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西夏史／李锡厚，白滨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中国断代史系列）

ISBN 978-7-208-16526-7

Ⅰ．①辽…　Ⅱ．①李…②白…　Ⅲ．①中国历史-辽金时代②中国历史-西夏　Ⅳ．①K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01127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夏雪等

中国断代史系列

辽金西夏史

李锡厚　白　滨　著

出　　版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23.75

插　　页　17

字　　数　517,000

版　　次　202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6526-7/K·2968

定　　价　118.00元

辽天庆元年、西夏贞观十一年（1111年）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改绘

金泰和八年、西夏应天三年（1208年）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改绘

鎏金龙珠纹银冠　辽

契丹人引马图（壁画）　辽

白釉绿彩纽带装饰鸡冠壶　辽

绿釉贴花鸡冠壶　辽

水晶珠琥珀项饰　辽

金链白玉盒　辽

刻丝包边镶绣心帽翅　辽

金塔　辽

银覆轮镶银玻璃方盘　辽

凤形金耳环　辽

迦陵频伽纹铜镜　辽

漆木双陆　辽

黑釉瓷瓶　金

玉“春水”饰　金

烟色地双鸾朵梅织金绸绵男护胸　金

深驼色菱纹罗绣团花绵女套裤　金

西夏王陵

黑水城遗址

木版画供养人　西夏

黑水城水月观音图细部

西夏文写本佛经卷首版画

西夏陵神门鸱吻

西夏文套合式信牌

西夏文铜马面具

西夏陵碑亭石座

目 录

上篇　辽金史

第一章　辽朝的建立

第一节　阿保机夺取汗位及称帝

一、八部联盟时期的契丹

二、阿保机取代痕德堇可汗

三、平息诸弟叛乱

四、“神册”建元与建立皇都

五、收编“山北八军”

第二节　契丹汗国疆域的扩大

一、征服北方诸部族

二、阿保机之死与德光嗣立

三、援立石晋及占领幽蓟

第三节　灭亡后晋的战争

一、灭亡后晋的战争

二、开封登基

三、德光北返

第四节　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一、世宗兀欲即位

二、世宗“南伐”遇害

第二章　辽朝的兴盛

第一节　对中原政策的转变

一、穆宗继位与停止南伐

二、景宗放弃北汉与战略转变

三、圣宗时期韩氏地位的上升

四、澶渊之盟及其后的辽朝

第二节　辽朝的由盛而衰

一、兴宗与法天后的冲突

二、重熙增币

三、腐败滋长与国力衰微

第三节　辽中期的政治制度

一、辽的朝廷一一捺钵

二、北南臣僚会议

三、辽朝官制

四、蕃汉分治的法律制度

五、辽朝的军队和边防

第三章　辽朝衰亡与金朝建立

第一节　道宗及天祚时期的社会危机

一、各族人民负担加重

二、重元之乱与太子蒙冤

三、天祚嗣立

第二节　生女真与金朝

一、生女真完颜部

二、银牌天使和鹰路之战

三、阿骨打叛辽

四、金朝的建立

五、董庞儿起义与耶律余睹降金

六、辽宋关系的改变与宋金结盟

七、耶律淳称帝

八、天祚帝被俘

一、脱离天祚帝之后的大石政权

二、西辽的朝廷

三、西辽统治土著居民的方式

第四章　金灭北宋及对中原的间接统治

第一节　燕云交割与侵宋战争

一、宋金交涉

二、张觉事件

三、郭药师投降与金占燕山

四、女真侵宋战争

五、徽、钦被掳

第二节　金初的军队

一、金军的统帅制度

二、禁军

三、女真猛安谋克部族军

四、女真以外各族中的猛安谋克

五、金的汉军

六、乣军

第三节　金初对中原的间接统治

一、金初的朝廷

二、在汉地设立枢密院

三、傀儡政权

第四节　金熙宗确立中央集权

一、除掉权臣粘罕

二、废伪齐

三、诛宗盘和挞懒

四、行台尚书省与汉官党争

五、熙宗改行汉制及任用汉族士大夫

第五节　天眷官制

一、中央官

二、地方官

第五章　金朝巩固在北方的统治

第一节　迁都与南侵

一、海陵弑君自立

二、迁都与颁行新官制

三、罢废行台

四、南迁汴京与准备侵宋

五、撒八与窝斡领导的北方各族人民起义

六、东京兵变与完颜亮败亡

第二节　金朝的盛世

一、据中都以号令天下

二、恢复“旧疆”

三、缓和矛盾与加强法制

四、汉化与维持女真固有传统

五、“大定明昌之治”

六、李妃干政与继承危机

第六章　金的衰亡

第一节　卫绍王立废与蒙古威胁加剧

一、卫绍王即位与李妃被杀

二、蒙古兴起

三、胡沙虎之变

第二节　金朝南迁

一、傀儡皇帝

二、金、蒙和战与宣宗出逃

三、军民南渡

第三节　北方群雄

一、耶律留哥与蒲鲜万奴

二、九公封建

三、红袄军兴

四、北方“义军”的政治立场

第四节　金的灭亡

一、覆亡前夕的皇位危机

二、蒙古军南下与三峰山大战

三、崔立之变与汴京陷落

四、蒲察官奴之诛

五、宋、蒙联合灭金

第七章　辽、金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一节　契丹私有制的产生及辽代封建经济的特殊形式

一、契丹社会内部私有财产的出现

二、汉城和头下

三、客户与转户

四、辽朝皇家的私产一一诸宫卫

五、塞外的汉族地主

六、幽蓟地区的汉族地主

第二节　金代土地所有制的变化

一、金初以来的大规模移民

二、金上京地区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

三、猛安谋克户占夺汉族百姓耕地

四、猛安谋克公有制解体及女真权贵封建化

五、百姓佃种官田与官田私有化

六、金朝境内各族人民的户等和身份

第三节　辽金的寺院经济

一、寺院的不动产及其经营方式

二、辽金“二税户”

第八章　辽金的重要经济领域

第一节　农牧业

一、辽代的农牧业

二、金代的农牧业

第二节　辽金时期的手工业

一、陶瓷

二、矿冶及金属加工

三、纺织业

四、制盐

五、印刷业

第三节　城市和商业

一、辽金的城市

二、辽宋及辽夏贸易

三、金宋贸易

四、辽金钱币

五、商税

第九章　文化及社会生活

第一节　科技与学术

一、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

二、天文与数学

三、医药卫生

四、语言文字之学

五、契丹及女真语言文字

六、教育

七、史学

第二节　宗教及儒学

一、契丹人的原始宗教

二、辽朝的佛教和道教

三、辽朝的占卜星象之学

四、金代的佛教

五、金代的道教

六、金代的儒学

第三节　艺术

一、绘画　书法

二、建筑　雕塑

三、乐舞　戏剧

四、文学

第四节　衣食住行与民俗

一、居室和墓葬形制

二、服饰

三、饮食

四、交通

五、婚丧习俗

六、岁时杂仪

七、竞技

下篇　西夏史

第十章　党项的兴起与夏州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党项的兴起、族源及原居住地

一、党项的兴起、族源及原居住地

二、党项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第二节　党项的内徙及分布地区

一、党项的内迁及其分布

二、党项内徙后的社会与经济

第三节　党项夏州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一、党项拓拔部的崛起与夏州藩镇

二、党项夏州割据势力的发展

第四节　西夏建国前的准备

一、李继迁收复“故土”的斗争

二、李德明建立西夏王朝的准备

第十一章　西夏王朝的兴亡

第一节　西夏王朝的建立（景、毅、惠时期）

第二节　西夏王朝的兴盛（崇、仁时期）

第三节　西夏王朝的衰亡（桓、襄、神、献、末帝时期）

第十二章　西夏的政治制度

第一节　西夏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

一、西夏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二、西夏地方行政体制

第二节　西夏的军事制度

一、西夏军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二、西夏的军队数量、配置与兵种

三、西夏的军事法典

第三节　西夏的法律与监察制度

一、西夏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二、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三、西夏的监察制度

第十三章　西夏的经济制度

第一节　西夏的地理、自然条件与人口

一、地理与自然环境

二、西夏的人口

第二节　西夏的农业和牧业

一、农业生产

二、畜牧业生产

第三节　西夏的手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

一、手工业生产

二、商业与货币

三、对外贸易

第四节　西夏的社会经济制度

一、西夏的赋税与役法

二、党项与西夏社会形态研究述要

第十四章　西夏的宗教与文化

第一节　西夏的宗教信仰

一、原始宗教信仰

二、佛教

三、道教

第二节　西夏文化

一、语言和文字

二、文学、艺术

三、教育与科举

第三节　西夏科技

一、天文历法

二、冶金与纺织

三、医药卫生

第四节　西夏的风俗习惯与精神风貌

一、衣、食、住、行

二、婚姻与丧葬

三、社会精神风貌

第十五章　西夏与周边王朝及民族的关系

第一节　西夏与宋朝的关系

一、西夏王朝建立前李继迁、李德明与宋朝的关系

二、景宗、毅宗时期与宋朝的关系

三、惠宗、崇宗时期与宋朝的关系

四、西夏与南宋的关系

第二节　西夏与辽朝的关系

一、西夏王朝建立前李继迁、李德明与辽朝的关系

二、景宗、毅宗时期与辽朝的关系

三、惠宗、崇宗时期与辽朝的关系

第三节　西夏与金朝的关系

一、崇宗、仁宗时期与金朝的关系

二、桓宗至西夏国亡时与金朝的关系

第四节　西夏与吐蕃、回鹘、蒙古的关系

一、西夏与吐蕃的关系

二、西夏与回鹘的关系

三、西夏与蒙古的关系

附录一　辽金大事年表

附录二　西夏大事年表

上篇
辽金史

第一章
辽朝的建立

第一节
阿保机夺取汗位及称帝

一、八部联盟时期的契丹

契丹的历史实际上是鲜卑、匈奴等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延续。契丹一出现在历史上，就已经越过了最原始的发展阶段，而处在部落联盟时期了。匈奴、鲜卑、奚和契丹都属“东胡”。胡人分布的地区甚广，而且成分复杂。东汉时称葱岭东西诸国为“西胡”，而“东胡”自然就指居于“西胡”以东的胡人。曹魏以后，东部鲜卑有慕容部、段部、宇文部和拓跋部。宇文部分布于濡源（今滦河上游）以东，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以西，即内蒙古东部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上游）及老哈河流域，古称松漠。该部“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1)。

公元4世纪，宇文部渐强，前燕慕容皩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兵分三路对该部大张挞伐，并获全胜。宇文部首领“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晃（皩）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自此散灭矣”(2)。宇文部衰亡之后，一些语言、风俗相近的游牧人仍活动于松漠，统称库莫奚。据《魏书·太祖纪》，登国三年（38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征库莫奚，“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此后，契丹也就由库莫奚中分化出来了。

北魏初年以来，契丹即不断朝贡。“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3)所谓“入献”，实际上就是以“朝贡”的形式进行贸易。北魏应他们的请求，在和龙（今辽宁朝阳）、密云（今属北京市）一带与之交易，岁岁不绝。

契丹作为一个古代民族共同体，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吸纳其他部族而逐渐形成和壮大起来的。《魏书》将契丹和悉万丹、何大何等部并列记载，就足以证明它当时尚未与这些部族实现联合、统一。而后来，这些部族逐渐都不见于记载了，只有契丹民族共同体在不断发展、壮大。

北朝末年至唐初，中原形势变化不定。先是高句丽与柔然联合对契丹构成威胁，不久，柔然势力灭绝，在其北方又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突厥汗国。契丹一部分沦于突厥统治，另一部分又被迫附于高句丽。《隋书·契丹传》载，开皇末，有契丹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但隋朝统治者为维持与突厥和好，拒绝接受这些部族的降附，而把他们交与突厥“抚纳”。他们不肯依附突厥，遂徙居于托纥臣水（西拉木伦河支流，即今老哈河）流域，以后部落渐众，分为十部。这个契丹部族联盟，即是后来创建契丹王朝的主体。他们一直活动在这一地区，历尽艰难曲折。隋唐之际，他们过着“逐寒暑、随水草畜牧”的游牧生活，壮者皆为兵，每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4)。唐初，契丹首领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5)。契丹部族联盟的首领，当初也是突厥俟斤之一。后来，契丹首领自立为可汗，其下所属各部酋长则称为“俟斤”，亦即夷离堇，是统率军马的部族官。契丹立国后，大部族之夷离堇称王，小部族之夷离堇则称为节度使。举凡一部之军政、民政皆由其统掌。各部之间维持着松散的联盟，只有遇到战争时，首领们才一同聚议如何兴兵动众，协同作战。平日的畜牧、渔猎活动，照例由各部单独进行。此即《新唐书·契丹传》所说的“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会，猎则部得自行”。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四月，契丹首领大贺摩会摆脱突厥控制，率部降唐。突厥颉利可汗遣使要求以受他们庇护的梁师都与契丹相交换，结果遭到唐太宗严词拒绝。因为唐朝已经将契丹视为“降附之民”，亦即契丹已正式处于唐朝统治之下了。贞观十八年（644年），唐伐高丽，契丹和奚一同出兵相助。太宗回师途中曾至营州，赏赐契丹首领窟哥等，并封其为左武卫将军。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四月，契丹辱纥主（首领）曲据帅众内附，唐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6)。营州治所在柳城。同年十一月，契丹首领窟哥举部内属，唐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封他为无极县男，赐姓李，并以契丹八部住地为州，以各部首领辱纥主为刺史：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何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外加辱纥主曲据一部——隶属营州都督的玄侧，恰好十州(7)。窟哥借助唐朝的封册和支持，实现了对契丹各部稳固的控制，契丹部族联盟也因此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窟哥死后，其子孙仍为契丹首领。窟哥之孙李尽忠为松漠都督，与其妻兄孙万荣皆居于营州城侧。营州都督赵文翽刚愎自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8)。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以万荣为前锋，略地攻城，所至皆下，旬日之间，兵至数万。武则天先后命梁王武三思、建安王武攸宜率军出征，并且不得不征调囚徒及私家奴隶来补充军队。后来，借助突厥的力量始在次年将这次反叛镇压下去。此后，契丹不能自立，反过来又附于突厥。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利用降将李楷固和骆务整再讨契丹。开元二年（714年），李尽忠族弟失活率契丹各部脱离突厥，复归唐，唐朝重又设置松漠府，并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以永乐公主妻之，仍以其府置静析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统率八部。

开元六年（718年）李失活卒，其弟娑固袭封，统率契丹诸部。次年，娑固入朝，静析军副使可突于乘机夺得统率权。娑固返回松漠之后不久，即被可突于驱逐到营州，旋即战死。此后，可突于又立娑固弟郁于为可汗，自己仍操实权。郁于死后，他又逼走郁于之弟吐于，另立尽忠弟邵固。开元十八年（730年）五月，可突于杀掉邵固立屈烈，并率领契丹和奚的部众投奔突厥。唐朝当即命幽州长史赵含章出兵讨伐奚和契丹，然而，当时“幽州兵马寡弱，卒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9)。唐朝颇为奚和契丹“两蕃”所困。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衙官李过折杀可突于及屈烈，唐朝以过折为松漠都督，拜北平郡王。次年，可突于残党泥礼又杀李过折，至此，大贺氏垄断部落联盟首领地位的时代遂告结束。

这个杀害松漠都督李过折的泥礼，就是日后契丹王室的祖先。不过，当时他自以为出身非名门，故不自立而立遥辇氏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从此之后，遥辇氏代替大贺氏垄断了联盟首领的地位，契丹开始了遥辇氏时代。遥辇氏自阻午可汗即位起直至钦德为阿保机取代，总共垄断汗位一百七十多年，如果再上推一代，则该家族总共产生了相继在位的九个可汗，即遥辇洼可汗、阻午可汗、胡剌可汗、苏可汗、鲜质可汗、昭古可汗、耶澜可汗、巴剌可汗及痕德堇（即钦德）可汗，与北宋九主一百六十七年及辽九主二百一十九年大体相当。这表明遥辇氏当政不仅实现了同一家族世代对汗位的垄断，而且还实现了汗位事实上的终身制。不过，那时契丹汗位虽然是在同一家族内承袭，但并不是“世袭”，而是“世选”，即由有权势、地位的贵族们在可汗的兄弟子侄中量才推选继承人。

五代时期，遥辇氏仍统八部，其名称是：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和奚嗢部。(10)契丹与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他们的氏族组织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实行氏族外婚制，因此，每个氏族都是一个族外婚的血缘集团。例如耶律氏是氏族，而“大贺”、“遥辇”以及产生阿保机的“世里”，后皆为耶律氏；“乙室已”、“拔里”以及来自回鹘的“述律”，后皆为萧氏。耶律氏之间不能互通婚姻，萧氏之间亦然。耶律氏和萧氏互通婚姻，于是这两个氏族即构成部落。迭剌部由耶律氏和萧氏两氏族构成，突吕不部亦由这样两个氏族构成。

很久以来，在契丹人中间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故事：有一骑白马的男子同一个驾灰牛车的女子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他们生下八个儿子，分地以居，后来便繁衍成了八个部落(11)。这个传说表明，契丹八部之间，最初很可能存在着血缘关系。各个不同部落内都包含耶律氏和萧氏的情况，就是各部之间确有血缘关系的证明。但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之后，契丹各部落、各氏族的成分都已日益复杂化了。例如述律氏，原是回鹘人，当编入契丹部落后，因与耶律氏通婚，遂为萧氏，但他们与原来就是契丹并亦为萧氏的乙室已、拔里等族显然不是一回事。

契丹八部联盟的首领为可汗，中原称其为契丹王，依唐制，契丹王兼松漠府都督，幽州置松漠府长史一人监之。会昌中（841—846年），唐武宗赐契丹屈戍印篆为“奉国契丹之印”(12)。“唐咸通末，其王曰习尔之，疆土稍大，累来朝贡。光启中，其王钦德者，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郡，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族帐寖盛，有时入寇。”(13)“咸通”（860—874年）是唐懿宗年号，“光启”（885—888年）则是僖宗年号。

二、阿保机取代痕德堇可汗

辽太祖即耶律阿保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年）。“耶律”是他的族姓，汉名“亿”，“阿保机”则是其契丹语名字，属迭剌部霞懒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成年后的阿保机，身材魁伟，善骑射，智勇双全。其父撒剌的，后被追尊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母宣简皇后，姓萧氏。其家族自泥礼立遥辇氏为可汗以来，世代在部族联盟中充任夷离堇，统率军马。阿保机幼年时，充当夷离堇的是其叔父偶思，偶思之父匣马葛则是阿保机祖父匀德实（后追尊为简献皇帝，庙号玄祖）之兄。偶思死后，其族兄弟罨古只应经世选出任夷离堇。选举夷离堇的仪式称为再生礼。据《辽史·耶律辖底传》载，正当罨古只就帐易服、准备行礼如仪之时，其异母弟辖底身着红袍、头戴貂蝉冠，神气活现地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突然来到众人面前，他的支持者事先早有准备，齐声欢呼：“夷离堇出矣！”朴实的契丹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欺诈行为弄得不知所措，于是也都不由自主地罗拜于辖底马前。辖底就这样当上了夷离堇，与于越释鲁共同执掌政权。

当时阿保机尚年幼，据《辽史·耶律曷鲁传》载，于越释鲁非常喜欢他及偶思之子曷鲁，曾说：“兴我家者，必二儿也。”阿保机初为挞马狘沙里。“沙里”意为郎君，是契丹人对贵族青年惯用的称呼；“挞马”是军队名称，即后来蒙古的探马赤军。这说明阿保机早就在统率军队了。天复元年（901年）冬十月，遥辇氏痕德堇可汗命阿保机为大迭烈府（即迭剌部）夷离堇。迭剌部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因此，实际上阿保机此时已经是集契丹军政大权于一身了。

阿保机对中原诸割据势力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唐天复二年（902年），他率军伐河东代北。唐河东道代北军，又称雁门军，治代州（今山西代县），领代、忻二州。阿保机攻入这一与契丹相邻的地区之后，迁徙代北居民，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东北建龙化州，藉以在塞外扩充自己的势力。天祐二年（905年），阿保机帅众数万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而晋王李克用（856—908年）则因势利导，化干戈为玉帛，与阿保机言和，两人面会云州东城，约为兄弟，并在帐中饮酒，握手言欢，相约当年冬天共同发兵南下攻击后梁。阿保机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介入中原的权力斗争表明，他已成了契丹历史舞台上的核心人物，遥辇氏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据《辽史·太祖纪》载，唐天祐三年（906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然而，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记载，后梁开平二年（908年）五月，“契丹国王阿保机”遣使进贡，同时“前国王钦德亦进马”。钦德即痕德堇。因此，这位可汗究竟死于何时，尚不能确定。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实为强取，并不是被动所为。据《五代会要·契丹》载：“其八族长皆号曰大人，称刺史，内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唐末有耶律阿保机者，怙强好勇，不受诸族之代。”《旧五代史·外国传》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说明阿保机作为迭剌部夷离堇，依靠其掌握的强大武力，“侵吞诸部”，在其势力进一步壮大之后，终于逼使痕德堇可汗让位。

当时，与契丹相邻的卢龙军（治所卢龙，今属河北）节度使是刘仁恭（？—912年），其子守文为横海军（治所在沧州，今属河北）节度使，父子率两镇兵十万，号称三十万，称雄一方。公元907年，当朱温在开封称帝后，刘氏父子的地位受到朱梁的严重威胁。由于利害一致，他们与晋王李克用结盟。阿保机既与李克用结盟，自当视晋王的盟友刘氏父子为盟友。然而云州会盟以后，阿保机很快就背弃盟约，对刘仁恭发动攻击。夺取汗位以后的阿保机，为了求得已称帝的朱梁对自己的“封册”，背弃晋王而转向朱梁。因为中原皇帝的“封册”历来是契丹首领取得合法性、从而保住自己地位的最重要条件。他与朱梁相互遣使通问，并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则再次遣郎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约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阿保机考虑到当时的内外环境，未能完全接受与梁结盟的条件，后梁使节浑特等无功而返，梁亦未曾对其行封册。虽然如此，李克用得悉此事后，仍对阿保机恨之入骨。公元908年李克用病倒，临终前，以一箭付与其子李存勖（即后唐庄宗），嘱他一定要灭契丹，以报阿保机背盟之仇。

三、平息诸弟叛乱

阿保机即汗位后第五年（911年），他的弟弟剌葛等挑起了一场长期内乱。内乱起因于对汗位的争夺，因为依照世选之制，阿保机的弟兄和他一样有资格通过世选成为可汗。《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后梁均王贞明四年（918年）于事后追述此事说：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拨号北大王，谋作乱于其国。事觉，契丹主数之曰：“汝与吾如手足，而汝兴此心，我若杀汝，则与汝何异！”乃囚之期年而释之。撒剌阿拨帅其众奔晋，晋王厚遇之，养为假子，任为刺史；胡柳之战，以其妻子来奔。

所谓“撒剌阿拨”即剌葛。此人字率懒，在阿保机兄弟中排行第二(14)。除剌葛之外，参与叛乱的，还有他的三弟迭剌、四弟寅底石和五弟安端。“叛乱”持续三年多。阿保机即汗位后第七年（913年）三月间，迭剌伪称要“入觐”，实际上是要乘机加害其兄。他率部闯到“行宫”，大肆烧杀，阿保机之妻述律氏率部赶来救援，仅得以保全象征可汗权力的“天子旗鼓”。所谓“天子旗鼓”，即唐天子赐给契丹可汗的仪仗，又称“国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首领摩会入朝，唐朝赐给他鼓纛(15)，此即契丹国仗。

诸弟叛乱有一个总后台，即涅里衮阿钵（？—913年），也就是阿保机族叔辖底。叛乱失败后，辖底与剌葛一同被俘。辖底被缢杀（一说命其自投崖而死）。与他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其子解里（？—914年），又名迭里特。诸弟则被赦免。阿保机战胜辖底及诸弟，叛乱结束，他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向天地祖宗报告自己的胜利。撒剌阿拨伺机投奔晋王李存勖。后又背晋降梁。据《新五代史·梁纪》载，后梁贞明四年（唐天祐十五年，918年）冬十二月庚子朔，梁将贺瓌与晋人战于胡柳。晋王李存勖惨败，于是剌葛又背叛晋王投奔后梁。李存勖灭梁后，于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冬十月下诏将其处死，诏称：“契丹撒剌阿拨叛兄弃母，负恩背国，宜与岩等并诛于市。”(16)

四、“神册”建元与建立皇都

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建立“燕”国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为晋王李存勖所擒杀。晋王李存勖除掉了刘氏在河北的势力，便与契丹处于直接接触的状态。当时他正与后梁逐鹿中原，在这种形势下，他并未遵照其父的遗嘱向阿保机复仇，而是“欲结契丹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17)。因此避免了腹背受敌。

据《旧五代史·外国传》载：“天祐末，阿保机乃自称皇帝，署中国官号。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国人号阿保机为天皇王。”“皇都”即西楼邑，亦即辽上京，神册三年（918年）才建成，故其称帝当不会早于神册建元之时，即不会早于公元916年。

五、收编“山北八军”

阿保机依汉制称帝、建立皇都以后，神册元年（916年）十二月，又“收山北八军”(18)，建立了汉军。“山北”又称“山后”，包括燕云十六州中的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山北八军”原系晋王李存勖的八个军镇，其统帅是新州团练使李存矩。李存勖与梁争天下，调存矩发山北兵南下击梁，于是山北空虚。阿保机乘虚而入，并利用存矩手下一将领卢文进发动叛乱之机，收编了这支军队。卢文进叛降后，于后梁均王贞明三年（神册二年，917年）三月，引契丹军三十万大举南下，攻下新州，以优势兵力大败晋军，然后乘胜进围幽州，“声言有众百万，毡车毳幕弥漫山泽。卢文进教之攻城，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铜以洒之，日杀千计，而攻之不止”(19)。契丹围困幽州达二百多天，城中危困。最后，晋派出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率领的援军，以少胜多，契丹大败，委弃毳幕、毡庐、弓矢、羊马不可胜计，被俘斩者以万计。同年，“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20)。契丹令卢文进驻守平州，同时又在当地安置契丹军队来监督他。

天赞元年（922年）二月，阿保机又进攻幽蓟，晋王李存勖手下的平州刺史赵思温降辽。辽朝又增加一支汉军。

第二节
契丹汗国疆域的扩大

一、征服北方诸部族

在初步巩固了对契丹各部的控制之后，阿保机即开始扩张其疆域。他扩张的第一目标，是就近图发展，统一塞北。

奚是契丹近邻，两者语言、风俗相近。奚有“胜兵三万余人，分为五部，每部置俟斤一人……其人善射猎，好与契丹战争”(21)。契丹强大后，奚为其役属，“虏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诸引别部内附，保妫州北山，遂为东、西奚”(22)。妫州（今河北怀来）山北地区的奚族，后来又进一步扩充到山后各地。“山后”又称“山北”，故南迁奚族又称“山北奚”。唐天祐三年（906年）二月，阿保机“袭山北奚，破之”。同年十一月，又“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23)。阿保机对五部奚的征服，固然是以武力胁迫，但主要还是进行政治攻势。他们对奚人首领说：“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轹之心哉？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24)“奚首”亦即传说中的契丹最早的首领奇首可汗，曷鲁奉阿保机之命前去招奚部归降，硬说这位首领是汉人所杀，目的是要求奚摆脱对中原的依附，转而支持阿保机在塞外建立游牧部族汗国。奚首领术里感其言，乃归降。

在契丹北面的乌古，又称乌骨里、于骨里、于厥律、妪厥律，“其人长大，髦头，酋长全其发，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诸国皆仰足。其人最勇，邻国不敢侵”(25)。神册四年（919年），乌古亦为阿保机所征服。此役是其长子耶律倍打先锋。

黑车子室韦为室韦之一部，即《旧唐书·回纥传》的“和解室韦”。其住地当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湖东南，南与契丹接(26)。当回鹘强大时，黑车子室韦与鞑靼一同为其役属，为其左厢。唐末，回鹘散亡，黑车子室韦等部则随回鹘南徙至幽、并近塞地区，依靠当地的割据势力抗衡契丹。《辽史·太祖纪》载：

［唐天祐元年，904年］九月，讨黑车子室韦，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发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霸至武州，太祖谍知之，伏劲兵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歼其众，乘胜大破室韦。明年七月，复讨黑车子室韦……及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阿保机因伐黑车子室韦而与刘仁恭交兵，说明黑车子室韦的确是在刘仁恭的保护之下。因黑车子室韦人多势众，故阿保机征服该部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除奚和室韦以外，在北方广大地区还分散着许多部族，他们当中有些不仅在历史上与契丹有多方面的联系，而且也如同奚、室韦等部一样，其风俗、语言亦与契丹相近。鞑靼即是其中之一。鞑靼，在《辽史》中又作“阻卜”。“唐末五代以来见于史书者，只有近塞鞑靼，此族东起阴山，西逾黄河、额济纳河流域。”(27)这一部分，早就附于唐，并和契丹有接触，“其俗善骑射，畜多驼、马”(28)。除这一部分外，唐时还有居突厥东北的三十姓鞑靼及居西方的九姓鞑靼。《辽史》将这两部分鞑靼亦都称为阻卜。阿保机对他们都进行过征服战争。天赞三年（924年）六月“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林。丙午，遣骑攻阻卜……甲子，诏砻闢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29)。王国维认为阿保机征服的这一阻卜，“可拟唐时之西鞑靼”(30)，亦即“九姓鞑靼”。此外，阿保机还征服过另一部分阻卜。据《辽史·萧韩家奴传》载：“阻卜诸部，自来有之。曩时北至胪朐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壹，惟往来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为寇。”胪朐河即后来所称的克鲁伦河，王国维称唐代这一地区的鞑靼为“东鞑靼”(31)，亦即三十姓勒靼。看来，阿保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亦是在天赞三年（924年）完成的。他是先征服了三十姓鞑靼，然后又征服西方的九姓鞑靼，最后迫使西域诸国入贡。阿保机对黑车子室韦及阻卜的征服，其结果与对奚的征服不尽相同，这两族没有像五部奚一样变成契丹的属部，而是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属于辽的“属国”。

回鹘，亦即回纥，源出丁零，初称“袁纥”、“韦纥”。原居鹿浑海（鄂尔浑谷口），渐辗转迁徙于色楞格、土拉、鄂尔浑三水之间，历臣于柔然、突厥、薛延陀。唐贞观十一年（647年）归唐，唐以其地置瀚海都督府。回纥助唐平定西突厥。7世纪80年代，后突厥兴，回纥分裂为两支：一支臣于后突厥，一支南徙甘凉归唐。8世纪20年代两支复合聚漠北。天宝三载（744年）骨力裴罗开创漠北回纥汗国，共存在一百零四年，传十五主。建牙于乌德鞬山（遗址在今哈喇巴喇哈逊）。极盛时东役奚、契丹，北役九姓，西接黠戛斯，南邻唐，尽有东突厥汗国故地。唐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因受北方黠戛斯人侵逼，唐开成五年（840年）以后大部分西迁。西迁以后分为三支：一支迁至河西走廊，牙帐设在甘州（今甘肃张掖），故称甘州回鹘；另一支迁至高昌，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称西州回鹘，亦称和州回鹘、高昌回鹘。和州，即今新疆吐鲁番以东高昌故城。还有一支迁往葱岭以西，后建喀拉汗王朝。辽天赞三年（924年），阿保机西征过程中于十一月“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32)。此后，不仅甘州回鹘，其余西迁回鹘各部，也都与契丹保持着良好关系。契丹人中包含有相当多的回鹘后裔，他们很可能是西迁时留下未走的。《辽史·太祖纪》载，阿保机在世时，回鹘曾多次“入贡”。

渤海国，为靺鞨大氏所建，统治区域大约包括今东北地区大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王都设在忽汗城，即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渤海镇）。渤海国的经济文化虽然比契丹先进，但统治者大氏腐败无能。天赞四年（925年）末，阿保机率大军进攻渤海国，天显元年（926年）正月，攻入渤海王都忽汗城，灭掉了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国。阿保机以渤海故地建东丹国，意即“东契丹”，并以其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东丹建立之初仍都忽汗城，改称天福城。耶律倍（899—936年）是阿保机与述律氏的长子，又名图欲，是当时契丹王朝的第三号人物。

当初，阿保机听从耶律倍的意见，决定不向新征服的渤海征收赋税。但是，东丹政权建立之后，阿保机又改变了主意，根据他启程返回皇都前的最后规定，只有十余万户的渤海国遗民每年要向契丹贡献布十五万端，外加马千匹。这样的负担，对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高的东丹来说，是相当沉重的，何况还有东丹朝廷的各项开支也同样要由这十万户渤海国遗民负担。于是，不甘心丧失权力的渤海国统治阶级和不堪忍受契丹剥削奴役的渤海人民群众，便联合起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起反抗斗争。首先是渤海人大批地逃往高丽。据《高丽史》卷二《太祖世家》载：己丑十二年（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就有“渤海人洪见等以船二十艘载人物来附”，“渤海正近等三百人来投”。甲午十七年（后唐清泰元年，934年），即渤海国亡于契丹后的第八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数万来投，赐姓名王继，附之宗籍，特授元甫，守白州以奉其祀，赐僚佐爵、军士田宅有差”。二十一年戊戌（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即渤海国亡后第十二年，仍有“渤海大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

除了大批逃亡之外，渤海人还在上京以外各地，举行公开的武装反抗，这种反抗斗争的规模相当大。当时渤海旧境之内，几乎无处不燃起反抗斗争的战火。其中，长岭府的战事从天显元年（926年）三月一直延续到八月，最后才由康默记会同韩延徽将该城攻下。安边、莫颉、定理三府也在同年三月一同起而反抗契丹统治。阿保机命其弟安端讨平，不出一月，三府皆平。但时隔不久，“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复叛，大元帅尧骨讨之”(33)。

阿保机认为，渤海各地此伏彼起的反抗斗争，都与大諲譔有关系。大諲譔虽已被俘，成了阶下囚，但渤海人仍以他为号召，力图兴复。为使渤海人不再对复兴故国抱有幻想，七月间，“卫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赐諲譔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34)。把大諲譔迁离渤海故地，并且让他隐姓埋名，从此不为人知，以免渤海人再以他为号召，掀起反抗斗争。然而，这一措施收效甚微。阿保机原以为把渤海旧境交给东丹王耶律倍即可高枕无忧了，实际上，东丹王的统治不仅面临渤海遗民持续不断的反抗，而且还遭遇阿保机的后继者耶律德光的疑虑和防范。

二、阿保机之死与德光嗣立

阿保机对东丹部署既定，即启程返回契丹本部。天显元年六月间，他在扶余府以东的慎州会见了后唐使节姚坤。当时后唐发生变乱，庄宗李存勖已死，李嗣源即位即明宗。姚坤受命前往契丹告哀。阿保机与姚坤纵论契丹与后唐的关系，并且表露了他征服渤海之后还要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勃勃雄心。没想到，会见姚坤后不久，阿保机在回上京途中染疾而亡。阿保机死后次日，淳钦皇后述律氏即宣布由她“称制，权决军国事”。当时，耶律倍和耶律德光都正在忙于镇压渤海各地的反叛活动，不在扶余府。天显元年八月“甲午，皇后奉梓宫西还。壬寅，尧骨讨平诸州，奔赴行在。乙巳，人皇王倍继至”。九月间，阿保机梓宫至皇都，权殡于皇城西北。“上谥升天皇帝，庙号太祖。”(35)

述律氏（876—951年），汉名平，小字月理朵。其祖先是回鹘人，父名婆姑，娶匀德实女生述律氏。匀德实即阿保机祖父。阿保机即汗位之前，述律氏已经与之结婚。阿保机称帝之后，述律氏被立为皇后。述律氏作为契丹朝廷的二号人物，行军作战，经常参与谋议。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从渤海前线回师途中，在军营内接见姚坤，只见他“锦袍大带垂后，与其妻对坐穹庐中”(36)。尽管述律氏早就身居权力核心，但阿保机一死，仍然出现了政局动荡。首先是在后唐的引诱、策动下，契丹汉臣纷纷动摇，这使得刚刚全面接掌大权的述律后甚为焦虑。驻守平州的卢龙军节度使卢文进于当年十月投奔后唐。阿保机下葬时，王郁与其妻前往会葬，其妻泣诉于述律氏，要求回归故国，然而王郁却表示“愿常侍太后”。述律后听了很高兴，称赞说：“汉人中，惟王郎最忠孝。”(37)所谓“惟王郎最忠孝”，正说明她已发现周围的汉人普遍发生了动摇。除了汉臣普遍发生动摇之外，契丹贵族对述律后的权威提出挑战者也大有人在。为摆脱这种困境，她不惜用大屠杀来对付这些乘机图谋作乱的蕃汉臣僚们。天显二年（927年）八月，由康默记主持建造的阿保机陵墓工程告竣，于是述律后决定“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成军节度使以奉陵寝”(38)。在营造陵墓过程中，述律后即以为阿保机殉葬为借口，趁机消灭了一批政敌。据《卢龙赵氏家传》记载：

初，辽祖殂，后述律氏智而忍，悉召大将妻谕曰：“我今寡处，汝等岂宜有夫！”复谓诸将曰：“可往从先帝于地下。”有过者多杀于木叶山墓隧中。公（赵思温）后以事忤后，使送木叶山，辞不行，曰：“亲宠莫后，若何不往?”曰：“子幼国疑，未能也。”乃断其一腕以送之，直公而不杀。(39)

关于赵思温得以死里逃生一事虽不见于《辽史》记载，但该书《地理志·上京道》记载：“是岁（天显元年）太祖崩，应天皇后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这件事可以印证她让赵思温“从先帝于地下”亦必实有其事。除赵思温外，其余被述律后视为眼中钉者，则没有那么幸运。阿保机死后，当年十一月，述律后“杀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郎君耶律匹鲁等”(40)。人殉之风，一直盛行于北方游牧民族中。“受先帝厚恩”的达官贵人们，本应主动请求为阿保机殉葬，因此，当述律后要求他们“从死”时，岂能不从。述律后就以这样的借口，很容易地除掉了一大批异己。阿保机的亲信，除了被杀掉的，还有被长期关押的及被迫出逃的。阿保机一死，述律氏接掌权力，原来受到重用、手握大权的人，如有不满或被怀疑有不满者，都被逼得走死逃亡。

述律氏摄政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多，天显二年（927年）秋，营建“祖陵”——阿保机陵墓的工程告竣，葬事既毕，她在天显二年十一月主持了汗位继承人的选举，候选人有两个，即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及次子耶律德光。德光，契丹名尧骨，生于唐天复二年（902年）。欧阳修称其“有智勇”(41)。当阿保机在世时，因其战功卓著，已为诸部所服。天赞元年（922年）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德光还占有一项更重要的优势，即其母述律氏倾向于他。尽管如此，耶律倍也并未放弃与其弟一决雌雄。他们最后还是要通过选举决定命运。

选汗仪式在皇都进行。届时，述律氏命二子乘马立于帐前，然后述律氏对诸酋长宣告：“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42)由于酋长们预先都已摸清她的意向，所以，她的话音一落，便竞相站过去为德光执辔，同时欢呼雀跃，表示唯德光之马首是瞻。这时，述律氏即顺水推舟，表示她愿顺从众人意志，宣布德光即位为天皇王。耶律倍则遭到冷落。

德光即位，怕东丹王耶律倍与渤海遗民联合起来反对他，因此，他先是严密控制其兄的行动。据《辽史·太宗纪》载，他即位后，曾频频“幸人皇王第”，这表明，自从东丹王奔丧来到上京之后即一直未能返回。在东丹王滞留上京期间，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已成了德光的心腹。另一掌东丹实权的契丹官员左大相迭剌在东丹立国之后不足一月就病故了，这样，羽之作为德光的代理人就取得了东丹的最高权力。羽之认为，渤海去上京遥远，契丹朝廷从这里得不到很大好处，且又需驻兵戍守，实在不合算。因此，他建议将东丹遗民迁徙至辽东地区。天显三年（928年）十二月诏令由羽之负责迁徙东丹的渤海遗民实东平（今辽宁辽阳）。当时，许多渤海人拒不服从，纷纷逃到新罗、女真境内。契丹不得已仍在形式上保留东丹政权，并升东平郡为南京，设立东丹国机构，统治迁徙到那里的渤海人。除此之外，契丹统治者还把大批渤海人迁徙到辽西等地。这样，渤海人被分散开，就很难再集合起来从事反抗斗争了，东丹王也就被架空了。德光部署既定，始于天显五年（930年）四月放耶律倍回到南京。九月，德光诏令置“人皇王仪卫”(43)，表面看来，他似乎是要为其兄壮声威，其实是以卫士“阴伺动静”(44)，等于把东丹王软禁起来了。后唐明宗得知耶律倍不见容于德光，便遣使持书越海与耶律倍秘密联系。耶律倍应后唐之召，于天显五年（930年）十一月，偷偷率部曲四十人离开辽南京，由辽东半岛南端渡海，到达后唐境内的登州（今山东蓬莱）。当他即将离开故国时，曾立木海上，刻诗以表所以出走的原因，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45)他以“小山”比其弟德光，而以“大山”自比。这首简洁而寓意深刻的小诗，反映了一个失意的政治家将要背井离乡出走时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

后唐明宗为召得东丹王到来而感到特别得意，对东丹王优礼有加，甚至以天子仪卫迎接此人，赐姓东丹，名慕华，命为怀化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瑞、慎二州皆在辽东，唐末以之设怀化节度，这说明“节度使”云云不过是送给耶律倍的虚衔，但后唐却是要藉此表明它自己也如同原来的大唐帝国一样，势力已远及塞外。随后，明宗又赐东丹王姓名为李赞华。由于东丹王在中原对契丹的牵制作用，再加上契丹几个重要将领相继被后唐俘获，故契丹连续数年未敢南犯。于是，明宗更加看重李赞华，于长兴三年（辽天显七年，932年）力排众议，以赞华为义成节度使。

东丹王在后唐期间，潜心钻研学问和绘画，不介入政治，但行为怪异。后唐庄宗夫人夏氏后嫁东丹王突欲，因其“性酷毒，侍婢微过，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长宫掖，不忍其凶，求离婚，归河阳节度夏鲁奇家，今为尼也”(46)。

三、援立石晋及占领幽蓟

长兴四年（辽天显八年，933年），当后唐明宗病危之际，发生了其养子秦王从荣抢班夺权的事件，事未遂，秦王伏诛。明宗死后，其第五子宋王从厚即位，是为愍帝。不过数月，又被明宗养子潞王从珂推翻。从珂即位，改应顺元年为清泰元年（934年），这是当年四月间的事。这时，流亡在洛阳的耶律倍仍然心向故国，他向契丹朝廷密报李从珂弑君自立，建议声罪致讨。契丹获得东丹王关于后唐发生内乱的情报后，先是在后唐北境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后唐卢龙节度使北平王赵德钧及河东节度使兼北面都总管石敬瑭都是寡廉鲜耻的野心家，他们虽身负防御契丹南下的重任，却暗中与契丹勾结。久蓄异志的石敬瑭，更把存放在洛阳及各地的财物都运往晋阳，诡称“助军费”，实际上是准备发动叛乱。在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清泰三年（辽天显十一年，936年）三月，大臣李崧和吕琦认为石敬瑭必结契丹为援，因此，朝廷当力争在石敬瑭之先与契丹结盟。因为东丹王尚在中原，述律太后非常希望与后唐改善关系，并曾屡次要求“和亲”，只是因为后唐还扣押着契丹将领，故一时未能实现。李崧等建议放回契丹被俘将领，此外每年再赠送“礼币”十万缗，这样结盟便不难实现。清泰帝一听，很受鼓舞，忙命他们起草《遗契丹书》，准备与之联络。但当他听了相反的议论之后，又认为崧、琦二人之谋是“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廷”(47)，盛怒不已。于是以后再也无人敢提与契丹结盟之事了。

清泰帝刚即位，石敬瑭曾多次上表，借故自己健康状况欠佳，请求解除北面都总管之任，移镇别处，实际上是在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李崧等皆力谏不可表示应允。五月间当李崧不在宫中之际，反对与契丹结盟的薛文遇进言：“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图之。”(48)清泰帝一听，认为这是定天下的“奇谋”，决定不计成败，立即实行。于是令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以原河阳节度使宋审虔取代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随即，又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军都部署，督促石敬瑭尽快赴郓州上任。石敬瑭非但不奉诏移镇，反而上表指斥清泰帝不当立（因为他是明宗养子），要求他传位给明宗之子许王从益。清泰帝李从珂岂能示弱，他立即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命张敬达、杨光远等率军进讨。

张敬达很快率领大军到达晋阳城南的晋安寨。石敬瑭则连忙遣使间道至契丹请求援助，并令桑维翰草表向耶律德光称臣，还表示愿对这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契丹首领“以父礼事之”，约定事成之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以为酬谢。石敬瑭此举，就连与桑维翰一起为其谋划推翻后唐的刘知远也认为未免太过分了：“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49)但石敬瑭坚持一定要这样做。耶律德光看了石敬瑭所上表，认为中原果然有隙可乘，复书石敬瑭，许以仲秋赴援。

后唐朝廷听说契丹要在仲秋南下，故屡次督促张敬达对晋阳加强攻势，然而始终未能攻下。这一年九月，正值秋高马肥，耶律德光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自扬武谷（在今山西原平市境内）一路浩浩荡荡南下，旌旗不绝五十余里，舍代州（今山西代县）、忻州（今山西忻州）不攻，直抵晋阳城外，列阵于汾水北岸，然后派人入城告石敬瑭即日与唐军对阵。石敬瑭急遣人告诉他说南军颇有实力，不可轻视，当待明日商议后再与之开战亦不为晚。然而使者未至，契丹军已与唐军交战，石敬瑭见此情况，亦忙令刘知远带兵助攻。

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率唐军步兵在晋阳城西北依山列阵，德光遣三千骑兵免胄直犯其阵。唐军见来犯者数量无多，且皆羸弱，于是竞相出阵邀击。契丹军佯败，唐军一直追到汾曲。契丹军渡河而去，而唐军则循河岸贸然向前推进，结果被契丹伏兵断为两截，所杀、俘者不下万余人。张敬达只好收拾余众退保晋安寨。当晚，石敬瑭出晋阳北门，会见德光。石敬瑭问：大军远来，士马疲惫，何以能速战而胜之。德光回答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兵既相接，我气方锐，彼气方沮，若不乘此急击之，旷日持久，则胜负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战而胜，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50)石敬瑭听后，深表叹服。

唐军主力被消灭于晋阳城外后，德光即命五千骑兵护送石敬瑭入洛阳。清泰帝则于城破之际，拉东丹王一同赴火而死。十一月，德光册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约为父子之国。晋割幽州管内及新、武、云、应、朔州之地以赂之，仍每岁许输帛三十万”(51)。除此五州之外，还有前此已被契丹占有的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寰、朔等十一州，自此，北方与契丹接壤的十六州地尽入于契丹。

契丹既得幽蓟十六州，并且每年获得巨额岁币。石敬瑭侍奉耶律德光的确非常小心谨慎，奉表称臣，称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52)。

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臣、称儿。这种父子关系并不是存在于寻常百姓之间，而是在两个君主之间缔结的，它一经确立，也就意味着后晋王朝统治下的中原百姓直至百官公卿，同时都沦为契丹统治者的奴仆。石敬瑭就是这样用牺牲民族利益的办法，为自己换得了一个“儿皇帝”的宝座。至于割地，更是留下后患无穷。中原既失幽蓟，从此无险可守，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打开了方便之门。

天显十一年（936年）年末，德光班师。十三年十一月，后晋又派冯道、韦勋、刘昫、卢重等出使契丹，德光与其母述律太后分别在上京开皇殿召见冯道一行。晋使献上幽蓟十六州图籍，并上德光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述律氏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德光改天显十三年（938年）为会同元年，表示他要努力将幽蓟地区的农业文化与塞外的游牧文化融会起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同时又下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改原来的南京东平府为东京。

契丹虽然对后晋有援立之恩，并且迫使后晋割地称臣，但德光对晋仍然有所防备。契丹与江南的吴国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为了增强自己与中原交往中的有利地位，契丹与吴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然，在这一关系中，吴国也自有其如意算盘。后晋天福二年（辽天显十二年，937年）吴国权臣徐知诰废杨溥自立，改国号为齐。五月，“吴徐诰用宋齐丘策，欲结契丹以取中国，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53)。徐诰即徐知诰，后改名李昪，并改国号为唐，即历史上的南唐。南唐不仅要交好契丹，而且还企图破坏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初宋齐丘谋间晋。会契丹使燕人高霸来聘，归至淮北，唐阴遣人刺杀之。霸有子乾从行，匿之濠州，于是契丹颇信霸之死出于晋人。”(54)代李昪而立的是李璟。“李璟盗据江南，数通使契丹。”(55)

第三节
灭亡后晋的战争

一、灭亡后晋的战争

后晋天福七年（辽会同五年，942年）石敬瑭一病而亡，结束了他充当“儿皇帝”的极不光彩的历史。继立者是其侄石重贵，是为晋出帝。出帝即位，大臣们商议如何告知契丹，多数主张奉表称臣、告哀，然而有“定策”之功的景延广却坚请致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结果引起契丹耶律德光勃然大怒，遣使责问出帝为何不事先禀告就自行即位。景延广对这些指责满不在乎，并且又拘禁、杀害契丹在开封的商人，没收其货财。后来在一些大臣的坚决反对之下，直至天福八年（943年）九月，他才将契丹商人乔荣等放回(56)，并对乔荣说：“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57)他声称后晋已做好了抵抗契丹南下的准备，“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58)。他还把这些大话都记录在纸上，交乔荣带回。乔荣回至契丹之后，把这一切都报告给了德光，于是德光决计南下灭晋。

后晋开运元年（辽会同七年，944年）春，契丹乘后晋面临严重天灾之时大举南下，兵分三路：西路出雁门关，攻并、代等州，被刘知远击败于秀容（今山西忻州）；东路直下黄河，攻陷博州（今山东聊城）以接应叛降的晋将东平王杨光远；中路由德光亲自督率赵延寿等攻陷贝州（今河北清河），直捣元城（今河北大名）、黎阳（今河南浚县）。

晋出帝亦率军亲征，遣李守贞坚守马家口（今山东东平西北），借以切断杨光远与契丹军的联系。结果契丹军东路被晋军击败于马家口，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被俘斩者又数千。随后双方又大战于戚城（今河南濮阳北），交战数合，杀伤相当，战场上断箭遗镞遍地皆是，厚达数寸。德光不能得胜，只好引军北还：一出沧、德，一出深、冀，所过千里，焚掠殆尽。

德光受挫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开运二年（辽会同八年，945年）初，再度引军南下，经邢、洛、磁等州至安阳河，一部被晋军击溃，过白沟河（今拒马河）而去。另一部却暗中潜入了晋军后方，数日后，将结阵而南的晋军包围于白团卫村。当时，狂风大作，德光“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59)。顺风纵火扬尘，这是契丹军惯用的战术。晋军将领李守贞等则因势利导，借风势出其不意地发动反攻，呼声震天动地，结果，契丹军一败而不可收拾，铁鹞军既已下马，仓皇之中不能复上，多被晋军就地消灭。德光只好放弃乘坐的奚车，骑上骆驼逃命。

因连年蝗旱，苦于用兵的后晋曾遣使向德光奉表称臣，愿重修旧好。当时，契丹人民亦饱受战争之苦，渴望和平，连述律太后也主张讲和。她曾对臣下说：“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60)契丹确实已到无力再战的程度了。

当契丹大举南下时，后晋沿河之民纷纷自备器械，于本乡团结为社以自保。后晋的保卫战得力于后晋人民的同仇敌忾，但是后晋统治者并不看重乡社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却异想天开地要从敌人营垒内部打开缺口。他们多次致书赵延寿，进行招纳。延寿得书，伪许为内应。德光将计就计，又令高牟翰以瀛州（今河北河间）诈降。开运三年（946年）十月，晋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出兵接应赵延寿、高牟翰，误入契丹包围圈。于是德光再度出兵镇州，攻破栾城（今属河北），俘获晋骑兵千余，皆在其面部刺“奉敕不杀”四字，然后放回。正当杜重威等统率的晋军已被契丹团团围住、粮尽援绝之时，俘虏获释，对这支军队的战斗意志显然起了瓦解作用。统帅杜重烕与李守贞、宋彦筠等也正谋投降契丹。德光抓住机会诱使杜重威这个无耻之徒上钩，许愿灭晋以后，以他为帝中原。杜重威遂决计投降，“因命释甲。军士皆恸哭，声振原野”(61)。继杜重威之后，张彦泽不久也投降，晋军主力就这样被全部出卖了，契丹军通往后晋都城开封的道路也就完全打通了。

二、开封登基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年末，当契丹大军进逼开封时，“国之卫兵，悉在北面，计无所出”(62)。十二月十六日夜，德光遣傅住儿监督已投降的张彦泽“将骑二千，先入京师”(63)。出帝石重贵于宫中点燃熊熊大火，持剑驱赶后宫女子十余人赴火与他同死，被一亲军将领拦截。这时，张彦泽已入宫，传达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诏书，对石重贵抚慰有加。石重贵在苑中与诸妃相聚痛哭，召翰林学士范质起草降表，自称“孙男”，表示是“自启衅端，果贻赫怒，祸至神惑，运尽天亡”。“臣与太后并妻冯氏及举家戚属，见于郊野，面缚俟罪次。”(64)晋太后上表则自称“新妇李氏妾”(65)。德光接受降表后，赐重贵“手诏”，且遣人传话，称他为“孙”说：“孙儿但勿忧，管取一吃饭处。”(66)石重贵听后连忙又上表“谢恩”。

天福十二年（947年）正月初一，德光进入开封城，百姓一见皆惊呼而走。耶律德光借助“通事”，用胡语向开封人宣告他的胜利。他安排契丹士兵把守都城及宫城诸门，又于诸门屠狗，在宫廷上以竹竿高悬羊皮，用这套巫术来驱除一切不祥。他对被召集来的后晋百官说：“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67)他原来的确打算在中原再立一个石敬瑭那样的傀儡皇帝，其实际地位，不过相当于契丹部族联盟的第二十八个酋长。但是，到了开封以后，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打算自己统治富庶的中原。“吾欲择一人君之”云云，不过是对后晋百官进行试探。那些惊魂未定的后晋官员对此早已心领神会，他们知道德光自己要在开封南面称孤，于是纷纷表示坚决推戴他。德光诏晋文武群臣，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

稳定开封城内以至整个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当时已是刻不容缓。这也是德光能否在中原立足的关键所在。然而后晋降将张彦泽之流在契丹通事傅住儿的纵容之下，却在开封城内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军士擒罪人至前，彦泽不问所犯，但瞋目竖三指，即驱出断其腰领。彦泽素与门使高勋不协，乘醉至其家，杀其叔父及弟，尸诸门首。士民不寒而栗。”(68)傅住儿和张彦泽仗势欺人、凶残无比，但其主子要安抚开封百姓，以图长期在中原立足，所以，在他们进行充分表演之后，德光即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斩首了。

初步安定了开封城内的秩序之后，德光决定在开封登基。二月初一日，他便穿戴中原皇帝的冠服——通天冠、绛纱袍，在开封后晋宫廷中的正殿入座，金吾六军、卤簿仪仗及太常乐舞皆陈列于庭。耶律德光就这样做了中原的皇帝。他当即下诏：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石重贵则被降封为“负义侯”，并已先期送往塞北。

三、德光北返

灭后晋之后，德光要统一中原和塞北，自己作中原、塞北的共主。他曾对晋臣说：“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69)赵延寿建议由新建立的辽朝廷供给契丹军队给养，亦即通过行政手段筹集军需，然而德光却以“吾国无此法”为由加以拒绝，并纵容骑兵四出，以牧马为名抢劫粮草、财物，名曰“打草谷”(70)。京城“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71)。此外，他还借口要“赏军”，向都城及诸州士民及官员人等“括借”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其实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欲辇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72)。

他也不再继续任用后晋原有的地方官，而是“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73)。对此，吏部尚书、汉臣张砺曾持异议，以为“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74)。德光不听。而此时刘知远已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称帝，各地反抗契丹的武装都纷纷响应。大同元年（947年）二月辛未，德光“诏以耿崇美为昭义军节度使，高唐英为昭德军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军节度使”(75)。昭德军即彰德军，其治所在相州（今河南安阳），最初，契丹将通事高唐英安排在这里，实际上是要他固守北撤的通道。但其未至相州之时，当地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夺取了州城。后来，契丹军又打下了相州，留高唐英驻守。德光又命崔廷勋出任河阳节度使（治所在河南孟州市），耿崇美出任昭义节度使（治所在山西晋城），这一部署是为了控扼刘知远。作了上述部署之后，德光即命武行德押送战利品北返。武行德则趁崔廷勋送耿崇美上任而暂离河阳之机，率投降契丹的汉军反正，进据河阳。

高唐英、耿崇美等通事出任节度使，代替原来各地的地方官，但最后终于被各地军民驱逐。宋、亳、密三州也为起义民众攻下，面对各地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德光则谓其左右云：“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76)他再不敢夸口说“中国事，我皆知之”了。

德光感到已无法在中原立足，同年三月，召见后晋百官，声称天时向热，他不能在开封久留，要返回塞外看望述律太后，于是率部分蕃汉臣僚北返。不过，他并不想马上放弃开封，“复以汴州为宣武军，以萧翰为节度使”(77)。随从德光北返者包括后晋文武百官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此外还有宫女、宦官数百人。后晋府库之实及以“括借”为名抢夺来的财物，也都尽载以行，一路上仍纵容士兵劫掠。“契丹主至临城，得疾；及栾城，病甚，苦热，聚冰于胸腹手足，且啖之。（四月）丙子，至杀胡林而卒。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羓’。”(78)契丹后谥德光“嗣圣皇帝”，庙号太宗。

耶律德光临终前，在总结这次南下失败的教训时说：“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79)这“三失”就是他不理解封建行政职能的作用，最后终于对此有所觉悟，认识到应努力“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80)。他虽然撤离了开封，但并不想放弃对中原的统治。于是下令改镇州为中京，以备再从塞外到此巡幸。

耶律德光之死，更加速了契丹在中原统治的崩溃，各地军民纷纷起而驱逐契丹委任的地方官，后晋的地方文武官员也纷纷乘势返回任所。王景原任横海军节度使，“契丹至汴，以其党代景。景归次常山，闻契丹主殂栾城，即间道归镇，斩关而入，契丹遁去”(81)。冀州信都人张廷翰，少慷慨，有智略，善骑射，“刺史李冲署为本州牢城军校。契丹入中原，署其党何行通为刺史，契丹主道殂，州人共杀行通，推廷翰知州事”(82)。

第四节
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一、世宗兀欲即位

大同元年（947年）四月，耶律德光死于栾城，犹如阿保机死时一样，事先并未确立皇位继承人，于是，辽朝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就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东丹王耶律倍之子兀欲，汉名阮，与其叔德光的关系甚是亲密。德光灭晋，他跟随至开封，并受封为永康王。兀欲作为太祖阿保机的长孙，同时又长期跟随在德光左右，自认为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然而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者竟是汉臣赵延寿。延寿原任幽州节度使。会同元年（938年），辽改幽州为南京，即以他为南京留守、总山南事。灭晋以后，契丹确定以恒州（即镇州，今河北正定）为中京，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枢密使，封燕王。德光死后，赵延寿率部自栾城急行六十里首先入据恒州，意欲在此窃取大辽皇位。他自称受太宗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并且下“教”，将此事布告诸道。然而，当他尚未来得及实现自己的计划时，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也率部相继赶到了。当时，赵延寿掌握的汉兵不下万人，满可以接管恒州。然而，他当断不断，坐失良机。有人告诉他，连日来，契丹大人们相聚谋议，必有重大变故。而赵延寿却似乎对此一概不知，他竟然公开下令，要在五月初一于待贤馆举行仪式，接受文武百官恭贺，届时他将正式领受“权知南朝军国事”。后因李崧以契丹权贵们意见不一，事理难测，劝其勿行此礼，才避免了与兀欲公开摊牌。兀欲也选定五月初一行动。届时，他只说是召赵延寿、张砺、和凝、李崧、冯道等到其寓所饮酒，乘机将赵延寿拘禁，同时谎称德光在汴即已许他自己知南朝军国事。

兀欲虽战胜了赵延寿，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述律氏及其少子李胡反对兀欲继位，但军中的权贵们都坚持拥立兀欲，因为他们对阿保机死后由述律氏一手制造的那次大规模的诛杀还记忆犹新。“初，契丹主阿保机卒于勃海，述律太后杀酋长及诸将凡数百人。契丹主德光复卒于境外，酋长诸将惧死，乃谋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归。”(83)在兀欲的这些支持者中，为首的就是握有很大权力的南院大王耶律吼和北院大王耶律洼。要立兀欲，本应首先请示太后，但是他们很清楚，如果这样行事，太后则必然坚持要让自己真正钟爱的少子李胡袭位。如果这一次仍按述律氏的意志确定皇位继承人，那么悲剧就可能重演，到那时不知又有多少人要被述律氏和李胡送去见辽太宗。因此，军中诸权贵一致拥立兀欲。

在永康王兀欲身边担任宿卫的是耶律安抟。德光死后，安抟力劝兀欲采取果断措施，及早宣告即位。此时，恰好有人自上京来，安抟就诈称从上京带来了消息，说李胡已死。他以此传报军中，众人信以为真。当他去找北、南二王商议此事时，才知道二王亦有意立兀欲。在获得南院大王吼和北院大王洼的明确支持后，他们当即整饬军旅，集蕃汉臣僚于恒州府衙，宣布了伪造的德光“遗制”：“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84)“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85)

世宗即位后，即率部北返，以便确立自己在契丹境内的统治地位。述律太后得知他已自立为帝，怒不可遏，立即命李胡率军前去阻截，结果在泰德泉，为世宗部下安端、刘哥所败(86)。世宗虽然占据优势，但其臣僚家属都在北方，并被李胡拘为人质，李胡宣称，如最终战败，则必杀掉这批人质。当时，双方正在潢河横渡隔岸相拒，主管皇族事务的惕隐屋质正焦急地站立在太后身旁。此人善于谋略，并倾向太后，但他认为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劝太后从长计议，与世宗议和。太后接受了他的劝告，并派遣他致书世宗。他往返于双方之间，力劝和好，太后不得已与世宗议和。

兀欲得以取胜，还有一重要因素，即一些汉族官员在关键时刻背离太后和李胡，站到了他这一边。双方对阵时，“契丹主以伟王为前锋，相遇于石桥。初，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从晋主北迁，隶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为排陈使。彦韬迎降于伟王，太后兵由是大败。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改元天禄，自称天授皇帝，以高勋为枢密使”(87)。

大同元年八月“癸未，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九月，又以高勋为南院枢密使(88)，至此，辽朝始有北、南枢密院，建立了北、南面官体制，实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二、世宗“南伐”遇害

世宗是在中原即位为大辽皇帝的，回到塞北之后一直不忘重建对中原的统治。然而在执行这样一个既定方针时，他遇到的客观形势却非常不利。就契丹本部来说，自从世宗挫败述律太后及李胡夺取皇位的企图之后，政治上始终不安定。经过长期战争之后，各部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当天禄元年（947年）四月，德光死讯传到上京时，述律太后不哭，只是说了这样一句寓意颇深的话：“待诸部宁壹如故，则葬汝矣。”(89)胡三省解释说：“咎其倾国南伐，至于耗竭，部落不安也。”这一解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应当设法消除诸部因长期战争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并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恢复各部的协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诸部要求的是按照固有模式重建秩序，然而，“契丹主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90)。因此，一时间竟使得他诛讨不暇。再加上辽最高统治集团中天德、萧翰等与各部叛乱相呼应，一直阴谋推翻世宗的统治，所以局势很严峻。

天禄三年（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刚刚结束与述律太后及李胡的对抗之后不久，世宗又率军贸然攻入河北，到处杀掠，河北各地节度使、刺史皆奋力组织军民英勇抵抗。经过力战，世宗虽攻破内丘（今属河北），然人马亦死伤过半。此后，他非但不认真吸取教训，反而更加一意孤行，定要从事更大规模的“南伐”。天禄五年（951年）春，郭威代后汉建立后周，仍都开封。刘知远同母弟刘崇自立于太原，仍称汉。六月，刘崇为后周所攻，遣使向辽乞援，同时对辽世宗称侄，且求封册。这时，南唐因受后周威胁，亦向辽遣使乞求举兵应援。当时，由于长期的“南伐”战争刚刚过后不久，契丹人力、物力严重消耗，疮痍未复，所以诸部酋长皆不愿再度兴师，何况他们要与之交战的是正在走向强盛的后周，胜负难料。但辽世宗坚持要再度“南伐”，并且自将出征，众酋长只好率部从行。这次出征，野心家察割正在世宗身边。察割父子此时正受到重用，他本人以功封泰宁王，其父明王安端任西南面大详稳，统领重兵。察割为取得世宗更大的信任，竟然秘密告发其父安端的过恶，世宗果然以为他“忠诚”，让他统领女古石烈军。这是一支原属述律太后蒲速碗斡鲁朵的宫分军。出于对察割的信任，世宗令其扈从，准其出入宫禁，并多次让他跟随出猎。

察割早有弑君之心，只因族属杂处，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这时，他设法将自己的庐帐移至行宫近处，以便伺机而动。他的行动首先引起了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的怀疑，并向世宗举发。然而世宗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等事，为表示对察割深信不疑，世宗甚至还把屋质所上表出示给他。于是，他就在世宗面前哽咽流涕，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声称屋质此举是出于对他的忌妒。世宗对察割百般抚慰，同时对屋质说：“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91)这个契丹皇帝对于“于父不孝，于君亦必不忠”的道理都不懂。屋质提请他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被察割制造的假象所迷惑，然而他并不在意。天禄五年（951年）七月南征前不久，察割曾欲谋乱而未果。同年九月，世宗率军南征，行至归化州（今河北宣化）祥古山，祭其父东丹王耶律倍，群臣皆醉。察割认为这正是他采取行动的好机会，于是当晚与刘哥之弟盆都率兵闯入行宫，将世宗母子一起杀害了。

世宗在辽朝历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皇帝。他完成了由契丹部族联盟向中央集权的转变，为辽朝的兴盛开辟了一条道路。但是，由于他不顾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进行征服中原的战争，因此他最终未能成为带领辽朝走向兴盛的君主。

(1)　《魏书》卷一〇三《匈奴宇文莫槐传》。

(2)　《魏书》卷一〇三《匈奴宇文莫槐传》。

(3)　《魏书》卷一〇〇《契丹传》。

(4)　《隋书》卷八四《契丹传》。

(5)　《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俟斤”（Irkin）为突厥官名。突厥各部的最高元首称“可汗”（Qaghan），其他各部酋长则称为俟斤（参见韩儒林《穹庐集》第314—316页）。

(6)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7)　《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8)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

(9)　张说：《幽州论戎事表》，《文苑英华》卷六一四。

(10)　《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

(11)　范镇：《东斋记事》卷五。

(12)　《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

(13)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传》。

(14)　《辽史》卷六四《皇子表》。

(15)　《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16)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

(17)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记事。

(18)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19)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三年三月记事。

(20)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后梁贞明三年八月记事。

(21)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22)　《新唐书》卷二一九《奚传》。

(23)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24)　《辽史》卷七三《耶律曷鲁传》。

(25)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

(26)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四《黑车子室韦考》。

(27)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四《鞑靼考》。

(28)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

(29)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0)　《观堂集林》卷一四《鞑靼考》。闢遏可汗故碑即突厥毗伽可汗碑，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上游的喀拉和林遗址。古回鹘城即窝鲁朵城，与上述遗址为同一地点。

(31)　《观堂集林》卷一四《鞑靼考》。

(32)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3)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4)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5)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6)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37)　《辽史》卷七五《王郁传》。

(38)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39)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

(40)　《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41)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42)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梁天成元年九月记事。

(43)　《辽史》卷三《太宗本纪》。

(44)　《辽史》卷七二《耶律倍传》。

(45)　《辽史》卷七二《耶律倍传》。

(46)　《北梦琐言》卷一八《韩伊二妃》。

(47)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

(48)　《旧五代史》卷四八《唐书·末帝纪》。

(49)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后晋天福元年七月记事。

(50)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后晋天福元年九月记事。

(51)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传》。

(52)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后晋天福三年八月记事。

(53)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后晋天福二年五月。

(54)　陆游：《南唐书》卷一八《契丹传》。

(55)　《华阳集》卷三六《高烈武王（琼）神道碑》。

(56)　《新五代史》作乔莹，《辽史》、《资治通鉴》及《契丹国志》并作乔荣。

(57)　《新五代史》卷二九《景延广传》。

(58)　《旧五代史》卷八八《景延广传》。

(59)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开运二年二月。契丹人称精锐骑兵为“铁鹞”，因为这些骑士都身被铁甲，在马上驰突轻疾，犹如鹞之搏击鸟雀，故有“铁鹞”之称。

(60)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开运二年六月记事。胡三省注：“人寝不安席，则辗转反侧而不成寐，一向眠，则其眠安矣。”

(61)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齐王开运三年十二月丙寅记事。

(62)　《旧五代史》卷八五《晋书·少帝纪》。

(63)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64)　《旧五代史》卷八五《晋书·少帝纪》。

(65)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记事。

(66)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67)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

(68)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记事。

(69)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记事。

(70)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记事。

(71)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72)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正月记事。

(73)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74)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记事。

(75)　《辽史》卷四《太宗本纪》。

(76)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二月记事。

(77)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三月记事。

(78)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四月记事。

(79)　《辽史》卷四《太宗本纪》。

(80)　《辽史》卷四《太宗本纪》。

(81)　《宋史》卷二五二《王景传》。

(82)　《宋史》卷二七一《张廷翰传》。

(83)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汉天福十二年五月记事。

(84)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汉天福十二年五月记事。

(85)　《辽史》卷七七《耶律洼传》。

(86)　《辽史》卷七七《耶律屋质传》。另据胡峤《陷北记》：“萧翰与世宗兀欲相击，遂及述律后战于沙河，述律后败而北。兀欲追至独树渡，遂囚述律于朴马山。”（《全唐文》第八册卷八五九）

(87)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天福十二年六月记事。

(88)　《辽史》卷五《世宗本纪》。

(89)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天福十二年四月记事。

(90)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汉天福十二年六月记事。

(91)　《辽史》卷一一二《耶律察割传》。

第二章
辽朝的兴盛

第一节
对中原政策的转变

一、穆宗继位与停止南伐

天禄五年（951年）九月，世宗在军中遇弑，寿安王述律战胜叛党察割一伙，宣告即皇帝位，称天顺皇帝，改天禄五年为应历元年，是为辽穆宗。

穆宗即位之初，他的亲密贵近多怀异志，与中原有关系的蕃汉官员则纷纷南奔或准备南奔。据《辽史·穆宗纪》载，应历二年（952年）六月，“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等谋南奔”，未及实现而事发，萧眉古得被处死，李澣则受到宽大。然而，不久，李澣又通过定州派到辽境内的间谍田重霸，秘密与定州官员孙方谏联系，同时致信其兄李涛，内称：“契丹主童，专事宴游，无远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与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度其情势，他日终不能力助河东者也。”(1)在萧眉古得和李澣阴谋投降后周的同时，穆宗又发现政事令娄国谋反。娄国是耶律倍之子，世宗的兄弟，穆宗即位后，他颇受信任，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后来，他以为穆宗不恤政事，遂生觊觎之心，想取而代之。他引诱耶律敌猎等一群不逞之徒谋逆，阴谋败露后被缢杀于可汗州（即妫州，今河北怀来），其党羽亦尽伏法。过了不久，应历三年（953年）又发现李胡之子卫王宛谋反。穆宗因念及他是至亲，故释而不问。穆宗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挫败这些阴谋活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努力避免了与后周发生冲突。

经过太宗、世宗时代的长期战争，辽朝已将国力消耗殆尽，此时的后周政权却正在逐渐兴旺。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志在统一。显德二年（辽应历五年，955年）四月，后周比部郎中王朴向周世宗献策，以为攻取之道当先易而后难。所谓“易”者，即虚弱的南唐。他建议应先以兵进扰南唐，待其民疲财竭之后，再取江北，下江南，然后巴蜀、岭南必皆传檄而定。到那时，辽占领下的幽燕地区必望风来附，河东则一举可擒。此即后来宋太祖和宋太宗奉行并取得成功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南唐占据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虽称得上是广土众民，但武力不强。“唐自烈祖（李昪）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更相馈遗，约为兄弟。”(2)据《辽史·穆宗纪》载，应历二年（952年）正月至七年六月，不断有南唐贡使至契丹，或遣使“奉蜡丸书”。面对后周咄咄逼人的态势，辽穆宗除了继续加强与北汉的关系之外，的确希望能结成辽、北汉及南唐三方对抗后周的同盟。南唐则希望契丹和北汉尽快在北边有实际行动，藉以减轻其来自后周的压力。但契丹和北汉非到万不得已，是不敢轻易与后周开衅的。联合一时无结果，然而后周却更增加了进攻南唐的口实。显德三年（辽应历六年，956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指责南唐统治者“勾诱契丹，入为边患，结连并垒，实我世仇”(3)。所谓“并垒”即指北汉政权。后周大军的进攻，使南唐统治者连吃败仗。辽穆宗看到如再坐视不管，南唐已很难支持了，于是，应历七年（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十一月，他派遣大同节度使崔勋率军会同北汉骚扰周的后方，以为南唐声援。北汉亦遣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会同辽军攻击后周潞州（今山西长治），但仅至城下而还。显德五年二月，北汉又出兵进攻隰州（今山西隰县），由于后周有备，北汉大败而还。同年四月间，当后周大军在南方正节节取胜之际，周世宗急忙自扬州北返。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就是因为需要对付契丹在北边的骚扰。“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虚入寇。”(4)这时，周世宗已感到辽将迫使他把用兵重点转移到北面，所以他连忙正式接受了南唐李璟的求和。

周世宗在与南唐停战言和之后，稍事休整，显德六年（辽应历九年，959年）二月即下诏要“幸沧州”(5)，开始秘密向北方调遣军队，紧接着就出其不意地攻宁州（辽于乾宁军置宁州，即今河北青县），刺史王洪举城降。然后他又大治水军，以韩通、赵匡胤等分统水陆大军继续北进，后周大军随即攻克了益津关和瓦桥关，辽在两地的守将终廷辉和姚内斌分别以城降，莫州（今河北任丘）刺史刘楚信、瀛州（今河北河间）刺史高彦晖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也都举城降周，于是燕京以南地区尽入于周。在这种情况下，周世宗要一鼓作气，直取幽州。他不顾臣下反对，令先头部队进据固安（今属河北）。但就在他准备对辽燕京发动攻击时，突发重病，不得不罢兵南归。周世宗功败垂成，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当时，辽用于守御燕京及其以南地区各关隘、城池的，尽是自中原（主要是后晋）收编的汉军。这些汉军及其将领纷纷倒向后周，这种情况简直使得辽穆宗一筹莫展。鉴于辽世宗的教训，他不能冒险调契丹部族军增援燕京。所以，契丹各部族军都集结在幽州以北待命，而没有调到幽州以南的前线与后周作战。要不是碰上周世宗因病主动撤军，恐怕燕京亦将不保。三关及瀛、莫二州虽已丢失，但燕京尚在，所以穆宗事后仍感到聊以自慰，他曾说过：“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6)“失地”实出于不得已。但周世宗撤军仅一个月，当年六月，穆宗就部署辽军收复了容城（今属河北），随即又发南京军戍守范阳（今北京市南）。这说明后周一撤军，燕京地区的汉军又重新稳定下来了，双方在燕京以南很快又形成了一条新边界，进入了新的对峙。

周世宗柴荣突然病故，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很快接管了后周政权，结束了“主少国疑”的局面。赵匡胤谎称有契丹大军南下，骗得后周朝廷命他率军出征，实现了黄袍加身。其实，辽穆宗当时并无发动新的“南伐”战争的能力。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仍在继续，应历九年（959年）年末，太宗之子敌烈与前宣徽使海思以及萧达干等谋反，十年（960年）冬十月，李胡之子喜隐又谋反，辞连李胡，父子皆下狱，李胡囚死狱中。

自应历十三年（963年）以后，辽穆宗大肆杀戮身边的服役者，这类事件，仅见于《辽史·穆宗纪》的就不下数十起，被他亲手杀害的有“兽人”“鹿人”“獐人”“彘人”“狼人”“鹰人”“鹘人”“雉人”“虞人”“酒人”“豕人”和“近侍”等。他们当中很多是专门服侍皇帝行猎的。这些人多是皇族、外戚及世宦之家出身，因家中有人谋反或犯有其他重罪，全家受株连，被籍没入宫服贱役，称为“著帐户”。穆宗是把对野心家、阴谋家的全部仇恨都发泄到已被制裁的叛逆者家属——“著帐户”人身上了。他喜怒无常，随便残杀这些人，其手段残酷至极。这些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毫无保障，因此对穆宗的仇恨也与日俱增。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的一天夜里，他终于被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及庖人辛古等六人除掉了。他是喝醉了酒，“索食不得，欲斩庖人，庖人因进食，挟刀弑之”(7)。

二、景宗放弃北汉与战略转变

穆宗无子，早就将世宗之子耶律贤养在自己身边。贤生于天禄二年（948年），应历十九年（969年），二十刚过。穆宗曾对进宫见他的耶律贤说：“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8)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穆宗遇弑，耶律贤马上召来女里帮他集结五百禁兵以自卫，并召来侍中萧思温和南院枢密使高勋，率甲骑千人，连夜奔赴行在。次日，耶律贤经群臣“劝进”，在柩前宣告即位，改元“保宁”，是为辽景宗。

景宗最初和几个帮助他夺取帝位的人——高勋、女里、韩匡嗣及萧思温等组成一个权力核心。当时高勋由于拥立之功，已经当上了大丞相，同样，女里也据有契丹行宫都部署的高位，他们自以为受到景宗宠爱，于是就恣意妄为，与景宗姨母、保母结成一伙，权势炙手可热，“纳赂请谒，门若贾区”(9)。被景宗倚为心腹的耶律贤适认为这种情况很值得忧虑，提醒景宗注意，但景宗不以为然。不久，贤适病故，而他所担心的情况果然发生了。保宁二年（970年）五月，高勋与女里借萧思温跟随景宗出猎之机，合谋将萧思温杀害。八年后（保宁十年，978年）由于女里私藏甲胄五百副被发觉，按问过程中竟从其衣袖里搜出了当年与谋杀萧思温有关的一封密信，结果东窗事发，女里和高勋均被处死。

辽宋王喜隐曾一再谋反，皆受到宽恕。乾亨二年（980年）六月，喜隐再次引诱一群小人谋叛，事发后，景宗下令将其手足带械，囚禁于祖州。三年五月，上京汉军二百余人发动叛乱，欲劫持喜隐，立他为领袖，因城坚，攻之不下，便立其子留礼寿，但很快就被上京留守除室擒获，留礼寿伏诛。四年七月，景宗遣使赐喜隐死。至此，景宗算是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原来，北汉世祖刘旻“凡举事必禀契丹”(10)，双方关系很是融洽。刘旻死后，北汉刘承钧新立，他擅自改元及决定援助李筠叛宋的事，引起辽穆宗不满，于是导致双方矛盾冲突不断。这种情况，恰好为北宋攻取河东造成了有利时机。承钧死，养子继恩立。开宝元年（968年）九月，继恩死，“继元始立，王师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且请兵为援”(11)。北汉虽然得到契丹支援，但并未摆脱大兵压境、都城被围的困难处境。次年，应历十九年（宋开宝二年，969年）二月，景宗即位，辽虽然放回了拘押的北汉使节，但双方的互不信任仍难以消除。

保宁六年（974年）十一月甲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于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其略云：两朝初无纤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长为邻国，不亦休哉！”(12)辽为了与宋修好，竟诫谕北汉，“以强弱势异，无妄侵伐。北汉主闻命恸哭，谋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马峰固谏，乃止”(13)。开宝九年（辽保宁八年，976年）九月，宋太祖发兵攻北汉，北汉遣使向辽求援，景宗命南府宰相沙和冀王敌烈率兵赴援。当时，辽、汉方面在北宋强大的攻势面前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辽军来援，宋军即退，辽军一走，宋军复至。北汉本来国小民贫，经受这样的拉锯战干扰，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保宁九年（977年），辽援助北汉粮食二十万斛及一些战马。由于辽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所以因北汉问题所造成的军事上、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很难长期承受。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辽试图通过谈判途径解决宋攻北汉的问题，然而，宋朝的立场非常强硬。同年二月，宋太宗亲自北上，在镇州督师进攻北汉，北汉遣使向辽乞援，辽以耶律沙和敌烈率军赴援，同时加派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部助战，并以枢密副使抹只督导。三月，耶律沙及冀王敌烈率领的辽军在太原以北的石岭关被宋军击溃。六月，汉主刘继元见坚守无望，被迫投降。

辽朝早已预计宋下太原后必对燕京发动攻击，所以耶律沙迅速赶往燕京。当宋太宗率领大军来攻燕京时，耶律沙已率军先至，在此以逸待劳。七月间，双方大战于高梁河，当耶律沙小有不利时，耶律休哥率援军赶到，会同耶律斜轸将宋军打得溃不成军，宋太宗仅以身免。“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14)

辽景宗即位后逐渐看到强大的宋王朝是一定要推进统一战争的，江南既亡，北汉绝难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适时改变了辽穆宗时期联合江南、北汉以对抗中原的战略，把主要力量不是放在援助北汉上，而是用来固守幽蓟。高梁河之役的胜利，证明辽景宗这种新的战略部署是符合变化了的客观情况的。高梁河之役以后，当年九月，辽景宗又命韩匡嗣为都统，率军南伐，结果大败于满城，这次失败，固然有韩匡嗣指挥失误等具体原因，但从根本上分析，辽守燕京虽有余力，主动进攻却是力不从心。辽宋力量对比已经达到了大体均衡的状态，景宗对这种实际情况缺乏深刻的认识，继满城之役以后又一再南侵。乾亨二年（980年）冬，景宗命耶律休哥围攻瓦桥关，取得小胜。宋太宗下诏亲征。行至大名，辽景宗闻宋太宗亲率大军北上，未尝交锋，而下令撤军。宋太宗有诗云：“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15)

三、圣宗时期韩氏地位的上升

阿保机时代的著名汉臣韩知古，原是蓟州玉田人。玉田韩氏并不是名门大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未得省见”(16)。述律氏之兄参与对汉地掠夺，直接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六四记载：“阿保机遣其妻兄阿钵将万骑寇渝关。”“阿钵”可能就是述律氏之兄欲稳的表字。所以，我们可以说，天复三年或这一年之前，韩知古被叫做欲稳的契丹人俘获，其人或系述律氏之父或其兄。

韩知古后作为述律氏的陪嫁奴隶，归阿保机。最初，他并未受到重视。“久之，负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资用。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17)韩知古“挺身逃庸保”，正说明他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后来，他得以亲近阿保机，但其身份却是私奴——“宫分人”。

阿保机的契丹王朝建立初期，庶事草创，得力于幽蓟封建知识分子极多，“及幽州刘守光末年苛惨，军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围幽州，燕之军民多为其（阿保机）寇所掠。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18)。公元913年剌葛等叛乱彻底失败之后，冬十月“癸未，乙室府人迪里古、迷骨离部人特里以从逆诛。诏群臣分决滞讼，以韩知古录其事”(19)。当时他已是主管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匡嗣墓志》称：“烈考讳知古，彰武军节度使、太师、中书令。会九五龙飞之主，当经纶草昧之时，征伐四方。邓禹赞开基之略，参谋万务；葛亮成佐命之功，直气陵云。精诚介石，居然廊庙之器。真为社稷之臣，事载朝经，美谈人口。”(20)说韩知古之于阿保机，就有如邓禹辅佐东汉光武帝刘秀以及诸葛亮辅佐刘备，足见其地位之显赫一时了。

尽管韩知古受到阿保机的赏识并成了“佐命功臣”，但他本人及其家族作为私奴——“宫分人”的身份并未改变。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们得以有机会接近契丹统治者。知古子“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21)。不过，在太宗与穆宗时期，韩匡嗣并未身居高位。“三年不鸣，久栖于散地”(22)，他的发迹，是在景宗孝成皇帝时期。因为匡嗣是景宗耶律贤藩邸故人，所以景宗即位以后他很快即受到重用。在皇后父亲萧思温遭谋杀及高勋、女里被处死之后，韩匡嗣更成了景宗和睿智皇后仅存的心腹人物，“俄授上京留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临潢尹”(23)。“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宁末，以留守摄枢密使。”(24)

韩匡嗣虽然受到景宗及睿智皇后的宠信，但此人见识平庸，无政治、军事才能。保宁十一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七月，宋太宗进攻燕京，大败于高梁河，紧接着，辽又转守为攻，南下攻宋。当时韩匡嗣正在燕京留守任上，出任此役辽军统帅。十月间，双方在满城刚一接触，宋人即请降。耶律休哥认为这是宋人设计诱使辽军上钩，“匡嗣不听。俄而宋军鼓噪薄我，众蹙践，尘起涨天。匡嗣仓卒谕诸将，无当其锋。众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弃旗鼓遁，其众走易州山，独休哥收所弃兵械，全军还”(25)。韩匡嗣对于作战的确是一窍不通。景宗要将其斩首，最后赖皇后为之开解，才得免于一死。

韩匡嗣时期，韩氏地位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是他们有了领地。《辽史·圣宗纪》载，统和九年（991年）“五月己未，以秦王韩匡嗣私城为全州”。当时匡嗣已死，这就是说，当其生前，已经拥有了私城。他死后，朝廷又命将其私城扩建为全州。这样，原来隶属别人“头下”并作为私奴的韩氏，实际上就已经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

保宁年间，韩匡嗣子弟纷纷步入仕途。其弟匡美官“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管内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邺王”(26)。匡嗣的另一弟兄匡胤，官至“镇安军节度使，判户部院事，赠太傅。材兼文武，气贯风云。入则为王爪牙，出则作民父母”(27)。其子韩德威，“保宁初，自燕台军旅之列校，授西头供奉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侍御史、骁骑尉”。“不数年，授羽林军将军，检校司徒。”这是御林军的官职，即所谓“登环卫之资，厕勾陈之列”。保宁十一年（979年），德威“擢居亲近之用，首冠殿庭之班，授宣徽北院使，彰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进封开国伯，增食邑，赐功臣四字”(28)。

匡嗣有七女：一女嫁昭义军节度使、太傅耿绍纪，另一女嫁辽兴军节度使、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猥恩，还有一女嫁大国舅弟萧罕余。从婚姻关系上也同样反映出韩氏社会地位所发生的变化。自匡嗣贵显以来，韩氏子弟皆联姻后族萧氏或其他著姓。匡嗣本人“娶兰陵萧氏，封陈国夫人”(29)。其子韩德威两娶皆萧氏。据《韩德威墓志》，“公前后夫人萧氏，出濯龙之胄，协鸣凤之兆”(30)。德威孙元佐两娶皆萧氏：“公先娶大丞相、枢密使、晋国公萧孝睦第二女，封陈国夫人，年五十有一而终。后娶北宰相萧善宁女，封韩国夫人。”(31)《耿延毅妻墓志》还记载，匡嗣子德冲妻萧氏，封宋国太夫人。关于耿、韩、萧三姓的婚姻关系，《耿延毅墓志》云：“燕京留守尚父秦王（即韩匡嗣）季女累赠陈国太夫人耶律氏，乃妣也（即延毅之母）……齐天章德皇后乃姨兄妹也。”据该墓志云，匡嗣另一女嫁睿智皇后弟萧隗因，生圣宗齐天皇后(32)。据《韩橁墓志》记载，匡美原配死后，“又以寿昌恭顺昭简皇帝失爱之嫔妻之，封邺王妃，即圣元神睿贞列皇后之犹女也……后娶魏国夫人，邺妃之侄，皆出于萧氏矣”(33)。匡美续娶“寿昌恭顺昭简皇帝失爱之嫔”，亦即李胡之妻、“圣元神睿贞列皇后之犹女”，即淳钦皇后述律氏之侄女。其后，她的侄女又嫁匡美。另据《韩瑜墓志》，瑜两娶，皆出自萧氏(34)。另据《韩相墓志》，匡胤之子琬，其夫人亦为萧氏(35)。

韩氏地位登峰造极，还是在匡嗣之子德让之世。景宗在位末期，韩德让任南院枢密使。根据辽朝制度，南枢密院本来不主兵，德让却因为深受皇帝和皇后信任之故，掌握了一支军队。当他获悉景宗病危的消息后，竟不待朝廷宣召，即“率其亲属赴行帐”(36)，以武力协助承天太后辅佐圣宗顺利即位。当时圣宗年幼，其母承天太后临朝，她的亲信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分别掌握北、南枢密院。统和十七年（999年），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病故，承天太后更以韩德让兼知北院枢密使事，至此，辽朝的蕃汉军政大权就集于他一身了。

承天太后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提高韩德让的地位，加强他的权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与此人早就存在着密切关系。据宋边将贺令图向太宗奏报，景宗死后，承天太后一直私通韩德让，后竟派人将德让妻缢杀，并入居德让帐中，二人起居饮食形影不离，如同夫妻一般。他们的住处常有卫兵千余人，还有膳夫三百及众多的蕃汉女奴，国事都由他们两人参决(37)。

因为承天太后与韩德让的这种关系，因此，韩德让事实上就处于“太上皇”地位。承天太后把加强韩德让的权势，看成是巩固自己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胆敢蔑视韩德让的契丹权贵们，她则毫不容情。例如耶律虎古，统和初年与德让因事相忤，德让一气之下，操起身边卫士的武器照着他的头部猛击，致使他当场毙命。耶律虎古是六院夷离堇觌烈之孙，也算得上出身显贵。当年虎古曾得罪德让之父韩匡嗣，因此，德让击杀此人，更可能是意在报复。然而承天太后并未因此追究韩德让的责任。她如此纵容韩德让，同时也就是对旧权贵们的抑制。统和六年（988年），一日太后观看臣丁打马球，韩德让出场，被胡里室冲撞坠马。其实，韩德让并未伤着，然而太后却盛怒不止，并且为此大开杀戒，当即下令把这个无辜的契丹人推出斩首。契丹人如对她的这类做法稍有不满，亦要从重处罚。宋人记载：“戎主太后寝帐内事不论大小，若传播出外，捉获者，其先传播人处死，接声传播者决沙袋五百。”(38)“部族有窃议者，为其党所告，萧氏尽戮之。”(39)宋人认为承天太后所要禁止的就是关于她和韩德让关系的议论，其实，这很可能是一种误解。她需要禁绝和防范的不是这些，而是人们对韩德让权势、地位表示不满的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辽朝的最高权力就在承天太后和韩德让掌握之下，圣宗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宋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五日辽使至宋，只向真宗转达国母萧氏的问候而不言及辽圣宗。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三二载：

曹利用与契丹使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自戎帐赍书至，命西京左藏库使、□州刺史李继昌假武卫大将军持答书及誓约与柬之报聘。初，韩杞与柬之入见日，各言其母附达起居，而不述其主，帝曰：“此必母专其政，人不畏主。”询于利用，其言亦同。

承天太后不仅极力扩大韩德让的权势，同时还改变了韩德让的身份，使其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她赐韩德让姓耶律，徙封晋王，并仍为大丞相，事无不统。次年十一月，她又诏德让“出宫籍，属于横帐”(40)。所谓“横帐”，即阿保机一系的子孙，他们是四帐皇族中既尊且贵的一部分人。韩德让既然属于“横帐”，为皇族，这就不仅彻底改变了身份，而且取得了与萧氏婚配的资格。同时，韩德让生前已建有王府，这就是在他死后获得与诸宫卫同等地位的“文忠王府”。宗州、川州等州即是属于他的头下州(41)。

四、澶渊之盟及其后的辽朝

北宋立国之初即立志要收复辽占据的幽蓟地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高梁河一役，北宋受挫。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宋再遣三路大军北伐，亦迅即被辽击退。自此，北宋虽然暂时中止了北伐，但对抗并未消除。辽与宋之间的这种长期对抗，只会加强那些掌握军事大权的契丹世袭贵族的地位，从而使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的地位受到威胁。辽朝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要摆脱困境，必须与宋讲和。但讲和的前提则是宋朝放弃攻取辽朝土地的企图。为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战迫和。于是，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南下。

契丹大举来犯，宋朝猝不及防，京师震动。“当时大臣有请幸金陵、幸西蜀者。左相毕文简公病不出，右相寇莱公独劝帝亲征，帝意乃决，遂幸澶渊。”(42)契丹大军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宋真宗接受宰相寇准的建议，率军亲征，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辽对宋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统帅萧挞凛耀兵出阵，中宋军伏弩身亡。同时，另一支进攻河东的辽军也损失惨重，高继勋（高穆武王）在草城川以三千骑兵破辽军五万，“追杀至寒光岭，斩首及自相腾轹以死者万余人。焚车帐、获马、牛、橐驼、器械盖数万计”(43)。

辽军攻击一开始，降将王继忠即有“密奏”，内容是劝宋真宗与辽讲和，这足以证明急欲求和的正是发动这场战争的契丹统治者，然而他们对自己求和的真实意图讳莫如深，而故意把北宋说成是求和者。《九朝编年备要》卷六景德元年十月载：“初王继忠战败陷敌，敌授以官，继忠尝为敌言和好之利。至是虽大举深入，复遣李兴等以继忠书诣莫州都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进阙下，上览奏遂手诏谕继忠。继忠欲朝廷先遣命使，上未许。”而《辽史·圣宗纪》则载：统和二十二年（1004）十一月“丁卯，南院大王善补奏：宋遣人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诏继忠与使会，许和”。分明是辽遣使在先，宋朝则是在接到王继忠的密奏之后始派遣使者至辽的。

经过商谈，当年十二月初，宋使曹利用至辽军大营中面见承天太后，双方订立了“澶渊之盟”，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各守疆界，互不骚扰，成为兄弟之邦。此次辽宋和解，北宋降辽官员王继忠在双方之间起了重要的沟通作用。“王继忠，真宗藩邸旧臣，后为高阳关部辖。咸平中，与契丹战没，契丹得之不杀，喜其辩慧，稍见亲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继忠从行，乃使通奏，先导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说以成澶渊之盟。继忠是时于两间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录其妻子，岁时待之甚厚。后改姓耶律，封王，卒于契丹，而子孙在中朝，官者亦甚众。至今京师号陷蕃王太尉家。”(44)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的严重冲突得以避免，联系也逐步加强。最初约定，每年除正旦及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宋朝遣使只到雄州，然后请差人到白沟交授书函。“厥后，北蕃欲讨高丽，遣耶律宁持书来告，是时知雄州李允则不能如约止绝，乃遣人引道耶律宁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扰边，仁宗泛使郭稹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萧英、刘六符等至京，自此泛使纷纷矣。”(45)

“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于是辽宋就成了兄弟之邦。宋真宗比辽圣宗年长，故致书于辽，称圣宗为弟、承天太后为婶。这种关系，亦为宋真宗和辽圣宗的继承者继续沿用。《石林燕语》卷二记载：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虏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祐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隆绪与宋仁宗之父真宗为兄弟行，辽圣宗耶律隆绪小于宋真宗，因此隆绪之于宋仁宗当为叔。辽兴宗耶律宗真与宋仁宗又为兄弟，而宋仁宗长于辽兴宗，仁宗为兄，兴宗为弟。辽宋皇室之间这种兄弟关系，反映了契丹与汉族两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承天皇太后死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韩德让也在承天太后死后一年多，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三月病故。太后在世时，圣宗弟隆庆于统和中受封为秦晋国王，拜南京留守，手握兵权，称雄一方，“其调度之物，悉侈于隆绪”(46)。隆庆“尤桀黯，众心附之”(47)，以致对辽圣宗的地位构成威胁。承天太后和韩德让死后，为安隆庆之心，开泰元年（1012年），圣宗曾赐其“铁券”。《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四载：

又召隆庆，隆庆反侧，辞以避暑不从，辄缮完兵器，遣亲信以私书交结国中贵幸，其亲信录书来告雄州，诉其戎主不能叶睦亲族，国人思汉。帝曰：“此必隆庆教为之。”密谕边臣沮其意。

隆庆为与其兄争夺权利，甚至不惜要借助宋朝。在这种情况下，圣宗又不得不转而向韩氏寻求支持。在此之前，韩德让几个地位显赫的兄弟都已经先于他而亡故，韩德冲之子韩制心已成了家族的代表人物。《韩橁墓志》称此人为“四十万兵马都总管兼侍中南大王赠政事令陈王讳遂贞，赐名直心……再从兄也，谱系于国姓”(48)。墓主韩橁这位再从兄本名遂贞，直心（亦作制心）是朝廷赐名。至于“谱系于国姓”则更是韩氏家族中少数人得享的殊荣。开泰元年（1012年）七月，“以耶律遂贞为辽兴军节度使”(49)。“辽兴”是平州军号，而平州辖区紧靠燕京，对燕京留守秦晋国王隆庆可起到制约作用。五年（1016年），隆庆亲自去捺钵朝见圣宗，返回途中身亡，原因不明。至此，圣宗算是又解除了一大威胁。而韩制心则继续受到重用，“太平中，历中京留守，惕隐、南京留守，徙王燕，迁南院大王”(50)。

韩制心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就如同其伯父韩德让当年一样，亦有一个干政的女主在起作用，那就是圣宗齐天皇后萧氏。萧氏为承天太后之弟萧隗因之女，同时又是耶律隆运（即韩德让）的外甥女。她不仅得到圣宗的欢心，同时还得到隆运和承天太后的喜爱。承天太后死后，由于圣宗缺乏政治经验，齐天皇后及时填补了权力真空，参预国政，权势甚盛，“置宫闱司，补官属，出教命，加号仁慈翊圣齐天彰德皇后”(51)。不幸的是，她所生二子皆夭亡。开泰五年（1016年），宫人褥斤生宗真，齐天养为己子。圣宗在世时，褥斤多次向圣宗寝帐投送诬告齐天皇后私通宫廷乐工的匿名信，圣宗虽然不相信，并且明知是褥斤所为，但亦不加罪于她。“母以子为贵”，在契丹贵族汉化日深的情况下，这一封建观念也正在辽朝宫廷生活中发挥作用。齐天皇后地位不稳固。

第二节
辽朝的由盛而衰

一、兴宗与法天后的冲突

开泰七年（1018年），宗真三岁时即受封为梁王，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没过多久，太平元年（1021年）又被立为皇太子，十年（1030年）六月判北、南枢密院事。宗真在圣宗生前得以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主要是靠嫡母齐天皇后。宗真长大以后，对皇后亦侍奉唯谨，而其生母宫人褥斤对此却极为不满。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圣宗病故，年仅十六岁的宗真宣告即位，是为辽兴宗。褥斤立即发动了一场向齐天皇后夺权的政变，她令护卫冯家奴、喜孙等诬告齐天皇后与弟萧浞卜及萧匹敌“谋逆”，说齐天皇后要摄政，然后“徐议当立者”(52)。萧浞卜、萧匹敌二人赐死，此外还有围场都太师女直著骨里及右祗侯郎君详稳萧延留等七人被杀，其家属亦遭籍没。齐天则被送往上京囚禁。于是，褥斤完全把持了政权，自称“法天皇太后”，临朝听政，军国大事，兴宗皆不得过问。

兴宗认为齐天侍奉圣宗、抚育他本人，功在社稷，不可能与萧匹敌等谋反，并且与其生母进行争辩。但法天太后坚持认为有此人在，恐为后患，所以一定要将其除掉。次年——重熙元年（1032年）春，她竟派人去上京将齐天杀害，而兴宗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威胁。法天对朝廷上的蕃汉臣僚也都信不过，专用自家兄弟分监南北蕃汉事，甚至连萧氏的家奴也备受重用，仅授以团练、防御、节度、观察等使的就多达四十余人，以致范阳地区的无赖们一时间都争相要为萧氏充当家奴。朝廷上也到处都是太后的人。兴宗既无权力又无自由，终日无所事事，而且还受到秘密监视，因此郁郁寡欢。不仅如此，法天太后还在暗中策划废掉兴宗。重熙三年（1034年）五月，兴宗之弟重元密报：法天太后欲谋废兴宗而立重元为帝。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兴宗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召来行宫卫队“硬寨曳剌”五百多人，骑马站在行宫东边二里许的小山上，喜孙这个太后昔日的亲信被兴宗争取过来，率军直入宫中，太后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被驱赶着登上黄布车送到庆州幽禁起来了，“诸舅以次分兵捕获，或死或徙，余党并诛”(53)。

法天太后被逐出政治舞台之后，兴宗才成了辽朝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诏令上京留守耶律贵宁、盐铁使郎玄化等于祖州陵园内选吉地改葬齐天，“其影堂、廊庑等并同宣献太后园陵”(54)。“宣献”是承天太后谥号。兴宗此举，意在追认齐天为皇太后，同时也表明他已不再承认法天为皇太后。不过，兴宗为每年可以太后名义获得北宋一份聘礼，重熙八年（1039年）七月，至庆州谒陵，不得不将法天太后迎回。同年十一月，兴宗朝见皇太后，并为她行“再生礼”。但实际上母子二人之间积怨甚深，兴宗对她只是敬而远之，出入行止，常与之保持十数里的距离，为的是以防不测。

兴宗亲政后，封重元为“皇太弟”，并曾许诺，待“千秋万岁”之后就将皇位传给他。但兴宗与重元的关系还受到他与法天太后矛盾的制约。早在法天太后恢复自由初期，重元即致书宋朝，欲与之直接交往。宋仁宗通过贾昌朝将此事告知刘六符，六符明确表示：“此于太后则善，然于本朝不便也。”(55)兴宗晚年，太后见他必不久于人世，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图谋由重元继位。

二、重熙增币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德明死，元昊继立为西夏统治者，并于宝元元年（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西夏党项羌原是北宋境内的部族。北宋认为元昊称帝是“僭窃”、叛乱，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宋夏战事连年不绝。在这种情况下，以兴宗为首的辽朝统治集团认为可以乘机要挟宋朝，从而达到转移内部矛盾、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辽正式派遣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带了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与北宋交涉，指责宋太宗不该进攻燕蓟，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辽，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等等，并要求宋将原来辽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辽朝，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56)。同时，辽还以重兵压境。刘六符在开封逗留期间还曾对宋朝官员口出狂言，声称北宋经营塘泺毫无用途，“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57)。王拱辰当即向宋仁宗指出：这都是刘六符故意夸大其词的恫吓。宋仁宗命王拱辰起草复信，对辽方提出的指责一一予以驳斥，指出景德元年（1004年）双方订立盟好，已确认前此诸细故“咸不置怀”，况且宋太宗进攻燕蓟完全是由于辽援救北汉、阻挠宋朝统一所致，曲不在宋。瓦桥关南十县地，已是异代之事，故不应重提。至于西夏问题，宋朝认为元昊先人早已“赐姓称藩，禀朔受禄”，现在僭号扰边，理应讨除，并且事先已闻达于辽。关于辽朝指责宋“备塞隘路，阅集兵夫”，复信认为这都是“边臣谨职之常”。最后，复信提出，双方应令“缘边各守疆界，誓书之外一无所求”(58)。这封复信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用来对付辽朝的讹诈，已很得体，但宋仁宗缺乏坚定、明确的立场。他选定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为回谢契丹国信使，除上面那封复信外，又带去了妥协退让的口信。

六月，富弼与副使张茂实至契丹，他们提出宋可以与辽联姻，也可以增加岁币，二者听凭辽朝选择其一。但议婚即不增岁币，不如增币对辽更有利。辽如能令夏国对宋臣服，则岁币增金帛二十万，不然则只增十万。

八月间，富弼等再次使辽，兴宗接见他时，有太弟重元及皇子梁王洪基在侧。兴宗要求宋朝对辽输送岁币应称“献”，富弼认为“献”乃下奉上之词，不可施于两个对等的朝廷之间，况且宋为兄，辽为弟，岂有兄献于弟之理。后来兴宗又要求称“纳”，富弼亦坚决不从。兴宗见富弼不肯让步，即又遣耶律仁先及刘六符使宋。宋仁宗讲和心切，竟听从晏殊的主张，许称“纳”。除增币之外，富弼还答应契丹的其他要求：“前所与岁币皆彼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许辇至彼界白沟，宗真方许之。辇畜之费，益不胜其敝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则座列颇卑，今既敌国，礼宜均比。朝廷亦从之。由是敌势益骄矣。”(59)可以说，此次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有巨大收获。

当时，宋朝方面是吕夷简为相，他还命富弼要借助契丹以压服元昊纳款。辽兴宗夸口说他对元昊“可指麾立定”，于是，辽于重熙十二年（1043年）正月“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60)，元昊虽屡出怨辞，但仍不得不从。于是宋将给辽的岁币增为50万。

辽宋重归和好，西夏与辽却不断发生摩擦，他们招诱契丹逃户，制造事端。重熙十三年（1044年）十月，契丹夹山部落岱尔族800户逃归元昊，兴宗要求送还，元昊却留而不遣。辽兴宗遂率大军亲至边境对夏施加压力。双方各据险要，相持不下。此时元昊一面表示愿意言和罢兵，同时又暗中进行战争准备。兴宗不知元昊有备，一方面许之罢兵，另一方面又对元昊进行偷袭，结果反为所败，仅率数十骑逃脱。“庆历中，契丹举兵讨元昊，元昊与之战，屡胜，而契丹至者日益加众，元昊望之，大骇曰：‘何如此之众也？’乃使人行成，退数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许，引兵压西师阵，元昊又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余里，每退必尽焚其草莱，契丹之马无所食；因其退，乃许平。元昊迁延数日，以老北师，契丹马益病，亟发军攻之，大败契丹于金肃城，获其伪乘舆、器服、子婿、近臣数十人而还。”(61)总的来看，增币之后的宋、辽、夏三方关系，宋、辽之间趋向缓和，辽、夏之间却不时出现紧张。

三、腐败滋长与国力衰微

澶渊之盟以后，在和平的环境下，契丹统治集团汉化日深。重熙二十一年（宋皇祐四年，1052年），辽在致宋朝的国书中甚至连国号都去掉了，只称南北朝，理由是“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义”(62)。可见，契丹统治者认为他们和北宋统治者之间已经不再具有种族、文化上的差异了。越来越多的汉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加速了契丹上层社会汉化的进程。朝廷兴科举，契丹贵族也以不读书为耻辱。

辽兴宗有类似宋徽宗一样的绘画才能，所画鹅、雁惟妙惟肖，送与宋朝，颇受赞赏，精于书法的宋仁宗曾作飞白书答之。兴宗亲政以后，放荡不羁，恣意妄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据《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五至和二年载：

宗真性佻侻，尝夜燕自入乐队，又数变服入酒肆寺观。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师及政事令者。其臣马保忠尝劝以臣下无勋劳宜序进之，宗真怫然怒曰：“若尔则是君不得专，岂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遇有迁除，必厚赐近臣以绝其言。

他与教坊使王税轻等数十人约为兄弟，出入其家，以天子之尊甚至下拜其父母。当时南北无事，辽每年接受宋朝巨额岁币，内府珍异堆积如山。财富的积聚，更促使契丹统治者滋长奢侈、腐化的倾向。兴宗在宫中享乐、挥霍尚嫌不满足，还经常化装私入酒肆，与酒徒对饮、胡闹，尽兴而返。

崇尚佛教，是辽兴宗的一大弊政。由于他的提倡，许多显贵都令子女为僧尼，至道宗时，僧尼多达数十万，不劳而食，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僧人还被授以高官，重熙十九年（1050年），僧惠鉴即加“检校太尉”(63)。授官太滥、吏治败坏，也是兴宗时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由于爵赏滥行，除授无法，结果是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吏治越来越腐败。辽朝除了养活一大批官吏，还要豢养一大批僧尼，再加上大做佛事及对西夏的战事、对宋不时以武力相威胁的巨额军费开支，这些毫无疑问都要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而幽蓟地区百姓负担尤其沉重。兴宗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已经达到很尖锐的程度了。萧韩家奴曾上书指出：“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64)这是一些小规模的反抗活动，多发生在幽蓟地区，因为辽朝赋役主要就是由这一地区承担。重熙十三年（1044年）秋，香河县（今属河北）民李宜儿“以左道惑众”(65)，即是一次当地汉族人民以秘密宗教为武器进行反抗斗争的事例。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直至辽亡。

第三节
辽中期的政治制度

一、辽的朝廷一一捺钵

所谓“捺钵”，即皇帝的“行在”。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六载：

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

王师儒是辽朝著名汉臣，道宗时官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监修国史。此外，王易《重编燕北录》也记载：“所谓捺钵者，戎主所至处也。”(66)辽朝的捺钵虽然可以译为“行在”、“行宫”，但与宋朝皇帝的行宫却有很大区别。宋的朝廷在汴京（开封），行宫是皇帝出行时临时活动的场所。而辽朝皇帝终年都活动于四时捺钵，至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宋议和之后，四时捺钵的地点更大体形成定制。春捺钵的地点多在长春州鱼儿泺，又称长泺、长泊（在今吉林大安境内）。大中祥符六年（辽开泰二年，1013年），晁迥使辽，回来后向宋廷报告此行至长泊所见所闻四时捺钵活动的情况说：

始至长泊，泊多野鹅鸭，辽主射猎，领帐中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走，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又好以铜及石为锤以击兔。每秋则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衣帐毡藉草围棋、双陆，或深涧张鹰。(67)

“春水”、“秋山”、“坐冬”、“纳凉”都非单纯游乐、休闲性质，而是契丹从事政治活动的独特形式。辽帝通过钩鱼、围猎等活动，加强同少数民族各部酋长的联系。皇帝春季在混同江钩鱼，诸部酋长来献方物，已成惯例。皇帝的秋猎，圣宗以后，其主要地点是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西部诸山，也有诸部酋长参加。夏捺钵和冬捺钵的主要内容是皇帝处理政务，召集北南臣僚会议。夏捺钵的主要地点是在永安山，距庆州不远。冬捺钵的主要地点是在广平淀，即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的一片平原。(68)

辽中期以后，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有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捺钵。首先，捺钵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处所，因此，圣宗及其后的兴宗、道宗都死在捺钵。《圣宗皇帝哀册》载，他在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初三日“崩于大福河之行宫”(69)。《辽史·圣宗纪》亦载：“六月丁丑朔，驻跸大福河之北。己卯，帝崩于行宫。”依常例，六月正值辽帝“纳凉”期间，所以大福河行宫也就是辽圣宗当年的夏捺钵。兴宗也死于捺钵。《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二十四年］秋七月壬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不豫。八月丁亥，疾大渐，召燕赵国王洪基谕以治国之要……己丑，帝崩于行宫，年四十。”所谓“秋山”亦即秋猎，此时皇帝的居留地即是秋捺钵。《道宗皇帝哀册》载，他于寿昌七年（1101年）正月“崩于韶阳川行在所”(70)。“韶阳”为长春州军号，地当今吉林前郭县西北部松花江畔的塔虎城。松花江即辽代的混同江，故《辽史·道宗纪》又记载他死于混同江行宫。

捺钵不仅是皇帝平时的居留地，同时又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辽朝廷许多重大问题要在这里决策，许多重要政务都要从这里“取旨”处理，所以其有特殊的重要性。捺钵的建制与建筑形式非常独特，例如，捺钵中供皇帝居留的并不是壮丽、辉煌的宫殿，而是可以移动的毡帐，但其装饰却极尽华美，并突出了龙的形象。这表明，住毡帐的契丹皇帝同样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种蕃汉结合的特征，在广平淀冬捺钵中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省方殿北有鹿皮帐，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71)捺钵中的殿帐——省方殿及寿宁殿，是一种半永久性的蕃汉合璧式的建筑，“木柱竹榱”，这显然是汉式建筑结构，然而屋顶又是就地取材，按契丹方式以毡为之。这表明，捺钵并非纯系游牧民族的产物，它的形式实际上是亦蕃亦汉、蕃汉一体的，因为其主人所代表的辽政权正是这样的。

捺钵不仅随处可见龙的装饰，就连总体布局也是模仿中原都城的，沈括于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年）使辽，当年五月至辽廷——道宗设在犊山（又作拖古烈，在永安山附近）的夏捺钵，他见到的情形是这样的：

有屋，单于（道宗）之朝寝、后萧之朝寝凡三，其余皆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庭以松干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干之间，曰“阁门”。其东，相向六七帐，曰中书、枢密院、客省。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纛，曰“太庙”，皆草莽之中。东数里有缭涧，涧东原隰十余里，其西与北皆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犊儿”。过犊儿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72)

行宫的殿帐悉东向，这是契丹人的传统。但是除此之外，汉化的特点则十分明显：皇帝、皇后所居已不再是毡帐，而是真正的宫殿。宫殿东边——即前方，是中书、枢密等机构，再东，还有可以随迁的“太庙”，此外，稍远的山后边还有市场，可以说大体上就是《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谓“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格局。

二、北南臣僚会议

辽朝以北南臣僚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北南臣僚会议每年定期在冬、夏捺钵举行。《辽史·营卫志·行营》载：

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辽中期以后，中京只是名义上的都城，中京汉官只能决定县令、录事以下的文官，至于武官，则全无决定权。重大人事问题及对宋夏和战问题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北南臣僚会议。《辽史·耶律撒剌传》载：“大康二年，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诏百官廷议，欲复召之，群臣无敢正言。”这次关于复召乙辛的“廷议”，就是北南臣僚会议。首先，从时间方面论，此事发生在大康二年（1076年）冬十月。《辽史·道宗纪》载：“［大康二年］冬十月戊戌，召中京留守魏王耶律乙辛复为北院枢密使。”当时正值冬捺钵北南臣僚会议期间；其次，就参加这次“廷议”的人员而论，《辽史·耶律乙辛传》记载，道宗诏近臣议复召乙辛事，“北面官属无敢言者”。如果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北面官而无南面官，则无需强调“北面官属”不敢表态的情况。因此，这一记载恰好可以证明这是一次在冬捺钵期间召集的北南臣僚会议。北南臣僚会议的内容，不仅涉及人事问题，一切军国大事，无不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重熙十年（1041年）“闻宋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与南、北枢密，吴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73)。萧贯宁即萧惠，据《辽史·萧惠传》记载：“是时帝欲一天下，谋取三关，集群臣议。”这亦是一次北南臣僚会议。在会上，北院枢密使萧孝穆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反对意见，反对为关南十县地问题背弃与宋朝的盟约，理由虽然充分，但“群臣多顺旨”(74)，他是少数派。在辽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业已形成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决定权其实是操在皇帝手中。群臣事先揣摩皇帝的意向，然后多在会上按照皇帝的意向表态，议论多成为走过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还有会后使宋要求关南十县地的刘六符。六符时任翰林学士。

北南臣僚会议前身就是当初的契丹贵族议事会，在辽朝的专制皇权确立起来之后，贵族议事会保留了下来，但却增加了新成员，即辽朝的汉官，于是就变成了北南臣僚会议。在这一机构中，蕃汉官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契丹官员具有更优越的地位，“契丹枢密使带平章事者，在汉宰相之上；其不带使相及虽带使相而知枢密副使事者，即在宰相下。其汉宰相必兼枢密使，乃得予闻机事”(75)。北南臣僚会议的成员，显然是以契丹官员为主，某些契丹显贵，直至年老退休，亦仍被邀请出席这一会议。重熙十九年（1050年），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惠“请老，诏赐肩舆入朝，策杖上殿。辞章再上，乃许之，封魏国王。诏冬夏赴行在，参决疑议”(76)。显然，萧惠退休后，仍是每年冬、夏定期赴行在参加北南臣僚会议。

三、辽朝官制

（一）官分南、北

辽朝官制有所谓“北面”、“南面”之分，指的是官衙与皇帝殿帐的位置关系：契丹人拜日，殿帐东向，故一侧属北面，另一侧为南面。宋元祐六年（辽大安七年，1091年），彭汝砺使辽，他在广平淀行宫省方殿前看到辽朝官员上朝的情形是：“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数百人，问之多豪酋；其右青紫而立者数十人。”(77)省方殿东向，殿左即北面，那数百名酋豪，即北面官；殿右即南面，那些服青紫的数十人即是南面官。如同中原各封建王朝中央官制分左右一样，辽朝也是只有“随驾”的官员才分北、南。部族官、方州官不随驾，因此也就无所谓“北面”、“南面”，但《辽史·百官志》却将其尽行分属一面，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而被元好问斥为“敌国诽镑之词”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辽朝北、南面官的记载反倒更可信，该书卷一一〇天圣九年（辽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丁丑载：

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契丹］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北面，以其在牙帐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汉人枢密院、中书省、［汉人］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南面，以其在牙帐之南，以主汉事。

另外，在辽朝的中央官系统内亦有超越北、南面之上者，例如行宫都部署，最初虽北、南分设，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则又在北、南面之上固定设“诸行宫都部署”。《辽史》中正式授此职者虽仅见兴宗重熙六年（1037年）萧扫古一例(78)，但辽代墓志中授此职者却屡见不鲜。据《耶律宗政墓志铭》，圣宗弟隆庆之子宗政，重熙九年（1040年）“拜大内惕隐，十年，改授诸行宫都部署兼侍中”(79)。此外，《秦晋国妃墓志铭》题“翰林学士中散大夫行中书舍人签诸行宫都部署司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陈觉奉敕撰”(80)。该志文撰写于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同样情况还见于大康元年（1075年）《萧德温墓志铭》，载其弟德让为诸行宫副都部署(81)。《王师儒墓志铭》亦载，乾统元年（1101年）六月改授诸行宫都部署(82)。《萧义墓志铭》云：“先皇大渐，与左右政臣奉承遗制，推戴圣人，于是自诸行宫都部署授国舅详稳。”(83)萧义又名萧常哥，其女为燕王耶律延禧之妃。

（二）北、南枢密院

为适应辽朝统治下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具有显著差异的情况，大同元年（947年）八月，辽置北枢密院，以耶律安抟为枢密使；九月，又设南枢密院，以高勋为枢密使(84)。南枢密院又称为“汉人枢密院”，北枢密院则称为“契丹枢密院”。北枢密院位在北、南二府之上，因此，北枢密院即是北面官中实际的宰辅机构。而南枢密院则是南面官中的宰辅机构。

北枢密院是辽朝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事无不统。枢密使兼管狱讼、立法、赋役、选拔官吏，而最重要的事权还是军权。有了北枢密院，皇帝才得以通过这一机构把政令贯彻到二府以至各部族，这样，才从根本上结束了诸部各自为政的氏族社会时代。汉人枢密院或南枢密院则统管汉人州县行政事务。

（三）北面官

北枢密院之下的北面官系统，其主要机构有南北二府、宣徽北院、大于越府、大惕隐司、夷离毕院、大林牙院及敌烈麻都司等。

南北二府。契丹可汗之下，分设南、北宰相，由他们掌管南、北二府以统诸部，这是阿保机即汗位以前的旧制。整个部族联盟分属南、北二府，各部夷离堇（后更名令稳，又改称节度使）之下一般亦分二石烈。北、南二府的首领其名虽曰“宰相”，其实只是可汗之下分统部族的高级官员。太祖阿保机时期，契丹王朝实际拥有十八部，后来各部设置、分合，代不相同。

宣徽北院。辽朝置宣徽使，始于太宗会同元年（938年），是因袭唐、五代旧制。宣徽之职责与枢密使关系密切，所以宋朝常以枢密院官兼之。《辽史·百官志》记载北面官系统中有宣徽北、南院，南面官系统中又另有宣徽院。但是，正如该书误以辽枢密院为三个一样，宣徽院分设三个的记载亦有误，实际上同样只有两个，它们分隶北、南二枢密院。宣徽北院使常被委以军事重任。

大于越府。于越是契丹“贵官，无所职。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85)。早在遥辇氏当政时，阿保机的叔父述澜曾为于越，“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86)。看来其职掌曾与劝诱百姓努力生产有关。后来，耶律释鲁、耶律辖底亦曾先后为于越。唐天复三年（903年），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拜阿保机为于越，“总知军国事”(87)。表明于越虽“无所职”但亦无所不统，与宰相类似。阿保机建立契丹王朝之后，其族弟曷鲁总军国事，“乃请制朝仪，建元，率百官上尊号。太祖既备礼受册，拜曷鲁为阿鲁敦于越。‘阿鲁敦’者，辽言盛名也”(88)。后来，辽设北、南枢密院，宰辅之制趋于完备，于越始变成荣誉性的职务。

大惕隐司。“惕隐”，亦译作“梯里已”，“典族属官，即宗正职也”(89)。“宗正”之职，在唐“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帐，领崇元署及诸陵太庙。开元二十五年，制宗正等寺官属皆以皇族为之”(90)。阿保机即汗位后，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始置惕隐，典族属，以皇弟撒剌为之”(91)。这一机构初设之时，惕隐一职皆由皇族充任。直至圣宗统和八年（990年）时，始以韩制心为惕隐(92)。不过，此时的韩制心已赐姓耶律氏，属籍宗室。辽朝惕隐与唐朝的宗正有一明显区别，即惕隐不负责外戚事务。这是因为契丹人的氏族部落组织始终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存在着，每一个契丹人都隶属一定的氏族、部落组织。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实行氏族外婚制。耶律氏作为契丹皇族，他们的成员与其他氏族成员通婚。与耶律氏通婚的氏族有乙室已、拔里及回鹘述律等氏族，后皆为萧氏。辽朝管理后族事务另有专门的机构，称“大国舅司”。

夷离毕院。《辽史·百官志·北面朝官》载：“夷离毕院，掌刑狱。”《辽史·百官志序》也有“夷离毕视刑部”的说法。然而同书《国语解》又说：“夷离毕，即参知政事，后置夷离毕院以掌刑政。宋刁约使辽有诗云：‘押宴夷离毕’，知其为执政官也。”仅据刁约的一句诗即断言夷离毕为执政官，固然证据不足。不过，夷离毕究竟是掌刑狱，还是相当于参知政事、执政官而兼掌刑狱呢？这毕竟是《辽史》中未能明确的问题。耶律阿保机即位初期，于神册五年（920年）以康默记为“皇都夷离毕”(93)，他不仅负责断狱，而且还负责皇都的修建工程，实际上就是皇都的行政长官。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行政长官负责断狱，历代皆然。作为朝官的夷离毕以及其官衙夷离毕院，亦如此。夷离毕不单纯掌刑狱，因此，也不能简单地将夷离毕院比作刑部。

大林牙院。所谓“大林牙院”亦即翰林院。《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

［耶律］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

《辽史·萧韩家奴传》载：

［重熙初］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仍诏谕之曰：“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朕之起居，悉以实录。”……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会有司奏猎秋山，熊虎伤死数十人，韩家奴书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

翰林学士知制诰，是唐朝制度。辽朝翰林、林牙除任谏责及兼修国史之外，最重要的职务就是负责起草皇帝的制敕、诏诰。所以，《辽史·国语解》称林牙为“掌文翰官，时称为学士”。

敌烈麻都司。据《辽史·百官志·北面朝官》，辽有敌烈麻都司，掌礼仪，设敌烈麻都，总知朝廷礼仪和总礼仪事等职。

辽的北面朝官还有称“阿扎割只”的官职，《辽史·百官志》称其“所掌未详。遥辇故官，后并枢密院”(94)。现在有案可查出任此职者只有两人，即耶律敬温和建福。开泰五年（1016年），“以前北院大王耶律敬温为阿扎割只”(95)。八年（1019年），“以前北院大王建福为阿扎割只”(96)。这表明，阿扎割只的地位与北院大王相当。阿扎割只可由北院大王出任，后又并入枢密院，这都表明它是与军事有关的职务。不过，此职仍属朝官，而且有相当高的地位。

（四）南面官

宋真宗时，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上《备边六事》云：“契丹近岁，兼用燕人，治国建官，一同中夏。”(97)元丰初，苏颂祖父使辽回，也曾对神宗说：“虏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仪，以维持其政令。”(98)辽的南面官制度，集中体现了它“治国建官，一同中夏”。

辽朝南面官虽然用唐制，但实际设官较唐朝简单得多。“其始，汉人枢密院兼尚书省，吏、兵、刑有承旨，户、工有主事，中书省兼礼部，别有户部使司。”(99)史愿《亡辽录》记载辽朝南面官：“左右相、参知政事、枢密院直学士主治汉事、州县，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有堂后、主事、守挡官各一员，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户房、厅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员。”(100)由此可知，辽朝南面官，已将唐朝台、省、寺、监一整套职官系统大大简化了。在汉人枢密院（即南枢密院）之外，不另置尚书省，中书省且兼行礼部之职。至于南枢密院设五房，则是沿袭唐朝旧制。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101)。辽朝户部等职能机构则分设于五京，不属中央官性质。

中书省或政事省是南面官系统中的宰相机构。辽中书省的长官，以大丞相的地位为最高。《辽史》记载，曾为大丞相的只有赵延寿、高勋及韩德让三人，此外还有契丹贵族萧孝穆，是死后追赠大丞相的。天禄四年建政事省之后，通常情况下，南面宰相称“政事令”，且多由契丹贵族担任。景宗、圣宗时期，南面宰相或称政事令，或称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此时汉宰相则兼用汉人，如乾亨元年（979年）六月封卢俊为“同政事门下平章事”(102)，统和元年（983年）室昉为“枢密使兼政事令”(103)，统和三年（985年）以韩德让兼“政事令”(104)。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年）又改政事省为中书省(105)，此后，南面宰相亦相应改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过，由于新设参知政事一职实际上已成了南面宰相，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多为加官。

关于参知政事的设立，据《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十二年（994年），始以邢抱朴为参知政事(106)。辽朝参知政事的地位类似宋朝的参知政事，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样，都是中书省长官，都是宰相。

汉宰相兼枢密使、参知政事带使相者才有资格出席北、南臣僚会议。张俭于开泰四年（1015年）“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所以能“论思秘殿，参预中堂”，即参预北南臣僚会议讨论军国大事(107)。

南面官设御史台，负责狱讼；殿中司相当于唐朝殿中省，负责皇帝的衣、食、住、行及医药；客省负责接待外国使节；汉人宣徽院亦即宣徽南院，所统辖的机构皆与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有关系，与殿中司职责重叠；太常寺，据《新唐书·百官志》，“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司天监负责天文、历法。

（五）部族官与地方官

辽朝地方行政单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宫帐、部族和属国，隶属于北面官，第二类即五京及所属州县，隶属于南面官。辽的宫帐，辖斡鲁朵及州县，而斡鲁朵实即人工部族。属国实际上也多是归附辽朝的游牧部族，所以，辽的地方行政单位，实际上只有游牧民族的部族组织和汉人州县两类。

辽的部族，随着军事征服的进展而不断增多，至辽圣宗时，可考者有五十余部。氏族的基本特征是实行族外婚，亦即禁止血亲之间的婚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影响深远的进步。“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108)。互通婚姻的氏族就构成部落，契丹人的“部”与“族”的关系表明血缘纽带在他们中间确曾起着维系作用。例如耶律氏和萧氏，是两个互通婚姻的氏族，于是，这两者即构成部落。迭剌部以及后来由此分化而成的五院部、六院部，都是由耶律氏和萧氏两族构成，突吕不部以及其他各部也如此。像这样由耶律氏和萧氏两个氏族构成的部落，即所谓“族而部”。这样的部族是契丹部落联盟最初的成员。当阶级压迫取代了无阶级的原始氏族制度以后，氏族名称就成了氏族贵族的代号，亦即成了他们的姓氏。“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109)。因此，“族而部”不仅有部族组织的含义，而且还有权贵家族的含义。

奚和室韦本来不属契丹。室韦“本名大、小二黄室韦户。太祖为达马狘沙里，以计降之，乃置为二部”(110)。他们原来都是被契丹征服的部族，契丹赐给这些部族首领姓氏，因此，《辽史·营卫志》说他们是“部而族”，亦即先有部落，然后始有族姓。以奚王为例，圣宗、兴宗以后，他们才著萧姓。奚人也有姓耶律氏的。圣宗时曾出任东京留守的耶律斡腊，即是奚迭剌部人(111)。这类部族在辽朝的地位，自然要低于前一种。

所谓“部而不族”，如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之类，是辽朝政府以抽调各部族一部分人户或以诸宫卫及横帐大族的奴隶构成的具有军事性质的组织，专门从事捕鹰、冶铁等工作，虽称为“部”，但并非是由氏族组成的部落，朝廷更不赐予他们以“耶律”和“萧”这样的姓氏，所以是“部而不族”，这一类部落，较奚和室韦的地位还要低下。

《辽史·营卫志》在“太祖二十部”与“圣宗三十四部”之前，有“辽内四部族”，包括遥辇九帐、横帐三父房族及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及国舅别部。所谓“辽内四部族”，与其余各部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此四者是氏族而非部落。遥辇九帐族即遥辇氏时期九个可汗的宫卫。拥有九帐族即九可汗宫卫的遥辇氏，与大贺氏及阿保机所属的世里氏，统称“三耶律”(112)。这也就是说，作为辽朝贵族的遥辇九帐族的成员，都是耶律氏。他们的内部事务，“有司不与焉”，即辽朝政府并不过问。所谓“横帐三父房族”即作为阿保机后裔的“横帐”及其同族的“三父房族”，即辽朝的“四帐皇族”。他们是从五院部、六院部分化出来的，追本溯源，他们都是迭剌部的一部分。他们的成员也如同遥辇九帐族一样，都是耶律氏，属同一氏族，不构成部落，亦是“族而不部”。与遥辇九帐不同的是，皇族四帐即横帐与三父房族属大内惕隐司管辖，而遥辇九帐则归遥辇九帐大常衮司管辖。“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和“国舅别部”的成员是契丹外戚，都是后族萧氏帐族，亦都是“族而不部”。

契丹部族组织都是兵民合一的，因此，诸部族依其军事实力的强弱而区分为大、小二类：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最为强大，故属大部族，其余则为小部族。大部族首领封王，小部族首领但称“令稳”、节度使。横帐及三父房族虽然是“族而不部”，但他们早已是独立于迭剌部之外的强大势力。自阿保机立国以来，契丹历代统治者都靠俘虏的汉人来充实和加强契丹皇族势力。此外，遥辇九帐及国舅帐、国舅别部也都管辖大批汉俘。横帐三父房、遥辇九帐以及国舅帐、国舅别部虽然是“族而不部”，但他们同样有类似部族一样的庞大武装，且与朝廷关系最近，故《辽史》编者称其为“辽内四部族”。

契丹是游牧民族，非城郭以居。然而，在阿保机立国以前，其治下就辖有大批汉人，于是就开始营建城市，作为统治汉人的权力中心。后来，辽又在塞外建立了许多安置汉族流民的头下州。头下州管辖汉人村寨，村寨有“寨使”，《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二三载：

［咸平元年］七月，契丹于越王下五寨监使马守玉与其弟、租子寨使守琛、雕翎寨使王知遇等百七十五人挈族来归，帝召见，因问守玉：“事于越月廪几何?”对：“岁给粟百斛，亦虚名耳。暴敛重役，不任其苦。”诏赐衣服、银带，给田处之。

这些寨使与宋朝的行政官员不一样，“岁给粟百斛”，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月廪”。

幽蓟地区各州的行政长官称“知州”、“刺史”，此外，还设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县有令、丞以及主簿和县尉(113)。

（六）官员的选任

辽朝立国初期，军事首领夷离堇仍由同一显贵家族中通过世选产生，而且，这种世选制度还推广至南、北府宰相选任，于是世选在世袭皇权确立之后，就成了确保贵族地位得以累世不坠的有效制度了。“世选”仅适用于北面官。《辽史·百官志·北面朝官》载，皇族四帐世预北宰相之选，国舅五帐世预南宰相之选。而实际情况却是北宰相多出于后族，而南宰相则多出于皇族。

阿保机诸弟构乱之前，南府宰相是由“府之名族”即属于南府的世袭贵族出任的，剌葛等失败之后，始由宗室出任，然而，这是不符合旧制的，所以，当阿保机命其弟苏为南府宰相时，先“告于宗庙而后授之”，表示这一违反“旧制”的措施，已得到祖先的允许。据不完全统计，自此以后，皇族耶律氏任南府宰相的二十四人中，有九人出自季父房（阿保机兄弟之子孙）及横帐（阿保机子孙）。此外，阿保机孙敌烈（牙里果之子）亦曾为南府宰相。另据《辽史》所记，出任北府宰相的后族萧氏二十人中，属萧敌鲁家族的竟多达十二人。“世选”作为契丹部族社会固有的制度，属于由选举到世袭之间的过渡形态。

辽朝选任南面官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114)辽朝科举，有乡、府、省三等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115)。科举最初是在燕京考试，直至重熙五年（1036年），虽然几乎每年都有进士及第，但规模很小。直至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以前，每次均未超过十人。此后，由于澶渊之盟的缔结，与宋交流增多，朝廷上对汉官人才的需要也随之增多，所以进士的数量也有显著增加，由几人增至十几人、几十人。开泰三年（1014年）至太平四年（1024年），隔一年一试进士，每次及第人数都在三十一至四十八人之间。

重熙十一年（1042年）六月，兴宗“御含凉殿，放进士王寔等六十四人”(116)，此含凉殿即永安山的凉陉，此后科举考试则多在永安山等地的夏捺钵举行。燕云地区读书人前往捺钵应试，旅途艰辛，所以每隔三四年才举行一次，但每次及第人数却显著增加，道宗时期则经常超过百人，咸雍六年（1070年）一试及第人数即达一百三十八人。

重熙十九年（1050年）六月，兴宗诏“医卜、屠贩、奴隶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117)。兴宗时期还有关于不准契丹贵族子弟应试的规定。辽朝统治者担心契丹人争相习文、应试，汉化日深，将导致辽朝武力的削弱。

（七）官员的考核、升降

唐朝官制，“其辨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118)。唐这一整套考核、升降的制度，基本上被辽朝继承下来了。辽官制也有品、有爵、有勋、有阶。兴宗时期《冯从顺墓志铭》所载的仕宦经历表明，他正是按照唐制一步步升迁的：

其历官自西头供奉至颁给副使，颁给武德皇城等使，两任知内承宣事，中、上两京内省使，延州观察使，敦睦宫汉儿渤海都部署，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上京户部使。阶自银青至金紫，勋自武骑至上柱国，散官自国子祭酒、工部尚书至司空、太傅、太尉，爵自男至开国侯，封至一千户，实封一百户。(119)

这里先是历数了冯从顺担任过的官职，而后又分别叙述了其阶、勋、散官以及爵、封。阶又称“散阶”。唐制，文散阶自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至将仕郎（从九品下），共二十九阶。宋朝直至元丰改制以前，也一直沿用此制。辽的文散阶也是沿袭唐朝旧制，唯“光禄大夫”（从二品）、“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和“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因避太宗德光名讳，分别改称崇禄大夫（亦作荣禄大夫）、金紫崇禄大夫和银青崇禄大夫。唐制，勋官凡十二转，一转为武骑尉，相当于从七品，十有二转为上柱国，视正二品。据《冯从顺墓志铭》，此人具有自武骑尉直至上柱国的经历。勋和阶往往不一致，勋比阶高的情况很普遍。官员升迁，主要表现是进阶。而勋则随之变化。

四、蕃汉分治的法律制度

契丹立国之初，“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康）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罹禁网者，人人自以为不冤”(120)。所谓《律》，盖指《唐律》。神册六年（921年）制定的《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是一部成文法，它一方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某些传统，同时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治契丹及诸夷之法》规定的刑罪较《唐律》为重。《辽史·刑法志》云“淫乱不轨者，五车杀之”，与突厥法律规定“淫者，割势而腰斩之”相似(121)，比唐朝“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要重得多(122)。另据司马光所见契丹法制：“民为盗者，一犯文其腕为贼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五犯则斩。不须案籍，而罪不可掩。”(123)这显然也较唐宋法律严酷得多。此外契丹人的法律中还用一些在中原早已废止的酷刑。辽穆宗应历十二年（962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剌秃里年未笄之女，以法无文，加之宫刑，仍付秃里以为奴。因著为令”(124)。尽管此令适应范围可能仅限于奴隶，并不包括良人，但辽有宫刑，则是确定无疑的。应当指出，这一酷刑，中原地区早在北魏、北齐时即已经废止了。

由于辽朝的《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不健全、不完备，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契丹等部族中仍适用《唐律》。会同二年（939年），“乙室大王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125)。“赋调不均”是辽初乙室部移居山后地区，一部分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之后才出现的新问题，故在《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中没有相应的规定。《唐律·户婚》：“诸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杖六十。”乙室大王所受处罚，显然是以这一规定为依据的。统和六年（988年）“奚王筹宁杀无罪人李浩，所司议贵，请贷其罪，令出钱赡浩家，从之”(126)。“议贵”是《唐律》中关于对权贵犯罪减免处罚的规定，为“八议”之一：“议者，原情议罪，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127)统和十二年（994年），圣宗又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128)。“十恶”是《唐律》卷一《名例》中开列的“其数甚恶”的十类罪过，其核心是要维护封建秩序。辽朝建国后，统治者始利用《唐律》中有关“十恶”的规定，镇压契丹人的反抗活动，意在巩固专制皇权。正因为辽朝统治者在制定了《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后，仍需在部族中继续辅以《唐律》，所以统和元年（983年），枢密院把南京所进《律》文译成契丹文(129)。

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30)。神册六年（921年），阿保机“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131)。所谓《律》、《令》即《唐律》和《唐令》，也就是唐朝的法典。这就是说，在辽朝汉人社会中仍然适用《唐律》、《唐令》。

辽朝初期，法律上的民族不平等甚为严重。圣宗以后，立法方面似乎曾力求改变这种状况，“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132)。但是，统治者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契丹人在法律上的特权地位很难触动，契丹人侵犯汉人正当权益，仍往往受到袒护。针对这种情况，兴宗时期又曾进一步采取措施：“往时北人杀汉人者罚，汉人杀北人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133)看来，矫枉过正，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倒使当时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化了。

五、辽朝的军队和边防

辽朝的疆域辽阔，超过北宋，但是，由于人口稀少，经济相对落后，所以国力反而远不及北宋，其可调动兵力的数量也不及北宋多。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左右说过：“若虏（契丹）敢复犯边，我每以三十匹绢购一胡人之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我三百万匹绢，此虏尽矣。”(134)此是宋初对契丹兵力的估计。后来，由于宋朝统一了南方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区，成为辽朝的强邻，再加上西夏和高丽也日渐强盛，辽有更多的兵力投入边防。但《辽史·兵卫志》声称“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135)，则是过分夸大了。

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以倾国之师南下，打了有名的澶渊之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乙卯载北面部署奏称：“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夏竦对此役契丹兵力数量的估计，也与此相符合，他说：

自幽蓟陷敌之余，晋季蒙尘之后，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此指契丹）所有。迨今六十年间益稔凶狡，多诱中原亡命之徒，善构塞下生事之辈，狼贪啸聚，苦于边邑。前年冬，寇我北鄙，暨于澶渊，将帅之臣婴城自守，生灵膏血，腥汗原草……夫匈奴（亦指契丹）之众，胜兵不过二十万，糇粮不过数日，辎重不过数乘，长于寇抄，短于守御，利于骑斗，钝于步战，便于弓矢，拙于剑戟。以其兵则不及中国五分之一，以其用则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以其伎则不及中国三分之一。(136)

这大约二十万人的军队，并不是契丹的全部兵力，而只是它用以侵宋的那一部分。他们还要以一定数量的军队防御西夏、高丽，并且还要有足以对付境内各族人民造反的力量。因此，辽的总兵力，自然应多于二十万。

关于辽朝的总兵力，李攸《宋朝事实》卷二〇《经略幽燕》以为“大约计之，未必满三十万”。《宋朝事实》成书于南宋初，记事起建隆，迄宣和。书中所记契丹兵力，可能有辽朝末年资料为依据。这个数字，比起夏竦的估计当然更接近实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春正月乙未载户部郎中张洎奏议也说：“臣知契丹虽有精兵利甲，终不敢越三十万之众南侵贝冀矣。兹所谓兵势地利，我实得焉。”北宋军队，神宗熙宁年间总数应在九十万以下(137)。如果按照夏竦的估计，辽朝兵力只有北宋的五分之一，那就不足二十万。夏竦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契丹部族全民皆兵，所以，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宋朝。

