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国内知名元史、制度史专家史卫民教授代表作。文治与武功、冲突与融合、家国与个人；聚焦宋元更替关键时刻，以纪实
Author: 史卫民
Date: 2020-10-14T16:00:00+00:00
Publish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史卫民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ISBN 978-7-208-16506-9

Ⅰ．①大…　Ⅱ．①史…　Ⅲ．①中国历史—元代　Ⅳ．①K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7234号

书　　名：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

作　　者：史卫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贾忠贤　林榛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506-9/K·296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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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新版序言

作者序

楔子

第一章　北喜南忧

正月初一　大都

忽必烈举行隆重的元正受朝仪式

正月初一　潭州

元军克城，南宋守将李芾全家自尽

正月初一　临安

南宋君臣求和不成，元军兵临城下

正月初一　吐蕃算木多

大元帝师八思巴遥祝忽必烈早成一统大业

正月初一　大都大明殿

元宫廷举办气派非凡的“诈马宴”

第二章　江南易主

正月十八日　临安

宋室降元，向元军献出传国玉玺

二月十一日　临安

元军入城，着手建立新秩序

二月至三月　原南宋辖地

部分南宋军队拒不投降，坚持抵抗

第三章　武功与文治

二月二十五日　大都

忽必烈离开大都城，北上避暑

正月至二月　沙州

西北蒙古宗王禾忽叛乱，被迅速平定

正月至二月　善阐

赛典赤在云南提倡“文治”，初见成效

第四章　北上与南下

三月至四月　临安至上都

亡宋君臣在元军押解下，从诏北上

三月二十四日　通州

文天祥等历尽千辛万苦，逃脱虎口

三月至四月　临安

为维护统治，元廷实施一系列禁令

四月十八日　江西龙虎山

道教正一道天师张宗演应召北上

第五章　国破伤心时

五月初一至初二　上都

亡宋君臣向元太庙礼拜，朝见忽必烈

五月初一　福州

逃亡中的南宋益王赵昰登极，改元“景炎”

第六章　兴学与修历

六月初六　大都

太学生上疏建议加强儒学教育

六月十一日　大都

规模空前的修历、测天活动投入运作

六月十五日　大都

忽必烈下令设局修史

第七章　正气歌

八月十三日　扬州

元军处决南宋守将，淮东战火熄灭

六月至八月　四川

宋军反攻，解重庆之围

八月初七　大都

忽必烈下令征讨西北叛王

十一月十五日　福州

南宋幼帝登舟入海，小朝廷漂泊海上

第八章　大一统

十二月三十日　大都

忽必烈免除江南苛捐杂税，并大赏群臣

尾声　大一统后的隐忧

附录一：南宋世系表

附录二：元朝世系表

附录三：至元十三年宋元主要高级官员小传

主要参考文献

新版序言

1994年10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推出新版，首先需要对助成该书再版的何晓涛、沈山、林榛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的写作始于1990年6月，当时三联书店计划编辑《中华文库》，笔者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作者。本书初稿于1990年10月完成，笔者随即前往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一年有余，其间对初稿做了多次修改，并加入了附录的内容。1992年2月至5月，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对书稿做了全面的修改。1993年和1994年，在处理校样时，又有一些重大的改动。尽管是一本小书，但作为即景式的历史著作，笔者在初次尝试中对于如何拿捏分寸还是颇费了些心思，好在有不少好友的帮助，使该书能够以完整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出版后不久，笔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转到政治学研究所，不得不暂时放下历史学的研究，专心于政治学领域的问题。其后虽然参与了一些元史研究著作的写作，不过都是为了完成所承担的项目，不再奢求在元史研究方面有新的拓展。由此，对于本书的再版，笔者希望的是保持原版的风貌，只校正了原版的一些错字，对主要参考文献略作修改，正文和附录都没有改动。

为了使再版有一点新意，或者说对原版略作补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元朝时期的人如何认识大一统，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主要是介绍六种类型的大一统论点。

一、学理型的大一统论点

学理型的大一统论点，着重于国家统一的理论解释，以儒家学说阐释大一统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延续性，使大一统能够成为世人尤其是当政者可以理解、接受和使用的重要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由于理学已经盛行于南方和北方，阐释学理型大一统论点的主要是当时的理学学者。

北方的理学宗师许衡，按照儒学先师孔子的说法，指出国家的统一与治乱有密切的关系。他特别对弟子强调：“春秋大一统，在天下尊王，在国尊君，在家尊父，这三件起来便治，这三处失位便乱。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乱。”
(1) 所谓德性用事，就是以德治国，与恃才傲物的率意行事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所带来的不会是天下统一，只能是天下大乱。

北方理学学者郝经也认为统一与治乱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区分了取国与治国的三种情况：一是取之以道，治之以道，可以保持长久的统一；二是取不以道，治之以道，只能有限度地维系统一；三是取与治都不以道，则随得随失，难以实现真正的统一。
(2) 所谓的道，就是儒家所强调的“治道”或“致治之道”。

尤为重要的是，郝经在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大一统说”，强调了对大一统的四点认识。

一是大一统需要顺势而为。天下之势均本于理，南北尽管分裂，但其义自存，只有认清了已定之理和自存之义，才能把握变幻不定的势。由此，对于国家的统一，不能急于求成，只能顺势而为。

二是天下利于合而不利于分。天下的归属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圣人在位的大一统，第二种形态是有待恢复的弱国，第三种形态是天下分裂。大一统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郝经不仅指出“夫天下之祸，始于天下之不一”，还特别强调了“大抵合则俱安，离则俱危，合则生民受福，离则生民被祸”的观点。

三是以北统南是必然趋势。郝经认同历代王朝由北向南都可以达到统一的目标、由南向北难以实现统一的论点。他不仅列举了历次统一的实例，还特别强调这样的统一趋势有气理方面的依据：北方所具有的是武强的气势，南方所具有的是文弱的气势，并由此形成了北并南而不是南并北的定理。郝经没有看到明朝以南并北的统一，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

四是大一统重在以义取天下。郝经指出：“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是依据取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可以看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无意于取，而有意于治。第二种情况是有意于取，有意于治。第三种情况是虽然有意于取和有意于治，但不知取与治为何物。元朝的统一，应该属于有意于取并有意于治的第二种情况。由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统一所依托的应该是文治而不是武力，因为“以智力胜人者，人亦以智力胜之矣。以义胜人者，天下无敌也”。为此，郝经特别强调了纲纪礼义对大一统的关键性作用：“盖天下之势，必一方之纲纪礼义立，天命之，人归之，而后天下一；此善于彼，而后天下一。”“纲纪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或偏或全，必有在而不亡。天下虽亡，元气未尝亡也。故能举纲纪礼义者，能一天下者也；不能举纲纪礼义者，安于偏而苟且者也。”
(3)

从郝经的论述不难看出，在国家统一的方式上，他更看重的显然是依赖于文治的“文统”，而不是只倚仗军事实力的“武统”。

与许衡和郝经有所不同的是，另一位北方理学学者刘因更注重的是国家统一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为扫除世人对蒙古人的疑惧，他不仅明确指出中国早已被圣人之教所教化，还特别强调了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得利于以下五大要素：一是从道义上讲，“我直而壮，彼曲而老；我有名而众，彼无义而小”；二是从军事上讲，“彼江塞之地，盘亘万里，分兵以守之，则力悬而势屈；聚兵以守之，则保此而失彼”；三是从斗志上讲，“彼持衣带之水，据手掌之隅，将惰兵骄，傲不我虞；其备愈久，其心愈疏”；四是从人心上讲，“彼荆鄂之民，旧经剪伐，久痛疮痍；见旃裘而胆落，梦毳窟而魂飞；今闻大举，重被芟夷，人心摇落，士卒崩离”；五是从天命和大势上讲，“彼留我奉使，仇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请缨破浪，虎视长江，亦有年矣；今天将启，宋将危，我中国将合，我信使将归；应天顺人，有征无战”。
(4) 按照这样的说法，南宋显然难以依据长江天险维持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国走向统一已经是难以抗拒的潮流。全国统一之后，刘因又强调：“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习静而多变，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于当世，以有为为事者之所乐得也。”
(5) 兴利除弊是维系统一的重要做法，如本书正文所述，元廷在这方面确实有过一些重要的作为。

元朝中后期，南方的理学学者也对大一统作了理论性的解释，尤其应该重视的是吴澄和许谦的论点。

对于空前的大一统，吴澄没有采用通用的“车同轨，书同文”的说法，而是明确指出元朝带来的是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的统一：“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
(6) 元朝通行多种文字，并且对各族采用因俗而治的方法，吴澄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他所陈述的恰是与以前大一统不同的现状，并且道出了新大一统的特征所在。

许谦则强调了两种可以稳定大一统的政治状态。一是实行郡县制，“一为统天下为一家，正如秦汉之制，非谓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今世既合，不可复分，终必又并而为一，举天下而郡县之而后已”。二是当政者不嗜杀，“自江左之献版图，未尝复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不来王，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遗力。睠此大墟，固可制井经而务稼穑。”
(7) 元朝的大一统，确实包含了这两种状态。

更有意思的是，儒臣许有壬在元朝后期对大一统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可引述于下。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然三代而下统之一者可考焉。汉拓地虽远，而攻取有正谲，叛服有通塞，况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统，议者病之。唐腹心之地为异域而不能一者，动数十年。若夫宋之画于白沟，金之局于中土，又无以议为也。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
(8)

人们论说元朝的大一统，重点强调的是统一区域超越了汉、唐，许有壬则明确指出汉、唐等王朝的统一，内部都存在着未能统一的因素，所以“名浮于实”，只有元朝不存在未被统一之处，因此达到了名实相符的大一统标准。

二、赞颂型的大一统论点

统一大业完成，自然需要赞颂，并且主要体现为臣僚对君主的赞颂。歌功颂德当然少不了奉承皇帝的词句，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其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大一统深入人心，成为多数人认同的观念。

本书第五章记述了至元十三年五月初一亡宋君臣向元廷太庙礼拜的情况，可以略作补充的是，忽必烈在由王磐代为起草的《江南平告太庙祝文》中，特别强调了“朔雪炎风，尽书轨混同之地；商孙夏裔，皆烝尝助祭之臣”。儒臣耶律铸也在《凯歌乐词九首》中赞道：“幸值圣明临御日，更逢文轨混同时。升熏天地神功颂，润色光天统业辞。”书轨混同或者文轨混同，以及各族人的臣服，是世人普遍认可的大一统标志，自然成为赞颂的主要内容。吴澄所说的车不同轨、书不同文，只是元朝中期才出现的一家之言，并没有影响世人对车同轨、书同文等的赞颂。

朝臣徐世隆和胡祗遹呈给忽必烈的平江南贺表，呈现的是对大一统的更完整赞颂，可转录于下。

圣人之兵仁而威，无远不服；天下之势离必合，有险即平。方期四海之会同，岂许一江之限隔。捷书屡至，庆颂交驰。钦惟皇帝陛下，至德体元，中华开统。美化既东西之被，兼爱岂南北之分。初遣文臣，播告方国，昭示包荒之量，绝无凌弱之心。弗图岛夷，辙拘使节，诱纳我叛将，盗据我历城。虽就鲸鲵之诛，尚遗蜂虿之毒。蠢尔三苗之弗率，命予群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驾而降鄂岳。蕲黄面缚，江池心归。铁甕之坚城已摧，金陵之王气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劳秦将之增兵；钱塘十万家，坐见吴王之纳土。伪将悉朝于阙下，幼君遐窜于海中。方知恃险而亡，应悔求和之晚。兹虽天意，实出圣筹。历观往古混一之难，未有今日飞渡之易。臣某等叨居牧寄，喜听凯音。矧曾充载笔之臣，尤当述集勋之事。骏奔效命，正海内一家之时；虎拜扬休，上天子万年之寿。
(9)

天命大一统，可能交质为郑周；帝业不偏安，岂以长江限南北。顾兹孱宋，得自伪周。失位中天，偷生炎海。以寝微而寝灭，尚自大以自尊。不畏天威，不归王政。少发雷霆以震怒，奚有蛮荒之蘖芳。悯念生民，不忍兵取。遣信使以温谕，赐诗书以优容。迷心累卵之危，恃险一舠之水。久留我命，毒我边氓，诱我叛亡，窃我疆土。事至于此，兵不能已。而命将出师，以顺讨逆。摧枯拉朽，破竹燎毛。小人浆食进于壶箪，君子玄黄实于筐篚。不下益州之斗舰，坐受石城之降幡。万世峻功，普天同庆。钦惟皇帝陛下，圣神文武，顺天应人，众皆曰可而行，兵不得已而用。越汤武之不杀，跻尧舜之至仁。德高百代之前，恩渐四海之表。非平吴平陈可比，视格苗格越而益雄。尽地之维，迈古昔区域之广；际天所覆，无日星雨露之偏。圣祚无疆，上天永眷。有生万类，同我太平。臣某等叨列外台，贺达陛礼。鼓舞余乐，倍百恒情。
(10)

徐世隆和胡祗遹都概述了忽必烈灭宋统一全国的过程，而“四海会同”“海内一家”“混一”等，都是“大一统”或“统一”的同义词。略有不同的是，徐世隆的贺表强调的是大一统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所以灭宋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胡祗遹的贺表强调的是大一统乃天命所系，兴师南伐所代表的是以顺讨逆，其结果就是实现了超越前代的大一统。尤为重要的是，这两篇贺表都指出了在统一进程中忽必烈所具有的兼爱或至仁之心，指明了在声势浩大的“武统”中，实则蕴涵着“文统”的真谛。

来自江南的人，也表达了对大一统的赞颂。江南儒士陈孚曾向忽必烈呈献《大一统赋》，尽管该赋的原文已经散失，但是在陈孚的其他诗作中不乏赞颂南北统一的词句，如“乾坤一统自此始，坐见北极朝衣冠”和“帝德尧同大，山河共一天”等。
(11) 原南宋进士方回也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给朝廷的贺表中对大一统颇加赞颂：“河清而圣人生，一统定九围之域。”“圣神武文，混合南北。仁义礼智，整齐乾坤。”“自四海一家之后，皆五风十雨之时。车书同而文物兴，锋镝销而生齿富。”
(12) 以字画闻名于当时的南宋宗室后裔赵孟頫则全面肯定了忽必烈的大一统和文治功绩：“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船北马聚皇都。一时人物从天降，万里车书自古无。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
(13) 就连江南的道士杜道坚，也有了“皇元启运，华夷混一，文同轨会”的赞颂，并特别强调了“车同轨，书同文，天下一俗。赏不僭，刑不滥，四海一心。能如是，则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的看法。
(14) 需要说明的是，赞颂大一统的南人，往往亦具有强烈的故国情结，既有对过去的回顾，也有对现实的认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

三、符号型的大一统论点

元朝中后期，大一统已经成为当政者经常使用的重要符号，所要昭示的，就是君主承继国家一统事业的政治正当性。

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在诏书中往往有专门针对大一统的表述，如元武宗的《至大改元诏》所称：“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罔不率从。”元英宗的即位诏书明确表示：“洪惟太祖皇帝膺期抚运，肇开帝业；世祖皇帝神机睿略，统一四海。”元文宗则在两次即位诏书中都强调了大一统的重要作用：“洪惟我太祖皇帝肇造区宇，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统绪。”“朕惟昔上天启我太祖皇帝肇造帝业，列圣相承。世祖皇帝既大一统，即建储贰。”元顺帝也在即位诏书中强调：“洪惟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肇造区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备。”诏书的用词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以大一统为重要的政治符号，其用意是相同的。

亦有皇帝明确表示了维系大一统的不易。如元仁宗曾向臣僚说道：“卿等以朕居帝位为安邪？朕惟太祖创业艰难，世祖混一疆宇，兢业守成，恒惧不能当天心，绳祖武，使万方百姓乐得其所，朕念虑在兹，卿等固不知也。”
(15) 泰定帝也曾表示：“朕自即位以来，惟太祖开创之艰，世祖混一之盛，期与人民共享安乐，常怀祗惧。”
(16) 也就是说，承继和发展忽必烈所开创的大一统局面，已经被后来的皇帝视为重要的政治责任。

朝廷大臣则为大一统的政治符号加上了其他的符号。如元朝后期的名臣虞集为大一统增加的是“立制”符号：“我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与，列圣继作，至于世祖皇帝一统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万方。”
(17) 另一位名臣苏天爵为大一统增加的则是“治平”符号：“世祖皇帝既臣宋人，遂大一统，选士求材，作新百度，深仁厚泽，普洽群生。列圣相继，保守治平。”
(18) 之所以增加这些符号，就是希望忽必烈的后继者能够珍惜和保护大一统的成果，并使世人能够更全面了解大一统的含义。

