓尼基文字。乌加里特文字不同于腓尼基文字的地方是它有完全不同的字母的楔形形状和从左向右的写法。这两种文字的特点都是由于受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影响所致。

除了乌加里特城以外，在巴勒斯坦（贝特-谢姆斯）发现了有乌加里特符号的泥版，在下加利利发现了一块铜版。

1904—1905年在西奈半岛（西拉比特埃尔卡德姆高原），即由埃及到腓尼基的通路上，F．W．M．Petrie发现了用原始西奈文字写的铭文。在西奈半岛上有古埃及开采绿松石的矿场。这些矿场曾经三次开发：一次是在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即公元前18世纪；第二次是在喜克索斯人侵占埃及时期，即公元前17—前16世纪；第三次是在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即公元前15世纪。因此一些学者（如A．Gardiner）把原始西奈铭文算在公元前18世纪，另一些学者（如K．Sethe和H．Bauer）算在公元前17—前16世纪，还有一些学者（如F．W．M．Petrie和W．F．Albright）则把它们算在公元前15世纪。

一共发现了几十块铭文（第80图，a）；一部分铭文是在矿场入口处发现的，一部分则是在绿松石神加托尔神庙内发现的。从一些材料看，铭文含有约40个符号，从另一些材料看（把某些符号看作书写变体），大约是32个符号。从这数量不多的符号可以做出如下结论：铭文是用字母-音素文字写成的。

1916年英国学者A．Gardiner试图释读原始西奈文字。他从这样的推测出发：铭文是用闪米特语写的，每个符号按起首音原则表示该符号描绘的实物的闪米特语名称起首辅音。根据这种方法，A．Gardiner成功地释读了多次出现在敬献给加托尔神的铭文中的两个闪语词：“女主人”，“女神”和t—n—t—“圣餐”(32)；因此有人认为，铭文是在埃及矿场劳动的闪米特奴隶们写的。对原始西奈文字符号所作的字形分析表明，这些符号在形体上既接近于埃及圣书字的符号，又接近于腓尼基字母表的字母。这就使得某些人提出一个假说：原始西奈文字是介于埃及圣书字和腓尼基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

其他西部闪米特人古老文字的文物大约属于同一时间或者甚至更早的时间（公元前2000年代初或公元前3000年代末）。这就是比布洛斯城的所谓“假圣书体”文字，它是20世纪20年代由M．Dunand发现的。

这一文字的符号总量约为120个，这使某些人认为比布洛斯文字是音节文字。从形式上看，比布洛斯的文字符号是一些动物、植物、房屋的示意图式的图像，或者是线条式的几何形；因此比布洛斯的符号被称为“假圣书体符号”（第80图，б）。其中许多符号同埃及圣书字相似，另一些符号同克里特音节符号相似，还有一些符号同腓尼基字母相似。

第80图　文字示例
a——原始西奈文字的例子；б——比布洛斯圣书字的例子；в——南阿拉伯文字的变体的例子（据ČLoukotka）

1963年在高加索迈科普地区发现的一块铭文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一铭文是用接近于比布洛斯文字的符号并用与古阿布哈兹语相近的语言写成的。这一发现使某些人提出了有关腓尼基人同高加索一些古老民族相联系的假说。

20世纪40年代中期，比布洛斯文字部分被E．Dhorm释读出来(33)。结果确定了如下事实：这一文字用来表达老腓尼基语，这是音节文字，而且它的符号或者表示辅音＋元音，或者表示元音＋辅音。由于比布洛斯文字十分古老，还由于它的许多符号的形式接近于腓尼基字母，因此就提出了一种假说（见本章第8节）：比布洛斯文字是腓尼基字母系统的基础。

用原始伽南文字写成的铭文，是20世纪30年代在巴勒斯坦境内发现的。

专家们（A．Gardiner，W．F．Albright等）认为最古老的原始伽南铭文属于公元前18—前17世纪，最晚的铭文属于公元前13世纪。注明这样的时间就使得某些人做出如下结论：这些铭文属于希伯来以前的巴勒斯坦居民，属于西部闪米特族伽南人部落所有。原始伽南文字只部分地被释读出来；从不同符号的数量（30—40个）来判断，这一文字是字母-音素文字。对原始伽南文字的符号所作的字形分析表明，其中许多符号接近于原始西奈文字的符号和腓尼基字母；由于这一情况，因而提出了一个关于腓尼基文字起源于原始伽南文字的新假说。

这些就是西部闪米特人与腓尼基字母系统产生的同时（或者在它产生之前）使用的几种文字体系。

南部闪米特文字体系几乎是与腓尼基文字同时或者稍微晚些——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产生的。

这些文字是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古老国家——马因王国、卡塔班王国、哈特拉毛王国——中创制的，它们在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国家之前，即公元100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存在着（第80图，в）。流传到现在的最古的铭文属于公元前8—前7世纪，而南部闪米特文字的产生时间大概应算在公元前1000年代的最初几个世纪。

到20世纪初叶，这些铭文已被J．Galevi，E．Litman等人释读出来。

南部闪米特文字的来源还不够清楚。但根据字母的数量及形式看，这种文字与腓尼基文字有本质的不同；因此许多人认为这文字的基础是某个原始闪米特文字。南部闪米特文字诸体系虽不同于腓尼基文字，但彼此之间十分接近。这些文字体系约有30个辅音字母；大部分字母在各个不同的南部闪米特文字体系中无论其音值还是形状都是相同的。铭文是刻在石头、金属和其他硬材料上——这影响到南部闪米特文字的字形。字母都是竖写，没有斜度，彼此距离相等；字母几乎一样高，并呈几何形状。

7

为什么历史上彻底的字母-音素文字第一次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代西部闪米特人那里，它又是怎样出现的——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这个问题往往被另一个问题所替换，即，是哪一种先前存在过的文字体系成了西部闪米特的字母-音素文字的基础。经常(34)指出有三种文字体系作为这样的基础，即，埃及文字、亚述-巴比伦文字、克里特-迈锡尼文字。但是西部闪米特人的字母-音素文字基本上独立产生的理论也拥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原始闪米特的”文字的或者是比布洛斯文字，或者是原始伽南文字。

西部闪米特文字（尤其是腓尼基文字）起源于亚述-巴比伦文字或者甚至起源于苏美尔文字的假说，是1877年由V．Dik提出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V．Peizer所发展，这一假说还由F．Delich，F．Gommel，M．Lijbarski，K．Ebeling，I．Gelb等人局部地加以发展。

现在这一假说已经无人支持了。它的一个最大缺点就是，亚述-巴比伦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在类型上根本不同：前者基本上是音节文字体系，元音表示相当准确，同时使用了（除音节符号外）表词字符号；后者是纯音素文字体系，而且是辅音-音素的文字体系。因此，亚述-巴比伦文字的假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清楚腓尼基文字中最重要的东西——即它彻底的辅音-音素原则。由于文字史上没有音节文字过渡为辅音-音素文字的情形，因此这就使上述缺点更为严重。例如，G．R．Driver写道：“正当音节文字可以从由辅音组成的字母发展起来的时候，正如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对此所表明的，音节文字是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胡同。”(35)J．Février也指出过这种情况(36)。亚述-巴比伦文字对腓尼基文字字形的影响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腓尼基字母的线条形状同亚述-巴比伦文字符号的楔形状毫无共同之处。

自从发现和释读了公元前14—前13世纪的乌加里特文字以后，亚述-巴比伦文字的假说才有了某些依据。这种文字由于把楔形的符号形状同符号的辅音音值结合起来，从而它似乎能够成为亚述-巴比伦文字和腓尼基线形文字之间的联系环节。但是想从亚述-巴比伦文字符号得出乌加里特文字符号的尝试（K．Ebeling），尤其是从乌加里特楔形文字符号得出腓尼基线形字母的尝试，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第81图）。

第81图　比较乌加里特字母的某些符号和巴比伦楔形文字的符号（根据K．Ebeling）

1949年发现带30个字母的乌加里特字母系统的泥版，从崭新的角度阐明了乌加里特文字和腓尼基文字的相互关系问题。Virolleaud早就注意到，乌加里特文字中的cain这个符号有时呈一个小圆圈状，它很像腓尼基符号cain这个圆圈；因此Virolleaud推测腓尼基文字可能影响乌加里特文字。乌加里特字母系统的发现加强了Virolleaud的推测。正如前面指出的，在这一字母系统中有22个字母在音值上同腓尼基字母一样，它们排列的顺序也同腓尼基字母表一样。8个补充字母中有3个放在字母表的末端（这正如希腊人和罗马人给他们借用的字母表补充新字母时所做的一样）；其余五个字母——分别放在音值与其近似的字母旁边。乌加里特字母表的这种结构式样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这一字母表的创制人熟悉腓尼基的字母表(37)或者这两种字母表都是某个更古老的字母系统（大概是原始闪米特的27个字母的字母系统）的分支(38)。如果乌加里特文字的创制人熟悉腓尼基（或者原始闪米特的）文字，那么他们大概也从中借用了便于表达所有闪米特语言的辅音-音素原则。但是，因为乌加里特人习惯于用不适于刻画线形符号的泥版来书写，所以他们就用楔形符号来代替字母的线条形状，乌加里特人通过亚述-巴比伦文字非常熟悉了楔形文字的形状(39)。

腓尼基文字起源于克里特文字的假说是19世纪末由A．Evans(40)提出来的，并由H．Schneider，F．Shaputie加以发展，在20世纪40—50年代这一假说还由保加利亚学者B．格奥尔基耶夫(41)进一步加以发展。根据这一假说，腓尼基文字出自克里特-迈锡尼音节文字Б。

最初，由于克里特-迈锡尼文字未被释读，不能不把它的符号只在形式上同腓尼基字母对比，而不管它们的音值。在50年代，当克里特-迈锡尼文字被M．Ventris和J．Chadwick释读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见第五章）。

在克里特-迈锡尼文字被释读出来前不久，B．格奥尔基耶夫把腓尼基字母同与其相近的克里特-迈锡尼音节符号进行音值对比（这种符号表示以辅音开始的音节，而这一辅音用相应的腓尼基字母表达）。这一对比证明，腓尼基字母的形式和克里特-迈锡尼音节符号十分接近。大约有14个腓尼基字母在其形式上差不多同克里特-迈锡尼符号一致（见第82图），只有8个字母（bēt，dālet，wāw，zājin，hēt，lamed，zādē，reš）形式相距较远。至于腓尼基字母的名称，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意见，它们是通过用闪米特语词取代克里特-迈锡尼符号名称的方法而形成的，虽然闪米特语词在意思上不同，但符合借用字母的形式并以此字母表示的音素开始。根据B．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例如，克里特的表词字kōmēla（“牲口”“财产”“宝藏”），稍后一些，在克里特-迈锡尼文字中，开始表示音节ko（go），在腓尼基人借用它的时候（依据符号的形式及其音值），它获得了闪米特语gimel（“骆驼”）这一名称。

第82图　腓尼基字母同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符号对比（И．季亚康诺夫、B．伊斯特林、P．金扎洛夫，《文字》——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

支持腓尼基字母源于克里特-迈锡尼文字的假说的人，援引希腊作者西西里的迪奥多德和福季(42)的论述来作为补充论据。根据迪奥多德的说法：“一些人肯定地说，字母是叙利亚人发明的，而腓尼基人是向他们学来的，然后腓尼基人又把字母传给了希腊人（而且就是那些同卡德摩斯一起航行到欧洲的腓尼基人传给希腊人的），因此希腊人把这些字母叫作腓尼基字母；与此同时，另一些人（指克里特人）却认为，腓尼基人不是字母的最早发明者，他们只是改变了字母的形状，因为大多数人使用这一文字，所以就把它称为腓尼基人发明的文字。”根据福季（9世纪）的看法，之所以称它为“腓尼基文字”（照克里特人的说法）不是因为它是腓尼基人发明的，而是因为用了腓尼基海枣叶子来作为书写的材料（“腓尼基字母。吕底亚人和爱奥尼亚人认为字母出自腓尼基人阿给诺尔之手。克里特人反对这一说法，认为这个名称是由于写在腓尼基海枣叶上而产生的”）(43)。

源于克里特-迈锡尼假说的主要缺点，正如源于亚述-巴比伦假说的缺点一样，在于这两种假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腓尼基文字中最主要的现象——它的彻底表音性质。然而正是这一现象，而不是字母的形式，也不是字母的名称，才决定了腓尼基字母表在文字史上占有的特殊地位。上面也指出了音节文字转化为辅音-音素文字是不大可能的。

最后，如果把克里特-迈锡尼假说仅仅说成只是符号形式的借鉴，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假说同时间的顺序也是不大一致的。克里特-迈锡尼音节文字Б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代中前期。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在腓尼基，比布洛斯，已经存在着音节文字，它的许多符号与腓尼基字母相同。不仅如此，大约在同一时间，除腓尼基以外，在西奈半岛，早些时候还在巴勒斯坦，都存在过其他闪米特文字，从符号的数量判断，它们是音素文字体系（原始西奈文字体系，原始伽南文字体系），它们在字形上十分接近于腓尼基文字体系。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腓尼基人要在克里特岛上去寻找他们自己早就有了的东西呢？

但是究竟怎样才能够解释许多腓尼基字母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符号在字形上的近似呢？正如D．Diringer和J．Février正确指出的，(44)在依据线形-图示原则，同时利用几何形状创制的文字体系中，符号形式的偶然重复总是不可避免的；W．M．F．Petrie也指出，(45)许多腓尼基文字的符号形状在埃及甚至早在圣书字以陶器匠标记形式出现之前就见过。然而，克里特文字的符号形状对腓尼基字母形状的影响也是可能的。

腓尼基文字起源于埃及的假说拥有许多的支持者。这一假说是19世纪60—70年代由F．Lenorman和E．de Rouje提出和发展的。但是E．de Rouje，其后还有J．Taylor，认为它来自埃及的僧书字；F．Lenorman，其后是I．Galevi和B．B．斯特卢威，都认为它来自埃及的圣书字。(46)

源于埃及的假说的主要优点就是：它不仅仅以埃及文字符号和腓尼基文字符号的形式相似为基础。此外，埃及文字是最古老文字体系中唯一的广泛使用字母-音素（辅音-音素）符号的文字体系，然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是音节文字，而亚述-巴比伦文字则是表词字-音节文字。埃及文字和腓尼基文字的共同点是起首音原则，以及（与克里特文字不同）从右向左的书写行序。最后，埃及对腓尼基人和其他西北部闪米特人的文化的影响，也比克里特的影响大得多；尤其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上半期，即可能产生闪米特辅音-音素文字的时期，在比布洛斯有许多人能用埃及语阅读和书写。

在1904—1905年于西奈半岛埃及的矿场中发现了许多铭文（其符号在形式上介于埃及圣书字和腓尼基字母之间）以后，源于埃及的假说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据。因此，A．Gardiner以及K．Sethe各自提出了一个相同的假说：西奈铭文是在埃及矿山劳动的闪米特族奴隶制作的；他们还认为，这些铭文是用西部闪米特语中一种辅音-音素文字写成的，同时这些铭文是埃及文字和腓尼基文字之间的一个联系环节。在苏联，这一假说的最大支持者是B．B．斯特卢威。

根据B．B．斯特卢威的看法，闪米特人在借鉴埃及圣书字时，通常赋予这些圣书字以新的、不同的音值。这种新的音值按起首音原则是同借鉴圣书字的闪米特名称相联系的，而圣书字则是依据其形状而取得闪米特名称。例如，埃及表词字t（“房屋”）在闪米特人借用时，据B．B．斯特卢威的说法，取得了闪米特语的bēt（“房屋”）这一名称和相应的i这个新的音值。这样一来，根据A．Gardiner，K．Sethe，B．B．斯特卢威的埃及-西奈假说，腓尼基字母在形式上接近于它们的圣书字原型，但它们与后者的音值通常是不一致的（第83图）。

第83图　腓尼基字母同埃及圣书字、西奈字和埃及僧书体符号的对比（И．季亚康诺夫、B．伊斯特林、P．金扎洛夫，《文字》——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

相反，根据I．Taylor的埃及僧书字假说，腓尼基字母的音值是与其所推测的僧书字原型相一致的，但形式则不总是与后者相近似。

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是这些假说的缺陷。

源于原始西奈的假说还有另外一个弱点。原始西奈文字是远离故土的闪米特奴隶偶然创制的，它产生于远离闪米特文化中心的环境中。而这种情况使那种认为原始西奈铭文是西部闪米特文字的晚期分支之一，而不是该文字的原始基础的观点变得比较近乎情理。

30年代在巴勒斯坦发现了原始伽南铭文之后，就必须修正埃及-西奈假说。从所用符号的数量来判断，这些铭文是用字母-辅音音素文字写成的。同时最古老的原始伽南铭文属于公元前18—前17世纪。原始西奈铭文大约属于同一时期，或者甚至还要晚一些（正如前面指出的，W．M．F．Petrie和W．F．Albright把它们算在公元前15世纪，K．Sethe和H．Bauer认为它们属公元前17—前16世纪，A．Cardiner则把它们归之公元前18世纪）。因为这一情况，以及因为许多原始伽南字母在形式上是原始西奈文字和腓尼基字母之间的中间环节，所以又提出了两种新的假说。

第一种假说是A．Gardiner和T．H．Gaster(47)提出来的，它是以往埃及-西奈假说的变体。依据A．Gardiner给原始西奈铭文所定的时间（公元前18世纪），许多支持这一假说的人认为原始伽南文字是由原始西奈文字到腓尼基文字的过渡形式。这样一来，根据这一理论，西部闪米特文字是沿着埃及—西奈—伽南—腓尼基的复杂道路发展的。

第二种假说是W．F．Albright，F．M．Gross，D．N．Freedman提出来的(48)，它的根据是西奈铭文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15世纪。依据这一假说，原始西奈字母是从古老的原始伽南字母（公元前18—前17世纪）发展而来的，而原始伽南字母则是由埃及圣书字符号发展起来的；除此以外，较晚期（公元前13世纪）的伽南铭文是从原始西奈铭文脱胎而出的。这样一来，根据这一假说，西部闪米特文字是沿着埃及—伽南—西奈—伽南—腓尼基的更加复杂的途径发展的。

这两种假说的弱点是：它们仅仅依赖于符号形式的相似，而不考虑符号的音值，因为原始伽南铭文几乎没有释读出来。

腓尼基字母系统起源的复杂问题之所以更为复杂化，是因为还存在辅音-音素文字的一个古老变体——在阿拉伯发现的南部闪米特的铭文。关于南部闪米特文字的起源存在如下几种假说。一些专家（如M．Dunand）认为南部闪米特铭文（正如闪米特文字的其他变体一样）出自比布洛斯的音节文字。另一些专家（如A．Evans，H．Jensen，M．Lijbarski，有时还有W．F．Albright）认为，南部闪米特文字也好，北部闪米特文字也好，都起源于原始闪米特的辅音-音素文字（通常认为原始伽南铭文是这样的文字），还有一些专家（如K．Sethe，W．Grimm，A．Gardiner）认为南部闪米特文字也像北部闪米特文字一样，出自原始西奈文字。

8

最近几年，闪米特辅音-音素文字基本上是独自产生的理论，拥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中有两部大部头文字史专著的作者——D．Diringer和J．Février(49)，还有像H．Bauer，R．Dusso，J．de Grot，I．Friedrich，R．Weill等这些专家学者；本书作者也支持这一理论。

在研究这一理论的几种不同说法之前，必须再次提起注意，腓尼基人和西部其他闪米特人的最重大的成就决不是创制了形式上方便的字母或者字母按字首音原则确立的名称。他们的最伟大的成就是他们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创立了以严格的音素原则为基础的文字。正因为如此，腓尼基字母表成了所有后来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的最初的基础，在文字史上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这也正是有关腓尼基字母表的起源争论十分激烈的原因。

但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不可能用外部影响来加以解释。应当从产生该现象的人民所特有的社会历史特点、语言特点以及其他特点中去寻找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腓尼基人和相邻的其他闪米特人民产生彻底的音素文字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一些民族，例如早在腓尼基人之前的几百年内就已经知道和使用辅音-音素符号的埃及人，没有创制出这样的文字体系来呢？

这种情况在最大程度上是因为腓尼基人（在较小程度上还有乌加里特人和伽南人）是西亚贸易最先进的民族。贸易上的利益、贸易记事和计算的需要迫切要求一种最便于学习和使用的文字。字母-音素文字就符合这些要求，因为这种文字使得人们用最低数量的不同符号就可以应付自如。的确，传至今日的腓尼基铭文大多数具有另一种记事性的内容（祭祀神灵的献词、墓志铭、建筑物上的铭文等）。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大概是因为这种内容的铭文用最耐久的材料和最耐久的方法（如雕刻）制成的。至于贸易经济方面的记事，这些内容大概是用墨水画在陶瓷片和其他不耐久的材料上；(50)所以它们传到今天的就为数较少。

闪米特诸语根词干的辅音结构也大大促进了纯音素文字的产生。这种结构赋予辅音特殊的音值，所以极利于把辅音从词中分出来。

此外，腓尼基语的丰富的辅音成分，以及几乎所有腓尼基词都是从辅音或半元音开始，这两种情况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前者使同音现象的可能性减少；后者便于按起首音原则构成辅音-音素符号。

毫无疑义，这些民族熟悉埃及的辅音-音素圣书字，这十分有利于西部闪米特人产生纯音素文字。

的确，埃及人几乎总是使用自己的辅音-音素符号，同时结合表词字和定义符号。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埃及文化的传统影响；但是主要原因还在于埃及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根词，要使这些同音根词的意义确切，就必须有各种定义符号。

腓尼基人，某种程度上还有乌加里特人和伽南人，作为经商贸易的民族，很快就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因此他们不受埃及人特有的传统的束缚。除此以外，大部分闪米特语根词干的三辅音结构，加之闪米特语丰富的辅音成分，造成了各种各样音素组合的机会。尤其是，甚至在辅音-音素文字的条件下，也几乎排除了词根的同音书写法。正是这种情况使得腓尼基人和其他西部闪米特人完全放弃定义符号，创制出一种不同于埃及人的纯表音文字体系。

把上述各种有利因素结合起来，照А．С．Мoorhause的形象说法(51)，就导致了“当时创制字母表的活动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无怪乎在各西部闪米特人那里几乎同时产生了像乌加里特楔形文字、腓尼基线形文字、原始西奈和伽南线形文字这样一些字形上如此不同，而在一贯使用辅音-音素这一原则上相同的文字体系；也无怪乎几百年之后阿拉伯南部闪米特人那里形成了类似的文字体系，而且为时不久，希伯来人、莫阿比人和阿拉米人都向腓尼基人借用这些文字。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古老的辅音-音素文字体系（乌加里特的、腓尼基的、伽南的、原始西奈的以及南部闪米特诸文字体系）是彼此独立而产生的，还是它们有某一个共同的祖先？

原则上这两种推测都是可能的。例如，H．Вauer认为，原始西奈文字、乌加里特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基本上都是独立形成的。(52)还有更多的研究者否定北部闪米特诸文字和南部闪米特（阿拉伯）诸文字之间的联系。

但是许多南部闪米特的、腓尼基的、原始西奈的和原始伽南的字母在字形上的接近，使有关它们为同一来源的假说变得比较可能。看来，乌加里特楔形文字是独树一帜。但是，虽然乌加里特字母表和腓尼基字母表在形式上不同，然而它们在辅音-音素原则上是相同的，在字母-音素成分上是十分相近的。此外，1949年发现的有乌加里特字母表的泥版表明乌加里特字母和腓尼基字母的排列顺序是几乎相同的，离开这两种文字存在联系的设想，这种排列顺序就无法解释。所以大部分专家认为，各西部闪米特人的文字体系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例如G．R．Driver谈到腓尼基文字和南部闪米特文字的情形时写道：“让这两种字母体系彼此独立而得以创制出来是不可能的。很难相信同一种族的两支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接触或者彼此没有影响而几乎能同时发明字母体系，并且想出如此相似的象征符号。”(53)

究竟什么样的文字能够成为产生古老的闪米特的各种辅音-音素文字体系的基础呢？

看来，如果接受А．Gardiner注明的时间，那么原始西奈文字能够成为这样的基础。但是对А．Gardiner注明的时间（即公元前18世纪）经常有许多人提出异议。此外，原始西奈文字未必能成为所有西部闪米特诸文字的基础，因为这种文字是闪米特奴隶偶然而短暂地创制的，它产生在远离闪米特文化中心的地区。

М．Dunand的假说(54)看来也不大可靠，根据这一假说，西部闪米特各字母系统的基础是比布洛斯的音节文字。确实，比布洛斯是腓尼基文化的最大中心之一，而比布洛斯文字是古老的西部闪米特文字体系之一；此外，许多比布洛斯符号确实在形式上非常接近于腓尼基字母。但是这一假说的最主要的缺点（正如克里特-迈锡尼假说和亚述-巴比伦假说的缺点一样）是比布洛斯文字的音节原则，与所有其他的西部闪米特文字体系相比较，这是原则的根本不同。要知道，西部闪米特文字中主要的和崭新的东西是它的一贯的辅音-音素原则。此外，上面已经指出过，文字史上不曾有过把音节文字改变为辅音-音素文字的情形。

应当认为，公元前18—前17世纪的原始伽南文字是西部闪米特诸文字的最可能的基础（W．F．Аlbright等人的假说）。承认原始伽南文字是这种基础是同该文字的辅音-音素类型，同它的字母形式（该字母接近于原始西奈字母和腓尼基字母）相符合的，也同原始伽南文字产生的地点和时间相符合。

通过分析腓尼基字母的名称可以得到一个补充论据来证实原始伽南文字的假说。还在20世纪初期，Я．什尼采尔(55)根据对腓尼基字母名称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这些字母名称不是腓尼基人，而是古代希伯来人创造的。这些名称（第78图）指出，创立它们的民族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例如，——“公牛”，gimel——“骆驼”，hēt——“篱笆”），捕鱼业（mēn——“水”，nūn——“鱼”）和贸易（tēt——“货物”），这一民族已经定居，因为他们居住在“房屋”（bēt）内，有“门”（dālet），房屋建筑时还用了“钉子”（waw）；此外，这个民族富有战斗精神，因为他们使用了“武器”（zajin）；同时在这些名称中没有一个名称与腓尼基人的主要行业——航海业、海上贸易和造船业直接有关。因此Я．什尼采尔认为，腓尼基字母的名称更多地符合古代希伯来人的社会面貌。但是，这些名称也在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大的）程度上符合伽南人的社会面貌。

只有释读了原始伽南铭文之后才可以按源于原始伽南假说求得彻底的解决。如果接受这一假说，那就必须认为，所有其余的闪米特辅音-音素文字体系——原始西奈文字体系、腓尼基文字体系、乌加里特文字体系以及南部闪米特诸文字体系（第84图）——都是在原始伽南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些文字体系中每种文字体系的字母表中的字母成分，都保留着与西部闪米特诸语的共同性相一致的非常大的共同性。同时，由于某一文字用来表达该语言的辅音-音素结构的特点，这种字母成分结构发生过变化；正是这种情形，说明腓尼基文字有22个不同的字母，南部闪米特文字有29个字母，而乌加里特文字则有30个字母。

第84图　根据原始伽南假说西部闪米特诸文字的发展图
虚线指出主要表现在字母形状上的附加的影响

这些文字的字形就不同了。文字的字形几乎同语言没有联系，所以它在最大程度上是受了外界的影响，同时也受所用的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影响。西部闪米特人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石头、黏泥、金属等）来书写；因此，大部分西部闪米特诸文字体系在字形上的相似点只能解释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每种文字的字形特点决定于各种不同的外界影响以及各种不同的书写材料和工具。例如，在埃及文化的环境中产生的原始西奈字母形式的特点，是受埃及文字的影响所决定的；腓尼基字母表的字母大概是在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的影响下形成的；乌加里特字母的楔形结构是巴比伦的影响（这一影响在腓尼基北部特别强烈），以及传统上用书写泥版（这种泥版不适于刻画线条符号）所致。

至于腓尼基字母的名称，很可能是晚于字母本身才确定的，同时也是为了记忆的目的（为便于记住字母的音值）；大概这些名称是在上述字母形状同各种不同实物偶然相似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实物的名称是从字母表示的音素开始的。这可由字母表中排列的许多字母的名称在意义上的接近所证实（例如，“手”和“手掌”，“水”和“鱼”，“眼”和“口”，“头”和“牙齿”）。此外，字母名称的记忆作用使得字母名称和字母形状之间不够接近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须知，如果名称只用来记住字母的音值，那么字母名称和字母形状之间的联系则是所希望的，但这却不是必然的。

关于原始伽南文字和比布洛斯文字的相互关系是最困难的问题：这两种文字体系在西部闪米特人那里大约在同一时期产生之后，怎么会在类型上（一种是辅音-音素类型，另一种是音节类型）是根本不同的文字体系呢？虽然很多字母在形状上是相近的。极可能是，比布洛斯文字是在前亚或者小亚细亚某种音节文字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在西部闪米特文字的历史上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一个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西部闪米特人产生历史上第一种彻底的字母-音素文字的问题——只有在考虑几种（不是一种）有利因素的基础上才能加以解决。

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西部闪米特人的社会历史特点和他们的语言特点。第一个这样的因素（西部闪米特人的贸易发达，因此他们特别需要最简单和最易掌握的文字；此外，他们没有表词文字的传统）决定了西部闪米特人那里出现字母-音素文字。第二个这样的因素（根词干的辅音结构，它加强，强调辅音的音值，从而易于把辅音从言语中分出来）大大促进了这种文字的产生；这种文字的运用也由于腓尼基语的辅音根词干少有同音现象而十分方便。

西部闪米特人对其他民族的文字体系的熟悉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同时埃及文字对它的影响最大，因为埃及文字中拥有辅音-音素符号。至于克里特-迈锡尼文字、亚述-巴比伦文字，以及比布洛斯音节文字，它们很可能只影响西部闪米特的某些文字体系的字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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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5：25．（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1页，1995年版，是：“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译注）

某些作者错误地把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当作是谈一般文字的产生，而不是谈字母-音素文字的出现。——原注

(2)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5：20.［据1972年版（单行本）是：“他（指摩尔根）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第19页）——译注］

(3) 苏联大百科全书．野蛮阶段（Дuкocmь）：第2版第14卷．莫斯科，1952：342；野蛮时代（Bapвapcmвo）：第2版第6卷．莫斯科，1952：623．参阅：Ю．H．谢苗诺夫．摩尔根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民族学（Учeнue Mopгaнa，Mapкcuзм u coвpeмeннaя эmнoгpaфuя）．苏联民族学，1964（4）．

(4) 只有很少的语言（如北高加索诸语），若要准确表达，则需要较多的字母（达50—60个）。

(5) 参见И．M．季亚康诺夫为D．Diringer的《字母》一书所做的注释（257页）。

(6) 参见И．M．季亚康诺夫为D．Diringer的《字母》一书所做的注释（18页）。

(7) 参见И．M．季亚康诺夫为D．Diringer的《字母》一书所做的注释（257页）。

(8) I．Gelb．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芝加哥，1952：120-152．

(9) 参见И．M．季亚康诺夫为D．Diringer的《字母》一书的俄文版所作的引言和编注。

(10) 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编者对第259页所作的注释）．

(11) I．Gelb．Marcel Cohen的著作《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语言（Language），1962，38（2）：212．

(12)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48．

(13) B．B．斯特卢威．古代东方史（Иcmopuя Дpeвнeгo Bocmoкa）．莫斯科，1941：131，231．

(14) 埃及语约有3300个词根，其中2200多个三辅音词根，四至六个辅音词根约600个，双辅音词根约400个，单辅音词根约60个（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第116页）。

(15) 有时举出的埃及语词的元音符号是极不准确的，因为埃及文献几乎不反映词的元音符号，主要是根据较晚期的科普特文字的文献得以复原。

(16)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47．

K．Sethe．字母的起源（Der Ursprung des Alphabets）．柏林，1926：119，151-157．K．Sethe统计有19个这种来源的字母-音素符号。

(17)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42及以后几页.

(18) 指第70图字母表中的字母名称。——译注

(19) M．A．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102-106．

(20) B．B．斯特卢威．古代东方史（Иcmopuя Дpeвнeгo Bocmoкa）．莫斯科，1941：231．

(21) Б．A．图拉耶夫．埃及文学（Eгunemcкaя лumepamypa）．莫斯科，1920：22．

(22) B．B．斯特卢威．字母的起源（Пpoucxoждeнue aлфaвuma）．彼得格勒，1923：17．

(23) J．F．Champollion．古埃及人圣书字体系的概要（Précis du syste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巴黎，1828：416．

(24) G．Lefebvre．古埃及文语法（Grammaire de l'égyptien classique）．开罗，1955．

(25) F．Griffith．墨洛埃铭文（Meroitic inscriptions）：第1—2卷．伦敦，1911；A．J．Arnell．1921年前的苏丹历史（A History of the Sudan to 1921）：第2版.伦敦，1961：160．

(26) 迦太基在今突尼斯城的附近。——译注

(27) G．R．Driver．从图画符号到字母系统的闪米特文字（Semitic Writing from Pictograph to Alphabet）．伦敦，1948：105；И．M．文尼科夫．比布洛斯阿希拉姆的墓志铭新探（Эпитaфия Axиpaмa Библoccкoгo в нoвoм ocвeщeнии）．古代历史通报，1952（2）：150-152；И．Ш．希夫曼．腓尼基语（Фuнuкuй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63．

(28) 只有五个符号被认为比较古老，它们形式上同腓尼基符号接近，这些符号雕刻在比布洛斯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的一件青铜像上。——据D．Diringer原注

(29) 贯顶诗——指由各行第一个字母构成一词的诗。——译注

(30) B．格奥尔基耶夫．字母系统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aлфaвитa）．语言学问题，1952（6）．

(31) 根据M．Dunand和И．M．季亚康诺夫的看法，乌加里特文字中的这三个符号是在比布洛斯音节文字的影响下产生的。

(32) 40年代末—50年代初，W．F．Albright继续释读原始西奈的铭文；根据他的说法［参阅W．F．Albright．西奈早期字母铭文及其释读（The Early Alphabetic Inscriptions from Sinai and their Deciph erment）．美国东方研究学派通报．纽黑文，1948：10：6-22］，他成功地确定了19个原始西奈符号的音值。

(33) E．Dhorm．比布洛斯假圣书字铭文的释读（Déchi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pseudohiéroglyphiques de Byblos）．叙利亚．巴黎，1946—1948，25卷：1/2分册。

(34) 还有另外一些有关腓尼基文字起源的理论，例如，认为腓尼基字母出自史前时期几何符号的理论（F．W．M．Petrie，T．H．Gaster）（见D．Diringer的《字母》，第238-239页）。

(35) G．R．Driver．从图画符号到字母系统的闪米特文字（Semitic Writing from Pictograph to Alphabet）．柏林，1948．

(36)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

(37) 在这种情况下腓尼基字母表产生的时间至少要推到公元前14世纪。

(38) 推测原始闪米特字母表有27个字母，理由是乌加里特字母表有30个字母，字母表末端三个字母大概是较晚期补充上去的。

(39) 由于同一原因，古代苏美尔人由线形符号过渡为楔形符号。

(40) A．Evans．米诺斯字体（Scripta Minoa）：第一卷.牛津，1909：77及之后页码.

(41) B．格奥尔基耶夫．字母系统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aлфaвитa）．语言学问题，1952（6）；B．格奥尔基耶夫．米诺斯语的几个问题（Пpoблeмы мuнoйcкoгo языкa）．索非亚，1953．

(42) 福季（我国又译为“佛提乌”，810/820—890/891）拜占庭君士坦丁牧首，神学家，另见本书第357页。——译注

(43) B．格奥尔基耶夫．字母系统的起源（Пpoиcxoждeниe aлфaвитa）．语言学问题，1952（6）：80．

(44)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238.

(45) W．M．F．Petrie．字母表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Alphabet）．伦敦，1912．

(46) B．B．斯特卢威．字母的起源（Пpoucxoждeнue aлфaвuma）．彼得格勒，1923．

(47) T．H．Gaster．拉奇什的古代铭文（The archaic Inscriptions in Lachisch）．伦敦，1940．

(48) F．M．Gross，D．N．Freedman．早期希伯来语表音法（Early Hebrew Orthography）．纽黑文，1952．

(49) 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

(50) М．Сohen．文字．巴黎，1953：50．

(51) А．С．Мoorhause．字母的凯歌（The Triumph of the Alphabet）．纽约，1953．

(52) H．Вauer．字母的起源（Der Ursрrung des Аlрhabets）．古代东方．1937（46）：1-2．莱比锡．

(53) G．R．Driver．从图画符号到字母系统的闪米特文字（Semitic Writing from Pictograph to Alphabet）．柏林，1948．

(54) М．Dunand．比布洛斯文字（Byblia grammata）．贝鲁特，1945．

(55) Я．Б．什尼采尔．图解文字通史．圣彼得堡，1903．

第七章　辅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

1

四种最古的西部闪米特字母-音素文字中，乌加里特文字在乌加里特崩溃之后（约在公元前1200年）就被遗忘了。在希伯来人征服了巴勒斯坦以后，原始伽南文字也消失了。昙花一现的（甚至没来得及成形的）原始西奈文字存在的时间更加短暂。相反，腓尼基字母却成了所有后来的字母-音素文字以及某些音节文字发展的基础。

字母-音素文字的传播始于公元前1000年代的最初几百年。

与表词字文字不同，甚至也与音节文字不同，字母-音素文字的传播是通过借鉴的方式进行的。借鉴之所以具有巨大的作用是由于字母-音素文字简单，易于用来表达各种不同的语言，同时还由于当时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

在字母-音素文字史的初期阶段，即腓尼基字母的阶段，这种文字的广泛传播主要是因为腓尼基人同地中海沿岸，前亚和小亚细亚各国人民进行贸易交往所致；与腓尼基人进行贸易往来的各国人民熟悉了腓尼基人的文字，确信这种文字简单方便，于是他们一个跟一个地借用这一文字。稍后，从公元前1000年代后半期起，许多字母-音素文字成了当时强大的政治联合体——阿黑门尼德波斯和萨珊波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时期诸国、罗马帝国，然后是拜占庭和阿拉伯哈利发国——的国家文字体系，这一事实极大地促进了字母-音素文字的广泛传播。这些国家同古代文化、拜占庭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其他一些以往伟大文化的联系，也大大推进了这些文字的广泛传播。

再稍晚一些，在封建时代，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运动，照恩格斯的说法，都开始“披上宗教的外衣”(1)。在这个时期，许多文字体系变成了最大的宗教学说的正式文字体系；例如，希伯来文字成了犹太教的正式文字，波斯-巴列维文字成了祆教的正式文字，拉丁文字成了西方基督教的正式文字，希腊文字和叙利亚-阿拉米文字成了东方基督教的正式文字，阿拉伯文字成了伊斯兰教的正式文字(2)。所有这些宗教教义中，犹太教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它始终是希伯来人的宗教，可萨人接受犹太教恐怕是唯一的例外情形。祆教也几乎没有越出伊朗的国境，此外，它很快就被伊斯兰教所排挤。相反，伊斯兰教和东方基督教及西方基督教，同与它们相联系的文字体系一起在各个不同民族那里却有着广泛的传播。

与这些“世界性的”宗教相联系的文字体系的命运，由于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哈利发国实行不同的语言政策而各不相同。

罗马教会一贯坚持不懈地追求祈祷仪式和祈祷经书在语言上的统一。在被罗马强迫信奉基督教的各国人民那里，用当时死的拉丁语进行祈祷和书写祈祷祭祀用的书籍。为了论证这点，曾有人指出，钉耶稣的十字架上的铭文是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刻写的；因此只有这三种语言才被认为配得上书写圣经。罗马教会使用各国人民不懂的拉丁语为基础，是追求加强宗教祈祷仪式的神秘性质，防止祈祷经文受异教的解释和世俗人们的批评，巩固教会人士之间等级的封闭状态。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并在其废墟上产生许许多多的“蛮族”国家之后，西方基督教失去了以往的政治基础，成了独立于罗马的不同国家使用的超国家的宗教。因此利用统一的，也是超国家的语言和统一的超国家的文字体系，对于罗马教皇来说，就成了保证他们拥有对广大教会的垄断权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几百年内，东方基督教继续是拜占庭的官方宗教。对于拜占庭的皇帝来说，在邻近各国人民中传播基督教只是加强他们对这些国家人民施加政治影响的一种手段。但是拜占庭帝国四面受敌，日益削弱，它不得不采用最巧妙的外交手腕，做出让步，其中包括在祈祷和书写经文时，不仅可以使用希腊语，也允许使用其他语言和文字。

同拜占庭相对立的阿拉伯哈利发国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许多伊斯兰国家正处于中世纪早期，处于国力强大的鼎盛时期。此外，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没有传入独立的国家，而是传入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各国。

由于上述原因，在中世纪，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中，拉丁语成了唯一的宗教的和科学-文学的语言，拉丁文成了唯一的文字体系，而在伊斯兰国家中，唯一的语言和文字是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相反，在东方基督教国家中，各个不同的文字体系自由产生和自由发展。通常只是利用希腊文字作为基础；这一情形巩固了拜占庭同东方基督教各国的联系。

不同国家民族借用字母-音素文字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一些民族大大改变了字母成分，有时甚至改变所借用文字的类型，使之适应于本族语言的语音成分和其他特点；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创制希腊文字，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创制拉丁文字和斯拉夫文字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更为经常的是借鉴而不作重大改变。如果是在语言上有亲属关系的民族进行借用，那么这种借用不会有新的不便之处；例如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借用腓尼基文字的情况便是如此。如果各语言有很大差异，这就导致语言和所借文字之间的不相适应；例如波斯人借用阿拉米文字，突厥和印欧一些民族借用阿拉伯文字，欧洲许多民族借用拉丁文字的情况便是如此。在与字母成分改变的同时往往也发生文字字形的变化；字形的特点主要决定于文字使用的领域和各国人民的艺术传统。

字母-音素文字是朝着两个最重要的方向传播的。在东方，以腓尼基文字为基础产生了阿拉米文字，亚细亚几乎所有的字母-音素文字和某些音节文字都源于阿拉米文字。在西方，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希腊文字，所有欧洲各国人民的文字体系都起源于希腊文字。大部分东方的文字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腓尼基文字的辅音原则；相反，西方所有的文字体系，从希腊文字开始，都是顺着元音-音素文字的途径发展的。除了上述两大发展方向外，直接在腓尼基文字基础上产生的有布匿文字、古希伯来文字，可能还有南部闪米特文字（南阿拉米文字）和起源于南部闪米特文字的埃塞俄比亚文字；现在有一种假说：印度最古老的音节文字——婆罗米字母也起源于腓尼基文字。

关于婆罗米字母和埃塞俄比亚文字已在第五章谈到，南部闪米特文字和布匿文字在第六章已谈到。第八、九两章将谈到字母-音素文字发展的西线，即元音-音素文字发展的路线。本章只谈字母-音素文字发展的东线，即基本上是辅音文字发展的路线。

2

东线的字母-音素文字在如下几个最重要的方面与西线的字母-音素文字不同。

第一，几乎所有东方的文字发展都与宗教教义的发展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由阿拉米文字起源的、属同一谱系的文字一般有如下四支主要的文字，即希伯来支、叙利亚支、伊朗支和阿拉伯支（第85图）。这四支文字的发展同前亚的四种最重要的宗教——犹太教（希伯来支），东方基督教（叙利亚支），祆教（伊朗支）和伊斯兰教（阿拉伯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85图　以阿拉米文字为基础产生的各文字体系的谱系示意图
虚线表示可能的发展途径

到公元1000年代中期已经加深裂痕的东方基督教分裂成几个教派（聂斯脱利教派、雅各教派），以及产生几个试图把基督教同祆教和其他宗教的要素结合起来的教派（摩尼教派、曼德教派、伊西达教派）也使得相应的文字发生分化。几乎每一个东方的教派刚一形成，就极力在外表上——在祭祀祈祷的仪式方面既独立于官方的拜占庭教会，又不同于其他的教派。尤其是，每一种东方的教派都力求创立自己的文字体系，在字形上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文字，为的是即使从外形上看也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祈祷书籍同别的、宣扬“罪恶”学说的书籍区别开来。

确实，力求在祭祀祈祷仪式上独树一帜不仅是东方各教派的特点，而且也是西方基督教各教派的特点。但是在西方，新的教派和异端——亚尔毕派、塔博里特派、韦尔登派、胡斯派，稍后有加尔文教派、独立派、再浸礼教派，等等——的出现从来也没有引起新字形的文字体系的产生。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罗马和拜占庭采取不同的语言政策。

在罗马使之信奉基督教的各国人民那里，宗教祈祷仪式用世俗人不懂的一种拉丁语来进行。所以几乎任何一个异教的运动，其矛头都指向罗马，它们力求用人民的语言来代替拉丁语；这点反映出中世纪异教学说的民主性质。把祈祷书籍由拉丁语译成本族语时，这些书籍同罗马教会的书籍在外表上也可以有所不同；因此，没有出现创制字形上不同于拉丁文的新文字体系的问题。拜占庭教会与罗马教会不同，它准许用当地的民间语言来进行祈祷。因此，宗教教派特有的那种追求祭祀仪式的独特方式，在这些地方是按另一种途径进行的。这就是给祈祷书籍创制新的文字体系，哪怕在字形上也要同拜占庭教会的文字有所不同。

东方文字体系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些文字体系大多具有辅音性质，这种性质是由于它们起源于闪米特的腓尼基-阿拉米文字所决定的。后来，这一辅音性质或者保留下来，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消失；这取决于该文字用来表达的语言的特点。一些民族的语言中元音同辅音一起参与形成各种形式的词素，在这些民族借鉴腓尼基-阿拉米文字时，他们的文字通常按希腊文字的样式元音化，即为元音创制独立的字母（例如后期的波斯-阿吠陀字母系统、维吾尔文、蒙古文、满文）。相反，在闪米特各国人民使用字母-音素文字的情况下，其文字或者保留自己最初的辅音性质，或者其中表示元音的独特方法（不同于表示辅音的方法）得以发展。

这种独特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第一种方法，也是比较古老的方法，在中世纪的语法学家们的著作中称为“阅读之母”（matres lectionis），而在现代文献中有时称为“辅音-元音”法。因此，按照这一方法，元音（一般是长元音）用一定的辅音字母表示，但这些辅音字母读如元音；例如，在希伯来-阿拉米文字中，“智慧”这个词写成hkmh，而读如hokmā。这种方法在麦希王（公元前9世纪）的莫阿比铭文中最先证实。根据第二种（比较晚的）方法，元音用补充的小符号（点、线、希腊字母）来表示，这些小符号通常写在行上或行下。这两种方法经常结合起来（例如在晚期的希伯来文字和阿拉伯文字中）：长元音按matres lectionis法或者两种方法都用来表示，而短元音则只用行上和行下的小符号来表示。

闪米特各国人民的文字中这种表示元音的独特方法的产生是由于两种原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宗教方面的考虑——要求准确朗诵祈祷经文，更何况是朗诵用死语（如古希伯来语）或者别族语言（如从阿拉伯人那里接受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的民族中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经文；这只有在文字中不仅表示辅音，而且也表示元音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保证；把元音表示出来对于区分词是很必要的（例如闪语词m-1-k可以表示“国王”，“王国”和“为王”的意义）。而词的根词干的辅音结构使得元音的表示要用与辅音表示不同的方法，目的是为了强调词中的辅音词干。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表示元音的方法不仅在闪米特各国人民，而且也在其他各国人民的文字中保留着，尽管对这些民族的语言来说这种方法极不方便。许多印欧语系国家的人民（波斯人、阿富汗人、塔吉克人等），突厥语诸民族（土耳其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哈萨克人等）以及其他一些借用阿拉伯文字的民族，都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是后来这些民族由阿拉伯文字转到以拉丁文（如土耳其人）或者俄文（如从前使用阿拉伯文的苏联一些民族）为基础所创制的文字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东方文字体系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这所有的文字中确定了从右向左的书写方向（与西方文字采用的从左向右的书写方向不同）。这种书写方向决定于两个原因。第一，或者在硬质材料（石头、金属、瓦片等）或者在莎草纸或兽皮上用书写工具（石刀、芦苇秆等）顺着书写方向用极粗的笔道刻写出来。因此，为了不使瓦片或纸卷移动，就必须从书写方向的一边把这些材料按住；在用右手书写（左手空着）时，从左边写起是最便当的了。第二，埃及、腓尼基、叙利亚和阿拉伯的书写人在书写时通常面朝东；这时光线从右边，从南面射来，而书写工具的影子则朝向左边。因此，如果从左向右书写，书写工具的影子则会妨碍分清刚刚写好的字母(3)。

第四个特点是许多东方文字特有的字形华丽美观，尤其是字母依据其在词中的位置而有不同的写法。这种字形的美观在东方文字中远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相反，最古老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原始伽南文字、原始西奈文字、腓尼基文字、古希伯来文字和阿拉米文字——的特点则是字形简单，甚至形式上参差不齐。正当东方诸文字体系同宗教教义密切联系并开始主要服务于宗教的需要（如希伯来方形文字、福音文字、后期的阿拉伯文字等均如此）时，它们的字形华丽美观才发展起来。正是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极力美化自己的文字，使这种文字与自己的宗教完全匹配，而且使它比其他相竞争的宗教的文字更加优美。

相反，随着某一文字体系失去宗教的作用，它就开始越来越广泛地满足其他方面——日常生活、贸易往来、行政事务——的需要，通常在这种文字中就产生更为简捷的写法。

正因为在东方文字体系同宗教教义的联系比在西方密切，所以东方文字就有字形特别华丽美观，甚至还有图案装饰的特点。

3

几乎所有东方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都是通过阿拉米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

西部闪米特的阿拉米人游牧部落移居到叙利亚、巴勒斯坦，然后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移居到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最初的祖居地是贫瘠的阿拉米草原，位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南。这些草原不能供养迅速增长的人口。因此他们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移民浪潮，奔向北方，奔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肥沃的盆地。很可能第一批这种移民浪潮是公元前3000年代初，阿卡德的闪米特部落迁入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是阿摩列人，他们后来建立了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闪米特的伽南人部落移居到巴勒斯坦地区，后来，有希伯来人移居到巴勒斯坦以南和东南的草原地带。接着而来的移民浪潮是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阿拉米人来到叙利亚，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阿拉伯人也来到了叙利亚。

与阿卡德人、阿摩列人、伽南人、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不同，阿拉米人的移民进行得比较平和，没有重大的武装冲突；阿拉米人也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家。在阿拉米人的商业贸易中心——大马士革，稍后是巴利米拉、埃德萨（第76图）——周围出现的几个小国，存在的时间不长，它们很快就被比较强大和好战的邻国所吞并。这时阿拉米人几乎毫无抵抗地接受了自己的邻国——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等——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且逐渐同他们融合在一起。但是，阿拉米人在同某个民族融合时，却在他们的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最有势力的商贾和官吏阶层，把自己的文字，往往还把自己的语言也带给这个民族。这后一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阿拉米人在前亚和小亚细亚的行政-经济和贸易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此外，阿拉米文字的简便以及阿拉米语接近于希伯来语、亚述语、巴比伦语和亚洲其他闪米特各国人民的语言，都促进了这点。

阿拉米最古的文本属于公元前9—前8世纪。最初，阿拉米文字与腓尼基文字几乎没有差异。后来——公元前1000年代后半期——阿拉米人对腓尼基文字作了某些改变(4)。他们简化了许多字母的形式，减少了组成字母的线条的数量（例如，见第86图的字母“he”“zain”“jod”“sameh”“šin”），他们好像把某些字母的闭合的顶端劈开（见第86图上的字母“bet”“dalet”“ain”“kof”“reš”等）。阿拉米人之所以对字母加以简化，是因为在贸易和行政-经济生活中采用了阿拉米文字；同时这使得阿拉米文字比腓尼基文字更不明确。稍晚一些，莎草纸在前亚广泛使用时，阿拉米文字变得更加草了；而且由于使用有阔口尖端的芦苇秆，阿拉米字母的线条变得更粗了。

第86图　阿拉米文字的历史发展（据Я．Б．什尼采尔及其注音）

与对字形采取的做法不同，阿拉米人没有改变腓尼基文字的全部字母；这是因为阿拉米语十分接近于腓尼基语。由于根词干的辅音化，因此在阿拉米文字中也没有发展元音化。

大多数古代闪米特各民族——希伯来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等逐渐采用阿拉米文字。阿拉米文字成了亚述、新巴比伦王国特别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的两种（与楔形文字并列）国家文字体系之一。在这些地方，楔形文字主要用于国事-记载的铭文中，而比较简便的阿拉米文字则用来满足行政-经济和贸易上的需要。只是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和在那些地方形成了许多希腊化时期的王国之后，阿拉米文字才局部被希腊文字所排挤；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在希腊人的眼里，阿拉米文字是同被他们击败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有联系的。

从公元前1000年代末期起，由于各希腊化王国不断被削弱，阿拉米文字重又成了几乎整个前亚的主要的文字体系。的确，在这一时期之前，这一文字已经开始分化为几种类型。在几乎长达一千年的时期内，这些类型相互竞争，直到阿拉伯人征服前亚（公元7世纪）为止。而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不久，几乎所有这些文字变体都被阿拉伯文字排挤了出去。

4

四支主要的有亲属关系的东方字母-音素文字中，最古老的一支是希伯来支（第85图）。

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希伯来的游牧部落在巴勒斯坦以南和东南的草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希伯来人从伽南人和腓利斯丁人手里把巴勒斯坦夺了过来，并在那里建立了几个小王国。在公元前11—前10世纪，在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统治时期，这些小国被合并起来，但在所罗门死后，它们又分裂成两个王国：以色列王国（在北部），首都是萨马里亚；犹太王国（在南部），首都是耶路撒冷（第76图）。在公元前8世纪末，以色列王国被亚述人征服，公元前6世纪初，犹太王国被巴比伦人消灭；同时耶路撒冷也遭到破坏，大部分希伯来人迁移到巴比伦尼亚（所谓“巴比伦之囚”）或者散居在其他国家。在巴比伦统治者被波斯统治者取代（公元前6世纪末）之后，一部分希伯来人由巴比伦回到祖居地。但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仍处于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统治之下，从公元前4世纪末期起，巴勒斯坦并入了希腊化的塞琉古王朝的版图。在公元前142年，由于马卡比的起义，希伯来人获得了独立，但是在公元前63年，他们又被罗马人所征服。由于多次反罗马人的不成功的起义（66—70和132—135），几乎所有的希伯来人再次被迁出巴勒斯坦，希伯来人早在“巴比伦之囚”年代就开始向外移居，至此，他们完全散居于世界各地。

古希伯来文字是和第一批希伯来王国同时产生的，即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在腓尼基文字（可能也在伽南文字）的基础上产生。最古的文物是：热泽尔历（约在前10世纪）；1938年在莱基什发现的古希伯来字母表（约在前9世纪）；萨马里亚出土的陶片和印章（前9世纪）；莫阿比王麦希的铭文（前9世纪）。最初，古希伯来文字同腓尼基文字一样；后来某些字母的形式改变了，尤其是一些字母形式具有了斜体形的性质(5)。大部分圣经文本是用这种文字记载的。

由于“巴比伦之囚”的地位和两百年来受巴比伦人和波斯人的统治，希伯来人转而采用在巴比伦尼亚和波斯广泛使用的阿拉米语和文字；这种替换之所以轻而易举是由于古希伯来语和文字同阿拉米语和文字十分接近。古希伯来语和文字只在巴勒斯坦北部那些没有尝过“巴比伦之囚”滋味的撒马利亚人那里部分保留下来。此外，在公元前2—前1世纪，在犹太国独立的最后时期，古希伯来语和文字还经历了暂时的、人为的复兴；这可由当时钱币上的古希伯来铭文所证实。

从公元前3—前2世纪起，希伯来人在字形上改变借用的阿拉米文字（第87图）。字母大小变得匀称，形式上接近于方形字体；字母向上突出的部分用横线代替，这些横线的走向几乎是在呈直角形以后从右往左。结果阿拉米文字变成了“方形的希伯来文字”。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5世纪之间，用阿拉米语编著了犹太圣法经传并用“方形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公元11世纪，“方形文字”在书法上进行加工整理——字母的线条变得更弯曲了，字母的横线加粗了，而短线两端用好看的粗点或小方块加以装饰。

第87图　希伯来文字的历史发展（据Я．Б．什尼采尔及其注音）

“方形文字”的后一种字体一直使用到现在，包括用于书写希伯来的祈祷经书；大多数希伯来印刷字体都是以这种文字为基础。

公元9世纪，在方形文字的基础上创立了字形上更简捷的草书“拉比文字”（第89图）。这种文字同方形文字并用，尤其是用来给宗教书籍作注释。这种文字也被用作某些印刷字体的基础。在拉比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希伯来的斜体字（第89图）。

在与希伯来文字字形变化的同时，它的表示元音的方法也在发展中。

在远古的希伯来文字中，正如腓尼基文字和阿拉米文字一样，通常不表示元音。后来，为了保证正确朗诵宗教经文，特别是朗读用死的古希伯来语写成的圣经，长元音就用特定的半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按matres lectionis法）表示；在词的内部元音常用半元音字母“waw”和“jod”表示，在词的末尾用字母“he”表示，后者表示词末不发音的送气音h；再稍后一些，从公元1000年代中期起，希伯来的学者制订了用特殊的行上符号和行下符号表示元音的方法。

采用这种表示法的三种文字体系——巴勒斯坦文字体系、巴比伦文字体系和太比里亚斯文字体系几乎是同时产生的(6)。从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文字体系看，表示元音的符号总是放在行的上端；从太比里亚斯文字体系看，这些符号既可放在行上，也可放在行下，甚至一个符号写入一个辅音字母的内部。在巴勒斯坦文字和太比里亚斯文字体系中利用线、圈、点和几个点当作元音的符号；在巴比伦文字体系中则用缩小了的字母“alef”“ain”“waw”作为元音的符号。在太比里亚斯文字体系中，除用表示元音的符号外，还使用上加符号和下加符号，这些符号确定辅音的发音，指出词中重音的位置，指出拖长声调朗读文句时的音调，等等。这使得太比里亚斯文字虽然复杂，但同时也更准确了。这种在12世纪制作好的文字用来保证宗教经文的正确读音。

尽管希伯来文字经历了所有的变化，但它的22个基本字母（正如字母的古老名称一样）仍然保留着。但是有五个字母平均各有两种书写形式，不同形状依据在词中的位置而分别使用。

现在大多数希伯来人都说他们居住地人民说的语言。一部分希伯来人说“现代犹太语”(7)，即日耳曼支的希伯来语，这种语言是在10—12世纪形成的。在用希伯来文字表达“现代犹太语”时，字母“alef”“ain”“waw”“jod”“he”分别读成元音a，o，u，i，e(8)。

在现代以色列国中，正式语言是稍为更新的古希伯来语（即“伊夫里特语”），而该语言的正式文字体系是方形文字（第88图）。为表达元音，使用matres lectionis法，同时利用字母“waw”、“jod”和词末字母“he”来表示，这几个字母除有辅音音值外有时用来表示元音。

第88图　以色列国使用的现代希伯来文字母表，它用来表达伊夫里特语（据Б．М．格朗德）
1——五个字母（кaф，мeм，нун，цaдэ）(9)，除了一般形式外，还有另一种用于词末的形式；2——字母“aлeф”“aин”在古时用来表达特殊的喉音，现在它们已失去这一音值，因此现不读音；3——字母“вaв”，“йoд”和词末字母“he”，除了自身主要的辅音音值外，也像字母“aлeв”“aин”一样，也用来表示元音a，i，e。所有的字母除音值以外，还有数目字的意义

在小学课本、圣经读本和诗歌中，为了更确切地表示元音，使用了接近于太比里亚斯文字的字母上符号（点、线）的系统。八个这种符号中有六个放在字母下面，一个（xoлeм）放在字母上面，还有一个（шурeк）放在辅音字母的内部。字母上的符号也用来确定字母的辅音音值，指明重音，等等(10)。与阿拉伯文字不同，希伯来文字的元音标记法带有比较偶然的性质。

20世纪40年代末大量古希伯来经卷的发现引起了轰动。这些古卷是在离死海不远的犹太沙漠的洞窟中发现的(11)。

大部分古卷属于公元前最后几百年和公元1—2世纪；它们是用方形文字书写的古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可能，这些古卷是在罗马人镇压巴尔-科赫巴起义时（132—135）希伯来人藏在洞窟中的。这些古卷的发现和释读，在许多方面使有关当时的希伯来语和文字的知识更加准确了。那些阐述“虔诚师长”（公元前1世纪）教派教义的经卷特别令人感兴趣，显然，这一教义后来成了关于耶稣传说的基础。

5

东方字母-音素文字的第二个分支是叙利亚支（第85图）。

几乎所有属于这一分支的文字体系都用来表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两国人民的阿拉米语，这些文字体系同基督教的传播一起流传开来，它们也随东方基督教分成许多教派而分化为许多类型。

叙利亚文字最古老的（基督教以前的）变体是巴利米拉文字(12)。巴利米拉（古时称塔德莫尔——“棕榈之城”）是叙利亚沙漠绿洲上的阿拉米贸易重镇，位于几条骆驼商队道路的交汇点。根据圣经传说，巴利米拉城是所罗门王（公元前10世纪）所建。在公元2—3世纪，特别是女王泽诺维娅统治年代（267—273），巴利米拉十分繁荣昌盛。在公元272—273年，巴利米拉被罗马人征服和摧毁。

巴利米拉文字作为阿拉米文字的变体大概形成于公元前2—前1世纪；最古的铭文是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这种文字因为十分接近于阿拉米文字，所以它具有更大程度的华丽美观的特点——字母呈圆形和螺旋形；元音有时用matres lectionis法表示。由于巴利米拉具有重大的贸易作用，所以在公元最初几百年，巴利米拉文字在整个叙利亚中部广为流行。在罗马人征服叙利亚后不久，这一文字就消失了；它的最后几部文献是公元3世纪的。