辽朝除契丹部族军之外，还有奚、渤海、沙陀、吐浑等部族军，也是辽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供奉官李信归宋以后，在言及辽军事情况时曾说：“其伪命将帅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后四镇诸军，约十万八千余骑，内五千六百余，尝卫戎主；九万三千九百余，即入寇兵也。”(138)

辽朝除了有全民皆兵的部族军之外，还有众多的汉军。汉军著名的一支“山北八军”以及赵延寿的军队，是阿保机在世时收编的，已见前述。此外，辽朝还有自己组建的汉军，其中最重要的是燕京等地的禁军。据李信云：“国中所管幽州汉兵，谓之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约万八千余骑”。(139)其中“羽林”、“控鹤”是唐、五代禁军旧有的名号。因此可以断定李信所说的辽燕京的“汉兵”就是戍卫京城的禁军。由于辽南京的禁军，完全是仿照中原王朝的制度设置的，故路振也直接称其为“汉兵”。他在《乘轺录》中说：“［燕京］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140)不过路振以上记载将南、北衙兵与羽林等兵并列，与李信所述不符。辽燕京的汉军有南、北衙之分。羽林等军即相当于唐长安的北衙禁军，但因辽燕京大内位置在城内南部，故应称为“南衙兵”，而燕京的诸卫兵则应称为“北衙兵”。《辽史·百官志》载燕京诸卫名号有亲卫、勋卫、翊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辽燕京的禁军（南衙兵），名号见于《辽史·百官志》的有左右羽林军、左右龙虎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与李信所述的“羽林”、“神武”相一致。

辽虽然承袭唐代的南、北衙兵体制，但因募兵制的普遍推行，南、北衙兵趋向混同，所以辽又常以禁军为诸卫兵。“龙虎军”即唐代的“龙武军”，本系禁军，但辽又以其为诸卫。据《耶律琮神道碑》载，他在景宗时期曾任“右龙虎卫大将军，以为环烈之师，羽衡乎皇宫”(141)。“神武”本为禁军名号，但辽圣宗时亦属诸卫。这种禁军与诸卫兵混同的情况表明，南、北衙警卫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了。五代有侍卫亲军之制。“亲军”之号，始于后唐明宗，自那时始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又有殿前都指挥使，亦统亲军，与马、步军两司合称“三衙”。路振使辽时，当时燕京虽仍有南、北衙禁军，但在此之前，却是已有殿前司、侍卫司之设。殿前都点检初见于穆宗时期，《辽史·穆宗本纪》载，应历十六年（966年）十二月甲子，“幸酒人拔剌哥家，复幸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第，宴饮连日”。同书《耶律夷腊葛传》载：“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而“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及“侍卫马军司”，最初则都见于圣宗时期。“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见上引《辽史·圣宗本纪》所载韩倬事迹。此外，该本纪还载：统和六年（988年），“侍卫马军司奏攻祁州、新乐，都头刘赞等三十人有功，乞加恩赏”。这就是说，辽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燕京汉军的南、北衙体制与殿前司、侍卫司统兵的新体制是并存的，在此期间，两者所统汉军名号各不相同。例如控鹤军在《辽史·百官志》中不与诸卫及羽林禁军并列，而是统以侍卫控鹤兵马都指挥使，这说明“控鹤”即属侍卫司系统。

五代京城诸军有“军”及“指挥”两级编制，辽朝汉军亦采用“军”及“指挥”两级编制。统和六年（988年）十月，辽“以宋降军分置七指挥，号归圣军”(142)，这表明辽朝汉军七指挥亦可编为一军，而不拘泥于后唐的十指挥为一军之制。据上引辽降宋官员李信所言，幽州汉兵约一万八千骑。这样，以每指挥（营）五百人计，当有三十六营。所以，路振所说燕京“城中汉兵凡八营”，其实应当是“八军”，每军下辖若干营。除燕京之外，中京作为辽中期以后的首都也有禁军。汉军除了禁军之外，还有乡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六月癸酉记载，宋太宗率军攻幽州，在城北“督诸将攻城。幽州神武厅直并乡兵四百余来降”。

辽的军队都要自办兵器，“凡契丹有所调发，先下令使自办兵器、驼马、粮糗。故其钞略所得不补所失”(143)。因此，服兵役对于辽境内各族人民来说，都是一项很沉重的负担。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无大规模战事，双方维持和好。尽管如此，辽朝仍始终不敢放松南面的防务。主持南面东路防务的是元帅府，其下有府官、统军，掌契丹军和渤海军，此外还有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负责统领燕京的汉军。辽朝往往以皇位继承人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早年德光、李胡都曾具有大元帅头衔。元帅府的兵权始终掌握在辽朝亲王手中。圣宗之弟隆庆“统和中，拜南京留守。开泰初，加守太师兼政事令，寻拜大元帅”(144)。圣宗以后，大元帅仍在燕京开府。兴宗弟重元、天祚帝叔父耶律淳都曾出任大元帅。

山后又称山北，其云、应、蔚、朔及奉圣等州邻近宋界，这一地区构成对宋西路防务，由乙室王府统筹。乙室为辽四大部族之一，乙室大王除掌管部族兵之外，还掌管汉军，“山北八军”即是。

辽的西北部是乌古、敌烈以及鞑靼等时叛时服的部族，西南与依违于宋辽两大势力之间的西夏为邻，以上两方面的边界是辽中期仅次于南边的设防重点。西北诸部族是宋朝争取的对象，因为这里是宋朝战马的重要来源之地。西北的兵权长期操在外戚萧孝穆一家手中。萧孝穆之母亦即景宗睿智皇后（后来的承天太后）之女，称“齐妃”。萧孝穆在西北路招讨司任职，是圣宗统和末期之事，其后孝穆弟孝友、孝惠又相继任西北路招讨使。孝穆有二子，曰阿剌，曰撒八。撒八“尚魏国公主，拜驸马都尉，为北院宣徽使，仍总知朝廷礼仪。重熙末，出为西北路招讨使、武宁郡王”(145)。孝穆孙德温有墓志，记载“故西北路招讨使、驸马都尉、齐王、讳无曲，则叔也”(146)，由此可知撒八汉名无曲，确曾出任西北路招讨使，而无曲既然为德温之叔，则德温应是阿剌之子。阿剌另一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西北路招讨使、驸马都尉讳德良，尚故齐国长公主”(147)。

西南路都招讨司的任务是控制西夏，其管辖下的军队有南北王府，乙室王府的契丹部族军，也有西京大同府的汉军。故西京在对宋、对夏的防务上，都很重要。辽中期，大族韩氏的地位仅次于皇族和后族，辽长期以这一家族负责西南边防，足见这一地区对宋夏设防的重要性。

在辽末女真发动反抗辽朝统治的战争以前，辽在东北地区对高丽以及对女真的防务，统由东京统军司主持，但重点则在于防范高丽。当时东京管辖下用于防御女真的只有黄龙府和咸州两处驻军，总数不过六千，而用于对高丽设防的总兵力则达一万四千多。据《辽史·地理志》，开州镇国军、定州保宁军、保州宣义军、辰州奉国军、湖州兴利军、渤州清化军、顺化城向义军、衍州安广军、连州德昌军、宁江州混同军及来远城等处的汉军、渤海军，皆隶属东京统军司。东京统军司显然是主持东边防务的高级军事机构。然而《亡辽录》却载：“辽阳路则东京兵马都部署司、契丹、奚、［汉］、渤海四军都指挥使、保州都统军司、汤河详稳司、金吾营、杓窊司，控扼高丽。”(148)《辽史·百官志·北面边防官》在列举东京地区军事机构时，也首列东京兵马都部署司。同样，东北路的军事机构也首列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北宋的都部署都是战时临时委任的，而辽各路所设都部署，可能是皇帝“亲征”时跟随他的行宫都部署。皇帝离开当地之后，都部署亦随之撤离。辽的都部署并非各地区的常设军事机构。

东边防务与西北、西南防务有一显著区别。后者对付的是出没无常的游牧部族，而前者则是要防范作为农耕民族的高丽。东边边境能否确保，关键在于城池能否守得住。而守城正是汉军之所长，契丹部族军在这一方面不具优势，所以，东边的边防主要靠汉军。

(1)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后周广顺二年六月记事。

(2)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后周广顺二年二月记事。

(3)　《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

(4)　《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显德五年四月记事。

(5)　《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显德六年二月记事。

(6)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

(7)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开宝二年记事。

(8)　《辽史》卷八《景宗本纪》。

(9)　《辽史》卷七九《耶律贤适传》。

(10)　《新五代史》卷七〇《东汉世家》。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九月辛卯。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开宝七年十一月甲午。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开宝七年十二月辛未。

(14)　《默记》卷中。

(15)　《石林燕语》卷七。

(16)　《辽史》卷七四《韩知古传》。

(17)　《辽史》卷七四《韩知古传》。

(18)　《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外臣部·强盛门》。

(19)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20)　刘凤翥、金永田：《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附录1，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9期。

(21)　《辽史》卷七四《韩匡嗣传》（附韩知古传后）。

(22)　刘凤翥、金永田：《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附录1，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9期。

(23)　刘凤翥、金永田：《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附录1，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9期。

(24)　《辽史》卷七四《韩匡嗣传》（附韩知古传后）。

(25)　《辽史》卷七四《韩匡嗣传》（附韩知古传后）。

(26)　《满洲金石志》卷一《韩瑜墓志》。

(27)　《韩相墓志》，见《考古》1973年第5期。

(28)　《临潢史迹》第111—112页。

(29)　刘凤翥、金永田：《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附录1。

(30)　《临潢史迹》第113页。

(31)　《临潢史迹》第115页。

(32)　此志及上引《耿延毅妻墓志》均见《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萧隗因当即是韩匡嗣墓志中提及的萧猥恩。

(33)　《满洲金石志》卷二；《契丹国志》卷一四《恭顺皇帝传》：“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追谥曰恭顺皇帝。”由此可知，此人即《辽史》中的李胡。

(34)　《满洲金石志》卷一《韩瑜墓志》。

(35)　见《考古》1973年第5期。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年末记事。

(37)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十。

(38)　《燕北录》，见《宋人百家小说》。

(39)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十。

(40)　《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

(41)　《辽史》卷三八至三九《地理志》

(42)　《邵氏闻见录》卷一。

(43)　《华阳集》卷三六《高穆武王（继勋）神道碑》。

(44)　《石林燕语》卷十。

(45)　《东轩笔录》卷一五。

(46)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引《乘轺录》。

(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二月戊子记事。

(48)　《满洲金石志》卷二。

(49)　《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

(50)　《辽史》卷八二《耶律隆运传附制心传》。

(5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〇，天圣九年六月丁丑。

(52)　《辽史》卷八八《萧排押传附匹敌传》。

(53)　《契丹国志》卷一三《圣宗萧皇后传》。

(54)　《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纪》。

(5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己巳记事。

(5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己巳记事。

(5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四月庚辰记事。

(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四月庚辰记事。

(59)　田况：《儒林公议》。

(60)　《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

(61)　《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四月丙戌记事。

(63)　《辽史》卷二〇《兴宗本纪》。

(64)　《辽史》卷一〇三《萧韩家奴传》。

(65)　《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

(66)　《说郛》卷三八。

(6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乙卯记事。

(68)　关于四时捺钵地点，《辽史·营卫志》所记既不完备，亦不准确。此以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为据，择其主要作介绍，详见《辽史丛考》。

(69)　《辽陵石刻集录》卷三。

(70)　《辽陵石刻集录》卷四。

(71)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

(72)　沈括：《熙宁使虏图抄》。

(73)　《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

(74)　《辽史》卷八七《萧孝穆传》。

(75)　《武溪集》卷一七《契丹官仪》。

(76)　《辽史》卷九三《萧惠传》。

(77)　《鄱阳集》卷八《广平朝诗小序》。

(78)　《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

(79)　《全辽文》第156页。

(80)　《全辽文》第194页。

(81)　《全辽文》第216页。

(82)　《全辽文》第291页。

(83)　《全辽文》第250页。

(84)　《辽史》卷五《世宗本纪》。

(85)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

(86)　《辽史》卷五六《仪卫志》。

(87)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88)　《辽史》卷七三《耶律曷鲁传》。

(89)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

(90)　《通典》卷二五《职官·宗正卿》。

(91)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92)　《辽史》卷一六《圣宗本纪》。

(93)　《辽史》卷七四《康默记传》。

(94)　《辽史》卷四五《百官志》。

(95)　《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

(96)　《辽史》卷一六《圣宗本纪》。

(97)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三《御边》。

(98)　《苏魏公文集·丞相魏公谭训》卷一《国政》。

(99)　《辽史》卷四七《百官志》。

(100)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一。

(101)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102)　《辽史》卷九《景宗本纪》。

(103)　《辽史》卷十《圣宗本纪》。

(104)　《辽史》卷十《圣宗本纪》。

(105)　《辽史》卷十九《兴宗本纪》。

(106)　《辽史》卷十三《圣宗本纪》。

(107)　《全辽文》第129页。

(1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一，第49页。

(109)　《通志·氏族略》。

(110)　《辽史》卷三三《营卫志》。

(111)　《辽史》卷九四《耶律斡腊传》。

(112)　《辽史》卷六三《世表》。

(113)　《辽史》卷四八《百官志》。

(114)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

(115)　《契丹国志》卷二三《试士科制》。

(116)　《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

(117)　《辽史》卷二〇《兴宗本纪》。

(118)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

(119)　《全辽文》第124页。

(120)　《辽史》卷七四《康默记传》。

(121)　《北史》卷九九《突厥传》。

(122)　《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

(123)　《能改斋漫录》卷一三《契丹之法》。

(124)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

(125)　《辽史》卷四《太宗本纪》。

(126)　《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

(127)　《唐律疏议》卷二《名例律》。

(128)　《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

(129)　《辽史》卷一〇《圣宗本纪》。

(130)　《辽史》卷四五《百官志》。

(131)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

(132)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

(1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六，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欧阳修言。

(134)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太祖经略幽燕》。

(135)　《辽史》卷三六《兵卫志》。

(136)　《文庄集》卷一三《进策》。

(137)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91页。

(138)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二七。

(1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五，咸平六年七月己酉记事。

(140)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

(141)　《全辽文》第86页。

(142)　《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

(143)　《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四。

(144)　《辽史》卷六四《皇子表》。

(145)　《辽史》卷八七《萧孝穆传》（附撒八传）。

(146)　《全辽文》第216页。

(147)　《全辽文》第216页。

(148)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一。

第三章
辽朝衰亡与金朝建立

第一节
道宗及天祚时期的社会危机

一、各族人民负担加重

兴宗后期，辽朝统治显露衰败迹象，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则是危机四伏，大辽政权危如累卵。

辽道宗汉名洪基，契丹名涅邻，又称查剌，生于重熙元年（1032年），为兴宗长子，母亲仁懿皇后萧氏。洪基六岁时即受封为梁王，亦即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刚满二十岁时，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正式参预朝政。三年后，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八月间，兴宗病故，洪基当上了皇帝。兴宗病危期间曾召见洪基，亲自“谕以治国之要”(1)。然而，他并未学到什么“治国之要”，而是学得一套心口不一、拒谏饰非的本领。刚即位时，他下诏宣称：“朕以菲德，托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识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赋敛妄兴、赏罚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达上。凡尔士庶，直言无讳。可则择用，否则不以为愆。卿等共体朕意。”(2)然而，没过几个月，他就对那些敢于“直言”者凶相毕露了。他认为这些人的章奏是“谤讪书”，诏令严加惩处，就连附和奏章者都要处死。

自“澶渊之盟”以来，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辽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道宗即位初期，储存了相当数量的粮食，国库有大量的余钱，“是时，虽未有贯朽不可较之积，亦可谓富矣”。(3)不过，另一方面却是契丹统治者各种巧立名目的横征暴敛，使百姓不堪重负，“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须索。县吏动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4)。这种“银牌天使”是朝廷直接派遣的，到境内各地巧取豪夺，作恶多端，他们不仅被派往汉族地区，同时也奉命到契丹族中征敛。20世纪70年代初，河北承德八家公社深水河村社员在该村水泉沟老阳坡打猎时，无意中发现金银牌各一面。二者形状相同，其上的契丹字亦全同(5)。《辽史·仪卫志·符契》只记载“银牌”而未及金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手札给驿马若干……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6)其实，持金牌者，扰民亦然。

道宗崇佛，也是一大弊政，史称他“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7)。这么多的劳动人手脱离社会生产而成为寄生虫，老百姓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要白白养活这么一大批闲人，何得不穷。辽后期，境内各族人民与辽廷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二、重元之乱与太子蒙冤

道宗继位后，势力已经坐大的重元对他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道宗即位仅两天，即下诏以从前的皇太弟为“皇太叔”，此举意在表明继续承诺重元有权继承皇位。不过，仅仅以一个空头的“皇太叔”名义，实不足以安抚重元，因此，道宗又以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免拜不名，并赐以“金券”。

道宗感受到重元在身边造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故于清宁三年（1057年），将其子涅鲁古外放为武定军节度使。不过，表面上的平静很快使道宗放松了警惕。清宁七年（1061年），涅鲁古奉调回朝知南院枢密使事。道宗对重元父子疏于防范，重元父子则恰好可以抓紧时机谋反。九年（1063年）七月，道宗要到太子山行猎，重元父子获悉这一消息，当即进行了部署。但是，阴谋尚未付诸实施就被敦睦宫使耶律良发现了。耶律良首先向皇太后秘密报告了此事。太后感到事态严重，就假称自己生病，召道宗前来探视，趁机将这一消息当面告知道宗。道宗乍一听说，首先怀疑耶律良奏报不实。太后劝他说：“此社稷大事，宜早为计。”(8)耶律良建议设计进行验证：召涅鲁古前来，如其不应召，即“可卜其事”(9)。于是，道宗根据这一建议，派使者前往，结果使者当即被涅鲁古拘禁于帐下。当涅鲁古手下要杀害使者时，幸好契丹人随身都佩带着割肉用的餐具刀，该使者趁看守不备，得以断帟而出。及至使者赶回行宫奏报了全部经过，道宗对耶律良的情报始确信不疑。这时，他赶忙招来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告以情况紧急，命其设法平叛。

这是一次空前严重的危机，据《辽史·道宗纪》载，与重元父子同谋的还有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睹、卫王贴不、林牙涅剌溥古、统军使萧迭里得、驸马都尉参及其弟术者、图骨、旗鼓拽剌详稳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内藏提点乌骨、护卫左太保敌不古、按答、副宫使韩家奴、宝神奴等，凡四百余人。同时重元父子还诱胁大批弩手军为其进犯行宫。但是，有数千人之多的宿卫士卒并未发生动摇，他们在许王仁先、知北院枢密使事赵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及敦睦宫使耶律良等的率领下，奋力抵御叛军的进犯。叛军数量虽然不算少，但多是些乌合之众，当他们了解了事实真相以后，很快都放下了武器。涅鲁古在阵前为渤海近侍详稳耶律阿思及护卫苏所射杀。算起来，前后只经过一天多的时间，叛乱即被平定，逆党皆遭族诛。据《辽史·耶律重元传》载，首恶分子重元亡入大漠，走投无路，自杀身亡(10)。

平叛后，道宗以仁先为北院枢密使，晋封宋王，加尚父，耶律乙辛为南院枢密使，萧韩家奴为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萧惟信和耶律冯家奴并加太子太傅。宿卫官萧乙辛、回鹘海邻、褭里、耶律挞不也、阿厮（即耶律阿思）以及宫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鲁并加上将军。诸护卫及士卒、庖夫、弩手、伞子等共三百余人，亦皆分别授官有差。耶律良更因密报有功，受重赏，道宗命他隶籍横帐夷离堇房，为汉人行宫都部署。

清宁九年（1063年）平定重元叛乱后，年仅六岁的皇子濬受封为梁王，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因重元问题已经解决，道宗决定要恢复立太子的制度，咸雍元年（1065年），当濬八岁时，即正式立为太子。大康元年（1075年）六月，道宗诏十八岁的皇太子总领朝政(11)。这一切虽然得以顺利进行，但经过重元之乱，道宗变得特别多疑，因此，奸臣耶律乙辛就有了机会动摇太子的地位。乙辛是五院部人，与皇族同出一部，因其家境拮据，故其父曾被人称为“穷迭剌”。此人自幼狡黯，善于伪装，故深受道宗信任。清宁五年（1059年）为南院枢密使，改知北院，受封为赵王。九年（1063年），他因平定重元叛乱有功，拜北院枢密使，进封魏王，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称号，咸雍五年（1069年），又加“守太师”衔。同时道宗还诏令，四方如有军旅之事，许乙辛便宜从事。于是，他更是“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12)。但他发现，逐渐成长起来的皇太子正在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乙辛欲中伤太子，但一时还找不到机会，于是就在太子生母宣懿皇后身上打主意，决定通过诬陷皇后，进而动摇皇太子的地位。

宣懿皇后萧氏，多才多艺，聪慧过人，善弹琵琶，且喜填词赋诗。清宁四年（1058年），皇后生下皇子濬，更得道宗欢心，有专房之宠。道宗在位日久，昏庸愈甚，饰非拒谏，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而宣懿皇后在政治上又不甘寂寞，因此，她和道宗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道宗尚猎，所乘马号“飞电”，瞬息百里。他常乘此马驰入深林邃谷，扈从求之不得。皇后对此深感忧虑，她曾向道宗进谏，认为在一年一度的秋猎中，皇帝往往只身深入不测，“窃为社稷忧之”(13)。然而，她的这种心情并不被道宗理解。道宗讨厌她多事，所以表面上虽然“嘉纳”，但实际上对她却越来越疏远。皇后尝作《回心院词》排解心中的苦闷，并被之管弦，与伶人赵惟一在宫中演唱。辽朝没有类似中原王朝那样严格的后宫制度，伶人出入宫禁，陪伴皇后消遣，本不足怪。然而皇后身边有一宫女名单登，是汉人，见此情景甚为惊异。不久，此事便被乙辛知道了，乙辛觉得正可以大加利用，于是，他指使单登与教坊朱顶鹤一同诬陷皇后私通赵惟一。其证据据说是皇后为单登手书的《十香词》及《怀古诗》。然而《十香词》格调低下，淫俗不堪，与皇后的身份、教养及性格绝不相类，明眼人不问便可发现是故意栽赃陷害。至于《怀古诗》，乙辛一伙更是肆意曲解。诗云：“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诗中写的是汉成帝皇后赵飞燕，诬陷者以诗中有“赵惟一”三字，即硬说是皇后与之私通的证据。道宗并不认真分析和调查，而是把此案交给原本是该案幕后策划者的耶律乙辛及张孝杰处理，于是一切都被“证实”了。大康元年（1075年）十一月，道宗赐皇后自尽，无辜的伶官赵惟一亦遭族诛。

汉人张孝杰，重熙进士，是乙辛的谋士，清宁年间被封为陈国公，官至北府宰相，在汉人中贵幸无比，并且于大康元年（1075年）受“赐国姓”。当宣懿皇后遭诬陷致死后，北面林牙萧岩寿发现张孝杰与耶律乙辛行踪诡秘，于是向道宗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国政，心不自安，与张孝杰数相过从，恐有阴谋，动摇太子。”(14)当时道宗对乙辛的确产生了怀疑，故将他从自己身边调开，令其出任中京留守，然而乙辛的同党张孝杰却被道宗留在身边。不久，道宗又对奸臣乙辛怀念不已，经乙辛一番挑拨，道宗甚至又怀疑起萧岩寿了，将其外放，出任顺义军节度使。大康二年十月，乙辛则从中京留守任上被召回，复为北院枢密使。

乙辛一回朝就与同党殿前都点检萧十三、林牙萧得里特等一同谋划构陷太子。五月间，乙辛突然上奏道宗，说据右护卫太保查剌等报告，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撒剌与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谋废道宗而立太子濬。此事虽查无实据，道宗还是将撒剌外放，改任始平军节度使，萧速撒亦出为上京留守。这实际上是对乙辛一伙搞诬陷的鼓励。因此，事隔一月，乙辛又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及耶律塔不也向道宗谎称：耶律撒剌等欲谋害乙辛、立太子，他们都曾参与这一阴谋，只因害怕事发连坐，故当时未敢向朝廷自首。这一次，道宗轻易地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于是当即决定由乙辛及其同党张孝杰、萧十三及萧余里也等一伙最受他信任的人审理此案。乙辛等既然有道宗支持，就更加肆无忌惮了，首先将皇太子重重杖责一顿，然后将其囚禁在宫中。乙辛害怕道宗发生怀疑，又带来受诬陷者数人当庭互相究诘。他们各被施以重刑，人人不堪其苦，惟求速死，乙辛则乘机向道宗回奏，说这些人“别无异词”(15)。于是耶律撒剌、萧速撒及宿直官敌里剌等多人被处死。道宗让乙辛同党、左夷离毕燕哥审讯太子。太子说：“帝惟我一子，今为储嗣，复何求，敢为此事！公与我为昆弟行，当念无辜，达意于帝。”(16)太子恳请他为自己辩白。但是，燕哥在向道宗报告之前，先把这一切都向萧十三述说一遍，萧十三听后，让他谎报太子已伏罪，他即尽如萧十三所教以奏，于是促成太子被废、被囚。

太子在卫士监押之下，被送到上京，囚禁处围以高墙，与外界完全隔绝。虽然如此，乙辛一伙还是放心不下，他们害怕有朝一日道宗醒悟过来，太子重见天日，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大康三年（1077年）十一月，乙辛又与萧十三策划，派达鲁古、撒八等去上京把太子杀害，然后又派人秘密杀害了太子妃。当时，太子年仅二十岁。乙辛虽奸恶，但他实际上是借助道宗支持以逞凶，杀妻灭子的元凶正是道宗自己。

三、天祚嗣立

乙辛在除掉了太子濬之后，能否蒙蔽道宗确立一个将来有可能完全为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皇位继承人，就成了这个阴谋家最终能否得逞的关键。最初，他建议道宗以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耶律淳为储嗣。和鲁斡系道宗同母弟，淳则系其亲侄。乙辛的建议一提出，群臣皆不敢表示反对。惟北院宣徽使萧兀纳与夷离毕萧陶隗表示反对，他们对道宗说：“舍嫡不立，是以国与人也。”(17)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嫡长子先亡，则应立嫡孙。已故太子濬有子名延禧，然而，对于此子，可否立为储嗣，道宗最初是犹豫的。在这种情况下，乙辛又试图通过操纵立后来左右道宗立储。乙辛同党且与之有亲戚关系的萧霞抹有妹未嫁。大康元年（1075年），宣懿皇后被诬陷之后，乙辛即向道宗盛称此女美而贤，道宗将其纳入宫，并于次年六月册立为皇后。然而，一两年过去了，新皇后未生子。新皇后还有一个妹妹叫斡特懒，已嫁乙辛之子绥也，道宗求子心切，于是乙辛又通过新皇后告诉道宗说斡特懒“宜子”，道宗一听很高兴，于是乙辛又将儿媳送进宫，献给了道宗。安排既定，他一方面盼望萧霞抹的两个妹妹早生“龙子”，另一方面则时刻担心皇孙延禧被立为储嗣，因此，千方百计要加害皇孙。大康五年（1079年），道宗去夹山（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西北）秋猎，乙辛认为谋害延禧的时机已到，于是建议不带延禧同往，但萧兀纳表示反对，他说：“窃闻车驾出游，将留皇孙，苟保护非人，恐有他变。果留，臣请侍左右。”(18)这时，道宗始有警觉，开始对乙辛产生怀疑，命皇孙随行。次年正月，乙辛外放，出知兴中府，接着，三月间，皇孙延禧即被封为梁王，这个刚满六岁的孩子从而被确立为继承人。七月，道宗又为皇孙梁王延禧设旗鼓拽剌六人，以为护卫。

乙辛被逐出朝廷之后，受赐姓名为耶律仁杰的张孝杰出任武定军节度使。“武定”是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军号。他到任后不久，私贩上京临潢府境内广济湖盐及擅改诏旨事发，于大康七年（1081年）被削爵为民，大安中，死于原籍。天祚皇帝即位后，乾统初，又将其剖棺戮尸，其族产亦都被没收分赐臣下。他窃据相位多年，十分贪婪，与亲戚会饮时曾扬言：“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19)张孝杰败后仅数日，乙辛因向辽朝境外贩运禁物，受审，依法本当处以死刑，但其党耶律燕哥上奏称乙辛当入“八议”，故得以减死论，被判击以铁骨朵，然后囚禁于来州。大康九年（1083年）十月，乙辛企图逃往北宋，被发觉，同时又查出他私藏甲兵，故将其处死。乙辛败后，萧霞抹之妹由皇后降为惠妃，蒙冤而死的耶律濬被追谥为昭怀太子。此举进一步加强了皇孙延禧的地位。大康九年（1083年），道宗进封梁王延禧为燕王，大安二年（1086年）又为他行“再生礼”。大安七年（1091年），延禧仅十六周岁，道宗即授他以最高军职——天下兵马大元帅，同时总北、南枢密院事。

道宗晚年对政事厌倦，用人没有标准，他令求官者各掷骰子，胜者即授以官职。汉人耶律俨（本姓李）曾掷骰子得胜采，道宗说这是“上相之征也”(20)，当即将他从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事。辽道宗昏庸如此，而其继承人燕王延禧则更“不逮其祖”。苏辙使辽，据所见所闻将辽道宗与其继承人——延禧作了对比，颇为道宗以后辽朝的命运担心。他说：

北朝皇帝年颜见今六十以来，然举止轻健，饮啖不衰。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与朝廷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加以其孙燕王幼弱，顷年契丹大臣诛杀其父，常有求报之心，故欲依倚汉人，托附本朝，为自固之计。虽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过界后，见其臣僚年高晓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经、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郑颛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叹息，以为自古所未有。又称道北朝皇帝所以馆待南使之意极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帐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离帐下不数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缘接伴南使之劳。以此观之，北朝皇帝若且无恙，北边可保无事。惟其孙燕王骨气凡弱，瞻视不正，不逮其祖。虽心似向汉，未知得志之后，能弹压蕃汉，保其禄位否耳。(21)

寿昌六年（1100年）十二月，年近古稀的辽道宗身患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开始向延禧移交权力，令他拟注大将军以下官。果然，次年正月辽道宗就病死在混同江的捺钵行宫了。由于道宗生前早已预作安排，故延禧得以奉遗诏顺利即位于柩前，群臣为其上尊号曰“天祚皇帝”。

天祚即位后，道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基本上都因袭下来了。在对待乙辛余党问题上，天祚尤其令忠直之士失望。乾统元年（1101年），他刚一即位，就将究治乙辛余党的大事交给了两个贪赃枉法之徒，这两个人即是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及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阿思纳贿，多出其罪；得里底不能制，亦附会之。”(22)曾因太子濬冤案牵连被流放到镇州的耶律石柳，虽被召回，并受命为御史中丞，但他指出：根本问题在于天祚皇帝本人多疑，经办惩治乙辛余党一事的官员又都瞻前顾后，不敢切实推问，而耶律阿思等人则正好可以趁机受贿。到头来，竟连天祚之父——太子濬究竟葬于何处都未能查明，其他人的冤案不了了之就更是不足为奇了。石柳上书，要求天祚查清被追谥为“大孝顺圣皇帝”的其父葬所，“尽收逆党，以正邦宪，快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然后致治之道可得而举矣”(23)。石柳在所上奏疏后面，还附录了顺圣被害致死的经过及乙辛过恶方面的诸多事实，然而奏上之后，即石沉大海。

天祚皇帝为群小包围，正人君子无从接近。萧兀纳，当初曾保护天祚免遭乙辛暗算。后来，道宗又命他为天祚辅导，亦是一位忠直之士。天祚尚在“潜邸”之时，他就曾多次因直言使得这位未来的皇帝大为扫兴。所以，天祚即位后，全不念他当年的好处，首先把这位恩师从身边赶走，让他出任辽兴军节度使，同时给予“守太傅”的虚衔，以示尊崇。但天祚对萧兀纳不满，是谁都看得出的。当时宫中一势利小人——佛殿小底王华竟诬告萧兀纳曾借用内府犀角未还，天祚当即下令清查此事。兀纳受此污辱，不得不向天祚申辩说：“臣在先朝，诏许日取帑钱十万为私费，臣未尝妄取一钱，肯借犀角乎！”(24)他的申辩虽然很有力，但天祚还是下令免去了他的“太傅”衔，降为宁边州刺史。

耶律俨专擅察言观色，处处投天祚之所好。其妻邢氏有美色，他就令其经常出入宫禁，去讨天祚欢心，并且叮嘱她：“慎勿失上意。”(25)这个用妻子美色取悦天祚的无耻之徒，竟然博得昏君的极大信任，乾统六年（1106年）被封为漆水郡王。天庆中，耶律俨病倒之后，天祚仍令其乘小车入朝，简直一天也离不开他。大辽政权最后就落在了这样的昏君和佞臣手中。

第二节
生女真与金朝

一、生女真完颜部

居住在今东北地区东部的女真族，属通古斯语系，与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契丹族在语言、文化上有很大差异。他们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先秦时期的肃慎当是其远祖，“《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勿吉，隋谓之黑水部，唐谓之黑水靺鞨，盖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各有首领分治之。隋开皇中遣使贡献，文帝因宴劳之。唐贞观中太宗征高丽，靺鞨佐之，战甚力。开元中其长来朝，拜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26)。黑水靺鞨“五代时始称女真”，“其后避契丹讳，更为女直”。“居混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27)

生女真地区气候寒冷，山多林密，“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土产名马、生金、大珠、人参及蜜蜡、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鹯、海东青，兽多牛、羊、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花果有白芍药、西瓜，海多大鱼、螃蟹。冬极寒，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之。皆以厚毛为衣，非入屋不彻”(28)。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生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他们每个人都异常劲健，常为患其他部族。其俗皆编发，项间缀以猪牙为饰物，头上插雉尾。猪是他们饲养的主要家畜，雉（山鸡）是他们的主要猎获物，这种装饰表明当时黑水部的经济生活正处在半农半猎阶段。当时，他们已经懂得种植粟、麦，虽有马，但主要是用来驾车，种田仍以人力实行耦耕，故其生产力水平不过相当于中原西周时代或更早些时候。

女真社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辽末虽然已有剩余产品，但人们仍然是物物交换以通有无。当时，生女真完颜部还不能生产铁器，因此不惜重金从邻近地区购进甲胄(29)。生女真社会分工很不发达，全社会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农夫兼猎人的生产者，没有专门的手工工匠。屋舍、车帐多能自家建造(30)。金朝立国之前的生女真人甚至不懂得什么是法。《金史·世纪》载：

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它族之人，由是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完颜部人谓始祖曰：“若能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部有贤女，年六十而未嫁，当以相配，仍为同部。”始祖曰：“诺。”乃自往谕之曰：“杀一人而斗不解，损伤益多。曷若止诛首乱者一人，部内以物纳偿汝，可以无斗而且获利焉。”怨家从之。乃为约曰：“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曰：“谨如约。”女直之俗，杀人偿马牛三十自此始。

这一段传说反映了早期女真社会中保留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函普自高丽到女真人中间落户，完颜部配以贤女为婚，正符合母系氏族社会的古老习俗。直至辽末，生女真人在婚姻形态方面仍保留了很多原始的习俗，如女子到了出嫁的年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之”(31)。人们勇于“私斗”，没有法律约束，这种情况比春秋时代商鞅变法以前的秦国更落后。

自函普成为完颜部首领以后，社会变革加速。法律既然规定杀人者可以用自己的牛、马、黄金等物赎罪，这说明牲畜及贵金属已经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了。土地则仍然为部族所公有，不同于个人所拥有的动产。“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32)这种“人有数妻”的情况，既是群婚时代的遗迹，同时更是妇女开始被奴役的反映，这一切是受到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奴隶制国家法律所保护的。女真人和许多古代民族一样，社会不平等正是从男女不平等开始的。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生了奴隶制度，一小部分富有者开始将一些贫乏不能自存的人变为奴隶。《金史》卷四六《食货志》载：

当收国二年时，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贫民多依权右为苟安，多隐蔽为奴婢者，太祖下诏曰：“比以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

《金史·食货志》又载：

（太宗）又诏孛堇阿实赉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又命以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贫而卖身者六百余人。二年，民有自鬻为奴者，诏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权势家不得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

所谓“折身为奴”或“自鬻为奴”的“贫民”，都是指女真人。上述记载反映太祖、太宗时期女真人社会中的债务奴隶问题相当严重，某些弱势社会成员沦为被奴役者，已非个别现象。不过，在当时迅速发展的灭辽和与北宋的战争中，女真人多有机会俘获奴隶，因此有可能以被他们俘获的人（主要是汉人）来赎回沦为奴隶的亲属。

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分化，是女真族国家政权形成的基础。部族首领正在逐渐变成统治者。但直到金初，他们与一般成员的社会地位仍然是相当平等的，他们“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33)。

生女真人分为很多部，最初，以“完颜”为号者即不止一部。其中以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的完颜部最为强大。后来建立金王朝的就是这一部。“按出虎”意为“金”，完颜部居按出虎之源，该地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34)。

二、银牌天使和鹰路之战

依辽朝制度，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府，小者准部使。《辽史·百官志》载有“女直国顺化王府”、“北女直国大王府”、“南女直国大王府”、“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鸭渌江女直大王府”、“濒海女直国大王府”、“回跋部大王府”、“黄龙府女直部大王府”等等。这是辽中期以前的女真各部。至辽末，此消彼长，各部力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出虎水的完颜部虽不系辽籍，但名义上其首领仍然受辽封。该部本是一个小部族，其始祖函普四传至昭祖石鲁，始受辽官职为惕隐，还不够封王的资格。石鲁之子乌古乃，生于辽圣宗之世，后世称景祖，他在位时，已经使“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以及“五国”等部臣服。尽管“白山”部本身为大部，其首领受辽封为王，但征服者生女真完颜部却仍然被辽视为小部族，乌古乃只能受命为“生女直部节度使”。在这种情况下，辽的册封对强大的完颜部已经不能起到约束作用了。辽人称节度使为“太师”，生女真完颜部因为还统辖许多其他部族，故女真人又称乌古乃为“都太师”。

辽朝授予乌古乃官职，目的是要让他受印系籍，服服帖帖地接受控制。乌古乃为了不使自己落入辽朝的控制，不肯系辽籍，辽朝虽催促再三，他仍继续拖延，并指使部人扬言：“主公若受印系籍，部人必杀之。”(35)他用本部民众的力量拒绝了辽朝的进一步约束，使生女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但他既然受命为节度使，建立了官属，也就便于利用辽朝的影响，确立本部的秩序。乌古乃死后，其三个儿子相继为生女真首领。先是其次子劾里钵袭节度使，他借助于辽朝所授官职的权威及乌古乃在世时积蓄下的武力，相继讨平了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等部，进一步扩大了势力。继劾里钵而立的是颇剌淑，再其次是盈哥。他们都是同母兄弟。盈哥即辽朝所说的“扬割太师”，袭节度使时已四十二岁，时为辽道宗大安十年（1094年）。他在健全制度、统一生女真各部的事业中又取得了新进展。他以其侄撒改为“国相”。寿昌二年（1096年），他又采纳其侄阿骨打的建议，迫使统门、浑蠢、耶悔、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以后不得再称“都部长”，实际上就是强迫他们归附完颜氏，承认完颜部首领为“都部长”。原来，诸部各置信牌，至辽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年），盈哥又采纳阿骨打建议，规定各部擅置牌号者以法处置，从而统一了各部的号令。

生女真名义上是辽朝的属部，实则在辽和高丽之间叛服不常，辽对他们不过是“羁縻”而已。辽主每年秋猎，生女真首领照例须前往效力。他们辛苦在前，享乐却无分，根本不被辽朝统治者放在眼里。这种情况，促使他们对辽朝统治产生了强烈不满，并不时给辽朝制造边患。至辽末，契丹统治者对生女真各部的骚扰更是日甚一日，致使生女真对辽离心离德。

契丹统治者对生女真各部的骚扰与宋辽榷场贸易有直接关系。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开封统治集团奢侈之风日甚一日，宫禁中竞尚北珠。这种珍珠是北宋通过榷场贸易从辽朝获得的，而辽朝则取之于生女真地区，其美者大如弹子，小者如梧桐子，皆产于辽以东的大海中。每年八月十五，月白风清之时则正值北珠大熟。珠皆藏于珠蚌内。北方严寒季节来得早，九十月间，海边往往即覆盖着厚达尺余的坚冰，此时，人们因耐不过水中的寒冷，已无法直接破冰入海，捕蚌取珠。但当地产一种天鹅，以蚌为食，吃了蚌之后即将珠藏于嗉内。此外，还有一种猛禽，叫“海东青”，是一种专能击杀天鹅的鹰鹘(36)。人们只要能得到海东青鹘，也就能够捕得天鹅，并从其嗉中取珠。

这种被称为海东青的鹰鹘产自五国部，契丹统治者为多得北珠，每年都督促生女真发兵千余进入五国部境内以攫取海东青，但五国部为保护自己的资源，每次都与之发生激烈战斗。

辽统治者需要用北珠换取北宋的高档消费品，因此，不断地遣使帅兵以驱使生女真去五国部掠取鹰鹘，生女真不堪其扰。因此小小的海东青鹘，就这样激化了辽朝统治者与生女真各部的矛盾，甚至直接影响到辽王朝的命运。契丹沿边诸帅每次率兵前来，都毫无例外地要对生女真各部科敛百出，要求生女真人进奉各种各样的礼物。这些贪官污吏，贪得无厌，为非作歹，特别是所谓“银牌天使”，每次到来，还要寻找生女真人的年轻女子“荐枕”。最初他们是在中、下户人家留宿，以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络绎不绝，自称奉天子使命，专择美貌的已嫁妇女侍寝，而且不问其社会地位高下。这种屈辱早已令生女真人、尤其是部族首领们不堪忍受了。他们为反对辽朝使者的骚扰，不断起而阻绝鹰路。宋人朱翌说：

予在史馆读《真宗实录》，雄州言：“倾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裁万人，所居灰城以水沃之，其壁凝冻成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积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则不可攻，野无所取，遂退兵。女真即出，袭败之，杀伤甚众，今契丹移辽阳城，言征高丽，且涉女真之境。女真众虽少，契丹必不能胜。”仍画图以献。(37)

最初，女真人在他们的地区到处开展反辽斗争，契丹统治者计无所出，只好借助生女真各部中最为强大的完颜部为之讨除。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陶温水、徒笼古水纥石烈部阿版及石鲁阻断通往五国部的鹰路，并且执杀了辽朝的捕鹰使者。为此，辽道宗诏令生女真节度使、完颜部首领盈哥为之讨除。阿版等据险设立栅障。盈哥招募善射者操劲弓利矢猛攻，经过几天的激战，终于攻入城内，救出了辽使数人。

盈哥与辽，实际上是相互为用。辽利用他进行鹰路之战，保持鹰路畅通；他则借重辽的声威，乘机统一女真各部。寿昌二年（1096年），唐括部跋葛勃堇被温都部人跋忒杀害，盈哥命阿骨打率师讨伐跋忒，然而竟为纥石烈部的阿疏所阻。当盈哥亲自率师前来讨伐时，阿疏则向辽求援。此事数年未决。直至寿昌六年（1100年），辽遣奚节度使乙烈前来，要求盈哥赔偿阿疏的损失：“凡攻城所获，存者复与之，不存者备偿。”(38)盈哥及其僚佐从这件事中充分认识到，辽对生女真各部实现统一是非常不情愿的，这就是他们支持阿疏的真正原因。如果完颜部开了向阿疏赔偿的先例，以后则无法再号令诸部，因此完颜部无论如何不肯向阿疏让步。

盈哥向辽朝施加压力，暗中令主隈、秃答两水流域的女真人故意阻绝鹰路，同时又让鳖故德部节度使对辽朝说，要开鹰路，非得借助于生女真节度使盈哥不可。辽朝只好命盈哥讨伐阻绝鹰路者，鹰路重开，而阿疏索赔之事就不再提起了。

在鹰路之战中，真正获利的是生女真节度使——完颜部首领盈哥。辽对他依赖越深，他号令生女真各部的权威也就越大。乾统二年（1102年），辽将萧海里“劫乾州武库器甲”，叛入女真阿典部，并遣其族人来约盈哥共同伐辽(39)。辽派兵数千，攻萧海里不能克，而盈哥却以所募甲兵千余人独取萧海里而杀之，然后将海里之首函送辽朝。自此以后，辽朝的虚弱本质尽为女真人所知。第二年，盈哥病故，其兄劾里钵之子乌雅束袭位，在位十一年。这期间，完颜部进一步加强了对生女真各部的控制，并且协调了与高丽的关系，从而在未来对辽的战争中，免除了后顾之忧。

三、阿骨打叛辽

辽后期春捺钵的地点通常在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石头城）境内，每年初春，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钩鱼，并且纵鹰鹘搏击天鹅以为娱乐。届时，生女真各部亦皆来献方物，其实，这是一种“朝贡”形式的贸易，只不过这种贸易极不公平，辽朝故意压低女真人带来的貂鼠皮等猎物的价格，对女真人巧取豪夺，并把这种不义行为叫做“打女真”(40)。女真人不满于此由来已久，辽朝统治者对此也早有警惕。于是，每年的春水、秋山活动就成了他们检验各部酋长对朝廷是否效忠的时机。《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载：

道宗末年，阿骨打来朝，以悟室从。与辽贵人双陆。贵人投琼不胜妄行马，阿骨打愤甚，拔小佩刀欲剚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得其柄，揕其胸不死……天庆二年春，天祚混同江钓（钩）鱼。旧例，诸国酋长尽来献方物，宴会犒劳，使诸酋长歌舞为乐。至阿骨打，但端立正视，辞以“不能”。天祚谓萧奉先曰：“阿骨打筵上意气雄豪，可托一边事杀之，不然恐贻后患。”奉先谏而止。阿骨打自宴渔河归，即怀异志，疑辽见伐。

阿骨打从天祚帝春水钩鱼宴会上死里逃生以后，“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直赵三、阿鹘产拒之，阿骨打虏其家属。二人走诉咸州，详稳司……数召，阿骨打竟称疾不至”。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某日，阿骨打率五百骑兵突然闯入咸州，吏民大惊。“翌日，赴详稳司，与赵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问状。一夕遁去。遣人诉于上，谓详稳司欲见杀，故不敢留。”(41)自此以后，辽虽多次召他入朝，他都称病不赴。

三年十月，乌雅束病故，阿骨打袭位，称“都勃极烈”。辽使阿息保前来责问阿骨打为何不告丧，他非常不服气，反问道：“有丧不能吊，而乃以为罪乎?”(42)辽对他的这种强硬态度无可奈何，一年后（天庆四年，1114年）始遣使来命他袭位为生女真节度使。“节度使”是辽朝授予阿骨打的官职，都勃极烈则是生女真人自己对首领的称呼。生女真各部首领皆称为“孛堇”或“勃极烈”，“都勃极烈”或“都孛堇”即各部总首领，阿骨打就任此职，与具有很大权力且手握重兵的“国相”撒改分治诸部，“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人民撒改统之”(43)。

阿骨打袭位后，于天庆四年（1114年）再次派遣宗室习古乃及完颜银术可向辽索还阿疏。其实，他们的真实使命是要探听辽朝虚实，索还叛人不过是个借口。回来后，他们详细汇报了天祚皇帝的统治如何骄肆废弛，阿骨打听了之后，召来僚属、耆旧，当即告以他要“伐辽”，要求他们于要冲之地加强戒备，建城堡、修戎器，以听调遣。并强硬地对辽朝表示：“若以阿疏与我，请事朝贡。苟不获已，岂能束手受制也！”(44)

生女真完颜部势力的壮大，早已引起辽朝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天祚即位之初，太傅萧兀纳被夺官后曾任临海军（锦州军号）节度使，他当时即上书指出，自萧海里逃亡到女真境内之后，女真即有轻朝廷之心，故应加强兵力，以备不虞。后萧兀纳知黄龙府事，统辖东北路统军司，又再次向朝廷上书建议加强对生女真的防御。但辽廷根本不予重视。《辽史·萧兀纳传》载：

天庆元年，知黄龙府事，改东北路统军使，复上书曰：“臣治与女直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发，举兵图之”。章数上，皆不听。

辽朝的宁江州军事上隶属长春州东北路统军司。女真人每年来宁江州参加春捺钵活动并进行贸易，对这一战略要地早已相当熟悉，特别是阿骨打还曾亲自到过这里参加天祚帝的头鱼宴。但辽朝一直疏于防范。直至天庆四年（1114年）阿息保从生女真地区归来，天祚帝获悉阿骨打确实在备战，才开始调浑河以北诸军增援东北路统军司。与辽朝统治者漫不经心的态度正相反，阿骨打密切注视着宁江州方面的动静。他得知辽军进行调动的消息后，马上派仆聒剌再次向辽朝要求引渡阿疏，然而，仆聒剌真正的使命却是观察形势。仆聒剌回来后说宁江州的辽兵已多得不计其数。阿骨打对此很怀疑，认为辽军刚刚开始调动，不可能一下子就集结那么多。于是，他又派胡沙保前去打探，这一次侦察到的情况是那里只有四院统军司与宁江州军及渤海军八百人，与他的估计相符，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对宁江州发动攻击。

阿骨打对自己的将佐们说：“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发制之，无为人制。”(45)这一年（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阿骨打进军宁江州，各路女真军皆会于来流水，总数有2500多人。阿骨打仍以要求索还阿疏为借口，同时指责辽朝对完颜部擒获萧海里之功，非但不予褒奖，反而侵侮是加。他命诸将传梃而誓：“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苟违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46)这个誓辞反映了女真建国前夕的社会情况，当时的生女真部族联盟虽然还不是国家机构，但官职已分高下，所以才有“叙进”问题。女真社会当时尚处在奴隶制的早期阶段，所谓“奴婢”、“部曲”应是家内奴隶。

当东北路统军司报告宁江州遭到女真军攻击时，正在庆州射鹿的天祚皇帝“闻之略不介意”(47)。他派遣海州刺史高仙寿统渤海军前去增援。女真军一入界，就与渤海军相遇，阿骨打亲自射杀了辽将耶律谢十，并命宗幹督士卒夷平辽朝用于防御的壕堑。女真大军很快就到达了宁江州城下，萧兀纳孙移敌蹇战死，兀纳退守城内，仍然招架不住，于是留下官属守御，自己率领300骑渡过混同江，向西逃走，宁江州城遂被女真军攻陷，防御使大药师奴被俘。此人名表明，是渤海王族，女真军偷偷放他回去，让他劝辽人投降。于是铁骊部前来向女真军送款。此外，阿骨打又让渤海人梁福、斡答剌偷偷逃走，回去招谕东京附近的渤海人。阿骨打对他们说：“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48)他还命完颜娄室去招谕系辽籍女真，遂降伏了移炖益海路太弯照撒等(49)。他以这些措施削弱了辽朝，壮大了自己。

宁江州战役结束后，阿骨打对女真部族的军事组织进行了整顿。女真人原来就有称为“谋克”的军事组织，是在部族组织基础上编成的。整顿后，女真军队以猛安谋克为组织形式，每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女真军实行这种整齐划一的编制，则势必大大削弱原来的部族组织，必能使女真各部的统一得到加强。

宁江州之役以后，女真和辽朝两方面都继续进行战争准备。辽以枢密使萧奉先之弟嗣先为东北路都统，原来的东北路都统萧达不也（即萧兀纳）为副都统，发契丹、奚军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另外又选诸路武勇二千余人，驻屯在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50)。女真军占据宁江州之后，萧嗣先凭借一江之隔，以为敌人不会轻易打过来，然而，女真军正好利用辽军这种麻痹思想，于当年十一月间偷偷渡过混同江，对辽军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辽军当即溃不成军，许多军将战死，但身为一军统帅的萧嗣先却率先逃遁，与他一起逃命的还有另外十几个将领。

萧奉先害怕朝廷会追究其弟嗣先不战而逃的责任，于是，出河店溃败之后，他就奏请天祚帝赦免，说东征溃军四处逃散，所至劫掠，如果不赦免，这些败兵就将啸聚造反。天祚帝最怕有人造反，于是就按照萧奉先的建议赦免了这些战败的兵将，嗣先但免官而已。然而，这样一来，后果更为严重，诸军以为“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51)，从此以后士无斗志，遇敌辄溃逃。女真军乘势追击到斡论泺，虏获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辽人曾说过，如果女真兵满万，则将无敌于天下。至此，这支令辽军丧胆的女真军，果然达到了万人。

宁江州及出河店战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辽朝的民族矛盾因此激化。败退临潢府的大批契丹军，散居民家，侵扰当地汉族百姓。《金史·卢彦伦传》载：

辽兵败于出河店，还至临潢，散居民家，令给养之，而军士纵恣侵扰，无所不至，百姓殊厌苦之。留守耶律赤狗儿不能禁戢，乃召军民谕之曰：“契丹、汉人久为一家，今边方有警，国用不足，致使兵士久溷父老间，有侵扰亦当相容。”众皆无敢言者。彦伦独曰：“兵兴以来，民间财力困竭，今复使之养士，以国家多故，义固不敢辞。而此辈恣为强暴，人不能堪。且番、汉之民皆赤子也，夺此与彼，谓何。”

卢彦伦是临潢的汉人，时为殿直、勾当兵马公事。单靠他一个人，实绝难约束败兵及维持当地社会秩序。但他还是竭尽全力支撑，直至天庆十年（金天辅四年，1120年），才随留守挞不野降金。

四、金朝的建立

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女真人在宁江州获胜之后，国相撒改派其子宗翰与完颜希尹来前线祝捷，并劝阿骨打称帝，但阿骨打不肯。他说：“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52)他的确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但是新兴的女真族要取得反辽斗争的最后胜利，迫切需要树立起一面旗帜，建立自己的王朝，产生自己的皇帝。出河店之役后，当年十一月，阿骨打弟吴乞买与撒改、辞不失等再次率官属、诸将劝进，他们希望阿骨打于来年元旦称帝。阿离合懑、蒲家奴、宗翰等都说：“今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53)阿骨打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辽天庆五年（1115年）元旦，阿骨打宣布即皇帝位(54)。《金史·礼志·国初即位仪》载：

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翰乃陈耕具九，祝以辟土养民之意。复以良马九队，队九匹，别为色，并介胄弓矢矛剑奉上，国号大金，建元收国。

阿骨打即位的仪式是女真人自己创立的。在仪式上陈耕具以及马匹、介胄等，表明他的使命就是领导女真人从事耕战。农耕和征战，这是当时女真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带领大家从事生产和战斗。这仍然是氏族社会的观念。

阿骨打立国，目的是要推翻辽朝的统治，所以他便一刻也不停顿地对辽展开攻击。他首选以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为攻击目标。当金军进逼黄龙府附近的益州时，当地居民纷纷逃向黄龙府，留下的居民在女真军到来后都成了俘虏。在金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天祚皇帝不得不宣布要“亲征”。但是前线接连不断地战败，使他无法主动出击，只能仍取守势。这一年的二月间，辽在临近女真地区的达鲁古城（今吉林前郭塔虎城）驻军屯田，欲且战且守，以为久远之计。这些屯田军都是汉人和渤海人。然而，辽朝部署刚定，女真军即赶到进攻，结果辽军悉数被歼。连他们使用的耕具，也成了女真人的战利品。在这种情况下，天祚帝又把希望寄托在议和上。他在下诏亲征的同时，即遣僧家奴前去议和，但却不肯放下架子，在约和的书信中指名道姓地斥责阿骨打，令其臣服为属国。这样“约和”，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随后，三月、五月，辽又两次遣耶律章奴使金约和，双方再度互相指斥、攻击，亦无结果。阿骨打对辽朝交替使用的和、战两手策略都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他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归还叛人阿疏，同时要求辽把黄龙府迁往别处，这些要求，辽也断然加以拒绝。

阿骨打一边与辽周旋，一边抓紧时间调整内部关系。七月，他着手改变与国相撒改分治诸部的旧体制，目的是为了加强统一。他以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国相撒改为国论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弟斜也为国论昃勃极烈。金初朝廷上的大臣称“勃极烈”，其意为“大官人”(55)，与原来氏族首领称勃极烈、孛堇的显著区别在于诸勃极烈之上又冠以“谙班”（尊贵）、“国论”（尊礼优崇得自由）、“阿买”（治城邑）等定语，这样，勃极烈之间就出现了高下之别，正因为如此，站在一切人之上的皇帝就越发变得高不可攀了。至此，已经没有人再同阿骨打比肩而立了，特别是国相撒改，原来曾与阿骨打分治诸部，而此时其位甚至居于吴乞买之下。这是金太祖阿骨打运用专制皇权的封建政治原则改造女真部族组织获得的初步成功。

当时，金朝庶事草创，典章制度极其质朴。阿骨打即位之初无城郭宫室之制，他所居曰“皇帝寨”，此外还有“国相寨”、“太子庄”(56)。阿骨打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土皇帝”。最初，女真人的村寨多以其首领的名字命名，称“××孛堇寨”，在女真人看来，皇帝无非是一个势力最大的孛堇，故称其所居村寨为“皇帝寨”。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宋使许亢宗到金时，阿骨打已死，继位的皇帝是其弟吴乞买，亦即金太宗。当时金太宗所居“皇帝寨”已改称会宁府，然许亢宗所见，仍是一派荒凉景象，“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百家，星罗棋布，分蹂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伞，云‘近阙’。复北行百余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高丈余，云皇城也”(57)。当阿骨打在世时，连这样的气派也没有。

盲目自大的天祚皇帝根本没把女真人的所谓“大金皇帝”放在眼里。直至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1115年）八月，天祚帝才“罢猎”，赶赴军中。他重新部署对女真的战争，以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萧胡笃为先锋都统，耶律章奴为都监(58)。这几个契丹将领率正军五部及由贵族子弟千人组成的“硬军”、扈从百司组成的护卫军和汉军步骑三万人，自长春州（即达鲁古城）出发，分头向已为金军攻陷的宁江州等地挺进。但是，金军在阿骨打带领下，赶在辽朝援军到来之前，于九月攻陷了黄龙府。天祚帝为这一消息所震惊，于十一月以号称七十万之众的辽军征讨女真。阿骨打则唯恐天祚不率主力前来，因为他对消灭辽军主力，夺取更大的胜利充满信心。克黄龙府后，他即命粘罕、兀术等上书天祚帝，阳为卑躬乞哀，实则向辽挑战。据《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载：

天祚下诏亲征，粘罕兀室伪请为卑哀乞降者，既示众，反以求战嫚书上之，天祚大怒，下诏有“女真作过，大军尽底翦除”之语。阿骨打聚诸酋以刀面，仰天哭曰：“始与汝辈起兵，共苦契丹残扰而欲自立国尔，今吾为若卑哀请降，庶几免祸，顾乃尽欲翦除，非人人效死战，莫能当也，不若杀我一族，汝等迎降，可以转祸为福。”诸酋皆罗拜于帐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从，以死拒之。”

阿骨打用这种办法，一方面激怒天祚帝，诱使其下诏亲征，另一方面则以此激励女真将士与辽决一死战。然而，就在辽金即将展开历史性决战的时刻，辽军都监耶律章奴公然谋反。他与魏国王耶律淳的妻兄萧敌里及外甥萧延留等诱胁将卒300余人从前线返回上京。章奴遣萧敌里和萧延留告知耶律淳，他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废天祚，立淳为帝，当时耶律淳犹豫不决，因为淳被告知说天祚亲征军已被女真军战败，淳说：“此非细事，主上自有诸王当立，北、南面大臣不来而汝言及此，何也?”(59)这时，天祚帝也顾不上征讨女真了，偷偷从前线西还。他一方面遣驸马萧昱率兵去广平淀行宫保护后妃们，因为他估计到耶律章奴会对广平淀行宫发动攻击；另一方面，他又遣行宫小底乙信带着他的诏令赶往上京，告诉魏国王耶律淳：章奴一伙是要谋废立。魏国王淳得知天祚帝无恙，当即将萧敌里及萧延留斩首，然后赶到广平淀向天祚请罪，天祚知道他不与章奴合谋，故仍信任如初。

耶律章奴见耶律淳不肯背叛天祚，便率领自己一伙人西至庆、饶、怀、祖等州，到处宣传他之所以举兵是因为天祚只知享乐，不理朝政，强敌肆侮，大辽危于累卵。他重申废昏立明是为了“救万民之命”(60)。当时他的确得到不少人拥护，所部众至数万。当他向广平淀行宫发动攻击时，其同伙耶律女古等乘机大肆劫掠妇女财畜，章奴不能制。在这种情况下，这支一度标榜为“正义之师”的军队，很快就丧失了民众的支持，随后便瓦解了。耶律章奴欲逃奔女真，被辽军抓获，送到天祚帝的“行在”处死。

耶律章奴谋反，使阿骨打有了可乘之机。就在天祚自前线西还之后，十二月间，金军追及天祚于护步答冈。当时金军只有2万人，然而阿骨打集中兵力攻击辽之中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61)，辽军跟随后撤，全线溃败，金军“获舆辇帟幄、兵械军资，他宝物马牛不可胜计”(62)，天祚帝虽然得以逃命，但从此以后，辽朝的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正当辽军在战场上不断为女真所败的时候，东京地区又爆发了渤海人的反抗斗争。辽末，萧保先出任东京留守，又重犯当年韩绍勋的错误，为政严酷，致使渤海人普遍不满。天庆六年（1116年）元旦夜，曾仕辽为供奉官的渤海人高永昌，率少年十余人，乘人们欢度新年之际，翻墙进入留守府，刺杀了萧保先。东京户部使大公鼎闻变，代行留守职责，与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汉兵千余人据守东京，高永昌出逃。大公鼎于次日捕得作乱的渤海人数十人，皆立即斩首。这种残酷诛杀，不但没有吓倒渤海人，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愤慨。这时，高永昌也率渤海军马打了回来。初五夜里，城中举火为号，开门请永昌入城。大公鼎、高清明等督兵拒战，不胜，率残兵百余人夺西门出逃。于是，东京即完全落入造反者手中，高永昌自称大渤海皇帝，建元隆基，旬日之间，辽东五十余州皆入于高永昌之手。此时，各地渤海人亦纷纷起而响应。

形势本来对高永昌有利，但是，他没有能力严格约束部下，他们不断杀掠无辜百姓，特别是东京各州郡的奚人，都被迫渡辽水到西部去避难。这种情况，很快就使高永昌政权失去了人心。此外，他在策略上又犯了错误。在占据东京之后，曷苏馆人惧怕高永昌兵力强盛，都有意归顺他，唯有胡十门不肯，此人认为曷苏馆女真与生女真祖先为兄弟，理应归附阿骨打。胡十门率族人归附了由撒改率领的一支南下金军。

高永昌因招降曷苏馆女真，而与金对抗，于是就陷入了两面受敌的困境。辽派萧韩家奴及张琳进兵讨伐高永昌。张琳是沈州（今辽宁沈阳）人，天祚即位后，任南府宰相。本来，按照辽朝的传统，“凡军国大计，汉人不与”(63)。由于当时屡败于女真，天祚帝发现萧奉先根本不懂军事，始令张琳主持东征。为讨伐高永昌，张琳又进一步扩充军队，招募失业者及转户强壮充军，应征者非常踊跃，旬日之间即招得二万余人(64)。张琳以沈州为根据地，对东京展开攻击。经三十余战，终于迫使高永昌退守城内。高永昌经受不住张琳的围攻，被迫向金求援。金西南路都统阇母传檄称：“准渤海国王高永昌状，辽国张宰相统领大军前来讨伐，伏乞救援。当道于义，即合应援。已约五月二十一日进兵。”(65)此檄传到沈州，众人以为是高永昌施诈，所以并不设备。结果金人轻易地占了沈州。高永昌得知女真军进攻沈州，初则以为是金军来援助自己，故亦不设防。由于高永昌僭号这件事，严重妨碍了金的统一事业，因此早在四月间金太祖已决定在进攻张琳同时，也要对“渤海皇帝”高永昌展开攻击。沈州陷落后，高永昌立即派铎剌携带金印一、银牌五十，请求金统治者接受他们投降。金军统帅斡鲁派胡沙补与之联系。后来，渤海人高桢降金，告知斡鲁高永昌并非真降。这时，斡鲁才又统率内外诸军并会合各路人马一同对东京发动攻击。高永昌对此始料不及，他杀了胡沙补，但无助于挽回败局。五月间，高永昌被斡鲁等彻底击败，挞不野又将其擒获，并在军中处决，至此，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籍女真皆降金。金太祖诏令废除辽法，省赋税，并且也像女真地区一样设置猛安、谋克组织。

五、董庞儿起义与耶律余睹降金

东京被金攻陷后，天庆七年（1117年）初，春州（即长春州）又被金军攻陷，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紧接着，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亦陷于金。正当与女真的战事接连失利的时候，同年二月间，涞水县（今属河北）农民董庞儿聚众造反，宋朝亦乘机插手。据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载：

董才者，易州辽水人，少贫贱，沈雄果敢，号董庞儿，募乡兵战女真，败绩，主将欲斩之，才由是亡命山谷，遂为盗，剽掠州县，众至千人。契丹患其蹂践，才逾飞狐、灵邱，入云、应、武、朔，斩牛栏监军，函其首来献。政和七年，知岢岚军解潜招降之，并其党以闻。其表有云：“受之则全君臣之大义，不受则生胡越之异心。”上召见，董才陈契丹可取之状甚切，赐姓赵名诩。(66)

南部地区民众起来造反，东北地区对女真的战事愈来愈被动，正当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辽朝统治集团内部又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内讧，结果导致统帅耶律余睹叛降金朝。耶律余睹是天祚文妃的妹夫。文妃生晋王敖卢斡，在契丹贵族中颇有威望。天祚元妃系萧奉先之妹，生子封秦王。奉先担心其外甥秦王不能继承皇位，因此早就蓄谋要加害晋王。保大元年（1121年），萧奉先授意其下诬告耶律余睹与驸马萧昱谋立晋王为帝。天祚帝不辨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将被诬陷的萧昱处死，并赐文妃自尽，只是未忍加诛晋王。事变发生后，身为南军都统的耶律余睹，惧怕自己也不明不白地被杀，于是即带领亲属及千余官兵投降了金朝。金太祖因获余睹，益知辽朝虚实，令此人仍统率旧部，以示对他信任不疑。

保大二年（1122年）正月，金军攻占辽中京，进而下泽州（今河北平泉）。金初陷中京，“始谓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闻其来，中夜已窜，即莫知所在，而天祚遂至燕山矣。又惧追袭，与其子赵王、梁王数百骑复从西北走鸳鸯泊。女真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而西，将至鸳鸯泊，则适与天祚遇。天祚大窘，因仓皇从云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军，趋渔阳岭，又窜入阴夹山。夹山者，沙漠之北传谓有泥潦六十里，独契丹能达，他虏所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驻兵鸳鸯泊，欲经营之，攻击云中府暨诸州，以延引时日也”。(67)

当天祚帝过居庸关，至鸳鸯泺（今河北安固里淖）时，余睹引金将娄室率女真军出其不意地袭来。萧奉先听说余睹带领金军杀来，他分析，余睹此来就是要立晋王，因此，他就乘机劝天祚杀了晋王，以为这样“可不战而余睹自回矣”(68)。天祚听从了他的劝告，赐晋王死，并将耶律撒八等杀掉。晋王本来素有人望，诸军听说他被冤杀，无不悲痛，由是人心大失。这时，余睹引导金军进逼天祚行宫，天祚率卫兵五千余骑逃往云中（今山西大同），途中，仓皇之际，竟将传国玺失落于桑干河。同年三月，天祚为金兵追击，计无所出，带领小部分人逃入夹山（今内蒙古土默特旗西北）。直到这时，天祚帝才发现，他原来对萧奉先言听计从是上当了，于是，对奉先说：“汝父子误我至此，杀之何益。汝去，毋从我行，恐军心忿怒，祸必及我。”(69)奉先父子哭着离开天祚，并被其左右押送女真军。女真军将其长子昂斩首，然后拟将奉先本人及其次子昱送交金太祖，途中又被辽兵夺归，天祚帝赐其父子一死，算是结束了这一幕内乱的悲剧。

六、辽宋关系的改变与宋金结盟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和好百余年，对于辽宋两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都是极其有利的。然而双方的统治者并不珍视这种友好关系。辽朝统治者一再对宋提出领土要求。继辽兴宗遣刘六符对北宋提出领土要求之后，从道宗咸雍九年（1073年）起，又连续派遣兴复军节度使萧禧至宋议地界，坚持蔚、应、朔三州应以分水岭划界。宋神宗对契丹心存畏惧，生怕契丹为此兴师南伐，经办此事的韩缜就是在神宗一再督责之下，全面接受了契丹划界要求的。

北宋统治者虽然一再屈从辽的要求，但同时也不忘要从辽朝统治之下夺取幽蓟“旧疆”。女真兴起之后，辽受侵逼，危亡在即，北宋统治者认为收复幽蓟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计与新兴的金朝结盟以攻辽。幽蓟地区汉族地主阶级眼见辽政权已不足恃，于是纷纷配合北宋复燕。例如赵良嗣降宋以后就说过，当其未降之时，在辽曾“与燕中豪士刘范、李奭及族兄柔吉三人结义同心，欲拔幽蓟归朝”(70)。李奭是北辽宰相李处温之子。联系后来处温欲挟萧后纳土降宋的事实，可知燕京地主阶级早就开始酝酿这件事了。

据蔡攸《北征纪实》载，政和元年（辽天庆元年，1111年），童贯与郑允中使辽，“因使贯觇其国，北讨之意已形于此，而中外未知也。”(71)童贯使辽期间，有燕京大族马植“邀于路，说以覆宗国之策，贯挟之以归，卒用其计，以基南北之祸”(72)。植叛辽投宋，献策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藉以复燕。宋徽宗一听，非常高兴，赐此人姓名曰赵良嗣。“良嗣又时时论辽人事宜，以动朝廷，且谓天祚者乃是弑其袓老国主而自立，言多摆阖。”(73)

政和七年（天庆七年，1117年）登州奏称，有辽人船二只，遇大风，飘达驼矶岛，为首者为渤海人高药师等，率老幼二百人，欲往高丽避乱，途中为风飘至登州。据这些渤海人所言，女真军马与辽人争战累年，已过辽河之西，辽东地区已悉属女真。登州守臣王师中具以奏闻，宋徽宗接受蔡京与童贯建议：降诏遵循宋初从女真境内市马的惯例，由“登州守臣王师中募人同高药师等赍市马诏，泛海以往探问”(74)。

宋见辽接连为女真所败，又于重和元年（1118年）遣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与之相约夹攻辽朝。自是，宋金开始通好。宣和二年（辽天庆十年，1120年）春二月，宋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赵良嗣假朝奉大夫，以买马为名，由登州泛海使女真。四月十四日抵达辽东。当时女真三路大军正准备对辽上京发起攻击，便约赵良嗣前去观战。城破之后，良嗣见到了阿骨打，双方约定同时出兵夹攻契丹，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及云朔等旧汉地。女真要求宋依给辽“岁赐”之例，灭辽之后，亦应给金岁赐。起初，赵良嗣只许三十万，阿骨打不肯，声称当初燕京并不属宋，宋每年给辽岁币犹多达五十万，如今既得燕京之后，反而要减至三十万，阿骨打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商定依与辽原数与金。当时双方协议已经暴露出了宋朝的虚弱，事成之后，宋不仅要向金交纳岁币，同时，金对赵良嗣要求将平州及西京大同地区一并归还宋朝也含糊其辞。不过，当时女真人迫切希望早日结束灭辽战争，因此还是希望宋朝能出兵助其一臂之力。并且一再嘱宋不要与契丹议和，而是真正要与女真夹攻契丹。粘罕和兀室对赵良嗣说：“我皇帝从上京到了，必不与契丹讲和，昨来再过上京，把契丹墓坟、宫室、庙像一齐烧了，已教契丹断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来和也，千万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间里断绝了。我亦曾听得数年前童贯将兵到边，却恁空回。”(75)良嗣否认数年前童贯出兵燕京并为契丹所败一事，粘罕等对赵良嗣的说法未必相信。但他们只求此次宋朝能真正出兵与契丹一战，所以对宋使款待甚是殷勤，打球、射柳及所在宴饮，阿骨打必召良嗣参加。并令在上京俘获的契丹吴王妃作舞献酒，表示将来一定要与“有道、有德”的大宋通好，不争。

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三月，金又遣使至宋会商攻辽事宜，事后，宋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屯兵于边，以便接应金兵。北宋与金结盟以图辽，其危险性早已为有识之士所预见到了。安尧臣曾上书论燕云事，以为童贯、蔡京与赵良嗣一道建议平燕，“恐异时唇亡齿寒”(76)。宇文虚中亦上书指出，宋与契丹和好已逾百年，他们自从遭到女真攻击以来，一直依赖宋朝，表现得极为恭顺，现在与金结盟，“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77)但是，宋徽宗根本听不得这些意见，他为蔡京、童贯、王黼、赵良嗣一班人所左右，见利忘义，一意孤行，定要与金结盟。

七、耶律淳称帝

辽天祚帝出逃，只留下南府宰相张琳及参知政事李处温等协助其叔父秦晋国王耶律淳守御燕京。耶律淳蕃名涅里，其父和鲁斡系兴宗仁懿皇后所生，与道宗系同母兄弟。道宗时期，和鲁斡进封宋魏国王，任南京留守、天下兵马大元帅。天祚即位后，淳袭父为南京留守。女真战事兴起之后，耶律章奴曾谋废天祚而立淳，淳不从，并斩章奴使者萧敌里之首以献，因此，进一步取得天祚的信任，晋封为秦晋国王，拜都元帅，免汉拜之礼，并许其自择将士。于是，耶律淳招募了一支由燕云地区壮丁组成的并完全归他节制的军队，但这支刚组建的汉军不可能有多么强大的战斗力，因此，当时燕京地区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还是从辽东撤退过来的“怨军”。

辽在辽东地区募“怨军”，是因为“辽人始以征伐女真，为女真所败，多杀其父兄，乃立是军，使之报怨女真，故谓之怨军”(78)。辽朝本来是要让这支军队报怨于女真，然而“每女真兵入，则怨军从以为乱，女真退则因而复服，常以为苦，天祚与群下谋杀怨军，除其患，故其中郭药师等反，杀其首领而降都统萧幹，遂拜金吾大将军，俾守涿州”(79)。郭药师是渤海铁州人，与多数“怨军”将领一样，也是一个反覆之徒。

宋、金对辽形成交攻局面，同时天祚又已出逃，于是燕京地区以李处温父子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于保大二年（1122年）三月，外假郭药师的怨军为援，内结都统萧幹、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康公弼和曹义勇等，共立耶律淳为天锡皇帝，降天祚为湘阴王，从而建立了历史上短命的北辽政权。“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号燕王，又谓九大王，又谓覃湘大王。在府番汉百官诸军并僧道父老数万人劝进，遂即位于燕，号天锡皇帝，改保大三年为建福元年，改怨军为常胜军。”(80)

北辽的武力，虽不足以抵御女真在东北方面的不断侵逼，但在南边却能抵御宋军的攻击。辽保大二年（1122年）五月，宋军分两路进攻辽南京，种师道总东路兵趋白沟，辛兴宗总西路兵趋范村，并且上有童贯、蔡攸节制。耶律淳当即遣萧幹（即奚王回离保）和耶律大石率军抵御，结果，两路宋军皆为辽军所败。尽管如此，北辽面临的形势仍然日益严峻。因为除了来自宋、金两方面的威胁之外，耶律淳还有一个与之不共戴天的敌人，那就是被他废掉了的天祚帝。当时天祚帝尚控制着西南、西北两路都招讨司所管辖的诸部族，威胁说要攻打南京。宋金双方南北夹攻，同时又有来自天祚帝的威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李处温倾向于投降宋朝。天锡皇帝耶律淳势力所及仅限于燕云和辽西一带。他和辽朝其他皇帝不同，其主要支持者是汉族地主，而不是契丹贵族，所以他的政治立场自然会与汉族地主阶级一致。

宋朝童贯以大兵压境，同时又派马扩前来劝降。李处温本来早有南奔之意。当其正在犹豫未决之时，天锡皇帝向他问起对宋当何以为计，李处温本意是要与天锡一起南归，但惧众不从。于是借口军国大事，不敢以管见自处，表示希望皇帝“睿知独断”，然后再与臣下参议。李处温这一表态，实际上是在试探天锡皇帝的意向。他知道天锡一方面惧怕天祚回来复辟，另一方面更怕金兵攻击，在北辽面前几乎只有投宋这一条出路。天锡果然召李处温等面议云：“朕以眇躬，荷祖宗之灵，获承大位，本与卿等求保宗庙。女真人骑复据西京，未闻归国。今者大宋重兵临境，与大金夹攻，朕观人事天时，不敢当宝位，欲称藩南朝，与卿等同保血属，未审如何?”(81)言毕呜咽流涕。李处温虽然也跟着下泪，但终于是如愿以偿。于是当即议定向宋朝派遣使节。

耶律淳决定遣使向宋朝求和，是冒风险的。此前，他曾两度将宋朝劝和的使节斩首。主要是因为耶律大石、萧幹等实力派反对与宋议和，并企图羁留宋使。此次再度派遣使节，正逢宋朝也派出马扩为使节前来劝降。“马有胆气，口辩抗论不屈，燕王惧，遂遣王介儒来。”(82)当一行人等至新城时，王介儒又告诉宋使说：“四军大王在白沟，令勒留南使。”四军大王即反对投降宋朝的萧幹，他统率的军队虽然击溃了来攻的宋军，但并未根本改变北辽政权的困难处境，因此，他并未过分为难宋使，只是令耶律大石与使人相见。大石责问宋朝：“南北通好百年，何为举兵，侵夺地土?”但还是表示：“以两国和好，不欲留使人。食罢可行。为传语童贯，欲和则仍旧和，不欲和请出兵见阵。”(83)五月三十日丁亥，秘书郎王介儒、都官员外郎王仲孙赍书同宋使马扩一同来到雄州宣抚司。

四军大王萧幹和耶律大石反对北辽降宋的立场是极其明显的。燕京城内，耶律大石和萧幹掌握着军队，因有他们反对，使主张对宋妥协的李处温不能有所作为。耶律淳无力协调这两派之间的关系，六月间，他在内外交困之中病死了，其妻德妃萧氏在萧幹等人支持下立为皇太后，主持军国大事。耶律淳临终前，曾密授李处温为蕃汉马步军都元帅，属以后事。但他只是徒有虚名，并无兵权。

耶律淳死后不久，李处温即私通童贯，欲挟萧后纳土。同时他又北通于金，欲为内应。阴谋败露后，李处温被迫自杀。主要由汉人和渤海人组成的“常胜军”，驻守涿州（今属河北），以对付宋朝。原来这支军队的首领郭药师支持李处温，此时知燕京的小朝廷行将灭亡，遂决计以涿、易两州归降宋朝。“常胜军实反覆之徒，然虏中号健斗者也。其副曰张令徽，其下又有四将，号‘彪官’，每彪五百人，则常胜军本二千人，本朝收复之后，因增至二万，其后又增，号五万。实燕人之先以城降者，故朝廷宠异之。”(84)这时，王黼、童贯以为辽国无主，有机可乘，于是再度举兵攻辽，令郭药师率常胜军充当先锋，十月间进兵燕京，然为萧幹所败，金兵则绕道燕京西面，攻占了蔚州（今河北蔚县），进而移兵奉圣州。萧德妃五次上表于金，请求允许立天祚次子秦王定主辽社稷，为金附庸，然未获应允。同时她又派出使节以“唇亡齿寒，不可不虑”的道理试图说服童贯，童贯叱退来使，而且“不以闻于朝”(85)。萧后以劲兵守居庸关，十一月间自古北口出逃，燕京则为金军攻占。辽宰相左企弓等降金。

八、天祚帝被俘

萧德妃出逃以后投奔天祚帝，与她同行的还有耶律大石，天祚杀德妃而赦大石。第二年，保大三年（1123年）正月，奚王萧幹又自立为大奚皇帝。萧幹即回离保，又作夔离不。“夔离不者奚人，一名萧幹。王师初招抚燕人，幹首拒命，及燕京陷，幹与萧太后出奔，至松亭关，议所立国，于是列阵而分，契丹军从萧后、林牙归天祚。天祚杀萧后，奚、渤海军从萧，留奚王府，幹遂僭号大奚国神圣皇帝，改元天嗣。”(86)萧幹手下的奚人首领巴辄、韩家奴等引兵攻击邻近的契丹部落，劫掠人畜，造成两族严重不和。这时，郭药师又乘机来攻，萧幹战败，其军离心离德。最后，他本人为部下所杀，这个政权只存在八个月。

天祚帝在走投无路之时，遇耶律大石率兵来归，又得阴山室韦漠葛失兵，自以为得“天助”，不自量力，谋出兵收复燕云。大石劝阻，不听。《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一引《亡辽录》云：

保大四年，［天祚］得大石林牙兵归，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自谓天助，谋出兵收复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两路，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及陷云中则奔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以至举国汉地全为金人所有，国势微弱至此而力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斥而不从。

广平淀即辽后期冬捺钵的通常地点，即潢河、土河汇合处的一片平原，当在中京之北。耶律大石的这番话表明，他认为在长春、辽阳两路被女真攻陷后，天祚本应坚守广平淀，而不应一步一步地自北向南撤退，以至将举国汉地都丢失掉。广平淀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是捺钵所在地。辽朝的五京实际上只是各自所在地区的行政中心，并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天祚帝不坚守广平淀而退守中京、燕京、西京（即云中），从而丢掉了作为辽政治中心的捺钵，因此也就很难号令全国——尤其是北方广大游牧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辽朝武力赖以存在和壮大的根本，所以大石认为不守广平淀就是“不谋战备”。后来他脱离天祚西迁，即先率部北行寻求支援，其原因正在于此。而耶律淳在燕京建立的北辽政权之所以很快败亡，其主要原因亦在于他无法号令和统率北方游牧诸部。保大四年（1124年）七月，大石自立为王，脱离天祚。次年二月，天祚帝在应州（今山西应县）新城东六十里，为金将娄室所俘，辽朝灭亡。

辽世系表

一、脱离天祚帝之后的大石政权

耶律大石字重德，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八代孙，通汉文及契丹文字，且善骑射，是辽末契丹皇室中少有的文武双全人才，天庆五年（1115年）登进士第，初曾受命为翰林应奉。契丹语称翰林为“林牙”，故又被称为大石林牙。燕京陷落后，大石于出逃时被金人俘获，保大三年（1123年）又逃归天祚帝。当时天祚已入夹山（今内蒙古土默特旗西北），虽然走投无路，却仍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因此大石只好脱离这个一意孤行的独裁者，为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另寻出路。

据《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大石脱离天祚的时间是在保大四年（1124）七月。最初，他活动于今内蒙古东部地区，此与他提出的坚守广平淀的主张相符合。显然，他是要一反天祚帝及耶律淳依赖汉族封建地主的政治、军事路线，立志要在契丹初兴之地复兴辽朝。但是由于抵挡不住金军的攻击，他也只好步步退却，不过，不是退向汉族地区，而是退向西北游牧部族地区，并在那里“置北、南面官属，自立为王，率所部西去”(87)。当年十月，金朝也获悉同样的消息。据《金史·太宗纪》载：

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斡鲁言：“辽详稳挞不野来奔，言耶律大石自称为王，置南北官属，有战马万匹。辽主从者不过四千户，有步骑万余，欲趋天德，驻余都谷。”诏曰：“追袭辽主，必酌事宜。其讨大石，则俟报下。”

官分北、南，这是辽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当时，大石虽然比天祚帝有更多的人马，并且已经“自立为王”，但却仍然以天祚帝作为一面旗帜，承认天祚帝是辽朝政治上的代表，在继续西撤的过程中，号召游牧各部与他“共救君父”。《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

（大石）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乣而毕十八部王众，谕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88)

由此可见，大石在脱离天祚初期并没有采取耶律淳宣告即位并同时废黜天祚帝的做法，而是号召十八部众与他“共救君父”，这足以说明他当时尚未自立为帝。大石脱离天祚之后最初建立的政权，基本上是固守辽朝的传统，并力图恢复在北方游牧部族中的权威，为复兴做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三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载：

是春，金左副元帅宗维使右都监耶律伊都将燕云女真二万骑，攻故辽林牙达锡于和勒端城，调山西、河北夫馈。自云中至和勒端城，经沙漠三千余里，民无得还。

“耶律伊都”即降金的辽将耶律余睹。“和勒端城”即河董城，在今蒙古国东部乔巴山附近。这也就是说，直至天祚被金军俘获6年后，大石仍在东部活动，仍寄希望于恢复辽朝旧疆。河董城一役，双方都受到严重损失，从此以后，大石在北方越来越难以立足，才开始远征中亚，并于次年在八拉沙衮称帝改元。

西辽都城设在虎斯斡耳朵，亦作“骨续儿国讹夷朵”(89)。《湛然居士集》卷一二《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有“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这样的诗句。作者自注云：“大石林牙，辽之宗臣，挈众而亡，不满二十年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庙号德宗。”当西辽强盛之时，南宋曾欲与之联合对抗金朝。淳熙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四月，“丙子，谍言故辽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诏吴挺与留正议之”(90)。这表明宋金和议订立之后，宋仍有意要配合西辽攻金。

二、西辽的朝廷

大石虽然继承辽的国统，但在政治制度方面显然实行了较大的变革。他在中亚并不废黜当地原来的统治者而另建政权，只是迫使当地的统治者对西辽朝廷表示臣服。据伊朗历史学家志费尼记载：

该邦（指八剌撒浑）的君王是一个把他的先世追溯到阿甫剌西牙卜、但无能无力的人。该地的哈剌鲁和康里突厥人已摆脱了对他的隶属，而且经常欺凌他，袭击他的部属和牲口，进行抄掠。这个当君王的家伙，不能阻止他们或者把他们赶跑。听说菊儿汗（即大石）及其部下的移居，以及他们人多，他向他们遣出使者，把自己的软弱、康里人和哈剌鲁人的强大和奸诈告诉他，并请求他到他的都城去，以此他可以把他的整个版图置于他的治下，从而使他自己摆脱这尘世的烦恼。菊儿汗进抵八剌撒浑，登上那不费他分文的宝座。他从阿甫剌西牙卜后人那里接受汗的称号，授与后者夷离堇突厥蛮的头衔。(91)

在耶律大石到来之前，八拉沙衮（即八剌撒浑）是喀拉汗朝可汗驻地。大石到达这里之后，始称可汗、菊儿汗（“古儿汗”或“葛儿罕”，都是其异译），其意为“汗之汗”，亦即可汗之上的可汗。同时，他又称“天祐皇帝”。从大石的双重称号来看，他建立在中亚的西辽政权，虽然是辽朝国统的延续，但其制度则显然是原来辽朝所采取的中原传统的政治制度与中亚当地制度融合的产物。

西辽与金和南宋并存，就领土说来，它不如同时代的金和南宋那么大，人口更是稀少，但这个帝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却如同其种族构成一样复杂。它是由很多个分别处在从氏族社会一直到封建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部落和民族组成的。它不同于天祚皇帝以前的辽朝。在它的统治下，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众多汉族人民，而主要是中亚当地的部族或辽的属国。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变化，必然促使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制度发生变化。有人认为西辽的官制，仍然是沿袭了辽朝的制度，分北、南面官。但是，辽朝“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92)。西辽并没有设立管辖汉人一类的州县，那么，设立南面官岂不是无的放矢？所以，西辽即使官分南、北，也并不能证明它仍然原样照搬辽朝的官制。

见于《辽史·天祚皇帝本纪》中的西辽官名，只有很少几个：“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敌剌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秀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为都监。”以上几人虽然都具有汉官名号，但多系在部族官职名上增加的头衔，且都是军事性质的。“南衙不主兵”，这是辽朝的传统，主管军事的官员虽有汉官名号，亦仍属北面。因此，单凭大石最初北行时设南、北面官一事，并不足以证明他西迁后仍维持这种制度。

辽朝原来称朝廷驻地为捺钵，此外还有五京作为名义上的京城。然而西辽朝廷所在地却既不称“京”，亦不称“捺钵”，而称虎思斡耳朵（或译作骨斯讹鲁朵）。据《金史·粘割韩奴传》载：

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耆老相传，先时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

这个邹括番部也就是被契丹耶律大石征服的喀拉汗王朝，土著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故称为“移习览”（伊斯兰）。他们所居之城，后来虽名骨斯讹鲁朵（即虎思斡耳朵），但显然是契丹人到来之前就存在的，地当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楚河流域之托克玛克城附近，突厥人原称为八剌沙衮，即《唐书·地理志》上的裴罗将军城(93)。但应指出的是契丹人并不住在城中，他们另有“屯营”，不与土著居民混杂。这个屯营与土著居民的城相去不甚远，故两者皆称虎思斡耳朵，然而真正的虎思斡耳朵显然是指契丹人的屯营，而不是指土著居民的城。这个屯营范围很大，以至骑马绕行一周也得花上大半天，也就是说，比明清时期的北京城还要大。

“斡耳朵”又作斡鲁朵，是由辽诸宫帐管辖下的各部族组成，实际上就是靠行政手段组建的部族组织。大石以随他西迁的契丹人组成虎思斡耳朵屯营，其组成情况亦当与道宗的阿思斡鲁朵和天祚帝的阿鲁盌斡鲁朵相似。所不同的是，辽朝诸帝在斡鲁朵之外另有捺钵，作为朝廷驻地，而西辽则径以斡鲁朵为朝廷。这是西辽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变化，表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从天祚以前和平的、汉化的时代，又回到了游牧民族的军事化时代。这种变化，完全是为了适应他们在中亚建立统治的需要。

斡耳朵就是西辽统治者的大本营，这与蒙古初兴时是一致的。志费尼说，每逢成吉思汗要行猎，“他就传下诏旨，命驻扎在他大本营四周和斡耳朵附近的军队作好行猎准备”(94)。鲁布鲁克则对此有更具体的记载：

我看见拔都的斡耳朵，感到惊讶，因为它看来像一座延伸在他驻地四周的巨大城池，三四里路远的地方都聚集人群。犹如在以色列人当中，每人都知道必须把他的营帐搭在离圣堂的什么地方，所以这些人也知道，当他们安顿他们的住宅时，他们必须安顿在斡耳朵的哪一侧。用他们的语言说，一座宫廷叫斡耳朵，它的意思是“中央”，因为它总是在百姓的当中，不过，例外的是没有人把自己安置在正南，因为宫廷的门是朝正南开的。(95)

看来，西辽皇帝的屯营——虎思斡耳朵大致也是这个样子。它像是一座城池，而实际上却是由帐幕组成的巨大屯营，它是皇帝的宫廷，同时也是他率领的契丹及其他部族军的驻地，他就是靠这支军队行使对各部族和其属国的统治的。

三、西辽统治土著居民的方式

西辽建立统治的中亚地区，即中国史书上所说的“西域”，这里自古以来多次为自东而西发展的游牧部族所征服。但是，由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处在比征服者高得多的水平上，所以，征服者往往只是令被征服者臣服、纳贡，而仍旧维持其固有的生活方式不变。只是在他们的国王——可汗之上又多了一个“众汗之汗”——古儿汗，亦即西辽皇帝。皇帝依靠由自东而来的契丹等部族组成的军队压服土著的可汗。西辽并不直接统治土著居民，而是假手当地的统治者对他们实行间接统治，巴托尔德在论及西辽对其境内各地区的统治方式时说：

属国内部自治原则得到广泛的应用。哈剌契丹仅仅消灭喀拉汗国在八拉沙衮的统治，古儿汗从这里开始行使其权力，虽然从居民的组成来看，这个城市甚至在后来仍是伊斯兰教城市，但是在其他被统治的地区，在可失合儿和河中地方，哈拉汗国仍和以前一样存在着。从前的王朝如西方的花剌子漠和东方的回鹘同样存在着。归顺古儿汗的表示是向他纳税。此外，在这一或那一君主的宫廷中有古儿汗的代表。(96)

古儿汗派驻各地的代表叫做沙黑纳，译成汉语即是“少监”。据志费尼记载：“菊儿汗统治时期，这些地方（阿力麻里、海押立和普剌诸地）的统治者是海押立的一个阿儿思兰汗，他由菊儿汗的沙黑纳协同治理该地的政事。”(97)

西辽向各地派驻少监，是伴随武力征服而逐步实现的。例如，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汗国，即是在西辽武力胁迫之下才成了属国并接受其少监的。据欧阳玄记载，高昌有一贵族曰岳璘帖穆尔仳俚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袭国相答剌罕。时西契丹方强，威料高昌，命太师僧少监来围其国，恣睢用权，奢淫自奉，王患之，谋于仳俚伽曰：‘计将安出？’仳俚伽对曰：‘能杀少监，挈吾众归大蒙古国，彼且震骇矣。’遂率众围少监，少监避兵于楼，升楼斩之，掷首楼下。以功加号仳俚杰忽底”(98)。看来，少监初进驻时显然是率领军队同来的；仳俚伽杀少监时率众包围，也说明少监不是只身一人，而是有一定数量的军队随其同驻的。所以，西辽的少监并不是普通的行政官员，而是被派驻各地的军事将领，负责监管当地行政。这种情况表明，西辽实际上是对全境实行军事统治。

据《圣武亲征录》载，高昌仳俚伽杀西辽少监一事发生在己巳年（1209年）春，时值西辽末帝直鲁古在位。高昌敢于杀掉西辽少监，是与蒙古人的支持分不开的：

己巳春，畏吾儿国王亦都护（王国维注：亦都护，王号。唐时突厥、回鹘并西域诸国皆有“叶护”，此“亦都护”其遗语也。其人名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元史》有传）闻上威名，遂杀契丹所置监国少监，欲求议和。上先遣按力不也奴、答儿拜二人使其国。亦都护大喜，待我礼甚厚。(99)

据《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载，当时这位高昌王是在获悉成吉思汗已在北方兴起，才杀“契丹所置监国等官”的。所谓“监国等官”，当是指少监及其属官。他们被杀的根本原因，乃是平时过分残暴、骑在当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致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志费尼对此叙述道：

畏吾儿突厥人称他们的首领为亦都护，义为“幸福之主”。当时的亦都护是个叫巴而术的人。当哈剌契丹（的皇帝）征服河中及突厥斯坦那年的春季，巴而术也落入臣服的圈套，不得不缴纳贡品。哈剌契丹的皇帝把一名沙黑纳派给他，其名叫少监。这个少监，当他在职位上站稳了，就开始作威作福，对亦都护和他的将官百般凌辱，撕毁他们的荣誉面纱；因而他成为贵族和平民共同憎恨的对象。成吉思汗征服契丹，他凯旋的信息传遍四方，这时亦都护下令把少监围困在他们称为哈剌火者（高昌）城的一所房屋中，把房子推倒压在他头上。然后，为宣布他背叛哈剌契丹、归顺征服世界的皇帝成吉思汗，亦都护派忽底阿勒密失哈牙、乌马儿斡兀立、塔儿伯去见成吉思汗。(100)

高昌人自己杀死了西辽派来的少监，但高昌统治者亦都护事先又为自己的国家选定了新主人，所以他们在背叛西辽的同时就又归顺了成吉思汗。西辽之所以能对各汗国以少监方式实行统治，重要前提之一就在于这些汗国的统治者大都缺乏自立的能力和意识。例如花剌子模的统治者阿即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当初他抵御不住西辽军队的攻击，被迫臣服、纳贡，久而久之，他的后继者竟对西辽的统治产生了依赖，后来当阿即思由他的儿子帖乞失继承时，后者继续交纳规定数目的贡赋，并极力用种种方法讨好菊儿汗。他临死时还告诫他的儿子们不要跟菊儿汗打仗，也不要撕毁已达成的协议，因为“他是一道其后有可怕敌人的长城”(101)。西辽通过少监对诸汗国进行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这些汗国的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的基础上的。

总而言之，西辽的政治制度与天祚皇帝以前的辽朝的确有很大区别，但这并不能说明两者没有继承关系。恰恰相反，西辽的政治制度正是其统治者在继承辽朝列祖列宗基本统治经验基础上的一个创造。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辽朝坚持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叫做“因俗而治”。西辽统治者正是恪守这一条原则，所以才根据变优了的客观情况，对辽朝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办法从上到下进行了大幅度的调聱，并在一个不太短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成功。

(1)　《辽史》卷二〇《兴宗本纪》。

(2)　《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

(3)　《辽史》卷六〇《食货志》。

(4)　苏辙：《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论北朝政事大略》。

(5)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北票水泉沟一号辽墓发掘简报》。

(6)　《辽史》卷五七《仪卫志》。

(7)　《辽史》卷二六《道宗本纪》。

(8)　《辽史》卷七一《兴宗仁懿皇后传》。

(9)　《辽史》卷九六《耶律良传》。

(10)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仁宗嘉祐八年七月载：“宗（重）元不胜而遁，南趣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自杀。”与《辽史》所载“亡入大漠”不同，未知孰是。

(11)　《辽史》卷二三《道宗本纪》。

(12)　《辽史》卷一一〇《耶律乙辛传》。

(13)　王鼎：《焚椒录》。

(14)　《辽史》卷九九《萧岩寿传》。

(15)　《辽史》卷一一〇《耶律乙辛传》。

(16)　《辽史》卷一一〇《耶律燕哥传》。

(17)　《辽史》卷九八《萧兀纳传》。

(18)　《辽史》卷九八《萧兀纳传》。

(19)　《辽史》卷一一〇《张孝杰传》。

(20)　《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

(21)　《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论北朝政事大略》。

(22)　《辽史》卷一〇〇《萧得里底传》。

(23)　《辽史》卷九九《耶律石柳传》。

(24)　《辽史》卷九八《萧兀纳传》。

(25)　《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

(26)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27)　《松漠纪闻》卷上。

(28)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29)　《金史》卷一《世纪》。

(30)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31)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32)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33)　《松漠纪闻》卷上。

(34)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

(35)　《金史》卷一《世纪》。

(36)　《草木子》卷四载：“海东青，鹘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据《鸡肋编》卷下载：鸷禽来自海东，唯青最嘉，故号“海东青”。兖守王仲仪龙图以五枚赠威敏孙公，皆皂颊鸦，不堪搏击。公作诗戏之曰：“海东霜隼品仍多，万里秋天数刻过。狡兔积年安茂草，弋人终日望沧波。青独击归林麓，皂颊群飞入网罗。为谢文登贤太守，求方逐恶意如何?”

(37)　朱翌：《绮觉寮杂记》。

(38)　《金史》卷一《世纪》。

(39)　《辽史》卷二七《天祚皇帝本纪》。

(40)　《松漠纪闻》卷上。

(41)　《辽史》卷二七《天祚皇帝本纪》。

(42)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43)　《金史》卷七〇《撒改传》。

(44)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45)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46)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47)　《辽史》卷二七《天祚皇帝本纪》。

(48)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49)　《金史》卷七二《娄室传》。

(50)　据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得胜陀瘗碑记》：出河店“即今逊扎堡站东北十里珠赫城，俗呼珠家城子，金之肇州也”。

(51)　《辽史》卷二七《天祚皇帝本纪》。

(52)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53)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54)　刘浦江先生撰文指出：“由《金太祖实录》而为《金史》所承袭的金朝开国史肯定是不真实的，但是其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目前还不能给予十分肯定的回答。”（刘浦江《辽金史论》第22页）金朝的女真统治者也如同辽朝的契丹统治者一样，后世补修并不断修改立国初期的实录、国史，故意将其祖先称帝建元的时间提前。虽然目前尚无资料足以证明金太祖称帝的确切时间，但是我们对《金史》所记述的历史过程亦不能完全不信。

(55)　《松漠纪闻》卷上。

(56)　《大金国志》卷二《太祖本纪》。

(57)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十《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58)　本传中的萧胡笃在《辽史·天祚皇帝本纪》中又作萧胡睹姑，而《辽史·天祚皇帝本纪》中的耶律张家奴与耶律章奴实为同一人，见《辽史》本传。

(59)　《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本纪》。

(60)　《辽史》卷一〇〇《耶律章奴传》。

(61)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一《亡辽录》。

(62)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63)　《辽史》卷一〇二《张琳传》。

(64)　《契丹国志》卷一〇《天祚皇帝纪》。

(65)　《契丹国志》卷一〇《天祚皇帝纪》。

(66)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

(67)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五。

(68)　《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本纪》。

(69)　《辽史》卷一〇二《萧奉先传》。

(70)　《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

(71)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

(72)　《宋史》卷二〇〇《刑法志》。

(73)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

(74)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

(75)　赵良嗣：《燕云奉使录》，《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四。

(76)　《宋史》卷三五一《郑居中传》。

(77)　《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传》。

(78)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十。

(79)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十。

(80)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五。

(81)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六。

(82)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七。

(83)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八。

(84)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十。

(85)　宋·曾敏行撰：《独醒杂志》卷八。

(86)　《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三五。

(87)　《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本纪》。

(88)　《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附耶律大石事迹》。

(89)　《遗山文集》卷二八《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车驾征契丹余族，是为西辽。历古续儿国讹夷朵等城，战合只，破之。”

(90)　《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

(91)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7—418页。

(92)　《辽史》卷四五《百官志》。

(9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四《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

(94)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0页。

(95)　《鲁布鲁克东行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9页。

(96)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129页。

(97)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86页。

(98)　《圭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传》。

(99)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

(100)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9页。

(101)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18—419页。

第四章
金灭北宋及对中原的间接统治

第一节
燕云交割与侵宋战争

一、宋金交涉

依据“海上之盟”协议，宋金双方本应相互配合夹攻燕京的北辽政权，灭辽之后，燕京归宋。但是，宣和四年（1122年）冬，当北宋攻击燕京时，金人不予配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载：

（童）贯使（郭）药师、师道诸将以轻骑袭燕，入之。诸将甫入燕，军无纪律……都统制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自卢沟焚其营夜遁。童贯不得燕而惧，遣使臣王环密祷金主使图之。金主先遣国信使李靖、计议使乌凌噶色哷美来许山前七州汉地、汉民，且言“平、营、滦三州虽贵朝克复，不在许与之限”。

金统治者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北宋无力攻取燕京，不得不依靠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如数获得宋朝原来向辽输纳的岁币。

北宋攻燕失败后，童贯遣使请求阿骨打攻燕。当年岁末，当金太祖阿骨打抵达居庸关对燕京发动攻击时，有宋使马扩随行，阿骨打在谈话中已经充分流露了对北宋的轻蔑。《宋史全文》卷一四载：

时马扩随军行，国主谓扩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数州之地留与汝家，我以大军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犹不能收。我初闻南军到卢沟，已有入燕者，我心亦喜。纵令汝家取之，我亦将敛军归国。近却闻刘延庆一夜烧营而遁，何至此耶？汝家似此丧师，从来有何诛责?”扩云：“兵折将死，将折兵死。刘延庆败，虽贵亦诛。”阿骨打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两日间到关，汝观我家用兵有走者否。”

由于北宋无能，最后燕京为金军单独攻取。燕京被金军攻陷之后，宣和五年（金天辅七年，1123年）正月，宋遣赵良嗣使金，与金商议燕京交割问题。当初，宋金订立协议，宋要求获得后晋石敬瑭割让契丹诸州地。此次，赵良嗣前来交涉，金藉口平（今河北卢龙）、营（今河北昌黎）、滦（今河北滦县）三州早在刘仁恭时即割献给契丹了，不应包括在协议范围之内，而只答应以燕京所属的蓟、景、檀、顺、涿、易六州与宋。赵良嗣坚持应将山前、山后十七州地一并归还，抗辩数四，金太祖始终不允。

宋必欲得平州，因为该州东有榆关（山海关），与金坡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等关隘构成蕃汉天然界限，宋如不能尽据这些险要，燕京虽得亦终将难保。对于宋朝的要求，金太祖则断然拒绝。他认为平、滦对金朝同样重要，金欲以之作“边镇”，因此不能让给宋朝。同时提出，以燕京归宋，也是有条件的。因为燕京是金军攻克的，故其地虽归宋而租税则当向金朝输纳，声称“燕租六百万，止取一百万。不然还我涿、易旧疆，常胜军亦当还我，吾且提兵按边”(1)。赵良嗣据理力争，并说徽宗只许岁币十五万至二十万，他自己不敢擅增。金太祖最后虽将其放还，但要求宋朝半月之内必须答复他的要求，否则他就要率军南下。

首次攻占燕京以后，金统治者从人烟稀少的塞外，来到这富庶的农业区，进一步认识了燕云地区的价值。特别是辽降臣们，更是极力劝金太祖勿将这块富甲全辽的土地交给宋朝。降臣左企弓曾献诗云：“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2)在这种情况下，金不情愿将已夺得的燕京地区再拱手让给宋朝、不愿再受当初协议的约束，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然而以徽宗和宰相王黼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急欲达成“收复燕云”之功，故再遣赵良嗣使金，答应除原许辽人岁币四十万金之外，每年再增加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3)。这样，金才同意交出燕京。宣和五年（1123年）夏四月“（童）贯、（蔡）攸帅师入燕，先曰‘交割’，后曰‘抚定’。燕之金帛、子女、职官、民户为金人席卷而东，朝廷捐岁币数百万，所得空城而已”。(4)而平、营、滦三州则不在交割范围之内。尽管如此，北宋统治者仍然认为是取得了“胜利”。五月，宋以王黼为太傅、郑居中为太保，进封童贯为徐豫国公、蔡攸为少师，算是对他们收复燕京之功的褒奖。王黼则煞有介事地率百官向徽宗上表庆贺。徽宗则更因收复燕京而大喜过望，诏令宰执皆进位，命王黼总三省事，赐玉带。赵良嗣亦因往复交涉有功，受命为延康殿学士。当朝廷上下皆为“成功”而陶醉之时，只有郑居中表示自己“无功”，不敢受“太保”之命。

同年八月，阿骨打死于返回上京的途中。其弟谙班勃极烈吴乞买与移赉勃极烈都统宗翰（即粘罕）等掌握了大权，并将太祖灵柩送回上京安葬。九月，太祖丧葬事既毕，太祖庶长子宗幹率诸弟将其叔吴乞买拥上皇帝宝座，是为金太宗。当时，灭辽事业已经基本完成了，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北宋了。

二、张觉事件

当金太宗寻找与宋开衅的借口时，正好张觉事件越闹越复杂。张觉是平州义丰人。在辽国第进士，为辽兴军（平州军号）节度副使。辽末，他欲乘乱在平州称雄割据：“镇民杀其节度使萧谛里，觉拊定乱者，州人推领州事。燕王淳死，觉知辽必亡，籍丁壮五万人，马千匹，练兵为备。萧后遣时立爱来知州，拒弗纳。”(5)

夺取平州这一战略要地，早已是金人的既定方针。这样，他们与意欲在平州称雄割据的张觉发生冲突，就是必不可免的了。开始时，金希望能以和平方式争取张觉归附，于是，天辅七年（宣和五年，1123年）金以张觉为临海军节度使、知平州。但是，一心想称雄割据的张觉并不愿意归附金朝。于是粘罕打算借送辽相左企弓等东去之机，遣兵擒张觉，但辽故臣康公弼认为这并不是万全之策。他主动要求去平州见张觉，当面晓之以利害，争取和平解决。张觉对康公弼表示自己并不想与金为敌。他说：“辽国八路七路已亡，独一平州存，敢有非望？乡兵所以未敢解甲者，北防萧幹侵掠故也。”(6)张觉整军备战，又要让康公弼相信他无意叛金。为此，他贿赂了康公弼，让他回去之后蒙骗金人。于是粘罕相信张觉确有降金之意，下令升平州为南京，加觉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判留守事。

五月，金太祖阿骨打令左企弓等以“所得燕山职官、富户东取榆关、平、滦路以归”(7)。起初，金太祖拟以兵护送，左企弓不赞成这样做，认为“如此，是促之乱也”(8)。路过平州时，这些背井离乡的燕京富户向张觉诉苦说：“宰相左企弓不谋守燕，使吾民流离，无所安集。公今临巨镇、握强兵，尽忠于辽，必能使我复归乡土，人心亦惟公是望。”(9)张觉召诸将商议对策。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天祚兵势已经复振，于是一致鼓动张觉“仗义勤王”，奉迎天祚，以图中兴。张觉当即杀了左企弓、康公弼、曹勇义及虞仲文等，公开表明自己对天祚仍然恪守臣节，仍称这一年为保大三年，而且供奉天祚画像，朝夕礼拜，凡事必告而后行，并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仍维持辽的职官制度。然而，天祚所代表的辽王朝之所以覆亡，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王朝已腐败透顶，不得人心。所以，以天祚为号召，并不能换取广大群众的拥护。

张觉杀左企弓之后，榜谕燕人复业。由于随左企弓迁徙的都是燕京富户，让他们复业，就意味这些富民的不动产如田产、房屋等，凡为常胜军占有者应悉数归还。这样，张觉就得罪了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集团——常胜军。

北宋统治者欲得平州心切，不顾张觉当时已成为各方面矛盾的焦点，以为可以依靠他守住平州，抵御金对燕山府的进攻。张觉则由于金的威逼日甚一日，感到难以招架，于是决定附宋。宋徽宗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令其促成张觉“内附”。张觉了解宋朝此意后，于宣和五年（辽保大三年，1123年）六月纳土归宋。宋拜张觉为泰宁军节度使，令其世袭平州(10)。

当时极力要促成北宋接受张觉“内附”并从而导致宋金关系破裂的是一些降宋的亡辽官员。燕人李安弼（即翰林学士李石）和辽南京三司使高党（亦名高履）二人皆曾为金人俘虏，后为张觉放归。他们害怕金人再度来逮捕或令宋朝移送，因此希望宋金盟约关系破裂，这样异日金人来索，宋亦必不发遣。李石奉张觉之命，偕故三司使高党往燕山说服王安中：“平州自古形胜之区，地方数百里，带甲十余万，觉文武全才，若为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为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萧幹，将为吾肘腋患矣。”(11)安中深以为然，具奏于朝，请求招降，并愿以身任其责，同时还令李石与高党去汴京当面向徽宗游说。徽宗先是以为招张觉内附，有违宋金之盟，事体重大，不可造次。然而詹度一再诱致张觉，讽令内附。宣和五年（1123年）六月，张觉又致书至安抚司云：“金虏恃虎狼之强，驱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缅想大朝，亦非得已。遗民假道当管，冤痛之声，盈于衢路。州人不忍，佥谓宜抗贼命，以存生灵，使复父母之邦，且为大朝守御之备，已尽遣其人过界，谨令掌书记张钧、参谋军事张敦固诣安抚司听命。”(12)

王安中听信李石与高党二人的游说，再加上张觉本人一再表示愿意归附，于是以为招致张觉既可御金人，同时又能牵制郭药师，故劝朝廷纳之。赵良嗣反对接受张觉归附，他认为如此将会招女真之兵，“乞斩安弼以殉，朝廷不从”(13)。良嗣因此获罪，被削五阶。就这样，宋朝接受了张觉的内附。

金对张觉附宋，十分恼火。因为在多次交涉中，他们从来都不肯让宋朝取得营、平、滦三州，如今，宋朝竟然不费一兵一卒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金人岂能坐视！他们决计要予张觉以惩罚。金太祖首先诏谕平州官吏，声称“今欲进兵攻取，时方农月，不忍以一恶人而害及众庶。且辽国举为我有，孤城自守，终欲何为。今止坐首恶，余并释之”(14)。

张觉以五万兵屯润州（河北秦皇岛西北）近郊，准备与前来讨伐的金人决战。“阇母自锦州往讨之，已败觉兵，欲乘胜攻南京，时暑雨不可进，退屯于海堧。无何，阇母再败觉兵，复与战于兔耳山，阇母大败，觉报捷于宋。宋建平州为泰宁军，以觉为节度使，张敦固等皆加徽猷阁待制，以银绢数万犒军。”(15)就在张觉出迎宋朝前来犒赏的官员之时，斡离不乘其不备，于平州城东将其击溃。张觉连夜逃到燕山府，易姓名“赵秀才”，藏匿于郭药师的常胜军中。

张觉逃走之后，金遣使谕令平州军民投降，平州人拒绝投降，他们杀了金使，立张敦固为都统，闭门固守。金人不能使平州人屈服，就转而对软弱的北宋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他们指责北宋隐匿张觉是“纳叛”，责令将其交出。最初，北宋统治者并不打算交出张觉，然而金人要求益急，王安中找来一个貌似张觉的无辜者，斩其首以付金人，企图蒙混过去。无奈金人一看便知是假，于是声言要发兵攻燕山。这时，王安中悔不当初了，他告诉朝廷，如果拒绝交出张觉，恐怕要起兵端。于是，朝廷不得已乃令王安中缢杀张觉，将其头颅连同二子送交金人。

三、郭药师投降与金占燕山

宋迫于金人的压力，杀了张觉，函首予金，燕之降将及常胜军为此无不落泪。软弱的北宋朝廷既然不能庇护张觉，当然也就无力为其他降宋辽臣、辽将提供庇护。因此郭药师提出这样的问题：“若来索药师，当奈何?”(16)自是，常胜军人心涣散。

最初，宋以王安中知燕山府，以詹度、郭药师同知。药师自以手握重兵，固欲凌驾于詹度之上，詹度不服气，声称徽宗御笔所书自有次序，他当居上。二人争持不下，药师纵容常胜军横行无忌，詹度告于朝廷。北宋朝廷只是息事宁人，命詹度与河间蔡靖互易其职。蔡靖至燕山，与王安中一起讨好郭药师，北宋朝廷对药师更是多方迁就，凡有请求，无不依从。

药师令部下以良械精甲换取各种奇巧之物献给朝廷上的权贵、宦官，这些人得了好处，因此常在徽宗跟前对他赞不绝口。在这种情况下，他得以放手扩充实力。常胜军号称三十万，仍不改辽朝装束，朝廷上不断有人对此表示忧虑。徽宗对郭药师却宠以高位，拜他为太尉，召他入朝，企图以此加以控制，然而他却坚不就范。无奈，徽宗又令童贯去燕山，暗中考察他的动向。童贯妄自尊大，而郭药师对这位“钦差”则表现得尊崇备至，亲至易州相迎，再拜于帐下。童贯不敢受这位已拜太尉、位视二府从而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常胜军首领之拜。但是，郭药师能言善辩，对童贯说：“太师，父也。药师唯拜我父，焉知其他？”(17)一番花言巧语，使童贯受宠若惊，疑虑顿消。这时，药师又使出另一手，在童贯面前展示其武力。他邀童贯视察所部，同至野外略无人迹处下马，只见他举手在童贯面前挥动一下旗帜，顷刻间四周山坡上铁骑耀日，不计其数，童贯一行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目瞪口呆了，终于被郭药师软硬兼施的手段所折服，回到开封后，在徽宗面前盛赞郭药师，说只要有此人在燕，定能抵抗金人南下。蔡攸亦上奏说郭声威远震，可以依靠。其实，这时药师正暗中与金勾结，并已有人告发。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詹度又向徽宗进言，说郭药师“怙宠恃功，逆节已萌，凶横日甚。今闻与金人交结，背负朝廷，兴祸不远，愿早为之虑”(18)。直至这时，徽宗才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派员查实，然而为时已晚，金兵已南下攻破檀、蓟，直至玉田（今属河北）。蔡靖遣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帅师前去抵抗，令徽战败，自前线连夜逃回。蔡靖率下属去找郭药师商量对策。当时，王安中已去职，童贯擢升蔡靖为宣抚使，兼知燕山府。蔡靖一到，即被药师拘执。接着，斡离不来到易州郊外，药师率官迎拜。但是，直至他叛变的确实消息传到开封，徽宗仍秘而不宣，并商议封他为燕王，割地与之，令其世守，幻想以此收买他，而他叛宋降金的决心已定，任凭宋朝用什么办法也不能挽回了。

四、女真侵宋战争

斡离不早在占据平州之初，就曾派人要求宋朝根据协议遣返“叛亡”户口，宋朝不予理会。当时，斡离不听说童贯、郭药师在燕山府正加紧进行军事准备，曾建议金太宗先发制人，立即对宋发动攻击。金太宗由于情况不明，未敢轻举。其实，宋朝的防御很成问题。燕山方面，主要依靠郭药师的常胜军。常胜军多数官兵有家在辽水，降宋以后，他们不仅不想拼死抵抗金人，甚至希望金人打过来，以便他们能返回故里。所以，郭药师叛降，是得到常胜军多数人支持的。河东方面，宋朝依靠新招募的义胜军。义胜军多来自燕云地区，即原来辽朝统治下的“汉儿”，他们受到河东军民的排挤，所以也潜伏着危机。在此期间，金朝使者往返数次，道路险易及宋朝腐败无能为其洞悉无遗。而且耶律余睹及刘彦宗等辽降臣亦都认为宋朝可图，且师不必众，因粮就兵即可取胜。于是，俘获天祚帝、灭辽战争刚一结束，天会三年（1125年）冬十月，金太宗即谕诸将“伐宋”：以谙班勃极烈杲（斜也）兼领都元帅，居会宁府节制，另以粘罕为左副元帅、斡离不为南京路都统，分别统率大军从西京（云中）及南京（平州）出发，向宋朝展开全面攻击。

对于金军大规模来犯，宋朝毫无准备。南犯之前，粘罕刚刚遣使至汴京，答应将蔚、应二州及飞狐、灵丘二县割属宋朝，宋徽宗信以为真，连忙派遣童贯前往办理交割事宜。然而，童贯一到太原，即听说粘罕已自云中南下，于是派马扩、辛兴宗前去谈判。粘罕见宋使，声称不仅山前、山后土地皆归金有，而且要求宋朝再割献数城。马扩等回报，童贯仍不置信，故亦不设备。直至粘罕遣使持书至太原，责以“渝盟”、“纳叛”等事，并要求宋割河东、河北，以河为界，童贯始知金并非虚张声势。当时已届年末，他张皇失措，假托要“赴阙禀议”，不听知府张孝纯劝阻，当即逃回京师。太原则很快被粘罕大军包围了。

宣和七年岁末，斡离不自平州攻入檀、蓟，逼近燕山府。知府蔡靖“以斡离不军压境，令药师、张令徽出门为备。其夕令徽遁归，未几斡离不至，药师率兵迎降。金人执靖及都转运使吕颐浩，置军中以行”。“初蔡攸、童贯力主药师为可倚任，沿边巡检得其通金人书缴上之，亦屡有告变者皆不省。及报至京师，上左右不欲人闻之，乃共匿其报，但曰药师被围耳。方欲封药师燕王、张令徽郡王，割燕地与之，使之世守。斡离不留靖守燕，引兵向阙，以药师为先驱。”(19)

在斡离不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粘罕入代州，忻州守臣、岭石关戍将皆开门迎降，敌遂长驱围太原。时二太子已据全燕之地矣。十九日上皇以郊祀礼毕，恭谢上清储祥宫。两边上章告急，且乞师。枢密蔡攸匿不进呈。是日蔡靖、郭药师、张孝纯各遣官星夜奔告，皆至京师，攸、贯知不可掩，乃奏之，上皇大震，不终礼亟还禁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桥，又遣何灌将兵屯滑州，以为之援”(20)。梁方平是一个根本不知兵的内侍，与童贯、谭稹等一起，“世号为十恶”(21)。童贯临阵脱逃，“靖康元年正月间，金人到磁州邯郸县，先遣郭药师提骑兵三千夜驰三百里，比明至浚州，夺浮桥。是时内侍梁方平虽领精锐人兵在黄河北岸，以失于探报，不意贼骑遽至，人兵仓卒奔溃”(22)。

金兵迅速迫近汴京，徽宗计无所出，乃欲禅位给太子桓，自为脱身之计，但这一计划遭到给事中吴敏等人的激烈反对，不得已，他只好做出要坚守的样子，并于十二月己未，下诏罪己，“令中外直言极谏，郡邑率师勤王”(23)。但是，他出逃的计划并未改变。当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道率兵马直赴汴京应援时，徽宗出逃之意反而更加坚决了。在这种情况下，主战派李纲、吴敏等痛感京师无主、无以为号召的危机，于是只好促徽宗传位给太子。徽宗在庚申下诏内禅，改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24)，退居龙德宫。

宋朝经此变动后，即遣给事中李邺使金，告以新皇帝已即位，且请修好。当时，斡离不本欲就此罢兵，然而郭药师不肯，他认为宋朝未必有备，因此力主继续南下。李邺是个胆小如鼠的投降派，求和不成，回来后即盛言金强宋弱，说“金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时号“六如给事”(25)。

靖康元年（1126年）初，徽宗在蔡攸等人的护卫下，终于向东南逃走，童贯、蔡京等亦紧随其后。就连新即位的宋钦宗也想逃跑，幸赖李纲谏阻，才勉强留下。就在宋朝君臣上下争相出逃之际，斡离不军轻易进抵汴京西北，获得宋军大批战马和刍豆。据《九朝编年备要》卷三〇靖康元年正月癸酉载：

初，金师抵城下，斡里雅布军径趋牟驼冈天驷监，获马二万匹，刍藁山积。郭药师尝打球于其间，导之使据也。金人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

当金军已进抵汴京城下时，宋朝廷内主战、主和两派仍然是议论不决。李纲主战，而李邦彦等则力主割地求和。金人攻城不下，却藉以虚张声势。“乃遣贝勒吴孝民来议和，自言奉其主命，如赵皇悔过，再乞欢盟，仰就便酌中施行。始称少帝诏遣尚书驾部员外郎彭城郑望之、同知枢密院事临沂李棁往使。棁等与金议割三镇，以宰相交地，亲王送大军过河。”(26)金人提出的讲和条件已是非常苛刻了，但当李棁等到金营后，斡离不又进一步提高了价码，声称“今议和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骡驴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27)。其实，金人当时如此嚣张，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诡诈。

兵不厌诈，宋朝坚决抵抗的军事将领亦虚张声势，恫吓敌人。种师道督径原、秦凤兵入援，师至洛阳，即听说斡离不已至汴京城下。当时，他所率军队本来无多，但声言有“西兵百万”，抵汴京城外，径逼敌营，女真军不知虚实，连忙将营寨向北移动，并且收敛了骚扰活动。种师道指出：女真将领率孤军深入，可谓“不知兵”。京师周回八十里，并非轻易可包围，且城高数十丈、粟支数年，亦可谓不可攻。只要坚守数月，以待勤王之师，女真军必自困。那时，待其撤退，再与之战。他的这些主张，本来都是切实可行的，然而钦宗听信李邦彦等人谬说，根本不图抵抗，反而忙于与金议和，日输金币于金。而且，战事稍一受挫，即借故罢免了主持京师防务的李纲，藉以讨好金人。后因太学生及广大民众坚决要求起用李纲，李纲始得以复职。当时四方勤王之师已陆续到达，但钦宗仍急于求和。二月间，宇文虚中奉诏至金营，许割三镇地。斡离不得到钦宗割地诏书后，不待宋将其索要的金币如数交付，即携人质肃王，班师北归。这时，种师道建议“半济击之”，仍不被采纳，他当时即指出：“异日必为国患。”(28)而此时李邦彦却立大旗于河东、河北，并宣称“有擅出兵者，依军法”(29)。这样，金军在宋朝投降派的协助下，终于得以全师北还。

五、徽、钦被掳

金军北返，京师于是解围。御史中丞吕好问向钦宗指出：“金人得志，益轻中国，秋冬必倾国复来，御敌之备，当速讲求。”(30)但钦宗对御敌之备不仅完全无心讲求，而且还解除了抗敌名将种师道的兵权。四月，太上皇宋徽宗回到汴京。虽然当时金兵刚从京师撤走，但太原尚在金军围困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宋朝统治者却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不复为虑，遂置边事于不问。李纲受命为两河宣抚使，徒有节制之名，各路将领多自行其是，并不听命于他。事实上他是因为一再上书提出备边御敌之策，惹恼了钦宗为首的投降派，被排挤出朝廷的。由于各路宋军不能一致对敌，在金军并力抵御下，为解太原之围的努力连遭失败。八月，钦宗复以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召李纲还京。这时，金使萧仲恭正欲北返。宋朝统治者以为仲恭及在金朝掌握军权的耶律余睹都是契丹人，必有亡国之恨，因而可以诱降。于是他们便一厢情愿地决定采取诱降行动：让仲恭带给余睹一件蜡丸书，使其为宋内应。仲恭假意相许，以为脱身之计。回去之后，仲恭即将蜡丸书献与斡离不，金即以此为借口，再度举兵南下，仍以粘罕为左副元帅，斡离不为右副元帅，分两路出兵：粘罕发云中，斡离不发保州（河北保定）。九月，粘罕克太原，张孝纯被俘投降。东路斡离不亦攻下真定，守臣李邈战死。紧接着，两路金军即分兵向汴京进发。十一月间，粘罕攻下西京洛阳及永安军（今河南巩县南）、郑州等城，斡离不亦渡过黄河，攻克临河（今河南淮阳西）、大名（今属河北）二县及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开德府（今河南濮阳）等地，随即，两路金军都直抵汴京城下。

金军统帅粘罕、斡离不已掌握了北宋统治者惧怕交兵、急于求和的心理，因此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金军一方面提出讲和条件，虽然苛刻，但常给北宋以和议的希望，以此来松懈其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则以讲和为掩护，全力出击。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朝廷内的投降派唐恪、耿南仲等，在十一月间还阻止南都道总管张叔夜及陕西制置使钱盖统兵赴援，以致坐失战机。待到金军兵临城下，宋朝统治者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又轻信城内一帮市井无赖的妖术，令郭京以他的“六甲神兵”破敌，结果一败涂地，汴京遂被攻陷，徽、钦二帝当了俘虏。从此，宋朝就失去了中原的大片国土，南渡维持半壁河山。

第二节
金初的军队

一、金军的统帅制度

金初，女真统治者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灭辽，接着又攻下汴京，迫使宋朝南渡，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取胜，主要是因为辽、宋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先是金左副元帅宗维自草地还云中，遂起燕京、西京、中京、上京、东京、平滦、辽西、长春八路民兵付诸万户，遣保静军节度使杨天吉约夏国内犯。夏国主乾顺许之。”(31)金遣使约西夏与他们一同攻宋，足以说明他们发动侵宋战争之初，的确感到兵力不足。否则，他们是不愿意让西夏介入的。因为西夏介入，战争中的掳获就不可能为女真人独得了。据《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一二引《传信录》云：“沈琯见李纲，言贼骑不过五万，能战者止万余人。太子营不及二千，药师常胜［军］约三千骑，诸营部兵闻止有兵三万余，其过河者只有大半。”李纲上奏也说：“金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32)沈琯与李纲估计，金渡过黄河投入战斗的兵力，大约在一万至三万之间。

天会十五年（1137年）粘罕在狱中上疏熙宗也说：“臣于天会之初，从二先帝破辽攻宋，兵无五万之众，粮无十日之储，长驱深入，旄旗指处，莫不请命受降。”(33)依粘罕的说法，金攻宋的兵力要比宋人李纲等估计的多些（因为除了粘罕之外，还有斡离不统率的金军），但也远不及宋朝云集开封城下的勤王之师那么多。

金立国初期，太祖阿骨打曾亲自帅军作战，当时皇帝就是最高统帅，这是毫无疑问的。太宗、熙宗即位以后，虽不像太祖阿骨打那样经常亲率军队出征，但即位以前，作为皇位继承人称谙班勃极烈，就已经握有军权，任都元帅，“恒居守而不出”(34)。改行汉官制度后，都元帅改由直接统兵作战的军事统帅担任，元帅府也设在前线。这样，皇帝在朝廷上直接对都元帅及元帅府发号施令，于是进一步明确了皇帝最高统帅的地位。后来，海陵王亦曾亲帅大军南下攻宋，最高统帅部实际上就设在前线。

金朝开国之初，编制为猛安谋克的女真部族军，虽有“都统”、“军帅”之类作为军事统帅的名号，但实际上都不过是借用辽朝的汉军统帅名号以称呼猛安谋克。当时所谓军帅、都统之间并无地位高下，更谈不上隶属关系。猛安可以被称为军帅，也可以被称为都统。这也就是说，当时女真军中还没有比猛安更高的军职。攻下燕山，灭了辽朝以后，金沿用辽朝旧制，在广宁设枢密院以统汉军。后来都统府、元帅府之设实际上是对辽朝汉军统帅制度的模仿。天会三年（1125年）十月，诏诸将伐宋，为适应这一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的需要，金始有较完备的统帅制度。据《金史·太宗纪》载：

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移赉勃极烈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自西京入太原。六部路军帅挞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副之，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阇母副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自南京入燕山。

金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粘罕和斡离不控制之下，各有一个枢密院，号称东朝廷、西朝廷。在此期间，金朝尚未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军事上也未确立集中统一的指挥权和统帅权。因此，最初的枢密院与后来的枢密院并非一回事。后来都元帅府与枢密院实际成了同一个机构，战时称元帅府，平时称枢密院。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兵罢则省。天会二年伐宋始置。泰和八年，复改为枢密院”(35)。枢密使与都元帅的级别相同，都是从一品。这两个职务实际上也是由同一个人承担。

金朝加强防守的战略要地，首先是首都及重要的政治中心。中期以后，作为金朝全国政治中心的金中都，自然是最重要的设防重点。此外，各地的中心城市，如上京、北京、东京、西京、南京等地，也都屯驻相当数量的军队。当时，由于长期与宋朝对峙，所以与宋朝邻接的地带更是经常屯驻重兵。其次，金朝与西夏也长期对峙，因此宋、夏边境也是金军设防的重点。金朝将军队屯驻在各战略要地。《金史·兵志》将金军屯驻地区分为“置兵之州”与“要州”两类：

凡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凤翔、延安、邓、巩、熙、泗、颍、蔡、陇、秦、河、海、寿、唐、商、洮、兰、会、积石、镇戎、保安、绥德、保德、环、葭、奥、宁边、东胜、净、庆、来远、桓、昌、易懒、婆速、蒲与、恤品、胡里改，置于要州者十一，南京、东京、益都、京兆、太原、临洮、临潢、丰、泰、抚、盖。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所谓“置兵之州”，包括了与西夏、宋、高丽邻接的地区，此外还包括上京东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所谓“要州”则包括了各地区的重要政治中心以及传统的战略要地。

金在地方上设置的第一级军事机构有总管府、统军司及招讨司等，中都及诸京，还有其他一些战略要地设总管府。中都路的兵马都总管府由大兴府尹兼领。诸京留守则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诸京以外各路亦设总管府，由各路首府的府尹兼兵马都总管。

统军司与招讨司都是沿袭辽制而设立的机构。契丹立国之初，征服奚六部等部族，“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36)。金朝立国之初，即有统军司之设，“婆速府路，国初置统军司，天德二年置总管府，贞元元年与曷懒路总管并为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37)。统军司毫无疑问是军事机构。统军使与诸路兵马都总管是一样的，都是正三品。所不同者在于诸总管府的长官因系由府尹兼任，所以兼管民事，而统军使则不兼管民事。

兵马都部署亦即兵马都总管，因为宋英宗名曙，所以宋以避讳之故，改都部署为都总管，而辽及金初都仍称都部署。海陵王即位后进一步全面改行汉制，在此过程中，尽量废弃原来沿用的辽制，而改行宋制。都部署改为都总管就是一例。各路置统军司亦是宋制。大名府等处不再置统军司，正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军权的集中、统一。山西、河南、陕西和益都之所以仍旧保留统军司的建制，是因为这些地方当时在战略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屯驻了大量的猛安谋克，故仍以统军司管理他们。

金承袭辽制置招讨司。与辽朝一样，金置招讨司主要也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所不同的是辽只有两处招讨司，金则增为三处。《金史》卷四四《兵志》关于金朝的都统府、招讨司、元帅府及枢密院有这样记载：

正隆末，复升陕西统军司为都统府。大定五年，复罢府，降为统军司。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以镇边陲。东北路者，初置乌古迪烈部，后置于泰州，泰和间以去边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应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以重臣知兵者为使，列城堡濠墙，戍守为永制。

金朝的三个招讨司，其中有两个是因袭辽朝之旧而设置的：置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的不是西南路招讨司，而是西北路招讨司；西南路招讨司亦不是设在应州（今山西应县），而是设在丰州，地当今呼和浩特东。这两个招讨司都是用以对付叛服不常的西北各部族的。东北路招讨司是在辽朝乌古敌烈统军司基础上设立的，设在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招讨司与统军司一样，也是军事机构，其上由枢密院直接统辖。遇有大规模战争发生时，枢密院即作为元帅府，成为最高指挥机构。

二、禁军

金朝的禁军最初主要是用于保卫皇帝安全的女真猛安谋克军，所以又称为“亲军”、“亲卫军”。后来，禁军编制不断扩大，人数增多，原本是女真猛安谋克军的亲军又出现了许多种汉军名号。《金史·兵志》载：

禁军之制，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旧常选诸军之材武者为护驾军，海陵又名上京，龙翔军为神勇军，正隆二年将南伐，乃罢归，使就佥调，复于侍卫亲军四猛安内选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骑兵曰龙翔，步兵曰虎步，以备宿卫。五年，罢亲军司，以所掌付大兴府，置左右骁骑，所谓从驾军也，置都副指挥使隶点检司，步军都副指挥使隶宣徽院。

以上所述即是金初至海陵时期禁军变化的大致过程：最初的禁军是指合扎谋克。既曰“谋克”，人数也必然不会很多。贞元迁都以后，海陵将合扎谋克扩充为合扎猛安。海陵时期开始在禁军中使用汉军名号，龙翔军、神勇军后被罢归上京，说明这些都是女真军。他们原来就与宗室成员有密切关系，海陵既以宗室成员为最危险的政敌，所以也必然信不过来自上京的亲军，因此将送回，准备接受签调。他又从侍卫亲军四猛安中选了一千六百人，组成龙翔、虎步二军，备宿卫，由大兴府掌领。罢亲军司也是为了削弱宗室势力。同时又另外设置从驾军和步军，分隶殿前都点检司和宣徽院。这样，掌管禁军的机构就由原来亲军司一个而一分为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互相牵制，从而增加安全系数。自汉朝禁军实行南、北军体制以来，历代禁军不采取单一体制。海陵王对禁军体制的改革，对于加强皇权有重要意义。

熙宗和海陵王采行汉制以后，金朝的禁军不仅负责警卫，而且还担负仪仗任务。“金制，天子之仪卫，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卫士，曰护卫、曰亲军、曰弩手、曰控鹤、曰伞子、曰长行。”(38)弩手、伞子等也都是禁军，在朝参之日，他们担任仪仗任务。

作为掌管禁军的最主要机构，殿前都点检司级别甚高，而且还有宫籍监、近侍局等机构隶属在点检司之下。它“是军事机构，却又并非是纯军事机构”(39)。金朝的殿前司与北宋不同，金不实行三衙统率禁军的体制。殿前司与宣徽院一同负责宫廷的警卫。海陵废侍卫亲军司以后，原来的侍卫亲军指挥使不再除授，而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则改由左右副点检兼任。宣徽院设左右宣徽使，都是正三品，与殿前都点检相同。宣徽院下辖拱卫直司，“威捷军隶焉。旧名龙翔军，正隆二年更为神卫军，大定二年更名为拱卫司。都指挥使从四品，副都指挥使，从五品，掌总统本直，谨严仪卫”(40)。看来宣徽院及其下辖的拱卫司，主要是负责仪卫方面，其军事方面的作用不如殿前司重要。禁军关系到皇帝的安全，亦即关系到金政权的存亡，所以，该军的选拔历来很严格。

金朝的亲军数额不能过多。亲军数额过多，即引起诸臣忧虑。每一名亲军要有一苍头（奴隶）和两弹压为其服务，亲军一直是靠奴隶服侍的，离开为其役使的奴隶，这些寄生虫简直就活不成。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亲军增至五千，后又增至六千，并且另有弩手千人。当年尚书省即奏“减亲军武卫军额”(41)。正大二年（1225年）又有人奏请“简留亲卫军”(42)。主要因为亲军的地位及待遇都非常高。

金朝的亲军，是一个社会地位相当高的特权阶层。亲军可以做官，称为“出职”。亲军出职定有具体办法，亦是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世宗不仅制定了亲军的法规，而且规定只要是身为亲军的女真人，即使是文盲也同样可以做官。《金史》卷八《世宗纪》载：

［大定二十六年］八月丁丑，上谓宰臣曰：“亲军虽不识字，亦令依例出职，若涉赃贿，必痛绳之。”太尉左丞相克宁曰：“依法则可。”上曰：“朕于女真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

其实，姑息女真人的正是世宗本人。目不识丁，没受过教育的女真人，只要是亲军，也要给官做。这种人做了官，多半都涉及赃贿。徒单克宁是主张对这些人依法处置，这比世宗所谓“痛绳之”，倒更实在。

金中期以后，禁军、亲军不只是用于保卫宫廷和皇帝的安全，同时也用于戍守。承安元年（1196年）十月，章宗曾“诏选亲军八百人戍抚州”(43)。亲军也用于戍边，承安三年（1198年）八月，“以护卫石和尚为押军万户，率亲军八百人，武卫军千六百人戍西北路”。(44)但亲军主要仍是用于京师和宫廷的警卫。早期的亲军，基本上都是女真人，后来则不限于女真，契丹人也可以充当亲军，甚至个别人还被选为亲军的头目，“移剌蒲阿本契丹人，少从军，以劳自千户迁都统。初，哀宗为皇太子，选充亲卫军总领，佩金符”。(45)由于皇帝的安全系于亲军，所以亲军忠诚与否，至关重要。为确保亲军的忠诚，金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用儒家思想对亲军进行教育。大定间，参知政事梁肃奏请让亲军读《孝经》。《金史》卷八九《梁肃传》载：

肃奏：“汉之羽林，皆通《孝经》。今之亲军，即汉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户赐《孝经》一部，使之教读，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职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后能。”诏与护卫俱赐焉。

对亲军的教育，主要是要让他们了解“臣子之道”，即培养对皇帝的忠诚。章宗于泰和四年（1204年）又“诏亲军三十五以下令习《孝经》、《论语》”(46)。然而这种教育究竟能收到多大的实际效果，则大可怀疑。到了关键时刻，亲军还是不免在威胁、利诱面前屈服。在胡沙虎发动的推翻卫绍王的政变过程中，亲军倒戈即起了重要作用。

三、女真猛安谋克部族军

猛安谋克是女真社会发展到部落联盟阶段上为适应掠夺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指女真人的军事组织或军事首领。据《金史·兵志》载：

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募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

女真人作为定居的农耕民族，他们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就是村寨。村寨的首领称为孛堇。这是他们平时的社会组织。军事组织要求整齐划一并且逐级服从，然而村寨大小不一，居民多寡不定，不便于从事军事活动。因此，就在村寨之外另建军事组织，这就是猛安谋克。猛安即千夫长，谋克即百夫长。

原来村寨首领作为孛堇，各自为政，他们之间并没有隶属的关系。作为猛安谋克则不同了，他们的地位有高下之分，猛安可以指挥谋克，而谋克则必须服从猛安。

孛堇亦即勃极烈。“孛堇”、“勃极烈”意即“官人”，这一称号适用于任何等级的官员。据《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载：

勃极列者统官也，犹中国言总管云。自五十户勃极列推而上之至万户勃极列，皆自统兵，缓则射猎，急则出战。……队伍之法，伍、什、伯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伯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伯长战死，什长皆斩。

猛安、谋克只是女真军队系统中的两个级别。女真军队为六级编制，以五、十、五十、百、千、万为单位(47)。上引《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中缺“五十”一级。同书炎兴下帙一四四引张棣《金虏图经》载：“每一万户所辖十千户，一千户辖十谋客（谋客本百户也），一谋客辖两蒲辇（蒲辇五十户也）。”

金建国之前，完颜部早就具有号令诸部的权威。早在乌古乃时“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皆相继来附”(48)。阿骨打一族所属的阿什河完颜部既然有许多部族来归附，自然就形成了诸部对其的依附关系。辽寿昌二年（1096年），阿骨打建议其叔盈哥“教统门、浑蠢、耶悔、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自今勿复称都部长”(49)。所谓“都部长”亦即“都孛堇”，也就是诸孛堇之上的孛堇。阿骨打建议盈哥禁止其他各部使用这一称号，实际上是因为盈哥自己已经身居此位。这也就是说，自那时起，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已经形成，并且同时形成了各部服从于完颜部的关系。可以说自那时起，猛安谋克组织事实上就已经存在了。《金史·兵志》又载：

