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散：中国狂士传
Author: 孟泽; 徐炼
Date: 2017-05-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中国历史; 文化; 中国文化; 人物传记
Description: 超出常规、常理的言论和行动，叫做“狂言”、“狂行”，超出常规、常理的人，叫做“狂士”。这些人大都不拘礼节，任性而行，往往被世人所指目。但他却在“狂放”的外衣下，裹着一颗纯洁而热烈的赤子之心。他不事权贵，不爱金钱，不为世俗的繁文缛节所束缚，敢于批逆鳞、捋虎须，颇有点“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硬骨头精神。 作者选取中国历史上数位“狂士”，为他们立传。绝非赞赏他们那种孤芳自赏，清高自许，狂妄自大的性格，惊世骇俗的言论，纵情任性的行为，而是取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临患难而不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人生的真谛，即使被罢黜，遭贬谪，下牢狱，上刑场，都能视若无睹，处之泰然，在穷苦和颠沛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净化自己的灵魂。
Publisher: 新星出版社

目录
封面
前言

嵇康
偶然的不幸

多事之秋
英俊少年
在生死之间感性放纵
独特的忧患背景
与山巨源绝交
广陵散——悲怆的旋律

阮籍
贵胄公子

“无聊”的仕宦
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穷途恸哭
被包裹的性灵
大人先生——哲学的理由
审美——生命的对称与补偿
玉石俱焚

李白
传奇身世少年游侠

离家万里仗剑远行
初识长安西入秦海
书剑飘零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斯人独憔悴
我纵言之将何补永别长安
流窜的长途
天夺壮士心吾衰竟谁陈

米芾
巨人也是侏儒

与石头有关的生命
无冕之王
赝品的内涵
并不卑下的奴仆
古怪的洁癖

唐寅
并非偶然的一笑

折桂之图
三千弱水弘治十二年科场案
纯净的梦
命运相互的嘲弄
诗意的瘗葬
明智的癫狂
最高的诱惑

徐渭
侍妾的儿子

醒世姻缘
苦闷的流浪
抗倭的火光
可怕的预感杀妻的悲剧
铁窗风味
悠悠行走
牛马耕
苍苍万里心寂寞的死

李贽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

混血家世
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
得道真人
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
俯首一官糊口姚安
告别“伪善”
异端与诽谤
你要做圣人吗
灾难降临
无古无今的悲恸

金圣叹
春风沂水圣者的河流

《西厢记》诲淫
至人无我
《水浒传》诲盗
甲申清顺治元年金人瑞
借问随班何处立
既去已后又非我也

八大山人
皇家子弟

甲申之变
亡命成“驴”
不能自制的选择——疯狂
在僧道之间
光荣的梦想
墨点无多泪点多

郑燮
早年的贫困

卖画扬州——风流世业措大生涯
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范县任上
苦痛的傀儡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
从此江南一梗顽

后记

封面

前言

超出常规、常理的言论和行动，叫作“狂言”“狂行”，超出常规、常理的人，叫作“狂士”。

这些人大都不拘礼节，任性而行，往往被世人所指目。但他们却在“狂放”的外衣下，裹着一颗纯洁而热烈的赤子之心。他们不事权贵，不爱金钱，不为世俗的繁文缛节所束缚，敢于批逆鳞、捋虎须，颇有点“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硬骨头精神。

我国最早的狂士，大概要算楚狂接舆，因为他敢于揶揄被人们尊为“圣人”的孔老先生；最有名的狂士，大概要推那位“挝鼓骂曹”的祢衡，因为他敢于诋毁那位“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大英雄曹操。他们的言行，无疑是违反人之常情和常理的。一顶“狂士”的帽子套到他们头上，自然是合乎尺寸的。我国第一部为“狂士”树碑立传的书，大概是刘义庆的《世说新书》。他在“任诞”和“狂简”两章书中，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肯定了嵇康、阮籍、刘伶、山涛等人违反常规、常情的言行。

纵观我国历史上所谓的“狂士”，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妄人、狂夫，而是有才华、有抱负、有进取精神的民魂、国魂。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们或者看到当时的统治集团穷奢极欲，倒行逆施，使国家有累卵之危，人民有倒悬之苦，于是佯狂而去，如商纣时代的箕子；或者对当时的现实不满，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于是逃往岩穴，隐于渔樵，如巢父、许由、长沮、桀溺；或者生活于政治斗争的夹缝中，动辄得咎，举措皆非，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终日昏饮，不与世事，如嵇康、阮籍等人；或者怀瑾握瑜，沉抑下僚，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于是借酒浇愁，吟诗抒愤，以吐泄其抑郁不平之气，如李白和郑燮；或者具有超前的意识，发出惊人的议论，众口嚣嚣，愠于群小，被人视为异端邪说，妖文妄言，必欲杀之而后快，于是他们更加与世龃龉，与人落落寡合，如明之徐渭与李贽。

凡此等等，都是我们国家的精华，民族的骄傲。

我们今天之所以为他们立传，绝不是赞赏他们那种孤芳自赏，清高自许，狂妄自大的性格，惊世骇俗的言论，纵情任性的行为，而是取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临患难而不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人生的真谛，即使被罢黜，遭贬谪，下牢狱，上刑场，都能视若无睹，处之泰然，在穷苦和颠沛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净化自己的灵魂。当然，那样一些人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性格是被扭曲了的，他们的面貌是被漫画化了的，他们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也是被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重新加工过的。这是我们的读者应该清醒地看到的。

羊春秋

嵇康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超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释私论》

一曲《广陵散》，一篇《声无哀乐论》，证明嵇康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充满危机而富有个性的时代里最具个性的天才。他本想逃离时代的腥膻，孤行远引，弃智遗身，然而，不只是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他身边的社会惊悚，他俊秀傲岸的姿容，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是对追随者的召唤，同时也是对当局者的挑衅。他无可逃逸于他时刻警醒地面对着的荒唐而残酷的世界。

偶然的不幸

嵇康入狱，与一件令人沮丧的丑事有关。

吕安是嵇康最要好的朋友，放逸迈俗，天才磊落，嵇康常千里命驾相访，以慰惨淡生涯中他们心志相投的情谊，不幸参与了吕安的私生活。吕安之兄吕巽，艳羡吕安妻徐氏的姿色，心旌摇摇，不能自持，终于乘醉玷污了她。事情败露，吕安不堪羞愤，要告发吕巽。嵇康与吕巽也曾“欢爱不衰”，吕巽犯奸后，嵇康以息事宁人的姿态予以调解，一面听信吕巽难堪的悔过，一面劝喻吕安，止愤息怒，事情才算平息下来。

遗憾的是，吕巽以后的作为正好落在了“做贼心虚”“恶人先告状”的话上，反而诬告吕安诽谤自己，殴打母亲。在号称“以孝治天下”的魏晋之际，有“谤兄挝母”之罪，且是自家兄长的告发，吕安自然要锒铛入狱。

嵇康以赤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懊丧不安，在给吕巽的信中，他说：“吕安之所以容忍了足下，实在是由于我的劝说。现在吕安获罪羁押，我对不住他，我对不住他，却是因为足下欺骗了我。”嵇康四处活动，力图证明吕安的清白，但无济于事，吕安还是遭到流放，被徙边郡。

这期间，吕安曾写信给嵇康，以古人的遭遇自况，申述自己的苦心孤诣，不料已然是“晋太祖”的司马昭与权臣钟会获得此信，从中看出他们种种不满于统治的叛逆痕迹，以此为据，逮捕了嵇康。

嵇康“义不负心”，却在劫难逃，身陷牢狱之中。他是曾经“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想要逃离善恶本相、逃离扑面而来的时代血腥的，他是曾经存心不为物累，要翱翔于天地之外、做化外之民的。以人事杂错、世事纷纭为囹圄的嵇康，陷入了真正的牢狱之中，这似乎是命运对他恶意的嘲弄。他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悲愤诗》，对自己总不能变得谨慎起来的冥顽粗心、狂傲不羁进行了反省。

多事之秋

汉末的中国，像同时打开了天堂和地狱之门，局势动荡，人神杂处。

曹操父子，尽管雄才大略、文采风流，却始终没有建立一统天下的基业，三国鼎立，不免战乱频仍，野心勃起，人命无常。

220年，汉禅于魏，曹操去世，曹丕即位，是为魏文帝黄初元年。六年后，文帝死，明帝登基。

239年，这一年，嵇康15岁。

魏明帝弥留病榻，召太尉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此公据说是曹氏家族中最孚众望的人）托付后事，要他们尽心辅佐8岁的少帝曹芳。当时，司马懿62岁，三朝元老，资深望重，曹爽执晚辈礼。

明帝驾崩，年号改为“正始”。曹爽将明帝曾经斥为“浮华之徒”的何晏等倚为心腹，意在排挤司马懿。正始五年，曹爽拟伐蜀，司马懿反对，曹一意孤行，无功而返。曹爽大权独揽，司马懿称病不理朝政，曹遣心腹前往探视，司马懿果然是一副年迈昏聩的模样，曹正中下怀。

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志得意满，随少帝曹芳出洛阳城祭扫高平陵（明帝陵），洛阳城内悄悄发生着变动。司马懿趁城内空虚，勒兵占领城中各要地，曹爽未及回朝，束手被擒，连何晏与众亲信一起皆被夷灭，被夷灭者多达千人。

五年后，司马懿已去世，司马师接任了大将军和尚书职务，曹爽旧臣夏侯玄等策划反对司马师，事情泄露，连诛三族。少帝曹芳被废除，高贵乡公曹髦继位。

事情刚刚过去一年，镇东大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举兵讨伐司马师，失败，毋丘俭被杀，文钦亡命吴国。很快，司马师去世，司马昭接替了他。

261年，年方20岁的高贵乡公曹髦眼见自己虚幻的威权也一天天被司马昭削弱，按捺在内心的愤怒不断加剧。某一天，召集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被司马昭废除，受这样的奇耻大辱。今天当与诸位一起，讨伐司马昭，伸张曹魏的正义和权威。”

可惜，不能坐受废辱的曹髦一言既出，众大臣却胆战心惊，冷汗直流。结果，曹髦只能自率少数侍卫，向司马昭挑战，兵败身死，常道乡公即魏帝位，时年15岁。

从此，曹氏王朝连纸糊的招牌也被打碎了，即将取而代之的是司马氏的江山——晋，司马昭便是将嵇康打入监牢并且早已有意将嵇康置于死地的晋太祖。

以上就是嵇康短促的一生所遭逢的岁月。

英俊少年

嵇康，字叔夜，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生，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祖先姓奚，原籍会稽上虞，因避怨迁至铚。铚地有嵇山，改为嵇姓。世代儒业，在官场上却并无很厚的根基，属于一般庶族士大夫家庭。

嵇康还在襁褓中时父即亡，是母兄抚育长大，充满慈爱与温情，而没有森严的管束与规矩。在嵇康这种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中，是极容易养成任性骄纵而情深似海的性格的，用嵇康自己的话说便是“嗟余薄福，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冯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从嵇康后来的行止看，也确实如他所自述。

不仅抗心希古，冯宠自放，嵇康还尚奇任侠，刚肠疾恶，思敏性直，不能忍辱含垢。在学业上，则博览群书，学不师授，知识宏富；他有很高的音乐修养，演奏古琴如行云流水，在当时实属首屈一指；他认为物有盛衰，音乐是永恒的，美味有令人腻厌的时候，而音乐不会有，为此他留下了《声无哀乐论》这篇今天看来仍然不朽的音乐著作；嵇康还善书法，尤长于草书，墨迹被列为“草书妙品”，后人评论他的书法，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翔、群鸟乍散”，从这一说法看，嵇康的书法可能是极端潇洒狂放、不拘一格的。至于他的诗歌文章，诡谲壮丽，流光溢彩，森然奇崛，表现出他清醒又狂热的才智。

这一切，已足够嵇康成为风流领袖，睥睨天下了。

不仅如此。嵇康姿质天然，少年英俊，不加任何修饰而“容色奇伟”“龙章凤质”。《世说新语》中说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他的朋友山涛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的英俊漂亮中，似乎不乏一种忧郁、冷峻而特立独行的成分。

无论如何，内秀而貌美，天赋卓绝如嵇康，是极容易受到倾慕而成为人们一时的议论中心的。如此，便不难理解，在魏晋间门阀制度尚且十分森严的气候中，以嵇康并不高贵的门第，被沛王曹林（曹操之子）相中，把女儿长乐亭主嫁给了20岁的嵇康，使他成为了曹魏宗室的成员。

嵇康凭借他自己的声誉，显然也凭借他的宗室成员的身份，顺利步入仕途，被朝廷征为郎中，拜中散大夫。这可能是在曹爽辅佐少帝曹芳而位极人臣志得意满之时。

就是在这样一帆风顺、前程似锦的岁月里，嵇康已经怀着一种仿佛天生的隐忧和困惑。对人生的本真意义的追求（人的自觉），对世界的痴情的审美幻想（文学的自觉），与嵇康禀性中散淡而纵诞的品质共同造就了他对世俗礼法的蔑视，造就了他天真而病态的思想与作为，造就了他对于自身生命的任性态度。

在生死之间感性放纵

与因为战乱频仍而不得不向中原以外四面八方（特别是南方）迁徙的平民百姓相反，当时的知识阶层，簇拥于以皇家所在地为核心的文化圈子之内，朝夕相聚，互相鼓励和煽惑。

嵇康，尽管他很快离开洛阳，迁居河南山阳，但并没有脱离文化舆论中心的位置，而似乎更充分地拥有了置身其中的好处与坏处。从他朋友的叙述看，他在山阳生活了20年，也就是说，他结婚前后就卜居山阳了。山阳，是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的一个重要活动之所在地，那里有茂林修竹、流觞曲水，萧然可爱，足以对称嵇康散淡的内心，对称他待时而出的情怀。

嵇康卜居山阳时，也时常往来于洛阳等地，《向秀别传》中提到，向秀曾经在山阳同吕安一起灌园，又在洛邑与嵇康一起锻铁等等。显然，嵇康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回避什么，他甚至是心存魏阙意图有所作为的，同时，这也并不妨碍他时发忧生忧世之想。

忧生忧世也许更主要的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汉末古诗十九首中已屡见端倪：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时时处处，都是关于生死的考虑。到了建安时期，我们熟悉的历史名人曹操、曹植、曹丕、孔融身上，也同样不乏这种仿佛是无端牵动而沸沸扬扬的感伤情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天道何长久，人道居之短。”（曹操）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勿我遒。”

“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

“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孔融）

徘徊在生死之间的呻吟与浩叹，及以后种种今天看来都觉得奇怪的放纵行为是那样普遍。很多时候，一个时代的精神感染，常常比某种物质主义潮流的渗透更迅速，也更深远。

嵇康是放纵者行列中的卓越人物，他在诗中写道：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过而弗悔，当不自得。垂钓一壑，所乐一国。被发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游心于玄默。

嵇康曾经撰《圣贤高士传》，欲友其人于千载之上，尧舜、汤禹、文武周公、孔子，都不在他赞许的行列，他标举的是许由、老子、长沮、桀溺、接舆等与“圣人”背道而驰的人物，标举的是“越礼自放”“安贫乐道”“隐德无言”“贫贱轻世而肆意”“体逸心冲”等“反现实”的品格，崇信不食人间烟火而能致风雨的神仙，如涓子。

嵇康曾经作《养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明胆论》等，他还写过“游仙诗”，对生命的设想浪漫、空虚而怪异。他在《养生论》中说：“神仙虽然未曾见过，但从典籍上的记载、古史上的论述来看，神仙是肯定存在的，他们秉承了宇宙自然间特殊的气体，而不是靠积累学识所能达到的。相形之下，平常人自己通过得法的疏导调理，顺应和成全天然的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则几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凭着这样的认知和想象，嵇康时时感觉到生命神秘的诱惑，又时时怀着神秘的恐惧。

嵇康常与“竹林七贤”酣饮高卧，风誉扇于海内。酒(还有药)使理性处于抑制状态，各种官能与感觉获得扩张，能够解除某些自我设置的生存的隔离与理性的拖累，让精神变得冲融、迷茫、绵远、无所不达，由此可以体验到一种异样的解放的感觉，一种从身体到意识的舒展、飘逸与恣肆。

嵇康有时独自在深山野泽中行走，“会其得意，忽焉忘返”，同时，采集山药。采药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服药。他相信生命的奇迹，希望苍苍大自然能够澡涮他的五脏六腑，使他受气通灵，变化如神，使他“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形神相寄，表里俱济”，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能超离生生灭灭的苦海，舍筏登岸。

对于死的抗拒，即是对生的渴望，如果死是不能抗拒的（事实上如此），生命本能的过分压抑（如礼法礼俗所要求的）就显得多余，拘执的对生命的规范就是毫无意义的羁绊。这几乎成为当时士大夫的“共识”。

大学士、大玄学家何晏（被司马懿消灭）不仅好色，而且自恋，行步顾影作女儿态，喜欢穿妇人穿过的衣裤，据说，服了长生不死药“五石散”有神效，面色鲜嫩如处子而轰动一时。著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仪容姣好，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他眼中的杜弘征“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漂亮得让人神魂颠倒。以“美”称名于当时的卫玠，风姿绰约，观者如墙，他本人不幸因为体不堪劳（观看的人实在太多，应接不暇），成病而死，留下了“看杀卫玠”的笑话。潘岳、子建，不仅多才，而且貌美，流芳百世，也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人物。

这其中似乎存在着某种病态的趣味和同性恋倾向。

在当时，男人们敷粉饰貌，搔首弄姿，熏衣剃面等非常普遍，一般士大夫中，饮酒狂歌、裸身箕踞、服药游仙、以剑击蝇是一种时尚，惠帝元康年间的贵族子弟，甚至披头散发，裸身而饮，对弄婢妾。

嵇康姿容娟秀，才华横溢，为很多人倾慕。赵景真14岁入太学读书，遇见嵇康在太学中写石经古文，眷恋不已，至于自失，从此充当嵇康的学生，随行多年。有人啧啧称赞嵇康的儿子嵇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反驳说：“君未见其父也！”

即使在政治上表现得与嵇康背道而驰的钟会，也曾撰《四本论》求教于嵇康。可惜，嵇康太傲气，钟会根本不敢接近他，只能怀揣《四本论》在嵇康门外远远地向内投掷，然后转身急走。

据说，钟会仕途得意之后，肥马轻裘，还邀集了不少贤俊之士，到嵇康的住所来拜访，他显然相信嵇康一定会接待他。嵇康正在门前柳树下锻铁，钟会的为人他本不喜欢，此时的派头更令他不屑，他锻铁如故，不予理睬，视钟会等若途人。钟会没有勇气和涵量上前致意，只好尴尬地掉转马头，正待走，却听嵇康朗声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回答。

钟会承受了羞辱和刺激，他不可能原谅嵇康，这是后话。

嵇康的所作所为，他的爱与憎、亲与恶，都有一种魅力，一种风度，一种生命在握无待于人无挫于世的高傲、自持和英锐。

嵇康“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是闷痒得厉害，不去沐浴。嵇康家门前有一条小河，一株柳树，嵇康常常在树下河边架起炉子铁砧，无所用心地以锻铁为乐。

然而，土木形骸般的平静中，似有大危机、大痛苦、大悲伤。

独特的忧患背景

除了对于生命本身所担当的恐惧和感伤以外，嵇康有着他独自的危机与忧患背景。

嵇康是曹氏宗室的成员，中散大夫虽然可能是一个荣誉性的闲职，毕竟意味着他早年对于政治生活的参预。他对于国事和朝政并不是没有见解，他曾作《太师箴》以明帝王之道，褒扬“先王爱仁”，指斥“季世陵迟”“阻兵擅权、矜威纵虐”“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指斥“臣路生心、竭智谋国”“刑本惩暴、今以胁贤”等等。

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说，“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所以人们才“奔鹜而不觉”。实际上，“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所谓“好学”，完全是有意教化的结果，按照人的本性，“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

而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更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音声与哀乐，与善恶的对应关系，所谓“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也因此颠覆了以教化为目标的儒家诗教与乐教，从根本上拆穿了肉食者对艺术功效的别有用心的讲究和引申，以致肯定“郑卫之声”，认为“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嵇康还作有《管蔡论》，提出了尤其惊人的见解。

管、蔡本名姬鲜、姬度，通称管叔、蔡叔，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们在周初分封于管、蔡二地，受命监督纣王之子武庚，治理殷朝遗民。两人在武王死后不久，挟武庚发动叛乱，周公为此东征，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嵇康认为，管叔、蔡叔忠诚自然、服教循义，文王武王方才“举而任之”“列而显之”，以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远在东方，不知周公摄政辅佐幼主的内情，鉴于形势，于是“抗言率众、欲除国恶，冀存天子，甘心毁旦（周公）”，并非无端作恶。

联系魏晋易代前后的背景，特别是司马氏以周公自拟，要教化天下的实际，嵇康未必不是别有命意。

据说，嵇康曾有心参加毋丘俭在扬州发动的反叛，被朋友山涛所劝阻，著名的古琴曲《广陵散》，就是嵇康受神的启示，感于广陵（扬州）先后易帜反叛的诸君子毋丘俭、文钦等的失败而完成的。

这当然意味着嵇康对曹魏皇室的同情，同时也说明嵇康对王权的正统与否有着自己的理解。他的存在，无疑是司马氏争取政权的潜在威胁，而他的立论，以及这种立论所能施与的社会影响，又将导致人们对司马氏“别有用心”的公然挑战。

与山巨源绝交

261年，魏主高贵乡公曹髦愤然战死，司马昭难逃弑君的罪名，连他自己对“天下其如我何”也并不完全自信。因此，利用声名远播、能煽动士林的嵇康就显得异常迫切。

直接给予嵇康以更高的任命，显然是不妥当的。由嵇康的朋友山涛从中斡旋更为合适，山涛以自己将转任散骑侍郎，吏部郎行将出缺为由，要求嵇康自代吏部郎。这自然是煞费苦心的安排，对于司马昭来说，少了由他直接任命的收买嫌疑；对于嵇康来说，也较少接受司马氏直接任命的尴尬。双方似乎都有转圜的余地。

然而，这却给嵇康带来了罕见的麻烦。要想保全自己，必须糊涂地应承司马氏的召唤；要想获得自己人格的清白，又难免成为屈死的冤鬼。

这是一个两难的陷阱。

终于，嵇康写出了志高文伟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断然拒绝了山涛的好意。

嵇康写道：足下要我自代，想必还不了解我的为人。与你相交，每见你升迁高就，我总不以为然，我想，你现在大概像厨子切肉，羞于独自宰割，要请个不相干的祭师也来手执刀子，沾染腥膻，你便坦然。但君子各行其是，各附所安，我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实不能奉陪。况且，我年少孤露，母亲和兄长娇纵，不涉经学，性格疏懒，不识人情，不谨慎，却有好尽善尽美之累，一接触政事，就免不了指斥，虽想平安无恙，可能吗？又加上人伦有礼，朝廷有法，仔细想来，“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危坐一时，髀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烦忙），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显，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者一也。

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者二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世上有以光着脊梁晒太阳为乐事，有以芹菜为美味的人，想把它们献给君上，君请自便吧，谨以为别！

以上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主要内容，悲壮、真诚、豪迈而充满谐谑的反讽意味，它的背后是嵇康公然拒绝那个世界的深刻的孤独和苦痛。

其实，嵇康对于自己个性中“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成分早有察觉，他不止一次地表露羡慕阮籍的谨慎，羡慕他“口不臧否人物”的自我保存术，“吾每师之，而未能及”。他甚至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与人争执，要学会逃席，如不能逃，则一醉糊涂了事，为此留下一篇长长的《家诫》，认真到琐碎地讲究和规划着为人处世的原则与策略。

他曾经追随著名的隐士孙登云游了很长时间，希望得到他的指教。但孙登却总不肯回答他的任何提问，嵇康叹息着要离去，说：“先生竟无言乎？”

孙登最后说：“子识火乎？火望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而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

孙登的话令人遗憾地成了嵇康命运的谶言。

广陵散——悲怆的旋律

嵇康作《绝交书》拒绝山涛的请求，“非（指责）汤武而薄（鄙薄）周孔”，事实上，这是与司马氏绝交。司马氏可能忍受嵇康不归顺自己的孤傲，却不可能忍受他离经叛道、讪谤圣王、对自己的影射攻击。

时隔一年，262年（景元三年），吕安、吕巽家的丑事发生，嵇康又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吕巽当时任司马昭的“相国椽”，官运亨通。嵇康在信中说：你我虽然在出处问题上不一致，但我与你诚心相交，后来认识了你年少聪慧的弟弟吕安，更为你高兴。吕安把你所干的蠢事告诉我，他要告发你，被我劝阻，我又劝你们兄弟和睦亲善，珍惜家声，你也曾老老实实地答应我，无论如何不加害吕安，并以父亲的情面起誓。想不到你竟然祸胎暗结，血口喷人，我能说什么呢？这样的话，我再不能同足下有任何交往了，“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

嵇康被牵连入狱，接受不停的讯问，他悔恨自伤、自责，即使如此，他仍然是任气矜才的。

在狱中，他“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他没有想到会因此而死，他甚至希望将来出狱后，学伯夷、叔齐，隐居山野，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可是，事情居然已不可挽回。

有人对司马昭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万不可让他崛起。晋公（指司马昭）无忧天下，却不能不以嵇康为虑，多加小心”，还说“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佹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古时候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因为他们负才骄傲、乱群惑众。如今，不杀嵇康，同样无以清洁王道”，“嵇康要助毋丘俭反叛，被山涛劝阻。齐诛华士、鲁诛少正卯，因为他们害时乱放，所以圣贤去之。嵇康、吕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危害正像华士、少正卯一样，作帝王者决不宜容，而应该找出事端加以清除，以纯洁风俗”。

有关史乘记载，说这些话的正是曾经想结交嵇康而受辱，当时正效力于司马昭门前的钟会。

据说，嵇康入狱之初，许多豪俊之士愿意陪同他一起蹲监。当获悉嵇康的死刑时，三千太学生又为之请愿，要求赦免嵇康，并请求让嵇康到太学充任他们的导师。这样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岂不正是必须处置嵇康的绝大理由？

263年，死囚被押赴刑场。嵇康顾视日影，神色自若，手操古琴，用生命演奏着《广陵散》，他说：

“《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怆的旋律升起来了，弥漫在广阔的天地间，这是嵇康无边的伤感和刻骨的悲恸。

阮籍

天地解兮六合开，

星辰陨兮日月颓，

我腾而上将何怀！

——阮籍《大人先生歌》

后来成了晋太祖的司马昭，借“清洁王道”“以淳风俗”的破败旗帜，处死了总让他放心不下的嵇康、吕安。

对同样是“竹林七贤”领袖的阮籍，司马昭却令人奇怪地以轻松的姿态，宽容温厚地注视他的“胡闹”。司马昭说：“天下有比阮籍更谨慎小心的人吗？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阮籍只能更拘谨地展示他内心深处的叛逆、洒落与狂狷。

贵胄公子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年），父亲阮瑀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在曹操身边任司空军师祭酒、丞相军师祭酒多年，与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等诗酒流连，互相唱和。

阮籍3岁时父亲去世，幼年失怙，阮籍的生活并未落入困顿，家庭的地位以及父执友好的关照，足以让他继续过着温馨饱暖的浮华生活。他曾与贵胄子弟习剑学武，轻薄弦歌，西游咸阳，娱乐终日。舍此之外，他还好学不倦，以古时的苦读者颜回、闵子骞自勉，志气宏放，傲然自得。

他有点任性，也有点痴，这种任性和痴似乎伴随他终生。

一种儿童式的气质和性分是难免使人既爱且怨的，这可以是他最终令礼俗之士厌恶而能得到司马昭谅解的一个注脚。“痴”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令人放心的品质。

有时，阮籍闭门读书，累月将自己关在房中，不见人影。登山临水之游，又让他流连忘返，经日不归。他崇尚老庄既把自己看成万物之一，又让自己与万物相齐的审美态度。嗜酒、能啸，也能弹琴，他常常自觉得意，不顾其他。曾随叔父到兖州，刺史王昶闻其才名，请与相见，阮籍竟一言不发。

沉默落寞的少年阮籍，人们往往以平淡的眼光看待。只有他的族兄，当时做河清太守而以善于鉴识人物著称的阮业，认为阮籍胜过自己。

“无聊”的仕宦

阮籍很早就进入了仕途。

正始年间，太尉蒋济听说他有才具，通过熟悉阮籍的王默证实后，召他任属官。阮籍写“奏记”一篇，亲自送到洛阳城边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

蒋济得到“奏记”，非常高兴。虽然上面写的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等不敢领命的谦虚话，但在蒋济看来，这无非是一般士大夫半推半就的习惯姿态。立刻派人去都亭迎接，可阮籍早已离开了那里。蒋济不悦，迁怒于王默，王默写信劝阮籍应命，乡邻左右也一致劝他，阮籍不得已勉强上任。不久，便称病辞归了。

正始九年（248年）初，曹爽（此公当时排挤司马懿、辅佐少帝、权倾一时）召他为“参军”，阮籍也写了一篇“奏记”，自称“旧素尫瘵，守病委劣，谒拜之命，未敢堪任”，意思是不敢当。曹爽当时志得意满，对他的推辞未予深究。

一年后，曹爽被司马懿颠覆，巢倾人灭，很多人钦佩阮籍的先见之明，否则就难免杀身之祸。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阮籍一方面不停地抒写着“忧生之嗟”，一方面虚应故事地担任着司马氏给予的官职，先后任“太傅从事中郎”“大司马从事中郎”“大将军从事中郎”，又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虽然他同样与曹魏家族的政权渊源深厚，但对司马氏并没有表现出嵇康那样果敢的决绝，他曾向司马昭举荐过他认为是“侯门之秀伟，当时之利器”的卢播，盛赞司马昭“皇灵诞秀，九德光被，应期作辅、论道敷化”。

他还主动向司马昭要求过官职。

第一次，他向司马昭申请做东平太守。他说他曾经到东平（今属山东）玩儿过，喜欢那里的风物。司马昭很高兴他能够有这样的请求。

阮籍骑驴上任，径直走入东平太守衙门，将府内的隔墙悉数拆除，使内外相通，能够直接对望，一目了然。他又大大精简了各种指示政令，十几天后，骑着驴轻松自在地走了，算是离任。从他写的《东平赋》看，东平穷山恶水，“居之则心昏，言之则志哀”，根本不是个什么好地方。

第二次，他要求任步兵校尉，司马昭也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所以，我们至今称阮籍为“阮步兵”。但是，他所看中的却是步兵营中有一厨师善于酿酒，且藏有美酒三百斛。上任之后，便与“竹林七贤”之一的“酒徒”刘伶在营中终日痛饮，遗落世务。

种种迹象显示，阮籍并无意做官，也无意成就什么不朽的政绩。他在诗中常写道“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咄咄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显然，他对“道”“常”“精神”更讲究，也更关心。

他似乎有玩尘世的荣誉于股掌之中的用心。

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人向阮籍报告一件大事，说一少年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阮籍沉默半晌说：“杀了父亲犹可，至于杀掉母亲吗？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类于禽兽，杀母则连禽兽也不如了。”

阮籍邻居家有一少妇，姿色出众，当炉卖酒。阮籍常去喝酒，每喝必醉，一醉就倒，不端不正，正好倒在美少妇的脚边，呼呼大睡。少妇逐渐习以为常，少妇之夫觉得他并无歹意，也不计较。据说，阮籍与他的侄儿——“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及族人常常聚饮，有一次他们正在拼死拼活地喝着，一群猪也将头伸进酒罐，阮籍等喝得忘乎所以，猪也喝得摇摇摆摆。

唯酒是务，焉知有余。以此来应对人生一切烦恼与是非，获得现实中的自我保存，也获得生命的扩张和无限。

阮籍甚至尽量不让自己同司马家族发生任何不愉快。司马昭曾有意为自己的长子（晋武帝）找一门亲事，对象便是阮籍之女，以司马氏炙手可热的地位，阮籍断难拒绝，但是，酒救了阮籍。据说，他大醉六十日不醒，司马昭的求婚使者无从开口，开口所得也是阮籍酒中的糊涂话，何况阮籍本来就讷讷少言呢？

阮籍也追随过当时的大隐士孙登。

在苏门山孙登穴居的洞窟边，他们箕踞相对。阮籍请教黄农玄寂之道、三代盛德之美，孙登寂然不语。阮籍又请教儒家有为之教与方术之士所称扬的栖神导气之术，孙登依然无动于衷，眼睛若有若无地直视着前方，一片茫然的神态。阮籍只好对着他呜呜长啸起来，孙登这才动容地说：“你再长啸一会儿”，阮籍又长啸一阵，直到尘念俱灰，心神和洽。走下山来，行至山腰，悠悠传来长啸的声音，优美如凤凰，又像乐队演奏出浩大缥缈的音响。阮籍细细品味，知长啸者正是仙风道骨已然化外的孙登。

也许，以阮籍对宇宙人生的觉悟，以他颓然自得神游六合之外，情志悄如与世推移和光同尘的修养，已差不多够与孙登心契神通，而不必得隐身于世外的孙登更多的教诲。

穷途恸哭

然而，阮籍终究是近情的。

他意识到“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秋云晞。”，阴阳舛错、天地变化、人事盈冲，最脆弱的是生命，最无常的也是生命。人生尚且无常，何况世事？但是，这两者无时无处不冲击他善感的情怀，他有无数关于人生与世事的唏嘘感叹：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芳？”

“乐极消性灵，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性命岂自然，势路有所由。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

阮籍在他著名的《咏怀诗》中还写道：“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飞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战争、瘟疫、阴谋，时时在生发出足够使阮籍心力交瘁的忧患，短促的人生如履薄冰，以此短促的人生去拥有无穷极的世界，去超越任何分离和阻隔，去超越死亡的胁迫，是难得实现的幻想。在这一点上，阮籍比嵇康更清醒，也有更细腻的体察，他因此而郁郁寡欢，因此而缠绵于人世间真诚的感情，因此而恸哭。

阮籍常痴痴地冥想，形色凋零。举杯独酌，像吞下万斛忧愁，目光直杵。他又常常寂寞地嬉笑着承欢于家中、承欢于老母的膝下。他甚至为自家嫂子的离去（仅仅是短暂的探亲）而感伤生命的欠缺，不避嫌疑，执手相别。为此，他受到舆论的嘲骂，但他说：

“礼岂为我设耶？”

他还曾为附近一位才色皆好、未嫁而死的女子（他并不认识她，甚至不知她的姓名）尽情地哀哭，涕泪交加。

其实，阮籍不仅是近情的，而且是痴情的，他对此生此世的美好也同样怀着痴心的幻想和痴情的眷恋。他是骄傲而孤独的，他曾经在刘邦、项羽大战过的广武，踏上高山之巅，俯瞰中原，喟然长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他常常独自一人驾着车，任性地朝前走，一直走到再也找不到路的地方，恸哭而返。这是谨慎平生中，对于痛苦的短暂放纵，又何尝不是渺小短暂的人生，处处穷途的永恒悲恸？

被包裹的性灵

司马昭任大将军监理名存实亡的曹魏政权后，阮籍老母逝世。知道这一噩耗时，阮籍与人围棋正酣。对方无心再下，要求到此为止，阮籍不肯，定要决出胜负。

之后，阮籍又从容饮酒二斗。突然，他一声狂吼，吐血数升。

嵇康的哥哥嵇喜（此人当时正苦心经营着自己的职守，被阮籍目为“礼俗之士”）知道阮母去世，虔诚恭敬地前来吊唁，阮籍漠然以白眼相对，嵇喜不欢而去；接着，嵇康捧着酒、挟着琴，晃悠悠地前来，阮籍大悦，像过节一样，欣然以青眼相待。这就是阮籍有名的“青白眼”。

裴令公楷也来致哀，阮籍醉眼蒙眬，披头散发，盘膝坐着。裴楷哭着行礼，尽哀而返，阮籍旁若无人，依然纵情啸咏。有人笑话裴楷说：“吊丧该是主人哭，客人方致礼，阮籍若无其事，你哭什么？”裴楷回答：“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不循礼教，我辈俗人，自然要按规矩行事。”

居丧其间，阮籍曾在司马昭处与何曾等一起吃饭，阮籍饮噉不辍，酒肉不禁。有人因此质问司马昭，晋王以孝治天下，而阮籍重丧在身，居然酒肉常食，无礼放诞，应该把他放逐到边鄙海外，以正风教，无令污染华夏。

司马昭回答说：“阮籍母亲谢世，你们不能设身处地替他分忧，还要处罚他。他有病，羸弱不堪，毁顿如此，饮酒吃肉也不是丧礼所完全不能通融的，你们不能宽厚置之？”

因为丧母的哀痛，外坦荡而内淳厚的阮籍形销骨立，几乎灭性。及母亲将葬，阮籍蒸了一锅肥肉，又饮酒两斗，然后与母亲诀别，先是默不出声，痴痴无所反应，突然大叫一声：“穷矣！”废顿良久，吐血一阵。

因为对现实有着更加无奈的孤寂情怀，阮籍对身外的一切也必然变得冷漠、智慧而淡定，他细腻痴情的天性为木讷的外表所遮掩，他返璞归真、臻于自然的人生意向与独立不羁的生活情趣，包裹在哲学悟觉与审美形式的双重茧壳中。

大人先生——哲学的理由

舍去某种天性的差异外，阮籍在人生旅途中，确实表现得比嵇康更娴熟于作为士大夫的艺术。

与嵇康写作的那些切合具体情事的政论文章不同，阮籍的写作是高度哲学化的。

在《通老论》中，阮籍表达了几乎与老子一样的社会观：“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厚薄之降也。”最理想的自然是“依道”“仗德”的远古时候，也就是原始的混一无别的泛神论世界，在那里，天人之理，自然之分，治化之体，等等，都是朴素而浑然融洽的，生命也是天然的圆满的。最不幸的是“任智”的时代，开化了的时代，也就是说，最多地发展了人的心智并且以人的心智（而不是神道的意志）来管理国家、料理人事时，便会使人的自私、丑恶和攻击性达到顶峰。

出于相同的构思，阮籍在《通易论》《乐论》中更多地发挥了关于“绝对人生”的论辩。《易经》是“变”的哲学，“顺天地，序万物，故万物莫不一也。阴阳性生，性故有刚柔，刚柔情生，情故有爱恶，爱恶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见。八卦居方以正性，蓍龟圆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义以定性。仁义有偶而祸福分，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这一类的叙述是辩证而神秘的，最后的结论无非是“道可道非常道”，在理性的范围内，它们并不留下什么准则，真正的理解来源于某种与作者相同的直觉和经验。接下来的推衍就是一种很现实的立论了，阮籍认为：明察天道的人是无所欲求的，审悉人之德行的人是从不忧虑的，处上的人不应该欺凌居下，居下的人不应该触犯富贵者，明乎自然则安于自然，这就是天道人道的结合，也就是“顺天地、序万物”的自然法则在人世间的印证。

阮籍说：“由此观子，易以通矣”，即真正知道了《易经》的奥义。以此看来，人生最大的罪孽——不合天道物理的罪孽就是不安分地用智用心与行动。

在《达庄论》中，阮籍的理想阐述得更明确：“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消息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阮籍以对话的口气探讨人世间的不变之道，其实，他是在尽量地说服和反省着自己，为生存的妥协寻找立足的依据，寻找哲学的指称。他舍弃那种不达于命、汲汲于功利的缙绅好事之徒的生活方式，而希望“抚琴容与、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的自在人生。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最出色的自状。据说，是他拜访孙登双双长啸之后写成的，“大人先生”的原型就是孙登。

“大人先生”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反过来就是“以一步为万里，以一朝为千岁”，瞬间觉悟永恒，滴水照澈宇宙），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与造化相推移”，这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人，与天地相始终，无思无欲。

阮籍力求通达于自然生命之道。

审美——生命的对称与补偿

据说，楚王曾遗失良弓一把，众大臣要为楚王四处寻找。楚王说，楚人失之，楚人拾之，何必再找？孔子听了，认为楚王的话不够通达，主张说，人失之，人拾之，何必再找？老子听了，仍不以为然，他说，失之，拾之，何必再找？