叙利亚文字的第二种变体是福音文字。“福音文字”这个名称来自阿拉伯词——satr（文字）和inğīl（福音）；这种文字所以是这个名称，是因为用阿拉米语翻译圣经。福音文字（第89图）形成于公元1—2世纪信奉基督教的阿拉米贸易中心埃德萨，该文字是在巴利米拉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埃德萨当时是阿鲁霍国的首都，位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交界处。福音文字与巴利米拉文字的不同点是：合体字母很多；从下面用一条横线联结的字母连写；根据字母是单独书写还是位于词首、词中间或词末而改变字母的形式的习惯，最初出现在福音文字中，后来在其他东方文字中流行。后两个特点使福音文字比巴利米拉文字更加美观；福音文字的美观取决于它的宗教作用。此外，字母依据其在词中的位置而有不同的形状，这就促进了词的比较迅速的书写。福音文字中元音用行上和行下的符号表达。在几个世纪之内——直到公元5、6世纪——福音文字几乎是所有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基督教徒的唯一文字。

在公元5世纪，叙利亚基督教分裂成三个彼此敌对的阵营——麦尔基特教派、聂斯脱利教派、雅各教派。这场分裂是因对耶稣基督的本性有不同的看法而起。所谓麦尔基特教派（来自闪语词m-1-k“国王”“国王的”）是指那些始终忠于拜占庭教会和认为耶稣基督是“神人”的正统教义的叙利亚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这种“神人”的神性与人性不是合一的，但也不是可以分开的。聂斯脱利教派（创始人是聂斯脱利大主教）在受到公会议（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第三次代表大会（431）指责之后，分裂出来成为一特殊教会；他们主张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分开的，因此，他们拒绝祭祀圣母。雅各教派（创始人是修士大司祭耶弗季希，教会奠基人是雅各·鲍罗戴）在受到公会议第四次代表大会指责之后建立了独立的教会（451）；雅各教派否定耶稣基督有人性，认为他只是神。作为聂斯脱利教派和雅各教派运动基础的，是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力求摆脱拜占庭教会和贵族统治的意志。

叙利亚基督教分裂成三个敌对的派别导致在福音文字基础上产生三种不同的文字（第89图）。麦尔基特教派保留着与福音文字相近的文字，即所谓叙利亚-巴勒斯坦文字。聂斯脱利教派在福音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字形不同的聂斯脱利教派文字(13)。雅各教派也创制了字形不同于福音文字的雅各教派文字。所有这三种文字体系基本上都用于宗教祈祷的目的。因为朗诵祈祷经文时要求准确无误。所以这三种文字中用行上和行下符号表示元音的方法大为发展。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文字和聂斯脱利教派文字中利用点的组合作为这样的符号；但在雅各教派文字中则利用小号的希腊元音字母作为这样的符号。这三种文字也都保留着福音文字特有的华丽美观的性质。

第89图　在阿拉米文字基础上产生的某些东方文字类型示例（根据Č．Loukotka）
从上到下：希伯来方形文字、希伯来拉比文字、新希伯来斜体字、巴列维文字、阿吠陀文字、福音文字、叙利亚-巴勒斯坦文字、聂斯脱利教派文字、卡尔舒尼文字

由于遭到迫害，一部分雅各教派分子向西转移，一直到达埃及，雅各教派文字在埃及也被使用。相反，大部分聂斯脱利教派分子向东迁移，来到了伊朗；聂斯脱利教派从伊朗把传教活动扩展到中亚、印度，甚至传到了中国。因此，聂斯脱利教派文字对维吾尔文以及中亚和东亚的其他文字都有影响。在聂斯脱利教派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卡尔舒尼文字（第89图）；一些转而说阿拉伯语的叙利亚基督教徒也使用这一文字。它与聂斯脱利教派文字不同之处是有几个用来表达阿拉伯语特殊语音的补充字母。

由于拜占庭和伊朗双重影响的相互作用，几乎与东方基督教分成几个教派的同时，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产生了一些力图把基督教同祆教和其他宗教的要义相结合的宗教教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曼德教派，即“基督徒圣约翰”（施洗约翰）教派，它把基督教同祆教和犹太教相结合；摩尼教（创始人是神话人物摩尼，根据传说，他于公元277年被钉在十字架上），它把基督教同佛教和祆教的要义，同关于善与恶的本源永远斗争以及恶魔造人的教义结合起来；伊西达教，它把基督教同祆教相结合并且宣扬不仅祭祀善的本源（神），而且也祭祀恶的本源（魔），恶魔被画成孔雀王——麦利克·塔乌斯的样子。

上述每一种宗教教义也在叙利亚-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创制特殊的文字。人们通常认为摩尼教派文字出自巴利米拉文字或者福音文字；伊西达教派文字出自聂斯脱利教派文字或者波斯-阿拉米文字；曼德教派文字出自福音文字、波斯-阿拉米文字或者那巴泰文字。这些文字中的元音用matres lectionis法表示，或者用行上和行下符号表示。曼德教派文字中元音的表示极其准确；这里表示元音的符号（简化字母“alef”“waw”“jod”）同辅音字母相连。因此曼德教派文字似乎具有了音节性质，它在字形方面是完全独创性的。

6

第三支东方辅音-音素文字是伊朗支(14)（第85图）。

正如前面指出的，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公元前6—前4世纪），除了楔形文字外（它用来书写纪念碑铭文），在行政-经济事务和贸易活动中广泛使用阿拉米文字。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前329）和波斯加入希腊化的塞琉古王朝之后，楔形文字就被遗忘了，而阿拉米文字则受到希腊文字的排挤。

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疆土上形成了安息王朝统治的强大的帕提亚王国（我国古代史籍译成“安息王国”——译注）。在帕提亚王国中，波斯-阿拉米文字成了唯一的文字体系。但是，与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不同，在帕提亚王国，这一文字是用来表示帕提亚语，而不是阿拉米语。但帕提亚语是波斯语的西北方言，它在语音和语法上与阿拉米语大不相同。因此在帕提亚，对阿拉米文字进行了改造，使之适应于新的语言。结果，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起，波斯-阿拉米文字变成了巴列维-安息文字（“巴列维”一词来自“帕提亚”）。还在不久以前，几乎没有一件帕提亚的文物。1948年，离阿什哈巴德（现土库曼斯坦首都——译注）——帕提亚的首都尼萨的所在地——不远处，发现了帕提亚黏土制的文物库，其中有约两千件陶片；这些文献已被И．季亚康诺夫和В．利夫希茨所释读。

公元226年，政权由帕提亚安息王朝转到波斯萨珊王朝手中，中部波斯语成了国语，而巴列维-安息文字变成了巴列维-萨珊文字，后者与阿拉米文字的相似之处就更加少了。

阿拉米文字在适应于表达帕提亚语和中部波斯语时，并没有使阿拉米文字和全部字母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许多字母除了有阿拉米语的音值外，还取得了新的帕提亚-波斯语的音值。为了表示元音，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不便当的matres lectionis法。用阿拉米语来写公文格式和公务信函来往中其他流行的词语，但却用波斯语来读它们，这一习惯已经合法化了；例如，“国王”这个词用阿拉米语写成了m-1-k，而用波斯语读成了šah，“吃”这个词用阿拉米语写成h-w-h，而用波斯语则读成ast；这样一来，用字母-音素符号表达的词不按语音来读，而是读如表意词字符号，确切些说，读如“异源词字符号”。所有这些，加上大量的合体符号，使得巴列维文字极其复杂，极不确切。

然而在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文字既用于国家-行政和经济-贸易的事务，又用于宗教事务，其中包括用来书写祆教的圣书——阿吠陀。而大部分阿吠陀经书是用当时古波斯语的死语变体编写的。因此，为了准确复现这一语言，公元3—4世纪在萨珊波斯创立了阿吠陀文字（第90图），它开始同巴列维文字并用。在阿吠陀文字中，采用了按希腊文样式表示短元音和长元音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创立特殊元音字母（约15个）的方法，这些字母同辅音字母写成一行。辅音字母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大约有35个。阿吠陀文字中几乎不用合体字母。

第90图　阿吠陀字母表（据D．Diringer）

公元7世纪，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此后不久，这里的祆教被伊斯兰教所排挤，巴列维文字和阿吠陀文字则被阿拉伯文字所排挤。确实，稍有变化的巴列维文字，即所谓“手写文件的文字”，几百年来一直被移居埃及和印度的波斯人使用；但为时不久，这一文字在这些地方也被人遗忘了。阿吠陀字母继续被祆教的最后一批信徒——耶兹德（在伊朗）和孟买（印度）的波斯人用来书写祈祷书籍。

波斯文字虽然在前亚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它却成了用以构成中东和远东许多文字体系的基础。

例如，早在公元前，波斯文字就是粟特文字的基础(15)。在几乎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内，这种文字就用来表达粟特——位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和塔吉克斯坦部分领土上的国家——的东伊朗语。这一文字的最古文物有人认为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最晚的文献，其中包括杰瓦什季奇王档案库的残存文物（属公元8世纪），这些文物是1933年在塔吉克斯坦的穆格山上发现的。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粟特之后，粟特文字就被阿拉伯文字排挤了出去。在巴列维文字和粟特文字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种文字，它在公元3—8世纪使用于古代的花剌子模。这一文字也被阿拉伯文所排挤，它的文物是20世纪40年代末由С．П．托尔斯托夫发现的(16)。

在上述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古老的突厥文字，它也被称为鄂尔浑-叶尼塞北欧金石文字，但这一名称不完全确切。这种有38个字母的文字使用于公元6—8世纪存在于中央亚细亚的突厥国，它在745年被维吾尔人(17)消灭。用这种文字刻写在墓碑上的铭文是1889年И．М．雅德林采夫在鄂尔浑河河谷发现的，19世纪90年代被В．汤姆逊和Б．В．拉德洛夫所释读(18)。公元1000年代末期，在粟特文字的基础上，很可能也受到聂斯脱利教派文字的影响，创制了中央亚细亚另一支突厥人部族——维吾尔人的文字(19)；2000年代中期，这一文字被阿拉伯文字所排挤。8世纪初，蒙古人借用了维吾尔文字，他们除了使用维吾尔文字外，还使用藏-蒙音节文字（起源于印度婆罗米字母）和中国汉文。14世纪初，蒙古人把维吾尔文字加以改造，目的是为了更确切地表达佛教经文，因此这种维吾尔文字被称为“加里克”。15、16世纪，蒙古文字（第91图）再次被改造，以适应于蒙古语的语音，这种形式的蒙古文被蒙古人一直使用到现在(20)。

第91图　17世纪蒙古文（a）和满文（б）示例（据М．Сohen）
取自用蒙古语、满语和汉语编写的《满族正史》手稿(24)；每行读时从左到右，由上往下

在蒙古人征服满洲和中国（13世纪）之后，蒙古文字在满洲被采用（在这以前满族人一直使用汉字(21)）。17世纪在努尔哈赤统治下和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满文（第91图，б）被改革，以适应于满语的特点；但是从18世纪末期起，满文被汉文所排挤。17世纪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拉特人（我国明代称瓦剌——译注）的文字。卫拉特人是居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内蒙古境内的一些蒙古部落。18—19世纪在蒙古文基础上创制了西伯利亚南部布利亚特人的文字(22)。

在突厥-蒙古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卫拉特人、布利亚特人）和通古斯-满人（满族人）的语言中，由于它们的辅音和元音具有相同的作用，所以这些民族的文字体系都发生了元音化，而且同时用独立的字母来表达辅音和元音；例如，这些文字中最古老的维吾尔文有四个字母表示元音。看来，在印度文字的影响下，在蒙古文中，特别是在满文中，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形成了合体字母；因此，满文有时不完全正确地称为音节文字(23)。这些文字体系的特点也是字形美观，以及因字母在词中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写法。在汉文的影响下，它们的文句写成竖行；在印度文字的影响下，组成一个词的字母用粗线联结。蒙古文和满文的历史可以作为要求正确表达语言和不同的外族影响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鲜明例子。

波斯-巴列维文字被认为是印度两种最古老的音节文字之一——佉卢字母赖以产生的基础（见第五章）。

7

第四支（最后一支）东方字母-音素文字是阿拉伯文字（第85图，插图5）。

阿拉伯文字的前身是“那巴泰文字”。那巴泰人——与阿拉伯人有血缘关系的闪米特部落，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由阿拉伯半岛移居到巴勒斯坦南部。公元前2世纪，那巴泰人在由印度通往地中海的骆驼商队行经的道路上建立了以列特拉为都城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它包括叙利亚东南部、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第76图）。阿拉米语逐渐成了他们的语言。公元1世纪那巴泰十分繁荣。公元105—106年那巴泰被罗马人征服。

公元前最后几百年在阿拉米-巴利米拉文字的基础上产生了那巴泰文字。这一文字有同样的22个表示辅音的字母，但它的特点是线条呈圆形、纤细，合体字母很多，词首和词末的字母写法不同。最古的铭文大约是公元前100年的；最晚的铭文属公元3—4世纪。最初，那巴泰文字表达阿拉米语。从公元3世纪起，这一文字中出现了阿拉伯词语，从4世纪起（最先在公元328年纳马拉的铭文中）它开始用来表达阿拉伯语。

公元7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几乎没有越出阿拉伯半岛的范围之外，他们的文化具有地方性质。到7世纪初，处于氏族制瓦解阶段的各阿拉伯部落在他们的贸易-经济中心——麦加的周围联合起来；阿拉伯半岛日益增加的移民使他们产生了夺取新的领土的意图。7世纪初，麦加出生的穆罕默德（571—632）在伊斯兰教中使这些中央集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趋势加以定形；伊斯兰教有自己崇奉的唯一的神——真主，宣扬圣战——加扎瓦特。7世纪中叶，由伊斯兰教联合起来的阿拉伯人建立了穷兵黩武的国家——哈里发国。由于进行了一系列掠夺性的征伐，到8世纪初，哈里发国的版图中包括了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几乎整个中亚、印度西北角、北非以及几乎整个比利牛斯半岛。这个人种上五花八门的国家的中心，最初，在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661—750），是大马士革，然后，在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巴格达成了这个国家的中心。

还在伊斯兰教形成前时期，阿拉伯文字就开始在那巴泰文字的基础上形成了。最早一批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铭文（扎巴德铭文、哈兰铭文等）属公元6世纪。在阿拉伯人接受伊斯兰教之后（7世纪），产生了两种字形的阿拉伯文——库法文字和乃斯赫文字。库法文字（来自幼发拉底河的库法城名）的字体宽大、棱角分明，通常字母分写，最初这种字形被认为是书写古兰经必用的字形，除此以外，它还广泛用来书写国事的铭文，特别是纪念碑铭文。乃斯赫文字的字形比较斜，呈圆形，连写，它主要用来在软质材料（尤其是莎草纸）上书写文艺和科学作品。

在哈里发国成立后不久，所有被阿拉伯人征服并被他们强行改宗伊斯兰教的民族那里，阿拉伯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而阿拉伯文字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几乎是唯一的文字体系。造成这一情况的是因为这些民族在国家范围内，在经济、文化和宗教上被联合在一起之故；《古兰经》被禁止译成其他语言，除阿拉伯文字外禁止用其他文字记录《古兰经》，这种情况也产生了影响。

从8世纪末期起，哈里发国开始分裂成许多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所有这些国家中阿拉伯语和文字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产生了新的字体。例如10世纪在北非和西班牙，以库法文字为基础形成了“马格里布”图案式字体。10—11世纪，在伊朗，以乃斯赫文字为基础也产生了小型而华丽的字体“塔里克书写体”和“纳斯塔里克连写字体”，比较简便的日常字体“利克阿方形字体”，图案式的标题字体“修留斯书写体”以及其他许多字体（第92图）。

第92图　阿拉伯文字的某些字形
从上往下——“迪万尼字体”、“马格里布字体”、“塔里克书写体”和“纳斯塔里克连写字体”

在产生各种字体的同时，阿拉伯文字内部也进行了改造，尤其是全部字母有所变化，出现了元音符号。

阿拉伯文字最重要的特点是辅音音素数量很多——约30个(25)。然而在最古的阿拉伯字母表中，正如阿拉米字母表和那巴泰字母表一样，总共有22个辅音字母。此外，由于字母形式简化，某些阿拉伯字母形体相同了，因而字母的总数减到17个。因此在阿拉伯人接受伊斯兰教以后，由于必须保证准确朗读《古兰经》，为了使辅音字母的音值有所区别，于是在这些字母的上面和下面开始打上字母的发音符号——圆点，从一个圆点到三个圆点；例如字母“бa”，下面加一圆点表示辅音б，上面加两个圆点表示辅音m，上面加三个圆点表示辅音c(26)。由于使用这种方式，阿拉伯字母表中字母的数量从17个增加到28个（第93图）。由于加入了字母的发音圆点符号，阿拉伯字母表中的字母顺序也发生了变化。同样形状的字母只有字母读音点的数量和位置上的特点，但它们在字母表中仍彼此排列在一起。

阿拉伯文字中元音的表示法并不是一下子就确定下来的。最初，阿拉伯人不表示元音。后来长元音开始按matres lectionis法表示；例如元音ā就用字母“elif”表示，元音用字母waw表示，元音用字ja表示。到8世纪初，为了保证《古兰经》的准确朗读(27)又加入了短元音的表示法。为了做到这点，开始利用为区分辅音字母的音值相同的行上点和行下点。这样做使得阅读和书写经常发生错误。有一段时间曾经以用红色标出用来表示元音的点的方法（与用来区分辅音音值的黑点不同）也无济于事。所以从8世纪起，短辅音不用点表示，而开始用行上和行下的直线和曲线表示。大量的行上和行下符号是阿拉伯文字最突出的字形特点。

阿拉伯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非常精致的图案性质。正如前面指出过的，大部分东方文字体系的字形具有图案性质的特点。此外，阿拉伯文字的图案性质还决定于：为了避免偶像崇拜，伊斯兰教指责描绘生物的图形，因此它最初限制了书籍插图的发展；相反，正规书法却作为高尚的艺术而受到鼓励。与阿拉伯文字的精致图案性质相联系的还有：在这一文字中几乎每个字母都有四种形式，这取决于该字母是单独存在还是位于词首、词中间或词末尾（见第93图）。依据字母在词中的位置而使它们具有不同形状的习惯是从那巴泰文字和福音文字进入阿拉伯文字的；但是它在阿拉伯文字中最为发达。许多阿拉伯和波斯的手写书籍的字体特点是极其完美，它们被看作是复杂的艺术图案（插图5）。但同时这也使得阿拉伯文难以阅读出来。

第93图　阿拉伯文字母表

所有并入哈里发国版图并接受伊斯兰教的民族都转而采用阿拉伯文字。两支阿拉伯文字体系——东支（阿富汗—巴基斯坦—新疆一支）和西支（阿拉伯—土耳其—伊朗一支）是逐渐形成的；每一支的内部有各民族单独的文字体系，它们的差异比较少（主要是使用字母的发音符号，部分是字形上的）。然而阿拉伯文字对于表示根词干是辅音结构的闪米特诸语来说是很便当的，但对表示其他语言却不方便。因此，过去许多采用阿拉伯文字的各民族现在都转而使用在拉丁文或俄文基础上制订的文字。例如，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采用了拉丁文为基础的文字；阿塞拜疆人、鞑靼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以及苏联中亚各共和国和高加索的各民族（见第九章）都采用了俄文为基础的文字。

虽然阿拉伯文字几乎对所有的民族（除闪米特各国人民以外）都不便当，学习起来十分复杂，但它却有很大的优点。最主要的优点是：这种文字易于适应于语言的辅音-音素结构（借助字母的发音符号点和线的系统）；书法艺术完美，但同时又不拖延书写过程；阿拉伯文字十分紧凑。由于用行上和行下的符号表示元音，所以阿拉伯文字书写的文句在字母大小相同的情况下几乎只占二分之一的地方，书写同一文句的时间也比用拉丁文或俄文书写少得多；字母在词首、词中间和词末尾的形状在阿拉伯文字中的不断变体，这也使得字母的书写更为容易。

现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也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都使用阿拉伯文字。此外，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继续使用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创制的文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东非和中非某些黑人国家也继续局部使用在阿拉伯文字基础上创制的文字。现在，全世界总共约有10％的居民使用阿拉伯文字。

阿拉伯人除了创制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一种文字和发展书法艺术以外，还对文字史做出了两项最大的贡献。第一，世界各国人民通过阿拉伯人吸收了印度创造的数字系统，但它却以阿拉伯数字而得名（见第十章）。第二，由于阿拉伯人的介绍，西方各国普遍使用了纸。如果欧洲只是在13世纪才学会了造纸，那么早在8世纪巴格达就已经使用纸了，而在12世纪，摩洛哥已有了近四百家造纸坊。很可能，木刻印刷术也是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见第八章）。

当前，所有各个不同的辅音-音素文字体系中，阿拉伯文字和希伯来文字使用十分广泛，叙利亚文字的某些变体仍然残存。现在总共约有1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各种不同的辅音-音素文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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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348．

(2) 文字同宗教教义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这是封建时代的一大特点，因为在封建时代，好斗的教会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独占统治地位。在更早一些时期，当宗教还没有成为大家必须遵循的国教的时候，以及在较晚的时期，当宗教开始失去其影响和作用的时候（见“结论”第6节），宗教对文字传播的作用则要小得多。

(3) Я．Б．什尼采尔．论反向文字和闪米特及印欧各民族文字的不同行向（О зepкaльнoм nucьмe u paзлuчнoм нanpaвлeнuu cmpoкu в nucьмe ceмumuчecкux u uндoeвpaneйcкux нapoдoв）．基辅，1898．

(4) А．E．克里木斯基．闪米特诸语和民族（Ceмumcкue языкu u нapoды）：第1册．圣彼得堡，1903；闪米特铭文汇编（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巴黎，1867．

(5) Д．А．赫沃利松．希伯来铭文集（Cбopнuк eвpeйcкux нaдnuceй）．圣彼得堡，1884；闪米特铭文汇编（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巴黎，1867．

(6) S．А．Вirnbaum．希伯来文字（The Hebrew Script）．伦敦，1954；М．Lambert．希伯来语法概要（Traité de grammaire hébraique）．巴黎，1938．

(7) 这里说的“现代犹太语”是指“依地语”，它是中东欧犹太人中通行的一种合语。——译注

(8) М．Мieses．依地语（Die Jidishe Sprache）．巴登-符腾堡，1924．

(9) 原文如此，应包括字母“пэ”，才是五个字母有双重书写形式。这里的字母名称引自《伊夫里特-俄语词典》，均用俄语字母标法。——译注

(10) Б．М．格朗德．伊夫里特语语法概论（Гpaммamuчecкuй oчepк языкa uвpum）//伊夫里特-俄语词典．莫斯科，1963．

(11) Г．М．利夫希茨．库姆兰手稿及其历史意义（Кyмpaнcкue pyкonucu u ux ucmopuчecкoe знaчeнue）．明斯克，1959；С．И．科瓦列夫，М．М．库勃兰诺夫．犹太沙漠中的发现（Haxoдкu в Иyдeйcкoй nycmынe）．莫斯科，1960．

(12) J．Сantinau．巴利米拉碑铭学的语法（Grammaire de palmyrénien épigraphique）．开罗，1935．

(13) 聂斯脱利教派在我国历史上又名“景教”，唐代初年传入中国。聂斯脱利教派文字又译为“景教文字”。——译注

(14) W．Geiger，Κuhn．伊朗语言学概论（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斯特拉斯堡，1895—1901：1-2；И．М．奥兰斯基．伊朗语言学引论（Bвeдeнue в upaнcкyю фuлoлoгuю）．莫斯科，1960．

(15) 粟特文集（Coгдuйcкuй cбopнuк）．列宁格勒，1934；С．П．托尔斯托夫．乌兹别克古代文化．塔什干，1943．

(16) С．П．托尔斯托夫．古代花剌子模（Дpeвнuй Хopeзм）．莫斯科，1948；花剌子模文明的遗迹探溯（Пo cлeдaм xopeзмcкoй цuвuлuзaцuu）．莫斯科，1948．

(17) 本译文用这名称。公元8世纪时建“回纥汗国”。我国出版物中称“回纥人”“回骰人”“畏兀尔人”等。——译注

(18) С．E．马洛夫．古代突厥文献（Пaмяmнuкu дpeвнemюpcкoй nucьмeннocmu）．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

(19) 当时称“回纥文字”。——译注

(20) 从1941年起，蒙古国采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所制订的文字。［所谓“加里克”（гaлик）系指无圈点的蒙古字母。这种字母只使用了30多年，以后改用有圈点字母，即蒙古国文字改革前使用的文字和中国境内蒙古族至今使用的正式民族文字。］——译注

(21) 满族人（原女真人）在采用蒙古文字以及汉字之前曾有过表词-音节-音素混合型的文字。——译注

(22) 1931年，布利亚特文字改用拉丁字母，1938年起改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23) М．Сohen．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巴黎，1958：104．

(24) 当指清朝前期编的《钦定满蒙汉三合切音清文鉴》一类的书。——译注

(25) H．В．尤什曼诺夫．阿拉伯语的结构（Cmpoй apaбcкoгo языкa）．列宁格勒，1938．

(26) 这里的辅音字母c．б．м都是用俄文字母表示。同样在第93图中的字母名称也用俄文字母注明，但是在文中有时却用拉丁字母注明字母名称，如“elif”（即элиф），“waw”（即вäв），“ja”（即йā）等。——译注

(27) 与《古兰经》的文字不同，世俗的阿拉伯文字中元音通常不表示出来。

第八章　元音-音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希腊人对字母-音素文字作了根本性的改变。

所有此前存在的字母-音素文字（腓尼基文字、乌加里特文字、古希伯来文字等）都是辅音-音素文字：它们的基本符号（字母）用来表示辅音。的确，在这些文字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元音的表示法。但是这种表示法不是通过创造类似辅音字母的元音字母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借助matres lectionis法或者补充性的行上符号和行下符号来实现的（见第七章）。最古的字母-音素文字的这种辅音性质只对少数语言（主要是闪米特诸语言）才是方便的，因为这些语言中词的根词干是由辅音构成的。

希腊人于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首次用字母表示元音。这就保证了任何语言得以准确表达，把辅音-音素文字改造成更加完善的元音-音素文字，并且保证元音-音素文字在全世界大多数民族中广为流传。

1

在希腊人创制世界上第一个元音-音素文字之前，他们使用的是音节文字。

研究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远古的希腊部落（亚该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开始占据在希腊北部的土地上。公元前1700—前1200年，当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城邦（国家）迈锡尼、皮洛斯、提林斯等（第51图）的时候，亚该亚文化达到了高度的繁荣。特别是在亚该亚文化的最后几个世纪，它的发展是同克里特文化密切联系着的；因此，这种文化甚至被称为克里特-迈锡尼文化。可能，在公元前15世纪下半期，亚该亚人征服了克里特岛，稍早时他们借用了克里特的音节文字并使之局部（很不完全地）适应于自己的言语。克里特-迈锡尼文字的特点及这一文字释读的历史已经在本书第五章研究过了。

公元前13世纪，好战的多利亚人部落（其时，他们的文化发展不及亚该亚人）从北方侵入希腊。在公元前13—前12世纪期间，多利亚人征服了几乎整个希腊和克里特岛，摧毁了亚该亚人的城市，毁灭了亚该亚文化。在多利亚人征服后不久，克里特-迈锡尼音节文字也消失了。传到现在的最后一批克里特-迈锡尼音节文字的文物属于公元前12世纪。

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史上无文字的时期。但是某些研究人员（J．Férier，И．М．特隆斯基等人）提出一种假设：希腊人牢记住他们用过的音节文字，对这一文字的记忆帮助他们把从腓尼基人那里借用来的辅音-音素字母系统改造成为元音-音素字母系统。

传到现在的用元音-音素文字写成的最古的希腊铭文，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字史专家（И．М．特隆斯基、Г．В．勃列根、R．Dusso、D．Diringer、М．Сohen、J．Février等）都认为是公元前8—前7世纪的。公元前7世纪的铭文（第94图）是在爱琴海南部的提腊岛（桑托林）和米洛斯岛上发现的，当时这些岛上住着腓尼基的居民。在雅典、伊塔基岛和埃吉那岛发现的某些铭文被认为是更古的铭文（前8世纪）(1)。这种所谓“古老的”或“卡德摩斯式的”（以希腊神话中传说的该文字创始人卡德摩斯命名）希腊文字，全部字母结构、字母的音值和形式都同腓尼基文字别无二致。

第94图　提腊岛（桑托林）上发现的属于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铭文
书写方向从右往左。用古希腊字母来表达这铭文是：
Δoριεύς，Κριτoφύλo，Έπάγατoς，Ѐ'πoίε

在远古的“古旧体”铭文中，元音的表示不大确切（没有字母“oмeгa”(2)，字母“этa”还用于h这一音值）；通常也没有补充的希腊辅音字母“фи”“xи”“пcи”，这几个字母出现较晚，因此它们放在希腊字母表的末尾；字母“кcи”也没有，或者虽有但用于近似腓尼基辅音的响辅音s的音值。许多字母的形状（例如字母“этa”“тэтa”“лaмбдa”“кcи”“пи”等的形状——见第95图）也十分接近腓尼基的字母。在上古的“古老”铭文中，书写的方向也像腓尼基的一样，从右往左。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古老铭文属于希腊文字形成的早期。

第95图　希腊字母表的起源和发展
在希腊字母表中，与腓尼基字母相比较取得新音值或新名称的字母用×号标明；这些字母名称中有一些（如“oмикрoн”“эпcилoн”）出现很晚。希腊字母表的一些字母在东希腊文字和希腊古典文字（斜线右边）中和西希腊文字（斜线左边）中具有的不同音值用斜线分开；送气音（h，ph，th，kh）和字母“вaу”（“дигaммa”）的音用拉丁文注音，其余的音用俄文注音。在希腊古典文字中只保留数字意义的字母放在括号内

同时古老铭文表明希腊文字是顺着使其适应于希腊语特点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例如，在这些铭文中，与腓尼基字母不同，希腊语的主要元音（a，e，i，部分还有u—ü）是表示出来的，而许多字母（如“aльфa”“бeтa”“вaу”“йoтa”“кaппa”“мю”“ню”等——见第95图）的形式与相应的腓尼基字母大不相同。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在“古老”铭文以前大约还有一个世纪的发展时期，希腊人是在公元前10世纪末—前9世纪初借用了腓尼基文字。对最古的古老铭文从古文字学上进行分析，证实了这一时期；这些铭文中的大多数字母在形式上最接近于公元前10世纪末—前9世纪初的腓尼基字母(3)。

希腊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现在几乎是没有疑义的了。

这可以由下列事实加以证明：（1）希腊文字也像腓尼基文字一样，是字母-音素文字；（2）在希腊古代铭文中，元音的表示不大确切；（3）从音值和形状来看，大多数希腊字母很接近于相应的腓尼基字母。在远古的希腊文献中这一接近现象十分明显；（4）希腊字母的名称与腓尼基字母的名称很相似。这通常是些表示物件的闪米特语词，而它的字母与这些物件的形状相像。这些字母名称与希腊语没有联系，它们在希腊语中没有实义；（5）腓尼基铭文和古代希腊铭文书写的方向（从右往左）是相同的；（6）希腊文字开始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末—前9世纪初，即腓尼基和腓尼基文字的繁荣时期；希腊文字大概是在爱琴海的诸岛屿上形成的，因为当时这些岛屿处于腓尼基的强大影响之下，或者是在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内形成的；（7）关于希腊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的说法在许多希腊史料中都提到了（希罗多德、亚历山大里亚的黑西希奥斯、斯维塔的著作、公元前5世纪初的忒俄斯铭文）。尤其是在希腊关于腓尼基王阿给诺尔的儿子卡德摩斯的传说中谈到了这些。希罗多德在援引这一传说时指出，随同卡德摩斯来到希腊的腓尼基人带来了早先希腊人不知道使用的文字。

但是希腊人借用了腓尼基文字之后对它进行了很大的改造。传说是出生在克沃斯岛的帕拉麦德（可能是一个神话人物）和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德（公元前6—前5世纪）对腓尼基文字进行了改造。

希腊人所做的并对后来整个文字史有重大影响的最主要的改变就是为元音创造了几个特殊字母。引起由辅音文字向元音文字过渡的是：希腊词（与腓尼基词不同）的根词干同样地既由辅音组成，也由元音组成；许多希腊词只靠元音来区分，而在辅音文字中这些词的写法是相同的。与腓尼基语有比较单一的句法顺序不同，希腊语的句子中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词序中，这种情况也起了作用；因此，词在句中的位置，在用辅音-音素文字表达该词时，并不暗示这个词的元音符号。

但是，为什么在希腊文字中元音化不是经由辅音-音素符号改造为音节符号（例如像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那样）的途径发展，而是通过创立特殊的元音字母的途径发展呢？本来辅音-音素文字元音化的音节途径是最自然，最简单不过的了。

J．Février提出一种假设：希腊人在借鉴腓尼基文字的时期（即公元前10世纪末—前9世纪初）还记得克里特的音节文字。而克里特音节文字中本来有特殊的元音字母。照J．Férier的看法(4)，这种情形影响了希腊人，使某些他们不需要的腓尼基辅音字母具有元音的音值。

М．Сohen(5)为另一假说辩护。根据这一假说，希腊人不是直接从腓尼基人那里借用文字，而是通过某个不知名的民族（可能是小亚细亚某个民族）而借用的，在这一民族的语言中腓尼基喉辅音的残余同元音融合在一起。

但是无论是J．Février还是М．Сohen的假说，都没有得到证实。此外，希腊文字中元音字母的产生，即使没有这些假说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希腊人产生特殊的元音字母，取决于两种有利的情况。第一，音节文字对于具有多种形式的音节结构和相邻辅音及词末辅音的希腊语来说是很不方便的。第二，腓尼基字母表中有些用来表达希腊语所缺少的半元音和喉音的字母（“waw”“jod”“'alef”“cain”“he”“”）。希腊人阅读腓尼基的文句时，这些字母中的某些字母（尤其是字母“waw”“jod”），大概读成了希腊语的元音；后来，这样的读音也在用希腊语书写文句时固定了下来。

例如腓尼基字母jod，用来表达闪米特语的半元音j，但被希腊人用来表示接近于j的元音i（希腊字母“иoтa”）的音值。同样，曾用来表达闪米特语的半元音w的腓尼基字母waw，既被用来表示希腊语的v（希腊字母“вaу”—“дигaммa”），又被用来表示与v接近的元音u—ü（希腊字母“üпcилoн”）(6)。

解释腓尼基字母“calef”“cain”“he”“hēt”转化为希腊的元音字母“aльфa”、“oмикрoн”、“эпcилoн”和“этa”的原因要稍复杂一些，虽然正是这些腓尼基字母转化为相应的希腊字母，既为这两种字母的形状和名称的相同点完全证实，也为这些字母在腓尼基字母表和希腊字母表中所占的相同位置所完全证实。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某些东方文字的字母表（阿拉米字母表、希伯来字母表等）中，这些字母有时被用来表示与希腊文字不同的元音；例如，字母“”不仅用来表示元音a，而且也表示元音o；字母“cain”通常表示元音a；字母he既表示元音e，也表示元音o(7)。然而在希腊文字中，曾用来表示闪米特语的迸发喉音的腓尼基字母，却固定了元音a的音值（希腊字母“aльфa”表示）。字母“cain”用来表示短元音o（希腊字母“oмикрoн”）。表达送气的清弱喉音h的字母“he”用来表示短元音e（希腊字母“эпcилoн”）。用来表达送气的清强喉音的字母用来表示长元音e（希腊字母“этa”）。(8)

利用腓尼基字母“”“cain”“he”“”来表示元音a，o，长、短元音e，可能是在字首音原则的基础上发生的；因为希腊人读这些字母的腓尼基名称时，读成alef（没有希腊语中缺少的首音），“ain”（没有首音c），e（没有首音h），ēt（没有首音）。很可能，腓尼基字母的形状在发元音a时同口的形状相似，尤其是字母cain的形状在发元音o时更同口的形状相似，这种情况也起了作用。

只有一个希腊字母，即字母“oмeгa”（表示长元音o），在腓尼基字母表中没有类似的字母。在“古旧体”的希腊古代铭文中没有“oмeгa”这个字母，它作为字母“oмикрoн”的变化形式出现较晚。正因为如此，字母“oмeгa”也被放在希腊字母表的最末尾。

希腊除了采用元音字母以外，还根据希腊语的特殊语音结构改变了辅音字母的成分。例如，转化为希腊字母“caн”（“caмпи”）、“кoппa”和“вaу”（“дигaммa”）的三个腓尼基辅音字母“zade”、“kof”和“waw”，后来作为不需要的字母而被排除在希腊字母表之外，它们只作为数字符号（见第十章）保留下来。几个腓尼基字母（“zajin”“sameh”“šin”）在希腊文字中改变了音值（见第95图）。有三个希腊辅音字母（即“фи”“xи”“пcи”）在腓尼基字母表中没有类似者，它们是希腊人借用了腓尼基文字之后独立创造的。在古代希腊铭文中没有这几个字母，因此它们在希腊字母表中也（同字母“oмeгa”一起）被放在最末尾。

希腊人也多多少少改变了腓尼基字母的形状。希腊字母虽然没有失去同腓尼基字母的相近似的地方，但它们依据希腊建筑术和装饰图案的传统取得了比较完善的几何图形。例如：

字母名称虽然依旧十分接近于腓尼基字母的名称，但是希腊人仍对它们稍加改变；尤其是，由于希腊语不允许词末有辅音（除了辅音ν、ρ、ς以外），在希腊字母名称中出现了词末元音a（如—“aльфa”，bet—“бeтa”，gimel—“гaммa”，dalet—“дeльтa”等）。

新的字母名称（“эпcилoн”“üпcилoн”“oмикрoн”“кcи”等），只赋予那些在希腊文字中音值改变了的腓尼基字母；这些字母名称指出了字母的新音值。特别应该指出，所有指出元音发短音的字母名称（“oмикрoн”“эпcилoн”“üпcилoн”），是在中世纪时期已经产生了的；在希腊古典时代，这些字母的名称是“oу”（“o”）、“эй”（“e”）和“у”（“ü”）。

希腊人也改变了书写的方向。腓尼基人像古代埃及人、希伯来人、阿拉米人以及大多数其他闪米特各国人民一样，书写时从右往左。造成这种书写方向的原因在上面已作了分析(9)。

但是从右往左的书写方向是十分不方便的。书写人在把手往左移时，即跟在书写工具之后，可能轻易地抹掉所写的东西(10)；特别是在改用液体的墨水或颜色时，这种抹掉所写内容的危险就更严重了。决定从右向左书写的原因（书写人脸朝东和用书写工具顺书写方向使劲压）在西方各国人民改用墨水或颜料书写时就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最初希腊人在腓尼基文字的影响下，像腓尼基人一样，也从右向左书写；在“古旧体”的希腊古代铭文中这一书写方向得到了证实。然后希腊人采用了称为“牛转弯”（来自希腊词βoυς“公牛”和ςτρoφή“转弯”）的书写法；但作这样书写时，各行（像牛在耕地一样）轮换起头，时而从右往左，时而从左往右。再晚一些（从公元前7—前6世纪起），希腊人开始逐渐地改用从左往右的书法，各行中字母的排列位置几乎是一个在另一个之上（所谓“各行对齐法”）；这种书写法到公元前5—前4世纪时就已经彻底固定了下来。

由于书写方向的变化，希腊人也把腓尼基字母向右翻了个个儿（见第95图）。

根据已形成的观点看，希腊文字形成的过程就是如此。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有人试图推论希腊文字不是来自腓尼基文字，而是来自克里特音节文字。保加利亚学者В．格奥尔基耶夫发展了这一假说。В．格奥尔基耶夫肯定地说：“……腓尼基的、希腊的和伊特拉斯坎的字母表都直接来自米诺斯音节文字，而且它们的起源互不相从。”(11)为了证实这点，第一，В．格奥尔基耶夫援引了上面谈到的（见第六章）西西里亚的迪奥多尔和福齐的证明材料，第二，他的根据是：无论从字母的形状还是字母的名称来看，希腊字母似乎接近克里特字母的程度大于接近腓尼基字母；尤其是，В．格奥尔基耶夫试图从“克里特”语来解释字母名称的末尾元音a，正是这个a使得希腊的字母名称不同于腓尼基的字母名称。

这些证明材料中第一个证明同希腊文字的起源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是迪奥多尔还是福齐，虽然提出了腓尼基人可能是从另一民族借用字母的推测，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希腊文字起源的问题；相反，关于希腊文字起源于腓尼基字母却有几种直接的证明材料（希罗多德的著作、忒俄斯铭文、斯维达、亚历山大里亚的盖斯赫的著作）。

第二个证明希腊文字起源于克里特文字的材料——只是对希腊字母、腓尼基字母和克里特字母的形状和名称做了比较分析——没有多大的说服力。诚然，某些希腊字母的形体接近克里特字母的程度高于接近腓尼基字母；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希腊字母（如“гaммa”“дeльтa”“кaппa”“ми”“ни”等）的形式更接近于腓尼基字母。至于说到克里特字母的名称，那么人们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这些名称的存在，而重拟这些名称并将它们同希腊字母的名称进行对比的尝试是颇有争议的。

在所有其他方面，希腊文字也是更接近于腓尼基文字，而不是接近于克里特文字。第一，希腊文字也好，腓尼基文字也好，都是字母-音素文字，而克里特文字却是音节文字。第二，在希腊远古铭文中元音化还表现不充分。如果认为希腊文字出自腓尼基的辅音-音素文字，那么这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而如果认为希腊文字出自克里特的音节文字，这就不大好理解了。第三，无论腓尼基的铭文还是希腊远古的铭文，书写的方向是从右往左，而克里特铭文的书写方向却是从左往右；因此，如果接受希腊文字出于克里特文字的假说，那就不得不认为，希腊人最先（假说他们借鉴的是克里特文字）是从左往右书写，然后（在希腊远古铭文中）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改用从右往左这种不大方便的书写法，再后来他们经过“牛转弯”重回到从左往右的书写法。第四，腓尼基字母表和希腊字母表中字母的顺序几乎是一致的；至于克里特文字中是否存在字母表却没有任何材料足以证明。最后，第五，克里特-迈锡尼文字的最晚期文献同希腊字母-音素文字的最早期文献中间相隔几个世纪之久。在这几百年内，由于多利亚人摧毁迈锡尼文化，亚该亚希腊人过去某个时候曾经使用过的音节文字大概早被人遗忘了；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位希腊学者能提出这一文字的样式或者对它进行描述。

这样一来，希腊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的理论仍然是无可怀疑的。而希腊字母和克里特音节符号的相似之处看来可以解释为后者对腓尼基字母的影响所致（见第五章），后来希腊字母由腓尼基字母产生。

仍然有一个问题不十分清楚，这就是：希腊人借用腓尼基文字和最初对它的改造，尤其是将它元音化，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呢还是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但却在希腊的不同地区，甚至是在不同的闪米特语字母表的基础上发生的呢？后一假说，即关于希腊文字产生有不同来源和不同途径的假说(12)，在以下三个方面是不大可靠的。第一，在公元前10世纪（希腊文字可能产生的年代）只有两三个西部闪米特民族——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使用字母-音素文字，而且它在字母成分结构上是相同的，只在字形方面稍有不同。第二，大部分希腊古代铭文是在爱琴海南部相邻近的一些岛屿上发现的，因为在这些岛屿上，公元前10—前9世纪时腓尼基的影响最大。第三，希腊文字形成（尤其是它的元音化）的最初过程是统一的，这点可由希腊不同的地方性字母表中元音字母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构和音值（字母“этa”和稍后出现的字母“oмeгa”有局部例外）加以证实。例如，早期希腊文字的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F．Weidemann指出：“如果注意到几乎在所有的希腊字母表中元音的性质是相同的，那么就可以清楚看到，希腊人改造腓尼基字母表是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的。”(13)

但是到公元前8—前7世纪，希腊文字已分解为几种地方性变体，它们彼此间的区别是字母成分以及某些字母的形状和音值稍有不同。

希腊文字的地方性变体(14)通常是依据希腊语不同方言的语音特点产生的。但是这些地方性变体在地域上的扩大不仅仅适应于希腊方言的扩大，甚至与其说适应于方言的扩大，不如说适应于希腊在国家范围内的解体。政治性质的种种理由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这类理由大概就是公元前403年雅典接受迈利特字母系统代替早先使用的阿提卡(15)字母系统的一个原因。

从19世纪下半期起，在希腊文字史的著作中就已经牢牢确定了德国学者А．Κirchhoff首先提出的希腊文字的不同变体的分类法，它们分为三大类：古旧体文字、西希腊文字和东希腊文字。А．Κirchhoff提出这一分类法的根据是：在不同的希腊字母表中是否存在腓尼基字母表中没有的希腊字母“фи”“xи”“пcи”，此外，还有字母“кcи”“вaу”（“дигaммa”）“caн”（“caмпи”）“кoппa”“дзeтa”“этa”“oмeгa”以及这些字母的音值（第96图）。

第96图　希腊字母表的几种主要变体的重要差异
括号中的字母用得很少。某些西希腊和东希腊的字母表有些成分稍不同于表中所指出的规范的、标准的成分。送气音（Рh、kh、h和字母“вaу”）用拉丁字母注音，其余的用俄文字母注音

关于“古旧体”文字（提腊岛、米洛斯岛的）的特点，上面已经谈到（见第290—291页）。现在让我们提示一下：在这一文字中还没有字母“фи”“xи”“пcи”“oмeгa”；字母“кcи”或者不用，或者有近于腓尼基字母的浊辅音s的音值，“этa”具有h的音值。字母“caн”和“кoппa”广泛使用。

西希腊文字在帖萨里、福基斯、玻俄提亚、罗克里斯、伯罗奔尼撒半岛（除东北部外）、优卑亚岛、希腊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第97图）广泛使用(16)。在这一文字中没有用过“кcи”和“oмeгa”这两个字母；字母“фи”曾有全希腊的ph这个音值；而字母“xи”“пcи”具有西希腊的特殊音值：字母“xи”发ks的音，“пcи”发kh的音。此外，在大多数西希腊字母表中还有字母“вaу”（“дигaммa”“кoппa”）和“aн”（较少见）；字母“этa”不仅用于e的音值，而且也用于h的音值；字母“гaммa”“дeльтa”“пи”“рo”“cигмa”形式上不同于东希腊的相应字母。

第97图　希腊文字主要变体分布区域以及使用在希腊文字基础上产生的各文字体系的最重要的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各族人民的分布区域
使用古旧体希腊文字的区域用黑色标明，使用西希腊文字的区域用细直线条标明，使用东希腊文字的区域用点标明

东希腊文字的主要变体流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部（阿哥斯、科林斯、梅加腊），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以及爱琴海的东部诸岛屿上。在这一文字中字母“фи”表示ph，字母“xи”表示kh，字母“пcи”表示ps，字母“кcи”表示ks，字母“этa”通常表示e。此外，这一文字的大多数地方性字母表中有“oмeгa”和“дзeтa”两个字母，但不用“вaу”（“дигaммa”）、“caн”和“кoппa”这三个字母。

除了所描述的东希腊文字的这一类型外，А．Κirchhoff还分出了用于阿提卡和爱琴海西北部诸岛屿上的另一类型。这一类型的特点是使用字母“xи”同字母“cигмa”的组合体代替字母“кcи”，而代替字母“пcи”的是用字母“фи”同“cигмa”的组合体。

这三种主要类型，每种又分为若干不同的地方性字母表（科林斯字母表、阿提卡字母表、迈利特字母表等），这些字母表彼此之间也稍有不同。

公元前403年，在古希腊执政官欧几里得时期，在雅典采用了所谓的“古典的”希腊字母表（代替早先使用阿提卡文字），关于过渡到这一字母表的建议是阿尔欣提出并于雅典公布的。作为新字母表基础的是东希腊文字的爱奥尼亚型，它在希腊的小亚细亚殖民地，尤其是迈利特地区使用。

选择迈利特文字作为雅典新字母表的基础是因为迈利特文字十分完善。例如，在这一文字中有希腊人必需的字母“кcи”和“пcи”，而在阿提卡文字中却用其他字母的组合体来代替。与西希腊字母表相比较，迈利特字母表包括了像“oмeгa”和“дзeтa”这样一些必要的字母，但它没有那些不需要的、重复的字母“вaу”（“дигaммa”）、“caн”（“caмпи”）和“кoппa”。大概，雅典在进行了以失败告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人力求加强同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同盟者的联系的意图，对接受迈利特字母表也有所影响。接受这一字母表之前，在雅典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并不是偶然的；这场争论特别在希腊作家卡里奥斯的《文法》喜剧中反映了出来。

雅典接受了新字母表后不久，它就在整个希腊和希腊的殖民地流行，从而把那里使用的各地方字母表排挤出去。促成这点的前提条件是：希腊人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在结束了多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这种意识特别加强了；雅典在文化上对整个希腊有重大意义；大约到这时，古希腊文学语言在雅典方言的基础上已经形成。整个希腊接受统一的字母表又大大促进了全希腊语——“共同口语”——在后来的（从公元前3世纪起）广泛流行。

古典的希腊字母表（第98图）包含24个字母，其中7个元音字母，17个辅音字母。各个不同的地方字母表使用的字母，有三个没有进入古典字母表中，这就是：“вaу”（“дигaммa”）、“caн”（“caмпи”）和“кoппa”，因为字母“вaу”（“дигaммa”）的音值接近字母“üпcилoн”（在某些地方字母表中字母“вaу”用来表示另一个接近于英语w的音）；字母“caн”（“caмпи”）与字母“cигмa”重复（在某些地方字母表中字母“caн”用来表达介于s和之间的音）；字母“кoппa”几乎同“кaппa”的音值一样（在某些地方字母表中字母“кoппa”是“кaппa”的比较软的颚化音变体）。但是这三个字母全都留在希腊文的数字系统中（见第十章），它们继续分别用来表示6（“дигaммa”）、90（“caмпи”）和900（“кoппa”）这三个数。

第98图　古典的希腊字母表(17)
小写字母出现在拜占庭文字中

希腊文的整个字母表在统一和稳定之后，在希腊化时期（公元前4—前1世纪）、罗马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4世纪）和拜占庭时期（从公元4—5世纪起），希腊文字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第一，发展比较草的字体；第二，创立用来确定文句读音的补充符号。此外，在拜占庭时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字母形状——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而且由于希腊语语音的历史变化，某些字母的音值和名称也发生了变化。

比较草的字体的产生是因为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比较频繁的利用软质材料——莎草纸和羊皮纸——之故。

从公元前4世纪以前时期传下来的几乎所有的希腊文的文献都是刻在硬质材料（石头、骨头等）上的简短铭文（只有戈提那铭文是少有的例外）(18)。这些铭文通常含有记录国事或宗教祭祀的内容，同时也用来供较远距离的阅读。因此，字母都分开写，字很大，呈直线式带角的形状。这种希腊字体称之为碑铭式字体或大写字体(19)（第99图，a）。

第99图　希腊文字字形的发展
a——大写文字（碑铭式文字）（倍尔伽姆城，新纪元）；б——公元2世纪的安色尔字体；в——9世纪的拜占庭正字体；г——9世纪的拜占庭草字体；д——10世纪的拜占庭古体小写字母。

有一种稍微草些，但接近于大写字体的字体用来记录日常事务和贸易往来：常用陶片作为这类记录的记写材料。

公元前4世纪，由于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文字使用的范围极大地扩大了。在帝国的各个地区和由它产生的希腊化时期的各个国家中开始广泛用希腊文字来书写行政事务的书信来往，记载贸易和日常生活的需求，复制当时已具有重大意义的希腊文学作品。为这些目的而使用文字以及职业书写家的出现，要求简化和加快书写便日益迫切起来。

此外，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广泛用它来复制文学作品，产生了制造更加轻便书写材料的要求。埃及的莎草纸以及稍后的羊皮纸便成了这样的材料。用莎草纸写成的最古的希腊文献是在埃及发现的，属于公元前4—前3世纪；用羊皮纸写成的最古文献则是在帕提亚发现的，属于公元前1世纪。为了在莎草纸和羊皮纸上书写，希腊使用了削尖的木棍——木杆笔，或者芦苇笔尖，或者毛笔。关于莎草纸的来源和制作技术，参阅第四章第18节；关于羊皮纸的产生和由此而发生的古代书籍形式的变化，参阅本章第4节。

上述种种原因导致新的字体的形成(20)（第99图）。除了在硬质材料上使用大写文字以外，还出现了一种与它相近的，不大有角的比较呈圆形的“安色尔字体”(21)，这种字体主要用来在莎草纸或羊皮纸上抄写文学作品和国务文件；在拜占庭时期，从公元4—5世纪起，这一字体成为“正字体”，它被经常用来书写教会书籍（插图6）。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起，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速写斜字体，它被用来书写行政-公文、贸易和日常事务的来往书信，这些字体与安色尔字体及正字体的不同点是字母较小，字母形式较圆，也比较简化，连写，经常使用合体字母。

安色尔字体和拜占庭正字体难于书写；斜字体，特别是晚期的斜字体则难于阅读。因此从公元8—9世纪起，在拜占庭发展了一种所谓的“古小写字体”。这种字体不同于正字体，它的字母更小，字母形状更草，而它与斜字体的不同点是字母笔画比较细致，比较优美，而且字母个个分写，在随后的几百年内，它先后把斜字体和正字体排挤了出去。

在拜占庭文字中逐渐形成了字母的两种字形——大写字形和小写字形。

大写字体和安色尔字体字母具有的那种形状，成了大写字形的基础；而希腊古小写字体中的字母形状成了小写字形的基础。

由于广泛使用文字来复制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创作，这使得希腊人产生一种想法——保证最大限度地正确朗诵作品的词句；采用各种不同的补充字母的符号就做到了这一点。例如，为了表达希腊词的首元音特有的送气音，于是从公元前1000年代末期起，开始使用“этa”这个字母（H）的一半作为补充符号，这个字母在古旧体字母中曾用来表示h这个音。后来这个符号用向右开口（表示“重”送气）或向左开口（表示“轻”送气）的省字符号型的小符号代替(22)；这个小符号放在词的首元音的上面或前面。此外，公元前3世纪末期，拜占庭的语法学家阿里斯多芬为希腊词的特殊重音——“重重音”、“强重音”和“轻重音”设置了三个行上符号。在罗马时期开始使用表示元音长短的符号。大量的行上符号逐渐成了希腊文字的显著特点之一。

在拜占庭时期，由于希腊语语音的变化，某些希腊字母的音值和名称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字母“бeтa”不表示b，而表示v，并称为“витa”；字母“йпcилoн”和“этa”开始表i这个音，并有了“ипcилoн”和“итa”这两个名称。

希腊人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字母表示的数字系统（见第十章）和最古老的记录言语的速记法。传至今日的用希腊速记法写下的文献——《卫城文献》和较晚期的《德耳法文献》——属于公元前4—前3世纪。速记术的出现决定于演讲艺术的发展和因此而产生的迅速记录言语的需要。

2

由于希腊字母表是世界上第一种元音-音素文字体系，所以它对字母-音素文字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世界几乎所有后来的元音-音素文字都起源于希腊字母，见第100图。

第100图　在希腊文字基础上产生的各最重要文字发展的谱系示意图
虚线连接的文字只受到希腊文字或拉丁文字部分影响

例如，公元前1000年代，在西希腊文字的基础上并且通过希腊的移民或者伊特拉斯坎人，产生了意大利各古代居民（第97图）——维涅特人（文献属公元前5—前2世纪的）、麦萨普人（公元前6—前1世纪）、阿斯克人（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翁布里亚人（公元前4—前1世纪）、法里斯克人（公元前6—前3世纪）、西西里人（5世纪）等——的字母。在所有这些字母中，拉丁文（见本章第4节）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它到公元前1000年代末期排挤了所有其他的意大利字母，后来它成了大多数现代文字的基础。伊特拉斯坎文字（恐怕是意大利文字中最古老的，它对大多数意大利文字有很大影响）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见本章第3节）。

小亚细亚一些小部族——弗里吉亚人（文献属公元前7—前6世纪）、卡里亚人（公元前7—前6世纪）、加里亚人（公元前5—前4世纪）、吕底亚人（公元前5—前4世纪）等（见第五章注(15)）——的文字究竟以哪种文字——西希腊的还是东希腊的——为基础，比较难以确定。从地域上看，所有这些部族都处于东希腊文字的影响的范围之内。但他们字母表的全部字母结构却比较接近于西希腊文字。音组рs，ks不是用这些字母表的字母表示；字母“пcи”如果用的话，那它是用于kh的音值；没有“кcи”和“oмeгa”这两个字母；相反，通常却有“кoппa”和“вaу”（“дигaммa”）这两个字母。把希腊字母同音节符号结合起来的加里亚字母表是最特别的了（大概它起源于塞浦路斯文字）。

希腊古典字母是在东希腊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后来排挤了希腊全境的所有字母。公元1000年代中期，在希腊古典字母表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拜占庭文字，此外，在公元2—3世纪，形成了科普特文字。

所谓科普特人是指接受了基督教的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字母表（第101图）包括了31个字母，其中24个希腊古典字母表的字母，7个字母来自埃及民书字体的辅音符号；这7个字母中有6个用来表达希腊语所没有的科普特语的特殊辅音，其中一个字母（“ti”）有音节意义。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公元7世纪）之后，科普特文字被阿拉伯文字所排挤，它只作为一种教会文字保留在埃及少数信奉基督一志论的村社中。

第101图　科普特字母表和科普特文示例

现代希腊文字是在拜占庭古体小写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现代希腊语同拜占庭语大不相同，其中包括语音，但是现代希腊文字同拜占庭文字却只有不大的差别——在句子（句号之后）开始和专有名词之首使用大写字母；用空格把词分开；有现代的标点符号。

此外，在拜占庭-希腊文字基础上为那些通过拜占庭而接受了基督教的民族创制了一系列的文字。

例如，公元4世纪，武利菲拉主教（311—384）为同一世纪接受了基督教的东日耳曼的各哥特部落创制了一种字母表。武利菲拉把当时的希腊安色尔字体作为哥特字母表（由27个字母组成）的基础（第102图）。为了表达哥特语的特殊语音，采用了几个由拉丁文和日耳曼北欧古金石文借用的字母。几乎所有哥特文的文献都属于公元5—6世纪；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是《银色典章》（福音书），这是6世纪在红色羊皮纸上用银色和金色字母抄写的文献。

第102图　哥特字母表和哥特文示例

到公元9世纪中叶，在拜占庭正字体的基础上形成了斯拉夫基里尔字母系统，它是现代俄文、保加利亚文、塞尔维亚文以及其他许多文字的基础。现在有一种假说：斯拉夫的第二种字母——格拉戈尔字母似乎是在拜占庭文字的斜字体的基础上创制的。

公元5世纪初，在希腊-拜占庭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亚美尼亚字母系统。

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亚美尼亚人建立了第一批国家。从公元前2世纪起，在阿尔塔舍斯王朝时期，古代亚美尼亚国和它的文化达到极其繁荣的程度。文字是国家管理、宗教祭祀、复杂的奴隶制经济所必需，如果不使用文字，这种繁荣未必是可能的。很可能，亚美尼亚人当时为了表达自己的语言，曾借用邻国（西边的希腊和东边的波斯）的文字体系。在公元301年亚美尼亚正式接受基督教（及主要用希腊语进行祈祷的仪式）之后，希腊文字一定有了最广泛的传播。

到这一时期（公元4世纪）亚美尼亚已开始受到来自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特别沉重的压力；在387年，亚美尼亚被波斯和拜占庭所瓜分。拜占庭和波斯利用自己的宗教教义和与其相联系的文字体系作为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在从属于拜占庭的西亚美尼亚，教会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是希腊人，祈祷仪式用希腊语进行，文字也基本上是希腊文字。相反，在处于波斯影响下的东亚美尼亚，萨珊王朝力图传播祆教和波斯-阿拉米文字；波斯人（为了对抗拜占庭）也庇护叙利亚的教会人士和叙利亚文字。

因此，随着亚美尼亚人反抗拜占庭和波斯争取本国政治独立的斗争的加强，使亚美尼亚文化、教会和文字摆脱波斯和拜占庭这两者的影响的必要性便变得越来越迫切了。6世纪，这甚至导致了亚美尼亚教会脱离拜占庭教会。但是首先必须创立自己的，亚美尼亚人的文字体系并把祈祷经书和教会祭祀礼仪译成亚美尼亚语。

大约在403年，亚美尼亚最伟大的学者和启蒙家密斯罗普·马什托茨主教（362—440）创制了亚美尼亚字母表。马什托茨生平和他创制亚美尼亚字母表的历史在《马什托茨传记》中有详细叙述，这本传记是5世纪中叶他的弟子科柳恩(23)所著。马什托茨用希腊-拜占庭文字和阿拉米文字（较少）作为他创制的字母表的基础；这可由亚美尼亚、阿拉米和希腊的许多字母形状的相似，用两个字母（也像希腊文字一样）组成的合体字母来表达一个语音，特别是亚美尼亚字母表的字母顺序（几乎同希腊字母顺序一样）来加以证实。

但是，马什托茨是在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亚美尼亚语的语音的基础上才制订出字母-音素型的亚美尼亚字母表，他的字母表十分准确而全面地反映了亚美尼亚语的语音。马什托茨创制的字母的字形也仅仅有点儿像希腊文字和叙利亚-阿拉米文字的字形，但是它同亚美尼亚民间的图案装饰却有着紧密的有机联系。整个来说，马什托茨的字母表恐怕是那些在希腊文字基础上产生的字母表中最有独创性的字母表了。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亚美尼亚字母表是在反对拜占庭和波斯的扩张的火热斗争中创制的，是在亚美尼亚人追求独立，使他们的文化和文字摆脱波斯和拜占庭的影响的年代中创制的。

亚美尼亚文字的最古文献是公元5世纪的。最初，亚美尼亚字母表（第140图）由36个字母组成；有22个字母的音值与希腊字母一致，14个字母用来表达亚美尼亚语的特殊语音。12世纪，亚美尼亚字母表又补充了三个符号。除了书籍字体以外，自古以来亚美尼亚就存在一种斜字体（所谓“公证人文字”）。

希腊文字对格鲁吉亚字母表也有影响。

像亚美尼亚一样，格鲁吉亚的奴隶制和国家的形成始于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公元1—2世纪，格鲁吉亚国家和文化十分繁荣。大概在这一时期格鲁吉亚人就使用了一种阿拉米文字的变体；这种文字（所谓“阿尔马兹文字”）的文物是在格鲁吉亚的古都阿尔马兹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的(24)。在337年正式接受基督教之后，希腊-拜占庭文字无疑在格鲁吉亚也广为流行。