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阿骨打即位的第二年，开始着手建立整齐划一的猛安谋克制度。当时的部落联盟并不是诸部族自愿联合而组成的，它实际上是征服的结果。而作为部落联盟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制度，不仅是征服的产物，同时还是征服的工具。因此它不可能是金朝建立以后才产生的，而是在此之前为生女真社会所固有的。金熙宗改行汉官制度之后，女真与汉军仍不相混同，而自为一军。因此，猛安谋克及孛堇等称号也仍然存在。

宋人在言及猛安、谋克时，往往不称其为“猛安”、“谋克”，而直接用其译名，称为“千人（夫）长”、“百人（夫）长”，或“千户”、“百户”。据《宋会要辑稿·兵》十七之十八载：

［建炎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刘光世奏：招到女真、契丹、渤海、汉儿一十八人，女真撒哥主系千人长，契丹屈烈系乣官，渤海高质系百人长，汉儿千人长于坤，乣官刘公亮，百人长吕祥，队首张宽、李用，队下郑进、卢顺、于安仁、张彦、杨盖、寇春儿、宋彦、崔兴、李宴，乞补授官资。

四、女真以外各族中的猛安谋克

随着征服的地区日渐扩大，金朝的民族成分也日趋复杂。最初女真统治者不顾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各个民族的各自特点，一律将这些被征服者像女真人一样都编制在猛安谋克组织之下。首先是在东北地区南部，即辽朝统治下的东京地区系辽籍女真人及渤海人当中推行这种制度。收国二年（1116年）五月，“斡鲁等败（高）永昌，挞不野擒永昌以献，戮之于军。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直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50)。此后，在新占领地区继续推行此制，直至天会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51)。然而，天会四年（1126年）七月，金太宗“出金牌，命孛堇大以所领渤海军八猛安为万户”(52)。此事是在女真人攻占平州及燕京以后，说明当时至少在渤海人当中仍然继续推行猛安谋克制度。除了熟女真及渤海人以外，金在其他部族中也推行猛安谋克之制。例如辽东的乌若族，“按张氏本出于辽东乌若族，国朝并乌若，迁之隆安，以世官统之”(53)。所谓“世官”即世袭的猛安谋克。不过，除女真之外，金主要是在渤海和奚人当中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而且仅仅把它作为军事制度来推行。“所谓渤海军，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所谓奚军者，奚人遥辇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54)“遥辇昭古牙九猛安”实际上可能就是辽朝时期的遥辇九帐族。

女真人在这些被征服者中间推行猛安谋克制度，并不完全打乱原来的部族组织，只是在旧的部族组织之上再加上猛安谋克称号而已。不过，女真统治者对被征服者终究还是怀有戒心的，他们既要把女真人的这种军事编制推广到被征服的各族中，以便利用他们从事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同时又不得不控制其战斗力，使其不得超越女真人。所以，最初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限制这些被征服族每一谋克的人数，“尝用辽人讹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汉人王六儿以诸州汉人六十五户为一谋克，王伯龙及高从祐等并领所部为一猛安”(55)。所谓“辽人”，其实是专指契丹人。女真统治者灭辽在先，后来灭北宋，契丹人曾为他们出过力，因此，他们信任契丹人是超过汉人的。契丹一谋克的人数不足女真一谋克的二分之一，而汉人一谋克还不足女真的三分之一。

金初因袭辽朝旧制设西北、西南两路招讨司，用以对付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及西夏，当时，基本上用的是契丹族的力量。海陵王发动大规模的侵宋战争，两路招讨司管辖下的契丹人乘机造反，迫使女真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变两招讨司的成分。世宗平定窝斡领导的契丹人大起义之后，向西北、西南两招讨司地区迁移了大量的女真人，并一度完全解散了契丹人的猛安谋克组织。据《金史·完颜兀不喝传》载：

窝斡已平，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元管户口，及从窝斡作乱来降者，皆隶女直猛安谋克，遣兀不喝于猛安谋克人户少处分置。未经罢去猛安谋克合承袭者，仍许承袭，赈赡其贫乏者，仍括买契丹马匹，官员年老之马不在括限。顷之，世宗以诸契丹未尝为乱者与来降者一概隶女直猛安中，非是，未尝从乱可且仍旧。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奏，已迁契丹所弃地，可迁女直人与不从乱契丹杂处……上曰：“分隶契丹，以本猛安租税给赡之，所弃地与附近女直人及余户，愿居者听，其猛安谋克官，选契丹官员不预乱者充之。”

按照当时的规定，实际上是彻底解除了契丹人的武装：契丹人的猛安谋克组织一概解散，跟随窝斡叛乱者，皆由迁移来的女真猛安谋克管辖。未从乱者的猛安谋克组织既然也被解散，也同样要改隶女真人的猛安谋克。一些原来充任猛安谋克官员的契丹人虽然可以继续承袭，但他们的马匹被大量征用，只是年老者才可以保有马匹。当时马匹是契丹人最重要的军事装备，大量征调他们的马匹，充分反映了女真统治者对他们的不信任。因为上述措施过于极端，必然要导致契丹人更为普遍的不满，所以，后来世宗又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在外来的女真人与当地原有的契丹人合成的猛安谋克中，契丹未从乱官员也可以充当猛安谋克官。不过，从根本上说，女真统治者对契丹人是非常信不过的。往西部两招讨司地区迁移女真人的目的就是防止那里的契丹人造反。

五、金的汉军

作为金朝统治民族的女真人与辽朝的契丹人一样，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因此，金朝为维持统治，不能只依靠女真人。金朝军队也和辽朝军队一样，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最初金军也是各族分别编组，有女真军、汉军、奚军、渤海军等，建制决不混淆。

金有汉军，始于灭辽之后。金在汉地设枢密院，负责招募汉军。《金史·兵志》云：“枢府签军、募军兼采汉制，伐宋之役参用汉军及诸部族而统以国人。”“［天会］四年伐宋之役调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辽东、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隶诸万户，其间万户亦有专统汉军者。”其实，汉军并非都统以女真人。受到女真统治者信任的汉官，也有被委以汉军统率权者。“大举伐宋，［刘］彦宗画十策，诏彦宗兼领汉军都统。”(56)“初左副元帅宗维与诸军帅议，欲留萧庆居汴京，以守河南地。庆不敢当。众又推汉军都统制刘彦宗，彦宗亦不敢当。”(57)刘彦宗作为都统制，是汉军的最高统帅。汉军也像猛安谋克一样，其各级统领称“万户”、“千户”。“初金太祖旻起兵，以万户比都总管，千户比节度使，百人长比刺史，皆亲押札子授之，谓之‘御画’。及罢从军，对此换授，其后燕云诸民兵千户、百人长但以家业或丁数定之，军还则但为庶民，或就军中受代，则复为一散军而已，非‘御画’之比矣。”(58)王伯隆、韩常等曾担任汉军万户，刘庆孙等曾担任汉军千户。建炎三年（1129年）“时金人大起燕云、河朔民兵入犯，又使万户尼楚赫、布尔噶苏、大托卜嘉、王伯隆等将女直、渤海、汉军，以完颜宗弼为统帅”(59)。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汉军万户韩常与太行义士石子明战于真定西山烟脂岭，为所败。千户刘庆孙炮折其胫，由是解军职，换静江军节度使，后除知慈州”(60)。汉军除了参加对宋作战，还被派往东北戍边，大定十三年（1173年）曾“徙东北等戍边汉军于内地”(61)。

以上列举的汉军与全民皆兵的女真猛安谋克一样，都是遇有战事临时签调的“民兵”，并非常备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载：

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户军”，以家产高下定之；二曰“人丁军”，以丁数多寡定之。诸称家户者，不以丁数论；人丁者，不以家业。每签军，则元帅府符下诸路帅司，帅司次第下节镇、支郡、诸县，县籍户口、家业定讫，乃谕民间以所当军数多寡，然后市鞍马、置器械、备糇粮。或亲丁不足，则募人代行。贫者称贷于人以应军役，俟其足备，然后选千户、百人长等部之以行。其屯戍则人自营田以供粮，无田者月给七斗粟。每出疆，不以远近，人持一月粮，将战，各以所负米造饭而食，食罢而出。故其国平时无养兵之费，行军无馈运之苦。此其大略也。

这里所说的“民兵”，就是或按家产高下，或按人丁多寡临时签调的汉军。

六、乣军

金承辽朝之旧，有所谓“乣军”。关于此军的性质，以及“乣”字的正确读音，至今都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约可以确定的是，乣军当是指由西北边境地区契丹等游牧部族组成的军队。章宗时，北京（即原辽中京）地区的契丹人在德寿率领下发动叛乱，内族襄驻屯北京，他最担心的就是诸乣也参加叛乱。《金史·襄传》载：

方德寿之叛，诸乣亦剽略为民患，襄虑其与之合，乃移诸乣居之近京地，抚慰之。或曰：“乣人与北俗无异，今置内地，或生变奈何?”襄笑曰：“乣虽杂类，亦我之边民，若抚以恩，焉能无感？我在此，必不敢动。”后果无患。

从以上记载可知，乣军驻地正当契丹人原来的地区。他们的风俗与汉人、女真人不相类，而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相同。他们居于金朝境内，金朝统治者一方面担心他们会与境外的蒙古人联合，另一方面，在蒙古人入侵的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利用这些乣军捍卫北部边境。《辽史·地理志》所记详稳九处都属西京路，这是因为诸乣都隶属西南、西北两招讨司管辖。

金朝既设诸部族节度使，又设诸乣。诸乣设详稳一员，“掌守戍边堡，余同谋克。皇统八年六月，设本班左右详稳，定为从五品”(62)。诸乣详稳之上的招讨使为正三品。此外，诸部族节度使设节度使一员：“从三品，统制各部，镇抚诸军，余同州节度使”(63)。部族节度使当是掌领非近边地区的部族军，与诸乣无隶属关系。

第三节
金初对中原的间接统治

一、金初的朝廷

阿骨打称帝，建立了金王朝，金的官员——勃极烈的地位虽已有高下之分，但差别并不明显。例如阿骨打即位之初，国相撒改跪在他面前奏事，他马上起立予以制止，并说：“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64)臣下宴请时，主人向阿骨打跪拜，他亦回拜。这种原始的平等意识，一直保持到灭辽之后。天辅六年十二月，他率军自居庸关攻入燕京，“燕人乃备仪物以迎之。其始至于燕之大内也，阿骨打与其臣数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户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尚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与其群臣皆张之，中国传以为笑”(65)。这说明，当时阿骨打虽已自称“皇帝”，君臣的地位也有了分别，但仍保留着旧时平等、质朴的关系，而且君臣之间也并无许多禁忌。那时的阿骨打还不懂得如何将自己神化，这正是他与宋、辽皇帝最主要区别之所在。“古人上寿，皆以千万岁寿为言，国初种人纯质，每举箸，唯祝百二十岁而已。”(66)不称万岁的金初皇帝，正表明他们还自认为是人而非神。

金统治者被神化的过程是逐渐完成的。阿骨打死后，天会元年（1123年）九月，皇弟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即皇帝位，“告祀天地”(67)。告祀天地，意在表明君权神授，而不是来自部分或全体社会成员的推举。这种即位仪式的新内容，说明金朝皇帝也开始神化自己了。君权神授的观念不是女真氏族社会固有的，而是他们向汉人学来的。

阿骨打及其继承人吴乞买，都还没有确立传子制度，而是以谙班勃极烈继承皇位。谙班勃极烈地位虽高，但毕竟只是诸勃极烈中的一员，而且究竟由谁来充当谙班勃极烈，亦不是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意志。天会八年（1130年），谙班勃极烈杲病故，太宗吴乞买对于立储一事犹豫不决，拖延了很长时间。十年（1132年），粘罕、宗辅、完颜希尹入朝，他们与宗幹议论说：“谙班勃极烈虚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孙，当立。”(68)这几个人议定之后，再三向太宗建议，太宗只好照办。合剌即后来的金熙宗完颜亶，其父宗峻，原名绳果，是太祖阿骨打第二子。阿骨打长子宗幹庶出，而宗峻则系皇后唐括氏所生。天会二年（1124年）宗峻死后，“其妻为宗幹所纳，故其子梁王亶养于宗幹家。金主晟遂以亶为谙班勃极烈，都元帅宗辅为右副元帅”(69)。亶被立为谙班勃极烈的过程表明，当时的金朝皇帝，还不具有封建帝王的绝对权威。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号。”(70)直到熙宗即位初期，金朝廷仍是以诸勃极烈辅政，并未建立汉官制度。

女真本无城郭宫室之制。初占中原时，其统治中心仍僻处东北一隅，金太祖和金太宗的“皇帝寨”，并不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境的行政中心。尚未具备绝对权威的皇帝，对远离朝廷的中原更是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况下，金初对中原只好实行间接统治。

二、在汉地设立枢密院

生女真与东北地区的熟女真（即合苏款女真）、渤海人及汉人，其生产、生活方式大体一致，都同样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因此，金初当统治范围扩大到今辽东广大地区之后，女真统治者就取消了原来辽朝实行的州县与部族制并存的“蕃汉分治”，一律推行猛安谋克制度。渤海人的事务，在辽朝，本来是属南面官管辖范围。金统治者在新占领的辽东汉人、渤海人地区，废除州县，代之以女真人那种原始的、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此即所谓“一如本朝之制”。早在阿骨打称帝建号之前，他在招谕渤海人时即强调“女直、渤海本同一家”(71)，这不仅是强调二者相同的族源，同时也强调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正因为女真人同渤海人原来就是“一家”，而汉人与渤海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基本相同，因此，金初实行“一如本朝之制”才能够行得通。但是，灭辽以后，金统治者面临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他们要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人口更为稠密的燕云地区巩固统治，首先就要解决恢复秩序、发展生产的问题，但是，要在这一地区强制推行女真人那种落后的行政制度，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灭辽之初，金仍打算在燕云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度。但是，天会二年（1124年）下平州后，宗望不再在这一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而是继续维持当地的汉官制度，“诸部降人但置长吏，以下从汉官之号”(72)。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实行猛安谋克制度“民情弗便”，主要是由于这种制度遭到了降金的亡辽汉官的激烈反对。因为推行这种制度就意味着取消他们原来的品级，而授给他们“孛堇”、“猛安”、“谋克”一类的女真村寨首领称号，无异于把他们这些朝廷命官降为乡长、里正一级。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金才不得不在新占领区保留汉官制度。据《金史·百官志》载：“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长吏”即州县地方官。燕云地区既然仍置州县官吏，那么，其上再统以女真人的孛堇、勃极烈，就等于以乡长里正统领州县官，这岂不是上下倒置？因此，阿骨打占领燕京之后，在接受左企弓、虞仲文等奉表投降的同时，也保留了辽朝原来的行政机构，后来即以此为基础在广宁（今河北昌黎）设枢密院。“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抵如此。”(73)

最初，金以降臣刘彦宗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军。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74)。当时刘彦宗虽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的职衔，但金朝并无相应的机构。彦宗只是协助斡离不（宗望）处理新附州县民政事务而已。后来，金才有东、西两个枢密院之设。《金虏节要》称：“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金人呼作东军、西军。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呼东朝廷、西朝廷。”(75)这一东一西的两个枢密院，既不是金朝自己创立的制度，更不是女真固有的制度，而是沿袭辽朝的旧制。《金史·百官志》云：“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但是应当指出，金在广宁设置的枢密院虽系“踵辽南院之旧”，却在各方面与辽南枢密院有别。首先，辽的南面官和北面官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没有北面官也就无所谓南面官，南、北枢密院作为南、北面官的最高机构，其相互关系亦复如是，因此，单独在广宁设置一个枢密院，自然也就无所谓南、北了。如前所述，金初形成的以部族村寨组织为基础的一套行政系统，从来就不分什么南面、北面。而且待到后来金的统治地区逐渐扩大之后，遂将辽的“蕃汉分治”制度取消，一律代之以金的“本朝制度”，而这一历史过程则是通过把农耕民族的行政组织推广到游牧民族当中去的办法实现的，被彻底取消的，正是辽朝的北面官。金的“本朝制度”与因袭下来的辽朝旧制（南枢密院）之间，并不具有辽朝南北面官那样的区别。其次，金在广宁设置的枢密院与辽朝的南枢密院还有一个本质区别，那就是它仅仅是金朝一个地区性的机构，并不属中央行政系统，而辽的南枢密院，却是辽的宰辅机构的一部分，属“朝官”。

金在燕京的枢密院，其权力属于斡离不。“及宗望再取燕山，立爱诣幕府上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其子侄数人。立爱从宗望军数年。谋画居多，封陈国公。表求解机务，不从。”(76)时立爱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宗望军中参与机务，助谋画。这说明燕京枢密院管辖的不仅限于当地的民政，还有军事机务。而且，时立爱是宗望（即斡离不）选中的，拜相、任子，也是宗望所为。由此可见，宗望的燕京枢密院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小朝廷。

担任征服云中一路的金军统帅是粘罕，稍后，他亦循燕山之例在云中设枢密院。这两个枢密院的设立，都是以他们各自手中的军权作基础的。当时，粘罕和斡离不就是通过他们所掌管的枢密院，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一切权力。当金太祖在世时，这东、西两个“朝廷”，都可以不待奏请皇帝而自行除授官吏。太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中止粘罕在云中的“西朝廷”行使这种权力，但他不服，并当面要求太宗对他和斡离不应一视同仁，授予同等权力，太宗只好满足他的要求，诏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诏敕从事，卿等度其勤力而迁授之。”(77)像这样享有自行除授官吏的大权，已远远超出了辽朝南面官的职权范围。金太宗也奈何他们不得。故天会二年（1124年）二月乙巳，金太宗曾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无得专达朝廷”(78)，他在这里所说的朝廷是指设在会宁府的金朝中央政权。他之所以不让南京官员越过斡离不直接与朝廷联系，其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加深和激化与斡离不的矛盾。天会五年（1127年）六月，斡离不病故，第二年十月刘彦宗也死去了。这时，粘罕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将燕京的枢密院合并于云中(79)，以韩企先、时立爱、高庆裔等为腹心。“时国事大小，罕皆总之，虽卿相拜其前，而罕不为礼。太宗朝，罕之专权，主不能令，至于命相亦取决焉。”(80)在这种情况下，粘罕就成了金朝实行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

三、傀儡政权

金占汴京以后，天会五年（1127年）三月，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81)。邦昌于徽宗时，官至中书侍郎；钦宗即位，拜少宰。当金人兵临汴京城下时，曾与康王赵构一起为质于金。此人一贯力主“和议”，故甚得金人信任。当时，金人之所以必欲树立一个傀儡，从金朝廷来说，主要是由于尚未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当时金对燕云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能越过这一地区在黄河流域建立直接统治呢？“且金知其不可以羁制中原久矣。粘罕之立伪楚、伪齐，挞懒之还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议割白沟以南而定盟好，盖其本谋未尝欲于河东、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82)直到熙宗即位之初，南部边界仍然打算维持原辽、宋旧界。

设在汉地的东、西两“朝廷”都主张在河南建立傀儡政权。东枢密院的刘彦宗主张复立赵氏，亦即表明斡离不有此意。而主张立张邦昌的，主要是西军统帅粘罕。《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纪》载：“粘罕又以国主之命逼张邦昌僭位。”看来斡离不与粘罕都主张建立傀儡政权，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具体立谁当傀儡。粘罕和斡离不由于互相牵制，谁也不想让对方把势力直接扩展到原北宋地区，也就是说这一地区既不能归属斡离不的“东朝廷”，亦不能属粘罕的“西朝廷”，于是傀儡政权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

金军北撤之后，丢下张邦昌不管，“大楚”傀儡政权立即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宋建炎元年（1127年）四月间，各地勤王之师已陆续云集开封城下，此时张邦昌如果坚持要继续当傀儡皇帝，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攻击。同时，傀儡政权的官员皆系宋朝官员，金兵一退，他们纷纷与康王赵构的大元帅府取得联系。被张邦昌命为权门下侍郎的吕好问和监察御史张所“各遣人驰蜡书至帅府，又太学生杨愿等十余辈继踵而上书，言围城中士大夫趋向”(83)。张邦昌及其少数亲信，立刻陷于十分孤立的困境。金人撤退之初，传说“以郭药师为枢密使，留兵万五千以卫邦昌”(84)，其实，全无此事。侍御史胡舜陟对张邦昌说：“今勤王之师，云蒸雾集，皆为赵氏而来，岂肯从吾号令！闭户拒之，有同儿戏。”(85)他劝邦昌请尚在城中的宋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仍以“太宰”自处。吕好问也对他说：“人情归公者，劫于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复有今日乎?”(86)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已乃降手书，请哲宗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并且亲至归德，向康王赵构伏地痛哭，请其即位。尽管如此，高宗即位后，迫于李纲等主战派大臣的压力，仍未免这个叛逆者一死。

伪楚张邦昌虽已垮台，但金欲于河南援立傀儡的既定方针并无改变。当时斡离不会见粘罕又提议归还徽宗，然而粘罕未之许(87)。天会八年（1130年）金又册刘豫为“大齐皇帝”。伪齐刘豫，元符进士，宣和间，官至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弃官避乱仪真（今江苏仪征）。后经友人中书侍郎张悫向宋高宗推荐，于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到济南任知府。当时，山东地区秩序混乱，他要求更换东南一郡，未获应允，于是，虽前去就职，心中却忿忿然不平。这一年的年末，金军来攻济南，刘豫遣其子麟出战，结果陷入金军重围。通判张柬率援军赶到，将金军击退。然这时，刘豫却经不起金人利诱，谋与张柬一起投降。“民遮道不从，豫遂缒城诣军前通款。”(88)第二年，金人攻陷京东诸路，即以刘豫知东平府，其子麟知济南府。当时，黄河以南广大地区都成了刘豫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就成了张邦昌之后傀儡皇帝的适当人选。金太宗的册文云：“是用遣西京留守高庆裔、副使礼部侍郎知制诰韩昉备礼，以玺绂宝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于大名，岁修子礼，永贡虔诚。”(89)刘豫册立次年（1131年），改元阜昌。除黄河以南，金又把陕西地区也交给了他，于是中原尽属伪齐。

金派去为刘豫行册礼的主要人物高庆裔是粘罕心腹，此事是他最先向粘罕建议、然后奏请金太宗实行的。所以，伪楚、伪齐相继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粘罕决定并由其控制的。豫即伪位，金将张孝纯放回，任伪齐丞相，李孝扬为尚书左丞，张柬为右丞，李俦为监察御史，郑亿年为工部侍郎，豫子刘麟为太中大夫、提领诸路兵马兼知济南府。

伪齐与伪楚不同，其官制不再因袭宋制，而是上承唐制，以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伪齐初都大名，后都东平，天会九年（1131年）又迁都汴京。刘豫的伪齐政权与张邦昌的伪楚政权还有一明显不同之处，即它一建立，即坚决与宋为敌。刘豫极力要扩张自己的统治区域，因此，对南宋来说，伪齐的威胁更有甚于金。正如李纲所说：

臣顷年尝因贼马入寇淮甸，献陈愚计，以谓退避之说不可行于今，何哉？前之为寇者金人也，利于虏掠，得所欲则还师；今之为寇者伪齐也，利于土地，得一郡则守一郡，得一邑则守一邑，翠华退避之后，将士奔溃，贼势鸱张，将安所定止哉！(90)

当时，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金朝女真统治者，还只是“利于虏掠”，而“利于土地”的伪齐，则必欲依靠金人将南宋置于死地而后已。当时宋朝宗室未及南渡者，尚散在居民间，“豫募人索之。承务郎阎琦匿不以闻，为人所告，豫杖之死”(91)。刘豫如此与宋不共戴天，某种程度上更甚于女真统治者。然而，在南宋力求以屈辱退让维持与金不平等关系的情况下，伪齐对宋的强硬立场不但不能取悦于女真统治者，反而导致他们的怀疑和反感。楼钥《节愍王公（伦）神道碑》载：

［绍兴］七年春，徽宗皇帝、显肃皇后讣至，除公徽猷阁待制借直学士、左中大夫、枢密都承旨充迎请梓宫使，至南京，伪齐授馆于鸿庆宫，移文取国书及使指，公曰：“国书当纳金主，使指无他，报谢讣音、迎护梓宫而已。”明日又来，曰：“大金与齐一也。国书当赴齐相府验实，递至军前，俟得报然后可进。”公曰：“有死无二，愿勿复言。”再三迫取不遂，顿饩廪，增兵围守，莫不失色。公曰：“无能为也。”金遣接伴，以九月渡河见金帅达懒于涿州，问过淮已久，何来之迟?公备言刘齐邀索，住睢阳者数月。因言豫在本朝曾擢台谏，外朴内奸，营私掊刻，民怨神怒，方欲乔噬两朝，能保他日不为大国之患乎？恐妨远图，敢布腹心。问曰：“若将豫与南宋，能制之否?”公曰：“皇帝圣孝神武，卧薪尝胆，志在恢复。但以天下为度，不忍轻以动兵。豫之父子，忘背国恩，孰不愿食其肉？倘欲驱除，何难之有?”痛言利害，泪满茵席。达懒顾谓兀术曰：“江南有忠臣如此，何虑不能立国？”越夕使人导意云：“侍郎少休，已驰奏矣。”是冬废豫。(92)

刘豫有一支特殊的武装，称“云从子弟”，用以在广泛树敌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同时还有所谓“三卫官”，作为其政治上的依靠：“豫生景州，守济南，节制东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壮为云从子弟，应募者数千人。又以境内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为三卫官：曰翼卫、曰勋卫、曰亲卫。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即以试弓马合格人出官。”(93)然而，这一切都无助于改变这个傀儡政权脆弱的本性。金“以中原付之刘豫，而豫烦碎不知国体，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国，事固可料”(94)。“绍兴丁巳岁（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伪齐之末，群盗肆行，焚庐发冢，略无虚日。”(95)这就更加促使金要废黜刘豫。

第四节
金熙宗确立中央集权

一、除掉权臣粘罕

天会十三年（1135年），金太宗吴乞买病逝，谙班勃极烈完颜亶即位，是为金熙宗。熙宗即位初期，金朝廷仍是以诸勃极烈辅政。熙宗要将太宗改行汉官之制、实行中央集权的事业进行到底，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粘罕和希尹。当时他们掌握着汉地军政大权，使得朝廷政令不能畅通。太宗和熙宗采取“以相位易兵柄”的办法(96)，将他们从中原调回朝廷，一举削夺了他们的权力。“粘罕、乌舍乃亶所忌者也，故以相位易其兵柄耳。然二帅皆杰黯之魁，而亶遽能易其兵柄者何哉？盖二帅于四年夏自白水泊入见金主吴乞买，值刘豫有寇江之请，闲居本土，故至是亶能徙而易之。加之二帅在燕云则有众，在本土止匹夫耳，虽欲抗之而不可得也。”(97)天会十二年（宋绍兴四年，1134年）夏季，粘罕等入见太宗，正值刘豫请求征讨南宋。太宗令臣下对此事发表意见，粘罕、希尹表示为难，于是被留在朝廷，而以其他人统率其军队。他们在燕云是大军统帅，在朝不过是一匹夫。所以当熙宗要剥夺其兵权时，他们只好听凭处置。

一心要推行汉官制度的金熙宗，与跟随太祖、太宗征战多年并握有汉地军政大权的粘罕、希尹等“大功臣”之间，矛盾已不可调和。《金虏节要》载：

今虏主完颜亶也，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之辈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既如是也，欲上下同心不亦难乎？又曰袭位以来，左右诸儒曰进谄谀，教以宫室之壮、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今亶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旧大功臣非惟道不相合，仍非时莫得见。瞻望墀阶，迥分霄壤矣。(98)

粘罕兵权被褫夺之后，天会十五年（1137年）其亲信左丞高庆裔又以赃下大理寺，他眼见自己心腹入狱，羽翼被折，万分焦急，遂向熙宗提出以自己的官爵为高庆裔赎罪，然熙宗不允。最后庆裔在会宁府被斩首。临刑时，粘罕哭着向庆裔道别，庆裔说：“我公早听某言，事岂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99)这番话表明他早就曾建议粘罕谋反，《金虏节要》载有《粘罕狱中上书》及熙宗在天会十五年（1137年）给粘罕下达的诏书。粘罕在《狱中上书》中，以开国元勋自居，自比周公，而把熙宗比做可以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周成王。熙宗在诏书中则明确指责粘罕谋反：

朕惟国相粘罕，辅佐先帝，曾立边功。迨先帝上仙，朕继承丕祚，眷惟元老，俾董征诛，不谓持吾重权，阴怀异议，国人皆曰可杀，朕躬非敢私徇，奏对悖慢，理当弃殛，以彰厥辜。(100)

从诏书内容看，高庆裔被处决后，粘罕可能很快就被关入狱中了。权臣不除，金熙宗就不能亲自执掌政柄。《金虏节要》说是吴乞买长子宋国王宗盘要除掉高庆裔和粘罕。其实从熙宗的诏书即可以看出，对这个自比周公的粘罕，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不除掉粘罕，熙宗只能继续当傀儡，所以正是熙宗本人一定要除掉他。

二、废伪齐

立伪齐刘豫一事，从一开始在金统治集团内部就存在着不同意见。《金史·挞懒传》说，主张立刘豫的主要是挞懒，“初，宋人既诛张邦昌，太宗诏诸将复求如邦昌者立之，或举折可求，挞懒力举刘豫。豫立为帝，号大齐”。然而宋朝方面得到的情报却正相反，是挞懒一开始就反对建立伪政权：“初伪齐刘豫因金领三省事晋国王宗维（即粘罕）、尚书左丞参知政事高庆裔在兵间而得立，故每岁皆有厚赂而蔑视其他诸帅。左副元帅鲁王昌（即挞懒），初在山东回易屯田，遍于诸郡，每认山东为己有。及宗维以封豫，昌不能平，屡言于金太宗晟，以为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计。晟不从。”(101)从挞懒后来主张将废伪齐以后的河南、陕西地给南宋一事看，他对建立伪政权并不会持反对意见，但刘豫得以立为傀儡，主要还是靠粘罕和高庆裔，而不是靠挞懒的支持。

解除了粘罕、希尹的兵权之后，金朝廷上已经没有了刘豫强有力的支持者。此时，金为进一步实行中央集权，就轮到解决刘豫的伪齐政权了。绍兴六年（天会十四年，1136年）九月，“刘豫闻［宋高宗］亲征，告急于金主亶，求援。亶不许，豫自起兵三十万，命子麟趣合肥、侄猊出涡口，引兵分道入寇”(102)。刘豫求援，宗盘首先表示反对赴援，他认为，当初“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辟疆保境，我得安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又不能守，兵连祸结，愈无休息。从之则豫受其利，败则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尝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许之！”(103)熙宗采纳了这种意见，听任刘豫自行与宋抗衡，同时遣兀术率兵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待机而动。刘豫南侵，为宋将韩世忠等所败。伪齐危机四伏。

刘豫对宋连吃败仗，金熙宗就找到了废刘豫的充分理由。刘豫预感到自己所剩时日已经无多，天会十四年冬季，他就立其子麟为储嗣一事，试探金熙宗的态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岁末记载：

伪齐刘豫密知金人有废己之谋，是冬遣皇子府参谋冯长宁请于金，欲立淮西王麟为太子，以尝其意。金主亶谓之曰：“先帝所以立尔者，以尔有德于河南之民也。尔子还有德耶？我未之闻也。徐当遣人咨访河南百姓以定之。”（《伪齐录》有刘豫《谢封曹王表》云：“俄知废罢之议，愈坚措画之心。”是金人废之之意，豫盖先知也。今略采取附见。）

刘豫从金熙宗的回答中知道，自己被废黜，定是在所难免了。于是，这个傀儡心中充满了凄凉、失落之感，他想到南投宋朝，藉以报复金朝对他的不信任，但是张邦昌的前车之鉴，使他感到这同样是死路一条。无可奈何，他只好苟且偷生，听凭女真主子的发落。

天会十五年（1137年），高庆裔和粘罕被除掉之后，刘豫完全失去了靠山。这时，金又在太原建元帅府，并在河南屯重兵，令齐国军队听元帅府节制。尚书省又上奏，指责伪齐“论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众”(104)，也就是说，伪齐在欺骗与镇压两方面都很无能，故建议废齐国。于是，这一年的十一月，熙宗下诏废伪齐皇帝刘豫为蜀王。为防止刘豫负隅顽抗，熙宗下令挞懒、兀术伪称南侵，至汴京，先约刘豫子麟出城计事，麟以二百骑前往，当即为兀术所擒。然后，兀术入城又将刘豫囚禁起来，始宣诏废伪齐。刘豫僭号凡八年，被废黜后，金将其父子徙于临潢改封曹王，赐田以居之。

三、诛宗盘和挞懒

宗盘本名蒲鲁虎，是金太宗长子。天会十三年（1135年）太宗患病期间，他就与宗幹、粘罕等人争当储嗣。“吴乞买病，其子宗盘称是金主之元子，合为储嗣。阿孛宗幹称系是太祖武元长孙，合依元约作储君。粘罕宗维称于兄弟最年长，功高，合当其位。吴乞买不能与夺者累日。”(105)在他们争持不下的情况下，粘罕、希尹等人以为太祖长孙合剌年幼，容易控制，于是与他人一同拥立合剌为谙班勃极烈。此人即是后来的金熙宗。熙宗即位后，以宗盘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拜太师，与宗幹、粘罕并领三省事。宗盘自以为是太宗继承人，所以目无熙宗。自粘罕死后，他专横跋扈，日甚一日。他曾与宗幹在熙宗面前争吵，熙宗为之和解，他反而益加恣意妄为。后来，竟发展到敢于在熙宗面前以暴力威胁宗幹，都点检萧仲恭呵之乃止。宗幹既是熙宗亲叔，又是其养父，可算是这位年幼君主的监护人。宗盘向宗幹挑衅，也就是向皇权挑衅。因此，熙宗要实行中央集权，必须除掉这个常怀“无君之心”的宗盘。

天会十五年（宋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宋得知徽宗在金国流放地已亡故，同年四月派遣王伦等使金国迎奉梓宫。临行前，宋高宗令王伦向金左副元帅挞懒要求河南地，说：“河南之地，大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106)王伦向挞懒及右副元帅兀术转达了宋高宗的以上要求。天眷元年（1138年），挞懒至上京，“倡议以废齐旧地与宋，熙宗命群臣议，会东京留守宗隽来朝，与挞懒合力，宗幹等争之不能得”(107)。他们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有宗盘的支持。宗盘的地位在宗幹之上。

其实，宋朝是在承认金为宗主国的前提下，才取得陕西、河南的。天眷元年（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王伦与金“江南诏谕使”张通古一同返回宋朝。宋朝有识之士皆反对与金议和，认为金遣使“不云国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礼也”(108)。然而，宋高宗却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为理由，决定要“屈己就和”(109)，于是，秦桧卑词厚礼以待金使，金许归还徽宗梓宫及河南地。宋、金达成协议后，金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并以兀术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兼都元帅。熙宗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110)。其实，元帅府及行台尚书省之大权，皆集于兀术一身，他在中原已是大权独揽了。

天眷二年（1139年）春，王伦又充“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至金，并被任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他在东京见到了兀术，双方办理了交割地界事宜之后，兀术即返回燕京。五月间，伦自汴京北上，去上京见金熙宗。此时，兀术已先期向熙宗密报了挞懒、宗盘主张以河南地与宋的过程，并认为他们暗中与宋相勾结。兀术决计要除掉挞懒，而挞懒也决计要与兀术拼死一搏。这年夏天，金左副元帅挞懒到蔚州避暑，下令凡隐匿被金军虏掠而后又逃亡之人者，“家长罪死，籍其产及人口，半以充赏四邻之家，共追赏钱三百缗。仍发番军分诸路搜捕，民间大扰，群起为盗，以拒番军，遂复止之。挞懒在诸帅中最号宽恕，今顾为此，盖阴与皇伯宗盘通谋，将以致乱，使民啸聚则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王伦于馆，且会诸路佥事以复取河南为名，皆所以应宗盘也”(111)。然而，未待宗盘、挞懒起兵，熙宗已抢先了一步。是秋，郎君吴十谋反，事发，下大理狱，词连宗盘、宗隽。熙宗在宫中伏下士兵，待宗盘入见，突然将其擒获，并夷灭其家族。熙宗下诏说：“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刑兹无赦，古不为非……宗盘族连诸父，位冠三师，胡为失图，以底不赖。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信任宵人，煽为奸党，坐图问鼎，行将弄兵。”(112)其文出自翰林学士韩昉手笔，意在申明诛除宗盘等人完全是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

宗盘既除，熙宗本拟暂时稳住挞懒，故仍以他为行台左丞相。他至燕京后，谋投宋不果，被追杀于祁州（今河北安国）。九月，王伦见金熙宗，说明自己此番使命，金熙宗不正面表态，而问他知元帅挞懒等罪否？王伦对以“不知”。这时熙宗又责备宋只知要求土地，而不言及岁币，“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耶?”(113)将王伦拘留不遣。天眷三年（1140年），金完全背弃了当初的承诺，兀术等复取河南。南宋军民则奋起抵抗，岳飞挥师北上，分兵攻占北至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处的广大地域，并先后在郾城、颍昌（今河南许昌）等地，以少击众，大败金军主力。就在岳家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宋高宗与秦桧控制下的南宋朝廷屈己就和的既定方针不变，他们认为岳飞的行动对女真统治者有所得罪，于是迫使岳飞以及北进的其他将领班师。随后，又对岳飞进行陷害。当时，秦桧完全是按照金朝统治者的旨意行事的。据《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八《岳飞信国武穆王》载：

自兀术复取河南，飞深入不巳，兀术以书抵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而后可和。”于是桧与［张］俊谋置飞于死地矣。先以淮西山阳之事罢之。右谏议万俟卨言飞议弃两淮地，专守大江以南，且提重兵十余万无横草之劳，倡言弃两淮以动朝廷，此不臣之渐也。宰执奏事，上曰：“山阳要地，屏蔽淮东，无山阳则通泰不能固，贼来径趋苏常，岂不摇动。其事甚明，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事，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投降派颠倒黑白，竟把不战而退的罪名强加在与金人殊死战斗的岳飞身上。在诬陷岳飞的过程中，宋高宗与秦桧、张俊等人配合默契，终于将这位抗金名将置于死地。滞留在金的洪皓蜡书驰奏，称“诸酋闻其死皆酌酒相庆”。“绍兴和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达成。根据和议，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114)，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金宋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市）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州市）、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此外还规定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王伦被拘押在河间六年，至皇统四年（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金欲以伦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伦曰：‘奉命而来，非降也。’金益胁以威，遣使来趣，伦拒益力”(115)。最后被杀。

除掉粘罕之后，与之关系密切的完颜希尹亦遭怀疑。希尹女真名谷神，又译兀室、骨舍、悟室。金立国前，其父欢都在阿骨打父兄当政时不仅率军征伐，还参与谋议，深受首领及部人尊重。阿骨打起兵反辽，希尹常在行阵，有时跟随阿骨打、有时则跟随撒改出征，或与诸将一起征战，屡建战功。太宗即位后，天会三年（1125年）十月，金大举伐宋，希尹为元帅右监军，与粘罕一起帅西路军自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下。次年底攻占汴京，俘宋徽、钦二帝。师还，金太宗赐希尹“铁券”，“除常赦不原之罪”外(116)，其余一概不予追究。天会六年（1129年）以后，随粘罕追击宋高宗，直至高宗自扬州渡江而逃。后粘罕入朝，希尹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

熙宗加强中央集权，与粘罕矛盾日益尖锐，天会十五年（1137），当粘罕囚死上京狱中以后，希尹因长期与粘罕在一起，故被熙宗怀疑与粘罕合谋篡立。而希尹恃才自傲，特别是得罪了兀术，则是他遭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天眷三年（1140年）九月，熙宗至燕京，兀术朝见，密奏希尹谋反。据《神麓记》载：

［希尹］创撰女真文字，动循礼法，军旅之事，暗合孙吴。自谓不在张良、陈平之下。初兀术往祁州元帅府，朝辞既毕，众官饯于燕都檀州门里兀术甲第。至夜阑酒酣，皆各归。惟兀室独留嗜酒，啮兀术首曰：“尔鼠辈岂容我啮哉！汝之军马能有几何，天下之兵皆我有也。”言语相激，兀术佯醉如厕，急走骑告秦国王宗幹云：“兄援我。”秦国王与兀室从来胶漆，及谋诛鲁、宋之后，情转相好，遂言语遮护之……兀术密奏，帝曰：“朕欲诛老贼久矣，奈秦国王方便援之至此。自山后沿路险阻处令朕居止，善好处自作捺钵，以我骨肉不附己者必诬而去之。自任其腹心于权要之务，此奸状之萌，惟尊叔自裁之。”是夜诈称有密诏，入兀室所居宅第，执而数之，赐死。(117)

希尹与宗幹关系好，由于宗幹的关系，所以熙宗一直容忍。但是熙宗从北方来燕京路上的遭遇，使他对希尹更加怀疑：沿路险阻处令熙宗居止，而希尹自己则选择“善好处自作捺钵”，并且排斥异己，任用腹心。就在兀术返回燕京当天，熙宗下诏希尹“密置党与，怀为诞谩。僭奉玉食之尊，荒怠枭鸣之甚。外擅家国之利，内睽骨肉之恩。日者帅臣密奏，奸状已萌，蚤弗加诛，死不瞑目。顾虽未忍，灼见非诬。心在无君，言尤不道。逮燕居而窃议，谓神器以何归。稔于听闻，迄致彰败。躬蹈前车之既覆，岂容蔓草之弗图。特进尚书左丞萧庆迷国罔悛，欺天相济。将致于理，咸服厥辜”(118)。诏杀希尹及其二子，并萧庆。所谓“帅臣”，盖指兀术，而指责希尹“心在无君”，与对粘罕的指责如出一辙。此事表明粘罕、宗盘、挞懒等一系列谋反事件，已经使熙宗很难信得过任何一位元老重臣了。

四、行台尚书省与汉官党争

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丙午，金“废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诏中外。置行台尚书省于汴”(119)。在汴京置行台尚书省，是金废伪齐以后为安抚中原百姓采取的措施。最初，主持汴京行台的都是降金的汉官。女真统治者是要显示，虽然废了刘豫，但他们仍然并不自行据有中原。“金遂于汴京建行台尚书省，以张孝纯、萧三宝弩为左右丞相，张通古为左丞。又恐汴人不安，曰：‘汝旧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军亦不敢扰民。”(120)为了稳定民心，在废刘豫以后，金人甚至欺骗中原百姓说，他们要让“少帝”（宋钦宗）回来。后来，根据挞懒的意见，金以河南地与宋，故金先后又将行台尚书省北移至大名、燕京。行台北移以后，与设在汴京的行台，其性质已不尽相同了。“金人既割河南之地以归本朝，遂移行台尚书省于大名府，仍遣行台左丞相张孝纯还。上诏孝纯赴阙，孝纯自惭，乃白右副元帅兀术愿归徐州，致仕而卒。”(121)金人不再用张孝纯主持行台尚书省，而是要放他回南宋，正表明行台已经不再具有原来中原人自治的性质了。天眷二年（1139年）宗盘、挞懒伏诛，金决定不再以河南地归宋，于是又将行台迁回汴京。

置行台尚书省，并非始于金朝。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有行台尚书省乙设。开皇二年春正月“辛酉，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122)。唐高祖武德三年四月壬寅，“于益州置行台尚书省，甲寅加秦王益州道行台尚书令”(123)。金置行台尚书省，正是循隋唐旧制，并不是他们的创新。在名义上，行台尚书省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据《金史·百官志》载：

行台之制。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皇统二年，定行台官品皆下中台一等。

宗弼领行台尚书省，同时兼都元帅，又诏“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124)。元帅府和行台尚书省都由兀术一人兼领，这样，燕京以内直至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军事、行政大权都统归于兀术一人掌握。除掉了粘罕，又出现了一个与其权力相当的兀术。事实上兀术就成了中原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议和，宋高宗进誓表向金称臣，并约定每年向金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这是兀术力主对宋采取强硬路线的胜利，所以熙宗又进拜他为太傅，赐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同时每年还要从南宋进贡的岁币中再分出银、绢二千两、匹给他。

希尹被杀之后兀术的势力虽进一步扩张，但熙宗并非傀儡，他仍坚持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朝政。皇统三年（1143年），他察明希尹并无逆反之意，于是，经与宗宪商议，又恢复了希尹官爵，而且公开昭雪，并以其孙宗道为应奉翰林文字。

兀术扩张势力，还通过汉官的党争反映出来。本来站在朝廷一边的多是辽朝投降过来的汉人知识分子，而兀术的支持者则主要是以蔡松年为首的宋朝投降过来的官员。辽初著名汉臣韩知古九世孙韩企先，在金太宗末年受召赴上京。他作宰相，多奖进人才。“每欲为官择人，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责任。推毂士类，甄别人物，一时台省多君子。弥缝阙漏，密谟显谏，必咨于王。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称贤相焉。”(125)受他赏识的田珏，是辽西人，天会进士，亦好分别流品，特别喜欢在宴饮、集会期间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最初，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等都曾主动结识田珏，但田珏鄙薄其为人，认为他们都是“小人”，加以拒绝。蔡松年是宋臣蔡靖之子，燕山不守，松年降金，田珏认为此人为臣不忠。但蔡松年却得到兀术赏识。及伪齐被废，金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松年为行台刑部郎中。兀术领行台，伐宋，又以松年兼总军中六部事。皇统二年（1142年），金、宋和议达成后，兀术急于入主朝政，师还，为左丞相，并荐蔡松年为刑部员外郎。松年等人经常在兀术面前诋毁田珏。皇统六年（1146年），右丞相韩企先病危之际，兀术前去探视。当时正值田珏在韩处，因其平素知道兀术对他无好感，故得知兀术到来，即临时隐藏了起来，兀术问企先谁可以代替他为右丞相，企先以田珏对，兀术当即声称“是子当诛，相公昏矣”(126)。田珏闻听此言，吓得汗流浃背。兀术如此厌恶田珏，固然与蔡松年等人的诋毁有关，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兀术要趁韩企先病故的机会，一举把原属右丞相的那部分权力夺到手。

韩企先死后，田珏立刻失势，出为横海军节度使。皇统七年（1147年），蔡松年、曹望之、许霖一伙利用田珏处理选人龚夷鉴事失当之机，说田珏与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廷、王效、赵益兴、龚夷鉴等结党，通过兀术向熙宗奏报说“党人相结欲反”(127)，熙宗下令尽诛之。通过这一事件，兀术进一步加强了对朝廷的控制。

兀术是太祖第四子，与熙宗为亲叔侄关系。他协助熙宗除掉宗盘、挞懒和希尹等人，进而又以蔡松年一伙取代了田珏等较为守旧的汉官，从而，更有利于推行官制改革。

五、熙宗改行汉制及任用汉族士大夫

早在天辅五年（1121年），阿骨打在给其弟吴乞买的一份诏书中就说过：“汝唯朕之母弟，义均一体，是用汝贰我国政。凡军事违者，阅实其罪，从宜处之。其余事无大小，一依本朝旧制。”(128)所谓“本朝旧制”亦即女真氏族社会的旧传统。阿骨打告诫他的继承人吴乞买，除了军事方面有犯者之外，其余都遵照旧制办理，这说明当时除了氏族社会的旧制之外，还没有创立新制。

金朝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而朝廷的控制能力却并不能随之增长，这种矛盾就只能导致汉地两个军帅即粘罕和斡离不权力的不断扩张。天会元年（1123年）十月壬辰，太宗诏以空名宣头百道给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即粘罕），并说：“今寄尔以方面，如当迁授必待奏请，恐致稽滞，其以便宜从事。”二年春正月甲寅，又“以空名宣头五十、银牌十给宗望”(129)。当时，粘罕和斡离不（即宗望）分别掌握着大同和燕京地区的军政大权。颁给他们“空名宣头”，即意味着给他们任用官员的全权。最初，这两个军帅当中，斡离不的权力要更大些。天会二年二月丁未，“命宗望，凡南京留守及诸阙员，可选勋贤有人望者就注拟之，具姓名官阶以闻”(130)。这是朝廷明确表示对南京地区的一切事务不加干预。斡离不死后，粘罕一人独掌东、西两路，并且间接控制着伪齐，势力日益膨胀，甚至超越朝廷。这种客观形势迫使金统治者不得不对旧制进行改革了。“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131)太宗时期推行汉制，用的是辽降臣。天会十二年：“以［韩］企先为尚书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见，太宗甚惊异曰：‘朕畴昔尝梦此人，今果见之。’于是，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132)。正月甲子，“初改定制度，诏中外”(133)。韩企先所谓“知前代故事”，主要是指熟悉辽代情况，因此，当时推行的基本上是辽的汉官制度。

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熙宗即位后，改革官制、推行汉官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天眷二年（1139年），臣下上疏请立制度：

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载，威德畅洽，万里同风，聪明自用，不凝于物，虽下明诏，建官正名，欲垂范于将来，以为民极。圣谟宏远，可举而行，克成厥绪，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至性孝德，钦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详订。臣等谨按，当唐之治朝，品禄爵秩，考核选举，其法号为精密，尚虑拘牵。故远自开元所记，降及辽、宋之传，参用讲求。有便于今者，不必拟古；取正于法者，亦无循习。(134)

金臣在这份上疏中指出，金朝直到太宗即位后的第十二年，才下诏“建官正名”，此即《金史·太宗纪》所载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但是“克成厥绪，正在今日”。说明熙宗远不满足于太宗时期模仿辽朝汉官制度的改革。他要继续改定官制，不仅以开元以来的唐朝制度作为依据，同时对辽、宋的传统也要“参用讲求”。他在《答请定官制诏》中也说明了这样的事实：

爰自先皇，已颁明命：顺考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于朝廷，首建官于台省。岂止百司之职守，必也正名；是将一代之典章，无乎不在。能事未毕，眇躬嗣承，惧坠先猷，惕增夕厉。勉图继述，申命讲求。(135)

金熙宗在金朝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其地位犹如辽朝历史上的辽世宗。辽世宗实行中央集权，初步奠定了有辽一代的制度，金熙宗在金朝历史上的地位，亦大体如此。

金熙宗创立制度的主要依据，不是女真人固有的氏族制度，而是唐宋的制度。郝经有诗云：“平地突起金天龙，面如紫玉真英雄。化行江汉服羌戎，百年以来夸俊功。参用辽宋为帝制，文采风流几学士。”(136)兴起于东北一隅之地的金王朝，不数年灭辽举宋，尽有中国北方，并且征服了西北各民族。所谓“参用辽宋为帝制”，其中“辽制”实际上是指辽朝承袭的唐制。

金太宗与金熙宗都用汉族士大夫改行汉官制度，但是，两者却有很大的区别。金太宗用韩企先等人推行辽朝的汉制，这种制度显然并不适合金朝统治的需要。辽实行蕃汉分治，设北、南面官。汉官——南面官在辽朝的政治体制当中，地位在北面官之下。金朝依据辽朝这样一个原本属于弱势的汉官制度，不可能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金太宗时期实行的官制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即在于此。

金熙宗即位以后，以更大的努力推行汉官制度，与太宗不同的是，他主要不再推行辽制，而是起用降金的宋臣，以唐宋制度为模式，为金朝创立一种新的汉官制度。据熊克《中兴小纪》卷一八载：“金主亶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仍改官制。初，奉使宇文虚中留其国，至是受金官，为之参定其制。”此人于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为“祈请使”使金，被留不遣，金“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137)。除了宇文虚中，在熙宗改行汉官制度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出身燕京大族韩氏的韩昉，不过其地位在宇文虚中以下。

金熙宗“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138)。他作为创立制度的皇帝，与汉族士大夫——即所谓“文墨之士”游处，引起女真贵族的不满。而且改行汉制，对于享有诸多特权的女真大贵族，本来就意味着丧失很多权利，因此他们反对改行汉官制度、排挤和打击熙宗周围的汉族士大夫，这是必然的。岳珂《桯史》卷一二就记载这样一件事：

金国熙宗亶，皇统十年夏龙见御寨宫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惧，以为不祥，欲厌禳之。左右或以为当肆赦，遂召当制学士张钧视草，其中有“顾兹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译者不晓其退托谦冲之义，乃曰：“汉儿强知识，托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惊问故，译释其义曰：“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亶大怒，亟召钧至，诘其说，未及对，以手剑剺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译之为愚为奸也。其年亶弑，亮于登宝位赦，暴其恶而及此。

此事在《金史·熙宗纪》中有记载：“（皇统九年）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变，肆赦。命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参知政事萧肄擿其语以为诽镑，上怒，杀钧。”《金史·熙宗纪》的记载，与《桯史》关于此一文字狱的记载一样，也应当是来源于完颜亮的“登宝位赦”。其实熙宗“贯综经业，喜文辞”(139)，“眇予小子”出自《尚书·康浩》，他不会不懂，无须借助于“不晓其义”的译者胡乱解释。而萧肄是契丹人，他在女真统治者跟前无中生有，嫁祸于汉臣，因而促成熙宗大兴文字狱，是毫不奇怪的。

金熙宗虽然以辽（实际是唐）宋制度为依据创立了金朝的制度，但这仅仅是开始。他要全面推行这种本质上属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遇到了空前严重的阻力，以致最终自己也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在熙宗改行汉官制度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宋使宇文虚中，也为改革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据《金史·宇文虚中传》载：

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直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虚中尝撰宫殿牓署，本皆嘉美之名，恶虚中者擿其字以为谤讪朝廷，由是媒糵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诏有司鞫治无状，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至今冤之。

宇文虚中即使不“恃才轻肆，好饥讪”，单凭他为熙宗创立汉官制度这一件事，就足以得罪许多女真权贵。唐括酬斡指使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鞫治无状，最后还是罗织罪状，置他于死地。其实，虚中受金官，为金所用，并不曾谋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九月壬子载：

先是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既为金人所用，虚中知东北之士愤为左衽，密以信义感发之，从者如响，乃与其翰林学士高士谈等同谋，欲因亶郊天就劫杀之。先期以蜡书来告于朝，欲为之外应。秦桧拒不纳。会事赤觉，虚中与其子直显谟阁师瑗皆坐诛，门无噍类，虚中死年六十八。

李心传在《系年要录》中记载此事时附注云：

此以虚中《行状》及其家《诉理状》参修。《行状》又云：“秦桧怀奸无状，且忌公功在己上，缴还蜡书。”当求他书参考。李大谅《征蒙记》云：“都元帅兀术回师，忽承诏报宇文国相连中外官守七十余员，欲乘边事未息及迁都之冗谋反。幸得万户司寇沃赫先告首，捕获宇文等，请师暂归议事。”王大观《行程录》所云亦同。二人皆北人，益知虚中死节无疑也。

宇文虚中的《行状》及其家的《诉理状》，都是其在宋家属的一面之词。如果他确曾与内外七十余官员联络反金，岂能“鞫治无状”？而且说他“乘边事未息及迁都之冗谋反”，也实与史实不相符合。迁都是海陵王完颜亮即位以后的事，熙宗在位时，并无迁都之事。这一记载亦见《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传》：

鞫治无状，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邪？”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

既然女真统治者以宇文虚中的藏书作为他谋反的证据，他临刑时还要攀附高士谈，说他家“图书尤多于我家”，出卖同伙又不能保全自己，这种蠢事似乎不像是宇文虚中这样满腹经纶的人所能做得出的。

第五节
天眷官制

一、中央官

金实行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天眷二年（1139年），“命百官详定仪制”(140)，是熙宗起用降金宋臣行汉官制度之始。“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141)新的汉官之制始行于熙宗，而完成于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年）。整个过程，历时十七年。

《金史·百官志》记载的基本上是正隆官制。关于天眷官制，只在《中兴小记》卷一八有所记载：

其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参知政事。侍中、中书令皆居丞相下，仍为兼职。元帅府仍置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都监。枢密院置使、副、佥书院事。大宗正府置判、同判、同佥书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佥书事。六部初置吏、户、礼三部侍郎，后置三尚书，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书、郎官。左右司及诸曹皆备。国史院置监修，以宰相兼领，次修史。御史台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讼牒及断狱会法。谏院置左右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并以他官兼之，与台官皆充资而已。翰林学士院置承旨学士、侍读侍讲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置都点检、左右副点检、左右卫将军。劝农司置使、副。记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卿、少，秘书省置监少，以下皆备，国子监官不设，外道置转运使而不刺举，故官吏无所惮。都事令史用登进士第者，预其选，人以为荣。官无磨勘之法，每一任则转一官，此其大略也。

天眷官制的确多有不完备之处，但是确立中央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宰辅之制，则是金朝推行汉官之制取得的巨大成功。金初，无宰辅之制。因为当时尚未形成君主专制，因此也就没有总揽一切的相权。直至熙宗采行汉官制度，才建立起了宰辅制度。当时的宰相称“领三省事”，天会十四年（1136年）三月，熙宗刚即位，“以太保宗翰、太师宗磐、太傅宗幹并领三省事”(142)。随后，天眷元年（1138年）九月又设平章政事，“以奕为平章政事”(143)。海陵即位后，正隆元年（1156年）“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144)，并且不置平章政事官。这是因为他自己在熙宗朝曾长期担任平章政事。但随后不久又恢复设立平章政事。

金熙宗确立的宰辅制度，基本是因袭唐制而兼采宋制。《金史》卷八九《赞》曰：“金制，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谓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是谓执政。大抵因唐官而稍异焉。”金朝的宰辅机构是尚书省，其设官在《金史·百官志》中有记载：

尚书省尚书令一员，正一品，总领纪纲，仪刑端揆。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员，从一品，平章政事二员，从一品，为宰相，掌丞天子，平章万机。左丞、右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为执政官，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

其实，左、右丞相皆为平章事，左、右丞皆为参知政事，在左、右丞相之外，并不另设平章事；左、右丞之外亦不另设参知政事。据《遗山集》卷一六《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载：

盖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书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为执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属外戚与国人有战伐之功预腹心之谋者为多，潢霫之人以门阀见推者次之，参用进士则又次之。其所谓进士者，特以示公道、系人望为尔。

以上记载都证明金在左、右丞相和左、右丞之外，不另设平章事及参知政事。宰相和参政，就是指这四个人。

唐初，太宗李世民曾为尚书令，此后，则不再除授。金朝诸多宰相头衔中，也以尚书令为最高。自熙宗时期起直至金末，虽不断有人出任尚书令，但此职亦主要是用以优礼宗室、外戚及有大功劳的女真贵族。此外，还有“领省”一衔，而且冠于其他官衔之上。范成大据使金所见称：

使人见虏主之日，略得其廷臣名氏，曰领省、太尉、尚书令李石，元妃之父也，称“皇丈人”；起复左丞相纥石烈良弼；右丞相纥石烈志宁；左、右平章完颜合喜，完颜夕剌；左、右丞石琚，孟浩。(145)

李石不仅是元妃之父，而且是世宗的舅父，东京即位，有定策功，故授尚书令以尊崇之。“世宗在位几三十年，尚书令凡四人：张浩以旧官，完颜守道以功，徒单克宁以顾命，石以定策，他无及者。”(146)李石是大定十年（1170年）进拜尚书令的。当时世宗曾对他说：“太后兄弟惟卿一人，故命领尚书事。军国大事，涉于利害，议其可否，细事不烦卿也。”(147)据此可知，所谓“领省”就是指此人作为尚书令，是尚书省的首领。此外，世宗的这番话，既可以理解为是对李石的尊重，同时也可以视为要削弱他的权力。此后不久，李石即因为与平章政事完颜守道意见不合而要求“致仕”，并且获准。

左、右丞相即唐朝的左右仆射。大定五年（1165年）纥石烈志宁拜平章政事，至九年（1169年）始拜右丞相(148)。纥石烈良弼当世宗即位初，先拜尚书右丞，后拜左丞，又进拜平章政事，至大定八年（1168年）始进拜左丞相(149)。“丞相”仅仅是用来优礼平章政事的虚名，而实际的宰相却是平章政事。唐朝尚书省“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150)；金朝将作为执政官的左右丞及参知政事的地位分别提高到正二品和从二品，这样可以使其更有效地制约宰相。这一措施再加上只设尚书省而不设中书省及门下省，都是为了加强君权、削弱相权。作为宰辅机构的尚书省，统辖一整套行政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是六部。宰相通过左、右司统辖六部。左司“总察吏、户、礼二部受事付事”；右司“总察兵、刑、工三部受事付事”(151)。六部的职能与唐朝没有什么不同。有的机构则是唐朝所没有的，例如天眷元年（1138年）设置的殿前都点检司。殿前司是五代时期才出现的机构，掌亲军。金朝的殿前司除了作为军事机构以外，还兼有唐朝殿中省的职能，掌宫籍监、近侍诸局署以及鹰坊、顿舍官等等(152)。其中，宫籍监是专门管理官奴婢的机构，金朝有大量称为“宫籍监户”的官奴婢。近侍局的地位则更为重要，近侍作为皇帝的亲信，参与决策。金朝不设内侍省，其大部分职能属宣徽院。有的机构虽然名称与唐朝某些机构相同或相近，但实际职掌却有明显不同。例如大宗正府相当于唐朝的宗正寺。唐朝宗正除统管宗室外，还兼管皇后、皇太后以至太皇太后的亲属，而金朝的大宗正府只管宗室事务。大宗正府后因避眷宗讳（睿宗即世宗父宗尧），改为大睦亲府。主要官员为判大宗正事一员，从一品，“以皇族中属亲者充，掌敦睦纠率宗属钦奉王命，泰和六年改为判大睦亲事”(153)。金朝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夺皇位的激烈斗争，所以对宗族的管理尤为重要。除大宗正府以外，在亲王府属官中还专门设官“提举卫绍王家属”、“提举镐厉王家属”(154)。卫绍王遇弑，宣宗即位，即全面否定卫绍王，借以证明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镐厉王永中是世宗子，章宗时以罪赐死。为防范二王家属谋不轨，宣宗一直将他们禁锢起来。

三公、三师都是授予宰相的荣誉头衔，金曾“以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即粘罕）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盘为太师，以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高庆裔为左丞，萧庆为右丞(155)。

二、地方官

（一）京和府的行政机构

金朝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三级体制。第一级是路、府，第二级是州，第三级是县。州又分为节镇州、刺史州、防御州三等，县又分为赤县、次赤县（又曰剧县）及诸县，也是三等。《金史·地理志》载：

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其间散府九，节镇三十八，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军十有六，县六百三十二。后复尽升军为州，或升城堡寨镇为县，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县加于旧五十一，镇四百八十八。

所谓“袭辽制，建五京”，其实是继续以辽五京为京。金初，辽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和南京析津府的名义都没有改变。但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是五京，而是六京。据《金史·地理志》载：大定府，“辽中京，统和二十五年建为中京，国初因称之。海陵贞元元年更为北京”；临潢府，“地名西楼，辽为上京，国初因称之，天眷元年改为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为临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转运司为临潢府路转运司，天德三年罢。贞元元年以大定府为北京后，但置北京临潢路提刑司”；辽阳府，“本渤海辽阳故城，辽完葺之，郡名东平。天显三年，升为南京，府曰辽阳。十三年，更为东京。太宗天会十年，改南京路平州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之时，尝治于此，以镇高丽”；大同府，“晋云州大同军节度使，辽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名大同，金因之。皇统元年，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大兴府，“晋幽州，辽会同元年升为南京，府曰幽都，仍号卢龙军，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时属河北东路，贞元元年更今名”。以上辽五京，金初均沿袭辽的旧称，仍称为某京。天眷元年（1138年），始改辽上京为北京，贞元元年又改辽中京为北京，这时辽上京不再继续拥有“京”的名义，但称临潢府。

辽上京改称北京及后来被削去京城之号，都与金都城变化有关。金上京会宁府，“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大定十三年七月，复为上京”(156)。金既以会宁府为上京，辽上京临潢府自然不能再继续称为上京，而称北京。贞元元年（1153年），金迁都燕京，改称中都，这样，中京大定府也只得改名，不再称中京而称北京。这一变动又涉及原称北京的临潢府，于是只好削去临潢府京城的称号。与此同时，金上京会宁府也被削去京号，而宋朝的都城汴京因为已被海陵私下选定下一步迁都的地点，故改称南京(157)。这样，金即有六京。至大定十三年（1173年）会宁府恢复称上京以后，金就有七京了。

金中都大兴府与其余诸京的行政机构不一样。根据《金史·百官志》记载，大兴府设府尹一员，“正三品，掌宣风导俗、肃清所部，总判府事。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府尹不仅集行政、司法、财政、文教诸多权力于一身，同时他还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亦即还兼总这一路的军政。金沿袭辽制，名义上，诸京的行政长官地位是一样的。但是，金在中都以外各京，不专设府尹，而由诸京留守兼任。诸京留守与中都大兴府府尹同级，都是正三品，不过实际的重要性却差得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诸京留守司设同知留守事一员，其为正四品，带同知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名义上是留守的副手，实际上与留守权力、地位相差无几，显然是为了制约留守的权力。此外，诸京都是采取军政合一的体制，这表明金朝是把诸京都当作军事要地，驻扎着大批军队。

金有路的设置。其实，路并不是一级地方行政单位，而是军事单位。正因为如此，所以，路既可以只包括一府，也可以包括数府，此外，上京路范围内的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曷苏馆路及胡里改路，当时基本上只有女真人居住。这些地方不设其他行政机构，而只设路，更证明路是军事性质的。《大金国志》卷三八《京府州军》条记载二十路，在《金史·地理志》所载十九路之外，又增临潢府路。《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四以为二十路乃“大定以前之制”，其实也不尽然。范成大于世宗师位初使金，他在《揽辔录》一书中所记，即是贞元至大定初年的行政区划。当时，上京路与咸平路的建制都已取消，并入了东京路。此外大名府路并入山东西路，凤翔路并入京兆路，全国减为十四路（实际为十五路）(158)。

各路首府设总管府，分为上、中、下三等，都总管与诸京留守级别相同，皆为正三品。散府府尹亦为正三品，主要管民政。

（二）州县两级行政机构

设节度使的州即节度州，分为上、中、下三等，但节度使皆为从三品。节度使本来是军事将领，兼掌民政。诸防御州和刺史州的级别比节度州低。“诸防御州；防御使一员，从四品，掌防捍不虞、御制盗贼，余同府尹。”“诸刺史州，刺史一员，正五品，掌同府尹兼治州事。”(159)

宋朝县望分为十个等级(160)，金改为七等，即赤县、剧县（次赤）、次剧、京县、上县、中县和下县。赤县只有两个，即中都大兴府的两个倚郭县——大兴县和宛平县。“凡县二万五千户以上为次赤、为剧，二万以上为次剧，在诸京依郭者曰京县。自京县而下，以万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为下。”(161)赤县设令、丞、主簿和尉。次赤县即剧县，设令一员，正七品。亦设丞、主簿和尉，只是尉不是四员，而是一员。诸县设令一员，从七品。“中县而下不置丞，以主簿与尉通领巡捕事。下县则不置尉，以主簿兼之。”(162)

县令作为一县的长官，除主管行政事务之外，还负责地方的防御，尤其是针对各地小股的抗金武装，县官组织的防务起着重要作用。《襄垣县修城记》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国家收复之初，奸雄继踵，蚁聚蜂屯，啸聚林谷，每党不啻数千人，号曰“红巾”，动则弥冈络阜，旌旗缤纷，鼙鼓震叠，直欲鲸吞虎噬，立见齑粉。当是时，故城多坍塌，郊邑相通，举无壁垒，故阖县之民，扶老携幼，奔走不暇，幸延旦夕之生。实赖今尹韩公抱忠贞之节，怀惨怛之爱，率众死守……于是命民兴役，且战且筑，寇至则荷戈而御敌，寇退则击杵而赴工，故内城不日而具。因俾百姓萃居其中，得保首领，庶全族类，其得博哉。尔后比及二年，元凶群丑，虽渐夷灭，尚有遗类为吾民害，天会九年春，韩公又嘱其耆老而议之曰：“内城修于仓卒，姑济一时之难，然地甚狭迫，而不能容民畜众。今将建大城，以周其外，可复许乎?”闻者莫不欣然而从。(163)

这完全是一篇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字，所叙襄垣百姓跟随县令韩公且战且筑，似乎都是出于自愿。既然如此，“红巾”又何以会如此之多呢？人民不仅被迫参与修筑城垣，与抗金武装作战，同时还被盗用名义，为女真统治者的代理人歌功颂德。在民族压迫、民族矛盾异常严重的金代，县令为维护地方安定，有时也不得不冒险抵制散布在各地的女真屯田军的胡作非为。他们这样做，有助于缓和民族矛盾，归根结底是有利于金政权的巩固的，所以，这样的县令即使是汉人也同样受到朝廷的支持。据《遗山集》卷一七《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载：

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词赋甲科，释褐海州军事判官，用提刑司廉举，特旨升即墨令。县治濒海，土硗而俗恶。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笔之旧。县界多世官，侵渔细民，累政以为苦。及是有以牧马伤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绳之，强暴为之帖然。

所谓“世官”即世袭的猛安谋克官员，他们在驻地随意扰害百姓，甚至在百姓的农田里牧马。作为县令如果对这类事情不闻不问，则必将导致当地居民与猛安谋克的直接冲突。猛安谋克得以在各地屯驻，并最终与当地人民融合，各地的地方政权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1)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九。

(2)　《金史》卷七五《左企弓传》及《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九。

(3)　《黄氏日钞》卷三八：“既女真先灭契丹，遂竭府库换燕山空城。又以岁币二百万遂敷民间云免往燕山打料草，人三十贯，共得六百余万贯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载：“五年春，金人求燕地租赋，使者三返，遂命龙图阁直学士赵良嗣持御笔誓书至军前，许岁赂银绢五十万匹两，代租货一百万缗，而请燕山地。”

(4)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九；《宋史》卷二二《徽宗纪》也记载：“夏四月癸巳，金人遣杨璞以誓书及燕京、涿、易、檀、顺、景、蓟州来归。庚子，童贯、蔡攸入燕，时燕之职官、富民、金帛、子女先为金人尽掠而去。”

(5)　《宋史》卷四七二《张觉传》。

(6)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七。

(7)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七。

(8)　《金史》卷七五《左企弓传》。

(9)　《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本纪》。

(10)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八。

(11)　《宋史》卷四七二《张觉传》。

(12)　《宋史》卷四七二《张觉传》。

(13)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八引《亡辽录》。

(14)　《金史》卷一三三《张觉传》。

(15)　《金史》卷一三三《张觉传》。另据《宋史》卷四七二《张觉传》：“阇母以兵少，不交锋而退，大书于门，有‘今冬复来’之语。觉遂妄以大捷闻。”

(16)　《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附郭药师传》及《金史》卷一三三《张觉传》。

(17)　《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附郭药师传》。

(18)　《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附郭药师传》。

(19)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九。

(20)　《靖康要录》卷七。

(21)　《靖康要录》卷五。

(22)　吕颐浩：《忠穆集》卷一。

(23)　《宋史》卷二二《徽宗纪》。

(24)　《宋史》卷二二《徽宗纪》。

(25)　《九朝编年备要》卷三〇，靖康元年正月癸酉。

(2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27)　《靖康要录》卷一。

(28)　《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附种师道传》。

(29)　《九朝编年备要》卷三〇。

(30)　《宋史》卷三六二《吕好问传》。

(3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

(32)　《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七引《传信录》。

(33)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七八。

(34)　《金史》卷四四《兵志》。

(35)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

(36)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部族》。

(37)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

(38)　《金史》卷四一《仪卫志》。

(39)　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40)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

(41)　《金史》卷一一《章宗本纪》。

(42)　《金史》卷一〇九《陈规传》。

(43)　《金史》卷一〇《章宗本纪》。

(44)　《金史》卷一一《章宗本纪》。

(45)　《金史》卷一一二《移剌蒲阿传》。

(46)　《金史》卷一二《章宗本纪》。

(47)　王曾瑜：《金朝军制》第81页。

(48)　《金史》卷一《世纪》。

(49)　《金史》卷一《世纪》。

(50)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51)　《金史》卷四四《兵志》。

(52)　《金史》卷三《太宗本纪》。

(53)　《遗山集》卷二四《张君墓志铭》。

(54)　《金史》卷四四《兵志》。

(55)　《金史》卷四四《兵志》。

(56)　《金史》卷七八《刘彦宗传》。

(5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建炎元年二月丙寅。

(5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末。

(5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建炎三年九月戊戌。

(6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末。

(61)　《金史》卷四四《兵志》。

(62)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

(63)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

(64)　《金史》卷七〇《撒改传》。

(65)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二引《北征纪实》。

(66)　《续夷坚志》卷二《历年之谶》。

(67)　《金史》卷三六《礼志·国初即位仪》。

(68)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6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

(70)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

(71)　《金史》卷二《太祖本纪》。

(72)　《金史》卷四四《兵志》。

(73)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

(74)　《金史》卷七八《刘彦宗传》。

(75)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四；《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三二云：“领燕京枢密院事刘彦宗以病死，（粘罕）并枢密院于云中，除云中留守韩企先为相，同时立爱主之。”

(76)　《金史》卷七八《时立爱传》。

(77)　《金史》卷七四《宗翰传》。

(78)　《金史》卷三《太宗本纪》。

(79)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三二引《金节要》。

(80)　《大金国志》卷二七《粘罕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己卯也记载，粘罕“专权，晟（金太宗名晟）不能令，至于命相亦取决焉，晟守虚位而已”。

(81)　据《九朝编年备要》卷三〇，张邦昌僭位，事在靖康二年（即金天会五年）三月丁酉。

(82)　叶適：《水心集》卷一《上孝宗皇帝札子》。

(83)　《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六四。

(8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乙丑。

(8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丙寅。

(86)　《宋史》卷四七五《张邦昌传》。

(87)　《大金国志》卷五《太宗文烈皇帝本纪》。

(8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二月。

(89)　《桯史》卷七《楚齐僭册》。

(90)　《梁溪集》卷一〇〇《奏陈利害札子》。

(9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

(92)　《攻媿集》卷九五。

(93)　《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一《苏门一首》注附《伪齐录》。

(9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〇，绍兴二年十一月己巳。

(95)　《夷坚志》（甲）卷二。

(96)　《大金国志》卷九《熙宗孝成皇帝本纪》。

(97)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六十六引《金虏节要》注。

(98)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六十六。

(99)　《大金国志》卷九《熙宗孝成皇帝纪》。

(100)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七八。

(10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绍兴六年九月庚寅。

(102)　《宋史》卷二八《高宗本纪》。

(10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绍兴六年九月庚寅。

(10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注引《伪齐录》。

(105)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六六引《神麓记》。

(10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

(107)　《金史》卷七七《挞懒传》。

(108)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八五。

(109)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八五。

(110)　《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111)　《中兴小纪》卷二六。

(11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〇，绍兴九年七月。

(113)　《宋史》卷三七一《王伦传》。

(114)　《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115)　《宋史》卷三七一《王伦传》。

(116)　《金史》卷七三《完彦希尹传》。

(117)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九七。

(118)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九七。

(119)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120)　《中兴小记》卷二三。

(121)　《中兴小记》卷二五。

(122)　《隋书》卷一《高祖本纪》。

(123)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124)　《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125)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

(126)　《归潜志》卷十。

(127)　《归潜志》卷十。

(128)　《金史》卷三《太宗纪》。

(129)　《金史》卷三《太宗纪》。

(130)　《金史》卷三《太宗纪》。

(131)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

(132)　《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

(133)　《金史》卷三《太宗纪》。

(134)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六六。

(135)　《松漠纪闻》卷下。

(136)　《陵川集》卷十《戊午清明日大城南读金太祖睿德神功碑》。

(137)　《金史》卷七九《宇文虚中传》。

(138)　《大金国志》卷九《熙宗孝成皇帝本纪》。

(139)　《大金国志》卷九《熙宗孝成皇帝本纪》。

(140)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141)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

(142)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143)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144)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

(145)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五，引范成大《揽辔录》。

(146)　《金史》卷八六《李石传》。

(147)　《金史》卷八六《李石传》。

(148)　《金史》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

(149)　《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

(150)　《唐六典》卷一。

(151)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

(152)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

(153)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

(154)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

(155)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156)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

(157)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

(158)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五。

(159)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

(160)　详见赵葆寓《关于宋代县望等级的几个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

(161)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

(162)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

(163)　《潞州志》。

第五章
金朝巩固在北方的统治

第一节
迁都与南侵

一、海陵弑君自立

熙宗少年即位，最初是宗翰、宗盘、宗幹等人相继辅政。在当了多年名义上的君主之后，皇统元年（1141年）宗幹死时，早已成年的熙宗要求亲自掌握大权，然而却又为势力日益膨胀的兀术所牵制。

兀术晚年曾“表乞致仕，不许，优诏答之，赐以金券。皇统七年，为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如故”(1)。兀术要求致仕是否因为他和熙宗的关系不和谐，不得而知。皇统八年（1148年），兀术突然死去。本来，熙宗欲趁此机会加强自己的权力，然而，却又遇上了裴满氏的干扰。

熙宗悼平皇后裴满氏，皇统二年生下太子济安。“母以子贵”，裴满氏为政治野心所驱使，拼命要填补兀术死亡造成的权力真空。“宗弼既没，旧臣亦多物故，后干预政事，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不过，好景不长，济安未满一周岁而亡。此子死后，“数年继嗣不立，后颇掣制熙宗。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酗怒，手刃杀人”(2)。他这样毫无理智地乱杀无辜，使得周围人人自危。而这种情况恰好被野心家完颜亮利用了。

完颜亮生于天辅六年（1122年），是宗幹第二子。熙宗在位期间，宗幹掌握实际权力的时间最久，所以完颜亮成年后在他父亲的庇护下一帆风顺。天眷三年（1140年），亮年十八，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赴兀术军前任使，授行军万户，后迁骠骑上将军。皇统四年（1144年）又加龙虎卫上将军，为中京留守，迁光禄大夫。

早在熙宗即位初年，亮即心怀觊觎。他以为，其父宗幹既然为太祖长子，与熙宗同样为太祖孙，故亦应继承皇位。兀术死后，在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中，他亦暗自与皇后裴满氏交通。一次，亮过生日，熙宗遣大兴国送去司马光画像等礼物，以表祝贺，然而竟发现皇后单独致送贺礼，对此，熙宗大为不满。皇统八年（1148年），朝廷议定要迁徙渤海人去燕南驻屯，平章政事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负责办理此事。近侍、渤海人高寿星亦在迁徙之列，高寿星不愿前往，向裴满氏诉苦，裴满氏以此事激怒熙宗，熙宗盛怒之下，杖责秉德一顿，并且杀了三合，而高寿星则得以不迁。为此，秉德对熙宗怀恨在心，遂与唐括辩、乌带等谋废立。

皇统九年（1149年）十一月，“久之，熙宗积怒，遂杀后，而纳胙王常胜妃撒卯入宫继之。又杀德妃乌古论氏，妃夹谷氏、张氏、裴满氏”(3)。一时间，其左右无不震恐。当时，乌带任大理卿，唐括辩尚熙宗女代国公主，为驸马都尉，累官参知政事、尚书左丞，秉德为右丞相。他们都是朝廷上掌实权的人物，因同样对熙宗不满，于是旦夕密谋废立，并且由乌带将此意告知完颜亮。当议及杀熙宗后由谁即帝位时，完颜亮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声称：“若不得已，舍我其谁。”(4)于是，旦夕相与密谋。

这几个人的阴谋活动早在裴满氏被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曾引起裴满氏的注意。熙宗杀裴满氏，不仅为他们的阴谋活动清除了一大障碍，同时又为之造成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十二月九日代国公主为其母裴满氏做佛事，在寺中留宿，故亮和秉德等人得以有机会在驸马唐括辩家中聚议。议论既定，当夜，他们衣下藏刀，准备对熙宗下手。这天夜里，正好是参与这一阴谋的忽土、阿里出虎当值。夜二鼓，寝殿小底大兴国窃得符牌，矫诏打开宫门，将唐括辩一伙引入宫内。守门者因为唐括辩身为驸马，乃皇帝至亲，故不以为疑。及至熙宗寝殿门前，卫士始发觉，然当即被这伙人抽刀劫持。于是，忽土、阿里出虎出现在熙宗面前，熙宗一见势头不对，忙寻找卧榻上经常放置的佩刀，然而，佩刀事先早已被大兴国移至别处了。熙宗束手无策，忽土、阿里出虎首先上前动手，接着，完颜亮即亲手结束了熙宗的性命，“血溅满其面与衣”(5)。完颜亮就这样用其堂兄的鲜血铺平了通向皇帝宝座的道路。其时，熙宗仅三十一岁。

十二月戊午“金主亮即位，时年二十八。己未大赦，文武官皆进一秩，赐民租税一年，追废亶为东昏王，以谓刑余之人故不得入庙。追尊父宋王宗幹为德宗，改元天德”(6)。以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唐括辩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乌带为平章政事，忽土、阿里出虎分别为左、右副点检。

熙宗在位期间，在宗幹等人辅佐之下，顺应历史趋势，初步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但是，后来面对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因缺乏控制局面的能力，而最终丧失了在这场权力之争中的主动权，成了牺牲品。

完颜亮弑君自立后，猜忌特甚。代太宗而立的熙宗是太祖孙，部分太宗子孙因他们这一系不能继承皇位而心里不服。完颜亮即位后，情况则变得更为复杂了：由于其父宗幹为太祖庶长子，因此不仅太宗子孙中有不服气者，而且，太祖子孙中对他不服者亦大有人在。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完颜亮毫不留情地对太祖、太宗子孙大开杀戒。

太祖之子宗敏，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封曹国王。海陵谋弑立以前，就想借熙宗之手除掉此人。据《金史·宗敏传》载：

［亮］畏宗敏属尊且材勇，欲构诬以除之。时熙宗屡杀大臣，宗敏忧之，谓海陵曰：“主上喜残杀，而国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时，适左右无人，海陵将以此为指斥构害之，自念无证不可发，乃止。及弑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闻海陵召，疑惧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与之相见。”宗敏入宫，海陵欲杀之，尚犹豫，以问左右。乌带曰：“彼太祖子也，不杀之，众人必有异议，不如除之。”乃使仆散忽土杀之。

此时，太祖诸子多已亡故，除掉宗敏之后，来自这方面的威胁已基本解除。此后对完颜亮地位构成威胁的则主要是太宗子孙。当初，宗幹杀宗盘，两系即结成宿仇，故完颜亮对太宗其余诸子仍怀忌心。

太宗之子宗本（阿鲁），皇统九年（1149年）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进太保，领三省事。亮即位后，又进太傅，仍领三省事。早在熙宗时，亮即以为宗本势强，认为熙宗不宜对其优宠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与秘书监萧裕谋杀太宗诸子。诬以秉德出领行台，与宗本别，因会饮，约内外相应。”(7)

宗本、秉德皆系宗室、大臣，因其本无反状，要杀他们，就必须构成其事，以掩天下耳目。萧裕利用经常出入宗本家中的萧玉进行诬陷。本来，宗本对萧玉亲如家人，此种关系人所共知，由他出面诬陷，一般人通常从情理考虑，很容易信以为真。亮与萧裕预做安排之后，便于天德二年（1150年）四月间的一天诡称召宗本“击鞠”（打球），亮先期到达，并设下埋伏，宗本与太宗另一子宗美（胡里甲）来到之后，即予击杀。宗本死后，萧裕才使人召来萧玉，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诸人不可留，已诛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书汝告款已具，上即问汝，汝但言宗本辈反如状，勿复异词，恐祸及汝家也。”(8)萧玉迫于压力，在亮面前言及宗本谋反，一如肃裕所教(9)。接着，亮又遣使杀领行台尚书省事秉德、东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并下令迁益都尹毕王宗哲、平阳尹禀、左宣徽使京等，且只准以奴婢五人相随，而将其家属分别另行安置。但最后，他们在迁徙途中，仍被亮派人杀害了，并且其男性后裔无论长少无一幸免。此次，太宗子孙死难者达七十多人，太宗一脉遂绝。

奚人萧玉受肃裕指使诬陷宗本，金主亮因此将其自尚书省令史擢升为礼部尚书加特进，并赐钱二千万、马五百匹、牛五百头、羊千口。数月后，又命其为参知政事，授猛安，其子尚公主。亮对萧玉说：“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诸子方强，赖社稷之灵，卿发其奸。朕无以报此功，使朕女为卿男妇，代朕事卿也。”(10)正隆元年（1156年），萧玉进拜右丞相，正隆六年（1161年）南伐前，又为尚书左丞相。

完颜亮杀熙宗自立，然而他继承了熙宗加强中央集权的事业，并进一步向前推进。熙宗晚年，由于宗室、皇后干预朝政，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严重受阻。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着手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权贵，只是由于不够果断，所以完颜亮得以不死，并且反而能弑君自立。亮即位后，接受了熙宗的教训，继续清除异己、加强集权，更有效地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

二、迁都与颁行新官制

完颜亮一心要加强中央集权，但远在会宁府的金朝廷在当时物质、技术条件下，根本无法对中原实行有效的控制。因此，他决心要把都城迁到燕京来。完颜亮杀熙宗自立后的第二年曾下诏求直言。据张棣《正隆事迹》载：

己巳（皇统九年）冬十二月，杀兄亶而自立，守旧都于会宁。越明年，诛夷稍定，下求言诏，敕中外公卿大夫至于黎庶之贱，皆得以书奏对阙庭。是时上封事者多陈言，以“会宁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宜徙居燕山，以应天地中会”。亮深然之。即日使官左相张浩、右相张通古役天下夫匠百万，肖京师之仿佛，营都于燕山。迄三年而成，至壬申夏驾始幸之。遂以渤海辽阳府为东京、山西大同府为西京、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东京开封府为南京、燕山为中都，府曰大兴。改元，以赦告天下。(11)

迁都作为实现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步骤，遭致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对此，完颜亮早就料到了。所以，宣布迁都决定之前，他在朝廷上曾巧妙地让那些支持迁都者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藉以造成拥护迁都的舆论。由于皇室内部持不同意见者已被诛夷殆尽，所以公开表示反对的，多是持保守立场的降辽官员。据《大金国志·海陵炀王纪》载：

一日宫中宴闲，因问汉臣曰：“朕栽莲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汉臣曰：“自古江南为橘，江北为枳，非种者不能，盖地势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主曰：“依卿所请，择日而迁。”萧玉谏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国旺气，况是根本，何可弃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请曰：“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郎主可迁都。北番上都，黄沙之地，非帝居也。”汉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为郎主起诸州工役，修整内苑，然后迁都。”主从其言。(12)

内侍梁汉臣等是迁都的积极支持者，完颜亮在大多数汉官支持下，天德三年（1151年）十二月下诏迁都。他在迁都诏中进一步阐述理由说：

又以京师粵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未可时巡于四表，莫如经营于两都。眷惟金燕，实为要会，将因宫庙而创官府之署，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惮暂时之艰，以就得中之制。所贵两京一体，保宗社于万年；四海一家，安黎元于九府。咨尔中外，体予至懐。(13)

金朝封疆万里，然而京师僻处一隅，与疆域扩展之后的现实情况很不适应。诏书中申明的迁都理由非常充分。完颜亮表示迁都是为了“两京一体，保宗社于万年”。由于反对迁都的势力仍然强大，因此完颜亮不得不在表面上作出一定的让步，表示迁都以后，上京仍然具有与燕京同等的地位，以便减少迁都的阻力。

金动用了空前巨大的人力、物力增广燕京，修建宫室。据宋人范成大《揽辔录》记载扩建以后的燕京：“炀王亮始营此都，规模出于孔彦舟，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14)

燕京增广城池、修建宫室的工作大体就绪之后，天德五年（1153年）二月，亮由中京（即辽中京大定府）出发，前往燕京，三月间到达。入城时，前有多达一万多人的仪仗队以为导从(15)，浩浩荡荡，气象非凡，场面之壮观，自熙宗幸燕京以来从未有过。不过，完颜亮此次入燕京，不是巡幸，而是正式迁都。与迁都相配合，金还向中原迁徙大量的女真人户，以原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即粘罕）之猛安合并而成的合扎猛安，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皆被安置在中都，同时又安置王公大臣的猛安于山东、河间及北京等地，所在计口授给田土、耕牛，屯种自给，同时负责藩卫京国。完颜亮实际上是对金的统治秩序实现了一次重大变革：他把统治中心移至汉族地区，同时又迁徙大量女真屯田军去对汉族人民实行镇压。这样一来，虽有加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一面，但同时，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了促进女真族汉化及加速北方各民族融合的作用。

完颜亮为挫败女真贵族固守金源、反对迁都的意图，在迁都的同时，还将始祖以下十帝“梓宫”迁葬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并且“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16)，以示他永不返回上京的决心，金朝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跟随完颜亮迁到燕京以后，也无法再回上京了。所谓“两京一体”，实际上是要把汉族地区和女真族地区都严格置于朝廷控制之下。从这一意义上说，把这些女真权贵迁离上京，免得他们在塞外扩张势力、对抗朝廷，正是为了实现“两京一体”。

与迁都相配合，正隆元年（1156年）正月，完颜亮还下令对金朝官制进一步实行改革：罢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以太师、领三省事温都思忠为尚书令；不置平章政事官(17)。温都思忠原为领三省事，“已而罢中书门下省，不置领三省事，置尚书令，位丞相上”(18)。“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19)在此之前，金的官制大体上是依辽、宋之旧，实际上也就是杂用唐、宋之制。由于制度混乱，职掌不明，缺点甚多，与加强中央集权不相适应。正隆新官制并三省为一，以尚书省的左、右丞相为宰相，与枢密使对掌朝政，同时对各职能机构大加整顿，这一新官制与宋元丰官制更为接近。

除官制之外，完颜亮还对选拔官吏的办法——选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金初开科取士，以适应新占领地区补充官员的迫切需要。当时，由于辽、宋原来各有不同的考试制度和教育体制，天会五年（1127年），太宗曾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此即所谓“南、北选”。据洪皓记载，当时金朝科举分三级进行，称为“乡试”、“府试”、“会试”。应科举者，首先于本州本县赴乡试。乡试以本县令为“试官”。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以后，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同时皆加试策论。乡试榜首曰“乡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再分三路“府试”，黄河以北至女真地区乡试考中者至燕京、关西及河东至云中、黄河以南至汴京参加“府试”。考试内容亦为经义、诗赋及时务策。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然后，当年秋季，各路举人齐集燕京参加“会试”，凡六人取一，榜首曰“敕头”，亦曰“状元”。分为上、中、下三甲，及第者称为“进士”。最初，北选词赋进士取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一百五十人，合计三百五十人。金熙宗对科举制度加以整顿，但南、北差别仍然保留。天德二年（1151年），完颜亮增设“殿试”之制，将选拔官员的大权直接收归皇帝掌握。三年，又将南北选合而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20)。这样，金的选举制度才实现了统一。

三、罢废行台

金初在燕京所设枢密院是灭亡辽、宋过程中权宜设置的地区性军事行政机构，具有明显的割据性质。熙宗虽然极力要明确行台对中央的隶属关系，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然而行台尚书省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必然构成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因为行台尚书省是掌握在金军统帅之手，它在两河及中原地区，既有权统帅军队、决定和战，又有权处理诉讼及征调赋役。宋金议和后，金王朝进入恢复、发展时期，两河及中原是其统治下生产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然而，其财富却都入于行台尚书省之手。由于行台掌握的财力、物力、人力远远超过金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实际上总是不免要受制于行台。中央集权的体制形式上虽已建立，但真正的中央集权，一时还难以实现。

完颜亮上台后，立即着手解决行台尚书省问题。他先是让参与政变的秉德出领行台尚书省，接着，天德二年（1150年）四月，在杀宗本一伙同时，借口乌带告秉德与宗本谋反，又遣使将秉德杀掉。完颜亮杀秉德，不仅仅是因为怀疑他与宗本合谋，更担心他在行台自立。亮杀秉德之后，以渤海人大为行台右丞相、右副元帅，令其监视左副元帅、行台左丞相撒离喝。

撒离喝是屡建功勋的战将。亮弑君自立，他自陕西入朝，把亮杀熙宗比作唐太宗杀害其兄建成，并建议亮效法唐太宗，多行善政。亮闻此言，十分不高兴。对撒离喝长期握兵在外而又颇得士心更是放心不下。杀秉德后，以其为行台左丞相兼左副元帅，令其离开军中到汴京任职。当时亮恐其不奉命，又在表面上予以特殊礼遇，使其系属籍、赐以玉带、玺书。撒离喝至汴，并不知亮以大伺察其言行，常为一些事情与大争执，不知道自己已被架空。

天德二年（1150年）十月，都元帅府令史遥设按照金主亮的旨意，诬撒离喝父子谋反，证据就是一份伪造的、模仿撒离喝签字笔迹的家书，是写给其子御史大夫宗安的，约定日期谋反。宗安被诬后受尽酷刑，但坚不承认。这封伪造的密信中提到的扫胡也被施以酷刑，被置于燃烧的炉炭之上，他不堪忍受，表示伏罪。宗安最后则被折磨致死。被杀的还有平章政事宗义等。同时，亮又遣使至汴，族诛撒离喝。然而，由于没有找出写信及传递者，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又牺牲两个无辜者，一是通契丹小字的折哥，因其曾经跟随撒离喝，即硬说密信是他执笔写的。另一人是撒离喝在陕西的旧将特末，他曾以撒离喝事驰驿赴阙，就硬说密信是通过他传递的。于是，两人皆族诛，撒离喝亲属牵连此案致死者二十余人。

除掉撒离喝之后，同年十二月，完颜亮正式下诏，罢行台尚书省。这样，两河及中原便直接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了。亮后来申明废行台的理由说：当初之所以设行台，是因为边防未宁，法律未具，故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权宜之计。“今既庶政为和，四方无侮，用并尚书之亚省，会归机政于朝廷。”(21)可见，行台之废，其意义远不止于取消了一个行政机构，而是表明结束了金建国以来事实上存在的权力分散的局面，并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

天德三年（1151年）十一月，金主亮下诏“罢世袭万户官”(22)。万户、千户、谋克都是阿骨打立国之初所授的世袭官，“今子孙相继，专揽威权，其户不下数万，与留守总管无异，而世权过之”。同时将元帅府改为“枢密院”(23)。罢废这些世袭官职，显然有利于中央集权，改元帅府为枢密院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后来，遇有特殊需要，金朝仍临时设置行台，大定二年（1162年）“仆散忠义伐宋，（苏）保衡行户部于关中”(24)。泰和六年（1206年）：“诏平章政事仆散揆领行省于汴，许以便宜从事。”(25)兴定三年（1219年）又以“宰相莘公行台关中”(26)。

金后期设置行台，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卫绍王时，徒单镒曾建议在辽东置行省，其理由是：“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顾望，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镇之。”当时，蒙古自北方已经对金构成严重威胁。然而目光短浅的卫绍王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27)。金宣宗《谕陕西东西两路行省诏》也可以说明置行省主要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这份诏书说：“比以北境称兵，西鄙为重。肆遣将帅，以卫封陲。仍申命于大臣，以分领于行省。其责不为不重，其任不为不优。如闻彼军深入夏境，倘边防之少警，将内地之可忧，虽九庙扶持，素为神明祚也。而一时利害，不为社稷虑乎！若非协力以早图，恐或噬脐之不及。”(28)后期以军事目的设置的行省与早期因中央集权体制尚未形成而设置的行省，性质有所不同。

四、南迁汴京与准备侵宋

完颜亮迁都燕京，在北方实现了政令的统一，对他来说，这仅仅是为实现下一个目标所做的准备。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灭亡南宋、统一全中国。据张棣《正隆事迹》载：

亮以渐染中国之风，颇有意于书史。一日读《晋书》至苻坚传，废卷失声而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又一日与翰林丞旨完颜宗秀、左参知政事蔡松年语曰：“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二子皆以唯唯而不对。(29)

他崇拜立志要灭亡东晋、统一南北的前秦苻坚，厌恶儒家的“夷夏之辨”，反对有意抬高汉族、贬抑少数民族。他认为已经接受了汉文化的金王朝与宋只有南、北之分，并无夷夏之别。他立志要成为全中国的共主。翰林修撰蔡珪为他作的一首“御制”诗，更能反映他统一中国的志向：“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江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30)

统一的确有利于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是只有关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人，才能担当起国家统一的大任。完颜亮为了自己能成为南北共主，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在“车书混同”的幌子下，他追求的只是个人野心获得满足，他的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不可能成为统一大业的担当者。

迁都燕京以后不久，正隆四年（1159年），他即着手修建汴京，由右丞相张浩会同参知政事敬嗣晖主持这一工程。增广燕京之后，“帑藏之匮乏未补，百姓之疮痍未痊”(31)，而重修汴京所耗人力、物力、财力又远远超过了燕京工程。工程刚一开始，就下令征调天下军民工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运天下林木花石，营都于汴。”(32)由于劳动异常艰苦，所用工匠不得不每四月一替换。然而，这些工匠都是来自金统治区域内各个地方，近者不下千里，远者达数千里，“近者北归，往往半岁；远者得回，动是逾年，到家不月余，又复起发。其河北人夫，死损大半。其岭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归者无千余人”(33)。工匠人夫不堪奴役，纷纷逃亡，海陵王又差都统阿使多术律宁统骑军二十万驻扎于汴京城外，防逃走工匠人夫。“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毕工”(34)，前后用了四年时间才完成汴京修建工程。

金营建汴京宫室，只求华丽，不惜工本。完颜亮多次派他的心腹宦官梁珫前去察看工程进展情况，当时，修建一座宫殿的花费已经不可胜计，但只要梁珫认为仍未尽善尽美，即得尽行拆除重建。

正隆四年（1159年）二月，在营造汴京的同时，“再役天下军民匠，不限丁而尽起之，委右丞李通提控造军器于燕山之西北隅。遣工部尚书苏保衡、侍郎韩锡、郎中张参预造战船于通州潞河”(35)。在通州（今属北京市）造战船，目的是要通过水路把在燕山地区造的军械运到南方。然而，通州至海无水路，于是完颜亮又下令起民夫“开河担水，挽舟自通州入定林口二百八十里”(36)。当时，营建汴京的工程尚在进行中，再加上中都和四方各地制造军器，开征军需物资，急如星火，致使“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37)。社会经济遭受空前严重的破坏。在加紧制造武器的同时，完颜亮又大肆扩军，北起上京，南至河南、山东，各族丁壮几无幸免者，“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听”(38)。与此同时，又“大扩天下骡马，官至七品听留一马，等而上之。并旧籍民马，其在东者给西军，在西者给东军，东西交相往来，昼夜络绎不绝，死者狼藉于道”(39)。这些被征调来的军马，都要集中到汴京，沿途所过州县，皆得备刍粟支应。然而，岸海陵之命，河南诸州县所贮粮草不得动用，所以军马所过之处，只好“就牧田中”。青苗都喂了军马，人民生计顿失，“自中都至河南，所过麦皆为空”(40)。但完颜亮却声称：“借令再岁不获，亦何伤乎！”(41)

完颜亮一意孤行，不许任何人发表反对意见。正隆四年（1159年），太医祁宰入宫为元妃诊病，上疏谏伐宋，指出：“宋人无罪，师出无名。”伐宋战争是“人事之不修”、“天时不顺”、“地利不便”(42)。完颜亮对祁宰敢于如此直言，怒不可遏，当即下令将其戮于市，且籍其家产。完颜亮的嫡母、太后徒单氏亦因谏伐宋，被杀害于宁德宫，其侍婢十余人也一同被杀。

就在完颜亮磨刀霍霍、准备南侵时，南宋统治者却一厢情愿地相信“盟好”可恃。正隆四年（1159年）春二月，宋遣礼部侍郎孙道夫使金。道夫返回以后，具言金有渝盟之意。后来宋又遣秘书少监沈介、国子司业黄中来使，回宋后，黄中指出金治汴京宫室，役夫万计，都是为迁都、南侵做准备，不可不早为计。然而宋高宗却以为：“但恐为离宫也。”(43)南宋统治者这种苟安心理，正好为完颜亮所利用。正隆六年（1161年）正月，迁都汴京之前，完颜亮命参知政事李通告谕宋使徐度说：

朕昔从梁王军，乐南京风土，常欲巡幸。今营缮将毕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守，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猎其间，从兵不逾万人。况朕祖宗陵庙在此，安能久于彼乎？汝等归告汝主，令有司宣谕朕意，使淮南之民无怀疑惧。(44)

他用谎言稳定住南宋统治者，以便从容准备南侵。其实他此次赴汴，并不是什么“巡幸”，而是意在迁都久居。因此，到达汴京之后不久，他就在当年四月间召百官赴汴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等机构皆南迁，其余各机构亦只留一名官员在中都。此外，金还派奸细打入南宋。燕人刘蕴古于战事开始前奉命潜入寿春（今安徽寿县），伪装贩卖首饰，每与当地商人谈起宋金关系，辄涕泪纵横，慨叹：“予何时见天日耶?”(45)他还泛论金国虚实，声称如果见用，取中原、灭大金都不过易如反掌。当时兵衅已启，宋高宗有诏许接纳降人。边臣将刘蕴古推荐给朝廷，于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年）九月，授迪功郎，浙西帅司准备差遣。但直至完颜亮败亡，刘亦未得机会北返。孝宗继位后这个奸细始暴露伏诛。在宋、金对峙的条件下，金朝官员中确实有人心向宋朝，早在正隆四年（1159年）冬，施宜生奉命充宋国正旦使，曾向南宋官员施暗语说：“今日北风甚劲。”说完之后，他怕对方不理解，又取笔扣之曰：“笔来，笔来！”(46)中州“笔”与“北”同音，他实际上是通报说北方要进攻。北返后，宜生坐是烹死。

南迁汴京以后，当年（正隆六年）九月，完颜亮自将三十二总管兵伐宋，留皇后、皇太子在汴京居守，由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及参知政事敬嗣晖处理政务。此次，金全线出击，完颜亮亲自率军进抵南宋境内的寿春，枢密使昂、尚书右丞李通、左丞纥石烈良弼、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御史大夫徒单贞等皆从。此外，还派工部尚书苏保衡率水军由海道趋临安，企图一举颠覆南宋。另有三路大军分别向蔡州（今河南汝南）、大散关及淮阴方向进击。

五、撒八与窝斡领导的北方各族人民起义

金承袭辽制，在西北、西南路招讨司管辖地区设群牧所，其任务是为朝廷牧养战马。群牧的官员多由女真人充任，而广大牧民则是契丹人。双方矛盾已是年深日久。此外，西北路地区邻近阻卜等部，这些部族与契丹、女真世相攻劫。因此，群牧还担负着边防的重任。总之，这是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区。

完颜亮决定发动侵宋战争之后，即命牌印郎君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西北路招讨司的契丹人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如果契丹男丁悉数从军调走，阻卜袭来，后果堪虞。然而燥合不敢向金主亮反映真实情况，与他共同执行这项使命的杨葛预感到日后必因西北事处置失当而获罪，因此日夕忧虑，不久就郁闷成疾，一命呜呼了。然而，完颜亮日夜谋划侵宋，征兵事刻不容缓。正隆六年（1161年）五月，征兵事件终于激起契丹诸部的反抗，为首的是契丹人撒八及孛特补。

他们首先率部众杀了金西北路招讨使沃侧和前来征兵的牌印郎君燥合，其随行人员耶律娜及没答涅合被拘留。契丹人还取得了招讨司贮存的足够三千人使用的武器装备。当时，完颜亮亲率大军侵宋，造成后方极度空虚。以契丹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利用这种有利形势，迅速发展起来。

契丹人宣布造反，并商议要立辽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子孙以为号召，他们推选老和尚为招讨使。这时，分属山后及山前诸“群牧”的契丹人皆起而响应。老和尚是五院部（原为契丹迭剌部之一部分）人，他当了义军首领之后，率众来招诱那鲁瓦群牧使鹤寿与之俱反，鹤寿是郓王昂之子，他声称：“吾宗室子，受国厚恩，宁杀我，不能与贼俱反。”(47)鹤寿就这样与其二子一同遇难。撒八起义爆发后，广大契丹牧民纷纷响应，群牧官员则立场鲜明地站在敌对方面，故多被造反牧民处决。例如，与鹤寿同时被杀的，就有迪斡群牧使徒单赛里、欧里不群牧使完颜术里骨等人。

反抗完颜亮暴政的烈火很快就蔓延到了山后以至东北咸平地区。会宁八猛安在山后牧马，尽为当地人所夺。沙河千户十哥等，“以所部趋西北路。室鲁部节度使阿厮列追击败之，十哥与数骑遁去，合于撒八”。“咸平府谋克括里，与所部自山后逃归，咸平少尹完颜余里野欲收捕括里家属，括里与其党招诱富家奴隶，数日得众二千，遂攻陷韩州及柳河县，遂趋咸平。余里野发兵迎击之，兵败，贼遂据咸平，于是缮完器甲，出府库财物以募兵，贼势益张。”(48)攻东京不果，括里亦以其众合于撒八。

引发这场反抗斗争的根本原因是完颜亮的残暴统治，受完颜亮急政暴虐之害者不仅有契丹人，同时还有汉人、女真人及其他民族，所以，起义很快就突破了民族界限，已经不单纯是契丹族的反抗斗争，而是各民族的共同行动了。后院起火，完颜亮急命枢密使仆散忽土、西京留守萧怀忠将兵一万，与右卫将军萧秃剌前去讨平。双方相持数日，金军因粮饷不继，退归临潢。起义军虽然并未受到严重打击，但撒八料定金援军必相继而至，彼时必势不可支，于是决定沿龙驹河西撤，去投奔耶律大石。由于他们行动迅速，官军很快就被甩在了后面。但是不久撒八又遇到了更严重的麻烦：他决定远走中亚去投奔大石，没有考虑到士兵多系久居山前者，这些人不愿背井离乡远走大西北，于是起义军中的六院节度使移剌窝斡、兵官陈家等杀掉撒八，并且拘捕了老和尚、孛特补等。这样，窝斡就成了义军的新首领，自称都元帅，以陈家为都监，拥众东还，至临潢府东南的新罗寨。此时，金世宗乌禄已在东京即位，改元大定，当时，契丹义军势力强盛，车帐满野。世宗派扎八前去招降，扎八去后，反而归顺了义军。当他们围攻临潢府时，已发展到五万多人，大定元年（1161年）十二月，窝斡称帝，改元天正。世宗命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等率大军进讨，并用义军叛徒乣者等人提供的计策，抄袭其辎重。大定二年（1162年），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了。

六、东京兵变与完颜亮败亡

就在金朝廷以留在北方的有限兵力全力以赴地同起义军作战时，完颜亮的堂兄弟完颜雍乘机出来收拾残局，并且很快就取得了成功，重新稳定了金朝统治。此人即是历史上的金世宗。

世宗初名乌禄，生于天辅七年（1123年），其父宗辅与完颜亮之父宗幹皆系太祖庶子，但非同母所生。早在熙宗皇统间，乌禄即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完颜亮即位后，他又先后出任会宁牧、中京留守、燕京留守及济南尹等职。贞元初，又为西京留守，三年（1155年）以后，改任东京留守。正隆六年（1161年），自山后逃归咸平的谋克括里准备进犯东京。八月间，括里进至沈州（今沈阳），与乌禄军相遇。乌禄仅有兵400，但是鼓声震天，旌旗蔽野，“传言留守以十万兵至矣”(49)，括里吓得不战而退。

当时东京副留守高存福有女在海陵后宫，海陵密令存福暗中监视乌禄。恰好乌禄借打造兵器机会，以余材造甲数十。存福一方面密报海陵，同时又与推官李彦隆合谋，欲借击毬机会加害乌禄。然而，存福家人事先就将这一阴谋透露给了乌禄，此外，平定知军李蒲速越亦证实确有此事。

完颜亮对乌禄早就放心不下。他曾听说乌禄生病，但不知确否，就派近习来东京观察动静。当乌禄得知高存福的密谋之后，又听说海陵已使谋良虎杀淮北诸王，心中常暗自忧虑。当时，其舅父李石正赋闲居东京故里，劝他先除掉存福，然后举事(50)。其故吏六斤此时亦自南方来，述说了完颜亮杀母、杀兄子檀奴、阿里白及枢密使仆散忽土等情况，并说：“且遣人来害宗室兄弟矣。”(51)乌禄听了之后，更加疑惧，于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他借口商议东京防务，召官属至清安寺会议，当李彦隆、高存福等相继来到会议地点时，即于席间将他们逮捕。

就在乌禄准备举事的过程中，参加南征的曷苏馆猛安福寿和东京谋克金住等人刚刚在大名（今属河北）得到了分发给他们的武器装备，于当年九月间率部返回东京，从者多达万余人，并且沿途宣称：“我辈今往东京，立新天子矣。”(52)一路上，又不断有人加入这支队伍，十月间到达东京时，已达两万多人。这时，完颜谋衍又自沈州附近的常安来投附，并且带来了五千人。诸军入城后，乌禄势力顿时大增，决定马上举事，于是处决了存福等人，宣告即皇帝位，以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高建忠为元帅左监军、完颜福寿为右监军，卢万家奴为显德军节度使。大赦，改元大定。追谥其父宗辅为皇帝，庙号睿宗；追谥其母李氏为贞懿皇后。下诏暴扬海陵王罪恶，历数他弑皇太后徒单氏，杀太宗、宗翰、宗弼子孙及宗本诸王，杀辽、宋皇室等数十事。

东京兵变的领导人是乌禄，但兵变的主力并不是他原来的部属，而是从前线归来的辽东地区士兵。他们是“南伐”开始后被海陵王调去增援的。由于南征是这样不得人心，所以他们纷纷从山东、河北逃回辽东。归来后，他们群龙无首，恰好以乌禄为领袖，而乌禄亦正需要他们的支持，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京兵变获得成功。兵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乌禄上台当皇帝。当时由临潢至咸平，契丹等族反抗斗争日炽，牵制了海陵留在后方非常有限的一点兵力，这种情况恰为兵变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客观形势。可以说，东京兵变发生初期，契丹义军正是世宗客观上的同盟者。但是，东京新朝廷建立起来之后，需要迅速协调同这些义军的关系，否则，这支客观上的同盟军也可能很快就成为威胁世宗新政权生存的力量。因此，世宗立即派移刺扎八前去招谕契丹各部。当扎八投降义军之后，世宗又派出撒八前往。撒八行至辽水，与海陵派遣来东京杀害世宗的护卫谋良虎和特里补相遇。他们杀害了撒八，然后立即返回军中。当时已是是年十一月，海陵王获悉世宗已在东京即位，并改元“大定”，叹曰：“我本欲灭宋后改元大定，岂非天命乎。”(53)此时，这个昔日惯于饰非拒谏、一意孤行的统治者一下子变得六神无主了。他要撤军回去对付世宗，只以少数兵力渡江。副大都督李通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更加危险的策略。他说：“陛下亲师深入异境，无功而还，若众散于前，敌乘于后，非万全计。若留兵渡江，车驾北还，诸将亦将解体。”(54)他认为最可顾虑者是靠近辽阳管界的燕北诸军心怀异志，应当先发兵渡江，并把他们所乘船只聚而焚毁，断绝他们北还的念头，然后南北皆指日可定。

金对宋展开全线攻击之后，西路军自大散关攻入川界，受挫。海上由苏保衡率领的水军在胶东石臼岛附近也几乎全军覆没。唯有海陵亲自统领的东路军进展顺利，他们与宋淮东制置使刘锜相遇，刘锜遣都统王权迎战，权不战而逃，自和州（今安徽和县）退至采石。此时，荆襄一路金军亦乘势声言要渡江。刘锜得不到增援，同时自己又重病在身，“呕血，殆不能支，犹乘肩舆临敌指挥”(55)。

十一月，完颜亮驻和州鸡笼山，临江筑坛，杀黑马祭天，以一羊一猪投于江中，决心要由采石渡江。宋廷召王权赴行在，由李显忠代将其军，中书舍人虞允文奉命前往芜湖迎接李显忠来和州接替王权。允文到达采石，显忠尚未到任而王权却已离去，军中群龙无首，人心涣散。在紧急关头，允文当即代李显忠指挥大军。诸军因有主帅而勇气倍增，将企图渡江的金军一举击溃。次日，金军复来，又被击溃，其船只被焚毁者达三百余艘。

完颜亮受挫以后，被迫自采石趋扬州，驻瓜洲龟山寺。当时宋军战船少，本来不足用，但经虞允文改制成脚踏推进的车船，回转如飞，金军相顾愕然。金军将领中有人认为宋朝有备，劝海陵勿轻举，可驻扬州徐图进取。海陵听后勃然大怒，杖之五十，并召诸将，约定三日内必须打过扬子江，否则尽杀之。不过，金军却以不断逃亡相对抗。于是，完颜亮又下令：军士逃亡者杀其蒲里衍(56)，蒲里衍逃亡者杀其谋克，谋克逃亡者杀其猛安，猛安逃亡者杀其总管。这种疯狂驱逼的结果与海陵王所预期的正相反，众多的金军竟然公开起来造反。他们在十一月间推举淮西都统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乌野为首领，约定秘密举事，杀掉完颜亮之后，北还拥护金世宗。于是元宜等将帅于一天黎明时分突入完颜亮帐中，左右亲军闻乱皆散去，亮还未及操起武器，就被乱箭射死了。杀了完颜亮之后，元宜自任左领军副大都督，退军三十里，然后派出代表至镇江与宋军议和，同时又使人至汴京杀太子光英。这样，完颜亮政权就彻底垮了。没过多久，金军即自荆、襄、两淮全线撤退。

完颜亮进攻南宋的战争失败了，主要不是败给了宋军，而是败于内部生变。因此，金军伤亡有限，采石之战以后，“计岸上之尸二千七百余人。射万户一人，生获千户五人，女真三百余人，余皆正军健者，星夜遁去”(57)。金军的有生力量仍在，故宋金又恢复为战前的对峙态势。正如宋人罗大经所说：

采石之师，若非逆亮暴急嗜杀，自激三军之变，亦未易驱攘。是时亮虽遭残衂北归，纪律肃然，无一人叛亡。此岂易胜之师乎?(58)

大定二年（1162年），金世宗降封完颜亮为海陵郡王，谥曰“炀”，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中。至二十年（1180年）又诏降亮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完颜亮在位十二年（1149—1161年），大致可以南迁汴京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锐意求治、严肃吏治、乐于纳谏，在政治上力求有所作为。既迁燕京，完善中央集权，为金朝统治进一步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在金朝历史上，他的确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金史·海陵纪》中的诸多污蔑不实之辞，不能成为我们评价他的依据。他的形象是被继立者极度丑化了，海陵被杀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臣回诬其淫毒骜狠，遗笑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59)南迁以后，完颜亮发动“南伐”战争，结果使得北起金上京、南达淮河流域的广大范围内，人民群众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由此导致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的恶果。完颜亮以历史大倒退的代价换取个人权势欲的满足，他彻底失败完全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节
金朝的盛世

一、据中都以号令天下

金世宗在完颜亮的统治业已走上穷途末路之际起来收拾残局，顺利取得成功之后，一方面极力贬低完颜亮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承袭了经完颜亮完善和巩固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再加上他果断地停止了侵宋战争，所以，金政权得以很快重新稳固起来，社会亦趋向安定。这种局面，在章宗即位后，又得以继续保持和发展，史称“大定明昌之治”。

世宗起兵以后，迅速占领中都，是他得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大定元年（1161年）十一月，宗室阿琐等在中都与守城军官乌林答石家奴入留守府，杀同知中都留守事蒲察沙离只等，阿琐行留守事，并奉表东京(60)。这就是说，中都正虚位以待。然而东京群臣却多劝世宗北上占据上京。参知政事李石反对北上，他对世宗说：“正隆远在江淮，寇盗蜂起，万姓引领东向，宜因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惟陛下无牵于众惑。”(61)这样，世宗才下了占据中都的决心，并且即日起程。

鉴于完颜亮因迁都而大兴土木，使社会矛盾激化的教训，世宗未到中都之前，预先诏中都转运使左渊：“凡宫殿张设毋得增置，无役一夫以扰百姓，但谨围禁、严出入而已。”(62)当年十二月，世宗顺利到达中都。占据中都以后，金世宗为迅速有效地在金朝全境之内行使统治，对完颜亮朝廷中某些重要官员不计前嫌，继续任用。正隆间曾任宰相的张浩，以其“练达政务”(63)，故仍以为相。纥石烈志宁与白彦敬一起在临潢镇压契丹部族起义。当世宗初即位时，派人招他们归附，他们不但不归附，而且杀了来使。后来，世宗使完颜谋衍来伐，其部下厌战，始被迫投降。世宗不但不怪罪他们，反而因为他们“忠于所事”(64)，仍用之。前翰林学士翟永固被用为尚书左丞；参与“南伐”、任汉南路行营副统制的仆散忠义被拜为尚书右丞；而都统斜哥、副统完颜布辉则因“擅易置中都官吏，斜哥除名，布辉削两阶，罢之”(65)。正因为世宗即位之初采取了尽力保持金政权稳定的方针，所以，完颜亮被杀后，统治集团内部并未形成公开的反对派。

世宗在燕京重建金政权之后，契丹义军不仅不再是他客观上的同盟军，而且构成了他重新稳定金朝统治的严重障碍。他先是命完颜谋衍、完颜福寿等率军进剿，后因作战不力，皆召还中都罢之。大定二年（1162年）五六月间，以仆散忠义及纥石烈志宁代替谋衍和福寿，经略契丹。世宗实行剿抚兼施的方针，下诏称：“应契丹与大军未战而降者，不得杀伤，仍安抚之。后招诱来降者，除奴婢以已虏为定，其亲属使各还其家，仍官为赎之。”(66)这对义军显然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同年九月，元帅右都监完颜思敬俘获义军首领窝斡，不久，余众悉平。

二、恢复“旧疆”

收编海陵王的势力，平息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这是金世宗为重建和巩固金王朝统治所采取的两个重要步骤。此外，他还采取了第三个重要步骤，那就是中止海陵王发动的侵宋战争，对宋实现和解。大定元年（1161年）十二月，金世宗即位不久即派左监军高忠建、德昌军节度使张景仁“以罢兵、归正隆所侵地报谕宋国”(67)。尽快与南宋重新议和，这是稳定金政权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完颜亮南侵失败，形势变得对金不利；再加上金不得不用主要力量对付北方契丹及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可以用于宋、金对抗的兵力极为有限。这种形势使得南宋统治者一时间不愿意实现和解。

大定二年（1162年），窝斡战败被俘，其党括里、扎八等逃到南宋。“其后，宋李世辅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颇为边患”(68)。宋人还用他们所献计谋，攻取了泗（今江苏盱眙）、寿（今安徽凤台）、唐（今河南唐河）、海（今江苏连云港）等州，这一年的六月间，宋高宗传位于太子昚，是为宋孝宗。孝宗即位初期，任用主战派张浚等，欲藉当时的有利形势，一举恢复中原。但南宋很快就发现了这种打算是脱离实际的。于是他们不再从根本上反对议和，只是要求大幅度修改“绍兴和议”条件，包括不称臣、双方用敌国礼及减少岁币等。大定三年（1163年），宋军由李显忠率领，对金发动迅猛攻势，渡过淮河，一举攻占了宿州（今安徽宿州市）。但是，其他将领皆以功不自己出为耻，不仅不与显忠配合，反而从中阻挠，以致宋军反胜为败，张浚亦被朝廷上的投降派所排挤。八月间，纥石烈志宁乘势致书宋三省、枢密院，要求“归还”海、泗、唐、邓（今河南邓州市）四州地，并要求如数缴纳岁币、向金称臣及归还自中原逃往南宋的军民。宋孝宗表示：“四州地、岁币可与，名分、归正人不可从。”(69)

当时，金世宗实际上不仅早已放弃了完颜亮南侵、灭宋的意图，而且准备在对宋关系上采取更有弹性的政策。所以，当南宋派遣卢仲贤至宿州与仆散忠义谈判时，金世宗诏谕：“若宋人归疆，岁币如昔，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70)南宋以汤思退为首的投降派急于求和，主张全部接受金的条件，反对与之抗争。金统治者正好抓住南宋这部分人的“恐金”心理，乘机施加压力。金世宗于大定四年（1164年）十一月，再次诏进师“伐宋”(71)。仆散忠义以大军压宋境，掩护纥石烈志宁以偏师渡淮，轻取盱眙（今属江苏）、濠（今安徽凤阳）、庐（今安徽合肥）、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等州。南宋终于害怕了，于是决意请和，经反复商谈，最后南宋接受了金提出的议和条件：宋世为侄国，岁币由绍兴和议规定的二十五万两、匹减为二十万两、匹。

大定五年（1165年）正月，宋使魏杞、康湑至金，奉国书入见世宗，书称“侄宋皇帝昚，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金复书则只称“叔大金皇帝”，不称名，不书“谨再拜”，但曰“致书于侄宋皇帝”，不用尊号、不称“阙下”。这表明，宋、金之间仍然维持着不平等，但是金世宗在新形势下已经作出了明显的让步。他一方面在谈判中适当让步，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以武力压服，最后，终于迫使南宋就范。尽管如此，宋孝宗与金世宗时期的宋、金关系，还是有了很大变化。孝宗“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然易表称书，改臣称侄，减去岁币，以定邻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浸异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积钱谷、谨边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之将有为也”(72)。

宋、金之间恢复和平，对金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停止了大规模的战事，金在与宋交界处的驻军即得以大量裁减。仆散忠义奏请戍军可由十七万三千三百余人减至十一万六千二百人，而金世宗仍认为太多，他说：“今已许宋讲好，而屯戍尚多，可除旧军外，选马一万二千，阿里喜称是，步军虞候司军共选一万五千，及签军一万，与旧军通留六万。”(73)大批士兵复员，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充实了各地的劳动人手，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南宋与金订立隆兴和议之后，双方有四十多年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在这期间，双方力量对比，已经进一步发生了对宋朝有利的变化。章宗即位后，金的武力已不比从前，例如原来勇敢善战的胡里改路等地的女真人，此时“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74)。中原的屯田军更是武备废弛，“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75)。此外，新兴的蒙古在北边的骚扰也日甚一日。在这种情况下，章宗极力维持与宋和好的局面，因为这对于金朝是一种非常有利的选择。承安三年（1198年）正月，“谕有司凡馆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语言相胜，务存大体”(76)。泰和二年（1202年）九月，以完颜瑭为贺宋生日使，临行前章宗亦戒之曰：“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77)但是，他这种维持和好的强烈愿望有时不但得不到南宋方面的响应，相反，自宋宁宗即位以来，宋以为金要求和好是软弱的表现，因此屡欲乘机进行北伐。此外，南宋北伐还有其内部原因：宁宗即位后，韩侂胄把赵汝愚从宰相位置上赶下来，自己执掌了政柄，后来，他又制造了“庆元党禁”，以期把赵汝愚一派的文官、武将彻底搞垮。但是，这种如意算盘很难一下子就成功。在这种情况下，韩侂胄日夜积极谋划北伐，目的是要利用宋、金战争建功立业，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积累政治资本。由于金章宗一心想维持与宋和好，再加上不了解南宋内部情况，所以，当韩侂胄阴谋北伐的情况下，金仍毫无准备。泰和三年（1203年）十月，“奉御完颜阿鲁带以使宋还，言宋权臣韩侂胄市马厉兵，将谋北侵。上怒，以为生事，笞之五十，出为彰德府判官”(78)。章宗这样一厢情愿地固守和议，恰好为韩侂胄准备北伐提供了掩护，泰和五年（宋开禧元年，1205年）正月，小股宋军攻入巩州（今甘肃陇西）来远镇，同时唐州又获宋朝间谍，获悉韩侂胄屯兵鄂、岳，将谋北侵。直至这时，金章宗才认识到他所不情愿的一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于是，他一方面命枢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约撤新兵，毋纵入境”(79)，另一方面，则命平章政事仆散揆为宣抚河南军民使，调集军队防备宋朝大规模来攻。但是，章宗仍不改初衷，告诉仆散揆说：“朕非好大喜功，务要宁静内外。”(80)五月，宋镇江都统戚拱“遣忠义人朱裕结弓手李全焚涟水县”(81)，但不久即为金军夺回。

泰和六年（宋开禧二年，1206年）正月，宋贺正旦使陈克俊等南返之前，金章宗派人“就馆谕克俊以国家涵容之意”(82)，要求以此意转达宋朝皇帝。这表明，直至此时，金仍无意用兵。无奈宋朝北伐决心已下，五月间，宁宗下诏伐金。在此之前，章宗早就获悉韩侂胄对四川宣抚使吴曦甚为妒忌，因此千方百计诱其归降。如果吴曦降金，则金朝在对宋战争中不仅可以免除西顾之忧，甚而可以得到来自上游的策应。基于这样的考虑，金在招降诏书中尽量满足这个野心家的欲望，向他提议：“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构故事。”(83)野心家吴曦终于经不起金的利诱，拟以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和（今甘肃西和）、凤（今陕西凤县）四州献金，求封蜀王。开禧二年四月“丁丑吴曦纳款于金，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之地，求封为蜀王”(84)。金于当年十二月接受了他的要求，“完颜纲以朝命，假太仓使马良显赍诏书、金印立吴曦为蜀王”(85)。

吴曦公开降金，以四州地换取金人支持，在兴州（即沔州，今陕西略阳）称王，然而随即众叛亲离，次年二月为部下所杀。当吴曦降金时，金统治集团一度也曾欣喜若狂。金章宗一改原来的保守立场，抓住有利时机督师进击。金军曾攻占了淮南大片地方。金章宗为此非常得意，以为“淮南既为我有，际江为界，理所宜然”(86)。但是，金军统帅仆散揆对形势却有清醒的认识，“揆虑兵兴费重不能久支，阴遣侂胄族人赍乃祖琦画像及家牒，伪为归附，以见丘崇”(87)。丘崇当时为宋朝江淮宣抚使，很快即通过这个叫韩元靓的人，与金朝廷开始商讨和平条件。这时，金在山东地区又屡遭失败，而宋朝主和派则重新上台，史弥远在杨皇后支持下杀了韩侂胄，并将其首级送交金朝，金答应宋朝求和，双方于泰和八年（宋嘉定元年，1208年）议和，宋交付金朝的岁币增至三十万，另加犒师银三百万两，金人亦适可而止，从所占宋朝领土上撤退了。

三、缓和矛盾与加强法制

金世宗即位后，面对完颜亮后期的严重社会问题，采取措施缓和矛盾、重建秩序，以求稳定金王朝的统治。大定二年（1162年）二月，诏前户部尚书梁、户部郎中耶律道安抚山东百姓，“招谕盗贼或避贼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业，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88)。这一措施，旨在使正隆时期被苛重的兵役、劳役驱迫铤而走险的农民停止与官府对抗，重新回到生产岗位上。对于移居中原的众多女真屯田军户，也采取措施减轻其兵役负担，使他们得以恢复生产。大定三年（1163年）诏令，河北、山东等路女真人户，“有父兄俱已充甲军、子弟又为阿里喜，恐其家更无丁男，有误农种，与免一丁，以驱丁充阿里喜，无驱丁者，于本猛安谋克内验富强有驱丁者签充”(89)。“阿里喜”即是在女真军中充当杂役的“士卒之副从”。大定三年五月，尚书省奏请：“籍天德间被诛大臣诸奴隶及从窝斡乱者为军。”而世宗则“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苏，而复签军，非长策，不听”(90)。

各种奴隶身份人户的大量存在及遭受残酷压迫、剥削，是导致金朝阶级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在镇压契丹义军过程中，金世宗曾于大定二年（1162年）下诏，凡从义军中自拔来归者，“驱奴、宫籍监人等，并放为良”(91)。章宗即位后，又在其祖父金世宗所确立的二十多年相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上，进一步缓和社会矛盾、调整阶级关系，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金章宗还重视改善女真人与汉人的关系，明昌二年（1191年）尚书省建议：“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92)对此，他表示赞同，他还采取措施，禁止汉人歧视女真人，下令禁止称女真人及女真语言为“蕃”(93)。这些措施对于改善民族关系、缓和民族矛盾都是有利的。章宗时期社会经济获得了发展，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户口有了显著增加，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金朝全境之内有户7684438，较世宗末期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的6789449，净增89万多户。(94)

除了采取措施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外，章宗还彻底为受田珏一案牵连者平反，这一措施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他指出：“盖自田珏党事之后，有官者以为戒，惟务苟且，习以成风。”(95)为消除此案的消极影响，世宗在位时，已开始录用受牵连的尚存者。章宗一即位又下诏，凡与此案有关，未经任用即已身死者，亦予恢复原有官爵。如果其子孙当时已有官职而因其父、祖受此案牵连而削除者，亦一并追复。这一措施，对改善吏治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为求长治久安，章宗还非常重视典章制度——特别是法制的建设，“时余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96)。女真立国初期，只有原来氏族社会的习惯法，没有成文法。当时的法律至为简单，其特点是刑、赎并用，“杀人、剽劫者掊其脑而死之，其家人为奴婢。其亲戚欲得者，以牛马、财物赎之。其赃以十分为率，六分归主，而四分没官。罪轻者决柳条或赎以物，贷命者则割耳鼻以志之。其狱掘地数丈，置囚于其中”(97)。这种简单的法律规定，其核心是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私有制度。这样的法律与刘邦初入咸阳时的“约法三章”颇为相似。在当时的确能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随着金朝统治区域的逐渐扩大，社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那种简单的“约法三章”式的法律规定已不适用，于是开始沿用辽、宋的法律。《金史·刑志》载：

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法。天会七年，诏凡窃盗，但得物徒三年，十贯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军，三十贯以上徒终身，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五十贯以上死，征偿如旧制。

袭用辽、宋法，始于太宗，而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又有变革。所谓“稍用辽、宋法”，其实主要是沿用辽法。关于这一历史过程，张棣《金虏图经》有以下记载：

有国之初，立法设刑悉遵辽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为嚢，实之沙石，系于杖头，有罪者持而决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属，惟数多焉。亶立，执政大臣多中州汉儿人，始加损益，首去此沙袋之制。至皇统间，命下学士院，令计论条例，颁行天下，目之曰《皇统新制》，近千余条。亮弑亶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斩刑者以上古之制一也，处死者免决重杖，止令绞也。流者，所犯之人无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属也。徒者，非谓春秋代徒，实拘执就役也。徒止五年，以上死罪也。徒五年则决杖二百；四年决杖一百八十；三年一百六十；二年一百四十；一年一百二十。杖无大杖，止以荆杖决臀实数也。拘役之处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使之杂作。无用不可脚腕以铁为科镰镰之，罪轻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纵暮收，年限满则逐便，不妨依旧为百姓。刑法大率与旧制不相远，惟僧尼犯奸者死，强盗不论得财不得财，并处斩。强奸者死，则古法矣。(98)

“沙袋”之制的沿用，颇能说明金初法制与辽朝制度的继承关系。辽制“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之”。“有重罪者，将决以沙袋，先于椎骨之上及四周击之。”“沙袋者，穆宗时制，其制用熟皮合缝之，长六寸，广二寸，柄一尺许。”(99)熙宗和海陵王废除沙袋等酷刑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在刑罚的某些领域以唐、宋法取代辽朝法的过程。《皇统新制》又称《皇统制条》或《皇统制》，熙宗“皇统间，参酌隋、唐、辽、宋律令，以为《皇统制条》”(100)。海陵王时期“又多变易旧制，至正隆间，著为《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焉。然二君任情用法，自有异于是者矣”(101)。“任情用法”一直是金朝统治者在实行法制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皇统制条》并没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据《松漠纪闻》卷上载：

金国新制，大抵依仿中朝法律，至皇统三年，颁行其法，有创立者率皆自便，如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侧室多，恐正室妒忌。汉儿妇莫不唾骂，以为古无此法，曾臧获不若也。

其实“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并不是“古无此法”，因为在奴隶制初期阶段，妻子曾被视同奴隶，视同丈夫可以任意处置的私产。金朝统治者将这种带有女真氏族社会末期习惯法色彩的法律行之于广大汉族地区，致使汉族人民无法忍受，必然要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于是金朝统治者也就不得不逐渐取消法律中不适用于汉族封建社会的那些成分。自《皇统制条》颁行以后，金朝曾多次修订法律，但都没有解决统治者“任情用法”的问题，其关键还在于女真皇帝尚未树立明确的封建法制观念。

世宗即位后曾致力于法制建设，但是《律》作为法典的权威地位，仍未确立起来。他仍然是以“制”代替“律”。“及世宗即位，以正隆之乱，盗贼公行，兵甲未息，一时制旨多从时宜，遂集为《军前权宜条理》。”大定五年，“命有司复加删定《条理》，与前《制书》兼用”(102)。《军前权宜条理》是世宗即位初期颁布的命令，即所谓“制旨”。当时，一方面要对付海陵王完颜亮的拥护者，另一方面还要镇压契丹族的反抗，在这种动乱形势下颁布的各项制旨，待局势稳定之后又作为《条理》与以前的《制书》并行，这就不能不使本来就已经相当混乱的金朝法制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为改变这种情况，世宗于大定十九年（1179年）命大理卿移剌慥整理、修定现行法令而成《大定重修制条》，并于大定二十二年颁行(103)。“慥取《皇统旧制》及《海陵续降通类》校定，通其窒碍，略其繁碎。有《例》该而《条》不载者，用《例》补之。特缺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该及疑不能参决者，取旨画定。凡特旨处分及《权宜条例》内有可常行者，收为永格。其余未可削去者，别为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条，为十二卷。书奏，诏颁行之。”(104)

经过长期实践的《律》在官民中间具有实际的权威，但不被统治者认可；他们所颁行的制旨，因多系临时性的，并未经长期实践检验，却硬被规定为执法的依据。唯其如此，所以法制方面的混乱并无根本改变，在“任情用法”这一点上，世宗和熙宗及海陵王并没有什么不同。《金史·刑志》记载这样两个案例：（1）大定十年，尚书省奏，河中府张锦自言复父仇，法当死。上曰：“彼复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2）大定二十一年，尚书省奏巩州民马俊妻安姐与管卓奸，俊以斧击杀之，罪当死。上曰：“可减死一等，以戒败风俗者。”这两个案例表面上都属于宽宥，实际上却都是鼓励人们犯法，或不依法办事。第一件实际上是鼓励私自复仇，如果百姓都可以自行复仇，那么借口复仇杀人者都可以不受应有的制裁，社会秩序还有什么保障！第二件是与通奸有关的人命案。《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同条《疏议》又说：“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安姐作为有夫之妇与人通奸，罪不至死，只应徒二年。其夫马俊将其击杀，自然是犯了杀人罪。借口“以戒败风俗者”而宽宥杀人凶犯，当然也只能破坏法制的尊严。世宗在法制建设上，并没有显著成就。此外，金世宗还有意维护法律上的民族不平等。大定九年（1169年）二月甲寅，“诏女直人与诸色人公事相关，只就女直理问”(105)。

章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整顿法制，以终止制、律混淆的局面。同时，章宗还准备实行法律公开，废止关于不准民间收藏制书的禁令，不过由于反对的意见太多而未能实行。章宗修订法典的原则是以律为准，即“准律文修定”，这样也就为新法典的切实可行提供了保证。这次修订法典的工作，规模浩大。要结束金初以来这一领域长期存在的混乱局面，绝非易事，故原定名为《明昌律义》的法典，在明昌年间未能修订完成，直至泰和元年（1201年）新法典始修订完成，故定名《泰和律》，同时完成的还有新定律令、敕条及六部格式。关于这几部新法典的结构，《金史·刑志》有以下记载：

［泰和元年］十二月，所修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实《唐律》也，但加赎铜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为七，削不宜于时者四十七条，增时用之制百四十九条，因而略有所损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条，余百二十六条皆从其旧；又加以分其一为二、分其一为四者六条，凡五百六十三条，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自《官品令》、《职员令》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六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厩牧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百有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敕》九十五条，《榷货》八十五条，《蕃部》三十九条，曰《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以进，诏以明年五月颁行之。

《泰和律义》十二篇的篇名虽然与《唐律疏义》篇名全同，但全部五百六十三条中，新增及修改的多达四百三十一条，占3/4以上。《泰和令》的篇目，依据唐令者有二十四，其余《封赠令》、《赏令》、《释道令》、《河防令》、《服制令》则同宋《庆元令》(106)。以上情况表明，章宗时期所进行的修订法律的工作，不仅具有相当规模，而且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是一次具有一定深度的变革。

作为金朝法律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律和令，其作用是这样区分的：令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属于禁止之列，而律则是定罪量刑的准则，“其有犯令，以律决之”(107)。可以说直到这时，金朝始有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直至金亡而未曾作重大改变。关于《泰和律》的具体内容，现已无从察考。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自此金朝统治者废止了滥施刑罚，以至滥用死刑的做法。《中州集》卷五《萧尚书贡小传》载：

预修泰和律令，所上条画皆委曲当上心，兴陵嘉叹曰：“汉有萧相国，我有萧贡，刑狱吾不忧矣。”又奏死囚狱虽已具，仍责家人伏辨，以申冤抑。诏从之。迁刑部侍郎，入谢曰：“臣愿因是官广陛下好生之德。”上大悦。

金世宗和章宗比较重视抑制特权。《唐律疏议》有“八议”的规定，不仅宗室，外戚包括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及皇后小功以上亲皆入议，如犯死罪，可获减免。金世宗时即注意抑制外戚特权。大定二十五年，后族有犯罪者，尚书省引“八议”奏，章宗说：“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亲者犯而从减，是使之恃此而横恣也。昔汉文诛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时，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尝犯大辟，朕未尝宥。今乃宥之，是开后世轻重出入之门也。”(108)不过，关于“八议”，《泰和律》中似乎并没有明确区别于唐律的规定，因此宣宗时又提及这一问题。元遗山说：“国家百余年累圣相承，一以人命为重，凡杀人者之罪，虽在宗室而与闾巷细民无二律。”(109)这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一个时代的统治者不断注意及此，不能不承认是一个进步。

四、汉化与维持女真固有传统

金朝统治者要利用女真贵族来统治人数众多的汉族，最初，曾在新征服地区强制汉族人民接受女真化，以便从精神上确立女真族的优越地位。例如，设在燕京的元帅府就曾“禁民汉服，又下令髠发，不如式者杀之”(110)。然而，他们采取的这种野蛮措施并不足以使广大汉族人民屈服，甘当“顺民”。不仅如此，上百万女真人移居中原，他们在政治上虽处于优越地位，但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却远较汉人落后，于是，女真族从上到下，在语言、服饰、习俗及思想文化诸方面竞相效法汉人。与女真统治者期待的正相反，不是汉人接受女真化，而是女真人的民族特性日益丧失。这种汉化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进步的历史过程，它有利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发展和繁荣。

然而，女真人的这种汉化趋势却危及了女真王朝自身的存在。面对这种情况，女真统治者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当金朝立国前后，女真人尚处在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时，所谓“纯朴”的女真风俗，实际上就是和统治与压迫不相容的普遍平等精神的体现。金王朝要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就不能不在许多方面放弃女真旧俗，并且模仿辽、宋旧制建立起一整套服务于统治和压迫的朝章国典，于是，最高统治集团就必须带头汉化。这样一来，女真人的民族特性就有可能丧失殆尽。金熙宗时期，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女真人的保守势力，因此，他要巩固统治就只有坚决同这种保守势力作斗争，努力推进汉化。完颜亮在位期间，除了更坚决地打击保守势力之外，还要以武力消灭南宋，统一全中国，因此，他也是同样无所顾忌地推进女真人的汉化。世宗即位后情况则有所改变，完颜亮“南伐”的失败使得南宋的地位进一步加强，金不得不放弃消灭南宋、统一全国的企图，转而维持南北对峙的现状。金要与宋并立，就不能不努力维持作为自身基本依靠力量的女真人的民族特性。于是既要汉化，同时又要在许多方面维护女真人的传统。大定七年（1167年）五月六日，金世宗在册皇太子诏中宣称，他立太子是“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111)，皇太子的一切礼数则尽依《宋会要》、《开元礼》及《通典》等书记载办理。要立太子，就只有求助于汉化，因为女真原无立太子之制，而是以谙班勃极烈为皇位继承人。但是，既立太子之后，世宗则表示，那套汉礼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定十三年（1173年）三月间，他向宰臣说起自海陵迁都之后女真人渐忘旧风的情况，甚感忧虑。他说：“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112)同年四月间的一天，他又在中都的睿思殿上命歌者歌“女直词”，并且对皇太子及诸王说他思念祖先事迹，从来不曾遗忘，因此经常听这首歌词，现在也要让儿孙们知道。“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113)他非常重视对子孙进行这种传统教育，为此，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他又亲至上京，在皇武殿上设宴招待宗室、宗妇，席间宗室妇女及群臣、故人以次起舞、进酒，这位君王则亲自为众人高歌一曲，述说祖宗创业艰难及继承之不易，当唱到“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时，他竟“慷慨悲激，不能成声”(114)。