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它意在揭示某种绝对主义的悟觉要求。

阮籍有限的违俗与高度的自我意识，基于对生、死的同一性的体察，基于对圆满与亏缺、本真与自为的清醒的见识，基于对生命相对性的痛苦理解，选择的过程正是一个不断舍弃和觉悟的过程：“为无为而名不能累矣，事无事而世不能役也”，反叛逐渐丧失了社会内涵而呈现出日益强烈的哲学意味和虚无色彩。

在此基础上，以阮籍的脆弱与敏感，以他冷漠淡泊的外表下内心的拘谨和郁结，成就一个作为现实人生补偿的审美世界是必然的。

阮籍作有《东平赋》《亢父赋》《首阳赋》《清思赋》《猕猴赋》，文章绚丽，汪洋恣肆，与他现实生活中的窘迫与危机相颉颃。《咏怀诗》八十二首，是早期五言诗中的瑰宝，是魏晋诗坛的巨构。它们远没有建安诗甚至嵇康诗中的慷慨任气，没有“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汉末实录”般的社会写照，而闯入了诗歌艺术的本体世界，确立了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将可见的现实与赤裸裸的思想情绪蓄积于心灵，再以相对称的感性形式显示出来，以对抗短暂、卑琐、冗杂的世俗生涯。寒风玄云、旷野茫茫、堂上荆杞、清露凝霜、修竹射干等等，曲折地表达出他内心的躁狂及他所面对的世界的紊乱、颠倒、反常与慌乱。

玉石俱焚

阮籍“口不论人过”，试图确立“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恬于生而静于死”的人生。

他是洞察秋毫而装糊涂，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才体会出一种不计逻辑的悟性的潇洒。他说谎，他糊涂，如此这般，方可以安身立命，明哲保身，方可以多少有些圆滑地应付世事。

但是，内心存在着紧张、焦虑、恐惧、激动，终究是一个活人的标志。阮籍面对着纷乱的现实变故，其实如怀汤火：“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

阮籍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他游移敷衍的暧昧态度不足以服务于司马昭的需要，随着司马氏不断剪除政敌，“晋文帝”已呼之欲出了，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形式让作为大将军的司马昭体面地成为晋文帝。以前的事总算搪塞过去了，权臣钟会几次谈话也没有套出什么足以向他问罪的口实。但是，对司马昭来说，既然有心留着阮籍，既然别人在大将军面前只能毕恭毕敬，唯独阮籍可以箕踞啸歌、酣饮自若，便有阮籍作为“名满天下”者的可贵的用处——以他的声望替司马昭有意无意地举着那块伪造的招牌。

景元四年（263年）十月，阮籍派上用场的时候来了，阮籍再也不可能玩儿似地敷衍。

在司马昭自己的授意下，魏帝封他为“晋公”，位国相，加九锡。这件事本来从景元三年以来就曾三次试探着提出过，司马昭左顾右盼，看看世人的脸色，每次都谦虚地“固辞”。现在条件越来越成熟，不过，当魏帝下诏书加封时，他还必须再一次礼节性地谦让。然后，由公卿大臣“劝进”，再受封，如此便显得上合天意，下称民心，是众望所归。

当时，阮籍只担任散骑常侍，并非要员，然而，一篇堂皇的“劝进文”，却特别指定由阮籍执笔。由阮籍执笔的分量与必须由阮籍执笔的含义大家心里都明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诏书已下，司马昭也“谦让”一遭。只待众官员“劝进”。“劝进文”呢？原来，阮籍根本就没写，是忘记写或者是别有用心而不想写？此刻，阮籍正在朋友家饮酒，他大概又一次想用酒来蒙混过去。但这一次非同寻常，司空郑冲写了亲笔信，派专使快马加鞭赶来，即刻要文章。阮籍便由人扶持，带醉态而心里明白地当场起草，一字不改，很快就给了使者。文中自然要将司马昭比作伊尹、周公，这正是司马昭所需要听到的，又劝他老人家“宜承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何必勤勤小让也哉”！

无论如何，这篇“劝进文”阮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说他对曹室怀旧情而对司马氏怀敌意，仅从他立身的哲学看，都是违背真诚的“越轨”行为。

一篇“劝进文”，证明了阮籍的软弱和苟且，而狷介者要把他的行动看成投机钻营的表现，尽管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劝进文”是神来之笔。可以想见由此带给阮籍内心的分裂、愧悔和不安，更何况他原本嗟生伤世、忧患缠绵，他的精神就此崩溃、颓丧，以致不堪收拾。

263年底，也就是写“劝进文”后两个月的景元四年年底，阮籍溘然长逝。

死时，他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像他那样潇洒地狂饮烂醉，因为他的侄儿阮咸已经如此，还因为他的儿子大概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喝酒。

李白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杜甫《不见》

据说，李白降临人世的时候，他母亲梦见太白金星入怀，故名李白，字太白。李白少年时候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见一老妇人正在细心地磨着铁杵，李白好生奇怪，问磨它干什么，老妇人说，想把它磨成针。李白感悟，重回山中，继续学业。《天宝遗事》中说，李白曾梦笔生花，尔后果然文采风流，名播天下，成为不朽的诗人。

有关“天才”的传闻，很多可能仅仅是人们善意的附会。

但是，绝世的放纵与浪漫，不朽的激情与狂想，无与伦比的天才与苦闷，却真实地伴随李白的整个生涯，以致我们在隔代的相思中，已很难体谅他漫无边际的神圣的苦痛和梦想。

传奇身世少年游侠

唐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李白出生在西域碎叶，他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代孙，属李唐宗室，有深远的贵族血统。据说，他的先辈犯了某种“谋逆”之罪，所以窜居西域，“绝嗣之家，难求谱牒”，致使后来李白每次想表白自己的家世渊源又羞于启齿，总在半吞半吐的尴尬中。

也许，所谓家世，原本就是李白为了便于立功于当世而不得不虚荣地编造的。

李白5岁时，父亲带着他潜回蜀郡，藏身隐名，定居僻塞的剑南道昌明县青莲乡。从西域到四川，长河落日、疾风衰草、瀚海荒原，这童年的印象永远留在了李白的脑海中，为他激越的诗情平添许多壮阔的意象。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性敏早慧，读书不辍，遍观古来的文章典籍，喜欢并且动笔模拟司马相如汪洋绚丽的辞赋，名动西蜀。

前礼部尚书苏颋出为益州长史，李白路中投刺，拜见苏颋，苏待以布衣之礼，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然风力不够，但有成大器的禀赋。

李白的学识杂乱散漫，曾与东严子赵蕤隐于大匡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学习经世的才略。赵蕤博学淹通，长于经世，节操高尚，不赴征召，著《长短经》十卷，言王霸之道，辨析时势，纵横捭阖，上至君德臣行，下至通变相术。李白一生喜读王霸之术，对于春秋纵横家们的事迹了如指掌，以管仲、苏秦、诸葛自许，显然受了赵蕤的影响。

蜀中的履历上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游侠生活。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少任侠，手刃数人。”他很小就长剑随身，往来旁郡，北抵陇右，漫游三国时邓艾入蜀取道的江油，直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游侠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游侠的勇气、胆略，逐渐内化为一种人格，影响、决定着李白的一生。

李白20岁，南游成都，遍历锦城风流，也见识了市井生活的种种细节，“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似乎是这一段生涯的写照。后又游峨眉，登金顶，领略了佛光的诱惑，“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云”。

浩荡的唐文化与蜀中原生纯朴的风土人物，哺育出李白高标自许、肆行无碍的心性。他不停地走，不停地幻想，不停地打碎和创造，为自己寻找更广阔的世界，去印证他充盈活跃的生命，印证那个如日中天的文化时代。

离家万里仗剑远行

开元十二年(725年)春，24岁的李白，开始了离家万里的仗剑远行。他向蜀中山水投下深情的一瞥，轻松地吟诵充满自命不凡气息的告别诗：“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同年秋天“发清溪”“下渝州”，很快到达荆门，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湘楚。

吴指南因病死于洞庭之滨，李白恸哭不止，如丧骨肉。抚摸着同伴的尸体，李白第一次感到冰冷的恐怖，生死之间原来仅有一层薄薄的隔离。他哭得泪中带血，哭出了自己从未体验过的置身于广阔天地间的孤独和悲哀。然后，将吴葬于湖边。东下南京，这已经是第二年的秋天了。

游子的行踪遍及维扬越中，东涉溟海，酒馆、歌楼、河舫、舞榭、寺院、赌场，“不渝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李白慢慢变得囊中羞涩。

“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他没有找到迈入国门的途径，心中时时涌动着青春难耐的伤感，与无根漂萍的凄惶。

三年内，千金散尽，他所得到的仅仅是逆旅的相思、无言的轻蔑，是青楼薄幸名，是苦闷的诗，而不是关于社稷民生的经济、事功，甚至无关乎起码的生计。“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南图无从，北游失路，零丁而已。他不得不考虑自己仗剑远行的最踏实的初衷。

727年，李白结束了吴山越水间的逗留，回舟向西，游云梦，这是他曾在相如辞赋中读到的最令他心醉神迷的所在。

就在这一时期，李白应召，娶故相许圉师的孙女，入赘许家。开始定居湖北安陆，结识了“风流天下闻”“迷花不事君”的孟浩然与无心仕进、潜心修炼之术的元丹丘。

这是一段饮酒、读书、吟诗、览胜、感伤的蹉跎岁月。许夫人贤惠温柔，萌发着不安和躁郁的是李白已将身世许明时的匡世之志，他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事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但是，入赘许家并不能给他提供用世的机会，赘婿的身份本就难堪，地方负有察举职能的长史大吏，在欣赏李白飘然不群的诗文后，又总是听到关于李白颓唐浪荡的风流逸闻或者难以羁勒的狂傲。人事上曲折的迁就和算计，一副诗人肚肠的李白是无以理解的，何况他少不谙世。

在安陆北寿山的书房里，一灯如豆，风雨飘摇，李白剑眉紧锁，奋笔疾书，向最有可能将自己举荐入朝的裴长史、韩荆州诉说自己的真诚：

“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隔，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

“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愿君侯慧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思，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洞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之门，不可以弹长铗乎？”

冯讙曾在孟尝君门下长铗常弹，孟尝君不以为过，冯讙终于有用武之地；毛遂自荐，亦得脱颖而出，获其所哉。

李白的人格和热忱，却没有让裴长史、韩荆州认可，最真挚的情感在世俗的理智面前同样显得轻浮可笑。

最令人难堪的还是在李长史面前的遭遇，李白因醉撞了李长史的马车，“御者趋召，明其是非”，李白“入门鞠躬，精魂飞散”，“退思狅愆，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昼愧于影，夜愧于魄，启处不遑，战跼无地”。

如此诚惶诚恐的生活，对于敏感而狂热的李白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剩下的出路，只能“西入秦海，一观国风”。

初识长安西入秦海

开元十九年（731年），李白留下妻子，取道南阳、洛阳，前往长安。

盛唐的长安，文明荟萃，规模宏大，红尘喧嚣。在开放性的精神气氛与恢宏的牧歌情调中，隐含颓堕与不可一世的病态气息，充斥着物欲与浮华。

李白以朝圣者的姿态，首先觉察到的是自己空前的孤立与渺小。

悒郁愁闷中，他看到了堂堂皇城中斗鸡走马者的得意，看到了人事杂错中的机巧。李白向朝廷奉呈了自己刚刚写成的《明堂赋》，《明堂赋》辞彩富丽，“明堂”却是唐玄宗认为有乖典制的建筑。李白不知道其中有内幕，只知道自己的文章泥牛入海无消息。

李白决定隐居离长安不远不近的终南山。在此之前，隐居终南山已开始成为获得皇帝重用的捷径，当时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在终南山建有别馆。玉真公主在太极元年即出家为道士，赐号“持盈法师”，一度师承司马天师承祯，司马承祯曾盛赞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认识了玉真公主，并且获得玉真公主的青睐，同时认识了宰相张说之子——皇帝的女婿卫尉卿张垍，此公当时获得玄宗的“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赏赐珍玩，不可胜数”。这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适合李白的职务，毛病也许正出在这里。

李白做客玉真公主别馆，向着黄昏秋雨，满怀愁绪，埋头喝酒，对贵胄公子的张垍怀着侥幸推荐自己的奢望。而张垍眼里除了李白的锦绣文章、经纶才识，格外令他丧气和嫉恨外，其余的就是李白一副落魄潦倒的神态让他觉得可笑而无足轻重。李白看出以张垍心底透露的讥诮，他想起了南朝时的刘穆之。

刘穆之少时贫穷而放纵，不修边幅，不拘形迹，经常到自己老婆江氏家混食。吃完饭，又不避嫌疑要吃槟榔。江氏兄弟说：“槟榔主消食，你老兄常肚子饿，刚吃饭把肚子填饱，又何必再吃槟榔呢？”后来，刘穆之做了官，请江氏兄弟赴宴。酒足饭饱之余，刘让厨子用金盘端上一盆槟榔，回报了江氏兄弟当年的侮慢。

历史的陈迹恰好对照出李白眼前的窘迫，挫折培养出李白狂乱的诗思与痛苦的豪情。“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门。”他记念起蜀中的欢乐与温柔，“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他要回归蜀中，谒拜亲慈，西去阳关，寻找他熟悉的痕迹。这是失意的浪子最深情的反顾。

然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悄悄收拾起行装，收拾起自己的壮兴逸思，折回长安，准备起程西行。长安庄严而喧闹，大道如青天，李白怎么也猜不透穷达之间的交叉路径。他想，韩信在淮阴市井受胯下之辱，贾谊远窜长沙死于忧郁，也许从来就是如此。

李白最后拜访了自称“四明狂客”的贺知章，将自己全部的诗作摆在了同样喜欢狂歌酣饮的贺监面前。贺当时正做秘书监，管理朝廷的经籍图书，职虽属从三品，却不是皇帝的宠臣。升平时世的玄宗已不太关心书里记载的文治武功，贺知章纵有千种经国策略，也往往打发在诗歌里。

贺知章翻开第一卷，就看到了李白在郁狂中写成的《蜀道难》。没有读完已连赞数声。匆忙把李白拉到酒馆，对酒谈诗。

原来，贺知章对李白的诗名已有所闻，读了《蜀道难》，才知道李白的诗写得惊天地、泣鬼神。一老一少，互相激赏，手舞足蹈，沉湎在诗酒里。恍惚中，贺知章觉得李白天资卓厉，像谪仙临世，脱口说：“公非人世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尽管贺知章不能把李白直接推荐给玄宗，李白已然觉得别有洞天，发现了真正的自己，“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长安落魄，风尘困顿，虽然找不到任何世俗的成功来对付唯利是图的世态人情，落荒的逃遁，却有了精神上的成熟与对世事的洞察作为补偿。世事如轮，翻云覆雨，行路难，归去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在与贺监超现实的精神默契中，找到了出陇右、回西蜀、磨砺豪情、强健诗魄而不斤斤于功利的理由。

此行的初衷，不也正是要“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吗？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不羁的豪情，在天末大荒的莽莽边塞找到了恰当的表达，童年和少年时无数次想象和依稀相识的绝域风光一一呈现在眼前，令人胆气陡生，壮心未已。

边塞无边的天地、无边的视野，培养了李白的宽阔情怀，边塞无边的寂寞和孤独，使李白也像边塞将士一样，对家室妻儿怀着深情的眷恋，“相思千万里，一书值千金。”“去年寄书报阳台，今年寄书重相催。东风兮东风，为我吹行云兮使西来。”“结发生别离，相思复相保。”而且，在李白浪迹陇右时，西北边塞还很平静，立功建业的希望非常渺茫。李白因此更怀着失意，感物动心，缅然赋归，“秦水别陇首，幽响多悲声”“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可是，亲慈长逝，老友星散，蜀中的过去也已萧瑟成梦，不堪回首。

李白由水路出蜀，返回安陆。舟至荆门，他看到江陵熟悉的灯火，心情格外激动。

书剑飘零

李白仗剑远游，“射乎四方”，他自信“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所以，“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不求小官以自安，他一直希望像诸葛孔明、谢安、鲁仲连，“起来为苍生，投竿佐皇极，一举而至卿相，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这是天才的自信和自负。纵酒任侠、抚剑夜吟、凤歌笑孔丘，更表现出一种难以企及的古远的浪漫气质和潇洒风度。李白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之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这是文学的主张，也未尝不是人生的主张。

李白初上长安，西入秦海，落魄而返。现实的遭遇强化了他“不屈己不干人”的品性与行为的倜傥不羁。“尧舜之事不足惊，自馀嚣嚣直可轻”，除了淑世干政的选择之外，似有更宽的人生领域在等待他。

回到安陆，李白有一段从容的家居生活。娱妻弄子、读书吟诗、参玄理佛、以文自广。酒越喝越厉害，常常整日以醉当醒，也常到安陆四周的名胜区域栖息小住，看不尽的桃花流水，大自然中有远胜人间的天地，使人心境澄澈，恍然远离尘嚣。

开元二十四年（763年），李白应友人元演之邀，到了太原。

元演的父亲是太原守备，李白得以轻松自在地挟妓纵酒。醉饱之余，畅游古来名胜，清风明月，浮水泛舟。

多年后，李白还记得当时的赏心乐事。据说，后来成为唐朝名将的郭子仪当时是太原的戍边小卒，犯过受责，李白壮其辞色，为他说情而获免。李白晚年长流夜郎，郭子仪也曾鼎力解救。

离开太原，李白下洛阳。老友元丹丘访道归来，相会于颖阳山居，南阳岑勋亦慕名相从。老友新交，面对滔滔黄河高谈阔论，世事人生，唏嘘不已。李白从来不曾平静过的躁狂的心灵，弥漫着亘古以来的怅惘、忧愁、迷失与悲苦。他在诗中写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此后，李白继续漂泊于中原。

约开元二十六年（765年），许氏夫人去世，李白带着一双儿女（明月奴、平阳君）东游齐鲁，置居于任城、沙邱（今山东济宁和掖县）等地，与一刘姓女子和“鲁一妇人”有一段短暂的并不正规的婚姻，行踪更加不定，醉梦里常认他乡为故乡。

他曾经与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于泰山南边的徂徕山，人称“竹溪六逸”。他们以尼父自比，交谊深厚，有时共食同眠，几人穿一双鞋，高歌酣饮。

南下江淮的旅程，李白同样傲岸而放纵。

尽管他时时思念东鲁的儿女，却不愿守在家中，过一种琐碎而麻木的生活。他的人生，他的诗，正在江湖行走中。

湖州迦叶司马问李白是何人，李白很乐意地告诉他：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江南如画的风景中，李白骏马美妾，混迹于舞榭歌楼、烟花巷陌，与风尘女子时有往返，聚饮酒肆中，了无忌惮。他习惯在这样的平民世界寻找一种平等的氛围。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天宝元年（742年），李白42岁，他的诗歌文章已名播海内。

唐玄宗李隆基天生一种感性气质，对具有情欲激发性的声色歌艺样样精通、爱玩不疲。他不止一次听到了李白的名字，甚至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嘴里也听出他们对李白的激赏。

玄宗接连三次诏李白入京。

这正是李白寤寐求之的事。

李白杀鸡买酒，狂饮烂醉，在秋天的落日余晖中把剑起舞，然后，“仰天大笑出门去”，跃马着鞭，远涉前程，用自己蕴蓄已久的“社稷策略”去游说万乘之主。

早该如此了，“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说。

这极大地满足和激发了李白的虚荣心和进取心。

然而，这是一场注定要归于失败的徒劳的单相思。

李白怀着惶恐和期待，筹划着要如何应对皇上的召见，如何把自己的满腹理想在应对中淋漓尽致地加以表达。12年前，长安寂寞的观望却是别一种滋味——痛苦而闲散。

一个清静、寒冷的早晨，李白在宫内侍从的引导下进入大明宫金銮殿，双眸炯炯地站在“圣寿千年”的盛唐皇帝李隆基面前。

唐玄宗从御座起身，上前一步迎接李白。

“吾皇万岁！白一介书生，性本草野，才微识浅，得沾圣朝雨露，主上天恩，不胜惶恐之至。”

“卿是布衣，名播宇内，为朕所知，非素蓄道义，累积才识，不至如此。朕三十年来，广开贤路，亲造英才，山野遗贤，靡不毕至，李卿既有杨、马之才，何来其迟？”

“白久居僻壤，耳目闭塞，又兼疏懒成性，不堪识拔，自弃圣朝，有负明时。”

“从此，卿便在翰林供奉，随时待诏。用生花之笔，为朕张扬王化，润色鸿业，后人知汉武有相如，亦知玄宗有李白。”

在玄宗一阵笑声中，李白只觉得懵懂如梦。等他重理思绪，从惶惑中醒来，准备接受关于天下国家的咨询时，玄宗已由丰腴体面的宫女们簇拥着退了朝。

接下来，便有不少宫中侍从如获至宝地将李白送到翰林院。

过了一些日子，李白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所谓翰林院供奉，只是一种以文学辞章被顾问的侍从职务，并无官阶。但是，皇帝可能随时差遣，以李白的才华，也可能平步青云，因此，朝廷内外对李白均怀着三分趋奉之心。

李白常常出入宫中，参加朝廷的庆典，参加皇帝主持的饮宴，陪同皇上出游，侍候娘娘赏花，无论哪一种场合，李白的任务都是作文赋诗。他的诗写得非常出色，才思敏捷，想象独特，令皇帝都觉得格外新奇。他的游侠气度也让皇帝觉得别有风采。

唐玄宗曾在带领宫女们行乐逍遥时，对高力士说：“对此良辰美景，岂又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高力士于是就召李白。其时，李白正在宁王处饮酒，已酩酊大醉，匆忙赶来，颓然拜舞。侍从们只好用冷水浇他一头一脸，才得三分清醒。皇帝命他作《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李白取笔立就，律度对属，无不精绝，龙颜大悦。有一次，宫中牡丹盛开，玄宗和杨贵妃一起对酒赏花，命李龟年领梨园子弟唱歌助兴，李龟年是唐代著名的歌唱艺人，他手执檀板，准备开始，皇帝突然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便命李龟年拿金花信筏交给李白，要李白立刻写《清平调》词三章进献。李白宿酒未醒，便应命作词——“云想衣裳花想容，东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池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使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词既切合主题，又作得风流潇洒，李龟年一边唱，皇帝一边吹笛相和。

据说，更令李白骄傲而令朝中谨小慎微的太监官吏们惊讶的是，有时李白醉中填词，意兴所至，便请大太监高力士脱靴服侍，贵妃娘娘还为他捧墨端砚。

唐时的宫禁和宫廷礼制，因为皇帝本身的浪漫情调而显得较有随意性，唐文化本身也不是一种戒律森严的文化。

李白供奉翰林，依然喝酒、醉酒，杜甫曾在诗中写到他喝酒而忘乎所以的情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还经常找到旧识新交的贺知章、崔宗之等一起饮酒游逛，人称“酒中八仙”。李白自己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岂落他人后。”

李白不是那种想方设法削足适履去适应别人的角色，他仍然保持着山野中人的粗放气质，天才、骄纵、豪爽、颓放、激动、为所欲为，即使在皇帝面前，他也免不了随意嘲骂那些獐头鼠目精明平庸的宠臣，致使皇帝几次要给他一个相当的官职都被人阻止了。

李白只能“布衣待丹墀”。

有一天，皇帝终于命李白做了一件似乎是意义重大的事，让他草拟诏书（据说，只有他识蕃文，能够看懂对方的文件，并用对方的文字写成檄文），征讨吐蕃。

李白将自己献身社稷立功边塞的理想与气魄全部注入笔端，笔走龙蛇。玄宗很高兴。

然而，得意也到此为止。当他逐渐明白“征讨吐蕃”的含义，逐渐明白这样的征讨无非耗费财物、牺牲人命、徒增孤儿寡妇并且让某些人可以增加荣誉升迁的结局时，李白猝然觉得异样的空虚与不安。戍边士卒们孤独悲苦的歌声和苍白冰冷的脸，中原父老无声的祈盼，闺中少妇的凄凉苦颜，同时奔涌在李白的眼前。长安浩渺清冷的月色下，千家万户正在为边关的亲人织锦捣衣。李白禁不住心中的哀伤，泪如雨下。

长安城中，犬马逍遥，鸡鸣狗盗者均有万贯家私，太监酷吏，宅第连片，细软无算。皇帝喜欢斗鸡，长安就设有御用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司“鸡务”。

而在李白激情的浪漫中却不乏良知，即使身陷于普遍的侈靡放纵中，他也多少会有一种理性的思想者的觉悟和出自底层经历的自我反省。当他发现这一切已不可逆转而构成恶性循环时，他的灰心与绝望就不可阻挡了。

李白曾有“北门之厄”，一群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将他团团包围，无聊地威胁和逼迫他，李白虽然勇武却寡不敌众，幸得有人把他从长安陌巷的狼狈中解脱出来。在翰林院，李白曲高和寡，所知所想越多，越遭人唾骂耻笑，他疏散的习性，总让那些规矩地生活而又精明地算计着利害得失的小人嫉恨。当时在翰林院做中书舍人的张垍，过去对李白的窘境态度倨傲，后来降从安禄山，此时对李白的得意处不能不怀着阴暗心理。李白“目中不知有开元天子，何况太真妃、高力士”“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傲慢，也使宫中上下反感。据说，不阴不阳的高力士就一直记恨着李白让他当众脱靴的耻辱，肉多于骨的杨贵妃也因为李白在诗中将她比作汉代的赵飞燕而恨恨不已。

“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庄严的朝廷内外，无处不充满着琐碎、残忍的迫压。“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李白绝假纯真、不苟且求全的天性，又使他不会去自觉地弥合人与人之间本不可弥合的隔离。

他与宫廷与玄宗的疏远，日甚一日。与此同时，李白怀着惆怅，一一送走长安城中能够与他“共话古今情、诉说王霸道”抵掌清论、玄谈绝倒的朋友。

刘十六入楚山渡湘水，裴图南要高卧嵩山。

王昌龄灞陵告别，灞水浩浩，岸边古树寂寞、芳草萋萋，让人想起绵绵远道的伤心征途。

年过八十的“四明狂客”贺知章也高唱骊歌，告老还乡，他等待着李白以后过访，此时却是“人亡余故宅，空有落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

李白空落落地徘徊在长安热闹的街头，远处终南山白云悠悠，他想起山间田野薄酒芳樽的自由。

事实上，玄宗召李白入京，并非出于国家政事的考虑，而是一种矫饰的需要，促使他将李白置于宫中，作些行乐的诗词。李白以诗人的野犷之思，能够敏锐地感受到盛唐时代越来越纤弱的精神脉冲，却没有精细的品质与投机妥协的本领来切入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社会运行机制。

玄宗觉得他并非朝廷缺之不可的人物，其实他也已经不再需要朝廷重视了，李白却可能误触宫廷内的忌讳，玄宗终于“优诏罢遣之”，解除了他并不踏实的“翰林供奉”——宫中待业。

悲剧其实早已铸成了。

李白“布衣”而来，“布衣”而去，天宝三年（744年），“高歌大笑”离开长安，继续他诗酒隐侠——不平凡的哀乐生涯。

斯人独憔悴

历史上有不少人设想过李白与杜甫间的互相敌视，当他们用狭隘的心灵去体会“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所谓真理时，对李白与杜甫隐蔽的仇恨就更深信不疑了。

李白在诗中写道“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吟诗苦”，“吟诗苦”自然是诗思不畅。杜甫有诗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铿是六朝一个不算出色的诗人，这是不是互相之间有意的贬损呢？

现代人的思考与此相反，总是习惯上升到内分泌的高度去体察人与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于是认为，李杜之间苦闷的相思与无边的期许，是否会有隐约的同性恋驱使？

事情的真相比人们的揣测似乎要单纯。

李白离开长安至洛阳，33岁的杜甫从齐鲁漫游归来暂住洛阳。

此之前，杜甫曾和李白一样行踪遍布吴越，他一直想建立安身立命的功业，其实也是在寻觅一种人生境界、一种称情的诗意。杜甫在洛阳的生活很不称意，“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他厌倦了虚伪的“机巧”和臭味的“腥膻”。李白就在这时，摆脱“腥膻”和“机巧”，从长安“赐金还山”。“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探讨幽隐的人生），“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杜甫诗）他们的相识并见相亲，像是宿命的约定、夙世的契合，由性格差异构成的互补还是其次。

老成落寞的杜甫与嗜酒天真而年长11岁的李白，一起饮酒作诗，一起发牢骚，一起骂街，慷慨怀古，飘然不群。

不久，他们同往汴京，开始梁宋之游。与诗人高适一起登吹台，“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杜甫诗），做遗落世事、寻欢作乐的日夜酣游，享受生命的意趣与精神上的高度体贴通融的可贵情谊。

在霜冻冷落的旷野中，他们围猎狐兔，然后席地而坐，燃起篝火，炙烤猎物。黄昏时，登上单父琴台，仰观万里风云，俯看落叶如雨，在空中徘徊。

天宝四年（745年），高适南去。李白与杜甫又在北海太守李邕的酒会上聚首，“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他们不愿再谈论簪缨贵族的荣耀，而口吟橘颂，心系沧海，对人生怀着更深沉也更微妙、更宽阔也更茫然的期许。于是，扬鞭跃马，几经曲折，走访了闲姿幽质、隐居在乡间的范居士。居士门前酸枣垂荫、寒瓜满架，他用蔬食和水酒殷勤地招待了李白与杜甫。

在与杜甫默契沉练的交往中，李白试图使自己躁郁的情思得到安静，他甚至炼丹砂，想学心清如明镜的道士，使自己变得淡定自若而不能够。杜甫曾赠诗给他：“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知道，李白的“飞扬跋扈”是无从改变的，尽管他总是从李白无所羁绊的性情以及李白疯狂、智慧、果敢、轻率、高傲、壮丽的人生中看出某种令人忧心的险峻，却无限敬佩李白时时处处的豪迈与明朗，只能更加怀着温柔的怜悯注视着他。李白来不及细察这一切，或许他心里明白却像他从来所愿意的那样不以为意，举起了离别的酒杯：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李白的自信和自负是永远的。但他再没有找到与杜甫“金樽重开”的机会。

杜甫西去长安，李白继续漫游。

杜甫在长安写道“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表达了对李白遥远的怀想。“竹溪六逸”之一的孔巢父归游江东，杜甫嘱咐他“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

李白后来因为永王李璘事获罪，流放夜郎。杜甫将不绝的相思与缠绵的忧伤一一写在诗里：“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深信李白将声名不朽，但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李白只有和冤魂共语，伴汨罗江水哭泣，“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李白的诗、李白的人格、李白的命运，无时不召唤着杜甫细腻情怀的温柔感应。

我纵言之将何补永别长安

李白回到沙邱家中，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就这样回来了。

沙邱城边有一株老树，在落日的暗淡光景中，摇动着晚秋的萧瑟。李白独自喝着酒，觉得寡淡无味，唱着歌儿，也觉得索然。“思君如汶水，浩荡寄南征”，被现实也是被某种永恒的精神所放逐的浪子，在苦闷中对杜甫同样怀着相思。

李白依然踽踽独行于江湖。有时，与其说是漫游，还不如说是生计所迫的仓皇奔走，“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像当时孔子绝粮于陈，形同丧家之犬一样，他经常写一些酬赠诗，要求或者感谢别人的接济和招待。

令他感慨不尽的是“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刻薄势利的人情，对于犹存古侠风范的李白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让他迷惘莫解。

不久，李白入道箓，正式接受道教的洗礼。他并不是真正向慕神仙，皈依教义，“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人间不可托些，吾将采药于蓬邱”。他是想从此“极目四海，手弄白日、挥斥书愤”，以此来“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李白从来不用苦难自戕，而是以自己放达的行为、放达的诗驱除苦难。入道便如饮酒，在绝对精神中幻求真的人性、真的人生，“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蟹螯即金液（仙药）、糟丘（酒）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登高台”“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涤荡千古愁，留恋百壶饮”。

饮酒入道，已然一介隐者气派的李白，其实根本上不可能放弃匡济时艰的抱负。他说“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所以，他“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邈之风，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他尽量漠视眼前的窘迫，悲壮自雄，“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却常常魄动心惊，唐玄宗求长生之术，满天下香烟缭绕，神符弥漫，又屡兴战事，开疆拓土，民不堪命。

天宝十年（751年）左右，李白怀着“报主酬恩”之心，漫游赵、燕、晋、魏。他要去证实一种更加可怕的预感：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是否会拥兵称王。

事实正如某些隐晦的传言一样，安禄山一方面在朝廷争取皇帝和文武大臣的信任，一边以戍边为由，不断扩张北国边庭的军事实力。

李白匆匆经潼关，入长安。在他看来，当时的形势，就像华山神曾经预言“明年龙祖死”而秦始皇果然于次年崩殁一样，变故一定要发生。

将近十年不见的长安，唤起了李白曾经得意和失意于朝廷的记忆。一别蹉跎，风尘漫漫。

李白已经“赐金还山”，根本找不到向玄宗陈述心事的途径。他走笔赠诗，希望有人能给他帮助，但是，李白用尽了所有的忠诚，却“心知不得语”，只有“揽涕黄金台，抢天呼昭王”的悲怆。报主之愿，济代之心，不能不化作空前的愤怒，李白将玄宗比作楚怀王、殷纣，在诗中表达了彻底的失望：

“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葹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媭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谁与论？”

没有人理解这种苦衷，灾难行将降临：“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怒吼，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他看不到灾难的尽头，看不见除了远窜江湖如自己的忠臣外，有谁能扭转危亡。

从此，李白像屈原“怀沙哀郢”，永别长安！

流窜的长途

失望的李白想起阮籍的“穷途之哭”。不同的是，阮籍面对的似乎是不可挽回的生命“穷途”，而在李白看来，盛唐之走向“穷途”却是人为的失败。

卞和曾献璞玉于楚怀王，楚王把璞玉认作石头，治卞和欺君之罪，断其左足。卞和再献，断其右足。盛唐天下有多少如卞和的忠臣义士呢？北海太守李邕被杀，尚书裴敦复死于非命，左丞相李适之自杀??山雨欲来，李白披发长啸如古之狂叟，却并不希望自己的预言真的落实。他决定往江东，寻访老友元丹丘，用元丹丘不喜不愁的方外之思和江东秀丽的云烟山水，平息心中几近疯狂的躁郁。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世事和人生，都只能通过他自己，去达成和保持一份寂寞的自在，一份未卜先知的宽解。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李白又惊又喜又忧伤。

天宝十三年（754年），李白在扬州，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单骑来访。此人读李白诗，对李白渴慕多时，一年前，离开家乡王屋山，经嵩山、到梁园，辗转吴越，行程三千里，追寻李白。（当时慕名而寻访李白者远不止魏万一个），向李白倾诉了自己的景仰和一路的艰辛。李白异常感动，与他一起饮酒游览，同舟入秦淮，至金陵。

李白很欣赏魏万的勇气和才能，认为魏万必将著大名于天下。李白把自己的创作交付他，请他编成一集，并且伤感地嘱咐他照顾自己的孩子明月奴，然后金陵相别，李白作诗道：“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

送走魏万，李白在金陵畅游多时。与“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月夜溯长江过白壁山玩月，观者如阵，李白“顾瞻笑傲，旁若无人”。又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通宵歌吹自娱，乘醉棹歌秦淮河。大自然在李白心中逐渐恢复了寂寞而伤心的美，“沧江溯流归，白壁见秋月。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阳雪。”“会稽风月好，却绕剡溪回。云山海上出，人物镜中来。”

不久，李白到了宣城。宣城有谢眺楼，是遗落的六朝烟水，李白面对历史的残迹，写下了“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诗句，只有独坐在宣城的敬亭山上，他才觉得有一种依托。

不幸的是，沉闷与压抑的气氛快要被打破，平静行将消失。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只字不识的安禄山率二十万大军，起兵范阳，以征讨朝廷奸相杨国忠为名，意在颠覆唐室，创建自家基业。河北诸郡烟尘千里，所过州县，望风披靡。承平日久，帝国精神、政治、军备乃至普通的兵器都仿佛烂到了极点，安禄山如履平地，长驱南下。

李白只身前往梁园，迎接他续娶的宗氏。一路上，满脑子浓烟大火、刀枪兵戈、灰败的战旗与僵仆的尸首。

当他带上宗氏夹在潮水一样的难民中向南奔逃时，安禄山的大军攻破洛阳，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九日，安禄山进攻潼关时，守将哥舒翰二十万人马全部溃散。哥舒翰投降，安禄山率叛军进攻长安。

六月十二日夜，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悄然潜逃四川。途中士兵哗变，要求处死杨国忠，玄宗赐杨国忠死；三军又要求处死杨贵妃，玄宗忍痛割爱，赐贵妃死。

长安城内，叛军任意杀戮。皇帝不知去向，百姓恐慌异常。

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当时随身的文武官吏仅三十人。

叛乱日甚一日，不堪收拾。李白“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他很长时间没有如此的亢奋和激昂，如此真诚地希望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但是“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他只好鞍马投赠，书剑飘零，退而自嘲，隐居在庐山屏风叠，真正做起了晋太原中的武陵人。

至德元年（757年），玄宗的另一位皇子永王璘以平乱为号召，出镇江夏，筹集物资，招募将士，起兵东至浔阳，闻李白名，便欲招在幕下。

李白早就盼望有这样的队伍抵抗安禄山南下、收复北方失地，“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李白欣然投入永王幕中，希望“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当李白夸张而激动地想象着自己“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时，肃宗早就提防着永王膨胀自己、拥兵分庭的算计，诏命永王速速赶回玄宗身边，永王不从，肃宗集中力量以讨逆之名，将永王的军队包围。内战在金陵附近展开，永王一败涂地，逃走鄱阳被杀，乌合之众作鸟兽散。

李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匆匆南逃，追兵如蝗，将他在彭泽抓获，投入浔阳狱中。罪名是：附逆作乱。

半年后，江南宣慰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为李白推覆清雪，上书唐肃宗荐李白可用。肃宗原谅了自己的弟弟永王，却不能原谅李白。李白在狱中陈诗崔涣“能回造化笔，或冀一人生”“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万愤结缉，忧从中催”。又用宋若思的口气上表求救，“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哀哉悲夫，谁察余之贞坚？”

在狱中，李白还作《万愤词投魏郎中》：“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树榛拔挂，囚鸾宠鸡！”“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他的儿子并没有逃离东鲁，妻子远在庐山，一门星散。国事没有转机，吐蕃侵西北，回纥又凌辱中原。李白满腹凄凉，读《史记?留侯传》。

乾元元年（758年），李白58岁。可能是郭子仪的斡旋，免了李白死罪，流放夜郎。

他由浔阳出发，浮长江、上三峡，背负“附逆”的狼藉声名，踏上流窜的长途，“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夜郎万里途，西上令人老”。曾经到过的一山一水、曾经见过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无限酸楚，“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第二年，肃宗册立太子，全国大赦，李白也在被赦之列。

万里流徙，不想有生还之日。一旦释归，李白“旷如鸟出笼”“炎烟生死灰”“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经历了不死的苦难，李白居然恢复了以前的亢奋，恢复了饮酒高歌的豪情。他仍然固执地热爱他的李唐天下，热爱他栖息的故土。

郭子仪克复两京（长安、洛阳），他欣喜若狂，“媿无秋风力，谁念矍铄翁”。在浩瀚的洞庭湖上，他与曾经割珠相赠、寸心相知的朋友贾至诗酒盘桓，“南湖秋月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与汉阳县令王某千金买醉，“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天上人间的无边气象，重现在李白的天才诗篇里。

天夺壮士心吾衰竟谁陈

李白获释时，很多人已经把唐朝的“中兴”大业挂在嘴边。

但是，胡兵的变乱并没有平定。李白觉得“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改弦易辙，任用贤俊，该是当务之急了。

759年，史思明打败唐军，杀死安庆绪（安庆绪曾杀死其父安禄山）自立为大燕皇帝，洛阳又被占领。

761年，史朝义杀死父亲史思明，率兵向南骚乱。唐太尉李光弼率领百万大军，出镇临淮，抵抗史朝义。李白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可惜“半道病还”。他为此伤心长叹“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在此之前，李白由江夏至浔阳，与老妻相见，即赴金陵。他壮心不已，盼望朝廷的征召。但是，他从来不曾断绝过的夸张的自信，世人已不再理会，“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豪士无所用，弹弦醉金罍，东风吹山花，安可不尽杯！”。连他自己也意识到虽然“平生傲岸，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江湖，未尝一日摧眉折腰”，但是，此生此世，作为“辅弼”的抱负却是在失败中终结的。