四、时务型的大一统论点

时务型的大一统论点以实用主义的视角，重点阐释大一统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大一统带来的各种好处，以及大一统后应特别关注的朝政问题。这样的论点也具有赞颂的成分，但是与纯粹的赞颂论点相比，更注重的是大一统的实效，而不仅仅是书同文、车同轨等虚饰之词。有元一代，时务型的大一统论点颇多，此处只列举十种具有代表性的论点。

一是仁政说。大一统后要实行仁政，是儒者的殷切期望，如活跃于元朝中期的江南理学学者戴表元，就特别强调了在大一统的条件下，讲究仁政能使百姓亲身体会到太平治世所带来的各种好处：“洪惟皇元，继宋御宇，奄有诸夏。櫜弓偃钺，而天下戢其威；蠲征缓狱，而天下颂其平。惟兹海邦，远在数千里外，慈仁所加，无间轩陛。故诏书每下，斥卤之氓，岩穴之叟，投缗植耒，驩喜出听，诚可谓千载一时，太平混合之嘉会。”
(19) 皇帝诏书中所称的仁政，并不代表全国已经普遍实行了仁政，但作为儒者，为仁政鼓而呼，应该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是无为说。有人认为只有无为而治，才能保住大一统的成果。活跃于元朝中期的另一位江南理学学者任士林，所持的就是这样的论点。他对论点的具体论述是：“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神武不杀一天下，故日月所照，熙然邃古之世，素朴之民；以慈俭无为理天下，故天地欣合，蔼然清静之治，宁一之风。”
(20) 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但是不少理学学者借此来反对唯利是图的乱作为，亦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表述。

三是守成说。维系大一统的局面，可能更需要的是善于政治守成的君主。北方的儒臣王恽在元成宗即位后即明确指出有统一君主和守成君主的区别：“纂武功平祸乱而一统者，垂统之祖也。尚文德以柔道而为理者，守成之君也。”善于政治守成的君主，就是能够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倡导仁爱之政：“天以至仁生万物，人君代天理物，故当以仁爱为主。国家自太祖肇造区夏，至于先皇帝，混一六合，功成治定，可谓至矣。今陛下继体守文，如周成康措世于安宁，汉文景注意于休息，中外颙望，正在今日。所谓子爱实恵，不出于息兵、省刑、薄敛而已。”
(21) 需要注意的是，从广义上说忽必烈以后的历位元朝皇帝都是守成君主，所以王恽的说法，对各位皇帝都适用。

四是利民说。大一统有利于全国的民众，朝廷如果全方位讲究养民之道，更会给民众带来各种好处。自称为“布衣”的北方儒士赵天麟就曾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强调了“乾坤盖载之区，莫非吾之民也”和“一统之运，形势在民”，由此国家既要注重息民之务，也要注重养民之道。前者主要是息兵戈，后者主要是限田产和均赋税，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大一统下的民富国强。
(22) 江南人叶知本则在给元仁宗的上书中指出：“今天下一统，四海息兵，无宿师转饷之费。万邦贡赋，俱入王府，无用度不足之忧。而为政者但思今日增盐额，明日增盐价，必欲困竭江南之民财，斫丧国家之根本，臣不知其用心何如也。”
(23) 叶知本的上言，显然是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大一统后的利民要求。

五是尊儒说。尊崇儒学，崇尚教化，是儒者对大一统之后的重要政治诉求。如北方儒臣王构所言：“皇元既一天下，罢屯戍，艺桑麻，民不执戈，野无旷土。比岁以来，为州牧者体圣朝崇儒重道之意，敦崇教化。”
(24) 身为隐士的前南宋进士舒岳祥也指出：“自古一统天下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术者也。”“皇帝既一南北，郡百蛮，乃尊孔氏、隆儒术、阐文治也。”
(25) 在儒者看来，尊儒重教是文治的一个重要标志，自然容不得半点忽视。

六是兴学说。全国的统一，应该有利于儒学教育的发展。统一后被忽必烈点名召入朝中的江南名士叶李，特别向忽必烈提出了发展儒学教育的建议：“臣钦睹先帝诏书，当创业时，军务繁夥，尚招致士类。今陛下混一区宇，偃武修文，可不作养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学提举及郡教授，实风化所系，不宜罢。请复立提举司，专提调学官，课诸生，讲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于太学，以备录用。凡儒户徭役，乞一切蠲免。”
(26) 这样的建议被忽必烈采纳后，赢来了南方儒者尤其是隐居的前南宋进士的积极评价。如何梦桂所言：“大元以神武一天下，事定不遑他务，汲汲惟学校是崇，使斯文不至泯灭，皆天之所留以遗斯世者也。”
(27) 俞德邻也指出：“今圣天子以神武混一区夏，车书万驿，雨露一天，沚莪泮芹，生意绩绩，乡有乡师，邑有教谕，郡有教授，置提学以纲维之，命廉访以勉励之，而又蠲其力役，均其廪补，立为岁贡之法。士生斯时，亦云幸矣。”
(28) 元朝中期的江南理学学者刘诜更明确表示：“皇元混一天下，世祖皇帝在位日久，诏书每下郡国，必以勉励学校、敦厚风俗为先。累世相承，教化大敷。又以明经修行取天下之士，人心翕然日趋于道。”
(29) 所谓“以明经修行取天下之士”，就是重开科举，这已经是元仁宗时的事情了。

七是理学说。南宋后期理学北渐，使北方出现了一批理学学者。借助大一统，可以实现南北理学的融合。北方儒者张之翰在统一后不久就指出南北理学的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江南儒士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江南理学学者熊禾则在诗作中指明了在大一统的条件下，以朱学为代表的理学北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公（朱熹）之道会当北，古今此理常往还。昭代表章自此始，九州四海犹同文。大道久分要统一，皇极一建趋荡平。”
(30) 另一位江南理学学者陈普则明确表示，南北理学融合后，儒者既要尊崇朱熹，也要尊崇北方理学宗师许衡：“书声三百年，而文公朱子（朱熹）生焉，道统在焉，心之无在不在也。许平仲（许衡）覃怀人也，相后不百年，而相去数千里，一旦于吾朱子之书，忻喜踊跃，如获连城。上以广一人尧舜之心，下以起同类曾闵之行，而复能真体实践，蔼然于立身处家、进退行藏之际。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绝于南来者之口，而四书之檐发于武夷之下，逾江淮、黄河，越行、华，出居庸、雁门、玉门，以极于日月之所照。”
(31) 恰是有了南北理学的融合，才使得理学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并使得朱熹的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用书，所以大一统确实对理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八是文风说。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带来了文风的转变。元朝后期的名臣欧阳玄指出：“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萎靡，时见旧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
(32) 儒士朱右也认为：“有元启运，肇造朔漠，著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禆治化、代王言、垂世范者，固已产于金、宋未亡之前。风云类从，万物咸睹，混一雄厚之气见诸言辞，岂偶然哉。”
(33) 另一位儒士陈基则强调：“国家混一百年，能言之士莫不各以其所长驰骋上下，以鸣太平之盛。”“中统、至元以来，风气开辟，车书混同，缙绅作者与时更始，其文如云行雨施，沾霈万物，充然其有余也。”
(34) 这些说法所要强调的，就是有了大一统，才会有充分展现大一统精神的雄伟文风。

九是用人说。全国统一之后，朝廷可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选人和用人，尤其是广泛选用南北的士人，使儒士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南方的儒士在统一之初对于仕元有较强的抵触情绪，叶李特别指出了可以仕元的两条理由，一条理由是统一后朝廷亟需人才，“今大元受命，求贤且急”；另一条理由是南人入仕，可以体现对全民的眷顾，“跻列要地，使中国士民有所瞻依”。
(35) 统一前已经入仕于元朝的江南人程钜夫，则特别强调了大一统后南人不应该受歧视，尤其是在朝廷选用官吏方面需要一视同仁：“圣主混一车书，兼爱南北，故北南之人皆得入仕。”选调南人到北方任官，应该成为常态化的做法，因为“国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参用”，而江南不乏朝廷所需要的“好人”。
(36) 用人方面的问题，在元朝时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南人的任官歧视，至元末一直存在。

十是交通说。大一统打破了南北隔绝的状态，为大江南北的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如入元后隐居的南宋进士黄公绍所言：“自宇宙分离，南北分裂，生长东南者梦不识齐滕之路。”“大元一统以来，际天蟠地，舟车所至，罔不砥属，故凡通驿公馆之制，率维用兹圣作之典。”
(37) 江南人王奕还特别利用交通的便利，提出了儒士组团到曲阜参拜孔庙的倡议，并得以顺利成行。

五、警示型的大一统论点

国家统一之后，骄奢之风渐起，碌碌无为渐多，警示型的大一统论点应运而生，所要强调的就是为了维系大一统的局面，必须有居安思危的理念和作为。

元成宗在位时，江南人郑介夫在上书中郑重提出了在大一统的格局下居安思危的问题。

国家混一以来，年谷屡登，民无菜色。间有不稔，未见深害。所以上下偷安，不为经久之思。万一遇大水旱、大凶歉，饥馑相因，骨肉不保，户口星散，盗贼蜂起，将何策以救之。

钦惟圣朝布威敷德，临简御宽，极地际天，罔不臣服，混一之盛，旷古所无。三代以降，自周至今二千年间，得大一统者，惟秦、汉、晋、隋、唐而已。秦、晋、隋以贻谋不远，旋踵败亡；汉、唐虽传数十世，其间又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古今一统其难如此，而能保于长且久者，又难如此。毋谓四海已合，民生已泰，可以安意肆志，而不思否泰相因，离合相仍，大有可忧可虑者存也。
(38)

郑介夫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他所深深忧虑的，恰是人们不重视“得大一统不易、守大一统更难”的理念。

元文宗在位时，儒臣陈思谦在上书中也发出了与郑介夫类似的警告，可引录于下。

上有宗庙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创之艰，后有子孙长久之计。中论秦、汉以来，上下三千余年，天直一统者，六百余年而已。我朝开国，百有余年，混一六十余年，土宇人民，三代、汉、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产，犹谨守之，以为先人所营，况君临天下，承祖宗艰难之业，而传祚万世者乎！臣愚以兴亡恳恳言者，诚以皇上有元之圣主，今日乃皇上盛时图治之机，兹不可失也。
(39)

陈思谦指出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多于统一的事实，也是要警示君主不能对治国掉以轻心，要真正以珍惜和维系大一统为己任。

活跃于元朝中后期的江南理学学者吴师道，则以史论的形式，讨论了统一与治乱之间的关系。

三代而后，混一天下者凡六姓，秦、汉、晋、隋、唐、宋，享国长久称汉、唐，晋未久而分裂，宋稍久而播迁，秦、隋最先亡。夫合天下而为一，强盛之势，秦、隋、唐一也。而偾身丧邦或若是亟者，何哉？昔人以忠厚者延长，暴虐者不永，固不易之论。愚尝因而求之，建始之君艰难经营，角智力而得之，非若三代之积德累仁者，独汉为近正，其余已不能然，况秦、隋乎？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不可尚已；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独不愈于不仁乎？当其取之之际，威武之时多，惠泽之日少，无以大相过，必其子孙有贤圣者出，于一再传之后，有以结天下而固人心，然后植长久之计。文帝之于汉，太宗之于唐是已。彼秦、隋一传而又得暴虐之主，无怪也。晋武之兴，继以惠帝，特以昏庸召祸，已不可救，其实非若二世、隋炀之恶也，民犹哀之而戴其后。宋兴，数世守文，当靖康间享国已几二百年，故亡而犹存，而混一之盛终不可以复得。彼论徒知忠厚者足以延长，而不知忠厚之泽当上承开国之初而为之，斯时也，治乱修短之决也。……千金之家，有子不肖，荡其货财，而曰：“其孙犹贤也。”不知孙虽贤，而其富已不得而有矣。吾观子婴慨然诛赵高，似果而材；隋之末世，亦仁柔无罪；天下大势已去，其何救于亡？呜呼！以是观之，则知前说之益可信矣。
(40)

吴师道重点关注的显然不是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统一能够保持长久的问题。他不仅强调统一后应该施行仁政，还特别指出维系统一要几代君主的持续努力，其中一旦出现昏庸的君主，就会重蹈秦、隋二世而亡的覆辙。这样的论说，尽管未涉及元朝本身，但不能不说是对当时人的重要警示，因为贤明的君主必须懂得居安思危的道理。

六、危机型的大一统论点

元朝末年发生的大规模战乱，构成了对大一统的严重威胁。救亡图存之际，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拯救大一统的问题。

苏天爵认为，在乱局中维系大一统，最为重要的是爱民和安民：“天下之事当谨于微，民惟邦本，尤不可忽。国家自太祖皇帝戡定中原，世祖皇帝混一海宇，黎元休息，百年于兹。”“方今天下虽号治平，然山东实股肱郡，去年河水为灾，五谷不登，黎民流冗者众，朝廷间尝赈给，犹未克瞻。江淮之南，民复告饥。河北诸郡，盗贼已未获者三千余起。夫民穷为盗，盖岂得已，为民父母，顾将何如？岂可优游燕安，视若无事。伏惟朝廷宜急讲求弭安盗贼方略，赈救饥民长策，使海宇清谧，黎民富足，实为宗社之至计也。”
(41) 将救民与救国联系在一起，是儒家倡导的做法，苏天爵不过是将其与元末乱世联系在了一起，期望走出一条维系大一统的成功之路。

儒臣归旸认为，要拯救危局，维系大一统，不能只想着以征天下兵平盗，因为“兵益多，盗益不畏”，有效的做法应该是振纪纲、选将才和审形势，以作新政治来自救。
(42) 这样的看法对于贤明的君主可能有用，但是摊上了昏庸的君主和奸诈的大臣，只能被视为所谓“腐儒的空谈”，被置之一旁。

元朝进士卢琦则寄希望于以招抚叛逆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他特别撰写了招抚“从逆者”的文告，明确表示：“皇元混一天下百余年，近岁构乱，河南、湖广、江浙等处悉皆搔动，人皆为国家忧之。”“汝等居深山，知红巾之乱，未必知红巾之灭；知县官之有虐政，未必知圣主贤相之有洪恩，惜乎无人为汝宣达此意。”“汝等一朝作梗，祸连诸邑，百姓受流离之苦，前此未闻。且汝祖、汝父为大元民，汝身为大元民，大元何负于汝，汝乃甘心悖逆为盗乎。”
(43) 局部地区的招抚，可能有一点成效，但是对于全国性的战乱而言，这样的成效显然是微不足道的，难以从根本上挽救败局。

江南的理学学者王袆则感叹：“惟我国家之有天下，极海内外，罔不一家，自古有天下之盛，莫盛于兹。疆宇混一殆且百年，肆今天子在位日久，致治之盛，文恬武嬉，然而丰恒豫大者艰险之基，宴安逸乐者忧危之兆。乃自比岁干戈并起，海内糜沸，朝廷之纲纪因之而凌迟，邦国之用度因之而匮乏。天下之势，日久必弊，昔之安者从而危，完者从而坏，天下之多故，遂莫甚于此时矣。”他认为在军需日增的情况下，百姓已经被压榨至尽，必须以取之有道的方法，使百姓得以修养生息，才能稳固民心，成持久之势。而要挽救败局，朝中的大臣必须懂得固结人心和总揽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曰开诚布公者，固结人心之本也。其曰信赏必罚者，总揽政权之要也。”
(44) 王袆的思考是较全面的，既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也开出了救世的药方，可惜亦未引起当政者的重视。

另一位江南理学学者黄镇成，则已经从大一统不保，看到了国家败亡的兆头：“昔我世祖皇帝统一夷夏，际天所覆，不闻金革之事，八十年于兹矣。然军政久弛，城堕兵顿，一旦孽芽窃发，虽有强智之士束手徒搏，亦罔错其力焉。至纡绶拥旄，食焉而避其难者，固无足议。而临危死敌，若推原其本心，由其蚤见豫定，而非处于不获已者，盖亦鲜焉。”
(45) 大厦将倾之际，保持清醒的头脑尤为重要，黄镇成不过是众多清醒者之中的一员。

在乱世中，不乏忠臣义士奋起抗争，为国家尽忠守节。但是更多的人尤其是儒士，面对乱局束手无策，只能是东躲西藏，间或以诗词抒发自己的感怀，使元朝末年的危亡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造就的是元朝大一统的绝唱。

以如此长的篇幅列出六类大一统论点，就是要说明元朝的大一统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必会带来思想和认识的重大变化。这样的变化，一言以概之，就是既需要政治实践所成就的大一统，也需要政治思想所成就的大一统。熟悉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可以使人们对大一统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理解。大一统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术语或者政治符号，有其深邃的内容，需要认真地挖掘，而本书只能对大一统的解读提供一点点的帮助。本序和正文中的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教正。