格鲁吉亚字母表的起源和创制时间不大清楚。大多数亚美尼亚学者把格鲁吉亚字母表的创制说成是密斯罗普·马什托茨的功劳，他们引用了5世纪中叶科柳恩所编写的《马什托茨传记》。在这一书中指出：“后来，过了若干时候，基督的宠儿（马什托茨）也关心起野蛮国家来了。他根据上帝赐与他的仁慈，着手制订伊维尔语（即格鲁吉亚语——作者）的文字。他先画草图，接着把它们排列起来，又认真加以调整，之后带着他优秀弟子中的几位就动身了，他来到了伊维尔人的国家。在那里他会见了名叫巴库尔(25)的伊维尔人的国王和国家的主教莫夫塞斯。国王和武士同全国各地一起，根据上帝的意志，恭恭敬敬地听从他的话……后来伊维尔人的国王命令从自己统治的各个地区和各个部落的加瓦尔（意为不可信任者——译注）中把孩子们集中起来，送他们去跟瓦尔达佩特(26)（学习）。”(27)

几乎所有的格鲁吉亚学者都否定密斯罗普·马什托茨参与创制格鲁吉亚字母表的说法。为了论证这点，人们通常提出三条论据(28)：（1）在当时的其他史料中（除了科柳恩的《马什托茨传记》以外）没有谈到马什托茨创制格鲁吉亚字母表；（2）对古代格鲁吉亚文献（公元5世纪）所作的古文字学的分析表明，这个字母表在公元初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可能性最大；（3）假如马什托茨既创制了亚美尼亚字母表，又创制了格鲁吉亚字母表，那么在两者之间的相似点就会很多。第三个论据最没有说服力。亚美尼亚字母表的结构表明，马什托茨极端细心地既考虑到使用该字母表的民族的语言的语音特点，又考虑到他们的装饰艺术的特点；然而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的语音，正如这两个民族的艺术一样，在很多方面是有区别的。

格鲁吉亚字母表赖以创制的基础也不十分清楚。有人通常提出阿拉米文字的某个变体（如Ф．Р．缪列尔、I．Тaуlor、X．雍克尔、И．А．贾瓦希什维利、Г．В．泽列捷利等）或者希腊-拜占庭文字（如V．Gardthausen、А．Мeillet等认为）是这种基础。起源于阿拉米文字的假说主要依据许多字母形状的相似以及阿拉米文字和格鲁吉亚文字的共同形体；有人提出阿尔马兹文字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Г．В．泽列捷利的观点）。但是在格鲁吉亚字母和希腊字母之间也有不少的相似之处。此外，格鲁吉亚文字也像希腊文字一样，是元音音素文字，而阿拉米文字却是辅音音素文字；格鲁吉亚文书写的方向，也像希腊文一样，从左往右，而阿拉米文的书写方向是从右往左；格鲁吉亚字母表中的字母顺序最接近于希腊字母的顺序。所有这些使人确信，如果格鲁吉亚文字不是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形成，那么无论如何希腊文字对格鲁吉亚文字有着强烈的影响。在格鲁吉亚基督教化时期，即公元4世纪，这种影响是特别大的。

格鲁吉亚文字的最古的文献是波尔尼斯的石碑上的铭文，属公元5世纪。最初，格鲁吉亚字母表（“胡楚利”）包括38个字母，在现代格鲁吉亚字母表中有33个字母（第141图）。在11世纪中叶以前，曾使用称作“胡楚利”（即“教会文字”）的格鲁吉亚文字的字形变体；从11世纪中叶起，它的另一种变体——“姆赫德努利”（即“武士文字”）流行甚广。现代格鲁吉亚文字近于姆赫德努利。

公元5世纪初，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的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在复杂的拜占庭-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创制的(29)。这一文字的字母表共有52个字母，它是1938年前后格鲁吉亚学者И．阿布拉则在15世纪一份包含各种字母表大全的亚美尼亚手稿中发现的。阿尔巴尼亚字母表的制订也被说成是亚美尼亚文字的创立者密斯罗普·马什托茨的功劳。阿尔巴尼亚文字基本上已释读。

利用希腊字母表作为创立新文字体系的基础，通常都对字母表做出或大或小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通常改变借用字母的字母表结构和音值，以适应所创文字用于表达的该语言的语音结构。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改变不怎么大（如大多数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字母表），在另一些情况下改变很大（如拉丁文字、科普特文字，特别是斯拉夫文字、亚美尼亚文字、格鲁吉亚文字和阿尔巴尼亚文字）。这些变化的大小决定于希腊语同新文字所用以表达的语言在语音结构上差异的大小，以及决定于新文字发展的时间长短。

第二，字母形状往往加以改变，有时候字母的总的书写性质也加以改变。这些变化的发生通常依照创制该文字的民族的书法传统。这些变化在一些情况下（如伊特拉斯坎文字、基里尔字母）是不大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拉丁文字、哥特文字、科普特文字）却是比较大的，有时候这些大的变化造成新文字体系的出现，它们在字形上同赖以创立的希腊文字基础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格拉戈尔字母、亚美尼亚文字、格鲁吉亚文字）。这些变化的大小部分决定于使用新文字的民族的字形特点。在最大的程度上这些变化的大小取决于创制新文字的具体历史条件；例如，追求巩固同拜占庭的文化-政治联系，或者相反，追求文化-政治上的独立的趋向占优势。新文字发展的性质和时间的长短也有意义。

某些新文字体系是自发地由希腊文字发展起来的（如伊特拉斯坎文字、拉丁文字和意大利的其他字母表，以及公元前1000年代的小亚细亚诸文字体系）；另一些新文字是由于个人有意识的创造而产生的（如哥特文字、亚美尼亚文字、格拉戈尔文字）；还有一些新文字把最初的自发发展同后来的个人系统化工作相结合（如基里尔文字）。通常，由于个人创造而产生的文字体系规整程度更高，字形特征更多，但同时也有某些独特性和复杂性。

3

伊特拉斯坎文字大概是历史上第一种在希腊文字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体系。

伊特拉斯坎人是意大利最古老的有文化的民族，他们于公元前1000年代居住在亚平宁半岛的西北部，位于北边的里古利亚和南边的拉丁区的拉丁姆之间（第97图）。伊特拉斯坎人的来源不清楚；一些人认为他们是意大利的土著民族，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是从地中海各东部地区移居来的。到公元前8世纪末，特别是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之间，伊特拉斯坎人已经十分强大。在这几个世纪，他们的发展超过了意大利的其他部落，而伊特拉斯坎人在文化-政治上的影响几乎扩及整个意大利，其中包括拉丁区的拉丁姆。从公元前6世纪末期起，伊特拉斯坎人开始衰弱；公元前3世纪，他们终于被罗马人征服，后来，伊特拉斯坎人终于被罗马人同化了。

伊特拉斯坎人的作用在许多方面决定于他们对罗马人和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初期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对拉丁文字的影响。

尽管有大量的传至今日的伊特拉斯坎铭文，但伊特拉斯坎人的语言仍研究得不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伊特拉斯坎语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人难以把它归入任何一个语群，此外，就是双语铭文为数很少，而且简短(30)。相反，伊特拉斯坎文却完全被释读了出来。传到现今的伊特拉斯坎字母表极有助于释读这一文字；这些刻在高脚瓶和牌子上的字母（而且有时候同希腊字母相对比）是用来学习文字的。

伊特拉斯坎文字的产生时间大概可以算在公元前8世纪。注明这个时间可由下述事实证实：最古老的伊特拉斯坎文献，即所谓的“马西里安纳字母表”，刻在一块象牙牌子上，大约属于公元前7世纪。这一字母表显示伊特拉斯坎文字的最初阶段，当时它还不适应于表达伊特拉斯坎语的特殊语音。

“马西里安纳字母表”（第103图）包括26个字母，其中21个辅音字母，5个元音字母。由于有元音字母，以及这一“字母表”的几乎所有字母有同希腊文一样的音值和形状，这就毫无疑义地证明伊特拉斯坎字母起源于希腊字母。这一字母系统的其他许多特点（如有字母“дигaммa”“кoппa”，没有“oмeгa”这个字母，用字母“xи”来表达音组ks），几乎同样毫无疑义地证明它建立在西希腊文字的基础上。

第103图　伊特拉斯坎文字的最古文物——“马西里安纳字母”
（约于公元前700年）

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伊特拉斯坎人借用西希腊文字这件事是通过古代希腊在意大利中部的移民地——库迈城的居民进行的；这一移民地是公元前8世纪来自爱琴海优卑亚岛上的卡尔基斯城的移民开辟的。但是除了这一假说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关伊特拉斯坎文字起源的假说。这些假说的根据是：在伊特拉斯坎字母表和卡尔基斯字母表的字母-音素结构之间存在某些差别。

例如，根据法国学者А．Grenier(31)的研究，还在库迈城建立之前，在希腊文字（还不到公元前8—前7世纪）和腓尼基文字有所不同的时期，伊特拉斯坎人就向希腊人借用了文字。“马西里安纳字母表”中存在三个用来表达腓尼基语的咝音的字母——字母sameh（希腊字母“кcи”）、zāde（希腊字母“caн”）和šin（希腊字母“cигмa”），就证明了这一假说；无论在任何一种希腊字母表中，都没有同时见到这三个字母（见第96图），在卡尔基斯城最古的铭文中，据А．Grenier的看法，只用了šin（“cигмa”）一个字母。根据另一种受到英国学者R．Сarрenter和D．Diringer(32)支持的假说，伊特拉斯坎字母系统是一个人为的体系，它的要素借自几个希腊字母表；但是其中主要的被认为是卡尔基斯字母表。

后来伊特拉斯坎文字越来越适应于伊特拉斯坎语的特殊语音，从而它就越来越明显地脱离开希腊文字。由于取消了许多伊特拉斯坎语不需要的借用的希腊字母，伊特拉斯坎字母的数量减少了。例如，早在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字母“oмикрoн”连同它的替代者“üпcилoн”从伊特拉斯坎文字中消失了，这一情况证明伊特拉斯坎语中元音o—u之间不存在音位差别。字母“бeтa”、“дeльтa”、“кaппa”和“кoппa”以及它们的替代者“пи”、“тaу”和“гaммa”这些字母也消失了，这一情形证明伊特拉斯坎语中清浊送气辅音b—p，d—t，g—k之间也不存在音位差异。此外，在早期伊特拉斯坎文字中表示s这个音的字母“кcи”消失了，表示同一个音的字母“caн”也几乎消失了；这两个字母被字母“cигмa”取代。字母“фи”，“xи”和许多文句中用的“пcи”——它们表示希腊语特有的音组ph，ks，kh——几乎消失了。的确，根据传统，这些字母有许多仍继续包括在伊特拉斯坎的各字母表中，但在铭文中已几乎不再使用了。

同时伊特拉斯坎字母表还补充了一个新字母。这个字母形状上接近阿拉伯数字8，它用来表达伊特拉斯坎语的特殊辅音f，它的产生是希腊字母“фи”重复的结果(33)。

上述变化的结果，在晚期伊特拉斯坎文字中总共只用了18—21个字母，其中四个元音字母和14—17个辅音字母（第104图）；晚期的伊特拉斯坎文字的16—18个字母符合古典希腊字母表的类似字母（在晚期的伊特拉斯坎文字中，这一字母表的24个字母中不用的有“oмeгa”“oмикрoн”“бeтa”“дeльтa”“кcи”“кaппa”这些字母，字母“фи”“пcи”很少使用）。此外，在伊特拉斯坎文字中还保留“вaу”（“дигaммa”）这一个西希腊的字母，字母“caн”有时可以见到，有一个特别的字母表示伊特拉斯坎语的辅音f。

第104图　伊特拉斯坎字母表的起源和发展
括号中的字母用得很少；伊特拉斯坎文字书写的方向是从右往左；字母的形状是标准的，示例性的

对拉丁文字有影响的伊特拉斯坎文字的最重要特点是：利用字母“гaммa”不仅表达辅音k，而且也表达辅音g，这个字母呈特别的圆形；使用字母“этa”来表达辅音h，用字母“xи”（x）来表达音组ks。

伊特拉斯坎文字的书写方向通常是从右往左；因此伊特拉斯坎的字母也向左。只是在晚期的伊特拉斯坎文字中才见到从左往右的行款和字母或者是左起一行右起一行的回转书写法。词与词通常用圆点隔开；圆点有时也用来把词分成音节。

伊特拉斯坎文字的这后一个特点以及某些其他的特点（如在许多伊特拉斯坎字母表中和列举字母的同时还附有音节组的范例，有时用一个字母来表示整个音节等）使得一些研究者做出这样的推测：伊特拉斯坎人在借用西希腊字母表之前曾使用过某种音节文字(34)。

大多数伊特拉斯坎文字的文献是简短的墓碑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写在埃及发现的一具木乃伊的盖尸布上，它包含几千个词。刻在牌子和高脚瓶上的伊特拉斯坎字母表具有特殊的作用。

公元前1000年代末期，伊特拉斯坎文字被拉丁文字所排挤，到公元初期它已不复存在了。

4

拉丁人是意大利众多部落（罗马人亦属其中）的总称，公元前8—前7世纪，即他们产生文字的时间，拉丁人占有意大利中西部的拉丁姆地区（第97图）。“建立”罗马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公元前753年；现代科学认为这一事件不会早于公元前8世纪的最后几年。在以后的两个世纪（公元前7—前6世纪）内，在所谓“王政时代”，罗马人经历了奴隶制和奴隶国家的蓬勃发展阶段；这合乎规律地引起了对规整文字的需要。

在公元前7—前6世纪时，拉丁人处于自己的北部邻邦——伊特拉斯坎人强有力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之下。伊特拉斯坎的影响结合了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地的文化作用；罗马人同公元前8世纪建立的、离罗马最近的希腊的库迈移民地的联系是特别紧密的。而在公元前8世纪，无论是伊特拉斯坎人还是希腊人都已经使用元音-音素文字了。

拉丁-罗马文字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如此。

罗马以后的历史，因而也是拉丁文字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共和制时期，包括公元前510—前27年。共和制时期的一大半——到公元前265年——是罗马为征服整个意大利而进行斗争的时间；另外一半时间是罗马为夺取“世界”统治权而进行斗争。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征服希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使得希腊文化、语言和文字在罗马的影响显著加强了。到共和制时期结束时，基本上形成了拉丁标准语言。第二个时期，即帝制时期，从公元前27年一直延续到公元476年。帝制时期的头200年，罗马已经十分强大，文化上高度繁荣，而拉丁语和拉丁文已在几乎整个欧洲、北非和西南亚广泛流行。从公元3世纪末期起，由于奴隶制的危机，奴隶的不断起义和日耳曼诸部落的攻击，罗马逐渐衰落下去。但是在这几个世纪以及随后的欧洲中世纪的几百年内，拉丁语和拉丁文的作用并未缩小；它们在整个西欧还进一步广泛流行，但这时却与西方基督教教义的传播联系在一起了。只有在东方，从拜占庭传播开来的希腊语和希腊文连同东方基督教教义一起同拉丁语和拉丁文进行竞争。

第105图　拉丁文字的最古文物（公元前7世纪末—前6世纪）
上面——在罗马集会场旧址发现的石柱残垣上的铭文（书写方向是左一行右一行的回转书写法）。
下面——在普雷内斯太发现的金扣绊上的铭文（书写方向是从右往左）和这一铭文的注音［复合字母vh读如f，浊辅音s（如在numasioi这个词中）到公元前4世纪转化为辅音r］。
图中最后一行俄文的意思：“曼尼为努梅齐制造了我。”

拉丁文字最古老的文物是：1871年在普雷内斯太发现的金扣绊——所谓“普雷内斯太衿针”——上的简短易读的铭文（被认为是公元前7世纪末—前6世纪初的）；1899年在罗马集会场旧址发现的石柱——所谓“黑石”——残垣上的损坏很厉害的、难于辨读的铭文（被认为是公元前6世纪末的）；1880年在罗马奎林纳尔山脚下发现的比较长的、易于辨读的铭文，这一铭文刻写在杜埃诺斯祭器的四周（第106图）。

第106图　杜埃诺斯一件祭器上的公元前5—前4世纪的拉丁铭文
祭器的重画、铭文的注音和祭器的照片

第一和第三两件铭文是从右往左书写；第二件铭文是左右起行回转书写。以后传到今日的拉丁铭文属于公元前4世纪和较晚几个世纪。到这时候，拉丁文中已确定了书行从左往右的方向；拉丁字母也是向右写。

最古的拉丁铭文以及某些较晚的文学作品的材料表明，公元前6—前4世纪，拉丁字母表包括21个字母（第107图），其中16个辅音字母，当中一个辅音字母（С）有双重音值（k—g），四个元音字母（А、E、I、О）和一个既用于音节音u，也用于非音节音u的音值的字母（V）；这后一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在古时代（甚至在公元1世纪以前）u—v这两个音在拉丁语中几乎没有音位上的差异。有一个辅音字母Z几乎不用。尽管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的拉丁语中广泛出现浊辅音z，但这个音大概不用字母“дзeтa”，而用字母“cигмa”表达（例子——普雷内斯太衿针上的词“numasioi”的写法——见第105图）；自从公元前4世纪时浊辅音z在拉丁语中转化为r之后（例如numasioi＞numeriō），字母“дзeтa”（Z）就完全变为多余的了。

第107图　拉丁字母表的起源和发展
字母形式是标准式的，没有反映不同写法的特点。括号中的字母用得很少。字母“йoт”和“双V”(35)没有进入纯拉丁字母表，它们只用在某些在拉丁字母基础上产生的文字（英文、德文等）中

拉丁文字起源于西希腊文字，已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了。这可由下列事实加以证实：拉丁字母表同西希腊字母表（第107图）几乎完全一致，尤其是两种字母表（与东希腊字母表不同）都把字母“xи”用于ks这一音值，没有字母“кcи”和“oмeгa”，但有字母“вaу”（“дигaммa”）和“кoппa”。这也可以由拉丁字母С、D、L、Р、R、S、V的形状加以证实：这些字母形状接近于相应的西希腊字母的形状。在西希腊字母表的23—24个字母中只有字母“тeтa”、“фи”和“пcи”没有进入最古的拉丁文字，因为这几个字母表示拉丁语没有的希腊语送气辅音th、ph、kh；此外，字母“этa”带着古老的，它的古旧体音值h进入拉丁字母表中，而字母“üпcилoн”带着较之希腊文字已改变了的音值u—v（确切些说是带着音节音u和非音节音u）进入拉丁字母表。

拉丁人借用西希腊文字的途径——是直接从希腊在意大利的移民，尤其是从库迈城的居民那里借用还是通过伊特拉斯坎人借用不十分清楚。

在最古的拉丁铭文中有字母О以及字母В、D、Κ、Q，似乎证明直接借自西希腊文字。正如上一节指出的，在伊特拉斯坎铭文中不用这些字母，因为在伊特拉斯坎语中元音o—u，以及清浊送气辅音分得不大清楚。但是在最古老的伊特拉斯坎各字母表中却有这些字母。罗马人是能够由此借用这些字母的。

公元前4世纪结束之前，罗马人使用字母С（希腊字母“гaммa”）来表达g和k这两个音，这证明了拉丁文字起源于伊特拉斯坎文字。这个字母的这种用法对于不区分k—g这两个音的伊特拉斯坎人来说是很自然的。然而对于区分这两个辅音的罗马人来说，字母С不仅用于音值g，而且用于音值k，特别是在拉丁字母表中有字母Κ、Q的情况下，这种用法只能说明是受了伊特拉斯坎的影响(36)。

古代拉丁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似乎证明它起源于伊特拉斯坎文字，而不是直接起源于西希腊文字。拉丁语中长短元音之间的差别具有重大的音素意义。许多拉丁语词（如：lēgis“法律的”和lĕgis“你读”）及词的形式（如：rosǎ“玫瑰花”和rosā“用玫瑰花”）只有元音的长短之分。但是希腊文字中存在的用特殊字母表示长短元音的方法，在拉丁语中并没有使用。人们通常认为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拉丁人通过伊特拉斯坎人借用了希腊文字，而伊特拉斯坎人是不分长短元音的。西希腊文字也不表示出元音的长短（由于这一文字中没有字母“oмeгa”和使用字母“этa”于h这个音值之故）。由于拉丁语包含着几乎与希腊语同样数量的元音和比希腊语数量少些的辅音，这就易于使希腊文字适应于拉丁语。但是这也决定了拉丁文字中使用三个字母（С、Κ、Q）来表达同一个辅音k(37)。

后来，拉丁字母表更进一步适应于正确表达拉丁语的语音。例如，公元前312年，在古罗马监督官阿庇乌斯·克劳迪时期，从拉丁字母表中取消了到公元前4世纪变得毫无必要的字母Z。

稍晚一些（公元前3世纪），在字母Z的位置上用了字母G。这个字母是在字母С上加一小直线构成，它就用来表示辅音g，而字母С开始只用于辅音k的音值。

再晚一些，公元前2—前1世纪，当希腊被征服后，希腊文化、语言和文字的影响在罗马特别加强时，产生了对希腊词更加确切表达的需要。为此把早先取消了的希腊字母Z（“дзeтa”）又拿回拉丁字母表中。为了同样的目的，希腊字母“üпcилoн”再次被引入拉丁字母表中。从前某个时候这个字母以改变了的拉丁语的音节音u和非音节音u的音质进入了拉丁字母表：公元前1世纪，这个字母再次被采用，不过以稍微不同的，即东希腊文字的形状（Y）和希腊语ü的音值出现(38)。由于这些字母采用的时间较晚，所以它们放在字母表的最后。此外，希腊语的送气辅音在拉丁文中就用字母组РH、СH、ТH、RH来表达了。

所有给拉丁字母表补充新字母的其他尝试都没有被普遍接受。这些尝试有：语法学家维利·弗拉克（约在公元初年）建议为弱辅音m加一个特殊字母，克劳迪皇帝（41—54）建议给音组ps，非音节音u和介于i—u之间的音分别加一个新字母(39)。

从公元前2—前1世纪起，在整个古代，拉丁字母表有23个字母（第108图）。只是在中世纪，它才补充了两个新字母——“иoт”（J）和“双V”（W），而字母V在音值和形状上由于它一身兼有两个字母而被分化，即分化成字母U（表达元音u）和字母V（表达辅音v）。这些字母中，字母J和W不用在纯拉丁文中（见第108图），而用于在拉丁文基础上产生的西欧各字母表。

第108图　古典罗马字母表
字母的小写形式在拉丁文中只出现于早期中世纪时期（出现在加洛林王朝古体小写字母中）；字母H发成介于g—h之间的音；字母Κ、U、Z主要用在来自希腊语的词中；字母Q只用于同字母u相组合，而且这一组合体发音如kv；u—v这两个音的字母有不同写法，在拉丁文中只是到中世纪末期才确定下来

尽管在拉丁语中元音的长短有重大的音素意义，但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文字中却无论如何也不把元音的长短表现出来。从公元前2世纪起，长元音有时用相应字母重复的方式来表示；从公元前1世纪末期起，长元音开始用行上符号——“尖音符”(40)来表示。

古代拉丁文中词与词有时完全不隔开，但经常用圆点分开。系统地用空格分开单词，是从公元15世纪起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晚期的拉丁文才使用标点符号——也主要是用各种不同的圆点联合体（平均一个、两个、三个圆点）。这些圆点除了把词分开以外，还用来分出大的段落和表示不同长度的停顿。后一种情况决定于古时讲演艺术的广泛发展。

在罗马，特别是在帝制时代，文字具有甚至比在希腊更大的使用范围。最天才的作品和耸人听闻的作品一旦问世，立刻就几十本、几百本地复制下来，流行在整个罗马帝国。在帝制时期的罗马，有几十家制书作坊开工；在这些作坊中，根据定购在短时间内造出了大量的讲演词、讽刺作品、诗歌和舞台剧本的复制本。罗马也有许多书店。书店有成套的早先收藏的著作和普及性著作。图书馆事业也有广泛的发展。的确，在古代埃及，在亚述-巴比伦就已有了一些大的图书馆。但是埃及和亚述-巴比伦的图书馆是法老们、国王们、寺庙和某些充当学术文艺保护者的财主们的私人藏书库（尽管这些藏书库往往很大）。然而在罗马，除了私人的藏书库以外还有公共图书馆。

第一张手抄报纸也是在罗马出现的。公元前57年根据尤利乌斯·恺撒大帝的倡议发行的政治新闻简报就是这样的报纸。这些新闻简报叫作《Аcta diurna рoрuli romani》（《罗马人民每日新闻》）。主要的一份新闻简报写在涂上石膏的板子上，在罗马集会场公布；有时从主要新闻简报上用羊皮纸抄写复本，然后把复写本分发帝国的各城市和各省区。

在帝制时期的罗马，国家-行政事务、贸易和日常生活的书信来往在当时来说，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

罗马使用的书写材料的种类与希腊的多少有些不同。

在罗马（也同在希腊一样）最古的书写材料是硬质材料。但是对国务纪念性的铭文来说除了用石头以外，罗马还使用金属板——青铜板和铝板。用来作短期的日常生活记事、贸易记录和文学记载的材料，罗马的稍不同于希腊的。希腊最初使用瓦片（陶片）来记载，后来或用瓦片，或用涂上一层蜂蜡的木板或金属板；但罗马几乎只用一种材料——涂蜡的木板。用削尖的小木棍——所谓“斯提尔”——在蜡层上刻画文字。当记事不需要时，就用棍子的另一头——平的一头把蜡的表面刮去：在这以后板子又可用来重新记录。一捆捆这样的板子（两层、三层、多层）用细绳穿孔系在一起，把它们挂在腰带上并代替记事本（第109图，б）。

第109图　罗马书卷（a），用斯提尔在涂蜡板上书写（б）和阅读书卷（в）

软质书写材料——莎草纸在罗马也广泛使用（大概是从公元前4—前3世纪起）。传到现在的罗马莎草纸文献大多数是在埃及和意大利古城赫鸠娄尼恩发现的。

莎草纸虽然是轻便的书写材料，但也有很大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是：莎草纸容易发潮，正面和反面不一样平，因此只写它的一面；莎草纸脆而易碎，因此它的每页不能对折，也不能折叠（不像现代书籍的书页一样），只能卷成卷。

这就决定了古代手卷书的形式。贴成一长幅形状的一张张莎草纸卷在一块圆柱形的木头上；木头的一端挂着一个写有作品名称的标签。在罗马这样的书就叫作“Volumen”［“卷（书）”之意——译注］（第109图，a、в）。

莎草纸对罗马和希腊来说都是舶来品，而且必须从埃及运来。然而在罗马，文字书写是这样广泛流行，以致因运送莎草纸所造成的困难甚至引起人民的骚动。例如，罗马作家普林尼把莎草纸的不足说成是公元1世纪罗马人民骚动的原因。

这一情况造成对新的书写材料，像莎草纸那样的轻便材料，不是进口而是本地材料的迫切需求。于是羊皮纸就成了这样的材料。根据普林尼谈到的一则希腊传说，羊皮纸是公元前2世纪在小亚细亚的倍尔伽姆王国出现的，在那里也正是因为运送埃及的莎草纸有困难而使用羊皮纸的。

古时的羊皮纸是用绵羊皮制的，很少用山羊皮或猪皮，将羊皮加工，使之几乎完全白净和平整。羊皮纸的生产过程基本上分为：把皮洗净，其次晾干，把洗净的皮张挂在专门的框架上，然后用白粉擦皮并用浮石把它弄平整。上乘羊皮纸有时涂上紫红色和其他颜色。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很久，许多民族就知道了使用加工的兽皮来书写。但在古代世界，只是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人们才学会了这样熟练地加工兽皮，把它变成一张张平整、白净而薄薄的羊皮纸。这一完善的加工技术促使公元初几个世纪羊皮纸开始把莎草纸排挤出去。

羊皮纸的主要优点是：羊皮纸与莎草纸不同，可以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制作；羊皮纸比莎草纸结实而经久耐用；羊皮纸可以两面书写，也可以对折。

羊皮纸的这最后一个特点使得在公元初几个世纪古代书籍的形状发生变化。莎草纸因易碎而只得卷成一卷。但这种形状的书是太不方便了。在阅读的过程中必须把卷逐渐摊开，然后又卷起；如果卷幅很大，这就使阅读十分困难，而且阅读速度缓慢。在卷中查找，回到早先读过的地方，以及抄录卷中的某处，都是比较复杂的。

与莎草纸不同，一张张的羊皮纸可以对折，形成书脊。因此羊皮纸的使用导致新的更加方便的书籍的出现，这种书由许多张对折的羊皮纸组成，而这些纸张在书脊上用环子穿起来。根据古罗马诗人马齐亚尔提供的证明材料，这种四方形的书在罗马出现于公元1世纪。这些书被称为“古抄本”。

在罗马，使用木杆笔或芦苇秆笔作为在莎草纸和羊皮纸上书写的工具。有材料谈到罗马人也使用青铜笔和银笔在羊皮纸上书写。

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和软质材料的利用使得无论是罗马还是希腊除了用古老的大写字体以外，还产生了更草、更圆的新字体(41)。但是与希腊不同，拉丁-罗马文字的字形变化较少，同最初期的大写文字的差异较小。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较之希腊文字，拉丁大写文字（第110图，a）的字形更圆更平，拉丁字母（如В、D、С、Р、R、S等）中更经常用圆的成分。大概这里受了罗马建筑风格的影响，因为罗马建筑的特点便是形式平整，呈圆形。

第110图　拉丁文字字形的发展
a——大写文字（纪念碑文字）（选自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图拉真圆柱上的铭文）；б——公元4世纪的安色尔字体；в——公元5世纪的半安色尔字体；г——加洛林王朝古小写字体；д——哥特式文字；e——15世纪人文主义的文字

一种更圆的字体，即安色尔字体（第110图，б），从公元前3世纪起在罗马出现；正如在希腊一样，安色尔字体在罗马主要用来书写莎草纸和羊皮纸的手抄本。

从公元5世纪起，拉丁文字中除了安色尔字体以外，还产生了更草的新字体——半安色尔字体（第110图，б）。这种字体不同于安色尔字体的是：它的一些字母（如Q、H等）越出行线之上或之下，具有近于小写字体的形状。

在罗马，斜字体发展不大。这是因为罗马人在作贸易记载、日常生活记事和文学记录时通常使用涂蜡木板的缘故。即使在快写的时候，在这些板上把一个个字母分开写（而不是连写）也要比较方便些。从公元1世纪起就已有了最古的罗马斜字体写的契约。

像在希腊一样，罗马也使用速记演讲词的书写法。罗马速记术的创始人之一是Тiron（公元前1世纪）。

罗马人还创造独具一格的十进位-五进位数字系统（见第十章），这一数字系统至今仍保留其用法。

5

从公元前最后几百年起，希腊文字，特别是拉丁文字，如同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具有国际性质，它们在所有并入罗马帝国版图或者处于其文化-政治影响之下的民族中广为流传。几乎所有被引上古代文化轨道的民族的文字——埃及的圣书字，更早些的前亚楔形文字，各种不同的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字母体系——都被排挤掉了，被人们遗忘了。只有在近东，以阿拉米文字为基础所产生的文字还在继续发展，在非洲还保留着几种由埃及文字和腓尼基-布匿文字派生的文字。

至于说到那些西欧年轻的“野蛮”部落，局部保留自己独特文字的有某些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的部落（他们曾使用“北欧古代文字”）和爱尔兰人（他们曾使用过“欧甘”文字）。

所谓北欧古代文字（Рунa，来自日耳曼词Runa，“神秘”之意）是指这样的文字（第111图），即在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诸部落接受基督教并与此相联系的过渡到使用拉丁字母表或者专门创制新字母表（如武利菲拉的哥特字母表）之前，这些部落所使用的文字。

第111图　日耳曼北欧古代文字（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Руны”条）
a——较早的北欧古代文字（公元3—8世纪）；б——较晚的北欧古代文字（公元9—11世纪）；в——标出点线的丹麦的北欧古代文字（11世纪）

传世的最古的北欧古代文字的铭文是：奥地利克伦地亚发现的玛丽亚·萨尔伯格铭文，挪威发现的奥夫勒·斯塔布铭文，这两件铭文都属于公元1—2世纪(42)；其后的铭文属于公元3世纪。大多数最古的北欧古代文字书写的铭文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和哥特的一些部落所有；在德国和英国从公元6—7世纪起才有北欧古代文字写成的文献。几乎所有传世的铭文都是刻写在武器、装饰品、家具或者石头（例如墓碑）上；铭文的总数量约四千件，其中包括两千多件瑞典的铭文。用羊皮纸书写的北欧古代文字文献为数不多，属于7—14世纪；其中最大的一件是13—14世纪的丹麦法典。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北欧古代文字遭到压制，因此从8—10世纪起，它只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使用；在这里一直用到14—16世纪；对这一文字的记忆却一直保留到今天。

从文字类型上说，传到现在的北欧古代文字是元音-音素型文字；它的每个符号表示单个的音（元音或辅音）。在最古的铭文中［所谓“较早的北欧古代文字”（2—8世纪）］用了24个符号；这些符号在字母表内分成三组，每组八个符号。在后来（所谓“较晚的北欧古代文字”）符号的数目减到16个，而且根据时间和语言的不同而变化；与此同时，同样一个符号代表几个音。

更晚一些（大约从11世纪起），北欧古代文字符号的数量又增加了。

从字形上看，北欧古代文字由竖线和斜线组成；它没有横线和圆线。后一情形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最古的书写北欧古代文字的材料是木料，在木头上刻出圆线或与木质纤维垂直的线是非常困难的。每一个北欧古代文字的符号都有名称；而且符号的音值总是同符号名称的第一个音相符合。

北欧古代文字书写的方向通常是从左往右，虽然某些最古的铭文是从右往左写的，甚至是用左右来回开头回转法写成的。

在较晚期的北欧古代文字中有时还用暗号书写法。为此用一些小线条来代替它的符号；小线条的数量指出，第一，一组符号的顺序号，第二，在一组符号中每个符号的顺序位置（根据北欧古代文字的最古划分法把符号分为三组，每组八个符号）。

日耳曼人把北欧古代文字的发明归功于奥丁神(43)。几乎所有现代的学者都认为，在日耳曼人熟悉字母-音素文字（拉丁文字、伊特拉斯坎文字或者希腊文字）之前，北欧古代文字的符号是原始的表词字符号，它们有很广泛的表意意义，这些符号主要用于占卜和巫术。

罗马历史学家科塔西陀（公元1世纪）的著作证实了这点。塔西陀在其《日耳曼尼亚志》一书的第十章写道，日耳曼人为了预言吉凶祸福，在木签上刻上特别的符号，在一块布上把这些木签乱七八糟地摆放，然后眯上眼睛捡起3根木签，于是根据这3根木签上已有的符号预言吉凶祸福。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胜利之歌》《认识之歌》《预防暴风雨之歌》等叙事诗中提到的内容也证实了上述内容。北欧古代文字的符号依据其最初期的意义分别保留着如“牲畜”（“财富”）、“光荣”、“福祉”、“神”、“人”、“礼物”、“年”、“日”、“海”、“城”这些名称。把这些符号分为3组，大概是与其文字的意义相联系的。也很可能，在占卜时（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描写过这种占卜）从每一组中抽出1根木签。

后来，当日耳曼人熟悉了地中海沿岸各国人民的字母-音素文字之后，毫无疑义，他们懂得了这种文字的优越性，因为它可以确切地把各种不同的信息记载下来。但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同日耳曼诸部落的主要敌人——罗马——联系得太密切了，此外，在后来这两种文字又同多神教为敌的基督教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日耳曼人不是借用这些文字，而只是利用它们的原则，使自己的符号具有音值。最为可能的是，根据字首音原则（即依照每个符号名称的第一个音）使北欧古代文字的符号具有音值。此外，某些北欧古文字符号同拉丁字母的相似处也可能有所影响。在这些符号具有音值之后，它们的最初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完全失去了最初的图画性质，在字形上更加接近于相应的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

究竟是哪一种地中海的文字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了北欧古代文字(44)，这个问题的争论最大。一些研究者（如В．Salin、S．Вugge、О．F．Fritzen）认为希腊的影响最大，另一些研究者（如L．Wimmer、E．Sivers、Сh．Рetersen）认为拉丁的影响最大，还有一些学者（如Hamarstr、Р．Сarрenter、H．Аrntz、D．Diringer）则认为北伊特拉斯坎的影响最大。某些德国学者（如Р．М．Мeiser．F．Lichtenberg等）试图为古日耳曼人独立产生字母-音素文字的假说进行辩护；不仅如此，无视历史的时间顺序，北欧古代文字竟然被说成是所有字母-音素文字（其中包括腓尼基文字）的鼻祖。

起源于拉丁文的假说和伊特拉斯坎文的假说，在科学上是得到广泛承认的。起源拉丁文的假说主要依据许多北欧古代文字的符号（见第111图的符号Р、R、H、I、S、В等）与音值上同其相应的拉丁字母相似。支持另一种假说的人引证如下事实：某些最古的北欧古代文字的铭文书写方向（也像伊特拉斯坎文字一样）是从右往左，然而到公元初期，拉丁文字中已牢固确定了从左往右的书写方向；在北欧古代文字的铭文中（按伊特拉斯坎文字的样式）用圆点来把一个个单词分开，等等。

欧甘文字（“欧甘”来自爱尔兰词Оgm——一位神话英雄的名字，他被说成是这一文字的发明者）的最古文献属于公元5—6世纪。某些文献是用皮克特人（苏格兰的古代居民）的未被释读的语言写成的，而另一些文献则用爱尔兰语写成。

大多数文物是刻在墓碑、木棒和盾牌上的简短铭文。在爱尔兰人接受基督教（8世纪）和他们采用拉丁文之后，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欧甘文字还在爱尔兰使用，不过它只是作为一种暗号而被使用。

正像北欧古代文字一样，传到现今的欧甘文字是元音-音素文字：它的每个符号表示单个的元音或辅音。最初，这一文字有20个符号（第112图）。欧甘文字的字形是很特别的。它的每个符号由1根或几根（到5根）彼此平行的长线或短线组成，这些长短不一的线向左右伸开或者从一行的中轴线分开。根据线的不同长短和它们与行内中轴线的关系，所有的符号分成四组，每组五个符号。稍晚一些，在这四组上又加上第五组，也是由五个符号组成，但形式更复杂一些：这第五组的补充符号用来表示爱尔兰语的二合元音。

第112图　爱尔兰欧甘文字字母表

石上的铭文通常沿垂直线从下往上书写；也使用（特别在手抄本中）横向的书写法，通常是从右往左。

每个符号有某种树木或植物的名称，名称的起首音符合符号的音值。整个字母表叫作“桦树—榆树—白蜡树”。

极有可能的是：欧甘文字的符号最初是数字符号、计算符号，它们起源于用手指和脚趾来计数；这可以用来说明原始的欧甘字母表分成为四组，每组五个符号。大概这些符号也用来满足与古代爱尔兰特有祭祀圣树相联系的巫术的需要；欧甘文字的符号名称证明了这点。后来，在爱尔兰人熟悉了拉丁和希腊的字母-音素文字并认识到它们的优越性之后，他们也像日耳曼人一样使自己的符号具有音值。欧甘、希腊和拉丁的字母表的语音结构的相近似证实了这后一情形(45)。

6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476）之后，在它的废墟上产生了一些新的“蛮族”王国，形成了新的封建文化。这种文化把整个西欧共同的古代的和基督教-封建的要素同各地方的民间文化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在当时的文字发展中相应地既有共同的趋向，又有各地方独有的特点。

西欧封建主义的历史，因而也是中世纪文化和文字的历史，通常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早期封建主义时期）包括5—11世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不大，城市生活、手工业、商业、识字教育和文化都在衰落下去。这一时期的文献在教会人士、僧侣、少数国家官吏和读书人中间勉勉强强地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它具有强烈的神学色彩，而且它是用整个西欧统一的拉丁语来书写的。第二个时期（成熟的封建主义时期）包括12—15世纪，它的特点是：劳动日益分工，城乡分离，城市生活、宫廷生活、手工作坊、贸易往来都有了发展，出现了城市市民阶级和世俗知识分子——医生、法学家、大学生，宗教-政治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以及作为一种后果，识字教育和文化有了某些生机。除了宗教书籍之外，出现了骑士小说、宫廷抒情诗和爱情诗、科学和教学的出版物，在拉丁文的基础上开始形成欧洲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字体系。第三个时期（封建主义解体的时期）从16世纪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贸易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工业作坊普遍设置，形成了君主专制，殖民地掠夺已经开始，宗教-政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在这一时期，欧洲各民族的文字体系已经形成，产生了民族文学，印刷业蓬勃发展，文献和书籍已成了欧洲比较广泛的各阶层居民可享用的财富。

早期封建主义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拉丁文学语言和拉丁文字占几乎绝对的统治地位。除了残留在某些日耳曼和爱尔兰部落那里的北欧古代文字和欧甘文字，除了存在时间非常短暂的哥特文字和只有当时少数学者知道的希腊文字以外，拉丁语成了西欧唯一的书面语言，拉丁文成了唯一的文字。这一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发生的过程，由于欧洲各国人民转而信奉基督教并承认拉丁语为正式语言及拉丁文为西方基督教会的正式文字，在早期封建主义时期就完成了。在拉丁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中世纪的科学和开办的学校教育也促进了这一进程。

西欧各民族的现代文字是在早期封建主义末期在拉丁文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的，只是到成熟的封建主义末期，这些文字的形成才基本上完成。例如，根据М．Сohen(46)的说法，用德语、古英语和爱尔兰语写成的最古铭文属于8世纪，用法语写成的属于9世纪，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国布罗温斯语和挪威语写成的属于12世纪，用意大利语、瑞典语、丹麦语、匈牙利语和捷克语写成的属于13世纪，用波兰语写成的最古的铭文甚至属于15世纪。

用活的欧洲语言书写的第一批书面文献的出现，是由于到这一时候已产生把最重要的国家文件知照广大居民阶层的需要，因为广大居民阶层不懂拉丁语。例如，传到现在的一份最古的用法语写的文件和一份最古的用德语写的文件，是842年法国和德国的统治者在两国军队面前公开宣读的相互誓约的文本(47)。

西欧文字的进一步发展，是同不懂拉丁语但却需要用文字记载贸易和生产业务并进行核算的城市市民阶级，即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普及识字相联系的，同时也跟用民间语言创作文学作品相联系。除此以外，在许多欧洲国家，宗教改革运动也促进了文字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宗教改革运动的胜利，基督教的祈祷仪式转而采用活的民间语言了。

再晚一些，在掠夺殖民地的时期，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的文字体系变成了美洲、大洋洲等国家的文字体系并且在欧洲列强的亚洲、非洲殖民地广泛流传。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语字母表已根深蒂固，在几乎所有中南美洲国家，西班牙字母表已牢牢站住了脚，在巴西是用葡萄牙的字母表。20世纪，亚非许多独立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联邦等，已转而采用拉丁文为基础。

现在以拉丁文为基础的字母表共有70多种：30多种欧洲的，20多种亚洲的和将近20种非洲的。总计有30％以上的全世界居民使用所有这些字母表；而且以拉丁文为基础的字母表的数目还在不断增加(48)。

所有的西欧字母表，然后是许多欧洲以外的字母表，建立在统一的拉丁文的基础上，应该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现象。它保证了所有这些字母表在字形上的接近并且便于国际交往。在苏联，新的文字（见第九章）也是建立在统一的俄文的基础上。

但是在拉丁文基础上各种文字体系的形成，同在希腊-拜占庭文字基础上哥特、斯拉夫、亚美尼亚及其他一些字母表的形成有根本的不同，同在以俄文为基础创制的苏联许多民族的文字就更有根本的差别了。所有起源于拜占庭文字的文字体系和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都创制了特殊的字母表，其中除借用的字母以外还包括许多新的字母；这就保证了正确地、准确地表达使用新字母表的该语言的语音要素。相反，西欧各民族尽管他们语言的语音要素各不相同，但却有几乎一样的字母表，而且这些字母表几乎毫无变化地重复着拉丁-罗马的字母表。在中世纪，大部分西欧文字中，除了23个拉丁字母（第107图）外，只加了两个新字母：J，W；前一个字母在10—12世纪西哥特文字中由把I伸长到下行线以下产生，随后（到16世纪）这个字母I的字形变体就固定有半元音j的音值；第二个新字母（W）是作为双重字母V而产生的。此外，有一个拉丁字母——V（U）开始用两种形状：V——用于词首，U——用于词中间，到中世纪末期，前一形状固定为音值v，后一形状则固定音值u(49)。在以后的几百年内，西欧各字母表也发生了一些不大的变化。

由于如此机械地借用古典拉丁语字母表，在西欧各民族的语言的音素成分和他们的字母表的字母-音素成分之间便产生了不协调的地方。例如，通常统计法语有18个元音音素和17个辅音音素，英语有13个元音音素和24个辅音音素，德语有15个元音音素和18个辅音音素，还不算二合元音(50)。但是现代拉丁字母表总共只有6个元音字母和20个辅音字母，然而它却要表达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音素。

此外，在多数语言中，某些拉丁字母（如Κ—Q，V—W，I—Y）彼此重复，而字母X（“икc”）一般来说是多余的字母，因为它容易被Κ＋S或Κ＋Z的字母组所代替。因此，全部26个拉丁字母远远不是都保留在每一种西欧字母表中；其中一些字母表（如意大利、波兰、匈牙利、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其他一些字母表）都没有上列多余的字母（Κ或Q，W或V，X）。所以这些字母表的基本字母结构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有这一切就决定了西欧文字体系中必须广泛使用行上和行下的字母发音符号以及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七个字母的字母组。字母发音符号通常用来确切或改变拉丁字母的基本音值（例如德文的ö，ü，法文的é，ê，è）。两个字母到多字母的字母组用来表达拉丁字母不能表达的语音：例如，在西欧文字中由于缺少相应的单个字母，辅音x、ч、ш、щ（俄语的四个辅音字母——译注）则用下列字母组表示：

字母发音符号（第113图）在法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捷克文、波兰文、匈牙利文和拉脱维亚文中使用最广；英文中完全不用，德文中用得比较少。多字母组（表达一个音）在德文、波兰文、匈牙利文，特别是英文和法文中，见得最多。

第113图　在以拉丁文为基础制订的欧洲各种不同的文字中使用的带表音符号的字母和合体字母

在大多数以拉丁文字为基础创立的文字中（其中包括英、德、法、意等文字），无论多字母组还是带发音符号的字母都不包括在字母表中，它们只在正字法规则中加以研究；在另一些文字中（如丹麦文、挪威文、瑞典文、西班牙文、捷克文、波兰文、匈牙利文、芬兰文、罗马尼亚文），带发音符号的字母以及最重要的双字母组同基本的拉丁字母一起包括在字母表内。因此，在不同的欧洲字母表中，字母的数量各不相同，然而这些数量却远非经常反映出使用带发音符号字母和多字母组的频率（见图表）。

发音符号和多字母组（在字母表中字母不够的条件下）的使用造成更确切表达语言的语音结构的可能。但同时如果过分广泛采用这些手段（特别是多字母组），便会使学习文字书写以及书写过程增加很多困难。这些困难情况还由于同样的字母发音符号（如法文和德文中的“分读符号”），同样的多字母组，甚至拉丁字母表的某些主要字母（如字母С、V、U）在不同的文字体系中有不同的音值而加重。

由于许多欧洲民族，特别是英国人(51)和法国人的文字体系长期没有进行大的正字法改革，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分离更加加剧了。许多字母写出来但不发音（如法语词尾的“不发音字母e”）；另一些字母因在词中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发音；为了表达同样的语音使用不同的字母和字母组。例如，据М．Сohen的统计，法文元音a、o、e的不同字形变体用143种写法来表示，英文使用多达658种字形组合(52)。结果，如果按字母来阅读法语和英语的文句，那么这些文句对于现代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会是不明不白的，它们一读出音来就差不多像其他外文一样。英文和法文的基本正字法原则是历史-传统的原则。

许多欧洲民族的文字的这种落后于语言的发展的事实决定于几种情况。第一，在整个中世纪，死的拉丁语和拉丁文继续同欧洲各国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并用，因而死的拉丁语和拉丁文对民族文字的发展有着阻遏性的影响。第二，在整个中世纪，部分地也在较晚时期，天主教的作用和保守科学界的影响在欧洲表现得十分强烈；天主教不承认其他的书面语言，除了拉丁语以外(53)；而保守的科学界人士是用古典文献培养出来的，他们以自己的古文化的教养而自豪，而且认为文字接近于民间语言是庸俗化。这也就决定了国家的文字政策是保守的，这种保守政策在英国最为典型。第三，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分离逐渐增加得如此之大，以致要消除这种分离就非得对文字进行一次根本性的革命改造不可，而不是仅仅作些个别的改革。而且这种改造进行起来是令人头痛的、复杂的，通常这种改造只有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时期才有可能（例如——扬·胡斯对捷克文字的改革(54)）。至于对文字实行个别的、局部的改革，那这些改革是偶然地并根据不同的原则来进行的。在最近一个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对英文(55)和法文(56)进行根本改革的方案，但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得到正式赞同。

某些欧洲字母表的字母数目和使用带发音符号的字母及多字母组的情形（字母表的字母数目按相应词典的最近版本标出）

德文、捷克文、荷兰文、瑞典文、挪威文以及欧洲其他一些经过重大改革的文字体系比较接近于现代文学语言；这些文字改革曾经同宗教改革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不久前接受拉丁文的民族（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比较好些。这些民族的文字正字法的构成适应于他们的现代文学语言；但是在这里由于拉丁文的字母-音素成分的限制，也不得不采用大量的字母发音符号和多字母组合体。

在拉丁文基础上创制的各种文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本应在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拉丁文的26个字母结构应合理地补充几个为表达在不同语言中特别常见的语音所需要的新字母；例如，表达语音ы，ч，ш，可能还有щ的字母。表达这些现在用多字母组表示的语音的字母应当由相应的多字母组合体构成，把它们变成合体字母并包括在字母表内，或者从当前世界上通行的占第二位的俄文的字母-音素文字组中借用；除了文字的简化以外，后一种方法还会导致拉丁文和俄文的相互接近。第二，希望把以拉丁文为基础建立的各种文字中使用的字母发音符号以及许多情况下使用的合体字母的写法和用法加以科学的统一，以及把它们的写法和用法同以俄文为基础形成的文字中的类似字母和符号的写法和用法协调一致。第三，大多数以拉丁文为基础形成的文字的正字法应加以改革，使它接近于使用拉丁字母的各民族的现代文学语言。文字同语言的接近应科学地、深思熟虑地并且小心谨慎地加以实施，这是不言而喻的，不然，以往多少年积累的书籍知识财富便可能变成为后代不可理解的东西了。取消那些现在有语法意义的历史-传统的写法是不合理的（例如，法语复数名词和形容词的词末不发音的s的写法）。前两个方面的改革只有在国际范围的基础上才是可行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西欧文字体系的字形（第110图）所受到的变化比字母成分的变化更大一些(57)。

到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拉丁文有四种主要的字体类型，其中每一种都有特殊的使用范围：主要用在建筑（拱门、圆柱、石碑等）上铭文中的“大写”字体；“安色尔字体”（古大写字体）和“半安色尔字体”（向古小写字体过渡），这两种字体主要用于书籍；草写，斜写字体（既有古大写字体的，也有过渡到古小写字体的），这种字体用于公文、贸易和日常生活的书信来往。

在封建主义早期，由于文字使用范围的狭小，它的几种不同功能的字体类型便相互接近起来。除此以外，由于罗马帝国以及各省之间的联系减弱，在古典半安色尔字体的基础上发展了拉丁文字的各地方性的字形变体——墨洛温字体（在高卢，部分在德国），伦巴尔德字体（在意大利），西哥特字体（在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字体，爱尔兰字体。甚至在一些最大的修道院中也造出了特殊的书籍字体。在所有这些字体中（除了爱尔兰字体以外），字母的小写形式开始占优势。

8世纪末，由于西欧大部分地方合并在查理曼帝国内，拉丁文才重新取得某种字形上的统一。789年的敕令规定，在整个查理曼帝国实行清楚整齐的、美观而呈圆形的新字体，这种字体称为“加洛林王朝古小写字体”（第110图，г）。这种字体由于字形本身的优点，也逐渐在意大利和英国（在诺曼人征服英国之后，即从11世纪起）流传开来。到9世纪，在加洛林王朝古小写字体中，经常用空格把词与词分开并（开始用点，后用破折号）表示词的移行的做法，已经固定了下来。

在哥特式流行时期——从12、13世纪起，拉丁文的字形有了显著的变化。由于新的艺术鉴赏和根据新的建筑风格，字母形状变得更加有棱有角而不自然，上下更拉长了；这种新字体被称为“哥特式古小写字体”（第110图，д）。这种字体在德国和法国出现之后，很快就几乎在整个西欧流传，除了爱尔兰（因为在爱尔兰仍继续使用爱尔兰古小写字体），某种程度上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除外，因为这两个地方还保留比较圆的字母形状。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即从14—15世纪起，拉丁文字又一次先在意大利、后在欧洲其他国家具有匀称的圆形，它接近于加洛林王朝古小写字体和罗马书籍安色尔字体的最好范例。这种以“人文主义文字”（第110图，e）这一名称而著称的文字已完全接近于现代的文字了。只有在德国还继续使用哥特式文字。

在文艺复兴时期，全部字母分为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已最终确定下来（第114图）。与此同时，罗马大写文字的字母形状成为大写形式的范例，加洛林王朝古小写字体的字母形状成为小写形式的范例。基本上由于这一原因，在拉丁文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的标准形式中便产生了差异。例如，在现代俄文印刷字体中，33个字母中只有三个大写字母（А、Б、E）具有不同于小写字母的标准形式；在拉丁文印刷字体中，26个字母却有13个字母的大写形式不同于小写形式，即：

第114图　小写字母由4—8世纪拉丁文的大写字母形成（据О．А．多比阿什-罗杰斯特文斯卡娅）

a　b　d　e　f　g　h　1　m　n　q　r　t

А　В　D　E　F　G　H　L　М　N　Q　R　Т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大写字母开始系统地用来突出一句（在句点之后）的开始。

除了上面列举的书籍字体外，在外交公文和个人的书信来往中还使用这些字体的草体和斜体。

这就是印刷术发明前拉丁文字形体结构中发生的主要变化。正如后来发生在印刷字体字形中的变化一样，字形的变化决定于文字使用范围的变化，决定于艺术鉴赏的进步和造型艺术中风格的替换。

7

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变化对文字字形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欧洲南部使用当地制造的羊皮纸和从埃及输入的莎草纸作为书写的材料；欧洲北部几乎只用羊皮纸（第115图，a）。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不久（7世纪中叶），便停止了把莎草纸运往欧洲，几乎在欧洲所有的地方，羊皮纸把莎草纸排挤了出去，只有在意大利，莎草纸的使用一直保留到8—9世纪。

（a）

（б）

第115图
a——中世纪的羊皮纸制作工匠（И．阿曼的版画，16世纪）；б——手工造纸（И．阿曼的版画，16世纪）

由于羊皮纸造价高，加之手抄本抄写复杂，耗时很多，所以中世纪的书十分昂贵。书价昂贵，使得许多图书馆里用锁链把书锁在书架上；书的主人往往在遗嘱中除了房屋、土地或者手工艺品之外，还要指定唯一的一本书的占有人。

羊皮纸的昂贵往往使已经用过的旧书的羊皮纸用来重写。为此，人们把旧书收集起来，尤其收集那些古代的，信奉多神教的作者的著作，把原有的文句擦去并在行与行之间的空格处写上新的文句。这种在7—9世纪广泛流传的似乎有双重文本的书叫作“帕里姆普谢斯特”（即“刮过重写的羊皮纸古代手抄书”）。

在封建主义成熟期，由于识字教育和文化的某种提高，对书的需求增加了。从12—13世纪起，拥塞在欧洲各国大学中的大学生们急需廉价的书。医生、律师、学者和商人也需要廉价的书籍。因此，在13—14世纪，在西欧书籍的发展中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一种新的制书材料——纸——在欧洲出现并被广泛使用。

纸是公元2世纪在中国发明的（见第四章）。纸开始从中国流传到其他的邻近国家，尤其是中亚一带；它从中亚流传到阿拉伯人那里，然后由阿拉伯人传到非洲北部的摩尔人那里并传入西班牙，再从西班牙传入中世纪欧洲的所有其他国家。13世纪，意大利、法国出现了造纸厂，在这以后不久，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了造纸厂。

与中国不同，欧洲的纸(58)在19世纪中叶以前只是用碎亚麻片制成。亚麻碎片用碱水、苛性钠或者石灰煮透，捣烂，接着用水稀释，再在大桶内把它研碎，直到把纤维质分开。然后用四方形的金属网把浆舀起来（第115图，б）。在空中摇晃网，水通过网孔流出，在网上则形成了含水分的纸张。把一张张纸放在绒布之间加压，然后挂在绳子上晾干。做成的纸有时涂上一层动物胶并用骨头把它擦亮。

纸的出现及后来造纸技术的完善使得书价大大降低，同时也为用印刷书籍代替手抄书籍创造了条件。

在羊皮纸和普通纸上都用墨水书写。与古代的墨水和近代的墨水不同（这种墨水是用烟黑制成，容易被洗去），中世纪的墨水通常是用“五倍子”（橡树叶上的木瘤）的汁制成，它具有很大的抗水性。此外，还使用铅丹制成的红墨水以及其他颜色的墨水。

鹅毛从6—7世纪起就取代了古代的芦苇秆笔，它被用作书写的工具。钢笔最早是18世纪末在英国出现的，在19世纪才广泛使用。

除了羊皮纸和普通纸以外，几乎在整个中世纪还广泛使用早在古代就已出现的涂蜡的木板，用削尖的小木棍——斯提尔——在蜡板上刻出一个个的字。这些涂蜡的木板叫作tabula（第109图，б），它几乎成了中世纪的每位学者和学生经常使用的工具。

中世纪书籍制作技术(59)也是在同文字文献普及紧密联系的过程中发展的。

在封建主义早期，书籍制作业集中在修道院——这里是唯一的稍微能读会写的发源地。在小修道院中抄写书籍，有时由同一个人——修道士按笃信宗教的誓言或者修道院的任务将书加上插图和装帧。在大的修道院内有抄书的作坊——所谓“文献抄写室”。在文献抄写室中有细致的劳动分工。

从12—13世纪起，除了修道院的抄书室外，还修建了许多制书间，以及国家和大学的制书坊。在这些作坊中，制书的工作先由划红线匠（рубрикaтoр——来自拉丁语词ruber“红色的”）开始，他把每页纸画上格，打上线，留出装饰、姓名第一个字母、小型插图的地方。然后把这本未来的书的样本交给抄写匠，他把文句抄写下来；然后把一张张的书纸交给着色匠（миниaтoр——来自拉丁语词minium“铅丹”），他用红颜色把文句分成段落，给第一个字母上色；这些纸张再由着色匠交给插图匠（иллюминaтoр——来自拉丁语词illustro“照亮”），他用插图——彩画把书“照得光彩夺目”。准备就绪的书纸再交给装订匠，他把这些书纸缝合起来，然后加上书皮。

书籍的交易（特别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发展了，图书馆出现了，图书目录也流行起来了。

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字文献有很大的影响。

在欧洲，印刷术取代了缓慢的、繁重的手工抄书的过程发生在具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其中最主要的社会条件是：文化和识字教育的普及，由此产生了对比较普遍和廉价的复制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方法的要求；社会生活的速度加快了，由此产生了对比较快速传播有现实意义的作品的要求。这种为印刷术的出现所必需的普及识字和加快社会生活节奏之所以发生，是封建社会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结果。

另外一些有利于印刷术产生的条件是：大量廉价的书写和印刷材料——纸——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手工业生产是印刷术必要的技术基础。

在西欧，印刷术的出现比东方要晚些（见第四章）。这主要是因为：大约在15世纪以前，欧洲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面落后于东方一些大国。纸在欧洲出现较晚（12—13世纪）也是有影响的。

处于最原始的萌芽状态的印刷早就已经有了。这种印刷有两种主要类型。

最古的一种类型是用刻好的金属戳子或者石头戳子、木头戳子的无色或有色的压印法。无色的戳子压印法用来模压金属钱币和刻印各种货物——砖瓦（在埃及和巴比伦）、双耳陶瓶（在罗马）等的厂标。有色的戳子压印法主要用来盖印国家和私人文件，在硬书皮上作浮雕压印，还用来在手抄书中压印艺术性的第一个字母。

稍晚一些出现了木版刻印法，很可能这是通过中亚和阿拉伯人从中国传入西欧的。在欧洲，木刻印刷经常用来制作纸牌和图片，其中的文字是手写的；这种印刷图片中最古的（《圣耶稣基督图》《布鲁塞尔少女图》）属于15世纪初期。有时还用木版来印刷整本的书（历书、最通俗的教科书，例如多纳特的拉丁语法教科书）。这些书叫作“木刻书”（кcилoгрaфия“木刻”，来自希腊语词“кcилo”“木”）或者叫作“木版书”（блoчныe книги—блoк“木板”之意）。

木版书发行份数比手抄书大得多，价钱比较便宜。但是它却不能把手抄书排挤出去，因为在木板上刻出文句而且是反刻的形式，是一件很费力费时的工作，同时刻印的文字往往粗糙不堪，字迹模糊。

要推广印刷术，排挤手抄书，就必须有一系列使印刷和制作印刷形式的过程在技术上加以完善的方法，尤其需要发明金属活字以及发明制作活字的简便方法。15世纪中叶约刚·古滕堡找到了这些完善的方法。欧洲活字印刷的正式开始时间是1441年。

与11世纪中国创造的印刷和制造活字的技术（见第四章）相比，古滕堡的发明大大前进了一步。古滕堡创造的技术完善的活字制作法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这种基本上保留至今的方法分为三个过程：（1）制造“铜模”，即金属条，在它的上面刻出凸状的字母形式；（2）利用“铜模”在软金属上冲压出字母的凹形——“字模”；（3）利用字模铸造所需的任何数量的活字。此外，古滕堡还发明了：有分放活字格的“捡字柜”，“排字手盘”——一块有边的板子，用来放捡出的活字，以及木制的螺旋压力机，用来取出排字的样板。古滕堡发明的制作工艺是相当完善的，因此它几乎毫无改变地一直保留到19世纪。