“我发已种种，所为竟无成”，失败的崇高奖赏是他苦闷中写成的诗，“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这是他莫大的荣誉，也是他莫大的悲哀。“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晚景凄凉，李白暮年生活的贵族气味，丧失殆尽。

他是曾经“附逆”的人。而且，他的人生狂旅即将走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青云直上”的指望。酒肉豪门逐渐与他疏远。在诗中，李白多处表现了一种类似平民精神的怜悯与感激。

他曾为一荀姓老媪给他进饭而惭愧得不能自禁，“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他又为宣城一位善酿老春酒的纪翁之死而哭泣：“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在安徽泾县，他与桃花潭的农民汪伦情长似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宝元元年（762年），62岁的李白衰病交加，到安徽南部的当涂，投靠当涂县令——他的一位族叔李阳冰。

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将诗稿交给李阳冰，请李结集作序。李阳冰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原、宋玉，鞭挞扬雄、相如，千载独步，唯李白一人。”

宝元元年十一月，李白逝世，逝世时，赋《临终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米芾

劳生奔走困粗官，揽镜鬓毛斑。物外平生萧散，微宦兴阑珊。奇胜处，每平阑。定望远，好山如画，水绕云萦，无计成闲。

——米芾《诉衷情》

他的姓氏是用作了他所创造的一种山水画的命名——“米点”。这在画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殊荣。

他的一生又始终被人看作处在一种心理病态之中，人皆呼为“米癫”。

在社会性的正规场合，他本人总是不惮其烦地为自己分辩。曾有人以癫狂为罪名弹劾他，他便致书宰相蔡京及诸当政者，陈述自己久仕于中央、地方，皆受大臣们的知遇，未听说有人因米芾有癫症才举荐他的。这些书札被定名为《辩癫帖》流传于世。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米芾又常常不惮以痴癫的行径，甚至卖弄自己的痴癫。宋徽宗曾赐米芾银十八笏，赏劳他为偏殿书写屏风。米芾三番五次对押银的太监说：“请转奏圣上，知臣莫若君，臣自知甚明”。宋徽宗听了太监的转奏，爽然大笑——按宋代计量制，十八笏恰等于“九百”这个数。“九百”是宋代骂人“痴呆”的通用语。

高超绝逸的书画，痴狂乖谬的为人，既然造物者执意要把两种异常的禀赋畸形地注入同一个生命，人们也只得以异常的心思来理解这个怪杰了。

巨人也是侏儒

从他的家世和出身来看，是找不出他心理失常的基因的。

米芾有一个可称得上显赫的家族。米氏家族据传是楚国芈（芈mǐ，是春秋时楚国祖先的族姓）氏之后，世居太原。米芾的五世祖米信，是宋朝开国时的勋臣。曾祖以上，世官武职，到父亲光辅（名佐），才读书习儒。米芾少年时得以生长于皇庭贵戚的门墙之内，却是由于母亲的关系。他的母亲阎氏内通掖庭，曾是英宗皇后高氏的乳母。

宋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年），受过米芾母亲哺养之恩的高后做了皇太后。由于太后顾念旧情，18岁的米芾在“恩荫”的护佑下登上了仕途。

米芾终其一生的游宦生涯毫无色彩。在六位皇帝（神宗——徽宗）先后登基的40年里，他做过十几任平平淡淡的小官，最初的官职是秘书省校书郎，以后曾在浛光、临桂、长沙、杭州、雍丘、涟水、无为、淮阳等地做地方官，先后两次入京为官。所得到的最高官阶是五品，最高的官职是礼部员外郎（这个官职是他被人称作“米南宫”的由来）。

一生际遇平平，甚至有些潦倒，但在米芾的自白里，不大看得到怀才不遇、英俊沉埋的牢骚感慨。他确实不是奋志云霓、肩扛栋梁的那种庙廊之器。他不大情愿而又庸庸碌碌地在官署里打发日子的年代，正是大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有声有色的政治剧的时期。

王安石完成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有数的伟大改革家一生轰轰烈烈的业绩。而苏轼即使在被贬谪的杭州任上遇到荒年，也曾上疏请求把50万石上供的白米留给饥民，又动员本地民伕疏浚西湖，以付给湖工酬劳的方式赈济了灾民，同时又完成了西湖水利工程，修造了纪念碑式的苏公堤。

而米芾，据他的朋友蔡肇的记述，家居时全然是个萧散的闲人，根本不像能升堂问事、“掩簿叱胥”的凛凛命官；履行公务时的米芾，却又是十足的一副官样。他面如严霜、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照本宣科，搬弄出各种典籍、文牍里的官面话，喋喋不休地训诫和申觞诚惶诚恐的下属们。

伺候过多少历任长官的属员们最初自然不堪忍受新上司装腔作势的言辞苛责，但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发现，新任长官的严厉仅仅如此而已。同这种表面上风火雷霆而骨子里却“无为而治”的行政长官保持相安无事，其实是最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于是习故蹈常，例行公事，有时甚至“越法纵舍”。他们知道在书生气十足的现任长官手下偶尔弄弄这些小把戏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死板的米芾，也有过十分轻松的行政手段。

绍圣初年（1094年），米芾任雍丘县令。刚上任就遇上旱灾，蝗害大起。邻县的地方长官正为漫天飞来的害虫感到惊惶，严责里正们并力捕除。其中有人对长官说道：“本县蝗情严重，皆由于相邻的雍丘县驱蝗过境所致。”县官未加深思，便把里正的传言载入公文，致意雍丘县令，克请贵县务必将蝗虫扑打收埋于本处地界，勿以邻国为壑。米芾正在宴客时收到临县的紧急公文，展开读过，笑得前仰后合。把文牒递给客人去奇文共赏。随即取过笔墨，在公文后大批绝句一首，交给了信使。那诗是这样的：

蝗虫原是空飞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

这位天赋里缺少治人之道的区区县令，虽然有些书生气，却并不昏庸。从小陶冶他的圣人教诲和为人的天良，让他始终秉持着作为一个食朝廷俸禄的“父母官”所应用的道德意识。

在封建时代的官场中，向上对驾驭和使用自己的上司负责与向下对供养和仰赖自己的百姓负责，这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永远在折磨和鉴别着每一位跻身其间的官吏。米芾在陷入这种窘境时，同样只能天真而执拗地表现着他的书生气。

也是在雍丘县任上，这一年大荒，雍丘全境饥民相携逃荒，哀鸿遍野。而有司扣留了例应发放的赈济，理由是这个已经无粮可缴的县分交不出当年的夏税。催租的官吏天天坐在县衙里，米县令被夹在职责和良心的夹缝当中。他做不出几年前苏轼为灾民请留上供米数十万石的豪举，也终于没有想象出苏轼以工代赈疏浚西湖那样的妙策，忧思苦虑的结果，只是留下一纸请求调为庙监的辞呈，一首牢骚愤懑的《催租诗》：

一司旦旦下赈济，一司旦旦催租税。

单状请出三抄纳，百姓眼中聊一视。

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

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东归早相乞。

对米县令的乏智和无能，有一部分人是不会苛责的，那就是他们治下和不属于他们治下的苍生百姓。不过这对于他们个人在当时的身世遭际、对于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适应和顺从自己的命运，都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和影响。不适合于官场生涯的人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以晋人陶潜为典范和先导，离开了官场，找到了各自选择的——实际上却是彼此同样的归宿，在那里他们共同书写了一部大书——田园文学。

这是一本读不完、说不尽的巨作。无数生命的伟大和可悲、高尚与辛酸、辉煌和抑郁，都用活着的文字写在里面。

米芾的生命却在书写着另一部书。

他混混沌沌、漫不经心地在窄小的仕途上踱来踱去，数十年始终没有离开与他天性极不相宜的官场。没有些微的官声，没有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政绩，没有弄到一个像样的官阶和官职。从仕三十年，他的墓志铭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供记颂的东西。在官场政治这块田地里，他只是一个矮小可怜的侏儒。人们可以想象，这数十年官署的光阴是多么干瘪无聊，这位为官者数十年中的心绪又会是多么的阴沉枯萎。

然而，这种状态的米芾，我们是看不到的。

在中国文化史上，米芾是一尊相当有光辉的塑像。他不仅被当时的几位大名人一致推重，被苏轼称许为“天下第一等人”，而且米芾这个名字，几乎在各个时代的中国都家喻户晓，他得到的声誉和仰慕远远超过不少文治武功的帝王和达官显宦们。作为一个庸碌的小文官的阴郁心理，全然隐没在一片宏丽氤氲的云霓背后。

与石头有关的生命

米芾心中的云霓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纯粹精神性的世界。

发生过这么件事：

绍圣年间，米芾尝为涟水军使（今江苏省涟水县），此地向西南不远，就是远近闻名的灵璧（在今安徽省）。灵璧的出名是由于它的磐石。这种石料质地精良，叩之作金玉之声。唐人采之，制作磐。磐石中又有色泽美润，形态奇巧，玲珑如峰峦的。正是这一类石头，像主人似的占据了米芾的官署。米芾费尽心思，毕恭毕敬地把他们弄进衙门，弄进后园，弄进居室。一尊一尊地加以评骘品鉴，选择世间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逐一为他们命名。

这项活动能让涟水军使整天把自己关在后院不出来视事。于是按察使杨某风闻了这位极不称职的下属的作为，赶往涟水履行自己纠察的职责。他辞色俱厉地对玩物丧志的米军使说：“朝廷以千里付公，汲汲公务，犹惧有缺，那得终日弄石！”

米芾不止一次地遭到过这类呵责，他在官场的黯淡光景也与此大有关系。

然而，这正是米芾之为米芾。他没有理会，也几乎不怎么理会这些谴责、申斥和鄙夷。他的灵魂正是在这些令人不耐的声色里悠悠进入另一个境界。必须远避尘嚣的山林田园，无须什么万念俱息的苦寂修炼，他便能够像一个梦游者，像神魔附体，像老僧入定一样，在公务冗繁、人濑喧嚣之中让自己悠然升入另一空间，另一片热土。

崇宁二年（1103年），米芾正在短暂的无为军（今安徽无为）任中。濡须水经过无为境内东入长江。米芾闻知河畔有一块异石。这石不知从何而来，忽然一日间出现在水边。由于它来历的神异色彩，没有一个人敢去触犯这块外形美妙足供清赏的怪石头。米芾以地方父母官的权威态度，命人把祸福莫测的石头移到州治，以求朝夕相伴。运石的人进了州衙，米芾叫人把异石安置在庭中，自己盥浴更衣，设席拜于庭下，高声祝道：

“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

自此之后，米芾的名字便永远同怪异的顽石联结在一起了。

“米癫拜石”成为当时与后世腾嚣众口的趣话，成为历代画家最珍爱最典范的画材。与“太白醉月”“张癫狂草”等等一样，成为一种凝定的象征体。濡须水边的顽石是无生命的，而它却呼唤和反射了一个极其旺盛，无比激昂的生命，一个只为着高超的精神追求而存在、而颤动的生命。

米芾为这段独具性格的佳话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无为军的官职。他拜石的事受到了言官弹劾：无为军知州公然把一块莫名其妙的怪石头请至官厅奉之上座，口称兄长，礼赞跪拜，这样疯疯癫癫的行为难道是一位受命于天子的现任官员所能有的吗？

而米芾的癫狂是不可救药的，它是从血液里带来的痼疾和偏执。他沉醉在自己营造的一片瑰丽璀璨的天地里，丝毫也不理会天地之外的人们对自己投来的各种眼光。

米芾曾得到僧?周的一尊端州石砚山，石体参差，天然呈峰峦状，峰峦下的山麓可以受水研墨。新主人面对着这件名贵的爱物竟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好抱着它，和自己枕席相伴，同眠了三日。他在回绝朋友向他索取一方石砚的书札里，直接把那石砚当作自己的头颅：“蒙您赐教想要索取我的宝砚。要知道被取去心的人就成为失心之人，失去头颅的人就成了项羽啦。宝砚原是米芾的头，是谁挑唆您来索取它，事须根究。倘若您非要米芾的头颅不可的话，自然也只得双手摘下呈上让自己变成无头的项羽，永远沉沦在乌江。然而那样，我却成个什么样子呢！”

他的另一座心爱的砚山被密友薛绍彭以他物换去。此石一旦归彭所有，即使米芾专程拜会恳求出示一观也不可得，这使得砚山旧主人极其心痛，赋诗一首，以寄眷眷之思：

砚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

唯有玉蟾蜍（文具），向予频泪滴。

无冕之王

米芾与砚的亲密关系来源于他同另一样东西的密切，那就是墨。墨对于他，大致就如同水一样，在有生之年须臾不离。

米芾自言“一日不书，便觉思涩”，他一生留下的墨迹究竟有多少，已经永远无法知晓了，南宋人仲并曾在“吴兴沈师所藏米老帖”上题道：“此老无恙时，此帖家家有也”，不难想见当年米芾字迹为千家万户所珍藏的情形。今天所能见到的，仅是沧海一粟。米书的成就与地位，历代书论多所议论。就风格而言苏轼形象地描述为：

风樯阵马，沉着痛快。

与米芾在书法上并肩的黄庭坚的描绘是：

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

米芾自论书法，期望的是一种辩证的完美：“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而他本人的笔墨，却使人仿佛面对着一个天真不羁的青春少年，气势咄咄而稍逊深沉，秀逸英发而不屑蕴藉。就像黄庭坚比较温和地批评的：“似仲由（子路）未见孔子时风气耳。”

在宋代齐名的苏、黄、米、蔡四大书家当中，米芾似乎受到更多的后人偏爱，人们所偏爱的，或许正是米芾那种飞扬凌厉的少年意气吧。如果据此来推想米芾书法的喜好者大多处于青壮年时期，也许是不会错的。

在龙蛇飞动的米书里，流动着喷薄的生命汁液，流动着书法家当年的狂桀、高傲和无限风流。当年米芾在瑶林殿为嗜爱书画的徽宗书写方广二丈的巨幅时，御案上异常器重地摆着玛瑙砚、李廷珪墨、牙管笔、玉镇纸水滴和御赐的酒果。书法家束紧宽大的绣袍、落笔如惊鸿脱兔，身体轻捷地腾挪纵跃，手下黑色的龙蛇挟风云之势腾舞而出。挥洒之际，意气昂扬的米芾闻知天子正在帘后观赏自己的壮举，倏然回身反顾，抗声叫道：“奇绝陛下！”

书法家的作品和书法家本人都使徽宗惊喜异常，他随即下诏把书学博士的职衔赐给了米芾。

在书法的领地中，米芾是一位无冕之王。

在自己的领域里，他不仅岸然平视君临天下的人间帝王，而且简直可以睥睨大千世界的一切。在挥毫的瞬间里，他的生命升腾到最高境界。他曾在徽宗面前完成自己的得意之笔后，踌躇满志地掷笔于地，慨然大言道：“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

王羲之父子是米芾平时推崇备至的前代书圣，米芾自己的书法语汇中就有着对小王（献之）的明显的师承。因此，上面这句话被很多人视为米芾式的狂妄和大言不惭。其实这毋宁说是一名自觉的艺术家必然具有的性格。

在艺术创造这条千辛万苦的路上，对引导过自己的先行者们没有一点背离和狂妄，是不会成就一个真正称得上艺术家的后继者的。在这方面，米芾与他人不大相同之处，只在于他对这条法则把握得更自觉，而且时常以他有些过甚其辞的言语表达出来而已。

米芾是绘画史上一位特殊而神秘的画家，一位由个人独创了一种别出心裁的画法而后世却见不到一幅真正属于他的作品的画家。

米芾山水的面貌，只能在他的长子米友仁传世的《潇湘奇观》《云山墨戏》等作品中微略窥见其大概了。米氏云山所描绘的是在五代山水画家董源的画面里常常出现的烟云掩映、微雨迷蒙的江南景象，董源某些手法也隐约出现在米画中。而构成米家山水不可重复的独特面目的是那些硕大的点，那些浓淡参差、迷离氤氲，布满在山头、树冠、水畔的充满笔趣的横点。这种独特的画法是米芾长久地面对润泽多雨的吴山楚水而悟出的，人们把它称作“米点”。

“米点”“米氏云山”，这名称本身就足以使一位职业画家得到最高的心理满足。根据记载可知，米芾几乎在描绘任何一种对象时都要本能地、不倦地求得自己独一无二的面貌，努力避免“与他人面目相似”这种耻辱。人物画方面，他认为自己远远高于师法吴道子而独步当时的李公麟，“以李常师吴生，终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顾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此外，米芾所画的松，据目睹者的描述：

纸上横松，梢淡墨画成，针芒千万，

攒错如铁，今古画松，未见此制。

唯一遗憾的是，这些真迹后人永远不会见到了。

赝品的内涵

集中在米芾身上的秉性，是一种奇特的组合。

他似乎最为忌惮自己与别人的面目相混，而同时，又以能画得（写得）与他人的作品一毫不差作为自己最大的乐趣和自豪；他平生痴狂地酷爱和搜寻名家真迹，但同样酷爱自己来制作赝品去愚弄世人。

他也许是最早而且是最多地制造伪作的书画家。

能被人鉴别出来的伪造便算不上伪造。而不能被鉴别的伪作又何必怕人指为伪作？因此，米芾的作假常常不是隐晦的而是公然的。他经常借去别人一些心爱的收藏，用心临摹，然后将原作和自己的临本一起送到主人面前，自己则满怀期待地站到一旁，听凭主人从两件作品当中拣出他自己收藏多年的珍本。

他常常能由此得到一些稀见的佳品，因为字画的主人们往往会错误地取走米芾所临的那些似乎比真品更为逼真的伪作。试想主人即使知道了自己的错误，面对这样异常坦诚的卑鄙，又能说些什么？由米芾伪造的名作也因这种缘故而随处可见。他在自己的札记中一再颇为陶醉地数说他人把自己的临本误作稀世珍宝的情形：

余临大令王献之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废帖装背，以与沈括。一日，林希会、章惇、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明斋，各出书画。至此帖，余大惊曰：“此芾书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岂是君书也！”芾笑曰：“岂有变主不得认物也？”

余居苏，与葛澡近居，每见余学临帖，即收去，遂装粘作二十余贴，仿《名画记》所载印记，作一轴装背。一日出示，不觉大笑。葛与江都陈叟友善，遂赠之，君以为真。余借，不肯出。

于是，米芾的狡狯遂广为朋辈所知。他愚弄了他人之后的得意之色更其令人愤愤。

一次，米芾的友人杨某在丹阳居官，款留碰巧路过的米芾。桌上的菜肴是一盆鱼羹，主人显得十分殷勤而恳切地说：“今日为君作河豚。”米芾仔细看盆里的鱼，果然像河豚，他哪里敢去碰这带有剧毒的美味，只好忍着饥馋承受着朋友居心叵测的虐待。饭后，朋友才像米芾用假字画嘲弄过别人之后那样大笑着说：“您大可不必怕它，这碗河豚也不过是一副赝本而已！”

并不卑下的奴仆

“文人无行”，有人用这句话把全体文人说成一群无赖。而米芾式的无赖，却纯然出于一种可怜的癖好。

他所酷爱的这种东西，似乎无关乎济世兴邦，无关乎衣食饱暖，但却有这么多人把它看得比人间富贵珍奇百倍，甘愿为它倾尽个人所有的全部情感和心血。这些人就被称为艺术家。米芾身上的道德缺陷，都是属于艺术家的心理病态，一种由于忘我的、志在必得的精神欲求而产生的心理病态。

米芾藏有一本极其珍爱的《王略帖》，为王羲之书。这本帖原来的主人是蔡攸：米芾在真州时，一次登船谒见蔡攸。蔡取出《王略帖》相示，米芾一见，不觉失声惊叹！当即恳求以自己的藏品换取。蔡攸有难色。米芾抱着字帖，大呼着奔向船舷，做出即欲跳江的姿势，说：“生平所藏从未有如此绝妙的神品，既不能得到它，活着还有什么意趣！”蔡攸自然熟悉米癫平日的狂悖行径，然而却也为这种狂热的无赖所感动，于是米芾得到了《王略帖》。

当然，也会有不易被感动的人。

米芾一次向关长源请求换取他渴想已久的唐摹虞世南《枕卧帖》，长源表示必须得到米芾所藏的陆探微《狮子图》才行，米芾答应了。长源又表示：“此画不足当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朱砂乃可。”米芾又连忙答应。长源最后说：“细思二物，皆有愧于虞帖，非得公头不可！”对这样扫兴的尴尬事，米芾会长久地耿耿于怀。他在自己撰写的《画史》中别有用心地写道：

“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而适其欲，乃是达者。”

只有对米芾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达者”的口吻。

米芾众多的事迹中几乎没有一件能表现出他的慷慨风度。对于他癖爱的对象，米芾的吝啬，会使人想不出还能有更极端的方式。一次米芾自己装裱李邕《光八郎帖》，不料揭起时粘了一分墨在金漆的书案上，这使得他心痛得一个月不肯洗去桌上的墨迹。

与米芾交情深厚的苏轼回忆说，元祐四年（1089年）六月，曾与章致平一同往见米元章。两人欲求得米芾那些从不示人的珍品一观，于是章致平尖刻地说道：“长公，您曾见过这样的人么：当有密友请求一看他所收的书帖时，不到万不得已，他才自己亲手打开箱箧的重重扃锁，然后摸摸索索取出一轴，两只手提着，离开你一丈多远展开。若是想稍微看清楚一点，只要你往前迈一步，他就会立刻把那字帖收进去——您见过这么小家子气的人么？”

米芾听到这么入木三分地揶揄自己，才解嘲地笑着，取出“二王”、怀素等的十来帧帖子。苏、章这才知道，米芾平时肯拿出来示人的都不过是些聊以搪塞俗人眼目的东西罢了。而章致平的话也并非夸张，米芾让人观看字画的办法实际是：

洗净两张书案并排放置，铺上干净的纸缫之类的。米芾恭恭谨谨洗了手，亲手从箱箧中取出藏品，置于案上，客人凭几而坐，从容细看，而米芾很殷勤地操持于案旁。一切自己经手，只容客人眼观。客人叫展开，米芾即展开；客人说卷起，米芾即卷起。客人据案观赏，姿态雍容像尊贵的主人，而米芾弓腰曲背劳碌趋走像一名谦卑的奴仆。

米芾之所以乐于从事这样奴仆式的服务，据他自己说，“实惧客人以手指点、衣袖印拂之。偶一及之，必洗书如初。纸素不可以数洗，必欲戏一触之，是毁书也”。

米芾所藏的书画，行动随身。在江淮为官，出行时官船上高悬一示牌，大书其上曰“米家书画船”。

古怪的洁癖

水，不仅仅只用来清洗被人触摸过的书画。

米芾的另一项少见的独特之处，就是他与水的关系。他对水的过分癖好被当时人呼为“水淫”。他时常不停地洗涤着自己，只是为着维持一种洁净的自我感觉。于是，盥洗差不多成了一种仪式性的活动。任太常博士时，奉祀太庙，由于觉得祭服上的水藻火焰的图案显得龌龊刺眼，也用水把它洗去。这一公然渎圣的行为，曾使他又一次被革去官职。

据说米芾有一位女婿名段拂，字去尘。当年择婿，米芾只是听到这个名字就选中了他。因为这个名字“既‘拂’又‘去尘’，如此好洁，真吾婿也！”

米芾的友人们感到他的洁癖弄得这么惊世骇俗，未免有些做作。

一次，米芾向他的好友周穜炫耀说：“近来得到一砚，非世间所有。仿佛是天地秘藏起来特地等候我来鉴识珍藏的！”周穜有意不为所动：“米公虽以博识闻名，但所得之物真伪各居其半，不过是特别长于大言夸饰罢了！”米芾立即起身去取砚，周极意称赏不已，说：“真是尤物。只是不知发墨如何？”即叫人取水研墨。水还未到，周穜迫不及待，随手取墨沾了些唾液来试砚。米芾见了霍然变色道：“公如何前恭而后倨？！这砚已经被污染，不可用了，就此赠给您。”周穜并非有心要算计米芾的珍宝，不过是想借机戏弄和考验一下米芾那夸张的洁癖。事后仍持砚归还旧主，谁知米芾却执意不肯收回了。

不过，一旦米芾陷入了他常有的癫狂心态，他也会全然忘记自己还有过这样一丝不苟的洁癖。崇宁三年（1104年）任书学博士时，一次为宋徽宗在大屏风上书写《周官篇》，书成，宋徽宗称赞备至。米芾趁机捧着刚刚用过的御砚，跪请道：“此砚经臣濡染，不可仍以进御，取进止。”徽宗听罢大笑，欣然首肯，以砚赐予米芾。米芾喜不可言，舞蹈拜谢，怀抱着余墨淋漓的御砚急趋而出。他平时从不让仆人沾手的洁净朝服上登时遍体黑斑！

这时的米芾已年过半百，大约三年后，即大观元年（1107年）这位终生像儿童一般无遮无碍的老人病逝于淮阳军任所，年57岁。大观三年（1109年），葬于丹徒（今江苏镇江）长山。

透过他一生所创造的超逸的艺术之美和留下的众多痴玩戏谑的逸闻逸事，我们仿佛看到一丝大智若愚的微笑。

在世人眼里，米芾的痴愚癫狂是可笑的。而谁知道他嬉笑嘲谑的态度，是否正是对于那些一生都是死水无波却自认为沉稳持重的“正常”的精神世界的傲视呢？

在世人眼里，米芾那些古怪的、无谓的癖好是可笑的。但谁又知道，米芾在自己的“万花筒”里窥测扰扰攘攘而无比窄小的尘俗世界，又会是什么感受呢？

在米芾留下的《画史》中，有一段他的自白：

杜甫诗谓薛少保（稷）：“惜哉功名迕，但见书画传。”??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笔墨精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钿端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粃埃壒，奚足道哉！

米芾其人，形貌轩昂，风神潇洒。“进趋襜如，音吐鸿畅。虽不识者，知其为米元章也”。

米芾的冠服依唐代规制，不同时俗。所到之处，总要招来人们的围观。有一次，他戴着唐制的高檐帽乘轿出行，低矮的轿顶妨碍着他的高冠，他于是吩咐撤去轿顶，让自己的帽子惹眼地、高傲地耸立在轿外。

唐寅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

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

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

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唐寅《言怀》

唐寅为一般读者更熟悉的名字是“唐伯虎”，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称号，这一称号，出自他本人自镌的一方印章。

并非偶然的一笑

1500年，明代弘治年间，春色旖旎的苏州。

一名文士，将要被后世称为画家或文学家，此刻却是一身青衣小帽，正在柳困莺迷的苏州运河边盘桓着。一只硕大的画舫颟顸地驶过河面，舫上珠翠纷纷地活动着一群女眷。中有一人，秋波脉脉，流盼着岸边怔忡的文士，莞尔一笑。

这一笑，发展成一段古代罗曼史中饶有性格的风流故事。

接下去要发生的情节，是整个南运河流域的妇孺士庶都久已熟知的：文士为了那心有灵犀的笑靥，跟踪着画舫，直抵吴兴。易微服做落魄状，敲开了某一显赫的乡宦世家的大门。蒙主人收用后，被分派为主人的两公子伴读。此后两公子的时文日益令人惊叹，只是乐极失察的父亲尚不明白自己天资平平的儿子忽然下笔立就的锦绣文章，其实是出于一个素养和名望很高的捉刀者的手笔。

一段日子过后，当这书僮在主人家的事业正进入全盛时期，他递上了辞呈，请求回乡完婚。两公子哪里肯放，主人也尽意慰留，承诺了优渥的条件：阖家上下的丫头任凭拣择一人为婚。书僮欣然从命，于是阅遍群芳，得一人名秋香者，自然就是苏州运河上慧眼识人的窈窕女郎了。

合卺之欢，自不必说。一天有贵客造访，由书僮陪侍。客人惊异地认出书僮即是名满江南的大才子某某，书僮大笑。主人闻之愕然，立即待以上宾之礼。次日赠以百金，送书僮夫妇同归吴中桃花坞。

这段轶事还有另一个更为简洁而浪漫的结尾，结尾是一首诗：书僮偕秋香于洞房之夜双双私逃，于乡宦家的赏赉一芥不取，仅留诗一首于壁云“六艺抛荒已半年，如飞归马快扬鞭，去将花坞藏春色，了却伊人三笑缘”——句首四字合为“六如去了”。

六如居士，是明中叶“吴中四才子”及吴派著名画家之一唐寅的别号。寅字伯虎，一字子畏，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

关于唐伯虎，在他去世后不久的时间里，就有了众口哓哓的像《三笑姻缘》这一类轶事遗闻在民间风传，其中甚至有诸如唐寅与某指挥使女儿密约幽会，不慎为某友人所知，此人于是设计灌醉唐寅而自己趁夜黑冒名赴约，结果与女方双双被捉奸者杀害这一类带有惩戒性和羞辱性的记闻，如此等等。

所有的传言都指名道姓，子丑寅卯，言之凿凿。

这或许是因为唐寅恰好在据说是邂逅秋香这一年公然在自己的印章上镌下“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么一句肆无忌惮的印文；或许因为在他残留的三百首左右的诗中，明确题为美人图和咏美女的就有近三十首，更不算那些妩媚言情的词、曲；或许因为唐寅一生的婚姻，曾有过不足为有道者效法的三部曲，而且关于他最后一位夫人沈氏，甚至有出身青楼的说法。

折桂之图

唐寅生长于吴县（今苏州）吴趋里，父亲唐广德，操商贾业，是酒商。

广德是位“贾业而士行”的人，衣饭行业是商人，品行和理想却是士人的。他决心要让看起来很有希望的长子从举业出身，聘请了良师教育尚在幼年却天资绝慧的子畏。至今，唐集中还收留着好多篇“制义”（八股文），唐寅早年肯定在这上头下过悬梁刺股、十年磨剑的功夫，他不能、而且恐怕也没有想过要违拗父亲善良而入时的意愿。

父亲在世时，唐寅的发奋攻读用“足不出户”来表达是毫不夸张的，他确实由于从不出门而在家门口的巷陌里迷过路。当时勤勉精进的情形“屹屹有一日千里气”。“广寒宫阙旧游时，鸾鹤天章卷绣旗。自是嫦娥爱才子，桂花折与最高枝”（唐寅自题所画《嫦娥折桂图》），嫦娥手中那诱人的桂花使得少年时代的才子倾尽了自己的聪明。他“数岁即能为科举文字”，垂髫之年即入府学成秀才。制义作得漱玉吐珠，超群绝伦。这一手为他轻易地取得了他一生所获得的最高学衔：解元——科举乡试第一名。主考梁储和后来成为唐寅会试总裁的詹事程敏政当时相与叹道：“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

两人都不怀疑以唐生的文章，在更高一级的会试中取得进士衔，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千弱水弘治十二年科场案

科场，恐怕要算人世间形式最简单而内涵最复杂的一种处所。

那里三面白壁、两块数尺见方的号板，足可包容一个人的整整一生、一群人的全部社会内涵！它为幸运者安排的可能是一条人生最简捷的道路，而不幸者被给予的却注定是漫长的夜行。它要么是一只令人望眼欲穿的红帆船，要么是鸿毛不浮的三千弱水。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会试，江阴县考生徐经以重币从主考官程敏政的家人手里买得考题。程敏政受到给事中华昶的参劾，已经酌定的录取名单全部推翻，其中就有名列前茅的唐寅。

唐寅作为同案犯嫌疑与徐经一道被下诏狱。

这次事件，在难以计数的历代科场案中，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圆点罢了。而徐经也不过是一名名利场上失败的偷渡者。但这桩《明史》上只用寥寥三十几字就交代了的科场疑案，对于被株连的唐寅，却成为他个人生命史上几乎改写了一切的重重一笔。

唐寅受徐经牵连是无可幸免的。

当时披露的公开原因是简单的两条：首先，唐寅与程敏政之间有私交。程敏政曾应唐寅的请求撰文一篇，为奉使出安南的梁储——唐寅的座师——壮行；其次，唐寅与徐经为“同舍生”，在通同作弊的可能性上有着法律意义上的嫌疑。

一些材料对此提供了更多的背景：在京城会试期间，一向不大检点，近年来又春风得意的唐寅由徐经的几名俊仆跟从着在大街上出没，招来各种不利的眼光。

他跟徐经是他参加南京乡试时认识的。徐经出身“富甲江南”的大贾之家，他散金交友的公子哥儿派头和唐寅当时在江南民间的名头，使两人的形迹很快密切起来。徐经是弘治乙卯乡试第四十一名举人（有人因此怀疑他买题的事属实），是程敏政的门生。会试前，殷勤奔走干谒，而唐寅据说常常与之同往。唐事后有“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人”的懊悔，所谓“失足”，所指应当就是与徐经的往来。

唐寅当时的心境，难以悬拟。事后他被褫夺功名，贬黜到浙藩为吏，他未往就任，大笑着谢绝了劝驾的人。“士可以杀，不可再辱！”此后不久，他休弃了与他反目的第二位妻子，据说是由于琐屑的小事。

在当时的众多说法中，可以看出所有纪传者的同情心都在唐寅一面。

关于此事实质性缘由的说法相当一致的一点是：事件的诱发是由于嫉妒。至于嫉妒的对象，则或说是程敏政、或说徐经、或说唐寅的都各有之。以唐寅本人遭到嫉妒较为有据。

唐寅《与文征明书》写道：“墙高基下（鹤立鸡群意），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指意至为明确，只是略去了中伤者的身份姓名。

关于诬陷者，据《游石湖纪事》所叙，是苏州人都穆（字敬元）：这年榜发之前，京师哄传，说唐寅由于深得主考嘉赏，很有可能又会在会试中夺魁。于是与唐寅同乡、而才名远逊于他的文人都穆，酸果难咽，便在有一次华昶、马侍郎等人在座的筵席上诋毁了唐寅。事后都穆在这一榜中了进士，日后官至太仆，而久为士林所不齿。

唐寅则自此誓不与相见，即使有一次都穆在朋友的怂恿下突然赶往唐寅正在酣饮的酒楼想消释前怨，也没有如愿。这一次唐寅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他闻讯后毫不迟疑地冒着伤残的危险从二层高的酒楼上奋然跳下！

纯净的梦

唐寅画《秋风纨扇图轴》，纸本。水墨画仕女一人，双目微睨，似含兀傲之色，亭亭立于秋意萧索的野外。取意红颜薄命，秋扇见捐。画左方自题：“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晋昌唐寅”

这幅画题字格式很异常，竖行，行序由左而右——这相当于今天人写字从下往上写！从形式法则考虑，这是不是暗示当时的世态人心根本就颠倒错乱呢！

徐经案使唐寅领略了天候一夜之间由盛夏转为严冬的滋味。昨天热热哄哄捧他到九天云上的那些缙绅君子们，今天用同一双手把他狠狠地捺下九重地狱。一向以为自己的“微名冒东南文士之上”“滥文笔之纵横，执谈论之户辙”，大有昏昏然之意的大名士唐子畏，现在一下子清醒到差点认不出自己了。

下流难处，众恶所归??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唐寅《与文征明书》

在经历了这么一场大劫轮回、脱胎换骨的当事人眼里，过往、未来的这一切多么像佛经所描绘的：

犹如随意珠，能显无量色。此色非真色。

——《华严经》

就像佛为了点化众生，对色界万相随手施行的变幻。就像梦境，在梦境里，曾经领解南都、万人簇拥的少年英才，同一个盗取功名，身败名裂的无行文人，本体都是同一的空幻。唐寅不仅感觉到了，而且还在清醒地诱惑自己进到梦境中。

梦境之一：唐寅在绢素上描绘的山水风月。

弘治十三年庚申（1500年），他完成了生平唯一的一次长长的浪游。他溯江而上，到过镇江金、焦两山；登临了启悟过李白诗怀的匡庐；观览过气蒸云梦、浮荡乾坤的洞庭和当年范仲淹曾经借以抒发过他那令人感泣的国士胸怀的岳阳楼；在埋葬着火神的南岳祝融峰顶看过日出。转而东向长途跋涉，直到蛰伏于整个闽赣边界的武夷山麓；再北上，到了东汉时刘晨和阮肇曾在那里与神仙共同生活过几个世纪的天台华顶；东渡普陀，看到了《庄子》里让傲慢的河神望而兴叹的东海。这一次的足迹在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画了一个巨大的“O”。

途中，唐寅还专程往九鲤湖（在今福建南屏县）向传说能预言命运的九鲤仙乞梦，在梦里仙子赐给他一万条墨锭——这就是她的预言。

这一次的远足，最方便的解释是，它与出游人的画事有关。唐寅在他去世前两年画了他一生最长的一轴山水长卷，这卷四丈素纸上布满了“峰峦起伏，烟水云林”的巨画，犹然展示着作者早年漫游南中国的所得。祝枝山在卷后的跋语里赞叹：“非胸中有万壑千岩，孰能运妙思于豪端！”

亲近大自然，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固然大都是为了充实胸中的林岩丘壑，可是对于一个由于不幸才成为画家的画家来说，却怎么会仅仅为了增添几许画材呢？画家感触地说：“人莫不有所爱，失其所爱，则伤其衷；人莫不有所资，失其所资，则困其生。爱之而不失，资之而不穷，唯取天地自然而然者为能。”

在天地自然这里，才没有隐藏祸患的假象，这才是最重要的。

唐寅山水师法极广，对宋元诸家都有取法，但却怪癖地舍弃了所有前辈法门中最具有表现力的一种笔法：点——在李唐、范宽、董源、倪瓒等的手中运用得出神入化的点。他的山体大都用一种湿润浅淡而颀长的皴线刻削出清癯秀逸的肌理，却绝不用哪怕是一两个点在洁净的肌理上再添加一些苔痕之类。

点，太容易同“污、染”一类感受产生心理联系了。要是山水中布满了这种联想，对于常常出现在画面里的衣冠修洁的世外高人，不是一种极其粗暴的伤害吗？

命运相互的嘲弄

世外高人出现在梦境似的画卷里，画家的躯壳却终生都艰辛地存于梦境之外。

事实上，唐寅的每一轴画恐怕都跟庸俗的“钱”字多少有些关系。从画家的自白和有关他画事的种种记闻里，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记载中比较典型的一则是：

祝枝山、唐寅与张灵一天在酒肆里喝得大醉，却没有一个人带有足够支付酒账的钱。只有善书法的祝携有一把白纸折扇，于是祝、唐两人各展所长：祝书狂草，唐作桃花，唤酒保送到当铺典押。当时一商贾在侧，表示愿出价买下这把桃花扇。另一名熟谙书画业的商人内行地说：“这扇子倘若再添上张梦晋（张灵）的人物，所值就不下二十两银子。”平时几乎从不肯动笔应酬的张灵果然被说动，在桃花间作一半身美人，于是得银如数，足偿酒债有余。

此事听来极为风光，名士风流，仿佛无过于此。

其实，当中却反映着一种绝无浪漫气息的生存方式。在前代的画史上，像唐寅这样名副其实而又赤裸裸的“衣食画家”是绝少见的。他曾理直气壮地作诗一首，作为自己正式职业的宣言和解嘲：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

然而看来按当时的笔资，他卖画的所得，会时常不够应付他一家朴素的生活和他本人不大朴素的生活之所需，尽管当时并不乏求画者。“漫劳海内称名士，谁信腰中没酒钱！”他甚至需要在天寒地冻时“不避手皴犹弄笔”。

在流传的由唐伯虎署名的画中，常常杂有唐的绘画老师、当时声誉还不及他的周臣（东村）的代笔，后人善意地推测这是唐寅盛名之下倦于应酬时请老师做替身。可谁知道这是不是古道热肠的老师对陷入生计困窘的学生的一种清雅的资助呢？

饥寒对人的逼迫是最原始的一种逼迫，至今传世的唐寅《骑驴思归图》上有他自己的几句题跋：“乞求无得束书归，依旧骑驴向翠微。满面风霜尘土色，山妻相对有牛衣。”驴背上缩肩偻背、求乞遭到回绝的那个寒士总让人肯定地感觉到就是画者本人。