史卫民

2019年11月18日

(1) 　许衡：《语录下》，《鲁斋遗书》卷二。

(2) 　郝经：《思治论》，《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八。

(3) 　郝经：《思治论》《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八、卷三八、卷三九。

(4) 　刘因：《渡江赋》，《刘文靖公文集》卷一。

(5) 　刘因：《送张仲贤宣慰淮东序》，《刘文靖公文集》卷一七。

(6) 　吴澄：《送萧九成北上序》，《吴文正公集》卷二六。

(7) 　许谦：《读四书丛说》卷三；《拟古战场赋》，《白云集》卷二。

(8) 　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9) 　徐世隆：《东昌路贺平宋表》，《国朝文类》卷一六。

(10) 　胡祗遹：《平江南贺表》，《紫山大全集》卷一四。

(11) 　陈孚：《阳罗堡歌》《交趾朝地驿即事》，《陈刚中诗集》卷二。

(12) 　方回：《崇寿节贺表》《平爪哇露布》，《桐江集》卷五。

(13) 　赵孟頫：《钦颂世祖皇帝圣德诗》，《松雪斋文集》卷四。

(14) 　杜道坚：《文子缵义》卷九。

(15)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16)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17) 　虞集：《送集贤周南翁使天坛济源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18) 　苏天爵：《请保养圣躬》，《滋溪文稿》卷二六。

(19) 　戴表元：《仁寿殿记》，《剡源集》卷一。

(20) 　任士林：《大护持杭州路宗阳宫碑》，《松乡集》卷一；亦可参见本书《杭州路开元宫碑铭》。

(21) 　王恽：《元贞守成事鉴一十三篇》，《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22) 　赵天麟：《顾形势》，《太平金镜策》卷八。

(23) 　叶知本：《陈减盐价书》，《全元文》第39册，第8—10页。

(24) 　王构：《锦江书院记》，《全元文》第13册，第141—142页。

(25) 　舒岳祥：《宁海县学记》，《阆风集》卷一一。

(26) 　《元史》卷一七三《叶李传》。

(27) 　何梦桂：《寿昌县学记》，《潜斋集》卷九。

(28) 　俞德邻：《镇江路儒学成德堂记》，《佩韦斋集》卷九。

(29) 　刘诜：《曾子祠记》，《全元文》第22册，第102—103页。

(30) 　熊禾：《观洛行》，《勿轩集》卷八。

(31) 　陈普：《大学要略序》，《石堂先生遗集》卷一三。

(32) 　欧阳玄：《潜溪后集序》，《圭斋文集》卷七；《雍虞公文集序》，《全元文》第34册，第456—457页。

(33) 　朱右：《元朝文颖序》，《白云稿》卷五。

(34) 　陈基：《程礼部集序》《孟待制文集序》，《夷白斋稿》卷二二。

(35) 　叶李：《与朱清先生书》，《全元文》第11册，第84—85页。

(36) 　程钜夫：《吏治五事》《好人》，《雪楼集》卷十。

(37) 　黄公绍：《题燕山行录》《樵川新驿记》，《全元文》第13册，第37—38、41页。

(38) 　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元代奏议集录》，第52—53、102—107页。

(39) 　《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

(40) 　吴师道：《秦隋论》，《吴礼部文集》卷十。

(41) 　苏天爵：《建白时政五事》，《滋溪文稿》卷二六。

(42) 　归旸：《乃蛮公生祠记》，《全元文》第51册，第109—110页；《元史》卷一八六《归旸传》。

(43) 　卢琦：《谕冦文》，《圭峰集》卷（下）。

(44) 　王袆：《送贡公守平江序》《上丞相康里公书》，《王忠文集》卷七、卷一六。

(45) 　黄镇成：《王伯颜死节传》，《全元文》第36册，第524—525页。

作者序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统一，都要带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统一车轮的转动，不但需要军事上的成功，同时需要强大的政治优势。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来说，后者似乎更加重要。

13世纪以前，在中原地区立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曾经做过统一的尝试。留下的却是失败的记录。八公山的“风声鹤唳”，葬送了前秦君主苻坚的前程；采石矶的兵变，送掉了金朝皇帝完颜亮的性命。13世纪下半叶，元世祖忽必烈终于以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两个“第一”的纪录：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统一了中国，这次统一不但使大江南北重为一域，结束了五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还把云南、西藏和西域地区划进了统一的版图；如此范围广大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

为什么忽必烈能够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在元朝的政治机制和文化因素中，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希望通过本书的介绍，读者能够找到答案。

统一浪潮滚滚向南，素来以“正统”自居、以“偏安”为计的南宋君臣，被迫演出了一场场悲剧。他们的恐惧、忧虑、妥协乃至抗争，构成了大一统进程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失败者的命运，读者在本书也能清楚地看到。

公元1276年，是这次统一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年份。本书试图以纪实手法，将这一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连缀成篇，向读者展示出一幅简短而生动的历史画卷。本书不详细介绍统一战争的过程，而是把重点放在描述出社会变革带来的政治冲突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本书中出现了近三百个历史人物，他们来自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了不同的表演；当然侧重介绍的，只能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几十个人的情况。

本书的写作，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研究员指导下完成的。三联书店的林言椒先生、潘振平先生、张林娜小姐和尹选波先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左步青先生，锦绣出版公司的吕石明先生和黄台香小姐，不但为本书出版铺平了道路，还对本书的篇目结构等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做了大量的编辑加工工作。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用一种较新的体裁来写历史，对我来说是初次尝试，欢迎读者和史学界的前辈、同仁对书中错谬之处提出批评。

史卫民

1992年4月

楔子

“江南若破，百雁来过”的童谣，在危机四伏的南宋王朝境内悄然流传。终日为生计辛劳的寻常百姓，没有工夫去深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饱读诗书的士人却深为忧虑。这倒不完全是神秘的流言所引起的心理上的恐惧，而是宋元间的战事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公元13世纪初叶，持续了近百年的宋、金、西夏三国并立的局面，被新兴的大蒙古国所打破。蒙古军队摧垮西夏王国（1227年）之后，集中兵力向退保中原地区的金国发起最后攻击，并向南宋朝廷伸出橄榄枝，邀请南宋出兵夹攻金军，许以灭金后南宋收复黄河以南之地的优厚条件。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原来试图利用北方战乱的机会，麾军北上收复失地，洗去旧日北宋王朝留下的耻辱记录，没想到被金军打得大败而回，于是抱定隔岸观火的态度，谨慎守卫边城，坐视中原大战。但是，蒙古人的邀请毕竟是诱人的，错过这一良机，收复北方失地的目标将成为泡影。几经踌躇之后，南宋君臣改变初衷，决意和蒙古人合作。他们不仅应约派出军队北上参战，还向蒙古军队提供了大量的粮草和其他军用物资。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金朝在宋、蒙军队的夹击下灭亡了。以胜利者自居的宋人，马上发兵收复开封、洛阳、归德（今河南商丘市南）三个旧日的都城，准备兑现宋蒙协议中自己应得的一份。未曾料到，北上的军队没能享受收复失地的喜悦，蒙古军队发起的突然袭击，使宋军首尾不能相顾，不得不仓皇南撤。蒙古人肘腋之患已除，马上把兵锋指向江南，宋蒙战端由此大开，北骑南猎，险情迭起。

一个世纪以前，北宋曾经联金灭辽，结果是金人在荡平辽朝后，大举南侵，北宋灭亡。现在历史似乎在重演，只是宋室过了长江后，已经无路可退了。依仗淮水、汉水一线的军事重镇和四川中部有利的地形，宋人勉强挡住了蒙古军队的攻势，在以后近四十年间拒敌于大江之北。北人不习水性，不善使船，难以逾越长江天险，暂时给了宋人心理上的平衡与保障。

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江北重镇襄、樊失守，形势突变。次年，二十万元军席卷而下，横渡长江，不熟悉水战的北人，居然屡次大败南宋水军。两年之中，宋军主力损失殆尽，元军兵锋直指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指挥这次大战役的元军统帅，是自誓下江南不妄杀一人的丞相伯颜。宋人终于省悟，童谣中所说的“百雁”，原来就是“伯颜”的谐音，宋朝的灭亡看来是要应在这个人身上了。

那些骑在马上耀武扬威的北方人，真能够在江南取代南宋王朝，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吗？几百年来，多少人梦寐以求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但谁会想到，领导实现这一目标的，竟然是来自朔漠的游牧民族领袖？困惑的江南人士不得不面对现实，尽快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命运做出选择，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正是在这种北喜南忧的气氛中，神州大地迎来了新的一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即宋恭宗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

第一章　北喜南忧

就像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大海的宽广一样，历史的一个瞬间，有时可以蕴含人世沧桑的丰富信息。

正月初一　大都

忽必烈举行隆重的元正受朝仪式

天将破晓，元大都城（今北京）大内正门崇天门下，文武百官齐聚，等待着皇帝升殿，举行元正受朝仪式。

当今大元皇帝忽必烈，是大蒙古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元太祖，1206—1227年在位）的孙子。他的父亲拖雷，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之第四子。成吉思汗病逝后，按照蒙古人“幼子守产”的传统风俗，拖雷承担了“监国”职责，直至新大汗窝阔台（元太宗，成吉思汗第三子，1229—1241年在位）即位为止。忽必烈出生于成吉思汗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215年9月23日），年轻时并不以武功超群而见重于窝阔台汗和其后继者贵由汗（元定宗，窝阔台长子，1246—1248年在位）。他对文治的兴趣似乎远远大于武功，在崇尚骑射的氛围里，可算是独树一帜了。一批中原和西域的文人、武士，很快被这位特殊的蒙古王子所吸引，他们相互推荐引见，聚集在忽必烈身边，为他出谋划策，并推动他把个人业绩与天下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

忽必烈的兄长蒙哥继任蒙古大汗（元宪宗，1251—1259年在位），既使拖雷家族重掌国家大权，也为忽必烈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打开了方便之门。蒙哥汗授命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军民事务，忽必烈立刻抓住时机，在部分地区进行“文治”试验。“文治”与“武功”，自然还要相辅相成，尤其对一个蒙古亲王来说，“武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忽必烈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蒙哥的命令，率军远征，摧垮了在云南地区立足多年的大理国。忽必烈的成功，引起了蒙哥汗及其臣僚们的猜忌。蒙哥依仗大汗的权威和力量，迫使忽必烈交出兵权；各地的“文治”成果，也被一扫而光。

1258年，蒙哥亲率大军进攻四川的南宋军事重镇，企图占领四川后浮江而下，灭宋而统一全国。由于督率东路军配合作战的蒙古宗王指挥不利，蒙哥不得不重新起用忽必烈，授命他代总东路军南征。1259年阴历七月，蒙哥病逝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忽必烈得到消息后，从容不迫地安排了鄂州（今湖北武汉）一线的战事后，马上不失时机地赶回燕京（今北京），为即大汗位做准备。第二年三月十七日（1260年4月28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即位，成为大蒙古国的第五个大汗。
(1)

早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雄心勃勃地准备施展他的抱负。在四月六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忽必烈向全国臣民宣布：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阙，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2)

这段话既是对大蒙古国政治的简短总结，又是对未来治国方略的说明：先祖建国五十余年，武功显赫，文治未兴。时间有先后次序，事情有轻重缓急，国家大政不是一代天子即能全部解决。所以从我即位开始，就是要确定国家长远大计；既要承继先祖业绩，又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新的统治方法。

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来，从未建过年号。当年五月十九日，忽必烈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建元“中统”，意思就是“中原正统”，以承继中原的皇统自命。在诏书中忽必烈声明：

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
(3)

也就是说，建立正式年号，与过去的王朝看齐，既是祖宗建国后的重大发展，也是历来中原王朝的合理继承。更重要的当然是要推行“文治”，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度治理国家，结束原来朝政杂乱无章的状况。这是“立经陈纪”的核心内容，实质上就是要“效行汉法”。

“效行汉法”，首先要把草原帝国的蒙古大汗，变成中原王朝的正统皇帝。不但要有“建元表岁”的形似，还要有严密皇帝制度的质变。忽必烈依据“祖述变通”原则，糅合蒙、汉制度，为扩张皇权定出了一套新制度。中原人士认为，“要做中国的皇帝，应该按照中国传统方式行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祭祀则必须有极正规的祖庙”。
(4) 忽必烈很快命人设计、修建了太庙，并在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对祖宗世系、先帝尊谥庙号和祭祀仪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过去蒙古人称谓简单，自上而下，只称呼小名。为了显示皇帝的尊严，忽必烈引入了中原的避讳制度，于至元九年（1272年）八月宣布：“不拣甚么田地里，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
(5) 皇上的名讳，禁止臣民称呼，违禁者要受到处罚。在奏章文书中，官员们更要注意回避御名庙讳。

皇帝的诏旨，也有明确规定，由皇帝用“国语”（蒙古语）宣布的称为“圣旨”，由文官代写的（一般是汉文）称为“诏书”。所有官员的任命，都需有皇帝的宣敕。宣敕用的纸不同，名称即不一样。用白纸的称为“宣”，授给一品至五品的官员；用红纸的称为“敕”，授给六品至九品的官员。忽必烈即位后使用的御玺印章，显示了严格的君臣名分等级。忽必烈发布的诏旨，使用新制成的玉玺，印文为“皇帝行宝”。赐给官员的宣敕，另用专门的印玺，一品至二品用玉玺，三品以下用金玺。蒙古宗王不能使用玉印，一律改用金印或者银印。各级官府衙门，按品级使用印章，一品用金印，二品、三品使银印，三品以下全用铜印。

即将开始的元正朝会，也是皇帝制度的重要内容。忽必烈刚即位时，没有固定的朝廷礼仪，每到节庆之时，臣僚百姓不分贵贱，汇集在斡耳朵（宫帐）之前。扈卫皇帝的怯薛（护卫军）讨厌人多嘈杂，挥舞大棒驱散人群，但是逐去复来，往往造成一片混乱。太常少卿王磐认为这种乱七八糟的样子有损大国威严，将贻笑于外国使臣。他建议排定百官名次，各按班序，听从通事舍人的传呼导引，入殿觐见皇帝，对扰乱次序的人应该严惩不贷。忽必烈采纳了王磐的建议，建立起严格的宫禁制度。

至元六年（1269年）正月，翰林侍读学士兼太常卿徐世隆进言：“当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不能不肃正朝廷礼仪，应该尽早制定百官朝会的礼仪制度。”
(6) 忽必烈命令太保刘秉忠、国子祭酒许衡等人与徐世隆一同走访金朝遗老，稽古考典，参以时宜，制定出了一套朝会仪礼，并且选择十余名儒生进行演习，百日而成。刘秉忠又请求招集乐工并搜集各种乐器，制定乐章，与仪礼相辅相成，也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刘秉忠、许衡、徐世隆等汉人儒士，把礼乐作为改变草原帝国旧风、创立正统王朝的重要尺度，所以力促忽必烈从速实施新制定的朝仪。忽必烈在观看了儒生表演的朝仪后，表示满意，应允使用这一套基本上按照过去中原王朝礼仪制度设计出来的朝会仪式。至元八年（1271年）八月二十八日，忽必烈诞辰之日，正式设立内外仪仗，摆正乐位，百官依制入殿行礼，庆贺“天寿圣节”，儒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以后，元正、天寿节日，宗王和外国使臣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等，都要一丝不苟地举行仪式，外地的官员也要按照规定在节日期间举行庆典。

原来蒙古人没有法定大汗继承人的制度，新的蒙古大汗要在全体蒙古贵族参加的“忽里台”（大聚会）上选举产生。这种做法往往在贵族中引起冲突，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汗位继承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忽必烈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建储”办法，于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册立第二子真金为皇太子，其母察必（蒙古弘吉剌部人）也得到了正式的皇后册封。

加强中央集权，建立行之有效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是扩张皇权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措施，自然也是“效行汉法”的重要内容。在汉人儒士的帮助下，忽必烈先后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构，并建立了相应的地方机构。

中书省又称为“都省”，设立于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是总管全国政务的机构。中书省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由皇太子真金兼任。蒙古人以右为上，中书省设右丞相和左丞相，右丞相是都省的实际最高长官。丞相之下，设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职务。这些职务，都算是“宰执之臣”。由于丞相有时只设一员或者不设，所以平章政事往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中书省内，还设有参议中书省事及左司、右司的郎中、员外郎、都事等职务，作为一般的执事官员。