印刷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出现之后，它就立即变成加速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印刷术使得识字教育和文化更加广泛地普及，社会生活的节奏更加加快，使得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把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称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6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手工业时期留下了四项伟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和自鸣钟(61)；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认为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是这些发明中最“光辉的”发明(62)。

印刷对于文字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的确，在印刷的书问世之后的最初几十年内，它是模仿手抄书的。例如在德国和法国，在第一批印刷书中，为了仿照当地的手抄书，使用了哥特式字体，在爱尔兰则使用了爱尔兰古小写字体，在意大利使用了圆形的人文主义字体。但是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起，印刷的书独成一体了，它开始对文字和手抄书发生强烈的影响。

这一影响发生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印刷使书价大落，从而促进了识字的迅速普及。第二，由通常用坏了的铅字铸造活字（原文如此——译注）的技术使得字母形状统一而稳定，其中包括手抄本的字母形状。第三，由一种印刷形式制作大量的同样规格的复制品（它们在全国，甚至在不同国家广泛流传）使得正字法和标点符号日益统一起来。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正字法和标点符号的变化是自发地发生的。在印刷术发明以后，正字法和标点符号的发展在某一个时期内取决于最大的印刷出版者的意志；例如，现代标点符号系统是15世纪末著名的威尼斯书籍印刷师阿尔德·曼努齐建立的，他使这一系统在欧洲得到实际运用。但是为时不久，国家当局就把规定正字法和标点符号规则的权力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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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524-525．

(2) 在古老铭文中有时见到“oмикрoн”这个字母，中间有一点，大概这个字母是用来表示长元音o的。（这里和以后的用于引号中的字母组是该语言文字中的字母名称。——译注）

(3)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396．

(4)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382-393．

И．М．特隆斯基在《古希腊语的音节结构和希腊音节文字》（Слoгoвaя cтруктурa дрeьнeгрeчecкoгo яэыкa и грeчecкoe cлoгoвoe пиcьмo，《古代世界》文集，莫斯科，1962年，第620-626页）一文中支持关于克里特-迈锡尼音节文字对希腊字母-音素文字有残余影响的假说。

(5) М．Сohen．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巴黎，1958：145，148．

(6) 有时有人认为，腓尼基字母“waw”转化为希腊字母“вaу”（“дигaммa”），后者具有同“waw”几乎相同的音值（近似英语的w），而字母“йпcилoн”是希腊人独自创造的。为了证实这点，他们指出，字母“йпcилoн”位于希腊字母表的末尾，在最后一个纯腓尼基字母“taw”的后面并与新的希腊字母“фи”“xи”“пcи”“oмeгa”并列在一起。但是从形式上看，字母“йпcилoн”比“дигaммa”更接近于字母“waw”。因此，最可能的是字母“дигaммa”和“йпcилoн”都是通过字母“waw”的音值和形状分解的方法起源于字母“waw”［这点正如后来在拉丁文中字母“вe”（即v）和“у”（即u）发生的情形一样］。正如古代铭文所表明的，这种分解的发生可能不早于公元前8世纪；因此“йпcилoн”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字母就放在了希腊字母表的末尾。此外，字母“дигaммa”，希腊语是“双重伽马”的意思。因此不排除“дигaммa”是通过字母“гaммa”中间使横线重复的方法而创立的。的确，字母“дигaммa”有第二个（而且更古的）名称——“вaу”，这使得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在由字母“waw”创立“дигaммa”这个字母之后，根据偶然发现它同字母“гaммa”的相似之处，于是给这个字母赋予“дигaммa”这一名称。

(7)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385．

(8) 最初，在古旧体的希腊文字中，以及许多西方的字母表中，字母“этa”表示音h（清送气音），而字母“эпcилoн”用来表达短元音e和长元音e。

(9) Я．Б．什尼采尔．论反向文字和闪米特及印欧各民族文字的不同行向（О зepкaльнoм nucьмe u paзлuчнoм нanpaвлeнuu cmpoкu в nucьмe ceмumuчecкux u uндoeвpaneйcкux нapoдoв）．基辅，1898．

(10) “必须考虑到，因为用右手书写，所以往左的方向肯定是极不方便的，如果希望所写的东西不被擦掉或弄脏的话。”［F．Weidemann．希腊历史文字入门（Haчamкu ucmopuчecкoгo гpeчecкoгo nucьмa）．莱比锡，1908：107．］

(11) В．格奥尔基耶夫．字母系统的起源（Прoиcxoждeниe aлфaвитa）．语言学问题，1952（6）：81．

(12) 在苏联，这一假说的支持者是С．И．拉齐格教授（参阅他在《语言学》杂志上对本书第1版的评论文章，莫斯科，1963年，第4期，第223页）。

(13) F．Weidemann．希腊历史文字入门（Haчamкu ucmopuчecкoгo гpeчecкoгo nucьмa）．莱比锡，1908：1．

(14) 在以下专著中对希腊各个不同的地方性字母表的字母-音素成分、起源和相互关系都作了详细分析：F．Weidemann．希腊历史文字入门．莱比锡，1908；А．Κirchhoff．希腊字母的历史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griechischen Alphabets）：第4版．居特斯洛，1887；L．H．Jefferу．古希腊的地方性文字（The Local Scripts of Archaic Greecs）．牛津，1961．

(15) 阿提卡和迈利特（又译米利都）是古代希腊的两个地区，前者在爱琴海以西，雅典的所在地；后者在爱琴海以东。当时均为希腊爱奥尼亚人居住地。——译注

(16) 必须特别防止做出这样的错误推测：似乎在阿提卡以东的所有地区内都使用东希腊文字，阿提卡以西的地区内都用西希腊文字。实际上希腊文字主要类型的地理分布情形是比较复杂的，它们的特点是地域犬牙交错。尤其是，与С．И．拉齐格教授的说法相反（参阅他在《语言学》杂志上对本书第1版的评论文章，莫斯科，1963年，第4期，第223页），优卑亚岛尽管它位于阿提卡以东（第97图），但仍使用西希腊文字，而不是东希腊文字。

(17) 这一字母表中的“字母发音”用俄文字母和（少数）用拉丁字母（如th、u、рh）表示；在“字母名称”中前者用希腊字母表示，后者用俄文字母译音（表示）。——译注

(18) W．Larfeld．希腊铭文手册（Handbuch der griechischen Epigraphik）．慕尼黑，1910．

(19) “大写字体”或“大写文字”是古代文字的一种形式，最初刻在硬材料——青铜或大理石——上面。题铭中可见到这种文字。分为：方体字或巨体字，几何形规则体字和田舍体字，或没有严格轮廓的草体字。——译注

(20) 对本书这个题目只有间接意义的这一专门问题的详细分析，请参阅：U．Сardthausen．希腊古文字学（Griechische Paläeographie）．莱比锡，1911；E．М．Тomрson．希腊和拉丁古文字学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Greek and Latin Palaeographie）．牛津，1912；W．Schubart．希腊古文字学（Griechische Paläeographie）．慕尼黑，1925；R．Devreese．希腊手稿研究入门（Introduction a l'étude de manuscripts grecs）．巴黎，1954．

(21) “安色尔字体”这一术语为耶罗尼姆在公元4世纪首先使用。这一术语的来源不十分清楚。通常把它同拉丁语的长度uncia相联系，——uncia约等于二厘米；但是安色尔字体的字母高度几乎从未达到这种程度。因此人们更经常地认为，这个术语的来源是由下列情形决定的，即在一行安色尔字体中平均有12个字母（如果是写成双栏的话），而一个拉丁unica也意味着1/12。

(22) 一般常说的“省字符号”用“'”表示。古希腊文字中用来表示两种不同送气的小符号是（向左开口）和c（向右开口）。——译注

(23) Кoрюн．马什托茨传记（Жumue Maшmoцa）．埃里温，1962；马捷纳达兰通报（Becmнuк Mameнaдapaнa）．埃里温，1964（7）．

(24) Г．В．泽列捷利．阿尔马兹文字和格鲁吉亚字母表的起源问题（Армaзcкoe пиcьмo и прoблeмa прoиcxoждeния грузинcкoгo aлфaвитa）//东方铭文学．第2、3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1949．

(25) 巴库尔，也就是瓦剌兹·巴库尔，是伊维尔人的国王（416-429）。

(26) 瓦尔达佩特——译音，教师，指导者之意。

(27) Кoрюн．马什托茨传记（Жumue Maшmoцa）．埃里温，1962：100-101．

(28) 格鲁吉亚史（Иcmopuя Гpyзuu）：第一册．第比利斯，1946：95页和以后几页；И．А．贾瓦希什维利．格鲁吉亚古文字学（Гpyзuнcкaя naдeoгpaфuя）．第比利斯，1926：189页及以后几页．

(29) Л．М．麦利克谢特-别克．关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诸字母表的起源问题（К вoпрocу o гeнeзиce aрмянcкoгo，грузинcкoгo и aлбaнcкoгo aлфaвитoв）；А．Г．尚尼则．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诸字母表的字母顺序（Пoрядoк букв грузинcкoгo，aрмянcкoгo и aлбaнcкoгo aлфaвитoв）//阿塞拜疆历史的材料．巴库，1957；H．И．尔扎耶夫．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的铭文学新的考察结果（Hoвыe нaблюдeния в эпигрaфикe Кaвкaзcкoй Албaнии）．阿塞拜疆科学院通报．巴库，1964（1）．根据H．И．尔扎耶夫的看法，在阿尔巴尼亚字母创制之前，阿尔巴尼亚使用突厥北欧金石文字。

(30) М．Renard．伊特拉斯坎学入门（Initiation à l'étruscologie）．巴黎，1941；В．格奥尔基耶夫．赫梯语和伊特拉斯坎语（Hethisch und Etruskisch）．索非亚，1962；А．И．哈尔谢金．伊特拉斯坎文献的诠释问题（Bonpocы umepnpemaцuu naмяmнuкoв эmpyccкoй nucьмeннocmu）．斯塔夫罗波尔，1963．根据В．格奥尔基耶夫、А．И．哈尔谢金以及Hoувeк、E．Fetel等人的看法，伊特拉斯坎语与印欧语系的赫梯-努比亚语族有同源关系。1964年，在挖掘离罗马70公里的一座古代庙宇时发现了有伊特拉斯坎铭文的金薄板和一块有腓尼基铭文的金薄板。而且腓尼基铭文十分接近于其中一块伊特拉斯坎铭文。这一发现大概便于对伊特拉斯坎的了解。1964年，J．Garbini和М．Рallottino发表了这些铭文。

(31) А．Grenier．马西里安纳字母表和罗马文字的起源（L'alрhabet de Мarsiliana et les origines de l'écriture à Rome）．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罗马，1924（41）．

(32) D．Diringer．字母．莫斯科，1963：567-568．

(33) 在伊特拉斯坎文字中有时还用具有箭头形的符号来表示辅音f。

(34) J．Février．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452-454；М．Сohen．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巴黎，1958：191．

(35) 字母“йoт”和“双V”是指（如英文）j和W这种字母形状。——译注

(36) М．尼杰尔曼．拉丁语历史语音学（Иcmopuчecкuaя фoнemuкa лamuнcкoгo языкa）．莫斯科，1949；И．М．特隆斯基．拉丁语历史语法（Иcmopuчecкuaя гpaммamuкa лamuнcкoгo языкa）．莫斯科，1960．

(37) 后来，辅音k在拉丁文字中就主要用字母С表达了；字母Κ只在少数情况下（尤其是一些来自希腊语的词）保留了语音k的用法，而字母Q开始与字母V结合使用，具有kv的音值。

(38) 后来，字母“üпcилoн”在拉丁文中改变了自己的这一音值并开始表示i（而不是ü）音。这一情况决定于：拉丁语中没有ü这个音，而在晚期的希腊语中，这个音转化为i音。因此字母“üпcилoн”获得了（例如法文中）新的名称“игрeк”，即希腊语的i。

(39) И．М．特隆斯基．拉丁语历史语法（Иcmopuчecкuaя гpaммamuкa лamuнcкoгo языкa）．莫斯科，1960：72-73．

(40) “尖音符”（aрex）是拉丁文中标明元音的一种符号。——译注

(41) F．Stefens．拉丁古文字学（Lateinischen Paläographie）．特里尔，1909；С．М．Тomрson．希腊和拉丁古文字学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Greek and Latin Palaeography）．牛津，1912．

(42) 某些学者认为，这些铭文是用日耳曼语写的，但不是用北欧古代文字，而是用北伊特拉斯坎字母写成。

(43) 奥丁神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古代神话中的最高之神，主管战争和胜利，风暴与航海，保护阵亡英雄。——译注

(44) H．Аrntz．北欧古代文字手册（Handbuch der Runenkunde）．柏林，1935；北欧古代文字、它的历史和碑铭（Die Runenschrift ihre Geschichte und ihre Denkmäler）．柏林，1938；F．Мossé．北欧古代文字的起源（L'origine de l'écriture runique）//语言研究所讲座．巴黎，1950—1951．

(45) J．Vendries．欧甘文字及其起源（L'écriture ogamique et ses origines）//Choix d'études linguistiques et celtiques．巴黎，1952．

(46) М．Сohen．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巴黎，1958：208．

(47) М．Сohen．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巴黎，1958：207．

(48) Р．С．基利亚罗夫斯基，В．С．格里夫宁．根据文字文献来确定世界各种语言（Оnpeдeлumeль языкoв мupa no nucьмeннocmям）．莫斯科，1964．

(49) О．А．多比阿什-罗杰斯特文斯卡娅．中世纪的文字史（Иcmopuя nucьмa в cpeднue вeкa）．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56等；字母J、W于15世纪由法国人Р．拉-拉迈首次纳入字母表中。

(50) А．А．列福尔马茨基．语言学引论（Bвeдeнue в языкoзнaнue）．莫斯科，1960：183．

(51) 在最近几百年内，唯一重大的（但也远非完全的和尚未完成的）正字法改革是美国进行的英文改革。

(52) М．Сohen．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巴黎，1958：276，291．

(53) 在一些信奉新教的国家（如德国、荷兰、瑞典、挪威、丹麦），基督教的祈祷仪式早就已经由用拉丁语和拉丁文转到用民族语和民族文字进行了，因此在这些国家中，语言和文字之间的不协调虽然部分存在，但已大为减弱了。

(54) 扬·胡斯（Jan Hus，约1369—1415）是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他反对德意志封建主与天主教会对捷克的压迫和剥削，主张用捷克语和文字举行宗教仪式等。后被教皇和德意志天主教会以“异端”罪名处以火刑。——译注

(55) F．Мossé．语言史概要（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巴黎，1950：188，192．

(56) J．Lafitte-Houssat．正字法改革：可能吗？受欢迎吗（La réforme del'orthogmphe．Est elle possible，est elle souhaitable？）．巴黎，1950．

(57) О．А．多比阿什-罗杰斯特文斯卡娅．中世纪的文字史（Иcmopuя nucьмa в cpeднue вeкa）．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

(58) А．马尔金．纸的历史（Иcmopuя бyмaгu）．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В．伊斯特林．印刷材料学（Пoлuгpaфuчecкoe мamepuaлoвeдeнue）．莫斯科，1953．

(59) D．Diringer．手工制作的书（The Hand-Produced Book）．伦敦，1953．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318．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386．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386．

第九章　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

斯拉夫文字产生的历史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至今为止尚未确定下来的有：这一文字是何时出现的，最初的斯拉夫文字是什么样子。问题之所以特别复杂，还因为传到现在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斯拉夫字母——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用这两种字母写成的文献始于9世纪末和10世纪初。然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谈到，是拜占庭在摩拉维亚的传教士基里尔于9世纪60年代初创立了某一种字母。此外，还有许多事实证明，在基里尔以前斯拉夫人就已经存在过文字。

本章将从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1

在这两种斯拉夫字母中，至少有一种字母的创制是同基里尔及其兄长美弗基在摩拉维亚担负的宗教-政治使命和教育使命相联系的。

阐明基里尔（826—869）、美弗基（820—885）及其弟子们的生活和事迹，以及阐述两种斯拉夫字母创立的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有如下一些：

（1）基里尔和美弗基的繁本《传记》，即所谓的《潘诺尼亚本传记》。从这些传记的文本来判断，它们是基里尔和美弗基的弟子们于9世纪末在潘诺尼亚撰写的，这一时间是在基里尔和美弗基去世（前者在869年，后者在885年）后不久，他们的弟子被从摩拉维亚驱逐到保加利亚之前（886），无论如何这一时间不晚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1)夺取摩拉维亚的时间（905）。之所以注明这一时间，是因为可由如下事实来证明：在上述《传记》中一点也没有谈到美弗基死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事件，也没有谈到摩拉维亚王国的强大这一事实。《美弗基传记》传下来的有八种抄本(2)；其中最古老的抄本（现存莫斯科历史博物馆的文集中）属于12世纪。根据E．格奥尔基耶夫的看法，《基里尔传记》有23种抄本(3)；从内容来判断，它写成的时间早于《美弗基传记》。

（2）基里尔和美弗基的简本《传记》（每个传记不到一页），即所谓的《训诫集圣徒传略》，根据基督教书籍《训诫集》而得名，其中包括了这两份《传记》。

（3）黑衣修士赫拉伯尔的《文字的故事》谈到了基里尔创立字母的原因，评述了该字母的特点，还谈到了在基里尔之前斯拉夫人拥有文字的情形。这一《故事》大概是在保加利亚写成的，是在基里尔和美弗基去世后不久，当时（9世纪末—10世纪初）保加利亚正处于高度繁荣并在文化-政治上同拜占庭势均力敌的时期。之所以注明是这一时期，是由下述事实所证明的，即，第一，《故事》中谈到，“那些见过他们（基里尔和美弗基）的人还活着”；第二，《故事》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同希腊人的论争：究竟哪种字母——斯拉夫字母还是希腊字母——更为神圣。已知的《故事》抄本不下12种；其中最古老的抄本（保加利亚抄本）属于14世纪中叶(4)。

（4）罗马教皇的信函，特别是美弗基的同时代人——教皇约翰八世（874—882）的书信，以及教皇的图书管理员安纳斯塔西的证明书（869年和875年）。

（5）东斯拉夫的《往年故事集》(5)（约11世纪）中涉及创制斯拉夫文字历史的片断。

（6）10世纪上半期在保加利亚用希腊语编写成的美弗基的弟子克里门特的《繁本传纪》（《保加利亚轶事》）和《简本传记》（《奥赫里德轶事》）（克里门特于916年去世）；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还编写了美弗基的另一弟子纳乌姆（于910年去世）的《传记》。

（7）所谓《意大利轶事》，它是在11世纪由主教高德里克用拉丁语写就，书中谈到基里尔乐于867年把他在赫尔松发现的圣徒尸骨迁往罗马；《圣徒遗骸迁葬记》大概是基里尔本人写的；此外还有简单的报道《基里尔升天记》；《波希米亚轶事》谈到美弗基给捷克大公鲍里沃依洗礼以及大公夫人柳德米拉的《传记》；《基里尔·菲洛索夫的言论》（《索伦轶事》）；献给圣基里尔和美弗基的祈祷辞，这大概属于10世纪；《对基里尔和美弗基的赞美辞》，以及其他一些不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

在“参考文献”第六部分列举了一些出版物，其中发表了上述文献并加以研究(6)。

根据这些文献资料，基里尔（他出家为僧之前名叫康斯坦丁·菲洛索夫）和长兄美弗基出生在半斯拉夫和半希腊的海港城市索伦（现在的萨洛尼加——见第116图）的拜占庭军官家庭。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两兄弟是保加利亚人(7)；根据亚陀斯半岛的传说，他们的父亲是保加利亚人，母亲是希腊人。

第116图　9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和大摩拉维亚王国图

①霍尔瓦特人——我国现译名为克罗地亚人。——译注

父亲去世后不久，基里尔移居到拜占庭的都城，并在那里接受了优异的教育。根据《传记》所说，基里尔掌握了语法学、辩证法、雄辩术、算术、几何、天文学、文学、音乐，精通五种语言——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还在求学年代，基里尔就同拜占庭的牧首福季关系密切。福季和当时统治拜占庭的皇帝米哈伊尔对基里尔的才干十分赞赏，因此他们经常派遣他作为拜占庭的使节，出使到相邻各国去说服那里的人民相信拜占庭的基督教优越于其他的宗教。例如，在9世纪50年代中期，基里尔被派往保加利亚的勃列加尔尼茨河流域一带，他使很多保加利亚人信奉基督教；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基里尔在这次出使期间，就开始了制订斯拉夫字母的工作。基里尔出使叙利亚，去萨拉森人那里的时间也是在这一时期。

但是基里尔第三次的传教旅行活动——9世纪60年代初到可萨人那里传教——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旅途中基里尔停留在希腊的赫尔松尼斯城（斯拉夫语是科尔松），它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之滨。正如基里尔《传记》的全部23种抄本所证明的，基里尔在赫尔松尼斯发现了用俄罗斯字母写成的（“рoуcьcкими пиcьмeны пиcaнo”——“用罗斯文字写的”）《福音书》和《圣诗集》。《传记》中接着谈到，基里尔在赫尔松尼斯见到了一个说俄语的人，他们进行了交谈，基里尔把此人的语言同自己的保加利亚-马其顿言语进行了对比之后，很快就开始用俄语来读写。《传记》中的这一极其重要的证明将在本章第5节详细叙述。

公元862年年末，即基里尔离开可萨人回来以后，摩拉维亚大公罗斯季斯拉夫派了一个使团来到拜占庭。使团的正式使命是转达大公的请求：派一些能够用摩拉维亚人懂得的语言进行传教的传教士到摩拉维亚去，代替用拉丁语的德意志天主教会人士。但是这一请求的主要目的是力求得到拜占庭的支持来对付德意志封建主的压力；因为在这个时候德意志封建主已经同摩拉维亚和拜占庭的邻国——保加利亚谈判缔结军事联盟。只有拜占庭才能够牵制保加利亚人不同德意志人结盟。罗斯季斯拉夫也担心德意志传教士，虽然在此前不久这些传教士让他信奉了基督教。罗斯季斯拉夫担心，德意志传教士来到摩拉维亚不仅是作为宣讲福音的神职人员，而且是充当德意志大公们的密探。

派遣传教士的请求是符合拜占庭的利益的，因为它早就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西部斯拉夫人那里去。这项请求更符合拜占庭教会的利益，因为它同罗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势不两立；在摩拉维亚使团来到拜占庭的那年，这种关系变得如此尖锐，以致罗马教皇尼古拉甚至把君士坦丁堡牧首福季骂得狗血喷头。所以米哈依尔皇帝和总主教福季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罗斯季斯拉夫的请求。他们挑选了基里尔和美弗基作为自己的使节。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一挑选，是因为基里尔已有丰富的传教活动的经验；此外，由于他是索伦出生的人，说得一口流利的斯拉夫语。

所有的文献资料证实，此后不久，基里尔制订了一种斯拉夫字母（究竟是哪一种字母，任何一份文献都没有谈到）。基里尔利用这一字母，在美弗基的协助下把一些祈祷书籍译成了斯拉夫语（据《潘诺尼亚本传记》说，翻译了《福音选集》、《使徒行传集》、《圣诗集》以及《教堂礼拜》的一些章节）。基里尔和美弗基翻译完之后就起程前往摩拉维亚了。

据《传记》说，基里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创制出了一种字母，并且翻译了三四部祈祷书籍，时间之短（没有几个月）早就使人感到惊奇。因此有人提出了一种假设：基里尔早在摩拉维亚使团到来之前就开始了制订字母的工作和翻译经书。着手这项工作的起因可能是基里尔进行的传教活动，因为在摩拉维亚使团到来之前他已经进行了七八年的传教活动了。

通常引用黑衣修士赫拉伯尔指出的基里尔创立字母的时间来作为证明。他的《文字的故事》的大多数抄本都指明自创世以来的6363年是创立斯拉夫字母的时间。然而根据拜占庭采用的纪年法，认为从创世到基督诞生已过了5508年。6363减去5508，所得的数是855年，即大约是基里尔在勃列加尔尼茨河一带进行传教活动的那一年。反对这一时间的人指出，除了拜占庭纪年法之外，还有另一种纪年法，即所谓的亚历山大里亚纪年法。这种纪年法出现在亚历山大里亚，后来传到拜占庭，然后又传入斯拉夫人诸国。根据这一纪年法，从创世到基督降世一共是5500年，而不是5508年。因此，如果赫拉伯尔采用亚历山大里亚纪年法，则斯拉夫字母创立于863年，而不是855年，即摩拉维亚使团来到拜占庭后不久。

这个问题在保加利亚学者К．М．库耶夫的几部著作(8)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К．М．库耶夫为了证实斯拉夫字母创立的时间是863年，提出了四条令人信服的理由。

（1）基里尔的《潘诺尼亚本传记》中，字母的创制时间是在摩拉维亚使团到达后不久，即863年。基里尔履历中如此重要的事实竟然在《传记》中把时间记错，这是难以设想的。此外，在855年和863年之间相差八年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这一差额完全符合亚历山大里亚纪年法和拜占庭纪年法之间的差数。

（2）赫拉伯尔在指出6363年是创制字母的时期时又补充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希腊皇帝米哈依尔、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摩拉维亚国王罗斯季斯拉夫和布拉特纳大公科策尔统治的时期。855年和863年都包括在米哈依尔（842—867）、鲍里斯（852—889）和罗斯季斯拉夫（846—870）统治的年代。而布拉特纳大公科策尔在860—861年才登上王位；因此，只有863年这个时期才符合他在位的时间。然而根据赫拉伯尔的著作判断，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科学证实了他所述的全部事实是正确的。

（3）赫拉伯尔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写这部《故事》的，当时保加利亚已经十分强大并在各方面同拜占庭势均力敌；赫拉伯尔的这部著作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证明斯拉夫字母比拜占庭字母优越。因此，赫拉伯尔本应选用亚历山大里亚纪年法，而不是拜占庭纪年法。

（4）在《美弗基传记》中谈到，他在去世前不久，在六个月内几乎翻译了整个圣经。更何况美弗基同兄弟一起，在很短时期内，两人能够把《福音选集》、《使徒行传集》和《圣诗集》这样一些篇幅不大的书籍翻译出来。

的确，在翻译的同时，基里尔还制订了一种字母。但是制订字母的工作（该字母十分确切地表达了斯拉夫言语的语音）所需要的时间不会少于翻译经书的时间。如果说在基里尔之前不存在任何一种斯拉夫的文字，那么这项工作就一定是特别复杂而艰巨的了。但是传至今日的史书材料和其他资料，证明与此相反。

在黑衣修士赫拉伯尔的《文字的故事》中最详细地谈到了斯拉夫字母创制的情形（见第132图；“大юc”(9)有条件地用字母у表示）。赫拉伯尔写道：“从前斯拉夫人没有书籍，但用线条和刻画来计算和占卜，他们是些多神教信徒。他们接受基督教之后，就用拉丁文字和希腊文字来书写斯拉夫语，但没有定规……就这样过了许多年。后来仁慈的上帝……给他们派来了名叫基里尔的圣康斯坦丁·菲洛索夫，一位正直诚实的大丈夫，他给斯拉夫人制订了三十又八个字母，其中一些根据希腊字母的样式，另一些依照斯拉夫言语而独创……”

这样一来，照赫拉伯尔所说，在接受基督教之前，斯拉夫人使用过某种“线条和刻画”，即某种原始的用于计算和占卜的约定符号。在接受基督教之后，斯拉夫人开始使用大多数人知道的拉丁字母（在斯拉夫人西部地区）和希腊字母（在东部地区）来记录自己的言语。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的使用延续了很久（“就这样过了许多年”）。

根据赫拉伯尔的说法，最初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的使用是“没有定规”的，也就是说，不准确地表达斯拉夫语的语音。这是因为在拉丁字母表和希腊字母表中缺少一些用来表达许多斯拉夫语音音素的字母；例如，希腊字母表中没有表示б，ж，з，ц，ч，ш，щ，y，ю，я这些音素的字母。赫拉伯尔在其著作的另一个地方指出了这种情况。他问道：“像бoг或者живoт，зeлo，цeркoвь，ширoтa，ядь，уду，юнocть，язык(10)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字母，用希腊字母怎么能写得好呢？”在斯拉夫人使用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的漫长年代中，这两种字母中补充了一些表达斯拉夫语特殊语音的新字母或字母组，这几乎是毫无疑义的。

基里尔大概知道斯拉夫人使用希腊字母的这一情形。他的《传记》说，他在赫尔松尼斯发现了用“罗斯字母”书写的一本福音和一本圣诗集，而且他学会了阅读和理解这两本书。最有可能的是（见本章第5节），基里尔发现的是用希腊文字写的东斯拉夫语书，但这种希腊文字补充了若干新的斯拉夫字母，因此它就被称为“罗斯字母”。由于熟悉这些“罗斯字母”，这就正好说明基里尔制订斯拉夫字母的速度之快。的确，即使是这种情况，基里尔仍然不得不进行复杂的语音工作。第一，赫尔松尼斯发现的书籍是用东斯拉夫语写成的，而基里尔创制字母是为了适应于南部斯拉夫的言语（保加利亚-马其顿语）。第二，即使到9世纪中叶希腊文字已多少适应了斯拉夫语的语音，但这种自发的适应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足以把两种古斯拉夫字母都加以区别开来的完善和系统化程度。

基里尔和美弗基后来的全部生涯(11)都是在同德意志天主教教会人士的斗争中度过的，因为德意志天主教会力图在摩拉维亚禁止他两兄弟引进的用斯拉夫语进行的祈祷仪式，并销毁斯拉夫语的书籍，从而阻止斯拉夫文化和文字的进一步发展。

869年，基里尔在前往罗马时去世，美弗基则于885年在摩拉维亚的首都维列格勒去世。美弗基死前指定他的一个弟子——戈拉兹德——为继承人。

美弗基死后不久，反对斯拉夫文字的人在摩拉维亚取得了胜利。教皇撤销对戈拉兹德的任命，禁止斯拉夫语的祈祷仪式和祈祷经书。基里尔和美弗基的弟子遭到残酷的迫害，其中五位最主要的人物——戈拉兹德、克里门特、纳乌姆、安格拉里亚和拉夫连季被驱逐到保加利亚去。

美弗基的弟子被驱逐到保加利亚这一事件发生在886年。4年以后（890），教皇斯德凡六世认为需要再次把斯拉夫语的祈祷仪式和经书革出教门。又过了25年，约在915年，教皇约翰十世又一次进行诅咒。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斯拉夫文字尽管遭到迫害，但仍然（虽然是秘密地）在摩拉维亚继续保存着。

究竟谁能够在摩拉维亚恢复基里尔和美弗基的事业呢？最可能的情况是：美弗基的继承人同另一位弟子拉夫连季一起秘密地从保加利亚回到了摩拉维亚。因为正是戈拉兹德受美弗基的委托领导摩拉维亚的教会和继续为斯拉夫文字的存在和发展进行斗争。戈拉兹德和拉夫连季是被驱逐到保加利亚去的五位美弗基信徒中的两位。但这五位信徒中只有三人，即克里门特、纳乌姆和安格拉里亚出现在保加利亚，而戈拉兹德和拉夫连季从他们被驱逐的时候起就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尽管美弗基的门徒被驱逐出境，但在摩拉维亚，斯拉夫语的祈祷仪式始终没有停止。

与摩拉维亚发生的事几乎同时，美弗基奠定的斯拉夫文字的初步基础也从波兰和捷克被排挤出去。因此，从9世纪末期起，特别是在西米昂王统治的年代（893—927），保加利亚成了斯拉夫文字的中心。

在西米昂王统治时期，保加利亚无论在军事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卓有成效地同拜占庭展开竞争。例如，在894年，西米昂承认斯拉夫语是保加利亚教会的正式语言；在919年，西米昂在同拜占庭交战获得胜利之后，接受了皇帝的尊号并且组织了选举独立的保加利亚大主教的事宜。赫拉伯尔的《文字的故事》正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故事》证明斯拉夫文字比希腊文字优越。

除了当地的作者和学者以外，移居保加利亚的美弗基的弟子（奥赫里德的克里门特、纳乌姆和安格拉里亚，普列斯拉夫的康斯坦丁以及格里戈利·普列斯维特尔·姆尼赫）在繁荣保加利亚的文字事业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继承了基里尔和美弗基开创的从希腊语翻译成斯拉夫语的事业，参与编写各种各样的文学选集，他们自己还进行创作，这大大推进了保加利亚读书识字活动的广泛开展。在很大程度由于美弗基弟子们的努力，所以西米昂统治的年代甚至获得了保加利亚文学“黄金时代”的美名。

在西米昂的继承人彼得王（927—969）统治时期，这一“黄金时代”已经大大地暗淡了，从11世纪起，斯拉夫文字、文学和制书事业的中心转移到了基辅罗斯。

2

基里尔和美弗基在摩拉维亚活动的时期没有留下书面文献；近几年在摩拉维亚进行的考古发掘，除了一两枚拜占庭钱币外，没有发现当时的文物(12)。传世的最古老的斯拉夫铭文或手稿（见本章第4节）是10世纪的或者（《普列斯拉夫铭文》）可能是9世纪末年的。这些铭文和手稿是用两种类型的古斯拉夫文字写成的。一种叫作“基里尔字母”（由基里尔得名）；另一种称为“格拉戈尔字母”（глaгoлицa，来自古斯拉夫的“глaгoл”——意为“说话”）。

这两种斯拉夫字母是什么样的呢？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又是怎样？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与希腊文字的关系又如何呢？

从整个字母表来看，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是相符合的（第117图）。

第117图　基里尔和格拉戈尔两字母系统同拜占庭正字体的字母对比
在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的字母形状栏内，用“×）”标明的字母大概是在赫拉伯尔写了《文字的故事》之后出现的。在《（斯拉夫）字母名称》栏内，用“×）”号标明的基里尔字母是俄文字母表中废除了的，因为它们已不需要用来表达古斯拉夫语和俄语的语音结构；用“××）”号标明的字母是由于古斯拉夫语和俄语的语音结构的历史变化而被排除的字母；用“×××）”号标明的字母是字形变化了的字母。在基里尔字母表中，也用字母“ук”来表示400这个数，用“小юc”表示900这个数，在格拉戈尔字母表中，用字母“штa”表示800这个数

根据11世纪的手稿，基里尔字母系统共有43个字母。从大约同一时期的文献来看，格拉戈尔字母系统有40个字母。这40个字母中有39个用来表示和基里尔字母几乎相同的语音，只有一个字母（“дeрвь”）是基里尔字母表中没有的(13)，它用来表示颚化的（软）辅音Г。在格拉戈尔字母表中没有类似基里尔字母的“пcи”，“кcи”以及带й音的э，a的字母。这就是11世纪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的全部字母的情况。在9—10世纪，这两种字母的成分有些不同。

例如，在基里尔字母初期的成分中(14)，显然还没有四个带й音的字母（两个带й音的юc和带й音的a，э）。这一情况可由下述事实证实：在用基里尔字母写成的古老的保加利亚手稿和铭文中，没有这四个字母（见萨穆依尔王的铭文《翁多利斯基篇》），或者缺少其中几个字母（见《萨瓦之书》《苏普拉利手稿》）。此外，字母ук（oу）最初被看作字母“oн”和“ижицa”（即o和у——译注）的组合。这样一来，最初的基里尔字母则不是43个，而是38个。

与此相应，在早期的格拉戈尔字母中，显然没有两个юc，而只有一个“小юc”（），即后来取得“带й音的小юc”的音值和名称的那个字母；这个юc用来表示带й音的鼻元音和不带й音的鼻元音эн。第二个“小юc”（，后来取得“不带й音的小юc”的音值和名称）在最初的格拉戈尔字母表中显然是不存在的；这可由最古老的格拉戈尔字母写的手稿——《基辅篇》——的字形所证实(15)。在初期的格拉戈尔字母表中可能还缺少两个“大юc”中的一个（后来它取得“带юc音的大юc”的音值和名称）；无论如何，这个格拉戈尔字母形式的起源是不清楚的（见本章第3节），很可能它是因仿照晚期的基里尔字母所致。这样一来，早期的格拉戈尔字母就不是40个，而是38—39个。

像希腊字母表中的字母一样，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除有音值以外，还具有数字的意义。9个字母用来表示个位数（从1到9），9个字母表示十位数（从10到90），9个字母表示百位数（从100到900）。此外，在格拉戈尔字母中，有一个字母表示1000；基里尔字母中用特殊的符号表示1000。为了表明字母表示的不是语音，而是数目，在该字母的两侧打上点并在字母上面用一短横线的“节略符号”（～）。

在基里尔字母表（第148图）中，通常只有借自希腊字母表的字母才有数字的意义；24个借自希腊的字母，每个字母所定的数字意义是和该字母在希腊字母表中所具有的意义相同。只有6、90、900这三个数例外。希腊人为表示这三个数，使用“дигaммa”“кoппa”“caмпи”这三个字母，它们在希腊文字中早已失去音值，只用作数目字。这几个字母没有借入基里尔字母表。因此，在基里尔字母中用新的斯拉夫字母“зeлo”（代替“дигaммa”）表示6这个数，用“чeрвь”（与有时还用的字母“кoппa”并列）表示90这个数，用“цы”（代替字母“caмпи”）表示900这个数。

格拉戈尔字母表中，顺序排列的前28个字母具有数字意义，不管这些字母是否与希腊字母相符还是用来表示特殊的斯拉夫语音。因此，大部分格拉戈尔字母的数字意义既不同于希腊字母，也不同于基里尔字母。

在基里尔字母表和格拉戈尔字母表中，字母的名称是相同的；诚然，这些字母名称产生的时间是不清楚的。

基里尔字母表和格拉戈尔字母表的字母排列顺序几乎是一样的。这一排列顺序的确定：第一，依据字母的数字意义；第二，根据传世的12—13世纪的字母的起首音原则(16)；第三，根据希腊字母表中字母的顺序。

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有很大的差异。基里尔字母的形式呈几何图形状，简单，清晰，便于书写。43个字母中，24个借自拜占庭正字体（见插图6），其余19个是独立创制的，但遵循基里尔字母的统一风格。与此相反，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却十分复杂，有意造作，有许多弯钩和圈形等笔画。但是格拉戈尔字母比基里尔字母要更为独特，像希腊字母的地方要更少些。

由于基里尔字母在字形上接近于拜占庭的正字体，所以有关基里尔字母的独立程度（独创程度）的问题，它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新的文字体系或者仅仅是拜占庭文字的变体的问题(17)，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人们通常是从起源学上分析基里尔字母的形状出发。结果，他们在希腊字母表、希伯来字母表以及其他一些字母表中经常发现基里尔字母字形的原型，由此做出了基里尔字母不具有独立性的结论。革命前俄国的所有研究著述和大部分4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苏联的著作，对这个问题就是这种看法。现代国外的文字史学家对这个问题也是这种看法。因此，他们在谈到斯拉夫文字时只是用几页篇幅或者在叙述希腊文字的章节中用几行一带而过（J．Févrie，М．Сohen，D．Diringer，Č．Loukotka），或者根本不提及斯拉夫文字（I．Gelb）。

这样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

第一，其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文字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字母-音素文字体系是完全独立形成的。例如，腓尼基文字是在埃及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古希伯来文字、阿拉米文字和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阿拉伯文字是在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拉丁文字是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法语、德语、英语以及其他西欧诸语的文字体系是在拉丁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只可以提某种文字体系（其中也包括斯拉夫文字体系）的独立程度的问题，可以提出有关该文字的产生是通过机械的借用呢，还是经过对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加以创造性的改造的问题。

第二，在解决文字的独立程度的问题时，字母形状的独创性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要知道，文字首先是表达和记录言语的手段。然而字母的形状几乎从来也不决定于该字母用来表达那种语言的语音特点（这种联系的例子是相当少见的——基里尔字母“ук”“штa”，特别是表示带й的元音的字母的字形——见第118图）。字母的形状决定于某一民族的造型艺术的特点，其程度是很小的。只有文字和字体的形体风格才有时与艺术的特点相联系。然而字母的具体形状是约定的，决定于书面文献（例如，纪念碑文字或者书籍的文字，或者官厅行文）的用途，取决于使用的书写材料（例如楔形文字的符号形式）和早先存在的文字字形的影响。只有因数百年来对某一字母形状习以为常了，该字母形状才被看作是本民族的。

因此，既然有了简单明了的和斯拉夫人已经使用的希腊字母，所以基里尔字母的制订者就没有必要去给古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相同的语音想出一些新的字母。但是对于那些表示斯拉夫语言中有而希腊语所没有的语音的字母，情况就有所不同。基里尔字母的创制人在制订这些字母时，表现出对古斯拉夫语的语音的深刻理解，还表现了他们书写上的兴趣。大部分字母都有一种简单的、便于书写的形式，它符合基里尔字母的总的风格。但是如果借用的字母不符合基里尔字母的风格（例如借自希伯来的字母“цы”“шa”），那它们的形状就加以改变，以便适应于这种风格。

但是，正如前已指出的，任何字母体系的独立程度与其说决定于它们字形的独创性，不如说决定于它的字母表-音素成分同语言的音素成分的适应性。在这一方面，基里尔字母系统是完全独创的。我们从以下的对比可以看到它的音素成分的特点。

在制订法语、德语、英语和其他西欧诸语的字母系统时，在24个古典拉丁文的字母以外，只加上了（在中世纪时期）两个新的字母：W（双V）和j；此外，有一个字母——U（V）依据它用于音值u或v而开始使用两种写法。由于这种机械借用的结果，在西欧诸语的音素成分和它们字母表的字母-音素成分之间便产生了分裂（见第八章）。

类似西欧诸语的字母系统建立在拉丁文的基础上，基里尔字母系统则建立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但是基里尔字母是非常巧妙而创造性地对希腊（拜占庭）字母进行了改造。43个基里尔字母中有19个（占45％）是拜占庭字母表中没有的，这19个字母包含在基里尔字母表中是为了适应于古斯拉夫语的特殊的音素。这些字母（包括字母名称——译注）是（见第117图）：

Буки

Штa

E（带й音的э）

Живeтe

Eр

小Юc

Зeлo

Eры

大Юc

Ук(18)

Eрь

小Юc（带й音）

Цы

Ять

大Юc（带й音）

Чeрвь

Ю（带й音的у）

Шa

Я（带й音的a）

结果，基里尔字母表具有表达古斯拉夫语所必需的全部字母。

这个结论更加适用于格拉戈尔字母。与基里尔字母表相比较，这一字母表缺少斯拉夫语不需要的两个希腊字母“кcи”和“пcи”，除此以外，有一个新补充的斯拉夫字母“дeрвь”。

但是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都有很大的缺点。

虽然基里尔字母系统拥有斯拉夫语必需的全部字母，但它仍包含有6个斯拉夫语不需要的希腊字母，它们是：“oмeгa”“фитa”“пcи”“кcи”，三个表示元音и的基里尔字母（即表示数字8的и，表示数字10的и和“ижицa”）中的两个。

格拉戈尔字母表也有4个不需要的字母（同基里尔字母表一样，但没有“кcи”和“пcи”）。

这些字母，斯拉夫人主要用作数字符号。除此以外，这些字母按传统往往也作为借用的希腊词的字母来使用；其中几个字母（如“фитa”“oмeгa”）同时保证那些借用词的确切读音（按拜占庭语读音）。但是希腊词用入各斯拉夫语之后，很快就开始按斯拉夫语读音；然而到18世纪斯拉夫数字系统被更为方便的阿拉伯数字系统所排挤。因此上述字母就变得多余了。在18—20世纪，俄罗斯文字、保加利亚文字和塞尔维亚文字改革的时候，这几个字母就被废除了。

例如，字母“oмeгa”在希腊语（见第八章）中表示长元音o，不同于短元音o，后者用希腊字母“oмикрoн”（在斯拉夫字母表中是字母“oн”）表示。在9世纪的古斯拉夫语中，正如在俄语中的一样，元音并没有长音或短音之分；因此，在古斯拉夫语和俄语两种文字中，字母“oн”和“oмeгa”的音值是相同的。在18世纪初以前，在俄文中字母“oмeгa”经常和写于其上的字母т连用，表示前置词“oт”。

字母“фитa”（希腊字母“тeтa”）在希腊文字中用来表示齿间呼气音т（th）。由于古斯拉夫语和俄语中没有这个音，所以字母“фитa”在音值上同字母“фeрт”相符(19)，但它只保留在几个希腊语借词中，例如aнaфeмa（革出教门），Фивы（特维，古希腊的重要城市有“七门的特维”之称——译注），Мeфoдий（美弗基）等。

字母“кcи”和“пcи”在希腊文中用来表示希腊语特有的复合辅音кc、nc。在古斯拉夫文中，这两个字母也只是用于少数希腊借词中，如пcaлтырь（赞美诗集），Кceркc（人名）这几个词。

三个表达语音u的斯拉夫字母的起源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字母（i）在俄文中因其有数目（10）的意义而称为“十数и”，但在希腊文中叫作“йoт”，并且很早以来就用来表示元音u。第二个字母（и）因其有数目“8”的意义而称为“八数и”，在希腊文中叫作“этa”，曾经用来表达长元音э（与表示短元音э的希腊字母“эпcилoн”不同）；由于希腊语语音历史变化的结果，在9世纪的拜占庭，字母“этa”的发音已不读如长元音э，而读如元音u（类似йoт的读音）。第三个字母在俄文中称为“ижицa”，在希腊文中叫作“üпcилoн”，它曾经用来表示近似德语的ü这个音；在9世纪的拜占庭文字中，字母“ипcилoн”也开始表示u，而不是表示ü。因此，在拜占庭文字中，这三个字母的音值已经是一致的了，并且仅是由于传统的缘故，以及由于它们有不同的数目意义而继续同时使用。

这几个有相同音值但有不同数目意义的字母也进入了斯拉夫文字。在俄文中最常用“八数и”这个字母表示元音и，“十数и”逐渐地主要用在元音和半元音й的前面，这个字母的这种用法于1758年由科学院法定下来。字母ижицa在俄文中只在少数几个希腊词是传统上用来代替元音и（如мирo，cинoд）。

除了6个希腊字母（它们从一开始就不适用于斯拉夫语）以外，基里尔字母系统中还有6个字母［即4个表示юc的字母（第117图第37—40行——译注）和字母“зeлo”“ять”］，由于古斯拉夫语和俄语的语音发生了历史变化，它们也成了多余的字母。在格拉戈尔字母系统中有7个这样的字母（即4个表示юc的字母以及字母“зeлo”“ять”“дeрвь”）。

上述字母中，几个表示юc的字母用来表示斯拉夫语的特殊的鼻元音“小юc”表示元音эн［这个元音保存在波兰语中，如Рięc（пэнчь）“五”］；“大юc”表示元音oн［保存在波兰语中，如rǫczka（рoнчкa）“把手”］；两个“带й音的юc”分别表示相应的带й音的鼻元音。在俄语中，鼻元音早在9—10世纪以前就已消失，分别变化为元音a、y；几个юc字母也具有类似的音值。从12—13世纪起，字母“大юc”就从俄文中消失（只是在15世纪它一度短时出现），最初这个字母用合体字母oу代替，后来用字母у代替。字母“小юc”直到17—18世纪才消失，它被字母a—я所取代。

根据11—12世纪字母贯顶诗和其他史料来判断，字母ять在古斯拉夫语中用来表示前元音a（其前一辅音是软辅音），表示带й音的元音a以及元音e的特殊变体(20)。字母ять的这种音值在格拉戈尔字母系统中保留时间比较久，虽然它并没有用来表示带й音的元音a的特别字母。在基里尔字母系统中出现了“带й音的元音a”的字母，这个字母用来表达其前为软辅音的元音a并表达带й音的元音a；因此在基里尔字母系统中ять通常就表示元音e的特殊变体，虽然有时也用来代替“带й音的元音a”。

在较晚期的俄罗斯文字中，直到18世纪中叶，字母“ять”表示长的闭元音e。例如，当时М．В．罗蒙诺索夫写道：“在俗语中字母‘e’和字母‘ять’几乎没有使人感觉到它们的差异，但在读时听觉却可以明显地区别这种差异，要求读‘e’时音域宽，读‘ять’时音域窄。”从18世纪末期起，在文学语言中这两个音就不再有差别了；例如，当时А．Л．苏马罗科夫（1718—1777）指出，他很难学会把“e”和字母“ять”表示的音区别开来。然而直到1917年文字改革前，字母ять由于传统的缘故还继续使用。

字母“зeлo”和“зeмля”的历史比较复杂。其中字母“зeмля”几乎就是希腊字母“дзeтa”的翻版，它用来表达前舌浊辅音дз。基里尔字母“зeлo”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新的斯拉夫字母，但是字母“зeлo”的形状是由希腊字母“дигaммa”的晚期（拜占庭时期）字形脱胎而来的；希腊字母“дигaммa”某个时候曾经具有近于英语字母w的音值，但它的数值同“зeлo”相符（表示“六”）。字母“зeлo”纳入各斯拉夫字母表，大概是只用来表示数目“六”，或者既用来表示“六”又表示辅音з（与字母“дзeтa”—“зeмля”不同，这个字母最初用来表示辅音дз）。但是，显然早在11—12世纪，字母“зeмля”和“зeлo”就取得了新的音值：字母“зeмля”开始用来表示辅音з，而字母“зeлo”表示辅音дз（在某些基里尔字母写的手稿中，辅音дз用字母“зeмля”表示，但同时在字母上面加一特别的横线）(21)。稍晚一些，由于俄语的语音变化，这两个字母在音值上合一，开始只用来表示辅音з。

基里尔字母ъ（“eр”）和ь（“eрb”）的音值和用法上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最初这两个字母用来表示弱化元音——近于元音o（“eр”）和e（“eрь”）；例如赫拉伯尔的《文字的故事》中，这两个字母使用在гръчьcкий，cътвoри这些词中。大约从12—13世纪起，元音o（eр）和e（eрь）在一些情况下（如在词尾）脱落，不再读出音来；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转化为中元音o、e（如“грoчecкий”，“coтвoри”）。在俄文中虽然保留下ъ和ь这两个字母，但它们已具有新的作用。在词的中间，字母ь用来表示其前一辅音为软辅音（如“пиcьмo”），以及表示其后一元音为й化音（如“пeньe”）。在词末尾，ь主要(22)用来表示词末辅音为软辅音，而ъ表示词末辅音为硬辅音。后一情况中用ъ纯属多余，因为在词末尾没有ь这个字母就决定了该辅音是硬辅音。

3

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的字母形状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呢？

43个基里尔字母中，24个无疑借自拜占庭正字体，同时保留它们的书写形式(23)，而最初也保留过它们的音值。其余19个字母是拜占庭文字中所没有的，用来表达斯拉夫语的特殊语音。几乎所有这些新的字母（19个中的15个）都放在基里尔字母表的末尾，只有四个字母（“буки”“живeтe”“зeлo”“ук”）放在由拜占庭文字借用的字母中间。这些字母的来源如下（第118图）(24)。

第118图　为表达斯拉夫语特殊的（希腊语中没有的）语音而创制的基里尔字母的形状的来源
左栏——通过借用或者字形变异而得到的字母；
右栏——通过其他基里尔字母合体结合而得到的字母

一个新字母，即Б（“буки”）是希腊字母β（“бeтa”）字形稍作改变而来。在古典希腊文字（见第八章）中，“бeтa”这个字母表示语音б。在拜占庭时代，由于希腊语的历史演变，语音б转化为语音в。在拜占庭文字中，字母“бeтa”相应地也开始表示в，从而有了一个新的字母名称，即“витa”。

在古斯拉夫语中，音素в和б几乎同样经常出现。所以在基里尔字母表中就保留了获得新名称“вeди”的拜占庭的字母В（“витa”）来表达音素в。为表达音素б就创造了一个新字母Б（“буки”），它是通过拜占庭字母В（“Витa”）的字形变化而形成的。促成这种变化的情形是：在某些拜占庭手稿中（例如862年的《波尔菲利圣诗集》）字母“витa”的形状更接近于Б，而不是В。字母В（“вeди”）和Б（“буки”）起源的共同性也可由下述事实来证明：与放在斯拉夫字母表末尾的其他新字母不同，字母б在字母表中放在字母В的旁边。

基里尔字母“зeлo”是通过希腊字母“дигaммa”的晚期拜占庭写法的变化而创立的。这点可由下述事实证明：这两个字母在字形上相似，以及字母“зeлo”在斯拉夫文字中具有和希腊文字中字母“дигaммa”相同的数字“六”意义。字母“зeлo”在基里尔字母表中的位置也决定这个字母的数字意义。

三个新的字母，即“цы”“чeрвь”“шa”，借自希伯来文字，同时使它们只具有符合基里尔字母系统总的风格的比较正规的几何形式。字母“шa”是由希伯来字母“шин”而来。字母“цы”和“чeрвь”是希伯来字母“цaдe”在字形上的分解，因为这个字母在中世纪既读如ц，也读如ч。很可能希腊字母“кoппa”对字母“чeрвь”的形式也有影响。这可由下述事实来证明：这些字母的形状很接近，还有，字母“чeрвь”在基里尔字母系统中具有和字母“кoппa”相同的数字（90）意义。

五个新的斯拉夫字母是通过其他基里尔字母在字形上的变异而产生的。

例如“小юc”和“大юc”是字母А的变异（复杂化）（И．В．雅基奇、Л．格依特列尔、E．格奥尔基耶夫等人认为如此），在一些拜占庭手稿中字母А曾有与基里尔字母“小юc”，甚至“大юc”相近的形状。

字母ь（“eрь”）的形状显然来自最简单的基里尔字母I（и），而字母ъ（“eр”）和字母ѣ（“ять”）通过字母ь（“eрь”）在字形上复杂化而得（E．格奥尔基耶夫）；这也可由下述事实证明：字母ь（“eрь”）和ъ（“eр”）以及局部地字母ь和字母ѣ（“ять”）在形状和音值上相近似。字母Ъ、Ь、Ѣ的形状出自基里尔字母Б（“буки”）（И．В．雅基奇）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三个字母和字母Б的音值毫无共同之处。

八个新的字母是通过不同的基里尔字母组合而成的。这种合体形式通常是与新字母的音值相联系的。

例如字母Оу（“ук”）是通过字母О（“oн”）和Y（“ижицa”）组合而成。字母Оу（“ук”）的这种合体结构是受了拜占庭文字的启发，因为拜占庭文字也用字母О（“oмикрoн”）和у（“üпcилoн”）相组合来表示元音y。

字母Ѱ（“штa”）是通过字母ш（“шa”）同由下面加上的字母т（“твёрдo”）合体组成的。这种结构反映了古斯拉夫语中这个字母的音值，它在古斯拉夫语中读如шm；这个字母的名称（“штa”）也证实了它的这种结构。

字母Ы（“eры”）是字母Ъ（“яр”）同字母I（и）的组合体。

斯拉夫语带й的元音的字母结构特别适应其语音。这些字母是通过表示相应元音的字母同字母I（и）合体组合而成。在基里尔字母表中，字母я（I＋“aз”），e（I＋“ecть”），两个带й音的“юc”（I＋相应的“юc”），以及字母“ю”（I＋“oн”）都是这样构成的。这最后一个字母（ю）最初是I和Oу（“ук”）组合，后来字母Oу（“ук”）的第二个字形要素（у）脱落。利用这种压缩合体字形（I＋o）来表示元音ю之所以可能是有保证的，这就是：在古斯拉夫语和古俄语中还没有元音ё；所以使这一合体字母具有ё的音值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字母Ж“живeтe”的来源不十分清楚。这个字母的形状大概是通过在字母“xeр”（E．Ф．卡尔斯基）的中间加一直线而成，或者是通过把音值上接近字母Ж（“живeтe”）的字母Z（“зeмля”）重叠而成；或许，这一情况正好说明，与大多数新字母不同，字母“живeтe”不放在基里尔字母表的末尾，而是几乎同字母“зeмля”摆在一起。

格拉戈尔字母的起源比较难以说清楚。

尽管这些字母的字形特殊，但许多人仍然试图在其他一些字母表中揭示出它们的原型。他们为此探究了各种各样的文字体系。有三种假说流行最广(25)。

其中一种假说是在1881年首先由I．Тaуlor提出，然后由Д．Ф．别利亚耶夫、И．В．雅基奇、В．H．肖普金等人加以发展。根据这一假说，格拉戈尔字母出自9世纪拜占庭草字体（第119图）；格拉戈尔字母图形的奥妙难解是因为书写人力求把文字书写加以美化。这一假说受到了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的批评，在苏维埃时期，它又受到E．Ф．卡尔斯基、E．Э．格兰斯特列姆等人的批评(26)。

第119图　格拉戈尔字母同拜占庭斜字体字母的对比（据А．М．谢利舍夫）

事实上，格拉戈尔字母同9世纪拜占庭的草书体的相似点相距甚远，二者的差异十分显著。草书体作为拜占庭文字的一种书法类型，其特点（见第99图г）是：字母连写，呈斜形；有上下出行的字母要素；经常用合体字形；使用“环圈”，唯一目的是加快书写。相反，格拉戈尔字母的特点是：字母不连写；没有出行的部分；很少用合体字形；也使用“环圈”，但不是为了加快书写（因为格拉戈尔字母分开书写），而是为了美化、装饰（见第124图）。最古老的“呈半角形的”格拉戈尔字母（例如，见第122图，a）与其说具有草书体性质，不如说是正书体性质，它与拜占庭草书体相距最远。只是在较晚期的保加利亚手抄本中，格拉戈尔字母才具有与草书体比较接近的呈圆形的形状，在格拉戈尔字母中，只是从14—15世纪起才出现字母连写（不一个个分开写）。

除此以外，在9世纪的拜占庭，草书体主要用于官厅、贸易和日常生活的书信来往，很少用于世俗书籍中；而祈祷经书则用正字体抄写。因此，对于主要用来满足教会需要的斯拉夫文字来说，用官厅草书体，而不是祈祷经书的正字体来作为范例，这是不大可能的。

这样一来，在拜占庭草书体的基础上创立格拉戈尔字母的说法看来是不确实的。可以假定草书体只对个别的、少数几个格拉戈尔字母有影响。因此赞成这一假说的人（И．В．雅基奇、В．H．肖普金、А．М．谢利舍夫等）在解释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时，除了拜占庭的草书体以外，还从希伯来字母、萨马里亚字母、科普特字母以及其他一些字母系统寻找根据。但是，格拉戈尔字母的制订者在所有的场合都是这样亦步亦趋，同时采用如此迥然不同和相距遥远的来源作为依据，这是不大可能的。

正如下面要指出的（见第120—121图），把格拉戈尔字母的形成解释为仿照相应的基里尔字母，同时在某些场合使用拉丁字母的形状，另一些场合采用象征性的组合体和表音的合体，这种解释要令人信服得多。

H．H．杜尔诺沃提出的假说与上述假说相近(27)。根据这一假说，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是同一字母的两种书写类型，很可能，它们甚至还是由同一个人同时创造的。依据H．H．杜尔诺沃的看法，格拉戈尔字母是草书型字体，用来在羊皮纸上书写，而基里尔字母是正字体类型，用来在岩石上雕刻。但是古代的格拉戈尔字母写的铭文具有的正字体（而不是草书体）性质，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形式上的显著差异，以及在岩石上（见第122图）和羊皮纸上（见第124图和插图7）同时用这两种字母书写，这一切使得上述那种看法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根据另一种（40—50年代在苏联广泛流行的）假说（П．Я．切尔内赫、E．М．埃普斯坦、H．А．康斯坦丁诺夫、И．А．菲古罗夫斯基等人），格拉戈尔字母起源于某种“原始格拉戈尔”文字，这种文字早在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以前的时期通过进化演变而形成的。证实这一假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找到。此外，大部分格拉戈尔字母那种复杂而奇特的形状，令人不由得想到它们是人为制造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进化演变的结果。文字史表明，通过进化演变而产生的字母（如腓尼基字母、希伯来字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早期阿拉伯字母等），最初的特点是字母形状简单，甚至呈几何图形。然而字形上复杂化是那些因个人发明的结果而制造出的字母表的特点（例如亚美尼亚字母表、格鲁吉亚字母表），这种字形的复杂性或者是由于后期摹仿而产生的（例如晚期阿拉伯字母，某些叙利亚字母）。

第三个假说是最可能的。根据19世纪后半叶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А．И．索鲍列夫斯基提出的，而后由E．Ф．卡尔斯基和最近几年保加利亚学者格奥尔基耶夫发展的这一假说，格拉戈尔字母是由于个人创造而出现的，而且字母的创造者利用早已存在的基里尔字母作为格拉戈尔字母的基础，故意改变了基里尔字母的形状并使之复杂化。

格拉戈尔字母的这种起源之所以看来是最可能的，是因为有如下几种理由。

毫无疑义，基里尔字母出自拜占庭正字体文字，由于使拜占庭字母的字形变化或者合体组合，以及从希伯来字母表中借用两三个字母，所以基里尔字母能够通过进化演变的道路轻易地从拜占庭正字体中发展起来。然而格拉戈尔字母却不能完全从某一别的文字体系中引发出来，它最像故意造作的文字。除了格拉戈尔字母字形的复杂和奇特以外，这还可由它的一些特点来证实。例如，第一个格拉戈尔字母“aз”从形状上看是一个十字架。第一个字母呈这种形状大概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意地使它具有这种形状，为的是指出：学习字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它应当从画十字开始。格拉戈尔字母“ижe”和“cлoвo”从对称方面看是彼此相像的，这两个字母都是一个圆形和一个三角形的结合。某些研究人员（Г．切尔诺赫沃斯托夫、В．Р．基帕尔斯基）也认为这些字母的单型构造不是偶然的，他们把这种构造解释为：“ижe”和“cлoвo”组成了耶稣（Ииcуc）的名字(28)。

格拉戈尔字母的数字意义也证明了这一字母系统是人为制造的。在基里尔字母表中，字母的数字意义几乎精确地再现了希腊的字母系统，因此，可以解释为直接借用的结果。相反，在格拉戈尔字母表中，按字母顺序前28个字母有数字意义，而且其中还加入了7个新的斯拉夫字母（“буки”“живeтe”“зeлo”“дeрвь”“ук”“цы”“чeрвь”），这些字母是希腊字母表中所没有的。因此，格拉戈尔字母的数字意义不可能解释为借用的结果。格拉戈尔字母的数字意义也不可能通过进化演变而产生，因为它决定于字母在字母表中的顺序，而统一的、经常性的和新的字母顺序总是由于有意识的系统化而确定下来的。