金世宗不仅要让其子孙不忘祖先传统，同时还对女真人的迅速汉化感到十分忧虑，他曾对参知政事孟浩谈及此事，说：“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115)孟浩也附和说，四十年前他在会宁所见当日风俗确与今日不同。为扭转这种汉化的趋势，金世宗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曾下令“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116)。除了在姓氏上要保留女真人的民族特征之外，他还严厉禁止女真人在服饰方面效法汉人。女真人有自己独特的衣冠发式，“其衣布好白，衣短巾左衽，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117)。“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118)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世宗诏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119)对于身边的卫士，金世宗亦非常重视防止他们汉化，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命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120)。

金世宗的民族偏见较深。有一次，他要求臣下集议是否把南路女真户成丁签入军籍的问题，尚书右丞唐括安礼根据那些猛安谋克户汉化已深的实际情况认为，他们与汉户如今已是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因此，突然签军，恐怕妨碍农作。世宗对这种议论，很不以为然，指责他“每事专效汉人”及“习汉字，读《诗》、《书》”。他反对女真、汉人已成“一家”之说，他说：“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121)他这种狭隘的民族偏见，在金朝历代皇帝中，也算得上是非常突出的。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起程赴上京会宁府之前，令太子允恭监国，自己则打算在故里逗留两三年。不幸允恭于次年六月在中都突然病逝，世宗闻讯悲痛不已，只好提前南返。允恭于大定二年（1162年）得立为皇太子。世宗虽念念不忘要保持女真“纯实之风”，防止女真人汉化，并反复以此告诫这位皇太子。然而，这位皇太子却颇具汉文化修养，其“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122)。允恭之子麻达葛出生于大定八年（1168年），其父病逝时已年届十六。他的早期教育，是在允恭规划和监督下进行的，允恭命其师完颜匡“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123)。这说明从一开始，麻达葛所受的教育就是以汉文化为主。初习《左传》，一日，精通儒家典籍的耶律履对他说：“左氏虽受经圣人，率多权诈，驳而不纯，《尚书》、《孟子》载圣贤纯一之道，愿留意焉。”(124)他称赞此公是“醇儒”，他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纯正的儒家思想。大定十八年（1178年）麻达葛受封为金源郡王，其父允恭死后不久，又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当时他以女真语入谢，世宗为此兴奋异常。这位日夜忧虑女真人会被汉文明所同化的统治者，一直坚持要求其子孙学习本民族语言。然而，刚刚迈进文明时代门槛的女真人一陷入汉族封建文明的汪洋大海之后，上流社会就竞相趋向汉化，在这种情况下，原王麻达葛还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女真语，这怎么能不令其祖父感动呢？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四月，世宗赐其名璟，五月，拜尚书右丞相。这时，世宗实际上已决定把皇位传给他，开始向他传授实际的军事、政治知识，如让他观看宫中的舆地图，习知天下远近要塞，并且让他亲见大臣们在朝廷上是怎样发表议论的，以便学习驾御朝政。这一年的十一月，正式立他为皇太孙，确定他为皇位继承人。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十二月，世宗患病，自知凶多吉少，于是诏皇太孙璟行政务，注授五品以下官，并且任命左丞相徒单克宁为太尉兼尚书令。这显然就是世宗对后事预先做出的安排，徒单克宁是他最信得过的大臣，早在巡幸上京时，即曾命此人留中都辅佐太子允恭，克宁果然不负重托，当太子不幸病故、遇到这样突然的变故时，他从容应变，首先采取措施“严饬宫卫，谨护皇孙”(125)，所以没有出大乱子。世宗返京后，他又再三坚请立皇太孙。璟得以顺利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确实是和他的这位守护神的努力分不开。二十九年（1189年）正月初二，世宗在迎新春的爆竹声中离开了人世，徒单克宁等宣遗诏立皇太孙璟为皇帝，此即金章宗。

宋周密撰《癸辛杂识》续集卷下《章宗效徽宗》说：“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章宗之母为徒单氏，是否为宋徽宗之外孙女，不得而知，但章宗字画摹仿宋徽宗，的确是事实。金的“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也是事实。

元好问称赞说：“明昌承安间，文治已极”(126)。这都说明，汉化作为进步趋势，没有人能防止得了，金世宗也不例外。特别是那些有碍女真族发展的旧俗，金世宗还曾颁布法令加以禁绝。女真祭祀杀牲，甚至宰杀耕牛，这是一种破坏农业生产的陋俗，此外，无节制地狂饮，也妨碍农作。大定九年（1169年）十月,“诏宗庙之祭，以鹿代牛，著为令”(127)。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又诏“猛安谋克之民，今后不许杀生祈祭。若遇节辰及祭天日，许得饮会。自二月一日至八月终，并禁绝饮燕，亦不许赴会他所，恐妨农功。虽闲月亦不许痛饮，犯者抵罪。可遍谕之”(128)。原来女真人五服之内可以婚配，世宗于大定十九年（1179年）十月严令禁绝：“制知情服内成亲者，虽自首仍依律坐之。”(129)

五、“大定明昌之治”

从金世宗即位，到金章宗辞世，前后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定明昌之治”。元好问称南湖先生“生于天会初，历大定、明昌、泰和，优游于太平和乐之世者五十年”(130)。赵秉文也称赞“大定明昌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131)。比起金末的丧乱，大定明昌间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太平盛世。

经过金初以来的长期动乱，金世宗即位后努力恢复社会安定，重建秩序，从而推动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如我们前面所说，金世宗要重建和巩固金王朝的统治，除了努力恢复社会安定之外，别无选择。古代的历史学家认为，金世宗之所以如此是他的个性使然，他们说“世宗天资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俭约，以养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几致太平。所用多敦朴谨厚之士，故石琚辈为相，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132)“雍为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谓之小尧舜。”(133)历史人物的个性固然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金世宗知道应当做什么以及应当怎样做，这使他成为一个能认清历史发展趋势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不事奢华，从我做起。大定二十年（1180年）四月乙巳，他对宰臣说：

女直官多谓朕食用太俭，朕谓不然。夫一食多费，岂为美事。况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贵为天子，能自节约，亦不恶也。朕服御或旧，常使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向时帐幕常用涂金为饰，今则不尔，但令足用，何必事纷华也。(134)

他不仅躬自节俭，而且能严格约束诸王。元人王恽曾提及这样一件事：

昔亡金世宗诸王有以不给而请告者。世宗曰：“汝辈何！殊不知府库之财乃百姓之财耳，我但总而主之，安敢妄费。”(135)

正由于金世宗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统治者与老百姓的关系，不随便动用国库的资财，所以在他统治期间，“税不及什一，两税之外，一无横敛。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136)。

但是，把他比作汉文帝(137)、“小尧舜”(138)，这显然都是些不足为据的溢美之词。实际上，金世宗不仅比不了被人们理想化了的“尧舜”，而且远不及深明“载舟”、“覆舟”之义并且常对民众怀畏惧之心的唐太宗。他在动乱之后重建秩序，调整阶级关系，主要还是着眼于防范、镇压。大定三年（1163年）八月，“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139)，这是在镇压了契丹义军之后，进一步采取的防范措施。然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从来都是使统治者防不胜防的。金世宗即位后，契丹人的反抗斗争仍连续发生，大定六年十二月，“泰州民合住谋反，伏诛”(140)；九年正月，“契丹外失剌等谋叛，伏诛”(141)。二十年“蒲速盌群牧老忽谋叛，伏诛”。“蒲速盌”原系应天皇太后所置斡鲁朵名，以是知该群牧必是契丹人。此外，各地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仅见于《金史·世宗本纪》的就不下十数起。大定九年六月，“冀州张和等反，伏诛”；十一年四月，“归德府民臧安儿谋反，伏诛”；十二年九月，“鄜州李方等谋反，伏诛”；同年十一月，“同州民屈立等谋反，伏诛”；十二月，“冀州王琼等谋反，伏诛”；十三年闰正月，“洛阳县贼聚众攻卢氏县，杀县令李庭才，亡入于宋”；同年九月，“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谋反，伏诛”；十八年三月，“献州人殷小二等谋反，伏诛”；十九年七月，“密州民许通等谋反，伏诛”。针对这样许许多多的“谋反”事件，清代学者赵翼曾提出这样的疑问：“有道之世，偏多乱民，何也?”(142)当然，金世宗之世，“乱民”并不比金朝其他时期更多。大定八年（1168年）十月，他曾对宰臣说：“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可访求得实，详而录之。”参政孟浩进曰：“良史直笔，君举必书，自古帝王不自观史，意正在此。”(143)海陵王修起居注，所书多不实，金朝其他皇帝也不免有这种情况，于是，世宗时期就显得“乱民”独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民众造反的大量史实，也绝非故意编造的。金世宗在位期间，阶级矛盾并未缓和下来。封建文人颂扬“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纪纲法度备具周密”(144)，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金朝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泰和律》，不是成于世宗时期，而是成于倾向汉化的章宗时期。章宗时期虽号极盛，但诸多问题显示，盛极而衰已在这时露出了苗头。正如熟悉金代史事的刘祁所指出的：

宣孝太子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文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145)

六、李妃干政与继承危机

刘祁所谓“外戚小人多预政”，是指李元妃一家。元妃李氏人称“师儿”，“其家有罪，没入宫籍监。父湘，母王盻儿，皆微贱。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146)。当时张建任“宫教”，教诸宫女识字。依照规矩，宫教和诸宫女之间用青纱隔障分开，教者在外，学者在内，从不见面。宫女如遇字音、字义不明，即在障内映纱指字发问，宫教则自障外作答。虽然宫教未曾见过这些宫女其人，但却早已闻得其声。就中有一女子领悟最快，张建不知其为何人，只知其声音清亮。一日，章宗问及这些女子中有谁堪教，张建回答说声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根据其声音特征，寻得李师儿。“章宗好文辞，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旨意，遂大爱幸。”(147)明昌四年（1193年）封昭容，五年又晋封淑妃。父湘追赠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祖父、曾祖皆追赠。

章宗未即位之前的元配蒲察氏，早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就已病故。即位后，追册为钦怀皇后。其实，章宗一直未立后。看中了李氏之后，章宗就要立她为皇后，结果遭到臣下一致反对，监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遗路锋、翰林修撰赵秉文、御史中丞张公著等都因此丢了官。他们反对立李氏为后，理由是“国朝立后，非贵种不预选择”(148)。所谓“贵种”，即女真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他们与皇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皆不出这个范围。李氏出身微贱，因此不当立为皇后。

师儿虽未能立为皇后，只晋封为元妃，但“势敌正后。其兄喜儿少尝为盗，夤缘至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权势熏天”(149)。就连他家的私奴仗势欺人，人们也是只敢怒而不敢言。泰和间，元妃李氏兄弟贵宠方盛，其家有一奴仆叫文童，在街上欺压平民，市人但围观而已，无敢上前救助者。当时，在点检司任职的女真人术虎筠寿路见不平，上前大声斥责，并且扬鞭把文童抽打得血流满面。术虎筠寿的顶头上司，正是担任殿前都点检的李喜儿。筠寿痛打了上司的家奴，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幸好喜儿还有所顾忌，不但未深责筠寿，反而以好言劝慰一番，对他说：“外人见吾家鹰犬且知爱之，君乃能办此，可谓不畏强御矣。奴辈倘复恣横，无惜教督之。”(150)这位“点检公”仅仅是对术虎筠寿这样的个别人，才故作这种“高姿态”，对一般人，他仍然是放纵其奴仆、鹰犬，肆意欺压，并为此自鸣得意。趋炎附势者竞相走通李氏门路，“南京李炳、中山李著与通谱系，超取显美。胥持国附依以致宰相”(151)。一个“优人”（演员）叫瑇瑁头，曾在章宗面前对李氏婉转地进行讽刺，他说凤凰“其飞有四，所应亦异。若向上飞则风雨顺时，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李）飞则加官进禄”(152)。章宗明知是讽刺李氏，也只是一笑置之。对李氏激烈的抨击，还来自那些汉族封建士大夫。他们对李氏这样的出身微贱者得势，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监察御史宗端修，“喜名节”，进士出身，李氏兄弟干预朝政，令其愤愤然，故上书要求皇帝“远小人”。章宗竟不知他是指谁，特命喜儿传诏，让他说出姓名来。端修面告喜儿：“小人者，李仁惠兄弟。”(153)仁惠是章宗赐给李喜儿的名字。端修直截了当地斥责他为“小人”，他亦不敢隐瞒，据实上奏，章宗虽也责备了喜儿兄弟，但还是离不开这兄弟二人。监察御史张公著，更是把攻击矛头直指李元妃本人，他不怕得罪章宗，上书竟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这样颇有刺激性的话(154)。金朝的监户同辽朝的宫户一样，他们担负御前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唐宋的宦官。故监户李氏得势，喜儿兄弟干政，也正与唐宋宦官干政相类似，同样是封建专制统治最为腐败的表现。皇帝信任身边的奴仆，超过信任文武臣僚，历来如此。因此，这类腐败现象的产生总是不可避免的，区别只在于程度不同而已。

(1)　《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2)　《金史》卷六三《熙宗悼平皇后传》。

(3)　《金史》卷六三《熙宗悼平皇后传》。

(4)　《金史》卷一三二《唐括辩传》。

(5)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〇，绍兴十有九年十二月戊午。

(7)　《金史》卷七六《宗本传》。

(8)　《金史》卷七六《宗本传》。

(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四月载：“先是秉德尝燕宗本家，海州刺史乌尔衮言国王有福，似赵太祖。秉德喜。其后秉德出领行台省事，欲在外说诱军民，使宗本为内应。”可知当时宋人听信海陵王指使萧玉构陷宗本、秉德谋反，亦以为实有其事。

(10)　《金史》卷七六《宗本传附萧玉传》。

(11)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二。

(12)　《大金国志》卷一三《海陵炀王纪》。

(1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岁末记事。

(14)　《玉堂嘉话》卷四。

(15)　《金史》卷四一《仪卫志》。

(16)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17)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18)　《金史》卷八四《耨盌温敦思忠传》。

(19)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

(20)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

(2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引《两国编年》。

(22)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23)　《金史》卷四四《兵志》。

(24)　《金史》卷八九《苏保衡传》。

(25)　《金史》卷一二《章宗本纪》。

(26)　《遗山集》卷二〇《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

(27)　《金史》卷九九《徒单镒传》。

(28)　《滏水集》卷十。

(29)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二。

(30)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二引张棣《正隆事迹》。

(31)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二。

(32)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二引张棣《正隆事迹》。

(33)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三〇引崔陟、孙淮夫、梁叟《上两府札子》。

(34)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三《炀王江上录》。

(35)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二引张棣《正隆事迹》。

(36)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三《炀王江上录》。

(37)　《金史》卷五《海陵纪》。

(38)　《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

(39)　《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

(40)　《金史》卷五《海陵纪》。

(41)　《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

(42)　《金史》卷八三《祁宰传》。

(4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四月壬辰纪事。《宋史》卷三八二《黄中传》：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宫，必徙居见迫，宜早为计，上矍然。宰相顾谓中曰：“沈介归，殊不闻此，何耶?”居数日，中白宰相，请以妄言待罪。汤思退怒，语侵中。

(44)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45)　《桯史》卷十。

(46)　《金史》卷七九《施宜生传》。

(47)　《金史》卷一二一《鹤寿传》。

(48)　《金史》卷一三三《移剌窝斡传》。

(49)　《金史》卷一三三《移剌窝斡传》。

(50)　《金史》卷八六《李石传》。

(51)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52)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53)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54)　《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

(55)　《中兴小记》卷四〇。

(56)　又作“蒲辇”，谋克的副职。

(57)　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二五《绍兴采石大战始末》。

(58)　《鹤林玉露·补遗》。

(59)　《遗山集》卷三四《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

(60)　《金史》卷六九《阿琐传》。

(61)　《金史》卷八六《李石传》。

(62)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63)　《金史》卷八三《张浩传》。

(64)　《金史》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

(65)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66)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67)　《金史》卷六一《交聘表》。

(68)　《金史》卷一三三《移剌窝斡传》。

(69)　《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纪》。

(70)　《金史》卷八七《仆散忠义传》。

(71)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72)　《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

(73)　《金史》卷八七《仆散忠义传》。

(74)　《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75)　《金史》卷九二《徒单克宁传》。

(76)　《金史》卷一一《章宗本纪》。

(77)　《金史》卷一一《章宗本纪》。

(78)　《金史》卷一一《章宗本纪》。

(79)　《金史》卷一二《章宗本纪》。

(80)　《金史》卷九三《仆散揆传》。

(81)　《宋史》卷三八《宁宗本纪》。

(82)　《金史》卷一〇〇《孟铸传》。

(83)　《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

(84)　《两朝纲目备要》卷九。

(85)　《金史》卷一二《章宗本纪》；《宋史》卷三八《宁宗本纪》以封王事系于当年六月。

(86)　《金史》卷九三《仆散揆传》。

(87)　《金史》卷一〇九《许古传》。据《宋史》卷三九八《丘崈传》：有自北来者韩元靖，自谓琦五世孙，崈诘所以来之故，元靖言：“两国交兵，北朝皆谓出韩太师意，今相州宗族坟墓皆不可保，故来依太师尔。”韩元靖，《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作“韩元靓”。

(88)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89)　《金史》卷四四《兵志》。

(90)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91)　《金史》卷一三三《移刺窝斡传》。

(92)　《金史》卷九《章宗本纪》。

(93)　《金史》卷九《章宗本纪》。

(94)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户口》。

(95)　《金史》卷八九《孟浩传》。前此，大定二十九年（1189）曾议此事，未果。

(96)　《金史》卷七三《完颜守贞传》。

(97)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98)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四。

(99)　《辽史》卷六一《刑法志》。

(100)　《金史》卷八九《移剌慥传》。

(101)　《金史》卷四五《刑志》。

(102)　《金史》卷四五《刑志》。

(103)　《金史》卷八九《移剌慥传》及卷四五《刑志》。

(104)　《金史》卷八九《移剌慥传》。

(105)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106)　据［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附表。

(107)　《金史》卷四五《刑志》。

(108)　《金史》卷四五《刑志》。

(109)　《遗山集》卷二七《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

(11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

(111)　《大金集礼》卷八《大定八年册命仪》。

(112)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

(113)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

(114)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

(115)　《金史》卷八九《孟浩传》。

(116)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

(11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政宣上帙三。

(118)　《大金国志》卷三九《男女冠服》。

(119)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

(120)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

(121)　《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122)　《归潜志》卷一。

(123)　《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

(124)　《元文类》卷五七《耶律公神道碑》。

(125)　《金史》卷九二《徒单克宁传》。

(126)　《遗山集》卷三一《通玄大师李君墓碑》。

(127)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128)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

(129)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

(130)　《遗山集》卷五《南湖先生雪景乘骡图》。

(131)　《滏水集》卷一二《张左丞碑》。

(132)　《归潜志》卷一二。

(133)　《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三，宁宗嘉定四年八月。

(134)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

(135)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王恽《上政事书》。

(136)　《滏水集》卷二〇《书曹忠敏公碑后》。

(137)　刘因《金太子允恭墨竹》诗云：“金源大定始全盛，时以汉文当世宗。”见《元文类》卷五。

(138)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赞》。

(139)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140)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141)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142)　《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八《大定中乱民独多》。

(143)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144)　《遗山集》卷一六《平章政事张文贞公神道碑》。

(145)　《归潜志》卷一二。

(146)　《金史》卷六四《章宗元妃李氏传》。

(147)　《金史》卷六四《章宗元妃李氏传》。

(148)　《遗山先生文集》卷一六《张文贞公神道碑》。

(149)　《归潜志》卷十。

(150)　《遗山集》卷二七《术虎公神道碑》。

(151)　《金史》卷六四《章宗元妃李氏传》。

(152)　《金史》卷六四《章宗元妃李氏传》。

(153)　《金史》卷一〇〇《宗端修传》。

(154)　《遗山集》卷一七《张公墓表》。

第六章
金的衰亡

第一节
卫绍王立废与蒙古威胁加剧

一、卫绍王即位与李妃被杀

卫绍王原名允济，后避章宗父允恭讳改称永济，是世宗第七子，与郑王永蹈皆系元妃李氏所生。章宗即位，“越王、郑王皆有不平语”(1)。明昌四年（1193年），郑王永蹈以谋反、越王以语涉不道伏诛。永济虽系永蹈同母弟，但此人“柔弱鲜智能”(2)，故章宗不但不因永蹈之故对他加强防范，反而与之愈加亲近。章宗之所以如此，自有其如意算盘。元妃李氏所生葛王，自泰和三年（1203年）五月未满周岁即夭折之后，章宗一直为继嗣不立而忧虑，特别是由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八年（1208年），承御贾氏及范氏有了身孕，但此时章宗已病入膏肓。当年十一月，他临终之前，贾氏和范氏都还未届产期，于是就由元妃李氏与其兄李喜儿会同宰相完颜匡定策立卫绍王永济为皇位继承人。章宗死后，“璟所嬖内侍李黄门者传璟遗令，与尚书右丞萨木苏共立之”(3)。遗诏曰：

皇叔卫王，承世宗之遗体，钟厚庆于元妃，人望所归，历数斯在。今朕上体太祖皇帝传授至公之意，付畀宝祚，即皇帝位于柩前。载惟礼经，有嫡立嫡，无嫡立庶。今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已诏皇帝，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4)

很明显，章宗立永济，不过是让他暂时看守皇位，他在遗诏中实际上是用《礼》经“有嫡立嫡，无嫡立庶”的原则，否定了金太祖的“传授至公之意”。一旦贾氏和范氏生下“龙子”，则皇位仍属章宗一系。然而，章宗的如意算盘很快即告落空。卫绍王虽然才识平庸，但当上皇帝之后，也如同章宗一样，千方百计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后代。为此，设法不让贾氏及范氏腹中的胎儿出世，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卫绍王让平章政事仆散端与尚书左丞孙即康“护视”两个孕妇。孙才短识浅，史称其为“斗筲之人”(5)，他只能是秉承卫绍王的意志行事并附和仆散端。而仆散端则恰好是在皇嗣问题上有负于章宗并受到过责备的。此人颇相信巫术。武卫军士之妻阿鲁不，寡居，常托梦中言以惑众，并被吹得神乎其神。她有二女，欲以此作为发迹的本钱，于是自称梦中屡见白头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廷，必得皇嗣。”(6)当章宗正愁皇子未立时，仆散端为讨好章宗，请纳阿鲁不二女，章宗求子心切，一切依从。然而，妖妄终归是妖妄。二女不但未曾给章宗生下皇子，而且其母也因妄言降雨未验而伏诛。于是，章宗又指责仆散端，说如果后人“谓朕信其妖妄，实由卿启其端”(7)。卫绍王选择这样两个人“护视”贾氏和范氏为章宗孕育皇子，其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果然，他即位仅两个多月，大安元年（1209年）二月，即宣布贾氏和范氏妊娠都出了问题。贾氏预产期已过，不见动静；范氏则胎气有损，经用药调治，胎形已失。范氏不得已表示愿削发为尼。这明明是仆散端一伙捣鬼，然而却又要嫁祸于人。在这一事件中，被牺牲掉的是章宗元妃李氏。“初，章宗大渐，（完颜）匡与元妃俱受遗诏立卫王，匡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8)他们编造说，当初，贾氏呕吐，且腹中若有积块，其实是患病，却被李氏说成是妊娠反应。李氏乘机与其母王盻儿及兄李喜儿计议，令贾氏诈称有身，以便临产时，取李家儿冒充，以为皇嗣。这种谎话的确是过于离奇了。章宗晚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早生皇子上，即使李氏欲行偷梁换柱之计，贾氏又怎敢与之相配合而犯欺君之罪呢？然而，卫绍王最终还是把李氏和贾氏杀了。王盻儿及李新喜等人也同时被除掉，并仍以李氏一家系监籍，恢复其官奴婢地位。

李氏被除掉，或许主要是由于完颜匡“欲专定策功”，而贾氏遭杀害，则完全是由于卫绍王要杀人灭口。在除掉了李氏和贾氏之后，卫绍王于大安二年（1210年）八月立自己的儿子胙王从恪为皇太子。

二、蒙古兴起

蒙古人的祖先，唐朝时称为“蒙兀室韦”，居于额尔古纳河流域。辽金时期，所谓“鞑靼”即是这一部族。当时，他们广泛分布在北方大草原上，从事游牧、射猎，“塔坦者，在金国之西北，其近汉地谓之熟塔坦，食其粳稻，其远者，谓之生塔坦，止以射猎为生。性勇悍，然地不生铁，故矢镞但以骨为之。辽人初置市场，与之回易，而铁禁甚严。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刘豫不用铁钱，由是河东、陕西铁钱率自云中货于塔坦，塔坦得之遂大作军器焉”(9)。“所谓生鞑靼也，又有白黑之别。今特默津（铁木真）乃黑鞑靼也。而与白鞑靼皆臣属于金人。每岁其王自至金界贡赋之场，亲进奏。金人亦量行荅赐，不使入其境也。”(10)

自金初以来，北部边境地区就不断遭受蒙古袭扰。天会十三年（宋绍兴五年，1135年），“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盘提兵破之”(11)。金熙宗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为蒙古所利用，皇统三年（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四月：“是月蒙古复叛，金主亶命将讨之。初鲁国王昌既诛，其子萨罕图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与蒙古通。蒙古由是强。取二十余团寨，金人不能制。”(12)没有办法，金只好与蒙古讲和，皇统七年（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三月，“是月金人与蒙古始和，岁遗牛羊米豆绵绢之属甚厚”(13)。但是，和议对蒙古人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他们在北边为患，还是日甚一日。金为了免受蒙古的侵扰，不断在北方修建界壕和边堡，屯重兵防守。大定五年（1165年）正月“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14)。二十一年（1181年）四月又“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15)。金对蒙古已逐渐穷于应付了。大定年间，北方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16)

金泰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最初，成吉思汗仍入贡于金，并曾见到过卫绍王允济。金章宗死后，成吉思汗听说允济即位，极端蔑视，声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17)的确，卫绍王在对付金章宗时虽然还有些办法，但是面对蒙古人的侵扰，他可说是无能至极。“璟之在位也，允济被命往靖州受黑鞑靼进奉，见其王特默津桀骜不逊，恐为边患，欲归白璟除之。会璟病卒，大安三年春三月，鞑靼入贡，允济遣重兵分屯山后，欲就进场袭杀之，然后引兵入。会金之乣军有诣鞑靼告其事者，鞑靼疑未信，言者再至，鞑靼遣人伺之，得其实，遂迁延不进。”(18)“乣军”是契丹及北方其他部族武装，本来就与女真统治者离心离德，此时则明确倾向于新兴起的蒙古。

卫绍王加害成吉思汗的计划未能实现，成吉思汗不仅不再向金进贡，而且对金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在蒙军强大攻势面前，卫绍王束手无策，只知与臣下相对哭泣。大安三年（1211年），当蒙军逼近中都时，“朝廷欲塞诸城门以为兵备”(19)。金军经不起蒙古大军的连续攻击，只好乞和。

三、胡沙虎之变

女真贵族胡沙虎，亦即纥石烈执中，世宗时期，曾充皇太子护卫。章宗即位后，屡次升迁，泰和元年（1201年）曾知大兴府，后来又在军中任要职，为人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但一直受到章宗的庇护，卫绍王即位后，此人继续受到重用，大安元年（1209年）授世袭谋克，后为西京留守，三年（1211年）又行枢密院兼安抚使。当时，蒙古军队在北方的进攻日甚一日，这一年的七月，鞑靼军猝至，胡沙虎率七千劲兵与蒙军遭遇，竟不战而逃。途经蔚州（今河北蔚县）时，又擅取官府库银五千两及衣币等物，并抢夺官民马匹，而且与从行私入紫荆关，杖杀涞水（今属河北）令，然而，这个无法无天的败军之将逃回中都之后，朝廷却一概不予追究，并且进一步委之以重任，以他为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于是，他也就更加肆无忌惮。

当年，胡沙虎又自请步骑二万屯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卫绍王给了他三千军队，令其驻守妫州（今河北怀来）。但未等蒙古军来攻，他就要求撤退，结果被罢黜。“十月鞑兵至晋山县，距燕京百八十里。崇庆二年春正月鞑兵至居庸关，左将军完颜福海弃关遁。允济素鄙吝，士不用命。允济议以细军五千自卫，奔南京。”(20)胡沙虎复被召至中都，预议军事。左谏议大夫张行信上书指出：“胡沙虎专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臣以求称誉，骫法行事，枉害平民。”(21)此外，丞相徒单镒等人也以为胡沙虎奸恶，不可用，然而，胡沙虎善于结交近幸，因此获得这些人交口称誉，卫绍王又是宁信近幸而不信大臣，所以终以胡沙虎为可用，赐给他金牌，令其权右副元帅，将武卫军五千人屯中都城北。

胡沙虎与其党羽完颜丑奴、蒲察六斤、乌古论夺剌等加紧谋划作乱。是时，蒙古军已进逼中都，卫绍王派人至军中责备胡沙虎只务驰猎，不恤军事。胡沙虎正在给他饲养的鹞喂食。听到皇上的指责，怒不可遏。竟把他心爱的鹞摔死在地，于是妄称知大兴府事徒单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驸马都尉没烈谋反，他奉诏讨伐。南平姻家福海，亦将兵屯于中都城北，是时尚不知胡沙虎已经发动兵变。胡沙虎以好语将其骗至自己军中，并将其扣押。八月二十五日近五更时分，胡沙虎率军进入中都城。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载：

先是左副元帅南平者迎合允济之意，沮格军赏，众共怒之。执中因人心之愤，欲废允济，遂回军以诛南平为名。二十四日壬辰，军至东华门外，召南平计事，手刃杀之。宫中闻变，门皆不开。执中召细军大将金寿语之曰：“吾此来特诛乱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细军俱来救驾，寿谕止之。众惮执中威名，无敢动者。独关西大汉军都统完颜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为武艺军所杀。执中以善羊骁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贼欲反朝廷，何谓降之?”复力战，自旦至午，手杀数十人，身中数矢而死。军民相杀，流血满地。执中遂进攻东华门，允济遣其子蒋玉持诏书投于门下，募能杀执中者，白身除大兴尹、世袭千户。军民皆无应者。执中欲纵火焚门，守门将军合住启之，执中引兵入宫，侍卫皆散走。进至大安殿，允济望见之，遥呼曰：“圣主令臣何往?”曰：“归旧府耳。”允济入后宫，邀其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则被杀矣。”执中见其久不至，遣兵就执之，并其妻子俱囚于旧府。遂召丰王珣之长子谭札木以御宝符之。二十六日甲午夜，执中遣内侍李监丞者，杀允济于其府。九月九日丙午丰王至燕京，执中率百官迎拜于道，遂立为帝，改元真祐，降允济为东海郡侯，拜执中太师都元帅领三省事，封泽王。

经过这次变故，卫绍王时期的记注几乎全部散失，《金史·卫绍王纪》只是据时人记忆所及勉强凑成。卫绍王在位期间曾任参知政事的贾益谦认为：“卫王勤俭，重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22)贾益谦作为当时的执政，如何评价卫绍王，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他自己。因此，他对卫绍王的评价不可能是客观的。卫绍王继位以后，面临金朝走向衰落这一严峻形势，迫切问题有两个：一是章宗后期内政的腐败，一是蒙古军的威胁。他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无所作为。他虽除掉了长期干政的李元妃，但是即位后，“驸马都尉徒单没烈与其父南平干政事，大为奸利，承晖面质其非”(23)。南平父子干政的局面，终卫王之世不曾改变。在对付蒙古军威胁方面，他更显得无能。当时，保住辽东，则可以从侧翼牵制蒙古军南下。徒单镒奏请设置辽东行省，以适应军情紧急之需，不然，辽东距中都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不能决断，事事须报可而后行，必贻误军机。然而卫绍王却以“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24)为由，拒绝采纳这一建议，结果导致东京不守。《金史·卫绍王纪·赞》云：“卫绍王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他在位期间，金朝迅速衰落，已显露败亡的征兆。

第二节
金朝南迁

一、傀儡皇帝

金宣宗元颜珣，“金主雍之孙，太子允恭之长子也。金国自完颜旻建国称帝，至今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25)。珣生于大定三年（1163年），虽为允恭长子，但因系庶出，故世宗未立他而立章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封温国公，加特进。二十六年（1186年）赐名珣，三年后进封为丰王。章宗即位后又进封翼王、邢王、升王。卫绍王被杀，徒单镒向胡沙虎建议，立珣为皇帝，理由是此人为章宗之兄，显宗长子，“众望所属，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26)。胡沙虎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时，珣尚在判彰德府（治安阳，今属河南）任上，胡沙虎派人将其迎到中都，至宁元年（1213年）九月甲辰，即位于大安殿。

胡沙虎虽然早已罪恶昭彰，但宣宗念其有援立之功，故仍把他当成靠山，以他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泽王，其子弟数人也都身居要职。而胡沙虎以为宣宗是他所立，因此对他理应言听计从。他要求宣宗废卫绍王为庶人，目的是要从历史上抹掉自己“弑君”的恶名。在对待卫绍王的问题上，宣宗则恰好与胡沙虎一致。宣宗是想以贬低卫绍王来证明自己登皇位是顺理成章的，故即位伊始，即谕尚书省，规划诸事：“悉依世宗所行行之。”(27)他这是表明，其统治上承世宗，这样，不仅对卫绍王、就连对章宗地位的合法性，都持一种暧昧的立场。因此，胡沙虎要求废卫绍王为庶人，宣宗并不反感。不过当就此事征询百官意见时，仅有个别人附和这项提议。文学田廷芳对此则愤然不平，认为“先朝素无失德，尊号在礼不当削”(28)。由于这种意见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宣宗不得不作一项折中的决定，降卫绍王为东海郡侯，而对卫绍王后及其子女则严加防范，甚至长期禁锢(29)。

胡沙虎弑君，宣宗从极端狭隘的自私立场出发，对此人不但不惩治，反而加以袒护，结果就是鼓励了其他野心家在这种是非不明、善恶不辨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贞祐元年（1213年）九月，宣宗即位不久，蒙古大军进逼京西重地紫荆关（位于河北易县西之紫荆岭上），距燕京只有二百里。胡沙虎欲将蒙古军诱至涿、易地区，然后聚兵与之一战。蒙古军攻破涿、易，至皂河之西，欲渡桥。当时正赶上胡沙虎患足疾，乘车督战，大败蒙古军。次日再战，胡沙虎终因伤病加重，不能出征，只好派遣左监军术虎高琪率乣军五千人抵御，然而高琪未能如期到达前线，贻误了战机。胡沙虎欲斩之，而宣宗念高琪有战功，谕令免死。于是胡沙虎再为其增援，同时下令：“胜则赎罪，败则诛无赦”。(30)高琪再战，从清晨直至夜幕降临，忽然北风大作，吹石扬沙，不能举目。蒙古军则乘风纵火，急速出击。高琪军大溃。这个败军之将自度必为胡沙虎所杀，于是返回中都，率乣军包围胡沙虎官邸，闯入其卧室内将其杀掉。然后退到应天门待罪。由于高琪手握重兵，宣宗不敢加罪于他，而是将那些当初跟随胡沙虎弑逆之人一起杀掉，从而结束了这场危机。

胡沙虎本来罪不容诛，宣宗不能明其罪而诛之，于是又有术虎高琪擅杀这个罪人的事件，这实际上是胡沙虎弑卫绍王事件的继续。对此，宣宗仍然无可奈何，又糊里糊涂地赦免了高琪，这表明他已全然没有能力控制政局，只是由胡沙虎的傀儡又变成了术虎高琪的傀儡。

二、金、蒙和战与宣宗出逃

蒙古（鞑靼）自章宗末年大规模入境滋扰，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丧失了黄河以北大片土地。泰和八年（宋嘉定元年，1208年），“鞑靼国兵长驱而南。金自宣宗时凡大河以北，东至于山东，西至于关陕，不一二年陷没殆尽。金人并力守黄河，保潼关。自黄河洛阳、三门、析津，东至邳州之源雀镇，东西长二千余里，差四行院分地界守御，精兵不下二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胜其扰”(31)。

贞祐二年（1214年）春，蒙古已破中原九十余郡，并直抵中都城下。宣宗惧怕蒙古，与卫绍王完全一样；君臣上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蒙古讲和上，掌握军队的将领们也都畏缩不敢战，借口是“恐坏和事”(32)。然而，越是这样，蒙古越是不肯与之讲和。正如张行信对宣宗指出的：“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33)参知政事耿端义上奏说：“今日之患，卫王启之，士卒纵不可使，城中军官自都统至谋克不啻万余，遣此辈一出，或可以得志。”(34)实际上金朝的军官，再也不是当年英勇善战的猛安谋克了，耿端义对他们寄以希望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金宣宗自己畏敌如虎，竟又希望凭空会出现奇迹，在蒙古军兵临城下时，他在东华门设“招贤所”，内外士庶言事能迎合其旨意者，即不次除官，于是，一些无知无识者，都竞相向这一机构兜售他们的诳言。有一村民叫王守信，敢说大话，声称“诸葛亮为不知兵”。(35)侍御史完颜寓竟然对这种诳言信以为真，以为此人真是亘古未有的军事家，赶忙推荐给朝廷。于是这个招摇撞骗的小人竟被委以行军都统的重任，他招募一些市井无赖充当士兵，教阅进、退、跳、掷，无非儿戏。其阵法曰“古今相对”，并将这四个字大书于旗上。又做黄布袍、缁巾及镴牌各36件、牛头响环64枚，声称用这些“法物”即可吓跑敌人。谎言终究变不成事实，他们出城之后，并不敢与家古人对阵，而是求害一些无辜的樵采百姓以充“斩获”，并以此向朝廷邀功请赏。其实，王守信的“古今相对”阵法，与北宋末年开封市井无赖郭京组织的“六甲神兵”、“六丁力士”如出一辙，当年开封的“神兵”、“力士”一出城就被金兵击溃了。那时的女真人绝对不相信有什么“神兵”，他们只相信自己无坚不摧的武力。然而到了金末，当他们在中都被蒙古大军围困时，也如同当年被他们围困在开封城里的北宋统治者一样，因此，他们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王守信这样一个郭京式的无赖。在抵抗和恫吓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三月，金宣宗派遣宰相承晖向成吉思汗乞和，并献上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匹(36)，双方暂时达成妥协。议和之后，成吉思汗由承晖护送，退出居庸关。

成吉思汗从中都郊外退走了，但山东、河北多数州县仍在蒙古军队的占领之下，河东许多州县经战争破坏，已残破不堪。在这种情况下，中都已成一座孤城，内乏粮饷，外无救援，“千群铁骑绕燕都，玉辇仓皇下殿走。孤城弹丸当畿甸，饮血登陴日酣战”(37)。既然不能把蒙古军从这一地区击退，则中都必不能守。于是，只求苟安的金宣宗决定放弃中都，南迁汴京，并于五月间诏告国内。

当时中都百官士庶皆以为不当南迁，“霍王从彝者谏曰：‘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岂宜弃之而去?’珣曰：‘燕京乏粮，不能应办。朝廷百官诸军今暂往南京，俟一二年间，粮储丰足，复归未晚也。’从彝乞自督运，珣不从。彝忧愤成疾而死”(38)。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此事利害，希望宣宗能回心转意，他却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为由(39)，率先出逃，五月从中都出发，七月到达南京（开封）。

宣宗南迁后让皇太子留下，并命右丞相兼都元帅承晖留守中都。但是，六月间，在宣宗尚未到达南京之时，驻守中都以南的乣军发生了哗变，投降蒙古。蒙古军再次南下，并在乣军的配合下，对中都加紧围攻。这样，金宣宗把太子守忠也接到开封。当时，中都人心动摇，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公然率部出降，中都城危在旦夕，承晖心急如焚。在他一再催促下，贞祐三年（1215年）二月宣宗始诏令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兵万八千、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救中都”(40)，另派御史中丞李英向中都运粮。然而，李英全然没有把中都的得失及成千上万军民的性命放在心上，他在督运途中，喝得酩酊大醉，士卒全无约束，纪律大坏，结果被蒙古军所败。乌古论庆寿军行至霸州北，亦为蒙古军击溃。中都军民始终未盼来增援他们的一兵一粮。

身为都元帅的承晖，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女真贵族。他不懂军事，故把中都军事都交付给久在军旅、颇懂些军事的副留守抹燃尽忠办理。当救援断绝、城破在即之时，他决心一死，以表自己对金朝的忠诚，他约抹燃尽忠与之同死。然而尽忠却决定在城破之前出逃。五月初二日，承晖召尽忠心腹、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至家，得知尽忠当天夜里就要出逃，而且师姑也已打点好行装，准备随尽忠一起逃命。承晖严厉谴责他们这种在危难之际只顾个人逃命的不义行为，当即将师姑斩首，然后自己也服毒自尽了。当晚，尽忠仍按原计划出逃。留在中都的妃嫔们听说尽忠要出走，也都来至通玄门，要求与之同行。尽忠生怕人多累赘，行动不便，以致坏了他的计划，于是诡称他先出城探路，然后再来接应妃嫔们。就这样，他丢下这些妃嫔，与自己的爱妾及亲信逃跑了。紧接着，中都即为蒙古军攻陷。当尽忠逃至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时，他颇为得意地对亲信们说：“若与诸妃偕来，我辈岂能至此！”(41)尽忠逃到南京后，宣宗不但未追究他丢失中都的责任，反而仍然以他为平章事。

南迁以后，臣下一再指出，高琪威权太重，应当予以裁抑。宣宗却为高琪辩护说：“既委任之，权安得不重?”(42)于是，高琪益肆无忌惮地树立党羽，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在他的操纵下，金的朝政益加腐败。术虎高琪只想要保住南京，于是就在京师屯驻重兵，对蒙古大军日益加紧的攻势则不加理会，实际上也就是纵容蒙古军攻击其他州县。而宣宗对高琪这些到头来只会使金朝陷入绝境的部署，一概都听之任之。兴定元年（1217年），术虎高琪要求“伐宋”，以达到扩大疆土、摆脱困境的目的。宣宗不赞同这种主张，但高琪执意要这样做，于是当年四月竟派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与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在南边与宋开衅。此后频岁南伐，“有言之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至于宰执，他事无不言者，独南伐则一语不敢及”(43)。金朝统治者以为失于蒙古者，可以通过侵宋补回来，可是，正如刘祁所指出的：“避强欺弱，望其复振，难哉。”(44)况且，金与宋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南宋虽仍然很弱，但金却非如昔日那般强盛了。因此，南伐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然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45)有的将领明明打了败仗，却谎称取胜，例如兴定五年（1221年）五月，唐州守将讹论为宋人所败，死者七百余人，却隐匿实情，谎报获胜，御史纳兰揭露真相，宣宗虽然称赞他敢言，但对讹论却也不加罪。金统治者这样是非不分、真伪不辨，表明他们已经堕落到了只能靠自欺欺人过日子的地步了。

南渡之后，金朝君臣上下醉生梦死，只求苟安。“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46)宰执们研讨时政，无非是不得不做做样子，凡遇要害问题，就宣布下次再议，而下次仍如法炮制。他们就是这样因循苟且，直至国家灭亡。宣宗也并不比他的大臣们更关心金王朝的命运和前途，关心的只是如何继续过奢华的生活。他曾经让文绣署令王寿孙偷偷给他做一件大红半身绣衣，并且告诫王，千万不要让敢于直言的监察御史陈规知道。当绣衣做成并给他送去时，他又问寿孙是否让陈规知道此事了，寿孙连忙解释说，凡宫中大小事，他一概不敢向外传播，何况皇帝又亲自叮嘱过。宣宗听罢，算是松了一口气，说：“陈规若知，必以华饰谏我，我实畏其言。”(47)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君主还为一件绣衣煞费苦心，昏庸之极可见一斑了。

金宣宗是个糊涂皇帝，兴定二年（1218年），宰相胥鼎认为他往往亲自过问细务，与帝王的地位不相称，于是上奏说：“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48)胥鼎的话本来是正确的，但是术虎高琪却说宣宗“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49)。术虎高琪善于抓住宣宗的特点，对他进行愚弄，以便自己牢牢地把持大权。他极力提拔一些小吏任台省要职，而宣宗也非常赏识这些人，因为他们专门会对正直的官员吹毛求疵。小吏出身的时全后来就成了签枢密院事。宣宗还特别信任自己身边的奴仆，当时“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50)。他所信任的术虎高琪，先是建议修南京里城，意思是只固守城中心一块弹丸之地，后来，他又建议放弃南京，修一山寨以躲避蒙古军的攻击。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气愤地指出：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以为据险就可以保全皇上，难道没听说过陈后主入井的下场吗？“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51)。兴定三年（1219年）十二月，宣宗借故杀了术虎高琪，然而金朝的朝政并无改弦更张的迹象，金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灭亡。

三、军民南渡

宣宗南迁，不仅要放弃中都，而且要放弃河北广大地区。南迁后，吏部最初规定只是秋冬两季在南京置选，春夏仍于中都置选，表明当时至少仍将中都置于与南京同等的地位上。仅仅过了几个月，贞祐三年（1215年）二月，尚书省即以“赴调者不便”为由(52)，要求把科举考试一律改在南京举行，其实是因为最高统治集团已决定放弃中都。

蒙古大军袭来，河北残破，军民已无法安定生活了。泽州的情况正代表了遍及河北各地的悲惨景象，“金国自大安之变，元兵入中原，北风所向无不摧灭者。贞祐甲戌二月初一日丙申，郡城失守，虐熖燎空，雉堞毁圯，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53)。河北各地有从塞外迁来的大批女真屯田军户，他们是金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贞祐三年五月，金朝打算首先把河北军户家属迁徙到河南，而让军人暂时留下坚守。这显然也是在为放弃中都及河北预作部署。高汝砺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军户家属既已南渡，留下来的军人只是为保护他人而战，因此势必不会尽心竭力。此外，百姓见军户已迁，必大惊扰。因此，他认为诸道元帅府及宣抚司，在军户南迁问题上应仔细斟酌。但是，他的意见根本不被重视，很快就有大批军户南迁。

军户大批南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贞祐四年（1216年）七月陈规奏称：“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54)数十万军户的骤然而至，给中原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些军户的生计，金宣宗不惜进一步压榨中原人民，他下令“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55)。这就是说，如果农民不拿出更多的粮食来，就要夺取他们的土地给南迁的军户。尽管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他们实在拿不出更多的粮食，因此，有许多农民被剥夺了土地。例如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参知政事高汝砺就建议，除了加倍征收佃种官田农民的田租以供越来越多的南迁军户消费之外，则可以把“系官荒田、牧马草地”拨给军户耕种。其实，这些所谓“官地”多已被农民世代耕垦。自金世宗时期，河南军户与民争地的问题一直就没有解决。现在又有成百万军户从河北迁来，使土地问题就更加尖锐了。

除了军户以外，各级官吏也纷纷南逃。贞祐三年，劝农使李革曾告知宣宗：“河北州县官吏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难。”(56)许古也指出：“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57)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也纷纷南渡以逃避这场战祸。然而，“南渡”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空前的劫难，“贞祐初，人争南渡而厄于河阳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余里，积流民数百万，饥疫荐至，死十七八”(58)。更有甚者，途中还要受到官吏趁机勒索。河北各地的讥察官往往有“要求民财始听民渡河者，避兵民至或饿死、自溺”(59)。就算是有幸逃到河南，他们的生活出路又在哪里呢？当时这些河北来的难民，多得不计其数。他们侨居河南、陕西，这一带原本就地狭人稠，“百司用度，三军调发，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赡乎?”(60)统治者已经看到，除了北方蒙古大军的威胁之外，中原内部的不安定因素，显然更令他们穷于应付。贞祐四年（1216年），担任河东南路宣抚使的胥鼎就曾向宣宗指出，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以及山西、河东流亡的老幼妇孺，都迁徙到河南。他们“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61)。明知如此，金统治者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三节
北方群雄

一、耶律留哥与蒲鲜万奴

当蒙古初起时，塞外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使金统治者丝毫不敢忽视。卫绍王害怕北方大量的辽遗民（主要是契丹人）由于不满金朝统治而投向蒙古，于是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62)。这是一项极其愚蠢的措施，由此暴露了金统治者对这些“遗民”的极端疑虑，并导致“遗民”们发动更为激烈的反抗。契丹人耶律留哥，仕金为北边千户。金朝统治者严密防范“辽遗民”的措施，使这位身为金朝官员的契丹人颇不自安，崇庆元年（1212年），留哥逃到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县北偏脸城）纠集丁壮，数月之间，众至十余万。留哥被推为都元帅，威震辽东。远在山东半岛的杨安儿，也拟派人与之联络，“尝遣梁居实、黄县甘泉镇监酒石抹充浮海赴辽东构留哥，已具舟，皆捕斩之”(63)。

“金人遣胡沙帅军六十万，号百万，来攻留哥，声言有得留哥骨一两者，赏金一两，肉一两者，赏银亦如之，仍世袭千户。”(64)留哥自度抵挡不过，于是向成吉思汗求救，蒙古军与留哥联合，大败金军。蒙古日益强大，留哥为避免两面受敌，表示效忠成吉思汗。蒙古成吉思汗八年（金贞祐元年，1213年）春，“耶律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元统”(65)。立妻姚里氏为妃，以其属下耶厮不为郡王，并置丞相、元帅、尚书等官，定国号为辽，金遣青狗为使，以重禄诱留哥归降，留哥不从。青狗见留哥势盛，反而表示臣服。金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遣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领军40万前去攻讨，结果又被留哥大败于归仁县（今辽宁昌图四面城北）。留哥尽有辽东州郡，并在咸平（今辽宁开原老城）建都，号中京。

蒲鲜万奴为耶律留哥所败之后，收集残兵败将逃往东京（今辽宁辽阳）。贞祐三年（1215年），留哥攻破东京，万奴妻子亦为助留哥来战的蒙古将领可特哥所获。

蒲鲜万奴是女真人，当金在辽东的统治日趋衰微的情况下，女真人多拥护蒲鲜万奴。他退出东京后，很快就攻下了咸平。贞祐三年十月，蒲鲜万奴亦“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66)。金朝唯恐蒲鲜万奴势力在辽东坐大，于是将辽东的兵力主要用于镇压万奴。《金史·纥石烈桓端传》载：

贞祐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却之。四月，复掠上京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万奴别遣五千人攻望云驿，都统奥屯马和尚击之。都统夹谷合打破其众数千于三叉里。五月，都统温迪罕福寿攻万奴之众于大宁镇，拔其垒，其众歼焉。九月，万奴众九千人出宜风及汤池，桓端率兵与战，其众溃去，因招唵吉斡、都麻浑、宾哥、出台、答爱、颜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邻十一猛安复来附，择其丁男补军，攻城邑之未下者。

金军的攻击无疑是“为渊驱鱼”，迫使蒲鲜万奴亦投向蒙古，实际上等于在客观上帮助了耶律留哥和蒙古，这就有可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将金的势力一举逐出辽东。

贞祐四年（1216年）冬十月，蒲鲜万奴降蒙，“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67)。与蒲鲜万奴的反复无常不一样，耶律留哥归附成吉思汗，是坚定不移的。部下亦劝其称帝，他表示自己既然已附大蒙古国，就决不食言而自为“东帝”。然而众人仍坚持要求他称帝，不得已，他与其子薛阁偷偷去见成吉思汗，并“以其子斜阇入侍”。(68)成吉思汗对他“仗义效顺”非常高兴，赐给他金虎符，仍为辽王。贞祐四年，其部下推耶厮不称帝，仍以辽为国号。其后金山、统古与、喊舍又相继自立为王。兴定二年（1218年），留哥在蒙古、高丽及东夏的协助下讨平之。

兴定元年（1217年）前后，蒲鲜万奴在辽东势力极盛，达到婆速路（临鸭绿江）境内，“高丽畏其强，助粮八万石”(69)。辽和东夏虽然都是金将领叛乱建立的政权，但他们对新兴的蒙古却持不同态度。兴定四年（1220年），耶律留哥死后，其妻姚里氏权领其众七年，直至正大三年（1226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姚里氏坚请立留哥前妻长子薛堵为辽王。她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嫡庶有别，更重要的是薛堵长期扈从成吉思汗，早已取得蒙古统治者的好感，姚里氏不能不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而蒲鲜万奴的东夏政权，则并不真正臣服蒙古。蒙古于“元初癸巳岁，出师伐之，生禽万奴，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70)。“癸巳”为天兴二年（1233年），蒲鲜万奴被贵由统率的蒙古大军战败擒获，东夏最后灭亡。蒙古在耶律留哥及其子薛堵的协助下，平定了辽东，得以免除后顾之忧，全力对付金在中原的势力。

二、九公封建

金南迁以后，北方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结寨自保的政治势力。河东、河北等地，由于蒙古大军进攻时首当其冲，所以这一地区的割据者多以拥金抗蒙为号召，并被金朝统治者授以“义军”的名义，其首领还多因功被金朝赐姓完颜氏。完颜霆就是这些“义军”首领中的一个，他原姓李，系中都宝坻（今属天津）人，乡间富户。贞祐初，霆受拥戴为“四乡部头”，于是“霆招集离散，纠合义兵，众赖以安”(71)。后来，金朝以他充当义军都统。

完颜仲元亦是义军著名首领，本姓郭。“有户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后军民击鞑靼逐之，金人后名其军为花帽军。”(72)“郭忠”者当即郭仲元。这支军队颇有战斗力。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攻克金中都以后，花帽军曾与蒙古军发生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外，“花帽军”还曾被金朝利用来镇压山东的农民起义。

郭阿里“俗号郭三相公，其军号黄鹤袖”(73)。这是一支典型的土匪武装，他们在鱼台（今属山东）“桀骜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74)。金利用他们击败了郝定领导的红袄军，郭阿里因功赐姓，改称完颜阿邻。

这些“义军”充满了不稳定因素。首先因为其成员都是农民，他们并不愿意为他人卖命。一旦有可能，他们就要“散归田亩，趋时力作”(75)，如果首领们坚持要强行征调，则可能激成事变。其次，义军首领对金政权也并非忠贞不贰，他们“一时权为队长，亦有先尝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76)。他们往往依违于蒙、金之间，拥金还是降蒙，完全是根据利害得失来决定，并无道义可言。此外，不同义军集团之间还相互攻击，火并事件时有发生，而且金朝统治者有时也正好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削弱，以便于控制。

中都失守后，在河北义军中，以曾被金封为中都留守兼经略使的苗道润所领导的一支最为强大。道润先是与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移剌铁哥不和，后又与贾仝、贾瑀两支义军互相攻击。行元帅府事完颜寓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兴定二年（1218年），贾瑀设计杀道润。同年九月，太原失守，河东、河北基本上已非金有，义军的分裂则更为严重。此时，木华黎出任蒙古军进攻中原的统帅，已稍改原来专肆杀掠的方针，而下大力气招徕割据头目，并注意占领城邑，安抚百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苗道润行经略使事的张柔，很快就投降了蒙古，仍统原来的部众，为蒙古统治者攻下雄、易、安、保诸州，屡败金将武仙。苗道润死后，其未降蒙古的旧部暂归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其势力范围大致在易州（今河北易县）以西，自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县）以东，则成了张甫的势力范围。

在分裂割据已成事实、河北已非金有的情况下，朝廷上有人建议不如假割据者以位号，送一顺水人情。“汾晋陷没，公建言河东郡县业已为敌有，诚能就所存官属，选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张开之等，略依古制封建之，使自为战守计，亦国家御敌之大计也。是后益封九公，盖自公发之。”(77)移剌道之子右宣徽使光祖也持此种意见，“兴定二年十一月，诏集百官议所以为长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议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权任，俾人自劝，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论兴焉”(78)。金宣宗接受这些人的建议，共分封九人为公，此即“九公封建”。其分封的具体情况是：兴定四年（1220年）二月，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79)。九公皆兼宣抚使，总帅本路兵马，有权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因其兵假以便宜从事，沿河诸城置行枢密院、元帅府，大者有便宜之号，小者有从宜之名。”(80)尽管如此，当蒙古大军加强攻击时，他们当中的武仙、胡天作等还是以投降自保。武仙受封当年即“归顺于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81)。正大二年（1225年），他又杀了史天倪，复叛蒙古归金(82)。胡天作也是这样的反复之人。赵秉文说宣宗“封九公以蕃河朔，则志在复中原矣”(83)，其纯粹为溢美之辞，与事实真可谓毫不沾边。

三、红袄军兴

由于金章宗泰和年间侵宋战争的骚扰，山东各地曾掀起此伏彼起的抗金斗争，杨安儿最初即在此时起兵反金。“杨安儿者本淄州皮匠也，金主璟泰和间杀人亡命，为盗于太行，有众千余。璟招降之，贷死流于上京。及塔坦入寇，金人命为副统军，令招必胜军三千人迎敌”(84)。大安三年（1211年），安儿受命率部戍边。他看到此时金朝境内已是乱象丛生，于是未至防地即逃回山东，并与张汝楫聚众起事，攻劫州县，杀掠官吏，金在山东的统治大受惊扰。贞祐二年（1214年），金以仆散安贞出任山东路统军安抚使，对义军进行残酷镇压，安儿败于益都，但当他退到莱阳以后，因有徐汝贤来归，其势复振。此后不久，登州（今山东蓬莱）刺史耿格亦开门迎降，杨安儿声势更为壮大，乃建号、置官属，有众数十万。由于义军在顺利的形势下放松了警惕，同年七月，仆散安贞以莱州“黥卒”数人诈降徐汝贤以为内应，起义军惨遭失败，安儿被杀。

大约与杨安儿同时，泰安刘二祖亦在山东形成一支很大的势力。“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窜汴，赋敛益横，遗民保岩阻思乱，于是刘二祖起泰安，掠淄、沂。”(85)贞祐三年（1215年）春正月乙丑，“诏宣抚阿海、总管合住讨贼刘二祖、张汝楫”。三月“壬午，山东宣抚司报大沫堌之捷，夹谷石里哥及没烈擒贼渠刘二祖等斩之，前后殪贼万计”(86)。

刘二祖死后，他的余部不仅继续坚持斗争，而且得到了迅速发展，“二祖死，霍仪继之，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裴渊、葛平、杨德广、王显忠等附之”(87)。“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88)

贞祐三年九月“红袄贼周元儿陷深、祁州，束鹿、安平、无极等县，真定帅府以计破之，斩元儿及杀其党五百余人”。四年春正月“丙寅，红袄贼犯泰安、德、博等州，山东西路行元帅府败之”(89)。说明杨安儿、刘二祖败后，山东、河北各地的红袄军并未被消灭。郝定的势力不仅迅速壮大，而且建立了政权。贞祐四年四月“辛丑，侯挚言，红袄贼掠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获其党，讯之，知其渠贼郝定僭号署官，已陷滕、兖、单诸州，莱芜、新泰等十余县”(90)。金诏仆散安贞与蒙古纲、完颜弼招降。五月，安贞又“遣兵讨郝定，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郝定仅以身免。获伪金银牌、器械甚众，来归且万人，皆安慰复业”(91)。同年七月间，郝定即在泗水县柘沟村被完颜阿邻俘获(92)。

四、北方“义军”的政治立场

金朝末年，北方各种政治势力的立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地缘政治因素决定的，当时，在东起山东半岛、西到陕西这一邻接南宋的广大地区内，由于存在着宋、金、蒙古三方的对抗，所以当地的“义军”亦多与河北、河东地区的“义军”不同，他们或是附宋抗金，被南宋称为“忠义军”；或是在三方对抗而互相抵消其政治影响的形势下自立。他们并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他们不得已时降金，遇有机会再起兵叛金。而蒙古打过来，他们也归顺蒙古。“塔坦既围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东地，诸盗往往应之。”(93)红袄军为立足和发展，需要利用宋、金、蒙古三方的对立。例如时青即曾在宋、金之间叛服不常，兴定四年（1220年）十月辛巳，金“授红袄贼时青滕阳公、本处兵马总领、元帅兼宣抚”(94)。

国用安更分别投降过宋、金、蒙古，“国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儿，淄州人。红袄贼杨安儿、李全余党也。尝归顺大元，为都元帅、行山东路尚书省事。天兴元年六月，徐州埽兵总领王祐、义胜军都统封仙、总领张兴等夜烧草场作乱，逐元帅徒单益都。安用率兵入徐，执张兴与其党十余人斩之，以封仙为元帅兼节度使，主徐州。宿州镇防军千户高腊哥与东面总帅刘安国构徐州总帅王德全，杀宿帅纥石烈阿虎，以其州归海州。邳州从宜兀林答某亦让州于杜政，送款海州。既而皆归安用”(95)。

杨安儿妹杨妙真统率其余部，与李全结为夫妇，他们这支武装尤为强大。淄州人李全，先曾受金招降。兴定二年（1218年），“金人愈穷蹙，全因南附，乃与石珪、沈铎辈结党以来，知楚州应之纯遂纳之，累战功至副总管。明年金主珣下诏招之，全复书有云：‘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遂以轻兵往潍州，迁其父母兄嫂之骨葬于淮南，以誓不复北向”(96)。宋朝以他为京东副总管。兴定三年（1219年），当金兵南下时，李全阻击金军退路，给宋军以有力配合。他并劝金元帅张林以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十二州归宋。李全奉表宋宁宗称：“举诸七十城之全齐，归我三百年之旧主。”(97)但不久之后，他即专务扩充个人势力。宋宝庆元年（金正大二年，1225年），李全策动所部谋反，逼死宋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两年后，竟在青州投降了蒙古。这些情况说明，北方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金朝统治，民族矛盾越来越退居到次要地位了，红袄军并不具有金初两河义军那样明确的抗金性质。

当李全叛宋后，红袄军的另一领导人彭义斌则坚持附宋抗金，并且抗击南下的蒙古军。金正大二年（1225年）四月，其迫使严实投降，占领了东平（今属山东），京东州县多归之。是年（1225年）九月，武仙以真定降金，金朝正雄心勃勃地要恢复河北，而宋将彭义斌则由山东取邢、洛、磁等州。白华上奏说：“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宽。今彭义斌招降河朔郡县，骎骎及于真定，宜及此大举，以除后患。”(98)可见彭义斌给金造成的威胁已相当严重。义斌欲依靠严实攻取河朔，故仍令其自领原来的部属。严实与蒙古孛里海等军相遇，“连趣孛里海军而与之合，战始交，宋兵崩溃，乃擒义斌”(99)。

第四节
金的灭亡

一、覆亡前夕的皇位危机

宣宗死后，金王朝在覆亡前夕又出现一次皇位危机。宣宗第二子守纯，贞祐元年（1213年）封濮王，二年为殿前都点检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权都元帅。他甚得宣宗宠爱，故后来又出任枢密使，拜平章政事。但是，他身居相位，却“惟饮酒耽乐，公事漫不加省”(100)。看来，他并无很强烈的权势欲。然而，其母贵妃庞氏却野心勃勃，她认为，庄献太子守忠死后，守纯最为年长，当立为继承人。宗法制度有两条原则：“立子以贵不以长，立贵以长不以贤”，庞贵妃显然是以此为依据为守纯争当太子的。宣宗即位前，正妃生太子守忠。后有王氏姐妹二人一同被选入宫，且大受恩宠。宣宗即位后，守忠立为太子，其母立为皇后，但因不受宠，竟出家为尼。贞祐三年（1215年），庄献太子死后，宣宗曾立其子为皇太孙，但不久之后，皇太孙亦死。在这种情况下，宣宗如果依据“立贵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在诸庶子中选立继承人，守纯自然当立。但是，宣宗本来就是一个无原则的人。当时王氏妹有宠，已被立为皇后，但无子，其姐生守绪，被皇后养为己子，故得以在贞祐四年（1216年）正月立为皇太子。

守绪原名守礼，女真名宁甲速，较守纯年幼，排行第三，承安三年（1198年）八月生，即位前亦尝为枢密使。元光二年（122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宗病故。其临终前一天晚上，近臣皆已出宫，只有一位年老的前朝资明夫人郑氏陪伴着这位行将就木的皇帝。宣宗知道郑氏可靠，故将后事托付给她，让她“速召皇太子主后事”(101)，是为其临终遗言，言罢气绝。郑氏果然不负重托，为摆脱这场覆亡前夕的皇位危机，她决定暂时秘不发丧。当天夜里，皇后及庞贵妃又来看望宣宗。郑氏深知庞贵妃狡诈阴险，为防止她与其子守纯趁机生事，当即借故宣宗正在“方便”，将她们让到另一房间等候，而未放她们进入宣宗卧室。随后，郑氏又将后妃入内的那间屋门锁闭。这时，她即紧急召见大臣，传遗诏立皇太子。待一切部署既定，才将后妃放出、发丧。守纯闻讯，已先于皇太子守绪入宫。太子害怕有变，分遣枢密院及东宫亲卫军官在东华门街上集合军队三万多，并且命护卫四人将守纯监护起来，然后始宣告即位。在哀宗即位的整个过程中，由于资明夫人郑氏沉着机智地应付了庞贵妃，故未酿成大乱。

哀宗即位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又在汴京支撑了九年，后因蒙古军攻城益急，被迫出走归德，至此，金王朝已是穷途末路了。

二、蒙古军南下与三峰山大战

哀宗初即位时，正遇上木华黎病死，而成吉思汗尚未结束在西域的战事，于是，金朝又得到了一个喘息机会。正大二年（1225年），已降蒙古的恒山公武仙杀掉蒙古军将领史天倪，重新以真定来归，一时间，河北许多州县又都纷纷背蒙附金。尽管山东州县多已落入李全、彭义斌等领导的红袄军控制，但汴京受到的威胁的确有所减轻。同年，金与西夏修好，次年又与南宋议和。这样，金朝面临的危机似乎已经不那么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金朝统治者正应当抓住蒙古军大举南下之前的这段有利时机，努力争取形势的进一步好转。

正大初年，哀宗一度有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的表现，“是时上新即大位，经略四方，思所以弘济艰难者为甚力”(102)。但是，他的志向仅限于“述先帝之遗意，有便于时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行之”(103)。然而，宣宗作为金朝历史上一步步把国家引上绝路的统治者，究竟有多少“便于时”的好主意呢？所以，没过多久，哀宗也变得如同其父一样的消沉和腐败了，老百姓对金朝的统治则进一步丧失了信心。正大元年（1224年）正月二十一日，开封城内狂风大作，端门门楼上的瓦片都被吹落了，当时有一男子身着麻衣，对着承天门又笑又哭。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疯疯癫癫，他回答说：“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104)当时的金朝岂止“将相无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金哀宗也是一样的腐败无能。宣宗王皇后的姐姐，被封为郕国夫人，“奢侈尤甚，权势熏天，当涂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赀如山，且出入宫掖无时度，号自在夫人”(105)。这位“自在夫人”还“干预政事，声迹甚恶”(106)。她的奴仆竟也狂妄到敢于藐视金朝太庙的程度，一次，她的车行经御路，从庙前通过，“驭者乘马，二婢坐车中，俱不下”(107)。不仅仅一个国夫人如此，皇帝的亲戚们几乎都是这样无法无天。例如户部侍郎权尚书曹温之女被选入宫廷，于是曹温的亲戚故旧即“干预权利，其家人填委诸司，贪墨彰露，台臣无敢言者”(108)。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哀宗腐败，金朝各级官员也无不腐败成风。皇族白撒，目不识丁，但却诡计多端，哀宗时当上了宰相，他曾在汴京西城建造一所宅第，其豪华程度不亚于皇宫，“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109)。就在统治集团挥金如土、尽情享受的同时，汴京城内因为被蒙古军切断了与外界的交通，一升米的售价，高达白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110)。

腐败无能的金朝廷和军队，阻挡不住蒙古军南下，只把守着黄河，限制老百姓渡河逃难，“河禁严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111)。哀宗时，开封府管界内有一个叫王义的人，家贫无以为生，到河北林州敌占区谋生。给家人捎回一封信，其家竟被诬为通敌谋叛。

正大四年（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进军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的途中。当时中兴府已被围困多时，城内粮尽援绝，不久西夏国王出降，蒙古灭夏战争宣告胜利。这时，他们就有可能全力以赴从事灭金战争了。

六年（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两年后，元军即发起对金朝的总攻击。《元史·睿宗（拖雷）传》载：

凤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国者言：“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于太宗。太宗大喜，语诸王大臣曰：“昔太祖尝有志此举，今拖雷能言之，真赛因也。”赛因，犹华言大好云。

元军采纳降人李国昌的策略，兵分三路向汴京发起进攻，拖雷率领的右路军，通过宋境，于天兴元年（1232年）初出唐州，金元帅完颜两娄室与元军战于襄城（今属河南）之汝坟（今叶县东），败绩，走汴京。金“以点检夹谷撒合为总帅，将步骑三万巡河渡，权近侍局使徒单长乐监其军。起近京诸色军家属五十万口入京”(112)，龟缩到开封城内一片弹丸之地。随后，金军统帅完颜合达集合步骑十五万与拖雷的元军在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决战，正遇上天大雨雪，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拖雷率元军“奋击于三峰山，大破之，追奔数十里，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矣”(113)。屡建战功的名将完颜陈和尚也被俘成了刀下鬼，武仙则只剩下四十多人，逃到了密县（今河南新密）。“自是，兵不复振”(114)。京畿附近，所至残毁。

关于这一战役金朝究竟投入多少兵力，《元史》记载自相矛盾。《元史》一二二《按札儿传》载“至钧州三峰山，金将完颜合达引兵十五万来战”。而《元史》一二一《速不台传》则载：“遇金将合达帅步骑数十万待战”。关于杀敌究竟有多少，其说也不一致。《元史》一四九《刘柏林传附子黑马传》载：“睿宗入自大散关，假道于宋以伐金，命黑马先由兴元、金、房东下。至三峰山，遇金大将合达，与战，大破之，虏合达，斩首数万级。”而《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附子德海传》则载：是役“金人死者三十余万”。金军确切的死亡数字虽然无从察考，但战事空前惨烈，又兼天时不利却是事实，金军主力至此丧失殆尽。元代文人郝经有诗：“天欲亡人不可为，六合横倾数丈雪。人自为战身伴僵，空拳无皮冻枪折。力竭慷慨赴敌死，死恨不能存社稷。至今三峰山白骨尽衔铁，老臣一片忧国心，惨澹悲风与寒月。”(115)诗人无可奈何地为金王朝唱起了挽歌。

此时的哀宗在汴京宫中与后妃聚在一起涕泪交下，甚至想偷偷地用一根绞索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被宫人救下，后来又要跳楼，也为左右救下。堂堂皇帝竟落到这样可怜的地步，正如当时右司谏陈岢向他指出的：“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断，将相怯懦，若因循不决，一旦无如之何，恐君臣相对涕泣而已。”(116)

同年三月，蒙古军攻克中京（洛阳），并遣使至汴京敦促哀宗投降。哀宗以亲王为质向蒙古乞和，不获应允。这时，天时向热，汴京城内因难民大量拥入，人口骤然膨胀，疫病流行，据《金史·哀宗纪》载，至五月间，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经各城门运出的死尸竟多达九十多万具。十一月，刘安国与众僧奴自徐州欲入援汴京，结果竟被国用安劫杀，国用安不久又公开降蒙。至此，金哀宗除了出逃，已经别无他法了。十二月初，哀宗亦如同宣宗当年逃离中都时一样，让太后、皇后、诸妃暂留汴京，以示他仍要返回，其实，这不过是为避免城内人心彻底动摇而略施小计罢了。部署已定，他即与扈从出城，先拟向西逃，因听说京西三百里之间无井灶，就又渡河拟取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然而，攻卫不克，又遇蒙军自河南来迫，金军复遭惨败，最后，哀宗夜弃六军渡河折回河南，带着身边六七个人逃到了归德（今河南商丘）。

三、崔立之变与汴京陷落

哀宗出逃之前，将汴京防务交给了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奴申和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完颜习捏阿不，这两个人被当时人称为“二相”。此外，汴京里城还设总领，外城四面分设元帅以督率士卒设防。完颜奴申是个读书人，曾登策论进士第，并不知兵。哀宗多次派他去向蒙古统治者乞和，为酬答他的辛劳，拜他为参知政事。哀宗初出走时，城内百姓以为皇帝亲征，人们还寄以希望。但没过多久，却传来兵败卫州及哀宗仓皇逃往归德的消息，接着哀宗又遣使来迎接太后及皇后，人们才知朝廷要放弃汴京，无不绝望。当时，开封城内盛传将立荆王监国，然后以城归降蒙古。“二相”对此本来全然不知。但当元好问以此相告时，习捏阿不却忙说：“我知之矣，我知之矣。”(117)当时，他和奴申都有降蒙古之意，只因归德来使尚未离去，怕预先走漏风声。群众对“二相”迟疑不决极为不满，这一情况恰好为无赖出身的元帅崔立所利用。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二十三日，崔立与其同党韩铎、药安国率兵二百闯到“二相”处，不待通报即破门而入。“二相”闻变，慌忙与来者相见，崔立拔剑出鞘，厉声问道：“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处之?”(118)然后不由分说，即令其党将二相杀害。

崔立声称二相闭门无谋，杀掉他们好为一城生灵请命，当时这颇能赢得陷入绝望之中的老百姓拥护。趁大家都还未识破他真面目的时机，崔立立即召集百官，决定立卫绍王之子梁王从恪监国，并当即决定向蒙古军投降。崔立则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当月二十七日，蒙古军统帅速不歹来到汴京城南五里处的青城，崔立竟着御衣并以仪卫相随去见蒙古军统帅。他显然是希望蒙古统治者立自己为儿皇帝。速不歹很高兴，与之对饮，崔立对这位大帅以父事之。回到城内，他又下令将城上的防御工事——楼橹都烧掉。蒙古军统帅看到城头上的火光，相信崔立是真投降了。崔立乘此混乱之际霸占荆王府为私第，并窃取内府大量珍宝归己有。“壬辰天兴东狩，崔党往往入宫禁窃取金贝。”(119)他还杀害无辜，夺人妻女，无恶不作。当时，城内由于长期被围困，粮食奇缺，“闾巷间有嫁妻以易一饱者。重以喋血之变，剽夺陵暴，无复人纪”(120)。四月底，崔立把太后、皇后、梁王、荆王及宗室男女总共五百余口押赴青城，交与蒙古军，押解北上。“天兴初年靖康末，国破家亡酷相似。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寻常事。君不见二百万家族尽赤，八十里城皆瓦砾，白骨更比青城多，遗民独向王孙泣。”(121)

同时蒙古军还劫走许多僧道、医师、工匠、绣女。而工匠中还有许多并无一技之长者，他们都是城内的饥民，为求一饱，甘愿被俘。“［崔］立出降时，有诏命公集诸匠，一日应募者数千，适岁饥，人相食，公出己财粮以食之，脱死者不可计。率诸匠北来至太原，较其伎艺，率多畏死冒充而实不能者。公亦不之罪，谕以温语，示以程法，积以日月，后皆为良工。”(122)

四、蒲察官奴之诛

汴京陷落之后，河南一些州县虽然还在坚守，但金哀宗及其残缺不全的朝廷却真正陷入流亡之中了。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哀宗逃到归德，金朝本来已经虚弱到难以自存的地步了，然而内部却又矛盾百出，甚至自相残杀。其间，哀宗不但未起到弥合、调停的作用，反而推波助澜。初至归德时，知府石盏女鲁欢考虑到城中粮储无多，建议哀宗令河北来归的溃军都去徐、宿、陈三州就粮，亲卫军也都遣出城外就食。哀宗虽不情愿，但不得不从。私下里他却挑拨忠孝军首领蒲察官奴对女鲁欢不满，说：“女鲁欢尽散卫兵，卿当小心。”(123)诸军出城就食之后，归德城内只剩下蒲察官奴率领的忠孝军四百五十人及马用军七百人。忠孝军成分非常复杂，内多回纥、乃蛮、羌、浑诸部族人及中原被蒙古俘掠后又来归者，“鸷狠凌突号难制”(124)，其月给为其他军三倍，并且授以官马。(125)不难想象，忠孝军与他军的矛盾早已相当严重，如今，哀宗留下他们共守危城归德，不仅不弥合这种矛盾，反而有意予以激化，后果当可想而知。哀宗从汴京出逃初期败于卫州附近时，蒲察官奴曾前往救助，当即被拜为元帅。马用原为果毅都尉，到归德以后亦升为元帅。官奴目中无马用，而哀宗却偏找马用计事而背着官奴，这样，就更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三月二十四日，宰相设宴调解马用与官奴的矛盾。事后，马用以为矛盾已经和缓，故未加防备，官奴却于当天夜间率忠孝军作乱，马用被杀，该部溃散。这样，官奴就完全控制了归德。他又杀了尚书左丞李溪、参知政事石盏女鲁欢、点检徒单长乐及从官右丞以下三百多人，然后提兵入见哀宗，声称女鲁欢等谋反，已被他除掉了。这时，哀宗已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了，对官奴不敢不顺从，于是下诏暴扬女鲁欢罪状，以官奴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蒲察官奴要控制局面，亦很困难。官奴之母当河北军溃败之时为蒙古俘获，哀宗让他借其母被俘事向蒙古施计。于是官奴秘密遣使告蒙军统帅说，他欲劫持哀宗投降。蒙古人信以为真，即将其母放回，并派来二十余名使者。这些来使都是女真人和契丹人，蒲察官奴通过他们详细了解了蒙军大营的情况及其大将住所的方位，并据此制定了偷袭计划。由于偷袭计划是绝对保密的，而忠孝军只知道官奴欲劫持哀宗投降，于是他们感到非常恐慌，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被蒙古俘获后逃出来的，绝不愿意再自投罗网。于是有一百五十多忠孝军官兵，在一张姓都统带领下，把官奴住宅围了起来。官奴向大家保证不与蒙古通谋，并表示愿以其母交官兵作为人质，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五月初五日，官奴率忠孝军四百五十人，持火枪突入蒙军大营，“北军不能支，即大溃，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余人，尽焚其栅而还”(126)。然而，这次胜利并未能使金朝廷摆脱困境，相反却因哀宗和官奴之间日成水火，而变得无法在归德立足了。哀宗以官奴袭击蒙古军之功，拜其为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官奴则让哀宗住进照碧堂，禁近诸臣没有一人敢向他奏对，哀宗对自己这种如同囚徒一般的处境，悲不自胜，哭着对几个近侍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用人，致为此奴所囚耳。”(127)他与近侍密谋要杀掉官奴。蒲察官奴击退归德城外的蒙古军之后，曾密谋与充王国用安一起胁迫哀宗传位，然后恢复山东。事不成，则将哀宗献与宋朝，用安可以此赎反复之罪。官奴计划已定，曾亲往亳州（今安徽亳州），可能是设法与用安取得联系。此时哀宗除了设计要杀官奴之外，并计划要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邻近宋境，金哀宗逃到那里，正便于宋、蒙夹攻。所以，迁往蔡州实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当时蒙军久攻归德不下，损失惨重，再加上疫病流行，病死的人亦很多。如果金朝当权者处置得当，形势本来尚可进一步缓和。但是，他们却一错再错。六月间，哀宗将官奴从亳州召回，告以迁蔡事，官奴认为其备御不及睢阳（今河南商丘）而极力反对，这样就更坚定了哀宗要杀掉他的决心。于是，哀宗借故召宰相议事，预先设下埋伏，官奴来后即被杀掉。除掉了官奴，哀宗当即迁往蔡州，实际上是进一步陷入了绝境。

五、宋、蒙联合灭金

天兴二年（1233年）六月十九日，哀宗从归德启程赴蔡州，途中正遇大雨滂沱，扈从人员徒步在泥泞中跋涉，而且没有粮食，只能采摘青枣充饥，一路上忍饥挨饿，艰苦备尝。次日抵亳州，僧道父老在道旁迎候，只见皇帝仪卫不过是以青黄旗两面为前导，黄伞拥后，从者不过二三百，马不过五十余匹，其萧条如此。在亳州停留一日，次日进抵亳州南六十里，在双沟寺避雨。哀宗举目四望，只见遍地蒿艾，无复人迹，于是感叹道：“生灵尽矣。”(128)尽管如此，亳州节度使王进等却还要为哀宗一行征调民丁运送铁甲、糗粮，此事，哀宗不仅不反对，且以权参知政事张天纲留在亳州监督办理。结果，身陷绝境的亳州军民被激怒了，镇防军崔复哥杀了守臣王宾等人，张天纲一见大势不妙，于是将计就计，授复哥为节度使，并且宣布不再征调丁夫运送铁甲、糗粮，事态才得以平息。幸好，这时有人从息州（今河南息县）前来迎接，并送来两百匹马，这支逃难的队伍始得以在当月底到达蔡州。当时，防守蔡州的是乌古论镐，门禁甚严，男女出城樵采，都须以墨涂面为标志，此外，还向出城者勒索钱财。哀宗来蔡州之后才解除了门禁。由于宋、蒙联合攻金的谈判一时尚无结果，所以哀宗到达蔡州初期，情况比较平静。城内又有了商贩，人们以为皇帝到来，使得他们又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为此，人们高兴得把储存多年的好酒都拿了出来，一下子喝了个光。哀宗也忘记是在逃难之中，刚在蔡州安顿下来，就大兴土木，修“见山亭”，以为游憩之所。七月六日，右丞完颜仲德进谏说：“蔡之公廨固不及宫阙万一，方之野处露宿则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尝劳民葺治，今又兴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济大事。”(129)哀宗听了这番劝告，算是把工程停下来了，但这并不表明他心中已在考虑恢复大计。几天后，他又派遣内侍会同乌古论镐夫人私下为他“选室女备后宫”(130)。但这件事也遭到了臣下的反对，右丞忽斜虎谏曰：“小民无知，将谓陛下驻跸以来不闻恢复远略，而求处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131)既然哀宗本人这样不图远略，那些扈从他到蔡州的人，更是“幸即汝阳之安，皆娶妻营业不愿迁徙”(132)。然而，外面的严酷现实，很快就使蔡州城里这些人“安享太平”的美梦破灭了。八月初二日，蒙古派去谈判的使节已由宋军护送返回，表明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这件事，使金哀宗感到非常恐惧。不久，宋军与蒙军相配合，在唐州和息州等地发动攻击，这就打破了哀宗联宋抗蒙的梦想。哀宗曾向宋朝指出，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133)。道理虽然是这样明白无误，但南宋统治者却一心想着乘机向金复仇，认为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来到了，根本不去考虑灭金之后就会轮到自己。九月间，蔡州城内粮荒已经异常严重。朝廷下令“括粟”，规定成人存粮不得过八斗，十岁以下者五斗，如敢多藏匿一升一斗者即处以死刑。当时虽然从居民手中夺得了不少粮食，但城内的秩序却也变得更难以控制了。十月初，为解决财政困难，又发行“天兴宝会”，规定这种纸币可与现银一起流通。“时物价腾踊，钱币不行，市肆交易唯用现银而畸零尤难，故立椿市救之。然支多收少，不逾月坏。”(134)“宝会”因受到百姓抵制，变成了一堆废纸，而金朝的末日也就更加临近了。十一月初（绍定六年十一月），宋“遣襄阳太尉江海、枣阳帅孟珙以兵四万人至蔡州灭金，兵驻城南。帅臣史嵩之运粮十万给南北军”(135)。这一次，南宋统治者又重现了北宋末年与金联合灭辽的历史，“全子才、孟珙等师入河南，谓中原可指日复”(136)。他们助蒙灭金，不遗余力。十二月，宋、蒙双方的军队都对蔡州城展开了猛烈攻击。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初十日，哀宗眼看城破在即，便下诏传位给东面总帅承麟，希望他能冲杀出去，再图恢复。承麟当即宣告即位，此时蒙、宋大军已冲进城内，哀宗自缢而亡，承麟犹率部进行巷战，最后为乱兵所杀。“悬瓠月落城上墙，天子死不为降王。”(137)在哀宗和承麟的激励下，数百名将士慷慨赴死。

金王朝的统治延续了九代，凡一百二十年，最后一朝覆亡，责任固然不完全在哀宗。但他即位以来不勤远略，唯求苟安，是非不辨，疏忌忠臣。直至逃到蔡州，他还一味听信从官近侍谗毁，使对他忠心耿耿的乌古论镐等郁郁不得志。然而，他至死也没有半点反躬自责的意思。他对侍臣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138)他满足于自己“无大过恶”，实际上是不想有所作为，既然是这样，在蒙古大军压境时，又怎么能不成为亡国之君呢。元代文人郝经在一首诗中对金哀宗表示无限痛惜，诗云：

天兴不是亡国君，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称小康，若比先朝少遗失，汴梁不守大事去，黄陵溃散焉敢北。险阻艰难气血振，照碧堂中亲讨贼。孤军转战入汝南，作气幡锋转深壁。日夜望有勤王师，以废为兴赖忠力……虽知力竭不可救，气数尽穷心未毕。慨然传位誓众死，音彩凛凛不动色。一百余年作天子，与国俱亡在今日。(139)

悲剧人物总不免让人们为之落泪，多愁善感如诗人者更是如此。然而，在熟悉金朝史事并能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的刘祁眼中，金哀宗却完全是另一种人。刘祁说：

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敌而不能振也。(140)

这样一个虚伪、无能的皇帝，即位于金政权千疮百孔之际，他注定只能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出不值得后人为之落泪的悲剧。

金世系表

(1)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2)　《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

(3)　《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三。萨木苏即完颜匡，《金史》本传载其“本名撒速”。

(4)　《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

(5)　《金史》卷九九《赞》。

(6)　《金史》卷一〇一《仆散端传》。

(7)　《金史》卷一〇一《仆散端传》。

(8)　《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

(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

(1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〇《鞑靼款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将这一目置于卷一九，且文义有所不同。《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三亦载：“生塔坦者又有白黑之别。”

(1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

(1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

(1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六。

(14)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

(15)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

(16)　《蒙鞑备录·征伐》。

(17)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1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19)　《金史》卷九七《张大节传附子岩叟传》。

(2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21)　《金史》卷一三二《纥石烈执中传》。

(22)　《遗山集》卷三四《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

(23)　《金史》卷一〇一《承晖传》。

(24)　《金史》卷九九《徒单镒传》。

(25)　《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三。

(26)　《金史》卷九九《徒单镒传》。

(27)　《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

(28)　《金史》卷一三二《纥石烈执中传》。

(29)　《金史》卷六四《卫绍王后徒单氏传》：“卫绍王后徒单氏，大安元年，立为皇后。至宁元年，胡沙虎乱，与卫王俱迁于卫邸。帝遇弑，宣宗即位，卫王降为东海郡侯，徒单氏削皇后号。贞祐二年，迁都汴，诏凡卫绍王及鄗厉王家人皆徙郑州，仍禁锢，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兴元年，诏释禁锢。是时，河南已不能守，子孙不知所终。”镐厉王是世宗子永中，章宗时以谋反，子女遭禁锢四十年。

(3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31)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32)　《金史》卷一〇七《张行信传》。

(33)　《金史》卷一〇七《张行信传》。

(34)　《金史》卷一〇一《耿端义传》。

(35)　《金史》第一〇四《完颜寓传》。

(36)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37)　《陵川集》卷一一《金源十节士歌·王子明》。

(38)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39)　《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

(40)　《金史》卷一〇一《乌古论庆寿传》。

(41)　《金史》卷一〇一《抹燃尽忠传》。

(42)　《金史》卷一〇六《术虎高琪传》。

(43)　《金史》卷一一〇《杨云翼传》。

(44)　《归潜志》卷七。

(45)　《金史》卷一一二《赞》。

(46)　《归潜志》卷七。

(47)　《金史》卷一〇九《陈规传》。

(48)　《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

(49)　《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

(50)　《归潜志》卷七。

(51)　《金史》卷一〇〇《完颜伯嘉传》。

(52)　《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

(53)　《庄靖集》卷八《泽州图记》。

(54)　《金史》卷一〇九《陈规传》。

(55)　《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砺传》。

(56)　《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

(57)　《金史》卷一〇九《许古传》。

(58)　《陵川集》卷三六《先大父墓铭》。

(59)　《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

(60)　《金史》一〇二《田琢传》。

(61)　《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

(62)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63)　《金史》卷一〇二《仆散安贞传》。

(64)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65)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66)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亦载：至宁三年（1215年）冬十月，“辽东贼蒲鲜万奴僭号，改元天泰”，唯不载国号。

(67)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68)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69)　《金史》卷一〇三《完颜阿里不孙传》。

(70)　《元史》卷五九《地理志》。《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附兀良合台传》：“岁癸巳，领兵从定宗征女真国，破万奴于辽东。”所谓“女真国”即东夏。

(71)　《金史》卷一〇三《完颜霆传》。

(72)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73)　《归潜志》卷六。

(74)　《金史》卷一〇三《完颜阿邻传》。

(75)　《金史》卷一〇二《必兰阿鲁带传》。

(76)　《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砺传》。

(77)　《遗山集》卷二〇《张公神道碑》。

(78)　《金史》卷八八《移剌道传附光祖传》。

(79)　关于“九公”，当时的文献还有不同记载。《金史》卷一一八《赞》曰：“苗道润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东者其后张甫有之，然无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实录》所载如此，他书载沧海公张进、河间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张进、晋阳公郭栋，此必正大间继封，如史咏继胡天作者，然不可考矣。”

(80)　《金史》卷四四《兵志》。

(81)　《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

(82)　《元文类》卷五八《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83)　《滏水集》卷一八《宣宗谥议》。

(84)　《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

(85)　《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

(86)　《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

(87)　《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

(88)　《金史》卷一〇二《仆散安贞传》。

(89)　《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

(90)　《金史》卷一四《宣宗本纪》。

(91)　《金史》卷一〇二《仆散安贞传》。

(92)　《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载：“又有郝八者名仪，以贞祐二年春据山东叛，僭号大齐，改元顺天。金人遣花帽军生擒之，磔于开封。又有刘二祖者，亦名盗也，其女名刘小姐，亦聚众数万，皆为花帽军所破。花帽军者金户部令史蔚州人郭忠率山后军民击塔坦逐之，金人后名其军为花帽军云。”郝八者当即郝定。

(93)　《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

(94)　《金史》卷一六《宣宗本纪》。

(95)　《金史》卷一一七《国用安传》。

(96)　《齐东野语》卷九《李全》。

(97)　《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

(98)　《金史》卷一一四《白华传》。

(99)　《遗山集》卷二六《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

(100)　《金史》卷九三《荆王守纯传》。

(101)　《金史》卷一六《宣宗本纪》。

(102)　《遗山集》卷二一《平叔墓铭》。

(103)　《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纪》。

(104)　《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纪》。

(105)　《归潜志》卷七。

(106)　《金史》卷一二四《商衡传》。

(107)　《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纪》。

(108)　《金史》卷一二四《商衡传》。

(109)　《归潜志》卷七。

(110)　《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

(111)　《遗山集》卷一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

(112)　《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纪》。

(113)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拖雷）传》。

(114)　《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纪》。

(115)　《陵川集》卷一一《金源十节士歌·哈达平章》。

(116)　《金史》卷一〇九《许古传》。

(117)　《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

(118)　《金史》卷一一五《崔立传》。

(119)　《秋涧集》卷四九《南鄘王氏家传》。

(120)　《遗山集》卷二五《聂孝女墓铭》。

(121)　《陵川集》卷一一《青城行》。

(122)　《紫山集》卷一六《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噜噶齐王公神道碑》。

(123)　《金史》卷一一六《蒲察官奴传》。

(124)　《金史》卷一二三《完颜陈和尚传》。

(125)　《金史》卷四四《兵志》。

(126)　《金史》卷一一六《蒲察官奴传》。

(127)　《金史》卷一八《哀宗本纪》。

(128)　《金史》卷一一九《乌古论镐传》。

(129)　《金史》卷一一九《完颜仲德传》。

(130)　《金史》卷一一九《乌古论镐传》。

(131)　《金史》卷一一九《乌古论镐传》。

(132)　《金史》卷一一九《完颜仲德传》。

(133)　《金史》卷一八《哀宗本纪》。

(134)　《汝南遗事》卷三。

(135)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136)　陈栎《定宇集》卷九《通守陈公传》。

(137)　《元文类》卷四《羽林行》（杨果）。

(138)　《金史》卷一八《哀宗本纪》。

(139)　《陵川集》卷一一《汝南行》。

(140)　《归潜志》卷一二。

第七章
辽、金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一节
契丹私有制的产生及辽代封建经济的特殊形式

一、契丹社会内部私有财产的出现

从公元4世纪后期的北魏时期起，于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从事放牧和狩猎的契丹部落即“多为寇盗”，表明其社会内部已开始出现私有财产。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科左后旗呼斯淖发掘一座契丹早期墓葬，其中有“鎏金马具和中原银鞘铁剑等贵重物品都作为私有财产而随葬”(1)。不过，当时的私有财产还仅限于动产，土地还没有成为私有财产。那时的契丹人也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五代初期，公元10世纪初，“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摘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2)。刘仁恭迫使契丹人用自己的马匹购买原本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牧地，于是，契丹人才懂得了对土地的占有也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可以用其他财产交换得来的权利。于是，契丹人不仅逐渐产生了关于私有财产的观念，同时还懂得了私有财产需要有法律制度来维护。“刘守光末年苛惨，军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围幽州，燕之军民多为寇所掠。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3)当时历史文献中一再提及的所谓“立文法”，也就是指契丹部族首领在汉人协助下建立起有别于习惯法的法律制度。

契丹各部族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迭剌部在靠近汉族地区的滦河上游，将逃亡来及被俘获的汉人加以编制，建立汉城。阿保机认为由他俘虏来的汉人所建立的汉城，包括那些汉人开辟的农田，甚至还有周围可供利用的其他自然资源如盐池等，都是他的私有财产。汉城中生产的剩余产品归他所有，其他人甚至不再能够无偿获得附近盐池中生产的盐。于是，迭剌部就最先出现了土地私有制。

契丹立国初期，除了迭剌部这样与汉人有密切接触的部族之外，契丹和奚族多数部族内部虽有贫富分化，但一般情况下，多未出现土地私有制。1989年4月，宁城县文物管理所在文物普查过程中征集到一通“大王记结亲事”石碑，刊刻于天赞二年（923年）。“石碑出土地位于辽中京西北约三十公里处。从地望和碑所记上看此碑的族属当为奚族，大王则应是奚王了”(4)。碑中不仅记载了“大王”为其弟以羊马六畜求妇事，而且言及“父母大帐”遗产的处理：“有好弱物，并在弟处，我处无”(5)，显然这里只涉及动产，并不涉及土地。

二、汉城和头下

自唐中期以来，遥辇氏统治下的契丹即不断南下掳掠。阿保机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这种掠夺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契丹境内的汉人日渐增多。在辽代，血缘纽带在契丹人中间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汉人“城郭以居”，世世代代过着定居生活，不易融入“车马为家”的契丹社会。于是，契丹统治者便采取“团结”这些远离故土的汉人以建头下的办法来安置他们。由头下构成的汉人居民点都称为“汉城”。后汉乾祐二年（949年）二月，“晋李太后诣契丹主，请依汉人城寨之制，给田以耕桑自赡，契丹主许之”(6)。可见，“城寨之制”就是安置汉人的办法。阿保机还曾在前代已设州县并有汉人居住的地方安置汉人。例如柳城（今辽宁朝阳），在唐为辽西郡，“后为奚所据。太祖（阿保机）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7)。据《辽史·太祖纪》载，他“平奚及俘燕民”事多在开平元年（907年）即汗位以前。他以所俘燕民重建柳城并号霸州彰武军，亦当在此时。当时，玉田人韩知古即在被俘者中间，其重孙韩橁的墓志中有“获桑野之媵臣，建柳城之冢社”句(8)，说的就是韩氏被俘及定居柳城的历史。

五代时期连年战乱，给契丹南下造成了绝好的机会。“会后唐庄宗领兵入洛，诛灭梁氏，寻亦翦除刘守光父子，于是幽蓟不复有抗捍焉。阿保机攻云朔诸州，安次、潞县、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俘掠赤子万数入蕃。”(9)此外，还有许多汉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刘守光一类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而逃亡至契丹的。“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10)契丹统治者“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11)。所谓“树城郭”，就是建立汉城，亦即由头下构成的居民点。所谓头下，即把若干人户编为“团”、“保”等组织，并以其中一人充当“团头”、“保头”，余者即谓之“头下户”。此制很早以前就出现在唐朝的军队当中了。后流传于民间，成为连保借贷的组织。头下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这样的几户百姓连保，也谓之“团结”。头下制度产生于内地汉族地区，它传入契丹地区的具体途径已无从考察。契丹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是多方面的，而且相当复杂，因此，头下制度会通过多种途径传入契丹。当时，大批汉族人作为“生口”，被俘掠到契丹境内，脱离了原来的户贯及一切社会关系。契丹统治者要重新安置他们，办法就是“团集”。所谓“团集”也就是唐朝人所说的“团结”，即将他们编制为“团”，并以其中一人为“团头”进行监管。当时这是契丹管理“生口”，防止他们逃跑唯一可行的办法。头下的规模不可能很大，因为团头是与一般头下户身份相同的劳动者，他只能管理数量有限的人户(12)。

辽朝不仅有头下，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制度，后来有所谓“头下军州”，又称“头下州军”。“头下州军”的出现，表明辽朝已将头下纳入国家行政体制。州是五京管辖下的第一级行政单位。由头下可以组成州，如果规模较小，则可以建成低级的行政单位：“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13)这样的州、县、城、堡都是为“置生口”、经“团集”所建。朝廷赐州县额的城郭即为头下州、县，不赐州县额的汉城、头下，因其规模较小，则可以成为“城”或“堡”(14)。辽朝只允许宗室、外戚、公主建头下州、县，实际上就是以国家权力保证他们能够占有较大范围的土地。因为他们占有的土地范围广大，其中可供他们剥削、奴役的头下、汉人也就比较多。不属于宗室、外戚的那些权贵们，朝廷不赐予州县额，即不允许他们建立头下州、县，这样就限制了他们占有土地的范围，以及供他们剥削、奴役的头下、汉人的数量。辽朝的头下军州“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15)。所谓“刺史以下”即一直到团头一级都由俘获的“生口”充当。例如耶律阿没里“性好聚敛，每从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请为丰州，就以家奴阎贵为刺史”(16)。实际上不仅是刺史，就连节度使也非朝廷所能掌握得了的，“后往往皆归王府”(17)。

辽朝究竟有多少头下州？《辽史·地理志》仅列出上京道有头下军州十六处，其实这仅仅是辽朝头下军州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指出，还有因为“没入”而改隶宫卫以及本来就隶属诸宫卫的头下州(18)。某州是不是头下州，并不取决于其隶属关系，而是取决于它是否由俘户、头下户构成。凡是由俘户、头下户构成的州，不论其隶属关系如何，都应视为头下州。胡峤记载了他到过的福州（治所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东北）、卫州等头下州，“卫州，有居人三十余家，盖契丹初虏中国卫州人，筑城而居之”(19)。以汉俘建州城，这是典型的头下州。此外上京道范围内，有的州县在《辽史·地理志》中载明隶属宫卫而并未列入“头下军州”者，实际上确属头下州。例如隶属延庆宫的饶州所辖三县即长乐县、临河县和安民县，最初都是太祖、太宗征服渤海时迁其民所建(20)。契丹人俘获的“生口”，只要是农耕居民，即使非汉人，而是渤海人、高丽人，也同样建头下以居之。辽末，女真势力扩展到辽东，上京地区的渤海人趁机反抗契丹统治。《辽史·萧陶苏斡传》针对这种情况说：“饶州渤海结构头下城以叛，有步骑三万余，招之不下。”这说明饶州是以被俘渤海人设置的头下州。曾公亮记载，“高州，契丹收新罗诸国，俘虏人民，置州以居之，仍置倚郭一县，以三韩为名”(21)。高州和三韩县，即是以被俘的高丽人设置的头下州、县。

在东京道范围内，还有许多既未载明为头下州亦未载明隶属宫卫而实为头下州县者。例如通州、咸州、信州、龙州、宁州、衍州、连州、归州、肃州、祥州以及顺化城皆是。在中京道，则有惠州、高州、武安州、榆州、泽州、北安州、大定县及兴中县等。其中，有的是阿保机所创置，后又续增俘户。例如惠州（治所在今辽宁建平县北），“本唐归义州地，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兔麛山下，创城居之，置州”(22)。据宋人曾公亮记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役中契丹南下攻取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又续增汉俘，充实惠州。在这座方圆只有二里的小城内，“有瓦舍、仓廪，人多汉服”(23)，表明这是一座典型的汉城，属头下州无疑。“瓦舍、仓廪”表明当地居民为定居的农业居民。苏辙《栾城集》卷一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有一首题为《惠州》的诗，作者在标题下自注说：“传闻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间。”这说明“逃叛者”在头下州城居民中也占有一定比例。苏辙元祐四年（1089年）使辽，两年后彭汝砺又至惠州，据他在一首诗中描述：“城垒四五尺，闾阎千百家。”(24)有千百家居民，当时在塞外自应算是通都大邑了，故宋人对这座城多有记述。

塞外汉人等农业居民生活、生产活动的范围极小，仅限于头下州城周围地区。每个头下州城及其周围地区，都只是大草原上一个孤立的点。头下州是被契丹部族从事放牧的大草原相互分割开的。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叙及他此行经过的黑河州（治所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查干木伦河西岸）、庆州（治所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查干木伦河西岸白塔子）等地都是有瓦屋及城墙的居民点，亦即头下州。燕王城是“废垒”，即被废弃的头下城。这些头下州城之间，有以“帐”命名的地名，如牛山帐、锅窑帐、大河帐等，当是契丹人的牧场以及他们搭建毡帐的地方(25)。

头下与头下军州都是有主人的。作为头下州主人的契丹权贵就居住在头下州城中，生活在汉人、渤海人等定居者中间。《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蕃臣投下州二十三处》中有懽州。1966年于辽宁阜新县大巴乡半截塔村西山塔基地宫中出土了《懽州西会龙山碑铭》。碑铭的标题指示了懽州的位置是在塔所在地的东面，而距塔不远处的东面恰好有一古城址，当即是辽懽州所在地(26)。碑铭后落款，除必孝和必庆及其家人，还有“故相公耶律元白”，当是懽州的主人。以下为“建塔邑长王文一”及其他人等共计一百六十一人的名字，其中除十九名僧人以外，确知为契丹人者，只有“契丹涅哥”一人而已。这正反映了头下军州居民以汉人及渤海、高丽等定居者为主的情况。

近年发掘的众多辽代契丹贵族大型墓葬，有一共同点，即都具有仿木结构的建筑。这些墓葬多坐落在当年的头下州境内。这一点充分说明了，这些长期生活在外来定居居民当中的契丹贵族，已经放弃了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接受汉人的定居生活方式。随着汉化程度的提高，契丹贵族的生活习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如同汉族封建统治阶级一样，用以表明身份的，除车马之外，壮观的居宅则更为重要，而具有仿木建筑的墓葬，正是这些契丹贵族仿照他们壮丽的宅第为自己建造的“阴宅”。

三、客户与转户

汉俘最初是没有自由的，契丹人甚至将他们“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汉人夜多自解逃去”(27)，那些未逃脱者，少数作为契丹贵族的私奴，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但多数则从事农业及手工业生产。那么，这些作为头下人户的汉俘是以何种身份从事农业及手工业生产的呢？我们分析辽代头下人户的身分，不能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辽是与中原的五代及其后北宋并存的王朝，中原的封建生产关系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主导形态。契丹统治者要让成千成万的汉人在塞外为他们创造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开这些汉人所习惯的封建经济模式。阿保机在滦河上游建立汉城，“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28)。阿保机是模仿幽州制度组织汉人进行生产的，他在引进农业劳动者及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引进了封建生产关系。他建立汉城，采用封建私有制，将该地区的耕地、盐池等自然资源据为私产，并且迫使原来不知自然资源也有主人的部族首领们承认这一事实。逃亡和被俘掠到契丹境内的汉人，在进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领域之后，其身份已经不可能是奴隶了。他们是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佃农、作为“客”为新主人从事生产的。苏辙在宋哲宗元祐四年（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使辽，途中赋诗云：

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29)

当年出了古北口，便是辽中京地区，这里奚、汉与契丹杂居。这首诗开头是描写作为当地土著的奚人和契丹人的生活，他们一是仰赖农耕，一是仰赖游牧。而汉人流徙到这里则是世代为客，他们只能与主人分享收获。这些汉人有很多是佃种奚人土地的“客”。苏颂在一首题为《牛山道中》的诗中自注说：“耕种甚广，牛羊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土，甚苦输役之重。”(30)苏辙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不知臣仆贱，漫喜杀生权。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31)所谓“奚君”即已经称臣于契丹的奚王。他有“封户一成田”，《左传·哀公元年》言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方十里为“成”，因此，有田一成的封君不算大。“遗民”是指被契丹征服之后的奚人，他们与汉人杂处。“不知臣仆贱”，是说臣服于契丹的奚王，对当地奚汉百姓仍然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他为此而满足，忘记了自己沦为契丹臣仆的低贱身份。这些与奚人杂处的汉人，“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他们之所以尚能保持故俗，大概正是由于他们不被允许与契丹及奚人联姻的缘故。辽中京地区的耕地不完全为奚人所占有。随着汉人的不断增多，垦辟日广，许多耕地是属于契丹贵族的。当年辽中京、上京及东京道范围内，几乎尽是头下州、县。这些头下州、县的居民也是客。《辽史·地理志》载：咸州，“地在汉候城县北，渤海龙泉府南。地多山险，寇盗以为渊薮，乃招平、营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初号郝里太保城，开泰八年置州”。这些原在平、营等地已为客户的农民，迁到咸州以后，作为客户的身份并不会改变，只不过由原来依附于汉族豪强，转而依附于契丹贵族、朝廷。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那些原来在中原是客户的，流落到契丹地区之后才是客。实际上，不问其原来身份如何，他们被契丹统治者安置在汉城之后即都变成了“客”。由于辽上京、中京及东京地区普遍存在着头下州、县，因此，客户亦是普遍存在的。不过在《辽史》中却很少有关于客户的记载。这是因为“客户”在《辽史》中变换了名称，称为“转户”。

《辽史·兵卫志》载：“辽建五京：临潢，契丹故壤；辽阳，汉之辽东，为渤海故国；中京，汉辽西地，自唐以来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三京地区的汉人、渤海人之所以被称为“转户”，是就他们并非土著这一事实而言。他们是从别处转徙而来的。“转户”与“客户”名义虽殊而性质相同。《辽史·兵卫志》记载了以蕃汉转户户丁为主的上京、中京及东京的户丁数，同时还记载了南京、西京正户的户丁数，最后记载了五京户丁总数，即“大约五京民丁可见者一百一十万七千三百为乡兵”。“转丁”与“正丁”既然可以合并计算，就证明他们在身份上尽管有区别，但基本上仍属同类。

赋役负担情况，也可以判明转户的身份是客而非奴婢。依唐制，奴婢不课，亦不附户贯。上引苏辙诗中说中京的客户“赋役稀少聊偷安”，而早于他十几年于熙宁十年（辽大康三年，1077年）使辽的苏颂，在同一地区却发现农夫“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甚茫茫”(32)。二苏所言虽不尽相同，但他们却都发现了当地的客户是有赋役负担的。辽仍然沿袭唐、五代时期的两税法。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33)辽使冯见善至宋，接伴劝酒，冯说：“劝酒当以其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用户等高下也。”(34)这件事说明，辽朝的赋役也以户等高下为依据。作为客户的头下户，除了向主人交纳田租之外，则应当向政府交纳两税。当然，如果是属于辽上京、中京或东京管辖的头下州，其中的头下户所负担的租与税，则可能合而为一。总之，头下户有赋役负担，即表明他们不是奴隶。

四、辽朝皇家的私产一一诸宫卫

宫卫又称“宫院”，是皇帝及摄政太后的私产。这是辽朝独具特色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辽的每一个新统治者上台都要组建自己的宫卫，所以，至辽末，总共有十三个宫卫，即辽朝历史上的十二宫及一“府”。《辽史·营卫志》记载：

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

所谓“分州县”即将一部分州县划归宫卫管辖；“析部族”即将一部分小于部族的组织如石烈、瓦里等从原来的部族中分离出来，隶属宫卫。而“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则是指宫卫在汉地设提辖司。

宫卫的负责官员称“宫使”，余靖在《武溪集》卷一七《契丹官仪》中写道：

自阿保机而下，每主嗣位，即立宫置使领臣僚。每岁所献生口及打虏外国所得之物，尽隶宫使。每宫皆有户口、钱帛以供虏主私费，犹中国之内藏也，十宫院名兴圣、崇德、洪义、永兴、积庆、长宁、延长、敦睦、彰愍、延庆。

余靖使辽，是在宋仁宗庆历三至五年，即辽兴宗重熙十二至十四年（1043—1045年），当时尚无道宗太和宫和天祥皇帝的永昌宫，大丞相耶律隆运的文忠王府亦不见记载。除此之外，与《辽史》记载基本一致。关于“宫”的性质，余靖将其比作“中国之内藏”，也是有根据的。后梁置建昌院，以“建昌宫使”管理朱温称帝以前即“在藩时”“四镇所管兵车、税赋、诸色课利，按旧簿籍而施行”(35)。辽的宫卫制度正类此。

《辽史·营卫志》称某宫即某斡鲁朵，其实斡鲁朵并不能等同于宫卫，而只是宫卫的一部分。以太祖的弘义宫为例，该宫的算斡鲁朵是以心腹之卫置：“太祖宫行营始置腹心部，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36)算斡鲁朵的腹心部，是从契丹各部族选拔英勇善战之人组成的，是契丹人的组织；“益以渤海俘、锦州户”，是说除了算斡鲁朵之外，弘义宫还管辖锦、祖、严、祺、银四州及富义县。

《营卫志》记载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往往某斡鲁朵的名称，同时即是其下所辖某石烈的名称，而与“宫”的名称则并不相干。例如景宗彰愍宫监母斡鲁朵，“监母”意为“遗留”。该斡鲁朵辖二石烈，其中之一即名“监母”。兴宗延庆宫有窝笃盌斡鲁朵，“窝笃盌”意为“孳息”，亦辖二石烈，其一即名“窝笃盌”。道宗太和宫有阿思斡鲁朵，“宽大”曰“阿思”，辖二石烈，其一曰“阿厮”。天祚帝永昌宫有阿鲁盌斡鲁朵，“辅祐”曰“阿鲁盌”，辖二石烈，其一曰“阿鲁盌”。太祖弘义宫辖二石烈，其一名“须”，当即是“算”的异译，故该斡鲁朵名为算斡鲁朵。石烈是隶属于部族的小单位，例如《辽史·太祖纪》载，阿保机是“契丹迭剌部霞濑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其实“石烈”亦即乡，“弥里”则是比乡还小的单位。《辽史·营卫志》序所谓“析部族”，即是在组建斡鲁朵时，把名为“监母”、“阿厮”等等的石烈从其各自原来分属的部族中分离出来，以之组成斡鲁朵，并以其原石烈名作为新组建的斡鲁朵的名称。显然，宫卫的内涵大于斡鲁朵，后者是包括在前者之中的。

诸宫卫所辖斡鲁朵的契丹牧民，作为划归某宫卫的部族，原来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息繁衍的草原就已经不再属于他们所有了，而另外有了一个新主人，那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这表明，封建土地制度也渗透到契丹部族社会内部。

辽朝诸宫卫除了直接隶属的州县及斡鲁朵之外，还有提辖司，主要设在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和平州（今河北卢龙）等地，只有少数宫卫在中京、东京和上京设提辖司。如穆宗延昌宫在中京设提辖司，耶律隆运的文忠王府不仅在中京，还在东京设提辖司。宗州“在辽东石熊山，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圣宗立为州，隶文忠王府。王薨，属提辖司”(37)。提辖司是军事机构，遇有战事，负责点集兵马：“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38)诸宫卫提辖司在辖区内点集兵马，其点集的对象即所辖地区的民户，但似乎并不干预当地的民政事务，因为那些地区另有并不隶属宫卫的行政机构。

定居在上京及中京道范围内隶宫州县以及其他头下州县的汉及渤海俘户，有别于辽南京及西京各州县的民户，他们不是土著，是转徙而来的，故称“蕃汉转户”，实际上也就是客户。诸宫卫所辖州县的民户所输赋役，供皇家“私费”。而燕京、平州及奉圣州等地的提辖司人户，则是辽朝南部汉族地区的“正户”。

辽朝诸宫卫的人丁有统计数字，但奴婢不计算在内，“凡诸宫卫人丁四十万八千，骑军十万一千。著帐释宥、没入，随时增损，无常额”(39)。这些没有统计在诸宫卫人丁总数之内的“著帐释宥、没入”人户是“宫户”、“宫分人”。他们自有“宫籍”，归宫卫管理。辽亡之后，诸宫卫机构虽已不存，但那些宫户、宫分人的身份并未改变；他们仍隶宫籍。于是，金朝始有宫籍监之设，用以管理这些宫户，并依照新机构的名称称他们为宫籍监户或监户。

辽朝一部分专门在皇帝身边服役的“宫户”称为“著帐户”：

著帐户：本诸斡鲁朵析出，及诸罪没入者。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盥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40)

还有所谓“落帐户”，当是指原来为著帐户后来奉命脱离宫帐的人户：乾州“奉陵县。本汉无虑县地。括诸落帐户，助营山陵”(41)。而大量的宫户则既非著帐亦非落帐，而一直是定居在州县，如乾州延昌县，即“析延昌宫户置”(42)。

州县当中的宫户与民户一样要向国家交纳赋税。统和十五年（997年）三月“壬午，通括宫分人户，免南京逋税及义仓粟”(43)。所谓“通括”即清查纳税情况。将“通括宫分人户”一事，与“免南京逋税及义仓粟”一并实行，是因为此二事都与赋税征收有关。宫户所受剥削和压迫定是相当沉重的，以致他们被迫逃亡。据寿昌二年（1096年）的《孟有孚墓志铭》载：“时朝廷命复庆陵之逋民，诏公乘驲以督之。在途疽发，有劝其还者，公坚拒不从。旦夜犹驰不止。”(44)庆陵的守陵人户，不是一般民户，而应是有宫籍的宫户。他们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孟有孚为传达免除他们赋役的诏令，带病日夜兼程。

有宫籍者称宫户。宫籍起源甚早，在遥辇洼可汗和昭古可汗时期已有宫分人。遥辇洼可汗是见于记载的遥辇氏第一任可汗，在阻午可汗之先；昭古可汗是遥辇氏第六任可汗，也早于痕德堇之先三代。遥辇痕德堇可汗时，阿保机即曾奉命按狱，遂有籍没犯罪分子家属为宫户、宫分人之事。契丹建国以后被籍没为宫分人的契丹人，就更多了。

宫户可用于赏赐。例如德光死后，有定策功的耶律洼，世宗兀欲即位后，“赐宫户五十”(45)。圣宗时，北院枢密副使萧德，以“敷奏详明，多称上旨。诏与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改契丹行宫都部署，赐宫户十有五”(46)。不仅耶律洼和萧德这样的功臣可以受赐宫户，本身为宫分人之人仍然可以受赐宫户。前面提及的宫分人耶律夷腊葛，“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时上（辽穆宗）新即位，疑诸王有异志，引夷腊葛为布衣交，一切机密事必与之谋，迁寄班都知，赐宫户”(47)。

宫分人当中，包括大量的汉人，如韩知古、韩德让一族。他们早年是被契丹统治者俘虏来的奴隶。宫籍是一种法律上的身份，宫分人“出宫籍”需要经皇帝特许。韩德让是即贵并且赐姓耶律之后才“出宫籍”的。继韩德让之后，兴宗时汉人宫分人姚景行出宫籍也是在其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以后。

汉臣梁援也是宫分人，他累世在辽朝作官，不仅受赐土地，并且还曾受赐契丹人户。据1979年7月出土于辽宁义县大榆树堡乡四道岔子村的《梁援墓志》载，其四代祖文规，曾在后唐官至吏部尚书，辽占领燕云地区之后，归降。文规次子廷嗣，任范阳县令。景宗因与其有“龙潜之旧”，即位后，“诏养母夫人孟氏为之妻，并以大水泺之侧地四十里、契丹人凡七户皆赐之”。清宁五年（1059年），廷嗣孙梁援二十六岁，登甲科。历任要职。寿昌七年（1101年）正月，道宗死后，由他充玄宫都部署，并撰谥册文。丧事既毕之后，始诏免其宫籍，隶籍于中都大定县，而且“敕格余人不以为例，示特宠也”(48)。

五、塞外的汉族地主

在辽代，除了像韩德让那样地位特殊并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契丹化了的汉人才会拥有自己的头下州县外，多数汉族显宦并没有自己的头下州，于是他们便多被安排定居在隶属宫卫的州县里。

定居在塞外的汉族，也像东晋时南迁的中原人户一样，辽朝也对这些移民实行过“土断”。据寿昌二年（1096年）的《孟有孚墓志铭》载：“其先平昌之著姓，迨至我朝分其族而北，从土断例，遂为中都人。”(49)平昌即今山西介休，孟氏族人被辽朝迁至中京，后世就成了中京人。经“土断”之后，汉族权贵们便世世代代生活在塞外、葬在塞外。作为隶宫州县所有者的契丹皇室将一定数量的土地赏赐给这些汉族权贵，使他们成为剥削转户（头下户）、收取地租的封建地主，于是这些州县就直接引进了封建经济关系。

降将赵思温，太宗时曾任南京留守、卢龙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又改任临海军节度使。思温死于会同二年（939年）。据《卢龙赵氏家传》，思温实有十二子，其第五子延威官至保静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死后葬于建州。1972、1977和1979年，在辽宁朝阳县先后发现三座辽代赵氏墓葬，即商家沟1号墓、赵匡禹墓和赵为幹墓(50)。据《赵匡禹墓志》载，为幹是赵匡禹第五子，而匡禹则系赵思温之孙(51)。匡禹和为幹生前都曾在辽朝为官，匡禹于开泰八年（1019年）九月初十日“薨于建州之私第”，表明建州正是赵氏定居之地。建州境内自唐初已经设县，早就有汉人定居，并有汉城，因此五代时石晋太后才请求辽世宗允许他们在此“耕垦自赡”，并“营构房室，创立宗庙”。“圣宗迁于河北唐崇州故城。初名武宁军，隶永兴宫，后属敦睦宫。”(52)赵氏在当地不仅政治上有很高的地位，经济上也相当富裕。

在建州定居的还有与卢龙赵氏通婚的王氏家族。有乾亨三年（981年）的《王裕墓志》，出土于辽宁喀左县甘招乡羊草沟门村。王裕祖父郁，自投降契丹后，成为阿保机养子，而且述律后称其“忠孝”。王裕于乾亨二年（980年）八月初二日“薨于行宫之私第”，次年十一月“葬于建州柏山之先茔”(53)。在《王裕墓志》出土的同一地点，还有《王瓒墓志》出土，称其“薨于行宫之侧”(54)。足见王氏家族与契丹皇室及宫卫关系之密切。此外，辽宁朝阳市西南七点五公里处，即西大营子乡西涝村的西山洼，则有刘氏墓地。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晋王李存勖出兵攻燕，燕帅刘仁恭及其子守光被俘斩，其另一子平州刺史守奇率众降辽。上述刘氏墓地即属守奇之后的家族墓地。据该墓地出土的《刘日泳墓志铭》前题“大契丹国兴中府南和州刘公墓志铭并序”(55)，可知刘日泳只是属籍兴中府，并不在此任职。兴中府即柳城，也就是历史上的营州，早在北朝、隋唐时期即已经是塞外重镇，早有汉人在此定居。至阿保机在此建霸州彰武军之后，曾先后隶属世宗积庆宫和圣宗兴圣宫。刘守奇降辽后，被安置于此，后来世代在这一隶属宫卫的头下州中定居。刘氏的家族墓地在此，其土地、财产也必在此，此地已成他们的世居之地。刘氏墓志对其家庭情况有这样的描述：“南北京都，壮丽地宅；故旧州里，殷繁户展。”圣宗、兴宗之世官位并不甚高的刘日泳，“每在于乡闾也，出则宝带珍裘，金鞍骏马；入则雕梁峻宇，青琐丹楹”(56)。仍是过着王侯一般的生活。

同在霸州定居的还有与韩知古、韩德让家族联姻的耿氏。他们原居上谷（今河北易县）。耿崇美“善骑射，聪敏绝伦，晓北方语”，当阿保机立国之初，即归降契丹，初授“国通事”。天显间，随辽太宗参加灭亡后晋的战争，有战功。其子耿绍纪娶燕京留守、尚父秦王韩匡嗣之女。其孙耿延毅两娶，皆为大族韩氏（赐姓耶律）。耿氏“入居环卫，出领藩维；改职版图，扈随辇下”(57)，与皇室关系密切。他们“久居辽霸，广积仓缃”(58)，“说明耿家储藏的粮谷、绸缎很多，家业极富”(59)。

在辽东医巫闾山定居的有马氏。这是一个世代为官的官僚地主家族。该家族有天祚帝时期的参知政事马人望。人望高祖胤卿，为石晋青州刺史。德光灭晋之役，“坚守不降。城破被执，太宗义而释之，徙其族于医巫闾山，因家焉”(60)。医巫闾山有人皇王和辽世宗的陵寝，在显州（今辽宁北宁）境内，该州“隶长宁、积庆二宫”(61)。

辽中京地区也是汉族地主定居的重要地区。遵化刘奉殷，先仕后唐，后降辽，辽朝赐其田宅若干，累官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后来其家落籍于中京金原县(62)。

《李知顺墓志》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县石桥子村。此人生于宋朝官宦之家，后为承天太后率军南伐时所俘，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任西头供奉官。“若论庄宅田园，奴仆人户，牛驼车马等，卒不能知其数矣！至如黄金白玉，珠犀佩带，器合衣物，玩好之具，又何复暇算也。”(63)定居塞外的汉族官僚地主拥有数额巨大的财富，证明契丹统治者吸引汉族流民并鼓励汉族官僚地主在塞外定居，的确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必然为皇室增加了赋税收入。

六、幽蓟地区的汉族地主

幽蓟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汉族聚居的地区，虽然后晋将这一地区割让给了契丹，但这一地区的封建土地制度并未改变。据《宋史·贾昌朝传》载：“边人以地外质，契丹故稍侵边界，昌朝为立法，质地而主不时赎，人得赎而有之，岁余，地悉复。”(64)这表明，以土地典质与人这种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常见的所有权转移方式，不仅通行于宋朝境内，在辽朝统治下的幽蓟地区也同样所在多有。

燕京地区有韩、刘、马、赵等大姓。他们自唐后期以来就一直是这一地区的著姓，是这一地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契丹占领幽蓟地区之后，这些大族投靠契丹统治者，同时契丹统治者也以他们作为在这一地区建立统治的依靠力量。据《辽史·韩延徽传》，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受到燕帅刘仁恭赏识，授幽州观察度支使，后奉派使辽，投降了契丹阿保机，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卒于穆宗应历九年（959年）。“赠尚书令，葬幽州之鲁郭，世为崇文令公”(65)。韩延徽在塞外是只身一人，致仕后返乡，死后葬于故里。1981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八宝山殡葬管理所院内清理出一座辽代壁画墓，墓主是韩延徽之孙韩佚。据墓志，韩佚伯父系韩德枢。辽太宗之世，“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请往抚平之，授辽兴军节度使”(66)。韩延徽前此致仕寓居燕京，故诏许在辽东任职的其子德枢“每岁东归省”(67)。从《辽史》与墓志记载还可以知道，平州（今河北卢龙）一直是在韩氏势力控制之下。德枢自辽东被召回，“入为南院宣徽使，遥授天平军节度使，平、滦、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德枢五世孙资让，也曾“改镇辽兴”(68)。“辽兴”为平州军号。韩佚“以统和十三年（995年）六月一日寝疾薨于平州之私弟”，后来才归葬“幽都县房仙乡鲁郭里之西原，从先茔”(69)。今八宝山北面不远处有鲁谷村，“鲁谷”当即“鲁郭”之讹。这里是韩氏家族墓地。韩延徽六代孙资道，死于咸雍五年（1069年），也是葬在“房仙乡鲁郭里”(70)。

河间刘氏，在辽代也是著名的望族。契丹占据幽蓟之后，刘守敬出任南京副留守。其子刘景则以“好学能文”，被燕王赵延寿辟为幽都府文学。穆宗应历初，迁右拾遗、知制诰，为翰林学士。景宗即位，又以刘景为南京副留守，与留守韩匡嗣子德让共理京事。统和六年（988年）致仕。其子慎行，官至北府宰相、监修国史。孙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71)。“玄终上京留守。常历三司使、武定军节度使。嘏、端、符皆第进士。嘏、端俱尚主，为驸马都尉。”(72)咸雍五年（1069年）的《秦晋国妃墓志》记载，刘二玄则是辽圣宗之弟秦晋国王隆庆之妃的第三任丈夫(73)，其婚姻关系足以反映这一家族在当时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重熙七年（1038年）十二月，刘六符出任参知政事(74)。多次出使宋朝，在与宋朝办理交涉过程中，以强硬著称。刘氏的政治立场在燕京大族中颇具代表性，他们是在唐末依附军阀割据势力兴起的幽蓟地区新权贵，辽朝时期他们与契丹统治者合作，金朝时期他们又与女真合作。故至金朝，刘氏仍然是“宗党在仕途者数十百人”(75)。

马氏是辽金时期幽蓟地区又一著名的世家大族。《马直温妻张馆墓志铭》载：“马君讳直温，字子中，扶风人。族世昌茂，雄视燕蓟。”(76)其妻张馆出身名门，其曾祖张琪是辽兴宗时的名相张俭之季父。马氏与定居中京金原县的刘氏也是世婚之家。据《刘祜墓志铭》，其母“马氏，以荫封扶风郡太夫人，即故彰武军节度使讳廷美之女，枢密副使至柔之姊”。刘祜三娶，“后娶夫人马氏，封扶风郡夫人，即太夫人之犹女也”(77)。

赵德钧原系燕京地方军阀，后与其养子赵延寿一起投降辽太宗。延寿于德光死后，曾图谋在中原称帝，后被世宗兀欲拘押，郁郁而终。不过，赵氏家产并未被籍没，仍为辽金时期燕京地区极具财富的大族。赵德钧及妻种氏合祔墓，位于北京南苑养鸭场，葬于应历八年（958年）。是一座圆形多室墓，三进九室，规模宏大，总面积有一百四十四平方米。“赵德钧墓的左后室，有铜钱两堆和盛钱用的木箱板灰，无法辨别串数和每串的枚数。较完整的约73900余枚。”(78)

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土地所有权转移加速。钱大昕曾在京城归义寺《特建起院碑》中发现辽咸雍二年（1066年）的《卖地券》一件，券云：“今卖自己在京宣化坊门里、面街西小巷子内空闲地，内有井一眼，槐树两株。”而这件《卖地券》也如同一般此类文书一样，“末有东邻、南邻、西北邻姓名”，即比邻的署字(79)。乾统七年（1107年）的《董承德妻郭氏墓志》，1956年出土于山西大同南郊十里铺村东南约里许处。该墓志称：“大辽西京警巡院右厢住人、久居系通百姓董承德，今为亡妻郭氏于京西南约五里买到云中县孙权堡刘士言地五亩，长三十八步，阔三十二步，其茔方二十九步，其妻葬在甲穴。”(80)天庆九年（1119年）的《刘承遂墓志》，1958年出土于山西大同城西南六公里新添堡村东北。据该墓志记载，刘承遂死后，其家“准价五十贯文，于孙权堡刘士言处买地九亩，择其日，选其时，卜宅兆而乃葬之”(81)。巧的是在董家从刘士言处购买五亩墓地之后十一年，刘承遂也从同一刘士言处购买了九亩墓地，“准价五十贯文”，算起来每亩还卖不到十贯钱。

在土地所有权加速转移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一方面是某些大族走向衰落，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官僚地主的产生。与韩延徽家族联姻的丁氏就是一例。1958年考古工作者于北京阜成门外百万庄半截塔村发现了天庆三年（1113年）《丁文逳墓志》和天庆元年（1111年）《丁洪墓志》。《丁文逳墓志》记载，此公“讌适自纵，周给乐施，不治财计。二十年间，巨产殆尽”(82)。大族丁氏家道中落也反映在随葬品的情况上，丁洪墓随葬铜钱二十一种，总共只有一百零七枚(83)，其数量只有赵德钧墓随葬铜钱1/671。至于墓葬的规模，丁氏父子就更不能与赵德钧相比了。

辽后期，在其境内南部的南京和西京地区，出现了财力颇丰的非官僚地主。近年河北宣化下八里村发现了辽金时期张、韩两家墓地及墓志。宿白先生根据张姓墓葬的情况，将其分为东南和西北两组。葬于墓地东南的张匡正、张文藻（匡正子）、张世本（匡正孙、文藻三哥之子）三墓，均下葬于大安九年（1093年）。“据三墓所出墓志知三墓主人皆无仕进，《张匡正志》云：治家事亲，动式规矩。《张文藻志》云：孜孜勉勉，勤劳于家，果致财产饶给，方已具万，迩后，田园地宅尽付于子。《张世本志》更明确谓：少以家事为主，既勤且俭，庶几克家，虽农务之末，亦尝亲之至。于是，栽植菌果，经营藉产，日有所增，信其作室菑田公之谓也。”此外，葬于墓地西北的张世卿（匡正孙，文藻四哥之子），下葬于天庆六年（1116年），张世古（文藻子）、张恭诱（世古子）葬于天庆七年（1117年）。“据《张世卿志》所记：大安中（1085—1094年），民谷不登，饿死者众。诏行郡国开发仓廪，以赈恤之。公进粟二千五百斛，以助□□，皇上嘉其忠赤，特授右班殿直，累覃至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84)实际上张世卿只是捐了个身份，据墓志记载，此后他仍然乡居，终日焚香礼佛，过着富裕、闲适的生活。

韩师训下葬的时间是天庆元年（1111年），据宿白先生引述《韩师训志》所记：“（韩）得商贾之良术，栉风沐雨，贸贱鬻贵，志切经营，不数十载，致家肥厚，改贫成富，变俭为丰，田宅钱谷咸得殷厚。”(85)这显然是一个经商赚钱，然后又购得相当规模田宅的地主。

幽蓟地区和西京大同附近地区除了封建地主及依附于地主的客户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自耕农，他们有恒产，与地主一起被称为“正户”，亦即主户。据富弼《上神宗答诏问北边事宜》，熙宁八年（1075年），辽宋议地界，宋割与契丹之河东地区，原有“主户约一千五百余户，客户三四倍之”(86)。正户与客户的比例，大约为1与3—4之比。上述地区的“正户”和客户也如同北部三京地区的蕃汉转户一样，有赋税负担。“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87)按照唐制，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纳税的主要依据，应是按照贫富差别确定的户等。幽蓟地区及大同附近，“余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统和十五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88)。在官闲田是国有土地，募民耕种，计亩出粟以赋公上，这当是租税合一的田租；私人置业入税，当也是“计亩出粟”。

西京管辖的西北边境地区，地广人稀，辽朝采用历代传统的办法，在那里兴屯田。这些屯田户不是按丁纳税，而是输役于官：“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官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故太平七年诏，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89)辽东地区的政策也与幽蓟及大同附近地区不同，“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曲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90)。在这一地区，辽朝并未实行像中原地区那样的赋税制度。

第二节
金代土地所有制的变化

一、金初以来的大规模移民

与辽代吸引和驱赶大批汉族人民北走塞外建汉城不同，金代移民是双向的：女真统治者既强迫大批汉人继续向塞外——直至遥远的金上京地区迁移，同时又组织女真及塞外其他民族的猛安谋克户向中原迁徙。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潮，在短时间内的确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但是，从长远来看，则是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塞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

金占燕京以后，受宋金协议的约束，不得不将燕京交与宋朝。金在移交燕京以前，不惜大肆破坏当地的社会经济，不仅大肆掠夺财富，而且还驱赶燕京地区的居民，强迫他们迁往塞外及平州地区。“金人既大得所欲，号职官富户，因尽括六州之地上户，几二三万起发，由松亭关去燕中，合境为之大扰。”(91)这些被迫迁移的燕京居民，多为“氏族富强工技之民”(92)。南宋末年，真德秀回忆此事，也说金“驱职官富户以往，而遗我空城”(93)。女真统治者之所以要迁徙大批职官、富户以及工技之民到金源及其统治下的其他地区，目的是要利用这些人的知识和技能，变革和发展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

女真统治者驱赶燕京居民北上，破坏燕京地区社会经济，却把责任归咎于宋朝。“金人于宣和五年驱燕山士庶多有归中京、辽水者，云‘我与中国约同取燕云，中国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掳失业之人皆归怨于朝廷。”(94)这些被驱赶的燕京人，本来就抱怨宋朝无力保护他们，再加上宋朝乘机将原本属于他们的田宅尽行分给“常胜军”，于是这些人对宋更是充满了敌意。“授田之事，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还之人悉无居止、无生业。而常胜军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此燕民之尤怨者。”(95)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逃回的流亡燕民就成了金人南下攻宋的积极支持者。

早在灭辽战争中，女真统治者就已经开始迁徙女真猛安谋克人户到新占领区屯田了。当他们在新占领区定居下来时，猛安谋克就成了单独的、不与当地居民混杂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仍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天辅五年（辽保大元年，1121年）阿骨打曾遣昱及宗雄查看泰州地土，“言可种植”，遂迁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屯种泰州（今吉林白城市）。“婆卢火旧居阿注浒（又作按出虎）水，至是迁焉。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达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96)辽泰州人烟稀少，女真人在那里屯驻，一方面从事开垦，另一方面则为了戍边。这纯粹是军事屯田，金朝向屯田的猛安谋克户提供耕牛，而土地原本是无主荒地，是屯驻这里的猛安谋克户集体开垦的，自然被视为集体所有。

后来伴随女真统治者进攻宋朝战争的推进，又有大批女真及塞外其他各族猛安谋克人户迁入中原地区。女真人占领中原之后，也像攻占辽泰州那样迁徙猛安谋克户屯田。早在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朝就开始向中原地区迁移猛安谋克户了：“金主晟起燕，云，上、中京，辽东、西，长春，平州凡八路民兵，隶于诸万户，分寇两河。于是，渤海万户挞不也屯河间府，女贞副统韶合屯真定府，契丹都统马五屯平阳府，女贞万户银朱屯太原府，女贞万户娄宿屯河中府，而雄、霸、岚、宪、泽、潞诸州皆有万户入屯。”(97)灭北宋以后，金天会十一年（宋绍兴三年，1133年），“是秋，金左副元帅宗维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98)。这次迁移大批猛安谋克户至中原，目的是为了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后来，天会十五年（宋绍兴七年，1137年）废伪齐，金再次向中原迁移猛安谋克户。据张棣《金虏图经》记载：

废伪齐刘豫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治均田，屯田军非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春秋量给衣马，殊不多，余并无支给。若遇出军之际，始月给钱米不过数千，老幼在家依旧耕耨，亦无不足之叹。今日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多不过五百，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99)

金占中原以后，先后立了张邦昌和刘豫两个傀儡政权，令其管辖原属北宋统治的黄河以南地区，而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从一开始就直接由他们自己统治。因此，向上述两个地区移驻猛安谋克户是分别进行的。上引《金虏图经》所记载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和关西路的屯田，并非都到天会十五年才完成。北部不属于伪齐统治的地区，在此以前早有猛安谋克户屯驻。

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还有一次大规模向南移驻猛安谋克户屯田的行动，“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输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正隆二年，命兵部尚书萧恭等，与旧军皆分隶诸总管府、节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卫京国”(100)。女真贵族乌古伦家族就是此时由塞外移居中原的，“正隆之初，起十二贵族猛安以控制山东，公家遂居莱州”(101)。

金初的大移民潮，不仅涉及汉人和女真人，而且还涉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曾问宰臣：“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临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农务，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获否？”(102)这表明，当时曾将奚族有组织地迁移到咸平、临潢、泰州等地，辽朝时已获得初步开发。在将奚族人迁徙出去的同时又将女真人迁移至奚族地区。这种迁移，主要目的当是为了让上述地区民族混杂，以削弱其反抗，并且以女真人监视其他民族，以求政治上的稳定。

二、金上京地区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

除燕京地区外，还有山西诸州的居民被迫迁往金上京及浑河路者，“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又命耶律佛顶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以皇弟昂监之，命从便以居”。“其亲属被虏者皆令聚居”(103)。关于“浑河路”，《金史》中仅此一见，可能与辽宁境内的浑河（即小辽水）有关。这些移民，被强迫迁移到塞外以后，仍然允许“从便居住”和“聚族而居”，这与辽朝俘虏汉民建汉城、头下的办法颇不相同。不过，金上京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中原地区也大不相同。这里刚刚脱离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盛行债务奴隶制。《金史·食货志》载：

当收国二年时，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贫民多依权右为苟安，多隐蔽为奴婢者。太祖下诏曰：“比以岁凶民饥，多附豪族，因陷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以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元约以一人赎者从便。”

以上记载表明，金初女真地区贫民依附权右为奴婢及犯罪折身为奴的情况，相当流行。金太祖诏令陷于被奴役困境的女真人“听以两人赎一人为良”，这样一来，奴隶的数量不是减少，反而更增加了。

汉人被迫迁徙至此，被允许聚族而居，同时又可以“从便以居”，这也就是说，迁入的汉人也会与女真人杂居。这样，他们就免不了要融入当地社会中。上引《金史·食货志》又载：

及［天辅］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太宗天会元年，以旧徙润、隰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以新迁之户艰苦不能自存，诏曰：“比闻民乏食至鬻子者，听以丁力等者赎之。”又诏孛堇阿实赉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质其身者，命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又命以官粟赎上京路新迁置宁江州户口贫而卖身者，六百余人。二年，民有自鬻为奴者，诏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内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权势家不得买贫民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七年，诏兵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妻子赎之。(104)

天会二年（1124年），金太宗终于明确规定不得买平民为奴，或掠良人为驱。大规模移民到塞外以后，塞外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奴隶制正在受到限制，封建经济关系正在确立起来。

三、猛安谋克户占夺汉族百姓耕地

中原与泰州不同，这里并不是荒无人烟的未开垦地区，而是早已开发的地区。最初，女真人还没有在中原屯田的打算，而只是掠夺人口和财富，“贼之来虽有少钞掠而不杀害人民，比去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105)。女真统治者用这种残酷杀掠的办法，制造了大片无人区，于是，当他们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之后，就有了大批的“官地”可供他们分配给猛安谋克屯田户。

猛安谋克屯田户，其数量众多。据记载，内迁至“山东、河朔军六十余万口”，而且还有“不逞辈窜名其间”(106)。乔幼梅推算，“大定二十三年在中原的猛安谋克约有户三百九十四万，口腔九百六十九万”(107)。这些移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小集中而大分散，与汉人错居。大定二十年（1181年），金世宗对宰臣说：“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108)这些猛安谋克户，定居中原以后，金朝将汉人的耕地占夺为“官田”，然后，再对屯田户“计其户口给官田”。“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109)这的确很像魏晋隋唐时期的均田制，故张棣在《金虏图经》中就径称为“均田”。只是这种“均田”，对屯田军户来说，比北魏及隋唐的均田政策更为优惠。

正隆元年（1156年）二月，海陵王“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110)。

由于女真人原来生活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不缺少耕地，因此，从不讲求精耕细作，屯驻中原以后，仍然是粗放经营，土地肥力下降之后，即弃置不耕，并认为是分给他们的土地有问题。于是，女真统治者又借口分给屯田军户的耕地“薄瘠”，遂又故伎重施，重新强夺百姓的田地为官田，直至大定十七年（1177年），“复以近都猛安谋克所给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岁久，往往冒为己业，令拘籍之”(111)。金世宗明知他下令拘籍的所谓“官田”就是百姓的耕地，但他却对省臣说：“官地非民谁种，然女直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112)在这种强盗逻辑的指导下，金朝统治者借“拘籍官田”的名义，对汉族百姓的耕地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大定十九年（1179年）十二月，金世宗在与宰臣谈话中承认，有的地方，仅因地名为“皇后庄”、“太子务”之类，“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113)。他虽然指出这种做法不妥，但三年后，此类事件仍在继续发生：“工部尚书张九思执强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汉以来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者，皆以为官田。此田百姓为己业不知几百年矣，所见如此，何不通之甚也。”(114)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之后，百姓开辟的耕地，更在被刷之列，“虽曾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有公据者，虽付本人，仍须体问”(115)。“时人户有执契据指坟垅为验者，亦拘在官”。(116)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七月，金世宗对宰臣说：“前徙宗室户于河间，拨地处之，而不回纳旧地，岂有两地皆占之理？自今当以一处赐之。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而免是岁之租。”(117)