中书省之下，原来设置左三部（吏、户、礼）和右三部（兵、刑、工），后来分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置尚书、侍郎等官员。吏部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任用，户部管理户口、钱粮，礼部执掌礼乐、祭祀等事务，兵部负责驿站、屯田、畜牧等政务，刑部掌刑法，工部负责工役造作。

枢密院设立于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是掌管全国军政的机构。和中书省一样，枢密院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枢密使也由太子真金兼领。枢密院原来的实际长官是枢密副使。至元七年（1270年），在副使之上增设同知枢密院事一员，作为枢密院的实际最高长官。枢密院负责筹划军事行动、管理军队并且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军官的选择任用和升迁赏罚，不通过中书省的吏部，而由枢密院负责制定有关规定和具体实施。

御史台又称为“中台”，建于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等官职，御史大夫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负责纠察各级官员的不法行为，承担着肃正风纪的重任。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则是专为我医治两手的。”
(7)

御史台下设殿中司和察院。殿中司置殿中侍御使，负责纠罚朝会、奏事失当者；察院设立监察御史多员，专司举报官员的各种不法事宜。

地方的行政机构，原来设燕京、益都济南、河南、北京、平阳太原、真定、东平、大名彰德、西京、京兆等十路宣抚司，后来改为十路宣慰司，分管各路的府、州、县。对军政系统也加以改革，先设立了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统军司，不久又将统军司改为行枢密院或者行中书省，直接指挥各地军队作战。御史台也在地方设置了相应的监察机构，称为提刑按察司，简称宪司或监司。

在十余年内增加如此多的机构，自然需要大量的官员。忽必烈没有实行科举考试取士制度，从皇帝的护卫军“怯薛”中，选拔出大批朝廷文武大臣，人们习惯地称为“怯薛入仕”；原来为忽必烈效力的儒士，向朝廷推荐了一批文人和旧官吏，担任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中下级官员、吏员。地方长官还通过“承制宣署”（代表皇帝任命官员）和“自行辟署”（自己征召官吏）两个途径，选任了大量官吏。从各级官衙的具体办事人员吏中，也提拔了一些人出任各级官员，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吏员出职”。官吏不但要有比较充足的来源，还要有较好的素质，忽必烈很快规定用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五事”来考核地方官员。经过数年努力，北方的行政管理逐渐步入正轨，与过去的“政出多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更突出中原王朝的形象，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把“大蒙古国”国号改为“大元”。“元”取自《易经》的“乾元”，意思是“极大”，表明本朝的疆土，超过了以前所有的王朝。

雄伟壮丽的大都城，也是忽必烈“效行汉法”的产物。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的习俗，以大汗的斡耳朵为中心，国家大事都在斡耳朵内协商解决。金朝灭亡的第二年（1235年），窝阔台汗在漠北斡儿寒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畔修建哈剌和林城（简称“和林”），作为都城。就当时形势而言，这一选择无可非议，因为漠北是大蒙古国的发祥地，被视为帝国统治的重心所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地区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连一些蒙古贵族都已经意识到在漠北建都，很难有效地控制中原广大地区。忽必烈即位以前，蒙古札剌儿部人霸突鲁曾向他进言：“幽燕地区，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可控制江淮地区，北可联结漠北草原。作为一朝天子，应当位处中央而接受来自四方的朝觐。大王要想有作为于天下，就一定要以燕为常驻场所。”
(8)

忽必烈入继大统之后，臣僚又纷纷建议迁都城于燕京，最有代表性的是汉人谋士郝经的意见。他认为燕京东面控扼辽东地区，西面与山西地区相连，背靠大山雄关，面对黄河以北的大平原，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是皇帝统治天下的中心所在，理应在这里建立都城。忽必烈要立新图治，以中原为根基开创帝业，决意摈弃哈剌和林，移都燕京。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十四日，忽必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至元九年（1272年）又改名为大都。

都城的修建，始于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七年后宫阙竣工，全城的建造工作也即将完成。环城六十里的城墙共开了十一个城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北面是建德门、安贞门，东面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西面有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为什么这样整齐的略呈长方形的城市，东、南、西各有三座门，北面只有两座门呢？原来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用了哪吒三头六臂两足的传说，以南面三门象征哪吒的三头，东面三门和西面三门象征六臂，北面的两门象征两足。大都全城可住百姓十万多家，堪称江北第一大城。来自西域的人把这座新城称为“汗八里”，意思为“汗城”，也就是皇帝之城。

城市的布局是根据《周礼·考工记》所称“左祖右社，面朝背市”的原则设计的，城门与宫殿也多参照《易经》命名。这也是忽必烈“仪文制度，遵用汉法”的重要标志。大都城内，皇城坐落在南部偏西的位置，由周围二十里的“萧墙”环绕，开有十五座红色城门。在京之人，通常称萧墙为“阑马墙”。阑马墙之外，密植参天大树，更增加了皇城威严的气派。由于宫禁森严，一般百姓是难以接近皇城的。

皇城的正门是南墙正中的棂星门，此门正对大都城南墙的丽正门。两门之间是宫廷广场，左右两侧有“千步廊”（实际七百步）。在皇城正门前方设置广场，是建筑设计上的突破，别具匠心。它加强了从都城正门到宫城正门间的建筑层次和序列，使宫阙布局更为宏伟。

棂星门内数十步，金水桥上架“周桥”三座，白石雕成，龙凤祥云，明莹如玉。环绕着白玉石桥的，是万株郁郁高柳。过桥约行二百步，就是宫城正门崇天门了。

宫城坐落在皇城东部，呈长方形，“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
(9) ，人们常称之为“大内”。宫城城墙35尺高，用砖砌成，开设六门。南墙中央的崇天门，高达85尺，东西长187尺，深55尺，门上有楼，下开五门，两端突出，各建有角楼。崇天门左右是星拱门和云从门。东、西、北宫墙各有一门，分别为东华门、西华门和厚载门。各宫门都是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用琉璃瓦装饰檐脊，既华丽又庄严。崇天门又叫午门，是皇帝颁发诏旨的地方。

宫城中的正殿大明殿，是皇帝正旦、寿节举行朝贺礼仪的地方，也是忽必烈与蒙古宗王、群臣会集议事和接见外国使节的主要场所，所以人们又习称之为“长朝殿”。全殿东西长200尺，深120尺，高90尺。大殿正门为大明门，左右有日精、月华两门。殿前台基分为三级，拾级而上，可见环绕台基的龙凤汉白玉栏柱，栏柱下伸出鳌头，蔚为壮观。殿中建筑极为考究，地面用来自浚州的花斑石铺成，经过核桃打磨后，光洁如镜；丹楹（殿柱）都是方柱，大柱的直径达五六尺，装饰着起花金龙云；楹上分间，仰为鹿顶斗拱，顶上盘着黄金双龙；大殿四面都是朱琐窗，绘金并饰以燕石。

大明殿内的陈设，大体保持蒙古旧俗。中央设置重陛朱阑的“山字玲珑金红屏台”，台上放置一张“七宝云龙御榻”。御榻，实际是金裹龙头的“胡床”，是蒙古皇帝惯用的座床。榻上铺着白盖金镂褥，并排摆放皇帝和皇后的座位，两旁各有一张色彩斑斓的猛虎毛皮，栩栩如生。御榻两侧，放着数排“座床”，供宗王和臣僚就座。

如此气魄宏伟的都城和宫殿，显示了大元王朝皇帝的威严，自然使旧日的斡耳朵和草原都城相形见绌。草原帝国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但是，忽必烈并不想让子孙忘记创业的艰难，他特地命人从漠北成吉思汗的故乡移来一簇莎草，种在大明殿外的台基上，称之为“誓俭草”，要后世子孙“莫忘龙沙汗血功”。

到了上朝的时间，年过六旬的忽必烈，在一大群侍从的簇拥下，步入大明殿，与皇后察必一同坐在御榻上。在他的左侧，一位武士手持一把二尺来长的斧子，肃立朝堂。这把斧称“劈正斧”，用苍水玉造成，据说是从殷商时代流传下来的古物。右侧站着身躯高大的“镇殿将军”，肩负“骨朵”（大头木杖），腰佩环刀，警惕地注视着殿内，以防不测。

忽必烈当今最关心的问题，是伯颜指挥的大军何时能够攻入临安，擒拿南宋赵氏皇族，奏凯北还。说起渡江作战，不得不提到去世一年的刘整。刘整原籍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州），金朝灭亡后南下投宋，因为善骑射、多谋略而得到宋京湖制置使孟珙的赏识，擢拔为将领。中统二年（1261年），刘整不堪忍受宋将吕文德等人的排挤，率部投向蒙古。至元四年（1267年）十一月，刘整入朝向忽必烈提议：“宋人立国于一隅，现在皇帝幼弱而大臣离心，正是我朝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我愿效犬马之劳，率领军队先攻克襄阳，扫除宋人的北方屏障。”
(10)

朝中多数大臣认为，刚平息了由阿里不哥、李璮引起的内乱，
(11) 国家需要休整，不宜出兵攻打南宋。刘整继续劝道：“自古以来的帝王，不统一天下，使四海一家，就不能成为正统。我朝已占有天下的十之七八，为何置一隅之国而不问，自动放弃正统呢？”忽必烈本人早有统一天下的宏愿，因内乱而造成的不安定因素已经消失，北方政局如日中天，江南朝廷则是日薄西山，发兵南下的条件已然成熟。所以他采纳了刘整的意见，决定发兵攻宋军事重镇襄、樊，实施中路突破的战略，在宋人的江北防线上打开缺口后可长驱直下，突破长江天险。指挥军队的任务就交给了刘整和蒙古兀良合台部人阿朮。阿朮曾随忽必烈远征大理，又多年在黄、淮之间指挥军队与宋军对峙，有丰富的经验。

在襄阳激战的时候，刘整已经为大军渡江作战做准备了。他与阿朮商议：“我军骑兵、步卒优良，所向披靡，只是水战不如宋军。如能夺其所长，造战舰，练水军，必然能获成功。”阿朮也有同感，他们向朝廷建议，尽快组编水师。至元七年（1270年）三月，忽必烈批准了建造战舰五千艘、教练水军七万人的计划。刘整日夜操劳，训练水兵，遇到雨天不能外出，就在地面上画出船形，进行模拟演习。就这样训练出七万干练的水军士卒，并拥有了一批优秀的水军将领。

擅长骑战的蒙古军队有了水军助力，如虎添翼。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阿朮、刘整军攻破樊城，襄阳守将吕文焕献城投降，南宋的防御体系被突破。四月，刘整再度入朝，向忽必烈建议：“襄阳失守，临安动摇。若乘此良机派水军长驱南下，长江则不再为宋所有。”他的建议引起争论，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乘胜席卷三吴，势如破竹；有人则认为灭宋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不能孤注一掷。朝廷中的不同看法，使忽必烈难以下最后的决心。

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镇守襄阳的畏兀儿族将领阿里海牙还朝奏事，力促忽必烈早下决心。他说：“襄、樊一带自古以来就是用武之地，现在我军已经占据汉水上游，顺流而下，长驱直入，宋朝必然灭亡。”刚从淮东返回的阿朮同意阿里海牙的意见，他指出：“我久在军队中，观察到宋军比过去疲弱，灭宋而统一天下，眼下是最适合的时候了。”
(12) 忽必烈召中书省相臣计议，仍有人反对，久议而不决。阿朮又上言道：“当今圣主在位，不南伐消灭那个混乱的小朝廷，恐怕日后再兴大军，会难于今日。”
(13) 忽必烈急召老臣史天泽入殿，问以对策。史天泽认为：“这样的国家大事，可以任命朝廷重臣一人，或者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或是同知枢密院事伯颜，统领大军，四海混同，指日可待。我已经年老，只能出任副将了。”
(14)

史天泽是汉人，已经年过七十，自成吉思汗时起五十余年间出将入相，功劳卓著，深受忽必烈信任，虽因年迈多病，不能继续担任朝廷要职，仍被忽必烈委以参与省、院、台大事的特权。阿朮更是忽必烈的爱将。他们的话，对忽必烈影响颇大。三月，忽必烈下令设荆湖、淮西二行省，分统诸军南下。八月，史天泽又进言：“现在大兵南下，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地位不相上下，必然不能统一号令，影响大局。”
(15) 忽必烈采纳了史天泽的意见，改荆湖行省为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作为指挥南征军队的最高机构，以伯颜、史天泽为左丞相，阿朮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宋降将吕文焕为参知政事。淮西行省降为行枢密院，由河南行省节制，由合答、刘整、董文炳等主持。大军二十万，分路而下。

九月大军出发后，捷报频传。刘整想亲自率军渡江，建立头功，被合答所阻，不能实现。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初六，伯颜率军击溃宋水师的堵截，顺利渡过长江，攻占鄂州。刘整得到消息，不禁失声叹道：“首帅阻止我建立功勋，使我不能先成功于他人，果真是善作者没有善成！”当天，刘整即因忧愤、惋惜交加而死。一个月后，扶病北还的史天泽去世。在决策攻灭南宋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两个人，未能目睹最后的战果。

时至今日，伯颜自领水陆大军，顺流而东，直趋临安；阿朮驻兵瓜洲，阻抗淮东宋军回援都城；阿里海牙则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鏖战。忽必烈正急迫地等待着来自前线的消息。

大明殿上，三声鸣鞭。远处雄鸡高唱，站在殿东楼上的司辰郎高叫“晨鸡已鸣”，楼下的另一个司辰郎急忙手捧牙牌，入殿跪报“天已破晓”。这两个“鸡人”或称“唱鸡人”的报时，宣布了元正朝会的开始。在崇天门下“待漏”的文武官员，分左、右从日精门、月华门依序走进大殿，向忽必烈叩拜，山呼万岁。

正月初一　潭州

元军克城，南宋守将李芾全家自尽

同样是拂晓，潭州城内州衙熊湘阁上，南宋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正与幕僚宾客一起饮酒待旦。远处厮杀之声不绝于耳，近处号哭之声阵阵传来。已经坚守了七十天的潭州城，到了最后关头。

昨日，也就是除夕，元军蜂拥般登上城墙，势难再挡。与李芾共同守城的知衡州尹穀，知道已无回天之力，先与妻、子诀别道：“我以一介寒儒，受国家恩典，掌管一州，应当守义尽忠，你们也要同我一道报效国家。”
(16) 他要妻、子与他一起殉节，为了接续尹氏香火，准备让弟弟岳秀逃出去。但是岳秀泣而不去，坚决请求共同赴难。尹穀积干柴于居室周围，身穿朝服，望临安方向跪拜后，烧掉历官告身，纵火自焚。邻居赶来抢救，无奈火焰炽烈，无法近前，只遥见尹穀在烈焰中正冠执笏端坐，泰然就义。尹氏全家老小均焚于一处。李芾闻讯，慨叹道：“好一个尹务实，真正是男子汉！”务实是尹穀的号。

尹穀就是潭州人。宋朝以词赋取士，他作赋必求典雅，每出一篇，士人争相传诵。尹穀中年考中进士，授官后因家丧返回故里，教授生徒。他对所教诸生，要求很严，尤其重视礼节和冠服。潭州士人重视学业，州学生每月考试，积分高者升为湘西岳麓书院生，再高者升为岳麓精舍生，所以被人们称之为“三学生”。潭州被围，“三学生”依然聚于州学，不废学业。尹穀死后，数百学生赶来哭奠。

李芾是衡州人，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知临安府，因为触怒权相贾似道而被罢职。去年二月，贾似道兵败丁家洲，朝廷恢复李芾官职，任潭州帅臣。这时，湖北州郡大多已经被元军所占，好友劝李芾不要前往潭州，如果非去不可，也应该留下家眷，只身赴任。李芾谢绝了朋友的好意，说：“我难道不懂为自己考虑吗？因为世受国恩，虽遭贬职尚常思报国；现在我有幸为朝廷所用，就是要以家许国！”
(17)

七月，李芾携家至潭州，州内兵丁绝大多数已被调往临安，只留下士卒四百五十余人，一半以上是老弱病残者。元军游骑已进入州境，形势紧迫。李芾紧急召募民丁近三千人，修城储粮，命令刘孝忠统率诸军，训练乡勇，又留下从四川、湖北来潭州的战将吴继明、陈义等共同守城。

自大军渡过长江之后，伯颜分兵四万，交给阿里海牙指挥，屯驻鄂州，以保证东进军队无后顾之忧。阿里海牙没有坐失良机，主动出军经略荆湖。他率军溯长江而上，先在洞庭湖口败宋军，攻下岳州（今湖南岳阳）；继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四月初六抵江陵（今湖北荆州）城下，招降宋守将朱禩孙、高达等。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非常高兴，大宴庆贺三天。忽必烈对左右说道：“伯颜领军东行，阿里海牙以孤军戍守鄂州，我很是担忧。假如荆湖和四川的宋军联合，顺流而下，鄂州刚入我手，人心不稳，必将有人内部策应，使我军根本动摇。谁知‘小北庭人’居然能够领军攻占全部荆湖地区。江浙的南宋朝廷，听到这个消息，必然胆破心惊，我东出之兵不再有后顾之忧了。”
(18) 畏兀儿人阿里海牙常被忽必烈称为“小北庭人”，以示爱昵。