但是唐寅的每一次乞讨似乎都很富有色彩，原因大约在于乞讨的方式与众不同：

有人登高赋诗，携有酒肴。唐寅和张灵把自己弄成乞丐的样子，凑上去说道：“诸位今天高兴，能容我们两个叫花子跟尊驾唱和几句吗？”那人很潇洒，欣然应诺：倘若真能赋诗，不妨同饮。随手指山为题。唐寅便大书“一上”两字，又和张灵轮流把笔，反复写着“一上”，写成“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至此已经激起那些人群情汹汹，嬉笑怒骂。唐寅笑道：“我要喝酒了。”当即续成一绝：“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大出诸人意外，于是得以尽醉而归。

更为人所乐道的是，“伯虎与张梦晋、祝允明??尝于雨雪中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则沽酒于野寺中痛饮，曰：‘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

又一次，唐寅、祝允明在扬州，声色酒肉地玩儿得囊橐一空。两人都听说本地的盐使由于课税丰饶，钱袋很鼓。于是这一天两个伪装的道士衣冠济楚地往御史衙门化缘。当遭到盐使本人威风凛凛的呵斥时，一位道人从容地答道：“大人以为贫道们是靠嗟来之食过日子的么？不敢夸口，跟贫道交往的人当中绝没有庸常之辈，即使像敝县唐伯虎、祝希哲这样的名流与贫道们结交往还也都是谦恭礼敬的。大人如不厌烦，不妨当场命题，看我们是不是那种腹内空空的江湖骗子。”接下来，按盐使的即兴命题，两人联句作了一首《牛眠石》，其中有“怪杀牧童鞭不起，笛声斜挂夕阳烟”的句子，大得盐使称赞。于是如其所请，给五百金修葺据他们说已经颓坏的姑苏元妙观，当即交给两位道士去办。不久后盐使去苏州，见元妙观并不像刚刚经过修缮的样子。查出真相后，看在那两句诗的分儿上，也不打算跟两位任达放诞的名流计较了。

就这件事的结果看，它倒是为士林斯文挣了点面子。不过当唐寅以这种方式向世人“乞求”的时候，他想过什么没有呢？比如说，这样做，是在嘲弄世情呢，还是在揶揄他自己呢？

梁谿这个地方的风俗，过年在门楣上贴两方空白的红笺，这是春联的早期形态。这年岁暮，唐伯虎出游返家，但赶到除夕夜还在中途。这晚投宿在梁谿，满镇鳞次栉比的门楣上，一方方空洞的红笺呆呆地对视着，仿佛在蒙昧而诚朴地期待着什么。

所有的春联都是关于命运的，要么是关于命运的自炫，要么是自欺，要么是自慰。没有人愿意告诉自己：命运永远是最没有人情味的。

唐寅喝得大醉，疯疯癫癫走到第一家大门下，用粗拙的笔画在红笺上大书：

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

于是新年的第一天清晨，每一户梁谿人都面面相觑地发现自己家的门笺被奇迹般地涂写了字句笔迹全都与别家彼此相同的这么两句话。人们哑然。没有一个已经懂事的人怀疑：这是神示。大约在190年后，清兵因镇压对“薙发令”的反抗在江南多处疯狂屠戮，血流成河，梁谿人的子孙有不少遭难于此次浩劫。可惜他们的前辈已来不及看到这“神示”的应验了。这种不测之祸跟唐寅本人所遭受的噩运显然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从更大更深一层的道理看起来，两者又像是相通的。

反过来，要是有人许诺或是迷信相反的意外：意外的亨通，唐寅就会报以令人难堪的轻蔑以致仇视。

他曾被一名专事烧炼金银的道士相中，攀他做主家。当唐寅问道士，既有法术，何不自烧，而偏要依附于人？道士回答，我辈虽有仙术，却无仙福。贫道阅人多矣，从未见仙风道骨有如先生者，倘蒙合作则其事必成云云。唐寅笑道：“这就好说了。在下恰好有间空屋在城北，我这一生的仙福都储满在其间。我出仙福，君行仙术，烧成金银后彼此平分就是了。”随口赠诗一首：“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便说会烧银；君何不自烧些用，担水河头卖与人！”

据载，唐寅还在一张求他题咏的《列仙图》上写过一首破坏性的诗：“但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走下来；偶然一日天破了，世人都叫阿癐癐。”（阿癐癐，吴中小儿语，其意相当于：“啊呀快跑！”）

他对命运的轻蔑，命运对他的冷漠，似乎早就形成了一个因果不明的循环圈。当他还在府学做生员的年月里，就曾与狂放的张灵，在泮池中赤身裸体，以手激水相斗，谓之“水战”。而且在学读书，又跟张灵一样，偏偏酷爱而且擅长与科举文字水火不容的古文辞。曾因此受到前来学校督学的方志的厌憎。当年若不是由于对唐寅十分赏识的知府曹凤的关照，他就已经遭受到科举途中的第一次颠踬了：他险些在当年的科考中被黜落（这样就不能参加乡试）。

诗意的瘗葬

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年），唐寅36岁，建桃花庵别业（只是几椽茅舍，数枝桃花）于金阊城北桃花坞。尝作“桃花庵歌”云：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间酒，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位“桃花仙人”大智若愚的平静仿佛是和缓的、长久的、惬意的。日常的功课是读书、灌园。曾是别业中常客的文征明有一幅《兰亭修禊》传世，追记晋代高贤们诗酒雅集的情形，这也是当年桃花庵常有的景象的一个写照。

这里的主人总喜欢享受“家无儋石而客常满座”这样一种贫困中的富有。园中踪迹最密的大概除了与唐寅的名姓无法分开的祝枝山、文征明以外，还有后来和唐寅成了儿女亲家的书法家王宠，唐寅的同乡前辈、此时解官在家的王鏊，与唐寅亦师亦友的吴门画派领袖人物沈周等人。

有诗和酒，有遂心的言谈，一个本无多求的人似乎再找不出什么理由不酲酲醉去了。

然而，有时也会发生这种事情：

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开时，（主人）邀文征仲、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浃夕（无日无夜），有时大叫恸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

这部分情节成为两个半世纪以后清人曹雪芹撰写《红楼梦》里“黛玉葬花”那一段绝世文章的启示。这样，溶解了九万多个日子的同一种土壤里，先后掩埋着属于两个倔强生命的诗句和岁月，掩埋着欲愿和不平，以及为这一切而溢出的汩汩泪水。

明智的癫狂

正德九年（1514年），唐寅45岁时，接受了宁王朱宸濠邀请他到南昌宁王府当幕宾的聘礼。而同时，年岁与他相等的文征明拒绝了与此同样的邀请。

在这以前，唐寅已经在这样的心态中度过了他的不惑之年：“鱼羹道衲水云身，弹指流年了四旬。善亦懒为何况恶？富非所望岂忧贫？”“随缘冷暖开怀酒，懒算输赢信手棋。七尺形骸一丘土，任他评论是和非。”是什么东西能让早已表示勘破玄关、心如止水的弘治朝解元决心再度置身名利场中呢？

朱宸濠的高祖、第一代宁王朱权是一位艺术家和鉴赏家，是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太和正音谱》的作者，一生注纂了几十种古籍。而当代宁王朱宸濠在江南又颇有好贤之名。这一些，在唐寅斟酌去就的时候，大概是不会不知道的。再者，对于正当盛年的唐寅，我们又真能看透他那仿佛有如死水的心灵吗？桃花庵别业中的大叫恸哭，果真能埋葬当年近在眼前的月宫折桂的梦想吗？南昌之行正像在公开着这些隐秘的真实答案。

但唐寅进入南昌不到半年，就怀着比入幕时急切十倍的情绪要赋归了。他开始使出当年跟张灵唱“莲花落”乞讨时的伎俩，使酒骂座，佯癫诈痴，使宁王很快产生了正好为他所期待的反感。

我们可怜的主人公大概注定要一辈子维持这种形象：貌若癫狂而心明如镜。使得唐寅霍然清醒的原因既简单又残酷：极其明显的迹象表明，第四代宁王有图谋不轨的“异志”。恐怕不会有其他的原因能让他在这次最后的机运中如此心甘情愿地急流勇退。他一生最后的用世热情，究竟没有超出对一个人间最可怕的罪名的恐惧。

最高的诱惑

唐寅离开南昌幕府五年后，当朱宸濠正如唐寅所预料的那样起兵篡逆、继而被平定后，在王府的壁间发现了一首唐寅亲笔题写的诗：“碧桃花树下，大脚黑婆娘。未说铜钱起，先铺芦席床。三杯浑白酒，几句话衷肠。何时归故里，和她笑一场。”据说，此诗曾被作为唐寅倦客思归、主动请求脱离叛王的证据，为他洗清了同宁王的不利关系。

女人，确切地说是同女人的关系，再一次地解救了唐寅。

这是女性特有的力量与神奇。中国佛教里专一普度下土众生的观世音，就是以女性的形体现身的。对于一切与之相对的男性说来，她们是观世音手中洒播生命雨露的杨柳枝；在男人们的功业里，他们同时是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或借口，是荣誉的附加物或屈辱的终极承受者；而在情感的无边弱水中，她们又成为异性的一种补充和补偿。同女人的关系，简直就是男人的一面魔镜：它既反映他，又塑造他。

人们为唐寅的南昌之行结撰了另一段戏剧性情节：宁王搜选十名民间美女欲送入紫禁城向武宗邀宠——十美人中竟有唐寅的至友张灵的恋人崔某——命唐寅为美人各写一像进呈御览。唐寅知晓选美真相时，已无力回天。张灵从唐寅获知此讯十分绝望，抑郁而死。崔某于宁王事败后回到故里，也在张灵墓前自缢殉情。唐寅深受刺激，自此绝笔不作仕女图。

这段故事的真实之处仅仅在于：唐寅在人物画方面成就较高的重要原因的确出自他同女性——恐怕主要是风尘中女性——的行迹密切。

唐伯虎解元于画无所不佳，而尤工于美人，在钱舜举、杜柽居之上，盖其生平风韵多也。

——王敬美《跋陈玉叔倦绣图》

“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在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下角，钤着这样一方朱文印。它在展示着两种自豪，两种相互对立、不能同时共存，但对于个人却不妨先后享有的自豪。对于功业和对于女人在心理上的享有，前者是人生的矛，后者则是盾。

“高楼大叫秋殇月，深幄微酣夜拥花”（文征明《简子畏》），唐寅时常这样围绕着她们，打趣着她们，为她们代写情诗，然后具体而微地描绘着她们的翠钿和身体，有时为她们写一点儿寻愁觅恨的小曲子：

只为他兰香懒燃，只为他金针懒拈，只为他被姐妹每轻贱。只为他意悬悬，只为他恨绵绵！

她们又给了落拓的画家什么呢？给了他数不清、辨不明的风流艳闻？给了他绢素上动人的灵感和曲线？给了他那后一种自豪、使他不至于在前一种自豪被挖去后的黑洞里沉陷灭顶？如果仅仅限于这些，那还只是把一具孔雀标本当作了一只开屏的孔雀。

下面是唐寅的《哭妓徐素》：

清波双佩寂无踪，情爱悠悠怨恨重！残粉黄生银扑面，故衣香寄玉关胸。月明花向灯前落，春尽人从梦里逢；再托生来侬未老，好教相见梦姿容。

在豁达的居士留下的全部歌吟中，以真实热切的诚意表达对来世生活的期待的，唯此一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唐寅46岁时，以《金刚经》的这一段经义，为自己拟定了“六如居士”的别号。也许，最为亲切可感的温暖、抚慰、相濡以沫，也应当一律看作梦幻？

然而，他一生的梦幻泡影，实在太多了。还是翩翩少年时曾在《上吴天官书》里意气躇踌地发愿，要“肆目五山，总辔辽野；横批六合，纵驰八极。??戮长猊，令赤海，断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毙名立”；直到50岁时竟还在梦中来到科场，禁不住无限感伤：

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犹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梦，依旧残灯照半床。

他虽然极不情愿成为一名画家，甚至写过这样伤嗟的诗句：“尽把金钱买胭脂，一生颜色付西风！”但却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在消磨着九鲤仙在梦中赐给的万枚墨锭。在大限将至的51岁时犹作《桃花庵图卷》《采莲图卷》，52岁时作《桐庵图卷》和巨幅山水长卷；他曾一时发愤要成为一名学者，而且下过苦功，据说“其学务穷研造化，元蕴象数，寻究历律??出入天人之间”，但这部分著作没有流传；还有他毫不在意，声言“后世知不在是，见我一斑已矣”，却一生都不断在写的诗??这些，都曾经诱惑着、羁绊着，也多少填补着他一生从未止息的欲念。但一切似乎都不能构成那一类最高的诱惑——足以引起对来世的期待。人们会感到难以想象：真正叫他留恋，叫他死而有憾的，倒反而是他的“放废”——堕落，是标志着他的堕落的女人们。

在传闻中，唐寅遇到秋香温情的微笑时，正当他在己未科场案后失魂落魄之际。

此后，当他入不敷出、生计发生恐慌的时刻，当他对景伤怀、在桃花下大叫恸哭的时刻，当他孤灯瘦影、郁闷得发狂的时刻，大概都有女性温馨而深沉的微笑陪伴过他。为了这消融一切又改变一切的笑靥，难道不值得人去舍弃其他的“梦幻泡影”去卖身为奴、去付出生命中极其可贵的东西吗？

善意地附会在唐寅身上的“三笑”故事的真实内核，就在这里。在传说里，秋香在新婚之夜说明当初对陌生的唐寅嫣然一笑的缘故时说：那是因为见到您意态清高、气度风雅，看得出你绝不是那种低俗庸常的凡士，故报以一笑。这差不多已经表达了两个心灵在当时所能有的最可信赖的契合了。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唐寅绝笔

在那个至今尚不可知的异乡里，唐伯虎是不会感到寂寞的。在清代蒲松龄所撰的《聊斋志异》中，许多在人间不能相从的情侣，往往能聚首于地府，甚至能转世以结来生姻缘。

深知唐寅的江南人民，大概都会乐于把这位不幸的风流解元想象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

据说，唐寅晚年因见到苏轼亲笔书写的一首《满庭芳》中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的句子，愀然有感，回家后不久，就很不情愿地告别了人世。年54岁。

唐寅墓在横塘王家村祖坟，墓前有祝允明撰、王宠书的长篇墓铭。身后萧条。一百年以后，天启元年冬，杨汇庵等人偶然发现了唐寅当年歌哭经年的桃花庵旧址，但已成废墟。

徐渭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胜衣。既立而复渐以肥，乃至於若斯图之痴痴也。

盖年以历於知非，然则今日之痴痴，安知其不复羸羸，以庶几於山泽之癯耶？而人又安得执斯图以刻舟而守株？噫，龙耶猪耶？鹤耶凫耶？蝶栩栩耶？周蘧蘧耶？畴知其初耶？

——徐渭《自书小像》

他孤独地站在从古至今的天才行列中。

生的目的，仿佛只是为了在偶然与必然的不幸中，表现生命的激情、狂诞和残损的美丽。很少有荣誉和亲情，用以化解他心头的寒冷。支撑着他顽强地活下去的是头角峥嵘的自信、破碎不堪的骄傲、幻灭的安宁。

他是在死后日甚一日地被人称为杰出不朽者的苦行浪子——徐渭，字文清、文长，别号天池、青藤。他自己说，他的字（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他又说，他生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龙是猪是鹤是凫，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

侍妾的儿子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二月初四日是徐渭的生日，降临人世的第一声啼哭是从山阴县城（今绍兴）的观巷内发出的，声音暗弱，像是一个不愿意诞生在这个尘世上的小生命。父亲已经老态龙钟，母亲是家中的侍妾。

他的祖辈曾入军籍，隶属贵州龙里卫，当兵的其实是徐姓同宗的另一支。但按照明代军籍世袭的规矩，徐渭的父亲徐鏓利用贵州军籍于弘治二年中举，正统七年做过四川夔州同知，几年后还乡。徐鏓的元配夫人童氏生有二子，徐淮、徐潞，童氏死后，徐在云南续娶苗氏夫人，比徐淮兄弟大十来岁。徐渭的生母是苗氏夫人的婢女。庶出的身份难免尴尬，又比两位兄长小得太多。

徐渭生满百日，衰病不堪的父亲便去世了。侍妾身份的生母并不受家庭的尊重，不久甚至被主母苗氏所驱逐。

没有父亲的镇摄，家中的景况也日趋暗淡。作为主母的苗氏与徐淮、徐潞并无情感上的联系，难以形成支配的地位。徐淮是位不太务实的散宕哥儿，父亲死后，携资云游四海，一面经商，一面求仙炼丹，买卖不善，炼丹又费钱。徐潞也疏于务实、懒于持家。苗氏远离云南的故园和水土，混乱的大家庭又不容易支持，她十分讨厌越中的人情风物，而对徐渭寄予厚望，却并不能够细心地体谅他正在感受到的屈辱，生母被逐，对于兄长而言，迟来的他似乎是多余的。

他不能不更多地形成偏执、多疑与对抗的个性来维护他的敏感和自尊。

徐渭4岁时，长嫂杨氏过世，他像小大人似的迎送来往的吊唁者，显示出早熟和聪慧。

嘉靖五年（1526年），徐渭6岁，入塾读书。他有出色的记忆力，几乎过目成诵。8岁能做八股文章，先生大为惊讶，认为他是“先人之庆”“徐门之光”“谢家之成梁宝树”，这可能滋长了他近乎夸张的自信。

10岁那年，属于徐渭名下的两个奴仆因为徐家的不景气而逃跑了，徐潞带他去见山阴县令刘昺告状，刘昺很欣赏徐渭伶俐乖巧的应对。问他做什么功课，徐渭说：“能做举子文字（八股文）已两年。”

刘当场拟题，命做文章，徐渭捉笔写来，从容自信。刘昺看了着实称赞了他一番。又问：“童子何师？”

“姓王名政。”

“教汝读何书？”

“读程文（官方规定科考的范文）。”

“务在多读古书，期于大成，勿徒烂记程文而已。”

刘昺的话，或许是过于通达了，特别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徐渭以后十年不读八股文，这当然也是他的气质所决定的，待他重新省悟到，八股文对于身家性命的重要，他已经无法收回他旷达、浩渺的情思了。

徐渭巧心地读书，也巧心地游戏着童年。竹马裲裆，在小巷里玩得风尘缕缕，击剑抚弓，骑马驰射，常常跌得鼻青脸肿。

他还跟随同乡前辈学琴打谱，随武举人彭应时学剑。在他少年的心性面前，世上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他所必须成就的功名富贵。即使不可能，也并不挂心。

他的阅读是广泛的，经史百家、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及古书法，琐至稗官小说。在山阴，他甚至有了小小的文名。

嘉靖十三年（1534年），徐渭14岁。苗氏夫人在悒郁中病逝，徐渭磕头流血，三天不食，为她祈祷，却没有挽回这位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主母的性命。只能随长兄徐淮过活，他变得拘谨而敏锐，也变得放任而冲动。

20岁前，徐渭参加了一次考试，没有通过。20岁时，他在徐淮可能已极不赞赏的眼色下，又一次考试而仍然没有博得起码的秀才资格。他把自己所有的狼狈与苦闷写在了给浙江提学副使张和的信中，要求给予复试的机会。他说：徐渭时乖命蹇，从小就生长在孤苦伶仃中，希望通过科举来拯救自己，但刚下场就遭摒斥。托靠兄长生活，箕豆相燃，徐渭日夜发愣，只看到自己的身子和影子，别无所有。请求给予片刻光阴，自信万言可待。涸辙之鱼，望济以清凉之水。如果真是昏愚之辈，徐渭自当负石投渊，入坑自焚，不敢俯首匍匐，苟活偷生。生死系于大人。

这是一份没有退路的申诉。

信到了副使手中，副使感慨于他不再谦谦君子地慷慨陈词和确实惊人的文采，给予他一次复试的机会。徐渭终于取为山阴县学生员，这便是徐渭在科举途中获得的最高的却仅仅是最起码的名分——秀才。

醒世姻缘

取为秀才后，徐渭接着参加了乡试——考举人，不幸又落选了。

回到家里，徐淮已经为他应承了一桩婚事。对象的父亲是习“名法”，刚刚放任广东阳江主簿的潘克敬。潘克敬有所闻于徐渭的才名，只索少额的嫁资就答应将女儿潘似嫁给徐渭。徐渭很快就同行前往广州，在潘克敬阳江任上举行了婚礼。这一年，徐渭21岁，潘似14岁。

与潘似的姻缘，唤醒了徐渭童年时不曾体验过的细腻而温柔的情怀。潘似谨循妇道，细心柔顺，她看得出徐渭的多疑和猜妒，说话行事宽厚沉静，轻易不伤害他寄人篱下的敏感与自尊。潘克敬很爱护他的女儿，常常背着女儿的后母悄悄地给一些钱。

第二年，徐淮到阳江向徐渭通报了徐潞的死讯。徐潞是在绍兴屡试不中后，想走父亲的老路，利用军籍到偏僻落后的贵州应考，不幸却死在贵州。徐渭第一次深深地喟叹着“命”。

徐渭回山阴参加葬礼。不久，返回阳江。往返风尘中，他探访匡庐，漫游荆楚，登临南浦高台等名胜古迹。

然后，他又回到山阴。自己在山阴的家已不可能住，他无法忍受骨肉手足间无端的煎迫。住进了潘氏俞家舍。

徐渭开始以成熟的面貌在越中广泛交游。

他一出生就肥弱臃肿，长大后，依然是胖胖的身躯、胖胖的脸，一种羸不胜衣的神态。他的谈吐和见识却是锐利清爽的，他做不出那种冷漠超然的表情来掩饰自己易于激动的本性，他所结交的也正是一些同他有着类似性情和志向的自恃过人者。

沈炼（青霞），有和徐渭几乎相同的身世，隶属军籍，好谈兵事，倔强刚烈，性格外向。嘉靖十七年进士，做过锦衣卫。北方的俺答入寇京郊时，竟日参玄礼佛、渴望入道成仙而常将少女的初潮炼成丹药进服的嘉靖爷仓促临朝，商议对策。沈炼身居下僚，多次上书，愿意领兵作战，以挽救颓败。但是，任何政事，其核心都在人事，据说，沈青霞的慷慨出头，让权臣严嵩很不高兴，对此记恨在心。沈则不满严嵩辈平庸奸巧的谄佞专权，上疏论严嵩十大罪状，要求诛严以谢天下。虎头拍蝇，沈炼受廷杖四十，皮开肉绽，削职为民，发配西北保安州监管。

徐渭为此写下了他早年最漂亮的一首诗：“终军愤懑几时平，远放穷荒尚有生！两疏伏阶真痛哭，万人开幕愿横行”。他的关切并不能改变沈氏的命运，也不能改变沈氏一泻千里的愤怒和倔强，沈炼在保安州继续抨击严嵩及其党羽。

徐渭盛赞沈炼“以奇惊一世”。

沈炼也曾高度赏识徐渭。他说徐渭“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

陈鹤，是在徐渭之前，山阴最负盛名的诗人。此人对于愉悦生命、放达性情的“游戏”钟爱不疲，骚赋词曲、草图书画，无不名家。“吴歈越曲，绿章释梵，巫史祝咒，棹歌菱唱，伐木挽石，薤辞傩逐，侏儒伶唱，万舞偶剧，投壶博戏，酒政阄筹，稗官小说，与一切四方之语言，乐师蒙瞍口诵而手奏者，一遇兴至，身亲为之，靡不穷态极调”，在他面前，没有等级的壁垒，没有文化上的迂阔偏见，没有忸怩的顾盼，生命奔逐在一片艳冶世俗的光景中，以致为此辞去了世袭百户的军官职务。

与徐渭往还的还有“薄世俗，有物外想”，旷达不忌酒色的少年同学萧女臣；“不以科举为事，自放于山水之间”的杨柯，等等。他们一起被称为“越中十子”。

意气相投的交往是自然而深情的。

他们不再以陈腐、琐碎的方式恪守不苟言笑的道德，在轻松而满不在乎的调笑中送走了日月。有时，他们也怨愤、郁闷和绝望，但那是一种摆脱重负后的感情的纷乱，一种世界在握的轻蔑、骄傲和英雄气概。

不幸同时在狂漫中降临。

嘉靖二十四年，徐淮服丹药中毒身亡，留下一场与乡绅毛家的理不清的官司，连观巷内的老屋也成了别人家的财产。

嘉靖二十五年，徐渭第三次乡试失败。妻子潘似在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后肺病加重，这年冬天去世。这时她才19岁。

徐渭陷入茫然的空虚和愁惨中。

他不愿意相信，这就是所谓人生的永恒暌隔。梦中，他看到妻子款款朝他走来，像当初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当他醒来，眼前只有朦胧的晓烟和窗外乌啼。他想起棠梨花落，无可挽回地沉沦于泥土，潸然泪下。

苦闷的流浪

妻子丧毕，徐渭决意离开潘家，免得睹物伤怀。

离开时，他没有带走一件东西。

苦闷的流浪后，徐渭背一柄剑，挟几卷已经灰败的教科书，住进了他在城东租下的茅屋，取名“一枝堂”，借用庄子的意思，以示对这个世界的要求并不高。房子很破，四面漏风，一声喷嚏都能使它索索抖动，响声却早已传到街面上。他在这里招收学童，教书自给。

自欺欺人的经书讲解之余，徐渭师事季本，钻研“心学”，寻找悠然心会的证悟。

“心学”迎合当时士子们对于理学的普遍怀疑，成为了众多苦闷者的共同归宿。因为“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心学”家主张把刻板地向古圣先贤看齐的无聊修炼返诸人的内心，由自己的“良知”来引导，舍此的一切都不免虚伪和贫乏。

季本曾做长沙知府，忠于职守而严厉峻刻，遭弹劾后回山阴聚徒讲学。心学领袖王阳明曾告诫他“看经书当取有益，于学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之束缚”。季本虽然心许于王，却为“心学”于齐家治国之道越来越离谱而感到惶惑，乃著书百万余言，以图挽此“流弊”。

徐渭由季本领入“心学”之门，却更加服膺于王畿，将王列为“师类”第一人。王的学说与禅宗思想几近，强调无善无恶的本心本性，主张不作过多人为的调节束缚。徐渭在25岁以前，自称是“疑佛谤经者”，慕于道而接近“心学”，“心学”既然类似于禅，又转而叩禅。他的孤傲、偏激、自卑、倔强而积聚着辛酸压抑苦痛的内心，其实依然是漂泊不遇的。他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他心性情思的智慧，而不是用逻辑论证的定律。

他曾经尖锐地讽刺官方规定的精神导师朱熹。他说，朱熹把定自己的准绳，只要人们说他是个圣人，没一点儿破绽。要求别人的时候苛刻霸道，人人不中他的意，事事不称他的心，无过中求有过，谷子里挑米，米里面择虫，自然而然的人被他琐碎地规定训导得支离破碎，远不如自在而潇洒地做人作文的苏东坡。

徐渭的心性手眼，显然已无法与来自世俗的要求相一致。为了解救贫困，他又必须心存侥幸地参加政府三年一度的乡试。

考试是一如既往地认真的。开考前，不管天气如何，秀才们都必须整齐地排列在露天，解开衣衫，由一名军士从头巾到鞋袜摸索一遍。考试时，森严肃静，连去大小便也不自由。

徐渭在第五次乡试前的预考中列为第一，提学副使薛某判徐渭的考卷为“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尽管如此，薛某仍然赏识他，将他增补为县学禀膳生，即每月可以支取一点儿政府补贴的粮食。

可惜，在接下来的正式考试中，徐渭并没有收获，落魄而返。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头上已见白发时，32岁的徐渭，懊丧得不能自已，作《涉江赋》，替自己进行庄子式的无可奈何的宽解，却字字句句含着辛酸。

其时，徐渭已经把分别近20年的生母接来同住，表达他微弱的孝心。他还在杭州住过一段时间，读书自如，有人提供伙食并且与他甚为相得，要为他介绍一严姓女子作继室。徐渭因为疑心严氏有些呆傻而拒绝了。后来，严家遭“倭寇”洗劫，严翁被杀，女儿被掳而自尽。徐渭感于她自杀的勇气和贞烈而失悔自责。

徐渭开始学画，这是一个他并不过分存心却行将光芒四射的世界。天赋的卓越与苦难的荡涤，培育出了他不同凡响的审美品格。此前，徐渭已涉足于戏剧领域，在这方面，他所留下的文字，贡献并不亚于戏剧大师汤显祖。

本色而激昂的杂剧《四声猿》是徐渭早年的手笔。其中包括《雌木兰》《女状元》《狂鼓史》和《玉禅师》。

《雌木兰》和《女状元》写的是女人的大丈夫作为。花木兰以女身寄于军旅立下赫赫战功，天然地富有戏剧性；男装的女状元才智过人，惹出联姻的纠葛，成为日后戏曲中常见的范型。《狂鼓史》讲三国时一副桀骜骨血的狂士祢衡裸身骂曹操，骂得淋漓尽致。

《玉禅师》的故事较为曲折:南宋年间，临安水月寺中的高僧玉通没有参拜新到任的府尹柳宣教，柳记恨，支使妓女红莲在一个风雨之夕扮作良家女子入住水月寺，玉通苦苦修行20年却终于禁不住红莲反复的挑逗而破了色戒。他知道红莲的用意后羞愤而死，怨魂投入柳妻腹中，生女名柳翠，沦落为娼，败坏柳家的门风。玉通的师兄月明和尚访柳翠于西湖，以哑谜说法，点破前生的业缘。柳翠感悟，修成正果，与月明同行而去。

《四声猿》中的主人公毕竟都有了恰当而正常的结果，尽管其中有徐渭独特气质的含茹，此时的徐渭还不愿意过于反常地设想自己的未来，设想他所面对的人世间的乖谬。

抗倭的火光

走不通俗世的前程，徐渭处于一种扭曲、阴郁、乖戾的激情状态。他越来越认同于李贺，从李贺的诗中他找到了可爱的神秘与病态。李贺是个十足悲剧的灵魂，受大自然永恒幻象的驱使，他在神秘的恍惚中做着离奇的梦，再把梦生发成不朽的杰作，成为诗坛上所谓“夜哭鬼语”。徐渭此时希望得到“寡妇夜哭、羁人寒起、鬼语秋坟”式的真正刺激，他觉得能像冷水浇背，让人凛然一惊，即是好诗。

就在徐渭顺着偏执的审美崇尚逐渐走向艺术的成熟时，生活开始展示对称于他内心激情的动荡。

“抗倭”的火光照亮了徐渭灵魂深处的晦暗渴求。

明政府从它所能考虑到的安宁、均衡的需要出发，在整体的国家政策上采取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方针。

但是，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明代的生产无疑是先进和发达的，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大大高出日本、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印度洋上诸多岛夷之邦的水准，“输中华之产，驶异域之邦，利可十倍”。

也许，正是一种富足而导致了保守，官方在东南沿海厉行海禁，最多只有一些礼节性的慰勉有加、张皇教化的访问与对方俯首称臣的朝拜。

尽管如此，地下的走私仍然无时或辍。利之所在，人皆趋焉。既然中华的物产不准输入异邦，内外走私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富庶的物质产地——中国。走私如果不能便利地逃避明政府的稽查和堵塞，就只能以武力的形式进行掠夺。东南沿海资商为生的“游闲之辈”逐渐聚众为伍，连带勾结日本等地的职业武士，据岛劫掠，便酿成了所谓的“倭乱”。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这些被称为“倭寇”的海盗以中国人王直为首，首次骚扰绍兴一带，虏获细软财物无数。胆子越来越大，其势日炙，至于十数人为伍的小股力量，可以出浙江、入安徽、返江苏，招摇上千里，途径杭州和当时的陪都南京。坐地为王者，可以在沿海一带搜集蚕茧，勒令妇女缫丝。

明政府在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低效短能。军户世袭，卫所的兵源编制严重不足，承平日久，将士中不乏花丛酒阵间的英雄和拖着鼻涕的孩子，组织松散、战术陈旧，缺少抵御能力，致使“倭寇”成为一种持久的祸患。可歌可泣的作战，反而出现于仓促聚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自发组织的保卫家乡的战斗情景中，徐渭曾身经数战。

他爱激动的个性与军事的攻守，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契合。他的出身也使他对于作战并不陌生，况且，他“生平颇阅兵法”。

有迹象表明，徐渭比直接主持军务的大小官吏们更主动勇敢和聪明地参加了柯亭之战、龛龙之战等等。为了制定真正有效的作战方略，他甚至舍生忘死，观察地形，了解敌方的装备、目标和战术。但是，他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倭寇”的机警、剽悍与随机，而是“肉食者”的平庸和怯懦。

不久，赵文华（严嵩的心腹）受皇帝旨意祷祀东海、督察抗倭事务，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抚，与赵勾结紧密。胡宗宪喜欢交结文士，徐渭的文采和韬略自然容易受到他的青睐，徐渭当然也愿意获得胡的信任和倚重。但他不耐衙门的俗气，而胡宗宪本人通过赵文华与严嵩结成的关系，也多少令他不安，他不能不处在尴尬中。

徐渭替胡宗宪出谋划策，应对文字，同时也有意识地表示某种程度的疏远。为此，他还特意到福建的富春山等地做千里的“羁旅”，“托踪蒲稗根，身共鸥凫梦”，享受青山、雪壑、寂野、繁花、老树、怪石的自然况味。还留心南戏方面的材料，辑成《南词叙录》，为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留下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文献。

就在徐渭逗留于福建时，赵文华回京复命。不久，胡宗宪擢为东南军务总督大臣。

第二年，徐渭的挚友沈炼在保安州为严嵩所害，一门被抄没。沈炼在保安州时，将严嵩塑为靶子，供自己辱骂射击，严嵩不能容忍沈炼愚蠢戆直的异端行为，正像沈炼不能容忍严嵩的专权独断一样。

徐渭为老友的死恸哭。

胡宗宪总督军务后，通过招降许愿和军事剿擒的双重手段，诱捕消灭了王直等海盗头目，前前后后，徐渭一直与胡若即若离地保持着接触，为他出过一些点子。同时，他继续在破屋中教书自给，维护着他那份孤寂骄傲的独立。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年），胡宗宪接连几次召赴。徐渭勉为上任，正式成为胡的幕僚，条件是必须用对待客人的礼节而不是作为下属对待他。其实，胡宗宪的邀请不仅是对徐渭激昂之心的一种诱惑，以胡的身份，也是徐渭所无法推脱的。

诱擒王直后，倭乱并未平息，报复性的劫掠和残杀反而更甚。徐渭开始以比较系统的用兵和治兵方略参与胡宗宪的军务，更重要的工作是把胡的战绩和“心迹”著录为文，呈献上司、朝廷和皇帝。

入幕不久，有人在舟山捕获一雌性白鹿，胡宗宪为迎合嘉靖皇帝长生之梦，以此为灵物进献。之后，又捕获一雄性白鹿，再献。徐渭先后代作两表，为胡宗宪赢得不少赏赐。身为一方重臣，胡宗宪“一片冰心”的奉承，自然更令皇帝宠幸有加不致疑神疑鬼。而徐渭作表之功，胡宗宪显然记得明白，因为表奏文章恰如其分地漂亮以中嘉靖的心意并不容易，有人就曾为表奏文章写得“糟糕”受过嘉靖的廷杖。

徐渭的幕僚生活是极其潇洒的。文武将吏参见总督，莫不兢兢小心惴惴危惧，徐渭却一顶破巾，长衣大履，在衙中署里晃来晃去，肆无忌惮。有时幕中有事商量，夜深时仍不见徐渭，便洞开门面等候他。徐渭却在市中放声喧嚣，一场大醉。有人将此事告诉胡宗宪，胡宗宪说：“甚善！”

徐渭还依仗胡的权势，对曾经同他过意不去的人施与了异常快活的报复。他也特别喜欢与那些豪爽骁勇而天真烂漫的将士们往还，打猎、嫖妓、醉酒、比试骑射等等。在杭州，还有过一次受骗上当的婚姻，是一位王姓女子，恶劣不堪，徐渭恨恨地把她休掉了。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年），徐渭作《镇海楼记》，替胡宗宪彰扬抗倭的丰功伟绩，胡赠银一百二十两，让他购置住宅。徐渭取宅名“酬字堂”，表达对胡的谢忱。

房子颇具格势，占地十亩，屋二十二间，小水塘二个，有鱼有荷、有树有竹、有花有果，徐渭常在此“网鱼烧笋、佐以落果，醉以咏歌”。

胡宗宪还为他聘定了继室，女子姓张，年轻貌美。

作为幕僚的同时，徐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了乡试。据说，考前胡宗宪已向有关官员暗示过，可惜参与审卷的某县令因为被胡宗宪看不起而对胡有怨恨，便将徐渭的卷子批得满纸墨渍，待主考要再批时，已无从着笔。

可怕的预感杀妻的悲剧

奔走于胡宗宪门前已经五年，倭乱渐渐平息，不再有惊心动魄的战事，徐渭变得落落寡欢。“一年乐事花流水，几夜他乡月照人”，他似乎已不耐奔波之苦。

他那份独立干净自由的心思也时时骚扰他。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渭曾经有所预感的事终于发生了。

大学士徐阶，一向曲附首辅严嵩，但是，皇帝对于严嵩的宠信已日渐衰退，徐阶默会于心，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和借口。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在徐阶的示意下，御史邹应龙义无反顾地上书劾奏严嵩之子严世蕃贪赃枉法，又巧妙地提到了乃父“植党蔽贤、溺爱恶子”。嘉靖以老年的多疑也模糊地感到严氏父子过于丢人现眼的为所欲为，下旨逮捕严世蕃下狱，并罢免严嵩，徐阶成为首辅。同年十一月，徐阶策动南京给事中罗凤仪参劾胡宗宪“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状”，皇帝诏令把胡逮送至京。人走茶凉，督府内作鸟兽散。

徐渭暗暗地吸了一口凉气。

在北京，胡宗宪并没有受到过于严厉的处分，只是免职回乡闲居。

徐渭悄然离开督府，返居“酬字堂”，审慎地面对时局。

第二年春天，礼部尚书李春芳派门客查某具六十两聘银，邀徐渭入京掌文书。徐渭很快就答应了。这在别人看来显然是一种荣誉和机会，徐渭本人也可能为此既兴奋又自负。

徐渭第一次迈进堂堂皇城。但是，时隔不久，徐渭从北京寄出的文字中就显出很无奈的情绪了，“学剑无功书不成，难将人寿俟河清。风云似海蛟龙困，岁月如流髀肉生。万户千门瞻壮丽，三秋一日见心情。平原食客多云雾，未必于中识姓名”，徐渭在李春芳门下的“食客”生涯，显然过得并不称心。

李春芳其实是一个得志的小人。嘉靖帝祭天祷地供神祇、一心做着成仙的梦，需要大量写在青藤纸上用于道教斋醮仪式的祷告颂文，即所谓“青词”，以述说皇帝如何是天生圣人、如何神人一体、万世不灭。李春芳善于并且乐于此道，自普通的学士到入阁柄政，六次升迁，多赖“青词”之功，被称为“青词宰相”。他招请徐渭，自然是要借重徐渭的文才，免得自己过于劳神操笔。可徐渭对于此等营生并不以为然。他借口说，这件事怕是一时半会儿学不成，学会了也不中用。

还有，李春芳为人恭肃谨慎，琐碎精明，对门客生活上的细节都有周到的安排，这也是徐渭的性格所无法领教的。

徐渭向李递上了辞呈，李没有表示同意。徐渭便拂袖而去。

李以一品之尊，恼火于徐渭的“欠尊重”，放出风声，要强迫徐渭回到他的门下。没料到李春芳会如此斤斤于小事，徐渭不得已匆匆赶回北京，将六十两聘银交还查某，查某拒绝接受，徐渭只好找李本人，李同样不肯收回，徐渭几乎绝望。进退维谷时，他的越中老友当时做翰林修撰的诸大绶出面说项，事情勉强妥帖，但李仍然可能无休止地纠缠骚扰他。