除此以外，格拉戈尔字母由基里尔字母起源，还由对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进行比较分析所证实。这些字母中有许多字母形状或结构是如此相似，以致只要接受下列三种假说之一就可以解释这一相似性：（1）两种字母有共同的起源，（2）格拉戈尔字母影响基里尔字母，（3）基里尔字母影响格拉戈尔字母(29)。

但是第一个假说——承认两种字母有共同的来源（来源于拜占庭字母，局部来自希伯来字母）——只对那些根据从其他字母表所取的式例构成的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字形的近似，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这一假说并不说明独自构成的新的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更大程度的相似性，例如字母“штa”“ю”“eры”的某种相似性。

第二个假说——格拉戈尔字母对基里尔字母的影响——可以说明用作表示斯拉夫语特殊语音的新的基里尔字母接近格拉戈尔字母。但是这一假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其余基里尔字母同格拉戈尔字母的相似，因为这些基里尔字母确切地再现了拜占庭正字体的相应字母，因此，毫无疑义，它们是从后者借用来的。

把上述两种假说加在一起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根据这两种假说，用来表示斯拉夫语和希腊语中相同语音的基里尔字母，是从拜占庭正字体借用来的，而新的，基里尔的字母是按格拉戈尔字母的样式制订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基里尔字母的创立人原封不动地把希腊字母借用过来，而把许多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变得面目全非呢？与此同时，格拉戈尔字母形状的变化不限于使它们适应于基里尔字母的总的风格，这本是可以理解的。在许多情况下，构成彼此相应的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如字母“eр”，“eрь”和最初几个“юc”）的原则是各不相同的。特别不可理解的仍然是改造那些格拉戈尔字母形状的原因（例如最初几个“юc”改造的原因），虽然这些字母的合体结构比相类似的基里尔字母更好地反映它们的音值。

相反，如果接受基里尔字母影响格拉戈尔字母的假说，那么下面两类格拉戈尔字母同基里尔字母的相似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一类格拉戈尔字母在希腊字母中有原型，另一类没有希腊字母原型。如果接受这一假说，这两类格拉戈尔字母同相应的基里尔字母的相似，就容易用几乎所有的格拉戈尔字母是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构成的说法来加以解释。许多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形状的差异也变得易于解释了。因为各种关于格拉戈尔字母在基里尔字母基础上形成的假说（见本章第6、7两节）都是根据这样的推测，即，格拉戈尔字母的制订者有意识地力求把这些字母改变得尽可能少地与其原型相似。

对个别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的形状进行比较分析，也证实了上述的一切。

格拉戈尔字母表中有18个字母在希腊字母中没有原型，它们用来表示斯拉夫语的特殊语音。几乎所有这些字母在起源上可以分为四类（第120图，并参看第118图）。

第120图　为表达斯拉夫语特殊的（希腊语所没有的）语音而创制的格拉戈尔字母形状的起源
左上——形状同基里尔字母相似的格拉戈尔字母，对这几个字母来说，是基里尔字母系统还是格拉戈尔字母系统先有，是难以确定的；左下——也是形状同基里尔字母相似的格拉戈尔字母，但对这几个字母来说，基里尔字母系统先有是无疑的或者是可能的。右上——格拉戈尔合体字母，形状不同于基里尔字母，大概它们是独自创造的；右下——也是形状不同于基里尔字母的格拉戈尔合体字母，但它们是照基里尔字母的式样创制的（除字母ы以外，因为对它来说，基里尔字母系统和格拉戈尔字母系统都有可能领先）

第一类有四个字母，即“живeтe”，“цы”，“чeрвь”和合体字母Ы（“eры”），它们的形状与相应的基里尔字母类似，对它们来说，是基里尔字母还是格拉戈尔字母占优先地位，两者都是同样可能的。

这四个字母中，“цы”和“чeрвь”无疑被两种斯拉夫字母系统的一种从希伯来字母系统中借用，然后它们又转到另一种字母系统中。但是，要确定哪种斯拉夫字母系统首先借用这几个字母是很难的，因为这些字母在每种字母系统中都是根据它的字形风格来创造的。在格拉戈尔字母表中字母“цы”比较接近于希伯来字母原型，而在基里尔字母表中则是字母“чeрвь”比较接近于希伯来字母原型。

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живeтe”的形状很相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字母“живeтe”也是从一种斯拉夫字母系统转入另一种字母系统，但对它作了一些字形上的变化，以便适应于后一种字母系统的风格。但字母“живeтe”的原始来源不十分清楚。认为这个字母出自科普特字母“джaнджи”（Ф．Ф．福尔图纳托夫、А．М．谢利舍夫等人）的看法是不大可信的，因为基里尔未必通晓科普特字母表。正如前已指出的，最可能的是基里尔字母Ж（“живeтe”）是由两个字母S（“зeмля”）组合而成，或者是在字母X（“xeр”）中加一条直线而成。

无论是基里尔字母还是格拉戈尔字母，其字母Ы（“eры”）都是字母Ъ（“eр”）或者Ь（“eрь”）和字母I（“и”）的结合。

第二类是字母“шa”“штa”“буки”“ю”“ять”，它们同相应的基里尔字母也很相似，毫无疑义，也来自基里尔字母。有下列理由证实这点。

字母“шa”由其中一种斯拉夫字母系统借自希伯来字母，然后转入另一种斯拉夫字母系统中。而且“шa”是唯一的在两种字母系统中形状相同的字母。但是从几何图形构造来看，字母“шa”符合于基里尔字母系统的风格，而在格拉戈尔字母系统中，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同类的字母。因此，字母“шa”最先出现在基里尔字母表中。

在基里尔字母表中，字母“штa”是通过字母ш（“шa”）和字母т（“твeрдo”）组合而成，这符合这个字母的名称和音值。格拉戈尔字母“штa”虽然形状上几乎完全同基里尔字母“штa”一致，但它用同样的方法却不可能合成，因为在这一情况下这个字母本应有两个小圈，而不是一个［根据格拉戈尔字母∞（“твeрдo”）的形状］。格拉戈尔字母“штa”的形状也出自字母“шa”和“чeрвь”的组合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在古斯拉夫语中这个字母曾读如шm，而不是шч。这就是说，格拉戈尔字母“штa”也只能解释为仿照基里尔字母的结果。

基里尔字母Б（“буки”）是字母В（“вeди”）的字形变体；因此Б在В的旁边。格拉戈尔字母表中，字母“буки”的写法与字母“вeди”毫无共同之处，但它却十分接近于基里尔字母“буки”。所以格拉戈尔字母“буки”的形状，特别是它在字母表中同字母“вeди”放在一起的位置，也只能解释为仿照基里尔字母的结果。

基里尔字母“ю”是由字母I（“и”）同字母Oу（“ук”）合体结合而成，但Oу的第二部分у随后脱落；基里尔字母“ю”的这种来源符合这一字母的音值（带й音的元音y）。在格拉戈尔字母表中，与基里尔字母类似的形式“ю”一点也不反映此字母的音值，因此也只能解释为仿照基里尔字母的结果。

属于这第二类的还有一个格拉戈尔字母“ять”。基里尔字母ѣ（“ять”）是字母ь（“eрь”）的字形的复杂化；这同这些字母的音值有联系。格拉戈尔字母“ять”的形状最易于解释为仿照基里尔字母“小юc”形状的结果；字母“ять”和“小юc”在音值上的相近证实了这点。

第三类是字母“eр”，“eрь”以及最初的格拉戈尔字母“小юc”和“大юc”。这几个格拉戈尔字母在形状上不同于与其相应的基里尔字母；这几个字母在两种字母表中可能都是独自生成的。

例如基里尔字母ъ（“eр”）和ь（“eрь”）是通过字母I（“и”）在字形上的变异而成。而在古老的格拉戈尔字母写的手稿中（如《基辅篇》）字母“eр”和“eрь”是格拉戈尔字母“oн”的字形变体。

最初两个字母“юc”的构成，在格拉戈尔字母表中同音值的联系，比在基里尔字母表中要大得多。基里尔字母表中，几个“юc”的形状是通过正字体（“大写的”）字母А的形状的复杂化而成；这几乎不反映这些“юc”的音值。格拉戈尔字母表中，最初大概有两个“юc”：表示鼻元音э的是一个格拉戈尔正字母“ecть”和一个反字母“ecть”结合而成的字母（）；表示鼻元音o的是格拉戈尔字母“oн”和同样的反写符号相组合的形式（）。这个符号（反写字母“ecть”）被大多数研究人员理解为鼻辅音н的符号；这后一情形可由下述事实证明：在《西奈圣诗集》中，这个符号用来代替格拉戈尔字母“н”（如在aнгeл“天使”这个单词中）。

由此可见，构成最初两个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юc”的原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里不能推测一种字母表影响另一种字母表。但是格拉戈尔字母“юc”却较好地反映了这些字母的音值。因此，如果接受格拉戈尔字母是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创立的说法，那么这些“юc”结构上变化的原因就完全清楚了：它决定于力求更好地反映这些字母的音值的自然而然的趋势。然而如果基里尔字母是在格拉戈尔字母的基础上创立，那么用比较差的构成基里尔字母юc的原则来代替成功的格拉戈尔字母的构成原则的原因就变得不明不白了。

第四类是字母ук和较晚期出现在格拉戈尔字母表中的两个“юc”（不带й音的“小юc”和带й音的“大юc”）。这两个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也不同于类似的基里尔字母，但前者有同后者一样的构成原则。正如对这些字母的分析所表明的，后一种情况也只能解释为仿照基里尔字母的结果。

例如，在基里尔字母表中，字母Oу（“ук”）是字母О（“oн”）和У（“ижицa”）的合体，类似拜占庭文字中元音y由字母О（oмикрoн）和Y（“üпcилoн”）组合来表达。格拉戈尔字母表中，字母ук是两个字母（“oн”）的合体（）。这不反映字母“ук”的音值，它只可以解释为不成功地仿照基里尔字母Oу（“ук”）的标准结构的结果。对于较晚期出现在基里尔字母表和格拉戈尔字母表中的两个“юc”，也可以做出相同的结论。在基里尔字母表中两个带й音的“юc”出现较晚。这两个字母在基里尔字母表中作为字母I（и）同相应的带й音的“юc”的结合体而构成，这反映了这两个字母的音值。在格拉戈尔字母表中，不带й音的“小юc”和带й音的“大юc”出现的时间要更晚些。

这两个比较晚的格拉戈尔字母中的第一个（），大概是通过把最初的格拉戈尔字母“小юc”的左半部（）隔开的方法构成。余下的“小юc”的右半部就开始用来表达不带й音的鼻元音э，而整个“小юc”（）则用来表达带й音的鼻元音э(30)。

两个格拉戈尔字母“小юc”的这种结构和用法，只能解释为仿照基里尔字母的结果，因为在基里尔字母表中，不带й音的“小юc”由一个符号构成，而带й音的“小юc”则由两个字形要素组成。

格拉戈尔带й音的字母“大юc”是由表示鼻音н的符号和像翻过来的格拉戈尔字母“зeлo”组合而成。很可能，这个“юc”的基础也是仿照带й音的基里尔字母“大юc”的双要素结构。

格拉戈尔字母“зeлo”的起源不十分清楚。让我们回忆一下，E．Ф．卡尔斯基提出基里尔字母“зeлo”出自希腊字母“дигaммa”，而格拉戈尔字母“зeлo”出自基里尔字母“зeлo”。

最后，假如基里尔字母是在格拉戈尔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那么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它的制订人不把字母“дeрвь”从格拉戈尔字母表搬到基里尔字母表中去，更何况在稍晚的时间（12世纪）类似的字母出现在基里尔字母写的手稿中。顺便说一句，格拉戈尔字母“дeрвь”的形状更接近于拜占庭字母和基里尔字母“М”，而不大接近萨马里亚的字母“йoд”，А．М．谢利舍夫(31)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字母“дeрвь”出自萨马里亚字母“йoд”。

这样一来，18个新的格拉戈尔字母中，10个字母（“шa”“штa”“буки”“юc”“ять”“зeлo”“дeрвь”“ук”和两个出现较晚的“юc”）的字体形状或者合体结构的原则，可以轻易地解释为仿照基里尔字母的结果；对于另外四个字母（“живeтe”“цы”“чeрвь”“eры”）同样也容许做出格拉戈尔字母仿照基里尔字母的推测，反之亦然。此外，最初两个格拉戈尔字母“юc”以及字母“eр”，“eрь”的另一种结构（比相应的基里尔字母较为完善的结构）证明了基里尔字母占优先地位。

显然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至少一半格拉戈尔字母，即那些用来表示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相同语音的字母。在格拉戈尔字母表中这样的字母有22个（第121图）。其中11个字母（“дoбрo”“ecть”“люди”“мыcлeтe”“рцы”“фeрт”“oмeгa”“фитa”，大概还有“кaкo”“oн”“твeрдo”）是经过变化的（反向的，附加上小圈的等）基里尔字母。让我们再提醒一次：相反的推测（根据这一推测，认为基里尔字母是格拉戈尔字母的变形）是不能接受的。这一推测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这些基里尔字母的来源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来源是拜占庭正字体，这些基里尔字母不加任何变化地复现了拜占庭字母的形状。

第121图　为表达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相同语音而创制的格拉戈尔字母形状的起源
左栏11个字母，是变换了的基里尔字母。右栏上面6个字母，是相应的拉丁字母的变换形式；下面5个字母，是独立创制的字形，其中前3个字母是按象征性原则创制的

这22个格拉戈尔字母中，另外6个字母（即“вeди”“глaгoль”“и”“нaш”“пoкoй”“xeр”）的来源也几乎是明白无误的。这些字母十分接近于相应的拉丁字母，是为适应格拉戈尔字母总的风格而将拉丁字母在字形上改换的形状。

这22个格拉戈尔字母中，其余5个（即“aз”“ижe”“cлoвo”“зeмля”“ижицa”）是独自创立的。但是前3个字母是象征性的结构：“aз”是十字架；“ижe”和“cлoвo”是三角形和圆形的象征性组合结构，两者在字形上彼此相像，因为由这两个字母（即И和С——译注）组成“耶稣”（Ииcуc）这个名字。

这样一来，总共40个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不需求助拜占庭的草书体就可以解释，因为它跟格拉戈尔字母在字形方面根本的不同，它也不用于宗教祭祀的仪式。25个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11个用来表达希腊语和斯拉夫语相同的语音）被解释为仿照相应的基里尔字母形状构成原则的结果或者是模拟其形状的结果，而6个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则被解释为模拟相应的拉丁字母的结果。3个格拉戈尔字母（“aз”，“ижe”和“cлoвo”）是人为的象征性结构，4个字母（“eр”，“eрь”和最初的格拉戈尔字母“юc”）是独立的语音合体，两个字母（“зeмля”和“ижицa”）也是同样独立的字形合体。

所有这一切证实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格拉戈尔字母是人为的个人创造的结果，它使用了早已存在的基里尔字母来作为自己的基础。

4

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最古老的文物究竟属于哪个时期的，属于哪些斯拉夫国家的呢？

正如前面指出的，从基里尔、美弗基及其弟子们活动的时期起，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献。

直到不久前为止，被认为最古老的注明时间的斯拉夫铭文是993年的，它用基里尔字母写在马其顿的保加利亚王萨穆依尔家族成员的一块墓碑石上。迄今为止，这件铭文在几乎所有西欧出版的文字通史的著作中，都被看作是古老的铭文。然而最近几年来，在苏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找到了几件更加古老的斯拉夫铭文。

20世纪20—50年代，在保加利亚旧都城普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西米昂王的教堂的墙壁和石板上，保加利亚院士克雷斯丘·米亚特夫和伊凡·戈舍夫发现的铭文是基里尔字母铭文和格拉戈尔字母铭文中最古老的。这些铭文部分用基里尔字母书写，部分用格拉戈尔字母书写，对其研究还不充分。К．米亚特夫和H．戈舍夫认为这些最古老的铭文属于西米昂王统治的初期，即9世纪最后十年。另一些学者（如М．维伊加特、С．М．库利巴金）认为它们属于10—11世纪。但最著名的古保加利亚文字文献专家E．格奥尔基耶夫肯定地说，在西米昂王的一件铭文上注有893年这一时间(32)。在第122图a上列有两类铭文：上面的是用格拉戈尔字母写成，下面两行是用基里尔字母写成。下两行读如：

第122图　在保加利亚发现的用基里尔字母-格拉戈尔字母写成的古代铭文
a——9世纪末—10世纪初的普列斯拉夫城的铭文，上面一行是用格拉戈尔字母写成，下面两行是用基里尔字母写成；б——在罗马尼亚多布罗加发现的943年基里尔字母的铭文及其拓印文本

цьркы cятaaгo иoaнa дeлae…

пaулoмь xaртoфулaзoмь．

（圣约翰教堂乃巴维尔·哈尔托富拉兹所建……）

其次一个最古老的铭文是10世纪前25年的罗斯铭文，它用基里尔字母写成，是Д．А．阿夫杜辛在斯摩棱斯克城郊挖掘古墓时发现的。这个刻在瓦罐（第123图，a）上的铭文通常读如“гoрoуxшa”——“芥末粒”“芥末”；因此，这一铭文具有买卖和日常生活的用途(33)。但是斯拉夫文字用于买卖和日常生活的目的，只有比用于教会和国家方面的需要晚得多的时间才能发展起来。因此，把“гoрoуxшa”这个铭文归之于10世纪头25年，就有可能把西米昂王的铭文的时间注明为9世纪末。

第123图　俄罗斯发现的古代用基里尔字母写的铭文
a——装芥末的瓦罐上的铭文（10世纪初），Д．А．阿夫杜辛在斯摩棱斯克城郊发现；б——А．В．阿尔齐霍夫斯基在诺夫哥罗德发现的白桦皮文据之一（11世纪）

最近几十年内发现了许多用基里尔字母写成的11世纪古代罗斯的贸易、手工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的文物。其中有写在白桦皮上的贸易、经济和日常生活的记事（所谓“白桦皮文据”），它们大量是А．В．阿尔齐霍夫斯基在诺夫哥罗德挖掘时发现的(34)。其中一件属于11世纪的文据（第123图，б），是一位叫戈斯佳塔的写给瓦西里的信，信中抱怨他的一个亲人另娶妻子，剥夺了戈斯佳塔的财产；此信文是：“От Гocтяты к Вacильви．Eжe ми oтьцы дaял и рoди cъдaяли，a тo зa нимь．А нынe，вoдя нoвую жeну，a мьиe нe въдacть ничьтo жe．Избивъ рукы пуcтилъ жe мя．А иную пoял．Дoeди дoбрe cътвoря”（大意是：戈斯佳塔致瓦西里。父亲给了我财产，亲人们也给了我东西，现在全归了他。现在他又另娶妻子，他什么东西也不给我。我们双方的家长曾击掌定亲的，可是他却休了我。他娶了另一个女人。请你好好评评理吧。）

属于11世纪用基里尔字母书写的文物有：诺夫哥罗德索菲亚大教堂墙壁上的戏铭文。（例如，“Акимe，cтoя，oуcнe，a рътa й o кaмeнь нe рocтeпe”“阿基姆，站着就睡着了，撞到石头也碰不破嘴”）；刻在建筑用石板、砖瓦、鞋楦、武器等上面的铭文、印记、数字以及工艺匠的名字；11—12世纪纺锤上有妇女名字的铭文（纺锤是套在纱锭上的石圈，用来加速转动；见第128图）(35)。

所有这些文物证实，基里尔字母在11世纪已在罗斯广泛使用，这就是说，它早在这一时期之前就已经产生了。

最古老的注明时间的基里尔铭文是1950年在罗马尼亚多布罗加发现的943年的保加利亚铭文（第122图，б）(36)；大约在同一时间还有普列斯拉夫城莫斯季奇陵墓上的铭文(37)。最古老的注明时间的格拉戈尔字母书写的铭文是伊维尔修道院的希腊文书上的982年记事。

最早的注明时间的基里尔字母书写的手稿是：《奥斯特罗米尔福音》（见插图7），这是根据诺夫哥罗德总督奥斯特罗米尔的命令于1056—1057年抄写的；还有于1073年和1076年为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书写的两部醒世文集（即《斯维亚托斯拉夫文集》）。所有这三部手稿（特别是《奥斯特罗米尔福音》）是用规整的正字体笔法书写的，书的卷首有艺术装饰、字首大写（见插图7），它们是书籍制作的优秀范例；这一情况表明，俄罗斯的书籍艺术在11世纪之前，经历了多么漫长的道路。某些未注明时间的保加利亚手稿比《奥斯特罗米尔福音》更古老，这些手稿是：《萨瓦之书》（福音读物集，从附笔看以萨瓦的名字命名）；《苏普拉利手稿》（在别洛斯托克附近的苏普拉利修道院内发现的传记和传说集）；《康德拉特传记》；《В．М．翁多利斯基福音篇》；《希兰达尔篇》。这些手稿（特别是前两部）有人认为是11世纪上半期的。

最古老的格拉戈尔字母写的手稿（未注明时间的）是：《基辅篇》［西部斯拉夫天主教书籍《弥撒》的篇章，它是1874年在基辅发现的，属于10世纪初期（第124图）］；《布拉格篇章》（羊皮纸写的两篇，有按东方仪式的赞美歌曲，它于1855年在布拉格发现，拉丁手稿式的装帧，一些研究者认为它属于10世纪，但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属于11世纪）；10—11世纪的《佐格拉弗福音》（在亚陀斯半岛佐格拉弗修道院发现）。许多南部斯拉夫的用格拉戈尔字母书写的文献是从11世纪起传下来的。这些文献是：《阿塞曼尼福音》《玛里亚福音》《克洛茨法规》《西奈圣诗集》等。

第124图　最古的格拉戈尔字母的手抄本《基辅篇》（10世纪）中的一页

因此，如果不承认普列斯拉夫铭文所注明的时间是9世纪末期，那么最古老的基里尔字母刻的文物（“гoрoуxшa”这件铭文）和格拉戈尔字母写的文献（《基辅篇》）则属于10世纪初期。如果承认上述注明的时间，那么同时使用两种字母的开始时间则推到9世纪末期。后一种情况看来是比较可能的。因为在10世纪，每种字母已在几个斯拉夫国家使用：基里尔字母在南部斯拉夫人（普列斯拉夫的、多布罗加的以及其他地方的铭文）和东部斯拉夫人（有“гoрoуxшa”这个铭文）那里使用；格拉戈尔字母在西部斯拉夫人（《基辅篇》）和南部斯拉夫人（普列斯拉夫的铭文，伊维尔修道院文书上的铭文）那里使用。除此以外，基里尔字母不仅已开始用来满足国家或教会的需要，而且也已用于日常生活的需要。

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以后的发展情况如下。

在西部斯拉夫人那里，看来是格拉戈尔字母占优势。例如，最古老的一份用格拉戈尔字母写的手稿（《基辅篇》）是属于西部斯拉夫人的。此外，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在许多格拉戈尔字母书写的文献中频繁出现一些西部斯拉夫人特有的语言特点。在10—11世纪，几乎在所有的西斯拉夫民族中，由于天主教的传入，斯拉夫文字被拉丁文字排挤了出去。

在南部斯拉夫人那里，最初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平行使用，虽然基里尔字母有明显的优势；东斯拉夫人那里见到的格拉戈尔字母书写的文本更要少得多。大约从12世纪起，比较简单和规整的基里尔字母几乎完全把格拉戈尔字母排挤了出去。俄罗斯文字、保加利亚文字、马其顿文字和塞尔维亚-霍尔瓦特文字都是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里尔字母也曾在罗马尼亚使用。

至于格拉戈尔字母，直到不久以前它只保留在达尔马提亚(38)沿岸某些天主教的教区内；在这些地方罗马教廷甚至准许用格拉戈尔字母来书写祈祷书籍。

5

关于基里尔以前（接受基督教之前）斯拉夫文字的问题，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是由于苏联和保加利亚的学者的许多最新著作，以及由于发现了大量新的古老文物，在基里尔以前时期斯拉夫人存在文字这一事实才差不多肯定下来。但是原始的斯拉夫文字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产生的——当前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还比较少。

20世纪40年代中期前的俄语著作和大多数国外著作中，甚至至今为止，斯拉夫人在基里尔以前时期存在文字的说法通常是被否定的。

从40年代下半期到50年代末，许多苏联作者的著作中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趋势——过分贬低外来影响对斯拉夫文字产生的作用，认为斯拉夫人从远古时期起就已经独立产生了文字。不仅如此，甚至还提出了一种假设：似乎斯拉夫文字重复了世界文字发展的全部过程——由最初的图画文字和原始的约定符号到表词文字，再由表词文字到音节文字或者辅音-音素文字，最后再到元音-音素文字。

但是，根据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及根据公元前1000年代后半期斯拉夫语言的特点，应该承认这样的发展过程是不可能的。

文字史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哪怕是最古老的民族，都没有完全经历过世界文字发展的全部过程。例如，埃及人由图画文字过渡到表词文字，然后越过音节文字，由表词文字过渡到表词-辅音文字。苏美尔人，其后是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由图画文字和表词文字过渡到表词-音节文字，但他们却不知道字母-音素符号；克里特人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印度人和日本人由表词文字过渡到音节文字，朝鲜人则过渡到表音文字。中国人制订的拼音方案由表词文字直接过渡到元音-音素文字。此外，只有少数最古老的民族（埃及人、苏美尔人、中国汉族人等）甚至也独自经历过上述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民族在发展上超越于所有与其相邻的民族；而且他们的文字史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久。

斯拉夫人，其中包括东斯拉夫人，是年轻的民族。只是在公元1000年代中期他们的原始公社制度才开始解体，在1000年代下半期才终于形成一个个早期的封建王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斯拉夫人不可能独立地走过由图画文字到表词文字，然后由表词文字到表音文字的复杂道路。除此以外，斯拉夫人在这一时期同拜占庭希腊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而希腊人早就使用了完善的元音-音素文字，斯拉夫人对此是知道的。斯拉夫人的其他邻居——西边有德国人，东边有格鲁吉亚人（从公元初期起）、亚美尼亚人（从公元5世纪初年起）、哥特人（从公元4世纪起）和可萨人（从公元8世纪起）——也使用了元音-音素文字。为什么斯拉夫人要独自“发明”他们从其相邻民族那里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呢？

此外，斯拉夫人不可能发展表词文字，因为斯拉夫语的特点是有丰富的语法形式；音节文字不适合，因为斯拉夫语的特点是有多种多样的音节成分；斯拉夫人也不能接受辅音-音素文字，因为斯拉夫语中辅音和元音同样参与构成词根词素和词缀词素。

由上述一切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基里尔以前的斯拉夫文字可能只有三种类型。

例如，从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早在斯拉夫人同拜占庭建立联系之前他们就存在着赫拉伯尔提到的“线条和刻画”型的原始文字的地方变体，这点看来是没有疑义的。正如在第三章中所分析的，这种原始文字的产生是在这样的时候，即在小的分散的氏族集团的基础上产生比较大的，复杂而持久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形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时候。

在公元1000年代上半期，斯拉夫人的部落制十分繁荣。“线条和刻画”型的文字的出现应属于这一时期。这种结论可由公元1000年代中期斯拉夫人的高度文化的文献史料来证实。语言学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正如许多研究学者所指出的，пиcaть（写），читaть（读），пиcьмo（文字），книгa（书）这些词是各斯拉夫语共同的。因此，这些词也正如斯拉夫文字一样，在共同斯拉夫语分解为几个分支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它们的出现不晚于公元1000年代中期。

的确，最古的斯拉夫文字可能只是非常原始的文字，它包含一些为数不多的、不稳定的和不同部落相互不同的最简单的符号种类。这一文字不可能变成多么发达的和规整了的表词文字体系。斯拉夫人相邻部落中没有一个使用过表词文字，而句意文字要独立地发展成表词文字则需要好几百年；此外，表词文字也不符合斯拉夫语的特点。原始斯拉夫文字的使用范围是很有限的。这些大概是以线条和记号形式出现的最简单的计算符号、氏族符号和个人符号、所有权符号、历法符号和占卜符号。

除了黑衣修士赫拉伯尔的证明和上述社会学及语言学方面的理由以外，斯拉夫人存在过“线条和刻画”型的文字这一事实，还可由9—10世纪的文学描述和考古发现来加以证明。

最重要的文学叙述如下：

（1）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福德兰的叙述，921年他在伏尔加保加利亚人那儿停留的时候，见到一个罗斯人的葬仪。伊本·福德兰谈道：“开始他们点着篝火，把尸体放在上面焚烧，接着他们筑成一个类似圆土丘的东西，在土丘的当中竖起一大根杨树木桩，木桩上写上死者的名字和罗斯王的名字，然后他们才离去”。

（2）阿拉伯作家埃尔·马苏迪（死于956年）的叙述，他在《金色的牧场》这一著作中肯定地说，他在一座“罗斯庙宇”中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预言。

（3）梅泽堡的主教蒂特马尔（976—1018）的叙述，他指出，在列特拉城的一座多神教庙宇中，斯拉夫神像上都用特殊的符号刻着他们的名字。

（4）阿拉伯学者伊本·埃尔·涅基姆的叙述，他在《百科通览》这一著作中转述了一位高加索大公派往罗斯大公的使节说的故事（属987年）。伊本·埃尔·涅基姆写道：“有一个人（对他的正直我是深信不疑的）对我说起，卡布克山一位大王派他到罗斯王那里去，他断言，罗斯人有刻在木头上的文字。他还拿出一块白木头给我看，木头上画着不知是词还是单个的字母。”伊本·埃尔·涅基姆甚至勾画出这一铭文（第127图，a）。但是这一铭文没有释读出来；从字形上看它既不同于希腊文字，也不同于拉丁文字，既不同于格拉戈尔字母，也不同于基里尔字母。

斯拉夫神像的“名字”（蒂特马尔语），罗斯死者和罗斯王的名字（伊本·福德兰语），大概是约定的个人符号；10—11世纪的罗斯大公常在他们的钱币上使用类似的符号。刻在石头上的预言（埃尔·马苏迪语），使人想到占卜用的“线条和刻画”。至于伊本·埃尔·涅基姆勾画的铭文，一些人推测那是变形的阿拉伯写法；另一些人则试图找到它同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古代文字的相似点。现在，大多数苏联和保加利亚学者（П．Я．切尔内赫、Д．С．利哈乔夫、E．格奥尔基耶夫等）认为伊本·埃尔·涅基姆的铭文是基里尔以前的“线条和刻画”型文字的样板；也提出这样的假说：这一铭文是图画文字式的线形图。所有这些铭文都排除了使用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可能性，尽管这两种文字被改造来适应于斯拉夫语。要知道，蒂特马尔、埃尔·马苏迪、伊本·埃尔·涅基姆、伊本、福德兰这几个人都是熟知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的。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斯拉夫人存在“线条和刻画”型的文字。在这方面，Б．А．雷巴科夫院士对“切尔尼亚霍夫卡”历法符号的研究最令人感兴趣。(39)

“切尔尼亚霍夫卡文化”因切尔尼亚霍夫卡村而得名，此村离日托米尔市不远。“切尔尼亚霍夫卡文化”囊括了公元2—4世纪时被森林草原覆盖的乌克兰广阔地区（沃伦、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也就是说，根据较晚期的编年史史料，它包括东斯拉夫波利安部落占有的地区。“切尔尼亚霍夫卡文化”的繁荣时期从公元2世纪开始，当时图拉真皇帝夺取了达西亚以后，罗马帝国的边疆已接近这一地区，它的居民同罗马有着密切的关系；“切尔尼亚霍夫卡文化”的衰败时期同公元5世纪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崩溃是相符合的。

Б．А．雷巴科夫的研究以分析切尔尼亚霍夫卡瓶子和瓦罐上的造型和象征性图饰作为基础。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1957年在沃伦地区列别索夫卡村公元3—4世纪多神教庙宇中发现的瓶子（第125图，a）和一个1899年在基辅附近的罗马什卡村发现的瓦罐（第125图，в）。

第125图　切尔尼亚霍夫卡文化区发现的3—4世纪带有象征性历法符号的瓶子和瓦罐（据Б．А．雷巴科夫）
a——1957年在沃伦地区列别索夫卡村发现的公元3—4世纪多神教庙宇中的高脚瓶；б——列别索夫卡村的瓶子边上刻的象征性的十二个月历法；в——1899年在基辅附近罗马什卡村发现的瓦罐；г——罗马什卡村出土的瓦罐上的象征性图形，（上排）图形指明多神教的农时节；（下排）四方形表示划分这些时节的天数和（上排）不同农活的限期

列别索夫卡村的瓶子用作祭祀-施法的器皿；这可由下述情况证实：它是在多神教庙宇中发现的，特别是有象征性的图案装饰。瓶子的宽边上分成12格（第125图，б），它们符合一年的12个月。每一格画满了象征性图形。图形的内容和顺序与古代斯拉夫人多神教节日的顺序相符，也同该地区农事的日历相符。

例如，与一月、三月和六月符合的几格，用斜十字符号标明，这个符号在古代斯拉夫人那里表示太阳和部落。这几个月正好是斯拉夫人多神教的太阳节：开始增加一天的节日（圣诞节节期——1月6日），春分节（三月末），夏至节（伊万·库巴拉节——6月24日）。夏至节不仅是太阳节，而且是水节；在六月那一格中太阳的符号（斜十字）同水的符号（波浪线）的结合是与此相适应的。与四月、八月、九月、十月和十二月符合的几格，用指出这一地区进行农事的月份和狩猎期的图形表示。例如，四月用一架犁的图形标明（春播作物的春耕时期）；八月用谷穗的图形标明（谷物脱粒时期）；九月用树木和网的图形标明（秋天用张在树木之间的网捕捉南飞鸟的时期），十月用白布的图形标明（加工亚麻和大麻的时期）；十二月用一张密网的图形标明（指出借助套索进行冬季狩猎的时期）。其余四格中的图形指出这四个月（基本上不干活）特有的最重要的自然现象。例如，与二月相符合的图形可以理解为雪地上的树（二月是下雪月）；五月的图形可以理解为春播作物发芽的符号；七月的图形可以理解为植物茂盛的符号；十一月的图形（波浪线）可以理解为乌克兰秋雨绵绵的符号。

对罗马什卡村出土的瓦罐（第125图，г）上的图形和符号所做的分析证实这样的解释。瓦罐的外壁有两排图案。上面一排由象征性图形和同类型的方形组成，下面一排由方形和（一排的末端）横的波浪线组成。上面一排的图形，据Б．А．雷巴科夫释读，是指出多神教农业节期的符号，而下面一排的方形则是这些节期占有的天数，即：

上一排开始是5月2日，幼芽出土，

33个方形是33天（包括特别划出的节日）；

树木的符号是6月4日，雅利洛节（“悼亡节”(40)），它同基督教的“三一节”(41)一致，

20个方形是20天（包括“人鱼周”的六天节日）；

太阳和水的符号——6月24日，伊万·库巴拉节，

26个方形是26天（包括一天节日）；

雷电的符号（六角形）——7月20日，雷神节，

17个方形——17天（没有节日）；

镰刀和麦捆的符号——8月7日，收镰节。

上排方形的数量以及分成五组是有意义的。上排总共有127个方形。既然下面一排是在8月7日结束，这就意味着上面一排开始与8月7日相隔127天，即它的开始日期在4月1日。把上排的方形分成五组，这使我们可以确定如下的日期：

第一组开始在4月1日，春耕开始，

25个方形——25天；

第二组开始在4月26日，第一批幼芽出土，

27个方形——27天；

第三组开始在5月23日，植物长叶，

16个方形——16天；

第四组开始在6月9日，抽穗，

25个方形——25天；

第五组开始在7月4日，谷物灌浆，

34个方形——34天；

第五组结束在8月7日，收获结束。

上排的竖波浪线指出希望下雨的日子，下排横线表明这些符号所属的时期内必须使土壤湿润。

整个说来，列别索夫卡村的瓶子，罗马什卡村的瓦罐以及“切尔尼亚霍夫卡文化”的其他饰有图案的瓶子和瓦罐（例如马拉耶什季的瓦罐），据Б．А．雷巴科夫的看法，是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而这些瓦罐和瓶子上的符号是古代斯拉夫人的“线条和刻画”的变体。

东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在接受基督教以前的文字的第二种同样无可怀疑的类型是“原始基里尔文字”。E．格奥尔基耶夫发表了许多论著，证实这种文字的存在。

“线条和刻画”型的文字适用于记载日历、占卜、计算等，但不适用于记录军事条约和贸易条约、祈祷书文和其他一些内容复杂的文件。斯拉夫人对这种记录的需要应和斯拉夫各王国的形成是同时的（这正如其他民族发生的情况一样）。为了上述目的，斯拉夫人还在接受基督教之前和引入基里尔创立的字母之前，在东部和南部无疑使用希腊字母，在西部则使用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用拉丁字母记录斯拉夫语的文献是所谓的《弗赖津加篇》（10世纪）；用希腊字母记录斯拉夫语的文献只留下片言只语，而且混杂在希腊语的文本中。

除了“线条和刻画”外，关于斯拉夫人使用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情况，在赫拉伯尔的《故事》中有直接的证明。依照赫拉伯尔的说法，斯拉夫人在接受基督教之后(42)，但在引入基里尔制订的字母之前，已开始使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来记录自己的言语。但是，照赫拉伯尔所说，最初拉丁文和希腊文使用时是“没有定规”的，也就是说，没有补充表示斯拉夫语特殊语音所需要的新字母（见132图）。赫拉伯尔把改造希腊文字来适应斯拉夫语的语音归功于基里尔。但是实际情况要更复杂。到基里尔创制字母的时候，即到公元9世纪中叶，长时期内一直使用希腊字母来记录斯拉夫语；赫拉伯尔也证实了这点，他指出：“就这样过了许多年。”但是在这么漫长的时期内，希腊文字应当逐渐适应于表达斯拉夫语，特别是，也应当充实了一些新字母。这对于在教堂和军队名册中准确记载斯拉夫人的名字，记载斯拉夫的地名等是非常必要的。E．格奥尔基耶夫(43)写道：“希腊人是斯拉夫人的老师，在9世纪，希腊人在用希腊字母表达斯拉夫语的语音时已经拥有某种字母系统。”例如，语音б用拜占庭字母“витa”表示，语音ш用拜占庭字母“cигмa”表示，ч用字母“тeтa”和“дзeтa”的组合表示，ц用字母“тeтa”和“cигмa”的组合表示，y用字母“oмикрoн”和“üпcилoн”的组合表示。希腊人正是这样做的。斯拉夫人在用希腊文字适用于自己的言语的道路上无疑走得更远。为此由希腊字母形成了合体字母，同时希腊字母还用其他字母表的字母（特别是希伯来字母）加以充实。斯拉夫人是通过可萨人才知道希伯来字母表的(44)。

“原始基里尔”文字是逐步形成的。历史表明，几乎在某个民族借用另一民族的文字的所有情况下，都发生文字适应于语言的类似过程。例如，希腊人借用腓尼基文字，伊特拉斯坎人和罗马人借用希腊文字等，就发生过这类过程。斯拉夫人也不能例外。关于“原始基里尔”文字逐渐形成的推测也可由下述事实证明：传到现在的基里尔字母表类型是非常适合于准确表达斯拉夫语的，这只有经过长期发展才有可能做到。

假如斯拉夫人在接受基督教之前没有字母型文字的话，那么9世纪末至10世纪初保加利亚文学的繁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10—11世纪东斯拉夫人在日常生活中识字的情况十分普及也不可理解了，11世纪罗斯的文字书写艺术和制书业（例子如《奥斯特罗米尔福音》）达到极高的技术水平，同样也不可理解了。

此外，关于斯拉夫人存在原始基里尔文字的推测也可由摩拉维亚派往拜占庭的使团的事实本身所证明。罗斯季斯拉夫大公不能不懂得，用斯拉夫语进行祈祷和宣传基督教，如果不用斯拉夫语来记录祈祷的篇章，是不可思议的。而要记录就需要有文字，尽管这种文字不完善，然而它毕竟适应于斯拉夫语。这就意味着，派遣使团这一事实就证明，罗斯季斯拉夫听说过斯拉夫人的邻居拜占庭有文字。基里尔为改进他创制的字母所需的时间如此之短也证实了原始基里尔文字的存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只有在如下的条件才是可能的，即基里尔掌握了某些原始材料。认为基里尔知道了斯拉夫人存在着文字，并且在创制自己的字母表时利用了这种文字，这一推测正好同他回答拜占庭皇帝提议他出使摩拉维亚时说的话相矛盾。根据《传记》，基里尔回答说：“我很乐意去那个地方，只要他们有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接着他解释说：不能“在水面上书写言词”，因为否则的话可能“使自己落得一个异教徒的名声”。但是这个矛盾只不过似是而非而已。第一，基里尔说的“如果他们有文字表达自己的语言”这句话是指摩拉维亚人，而不是指一般的斯拉夫人。第二，基里尔懂得，为了避免被人指责信奉异教之嫌，就需要有完全规整的文字，它有稳定和统一的字母表。而自发形成的和不同斯拉夫部落各不相同的原始基里尔文字不可能达到这种祈祷目的所需要的一致和统一；在斯拉夫人那里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整理好的字母系统。

因此，斯拉夫人拥有原始基里尔文字的事实看来是没有疑义的。这种文字的产生时间应算在斯拉夫国家形成的初期，即公元7—8世纪。在7世纪，摩拉维亚人在大公萨莫（623）的统治下统一了起来，捷克人在普谢梅斯尔王朝（7世纪中期）统治下统一了起来，阿斯巴鲁赫汗建立了原始保加利亚王国（679）等；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对规整好的文字的需要。斯拉夫人同拜占庭建立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也在7—8世纪，斯拉夫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拜占庭那里借鉴字母-音素文字。此外，根据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和E．Ф．卡尔斯基的研究结果，基里尔字母系统的来源是7—8世纪的（而不是9世纪的）希腊正字，这点证实了上面所注明的时间(45)。

为数甚多的原始保加利亚铭文可以用来证明斯拉夫人在古代使用希腊文字记录自己的言语。公元8—9世纪初保加利亚王国被来自突厥族的国王所统治，这些原始保加利亚铭文就是这一时期的，它们借助希腊字母来表达突厥语的词语。确实，在保加利亚目前尚未发现9世纪中叶的类似铭文，因为当时突厥族征服者已被同化而且学会了斯拉夫语。但是，如果在8—9世纪初保加利亚还使用希腊文字，那么到9世纪中叶这种文字就应当更加广泛地使用了，因为当时保加利亚人在社会发展方面大大地向前迈进了，并且巩固了同拜占庭的联系。

基里尔的《潘诺尼亚本传记》的第八章，含有关于9世纪中叶东斯拉夫人使用字母-音素文字的最有意义的记述。根据这一记述，基里尔在去可萨人那里旅行时，即9世纪60年代初叶，访问了赫尔松尼斯并在那里“发现了”用罗斯字母写成的（“рoуcьcкыми пиcьмeны пиcaнo”）福音和圣诗集(46)。接着《传记》又谈到（第126图），基里尔在赫尔松尼斯遇见了一位说俄语的人，他们进行了交谈，基里尔完全适应了此人的语言之后，就在自己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的）言语中用上各种不同的字母——有元音的，也有辅音的，很快基里尔就开始用罗斯语来读和说，许多人对此惊讶不已。

第126图　基里尔《潘诺尼亚本传记》片断，其中谈到基里尔在赫尔松尼斯（科尔松）发现罗斯书籍的内容
引自H．В．亚斯特列博夫的《基里尔和美弗基活动的活动史料来源汇编》，圣彼得堡，1911

《潘诺尼亚本传记》的这一记述使许多人产生怀疑。一些人认为不可理解的是：东斯拉夫人在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时期，为了什么需要翻译基督教的书籍，这些书又是怎样出现在赫尔松尼斯的。但是在9世纪中叶，许多东斯拉夫人住在克里米亚，稍晚一些，在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统治时期，几乎整个克里米亚都处于基辅王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9世纪中叶的东斯拉夫人中间，接受基督教的人为数不少。例如，希腊福季牧首在867年的信函中，写到了9世纪60年代初许多“罗斯人”，其中包括大公的整个卫队受洗礼的情形。用福季的话来说，甚至还给罗斯派去了一位主教(47)。在阿拉伯作家伊本·霍尔达德贝格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证明材料(48)；根据伊本·霍尔达德贝格（9世纪40年代）的话说，巴格达的罗斯商人“属于斯拉夫人种”，“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徒，并作为基督徒交纳人头税”。

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传记》中的这个地方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是，这种推测已被《潘诺尼亚本传记》所述的确实情节所推翻，而且有关在赫尔松尼斯发现的书籍的故事，在这一《传记》的全部23种抄本（不仅有罗斯的抄本，而且有南部斯拉夫的抄本）中都可以见到这一事实，也否定了这种推测。Л．Я．切尔内赫指出：“因此，只有这部作品的编写者或者编写者们才能加入这个内容，这样的想法才是自然的。”(49)然而（见第353—354页）基里尔的《潘诺尼亚本传记》是9世纪末在摩拉维亚或者潘诺尼亚由基里尔和美弗基的一个弟子撰写而成的，也就是说，它是由保加利亚人或者摩拉维亚人写成的。但是根据加入的内容看，东斯拉夫的文字要比保加利亚的文字和摩拉维亚的文字古老，然而究竟为了什么保加利亚人或摩拉维亚人需要“加入”这种内容呢？

最近几年内，А．С．里沃夫(50)依据对《传记》的词汇所作的分析重又提出《传记》的这个地方是后来加入的假说。照А．С．里沃夫的看法，《传记》的这个地方出现的“文字”（пиcьмeнa，意为“字母”），“言语的力量”，“元音”和“辅音”这些语法术语可能是在10世纪以后的古斯拉夫语中出现的，尤其是在保加利亚翻译了约翰·达马斯金的著作《论八种词类》之后。但是要使像基里尔这样的语言学者不知道有约翰·达马斯金(51)的这部著作是不大可能的。上面所列的语法术语完全可能是在基里尔教育下（即在9世纪中叶的摩拉维亚）仿照希腊语的模式创制出来的。А．С．里沃夫指出的这些术语的不稳定性可能说明它们使用的时间不久；要知道，《潘诺尼亚本传记》是在9世纪末编写的。

有人还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似乎在《传记》中被称为“罗斯文字”（руccкиe пиcьмeнa）的就是“罗斯”部落的瓦里亚吉人(52)传给东斯拉夫人的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古代文字（П．沙法里克、E．戈卢宾斯基、Ф．福尔图纳托夫），或者是哥特文字（“普鲁什文字”“弗鲁什文字”——П．拉夫罗夫、Ц．В．托多罗夫等人），或者是萨马里亚文字（И．В．戈舍夫），甚至或者是叙利亚文字（“苏利亚文字”——А．瓦扬）。

这些假设同样是不大可靠的。第一，传到现在的《传记》的23种抄本，没有任何一种抄本中有“普鲁什文字”（прушcкиe пиcьмeнa），“弗鲁什文字”或者“苏利亚文字”的字样，而在所有的抄本中都指出，基里尔发现的书籍是用“罗斯文字”写成的（在两种抄本中“罗斯的”这个词写成рушкиe）。第二，基里尔《传记》中准确地列举了他所掌握的语言；但在所列举的语言中并没有瓦里亚吉语、哥特语和叙利亚语。因此，假如在赫尔松尼斯发现的书籍是用瓦里亚吉语，或者哥特语，或者叙利亚语写成的，那么基里尔则不能很快地学会阅读和懂得这些书的内容，关于这点，《传记》中是直接指明了的。第三，《传记》中谈到，基里尔学会了阅读和了解他所发现的书，“他把各不相同的字母、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安到自己的言语（即保加利亚-马其顿语）上”。而这种学习只有在基里尔发现的书籍的语言和文字同他本人的语言和文字相接近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传记》的作者知道哥特人的名称：《传记》第八章中把哥特人就称为“哥特人”，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接近于“罗斯人”的名称，这种情况证实了“哥特文字”的假说是不能成立的。

“叙利亚文字”的假说更是不能成立的。还在公元7世纪，叙利亚已被阿拉伯人所征服。而阿拉伯人同伊斯兰教一起把阿拉伯文字强加给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到9世纪中叶，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文字的各种变体只在少数秘密的基督教村社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9世纪中叶在赫尔松尼斯出现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书籍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然是用斯拉夫语写成的书籍才会使基里尔感兴趣；但是用叙利亚语写成的福音和圣诗集未必会引起基里尔如此大的兴趣，正当他一心一意准备同可萨人就宗教信仰进行辩论的时候，不可能还研究这两本书。假如即使基里尔对叙利亚的书籍也感兴趣，那么毫无疑义，他会注意到叙利亚基督教学说的“异教”性质（聂斯脱利教派、摩尼教派、雅各教派等）。要知道，基里尔的前半生是在同圣像崇拜反对派、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对宗教信仰的争辩中度过的。

“萨马里亚文字”的假说也是同样不能成立的。萨马里亚人是被亚述人征服的以色列王国的古希伯来居民的后裔，他们信仰一种特殊类型的犹太教。然而萨马里亚人究竟为了什么需要抄写基督教的福音（更何况圣诗集），而且把这些书籍带到赫尔松尼斯去呢？此外，在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7世纪）之后，阿拉伯语也逐渐成了大多数萨马里亚人的语言。

提出这样的假说也是不能成立的：似乎基里尔发现的书籍是用“原始格拉戈尔”文字写成的，这种文字在斯拉夫人那里是由“线条和刻画”发展而来并且后来变成了格拉戈尔字母（В．格里戈罗维奇、М．波戈金、H．尼科利斯基的假说，当前П．切尔内赫也持这一看法）。如果这种文字即使存在过——当前还没有找到证明这一看法的证据——那么它很可能是在原始的“线条和刻画”的基础上产生，时间不会早于8世纪。所以到9世纪中叶，这种文字未必会达到如此完善的地步，以致借助于它就可以表达像福音和圣诗集这样复杂的作品。

И．斯列兹涅夫斯基提出的，后来由В．米列尔、И．奥基延科，现在是E．格奥尔基耶夫所发展的假说是最为可靠的。根据这一假说，在赫尔松尼斯发现的书籍是用东斯拉夫语，用“原始基里尔”文字写成的。与原始格拉戈尔字母不同，原始基里尔字母适合于表达甚至最复杂的著作，因为这种文字是在发达的希腊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用“罗斯”的字这个名称决定于：第一，这些字用来表达罗斯语（东斯拉夫语），第二，到9世纪中叶，希腊字母补充了为表示斯拉夫语特殊语音所需要的新字母。

在斯拉夫书籍专家中间，对《传记》这一地方的这种看法早已成了传统的看法。例如，在15世纪的一本俄罗斯手抄本（《详解旧约故事集》）中说得更加绝对：“罗斯之书出现于科尔松，此乃上帝赐与罗斯人，哲人康斯坦丁由此而学有所得，从此用罗斯语编书写书。”(53)在《美弗基传记》中也提到基里尔创制字母前他所知的斯拉夫书籍：“上帝授哲人以斯拉夫书籍，此后他立即创制文字并编成话语，来到摩拉维亚。”此外，在所谓的《意大利轶事》中，把摩拉维亚大公派遣使团去拜占庭同基里尔出使可萨所取得的成就联系起来。

在О．鲍江斯基引用的一份希腊史料中也有关于9世纪罗斯人使用变形的希腊文字的记载(54)。根据这份史料，拜占庭皇帝瓦西里·马其顿尼茨似乎在866年派了一位总主教去罗斯，他给罗斯人洗礼并给他们带去了经过改变的希腊（30个字母的）文字；П．乌斯宾斯基(55)所引用的阿拉伯编年史证实了这一证明。在《索伦轶事》中有涉及保加利亚人的类似的说法，根据这一《轶事》，某个来自卡帕多基亚的基里尔还在7世纪末就试图给保加利亚人（在索伦）引进一种变形的希腊文字（共32个字母）。

在罗斯大公奥列格和伊戈尔同拜占庭订立的条约中也指出了10世纪初在罗斯就使用了文字。例如，在911年奥列格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就指出了罗斯人有书面的遗嘱。在944年伊戈尔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谈到了金银印章以及授予罗斯使节和去拜占庭的罗斯商人的派遣文书(56)。同拜占庭订立的条约中包含有关遗嘱、派遣文书、行商证明以及印章的特别条款，不仅证明了所有这一切在10世纪初的罗斯就已存在，而且还证明了到10世纪的时候这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同拜占庭订立的条约本身就应当看作是10世纪的罗斯文献，因为把条约由希腊语译成罗斯语这件事是和条约本身同时的。例如，С．П．奥布诺尔斯基在研究条约罗斯译本的语言的基础上写道：“由希腊语翻译的条约文本的出现既不可能是较晚期的，也不可能是同一时间的，因此，它的出现时间大约应当与实际签订相应的外交文书的时间相一致。”(57)特别有意义的是911年的条约中指出的内容：还在更古老的时期（即还在9世纪）罗斯和拜占庭就“不仅口头上，而且书面上”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保加利亚大公们同拜占庭订立的条约的时间比罗斯大公们订立条约的时间还要早。其中第一份条约是在714年订立的，第二份条约（无疑是书面条约）是在774年签订的。

我们知道，拜占庭同其他国家订立的条约通常是用希腊语和与之签约的国家的语言写成的。但是保加利亚人同拜占庭第一批条约早在基里尔创立字母之前就缔结了，而东斯拉夫人的第一批条约则早在他们正式接受基督教（988）和在他们那里普遍使用基里尔字母之前就缔结了。因此，这些条约的副本看来是用变形的希腊文写成的。

以上就是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斯拉夫文字的两种确实无疑的类型。

第三种类型并不是肯定无疑的，而只是可能的，它就是所谓的“原始格拉戈尔文字”。

18世纪末捷克学者林加尔特和安东(58)首先提出在基里尔以前时期斯拉夫人就已存在原始格拉戈尔文字的假说。这一假说的基础是西斯拉夫人那里流传的一则轶闻：早在5世纪，西部基督教的传教士耶罗尼姆（死于420年）给这些斯拉夫人带去了格拉戈尔字母写的文献。现在有人认为，这则轶闻是当地斯拉夫神职人员所编，其目的在于不把格拉戈尔字母的起源同东部基督教教会——其代表人物是基里尔——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同西部基督教教会联系起来，从而取得罗马对格拉戈尔字母的承认。在40—50年代，П．Я．切尔内赫、H．А．康斯坦丁诺夫、E．М．埃普什坦和其他苏联研究者(59)的著作中重又恢复了原始格拉戈尔字母的假说，不过它被用到东斯拉夫人身上。

原始格拉戈尔文字形成的过程可能有两种途径。第一，这一过程可能是在希腊文字、希伯来-可萨文字，很可能还有格鲁吉亚文字、亚美尼亚文字，甚至北欧古代文字的复杂影响下进行的；北欧古代突厥金石文字的文物属于可萨人，是在东斯拉夫部落的疆域内发现的。在这些文字的影响下，斯拉夫人的“线条和刻画”可能逐渐取得字母-表音的意义，从而局部保留自己的原始形式；我们从文字史上知道，日耳曼北欧古代文字也经过了类似的道路。第二，某些希腊字母可能是斯拉夫人在字形上加以改变，以便适应于习以为常的“线条和刻画”的形状。但是没有找到证实原始格拉戈尔文字存在的令人信服的证明材料。

在所推测的这一文字的文物中，“阿列坎诺沃”的铭文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这一铭文（见第127图，б）刻在10—11世纪的瓦罐上，是1897年В．А．戈罗佐夫在梁赞城郊的阿列坎诺沃村挖掘时发现的；铭文有14个排成一行的符号。1898年在同一地方的瓦罐碎片上又发现了五个类似的符号(60)。正如В．А．戈罗佐夫所指出的，“瓦罐烧制得不好，显然是匆忙制作的……因此，是当地制作的，家用的，因此，它的铭文是当地书写人或家庭书写人所作，即斯拉夫人所作”。因为符号太多，所以不能把它们当作工匠的标记。В．А．戈罗佐夫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只得假设，这些符号是某种不知名的文字的形体。”

前特维尔博物馆的瓦罐以及在特维尔11世纪墓地发现的铜牌上的符号的形状接近于“阿列坎诺沃的符号”。两块铜牌上的符号呈圆形，形成两件相同的铭文。其中一些符号也像阿列坎诺沃符号一样同格拉戈尔字母相似(61)。

大约在1916年，Д．Я．萨莫克瓦索夫在契尔尼戈夫附近挖掘古墓时发现的刻在羊骨头上的“铭文”（如果只是把它看作铭文，而不是因火烧而成的裂纹的话）也很有意思。这一所谓“铭文”（第127图，в）含有15—18个符号，它们处于一个椭圆形之内。Д．Я．萨莫克瓦索夫写道：“符号是由直线形切口组成，它们大概是10世纪罗斯的文字，在一些史料中指出有这种文字。”(62)

有许多文章谈到西布格河的德罗基钦诺村发现的铅封（大概是做买卖的印章）上出现（1864年首次认定）的符号；这些符号数以百计(63)。某些德罗基钦诺铅封的正面是基里尔字母，反面是“神秘”符号（第127图，г）。

第127图　未释读的罗斯接受基督教之前的铭文和符号
a——伊本—埃尔—涅基姆复制的铭文；б——В．А．戈罗佐夫在梁赞城郊发现的阿列坎诺沃铭文；в——Д．Я．萨莫克瓦索夫在契尔尼戈夫城郊发现的羊肋骨上的铭文；г——在西布格河发现的德罗基钦诺铅封上（正面和反面）的基里尔字母和神秘符号

一些神秘符号同基里尔铭文一起出现在旧俄历书和10—11世纪以及较晚时期的纺锤上，它们也引起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第128图）(64)。在20世纪40—50年代，许多人试图把这些符号看作格拉戈尔字母的原型。现在，学者们倾向于把这些符号理解为斯拉夫的“线条和刻画”。

第128图　11—12世纪罗斯纺锤上的铭文（据Б．А．雷巴科夫）

在一些出自文献的史料中也有一个说法，似乎证实了斯拉夫人曾有过原始格拉戈尔字母型的文字。这就是波斯历史学家法赫尔·阿德金（13世纪初）的说法，根据这一说法，可萨文字（这里谈的大概是在13世纪前已消失的，但法赫尔·阿德金知道的可萨古金石文字）“起源于罗斯文字”(65)。

以上就是提出原始格拉戈尔字母文字假说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史料。尽管这些史料不够充分，不大清楚，但是最近10—15年内曾三次尝试复原原始格拉戈尔字母系统。

H．А．康斯坦丁诺夫所作的一次尝试是根据所谓“黑海沿岸的符号”(66)。在赫尔松尼斯、刻赤、奥利维亚以及罗斯黑海沿岸一带的其他居民点（这些地方曾经是希腊的移民住地）的石板、墓碑、瓦片和双耳瓶上可以见到这些符号。H．А．康斯坦丁诺夫认为它们是表音符号，似乎这些符号是由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在塞浦路斯岛上存在过的塞浦路斯音节文字所产生；照H．А．康斯坦丁诺夫的看法，“黑海沿岸的”符号也似乎是形成斯拉夫原始戈尔字母的基础（第129图）。现在，把“黑海沿岸的”符号理解为斯基泰-萨尔马特人部落的氏族符号或者私人符号（其中包括王室符号）的看法几乎已得到证实。(67)

第129图　黑海沿岸的符号和古代罗斯铅封、印章、钱币、纺锤和其他制品上的符号同格拉戈尔字母和塞浦路斯音节符号的对比［根据Н．А．康斯坦丁诺夫的《论罗斯文献的开端》（О нaчaлe руccкoй пиcьмeннocти），《涅瓦河》，1957年，第7期］

塞浦路斯音节文字对“黑海沿岸的”符号的影响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种文字的最晚期文献同最古的“黑海沿岸的”符号中间相隔了几百年；此外，即使塞浦路斯文字残留下来了，也不可理解为什么萨尔马特人（跟着他们的还有斯拉夫人）借用这种音节文字来代替希腊的表音文字，何况希腊文字对他们来说要熟悉得多，表达他们的语音也要好得多。“黑海沿岸的”符号对所推测的原始格拉戈尔文字的影响更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些符号中最晚的符号（公元4世纪）同最古的格拉戈尔文物中间相隔也有500年之久。

20世纪60年代初，H．В．恩戈瓦托夫依据11世纪罗斯大公的钱币上基里尔铭文中所见的“神秘”符号，对复制原始格拉戈尔字母系统作了另一次尝试(68)。但是，根据大多数专家的说法，这些符号或者是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两种字形相互影响的结果，或者是雕刻人弄错的结果。在不同钱币上重复同样的符号，第一，决定于同一个模子用来模压许多钱币，第二，决定于识字不多的雕刻匠机械重复旧模子的错误。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И．А．菲古罗夫斯基(69)依据俄罗斯疆域内发现的属于8—16世纪的手工制品和日常什物上的神秘符号，为复原原始格拉戈尔字母作了第三次尝试。И．А．菲古罗夫斯基不仅利用斯拉夫的文物，而且还使用可萨的和原始保加利亚的文物来当作原始材料。然而在试图释读这些符号时，一些符号被任意看作字母-音素符号，另一些符号被当作音节符号，甚至表词字的符号，经过这样的“释读”所得到的词，同样任意地不仅跟斯拉夫语的词对比，而且跟其他语言（其中包括阿塞拜疆语）的词进行对比(70)。

在东斯拉夫人的疆域内除了斯拉夫的文物外，还见到其他一些民族的未释读的文物。除去“黑海沿岸的符号”以外，其中有突厥金石文字的文物（大概是可萨文，但也可能是原始保加利亚文字）。保存在诺沃契尔卡斯克博物馆的两个小水壶上的铭文和马雅茨克城遗址石头和墙壁上的铭文，可以作为上述文物的样品；在顿河流域挖掘时发现了这些铭文。

关于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斯拉夫文字的最重要的编年史材料和考古材料的总一览表——请参阅下面的附表。