五月，阿里海牙返回鄂州，准备向湖南进军。忽必烈特别诏谕宋降将高达：

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
(19)

忽必烈要利用南宋降将，采取攻心和安民策略，使军事行动早日结束。他告诫高达：争国家就是为了取其土地和人民，现在需要保住新占据的城池，使百姓安居乐业，专心务农，而蒙古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熟悉情况，应该有所作为。湖南州郡守将，都是你的旧部下，应该如何招降，使他们归顺，如何安抚百姓，都由你来措办。

高达不敢怠慢，得旨后马上派人前往湖南招降州县守臣，潭州自然首当其冲。李芾不予理睬。九月，元军围潭州城。李芾登上城楼，指派诸将分守要处。城中百姓不分老弱，自动结成部伍，帮助军士守城。十月，阿里海牙抵潭州城下，射书城内，希望李芾以生灵为重，免屠城之灾，从速开门投降。李芾还是不予理睬。阿里海牙麾军攻城，刘孝忠等率军奋战，李芾冒矢石前后往来督战，元军进攻屡次受挫。城中箭矢用尽，李芾号召州民献出羽扇，修理无羽旧箭，百姓立即响应。城中储盐也已耗尽，李芾下令焚烧盐库旧席取盐，勉强供给。

由于李芾经常以忠义激励将士，亲自安抚伤员，吊唁死者，所以虽然城内军民死伤枕藉，州人仍然凭城死战，斗志不减。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两月有余，元军屯兵潭州城下，不能破城。阿里海牙大怒，下令万户、千户、百户等军官，必须身先士卒，率众登城，退却者军法从事，限定三日内破城，阿里海牙亲自督战。除夕这天，战事最为激烈，阿里海牙被流矢所伤，不顾伤重，督战更急；副将贾文备虽受炮伤，依然率军奋力登城，潭州城在元军如此猛烈的攻击下，终于被攻破了。

事已至此，李芾难挽败局，入夜后亲笔写下“尽忠”二字，作为残存军队夜晚的号令，鼓励军民与元军展开巷战。他自己则留宾客僚佐，会饮于熊湘阁。清晨，众人辞出，李芾端坐熊湘阁上，下令积柴阁下，召家属十九人同聚阁上。李芾对部下沈忠说道：“我已力竭，当死于今日，我的家人亦不能忍受俘虏之辱，你把他们都杀死，然后来杀我。”
(20) 沈忠伏地叩头推辞，李芾严命他立刻照办。沈忠恸哭应允，取酒给李芾家人畅饮，待他们喝醉后一一杀死，李芾也引颈受刃。随后沈忠纵火烧阁，回到自己家中，杀死妻子，复至李芾尽忠处大哭一场，自刎身亡。

尽忠的不仅仅是州官及其家属。参议杨霆跳入园池自尽。都统陈义、转运使钟蜚英等自杀。“三学生”多人死节。城中居民，也多举家自尽。城内的每口井里几乎都有尸体，缢死于林木者比比可见。吴继明、刘孝忠向元军投降，阿里海牙等入城。

按照蒙古人的传统做法，凡守城拒降、使军队蒙受损失，城破后都要“屠城”，城中居民除工匠外都要处死，并且可以纵容军人肆意掳掠。潭州近三个月才被攻破，自当“屠城”，入城诸将亦请求放纵士兵掳掠杀戮。行省郎中和尚向阿里海牙进言：“抗拒我军的是南宋将领，州民有何罪过？既然已经投降，都是我朝百姓了，怎能忍心杀戮。况且湖南未下州城很多，听说我们滥杀降者，必效忠死守而不降。”
(21) 左丞崔斌也赞同和尚的意见。阿里海牙虽然在攻城时负伤，也还记得“将士毋得妄加杀掠”的命令，这是忽必烈在至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274年7月20日）发出的《兴师征南诏》中宣布的。伯颜等人南下前，忽必烈又以“北宋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谆谆告诫。于是，阿里海牙决意网开一面，特别下令：

国家为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齿繁夥，口数百万悉鱼肉之，非大帝谕伯颜以曹彬不杀旨也。其屈法生之。
(22)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制度，此城当屠，但是这里有数百万百姓，如果全部坑杀，违反了皇帝不杀降人的旨意，所以应该不按旧制办事，给民众以生路。阿里海牙很快出榜安民，禁止军卒杀人抢掠，并且开仓放粮，救济饥民。潭州恢复了平静。阿里海牙随即派人前往湖南各州郡，招徕未降附者。

正月初一　临安

南宋君臣求和不成，元军兵临城下

就在潭州守将因城破而自尽殉国的时候，临安城中的南宋朝廷正为乞和不成而焦虑万分。派往伯颜军中的求和使者，已经去了十几天，至今未回。太皇太后谢道清怎么能不着急呢？

当今的大宋皇帝赵
，咸淳十年七月初九（1274年8月12日）即位时还不足四岁，朝中大臣请出六十五岁的谢太后临朝称制、垂帘听政，尊为太皇太后。谢太后年老多病，不能到正殿上朝，她居住的慈元殿就成了大臣入见议事的主要场所。

自赵
继位以来，形势越来越坏。谢太后原来倚重权臣贾似道，现在则依靠陈宜中。贾似道虽然已死，但今天朝廷仍然吃着他种下的苦果。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率军增援鄂州的贾似道奏报击败了忽必烈的南下之师，受到理宗褒赏，他很快成了朝廷的“独相”，掌管全部朝政。其实，贾似道“成功”的秘密是他暗中派宋京与忽必烈议和，许诺宋廷向蒙古称臣，每年纳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蒙古，作为“岁币”。双方达成协议后，蒙古军北撤，贾似道派兵袭击蒙古军断后士卒，以所得俘虏向理宗报捷。忽必烈即位，派郝经为国信使，来催索岁币。贾似道恐怕事情败露，拘留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

理宗死后，度宗赵禥即位。由于赵禥被立为太子是贾似道努力的结果，所以他自恃“定策功”，更加专横。在度宗的特许下，贾似道住在西湖葛岭馆阁中，可以不到官衙理事，而是由官吏将各种文书送到他家里呈阅和批示。贾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后来又改成六天一次，入朝时见皇帝不拜，退出时皇帝反倒起立目送。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纵情享受，但是朝廷内事无巨细，都要向他报告。当宋军在襄、樊与元军鏖战之际，贾似道沉溺于与群妾斗蟋蟀取乐，谄媚者竟称这是“军国重事”。

在贾似道的淫威下，朝廷官员或者迎合奉承，或者缄口不语。凡是言行不利于贾似道的人，都被罢职逐出朝廷，于是言路断绝，朝堂上听到的全是歌功颂德之语，边情危急均被隐蔽。只有个别勇敢正直之士，敢于冒犯贾似道的“虎威”。如京湖安抚制置使汪立信，曾上书贾似道，斥责他缓急倒置，不以社稷大计为重，并且指出当前国家面临策略选择：上策是调集内地精兵沿长江布防，抗击即将大举南下的元军；中策是放郝经归国，促成和议，暂缓元军攻势，争取时间重整边防；下策则是束手待降。贾似道得书后暴跳如雷，大骂汪立信“瞎贼狂言”（汪立信患有眼病），将汪立信罢职。待到赵即位，贾似道刚办完母亲的丧事，还在忙于酬酢，国事、边事依然搁置一边。谢太后无可奈何，而元军已经南下突过长江了。

失去了长江天险的屏障，南宋君臣不得不面对现实，宋元两军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贾似道虽然一再拖延，终于在朝臣的压力下，于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亲自督率精兵十三万北上迎敌。宋军阵势浩大，舳舻相接百余里，但是主帅贾似道心虚得很。他派宋京等人前往元军营议和，伯颜要求贾似道亲自到营中来商议，或者双方军队决战，以定胜负。贾似道求和不成，又无战心，宋人优势全失。二月二十一日（3月19日），元军在丁家洲发起猛烈攻击，贾似道仓皇失措，未曾迎战即鸣锣退兵，宋军大乱，溃散而逃。贾似道这时才想起了汪立信的献策，他对汪立信哭诉：“就是因为没有听你的话，才落到如此地步。”汪立信则答道：“瞎贼今天再说一句吧。现在江南已经没有一寸干净土地，我要寻找一片赵家地去死，死个分明。”
(23)

贾似道逃到扬州，上书谢太后请求迁都，谢太后不同意。陈宜中等人要求诛贾似道以谢天下，谢太后仍念似道“勤劳”于三朝皇帝，不予应允，只是将他贬职，送往循州（今广东河源龙川县）安置。贾似道遭贬，仍要带侍妾数十人同行，被奉命押解他南下的郑虎臣悉数逐走。八月，贾似道至漳州，郑虎臣数次暗示他自杀，似道尚想偷生，声称太皇太后许他不死。郑虎臣自称“为天下杀似道，虽死无憾”，将贾似道处死。
(24)

除掉了贾似道，朝政并未因此而有转机。京官和各地守臣眼见大势已去，纷纷弃职逃走。谢太后恼怒焦急，命人贴榜于朝堂之上。榜上写着：

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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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太后用榜文责备群臣：国家立国三百年来，给士大夫以优厚待遇。现在国难当头，你们这些大臣小官不能出谋划策拯救国家，内有京官离职，外有地方官弃城，避难偷生，难道就这样做人吗？这样的作为，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于地下？

谢太后怒骂群臣，实际上等于指责先帝，因为这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留下来的遗产。赵匡胤为了消除藩镇割据的威胁，疏远、压制武人，标榜“以儒立国”。重用文士被定为大宋的国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出身的文士，高官厚爵，掌握国家命运。但是大多数文士熟悉的只是词赋文章，对治国理政、富国强兵几乎一窍不通，只能不切实际地空发议论，坐而论道。加之文人相轻，互相攻讦，党争此起彼伏，朝廷不得安宁。宋人始终面临北方强敌，在军事上总是处于劣势，纵有几位勇将，也被朝廷中的文官所限制，不能有所作为。到了关键时刻，崇尚高谈阔论的文士们，或者继续相互指责，推诿责任；或者痛哭流涕，不知所措，难得有人献计献策。无计可施又不愿为国捐躯，只能一走了之。

文士的低能造成了国家的软弱，软弱的国家豢养冗官和冗兵，委曲求全自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处世哲学。宋人已经委曲过多次了，对辽，对金，甚至对西夏，都曾经用“岁币”换取和平。金钱丝帛比军队管用，反正用不着大臣们掏自己的腰包。努力作战要受人排挤，弄不好还要丢掉脑袋；白送钱帛给“敌国”，倒是会受到君主的称赞。尽管有人感到这种做法耻辱，但是身居要职的文臣们满足于保守、安逸的现状，他们谨守旧有的模式，除此之外，没有良计可施。可是眼下连这样委曲求全的机会似乎也没有了。

继贾似道之后出任相臣的人，也确实是一批无能之辈。绍兴新昌人王爚，年老多病，不愿管事；衢州人留梦炎和永嘉人陈宜中，整日坐而论道，争风吃醋；还有分宁（今江西修水）人章鉴，别人说什么他都迎合，被士大夫们称为“满朝欢”。

自在江南立国以来，宋廷设尚书省，和中书、门下两省合为一体，管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尚书省设左、右丞相，中书门下省设参知政事，同为宰辅。按照习惯做法，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相兼集贤殿大学士；如置三相，则分别兼昭文馆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与监修国史。宰相之上，有时还置平章军国重事，用来尊崇朝廷重臣，贾似道曾任此职。左、右丞相，按定例兼任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兼任同知枢密院事，朝廷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合而为一，所以尚书省丞相的地位，特别重要。

王爚和章鉴先分任左、右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丁家洲兵败后，章鉴找借口溜出临安，谢太后以陈宜中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罢章鉴职。王爚屡次请求罢职去官，谢太后不允许。不久，升王爚为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王爚马上让出了丞相府给陈宜中，陈宜中则认为如此接替，会受到天下人讥笑，也要离开朝廷。谢太后几次派人去强留，才勉强继续任职。

身为丞相的陈、留二人，都不敢出临安指挥军队迎战元军，受到王爚等人指责，更有人攻击陈宜中暗中保护贾似道，擅专朝政，将比贾似道更有害于国家。陈宜中正好下台，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谢太后屡次派人去请他回来，并且罢免了王爚的平章职务，还是不能奏效。最终还是谢太后通过陈宜中的母亲帮忙，才把陈宜中请回来。这次，陈、留二人的位置倒了过来，留梦炎任左丞相，陈宜中任右丞相，可是很快留梦炎又溜了，至今召不回来。堂堂大宋王朝，居然没有一个敢于负责任的首相，着实令人寒心。

勤王的诏书早就发往各地了，起兵而来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其中赣州知州文天祥与和州防御使张世杰两人精神尤其可嘉。文天祥聚众起兵，以家资为军费，准备北上赴援都城。有人劝他：“现在敌兵分三道而来，直捣内地，你以一群乌合之众北上拒敌，无异于驱羊群入虎口。”文天祥回答道：“我当然考虑过这种结果。但是，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国难当头，征召天下军队入援，居然没有一兵一骑入关，实在可恨。所以我自不量力，不过是要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会闻风响应。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成，只有这样社稷才能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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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文天祥这番忠心未被陈宜中之辈理解。他们居然把文天祥的义举视为“猖狂”，斥之为“儿戏”，并且阻挡他率军进入临安，直到十一月文天祥才被召进都城。张世杰率军来得很快，所以被倚为朝廷的重要将领。张世杰督军收复了一些州郡，但于七月间在焦山被元军击败；十二月，张世杰军回守临安。

文天祥与张世杰共同建议，用数万勤王兵马与元军决一死战，如果能够获胜，淮东宋军可以乘机截杀元军后路，形势或许会转变。陈宜中坚持要向元军求和，不采纳文、张二人意见。在征得谢太后同意后，陈宜中派柳岳等人出使，于十二月五日抵无锡，向伯颜递交宋朝皇帝、太皇太后及陈宜中等大臣的信件。

柳岳向伯颜哭诉：“太皇太后年迈，皇帝年幼，又值国丧之际；自古以来尊奉礼义的人不攻伐丧君之国，希望贵国怜悯我们，班师回朝，我们岂敢不每年进贡，修好于大朝？现在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都是奸臣贾似道失信于大朝，又贻误于本国。”伯颜答道：“我朝皇帝即位后，马上派遣使者持国书前来修好两国关系，你们拘留我国使者十六年，所以要兴师问罪。今年又无故杀害我朝使者廉某，这又是谁的过错？如想让我军停止前进，你们是想效法钱王纳土，还是仿效李主出降？宋人过去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儿之手，这是天意，不必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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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这一段话中，称宋人“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儿之手”。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八岁的皇帝柴宗训手中夺得帝位。开宝八年（975年），宋军兵临金陵（今江苏南京）城下，南唐国君李煜奉表投降。吴越国王钱俶诚惶诚恐，不久即向宋廷纳土归顺。这些故事，宋人当然熟悉，没想到现在被蒙古人用来对付自己。

至于元朝的国信使郝经，已在贾似道兵败后被放回。忽必烈希望少用兵而使南宋就范，于三月间派廉希贤、严忠范、宋德秀等人持国书使宋，要求宋廷纳币称臣，并且令伯颜按兵不动，等待和议消息。廉希贤从伯颜军中请调了五百名士兵护送，行至独松关，宋守将张濡以为元军来进攻，率兵出击，杀严忠范，擒廉希贤送往临安，廉希贤不久也因伤重死亡。独松关事件激怒了元朝君臣，宋方虽然一再派人解释，但是毫无用处。从忽必烈到伯颜等人，已经认定了南宋朝廷求和没有诚意。

柳岳出使没有结果，于十二月十四日（1276年1月1日）返回临安。十七日，陈宜中又派宗正少卿陆秀夫、刑部尚书夏士林和兵部侍郎吕师孟赴伯颜军中，表示宋皇帝愿意尊忽必烈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二十四日，陈宜中又派柳岳等前往大都，直接向元帝忽必烈陈述求和的诚意。转眼辞去旧岁，使者杳无音信，元军继续向临安挺进，和议的路似乎已经不通，莫非真要像汪立信所说，抗战不行，和议不成，只能投降了吗？