这对徐渭来说，实无异于紧张而残忍的凌辱。

胡宗宪倒台，与李春芳又发生冲突，而且，徐渭为此两度奔波，千里风霜，穷困微贱，心境凄凉寂寞，真是不堪设想。

回到山阴，早已囊中羞涩。家小要奉养，徐渭身无长物，只好拿自己收藏的两幅画去卖，未成。他把画拿回来，挂在墙上赏玩，庆幸保全了珍爱之物，肚子里却又发出饥饿的响声。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新春到了，徐渭感到自己头发越来越少，怕是老之将至。自斟自饮后，又到朋友家痛饮，回家再饮。一场大雪遮住了“酬字堂”小小的风景，他觉得又感动又落寞。

问题远未到此为止。

严嵩父子谋求再起，严世蕃从遣戍地雷州潜回家乡江西分宜。徐阶同时在设计置严氏父子于死地，以确保自身的彻底安全。在严世蕃回到江西活动时，他亲自为御史林润起草，参劾“小严”曾经通过门客交结驻日本的海盗王直，如今又企图外逃日本。

果然，皇帝准奏，诏令再一次逮捕严世蕃，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处死了他，并抄没了他的家产。

既然严世蕃的罪名是勾结王直和外逃日本，那么，胡宗宪在东南沿海主持军务时联络王直的目的和过程自然也是无法限定和测量的了。在抄杀严家时，正好又查出胡宗宪曾写给严世蕃的信件，胡宗宪就此顺理成章地再次被逮捕。

同年初，胡宗宪没有出息地在狱中自杀，不再辩护自己的“清白”。

徐渭异常痛彻地写了一篇《祭少保胡公文》，泪眼模糊又慷慨激昂地表达了他的怀念、他的愤怒，同时也表达了他自身处境的尴尬。

他还画了不少画，题上词，隐晦曲折地诅咒居心叵测的徐阶以及他无休止的血淋淋的迫害。在他狂放恣肆的狼藉笔墨中又显出某种对于柔情和宽厚的渴望。这其实是他最需要人世间真诚眷顾的时候。

但是，自从潘似死后，徐渭的心灵短缺的正是这种温柔的体贴和宽解。后妻张氏即使能够通达地看待他作为幕僚的失败，似乎也难以忍受家中的穷窘。徐渭心中的紧张、焦虑、苦闷，无从得到缓解。

徐渭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并请人做好棺木。这是绝望的尽头，也是绝望的缓解——代价是情感悄悄变质。

他不知道，他的精神已经濒于崩溃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夏天，徐渭在越来越恶化的精神状况下蓄意自杀。他用斧头猛敲自己的脑袋，头骨破裂，血流如注，不死。他又从墙壁上拔出一枚三寸长的铁钉塞入耳窍，然后扑倒在地，铁钉撞入耳窍，耳中鲜血喷射，他以为自己死了，又不死。他还用铁器锤碎自己的睾丸，仍不死；只是比死还更明白死了。在很多情况下，当自杀者第一下没有结束生命，接下来的自杀行为就在力量和意志上很难保证成功了。而且，徐渭的行动更可能是一种变态的自虐，或是迫于某种可怕幻影的追逐。

徐渭一系列的自杀没有成功，九死九生，人却已经像干瘪的虮虱，佝偻了，气断不属。一个姓华的工匠用“海上仙方”给他止了血。

第二年春天，身体渐好，神志变得清明。他怀着从死亡中走出来的冷静，为长子操办了婚事，又参加了沈炼昭雪（因为严嵩已倒）后的公祭，并校订沈炼的遗稿。作诗说“纵令潦倒扶红袖，不觉悲歌崩白云”，依然一种倔强而未免悲苦的豪情。

不幸，就在这一年春天，即1566年徐渭46岁的时候，他的精神再次处于失常状态。眼前总是晃动着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挑逗着他的攻击（施虐）。他杀死了妻子张氏，其中的确实背景至今不得而知。

据说，徐渭一次外出回家，见一和尚与其妻通奸，他执刀杀僧，杀死的却是自己的妻子，并无他人。长久积郁的失意和苦闷，使徐渭变得狂躁猜忌，极端的行为是有可能发生的，何况徐渭本性就多疑善妒。而长得漂亮又年轻的张氏是否确有奸情却无据可查。当时的舆论似乎并不偏向徐渭。

徐渭被捕了。

他在监狱中写成的一封信中，替自己辩护说“出于忍（残忍）而入于狂，出于疑（猜疑）而入于矫（矫枉过正），事难预料，大约如斯”，但如以为仅仅是他的疯狂所致，他为什么不无故杀死路人？如果是他的生性残忍，为什么没有杀死先前被休弃的王氏？如果认为是他多疑妄动，则杀人伏法，他自然明白的；如果以为是他矫饰的标奇猎异，为什么不同衾喋血一起了结，岂不可让人更觉新鲜流名后世？

让徐渭容忍妻子的不贞（即使是蛛丝马迹），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自己常常偎红倚翠，这都是他的时代所通行的习俗和道德范围内的事。

也许张氏是一个在物质和肉体上有着更多要求的人，而徐渭并不能一一满足她。她因此也并不能对徐渭怀着至真至柔的温驯的体贴，她更不能理解徐渭矫亢的敏感、丧气的自尊和自卑。

这是一出并不光彩的悲剧。

铁窗风味

徐渭被监禁起来。

他变得清醒而心灰意懒。自知不免一死，设法整理了自己的文稿交付别人。还为自己代笔的文章（包括代胡宗宪向严嵩等上呈的书信）进行辩解，希望后人设身处地加以考虑，而不要一概以谄佞视之。

狱中的生活是极其狼狈的。

徐渭是重囚，带着木枷，举止困难，衣衫肮脏，头发蓬乱，长满了虮虱。牢房破漏，冷风侵入，雪下得天昏地暗，一片愁惨。徐渭年老体弱，常受狱中鸡鸣狗盗者的欺辱。朋友送一猪腿，也遭劫夺，无可奈何。沈炼之子沈叔成到狱中探望，看到徐渭抱梏就挛，缩成一团，与老鼠争残炙冷饭，虮虱瑟瑟然头上衣上无处不是，沈流涕大叫：

“叔惫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为？”

如果说，“死”多出于理智（然后迷狂）的选择，那么，生则更像是迷狂之后挥不去的本能。徐渭在等死的过程中，侥幸生还的愿望其实很强烈。他曾梦见一官员重理他的案子，他苦苦恳求，官员画一张白雪大猎图让他作诗，说是能作十韵即可获释，徐渭才作成六韵，官员已不耐烦，起身要走。一阵惊怖，把他从梦中唤醒。

现实正像这破碎的梦想一样，非常微妙。他的朋友们在为他紧张地奔走，幕中的要好沈明臣、“越中十子”的杨珂、柳文，还有张天复、沈叔成、诸大绶等等。另一些人，对徐渭却一点儿也不原谅，欲置他于死地。

隆庆三年（1569年），关押三年后，经张天复、诸大绶的努力，徐渭免于死刑。为此，必须交纳相当数量的赎金，诸大绶出一部分银两，徐渭愧不自胜，将自己的一些字画给了诸。木枷终于被解除，他作《破械赋》，用恶趣的谐谑感谢木枷三年来的伴随。在身不由己的缧绁中，徐渭有不少类似的笔墨，近于荒诞的幽默，是对于苦难与苦闷的解放。杂剧《歌代啸》有可能就是他狱中的手笔。

故事是这样的:

三清观张和尚（妻死然后出家）爱财如命，一心侍弄他的大菜园，又想从李和尚（从小出家）身上抠出点银子扩大地盘，花言巧语同李和尚计较。

李和尚此时正发疯地恋着有夫之妇吴氏，假装应承并第一次看到了张和尚硕果累累的菜园，喝酒时放下蒙汗药将张和尚药倒，匆匆将菜园里的瓜果悉数摘下送到吴氏家，然后回到张和尚身边也假装醉倒。

张和尚醒来不见瓜果，忙将李和尚推醒，追究瓜果下落。李谎称梦中见瓜果都成精而去，他只抱住了其中一个漂亮的小娘子，正待快活却被叫醒，失却好一桩美事。张和尚仔细查看园中，路边确只遗下一小冬瓜，不禁晕死过去。

李和尚趁机把张和尚掉在地上的僧帽戴上（他自己的僧帽在与吴氏寻欢时被吴扣下作为信物）一径到吴氏家去取乐。吴氏从李头上摘下他刚刚偷来的僧帽放在袖中，怨李让她苦等。两人打情骂俏正待入围，吴氏母亲大喊牙疼进了女儿家门。

李和尚躲不及，谎称是过路的医僧。吴氏顺水推舟说和尚有海上仙方可医得母亲牙疼，李胡乱留下一个药方，大意是在她老人家女婿的脚跟上灸上一灸，只要女婿心诚，牙疼可立止。

其时，女婿王某正回家，与光着头慌不择路的李和尚擦身而过。进门后，被吴氏一顿奚落，并要他遵照和尚仙方医治母亲牙疼，王不干。吴氏脱衣擒王，王夺衣出逃，半路上见衣袖中有僧帽上书“三清观张”，便觉奸情重大，请人写成状纸告官。李和尚知道后忙找吴氏商量对策，吴氏把李和尚本人的僧帽给李戴上，计上心来。李和尚欢喜而去。回观见衙役并王某一起捉拿张和尚，心中窃笑。王某觉得李和尚煞是面善，便说是李。李否认说：自己的帽子好端端戴在自己头上，王拿的是张和尚的帽子，告的也是张。张莫名其妙，便一起去见官。

进得公堂，州官审讯。见帽子是张的，而王又说模样儿像李，州官动刑。李谎称招供，附在州官耳旁细细讲了他某日看到州官大人为偷丫头事被州官太太揪耳朵追打臭骂的事，州官心虚，觉得此人得罪不起，便叫吴氏上堂。吴氏说张和尚某日路过家门向他跪下求欢，她不允，便将张的帽子扣下云云。

州官见吴氏长得可人便深信不疑，判吴氏与王某离异，张和尚监禁，李和尚和吴氏同时释放。正待下堂，小二报“后院起火”。

原来，州官太太怕州官理案时碰上好看的女人便埋头厮混，上堂来看。不想州官已料得老婆要来纠缠，便命下人在官署与后院间做成一道栅栏，州官太太见此，更加深信州官不仅偷丫头，还与上诉的漂亮民女有瓜田李下之嫌。为整顿妻纲，一把火点燃了后院杂屋，百姓闻讯纷纷前往救火。

州官回房，太太好一顿数落，州官自我反省确有不轨之心，征引孔孟之教导，誓不再犯。夫妇和好如初，见火光更大，小二报告：乃百姓点灯救火之光，火将熄灭。州官传话，重赏百姓，明日上堂每人奖去年的历书一本。太太不高兴，认为既奖救火便是暗恨她放火。州官改变主意。

第二天，百姓前来领赏，州官治众百姓“明火执仗”之罪，严禁百姓日后点灯执棒，违者严惩。并申明不点灯有三利，其一，不点灯早起早睡，不误时；其二，不点灯省油节用；其三，可防意外。李和尚与吴氏亦参加救火，李据理抗言：佛爷前的长明灯不可不供。州官说星火可以燎原，点不得。

李和尚偕吴氏回三清观成婚，曰：世间既有佛爷佛祖，须有佛子佛孙，以续香火。

故事结束了。这里面已经不再有《四声猿》中的理性精神和理想结局，只有赤裸的自私和贪婪，令人啼笑皆非的世俗的纷扰。“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古刁钻”“凭他颠倒事，直付等闲看”。当悲剧的激情臻于极致时，血淋淋的内心情感便化成了近乎粗鲁的夸张和诙谐，化成了一种释散困恼的超然的笑。他说“作戏逢场，原属人生本色”“天下哪一件不可笑者，譬如到极没摆布处，只以一笑付之，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

接下来，便是对命运的细心体察。徐渭在狱中经常翻阅《周易参同契》并作注解，这是一本神秘的关于术数和内丹修炼的小册子。托名郭璞著的风水读物《葬书》他也作了注解。

用神秘和宿命来归结或者寄寓眼前的苦难，这是很方便的逻辑。

徐渭50岁时，他的一群学生到狱中为他祝寿。他写诗道“纵令百岁能余几？况复孤舟未有涯”，从骨子里到眼前都是一派萧瑟气象。

隆庆六年（1572年），皇帝朱载垕死。万历帝即位，照例要大赦天下，加上张天复及其儿子——新科状元张元忭的关照，徐渭已有较多的自由，他获准料理了生母的丧事。在张天复60岁时，他又出狱庆贺，盘桓多日。

除夕，张氏父子替他保释出狱，徐渭通宵饮酒于他的学生吴景长家。他看到了怒放的梅花，感觉到春意似乎正在悄悄来临。

悠悠行走

出狱后，徐渭住在“梅花馆”，这是租借的房子。“酬字堂”早已变卖了。

在“梅花馆”，他常常铺纸泼墨，“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闪抛闲掷野藤中”。诗依然显得很孤傲，但对俗世的前程似已不作自欺的幻想。他说，徘徊在科举途中，自己考，也教别人考，希望“一飞而屡坠”，最后竟至于触犯法网，连秀才的头巾都革掉了，只好“一意于颓放”。

他的相知的朋友也在相继谢世。万历元年徐渭53岁的时候，诸大绶死于北京，是冒暑奔波隆庆帝的丧仪而染病身亡的，算是一身报效帝王家了。诸的死令徐渭极为悲痛，他几次救助了徐渭。万历二年，张天复死，至死还挂心徐渭尚未了解清楚的案件。徐渭在祭张天复的文中说，张天复在世时，自己不知道如何感激他，如今他死了，该怎样报恩呢？“某虽不言，而寸心之恒，终千古以悠悠也！”

张天复丧期，张元忭守制在家，最后结清了徐渭的杀人案。徐渭获得正式释放。这是万历三年（1575年）。

徐渭想离开山阴一段时间，在告别张家出游时作诗道：“斗酒哪能话不延，此行无事不堪怜。弓藏夜夜思弯日，剑出时时忆掘年。老泪高梧双欲堕，孤心缺月两难圆。明朝纵使清光满，其奈扁舟隔海天。”此诗写出了他无可奈何的舍弃、破碎的壮心和痛定思痛的悲凉。

徐渭游览了不少地方。“疲驴狭路”“破帽青山”，踽踽独行于吴山越水间。在若耶溪，因为贪婪大自然的美色，几次跌下驴背、几次落水。

前往天目山的途中，遇一郑姓老人，也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肮脏之士”。酒酣耳热，老人乘醉击鼓，急促奔放，一种特殊的兴奋感使他们叫嚎喧嚣，忘乎所以。

徐渭到南京，恭谒朱元璋的陵寝。在雨花台、灵谷寺、报恩寺塔、燕子矶、清凉寺，一一题咏。他说自己是“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

有一天，他住松江画家璩仲玉家，被人盗走了棉被。在漫长的雪夜里，他卷作一团，满脑子文坛上的咄咄怪事。文坛上森严的秩序和虚伪的做派令他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他压根儿藐视“前后七子”刻板愚蠢的复古，特别恶心作诗作文的论争中沾染上霸道的官气。他为谢榛不平，因为谢以布衣之身，被以权力地位作为手杖的李攀龙凶狠地辱骂，王世贞还要谢撒泡尿自己照一照。

徐渭从来是游离于明代各种争正统据地盘的文学派别之外的。

他的诗曾经线条粗重，色彩斑斓，追求力度，追求强烈的刺激，有惊人的紧张感和险怪的特征，就像他早年的狂诞夸饰。现在经历了迭起的厄难，诡奇瑰丽的色彩、躁动阴郁的感觉逐渐消失，变得苍凉又平易。他是死过几次的人了，一切都显得平淡而从容，更不必问古人作诗的法度为何物，唯求任情自适。他说，一个女子刚嫁到夫家，朱之粉之，倩之颦之，步不敢越裾，语不敢见齿，不这样，就不成为女子之态。十数年后，儿孙长大，自己成了老妪，黜朱粉，罢颦倩，横步而行，向奴婢问耕织，横口而语，把猪鸡圈进槽栏，甚至龋齿而笑，蓬首而搔。回想当年的妆缀取怜、矫真饰伪，真不好意思。假如此时还有人要求她装模作样顾盼作态，岂不莫名其妙？徐渭学诗，过去显得矜持庄重，今天则任其颓放，有人要笑吗？

显然，徐渭并不主张胡涂乱抹，他是渴求一种更深的美学层次上的无迹可求，一种已经超越刻意和匠心的化境。他并没有否定他早年的诗，它们是不必互相代替的。

这其实也是他对戏曲的主张。

他从小就不像“规矩人”那样与“俗文化”保持一份矜持的疏远，他认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仿此已”，而戏曲是摹情最真的，他评点《西厢记》，修改《昆仑奴》，虽是“矮子观场，亦乐在其中”。

万历四年（1576年），徐渭受吴兑之邀，决定带长子前往宣府。

吴兑是徐渭早年的朋友，他们一起曾做过不少击掌相庆的事。

嘉靖三十四年，绍兴附近集结了不少军队，以抵御“倭寇”，其中多有骄横不法者。一次，四个下级军头进山阴城，登酒楼、下妓院，醉饱哗闹，不出分文，继而又骚扰居民，喧搅官衙，县吏莫可奈何。徐渭、吴兑在大街上与他们相遇，毫不畏怯地瞪着眼睛逼上前去，醉酒的小将们咋咋呼呼，像见着臭虫一样不以为意，只想吓吓他们。徐与吴不与小将们过多的理论，各去召集一帮胆大不怕事的朋友亲戚，把小将们一一掀倒，脱下衣裤，痛打一顿，赶出城门。徐渭、吴兑没事人似的大笑而去。

世事如棋，白云苍狗。吴兑的命运似乎比徐渭要好得多，嘉靖三十八年中进士，历任兵部主事、兵部郎中等。隆庆五年擢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成为边防重臣。万历二年，又加兵部右侍郎衔，官阶二品。他与当时在朝的高拱、张居正有很好的关系，官运亨通，与穷困潦倒差点丢了老命的徐渭有天渊之别。

徐渭的被邀，出于吴兑一片乡情旧谊，徐渭接受邀请，也并不是为了所谓前程。一来可饱览边塞风光，二来可聚些钱财保障老来的生计。

徐渭是不会接受人家纯粹的施舍的，他必须表达他的自尊和独立。

牛马耕

到达宣府，徐渭受到吴兑和他麾下将吏的欢迎，成为座上宾。

明代有一种轻薄奢侈的文化氛围，地方大吏与边关守将都爱结交山人文士，标榜儒雅，致使遍地都是山人文士。明代的武将中，会打仗的不多，会诌点诗文的却不少。孤独的将军戚继光练兵之暇常常分韵赋诗，相当热闹。

徐渭称得上是真正的山人名士了，又是巡抚吴兑的老朋友，生性不爱受拘束，喜欢逢场胡混，与武士反而相得。一段时间，邀请赴宴、观猎、请求赋诗作序的将吏们纷至沓来，忙得徐渭不亦乐乎。在宣府半年行走，诗成百来篇，一派天真烂漫。在他的这些诗中，多次出现了所谓“三娘子”形象。

据说，“三娘子”是一个颇为影响了边塞形势的重要角色，她是蒙古部落领袖俺答的外孙女，美丽又豪爽，俺答很宠爱她，娶之为妻，他的儿子、孙子都很嫉妒，詈骂诅咒该死的老东西。三娘子似乎并不计较这些，倒是倾心羡慕内地的繁华和漂亮的妆扮，常常跑到吴兑的军中，毫不隐讳地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好尚。吴兑和手下将领们赠给她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云裙等等。吴兑的儿辈们对她更是亲昵，三娘子写信索取金珠翠钿，均随市给予。俺答死后，儿子、孙子相继成为首领，也相继娶三娘子为妻。因为三娘子的周旋加上其他因素，致使胡汉之间出现了持久的和平。

徐渭在宣府时，正有幸见到了这位蒙古的贵族小姐。她英姿飒爽妩媚俏丽，徐渭为她赋诗，也庆贺边疆的安宁。

他还多处写道胡汉之间熙洽平静几如内地的生活，他的心境已柔和很多，早年时时涌动的如同嗜血的激越已逐渐为平静的理智所取代。

只是，对于自身的那份敏感却依然如故。

每当他想起少年时请缨的雄心与眼前万事皆空的青袍霜鬓，就有一种摆脱不了的沮丧和悲恸。他不愿住在巡抚府中，宁可租赁一间阴湿的僧房做住处，他害怕看到自己与吴兑之间的悬殊处境，甚至也多次谢绝吴兑手下大将们的邀请，恐涉非分。

万历五年（1577年）春，徐渭到北京。因为儿子徐枚到北京后做点生意，他不便独自南去。

夏天，徐渭认识了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李如松粗犷果敢，酷爱书画，亦喜诗文，刚从辽东战罢归来。徐渭素喜兵略，初次相见，便如故人。

李如松向徐渭谈起辽东的战事，惊险又残忍，不觉忧愁难禁、泪眼蒙眬、声音沙哑。徐渭从他刚健的外表下看到了一颗似曾相识的柔弱的心，更感觉一种骨血中涌动的亲情。李如松说，父亲身经百战，浑身刀痕剑瘢，幸而有他们兄弟支撑，但弯弓上马，有去无回，家丁已战死大半。而这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荣誉，只带来惶恐和担忧。因为朝廷对于边疆事宜的决断，所听信的仅仅是文臣墨吏的一纸奏章。

徐渭实在找不出话来宽解，只写了几竿消瘦苍劲的竹子送给他。

夏天未过，徐渭生了一场病，儿子也病了，都是痢疾，恶心痛苦。

八月，徐枚护送他回乡。路中，智力平常、不喜读书而蠢莽过人的儿子居然联络外人将父亲辛苦攒下的钱洗劫一空。

万历六年（1578年），徐渭身体有了好转，他与沈明臣相约，去徽州吊祭胡宗宪。此时，胡宗宪已恢复了生前的官衔，赢得死后的哀荣。半途中，徐渭觉得身体有异，匆匆折回。回家后，精神恍惚，烦躁狂乱，甚至厌恶自己的苟且偷生。暑热中，五十多天不吃，只喝一点儿糖水提气，卧床不起，半死不活，原本臃肿的身体也消瘦了许多。

第二年开春，老友李子遂来见，同他说了不少的话，稍稍地缓解了他固执的自虐。他终于走下病榻，还同李一起凭吊了季本的祠堂。

不久，山阴县令传呼夹道来访，徐渭闭门不见，说是怕县尊大人的隆隆车马辗坏了寂寂柴门内的苍苔。县令知意，便下了车，换上便服，步行到徐家，徐渭这才接待了他。

万历八年（1580年），张元忭从北京带信要徐渭前往。

徐渭其实已为张代过不少笔墨，此行也是去作“牛马耕”（代笔）的。他自嘲说：白发齿落，还拿一管毛笔，千里奔走，睡在冷坑上，这与老牛踉跄、拽犁不动、泪汗交替，有何两样呢？

徐渭到北京时，李如松在离京不远的马水口任参将，徐渭受邀到长城游览。逗留期间，李如松遣一名侍女照顾他。徐渭走时，很留恋这名侍女，侍女似乎也腮红落泪，不胜依依。

徐渭住在张元忭的府第近旁，帮助张应对文字。他不太愿意过这种生活，特别不愿意结交京城的王侯显贵，有时还故意闪避。以张元忭的地位和他自己的声望，他本可以成为不少人的座上客的。

一段时间下来，他与张元忭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张是他的恩人，曾经帮助他从死狱中获释出来，他不便拂袖而去。但他的古怪却让张觉得寒心。

有一次张送他皮衣和酒肉，他居然很幽默地致信要将皮衣退还，因为皮衣不是他这种穷人所应该穿的，还说酒肉不好退还，但酒罐还是可以归璧。其实，这只是借口，真正的理由是徐渭负才自尊，对于“一旦得志，即跨骏食肥，目不知有长老者”，他无法领教。而这方面，张显然不可能没有对徐渭来说的不周到之处。

冲突还来自另一个方面。徐渭自恃一副落拓傲玩的名士派头，纵诞不喜礼法，在张元忭门下，却不得不恭肃严谨，有板有节地遵循着通常的仪式规矩，他说：“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

有时候，冲突甚至形成颇为难堪的局面。同张元忭因为有事不合或者张出言不慎伤害了他，人们便看到一个长身白面、目光闪烁如电的老头子，大声地詈骂，然后，骑着马迅速地离了张家。

与张元忭冲突后，徐渭的精神状态变得很差。有一段日子，他废餐绝食，并因体弱头晕而摔倒，右臂脱臼，两腿无力，行走不便。

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那个劫钱的儿子徐枚从山阴赶来，把病得不轻却倔强如常的老头子接走了。

苍苍万里心寂寞的死

怀着“苍苍万里心”的徐渭，终于回到家里。徐枚闹着分家。徐渭与小儿子租住一范姓人家的房子，靠十亩地的租米和他的书画收入过活。

一天早起，他忽然看见一只鲜红而大如蜘蛛又不是蜘蛛的“人脚物”，含着一根很细的丝挂在帐檐下。徐渭默默地祈祷说：

“你来了，倘若是凶兆，请往上。”

“人脚物”果然往上。

又一日，从地板下钻出一条蛇，长一尺有半，四只脚，嘴唇绯红，绕着书案巡回几遭，然后，又钻进了地板。

想必徐渭的住处阴暗潮湿，才滋生了如许的怪物。或者，它们是老眼昏花的艺术家精神深处的“通灵宝物”。

徐渭居家期间，养一只狗做伴。常常把门拴上，不肯见人。甚至有人来访，已经把门推开，徐渭却从门背后顶着，大叫：

“徐渭不在！”

其实，徐渭并不是完全不见人，他不愿意见的是礼法富贵者。而对磊落可喜的诗侣酒人却可以整天一起闭门饮酒，人们甚至可以直呼他“老贼”。

只要他称心，不论衰童遢妓、贩夫屠户，提着一坛热酒，一框田螺螃蟹，尽可要挟他，要诗得诗，要文得文，要字画便字画。那位“不为侯门卖弄风骚，逍遥成越鸟”的大戏曲家王骥德就是他喜欢的门生。性爱“评估古人”说孔明不会用兵、何时何地可破曹操而失算、恨得目眦尽裂的矮个柳公子，间或来访。徐渭还亲自把他送出去，转身从门缝里丢出一句话：

“想不到矮个柳还可以办杀曹瞒！”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常常靠在墙边，从身上衣上摸索出虱子，或者，到远离尘嚣的瀑布下洗涤满身的积垢。他想到那些污浊不堪的小东西在自己的裤缝败絮中，就像人之寓于宇宙天地间一样。

每年清明，他都要到父母的坟上去祭扫，头戴角巾，手提供品，顺便到附近一位侄孙家，煮熟供品吃了再回。侄孙媳妇很贤慧，为他端茶送水，家里养着鸡鸭无数，还有40箱蜜蜂。

他与张元忭后来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于决裂了。

万历十六年（1588年），张元忭不幸死在北京。灵柩运回绍兴，徐渭趁张家无人时，只身悄然前往，抚棺恸哭，边哭边叫：

“惟公（指张元忭）知我！”

李如松一直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李常托人带些银子和北边的土产给他。作为回报，徐渭每次都要寄上书画。1587年，李升为宣府总兵，邀徐渭北上做客，徐渭年近古稀，却兴致勃勃踏上长途，到徐州，因病得不轻又折回来了。回家后，屏绝人事，如梦未醒，昏昏沉沉。他写信感谢李的眷顾，并且说：

“仆有胡说（作品）六七百叶，今拟刻（印行）其半，得参（人参）十五斤可矣。待尽（将死）之人，妄希一二语传后，此故人千百之慧也。以公不弃鬼物（自喻），故聊及之，不敢必也。”

第二年，徐渭的身体好些，他把小儿子徐枳介绍到李的军中，希望谋得一个饭碗。

徐渭晚年，曾经看到汤显祖的诗集《问棘堂集》大为欣赏。托人带信给汤显祖，并捎去毛笔四支和自己的著作两种。他还对汤显祖的《问棘邮草》作评点，直言不讳地夸他，也直言他诗中的坏处。

汤显祖写信寄给徐渭说“更乞半坳天池水，将君无死或能来”，他显然希望见到徐渭并得到教诲。徐渭、汤显祖都是抱臂独立于明代诗坛喧嚣之外的人物，当他们互相发现普天下循规蹈矩地作诗作文，可唯独有他们同时不讲章程不俯仰他人、自由无拘地抒写天地间自由的性情时，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徐渭没有见到汤显祖的戏剧作品，汤显祖却读过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说：

“《四声猿》乃词坛飞将！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万历十八年（1590年），徐渭70岁，老朋友沈明臣寄诗祝贺，徐渭次韵。他的一只耳朵已经聋了，两条大腿时常水肿，以致溃烂，手臂麻痹，多写字便觉颤抖，全身虚弱，心跳气喘。他没有钱，有钱就习惯性地随手散尽，他卖掉了仅有的貂皮，得银十五两，磬也卖了，收藏的字画也卖了，还卖了书，他说：“己身亦将卖矣，况书乎？”

苦难并不能压倒他。“世间无一事不可求，无一事不可舍，闲打诨亦是快乐；人情有万样当如此，有万样当如彼，要称心便难洒脱”“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苦无尽头，遇苦处休言苦极”。他负重的生存显得潇洒和自由。他逐渐变得豁达而淡漠。陋室观天，宇宙人间的一切都回到了抬头俯首间，回到了他沉淀着千百种体验的内心，他摆脱了世俗人生的羁绊，自在、无所顾忌、无所企盼地抒写着不朽的造化和偶堕尘凡的遭遇。当生命的真诚与数千年文化内部的精致选择走向一致时，便在艺术的领域放射出耀眼的光华。

在徐渭的笔下，葡萄、萱花、石榴、牡丹、月竹、鹭鸶、雪中芭蕉、梅巢鹤梦、秋葵甲虫、蛛网横蟹、老树寒鸦、云山丘壑、花草蜂蝶、风鸢牧牛、双猫耄耋、书生瘦驴等一切都是天然、纯洁而美丽的，保持着生的意趣，保持着童心、热情和浪漫，让人体会到寂寞的“静福”。他的字，在森然的骨格中，同样露出了俏皮、出尘的韵致。

有时，他也哭，在他生日的清明细雨天里，在他连饮30杯酒气酣如牛地作字作画之后，在他感到芳草又是一年春的时候，是面对生命永恒地萌动和败落的喜悦与哀愁吗？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73岁的徐渭枕着稻草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铺盖早已经破烂不堪。

李贽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李贽《答耿中丞》

1602年，即明万历三十年，京城镇抚司狱，76岁的李贽受审后关押在这里。

最初的烦躁已经消失，李贽读书自如，写了八首绝句。前七首说，平生登山临水，什么地方都去过，监狱却是第一次光临。窗外已是春光苒苒，扬花飞絮，朗月中天；俯首自思，懒散无成，且静静地等待圣意的裁决。最后一首《不是好汉》骤起波澜:“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将一命归黄泉。”流露出至大至刚的英雄气，死成为他的一种渴望。

一天，李贽要侍者为他剃发，趁侍者不备，他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咽喉，血流如注。在他一息尚存时，曾与侍者有一段简单的对话。当时，李贽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做了回答：

“和尚痛否？”

“不痛。”

“和尚何自割？”

“七十老翁何所求！”

据记载，李贽自刎两天后，才在创伤血泊的挣扎中停止呼吸，脱离苦海。东厂锦衣卫给皇帝的报告称李贽“不食而死”。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

李贽不死于“谏”，不死于“战”，而是苦闷与虚静中的自杀。

他并不害怕被处死。

被捕后，经他的朋友马经伦等多方奔走活动，认为李贽的罪名多少有些“莫须有”的成分，负责审理李贽的镇抚司建议押解回籍。根据成例，这种惩罚实际上是假释，但必须接受当地政府的监督。李贽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便死，回去干什么？”他不想回籍，他已经近40年没有到过家乡。他认为，承担血缘家族的种种道义责任，便不能作自己的独立思考，便不能摆脱地方官宦缙绅间的繁文缛节，徒增迫害与烦恼，简直像受罪。

为此，他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在外面悠悠终岁。

李贽早就考虑过死，尽管这不合乎圣人“未生死、焉知死”的古训，但不论怎样死法，他都觉得死并不比生更难受。

在给侍郎周思敬的信里，他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

当有人以“大坏风化”的罪名扬言要把他逐出湖北麻城时，他本来已接到刘东星的邀请，拟赴上党，却因此改变主意，等待巡道治罪，不愿违“命”他往。他说：“平时所贵的是无事，也不回避多事。贵无事，所以辞官辞家，避地避世，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不回避多事，所以宁可屈死，也不侥幸求生。宁可饿着肚子坚持自己的准则，也不苟求温饱。无事固然是本心，多事也正好借事度日。”他还说：“有人想把他逐出麻城，不知他并不怕死，因为人生只有一个死，而没有两个死，所以他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

与此类似的关于荣辱生死的洞照与表白，李贽的著作中比比皆是。

问题的关键也许正在这里，李贽在被捕前一个月甚至更早就在安排自己“清净”的死：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宽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

这是一个奇特的葬式，充满异教色彩。让人惊悚的是，它不是安排“生”却是安排“死”，而且是自己的死。

混血家世

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明嘉靖五年（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六世祖林驽是泉州的巨商，地道的回教徒，航吴泛越，懋通有无。洪武十七年（1384年），发航西洋忽鲁模斯，娶“色目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祖先仍保持着这种混血的家庭关系，并与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往来。

史载，自宋以来泉州是一个异常繁华的商埠，明代施行海禁，强化了儒文化的种种教义，但依然不乏泛海经商者。到李贽的祖父辈，家道中落，经商海外的事情逐渐消失了。

李贽本人则从小在夫子和准夫子的教化下长大。

李贽的家族是林李同宗。五世祖林广齐，笃信道教，修了岳帝庙，并立下马碑，某御史的子侄过庙不下马，林广齐将其掀翻在地，惹下事端。御史趁林广齐进城，将林囚禁起来，族人破牢把他救出，御史便给林立下“谋反”的罪名，欲置他于死地。林广齐避祸至虎口，最后还是被杀了。自此，族人有姓林，也有改姓李的。

李贽小时候姓李，上学的名册上叫林载贽，后改姓李，因为这个“载”字犯了新皇帝朱载垕的讳，李载贽便成了李贽。

李贽出生不久，母亲去世了。他后来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长大的。

7岁随父亲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12岁作了一篇《老农老圃论》，把《论语》中所记樊迟问稼与子路过荷蓧丈人两件事并举，称千古不朽的圣人孔子为“上大人丘乙己”，带有调侃的意味。文章受到他的同学的赞赏，说林白斋有这样能言利口善于文辞的儿子，可以博取人间的富贵。

李贽自己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祝贺实在太鄙俗了，也不合他父亲的意愿。他说：“我父亲是什么人？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然贫穷，但为了朋友的婚事，他可以从董母头上拔下簪珥。他的胸怀难道能够用世俗的标准去衡量吗？”

李贽的家庭确实不太富裕，他曾回忆自己年轻时的境况说：“自己弱冠（20岁）即糊口四方，无日不逐时事奔走，曾游学寄宿于一户人家，大雪三日，天寒地冻，无以为食，又饿又冻又困，主人哀怜不胜，煮小米食之，他信口大嚼，吃完再问主人，这是稻米饭吗？味道好极了。”主人告诉他，是小米，他之所以不辨稻粟，是因为太饿了的缘故。

尽管如此，李贽还是用着自己的聪明在学习他必须学习的课程。从小读《易经》，读《礼记》，后来又读了《尚书》，朱熹的传注读得他昏昏然，莫知所云。不能领会朱子的深心，他觉得奇怪，又觉得厌烦。20岁娶黄氏为妻，黄氏15岁。

六年后，李贽中得举人，在后来写成的《卓吾论略》中，他很得意地记叙了中举的经验：科举考试像儿戏，只是抄抄写写滥竽充数骗过主考官的眼目就行，主考官难道是一一懂得孔圣人的精蕴的？他将八股文中可爱好玩的挑选出来，每天读几篇，临场前背诵下五百篇，题目一出，就当一回誊录生，如此就高中了。

这似乎有点矫饰，正像他小时候作《老农老圃论》后的表演一样。

不过，李贽确实是别有心思的，这心思随着他不断成熟而日益明朗。

当时，他的目标却是解除家中燃眉之急，不能让父亲再去当叫花子一样的教书匠，弟妹要婚嫁。李贽不再耐心取得进士及第的资格，也可能是因为考试的地方太远，花费不起，李贽又不愿意借贷，便循例进入仕途。本意想在江南离家不远的地方随便混个差事，没有想到政府给他指派的却是远在万里的河南共城教谕。

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贽出任河南共城教谕。

共城有宋代著名学者邵雍求学隐居的安乐窝。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之上。李贽在泉州称自己为温陵居士，因为泉州是温陵禅师的洞天福地；至共城，李贽向慕邵雍汲汲于道、苦志参学的精神，又自名为“百泉居士”。不同的是，温陵、邵雍都可以闭门修性，李贽却不能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而他又生性耿直，与县令、提学，均处不好。五年光阴，存心学问，竟“落落不闻道”。

然后，李贽调留都南京任国子监博士。不到半年，父亲逝世。按照当时的规矩，李贽必须回家守丧三年。其时，倭寇在沿海骚乱，偌大的明帝国面对一小股海盗竟无可奈何。李贽昼隐夜行，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赶回泉州，来不及行孝子札，穿上丧服就率领族中男子日日夜夜守在城墙上，滚石头、放冷箭，防止海盗的袭击。城内斗米千金，李贽一家三十余口，几乎无以自活。

总算熬过三年，李贽举家北上入京。

进京十个月，没有谋到缺职，口袋里已经萧然，只好假馆教书。教了十个月书，得到“国子先生”任命，官做得像在南京一样大小，一样清闲，一样穷窘。

不幸的是，李贽总免不了与上司发生龃龉。更不幸的是，祖父又在此时仙去，李贽只能第二次回家奔丧。

这一天，李贽的一个儿子病死在北京。

李贽决定回泉州，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等他处理。因为家中无钱置买风水好的坟地，曾祖父母和父母的棺材都搁置在家中没有下葬，这一次他回去必须彻底办妥，以尽孝道，以免后顾之忧，这是李贽怎么也逃不掉的责任。北京的朋友赠了他一些银钱，但不够支付全家人的差旅花费，他想带走一半，一半留给妻子，让她去河南共城买点田土维持几个孩子的生计。可是妻子想和他一同回去。

李贽同妻子反复商议，妻子伤感地说：“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犹朝夕忆我，双目盲矣。若见我不归，必死。”话未完，已泪如雨下。李贽心如刀绞，却只能正色不顾。黄氏擦去眼泪，以作为妻子的本分礼节感谢李贽，说：“好好，第见吾母，道寻常无恙，莫太愁忆，他日自见吾也。勉行襄事，我不归，亦不敢怨。”

李贽忍心拒绝了妻子的孝思，替她在共城找到住处，买下田地，又遇上一件节外生枝的混账事：

一位有权的官吏，讹诈富人家的财产不遂，假借漕河运输的名目，要将灌田的水全部放入河中，不留半点剩余。李贽竭情请求不许，只能悬心不已，感慨而去。

“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李贽并不是寡情的人。

果然，等李贽安葬三代老人入土，了却一世业缘、返回共城时，他的两个小女儿已经去世。

原来，李贽离去不久，共城大旱，几亩薄田仅获稗子数斛。大女儿尝过艰苦，食稗如食粟；小女儿却不能下咽，以致夭亡。好在有一位朝廷派来赈灾的邓石阳眷顾旧谊，接济了他们后来的衣食。李贽回到家里，妻子本来一腔怨气，但在看到李贽在听说女儿之死，由欢喜而脸色陡变时，只好恭敬地向他问候。

这一夜，李贽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李贽携眷回京，任礼部司务，“司务之穷，穷于国子”。有人问李贽，何处找不到贫贱，为什么要做司务？但李贽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所谓穷，不只是世俗所谓的贫穷，最大的贫困是不闻道，他十几年南北奔走，只为家事，温陵禅师和百泉居士的安乐之想已全部忘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求学问道，而京师是人文荟萃之都，他正好访寻学问。这当然不是说，李贽在此时就可以放下“司务”不干，除了谋取一份俸禄，还有什么能养活一家大小呢？

李贽在礼部时，张居正正在礼部任右侍郎，不久，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正式参与朝廷事务，很快又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李贽与张居正可能有僚属上的往还。