关于接受基督教以前斯拉夫文字的考古文物和文学著作中证明材料的一览表

×对斯拉夫文字可能产生的影响；××斯拉夫文字可能有的类型；

×××斯拉夫文字大致的类型

从这些史料来看，斯拉夫人在接受基督教以前的时期中使用“线条和刻画”型的文字和在希腊文字基础上产生的原始基里尔文字，几乎是没有疑义的。

但是由于有Б．А．雷巴科夫的学术著作，斯拉夫人使用“线条和刻画”型文字开始的时间上推到公元3—4世纪；在这一时期，正如“切尔尼亚霍夫卡文化”的材料所证明的，斯拉夫人的部落制度达到如此高的发展水平，因此对于创立一种“线条和刻画”型的文字的需要便变得十分迫切了。斯拉夫人开始广泛使用希腊文字和在它基础上形成原始基里尔字母的时间，应该不早于7世纪，不晚于8世纪，也就是说，是在这一时期：斯拉夫人建立了第一批早期封建公国，同时因此产生了对表达准确的字母音素文字的需求；正是在这一时间内，斯拉夫人同拜占庭的贸易和文化联系有了极大的发展，同时基督教开始广为传播。传到今天的文献证实了上述时间。

关于原始格拉戈尔文字的问题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关于这种文字，并没有确实无疑的文献证明材料。而这一文字的可能的文物（阿列坎诺沃铭文和其他铭文）还没有释读出来。此外，同样可以把这些文物的铭文理解为“线条和刻画”型的文字。因此所有复原原始格拉戈尔字母表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所有进行这些尝试的作者在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当他们给所复原的原始格拉戈尔字母赋予更为简单的结构-字形（与传世的格拉戈尔字母相比较）时，他们是正确的。格拉戈尔字母有一些奇特的小弯钩、小圈，字母结构十分复杂，毫无疑义，这种字母是单个的作者人为制造的；如果这种字母系统的基础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原始格拉戈尔文字，那么它当然要更简单些（见第379页）。

在公元1000年代下半期，斯拉夫人部落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不十分发展的条件下，基督教以前的斯拉夫文字的两三种可能类型中的每种类型，不同部落应该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形成的。所以可以推测斯拉夫人不仅有两三种这一文字的类型，而且有这些类型的地方变体(71)。在文字史上，这类几种变体的共存情形是很常见的。例如在腓尼基，乌加里特楔形字母表和腓尼基线形字母表并存，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阿拉米文字和波斯楔形文字并存，在古代印度，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并存，在日本，平假名和片假名并存。

6

上一节分析研究了基里尔以前的文字的几种可能类型的问题。本节将要研究如下的问题：在基里尔以后的时期，两种斯拉夫字母中，哪一种可能产生，何时何地产生，为什么会产生。

两种字母系统之一（不管是基里尔字母还是格拉戈尔字母）创制的时间（或者大大加工的时间）并没有引起怀疑。这个时间就是863年。至于另一种字母系统（同样也不管它是何种字母），在摩拉维亚，它只能在美弗基去世（885）和他的弟子被驱逐（886）以后才创制出来。

的确，过去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假设：第二种字母可能是基里尔本人（E．卡尔斯基的假说）或者是美弗基（В．格里戈罗维奇、П．拉夫罗夫的假说）在摩拉维亚创制的，当时第一种字母遇到德国天主教教会人士的压制。但是基里尔和美弗基在摩拉维亚活动的历史，根据大量的史料已经研究得很充分了，因此这些假设看来是不可能的。像用一种字母代替另一种字母这些重大的事，需要基里尔和美弗基的人数众多的弟子训练有素，需要抄写所有的斯拉夫书籍，这样的大事无疑是会引起注意的，而且在当时的史料中也是会有所反映的。然而任何一种史料中都没有提到这件大事；在所有的史料中只谈到一种字母。斯拉夫文字处在艰难的，但还是顺利的发展的年代，可是基里尔和美弗基却决心要用另一种字母代替已习以为常的字母的手段来阻碍它的发展，这看来同样是不可能的。

在美弗基去世和他的弟子被逐之后，摩拉维亚出现了另一种形势。现在几乎没有材料说明在这些事件后斯拉夫文字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只知道，斯拉夫的书籍受到压制，但它们继续存在；斯拉夫书籍继续存在这一情况可由如下事实来证明：教皇斯德凡六世在890年（即美弗基的弟子被逐之后四年）认为有必要再次重申严禁斯拉夫的书籍。

在这几年，摩拉维亚创制了一种新的不同于基里尔字母的斯拉夫字母，这是很有可能的。为了借助这种新字母来重抄斯拉夫的书籍，使这些书籍不受教皇的诅咒，拯救它们使之免于灭亡，人们是可以创制这种新字母的。然而新字母不可能是基里尔字母，因为基里尔字母太像拜占庭文字了，而在9—10世纪，罗马同拜占庭的关系在不断恶化(72)；这就是说，摩拉维亚的第二种字母只能是格拉戈尔字母。这一字母的创制者可能是美弗基的继承人戈拉兹德。正如第一节所指出的，戈拉兹德被逐出摩拉维亚之后，他既不在保加利亚，也不在拜占庭；最可能的是，他秘密地回到了摩拉维亚，以便在那里继续和发展美弗基传给他的事业。

戈拉兹德具备制订新字母所需要的知识；不然美弗基不会指定他为继承人，而是以因学识闻名的克里门特或纳乌姆为继承人。除此以外，由于已有了基里尔制订的基里尔字母，所以创制格拉戈尔字母就不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因为这项任务仅仅在于：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全部基里尔字母，把字母的形式加以改变，使之不同于希腊字母就行了。

这一假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同编年史材料和文献材料没有矛盾，它很好地说明了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的全部字母成分是几乎完全一致的，尽管它们的字母在形状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一假说还说明了格拉戈尔字母是人为的，好像故意加以复杂化的字形，尽管其中许多字母同基里尔字母有相似之处。E．Ф．卡尔斯基指出：“只要把某些基里尔字母反过来，给另一些字母加上小圈来代替花笔道和点点，那么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73)（第130图）。

第130图　通过把基里尔字母故意复杂化的方法，使格拉戈尔字母源出于基里尔字母（据Е．Ф．卡尔斯基）

除了摩拉维亚以外，在保加利亚也可能创制了第二种字母，不过时间可能在886年和10世纪初之间。

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西米昂王统治的年代（893—927），中世纪的保加利亚已经十分繁荣昌盛。在发展文化、文字和文学方面，当时保加利亚同拜占庭不相上下。在这些年代里，许多从摩拉维亚驱逐出来的美弗基的弟子，其中包括像克里门特和纳乌姆这样的大学者，都在保加利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正如对戈拉兹德一样，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第二种斯拉夫字母，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人们通常认为，在保加利亚可能只创制了基里尔字母。为了论证这点人们提出了两点论据。第一，基里尔字母的字形比格拉戈尔字母完善；斯拉夫文字在保加利亚（不同于摩拉维亚）顺利发展的条件下，要从好的方面向差的方面转化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在所有的斯拉夫国家中，保加利亚受拜占庭的影响最为强烈；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这种影响特别加剧了。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当时的保加利亚学者来说，使他们所用的字母接近于拜占庭字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向。

上面谈的第二点论据是颇有争议的。当然，保加利亚受拜占庭的影响最大。但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保加利亚在政治上如此强大，在文化上十分繁荣，因此对她来说，其特点不仅是仿效拜占庭，而且是同拜占庭展开竞争，不仅是借用拜占庭的文化，而且是力求在文化-政治上独树一帜。894年保加利亚承认斯拉夫语（代替希腊语）是本国教会的正式语言，这不是偶然的。919年保加利亚宣布为帝国，西米昂称为皇帝，这也不是偶然的。在919年举行的保加利亚全国主教大会上选出了独立于拜占庭教会的大牧首，同样也不是偶然的。最后，正是在这几年，黑衣修士赫拉伯尔写下了《文字的故事》，他在书中千方百计证明斯拉夫文字比希腊文字优越，这同样也不是偶然的。

的确，即使在这几年，在保加利亚并没有人为了从与拜占庭文字相似的文字转到比较独特的文字就用格拉戈尔字母去替换基里尔字母。但是，假如保加利亚人已经用了格拉戈尔字母，那么在这几年他们未必会产生这样的要求：力求用一种虽然比较方便的，但十分接近于拜占庭文字的文字去代替自己的、独创的斯拉夫的文字。

作为9世纪末—10世纪初在保加利亚创制基里尔字母的证明，人们通常引用美弗基的弟子之一的克里门特的简写本传记，即所谓的《奥赫里德本传记》的证明材料（第131图）。根据这一证明材料，克里门特来到保加利亚以后，他“也发明了其他一些字的符号，为了更明显起见，这些符号不同于圣基里尔所发明的符号”(74)。

第131图　简写本克里门特传记（即《奥赫里德本传记》）片断，其中谈到克里门特创制了不同于基里尔创制的字母的“其他字的符号”

依据这一材料提出的假说，即，似乎基里尔字母是克里门特所创制，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异议。第一，《奥赫里德本传记》含有很多历史上不确切的地方和矛盾，因此很多人把这一传记看作是不足为信的轶闻(75)；第二，有当时大量的文献谈到9世纪末至10世纪初保加利亚的文化和文字（不同于这一时期的摩拉维亚的）。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详写本克里门特传记》（十分详细，并且从历史上看要比较可信得多）和专门论述斯拉夫字母的赫拉伯尔的《文字的故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不可能对克里门特本人生平中和他们那个时候保加利亚文字史中像创制新字母这样重大的事实避而不谈。然而在这两部著作中除了谈到基里尔制订的字母以外，没有任何一部谈到创制新字母，谈到另一种字母的存在。

因此，即使如果相信《奥赫里德本传记》的证明材料，那么就必须把它理解为指出克里门特创制了几个新的、补充基里尔字母系统中缺少的字母，而不应该看作是论述制订新的字母表。根据赫拉伯尔的说法，基里尔字母系统共有38个字母；然而在用基里尔字母写成的（11世纪）最古的手稿中，却有43个不同的字母。显然，缺少的5个字母（大概是4个带й音的元音字母和字母“ук”）也就是克里门特创立的那几个“其他字的符号”。

这种看法已由赫拉伯尔的《文字的故事》所证实。在这部《故事》中有几处正好提到基里尔创制的字母系统加以完善的情形。赫拉伯尔写道，如果有人说基里尔“制作的不如后人制作的好”，那么我就要回答说，因为“后来者制作”较易，而“万事开头难”。

这样一来，创制第二种字母的最可能的地点不是保加利亚，而是摩拉维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的保加利亚史料中没有提到第二种字母的任何情形。保加利亚的编年史家可能不知道摩拉维亚的斯拉夫文字中发生的变化，尤其不知道在当年的摩拉维亚，斯拉夫文字在少数几个尚未被消灭的秘密地点勉强保留下来；保加利亚的编年史家当然是会知道在本国创制第二种字母的情形的，他们不仅会知道，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会对这一重大事件加以叙述。然而在摩拉维亚，在所有一切与拜占庭教会有联系的事物都受压制的条件下，第二种字母只能是格拉戈尔字母。

7

两种字母中，基里尔究竟创制了哪一种字母呢？尽管有上面谈到的一切情况，但是现代大多数研究人员仍然承认格拉戈尔字母是基里尔创制的字母。18世纪末Г．多勃涅尔提出的这一假说，在19世纪中叶由捷克学者П．И．沙法里克(76)加以发展，后又由俄罗斯学者H．С．季杭拉沃夫、В．И．格里戈罗维奇、И．В．亚基奇、В．H．谢普金加以发展。至于说到基里尔字母，那么上述所有的作者都认为，它是9世纪末—10世纪初在保加利亚创制的，字母的制作人是奥赫里德的克里门特。另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基里尔是格拉戈尔字母的创始人。这种理论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流行起来。根据这一理论，基里尔字母是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以前的文字，它是由于使拜占庭正字体逐渐适应于斯拉夫语的结果而由这种正字体产生的。基里尔在去勃列加尔尼茨河流域时在保加利亚或者在赫尔松尼斯认识了这种斯拉夫文字；但是基里尔为了创制不像当时任何一种字母的完全“新颖”的字母，似乎利用了原始基里尔字母，但只是把它用作创制格拉戈尔字母的材料。后来，在9世纪末—十世纪初，字形上更加完善的基里尔字母重又在保加利亚出现（可能是克里门特加工的）并且排挤了格拉戈尔字母。这一假说是19世纪末由В．Ф．米列尔和П．В．戈卢鲍夫斯基提出来的，在最近几年又由E．格奥尔基耶夫加以发展(77)。

支持把基里尔字母看作基里尔创制的字母的理论的人为数较少。这一理论有两种说法。根据其中一种说法，第二种字母（即格拉戈尔字母）被认为是独特的斯拉夫字母，它是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以前的时期内形成的。正如前已指出的，这一假说是在18世纪由捷克学者林加尔特和安东提出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假说又出现在П．Я．切尔内赫、E．М．埃普斯坦、H．А．康斯坦丁诺夫和其他苏联研究人员的著作中（见注(58)(59)、注(66)）。根据这一理论的另一种说法，格拉戈尔字母是在德国天主教教会排挤同拜占庭文字十分相似的基里尔字母的年代中于摩拉维亚创制的。19世纪中叶捷克学者И．多勃罗夫斯基提出的这一理论后来由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А．И．索鲍列夫斯基和E．Ф．卡尔斯基加以发展；本书作者也支持这一理论。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基里尔创制格拉戈尔字母的证据，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一些。

（1）远古格拉戈尔字母的文物的语言比远古基里尔字母的文物的语言要更古老一些。此外，在大多数用基里尔字母-格拉戈尔字母写成的羊皮纸古代手抄本中，比较早的文本是用格拉戈尔字母写成的。这似乎证明，基里尔字母创制的时间比格拉戈尔字母要晚些。

（2）传世的一份最古的格拉戈尔字母写成的手抄本（《基辅篇》）是西部斯拉夫人的。在更晚一些时期，格拉戈尔字母也在西部（确切说是西南部）斯拉夫人那里，在霍尔瓦特和达尔马季亚广为流传。此外，最古的格拉戈尔字母写成的文献的语言有大量的“摩拉维亚语词”，即由摩拉维亚语借用的单词。同时，格拉戈尔字母写成的文献的语言基础却是南部斯拉夫的，确切些说，甚至是保加利亚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格拉戈尔字母是在摩拉维亚创制的，但它的制订人却是保加利亚人。因此，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基里尔就是格拉戈尔字母的创制人。

（3）基里尔字母可以通过进化的途径产生，而格拉戈尔字母（从它传至今日的形状来说）很明显是人为制造的，是个人创造的产物。同时格拉戈尔字母很好地（甚至比基里尔字母还好）反映了古斯拉夫语的语音，这只有像基里尔这些学识渊博的语文学者才能创制格拉戈尔字母。

（4）一份于1047年在诺夫哥罗德由乌倍里·利霍伊神父抄写的罗斯手稿中（此手稿传世的是15世纪的抄本），把格拉戈尔字母称为基里尔字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在以“基里尔字母”这一名称著称的字母，只是在后来才有了这一名称。

（5）在《简写本克里门特传记》中谈到，克里门特发明了不同于基里尔创制的字母符号。

（6）假如基里尔创制了基里尔字母，那么他的这种字母不能称为“新字母”，因为基里尔字母只是拜占庭正字体的一种变形而已。然而在当时的史料中却把基里尔创制的文字说成是新文字。

现在让我们利用本章前几节所述来看一看这些证明材料。

（1）传至今日的用格拉戈尔字母写成的最古文献，虽然其语言十分古老，但对于基里尔创制何种字母的问题却没有直接关系。第一，正如上一节指出的，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的新文献的发现，把可能创制这两种字母的时间间隔最多缩减到50—60年，因为一种字母于863年制订，而另一种字母则创制于886年（美弗基的弟子被逐出摩拉维亚那年）和10世纪前一二十年之间（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的古文献所属的最晚时间）。但是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古斯拉夫语不可能变化得特别厉害，变到我们依据这些变化也不能有把握地说出哪些文献较为古老的程度。第二，那些确实无疑应属于创制这两种斯拉夫字母的时间的文献，无论是格拉戈尔字母的文献还是基里尔字母的文献，都没有流传到现在，因此有关这些文献的语言的古老程度，我们是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其一二。

传至今日的格拉戈尔字母的手抄本的语言（较之同一时期的基里尔字母的手抄本）十分古老，但它的古老程度足以很好说明，不是因为格拉戈尔字母似乎比基里尔字母古老，而是因为到书写这些手抄本时（10—11世纪），格拉戈尔字母已开始被基里尔字母所排挤，开始变成只有少数书写人知道的人为保留下来的古旧文字了。这一事实也说明，在当时的斯拉夫的羊皮纸书写的手抄本中，比较早期的文本通常都是格拉戈尔字母写成的文本。

（2）关于格拉戈尔字母在摩拉维亚创制，但其创制人是保加利亚人的证明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由此完全不应得出基里尔就是格拉戈尔字母的创始人的说法。所有这些证明也同样地和这样的假说是相符合的，即，美弗基的一个保加利亚弟子在其老师死后回到了摩拉维亚，他为摩拉维亚人创制了格拉戈尔字母。

（3）传到今天的那种形式的格拉戈尔字母，无疑是人为制造的，它是个人创造的结果。但是格拉戈尔字母的这一特点符合于基里尔创制格拉戈尔字母的假说，也符合于美弗基的弟子之一创制这种字母的假说。不仅如此，如果认为这种字母是在基里尔字母受排挤的条件下作为对后者的故意的、被迫的改造而制订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使基里尔字母尽可能少地同希腊字母相像，那么对于格拉戈尔字母的那种人为的、奇特的性质就看得更清楚多了。格拉戈尔字母的这种来源也很好地说明了那些在拜占庭字母表中没有相类似字母的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例如字母“цы”“чeрвь”“шa”“штa”）在形状上的相似点：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这些字母在拜占庭文字中没有相类似的字母，因而对这些字母没有加以改造的必要。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格拉戈尔字母，几乎同等的还有基里尔字母，反映9世纪斯拉夫语的语音是非常好的，因此最初创制其中一种字母，只有像基里尔这样的学识渊博和能力非凡的语文学者才能胜任。但是谁也没有否定，其中一种字母首先由基里尔创制。然而要在已创制的第一种字母的基础上制订第二种字母（不管是格拉戈尔字母还是基里尔字母），并不需要特别的语言学的知识，因为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在其字母数目上几乎没有区别。第二种字母的制作人只需要发明几个新形式的字母就行了。而美弗基的一个弟子就完全可以做到这点。

几乎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格拉戈尔字母反映古斯拉夫语的语音比基里尔字母要稍好些。格拉戈尔字母表中有字母“дeрвь”，没有不需要的字母“пcи”“кcи”，最初几个字母“юc”，以及字母“eр”“eрь”在部分结构上比较完善（见本章第3节）。但是所有这一切正好证明了格拉戈尔字母是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产生，而不是相反。因为在制作新字母代替旧字母时，人们总是追求更好地（而不是更差地）来表达言语。

（4）在乌倍里·利霍伊的手抄本中，把格拉戈尔字母的文本称为基里尔字母只是个别事实，它同后来形成的，但却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共同斯拉夫的传统相矛盾。因此在这一手抄本中格拉戈尔字母被称为基里尔字母这个名称，极可能是由于乌倍里·利霍伊本人或者抄写他手稿的某个人的笔误而出现的。要知道，这份手稿是乌倍里·利霍伊于1047年抄写的，而传到今天的是15世纪的抄本，也就是，晚了400年。

（5）《简写本克里门特传记》中关于创制新字母（不同于基里尔所创制的）的说法，应该理解为（见本章第6节）指明用新字母充实基里尔创制的字母，而不应看作是指出克里门特创制新字母表来代替其老师创制的字母表，这些新字母在赫拉伯尔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字母总数（38个）和古老的基里尔字母写的手稿中字母总数（43个）是有差异的。只有这样解释才可以说明9世纪末—10世纪初的全部保加利亚史料中为什么根本没有提到新字母表的说法。

（6）把当时史料中基里尔的字母解释为“新字母”作为依据的论点极为重要。当然，格拉戈尔字母是不同于从前存在过的字母的比较新的字母。但是基里尔字母也完全可以称为新的字母。因为即使最初的全部字母（根据赫拉伯尔的说法）是38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38个字母中的14个（即大约40％）是拜占庭文字中没有的新字母。这样一来，基里尔字母表中新字母的百分比就要比诸如拉丁字母表（如果把它同希腊字母表相比较）中新字母的百分比大得多。因此，基里尔字母表就像拉丁字母表一样，完全称得上是新文字。

这样一来，基里尔创制格拉戈尔字母的全部证明材料就与基里尔创制基里尔字母，而格拉戈尔字母则由美弗基的一个弟子在摩拉维亚创制的假说没有矛盾，甚至还更好地符合这一假说。

基里尔创制基里尔字母的证据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根据：（1）基里尔出使摩拉维亚的政治任务，以及分析基里尔在创制格拉戈尔字母或基里尔字母时所能遵循的动机；（2）在赫拉伯尔的《文字的故事》中对基里尔字母的评述；（3）对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所做的分析；（4）格拉戈尔字母较好地反映了古斯拉夫语的全部音素。

在苏联所有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著作中，都认为下述史实是无可怀疑的：米哈伊尔皇帝和福齐大主教虽然乐意接受罗斯季斯拉夫大公的请求并派遣了基里尔到摩拉维亚去，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力求保证拜占庭和拜占庭教会在摩拉维亚的影响，以抵制罗马和日耳曼天主教教会的影响。基里尔出使的政治任务变得更加肯定无疑，如果想到正好在这几年受到罗马支持的德意志征服者正威胁着摩拉维亚，而拜占庭同罗马的关系变得如此尖锐，以致教皇尼古拉甚至说出恶毒诅咒福齐牧首的话。

在中世纪时代，一个民族対另一民族施加文化-政治影响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推广某一宗教学说（见第七章）。在这个时代，几乎任何一种宗教的推行都同时推广与宗教相联系的文字体系。例如，西方的基督教总是同拉丁文一起输入；在中东等地，伊斯兰教同阿拉伯文一起输入；在南亚和东南亚等地(78)，佛教总是同印度的文字一起输入，而在远东，佛教则同汉字一起输入；祆教则常同阿吠陀字母表一起输入别的国家。甚至像雅各教派、摩尼教派和聂斯脱利教派这样一些较小的宗教学说，也和与它们相联系的文字体系同时得到广泛的传播。

拜占庭教会以及它的使者基里尔也不可能例外。的确，拜占庭的特点是采用比（例如）罗马更有外交手腕的方法来保证本国的影响。然而如果从出使摩拉维亚的政治任务来看，推测基里尔为希腊语和斯拉夫语都相同的语音创制新的，复杂而奇特得多的字母来代替十分简单、明了和早就同东基督教教会紧密联系的拜占庭正字体的字母，这一假设看来是很不可能的。如果认为到那个时候斯拉夫人已经使用了希腊文字，甚至部分地使这一文字适应于表达斯拉夫语，那么这一假设尤其是不大可能。然而斯拉夫人存在原始基里尔文字这一事实几乎是没有疑义的。诚然，东基督教传教士创制很少像拜占庭文字的新文字体系的事例是人所共知的。5世纪初马什托茨主教为亚美尼亚人创制了这样的文字。但是马什托茨不是像基里尔那样的拜占庭派出的使节，而他也不是受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的委托才去创制亚美尼亚文字。此外，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推测，到5世纪时，亚美尼亚人已经（像斯拉夫人那样）使希腊文字适应于自己的语言。同9世纪的拜占庭和摩拉维亚相比较，5世纪初亚美尼亚的政治形势也不相同（见第八章第2节）。

在存在字形上比较完善和比较接近于拜占庭文字的原始基里尔文字的条件下，基里尔创制格拉戈尔字母这件事不可能用斯拉夫人追求“文化和部落的独立”(79)的意图来加以解释。这样的意图在5世纪初的亚美尼亚也可能产生，在9世纪末—10世纪初的保加利亚（即它同拜占庭势均力敌的竞争年代）就更会产生这样的意图了。但是对于9世纪中叶的摩拉维亚人来说，这样的意图是不大可能有的，因为他们才刚刚学会识字，此外，他们迫切需要拜占庭的支持。基里尔本人也不大可能产生这种意图，因为他是在拜占庭受的教育，而且又是拜占庭皇帝和牧首的代表。

基里尔据以创制格拉戈尔字母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独创性，用创制崭新的文字（与以往存在过的文字毫无相似之处）来使自己享誉于世（哪怕有损于他所承担的任务）。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可以假定，基里尔不顾他所面临的任务，不是使斯拉夫人早已使用的希腊字母加以系统化和充实，而是由于某种原因对这些字母进行改造，想出一些小圈圈、尖头和尾部。正如А．С．布吉洛维奇所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基里尔够得上“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魔术师”(80)的称号。但是这样的推测是与人们所知的基里尔具有谦虚的（而远不是好虚荣的）性格和深邃的智慧的全部说法相矛盾的。即使提出格拉戈尔字母起源于拜占庭草书体的假说，也不会减弱上述论据。因为，即使设想基里尔利用了拜占庭草书体作为格拉戈尔字母的字形基础，那么他使大部分字母的形状作了如此根本性的改变，其结果则使格拉戈尔字母几乎失去了与其所推测的基础的相似之处。

对于9世纪末—10世纪初的摩拉维亚来说，不同于9世纪中叶，创制具有奇特的和与其他文字不同的字形形状的格拉戈尔字母，是完全自然的。如果9世纪中叶的政治条件要求创制接近于希腊文字的字母，那么9世纪末—10世纪初的摩拉维亚的条件就更坚决地要求使斯拉夫文字最大限度的离开拜占庭的文字，哪怕靠人为的使字母形状复杂化和劣化也行。大概由于这一原因，格拉戈尔字母表中排除了希腊文字最典型的字母“пcи”“кcи”。某些格拉戈尔字母（“вeди”“глaгoль”“пoкoй”“xeр”等）被赋予与相应的拉丁字母（见第121图）相近的形状，这不是偶然的。此外，在创制格拉戈尔字母时，那些不是由拜占庭正字体借用的字母变化最少，这也不是偶然的。西斯拉夫人有一种传说：把格拉戈尔字母说成是出自罗马传教士耶罗尼姆之手，这并不是偶然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创制格拉戈尔字母的目的是消除斯拉夫文字同拜占庭文字的联系和相似之处，从而使这一文字为罗马所接受。顺便说一句：这样的目的已经达到，这就是——使用格拉戈尔字母来写祈祷书籍终于被罗马教廷批准。

关于基里尔创制格拉戈尔字母的假说，也和赫拉伯尔在《文字的故事》中对基里尔字母所作的描述相矛盾（第132图）。

第132图　黑衣修士赫拉伯尔的《文字的故事》前四节的汇编文本
（据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的看法分成几节，文本变体据С．维林斯基所作）
汇编文本的基础是1348年保加利亚抄本的文本。注中用字母标明的字型——取自15—16世纪希朗达尔（X）抄本、16世纪基辅（К）抄本、16—17世纪佐拉格弗（з）抄本、15世纪莫斯科神学院（м）抄本、15世纪萨瓦（c）抄本和16世纪勃列斯拉夫（б）抄本

第一，在《文字的故事》的所有抄本中，赫拉伯尔把基里尔创制的字母（“文字”）分为两类——“一些根据希腊字母的样式，另一些依照斯拉夫语言而独创”。这种划分法完全适合于基里尔字母，而对于格拉戈尔字母则不大合适，因为几乎所有的格拉戈尔字母都不像希腊字母（其中包括它的草写字母）。的确，也曾有人提出这样的假设：似乎赫拉伯尔指出这点不是对字母，而是对字母的音值而言的。但是这样的假设是不大正确的；因为赫拉伯尔说的就是“文字”，即字母，而不是语音。

第二，赫拉伯尔指出，基里尔字母的总数是38个，其中24个字母与希腊文一样，14个字母“根据斯拉夫语”（在《文字的故事》的某些抄本中没有24和14这两个数字）。基里尔创制的字母的这一数字说明也只适合于基里尔字母。如果排除较晚时期创制的4个带й音的字母和合体字母Oу（ук），那么基里尔字母的数目正好是38个，其中24个借鉴希腊文，14个是为斯拉夫语的特殊语音所制订的。最初格拉戈尔字母表的总数不大明确。只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表达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相同的语音的格拉戈尔字母的数目不超过22个（格拉戈尔字母表中没有“пcи”“кcи”这两个字母），而表达斯拉夫语特殊语音的字母的数目则不少于15—16个（见本章第2节）。

对于专门用来表达斯拉夫语特殊语音的格拉戈尔字母和基里尔字母的形状进行比较分析，也说明是基里尔创制基里尔字母，而格拉戈尔字母出现较晚。在基里尔字母系统中只有3个这样的字母借自另一种字母系统（希伯来字母系统）；所有其余这种字母的形状是靠基里尔字母系统的其他字母的字形变化或者组成合体而成（第118图）。然而在格拉戈尔字母系统（第120图）中，18个这种字母中的9个字母（“буки”“зeлo”“ук”“ять”“ю”“штa”“дeрвь”和两个较晚期的“юc”）的形状只能解释为仿照基里尔字母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个字母——“шa”，从它的几何形风格来看与基里尔字母相同，而在格拉戈尔字母系统中它好像是另外一类；这个字母明显地是由基里尔字母系统转入格拉戈尔字母系统中，而不是相反。格拉戈尔字母“живeтe”“цы”“чeрвь”“eры”的形状也容易解释为仿照基里尔字母的结果（虽然这里也可以有别的解释）。对其余22个用来表达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相同语音的格拉戈尔字母形状所做的分析，也证实了格拉戈尔字母建立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之上的结论。正如第3节指出的（见第121图），这22个字母中有11个是与其相应的基里尔字母的变形，6个是相应的拉丁字母的变形，只有5个是格拉戈尔字母系统中独创的，而且其中3个是根据人为的象征性原则而创制的。

把格拉戈尔字母解释为来自拜占庭草书体的另一说法，正如前已指出的，有三大缺点：（1）依据拜占庭草书体解释大多数新的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比依据基里尔字母来解释）要困难得多；（2）无论拜占庭还是斯拉夫人都没有把草书体用于宗教祈祷的目的，而格拉戈尔字母（正如基里尔字母一样）首先是为宗教祈祷的目的而创制的；（3）格拉戈尔字母与其说具有草字体性质，不如说具有正字体性质（字母分开写，很少用合体字母，没有上下出行的字母要素等）。

但是考虑到基里尔字母使用的经验，格拉戈尔字母更多地符合古斯拉夫语的全部音素成分，也说明格拉戈尔字母是较晚期制订出来的（格拉戈尔字母系统中有字母“дeрвь”，没有字母“пcи”“кcи”，字母“eр”“eрь”和最初两个“юc”的制订比较成功）。人为制造的格拉戈尔字母的数字系统，不同于希腊的数字系统，故意使格拉戈尔字母的字形复杂化，基里尔字母的传统名称，都证明了格拉戈尔字母创制的时间较晚。

8

整个说来，古斯拉夫文字产生和最初发展的历史，可以描述如下。

还在公元1000年代前半期，在斯拉夫人形成部落制的时候，他们（也像其他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一样）已有了“线条和刻画”型的原始文字；这是一些最简单的线条和刻画形状的计算符号、部落和氏族符号、所有权符号、历法符号等。但是，“线条和刻画”型的文字不适于军事条约、贸易条约、祈祷祭祀的文本以及其他内容复杂的文件。为了记载和书写上述条约和文件，大约从7—8世纪起（当时斯拉夫人已出现第一批早期封建公国，并同拜占庭开展着贸易往来），斯拉夫人借用了希腊文字；正如几乎所有这种借用的情形中常见的一样，这一借用的文字逐渐变成为原始基里尔文字。但也不排除可能创制了原始格拉戈尔文字。这种文字可能是在“线条和刻画”的字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也是在希腊文字的影响下，或许是在其他字母-音素文字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如果这样的文字存在过，那么它在字形上要比传到今天的格拉戈尔字母简单一些。

斯拉夫接受基督教以前的各种不同的文字类型，以及各个不同的地方变体，长时期内在所有斯拉夫部落中共存。基里尔在赫尔松尼斯（也可能当他去勃列加尔尼茨河时在保加利亚）熟悉了其中一种文字类型，最可能的是原始基里尔字母。然后，在863年，基里尔在去摩拉维亚之前把原始基里尔字母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系统化和更准确地表达古斯拉夫语的语音。9世纪末—10世纪初，基里尔的弟子克里门特在保加利亚给自己老师的字母表补充了几个新字母。

与克里门特同时（也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其他一些回到摩拉维亚的美弗基的弟子，在这里，为了使斯拉夫文字免受日耳曼天主教教会的排挤，在字形上把同拜占庭正字体十分相像的基里尔字母加以改造，消除了它的某些语音上的缺点，并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制作出了格拉戈尔字母；用格拉戈尔字母书写的手稿中之所以有“摩拉维亚语词”，格拉戈尔字母具有人为的奇特性质，以及用格拉戈尔字母表达斯拉夫语的语音稍微好些，都是因为格拉戈尔字母的来源如此。但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在创制格拉戈尔字母时也利用过原始格拉戈尔文字（如果这种文字存在的话）。

在10—11世纪，格拉戈尔字母由摩拉维亚渗入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同基里尔字母一起使用。但是为时不久，比较便于使用的基里尔字母几乎在所有地区都把格拉戈尔字母排挤了出去。在斯拉夫国家正式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在这些国家产生的追求使作为国家祭祀工具的文字的统一的努力促进了这一点。文字史说明，在其他民族（阿拉伯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后，叙利亚人接受了基督教以后等）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

至于说到格拉戈尔字母，它只在皈依天主教，但保留着斯拉夫文字的西南部斯拉夫人那里继续使用，而且使用了好几百年。这些斯拉夫人使用格拉戈尔字母，而不是基里尔字母，其原因就是他们力图使自己同那些向东基督教教会靠拢并因此接受基里尔文字的斯拉夫人对立起来。天主教教会之所以容忍格拉戈尔字母，正是因为它同拜占庭文字没有相似之处。

格拉戈尔字母书写的文献的语言之所以比较古老，之所以存在格拉戈尔字母-基里尔字母写成的羊皮纸手稿，是因为格拉戈尔字母几乎到处受到基里尔字母的排挤，只在西南部斯拉夫人极少数信奉天主教的村社中才人为的保存着格拉戈尔文字。

9

基里尔文字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发展，正如它在南部斯拉夫人那里的发展一样，与那些在拉丁字母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体系的发展的途径是不同的。俄罗斯文字不同于西欧文字（见第八章），它是根据俄语的发展而几乎不断地在发展。而且在18世纪初期之前，俄罗斯文字的发展是自发进行的，从18世纪初期起，它的发展则是在国家改革文字的范围内进行。最重要的几次改革是在俄国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时期内实现的。这些改革是1707—1710年彼得大帝进行的改革和1917—1918年苏维埃政府实行的改革。此外，在这两个时期之内——1735年、1738年和1758年——科学院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小的俄罗斯文字改革。

俄罗斯文字全部字母的历史变化按其性质和使用目的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俄文字母表中废除了由希腊字母表借用的，从一开始就不需要用来表达斯拉夫语的字母，以及由于俄语历史变化变为不必要的字母。到彼得大帝文字改革的时候，这样的字母有9个，即，“пcи”“кcи”“фитa”“ижицa”“oмeгa”，两个基里尔字母и之一的“ижe”（и），两个字母“з”（зeлo—зeмля）之一，“ять”和“小юc”，后者有时用来代替字母“я”（其余三个“юc”在这以前就已经停止使用）。

1707—1708年在制作第一套根据彼得大帝的指示拟订的新的“民用”铅字时，他就废除了九个字母，即，“пcи”“кcи”“oмeгa”“ижицa”“юc”，以及“фeрт”（但留下“фитa”），“зeмля”（但留下“зeлo”），“фжe”（留下и）。但是到后来，彼得大帝又恢复了这些字母的大部分，只有几个“юc”和“пcи”，“oмeгa”，以及合体字母（oт）没有纳入1710年的字母表（第133图）；结果，从1711年到1735年，民用书籍的检字排版各不相同——一会儿是这一套字母，一会儿是另一套字母。但是，尽管彼得大帝的改革没有完成，但这一改革却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这次文字改革表明俄文字母表必须改造，因而它引起了接踵而来的科学院的一系列改革。例如，1735年，除去彼得大帝废除的几个“юc”，“пcи”和“oмeгa”这几个字母外，科学院再次废除了字母“кcи”“ижицa”“зeлo”；1738年，将“十数и”（用一点代替两点(81)）的写法加以统一，同时使这个字母的用法规格化［即这个字母用在元音，й的前面和用于мiр（意为“宇宙”）这个词中］；1758年，不知什么缘故又恢复了字母“ижицa”。

第133图　彼得大帝亲笔批注的民用字母的第一页

到十月革命的时候，俄语不需要的字母只剩下四个：两个“и”之一，“фитa”，“ижицa”，“ять”。1917—1918年的改革把这四个字母全都废除(82)。在1917—1918年改革之前以及改革以后，究竟两个基里尔字母“и”中应该保留哪一个的问题，一直引起很大的争论。主张“и加一点”（“十数и”）的人提出三个重要论点来为这个字母辩护：希望俄文字母表同西欧的字母表接近；用“十数и”字母代替“八数и”字母可以节省百分之一的纸张（因为前一字母的宽度小些）；“带一点的и”的分辨性较好（因为“八数и”太和字母“и”“п”相似了）。然而主张“八数и”字母的人还是获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借口保留这一常用的字母会使俄罗斯文字的传统字形变化少些。

第二类是字母Ъ（“eр”）和Ь（“eрь”）使用的变化。早在13世纪，这两个字母就失去了音值，主要用来表示其前的辅音是发硬音（ъ）还是发软音（ь），以及用来指出其后的元音读成带й的音。在词末尾写字母ъ（eр）是多余的，因为没有ь（eрь）这个字母则指出词末的辅音是硬辅音(83)。但是直到1917—1918年，在词末尾还继续写ъ（“eр”）这个字母，这导致白白地浪费印刷纸张。

俄国的社会舆论不止一次地提出当务之急是必须改革俄罗斯文字的问题，尤其是从中废除18世纪几次改革时仍保留下来的字母（即其中一个“и”，“ять”，“фитa”，“ижицa”和词末的硬音符号ъ）的问题。例如，1888年，В．П．舍列麦捷夫斯基在“技术知识普及协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问题，1889年，Р．Ф．勃兰特在“教育协会”作的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84)。由于社会坚决要求，1904年在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和一个分委员会，它们在同一年制订了一个推荐试行草案(85)。但是使这一试用草案变成“最终的”方案却用了八年时间(86)，待到要批准这一方案，又拖延了五年。只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一早已成熟的正字法改革才付诸实施。正字法改革法令的第一文本于1917年12月23日在临时工农政府的《消息报》上公布；法令的第二文本（稍有变更）（第134图）于1918年10月10日批准。

1917—1918年的改革，特别是废除字母“ять”和词末的硬音符号，引起了苏维埃制度的敌人的强烈反抗，以及遭到保守知识分子的反对。那些没有字母“ять”和“硬音符号”的书籍和报纸对于苏维埃制度的反对派来说成了势不两立的东西，这仅仅是因为新的正字法是十月革命后采用的，而且使人联想到这场革命的胜利。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新的正字法似乎是破坏读书识字的传统规则。所以一些私营出版社和印刷厂继续顽固地按旧式正字法来印刷出版物。为了打击这一反抗行为，甚至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从印刷厂里把带字母“ять”和“硬音符号”的铅字抽出去；结果，在革命后的几年之中，词的内部用“隔音符号”(87)来代替“硬音符号”。苏维埃制度的敌人不承认新的正字法。德国法西斯匪徒在他们占领的苏联领土上也妄图恢复旧的正字法。这样一来，正如在基里尔和美弗基时代发生的情形一样，为实行更简单的，更易为人民接受的文字所进行的斗争，与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进行的政治斗争汇合了起来。

第三类字母改革是给俄语字母表补充缺少的新字母。尽管俄语字母表的语音丰富，但它仍然缺少半元音й和带й音的元音o（ё）的字母，这两个音素是现代俄语所特有的(88)。1735年文字改革时采用了字母“й”。字母ё是1797年H．М．卡拉姆津在《阿奥尼德》这部文集中首先使用的（它代替18世纪有时使用的合体符号），但后来字母ё没有固定下来。1918年10月17日公布的正字法改革法令的最终文本中取消了关于字母ё的一条（见第134图）。因此，在苏联科学院于1956年批准新的《俄语正字法和标点符号规则》以前，关于字母ё的问题一直是不清楚的。

第134图　人民委员会1918年10月10日《关于实行新的正字法》的法令

由于上述变化的结果，现代俄语字母表的33个字母，在保留文字书写的音素-形态原则的条件下，对正确表达俄语是必要的，也是足够的。的确，要用33个俄文字母来表达俄语的39个音素。

元音音素

辅音音素

a

硬辅音：n，б，ф，в，m，д，м，н，л，p，c，з

o

软辅音：n，б，ф，в，m，д，м，н，л，p，c，з

э

其他辅音：ж，ц，ш，ч，к，г，x，щ，й，жж(89)

y

ы

俄语文字中表达语言全部音素的方式如下。书写时用10个元音字母表示5个元音音素(90)：a—я，o—ё，э—e，y—ю，ы—u；这10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相应元音和辅音ŭ的组合，或者用来指出前一辅音发软音。此外，两个字母ъ、ь不表示任何音素，主要用来指出后一元音应发带й的音（前为ъ，ь），或者前一辅音应发软音（后为ь）。字母表和正字法的这两个特点保证书写时区别辅音音素的硬软，n，б，ф，в，m，д，л，м，н，p，c，з在使用时，它们可以少用一半字母。这样一来，借助33个俄语字母可以表达俄语几乎全部39个音素（жж这个音素除外）。

与字母成分变化的同时，俄文的正字法也有了变化。这些变化是朝着越来越始终一贯的使用音素-形态原则的方面进行的，这一原则要求词的音素和词素书写一样，哪怕它们在词的不同语法形式中发音有变化。这一正字法原则的运用靠语音原则（即词的书写依据它们的现代读音）和历史传统原则（即词的书写依据它们在过去的读音）而不断发展；在最初阶段的日常俄文书写中语音原则曾占主导地位，而在教会斯拉夫的书写中却以历史传统原则为主。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由于用新的改革了的字母排版的民用内容的书籍发行量的增加，选择语音原则还是语音-形态原则来书写的问题显得特别尖锐。В．К．特列季阿科夫斯基著文为语音原则辩护(91)，他建议由“按词根”书写转到“按语音”书写（即根据词的读音）。在18世纪，М．В．罗蒙诺索夫是主张音素-形态原则的人，他制订了俄语正字法的原理(92)。

由于А．X．沃斯托科夫、H．И．格列奇和其他语言学者发表了许多著作，在现代俄文书写中以音素-形态原则为主，虽然使用得还不够彻底，有时还结合语音原则和历史传统原则；俄语前缀рaз-，бeз-，вoз-在清辅音和浊辅音之前书写的规则可以作为运用语音原则的例子(93)。但是，尽管正字法还有某些不始终如一的地方，然而由于现代俄文是建立在与斯拉夫语接近的基里尔字母表的基础上，以及由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所以现代俄文在所有欧洲文字体系中最正确地反映了标准语。同时，由于俄文以音素-形态原则为主，所以它具有系统性，不受方言发音和个人发音制约的特点，而且它在精确反映词的词素成分时，使我们易于理解词的意义和语法形式。

在斯拉夫-俄罗斯文字中，标点符号的使用也是逐渐发展的（见第十章）。

俄文的字形变化（第135图）是向加快书写过程的方面发展的，这些变化也受俄罗斯普及识字的程度所制约。此外，在彼得大帝时代，文字字形和字体的变化是由书籍内容的变化所引起的。

第135图　俄语字体的进化（由上到下：正字体、半正字体、速写花字体、草字体和18世纪初期的民用字体）

最古的俄文字体写法——正字体（见插图6）一直使用到15—16世纪（在最后200年还同时和半正字体及草字体并用，而且只用于书籍中）。俄文的正字体正如希腊文的正字体一样，其特点是字母的图形清晰，合乎正规书法；每个字母都分写，几乎与行垂直，其形状接近于几何图形。正字体中词与词之间通常没有空格分开；很少用缩写词。正字体易于读，但难于写。俄文的正字体在很多方面同拜占庭希腊文的正字体相符合，但也有某些字形上的特点，这些特点的产生是独立创造的结果(94)。

14世纪中叶，除正字体外，半正字体也开始广泛流行，这一字体的特点是字母的几何形更小，字母排列倾斜，使用大量的“节略符号”(95)，表示词中字母的省略，和“重力符号”，表示重音。半正字体比正字体书写快些，但它清晰度较小。半正字体由手稿转入印刷书籍，从伊万·费多罗夫(96)直到彼得大帝改革这一时期内的印刷书籍中一直使用半正字体。

从14世纪末期起，在外交、官厅和贸易的书信来往中，一种更快速的字体——草字体——开始广泛使用(97)。草字体的特点是字母书写时相联，有更多的省略缩写词和上下出行的花笔道。

第四种俄语字体是速写美术字体。速写美术字体（也正如草字体一样）从14世纪末期起出现，原因是由于人们追求美化书籍。速写美术字体是标题中常用的美术字。在一行速写美术字体中单词和字母联成为连续的装饰图案；为此目的字母都连在一起或者彼此嵌入，而空隙之处则加以美化使之充实。

俄国最早的印刷用的铅字是16世纪中叶制作的，这些铅字几乎一模一样地复现了手稿半正字体的传统形式；这决定于初期印书人力求使他们印制发行的书籍具有手抄书所有的那种习以为常的形式。俄国印刷铅字保留这种性质有150年之久（直到18世纪初）。

印刷铅字形体和手抄文字的根本变化在彼得大帝时代与字母的改革同时发生。扬·捷辛格和伊里亚·科皮耶夫斯基在阿姆斯特丹进行了多次不完全成功的试验之后，新的（民用的）铅字根据彼得大帝的诏令在荷兰和莫斯科（皇家印书院）被铸造出来；1708年在俄国用这种铅字印刷的第一本书是《几何学》（第136图）。用新的民用字体代替基里尔半正字体是由于出版民用内容的书籍（科学书籍、教科书）的事业广泛发展所引起的，因为这些书籍需要更简单和更清晰的字体，而不是需要古老而难于阅读的半正字体(98)。还在不久以前有人认为，彼得大帝所采用的民用字体几乎完全是从西欧一些文字的字体（特别是当时荷兰文的字体）临摹下来的。现在人们认为，民用字体的创造过程更为复杂，因为它有两种字形基础，而不是一种。

第136图　俄国用新的民用铅字印刷的第一本书《几何学》的扉页（1708）

还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莫斯科的文书（外交信件来往、文据等）中，在草字体的基础上发展了与现代字体接近的新字体。这些字体与15—16世纪草字体的不同点在于它的字母比较匀称，大小均匀，很少用“节略符号”和“重音符号”，而这些符号则是旧俄草字体所特有的。从前还有人认为，这些新的字体是在1708—1710年彼得大帝采用的民用印刷字体的影响下产生的，而这种民用印刷字体又是仿照西欧的字体的结果。

不久前的研究结果证明(99)，早在采用民用字体之前就存在过新的字体，而民用字体是在西欧字体的基础上，同时又在俄国新的手稿字体的基础上创造的。

在18世纪中叶，科学院在1735年和1738年两次文字改革（第137图）之后，俄国印刷字体的全部字母和字形才稳定下来。从那个时候起，只有小写印刷体字母т的形状和“硬音符号”及字母ять（局部）的形状有所变化（在19世纪20—50年代以前还用三条腿的小写字母т(100)，而“硬音符号”和字母ять有时写出行线之上）。

第137图　А．Н．拉季谢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版）一书的扉页

一千年来，文字和字体在写法上的变化引起字母形状较小的变化。31个由基里尔字母转入现代俄文的字母中只有8个字母［即，“ecть”“зeмля”“ижe”“нaш”“ук”“чeрвь”“я”“e”（第138图）(101)］的形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是在一切场合——无论是手抄的还是印刷的，也无论是小写还是大写）。此外，字母“aз”（手写形式和印刷形式），“твeрдo”和“дoбрo”（局部手写形式）在大写时获得了新的形状，而字母“буки”“вeди”“глaгoль”“дoбрo”“твeрдo”在手抄本中小写时获得了新的形状。

第138图　俄文中字形变化了的几个基里尔字母

在用基里尔字母写的古代手稿中，没有把字母分成大写和小写，每一个字母只有一种形状——或者接近于现代的小写形式（例如字母“a”），或者接近于现代的大写形式（例如字母“Б”）。后来某些字母开始用两种形式，从16世纪起，大写字母开始用于大段文句之首。把大写字母分出单列为一个字母表（同小写字母表一起并列）出现在17世纪的识字课本中；18世纪，在采用了民用字母表之后，大写字母的用法作了一定的规定。

手写字母和印刷字母（特别是小写字母）的不同形状也只是逐步形成的。在18世纪之前，印刷字母的形状再现了手写的半正字体，从18世纪起，它又再现了彼得大帝时期的民用字体（后来有少许变化）；现代手写体字母的形状来源于草字体，的确，在18—20世纪时这种草字体在印刷字体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变化。在现代俄语印刷字体（见第139图）中，有三个大写字母（А、Б、E）的形状不同于小写字母的形状；在手写字体中，大写字母与小写字母形状不同者有7个（А，Б，В，Г，Д，E，Т）。某些现代俄文的字母的大、小写（А，E）的差异，或者印刷字形和手写字形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有时候有人甚至认为这些字形是不同的字母形状。

第139图　基里尔字母同现代俄文字母（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大小写字母）形状的比较

古代罗斯的手抄书籍，从其形式来说，是由折成一半的一张张羊皮纸或普通纸装订成的；这些纸张从书脊上缝合起来，包在笨重的书皮内。罗斯的官厅文书和外交信件来往，以及法令和决议，都使用手卷的形式。在诺夫哥罗德发现的白桦皮文据也采用手卷的形式。在古代罗斯，官厅文书（律令）手卷称为“卷柱”。在彼得大帝时代之前，一直使用由官厅制作的文书手卷，后来，在彼得大帝时期这类文书手卷才被四角形的书籍所取代。

在14—15世纪以前，手写书籍的材料是羊皮纸，罗斯把这种羊皮纸称为“哈拉季亚”（xaрaтья(102)——来自拉丁语词charta“书写”，“著作”之意），此外“兽皮”“牛犊皮”也是书写的材料。13世纪以前还使用进口的羊皮纸（拜占庭的，少量西欧的）；从13—14世纪起，私人制造羊皮纸的业务大为发展。由于羊皮纸价格昂贵，所以在贸易和日常的书信来往中则利用白桦树皮；尤其是诺夫哥罗德发现的文据，都是用白桦树皮书写的。有时也用白桦树皮制作书籍；例如，在谢尔吉三一修道院的史书上指出，“许多书籍不写在哈拉季亚上，而是用白桦树皮书写”。普通纸从14世纪起才广泛使用。“бумaгa”（纸）这个词只是俄语才有［在西欧诸语中“纸”的所有名称都源于“莎草纸”（пaпируc）这个词］，因此，俄语词бумaгa可能来源于鞑靼语词“бумбуг”（纸）这个词。在罗斯，最初使用经由诺夫哥罗德进口的意大利纸，德国纸，经由阿斯特拉罕进口的东方的纸。俄国第一家造纸厂建于16世纪中叶，在莫斯科城郊的伊万切耶夫卡村，但这家造纸厂历时不久；第二家造纸厂建于帕特拉河边（也在莫斯科郊区）。彼得大帝开始大规模生产纸张。正如前已指出的，造纸的原料是亚麻碎片。

俄国的书籍是用稍带褐色的含铁墨水写成的；利用废旧铁（如铁钉）、丹宁酸（如“五倍子”——橡树叶上的木瘤）来制作墨水；为使墨水带有光泽和浓度还加上樱桃胶、树胶、糖浆。标题、姓氏第一个字母、卷首、书内插图还广泛使用各种色彩，特别是红颜色（用朱砂、铅丹），以及金叶，少数用白银。羊皮纸和普通纸上书写的工具是鹅毛，少数也用天鹅羽毛和孔雀羽毛；在制作笔时笔尖呈斜面切下，尖端中间留一短缝。钢笔尖是从19世纪后半期起才广泛使用的。

在白桦皮上书写采用两种方法进行——一种是借助墨水和笔，另一种是用削尖的骨质芯在白桦皮的里面刻画出字母；诺夫哥罗德发现的文据就是用后一种方法写成的。

书写的过程（根据书的插图来判断）经过如下。书写人坐在板凳上，旁边有一张矮桌子，桌上放着书写用具。书写人把羊皮纸或普通纸放在两膝上。在抄写之前，羊皮纸或普通纸通常先画上线；通常用尺子和“小锥子”来画线（压出行线），从16世纪起，就用拉上线的框子来画线；为使墨水干透，在每页纸上还撒上薄薄一层沙子。在修道院和王公们的制书作坊中有精密的劳动分工。首先用黑墨水把文本抄写下来，然后在剩下的空白处配上红字；另有专门的工匠再用带彩色的标题和插图来装饰书籍；装订人把一页页纸缝合起来，同时制作书皮。抄写一本书有时要用几年的时间。

俄国书籍的特点就是喜爱色彩。俄国书籍（不同于西欧的书籍）是“带色彩的”(103)。颜色不单单用在插图、标题、章末图案和姓氏第一个字母中，在文句中还广泛使用红色。书籍装帧的艺术性是同罗斯的书籍和制书业备受尊重相适应的。

书籍是按定货来制作的。第一次提到书籍买卖（“在集市上”）见于1564年印刷的《使徒行传》的序言中。17世纪在莫斯科就已经有了“书摊”，即经常出售书籍的地方；印刷坊也出售书籍。“书铺”是从18世纪初才出现的；第一家书铺出现于1728年，是科学院附设的书铺。

10

几乎所有苏联各民族的现代文字都建立在斯拉夫-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

在十月革命时，俄罗斯各民族的文字体系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许多民族——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民族——都有发达的并与其语言相适应的文字体系；也为俄国的某些少数民族（如雅库特人、楚瓦什人）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字母表。另外一些民族——鞑靼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虽然有过文字，但那是建立在与其语言不适应的阿拉伯辅音文字的基础上。有50多个民族，尤其是几乎所有苏联北方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依照列宁的民族政策，从20年代起——即几乎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就立即开始制订苏联少数民族新文字体系的工作(104)。为苏联所有没有文字的或有文字，但建立在与其语言不适应的阿拉伯文字基础上的民族创制新的文字。

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新的字母表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但是拉丁字母系统在表音结构方面比俄文字母系统贫乏。拉丁字母表共有26个字母，其中许多字母彼此重复。俄语字母表有33个字母，即比拉丁字母表多了25％的字母，而且没有一个字母与别的字母相重。所以利用拉丁字母表作为新字母表的基础就要求采用比较多的补充字母和字母的发音符号。此外，利用拉丁字母为基础造成了新字母表和苏联其他民族——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字母表之间的分裂。这样做也同革命前制订新字母表（例如雅库特字母表、哈卡斯字母表、楚瓦什字母表）的实践相矛盾，因为这些字母表当时就是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从30年代中期起，根据各民族共和国自己的建议，决定放弃字母的拉丁化。在这以后，那些革命前没有文字或者有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的文字的所有苏联少数民族的字母表，就转到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105)

现在，苏联的大多数字母表都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只有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字母表仍保留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而亚美尼亚字母表（第140图）和格鲁吉亚字母表（第141图），由于千百年来的传统，具有自身特殊的，与其语言相适应的基础（见第307—315页）。

第140图　亚美尼亚字母表

*在古代亚美尼亚字母表中这个字母的第二个字形相当于法语的u，但在现代亚美尼亚文字中这一字形没有独自的音值。

第141图　格鲁吉亚字母表

在制订新字母表时考虑到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全部语音特点。为这些语言中所有的全部音素（但俄语所没有）创制了补充字母和带重音的字母。根据该语言全部语音的特点，这类字母的数量在一两个至八九个之间（鞑靼字母表、哈萨克字母表、巴什基尔字母表以及其他一些字母表）。在苏联所有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体系中，总共用了大约50个（第142图）补充字母和带重音的字母（除了33个俄文字母以外）。为了表示苏联不同文字体系中相接近的语音，通常用相同的字母，而同一个字母也用来表示相近似的语音。

第142图　苏联采用俄罗斯文字为基础的各少数民族所用的基本字母、补充字母和带重音的字母
字母К的前两种变体以及字母С，X的变体是相应字母的铅字变体

苏联各民族文字的正字法建立在与俄语正字法相同的基础上。这种正字法基础就是最大限度地使文字接近于标准语，但同时遵守音素-形态原则；的确，在某些文字体系（例如白俄罗斯文，俄文程度较低）中，音素-形态原则使用得不够彻底。

1963年，苏联的书籍用61种语言出版，报纸用56种语言出版，杂志用45种语言出版（不计外国文）。除苏联以外，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在保加利亚（第143图），部分地在南斯拉夫（与拉丁文并用）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使用。使用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各族人民，说的语言有60多种（约占全世界人口的10％）。

第143图　保加利亚文（1945年革命前）和蒙古文、马其顿文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中所用的合体字母和补充字母（与俄文字母表相比较）
与俄文字母表不同，现代保加利亚文的字母表中没有ё、ы、э这三个字母；此外，字母ъ用来表示特殊的元音。在现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和马其顿文的字母表中没e、й、щ、ъ、ы、ь、э、ю、я这几个字母(106)。

要使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字体系得到完善，显然应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使某些俄语字母的形状接近于拉丁字母，如果这不引起俄文传统招致严重破坏，而且具有另外的优点的话。例如，应该再次考虑1917年通过的取消“十数й”保留“八数й”的决定；正如前面指出的，“十数й”除了接近于拉丁字母“i”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大的优点（见第434—436页）(107)。第二，希望在苏联各文字体系中使用字母的发音符号时取得更大程度的一致。第三，希望改变与音素-形态原则相矛盾的正字法规则。第四，必须总结一些正字法规则，消除那些使学习识字复杂化的规则中的“例外情形”。

俄语正字法改革的工作现正由苏联科学院正字法委员会进行(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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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扎尔人——旧时匈牙利人的自称。——译注

(2) Ф．М．拉谢伊金．资产阶级关于九世纪中叶拜占庭-摩拉维亚关系的史料研究（Буржуaзнaя иcтoриoгрaфия o Визaнтийcкo-Мoрaвcкиx oтнoшeнияx в ceрeдинe IX в．）//拜占庭年鉴：第3卷．莫斯科，1950：246．

(3) E．格奥尔基耶夫．基里尔和美弗基之前的斯拉夫文字（Cлaвянcкaя nucьмeннocmь дo Кupuллa u Meфoдuя）．索非亚，1952：50．

(4) С．Г．维林斯基．黑衣修士赫拉伯尔关于斯拉夫文字的故事（Cкaзaнue чepнopuзцa Хpaбpa o nucьмeнax cлaвянcкux）．敖德萨，1901．在1963—1964年保加利亚学者奎约·库耶夫发现了该《故事》的几种新的抄本。

(5) 这部俄国的古代编年史名为《Пoвecть врeмeнныx лeт》，在我国译为《往年纪事》，也有人译为《古史纪年》。所谓《往年故事集》是旧译名。——译注

(6) 本书作者（伊斯特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第六部分）中列举了“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各种出版物和纪念性文集，主要阐述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起源。——译注

(7) 基里尔和美弗基在摩拉维亚活动的全部性质和内容证实了这一假说。尤其是基里尔添写的所谓《祈祷文入门》中的告斯拉夫人书也证实了这点，书中写道：“如今斯拉夫人的种族正在腾飞。”正如М．H．季霍米罗夫正确指出的，只有斯拉夫人的同胞才能向他们自己说出这样的话。

(8) К．М．库耶夫．斯拉夫文字创始时间的问题（Към въonpoca зa нaчaлomo нa cлaвянcкama nucмeннocm）．索非亚，1960；再论斯拉夫字母创制的年份（Оmнoвo зa гoдuнama，кoгamo e бuлa cъcmaвeнa cлaвянcкama aзбyкa）．索非亚，1960．

(9) “大юc”和“小юc”是古代斯拉夫文字中两个元音字母的名称。——译注

(10) 这里的бoг…язык都是指字母б…я的字母名称，因为按照起首音原则，以词的第一个字母表示该字母，而含有该字母的词则用作字母的名称。以上和以下的情形亦同。见本章第117图。——译注

(11) В．А．伊斯特林的《斯拉夫字母1100周年纪念》（莫斯科，1963）比较详细地谈到基里尔和美弗基的生平活动。

(12) П．H．特列季亚科夫．关于大摩拉维亚王国的新材料（Hoвыe дaнныe o Вeликoмoрaвcиoм гocудaрcтвe）．历史问题，1961（5）；J．Рoulik．大摩拉维亚的古城Miculĕice（Velikomoravské hradištĕ Miculĕice）．布尔诺，1962．

(13) 在一些较晚期的基里尔字母书写的文献中也出现了（在格拉戈尔字母的影响下）类似“дeрвь”（ħ）的字母。

(14) А．В．谢利舍夫．古斯拉夫语（Cmapocлaвян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51：39．

(15) А．В．谢利舍夫．古斯拉夫语（Cmapocлaвян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51：65，269．关于基里尔字母和格拉戈尔字母的初期状况的新材料，参看：И．戈舍夫．古保加利亚的格拉戈尔字母和基利尔字母的铭文（Cmapoбългapcкu глaгoлuчecкu u кupuлcкu нaдnucu）．索非亚，1961．（很遗憾，本书已排版付印之后才收到И．戈舍夫的这一著作。）

(16) 1949年，И．戈舍夫在普列斯拉夫（保加利亚）一座教堂的墙上，发现了10世纪格拉戈尔字母的一部分（从字母“aз”到字母“люди”）。

(17) 对于格拉戈尔字母，这样的问题几乎还没有提出来。

(18) 在拜占庭文字中，为表达音素у有时也用音组oу，但是这个音组不被看作特殊字母，因此它不包括在字母表中。

(19) 在某些借用的希腊词中［例如在“ритмикa”（节律学）一词中］字母“фитa”不是变成ф，而是变成т。

(20) В．H．肖普金．俄罗斯古文字学课本（Учeбнuк pyccкoй naлeoгpaфuu）．莫斯科，1918：19．

(21) 有另外一种推测：在创制各斯拉夫字母系统时，字母“зeмля”曾用来表示辅音з（不同于字母“дзeтa”），而字母“зeлo”表示辅音дз，但是这一推测不大可信。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基里尔要改变他所借用的字母“дзeтa”的音值，同时又引进一个具有这一音值的新字母？