在南宋君臣为寻找出路而苦恼的时候，伯颜统率的大队元军正兼程南下，由平江（今江苏苏州）向嘉兴进发。

去年五月，伯颜被忽必烈召回都城，面授机宜。七月，忽必烈调整攻宋军队的指挥机构，把淮西行枢密院并入河南行省，以伯颜和阿朮分任右、左丞相。八月，伯颜带着忽必烈的诏书南下。十月，伯颜抵镇江，分军为三路，指向临安：参知政事阿剌罕指挥右路军，循太湖西攻独松关；参知政事董文炳指挥左路军，以舟师从江阴顺江而下，从海路趋临安；伯颜与右丞阿塔海率领中路军，水陆并进，经平江、嘉兴向临安进军；三路军届时将在临安北面会师。十一月九日，三路军队分别从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江阴出发。虽然南宋的当朝丞相陈宜中主和不主战，地方守臣中仍有一些主战者。常州之战，还是给了伯颜一点颜色看。

三月，宋常州守将献城降元。五月初七，宋将刘师勇率军里应外合，收复常州。十余天后，元军来攻，知常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等协助刘师勇守城，自夏至冬，元军攻城屡屡受挫。伯颜从镇江出发，十一月十六日抵常州城下，射书城中招降，刘师勇等不理。伯颜亲督帐前亲军“合必赤军”攻城，城中宋军殊死战斗，昼夜不停。十八日，“合必赤”军士率先登城，竖伯颜之红旗于城头，正在奋力攻城的元军将士欢呼：“丞相已经登城！”个个争先，登上城墙。

刘师勇、陈炤、王安节等退入城中巷战，姚訔和陈炤战死；王安节被俘，誓死不降，被杀；刘师勇单骑闯出城去，奔往平江。巷战的士兵继续搏斗，一位藏在死尸下的妇人，看见有六名宋军背靠背相互支持，杀死杀伤元军近百人后方力竭战死。伯颜下令屠城，城中居民惨遭杀戮，后来听说全城只有七个人幸免于难。诸将请求追斩刘师勇，伯颜不同意，他认为正可以借刘师勇之口，使南宋守城者闻风丧胆。

伯颜没有估计错。十二月，伯颜至平江，南宋平江守官逃走，都统王邦杰等献城投降。阿剌罕和董文炳军也进展顺利，独松关已被拿下。看来，在进入临安之前，不大可能再有艰苦的攻坚战了，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招降宋廷。

伯颜早已派人把忽必烈的诏书副本送入临安。敦促南宋君臣束手来降，可以保证赵氏家族的安全。他拒绝了柳岳的求和请求，当然也不会同意陆秀夫等人带来的条件。忽必烈已经派遣使者南来，诏谕伯颜不要轻进，因为北方边境上出了问题，但使者来时大军已开进了平江。伯颜希望尽快迫使南宋朝廷投降，必须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不能给对方留下喘息的机会。十二月二十七日（1276年1月14日），伯颜命令囊加歹与陆秀夫等一同赴临安，交涉投降事宜。除夕，伯颜麾军自平江出发，继续南进，要按原定计划与左、右路军会师。

正月初一　吐蕃算木多

大元帝师八思巴遥祝忽必烈早成一统大业

在吐蕃算木多（今青海互助县松多乡）一座新建成的寺院里，大元帝师八思巴已于去年十一月十四日（1275年12月2日）给皇帝忽必烈写了新年祝辞，派人送往大都。他在祝辞中祝福皇帝父子、社稷和臣民在阳火鼠年（1276年）里诸事吉祥如意。

八思巴是吐蕃萨斯迦（今西藏日喀则萨迦县）款氏人，生于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他的本名是洛追坚赞，因为七岁时就能诵读经文数十万言，被人们视为圣童，所以称为“八思巴”。在藏语中，“八思巴”就是“圣者”的意思。八思巴自幼跟随佛教密宗萨斯迦派教主萨斯迦·班弥怛·公哥监藏学习佛典，十二岁时随同萨斯迦·班弥怛至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窝阔台子阔端。贵由汗二年（1247年），由于萨斯迦·班弥怛治好了阔端的病，阔端皈依佛门，在凉州修建了幻化寺，给来自吐蕃的高僧居住。同时，阔端致书吐蕃各教派教主，宣布萨斯迦派为各派宗教的首领，吐蕃僧俗之人，只要愿意归顺大蒙古国，就可以继续保有原来的财富和地位。

1251年，萨斯迦·班弥怛去世，十七岁的八思巴继为萨斯迦派教主，并被阔端推荐给忽必烈。两年之后，忽必烈率军远征大理，八思巴赶到忒剌（今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与忽必烈见面。忽必烈夫妇都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受佛戒），尊八思巴为“上师”。

在“灌顶”前，忽必烈和八思巴在礼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察必出来调解，她建议：“听法人少时，上师可坐在上座。吐蕃事务的处理，都要听从上师的指教，未与上师商定的事不颁发诏书。国家的其他大小事项，由于上师心善，难于拒绝他人的种种要求，不能恩威并施于全国，所以请上师不必过问。”
(28) 这个动议不失为协调世俗君主与宗教领袖关系的较好办法。因为在宗教上八思巴是老师，不能像臣子一样在忽必烈面前俯首跪拜；忽必烈虽然尊重八思巴，但是绝不能把行政权力置于八思巴的宗教影响之下。两人都同意按照察必的办法确定双方的位置。

1254年，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优礼僧人诏书》，向吐蕃僧人宣布：

汝等僧人不可争夺官位，官多并非善事；亦不可依恃圣旨欺凌他人。汝等僧人已免除兵差征伐，当谨依释迦牟尼之法规，懂得经典的讲，不懂的听，勤于问法、读经、修行，敬奉上天，为吾祈祷。……若汝等不照释迦牟尼之法规行事，蒙古诸人必将怀疑释迦牟尼之教法，治罪于汝等。汝等不可以为蒙古人不察此情，一次两次或有不察，久后必知之。汝等僧人切不可有恶行，使吾在众人面前丢脸，当遵依教法为吾告天祝祷，汝等之施主由吾任之。
(29)

忽必烈通过八思巴统领佛教实施对吐蕃地区的控制，八思巴则可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使萨斯迦派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在宗教关系的背后，是一种政治上的结合。忽必烈即位之后，于中统元年十二月（1261年1月）把八思巴封为国师，统管全国佛教事务，作为佛教的最高领袖。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再次赐给八思巴一份《优礼僧人诏书》，这次他是以皇帝的身份向全国僧人宣布，要他们听从国师八思巴的统领，并表示他对任何按照圣旨和教规行事的教派都予以尊重，规定各级官员、军人和来往使臣等，均不得随意骚扰寺庙僧人。忽必烈还特别设置了总制院，作为国师的下属机构，专管全国佛教和吐蕃地区的行政事务。当年夏天，八思巴辞别忽必烈，返回萨斯迦。

至元六年（1269年）年初，八思巴又来到都城，向忽必烈献上了一件重要礼物—用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蒙古新字（后正式称为蒙古国字，通称八思巴字）。忽必烈非常高兴，于二月十三日（3月17日）下诏颁行这种新制的文字。诏书称：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30)

自古以来，文字被用来书言记事。蒙古国家兴起于北方草原，原来没有文字，各种文书或者使用汉字，或者使用畏兀（今维吾尔）体蒙古文字（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以畏兀儿字母为基础创制的蒙古字）。辽、金两朝以及远方各国，都有各自的文字（辽有契丹大、小字，金有女真大、小字，西夏也创制了西夏字），现在大兴文治，而没有正式的蒙古文字，使得一朝制度不能完备。所以皇帝命令国师八思巴创制了蒙古新字，用于译写一切文字。今后凡颁发圣旨等，都要使用蒙古新字，仍用汉文及其他文字作为参照。

蒙古贵族中通晓汉语文的人为数较少。新制蒙古文字，适应了元朝多民族国家建立后的需要。蒙古国字除了用来颁发圣旨和用于各级官府之间的公文往来外，还可用来翻译汉文的经、史等文献，供蒙古贵族子弟学习，促进各民族人员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了褒奖八思巴对“文治”所作的贡献，忽必烈将八思巴升为帝师，并且赐号“大宝法王”，从此之后，皇帝诏旨和帝师命令并行于西土。朝廷的正式朝会，百官班列，特别为帝师设立专座。

八思巴不仅关心宗教和吐蕃问题，对国家的征伐大事等也很热心。伯颜能成为攻宋大军的统帅，据说与八思巴的推荐很有关系。忽必烈曾请教八思巴，在佛法助力下能否荡平南宋，八思巴声称当时忽必烈身边还没有能够建立此等功业的人。伊利汗旭烈兀的下属伯颜不久后来中原出使，八思巴认定此人必将大有作为，劝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至元八年（1271年），八思巴由于不适应中原的气候，又返回西土，但为了支持元军的对宋作战，他的弟子在中原修造了寺庙，塑密宗护教护法神麻曷葛剌（大黑天）像，面向江南。麻曷葛剌是大自在天的化身，三面六臂，前左右手横执宝剑，中间左手拿着人头，右手抓着牝羊，后左右手张象皮于背后，是吐蕃人崇拜的战神，并推荐给蒙古人，人们习称之为“大黑神”。麻曷葛剌像面南，意思自然是用神灵来保佑元军旗开得胜。据说常州城破时，就有人看到大黑神出入百姓之家。而襄阳一带，也早就流传大黑神领兵南下的说法。

八思巴虽然离开了大都，对元军攻宋的进程却十分注意。由于路途遥远，八思巴得到消息总要晚一些。去年，当他得知伯颜已率大军渡过长江，并打败了贾似道军后，预见到元军入临安、灭南宋为期不远了，特意在八月二十三日（1275年9月14日）写了《贺平江南表》，寄献给忽必烈。他祝福道：

因蒙古第五传大皇帝忽必烈的福德，所有国土终成一统，尤其立国已久、王统未尝断绝、国政稳固、疆土广大的蛮子国（案：指南宋），归降于人主脚下之莲台，使皇帝福运之光，遍照于直抵大海之大地坛城。
(31)

而今暂居算木多寺庙内的大元帝师，自然期待着伯颜早日拿下临安，使他的祝福尽快变成现实。

正月初一　大都大明殿

元宫廷举办气派非凡的“诈马宴”

大都城内，隆重的元正受朝仪式已经结束。大明殿上，同样隆重的“诈马宴”正在进行。

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
(32) 这三件大事，也就是用兵打仗、围猎和宴饮。大规模的战争正在江南进行，围猎则需要合适的季节，现在朝廷中的头等大事就是朝会后例行的宴饮了。

出席宴会的人，都要身着同样颜色的衣服。这种衣服，称为“质孙服”（又译为“只孙服”），由皇帝颁赐给蒙古宗王、后妃、驸马、朝廷大臣和近侍卫士等人。没有质孙服的人，也就没有资格参加大宴。天子的质孙服，冬季穿的有十一等，夏季穿的有十五等；百官等人的质孙服，冬季九等，夏季十四等。服装颜色分为大红、桃红、紫、黄、白、蓝、绿、枣褐、驼褐、鸦青等。质孙服衣、帽、腰带配套，大多用绣金锦缎制成。宫廷大宴，一般要进行三日，每日换一种颜色的衣服。这种大宴，被称为“质孙宴”；波斯语把“质孙”叫作“诈马”，所以又称为“诈马宴”。

大宴的第一项内容，是由蒙古大臣高声诵读“大札撒”。“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颁布的法令，其中既有国家的法律规定，也有成吉思汗的训言。每个蒙古宗王都收藏一部大札撒，并且要熟悉它的内容，以示念念不忘“祖训”。札撒对军队的要求颇严，这些要求至今还约束着元军官兵。成吉思汗是这样说的：

——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得秩序井然，随时作好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地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候出征。

——居民［在平时］应像牛犊般地驯顺，战时投入战斗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

——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教会儿子们射箭、骑马、一对一地格斗，并让他们练习这些事。通过这样的训练把［他们］练得勇敢无畏。

——十夫长不能统率其十人队作战者，将连同其妻子、儿女一并定罪，然后从其十人队中另择一人任十夫长，对待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也这样。

——只有在行军时能考虑到不让军队饥渴、牲畜消瘦的人，才配担任首长。
(33)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习惯，蒙古人以十进制将军队编组成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各级设官长（蒙古语称为“那颜”）；有时在十户与百户之间，还有五十户的编制。十夫长又称为牌子头、甲长，蒙古语称为“阿儿班那颜”。五十夫长亦直称为五十户（下同），蒙古语为“塔宾那颜”；百夫长（百户）为“札温那颜”；千夫长（千户）为“敏罕那颜”；万夫长（万户）为“土绵那颜”。

蒙古国时期，来自西方的人盛赞蒙古军队的吃苦耐劳、行动迅速和服从指挥，对它的战斗力从不抱任何怀疑态度。在欧亚大陆上，几乎没有任何军队能和它抗衡。成吉思汗曾骄傲地宣布他灭国四十，他的后继者又灭掉了西夏、金、大理、斡罗思（俄罗斯）各公国、黑衣大食等国。骤然兴起的蒙古狂飙已经使全世界的统治者们惊慌失措。现在，伯颜统领的大军，再现蒙古军队的雄威，札撒的约束，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札撒中还把治国、齐家和律己联系在一起，做出了许多规定，作为蒙古人的道德标准，如尊重长者、信任贤人、注意言行、和睦亲族、重信誓而不说谎话、不偷盗、不淫奔等。成吉思汗还有这样一段话作为总结：

凡是一个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约孙”（习惯）和“札撒”（法令），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

蒙古人有醉酒的习惯，不少人因此而伤身害命。对此成吉思汗留下了相当具体的训诫：

——酒醉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喝酒既无好处，也不增进智慧和勇敢，不会产生善行美德。……国君嗜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必里克和重要的习惯法（ yūsūn）；异密嗜酒者不能掌管十人队、百人队或千人队；卫士嗜酒者将遭受严惩。

——酒不管你是什么人，无论善恶好坏的人它都让你麻醉……它毁坏了所有的感官和思维器官。

——如果无法制止饮酒，一个人每月可饱饮三次。只要［他］超过三次，他就会犯下［上述］过错。如果他只喝两次，那就较好；如果只喝一次，那就更为可嘉，如果他根本不喝酒，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到哪里去找这种［根本］不喝酒的人呢，如果能找到这种人，那他应当受到器重！

在蒙古宫廷中，能够参加诈马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谁也不愿意因为不会喝酒而失去这大好的机会，所以在大宴前宣读祖训，只是警告人们不要由于酒醉而失态，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祖上创业的艰辛和对后代的期望。这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

在大宴上饮用的，有葡萄酒、蜜酒、米酒、阿剌吉酒、黑马乳、舍儿别等。阿剌吉酒用葡萄酒、枣酒等好酒蒸馏而成，制作方法刚从西域传来不久，乃是中国烧酒的鼻祖。黑马乳就是马奶酒，用马奶发酵后搅拌而成，色清味美，是蒙古人极喜好的饮料。朝廷中专门有负责制作黑马乳的人，称为“哈剌赤”。蒙古人称黑为“哈剌”，故有此名。“舍儿别”是用水果或药物、香料配成的清凉饮料，可以解酒，制作方法也是从西域传入的。宫廷中掌制“舍儿别”的人，就叫作“舍儿别赤”。宴会上备有各种食品，而羊肉是必不可少的。每逢大宴，宰杀的羊要以千万头计。

宴饮时，皇帝和臣僚各有座次，不可越座乱动。旁边有乐工奏曲助兴，还有各种艺人献技，热闹非凡。

大宴上用的各种器具，非常考究，最引人注意的是贮酒的大瓮，时人称之为“酒海”。蒙哥汗时，来自巴黎的工匠曾造出一个大型供酒器，以银树为主体，树内装有四根管子，接通帐外的贮器，一旦需要，各管可分别涌出葡萄酒、黑马乳、蜜酒和米酒。忽必烈即位后，这架酒器已不知去向。忽必烈命人在宫中各殿安放了酒海。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制成的渎山大玉海，由整块黑玉雕成，高70公分，直径135公分，重约3500公斤，放在万寿山上（现在依然陈列在北京北海公园团城的玉瓮亭内）。

在大明殿上，还摆放着一架七宝灯漏。这架灯漏是顺德邢台人郭守敬设计制造的，高一丈七尺，以金为架，共分四层。灯漏上既有调节机内水流缓急的戏珠龙，又有代表日月星辰的四神和按时跳跃的龙虎乌龟。更为奇妙的是漏中装有十二个小木偶人，各执子、丑、寅、卯等时辰牌子，每个时辰的初刻，木偶人执牌开门而出，面对御榻报时。灯漏下层四角，又各立一人，分掌钟、鼓、钲、铙，一刻鸣钟，二刻敲鼓，三刻响钲，四刻鸣铙。当然，在饮酒正酣的时候，人们都不太留意时间，因为大宴总是要到日暮点灯时才散。