张居正在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死时，与首辅高拱同时受命佐主，随后又与大太监冯保联手挤走高拱，取得了首辅的显位，利用朝廷内部的矛盾和万历年幼（仅7岁）的机会而大权独揽。他想重振财政，加强文官集团的效率与功能，加强军备，在人事的任用安排与国家组织的协调上，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策略，他甚至提出“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口号，以私人手腕倚重名将戚继光等。这是圣典上不曾记载，或者已经超越圣典的教义而灵活采取的铁腕政治。

十年后，张居正暴卒，朝廷以“纯用霸术”“专恣擅权”“私欲膨胀”等罪名，将曾经煊赫一时、炙手可热的张氏改良政治废弃，并抄了他的家，灭了他的族。

对此，李贽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张居正乃“吾师也”，“宰相之杰”“胆大如天”，是有功于国家的人。在张居正遭到清算时，他曾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但求保全自己，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李贽还表示“今日真令人益思张江陵也”。

这种评价与做法，自然不能仅仅归于李贽与张居正曾经有过同袍之谊，而是有李贽思想上的深刻原因。

得道真人

李贽整日昏昏然担任礼部司务的同时，开始接触王学左派的“心学”。

当时同在礼部任职的李逢阳、徐用检是心学师祖王阳明的信徒。李贽承认，自己之所以接近“心学”，是受了他们的“引诱”，“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

据说，徐用检在京城跟随赵大洲研究学问，李贽不肯赴会，先生把手抄本《金刚经》送给李贽读，说这是不死学问，你也不去钻研一下吗？

李贽从此折节向学，清早爬起来就等候在先生门前，希望能得到指教，但先生上马便走，一言不发，李贽向学之心益坚。

实际上，与其说是“心学”的魅力吸引了李贽，还不如说是李贽的苦闷促成了他走向了“心学”。

令他困惑的是，种种堂皇而号称万世不衰的道德准则的管治之下，为什么依然滋生着蠹蚀国家根本的“私欲”？既然天理昭彰，夫子的旗帜猎猎，人们却总是有不同的是非，特别是属于个人的名利富贵，人们总是像戴着某种假面具遮遮掩掩，而实际上人人居之不辞、趋之若鹜？他坦率地望着自己“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

难道唯独自己缺乏对孔孟之道、对程朱理学、对天下国家的“诚信”？

其实，类似李贽的困惑早已产生。

朱熹的信徒王阳明，曾经困惑于朱熹“格物致知”的教导，为此，他面对一片竹林，七日不食，却始终没有“格”出那个先于竹子而存在的“理”来。失望之余，他从陆九渊儒禅并用的哲学中找到了“心即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答案，进而提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按照王阳明的推理，事关国家社稷与人生安危的紧要处，回到了人的内心。内心如果是“诚信”的，“良知”就会引导着人生按“天命”“天理”而正确地运行；“良知”如果被蒙蔽，天理昭彰也就视若无睹。李贽在苦闷的当头，接受“心学”的教导，仿佛绝望中的一线熹微，从而“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后来，又盛赞席书曾率贵州生员不尊朱熹而奉王阳明为师的壮举。

循此路数，李贽还逐渐找到了郁积心中已久的疑问的解答。

他在礼部担任了五年司务，一心投入的不是为官的机巧，而意在捕捉覆盖整个人生与世界的“道”。他那不免刻板的人生态度与倔强、缺少柔性的气质，使得他与上下之间继续发生顶撞，产生矛盾，但因为他那简静、迂直的为人，却也没有遭到无端的迫害。

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

1571年，李贽调到南京任刑部员外郎。

留都南京的所谓“六部”其实是虚设的清议机构，员外郎属中层的闲散官员。李贽依然看得到人事上的倾轧。他原本对满腹道德、满嘴仁义而急于功利的君子大人们不以为然，南京的尚书、大理却不仅禀有“急功利”“不清白”种种人性的弱点，还于“道学有名”，这一层思想上的隔膜，使李贽“触之又甚”。

令李贽欣慰的是，他在京师入了“心学”之门，至南京逐渐成为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

在不断思索而日出已见的时候，与焦竑、耿定理等的相识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事。

在京师时，李贽就已经结识焦竑，至白下（南京）则朝夕促谈。

焦竑在性情与思想上并不等同于李贽，但是，在对宋儒把孔孟之道作了过于迂阔拘束的解释这一点上却不乏共识。焦竑认为，佛老之学并非“邪说”，是“孔孟之义疏”，而且，阐释的正是孔孟之道的精微要紧处。因此，他笃信“吾学佛，然后知儒”的观点，而视“汉宋诸儒之所疏”为“锢我聪明”。要想有所收获，“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出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不仅如此，焦竑着眼于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认为属于国计民生的“功利”并不违背“仁义”的准绳，《易经》上就有“理财正气，禁民为非，曰义”的大道理，岂能把功利、仁义视为二途，而以弃财为义？这也正是李贽所首先肯定的实用的功利主义态度。

尽管焦竑没有李贽那种似乎天生就要成为“罪人”的叛逆气质、与吃准了便不回头的果敢，但是，他却能够非常同情宽容地对待李贽天才式的“胡说八道”和“胡作非为”，并且经常给他以经济上的资助。

李贽与耿定理的结识，更富有同气相求的味道。

李贽寓居南京时，不仅听别人说是非，而且自己经常聚友讲学，侈谈竟日。在这样的场合，耿定理总是默默无言，偶尔置问。有一次，耿定理问：

“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意思是说，怎样才能做到既自信又不自以为是呢？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却涉及“学问之道”的根本，涉及怎样看待古圣先贤及时人的是非判断。李贽马上回答说：

“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耿定理大笑而别。

李贽说，从此以后，他对耿定理思念不置。

耿定理是一个耽于“道妙”而一直没有为官做宦的纯粹的思想者。理智上的困惑，使他终生痴迷于精神上的穷究，寻求人生的智慧与淡定。

他的哥哥耿定向也是知名学者，兄弟之间常常为一件事、一句话的理解不同而争论不休。耿定向曾以为《四书》中最切要的一句话是“圣人人伦之至”，而耿定理却认为“未发谓之中”更是洞彻生命的关键体验。耿定向虽然也承认，重要的是必须“默识”“自心自性的真”，却被一种自以为是的责任感所驱使，要求最终取得“人人同归于善”免于“堕欲境而灭天理”的正果，有点近于道学家的堂皇和森严。这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是相吻合的。而耿定理更强调一人一己对于本真性命的了悟，他常常独自一人徘徊在穷山深谷中，希望“豁然贯通”于人生的大道。他以为，“仁”即是“无我”，成为圣人，也就是将自我之有化而为无，进入寂灭的状态，以致“无声无臭”。

这种高悬于空中的理想主义，只能藏于内心而不能付诸社会现实，甚至只能默然于心而不能付诸逻辑的言辞。因此，耿定理常常用禅宗式的机锋，避开辩论中的正面冲突，而以表面上毫不相关的语言，来表达深沉的见解。这也使得他的性格不致有他的兄长或者李贽那样的执拗，而显得宽厚柔和。有人认为耿定向重“名教”，李贽重“真机”，耿定理脱口说“拆篱放犬”。

他与李贽的相知是一种默契。

六载南京，李贽由员外郎迁为郎中。期间，与“心学”大师王畿、罗汝芳有过一二次接触。

王畿深信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并以为良知就是“佛性”，是“无善无恶”的“心之主体”；罗汝芳认为可以用赤子之心、不学不虑的方法致“良知”，顿悟就是一种理想的获得状态。这已经接近于禅学了。

为李贽所心许追慕的“心学”家行列中，还有王艮、何心隐等。

王心斋（艮）“本一灶丁，目不识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初欲与王阳明“质辩”，后又折节追随王阳明。年四十，欲周流天下，宣传不死学问，特制“招摇车”，着古服，带“五常”冠，执“四勿”笏板，车上贴着标语：“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在北京，人们“睹观如墙”。

王艮的学说有着浓厚的平民色彩，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条理处，即要圣人条理处”“此学是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

类似的说法，被人讥笑为“饥来吃饭闲来眠”的无聊的“当下自然”哲学。

何心隐将自己的旷古之思付诸行动，尝试在人群中设计一种可以融洽相处的公共生活，甚至主张“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共有无”，实践不果，后来被杀。

广泛的涉猎与切磋，加上自己的用心体验，李贽在思想上已经有了较为成熟而鲜明的倾向性。

顾宪成《遗书》载，李卓吾讲心学，全以“当下自然”指点后学，说人都是现成的圣人，闻有忠孝节义之人，却云都是做出来的，心中原无此忠孝节义。学人喜其便利，趋之若狂。李贽自己认为“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只好哑然自笑而已。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佛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乃复研究《学》《庸》要旨”。

俯首一官糊口姚安

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离开南京，出任云南姚安知府。这是李贽一生中做的最大最实惠的官。

路经黄安，李贽在耿定理兄弟家做短暂的停留。

朋友相得，不胜依依，李贽有弃官留居之意。但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供养家小，他不得不“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

妻子不愿意再一次离开李贽，勉强同行，李贽把女儿和女婿庄纯夫留在耿家。

临别之际，他向耿定理说“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

李贽到姚安，在姚安府门前的楹柱上书对联二副：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他似乎无意或者是不能够在行政实践中别出心裁，以摆脱传统的因袭。一庭明月，两袖清风，更像是一种美学况味，“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与张居正“胆大如天”的作为，正好形成对照。

李贽认为：“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仕与此者，无家则难住；携家则万里崎岖而入，狼狈而去。犹不可不体念之，但有一能，即为贤者，岂容责备？但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盖清谨勇往，只可责己，不可责人，若尽责人，则我之清能亦不足为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

他还认为，路不止一条，人心人性也不止一种，己所欲，勿施于人，君子之治，本诸自己的意愿，至人之治，因人意愿。政不易俗，性不拂能，这才是上上策。

“俯首一官，崎岖数载”，李贽经常将年轻的士子们召集在公堂上，授讲经义、训以辞章。又与名僧参论玄虚，“啸咏发于郡斋，图书参于案牍”，悯天命，悲人穷，朝夕念念。

他也并不拒绝知府任上的种种额外收入，逐渐有所积蓄，这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他坦率地承认：做官的目的本来就不能排除名利之想。

万历八年（1580年），李贽知府任满，他交代了公事，封存府库，带着老婆，亲自到巡按刘维处提出辞呈。

刘维认为李贽是贤者，亲民守职，不能随便离职，即使要离，也应该向上报告他的政绩，获得“荣名”，保留俸禄，方为无憾。李贽说：

“非其任而居之，是旷官也，贽不敢也。需满以幸恩，是贪荣也，贽不为也。民声闻于朝矣而去之，是钓名也，贽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

尽管如此，刘巡按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李贽返回姚安，不理政事，游览滇中名胜。最后，上了鸡足山，埋头读《龙藏》（佛经）不出。

几个月后，刘维看到李贽去意已决，就为他请示朝廷，“致仕”而归。

据说，在李贽离开姚安时，“士民攀于道旁，车不能发”。而他的行囊中也仅图书数卷而已。

告别“伪善”

20年的仕宦生涯，既为人臣，又为人子，还为人父，李贽一直觉得空落落地难受。他已决意不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徒耗性命。

与相知老友耿定理、耿定向于黄安相聚，他也不再回到泉州。理由很清楚：“在家不好修道乎？缘我平生不爱受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即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诞，一毫不慎，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处，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

李贽在耿定向、耿定理为他安排的“天窝书院”讲学教授耿家子弟，有时与远道而来的罗汝芳、焦竑、周折塘等朝夕相从，讲习不倦。书院在五云山之巅，去城十多里，寂寞无侣的时候，李贽批阅经史典籍，与古人相会于书中。

他喜欢用一种反世俗是非的方式看待历史上的忠奸贤愚，史书上赫然记载的圣人贤人，他往往觉得索然呆板，而遗臭万年遭正人君子唾弃者的精神巧思，反令人意动心羡。他理解人性的构成绝不仅仅是种种空虚的伦理标本，而包括“富贵利达”的趋求：“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原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扶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财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

既然“富贵利达”的要求是一种必然，那么，“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名，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就丝毫用不着假托仁义道德国家天下的虚饰装潢。否则，谦谦君子“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此乃有德之言，凿凿有味。

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李贽全盘肯定了种种“人欲”的合理性。他只是看到在道德的“不朽”旌旗下，在高尚的教养与严肃的修身中，成长得更多的是保守、简单、肤浅、僵化和愚蠢，更多的是拘谨、平庸、雷同、虚伪和欺诈，是王朝不堪收拾的离散和颓堕，是人心自古而然的阳奉阴违。至少，在当时衮衮诸公手中怯懦地摆弄着的孔孟之道已大大丧失了领导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性，而成为限制和窒息生命的牢笼，“其流弊以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李贽大胆地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这种认识的哲学意义，足以让人觉得它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萌芽。

但是，在李贽尚且只是试图以自己的思考来达成自己生活方式上的自由时，他已经受到了阻击。

阻击首先来自世俗化了的做人的准则。

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曾经总是能够以自己宽阔的胸襟与不偏执的渊博见识，并且用他特殊的智慧态度与方式，来调解他的兄长耿定向与李贽的冲突。现在，耿定向即使能够理解李贽的放任，却不可能完全容忍李贽以开悟者的姿态去培养他的子侄们的叛逆性，因为这样他们可能生长一种“败家子”式的人格和趣味。

在耿定理去世的同一年，耿定向被召回北京，任左佥都御史。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很隐晦的戏剧性情节是：耿定向在家信中向自己某一个兄弟透露了他的忧虑，他担心自己的子侄们过于效仿李贽而迷误了他们的前程。李贽偶然知道了这件事。也可能是耿定向直接向李贽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希望李贽能慎重对待。李贽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教诲和指责。

万历十三年（1585年）三月，李贽前往麻城，住进维摩庵。三年后，他又搬到龙潭湖的芝佛院。

在此之前，他已与耿定向多次函件往还，辩论怎样才是真正“学好”“学孝学悌”“学为忠信”，怎样才是“取善”之法。

李贽认为耿定向“病在多欲”，左顾右盼，想做自家的事，又要时时用大帽子掩饰，结果就丧失了本真的心，也丧失了人生的自在。人有时不免白天说梦话，而耿定向却是梦中也要说大白天才可能说的话。虚假的“乡愿”，终不可得道，真实的“狂狷”，反而离道更近。

耿定向认为，李贽以立异来标榜自己的人格，立异的目的绝非仅仅是为了立异，放浪形骸，不服管束，而是为了博取超凡脱俗的美名，于家于国无益（其实，李贽早已不要家了）。

李贽愿意为自己心许的自在人生，放弃耿定向对他的敬爱，放弃因为耿的敬爱而带来的“官吏师生俱来敬我”的“何等快活”的好日子，他甚至由此而更加伤感地认定：不仅天下无有知我者，而且世上并无朋友，朋友之间不能“犯颜相谏”，而君臣之间却能够以死相搏，因为那是利之所在，人都是不免为利所动的。

李贽到麻城后，写《与耿司寇告别书》。他说家人思归，只好把他们打发回泉州，自己将行游四方。

异端与诽谤

李贽身入空门，没有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但他把称为“烦恼丝”的头发剃了，独存鬓须。

他自己说：夏天头热，用手一搔白发，“蒸蒸出死人气”，秽不可闻，就把头发给剃了。他又说他之所以出家并落发，是因为家族中闲杂人等时时望他回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逼迫他、勉强他，他剃发以示不归，决然不肯去料理宗族中的琐碎俗事。这些俗事无非是买田置地，建立宗祠，以他的身份干预词讼等。还有，就是当时已有人，特别是那些没有识见的人，视他为“异端”，他陡然去发，以成彼“异端”之名。

寺院幽僻，李贽与几位不算愚钝的僧友常常聚讲，或独立闭门读书，阅读的范围包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有时写点字，研磨伸楮，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也写文章，都是有感而发，不系统，也绝不平庸，发道学之隐情，揭人性之萎弱，令人胆张心动。他还点评过戏曲小说，见解往往足以惊世骇俗。

李贽有洁癖，喜欢扫地，以致“数人缚帚不给”。喜欢洗衣，也喜欢洗面洗身，衣服鲜洁，一尘不染，脸色清癯，一派萧然。他不喜欢闻别人身上的怪气味，特别是他目中的俗人，他更是退避三舍，不交一语。

他还在龙潭湖芝佛院挂上孔子的画像，题词说：人们认为孔子是大圣，我也认为他是大圣，书上是这样讲的，老师是这样说的，万口一词不可破，千年一律却未必人人真知孔子，虽然人人长着眼睛，但未必有什么用处，“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李贽60岁时，一场脾病使他几成老废。

时隔不久，远在泉州的妻子黄氏去世。她是执意要独自回老家泉州的，临终前，几次希望李贽回去。死讯传来，李贽悲痛不已。他写了六首诗称赞她的贤淑，并在给女婿庄纯夫的信里讲，听到妻子的噩耗后，没有一夜不梦见她，文字异常凄怆。

李贽厌烦一世人生中的无数拖累，不惜出家，他有两个男孩儿都不幸夭折，但他不置妾婢。妻子的死却让他深深地忏悔。多年后，他还劝告朋友，不要轻易削发为僧，尤其是有近亲的人更要三思而行。这是矛盾的思想家一次充满矛盾的自白。

万历十八年（1590年），李贽在麻城第一次印行《焚书》，内容庞杂：书信、杂著、史论、诗歌，谈佛谈禅，谈道学谈孔孟，有的唇枪舌剑，有的仅仅是自娱娱人，其中最敏感的部分是他与耿定向的辩论与书信。

耿定向正是在这一年告病还乡，他可能看到了李贽的书，也可能是别人的转达播弄，愤而作《求儆书》，号召自己的“同志”，鸣鼓而攻李贽。在《求儆书》的序言中，耿的弟子据说五岁便知“读书欲为圣贤耳”的蔡弘甫，以先锋的身份对李贽进行了反驳。

此后，谤声四起。

但是，李贽当时受到湖广布政史刘东星与麻城望族梅国祯家的庇护，依然髡首角巾，日携“同志”，遨游巷陌，以化缘和尚的身份，流浪在荆山楚水之间。袁中道《柞林纪谭》载，李贽至于“郢中，常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癫狂，庚寅（1590年）春，止于村落野庙”，袁中道和两个哥哥前往拜晤，认为是“大奇人”。再去拜访，“遂不知所在”。

不久，袁氏兄弟就亲往麻城访问了李贽，大相契合。李贽赠诗袁宏道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李贽显然很欣赏袁宏道那种飘然不群与世无争的审美风度。也许，在袁身上，李贽看到了审美人生的魅力，以审美来达到的“超脱”，比他以“异端”获得的自由，毕竟要显得轻松美好自在得多。

就此，李贽又介入了明代文坛上的争端。

与明代道学家的虚假模样喜剧性地吻合的是，前后“七子”的古文运动（不论其初衷如何）也倡导出了无数因袭规范于古人的诗文。而在李贽的哲学家的视野中，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是出于童心的。那么，“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

这是李贽的时代所可能有的最进步的文学观了。

你要做圣人吗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已任吏部右侍郎的刘东星，丁父忧家居，邀李贽赴上党做客，李贽在上党的坪上村过了一段半僧半俗的愉快生活。在刘东星的热情主持下，庆祝了李贽的70岁生日。

刘东星的子侄经常向李贽求教，质问《大学》《中庸》的含义，还有些是自称是“门生”的李贽的崇拜者也相聚一起。他们的谈话，被辑为《明灯道古录》。

然后，李贽由太原北上，至大同，与他私心敬慕的绝塞将军梅国祯会晤。李贽自认为，他虽然是和尚身份，却决不做“坐枯禅、圆寂乐，专一为守尸之人”，死于朋友，死于战场，都甘之若饴，而能够死在皇上的监狱里，也算是成就此生。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贽寓北京西山极乐寺，仔细参悟生死的本相。

一年后，在焦竑的陪同下顺运河南下，途中可能去过曲阜孔庙。到南京后，寓居永庆寺之伽蓝殿，并书对联一副：

少作书生，未见登堂入室；

老为庙祝，粗知扫地焚香。

在南京，李贽一边读《易经》（这是被认为最深奥的东方典籍，为学者们饱学后研读），一边整理出版《藏书》，继续对假道学、对歪曲的史观展开攻击。

其间，一友人求见，李贽问来者：“你要做圣人吗？”友人自称不敢当，李贽告诉他：“圣人也没有异样，常人多是说空头话的人，圣人只是个不说空头话的人。”与此同时，李贽认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亦无定论，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是此非彼，并行而不悖，司马迁作《史记》是“发愤所为”，不轻信、不残陋、不疏略，有是非不同于圣人的“一己独见”。

《藏书》中，李贽再一次提出“私”之于“人心”的必然。

“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也。”“私”是指人之为人的一己的潜在的不同于他人的心思和利益。服田者，居家者，做官者，皆有私，所谓“无私”的仁义只是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人正因为计功利，方可成就一段“光明伟俊之事业”。

在南京的两年，李贽同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有并不深入的交往。李贽除了欣赏他的“标致”、勇气、意志和不卑不亢外，对他的教义和主张不置辩驳，也不清楚他从万里之外，历九九八十一难赴中国到底“何干也”。外在的天主教教义在成熟文明熏陶下的中国士大夫看来，无非是一则幼稚可喜的童话。但是，李贽很喜欢利玛窦的《交友论》，将它誊录后送给自己的门生朋友，《交友论》中有这样的话：“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连焦竑也认为“友者乃第二我也”的法说既恰当又别致。

灾难降临

李贽重新回到龙潭湖芝佛院，大约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岁末。

第二年初春（1601年），芝佛院突然被一场人为的大火烧得四大皆空。据说，纵火者乃是当地官吏和缙绅所指使的无赖，这一案件的真相始终没有水落石出，但显然与李贽的所作所为有关。

早在李贽与耿定向公开论战的时候，耿定向指责李贽标新立异，将自己写给一位朋友的信公开传抄，信上有涉及对于“心学”的评价问题。信上说：“昔颜山农（也是“心学”队伍中的人物）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这一漫不经心的叙述，其实是针对李贽的。他接着指出，李贽在“良知”掩护下的种种古怪行动，无非是“就地打滚”的意思，目的在于不受拘检，任意而为。他还提到，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还曾率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

李贽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过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外，他对自己的放浪形骸毫不掩饰。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就地打滚”的故事，如果真有这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从正面的意义看，“打滚”也是一种本真的生命状态，“当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见，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因此，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不可语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这一段公案，虽然当事双方，后来达成了“到此为止”的默契，“彼此俱老矣”，李贽甚至表现了对过去与耿定向共同生活的愉快时光的深情眷顾，但是，由此造成的影响却并未因此而消失。

李贽的“异端”名声，在世俗社会逐渐演化为种种捕风捉影的丑闻，而李贽却居之不辞。

李贽在麻城的支持者梅家，声势颇旺，梅国祯又勇敢地主持平息了西北边陲的军事入侵。梅国祯有一个孀居的女儿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接触，李贽著作中称为“澹然大师”“澄然”“明因”“善因菩萨”等就是。这种交往是超越习俗的，在明代“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达到巅峰的时候，自然引起众人的侧目。

李贽对世俗的压力视而不见，反而毫不顾忌地对她们大加称赏，书信往还，探讨人生，将与她们一起谈论佛学的文字辑为《观音问》刊行。他说“梅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也”“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并且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与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乎礼法，毫无“男女混杂”之嫌，同时又有点不伦不类不打自招地说：“山居野处，鹿豖犹以为嬉，何况人乎？”文字富有挑战性，这能够说明什么呢？人们接着举出李贽狎妓和出入孀妇卧室的种种情节，证明他的“不端”具有一贯性，故事越来越离奇。

对于李贽如此招人耳目的事，地方当然不能熟视无睹，否则便足以证明当局者的无能与当地风俗的颓败。

其实，驱逐李贽已早有前兆。五年前，地方的史道台就曾放出风声，想名正言顺地赶走李贽，李贽对此恐吓持非常愤怒的反弹态度，于是巡道又声称，芝佛院的建立未得到官方许可，理应拆毁，李贽答辩说，芝佛院属于私人佛堂，由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合情合理。加上上层人士的疏通，史道台没有节外生枝，李贽后来也就有了上党、北京、南京的悠悠之行。

可是，李贽又要返回芝佛院，他的招摇的旅行使道学家痛心疾首。他还写信给梅澹然，声称麻城将是他的葬身之地，这是令大人先生们不胜焦虑的头疼事。于是便有了火烧芝佛院的“神圣”之举，“逐游僧，毁淫祠”。

事件发生后，曾任御史而遭弹劾免职的马经纶闻讯从通州冒雪赶来，迎李贽北上，慷慨地供应李贽和随从僧众的生活所需，与他一起探讨《易经》。

不久，李贽的门生汪可受赶赴通州。见李贽儒帽裹僧头，作揖行礼如仪，大为奇怪，问：“何恭也？”“吾向读孔子书，实未心降，今观于《易》，而始知不及也，敢不如其礼？”李贽说。汪可受便笑李贽不久前惹下的“麻城是非”，证明没有真正敬孔礼儒。

李贽说：“此非我事，乃人道中事耳。有手在，安得人打不打，有口在，安得人骂不骂？”

汪可受大笑李贽依然是“卓吾老子”。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李贽潜心于《易经》的研究，他早就体悟到，“自己”不过是无数因果循环中的一个幻影；而天道好还，历史将在治乱文质之间依然缓缓地移动。天行健，唯君子以自强不息。李贽怀着无古无今的悲恸，不愿再展望他自己和眼前世界的前程。

无古无今的悲恸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初春，李贽带病完成《九正易因》后，身体愈来愈差。

二月五日，他写下了《遗言》。其实，八年前他已写过相当于《遗言》的《豫约》，除表达他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独立与自由外，他还提到他的家族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他的一个侄子，“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一种彻底的清净与决绝态度。在《遗言》中，他详细安排了自己充满异教意味的葬式。

但是，李贽还来不及庆幸自己晚景的平安，他曾经意料过的不幸的幸事却发生了。

在京师传说李贽著书丑诋大学士沈一贯时，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劾奏李贽：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材，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近闻李贽且移至通州，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各书，并搜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

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看了张问达的疏奏后批示：“李贽应由锦衣卫（特务组织）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李贽在病中听到了马经纶家急促粗暴的敲门声，马经纶告诉他，来的是锦衣卫士。李贽翻身而起，大声说：“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然后躺在门板上，疾呼：“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

马经纶要求同行，李贽说，君是被朝廷弹劾驱逐的人，不能进京城，而且有老父在，需要奉养。马经纶说：“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

马经纶不顾李贽与家中老小的阻拦，毅然跟随门板上的李贽，进京游说。

第二天，侍者将李贽从监中提出，抱入公堂，李贽躺在台阶上，回答“金吾”的询问。

“若何以妄著书？”

“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与此同时，马经纶为李贽上书奔走于四处衙门中。但是，李贽终于倒在自刎的血泊中，时为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

金圣叹

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则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我而既已决非我矣，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乃至或大误耶？

——金圣叹《西厢记序一》

春风沂水圣者的河流

他的字：圣叹。

——他感应到一位圣哲的喟叹。在他以前20个世纪时，那位先哲为了寻求、缔造一种美妙的社会和人群，终生劳瘁，笃志苦行。当他听到自己的弟子曾皙这样表述着与自己的向往全然默契的人生意愿：“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洁丽的春服披在身上，偕同着风致翩然的朋友五六人，身后跟随着文质彬彬的童子六七人，恬然自在地沐浴于沂水之上，披襟当风于熙阳林木之间，及至意兴将阑，舞蹈歌吟着步于归途。）”

这时，圣人深深地叹息、感动了，为这极富于象征性地包容了一切、又超然于一切的人生仪式。

金圣叹又为这种神圣的喟叹所感动。

他领受到人生理想的神圣，自身存在的神圣，于是以此为名。对金圣叹来说，曾皙所渴望沐浴于其中的那条河流，是由人的感情和思绪汇聚而成的，那是语言的液体涌流的大运河——

“有什么东西能比文章的诞生更为瑰奇而不可思议的么？那是天穹中的云霞，它起于微茫，随心所欲地舒卷、离合，倏忽生出亿万种变幻，生成千万匹神灵化成的织锦啊！那是广野中的山川，迤逦绵亘，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何其窅冥无际啊！那是四季中的百花，依枝生叶，依叶生蒂，蒂上生花，花间含蕊，真是神工鬼斧才能成就的奇妙啊！那是不可窥测的色彩镶成的孔雀尾羽，由青色而化为碧，碧化为紫，紫而金，金而绿，绿而黑，黑又归于青??人的肉眼实在无力分辨这样通灵的美丽！”（金圣叹《水浒传》第八回总批）

他一生从不厌倦地嗟叹、礼赞着他的河流。

很巧——也有人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金圣叹诞生的这一天，恰好是一位神明——掌管文运的文昌帝君的降生日，三月三日。

圣叹年10岁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当时，意昏昏然如隔烟雾，但却能出口成诵。

11岁，时时有小病，得以告假出塾。在这份以健康换得的自由里，仍然“以书为消息”：《离骚》苦于生字太多不能通解，《妙法莲华经》和《史记》较为易懂，而终究与11岁的年龄之间有沟堑；当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的，是一部《水浒传》。

12岁弄到一部贯华堂藏本《水浒传》，手抄之日夜不辍，历时5月抄竣。这就是中世纪末期一位大文学家批评家最初的功课。

不久后，少年的批评家得到一部《西厢记》。《酬简》一折戏这样写着：张珙自从在后花园看过神女似的相国小姐一眼，心神恍惚，寝食俱废。好不容易这一天遇到莺莺在隔墙的湖山花荫下拈香。忘情的才子高声吟咏一首情诗，出乎他意料，矜持的小姐竟应声唱和！恼人的高墙倏然打通了，张生如临幻境。然而美人也就在这转瞬之间离去了，像露珠一样无可追寻地消逝了。这一霎张生简直体验到了永别的滋味：“恰寻归路，伫立空庭，竹梢风摆，斗柄云横。呀！今夜凄凉有四星，他不偢人待怎生！”

谁能想到在辽远的异时异地，一个幼小稚弱的灵魂悄悄地复活了张生当时的体验，身不由己地随着这叹息进入了一个幽冥世界：“（圣叹）见‘他不偢人待怎生’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

这少年在语言和情感汇成的冥河里经历了神圣庄严的一次涅槃，一次重生。他在这里呼吸吐纳，浮沉翻滚，战栗痉挛，又在河水中解体、消融，成为了河的一部分。

少年的命运也就此而注定。它将一方面属于地狱之神，一方面属于文昌之神。

大约在25年后，金圣叹完成了“留赠后人”的《西厢记》评点。以下是序言的一部分：

若夫后之人虽不见我，而大思我，此真后人之情也，是不可以无所赠之。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赠之??读书之时，如入名山，如泛大河，如对奇树，如拈妙花焉。我请得化身百亿，既为名山大河，奇树妙花，又为好香、好茶、好酒、好药，而以为赠之。??

他有如此的自信和预感——这部书和他的《水浒传》，果然成为后人心中金圣叹的化身。

《西厢记》诲淫

有人说，金圣叹的现世就是一个化身：

圣叹前身，为杭州昭庆寺僧。死后，朱眉梦圣叹谓之曰：“吾前身乃僧也，尝游欢爱河中，故有是劫。”

——孙文玉《新义录》

如果照这种说法，那么，圣叹的今世就俨然是在重演着前生那个罪孽深重的角色。

他一生的功名止于秀才（博士弟子员），但秀才的名号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多次反复。“以故为郡县生（学生）不常”。原因是在每年对生员们进行的例行考核（岁试）中，他的为文总是怪诞。以下是被他当作“游戏具”的一篇岁考文字的部分摘录：

如此则动心否乎

??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蒹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孔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动动动??（共39个“动”字）

这种居心叵测的怪诞显然意在引诱人的好奇心。果然，学使要求解释那故意堆砌的“动”字。于是，怪诞的作者心意满足地回答说：“只注重‘四十不’三字耳。”

金圣叹显然在曲解孔子“四十而不惑”学说的原意，把圣人对这个年龄的人格的肯定别有用心地推理为对这个年龄以前的全部人格的否定。然而，又怎么能反驳这虽嫌狡狯却又无懈可击的别有用心呢？

下面这些话恰恰写于金圣叹40岁左右。可能在“不惑”的40岁之前，也可能在以后。这是为他批点的《西厢记》所做的序言：

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人淫未有不以好色自解者也。

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

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吾见大抵十七（十分之七）皆儿女此事。??非此一事而文不能妙也。夫为文必为妙文，而妙文必借此事，然则此事其真妙事也。

文中所谓“有此一事”，指的就是男女主人公竟然在“欢爱河”中乐游。这河水淹没过金圣叹的前生，一定还淹没过无数不知名的旅人。他被圣贤们看作每个人在生命的39年中都无法抵拒其诱惑的罪恶之渊。

然而，正像童话里说的，通身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威严地行进在大街上，尽管连他本人心里也不否认这令人难堪的事实，可是当两个天真而缺少教化的孩子一旦喊出那真相，孩子却立刻被大人们当成了怪物。

金圣叹就做了那诚实得愚蠢的孩子：

造作淫书的人，是天下极聪明的人，就是天下极愚笨的人。??以一时之谈笑，而捏造子虚乌有之子女，因为污及古人之子女，因而哄动天下人之子女。此书一出，而地狱无空隙矣。噫，其害也如此之深，故天之报也如此其酷。以其流毒无间，故得死入无间狱报；以其为鬼为蜮，故得脱生鬼国??当脱生时，虽遇仙佛不能救度。

《文昌帝君谕禁淫书天律征注》

这就是世道给孩子的报应。金圣叹却果然“虽遇仙佛不能救度”，他简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天赋里具有圣贤的资质，没有怀疑过自己所认定的东西就是经圣人心许、揄扬过的东西。也就是亿万人心所同有、所向往的东西。

自金圣叹之后，确然已经有数以万计的读者为他批点的《西厢记》掬洒过同情之泪。（金批《西厢记》以“惊梦”结束，结局近于悲剧）。时至今日，一般人对“诲淫”这样的罪名已经比较生疏了，人们所熟悉的是“人类性爱”这一类的字眼。当年金圣叹以孩子似的固执，圣贤式的自我意识，在“诲淫”这样十恶不赦的罪名诅咒之下，顽强地宣扬了人性之中一个朴素而重要的真理。只要我们用心地贴近他的遗作，就会真切地感觉到时间隧道中传来一缕遥远而分明的智慧的烛光。

至人无我

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

徐增，字子能，吴县人。由于耳闻圣叹饮酒之妙，意欲求见，但遭到这样的谢绝：“承谕欲来看弟分解（分解唐诗），弟今垒塞前户，未可得入。”后来才了解到真实的原因似乎是圣叹以徐为礼法中人，不欲见。

徐增当时的诧异大概与后世一字一句嚼食过金氏著作的迂腐书生相仿佛：口口声声“万物坏时，妙理不坏”的金圣叹居然会跟他奉为圭臬的礼法有什么过不去吗？日后当徐增终于见过圣叹之后，却大为遗憾——不是由于这位传说中为人怪癖的六等秀才轻慢了礼法，却是因为他看上去实在太像礼法中人了，同徐增心目中纵酒放浪的狂人形象之间实在难以发生联系。

有人开导徐增：你所见到的圣叹，那其实就是你本人的风采。你不知道，圣叹这人的面貌，不是凭一两个人的见闻印象所能描述形容的——

他生性好疏宕闲暇，水边林下，是他得意之处，常常冥然独坐终日。但在贯华堂讲经的时候，却神采飞扬，顾盼自雄，发辞吐气，声彻栋宇，纚纚万言如贯珠；他精研佛理，自称佛门至诚弟子，又从不守戒律，嗜酒狂妄，而且必在登讲坛之前大嚼狗肉。曾说：“昔我先师仲尼氏，释家之同流也。其教人也务孝弟，主忠信，如是云云，至于再三，独不教人不得食肉。”他又泰然以儒门圣人自居，狂妄难以尽述。某次岁试因作文怪诞，考居六等，挑红粪桶而出（岁试六等为末等，挑红粪桶是一种例行责罚）。遇到熟朋友黄陶庵，陶庵叹道：“君又何至于此？”他竟套用孔圣的语录回答说：“我岂不如老农？”

但切不可以为圣叹就是如此，其实他的性情风采简直可以随处变幻：有时候可以看到他终日不出一语，木讷虚静，那么多半是有一位缄默沉稳的处士在同他相处；倘若他珠玉随风，口若悬河，对方就必定是张仪、东方朔似的利舌；他会随着诗人一道徐步汀州，沉吟觅句；面对佛门中人，冥然入定，莲花绕座；遇到道士会鹤气横天，翩翩欲仙；同剑客在一起就铮铮侠骨，腾踊舞跃。他能像赤子一样啼笑宛然，像老人一样佝偻婆娑。他能让你不难想到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三种法身。

徐增自己倘若是石曼卿那样尽日不醉的酒仙，自然就会见到像阮籍、刘伶那么醉舞狂歌的圣叹的！

《水浒传》诲盗

金批《水浒传》大约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开始写作，完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

这部书的原作者施耐庵以一个人的心胸和手眼描绘了一百〇八个色相各异的性灵，他们“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有其形状，有其装束”。宛如吴道子同阎立本两位绝世的画家竞技争胜，各自作弘宇广殿之壁画：星宫水府，万神俱集，慈即真慈，怒即真怒，美即真美，恶即真恶——这是一群最富有生趣和情意的性灵，这是一百多名象征祸乱的星宿、魔君，是一群盗贼，一群“并不伤人”的“蛇虎”（金圣叹语）。

在这部书的批语里，有一个以礼法之士身份现身的金圣叹。他正襟危坐，神色端重，诅咒和惩戒着祸乱与盗贼；有一个从小自负大才的文士金圣叹。他目不暇接，锦心绣口地赞叹着那壁画一般巧夺天工的文章之妙灵；有一个怀着赤子心地的金圣叹。他优游在这个性灵集聚的世界里，交往、感受着他们，叹赏、摹拟着他们，自己不觉化作了那“三十三种法身”：

阮小七要算作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面对此人，金圣叹顿觉胸中龌龊销尽。

读鲁智深事迹，只觉一腔热血直喷出来，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他人出力。这位经略府提辖为援救一个女子弄出祸来，直弄到五台山去做了和尚。等做了和尚惹事弄下五台山来，又再一次为救一女子几乎惹出祸来。但其实这根本不知清规戒律为何物的莽和尚胸中，却无所谓什么女子不女子，惹祸不惹祸，做和尚不做和尚，他的心思，只是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

书中又居然有李逵这么一个天真烂漫到底的妙人！在这个凛凛的黑大汉眼里，世界正该是一个平等大同的世界，人人正应该是无私无我的人人。一若天地间之物，任凭天地间人公同用之。圣叹与此公相对，“令人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谦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

还有一位，圣叹心仪神往而不敢效法，那是“天人”武松。在武松身上，汇集着鲁达的豪阔，林冲复仇的愤怒，杨志的正派，柴进的善良，阮小七的淋漓痛快，李逵天生的纯真，吴用的智慧，华荣的儒雅，卢俊义的高尚和石秀的精警。??