章宗以后，继续大规模夺占汉族农民耕地。泰和四年（1204年）金章宗得知陕西六路括地时，“其间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118)。“山东、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119)

金后期，受到新兴起的蒙古侵逼，被迫将统治中心由中都迁到南京（今河南开封）。大批原已定居河北的屯田军户又随金朝廷举家迁至黄河以南。于是，金朝又面临一个如何养活这些南渡军户的问题。贞祐三年（1215年）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论，北方侵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南来。共图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军粮之术”。“遂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诣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亩。”(120)但是，这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随着金统治地区不断缩小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屯田军户享受种种优惠，百姓的耕田却无端被占夺，“兵日益骄，民日益困，养成痈疽，计日而溃。贞祐之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雠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盻之顷皆狼狈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不能免”(121)。兴定元年（1217年）九月有人上奏指出：“今之军士见屯者无虑数十万众，而家口又数倍于军。彼皆落薄失次无所营为，唯有张口待哺而已。岁入有限，日给无穷，久不改图，徒使农民重困而军户亦不得安帖。”(122)

女真猛安谋克户屯田，不仅限于中原，甚至远及他们与南宋作战的重要战场——陕南地区，“金人久不得志，则还据凤翔，授甲屯田为久留计”(123)。

四、猛安谋克公有制解体及女真权贵封建化

随着女真猛安谋克屯田的扩展，首先是女真军事将领以其部下屯驻的地区为自己的领地，成了大封建主，“金人之陷山东，多挞懒之力也。挞懒久居潍州，回易屯田，遍于诸郡，每认山东以为己有”(124)。地位比挞懒这样的军帅低的猛安谋克军官，也得到数量相当可观的土地，“惟鄂通公在女真为贵族，世居辽东”，“公以长袭谋克，义宗播蔡邑，行察平侨东平主帅，录其世。时其衣廪东昌，给地五千亩，宅而居之”(125)。

金朝猛安谋克户所分得的土地虽名为“官田”，但既经分配之后，政府对这类土地并不以国有土地论，金朝“官田曰租，私田曰税”(126)，只有汉人耕种“官田”者，才缴纳地租，与封建国家构成租佃关系；猛安谋克屯田户，与百姓佃种官田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对金朝政府不存在租佃关系，因此也不向政府交纳田租，而是缴纳“牛头税”：

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127)

屯田军户从政府处领得耕牛，因此要交“牛具税”。牛头税不是地税。他们分得的耕地，既不需要交租也不需要纳税，因为这些耕地仍然被视为猛安谋克集体所有，按规定每个成员都有权无偿使用。

不过，这种公有制经济一经陷入中原汉族封建私有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以后，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猛安谋克户依仗特权占有耕地之后，自己并不认真耕种。大定五年（1165年）十二月，金世宗发现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伐桑枣为薪鬻之”(128)，即为解一时燃眉之急，不惜对本可以年年获利的桑田及枣林进行砍伐。此外，猛安谋克户更普遍地接受了以土地租佃和买卖为特征的封建经济关系。海陵末期，女真屯田户大都靠出租土地过活，他们“一家莳地不下数顷，既无税赋，春则借农以种，夏则借人以耘，秋则借人以收”(129)。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正月，金世宗曾对宰臣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130)同年他又说：“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131)

金朝统治者所谓让猛安谋克户自耕，也并不是完全靠他们自己亲身劳动，而是由他们畜奴耕作，所以强调“禁卖奴婢”。在中原封建生产关系业已发展了一千多年以后，女真屯田户仍要大开历史倒车，在农业领域维持奴隶制生产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于是，不论金朝政府如何禁止猛安谋克屯田户出租土地，屯田户还是普遍接受了这种封建租佃制生产关系。

在中原普遍存在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影响下，猛安谋克户在分得土地以后，很快就将这部分耕地视同私产。女真权要、猛安谋克官员更是额外广占田产，兼并汉族农民及一般猛安谋克户的耕地，例如即墨县，“县界多世官侵愁细民，累政以为苦”(132)。猛安谋克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封建地主。《金史·食货志》载：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陈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夺田者，上曰：“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将均赐贫民。”省臣又奏：“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盌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计七十余家，所占地三千余顷。”上曰：“至秋，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所括者，亦当同此也。”又谓宰臣曰：“山东路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人户，复有籍官闲地，依元数还民，仍免租税。”

其实，正是金朝政府要给予猛安谋克以及其他女真权贵以种种特权，包括女真权要在内的封建地主广占耕地，从来不曾真正受到限制。女真人在中原广占汉人耕地的同时，也就放弃了他们原来的公有制并接受了中原地区固有的封建制。金朝统治者承认土地典卖合法，同时也承认女真屯田户可以参与土地买卖。金朝规定：“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禁，但令随地输租而已。”“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则预其数。”(133)

五、百姓佃种官田与官田私有化

北宋元丰间，天下垦田“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内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官田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三顷”(134)。当时官田只占全部垦田数的1.37%。经历宋金之际的战乱，百姓流亡，出现大量无主荒地，于是金代官田遽增。特别是宋金交界地区，官田所占比例更大。明昌三年（1192年）六月，据尚书省奏，南京路仅牧地就有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也有牧地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135)。仅南京一路的牧地比元丰间的全部官田还要多。

金朝将官地分配给猛安谋克军户，只征收牛具税，而农民佃种官田却要缴纳很重的田租。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也。”(136)金元两代的官田，其制皆仍宋制之旧。元人对官田输纳之重，尤有明确记载：“官田者盖仍宋公田之旧，输纳之重民所不堪。”(137)“惟是官田硗瘠易旱、易涝，所入绝少而输赋重甚。每岁必以民田之入助输官田之赋，仅免门户隳突捶楚之害。”(138)金代同宋元两代一样，农民佃种官田，都与国家构成租佃关系。

一方面荒闲官地过多，另一方面是佃种官田既久则事实上成为己业，于是，明昌元年（1190年）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南荒闲官地，许人计丁请佃，愿仍为官者免租八年，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泰和八年（1208年）八月，“诏诸路农民请佃荒田者，与免租赋三年，作己业者一年”(139)。然而，河南地区的官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增多。贞祐三年（1215年）八月，参政高汝砺指出：“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140)

官田的产权不断流失，被私家冒占，这种情况，历代皆然，不独金代如此。在金代，冒占官田最多的，还是最具权势的女真皇室、贵族。大定二十二年八月，“以赵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长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六县官，皆罚赎有差”(141)。除此之外，普通百姓佃种官田年深日久，也逐渐视官田为己有。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一月，尚书省奏：“民验丁佃河南荒闲官地者，如愿作官地则免租八年，愿为己业则免税三年，并不许贸易典卖。若豪强及公吏辈有冒佃者，限两月陈首，免罪而全给之，其税则视其邻地定之，以三分为率减一分，限外许诸人告诣给之。”泰和八年（1208年）八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人户请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仍免八年输纳。若作己业，并依第七等税钱减半，亦免三年输纳。”(142)

六、金朝境内各族人民的户等和身份

明昌六年（1195年）二月，金章宗对宰臣说：“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143)这种户等是按照民族区分的。本户、汉户和杂户之间的不平等，反映的是民族不平等。但这三类人户却都是自由人，都属于“良”，而非“贱类”。明昌六年（1195年）十二月，金统治区内女直、契丹、汉户合计七百二十二万三千四百户，四千八百四十九万零四百口。至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增至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户。口数虽减少至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口，当主要是隐漏所致。此为金版籍之极盛。以上户口数字中并不包含众多的奴隶。

在按照民族区分的三类人户中，包括契丹在内的汉户，在总人口中占最大比例。根据财产状况，汉户又有“主户”、“客户”之分。主户指城市中有房产和乡村中有地产的人户，客户则是指无恒产的人户。客户没有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因此只能佃种别人的土地。作为佃户，他们的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他们不仅要受地主的剥削，同时还要向官府缴纳租税。“炎凉愁里过，陵谷暗中迁。素拙生生计，寻耕下下田。为嫌频告籴，却恨不逢年。门外催租吏，长妨对圣贤。”(144)金末李俊民的这首诗具体反映了当时贫苦自耕农的经济状况：他们耕种的是最次的田地，频频告贷，却还要应付官吏催租讨债。自耕农尚且如此，广大佃农经济状况之恶劣，就更可想而知了。

女真人早在金朝建立以前及尚未进入中原时就已经产生了债务奴隶制度，这是一种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的富有者奴役贫苦社会成员的制度。因此，初占中原，女真统治者就大肆掠夺平民为奴。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年）甚至发生将客户一律籍没为官奴婢的事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〇建炎四年十二月辛未载：

是日，金左副元帅宗维命诸路州县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至癸酉罢。籍客户拘之入宫，至次年春尽，以铁索锁之云中，于耳上刺“官”字以志之，散养民间。既而立价卖之，余者驱之达靼、夏国以易马。亦有卖于蒙古、室韦、高丽之域者。时金既立刘豫，复以旧河为界，宗维恐两河陷没，士庶非本土之人逃归豫地，故有是举。小民出不意，父子夫妇尽城星散，哀号满道，井缢者甚众。寿州初得客户六十八，而误报六百八人，宗维不容诉，于是州官驱穷民孤旅四百五十人以充数，至则一例卖之，莫能辨也。

此外，女真统治者还明令把他们的债务奴隶制度推广到中原，以欠公私债务者为奴隶，天眷元年（宋绍兴八年，1138年）“是夏，金元帅府下令诸欠公私债无可还者，没身及家属为奴婢以偿之”(145)。

金军在战争期间掠夺的大批生口、奴隶，都归猛安谋克占有，大定二十年（1180年）四月，金世宗说：“设如一谋克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与同，岂得平均。正隆兴兵时，朕之奴婢万数，孳畜数千，而不差一人一马，岂可谓平。”(146)这说明猛安谋克户屯驻中原以后，已是普遍畜奴，多者一户就有奴隶二三百口，少者也有一二人。女真人虽然普遍占有奴隶，但当时的奴隶制度仍然是在氏族组织内部发展，这种奴隶制表现为主人对奴隶不能全权处置，而必须接受房亲及村老的制约。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许令婚娉者，须取问房亲及村老给据，方许娉于良人”。(147)这说明金的私有制虽然已经有所发展，但血缘关系仍然制约着当时所有制关系的发展。

金朝的奴隶有多种，其中尤以“驱口”数量为多。女真统治者不仅在征服中原过程中俘掠良人为驱，既占中原之后，他们在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战争中仍然重复这种罪恶行径。贞祐四年三月陈规上言揭露纥石烈鹤寿在镇压河北红袄军时，不仅残酷杀害起义者，并且还乘机加害无辜百姓，掠良为驱。据《金史·陈规传》载：

［贞祐四年］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岁河北红祅盗起，州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将兵讨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鹤寿所虏俱放免之，余路军人有掠本国人为驱者，亦乞一体施行，庶几河朔有所系望，上恩无有极已。”事下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隐匿者坐掠人为奴婢法，仍许诸人告捕，依令给赏，被虏人自诉者亦赏之。

此事发生的时间下距金亡只有二十多年，这足以说明自金初以来，女真统治者就一直未曾停止掠良为驱的罪恶勾当，而且被掠为驱者不仅限于汉人，还有“本国人”——即女真人。

金朝私人占有的驱口，除战争中掠夺的之外，也有很多是经购买或典雇而获得的。《金史·百官志》载：

诸因灾伤或遭贼惊却饥荒去处，良民典雇、冒卖为驱，遇恩官赎为良分例，（若元价钱给）男子一十五贯文，妇人同，老幼各减半。（六岁已下即听出离，不在赎换之限。）

另据《金史·食货志》载：

熙宗皇统四年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州岁饥，百姓流落典雇为驱者，官以绢赎为良，丁男三匹，妇人幼小二匹。

这说明金朝统治时期，由于有诸多来源，驱口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以致这一受压迫最为深重的人群对金朝统治足以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统治者才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和减少驱口的数量。早在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就曾诏令“军兴以来，良人被略为驱者，听其父母夫妻子赎之”(148)。既然是“良人”被略为驱，还要由亲属“赎之”才能脱离驱籍，这说明女真统治者对于“略良为驱”仍然是予以认可的。

在如何对待驱口的问题上，金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极力要维护奴隶制度，要保存大批的驱口。在镇压汉族人民起义的过程中，即使有赦免的诏令，驱奴也不在赦免之列。贞祐二年（1214年）“十一月戊辰，曲赦山东，除杨安儿、耿格及诸故官家作过驱奴不赦外，刘二祖、张汝楫、李思温及应胁诱从贼，并在本路自为寇盗，罪无轻重，并与赦免”(149)。

金朝奴隶数量虽多，但仍然是作为封建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而且这些奴隶的身份，许多都是从前一时代继承下来的。例如作为奴婢的宫籍监户，实际上就是辽朝遗留下来的“宫户”。此外，金朝的奴婢还有“人从”、“人力”、“女使”等名目。所谓“人从”可能是指“从己人力”。“人力”早在北宋就有。北宋的“人力”是指那些受雇于主人从事家务或生产劳动，并与主人签订限期契约的男仆。金朝的“人力”既然是由上中户轮差驱丁充当，则“人力”的地位，当与驱丁无异。此外，金朝“从己人力”是官员的仆役，并由官府依射粮军例支给钱粮。金朝的射粮军是被刺面在军中充杂役的，不仅地位低下，而且没有人身自由，“女使”本来是受雇于主人的女仆，北宋时期与“人力”一样，与主人也是契约关系，然而在金朝统治下，“女使”同“人力”一样，也已经降为奴隶，主人可以将其转让，嫁女时用作陪嫁。《吴文正集》卷七四《故教谕刘君墓碣》载：

家有女使或笞骂之，君辄戒止曰：“吾曹身经戎马，免为囚奴，受役于人，今得役人以代汝薪水之劳，可善御之，无若此也”。

“笞骂”，对女使已是平常事。这些人的身份到金朝时期的确已沦为奴隶，但正如其名目所表明的，中原的奴隶制并不单纯是女真人氏族社会末期奴隶制度的延续，而是女真统治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强化中原固有的奴隶制残余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奴隶制残余一直存在着，它是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固有的补充形式。

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不仅猛安谋克户及女真贵族普遍畜奴，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汉族地主阶级也纷纷仿效。宁晋人康锡，“大父讳成，尝与昆弟分财，它田宅定无所问，止取南中生口十余人，纵为民而已，以故家独贫”(150)。世居定襄的周鼎，“父丕显，字著明，质直尚义，好交结四方，获鹿世家。有以女婢诱陕右饥民为赘婿者，岁既久，并所生男女皆奴之。赘婿单弱，无以自解，著明冤之，示以文法及诉讼次第，累为有司所直，准生女从母，其余皆夺为良”(151)。以上两个事例都表明，当时一方面是汉族地主也多畜奴，另一方面则是奴隶制日趋衰落。纵生口为民，被视为善举；而法律也在限制奴隶制的扩展。赘婿与婢女生女从母为婢，生男则准其为良。奴婢放良可取得“正户”的户籍。“涞水人魏廷实祖任儿，旧为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编籍正户，已三世矣。”(152)

第三节
辽金的寺院经济

一、寺院的不动产及其经营方式

辽统治下的幽蓟地区寺院经济较为发达。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当地笃信佛教者众多。那些虔诚礼佛的善男信女们竞相施舍，每个人施舍的财物虽然不算多，但由于他们多是结成邑社，采取一致行动，这样，所施财物的总量就相当可观了。据重熙十一年（1042年）《石龟山遵化寺碑》记载，这种结社捐输的情况甚为踊跃：“越县俗于百里，萃邑社于千人。女或绩以□蚕，□以承筐之□，男若商而若贾，奉以在橐之资。工□斲以献能，农辍耕而舍力。妙因天假，信施日增。”(153)信众的不断施舍，使得寺院的财产不断增加。富人更有施舍田宅给寺院者，少则数亩，多则数顷至数十顷。这样，久而久之，寺院多成为大地主。寿昌元年（1095年）的残碑《缙阳寺庄帐记》详记历年该寺接受信众施舍土地的区段、界至、顷亩，目的是要该寺的僧人永保这份产业，以免“众僧之靠赖无依”。此外该寺还有“林墓地四十亩”，如同世俗人家有家族墓地一样，该寺僧人死后，都葬在寺院的墓地。碑中告诫寺僧“勿□典卖”(154)。兴宗时期的《车轴山寿峰寺经幢记》也有“或鞠土筵僧，或布金买地”的记载(155)。

河北遵化县境内发现的《景州陈公［宫］山观鸡寺碑铭》记载，该寺“积库钱仅五千缗，广庄土逮三千亩，增山林余百数顷，树果木七千余株，总佛宇僧房、洎厨房舍、次兼永济院属寺店舍共一百七十间，聚僧徒大小百余众”。(156)这百余僧众的衣食、日用主要都出自寺院的地产，此外“属寺店舍”表明寺院可能还兼营商业。寺院土地的经营方式与一般地主一样，主要是由农民佃种，收取地租。乾统七年（1107年）的《上方感化寺碑》记载该寺院在三河县北乡有一田庄，有地三十顷，种麦千亩，多年来由农民佃种(157)。

租种寺院土地的农民和一般客户一样，不仅要受封建地租剥削，而且还要受高利贷剥削。寿昌二年（1096年）的《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残缺过甚，文意不甚明了。其中“粟一千硕，钱五百缗，每年各息利一分”(158)，可能就是与该寺放债有关的记载。

辽朝统治者也曾对寺院经济有所节制，晋国公主于南京建佛寺，统和八年（990年）圣宗许赐额，室昉上奏说：“诏书悉罪无名寺院，今以主请赐额，不惟违前诏，恐此风愈炽。”(159)圣宗采纳了室昉的意见，未给晋国公主所建寺庙赐额。

金朝的统治确立之后，北方的寺院经济因统治者宗教政策的改变而有所变化。正如金史研究者所指出的，女真统治者鉴于契丹统治者佞佛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对佛教势力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160)，再加上金初的破坏，寺院经济膨胀的势头，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控制。女真人首次占领燕京以后，“尽括燕山金银钱物，民庶、寺院一扫皆空”(161)。聚集大量财富的燕京寺院，曾经是女真人劫掠的重要目标。山东长清境内这座北方著名的佛寺，“比丘恒二百余众，虽四方布施者源源而来，然其衣食之用，出于寺之田园者盖三之二”。寺院的田产绝大部分是景德年间北宋朝廷所赐。大定六年和明昌三年，金朝两次弛天下山泽以赐贫民，许民采伐，灵岩寺的庙产多被侵占，后经长老广琛“诉于部、于省，才得地之十一二也”(162)。大定、明昌间大规模放免寺院奴婢，对寺院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金朝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其势头只是相对于辽朝有所减弱。金朝统治者在巩固了对中原的统治之后，也曾广建佛寺，同时大量赐予寺院房地产。《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载：“金国移都燕京敕建大庆寿寺成，诏请玄冥禅师公开山第一代，敕皇子燕王降香，赐钱二万，沃田二十顷。”戊子（大定八年，1168年）“金国十月一日诏禅师于东京创清安禅寺，度僧五百。”庚寅（大定十年，1170年）“金国世宗真仪皇后出家为尼，建垂庆寺，度尼百人，赐田二百顷。”金国大定二十年（1180年）“正月敕建仰山栖隐禅寺，命玄冥公开山，赐田、设会，度僧万人。”寺在燕京西山。甲辰金国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长公主降钱三百万，建昊天寺，给田百顷，每岁度僧尼十人。”壬戌（泰和二年，1202年）“金国英悼太子生日，诏海惠大师于上京宫侧创造大储庆寺，普度僧尼百万。”

除了皇家继续赐给寺院大量田产之外，民间在灾难深重、战乱频仍的时代，更是不惜倾其所有以换取进入天国的门票。李俊民曾记载，在晋城县境内“有寺院二十一区，大金贞祐甲戌至甲午，存者十之三四”。“贞祐兵火后居民荡析，乡井荆棘，寺几于废。里人王简等亦流落四方，艰苦万状，默有所祷。异日平安到家，当舍所有以答佛力。既归乃以所居之正堂五间与本寺修香积位，其殿宇寮舍缺者完之，弊者新之，靡不用心焉。且语耆老曰：本社宋阿李生前为无后，将本户下地土一顷五十余亩施与本寺，充常住。”(163)

二、辽金“二税户”

《缙阳寺庄帐记》（残文）记载该寺“受具僧人百一十□，勤□□□。客五百已上”(164)。这些与僧对举的“客”，就是寺院的佃客。他们虽然隶属寺院，对寺院有封建依附关系，但仍著籍于官府，并仍纳夏秋二税，故亦称为“二税户”。何谓“二税户”？从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最初，元好问是这样说的：

辽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大定初，一切免为民。闾山寺僧赐户三百，与僧共居，供役而不输租，故不在免例。诉者积年，台寺不为理，又诉于致美（李晏字），致美上章大略谓“天子作民父母，当同仁一视……且沙门既谓之出家，而乃听其与男女杂居乎?”……即日免之。(165)

依辽朝奉行的唐制，奴婢不课。然而元好问所谓“二税户”，既为奴婢同时又“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显然是矛盾的。“输租为官”也就是向国家纳税，“纳课给其主”是向主人交租，这样的劳动者正是封建剥削制度下的农民，不可能是奴婢。至于“二税户”之所以被称为“二税户”，其实是由他们纳税的方式决定的。唐中期以后实行两税法，称夏税、秋粮为“两税”。当时凡有正式户籍并缴纳两税的民户都称为“两税户”。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统计，“是年，天下两税之户凡三百八万五千七十有六”(166)。辽袭唐制，仍实行两税法，宋收复燕京之前，曾下诏：“收复之后，番汉一等待遇，民户除二税外，应该差徭科率无名之赋，一切除放。”(167)这说明，原来在辽朝统治下，燕京地区民户虽有“差徭科率无名之赋”，但正税则只是“两税”，即夏税、秋粮。这同唐朝一样，也以缴纳两税的农户为“两税户”，即“二税户”。辽朝的“二税户”既包括南京、西京地区的正户和客户，同时也包括上京、中京和东京地区的蕃汉转户。辽朝统治者“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者，并不是奴婢，而是头下户。头下户即蕃汉转户，亦即客户。他们与其他州县民户一样，也有二税负担，只是由于他们隶属于头下州主人，因此他们的赋税不是交纳给国家，而是交纳给头下州主人。元好问所说大定初不在放免之列的闾山寺的寺户，实际上是属于寺庙的“二税户”。《金史·李晏传》亦载：

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良。”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

闾山寺也就是龙宫寺，坐落在锦州辖下岩州境内的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上。辽主拨赐给岛上龙宫寺的渤海人及汉人寺户本来是“民户”，即所谓“转户”，同时也是向朝廷纳税的“二税户”。所谓“以良民为二税户”，实际上是把良民拨赐给寺院，“俾输税于寺”，并且岁久被抑为奴婢。金朝则将他们全部放免为良，恢复他们自由人的身分。

隶属寺院的人户中包括许多契丹贵族施于寺院的奴婢。《妙行大师行状碑》载：

清宁五年，大驾幸燕，秦越长主首参大师，便云：“弟子以所居第宅为施，请师建寺。”大率宅司诸物罄竭，永为常住，及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器用等物，皆有施状。奏乞，准施。(168)

辽朝公主下嫁皆有陪嫁奴隶，称“媵臣户”。这位秦越长公主施于妙行大师建寺的宅第及相当规模的农庄，还有其中户口百家，都要奏请皇帝照准，说明这些财产很可能是得自皇帝赐予，而其中的人户则可能是她的媵臣户、奴婢户。

咸雍八年（1072年）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这座名为静安寺的寺庙，设在义州境内，是“兰陵郡夫人萧氏”所建。义州即《辽史·地理志》中的宜州，是头下州之一。据辽史专家刘凤翥赴内蒙古考察，知创建静安寺的萧氏夫人有墓葬在赤峰市元宝山区境内，而新发现的萧氏墓志记载，静安寺就在墓地旁边。义州也当即此地。《创建静安寺碑铭》可能是后被移至中京附近的，故人们对静安寺的地点多有误解。萧氏建寺，“算日酬庸，驱籍一毫不取，皆贤夫人鬻奁饰、减衣御之为也。寺既成，必假众以居之，遂延僧四十人，有讲则复益，三□□□僧既居，必资食以给之；遂施地三千顷，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169)。这些与牛、马并列而且可以施与寺院的五十人户，很可能就是有“驱籍”的奴婢。辽朝宗室、公主、外戚将自己的奴婢施与寺院，于是这些奴婢就转归寺院所有，其身分仍为奴婢，与“二税户”不同。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曾隶籍州县，所以也就拿不出“凭验”请求金朝放免。

金的北京路、中都路，包括了辽的上京道、中京道和南京道。这一地区有大量的蕃汉转户，他们既向官府纳税，同时又向主人交租。燕京等地寺院的客户亦如此。后来，因辽金之际的变乱，这些客户多被抑为贱。金世宗、章宗时期，这些被抑为贱的“二税户”援据“左证”、“凭验”提起诉讼，要求恢复他们的良民身分。所谓“左证”、“凭验”，亦即“公牒”，是当时的计账文书。当金朝派人检括时，那些有凭验证明自己原为“二税户”的奴婢，悉放为良；那些无凭验而且其主人又声称其为奴婢者以及因通检而被发现的奴婢，金朝也决定改变其身分，令其“半输官，半输主”，即变成依附其主的佃客。明昌元年（1190年）“北京等路所免二税户，凡一千七百余户，万三千九百余口，此后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170)。

元人赋诗将大定间免二税户一事，形容为超越汉唐的德政：“尽蠲秋赋出御女，百色支供皆省并。若稽黄屋帝尧心，一语安无不听。万方欢喜声一概，远过汉家宽大令，三钱斗米说开元，二税户除闻大定。”(171)

(1)　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文物》1983年第9期。

(2)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3)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传》。

(4)　李义：《辽代奚“大王记结亲事”碑》，见《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5)　《大王记结亲事》碑，见《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6)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

(7)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中京道》。

(8)　《满洲金石志》卷二《韩橁墓志》。

(9)　《宋朝事实》卷二〇《经略幽燕》。

(10)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11)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

(12)　敦煌寺户的头下，一般只有四户，多者也不过十户。据《史太平等牒》及《刘进国等牒》（《敦煌资料》第一辑第401页），这两个头下，包括团头在内，分别由五户和四户组成，每户贷粟五驮。另据《李庭秀等牒》，“每头请种子伍拾驮”（《敦煌资料》第一辑第397页），按每户五驮计，则每头平均应为十户。而《敦煌诸寺车牛役簿》（《敦煌资料》第一辑第263页），团头李庭秀连同头下户，实为九户。

(13)　《辽史》卷四八《百官志》。

(14)　《辽史》卷四八《百官志》。

(15)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头下军州》。

(16)　《辽史》卷七九《耶律阿没里传》。

(17)　《辽史》卷四八《百官志》。

(18)　详见陈述先生《头下考》，《东北集刊》第1期；费国庆：《辽代的头下军州》，《曲阜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1月。

(19)　《全唐文》卷八五九胡峤《陷北记》。

(20)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

(21)　《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下《中京四面诸州》。

(22)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

(23)　《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下《中京四面诸州》。

(24)　《鄱阳集》卷八《惠州》。

(25)　《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七。

(26)　李品清：《辽代“懽州塔碑铭”小考》，《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6年1月。

(27)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28)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29)　《栾城集》卷一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

(30)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前使辽诗》。

(31)　《栾城集》卷一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奚君（宅在中京南）》。

(32)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前使辽诗·牛山道中》。

(33)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

(34)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八。

(35)　《五代会要》卷二四《建昌宫使》。

(36)　《辽史》卷七三《耶律曷鲁传》。

(37)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

(38)　《辽史》卷三五《兵卫志》。

(39)　《辽史》卷三一《营卫志》。

(40)　《辽史》卷三一《营卫志》。

(41)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

(42)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

(43)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

(44)　《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45)　《辽史》卷七七《耶律洼传》。

(46)　《辽史》卷九六《萧德传》。

(47)　《辽史》卷七八《耶律夷腊葛传》。

(48)　《辽代石刻文编》，第519—522页。

(49)　《辽代石刻文编》，第470页。

(50)　邓宝学等：《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文物》1983年第9期。

(51)　《辽代石刻文编》，第299—300页。

(52)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

(53)　《辽代石刻文编》，第63—64页。

(54)　《辽代石刻文编》，第82页。

(55)　王成生：《辽宁朝阳市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

(56)　王成生：《辽宁朝阳市刘承嗣族墓》附录，《考古》1987年第2期。

(57)　《全辽文》第119、120页。

(58)　《全辽文》第138页。

(59)　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

(60)　《辽史》卷一〇五《马人望传》。

(61)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

(62)　邵国田：《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及附录，《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

(63)　《辽代石刻文编》，第188页。

(64)　《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

(65)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

(66)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附德枢传》。

(67)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

(68)　《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附德枢传》。

(69)　《北京西郊辽壁画墓发掘》附韩佚墓志，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

(70)　《全辽文》第190页。

(71)　《辽史》卷八六《刘景传》。

(72)　《辽史》卷八六《刘六符传》。

(73)　《辽代石刻文编》第341页。

(74)　《辽史》卷一八《兴宗纪》。

(75)　郝经：《陵川集》卷三五《房山先生墓铭》。

(76)　《全辽文》第265页。

(77)　邵国田等：《刘祜墓志铭考略》附录，《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

(7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49—150页。

(79)　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五《过归义废寺诗》自注。

(80)　《辽代石刻文编》第573页。

(81)　《辽代石刻文编》第676页。

(82)　《辽代石刻文编》第639页。

(83)　《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49页。

(84)　宿白：《宣化考古三题》，《文物》1998年，第1期。

(85)　宿白：《宣化考古三题》，《文物》1998年，第1期。

(86)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七。

(87)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

(88)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

(89)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

(90)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

(91)　《北征纪实》、《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十六。

(92)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93)　《西山集》卷一三《甲午二月应诏上封事》。

(94)　《金虏节要》、《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四。

(95)　《陷燕记》、《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四。

(96)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97)　《中兴小纪》卷一记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正月壬辰。

(9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大金国志》卷八《太宗文烈皇帝纪》也在天会十一年记载：“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

(99)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四。

(100)　《金史》卷四四《兵志》。

(101)　《大金故金紫光禄大夫乌古论公墓志铭》，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

(102)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03)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自山西至浑河路，当与金上京同一方向。

(104)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05)　《靖康遗录》，《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一一。

(106)　《遗山集》卷一九《内翰冯公神道碑》。

(107)　乔幼梅：《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2页。她在与漆侠合著的《辽夏金经济史》中，也认为“三次移民高潮中迁到北中国的猛安谋克约有近400万”。见《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第418页。

(108)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09)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10)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11)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12)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13)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田制》。

(114)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田制》。

(115)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田制》。

(116)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田制》。

(117)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田制》。

(118)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19)　《遗山集》卷一六《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

(120)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21)　《遗山集》卷一六《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

(122)　《遗山集》卷一八《刚敏王公神道碑铭》。

(123)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九六《吴武安公功绩记》。

(124)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九七《节要》。

(125)　《至正集》卷五一《赠嘉议大夫济南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博郡侯鄂通公神道碑》。

(126)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27)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28)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29)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三〇《崔陟孙淮夫梁叟上两府札子》。

(130)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31)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32)　《遗山集》卷一七《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133)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34)　《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历代田赋之制》。

(135)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36)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37)　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九《国学策问四十道》（第三七道）。

(138)　程端礼：《畏斋集》卷五《着存庵田记》。

(139)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40)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41)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42)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

(143)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44)　《庄靖集》卷二《即事》。

(145)　《中兴小记》卷二四，绍兴八年六月。

(146)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47)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48)　《金史》卷三《太宗纪》。

(149)　《金史》一〇二《仆散安贞传》。

(150)　《遗山集》卷二一《大司农丞康君墓表》。

(151)　《遗山集》卷二二《阳曲令周君墓表》。

(152)　《金史》卷一三二《纥石烈执中传》。

(153)　《全辽文》第155页。

(154)　《全辽文》第344页。

(155)　《辽代石刻文编》第229页。

(156)　《全辽文》第189页。

(157)　《全辽文》第290页。

(158)　《全辽文》第246页。

(159)　《辽史》卷七九《室昉传》。

(160)　参阅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载《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75页。

(161)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一六《北征记实》。

(162)　《岱览》卷二四《灵岩寺田园碑》。

(163)　《庄靖集》卷八《大阳资圣寺记》。

(164)　《全辽文》第344页。

(165)　《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小传》。

(166)　《册府元龟》卷四八八《邦计部·赋税》。

(167)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五。

(168)　《全辽文》第301页。

(169)　《全辽文》第200页。

(170)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71)　《元诗选》初集卷一五《入奏行美圣政而重民急也》（一作《免租谣赠崔中丞》）。

第八章
辽金的重要经济领域

第一节
农牧业

一、辽代的农牧业

燕京地区是辽朝最重要的农业区，“青山如壁地如盘，千里耕桑一望宽”(1)，这是宋人苏颂熙宁元年（辽咸雍四年，1068年）使辽初入燕京地区所见的景象。沈括在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年）使辽，返回汴京后在《熙宁使虏图抄》中曾这样描述他在燕京地区所见：“［幽］州西距山数十里，自顺以南皆平陆广饶，桑谷沃茂。”“怀柔，城依古长城。其地平斥，土厚宜稼。城北倚涧水为险，水之葇数百步，地广多粟。”(2)西京大同附近地区也是传统的农业区。“应历间，云州进嘉禾，时谓重农所召。保宁七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3)云州即辽西京，亦即大同。从这里一次可调出二十万斛的粮食支援北汉，足可以证明当地的粮食生产已经自给有余。

古北口以北的中京和上京地区，比起燕京地区更是人烟稀少。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定居居民，除了放弃游牧、转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奚人之外，就是移居到这里的汉人。中京和上京地区原来的经济都是以畜牧业为主，正是由于汉人的大量流入，种植业才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不过两个地区的情况又不尽相同。中京地区的奚与契丹原来互不统属，阿保机强盛之后，室韦、奚、霫皆被役属。奚王去诸对于其部族被契丹奴役很不情愿，于是以别部西徙妫州（今河北怀来东），这一部分称为“西奚”，而留居故地者则称为“东奚”。辽朝取得幽蓟十六州后，妫州归属辽，东、西两部分奚族又都重归契丹统治。奚族地区由于汉人日渐增多，逐渐发展起了种植业。由于这一地区多山而且气候寒冷，种植业是在极为艰难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奚夷居落瞰重林，背倚苍崖面曲浔。涧水逢春犹积冻，山云无雨亦常阴。田塍开垦随高下，樵路攀缘极险深。”(4)苏颂的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当地奚族的生产及生活环境：他们居住在重林之间，背山面水，在山坡上垦种，攀缘险路打柴。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农业生产水平之低下是可想而知的。苏颂还赋诗描述在柳河馆所见。柳河馆是宋使自燕京北上出古北口以后经过的一个重要驿站，河北隆化房山沟门有辽代遗址，可能即当年柳河馆故地(5)。关于柳河馆附近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苏颂诗中写道：“清晨驱马两崖间，霜重风高极险艰。前日使人冲雪去，今朝归路踏冰还。道旁榛莽樵苏少，野外汙莱耒耨闲。（作者自注：辽土甚沃，而地寒不可种，春深始耕，秋熟即止。）还似昔年经历处，下弦残月插东山。”(6)土地虽然肥沃，但生长期短，再加上多是山地，总的说来还是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移居这一地区的汉人，多是被契丹统治者俘虏来的。苏颂使辽路经这里曾赋诗慨叹迁入的汉人已从当地风俗，他在一首诗后自注说：“敌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惟巾衫稍异，以别番汉耳。”(7)所谓“削顶垂发”，即模仿契丹人髡发。汉人的大量迁入，促进了奚族地区种植业的发展，于是这一地区成了半农半牧地区：“千里封疆蓟霫间，时平忘战马牛闲。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8)在这里可以看到定居的农民在田间劳作，同时还能看到游牧民族的毡帐和奚车。即使寒冬时节，也仍然是鸡犬之声相闻：“雪余天色更清明，野店忽闻鸡一声。地里山川从禹画，人情风俗近燕京。”(9)

辽中期以前，中京地区的种植业不足以满足本地区的需要，据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中京始有果蓏，而所植不蕃。契丹之粟，果瓠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瓠以马，送之虏庭。”(10)至辽末，中京地区的粮食生产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道宗初年，马人望“迁中京度支使。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擢左散骑常侍。辽之农谷至是为盛”(11)。

居住在上京地区的契丹人，原来都是过着“逐猎往来，居无常处”的生活(12)。“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13)游牧兼狩猎，正是上京地区契丹人基本的经济状况。除了头下州县和汉城之外，上京道境内广大地区则是未被垦种过的草原，这里深山茂草，适宜于马牛羊的生长，发展畜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苏颂《后使辽诗》中有一首题为《辽人牧》的诗：“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无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千皮富，湩酪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作者在题注中说：“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14)这首诗反映了契丹经济生活中，除了游牧，狩猎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山下、水边动辄千百成群的羊只，几乎无须牧人管理。畜群给契丹人提供肉食和奶制品，而冬季狩猎获得的名贵毛皮，更是可观的财富。

契丹人的马，其数量相当多。苏颂《后使辽诗》中有一首题为《契丹马》的诗，作者题注云：“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读云：‘一分喂，十分骑。’番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视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翦剔，云马遂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15)

契丹人饲养牲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范镇记载契丹人萧庆曾对他说：“契丹牛马有熟时，有不熟时，一如南朝养蚕也。”“有雪而才露出草一寸许时，如此则牛马大熟。若无雪，或有雪而没却草，则不熟。”(16)他们已经能依据天气的变化而预测畜牧业丰凶。

上京附近众多的头下州县及汉城是除燕京、西京和辽海地区之外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除了有较好的自然条件之外，辽王朝历代统治者还从幽蓟和辽海地区迁入大量汉人和渤海人充实这一地区，因此同时也就将上述地区成熟的生产技术传播到了这里。

上京地区有多种农业作物。近年来，上京周围地区出土的粮食、瓜果籽实，更确切地反映了当时上京周围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1962年，内蒙古考古队在辽上京进行钻探调查，在皇城南2号东西横街“1.9—4米厚的堆积中，发现有西瓜子、香瓜子、谷皮、黍子皮等物”。皇城南部即大内以南地区堆积中也发现有“西瓜子、香瓜子和谷粟、高粱等已腐朽的粮食”(17)。敖汉旗羊山1号墓，属汉族大姓刘氏，大约葬于圣宗后期。墓室东壁的“墓主人宴饮图”，“墓主前置砖砌半浮雕式黑色小方桌，桌前侧放一带子母口的黑色圆盘，上盛三个西瓜，后放曲口竹编式浅盘，内盛石榴、桃子、枣子等水果，有的水果如桃、石榴的柄部尚带树叶”(18)。这是我国最早的西瓜图画，也是我国东部种植西瓜以契丹地区为最早的有力证据。契丹的西瓜是经由回纥传入的，“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19)。“西瓜本燕北种，石湖谓今河南皆种之”(20)。1985年在修筑辽上京遗址拦河坝时，在上京汉城（今巴林左旗福山地乡小辛庄）获得一装粮食的陶罐，“内装有谷子（粟）、乔麦皮、小麦、大萝卜等籽实”(21)。

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尺度，辽上京出土的辽代铁制农具，与当时华北地区普遍使用的农具没有什么差异。“近年来先后在辽之长泰县（今之巴林左旗十三敖包乡）地域，辽之上京汉城境内，辽之祖州（今之巴林左旗哈达英格石房子村）附近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农具。有铁犁铧，铁锄板，锄钩，铁铲，铁手锄，铁铡刀，铁镐，铁斧头，铁镰刀。”“出土的犁铧分大、中、小三种类型。有用于垦荒开地，有用于春耕播种，有用于中耕松土。锄又分为大锄和手锄，大锄为中耕锄草工具，手锄为间苗松土工具。”(22)

辽海地区地势平坦，雨量适中，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地区开发较早，秦汉以来即有汉人移居。契丹立国初期，在南下扩张以前，先征服了渤海国，并将渤海人大量迁移至辽阳附近，建立东丹国。后来，他们南下俘掠汉人，除了将他们安置在上京地区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安置在辽海地区。据熟知契丹情况的宋琪说：“然自阿保机时，至于近日，河朔户口，虏掠极多。并在锦帐平卢，亦迩柳城、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23)不过，辽东京地区开发的程度明显不如上京地区。例如东京统辖九县，各县人口在一千至一千五百户之间(24)，而上京所统十县中，有好几个县的户数达到三千至四千(25)。近年在辽宁昌图八面城辽代城址有铜铧范出土。其地在辽属东京道管辖下的咸州，辽朝招来平（今河北卢龙）、营（今河北昌黎）客户数百在此建城，这一铜铧范的出土表明，当年这些来自内地的汉族人民，不仅在这里从事农业开垦，同时还制造农具，从事手工业生产。

由于自然条件较好，而且人均占有的耕地较多，所以，辽东地区的粮食比较充裕。太平九年（1029年）“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寝”。道宗时，“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26)。

二、金代的农牧业

金初以前，生女真地区由于人口稀少，气候寒冷，再加上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据马括《茆斋自叙》记载：“自来流河阿骨打所居指北带东行约五百余里，皆平坦草莽，绝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间有一二族帐，每帐族不过三五十家。自过成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麦，所种止稗子。”(27)稗子是一种生长期较短而且产量很低的粮食作物。女真建国以后，由于原辽宋境内农业居民的大批向北迁移，东北地区农业生产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宋使许亢宗使金，第二十九程至同州（今辽宁铁岭与开原之间），他看到：“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耕种殆遍。地宜穄、黍，乃金人破契丹国于所至处迁其民于此，岁久安居。”(28)这些种穄、黍的居民，原来是契丹境内从事种植业的奚人。由同州往北，至今黑龙江境内有众多的金代古城遗址，这些古城多是金太宗时期——即金立国初期留下的，当与辽宋境内移民的大批迁入有关。“这时候的城，虽多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但城址附近一般都分布大面积遗址，居住在这里的就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平民。他们平日在城外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入城，参加守城之战。”(29)

金中期，在全境范围内，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是原属辽朝的燕云地区以及原属北宋的中原地区。金初，北方的农业生产虽然总的说来遭到了严重破坏，但黄河以北地区，由于战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此经济恢复较为迅速，只是在与南宋相邻地区，由于长期战乱，经济一直得不到恢复。“大定四年行通检法，是时河南、陕西、徐海以南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莱满野，则物力少税赋轻，此古所谓宽乡也；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则物力多，税赋重，此古所谓狭乡也”(30)。河东各地属于“狭乡”，未遭受河南那样持续不断的严重破坏，以泽州为例，据金末李俊民引述皇统三年（1143年）《程先生左辅国碑》云：“泽之为州盖以境内有濩泽名焉；州之治晋城，盖以其地故晋封名焉。夫晋者尧所居之墟，舜所耕耘之地。二帝遗风至今犹存。”(31)说明金初河东人民仍可安居、耕耘。山西长治安昌金墓，墓室内随葬物有：铁犁一件，已残，全身锈烂，呈三角状，扁形中空。通高二十厘米。铁镰一件，已残，全身锈烂，呈月牙形。残长十一点五厘米，中宽二点八厘米(32)。这些都是当时留下的农业生产工具。

金代中原农家除种植粮食之外，还种药材和麻等经济作物，天旱时则以井水和陂塘水灌溉，时人有诗云：“南亩东皋春务时，田家候雨罢耕犁。却汲井泉浇药圃，更疏陂水灌麻畦。”(33)宋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秋，“江东西、湖南十余郡饥，江筠州、隆兴府为甚，人食草实，流徙淮甸，诏出内帑收育弃孩。淮郡亦荐饥，金人运麦于淮北岸易南岸铜镪，斗钱八千。江西饥，民流光、濠、安丰间，皆效淮人私籴，钱为之耗。荆南亦饥”(34)。当南宋发生大规模饥荒时，金境内有大批的小麦运至宋金交界地区，乘机换取金境内十分短缺的铜钱。这说明，当时中原正常年景，粮食已自给有余。

金末，黄河以北地区沦陷，军民南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城满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怜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北人南来向何处，共说莘川今乐土”(35)。河朔地区已经残破不堪，在逃亡者的心目中，仍在金朝统治下的河南是乐土，而河南实际上却是战乱的重灾区，元好问诗云：“乱余村落不见人，霰雪霏霏暗清晓。莘川百里如掌平，闲田满眼人得耕。山中树艺亦不恶，谁遣多田知姓名。许李申杨竟何得，只今唯有石滩声。”(36)作者诗后自注：“许致忠、杨汤臣、申伯胜、李仲常，名宦四家隐卢氏，时以多田推之，乱后俱不知所在矣。”卢氏即今河南陕县，这首诗反映的是金末河南西部历经战乱以后的凄惨景象，居民不知去向，闲田满眼，无人耕耘。

金末，南阳地区不仅受战乱破坏，官吏还巧立名目对农民课以重税，以致农民大批流亡：“髯李令南阳，配流民以牛头租，迫而逃者余万家。刘云卿御史宰叶，除逃户税三万斛，百姓为之立碑颂德。贤不肖用心相远如此。”(37)“牛头租”亦称“牛头税”，是女真屯田军户所纳赋税，南阳令髯李以此迫使当地外逃者万家，这些逃税者并不是屯田军户，本不该纳牛头租。

金的畜牧业，主要是在西北部，沿袭辽制在西北边境地区置群牧。据《金史·兵志》载：

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薄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与司吏家余丁及奴，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为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赏。后稍增其数为九。契丹之乱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马千余、牛二百八十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

群牧是金朝养牛马的机构，女真语称群牧所为“乌鲁古”，设“提控诸乌鲁古”一员，正四品，明昌四年置。使一员，从四品；副使一员，从六品。掌检校群牧蓄养蕃息之事。判官一员，正八品，掌签判本所事。知法一员，从八品(38)。乌鲁古官员主要负责蓄养、繁殖牲畜，同时也兼管民事，判官、知法等官员就是为此而设。官员主要由女真人充当，契丹人只能充当“牧子”，具体从事蓄养事宜。《金史·百官志》还记载有“诸移里堇司”，设“移里堇一员，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实际上，该机构并不是分掌女真部族村寨事，因为女真村寨首领原为孛堇。移驻中原的屯田军则有猛安谋克治理。移里堇司只是专门负责管理契丹等游牧部族事务的基层官员。此外还有称为“秃里”的官员，从七品，掌部落词讼、防察违背等事。这是专门为契丹等游牧部族设置的司法官员。

第二节
辽金时期的手工业

辽金时期的重要手工业部门有陶瓷、矿冶、金属加工、纺织、制盐等业。辽代，这些手工业由于直接采用汉族工匠带来的先进技术，因此在高起点上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金朝的统治区域兼有辽和宋朝北方地区，因此，金代这些手工业部门，则是继承了辽宋双方已有的遗产。

一、陶瓷

（一）辽代陶瓷

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辽宁以及北京等地的辽代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大批的陶器和瓷器，其中多数是辽朝境内各族工匠烧制的，此即在我国陶瓷史上别具一格的辽瓷。辽上京是塞外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附近的重要窑址有：上京皇城西山坡下的辽代窑址，上京汉城南山窑址和白音高洛窑址。白音高洛窑址在辽上京故址西六华里白音高洛村后的山坡上，窑址东西长约三百米，南北宽约五百米。该窑“以烧制粗瓷为主，所采集的标本多为残片（只有三件能复原）。胎质粗厚，呈灰色与褐色，质地坚硬。釉色大量为黑釉和茶末绿釉。黑釉色纯黑，釉层厚，光泽暗。茶末绿釉色灰绿而闪黄，釉色光泽较暗。黑釉器以瓮、罐为主，间有碗、注、盂、钵等。茶末绿釉瓷器以牛腿瓶、缸、罐为多，此外还采集到马、牛、羊、驼、狗等动物瓷玩具”(39)。

三彩器和绿釉瓷器，在辽瓷中具有代表性。1959年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小刘杖子3号辽墓出土的绿釉钵，高十三厘米，当是用来盛食物的。小刘杖子4号辽墓出土一件绿釉唾壶，高十一点三厘米。三彩器在辽末尤为流行。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王家店出土的三彩鸳鸯形水注，高二十点一厘米、长二十四点六厘米、口径八点四厘米、底径九点二厘米。此器具有实用与观赏的双重价值。小刘杖子辽墓出土的三彩浮雕八角形暖盘，高九点五厘米、口径二十五厘米，八面都有精美的浮雕。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辽三彩画花鹭莲纹盘，高二点二厘米、口径十八点二厘米。此盘花瓣式口，圈足，用画花技法在盘内底上画出水塘、鹭鸶和莲花。辽三彩盘、碟的装饰手法有刻、画、印三种。制作时先在坯上作出花纹，然后再依据花纹特点施三彩釉。

在上京地区的辽墓中发现有“官”字款的鸡冠壶，应是塞外辽官窑的产品。鸡冠壶是辽瓷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陶瓷器皿适合居有定所的民族生活需要，而皮囊器皿则便于随阳迁徙的游牧民族使用。鸡冠壶则是两者巧妙的结合：是采用皮囊形制的瓷器，样式虽然很多，但多数壶上都有仿皮革制品的痕迹。

燕京地区的陶瓷生产兴起于辽占领这一地区之后，它对定窑陶瓷技术多所借鉴，同时又融合了辽朝境内各地陶瓷的烧制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近年来在北京发现多座辽代窑址，有门头沟龙泉务村北永定河西岸的辽金窑址、房山县河北乡磁家务窑址、密云县小水峪瓷窑址和平谷县刘家河乡寅洞村窑址等。其中龙泉务和磁家务的窑址尤为重要。“龙泉务窑址于1991—1994年发掘，揭露作坊2处、窑址13座。窑炉为马蹄形倒焰窑，以匣钵叠烧方式装烧。产品主要是白瓷碗碟类，三彩器有佛像、瓦当、吻兽等，釉色以白釉为主，酱釉、黑釉、三彩釉次之。龙泉务窑瓷器质地细腻，釉色光亮，制作精良，应为辽代官窑，出土的‘寿昌五年’（1099年）款识黄琉璃釉瓷片为窑址烧造年代提供了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琉璃样品，经化验，含氧化硼10%—12%、氧化铅0.4%—1%。这一重要发现填补了我国陶瓷工艺研究上的一项空白，据证实，比国外类似釉质的出现早500多年。磁家务窑址是1981年调查发现的，采集标本有盘、盆、瓶、玩具等。釉色分青、白、黑、酱色，花纹有刻花、贴花等。从规模、器类、釉色方面看，此窑在北方古窑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40)

今北京地区辽墓和塔基出土的瓷器有相当一部分是辽南京本地瓷窑烧造的。修建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的顺义县净光舍利塔地宫中出土一批带“官”款的罐、盒、壶等白瓷。还有一件童子诵经壶，堪称精品，“器形呈稚童静坐诵经状，经书翻卷为壶流，莲花形发束为注口，可谓匠心独具”(41)。1988年清理密云县城东北的治仙塔，出土三十余件陶质彩绘塔形经筒，有一件绿釉璎珞纹净瓶，釉质和造型极佳，白瓷圆碟、方碟均轻薄莹润。这些都是辽瓷中的精品，代表了辽南京制瓷业的工艺水平。

（二）金代陶瓷

到了金代，辽上京及燕京地区的窑址仍然继续生产，其中房山县河北乡磁家务窑址，生产延续了辽金元三代。而在磁家务村南一点五公里的孔水洞，有一处窑址属磁家务同一体系，或是一个分场。此窑烧造时间持续到明代初年。“内蒙古地区金代制瓷遗址的发掘，也有较大收获，在缸瓦窑出土有‘大定’等年号的瓷片，并发掘出许多晶莹亮泽的黑蓝色瓷罐、碗、盏等，制作工艺十分考究。”(42)

中原陶瓷业，在金初女真人大举南下的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破坏。直至世宗大定年间才逐渐得到恢复，主要有河北的定窑、磁州的观台窑、河南禹县的钧窑以及陕西铜川的耀州窑。

定窑的窑址仍在北宋定窑的原址，即曲阳县涧磁村一带。金代定窑生产在工艺上可说是北宋定窑的继续。部分产品仍采用北宋时期已有的“覆烧”法，此外，还有一部分产品采用砂圈叠烧法，这种工艺，可以降低成本，大大提高产量，从而使瓷器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当然，定窑的瓷器也不乏精品。1985年北京海淀南辛庄金墓出土一件金前期葵瓣盘，高二点一厘米、口径十一点四厘米。其样式为北宋末期定窑的流行式样，说明金初瓷器生产工艺及造型方面与北宋的继承关系。定窑白釉划花龙纹盘，出土于吉林农安，刻画精细，为金代定窑之精品。这表明当时定窑瓷器在东北地区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黑龙江克东境内金代蒲峪路遗址，出土较多数量的瓷片，即“以定窑为主，次有影青、磁州窑等”(43)。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的定窑紫釉印花碗，高五厘米、口径十七厘米。这种施紫釉的定窑瓷器，传世极少。

观台窑，窑址在河北磁县观台镇，其产品的图案技法与定窑相同。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河北文物研究所在磁县观台窑发掘出土一件金代中晚期长颈瓶，高十八点八厘米、口径七点三厘米、腹径八点八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花口长颈瓶，也属金代中晚期，高四十九点六厘米、口径二十点二厘米。两件瓷器都是白地黑花，是定州窑最具特色的装饰技法。图案简洁，造型优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黑花牡丹纹瓶，高三十八点三厘米、口径三点四厘米，亦是白地黑花，具有水墨画的效果。

磁州窑是以河北邯郸彭城镇为中心、遍布北方广大地区定瓷之外的第二大窑系。其刻绘等装饰方法，代表了当时北方民窑瓷器装饰艺术的主流。

钧窑窑址在河南禹州，近年在辽宁辽阳金墓、山西侯马金墓和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中都发现有金代生产的钧瓷，这些瓷器一般胎质细灰紧密，釉面润泽有开片，有的有晕斑或带有小墨点，制作不甚规整(44)。

耀州窑窑址在陕西铜川黄堡镇。器物以日常生活器皿为主，其烧造多采用当时定窑生产的砂圈叠烧工艺，表明该窑生产是面向当时民间的。

金代北方民窑生产的瓷器，近年多有发现。三彩萧何追韩信枕，首都博物馆藏。枕作银锭形，遍施黄、绿、白三色釉，枕面用写意笔法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此器系当时北方民窑烧制。此外还有一些瓷器带墨书年款，如上海博物馆藏一件白地黑花纹虎枕，枕底墨书“大定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铭”；山西省博物馆藏一件黄釉黑花纹虎枕，枕底也有“大定二年”墨款。这种带年款的瓷器，可能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二、矿冶及金属加工

（一）辽代矿冶及金属加工

辽朝境内有储量丰富的铁矿，冶铁业具有一定规模。此外，金、银、铜等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加工，也都见于文献记载。《辽史·食货志》载：

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术部者多铁。“曷术”，国语铁也。部置三冶：曰柳湿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神册初，平渤海，得广州，本渤海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置采炼者三百户，随赋供纳。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太祖征幽、蓟，师还，次山麓，得银、铁矿，命置冶。圣宗太平间，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自此以讫天祚，国家皆赖其利。(45)

室韦地区有金属加工业，胡峤《陷北记》中记载：“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46)此外，柳河馆也有铁冶，王曾于大中祥符五年（辽统和三十年，1012年）十月使辽，他在行程录中记载：“又过芹菜岭，七十里至柳河馆，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铁。”(47)辽东地区有丰富的铁矿，“手山”今称“首山”，就在鞍山市境内，辽代已经在此采矿冶炼。

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属制品，反映了当时冶铸及锻造的精湛技艺。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境内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铁器就有容器、工具、车马器、武器等多种，如釜形铁鼎、铁执壶、曲柄铁斧、铁锤、铁刀、铁削、铁蒺藜、铲形铁镞、菱形铁镞以及铁车等。此外还有鎏金铁锁及错金器具。

从事矿冶及金属加工生产活动的不仅有室韦人、渤海人和曷术部人，同时也还有大批汉族工匠，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近年来曾在辽宁昌图八面城（辽代韩州）、阜新红帽子古城（辽代成州）和内蒙古赤峰等地，发现有与铸铁有关的铁炼渣和铸［造］铁制品的陶模和陶范等，这些地方有可能是辽代的铸铁遗址。”(48)

契丹境内原无银冶，据沈括云：“朝廷岁遗契丹银数十万，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银城县、银坊城皆没于彼，使其知凿山之利。”(49)辽墓出土的金银器，工艺水平很高，其中有些器皿的装饰技法与纹样明显地受唐中晚期内地工艺的影响。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银器，无论就其工艺水平，还是就其数量而论，都堪称历年来辽代金银器发现之最。该墓葬出土的金器包括做工精致的器皿和各种饰件，有五瓣花形金杯、圆口花瓣腹金杯、盾形嵌玉金戒指、盾形宝相花金戒指、盾形缠枝纹金戒指、椭圆形缠枝纹金戒指、圆形嵌松石金戒指、龙首形金镯、摩羯形嵌松石金耳坠、摩羯形金耳坠、鸡心形金坠、管状金坠以及镂空金球等。该墓出土的银器以器皿数量为最多，此外还有砚盒、饰件、用具等，按加工工艺则可分为金花银器、鎏金錾花银器和素面银器。其中有的器物不一定是辽代的制品，如金花银“万岁台”砚盒，“平面略呈梯形，盒身内套一层素面银片，盒底有花式足13个，周边錾刻忍冬卷草纹。盒盖盝顶，正面下端錾刻波涛，中部模冲腾龙，三枝立莲穿绕于龙身，其中一朵盛开，经龙嘴衔立于龙头顶部，花蕊之上竖刻‘万岁台’3字，上端錾刻远山浮云，一轮骄阳冉冉升起。盒盖四边錾牡丹、环形花纹。盒内装箕形石砚。盒长18.4厘米、宽11—13.6厘米、通高7.6厘米”。这样一件以龙为装饰主题的砚盒，估计很可能是原渤海国宫中之物，耶律羽之在东丹大权在握，近水楼台，得享这类御用之物。而“左相公”银盆，则当是辽代器物。此器“敞口呈五瓣花形，斜沿，腹弧收分为五曲，内底平，圈足略外敞。素面，盆底刻‘左相公’3字。口径34厘米、底径23.5厘米、高7.2厘米”(50)。耶律羽之生前为东丹国中台省左相，故造器题“左相公”。

金银器主要是供社会上层享用的，反映了契丹上层物质生活的日趋奢华。金银器中不仅有佩物和饰物，而且还有专门为死者制造的鎏金银冠。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一高翅鎏金银冠，置于公主头部上方十二厘米处，冠口倾向公主，冠箍口径十九点五厘米、冠体高二十六厘米、立翅高三十厘米，重八百零七克。冠顶上缀鎏金元始天尊银造像。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另一件鎏金银冠，高三十一点四厘米、冠箍口径十八厘米，重五百八十七克。置于驸马头部右上方十六厘米处，冠口倾向驸马。此冠通体鎏金，缀饰复杂。1956年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还出土一件鎏金龙珠银冠，其高度虽比陈国公主墓中的银冠要低得多，但显然也是契丹贵族的随葬器物。金、银冠，不仅是随葬器物，而且也是契丹权贵生前的冠饰，代表其身份。吴奎奉使契丹，“及还，中路与敌使遇，敌人衣服，以金冠为重，而纱冠次之，其与汉使接，衣服重轻，皆有以相当，至是敌人纱冠，邀汉使盛服，公不许，亦杀其礼”(51)。

辽朝境内产铜不多，货币短缺，故曾三令五申禁止毁钱铸镜，私家旧藏镜亦须经官府检验签刻，方准使用。然而，尽管如此，公私铸镜仍然不少。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铜镜就有两件。一件是盘龙纹铜镜，镜背模铸四爪盘龙，龙纹通体鎏金，造型优美。直径二十八厘米、厚一厘米。还有一件海兽纹铜镜，镜背模铸繁密纹饰，以一周凸棱分界，内圈饰海兽纹，外圈为三十二字楷体铭一周，铭曰：“练镜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窗晃，俱含影中。”直径十八厘米、厚一点二厘米。1954年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的蝶连珠纹铜镜，直径二十九厘米。1956年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迦陵频伽纹铜镜，镜中心原有破孔，按照辽代葬俗，当是悬于墓顶的。迦陵频伽纹为佛教图案，反映了佛教在辽朝的广泛影响。

出土的辽代铜器中有少量的日常生活用具。1994年12月在辽宁省朝阳市南大街发掘了一处辽代窑藏，出土的遗物有三足铜火盆三件，分三型；三足铜盖釜、铜熨斗、铜斗、铜秤盘等各一件，另外还有花式长柄铜勺二件，铜铃五件(52)。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白辛辽墓也出土有铜熨斗，高六点五厘米、径为十九厘米。除此之外，该墓出土的器物还有铜洗、铜三足器。当时普通百姓生活中所用的金属器皿，则多为铁器。在白辛辽墓出土的器物中有铁剪刀、铁灯台。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一件铁执壶及一件长方形铁火盆。在朝阳市南大街出土的辽代铁制生活用品有铁锁、铁钉等。

（二）金代矿冶及金属加工

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以东阿什河）的生女真完颜部，其立国前尚不能制造铁器。《金史·世纪》载：“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这里所说的“生女真”，其实是专指完颜部，该部邻近的其他生女真部族在女真立国之前有的已经能锻造铁器。“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以锻铁为业。”除了温都部，“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53)。他们都以铁器向完颜部销售。此外，完颜部还从辽朝境内购进甲胄及其他铁器。金朝建立以后，女真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冶铁业。据考古调查发现，阿城东南部与五常毗邻的半山区小岭及五道岭一带的缓坡上，广泛分布着金代早期的冶铁遗址。黑龙江各地出土的金代铁器，很可能就是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女真人自己制造的。黑龙江省博物馆的藏品中有召东八里城金代遗址出土的铁刀和铁手铐、哈尔滨三棵树金代遗址出土的铁脚镣等。该馆收藏的省内各地出土的金代铁制生产工具，数量更多，有岱岭大青川出土的铁钜、哈尔滨三棵树出土的铁犁铧和铁锹、召东八里城出土的铁铡刀、铁杈和铁车等。

灭辽攻宋以后，金朝冶铁业的生产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辽朝。因为金拥有了原属宋朝在北方的冶铁业。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铁产徐、兖、相三州，有四监。”宋朝北方主要的铁产地，后来都在金朝境内。此外，原来辽朝境内还有相当规模的冶铁业，在金朝统治下，也继续生产。金中期以后，黑龙江境内使用铁器更为普遍。考古工作者在金代蒲峪路故城遗址（今黑龙江克东县境内）中发现了大量铁器，有铁甲片、铁锅（已残）、车、用途不详的三角形铁器、铁铧尖、铁合页、铁镞、带扣、铁削和铁铲等(54)，这些铁器很可能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生产的。

据《金史·地理志》，朔州、云内州、中都大兴府、真定府等地“产金银铜铁”。贞祐三年（1215年）李复亨奏：“民间销毁农具以供军器，臣窃以为未便。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皆产铁，募工置冶，可以获利，且不厉民。”(55)金朝三司设官主管总矿冶。正隆三年（1158年）二月，“遣使检视随路金银铜铁冶”(56)。

三、纺织业

（一）辽代纺织业

《新五代史·卢文进传》记载，“自其奔契丹也，数引契丹攻掠幽、蓟之间，虏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国织纴工作无不备。”(57)辽的丝织品种类繁多，织造工艺水平也很高。仅耶律羽之墓随葬的纺织品就有“锦、绢、罗、绮、绫、纱等，采用编织、印染、刺绣、描绘等多种工艺制作，品质佳，图案精美”(58)。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发现的一座辽墓，死者身着长袍、短袄、裙、裤、套裤等十余件，头上有四层冠帻，手戴绣花分指手套，脚穿齐膝缂丝软靴，贴身用绸带缠裹。经过鉴定，这些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绮、锦及绒圈织物、缂丝等七类九十多个品种和规格。其中尸衾为赭黄色地金线缂丝。缂丝用金，在五代、辽、宋丝织品中尚属首次发现。

1988—1992年在加固、修复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时，发现在“覆钵中相轮樘五室随藏有大小二百七十六件丝织品，它们大都保存良好、色泽鲜艳、工艺精湛。按其作用可分为巾帕、帙袱和塔幡三类；其质地结构有绢、、绫、罗、锦五种。其中以绫、罗、绢为主；按其工艺则有丝织（织花、平纹）、染缬和刺绣”(59)。

据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中京地区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60)。这一带的桑麻种植及丝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在辽朝都占有重要地位，“地桑柘，民知织纴之利，岁奉中国布帛，多书白川州税户所输云”(61)。

（二）金代纺织业

“1973年，在黑龙江畔发掘绥滨中兴金代墓群，出土了较多的金银器、玉器、丝织品、铜钱、铁器等。其中精美丝织品和名窑瓷器（定州、耀州、磁州窑）可以肯定为中原产品。”(62)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出土大量纺织品，而且种类繁多，计有绢、绫、罗、绸、纱、锦等。这些纺织品充分反映了金代高超的纺织技术，其“大量使用织金技法，也有印金、描金等技法。丝织品花纹图案丰富多彩，主要有夔龙、鸾凤、飞鸟、云鹤、如意云、团花、忍冬、梅花、菊花等”(63)。这些精美的丝织品，既有金朝官手工业作坊生产，同时也有作为贡赋从各地征收来的。

据《金史·百官志》载，金朝廷设有专门管理官府纺织作坊及纺织品征收的机构。朝廷上专管纺织业的机构是少府监，辖尚方、织染、文思、裁造、文绣等署。官方的纺织作坊规模很大，文绣署，设令、丞、直长，分别为从六品、从七品和正八品。“掌绣造御用并妃嫔等服饰及烛笼照道花卉。”有绣工一人，都绣头一人，副绣头四人，女四百九十六人，内上等七十人，次等凡四百二十六人。织染署也设令、丞、直长，品级与文绣署相同。“掌织纴、色染诸供御及宫中锦绮币帛纱縠”。地方的官纺织作坊归各地的诸绫绵院管辖，“置于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使一员，正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64)。这样的机构还有段匹库、右藏库。段匹库有都监和同监，分别为正九品和从九品；右藏库属太府监，设使、副，分别为从六品和从七品，“掌锦帛丝绵毛褐、诸道常课诸色杂物”(65)。

四、制盐

“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66)当时，辽金地域内所产之盐不仅供境内各族人民食用，同时还销往境外。

路振在《乘轺录》中还记载：“上国西百余里有大池，幅员三百里，盐生著岸，如冰凌，朝聚暮合，年深者坚如巨石，虏凿之为枕，其碎者类颗盐，民得采鬻之。”(67)所谓“上国”当即指辽上京，当时上京以西百余里有盐池，岸边的盐“年深者如巨石”，足见其储量丰富。辽太祖立国之前，已擅炭山南盐池之利，取得幽蓟十六州之后，又有了瀛、莫等州沿海的盐场。辽境内居民稀少而产盐多，除了供自身消费之外，还有剩余贩运到宋朝境内。辽“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68)。榷盐一直是辽朝一项重要收入，商人贩盐，需向官府纳课取得盐引，“旧虏中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69)。

金灭辽及北宋，盐场较辽朝更是倍增，设官立法也益加详备。产盐地区设盐司，作为专门管理机构，“益都、滨州旧置两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及山东各务增羡，冒禁鬻盐，朝论虑其久或隳法，遂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并辽东等路诸盐场，为两盐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70)。金朝通过设在各地的盐司专擅贩盐之利，私自煮盐及盗官盐，要依法治罪。盐商纳盐课，取得“钞”、“引”、“公据”，三者俱备然后才可以行销，而且各个盐场的盐都只能在指定的范围内销售。由于盐课太重，百姓负担不起，故私盐屡禁不绝。

五、印刷业

（一）辽代印刷业

辽的印刷业，主要是雕印佛藏。圣宗、兴宗、道宗期间，在燕京雕印大藏经，至今仍有少部分保留了下来，这便是近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的部分辽藏。这批刻经绝大部分是在辽南京雕印的，有题记可证。如《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Ⅰ式和《称赞大乘功德经》都刻于“燕台”、“燕京”。《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Ⅲ式是“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上生经疏科文》是“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冯家和杨家都是燕京当时的个体印刷作坊。除个体印刷作坊之外，燕京各寺院也从事印刷。《佛说八师经》是“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造”。大昊天寺系辽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都是“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杂刻中《新雕诸杂赞》雕印于“燕台大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

辽圣宗时期，辽与北宋战争频繁，印造如此大部头的藏经，全靠北宋输入纸张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批刻经用纸大多数应是辽人所造。这批刻经的发现，说明辽南京造纸和印刷技术都已达到很高水平。这批辽刻经，大部分为硬黄纸，或麻纸入潢。虽时近千年，至今仍光泽润滑，不见虫蛀。除说明辽代纸质精良外，还应该归功于黄染，即用黄檗汁染纸避蠹。这一有效的保护书籍的方法，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71)。

除燕京之外，辽上京也有印刷业。庆州白塔内发现的《佛形象中安置法舍利记》3卷，其中两卷后记中记载：“开泰十年二月福先寺讲经论比丘志渊依燕本雕印散施。”福先寺为辽上京佛寺(72)。

（二）金代印刷业

金代印刷业，其规模和技术，较辽代都有较大发展。当时雕印图书，最重要的中心，当数中都，南渡以后，则集中在南京（今开封）。主要是刊印儒家经典、历代正史及先秦诸子等，“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73)，作为朝廷颁行的教材。平阳（又称平水，山西临汾）是当时私家雕印图书业最重要的中心。《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原书三十卷，金元之交平阳张存惠刻本，已残。美国国会图书馆存十三卷，十册；北京图书馆存二十卷，二十三册。“金元两代，平水刻书之业颇盛。是书刻于金、元之交，尤为书业鼎盛时代，故字画与插图，均较他处所刻者为精。卷四《海盐》、《解盐》两图，古朴生动，远非宋本《列女传》托名顾恺之画者所能比。持校俄人科斯洛夫在黑水古城所得金刻王昭君、赵飞燕画像，虽雅秀殊观，而人物之活跃极为相似。”“元、明以来戏曲小说所插版画，要当以此为祖。”(74)金代印刷术发达，不仅反映在高水平的文字印刷上，而且因为版刻书籍中有精美的插图。所谓王昭君、赵飞燕画像，当是指《四美图》（《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由平阳姬家雕印，刀刻细致入微，反映了版画由佛教题材向世俗题材转化的趋向。

现存的金皇统九年到大定十三年（1149—1173年）根据开宝藏及官版佛经刊成的《金藏》，原藏山西赵城广胜寺，故又称《赵城藏》，这部大藏经为平水地区（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工所刻，卷子装。各卷卷末，均刻有捐资者的姓名，及祈福因由。《摄大乘论释》卷第十末尾载：“美原县任张村惠志、惠保、惠直、惠彦共舍净财雕论一卷，各为答报先祖父、母，存殁咸安，然愿四恩三有法界含生俱沾此善。”后属“正隆三年十月”。全部大藏经的雕印经费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筹集来的。全藏约七千卷，绝大部分尚存。赵城《金藏》卷首也有图，图绘释迦说法，佛像豪放庄重，画面醒目舒朗，气势博大，刀法纯熟(75)。

金代已有铜版印刷。山西绛县文化馆收藏一件金代“贞祐宝券”铜钞版，长方形，通长三十四厘米、宽十九厘米、厚一厘米，重五千八百克。钞版为贞祐四年（1216年）所造、距交钞改为宝券仅一年，从其磨损程度看，个别字迹已漫漶不清，可以想见钞版使用次数之多。

第三节
城市和商业

一、辽金的城市

（一）辽金的五京之制

五京是辽金最主要的城市。辽于神册三年（918年）修建皇都，“始建都，［康］默记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76)。神册四年（919年）又“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77)。灭渤海之后，辽太宗耶律德光为了削弱和控制其兄耶律倍，于天显三年（928年）下令将原渤海国的人民迁往东平郡，并“升东平郡为南京”(78)。天显十三年（938年），后晋割献幽蓟十六州，“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79)，并改元“会同”。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宋订立“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长期的武装冲突，双方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为便于与宋朝交往，辽圣宗和承天太后决定在与幽蓟相邻的奚族地区，建造一个新的礼仪性的汉化都城，号称中京大定府。重熙十三年（1044年）十一月，兴宗为加强对宋夏防御，又改云州为西京大同府。至此，辽始备五京之制。

金在辽五京基础上有因有革，亦建五京。金初以其发祥地金源（今黑龙江阿城）为“内地”，天眷元年（1138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只称会宁府。大定十三年（1173年）七月以后始复以会宁府为上京。此外，金还以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辽西京大同府仍为西京、辽南京析津府为中都、宋东京汴梁则为南京。

辽的五京虽然号称“京”，但并不与中原王朝的京城具有同样的地位。“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其余四京则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随宜设官，为制不一”(80)。这种情况反映了辽朝境内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各个地区才会有各自的政治经济中心。辽朝全国的政治中心不在五京，而在捺钵。

金初，斡离不和粘罕分别在燕京和西京大同建枢密院，号“东朝廷”、“西朝廷”，可以说是进一步发展了辽以来五京各成政治中心的传统。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实现了中央集权，金中都始最终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二）辽南京和金中都

辽南京又称燕京，府曰“幽都”，开泰元年（1012年）改称析津府，军号卢龙，统顺、檀、涿、易、蓟、景等六州和析津、宛平等十一县。这是辽朝境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辽朝财政最主要的来源之所在，“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81)。南京城是在唐幽州旧城基础上修建的。按《辽史·地理志》：燕京“城方三十六里”，比唐幽州蓟城略大。然而路振《乘轺录》记载幽州城周长只有二十五里。许亢宗《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燕山府“城周围二十七里”(82)，与路振所记差不多。文物考古工作者经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记载，认为路振和许亢宗所记比较接近实际。

辽南京城内道路，从相对城门引伸直交成井字形。全城共八门，因此主要街道则应为两纵、两横。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是岁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临幸，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饮。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83)。所谓“六街”，盖指都城闹市。燕京城内除了干道之外，也还应有小的街巷。被街巷分割的一个个居民区则称为“坊”。这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因其是在唐幽州蓟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故仍然沿袭唐朝坊市分开的制度。“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84)燕京的街和坊都有名称。据大中祥符元年（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使辽的路振在《乘轺录》中记载：幽州“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85)。罽宾又称“迦湿弥罗”，即克什米尔的异译。该邦人士多务农，同时也善造金银铜器。“罽宾坊”当是这些在燕京从事金属加工业的罽宾人聚居区；“肃慎坊”是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燕京五方杂处，有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居民。坊有坊门、门楼，这是坊的标志，也是沿袭唐幽州城的旧制。坊的名称书于坊的门楼之上。内有府第、寺庙和一般居民住宅。除了见于路振记载的三个坊名之外，见于出土墓志和石刻藏经题记者还有隗台坊、北罗坊、齐礼坊、永平坊、辽西坊、棠荫坊、大田坊、归厚坊、和时坊、宣化坊等。

海陵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命张浩等增广燕城。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燕京，改为中都。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除北面因受旧河道所阻未能扩展外，南、西、东三面均较辽南京扩展三里。据文物考古工作者推算，金中都城周长应在十六点五至十八点五公里之间(86)。“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焉。其正门四旁皆又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旁两门焉。其门十二，各有标名。东曰宣耀、曰施仁、曰阳春，西曰灏华、曰立泽、曰新益，南曰丰宜、曰景风、曰端礼，北日通元、曰会城、曰崇知。内城门、左掖、右掖、宣阳又在外焉。外门榜即墨书粉地，内则金书朱地，皆故礼部尚书王兢书。”(87)据《元一统志》载：中都有六十二坊，城内坊里划分整齐，东二十坊，西四十二坊。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富义坊、“奉仙坊”等(88)。此外如归义寺在今广安门北，当属和时坊，天王寺即今天宁寺，当属延庆坊；菜市口曾掘地得石函，为仙露坊；西便门大街为昊天寺址，为棠荫坊；笔管胡同旧有竹林寺，为显忠坊；紫金寺故址为北开远坊，白云观为会仙坊。今南横街东为玉田坊(89)。中都商业繁荣，赵秉文有诗云：“京师苦寒岁，桂玉不易求。斗粟换束薪，掉臂不肯酬。日籴五升米，未有旦夕忧。近山富黑翳，百金不难谋。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90)这首诗反映出中都居民对市场是何等依赖，口粮都是按日从市上购得的。

（三）辽中京和金北京

辽中京大定府始建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1959至1960年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中京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测和重点发掘。“通过辽中京的勘察和发掘工作，使我们对这座辽代中期新建城市的布局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它比辽代初期所建的上京，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度。”(91)据《辽史·地理志》载，辽圣宗决定建立新都之后，即“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92)。所谓“神都”即唐东都洛阳，武则天于光宅元年（684年）曾“改东都为神都”。辽朝标榜上承唐制，在都城建筑上亦如此。由于辽原有上京，犹如唐先有西京长安，所以中京建设不仿长安而仿洛阳。唐东都洛阳有城三重，分为外郭、宫城和皇城，辽中京城也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部分(93)。所谓“拟神都之制”只是辽朝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这样标榜，实际上他们对中原都城了解更多的当然还是北宋的东京汴梁（河南开封）。尽管辽中京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模仿北宋东京，但辽统治者却不承认这一点。

中京虽有相当规模的宫殿建筑群，但辽圣宗及以下诸帝并不住在宫内。路振《乘轺录》称中京为“契丹国”，说明辽中期以后，确曾以中京作为都城。然而，辽的都城与中原的都城不同。中京作为都城，仅仅是礼仪上的。例如辽圣宗，他平时住在捺钵，往往只是为了会见宋朝和高丽等国使节才来中京，而且就是这样一个短暂期间，他也并不住在中京大内，“虏所止之处，官属皆从，城中无馆舍，但于城外就车帐而居焉”(94)。宋使住城内的大同驿，西夏和新罗的使节则分别被安排住在朝天馆和来宾馆。城内的居民主要是汉人，居民区亦像唐东都一样称为“坊”，“坊”与商业活动集中的“市”有严格界限，这正是唐两京的特点。辽中京在这点上继承了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制度，这才是所谓“拟神都之制”的确切涵义。居民区不仅有坊门，而且以士兵把守，这与北宋东京坊市无界限的情况大不相同。中京居民稀少，经济不发达，景德四年（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二月，户部副使宋搏使契丹还，向宋廷奏报了在辽所见：“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东北，城垒卑小，鲜居人，夹道多蔽以垣墙。”(95)

金初仍称大定府为中京。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改称北京。置留守司、都转运司、警巡院。户六万四千零四十七，县十一、镇二。元代又改称大宁路，明代初年设大宁卫，靖难之役中这座塞外名城被焚毁。

（四）辽上京

辽上京遗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即契丹人所谓“西楼”。1961年国务院公布辽上京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于神册三年（918年）开始在此筑城，初名皇都。天显元年（926年）扩建，天显十三年改称上京，并设立临潢府。后晋灭亡，同州郃阳县令胡峤曾随契丹人萧翰至此地。据他所见：“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96)然而，这个城市毕竟是新建立的契丹王朝的“皇都”，因此也少不了契丹特色。城内北部是有宫殿群的皇城。汉城在皇城之南，除有少数官署、庙宇外，多为民居和作坊遗址。上京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汉城内除汉人之外，还居住着渤海人和回鹘人。金初仍称辽上京为临潢府，天眷元年（1138年）改为北京。天德二年（1150年）改北京为临潢府路，以北京路都转运司为临潢府路转运司，天德三年罢。贞元元年以大定府为北京后，但置北京临潢路提刑司。大定以后并入大定府路。户六万七千九百零七，管县五、堡三十七。

（五）辽金东京

辽东京所在的辽阳地区，很早以来就有汉族居住。契丹在此建东京，不仅迁移大批渤海人至此，而且也安置了许多自河朔流亡而来的汉人，因此，东京完全成为一座汉化的城市。东京汉城内居住的河朔亡命之徒，不同于一般居民，他们入辽朝兵籍，在此戍守。金仍以辽阳府为东京，设留守司。“太宗天会十年，改南京路平州军帅司为东南路都统司之时，尝治于此，以镇高丽。后置兵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为本路都总管府，后更置留守司。”有户四万零六百零四，下辖四县一镇(97)。

（六）辽金西京

西京大同府，在唐为云州大同军，是代北地区的军事、行政中心。石晋割献之初，仍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云州是北魏迁洛以前的都城，辽在城内又增建寺庙、官衙。城“广袤二十里。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又有天王寺、留守司衙，南曰西省。北门之东曰大同府，北门之西曰大同驿。”(98)女真统治者占领该地区之后，仍旧以大同府为西京。“皇统元年，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旧置兵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改置本路都总管府，后更置留守司。置转运司及中都西京路提刑司。”(99)户九万八千四百十四，辖七县三镇。

（七）汴京

金除了拥有辽五京之外，还统治了宋朝北方地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在原辽朝统治区之上，重要的城市也更多。其中首推北宋都城汴京。金初仍称汴京，贞元元年（1153年）更号南京。宣宗南渡以后，南京正式成为金的都城，“门十四，曰开阳，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远，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广泽，曰顺义，曰迎朔，曰顺常，曰广智。宫城门，南外门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门曰丹凤，其门三。丹凤北曰舟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开封府，“有药市四，榷场。产蜜蜡、香茶、心红、朱红、地龙、黄柏。天德四年，户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泰和末，户百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县十五、镇十五”(100)。

（八）城市经济生活

金朝境内，除中都和南京等大城市之外，今山西南部在当时也是商业繁荣的地区。1990年5月，汾阳高级护理学校在施工中发现一座古代砖墓，后经省考古所钻探，共发现砖室墓八座。其中M5北壁砖雕内容为一人伏案理账：北壁雕刻主体部分雕刻两扇四抹头格扇门，两扇门中间雕出一案，“案后坐一人，头戴圆形帽，身着交领服，笼手置于案上。面前置一打开的本子，旁置砚台。身后浮雕成串的铜钱”(101)。这一雕塑作品反映的正是商人忙于理财的情形，从中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繁忙的市井生活。

由于权贵和官吏的巧取豪夺，使得商业缺少健康发展的保障。“从臾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诸所不法，不可一二数。”(102)在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区，人们仍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市场绝少发生联系。赵秉文诗中歌咏的一位“山耕叟”，从来不知也不过问“朝市情”：“步逐麋鹿迹，讵知朝市情。负薪南涧曲，荆棘雨中行。呼儿问牛饱，又向山田耕”。(103)这正是中古时期农民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辽宋及辽夏贸易

辽宋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在经济上，辽对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这种依赖，在澶渊之盟获得“岁币”以后，尤为明显。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距之外，双方的经济类型还具有明显的区别，所以辽宋之间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辽宋发展贸易不仅满足了辽朝经济生活所必需，同时也为宋朝带来很大好处。

不过，辽宋贸易的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由于这种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双方政治和军事的对抗。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宋朝就开始在沿边指定地点设立榷场，由官府对双方互市进行管理和监控。“契丹在太祖朝虽听沿边互市，而未有官司，是月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相贸易。”(104)后来，雍熙三年（986年），宋师北伐，宋太宗下令禁河北商民与契丹贸易。于是，榷场贸易曾一度中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端拱元年（988年），宋太宗始许边境互相市易，然而“未几复禁，违者抵死，北界商旅辄入内地贩易，所在捕斩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寻复罢”(105)。宋太宗时期，宋辽关系紧张，双方不断发生冲突，但边境上的互市仍然时断时续，并未完全停止，这是因为双方沿边居民都能从这种边贸互市中获利，因此迫切要求发展这种贸易，但统治者——尤其是北宋统治者，始终是把边境安全置于更优先的地位上，他们一旦感到边境安全受到了威胁，便立刻关闭榷场，中断贸易往来。不过，河北沿边的地方官更了解双方人民群众对互市贸易的需求，因此不断努力促其恢复和发展。直到澶渊之盟以后，由于双方没有大规模的战事，边贸互市才得以顺利发展。在此之前，咸平五年（辽统和二十年，1002年），“契丹求复置署，朝议以其翻覆，不许。知雄州何承矩继请，乃听置于雄州。六年，罢。景德初，复通好，请商贾即新城贸易。诏北商赍物货至境上则许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北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遣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乘传诣三榷场，与转运使刘综并所在长吏平互市物价，稍优其直予之。又于广信军置场，皆廷臣专掌，通判兼领焉”(106)。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河东沿边安抚司言，契丹于朔州南再置榷场”(107)。“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108)。

北宋官方对双方边贸互市的限制，除了严格限定地点、物价之外，还限制出入境货物的种类。景德三年（1006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109)。契丹输往宋朝境内的货物，布、羊马、橐驼之外，还有很多是违背双方规定的，其中盐是大宗。宋朝北部沿边地区从契丹境内私贩盐的问题一直很严重，甚至影响到宋朝榷盐。宋朝廷为垄断食盐之利，最初，曾对私自贩盐者处以重刑，甚至罪至死。但是，榷盐必导致盐价上涨，这样一来，契丹盐入境必更多。要改变这一状况，除非动用武力，但这样很可能是得不偿失。契丹私盐大量贩运至北宋境内，以致引起大臣们对榷盐政策发生怀疑。

北珠是契丹违禁卖往北宋的一项奢侈品。神宗时“商人犯禁货北珠，乃为公主售，三司久不敢决”(110)。梁適之孙子美，徽宗时任河北都转运使，“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崇宁间，诸路漕臣进羡余，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子美用是致位光显”(111)。

马是重要的军事装备，契丹限制将马卖给北宋，而宋则千方百计设法多购契丹战马，不仅是为了加强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对方。为此，宋朝“尝诏听边民越拒马河塞北市马”(112)。宋对市马不但不加限制，而且给以高价鼓励。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宋真宗诏雄州：“契丹诣榷场求市马者，优其直以与之。”(113)

辽朝的粮食常有短缺，往往需要向宋朝购买。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六月，雄州李允则言：“契丹界累岁灾歉阙食，多于近边市籴。诏本州出廪粟二万石，出籴以济之。”(114)仁宗时，赵滋在雄州任知州，契丹境内发生饥荒，宋朝曾有米出塞不得过三斗的规定，赵滋说：“彼亦吾民也。”(115)令出米无所禁，边人德之。北宋虽然限制粮食输往契丹，但当辽境内发生灾荒时，北边地方官为了边境地区安宁，还是大量出卖粮食给辽。

辽从北宋大量购进茶叶，北宋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陈］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116)

甘、凉、瓜、沙等州，地处中西交通要冲，当地的回鹘以及曹氏政权，对辽不仅销售自己的土产，同时还转售中亚的产品。在契丹境内常常可以见到回鹘商人。回鹘“其地出玉、犛牛、绿野马、独峰驼、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腽肭脐、金刚钻、红盐、罽、之革”。“自明宗时，常以马市中国，其所赍宝玉皆属县官，而民犯禁为市者辄罪之。周太祖时除其禁，民得与回鹘私市，玉价由此倍贱。”(117)辽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其中当有来自回鹘者。近年，辽代墓葬中出土一些玻璃及玛瑙器皿。1974年辽宁省叶茂台辽墓出土镶银扣玻璃方盘，是罕见的珍品。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刻花高颈玻璃瓶，以及该合葬墓出土的乳灯纹高颈玻璃瓶，都是当时中亚的产品。1967年辽宁省阜新县塔营子辽塔地宫还出土一件“叠胜”琥珀盒。这些玻璃和琥珀器物，产地不一，但主要是中亚伊朗等地的产品。这些文物证实了辽与中亚地区有密切的交往。辽朝地当中西交通要冲，有许多回鹘商人居间贸易。这些原产于中亚的玻璃器皿，可能就是回鹘商人贩运来的。

西夏国小民贫，对辽贸易可提供的商品有限。据《契丹国志》卷二一记载，西夏向辽“贡进物件”有：“细马二十匹，粗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苁蓉、矸石、井盐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西夏从契丹得到的“回赐”则有羊，以及金涂鞍辔马、素鞍辔马、散马、弓箭器杖、纺织品、衣物等。重熙二年（1033年）十二月，“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118)。

三、金宋贸易

金与南宋贸易，购入者以茶为大宗。金以纺织品换取茶叶，经济上不堪重负。于是，泰和六年（1206年），“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但这样的禁令，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泰和八年（1208年）七月，言事者以为“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棉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119)。茶虽非一日不可或缺，但饮茶有益健康，因此，早已成为中原百姓日常生活中位居柴、米、油、盐、酱、醋之后的第七件事。女真统治者不准在榷场贸易中以丝棉锦绢等换取南宋的茶，而只准以盐及杂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1223年）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上奏指出：当时，金统治下的河南、陕西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他们要求重申泰和间的禁令，不得以金币钱谷换取“非饮食之急”的茶叶。于是，“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120)。

女真统治者在限制榷场茶叶贸易的同时，以其有利可图，承安四年（1199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按各路户口配售。而造卖私茶，侵侔榷货，则“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121)。然而，人们还是酷爱南方茶叶，“新茶”的强制配售因遭到普遍反对而不得不停止。

在金宋贸易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南宋处于主动地位。“［绍兴］十二年，盱眙军置榷场官监，与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二十九年，存盱眙军榷场，余并罢。乾道元年，襄阳邓城镇、寿春花靥镇、光州光山县中渡市皆置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122)金朝统治者则因惧怕境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南宋的军事行动相配合，而于“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榷场”(123)。

四、辽金钱币

辽金统治区域内虽然产铜，但数量不多。《辽史·食货志》载：“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撒剌的即阿保机之父，但直至目前，从未发现此时的铸币，已发现的辽朝最早的铸币是“神册通宝”（“神册”是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元的年号）。此后，辽朝不断铸造钱币。《辽史·食货志》还记载，“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这就是说，辽朝至景宗以后才开始铸造可供与旧钱交互使用的钱币。《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长春州置钱帛司”。重熙通宝当即是此时所铸。《辽史·食货志》又记载：“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寿隆，皆因改元易名。”此记道宗时期铸钱四等，独遗漏清宁通宝。近年有“清宁通宝”出土，可正《辽史》记载之误。寿昌元宝，此钱所铸年号可证明《辽史》所记“寿隆”实即“寿昌”。“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124)

由于流通的货币数量不足，辽前期曾干脆实行以物易物，据辽初胡峤在上京所见，当地交易无钱而用布。据北京文物研究所档案资料，文献所记辽朝缺少铸币的情况，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辽代幽燕地区使用的铜钱，大部分是北宋钱。不仅在墓葬中多有出土，还发现几处窖藏铜钱。朝阳区大屯乡小营村出土宋钱五十六公斤。通县张家湾乡西赵村南口出土宋钱二百多公斤。顺义县尹家村乡北大段村出土宋铜钱二百五十六公斤，全部装在一个陶罐内。顺义县北小营村乡北府村一个陶罐内盛一百五十公斤宋钱。在平谷县东高村乡西高村西北，出土宋钱一百五十公斤，全部装在一个六鋬锅内。延庆县花盆乡花盆村，出土宋钱一百公斤，装在一个陶罐内。延庆县城关乡于屯村，出土唐宋钱九十公斤。顺义县北房乡南房村东五百米处，在一个六鋬铁锅内装五十公斤宋铜钱。通县镇也曾一次出土唐宋钱三十多公斤”(125)。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代韩师训墓出土铜钱六十二枚，“共二十一种，除唐开元通宝、十国的咸康元宝、开元通宝对钱外，其余均为北宋钱”(126)。1962年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工作者在对辽上京遗址进行钻探勘察过程中，发现货币六十六枚，除有唐代“开元通宝”十枚、“乾元重宝”一枚，其余五十五枚均为北宋钱币(127)。上京及其附近，历年来多有铜钱出土，基本上都是宋钱。“1972年，上京汉城遗址出土了一窖铜钱，重二百八十公斤，共有六万余枚。分四十七个年号，有汉、唐、五代、北宋和辽钱。宋钱居多，辽朝铜钱四十四枚，有九个年代十一种。”(128)这说明，辽朝自铸的钱币在上京地区流通的货币中所占比例极小。除大量的宋钱之外，上京地区还出土有少量的西夏和高丽钱币，表明辽在贸易上与西夏和高丽联系也较密切。

由于与西夏战事久拖不决，用度不足，宋朝在陕西一路，及河东晋、绛、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阳、许、汝、郑、金、房、均、邓等州行用铁钱，“而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129)。

金朝铸钱，始于海陵王时期，“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凡产铜地脉，遣吏境内访察无遗，且及外界，而民用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130)。金朝因为境内产铜很少，以致不得不冒险派人逾天山北（即阴山）界外采铜。明昌三年（1192年），监察御史李炳言：“顷闻有司奏，在官铜数可支十年，若复每岁令夫匠过界远采，不惟多费，复恐或生边衅。若支用将尽之日，止可于界内采炼。”(131)

金朝在中都和京兆设钱监，主持铸造钱币。正隆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132)。所谓“旧钱”，主要是唐、宋钱。金初旧钱，甚至在刘豫被废之后，其所铸“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北京市通县一座金代墓葬中，共发现铜钱八十四枚，计有：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北宋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嘉祐通宝，治平通宝，元丰通宝，圣宋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金代正隆元宝等共十六种(133)。而金代铸币仅居其一。山西长治北郊安昌村一座金明昌六年（1195年）墓，出土铜钱六枚，计有“祥符通宝”三枚，“元丰通宝”二枚，“宣和通宝”一枚(134)。山西闻喜小罗庄金墓出土“乾元通宝”、“大观通宝”、“祥符通宝”、“元丰通宝”、“明道元宝”、“皇宋通宝”及“正隆元宝”铜钱七枚(135)。巴林右旗辉腾高勒（原灰通河）窖藏铜钱发现于1982年8月29日，出土钱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九枚，重一百零五点四六斤，计一百十八种、二百五十品。时代分别为：两汉及王莽时期货币九枚，包括“半两”、“货泉”和“五铢”三种五品；隋唐时期货币一千四百二十三枚，二十八种三十八品；五代十国时期十九枚，五种五品；北宋时期的货币最多，计一万零八百二十七枚，七十三种一百九十二品；南宋货币六枚，五种五品；辽钱四枚，三种四品(136)。1982年6月底，吉林九台县卡伦公社十里生产大队社员在翻地时，发现一批金代窖藏铜钱。这批铜钱总重一百六十余公斤，三万一千一百八十枚。其中绝大部分是宋钱。“金代铸钱数额很小，主要使用历代旧钱。从历年金代窖藏出土铜钱的内涵来看，上至两汉，中经隋唐五代十国，以至辽宋的旧钱，金代都可流通，而主要使用的是北宋钱。”(137)1982年春，桦甸县木其河公社四道沟大队社员，在獾子洞沟自留地平整土地时发现铜钱一百余公斤。其中最早的为西汉“五铢”，最晚的是金“大定通宝”。在这批铜钱中，北宋钱最多，约占90%。(138)

金朝因为铜资源短缺，因此鼓铸未广，又加上敛散无方，以致钱币不敷需要，严重影响商品流通。为解决州县钱艰的问题，乃许民间自铸，然而私钱偷工减料，苦恶特甚。私钱一千只能易官钱五百。为缓解货币短缺的问题，金还通过与南宋的贸易，尽力换回更多的铜钱。乾道元年（1165年）八月，“谏议大夫林安宅以铜钱多入北境，请禁之，即蜀中取铁钱行之淮上”(139)。金后来也改铸大钱、铁钱，但都不见成效，又发行交钞，结果“钱重钞轻，相去悬绝，物价腾踊，钞至不行。权以银货，银弊又滋，救亦无策，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然而二者之弊乃甚于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140)。珍货行之未久，天兴元年（1232年）十月初七日，“更造天兴宝会，同见银流转，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凡四等，以楮为之，伪造者斩。时物价腾踊，钱币不行，市肆交易唯用见银而畸零尤难，故立楮币救之，然支多敌少，不逾月坏”(141)。金王朝的统治也伴随着它的货币全面丧失信誉而最终崩溃了。

五、商税

辽朝征收商业税，起源于契丹立国之前，至圣宗时，征商收入达于极盛，道宗时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不安定，商税收入逐渐减少。据《辽史·食货志》载：

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圣宗统和初燕京留守司言，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通山西籴易。又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不鬻于市。明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少，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二十三年，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至天祚之乱，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矣。(142)

从以上记载可知，辽朝的商业税——即“征商”，不仅来自于边境互市，如对宋，以及对西夏、回鹘、高丽的贸易，同时也来自辽朝境内的贸易，如在居庸关征税，还有诸行宫以及南、北府市场，燕京、东京市场的商税，都属于“征商”。开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至是有诏始征商”(143)。除居庸关之外，辽在境内其他交通要冲之地也设置机构，征收商税。统和四年（986年）十一月，“以古北、松亭、榆关征税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144)。辽朝的征商，所入不仅归朝廷，同时还有归头下者，“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145)。

金朝“征商、榷场等法，大概多宋旧人之所建明”(146)。宋朝“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147)。大定二十年（1180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148)。这种3%的“商税”，正好相当于宋朝的“住税”。章宗即位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149)。这表明金朝原来在渡口及码头是设官征税的，亦即宋朝所谓“过税”。

金朝征收商税的机构称为院务。明昌元年（1190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处，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监榷。”(150)

(1)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前使辽诗·初过白沟北望燕山》。

(2)　《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七。

(3)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

(4)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前使辽诗·和过打造部落》。

(5)　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6)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后使辽诗·发柳河》。

(7)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前使辽诗·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

(8)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前使辽诗·和仲巽奚山部落》。

(9)　彭汝砺：《鄱阳集》卷四《过虎北口始闻鸡》。

(10)　《永乐大典》卷一〇八七七。

(11)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

(12)　《旧唐书》卷一九九《契丹传》。

(13)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

(14)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

(15)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

(16)　《东斋记事》卷五。

(1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18)　邵国田：《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

(19)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

(20)　《黄氏日抄》卷六七。

(21)　《临潢史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22)　《临潢史迹》，第134页。

(23)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二《御边》。

(24)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东京道》。

(25)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上京道》。

(26)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

(27)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四。

(28)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〇《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29)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30)　《滏水集》卷一一《梁公墓铭》。

(31)　《庄靖集》卷八《泽州图记》。

(32)　长治市博物馆王进先、朱晓芳：《山西长治安昌金墓》，《文物》1990年，第5期。

(33)　《中州集》卷四王礀《杂诗》七首之四。

(34)　《宋史》卷六七《五行志》。

(35)　《遗山集》卷五《寄赵宜之》。

(36)　《遗山集》卷四《高门关》。

(37)　《遗山集》卷三《宛丘叹》诗后自注。

(38)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

(39)　《临潢史迹》第139—140页。

(40)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41)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42)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92—93页。

(43)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发掘》，《考古》1987年第2期。

(44)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页。

(45)　《辽史》卷六〇《食货志》。

(46)　《全唐文》卷八五九《陷北记》。

(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

(48)　安金槐：《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06页。

(49)　《宋史》卷三三一《沈遘传附沈括传》。

(50)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队：《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51)　《彭城集》卷三七《吴公墓志铭》。

(52)　尚晓波：《辽宁省朝阳市南大街辽代铜铁器窑藏》，《文物》1997年第11期。

(53)　《金史》卷六七《乌春传》。

(54)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发掘》，《考古》1987年第2期。

(55)　《金史》卷一〇〇《李复亨传》。

(56)　《金史》卷五《海陵王纪》。

(57)　《新五代史》卷四八《卢文进传》。

(58)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队：《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59)　德新等：《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

(60)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安边御寇·契丹》。

(61)　《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下《中京四面诸州》。

(62)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134页。

(63)　《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

(64)　《金史》卷五七《百官志》。

(65)　《金史》卷五六《百官志》。

(66)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67)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安边御寇·契丹》。

(68)　《辽史》卷六〇《食货志》。

(69)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四。

(70)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71)　阎文儒等：《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文物》1982年第6期。

(72)　德新等：《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

(73)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

(74)　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

(75)　参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卷二〇，图16。

(76)　《辽史》卷七四《康默记传》。

(77)　《辽史》卷二《太祖纪》。

(78)　《辽史》卷三《太宗纪》。

(79)　《辽史》卷四《太宗纪》。

(80)　《辽史》卷四八《百官志》。

(81)　《全辽文》第165页。

(82)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〇。

(83)　《辽史》卷一七《圣宗纪》。

(84)　《辽史》卷四〇《地理志》。

(85)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安边御寇·契丹》。

(86)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

(87)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一四四张棣《金虏图经》。

(88)　《金史》卷一三二《纥石烈执中传》：“召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广阳门西富义坊……《日下旧闻考》卷三七引《北平图经》谓奉先坊，在旧城通玄门内”。

(8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90)　《滏水集》卷五《夜卧炕暖》。

(9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01页。

(92)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

(93)　《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第601页。

(94)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安边御寇·契丹》。

(95)　《宋会要·蕃夷》二之一。

(96)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

(97)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

(98)　《辽史》卷四一《地理志》。

(99)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

(100)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

(10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县博物馆：《山西汾阳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2期。

(102)　《遗山集》卷二一《御史程君墓表》。

(103)　《滏水集》卷五《拟和韦苏州·和山耕叟》。

(10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庚寅。

(105)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106)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107)　《宋会要·蕃夷》二之五。

(108)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109)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110)　《宋史》卷三一〇《李迪传附承之传》。

(111)　《宋史》卷二八五《梁適传附子美传》。

(112)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二《御边》。

(113)　《宋会要·蕃夷》一之三四。

(114)　《宋会要·蕃夷》二之三。

(115)　《宋史》卷三二四《赵滋传》。

(116)　《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

(117)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

(118)　《辽史》卷一八《兴宗纪》。

(119)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120)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121)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122)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123)　《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

(124)　《辽史》卷六〇《食货志》。

(125)　《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56页。

(126)　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文物》1992年第6期。

(12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128)　《临潢史迹》第145页。

(129)　《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

(130)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31)　《金史》卷四八《食货志》。

(132)　《金史》卷四八《食货志》。

(133)　《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134)　《山西长治安昌金墓》，《文物》1990年第5期。

(135)　《山西省闻喜县金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12期。

(136)　苗润华：《巴林右旗辉腾高勒金代窖藏铜钱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591—595页。

(137)　谷潜：《吉林九台卡伦金代窖藏铜钱》，《文物》1985年第1期。

(138)　吉林市博物馆张立明：《吉林桦甸出土金代窖藏铜钱》，《文物》1985年第1期。

(139)　《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附子适传》。

(140)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41)　《汝南遗事》卷三。

(142)　《辽史》卷六〇《食货志》。

(143)　《辽史》卷一五《圣宗纪》。

(144)　《辽史》卷一一《圣宗纪》。

(145)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

(146)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

(147)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148)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149)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150)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

第九章
文化及社会生活

第一节
科技与学术

一、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

半个多世纪以前，冯家昇先生即著书撰文，论证火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驳斥西方人关于“火药是欧洲人所发明”的谬论。他认为“火药、火器的演进，是以宋朝为中心，而逐渐向外传布”。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但他认为“契丹和西夏恐怕没有用过”火药、火器，“在北宋最后争扎的当儿，施展各种方法来抵御女直人，火药、火器也是其中之一。这个时候也就是女直人接触火药、火器的时候”(1)。这些论断则未必都能成立。宋朝有较先进的火药制造技术，但“河东路经略司言北界人称燕京日阅火炮，令人于南界榷场私买硫黄、焰硝”(2)。宋人这一记载，证明契丹人确实用过火炮——尽管他们使用的火药，其原料是从宋朝境内购得的，“但辽朝最晚到辽道宗时，亦已掌握了火药制造技术”(3)。据《靖康要录》卷一〇载，北宋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金人攻开封，“敌筑望台度高百尺下觇城中又飞火炮燔楼橹旋即修缮”。这证明女真人也并不是在进攻北宋时才初次接触火药，而是在此之前即已经掌握了火药和火器。

二、天文与数学

河北宣化下八里1号辽墓即张世卿墓内有一幅彩绘星图，“位于墓后室穹窿顶部的正中央。顶作半球状，星宿绘在直径二点一七米的圆形范围之内，高距地表四点四米。它是以北极为中心，把星宿投影在一个圆形的平面上”(4)。星图自内而外分为三层：第一层即穹窿顶部正中心悬挂铜镜一面，镜周画莲花，莲花外以白灰为地，上涂蓝色表示晴空。星图内层，即莲花周围，东北主北斗七星；下东偏南为太阳，内画金乌。第二层绘二十八宿，东方七宿为苍龙，西方七宿为白虎，南方七宿为朱雀，北方七宿为玄武。第三层即最外层为黄道十二宫图。这幅星图可能是辽朝据天文观测所绘星图的复制品。墓主张世卿死于辽天庆六年（1116年）。闻名于世的苏州天文图，是南宋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2年）根据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6年）观测所绘星图复制的，这表明，宣化辽墓星图要比苏州天文图早得多。

契丹有自己的历法，与宋朝素来相差一日。熙宁十年（1077年），苏颂奉使贺辽道宗生辰，恰逢冬至，依辽朝历法，冬至日迟于宋朝一日。宋使副欲依宋历庆祝，而契丹馆伴官不接受。宋使苏颂说：“历家算术小异则迟速不同，各从本朝历可也。”(5)

黄河流域是金朝全境之内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金朝在这一地区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科学技术在辽和北宋已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其成就集中反映在天文、数学、医学、印刷等传统领域。早在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朝就颁行了根据宋《纪元历》修定的《大明历》。至正隆、大定间，逐渐发现《大明历》一些问题，特别是司天据此历预测日食不准确。封建统治者相信“天人感应”，非常重视对天象的观测，因此，大定间司天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此历一直沿用到元初。

数学方面最重大的成果当数金末进士李治著《测圆海镜》十二卷，其书以勾股容圆为题，自圆心、圆外纵横取之，得大小十五形，皆无奇零。此外，其书言秦九韶“立天元一”法最详。后来，其书传至西方，西人称此法为“借根”法。

三、医药卫生

辽朝已具备一定的药物知识及其应用方法。20世纪90年代，在修复辽代庆州白塔过程中发现一些药材，“经鉴定已知有公丁香、母丁香、沉香、乳香、白檀香、槟榔及肉豆蔻七种。这些药材大部具有杀虫防潮功效”(6)。除了用于杀虫防潮之外，辽朝还以草药及动物性药材内服。应县木塔“采药图”绘采药人手执灵芝，是辽人服用灵芝的明证。此外，契丹人懂得鹿茸的药用价值，并且用之服食。《嘉祐杂志》载，据辽使云：“驼鹿重三百斤，效其声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

契丹医学在治疗手段方面，除了服药之外，还有“砭焫之术”，东丹王耶律倍即“精医药”及此术(7)。“砭焫”当即后来的针灸。契丹医学是在中国传统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也讲究辨证施治，诊断也采用望、闻、问、切。季父房之后耶律庶成，重熙间官枢密直学士，“初，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上命庶成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8)。太和宫分人萧胡笃，其曾祖敌鲁“明医，人有疾，观其形色即知病所在”。其家世预太医之选(9)。汉人中更有人因通医术而得以有机会接近最高统治者，如韩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10)。1976年宁城县出土的辽保安军节度使邓中举墓志记载，其祖父邓延贞是一位长于治疗齿疾的御医，圣宗时，承天皇太后患齿疾，“工治不验，召延正，以术止之”(11)。

由于契丹人长年居住于北方，天气严寒，契丹人积累和发展了关于治疗冻伤的知识，“使北者冬月耳白即冻堕，急以衣袖摩之令热，以手摩即触破。辉出疆时以二月旦过淮，虽办绵裘之属，俱置不用，亦尝用纱为眼衣障尘，反致闭闷亦除去，然马上望太行山，犹有积雪。同涂官属有至黄龙者，云燕山以北苦寒，耳冻宜然，凡冻欲死者，未可即与热物，待其少定，渐渐苏醒，盖恐冷热相激”(12)。此外，“在赤峰地区辽墓和遗址中，先后发现三十余件骨柄植毛刷，植毛束均无存，制法与现代牙刷相似”，但“植毛孔径及刷面长度、宽度均大大超过现代成年人牙刷的规制标准”(13)。这类毛刷是否就是牙刷，虽尚有疑问，但在辽墓壁画中，往往与梳洗用具相伴，可证明是一种卫生洁具。

金代医学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突出的。金初，名医成无已注释《伤寒论》。其友人严器之在皇统四年（1144年）为本书所写的序中说：注者“术业精通而又有家学，注成《伤寒论》十卷，出以示仆。共三百九十七法之内分析异同，彰明隐奥，调陈脉理，区别阴阳。使表里以昭然，俾汗下而灼见；百二十方后，通明名号之由，彰显药性之主。”此外，刘完素、张元素、张子和等都是有成就的名医。刘完素（1120—1200年），“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14)。金末张子和行医，宗刘完素，用药亦多为寒凉，而汗下吐法“用之最精，号‘张子和汗下吐法’”(15)。

四、语言文字之学

由于辽朝书禁甚严，片言只字皆不得携带出境，故辽人著作流播不广，流传至今者仅四部，然而其中研究语言文字的专书就有两部，即《龙龛手镜》和《续一切经音义》。《龙龛手镜》四卷，辽僧行均撰。这是一部字书。书中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为序，各部之字复用四声列之于后。每字之下必详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诸体。所录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注文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字，总计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多字，可补《说文》、《玉篇》所未备。卷首有燕京悯忠寺僧智光序，题云“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证明这部著作成书于辽圣宗时期。作者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氏。派演青齐，云飞燕晋，善于音韵，闲于字书”。他历经五个寒暑始撰成此书。

辽僧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是唐代僧人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的续作。在慧琳以前，自唐初沙门玄应撰《一切经音义》以来，还有许多人从事佛经音注的工作，但“或即未周三岁，或即偏局一经，寻检阙如，编录不次。至唐建中末有沙门慧琳，内精密教，入于总次之门；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声明之妙，支那音韵之玄，既瓶受于先师，亦泉泻于后学。栖心二十载，披读一切经，撰成《音义》总一百卷，依《开元释教录》，始从《大般若》，终于《护命法》，所音众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从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尽续《开元释教录》，总二百六十六卷，二十五帙，前音未载，今续者是也”(16)。希麟所续，主要是对《开元释教录》以后的经论做音注。此书久已不在国内流传，至光绪初才发现了日本刻本。该书只有十卷。“序”中所记卷数，是合并前人著述计算的。

五、契丹及女真语言文字

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死语言，辽代契丹族有自己创制的文字。神册五年（920年），创制“契丹大字”(17)。此后，太祖阿保机弟迭剌又制“契丹小字”。后唐天成三年（928年）七月，“王晏球等又获契丹绢书二封来进。明宗命宣示群臣，莫有识其文字者。契丹本无文记，唯刻木为信，汉人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同光之后，稍稍有之”(18)。这种“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的文字，可能是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是拼音文字。自金明昌二年（1191年），契丹文字已被明令停止使用，后逐渐湮没无闻。近数十年来，两种契丹文字的碑刻皆有发现，但因与汉字对译的资料很少，特别是还没有发现契丹文字的字典，所以释读工作非常艰难。

历年发现的契丹文字资料以小字者为多。契丹小字有不同字体，有楷书和篆书。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辽庆陵出土的道宗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篆盖上所书篆文是与册文一样的契丹小字，但不是采用层叠式缀合，而是采用鱼贯式拼写，自右而左换行，与当时汉字的书与规则完全一致。而道宗皇帝哀册文，册文同样以契丹小字楷书，原字的缀合却采用层叠式，大抵一个契丹语词写成一个类似方块字的契丹字。但这种文字与方块汉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表意文字，而是拼音文字。

宋人关于契丹语言的知识很贫乏，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九《诗歌赋咏·使虏》载：

余尚书使契丹，能为胡语，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亦亲。余作胡语诗云：“夜筵没逻（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雅鲁（拜鲁也）祝若统（福祐也），圣寿铁摆（崇高也）俱可（口勿反）忒（无极也）。”虏主举大杯，谓余：“卿能道此，我为卿饮。”余复言之，虏主大笑，遂为釂觞。汉使记槃木白狼诗，汉语则协韵，夷语不谐，其实时人先作诗，乃反用夷语译出，不知余真夷语也。

余靖通契丹语，这首“胡语诗”只不过是在汉语诗中夹杂几个用汉字拼写的契丹语词，并不纯用契丹语写成。即使如此，契丹皇帝仍然为此龙颜大悦，可见宋使中通胡语者恐怕绝无仅有。

“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希尹所撰谓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女真小字。”(19)传世的女真文字文献，主要是碑刻(20)，数量不多，而且都属于同一种女真字，究竟是大字还是小字，学术界尚无定论。此外，明朝四夷馆编纂的《华夷译语》中有《女真译语》，也是同一种女真字，直至明代，尚在行用。

六、教育

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一本辽代出版的《蒙求》。《蒙求》是唐代李翰编撰的一部儿童启蒙教育课本，每句四字，对偶押韵，内容为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这部辽版《蒙求》，框高二十点四厘米、版广二十五点八厘米，白麻纸，蝴蝶装。全册现存七叶半，每叶二十行，行十六字(21)。这部《蒙求》的发现，使我们得以知道辽启蒙教育的内容与唐宋完全一致。

金朝廷所设学校称国子监，此外府、州、县也都开办学校。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1151年），生员中多是贵族子弟，按规定，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员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太学、府学及州学也都是为皇亲国戚及品官子孙所设。“阙里庙宅子孙”即孔子后裔也受到特殊照顾。让“阙里庙宅子孙”在受教育及科举中享有特权，表明女真统治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认同，也是他们争取汉族士大夫的重要手段。作为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的手段，学校与科举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金朝统治者对学校实行严格控制，以保证宗室、外戚、功臣及其他官员子弟在受教育方面享有特权。地方官有权推荐读书人参加考试，这也是官府垄断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

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家思想学说。孔子及其弟子作为金朝士大夫心目中的圣贤，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学校将他们作为偶像供奉，让生员朝夕礼拜。为了有效地控制士大夫的思想，金朝政府对各级学校使用的教材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并且都由国子监统一印制，授诸学校。当时除了儒家经典之外，历代正史和其他学派思想家的著述也被指定为教材，儒家经典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唯一的法定教材。学生在学期间学习作策论、诗、赋。为了保证女真人在受教育方面享有特权，金朝从上到下，都单独开办女真学校。朝廷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金朝的女真学校完全是按照汉人学校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同样是受官府严密控制的官办学校，其任务仅仅在于为金朝政权培养更为可靠的官吏。

七、史学

辽朝初年，庶事草创，当时还没有如同中原王朝的史官制度。据《辽史·太宗纪》，会同四年（941年）二月，曾“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这当视为辽朝纂修皇室先世历史之始。不过，契丹本无文字，直至阿保机即位后，始创制契丹文字。因此，关于始祖奇首可汗的事迹，只能是得自传说，并无文献依据。辽朝真正有官方编撰的本朝历史文献，实际上是始于圣宗时期。这一点，现存的元修《辽史》有所反映。《辽史》有本纪三十卷，太祖到景宗五帝享国七十七年（907—983年），只占十卷。然而，圣宗一朝五十一年，却占八卷，而且篇幅与辽初五帝的本纪几乎相等。这就是因为辽初没有完备的史官制度，所以当时没有留下多少文献。景宗乾亨初，汉臣室昉拜枢密使，兼北、南宰相，监修国史。《辽史·室昉传》载，至统和八年（990年），他“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这二十卷《实录》的内容，当包括了辽初五帝时期的史事。《辽史·萧韩家奴传》载，至兴宗时期，又诏萧韩家奴与耶律庶成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辽朝这两次修《实录》，都是追记辽初史事。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史臣又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即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和兴宗的实录。这是见于《辽史》记载的辽朝第三次纂修实录。《辽史·耶律俨传》载，辽朝末年，耶律俨尝修《皇朝实录》七十卷。这是辽朝第四次纂修立国以来历代皇帝《实录》。耶律俨字若思，析津（今北京市）人，本姓李。咸雍进士。道宗寿昌间，官至参知政事，迁知枢密院事。俨深受道宗信任，道宗弥留之际，俨曾与北院枢密使阿思同受顾命。正因为耶律俨在辽朝地位显赫，而且与契丹皇室关系密切，再加上他有文才，所以成为辽朝实录的编纂者。

赵至忠关于契丹史事的著作，名《虏廷杂记》，所记多为作者在辽廷亲历，惜其书今已不传，只在宋人著作中保存个别片段。宋人王铚在其所著《默记》卷下记载赵至忠书云“圣宗芳仪李氏，江南李景女”。另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一九载：嘉祐三年（1058年）“二月，殿中丞赵至忠上《契丹国俗官称仪物录》。至忠，本虏人，熟知其国中事”。这部《契丹国俗官称仪物录》，估计与《虏廷杂记》为同书而异名。此外还有名为《阴山杂录》者，也是指这部书。赵至忠曾与苏颂有交往，据说他降宋以后任通判，所至多与知州不能合作共事，唯苏颂待之以礼，具尽诚意。至忠感泣曰：“身虽夷人，然见义则服，平生诚服者，唯公与韩魏公耳！”(22)

《焚椒录》一卷，王鼎撰。是记载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词”冤案的专书。

金代留下的史学著作虽然很少，但当时的统治者对于史学还是相当重视的。金灭辽后，耶律俨的《辽朝实录》稿本归金朝廷。《金史·熙宗纪》于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记载，熙宗“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这里所记金熙宗读的《辽史》，当即是耶律俨的《辽朝实录》。上引《熙宗纪》于皇统八年四月（1148年）又记载“《辽史》成”。这则是金初纂修的《辽史》。表明金熙宗不仅读辽朝留下的史书，而且他在位期间还曾纂修《辽史》。此事先由广宁尹耶律固承担。《辽史》未及成书，耶律固先亡，于是又由其门人萧永祺续成。耶律固与萧永祺都是契丹人，当时距辽亡不久，他们可能都通契丹文字。估计，当时能见到的契丹文文献，他们一定都会加以利用的。这部《辽史》有纪三十卷，志五卷和传四十卷，纪、传卷数与今本元修《辽史》相同。书成后，未曾刊行。后至章宗时期又第二次纂修《辽史》，先后有移剌履、贾铉、党怀英及萧贡等人参与纂修，至泰和七年（1207年）由陈大任完成，但亦未刊行。熙宗和章宗时期两度纂修《辽史》都未刊行，其原因多半是与辽末女真兴起的一段史事有关。女真原为辽朝属部，《金史》记载女真初兴历史，多讳言其原本隶属于辽的史实。因此，如何处理这段史事，金人是颇费斟酌的。

经宣宗南迁及哀宗自汴京出逃，金亡后，萧永祺《辽史》稿本已散佚无存，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稿本也均已残缺不全。元好问曾经言及此事说：“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可尽信邪?”(23)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所列当时搜集到的关于辽朝历史的遗书只有《辽金誓书》和《使辽录》等，且都是宋人留下的。元朝修《辽史》时所能见到的辽朝文献的确非常有限，但却得以见到耶律俨的《实录》。据苏天爵说：“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章宗初即命史官修《辽史》，当时去辽不远，文籍必有存者，犹数敕有司搜访事迹。其书又经党怀英、赵、王庭筠诸名士之手。章宗屡尝促之，仅二十年，陈大任始克成编。”(24)既然天历间（1328—1330年）耶律俨的《实录》已经入藏奎章阁，那么至正初年修辽史诸公肯定是见到了这部《实录》。这两次纂修的《辽史》都未刊行，主要原因是“义例未定”。金是在灭亡辽和北宋之后，始在北方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因此就存在一个金的国统究竟是继承辽、还是继承北宋的问题。至金末，萧永祺《辽史》已散佚无存。

除辽史之外，金人也重视当代史的编写。刘祁（1203—1250年）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青年时期，随祖父宦游于河南，得以有机会结识一些著名的士大夫。金末举进士不第。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入汴，遁还乡里。后复出，仕于元。所著《归潜志》，卷首有乙未（金亡之第二年，1235年）自序，称其开始撰写此书时已三十二岁，“因思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消灰灭无余”。“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其书为笔记体裁，但史料价值极高。有关金末史事，尤多足征，因为当时作者在汴京，目睹了事变的全过程。其中多有可补正《金史》及《大金国志》等书之缺失者。金代钞法八易其名，《金史·食货志》失载通货改为通宝，通宝又改为通货，而《归潜志》记载甚明。

《汝南遗事》四卷，王鹗撰。鹗字伯益，东明（今山东东明南）人，金正大元年（1224年）进士，后为左司员外郎。本书是作者随哀宗在蔡州被围时所作。始天兴二年（1233年）六月，迄三年正月，随日编载，有纲有目，共一百有七条，都是作者亲自经历或目击之事。是有关金朝灭亡之最有价值的史料。

河东太原元好问（1190—1257年）金亡不仕，埋头搜集金代史料。他以为，“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于是，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名“野史亭”。凡是有关金朝君臣的遗言往行，采摭所闻，则以寸纸细字记录之，至百余万言。后据此成《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中州集》是金代一部诗歌总集，附有作者小传。至今犹存。《壬辰杂编》今已不传。但二书都是元修《金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第二节
宗教及儒学

一、契丹人的原始宗教

辽朝境内各民族杂居，宗教信仰也多种多样。契丹人拜日，在宋人诗中多有反映。刘攽有诗云：

饮冰重见古人心，绝幕仍当暮雪深。朝出穹庐随拜日，夜鸣刁斗候横参。胡儿射雁争娱客，羌女听笳却走林。闻说虏情亲博望，一言珍重万黄金。(25)

他的另一首诗，也言及契丹人拜日：

朔雪如沙万里程，幽阴戴斗正严凝。终军何必功横草，沈尹无烦夕饮冰。茗粥迩来夸湩酪，毡裘仍自愧绵缯。岁寒拜日穹庐外，想见东南瑞气升。(26)

《辽史》卷二《太祖纪》亦载：天赞三年九月庚子“拜日于跐林。”

契丹人相信巫术，据《旧五代史·外国传》载：

［天福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次于栾城县杀胡林之侧，时德光已得寒热疾数日矣，命胡人赍酒脯，祷于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时，有大星落于穹庐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见之，西望而唾，连呼曰：“刘知远灭，刘知远灭！”是月二十一日卒。(27)

德光死到临头，还不忘施巫术，以求让刘知远灭亡。不仅德光信巫术，后来，辽穆宗时，“契丹之攻内丘也，死伤颇多，又值月食，军中多妖异，契丹主惧，不敢深入，引兵还，遣使请和于汉。会汉亡，安国节度使刘词送其使者诣大梁，帝遣左千牛卫将军朱宪报聘，且叙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带赠之”(28)。澶渊之盟以后，景德二年（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二月，两国初通聘，宋命开封府推官孙仅为契丹国母生辰使，辽接待之礼甚厚，“将延见，有巫者一人，乘马抱□鼓于驿门，立竿长丈余，以石环之，上挂羊头、胃及足，又杀犬一，以杖柱之。巫诵祝词，又以醢和牛粪洒从者，于是国母屡延坐”(29)。

契丹人还崇拜大自然，他们认为黑山、黑水是神山和神水。据沈括奉使，尝至黑山。“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30)

二、辽朝的佛教和道教

在契丹人中间，巫术信仰、自然崇拜与佛教和道教，一直是并存的。五代后期，胡峤在辽上京见有僧、尼、道士，说明当时契丹境内已经有佛教和道教流行，《辽史》也记载上京有佛寺、道观。由于上京地区有大量的汉人，所以，当地自辽初以来，佛教和道教就已经随汉人而俱来。而且契丹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道。“初，真定苏澄颇养生为道士，居隆兴观。唐、晋间数被召，皆辞疾不赴。契丹主凡欲自立时，求僧道之有名称者加以爵命。惟澄不受。”(31)后来，辽朝境内蕃汉各族普遍信仰佛教，与统治者的倡导有直接关系。圣宗时期，承天太后“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冀复获福祐”(32)。兴宗也崇笃佛教。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许多显贵都令自己的子女出家为僧尼。至道宗时，“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33)。道宗本人且有相当高的佛学修养，每年夏季都与诸京僧徒及群臣举行法会，而且届时必执经亲讲。据苏辙使辽所见：

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因此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34)

近年还发现一些对辽史及佛教史研究具有一定价值的石刻文献。北京石景山八大处灵光寺发现的耶律仁先妻郑氏造千佛塔题记。仁先为辽皇族，咸雍间加于越。为奸臣耶律乙辛所谮，出为南京留守。此题记刻于咸雍七年（1071年）。北京房山云居寺发现的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记述了该寺及沙门镌刻大藏经的历史，并指示石刻埋藏的方位。

僧人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苏颂据使辽所见赋诗云：“塔庙奚山麓，乘轺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栋宇欲骞腾。俗礼多依佛，居人亦贵僧。纵观无限意，纪述恨无能。”(35)

1992年10月，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孟克乡西上台村发掘一辽代墓葬，为砖筑仿木结构单室墓。在墓室内发现佛经石板十四块。自墓室西南壁始，佛经石板编号为K1~K14。板面磨制，高均为一百零一厘米，宽、厚不等。经板正面上、左、右刻蕃草纹边框，纹宽五厘米。下部距边十二厘米于蕃草纹间复线阴刻界线，外分成方格，格内复线刻仰莲瓣，纹饰刻工精细，富于韵律。每板正面竖行阴刻梵字经文，字口描金。板中多块右上角加汉文经名，K1为“一切如来心陀罗尼曰”，K2为“阿灭轻重罪咒”，K6为“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K7为“三昧耶密言曰”，K10为“佛顶尊胜陀罗尼曰”，K11经文中刻汉字“修造佛塔”，K14刻“大悲心陀罗尼曰”(36)。

三、辽朝的占卜星象之学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辽朝社会各阶层都普遍相信占卜、星象之说。《星命总括》三卷，即是辽代流传下来的此类著作，旧本题辽耶律纯撰，有署名耶律纯者原序一篇，末署统和二年（984年）八月十三日。原序云：

大辽统和二年翰林学士耶律纯以议地界事奉国书使于高丽辽东，至其国颇闻国师精于星躔之学，具重币设威仪求见，屡请不从。一日自请于高丽国国王曰：“臣奉国书来此，稔闻国师富于道德星命之学，愿借玉音，得遂一见，以请所学，何啻昌黎之遇大颠也。”

《四库提要》以《辽史·圣宗纪》及《辽史·二外国纪》其年无遣使高丽事，并且该书列传中“独无纯名”，断定“殆亦出于依托”，结论可信。上引原序中，作者耶律纯奉国书使辽，对高丽国王称臣，称辽为“北边”，也都殊乖事体。高丽国王称臣于大辽，辽使自然不能对其称臣。在高丽国王面前称辽为“北边”，无异于将辽与高丽视为对等关系，这也是大辽朝廷断然不能接受的。以上种种都说明耶律纯者并非实有其人，不过是研究星命者的伪托。此书作者可能是伪托，但此书内容却足以反映辽代占卜星象之学的盛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中间论议精到，剖析义理往往造微，为术家所宜参考。惟所称宫有偏正，则立说甚新，而验之殊多乖迕。盖天道甚远，非人所能尽测，故言命者但当得其大要而止，苟多出奇思，曲意揣度以冀无所不合，反至于窒塞而不可通矣。术家流弊往往坐此，读者取其所长而略其繁琐可也。”这表明，《星命总括》的确是集辽代是学之大成。对于研究星命术数之学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金代的佛教

女真人原有自己的原始宗教，灭辽侵宋以后，则多信佛教。许多女真人都出家为僧尼，虽贵戚望族也如此。金初，统治者都崇佛。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载：

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贵游之家，多为僧衣盂（原注：衣钵也）甚厚。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原注：辽代僧有兼官至检校司空者，故名称尚存），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凡僧，事无所不统，有罪者得挞之，其徒以为荣。出家者无买牒之费。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奴婢欲脱隶役者，才以数千嘱请即得之。得度者亡虑三十万。

金朝初年的佛教，当是继承辽朝而来。主要是律宗。直至后来，禅宗僧人由原来北宋统治地区来到燕京，当地始有禅宗寺院发展起来。僧官制度也主要是承袭辽朝之旧。初时由于出家无一定的限制办法，僧人越来越多，妨碍了生产发展，而且寺院势力的过度膨胀，对封建统治的巩固也不利，于是，海陵王、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限制佛教发展的措施。尽管如此，佛教当时仍是影响最大的宗教。金朝中期以后也沿袭北宋的“度牒”制度。不仅僧人要有度牒，寺庙也要有官府赐给的牒。河北元氏有福祥院一残碑，金大定四年（1164年）立，上刻大定二年九月三日尚书礼部牒，内称：“真定府元氏县龙泉乡赵同村住持尼道显文妙状告：本院自来别无名额，已纳讫合着钱数，乞立福祥院。勘会是实，须合赐者。”(37)度牒和准予立庙的牒都是要向官府交费的。

除女真族之外，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也多信奉佛教，京西门头沟潭柘寺《中都竹林禅寺第七代了奇和尚塔》，上有铭文记载：“禅师名了奇，姓潘，白霫富庶县人。”(38)此人原在辽西医巫闾山兴教寺落发，后至北京（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圆宗寺，最后才至潭柘寺。了奇和尚碑铭还记载，他是十三岁落发，但至十六岁参加考试诵经合格，才“得度”。金朝还有一套僧官制度，地位最高的僧人称为“国师”，服真红袈裟。有时金朝皇帝也要参拜国师。地方上道行高的僧人称为“僧录”、“僧正”，服紫色袈裟；列郡有“都纲”，县有“维那”。

五、金代的道教

金朝的道教也有很大势力。金朝统治者充分利用道教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给予道士以相当高的政治地位，熙宗时置道阶，分为六等。明昌、承安间，章宗认为“道家者流，洁己求志，有可以赞清净之化者亦特征焉”(39)。金代河北地区出现了道教三大新派。其中“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40)。“太一”崇拜，在中原地区由来已久，萧抱珍用此种符箓祈祷神灵，治病驱邪，适应民间需要，故该教得以风靡一时(41)。海陵王和金世宗在位时直至金末，中原还有全真教兴起，这一教派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主张道、释、儒三教合一。“贞元、正隆以来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阳人王中孚倡之，谭、马、丘、刘诸人和之，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之妄，参以禅定之说而无头陀缚律之苦。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视世间扰扰者差若省便。然故堕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着令以止绝之。当时将相大臣有为主张者故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42)林县城关、焦作新庄及沁阳木楼等地的金墓中出现过彩绘或砖雕的孝行故事图，“这类题材在豫北及豫西的流行，除受当时理学思想的影响外，很可能还受到了以平阳地区为据点的新兴起来的全真道教的影响。全真道教创始人王喆（重阳）提倡读孝经，大力宣扬节孝，他们还竭力宣传忍耻含垢、苦己利人等。在统治阶级面前，甘当奴隶的不抵抗主义，正符合当时女真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全真教得到鼓励和发展”(43)。入元以后，这一派成为道教的主要派系之一。还有一派称“真大道教”：“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者也。”(44)这种“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的信仰，正适合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原人民群众的需要。

六、金代的儒学

金朝统治者出于稳定政治统治的需要，早在金熙宗时期，在推行汉官制度的同时，即开始确立孔子及其学说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金初在上京建立孔庙，其用意正在于此。金朝在黄河流域推行女真化的尝试遭到失败之后，更是极力倡导尊孔、读经。明昌六年（1195年），党怀英在《重修圣文宣王庙碑》中说金章宗即位以来，“其与万方同归文明之治，以为兴化致理，必本于尊师重道，于是奠谒先圣，以身先之”。“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经》为正，而取信于夫子之言。”(45)孔子及其学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北宋程颐、程颢的理学，在金朝得到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的理学对金朝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磁州（今河北磁县）赵秉文（1159—1232年）号为金末文宗，研治理学，标榜继承周敦颐和二程。他认为“遏人欲、存天理”，是“周、程二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秘奥”(46)。所谓“遏人欲，存天理”，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去人欲，存天理”，这是宋朝理学家最重要的主张。依照这种学说，人们的物质欲望都需要用“天理”加以节制。“喜怒未发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惧”(47)，如果人们都相信这种说教并照此办理，统治者就可以不必担心有人会起来造反了。正因为理学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它在金朝得以继续发展。

不过，程朱理学在金朝的思想界也曾受到某些人的挑战。真定（今河北正定）王若虚（1174—1243年）讲授理学，即与赵秉文不同，他不是完全照搬宋儒的教条，而是对二程和朱熹之学多有褒贬。王若虚批评宋儒解《论语》失之过深，实际上是说他们把自己的一套理论强加于“圣人”。对《论语》随便加以引申和发挥，实则与《论语》本身毫不相干。

除此之外，程朱理学还遇到来自右的方面的挑战，那就是宣扬神秘主义的先验论。易州（河北易县）麻九畴（1183—1232年）传授邵雍之学，研治《易经》和《春秋》，相信占卜。后来，麻九畴的弟子在金末元初多为名儒。

第三节
艺术

一、绘画　书法

契丹绘画艺术是在隋唐时期北方画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宣和画谱》中列入的唐代番族画家胡瓌、胡虔父子，其实是范阳（今北京）人。胡瓌“工画番马，铺叙巧密，近类繁冗而用笔清劲，至于穹庐、什器、射猎、部属，纤悉形容备尽”。其子胡虔“学父瓌画番马，得誉世，以谓虔丹青之学有父风”。(48)故宫博物院藏《卓歇图》是胡瓌的传世著名画卷，表现的是契丹可汗率部下出猎后歇息宴饮的情景，有浓厚的契丹人生活情趣。

此外，东丹王耶律倍（即李赞华）“尤好画，多写贵入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瓌奇，不作中国衣冠”。(49)耶律倍的画与历代名家传世之作一起入藏北宋秘阁。“其子兀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虏中，观其所画，诚妙笔也”。(50)耶律倍父子是辽贵族画家的代表。辽兴宗是画鹅、雁的高手。

开泰七年秋七月“诏翰林待诏陈升写《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51)辽也有类似宋朝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待诏陈升就是宫廷画院的画家。辽兴宗时期有耶律防，善画人物肖像，当亦是一位宫廷画师。皇祐三年（辽重熙二十年，1051年）王洙使契丹，至靴淀。刘六符伴宴，言及耶律防善画，此人至宋，曾写得仁宗“圣容”以归，六符欲持至馆中给王洙观看，想请王洙证实耶律防画宋仁宗是否得其真，如不然，则“欲遣防再往传绘，洙力拒之”。(52)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采药图》，应是当地辽代民间画家的作品。此外，在释迦塔中发现的辽藏《妙法莲花经》前的扉画，“所画山水、宫室的风格、笔法都和北宋的作品近似”。(53)表明辽朝民间绘画艺术深受北宋绘画的影响。

近年来出土的辽墓壁画，不仅数量大大多于传世的辽代绘画作品，而且内容也更为丰富多彩。这些壁画中，描画了辽代蕃汉各阶层的服饰、饮食、游牧、居所、乐舞以及出行时所用的车帐、骆驼、仆从、仪仗等等，从多方面反映了辽代社会生活及阶级关系，既是研究辽代绘画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辽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尤以庆陵、库伦辽墓、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以及宣化辽墓的壁画更引起人们关注。绘于庆陵东陵前室西甬道南壁上手执武器的契丹人，与真人等高，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契丹人髡发的发型；库伦旗七号辽墓墓道西壁右侧中下部“归来”图中墓主人的形象，髡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是典型的契丹人装束；内蒙古自治区克斯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石棺板内壁壁画，画面上由马、牛、羊组成一牧群，牧群后为一契丹牧人。这幅画为我们提供了契丹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形象化的资料；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壁画，画面上的驼车上张帐幕，即契丹人的“车帐”，帐内坐着妇女，车下有乐队、仪仗，同时车帐上画有一个较原物放大了许多的鹰鹘，表示主人出行是要赴春水，参加一年一度的捕鹅雁盛会；库伦一号辽墓墓道南壁里层壁画上的轿夫，头戴交脚头，身穿圆领紧袖长袍，腰系带。本来契丹贵族是骑马的，坐轿是汉人的出行方式，这幅画生动地反映出当时蕃汉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河北省宣化下八里韩师训墓前室西壁壁画为出行图，车夫为髡发的契丹人，配上一辆高轮、上置黑色帐幔的大棚车，反映出幽蓟大族的生活习俗明显地受到契丹人的影响。

女真人南迁中原以后迅速接受汉文化，特别是金朝统治集团，他们虽然自幼学习女真语言文字，但日常所用的都是汉语、汉文。所以世宗见其孙章宗能讲女真语，感到非常高兴。其实，章宗也和当时其他宗室子弟一样具有较深的汉文化修养，他本人既能诗，又善书法。金代文人继承了古代文人的传统，不仅能写文章、能赋诗，而且通常都在书法、绘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如党怀英不仅能属文，而且“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54)。赵亦工书，赵秉文说：“之正书体兼颜、苏，行草备诸家体，其超放又似杨凝式。”(55)王庭筠和赵秉文也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的书法和绘画都学米芾，重视笔墨趣味，尤以画山水墨竹见长。冯壁挽庭筠诗，有“诗名摩诘画绝世，人品右军书入神”句，把他的绘画和书法与王维、王羲之相提并论。他的《幽竹枯槎图》，画柏树和幽竹，笔墨不多，但对比强烈，充分展现了两者各不相同的风骨和神韵。武元直《赤壁图》，取材于苏轼《赤壁赋》，画中临江石壁的宏大气势，引起人们对古战场的遐想。此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杨世昌的《崆峒问道图》今藏故宫博物院，该图取材于黄帝访广诚子于陕西崆峒山的故事，实则反映了当时道教的流行。人物形象、神态极为生动。赵霖《昭陵六骏图》，今藏故宫博物院。此图由摹画唐太宗陵墓前六匹战马的石刻而来，战马形象各异，但都画得凝重有力，颇具石刻风味。其上有赵秉文书写唐太宗对六匹战马的赞词并跋。总之，从传世不多的金代绘画作品可以看出，金代画家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优良传统，同时还能发扬光大。

金墓中的绘画也是金代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位于朝阳师范学校院内，砖室方形，墓内四壁绘有彩色壁画，但多已脱落。能看出内容的，西壁绘七个不同姿态的人物和放有碗瓶的桌子家具等。东壁一边绘人物与桌子，另一边绘人与马。南壁壁画，画在墓门左右。门左一人，身后上角墨书“马合得写来”五字，及墨书“时大定贰拾肆年贰月贰拾伍日　殁后捌拾贰日□各择选葬□□吉地埋扶风马会使藏记耳”三十七字；门右方像左侧墨书“扶风马令妻□□□□□□微礼不姿成讥□数浅不□□□□□□□不堪创记之”三十三字。北壁分别绘两个帐幔和执物女侍人像。从门侧墨书文字可知此墓的主人为马令与妻合葬墓，葬于金大定二十四年(56)。“扶风”，是大族马氏郡望，即汉扶风郡。在今陕西咸阳东。这座金墓的墓主标榜自己是扶风马氏，正反映当时中原文化对塞外的影响。

山西繁峙县五台山麓的岩山寺壁画，是金代原物。岩山寺创建于金正隆三年（1158年），创作壁画的画师可能原来是北宋宫廷画家，绘画风格接近北宋院体卷轴画。壁画虽以佛经故事为内容，但衣冠制度、卤簿仪仗、宫室建筑，都是金代的，其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天上人间、宫廷市井，山林苑囿以及金代各阶层人物的活动。

二、建筑　雕塑

辽代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较之宋代建筑更多地保留了唐代建筑的风格，因此，这些保存至今的极少数辽代建筑，不仅是辽代建筑的标本，同时还可以为研究唐代建筑提供更多的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唐代建筑实物甚少的缺憾。现存的辽代建筑、雕塑，包括寺庙、佛塔以及石窟造像等，分布在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及北京市境内。