今天的“诈马宴”上，蒙古王公贵族、文臣武将们开怀畅饮，兴高采烈。他们有理由高兴。已经到来的阳火鼠年看来是吉祥的一年。南宋朝廷已捏在伯颜的手心里，覆灭指日可待，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就要在他们手里完成了。祖先成吉思汗倘若地下有知，也会与他的子孙们一起举杯痛饮的。

入夜，欢腾了一日的大都城慢慢安静下来。往来巡逻的士兵和各门的守卫，各司其职，不敢有一丝松懈。而在数千里之外的临安城中，虽然也有士兵巡逻和守卫，全城却弥漫着惊恐和沮丧。求和看来已经失败，但使者既然未归，就仍有一丝希望。谢太后和陈宜中并不知道，潭州殉难将士的英魂没有能够保佑大宋的国运，伯颜将军在他的大营里，早已拒绝南宋的议和了。

(1) 　据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元史· 世祖纪》记忽必烈即位时间为三月辛卯（24日）。王恽以当时人记下的时间应是准确的。元末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记忽必烈即位于四月一日戊辰（卷一《列圣授受正统》），显误，因当年四月一日为戊戌。

(2) 　《国朝文类》卷九《即位诏》。

(3) 　《国朝文类》卷九，《中统建元诏》。

(4) 　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徐世隆事略》。

(5) 　《通制条格》卷八《仪制· 臣子避忌》。

(6) 　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徐世隆事略》。

(7) 　参见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8) 　参见《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

(9) 　陶宗仪：《宫阙制度》，《南村辍耕录》卷二一。

(10) 　参见《元史》卷一六一《刘整传》，下文涉及刘整事出处同此。

(11) 　忽必烈即位，其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称汗，忽必烈派军北征，至元元年（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中统三年（1262年），李璮在山东起兵，反抗朝廷，忽必烈调军围剿，李璮兵败被杀。

(12) 　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13) 　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二《阿朮事略》。

(14) 　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15) 　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16) 　参见《宋史》卷四五〇《忠义五· 尹穀传》。

(17) 　参见《宋史》卷四五〇《忠义五· 李芾传》。

(18) 　参见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国朝文类》卷五九。

(19)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20) 　参见《宋史》卷四五〇《忠义五· 李芾传》。

(21) 　参见《元史》卷一三四《和尚传》。

(22) 　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国朝文类》卷五九。

(23) 　参见《宋史》卷四一六《汪立信传》。

(24) 　《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 贾似道传》。

(25) 　《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 理宗谢皇后传》。

(26) 　参见《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

(27) 　参见《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28) 　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58—60页。

(29) 　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第64—65页。

(30)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 八思巴传》。

(31) 　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第168—169页。

(32) 　王恽：《吕公神道碑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33)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4—362页，后同。

第二章　江南易主

一个王朝的崩溃，与其说是因外敌强大，不如说是因内部腐朽。失败者的坟墓，大多是自己挖掘的。

正月十八日　临安

宋室降元，向元军献出传国玉玺

正月初二（1月19日），陆秀夫一行和囊加歹回到了临安，向谢太后报告伯颜拒绝和议的消息。陈宜中等人原来准备向元廷称“侄”求和，如果被拒绝还可以改称“侄孙”，但是伯颜却丝毫不为所动。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临安，引起朝野更大的恐慌。

太皇太后谢道清决心再让一步，向元帝称臣。陈宜中等人不同意。当年高宗皇帝派丞相秦桧与金人谈判，秦桧在绍兴八年（1138年）与金定约，同意南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人输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绍兴十一年（1141年），又再次定约。这就是所谓的“绍兴和议”。秦桧的做法，曾遭到朝野人士的激烈攻击，使得秦桧后来身败名裂。陈宜中当然不想重蹈覆辙。谢太后虽然一再表示，如果能使大宋免于亡国，可以不计较名号和尊卑等问题，陈宜中仍然不愿意让步。

陈宜中自有打算，“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当初，为了躲避金兵的追击，高宗皇帝曾从镇江跑到定海，后来又泛舟海上，待金军退走，还不是照样回来做皇帝？既然已有先例，为何不照着办呢？陈宜中主意一定，立刻率领群臣入宫，向谢太后请求迁都。谢太后开始并不同意，谁知陈宜中竟哭倒在地，坚持己见，谢太后才勉强答应。她命令给百官发放路费银两，自己也做好准备，随时同皇帝等一道出发。但是直等到日薄西山，仍不见陈宜中的踪影，也没有人来催促上路。原来陈宜中安排了第二天启程，仓促之间，忘了说明时间，害得谢太后等人白等。作为临朝称制的太皇太后，谢道清这下可是真正发怒了。她本来就不愿意离开临安，现在更认定陈宜中在欺骗她，于是摘下簪珥摔在地上，气冲冲地回到宫中，群臣求见也闭门不纳。

太皇太后执意不肯离开京城，和议又毫无进展，陈宜中等人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利。初三，刘汉杰在嘉兴开城门投降，伯颜的军队进了嘉兴。初四，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和参知政事陈文龙逃离京城。陈文龙出了临安城之后，有些后悔，又上疏朝廷请求回来，却因无人转报，只得怏怏而去。虽然太后和皇帝还在临安，但是准备迁都的说法已经传遍全城，又有不少官员弃职逃走，自谋生路。当天，谢堂被任命为两浙镇抚大使，文天祥知临安府，全永坚为浙东抚谕使。这时陈宜中已不得不改变初衷，既然走不脱，只好向大元皇帝称臣。他和一些大臣写好书信，派刘庭瑞送到元军军营，向伯颜陈述称臣的意愿。

初五，谢太后任命台州天台人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临邛人常璮为参知政事。她不满意陈宜中的行为，所以不希望他再享有“独相”的地位。按照传统做法，任命宰相要用黄、白麻纸写成诏书，在大内正殿上宣读，习称“宣麻”。中午在慈元殿“宣麻”时，文臣只来了六位，场面极为凄凉。

此时，临安周围各关口的守军都已经溃散，消息传来，人人惊恐万状。谢太后依然执意不肯离开临安，陈宜中等人又表示可以称臣求和，于是监察御史刘岊（音节）奉命带着宋帝称臣表文的副本，前往伯颜军中。表文中给大元皇帝忽必烈献上“仁明神武皇帝”的尊号，表示愿意每年进贡二十五万两银、二十五万匹绢，以表臣服之心，并且希望忽必烈能够允许南宋保留原有的国土。陈宜中还约定在长安镇（今浙江海宁西）与伯颜面议和谈事宜。

大难临头，这些身居高职的文人还在做梦。他们以为用“绍兴和议”的办法，称臣纳贡，甚至每年奉献的银、绢数额都一样，就可以把蒙古人打发回家，继续过偏安的好日子。今非昔比，当年的宋军尚能将金军赶回江北，女真人并不具备统一全国的条件。如今，在一系列的军事惨败之后，宋廷手中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与兵临城下的元军对抗。经过忽必烈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蒙古人不仅在军事上依然保持优势地位，在政治上也逐渐占了上风，已经具备统一全国的实力。此次元军席卷而下，志在必得。

这么多年来，大宋的文臣武将们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自恃有块“礼仪之邦”的牌子，对形势的发展不屑关心，或者做出种种错误的判断。如果早几年就注意到北方政治格局的变化，预做准备，励精图治，振奋精神，用己有的七十万军队，尚有可能拒敌于国门之外。在元军渡江之后，马上迁都于福州或者广州，利用江南地形，也不是没有可能与之展开持久战。如此大事，没有人统筹安排，都是得过且过，终于沦落到君不君、臣不臣的地步，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对手的怜悯，除了在名分问题上喋喋不休地争论外，就是等着对手的最后裁决了。

与伯颜议和，还有一个小插曲。去年，有传言说当涂人孟之缙的妻子赵孟桂，已经被伯颜纳为妾。谢太后于是派使臣带着金帛送给赵氏，请她帮助促成和议。使臣回报说赵孟桂已明确表示和议将成，并拿出了奏书一折。谢太后十分高兴，特赐赵孟桂一纸手诏，另外又送去金帛等物，以示慰问。但从此音讯全无，伯颜的态度似乎也从来没有改变过。是不是有人乘朝廷之危，为骗取金帛而编造了谣言？几年以后，有人见到了赵孟桂，她说并未被伯颜纳为妾，也从未得到过朝廷颁赐的金帛，更没有见到什么手诏，事情才真相大白。如此并不高明的骗局，居然得逞，还牵动了太皇太后，南宋朝廷也真够荒唐了。

同一天，从海道南下的董文炳率元军抵达盐官。盐官是临安东面的一个大镇，知县王与贤与澉浦镇统制胡全等还盼望着临安能派来援军，闭门不纳元军。董文炳派出的招降使者，往返于城下多次，没有任何结果。有人向董文炳建议发兵攻城，然后屠城，董文炳不同意。他认为盐官县离临安已不到一百里，在这里的任何举动都会影响临安，南宋朝廷准备投降，我杀死一个人都可能危及全局，更何况屠城？他再次派人进城，向守城官员晓以利害，王与贤、胡全等人盼不到援军，只好率众向元军投降。

七日，刘庭瑞持书信至嘉兴，入见伯颜。九日，刘岊继至。十一日，洪模又带着陈宜中和吴坚致伯颜的信前来。宋使者频繁往来于临安与嘉兴之间，无非是要尽快促成称臣纳贡的和议，使元军停止进攻。伯颜的态度则很坚决，求和是不能同意的，宋室必须无条件投降。但是他也不急于麾军包围临安城。行省郎中孟祺曾提醒伯颜：“宋人当今的出路，只有逃往福建。假若我们进兵太快，必会起到催促宋室南逃的作用。一旦临安失去控制，盗贼蜂起，宋朝三百年的积蓄将荡然无存。不如用计安抚宋廷，使其不过于紧张惧怕，就像收摘果实一样，稍等些时间更好。”
(1) 伯颜同意孟祺的见解，频频派人前往临安，送去书信，表达不妄杀生灵、优待降人的意思，以求稳定宋人情绪，坚定部分官员乃至太皇太后的降意。

十二日，伯颜率军离开嘉兴，十六日至长安镇，与董文炳会合。陈宜中和吴坚违约，没有前来会面。

十七日，在一些大臣的一再催促下，谢太后着手收拾朝廷残局。度宗皇帝有三个儿子，长子赵昰（音是），淑妃杨氏所生，今年九岁；次子赵
（音显），母亲是度宗正后全氏，现在全氏已经被尊为皇太后；季子赵昺（音丙），嫔妃俞氏所生，只有六岁。几年前度宗去世，贾似道不听从其他大臣立长子为皇帝的建议，坚持以全后嫡出之子为帝，赵昰与赵昺则分别被封为吉王和信王。为了防止意外变故，谢太后同意赵昰和赵昺暂时到福建居住，也算是给宋皇室安排一条后路。赵昰被封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以杨淑妃弟杨亮节提举王府事；赵昺被封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以俞氏弟俞如圭提举王府事。

宋朝的府、州、军、监是同级官府，直属朝廷。朝廷派京官或者朝官管理州郡事，称为“权知某州军州（府、监）事”，表示全权管辖一州的军政和民政。二品以上的官员和身负两府职事者，称为“判某州（或某府）”。同时，设“通判州军事”一至二员，与知州同领州事。安抚使是各路负责军务治安的长官，以知州、知府等兼任，如官阶在二品之上，则称为安抚大使。

张世杰和文天祥曾建议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帝（即所谓“三宫”）登舟入海，由他们率军与元军背城一战。陈宜中正忙于遣使求和，根本不理睬他们的意见。伯颜为防止宋人南逃，已做了准备。董文炳泛舟浮海而下，就是为了堵截宋人的海上通道。董文炳占领盐官城之后，已经分兵绕到临安城南，驻扎在浙江亭，封锁海口。

十八日，伯颜抵皋亭山，阿剌罕引兵来会，三路大军会师。皋亭山距临安仅三十里，元军游骑已经出没于临安城下。城内和、战、降、走的争论还在进行。文天祥向驻兵六和塔的张世杰建议，以京城二十万义士和数万守军，还可一战，张世杰不抱积极态度。

当天晚上，群臣在官衙商议最后的对策，至午夜仍然争论不休。这时，元使孟祺等人已经等在旁边。在孟祺的不断催促下，陈宜中觉得别无选择，只能无条件投降。他入见谢太后，征得了谢太后的同意，委派监察御史杨应奎、知临安府贾余庆与宗室成员赵尹甫、赵吉甫等，携传国玉玺十二枚和降表至皋亭山，献给伯颜。降表是这样写的：

大宋国主
，谨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尝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驰诣阙庭，敬伸卑悃，伏计已彻圣听。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臣不及知；至勤兴师问罪，宗社阽危，生灵可念。臣与太皇日夕忧惧，非不欲迁辟以求两全，实以百万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惟是世传之镇宝，不敢爱惜，谨奉太皇命戒，痛自贬损，削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四川见在州郡，谨悉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欲望圣慈垂哀，祖母太后耄及，卧病数载，臣茕茕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臣无任感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
(2)

这篇以赵
口气表述的文字，把宋室的无可奈何、曲意奉承表现得淋漓尽致。用今天的话来讲，大意是这样的：我年幼无知，又遇国家多难，实不知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导致大元皇帝兴师问罪，危及我国家和人民。我和太皇太后日夜忧虑，恐惧不安，本可求两全之策，迁都避开兵锋，但是念及百万臣民的命运寄托在我一人身上，当今天命已有所归，不可抗拒。尊奉太皇太后的命令，自削去皇帝称号，献上传国玉玺，并将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广、四川等路现管各州郡悉数献给圣朝。祖母太后年老，卧病多年，我万分内疚，不忍祖宗三百年宗庙后继无人，请皇帝垂恩，保全性命，赵氏子孙将世代不忘大元皇帝给予的再生之德。

伯颜欣然接受降表和玉玺，派囊加歹与杨应奎一行返回临安，召陈宜中、吴坚等人出城面议具体投降事宜。

囊加歹等人进入临安。南宋朝野上下皆知投降之事，于是人各异心，怒斥被人出卖者，哀叹时运不济者，涕泣社稷不存者，惊慌失措不知所为者，暗打主意准备逃走者，无所不有。陈宜中不想与伯颜照面，他悄然溜出京城，逃到温州去了。当事人虽然跑了，投降却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对谢道清和陈宜中的所作所为，后来的南宋遗民颇为不满，有人评价道：“谢太后听信二三位宰执的意见，将祖宗三百年的土地和人民尽数献给北朝，根本不与各地大臣商量，无君臣之义可言。……声言社稷可存、救护生灵等等，无非是欺骗臣民顺从归附，作为君主的太皇太后，也丧失了君主之仁。”
(3)

早在六十六年前，著名诗人陆游为表达盼望宋军北上、收复中原失地之意，向儿辈吟诵的临终诗《示儿》，人们都很熟悉：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现在，宋廷向元朝投降了，空前未有的大一统局面即将出现，但这与陆游的意愿恰好相悖，后人有诗叹道：

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

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4)

二月十一日　临安

元军入城，着手建立新秩序

正月十九日（2月5日），张世杰、刘师勇等将领听说陈宜中已逃走，慌忙率部离开临安，奔往定海等地。陆秀夫和一批文臣，也相继逃出临安。这时，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还留在城内，虽然谢太后曾安排他们前往福建暂住，但一直未能成行，现在满朝文武官员各自忙于找出路，对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帝都置之不管，谁还能想到要照顾这两个皇兄、皇弟呢？匆忙之间，驸马都尉杨镇和杨亮节、俞如圭偕赵昰、赵昺、杨淑妃一行，也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奔往婺州（今浙江金华）方向，几乎没有士兵保护他们。

伯颜从皋亭山出发，距临安十五里安营。囊加歹从临安返回，向伯颜报告陈宜中、张世杰、刘师勇等人已率军拥益王、广王南逃。伯颜急令阿剌罕、董文炳和宋降将范文虎、吕文焕等率军至临安城南、封锁钱塘江口，关住城中宋人南逃的大门；同时调动五千精兵，渡江追击南宋逃臣。实际上，囊加歹得到的消息不够准确，张世杰等人出走，人们会误认为益、广二王也在其军中，兵荒马乱中又无法确定他们的去向，所以元军追兵过江之后无功而返。