这么多禀赋有如“天人”的硬汉，他们共同的命运却是成为罪人，收容罪恶的蓼儿洼，成了他们不可挣脱的归宿。对于此，赤子心地的金圣叹是无论如何难以心平气和的：

??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力气，无处出脱，而鸢鹜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塍，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势呼聚之，而于是讨个出身既不可望，点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尽入于水泊矣。嗟呼！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进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

是什么样的过错逼使他们无路可走而啸聚水泊，而“替天行道”呢？林冲是被高衙内逼死了妻子，自己也几乎在野猪林成为冤魂；武松被恶棍西门庆杀害了兄长；柴进的叔父被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殷天锡强占住宅，丧身于殷府的拳棍下；吴用和三阮是由于劫掠一大笔搜刮于民间的不义之财??全书的开端，走出一个生平伎俩只会踢毬和谄媚、而且由此跻身为朝廷大员的破落户高俅，一个只会赞赏踢毬和谄媚的道君皇帝。金圣叹在这里指出：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在读到高俅的党羽们公行不法时，圣叹又告诉人们：“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殷天锡），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也者，每一人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

于是，李逵打死了殷直阁，鲁智深打死了“镇关西”，林冲杀死陆虞侯，武松杀死了西门庆、张都监??于是阮小五在芦苇中悠然唱起了蛊惑人心的歌谣：“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金圣叹则在歌词下慨然嘉许道：

“以杀尽赃酷为报答国家，真能报答国家者也。”

好汉们更试图用自己的两手，整顿出另一个清平世界。

金圣叹在叙述阮氏兄弟对那“罪恶的诱惑”之向往时，感慨地叹道：“人生世间七十年，可谓短暂至极。而此七十年，又夜居其半，白昼仅居一半。这一半之中，十五岁之前的年月，蒙蒙然无所知识，虽有若无；五十岁之后，耳目渐废，腰髋不随，同样虽有若无。中间剩下三十五年，其中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那么如阮氏所说‘论秤秤金银，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的日子，又能有几许呢？或许有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过！活在世上命如秋草的阮氏兄弟们呀！”

金圣叹留下这段文字时，正当他还能够向往“大碗吃酒”的年龄，但此时的心境并不怡悦。

这段时间里，圣叹曾做私塾教习以为稻粱谋，家境已日渐萧索。辛巳年（1631年）苏州大荒，圣叹举家陷于“瓶空罍倒四邻知”“彭泽妻孥相对饿”的窘境。我们看到《水浒传》批语中对饥寒、对科差、对胥吏，异常敏感：“阮小七：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吴用：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阮小五：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来！阮小二：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

金批：“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

后来，自己也做了“强人”的阮小二面对缉捕他们的“公人”扬起了种地的锄头——金批：“快事快文！乡间百姓锄头，千推不足供公人一饭，不意今日一锄头已足！”

圣叹似乎生平对朝廷“公人”不存好感，对酸腐的读书人不存好感，对礼法中人不存好感。早年岁试，常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县学教谕（正考官；副职称为训导）憎恶其文，责令面试，大约便是于当面训斥之意。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为题。圣叹把笔立成，在“后比”中恶毒地写道：“禽兽不可以教谕，即教谕亦禽兽也；禽兽不可以训导，即训导亦禽兽也！”

县学教谕、训导们，恰恰是为了进身为“公人”而读书，既已成为“公人”之后，又以道德君子自居、强加人以“礼法”者。

今天的教谕，就是明天的慕容知府——圣叹在《水浒传》中所遭遇、所仇视、所欲尽杀之而后快的天下之公敌！

（阮小二）唱着山歌道：“英雄不会读诗书。”

金批：“英雄不读书，千古快论。不曰不曾读，而曰不会读，便有睥睨不屑之意。”

阮小二：“只合梁山泊里居。”

金批：“既以读书人居廊庙，则不读书人定合居水泊矣。千古通病！”

在圣叹之前80年的李贽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

童心，是最初的人心——人之真心，是为人最根本最珍贵的东西。而某些人的童心何以会溘然失去呢？最初，有见闻、道理从耳目中传入，于是知道某种德行是受人称美的，于是违背童心去博取美德??这些道理闻见，多数从读书、识义理而来，书籍义理戕害了那些不懂得读书的读书人的童心，闻见道理取代了他们最初的真心。于是从他们身上，只听得到假话，看得到假德行和假文章了！

在金圣叹眼里，水浒的一百〇八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被书籍义理塑造出来的“假人”，这就是宋江。“此书写一八零七人，都有一百零七人行径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权诈不定者也。其结识天下好汉也，初无青天之旷荡、明月之皎洁、春雨之太和、夏霆之径直，唯一银子而已矣！”宋江在心地上用来收买人的“银子”，就是虚伪的“孝义”。圣叹愤慨道：“自是大逆极恶之人，多欲自言其孝。”他们只要编出一些虔诚恭敬的谎言，就不难用“孝义”之名买遍天下，使天下人任凭他们提起放倒，阴变阳易。“不奸不雄，不雄不奸”，一个坦诚、质朴、清白天真的世界，就这样整个地玩弄在宋江这样的奸宄和权诈者的手中。水泊中一百零七人的悲哀尽在乎此。

这是17世纪中叶一位自觉为圣者的读书人留给世界的深痛的喟叹。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约是金批《水浒传》开始写作的当年，“八大王”张献忠挥军东进，长驱出川，袭破襄阳。“闯贼”李自成军大盛于河南，正月，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次年，破襄阳。再次年，破潼关、西安，与张献忠两军纵横中原。至崇祯十七年，《水浒传》批文完成的这一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紫禁城下。十九日，明思宗崇祯帝自缢于北京煤山。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于北京即皇帝位，未几，被迫弃城而去。

“割富济贫”，“均田免赋”，李自成提出的这条治世法则曾在他所到之处一度实行。他设想过像李逵分鱼那样公平地主宰天下。

李自成，陕西米脂李继迁寨农户；张献忠，陕西延安卫柳树涧农户。两人都不曾读过书。当时金圣叹的书流行天下，两位农民军领袖或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在他们的同时，有人曾说过这么句话：“既以读书人居廊庙，则不读书人定合居水泊矣。千古通病！”

甲申清顺治元年金人瑞

甲申年（1644年），华夏乾坤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大变故。

人们在廊庙中已经习惯地膜拜了三百年的朱明王室，突然之间被一个陌生的姓氏——爱新觉罗的家族取代了。这个事件所产生的震动和骤变传感到本土上的每一个生灵。像圣叹一样的读书人，有一些带着残留的踌躇和抵牾做了新的朝臣；另一些人披发入山，駴駴如野人，终生不践故土；一些人操起戈矛，不再是“文人”。

第二年乙酉（1645年），清军南下。金圣叹身边大致发生过这些事情：

六月，清军派往苏州“安抚”的黄家鼐被明军溃兵所杀。三日后，清总兵土国宝汹汹而至。苏州士民惧怕报复，各书“顺民”二字于门，持羊酒迎候。

贝勒八王爷到苏州安民，舟过僧渡桥时，被“乱民”将桥栏石挤堕舟中压死。

清军下薙发令（强迫汉人剃发，装扮成满人模样），激起民变。福山副总兵鲁之玙起兵抗拒，四乡响应，响应者头缠白布，围苏州城。诸生陆世钥率师突入葑门，烧毁抚、按、府、长（长洲）、吴五署；鲁之玙率千人入城与清兵血战，道路践死者相枕藉。之玙战死，全军被歼。长洲人叶茂华等率先剃发，欲做顺民表率，被农民首领赤脚张三全部斩决。

清总兵土国宝屠苏州城。至饮马桥，忽见关公横刀立马桥头，土国宝率众跪拜，遂止屠城。

在这股巨大的旋涡之中，圣叹本人举动如何，差不多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以知道的仅仅是：这一年他从一场重病中侥幸生还，在兵燹中又终于活了下来，也没有披发入山。同时可以肯定，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金圣叹竟然会在自家门首大书“顺民”二字，屈膝迎候满脸杀气的大清军兵。

他和当时众多的读书人一样，经历着一生中心理上最复杂最难堪的日子。这些心理过程或许有过书面的表现和记录，但今天已无法知道。乙酉年所留下的一首诗只是流露了劫后余生的隳颓：“西风不肯饶寒屋，旧病公然虐残躯。亲有几人兵甲后，哀怜到我候书俱。君臣辛苦无方药，奴竖荒唐荐老巫。如此纷纭欲图好，悬知不死只须臾。”

圣叹入清后改原名“喟”为“人瑞”（“人瑞”是圣叹从前借以应试的化名）。这是一种很明朗的语言：前人陶渊明由晋入宋时就曾改名，表明原名渊明的这个人，只能与旧朝相始终。入清后，金人瑞这个名字也再不曾进入清朝科考的考场——这又是一种很明朗的语言。

此后圣叹的十余年岁月，大抵都在专注而持久的著述生涯中消磨着。据后人的记载，圣叹在“明亡后，终日兀坐，以读书著述为务。年四十，黾勉著述，丹黄不辍，贯华堂中，书如獭祭。心血耗竭，白发星星矣。”（蔡丐因《清代七百名人传》）

金圣叹一生著述极富，经刻印出版或手钞流传的有：金批《水浒传》《西厢记》《杜诗解》《选批唐才子书》《才子书汇稿》《天下才子必读书》《西城风俗记》《沉吟楼诗选》等。而他的《内书》——学术著作的绝大部分，都已经遗失了。据清人蔡丐因述，他平生极精于《易》，曾“讲《易》乾坤两卦，多至数十万言，秘不示人。”

这些著作的大部分都完成于中年以后这个时期。

借问随班何处立

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泣下，因北向叩首敬赋。

——金人瑞《春感八首序》

1660年，圣叹54岁。

假如一个生命的整整54年里所积聚的愁闷忧惧能够被某一个巨大的快乐在顷刻间全部消溶掉的话，能想象那快乐是如何地灼热、如何地不可思议、如何使一个普通的生命难以承受吗？

这就是金人瑞听到上面的消息时所爆发的快乐。

“一天欢喜泪无端”，真像是舒双臂倒挽天河，洗尽人间污秽，真像是一日而下千里江陵！能得到天下唯一能够自称为“朕”的那个神圣的人对自己一生的天赋、一生的心血和劳瘁作如此的嘉许，这是圣叹的同辈人所能够想象的人世风流的极限！这使得恍惚如醉梦之中的圣叹悠然把自己同曾经视之为泰山北斗的韩昌黎和苏东坡比肩而立，甚至仿佛体验到吕尚（姜子牙）这样的王佐之才的峥嵘际遇！他的同乡尤侗，就是以诗篇为顺治见知而入翰林为侍讲的。“二月春风便到天”，对于他这个被沉埋了数十年的天生才子来说，这简直是毫无疑义的事。他冥想着自己随侍在龙驾边为天子解说经义的情形，“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借问随班何处立？香炉北上是经筵。”

难以置信，在梦里都不曾遭逢过的这一天竟会这样地突如其来！

人们从未见过金圣叹这么轻飘飘恬然忘形的一个“化身”。这也许是因为他在意外中突然脱卸了太多的沉重而一时间难以自制吧。贯华堂里30多年的书蠢生活是在如何的心境下过去的？金圣叹自述：

其书一成，便遭痛毁，不唯无人能读，乃至反生一谤。

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世。

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

与金圣叹同时，苏州有“僧妖”三折和尚，“戏妖”王子嘉。人们把金圣叹称为“儒妖”，与两人鼎足而三，成为“苏州三妖”。

金圣叹补庠生之后，不曾再参加乡试，据分析，很可能是由于他好批小说，而为当时把持科举大政而又标榜礼法的复社人士所不齿，失去了中试的希望。谁能深知，在四周疑忌、鄙薄、刻毒的目光围困下所维持的通脱放达，背后曾有过多少隐痛？何况金圣叹中年以后所要承受的还不止这些。“老去看看非越石，穷来渐渐逼柴桑”，几乎从未摆脱掉的饥寒，有时大约要把他逼到根本无暇顾及心境如何的地步。

这一切，眼看要从一副背负了它30年的肩膀卸下！

据载，顺治帝福临所读过的金圣叹著作，是当时刊行的金批《西厢记》《水浒传》。阅后评语略曰：“议论颇有遐想，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其态度比之视金批小说为洪水猛兽的礼法君子来，的确满可算作春风和煦了。

假如这位世人眼中的洪水猛兽果真应征辟来到福临身边，为皇上讲经侍读，他将为这位天下的主宰讲述些什么内容？他会一如往常地搬出他自命圣贤的那些狂悖的见解和学说么？会直言不讳地劝谕皇上“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好民（之）好，恶民（之）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吗？??”。

好在这些都是多余的猜想，圣叹一生并没有缘分去实现这一切。

既去已后又非我也

1661年，24岁的福临晏驾了。

他的儿子，一位将要在皇权专制历史上建立煊赫功业的君主——玄烨接替了他，大清国的国运将由此而昌。但对于金圣叹来说，这次变故却简直使他面对着生命旅途的尽头。

二月初一日，布告世祖薨逝的哀诏至苏州，抚臣朱国治等人于府堂设幕，哭临三日。三天之后，这座官设的灵堂成了一场大风波的现场。

一年前，苏州新任县令任维初到任，以酷刑催纳钱粮。逋欠者即使仅欠金三星，也要遭受用浸透尿液的大竹片痛责二十的严惩。不数日，就有一人死于杖下。合邑之民无不股栗。

又是任维初，在常平官仓内每石仓米中扣除七升三合归入私囊。再把公然行窃所得的三千石粮食责成仓总吴之行转卖给本来就是这些粮食的主人的苏州百姓。当时就连三尺孩童也对县署的最高行政长官怀着深刻的仇恨。

当苏州县令在大竹片下用县民的膏血填肥自己的时候，江苏抚臣朱国治正在江南各郡大兴“奏销案”。

顺治十六年（1659年），朱国治莅江苏巡抚任。这年苏郡大荒，而朱抚臣催逼钱粮之置人死地更甚于天灾，朱因此而被呼为“朱白地”（意为凡朱所到之处，万物灭绝，只留白茫茫大地）。朱开列江南绅衿（地主、乡宦和在学生员）欠粮者名册凡一万三千人，无论欠数多寡，一概奏请黜落功名，降为庶人，同时发回地方枷责。锒铛桎梏，徒步于黄尘赤日之中。这就是所谓“奏销案”。某探花因欠一文钱，同样不免于难，故当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民谣。

于是，辛丑（1661年）二月初四日这一天，苏州一百多名生员聚集在文庙哭奠刚刚去世的清世祖。

这显然是一次经过组织和策划的行动。

有人敲响了文庙里聚众的钟鼓，随之秀才们高举着事先拟好的揭帖——相当于控告书，拥至苏州府堂，公请驱逐县令任维初。

府衙里集中着前来哭临的府县各级官员，其中有抚臣朱国治、按臣张凤起、道臣王纪。当官员们正接受揭帖的时候，钟鼓声中竟有一千余人呼啸踊跃而来，府衙门外如水如潮，如火如荼。朱国治惊愕仓皇之下，大叫抓人。人们逃散了，留下十一名被擒获的肇事者。

任维初与十一名被捕者一道接受了审讯。

但抚臣朱国治并没有成为受审者而是当然地担任着决定生杀予夺的审判官。审讯主持人王纪所录下的口供经过朱国治的涂改后，哭庙诸生被坐成三条重大罪状：第一，震惊先帝之灵；第二，声言要扛打朝廷命官，目无当今；第三，写匿名揭帖的行为本身是触犯本朝律令的。

这就是当时立即被定为九起“通海大案”之一的江南哭庙案。

四月初三日，案子移至江宁会审。朱国治再把两名平日与自己有嫌隙的地方官员株连入案：病归故里的吏部官顾予咸、苏州府学教授程翼苍。哭庙时掌管文庙钥匙的程翼苍于是又供出了两名与事者的首要成员。

两人中的一人是当时55岁的金人瑞。是他亲手击响了文庙的钟鼓。他草拟了哀悼顺治的哭庙文。

他一定是气概凛然、当仁不让地走向钟鼓楼的。

在哭庙文中他又会写进些什么呢？

由于顺治的猝然逝世，这位苏州的老秀才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尽在眼前的希望和接踵而至的绝望，他会把自己感慨难言的情绪写入恸哭已故皇上的声泪里。

入春春望转萧条，龙卧春寒不自聊。正怨灵修能浩荡，忽传虞舜撤箫韶。《凌云》更望何人读，《封禅》无如连夜烧。白发满头吾甚矣，还余几日作渔樵。

这首诗正写在顺治晏驾的噩耗传来后、哭庙案发生的前夕。作者要把让他受了一辈子讥讪鄙薄、而最终又使他得到最高褒奖的心爱的文章决然焚毁了。

英明天纵的先帝的不幸早逝，感应得天地昏暗，在不辨清浊的混沌世界中，还能靠谁代表皇天后土去惩罚像任维初这样的“公人”呢？金圣叹会把自己平生对高俅殷天锡的同类的仇恨怨毒写进悼文中。在与同乡们群情激愤地议论到任维初所搜刮私肥的三千石公粮时，他会不会回忆起早年读到《水浒传》中“宋江抄扎慕容知府家私分俵众军”时，自己曾对那来历不光彩的私财表示过愤懑：“一知府家私乃至可俵众军，则亦不可不抄扎也？”会不会想到读李逵打死欺侮善良的殷天锡时，自己所爆发的无穷快意：“何等快便，何等条直！拦驾告状，何为也哉？”

金圣叹当然不会想到自己最后竟会死在万不得已而“拦驾告状”的行列中。

江宁会审判决：哭庙案犯八名倪用宾、沈玥、顾伟业、丁澜、金人瑞、王重瑞、薛尔张、姚刚斩决，家产籍没，妻子流徙黑龙江宁古塔，其余张韩等十人斩决。

这是处分此类案子罕见的重典。

明清之际，读书人聚众生事，屡见于史。明末复社领袖张溥、张采，曾率众驱逐邑中掌文教官员顾秉谦，事与哭庙案相仿，未受到任何追究。

哭庙案的严重性质在于：案发这一年，清政权在沿海还存在一个政治军事上的肘腋之患——郑成功。

顺治十六年（1659年），军势大盛的郑成功、张煌言率军北伐，连克数郡，直指南京，惊得顺治几欲退回关外。顺治十七年（1660年），哭庙的前一年，郑成功迎击进攻厦门的清军，清军惨败，自此无人敢言进攻郑成功。有人向清廷献进剿方略，认为郑据“金夏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于是次年，清政府下令禁海。“通海”成为最为敏感的一个概念。

哭庙案正是当时九起“通海大案”之一。

此案又称为吴县抗粮案，吴民对任维初的仇恨被同对催征钱粮的抗拒联系在一起，而抗纳钱粮实际上起着阻挠清军南下的作用，并造成通济“海匪”的嫌疑。“看得军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而吴县为尤甚。新令任维初，目击旧官皆以未完（钱粮）降革，遂行严比，以顾考成。”（朱国治奏章）朱国治心明如镜：要开脱任维初并置哭庙诸人于死地，只要使罪名关涉到抗粮就足够了。

据载，朱国治对金人瑞又有私怨，这可能是江宁会审后才被供出来的金圣叹霍然升格为首要案犯的重要原因。金圣叹曾作“十弗见”之文，对巡抚意含影射，因而“抚院朱，性忌刻，必欲杀金等而后快”。不过，不必为这致命的偶然弄笔抱太大的惋惜，因为不喜贵人乃是金圣叹其人的素性：“人瑞遇贵人，则嬉笑怒骂以为快，以是大吏颇憾之！”（《清代七百名人传》）

金圣叹罹祸，对此等事期待已久的道学家们不出意外地步出来了，入情入理地指出圣叹之终不免杀身之祸乃是由于批点淫书、盗书。于是有人把金圣叹的被捕描写成在劫难逃：

国初诸生金圣叹??哭文庙，构成狱，避匿僻所，卜满百日，可脱灾。及三月定稿，仅欠一日，以为幸免矣。闷郁已久，暮稍出探巷口，旧门斗过贺曰：“相公幸甚，案定不追。但我拖累艰苦，须为压惊。”旋为访拿，抵案陷辟，正落百日之厄。

指某事为在劫难逃是前代沿袭的老骗术，但金圣叹曾避祸的事却在情理之中。“金圣叹愤时傲世，??遇理所不可事，则又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哭庙时他诚然是抱定正义的情感，直到得到自己必死的消息时他仍认定自己是无辜的。在最后留下的家书里写道：“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不亦异乎”，也就是“岂非咄咄怪事”的委婉说法。

死刑执行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十三日，江宁三山街。

据说圣叹就死时极为从容，一毫不失平时大智若愚的嘲谑风度。“金临刑时，其子泣送之。金曰：有一对尔属之：莲子心中苦(莲怜借音巧合)。子方悲痛，久而未答。金曰：痴儿，是何足悲乎。吾代尔对：梨（离）儿腹内酸。”

金圣叹生平嘲人多多，调侃过他坐馆的主人家，调侃过学官、衙役，终于把最后的幽默和超然留给了自己。

金圣叹同哭庙案被难者有“十八人祠”，在苏州阳山。立祠的人们因惧祸，诡称为马王庙。

金圣叹之墓，在苏州五峰山下博士坞。至今犹在，但已湮没无闻。

读金圣叹《西厢序》：“若夫后之人虽不见我，而大思我，是不可以无所赠之??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仿佛听得见辽远的宇宙中传来的一声重浊的喟叹。

八大山人

山人果颠也乎哉？何其笔墨雄豪也？余尝阅山人诗画，大有唐、宋人气魄。至于书法，则脱骨于晋、魏矣。问其乡人，皆曰得之醉后。呜呼！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

——（清）陈鼎《八大山人传》

皇家子弟

八大山人在他怪特而杰出的书画上，有各种各样的落款；雪个、驴、驴汉、人屋、驴屋驴、个山、刃庵、净土人、綮、释传綮、闲夫、破云樵者、在芙、何园、禊堂、在芙山房、灌园老人、可得神仙、八大山人??字面上所显示的含义已足够我们想见八大山人种种不得名状的懊恼和悲怆，种种自嘲自虐式的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定与认同，可以想见摧残同时成长着他的精神的矛盾与分裂。

关于他，人们除了对于他的画有一种无法抹去的奇怪的印象外，所知并不多，甚至，他究竟姓甚名谁也并不明确。

八大山人姓朱（有人说他叫朱统銮、朱由桵，号朱耷，都属于没有定论的推断），是明宗室，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朱权作有《太和正音谱》，是曲坛上鼎鼎大名的皇族才子。朱权封藩在南昌，这便成了八大山人的籍贯。

八大山人的先辈中不乏像朱权一样的“游于艺者”。祖父善书画，书法是文嘉一派，偏于奇秀，山水画得宋米氏家法；他的父亲号“痴仙”，有生理缺陷，喑哑不能言语，书画的声望却很高，“名噪江右”。

八大山人的身体中自然有“肉食者”的血性和“游艺”的遗传。

他本可在锦衣玉食中悠游终生。

不幸，他遭逢了天倾地坼的变故。在从王子到贫儿的苦难历程中，他一辈子也并未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整得恰到好处。

甲申之变

八大山人的画幅上，经常可以见到一个初看令人茫然的签押，这个签押团团的像一个“龟”字，但它并不是一个字，而是隐蔽地以“三月十九”四字组成。

他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奇特的签押、又经常题在画上呢？

李自成率领如火如荼的农民军，攻到了北京城下，到处是喊声杀声、刀光火光。壮烈帝朱由检（崇祯）十余年“多疑任察、好刚尚气”的“当机独断”，并未挽救得明末的窳败和天数的穷途。眼见大势将去，皇城不保，崇祯痛骂文武将相误了朱明大事，剑击长公主，令皇后自尽后，自己也匆匆到煤山上吊而死，表达了对“贼子乱臣”的恐惧和决绝。

这一天，就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即八大山人签押上的日期。

历史在此截然两断。

李自成本人虽然清简寡欲，意图有所作为，无奈他的眼界、见识、策略和手段不足以应对当时纷乱的天下情势。左右的功臣大将，更是一朝见了天日，顿时急切切地开始策划万世不变的享乐和沐猴而冠的荣耀。据说，刘宗敏一心许于名妓陈圆圆，她是明朝大将当时镇守三海关以御清兵的吴三桂的宠妾，求之不得，便滥施淫威。

吴三桂对于李自成新立的大顺朝本在犹豫观望中，种种偶然的触发，更使他“冲冠一怒为红颜”，转眼间成了清廷南下的先锋。野史外传中的说法，自然是乐于把历史中的情节充分戏剧化，让人们“喜闻乐见”。

李自成不得不仓促率兵亲赴战场，这是甲申四月十九日。李自成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四十余天的君主梦终于做醒。

吴三桂穷追猛打，李自成的兵马先败于真定，不久灰飞烟灭，李自成下落不明。

与此同时，明福王惶惶即位于南京，改元弘光，想成偏安之局，唱后庭之花。尚来不及饱餍江南温柔、金粉佳丽，清兵便势如竹破，席卷了江南。

接下来，有鲁王、唐王、桂王在绍兴、福州、肇庆先后称帝建国，继续明室的香火，抵拒清兵的南下。可惜，都只是大历史中昙花一现的“戏中戏”而已，无可称道。

以后“反正”“反叛”和抗争虽然持续了不少年头，也均不成气候。

以“薙发”为标志入主中原，逐渐巩固了统治、一步步做起了太平盛世君王的是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人。

明宗室子弟以及怀着不事二主之心的旧臣故戚、士子文人，无可挽回地成了或觅食于草野或“游戏”于山水田园翰墨的“遗民”。

八大山人，正是这群无根无家的漂萍者中少数用笔墨表达了自己的心志、气度、血性的人物之一。在他歌不尽泣不尽的生涯中，难以偶同于世的疯狂与为了保存自己而不显山不露水的收敛，奇妙地结合成了一幅幅清冷、生涩的艺术图卷，令我们忍不住要去仔细追寻他行走于尘世的踪迹。

亡命成“驴”

明天启六年（1626），八大山人生于南昌城东弋阳王府。

其时，努尔哈赤已在北方与明廷形成对峙的局面。八大山人4岁时，就位不久的崇祯爷误中离间计，逮捕大将袁崇焕，清兵进驻山海关外。与此相对，延安府大旱，人相食，“流寇”李自成、张献忠率饥民揭竿而起，劫富济贫于大西北。

贵胄的日子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八大山人从小显得孤介，又生性聪颖绝伦。8岁能作诗，在家庭的艺术气氛熏陶下，书法、篆刻、绘事方面的操作技术日进。不久，学为“进士业”，第一次参加考试，成绩就远在同辈之上，成为诸生。四方耆硕长者，莫不噪然称之。

李自成攻下北京，八大山人的锦绣前程被断送。山人时年19岁。

他的父亲遭此剧变，很快离开了人世。

八大山人只能独撑门面过活，一切奢华是不用讲究了，连宗室苗裔的身份，也成了可怕的累赘。八大山人不太说话，也不愿多说话了。他本有口吃的毛病，就此正好默默地承受这身世家国轮回的苦痛。

清兵一步步南下，命令地方官查送明朝的宗藩散居者，这是性命攸关的事，他弃家遁入奉新山中，隐身穷山深谷。

不久，他薙发为僧，“现比丘身”，自号“雪个”“个山”。一天，他自摩光秃秃一毛不存的头皮，幡然说：

“吾为僧矣。何可不以驴名？”

于是，就更名为“个山驴”。

28岁，和尚做了几年，世事越发没有指望，八大狠心“正法”，在奉新山耕香院由师父耕安老人主持“竖拂成宗师”，全身心皈依佛法。

此时，八大山人已着意于山水花鸟画。在长时间的冷眼观照中，山水花鸟逐渐了然于胸，形诸笔墨便放异彩。他署款“传綮”，画多用生纸淡墨，浸润出一派萧瑟落寞的风光。题跋多奇慧，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只觉得其中的字句有着潜在的命意和深刻的韵致。

他还大量地涂写断枝落英、瓜豆莱菔、水仙花蔸之类，别人不明白就里，以为他着了魔，山人反而因此觉得高兴。他要表达积郁的内心以缓解噬人的苦痛，但又不能使这种表达成为公然的煽动和直白的影射，于是便扭曲、变态地显示出来，让人迷惑，也让人震惊。

他曾经写菡萏一枝，在池中半开，横斜水面，生意勃然，悬挂在堂上，像有清风徐来，满室生香，但是，整个荷花败叶离披，完全是一种残损的姿态。他又画龙，在幅长一丈的纸上，蜿蜒升降，欲飞欲动，但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云雾沉沉，只能隐约地设想它的横空出世。

这其实，也是山人身世和处境的写照。

在融洽和谐的相知气氛中，八大山人本来并不乏诙谐俏皮的议论，尽管很简短，却常常令四座倾倒。但是，他不得不废弃了自己的名姓，这是起码的逃避人世的方式。有一天，他忽然在门上大书一“哑”字，从此对人说话，不是做手势，用眼神，就是作纸上笔谈，绝不再开口了。

不能自制的选择——疯狂

替八大山人作传的邵长蘅，有段时间客居南昌，对八大山人怀着仰慕之情，约八大山人相见。那天，风雨如晦，八大山人披蓑带笠，到约定的寺中等候，邵欣然前往，两人握手，互相看着，大笑不已。

入夜，同宿寺中，剪烛谈心。会意的地方，山人情绪高昂，不时作手势语，手势语不足达意，便用笔在几上书写相酬答。烛已尽，兴趣依旧盎然。夜雨如注，檐溜潺潺，疾风撼窗，竹树怒号，如空山虎豹之声，恐怖凄绝。两人均不能成寐。邵长蘅猜想，如果山人面对的是有着同山人一样身世的人，而不是他，此时，必然会相携恸哭，山人当冲破口中的阻隔，一吐心中的块垒的。

八大山人也许并不乐于绝世。

他写过很多诗，但都藏在箱子里，秘不示人。命运施与的残酷的悲剧性，已在他的心灵深处化成一种阴暗倔强的反抗，反抗的最终结局——一种不能自制的选择便是疯狂了。

有一段时间，八大山人常常伏地呜咽，涕泣路隅，或者仰天大笑，笑完了，忽然狂奔乱走，叫号痛哭；或者鼓腹高歌，唱完了，又唏嘘饮泣。

他还带着布帽，拖着长领的袖子，鞋子破得露出了脚跟，翩跹地舞动着他的袖子在市上混游。一群孩子追逐在他的后面哗笑。

当他从过于强烈的情绪波动中解脱出来，又显得较为安静和温顺。

他的书画无古无今，无法律町畦可循，但人们至少看中了它们的别致和新颖。寺中的僧众常常嬲着他索画，甚至捉衿牵袂，他非常老实地替他们写字作画。

他喜欢笑，有时哑笑着又戛然而止住，一时间落寞不出声，莫名地怔忡。

他喜欢喝酒，尽管酒量不大，人们以酒求画，他乐得痛饮，半醉不醉中，缩着脖子拍着手掌，笑声哑哑。然后又同人划拳赌胜，不胜则以拳击胜者背。一旦沉醉，下笔不休，满幅满纸的墨迹淋漓，开始像败冠敝帚的形状，再捉笔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鸟竹石，无不浑然天成。所有的鱼和鸟在他的笔下都夸张奇怪地瞪着一双白眼，目光斜斜地向上，像不解的诘问和困惑失语的痴呆。写字时，他往往狂呼大叫，洋洋洒洒，完全处于不能自已的状态。

在他不乐意的时候，任何诱惑和收买都不能得到他的片纸只字。

据说，有武人招他入室中作画，二三天不放他归山，八大山人便遗屎堂中，弄得污浊不堪，武人只能由他自便。当时的临川县令，延他作客，他整天地哭或整天地笑，终于以“狂疾”而脱离了临川官舍。在他看来根本上无话可说或者不能说话的人面前，他往往手举一“哑”字作答；富贵大人送他绫绢求画，他很高兴地收下绫绢说：

“我用来作袜子。”

在他的画上，最通常的署名是“八大山人”。所谓《八大》者，指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他还把“八大山人”署成“哭之”或“笑之”的模样，昭示了他对这个世界、对他自己既轻蔑又不能释怀的态度。已经幻灭的荣耀逐渐沉淀成一种绝望的自在，一种糊涂、不用心、不谙世的通达，“此身已付随身锸，此笔无殊挂杖钱，定汝嫌人人嫌汝，无聊哭笑漫流传”“一衲无余遍大千，饥餐渴饮学忘年”。

在僧道之间

八大山人49岁时，遇到老友黄安平，黄给他留下了一帧画像——“个山小像”。

画上的八大山人，身穿宽大无边的长袍，一顶破笠把头遮住，双手握住，指甲细长，双目炯炯，鼻梁险峻，须眉清淡稀疏，一派尴尬萧瑟莫名其妙的神态。上有八大山人自题六则，其中写道“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洞曹临济两俱非，羸羸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没毛驴，初生兔”等等；还有他的学生抄录他说法的句子：“咦！个有个而立于一二三亖（四）×（五）之间也，个无个而超于×（五）亖（四）三二一之外也，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圜中一点。”

石涛曾有一首题画诗，说八大山人乃是“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迥出尘，兴到写花如戏影，眼空兜率是前身。”他似乎想以和尚的身份遗世出尘。但是，就在他作了十多年和尚后，他突然蓄发谋娶，有人对他说：

“斩先人祀，非所以为人后也，子无畏乎？”

他还了俗，回到南昌，娶妻生子，很快，他又成了准许有家室的道士。他并没有中断与和尚的来往，或许他觉得和尚道士的身份之间本无隔膜。他所要求的，只是幻迷中精神的安静与和平，“觅一个自在墙头”。

在离南昌城南十五里的地方，他买下土地筑成一所道院名“青云谱”，自己作“青云谱”主持。一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聚精会神地经营着这所道院，道院逐渐扩展，并且编修了《青云谱志》。他60岁时，才把“青云谱”交给别人主持。69岁，他还让自己的后裔买田捐给“青云谱”。

他取了一些与道士身份相一致的名字，道朗，朗月，破云樵者，等等。他自知，世人已不再知道他明朝宗室的身份，就在他狂游市上时，人们已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尽管内心的悲怆不可能平息，但是，在他从人世间消失了近20年后，他至少可以自由地投身于作为艺术家的生涯了。

他的诗依旧幽涩而神秘，一些隐晦的意象，有可能联系着他不可明言的诅咒和愤怒。

他的书法有一种傲岸不驯的情态，逆势秃笔，风调又奇怪地秀健。

他的画无可挽回地暴露了他极力掩饰的心迹。它们完全超离了当时官方画坛工细清丽的格局，率意粗放，清狂疏冷，上承青藤，下启扬州八怪。

他虽然服膺大宗师董其昌的山水技法，但那种洒脱纵肆、跳出藩篱的风貌，却显然不是董家枝叶了。董的画笔明洁而修饰，画面的气氛温静，而八大山人慨然地表现在画面上的山山水水，却无非是荒凉之野，寂寞之滨，豪迈纵逸，感伤而萧瑟；他的花鸟画灵动而夸张，呈现的是一种躁动不安的妥协中的平静。

光荣的梦想

时光流逝，八大山人逐渐摆脱了生存的负累，包括他的皇族的身份和偷生的隐身埋名。他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厕身于形上穷究与审美愉悦的“俗家弟子”。在他的精神深处隐隐地涌动的除了甲申巨变的梦魔带来的伤痛外，剩下的就是作为玩世的审美者的戏谑和田园家居的逍遥了。尽管他有时仍然不免要咄咄长啸长嘘。

他恭敬地摹写了山谷老人书《洒德颂》“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除，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又以细密妩媚的笔致抄录《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字里行间，不乏从容淡定的儒雅气度。他还大量书写充满怪诞情趣的花草虫鱼，池塘翠鸟，灵芝蕉荫，河鹭鸳鸯，闲鸟野雀??他所书的条幅简净而自信：“采药逢三岛，寻真遇九仙”“儒墨兼宗道，云泉结旧卢。孟城今寂寞，辋水自行徐。内学销多累，西园易故居。深房春竹老，细雨夜钟疏。尘迹留燕地，遗文在石渠。不知登坐客，谁得蔡邑书”“山南李愿既归盘谷，文公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上维子之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如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螭遁藏，鬼神守护兮何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字迹娟秀而技巧天成，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纯洁与天真。

八大山人的生活中也依然不乏阵发的冲动。当他从世俗生活的安然中醒来时，奔突在他内心的必然少不了揪心的难堪与沮丧。故国梦难圆，眼前萧瑟而令他困惑，新生的岁月，新生的一代人，已恍然来自另一个世界，对于昨天发生的事蒙混无知。

他只能小心地维护着那份属于他个人的孤独的哀愁与光荣的梦想。

他浪迹于南昌、新建、抚州等地，寻找着与他一样怀着异代的相思与悲痛的老遗民。在灯社、北兰寺、在芙山房、寤歌草堂度过倨傲的残年。

75岁时，栖息在自己设计的“大滌堂”中的石涛给他写了一封心心相印的信，信中写道：

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石涛）将六十，诸事不堪，十年已来，见往来者新的书画，皆非济辈可能赞颂得之宝物也。济几次接先生手教，皆未得奉答，总因病苦，拙于酬应，不独于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济是此等病，真是笑话人。今因李松庵兄还南州，空函寄上，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株，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滌子大滌堂也，此事少不得者。余纸求法书数行列于上，真济宝物也，向所承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滌子大滌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滌。只不能还身至西江，一睹先生颜色，为恨！老病在身，如何如何！雪翁老先生，济顿首。

这是艺术史上一次充满着独特的同情与欢欣的艺术家的交往。

墨点无多泪点多

石涛也是朱元璋的后裔，既幸又不幸的是（多了颠沛、少了切身的苦痛），在他四五岁时，明王朝就覆灭了。

石涛曾在诗中写道：“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嗟予生不辰，龆龀遭此险。巢破卵亦陨，兄弟宁忠完。百死偶未绝，披缁（黑衣服）出尘寰。”他的父亲在南明的小天地中，以靖江王第十七世名义自称监国于桂林，结果在朱明内部的倾轧中被消灭了。

童年的石涛由一位仆人携他逃亡武昌，剃发成一未出家的小和尚作为掩护，行踪不定，辗转于洞庭、长沙、衡阳、全州等地。20岁左右，天下眼见得太平了，他上庐山。因为怀念湘水粤山，自署为“清湘老人”“粤山石涛”。

以后，石涛前往安徽宣城，在敬亭山参加书画社，多次登览黄山，画艺大进。又讨教禅学，号“原济”（元济）“小乘客”“苦瓜和尚”“于今为庶为清门”等等，潇洒地送走了十来年的岁月。

忽一日，他把所藏书画古玩悉数送给友好，只身前往南京，住长干寺的一枝阁，谒明孝陵，写谒陵诗，对陵前松树叩头礼拜。

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到南京，石涛在长干寺接驾。

五年后，移居扬州，再一次接康熙驾，并蒙召见，诚惶诚恐，激动万分。他对于异代的感受比八大山人远为肤浅，他希望得到现实的接纳，他很高兴地在诗中写道他“近前一步是天颜（皇帝）”“草野重瞻万岁前”，表达了他见到康熙时的兴奋，并由此而到达北京。

可惜，康熙再也没有召见过他，他索然而返，在大东门外临水筑屋，题为“大涤堂”，自号“大涤子”，似乎要洗刷过去的是非人我。

是现实荣誉的阻隔催发了他的遗民之想。

他一步步体会到“人生真如梦，何劳问俗樵”“心随巢鸟迹，情逐野云飘”，这才是他真正的自我。他说：“常年任侠五湖游，老去归来卧一丘。江上数峰堪供眼，床头斗酒蘸诗喉。吞声听说国朝事，忍死愚忠旦夕休。无发无冠双鬓白，对君长夜话真州。”在他60岁的庚辰除夕，他写诗表达了平生对于上苍的感激和悲悼。他写道：“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语可尽生平之感者，想父母既生此躯，今周花甲，自问是男是女，且来呱一声，当时黄壤人喜知有我，我非草非木，不能解语。以语黄壤，即此血心，亦非以愧耻自了平生也。”他愧耻什么呢？仅仅是愧耻空空一副皮囊肉身的存在吗？他自问“我何济之有”，并且扭曲地认定自己是“膏肓之子”“头白依然不识字”，这是隐藏着凄凉和伤感的自嘲。

他写给八大山人的信很快得到了应答，看来，他们早已互知根底，并且惺惺相惜了。

八大山人按照石涛的要求画了一幅大涤堂图，石涛得意地挂在堂中，日夜观赏，喜不自胜，写了一首长诗，感谢八大山人的盛意，这是1698年，诗中说：

石江山人称八大，往往游戏笔墨外。

心奇迹奇放浪观，笔欹墨舞真三昧。

有时对客发痴颠，佯狂打酒呼青天。

须臾大醉草千纸，书法画法前人前。

眼高百代古无比，旁人赞美公不喜。

四方知交皆问予，廿年踪迹那得知。

程子抱犊向予道，雪个当年即是伊。

公皆与我同日病，刚出世时天地惊。

八大无家还是家，清湘四海空霜鬓。

公时闻我在邗江，临溪新构大滌堂。

寄来巨幅真堪滌，炎蒸六月飞秋霜。

老人知意何堪滌，言犹在耳尘何历。

一念万年鸣指间，洗空世界听霹雳。

诗几乎就是一份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生平。八大山人没有石涛那样用得着愧耻的地方，他比石涛远为坚绝地把眼前的王朝置之度外。尽管如此，他们的情谊依然是相当默契的。