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即应县木塔，始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构建筑，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木塔是“楼阁型”塔，平面为八角形，塔身外观为五层六檐，最下层是重檐。因各楼层之间还有四个暗层，所以全塔实际上是九层。从地面到刹顶高六十七点三一米。底层和附加的一周外廊（副阶），直径共三十米，塔身底层直径二十三点三六米(57)。塔的五个正式楼层内都供奉佛像，底层的释迦坐像高达十一米，周围并有壁画。

坐落在天津蓟州的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统和二年（984年）重修。寺内主体建筑观音阁即建于辽代，通高二十三米，高三层，但外观则为两层，中间是暗层。安置在阁中央坛上的观音菩萨立像，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彩塑之一，高达十六米。为男相，表情庄重。观音及胁侍，虽经后世铺修，局部彩绘为后代所改描，但大体上还保存了当时的面貌。该寺山门，也是重修后保存迄今的辽代建筑物。独乐寺山门与观音阁已经屹立千余年，中经多次地震，其中强烈地震达四次，而这座高阁及内部的泥塑大立像并未发生损坏(58)。

坐落在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南部的华严寺，原为一寺，至明代分立为两寺。下寺主体建筑薄迦教藏殿，殿梁墨书题铭“维重熙七年岁次戊寅玖月甲午朔拾五日戊申午时建”。该殿亦建于高台之上，面宽五间（二十五点六五米），进深四间（十八点四一米），单檐九脊顶（歇山式），正脊两端各有一高三米的琉璃鸱吻。殿内塑像、彩绘、藻井及木制壁藏天宫楼阁等皆为初建时遗物。凹字形佛坛颇宽大，坛上以毗卢舍那等三坐佛为主尊，均金身。三佛两侧为弟子立像，其前相对分列胁侍及供养人等。坛四隅立四天王，均彩塑，共二十九身。虽经后世补修，仍能保持原状。一尊通座高三百零二厘米的彩塑菩萨像，是华严寺塑像中最优秀的作品。菩萨上身稍向左转，腰胯轻扭，窈窕的身姿呈优美的摆动。双手合十，露齿含笑，笑意含蓄动人。(59)

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日嘎苏木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楼阁式，砖、木混合结构，八角七级，高七十三点二七米，是庆陵及奉陵邑遗址内仅存的辽代地面建筑。据建塔碑铭所载：“重熙十六年（1047年）二月十五日启土开掘”，开工两年后，重熙十八年（1049年）六月十五日及第七级，七月十五于塔刹内安置建塔碑铭及有关“金法舍利”。全部工程，大约费时两年半。塔身第一层的浮雕中有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反映了契丹王朝全盛时期与西方的交流。

除了少数几座楼阁式塔之外，多数辽塔都是密檐式塔。辽中京大明塔，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外城南部，为密檐式砖塔，八角十三层，总高八十点二二米，基座直径三十四米。该塔一层大檐下每面都雕有菩萨坐像，菩萨左右雕有胁侍，其上是飞天。这些浮雕线条流畅，形象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辽上京遗址附近的辽代寺庙真寂之寺，位于一山谷中，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辽代石窟寺，有三窟，中窟有卧佛及十五个弟子的雕像。辽上京遗址内还遗留一座辽代的石像，以红砂岩雕成，高四点二米，已残，特别是面部耳、目、口、鼻早已不具原形。据鸟居龙藏于1930年观察，“石像左手在胸前，掌心捧一宝珠状物，右手则直用指尖向上轻扶之……两足之下各有莲座”(60)。此外，遗址内还有龟趺及石狮子等。

金代的建筑保存至今的虽然极少，但其成就却不容忽视。北京市西南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据《金史·章宗纪》记载，这一年的六月，“作泸沟石桥”(61)。永定河，古名泸沟，故石桥名“卢沟桥”。全长266米，为11孔连续石拱桥。经历代重修，至今保存完好。桥面有140根石栏杆，柱头上雕刻着形态各异的石狮，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山西大同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始建于辽代，后经金代重修，故可视为金代建筑。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庑殿顶。大殿柱列配置用减柱法，使空间宽敞博大。

三、乐舞　戏剧

辽代的散乐，其表演形式是乐、舞合一的。耶律羽之墓内“小帐彩绘中最精彩的为十人乐队，按幅排列于壁板正面，每幅绘一人，以红彩勾勒花边外框，内施白地作画，幅长四十二点五厘米、宽二十二厘米。乐师皆男性，身着袍服，神态迥异，各持箫、排箫、琵琶、箜篌、手鼓、腰鼓等乐器，吹、弹、拨、击，腾跃起舞，彩带飘逸”。(62)

河北省宣化下八里张世卿墓是一座辽天庆六年（1116年）墓，墓内壁画上，也有一幅散乐图。画面上有一男舞者，乐队多达十一人；前排五人，其中一人击大鼓；后排六人，一人击拍板，一人弹琵琶，两人吹横笛，一人击腰鼓，一人吹排箫。河北省宣化下八里韩师训墓后室西南壁有一幅饮酒听曲图，画面上，主人边饮酒边听曲。演奏者及舞者都是契丹装束，所演奏的乐器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弹拨乐器。羊山1号墓墓室西壁绘“契丹人奏乐图”，其中三个奏乐者均为契丹男子。窗下绘二人均盘坐。右数第一人半侧身向内而坐，手持双锤正敲击方响，身着白色圆领窄袖长袍，腰束红色丝带，髡发，两鬓及脑后各垂一绺发辫，作全神贯注击奏状。方响为黑色架，双排音键，每排八键。第二人正面而坐，面略侧向内，双手正打一红色拍板，双目视拍板作全神贯注演奏状，身着白色圆领紧袖长袍，腰束白带。第三人半侧身内立于窗左侧，双手握一长箫作吹奏状，头戴黑色卷沿帽，两鬓露出发尖，蓄短胡须，身着白色圆领紧袖长袍，腰系红色带，足蹬黑靴(63)。这是一件研究契丹乐舞的重要资料，这幅壁画描绘的场面，使我们联想到现代新疆维吾尔族或中亚乐队的演奏。

辽代乐舞还配合以戏剧表演，兴宗对此尤为爱好，他甚至与教坊伶人结拜为兄弟，在蕃汉百官面前让后妃入戏(64)。当时的戏剧也有简单的情节。元丰间，宋人见辽道宗大宴群臣，伶人表演戏剧：一人衣冠楚楚，见物却必攫取之，藏于怀中，当是一贪官形象。这时有人从其后以梃将其击倒，称“司马端明耶！”司马端明即司马光。此人清正，在辽亦大有名气(65)。故以此反映司马光对贪官污吏绝不容忍。

金代的戏剧是在既占黄河流域之后，继承辽和北宋的戏剧艺术发展而来的。金代戏剧创作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66)大约金前期之戏剧，滑稽剧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滑稽剧一般多为即兴表演。这种滑稽表演也有较为复杂的形式，有念有唱，表演内容有故事、有情节，而且演员也增至四五人。这样的表演便称为“杂剧”，是继承宋杂剧而来的。山西稷山县马村M4是一座金代早期墓葬，该墓葬南壁有砖雕舞台，其上前排为杂剧表演，后排为伴奏乐队。专事念唱、打诨的杂剧角色称为“副净”、“副末”，居于前排正中，官员打扮的“末泥”反居次要地位。后排的乐队由五人组成，各执大鼓、腰鼓、横笛、拍板、筚篥等乐器，此为宋金杂剧伴奏乐队的基本组合形式(67)。杂剧各种角色的服饰和道具皆已程式化。1979年发掘的山西稷山化峪M3金墓，出土杂剧雕砖有五个人物，装束各不相同，表明其不同的身份：居中者为“副净”，上身着双钱纹花衫，下身穿紧腿套，正在侧身作滑稽表演；“末泥”居最右侧，头戴展翅幞头，宽袖长袍，执笏，显然是当时官员的装束；右二是“副末”，即“末泥”的随从，是小吏装束；最左侧是旦角，发上束花，内着长裙，外穿对襟长衫，执圆扇而立；左二头戴尖帽者为“装孤”(68)。山西闻喜小罗庄1、2、5、6号金墓伎乐砖雕，总计三十二人，“所有乐伎与舞伎均作女子装束，高发髻，额前戴花饰，眉间饰美人痣”(69)。

大约至金末始有“院本”的出现。所谓“院本”亦即“行院之本”。“行院”原来是指官员出行过程中的住所(70)，而金、元人则谓倡妓所居为“行院”，这样，“行院”也就成了妓院的别称。因此，“院本”最初当是专门供妓女演唱的脚本。“今之院本即古之乐章也。”(71)陶宗仪则云：“金有院本、杂剧、诸公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72)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生于金末，其创作生涯也开始于金代灭亡之前。关汉卿有《闺怨佳人拜月亭》一剧，与其同时代的王实甫亦有《才子佳人拜月亭》剧，“其所谱者乃金南迁时事，事在宣宗贞祐之初，距金亡二十年”(73)。金末，戏剧的繁荣已经开始出现。

金代滑稽剧及后来的演故事剧虽然是继承了中原的固有文化，但乐舞、特别是歌唱艺术，则深受女真人的影响。生女真人善舞。隋开皇中，遣使贡献，文帝设宴慰劳，使者及其随行人员于文帝面前起舞，动作都是摹仿战斗姿态。生女真人的乐器有鼓和笛，其歌曲只有“鹧鸪曲”：以高下、长短不同的鸣叫声摹仿鹧鸪叫。女真人进入中原，女真乐亦随之传入。“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虽字有舛讹，不伤于音律者不为害也。”(74)所以，王国维认为“北曲双调中之风流体等，实女真曲也”(75)。金代的散乐，也多为乐舞相互配合的表演。河南焦作一座金承安四年（1199年）的墓葬中有一幅散乐画像石，砌于墓室的西壁。图面高五十六厘米、宽一百一十一厘米，共刻十一人。中间是两舞者，作翩翩起舞状。左面有伴奏者四人，其中两人双手执筚篥，另两人胸前挎杖鼓，其中一人击鼓，另一人亦作敲击状，鼓身中部皆遮盖宽大的披巾。舞者右侧的五个伴奏者，一人击大鼓，一人双手持节板，一人吹筚篥，另两人左手各执手鼓一，右手则举小杖作敲鼓状(76)。

四、文学

辽人尊崇文化名人，如欧阳修、韩琦、苏轼等人，在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欧阳修使辽，辽主选择贵臣中有学问者押宴，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尔。”(77)燕京书肆上且有当地刻版印行的苏东坡诗集。据《渑水燕谈录》卷七《歌咏》载：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不过，也有在中原并无很高知名度，然而其作品却风靡契丹者。《玉壶清话》卷七载：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魏野字仲先，其诗固无飘逸俊迈之气，但平朴而常，不事虚语尔。如《赠寇莱公》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及《谢寇莱公见访》云：“惊回一觉游仙梦，村巷传呼宰相来”，中的易晓，故虏俗爱之。

契丹贵族多以文雅相尚，且能赋诗。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八《安边御寇·契丹》载：

北虏中，多有图籍，亦有文雅相尚。王矩为工部郎中，本燕人，为虏将邪律（忘其名）掌其书记，常从其出入。邪律兄及兄之子，太平兴国中，战没于代郡。后邪律经旧战处，览其迹，悲涕作诗，记其两句云：“父子并随龙阵没，弟兄空望雁门悲。”

辽代留下的文学作品极少。寿昌五年（1099年）的《玉石观音唱和诗》(78)，形式上是诗，实际上都是直截了当的信仰说教，毫无诗意可言。宣懿（懿德）皇后是辽代当之无愧的大诗人，这位悲剧人物，受耶律乙辛一伙诬陷致死。其《咏史诗》和《绝命词》，都是饱含血泪之作。她被诬与伶官赵惟一有私，“将剖心兮自陈”，但昏君辽道宗偏信乙辛一伙而不醒悟。“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79)她希望有一天能重见天日，令诬陷她的婢女单登等人无地自容。她的诗反映了一个终日为国家命运和前途担忧的皇后面临昏君和奸臣陷害时的悲愤和无奈。

辽朝寺公大师《醉义歌》，原作是契丹文，元初耶律楚材译成汉文，并在这首诗的译文前写道：

辽朝寺公大师者一时豪俊也，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其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有《醉义歌》，乃寺公之绝唱也。昔先人文献公尝译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见。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不揆狂斐，乃译是歌，庶几形容其万一云。

这是目前所知仅存的一首原作系用契丹语写成的诗歌，译者耶律楚材是具有高深汉文化修养的契丹人，开始并不懂契丹语，他是在随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用一年时间向西辽人李世昌学通了契丹语，然后才译出这首诗的。可能西辽境内的契丹人较同时代金统治下的契丹人懂得契丹语者要多。仅凭这一首诗，就说这位寺公大师“可与苏黄并驱争先”，实在是过誉了。“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胡为。一指分彼此，胡为一马奔西东。人之富贵我富贵，我之贫困非予穷。三界唯心更无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见千年之松化仙客，节妇登山身变石。木魂石质既我同，有情于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电光兴废重相隔。”(80)这首诗只是在诗的形式下正面阐述道家的思想观点，并没有感人的意境。

唐代寺院中盛行“俗讲”，有说有唱，与后来的弹词相类似，多取材于佛经及历史故事，敦煌变文即是俗讲的话本。除佛教寺院，俗讲在道教界及民间也很流行。这种民间文学形式也直接流传到了辽代。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写本，其中有一部分讲经文、变文、俗曲等，不论内容、仪式，都与唐代寺院俗讲基本无大差异。(81)这一发现，为辽代俗文学史研究填补了空白。

金代文学的成就，集中反映在诗词创作方面。金人诗词，特别是金代早期的诗词，主要是继承北宋，模仿苏（轼）黄（庭坚）。当时在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如宇文虚中、蔡松年等人，原来都是北宋官员。宇文虚中（？—1146年）“字叔通，成都人，宋黄门侍郎，以奉使见留，仕为翰林学士承旨”(82)。他的诗作中常怀故国之思：“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83)他的故乡在西蜀，然而却对“东吴”倍加怀念。说明他虽然不得已降金，但对南宋朝廷仍然是一往情深。蔡松年（1107—1159年）早年随父蔡靖降金，后官至尚书右丞相。他不同于宇文虚中，是一个全然没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他在诗中常流露出一种不讲是非曲直的观点、实际上意在为自己的为臣不忠进行辩解。他的一首诗云：“天下任之重，人物古难得。谁为经济才，有亦未易识。”(84)完全是宣扬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世宗、章宗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党怀英、赵、王庭筠等。党怀英（1134—1211年）泰安（今属山东）人，字世杰，大定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精通诗文、书画及诸子之学。为文学欧阳修，作诗仿陶渊明、谢灵运：“文似欧阳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85)赵（?—1195年），东平（今属山东）人，与党怀英齐名，时人并称“党赵”。赵性冲淡，诗亦如此，他的一首题为《晚宿山寺》的诗：“松门明月佛前灯，庵在孤云最上层；犬吠一山秋意静，敲门时有夜归僧。”(86)用月、灯和孤云烘托寺庙远离尘世的环境，用深夜犬吠和敲门声烘托环境的宁静。这首诗的意境，犹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王庭筠（1156—1202年），辽东人，文章颇受章宗赏识。“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87)追求形式主义，必然要扼杀其创作上的艺术成就。他的作品未能更多地流传下来，恐怕也正由于此。

金末丧乱，元好问作诗记事，力矫靡丽的诗风，其诗作被称为“丧乱诗”。河东诗人以元好问为宗，形成河汾诗派。海陵王和金章宗也能作诗。此外，女真贵族完颜允成、完颜勖、耨怨温敦兀带等人也多能诗。

金代文章，传世不多，而且卑陋陈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读书人不受重视，他们只想通过科举寻求出路，创造性受到极大的束缚。“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88)

第四节
衣食住行与民俗

一、居室和墓葬形制

契丹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特点：“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89)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状况。关于辽代社会各民族、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很少有具体、生动的记载，然而考古学却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发现的众多辽代墓葬，对于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尤具重要价值。墓葬为死者营造了一个虚幻世界中的生活环境，它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复制。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辽代社会等级制度、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还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的具体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哈达图辽墓出土的穹庐式骨灰罐，形似今日蒙古包，有活动门窗，能启能关，显然是仿照当时草原民居穹庐烧制的。这一考古发现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一般草原牧民的居住情况。与一般牧民不同，契丹权贵们因为生活在头下州县的汉族居民当中，因此多已营造汉式住宅，过上了定居生活。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棺床小帐，九脊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是板壁，前有门窗，与当时大木作原样无甚差异，这远比现在所保存的同时代建筑后又屡经修葺者更为真实可靠。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棺床小帐是出自叶茂台契丹贵族墓葬，说明契丹统治阶级的汉化倾向已经极其明显，他们已不再过随时转徙的游牧生活，他们的住宅建有考究的祠堂、宅第，与汉族封建地主无异。

生女真人在建国前，尚无城郭宫室之制，不论贵贱，住的都是草屋，“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90)。当地多林木，所以生女真人住宅的墙垣、篱壁一般都是木头的，门皆东向，与契丹相同。屋内有火炕。“皆席地重毡趺坐。”(91)

金代民居建筑，今已无踪迹可寻，近年中原各地发现的大量金代墓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中原民居的大概情形。金代墓葬，其形制多与北宋墓相同，多为砖砌的，也有仿木建筑结构。有的墓有彩绘与壁画，或镶嵌雕刻作品。河北高碑店市（原新城县）北场村金代时立爱墓，是一座由墓门、甬道、前室、左右耳室和后室等组成的砖室墓(92)。时立爱死于皇统三年（1143年），此人原是辽燕京大族，后降金。契丹及女真人，屋门皆东向，而时立爱墓门南向，表明长期在辽金统治下的黄河以北汉族，住宅建筑仍保留原来南向的习俗。山西侯马城西牛村古城南的董氏墓，始葬于大安二年（1210年）。墓室方形，墓门在南壁正中。进门处是一个长形的小天井。室内布满雕刻，内容丰富，有堂屋、大门、隔扇、屏风、几凳、花盆、人物故事、鸟兽、花草、戏台、墓主人雕像及仆从等，“实为一座宋金时代的建筑模型”(93)。1985年7月，山西长治市北郊安昌村砖窑场出土一座金明昌六年墓，“为仿木结构砖室墓，由墓道、墓室及耳室几部分组成”。这一仿木结构砖墓，“反映了当时地面建筑的结构特点。此墓的结构较为复杂，而且在做法上也颇有特点。墓室北壁象征正房，斗栱使用了五铺作。东西二壁象征配房，而斗栱使用了四铺作。南壁设墓门，采用了门楼式建筑形式”(94)。

朔州市（原朔县）金墓的穹隆顶墓室设有二层台，可能与金代女真族屋内筑炕有着某种联系(95)。此外，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金代遗址和呼和浩特市廿家子金代村落遗址内，发现一种半竖穴的小型房舍，室内都有低炕。这都反映了女真族生活方式的影响。

二、服饰

契丹人与当时中原人在服饰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以致宋人不免少见多怪。据《石林燕语》卷九载：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见。蔡持正以虏大使衣服与在廷异，上春秋少，恐升殿骤见或惧，前一日奏事罢，从容言其仪状，请上勿以为异，重复数十语皆不答。徐俟语毕，忽正色问：“此亦人否？”确言：“固是人类，但夷狄耳。”上曰：“既是人，怕他则甚？”持正竦然而退。

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辽墓墓道中所绘各种类型契丹人物可供我们了解契丹人的服饰。该墓葬发掘于1984年。其中“归来”图上的墓主人，髡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是典型的契丹人的装束。圆领、窄袖，腰间系带，都是为了适应塞外的气候，便于抵御风寒。1986年北京昌平陈庄发现一座辽代圆形砖石墓（编号M1），墓中有契丹装束的男俑，髡发，穿左衽圆领长袍，足蹬尖头靴。陈庄辽墓还出土一件女俑，亦髡发，上身内着圆领衫，外套对襟短袄，腰系带，脚穿圆头鞋。从这两个陶俑身上可以了解当时契丹人典型的发式和服饰。所谓“髡发”，按照沈括的解释，也就是“其人剪发，妥其两髦”(96)。观察辽代壁画和陶俑，可知沈括的描述完全正确。

内蒙古自治区库伦1号辽墓墓道南壁里层壁画上有一轿夫，头戴交脚头，身穿圆领紧袖长袍，腰系带，可以说是蕃汉合璧的装束。这幅画生动地反映出当时蕃汉文化的交互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契丹族服饰某种程度的汉化，同时也表现为汉人服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契丹人影响。辽朝的契丹族居统治地位，再加上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所以这部分人的服饰发生胡化是很自然的。苏颂诗云：

服章几类南冠系，星土难分列宿缠。安得华风变殊俗，免教辛有叹伊川。（自注：敌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惟巾衫稍异，以别番汉耳。）(97)

辽朝皇帝为了表示自己是与宋朝并立的“北朝皇帝”，因此，在正式场合，皇帝和南面官都着汉服，皇太后与北面官则着胡服。特别是接见宋使，辽帝必着汉服，但接见结束以后，马上改着胡服。景德四年（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李维等使契丹还，上契丹事，“且言虏主见汉使，强服衣冠，事已幅巾，杂胡骑出射猎”(98)。

辽朝妇女画妆，据《能改斋漫录》卷二《佛妆》载：

张芸叟《使辽录》云：“胡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予按，后周宣帝传位太子，自称天元皇帝，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以是知虏妆尚黄久矣。

金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女真固有习俗，“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99)。女真人的衣装、发式自有其特点，与汉人大不一样。据《大金国志》卷三九《男女冠服》载：

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金珠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旧俗。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绸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纻丝绸，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猎、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裤袜皆以皮。至妇人衣，曰“大袄子”，不领，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笼之。

中原地区金代墓葬中的绘画、雕塑，为我们保留了当时汉人服饰的丰富资料。同其他历史时期一样，金代妇女的服饰最具特色。河南焦作新李封村出土的一件陶质彩绘女侍俑，面部两腮丰腴，五官小，眉用墨色画出。衣饰简素，耳饰、颈饰较精致(100)。墓葬中的绘画、雕塑内容，主要取材于“二十四孝”。这是宋金时代墓葬装饰普遍使用的题材。山西长治安昌金墓，“除墓室内仿木结构上施彩画外，北壁及东、西壁还彩绘二十四孝故事图。画法系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并根据人物身分的不同，分别填以红、蓝、黄、朱等色”(101)。1980年在甘肃临夏发现的一座仿木结构单室墓，墓主王吉，进义校尉，葬于大定十五年（1175年）。甬道两壁雕二十四孝故事(102)。二十四孝故事的时代背景虽然各不相同，但金墓中这种题材的绘画、雕塑作品，都是穿着当时的衣装。

金立国后，仿宋制制定了舆服制度，总的情况如《金史》卷四三《舆服志》所述：“金制皇帝服通天、绛纱、衮冕、逼舄，即前代之遗制也。其臣有貂蝉法服，即所谓朝服者。章宗时，礼官请参酌汉、唐，更制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蝉竖笔，以别于朝服。惟公朝则又有紫、绯、绿三等之服，与夫窄紫、展皂等事，悉著于篇云。”事实上，金朝服制是从立国之初直至章宗明昌年间（1190—1196年）经过多次改革才制定的。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定官民衣服之制，规定士人及官员方“许服花纱绫罗纻丝丝绸”，“妇人许用珠为首饰”。又为王公及士庶人制定了“衣服通制”，目的是“使贵贱有等”(103)。

三、饮食

苏颂使辽，颇以契丹饮食风物异于中原为苦。《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后使辽诗·契丹纪事》云：“夷俗华风事事违，矫情随物动非宜。肥肴膳尝皆遍，繁促声音听自悲。沙眯目看朱似碧，火薰衣染素成缁。退之南食犹成咏，若到穷荒更费辞。”（题注：契丹饮食风物皆异中华，行人颇以为苦，纪事书呈同事使。）“肥肴膳”是指契丹人以肉类为主的食物再加上醇酒，这都使得宋使苏颂难以消受。恶劣的环境，飞尘蔽日，毡帐内烟熏火燎，还有急促难懂的胡语，使他感到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契丹人的食物以肉、奶为主。所谓“酪浆膻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104)，正是这种物质生活的形象写照。奶和奶制品营养丰富，但中原人不习惯奶的膻味。因此刘跂诗中说：“风急皮毛重，霜清湩酪膻。”(105)契丹人的食物中有一种称为“乳粥”。大中祥符元年（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路振使辽，路过燕京，辽人在副留守官邸为其设宴，“虏食先荐骆糜，用杓而啖焉”(106)。乳粥虽然极富营养，但汉人吃不惯。据《萍州可谈》记载：“先公至北夷（指契丹），日供乳粥一碗，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北方气候寒冷，人们需要大量的脂肪，这也就难怪契丹人的食物以乳酪为主了。

契丹人还喜欢吃酸奶，宋哲宗元祐四年（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年）秋苏辙使辽，返回开封后，在一首题为《渡桑干》的诗中说：“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107)苏辙用“腥膻酸薄”四字来概括契丹人食物的特点，所谓“酸”，就是指契丹人吃的酸奶。而“腥膻”则是指当时汉人不常吃的牛羊肉的味道。所谓“薄”是指他们烹调肉食缺少调料。与苏辙同时代的刘跂也曾使辽，他后来在诗中说契丹人“为谋不耐暑，嗜味独便盐”，他们烹调食物除了一点盐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更多的调料了。此外，他们的饮食中缺少蔬菜，这也是北宋使节所非常不习惯的。刘跂的诗中还有“厌食干羊味，如闻生菜香”句(108)，他出使契丹期间显然是很少吃到蔬菜的。

契丹人过的是游牧生活，用火不便，因此，他们的饮食多生冷。欧阳修在至和二年（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使辽，后来，他在诗中描写在辽的生活，有“穹庐鸣朔吹，冻酒发朱颜”句(109)，又云：“斫（一作研）冰烧酒赤，冻脍缕霜红。”(110)契丹人喜豪饮，酒量大得惊人，待客劝酒，十分热情，以致中原使节因饮酒过量而魂断塞北者亦有之。《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五月辛未载：“北汉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珙卒于契丹。”考异引《晋阳见闻录》云：“郑珙既达虏庭，虏君恩礼周厚。虏俗以酒池肉林为名，虽不饮酒如韦曜辈者，亦加灌注，纵成疾，无复信之。珙魁岸善饮，罹无量之逼，宴罢，载归，一夕腐胁于穹庐之毡堵间，舆尸而复命。”《九国志》：“契丹宴犒汉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夸大。高祖镇河东，尝命韦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饮酒，虏人强之，遂卒。”

契丹人的饮食文化特色，还突出地反映在他们的食具上，独特的食具同样反映了他们待客的热情、豪爽。王安石于嘉祐五年（辽道宗清宁六年，1060年）使辽，他在一首诗中描述了此次契丹人置酒款待、“引刀取肉割啖客”的情形(111)。契丹人吃肉，类似如今蒙古族吃的“手把肉”，大块的肉放在锅里煮熟，用大盆端上，然后每个人用刀割取而食。

辽朝境内胡汉各族普遍饮茶。宣化下八里属辽代晚期的M6墓，其前室东壁的茶道图，展示了选茶、碾茶、煮茶等一系列程序，绘出的工具和用具有十余种，主要有加工的碾子、煮茶的炉子、点茶的执壶、存茶的箱子和用茶的杯子等等。画中有男有女，也有小孩，从中也可想象当时人们对茶的普遍热衷(112)。

女真人不是游牧民族，故其饮食习俗也不同于契丹。据《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四马括《茆斋自叙》载：

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麦，所种止稗子，舂粮旋炊硬饭，遇阿骨打聚诸酋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子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齑韭、野蒜、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碟盛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蛤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多以芥蒜汁渍沃，陆续供列，各取佩刀脔切荐饭，食罢方以薄酒传杯冷饮，谓之御宴者亦如此。

女真人从事种植业，以粮食为主食，食菜蔬和野味。女真人嗜酒。早在其先世勿吉时代，即“嚼米为酒，亦能醉人”(113)。“醉则缚而俟其醒，不尔杀人，虽父母不辨也。”(114)进入中原以后，女真人的饮食习俗迅速改变，基本上与中原人无异。金代中原各族人民皆爱好饮茶，但境内不能生产优质茶叶，故每年都要从南宋大量购进。

四、交通

契丹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交通极为不便。自辽据有幽蓟地区之后，这一地区与契丹“内地”之间的交通线就日益重要。因为幽蓟地区是契丹朝廷财政的主要来源，因此联结南北的交通线，可说是契丹王朝的生命线。此外，澶渊之盟以后，宋使必经此交通线至辽廷，因此，这一交通线也是维系辽宋关系的命脉。辽初，由辽南境至上京走西线。据胡峤《陷北记》，他随萧翰入契丹，自幽州西北入居庸关，然后入石门关，经可汗州（今河北怀来）、新武州、鸡鸣山、永定关、归化州（今河北宣化）、黑榆林、斜谷，渡湟水、黑水，至汤城淀、仪坤州，渡麝香河，至赤崖、独树渡，最后至上京。而据路振《乘轺录》记载，他入契丹，自幽州至中京走的则是另一条路线：自幽州北行至孙侯馆、出北安门、自通天馆东北行，至契丹国（即中京）。沈括于熙宁八年（1075年）使辽，“以闰四月己酉出塞，五月癸未至单于庭，凡三十有六日。以六月乙未还，己未复至于塞下，凡二十有五日”(115)。他走的路线是自幽州东北行至望京馆，出古长城，逾孙侯河，至顺州、怀柔、檀州、密云、金沟馆，济滦水，经古北口、新馆、卧如馆，过霫水，再经柳河馆、打造馆、牛山馆、济车河、度松子岭至鹿峡馆、铁浆馆、富谷馆、长兴馆至中京。

为便利幽蓟地区与契丹“内地”的联系，辽中期以后自松亭关至中京，有固定的交通线，途中设驿站若干，即以“馆”为名的顿舍。其中许多地名究竟当今何地，一时尚难确定。但契丹迎接宋使，往往不走直路而循迂曲，目的是向宋使夸耀其疆域广大。刘敞于至和三年（1056年）使辽，抱怨“山路迂曲”，辽人回答说：“初踏逐修馆舍已定，至今迂曲。”(116)

契丹人出行多骑马或乘车，称为“车帐”的大棚车，又称“奚车”，可能是奚人创造的。有时，他们还用骆驼驾车，称之为“驼车”。据文献记载，辽太宗南伐时，即乘这种“驼车”指挥。但由于行走速度颇慢，所以败退时，他不得不放弃这种交通工具。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历来以毡帐为居室。因其经常往来迁徙，岁无宁居，所以又常将毡幕设于车上，称为“车帐”。此即所谓“车马为家”。辽太宗南下灭晋、辽圣宗南下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时，都是乘这种大棚车：行有交通之便，止则可以栖身。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中也常见这种大棚车。

金代的交通，继承了辽代在交通线上设“馆”的驿站制度，如在东北地区的交通线上，仍以辽代称为“馆”的驿站连接。据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出榆关以东，第二十九程至同州，第三十程至信州，第三十三程至托撒孛堇寨，第三十四程为漫七离孛堇寨，第三十五程至和里闲孛堇寨，第三十六程至句孤孛堇寨，第三十七程至达寨，第三十八程至蒲挞寨，这些以头人之名命名的女真人村寨，为宋使提供食宿之便。临近金上京时，始有“馆”：“第三十九程至馆”，“又行三十里至馆。馆唯茅舍数十余间，墙壁全密，堂室如［加］帟幕，寝榻皆土床，铺厚毡褥，及锦绣貂鼠被、大枕头等。以女真兵数十人佩刀、执弓矢，守护甚严”(117)。

金初，宋金之间还有海上交通联络。宣和四年（1122年），马扩使辽曾扬言：“朝廷缘女真海上累遣使人献还燕地”(118)，后来宋遣使也曾经海路，故宋金结盟称“海上之盟”。

五、婚丧习俗

契丹人早已实行同姓不婚，且多为一夫一妻制，说明他们的婚姻家庭形态已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值得重视的是辽朝境内各民族相互通婚之事很多，而且早在辽朝立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阿保机之妻述律氏，祖先是回鹘族。此后，这一回鹘家族改姓萧氏，与契丹皇族世代通婚。汉族与契丹族通婚的事例就更为多见了。大族韩氏，自韩匡嗣以下，代有与后族萧氏通婚者。各民族互通婚姻，促进了辽朝境内各民族加速融合。

契丹早期的丧葬习俗，颇为独特。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

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其风俗与奚、靺鞨颇同。

直至辽圣宗太平年间，契丹丧葬仍无棺榇。“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中无棺榇，舆至范阳方就殓。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境，则载以随行，至今为例。”(119)契丹人有为父母守坟的习俗。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十一月十七日雄州向宋廷奏报，“契丹习俗，既葬必守坟，或国主欲守其母坟，声言征高丽、驻辽阳城也”(120)。

辽朝境内各族居民多信仰佛教，佛教徒死后实行火葬。近年，在各地发现的辽代墓葬中，有相当数量的火葬墓。1967年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砖瓦厂出土辽代僧人沙门善忍的一座小型火葬墓，骨灰盒盖上墨书“大康八年十月二十日三更宝积寺沙门善忍灰尘衬匣子”字样。这座墓距辽上京北塔二里许，北塔附近西南山坡上有辽代砖瓦遗存，估计那就是“宝积寺”址。不仅出家的僧人实行火葬，未出家的佛教徒也有实行火葬的。198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林东师范学校校园内发现一座火葬墓，根据骨灰盒上的文字可以断定，这是一位佛教女信徒杨娘娘的墓葬。

辽代契丹贵族丧葬习俗多受汉族影响，实行土葬，而且厚葬。1974年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出土一具由砂岩制成的大型石棺，壁由四块石板合成，插在一块厚大的棺底上，上面再扣盖一片大棺盖。全棺长二百二十五厘米、宽一百二十四厘米、高八十八厘米。除棺底外，通体雕花绘彩。棺的四壁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图像，缀以火焰状的云形纹。龙、虎是侧面走像，朱雀、玄武是正面立像，玄武的龟首上仰，与俯视的蛇首相应。各种图纹的中心都勾以墨线，雕地则涂赭、紫等色(121)。

契丹贵族死后入葬还有戴金面具及周身包裹银丝或铜丝网络的习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公主与驸马均头枕银枕，身着银丝网络，戴金面具，足蹬银靴。该墓出土两副金面具，其中覆盖于公主面部者，用纯金薄片覆于模具之上捶打而成，呈半浮雕形，力求与死者真容相像。脸形丰圆，鼻梁狭长，鼻翼略宽，双耳宽大，抿嘴，神态安详端庄。面具长二十点五厘米、宽十七点二厘米，耳长七点六厘米、宽三厘米，厚零点零五厘米，重一百八十四克。驸马萧绍矩的金面具，脸形稍长，颧部微突，鼻梁狭长。面具长二十一点七厘米、上额最宽处十八点八厘米，耳长七点八厘米、宽四厘米，面具厚零点零六厘米。两副面具周边都有小孔，与罩在尸体外面的银丝网络连缀在一起(122)。

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前旗豪欠营6号辽墓也出土有铜丝网络。这是一座叠涩攒尖式石构墓。无棺椁，女尸直接陈放在尸床上。葬式为仰身直肢。在包裹好的尸体外面是铜丝网络，由头套网、胸背网、左右臂网、左右腿网、左右手网、左右脚网等六部分组成(123)。

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前，“其疾病无医药，尚巫祝。病者杀猪、狗以禳之，或用车载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亲友死，则以刃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祀祭、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124)。

六、岁时杂仪

契丹人一岁四时有各种节日庆典。“二月一日，大族姓萧者，并请耶律姓者，于本家筵席。北节为辖里尀。”(125)另外，“六月十八日宴国舅族，亦曰狎里尀”(126)。二月一日，中原人称为中和节，时值仲春，“助发生之德，覃生育之恩；助阴阳之交泰，表天地之和同”(127)。六月十八日是所谓“伏日”，是“秋夏交会之辰”(128)，也是阴阳之交泰。契丹人互通婚姻的耶律和萧两姓间选择这样两个时日宴请对方，可以说是契丹人的传统习俗也受到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契丹人也有端午节，“五月五日午时，采艾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国主著之，蕃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事。国主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129)。这种习俗也是来自中原汉族。“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130)

契丹不但将中原汉族的岁时杂仪本地化，并增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活动。例如，汉族历来有在九月九日在野外宴饮的习俗，“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晏”(131)。契丹人在九月九日的宴饮，比起汉族来则更加有声有色。《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载：

九月九日，国主打团斗射虎，少者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北呼此节为“必里迟离”，汉人译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辟恶。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恶。

契丹人在重九这一天，将野外宴饮与射猎结合起来。尽管他们在这一天的活动与汉族多有不同，但基本上仍不失汉人度重九的原意。

燕京地区不论士庶，皆自称“小人”，这种谦称，颇使中原人感到奇怪和可笑，很可能与契丹风俗有关。《钱氏私志》记载：

燕北风俗，不问士庶，皆自称“小人”。宣和间，有辽国右金吾卫上将军韩正归朝，授检校少保、节度使，与诸兄同正任班，对中人以上说话，即称“小人”，中人以下，即称“我家”。每日到漏舍诵《天童经》数十遍，其声朗朗，然且云：“对天童岂可称我？”自皇天生我，皆改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载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辅小人。”前后二十余句，应称“我”字，皆改为“小人”。诵毕，赞叹云：“这天童极灵圣。”王才元少帅云：“若无灵圣，如何持得许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小人之称其来古矣，施之于经。是可笑也。

女真“其节序元旦则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132)。女真人原不知上元（正月十五）之夕赏灯，天会七年（1129年）“有中华僧被掠至其阙，遇上元，以长竿引灯球表而出之，以为戏，女真主吴乞买见之大骇，问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实对。时有南人谋变，事泄而诛，故吴乞买疑之曰：‘是人欲啸聚为乱，剋日时立此以为信耳。’命杀之。后数年至燕，颇识之。至今遂盛”(133)。

女真人还有一个特殊的节日，称为“纵偷”：“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既无，所获虽畚镢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盗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134)

七、竞技

围棋和双陆是辽代流行的竞技项目。双陆也是一种棋艺，约在魏晋时传入中原，流行于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时期，文献记载甚多。1974年辽宁省叶茂台辽墓出土的漆木双陆棋具，棋盘为长方形，在两个长边各雕出一个月牙形纹样和左右共十二个圆坑（左右各六，是谓双陆），雕处涂以白色。两枚角骰，出土时已朽。板黑漆，已磨蚀露木，木子尖顶平底，中有束腰。这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一副双陆文物。共三十枚，一半为白子，一半为黑子，分属对阵双方。

1967年5月，在朝阳市纺织厂大门南约四十米处发现一座辽墓。墓主常遵化，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授辽西州刺史。墓内除出土一批随葬器物和一件墓志外，在一件陶钵内还保存着一副完整的围棋子，共三百七十二粒。棋子共分黑白两色，各为一百八十六粒。棋子呈扁圆形，大小不太一致，小的直径一点六厘米、大的直径一点八厘米，经鉴定，棋子为玛瑙石磨制而成。其表面光滑明洁，籽粒匀称，色彩鲜明，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围棋子中保存较好的。围棋活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论语》、《孟子》等书均提及围棋，当时叫做“弈”。唐开元年间，围棋从我国传至日本，后又流传到朝鲜半岛及欧美。朝阳辽常遵化墓出土的围棋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和娱乐、体育活动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135)。

打马球，又称“击鞠”，是当时流行的竞技活动。因为参赛者都在马上击球，奔驰的快马有时会失控，因此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统和六年（988年）夏四月丁酉，承天太后观看臣下击鞠，她的宠臣韩德让被胡里室冲撞坠马，太后一怒之下，竟下令将胡里室斩首。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号辽墓墓门西侧的穹隆顶下部，有一幅打马球图，宽一百八十厘米、高五十厘米。画面虽有多处剥落，但大体可辨。画面上共有五人，各骑马。由左至右，第一人，头戴绿色斗笠式毡帽，帽下有一绺长发飘于脑后，身穿右衽窄袖红袍，腰束白带，背后插一柄黑色球杖，双臂拢于胸前，向右半侧身，呈观战状。马黑色，呈奔走状。第二人，短胡须，脑后露有短发，戴白色斗笠式毡帽，有帽带系于颏下，帽后有两条黑色条形飘带，身穿窄袖白袍，腰束白色带，足蹬黑靴，左手执黑色球杖向前作挥动状，右手持绳状物拢向胸前，身子外侧，面带微笑。马红色，呈奔驰状。第三人，短髭长须，脑后露有短发，戴白色黑棱斗笠式毡帽，身穿窄袖白袍，腰束红色带，右手执红色球杖尽力向前挥动，杖前有红色圆球，侧身前倾，神情专注。马为红鬃红尾的白马，呈奔驰状。第四人，戴白色斗笠式毡帽，有帽带系于颏下，帽后有两条黑色条形飘带，身穿窄袖白袍，腰束红色加黑条带，足蹬白靴，右手执黑色球杖与第三人争球，左手持绳状物微向后拢，侧身前倾，精神集中。马为红色，黑色鞍鞯，呈奔驰状。第五人，因剥落较严重，相貌不清。身穿窄袖白袍，腰束白色带，带上有一红色球形囊，足蹬黑靴，左手执红色球杖于胸前。马为红鬃红尾的白马，呈奔走状。第一至三人向右，第四、五人向左，双方在尽力争夺红色小球。在第五人的右上、第四人的马后为一红色穹隆形球门，外侧的下方有一方形口。在第一人的马后，还绘有一物，但因剥落严重，已无法辨认。(136)

1983年7月，在山西襄汾县城关镇曲里村北约二百米处，发现一座金元时期单室砖雕墓。墓室墙壁下部砌成须弥座，须弥座下部、束腰部及上边嵌有砖雕七十八块，其中东壁和西壁上，有多幅马球和马戏砖雕。“马球及马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体育项目，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作为地下的考古资料，尤其是以砖雕形式出现在金元墓葬中的极为少见。它们的发现，对研究我国这一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演变、分布地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南壁上有“二女弈棋”和“教子学书”砖雕。“二女弈棋”砖雕宽二十一点五厘米、高二十五厘米。“几上二女盘腿对坐，中置围棋盘。右边一女面带笑容，右手正向棋盘左下角下子；左边一女双手置膝间，俯视对方下子处，表现出二女弈棋斗智的有趣场面。”(137)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水井中出土的残象棋盘，是一个重要发现。象棋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金代以前的象棋盘，还一直未曾发现，这块象棋盘的出土，为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为研究中国象棋史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实物资料(138)。

(1)　《冯家昇论著集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8—259页。原载《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熙宁九年五月辛酉。

(3)　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5)　曾肇：《曲阜集》卷三《赠司空苏公墓志铭》及《石林燕语》卷三。

(6)　德新等：《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

(7)　《辽史》卷七二《耶律倍传》。

(8)　《辽史》卷八九《耶律庶成传》。

(9)　《辽史》卷一〇一《萧胡笃传》。

(10)　《辽史》卷七四《韩知古传附匡嗣传》。

(11)　项春松：《辽邓中举墓》，《考古》1982年第3期。

(12)　《清波杂志》卷五。

(13)　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第282页。

(14)　《金史》卷一三一《刘完素传》。

(15)　《金史》卷一三一《张从正传》。

(16)　《续一切经音义序》。

(17)　《辽史》卷二《太祖纪》。

(18)　《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

(19)　《书史会要》卷八。

(20)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从事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我国学者金启琮先生不仅译出了大部分传世女真碑刻，而且确定了女真字的读音。

(21)　毕素娟：《世所仅见的辽版书籍——＜蒙求＞》，《文物》1982年第6期。

(22)　《宋史》卷三四〇《苏颂传》。

(23)　《元文类》卷五一《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神道碑》。

(24)　《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

(25)　《彭城集》卷一三《次韵和张舍人使北归》。

(26)　《彭城集》卷一三《王仲至使北》。

(27)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传》。

(28)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后周广顺元年记事。

(29)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三四。

(30)　《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五月。

(32)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〇。

(33)　《辽史》卷二六《道宗纪》。

(34)　《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论北朝政事大略》。

(35)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前使辽诗·和游中京镇国寺》。

(36)　韩国祥：《朝阳西上台辽墓》，《文物》2000年第7期。

(37)　北京图书馆：《历代石刻资料汇编》第46册，各6779。

(38)　北京图书馆：《历代石刻资料汇编》第46册，京6919。

(39)　《遗山集》卷三一《通玄大师李君墓碑》。

(40)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41)　牟钟鉴等：《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522页。

(42)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

(43)　《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

(44)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45)　《山左金石志》卷二〇。

(46)　《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

(47)　《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一《性道教说》。

(48)　《宣和画谱》卷八。

(49)　《宣和画谱》卷八。

(50)　《宋朝事实类苑》卷五〇《书画伎艺·秘阁画》。

(51)　《辽史》卷一六《圣宗纪》。

(52)　《宋史》卷二九四《王洙传》。

(53)　傅熹年：《北宋辽金绘画艺术》，中国美术全集。

(54)　《金史》卷一二五《党怀英传》。

(55)　《金史》卷一二六《赵传》。

(56)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年第4期。

(57)　陈明达：《佛宫寺释迦塔》，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

(58)　蓟县文物保管所：《独乐寺》，《文物》1976年第10期。

(59)　山西云冈文物保管所：《华严寺》，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60)　鸟居龙藏：《辽上京城内遗存之石人考》，《燕京学报》第36期。

(61)　《金史》卷九《章宗纪》。

(6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63)　邵国田《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

(64)　《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纪》。

(65)　《邵氏闻见录》卷一〇。

(66)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七《古剧之结构》。

(67)　《中国音乐史图鉴》图版1V—32。

(68)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卷》5，图版一八七。

(6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闻喜县博物馆：《山西省闻喜县金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12期。

(70)　《山堂肆考》卷一七三《净行》：“净行院在廉州兴廉村。苏轼南谪时宿此，有‘荒凉海南境，佛宇如鸡栖’之句。”

(71)　明·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下。

(72)　《辍耕录》卷二五。

(73)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九《元剧之时地》。

(74)　《中原音韵》卷下。

(75)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十六《余论·三》。

(76)　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

(77)　《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

(78)　《全辽文》第260—264页。

(79)　引自王鼎《焚椒录》。

(80)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八《醉义歌》。“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81)　参见史树青《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文物》1982年第6期。

(82)　《中州集》卷一《宇文虚中传》。

(83)　《中州集》卷一宇文虚中《春日》。

(84)　《中州集》卷一蔡松年《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颍上对新月独酌》。

(85)　《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一一《承旨文献党公碑》。

(86)　《中州集》卷四。

(87)　《金史》卷一二六《王庭筠传》。

(88)　《金史》卷一一〇《赵秉文传》。

(89)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

(90)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

(91)　《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十傅《建炎通问录》。

(92)　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省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第12期。

(93)　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年第6期。

(94)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安昌金墓》，《文物》1990年第5期。

(95)　《山西朔县金代火葬墓》，《文物》1987年第6期。

(96)　《熙宁使虏图抄》。

(97)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前使辽诗·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

(98)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三八。

(99)　《金史》卷四三《舆服志》。

(100)　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

(101)　山西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安昌金墓》，《文物》1990年第5期。

(102)　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临夏金代砖雕墓》，《文物》1994年第12期。

(103)　《金史》卷四三《舆服志》。

(104)　《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后使辽诗·契丹帐》。

(105)　《学易集》卷三《使辽作十四首》。

(106)　贾敬颜先生以为：“‘骆’即‘酪’之异书。酪糜，乳粥也。”见《路振乘轺录疏证稿》。

(107)　《栾城集》卷一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渡桑干》。

(108)　刘跂：《学易集》卷三。

(109)　《居士集》卷一〇《送谢希深学士北使》。

(110)　《居士集》卷一二《奉使道中五言长韵》。

(111)　《临川集》卷六《北客置酒》。

(112)　张家口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文物》1995年第2期。

(113)　《夷俗考》，《说郛》（宛）卷五五。

(114)　《北风扬沙录》，《说郛》（宛）卷五五。

(115)　《熙宁使虏图抄》。

(116)　《清波杂志》卷十。

(117)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二〇。

(118)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八《茆斋自叙》。

(119)　《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

(120)　《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五。

(121)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

(12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

(123)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营第6号辽墓清理报告》，《文物》1983年第9期。

(124)　《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

(125)　《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引《燕北杂记》。

(126)　《辽史·国语解》。

(127)　《说郛》（宛）卷六九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

(128)　《说郛》（宛）卷六九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二。

(129)　《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

(130)　《说郛》（宛）卷六九晋宗懔《荆楚岁时记》。

(131)　《说郛》（宛）卷六九晋宗懔《荆楚岁时记》。

(132)　《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

(133)　《松漠纪闻》卷上。

(134)　《松漠纪闻》卷上。

(135)　刘桂馨：《辽代常遵化墓出土的围棋子》，《文物》1997年第11期。

(136)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2号辽墓》，《文物》1998年第9期。

(137)　《山西襄汾县曲里村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

(138)　北京市文物队：《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5期。

下篇
西夏史

第十章
党项的兴起与夏州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党项的兴起、族源及原居住地

一、党项的兴起、族源及原居住地

党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本西羌之一支，原居青藏高原。汉文典籍有关党项的记载首见于唐魏徵等所撰的《隋书》，《隋书·党项传》记：魏、周之际，数来扰边，但《魏书》、《周书》不载党项事。其后唐李延寿撰《北史》，杜佑撰《通典》，五代、北宋修纂的《旧唐书》、《新唐书》、《五代会要》，新、旧《五代史》，元修《宋史》等都有党项专传，这些史书中或直接称党项为“党项羌”(1)。

西羌与党项的关系，据《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汉代西羌主要居地是：“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赐支，或析支，即指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一带地方，这里是羌族发源之地。古析支既是党项初起的居住中心，则他们当与西羌同源。早在汉代西羌曾大量内徙于河陇及关中一带。遗留在原居地的广大羌族，在西晋末为吐谷浑所统治，其势微弱。自西魏废帝元年（552年）至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附属于吐谷浑的宕昌（中心在今甘肃宕昌）和邓至（中心在今四川九寨沟县）两个羌族小政权相继为西魏和北周灭亡之后，“党项始强”。以后，宕昌、邓至有一部分融入党项，成为其组成部分。故《隋书·党项传》称“其种有宕昌、白狼”云。“因此可以说，党项羌应是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2)

自北周后，党项羌兴起，其分布地域，据《隋书·党项传》的记载：“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市），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到唐代初年，活动范围有所扩展，史书记述亦较准确。《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其界东至松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今新疆若羌）南杂舂桑、迷桑（今青海、四川交界处，果洛、阿坝藏族自治州一带）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北部，甘肃南部一带），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关于党项人的发源地，据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献中一首记载党项祖先的颂诗称：“黔首石城漠水边，亦面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3)

20世纪初以来，中外西夏学家对诗句进行过多种译释考证，说法不一，但基本肯定是一首记叙党项祖先发祥地的史诗。即“黔首”与“赤面”指党项人，因其脸色黝黑，并用红颜料涂面。“白河”即今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古称白水。“弭药”是党项人自称，后吐蕃沿用此名。该诗概述党项羌的原分布地是在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与汉文典籍记载相合。

党项人的早期社会生活，据《隋书·党项传》记载：“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烝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

《隋书》系唐魏徵撰成于贞观十年（636年），唐李延寿修《北史》，其《党项传》因袭《隋书》，仅个别字句有差异。至五代后晋刘煦于开运二年（945年）撰《旧唐书》，内容多直接取材于唐代史官著述，因时变迁与史料充实，其《党项传》略详于《隋书》，如：《旧唐书·党项羌传》记党项有八部：“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氏最为强族。”其还记载有关社会生活的内容有：“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人多寿，年一百五六十岁。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然不婚同姓”，“死则焚尸，名为火葬”。

《隋书》和《旧唐书》有关党项羌的记载，基本上描述了党项初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情况及其变化，即当时的党项正处于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末期向部落联盟发展的阶段。

除上述党项八部外，据两唐书《党项传》记载，在赤水（今青海共和）以西有“黑党项”与居于河西大积石山的雪山党项两大党项部落。

党项的名称是唐朝史家对建立西夏的羌人及其先祖部落的称呼。关于“党项”一词的原意，中外学者分歧很大(4)，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认为：“党项”一名来自藏文史书中所说四大族姓之一的“董氏”的音译。藏文对党项称谓的汉译作“弭药”、“木雅”、“密纳克”等。“党项”与“木雅”的含义基本一致，又有细微不同。该文还从藏语中初步找出党项八部的音译原型，它们都是董氏，即党项部落，或与之有亲缘关系的部落名称，其中拓跋氏为皇族。(5)

二、党项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史书记载，党项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始于北周。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北周翼州（今四川茂汶地区）刺史杨文思因“党项羌叛”，率州兵讨平之(6)。至杨坚（隋文帝）任北周丞相时（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因中原战乱，无暇西顾，党项曾“因此大为寇掠”。其时梁睿受命平定蜀地王谦的反叛，因党项的寇掠，睿请还师讨党项，杨坚以天下未定，恐兵力分散，没有准许。

隋朝建立后，党项北面的吐谷浑不断寇掠隋西北边境。因党项受吐谷浑役属，所以也参与寇掠活动。隋开皇元年（581年）吐谷浑寇弘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北）、凉州，隋文帝遣上大将军元谐率步骑数万迎击，吐谷浑则派定城王钟利房率骑兵三千渡黄河，“连结党项”，为元谐击败于半利山（今青海湖东）。元谐又败吐谷浑太子可博汗于青海，俘斩吐谷浑军卒万计。元谐移书吐谷浑，晓以祸福，使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所部来降。(7)其中亦有党项的一些部落随之归附。开皇四年（584年），党项千余户归降隋朝。第二年，党项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诣旭州（治所在今甘肃洮水发源处）内附，隋授予宁丛大将军之官职(8)。六年正月，又有“党项羌内附”(9)。内附于隋的党项，直接为隋边州将吏所控制。据《隋书·元谐传》记载，开皇九年（589年），“谐谋令祁绪勒党项兵，即断巴、蜀”。有司勘案元谐及从弟滂、田鸾、祁绪等谋反，此为其罪状之一。

从隋开皇十五年（595年）起，内附党项开始寇隋西北边郡，如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附近党项“时有反叛”，叠州总管慕容三藏率兵讨平，使“部内夷夏咸得安辑”(10)。第二年，党项又侵掠会州（今四川茂汶地区），隋朝征发陇西兵前往征讨，大破其众，党项即遣子弟入朝谢罪。文帝对他们说：“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11)至隋炀帝继位前后，党项又与吐谷浑联合扰掠隋凉州、张掖等地。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领大军“西巡”党项诸部于同年四月于狄道（治所在今甘肃临洮），欲击灭吐谷浑。向隋贡方物(12)。被击败的吐谷浑可汗伏允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隋在原吐谷浑居地设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此四郡之外，原吐谷浑领有的今甘肃、四川西北等地则遍布着党项羌诸部。至隋大业末（618年），这一地区的党项诸部开始强盛起来。

隋末唐初，党项与吐谷浑利用中原纷争，群雄割据的局面，不断寇扰西北诸州。据史书载，武德元年（618年），党项与吐谷浑合兵侵扰唐松州，益州道行台窦轨与扶州刺史蒋善合受命连势进击，大破党项与吐谷浑(13)。此后党项或联合吐谷浑于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六年五月，七年四月、七月、十月，八年四月，九年三月、五月多次寇扰西北诸州之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河（今甘肃临夏）、松（今四川松潘）、叠（今四川迭部）、渭（今甘肃陇西）、廓（今青海尖札北）等州(14)。其时党项的聚居之地仍在松州以西，叠、洮、廓等州之南。

唐朝贞观初，太宗李世民对邻近各族采取了“招抚”政策。贞观三年（629年）八月，李靖率大军分六路出击突厥，突厥诸部纷纷降唐，在这一形势影响下，党项开始降附唐朝。据《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遣使招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仍请率所部讨吐谷浑。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处置党项的轨州和崌、奉、岩、远均置于贞观五年（631年）之前。唐贞观五年之后内附党项越来越多，史载，此年十二月，唐“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到贞观六年（632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15)。据《唐会要》“党项”条记：“贞观五年，诏遣使开河曲地为六十州（应为十六州之误），内附者三十四万口。有羌酋拓拔赤辞者，其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屡抗官军，后与从子思头并率众与诸首领归款，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之，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自是，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拓跋赤辞降附后，前述的“雪山党项”破丑氏，仍常为边患，并阻挠党项部落归附唐朝，贞观五年（631年）岷州都督刘师立受命率兵讨击，军未至，破丑氏已率部逃于山谷中。第二年十一月，破丑氏也向唐称臣朝贡(16)。

贞观九年（635年）正月，唐太宗调集大军对吐谷浑进行大规模征讨。当唐李靖所率大军出发之际，“党项羌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17)。三月，洮州羌叛入吐谷浑，杀刺史孔长秀，后为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击破(18)。四月，李靖的北路军曾追击吐谷浑可汗伏允于河源，伏允逃入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后被唐军追击逃至伏伦碛（今新疆且末和田间）为部下所杀。另一支由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率领的大军由松州出发，途经党项诸部居地。向吐谷浑重镇赤水（今青海共和）进军，出师前，唐军曾以厚币赠党项，令其为向导。党项大酋拓拔赤辞前来拜见李道彦，向诸将提出：“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19)唐诸将于是与赤辞“歃血而盟”，赤辞对此深信不疑。可是，当李道彦由松州进军到阔水（今四川松潘）时，见赤辞毫无防备，遂违誓纵军掠取牛羊数千头。赤辞见状大怒，遂率部屯兵于狼道峡，阻击唐军，李道彦战败，死者万余人。党项趁势进攻叠州，迫使李道彦退保松州。五月间，当唐将李靖等击败吐谷浑，吐谷浑举部内属时，党项诸部也跟着降服，甚至连黑党项酋长敦善王也臣服于唐朝，岁贡方物。至此，党项诸部全部为唐招抚，于其地设羁縻府州统领。

唐朝在党项诸部地设置的一系列羁縻府州，不同于内地的州郡。正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说：“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党项羁縻州的情况，大致是“界内虽立县名，无城郭居处”(20)。其中只有少数州县有版籍户口，但也不上户部，绝大多数州县皆无版籍户口(21)。

第二节
党项的内徙及分布地区

一、党项的内迁及其分布

唐贞观年间，在党项拓跋部内附前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不断出兵攻击党项诸部，与唐争夺凉、松、茂、嶲（今四川西部和西北部、甘肃东南部）诸州地区。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22)。十二年（638年）吐蕃进攻唐松州，松州都督府所辖的党项羁縻州阔、诺（今四川松潘西）二州刺史、党项羌酋以州叛归吐蕃。唐高宗继立后，吐蕃势力开始向北扩张，到唐仪凤年间（676—679年），吐蕃更是不断寇扰唐鄯、廓、河、芳、扶、松等州。到永隆元年（680年）前后，“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23)。其时，一些党项羁縻州开始废置，或处于“或臣或否”的状态之中。一些党项部落开始向内地迁徙。到开元（713—741年）中，在吐蕃势力愈炽、唐军屡屡失利的情况下，党项拓拔部上表唐朝，请求内徙。玄宗同意拓拔部的请求，下诏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安置其众。辖下的二十五个羁縻州的党项部落，也随着一道内迁。据《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记载：“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拔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又“置芳池都督府于庆州怀安（今甘肃华池）县界，管小州十，以处党项野利氏部落”。可知其中主要是党项拓拔部及野利部。从开元年间从松州到庆州的迁徙，是党项拓拔部的第一次大迁徙。党项的内徙并不是唐朝有计划地按原党项羁縻州进行内迁，而是他们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的、陆续向北迁徙。内徙党项的分布，据一些史书的记载，主要在陇右道的洮、秦、临等州及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才又复置或重置一些党项羁縻府州，寄治于庆、灵、秦等州。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全力对付叛军，河陇空虚，吐蕃乘机出兵攻占河陇诸州，并向关内进逼。内迁的党项乘机向南寇扰邠（治所在今陕西邠县）、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等州。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斩杀酋长拓拔戎德，但未能阻止其南侵，到乾元三年（760年）正月，党项逼近京畿长安，使唐廷朝野震动，即命大将郭子仪领重兵出镇邠州，党项退走。自至德（757年）以后，党项“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道，故时或侵叛”(24)。但不久也就为唐平定，宝应元年（762年）渭北党项首领遣使赴唐朝觐，表示愿意帮助解决灵州军粮供给。但是，自广德后，在吐蕃的诱使下，陇右及部分渭北内徙党项与吐谷浑、回纥等联合开始向唐京畿一带进攻。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万众渡渭水，攻入长安，立原邠王李守礼之子李承宏为帝。郭子仪设伏于城周，吐蕃退走。广德二年（764年）九月，原唐仆射、大宁王仆固怀恩在灵武叛唐，“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25)。郭子仪奉命出镇奉天，怀恩退走。到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又纠集吐蕃、党项、吐谷浑等数十万军，分道进逼京师长安。这个危机后因怀恩病卒、回纥降唐、吐蕃退走而缓解。自此以后，吐蕃据守河陇，唐朝暂时得到喘息的机会，把巩固西北边防列为重要日程，其措施之一就是设法把关内道北部的党项、吐谷浑各部与陇右的吐蕃分隔，以免为吐蕃所诱胁。《新唐书·党项传》记其事：“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容乐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往夏西，以离沮之。”由上所述，内徙党项的第二次迁徙起于安史之乱后的至德年间，到永泰元年，前后约十年。这样，经过党项第二次大迁徙，内徙党项逐渐集中到灵、庆、夏、银、绥、延、胜等州。

内徙党项部落经过第二次大迁徙后，逐渐按地域形成为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史书记载有以野利部为主的“六府部落”，以拓拔部为主的居庆州陇山之东的“东山部”和居住在“地惟沙碛，俗称平夏”之地的“平夏部”(26)。

据史书记载：党项诸部经过第一次大迁徙后，其留在原居地未迁的党项部众为吐蕃役属，成了吐蕃的“奴部”，吐蕃称其为“弭药”，后多见于藏文典籍记载(27)。

党项拓拔部迁到夏、银地区后，地近黄河，因此，永泰（765年）大历（766—779年）后，吐蕃继续向东北方向进扰，迫使东山部与平夏部东渡黄河进入河东地区的石州（治所在今山西离石）。至贞元十五年（799年）由于不堪忍受镇将阿史那思暕的盘剥，东山部与平夏部遂率部落过河又回到银、夏地区。

二、党项内徙后的社会与经济

唐代对内迁党项部落，设羁縻府州进行管辖。羁縻府州是唐对内迁的党项采取怀柔政策的具体措施，羁縻府州由节度使统领，在大体以部落为基础设置的府州内，任命部落首领担任府州都督、刺史，并得世袭。界内虽立县名，但无城郭居处。少数州县设有版籍户口，但不上户部，而绝大多数州县没有版籍户口。

党项内徙后，由于吐蕃据有河陇，仍然不断向东寇掠。内迁党项因处于吐蕃与唐朝之间，成为吐蕃首先掠夺的对象，也造成吐蕃联合党项共同寇掠唐朝关内道诸州的形势。如史书记载：唐大历十二年（777年）九月，吐蕃深入到唐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掠党项羊马而去”(28)。次年八月，又有吐蕃二万寇银、麟二州，“略党项杂畜”(29)。大历末（779年），党项野利部首领与吐蕃联合叛唐，被郭子仪击败。到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大举向唐进攻，陷盐、夏（治所在今陕西靖边）二州，又东攻银州、陷麟州。一直到贞元九年（793年）在吐蕃不断攻城掠地的形势下，唐朝一方面调兵遣将，驻守各地，一面修复城镇、堡、寨，加强防守，“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30)，吐蕃再不敢深入。

盐、夏、银、麟皆为内徙党项聚居之地，当贞元二年，吐蕃攻陷夏州之后，《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十二月，陷夏州，刺史拓拔乾晖率众而去。”拓拔乾晖当为党项拓拔部首领，时任夏州刺史，据《元和姓纂》卷十记载：拓拔乾晖开元后任“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曾任银州刺史，他是永泰元年静边州都督拓拔朝光之子，朝光父拓拔守寂，为开元年间静边州都督府都督拓拔思泰之子。拓拔思泰曾于开元九年（721年）参加围剿六胡州起义，玄宗下旨晋为：“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并“以其子守寂袭其官爵”(31)。而拓拔思泰（思头）即贞观初归附唐朝的党项酋长拓拔赤辞之后。

唐朝对内迁党项部落进行抚绥的同时，还逐渐加强对内迁党项的管理，自永泰元年后，唐朝境内的内迁党项主要分属朔方、振武、夏州、泾原、邠宁、鄜坊、河东等七个节度使管辖。由于中唐以来藩镇势力的增长，中央权力被削弱，唐朝为了加强对内徙党项的统治，不得不借助各节镇的力量来控制党项。故于党项聚居之夏、绥、银、灵、盐等州增设“押蕃落使”之职，由节度使、州刺史兼任。同时，唐朝直接任命一些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为州刺史或其他官职，以笼络上层，加强对党项部众的统治。如前述拓拔守寂孙乾晖，贞元初曾为夏州刺史，后又任银州刺史。元和时，乾晖死，其侄澄岘继任银州刺史。这一措施为唐末党项拓拔氏势力增强、割据一方创造了条件。

内徙后的党项社会，基本上仍是以姓为部落，各部人数不等，部落与部落之间不相统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中心。如唐人记载夏州一带的党项时说：“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曰党项，相聚于野曰部落。”(32)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党项传》记载，内徙后的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他们与室韦，内迁的吐谷浑及汉族杂居错处，其部落内部或部落之间已逐渐按地域形成了一些大的部落联盟。如庆州的东山部，夏州的平夏部，绥、延的六府（六州）部，以及稍后出现的南山部。南山党项所居地南山，如宋人宋琪所说：“自鄘、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33)，南山党项部落，则指居于鄜、延二州之北山地的党项部落。在内迁党项部落内，因几经迁徙和战乱以及部落间的相互兼并，原有的氏族部落内的血缘关系逐渐松弛，或遭到一定的破坏，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也逐渐由地域关系所替代。在同一个地区，出了不同族姓的部落的联合，形成了以地域命名的部落集团。在部落或部落集团内出现了有势力的“大姓”，大姓的首领兼任州刺史、蕃落使等官职。

内迁的党项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内迁党项所居之地如银、灵、夏、绥等州，大部分是水草丰美、宜于畜牧的地区，据唐人记载，夏州党项“其所业无农桑事，事畜马牛羊橐驼”(34)。党项“牛马蕃孽，种落殷盛”(35)。其地又是中唐时期唐朝马匹的主要供给地，中唐诗人元稹《估客乐》中有“北买党项马”之句，说明唐朝商人到北边贸易专买党项马匹。内迁党项部落还以自己的牲畜来换取汉族的丝织品、珍珠、银、铜、铁，甚至武器和奴婢。唐大和年间（827—835年），党项渐强，因其“器械钝若，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镫，善羊贸弓矢”。“至开成末（840年）种落愈繁。富贾人赍缯宝鬻羊马”(36)。除此而外，内徙党项还与吐蕃、吐谷浑、室韦、回纥、突厥降户、昭武九姓胡等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

党项内迁后，因其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开始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对立，他们向邻近部落或民族进行财富的掠夺和人口的掳掠就成为必然的事。一直到永泰元年后，内徙党项基本上处于唐朝统治之下，然其“寇掠”、“扰边”之事仍不断发生。唐朝统治者首先采取禁止内地商人以牛、马和兵械与党项贸易的对策，以控制和削弱党项各部势力的发展。其次是注意选派良吏，对内徙党项加强管理的措施。这些措施虽收效甚微，但从永泰元年至元和初年，还未酿成大的动乱。但是自元和之后，由于唐朝边将、节镇逐渐加强了对党项诸部的压迫和剥削，激化了党项诸部与唐朝统治阶级的矛盾。如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杜佑上疏中说：“且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或与西戎寇边，有为使然，固当惩革。”(37)又如元和中，夏、绥、银节度使田缙私用军粮四万石，强取党项羊马，夏州党项和吐谷浑等部引吐蕃两次入寇。到文宗大和至开成年间，史书上有关内徙党项的反抗和寇掠此起彼伏：如大和末至开成年间，由于“藩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羊马，不酧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38)。开成初，任盐州刺史的王宰“失羌人之和”，“好以法临党项，羌人不安”(39)。由是不断引发党项的反抗和寇掠。唐武宗时期，又多次遣使安抚党项，会昌元年（841年）“武宗以侍御史为使招定、分三印，以邠、宁、延属崔彦曾，盐、夏、长泽属李鄠，灵武、麟、胜属郑贺，皆绯衣银鱼”(40)。但都无功而罢。

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于次年改元大中（847年）。早在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玛灭佛，为僧人所刺杀，统一的吐蕃政权瓦解。吐蕃内乱，吐蕃论恐热降唐，吐蕃与党项联合反抗唐朝统治的斗争被瓦解。宣宗大中年间，唐朝又相继平息长达数年之久的南山党项和平夏党项的反唐斗争，并注意选拔边镇节度，继续作了一些安抚党项的工作，故基本未再发生较大的动乱。这种环境为党项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节
党项夏州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一、党项拓拔部的崛起与夏州藩镇

有关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活动的记载，始于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旧唐书·僖宗纪》：中和元年正月“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并赴京师讨贼”，三月“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等同盟起兵，传檄天下”等。李思恭即拓跋思恭，据《西夏书事》记载，其始祖即唐初党项羌酋拓跋赤辞。赤辞孙拓拔守寂，“贞元中，有夏州刺史拓跋乾晖、银州刺史拓跋乾曜、拓跋澄等，俱官其地。思恭，乾晖裔孙也。”《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始，天宝末，平夏部有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拔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此为唐中和元年之前，有关党项平夏部情况的唯一记载。以上记载，今人有加以考订者：如认为拓跋思恭是否为拓跋乾晖“裔孙”，似无史实可证，但拓跋思恭为唐党项平夏部首领是毫无疑问的；拓跋乾晖系贞元时唐夏州刺史，后为银州刺史，《西夏书事》误增乾曜为银州刺史(41)；而思恭，史书一称为宥州刺史，一称为夏州将，夏州节度使，都为信史，元和九年（814年）后，夏州节度使增领宥州，思恭称宥州刺史，亦可算是“夏州将”，其为夏州节度使是在中和元年三月之后(42)。

当唐中和元年的前一年（广明元年，880年）底，黄巢起义军攻入唐朝京师长安，僖宗仓皇出走至凤翔、兴元，欲逃亡成都。正是在此危急关头，僖宗于正月下诏征集各路兵马，其中包括“夏州将李思恭”，三月间思恭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会合于鄜州，同盟起兵，传檄天下。四月，僖宗因其出兵，封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使事”(43)。思恭遂率军屯于武功，并会同李孝昌与黄巢军大战于王桥，战败。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与黄巢将朱温、尚让激战于东渭桥，为朱温等击败。在此次战役中拓跋思恭弟拓跋思忠战死。据《宋史·夏国传》记载：思忠“尝从兄思恭讨黄巢，拒贼于渭桥，表有铁鹤，射之没羽，贼骇之，遂先士卒，战殁，僖宗赠宥州刺史，祠于渭阳”。十二月，唐朝赠夏州节度号为“定难军节度”。中和二年（882年）僖宗又以拓跋思恭“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贼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44)。按史载黄巢起义军最后被镇压，是在唐中和四年（884年）七月，则拓跋思恭封夏国公，赐姓李氏当在此时。至此，党项平夏部拓跋氏集团，乘黄巢起义军倾覆唐朝的机会，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

唐朝虽然最后镇压了黄巢起义，但其本身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更加衰弱了。在围剿起义军的过程中，诸藩镇势力得到扩张，他们据地自雄，相互火并，争夺地盘，唐朝已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光启二年（886年）初，发生邠宁节度使朱玫等拥立襄王李煴为皇帝的变乱，于是僖宗诏令各镇军讨朱玫，其中也包括定难军节度使李思恭。《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嗣襄王之乱，诏思恭讨贼，兵不出。”同年十二月，朱玫兵败为其部将王行瑜所杀，王重荣率军入长安，斩杀了李煴，变乱被平定。在这次变乱中，拓跋思恭利用襄王之乱夺取鄜、延二州，派其弟拓跋思孝“知留后”。文德元年（888年），拓跋思恭上表朝廷，授思孝为“保大军节度、鄜坊丹翟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45)，统领鄜、延诸州。昭宗大顺元年（890年）爆发了唐朝中央集诸镇讨河东李克用的战争。拓跋思恭、思孝所领之定难、保大二军，在这场战争中与诸镇一样，采取了保存实力的方针，裹足不前，未战先走，使唐朝制服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计划付诸东流。

乾宁二年（895年），拓跋思恭卒，其弟思谏继为定难军节度使。就在这一年五月，静难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联兵攻入长安，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等诸镇以勤王讨逆为名起兵讨伐，昭宗以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同年底，李克用攻下邠州，擒杀王行瑜，战乱平息。在这次战斗中，定难、保大两军仍然采取观望不进的方针，保存了实力。

乾宁三年（896年）三月，保大节度使拓跋思孝上表请致仕，以其弟思敬代职。唐廷即以思孝为太师，思敬为保大军节度使。唐廷又任命拓跋思谏兼任静难、宁塞两镇节度使。周伟洲《唐代党项》中引《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唐光化三年（900年）四月条：“加定难军节度使李承庆（应即李成庆）同平章事”等，及《全唐文》卷八四〇《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成庆当为思恭之子，故曰‘诸父每举’”，认为乾宁三年至天祐三年（906年）唐亡，李成庆为夏州节度使。直至梁开平二年（908年）在《资治通鉴》中又出现“定难军节度使李思谏卒”的记载。即说明开平二年前，思谏又代成庆为定难军节度使。对于定难军节度使在这几年内的人选变动，《唐代党项》的作者解释说：“这可能是思恭卒时，为保存夏州实力暂由其弟思谏继任节度使，过了一年思恭子成庆势力增长，思谏即主动将节度使一职让与成庆。后成庆卒，思谏复任节度使，由于成庆任节度使时间不长，思谏前后均任此职，故《新唐书·党项传》略去成庆，而直书思谏继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

唐末，党项拓跋氏崛起，并达到极盛阶段，名兼四镇（定难、保大、静难、宁塞），实领定难、保大二镇之夏、绥、银、宥、鄜五州之地，但以其实力远不能与关中及中原、河东诸镇争强，在唐末藩镇激烈的争斗中，保大军节度使拓跋思敬为李茂贞所逼，离开自己领地降于朱全忠。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谏不得不依附于朱全忠，从而保住党项拓跋氏割据夏州的势力。

二、党项夏州割据势力的发展

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代。唐末以来内徙的党项诸部，则以其分布地域分属于内地不同的割据政权。据《新五代史·党项传》记载：“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以“大姓之强者”为中心逐渐形成的几个大的割据势力，如自唐末以来盘踞于夏、绥、银、宥四州的定难军节度党项拓跋氏，五代初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以及居于庆、灵二州间的“西路党项”诸部。而夏州党项拓拔氏是五代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并最终于北宋初建立了西夏王朝。

唐朝灭亡前夕，夏州节度使拓跋思谏依附于梁王朱全忠，朱全忠建立后梁政权，曾授夏州节度使拓跋思谏为“检校太尉、兼侍中”(46)成为梁太祖的使相之一(47)。梁开平二年（908年），思谏病卒，三军推其彝昌为留后，不久后梁即以彝昌为定难军节度使，正授旄钺。彝昌继立不久，夏州便发生了内乱。据《新五代史·李仁福传》，开平三年（909年）三月，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起兵，袭杀李彝昌。接着，夏州将吏又杀高宗益，推迎戍兵在外的夏州蕃部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四月，后梁即命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检校司空。李仁福，本人并非思恭一族嫡孙，诸史书记载：“不知其于思谏为亲疏也，或云其为彝昌族子。”(48)开平四年（910年）七月，邻近夏州盘踞河东的岐王李茂贞、邠宁节度使杨崇本，彰义节度使刘知俊，以及晋王李存勖等利用高宗益之乱，合兵五万，攻围夏州。李仁福据城固守，向后梁告急。梁派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等赴援，夏州始得围解。至后梁末帝乾化三年（913年）三月，梁“以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为检校太师，进封陇西王”(49)。这是夏州党项拓跋氏（李氏）封王之始。

龙德三年（923年），晋王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唐政权，史称后唐。夏州节度使李仁福投附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四月，后唐庄宗“以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依前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封朔方王”(50)。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六月，明宗即位后于同年六月，九月又两次加朔方王李仁福“食邑”(51)。李仁福除接受后唐敕封外“每年应圣节及正、至等节贡奉，或讨伐胜捷，各进献马”(52)。夏州拓跋氏政权如同与后梁的关系一样，名义上臣附后唐，实际上保持着相对的自立，成为割据于北方的地方政权。

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夏州节度使李仁福卒，三军推其次子、曾任夏州左都押牙、防遏使的李彝超为帅，三月，彝超遣部下入朝，矫为仁福奏称：“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权知军州事，乞降真命。”(53)后唐早就害怕李仁福与契丹连结，并吞河套以南及关中地区，认为此时是兼并夏州，去掉长期盘跟于夏州党项割据势力的良机。于是后唐朝廷采取“迁镇”的办法，令彝超与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对调，即以彝超改镇延州，为延州留后，安从进为夏州留后。为确保迁镇成功，又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宫苑使安重益等率军护送安从进至夏州赴镇，并在诏书中恩威并用，令其听从调遣。夏州是党项拓跋氏安身立命之地，彝超拒绝迁镇，上言“奉诏除延州留后，已受恩命讫，三军百姓拥隔，未遂赴任”(54)。同时积极行动，以对付赴镇的安从进。长兴四年五月，安从进率大军抵夏州，城内烽火四起，党项诸族数千骑赶来支援。七月，安从进、药彦稠等向夏州城发动进攻，彝超率军民固守城池，又“党项万余骑徜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刍”(55)。唐军久攻夏州不克，又面临断炊之虞的时候，彝超兄弟登城对安从进说：“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56)安、药二人攻围百余日不克，明宗知夏州难以攻下，命安从进等撤军言和。同年八月，李彝超自署其弟彝殷为绥州刺史，上表后唐朝廷乞求正授。彝超又遣使上表谢罪，明宗于十月下诏任命彝超为：“检校司空、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等州押蕃落等使。”(57)是月，彝超向后唐进马五十匹，表示仍然臣属于后唐。

夏州之战，使夏州党项拓跋氏政权得以保存，并提高了其在党项诸部及西北各族中的地位。夏州割据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原政权再也不敢轻视的政治力量。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二月，李彝超卒，其弟彝殷继掌夏州政权，后唐诏令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后晋建立之后，高袓石敬瑭于天福二年（937年）正月大封赐诸镇时，封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并加食邑实封”(58)。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八月，夏州党项李氏族内发生变乱，彝殷弟绥州刺史李彝敏与弟彝俊等相勾结，明谋夺权。事败露，彝敏等投后晋，少帝诏送还彝敏等，以争取夏州共同对抗契丹。后晋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契丹遣大军南下，一路连克州郡。二月，夏州节度使李彝殷奉诏出兵，与银州刺史李彝沼合蕃、汉兵四万，从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渡过黄河，攻入契丹境内。后晋少帝封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又大举南下，灭后晋。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于开运四年（947年）称帝，是为后汉。李彝殷臣属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汉隐帝继位后，于三月诏令以“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李彝殷，并加兼待中”(59)。二年正月，李彝殷借后汉平定李守贞等三镇叛乱之机向后汉献马要求把静州（治所在今陕西米脂）隶属于定难军，得到允许，至此夏州节度由领属四州增加为五州。九月，李守贞等三镇乱平，隐帝大封功臣，其中以“夏州李彝殷并加兼中书令”(60)。后汉朝廷对李彝殷之策略，如史书的评论：“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轻傲之志，每藩镇有叛者，常阴助之，邀其重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泽羁縻之。”(61)

后汉隐帝三年（950年）朝中乱，领兵在外的后汉枢密使、侍中郭威统兵回京夺取政权，于次年（951年）正月建立周，史称后周，年号广顺。同年原后汉河东节度使刘旻（刘知远弟）在契丹的支持下，在晋阳称帝，史称北汉。后周仍继承后汉对夏州割据势力的羁縻、笼络政策，即位初即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李彝殷在接受北周封号、臣属北周的同时，又暗中奉表于北汉。广顺三年（953年）北汉麟州刺史杨仲训为蕃部所围，求救于夏、府二州，并表示愿意归附后周，李彝殷奏报后周朝廷，受到嘉奖。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后周加封彝殷为“西平王”，七月，又“加守太保”(62)。显德六年（959年）八月，又加李彝殷“守太傅”。

五代时期的夏州党项割据势力，名义上先后依附于北方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受其封号，朝贡不绝，而实际上保持着相对的独立，虽屡遭挫折，仍得以周旋维持，并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与发展。

第四节
西夏建国前的准备

一、李继迁收复“故土”的斗争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改元建隆。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闻赵匡胤即帝位，立刻遣使奉表称贺，并避太祖父弘殷讳，改名彝兴，以示归附。宋太祖嘉其行，仍令“使守太尉”。李彝兴为讨好宋廷，曾主动出兵抵御北汉对宋朝的侵扰，并向宋朝贡奉马匹与牦牛；宋太祖亲命工匠治玉带赐彝兴，笼络其感情。宋乾德五年（967年）九月，李彝兴卒，子李光睿继位。开宝五年（972年）李光睿闻宋太祖解除诸将兵权，遣使表请入朝，诏令不许。九年（976年）率兵助宋攻北汉。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李光睿避太宗讳改名克睿，太宗嘉其助讨北汉之功“加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李克睿卒，子继筠嗣位，四年三月，宋太宗亲征北汉，继筠遣将于黄河列寨，东渡黄河略北汉地以张宋军之势。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李继筠卒，因子幼不得嗣，以其弟衙内都指挥李继捧嗣为留后。其时，夏州李氏政权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内讧，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弟克顺等率兵袭击夏州，被李继捧处死。七年（982年）三月，李继捧从父、绥州刺史李克文上表宋廷，要求令继捧入朝，免生变乱。太宗即遣使诏命李克文权知夏州，以西京作坊使尹宪同知州事。李继捧被迫于五月举族进京，向宋朝献出夏州节度使所属“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63)，留居京师。

自李继捧入朝，族弟李继迁，时任定难军都知蕃落使，因与李克文不和，故率领自己的部下居住在银州。不久，宋廷派使臣诏令“护送李氏缌麻以上亲赴阙”，继迁才知李氏的五州之地已献宋朝。继迁遂召集弟继冲、亲信张浦等共谋对策。最后根据张浦对夏州拓拔内部与宋朝形势的分析，确定“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64)的战略。于是，李继迁诈称乳母死，出葬郊外，藏兵器于棺中，率数十人出奔夏州东北三百余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东北）。继迁并出示其曾祖拓拔思忠画像，吸引党项拓拔氏部族参拜，以恢复祖业相号召，积聚势力。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李继迁自地斤泽率众攻夏州，闻宋朝援军至而退。遂于第二年三月，遣部下奉表赴麟州向宋朝贡马及橐驼等物，宋朝也即遣内侍秦翰持诏书劝降。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态度与虚实。其时李继迁及其亲信谋士深知要复兴拓拔旧业、团结部族，必须首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张浦建议李继迁攻占宥州，认为“宥州富庶，持横山为界，若诱诸部并力图之，据险观变，亦克复之策也”(65)。但是李继迁进攻宥州没有成功，仍撤回地斤泽，后于雍熙元年（984年）七月轻取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俘获宋军万余人，取得了对宋朝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于是继迁又聚兵，令张浦、李大信等率众四面出击。宋知夏州尹宪和都巡检使曹光实侦知李继迁驻地内部空虚，即派出精骑数千偷袭。继迁大败，与弟继冲逃脱，继迁妻子与母亲罔氏被宋军俘获，党项军死亡五百余人。宋军放火焚烧帐幕四百多，掳获牛、马、羊及兵器数以万计。

地斤泽被袭破后，继迁为躲避宋军追击，转徙无常，仍积极联络党项豪族，准备东山再起。后于夏州北面之黄羊平屯聚，招募羌兵。雍熙二年（985年）二月，银州党项拓拔部酋长拓拔迂来投，献策袭取银州。继迁用张浦计，使之诈降曹光实，约期在葭芦川受降，设伏歼之。至受降日，继迁亲迎，引曹光实中伏擒杀，并歼其从骑，袭取银州。李继迁占领银州后，部下推举继迁为定难节度西平王。继迁纳张浦谏改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并预署党项酋豪各领州郡。于是，李继迁乘胜进军，攻克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三族砦（今陕西米脂西）。欲进取米脂，沿无定河南下攻绥州。宋廷连忙调兵遣将集四路兵以围歼李继迁。四月，李继迁军在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北）和宋王侁率领的援军遭遇，继迁军大败，死伤五千余，部下将领、亲属或战死、被俘，或降宋。继迁残部不敢返回银州，径投夏州党项部落。

又一次陷入困境后，李继迁与部下合谋与辽结盟，欲借契丹耶律氏的力量对付宋朝，以图恢复大业。他对部下说：“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66)其时正是辽宋不断交兵，辽兵屡败宋军，辽宋矛盾十分尖锐之时。当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二月，继迁遣张浦持重币使辽请附之时，辽圣宗耶律隆绪听取西南招讨使韩德威联继迁以为辽之右臂的意见，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继迁又请婚于辽，辽以宗室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嫁给继迁。夏辽联盟成立。

李继迁得辽外援，加强对宋的攻势。雍熙四年（987年）二月，继迁攻夏州，败宋军于王庭镇，进围州城。又配合辽军，不断袭击宋西北边境。宋以屡次用兵失败，疑李继捧泄露朝中机密，出继捧为崇信军节度使；继徙陕西路威德军节度使。端拱元年（988年）五月，采用宰相赵普“以夷制夷”的策略，重新起用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及银、夏、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赐姓名赵保忠，回镇夏州，令其招抚继迁，太宗对他说：“若继迁归款，当授以官也。”(67)

李继捧回到夏州，与李继迁通款，继迁则通过继捧与宋虚与周旋。当年十二月，继捧谎称继迁愿降，宋太宗授继迁以银州刺史，充洛苑使，继迁不受。端拱二年（989年）正月，继迁上表于契丹，请与继捧通好，辽圣宗知其非诚，不许。淳化元年（990年）十月，继迁攻夏州，获胜，并向辽报捷，时辽与宋战于徐河失利，为促继迁进兵，乃于十二月，晋封继迁为夏国王。二年正月，宋太宗命商州团练翟守素率大兵赴援夏州，李继迁闻知，恐兵力不敌，于七月诈遣人通过继捧向宋朝奉表谢罪乞降。宋太宗立即授继迁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授其弟继冲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保宁；授其子德明管内蕃落使、行军司马，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继迁为讨好于辽，八月，遣使以收复银、绥二州告辽，上宋所颁敕命，并屯兵王庭镇，伺机再复夏州。九月，继迁被继捧夜袭，败逃途中，又遭族兵重创，于是又逃入地斤泽。

当年十一月，李继迁派人以辽主诏命“许以重复王爵、永镇夏州”(68)，招诱李继捧，李继捧心动，“遣使表附契丹，契丹主授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复本姓名”(69)，李继捧既臣服于辽，与李继迁暗中勾结，宋朝仍蒙在鼓里，照旧封赏。淳化五年（994年）三月，李继迁与李继捧发生火并，李继捧被宋朝囚禁，李继迁舍银州逃走，宋下诏削所赐姓名赵保吉，废毁夏州城。又对继迁实行禁售青白盐的经济封锁政策，以迫使李继迁就范。青白盐之禁虽给李继迁造成困难，但由于外则“戎人乏食，相率寇边”，内则“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扰”(70)，实际上是助长了李继迁的声势，宋朝只好撤销禁令。

至道二年（996年）三月，李继迁侦探清楚宋军将押送四十万石粮草到灵州，遂亲自领军于灵州通路浦洛河（今宁夏灵武南），截获了这一批粮草，然后进围灵州，聚兵困城。宋五路出师救援，李继迁采用灵活的迂回战术，使宋军人困马乏，无功而还。宋朝对李继迁经济封锁失败，军事进攻失利。至道三年（997年）二月，宋太宗卒，真宗赵恒即位。十二月，李继迁受诏致哀，“遣牙校李光祚至京修贡，表求蕃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71)。真宗“姑从所请”，下诏特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复赐姓名，加食邑千户，实封三百户，益功臣号。赐赍甚厚”(72)。从此被李继捧丢失了十五年的党项李氏故土又得到恢复。但是，这时候的李继迁，已非收复故土而能满足了。

二、李德明建立西夏王朝的准备

宋咸平二年（999年），李继迁制造天降石陨于帐前，上刻文字：“天戒尔勿为中国患”(73)。十二月，继迁出兵攻延安，不久又率众扫掠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第二年春，屯兵萧关，准备在这里招募本族人马，壮大实力。九月间，又一次邀截宋军从庆州运往灵州的粮运，将大兵驻扎于积石河。是年冬，辽景宗遣使授继迁子李德明为朔方节度使，促使继迁攻取灵州。

灵州位于夏州西面，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为唐、宋时代西北边疆的屏障。灵州以西，古代丝绸之路要道河西走廊上，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因而灵州成了宋朝以及回鹘、吐蕃、党项各族势力争夺的焦点。李继迁屯驻积石河后，西州回鹘可汗禄胜和六谷部首领潘罗支都奏请宋朝讨伐李继迁，故李继迁确定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74)的战略方针。宋朝深知灵州的重要，但两次粮运被截走的事实，使宋朝深感坚守灵州重镇之难和失去灵州的后果之严重。咸平四年（1001年）八月，李继迁以5万骑攻灵州不克，令士兵垦种四旁膏腴之地，对灵州进行长期围困。九月，遣牙将赵光允以向宋朝贡马之名，暗中潜入定州、怀远、保静、永州、清远军等河西五镇，使灵州成为孤城。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灵州陷落，知州裴济死难。

李继迁攻占灵州，爱其山川形胜，打算从夏州迁都于此。其弟李继瑗说：“银、夏系累世经营，祖宗灵爽，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遽尔迁弃，恐扰众心。”李继迁则认为“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化风，尚礼好学，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75)这表明了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李继迁的雄图大志。

李继迁建都灵州，以祖先世爵西平王，他本人又受辽册封为西平王，便改灵州称西平府。令部下督领民众建造宫室、宗庙，设置官衙。又同宋朝交涉，恢复了绥、宥等“缘边七镇”。

李继迁建都西平府后立刻向河西走廊扩张。咸平三年（1000年）十月，李继迁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出攻环、庆，而暗中移兵轻取河西重镇西凉府（治所在今甘肃武威）。西凉既得，灵州有了巩固的后方，“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一个以“绥州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76)的庞然大物，初次出现在宋朝西北疆域的平沙瀚海中。正当李继迁新取凉州，自觉大势已定、踌踏满志之时，他不听张浦的劝告，轻信了新任宋朔方节度使吐蕃首领潘罗支的伪降。潘罗支乘其不备，秘密集结归附宋朝的数万吐蕃兵马，在继迁受降后回西平府途中的三十九井地进行伏击，继迁中流箭，逃回西平，第二年因伤重死去(77)。子李德明继位。

李德明继位之初，宋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宋、辽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宋朝可以腾出手来，专力对付西平政权。李继迁临死时，一再嘱咐德明“倾心内属”，依附宋朝，是他看到了党项政权的实力还不能同宋、辽争雄。李德明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宋、辽矛盾与有利的和平形势，既求生存又要发展，故于即位之初，为了稳定党项部族、消除他们对西平政权是否巩固的疑虑，于景德二年（1005年）正月，派出专使向辽请求册封，“假北朝威令慑之”。辽封他为西平王，后来又封夏国王。第二年四月，德明又派遣使臣到宋朝进贡，请求和好。宋真宗决定改变对“国危子弱”的西平政权的强硬态度，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招抚政策，以缓和对外矛盾，巩固内部统治，粉饰太平，因而接受了德明的求和。宋朝提出的媾和条件是：复授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颁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予内地节度使的薪俸，许党项人进入内地贸易往来；撤销青盐内输的禁令。同时要求德明履行以下七事：（1）归还灵州。（2）止居平夏。（3）遣子弟入宿卫。（4）送还被俘宋朝官吏。（5）解散蕃、汉军队。（6）释放被俘宋朝兵民。（7）边境发生纠纷向宋朝禀报处理。在七项要求中，德明不同意归还灵州和送子弟作人质两项，因此宋朝对允许党项人进入内地贸易和撤销青盐禁令两项也作了保留(78)。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于宋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正式签订了和约。

李德明和宋朝缔结的和约，给党项西平政权带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李德明通过向宋朝朝贡，可以得到大量回赐，并可利用朝贡之便在宋京城与沿途进行贸易活动。宋景德四年（1007年）德明又请求在保安军设立榷场，以及在双方边境私设的榷场中进行贸易和走私活动，这些都促进了党项族经济的发展。一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宋人著作中所描写的：“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79)；“塞桓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80)。从此，李德明解除了东顾之忧，专力西向扩张以完成李继迁制定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方针。

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到天圣四年（1026年）李德明同河西走廊地区的甘州回鹘（河西回鹘）进行了六次争夺甘州的战争，每次都遭到失败。直到天圣六年（1028年），其子李元昊领兵攻打甘州，一战告捷，攻破甘州城，甘州可汗夜落隔通顺王仓皇出逃。元昊以攻陷甘州之功，被立为“太子”。击败吐蕃，占领凉州，是李德明征服河西的又一重大军事行动。从咸平六年（1003年）李继迁在攻占西凉后中箭身亡，四年后，李德明又一次夺取西凉，不久又被回鹘夺回。此次元昊攻取甘州之后，固守西凉的回鹘人失去了大本营。宋明道元年（1032年）九月，德明令元昊率兵攻打凉州。元昊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吸引宋兵到环庆一带，使回鹘失去戒备，然后出奇兵突袭凉州。吐蕃六谷部众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归附湟水流域的唃厮罗部。六谷部作为凉州吐蕃的政治实体宣告解体。元昊占领甘、凉二州之后，河西走廊西部的肃、沙二州失去了屏蔽。宋天圣八年（1030年）三月，回鹘瓜州王曹贤顺见德明势日盛，也表示降附。

李德明在位期间，内行保境息民、发展生产的政策，增强了经济实力；外结辽、宋，为的是利用两国矛盾，从双方都得到利益。而两国对德明也采取讨好笼络，动辄封爵赏赐，这样就大大地助长了李德明建国称帝的欲望。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九月，李德明被辽封为夏国王以后，即动用数万民夫在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西北的子山上，修建宫室。绵亘二十余里，极其豪华壮丽。一次他从夏州出巡到子山行宫时，“大辇方舆、卤簿仪卫”（即仪仗队），俨然和宋朝皇帝相仿。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李德明“僭帝制”，追谥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81)。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以灵州怀远镇北的温泉山有“龙见之祥”，提出由西平迁都怀远，其理由是：“西平土谷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82)于是李德明派大臣贺承珍到怀远负责兴建都城事宜。改怀远镇为兴州，正式定都。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五十一岁的李德明在完成了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死去。李德明虽然没有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他却为其子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如：《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传》。

(2)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3)　转引自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如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版）引丁绣：“党、宕音近，藏语‘党’谓高寒平旷之地，‘昌’一作‘项’，意亦为荒野或二水之交，故谓‘党项’即‘宕昌’。”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西夏研究》第一辑，1932年）认为：“党”疑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其复数，故汉族称之为“党项”（唐古特）。日本寺木婉雅认为“党项”有“广大草原”之意，是藏语“Than-Skud”的对音（见《西藏古代民族之研究》下，载《支那佛教史学》1卷3号，昭和22年）。青木文教则认为与藏语“T'angrgot”有关，意为“野蛮人的原野，指西藏高原的游牧地区”（转引［日］冈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东方史论丛》第1卷，养德社昭和22年版）等。

(5)　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载《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　《隋书》卷四八《杨素附文思传》。

(7)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8)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9)　《隋书》卷一《高祖纪》。

(10)　《隋书》卷六五《慕容绍宗附三藏传》。

(11)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12)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三。

(13)　《旧唐书》卷六一《窦威附轨传》。

(14)　《新唐书》卷五八《柴绍传》；《新唐书》卷一《高祖纪》；《唐会要》卷九四；《册府元龟》卷三九七；《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15)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册府元龟》卷九七七。

(16)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附师立传》。

(17)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18)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19)　《旧唐书》卷六〇《宗室·淮安王神通附道产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20)　《元和郡县图志》卷九三《芳州丹岭县》。

(21)　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22)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23)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

(24)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25)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26)　《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27)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弭药”》，《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28)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卷一九六《吐蕃传》。

(29)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大历十三年八月。

(30)　《旧唐书》卷一四四《杜希全传》。

(31)　《册府元龟》卷九七四。

(32)　（唐）《沈下贤文集》卷三《平夏》。

(33)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34)　（唐）《沈下贤文集》卷三《平夏》。

(35)　（唐）《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六《赐党项敕书》。

(36)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37)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38)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39)　《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附子牟传》；《册府元龟》卷六七一。

(40)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41)　《西夏书事》卷一；［日］罔崎精郎：《唐代党项的发展》，《东方史论丛》第1卷，昭和22年。

(42)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43)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44)　《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45)　《西夏书事》卷一。

(46)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

(47)　《五代会要》卷一。

(48)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49)　《旧五代史》卷八《梁末帝纪》。

(50)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庄宗纪》。

(51)　《旧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纪》。

(52)　《五代会要》卷五。

(53)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

(54)　《旧五代史》卷三六《明宗纪》。

(55)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

(56)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

(57)　《册府元龟》卷一七八。

(58)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李仁福传》。

(59)　《旧五代史》卷一〇一《汉隐帝纪》。

(60)　《旧五代史》卷一〇一《汉隐帝纪》。

(61)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

(62)　《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太祖纪》。

(63)　《西夏书事》卷六。

(64)　《西夏书事》卷六。

(65)　《西夏书事》卷六。

(66)　《西夏书事》卷四。

(67)　《西夏书事》卷四。

(68)　《西夏书事》卷五。

(69)　《西夏书事》卷五。

(70)　《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

(71)　《西夏书事》卷六。

(72)　《西夏书事》卷六。

(73)　《宋史》卷三二六《卢鉴传》。

(74)　《西夏书事》卷七。

(75)　《西夏书事》卷七。

(76)　《西夏书事》卷七。

(77)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蕃夷》六。

(78)　《西夏书事》卷八。

(7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条。

(80)　《范文正公集》卷九。

(81)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82)　《西夏书事》卷十。

第十一章
西夏王朝的兴亡

第一节
西夏王朝的建立（景、毅、惠时期）

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子元昊在兴州（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市）继承了夏国王位。

李德明死后，元昊分别派遣使臣向宋、辽两国报哀。辽遣使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朝则“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1)。

但是，元昊的抱负志在摆脱宋、辽王朝的羁管，“为帝图皇”，建立独立的党项族政权。早在青年时代，他曾对李德明臣服宋朝、完全照搬中原习俗制度的一套做法不满，提出了：“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2)的质问。所以元昊继位后，立刻进行了一系列突出党项民族特点和增强民族意识的改制。

首先，废除唐、宋“赐”给党项王族拓拔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称“兀卒”（可汗）。改宋明道二年（1033年）为“显道”，以避父讳。次年，自建元开运，又改广运。上年三月，元昊下秃发令，“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从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3)。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在服饰上，既表示不同于中原帝王，又区别于党项贵族，即仿吐蕃赞普服饰“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4)，并规定文武官员和庶民服饰。最能表现元昊民族意识的是，在他继位之后即开始创制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他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仿汉字创制党项族语言文字，编纂成12卷，史称“蕃书”，西夏尊为“国字”，后人称西夏文字。元昊对深受唐、宋影响的党项现行礼乐制度十分不满，如唐宋夏州政权时由于党项人渐习华风，在礼乐中“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到李德明附宋后，“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他对大臣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于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5)。下令国中，照此实行，有不遵守者，以灭族罪论。

党项社会从唐宋迁居夏州一带近二百年中，处于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包围之中，深受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封建文明的影响。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党项封建制的初步形成，而封建制的形式，最便当不过的是照搬中原王朝的一套。从李继迁时期的“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6)，到李德明时期的“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7)，都足以说明。由于李元昊认识到这一点，故在建国前实行的旨在恢复民族意识的措施与改制中，从根本上说仍然脱不掉中原王朝的窠臼。如仿宋朝官制建立的中央官制体系，建国后又仿宋制进行改革；采用宋朝宫廷朝贺仪式。推广仿汉字创制的西夏文字，并用以翻译汉文典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向宋朝献马求取汉文“大藏经”，并译为西夏文。就连首都兴庆府的建设规划布局和特点都仿唐都长安、宋都东京，如城门以“光华”、“南薰”等命名，城市内外，街坊道路，丽园精舍，凌云高塔也莫不如此(8)。今存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皇陵，始建于李元昊时期，民间称“昊王墓”，其陵寝制度“仿宋巩县宋陵而作”(9)。

元昊大庆三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母野利氏为顺成懿孝皇后；父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母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又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儿子宁明为皇太子。于十一月间，点集兵马亲诣西凉府祀神。次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正月，元昊以臣子的身份遣使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王朝的关系与功劳，表明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承认他的皇帝称号。表文中称：“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10)

得到的回应是预料之中的，宋朝不愿承认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宋朝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捉拿元昊，或献其首级。元昊也立即断绝同宋朝的贡使往来，频繁派出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和汉人投夏。遣人向宋朝投置“嫚书”：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无能。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夏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至五年，元昊向宋朝发动了多次进攻，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即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正月，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战役；四年二月，镇戎军东南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战役；五年秋，镇戎军西北的定川砦战役。三大战役，都以元昊大获全胜告终。元昊为此踌躇满志，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而宋朝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连年战争使夏国民穷财尽，人怨沸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境内部族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或逃奔宋朝。夏国兵力到战后已处于“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的境地。特别是由于战争爆发，宋朝停止了对夏国大宗银、绢、钱的“岁赐”，关闭了边境榷场，禁止夏国所产青白盐入境，使夏国不仅失去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境内的粮食、绢帛、布匹、茶叶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奇缺，物价昂贵，“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11)。基于夏国内外原因与实力，元昊认识到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故试探向宋朝求和。而其时夏、辽关系的恶化是促成夏宋媾和的重要原因。从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正月，到次年六月，夏宋双方使臣经过持续一年多的频繁往来，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但元昊接待宋使不用臣礼，以维护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的形象。

元昊在位，以与辽的“甥舅之亲”，奉行倚辽抗宋之策。但元昊一向同辽兴平公主感情不和，夏辽双方又常因辽境党项部族叛逃问题引发纠纷，关系日趋紧张。在夏宋战争中，辽兴宗因宋朝之败，欲挟夏讹宋，甚至以牺牲夏国利益从宋朝得到实惠，这引起元昊的不满。夏宋议和，最终导致了夏辽联盟的破裂，辽兴宗决定出兵讨伐夏国。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十月，辽兴宗率骑兵十万，分三路渡黄河，深入夏境。元昊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大败辽军于得胜寺南壁，俘辽驸马萧胡覩，辽兴宗逃走。元昊大获全胜之后立刻遣使同辽讲和，同时又向宋朝献俘。元昊在处理宋辽关系上，善于把握时机，进退有度。

元昊重视人才，宋朝大臣也不得不承认“拓拔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他用人不分民族畛域，国家重要官职“皆分命蕃汉人为之”(12)。元昊还特别注意招纳重用宋朝投夏的儒士和文臣武将，“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13)。如宋朝华州人张元、吴昊在宋朝“累举不第”，科场失意后投奔元昊，元昊“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后张元官至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升任国相。

元昊生性猜疑、暴戾，好杀虐。继位后，为了排除异己、防止外戚篡权，实行“峻诛杀”的政策。元昊开运元年（1034年）十月，母族卫慕氏首领卫慕山喜密谋杀害元昊，事发，山喜一族都被溺死河中。不仅如此，元昊还用药酒毒死母后卫慕氏，其妃卫慕氏责以大义，元昊又将她同幼子一并处死。元昊心腹重臣，野利后兄长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善用兵，有谋略，为宋朝边将心腹之患。宋将种世衡巧设离间之计，诬陷野利兄弟背夏投宋，使元昊轻易地杀害了二将。

元昊好色，妻妾成群，史书记载有八人之多。他还喜欢强夺他人之妻。元昊宠妃野利氏，封宪成皇后，生三子，次子宁令哥，甚得钟爱，后立为太子。太子娶妻没氏，元昊见其美貌，遂自纳为妃，称“新皇后”，在天都山修造行宫，尽情享乐。元昊又与被其杀害的重臣野利遇乞妻没藏氏私通，被野利皇后发觉，元昊将野利皇后打入冷宫。元昊又令没藏氏出家为尼，赐号没藏大师，常到寺中与其幽会，并生子谅祚，由没藏氏兄没藏讹庞收养。没藏讹庞兄妹图谋危害太子宁令哥，立谅祚为太子，故策动和唆使深怀黜母、夺妻之恨的宁令哥刺杀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元宵之夜，宁令哥联络族人暗伏宫中，乘元昊酒醉，宁令哥挥剑刺伤元昊。元昊不久死去，遗命立从弟委哥宁令继位。没藏讹庞则以谋叛罪处死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并以元昊有嫡嗣，不奉遗诏，拥立谅祚为帝。元昊时年四十六岁，在位十七年。谥武烈皇帝，庙号景宗。

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元昊被刺，死前遗命由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朝中诸大臣欲议拥立新帝。其时，元昊与妃没藏氏所生子谅祚刚满周岁，寄养于母舅国相没藏讹庞家中，没藏讹庞以“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提出反对意见。他威胁群臣道：“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14)遂择日立谅祚继帝位，尊谅祚生母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由母后摄政。没藏讹庞命诺移赏都等三大将掌兵权，自任国相，总揽军政大权。

同年四月，宋朝遣使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十二月，夏亦遣使到宋朝谢封册，并献马、驼。其时，辽兴宗以南壁旧怨不肯对谅祚行封册。夏延嗣宁国元年（1049年）七月，辽以谅祚幼弱，朝中强臣用事，于边境布置重兵，下诏亲征。夏军匆忙应战，一路败退。到第二年五月，辽军进至兴庆府周围，纵兵大掠而退。同年十月至十二月，没藏氏又两次派遣使臣赴辽，为谅祚上表请和，请求向辽称藩、称臣，辽兴宗都置之不理。福圣承道二年（1054年）七月，没藏氏又向辽朝为谅祚请婚，也遭到拒绝。

夏福圣承道四年（1056年）十月间，谅祚母没藏氏因先后与先夫野利遇乞亲信李守贵和元昊侍从宝保吃多已通奸，李守贵伺机击杀没藏氏与侍卫吃多已。没藏讹庞因与李守贵有仇，遂下令族灭李守贵的全家。没藏氏一死，没藏讹庞恐失去朝政大权，又将女儿奉谅祚为后，他也由国舅升为国丈，仍旧总揽朝政，臣民无不畏惧。

都三年（1059年），谅祚十二岁，开始参与国事，对没藏讹庞独霸朝政、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心怀不满。谅祚因与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被讹庞儿子发觉，父子二人即密谋杀害谅祚。此事被梁氏得知，密告谅祚。都五年（1061年）谅祚利用讹庞政敌漫咩之手，设计捕获讹庞并诛杀其全家。下令废没藏后、囚禁冷宫，后赐死。迎梁氏入宫，立为皇后，任用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开始亲理国政。谅祚亲政，实行亲宋的政策。同年五月，谅祚终于解决了夏辽多年来存在的屈野河地界争端问题。七月，谅祚得悉辽朝将约唃厮罗兵共取河西，遂遣使臣赴宋朝纳贡，并“请尚公主”，意在结宋朝为援，宋仁宗未允纳。十月，谅祚再次遣使上表宋朝，表示“慕中国衣冠”，欲在夏国废止“蕃礼”，改行“汉仪”，并决定从翌年开始采用汉礼迎接宋朝使节。都六年（1062年）四月，谅祚遣使向宋朝上表献马求赐太宗御制诗章及“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书，建阁收藏。五月，又仿宋朝制度对夏国地方建置进行增设或改革，使官制体系更加完备。拱化元年（1063年）七月，谅祚更遣使上表宋英宗请复唐末所赐李姓；十一月，又请宋朝恢复宋夏陕西榷坊，以通互市。

但不久，因发生了夏国贺英宗即位的使臣在宋朝受辱之事，谅祚从拱化二年（1064年）到四年期间，连续对宋朝边地发动了多次进攻。四年九月，谅祚亲率步骑逾万进攻宋庆州，围大顺城，三日不克。谅祚“裹银甲、毡帽、乘骆马，张黄屋督战”(15)，被宋军强弩兵飞矢射中铠甲，谅祚夺路逃生。

谅祚亲政后，一面对宋朝作战，一面同宋朝照常聘使往来，于宋朝正旦及寿圣节时，派遣使臣赴宋朝称臣纳贡，其目的在得到宋朝的岁赐金帛和到宋朝京城进行贸易。谅祚在攻宋大顺城时中箭逃回后，不出一个月，又遣使向宋朝“请时服”，又请岁赐。当受到宋朝的谴责后，又遣使向宋朝纳贡谢罪，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侵犯。当时正是宋英宗刚死，神宗继立，宋朝答应讲和，继续赐给夏国银、绢，双方恢复了因战争中断的和市。

谅祚在位之时，周旋于宋、辽和吐蕃几种势力之间。与辽国的交恶导致了辽国联结吐蕃唃厮罗进攻夏国，促使谅祚结宋为援以对付辽。宋朝王韶“熙河之役”降吐蕃各部，吐蕃首领禹藏花麻投降夏国，谅祚以宗室女嫁禹藏花麻，封其为驸马。后来谅祚又招降了河州吐蕃等部。正当谅祚在内政外交上颇有作为时，拱化五年（1067年）突然身亡，年仅二十一岁，在位二十年。谥昭英皇帝，庙号毅宗。

毅宗谅祚死后，由谅祚长子秉常继位。夏乾道元年（1068年）正月，秉常继位，时年八岁，尊母梁氏为恭肃章宪皇太后，由母梁太后摄政，擢国舅梁乙埋任国相，亲信都罗马尾掌兵权，夏国形成了新的母党集团，专擅朝政，提拔亲信，排斥异己。梁太后摄政的第二年，梁氏母党集团为了争取党项贵族的支持，一改谅祚时期改行的“汉礼”，于乾道二年（1069年）七月，假秉常的名义向宋朝上表，请求在夏国恢复“蕃仪，废除“汉礼”，得到宋朝的允许。

梁太后摄政时期，与梁乙埋沆瀣一气，穷兵黩武。从夏乾道元年（1068年）到大安二年（1076年）的近十年中，梁太后和梁乙埋姐弟，连年向宋朝发动战争，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并以此向宋朝索取厚赐。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年）八月，梁太后亲自点集三十万兵马，“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遣游骑直逼庆州（今甘肃庆阳），造成了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后因吐蕃首领董毡，乘虚率兵攻入夏国西境，迫使梁乙埋匆忙撤军。次年，宋夏争夺罗城之战后，夏国虽然取胜，但也是依靠辽国出兵助战才取得的。

夏大安二年（1076年）正月，秉常年十六岁，开始亲政，但朝政大权实际上仍然操纵在太后和梁乙埋的手中。秉常也是一个十分崇尚汉族儒家文化的君主。他向在与宋朝作战中俘虏的汉人文士请教和学习宋朝礼仪制度，并于大安六年（1080年）正月正式下令在夏国“复行汉礼”，废除“蕃礼”，这一举动立刻遭到梁太后和国相梁乙埋及母党势力的劝阻和竭力反对，秉常对此不予理会。为了寻找支持，秉常接受大将李清的建议，打算将黄河以南的土地划归宋朝为代价，借宋朝的势力来对付母党势力。此事被梁太后得知，当李清正准备赴宋朝时，梁太后召幸臣罔萌讹诱杀李清，又立刻将秉常囚禁在距兴庆府五里之地的木砦，同时下令命梁乙埋、罔萌讹等聚集兵马，控制河梁要津，断绝首都与外界的联系。当秉常被囚禁的消息传出之后，朝廷上下震惊，秉常的皇族新党、左右亲信和各地部族首领纷纷拥兵固守所属城池堡寨，与梁氏母党势力对抗。梁乙埋多次派亲信持银牌招谕，晓以利害，但无人听命，一时夏国处于混乱之中。

夏大安七年（1081年）五月，夏国保泰监军司统军（夏国驸马）吐蕃首领禹藏花麻以秉常被幽禁，国主失位，国内发生变乱为由，发文照会宋朝称：“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上下汹汹，若发兵来讨，请举族以应。”(16)宋神宗以宋保安军经略司命令，移文宥州向夏国通牒质询，梁太后无法答复。其时，对待夏国内乱，宋朝以鄜延路总管种谔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西夏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17)。反战派如知枢密院孙固等，则认为“举兵易，解祸难”，宋神宗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部署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从东、南、西南三个方面发起对夏国的全面攻击。宋军五路攻夏，夏军节节败退。后梁太后采用一老将所献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败宋军于灵州城下。大安八年（1082年）七月，宋朝在夏、银、宥三州界修永乐城，形成了对夏国的威胁，九月梁太后命夏统军叶悖麻、咩讹理领六监军司所辖三十万大军攻永乐城，宋将徐禧出动七万大军迎战于永乐城下，初战失利，宋军败退城中，被夏军断绝水源与粮运，后城被攻破，宋将校士卒伤亡数万。宋神宗听到永乐城惨败的消息，临朝失声痛哭。

梁太后幽禁秉常以来，因与宋朝连年的战争，“岁赐”、和市两绝，财用困乏，物价暴涨，官民怨恨，民不聊生。朝中对梁氏母党专权的不满情绪日趋激烈，要求秉常复位的呼声不可遏止。大安九年（1083年）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商议，只好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但秉常复位后，朝政大权仍控制在梁太后与梁乙埋手中，他们以秉常的名义遣使到宋朝上表称臣纳贡，以求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一方面又以索还夏国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境进行骚扰、攻掠。大安十一年（1085年）二月，国相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一手操纵下，立梁乙埋之子梁乙逋为国相，梁氏姑侄继续把持朝政，秉常仍然摆脱不掉梁太后的控制。同年十月，梁太后病死，梁乙逋失了靠山，地位开始动摇。其时分掌夏国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梁乙逋对抗，夏国统治集团内部皇族与后族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起来。软弱无能的秉常在这场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中，自感无力控制，终日忧愤，于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七月初十日死去。时年二十六岁，在位20年，谥康靖皇帝，庙号惠宗。长子乾顺继位。

第二节
西夏王朝的兴盛（崇、仁时期）

夏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乾顺继位，年仅三岁，由母后梁氏和舅父梁乙逋共辅国政。乾顺母梁氏乃秉常时国相梁乙逋之妹，故夏国又一次出现了梁氏母党势力专权的局面。梁后与梁乙逋兄妹依仗梁氏家族“一门二后”的威势，对内扩大母党势力，牢固地控制朝政大权；对秉常旧时亲信老臣，则设事陷害，打击排挤。为了缓和矛盾，他们仍效法前朝，推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以转移和缓和国内的危机。

乾顺即位后，当年改元天仪治平。次年正月，宋朝遣使册封乾顺为夏国王。四年（1089年）七月，辽朝也派遣使臣册封乾顺为夏国王。梁氏兄妹奉行战争政策。从梁乙逋世袭国相的大安十一年（1085年）起到永安二年（1099年）其妹乾顺母梁太后被杀止的13年中，梁太后与梁乙逋对宋朝发动的大小战事达五十次以上，往往一年内多达六七次。梁氏兄妹在对宋朝作战的同时，还保持同宋朝的臣属关系，贡使往来不绝，为的是探其虚实，更重要的是能从宋朝得到“岁赐”。梁乙逋多次对部下说：“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他甚至在朝中夸耀：“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18)朝中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至是，梁乙逋更自命不凡，刑赏自专，目中无人，甚至也不把梁太后放在眼里，常常给予制约。于是梁太后兄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十月，宋夏环庆之役中，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不授予梁乙逋兵权，乙逋十分不满，加紧了篡权活动。五年十月，梁乙逋阴谋叛乱，被大臣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发觉，在梁太后的支持下，仁多保忠等率众讨杀梁乙逋，并诛灭其全家。梁太后消除了异己势力，亲自掌权，挟持年幼的乾顺，继续对宋朝用兵。从天祐民安七年（1096年）到永安二年（1099年）的三年中，她亲自发动对宋朝的进攻有二十多次，并经常是点集全国兵力，母子御驾亲征，并在党项贵族中散布：“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19)的侵略战争论调。永安元年（1098年）十月，梁太后调集四十万大军进攻宋朝平夏城，宋军坚守不下，夏军粮草不继，又遇天变“一夕大风起，西北冲车悉震折，众大溃，梁氏惭哭，剺面而遁”(20)。梁太后派人多次向辽朝求援，辽道宗素来厌恶梁太后，故累次乞援都不予以理睬。其后梁太后在给辽道宗的上表中言辞多有不逊，道宗十分恼怒。到永安二年（1099年）正月，乾顺已年满十六岁，但梁太后仍不许他亲政，道宗看出梁太后擅权专恣，已经不得人心，遂遣人至夏国，鸩杀梁太后。

乾顺借助于辽朝的力量，结束了母党专权的局面，又依靠辽道宗的扶植得以亲政，因此，乾顺执政后，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辽朝，对宋朝则采取和解政策。永安二年（1099年）二月，乾顺出兵帮助辽平息了拔思母部的起义。乾顺希望同宋朝讲和，宋哲宗不许。在辽朝出面斡旋的情况下，乾顺又处死为梁太后策划侵宋战争的嵬保没、结讹遇二人，并遣使向宋朝上谢罪表，宋朝才答应与夏议和，恢复“岁赐”。永安三年十一月，乾顺向辽请婚，意在消除因梁太后之死而造成的夏辽隔阂，再次用联姻方式巩固夏辽关系，但辽道宗终未允许。道宗死后，天祚帝在位之时，夏贞观二年（1102年）六月和三年五月，乾顺又两次遣使向辽请婚，夏国使臣李至忠等对天祚帝一再称颂乾顺：“秉性英明，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21)辽主才答应了婚事。贞观四年三月，辽主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

夏国自景宗元昊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蕃礼”与“汉礼”之争，经过毅宗、惠宗两朝的反复，到乾顺时斗争更加激烈。乾顺对高度发展的儒家文化与汉族文明十分倾慕，他亲政后决定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改变夏国的落后风气。永安三年（1100年）他借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倡导儒学，在薛元礼的上疏中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22)因此，只有重新提倡汉学，才能改变夏国的不良风气，挽救面临的危机。乾顺采纳了薛元礼的建议，下令在原有的“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教授汉学。挑选皇亲贵族子弟，建立“养贤务”，培养高一级的专门人才。乾顺尊儒崇佛，贞观三年（1103年）二月，乾顺为母祈福，于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建造宏伟壮丽的卧佛寺。贞观十二年（1112年），正式公布按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擅长文学的士人“尤以不次擢”，即给予特别的优待(23)。乾顺自己也喜欢附庸风雅，曾借大臣高守忠宅第后院生长灵芝以为祥瑞，在召百官朝贺之际，作《灵芝歌》与诸大臣酬唱，并“勒石志瑞”。其时正逢夏国连年水旱灾荒，乾顺命诸臣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立即上疏，对乾顺的重文轻武政事提出看法，提醒乾顺“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也”(24)。但乾顺不予采纳。

乾顺亲政后，吸取前朝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努力削夺母党势力。其时梁太后亲信嵬名阿吴已死，乾顺以统军仁多保忠心怀异志，解除其兵权。另一方面又采取分封皇族以巩固帝王权力的措施。贞观三年（1103年）九月，乾顺封勇武多谋的庶弟察哥为晋王，并让他掌握兵权。元德二年（1120年）十一月，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仁忠、仁礼兄弟二人通晓蕃、汉文字，又擅长诗文，乾顺爱其才，又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封大臣嵬名安惠为梁国正献王。

夏贞观（1101—1113年）之初，正是宋朝徽宗新立，起用蔡京为相，实行开边邀功，对夏国用兵之时。面对宋朝的进攻，夏国基本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粮食窖藏多被宋军洗劫。乾顺常愤然说：“汉家夺吾金窟埚！”但无力相争，只有遣使向辽朝求援。在辽朝的干预下，宋朝稍有收敛。不久又重新开始了对夏国的进攻。从雍宁二年（1115年）至元德元年（1119年），宋军多次攻入夏国。元德元年三月，宋军深入夏国兴、灵腹地，乾顺命晋王察哥领步骑万余人迎战，给宋军以重创。六月，乾顺在对宋作战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又以辽国的名义再次向宋朝请和，宋朝被迫接受与夏国议和。

这时，北方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迅速南下进攻辽朝，辽朝中京、西京相继陷落，辽天祚帝逃入阴山。元德四年（1122年）三至五月间，乾顺两度出兵援辽，都师败而还。七月，乾顺又遣大臣曹价向天祚帝恭问起居，并馈赠粮饷。五年正月，再次出兵救辽被金兵阻击。五月间，天祚帝伪降金朝，西遁云内州（今内蒙古吐默特左旗）时，乾顺还派大臣到夏国边境迎驾，请天祚帝入夏国避难。六月，天祚帝还下诏册封乾顺为夏国皇帝，且诏命发兵救辽。与此同时，金朝也遣使诏告乾顺，如天祚帝逃入夏国，应将其擒捕送金；夏国如能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允许将辽国西北一带地方割让给夏国。乾顺见辽朝灭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夏国，遂答应了金国提出的条件。元德六年（1124年）三月，乾顺向金朝上表，表示依附于金。辽灭亡后，乾顺妃成安公主知故国已亡，悲痛不已，在宫中绝食而亡。

乾顺附金后，乘金兵进攻宋朝的机会，陆续攻占宋朝在夏国边境修筑的堡砦，又攻占包括金国许诺给夏国的天德、云内等宋朝沿边州城，但在天德、云内等州的归属上夏金之间发生了争夺。正德元年（1127年）三月，金朝与夏国划定疆界，金朝把陕西北部约数千里地划给夏国，作为对天德、云内等地归属金朝的抵偿。后来乾顺又陆续攻占宋朝陕西沿边的一些城砦，并用重金从金国手中得到熙、秦河外的乐州、积石州、廓州。至此，乾顺得到了湟水流域的大片土地，夏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

北宋灭亡，南宋高宗于夏正德二年（1128年）正月及四年正月，两次遣使与夏国通好，乾顺都无回应，并于正德六年（1132年）下令停行宋朝历书。八月，乾顺听到金朝集兵云中，将取川、陕的消息，恐金将进攻夏国，才遣使至川陕宋朝军中，表示愿与宋朝通好。大德三年（1137年）四月，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知州任得敬投降夏国，并将女儿献给乾顺为妃。乾顺擢任得敬为静州防御使。四年八月，册任妃为皇后，升任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夏大德五年六月初四日，乾顺卒，终年五十七岁，在位五十四年。谥圣文皇帝，庙号崇宗。子仁孝继立。

仁孝，崇宗乾顺长子，元德六年（1124年）九月生。继立为帝，时年十六岁。尊生母曹氏和庶母任氏并立为太后。大庆元年（1140年）二月，立党项大族罔氏女为皇后。

仁孝初立，夏国发生了时任夏州都统、曾扈从成安公主附夏的辽将萧合达的叛乱，他联络辽朝旧部围攻西平府，又攻陷盐州（治所在今宁夏盐池），直逼首都兴庆府。萧合达遣人诱静州都统军任得敬同叛，得敬探得虚实，乃向仁孝请兵讨伐，迅速平定叛军，晋封西平公。大庆二年（1141年）六月，仁孝断然处决了谋叛投金的夏国枢密使慕濬、慕洧兄弟。同年八月，群臣为仁孝上尊号“制义去邪”(25)。

大庆三年（1142年）九月至四年四月，夏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地震灾害。首都兴庆府余震“逾月不止，坏官私庐舍，城壁，人畜死者万数”(26)，夏州地裂、黑沙涌出，高达数丈。树木民居被陷没。由于地震、饥荒，党项部民难以生存，只有铤而走险，反抗朝廷。大庆四年七月，韦州大斌，静州埋庆，定州竾浪、富儿等党项部族纷纷起义，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人，攻劫州城，州县连连告急。仁孝面临灾难和危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他采纳御史大夫苏执义的建议，对遭受地震、地裂灾害严重的兴庆府、夏州地区人民，凡因灾而死亡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房舍塌毁者令官府帮助修复。同年八月，仁孝又采纳枢密承旨苏执礼的建议，对饥荒严重的地区，实行赈济。下令诸州官吏视察，按灾荒轻重程度，使赈济抚恤达于井里。对起义的蕃部，仁孝依靠西平都统军任得敬，采取武装镇压和收买瓦解相结合的办法，逐渐平息了韦州、静州等地起义。唯定州竾浪、富儿二族部民据险扼守，顽强抵抗达两个月之久，终因寡不敌众，被任得敬乘夜偷袭所败。蕃部起义失败，首领哆讹被擒后惨遭杀害。

仁孝十分仰慕中原儒家文化，他继位之后，立刻恢复了同宋朝中断近二十年的聘使往来。人庆元年（1144年）六月，仁孝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学员增至三百人，比崇宗朝的“国学”人数增加了十倍。仁孝又于皇宫中设立“小学”，置教授，规定宗室子弟自七岁至十五岁皆得入学，仁孝与皇后罔氏常亲临训导。人庆二年七月，仁孝更模仿宋朝制度，建立“太学”，他亲自主持“释奠”大礼，又给予师生赏赐。同年，仁孝下令乐官李元儒，参照宋朝乐书重新修订西夏乐律，历时三年始成，赐名“新律”(27)。人庆三年三月，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28)。令州郡建立孔庙，祭祀孔子。四年八月，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逐步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五年三月，又建“内学”，先派名儒主持讲学，如委派家学深厚、著译丰富的学者斡道冲担任蕃汉学教授。天盛六年（1154年）九月，借与金朝聘使之便，向金朝购置儒、佛经典。天盛十三年（1161年）正月，仁孝于朝中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人为学士。五月，命王佥等掌管国史，纂修李氏实录。十六年（1164年）八月，仁孝追封西夏建国前主持创制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为广惠王，以表彰他对西夏文化的功绩。仁孝时期是西夏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大量的文学与学术著作问世，印刷与出版事业十分发达。已发现的仁孝时期的雕版印刷书籍，有诗歌集《月月娱诗》，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学术著作《圣立义海》，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本《番汉合时掌中珠》，韵书《文海宝韵》等。

仁孝崇信佛教。天盛十一年（1159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教派的初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赍经像到凉州，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译他带来的佛经。仁孝还向西藏粗布寺敬献金璎珞、金幢盖等佛塔饰物。仁孝时期，西夏佛教发展到大规模的校经时期，现存的西夏时期佛经中属仁孝时期的校经有《悲华经》、《佛说宝雨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宝积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数十部。史载，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孝派人请来宗律、净戒、玄密国师等，在大度民寺举行盛大法会，一次施散西夏文和汉文佛经达十五万卷。

仁孝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又十分重视以法治国，注意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天盛年间（1149—1169年），仁孝专门组织人员参照唐、宋律令，结合西夏实情，编纂了一部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军事法诸法在内的综合性法典，共20卷，定名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用西夏文雕版印制，颁布通行。仁孝在位时期，为适应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了朝廷和地方的官制和吏治建设。人庆二年（1145年）六月，仁孝“下诏求直言”。天盛十年（1158年）五月，规范币制，设立“通济监”铸钱，仁孝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监务，所铸有“天盛永宝”钱等。十四年十月，仁孝为便于议事和顾问，将行政和军事首脑机关“中书”和“枢密”，移置于宫廷中。次年五月，又颁发禁止奢侈的诏令。仁孝重视吏治。晋王察哥为前朝重臣，常倚战功作威作福，其年七十，犹妻妾成群，任意抢夺民宅。仁孝奈何不得。察哥死，仁孝立即下令将民宅归还原主。当时担任国相的任得敬之弟殿前太尉任得聪、兴庆府尹任得恭二人，倚仗其兄之势弄权、受贿，仁孝得到举报即罢其官。仁孝对鲠直廉介的官吏则多方重用和保护。翰林学士焦景颜，刚直不阿，他在朝中当面怒斥和揭露权相之弟副都承旨任纯忠的奸行，得到仁孝的支持，后焦景颜官兼枢密都承旨。御史中丞热辣公济，见任得敬自恃国丈的身份擅权日甚，上疏请仁孝罢斥其官。任得敬知道后欲借故杀害热辣公济，仁孝恐其遭害，即令热辣公济致仕归乡。

自天盛元年（1149年）七月，任太后父任得敬贿晋王察哥入朝任尚书令，后连升中书令、任国相，更进爵为楚王。其出入仪从，几乎与仁孝一样。天盛十七年（1165年）五月，任得敬图谋篡权分国，准备把仁孝安置于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和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一带，自己窃据兴、灵腹地，把夏国一分为二。于是任得敬征发民夫十万，大筑灵州城，在翔庆军司驻地修建宫殿。又派出使者携帛书去四川同南宋将领秘密联络。乾祐元年（1170年）五月，仁孝被迫接受任得敬的分国要求，准备将夏国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分归任得敬，另立国王。仁孝在任得敬的胁迫下，又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出使金朝，为任得敬请求册封。由于金朝的出面干预，仁孝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与皇族亲信迅速采取行动，密令其弟仁友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乾祐元年八月三十日，仁孝设计诛杀任得敬及其族人党羽，一举粉碎了任得敬的分国阴谋，并遣使向金朝致谢。乾祐二年五月，仁孝任命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又升为国相。

仁孝在位时期，正值辽亡金兴。仁孝对外采取附金和宋之策，与金朝聘使往来十分频繁，千方百计讨好金朝。仁孝继崇宗乾顺之后也向金朝请求割地。人庆三年（1146年）正月，仁孝又从金朝割让得德威城（今甘肃靖远）、定边军等沿边城砦。夏国疆域这时包括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青海的东北部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仁孝时期是夏国疆域领土的极盛时期。

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九月二十日，仁孝卒。享年七十岁，在位五十五年。谥圣德皇帝，庙号仁宗。子纯祐继立。

第三节
西夏王朝的衰亡（桓、襄、神、献、末帝时期）

纯祐，夏仁宗仁孝长子，仁孝皇后罗氏生。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即帝位，时年十七岁。次年改元天庆。纯祐继立，大体奉行仁宗时期的政治和外交方针，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夏国和金朝聘使往来不绝。天庆元年（1194年），纯祐受金朝册封为夏国王。天庆四年，在纯祐的请求下，金朝允许复置保安、兰州二地榷场与夏国互市。天庆七年正月纯祐母罗太后生病，金朝派遣太医到夏国为罗太后治病，并赐给药物。八年十一月，金夏发生边界纠纷，但都未酿成敌对行动。

纯祐生性恭俭仁慈，承父遗训，治国有方。朝中大臣多耿介清廉之士。如大臣宋克忠、吴子正出使金朝，金抚问使索贿，遭到严正拒绝。御史大夫、宗室嵬名世安，一生廉洁清正，刻苦自励，房舍简陋，仅可遮蔽风雨。仁宗族弟仁友，以粉碎任得敬篡权分国阴谋之功晋封越王，其子安全则生性残暴阴毒，怀有野心。仁友死后，他向纯祐上表以其父之功，请求承袭越王爵位。纯祐深知安全品行，不许承袭，反而降他为镇夷郡王，这就种下了祸根，后来安全发动宫廷政变，废黜纯祐自立。

纯祐治国颇重文教，朝中多俊逸之士。天庆十年（1203年）三月，纯祐于国中开科取士，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顼为进士唱名第一，诏令其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升为大都督主，他就是后来的夏国神宗皇帝。于天庆年间中举的进士还有凉州士人权鼎雄，他以文学知名于世，纯祐授其为翰林学士。安全篡位后，权鼎雄弃官入青岩山隐居不出。其时，朝中有高大亨、高大节、高大伦三兄弟，曾多次被纯祐派遣出使金国，不辱使命，金人号为“三俊”。

纯祐在位时期，蒙古族兴起于漠北草原，蒙古部贵族铁木真迅速强大，对夏国北方构成严重威胁。天庆十二年（1205年），铁木真率领的蒙古军第一次向夏国发动进攻。铁木真借口夏国收纳了蒙古逃人，领兵攻入河西，纵兵至瓜、沙诸州进行掳掠。纯祐对蒙古军的突然袭击束手无策，只得任其蹂躏。待蒙古大军撤退后，纯祐庆幸危机已过，于是下令大赦。修复被蒙古铁骑践踏毁坏的城堡，改首都兴庆府为中兴府，表示夏国经过大难之后，必将中兴。同年十一月，纯祐听到蒙古军侵入金国，与金将完颜天骥相持不下，遂亲自领兵进入金境。军行数日无所得，后得报金兵被蒙古军击败，立刻遣兵救援，后料知非蒙古军对手，又迅速撤兵。

当夏国面临强敌压境的危难时刻，长久以来图谋篡夺帝位的镇夷郡王安全，在皇太后罗氏的合谋与纵容支持下，于天庆十三年（1206年）正月二十日，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纯祐，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元年。同年三月，纯祐暴卒于宫中，时年三十岁，在位十四年，谥昭简皇帝，庙号桓宗。

安全继位后，于应天元年（1206年）六月，由罗太后遣御史大夫罔执中奉表赴金朝，表中称：“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议立安全”，请求金朝给予封册。金章宗为此遣使赴夏国，询问罗太后关于废立之事，罗太后再次上表于金朝，多方饰情，请颁封册。至七月间，此时纯祐已死，安全篡位既成事实，金朝顺水推舟，遣使到夏国正式册封安全为夏国王。安全以隆重的礼仪接待金封册使。此后金夏保持和好关系，聘使往来不绝。

安全在位期间，由于蒙古兴起并开始入侵夏国，故初行附金抗蒙之策。应天二年（1207年）秋，成吉思汗得知安全废主自立的消息，即发兵进攻夏国，攻破兀剌海城。安全调集右厢诸路兵马抵抗，蒙古大军未敢深入。四年三月，成吉思汗再次率大军从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以北攻入夏国。安全命皇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帅，领兵五万抗击。夏军难以抵挡蒙古铁骑的勇猛冲杀，一路溃散，副帅高逸被俘殉职。四月，蒙古军再攻兀剌海城，城破，夏将太傅西壁氏率亲军与蒙古军巷战，力屈被俘。七月，蒙古大军进围中兴府外卫之克夷门（今宁夏银川西北），安全派大将嵬名令公领兵抵御，与蒙古军相持两个月之久。嵬名令公中蒙古军伏兵之计，被俘，囚禁于土牢中，拒不投降，气节凛然。

蒙古大军攻破克夷门后，迅速进逼夏国首都中兴府城，将城团团围住。安全亲自登城督促将士守城，蒙古军久攻不下，九月间天降大雨，河水暴涨，蒙古军筑拦河坝引河水灌城，城中百姓被淹，情势危急。安全派人向金朝告急求救，金章宗想坐收渔人之利，拒不出兵。到十二月间，因河水久灌，中兴府城墙将溃圮。蒙古军所筑拦河坝也多决塌，水势四溢，城外蒙古军营几成泽国，无处安身，才退兵。成吉思汗撤军时，遣被俘的夏国兀剌海守将西壁讹答到中兴府招降，安全自知走投无路，只得向成吉思汗献女求和。

蒙古军退后，安全对金朝于夏国危难之时不出兵救援耿耿于怀，图谋寻机报复。皇建元年（1210年）八月，安全遣万余骑兵，攻打金与夏国交界之葭州（驻所在今陕西佳县），从而宣告了夏金关系的破裂。皇建二年五月，新兴的黑塔坦国王白厮波起兵进攻夏国河西州郡，安全亲自领兵迎战，兵败，故遣使请以臣礼事塔坦王，兵才退走。夏国累经兵燹，国势已十分衰弱，国内也酝酿着新的变故。皇建二年七月初三日，夏国又一次发生了宫廷政变，齐王遵顼废黜了安全，继立为帝，改元光定。安全被废一个月后，于八月初五日也不明不白地死去，时年四十二岁，在位六年，谥敬穆皇帝，庙号襄宗。

遵顼，夏国宗室齐王彦宗之子，天庆十年（1203年）进士，嗣齐王爵，又擢升大都督府主，深得桓宗纯祐赏识重用，令其统帅军队。

遵顼废安全继位后，一改桓宗纯祐时附金抗蒙的国策，从开始攻金，进而附蒙攻金，并企图乘蒙古军进攻金国的时机，掳掠财物，扩张领土。遵顼称帝伊始，不但不按常例遣使向金朝请求册封，反而立即发兵万余骑攻打金国的东胜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及泾、邠二州，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光定二年（1212年）正月，遵顼向金朝派遣贺正使，似有刺探金朝虚实之意。其时，金已处于两面受敌的危急之中，见遵顼对金朝有和好之意，乃于三月间也遣使到夏国赐遵顼封册。这时，遵顼则又一次出兵进攻金葭州，被击败后，于十二月间，才遣使到金国谢封册。此后，从夏光定三年到六年，遵顼几乎每年都多次派兵进攻金朝的州城，多数以无结果或战败告终。光定七年正月，蒙古大军进攻金国，遵顼以附蒙之国，应其征调派兵三万骑随蒙古军进攻平阳府（今山西临汾），被击败。此后，遵顼又接连同金军作战，也是非败即无功而还。另一方面夏军受蒙古军征调役使，也疲于奔命。这时正逢蒙古大军西征花剌子模，再次向夏国征兵。夏国经连年用兵，国中兵民厌战，朝议沸腾，不愿再随蒙古军出征。这一年十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渡黄河进攻夏国，迅速围困首都中兴府。城破在即。遵顼见都城不保，夏国已处于危亡之中，遂命太子德任守城，自己带领亲随扈从逃奔西凉府躲避，同时遣使臣向蒙古军请降。直到蒙古军退走，遵顼才又返回中兴府。经过这一次事变，遵顼深感蒙古是夏国最大的威胁，从此，由一意侵金，转变为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抗金的灵活外交政策，以求自保。

光定八年（1218年）二月，遵顼重用主张联金抗蒙的大臣秘书监苏寅孙，提升他为枢密都承旨，作出亲金抗蒙的姿态。三月，遵顼写信给金朝，请恢复绥德、葭州边境贸易，与金重新和好。金宣宗以遵顼反复无常，未允。遵顼因金不许互市，立即勾引蒙古军由葭州犯金鄜、延二州，被金兵击败。七月，又攻龛谷砦，不胜。十一月，夏国驻屯在质孤堡的军队遭到金军的偷袭。遵顼联金行动处处碰壁，又想到与宋朝联盟共同对付金朝。光定九年二月与十年正月，遵顼两次派枢密招讨使宁子宁到四川，约请南宋方面出兵夹攻金国。南宋利州路安抚使丁焴，两次回信同意与夏国联兵抗金，但都未能按期出师。就在这段时间内，遵顼也未曾停止对金国的进攻。先后出兵攻破金通秦砦、通秦堡及威戎砦、镇戎军、新泉城等堡寨要塞。金兵也乘夏国无备之时，攻夏国隆州、破宥州、围攻神堆府（今陕西靖边境）。同年五月，遵顼又收到了宋四川安抚使安丙的复信，定议宋夏同时出兵，夹攻金国。八月，遵顼如约出师，遣兵万人攻破金会州，金守将乌古论世显投降夏国。金宣宗命陕西行省与夏国议和，被遵顼拒绝。九月，遵顼遣枢密院使宁子宁与大将嵬名公辅领兵二十万，进攻金国军事重镇巩州，城久攻不下，宁子宁即派人入四川催促宋军出兵，宋宣抚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统程信督军分道进兵，攻克来远、盐川两镇及定边城，与夏军会师于巩州城下。两军商约夏军野战，宋军攻城。城仍久攻不克，两军死伤以万计，只好退兵。在撤退途中，夏军受金兵伏击，伤亡甚众。十月，宋将安丙再约夏军攻秦州，遵顼惧恐巩州之败，不肯出兵，安丙率宋军撤回利州。