(22) 此外，字母ь曾用在并继续用在词末尾来指明名词的阴性（如“мышь”“老鼠”，“рoжь”“麦子”）以及指出某些动词形式（如“eшь”“你吃”，“идёшь”“你走”）。

(23) 赫拉伯尔的《故事》（见第132图）中，斯拉夫字母“aз”和希腊字母“aльфa”相对应。大概这是对字母名称而言的，但是很可能也对字母aз的初始形状而言。

(24) 几乎所有第3节中所列的假说都发表在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А．И．索鲍列夫斯基、E．Ф．卡尔斯基、Л．格依特列尔、E．格奥尔基耶夫等研究人员的著作中。本书作者的任务只在于选出最有说服力的假说，以此来证实引用拜占庭斜体字母和各个不同的东方诸语的字母表来说明斯拉夫字母的形状是没有必要的；阐明只有依据拜占庭正字体和部分依据希伯来字母才能够解释基里尔字母的形状，只有依据基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同时在这两种字母中利用字形变异和合体形式）才能够解释格拉戈尔字母的形状。

(25) 所有关于格拉戈尔字母起源的其他假说在В．А．伊斯特林的著作《斯拉夫字母1100年》（莫斯科，1963：65）中已谈到。

(26) E．Э．格兰斯特列姆．论格拉戈尔字母起源的问题（К вoпрocу o прoиcxoждeнии глaгoличecкoй aзбуки）//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字研究所古俄罗斯文学研究室著作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53：第9集；《论格拉戈尔字母的起源》（О прoиcxoждeнии глaгoличecкoй aзбуки）．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字研究所古俄罗斯文学研究室著作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55：第11集．

(27) H．H．杜尔诺沃．关于古斯拉夫语和斯拉夫各字母系统起源的想法和推测（Мыcли и прeдпoлoжeния o прoиcxoждeнии cтaрocлaвянcкoгo языкa и cлaвянcкиx aлфaвитoв）//拜占庭-斯拉夫学（Вуzantionslavca）：第1册．布拉格，1929：66-67．

(28) 这里指的是两字母的字首音И和С组成Ии-Суc这个名字。——译注

(29) E．Ф．卡尔斯基．斯拉夫基里尔古文字学（Cлaвянcкaя кupuллoвcкaя naлeoгpaфuя）．列宁格勒，1928：360-362．

(30) А．М．谢利舍夫．古斯拉夫语（Cmapocлaвян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51：36．

(31) А．М．谢利舍夫．古斯拉夫语（Cmapocлaвянcкuй язык）．莫斯科，1951：50．

(32) E．格奥尔基耶夫．古斯拉夫（古保加利亚）文学和古斯拉夫（古保加利亚）语产生的几个基本问题［Оcнoвныe вoпрocы вoзникнoвeния cтaрocлaвянcкoй（cтaрoбoлгaрcкoй）литeрaтуры и cтaрocлaвянcкoгo（cтaрoбoлгaрcкoгo）языкa］//斯拉夫语文学：第1卷．1958．

(33) Д．А．阿夫杜辛，М．H．季霍米罗夫．古代罗斯的铭文（Дрeвнeйшaя руccкaя нaдпиcь）．苏联科学院通报，1950（4）．

(34) А．В．阿尔齐霍夫斯基，М．H．季霍米罗夫．诺夫哥罗德白桦皮文据（Hoвгopoдcкue гpaмomы нa бepecme）．莫斯科，1953；А．В．阿尔齐霍夫斯基和В．И．鲍尔科夫斯基．诺夫哥罗德白桦皮文据．莫斯科，1958；А．В．阿尔齐霍夫斯基．诺夫哥罗德白桦皮文据．莫斯科，1963．

(35) 古代罗斯文化史（Иcmopuя кyльmypы дpeвнeй Pycu）：第1—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1951．

(36) E．格奥尔基耶夫．基里尔和美弗基之前的斯拉夫文字（Cлaвянcкaя nucьмeннocmь дo Кupuллa u Meфoдuя）．索非亚，1952：50．

(37) М．H．季霍米罗夫．从最新发现的角度来探讨斯拉夫文字的开始（Haчaлo cлaвянcкoй пиcьмeннocти в cвeтe нoвeйшиx oткрытий）．历史问题，1959（4）．

(38) 达尔马提亚在现南斯拉夫境内，曾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译注

(39) Б．А．雷巴科夫．波利安人地区的四世纪日历（Кaлeндaрь IV в．из зeмли пoлян）．苏联考古学，1962（4）．

(40) 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四举行的民间纪念亡者的节日。——译注

(41) 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50天。——译注

(42) 当然，赫拉伯尔在这里说的不是整个斯拉夫各部落和各公国正式接受基督教，而是早先的个别斯拉夫氏族集团和公社转而信奉基督教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早在赫拉伯尔写成《文字的故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43) E．格奥尔基耶夫．基里尔和美弗基之前的斯拉夫文字（Cлaвянcкaя nucьмeннocmь дo Кupuллa u Meфoдuя）．索非亚，1952：75．

(44) 公元8世纪末，可萨人接受了犹太教，同时也接受了古希伯来文字。东斯拉夫人无疑是知道这种文字的，因为直到可萨汗国被消灭（965）之前，东斯拉夫人在军事和贸易上同可萨人有密切的关系。

(45) 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古文字学札记（Пaлeoгрaфичecкиe зaмeтки）．科学院通报．圣彼得堡，1860（9）：161；E．Ф．卡尔斯基．斯拉夫基里尔古文字学（Cлaвянcкaя кupuллoвcкaя naлeoгpaфuя）．列宁格勒，1928：162．

(46) 23部传世《传记》抄本中，有两部是用“рoушкими”这个词代替“рoуcьcкими”（南斯拉夫科学院存1469年抄本和雷利修道院存1479年抄本）。

(47) 古代罗斯文化史：第二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81．

(48) H．К．尼科利斯基．往年故事是研究罗斯文字和文化初期历史的史料来源（Пoвecmь вpeмeнныx лem кaк ucmoчнuк для ucmopuu нaчaльнoгo nepuoдa pyccкoй nucьмeннocmu u кyльmypы）．列宁格勒，1930：95及以后几页．

(49) П．Я．切尔内赫．关于康斯坦丁·菲洛索夫传记中罗斯文字问题的历史（К иcтoрии вoпрoca o руccкиx пиcьмeнax в житии Кoнcтaнтинa Филocoфa）．雅罗斯拉夫里师范学院学报，1947（9）．

(50) А．С．里沃夫．基里尔—美弗基学的一个问题（Hякoи въпрocи oт кирилo-мeтoдиeвcкaтa прoблeмaтикa）//保加利亚语．索非亚，1960：第四册．

(51) 也译为“大马士革的约翰”。——译注

(52) 在我国的出版物中，这一名称多种多样：译为“瓦良人”“瓦兰人”“瓦良格人”“瓦兰吉亚人”等。——译注

(53) П．А．拉夫罗夫．有关古代斯拉夫文字产生的一些史料（Мaтeриaлы пo иcтoрии вoзникнoвeния дрeвнeйшeй cлaвянcкoй пиcьмeннocти）//斯拉夫学委员会著作集：第一卷．列宁格勒，1930：37．

(54) О．鲍江斯基．关于斯拉夫文字产生的时间（О вpeмeнu npoucxoждeнuя cлaвянcкux nucьмeн）．莫斯科，1855：13及以后几页．

(55) П．乌斯宾斯基．基督教东方（Bocmoк xpucmuaнcкuй）：第3部．基辅，1877：311．

(56) 往年故事集：第1部．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28，35．

(57) С．П．奥布诺尔斯基．罗斯人同希腊人所订条约的语言（Язык дoгoвoрoв руccкиx c грeкaми）//语言和思维．文集：5-6．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403．

根据С．П．奥布诺尔斯基的看法，911年的条约是保加利亚人翻译的，但由罗斯人校订；944年的条约是罗斯人翻译的。

(58) Аnton．关于古代斯拉夫人的早期动向（Erste Linien eines Versuchs über der alten Slaven）．莱比锡，1789．

(59) П．Я．切尔内赫．关于康斯坦丁·菲洛索夫传记中罗斯文字问题的历史（К иcтoрик вoпрoca o руccкиx пиcьмeнax в житии Кoнcтaнтинa Филocoфa）．雅罗斯拉夫里师范学院学报，1947（9）；俄罗斯文学语言和文字的起源（Пpoucxoждeнue pyccкoгo лumepamypнoгo языкa u nucьмa）．莫斯科，1950；语言和文字（Язык и Пиcьмo）//古代罗斯文化史：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E．М．埃普什坦．论罗斯文字起源的时间问题（К вoпрocу o врeмeни прoиcxoждeния руccкoй пиcьмeннocти）．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学报，1947（15）．H．А．康斯坦丁诺夫的著作——参见注(66)。

(60) В．А．戈罗佐夫．关于带神秘符号的瓦罐的札记（Зaмeткa o глинянoм cocудe c зaгaдoчными знaкaми）//考古报道和札记：第5卷．莫斯科，1897（12）；关于陶器碎片上的神秘符号的札记（Зaмeткa o зaгaдoчныx знaкax нa oблoмкax глинянoй пocуды）//考古报道和札记：第5卷．莫斯科，1898（11-12）．

(61) Б．А．雷巴科夫．十至十一世纪基辅罗斯大公产业的所有权符号（Знaки coбcтвeннocти в княжecкoм xoзяйcтвe Киeвcкoй Руcи X—XII в．）．苏联考古学，1940（6）．

(62) Д．Я．萨莫克瓦索夫．在契尔尼戈夫挖掘塞维利安人古墓的工作（Pacкonкu ceвepянcкux кypгaнoв в Чepнuгoвe）．莫斯科，1916．

(63) К．П．蒂什克维奇．布格河边德罗基钦诺村附近发现的铅印模（Свинцoвыe oттиcки，нaйдeнныe в рeкe Бугe у Дрoгичинa）．古物，1964—1965：第一卷；H．А．阿文纳里乌斯．谈谈德诺基钦诺村的铅封（Hecкoлькo cлoв o дpoгuчuнcкнx nлoмбax）．莫斯科，1892；К．В．鲍尔松诺夫斯基．德罗基钦诺村的铅封（Дpoгuчuнcкue nлoмбы）．莫斯科，1894．

(64) 古代罗斯文化：文集，第1、2卷．莫斯科，1950—1951；А．В．阿尔齐霍夫斯基：考古学引论（Bвeдeнue в apxeoлoгuю）．莫斯科，1947；E．М．埃普什坦．论罗斯文字起源的时间问题（К вoпрocу o врeмeни прoиcxoждeния руccкoй пиcьмeннocти）．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学报，1947（15）；П．Я．切尔内赫．俄罗斯文学语言和文字的起源．莫斯科，1950．

(65) В．А．巴尔托利特．俄罗斯文字和语言的最古老的文物（Дрeвнeйшиe пaмятники руccкoгo пиcьмa и языкa）//东方的文化和文字：第4册，巴库，1929．

(66) H．А．康斯坦丁诺夫．黑海沿岸文物上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的符号（Скифo-caрмaтcкиe знaки нa пaмятникax Причeрнoмoрья）．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1951（7）；俄罗斯字母史（Иcтoрия руccкoй aзбуки）．知识就是力量，1953（1）；论罗斯文献的开端（О нaчaлe руccкoй пиcьмeннocти）．涅瓦河，1957（7）；黑海沿岸的神秘符号和格拉戈尔字母（Чeрнoмoрcкиe зaгaдoчныe знaки и глaгoлицa）．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学报，1957（23）．

(67) Э．И．索洛莫尼克．黑海北部沿岸的萨尔马特符号（Capмamcкue знaкu ceвepнoгo Пpuчepнoмopья）．基辅，1959．

(68) H．В．恩戈瓦托夫．俄罗斯最古的字母表（Дрeвнeйшaя руccкaя aзбукa）．知识就是力量，1960（11）．

(69) И．А．菲古罗夫斯基．释读几份用“神秘”符号写成的古代罗斯铭文（Рacшифрoвкa нecкoлькиx дрeвнeруccкиx нaдпиceй，cдeлaнныx «зaгaдoчными» знaкaми）．叶列茨克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利别茨克，1957；在第四届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Рeзюмe выcтуплeния нaⅣcъeздe cлaвиcтoв）//第四届国际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讨论材料）：第一卷．莫斯科，1962；旧拉多加的一张弓上的铭文（Haдпиcь нa лукe из Стaрoй Лaдoги）．叶列茨克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利别茨克，1959（后一篇文章最有意思）．

(70) 本书作者在《斯拉夫字母1100年》一文中对H．А．康斯坦丁诺夫、H．В．恩戈瓦托夫、И．А．菲古罗夫斯基的三种假说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评论（莫斯科，1963年）。

(71) Д．С．利哈乔夫在《俄罗斯文学的产生》（Boзнuкнoвeнue pyccкoй лumepamypы）（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年）和《俄罗斯文字和俄罗斯文学产生的历史前提》（Иcтoричecкиe прeдпocылки вoзникнoвeния руccкoй пиcьмeннocти и руccкoй литeрaтуры）（《历史问题》，1951年，第12期）这两部著作中提出了斯拉夫人同时使用这一文字的几种地方变体的原理。

(72) 到11世纪中叶这导致基督教西方（罗马）教会和东方（拜占庭）教会之间的分裂。

(73) E．Ф．卡尔斯基．斯拉夫基里尔古文字学（Cлaвянcкaя кupuллoвcкaя naлeoгpaфuя）．列宁格勒，1928：359．

(74) 引自В．比利巴索夫的译文［В．比利巴索夫．基里尔和美弗基（Кupuлл u Meфoдuй）：第2卷．圣彼得堡，1868］。

(75) E．格奥尔基耶夫．基里尔和美弗基之前的斯拉夫文字（Cлaвянcкaя nucьмeннocmь дo Кupuллa u Meфoдuя）．索非亚，1952：69-70；В．H．肖普金．俄罗斯古文字学课本（Учeбнuк pyccкoй naлeoгpaфuu）．莫斯科，1918：13．

(76) П．И．沙法里克．论格拉戈尔字母的起源和起源地（О прoиcxoждeнии и рoдинe глaгoлитимa）//俄罗斯历史和古文物研究协会讲座：第4册．莫斯科，1860（译自1857年布拉格版）；上面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著作，见“参考书目”。И．戈舍夫也是这一理论的支持者。

(77) В．Ф．米列尔．关于斯拉夫字母的问题（К вoпрocу o cлaвянcкoй aзбукe）．国民教育部杂志．圣彼得堡，1884（3）；П．В．戈卢鲍夫斯基．论罗斯文献的开端（О нaчaлe руccкoй пиcьмeннocти）．大学消息报．基辅，1895；E．格奥尔基耶夫．基里尔和美弗基之前的斯拉夫文字（Cлaвянcкaя nucьмeннocmь дo Кupuллa u Meфoдuя）．索非亚，1962．

(78) 指印度次大陆及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此外，佛教还传入中国藏族、蒙古族地区等。——译注

(79) E．格奥尔基耶夫．基里尔和美弗基之前的斯拉夫文字（Cлaвянcкaя nucьмeннocmь дo Кupuллa u Meфoдuя）．索非亚，1952：6．

(80) А．С．布吉洛维奇．关于基里尔和美弗基活动的希腊-斯拉夫性质（О грeкo-cлaвянcкoм xaрaктeрe дeятeльнocти Кириллa и Мeфoдия）//美弗基纪念集．华沙，1885：64．

(81) 所谓“十数и”是指在俄语字母表示数字的体系中用字母i代替10这个数，这个字母曾写成ï（上有两点），后统一写成i（上有一点），故称“用一点代替两点”。——译注

(82) 在文字改革法令中没有直接提到字母“ижицa”，但正是从这一时间起实际停止使用这个字母。

(83) 作者说的“没有ь（eрь）这个字母则指出词末的辅音是硬辅音”指的是俄语大部分辅音，但不包括俄语固有软辅音ч和щ。这两个辅音字母，即使在词末没有ь，也是软辅音。例如мяч（剑），плaщ（雨衣）中的词末辅音ч和щ。——译注

(84) Р．Ф．勃兰特．论我国正字法的伪科学性（О лжeнaучнocти нaшeгo прaвoпиcaния）．语言学笔记．沃龙涅什，1901（1-2）．

(85) 正字法分委员会的预告（Пpeдвapumeeльнoe cooбщeнue opфoгpaфuчecкoй noдкoмuccuu）．圣彼得堡，1904．

(86) 正字法分委员会的决议（Пocmaнoвлeнue opфoгpaфuчecкoй noдкoмuccuu）．圣彼得堡，1912．

(87) 俄语词的内部曾用硬音符号ъ作为把前一辅音和后一元音隔开的符号（如cъeзд“代表大会”），但后来由于抽出这个字母，便用“隔音符号”（写成'）来代替词的内部的硬音符号（如c'eзд）。——译注

(88) 人们有时候把字母“я”（字形上起源于字母“小юc”）和彼得大帝采用的现代形式的字母э也算作新的俄语字母。但在基里尔字母表中既有不带й音的a和э，又有带й音的a和э几个字母（见第117图），尽管它们的形状不同，而且它们使用时多少不同于现代俄语的字母“a”—“я”，“э”—“e”。

(89) 这些辅音音素有三个，即ж，ц，ш，只发硬音，唯一一个ч只发软音。音素к，г，x可以发硬音和软音，但它们发音的差异在俄语中没有音素意义，即不用来区分词。音素щ被认为是ш＋ч两个音素的组合，而音素й是不构成音节的元音音素。音素жж是特殊的辅音，它出现在вoжжи（缰绳）、жaть（尖声叫喊）、дoжди（雨）这些词中，在俄语中具有音素意义。

(90) 关于俄语中元音音素是5个还是6个，是一个尚属争论的问题。参阅《俄语百科词典》（Pyccкuй язык-энцuклoneдuя）（莫斯科，1979年，第56-57页），《俄语语法》（Pyccкaя гpaммamuкa），苏联科学院，莫斯科，1980年，第一卷，第15、24页及以后几页。——译注

(91) В．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外国人和俄罗斯人有关新旧正字法的谈话（Paзгoвop мeждy чyжecmpaнным чeлoвeкoм u poccuйcкuм oб opфoгpaфuu cmapuннoй u нoвoй）．圣彼得堡，1748．

(92) М．В．罗蒙诺索夫．俄语语法（Poccuйcкaя гpaммamuкa）．圣彼得堡，1755．

(93) 这几个前缀中都有浊辅音a，它在清辅音前同化为清辅音c，在浊辅音前不变，在用语音原则书写时，这种现象要反映出来，例如，试比较：рaзвязaть（解开）—рacкрыть（打开）等。——译注

(94) E．Э．格兰斯特列姆．关于基里尔正字体字母同拜占庭安色尔字体的联系（О cвязи кириллoвcкoгo уcтaвa c визaнтийcким унициaлoм）//拜占庭年鉴：第3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

(95) “节略符号”是古俄语（以及古斯拉夫语、希腊语等）文献中常用的一种加在某些单词上的符号，表示该单词节略某些字母（或某个字母）。例如，“儿子”（cынъ），“上帝”（бoгъ）这些词中“～”就是“节略符号”，代替省去的字母ы和字母oг。——译注

(96) 伊万·费多罗夫（死于1583年）是俄国第一位印刷家，他在莫斯科成立了印刷厂，其第一本书是1564年印出来的。——译注

(97) 14世纪以前，罗斯正字体的写法中也存在比较草的“草字体”字母形式，尽管一些斯拉夫-俄罗斯古文字学著作中正字体并不分为书籍正字体和草写正字体。在日常书信来往（如11—13世纪的诺夫哥罗德白桦皮文书）中使用过一类比较草的正字体书写法。

(98) 在彼得大帝以后的时期，称为教会斯拉夫字体的半正字体继续用来印刷宗教祈祷书籍。

(99) А．Г．希茨加尔．俄国民用字体的字形基础（Гpaфuчecкaя ocнoвa pyccкoгo гpaждaнcкoгo шлuфma）．莫斯科，1947；俄国民用字体（Pyccкuй гpaждaнcкuй шpuфm）．莫斯科，1959．

(100) 所谓“三条腿的小写字母т”是指该字母的字形写成ш的形状。——译注

(101) 在教会斯拉夫文中字母“ecть”不仅用于э的音值，而且也用于e的音值（与带“й”音的字母“э”并列）。为了表示音值y，除了用合体字母“oу”以外，还用“大юc”。为表示语音я，除用带й音的“a”以外，还用“小юc”，因为“小юc”的形状（即——译注）就事先决定了现代字母“я”的字形。

(102) xaрaтья，俄语中又称xaртия，即古代羊皮纸手抄本，古代手写文本。——译注

(103) А．А．西多罗夫．俄国书籍的装帧（Офopмлeнue pyccкoй кнuгu）．莫斯科，1946．

(104) Ю．Д．杰舍里耶夫．苏维埃时代苏联一些民族的新制文字的语言的发展（Рaзвитиe млaдoпиcьмeнныx языкoв нaрoдoв СССР в coвeтcкую эпoxу）．语言学问题，1957（5）；В．А．伊斯特林．十月革命和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Октябрьcкaя рeвoлюция и cиcтeмы пиcьмa нaрoдoв СССР）．世界文化史通报，1957（5）；苏联少数民族的新制文字的语言（млaдoпиcьмeнныe языки нaрoдoв СССР）．E．А．鲍卡列夫和Ю．Д．杰舍里耶夫主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9．

(105) 这一改变，实际上是为当时苏联的民族政策决定的。作者只能从文字系统方面加以说明。——译注

(106) 现代保加利亚文有30个字母，除没有字母ы、э、ё外，其余同俄文字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使用的两种文字——一是拉丁字母，一是斯拉夫-基里尔字母，共30个，其中有几个字母（见第143图）不同于俄文字母；克罗地亚族使用拉丁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代蒙古文使用斯拉夫-俄文字母，共35个，除两个字母不同外，其余33个同俄文字母。——译注

(107) 关于使俄语字母表和拉丁字母表相接近的问题，希望在一个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的一个组织）中加以科学的研究。同时给拉丁字母表合理地补充几个表达不同语言中特别常见的语音所必需的新字母。

(108) 完善俄语正字法的建议（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ю русской орфографии）．莫斯科，1964．

(109) 从作者写本书（第2版）以后的二十多年，俄语正字法没有什么变化。现代俄文书写以形态原则为主，同时某些词的书写仍按语音原则和传统原则。苏联国内外的俄文出版物仍然按苏联科学院、苏联高等教育部、俄罗斯联邦教育部1956年审定出版的《俄语拼写法和标点符号规则》书写和印行。——译注

第十章　特殊类型的书写符号

除了通常的表词字符号、词素符号、音节符号和字母-音素符号以外，在不同民族的文字体系中使用的，然而其使用范围比较狭窄的符号，称为特殊类型的书写符号。属于特殊符号的有：（1）数字；（2）专门的科学符号——代数符号、几何符号、化学符号等；（3）标点符号；（4）字母发音符号；（5）部分大写字母。第四类符号（即字母发音符号）有纯表音的性质，用来确定或改变基本的字母-音素符号的发音。其余几类符号具有表意性质；它们或者是独立的意词字或表意符号（数字、科学符号），或者是用来从句法上切分，从意思上和情态上明确所写的内容（标点符号和大写字母）。

在文字史的著作中，特殊书写符号通常是不加研究的，要不就在古文字学方面加以研究。本章将从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相联系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这些特殊符号的发展规律。

属于“特殊书写符号”（从这一术语的广义来理解）的还可以归入：（1）用来表达言语的符号，但它们不用于一般的文字中，而用在有专门用途的书写系统中（例如，语音标音系统、速记、密码暗号等）；（2）用来记录音乐（不是言语）的符号（乐谱符号）、记录律动的符号（舞谱符号）等。这两类符号，由于它们有专门的作用，本书将不进行研究。

1．数字

数字按其起源来说是意词字，而按其用法来说则是表意符号（见第一章）；它们用来简捷地表示数并用于数学计算（与口头记数不同）。“数字”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词Sifra——“空虚”之意，最初这个词表示零。

数字的历史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研究：数学史和数论的著作中（不过在这些著作中数字历史只是顺便研究一下）；古文字学的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主要注意数字的字形，而且通常是在某一文字体系的范围之内加以研究）。数字系统构成的原则是与不同类型文字构成的原则相联系的，但是作为组成数字系统的特殊书面符号，数字的历史研究得很不够。

数字的基本特点如下。第一，与用来记录任何言语的通常的书面符号不同，数字只有比较窄的用途；它们用来简短的记录数。第二，所有的数字——从最古的数字到现代的数字——从起源上说都是意词字；数字表示一个整词（数词）。数字的这种性质使得更简洁的表示数有了可能，使数字便于数学演算并且便于国际使用。

几乎所有的数字系统都是按十进位原则构成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五进位-二十进位原则的系统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这是因为最古的计算工具是双手的十个手指。十进位原则有时还辅以五进位原则（例如希腊、阿提卡、罗马及其他的数字系统），辅以二十进位（例如腓尼基数字系统），甚至辅以六十进位（巴比伦人）和十二进位（以一打计算）。五进位原则来自一只手的五个手指数，二十进位原则来自两手手指和双脚脚趾的全部数量；六十进位原则产生于巴比伦人那里是由于他们的重量单位；十二进位原则的起源是与12这个数有许多因子（如2，3，4，6）这种情形有联系。

几乎所有数字系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这些系统中只有几个用来表示最简单的数的独特符号；这些符号的数量在四五个到三十个之间。所有其余的数都按加法原则而成［例如罗马数字系统中6这个数是用Ⅴ（5）和Ⅰ（1）加在一起而成Ⅵ，在“阿拉伯数字系统”中23这个数是用数字20和3加在一起而成］；大数目有时按乘法原则而成（例如希腊爱奥尼亚数字系统中在“一万”的符号上加上一个“三”的符号，这就意味着“三万”）；减法原则也用，但较少［例如罗马数字Ⅳ（4），Ⅸ（9）］；任何一种数字系统中没有用过除法原则。

“位置原则”的使用是数字史上的重大成就（然而是晚期所取得的成就），根据这个原则，数字符号的数值不仅取决于符号的形式，而且取决于它们彼此间的位置（例如罗马数字Ⅳ和Ⅵ，阿拉伯数字16和61）。位置原则的发展决定了零这个符号的出现，因为它表示数的缺位。

数字的发展是同文字的总的发展相联系的。

在文字的早期图画字阶段，还没有数字。如果要表示物件的数目，那么就画出这些物件，把它们的图形重复所需要的次数。例如在第2图（б）的图画符号中，两个月的征伐时间用两个月亮的图形表示。稍晚一些，出现了较复杂的方法：把所谈的事物画出来，旁边打上点或画上线，点或线的数量指出数目（第1图，a；第2图，б）。不久前还使用这种方法；例如，在19世纪初俄国的钱币上除了数字以外，还打上点，这些点给不识字的人指出钱币的价值。这种方法对于表达社会发展早期阶段使用的小数目是很便当的；点和线就是最简单的数字符号——个位数——的原型。

发达形式的数字，即不仅表示个位数，而且表示另外的更大的数的符号，出现较晚，出现在最古的表词文字、表词-表音文字和表词-音节文字的体系中。发达的数字符号的出现是因为需要简短记录大的数目所致，只表示个位数的点和线已不适应这种记录了。奴隶制国家贸易和科学的发展也促成记录大的数目的需要。在最古的文字体系中，数字符号在类型上几乎与任何其他的表词字没有两样。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特点：在比较晚的文字——音节文字和表音文字——的体系中，除了用表词字（数字）记录数以外，还用表音字（音节或字母-音素）记数的方法。在最古的文字体系中，书写时几乎总是借助数字表词字来表达数目。

在最古的数字系统中，埃及的、克里特的、前亚楔形文字的、中国的数字系统，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埃及数字系统是在严整的十进位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只有表示一和表示从十这个数起各数级的特殊符号；表示“一”用一条横线，很少用竖线，表示“十”用一弧线，表示“百”用一根弯头的绳子，表示“千”用一根纸莎草茎，表示“万”用弯曲的手指，表示“十万”用一只蝌蚪（因为蝌蚪是大量繁殖的），而表示“百万”则用一个举着手对这样大数目表示惊讶的人形的符号（第144图，a）。所有其他的数，根据排在一起的上列基本数字相加的原则而成；例如，要表示375这个数，就把“百”的符号重复三次，“十”的符号重复七次，“一”的符号重复五次（第144图，б）(1)。

第144图　埃及的（a、б、в）、克里特的（г）和中国的（д）数字及记录示例

埃及还在王朝前时期从图画文字过渡到表词文字的时候就已开始使用数字符号了；例如在纳尔迈王（公元前4000年代末）的铭文中有一些被许多埃及学家理解为表示千的符号（纸莎草茎，第13图）。从“中王国时期”起，大数目的表示不是根据加法原则，而是根据乘法原则构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数目分为两个因子，其中小的一个（如个位数）写在大的一个因子之下（如千的下面，——第144图，в）。在僧书体和民书体文字中数字符号采用草写形式；此外，还出现了表示所有个位数和十位数的特殊符号。在埃及的分数中分子几乎总是一（除2/3以外）；例如，分数4/15表示为1/5加1/15的和（阿麦斯的莎草纸文献，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分数是用如下方式写的：上面写表示“一（部分）”的表词字（埃及语是г），它的下面用数字符号指出——指的究竟是几分之一；表示1/2时有时用特殊的表词字——“一面”“一侧”(2)。

克里特数字系统接近于埃及的数字系统，它也是采用十进位的原则。它有表示“一”（开始用点，稍后用竖线表示），“十”（横线表示），“百”（圆表示），“千”（圆加几条线表示）的特殊符号（第144图，г）；还出现了表示“万”的符号。在写数的时候每个符号重复的次数同数中个位数、十位数、百位数的多少一样；例如写237这个数时，“百”的符号（圆）重复两次，“十”的符号（横线）重复三次，“一”的符号（竖线）重复七次。有表示加法、表示“和”以及其他运算的特殊方法。根据А．Evans的看法，还用了百分数的系统(3)。

中国的数字系统接近于埃及的（僧书体-民书体型）数字系统（第144图，б）。这个系统也是按十进位原则构成；但是它不仅有表示个位数和10以上各级的特殊符号，而且还有表示其他一些数的特殊符号（例如，见第144图，д的符号6，7，8，9）。除了加法原则外还用乘法原则；例如，400这个数有时用“百”这个符号和它上面（或者左面）加写的“四”这个符号来表示。

前亚的数字系统的特点是：它十分特殊，复杂，但同时却是先进的计数法原则。

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最古的苏美尔铭文中，见到最简单的点状型的数字表示法。稍晚一些，由于发展经济的要求，前亚的数字系统也处于迅速发展的过程。

这些前亚数字系统中，有一种是建立在十进位的原则上，它很像埃及的数字系统。这一系统有表示“一”的符号（竖楔），“十”的符号（竖角），“百”的符号（一个竖楔和横楔）和表示千的符号（联合符号，似乎是“十”和“百”的符号相乘——第145图，a）(4)。其余的数按加法原则而成；例如表示132这个数就写成：“百”的符号写一次，“十”的符号写三次，“一”的符号写两次。

另一种把十进位和六十进位结合起来的原则的系统比较复杂。很多人把前亚各民族出现六十进位的计算原则解释为：这些民族使用两种重量单位——苏美尔的“米那”和阿卡特的“塞克尔”，而且一个“米那”为“塞克尔”的60倍；稍后一些，又产生了第三个重量单位：“塔兰”，一个“塔兰”等于60个“米那”。这三种重量单位中每种高一级的等于60个低一级的，因此它们的存在使得苏美尔-阿卡特计数和数字系统就建立在十进位原则和六十进位原则相结合的基础上。例如，代替“八千〇二十一”则说成：“2个塔兰（3600×2），13个米那（60×13）和41个塞克尔（41）”；相应地也就构成了这个数的写法（第145图，б）。但是为了既表示“塞克尔”，又表示“米那”和“塔兰”，则使用两个基本符号：表示“一”的竖楔和表示“十”的竖角。

这种结构决定了位置原则的产生：数字的意义就不仅决定于数字的形状，而且也决定于它在数的写法中的位置。例如，这一系统的两个基本符号之一——竖楔——依据它在写法上的位置可以表示：1（1个“塞克尔”）、60（1个“米那”）和3600（1个“塔兰”）；这两个符号中的第二个符号——竖角——可以相应地表示：10（10个“塞克尔”），600（10个“米那”）和36000（10个“塔兰”）。表示“塔兰”的符号写在“米那”的符号之前，而“米那”的符号又写在“塞克尔”之前，同时这几级数字的每一级都用空格分开。但是当这种记数法缺少中间一级（“米那”）时，那么它就很不便当了，例如65这个数（1个“米那”，5个“塞克尔”）和3605这个数（1个“塔兰”，5个“塞克尔”）的写法是相同的。所以还采用了特殊的分隔符号（两个斜楔，一个在另一个之上）；这个符号指出，记录数字时，这个符号就在缺的那一级数的位置上（第145图，б）。分隔符号是现代0（零）这个符号的原型。分数的构成也很特别：分数的分母等于6，60，360，3600，36000；例如1/2写成3/6，2/3则写成4/6。

第145图　苏美尔-阿卡特的数字及其用法
a——十进位数字系统的符号；б——十进位-六十进位数字写法，利用位置原则（2个塔兰、13个米那、41个塞克尔）；в——十进位-六十进位数字写法，利用位置原则和分隔符号；——现代零的原型（左边：1个塔兰，代替米那的是分隔符号和5个塞克尔；右边：1个米那，5个塞克尔）

前亚的数字系统（正如楔形文字一样）是十分复杂的。但同时它在最古的数字系统中又是最先进的；在这一系统中首次使用了位置原则和特殊符号（零的原型）来表示其缺少的一级数字。正如В．В．斯特卢威指出的，前亚的六十进位制的残余还保留至今(5)；例如，一小时分成60分钟，一分钟又分成60秒，圆分成360度。

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数字系统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系统建立在五进位-二十进位的计算原则之上。有特殊符号来表示“1”（点）、“5”（线）、“20”（阿兹特克人用一面旗帜）。其余的数用重复基本符号（加法）而成（第16图和第56图）；例如，三条线和四个点＝19。根据Ю．В．克诺罗佐夫的看法，玛雅人也使用位置写数法；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排写“个位数”，倒数第二排写“20”这个数，第三级的每个个位数等于360（一年的天数），第四级的每个个位数等于7200（360×20），依此类推。照Ю．В．克诺罗佐夫的看法，也使用一种指出缺少某一级的特殊符号，也就是说，它起着零的作用(6)。

向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过渡大大影响到数字符号的发展。在这些文字体系中，在仍然是意词字（表意字）的数字和所有其他获得表音意义（音节的或音素的）的书面符号之间产生了原则的差异。因此，除了用表词字-数字来记录数以外，开始广泛使用从语音上记录数的方法［例如，“6”和“шecть”（六）］。这就造成了作为专门符号的数字的特殊化。把数字理解为特殊符号，这也使得人们给一般的书写符号（字母）赋予附加的表词字式的数字意义，引起了新的（“字母式的”）数字系统的出现。

的确，除了字母式的数字系统（希腊爱奥尼亚式的、斯拉夫式的、亚美尼亚式的、格鲁吉亚式的等）以外，从前的非字母型的数字系统（腓尼基式的、叙利亚式的、阿提卡式的、希腊式的、罗马式的等）仍在继续出现，在这些数字系统中，使用不同于字母的符号来表示数。但是数字-表词字同字母-音素符号的对立也影响了这些数字系统，尤其是使得它们发展了位置原则（见下面）。

在晚期的非字母式的数字系统中，腓尼基的数字系统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系统（如叙利亚各数字系统等）最接近于最古的（埃及、克里特等地的）数字系统。正如最古的数字系统一样，晚期数字系统中存在着特殊符号来表示“一”（竖线）、“十”（横线）和“百”；其余的数根据“一”“十”“百”这几个符号相加（重复）的原则而成。但是在其中某些数字系统除了十进位的符号外，还存在着表示“5”和“20”这两个数的特殊符号，也就是说，十进位原则还辅以五进位原则和二十进位原则。此外，派生的大数目（如几百）不仅根据加法原则，而且也根据乘法原则而构成。这两种原则的特点都是简化大数目的写法。例如，表示46这个数，不是把“10”这个符号重复四次，把“1”这个符号重复六次，而是把“20”这个符号重复两次，写一次“5”和一次“1”这两个符号；相应地500这个数不是用五个“百”的符号表示，而是用一个“百”的符号再加上“五”的符号来表示。

约在公元6世纪产生的希腊阿提卡数字系统也是在十进位和五进位两原则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后来它被爱奥尼亚“字母式”数字系统所排挤）。在阿提卡数字系统中有表示1、5、10、50、100、500、1000和10000这些数的特殊符号；要表达这些数时，使用了相应的希腊数词的第一个字母。其余的数按加法原则而成。

阿提卡数字系统影响了“罗马的”数字系统，后者是约在公元前500年伊特拉斯坎人所创造，后来被罗马人借用的。这一数字系统（第146图）也是结合了十进位原则和五进位原则。它的7个基本符号中有四个（I、X、С、М）建在十进位原则的基础上；三个（V、L、D）建在五进位原则的基础上。罗马数字系统的特点就是：要得到其他数目（大约从15世纪起）(7)就不仅使用加法原则（如Ⅺ“11”），而且使用减法原则（如Ⅸ“9”）；这就简化了复杂数的书写；例如，写“4”这个数时不是用四个符号（不是写成ⅡⅡ），而是用两个符号（写成Ⅳ）。

第146图　罗马数字系统

罗马数字的形式来源于用手指计数和数的口头名称。根据前一原则形成了下列数字：Ⅰ（一个手指），Ⅴ（一个巴掌和分开的大拇指），Ⅹ（交叉的双手）；根据后一原则是数字С（单词centum“百”的第一个字母）和М（单词mille“千”的第一个字母）；数字L和D的来源不十分清楚。在最古的（公元以前）罗马文献中，数字D（500）没有出现，而表示50，100和1000这几个数有时使用没有进入拉丁字母表的西希腊字母：字母Ψ（“пcи”，在西希腊文字中读如kh）表示50（quinquaginto）；字母θ（“тeтa”）表示100；字母Ф（“фи”）表示1000；因此有人认为，数字D（500）是作为曾经用来表示1000这个数的字母φ（“фи”）的半个字母而形成的，而数字50和100的新形式是通过它们的原始形式的变化而产生的(8)。在12—13世纪以前罗马数字系统是西欧各国的唯一的数字系统；后来它被更便当的“阿拉伯”数字排挤了出去。

只是因为利用了“位置原则”（如Ⅳ和Ⅵ），因此才有可能使用加法和乘法或者加法和减法来取得各种派生的数。也是仅仅因为意识到数字符号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字符号的特殊性质，所以才能彻底使用位置原则。正如前已指出的，只有在文字的基本符号取得（不同于数字）音值的时候，在除了用表词字-数字记数以外还开始使用语音记数的方法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得对数字的特殊性质的认识。

在字母式数字系统中使用字母作为数字符号；与此同时，用一条画在字母上面的短线来指出字母的数字意义（而不是它的语音意义）。这两个系统的重要区别就是不同数字符号的数量是很大的（通常是9个符号表示个位数，9个符号表示十位数，9个符号表示百位数，一个符号表示千）。这简化了数的书写，使得人们借助一两个，最多三个符号（按加法原则）就可以表示千以内的任何一个数。至于更大的数，则按乘法原则构成；这也简化了它们的书写。

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产生的希腊爱奥尼亚数字系统（第147图）中，用希腊古典字母表的24个字母加上三个不用的字母作为表示个位数、十位数和百位数的基本符号（这三个不用的字母是：“дигaммa”——表示6，“кoппa”表示90，“caмпи”表示900）。千位数用同样的字母表示，但同时在字母的左下方加一细线条。

第147图　希腊（爱奥尼亚）数字系统

其他各民族——斯拉夫（基里尔式和格拉戈尔式）、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数字系统是在希腊数字系统的基础上并按照它的样式形成的。在斯拉夫格拉戈尔式的数字系统中，利用格拉戈尔字母表（见第117图）的前28个字母作为基本的数字符号；在基里尔字母表（第117图和第148图）中，通常只有借自希腊文字的字母才具有数字意义。

第148图　斯拉夫-基里尔式的数字系统(9)
形式上与拜占庭字母“дигaммa”相似的字母“зeлo”最初大概只表示6这个数，只是后来才获得音值。90这个数开始用字母“кoппa”表示，后来则用与“кoппa”相似的字母“чeрвь”表示。900这个数先用字母“caмпи”表示，后用同它相似的字母“小юc”表示，再晚一些（可能是在格拉戈尔字母的影响之下）又用基里尔字母“цы”来表示

字母式的数字系统是一种进步现象，因为它们简化了数的写法。但是这要靠增加符号数量才做得到；这些符号数量接近30个。

最完善的数字系统，即后来称为“阿拉伯数字”的，是公元5世纪前后在印度创立的。

在这以前，印度使用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的数字系统。佉卢字母数字系统同腓尼基和阿拉米的数字系统接近。在婆罗米字母中，1、2、3这三个数用相应数量的横线表示；有特殊符号用来表示4、5、6、7、8、9、10这些数。也使用位置原则——十位数写在个位数的左边，百位数又写在十位数的左边。大约在5世纪，在彻底使用整个数字发展史检验了的原则——十进位原则、位置原则和加法原则——的基础上，以及在利用“零”的符号的基础上，对婆罗米字母的数字系统进行了修改。

根据这一系统的十进位原则和位置原则，只用了十个不同的数字符号——从0到9。而且它们中每个符号的数值不仅决定于符号的形式，而且决定于它在其他数字中占有的位置；例如，处于最右端的竖行中的数字表示个位数，右边起第二行的数字表示十位数，第三行的数字表示百位数等。缺少相应一行的数（如百位数），则在相应的地位（如在十位数和千位数之间）放上一个“零”的符号。根据加法原则，所有在一横排内的数字加在一起：例如，135这个数的写法则理解为100＋30＋5。十进位原则和加法原则几乎在所有的数字系统中都使用。因此彻底使用位置原则（在巴比伦、罗马以及其他数字系统中这个原则用得并不彻底）和零的符号（类似的符号也用在玛雅的和巴比伦的数字系统中）是印度数字系统中最重要和最新的内容。

印度的数字系统传到阿拉伯人那里，阿拉伯人使印度数字具有另一种形式；这一系统（称为“阿拉伯数字”）又从阿拉伯人那里传播到整个欧洲。在西班牙，最先使用“阿拉伯”数字是在10世纪，在其他欧洲国家，是在12世纪；最早对阿拉伯数字进行描写的是意大利比萨城的列奥纳多的《Liber aбaci》这本书（1208）。从15世纪后半期起，西欧开始广泛使用阿拉伯数字。在俄国，阿拉伯数字出现于14、15世纪，从17世纪起广泛流行，在18世纪，在采用了民用字母表之后，阿拉伯数字就把斯拉夫-基里尔字母表示的数字从民用印刷中彻底排挤了出去。阿拉伯数字的最初形式（见第149图）与欧洲各民族的数字形式稍有不同（除1、6、7、8、9、0这几个数字外）。现在，字形上接近从前阿拉伯数字的这些数字仍在那些用阿拉伯文字体系的国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使用。

第149图　阿拉伯数字形式的进化

除了阿拉伯数字系统外，罗马数字系统仍保留着有限的用法；它用来表示世纪，用在钟表盘上和复杂的标号中（即只用阿拉伯数字系统是不够的——例如，一本书分为若干章，一章又分为若干节，这时除用阿拉伯数字外，还用罗马数字）；这种情况很少用希腊的数字系统。在中国，除了用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外，至今还用中国的数字系统。

16世纪末，比利时学者S．Stevin发明的十进位分数(10)是对阿拉伯数字系统的最重大的改良。从此以后，阿拉伯数字就适合于对任何数——无论最小的数还是最大的数——作十进位的写法。

2．专门的科学符号

正如前面（见第一章）谈到的，科学符号通常造出来是为了用字形来表达科学术语；因此它们按其起源来说可以叫作“术语符号”。但是科学术语的内容（正如表示它的符号的内容一样）并不限于这一术语或符号表达的单独取出的概念；科学概念以及科学术语和符号的重要特点在于：它们形成反映现实世界规律性的复杂而有规则的体系。此外，由于经常使用科学符号，最初的“概念——术语——书写符号”的联系变为“概念——书写符号”的联系，而科学符号则变为概念的直接的物质载体——表意符号。

与科学符号的这些特点相联系的是它们的主要优点：（一）它们具有国际性质；（二）可以更经济地、更简洁地阐述科学的内容；（三）通过用这些符号进行专门的运算方法可以得到新的结论，例如：

作为形体，构成科学符号的基础有四个原则：（一）字首音原则——按相应的科学术语（如表示化学元素）的第一个字母（拉丁字母、希腊字母、阿拉伯字母等）；（二）造型原则（如几何学的角、菱形及其他符号）；（三）象征原则（如黄道十二宫、等号、近似等号、“大于”符号、“小于”符号等）；（四）纯约定原则（如字母的发音符号）。其中一些符号同一般的字母-音素符号一起用于文句中；另一些符号主要用在文句之外——图表、地图中等。

科学符号最先出现在埃及、亚述-巴比伦和中国的文字体系中；创制这些符号是由于日益发展的数学、天文学、测绘学以及其他精密科学的需要。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符号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现在这些符号是数以千计；许多精密学科的著作基本上是由这种符号写成，因此它们可以有充分的权利称为表意文字。由于专门符号数量的增加，这就需要既在每一门学科的范围内，又要在所有学科的范围内把这些符号统一并加以系统化；由于这些符号具有国际意义，因此对它们的统一和系统化工作通常在国际的范围内进行。

3．标点符号和隔词符号

标点符号既不能归入表词字符号，也不能归入词素符号、音节符号及字母-音素符号，因此它们形成一类特别的符号；它们用来在句法上切分言语——表示句与句之间的界线，划分句子的成分和要素（如句号、逗号），用来表示语调和意义的细微差别（问号、叹号或者作为讽刺符号的引号）。表示词与词之间界线的空格以及表示几个独立部分文句之间界线的段落，都起着标点符号的作用；大写字母（如果它们用来强调句子的开始）也起着近似的作用。

在图画文字中，由于它的句法性质，所以不需要有标点符号。

在最古的表词文字、表词-音节文字和表词-音素文字中，也几乎不用标点符号，尽管由于这些文字体系具有分析性质是需要这些符号的。在这些文字体系中没有标点符号，是因为这些文字主要用来表达言语的内容，还因为这些古代的文字体系不完善。

由于古文献中缺少指出词与词之间界线的符号（其中包括空格），这就使最古文字体系的文献难于理解。的确，似乎是在表词文字书写时不需要这样的符号，因为一个表词字就是单个词的符号。实际上整个情况比较复杂。正如前已指出的，除了古代中国的表词文字外，文字史上还没有过纯表词文字体系。几乎所有最古的文字体系都是把表词字同音节符号或辅音-音素符号结合起来。这些文字中的单词很少用单一的表词字符号来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单词是用几个音节符号或者几个辅音-音素符号加上一个定符一起来表达的。

在现代中国汉字中也很少只用一个符号来表示一个词。第一，大部分汉字是由两个部分——声符和意符部首——组成；第二，每一个这种组合体已经早就用来表示组成一个词的几个单音节的根词素，而不是表示一个整词(11)。

这样一来，在所有最古的文字体系中（表词-音节文字体系——克里特文字、楔形文字、赫梯象形文字，表词-音素体系——埃及文字，以及表词-词素文字体系——中国汉字）中，词通常不是由一个符号表示，而是用几个符号的组合体表示；此外，这些组合体是按不同的原则构成的（例如，词的纯音节写法或者音节写法＋定义符号，或者意词字＋表音补充）。所以词与词界线不表示出来是难以理解文句的，这种难度同用现代音素文字或音节文字书写时可能有的难度相比还要大些。

在埃及文字中，部分地在前亚文字中，定义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分隔辅音-音素符号或音节符号所写的词的作用。因为定义符号通常（的确远非经常）放在表音符号的后面，它指出前一词结束的位置和后一词的开始。埃及文字中还使用彩色分隔法——往往用红色分出章的开始，有时是句的开始；在诗歌作品中有时也用红点把一首首的诗分开(12)。

在苏美尔和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中，黏泥板往往画上横格和竖格（第150图，a）。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符号或一组符号在黏泥板上占有特别一格。И．М．季亚康诺夫指出，放在这种格子中的符号通常与一个词或者词组相符合(13)。只是在更晚期才在楔形文字中出现较为系统的隔词法；例如，在阿黑门尼德波斯的楔形文字中，用斜楔把词分开（第150图，б）；在赫梯楔形文字中，使用增大的间隔把词分开的方法。在克里特音节文字（特别是它的线形文字Б）以及塞浦路斯音节文字中用竖线（很少用点）把词分开(14)。

第150图　楔形文字中词的分隔
a——画格泥板上的苏美尔铭文（乌鲁克时期第四分期）；б——波斯楔形文字中用作隔词符号的斜楔的用法。

在中国汉字中，“方块”汉字的排列法有助于把词分开；每个有独立意义的符号组合体占有相同的方块，它与相邻的汉字用同等的间隔分开（第37图和第41图）。在现代中国汉字中词与词用空格分开(15)。

在早期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腓尼基文字、希腊文字、拉丁文字等——中，词与词之间的界线，或者不表示（第77、80、94、105、106、110图），或者用线（如乌加里特楔形文字）或点（第102图）表示；类似的情形也曾保留在中世纪拉丁文字（见第110图）和斯拉夫文字（见第122、123、135图）中。随着草字体的发展，字母开始连写。所以有可能用空格代替点来表示词与词之间的界线；在拉丁文字中，用空格分开词的方法见于加洛林王朝的古小写字体中。用空格把词分开逐渐成为字母-音素文字的必须遵行的规则（第110图和第135图）。结果这种文字就不再是纯表音文字并且变成为把字母-音素原则同表词字原则相结合的文字。

还在古代，句号的作用就有了变化。言语在句法结构上的复杂化以及讲演艺术的发展使得句号不仅开始用来分隔词，而且也用来表示大的停顿和小的停顿。

在西欧加洛林王朝以前的文字中，在所有标点符号中只用句号。为了表示长时间停顿，句号打在行的上面，这种句号称为distinctio；表示短时间停顿，句号打在行的下面，这种句号称为subdistinctio；表示中等程度的停顿，则把句号打在行的中间，这种句号称为distinctiomedia。随着文字书写的进一步系统化，有必要使用几种功能和形式各不相同的标点符号。例如，在加洛林王朝时期（8—11世纪）除了用句号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标点符号。的确，不同书写人使用这些符号是不同的。形式上接近疑问号的符号经常起着逗号的作用；句号或者冒号起着分号的作用；分号起着句号的作用。(16)在12世纪，句号有了现代的意义。在印刷术出现之后，标点符号系统化和统一的必要性变得特别迫切了。15世纪末威尼斯印刷师阿尔德·曼努齐进行了这种标点符号的统一工作。阿尔德·曼努齐部分利用早先用过的符号，造出部分新的符号，然后定出运用这些符号的规则（接近于现代法语标点符号系统）。这些规则基本上保留至今。

俄文中标点符号的发展也几乎同西欧文字的一样。在斯拉夫文字中，最古的借自拜占庭的标点符号是句点或者是句点的联合体——平均两个点、三个点，甚至四个点；有时候（如在《奥斯特罗米尔福音》中）用十字符号代替句点。句点的使用很随便——有时它们表示词与词之间的界线，有时则表示停顿。空格作为分隔词的方法已出现在半正字体文字中（第135图）。在15—16世纪，由于书面语言的复杂化，神学修辞学的发展，以及由于熟悉西欧书写实际的结果，俄语书籍中除了句点也使用其他的标点符号；逗号——用于表示短的停顿，分号——用于疑问的意义，等等。16世纪中叶起出现的印刷术使标点符号的用法有了更大程度的同一样式。18世纪，采用了民用字母表以后，标点符号系统有了更进一步的规范。М．В．罗蒙诺索夫在《俄语语法》（Poccuйcкaя гpaммamuкa，1755）中奠定了科学研究标点符号的基础。由于Я．К．格罗特发表了许多著作，俄文中标点符号的用法才最终系统化了。

在现代拉丁文和俄文中使用十个标点符号，其中六个（句号、逗号、分号、冒号、破折号、括号）用来切分言语和分出言语的要素，四个（问号、叹号、引号和省略号）用来切分言语和从情态-意味上评价言语。此外，有一个特别符号——连字符号，用来联结几个词，还有段落和空格也起分隔作用。在俄文和德文中，标点符号用得比较频繁和比较一贯；在英文和法文中，标点符号用得较少，不大一贯。在西班牙文中疑问号和感叹号不仅放在句尾，而且也放在句首（用倒转的形式），这使读者可以及早知道应用何种语调来读句子。

最近几十年内，西欧提出了几种标点符号改革方案。尤其是提出了按西班牙文式样在句首用问号和叹号的建议，还有增加标点符号数目的建议。例如在法国的Chronique graphique杂志上，发表了增加表示讽刺、愤怒、动摇、同情、憎恶、同感、满意等的特别符号的建议(17)。

4．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

在大多数现代字母-音素文字体系中，字母分成大写和小写两类。大写字母的特点是字体较大，有时字形不同（如a—А，e—E）。句首（句号之后）和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用大写。后一种情况下大写字母起定义符号的作用：它指出字母符号写成的词属于哪一个词类范畴。

在字母-音素文字体系（希腊文字、拉丁文字、斯拉夫文字等）中，字母分为大写和小写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最初字母只有一种字形——接近于大写形式。小写形式的字母出现较晚。再晚一些，大写字母就担负起现代的基本作用——开始用它们（作为对句号的补充）来表示句子的开始。

在拉丁文中，字母的小写形式（古小写字母）是在4—8世纪出现的（第114图），它不同于大写形式（古大写字母）的地方是字形比较简单，比较草；从15世纪起形成了大、小写字母的划分。从这个时候起，大写字母才一贯地用来表示句子的开始。在最古的俄文手抄书中，字母也只有一种字形，它或者接近于小写字母（如“a”），或者近似于大写字母（如Б、В）。稍晚一些，一些字母开始用两种形式，从16世纪起，大写字母用来分出文句的各节（第135图）。在17世纪的读本中出现了大写字母分出来成为单独的字母表的做法。18世纪在采用了民用字母表以后，大写字母的用法作了调整。

在现代俄语的印刷字体中，三个大写字母（А、Б、E）有不同于小写字母的字形。在拉丁文的印刷字体中，13个大写字母（А、В、D、E、F、G、H、L、М、N、Q、R、Т）有不同于小写字母的字形。在某些欧洲文字体系中，大写字母不仅用在句子的开始（在句号之后）和专有名词中，而且也用在所有的名词（如德文）或者标题中所有实词的开始，以及用在民族、语言和月份的名称中（如英文）。

5．字母发音符号

在字母-音素文字中，字母发音符号是类型特别的一种符号。属于字母发音符号的有各种各样的字母上符号、字母下符号或者字母内符号，这些符号不用来独立表示语音，而是用来改变字母表中基本字母的音值。

使用字母发音符号的主要情形如下：（1）表示语音的变体（如法语的é、ê、è）；（2）使字母具有不同于字母表音值的新音值（如捷克语č）；（3）指出字母保留原有的字母表上的音值（如法语的ï）；（4）表示元音的长短（如希腊语的）；（5）表示声调（如汉语拼音方案，见第38图）；（6）表示重音（如希腊语的“尖”重音、“曲”重音和“重”重音——(18)）。后三种情形可以看作是第一种情形的变形。字母发音符号经常是字母上的符号（如â），很少字母下的符号（如ç），字母内的符号（如ł）就更少了。

不是用来确定或改变字母的发音，而是用来独立表示语音的字母上或字母下的符号（如阿拉伯辅音-音素文字中的“元音标记”符号）不属于字母发音符号。

字母发音符号最先出现在希腊文字中是用来表示元音的长短和希腊语的重音。在拉丁文和俄文字母基础上产生的各个民族文字体系中字母的发音符号用得很广。这是因为这些民族的文字虽然以俄文和拉丁文字母为基础产生的，但俄文字母表，特别是拉丁文字母表中，却缺少表示这些民族的某些音素的字母。在俄文基础上创制的苏联各民族文字体系的字母发音符号的样式——见第142图，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文字体系的字母发音符号的样式——见第113图。

当字母的发音符号用来确切某个字母表示的语音的发音时，它们是有规律的，相反，使用字母发音符号来使某一字母具有完全不同的音值，表示基本字母（不带发音符号的字母）不能表达的音素，那么这种用法恐怕就不是合乎规律的了。在这些情况下，希望创造一个特殊字母（不带发音符号的字母）或者把相应的带发音符号的字母作为该文字体系的一个独立字形纳入字母表中（见第二章第10节）。

6．合体符号

在古文字学和文字史上所谓合体符号（лигaтурa，来自拉丁语词ligare“联合”“联系”）是指由两个或几个书写符号组成的符号，这些符号连写在一起或者彼此嵌入，结果它们好像组成一个复合的符号。这一类型的合体符号（字形合体符号）通常用来：加快书写过程（草字体中的符号连写法）；或者装饰、美化文句，经常是装饰标题（如阿拉伯、拜占庭和斯拉夫的花字体中的合体符号）；它们的用法或者是由于历史的传统，或者是因为仿照其他文字的字形（例如，朝鲜字母-音素符号的合体-音节写法——见第五章）。有时候通过两个字母合体组合的方法造出一个新字母［例如，基里尔字母（штa），它是由字母ш、т组合而成——见第118图］。

除了字形合体符号以外，在许多字母-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体系中还使用几个独立符号组成的符号，这些符号有时连写，有时分写，但都用来表达某一个音或二合音（如在字母-音素文字中）或者表示一个音节（如在音节文字中）。根据与字形合体符号相类比，这种符号组合体可以叫作语音合体符号。

语音合体符号经常用来表达音素、二合音或音节，因为这些音或音节用该文字中任何一个字母表的符号都不能表达出来；这种合体符号（如德文的sch、法文的ch或者印度表示带两个相接辅音的音节的天城体梵文字母的合体符号——见第63图）的产生是由于该文字体系基本的字母-音素成分或音节成分不够所致。

这种语音合体符号应该看作该文字体系的独立字形（见第二章第10节）。因此，这样的语音合体符号：（1）应当包括在字母表内，（2）在字形方面也应当变为合体符号，即应当连写，而在排字时应为它们创造特殊合体形的铅字。除了该文字体系的字体成分和字母表成分相接近以外，这会提高该文字的易读性，同时还会大大节约纸张和排版时间。用独立的字母（非合体形字母）或者由其他字母表借用的字母，或者由自己的字母表的字母利用发音符号创造的字母（像捷克文那样）来代替这种语音合体符号会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使用语音合体符号来表达符合字母表上某个独立字母音值的音素（例如法文的eau），这种用法未必是有道理的。这种语音合体符号使学习书写和使用文字增加困难。

在表词字文字体系中也使用符号组合体，它们在用途上接近于语音合体符号。这些组合体是：或者由两个意词字组成，用来表达一个意义复杂的词；或者音词字（词素符号）同定义符号组成，其中定义符号用来确切音词字的意义；或者意词字同它的语音补充组成，其中语音补充或用来确切表词字的发音，或用来表达词的语法形式（见第四章）。与语音合体符号不同，表词字的合体符号是合乎规律的、必然的现象。它们的用法是由于音词字的多义性，意词字的多音性以及在纯表词字文字中不能表达词的语法形式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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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М．А．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133．

(2) М．А．科罗斯托夫采夫．埃及语文学（Eгunemcкaя фuлoлoгuя）．莫斯科，1963：135．

(3) А．Evans．克里特线形文字．古代历史通报，1939（3）：37．

(4) 这里和后面指出的数字符号是前亚在过渡到楔形文字以后所用的符号；在这以前，数字符号的形状不同，见第24图。

(5) В．В．斯特卢威．古代东方史（Иcmopuя Дpeвнeгo Bocmoкa）．莫斯科，1941：116．

(6) Ю．В．克诺罗佐夫．玛雅印第安人的文字（Пucьмeннocmь uндeйцeв мaй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251-252．

(7) О．А．多比阿什-罗杰斯特文斯卡娅．中世纪的文字史（Иcmopuя nucьмa в cpeднue вeкa）．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177．

(8) И．М．特隆斯基．拉丁语历史语法（Иcmopuчecкuaя гpaммamuкa лamuнcкoгo языкa）．莫斯科，1960：69．

(9) 字母下面的单词是该字母的名称。这些基里尔字母的数字符号不同于一般字母的是上面有“”这个符号。——译注

(10) S．Stevin．十进位制（La Disme）．巴黎，1856．

(11) 只有在古代汉字才具有另一种性质（第27图），当时汉语是单音节词的语言，它的每个符号通常表示单个的词。

(12) М．Э．马季耶．四千年前埃及人读些什么（Чmo чumaлu eгunmянe чemыpe mыcячu лem нaзaд）．列宁格勒，1936：14．

(13) И．М．季亚康诺夫．两河流域文字的产生（К вoзникнoвeнию пиcьмa в Двурeчьe）//东方文化和艺术研究室著作选．第3卷，列宁格勒，1940：32．

(14) 见С．Я．卢里耶．迈锡尼希腊的语言和文化（Языкu u кyльmypa мuкeнcкoй Гpeцuu）．莫斯科，1957：4，28．

(15) 这种方法仅有人提倡，并未实行。——译注

(16) О．А．多比阿什-罗杰斯特文斯卡娅．中世纪的文字史（Иcmopuя nucьмa в cpeднue вeкa）．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175．

(17) 书法纪事（Chronique graphique）．巴黎，1953：1．

(18) 希腊语的重音符号分为三种：所谓“尖”重音表示“高音”，“曲”重音（～）表示“高低音”（又叫“升降音”或“转折音”）“重”重音表示“低声”。——译注

结论　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发展远景

1

从总的历史方面来看，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文字的发展以及一个个民族的文字发展的特点呢？