他们有过相会于“大涤草堂”的经历。他们合作书画，八大山人写古树苔石，石涛补水滩红叶，或者，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补竹。石涛还在八大誊录的《桃花源记》旁题图补画。

除石涛之外，尚有二三君子，亦常常簇拥在八大山人的身边。

1705年，八大山人80岁，久旱后，一场大雨，淋漓滋润了天地人心，他和他的二三君子，优游逸乐于“雨意亭”，乐不可支，作“雨意亭记”，记载了他兴奋得像孩子一样的心情。他十分感激苍天的美意，普降甘霖。

这以后，八大山人的行迹和他谢世的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他应该是依旧感喟着离开那个充满异代之感的世界的。

郑燮

郑板桥非闲户读书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然无之非读书也。求精求当，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郑板桥《自叙》

大清的文化舞台上，出现过许多“怪模怪样”的人物。他们往往一身而兼才子、艺术家、忠臣义士、狂人、疯子、感伤主义诗人、玩物丧志者的面貌，如袁枚、吴敬梓、李笠翁、沈三白、“扬州八怪”等等。

郑燮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

与大多数少年英俊的天才人物不同，郑燮虽然最终被人们称为“天才”，在早年却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值得骄傲的惊人资质。相貌寝陋、身材矮小、智力平凡，连他本人也丝毫不敢夸饰地看待自己的前程。他的卓越、杰出与反时俗的“狂放”，缺少偶然的决定性因素，而是他一步步踏实稳健地走出来的。金榜题名、诗书画三绝、名士风流、誉满天下，人们可以从他身上一一找到自己喜爱的品质：天才的落魄、清醒的糊涂、天使般的纯洁、怜老惜贫的善良，以及清廉、朴素、机警、苦难、智慧、潇洒、严肃、刻版、狂放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人们心目中那个丰富、机灵而朴实的郑板桥。

早年的贫困

1693年“小雪”日，郑燮生于江苏兴化县城东门，城外有护城河，河上有桥。这一带是所谓“板桥郑”姓的聚居地，他自号“板桥”，盖缘于此。

郑家有祖产田八十亩，茅屋数间，这是几乎平民的家世。但他的曾祖、祖父都算得上是读书人，父亲立庵先生还是品学兼优的廪生，每年可得一份国家的补贴。家有书香，使郑燮小时的精神世界并不贫乏。他幼即随父学习于真州之毛家桥，得到了博学而具有诗人气质的外祖父教诲，“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

板桥3岁时，生母汪夫人谢世，继母郝氏也在板桥14岁时长逝，养育之责多赖乳母费氏。板桥一直不能忘怀这三位女性，他总记得，生母将死，他却懵懂无知，依然上床索乳，紧紧地抱住就要离世的母亲。

费氏本郑家的用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板桥4岁，兴化水涝，郑家无以自给，养不起婢仆，费氏吃自家的饭，却坚持照顾板桥和他的祖母。每天早晨，由费氏替板桥穿戴，然后背着他穿过二百步长的竹巷，用一文钱买一个饼塞在板桥手中，直到费氏临出逃荒也不忘料理郑家，捆柴挑水，将做好的饭菜放在锅中，便不声不响地走了。8岁的板桥起床不见乳母，号啕大哭，他以为从此见不着乳母了。但三年后，费氏回来重新照顾他。成年的板桥，对女性、对贫寒之家怀着深情的眷顾，不能忽略这一段温柔伤感的体验。

板桥的家乡，美丽，宁静，藕花芦叶，烟水微茫，又有文峰古塔、才子花洲，多灵怪神异的浪漫风情与深厚的人文痕迹，弱小的板桥在孤独的时候，对这一切都痴痴地注视、痴痴地冥想。

清贫的生活，更充分地拓展了他敏锐的感受和充满灵性的思索。房前屋后的竹子，夏天绿荫照人，冬天在薄纸的窗外伴着冻蝇触窗的“咚咚”声，画出一幅幅清明淡泊的影子；随父读书的真州毛家桥，同样山明水净，竹影横斜，澄鲜可爱。这成为板桥一生不能解除的享受，不能摆脱的诱惑。

16岁左右，板桥除了认真地学习八股时文外，又随同乡陆种园先生学词。陆淡于名利，而壮心磊落，傲睨狂放，板桥十分钦佩他的才华与作为，却为他的贫病孤独而不平。

与此同时，板桥已经揣着一份对某位同龄表姐妹的相思。他们很小就竹马相过，寸心怜惜，无端而纯真的慕恋，使一天天长大的板桥忐忑不安而又难于启齿，“分明一见怕销魂，却愁不到销魂处”，想见而不敢，想见又不能，他只好在笔端注下他们曾经有过的小小的亲情、嫉妒和烦恼。也许，徒劳的相思本来就是命定的劫数。他是郑家唯一的指望，不能不以越来越成熟的态度去喜爱如同桎梏的八股文，并且在20岁时，成了兴化县的秀才，然后与徐氏成婚，生下一男一女。

人丁剧增，原来就拮据的家境更见艰难，板桥仍然不顾一切，将家里所存的契劵烧掉，因为契劵的佃户早已在天灾中一片赤贫，善良的心地，使他承受不了这样的“罪过”。

已经具有秀才“文凭”的板桥，面对家庭的窘境，只好放弃其他打算，画虽然不错，但糊口还很不可靠，只能走父亲的老路，到真州江村设馆教书。

这其实是一种下九流的营生，傍人门户，半饥半饱，好端端地枷锁着自己的灵性和前程。但江村的景致同时愉悦着他漂泊的情思，他可以继续他早年对自然、对农事的痴痴的关注和冥想。风帆点点、旷野幽静、渔市喧嚣、酒店寂寥，一切都宁静空阔，亲切可感。

教馆之余，板桥显然没有忘记两件大事，一为写生，画眼前、心中的兰竹，替日后“以画代耕”作准备；一为习文练字，规矩方正、乌黑发亮的楷书是科举考试必需的，为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是踏进仕途的敲门砖。

尽管板桥已尽了努力，生活的局面却没有改观。

孩子在长大，需要越来越多的吃用，除典当妻子的钗簪衣物，还免不了借债，出门时，自己壮着胆子，半路遇上冷面冷语，便灰心丧气地回到家里。他钟爱的犉儿死了，父亲也跟着谢世，板桥理不出生活的头绪，也不知究竟为何自己会这样狼狈，作《七歌》——长歌当哭，哭一家老小、哭破墙坏屋、哭穷寒困厄、哭“青天万古终无情”，萧瑟悲苦，让人不忍卒读。

卖画扬州——风流世业措大生涯

教馆不足糊口，学诗不当饭吃，学写派不上用场，去而学画。

板桥30岁前后逐渐通过卖画扬州来自给，他说“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贫困，托名风雅”。

看来，板桥没法不体会到生活的大半就是生计，风雅只在其次，甚或是无可奈何才“风雅”的。

扬州自古繁华，名园花香，红桥流水，美人团扇，看不完的旖旎，说不尽的风流。在郑燮时代，因为皇帝南巡，常常驻跸于扬州，全国的盐业也在此集散。人文和金钱上的诱惑，使天下名士荟萃。

与板桥贫穷而附于“风雅”不同，很多人是因为富贵而问津“风雅”的。扬州便成了当时中国可能最大的书画市场。

在故乡与扬州不间断的往返中，板桥不再像在老家一样迂泥而拘束了。梦幻般的扬州“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在纯真得像农民的板桥面前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腆肚的商人，披锦的贵胄，玩猴玩蛇者，歌女、娼妓、地痞、恶棍、混食者，精瘦的脸上同样流淌着肉欲的大官小吏，文人墨客，生命在这里充分地展现着游戏寻欢的本质。

愤怒而压抑的前半生，正好催生出板桥染指于红尘浊世中的狂浪，有酒便喝，有欢便寻；他已经获得的人格和知识的训练又不允许他耽溺于此，若即若离的超脱就成为了最合适不过的姿态。量古酌今，板桥的眼前晃动着千年战伐与百年兴亡，荒冢累累，片叶惊秋，人生与国家的穷通，都像是一种轮回，白眼清贫正在这种轮回之中。

板桥开始只是为了慰藉自己的悠悠行走，“半世销沉儿女态，羁绊难逾乡里”，他觉悟到过去的不潇洒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反而徒增种种狭隘的苦闷。实际上，他的心性虽然痴迷而有些呆板，却很少闭门自囚，作任何学识上渊博无当而迂腐的积累，喜爱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对于历史与人生的往复循环，他有着接近于病态的感受，现在要做的是带着这些感受，把自己的眼界与经历扩张到更广阔的境域。

他上了庐山，拜访无方上人，领略释道人生的彻底的素净和尊严。然后北上，长安、洛阳、易水、燕京，每一寸土地上都曾经有过历史的惊涛骇浪，诱发着板桥遥远的怀想。

在北京，他结交的是文士、画师、和尚、歌伎，以及那些和自己有着相同身世背景的人，在他们中间，板桥不再沉默寡言，而是尽情尽量地挥霍着自己的见识和才情。他认为堂堂皇城中，有更多“絺章绘句、顺时取宠、趾相错关”的浅薄投机者，红墙绿瓦下所谓“当世之务”“康济之略”，也无非庄严的幌子。当天国里的景致也失却往日的神圣时，板桥的言行便大大地解放了。更何况他那借以噉饭的狂怪笔墨，在程序化的雅正的审美趣味面前，总是歪脖子跷腿的不合规矩。即使“束狂入世”“学拙论文”，把自己的聪明和狂怪检点一千遍，板桥也只有“使酒骂座、目无卿相”“动而得谤、名亦随之”。

于是，他想到荷红藕碧的水乡温柔，在那里，毕竟可以“金樽檀板，入疏篱密竹之间；画舫银筝，在绿芳红渠之外”，任凭他自由地“痴迷”，自由地“惆怅”。

板桥重新回到扬州卖字卖画，与同样被放逐或自我放逐于天地间的贫困的艺术家“相濡以沫”。他们是李鱓、金农、黄慎等，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扬州八怪”的雏形。

李鱓号复堂，气象恢宏，早年在古北口御前献画，任过康熙的书画侍从，可惜不那么规矩温顺，失去了皇帝的欢心而甘愿流落草莽。整天喝酒画画，有时又把画好的笔墨撕毁，对着打碎的酒杯嘿嘿苦笑。

蓝眼睛、络腮胡子的金农，长得像“胡商”，矮而敦实，生命力旺盛，才华横溢，一生布衣芒鞋，卖画终老，有一种说不出的大家风范和气魄。

黄慎是一个沉迷于书画的人。据说，他对怀素的草书异常敬佩，长期潜心揣摩。有一天，走在街上，若有所悟，急忙借来纸笔写出了称意的笔致和墨色而忘形大叫：

“吾得之矣！吾得之矣！”路人皆为之侧目。

在聚友高论、喝酒品茗、流连光景的轻淡疏散与卖画市中以求衣食的风尘中，板桥的才智趋于成熟。他知道了好些追名逐利，成就自身的诀窍，其中，就包括对他所处的世界取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所能赢得的自身价值的确立，等等。因此，除了表面上无所用心的糊涂混世外，板桥的“狂名”已越来越大，但他一如少年时，对八股制艺继续保持着强制而夸张的喜爱。

雍正六年（1728年），他36岁时，曾在兴化天宁寺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制艺文章，他自认为“虽有奇才异能，必从此出，乃为正途”。其实，不论“正途”与否，只有通过八股文才能成就体制内的功名，却是不容置辩的铁的规定，也是板桥糊涂中的清醒处。

板桥一手揣着方百川的精致的制艺文章，一手捧着徐文长的《四声猿》，在天宁寺苦读不辍。夜深更阑，残灯如豆，冷风吹得落叶沙沙作响，板桥仍然坚持默写经文，以至能够毫无错谬地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默写各一部。与此同时，他又正心诚意地指斥那些辱没圣门的龌龊秀才，“卒无救时济变之才”。

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雍正九年（1731年），板桥39岁，与他一起含辛茹苦而命相欠佳的妻子徐氏病殁，给板桥留下了终生的剧痛和遗憾。

最伤心的或许还不是感情上的割舍，而是一种不能使自己的亲人活得如意，死得荣华的耻辱。

这年冬天，板桥裹着亡妻生前补缀过的破裘御寒；除夕祭祖，他忠诚地敬上一杯白水，他已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供奉。就在同时，他写信给新任兴化县令汪芳藻告贷，汪政声颇好，雅爱文章，欣然赠款，这就是板桥第二年参加省试的盘缠。

板桥不负汪的厚爱，在南京博得了举人的资格。

这并没有使他过分高兴，相形之下，他甚至感伤悲恸得涕泗滂沱。迟来的发达，已无以抚慰自己的双亲和妻子，只有梦中忧愁的身影，山中寂寞的坟茔。十年浪迹，板桥对人生在世福祸苦乐的循环，有着颇为虔诚的参悟，盈亏皆在须臾之间，他不愿意对欢乐如同对待苦痛一样作无节制的沉溺，而更愿意感伤着欢乐，达观着痛苦。即使在梦中，他也保持着“中庸”与“节制”的清醒，在缥缈的香烟和神秘的讽诵中领会冥冥的静福。

为了参加会试，板桥读书于镇江焦山。焦山位于大江之中，山上有定慧寺，环境优雅，遍地修竹，山色的变化、水光的澄鲜均在抬头俯首间。板桥悠然徜徉在这如同孤岛的寂寞中学习制艺，也读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

乾隆元年（1736年），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这一年，他44岁。从此，板桥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自嘲并自诩。作《秋葵石笋图》，庆贺自己年过“不惑”的收获。

在北京，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停留，意在“得一京官”，让潦倒贫困的家庭振作起来。板桥出仕的欲望异常强烈，干谒参拜，削尖脑袋找门径。但是毫无结果，只好怏怏而归。

无论如何，板桥自然不同往昔，进士的身份就足以给他带来衣食饱暖，这是世俗人情中不言而喻的通则。

他住进了扬州李氏小园。这是一处回廊映带、湖光潋滟的所在。他还完成了一桩婚事，姻缘是他在雍正十三年扬州卖画寻幽访古时种下的。

据说，那年花季二月，板桥早起，由傍花村过虹桥至雷唐，探访隋炀帝曾经长夜欢娱的“玉勾斜”遗迹。不觉离城已十里，居民渐少，树木丛茂，板桥叩门走进一院落，在院内的杏花下留恋徘徊。有老妇人捧茶一瓯，招呼他小坐片刻。板桥抬头看到厅房的墙上，贴的是自己手写的墨迹，便问：

“识此人乎？”

“闻其名，不识其人。”

“板桥即我也！”

老妇人听了大喜过望，连忙招呼自己的女儿：

“女孩儿起来！女孩儿起来！郑板桥先生在此也！”

此时，已日上三竿，板桥很饿，老人留饭。待板桥吃完，老人招呼的女孩儿艳装出房，再拜而谢：

“久闻大名，读公词甚爱慕，闻有道情十首，能为妾一书乎？”

板桥应允，女孩儿取出密色花笺、湖州颖毫、紫端石砚，纤手磨墨，请板桥挥毫。板桥写完《道情》，感于母女对他的殷勤，又题了《西江月》一词作为留念，一片怜香惜玉之情，尽注于字里行间。板桥问姓，答姓饶，问年，答以十七。老人说，生有五个女儿，四个女儿均已出阁，留下这小女儿养老，叫饶五娘。老人又说：

“闻君失偶，何不纳此女为箕帚妾，亦不恶，且又慕君。”

“仆寒士，何能得此丽人？”

“不求多金，但足养老妇人者可矣！”

板桥许诺说：

“今年乙卯，来年丙辰计谐，后年丁巳，若成进士，必后年乃得归，能待我乎？”

“能！”

板桥留下自己的墨迹为凭，离开了饶氏家。

后来，饶家越来越穷，屋旁边的五亩小田也卖了，板桥正滞留京城。有富贵人家欲“发七百金购五姑娘为妾”，女孩儿矢志不渝，一心等待。有个江西人叫程雨宸（板桥对他感激不尽）的在扬州，听得板桥与饶氏约会，就以五百金给饶氏做聘金以解燃眉之急。第二年，板桥在扬州，程雨宸又赠五百金让板桥体面地娶回了饶氏。

红粉佳人，闺中少妇，板桥很自得地享受着风情十足的艳福。尽管他依然不乏思故怀古的惆怅，却可以不再自卑地周旋来往于王公方伯之间；赋诗作画，也少了些萧瑟暮气，而流露出一种富贵通达的品格，包括对于百姓贫苦的怜恤，包括“下笔无令愧六经、立功要使能千载”的自勉自信与自恃。

乾隆六年（1741年），板桥再次进京，是奉吏部之召？抑或是候补得不耐烦？他结识了号“紫琼道人”“多能艺人”的乾隆叔父慎郡王。第一次谒见就受到优厚的礼遇，郡王亲自操刀割肉，送到板桥席前说：

“昔太白御手调羹，今板桥亲王割肉，先后之际，何多让焉！”

慎郡王显然很欣赏板桥的才艺，便将自己的“随猎”“花间”诗草送请板桥作序。这足以令板桥心中耿介的是非观为之倾斜。

板桥在诗中尽可能地使用动人的词句称颂郡王的不世之才（其实是表达自己的感激）“文武成康四圣人”“万丈才华绣不如”，他还说“（郡王）胸中无一点儿富贵气，故笔下无一点尘埃气。专与山林隐逸、破屋寒儒争一篇一句一字之短长，是其虚心善下处，即是其辣手不肯让人处。”

板桥很快被选授为山东范县知县。

范县任上

板桥骑驴上任，带着肚内的文章与捆中的琴书笔墨，还带着年轻貌美的饶氏夫人。此来，他要把经济之策付诸现实——“立功天地、字养生民”了。据曾衍东《小豆棚杂记》载，板桥莅任之初，署中墙壁悉令人挖孔打洞十百，以通于街。人问其故，板桥说：

“出前官恶习俗气耳。”

话虽不可信，却不乏板桥执拗古怪的气派。他以为治国养民的关键在于消除君与民、臣与民、民与民之间的阻隔。只要消除阻隔，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信任与同情，然后有爱民之心，使得渔者有渔、耕者有耕、商者有商，便可无为而治。

朴素简单的对策，基于板桥对“人道”“天道”的特殊体验。

在给堂弟郑墨的书信中，他屡屡谈道人人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只是天道循环倚伏，而有富贵贫贱，既可以富贵，便可以贫贱，霄汉泥途，其实是可以因人事甚或不因人事而变化的；“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矣”。因此，做事而不可太尽、太绝，“留得一份做不到处，便是一份蓄积，天道其信然也”“是为人处，即是为己处”“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

这种看似豁达，不免哀婉的关于“天道”“人道”的诠释，是板桥数十年贫困中体验和思考的结果。带着这种哲学，他从贫困走向了富贵，现在就以富贵施于贫困，去“明理范世”，去体会和解救民间的疾苦。

板桥常常布袜青鞋步行田间垅上，在蓝天白云青草的牧歌背景中“闲眼看耦耕”，问稼问种，芒鞋问俗。即使是夜里履行公务，也只有两名衙役，擎着书有“板桥”二字的灯笼随行。

对于田园气象，他有着类似审美的观感，所谓“春花淡寂，秋实离离，十月霜红，劲果垂枝”等等。对于诉讼，他的原则是“讼简刑轻”“与民休息”，用宽容的道德态度处理纠纷，“民皆安堵息讼”，“日高犹卧，夜户长开”，以至没有什么令人头疼的事发生。即使有，板桥的评断原则也是“左富商而右窭子”，尽量不让穷人吃亏。

范县是小县，六房如水，衙门清净。据说板桥常常饮酒看花，醉了就拍着桌子高声吟唱，皂隶们听了窃窃私语，说县官有些疯癫。议论传到了板桥家人耳中，便劝板桥说：有狂生、狂士而不可有狂官。板桥只好改在黄昏喝酒，酒后就呼呼大睡。

还有传说，说板桥治下，有对年轻的和尚尼姑相好，村上人将其双双抓来见官，板桥但“令其还俗，配为夫妇”，且写了“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年郑板桥”的诗以相赠。

板桥对“衣食”依然怀着类乎与生俱来的珍视，范县任上所作家书，总不忘表达这种禀于身世和气质的偏爱。他告诫家人，学会制碓、制磨、制筛箩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学会劳作，务必怜惜穷亲戚、穷朋友，天寒地冻时有人上门，给人家泡上一碗炒米，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他说，农夫是天下第一等人，牛郎织女，是衣食之本源，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一人有一人之长。一心想中举、中进士、作官、攫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的读书人是士子的败类，是“四民之末”。当然，如果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样的士子又高于农夫一等。

他还说他之所以成进士，平安地做官，是家乡东门人的富贵福禄集于一身。因此要紧的是把他的俸钱，挨家比户，逐一散给。又交待应该怎样买地造小宅以安晚年，怎样置田获秋稼，作为农夫以没世，怎样不与人争坟地家宅之风水而风水自然在一幅善良宽厚的心思中。

板桥的家书，琐细而津津有味。

在范县，板桥订定刊行了自己的诗词与《道情》十首。

《道情》是板桥十三年前就开始创作的抒情小唱。当时，他卖画扬州为衣食所累，承受种种挫折和变故，需要缓解心头的穷愁和悲哀，他不能不用一种苍凉、淡泊、清净的理想，掩饰和超越眼前的窘迫。岁月流逝，理想逐渐内化为一种人格风尚，他已经乐于以此作为一种人生的回旋和表白。

他写道：“枫叶芦花并客舟，烟波江上使人愁；劝君更尽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头。自家板桥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间，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谱得道情十首，无非唤醒痴聋，销除烦恼，每当山青水绿之处，聊以自遣自歌。若遇争名夺利之场，正好觉人觉世。这也是风流世业，措大生涯。”

“风流家世元和老，旧曲翻新调；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俺唱着这道情儿归山去了。”他在正文中，写了渔翁、樵夫、道人、头陀、乞儿等所独享的无边自在，将瞬息浮生、杌陧人事、纷纭世界看成“蛋壳”“泥丸”，“疾卷如风烛”，唯有醉如泥。

无疑，这在板桥功成名就之前多少有些矫情。而今，虽有些高傲要价的味道，也未尝不是板桥所能体认到的实实在在的人生本相。

板桥并不满足也不满意于范县七品之任。他的“枕中方略”，似可应用到更大的范围中去。而且，“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廉俸所入，甚属寥寥。苟不入仕途，鬻书卖画，收入多于廉俸数倍。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问题是人情上的牵扯又使他不能随心所欲，巡抚很喜欢他的墨竹，每次晋谒，都邀他至内花厅吃饭，板桥受宠若惊，不敢放浪。巡抚告诉他：下属无留膳之例，我和你是私叙，不必谨慎小心。板桥欲告病辞职，巡抚一时未必允许，只好徒呼奈何。

接下来的便是七年潍县之任。

苦痛的傀儡

潍县的繁华，板桥在《潍县竹枝词》中有很生动的叙述，“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县原是小苏州”，他还写到斗鸡走狗者的风流，富贵人家的阔绰，贫儿的无助等。美丽的风物、淳厚的民情、世外桃源的理想，自然也时寄笔端。

板桥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到潍县上任，继续他介于有为与无为之间的治政。

潍县的琐事似乎要比范县多，板桥用富有戏剧性的手段调解了不少纠葛。曾有盐店商人扭一私贩上堂，板桥见私贩衣衫褴褛，料不是歹徒，便对盐商说：

“尔求责扑，吾为尔枷示之如何？”

盐商首肯。板桥就命一衙役用芦席做成一枷，高八尺，宽一丈，上首穿一孔戴在小贩头上，又用纸笔，画竹兰图十余张，贴在芦席上，然后将小贩押送盐店。小贩带“枷”站在盐店门前，铺面全部被芦席遮住，观者如堵，终日不绝。盐商大窘，苦求板桥。板桥笑而释之。

《扬州画舫录》载，有穷书生控某富商赖婚，板桥将书生留在衙中，然后升堂理事。富翁赴诉，板桥从容说：“贵千金若不肯出嫁，请拿一千两改变婚约。”富翁欣然出银千两。板桥又说：“本堂为您择婿，一千银子作嫁资，如何？”富翁谢板桥。板桥便命叫出秀才，公堂成亲，富翁无可奈何。

板桥对穷苦读书人的体谅其实是与他的教化策略相表里的。传说潍县的贫寒书生韩梦周夜半读书，琅琅有声。板桥闻悉，解囊相助，着意栽培，后来韩生果然成了进士，任安徽来安县令，爱民如子。

不仅如此，潍县有钱，板桥主持修文昌阁城隍庙，以弘扬教化。他说：

“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精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

乾隆十一年，潍县发生瘟疫。

第二年又大旱，赤地千里，人相食。板桥拟开仓赈灾，按规定，这不是板桥所能自作主张的。有人委婉地劝他不要仓促行事，以免获罪于上司，这却大大地伤害了板桥，他说：

“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

便以百姓所写借条批出谷子，活万人。百姓秋后无收成，板桥将借条大多烧毁，像当年他处理家中的契约一样。这极可能误构借公肥私之罪。板桥刻印章一方曰“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一种道义所激发的情感上的冲动，使他不愿再替自己着想。他限制粮食囤积，平抑粮价，利用县令的身份，劝说富户轮流开设粥厂，煮粥以食老弱贫残，又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亲自规划出修城凿池的工程，由政府集资招远近饥民做工就食。

尽管板桥已尽了心力，潍县依然不乏流离失所的饥民。

他很伤心地写下了著名的《逃荒行》《还家行》等诗篇，所述生民苦痛，惨不忍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令人赞不绝口的七绝也作于潍县。

板桥对他的诗歌创作有很多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刻板的要求。他曾在《印跋》中讲“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劳人”未必指的全是“劳动人民”，但是，他对诗歌等是否反映了“民间痛痒”却刻刻在心。

按照板桥的正规表述，艺术的原则应该是“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穷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灵之风猷”“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归于日用”“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也”。

基于此，他认为文章诗歌有大乘法如《史记》杜诗，“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兴亡得失之故”；有小乘法如“六朝”“王孟”，“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

显然，板桥在潍县的诗文是基本按照他的这种主张而写作的，还有前后写的《悍吏》《私刑恶》《抚孤行》《孤儿行》《故恶》《田家四时苦乐歌》《海陵刘烈妇歌》等等。一种对于弱者的悲悯同情，对于善良和道德的珍惜与旌扬之意浸透了纸背。

在潍县，板桥重订诗词抄，手写印行。在《后刻诗集》中写道：“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他还谦虚地说“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屡欲烧去，平生吟弄，不忍弃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如何”。

在过于堂皇的标准下，潜藏着艺术取消的倾向。

在给堂弟的信中，他除了告诫家人如何为人爱物，如何长忠厚悱恻之情，驱残忍刻急之性，还教导读书的选择。为了子弟的富贵寿考（他直言不讳这种“私情”，与他论文时常曰生辣曰古奥曰离奇曰淡远的“公道”情形截然不同），他不愿子弟学韩非、商鞅、晁错之文，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学郊寒岛瘦、长吉鬼语。

这简直是近于道学家的口吻了。

潍县任上七年，板桥勤勉而又机敏地应对着琐碎的大小事宜。其间，还有“乾隆东封书画史”的经历。乾隆东巡，为筹备皇帝登临泰山祭祖、祭天，板桥在泰山玉皇顶住了四十多天，策划布置。后来，他镌印章曰“乾隆东封书画史”，以此自炫自励。

不幸的是，时隔不久，他52岁时饶氏所生的儿子在老家病殁。他曾经常写信托家人教育孩子，一片厚望，以板桥的身世和教养（他显然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要让他反省的是，他是否过分享用了后代的福泽），以板桥老来得子的亲情，打击可能是巨大的。而在潍县的作为，虽然他自认为时时以古圣贤为楷模，却并不受器重。在给内子堂弟朋友的信中，他屡屡言及他的厌倦和疲惫，“官运有夷有险，运来则加官进爵，运去则身败名裂??惟久羁政海，精力日衰，不仕又无善退之法，自寻烦恼”“去家十一载，久思解组归田，以延残喘”“颓唐之象，日渐日衰，作宰十数年，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屡思乞休，遄返故里，与我弟畅叙手足之情，而犹不见谅于当道，殊令人欲哭不得，欲笑不能”“余已决计告病乞休，若上峰不允，准备一辞不获命，则再辞，再辞不获命，则三辞，务必遂我初服而后已”。

其时，他的身体似不太好，“足部湿气”“通宵无眠”“疝气时发”“左耳失聪”“目光昏蒙”。也许，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他的内心时时跃动着彻底“自由自在”的精灵，特别是当他遇到不顺心的挫折和变故时。

板桥在《青玉案》一词中写道“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绝塞雁行天，东吴鸭嘴船。走词场三十余年。少不如人今老矣，双鬓白，有谁怜？官舍冷无烟，江南薄有田，买青山不用青钱。茅屋数间犹好在，秋水外，夕阳边”。

板桥曾经有卖画扬州的苦心苦旅，有往返于佛道间领略的淡泊况味，这一切足以让他将天地间以心气相竞的为人视作无聊游戏的苦痛傀儡，何况琐碎的为官？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

板桥终于从潍县离任，却是被解职的。

《小豆棚杂记》谓板桥“因邑中有罚某人金事，控发，遂以贪婪禠职”，对照板桥自述“我郑燮之以婪败，今是归装若是其轻且简，诸君子力跼清流，雅操相尚，行见上游器重，指顾莺迁，倘异日去潍之际，其无忘我郑大之淡薄也”，可见他确是“莫须有”的贪婪罪被禠职的。

我们不必把所谓的“贪婪”看得过于认真，也不必为板桥“清白”的人格去笨拙的掩饰，如前所述，他开仓赈灾而将借契焚毁就极可能误构罪责，何况在明清两代，单以俸禄的收入是不大可能在家乡买田地、造屋宇、救贫困如板桥的。

板桥对此也并不觉得突然。

他很钦佩那种能在作官作人方面左右逢源的“解连环妙手”，他也理解到“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生??蛇蜈蚣财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杀之”，板桥其实并不可能“得而杀之”。在一幅送给朋友的长卷中，他画了摇曳有致的兰花，清瘦孤标的竹子，错落的石头，又穿插上荆棘数枝，题曰“满幅皆君子，其后以荆棘终之，何也？盖君子能容纳小人，无小人，亦不能成君子。故荆中之兰，其花更硕茂矣”。对生命如此豁达的洞察，无疑包括了对于“解职”的始料与不以为意。

板桥终于在61岁时离开了潍县，头戴岚帽，身穿毡衣，骑毛驴，“囊橐萧然，图书数卷”，还有那把叫“阮咸”的琴。

据说，在他的任内“无留牍，亦无冤民”，百姓感戴，立生祠、祭画像。行时，绅民夹道，不少人持笔墨索书画，板桥画了几竿清瘦的竹子在风中摇曳，题曰：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

然后，从容而去。

从此江南一梗顽

板桥骑驴而去，扬州秀才李啸村送他一副楹联：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

“二十年前旧板桥”已然不是“背人独自问真宰”“卖与东风不合时”的落魄板桥了。

扬州是曾经寄寓了板桥的痛苦、相思、落寞、欢乐、疯狂之所在。壮志与辛酸、风流和寂寞，砥砺了他倔强、坚韧而潇洒的品格，把他带入到一种远离“正人君子”的放逐生涯中，“十年梦破江都，奈梦里繁华费扫除。更红楼夜宴，千条绛蜡；彩船泛春，四座名姝。醉后高歌，狂来痛哭，我辈多情有是夫”“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与落魄困窘同时产生的是无边的愤怒，“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叹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也许就是这种狂怪郁结的生存境况与精神状态，造就了板桥书画的不同凡响。

“六分半书”是板桥融真、隶、草、篆、画于一体而另辟蹊径的“无古无今”的独创，布局如“乱石铺街”，字形怪异、夸张、踉跄不安，又莫名其妙地潇洒清秀。相传他苦于创新不就，日思夜想，不禁用手在妻子背上横涂竖抹。妻子惊觉说，我有我的体，你有你的体，人各有一体，你尽在我的体上画什么？这平常话像当头棒喝，令板桥禅机顿悟，于是有“六分半书”。

板桥的画以兰竹石写意，苍茫孤独。他说“予为兰竹，家数小小，亦有苦心，卅年探讨”“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为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执意地师法造化、集腋古人（曾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青藤，即徐渭），将他顽梗高傲又善良软弱的人格和个性刻画在大自然的平常物件中。然而，它们狭隘又偏执的独特面貌（作为艺术可以不朽），在他当年流寓扬州时，却知音恨少。

重返扬州，“从此江南一梗顽”，板桥心境坦然，不用再有人为他吹嘘捧场。

他在兴化建别业，也就是茅屋三间，但绿围翠绕，容他自在地起居其中，“旧诗书是我有缘物，新见闻是我最乐事。高朋满座，能为破愁城之兵；绿竹横窗，可作入诗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乌兔升沉；借此怡年，亦任燕鸿来往。无心不在远，得意不在多，盆池拳石，居然有万里山川之势；片言只语，宛然见千古人物之心”。

他的生活、他的精神都是自足、朴素而达练的。

他的书画已闻名遐迩，甚至有着“媚俗”的稔熟。盛名之下，不乏无端盲目的趋鹜，“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山中老僧，黄冠炼客，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他为杭州太守吴某画墨竹一幅，吴便“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板桥乐得“过钱塘江、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幽默地享受这“平生快举”。

无时无刻的索画，有时使板桥烦躁。

他不得不贴出价目，以告示巧取豪夺者“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云云。

更多的时候，板桥愉快地消磨他“酷爱山水，又好色”（自叙）还喜爱吃狗肉的人生晚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板桥的朋友，两淮盐运使主持垂虹桥修禊事，文人荟萃，诗酒流连。板桥躬践词场，一和再和。荒城、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他依然保持他那略具病态的爱好与感受，依然保持他那柔弱、敏感的爱心，保持着无愧于生命的坦率与诚信。

他说“板桥游历山水虽不多，亦不少；读书虽不多，亦不少；结交天下通人名士虽不多，亦不少。初极贫，后亦稍稍富贵，富贵后亦稍稍贫”，“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他清醒地守护纯洁的心性而不致迷失在世俗纷扰中，愁惨的经历与乐天的性情使他具有足以洞悉人生本相的幽默，足以存活自己的精明，足以作逍遥游的智慧。

他其实是表面的颓废派，骨子里的清教徒。

1762年，李鱓（复堂）卒，板桥画兰石，并题辞“今年七十，兰竹益进。惜复堂不再，不复有商量画事之人”。

九月，金农去世，板桥在潍县任上时听到这噩耗（其实是病），便为之披麻戴孝，设位而祭。他曾经还为素不相识面的袁枚的死（其实未死，误传）而痛哭。

乾隆三十年（1765年），“丑而雄、丑而秀”的郑燮板桥，卒于兴化，享年73岁。

其时，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吴敬梓、曹雪芹，用他们“泪多于墨”的小说伤感地“终结”了一个漫长的时代后刚刚去世。

后记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

20多年前，先师羊春秋公组织编撰一套古代人物丛书，我报了一个选题——中国狂士，报选题时，觉得有足够多的人物可以进入写作的范围，材料俯拾即是。

动笔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不仅“狂士”没有标准，难以界定，即使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从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算起，到祢衡，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唐以前的大多数所谓狂士，其生平事迹多半在传说和附会中，真正落实起来异常艰难。而我对狂士的偏爱，又绝不是基于附会中的传奇和戏剧性，而是试图从狂士的言行中找到中国文化与思想真正的异质性和异端血液，找到罗曼?罗兰在贝多芬、米开朗琪罗传中所书写的那种苍茫独立、义无反顾、抵抗命运、承受苦难的巨人人格，那种足以支撑起一种经典文明的个性与人格力量。

我至今记得翻译家傅雷在《贝多芬传》中文版题记中说的几句话：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几句话差不多是我的座右铭。

受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的影响，我一直希望在中国文化水土中，可以发现并且书写出与傅译贝多芬对应的范本——中国的巨人人格，结果自然不免失落。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们所能接纳和生长的人生与人格也迥然不同。即使如此，我对于人们以狂士视之的那些人物，仍然充满珍爱和怜惜。我知道，在一个自足完整的文化系统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颠倒与梦想，已经从他们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化与价值中出走得足够远，足够令人惊悚，令人不安。

在我的心目中，这些堪称狂士的人物是嵇康、阮籍、李白、米芾、唐寅、徐渭（徐文长）、李贽（李卓吾）、金圣叹、八大山人、郑板桥，等等。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们甚至比孔子称许的“狂狷之士”更加强悍，也更加具有原创性，常常被称为“名教罪人”，而命运的悲苦，思想的无辜，精神的纯良，却莫此为甚。是他们，让多少有些苍白的两千年人文历史显得更加灵动与丰盈。

停留在想象中的狂士是让人心仪的，而符合学术规范的传记写作则另当别论。如何让笔下的人物既饱满又不是想当然地胡编乱造，让我煞费苦心。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都在阅读有关人物的文集和资料，其中徐渭还是我曾经花了两年时间琢磨的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住在筒子楼里的写作情景也至今记得，那是一段简陋、轻快、从容的日子，单纯到无知，晦暗而明朗，认真而笨拙。

为了回避行文的单调，我还邀请同事大才子徐炼写作了其中的三章，那种完全不懂得要价的友情客串，在今天的世道似已全无可能。

更让我欣喜的是，再读20多年前的文字，我并不需要“悔其少作”，因为尽管不免生涩，却没有任何我如今不能接受的时代观念的印迹，我甚至有点喜欢自己的文字了。

感谢彭明哲总看得上这本小书，感谢以宁的精心编辑。

孟泽

丙申年末记于长沙烂泥冲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前言

嵇康

- 偶然的不幸
- 多事之秋
- 英俊少年
- 在生死之间感性放纵
- 独特的忧患背景
- 与山巨源绝交
- 广陵散——悲怆的旋律

阮籍

- 贵胄公子
- “无聊”的仕宦
- 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 穷途恸哭
- 被包裹的性灵
- 大人先生——哲学的理由
- 审美——生命的对称与补偿
- 玉石俱焚

李白

- 传奇身世少年游侠
- 离家万里仗剑远行
- 初识长安西入秦海
- 书剑飘零
-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 斯人独憔悴
- 我纵言之将何补永别长安
- 流窜的长途
- 天夺壮士心吾衰竟谁陈

米芾

- 巨人也是侏儒
- 与石头有关的生命
- 无冕之王
- 赝品的内涵
- 并不卑下的奴仆
- 古怪的洁癖

唐寅

- 并非偶然的一笑
- 折桂之图
- 三千弱水弘治十二年科场案
- 纯净的梦
- 命运相互的嘲弄
- 诗意的瘗葬
- 明智的癫狂
- 最高的诱惑

徐渭

- 侍妾的儿子
- 醒世姻缘
- 苦闷的流浪
- 抗倭的火光
- 可怕的预感杀妻的悲剧
- 铁窗风味
- 悠悠行走
- 牛马耕
- 苍苍万里心寂寞的死

李贽

-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
- 混血家世
- 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
- 得道真人
- 一方水土上的精神领袖
- 俯首一官糊口姚安
- 告别“伪善”
- 异端与诽谤
- 你要做圣人吗
- 灾难降临
- 无古无今的悲恸

金圣叹

- 春风沂水圣者的河流
- 《西厢记》诲淫
- 至人无我
- 《水浒传》诲盗
- 甲申清顺治元年金人瑞
- 借问随班何处立
- 既去已后又非我也

八大山人

- 皇家子弟
- 甲申之变
- 亡命成“驴”
- 不能自制的选择——疯狂
- 在僧道之间
- 光荣的梦想
- 墨点无多泪点多

郑燮

- 早年的贫困
- 卖画扬州——风流世业措大生涯
- 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 范县任上
- 苦痛的傀儡
- 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
- 从此江南一梗顽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