光定十一年（1221年）三月，蒙古军木华黎所部由东胜渡过黄河，浩浩荡荡进入夏国。河西诸城堡守将望风披靡，纷纷投降。面对蒙古大军压境，遵顼急忙派监府塔海设宴款待蒙古将领，并派塔哥甘普等率兵五万归木华黎指挥，随蒙古军进攻金国。遵顼至此又回到附蒙攻金的老路上来，从光定十一年九月至十三年一月，遵顼更多次配合或跟随蒙古军进攻金朝，蒙古军进攻金国需要向夏国借道时，遵顼无不遵命，给予方便。

这个时候的遵顼已到了既昏聩无能又刚愎自用的地步。附蒙攻金的政策步步失败，一再误国。朝廷中以太子德任为首的诸大臣竭力反对遵顼的错误政策。光定十三年（1223年）四月，遵顼令太子德任领兵进攻金国，德任不愿受命并进谏道：“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着说：“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29)德任再三谏阻无效，请求免除自己的太子之位，允其出家为僧。遵顼恼羞成怒，下令将德任软禁在灵州，另遣将领兵攻金。这时，夏国累经战争，兵员不继，财用匮乏，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同年五月，夏国都城中兴府及灵州等地又发生严重春旱，致使秋季颗粒无收，国中出现“饥民相食”的惨状。遵顼仍不顾百姓死活，继续准备要全力对金国作战。其间，夏国军队还遭到蒙古军的围困和抄掠。遵顼还不引以为戒，又征集十二监军司的兵马，准备孤注一掷，进攻金巩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章谏阻，痛陈遵顼误国的举措：“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太子以父子之亲，忧宗室之重，毅然陈大计，献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废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变异，岁告灾祲。臣望主上抚恤黎庶，修睦邻邦，召还青宫，复其储位，庶几臣民悦服，危者得安。”(30)遵顼对梁德懿的慷慨陈词十分反感，当面给予痛斥，令他辞官退休。

遵顼懦弱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已失去蒙古成吉思汗的信任，成吉思汗多次遣使到夏国责令他退位。光定十三年（1223年）十二月，遵顼在蒙古军的威逼下，被迫将皇位传给次子德旺，改元乾定。遵顼做了夏国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乾定四年（1226年）遵顼死，终年六十三岁，在位十四年。谥英文皇帝，庙号神宗。

德旺继位于夏国危难之际。即位之初立即改变神宗遵顼的附蒙古政策，试图对抗蒙古。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德旺听到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征西域未回，遂遣使联络漠北被蒙古征服的部落，结为外援，以共同抗击蒙古。当成吉思汗征西域回来，听到夏国对蒙古有“异图”的消息，决定调集大军再征西夏。五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夏国的沙州，遭到沙州守将籍辣思义的顽强抵抗，沙州城坚守一月余不下。成吉思汗又遣将分兵攻银州（今陕西米脂境）。九月，银州被攻破，夏兵战死数万，夏将塔海被俘，牛羊物资被掳掠无数。在强敌蒙古军入境的危急时刻，德旺接受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十月间遣使奉表愿与金朝修好，以为后援。但这一决定为时已晚，银州失守后，漠北未被征服诸部也已溃散，被围困的沙州城，在军民坚守半年之后，城中牛羊马驼都被宰杀食用殆尽。德旺只得遣使到蒙古军中请降，并答应以“质子为信”，蒙古军才撤回包围沙州的军队。

乾定二年（1225年）三月，成吉思汗因德旺未如约遣质子，派大臣孛常秃到夏国问罪。夏国大臣们都劝德旺守信，并陈述悔约的后果。德旺仍寄希望于同金朝联合，共同抗蒙古，在国内加强整饬国政与和金抗蒙古的一系列举措。同年六月，德旺下诏书求直言。殿中御史张公辅立即上疏陈述整顿国事的七项意见：一曰收溃散以固人心；二曰坚盟信以纾国难；三曰修城池以备守御；四曰明军政以习战守；五曰联烽堠以立应援；六曰崇节俭以裕军储；七曰观利便以破敌势(31)。概而言之，就是要增强国力，联金抗蒙。德旺对张公辅的上疏十分赏识，擢升他为御史中丞。

乾定二年八月，德旺派遣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尚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等赴金国，与金国订立和约。和约主要规定：金夏为兄弟之国，夏国以兄事金国；两国各用本国年号；金朝不向夏国赐岁币等。从此夏金重归于好。十二月，德旺遣徽猷阁学士李弁赴金朝要求恢复双方互市，在几经周折之后，才签订互市协议。同年十二月，德旺向金国派出了中断多年的贺正旦使。

德旺联金抗蒙古，对挽救夏国的危亡实际上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因金国也处于亡国的前夕，兵虚、财尽、民怨，尚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援夏抗蒙。夏臣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出使金国回到夏国后，多次对德旺说：金朝援助不足恃，要靠夏国自强。这时德旺又收留了成吉思汗的仇敌乃蛮部屈律罕子赤腊喝翔昆。罗世昌力谏，德旺不听。罗世昌遂请求致仕归里。当得知家乡银州已被蒙古军占领，他便流落龙州（今陕西志丹），知夏国将亡，著《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于家。

乾定三年（1226年）二月，成吉思汗借口夏国收留仇人赤腊喝翔昆，亲率大军10万从北路攻入夏国，度沙碛深入河西，攻破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四月，蒙古军为避暑驻兵于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北之浑垂山。五月，招降肃州不下，破城后尽屠城中居民。六月，攻破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招降甘州守将曲也怯律，副将阿绰等以身殉国。七月，破西凉府（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夏守臣斡扎箦战败投降。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城邑崩溃，人民逃亡，夏国危在旦夕。这时德旺惊忧交加，束手无策。继五月间神宗遵顼死后，德旺也忧悸病亡。终年四十六岁。庙号献宗。

献宗德旺死，夏国群臣拥立德旺弟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李为帝。李继位后立即遣使赴金朝报哀，以求取得金朝支持。金遣使赴夏国吊祭，并遣还两国作战中掳掠的夏国人口。

其时蒙古大军分东西两路向夏国首都中兴府逼进，西路越过沙陀（今宁夏中卫），扼黄河九渡，攻陷应里。东路攻占夏州。两路大军对中兴府和灵州形成钳形包围。十一月，成吉思汗攻灵州，末帝遣大将嵬名令公与蒙古骑兵激战于结冰的黄河上，夏军惨败，灵州失守，守将遵顼前太子德任被俘，不屈而死。德任子惟忠，年方7岁，见城破父亲被杀，也求从死，蒙古将不忍杀害而留其性命。十二月，蒙古军攻克盐州川，四处搜索，烧杀抢掠，夏国居民幸免于难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千里成赤地”(32)。成吉思汗攻取灵、盐二州后，又遣大将阿鲁术督军进围中兴府，末帝遣使赴金国，以中兴府被围，请停止两国聘使往来。但到第二年，夏宝义二年（1227年）正月，金哀宗却出乎意料地向夏国派来了贺正旦使节，夏国正忙于守城的军务，接待金使“馆燕皆不成礼”(33)。

宝义二年（1227年）二月，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南下渡黄河攻入金积石州，随后又破临洮府及洮、河、西宁三州。其时夏国正处于“春寒、马饥人瘦，兵不堪战”的境地。末帝忽听说蒙古军士有数万人患疫病，欲乘机偷袭。后又得报蒙古耶律楚材用攻破灵州时缴获的大黄治病，使蒙古军无恙，夏兵遂不敢出。三月，蒙古军再次进攻沙州，大将忽都铁木儿招降未成，力攻，沙州陷落。

末帝被围困在中兴府城中，眼看城将被攻破，国亡在即，一筹莫展，遂召来三朝老臣右丞相高良惠委以国事，良惠受命于危难之时，乃“内镇百官，外厉将士”，鼓励将士坚守城池，昼夜亲自巡逻。部属官吏都劝他保重，他感叹地说：“我世受国恩，不能芟除祸乱，使寇深若此，何用生为?”(34)终因年事已高，劳累过度而死。末帝三次到他的灵前痛哭，中兴府城中一片悲泣之声。

同年五月，成吉思汗回师隆德（今宁夏西吉），在六盘山避暑期间，又派人向末帝谕降。六月，夏国又发生了强烈地震，宫室房舍塌毁、瘟疫流行。中兴府城粮尽援绝，疾病蔓延，士卒丧失了作战能力。末帝山穷水尽，只好携同夏国大臣李仲谔、嵬名令公等文官武将们，奉“图籍”向蒙古军请降，但提出允其宽限一个月的请求，“以备贡物，迁民户”，而后亲自朝谒。成吉思汗答应了末帝的请求。这时，成吉思汗已患重病，驻跸在清水县（今甘肃清水）西江养病。成吉思汗得知夏国将献城投降，立下遗嘱：死后秘不发丧，以待末帝献城投降。夏宝义二年（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在清水县行宫。末帝献城出降，皇室举族随蒙古军进谒成吉思汗，行至萨里川地方时惨遭杀害。蒙古军进入中兴府。夏国亡。

党项、西夏拓跋氏世系表（？—1227）

(1)　《西夏书事》卷一一。

(2)　《太平治迹统类》卷七。

(3)　《西夏书事》卷一一。

(4)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5)　《西夏书事》卷一一、一二。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咸平四年十二月条。

(7)　《西夏书事》卷九。

(8)　汪一鸣、钟侃：《西夏都城兴庆府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9)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

(10)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1)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2)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条。

(14)　《西夏书事》卷一八。

(15)　《西夏书事》卷二一。

(16)　《西夏书事》卷二五。

(17)　《西夏书事》卷二五。

(18)　《西夏书事》卷二九。

(19)　《西夏书事》卷三〇。

(20)　《西夏书事》卷三〇。

(21)　《西夏书事》卷三一。

(22)　《西夏书事》卷三一。

(23)　《西夏书事》卷三二。

(24)　《西夏书事》卷三二。

(25)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26)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27)　《西夏书事》卷三六。

(28)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29)　《西夏书事》卷四一。

(30)　《西夏书事》卷四一。

(31)　《西夏书事》卷四二。

(32)　《元史》卷一《太祖纪》。

(33)　《金史》卷一七《哀宗纪》。

(34)　《西夏书事》卷四二。

第十二章
西夏的政治制度

第一节
西夏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

一、西夏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夏州党项政权的继承者元昊于正式建国前夕的宋明道二年（1033年），就模仿宋朝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官吏制度。《宋史·夏国传》记载：“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故史称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1)。西夏设置的中央官制及其职责，由宋朝制度可以推知：中书主政务。中书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与枢密、三司构成政、军、财三大部门的最高机关。其职务与设官为：“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属有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舍人、司谏等官。”枢密掌兵。枢密机构本是按照宋朝枢密院体制设立的，主掌兵政事务，其职务与设官为：“掌军国兵防边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属有枢密、同知、副使、佥书、承制等官”。三司主持国计。所谓三司，唐代称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主管国家的财政赋税。宋朝沿袭唐制，西夏又沿袭宋三司设置，其职务与设官为：“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属有正使、副使、盐铁使、度支使等官”。御史掌司法监察。御史台是监察弹劾机关，主国家行政监察与司法监察，其职务与设官为：“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属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国家行政管理采用一府六司两院体制。一府即开封府，开封府为宋朝首都地方政府，西夏以首都兴庆府地方政府衙门称开封府，是管理首都事务的机构，其职务与设官为：“掌尹正畿甸之事，属有六曹，左右军巡使、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等官。”六司：一为翊卫司，本是宫廷的宿卫和值班机构，其职务与设官为：“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官有马步都指挥、副都指挥及诸卫上将军、大将军之号”；二为官计司，是负责官吏调任增补事务的机构，主要职责为：“司文武职事员阙、注籍应选”；三为受纳司，是仓粟保管及其收支的主管部门，其职责为：“司仓庾贮积及给受等事”；四为农田司，是掌管农田、水利和粮食生产买卖的职能部门，其职务与设官为：“司仓储委积，平粜利农。属有司农卿、少卿、丞、主簿等官”；五为群牧司，是管理牲畜饲养繁殖交换的职能部门，其职务与设官为：“司内外九牧国马，属有制置使、副使、都监等官”；六为磨勘司，也是沿袭宋朝建制，是主管官员考绩铨选的行政部门，其具体职务为：“司选叙、磨勘、资任、考课”。两院：一为飞龙院，原称飞龙苑，是主管御马供养的专门机构，其职务与设官为：“专防护宫城，警捕盗贼，以武干亲信者为之，或以内臣充职”；二为文思院，是专供皇帝衣饰的职能部门，其职务为：“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素绘，以供舆辇册宝之用”。“蕃学”和“汉学”是培养教育官吏的机构。(2)

西夏建立的中央官制体系，是在皇帝直接主宰下的，由中书主政，枢密主兵，御史掌监，一府六司两院主行政的一整套完整的官制体系。西夏建国不久，元昊为适应王国政权的运行机制，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又修订官制，即仿宋制增设尚书省，置尚书令总理王国的一切庶务，考核百官，管辖六司。尚书令的设置改变了西夏早期官制中百官无首的状态，正式确立了丞相的职能地位。同时又“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3)。据西夏文《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载的十六司是：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皇城司、三司、内宿司、巡检司、陈告司、磨勘司、审刑司、农田司、门司、群牧司、受纳司、承旨司。其时，西夏的中央行政机构同中原王朝颇为接近。

毅宗谅祚时期，西夏的官制又作过部分的调整增改。夏都六年（1062年），设立“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4)。到西夏中期的崇宗、仁宗时期，由于西夏封建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推进西夏政治制度的不断变革与完善，同时结合西夏国情的实际情况，规定中央国家机构等级司序、官员委派与管理机制等，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年）的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第十卷《司序行文门》中，详细规定了中央国家机构与直属地区的行政等级与官员委派等条款。这个时期的西夏中央国家机构区分为六个等级，即上等司、次等司、中等司、下等司、末等司和司等外。《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的具体条款规定如下：

上次中下末五等司大小高低，依条下所列实行。

上等司：中书、枢密。

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门司、御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中监军司、前宫侍司、磨勘军案殿前司上管、鸣沙军、卜算院、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医人院、华阳县、治源县、五原县、京师工院、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圣容提举。

下等司：行宫司、择人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西院经治司、沙州经治司、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州域司、永昌城，开边城。

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州。

边中转运使：沙州、黑水、官黑山、卓罗、南院、西院、肃州、瓜州、大都督府、寺庙山。

地边城司：□□、真武县、西宁、孤山、魅拒、末监、胜全、边净、信同、应建、争止、龙州、远摄、银州、合乐、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

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作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

一司等中以外：官提点、执飞禽提点、秘书监、京师工院为管治者、番汉大学院。(5)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还详细规定诸司官员及其名额。官员名称主要有：大人、承旨、正、奏知、副、判、国师、合管、变道提点、同判、经判、城主、通判、城守、刺史、习判、安抚、行主、城观、头监、寨主、小监寨副、都案、案头等。根据六个等司机构的设置，分别委任不等数量的职事官。如规定上等二司中书与枢密各设六大人、六承旨。次等司的中兴府和殿前司各设八正、八承旨。中等司的群牧司、陈告司各设六正、六承旨。下等司的行宫司设四正。择人司设四承旨。末等司的刻字司、织绢院各设二头监等等。诸司中的都案、案头则“依所定遣之，不许超遗”。按《天盛律令》所列定员统计，其中央各司职事官总数近二千人。

《天盛律令》第十卷中，有关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职官考选、资格、条件、管理制度和文书制度等方面的详细规定。如在《续转赏门》中规定诸司官员任职期限三年，任职期满可连任，无失职行为可得奖励。在《失职宽限变告门》中，规定诸司官员上任期限及不赴任或超期赴任的处罪。

据《天盛律令》中所谓“官、职、军”记载，有的文章认为，它们是西夏官制中具有不同内涵的组成部分。“官”与“职”是西夏职官制度的核心。“官”为品阶，“职”即现任职事官，上述诸司所列官员与名额即职事官(6)。此或类似于宋朝官制之区分为“官、职、差遣”。

记载西夏中央官制的史料还见于以下几种：刊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本《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门》中列出的官职名称有：“中书、枢密、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御史、皇城司、宣徽、三司、内宿司、巡检司、工院、马院、陈告司、磨勘司、审刑司、大恒历院、农田司、群牧司、受纳司、门司、监军司”，各司主要官吏有：“州主、通判、正听、承旨、都案、案头、司吏、都监等”(7)。其中各司机构名称与官职名称与《天盛律令》的名称基本一致。

黑水城西夏文献《官阶封号表》残卷，是用图表格式表示西夏王朝以皇帝、皇室为首的中央行政机构职务品级与统属关系。在两个残卷图表中，第一图表：中央纵贯上下竖格，左右横格。中央竖行中由上至下列出：太皇帝、皇帝、皇太子；以下依次为：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六品、七品共十项。自上品至七品，各有封号分列左右，计上、次、中三品封号左、右各一，下品左、右各十二，末品左、右各六，六品左、右各六，七品左、右各五。如上品左横格封号汉译为“赐俱足”，其下并列双行小字注明：“文武法竟孝种能恭敬东南姓官上天柱”；右面横格与左相对为“大国王”，等等。第二种图表，中央纵贯上下竖格，无文字。左右两边横格，列出相对应的封号名称，从右至左顺次为：太后位与皇妃位，太皇太后与皇太妃，皇太后与皇妃太后，皇后与帝女位，妃嫔与皇女等。其中还列有诸王（南、北、西、东四院王）位，师位（国师、法师）、中书、枢密、监军、卜师、巫师等。(8)《官阶封号表》所见官职名称、封号名称与《天盛律令》有基本相同之处，故应属于西夏中后期仁宗时期的官制体系。

黑水城西夏汉文本《杂字》残卷的《官位部第十七》中列有：皇帝、皇后、皇子、皇母、太后、后妃、正宫、太子、监国、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元帅、国王、尚书、令公、妇人、帝师、国师、法师、禅师、驸马、太尉、相公、宰相、皇女、皇妃、门、光禄、大夫、令尹、少尹、副使、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录、府主、通判、签判、宗亲、座主、儒人、僧人、学士、秀才、举事等。在《司分部》第十八列有：中书、枢密院、经略、中兴、御史、殿前、提刑、提点、皇城、三司、宣徽、匦匣、工院、绣院、巡访、平准、天监、教坊、市卖、商税、留守、资善、养贤、曲务、巡检、翰林、功德、道德、道录、勘同、磨勘、农田、提振、陈告、审刑、受纳、刺史、酒务、监场、内宿、正厅、承旨、都案、案头、司吏、都监等(9)。该书约编撰于西夏晚期，是民间百姓识字和启蒙的读物，它真实地记录了西夏“官位”与“司分”的情形，可与汉文和西夏文官制职司名称相印证补充。

关于西夏时期的官制体系问题，今人在研究西夏官制时，一般都认为西夏官制分汉官和蕃（党项）官两个系统，如辽官制之分南北然(10)。考其所本，大约是根据清代学者吴广成《西夏书事》的记载：元昊建国前显道元年（1032年）五月“立官制”，称西夏官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弩、有素齐、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11)。同书又记载：毅宗谅祚都五年（1061年），改革官制，进行增益：“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昂星、谟个、阿泥、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弩诸号”(12)。

根据宋代典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及元代修的《宋史》查考，类似的“蕃号”名称有二十余种，它们几乎全部都是出现于宋夏通使中由宋朝记载的西夏使臣官职身份的译名。如宋代典籍中出现的：对西夏“皇帝”称“乌珠”，“太后”称“乌尼”，“宁令者华言大王也”，“谟宁令者华言天大王也”(13)。宋嘉祐八年（夏拱化元年，1063年）宋朝对西夏“誓诏”：《赐夏国王不得僭拟诏》中规定不准西夏使臣在宋朝称呼与宋朝官制相同的汉官名称。宋治平初（1064年）程戡任宋鄜延安抚使，“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官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戡止令称使副不以官，称枢密曰‘领卢’，方许之”(14)。宋朝在这里采取的做法，是对西夏政权的歧视。这种情形在辽、金与西夏的通使过程中就不存在(15)。用《天盛律令》和《官阶封号表》中西夏文职官名称的译音与汉文史料所谓“蕃号”名称相对照，可以找出与之相近的读音(16)，能够用以解决“蕃号”名称的真实含义。

二、西夏地方行政体制

西夏的地方行政体制，据汉文史书的记载，基本上是沿用了唐、宋中原王朝地方行政府、州（郡）、军、县的建置。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此西夏建国初期之州，共十九州。《续资治通鉴长编》景祐四年（夏大庆二年，1037年）所记西夏为二十州，即于宋史威、龙二州之间多一怀州。又《宋史·夏国传》在述及西夏地理时称：“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此西夏后期极盛时期之州治。

西夏王朝地方行政的建制与变更，随着西夏与宋、辽、金战争中疆域的变动而时有变化。如根据史书记载之二十二州考察，西夏前后期的变化：即夏仁宗乾祐十四年（1183年）以前，河南之州原有11个，它们是夏、银、绥、宥、灵、盐、会、胜、洪、威（韦）、龙。到西夏后期，即夏乾祐十四年以后为九州，后期无绥、龙、胜3州，而增置石州。绥、龙二州被宋朝收复，胜州则为西夏所自废。西夏前期河西之州九个：它们是兴、静、甘、凉、瓜、沙、肃、定、怀。后期西夏废静州而增置永州，仍为九州。西夏前期未领有熙、秦河外之西宁、乐、廓、积石四州，此四州皆为后期宋室南渡后西夏所获取(17)。有的史书记载的西夏属州，仅是曾经被西夏短期占领过的。如《武经总要》所记元昊占有的领土，比《宋史·夏国传》记载的早期诸州多一个兰州。西夏占据兰州近五十年，是否设置过州，尚不可考。宋代史书中还出现过一些带有西夏州名的官名，这些州名并非西夏属州，而是对西夏未占领地先行封官的所谓“预署”州。如西夏建国前李继迁曾给部下“预署”并、代、麟、丰四州刺史；建国后，在宋夏战争中，宋曾捕获西夏“伪环州刺史刘奇彻”，其时环州为宋朝所据，故环州刺史当为“预署”。又如《宋史·夏国传》记载，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元昊“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勋”云云，伊州（今新疆哈密县）其时为西州回鹘所据，伊州刺史亦当为“预署”。此后西夏亦从未置此二州。此外，见于宋代史书的还有一个顺州。据《武经总要》“西蕃地界”灵州条下载：“灵武镇，河外镇也。南渡河至灵武州五十里，东保静镇四十里，西贺兰山六十里，北怀远镇七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顺州。”据此知此顺州即唐灵武县地(18)。

西夏建国初期所置诸州，绝大多数是沿袭唐、宋州置。元昊建国初期，为增加州的数目，把许多堡、寨、城、镇都改置州，即所谓“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洪州即夏州境内的洪门镇；定州即灵州境内之定远军；龙州即延州境内的石堡镇；威州又称韦州，本唐威州，置于鸣沙县。此类新置州在西夏时期还有一些，如现存的南宋《地理图》石刻中显示，在“党项夏国”的西北部、居延之东南有“碛南弥峨州”之名。另一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见到的州名，如府夷州、中府州等，尚难考其地望。

依据汉文史籍的记载，西夏地方行政体制以州为主。其次有府、郡、军、县的设置。府是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州或县因其地理或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而升为府、郡。西夏建国前李德明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都。景宗元昊建国定都兴州，升兴庆府，后曾改名中兴府。夏大庆元年（1036年）五月，元昊在正式建国的各项措施中，实行“升州郡、益边防”(19)。曾升河西走廊边防要地的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同时又在甘州置宣化府，作为对河西回鹘、吐蕃等民族的宣抚机构。军是西夏的军事行政机构，略同于宋制，相当于州一级，但制度有异，名监军司（详见军事制度）。县的记载未见于汉文典籍，据考为宋大观二年（1108年）绘制的《西夏地形图》，图上标有西夏的三个县：鸣沙县、玉门县、保静县，可能都是相沿前代旧县名，在《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中则出现了许多西夏县名。

以下所列为《宋史·夏国传》记载的西夏前、后期共26州州名、治所及其沿革：

续表

续表

见于汉文史书记载的西夏地方行政建置，在府、州、郡、军、县之下还有城堡、寨的设置。一般在县或州之下。多为军事防御性质的设置，有的城为军之治所。如见于前引《西夏地形图》图中标注的西夏城堡名有：卓罗城、姜城、常乐城、红罗城、德光城、光野城、姜野城、把勒沙城等。该图中未绘西夏沿边堡寨，有的堡、寨已改州、县。图中所绘会亭堡，当为交通要驿，与军事性质的堡寨不同(20)。

据《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诸等司中地方行政建置的统计有：三府、二州、十七监军司、五军、二郡、七县、三十五城、堡、寨。西夏的地方行政多具有军事防御性质，且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天盛律令》所见建置绝大多数可与汉文史书记载印证；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建置可依《天盛律令》有关记载考其地理与性质。如《天盛律令》卷十七《物离库门》条款中规定各府、军、郡、县、监军司交付“京师”之“种种官畜、谷、钱、物”的时间，是“依地程远近次第，沿途几日道宿”作出的。条款中规定“自派日起至来到京师之日”的期限：“沙州、瓜州”为“四十日”；“肃州、黑水”为“三十日”；“西院、罗庞岑、官黑山、北院、卓罗、南院、年斜、石州”为“二十日”；“北地中、东院、西寿、韦州、南地中、鸣沙、五原郡”为“十五日”；“大都督府、灵武郡、保静县、临河县、怀远县、定远县”为“十日”。据此可以考其未知的建置与地理。又如卷二十《罪则不同门》中条款有“（京师）畿起。至北富清县等十五行宫……”亦可据以考富清县之地望。(21)

第二节
西夏的军事制度

一、西夏军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西夏建国后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原部落武装或称“种落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史载：“羌俗，以帐族盛大者为长官，亦止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之职。至是，始立文武班。”其军事统御机构有：“枢密，掌军国兵防边备”，其下属“翊卫司，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还有一些如官计司、群牧司、飞龙苑等机构也兼管军务，如官计司掌文武官员的升迁调补，群牧司掌军司政务，飞龙苑负责防扩宫城，警捕盗贼等。(22)

西夏军事体制到西夏中、后期的崇宗、仁宗时期有了变化与发展，更加规范化。如《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规定：在中央国家行政机构的五等司中，中书、枢密同属上等司，分掌文、武二柄。枢密院是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御机构。建国初期与枢密院分掌兵权的下属机构翊卫司，由殿前司代替。殿前司位列上等司之下、次等司的首位，可能也由枢密院授予兵权。其时在枢密院之下新设的经略司是一个地位在殿前司之上的特殊机构，《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条文规定：“经略司者，比中书、枢密低一品，然大于诸司。”《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中书之下的军事机构顺序是：“枢密、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西夏军事机构的增加，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反映了西夏军事体制的成熟与完备。枢密院独掌军权，到后期出现了军事分权。

西夏的兵役制度，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负赡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同样的记载也见于《辽史·西夏外纪》、宋人曾巩著《隆平集》，但在内容和文字上互有歧异或补充。如《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称：“其部族一家号一帐”，“有二丁者，取正军一人，负担一人，为一抄”，“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介胄弓矢以行。”则比《宋史》记载确切具体。据此可知，西夏初期的兵役制度仍沿袭党项族的部族征兵制。最基层的军事组织是由“正军”和“负赡”组成的“抄”。征兵以党项族帐为单位，凡部族男子十五岁即成丁，至六十岁止。每家有二丁者取体格健壮者一人为正军，另一丁为负赡，担任随军杂役，共组成一抄。凡家有4丁的抽两抄。其余的壮丁称作“空丁”，可不服役，但可以顶替别的丁男担任负赡，也可以顶替“正军”之疲弱者担任正军。可见“正军”与“负赡”都有定员。在特殊的部队或兵种中也有增加“负赡”数额的情况。

军队的装备，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棓、粆袋、披毡、浑脱、背索、锹、斤斧、箭牌、铁爪篱各一。刺史以下，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是木架支撑的毛织帐幕。

据汉文史书的记载，西夏军队从性质与任务上可区分为皇帝侍卫军、中央军和地方军三种。皇帝侍卫军：《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建国之初“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号六班直，月给米二石。铁骑三千，分十部”。五千人应是皇帝的侍卫亲军，也是用以控制部落豪强的“质子军”。“铁骑三千”是皇帝亲信卫队，分编十队，每队三百人，队设队长。皆重甲骑兵，号为“铁骑”(23)。传世的西夏文物中有多种西夏文铜符牌，镌刻“内宿待命”，“内宿命令”、“后门宫寝待命”，是皇帝与宫室侍卫亲军宿卫的腰牌。榆林窟29窟供养人榜题中有“子御宿军讹玉一心皈依”，御宿军似为史籍中的“御围内六班直”。其次为中央军。《宋史·夏国传》在记载西夏左右厢十二监军司及诸军兵总数之后称：“别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兴、灵之兵”当是镇守首都附近的卫戍部队，故其装备精良，每名正军配有资赡兵（负赡）近三名，它们应是有别于地方驻军的中央军。西夏的擒生军可能是仿自唐、宋的“捉生将”、“捉生兵”而来，其任务是在战争中捕捉俘虏。《儒林公议》载：元昊“又分兵为左右厢，诸各选精骑，目为生刚捉生。”可能最初由监军司属下的“捉生兵”集中编制成中央控制的擒生军，以备战争中临时调遣。

地方军。西夏地方驻军采用监军司制，即具有军事和地方行政性质的军区建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于建国前即“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西夏初期设置的“左右厢十二监军司：曰左厢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宁、曰韦州静塞、曰西寿保泰、曰卓罗和南、曰右厢朝顺、曰甘州甘肃、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镇燕、曰白马强镇、曰黑山威福。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监军司仿自宋朝制度，立有军名，规定驻地。西夏初期十二监军司的名称和驻地是：

左厢神勇军司，驻银州弥陀洞（今陕西横山县东南）；祥祐军司，驻石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嘉宁军司，驻宥州（今陕西靖边县西北）；静塞军司，驻韦州（今宁夏同心县韦州镇）；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今甘肃定西城）；卓罗和南军司，驻兰州黄北北喀罗川东（今甘肃兰州红城子）；右厢朝顺军司，驻贺兰山克夷门（今宁夏石咀山市东北）；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一说山丹县）；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今甘肃安西县）；黑水镇燕军司，驻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白马强镇军司，驻娄博贝（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黑山威福军司，驻河套西北黑山（今宁夏河套地区）。(24)

西夏的监军司，历朝都有改置或增置。如史载毅宗都六年（1062年）“五月，更州军。谅祚以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更于西平府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25)。宋代典籍还出现了中寨监军司、天都监军司、娄博贝监军司、弥娥州监军司、贺兰监军司、清远监军司等，故史载有西夏“置十八监军司”之说。监军司“诸军并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一员，以贵戚豪右领其职，余皆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数十，不分蕃汉悉任之”(26)。

二、西夏的军队数量、配置与兵种

西夏的军队数量与布防，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又于本传记左右厢十二监军司后称：“诸军总计五十余万。别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以宿卫。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集皆。”又根据宋代史料记载，西夏的军队由十余万渐至数十万。如《隆平集》载：“在德明时，兵十余万而已，曩宵（元昊）之兵逾十五万。”《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四年（1081年）九月条载：“夏人举一国之兵以当官军，约三四十万之众。”元丰六年（1083年）九月条载：“诸路探报，夏贼点集至六七十万。”至夏末献宗宝元元年（1225年）夏国将亡，殿中御史张公辅上疏仍称：“今聚境内精兵犹可数十万。”(27)以上史料的歧异正说明西夏在不同时期的军队数量。即西夏军队在建国前后约有十五万左右：建国之后实行每户按丁男征兵制度，并随着疆域的扩大，战争中俘掠人口增多及扩征外族兵，使西夏军队人数增加到三四十万以上；到西夏中、后期极盛时期，西夏兵员增加到六七十万，与《宋史·夏国传》提供的军队员额总数基本一致(28)。

西夏平时通过征兵组建常备军，战时则实行“全民皆兵”，所谓“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结集举国人马，七十以下，十五以上”；“西夏调民为兵，十丁取九”(29)。西夏临时征集的兵员，除很少军事装备外，参战者一律自带粮饷，甚至“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30)。宋朝边帅范仲淹曾描述，西夏“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由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31)。说明西夏军饷取之于人民，军队一般没有固定廪给。

西夏军队的兵种，按其装备、技能和作战方式等可区分为骑兵、步兵、炮兵、水兵及强弩兵等。

骑兵。西夏以骑兵为最重要。由党项豪族子弟亲信组成的骑兵，称“铁骑”或称“铁鹞子”。骑兵的作战能力很强，在战斗中“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32)。“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33)西夏的“铁骑”类似金人的“拐子马”。除皇家侍卫军中的“铁骑三千”外，在中央和地方军队中应都占有一定的数量。史书记载宋元祐七年（1092年），西夏进攻宋朝环庆的战役中，西夏铁鹞子数万迫近洪德砦(34)。

步兵。步兵是西夏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数最多，配合骑兵作战。由党项横山羌“山间部落”组成的步兵，艰苦耐战，最称精锐。《宋史·夏国传》记载：“苦战倚山讹，山讹者，横山羌，平夏兵不及也。”《宋史·兵志》亦称：“有山间部落，谓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西夏同宋朝作战，若于“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

炮兵。《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军队中“有炮手二百人号‘泼喜’，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纵石如拳”。其实这是一种抛石装置。西夏又从宋朝学会制造火炮，即“火蒺黎”，它可能与抛石战车结合使用。史载，夏永安元年（1098年）十月，夏国梁太后亲率四十万大军进攻宋朝平夏城，“连营百里，建高车曰‘对垒’，载数百人，填堑而进、飞石激火、昼夜不息”(35)。

水兵。西夏的水兵，在宋入史籍中间有涉及。《宋会要辑稿》载，熙宁三年（1070年）河东报称：“西贼水军恐于石州渡河，令吕公弼过为之备。”《长编》元祐六年（1091年）宋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称，兰州沿边安抚司申报：“有西界水贼数十人浮渡过河，射伤伏路人，寻斗敌生擒九人。”又据《宋史·地理志》会州德威城条载，宋军于政和六年（1116年）筑清水河新城，赐名德威城，“西至黄河四里，河北倚卓罗监军地分，水贼作过去处”。《天盛律令》卷十八《渡船与舟门》中规定有“销毁渡河军舟船，使参战无反顾”等条文，说明西夏在大河沿岸组建有水兵。

强弩兵。党项人善骑射，西夏又出产良弓。西夏步兵射弓威力大，宋人称西夏“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36)。夏惠宗时，党项酋长李定曾向宋朝献“神臂弓”。《梦溪笔谈》记载：“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干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崇宗乾顺庶弟察哥善射，能“引弓二石余，射洞重甲”。贞观三年（1103年）九月，察哥任都统军，他向崇宗建议组建强弩兵，他说：“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标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战则分番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无敌于天下矣。”(37)崇宗采纳了察哥的建议，并封他为晋国王，使其执掌兵权。在西夏对宋朝的战争中强弩兵发挥了极强的战斗力。

三、西夏的军事法典

仁宗天盛年间颁行的国家法典《天盛律令》二十卷中，专门属于军事行政法规的就占了三卷，即第四、第五、第六卷。共十六门，一百九十九条。此外属于军事行政法规还有第七卷的三门，五十七条等。各卷主要内容：第四卷分《派守营垒城堡者门》、《弃守大城门》、《边地巡检门》、《敌军寇门》、《驻边地人员期限门》、《修缮城垣和战具门》、《敌动门》七门，共八十五条，是关于对驻守城、镇、堡、寨、哨卡、烽燧各级军官、战卒、辅助人员的委派，及其戍守、侦察、传递烽火、修缮城堡的职责与违法的处罚规定。第五卷分《发放铠甲武器门》、《季校门》二门，共三十七条，是关于西夏军队战具种类与配备，兵器等注册、检查制度的规定。第六卷分《集军与发兵门》、《官披甲马门》、《军人使亲礼门》、《纳军籍磨勘门》、《节上下对他人等互卖门》、《抄分合除籍门》、《行监、溜、首领、舍监等派遣门》七门，共七十七条。其中除个别门的内容与军律无涉外，主要是关于战时军队点集与出征，军器保管，军职人员选拔、派遣，权利与义务，军籍磨勘、承袭、管理等方面的规定。第七卷的《为投诚者安置门》、《番人叛逃门》、《敕禁门》三门，则是对投诚者、叛逃者及私藏、私造、私卖兵器者的处置规定。

黑水城西夏文献中有一部刊于西夏崇宗贞观年间（1102—1114年）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残卷，对于该文献性质与定名，至今学界仍有不同见解，但从残存四篇即《政令篇》、《赏功篇》、《罚罪篇》、《进胜篇》及其条目内容来看，它涉及西夏时期的军事体制、军政制度及其战斗过程中的赏功、罚罪规定，内容十分丰富。

军事体制方面，见于《贞观玉镜》残卷的军事首领的名称有将、正将、副将、正副行将、正副佐将、正首领、小首领及帐将、押队、护卫、察军、游监、教监、应监等。这些职衔名称有其系统性，也是比较重要的军事职衔，在其他西夏文献中也曾出现过。其中西夏文“将军”可译作“统军”，“统军”之名则是常见于汉文史书的军事职官名称。其他如察军、游监、教监、应监则可能是汉文史书中的“监军”、“巡检”、“教练使”以及“左右侍禁”之类的军事职衔。汉文史书常见的首领、正首领、小首领等，从本典籍中看，都应属于军队的正规职衔名称。

关于军政制度方面，第一篇开宗明义称：“共命将职，有将信、行文字；统印信、主律令者”。说明西夏军队的将领是经过集体的选拔共同任命的，并履行正式、隆重的仪式，颁发印信、符牌和任命文书。按照不同的职衔授予旗、鼓、金等指挥用具等。法典中涉及西夏军队的组成，除正军和负赡兵以外，还有“私人”、“役人”、“虞人”、“刑徒、苦役”之人等等，应亦属军中辅助人员或杂役。西夏军队的职衔复杂，似可分为“官、职、司位、军”四种，官吏的升降以官阶为主。军队中的赏功罚罪区分为十五个等级。

论功行赏、奖罚分明是西夏军法的基本思想。赏功的主要内容有：战斗中杀死敌人者；俘获敌军人、马、甲、胄、旗、鼓、金者；在攻城战斗中，先破城者；打败仗能安全撤退者；揭发虚报战功者；将领打败仗，其护卫能挫敌军锋或大败敌人者等。奖赏的办法除提升官职外，还有赏给金、银碗，金、银腰带，银锭、衣服、茶、绢等生活用品以及给予荣誉称号。

罚罪的主要内容有：战斗中不战而逃者；打败仗者；没有按规定时间、地点进军、战斗、会合者；战争中不互相援助者；战斗中弃失本部人马甲、胄、旗、鼓、金超过一定数量者；虚报战功者；诬告者；战斗中主将阵亡或亡失旗、鼓、金，其护卫、首领、押队、亲随都要受到严惩。处罚的手段有：处死、终身监禁、罚作苦役、杖刑和刺字、夺兵权、降免官职、罚马匹等。西夏军队的赏功罚罪制度还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以功抵罪的办法，而且规定十分具体详细。

《贞观玉镜》也是西夏人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兵书著作、并根据西夏实践经验编撰的军事典籍。今人陈炳应在其研究著作中，将《贞观玉镜》现存残篇内容与宋人曾公亮等所撰兵书《武经总要》的内容作了比较，认为《贞观玉镜》在择将、赏赐律、罚罪律的基本内容方面取之《武经总要》，但在范围与具体方面却不如《武经总要》内容宏富，规定全面，细致明确，而在格式上也有其不尽相同的地方。《贞观玉镜》今存诸篇，应当只是西夏兵书或军律总集的一部分。从现存残篇内容也可知西夏军律的一些特点：如西夏军律规定重视从总体上战胜敌军；重视保护统兵将领的安全；重视人、马、战具的得失，特别是作战指挥信号“三官”——“旗、鼓、金”的保护等(38)。《贞观玉镜》的制定是与西夏王朝和党项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并在具体执行条款中采取了灵活机动措施，如在赏功律中体现为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原则；罚罪轻，则反映了党项民族自觉战斗的民族特性，因而违犯军律者较少。

第三节
西夏的法律与监察制度

一、西夏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早期的党项氏族社会尚未产生法律制度。《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党项“无法令赋役”。氏族沿袭的“习惯法”是解决争端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则。党项内迁后，唐王朝于党项聚居之地设羁縻府州，以管辖党项，引起党项人的反抗。史载，唐开成元年（836年）盐州刺史王宰“以法临党项，羌人不安”(39)。宋代，党项社会中出现了“和断官”，据宋人曾巩《隆平集》记载：“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讼之曲直：杀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宋朝官员在处理辖下党项族争端纠纷时，也都是“依本俗法和断”。随着西夏国家的诞生，西夏法律制度的产生已成为自然的事。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是在汉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英主，他在青年时期就熟读儒家经典，尤热衷于学习经世治国的本领。平时“案上置法律”，领兵出战时又能“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40)他是西夏国家以法治国的开创者，因此，他在正式建国称帝时向宋朝皇帝进的表章中自称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正式建元为“天授礼法延祚”(41)，这都说明了他对法制的重视。

有关西夏时期的法律制度，在汉文典籍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至今也没有发现汉文的西夏律令传世。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宋绍兴“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赐名鼎新”。按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次年为西夏天盛元年，其时西夏颁布了著名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亦可译为《天盛革故鼎新律令》，简称《鼎新律》。疑《鼎新》律即为《天盛革故鼎新律令》之简称(42)。黑水城遗书中发现了几部西夏时期的西夏文法律典籍，充分说明了西夏时期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律令的完备。据今已发现的西夏文法律典籍，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刊印颁布于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其次是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此外，还发现了颁行于天盛律令之后的《新法》和神宗光定五年（1215年）编纂的《亥年新法》残卷等(43)。

《天盛律令》是已发现的西夏王朝最早的国家律令。至今还没有发现西夏建国初期颁行的律令，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从名称上即表明了该律令是在旧有律令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天盛律令》首列《进律表》中称：“敬承祖功，袭禀古德，欲全先圣灵意，冀正大法文义，故臣等共商计议，比较新旧律令，见有不明疑碍，则顺民意而取义，共成二十卷，奉敕定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44)

从崇宗时期制定刊行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残卷中，可以看出崇宗时期西夏已存在公开颁行的成文律令。如《贞观玉镜》第三篇第二十六条规定：若隐瞒缴获敌人的物品时，要“按律令中的助欲律决断”；第二十七条规定：某些犯罪要“按助律决断”；第三十条规定：对诬告者，“于律令的篇章中检看［处置办法］等”(45)。此中“律令”或“律”都应是王朝公开颁行的成文律令。

西夏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皇帝是最高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是在皇帝主持下的编纂委员会中进行的。在《天盛律令·进律表》中具名的修纂人有二十三人，主持人为北王兼中书令，以下官职有中书令、中书、中书副、同中书副、中书承旨、枢密、枢密承旨、东经略司副、御前帐门官、殿前司正等。还有汉族和党项族的“汉学士”、“汉大学院教授”、“番大学院授”等，他们参与了律令的汉文本翻译、校订润色等工作(46)。

西夏司法机构见于西夏文献记载的有陈告司、审刑司等。仁宗时期刊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述有关审理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是：官府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在狱里追查证据。对犯人抗拒不招供者，使用严刑拷打，逼使其“伏罪入状”。对执法官吏规定：“休做人情，莫违法条，案检判任，依法行遣。”黑水城西夏文书中有一份“狱典”残卷，是记载西夏监狱管理制度的，其中规定“无论何人昔日作恶多端，入狱需教以正道，使其明了罪恶性质及大小程度”(47)。另一份是神宗光定十三年（1223年）的《注户状》，记录西夏千户钊亭申报具列处决人名，并已获准，这是一份处决死刑犯的法律档案(48)。在一份西夏文写经残卷背面，记录有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年）二月二日至六月二十一日的瓜州（今甘肃安西）审案文书，是关于买卖牲畜、交换缯帛而引起的侵夺伤害事件(49)。

二、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或译作《天盛革故鼎新律令》（简称《天盛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制定和颁行的一部国家法典。共二十卷，今存传世本为木刻本，蝴蝶装，也发现有卷子装和册页装写本。刊本上下单栏，左右双框，中间版口，刻西夏文“律令”二字及卷次。每卷一册，版口下部以汉字标记本卷页数。今存为残本，第十六卷全部亡佚，余卷部分页面残缺不等。全部律令刊本页面大小规格不一致，字体亦优劣并存，或为不同版本拼合而成。每页两面，每面六行，行字数不等。刊本前有各分卷目录和各条条目名称，每卷卷首有律令名，卷次和本卷目录。卷下分“门”、门下分“条”，有的条下还分款、项若干。全部二十卷共分一百五十门，一千四百六十一条。刊本款式：每条顶格书写，以西夏文“一”字起首。第二行以下降格书写，使条、款、项层次分明。现存的《天盛律令·名略》共分上、下两卷，是该律令门类、条文的详目或“索引”，现将《天盛律令》分卷门、条列出如下：

第一卷，计十门：《谋逆门》、《失孝德礼门》、《背叛门》、《恶毒门》、《为不道门》、《大不恭门》、《不孝顺门》、《不睦门》、《失义门》、《内乱门》，共分三十九条。

第二卷，计九门：《八议门》、《亲节门》、《罪情与官品当门》、《贪状罪法门》、《老幼重病减罪门》、《不奏判断门》、《黥法门》、《盗杀牛骆驼马门》、《戴铁枷门》，共分五十条。

第三卷，计十五门：《盗亲门》、《杂盗门》、《群盗门》、《重盗门》、《亡劫他人畜驮骑门》、《分持盗畜物门》、《盗赔偿返还门》、《自告偿还解罪减半议合门》、《追赶捕举告盗赏门》、《搜盗踪迹门》、《问盗门》、《买盗畜人检得门》、《盗毁佛神地墓门》、《当铺门》、《催索债利门》，共分九十九条。

第四卷，计七门：《弃守营垒城堡溜等门》、《弃守大城门》、《边地巡检门》、《敌军寇门》、《边主期限门》、《修城应用门》、《敌动门》，共八十五条。

第五卷，计二门：《军持兵器供给门》、《季校门》，共三十七条。

第六卷，计七门：《发兵集校门》、《官披甲马门》、《军人使亲礼门》、《纳军籍磨勘门》、《节上下对他人等互卖门》、《抄分合除籍门》、《行监溜首领舍监等派遣门》，共七十七条。

第七卷，计七门：《为投诚者安置门》、《番人叛逃门》、《敕禁门》、《邪行门》、《行职门》、《妄派门》、《杀葬赌门》，共七十条。

第八卷，计七门：《烧伤杀门》、《相伤门》、《夺妻门》、《侵凌妻门》、《威势藏妻门》、《行非礼门》、《为婚门》，共七十九条。

第九卷，计七门：《司事执集时门》、《事过问典迟门》、《诸司判罪门》、《行狱杖门》、《越司曲断有罪担保门》《贪奏无回文门》、《誓言门》，共八十八条。

第十卷，计五门：《续转赏门》、《失职宽限变告门》、《得续官军敕门》、《司序行文门》、《遣边司局分门》，共八十九条。

第十一卷，计十三门：《矫误门》、《出典工门》、《射刺穿食畜门》、《渡船门》、《判罪逃跑门》、《使来往门》、《检视门》、《派供给门》、《为僧道修寺庙门》、《分用共畜物门》、《分用私地宅门》、《草果重讼门》、《管贫智高门》，共九十五条。

第十二卷，计三门：《无理注销诈言门》、《失藏典门》、《内宫待命等头项门》，共八十四条。

第十三卷，计七门：《许举不许举门》、《举虚实门》、《功抵罪门》、《派大小巡检门》、《逃人门》、《遣差人门》、《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共一百一十六条。

第十四卷，计一门：《误殴打争斗门》，共七十三条。

第十五卷，计十一门：《催缴租门》、《取闲地门》、《催租罪功门》、《租地门》、《春开渠事门》、《养草监水门》、《纳冬草条门》、《渠水门》、《桥道门》、《地水杂罪门》、《纳领谷派遣计量小监门》，共八十六条。

第十六卷，计八门：《农人利限门》、《派管粮农监门》、《园子门》、《摊耕地门》、《催缴利限门》、《命置分等门》、《官地转隐农主逃亡入典门》、《头归卖地农主利限纳量门》，共四十六条。

第十七卷，计七门：《斗尺秤换卖门》、《钱用毁市场门》、《库局分转派门》、《供给交换门》、《急用不买门》、《物离库门》、《派执事门》，共五十八条。

第十八卷，计九门：《缴买卖税门》、《舟船门》、《杂曲门》、《盐池开闭门》、《能增定税罚贪门》、《派供给小监门》、《减摊税门》、《年食工续门》、《他国买卖门》，共五十六条。

第十九卷，计十三门：《派牧监纳册门》、《分畜门》、《减牧杂事门》、《死减门》、《供给驮门》、《畜利限门》、《官畜驮骑门》、《畜患病门》、《官私畜调换门》、《校畜磨勘门》、《牧盈能职事管门》、《牧场官地水井门》、《贫牧逃避无续门》，共七十八条。

第二十卷，计二门：《罪则不同门》、《各种碎门》共五十六条。

《天盛律令》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制的类型之一，是中国少数民族王朝政权接受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法制思想自行创制的法典。它是自唐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法系中仅存的一部少数民族王朝法典，其特点与价值是：

1. 继承唐、宋律令的法制原则和法典体例。

《天盛律令》从思想、内容到编纂体例基本是借鉴或继承中原王朝历代传承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体系，特别是《唐律》和《宋刑统》对《天盛律令》的编纂有重大影响。如确认儒家学说的“三纲”，宣扬君权、父权、夫权的不可侵犯；贯穿“德主刑辅”、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使礼成为国法和宗法的重要内容和调整手段；引入区分血缘亲疏的“五服”之制，照搬唐律令中的“十恶”、“八议”、“五刑”等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在编纂体例上，以刑律为主体，将独立的部门法规并入其中，即与中原王朝法律一样，采纳在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用，民刑有分”与编纂结构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原则。

2. 具有民族、地域、社会等特殊背景下的发展与创新。与唐、宋律令比较，《天盛律令》中包含的经济法与军事法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反映了西夏处在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落后以及强邻包围下以图自强和防御的需要。如有关畜牧业的生产管理，农田水利灌溉，仓储管理，军事法规中的兵员征集、军用物资制造、发放、管理，军将的委派、奖惩等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天盛律令》在编纂体例上，与《宋刑统》门类条目比较，也作了不同程度的“删减”、“合并”、“区分”、“移置”、“改换”、“增益”(50)。它在体例上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把唐、宋律令中的律——刑法；令——法令；格——敕、诏、制、诰；式——公文程式统一编入律条之中，使之成为一部集中、系统、完整而适用的国家综合性法典。

3. 《天盛律令》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编纂和颁行的王朝法典。据史载，在中古历史上，与西夏王朝同时期的契丹和女真先后建立的辽、金王朝都曾兼采唐、宋律令用汉文编纂律令，但都未能传世。因此硕果仅存的西夏文律令对中国多民族国家法律制度、法制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西夏文献史料的缺乏，《天盛律令》作为王朝综合性法典的性质，内容涉及西夏社会历史、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习俗、民族、婚姻、科技、生产、生活方式等，并且是使用本土、本族语言忠实的、规范的、多方位的记载，因而它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化的第一手史料。

三、西夏的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的监察制度在汉文典籍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仅仅在有关监察职能作用的史料中有所涉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由御史和谏官两大系统组成，御史察吏，监督百官，纠弹非法；谏官司言，谏诤朝政，封驳违失。两者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在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夏建国初即仿效中原王朝制度在中央官制中设御史台，位在中书、枢密、三司之下。仁宗时期的《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中央设官御史列入上等司中书、枢密之后的次等司中，位在殿前司之后，三司之前。已见于汉文史书记载的御史台官职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因其地位和权限所决定，他们在西夏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正月，“元昊遣枢密使、御史大夫等官奉表抵延州”，“以称帝入告”(51)，要求宋朝承认西夏王朝的合法性。此后凡涉及西夏国家政治安定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有御史官向皇帝直言进谏，面折廷争。

崇宗贞观十二年（1112年）六月，西夏境内发生水旱灾害，造成饥民遍地、流离失所。乾顺“命诸臣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在上疏中痛陈治国之方，其疏中称：“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贵之方无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自用兵延、庆以不定期，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灾，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52)其时乾顺一心崇尚儒学，对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的进谏不予采纳。

仁宗大庆四年（1143年）四月，夏州发生地震，御史大夫苏执义即向仁孝上章称：“自王畿地震，人畜灾伤。今夏州又见变异，是天之所双示警于陛下也，不可不察。”于是仁孝即下令，兴、夏二州遭受地震灾害之地“二人免租税三年，一人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其庐舍城壁摧塌者，令有司修复之”(53)。人庆四年（1147年）五月，御史大夫热辣公济上书仁孝谏阻外戚西平公任得敬入朝，以防其干政乱国。据史载：“得敬压镇，日事诛杀，僚佐有谏者勿听，自以有大功，冀与国政，使人上表请入觐。仁孝欲许之。御史大夫热辣公济言：‘窃见戚臣任得敬上表请朝，其心盖为干政也，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不异乎。惟陛下察之。”(54)仁孝遂采纳，并阻其入朝。但后来任得敬谄事晋王察哥，被召入朝为尚书令，晋爵楚王，热辣公济被降职为御史中丞，但他又于天盛十二年（1160年）三月、天盛二十一年（1169年）二月，两次上疏弹劾任得敬，并上“抗疏”要求罢斥位极人臣的任得敬。仁孝怕热辣公济反受其害，令他致仕归隐。

神宗光定十三年（1224年），西夏面临蒙古大军压境，国势濒危，遵顼不听太子劝告，并囚其于灵州，仍调集十二监军司兵图进攻金朝之巩州。其时任御史中丞的梁德懿不避个人安危，上章直言称：“天人之道，理自相通，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子女，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太子以父子之亲，忧宗社之重，毅然陈大计，献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废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变异，岁告灾祲。臣望主上抚恤黎庶，修睦邻邦，召还青宫，复其储位，庶几臣民悦服，危者得安。”(55)遵顼不听，并令其致仕。

献宗乾定三年（1225年）六月，西夏国将亡，德旺下诏求直言，殿中御史张公辅上疏陈“经国七事”：一曰收溃散以固人心；二曰坚盟信以纾国难；三曰修城池以备守卫；四曰明军政以习战守；五曰联烽堠以立应援；六曰崇节俭以裕军储；七曰观利便以破敌势。德旺以其言辞悬切，擢升他为御史中丞。(56)

西夏的御史台除监察、弹劾国事外，还常常被皇帝委以重任，参与国家内政的决策和外交事务，如崇宗贞观元年（1101年），御史中丞薛元礼按照乾顺的意思奏请在国中建立“国学”，推行儒学。大德四年（1138年）八月，御史大夫芭里祖仁上表请立任得敬女为皇后，并被委任为持册使。仁宗天盛十年（1158年）五月，西夏设立通济监铸钱，仁孝派监察御史梁惟忠掌监。襄宗应天元年（1206年），在桓宗纯祐母罗太后的支持下，镇夷郡王安全废桓宗自立为帝，御史大夫罔执中被派遣奉表到金朝为安全请封册。御史台属下的御史大夫等官，还往往担任出使邻国的重要使节。以上都说明西夏御史台及其监察制度在西夏王朝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2)　《西夏书事》卷一一。

(3)　《西夏书事》卷一三。

(4)　《西夏书事》卷二〇。

(5)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

(6)　史金波：《西夏的职官制度》，《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7)　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等整理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　李范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史金波：《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0)　参见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　《西夏书事》卷一一。

(12)　《西夏书事》卷一二。

(13)　《梦溪笔谈》卷二五。

(14)　《宋史》卷二九二《程戡传》。

(15)　白滨：《论西夏使臣的“蕃号”问题》，《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　史金波：《西夏的职官制度》，《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7)　章巽：《夏国诸州考》，载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　章巽：《夏国诸州考》；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　《西夏书事》卷一二。

(20)　黄盛璋、汪前进：《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1卷第2期，1992年。

(21)　参见李学江《天盛律令所反映的西夏政区》，《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22)　《西夏书事》卷一一。

(23)　《儒林公议》卷上。

(24)　参阅陈炳应《西夏监军司的数量和驻地考》，《敦煌学研究》，1986年总第5期。

(25)　《西夏书事》卷二〇。

(26)　《西夏书事》卷一三。

(27)　《西夏书事》卷四二。

(28)　参阅陈炳应《西夏军队的兵种兵员初探》，《固原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十一月条；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条；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条。

(30)　曾巩：《隆平集》卷二〇《夷狄传》。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一月条。

(32)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33)　《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九，元祐七年十二月。

(35)　《西夏书事》卷三〇。

(36)　《宋史》卷二九二《王尧臣传》。

(37)　《西夏纪》卷二二。

(38)　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9)　《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子牟传》；《册府元龟》卷六七一《牧守部》。

(40)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41)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42)　据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六载：宋绍兴十八年，“夏五月新律成。西夏音乐经元昊更张，久非唐末遗音。仁孝使乐官李元儒采中国乐书，参本国制度，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进元儒等官”。有的论著据此以为“鼎新”律为乐律，并非天盛法典。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成书年代辨析》对此加以辨析，载《寻根》1998年第6期。

(43)　［俄］戈尔色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东方文献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版。

(44)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进律表考释》，《西夏文史论丛》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5)　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6)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进律表考释》，《西夏文史论丛》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7)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东方文献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版。

(48)　［俄］孟列夫：《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9)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

(50)　王天顺主编：《天盛律令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51)　《西夏书事》卷一二。

(52)　《西夏书事》卷三二。

(53)　《西夏书事》卷三五。

(54)　《西夏书事》卷三六。

(55)　《西夏书事》卷四一。

(56)　《西夏书事》卷四二。

第十三章
西夏的经济制度

第一节
西夏的地理、自然条件与人口

一、地理与自然环境

西夏建国时的疆域，据史书记载是“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1)。西夏王国近二百年中，与其周边的辽、宋、金王朝，与吐蕃、回鹘、蒙古等民族政权为邻。大体上，西夏前期为辽、北宋、夏鼎立时期，西夏东南部与北宋丰州、府州、麟州、保安军、庆州、环州、镇戎军相接；北部、东北部与辽国上京道、西京道毗连；西南与草头达靼、河湟吐蕃、陇右吐蕃为邻；西部则与西州回鹘相连。西夏后期，金灭辽、北宋，西州回鹘为辽亡西迁的西辽所取代，西夏的东北、东部、南部与取代北宋的金朝为邻。西夏从建国初到国亡，与周边王朝和民族连年战争，疆域的伸缩、变更十分频繁，但金灭辽、北宋后，西夏占领或恢复了辽与北宋的一部分失地，并拥有河湟广大地区，夏仁宗人庆三年（1146年）西夏疆域的扩展达到建国以来的顶点。

夏国境内地形复杂、自然面貌差异很大。地理结构上分高原、山地和河谷平原三种类型。在广袤的夏国领土上，高原地带的戈壁沙漠占全境的三分之二以上。鄂尔多斯高原位于黄河大湾以南，东、西、北三面为黄河环绕，南面以长城为界。海拔一般在一千二百至一千六百米之间，西北部略高，向东南缓缓倾斜。高原为风沙地貌，东部为沙黄土丘陵，河谷地带海拔在一千米以下，北部沿黄河南岸的库布齐沙漠，南部的毛乌素沙漠中的风蚀沙丘洼地形成植被茂密的沼泽草地。阿拉善高原东起贺兰山，东北接黄河，西至玉门，北与今蒙古国为界，南经合黎山、龙首山与河西走廊接壤，大部分地面海拔在一千至一千五百米之间，由南向北缓缓倾斜，最低处居延海海拔八百二十米。阿拉善高原绝大部分是沙漠戈壁，其东南部是腾格里沙漠，西南边缘为巴丹吉林沙漠，东北边缘为乌兰布和沙漠。在大漠的大片固定半固定沙丘间，交错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内陆湖泊。周围水草丰美，构成一个个沙漠中的小绿洲。阿拉善高原上东北边缘乌兰布和沙漠黄河沿岸为土质平原；发源于祁连山的弱水（黑河）自南向北流经巴丹吉林沙漠，至下游一分为二，注入东、西居延海，其形成的绿洲为宜农宜牧区。

西夏除沙漠戈壁外是多山地区。境内较大的山脉有贺兰山、祁连山、横山及天都山地区。贺兰山又名阿拉善山，大致呈南北走向，延伸二百余公里，东西宽二十至六十公里，海拔一般在二千至三千米之间，主峰达三千五百五十六米。“山有树木青白，望如蚊马，北人呼蛟为贺兰。”(2)西夏时该山“冬夏降雪，有种种林丛，树、果、芜荑及药草，藏有虎、豹、鹿、獐，挡风蔽众”(3)。生态环境良好，山麓有耐旱灌木与杂草，为良好的天然牧场。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之南，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终年积雪，山间形成的冰川融合汇聚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浸灌着河西走廊与流经的沙漠绿洲。“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4)祁连山分支焉支山，又名删丹山，在甘州山丹“县南五十里，东西一百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汉代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5)西夏时期这里自然植被仍相当良好。西夏文《圣立义海》载：“积雪大山（即祁连山），山高，冬夏降雪，雪体不融。南麓化，河水势涨。夏国灌水宜农也。”“焉支土山，冬夏降雪，炎夏不化。民庶灌耕，地冰，大麦、燕麦九月熟，利养羊马，饮马奶酒也。”夏国南境与宋朝以横山为界，东西绵延二百余公里，处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连接处，包括银、夏、绥、宥诸州境。横山为波状起伏的黄土丘陵地形，被许多小河流切割，源于横山的无定河全长四百四十二公里，境内河谷、小平原宜耕宜牧、水草丰美。此外位于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境）境内的天都山，自然环境良好，“多树种竹，豹、虎、鹿、獐居，云雾不退。谷间泉水，山下灌耕也”(6)。

夏国境内宜于农耕的富庶之地，主要是腹心地区的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地区的走廊平原。河套平原位于贺兰山、阴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黄河源于青海高原，百折千回，经由兰州北面进入夏境，由西南向东北流，纵贯夏国境内千余里，两岸形成宽约二百多公里的冲积平原，并分为西套平原与后套平原。西套平原即夏国之兴、灵平原，位于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沿黄河流向呈南北延伸，南北长约二百五十公里，东西宽约五十公里，海拔一般在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米之间。后套平原介于阴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沿黄河由西向东伸展，长约五百公里。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历代在这里兴修水利、开渠屯垦，使地面沉积了深厚的淤灌层，以致土壤肥沃，成为著名的农耕区。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抵玉门关，东西长达一千三百公里。南面有祁连山山脉和阿尔金山山脉为天然屏障，山脊一般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其北面有形成蒙古高原的龙首山、合黎山、马鬓山等山环绕，统称“北山”，山势比较低矮，一般在二千米以下，南北两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一千多公里，宽约一百公里或数公里不等的狭长地带，即走廊平原。祁连山积雪融水在山间汇成四十多条河流奔流出山，使山坡滋润成为天然牧场。山水潜入地下，在走廊平原形成无数涌泉，与流经北面戈壁的河水共同灌溉着大片绿洲。走廊平原也是夏国重要的宜农宜牧区。

二、西夏的人口

西夏人口史无记载，今人对西夏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据史书记载的有关夏国建国之初军队防务兵力配备数目中推定的。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始大建官……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右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同传后文记左右厢十二监军司名称后又云：“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别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以宿卫。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

以上记载应是西夏建国后的常备军人数，今人据以研究西夏人口数量时因对此史料的理解不同，故差异很大。

首先，有的论著认为：《宋史·夏国传》记载的西夏建国初期兵员配备总数五十余万是不切实际的。并援引《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宋仁宗庆历四年赵师民所上奏章中曾经提道：“羌贼所盗陕右数州，于本路十分之二；校其人众，七八分之一；虽兼戎狄，亦不过五六分之一。”据此估计推算，西夏境内总户数约在十五万至十八万户之间，极而言之亦不过二十万户，百万人口上下，这样百万人口的小国，即使全民皆兵，也不可能达到五十余万人。因此援引《隆平集》中“‘在德明时，兵十余万而已，曩宵（即元昊）之兵逾十五万’，认为这条记载倒是与西夏实际情况比较接近”(7)。

其二，有的研究者对《宋史·夏国传》中诸路驻兵作出精确统计为三十七万，认为《宋史》“说有兵五十余万，中间相差十几万”，故他们在《东都事略·西夏传》中找到了“曩宵有兵十五万八千五百人”的记载，认为“这大概是那相差的兵员数”，又认定“这些军队可能是元昊直接指挥下的党项族兵”。并以此推定西夏境内党项族的人口数(8)。

其三，多数研究者则是从西夏诸路驻兵的总数五十余万上再加“另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总共六十九点五万，或共约七十万(9)。这是以西夏常备军数来推断西夏人口数。

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战时“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以行”(10)。按“适令壮丁”即适合当兵的人一般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计，若兵员五十余万到七十余万，人口数当是二百万至三百万左右。

西夏军队兵员人数与其相关推断的西夏全国人口数，似可举出史载宋夏战争中西夏出动的兵力作印证，其中动辄十几万，几十万之数则是包括了常备军与点集的参战人员。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韩琦奏：“元昊攻延安，破寨逼城，号三十万”；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庆历三年（1043年）十二月，韩琦奏：“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丰四年（1081年）九月，帝诏李宪“近据东北诸路所奏，夏人举一国之兵以当官军，约三四十万之众”；《宋史·夏国传》载，元丰五年（1082年）宋夏永乐之战“夏兵至者号三十万”；《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丰六年（1083年）九月，“诏刘昌祚，诸路探报，夏贼点集至六七十万”；《宋史·李宪传》载，元丰七年（1084年）正月，夏人“围兰州，步骑号八十万众”；《宋史·曲珍传》载，元祐初（1086年）“夏人寇泾原，号四十万”；《宋史·夏国传》载，绍圣三年（1096年）九月，“初，哲宗闻夏人来寇，泰然笑曰：五十万众深入吾境，不过十日，胜不过一二砦须去”；《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符元年（1098年）十月，枢密院言：“泾原路经略司章楶奏：西贼犯塞，从灵平寨分布人马，数十里间，约三十万，专意攻平夏城”。同条“章楶奏传云：十日，夏主与其母自将兵数十万围平夏城，昼夜疾攻。”又同条引《曾布日录》“丙戌，同呈泾原报羌兵犯塞，自九月探振云点集大兵，已而蕃兵士亡归云：‘二十五日聚兵百五十万，距羌五十里屯聚’凡旬日乃动。围闭羌、通峡、平夏、灵平、高平，九羊六城寨，约三四十万”。

以上是宋人记载西夏在与宋朝作战的战役中出动的兵员数，其中或有虚报成分。宋代史料中记载，有从夏人口中提到的西夏兵员，如夏毅宗时，夏臣对宋使高遵裕说：“王人蔑视下国，弊邑虽小，控弦十数万，亦能躬执櫜鞬，与君周旋。”(11)惠宗大安八年（1082年）夏国都统嵬名济致宋经略使卢秉书中有“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之句(12)。献宗宝元元年（1225年）夏国将亡，夏臣张公辅上疏中仍称：“今聚境内精兵犹可数十万。”(13)

有的著述也试图根据西夏建国后某些州、县、族落人口的不完整记载，把西夏时期的二十多个州分为三等：大州有四五万户；中州有一两万户；小州有四五千户。以平均两万户计，则西夏全国就有四五十万户。每户按五口计，则西夏全国约二百多万人口。

按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战时“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以行”(14)。或以每户抽二丁计，史书记载的兵员五十余万至七八十万，当与二百万以上的人口是相符的。

第二节
西夏的农业和牧业

一、农业生产

农业是西夏主要的经济生产部门。党项羌内迁西北地区后，由原来“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游牧生活，逐渐学会了农耕生产。特别是靠近汉族地区或与汉族杂居的党项“熟户”，农业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故在宋朝边将眼中，视“西羌之俗，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15)。事实上，西夏建国后，农业经济已处于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地位。在国家中央机构中专设有管理农业生产的“农田司”。

西夏的农业生产主要有三个地区：其一是西夏腹心地区的兴、灵二州一带，其地处黄河转折处，东、西、北三面皆河，在黄河冲积平原上，滔滔黄河挟带着黄土高原的沃土，浸溉着东西两岸数万顷良田，这里自秦汉以来农业生产就相当发达。西夏时期对这一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西夏最重要的产粮区。其二是位于河西走廊的甘、凉诸州宜耕宜牧区。由祁连山积雪冰川融化而汇聚成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形成数十条河流，在走廊地带浇灌着一片沙漠绿洲。历代统治者曾在此兴置屯田。唐中宗嗣圣年间，仅甘州一地积谷就达四十余万斛。李继迁破凉州时，“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16)。说明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达。西夏时期这里不仅畜牧业发达，同时也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其三是西夏与宋毗连的边缘“山界”地区，所谓“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如史载：元昊、谅祚时“常能为边患者，以幕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险固可守”(17)；“绥、兰之地皆关塞美田”(18)；“横山亘袤千里沃壤”(19)；“葭芦、米脂二城，里外艮田不下一二万顷，国人谓之歇头仓，又名真珠山、七宝山，言其多粟也”(20)等。说明从无定河而西、沿横山到天都山，再西至会兰等地千余里的宋夏边境交界地区是一个宜农宜牧的膏腴之地。所以当宋夏战争中，宋朝向横山腹里修筑堡塞、控制这一地区时，夏人不胜哀叹“唱歌作乐田地都被汉家占却。又云，夺我饭碗”(21)。可见这一地区在西夏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关于西夏的农业生产水平，宋人记载：“耕稼为事，略与汉同”，即与同时期宋朝同一地区的农耕技术和方法差不多。兹分述如下：

1. 使用了铁制农具和用牛耕作。西夏普遍使用铁制农具，据西夏文献《文海》和《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犁、铧、耙、锄、镰、锹、镢、耧。粮食加工工具有碌碡、叉、车、碾、碓、簸箕、扫帚等。《文海》“犁”释为“犁铧也，耕用农器之谓也”；“犁”字西夏文从木，“铧”字从铁，为铁铧木犁。黑水城出土的两个铧，呈楔形，铧背面有塞套，用来插犁柄，犁则用木制(22)。这种木柄铁器农具，如犁、铧、耙、铁、镢等在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亦有形象的描绘。《文海》释“耧”为：“埋籽用，汉语耧之谓”；“种”释“撒谷物籽种田地之谓”。这都形象地说明了西夏农业播种方式。西夏已使用牛耕，使用铁犁铧，并从汉族那里学会了“二牛抬杠”的传统耕作方法。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牛耕图》，描绘二牛挽一杠，牵引铁犁进行耕作，耕者一手扶犁，一手持鞭驱牛，形象生动逼真。宁夏贺兰山西夏皇帝陵墓中出土约重一百八十八公斤的鎏金铜牛，似乎可以反映出因用牛耕作，牛在西夏人心目中的价值。

2. 水利灌溉在西夏农业中的地位。西夏水利灌溉事业十分发达，由于夏国地处西北高原，气候干燥，雨量稀少，但河水资源却比较丰富，自汉唐以来，灌溉事业就相当发达。如西夏腹心地区的兴州和灵州地区，汉唐以来就支引黄河灌田，著名的古渠有秦家、汉源、唐徕、艾山、七级、特进、美利、七星、太平等。西夏建国后，继承前代开发水利、引河灌溉的优良传统，在大力疏浚旧有渠道的同时，又开凿修建新的渠道，如西夏建国初修建的著名的昊王渠（李王渠），由今宁夏青铜峡至平罗，“南北长三百余里”。兴、灵地区形成的水利灌溉网，惠及后代，如夏亡不久，元初董文用、郭守敬等主持修复宁夏诸州水利工程，可溉田9万余顷(23)。在另外的两个农业区：河西走廊诸州，利用祁连山雪水形成的居延、鲜卑、沙河、黑水等，引水灌田，所谓“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24)；横山农业区，则靠其境内著名的河流无定河、大理河、吐延水、白马川等灌田，如史载：“绥、银以大理、无定河为灌溉。”(25)《宋史·夏国传》称西夏“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

西夏重视农田水利灌溉，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农田水利法规，并纳入国家律令之中，今存的西夏文《天盛律令》卷十五中分列有《春开渠事门》、《园地苗圃灌溉法门》、《灌渠门》、《桥道门》、《地水杂罪门》，对农田水利作了详尽的规定。国家设立专门的农田水利管理机构，规定了渠头、渠主及渠水巡检的职责，并组织人民维护灌溉设施和灌溉渠道的合理使用，处理灌水纠纷，禁止私开新渠及修渠工料的摊派，严禁在大渠侧畔取土等。每年春开渠由宰相亲自议定，对开渠工头，期限与役夫也有具体规定，如开渠役夫，一般是“计田出丁”，开渠期限“勿过四十日”，“二十人中抽派一和众，一支头”等等。此外《天盛律令》还规定了保护渠道的防护林带的建设与维护，灌渠桥道的建设与维护等。

3. 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西夏建国后鉴于耕地不足而鼓励人民开垦荒地。西夏垦荒见于汉文史书记载的多在宋夏沿边之地，用侵耕宋境荒地的办法，扩大耕地面积。其中以宋河东路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屈野河遭受侵耕最为严重，为时最久。景宗元昊时，鉴于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于其地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驱使百姓耕垦寨旁十余里范围内荒地。毅宗谅祚时，没藏讹庞调集军队保护侵耕百姓“放意侵耕”，而导致宋朝采用禁绝“和市”，对西夏进行经济制裁。崇宗乾顺时，夏人“常于夜间直至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侵耕旷地，昼则却归本界，经略使禁止，不能止”(26)。但夏国境内仍有大量山谷荒地未能得到开垦，如宋臣范育所说：“臣尝究知夏国之闲田，弥亘山谷，动数百里，未悉垦辟。”(27)仁宗仁孝时，《天盛律令·取闲地门》规定：人民开垦抛荒地和无主“生地”，三年内免交租税。这种鼓励人民开荒的政策，对西夏农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4. 西夏的农作物品种，因其地理与气候条件的限制，比较单调且产量低。《宋史·夏国传》上说“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显然是指兴、灵一带的农作物。从《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看，西夏农作物有小麦、大麦、粟、糜、粳、糯、豌豆、黑豆、荜豆、荞麦。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胡萝卜、茄子、葱、蒜、韭等。也有果树的栽培。西夏全境农耕面积小，产量不高，不断发生饥荒。如宋臣曾巩所指出的：“西北少五谷，军兴粮馈止于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其民则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28)

5. 粮食储藏。西夏因连年战争，灾荒频繁，为保证战时与灾年的粮食需用，故丰年储粮，成为维持生存的重要举措。西夏储粮以公私窖藏为主，西夏建国前，宋咸平五年（1002年），宋朝泾原部署陈兴与秦翰等率兵袭击李继迁所部康奴族，“穷其巢穴，俘老幼，获器畜甚众，尽焚其窖藏”(29)。根据史书记载，西夏著名的粮仓粮窖，夏州境内有德靖镇的七里平和桃堆平，七里平有谷窖大小百余所，储粮八万石；桃堆平的“国官窖”，“密密相排，远近约可走马一直”(30)；灵州西南鸣沙川的“御仓”，窖储米多至百万石，为黑山威福军司军粮供应地；石堡城“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31)，被夏人誉为“金窟埚”。毅宗谅祚曾于西市城（今甘肃定西县南）“建造行衙，置仓积谷”(32)，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是西夏腹里著名的储粮地。被宋朝占领的西夏领地定边城，“川原厚运，土地衍沃，西夏昔日于此贮粮”(33)。惠宗秉常时，宋军统帅李宪曾发掘西夏于兰州附近建造的龛谷川及智孤、胜如二堡的粮窖“御庄”，取其积谷。史载：“宋元丰四年（1081年）九月大军过龛谷川，秉常僭号御庄之地，报有窖积，及贼垒一所，城甚坚固，无人戍守，惟有弓箭铁杆极多，已遣逐军副将，分兵发窖取谷及防城弓箭之类。”(34)此处“御庄”即皇室庄园，它一般派有士兵戍守，以监视生产劳动与防止仓储被盗。

二、畜牧业生产

畜牧业是党项羌族传统的生产部门，党项内迁后学会了农耕生产，农业生产在西夏建国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畜牧业仍占重要地位。西夏在中央机构中设立群牧司，专门负责畜牧业的管理。

西夏的畜牧业地区主要分布在夏、绥、盐、宥诸州。如：夏州“惟产羊马，贸易百货悉仰中国”(35)，盐州“地居沙卤无果木，不植桑麻”，“土俗……以牧养牛马为业”(36)。此外如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旗一带的山地和沙漠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山丘起伏绵延，间有林木，蒿草，不利农耕，仍宜于畜牧。河西走廊地区有广阔的草原，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史载：“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37)；甘州“水草丰美，畜牧孳息”(38)；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39)之称。此外，宋夏交界的横山地区也是一个“多马宜稼”的放牧地区。

西夏畜牧的种类，主要有羊、马、驼、牛、驴、骡、猪、狗、牦牛等。马匹在西夏畜牧业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马匹除用于军事作战和生产外，也是与宋、辽、金等王朝进行贸易的传统商品和朝贡礼品。唐代诗人元稹《估客乐》一诗中曾经提道：“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40)，可见自唐中叶党项人迁移到这个地区后，马即成为党项人的名牌产品，并用来同其他各族进行交换。“党项马”到宋代仍是驰名于世的良种马，宋朝对外战争所需马匹以“陕右诸州最盛”，多购自西夏。骆驼在西夏也是十分重要的牲畜，是高原与沙漠地区重要的运输工具和贡品。阿拉善和额济纳是主要畜养骆驼的地区，蒙古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战争中从西夏得到许多骆驼，使这种牲畜后来在蒙古高原大量繁殖。牦牛是羌系民族特有的畜类，“牦牛生西羌，似牛而尾甚长，毛可为，异产也”(41)，宋人称这种牛为“竹牛”，康誉之《昨梦录》载：“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黄黑相间，用以制弓极佳。夏人常杂犀角以市焉。”

牛、羊、马、驼、猪、狗是西夏牧民日常生活的衣食来源和对外交换商品，生产数量大，也有较高的生产水平，史书记载西夏与宋朝每次作战中，西夏损失羊、牛、马、驼等各种畜类，动辄数以万计。作为党项族传统生产部门，他们在畜牧生产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在西夏人编著的字典《文海》字条中，收录有畜牧业生产内容的多达百条以上，反映了西夏人对畜类的认识水平。如有关牲畜的区分和分类十分细致，马的名称有普通马匹与良马的各种名称，或用毛色区别马的名称。有用牛的年龄来区分牛的称谓。羊的区分有绵羊、山羊、岁羊、守羊、羖等。此外，对牲畜的繁殖，如配种、育畜、饲养方式也都有专称。对马、牛、驼患病、生疮的症状都观察入微，积累了丰富的畜养和治疗经验。宁夏银川西夏皇陵与其他西夏城址都出土过精美的铜牛、石马、石羊、石牛、石狗和骆驼雕塑品，以及这些畜类随葬的遗骨，这反映了西夏及党项族传统的生产活动对其文化与习俗的深刻影响。

西夏的畜牧业一般是个体的家庭生产，随着畜牧业的发展与供需要求，国家设立了官营牧场，直接由群牧司管理。仁宗时颁行的《天盛律令》更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国有牧场的管理制度。其内容主要见于卷十九之《遣牧头纳畜册门》、《牲畜分配门》、《死畜注销门》、《供给驮门》、《畜利限门》、《官畜驮骑门》、《畜患病门》、《官畜私畜调换门》、《校畜门》、《管职事门》、《牧场官地水井门》、《贫牧逃避无续门》等中。这些律令、门类与条款基本上是关于官营牧场机构设置与生产关系的规定。如关于官营牧场管理制度，有对牧场官畜幼畜的登记与盖号印、每年按期校验牲畜数，牲畜死亡的注销及死亡的赔偿规定。官营牧场产品的分配：皇室御用，祭神祭祖供品，对辽、宋、金王朝的贡品及榷市贸易商品，公务用畜，以及上交国库和供给官员和军队用的毛、乳、酥、绒等畜产品等，多取之官营牧场。一般说来，西夏官营牧场的长足发展，生产规模远远超过民间，成为西夏军事与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来源，在西夏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与畜牧业相联系的。狩猎也是党项族传统习俗和生活的手段。在党项族居住的山地、沙漠和半沙漠地区，多有虎、狼、黄羊、野狐（沙狐）、兔、鹰、鹘等禽兽出没。据史书记载，李继迁时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42)。李继迁本人即以善猎虎出名。狩猎活动又是西夏军队出战前的一种仪式。如元昊时“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43)。到西夏中后期崇宗时期，由于朝廷重文轻武，引起一部分党项上层贵族的不满。御史大夫谋宁克任向崇宗皇帝上书中还在强调：“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44)。西夏的狩猎经验也很丰富，据西夏文字典《文海》中记载的狩猎方法有捕捉、网捕、圈套、陷阱、烟熏等多种。猎获物以兔、鹘、黄羊、沙狐为主，这些猎物多用作向宋、辽王朝进献的贡品。

第三节
西夏的手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

一、手工业生产

内迁后的党项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化出来形成单独的生产部门。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畜产品的加工制作，如鞣皮、制革、手纺毛线，织造毛褐、氆氇、毡、毯与制作衣、巾、鞋、帽、帐篷等。党项人需用的金属、陶瓷、木制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则多靠同邻近汉族地区交换，或从宋朝输入。随着农、牧业的发展，西夏贵族、地主阶级对各种生活消费品的奢求，必然刺激西夏发展自己的手工业生产门类。为了使西夏的手工业生产迅速地发展起来，西夏直接从汉族地区或从宋朝请来工匠。

西夏建国后，一些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基本为国家所控制，使它们成为统治阶级奢侈生活服务以及为加强军备和战争服务的专设部门。西夏仁宗时期的国家法典《天盛律令》中列入的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管理部门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织绢院、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根据这些手工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可以说明西夏时期在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与水平。

1. 金属冶炼与制造业。主要包括金、银、铜、铁等金属的采矿、冶炼与制造，是西夏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西夏党项人已知道从矿石中冶炼金、银。《文海》字条“金”释“黄金也，石中出，与铁同类”，“银”释“此者银也，矿物中出也”。西夏文《圣立义海》载：“西边宝山，淘水有金，熔石炼银、铜。”西夏文《天盛律令》中有发配罪犯去“采金、熔铁”的苦役规定。西夏境内金、银矿藏资源稀少，相当数量的金、银及其制品靠宋朝“岁赐”或从周边地区或王朝输入。

西夏建国初期设立文思院，专门管理皇家需用的金、银饰物与用品，工匠多来自汉族地区。毅宗时曾向宋朝乞取工匠，对在战争中俘获的宋朝工匠特别加以重用。根据考古发现，西夏出土的金器有金莲花盘、金碗、金佛像、金桃形饰片、金指剔、金饰马鞍、金扣边以及花瓣形金饰等(45)。出土的银器有银钵、银碗、银盒、鎏金银饰圆形带钉银饰，以及镶嵌有绿松石或蓝宝石的金银饰物。宁夏灵武出土的银碗与银钵，内中用西夏文墨书标明器物自身的重量。这些金银器物造型轻巧，色泽光莹，图案精美，表明了西夏手工业匠人熟练高超的工艺技术。

冶铜与打铸铜器是西夏冶炼业中的重要生产部门。《文海》“”释：“融铜撒药为也。”是黄铜与锌的合金，说明西夏人已懂得加氧化物冶炼不同的铜。铜器的制造分锻制与铸造两种，已发现的西夏铜器制品有铜牌、铜印、铜钱、铜镜、铜刀、铜牛、铜铃、铜甲片、铜门钉泡等。仅铜牌就有上镌西夏文“敕燃马牌”的合套式信牌，圆形西夏文“防御待命”牌，长方形或铲形的西夏文“内宿待命”牌，以及圆形、桃形等各式图案的装饰牌。宁夏贺兰山西夏皇陵中出土的长一点二米、宽零点三八米、高零点四五米，重一百八十八公斤的模制浇铸鎏金铜牛更堪称西夏铜铸工艺的精品。

冶铁与铁器制造是西夏冶炼制造业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西夏的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境）东境蕴藏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西夏建国初即在那里设立“冶铁务”，管理铁矿的开采、冶炼，用来制造兵器和农具。据史书记载，在首都兴庆府衙的庭院后面还设有专门锻造兵器的作坊。西夏的铁器种类繁多，根据《天盛律令》中记载可大致分为剑、矛、刀、枪、箭、铠甲等兵器；头、斧头、耙叶、铁凿等生产工具；屠刀、火炉、锯、镫、剪刀等生活用具以及斧、锯、锛、剪、尺、规等手工工具。西夏冶铁的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使用了竖式双扇风箱，鼓风量大，可加大与保持炉膛温度，提高冶铁效力。其二是掌握了冷锻工艺，提高了锻造兵器的坚硬度。

2. 采盐业。采盐业也是西夏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西夏有丰富的食盐资源。盐池主要分布在盐州、灵州等地。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等。其中乌池、白池以出产青白盐驰名。青白盐系盐水经日晒自然凝结而成盐，产量很多、品质纯净。特别是青盐味美而价廉，最为宋朝边民喜食。景宗元昊时期，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46)，要求宋朝每年购买西夏青盐十万石，可见西夏的采盐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3. 陶瓷业。宋代是中国制瓷业的繁荣时期，辽、金的制瓷业也十分发达。西夏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制瓷业。西夏陶瓷史无记载。直到20世纪50—70年代末，在西夏故地的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石咀山省嵬城遗址，银川西郊西夏皇陵，灵武县；甘肃武威西郊；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等地，陆续发现了西夏时期的墓葬和窖藏瓷器，西夏瓷器的存在才为世人所知。1984—1986年在宁夏灵武县东磁窑堡发掘多处西夏时期的窑炉和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瓷器、窑具等，展示了西夏制瓷工业的规模与技术水平。

西夏所需的瓷器最初靠宋、辽等国输入，随着西夏对陶瓷制品与建筑材料的需求加大，西夏建国后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制瓷工业作坊，并多次向宋、辽两国乞派工匠，中原的制瓷匠人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新发现的灵武磁窑堡因蕴藏着丰富的煤矿、瓷土与水源，提供了建立瓷窑有利的自然条件，这里又靠近西夏统治中心和银川平原通往大西北的交通枢纽，为瓷器的销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灵武窑出土的陶瓷品来看，绝大部分产品是民用瓷器。

西夏瓷器的产品种类繁多。根据已出土的实物分类，以用途分，有生活器皿、文房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佛教用品、建筑材料、兵器等。生活器皿有碗、盘、盆、钵、釜、杯、高足杯、壶、扁壶、瓶、罐、缸、瓮、灯具、铃、钩等。各种瓷器的釉色与装饰技法不同，其中以黑釉与褐釉剔花壶、瓶、罐等类瓷器为特色，堪称精品。西夏瓷器中双耳或四系的瓷扁壶数量特别多；瓷塑驼、马、羊工艺品，瓷铃、瓷帐钩及游牧民族喜爱的乐器牛头瓷埙也都有发现，这些也都反映了西夏各族人民生活习俗与喜好情趣。

4. 砖瓦业。西夏建国后建筑业的发展，使砖瓦等建筑材料的生产发展起来。西夏的砖瓦生产主要供给寺庙、皇家宫殿园陵、官署、贵族官吏邸宅及城市民居使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西夏的砖瓦窑坊一般开设在大型建筑物的附近，如在银川西夏皇陵陵园以东发现了数十座西夏时期的砖瓦窑和灰石窑址，这些砖瓦窑的建筑、形制和唐宋时期马蹄形砖瓦窑的形制构造基本相同。窑内遗留着的兽面瓦当、黑釉筒子瓦、白瓷瓦，与西夏陵区出土的建筑材料完全相同，说明这里的砖瓦窑与石灰窑是专为修建皇帝陵园建造的。同类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在灵武县磁窑堡的窑址中也有发现。西夏砖瓦建筑材料品种很多，工艺水平也十分高超，在西夏皇陵遗址上发现的有各类纹饰的瓦当、滴水、琉璃瓦、脊筒、琉璃砖、鸱吻、石柱雕栏、柱础等，有的造型奇特、色彩瑰丽、质地坚固。这些都反映了西夏砖瓦业的技术水平。西夏《天盛律令》在国家机构中专设有“砖瓦院”管理砖瓦生产。

5. 纺织业。西夏建国后逐步发展起自己的纺织业。据史书记载与考古资料看，毛、麻、丝、棉四种纺织品都可生产。西夏政府设立织绢院管理纺织生产，纺织技术多从中原地区输入。毛纺织是党项族传统手工业产品，有毛褐、毡、毯等。特别是制毡，原料有秋毛、羔毛和春毛之分。西夏文《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记有“白毡”，是由驼毛制成。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记其经西夏故地阿拉善时说：“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47)西夏有自己的丝织业，丝织品种类也很多。《番汉合时掌中珠》列举的丝织品有绫、罗、绣锦、绢、丝、纱、紧丝、煮丝、克丝、采帛等。《天盛律令·物离库门》中，也有对缫丝、染丝线（熟染、草染、染杂色）、丝织、扣丝生产中的损耗规定。西夏皇陵出土的丝织品中有罗、绫、锦等丝织品，其中有素罗、纹罗、异向绫、茂花闪色锦、工字绫等不同纹饰与图案的丝织品(48)。史载，夏仁宗人庆元年（1144年）给宋朝的贡品中有“绫罗纱五百匹”(49)。乾祐七年（1176年）又向金朝贡献“百头帐”。

西夏多植麻，《文海》“麻”字释：“麻草，可做纱布也。”麻布是民间主要的衣料。西夏人也种植棉花，称“白叠”，因此西夏也有棉纺织品。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发现有西夏时期的石纺轮和木刮布刀，是当时民间使用的纺线、织布工具。

6. 酿酒业。党项族酿酒的历史久远，内迁前的党项族“不知稼穑，土无五谷”但已开始“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50)。党项内迁后到建国前，酿酒业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并仿宋朝建立了“酒务”，专门职掌酒的酿造与销售。西夏文本《杂字》已载有“酒务”一词。西夏也采用用曲酿造谷物酒的传统方法，并使用中草药制曲。《文海》“曲”释：“此者谷物研磨成面，令混以药草做曲、酿酒时散也。”西夏汉文本《杂字》中载有麦曲、清水曲和百花曲三种酒曲。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专列《酒种种门》，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与征榷，如酿酒须经官府批准，并颁发生产许可证；酒曲由官府统一榷卖；禁民间私人造曲；禁私人造小曲及小曲酒；禁私酿酽酒；禁邻国酒曲进口等。西夏酒类品种，据汉文与西夏文史料记载，大致有黄酒、葡萄酒、马奶酒和麦酒等几种。其中马奶酒是西夏具有民族特色的饮料酒。宋臣王延德出使西州（高昌），途经西夏北部地区，记述了当地“马乳酿酒，饮之亦醉”(51)的风俗。一般认为西夏酿酒工艺已采用蒸馏方法，如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酿酒图》中的酿酒技术即采用蒸馏酒器，亦有学者对此论持异议(52)。

7. 印刷业。西夏的印刷业十分发达。迄今已发现的500多种西夏时期的西夏文和汉文书籍中，刻本书籍约有300多种，卷数超过千卷。存世最早的西夏汉文刊本刻于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崇宗时期在国家机构中已设置“刻字司”机构，到仁宗时期西夏印刷业达到了空前繁荣，今存世的西夏时期汉文和西夏文刊本多刻于仁宗时期。如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孝皇帝与罗皇后在大度民寺一次法会中就发愿刊印施散佛经数万卷，有一次达二十五万卷。在西夏故地黑水城遗址，宁夏贺兰山宏佛塔和拜寺沟方塔中都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木雕版。西夏的雕版印刷业分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种形式。官刻由中央政府机构的“刻字司”掌管，主要刻印汉字和西夏文译佛经、儒家经典与兵书、字书等，其中往往刊有“命工镂板”、“敕有司印造”等字样，官刻本数量很大，动辄数万、十数万卷，故必定有大规模的刻印工坊。坊刻应是私人作坊，多翻刻官刻本，如已发现了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本《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重印刊本，封面题汉文书名，书名下存：“茶坊角面西张……”数字，可能为张姓坊刻印本。已发现的一本寿亲养老刻本中盖有“西夏揆文书院”重刻字样。传世的西夏印刷品中，已发现私人刻印的佛经十多种，有官员、僧人，也有平民。都是因发愿而刊印散施的，其印刷当是委托民间坊刻印制。

二、商业与货币

西夏时期，由于农、牧、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交换需求量的增加，必然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与繁荣。商业的发展兴起了城市，城市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与发展。西夏的州、府、地方监军司是各地的商贸交换场所，西夏文《文海》释“巷”，“此者市井也，买卖人过处之谓”，与“市”同义。以“京师”兴庆府为中心，联结河西走廊地区的甘（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凉（治所在今武威）、瓜（治所在今安西）、沙（治所在今敦煌）、肃（治所在今酒泉）等州城，都成为西夏的商贸中心城镇。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5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又云：“众匠率职、百工效技”(53)，反映了各地工匠、客商云集武威的盛况。在武威地区发现的西夏文卜辞残卷中有西夏商人的占卜辞语，其中多与经商活动有关，如“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未日恶远行、戌日有倍利”(54)。西夏文瓜州法律文书残卷中记载了瓜州商人“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乃至商贾买卖牲畜、交换缯帛中发生了侵夺伤害事件等等(55)。黑水城西夏遗书中有一幅“肉商图”，生动地描绘了一家小店，肉商屠羊，宰杀鸡、鸭，忙碌交易的情景。

西夏国内商业市场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布、绢、帛、牲畜、肉类等等。因战争与饥荒，经常导致物价飞涨与商品奇缺。如景宗元昊时，因宋夏连年作战，宋朝断绝对西夏的“岁赐”和“和市”，西夏国内一时物价飞涨，“一绢之值为钱两千五百”，“尺布可值数百”，惠宗秉常时“匹帛至直十余千”。仁宗仁孝时，国内发生饥荒，“民间升米百钱”，这些零星记载，反映了西夏商业活动与国民生计的密切关系。

西夏对商业的管理，在仁宗时期的《天盛律令》中都有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如第三卷《当铺门》是对典当程序、本利、时限、知证、中间人等的规定。《催索债利门》则规定借贷的偿还、利息与违规的处罚。第十七卷《斗尺秤换卖门》和《钱用毁市场门》是分别对度量衡工具斗、尺、秤及交换物钱币使用的规定。第十八卷《缴买卖税门》则是对商品交易中不同情况的税法规定，如对免税及因地方不同的纳税、索税、畜类税等的规定。

西夏建国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已开始使用货币。由于西夏缺乏制造货币所需的铜、铁，宋、辽对铜铁的输出又严加禁止，西夏铸造货币受到了限制。所以在西夏的偏远地区仍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西夏文《文海》中有所谓“比物交换”、“等物交换”的词语，显然是交换市场上货币短缺的反映。现存的一份《西夏天盛廿二年（1170年）卖地文契》中记载了黑水城一牧民妇以二十二亩土地换取四匹骆驼的交易(56)。

作为流通手段的西夏货币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西夏铸造的本国货币；另一类是从宋、金通过贸易、“岁赐”等渠道流入西夏的货币。据史书记载：“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宝钱，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57)于此见出西夏铸铁钱，钱不敷用而自己设监铸钱。由于通货少，西夏对私运或销毁货币的禁令特别严厉，《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规定：“诸人不允去敌界卖钱，及匠人铸钱，毁钱等”，违者处徒刑直至绞刑。据今在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等省区西夏故地发掘出土的西夏钱币窑藏品种与数量分析，北宋与金朝的货币都占该窑藏总数的80%—90%以上，西夏货币数量很少。

据西夏文物遗存与考古发现，西夏最早的货币是西夏开国皇帝景宗李元昊时铸造的汉文“天授通宝”钱，最晚的是神宗李遵顼时铸造的汉文光定元宝钱。西夏共传十主，除献宗，末帝两朝外，其余八代帝王都有铸钱实例。西夏货币从文种上分西夏文钱和汉文钱两类。目前为止，已发现的西夏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盛元宝、乾祐元宝、乾祐宝钱、天庆元宝、天庆宝钱、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铜钱。除铜钱外，西夏还大量铸造铁钱，已发现的主要有天盛、乾祐两种年号钱。西夏钱币遗品以天盛年号钱最多，反映了当时西夏货币经济的发展。从传世与新发现的西夏铜钱来看，数量虽少，但其铸造精美，轮廓规整，书法清晰秀丽，以天盛、皇建、光定诸品为最。新发现的光定元宝钱篆、真对品钱，尤为珍品。

西夏也铸造和使用银币。并使用货币进行高利贷剥削。史书记载毅宗谅祚时：“牙头吏史屈子者狡猾，为众贷谅祚息钱，累岁不能偿。”(58)其臣高怀正也“以贷国人银”(59)。20世纪80年代中，在甘肃武威发掘的西夏窖藏中，出土了一批西夏银锭，大小不一，呈长方束腰形，上砸印或錾刻文字、戳记、符号等，记录了西夏社会白银流通的真实情况(60)。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天庆十一年（1204年）典麦残卷，是一份记载西夏人兀女浪粟以一领袄子典裴姓放债人之麦，全年利息超过“倍称之息”的高利贷文书(61)。

三、对外贸易

西夏时期同周边的辽、宋、金王朝和回鹘、吐蕃等族都有密切的商业贸易关系。

西夏与周边王朝的贸易一般采用三种形式：一是贡使贸易，二是榷场贸易，三是双方边民私自的贸易。

1. 夏、宋贸易

西夏与宋朝通过贡使进行贸易交换兴盛于李德明时期，对此史书多有记载：“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之利”(62)，“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63)。西夏贡使通过贸易可获得高额厚利，史载崇宗时“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64)，对此宋朝曾一度禁止。贡使贸易仅能满足西夏官吏与党项贵族的愿望与要求。

榷场贸易是夏、宋贸易的主要形式，榷场是在宋、夏边境设立的固定贸易场所，官方设有牙行评定货色等级，包揽承交，并征收商税。

西夏建国前，在李德明的请求下宋朝于景德四年（1007年）在保安军置榷场，其后于天圣年间（1023—1031年）又增置镇戎军榷场，此外在延州、麟州也置榷场贸易。其后，宋朝还在沿边设立次一级的贸易市场“和市”，如李德明时，宋朝“置西界和市”，后又相继于河东路，陕西路沿边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等地设有和市。宋、夏官方榷市贸易货物品种繁多，如保安军榷场的贸易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65)。除以上所列举的货物外，西夏还向宋朝输出马匹和池盐以及良弓、枸杞、大黄等药材。输入的还有粮食、茶叶、金、银、铜、铁、锡及日用品。据史书记载，宋庆历六年（1046年）宋朝诏令保安军、镇戎军榷场，每年向西夏购买马匹二千匹，羊一万口(66)。景宗元昊时，西夏向宋朝输出仅青盐一项所得即可供西夏数州的财政开支。夏、宋榷市贸易对西夏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之重要，如宋人宠籍所说：“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67)因此宋朝也常常用断绝和市来迫使西夏屈服。

边境私市是未经官府允许的不合法的走私贸易。事实上边民私市或走私是与榷市、和市共存的交易形式。私市有民间自行组织的定期市场“会”。西夏建国前李继迁时，党项边民即在赤沙川、橐驼口等处“各置会贸易”。李德明时期也曾在麟州擅自置场贸易。西夏建国后，尤其是宋、夏战争期间，民间的私市十分盛行，当时因宋朝“边民与西入交易者，日夕公行”，“边鄙小民窃相交易”(68)，司马光上书宋哲宗，哲宗于元祐元年（1086年）下诏:“禁止边民不得与夏国私相交易。”但“私易殊无畏惮”(69)，屡禁不止。

2. 夏、辽贸易

夏、辽间贸易以贡使贸易和榷市贸易为主。西夏自李继迁始至崇宗乾顺时辽亡，与辽朝贡使往来不绝。西夏贡使进入辽国，除向辽朝进献贡品外，也兼做生意，于“沿路私相市贸易”所购物品包括铜、铁等禁物。史载，辽朝于重熙二年（夏开运元年，1033年）十二月，下令“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又于辽清宁九年（夏拱化元年，1063年）下令“禁民鬻铜于夏”(70)，可见也是屡禁不止。

辽与西夏的榷市贸易市场设在云中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西京西北的天德、云内、银瓮口等处。榷市亦禁铁器交易。由于辽宋、辽夏边界市马之风盛行，因此辽朝边臣“严立科条，禁奸民鬻马于宋、夏界”(71)。诏令边郡遵行。

3. 夏、金贸易

辽亡金兴，金代替辽成为西夏贸易的对象。夏金通使十分频繁，如夏仁宗仁孝一朝，西夏派往金朝的使者高达一百四十二次，平均每年三至四次。西夏使金除进献贡品外，也抓紧时间进行交易。“使人入境与富商相易”(72)，但夏国贡使贸易须在指定的地点，如金朝规定：“（夏）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73)。金章宗时诏：“谕有司，夏国使可令馆内贸易一日。尚书省言，故事许贸易三日，从之。”(74)金宣宗时“夏使贺正旦，互市于会同馆，外戚有身贸于其间者”(75)。

西夏与金朝的榷市贸易主要是恢复夏辽、夏宋沿边原有的榷场，也在兰州、绥德、保安军、环州等处建立新的榷场。金主要向西夏市马。如金世宗大安三年（1163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76)。西夏则以贩自西域诸族的珠玉同金贸易，曾引起金世宗的不满：“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77)因此，夏金榷场贸易是十分有限的。

4. 与周边民族贸易

西夏地处“丝绸之路”的中间地带，扼东西方交通要道，占据了“贸易华夷”的优越地理位置，因此往往做转口贸易。如宋、金王朝通过西夏从回鹘商人手中购买玉器。西夏利用宋朝赐茶，“向西北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78)，成为名副其实的二道贩子。西夏对外国、外族商人征收高额的过境税，如回鹘商人的驼队载物经西夏过境，“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著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79)。居住在黄河以北的部族到宋朝卖马，从西夏过境，须在西夏的“榷场内每匹纳买路绢一匹，大荼十斤”(80)。所以高昌、于阗、龟兹等西域王朝贡使和商旅经常避开西夏境内的河西走廊，另外开辟新的经商大道。

第四节
西夏的社会经济制度

一、西夏的赋税与役法

（一）赋税。党项羌内迁后，其社会性质已由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制阶段向阶级社会过渡。其时党项政权由于是以强宗大族为主宰，以具有宗法血缘的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为基础，在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建国前的党项社会已基本上处于宗法封建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党项夏国的土地制度逐步形成了国家所有制、贵族占有制、寺院和小土地占有制四种所有制。

西夏建国前党项夏州政权统治下同邻近宋朝相比，赋役已相当繁重。据《宋史·党项传》记载，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银州（治所在今陕西米脂县西北）羌部拓跋遇向宋朝边吏诉说：“本州赋役苛虐，乞移居内地。”(81)西夏建国之初，仿宋制建立的中央王朝机构中，设立“三司”，其职能是“总国计，应贡赋之入”(82)。又设立“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等机构，管理和征收农、牧、商、手工业的各种赋税。西夏建国初期，国家的赋税制度尚不完善，由于对宋朝频繁发动战争，战争物资与军需粮饷主要靠对国内和宋夏沿边地区的掠夺。宋朝边将田况说：宋朝缘边与西夏“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来入寇，则科率粮糗，多出其间”(83)。宋朝边帅韩琦也说，西夏进攻宋朝，“凡军兴之物，悉取国人。而所获不偿所费”(84)。夏宋经过几年的战争，西夏终因“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叶不如’之摇以怨之”(85)。

西夏中期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西夏赋役制度的规定完备而详尽。其中西夏赋税可区分为田赋、牲畜税和工商税三种。

1. 田赋。田赋即土地税，基本上是由租种地主（租户家主）土地的农民（种地者）所承担。《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五《地水杂罪门》规定“种地者”不能按时交纳田租者按情节“断以杖罪”。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的田赋主要内容与征收制度，可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

（1）田赋管理。相邻的租户家主即纳税户，为纳税方便，由地方派遣官吏，“十户遣一小甲，五小甲遣一小监”，“二小监遣一农迁溜”负责对纳税土地、耕牛、草场等登记造册，并向上司部门备案。对纳税人即每个租户家主都发给簿册或木牌，“于地册上登录顷亩、升斗、草之数”。地方官吏“当予属者凭据，家主当视其上依数纳之”，或“各租户家主各自地何时种，耕牛数、租种数，斛、斗、升、合，条草当明之，当使书一木牌上，一户当予一木牌”。为了防止收税人贪赃枉法，租户家主依纳税牌的规定纳税后，“家主当取收据数登记于白册，于收据主人当面由催租者为手记”。田赋交纳的时间大致在秋收后的九十月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五《催缴租门》规定：各郡县于十一月一日将纳税簿册、凭据交所属转运司；转运司于十一月底前送交磨勘司；磨勘司必须在十二月底前磨勘完毕。

（2）田赋征收核查。买卖土地须向官府申报，并办理赋税交割手续，不准隐瞒。因买卖土地及其他原因发生变化，不使逃税，而规定每三年要通检一次，重新登记造册。田赋的征收，一般按照土地的瘠肥分为五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五《取闲地门》中还规定：凡无力租种之拋荒地及不属官私之生地，三年内不纳税，三年过后，经过丈量，根据“苗情及相邻地之租法测度”可依法纳租。为了鼓励生产，在本卷《租地门》中还规定，对新开垦的属于个人的荒地减免土地税：“诸人地册上之租地边上，有自属树草、池地、泽地、生地等而开垦为地者，则可开垦为地而种之”，开荒一亩至一顷，不纳租税，勿为租佣草，当以为增旧地之工，时限为三年。三年过后，或开垦荒地超过一顷之地者，依法纳税。在田赋征收中，如遇到灾害年景，则根据灾情予以减免。汉文史籍记载，夏大庆四年（1143年），夏、兴州地震，仁宗下令“二州人民遭地震地陷死者，二人免租税三年，一人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86)。

（3）征税种类。土地税主要有谷物和冬草，因地而宜。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五《催缴租门》规定：灵武郡人交纳麦一种，保静县人交纳大麦一种，华阳县家主交纳麻褐、黄豆二种，临河县人交纳秫一种，治源县人交纳粟一种，定远、怀远二县人交纳糜一种，等等。草为西夏土地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冬草蓬子、夏蒡等外，还有麦草、粟草等谷物秸秆与谷糠，规定“一顷五十亩一块地，麦草七捆，粟草三十捆，捆绳四尺五寸，捆袋内以麦糠三斛入其中”。

西夏在土地税中也开始征收货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七《库局分转派门》中规定：“中兴府租院租钱及卖曲税钱等，每日之所得，每晚一番，五州地租院一个月一番，当告三司，依另列之磨勘法施行。”

除国家征收田赋的规定外，各地也都发生法定之外的变相负担与苛捐杂税，即各种摊派与“和买”之类。《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五《催缴租门》规定：“无官方谕文，不许擅自于租户家主收取钱物、花红、麻皮等种种及摊派杂事。若违律摊派时，已纳官库内，则依纳租法判断，自食之则与枉法贪赃罪比较，从重判断。若国家内临时修缮佛塔、寺院、建造大城、官地墓、为碑志等时，应不应于租户家主摊派杂事，当告中书、枢密、计量奏报实行。”

“和买”是以官府需要为由，从农牧民手中收买杂物、牲畜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七《急用不买门》规定：诸司派人购买所需之物“诸家主双方情愿，可买卖，不许强以逼迫买取”，但地方官吏经常出现“倚官买时行欺骗”或“压低价”，甚至“价低时以私买之，公用时高价求利而卖之”的情形。

2. 牲畜税。有关牲畜税的规定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多已缺佚或不清。但其中规定财物的次序，往往以畜类为首，且对官私畜类的管理极为严格，说明对牲畜征税的重视。如在卷一八《能增定税罚贪门》中规定：“诸人能增定税及官畜、谷、物种种等。”同卷《缴买卖税门》有“船上畜税”的规定。在卷一九诸门中规定了对牲畜登记造册，区分牲畜等级，确定官畜驮骑，对牲畜生病、死亡、繁殖都要按时校验。如本卷《官畜驮骑门》规定：“官私牲畜不许牧者本人擅自借与诸人驮、骑、耕作。”《官私畜调换门》规定“不许诸人与私畜物调换”官畜等。西夏对私畜的畜养，有按牲畜多少承担军事装备的规定，《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季校门》规定：“诸无有坚甲、马者，应以五十只羊、五条牛计量，实有则当烙印一马。有百只羊、十条牛则当寻马一及披、甲之一种，有二百只羊、十条牛者则当由私寻披、甲、马三种，当在册上注册。”此外，拥有马匹的牧民或自耕农还要为官差即“执符”人提供乘骑。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三《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中规定：“派执符时，当骑诸家民所属私畜及官之牧场畜等有方便可骑乘者，不许差用一种官马。若附近无私畜及牧场畜等，及不堪骑乘，实无有，则允许捕骑官马。”如果捕乘的私马“直接于途中病患羸弱而死时，知其所在，允许不偿畜。边近则以畜尸，边远则以肉皮，依当地现卖法当卖之，卖价当还畜主人”。

3. 工商税。工商税是西夏国家税收的大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八《缴买卖税门》正文已佚，但从残留的条目内容可知其大概，如有“隐买卖税”，“开铺者等先后纳税法”，“免税开铺”，“地方不同处纳税”，“告奏索税”，“船上畜税”，“地界以外不纳税”，“诸边商人过京师”，“重复出卖免税”等。

西夏实行盐、酒专卖，“三司”设盐铁使专门管理盐铁生产，盐课收入在西夏财政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西夏建国之初“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87)。《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七《库局分转派门》中规定，对盐池的税收“分遣监池者，池大则派二巡检，池小则派一巡检，与池税院局分人共监护之”。又卷一八《盐池开闭门》中规定：“诸人卖盐，池中乌池之盐者，一斗一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百钱，当计税实抽纳，不许随意偷税。倘若违律时，偷税几何，当计其税，所逃之税数以偷盗法判断。”

西夏对酒类生产与销售实行官榷，即由官府控制酒曲的生产与销售。西夏汉文本《杂字》司分部列有曲务、酒务条(88)。《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七《库局分转派门》中将“曲务”分为“踏曲”与“卖曲”两部分，规定：“中兴府租院租钱及卖曲税钱等，每日之所得，每晚一番”，又规定在全国设定远县、回定堡、怀远县、临河县、会州、保静县、五原郡、官黑山、宥州、夏州、黑水等“诸卖曲税院共十八种”并设小监、出纳、栏头进行管理。此外，西夏还实行私人向官府的酒税承包的买朴制度，由其承包某一地区内的酒税酿酒酤卖。也允许民间自酿自销的所谓民酤，由官府收税(89)。本卷中还载有：“贺兰界树税院、木炭租院、木材租院”，说明西夏对专门从事伐木、烧炭等行业也课利征税。

（二）役法。西夏的役法包括兵役、职役、夫役三项。

1. 兵役。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兵制规定：“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90)又据宋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记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91)西夏仁宗时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则把在籍的丁壮称为“正军”、“辅主”与“负担”三类。在卷六《抄分合除籍门》中规定：男子十至十四岁就要登记注册，十五岁成丁，丁年限至七十岁。丁壮“目盲、耳聋、躄挛、病弱等者，本人当于大人面前验校，医人当看检，是实，则可使请只关、担保者，应转入弱中”。对未成丁男子谎报死亡，壮丁称病转入老弱者都要处罪。特别是对“诸人现在，而入死者注销，及丁则当绞杀”。可见服兵役对西夏之重要。

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凡成丁者都要承担兵役。其中“正军”是直接参加战斗者，“负担”则担负军中劳役。“正军”除国家给予很少的军事装备外，还要自备弓箭、盔甲，承担补充“长生马”、驼。宋朝西北边帅范仲淹说：“西夏建官置兵，不用食禄。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92)宋朝大臣张方平在给宋仁宗的奏章中也指出：“今羌戎乃汉唐郡县，非以逐水草射猎为生，皆待耕获而食。贼每点集，资粮器用，人自为备，须岁年计，乃能大举。”(93)终西夏一朝，战争不断，而每次战争，都“点集”签发数万乃至十数万的丁壮，兵役成为西夏广大下层人民最深重的灾难。崇宗乾顺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任指出：“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灾，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安民命乎！”(94)繁重的兵役负担是造成西夏日趋贫困、国势衰颓的原因之一。

2. 职役。西夏的职役汉文史籍未见记载。职役即差役，是各级政权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人事，其担负课督赋税，逐捕盗贼，奔走驱使，各种差遣杂役者实际存在于各种部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三《遣差人门》中规定：“诸司遣差人时，小监者注册方可行……依地程远近而量之，给以限期”；“彼差人往唤有罪人，对有罪人及其他知情当事人等若强行无理取其主贿，或释放以取贿等时，以枉法贪赃罪判断”；“差人司内已派，不来而逃匿，寻而获之”者处罪；“被告人本人打差人……依被告人打差人之以犯法判断”。《春开渠事门》规定：“春挖渠事大兴者，二十人中当抽派一‘和众’，一‘支头’，等职人”；《渠水门》规定：“诸沿渠干察水渠头、渠主、渠水巡检、伕事小监等，于所属地界当沿线巡行，检视渠口等，当小心为之”；“当值渠头并未无论昼夜在所属渠口，放弃职事，不好好监察，渠口破而水断时”，按损失大小处罪。

3. 夫役。又称徭役或力役。西夏夫役极其繁重。从西夏建国前的李继迁时期到李元昊建国后，西夏王朝统治者都大规模征调民夫兴修黄河水利，历朝皇帝更不惜民力，役民修筑都城、宫室、陵寝、寺庙及州城堡寨。如史载，李德明时“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95)。其后又“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号为兴州，遂定都焉”(96)。景宗元昊时，“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大役丁夫数万，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97)。此外，西夏建国初为加强对宋朝的防卫，在沿边地区修筑大量的堡寨。据宋朝大臣田况奏称：元昊为了对宋朝用兵，在临近宋朝边境的山险之地修筑堡寨三百余处(98)。

西夏中期仁宗仁孝时期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多有调拨役夫条款，如修治河渠、桥道，修造宫室、寺庙、堡寨等。如卷四《修城应用门》中规定：城墙修缮涂泥，守城绳索、板门、石炮的修理，城壕的开掘都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役。又如卷一五《桥道门》规定：“大渠中唐徕、汉延等上有各大道、大桥，有所修治时，当告转运司，遣人计量所需笨工多少，依官修治，监者、识信人中当遣十户人”。此中的“笨工”即指夫役。同卷《地水杂罪门》中规定：“春开渠发役夫中，当集唐徕、汉延等上二种役夫，分其劳务，好好令开，当修治为宽深。”即必须合乎规定标准，不合格者还要处罪。

二、党项与西夏社会形态研究述要

对党项羌内迁后与西夏建国后的社会性质，一直是西夏史研究中引起关注与探索的问题，因为它是准确地把握西夏历史上所有重要事件和变革实质的前提。由于现有史料的限制与对史料理解与解释的歧异，对从党项羌兴起到西夏王朝灭亡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本节仅援引与归纳众家主要观点，理其脉络，寻求交织，以供引出新的探索。

从党项羌兴起到西夏国亡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对它的社会发展进程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从党项兴起后的父系氏族公社制未经过奴隶制阶段直接过渡到封建制；一种认为党项兴起后的父系氏族社会经过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其中在不同社会性质的转化时期与内容上又有所不同。

关于党项、西夏社会从氏族公社制未经过奴隶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的观点，最早是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99)一文中所提出。该文论及党项羌自唐初内迁汉地，自中唐至宋初，由于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当作商品形式来交换的牲畜私有制出现，象征着党项游牧氏族制度的接近解体，于是向汉族地区所进行的商品贸易和军事掠夺，也必然同时并起。其时的党项社会发展情况，大概正处于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过渡，由分散而无君长的部落社会向统一而有君长的部落联盟过渡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尤其是自李继迁到李元昊建国以前这一阶段，正相当于历史上的所谓军事民主主义阶段。党项社会部落联盟的形成，象征着党项国家的行将诞生。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家，以其由牲畜的私有制而形成的土地私有制的性质而论，党项部落大姓作为牧地所有者，在对外掠夺中，需要强化军事组织；而广大的氏族牧民，为了避免外来的侵略，也不得不依附于那些占有军事优势的部落大姓，受其庇护，并在部落大姓所占有的牧地上进行畜牧，和部落大姓建立的已经是封建隶属、封建依附关系。这种关系自李继迁到李元昊之间，随着对外战争的频繁进行，军事组织扩大，也必然在逐渐强化和普遍。“因此，在李元昊建国以前，构成党项社会生产的主要关系的，是在行将崩溃的氏族公社的躯壳之内所孕育的封建依附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也像在农业社会一样，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为前提。中国历史上草原部落之由氏族制阶段直接向封建制阶段转化的，不止党项，辽河流域的契丹便是如此。”但该文同时也指出：党项社会自李元昊以后，虽然进入封建制国家，而带有氏族血缘色彩的部落军事组织，却并未因此而消失，氏族公社所有制的残存，或氏族制度的遗风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它的性质也实是一个宗法封建制的国家”。

持直接过渡论者，其后有陈炳应的《略论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100)。该文认为：党项内迁后，由于汉族先进生产力和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极大影响，如学会农耕，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剩余产品增加，加工扩大，商品交换发展，引起了党项社会的巨大变革。而这些变革必须通过党项内部的因素，即通过党项人原有的部落军事组织的内部因素才完成的。

该文阐述作为西夏政权社会的封建制性质的依据首先是在经济基础方面：西夏至少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一是屯田和营田，这是与党项人的部落军事组织相适应，在以党项人为主组成的军队及其家族中实行的战时为兵、战后兵居屯田营田的一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在屯田营田中，党项生产者虽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但依附性强，其特点是依附于部落首领及军事组织，而不是附着于土地。“党项生产者是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农奴和牧民。对他们的经济剥削主要是要他们自备打仗的衣粮，同时实行‘计口赋粟’以养活封建领主和供给部落的公共费用。”其次是官田即公田的存在，西夏的“官作”户应是依附性极强的农奴。第三种是民田，自耕农的存在与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必然形成地主与佃农、雇农的封建阶级关系。此外，西夏政权与党项各部落的关系十分密切，部落首领地位很高，他们与西夏政权形成了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而非奴隶主与奴隶部落的关系。西夏的手工业者与主要用于家务劳动的奴婢，不是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奴隶，因此不能认定其为奴隶社会，正如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存在奴婢一样。其次，西夏政权的封建制性质，表现在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领域，如仿中原王朝建立的政治机构，推行封建法制，推崇儒学及“蕃礼”与“汉礼”的斗争等，都反映了党项氏族公社在阶级分化后，在没有机会发展为奴隶制社会的情况下，直接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李蔚新撰的《简明西夏史》同样持直接过渡论的观点(101)。他认为：李元昊建国前的党项社会为原始氏族公社制，建国以后为封建制。就建国前的党项社会而言，又可分为内徙前与内迁后，即内徙前自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党项社会处于父家长制的原始氏族公社末期，尚未形成部落联盟与产生阶级。内迁后，自7世纪中叶到元昊立国之前，是党项社会由原始氏族公社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正式形成与确立，由部落首领占有土地而形成的封建领地制，西夏建国后的封建制不过是比较落后的宗法封建领主制。西夏自崇宗乾顺开始至西夏灭亡，封建制有了发展，地主制逐步取代了领主制。

另一种意见认为党项与西夏是从父系氏族社会经过奴隶制而发展到封建制，但在何时进入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问题上仍有不同看法。吴天墀在《西夏史稿》(102)中认为：党项羌自公元6世纪前后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自7世纪70年代内迁后，在定居内地的三百年中，党项社会已跨入了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自五代、宋初，尤其从李继迁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西夏进入封建制阶段。同时，西夏封建制又可细分为领主制（即采邑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大体上自李继迁到元昊建国完成为领主制阶段，元昊之后至仁宗仁孝时期为地主制阶段。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103)则认为：一直到宋朝时期党项族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为奴隶制，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国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国家”。一直到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期，西夏社会才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封建制在夏国占据统治地位。

漆侠、乔幼梅著《辽夏金经济史》(104)对我国两宋时期（960—1279年）西北边疆地区崛兴的三个民族和国家经济史的研究中指出：契丹、党项、女真诸族都经历了原始社会阶段，并从父家长制阶段进入奴隶制，而后又演进到封建制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女真人的发展是泾渭分明的，“女真奴隶制形成、发展、衰落，及其向封建制转化，脉络是分明的”，而“契丹和党项的发展没有女真那样脉络明晰，在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经济成分几乎同时并存，长期地纠结在一起，从而使这两者的发展更富有特色”。

漆、乔对党项社会及其性质的研究，强调必须从宗族这个贯穿于党项社会和西夏国家总过程的社会现象入手。他们指出：党项的宗族制度是党项社会与西夏国家的统治基础。党项的宗族不仅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共同体，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宗族作为经济实体尤其在它孕育着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经济成分时，对此后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党项在父家长制时期，贵族占有一定数量的奴隶，构成家内奴隶。随着战争掠夺，奴隶数量激增，奴隶广泛使用在农、牧和手工业生产上，可能沿着奴隶制方向发展，这是党项宗族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在党项社会发展过程中，党项宗族内部还同时孕育了封建经济关系，如出现了封建依附民，宗族封建经济的成立，它又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可能。作者援引经典作家马克思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提到的：氏族公社末期“不仅有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含有农奴制”的论断，说明党项在其氏族制末期的宗族中,同样寓存了这两种经济成分，形成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因此其结论是：党项的宗族制度及其东迁，造成党项宗法封建制的形成，即在保留氏族宗法残余的情况下，既发展了奴隶制，同时又急剧地进入初期封建制。而略有不同的是，西夏统治的腹心地区，西夏社会沿着宗法封建制方向发展；宋夏沿边地区，则因在宋封建租佃制高度发展的影响下，向封建租佃制的方向发展。

王天顺所撰《＜天盛律令＞与西夏社会形态》(105)一文，根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汉译本对漆、乔论著中论述的西夏社会形态作了补充，并提出某些商榷。该文认为：从《天盛律令》条文看，“都体现了西夏社会的封建等级关系”。西夏土地主要是国有与宗族所有两种制度。西夏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如《律令》中出现的“家主”、“牧农主”与“租户”、“农人”、“牧人”的关系，是宗族家长制度之下的农奴，《律令》内容反映了西夏的农奴制社会关系。而从《律令》中的另一些劳动者，如使军、奴仆的身份地位看，则是奴隶制残余的表现。以党项强宗大族为首的党项宗族势力，曾经是西夏封建化的障碍。

王文认为把西夏沿边与腹心地区党项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进行区分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西夏占领兴、灵地区之前，租佃制早已存在，而且势必影响到党项社会，因此，《天盛律令》制定和颁行时期，西夏无论在沿边地区或腹心地区都发展了封建租佃制。该文还不赞同前人提出的:元昊建国标志着西夏社会进入封建制阶段的论断，认为其所引证的史料多产生在西夏后期，它不能说明元昊建国时的生产关系。而元昊仿宋制建立的封建国家官制，并不能适应党项的宗族家长制，其名实未必相符。该文为党项与西夏社会性质作如下表述：从党项兴起到西夏建国的四百六十年间，党项社会完成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党项族自内徙后，其家长奴隶制大约经历了二三百年，唐末夏州割据政权标志着党项国家形态初步形成，元昊建国是西夏奴隶制国家政权组织的正式形成。长期的频繁的对外战争，靠掠夺来扩大私有财产，是党项贵族和宗族奴隶主们一贯的战争目的。元昊建国实行的军事化国家体制和宗族部落组织的始终存在，延缓了西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到仁孝在位时期，西夏对外战争稀少，战俘奴隶来源萎缩，奴隶制才衰落下去，封建制才居于主导地位。这个时期西夏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忠实地、但不完整地反映在《天盛律令》中。

(1)　《西夏书事》卷一二。

(2)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甘州》。

(3)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索引》。

(5)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甘州》。

(6)　克恰诺夫等：《“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　袁祖亮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9)　参见李虎：《西夏人口问题琐谈》，《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古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　曾巩：《隆平集》卷二〇。

(11)　《宋史》卷四六四《高遵裕传》。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一月条。

(13)　《西夏书事》卷四二。

(14)　陈炳应：《西夏军队的兵种兵员初探》，《固原师专学报》1989年；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条。

(16)　《西夏书事》卷七。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条。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元祐二年二月条。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八，元丰五年七月条。

(20)　《西夏书事》卷二六。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五，绍圣四年四月条。

(22)　白滨：《从西夏文字典＜文海＞看西夏社会》，《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24)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25)　《西夏书事》卷九。

(26)　《西夏书事》卷一六。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〇，元祐六年六月条。

(28)　《隆平集》卷二〇。

(29)　《宋史》卷二七九《陈兴传》。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九，元丰四年十一月条。

(31)　《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

(32)　《西夏纪》卷一三。

(33)　《宋会要辑稿·方域八》。

(34)　《宋会要辑稿·兵之十八》。

(35)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显德二年。

(36)　《太平寰宇记》卷三七《关西道·盐州》。

(37)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38)　《西夏书事》卷一一。

(39)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40)　《白氏长庆集》卷二三。

(41)　《西夏书事》卷三。

(42)　《契丹国志》卷二一。

(43)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44)　《西夏书事》卷三二。

(45)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6)　《包孝肃奏议集》卷九《论杨守素》。

(47)　《马可波罗行纪》卷一，第七二章。

(48)　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西夏陵区一〇八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1978年第8期。

(49)　《西夏书事》卷三五。

(50)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

(51)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

(52)　李华瑞：《西夏酿酒业初探》，载《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3)　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文物》1981年第4—5期。

(54)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有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年第3期。

(56)　黄振华：《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7)　《西夏书事》卷三六。

(58)　《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五《神宗经制西夏》。

(59)　《西夏书事》卷二〇。

(60)　黎大祥：《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通用银锭》，《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

(61)　陈国灿：《西夏天庆年间典当残契的复原》，《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二月条。

(63)　《范文正公全集》卷九《答赵元昊书》。

(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四，元祐二年八月条。

(65)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6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九，庆历六年十二月条。

(67)　《西夏书事》卷二〇。

(6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条。

(69)　《宋会要辑稿·食货》。

(70)　《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

(71)　《辽史》卷九一《耶律唐古传》。

(72)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73)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74)　《金史》卷九《章宗纪》。

(75)　《金史》卷一一五《聂天骥传》。

(76)　《金史》卷五〇《食货五·榷场》。

(77)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78)　《松漠纪闻》卷一四。

(79)　《西夏书事》卷一五。

(80)　《宋会要辑稿·马政》。

(81)　《宋史》卷四九一《党项传》。

(82)　《西夏书事》卷一一。

(8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甲戌条。

(8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丙子条。

(85)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86)　《西夏书事》卷三五。

(87)　《包孝肃奏议集》卷九《论杨守素》。

(88)　《俄藏黑水城文献》（6）汉文部分。

(89)　杜建录《西夏酒的生产与征榷》，《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90)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91)　曾巩《隆平集》卷二十。

(9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

(93)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三。

(94)　《西夏纪》卷二二。

(95)　《西夏书事》卷九。

(96)　《西夏书事》卷十。

(97)　《西夏书事》卷一八。

(9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甲戌条。

(99)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100)　陈炳应《略论西夏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101)　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2)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3)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4)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5)　王天顺《＜天盛律令＞与西夏社会形态》，载《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十四章
西夏的宗教与文化

第一节
西夏的宗教信仰

一、原始宗教信仰

党项人的早期宗教信仰是对大自然的崇拜。《隋书·党项传》记载：“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党项内迁后，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逐步由自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崇拜。《宋史·夏国传》记载，党项人“笃信机鬼”。景宗元昊建国称帝伊始，首先安排到西凉府（今甘肃武威）祭祀神灵。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党项民间对鬼神的信仰，所谓：“盖西戎（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辽史·西夏外记》也载党项人生病后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

党项社会的发展与生产的分工，使主宰人间超自然的鬼神也有了分工。西夏人编纂的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关鬼神的条目有二十多条，有各种名目的神、鬼，神主善，鬼主恶。从自然崇拜发展到多神崇拜，反映了党项人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深化，也为佛教在党项地区的传播创造了适宜的土壤。刻于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的《黑水建桥敕碑》碑文，赞美贤觉圣光菩萨“建桥”之功：“敕镇夷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1)此时，已是西夏佛教盛行之时，“菩萨”、“诸神”与“朕命”已成为三位一体了。

党项或西夏社会盛行巫术。《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人崇“尚诅祝”。西夏专职的巫师称“厮”，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列于太后、诸王、国师、大臣、统军等国家重臣之后的有“巫位”名称。《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每出兵则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数，谓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视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利；四、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之灾祥、五谷之凶稔。西夏军队作战兵败后，于其地捉人马、或缚草人射箭，称“杀鬼招魂”。

西夏民间也广泛流行占卜术，黑水城西夏文献中有几种占卜辞，如夏乾祐十四年（1183年）西夏人骨勒仁慧编成的《五星秘集》，是有关星和行星的卜辞，其中用云的色彩判断吉凶灾害与祸福。甘肃武威张义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文卜辞残片有占吉辰与吉、凶日的记录。《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元初西夏河西故地人死出殡时，“卜人有时谓不宜从门出丧”时则“破墙而出”。

西夏占卜术显然也受汉族占卜术影响，西夏学者斡道冲将汉文《周易卜筮断》译为西夏文，流行于西夏。

二、佛教

1. 佛教在西夏的传播

河西走廊是由西域进入中原的交通要道，佛教自西域传入，在西夏政权生息的河西、陇右、陕北地区已经流传了六七百年之久，党项人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其次，西夏周边的宋、辽、金、吐蕃、回鹘诸王朝都信仰佛教，西夏与他们的交往，不可能不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再次，党项人民在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迁徙劳顿，在进入自然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之后，又饱受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痛苦，因此，他们接受佛教因果轮回、西方净土、涅槃解脱的说教与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当然，西夏统治阶级有意利用佛教思想安抚百姓，以维持其专制统治是西夏佛教兴盛的重要原因。

西夏的佛教活动，见于汉文史书记载始于西夏建国前的李德明时代。宋景德四年（1007年）德明丧母，他向宋朝提出要求到五台山修供十寺。宋真宗即遣使护送祭品到五台山。史书也记载，李德明子元昊少年时代即“晓浮图学”(2)，说明佛教当时已成为党项贵族的重要信仰。

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1年）起，李德明派遣使臣向宋朝献马七十匹求赐佛经一藏，宋朝答应了李德明的请求。从这次算起，西夏景、毅、惠宗三朝四十三年期间，西夏向宋朝“赎经”达六次之多：第二次，夏开运元年（1035年）景宗元昊向宋朝献马五十匹，求赐佛经一藏；第三次，夏福圣承道二年（1055年），毅宗谅祚遣使到宋朝进贡，宋赐《大藏经》一部；第四次，夏都元年（1058年）西夏新建精蓝（寺庙），毅宗遣使向宋朝献马七十匹，请赎《大藏经》及经帙签牌等物，宋允之；夏都六年（1062年），毅宗又向宋朝献马七十匹，请赎《大藏经》，宋允给一部；第六次，夏天赐礼盛国庆四年（1073年），惠宗秉常向宋朝献马七十匹，求取《大藏经》一藏，宋诏赐佛经一藏而还其马匹。

西夏建国之初就十分尊崇佛教，李元昊曾下令每年四季首月的朔日（初一）定为“圣节”，让官民礼佛。佛教在西夏传播的显著标志是佛寺的建造。李元昊建国前夕，夏大庆三年（1038年）八月，于京师兴庆府大兴土木，建造佛舍利塔，传世的《大夏国葬舍利碣》记载了“钦崇佛道”的景宗皇帝建塔安放佛舍利的盛况(3)。西夏域外的僧人对西夏佛教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以回鹘僧人贡献最大。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李元昊下令“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番字”(4)。他还在全国广建佛塔，吸引“东土名流，西天达士”前来进奉佛舍利。早在夏景宗大庆元年（1036年），印度僧人善称等一行九人经夏州向宋朝贡献梵文经、佛骨及铜菩萨像，返程时，李元昊留他们于驿舍，向善称一行求索贝叶经。其母没藏氏曾于戒台寺出家为尼号称“没藏大师”。他承元昊余绪，推进佛教发展，于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开始“役兵民数万”，大兴土木，历时五年半建承天寺。贮宋朝所赐《大藏经》，“延回鹘僧登座演讲，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5)。毅宗执政后，在与辽朝的交往中，曾向辽朝进贡回鹘僧、金佛和《梵觉经》。

西夏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源远流长。由于地域和族群的关系，吐蕃和党项在历史和文化方面都有共同之处，宋人称“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6)。关于藏传佛教传入西夏的时间，过去学者根据藏文著作《贤者喜宴》的记载，一致将夏仁宗李仁孝遣使臣入藏迎请噶玛噶举派大师格西藏索瓦到西夏传授藏传佛教经义、教规及组织译经，作为藏传佛教传入西夏的明确记载。黑水城西夏文献和佛教绘画以及西夏故地文物文献资料的出土，已改变了这一成说。谢继胜在其《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一书中，根据藏文史书和西夏藏传绘画指出：“藏传佛教对党项的影响早在吐蕃时期已经开始，西夏佛教实际上受到了西藏前宏期佛教的影响。”并以文物文献史料来论证“至西夏建国初期，藏传佛教似乎已经盛传开来”(7)，从已发现的西夏时期藏传佛教文物文献和佛教石窟遗址来看，西夏藏传佛教的兴盛，特别是到西夏中、后期甚至超过了汉传佛教。

2. 佛教的发展

西夏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佛教的兴盛发展时期。其时西夏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佛教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据《天盛律令》记载，西夏管理佛教事物的最高机构是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属西夏中央政府机构上、次、中、下、末五个等级中的第二等级次等司，与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等重要机构并列。《律令》规定，两功德司各设六位国师、二位合管。此外，僧人功德司设四副、六判、六承旨；出家功德司设编袒提举六名，承旨六名。另两功德司各设二名都案，分别设六名、二名案头。功德司内之职概由僧人担任。地方和寺院的僧职，则有提举僧正、僧副、僧监、僧判、僧录、检校，童行首领、知信等职。(8)

西夏由国家提倡尊崇佛教，对高僧大德封赐名号，以示尊崇。见于西夏佛教文献的封号有帝师、上师、国师、德师、大师、大德、定师、法师、禅师等。西夏帝师之认定，系根据北京房山云居寺发现的明刊本，西夏时期译校、汉藏对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汉文题款：“贤觉帝师”波罗显胜(9)。由此知帝师之制，非始于元代巴思八。文献记载，西夏也实行对僧人的赐衣制度，如《天盛律令》规定：僧人赐黄、黑、绯、紫者，犯罪后可以减罪。西夏对僧民也实行严格的度僧和度牒制度。

西夏佛教兴盛，寺院遍布全境，见于文献记载的著名的如京师兴庆府的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大度民寺；贺兰山腹地的佛祖院、五台山寺、慈恩寺，以及今尚存双塔的贺兰山拜寺口寺庙遗址等寺庙群。河西走廊地区著名的寺庙有凉州护国寺、圣容寺、崇圣寺，甘州卧佛寺、崇庆寺、诱生寺、十字寺等，这些寺庙大部分是西夏新建。也有为前代寺庙重建。夏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由崇宗皇帝和皇太后诏令重建五年完工的凉州护国寺，碑铭中记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寺遗迹，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因此其时西夏“浮图梵刹，遍满天下”(10)。

河西地区，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西千佛洞，酒泉文殊山万佛洞、昌马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处都留下了西夏时期修凿的石窟、壁画、供养人像、题记等。如根据20世纪60年代考察，西夏时期在敦煌莫高窟新开凿洞窟十七个、重修前代洞窟九十六个；安西榆林窟重修洞窟十一个。在各处洞窟中有大量的西夏时期的汉文和西夏文题记，记载了西夏僧俗人等朝山礼佛、诵经念咒，烧香求福以及修葺洞窟、清理积沙等善事的发愿文字(11)。

西夏僧人的数量缺乏记载，从现存的文物文献资料看，如《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崇宗时举行的一次法会上一次“度僧三十八人”。仁宗天盛十九年（1167年）印造西夏文、汉文经二万卷。乾祐十五年（1184年）印造西夏文、汉文佛经五万一千卷。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宗在大度民寺法会上，散施各种佛经25万卷。后来在另一次法会上，桓宗母罗太后散施佛像、经卷17万帧、卷。另一次法会上，发愿“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敬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前来受施者有信佛的俗人，但主要是僧人，由此推知西夏僧人数量之多。

3. 西夏文《大藏经》

译经与校经

西夏时期境内流传的佛经，主要有西夏文、藏文和汉文三种文字版本。西夏从宋朝赎取汉文《大藏经》，同时也刻印汉文佛经。藏文佛经一般通过藏传佛教传入。西夏文佛经则译自汉文和藏文佛经。西夏译经始自建国之初的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由国师白法信主其事，其后有惠宗时期的国师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前后持续五十三年，共译出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西夏译经底本，如依据宋朝的赎经，则可能是当时宋代刻印的《开宝藏》一种。

西夏译经的方法与规模也仿自中原王朝，设立规模宏大的译场，有严谨细密的分工。据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刻本译经图描绘的西夏译场情况：译场主持高僧“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端坐正中，前面桌案上置笔、砚、经书等物。左右两侧各坐僧俗四人，僧前俗后共十六人，称“相祐助译者”，他们分别负责记录、翻译、校核、润色等工作。图下部正中桌案上陈设供品，两侧为西夏惠宗皇帝、梁太后及侍者。译经图反映了西夏译经规模之大及皇帝、太后亲临译场的隆重场面。

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中，一部分经卷首载有译经者题款，一种汉译为：“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和“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另一种题款是：“德盛皇太后梁氏御译”和“仁净皇帝嵬名御译”。大明皇帝、仁净皇帝是惠宗和崇宗的一种特殊称号。现存西夏文佛经卷首载有译经题名者以这两种称号最多，说明惠、崇两朝是西夏译经的重要时期。

西夏到崇宗时期大体已中止了汉文佛经的翻译，转为大规模地校勘佛经。传世的西夏文经据题款标明多为仁宗时期所校。题款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惠宗时期译，仁宗时期校；崇宗时译，仁宗时校；无译经题款，记仁宗时校者；无译经题款，校经题款为仁宗敕令重校者。校经是利用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勘。如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有：“奉护城帝敕，与南北经重校”之句。有的西夏学者认为“护城皇帝”乃仁宗李仁孝谥号，南经当指宋朝官刻本《开宝藏》，北经指辽朝《契丹藏》或金朝《赵城藏》(12)。仁宗之后的西夏皇帝也进行过校经活动。

刻经与写经

现在发现西夏时期最早刻印的汉文佛经是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4年）信徒陆文政私人发愿刻印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官刻则以夏人庆三年（1146年）雕印的《妙法莲华经》汉文佛经为最早。仁宗时期，特别是乾祐年间（1170—1193年）是西夏刻印佛经的最盛时期。桓宗与襄宗时期的汉文刻经现在也有发现。

西夏文佛经始刻印于何时，目前尚无资料证实。传世的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刊印于天盛二十年（1168年）。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施经发愿文残页记载乾祐十六年（1185年）为仁宗皇帝乞福求寿事，说明仁宗时期已刻印西夏文佛经。西夏也盛行写经，因简便易行，故流传数量很多。据现存西夏文《佛说宝雨经》卷十木刻押捺文字所记，桓宗时罗太后令人抄写“番大藏契经一藏”，即全部西夏文大藏经，至少是三千五百卷，用秀丽工整的书法缮写一过。西夏文写经传世很多，其中如光定四年（1214年）以神宗皇帝名义缮写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在优质的绀色纸上用泥金书写，色泽鲜明，富丽庄严，为西夏写本佛经之精品。