М．Gohen(1)归入这种因素的是：（1）社会对文字的需要的发展；（2）语言特点的影响；（3）以往文字体系的影响；（4）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5）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的影响。列举这些因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中刚好漏掉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原始文字的内容，以及文物文献的作用、民间艺术的特点和艺术中风格的替换对文字字形的影响；在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它的发展还同思维的发展相联系。此外，М．Gohen也像其他作者一样，在影响文字发展的诸因素中，没有分出最重要的因素，也没有确定每一种因素的作用和意义；然而它们各自的作用和意义是很不相同的。

在本书的《结论》中将评述每种因素的作用(2)。我们所作的评述将援引第三章至第九章的材料。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将简要地把这几章的结论归纳起来。

2

在影响文字发展的诸因素中，首先应该突出社会对文字的需求。与决定不同民族文字特点的其他因素不同，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的发展决定了文字发展的整个历史的规律性。

例如，最古的句意文字（图画文字和最古的约定符号）的形成是因为小的、分散的氏族集团变成为比较大的、比较稳定的部落集团，以及由于部落集团内部和部落集团彼此之间产生了生产的、贸易交换的、军事的和其他方面的联系所引起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对文字的需求，因为它是表达和固定言语的最便当的方法(3)；原始巫术的需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部落制的发展，从而也是原始句意文字的发展，与考古学上划分的新石器时代和过渡到铜石并用时代是相符合的。形成这一文字（特别是它的主要的图画文字变体）的最重要的源泉是原始绘画艺术；这一文字中出现初期象征性要素和约定符号的最重要源泉是：原始的装饰图案和各种不同的“实物”传递信息的方法。在较晚期，处于比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更高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但也经历过部落制的各民族，产生了图画文字和最古的约定符号（既有单个的约定符号，又有联成计算系统、历法系统、占卜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约定符号）；日耳曼各部落的北欧古代文字符号或者公元1000年代中期各斯拉夫部落的“线条和刻画”可以作为例子。

句意文字（不管怎样说，它的主要类型是图画文字）不要求学习识字，它对该部落全体成员来说都是易懂的。这适应于使用图画文字的氏族-部落集团有阶级前的社会。但是这一文字是很不完善的。借助这一文字只能作最简单的记录，而这种记录又往往可以被人作不同的解释。

所以，随着社会、思维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对经过整理的书写的需求的形成，图画文字的图形越来越分解为一个个的图画符号，而这种符号无论意义上还是形式上也越来越稳定。几乎每一个这样的符号都逐渐地开始表达单个的词（确切些说是表达言语的单个的表意单位），而图画文字(4)被改造成为更完善、更有条理，但也更复杂得多的表词文字。

由偶然性的图画字记录到经过整理的表词文字体系是由于国家的形成所决定的，因为国家需要有条有理的书写来进行管理，对大规模的国家产业进行登记，满足宗教祭祀的需要，记载法律和历史事件。这可由下述事实加以证明：最古的表词文字体系——埃及、苏美尔、克里特、中国以及其他的文字——的形成与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从公元前4000年代末到公元前2000年代初，见第151图）是同时发生的(5)。大多数这种文字体系（苏美尔、埃及、中国的文字），更晚时期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文字体系，都是由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中国汉族人、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在他们的文字体系形成时期有相似的社会条件和相同的发展水平而独立产生的。只有少数最古的文字体系，尤其是原始印度文字和克里特-米诺斯文字体系的形成，外来的影响大概起了作用。

第151图　最古老的文字体系示意图
a——公元前4000年代产生的文字体系：1．埃及文字，2．苏美尔-阿卡德文字；б——公元前3000年代或公元前2000年代之间产生的文字体系：3．亚述-巴比伦文字，埃兰文字、赫梯文字及其他前亚的文字，4．原始印度文字；в——公元前2000年代产生的文字体系：5．中国汉字，6．克里特-米诺斯文字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7．乌加里特文字、腓尼基文字及其他西部闪米特文字

最初，那些用某些词表示的事物或现象的具体图形，在表词字文字中用来表示具体意义的词。而表示抽象意义的词则经常用象征性图形（埃及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所用），或者使用表示具体意义的词的两个意词字组合的方法（苏美尔人和中国汉族人所用）。

与句意文字相比，表词文字反映语言更确切。它不仅表达言语的内容，而且表达言语分成的词以及词的句法顺序。此外，表词字符号反映了语言的词汇，尽管这些词汇数量很大，但毕竟有限；因此这些符号比较稳定，而且形成文字体系。至于表词字符号的形式，它有时长时间地保留着图画性质（如在埃及圣书体文字中），有时又失去图画性质，部分地（如中国的象形字）或全部地（如前亚的楔形文字）变为约定符号。

具有发达形式的表词文字，可以保证书写复杂的著作。这种文字较之字母-音素文字具有一些优点。其中最主要的优点是：表词文字的容量较大，同该语言的语音的联系很少。表词字符号同语音的联系很少，使表词文字对那些最古老的、人种成分五花八门的国家，以及对那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学语言的民族来说，变得特别易于使用。由于意词字符号的容量较大和具有各民族间通用的性质，所以它们在现代科学中也广泛使用；例如，数学符号、化学符号以及其他科学符号从起源上说都是表词字符号（确切些说是术语符号）。但是这些符号不同于最古的表词字，它们是：（1）人为创造的，（2）同任何一个特定语言没有联系，（3）它们先是作为科学术语的字形表示而产生，然后变成了概念的独立的物质载体——表意符号。

除了这些优点以外，历史上的表词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主要的是：（1）借助最初的表词字符号难于表达一般意义和抽象意义的词，以及专有名词，特别是外国的专有名词；（2）表词文字体系的多符号性，这是因为表词字符号通常表示词，而词的数量是数以千、万计；（3）借助表词字符号不能表达词的语法形式；（4）同语言发展的联系很少。

第一个缺点已因为使用象征性图形和一个符号中结合几个意词字来表达一般意义和抽象意义的词而部分地消除了。由于在同音现象的基础上意词字变成音词字并借助定义符号使后者的意义确切，这一缺点便完全克服了。在所有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中都采用了这种表示抽象意义词和专有名词的方法；几乎在所有这些文字体系中（除了中国汉字）还运用了另一种表达复合词和专有名词的方法，即“画谜式”（把专有名词分成为任意的、偶然的部分，同时给每一部分选择语音上相近的实义词并用特殊的表词字符号来表示每个这样的词）。表词文字的第二个缺点——多符号性——消除得不够；只有在广泛使用音词字同表意定符相结合方法的条件下才使得词的符号的数目有某种减少，而对这一文字的类型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如果把表词文字改造为词素文字（即用符号表示根词素，而不是整个词），那么不同符号的所需数量便大大减少，因为语言中词素的数量比词的数量总是要少得多。但是把词分解为词素是十分复杂的；所以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在特别有利于减少符号数量的语言发展的条件下（例如汉语），才可能使用这种减少不同符号的数量的方法。此外，即使在把表词符号改造为词素符号和对它们表意-表音综合表示（即表音词素符号加表意定符）的条件下，确切表达言语所需的不同符号的数量仍然是很大的。在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的范围内，如果不用音节符号或字母-音素符号来对它补充，要表达词的语法形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使用文字的人数的增加和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在广泛使用文字来记载贸易来往时），学习和运用都很复杂的表词文字通常便被改造为表词-音节文字（如前亚、克里特、玛雅人）或者表词-辅音音素文字（如埃及）(6)。当那些语言以语法形式多样为特点的民族使用表词文字时，这一过程便特别加快了。结果，由于中国汉字顺着这一路线达到了高度的完善阶段，此外由于汉语的特点，此种文字对中国汉族人十分便当，所以它保留了彻底的表词文字的性质，确切些说，是保留了词素-表词文字的性质。

古代文字体系语音化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被奴隶制文化的因循守旧所阻碍。祭司、职业书写人和有学识的官吏力求把文字垄断起来，因而抵制文字的简化和大众化，他们的保守主义的影响表现得特别强烈。结果没有任何一种古代的文字体系变成了纯表音文字体系；在任何一种古代文字中，除了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以外，仍残留着表词字的符号。

从总的历史方面来看，音节文字出现的时间晚于表词文字，音节文字的相对纯的形式（即几乎摆脱了表词字符号的形式）是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起（在克里特岛）出现的。这是因为：第一，这一文字具有比较发达的言语分析的能力，把言语分解为更小的要素——音节的能力；第二，音节符号同它们表示的音节不可能有像词的意义和图画表词符号之间存在的那种直接的、直观的联系。

与表词文字相比较，音节文字用少得多的符号就可以行得通，因为语言中不同符号的数量少于词的数量，甚至也少于词素的数量；此外，音节文字可以表达词的语法形式。但是与字母-音素文字相比较，音节文字要求较多的不同符号（通常在50个到几百个之间）。此外，对大多数音节文字体系来说，表达邻接的辅音和词末的辅音却有很大的困难。这就决定了只有为数很少的民族（他们的语言适应这一类型的文字）才固定使用音节文字（见本章第3节）。

从总的历史方面来看，字母-音素文字产生的时间晚于音节文字；纯形式的辅音-音素文字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在西部闪米特人那里）形成的，而元音-音素文字是在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在希腊人那里）形成的。字母-音素文字出现的时间如此晚，是因为音素文字具有把言语分析为最小的言语要素——音素——的能力。

字母-音素文字的最大优点是：它只用最低数量的符号——一般二三十个——就行了，这就极有利于学习和使用文字。因此第一批彻底的字母-音素文字体系是在古代最先进的从事贸易的民族（腓尼基人、伽南人等）那里产生的。这种文字的产生是因为贸易记事和核算要求极便于学习和使用简单文字的缘故。

早期的字母-音素文字系（由于语言的原因）是辅音-音素文字体系。后来，在其他民族借鉴辅音-音素文字时，这种文字（也是由于语言的原因）变成音节文字或者元音-音素文字。与辅音-音素文字相比，元音-音素文字要求的符号数量稍为多些，但是这却保证了更准确地表达语言。

字母-音素文字传播的速度很快，而且几乎只通过借用而流传开来。这是因为：字母-音素文字（特别是元音-音素文字）简单、方便，它（与表词文字和音节文字不同）适应于任何语言；到这一时候已消除了最保守的社会集团对文字的垄断控制；各族人民之间贸易、政治、宗教和文化联系有了发展。

但是在文字发展的这一阶段，借鉴所起的巨大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导致被借用文字的字母表成分和语言的语音成分（音素）之间的不一致。如果在文字方面采取保守的政策，那么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分裂便会由于保留过时的正字法而加剧起来。相反，如果采取进步的政策，那么字母成分和文字的正字法同语言的不适应性便会由于进行字母-正字法的改革而得以消除。

3

因此，从总的历史方面来看，文字的发展是从偶然的图画文字的图形到经过整理的，但又是复杂的表词文字体系，然后再由后者发展为更简单的词素文字体系，以及（特别是）音节文字和字母-音素文字体系。这决定于社会对文字需要的发展条件。最初，由于国家的产生，就产生了整理文字并使它系统化的要求，哪怕让它复杂化（过渡到表词文字）。后来，由于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和使用文字的人数增加，尤其是由于广泛使用文字来作贸易记事，对文字简化的要求就变得特别迫切（过渡到词素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音素文字体系）。

文字发展的特点（从总的历史方面来看）就是连续不断地向表示语言愈来愈小的要素过渡。

开始，这一发展（第152图）是顺着一条线进行——由用句意文字表达整个信息到用表词文字表达单个的词。同时除了用直接同词义相联系的意词字以外，还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直接同词的发音相联系的音词字。这样一来，表词文字与只有表意性质的句意文字不同，它几乎同样地结合了表意符号表音符号。

第152图　文字总的历史发展示意图
有横线部分表示文字发展的表意分支；无横线部分表示文字发展的表音分支

后来文字发展的一条线分成了三条支线。

第一条支线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保留着表意-表音性质。这条支线的发展在中国汉字中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它由表示整个的词过渡到了表示词的最小的实义部分——词素；正如表词文字一样，为此使用了表音词素符号同表意偏旁相结合的方法。再后来，当日本人和朝鲜人借用汉字时，就需要用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来补充汉字了，因为这些符号最初用来表示日本语和朝鲜语词的语法形式。

第二条支线——基本上是语音支线——由表示整个的词发展到表示音节和音素，同时逐渐排除表词字符号，越来越确切地表达语音。这条支线发展的特点就是再分支。在现代元音-音素文字中它达到了自己的顶峰。但是即使在这种文字中，除了基本的表音符号（字母）以外，还必须有各种不同的表音型的补充符号（字母的发音符号）以及表意型的补充符号（数字、标点符号、词与词之间的空格、大写字母）。

第三条支线，即纯表意的支线，最初使特殊的数字符号分出来，然后使大量的复杂的科技符号系统发展起来。

虽然文字的发展是由于社会对文字的需要的发展所引起，但这种发展是在思维的完善化，尤其是在言语分析的能力，把言语分解为最简单的要素的能力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到。文字越来越完善地逐渐适应于准确表达言语；只是在文字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许多书写符号——科技符号——才脱离开有声言语，从而变成了概念的独立载体——表意符号。

从符号的字形看，文字最初变得越来越带约定性和越来越潦草。只是由于印刷术的推广的结果，书写符号才又一次具有（在印刷字体中）清晰而稳定的形状。

最后，在个别的文字体系内部，在保留古代特点的保守倾向和使文字更新、使它接近于简要而确切的表达语言的进步倾向之间进行着斗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的倾向成了占主导的趋势。

4

上面描述的规律性应该理解为总的历史方面的规律性。个别民族的文字体系的发展往往经历不同的、特殊的道路。

在某些著作中出现的企图把文字的类型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同一种类型的文字体系往往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相反，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条件下却有不同类型的文字体系并存。例如，在奴隶制时期（的确是在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阿兹特克人使用由图画文字向表词文字过渡的文字，在中国却使用纯表词文字，在埃及使用表词-辅音文字，在前亚各国和玛雅人使用表词音节文字，在腓尼基使用辅音-音素文字，在希腊和罗马使用元音-音素文字，在古代波斯和克里特岛却使用音节文字。中国的词素-表词文字，日本的词素-音节文字，印度的各种音节文字继续存在到今天，虽然这些国家不仅经历了奴隶制，而且经历了封建制，并且早就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而其中一些国家甚至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时期。

不同民族的文字发展的这种特点，在最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字是补充有声言语的交际工具的缘故。因此某一民族的文字体系特点不仅取决于这一民族的历史发展，而且取决于语言的特点。

例如，语言的多式综合结构促进了句意文字的发展。然而在多式综合结构中单词很难从句中分离出来，那么这种语言的结构就难以使它过渡到表词文字。可能，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一些有多式综合语的民族，其文字有时停止了发展。

语言的词根孤立结构（如中国汉语）极大地促进了表词文字的形成，因为这种结构中单词容易从言语中分出来，不要求补充的章节符号或音素符号来表达语法形式。语言的黏着结构（苏美尔语）也促进了表词文字的产生，但程度很小，因为这种结构中比较容易分出表词字符号表达的词的根词干。语言中词的单音节结构也促进了表词文字的发展，因为词同音节的一致更易于把词从言语中分出来（中国、苏美尔、部分在埃及）。

语言的特点也影响用某些用表词字表达言语的方法的发展。例如，语言中广泛使用形象-象征表示法，促进了表词字文字体系（例如埃及文字）中表达抽象意义词的象征性方法的发展；相反，语言中用最初单音节词的结合形成多音节词，从而促进了表词字文字（例如苏美尔文字、中国汉字）用组合几个表示具体意义词的表意词字来表达抽象意义词的方法的发展。意词字只有在存在大量语音近似的词（例如只有声调的差异）的条件下才能变成为音词字。具有大量语音相似的词也是那些有单音节结构的词的语言［古代汉语、部分是苏美尔语、埃及语、阿兹特克语（程度更低）等］的一大特点；另一方面，广泛使用以全部同音或局部同音为基础的音词字，要求采用表音-表意综合表示词的方法，即借助定义符号确切地表示音词字的意义。语言中除单音节词以外还有多音节词，这促进了用“画谜式”表达这些多音节词，尤其是表达专有名词的方法（如阿兹特克文字、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

语言中通过最初的单音节词结合方法构成多音节词，这影响着表词文字变成它最完善的变体——词素文字（如在中国）。

下列情况促使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得以长期保留下来：语言的词根孤立结构；用单音节词加合构词；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同音词，这些同音词在过渡到音节文字或字母-音素文字时写法相同，此外，它们利于音词字的构成；在统一的文学语言没有充分普及（如在中国）的情况下，差异极大的方言并存。相反，语言中存在词的语法形式则要求过渡到音节文字或音素文字，或者要求用音节符号或音素符号来补充表词文字。然而，如果语言是黏着结构型，如果可以把词明确地分为不变化的根词干和附加在其上的词缀，在这种情况下把表示词的根词干的表词字同用来表示语法词缀的音节符号或音素符号相结合，这将会是最便当的方法了（如在苏美尔、日本、朝鲜等地）。

语言中既存在单音节词，又存在多音节词，而且在辅音和元音都同样参与构成词根词素和词缀词素的条件下，这也促进了表词文字中音节符号的产生。在古代表词文字（如苏美尔、亚述-巴比伦、乌拉图、赫梯、克里特、玛雅等文字）中，音节符号通常是由音词字或者由最初表示单音节词的“画谜式”符号发展起来的。音节文字（如日本的假名）产生的第二条途径就是：当表词文字被语言以语法形式多样为特点的民族借用时，创制音节文字作为对这些表词文字的补充。第三条途径是辅音型文字体系（如埃塞俄比亚、印度的音节文字）的元音化。第四条途径就是为现代文化落后的民族人为地创制音节文字，比字母-音素文字更简单和更易被接受的文字。

语言中少量的不同音节，以及开音节规律和不容许邻接辅音的规律（如日本，过去还有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等民族），这些促进了音节文字的固定化。然而在使用音节文字表示另一类型的语言时，就必须或者创造大量基本的音节符号（如亚述-巴比伦文字以及其他楔形文字体系），或者构成许许多多的合体符号（如印度一些文字），或者利用不仅有音节意义，而且有辅音-音素意义的同样一些符号（如阿黑门尼德波斯楔形文字、玛雅文字）。

下列各种因素也大大促进了表词文字中辅音-音素符号的产生：（1）根词干的辅音结构，这种结构强调辅音，从而利于从词中把辅音分出来；（2）语言中存在单音节词，这些词中的根词素由辅音构成（如埃及、腓尼基）。辅音-音素符号通过略去组成这些词的词首元音和词末元音的方法，经常由表示单音节词（确切些说是单辅音词）的表词字产生(7)。另一条产生辅音-音素符号的途径是首音法，即把表词字变成它表示的那个词（单音节词或多音节词）的第一个辅音的符号。

字母-音素文字的进一步发展是朝着元音化方向进行的。但是不同民族的发展却经历根本不同的途径。

在闪米特人（阿拉米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的语言中，辅音具有比元音更大的语法意义，他们要表示元音就使用另外的不同于表示辅音的方法。这些方法中有两种使用最广，即，较早期的和不完善的matres lectionis法，使用这种方法时，元音（通常是长元音）用与其相近的辅音表示；较晚期的和完善的行上符号和行下符号法。闪米特人（闪族人）产生这种特殊的表示元音的方法是受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制约的。一方面，为了保证准确朗读文句，特别是祈祷文，而且是用死语言（如希伯来人的圣经）或者别族的语言（如非阿拉伯民族的古兰经）写成的祈祷文，要求不仅表示辅音，而且表示元音；另一方面，根词干的辅音结构促使书写时把这些词干突显出来。

在非闪米特各国人民的语言中，辅音同元音一起参与构成根词素和词缀词素，他们的辅音-音素符号或者变成为音节符号，或者用表示元音的独立字母来补充。同时，语言中音节的数量有限和结构简单促进了辅音-音素文字顺着音节化道路发展（例如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相反，不同音节的数量很多和结构复杂则促进了辅音-音素文字变成为元音-音素文字（例如希腊文）。比较自然的是辅音-音素文字音节元音化的道路。为了创造特殊的、独立表示元音的符号，就必须要有另外的，有利于这种创造的条件。在希腊人借用的腓尼基字母表中，存在用来表达希腊语中没有的辅音和半元音（而且希腊人可能把这些音甚至读成元音）的字母，便是这样的有利条件。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存在文字发展总的历史性规律，如果断言（这种说法是很经常的）(8)，似乎某一具体的文字体系之所以是先进的或者是落后的，仅仅是因为该文字体系属于音节型、辅音-音素型、元音-音素型，甚至词素型，那么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这些类型中每种的书写体系如果符合语言的特点和该体系使用的条件，如果它达到十分完善的境地，那么这种书写体系就可能是合理的。

例如，由于日语的音节结构简单，用少量音节符号就可以了，那么音节文字对日本来说是合适的；相反，对朝鲜来说，使用合体-音素文字并不很合适。与此相类似，由于闪米特诸语（如阿拉伯语等）的根词干是辅音结构，所以对于这些语言来说，特别是用行上符号和行下符号表示元音时，使用辅音-音素文字是合理的；相反，对于各印欧语、突厥语以及其他语言来说，使用辅音型的阿拉伯文字则是不适宜的，因为这些语言的元音同辅音一样组成根词素，也组成附加的词素。还有中国，那里的表词-词素文字长期保留并高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汉语的特点（词根孤立结构，用单音节词加合的构词法，大量只有声调差异的同音词，有差别很大的方言）所决定的。在当今世界上，纯表意的科学符号系统越来越普及了。

上面描述的语言特点和文字特点之间有规律的联系也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尤其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借用和影响，这些联系经常受到破坏。

5

不同民族的原始文字的内容也应该归之于制约文字特点的因素之中。

例如，埃及人、阿兹特克人、玛雅人的原始文字的内容主要是国家历史记事和宗教祈祷祭祀方面的，这种内容容易用图画文字来表达，因而它促使这些民族的文字中保留图画文字的残迹。另一方面，这种内容决定了专有名词的频繁出现，从而导致这些民族的文字中很早就出现了音词字，以及“画谜式”表达多音节词的方法。

相反，苏美尔人最古的文献（这种文献是按“数目加计算物件的表示法”格式编写的）的内容主要是经济计算方面的，所以这种内容易于使图画文字的图像分解为一个个的表词字符号（数字符号加图画符号），从而它事先就决定了原始苏美尔文字的表词字性质。另一方面，这种内容事先决定了专有名词很少出现，以及苏美尔文字中音词字出现较晚。

古代中国文献的不同内容决定了青铜祭器上铭文的图画字性质和甲骨上殷代占卜铭文的纯表词字性质。这些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有残迹保留：在晚期的埃及宗教祈祷祭祀文献中残留着埃及圣书体文字；在信奉伊斯兰教各族人民的文献中残留着古典阿拉伯文；在天主教文献中残留着死的拉丁文，在东正教的祭祀文献中残留着教会斯拉夫文。

文献的内容在更晚期对文字的性质也有影响。例如，在俄国彼得大帝时期，新的民用字体取代半正字体就是因彼得时期俄国书籍内容的改变引起的，因为除了祈祷书籍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科学性质和教学性质的书籍。

6

除了语言特点和文献内容的影响以外，不同民族的文字发展的特征也还因为文字是一门特殊的技术的缘故。因此文字容易受到其他民族文字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加速该文字的发展，有时又阻碍它的发展。

历史证明，大多数文字体系是在邻近民族的文字的影响下形成的。没有外来的影响，只产生了原始句意文字的各种变体，以及世界最古老的民族的几种表词文字体系（中国汉族的、苏美尔的、埃及的、阿兹特克的、玛雅人等的表词文字体系），因为这些民族千百年来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在社会-文化的发展方面超过自己所有的邻邦。

在较晚时期，其邻邦已有了发达的文字体系的那些民族的文字，形成的方式有所不同。在邻邦的比较完善的文字体系的影响下，文字的发展加快了。但是在这些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发展经常失去方向；在机械借用时，文字又往往同民间语言发生矛盾。绝大多数现代文字体系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远东，日本、朝鲜及其他许多文字体系是由中国汉字产生的。在近东，腓尼基文字是在埃及文字影响下形成的，阿拉米文字是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阿拉伯文字又是在阿拉米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与此相类似，在西方，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拉丁文字和斯拉夫-基里尔文字是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现代欧洲一些民族的文字体系又是在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

随着各民族民间贸易、政治、宗教和文化联系的发展，文字史上借鉴所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在不断加强。

下述事实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封建制度下，不同民族采用的某些文字体系往往同他们采用新的宗教教义相联系——天主教（拉丁文），正教（希腊文及其派生的文字）、伊斯兰教（阿拉伯文）、佛教［在中东(9)是婆罗米字母和由它派生的一些文字，在远东朝鲜人、日本人和安南人（即越南人——译注）使用的汉字］。这是因为，在封建主义时期，宗教教义是施加文化-政治影响和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最有影响的宗教，正如和它们有联系的文字体系一样，在封建时代就有了国际性质。

相反，另外一些文字体系——摩尼教派的、聂斯脱利教派的、雅各教派的、伊西达教派的——与一些传播不广和延续时间不长的宗教教义相联系，这些宗教是作为与官方的国教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这种文字体系同这些对立的教义一起产生，一起消失。在公元1000年代，特别是在近东和前亚，即在拜占庭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产生过很多这样的昙花一现的文字体系。这是因为对立的宗教教义总是在本质上追求外在的，在祭祀仪式上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宗教所致。在西欧，在罗马的势力范围之内，通过把祈祷仪式和祈祷书籍译成各国民间语言——与必须遵守的罗马教会的拉丁语相对立——的方式来取得这种独立。拜占庭与罗马不同，它容许用当地语言进行祈祷；因此与拜占庭对立的宗教教义的外在的独立，是顺着创立字形上不同于拜占庭文字的文字体系的道路向前发展的。

只有封建主义时期才具有这种文字体系同宗教教义的密切联系。在这个时期，由于教会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和推崇，它就变得特别气势汹汹和咄咄逼人，力求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实行垄断的统治；任何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也相应地成为反官方教会的斗争，而且这一斗争总是以宗教异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对于更早一些时间来说，即当宗教还没有取得全国必须遵守的教义的性质时（在许多古代奴隶制国家中，每个城市往往都有自己崇敬的神，而且除了自己的神以外，还崇奉其他的神），宗教教义对普及文字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在封建制以后的时期，即当宗教已开始失去影响和力量之后，宗教教义的影响变得更小了。因此某些国外研究者常有的把文字同宗教的联系解释成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说法，应该认为是错误的。

在奴隶制时代，对文字普及影响最大的不是文字同宗教学说的联系，而是文字变成古时面积最大的和人种众多的国家——亚述、巴比伦、阿黑门尼德波斯、罗马帝国等(10)——的正式文字。接受了这些文字的民族（例如腓尼基人和阿拉米人）在国际贸易上的联系，也对文字的推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某些文字（如希腊文字、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中国汉字）由于使用这些文字的民族在文化、文学和科学上繁荣昌盛而具有重大的影响。

尽管文字史上的影响有确实无疑的重大作用，但在革命前俄国和现代国外的著作中，这些影响的意义仍被过分夸大了。例如，经常没有考虑文字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和晚期阶段影响的不同作用；因此，企图从一个来源引出所有的文字，其中包括最古的文字，这种企图（F．Gommel、J．Вall、I．Gelb、R．Vulli等人）是同史料相矛盾的；整个文字史有时几乎完全归结为制订“谱系”图（Č．Loukotka）。对文字史来说，除了制订“谱系”图以外，研究每一种文字的特点才有较大的（而非较小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文字发展的重要规律，以及文字同民族的语言和民族发展的特点的联系；如果是另一种做法，那文字史就不可避免地只归结为尽量罗列一些偶然的影响。

文字史证实了这个结论。文字史表明，符号的形式是最常被借用的，因为形式不和语言相联系。相反，每种文字的重要特点（文字的类型、符号的成分和音值）几乎总是依语言的特点而改变的；即使如果该文字是在另一种早先存在过的文字的影响下产生的，那这些重要特点也是经常改变的。

例如，在研究腓尼基字母表的起源时，注意力主要放到这一字母表受到来自早先存在的文字的影响上。通常列举腓尼基字母同埃及、克里特、原始西奈以及其他符号在字形上相近的例子作为这种影响的证明。然而，从文字通史的观点来看，腓尼基文字中最重要的东西绝对不是符号的形状，而是腓尼基文字属于最早的、最重要的、始终如一的音素文字之一这个事实。在腓尼基，音素文字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应该解释为不单纯是外来的影响（虽然有这些影响，但是腓尼基人熟悉埃及的辅音-音素型的圣书字，起了不小的作用）；腓尼基音素文字的产生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于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因为贸易是腓尼基人的主要行业），同时也决定于腓尼基语的特点（词根词干的辅音结构等）。这个结论也被下述事实所证明：西部闪米特人几乎同时产生几种不同体系的音素文字，如乌加里特文字、腓尼基文字、原始西奈文字、原始伽南文字；这些文字虽然字形上有差异，但在类型上（辅音-音素型），并且很大程度上在音素成分方面，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同样地，在研究古斯拉夫的基里尔字母系统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确立基里尔字母形式同希腊字母、希伯来字母和其他字母的接近的程度上。然而这里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也不是字母的形式，而是基里尔字母的音素成分，它们不同于希腊语的音素成分，而且它们也很好地适应于斯拉夫语的语音；正是这点决定了基里尔字母系统的独创性，也正是这点成了这个字母系统至今为止作为许多种斯拉夫字母表基础的原因。

50年代，在苏联的著作中，一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相反的趋向——力求缩小，甚至忽视文字史中外来影响的作用；在许多论述斯拉夫文字起源的著作中，这一趋向特别有所表现。这样的趋向也是科学上的一个极端倾向，是科学不能容许的。某个民族的文字的独创性的证明不应从它起源的绝对独立性中去寻找，因为不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文字几乎是不存在的（除了最古老的表词文字以外）。独立的文字应该认为是这样一些文字：它们（像希腊文字、斯拉夫文字等一样）不是通过机械的借用而产生，而是通过对其他民族的文字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而成，因此它们能正确反映语言的特点。

7

许多文字的发展中也经常表现出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其中包括阶级的影响。

的确，文字也像语言一样，是为整个社会、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的，因此在这方面它不是有阶级性的。但是阶级的影响表现在文字的历史发展和实际使用上要比对语言的发展和使用大得多。这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学习文字书写是有组织地在学校内进行的，要求花费大量时间和钱财，这并不总是被压迫阶级的成员所能做到的。第二，要求把文字当作交际的补充手段，只有在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才变得必要，而被压迫阶级和附属民族的文化发展总是被有意地加以阻碍。第三，国家对文字订的规章制度对文字的发展和使用有很大影响。

在阶级社会中，劳动阶级以及被压迫民族使用文字的机会经常受到重重限制。例如，沙皇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阻碍了在人民中广泛普及识字教育，在对待处于附属地位的少数民族利用文字的机会实行压制的政策。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阶级对文字的发展和使用的影响更要大得多。在这些社会中，文字往往成了一定社会集团——祭司和职业书写人（如埃及、苏美尔）、国家官吏和士大夫（如中国）——的独占特权。书写的能力又促使这些集团处于特殊的地位，使得他们产生一种对抗文字大众化企图的心理和行为。

有时候统治集团的政策也人为地阻挠少数民族文字体系的创制。拉丁教会人士为反对基里尔和美弗基以及他们创制的斯拉夫文字所进行的斗争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这场斗争的结局是基里尔和美弗基的弟子被赶出摩拉维亚并在那里用拉丁文取代斯拉夫文；在天主教的影响之下捷克和波兰也采用了拉丁文。伊斯兰教会对小亚细亚、高加索、非洲和其他一些民族也实行类似的政策，人为地强行推行与这些民族的语言格格不入的阿拉伯文。

在保守的科学界和政界人士的影响下，现有文字的发展往往也受到阻碍。从前某个时候，文字中的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是逐渐积累的，自发进行的。在这些时期内，对不同民族的文字发展最有阻碍性影响的是：这些民族除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外，还使用死的祈祷文字和科学-文学著作的文字（拉丁文、阿拉伯文等）；大部分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的学术界人士的因循守旧，这些人以自己受的教育和学问感到自豪，认为文字接近于人民语言是文字的庸俗化。在最近几百年（俄国是从彼得大帝时候起）由于国家对正字法订出细则，字母-正字法规则的变化便完全从属于国家在文字方面所订的规则了。如果不实行文字改革，那么文字同发展中的语言的不适应性便会加剧，历史传统原则就成了主要的书写原则（如英文、法文和其他文字）。相反，如果国家实行进步的文字政策，那么文字便朝着准确表达语言的方向加以改造。

8

在影响文字发展的诸因素中，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占有特殊的地位。可是其他因素既制约着文字的类型，又制约着符号的成分和音值，但书写材料和工具只影响符号的形式。

有时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例如：西亚各民族使用泥版，决定了几乎所有西亚民族的书写符号都相似的楔形形状。正因为这点，所以西亚的文字体系统称为“楔形文字”，尽管不同的楔形文字在类型上是有根本差异的；例如，最古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基本上是表词文字，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是表词-音节文字，波斯楔形文字基本上是音节文字，乌加里特楔形文字是辅音-音素文字。与此相类似，埃及除了圣书体文字外，出现了僧书体文字和后来的民书体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使用软质书写材料（尤其是莎草纸）以及芦苇秆——芦秆笔所致。汉字的特殊形式是由于中国使用纸、笔、墨而形成的。

有时对书写材料和工具的影响也有些强调过分；例如，对最古的苏美尔图画-线性字变成几条约定的楔形线的组合体或者对埃及人出现僧书体和民书体文字，有人往往只解释为书写材料的影响所致。然而力求加速书写过程的意图起了更大的作用；由于埃及和苏美尔文字的普及，尤其是由于职业书写人这一社会集团的形成，这种加快书写的意图变得特别坚决了。在罗斯，由正字体过渡到半正字体，然后又过渡到草字体，这些几乎都是由这同样的原因引起，而不是书写材料的改变所引起的。

9

除了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以外，文字文物的用途对文字字形也有很大的影响。

大多数最古的文物是一些刻在岩石、石碑和建筑物墙壁上的简短的国家记事性和殡仪祭祀的铭文，还有雕刻在武器、瓶子等物品上的赠与铭文及其他铭文。这些铭文是供远距离的人们看的。因此铭文的符号字体很大，由一个个仔细画出或刻出的笔画构成。在这些铭文中，交际功能和记事功能同图案装饰功能结合在一起。这些铭文本应当（哪怕局部地）不仅为会读的人，而且也为文盲所认识。因此这些铭文的符号长时间里保留着图画性质，并且和艺术的图像结合在一起。埃及的圣书字、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文物、中国的青铜祭器上的铭文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范例。钱币、印章和其他小物品上的铭辞接近于这一类铭文，铭辞的特点主要是字数较少和小块物件表面上雕刻所形成的特征。

较晚出现的书籍型的文句（宗教祭祀文、历史记事文和文学创作等）具有另一种字形的性质。这些文句通常写在软质材料上。它们是供受过训练的读者和短距离内来阅读的；因此它们的符号字体更小而且有约定的性质（非图画性质）。然而这一文字的字形中反映出追求使书籍的文句（特别是宗教祭祀文）具有风格上的统一、清晰、庄重和美观的性质。通常这些符号是分开写的，很少用合体符号和缩略字。埃及的民书字体、拉丁的安色尔字体、古阿拉伯的字体、希腊和俄国的正字体可以作为其范例。

第二类是图案式字体，它们用来书写标题、美术字等。在这些字体中追求美观的倾向占主导地位，哪怕不便于阅读。各种不同类型的花体字可以作为范例。

草字体是一类特殊的字体，它们用于公文书信来往。这种字体中部分保持的追求书法的一致和美观的倾向不如追求加快书写的倾向；它们的符号变得更小了，开始连写，合体字和缩略字的数量也增加了。日常书信来往的字体接近于这一类，它们的特点是书法风格上更少一致，书写时更加潦草了。

10

不同民族的造型艺术的特点对书写符号的形式，或者正确些说，对文字总的字形风格，有不小的影响。

例如，阿拉伯文字的图案性质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教为了避免偶像崇拜禁止在绘画和雕刻中有动物的图像。因此，阿拉伯国家模拟的植物图案和同样模拟的、图案式结构的铭文便广泛发展起来。在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用俄文为基础的文字取代了阿拉伯文字以后，他们的文字就不再相应地结合古老的民族图案了，这是因为另一种非图案式的、俄文的几何图式的性质所制约的。

希腊人借用的腓尼基字母的形状，依照希腊的建筑和图案装饰的传统而加以改变；这些字母逐渐失去了棱角突出的特征，开始具有比较完美的几何图形。在罗马人借用希腊字母时，其字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拉丁文在保留希腊的几何形原则的同时具有了更圆更匀称的形式；拉丁文中反映了罗马建筑的影响，这种建筑是以形式更为匀称而著称的。

民间艺术对文字字形的影响也往往被过分夸大了。有时候只有文字和字体的一般风格同民间艺术的特点有联系。而字母的具体形状纯粹是有条件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的材料和工具，也取决于先前存在的文字字形的影响。字母的这种或那种形状只有在几百年来习以为常之后才被看作是民族的形式；例如，尽管某些俄文和拉丁文的字母（如a、e、o等）完全一样，但俄文的词句中哪怕采用了一个不合俄文字母的拉丁文字母（如拉丁文的N或者D）也会被看作破坏了俄文的“民族性”字形结构。

艺术风格的替换也对文字和字体的字形发生影响。

例如，在哥特式风格的繁荣时期，拉丁文的字形变化特别显著：加洛林王朝的古小写字体被哥特式文字所取代。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在艺术风格变化的影响之下，拉丁文又回到匀称的圆形并且变成了“人文主义文字”；在人文主义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圆体”型印刷铅字。从18世纪末期起，在古典主义风格和铜版画的影响之下，广泛流行着一种更有对称性的字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现代派”风格的影响下产生了“伊西达”型、“奥西里斯”型、“海萨”型、“泽采西昂”型的奇形怪状的不便于阅读的铅字体。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这些古怪的铅字都拿去重新回炉。新的苏联的铅字是在便于阅读的科学基础上同时考虑到印刷和艺术的要求而铸造出来的。

11

这样看来，某个民族在其发展的某个时期所使用的文字的类型和特点是由于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因素中每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文字的发展。

在文字史的最早阶段，在原始公社制和奴隶制经济产生时期，某一民族的文字（句意文字和过渡到表词文字）的形成主要决定于该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无怪乎原始的句意文字通常总是与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同时出现的，而所有最古的表词字文字（埃及、苏美尔、克里特、中国等）是与最古的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同时开始形成的。原始文字的发展这样紧密地依赖社会的发展是因为：语言的特点所能制约原始文字特征的程度是很小的，因为这种文字主要反映言语的意思方面，它几乎不反映语言的特点，尤其不反映它的语音。在这些早期阶段，一种文字体系对另一种文字体系的影响所能有的作用是比较小的；这是因为一个个氏族部落公社处于隔绝状态，以及各个古老的奴隶制国家在其历史初期彼此之间交往很少。此外，在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它还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的文献的不同内容，社会集团的利益，后来是阶级的利益，所用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

在已形成的奴隶制以及封建制时期，随着文字（表词文字、词素文字、音节文字、辅音-音素文字和元音-音素文字）开始越来越准确地反映语言，在不同民族的文字发展上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这些民族的语言在语法、词汇和语音上的特点。另一方面，随着各民族之间贸易、宗教和其他联系的加强，借鉴和外来影响在文字史上开始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11)。因此文字同社会发展的联系更复杂化了，不同民族的文字沿着不同的途径，有时是很独特的途径，而且以不同的速度，往往是飞跃式的速度（由于受比较发达的文字体系的影响）向前发展。

在民族(12)和民族语言形成时期，文字史上借鉴的作用大大缩小了，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文字特点决定于他们语言的特点和他们社会发展的条件。随着民族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通常从文字中清除与该语言不相容的异族的成分，使文字适应于民族语言；尤其是近几百年在俄国发生了这一过程［取消从希腊字母表借用的不为俄语所需要的字母（“пcи”、“кcи”、“oмeгa”、“фитa”、“ижицa”）和其他字母］。如果所用的文字不符合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音成分，那么就用另一种文字（有时是类型完全不同的文字）来代替它；这一过程曾在日本和朝鲜发生，而且今天仍在进行（用民族的表音文字来代替汉字）(13)，许多曾经使用阿拉伯辅音文字的非闪米特族各国人民也发生了这样的过程。

在各个自由的社会主义民族中，文字适应语言的过程进行得最充分，没有受到使语音失真的阶级影响和其他方面的影响。

12

文字发展的规律性也表现在文字体系的谱系群（家族）的形成上。

例如在欧洲，历史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字母-音素文字的谱系群。一群是在拉丁字母表基础上产生的，它用于拉丁语系国家、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家中；另一群是在斯拉夫“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用于许多斯拉夫国家中。与此相类似，在近东出现了以阿拉伯文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在中东出现了以婆罗米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在远东出现了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

这些文字谱系群只是部分同语言谱系群相符合。例如，由于波兰人、捷克人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尤其是在天主教的影响之下，现在这两个民族所用的字母表系统不是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而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而拉丁字母对斯拉夫语的语音适应性较弱（缺少表示咝音、带й音等的字母）。

这种文字谱系群同语言谱系群的不相适应是由于文字史上借鉴的作用较大，以及由于许多文字同宗教教义、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形成等有联系。

在民族形成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许多国家产生的文字和语言间的不相适应在逐渐减弱。但是由此当然得不出这样结论：在未来，每一语言群都会有一特殊的文字群与之适应。由于另一过程——形成越来越大的各个地域性文字体系群——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每一群这样的文字体系内部，一种文字虽然是在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却通过使用补充字母和字母发音符号来反映该语言的特点。苏联大多数民族的文字体系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当代世界上有四大文字谱系群流行最广。

（1）在拉丁文基础上形成的文字体系，现使用于：大多数欧洲国家（除了苏联12个加盟共和国、保加利亚、希腊和南斯拉夫一部分以外）；所有的美洲国家和大洋洲；大多数非洲国家（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几个阿拉伯国家以外）；几个亚洲国家（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一部分）。整个占世界人口的30％以上。中国正在制订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文字改革方案。

（2）在斯拉夫-基里尔字母基础上形成的文字体系，现使用于：苏联（除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以外）、保加利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斯拉夫一部分。这几乎占世界人口的10％。

（3）在阿拉伯辅音-音素文字基础上形成的文字体系，现使用于：所有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以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约占世界人口的10％。

（4）在印度音节文字基础上形成的文字体系，现用在印度、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区和锡兰（现斯里兰卡——译注）。这约占世界人口的20％。

此外，还有10个左右不属于上面四群的文字体系在继续使用，这就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除西藏、新疆和内蒙古以外）现用的汉语词素文字，即约有6亿5000万人(14)使用，要一直用到中国转到使用字母-音素文字时为止；这种文字结合假名音节符号现用于日本；（2）起源于汉字的日本词素-音节文字，但类型上与汉字不同（9000万人使用）；（3）朝鲜合体-音素文字——国文——附带使用个别汉字（3000万人使用）；（4）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约2000万人使用）；（5）希腊文字（约800万人使用）；（6）格鲁吉亚文字（约300万人使用）；（7）亚美尼亚文字（约300万人使用）；（8）希伯来文字（约300万人使用）；（9）蒙古文字（中国内蒙古）；（10）叙利亚文字（叙利亚、伊朗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基督教徒使用）。整个来说，这10种文字约有世界人口的30％以上在使用，其中约25％的世界人口使用汉字。几种古老的非洲文字（季菲纳克文字、瓦依族文字、巴蒙族文字、索马里文字）、亚洲和阿拉斯加的古老文字仍残留着。

根据不同文字类型的使用情况，世界人口的分布情形如下：词素文字（中国、日本一部分）——约占世界人口的25％；音节文字（印度、中国西藏(15)、埃塞俄比亚、印度支那一部分、日本一部分）——约占世界人口的25％；辅音-音素文字（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约占世界人口的10％；元音-音素文字（所有其余的文字体系）——约占世界人口的40％。

13

从长远看，所有各种不同类型文字中，大概表词文字（词素文字）有消失的可能(16)，因为中国制订了过渡到字母-表音文字的方案，朝鲜文和日本文也排除了汉字。但是表词文字（确切些说是表意文字）型的书写符号无疑会在各种表示科学用语的系统中有更广泛的使用。音节文字大概在那些语言中只有有限数量的不同音节的民族那里（如在日本）会保留下来；辅音-音素文字会在语言中具有根词干的辅音结构的民族那里（如在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那里）保留下来。

拉丁文字群和斯拉夫文字群具有最大的生命力。这点可由下列事实证明：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已过渡到以拉丁文为基础，中国已制订了过渡到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方案；——苏联中亚各民族和其他民族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已过渡到以斯拉夫-基里尔字母为基础；叙利亚文字正被排挤，更不用说各种不同的比较古老的文字了（如季菲纳克文、瓦依族文等）。

本书第八、九章曾指出，希望字母-音素文字的拉丁文字群和俄罗斯-斯拉夫文字群相互有某种接近，还希望这些文字中使用的字母发音符号、补充字母和合体符号组的写法和用法做到统一。应该期待那些正字法中以历史传统原则为主的民族的文字接近现代文字的语言。

现在让我们就有关创造一种国际的表音字母表的尝试再谈几句。这些尝试中最有意义的是：以拉丁文为基础创立的字母系统有——R．Leрsius的字母系统（1863年，共186个符号），国际语音协会的字母系统（1888年，先为80个符号，后为82个符号），D．Westermann的字母系统（1927年，基本上是为非洲各种语言所用的），还有在基里尔字母基础创制的字母系统——А．Gielferding的《共同斯拉夫字母表》（1871年，共61个符号）；但这些尝试几乎都没有产生实际效果(17)。至于试图不在表音的基础上，而在表意的基础上创造国际文字体系的尝试所取得的结果更是微乎其微；这些文字体系的一个最大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就是符号过多。关于创制概念-符号文字（即实质上也是表意文字）来同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的居民进行宇宙交际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

14

由于识字的广泛普及，还由于纸、印刷术的发明和各种报刊的发展，文字使用的范围特别扩大了。结果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文字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声言语还要大。现代人借助文字所获得的信息比借助有声言语还要多。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人的思维，有时甚至是通过词的字形样式，而不是词的语音样式来进行的。

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内文字和印刷物的使用范围才开始部分缩小；这是因为通过言语的有声形式——电话、留声机、无线电等——表达言语的方法大大推广的缘故。但是不管怎样，文字和印刷物永远也不可能被这些方法所排挤，因为印刷的书籍是深入研究话语，特别是参考书籍、科学书籍和教学书籍的话语的最好的工具。阅读一段文章比听这段文章要快一至二倍；这对于大部头的文艺作品和科学-教学著作是有特殊意义的。书写的文本可以迅速浏览一下，可以选读、重读、作笔记和进行其他方式的科学工作及教学工作。用语音表达言语的方法可能部分取代从字形上再现言语的方法，不过这只在某些种类的个人书信来往、群众性的轰动一时的消息报道以及小型的文艺、科普和宣传性的体裁中。

像微型书籍——“有声的”或者投影的——这样一些新型的出版物，未必能够把印刷的书籍、杂志和报纸排挤出去。这是因为，“有声的”或投影的书籍也像无线电和留声机一样，没有专门的仪器设备是不可能使用的，它要求不妨碍周围的人，要求有耳机型的专门仪器，因此它几乎排除了对话语采用科学的和教学的工作方法；此外，正如上面指出的，阅读比听要快一至两倍。微型书籍的使用使知识的理解复杂化，它也要求有仪器设备（投影的或光学的仪器）。

因此，上列种种再现话语的方法，只在特殊的出版物中才能有用，或者用作一般书籍的补充手段。例如，微缩复制法将广泛用来复制各种卷帙浩繁的参考书籍、各种版本的文件汇编或者珍本；这些版本并不是供大众长期阅读用的。语音复制法将在专门的出版物（《视野》杂志型的）以及医学书籍（复制心杂音、肺干性罗音）、语音学书籍（复制特殊的音素、土话）、语言教科书，甚至政治出版物和文艺出版物（作者或者演员表演的一些片段）中得到运用。对某些科学书籍和教学书籍来说，加入一些投影图像和立体图像以及印在透明胶片上的图像是合理的。

现代书籍、杂志和报纸的结构样式要做大的改变是不大可能的。现代形式的书籍已几乎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而且在这几千年内书的结构和形式几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在书籍、杂志和报纸的比例上会有重大的变化。例如，最近几年在苏联印刷品的发行量中，定期刊物的比重（由于书籍量逐渐减少）越来越增加，即（按总印张量的百分数计算）：

定期刊物的这种增长优势是由于社会生活、科学和技术的日益增长的速度所致，而书籍不总是可以赶得上这样的速度的。例如，准备一部有价值的科学专著通常要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因此在发行这部专著之前作者总要先在定期刊物上发表许多文章。大多数新的文艺作品也是先在杂志上发表，只有一些优秀的、读者所欣赏的作品然后才以书籍的形式发行。定期刊物的发展将更多地影响到科普和宣传的出版物，而这些出版物大部分也将转载到杂志和报纸上。而这又会导致在书籍的发行量中，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教材、参考书、文艺作品和儿童读物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而短小的、短期性的小册子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

这就是文字和印刷发展的可能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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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М．Gohen．文字（L'écriture）．巴黎，1953：8；请参阅本书作者在《古代历史通报》杂志（莫斯科，1955年，第2期）上发表的对М．Gohen这一著作的评论。

(2) 本书作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作（《世界史手册》，奈沙台，1957年）中发表的文章《文字、它的分类、术语以及它的发展规律》（L'écriture，sa classification，sa términologie et les régularités de son développemeht）中首次评述了这些因素的作用。

(3) 在这一阶段除了文字以外还广泛使用其他的“用实物”传递和固定言语的方法。

(4) 句意文字的另一种类型，即最古的约定符号，也参与形成表词文字体系。但是这些文字体系的主要基础总是图画文字。这是因为最古的约定符号的数量有限，以及它们较之图画文字的直观的图画要素更为复杂的缘故。

(5) 复活节岛的文字恐怕是唯一的例外。但是这一文字还只是处于由图画文字向表词文字的过渡阶段；此外，它的形成可能由于外来的（秘鲁的）影响而加快了。

(6) 几乎所有远古文字体系传到现在的文献都表明了这些文字体系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7) 在把表词字变成辅音-音素符号时，有时不仅略去元音，而且也略去表词字表示的词的弱辅音。

(8) 例如，请看М．Gohen的《文字》第109-110页。

(9) “中东”（Мiddle East）这一概念19世纪50年代产生于大英帝国印度事务部。1902年，美国海军军事理论家А．Т．马汉使用“中东”这一概念表示“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的区域”，从而使这一概念闻名天下。本书作者使用的正是这一意义，因而将印度视为“中东”。——编注

(10) 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的殖民帝国在推广以拉丁文为基础创立的文字体系方面起了类似的作用。

(11) 在这一时期主要形成了各文字体系的谱系群。

(12) 本书作者第一次在这里使用了нaция（民族）一词（以及нaциoнaльный язык“民族语言”等）。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民族”的定义用这个词的。这个用语不同于本书前面所用的нaрoд（人民，民族）。我们在翻译俄语的нaрoды（复数）一词时常译成“各个民族”，指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或居民。——译注

(13) 本书作者在这里指的可能是“汉语”（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译注

(14) 这是本书作者按照我国20世纪60年代全国人口的大致统计数而做出的数字。（此外，所有使用各种文字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口统计数字都是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材料。）——译注

(15) 现行藏文是拼音文字。——译注

(16) 这仅是本书作者和一部分语言文字学者的看法。——译注

(17) А．В．苏佩兰斯卡娅．国际字母表和国际音标（Мeждунaрoдный aлфaвит и мeждунaрoднaя трaнcкрипция）．语言学问题，1958（4）；再参阅：“非洲”百科手册：第2卷．莫斯科，1964：361．

参考书目

1．文字通史和理论

*带星号的为通俗小册子。

2．文字、语言和思维；阅读心理学

3．文字的产生

（1）通论

（2）原始文字

4．表词字、词素字、音节字和合体-音素字

（1）通论

（2）前亚

（3）埃及和麦罗埃

（4）中国、西夏、契丹

（5）玛雅和阿兹特克

（6）复活节岛

（7）印度、印度支那、埃塞俄比亚

（8）克里特和迈锡尼

（9）日本、朝鲜、越南

5．字母-音素文字（斯拉夫-俄罗斯文字除外）

（1）字母-音素文字的起源

（2）东方辅音-音素文字体系

（3）希腊文字、伊特鲁里亚文字和拉丁文字

（4）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科普特和哥特语文字

（5）西欧文字体系

6．斯拉夫-俄罗斯文字

（1）纪念文集和传记

（2）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产生

（3）18—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字以及建立在俄罗斯文字基础上的苏联各民族的文字体系

7．特殊类型的书写符号

（1）数字和科学符号

（2）标点符号

附录　关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顾越

壹　维·亚·伊斯特林是苏联著名的书籍学家，对苏联的印刷出版事业贡献颇大。他由书籍学进而研究文字史，发表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全书除引言、结论外，共10章，译文40多万字，附图152幅，又插图7幅。作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并解决几个文字理论的原则问题。本书的第一版名为《文字的发展》，于1961年出版，中国有杜松寿译本，1965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与第一版比较，第二版作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篇幅增加很多。

本书材料丰富，观点鲜明，论证严谨，贯穿全书的是一些颇为新颖的见解。对中国学者研究、了解国外各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汉字的特点和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贰　作者对“文字”的理解比较宽泛，即不仅包括通常说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包括各种特殊类型的书写符号（第十章就专门讨论这些符号）。这个问题是在讨论文字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第一章就提了出来并为研究这一论题服务的。作者在肯定语言是思维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文字记录语言的一般前提下，提出并论证了文字和思维即书写符号和概念之间可以有直接关系。因为新的概念以及表示这些概念的符号表现为词语的形式而固定下来，“因为文字与有声语言不同，它经常使用图形符号和图像，不是通过听觉而是通过视觉被接受的”。可惜的是，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这一十分明显而重要的区别，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因而强调所谓言文一致，不适当地宣传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从属的，无形中降低了文字的作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

以往的许多论著都认为，文字同思维的直接联系是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的最突出的特点。作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文字发展的晚期，接近于现代的发展阶段，文字同思维之间发生直接联系的机会要多得多”。正因为文字广泛而频繁使用，“思维-文字”式的派生联系才有可能形成。作者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两方面的证明，一是对不同的形式的阅读的分析考察，二是对先天聋哑人抽象思维的训练实践。

叁　许多文字史家通常不回答原始文字产生的时间和社会条件这些问题。伊斯特林在第三章“原始文字的起源及其特征”的一开头就指出了这点，接着便讨论并回答这些问题。作者研究了有关人类学的著作后断定：“音节分明的言语，显然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时才最终形成”，因为言语划分为音节是思维发达的表现。这同第一章开头注文所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俄文版“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分音节的言语同劳动一起，成了思维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的论述是照应一致的，从而认定图画文字（即句意文字）的最终形成大概在新石器时代，或者甚至在铜石并用时代。对此，作者引用考古学资料、民族学材料、一般社会学即生产力发展状况和语言特点等加以论证。我国对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存所见与汉字有关的刻画、符号的研究结果，与伊斯特林的诊断是吻合的。

肆　伊斯特林不赞成把文字分为图画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等的传统分类法。因为这种分类法不是根据同一标准。他说，“既然文字用来表达言语，所以书写符号和图形就应根据它们表达言语的何种要素来分成各种类型”。据此，他把文字分为五种类型：（1）句意字，表达整个信息，字形上几乎不分解为单个的词。（2）表词字，表达单个的词，分表意表词字和表音表词字。（3）词素字，表达词的最小表义部分即词素，分表意词素字和表音词素字。（4）音节字，表达词的语言部分——音节的书写符号。（5）音素字（或称音位字、语音字），表达言语最小语音要素的符号。

此外还有两类辅助符号：改变或确定音素或音节音值的字母发音符号，表示语调、停顿或言语切分的标点符号和隔词符号。

作者同时又指出，作为文字体系，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字是纯音素型或纯词素型等的。相反，倒是有一些中间型、过渡型的文字体系，而这又和语言特点或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是表词字和音节符号的文字体系，这是由于语言内部的发展；日本假名、朝鲜谚文分别和汉字混用，是历史上人为结合的文字体系。

作者的文字类型划分有明显的合理性。他用大量篇幅（第四章至第八章）分别研究表词文字和词素文字、音节文字、字母-音素文字、辅音-音素文字、元音-音素文字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伍　在字母-音素文字一章，作者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彻底的字母-音素文字第一次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代的西部闪米特人那里。作者逐一否定了外来影响的假说后指出：“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不可能用外部影响来加以解释。应当从产生该现象的人民所特有的社会历史特点、语言特点以及其他特点中去寻找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在西部闪米特人那里出现字母-音素文字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是，贸易上的利益、贸易记事和计算的需要，要求一种最便于学习和使用的文字。至于语言特点，则是闪米特诸语言根词干的辅音结构极利于把辅音从词中分出来；腓尼基语丰富的辅音成分使同音现象的可能性减少；词都是从辅音或半元音开始，便于按起首音原则构成辅音-音素符号。这样，字母-音素文字在腓尼基人和西部其他闪米特人那里产生，既适应了需要，也有了可能。

在论述音节文字时，伊斯特林指出了它的两个重要缺点，一是语言中不同音节的数目总是比不同音素的数量多，需要用大量的符号。二是难以表达临近的辅音和词末的辅音，因为音节文字的基本符号只表示孤立的元音和辅音＋元音的音组。但是，音节文字不仅历史上有过，就是现在也存在。那就说明世界上有基本上适应音节文字的语言，这就是只有少量不同音节的语言，日语就是这样的语言。至于后一个缺点，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加以弥补，如天城体梵文就采用了增加基本符号和合体音节符号的办法，虽然引出了另一个缺点——多符号性，但天城体梵文成了表音最准确的文字体系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很方便地用别的表音符号系统转写天城体梵文写的历史文献。

陆　下边我们看看他对汉字的研究和分析。伊斯特林把古代汉字称作表词字，把现代汉字称作词素字。

关于一般表词字，伊斯特林认为，最初是适应奴隶制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因为需要规则而准确的文字记录来进行管理等。埃及、苏美尔、中国、克里特等文字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语言特点也促进了表词文字的产生和巩固。词比较容易从言语中分出来，词没有语法变化，可以说是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他在另一处还指出，语言中所有的词或多数词都是单音词，这也有助于表词文字的形成，因为词对应的是音节。

在介绍、分析了《说文》的“六书”之后，伊斯特林把汉字分为纯意词字和音意字两类。纯意词字又分为由一个要素组成的简单意词字（大体相当于通常说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简单表意要素组合而成的合成意词字（相当于会意字），这两小类都不含表音成分。

音意字是由音词字和意符组合而成（即由声符、意符组成的形声字），也分两小类。一是用一个汉字表示几个读音相近但字源上无关的词，这类符合作者对传统假借字的解释：“获得新意的字，其中包括变成为音词字的意词字”，即某一个汉字本来是意词字，但只是被用来表音。一是某一汉字表示的词出现了新意而产生的字。这可以说是与字意有关的形声字，这种字的产生起了分化词义的作用。

把汉字分为两大类四小类，是从符号与词义的关系分的，不无参考价值。不过，音意字的两小类之间有难以具体区分的地方。以他举的“分”字为例。“分”的本义是“以刀别物”，“纷、粉”以及“份”等可以算是划分词义，“汾、盆、邠”等可以算作借字表音，那么“芬、氛、忿”等字算哪一类呢？这样的现象在汉字中为数不少。看来，把借字表音的形声字理解得宽些有好处，一则符合新字表示新事物的需要，一则可以避免望文生义，强解字形与意义的关系。

至于作者把现代汉字称作词素字，理由很简单，现代汉语的多音节词是由古代的单音节词复合而成的。为了说明现代汉字是词素构词，而不是给词的语音形式加别义符号（意符），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妈妈”这个词是两个加“女”旁的“马”的重叠，而不是在“马马”之外加一个“女”旁。这跟越南语的男英雄称“英雄”、女英雄称“英雌”是很不相同的。现代汉语由于使用词素构词，使得表词字的缺点——多符号性得以缓解，用6000—8000个汉字可以表达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适应社会应用。这些字是由为数不算太多（大约1000多个）的表音词素字（声符）和意符组合成的。作者在这里看到了汉字的缺点——多符号性，但又做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并不十分严重。

那么，汉语长期采用表词/词素文字，在语言本身有哪些特点呢？伊斯特林总结了五点。（1）汉语的词根孤立性的语法结构，用表词文字可以确切地表达汉族人的语言。而黏着语、屈折语是不适合使用表词字的。（2）汉语构词几乎只通过原来的单音词组合。某一个汉字由词变成词素符号：汉字从总体上也由表词文字变成了更完善的词素文字。（3）大量读音相近的词素，借助部首和声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区分。（4）方言区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方音来读每个字。“意词字和词素字，对于方言差异极大的语言来说是最方便的”。（5）汉字有音值，有实意，多少世纪以来用汉字体现的古老文化，妨碍它过渡到字母-音素文字。——关于最后一点，作者在结论部分指出：从长远看，汉字有消失的可能，但表词文字型的书写符号无疑会在各种表示科学用语的系统中有更广泛的使用。

伊斯特林对汉字的研究，至少在把它划为表词/词素文字这一点上是科学的。他研究汉字，研究各种文字类型，都是从社会历史条件和语言特点，特别是语言类型方面加以考察，在方法论上是可资借鉴的。作者在“结论”部分又集中讨论了若干重要理论问题。

在汉字部分，加了一些译注，可供读者参考。

柒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文字材料，包括对各种文字类型不同阶段情况的论述和图片，也包括像玛雅文字、复活节岛文字这些研究尚不深入、人们了解不多的文字的状况。关于斯拉夫-俄罗斯文字、苏联各民族文字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字，在第九章有详细的论述。此外还谈到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以及文献的制作情况。在目前关于国外文字史的汉文材料不多的情况下，本书将可以给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