佛经种类与流传

佛教传入中原后形成的宗派同样影响到西夏佛教，现存资料可以印证，华严宗、净土宗、天台宗、禅宗、密宗对西夏的佛教都有深刻的影响。

就西夏文佛经种类而言，也包括了经、律、论三藏。据粗略统计，已发现的并收藏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的西夏文佛经近五百种，达一千卷以上。

经藏是佛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藏分：宝积部、般若部、华严部、涅槃部、阿含部等，这几大部类佛经在现存的西夏文佛经中都能找到。如宝积部中《大宝积经》，汉译本共一百二十卷，已知西夏文经中有一三、一一六卷刊本断片，可知该经已全部译成西夏文。般若部中《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全经六百卷，国内外保存有大量的该经的西夏文写本与刊本，如北京图书馆藏一八至三五五卷中的二十一卷写本，敦煌文物研究院藏三十二卷刊本。华严部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八十卷、四十卷三种都有西夏文译本，其中八十卷本国内外收藏总计有六十卷之多。西夏文佛经中有涅槃部的主要经典《大般涅槃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等，且后两种经传世的版本居多，还有泥金字写本传世。小乘佛经的阿含部中，《长阿含经》二十二卷也有西夏译刻本传世。

律藏是关于佛教戒律的著作，晋、隋、唐、宋高僧的汉译律藏《佛说生经》、《佛本行集经》、《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月光菩萨经》等也都有西夏译本。

论藏是解释经义、论辨法相的著作。译自汉文经典的西夏文论藏有《大智度论》、《金刚般若记文》、《瑜伽师地本母》、《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等。

西夏时期还翻译佛教流传东土后形成的经典，如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慈悲道场忏法》刊本九卷，有惠宗所制序文。西夏僧人慧觉集有《涤罪忏要门》。

西夏时期刊印的汉文佛经，现在已见到的约有八九十种，最早是惠宗时期，尚未见有崇宗时期刻本传世，而以仁宗时期传本最多。也发现有桓宗、襄宗时期的刻经。

西夏时期境内还流传藏文佛经。黑水城、武威下西沟岘的西夏遗址都发现藏文佛经残页，但不一定是西夏翻译或刊印。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经已发现的有《圣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圣大明暗王随求皆得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等二十多种。译自藏文的汉文佛经有《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在乘胜意菩萨经》等。

三、道教

西夏亦流行道教，无疑是受唐宋道教的传播和影响。史书中关于西夏崇信道教的记载很少，仅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景宗元昊时，太子“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又夏惠宗大安七年（1081年）宋军五路攻灵州，夏人逃避，灵州几成空城，仅留“僧、道数百人”。

自黑水城出土文献问世以来，人们对道教在西夏的流传和地位有了足够的认识。据仁宗时期的法典《天盛律令》的规定，可知道教是仅次于佛教的宗教。西夏道教同佛教一样，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如《律令》第十章《司序行文门》中记载，中央机构设道士功德司，统理全国道教事务。道士功德司位中书、枢密之下，属五品职司中的次等司，与殿前司、三司、中兴府、僧人功德司等十七个机构同级。道士功德司内职官设：一正、一副、一判、二承旨及都案、案头各两名。其印信当同次等司印：铜上镀银十五两；监、副、判印为铜，重九两。

《天盛律令》中有一系列关于道教与道士管理方面的规定：如关于俗人入道、道士注册、还俗，道士犯罪的处罚；道士的特权，免杂役，不纳税，有官品者犯罪可减免，用官品抵充，不受黥刑；道观的环境受到法律保护；道教尊像不准盗损灭毁。同佛教一样，道士同样实行赐黄、黑、绯、紫的赐衣制度。

《天盛律令》卷一一《为僧道修寺庙门》中列出了供道士“童子”熟读的十三种道教经籍，据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13)查实，见于《道藏》的有《太上老子消灾经》、《太上北斗延生经》、《太上天堂护卫经》、《太上老子说上东斗经》、《太上南斗六司延寿妙经》、《黄庭内景经》、《黄帝阴符经》、《太上元始天尊说十为一为大消灾神咒经》、《太上灵宝九真妙戒金箓九幽拔罪阴经》等九种各一卷。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时期汉文文献中发现了数种汉文刻本道教经籍，其中有两件《庄子》的版本，即晋人郭象注《庄子》残本《南华真经》，宋人吕惠卿注《吕观文进庄子义》及宋刊《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等。此外，还有《孙真人千金方》、《六壬课秘诀》等道教文献残卷(14)。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绘画中有多幅是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内容，如《玄武大帝图》、《十大天尊图》，单幅的《月孛星图》、《木星图》、《土星图》、《月星图》、《玉皇大帝图》、《十大天尊图》、《相面图》，以及《炽盛光佛图》主尊下部周围的十一曜星官图等(15)。此外，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石窟也发现有西夏时期道教内容的《玄武大帝图》、《炽盛光佛》星官图、《护法力士图》绢画和壁画(16)。

第二节
西夏文化

一、语言和文字

西夏语是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所使用的语言。党项人自称“弥”，所以称自己的语言为“弥”语，汉文史书称其为“番”语，也叫“党项语”。西夏灭亡后，随着党项民族的消亡，西夏语也成为一种死语言，不再使用。从20世纪初，由于西夏文字的发现和被解读，西夏语言的秘密正逐渐被解开。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献中，保存了丰富的西夏语音资料，如韵书《文海宝韵》，字书《音同》，韵图《五音切韵》，西夏文—汉文双解辞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此外还有各种类型记录西夏语言的文献资料。20世纪初至今，中外西夏学者致力于对西夏文字的解读和西夏语言的构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如从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西夏语具有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般规律，又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如已经知道西夏语声母共分九大类，有平、上、入三个声调，平声九十七韵，上声八十六韵，还有小部分入音韵。词汇分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有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和部分藏语借词。语法词类分实词和虚词，句子词序一般为主谓结构。

西夏文是记录党项语言或“番语”的文字，汉文史书记载称“蕃书”，关于西夏文的创制，汉文史书有不同的记载：元昊父李德明创制说；元昊大臣野利遇乞创制说；元昊创制，大臣野利仁荣演绎说三种。一般认为后一说可信，即：《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其创制年代为元昊正式建国前的广运三年（1036年），文字创制当年即改元大庆元年，以示庆祝。史书记载：“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17)西夏王朝重视西夏文字从以下史实可以说明：元昊正式称帝后给宋朝所上表章中称：“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18)西夏文治最盛的仁宗时期，夏天盛十四年（1162年）“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19)。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献《至圣先师颂》，是西夏人赞美野利仁荣创制文字之功的颂诗。

西夏文是一种广泛推行的实用文字，西夏建国初的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元昊于首都建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官吏。并用西夏文翻译汉文经典《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诸州亦设立“蕃学”，学习与书写“蕃书”成为西夏官僚子弟的入仕之途(20)。史载，西夏仁宗时宰相斡道冲曾译《论语注》，又撰写《论语解义》二十卷，著有《周易卜筮断》。西夏人用西夏文著书，翻译汉文经典和藏、汉文佛经成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

西夏文字在西夏王朝的官私文书和民间交往中得到广泛推广使用，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西夏灭亡后，典籍散佚，历经数百年，随着党项族的被融合和消亡，西夏文字也逐渐被历史遗忘，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19—20世纪，由于西夏文字文献遗物的大量发现，在中外西夏学者的努力下，西夏文字之谜逐步被揭开。

根据已发现的资料可以认定：西夏文字属汉文字体系，是模仿和借用汉字的笔画来重新创制的一种新的方块字，字形笔画繁冗，结构复杂，但文字结构有一定规律。现今发现的文字有六千多个单字。据西夏人编撰的西夏文形、音、义字典《文海》分析，西夏文字分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独体字笔划较少，多为常用字，是组成文字的基本单位。合体字由两个以上的字重新组合而成，组字时一般只采用原字的某一部分，如左部、右部、上部、下部、中部，或原字的大部或全部，方法有些类似于传统汉字学的“省形”或“省声”。合体字中把一个字中的两个部位交换位置组成新字，是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之一。西夏文构成一般也采用汉字构字“六书”中的“会意”、“形声”、“转注”等方法，“象形”与“指事”字极少。现代西夏文字学者也有采用汉字偏旁和部首的方法，或构字元素、部位的方法分析西夏文字的结构。

20世纪以来，已发现的西夏文物文献数量丰富，种类繁多，与西夏文字有关的文献文物种类有官私文书、法律典籍、审案文书、买卖契约、文学、历史著作，字典、辞书、壁画题记，碑刻、岩画、木简、器物、符牌、印章、钱币文字等。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一地发掘的西夏文字文献，包括世俗著作与佛经文献的写本和木刻本约四五百种，其中发现有与宋朝同一时期的雕版印刷和泥、木活字印本。

从已发现的西夏文献与文物看，西夏文字书体有篆、楷、行、草四种，篆书仿汉篆笔法。官印篆文的九叠篆文显系模仿宋朝官印。

二、文学、艺术

党项人未创制文字之前，其书面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学习和模仿中原汉族文学内容和方法，是汉文学作品的翻版。仅从汉文史书流传下来的一些官方表章、私家文录、碑铭、文人诗作来看，没有反映出党项民族的特色来。足以反映西夏时期文学创作的是用西夏文创作的诗歌和谚语。

西夏人喜欢用诗歌形式表达感情，歌功颂德以至劝世行善。西夏时期用汉文创作的诗歌流传下来的很少。著名的如元昊谋臣张元在宋夏好水川大战中大败宋朝边帅夏竦、韩琦后的题壁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21)崇宗喜好汉文学，重用文学人才。贞观十二年（1112年）下令规定选官资格“凡宗族世家议功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22)。大德五年（1139年）四月“夏人陷府州，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忠和之”(23)。崇宗时，宋朝词赋名家沈初的作品传到西夏，“夏人织以为文锦”，当作学习词赋的范本。在西夏皇陵碑亭遗址出土的《灵芝颂》残碑中有“俟时效祉，择要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等句，每句四言，二句一韵，句法整齐，文句优美。宁夏贺兰山西夏方塔废墟中出土的无名写本诗集约60首，据推断是仁宗乾祐年间的作品，描写了附近寺院景观，诗题有《寺》、《春水》、《善射》、《冬旱喜雪》、《忠臣》等，是对中原格律诗的模仿之作(24)。

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献中有多种西夏文诗歌集，重要的有夏仁宗乾祐十六年（1185年）刻印的五部诗集残本：《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大诗》叙述党项族神话中的宇宙产生缘起；《月月乐诗》依次描述1年12个月的物候和人事。另一种写本诗集抄写在刻本诗集纸背，在近30首诗中，可获解译的有歌颂党项人祖先的史诗《夏圣根赞歌》，歌颂西夏文字创制师野利仁荣的《造字师颂》，赞美西夏太学的《新修太学歌》，此三首歌“洋溢着党项民族的自豪感，充满了对英雄的景仰和对和平的渴望，而且遣词造句华丽典雅，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25)。

西夏谚语是西夏文学中的一份宝贵遗产，传世谚语集最著名的是仁宗乾祐七年至十八年（1176—1187年）先后由学者梁德养、王仁持收集整理刊印的西夏文《新集锦合道理》，共收谚语364条，每条谚语从三言到十八言不等，由字数相当的上下两联句子组成，一般对仗工整。谚语内容广泛涉及西夏社会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寓意深刻，极富哲理，具有民族特点和充满生活气息。如“谚语不熟、不善谈话、牛马太少就吃不饱”；“福伴有祸，美伴有丑”，“流水深处坦，博学音不昂”；“山中积雪者高，人中有德者尊”。此外仁宗乾祐十三年（1182年）刊印的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也有一些精彩的谚语。如“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等(26)。

西夏的艺术作品流传于世的以绘画和雕塑为主，且堪称精品。其内容又是和佛教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河西走廊地区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以及东、西千佛洞的上百个西夏时期新凿的西夏洞窟中，保存了大量的西夏壁画、藻井与边饰图案，供养人像及佛、菩萨塑像。西夏初期壁画在题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技法等方面受北宋的影响较大，其后又接受回鹘壁画风格和藏传佛教风格的影响，形成了西夏佛教艺术特有的布局和风格。莫高窟西夏洞窟中的龙凤藻井，榆林窟中的《水月观音图》，西夏供养人像及反映现实生活的《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都被认为是表现西夏艺术、反映时代生活气息的精品。而榆林窟第2窟《水月观音图》中的唐僧与孙悟空师徒二人牵马驮经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唐僧取经图。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佛教绘画，有绢帛画、纸本画、木板画计三百多幅。其内容有：《释迦牟尼佛》、《十一面观音》、《佛顶尊胜佛母》、《上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坛城》、《阿弥陀佛》等。都堪称为藏传佛教绘画精品，它们对研究藏传佛教的传播、绘画史和西夏佛教绘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27)。

西夏时期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卷首木刻版画内容有说法图、佛教故事画。木刻版画中还有上图下文的插图本佛经，这是中国最早的连环画之一。在甘肃武威西郊的西夏墓中发现的木板彩画内容有武士、侍从、牵马人及禽畜等题材，画幅构图简练，线条流畅，人物形象逼真，富有生活气息。

西夏雕塑艺术品主要是佛教雕塑。黑水城出土的一尊彩塑双头佛像，高62厘米，双头神情各异，分别向左右稍垂，头顶螺髻，面部丰满慈祥。一体四臂，两臂胸前合十、另两臂向左右下方伸展，从不同角度看佛头，身体与双臂都完美结合成一个整体，造型奇特，世所罕见。黑水城遗址古庙出土的彩塑有佛、菩萨、力士、化生童子、男女供养人泥塑。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天宫发现的彩绘泥塑罗汉头、佛头、力士像都是西夏雕塑精品。石雕有西夏陵墓出土的雕龙栏柱、石雕人头像、石马、石狗、石螭首、人像石碑座等。人像石碑座分男性和女性，雕像以夸张的手法表现负重神态，造型粗犷、浑厚朴实，反映了西夏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

党项族素有爱好音乐的传统，唐末迁居内地后接受了中原音乐的影响。建国前，其“律度声音”遵依宋制，元昊建国为改变“唐宋之缛节繁音”，“革乐之五音为一音”(28)，进行了改革。史载，仁宗于人庆五年（1148年），使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乐书，又修订乐律。据《天盛律令》，西夏专设管理音乐的机构名为蕃汉乐人院。《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列举的管、弦、打击乐器有三弦琴、六弦琴、琵琶、筝、箜篌、笛、箫、笙、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十数种。宁夏灵武窑遗址曾出土了牛头瓷埙。

党项人擅长歌舞，入居中原后，在市井还往往“醉则连袂歌其土风”。西夏舞蹈形象流传至今的有敦煌莫高窟第164窟的供养伎乐，安西榆林窟第3窟经变画中的伎乐图，榆林东千佛洞第2窟西夏供养伎乐以及《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刻上的舞伎。舞伎有托花盘、执花伞、挥巾或空手而舞的，其舞姿大都是主力腿半蹲，开胯，另一腿端抬于主力腿膝部。这种以开胯为特点的舞姿，具有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烙印及审美情趣。在黑水城出土的一幅西夏水月观音图下方有四个乐舞者形象，一人舞蹈，另三人中一弹、一吹、一击掌，是一幅生动的西夏乐舞风俗画。

三、教育与科举

西夏建国后，景宗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五月，始建“蕃学”，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选拔党项贵族、汉族官僚子弟优异者入学。同时在各州也设置州级“蕃学”，选派教授授课。元昊建“蕃学”的目的是“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所以主要学习西夏文字和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儒家经典，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蕃学”结业时，由学校考核，出题试问，根据学习成绩优劣，分别授予不同官职。西夏建国初“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29)。

崇宗时期，为适应西夏封建制度的迅速发展，乾顺大力提倡尊崇儒学，十分重视用儒教培养儒学人才的“汉学”，或称“国学”。仁宗仁孝在位期间，西夏各类学校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个学习汉文化、培养儒学人才的高潮。根据汉文史书的零星记载，西夏崇宗到仁宗时期设立的学校主要有如下几种：

1. 国学。崇宗贞观元年（1101年）八月建。学员由皇族、贵族及汉族官僚子弟内选送，定员三百人。置教授，学习儒家经典。设“养贤务”由学校供给学生廪食(30)。这种学校可能类似于宋朝的国子学。

2. 小学。仁宗人庆元年（1144年）六月建。设于国内各州县。全国有学员三千人。这种学校类似于宋朝的“小学”。

3. 宫学。亦称小学、内学。人庆元年（1144年）六月初建。人庆五年（1148年）三月复设。设于宫禁，置教授。招收宗室子孙七至十五岁学员入学。仁宗皇帝与皇后罔氏也亲为训导。这种学校类似于宋朝的“宫学”或“宗学”。

4. 太学。仁宗人庆二年（1145年）七月建。尊孔读经，地位较高，仁孝皇帝曾亲临释奠，并对学员给予赏赐。类似于宋朝的太学。

西夏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首先，学校从旨在以“胡礼蕃书”为基本内容的“蕃学”始，进而由于封建国家人才的需要而发展到培养儒学人才；其次，西夏学校建立的阶段性，即学校发展越到后期学生修学的时间越短，而学校种类及入学人数猛增，反映了西夏统治者为培养人才加强统治的迫切性。第三，西夏学校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长期、反复的斗争过程，如毅、惠两朝进行的以皇族与后族为代表的“蕃礼”与“汉礼”的斗争，正是这种斗争的具体反映。崇宗建“国学”时，遭到以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为代表的党项贵族守旧势力的反对。仁宗时期，外戚任得敬对仁孝尊崇儒学十分厌恶，于天盛十三年（1160年）十月上书“请废学校”即是例证。

西夏科举制度基本上采用唐宋制度。西夏建国初设“蕃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科举取士性质。崇宗时期“命选人以资格进”，“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这是具有恩荫察举性质的荐官办法。西夏宗室子弟因“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便举荐入官，李仁忠由秘书监擢为礼部郎中，李仁礼升任河南转运使。元德二年（1120年）十一月，二人又因祖先之功，仁忠被封濮王，仁礼封舒王。西夏实行科举取士之前大致如此。

史书记载西夏最早实行科举取士是在仁宗时期。人庆四年（1147年）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31)。又据史书记载，仁宗时期名相斡道冲“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32)。其时当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间（1129—1139年）。则知崇宗后期西夏已开始设童子科，实行科举取士。

史书记载西夏进士及学者很多，著名的如仁宗天盛、乾祐年间（1149—1193年）的进士高逸，为“西夏进士第一人”(33)。乾祐七年（1176年），于夏末仕元的察罕父曲也怯祖举进士。神宗时的吏部尚书权鼎雄于桓宗天庆中（1194—1205年）举进士。神宗李遵顼于天庆十年（1203年）“策试进士及第”，“廷试进士唱名第一”(34)。高逸曾孙夏末名臣高智耀，于献宗乾定三年（1226年）赐进士及第。同赐进士的还有其他人。

西夏实行科举制度前后大约有八十多年（1147—1227年），西夏后期实行科举制度是深入人心的，仁宗时期把科举取士制度化、完善化，不论党项人、汉人或宗室贵族，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成为必由之路，神宗遵顼即是由宗室“策士”而后步入最高统治地位的。夏末，献宗李德旺于蒙古大军兵临城下国将灭亡之时还要“策士”。甚至皇室李桢随父到金国避乱时还不忘“应经童试”。据史载，西夏于天盛十三年（1161年）设翰林院，其后史书记载的翰林很多，如仁宗时期的王佥、焦景颜、杨彦敬、刘昭、王师信、梁宇、王禹玉、余良等。桓宗时期的李国安、张公辅。襄宗时期的梁德懿及神宗时期的权鼎雄等。此外还有襄宗时的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献宗时的徽猷图学士李弁等，他们无疑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的。

西夏实行科举制度的根本原因，是为适应西夏封建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是为巩固皇权和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但是源于科举制度而产生的官僚政治的种种弊窦，如冗官、朋党、吏治腐败、统治效力下降，使西夏社会像中了瘟疫，迅速走向衰亡的过程，这是西夏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第三节
西夏科技

一、天文历法

据史书记载，党项族至隋唐内迁前尚无历法，“但候草木以记岁时”(35)。有的著述则举《北史》中的《刘行传》，他以党项内附，“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36)。推科就是推算、制订历法，可见其时中原历法已传入党项。又藏文文献《黄琉璃》载：松赞干布时，“自东方汉地及弭药获得工艺历算之书”，弭药即党项(37)。

党项内迁后，唐、宋王朝每年都向党项政权颁历法和通报天象，如宋朝给西夏颁“仪天历”等。关于西夏天文机构，史书记载不详；据记载，与天文有关的官职有“太史”、“司天”、“占者”、“日者”、“占星”等名称。仁宗时期的《天盛律令》在国家机构第三等级（中等司）中设“大恒历司”和“卜算院”。前者可能是制订历法、编制历书的机构，后者则主持观察天象、预卜吉凶。

西夏有关天象知识的记载，在西夏人骨勒茂才编纂、刊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综合有关记载，对星空的认识依次有十一曜、二十八宿、丛辰、五神（或五兽）、十二宫以及特殊的几颗星和天河等。西夏的十一曜即日、月、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紫炁、罗、计都和月孛。天文学者认为：“中国自汉至元，除个别时期外，基本上未用紫炁、罗、计都、月孛这四个隐曜（又叫‘四余’）。与西夏同时代的《宋史·天文志》也没有记载”。(38)另外在西夏诗文《九星供养典》中，更把日、月去掉，代之以紫炁、月孛，称九曜，“四余”齐全。西夏诗文对紫炁、月孛的记载为中国文献所罕见。

西夏重视占星术，《天盛律令》设“占星”一职，负责观察星象变化，拟卜吉凶，以决定日常小事以至军国大事。据文献统计，从西夏建国前的李德明至西夏国亡二百余年中，西夏记录的星象变化有六十多次。如宋大中祥符元年（1009年），德明“出兵侵甘州，恒星昼见，惧而还”(39)。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大臣杨守素以“吾军胜象”，请元昊攻宋延州(40)。大庆五年（1144年）“九月彗星见”，群臣上言“彗者，除旧布新之象，宜改元应之”，遂改元人庆元年。

西夏建国前一般使用宋朝颁赐的历法。如宋真宗时的“仪天历”，仁宗时的“崇天万年历”等。元昊建国后即制订自己的历法，据《西夏书事》载：“曩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41)《宋会要辑稿·备边》也记载，宋绍圣三年（夏天祐民安七年，1096年）十二月，宋枢密言，诏闻西人最重年节与寒食，“兼以十二月为岁首，多是诸监军及首领聚会之时”，建议乘机派兵袭击西夏。但迄今发现的西夏历书都以正月为岁首。

迄今已发现的西夏历日残页中有西夏文历日、汉夏文并用历日和汉文历日共十件。按类型分为佛历、观天记录和一般历日三种。黑水城发现的汉夏文并用日历，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系表格式，其中表示月份、星宿、节气、干支和数目的字分别用西夏文或汉文书写。残存五月至十二月的部分内容，为日、月、干支考订，系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的历日(42)。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夏文文献。1972年甘肃武威张义下西沟岘发现的汉文日历残页，残存七月至十二月的部分内容，据考证是夏人庆二年（1145年）的历日，可肯定为宋朝颁赐的历日(43)。此外，黑水城出土的数件西夏文历书，上有正月至腊月名称及干支、五行等(44)。文献记载西夏纪年法有天干地支相配纪年，如“人庆乙丑年”等。或只用地支，如武威小西沟岘“天庆虎年”（1194年），黑水城出土的《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文末署乾定申年（1224年），《黑水城副将上书》书“乾定酉年”（1225年）。有用星岁纪年的，如《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署：“天祐纪历岁在摄提季春廿五日壬子”。也有用藏族绕琼法的，如甘州《黑水建桥敕碑》的藏文部分纪年为“阳火猴年”（1176年）纪年。

二、冶金与纺织

1. 冶金铸造

冶炼技术。党项人初期使用的铁制工具和兵器是通过交换或战争中劫掠所得。《新唐书·党项传》载：党项“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唐王朝曾下达：“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的禁令(45)。

党项内迁后，境内横山地区蕴藏丰富，有煤、铁资源；开始发展冶铁铸造业。西夏文《文海》有：“矿藏，此者矿藏也，宝物种种出处也”；“铁，此者矿也，使石熔为铁也”。煤（石炭）和木炭，是冶炼业的燃料和还原剂。《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并列有“松炭”和“石炭”，即木炭和煤。《文海》释“炭”：“焚木使闷炭，燃料也。”其生产过程和用途和汉族相同；《文海》又释“铁”：“矿也，使石熔铁也”；释“坩埚”：“熔用之袋”即把铁矿石熔化。可知西夏通常已使用坩埚炉炼铁(46)。

甘肃安西榆林窟第3窟的西夏壁画中有一幅锻铁图，图中竖式双扇木风箱是当时颇为先进的鼓风设备。我国古代用皮囊鼓风，使用木风箱最早见于宋代的《武经总要》，但构造简单，即在一扇盖板前方安设两根推拉杆，由一人推拉鼓风。西夏的木风箱不仅形体大，而且安上左右两扇箱盖板，由一人操作，两扇板轮流推拉，可以不间断地鼓风，增加风量，提高风压，使炉温升高，加快冶炼速度(47)。

西夏炼钢技术采用“冷锻”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西夏“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动弩可入”(48)。宋人沈括曾记载青唐羌用冷锻方法制作的甲，“柔薄而韧”，且硬度极高，“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49)。宋太平老人《袖中锦》赞誉“夏国剑”为“天下第一”；文学家苏轼非常欣赏，连宋朝钦宗皇帝赵桓也佩戴它。曾命晁补之作歌记述这种宝剑的形状、装饰和锋利速度，有“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之句。“一缕褫魄”即所谓“见血封喉”之说(50)。

有色金属的冶铸，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铜、锡、金、银。西夏人已知道“”即黄铜的冶炼，《文海》：“……熔铜撒药为也。”但迄今未发现西夏黄铜制品。《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锡”，《天盛律令》中记载有“铝锡焊匠”，证明西夏已有铝、锡加工工艺。《文海》记载：“金……石中出，与铁同类也。”“银……矿物中出也。”西夏人已认识到金银是从矿石中提炼的。虽然西夏缺乏金银矿资源，但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器物来看，西夏金银加工铸造业是十分发达的。

2. 纺织技术

毛纺织技术是党项的传统手工技术。党项内迁前因其生存的需要，已能“织牦牛尾及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51)。内迁后，由于与宋朝贸易的需要，毛纺织业迅速发展，出现了专门的“编织匠”、“织褐匠”，生产毡毯、毛褐，以及毛麻混纺的“氍毹”（毛布、地毯类）。西夏文译作“毛绵”，表明这种毛织物的精细。武威小西沟岘曾发现民间纺线、织布工具石纺轮、木刮布刀。

《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记载的毛织品有“白毡”。《马可·波罗行纪》中记其元初途经西夏故地额里哈牙（今内蒙古阿拉善旗）时看到：“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52)说明西夏毛纺织原料除羊、牦牛毛外，还有驼毛。

西夏向宋朝及周边民族学习丝绢纺织技术，西夏曾多次向宋朝要求派遣丝绸纺织匠人到西夏传授技术。西夏丝织品见于文献记载的很多，如《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绫、罗、绣锦、绢、丝、纱、紧丝、煮丝、克丝、彩帛等。西夏文《杂字》在丝织品条下记有“细纬”、“薄绢”、“绫罗”、“透贝”等十四种名称。可见西夏已掌握了织经、织纬和络织技术和能织造出通经断纬的克丝、捻织金线的织金、花纹突起的透贝等特殊复杂的纺织技术。西夏陵园出土的罗、绫、绵等丝织品，据专家鉴定有素罗、纹罗、异向绫、茂花闪色绵、工字绫等。有的残片表面有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

《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麻”，《文海》释“麻”，“麻者，麻草，可做纱布也”。西夏文献中的“布旗”应即织麻布制品。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画有棉花。《番汉合时掌中珠》记有“白叠毛”一词，西夏人能织造“棉褐”，《天盛律令》记载有专职的“织布匠”，说明西夏已种植棉花和掌握棉纺织技术。

西夏纺织染色工艺有较高水平。文献中有“染红药”、“染青草”、“采湖蓝”、“彩绢”、“彩丝”、“彩帛”、“染色”等记载。《天盛律令·物离库门》规定西夏染丝有熟染、草染、染杂色及其耗减，如“染生一两无耗”，染杂色一百两生，白、银黄、肉红、纷碧、大红、石黄“六种本人交七十五两熟”。又“染生毛线百斤耗减二十斤”。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有：“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53)描绘了西夏女郎染色衣饰的艳丽色彩。

三、医药卫生

据史书记载，党项人生病不用医药，只求之于神鬼，“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54)。其后逐步由汉、藏民族中传入医药知识。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嘉祐八年（1063年）宋朝以“医书赐夏国，从所乞也”(55)。于是，《千金方》和《神农本草》一类的汉医药书籍传入西夏。西夏王朝还经常向外乞医。如夏天盛十九年（1167年），西夏权臣任得敬得病，仁宗向金国求医，金国派遣保全郎王师道到夏国为任得敬治疗(56)。夏天庆七年（1200年）桓宗“纯佑母病风求医，诏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乃赐御药；八月再赐御药”(57)。汉族中医药对西夏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西夏大量开发和利用中药材，并作为主要商品输出。《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夏贸易中的药材有甘草、蜜蜡、麝脐、羱羚角、柴胡、苁蓉、红花等。特别是枸杞、大黄久负盛名。13世纪初，蒙古攻破西夏灵州，耶律楚材专门搜取大黄，为上万的蒙古军治疗疾病。《天盛律令》第十七卷《物离库门》中列举的中药名称有二百三十多种。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内容是治疗伤寒病的药方，内列药名有牛膝、椒、术米等，其煎法、服法也与传统中医一致。

西夏人已有相当丰富的人体解剖知识，《文海》中记载的人体器官有六十至七十项，并对各种器官的组织功能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如“膈膜”，西夏文由“内”字和“中”字的一部分组成，释义“肺命，心惠及腹肠之依倚”。“腹”由“胃”和“肚”字的各一部分合成，释义“腹肚也，胃也，腹肠粪便囊是也”。“腱”，“筋也，臂力威力出处是也”，即认为臂力与腱有密切关系。

西夏人把疾病的病因归结为“四大不和合”所致，如：“病患也……四大不和合之谓。”这种认识大约来自佛典，即人体由地、水、火、风四大合成。四大调和，人就健康；若四大不和，人就有病。对病理的认识则侧重血脉。如“脉阻”释：“疾也，病患血脉不通之谓。”可见西夏人对血液循环已有一定认识。西夏文献中提到西夏人的疾病及其症状有几十种，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等。常见多发病以癞疮病最多，其次是妇产科疾病。妇产科病记载尤多，如“早产”、“晚产”、“小产”、“难产”、“堕胎”、“解胎”等。《文海》：“小产”一字由“不”和“胎”二字的一部分组成，释“落胎也，生时未满，胎散未成也”。西夏对“天花”病已有记载，《文海》“疮”字，由“痘”和“污”字的一部分合成，释义为“疮者，出于人（身）则不愈也；出于畜（身）则愈也”。这大概是种痘防天花的免疫法。此外，《文海》中还记有针刺疗法，“扎针”西夏文由“病”和“刺”字的各一部分组成，释义为：“病患外铁针穿刺使出血之谓。”

党项以畜牧业为主，故对兽医学尤为重视。《文海》中记载的畜病种类很多，说明西夏人对牲畜疾病已有较多认识。如“马蹄疮”，西夏文由“烂”、“马”二字的一部分合成。释义为：“马脚上长疮也”；“马病”，西夏文由“死”字和“马”字各一部分合成，释义为“马染病之谓”。“疮”由“疹”字和读音为“波”的字组成，释义为“骆驼之肋烂疮也，马之腿疮也”；“牛疮”由“疹”字和“成”字的一部分组成，释义：“疥癞疮，牛身出疮之谓。”“牛病”，由“害”字和“寿”字的一部分合成，释义“牛患病也”。“癞”由“皮”字和“疥”字的一部分合成，释义“癞疮也。人头、牲畜等出癞也。人身上出则谓癞”。“鼻疮”释义：“牲畜、野兽鼻疮也，又与人之鼻疮相似也。”等等。(58)

由于西夏人对牲畜疾病的部位、症状、危害程度的明确认识，因而能对症下药，采取防范、预防和治疗等办法。据史载西夏人昂吉儿，夏亡后随蒙古军征伐南宋的淮南地区，因天热，军中马匹多生癞病，无人能治，唯有“昂吉儿能愈之”，年治愈病马达“万计”(59)。

第四节
西夏的风俗习惯与精神风貌

一、衣、食、住、行

衣饰

早期的党项人“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60)，内迁后，穿着仍以“皮毛”为主。靠近汉族居住区或与汉族杂居的党项人多仿汉人服饰，使用布料和缯帛、绸缎制作衣服。元昊继位之前虽对党项人改“皮毛”为“锦绮”的服饰不满，但他在继承王位后，也对党项服饰进行了改革，除保持本族一些特色外，仍脱不掉中原服饰的窠臼。《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并规定官员与民庶服饰“文资则幞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贴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毬子花旋襕、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莫高窟第409窟西夏供养人及榆林窟第2、第29窟男女供养人、官员、僮仆的服饰可与史书记载相印证。

西夏服饰种类繁多，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杂字》中，列“男服”二十六种，“女服”十九种。《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西夏的服饰有：褐衫、靴、短靿、长靿、皮裘、毡帽、袄子、旋襕、袜肚、汗衫、布衫、衬衣、裙、裤、袩、腰绳、背心、领襟、鞋、韈、冠冕、凉笠、暖帽、绵帽等。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绘画中西夏服饰中可看出西夏的服饰不仅受汉族服饰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吐蕃、回鹘等民族服饰的影响，因而其服饰多种多样、丰富多彩。

党项羌人原为披发蓬首。西夏建国后元昊颁行“秃发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61)《辽史·西夏外纪》亦记载：“其俗……秃发，耳重环。”在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绘画与文物中，都留下了西夏秃发的形象，即周边留发，头顶剃光，与契丹人的“髠发”相似。

饮食

西夏因其居民生产类型的不同，其食物也分别以肉类、乳制品和粮食、蔬菜为主。

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以牛羊肉及乳制品为主要食物。党项人有“割鲜而食”即吃生肉的习惯。乳制品有乳酪、奶酥、奶油、奶渣等。据《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西夏的农业作物有：大麦、小麦、荞麦、糜、粟、粳米、糯米、豌豆、黑豆、荜豆等，蔬菜有香菜、芥菜、蔓菁、苦蕖、萝卜、葱、蒜、韭等；以面食为主的食品有：细面、粥、油饼、胡饼、蒸饼、烧饼、花饼、油球、盏、饺子、馒头、酸馅、甜馅等。米制品有炒米和蒸米。食品的制作方法，烹饪已采用烧、烤、煮、熬、炒等烹饪技术和方法。并使用了盐、油、椒、醋、蜜等调味品。从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粮食加工工具有碌碡、碾、礁、石磨。烹饪和食用器具有煮锅、铫壶、汁罐、笼床、檠子、鏊、叉、盘、碗、瓶、锅铲、杓、匙、箸、筋等。西夏气候干旱多灾荒，民间收成不好常辅以野菜度日，宋人曾巩《隆平集》记载：“其民则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醎松子以为岁计。”(62)

西夏人普遍喜欢饮用茶和酒，茶是牧民不可缺少的饮料，宋人洪中孚说：“蕃部日饮酥酪、特茶为命。”所以西夏每年除接受宋朝大量的“岁赐”茶外，还要向宋朝购进大批茶叶。西夏人喜欢饮酒，凡聚会、盟誓、喜庆、祝寿、出战、仇解皆开怀痛饮。汉文和西夏文献中多有西夏制酒、饮酒的记载。榆林窟西夏壁画中的《酿酒图》描绘了西夏时期的酒坊与制作技术。

居室

早期党项人的居室，据《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党项内迁后，游牧民仍居毡帐，故牧民仍以“族帐”为单位计，所谓“其民一家号一帐”。农民则筑土屋而居，“俗皆土屋，唯有命者得以瓦覆之”(63)。《西夏纪事本末》记载麟州（今陕西神木）党项与汉族居民杂居的情况：“黄茆土山，高下相属，极目四顾，无十步平坦。廨舍庙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栅焉。驾险就中，重复不定，上引瓦为沟，虽大澍亦不浸润。其梁柱榱题，颇甚华丽，城邑之外，穹庐窟室而已。”(64)

西夏建国前后，其建筑与中原已无大区别。《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中把西夏建筑分“楼阁”、“泥舍”与“帐库”三类。西夏统治者都曾大兴土木，广造宫殿、庙宇。李德明时，曾在子山（今陕西延安西北）“役民夫数万”，“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65)。元昊称帝，广修宫城，营造殿宇，于兴庆府建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以后又在贺兰山“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66)。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重修的凉州护国寺，“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今存的贺兰山西夏皇帝陵园，陵地范围东西四公里，南北十公里。残存的九座帝陵建筑遗址，二百余座陪葬墓遗址及出土的建筑材料如柱础、琉璃砖瓦、鸱吻与窑址，都反映了西夏的建筑水平和特色。

交通工具

西夏地处古代东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河西地区。由西域进入河西走廊地带沙、瓜、肃、甘、凉诸州的旅程全在西夏境内，西夏与辽、宋交通都修治了驿道。马、牛、骆驼是陆路交通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天盛律令》的政府机构中记载有“马院”、“出车院”的设置，其专门制造运输与载人的车辆、辇舆；水路则有舟、船。具有特色的水上工具叫“浑脱”。当地人利用牛羊皮，制成袋子连接成筏子，轻而坚固、浮而不沉，是西夏时期民用和军用不可缺少的水上交通工具，今西北地区仍在使用。

二、婚姻与丧葬

婚姻制度

党项早期的婚姻，《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内迁后受汉族封建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影响，买卖婚姻成为主导。西夏文献中出现了“婚价”一词。《番汉合时掌中珠》关于婚姻过程的记述：“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室女长大，嫁与他人，送与□房，亲家翁亲家母，并诸亲戚、尽皆聚集。儿女了毕，方得心定。”已与汉族婚俗毫无二致。但也存在青年男女婚前自由性爱的遗风，如《西夏纪事本末》载：“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用采缯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以其草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为高丈，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于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67)

西夏婚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多妻与纳妾的现象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贵族富豪与统治阶级中。如汉文史书记载德明“娶三姓”，元昊“凡五娶”。仁宗时晋王察哥“年已七十，犹姬妾充下陈”。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在西夏也是比较普遍的。有关西夏的婚姻制度在《天盛律令》中已有系统而全面的规定。除散见于各卷条文中的有关婚姻方面内容外，第八卷专设《为婚门》，共列出30条婚姻方面的专门规定：如结婚年龄规定；女子十三以上始得为婚；自订婚之日起三年内当完婚。婚姻条件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订婚约，规定婚价及女子嫁妆内容；婚姻的离异有“七出”与和离；对违律婚姻，如同姓结婚、良贱婚配、抢亲、一女二嫁、改嫁等都规定了处罚条例。

丧葬制度

党项人本实行火葬。《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死则焚尸，名为火葬。”但仍要建坟墓。西夏文诗歌中有“弥药（指党项人）祖坟白河上”的诗句。党项迁居西北，史书记载李继迁“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68)可知其时行土葬，至西夏建国前后，历代帝王都实行土葬。宁夏银川贺兰山麓的西夏皇帝陵园，据史书记载，“其制度仿宋巩县宋陵而作”(69)。据《宋史·夏国传》记载，从继迁起，经德明、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到安全，这九个皇帝的陵墓分别命名为：裕、嘉、泰、安、献、显、寿、庄、康陵。经多年的考古发掘，从西夏陵墓的形制和规模及残存文物来看，基本上是效法唐、宋王朝封建陵墓制度的。

甘肃武威西郊林场曾发现西夏天庆年间（1194—1201年）的西夏砖室墓。男墓主人分别为西经略司兼安排官口西处都案刘仲达和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葬具有木缘塔，未发现骨灰。刘仲达墓题记所记“灵匣”，应是装骨灰之用。这两个墓似应为火葬墓。两墓题记都记男女主人实行合葬之事(70)。武威西郊发现一座完整的西夏砖室合葬墓，墓室为长方形，长一百二十三厘米，宽九十五厘米、高九十七厘米，拱形券顶，平砖铺地。墓中两具灵骨匣为寿棺状，前案头正面竖写墨书西夏文字，记墓主儿子为其母所供葬。随葬品朱书木牍汉文书主人用银帛购置墓地及四至等情。纪年月日为“维大夏乾祐廿三年（1192年）岁次壬口二月二十九日壬寅宜祭主男窦依”。墓中还出土木桌、木椅、供器、酒壶、盏托等物(71)。

三、社会精神风貌

党项人精神风貌最突出的表现是尚武、重义、耐苦。

党项人最早见于历史记载就以“俗尚武力”著称于世。在与西夏王朝先后建国的契丹、女真族眼里，党项族是一个“民俗勇悍”、“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的民族(72)。党项人则用谚语“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表达其顽强战斗精神。从党项远祖拓跋思恭到李继迁、李元昊都以善骑射出名。党项首领在开拓基业，西掠吐蕃、北收回鹘、南牧中原的战斗中，无不亲自披坚执锐、驰杀疆场。李继迁是在同吐蕃潘罗支的作战中中箭身亡的。李元昊在青年时代就是一员勇将，在收复河西走廊地区立下汗马功劳。建国后又率军南攻宋朝，东败辽国，每战身先士卒，有勇有谋，是西夏时期最出色的军事家。毅宗李谅祚，在同宋朝的作战中“裹银甲毡帽督战”(73)。

西夏建国后实行全民皆兵制度，规定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所谓“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74)。西夏的骑兵十分有名，有号称“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忽往来，若电集云飞”。步兵则称“步跋子”，士兵多来自山间部落，“上下山坡，出入溪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75)。战斗中互相配合，骑兵为前军，冲突敌阵，挽强弓注射，其矢如雨。步兵挟骑以进，使敌方无阻挡之力，故每战必胜。党项妇女的尚武精神也很突出。史书记载了唐代党项妇女拓跋三娘带领奴婢劫盐之事。西夏军队中有名“麻魁”的女兵，经常参加战斗。西夏毅宗母没藏太后与崇宗母梁太后既是指挥数万大军的女统帅，又是披坚执锐、征战沙场的女将。

党项民族重义气，性纯朴，爱憎分明，恩仇必报。元代西夏后人余阙曾忆及同族人的品格时说：“其性大抵质直尚义，平民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簟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76)西夏谚语：“唯利是图，不与之交；为人眼馋，不与之处”；“与人相亲，不吐心声，友情似黄昏短暂；与人相嫌，勿置恶言，胸怀如天地宽广”(77)。说明西夏人与人处世的真诚与肝胆相照原则。但是党项人之间结了冤仇，则必设法报复。《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党项人“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和，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但仇家遇丧则不能乘人之危。仇解后不再复仇，并起誓言：“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78)说明党项人重信义，遵守诺言的纯朴精神。

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顽强战斗是党项人最突出的精神风貌。党项人居住的地方，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都比较恶劣。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为了求得生存，造就了他们“能寒暑饥渴”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从唐、五代到北宋，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党项族进行残酷的欺压，视党项人为“贼”，为“虏”。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必须顽强战斗。连怀有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的北宋朝臣们，对党项人不怕苦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也赞不绝口。李焘在其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描写西夏战士进攻宋永乐城时，“哩鼎领兵至，驱率蕃丁蚁附而进，死者列布城下，皆不掩尸，昼夜急攻，故新造之城不守”(79)。北宋鄜延边帅范雍在一首诗中描写宋朝官吏用酷刑审讯西夏俘虏时有：“拘俘询虏事，肉尽一无声”之句(80)。其坚忍不拔，宁死不屈的精神跃然纸上。西夏末年，蒙古成吉思汗的铁蹄横扫西夏国土，在被蒙古军所征服的诸民族中，党项民族所表现的勇敢顽强战斗精神是罕见的。成吉思汗从夏桓宗天庆十二年（1205年）起开始征伐西夏，直到末帝宝义二年（1227年），用了二十二年，先后六征西夏才将其灭亡。成吉思汗在“弹丸黑子”的西夏领土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夏宝义元年（1226年）十一月，成吉思汗率大军攻西夏灵州，夏国主遣老将嵬名令公领兵十万赴援，蒙古军队与西夏军队激战于结冰的黄河上，西夏将士英勇抵抗，无数将士战殁，城破，无一降者。灵州守将太子李德任子李惟忠，年方七岁，亦求一死。党项民族战斗精神之烈，于此可见。党项族的这种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西夏后裔在元朝任重臣者，元末多为元朝殉难死节。著名的元代文人余阙，在元朝为官，还常常怀念西夏故土与民风，元末守安庆，城破自尽，为元朝殉职，这是继承西夏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

(1)　参见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载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3)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

(4)　《西夏书事》卷一八。

(5)　《西夏书事》卷一九。

(6)　《宋史》卷六四《宋琪传》。

(7)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一一；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通塔碑介绍》，《文物》1981年第4—5期。

(9)　罗□《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10)　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文物》1981年第4—5期。

(11)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12)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3)　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14)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　比奥特罗夫斯基编、许洋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10至13世纪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北历史博物馆1997年版。

(16)　雷润泽等编著《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张宝玺：《五个庙石窟壁画内容》，《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17)　《西夏书事》卷一二。

(18)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9)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20)　《西夏书事》卷一三。

(21)　《西夏书事》卷一五。

(22)　《西夏书事》卷三二。

(23)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24)　聂鸿音《西夏文学史料说略》，《文史》1999年第4期。

(25)　聂鸿音《西夏文学史料说略》，《文史》1999年第4期。

(26)　罗矛昆《西夏文本＜圣立义海＞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7)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8)　《西夏书事》卷一二。

(29)　《西夏书事》卷一三、二一。

(30)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31)　《西夏书事》卷三六。

(32)　《虞文靖公道园全集》卷一七。

(33)　《道园类稿》卷二五。

(34)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西夏书事》卷三九。

(35)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36)　《北史》卷七〇《刘璠附行传》。

(37)　李迪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通史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38)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9)　《西夏书事》卷九。

(40)　《西夏书事》卷一三。

(41)　《西夏书事》卷一八。

(42)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3)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4)　〔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译文载白滨译《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译，1978年。

(45)　《唐会要》卷九八《党项羌传》。

(46)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47)　李迪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通史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条。

(49)　《梦溪笔谈》卷一九。

(50)　宋太平老人撰《袖中绵》，载《学海类编》集余四；晁补之《鸡肋集》；《宋史》卷三七一《王伦传》。

(51)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52)　《马可·波罗行纪》卷一。

(53)　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二。

(54)　《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

(5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夏四月条。

(56)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卷六〇《交聘表》。

(57)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58)　以上所引《文海》，参见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有关字条译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59)　《甘州府志》卷一一。

(60)　《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月条。

(62)　《隆平集》卷二〇。

(63)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64)　《西夏纪事本末》卷一〇。

(65)　《西夏书事》卷九。

(66)　《西夏书事》卷一八。

(67)　《西夏纪事本末》卷十。

(68)　《西夏书事》卷七。

(69)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

(70)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文物》1978年第8期。

(71)　姚永春《武威西郊西夏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2000年第2期。

(72)　《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73)　《宋史纪事本末》卷四〇。

(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十一月条。

(75)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76)　《青阳先生文集》卷四。

(77)　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8)　《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

(7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一月条。

(80)　《儒林公议》卷上。

第十五章
西夏与周边王朝及民族的关系

第一节
西夏与宋朝的关系

一、西夏王朝建立前李继迁、李德明与宋朝的关系

自宋建隆元年（960年）建立宋朝，夏州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李彝殷即遣使奉表入贺，投附宋朝，为避宋太祖父亲赵弘殷的名讳，改名彝兴。太祖对彝兴也特殊优待，使其位列三公，“使守太尉”。宋人陈师道评论道：“宋初职备三公者，内则赵普，外惟彝兴。彝兴以藩镇领之，尤异数也。”(1)从这时起，到李继捧向宋朝献出五州之地，夏州政权与宋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双方贡使往来不断，夏州政权多次出兵助宋抗击和讨伐北汉的进攻并接受宋朝的册封。

但是，宋初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特别注意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所以夏州党项拓跋氏割据势力面临的危机是可想而知的。当彝兴子光睿继位后，于宋开宝五年（972年）三月，“光睿闻太祖解诸将兵权，罢藩镇节度，内不自安，遣使贡献，表请入朝”(2)。但未得太祖允许。因其时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对北汉及夏州拓跋李氏等诸部族势力采取羁縻的政策，许以世袭一方长官，结信部族，借以安定北部沿边。

宋太宗继位，改变了其兄太祖专任边将，结信酋豪的边防政策。所以当夏州政权李继捧继位，夏州李氏发生政治动荡寻求宋朝支持时，宋太宗正中下怀，轻而易举地接管了党项拓跋氏世代经营的五州地。正当太宗陶醉在：“夏州蕃部并已宁谧，向之强悍难制者，皆委身归顺”的喜气中时，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对宋朝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毅然举起抗宋自立的旗帜，从此，夏州拓跋政权和宋朝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李继迁的反宋战争，反映了宋太宗对夏州政权措置的失误。宋人评论说：“太祖之待李彝兴，不过世袭之边将耳，李继捧来朝，朝廷不能行太祖收方镇之法，遽欲使之内属，而收其故地，所以启继迁之叛。”(3)故夏州党项反宋战争，是为党项民族的生存权而抗争，因而具有争取民族独立、复兴的意义。党项五州故地的收复与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承担统一西部的历史重任。

李德明继位前后，宋真宗在奉行太宗时期的“守内虚外”政策的基础上，又推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对夏政策，导致了李继迁攻取灵州，建都西平，与宋夏“景德和约”的成立。宋夏“景德和约”后，终德明之世的二十余年间一直与宋朝保持友好关系，“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塞垣之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4)，使西平政权得到了发展，并使李继迁时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战略方针得以实现。

二、景宗、毅宗时期与宋朝的关系

李元昊从继位前就反对德明臣属宋朝的政策，他曾“劝德明勿事中朝，且谓所得俸赐，只以自归，部落实繁，穷困颇甚，苟至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上下具丰，于我何恤？”(5)所以当宋明道元年（1032年）元昊继位、兼并河西、建国规模初具时，宋朝派遣旌节官告使给元昊行册封，元昊对宋使百般刁难，在勉强跪拜受诏后，对左右大臣说：“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6)

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并遣使向宋朝上表呈告称帝之事，意在使宋朝承认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这个举措理所当然地遭到宋朝拒绝，对元昊说来也是预料中事。这时元昊面对宋朝对夏国实行关闭榷场，断绝互市，削夺其姓名官爵、悬赏捕杀他及加强边备的举措，也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元昊决定以发动战争来对付宋朝的无理。

元昊对宋作战前，首先为发动战争制造舆论准备。为激怒宋朝，元昊派人“赍嫚书，纳旌节，以所授敕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7)，送到宋朝延州边境上。“嫚书”指责宋朝背信弃义，两面三刀：“持命之使未还，南界之兵躁动，于鄜延、麟府、环庆、泾原路九处入界”，“南兵败走，收夺旗鼓符印、枪刀、矛戟甚多，兼杀下蕃人及军将士不少”。又说：“既先违誓约，又别降制命，诱导边情，潜谋害主，谅非圣意，皆公卿异议，心膂妄图，有失宏规，全忘大体。”“嫚书”谴责宋朝不承认元昊称帝毫无道理：“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拔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嫚书”还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元昊与契丹联亲通使，积有岁年，炎宋亦与契丹玉帛交驰，傥契丹闻中朝违信示赏，惑乱蕃族，谅为不可。”最后还表明夏国愿和宋朝通好，“伏冀再览菲言，深详微恳，回赐通和之礼，洊行结好之恩。”(8)元昊“嫚书”的目的是把宋夏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宋朝，争取本国统治集团和党项族人民的支持；并借辽的势力威胁宋朝。此外，元昊还积极准备对宋朝用兵，于“缘边山险之地三百余处，修筑堡寨，欲以收集老幼，并驱壮健，为入寇之谋”(9)。又经常派人到宋朝，侦察沿边防御情况，借到五台山供佛“欲窥河东道路”。从元昊开运元年（1034年）到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间，元昊曾多次在宋朝西北边境的府州、庆州、环州、泾州、原州发动小规模的军事进攻，以探虚实，寻找大规模侵宋的突破口。

经过几年试探性的进攻，元昊基本摸清了宋朝沿边各地的防御情况。最后确认宋鄜延路一带“地阔而寨栅疏远，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是宋边防的薄弱点，选取延州为宋朝的突破口。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正月至五年九月，元昊向宋朝发动了三大战役：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砦之战，都获得全胜。三川口之战开始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正月，元昊诈遣人与宋知延州兼鄜延环庆经略安抚使范雍通和，使不设防，却以盛兵突袭延州以北要塞金明寨，俘获寨主李士彬父子及部属数万人，随后乘胜南下，包围延州。范雍急调驻守庆州的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和驻守保安军的鄜延副部署石元孙合兵增援。经过几天急行军，刘平、石元孙与驻守保安军附近的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等合兵万余，然后向延州方向进发。行至三川口（今陕西西安塞县东，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的汇合处）附近，距延州只有五里路程处，便陷入了元昊事先设好的埋伏圈。宋军全线溃败，主帅刘平、石元孙等力竭被俘。延州城被围困七天，适逢天降大雪，元昊才引兵退走。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元昊又向宋朝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攻势。这年春天，元昊率10万大军先期向宋渭州进发。宋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急赴镇戎军，集合军队一万八千，令环庆副都部署、行营总管任福统领出击。任福军中了元昊的诱敌深入之计，在距羊牧城五里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北），陷入元昊的十万伏兵包围中。夏兵左右夹击，宋军一战即溃，任福阵亡，宋军死亡万余人。好水川战后，元昊谋士张元于界上寺壁题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10)其对宋朝的蔑视于此可见。

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九月，元昊在试探与宋议和未得到宋朝回复的情况下，决定再次向宋朝发动进攻。他接受张元的建议：“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11)遂于天都山点集左右厢兵马十万，分作东西两路，一路出刘璠堡（今宁夏海原西南），一路出彭阳城（今宁夏彭阳），南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东北），准备经渭州而南下关中。宋泾原路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王沿，急遣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率军迎战。这一次元昊仍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把宋军主力吸引到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然后迂回其后，烧毁定川河上木桥，截断宋军归路，发起猛攻。葛怀敏以下近万将士及战马全部为夏军所获。定川砦战后，元昊乘胜挥师南下，直抵渭州，在纵横六七百里的地面上进行了扫荡与掳掠，并“令张元作露布，有‘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12)，得意忘形之态毕露无遗。而宋朝对三战皆败的反应，正如宰相吕夷简发出的感叹：“一战皆不及一战，可骇也。”(13)

元昊对宋朝进行的三大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给新生的西夏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加重了西夏人民的负担，也加深了西夏部族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因为战争，宋朝对西夏停止岁赐、关闭榷场、断绝和市，使西夏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在对宋作战的同时，元昊也经常派出使者，寻求和谈的机会。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春，元昊通过释放被俘的塞门砦主高延德带书信给新上任的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范仲淹，“以休兵息民之意”与宋寻求媾和之意。范仲淹因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答赵元昊书》，而被贬官耀州。从这时起到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1044年）十二月，西夏向宋朝提出的要请“如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称号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14)。夏宋双方采用各种手段，互相讨价还价，权衡利害，最终因夏辽关系的恶化，辽朝向西夏宣战，最终促成了所谓的夏宋“庆历议和”达成协议：即元昊对宋称臣，奉行宋朝历法；宋颁赐夏敕书称“诏”，称元昊夏国主，允许其自置官属；夏使到汴京可在驿官所设的官市贸易，并可宴请于朵殿（东西侧堂），宋使到夏国，以宾客礼相待；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镇戎军高平砦；不许青白盐贸易等等。事实上有些规定，元昊并不执行，如宋使入夏，只允许住在宥州的驿馆中，而不能到达首都兴庆府，故史书记载称：“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15)

“庆历和议”之后，夏宋关系又基本上处于正常化，表面上朝贡交聘之使不绝于途，实际上是尔虞我诈，宋、辽、夏三国都视对方的势力强弱与利害为向背，以损害对方利益为宗旨。夏宋交涉除“庆历和议”中涉及的问题外，此后元昊还多次遣使就过界人户及边界问题与宋朝进行交涉。“过界人户”即宋夏陕西边界被对方招诱、掳掠或逃亡的汉族与党项人户。这个问题不仅过去存在，并还时有发生。夏宋议和时元昊在给宋朝上誓表中曾明确表示，以前“所掠将校民户，各不复还。自此有边人逃亡，亦毋得袭逐”(16)，但和约签订后元昊又多次遣使到宋朝“理索在汉人户”，强索不成，又采取欺骗手段与武装掠夺。宋朝对此采取息事宁人态度，庆历六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1046年），宋仁宗降诏，增设誓诏，规定两国边将此后互相不得接纳过界边户。

边界纠纷的产生也是双方造成的，宋边境将吏，常因事邀功，擅自在边境地带修筑边壕，设置堡砦，故不免招致夏军偷袭，引起冲突。宋夏和谈中，元昊向宋朝进的誓表中虽表示向宋朝纳地、划界，但同时又提出所谓“九州十三县是其故土”(17)，向宋索还。宋仁宗诏令延州保安军同元昊商谈具体划界事宜，元昊又不肯如约，并借口制造事端，或提出非分要求，如把出兵侵占承平州分水以西一带的宋朝地界以已分给有功将领为由，不再归还宋朝。经过宋朝的努力，元昊最终于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接受了宋朝的划界原则，达成了以横阳河为界的协议。这时，从李继迁以来存在的党项部民侵耕麟州屈野河西地划界的问题又提上日程。元昊继位后，侵耕屈野河田地已成公开。宋朝提出界至方案，元昊初时不予承认，说什么“吾马足所践，即为吾土”(18)。后来宋朝允许对夏通银星和市，西夏也同意了宋朝提出的屈野河西划界方案。但后来，麟州河西仍遭到夏人侵耕，划界协议成了一纸空文。

谅祚在位之时，周旋于宋、辽和吐蕃几种势力之间，故基本上对外实行亲宋政策以对付辽朝。即便在夏拱化二年（1064年）到四年，为报复夏国使臣吴宗在宋朝被辱而进行的对宋战争期间，两国聘使往来也未停止。谅祚初即位，没藏讹庞兄妹专权。外戚没藏讹庞看准屈野河西“田膏腴利厚，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故年年东侵不已，由元昊时侵耕十余里发展到四十余里，距屈野河仅二十里，甚至“明指屈野河中央为界”(19)。宋朝多次遣使交涉，没藏太后考虑到夏宋关系，也责令讹庞归还侵耕土地，但也无效。无奈之下，宋朝于嘉祐元年（夏福圣承道四年，1056年）对西夏采取了经济制裁，即禁绝陕西河东与夏国的和市。都五年（1061年），没藏讹庞因谋杀谅祚被诛，谅祚亲政，遣使与宋朝谈判，退出了讹庞所侵耕的田土，宋朝在河西修筑封堠，并约定“自今西界人户，毋得过所筑堠东耕种”，但允许“两界人户就近樵牧”(20)。长达几十年的夏宋屈野河西地界纠纷总算平息下来。

三、惠宗、崇宗时期与宋朝的关系

秉常在位（1068—1086年）时恰当北宋神宗在位（1067—1085年）之时。宋神宗起用宰相王安石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对外，欲削弱辽国，就必先制服西夏。于是，神宗一改真宗、仁宗、英宗诸朝以防御西夏为主的战略，转而为积极进取。其进攻战略的要点是，谋取西夏左厢横山之地，以断西夏右臂，同时旁取熙河湟鄯地区，阻绝西夏与吐蕃的联合，从左翼边境压近西夏。其时，西夏为保住横山生命线，摄政的梁氏与其弟梁乙埋也以战争政策来转移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因此，秉常在位时期，西夏与宋朝频繁的战争成为宋夏关系的主要内容。从夏乾道元年（1067年）到大安十一年（1085年），西夏与宋朝大小战事在四十次以上。

绥州位于无定河下游。是西夏扼守南大门的通道。夏拱化五年（1067年）宋将种谔袭取绥州，建城驻守。宋夏边境局势紧张起来。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年），西夏为夺取宋方边境堡寨频繁对宋攻击，而其主攻方向则是扼西夏南下通道的庆州大顺城。这年八月，西夏调拨三十万兵力分道进攻大顺城、柔远砦、荔原堡、淮安镇东谷和西谷诸寨。西夏军进驻庆州城外40里之榆林，游骑直抵庆州城下，九天后才退去，一度造成“陕右大震”的局面。夏宋庆州大顺城之战，宋军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西夏军以失败告终。

宋朝为加强无定河流域和横山地区的经营，于熙宁四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1年）正月，对位于绥州和银州之间无定河东岸的罗城（今陕西米脂北）发动进攻。西夏都枢密使哆腊引兵屯罗城北马户川与种谔部将高永能迎战，哆腊战败，丢失罗城。二月，遣使向辽国求援，辽答应发三十万兵支援西夏。三月，夏国梁太后在大臣罔萌讹、结明爱的煽动下，梁乙埋集十二监军司兵攻抚宁堡，进围顺抚宁堡，宋军弃罗城逃走，于是宋朝“新筑诸堡悉陷、将士千余人皆没”(21)。西夏虽取得罗之役的胜利，但横山沿边数百里之地，庐舍焚弃，老少流离，春耕既废，又失去宋朝岁赐，西夏财政与兵力交困，于是秉常乃遣人至延州同宋朝议和，再次提出以塞门、安远二砦换绥州，遭到宋神宗拒绝。之后两国经过多次商议，原则上就沿边界至达成一致。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1年）八月，秉常向宋朝上誓表，宋朝恢复和市。自此后到夏大安七年（1081年）的十年间，宋夏两国基本保持着和平关系。

夏大安七年（1081年），秉常被梁太后幽禁，宋朝乘机调集50万大军分五路进攻夏国，梁太后点集十二监军司兵马，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大败宋军于灵州城下。次年八月，宋神宗遣给事中徐禧和知延州沈括，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处筑永乐城，以扼制西夏。西夏统军叶勃麻、咩讹埋和仁多唆丁集六监军司兵，号称三十万来攻，夏兵渡过无定河，宋军一战即溃，永乐城陷，宋将自徐禧以下将校士卒死亡者万余人。

灵州、永乐之战，总体上是西夏获胜，但宋夏两国兵力伤亡惨重，经济损失都不可胜计。宋神宗“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22)。因此双方都有恢复和平的愿望。夏大安九年（1083年），秉常复位之后，又向宋朝“遣使表请修贡”。从这时起到乾顺继位后，西夏多次同宋朝进行了归还被侵横山疆土问题的交涉，讨价还价，最后宋朝答应以交换宋朝战俘与被掳民户，并附加计口赏绢的办法正式将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划给西夏。西夏始终未能从宋朝得到塞门、兰州二地。

宋元祐八年（夏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九月，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重新登台，他们以“绍述先帝”为由，恢复神宗时的内政外交政策。对西夏实行强硬政策，断绝岁赐，反对归还西夏故地，停止同西夏划分边界的谈判，转而采取进筑堡寨，开拓疆土的政策，史称“绍圣开边”。于是宋夏边境战争加剧。

夏永安元年（1098年）十月，梁太后亲自点集四十万大军，进攻宋朝新筑的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境），使用了新制的“对垒”战车，猛攻十三个昼夜，因粮草不继，又遇大风，夏兵大败而逃。平夏之战后，宋朝又逐步控制了天都山地区，西夏面临更严重的形势，乾顺一面通过辽朝与宋朝议和，一面在两国沿边地区进行争战。从宋政和五年到宣和元年（夏雍宁元年到元德元年，1114—1119年），宋徽宗命陕西经略使，总领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熙河、秦凤六路军事对西夏发起多次进攻，虽有胜有负，但西夏终因失去横山、天都山险要地形而“疆地日蹙，兵势亦衰，遂以辽国书致鄜延帅刘韬请纳款谢罪”(23)。宋徽宗也因“关陕困矣”，以及为收复燕云，准备和金人相约夹攻辽朝，答应求和。宋朝遂罢六路兵，乾顺遣使向宋朝纳款上誓表。

四、西夏与南宋的关系

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二月，俘获徽宗、钦宗，北宋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元年（1127年），史称南宋。

高宗即位之初，南宋朝臣多主张联合西夏以牵制金兵。大臣唐重上疏论今急务有四，其中一款是“通夏国之好，继青唐之后，使相犄角，以缓敌势”(24)。宝文阁直学士赵子崧亦主张罢去熙河五路进驻不系紧要控扼去处的堡寨，“明谕夏人，以示德意”(25)，即通过改变神宗以来对西夏的进逼政策以换取同西夏的和好。建炎二年（夏正德二年，1128年）正月，高宗遣陕西抚谕使谢亮持诏谕乾顺约和。这次，乾顺接待宋使不以常礼，而“倨坐见之，亮不敢争”(26)，乾顺留谢亮数月，假与约和。遣其归时，暗中以兵跟踪其后，袭取定边军。其时，宋在金的打击下，国势衰弱，已不能以宗主国或强国的身份对待西夏，而南宋向西夏寻求和好也得不到西夏的积极回应了。

宋建炎三年（夏正德三年，1129年）五月，宋知枢密院事张浚主持川陕军事，谋北伐，“欲通夏国为援，奏请国书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敌国礼”(27)。七月，高宗命主客员外郎谢亮假官太常卿、权宣抚司参议官，再度出使夏国。但乾顺拒绝宋使入境，谢亮“不得其要领而还”(28)。次年十一月，宋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以败金将兀术于和尚原，西路稍通，乃“贻书夏国，使背击金人”(29)。乾顺不予回应。故在宋绍兴二年（夏正德六年，1132年）八月，高宗下诏“夏本敌国，毋复班历日”(30)，从此宋夏之间的朝贡关系也宣告结束。

其时，金朝以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扶植傀儡政权与南宋对峙，并把削弱夏国作为攻取南宋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夏国感到了两方面的严重威胁。夏正德六年（1132年）八月，金兵将取川陕。“乾顺恐其图己，举国屯境上备之，并遣使至吴玠、关师古军中请通好”(31)。宋朝宰臣吕颐浩也上言：“闻金夏交恶，夏国屡遣人来吴玠、关师古军中，宜令张浚通问，以撢其情。”(32)此后，吴玠仍断断续续与西夏保持着联系。绍兴四年（夏正德八年，1134年）七月，宋高宗“命吴玠通信夏国”(33)，十一月，乾顺闻金兵将南侵陕西，遣使至四川通过吴玠表示“感朝廷德意，愿助兵伐金”(34)，十二月，吴玠上奏朝廷说：“夏国数通书，有不忘本朝意。”(35)尽管两国信使仍有往来，但因都缺乏诚意，两国关系无实质性的进展。

夏大德四年（1138年）十月，乾顺利用宋朝降将李世辅取金人所占之陕西五路地。第二年五月，李世辅又叛夏，执夏将王枢归宋。其时夏国主乾顺死，仁孝继位，宋朝欲乘夏新帝即位与夏国恢复朝贡关系，“命枢密行府与之通书”，签书枢密院使楼炤上言：“陕西新复，正与夏国为邻，留之无益，还之可使知恩。”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召见王枢，设宴款待，“并其俘百九十人皆遣还，命人伴送至界上”(36)。宋朝亦遣还被俘的陕西军民。大庆元年（1140年）三月，宋陕西宣抚使胡世将又奉诏让知保安军杨顺与西夏商议入贡事，仁孝没有回应。

宋绍兴十二年（夏仁宗大庆三年，1142年），宋金“绍兴和议”后，陕西成为金国的土地，夏宋两国被隔绝开来，两国关系也基本上处于断绝状态，仅有三次短暂的交往：其一是，夏天盛十二年（1160年）西夏得知金兵将大举南下攻宋，宋将刘琦、王璘遣使请求西夏合兵讨金，西夏一反常态作了积极回应，但在具体行动上仍采取保存实力，伺机扩充地盘的政策。四川宣抚使吴璘为此专门派人向西夏晓以利害。宋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孝宗即位后令宰相陈伯康等致书仁孝，重申北宋与西夏世修盟好，欲再结友邦，并送上厚礼。西夏对宋朝的卑词厚礼不予理睬，夏宋关系再度断绝。其二，夏天盛十六年（1164年）西夏境内的陇逋、庞拜二族叛夏投金，后又率族帐投靠附金的西蕃结什角。天盛二十年（1168年）五月，任得敬遣使入四川，约宋出兵夹攻西蕃。宋宣抚使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任得敬再以帛书约四川出兵，为巡逻士兵所获，仁孝疑其有异，密献于金。夏乾祐元年（1170年）八月，仁孝依靠金朝诛杀了任得敬。同年，宋四川宣抚司再以“蜡书遗得敬，约以夹攻，会得敬伏诛”(37)。仁孝又将宋使及蜡书一并献给金朝。故在宋人眼中的西夏已是“反覆无可信”(38)，夏宋关系又处于断绝状态。其三，夏乾祐十六年（1185年），宋朝得知，西辽耶律大石欲假道西夏伐金。宋孝宗密诏四川制置使留正与利州路都统吴挺商议对策。次年四月，复诏吴挺遣使结好西夏。此事后无下文，不知虚实。

蒙古兴起，对西夏的征战，使断绝已久的夏宋关系又开始恢复。西夏在遭到蒙古军的入侵时，先后于夏光定四年（1214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五次遣使或以书信约宋攻金，其中四次没有结果，光定十年（1220年）九十月间，夏宋双方派出大军同时出兵陕西，约会夹攻秦、巩二州，因各行其是，互不听调，也无功而还。其原因是夏宋都缺乏合作诚意，互相利用对方，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第二节
西夏与辽朝的关系

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契丹族始建辽朝。其时，党项夏州李氏割据政权附属于后梁。后唐清泰三年（93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协助晋高祖石敬瑭灭唐，立后晋。后晋出帝石重贵因得罪辽，耶律德光即率军侵晋。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曾率兵自麟州（今陕西神木）渡黄河入辽西境，以牵制辽军。为此晋出帝授彝兴为契丹西面招讨使。这是夏州李氏政权与辽朝在政治上的最初接触。宋朝建立后，夏州政权附宋，传至李继捧，由于党项贵族内部的利益冲突，其族弟李继迁抗宋自立，并投附辽朝作为依靠，夏、辽正式建立政治关系。从这时起，终辽灭国，夏、辽发生关系的近一百四十年中，总体上是和平友好关系，但在“友好”的背后，存在着钩心斗角，玩弄阴谋，互相利用，欺骗，出卖，冲突，乃至发生战争。

一、西夏王朝建立前李继迁、李德明与辽朝的关系

西夏未正式建国前的李继迁、李德明时期（986—1031年）当辽圣宗耶律隆绪时期（982—1031年）。自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迁抗宋自立，经过几年的对宋作战，虽偶获小胜，但常遭重创，有时几乎搞到全军覆没的地步。李继迁历经失败，自感势孤力弱，也在寻求支持。这时正是宋、辽战争激烈的阶段，李继迁认识到要实现宋朝承认他割据的合法性，就必须投靠宋朝的劲敌辽朝，并求得支持。辽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年），辽圣宗采纳韩德威的意见，接纳李继迁的投附，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以其弟李继冲为副使(39)。年底，李继迁又向辽求婚：“愿婚大国，永作藩辅”。其时辽与宋在秦州作战中失利，为使李继迁牵制宋军，于是答应许嫁公主。三年后，封宗室女为义成公主出嫁。

从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到宋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李继迁在位的十七年中，为求生存与发展，谨事辽朝，每年向辽派遣进奉入贡、贺正、生辰等使臣不绝于途。宋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990年）三月，李继迁遣使向辽进献的贡品有：“细马二十匹，麄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苁蓉、石、井盐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40)以后“每岁八节贡献”成为定制。辽朝每次例赐金腰带，细衣、马匹、弓箭器仗、锦绮绫罗、绢、酒果子等物品。作为臣属国，李继迁每当对宋作战，打了胜仗，侵占宋地之后，都要遣使向辽告禀，或“献俘”，借以显示胜利，或得到辽朝的封赏。如辽统和十五年（997年）四月，李继迁以“大败宋兵告契丹”，辽圣宗即封他“西平王”。

李继迁自臣属于辽朝，因有了靠山，使同宋朝作战中疲惫不堪的士兵稍有振作，同辽缔结婚姻，也使“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对于辽朝来说，李继迁附辽，影响所及使“诸夷皆从”；许婚则达到了利用李继迁牵制宋朝的目的。宋咸平三年（1000年）十一月，当辽圣宗得知李继迁将攻取宋朝朔方重镇灵州时，即遣使授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为朔方节度使，以促使李继迁尽快攻取灵州。

宋淳化二年（991年）七月，李继迁在宋朝的军事压力和李继捧的利诱下投附宋朝，被授以银州观察使，并赐姓名赵保吉。辽圣宗即遣西南招讨使韩德威“持诏谕之”(41)。韩德威到银州后，李继迁托言西征避而不见，韩遂纵兵大掠而还。李继迁为此遣使向辽圣宗申诉，圣宗“诏抚谕之”(42)。后来两国虽然恢复了贡使，但从此种下了不和的种子。

宋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死，李德明继位。同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给李德明同时结好辽、宋提供了可能。是年二月与九月，李德明分别遣使向辽告哀和吊赠。因德明嗣位已近一年，仍未得到辽的册封，故于次年正月，李德明遣使赴辽献方物，以请求册封。辽圣宗当即应承，并说：“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其实心里想的却是：“许德明封册，以为臂使之需。”(43)仍然是利用李德明牵制或要挟宋朝。故于当年七月，辽圣宗遣使“持节封德明西平王，复姓李氏，赐车旗衣币等物”，并“谕以善事公主，克光先烈”(44)。即维持和加深同辽朝的关系。

李德明在位时期，为图自身的发展，谨慎处理同辽朝的关系，在诸如夏辽沿边党项部族归属等敏感问题上，尽量照顾辽朝利益，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辽开泰二年（1013年）五月，居于辽朝西南地区的党项部落，因不堪繁重赋役纷纷逃亡到黄河北岸的模赧山，只有“曷党、乌迷两部，尚居故地，遣使约归夏州，德明不敢纳”(45)。在仍不能制止党项部落流入西夏的情况下，圣宗给德明下诏：“今党项叛我，我欲西伐，尔当东击，毋失犄角之势。”(46)李德明即出兵境上接应。为此，圣宗遣使赐德明及义成公主车马。辽太平六年（1026年）六月，甘州回鹘阿萨兰部叛辽，辽“征诸路兵讨之”，李德明响应“点集蕃众遣之西出”，助辽讨伐。结果因攻甘州三日不下，辽朝部族发生叛乱，夏、辽联军相继撤回。

李德明对辽朝并不是完全言听计从的。辽开泰七年（1018年）七月。吐蕃王并里尊以向辽入贡途程迂远，向辽提出困难。辽圣宗谕以假道夏境。并里尊遣使告知李德明，德明不应，并里尊以此为由停止对辽进贡，辽归罪于李德明。开泰九年（1020年）五月，圣宗佯称狩猎，亲率五十万大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李德明也不示弱，竟“帅众逆拒”，打败了辽军的进攻。辽圣宗本来是想教训一下李德明，不料碰了钉子。李德明打败辽军后，“谨封堠，严点集”，积极备战，并停止向辽朝贡奉。辽圣宗恐怕再遭到李德明的进攻，主动表示同李德明讲和，李德明顺梯而下和辽恢复和好。通过这一事件，辽圣宗认识到对李德明压服是行不通的，便采取笼络与纵容其称帝的策略，于是继辽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后，又遣使册德明为尚书令，晋大夏国王。两年后，辽太平二年（1022年）九月，辽圣宗遣堂后官张克恭赴兴州贺德明生辰。其后，西夏遣使入贡时，辽圣宗“以德明势日强盛”对使者给以厚赐。辽太平八年（1028年），李德明立元昊为太子，遣使辽朝为元昊请婚，辽圣宗欣然允诺。不久，辽圣宗和李德明相继死去。新主即位，夏、辽关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景宗、毅宗时期与辽朝的关系

西夏开国皇帝景宗李元昊在位（1032—1049年）恰当辽兴宗耶律宗真在位时期（1031—1055年）。夏国的出现，使辽、宋、夏鼎立局面形成，由于夏国加入同宋、辽的角逐中，使这个时期的夏、辽关系更加复杂化。

李元昊继位，虽表面上仍遵循乃祖乃父确定的“联辽制宋”的方针，但实际上是在同宋、辽的虚与应付中见机行事，以便积极准备完成建国大业。元昊显道元年（辽重熙元年，1032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即位，以兴平公主嫁给李元昊。兴平公主是兴宗的姐姐，因此封李元昊为驸马都尉，晋爵夏国公。同年十月，李德明死，李元昊遣使向辽报哀，辽兴宗又以婚好之谊，遣使持册封李元昊为夏国王，并赐良马、精甲。但从史书记载看，从李元昊即帝位到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辽重熙十二年，1043年），夏、辽之间往来朝贡虽比较冷落，两国关系也还融洽。元昊显道二年（辽重熙二年，1033年）正月，元昊遣使贡于辽，使臣在境内沿路私买金铁，辽兴宗立即下令禁止。相隔五年之后，夏大庆二年（1037年），辽兴平公主卒，因公主素与元昊不睦，公主生病也不向辽报告病情，故兴宗遣使持诏诘问。李元昊感到于心有愧，所以当宋朝向辽朝宣告要讨伐元昊时，元昊害怕宋、辽“南北合兵”，故专门伏击了宋朝府州折继闵押运冬服的队伍，将缴获的衣物与战俘献给辽朝，以求得辽朝的谅解与支持。兴平公主之死，无疑加深了夏、辽关系中的裂痕。

辽、夏建国时都针对对方加强防务措施。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即于云中路“置西南两招讨、西京兵马部署司、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等”以“控制西夏、惮其强也”(47)。而李元昊建国之前，则于夏大庆元年（1036年）为加强东部对辽的防卫，“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以七万人备契丹”。所设兵力与夏国在首都兴庆府设防的兵力相等，为诸路设防兵数之冠。这个时期，辽朝不但禁止夏国使臣在辽国境内沿路私市金铁，甚至禁止西夏派人到吐谷浑、党项族居住地购买马匹，“契丹主虑其盛，禁约诸蕃，令沿边筑障砦防遏之”(48)。

这一时期促使夏辽交恶并导致战争，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直接原因：

其一是元昊对辽朝背信弃义，坐受宋朝以牺牲西夏利益而获取增加岁币的做法大为不满；而李元昊也使辽兴宗在宋、辽交涉中对宋朝的许诺不能兑现，使辽兴宗威信扫地。辽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辽兴宗乘宋与西夏作战失败的时机，遣使向宋朝索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且问（宋）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49)。这实际是对宋的要挟，宋朝即派富弼使辽，提出“割地”“结婚”与“增岁币”三个方案供辽选择，辽兴宗选择了增岁币一项，即宋朝每年向辽增加岁币十万，代价是辽兴宗答应对西夏的约束。在宋辽遣使交涉中，辽兴宗以宗主国的身份，向宋朝包揽夏事，轻率许诺，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如宋朝余靖所述梁适使辽所见：“国主面对行人，遣使西迈，意气自若。自言指呼之间，便令元昊依旧称臣。”(50)在辽兴宗的诏谕下，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四月，遣使同宋朝议和，但在其上宋仁宗的国书中，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父大宋皇帝”，而不称臣，显然“与契丹书中事体相违”。与此同时，西夏还以宋朝同意讲和，遣使到辽朝贡驼马致谢。其时，宋使余靖正在辽朝，辽兴宗还把元昊给辽朝的表章给余靖看，“以见夏国畏服之意”。既而兴宗得知元昊不肯向宋称臣之事，十分恼火，他“既以强盛夸示中国，深耻之”(51)，感到有损宗主国的威严。当时宋使余靖也说：“今来昊贼不肯称臣，则是契丹之威不能使西羌屈服。”(52)

其二，同年八月，辽国内发生夹山岱尔族之乱，辽兴宗命李元昊出兵会讨，辽夏联军打败了岱尔族“掳获颇多”，但辽兴宗却独吞胜利果实，引起李元昊不满。为报复辽朝，李元昊派兵到辽境党项部落居地掠夺财物；又诱使山南党项诸部及岱尔族八百户叛辽附夏。次年四月，元昊又诱招辽国节度使屈烈等率山西族五部降附夏国。对此，辽兴宗遣使交涉。李元昊一概置之不理。夏辽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七、八月间，辽兴宗已做好了征讨西夏的一切准备。十月，辽兴宗亲率大军十万，兵分三路，渡黄河，浩浩荡荡，长驱直入夏境四百里，无遇阻拦。辽军进据得胜寺南壁，屯兵以待。李元昊率左厢军与萧惠所率的北路军接战于贺兰山北，夏军溃败。李元昊率残部退守贺兰山，见辽军不断增援，便采取缓兵之计，遣使到辽军中奉表请降，辽军进兵屯驻河曲，元昊“亲率党项诸部待罪”(53)。北路军统帅萧惠向辽兴宗进言：夏国忘恩萌奸，今既御驾亲征，应乘胜进攻。在辽兴宗犹疑未决之时，李元昊等待辽兴宗表态，令军队主动后撤三十里待之。“凡三退将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马无食，因许和。”(54)这时元昊又故意拖延数日，估计辽军马饥士疲，不堪战斗，突然向其发起猛攻。两军相交，夏军被围，正在危急之时，“忽大风起，飞沙迷目，契丹阵乱”，李元昊纵兵急攻，辽军大败，“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李元昊乘胜攻得胜寺南壁的辽军大本营，辽军又败。兴宗“单骑突击，几不得脱”(55)。辽驸马都尉萧胡覩和近臣数十人被俘。夏缴获辽军辎重无数。

河曲之战后，李元昊不失时机地遣使同辽讲和，并用俘虏交换被扣留的夏国使臣。为防止辽对夏的报复，给自己“倚契丹为援”留条后路，优待并释放辽驸马萧胡覩。此后，李元昊仍按例向辽朝贡，同时又向宋朝“入献契丹俘”，“盖以此示威，且欲移祸于宋耳！”宋仁宗知道元昊的用意，“诏止受表而却其俘”(56)。

李谅祚在位（1049—1067年）当辽兴宗、道宗交替之际，夏辽关系继续处在恶化与破裂状态之中。特别是兴宗在位的几年当中，对同李元昊的“南壁旧怨”耿耿于怀。李谅祚周岁继位，朝政大权落在母族没藏氏手中，夏国为宋辽臣属，按照礼节，李元昊之死与谅祚继位，夏应遣使向宋、辽告哀，“献遗”以及请求封册。其时宋朝即册封谅祚为夏国主，而辽兴宗则不肯给谅祚行封册，反而借口夏国所遣贺正使来迟为由，扣留了夏使。与此同时，辽兴宗调集各路兵马，积极备战；又遣使以“伐夏”告知宋朝。没藏氏得知夏使被辽扣留与辽将再次进攻夏国，于是又派贡使赴辽“以觇动静”，贡使再次被辽扣留，辽对夏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夏延嗣宁国元年（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七月，辽兴宗又下诏亲征夏国，仍兵分三路。这次战争中，辽南路军统帅萧惠轻敌，不加戒备，不立营栅。夏帅没藏讹庞突袭辽军，萧惠败走，士卒死伤万计。辽北路军耶律敌鲁古，在阻卜军队的协同下，由北路趋凉州，东进至贺兰山，同扼守在那里的三千夏军接战，夏军溃败，李元昊妻没藏氏和夏国大臣的家属被俘。次年，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二三月，没藏氏又分别向辽金肃城、威塞堡进攻，都被辽军击败。五月，辽兴宗亲自部署大军乘胜进攻夏国京城兴庆府，兵临城下，纵兵烧杀掳掠。六月，辽军攻破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今内蒙古巴音浩特北），“尽发廪集而还”。九月，夏国在侵犯辽边境时，又被辽军击败。没藏氏在辽国接连不断的打击下，只好于同年十月遣使向辽请和。

从这时起，夏国作为战败国，一直到辽兴宗死，都遭受到辽朝对他们的冷遇与刁难。如没藏氏遣使请辽兴宗允许夏国“依旧称藩”，兴宗不允，还告诉没藏氏“别遣信臣至”再予考虑。没藏氏又以谅祚的名义奉表“言遵母训，乞依旧臣属”，辽兴宗置之不理。夏天祐垂圣二年（辽重熙二十年，1051年）三月，辽兴宗遣使向夏国索要李元昊时接纳的辽国属境的党项降户，没藏氏不愿遣还，又恐怕辽朝责怪，所以向辽兴宗提出愿为这些党项降户贡献马、驼、牛、羊等物，兴宗表示接受。但当没藏氏又向辽请求恢复被辽军破坏的夏国唐隆镇故地时，遭到辽兴宗拒绝。在以后的几年中，夏国对辽更是一意讨好，唯唯诺诺。如阻卜酋长兀得里想投靠夏国，阻卜为辽国属部，没藏氏“惧契丹兵威不敢受”。夏国对辽奉使，“表式”不敢有错，岁贡不敢或缺。福圣承道二年（1054年）七月，没藏氏为谅祚向辽求婚，“契丹主以没藏氏反覆，不许”(57)。两国表面不和，暗中都在备战。辽兴宗在谅祚即位后，就以“谅祚幼弱，强臣用事，常置重兵诸边，戒饬封堠”(58)。而没藏氏则“常遣人抚谕党项诸部，国中点集人马，训练无虚日”(59)。

夏福圣承道四年（辽清宁二年，1056年）十月，夏国发生宫廷政变，没藏氏被杀。其时，辽兴宗死，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夏辽之间“冷战”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大的变化，西夏除“朝贺丧葬外，不遣泛使”，只是在和宋朝交兵时，才遣使向辽“献告”，道宗也不太过问。夏都二年（1058年），辽朝数遣使至河湟约吐蕃唃厮啰发兵攻夏国，并许婚唃厮啰子董毡，后来，唃厮啰因路远调兵困难，这个计划未能实现。都五年（1061年）四月，谅祚诛讹庞，开始亲政。听说辽朝再次“约唃厮啰取河西”，为防止辽朝同唃厮啰南北夹攻西夏，夏国“思结中朝为援”，遣使至汴京入贡“请尚公主”(60)。宋仁宗没有答应。次年八月，谅祚得知辽朝与董毡反目，便大举发兵袭击吐蕃，被董毡所败。不久谅祚卒，秉常即位。夏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三、惠宗、崇宗时期与辽朝的关系

从夏惠宗秉常继位到崇宗元德七年（辽保大五年，1125年）辽朝灭亡，前后五十八年时间，是夏辽复盟的和平相处时期。

李秉常七岁即位，母后梁氏临朝，外戚专权，穷兵黩武，以对宋战争为其国策。故对辽朝的依赖与乞援就成为这个时期夏辽关系的主要内容。在当时夏、辽、宋三国的关系中，出现了十分微妙的形势：宋朝入侵西夏是以讨伐逆党为由，但害怕引起同辽国的冲突。因为辽夏结盟，又是姻亲，辽对夏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辽既不愿让宋朝吃掉西夏，也不甘心让夏国维护母党专政的局面，一直密切关注着夏国局势。而当夏国在母党梁氏控制下同宋朝作战失利时，遣使向辽乞援，辽道宗则采取敷衍或冷淡的态度。鉴于西夏国内状况，梁氏特别害怕引起宋、辽的联合干涉，就用“宋肇兵端，志在荡夷西北”的挑拨性言论，谋求辽国的援助。其时夏国在同宋朝交涉过程中，也往往挟辽朝以压宋，如大安八年（1082年），夏宋经过激战后，西夏西南都统嵬名济在给宋朝泾原边将刘昌祚的约和信中就说：“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若乘间待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哉！”(61)

李乾顺三岁即帝位，乾顺母梁氏专权，夏国又一次陷入了母党专权的局面。梁太后与外戚梁乙逋仍然以发动对宋朝的战争为其国策。从夏天仪治平元年（1086年）梁太后专政，到永安二年（1099年）李乾顺亲政的十余年间，夏辽两国的关系是不太融洽的。其主要原因是辽对夏国母党专权的局面不满，其次是梁太后在对宋朝作战或议和时，都往往打着辽朝的旗号；梁乙逋与梁太后战败时，多次遣使向辽朝求援，辽朝都采取置之不理或敷衍、观望的态度，因此梁太后在给辽道宗的表章中“多怨望语”，从而引起道宗的不悦。到永安二年（1099年）正月，李乾顺年满16岁，但梁太后仍不让他亲政，辽道宗决心把她除掉。史载：“乾顺年已成立，梁氏专恣不许主国事，辽主素恶之，故请援辄不应。及表辞怨慢，遣人至国鸩杀梁氏，命乾顺视国政，乾顺不敢违。”(62)乾顺亲政后完全听命于辽，成了辽国的驯服工具。乾顺亲政的当年二月，辽道宗命令乾顺出兵平息拔思母部之叛。乾顺十分害怕辽道宗加害于他，想通过同辽结亲结好于辽，以图自保。故于永安三年（1100年）十一月，遣使向辽求婚。其时道宗病危未允，直到道宗死后，天祚帝即位，乾顺又两次遣使求婚，天祚帝于辽乾统五年（夏贞观五年，1105年）三月，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

李乾顺借助辽国的帮助结束了母党专政的局面，亲主国政，夏辽的联姻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夏国由于国势衰微，政治上更加依附于辽，特别是在西夏与宋的和战中，辽国几乎充当了夏国保护者的角色。

乾顺亲政后想要结束同宋朝的战争。永安二年（1099年）二月，乾顺遣使至宋报哀及修贡，宋朝不予接受，只好请辽朝出面说情。辽道宗派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礼部尚书李俨到宋朝“入献玉带，持书为夏解和”，萧德崇对宋哲宗说：“北朝皇帝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与休得即甚好。”(63)在辽朝致宋朝的国书中又写道：“粤维夏台，实为藩辅；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岁以来，连表驰奏，称南兵之大举，入西界以深图，恳求救援之师，用济攻伐之难，理当依允，事贵解和。盖辽之于宋，情重祖孙；夏之于辽，义隆甥舅；必欲两全于保合，岂知一失于绥诚。”(64)这一次经过了辽使同宋朝的反复交涉，乾顺又再次向宋朝上谢罪表，宋朝才答应与夏讲和。乾顺为此十分感激辽朝。

其时，宋朝实行开边政策，加紧对西夏用兵。随着宋朝对西夏压力的加强，西夏对辽国的依赖也加深。从贞观四年（1104年）起，夏国每当与宋作战失利，或因边界问题同宋交涉时，都求辽为援，或倚辽为靠山。辽国支持西夏，当然有利用西夏抗衡宋朝的作用，所以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有时甚至以夏辽姻亲关系来威胁宋朝。如贞观五年（1105年）正月，乾顺遣使“如辽求援，且乞伐宋”。天祚帝“出兵千余，屯塞上，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入贡，姻娅为言，请罢伐夏兵”。同年十二月，乾顺又向辽求救，辽遣枢密副使萧艮到宋朝说：“朝廷出兵侵夏，今大辽以帝妹嫁夏国主，请早退兵，还所侵地。”(65)辽国三番五次地代夏向宋“求侵地”，宋朝宰相蔡京密使派到辽国的使臣林摅激怒辽国，“以绝其请”(66)。辽天祚帝在宋使林摅不礼貌的情况下，还冷静地帮助夏国处理此事，尽管宋徽宗在许还夏国“侵地”上打了折扣，夏国还是达到了部分要求，这当然是亏了辽国的从中斡旋。

这时，北方女真族所建金国对辽发动进攻，辽军节节败退。宋朝想乘机联金灭辽，以恢复燕云失地。夏元德四年（1122年）金兵攻下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又攻西京（今山西大同），三月，乾顺遣兵五千援助辽国。五月，乾顺得知辽天祚帝逃入阴山，即遣大将李良辅领兵三万前去救援，击败金兵。并于七月间，遣大臣曹价慰问天祚帝，赠以粮饷。第二年正月，乾顺再次出兵救辽，被阻不得进。五月，天祚帝在阴山遭到金兵袭击，西逃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李乾顺请他到西夏避难，天祚帝表示感谢，并派人册封乾顺为夏国皇帝。与此同时，金朝也派人来诱降乾顺，乾顺权衡利害得失，决定对金奉表称臣：“请以事辽之礼事金。”辽国灭亡，辽成安公主与子仁爱因“伤辽亡”与乾顺叛辽臣金，在愤忧中相继死去。辽国耶律大石西走建立西辽，史载于夏仁宗乾祐十六年（1185年）二月，西辽大石牙林曾“假道于夏伐金”，引起了宋朝的注意，但史无下文。

第三节
西夏与金朝的关系

一、崇宗、仁宗时期与金朝的关系

夏崇宗雍宁二年（1115年），位于夏国东方之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金朝初建，与夏国相隔辽朝，两国尚无交往。金朝建立后，立即向辽控制女真族的军事重镇黄龙府进攻，旋克辽上京临潢府，辽军连连败北。元德四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三月，辽天祚帝逃往天德、云中一带的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地区，金兵逼近西夏边境。五月，“乾顺闻辽主走保阴山，遣良辅将兵三万救之”。李良辅至天德军境和金将斡鲁、娄室接战。野谷一战，夏军伤亡惨重，李良辅败逃。次年六月，当天祚帝还遣使册封李乾顺为夏国皇帝时，金对西夏援辽提出警告。为了减少灭辽的阻力，金采取割地与西夏的策略。《金史·西夏传》载：“宗望至阴山，以便宜与夏国议和，其书曰：‘奉诏有之，夏王，辽之自出，不渝终始，危难相救。今兹已举辽国，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贡，当听其来，母致疑贰。若辽主至彼，可令执送。’”当得知夏人欲迎天祚帝时，“宗望复以书招之，谕以石晋北迁事。遂使使谕夏国，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辽之心也”。同时传檄夏国曰：“果欲附我，当如前谕，执送辽主。若犹疑贰，恐有后悔。”(67)即一面示以和好，一面临之以威。

夏元德六年（金天会二年，1124年），夏金达成和议，夏崇宗向金朝奉表称臣：“以事辽之礼称藩”，金西北、西南两路都统奉金主之命，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利部吐禄泺以西之地给西夏。三月，乾顺遣大臣把里公亮向金朝上誓表。表文中称：

自今已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窜到此，不复存泊，即当执献。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无敢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征兵，即当依应。至如殊方异域朝觐天阙，合经当国道路，亦不阻节。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68)

其时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卒，太宗完颜晟即位。西夏表上后，于闰三月，太宗派阿海、杨天吉到夏国赐誓诏。从此，西夏由辽的附庸变成了金的附庸。

从夏金天会议和到夏大德五年（金天眷二年，1139年）乾顺卒、仁孝继位前后的十六年时间里，夏金表面上君臣相称、聘使往来，背后却明争暗斗、各怀异心。本来西夏向金称臣，完全是屈服于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非诚心投附。随着金兵势力深入关陕，西夏越来越感受到金人的威胁，“自金得志中原，每见侵凌，且有吞并之心”(69)。夏国面临被吞并的危险，但为了生存，不得不与金人应付、周旋。首先，自辽亡后，金朝对夏国与西辽的关系还是不放心的。因此当金朝闻西辽“军势日盛，锐气百倍”，并多次扬言“剪除仇敌，复我疆域”(70)时，更担心西辽和西夏联合对金。金天会三年（夏元德七年，1125年）金都统完颜希尹上奏太宗：“闻夏使人约大石取山西诸部，以臣观之，夏盟不可信也。”金太宗也认为西夏与大石合谋“不可不察，宜严备之”(71)。直到正德五年（金天会九年，1131年）四月，以金将耶律余睹之报：“闻大石已驻兵和州之域，必与夏国合势”，遣使向乾顺索要辽臣耶律大石。后和州回鹘抓获耶律大石党羽献于金。“金主知夏国不与大石合，使人入见，谕慰之。”(72)

其次，在夏宋关系上，西夏并不听命于金。即金灭辽后，约西夏共同伐宋，西夏一面派军队向宋朝陕西五路进攻，另一方面继续遣使向宋朝进贡。元德六年（1124年），夏遣使入贡于宋，次年宋钦宗即位，西夏照例遣使表贺。夏宋之间国书接连不断，如宋将吴玠所说：“夏国数通书，有不忘本朝意。”(73)因而对金人多次向西夏征兵伐宋，乾顺都“拒之不从”。如正德三年（1129年）二月，金娄室久围宋晋宁军不克，遣使约夏国夹攻，乾顺不予回应。正德六年（1132年）金帅粘没喝聚兵云中，将攻取川陕，“乾顺恐其图己，举国屯境上备之，并遣使至吴玠、关师古军中请通好”(74)。八年四月，金将兀术攻仙人关，被宋将吴玠打败，乃遣使向西夏征兵，乾顺仍不予回应。同年十一月，金准备南侵陕西时，金将都统粘没喝以两次向西夏征兵不予回应而向金主请示：“请先弱夏，然后取宋。”乾顺听到后，遣使至四川表示：愿出兵助宋伐金。

金灭辽后，为了争取西夏的合作以对付宋朝，夏元德六年（1124年）金决定将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割与西夏。八年三月，乾顺乘宋金激战之机，发兵由金肃、河清渡河，攻取天德等四州八馆地。既而金人背约“兀室以数万骑阳为出猎，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夺有其地。夏人请和，金人执其使”(75)。当然，西夏对疆域的争夺也是寸步不让，金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向西夏作些让步，如正德元年（1127年）三月，西夏拒绝承认金朝单方面的划界方案。同年五月，乾顺遣将军李遇率兵取威戎城，时金人已先占该城，李遇致金帅娄室书中说：“夏国以天德、云内归大国，大国许我陕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76)娄室遂命金兵退出威戎城。六年正月，金以陕西地赐给刘豫伪齐政权。乾顺借贺正旦之机“请环、庆二州，金主不许”(77)。次年八月，乾顺乘刘豫寇掠伊阳，发兵五万攻怀德军，被伪齐军击溃。大德二年（1136年）七月，西夏进攻乐州、西宁。次年九月，乾顺又遣使以厚帛向金乞取积石、乐、廓三州。这一次三州数千秦人不愿归夏。金枢密院事刘筈说：“三小州不足为轻重，恐失朝廷大信”，遂以三州归夏(78)。

夏大德五年（1139年）乾顺卒，子仁孝继位。金与南宋峙立局面形成，南宋极力争取西夏以牵制金军，金朝对夏的策略也由以武力防范为主转向政治争取。西夏国势的衰弱以及与南宋的隔绝，使其不得不更多地向金靠拢。仁孝即位后，金朝立刻遣使封“仁孝为夏国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79)。次年，仁孝平息夏国反金的契丹旧势力李合达之叛。金朝对西夏的友好也给予积极回应。大庆二年（1141年）金熙宗答应仁孝请置榷场的要求，第一次在绥德州、保安军、兰州、东胜、环州等地开设榷场与西夏贸易。同年七月，金朝又始遣使贺夏主生日。金人原利用府州折氏“以并夏国”，西夏为了保证东部边境安全，多次出兵破麟、府二州，进而围晋宁军。折氏折可求子彦文守晋宁，以夏兵掠地告金主。三年（1142年）十月，金太原尹张奕上言：“折氏与夏国世仇，故开边隙以报之耳。请徙折氏他郡，则夏自安。”熙宗遂命折彦文移守青州。“遣使谕夏国，令各归侵土、谨守疆场，仁孝从之。”(80)人庆三年（1146年），熙宗又应仁孝之请，将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州军赐给西夏。

夏天盛元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金右丞相完颜亮弑熙宗，自立为帝，是为海陵王。十二月，西夏贺正使至广宁，听说熙宗被弑，“国中大乱，乃持仪物而回”(81)。随后，海陵王完颜亮遣使到西夏告哀。并谕废立之事。仁孝“使人止之境上”，并责问金使“圣德皇帝何以见废？”不予接纳(82)。次年（1150年）三月，海陵王以夏国不纳告哀使，再一次派遣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完颜思恭、万户完颜撒改到夏国告谕，且以名讳相告，仁孝只好接受。七月，仁孝又遣御史中丞热辣公济、中书舍人李崇德贺海陵王即位；遣开封尹苏执义、秘书监王举至金贺受尊号。天盛三年（1151年）正月，夏国又遣使贺金正旦及海陵王生辰。九月，海陵王也首次遣经武将军、修起居注萧彭哥为仁孝贺生辰。

从这时起到夏乾祐二十四年（金明昌四年，1193年）的30多年间，夏金关系基本处于和平友好状态，两国每年都按例互相派遣贺正旦、生辰，贺即位及万春节，贺上尊号、谢横赐及奏告使节，聘使往来频繁，大大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其间在涉及彼此的利害上也出现一些纠纷与摩擦，但未酿成攻伐。如夏天盛十一年（1159年）金遣兵部尚书萧恭“经画边界，颇占夏国分地”，夏国争之，不得。宋朝李宗闰上书宋高宗想借此挑起夏金冲突而未遂(83)。夏金于边境上立划界碑(84)。十二年九月，海陵王南下侵宋，十月，南宋四川宣抚使吴璘遣使檄夏国合兵共讨之，仁孝回了国书，对金朝口诛笔伐，答应联合出击，一举讨灭，但迫于金兵势盛，未敢大举出击。仅于次年三月，知金世宗新即位，国内人心未定，仁孝“以兵袭取其荡羌、通峡、九羊、会川诸城寨”(85)。宋兴元都统制姚仲亦攻破金镇戎军，又乘胜攻入夏境，进行掳掠。仁孝怨蜀兵入境掳掠，即以所得金荡羌、会川等城寨归还金朝，请求金出兵“复宋侵地”。金世宗遣尚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体究陕西利害”。完颜达吉经过调查，发现西夏只归还了城寨，而掠去人口财富未还。金世宗屡使人索要，仁孝两次遣使“乞金免索人口”，此事才算了结(86)。

仁孝在位期间，在金世宗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外戚权臣任得敬的分国阴谋，挽救了夏国的危亡。任得敬在夏国的专权跋扈早已引起金国注意。天盛十三年（1161年）九月，金贺仁孝生日使太常博士萧谊中在夏国时，曾向兴庆府尹赵良、中书舍人芭里昌明探问过任得敬的情况，二人以“任相功大、举国归心”为言，萧谊中“闻之默然”。即不表示任何看法。天盛二十年（1168年）二月，仁孝以为得敬向金朝求医，遣谢恩使，得敬亦附表进礼物，金世宗以“得敬自有定分，岂宜紊越”拒绝接受(87)。同年七月，仁孝获得任得敬密通宋人求助的“帛书”，“疑其有异，密献于金”。金世宗一直密切注视着任得敬的行动，并于近夏的金熙秦路边境增兵。夏乾祐元年（1170年）五月，任得敬胁迫仁孝分国，仁孝被迫为得敬向金朝求封册。世宗就此事询问尚书令李石，李石以不干预夏国的内政为由，主张许封册。金世宗认为：“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王本意。况夏国称藩岁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岂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88)在金世宗的支持下，八月间，仁孝得以密谋诛杀任得敬及其党羽。同年十一月，仁孝遣使向金上谢表称：“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约，乞朝廷亦行禁约。”(89)以避免夏金的边境冲突。乾祐八年（1177年）十一月，仁孝为再次感谢金世宗的厚恩，“献本国所造百头帐”，世宗不受，仁孝再上表称：“所进帐本非珍异，使人亦已到边，若不蒙包纳，则下国深诚无所展效，四方邻国以为夏国不预大朝眷爱之数，将何所安。”(90)金世宗只好允许入献。

夏乾祐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世宗卒，章宗嗣位。次年十二月，西夏发兵侵金岚、石等州。史载：“先是，夏使至金，许带货物与富商交易。大定中，使者辄市禁物，世宗令于都亭贸易，获利渐少。及金主璟立，以夏国臣属久，凡横赐、生日使，礼意颇倨。仁孝怒，以兵侵岚、石等州，掠人畜而还。”(91)乾祐二十二年（1191年）五月至十月，西夏又接连进攻金鄜、坊、保安州、镇戎军，袭杀金将阿鲁带，掠取牲畜无算。金章宗遣使诘责夏对金的进攻，并迫使仁孝处死袭杀阿鲁带的肇事者。这次夏金武装冲突期间，两国贡使往来也未中断。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李仁孝卒，子纯祐立，夏金关系又恢复和好。

二、桓宗至西夏国亡时与金朝的关系

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九月，李纯祐继位，基本上承袭了仁孝时期的和金政策，对金朝称臣纳贡，使节往来一如既往。据《金史·交聘表》及《章宗纪》记载统计：纯祐一朝十二年间遣金使节三十余次，一年少者两次，多达四次。金朝遣使者二十次。承安三年（夏天庆五年，1198年）金章宗易“燕宾馆”为“恩华馆”接待夏使。夏使“所经桥道长期修治，赐酒、赐果皆从厚。使人……入见，金主悉慰劳之”(92)。金章宗遣使至夏国，纯祐也给予厚馈。

其时，夏金通过聘使发展两国经济交往。夏金贸易主要有贡使和榷场两种形式，贡使贸易主要是在夏使来金时进行，所谓“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93)。夏乾祐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章宗一度下诏停止夏使馆内贸易，但在两年后又告恢复，准许夏国使臣可在馆内贸易三日。纯祐时期除沿用贡使贸易形式外，又争取复开了保安、兰州榷场。贸易物品交换方面，仁宗乾祐初，金国主以“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为由，减罢保安、兰州榷场。夏乾祐八年（1177年）和十二年仁孝又两次上表金世宗请复置保安、兰州榷场，金都借故回绝。夏天庆四年（1197年），纯祐遣知中兴府事李德冲、枢密直学士刘思问等至金，再次奏告开榷场一事，金章宗“以夏使朝辞，诏答许复保安、兰州榷场”(94)。至此恢复了金朝关闭长达25年之久的两处榷市。是年底，纯祐特遣殿前太尉李嗣卿、知中兴府事高崇德奉表致谢。天庆七年（1200年）正月，纯祐母罗氏因病不愈，纯祐于遣金贺正使时求医于金，金章宗即遣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诊，年内两次赐药。纯祐时期，在两国友好交往的同时也发生了小小的不悦。天庆八年（1201年）十一月，金斩叛官耶律德寿后，“恐其余党复扰，集民夫浚边界壕堑，东自高丽，西连夏境，列屯数千里。纯祐怒其入界，遣使诘之”。金人却不予理睬(95)。其后两国照常聘使往来。直到天庆十三年（1206年）正月，纯祐被镇夷郡王李安全篡位，三月暴卒。

李纯祐被废的前一年，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正是兴起于北方的蒙古成吉思汗向西夏和金国开始发动进攻之时。随着蒙古铁骑的南下，保持八十年之久的夏金和好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李安全之废纯祐，得到了纯祐母罗氏的有力支持，故李安全自立的当年，夏应天元年（1206年）六月，罗太后遣御史大夫罔佐执中奉表至金为安全请封，金章宗遣使诘问罗太后“废立之故”，罗太后于七月遣使奉表“饰辞陈请”。金章宗才又遣使册安全为夏国王。从安全继立起，夏一面继续同金国贡使往来，一面抵御入侵的蒙古大军。应天四年（1209年），九月蒙古大军兵围京城中兴府，十月，安全遣使向金乞求援兵。金国大臣都认为：“西夏若亡，蒙古必来加我，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可以进取而退守。”而金卫绍王却认为：“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96)金不出兵，安全只好向蒙古“纳女请和”，蒙古兵退。皇建元年（1210年）八月，安全以金不发兵救援，遣万骑进攻金葭州。当第二年正月，安全照例遣使金朝贺正旦，金卫绍王却减削对夏使的回赐礼品，使臣提出要求，金卫绍王不予理会。同年七月，夏国齐王遵顼继立为帝，八月间安全卒。

李遵顼时期，基本上奉行对金朝的战争政策，夏金之间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其间也穿插有附蒙侵金或联宋攻金，以求扩充地盘。李遵顼甫立，即于光定元年（1211年）九月攻金东胜。十一月，闻蒙古兵围金中都，遂乘隙攻陷金邠、泾二州，进围平凉府，金兵赴援，夏兵退。二年三月再攻金葭州。三年六月，攻破金保安军，围庆阳府。八月又下金邠州，金驸马乌林荅琳降。十一月，遵顼闻金卫绍王永济被弑，出兵袭会州。十二月，破金巩州，进围平凉，不克而退。光定四年（1214年）八月，攻金庆原、延安诸州。十一月以兵三千于兰州应援金叛人程陈僧。五年正月，攻金环州，进围积石州，不克。二月再攻环州。九月，夏出兵援程陈僧，破金西关堡，围第五将城。十月，攻金保安、延安，不克，乃集右厢精兵八万围临洮，破之，不久又被金兵收复。六年五月，遵顼复图临、巩，进取长安，遣谍者陈入金探事被获。八月，攻金安塞堡，复战于鄜州仓曲谷、车儿堡，都不胜，遂于九月遣人与蒙古军连兵攻金延安及代州，进破潼关。十一月，围定西城。七年正月，遵顼又以三万骑从蒙古兵侵金，被击败。五月至九月，又攻金大北岔、羊狼寨、克戎寨，并复出兵援金叛人李平于兰州。当年十二月，蒙古兵围中兴府，遵顼命太子德任居守，自己逃往西凉，并遣使向蒙古军请降，蒙古兵退。

西夏对金战争期间，两国贡使仍有往来，但显然是形式而已，如光定二年（1212年），遵顼频繁进攻金朝边境，这年三月，“金封册使仍至”，十二月，西夏也照例“遣使如金谢封册”(97)。

夏金交战初期，金朝以防御为主。光定五年（1215年），金宣宗始议伐夏，经过一年的准备，于次年闰七月，命庆阳总管庆山奴、环州刺史完颜胡两路进攻。遵顼点集诸军，但不出战，金主恐有诈，谕诸军勿轻进。仅金将提控完颜狗儿由兰州西关堡袭阿弥湾，“杀将士数百人”。十二月，金宣宗与太子再议伐夏，以左监军陀满胡土门，延安总管古里甲石伦攻盐、宥、夏诸州，庆阳总管庆山奴、知平凉府移剌塔不也攻威、灵、安、会等州。遵顼分道出兵拒之，金兵不能进。光定七年（1217年）正月，金宣宗又谋大举伐夏，命胥鼎选精兵三万五千，由陀满胡土门统领伐夏。胥鼎上奏：“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98)金宣宗准其奏，停止伐夏，将注意力转向蒙古和南宋，并主动对西夏放出和谈空气。

西夏与金构兵十余年，两国信使不通、边民贸易断绝，光定八年（1218年）三月，遵顼致书金之保安、绥德、葭州，“乞复互市，以寻旧盟”(99)。右都监庆山奴禀告宣宗，宣宗不许。五到十一月，遵顼以金不允互市，遂引蒙古军由葭州攻金鄜、延及龛谷寨、质孤堡，倶败。九年二月与十年正月，又两次遣使入四川，请与南宋会师攻金，也都失败。同年八月，遵顼遣兵万余破金会州，降其守将乌古论世显。金宣宗命陕西行省与夏国议和，但遵顼不答应。从这时到光定十三年（1223年），遵顼不停地向金发动攻击，或配合蒙古军进攻金国，但大都不能取胜。同年四月，遵顼命太子德任率师侵金，德任谏阻，以金“兵势尚强，不如与之约和”。遵顼不听，遂囚德任于灵州，仍派人将兵攻金。是年底，遵顼在蒙古大军压境、内外交困中传位于子德旺，自号上皇。

德旺继位，乾定元年（1223年）蒙古军深入西夏国境，五月围沙州，九月攻破银州。十月，德旺用右丞相高良惠谋遣使奉表与金修好，其时宣宗死，哀宗完颜守绪继立。二年八月，德旺遣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绍膺聘于金，商谈议和。十一月，和议定，金夏易君臣之国为兄弟之国。金朝致西夏国书称“兄大金皇帝致书于弟大夏皇帝阙下”(100)。这时，两国又恢复了贡使往来，恢复互市。乾定三年五月，遵顼卒，七月德旺亦死。国人立其弟清平郡王子南平王，遣使报哀于金，金亦遣使吊奠。十二月，蒙古兵围中兴府，夏国将亡，遣使如金，请停两国使聘。但到次年，乾定四年正月，金哀宗仍遣使到夏国贺正旦，其时夏国“军务旁午，馆燕皆不成礼”(101)。六月，夏国李出降，被杀害，夏国亡。

第四节
西夏与吐蕃、回鹘、蒙古的关系

一、西夏与吐蕃的关系

西夏王朝建立前，早在党项羌兴起不久的公元7世纪初便与吐蕃王朝发生了联系。党项羌由青藏高原向西北内地迁徙则是由于吐蕃强大被压迫的结果。从唐中叶“安史之乱”后，吐蕃王朝势力乘虚攻占河西陇右数十州之地，被吐蕃役属的党项羌也随吐蕃势力深入到西北内地。这些进入内地的党项羌，由于风俗和吐蕃相类，居地相近，因此经常联合起来对唐朝进行骚扰。防止党项羌与吐蕃联结为叛，中断党项与吐蕃的联系，就成为唐王朝一再促使和协助党项羌向西北方向迁徙的原因之一。唐末吐蕃王朝衰落后，进入西北地区的吐蕃人一部分定居河西走廊的甘、凉一带，还有一部分散处在河湟流域。从五代到宋初，这些地区的吐蕃人，因“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102)，便可能逐渐融合于这些民族中。一部分吐蕃部族成为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属民。还有一部分吐蕃豪酋，纷纷自立，形成地方性的割据政权。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即指西夏王朝建立前后与河西吐蕃割据势力的关系。

北宋初，党项首领李继迁抗宋自立，李继迁于宋咸平五年（1002年）攻取灵州前，曾于至道二年（996年）四月，多次侵夺吐蕃部族，进攻吐蕃聚居的西凉府，遭到抵御。咸平四年，李继迁确立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战略方针。

西凉府吐蕃是以六谷蕃部为中心的吐蕃联盟，“六谷”是以凉州城外六条山谷而得名的部落。六谷联盟形成大约在五代后唐时期，兴盛于后周显德（954—959年）中，宋初首领折逋支附宋，身份为“权知西凉州”，传至喻龙波，被潘罗支所取代，成为凉州地区蕃部都总管。六谷蕃部由于遭到党项首领李继迁的侵扰，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故借宋朝之力对抗西夏。李继迁攻陷灵州后，主攻目标就对准凉州。咸平五年（1002年）十月，夏遣使携带官告、印信诱降潘罗支。潘罗支对来使“戮一人，挚絷一人，以听朝旨”(103)。次年二月，李继迁又遣使送铁箭给潘罗支，表示结好，再次遭到潘罗支的拒绝。因潘罗支效忠于宋王朝，宋曾授他为“朔方节度使、灵州西面都巡检使”(104)。

李继迁诱降潘罗支不成，遂于咸平六年（1003年）十二月，在进攻宋麟州新败，乘六谷蕃部放松警惕之机，暗中派兵突袭凉州，迅速攻占西凉府，捕杀宋朝知凉州、殿直丁惟清。潘罗支见李继迁势盛，伪使请降，继迁不疑。李继迁谋士张浦认为潘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105)。继迁不听。不久，潘罗支与其弟厮铎督暗中调集六谷部诸豪及者龙族数万人，合击李继迁军于三十九井地，李继迁大败，中流矢身亡。余部损失惨重，逃还灵州。

李继迁子李德明继续推行西向扩展的战略方针，念念不忘凉州之败，采取和宋的缓兵之计，伺机为父报仇。宋景德元年（1004年）五月，德明攻凉州又败，六月，利用投附吐蕃者龙族的迷丹嘱、日布结罗丹二部为内应，向者龙族发起进攻。潘罗支不明底细，率百余骑急赴者龙族地，商议出击，“议事间，二族猝起，戕罗支于帐下”(106)。并煽动者龙十三族户的六族投夏，潘罗支副首领折逋喻龙钵也归顺德明。潘罗支死，六谷诸酋豪共推罗支弟厮铎督为首领，从此河西吐蕃势力大为削弱。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三月、四年九月、八年六月，李德明三攻西凉府，终于占领西凉地区，六谷部大首领厮铎督投奔河湟唃厮啰，六谷吐蕃联盟亡。

唃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甘青吐蕃建立的地方政权。唃厮啰（996—1065年）本吐蕃赞普之后，“河州人谓佛为‘唃’，谓儿子为‘厮啰’”(107)。尊称“唃厮啰”，含义有王子之意(108)。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至明道元年（1032年），唃厮啰先后为宗哥（今青海西宁东南）李立遵、邈川（今青海乐部）温逋奇尊立为“主”。明道元年后，温逋奇谋叛被诛，唃厮啰迁至青唐（今青海西宁市），以青唐为大本营，建立青唐政权，此为唃厮啰政权的鼎盛时期。

河湟吐蕃唃厮啰政权兴起之时，正值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继位，元昊为了建国称帝，解除对宋用兵的后顾之忧，立即发动了对河湟吐蕃的大规模进攻。

夏广运二年（1035年），李元昊遣将苏奴儿领兵二万五千攻唃厮啰，欲乘唃厮啰新迁青唐，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唃厮啰调兵遣将，在青唐北部的猫牛城（又作牦牛城，宋改宣威城）迎战夏军。夏军大败，主将苏奴儿被俘。元昊惊悉苏奴儿兵败，亲率大军赴河湟，再攻猫牛城。唃厮啰坚守城池达一月之久。元昊强攻不下，以诈和计陷城，纵兵大肆杀戮掳掠。接着乘胜攻打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此时，夏兵方盛，唃厮啰寡不敌众，坚守城池，不与夏兵进行正面交锋，坚持数月之久。唃厮啰派人暗中侦察夏军虚实，派部将安子罗率众断夏兵归路，而且，将元昊率大军渡过宗哥河（今湟水）时“插帜识其浅”，以备撤退时从浅处渡河的标志，“潜使人移植深处”(109)，以误元昊。既而大战，元昊兵败溃退，“士卒视帜而渡，溺死者大半，所失辎卤甚众”(110)。这次元昊出兵河湟时达二百余日，终因劳师以袭远，供应不给，士卒溺死，饥亡者大半，只好撤出河湟。

元昊自宗哥河之败，对唃厮啰的手段由单纯军事进攻转为恩威兼施，分化瓦解，伺机而动。大庆元年（1036年）元昊发兵破兰州吐蕃诸部，沿阿干河南侵马衔山一带，于瓦川会筑城镇守，以断绝唃厮啰与宋的联系。同时，元昊还用重金贿赂与唃厮啰有杀父之仇的温逋奇之子背叛唃厮啰，率万余众归附西夏，并与其结为婚姻，使为夏国镇守西土。唃厮啰因此西迁历精城。元昊称帝建国后，唃厮啰欲结好宋辽以对付西夏，宋、辽也主动约唃厮啰夹击西夏。虽未有具体军事行动，但一度对西夏造成了威胁。

李谅祚继位，夏都二年（1058年）四月，唃厮啰属下捺罗部阿作率部投西夏，没藏讹庞接纳之，授以官职，并令为向导，攻掠西蕃，围青唐城，与唃厮啰战，被击败。唃厮啰降服了随同没藏氏侵掠的陇逋、公立、马颇三大族。时逢契丹送公主入青唐与唃厮啰子董毡完婚。都六年（1062年），契丹与唃厮啰反目，西夏乘机兵屯古渭州，西击董毡，被吐蕃军打败。夏拱化元年（1063年），亲政不久的李谅祚把注意力放在陇右吐蕃诸部，试图从外围孤立唃厮啰。其时驻守兰州及西使城吐蕃大首领禹藏花麻归附夏国，谅祚以宗室女嫁禹藏花麻，封为驸马。

夏乾道元年（1068年）李秉常即位，唃厮啰已于三年前死去，其三子董毡袭位，由于宋朝实行开边政策，导致河湟吐蕃与宋朝关系急剧恶化，董毡欲与西夏解怨结好，以图共同对付宋朝。夏国相梁乙埋立即提出与董毡结为秦晋之好，并于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1年），以夏国公主秉常妹下嫁董毡子蔺逋叱为妻。西夏与董毡的联姻，使吐蕃政权声威复振，宋朝不得不对董毡作些让步，采取安抚措施，双方关系得到改善。但宋与吐蕃关系的缓和，也即意味着董毡和西夏共同对付宋朝联盟的破裂。为此，从大安八年（1082年）三月到九年八月，西夏多次遣使到青唐，希望双方言归于好，甚至以割让土地为条件。但在宋朝的支持与安抚下，董毡权衡利弊得失，拒绝了西夏的要求。为了报复董毡，秉常于大安九年（1083年）十二月，派兵围攻邈川等城寨，被董毡养子阿里骨所败。阿里骨乘胜进入夏境，大掠而还。

李乾顺在位时，唃厮啰政权由董毡养子阿里骨继位，因其非唃厮啰血统，继位后遭到唃厮啰家族的反对，故其于执政之初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曾一度改变董毡时期的依宋抗夏自保政策，企图利用夏国的力量收复熙宁年间被宋朝占去的熙河六州“失地”，并通过对外战争，缓和和转移内部的激烈斗争，这对西夏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夏天仪治平元年（1086年）五月，西夏和阿里骨定约进攻宋朝，“如得地，以熙、河、岷三州归西蕃，兰州、定西城归夏国”(111)。但是西夏和阿里骨的联合攻宋，最终以失败告终。阿里骨在洮、河二州用兵失利，又改联夏反宋为投附宋朝。但西夏仍不甘心联蕃抗宋方略的失败，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夏国梁乙逋听说阿里骨与邈川吐蕃大首领温溪心结怨，立即遣使青唐，约共取邈川城，阿里骨答应将女儿嫁给梁乙逋的儿子，但因宋朝的干预而未成(112)。此后，西夏多次向阿里骨提出联合攻取邈川城的建议都被拒绝。

夏天祐民安七年（1096年）九月，阿里骨死，子瞎征继位，吐蕃政权陷入分裂混乱状态。宋元符二年（1099年），宋朝进取湟水河谷，攻占邈川、宗哥等城，瞎征自青唐投降。吐蕃大首领心牟钦毡和董毡妻契丹公主、阿里骨妻夏国公主共立陇拶为青唐主，并以西夏公主的名义向西夏请援。乾顺应陇拶之请出兵攻南宗堡，被宋军击退。同年九月，宋军进逼青唐，大军压境，陇拶率诸族首领与公主降宋。永安三年（1100年）宋军退出湟水，授陇拶河西军节度使，赐名赵怀德。乾顺见其有复故土之志，以宗室女妻之。与此同时，青唐吐蕃又立陇拶弟小陇拶为青唐主。贞观三年（1103年），小陇拶“谋杀怀德，以图复国”，举众围鄯州（即青唐）。赵怀德遣使到西夏求援，乾顺即派兵赴援。赵怀德战败离开青唐。其后，西夏又支持小陇拶，进行“复国”活动，其实质是和宋朝争夺湟水流域的控制权。直到夏雍宁二年（1115年），夏人被迫退出湟水流域，从此“唃厮啰之地，悉为宋郡县矣”(113)。金灭北宋，夏人乘机重新进入湟水流域，以黄河为界，和金人瓜分唃厮啰故地。夏国占有河北，金朝占领河南，金夏两国都利用吐蕃的力量来对付对方。

二、西夏与回鹘的关系

回鹘于唐初兴起于蒙古高原北部，唐代中晚期衰落后分三支西迁到今河西走廊、新疆及中亚一带，相继建立了甘州、西州及喀喇汗（黑汗）三个政权。西夏与这三个回鹘政权都发生过一定的关系。

西迁河西走廊的回鹘于唐末建立了以甘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五代后唐时，党项羌曾劫掠河西回鹘朝贡物品。李继迁确定的西向扩张方针，成为对甘州回鹘政权的最大威胁。甘州回鹘为此采取联宋抗夏策略，于宋咸平四年（1001年），甘州回鹘可汗禄胜遣枢密使曹万通向宋朝进贡，并称“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继迁以献”。宋朝特授曹万通左神武大将军，降诏禄胜“一切委卿统制”(114)。

宋咸平六年（1003年）李继迁在与吐蕃潘罗支争夺西凉战后死去。宋景德四年（1007年）李德明再夺西凉，其时潘罗支已死，其弟厮铎督嗣立，与甘州回鹘结援，并与宋朝兵力相呼应，李德明屯兵境上，未敢轻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李德明截留回鹘贡宋物品，又遣张浦率数千骑侵扰回鹘。夜落纥可汗出兵迎战，张浦败还。三月，李德明又遣万子等四军主率族兵再攻甘州回鹘，又被回鹘打败。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使到宋朝报捷，宋真宗赐物并嘉其抗夏之功。八月，回鹘“夜落纥上言，赵德明来侵，率众拒战，德明屡败，乘胜追之越黄河”(115)。李德明与回鹘第一次争夺甘州，以惨败告终。次年（1009年）四月，李德明再次遣张浦领精兵二万攻甘州，甘州回鹘先以逸待劳，拒守不战，后乘夏军不备，遣部将翟符守荣夜出兵袭之，张浦败退。十二月，德明又大集蕃部准备进攻回鹘，因“恒星昼见，德明惧而还”(116)。

李德明于大中祥符初屡次用兵回鹘失利，又转攻西凉吐蕃，以图占据西凉，隔绝甘州回鹘与宋朝的交通道路。约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李德明已攻占西凉，派军校西凉人苏守信戍守。不久，苏守信死，其子罗麻领西凉府事，部落不服，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夜落纥子）乘机出兵攻破西凉，罗麻弃城逃跑，回鹘占据凉州。天禧元年（1017年）八月，逃到沙漠中的罗麻派人到凉州，约投降回鹘的旧部为内应，谋攻凉州，并请求德明出兵增援。这次因回鹘连结六谷部吐蕃拒战而没有成功。此后，到天圣四年（1026年），李德明借回鹘萨兰部叛辽之机，联合辽国第三次攻取甘州，因辽部属阻卜诸酋叛，又未成功。一直到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元昊采取突袭战术，一举攻克甘州，“夜落隔归顺王仓促出奔，元昊置兵戍其地而还”(117)。元昊得甘州，以其形胜与殷富为西夏的建国奠定了基础，而失去甘州的回鹘则失去了大本营。夏明道元年（1032年），元昊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对凉州发起突袭，回鹘戍军弃城逃走，西夏占据凉州。

元昊占据甘、凉二州后，其父李德明死，元昊嗣立，内部立刻加紧称帝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外仍忙于解除南下攻宋的后顾之忧，即把军事目标对准了河湟吐蕃唃厮啰政权。据史载：元昊于夏广运元年（宋景祐二年，1035年）底，“自率众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诈约和，城开，乃大纵杀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以兵绝归路，元昊昼夜角战二百余日，子罗败，遂取瓜、沙、肃三州”(118)。瓜、沙、肃三州，自唐代大历中为吐蕃所据，宋初又为回鹘占领，宋太祖建隆年间，沙州节度使曹元忠以州附宋，曹氏子孙世主军事。元昊占领瓜、沙、肃三州，则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并在甘州置十二监军司之一的右厢甘州监军司，派三万重兵镇守，以“备西蕃、回鹘”。同时，“又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119)，作为对吐蕃、回鹘民族的宣抚机构。西夏与甘州回鹘争夺河西走廊长达三十多年，最后以西夏的胜利和甘州回鹘的失败而告终。此后，甘州回鹘中有部分人退保西州，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的西州回鹘，同西夏王朝也有接触和交往，但未发生过战争和冲突。如史载：西州回鹘赴宋朝贡奉的使节“往来皆经夏国”(120)，而不绕道青唐，可见西夏与西州回鹘关系是友好的。

回鹘西迁中亚的一支于9世纪建立喀喇汗（黑汗）王朝，后于阗亦并入王朝之中。喀喇汗王朝建立之初即为辽朝属国，因与唐王朝有甥舅关系，故对中原王朝的北宋朝皇帝亦以“阿舅官家”相称。史书记载哈喇汗王朝（于阗）与辽、宋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在“入贡”北宋的沿途经常受到西夏的劫掠干扰。史书也不乏记载：如《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元丰六年（夏大安九年，1083年）五月十九日，熙河兰路制使司言：“西贼犯兰州，破西关，虏掠和雇运粮于阗人并橐驼。”“诏虏掠于阗人畜，令制置使优恤之”。《宋史·于阗传》称：“元丰八年（1085年），（于阗）请讨夏国。”《宋会要辑稿·蕃夷》又载：“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八日，（于阗）遣使入贡，押伴所申进奉人罗忽都卢麦译到黑汗王子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差人攻甘、沙、肃三州。诏：押伴使臣候人，使朝辞日谕以黑汗王忠向，朝廷甚喜；若能破三城，必更厚待。”缅药家即西夏党项人。可见远在西域的喀喇汗回鹘王朝同西夏关系之一斑。

三、西夏与蒙古的关系

西夏北邻蒙古高原，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之前，汉文典籍记载的蒙古部族名称有克烈部、塔塔儿部（塔塔、塔坦、鞑靼等）、阻卜、岱尔族、呆儿族、呆家、保家、银瓮等。

在夏辽边界居住的阻卜各部本臣属于辽，但因不堪辽朝的残酷压迫，也常投附西夏反抗辽朝，阻卜各部在一个时期内成为辽和西夏争夺和利用的对象。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八月，辽朝出兵讨伐夹山地区的呆儿族时，命李元昊“会兵讨击，破其众，掳获颇多，契丹主专之，不以分给”(121)。为了报复辽朝，同年十一月，元昊“潜诱山南党项诸部及呆儿族八百户，尽叛契丹，阴附于己”(122)。次年五月，元昊听说辽朝发兵攻夏，即派使臣洼邑改前往阻卜请兵攻辽，不料“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洼邑改”缚送辽国，请辽出兵伐夏，辽国立刻应承。此后辽国常用阻卜兵进攻西夏，如夏延嗣宁国元年（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十月，辽“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军至贺兰山，获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123)。西夏慑于辽朝威力，也不敢接纳降附的阻卜人，如天祐垂圣三年（1052年）五月，阻卜酋长兀里德因部族不和“虑其侵掠，遣使至夏国请附。没藏氏惧契丹兵威，不敢受”(124)。

李秉常至李乾顺时期，辽朝将亡，阻卜各部日渐强大，其利用夏宋交战之机，公然入侵西夏。大安十年（1084年）二月，塔坦“与夏国世仇，尝以兵侵掠北境，俘夺人民鬻之辽。契丹时，闻夏国与中朝构兵，驱其众抄掠右厢监军司所，熙河经略司以闻”(125)。天祐民安二年（1091年）九月，“塔坦闻（梁）乙逋兵入河东，率所部袭贺兰山，入罗博监军司，所劫杀人户千余，掠牛羊孽畜万计。乙逋回兵援之，至达尔结罗，塔坦兵已退”(126)。

金灭辽国与北宋后，称雄于北方。其时西夏方盛，蒙古漠北诸部贵族群雄并起，相互征伐，各部落之间势力消长，分裂组合。西夏与蒙古高原诸部关系进入新的时期。

这一时期西夏与其北境的克烈部来往密切，和平相处，互相支持。据拉施特《史籍》记载，克烈部女嫁给了西夏国王。克烈部长汪罕祖父马儿忽思之子客列亦台幼长西夏，被称为札阿绀孛。汉文史籍上有如下的记载：夏乾祐二年（1171年）二月“克烈部长汪罕杀僇昆弟，帅兵攻其叔菊儿，蒙古部长也速该将兵助之。菊儿兵败，走投夏国。仁孝悯其穷蹙，使居于西偏”(127)。乾祐四年二月，“汪罕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杀，与乃蛮部长亦难赤发兵伐之，汪罕部众尽失，与其属走河西，假道夏国，仁孝馈以资粮，俾由回鹘走契丹”(128)。但是到次年十月“汪罕在契丹与其部众不协，复叛归。道经河西，中路粮绝，纵其部下剽抄，仁孝遣兵击逐，汪罕败走，蒙古铁木真遣部众迎之，乃免”(129)。到李遵顼时，夏天庆十年（1203年），蒙古部长铁木真灭克烈部，汪罕走死，其子“亦剌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资。既而为西夏所攻走，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130)。

自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开始对外扩张，西夏基本处于被长期征伐的地位。从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西夏到夏乾定四年（1227年）蒙古灭夏，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六征西夏战争中，由于金朝的存在，西夏时而附蒙攻金，时而联金抗蒙，最终被蒙古灭亡。蒙古大军六征西夏，其中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出征四次。在强大的军事进攻下，西夏以防御为主，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与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最终使自己陷入孤立境地，以致灭亡。

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三月，铁木真灭乃蛮部后，以西夏曾收容蒙古仇人为借口，亲率大军第一次侵入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131)。战争历时一个多月。

天庆十三年（1206年）铁木真即大汗位，称成吉思汗。次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肯纳贡称臣为由，第二次率军侵入西夏，克斡罗孩城。夏主李安全调集右厢诸路军进行抵抗，“蒙古主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骤进，逾五月粮匮，引还”(132)。

应天四年（1209年）春，成吉思汗为了全力攻金，为防止从侧后来的威胁，必须先征服西夏，于是发兵第三次侵入西夏。据《元史·太祖本纪》记载：“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败之，获其副元帅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师，获其将嵬名令公。薄中兴府，引河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撤围还。遣太傅讹答入中兴，招谕夏主，夏主纳女请和。”

光定七年（1217年）十二月，成吉思汗以蒙古在进攻金国、西辽以及西征花剌子模的战争中向西夏征兵、收贡时，西夏“不堪奔命，礼意渐疏”，消极反抗，即派木华黎率兵南下攻金的同时第四次征讨西夏。木华黎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再次包围中兴府。夏主李遵顼惊恐万状，命太子德任留守，自己逃到西凉。夏兵无力抵抗，再次遣使向蒙古军请降，蒙古兵退。

乾定元年（1223年）李遵顼禅位于次子李德旺。李德旺改变对外政策，决定与金约和，并乘成吉思汗西征之机，联合漠北诸部，组成抗击蒙古的联盟。成吉思汗“闻夏国有异图”，密令木华黎子索鲁伺机征讨。同年九月，索鲁率大军攻破银州，杀夏兵数万，俘大将塔海，掳掠牲口、牛羊数十万。十一月，德旺因银州失守，漠北诸部溃散，只好遣使向蒙古请降，被迫许以质子为信，蒙古军从沙州撤围。

乾定二年（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返回蒙古。次年即大举伐夏。二月，成吉思汗亲自将兵十万，先攻下黑水等城，四月，驻兵肃州之北，四出抄掠。五至六月又进兵攻取沙州、肃州、甘州。七月，围攻西凉府，守将力屈投降，遂进至河曲，取应里等县。李德旺惊惧而死，夏国立南平王。十一月，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进至灵州，与末帝所遣大将嵬名令公十万援军激战，夏兵大败，灵州陷。十二月，蒙古军进至盐州川，纵兵“四面搜杀遗民，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133)。末帝宝义二年（1227年）正月，成吉思汗遣大将阿鲁术督军攻中兴府，自率将士攻金。四月，驻兵于六盘山。中兴府被围困半年之久，夏主李因粮尽弹绝，军民病困，又遇地震灾害，不得不遣使向蒙古乞降。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在清水县，遵其遗命，蒙古秘不发丧。夏主献城投降，蒙古杀之，并屠中兴府，夏国亡。

(1)　《西夏书事》卷三引陈师道语。

(2)　《西夏书事》卷三。

(3)　吕祖谦：《新编皇宋大事记讲义》卷七。

(4)　《西夏书事》卷八。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条。

(6)　《西夏书事》卷一一。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十二月条。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十二月条。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条。

(10)　《西夏书事》卷一五。

(11)　《西夏书事》卷一六。

(12)　《西夏书事》卷一六。

(13)　《儒林公议》卷上。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条。

(15)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6)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条。

(18)　《西夏纪》卷一一。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嘉祐二年五月条。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六月条。

(21)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22)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23)　《西夏书事》卷三三。

(24)　《宋史》卷四四七《唐重传》。

(2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五月条。

(26)　《西夏书事》卷三四。

(2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条。

(28)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29)　《西夏书事》卷三四。

(30)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31)　《西夏书事》卷三四。

(32)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33)　《宋史》卷二七《高宗纪》。

(34)　《西夏书事》卷三四。

(35)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36)　《西夏书事》卷三五。

(37)　《建炎以来朝野札记》乙集，卷一九《西夏扣关》。

(38)　《建炎以来朝野札记》乙集，卷一九《西夏扣关》。

(39)　《辽史》卷一一《圣宗纪》；《辽史》卷四六《百官志》。

(40)　《契丹国志》卷二一。

(41)　《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

(42)　《辽史》卷一三《圣宗纪》。

(43)　《西夏书事》卷八。

(44)　《西夏书事》卷六。

(45)　《西夏书事》卷九。

(46)　《辽史》卷一五《圣宗纪》。

(47)　《辽史》卷四六《百官志》。

(48)　《西夏书事》卷一六。

(49)　《辽史》卷一九《兴宗纪》。

(5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条。

(51)　《儒林公议》卷下。

(5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二月条。

(53)　《西夏书事》卷一七。

(54)　《西夏书事》卷一七。

(55)　《辽史》卷一〇九《罗衣轻传》。

(56)　《西夏书事》卷一七。

(57)　《辽史》卷二〇《兴宗纪》；卷一一五《西夏外纪》。

(58)　《西夏书事》卷一九。

(59)　《西夏书事》卷一九。

(60)　《西夏书事》卷二〇。

(61)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62)　《西夏书事》卷三一。

(6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七，元符二年三月条。

(64)　《西夏书事》卷三一。

(65)　《西夏书事》卷三二。

(66)　《西夏书事》卷三二。

(67)　《金史》卷七四《宗望传》。

(68)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69)　《宋史》卷三六七《李显忠传》。

(70)　《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

(71)　《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

(72)　《西夏书事》卷三四。

(73)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74)　《西夏书事》卷三四。

(75)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

(76)　《西夏书事》卷三四。

(77)　《西夏书事》卷三四。

(78)　《金史》卷七八《刘筈传》；《西夏纪》卷二三。

(79)　《西夏书事》卷三五。

(80)　《西夏书事》卷三五。

(81)　《西夏书事》卷三六。

(82)　《西夏书事》卷三六。

(83)　《西夏书事》卷三六。

(84)　姬乃军《陕西吴旗出土金与西夏划界碑》，载《文物》1994年第9期。

(85)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86)　《西夏书事》卷三七。

(87)　《西夏书事》卷三七。

(88)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89)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90)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91)　《西夏书事》卷三八。

(92)　《金史》卷三八《礼志》；《西夏书事》卷三九。

(93)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94)　《金史》卷一〇《章宗纪》；卷五〇《食货志》。

(95)　《西夏书事》卷三九。

(96)　《西夏书事》卷四〇。

(97)　《西夏书事》卷四〇。

(98)　《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

(99)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100)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101)　《西夏书事》卷四二。

(102)　《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

(10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条。

(10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咸平四年二月条。

(105)　《西夏书事》卷一一。

(106)　《西夏书事》卷八。

(107)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108)　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9)　《西夏书事》卷一二。

(110)　《西夏书事》卷一二。

(111)　《西夏书事》卷二八。

(1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四，元祐五年六月条。

(113)　《宋史》卷二一《徽宗纪》；《西夏纪》卷二二。

(114)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115)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116)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17)　《西夏书事》卷一一。

(118)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19)　《西夏书事》卷一二。

(120)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

(121)　《西夏书事》卷一七。

(122)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

(123)　《辽史》卷二〇《兴宗本纪》。

(124)　《西夏书事》卷三三。

(1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六月条。

(12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元祐七年二月条。

(127)　《西夏书事》卷三八。

(128)　《西夏书事》卷三八。

(129)　《西夏书事》卷三八。

(130)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131)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132)　《西夏书事》卷三九。

(133)　《西夏书事》卷四二。

附录一
辽金大事年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附录二
西夏大事年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