陈宜中、陆秀夫不辞而别，留梦炎根本没有回临安来，太皇太后只好依靠文天祥了。她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始终反对议和与投降，但献降之命出于太皇太后之口，降表由右丞相陈宜中和左丞相吴坚等人操办，作为大宋臣子，他只能唯命是从。他自己已经决心为国尽忠，询问属下幕僚，大家也一致表示愿意跟随文天祥死义。于是文天祥讲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位叫刘玉川的人，与一个妓女情投意合，发誓白头偕老，于是这个妓女闭门谢客，一意侍奉刘玉川。不久，刘玉川科举及第，授了官职，这个妓女想与他一同赴任，刘玉川却改变初衷。他口头上同意一起赴任，暗中准备了毒酒，毒死了这名妓女，然后上任去了。各位大概不会效仿刘玉川吧。”众人听后大笑，都知道这是文天祥告诫他们不要贪利忘义，要自重自尊。

宋军将领大多逃走，散兵游勇失去节制，乘乱抢掠杀人。十八日，伯颜下令元军士兵不得进城，违令者军法从事；又命吕文焕等持黄榜入城安民，派人用当地方言向百姓解释大元皇帝宽宏爱民之意。囊加歹等人则奉伯颜之命入宫慰谕谢太后和留下来的宗室成员，进城后看到城内居民大多在家门口贴上了“好投拜”的字样，城内秩序逐渐稳定下来。

谢道清命吴坚、文天祥、谢堂、贾余庆等人前往伯颜军中，磋商善后事宜；任命眉州人家铉翁为签书枢密院事。

二十二日，吴坚、文天祥一行至明因寺元军营见伯颜。文天祥对伯颜说道：“大宋继承历代帝王的正统，不是辽、金所能比的。现在北朝是准备把宋变成附属国呢，还是要毁灭其社稷？如果要把宋变成附属国，请你退师至平江或者嘉兴，然后双方商定岁币和犒赏军队的金帛数额。我将亲自将金帛等按议定数额送来，北朝军队不受任何损失，班师而回，这叫作不战而获全胜，乃是上策。假若想毁灭大宋社稷，两淮、两浙、福建、两广还有很多地方在我们手里，发兵攻打，胜败难以预料；假如各地义军皆起，兵连祸结，从此不得安宁。”

伯颜认为文天祥危言耸听，文天祥慨然说道：“大宋的状元宰相，缺的只是以死报国了。宋存我存，宋亡我亡，即使身首异处、赴汤蹈火，亦无所畏惧！”
(5) 伯颜十分惊奇在宋廷中尚有如此顶天立地的好汉，处于逆境之下，居然能够争辩不屈；倘若把文天祥放回临安，必将影响南宋朝廷的投降进程，于是决意把他留在元军中。

吴坚、贾余庆等人的表现则截然不同。吴坚唯唯诺诺，完全由元人摆布。贾余庆是有名的“疯子”，后来北上时与元人一同喝酒，满口胡言，把宋朝人毁谤无遗，献媚于元人。还有那个刘岊，居然愿意当着元将的面与一村妇狎戏，被人当笑料戏耍。连吕文焕这些南宋降将都看不过去，认为正是国家灭亡之际才会生出这样一批丑类。

伯颜发现宋人送来的降表仍然写着大宋国号，并且没有称臣的字样，命令程鹏飞与吴坚、贾余庆等一块返回临安修改，只扣留住文天祥。文天祥一再请求返回临安，伯颜只是笑而不答。文天祥斥责伯颜不循常规，破坏两国通使议事；伯颜则声称要与你这位南宋大臣好好商议国家大事。不管怎么讲，文天祥就是不能离开元营一步。

第二天，伯颜移驻湖州（今浙江湖州吴兴区），派囊加歹等持南宋传国玉玺北上，献给忽必烈。二十四日，伯颜率元军主要将领，在帅旗和鼓乐的导引下巡视临安城，观潮于钱塘。南宋留在都城的宗室成员和大臣依次具名来拜见。当晚，伯颜返回湖州。

贾余庆、吴坚等回到临安后，不但按照伯颜的意思修改了降表，还让学士院起草诏书，谕告各州郡守臣开城投降。这时，贾余庆已经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刘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各参政大臣都署名表示同意，只有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拒不签名。随同前来的元使程鹏飞要把家铉翁捆起来带走，家铉翁声明中书省官衙不是随便绑缚执政大臣的场所，等我回到家里再绑不迟。程鹏飞无可奈何。此时，太皇太后也手诏天下，息兵归降。

二十五日，程鹏飞偕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等一干南宋大臣至湖州，向伯颜献上“改正”过的降表和谕告各地的诏文。伯颜置酒，款待南宋来人，也请文天祥同座。酒宴之后，吴坚等登车返回临安，文天祥仍被留下。文天祥大骂贾余庆卖国，并怒责伯颜失信，但都无济于事。

文天祥召募来的勤王义兵，被贾余庆下令解散。文天祥的幕僚有的返回江西，多数仍留在临安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二十六日，伯颜派唆都率军入城，守护宫城并分驻城内重要地点。南宋禁军分由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衙”管领。二十八日，伯颜下令将三衙所管军队分置于元军各万户翼之下。

二月初一（2月17日），伯颜派刘颉等人去招降淮西制置使夏贵，又令行省右丞张惠，参知政事阿剌罕、董文炳、吕文焕等入城去见谢太后，表示慰问。

二月初五（2月21日），宋帝赵率领文武官员在祥曦殿向北遥拜，正式发布降表和谕降诏书。其后，文武官员都出临安府，前去拜见伯颜及行中书省官员。伯颜按照忽必烈的意图，在临安设立两浙大都督府，以蒙古塔塔儿部人忙古带和南宋降将范文虎为都督，入城视事。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吕文焕等，也相继进城，查核南宋军民户籍和钱谷数量，清点仓库，罢南宋各官府，收百官诰命，接收宋廷的符印图籍，并将赵迁出原来居住的宫殿，另行安置住所。在伯颜的授意下，一批所谓的“新附官”驰往两广、四川、福建等地招降。为显示大元的宽宏，安慰宋人，伯颜还下令禁止侵害宋帝陵寝。至此，宋元之间的投降、受降手续基本办完，从名义上来说，大宋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天，大批元军屯驻浙江岸边。太皇太后谢道清闻讯后，在宫中向天祈祷，希望波涛大作，将元军一洗而空。但是过去声势浩大的海潮，居然三日未见，元军安然无恙，人们只能暗叹天助元军。据说以前曾有一位官员白日见鬼，撞见死去多年的妾婢，预言浙江潮不来之时，就是亡国之日。理宗时，海潮逐渐转向，浙江亭一带变成沙滩，大潮不再来了。有人把这种现象看作“定数”，就像宋夺天下于太后幼子、又失天下于太后幼子一样，都是上天预定，不可变更。

二月初六，谢太后命贾余庆、吴坚、谢堂、刘岊、家铉翁等为祈请使，赵若秀、杨应奎为奉表押玺官，一起北上，向忽必烈面献宋廷降表和谢太后本人的表笺。次日，伯颜向忽必烈上贺平江南表，对攻宋战争做了如下总结：“臣伯颜等率大军恭行天罚，从襄汉上流出师，在武昌渡过长江，沿江防线崩溃，战火烧到钱塘。宋室仍然不自量力，乃发生杀使者毁诏书事件。皇帝亲自授命，宜先取其根本之地，遂命阿剌罕进军独松关，董文炳取海道南下，臣与阿塔海督率中军，直指伪都临安；摆开掎角之势，水陆大军并进。攻占常州之后，列郡传檄而定，诸将率军按期会师于临安。宋室穷途末路，不断来人哀求，先请称侄纳币，后请称臣奉玺。为促其归附，率精兵直抵临安近郊，招来宋廷执政大臣，解散其禁军卫士。宋人虽想挣扎，已无抗争之力，逃走亦不可能，终于立意投降。二月初五，南宋国君向北遥拜，恭顺归附本朝。现在所有仓库等物，都已封存待命。臣谨奉宽大之命，安抚官吏百姓，使临安城内秩序井然，繁华如故。”
(6)

二月初九，吴坚等人动身北上，去完成太皇太后交给他们的最后使命。

二月十一日，由忽必烈颁发的《归附安民诏》在临安公布。作为江南地区的新主人，忽必烈要求投降了的南宋宗室成员北上，并命令清点宋廷秘书监的图书，太常寺的祭器、乐器，天文地理图册以及户口版籍等，准备运往北方。对于新附臣民，宽待为怀，凡在归附前犯罪的人，一律赦免；公私债务，全部免除；曾经与元军对抗过的人，也免予追究。江南名儒、高僧、名医等及隐逸山林中的名士，由各地官府上报朝廷，加以优待。名胜古迹和寺观庙宇等，则要加以保护。元廷已经着手在江南地区建立“新秩序”了。

二月至三月　原南宋辖地

部分南宋军队拒不投降，坚持抵抗

在临安的南宋朝廷向元朝投降，并发出了停止抵抗的命令。但是原来南宋的国土，还有近二分之一掌握在宋人手中。南宋的臣民，尚有机会安排自己的前途。结局只有两个：一个是当元朝的顺民，一个是做南宋的忠臣烈士。平民百姓的命运，大多掌握在“父母官”的手里，各级官员的向背，会带来战争与和平的不同环境，官员个人的选择，对其管辖地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宋朝地方行政体制是中唐以来政治体制变革的产物，朝廷通过路级机构监督府、州，又通过府、州来管理地方。路设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提举常平司（仓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分管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具有半监察区和半行政区的性质，是地方监察区向行政区过渡的一种形式。南宋后期，各路军政事务划归都统制司管辖，安抚司有职无权。都统制司相当于地方军区，管辖当地驻军，设都统制（简称都统）、副都统制等官职。为了军事需要，宋廷又设立制置使司于路之上，委派制置使统管一路或几路的所有军队，实际上成为一种大军区的建置。元军渡江前后，宋廷路和制置使司（制司）的设置为：

两浙东路（浙东）、两浙西路（浙西），原设沿海制置使司，后改设两浙镇抚司和浙西制置使司，文天祥、张世杰曾先后任制置副使。

江南东路（江东）、江南西路（江西），设沿江制置使司，陈奕、赵溍先后任制置使；又分设江西制司，以黄万石为制置使。

淮南东路（淮东）、淮南西路（淮西），原设两淮制置使司，后分为东、西两司，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夏贵任淮西制置使。

荆湖北路（湖北）、荆湖南路（湖南），原设荆湖、四川宣抚司，朱禩孙任宣抚使，后增设湖北制置使司，高达出任制置使。

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设四川制司，现在赵定应和张珏任制置使、副制置使。

广南东路（广东）、广南西路（广西），各设经略司。

福建路，设安抚司。

朱禩孙、高达、陈奕等制置使，已经先后降元；赵溍、黄万石逃跑，在任上的“大军区司令”，只有李庭芝、夏贵、赵定应、张珏四人了。

南宋朝廷投降时，原有的十五路中，湖北、湖南、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成都、利州八路已经在元军的控制之下，淮东、淮西、潼川、夔州四路，处在元军包围之中；广东、广西、福建三路，还没有受到元军的直接攻击。

从临安城中逃出来的人，各选安身之地，相互失去联系。杨镇、杨亮节和益王、广王一行，跑到婺州，被元军追上，杨镇挺身而出，束手就擒，以迟滞元军的搜捕。杨亮节、俞如圭等则背负二王，在附近的山区躲来藏去，七天后遇见宋将张全。张全率兵数十人护卫二王逃往温州。

张世杰驻军定海，宋都统卞彪前去拜访，张世杰以为卞彪来与他共商抗敌大计，十分高兴，置酒款待卞氏。酒过数巡，卞彪劝张世杰投降元朝，张世杰大怒，将卞彪舌头割掉后处死。张世杰尚有军队在手，可以作为在南方暂时立足的资本，由于局势混乱，没有益、广二王的确实消息，他只能按兵不动。好在元军进入临安之后，忙于受降事务，没有继续向南大举推进，只是向各地派出招降使者，这就为南逃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喘息的间隙。

潭州失守后，湖南州郡守臣纷纷开城出降。阿里海牙派人前往静江（今广西桂林），召宋经略使马塈出降，被马塈所杀。南宋朝廷的投降诏书由僧人宗勉带进静江城，马塈又杀宗勉。阿里海牙因为湖南刚刚平定，而且兵力不足，所以没有向广西进军。他亲自写信给马塈，洋洋千余言，以天时、地利、人心所向来劝导马塈，并许以广西大都督之职，马塈依然不为所动。

伯颜南下临安前，曾分派都元帅宋都
、副都元帅李恒等率军向江西进军。去年十一月，元军攻克隆兴（今江西南昌），随即南下进攻抚州。江西都统密佑出军迎战，激战一天，密佑身负重伤，宋军大多战死。密佑率数十人突围不果，被元军所擒，押回隆兴。宋都欣赏密佑的勇敢，称赞他为壮士，不忍将他处死，把他关起来，不断派人劝降。关押一月有余，没能使密佑动摇。宋都拿出最后一招，他让南宋降将刘槃、吕师夔坐在城楼上，把密佑押来，授给密佑金符并许以官职，密佑拒不接受，痛斥刘槃、吕师夔贪生怕死、卖身求荣，并自解衣服请死，毅然奔赴法场。江西虽然已在元人手中，但形势并不乐观，福建、广东的宋军随时可能反攻过来；元军占据了城镇，乡村则是反元民间武装组织的主要活动场所。宋都看到了形势不利的一面，深感兵力不足，请求行省增调军队前来，行省只给他派来了四千援军。

四川的局势也很复杂。此时，四川境内只有合州、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等几个孤城尚在宋人手中。由于元军重重包围重庆，身为副制置使的张珏无法进城，只能坐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合州钓鱼山城，指挥诸军继续抗战。为打破元军封锁，张珏采用了攻元军后方迫其解重庆之围的战略，于正月派军偷袭元军重镇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市南），一举得手。二月，张珏乘元军军心浮动之机，派部将张万用巨舰精兵突破元军包围圈，进入重庆，助赵定应等守城。由于路途遥远，交通阻截，这些拼死战斗的将士还不知道宋廷已经投降的消息。

督军坚守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副都统姜才，已经多次拒绝元人的招降。伯颜大军南下，阿朮负责指挥留下来的军队，阻截两淮宋军南下。阿朮命令军士修筑长堡，围住扬州，做久困之计。扬州城中粮绝，居民死者无数。进入二月，境况更坏，已经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宋廷派了五位使者拿着投降诏书到扬州，命李庭芝、姜才等停战投降。李庭芝闭门不让使者进城，并登城对使者说道：“只听说过奉朝廷诏旨坚守城池的，没听说过还有下诏旨让人献城投降的。”
(7) 姜才放箭射退使者，随即又率兵出城，攻使者于召伯堡，与元军大战一场，以此表示誓死不降的决心。

与此相反的是，二月二十二日（3月9日），淮西制置使夏贵接受了宋廷诏谕，以淮西诸州郡降元。阿速人阿塔赤、也烈拔都儿率军入镇巢（今安徽巢湖）驻守，约束兵丁不严，军士四处掳掠骚扰，激起民愤。宋镇巢雄江左军统制洪福设宴款待阿塔赤和也烈拔都儿，趁二人酒醉将其杀死，尽歼城内元军。

夏贵闻讯后急忙派人到镇巢劝洪福投降，为洪福所杀。元信阳军万户昂吉儿率军攻城，不克。夏贵亲自来到城下，请求单骑入城与洪福面谈。洪福原来是夏贵的家僮，多年追随夏贵，所任官职也是由夏贵提拔的，夏贵自来，不能不应。但城门一开，伏兵一拥而入，洪福等人都被元军擒获。昂吉儿入城，命令手下人屠城，将洪福等一干人处死，并让夏贵来监斩。临刑时洪福大骂夏贵不忠叛国，挺身向前就戮，以示不负国恩。

张世杰、密佑、马塈、张珏、姜才等人，都是武人出身。张世杰是北方人，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少年时从军，不久逃奔南宋，在宋军中屡立战功，升为都统。密佑祖籍密州（今山东诸城），后来迁居庐州（今安徽合肥），也是积多年战功升成都统。马塈是宕昌（今属甘肃）人，出于名将世家。张珏是陇西凤州（今陕西宝鸡凤县）人，十八岁从军于钓鱼山，因作战勇敢而不断升迁，人们号之为“四川虓将”。姜才是濠州（今安徽滁州凤阳县）人，少年时被掳掠北上，后来南逃归宋，以骁勇善战而知名，但是宋廷不授给回归之人要职，所以只任副都统之职。

这些坚持抗战的将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江北人，却成为宋末乱世中的军事骨干，对南宋朝廷的忠诚超过大多数身居高官的文臣。宋廷重文轻武，武官对朝政大事很少能直接参与意见。到危急时刻，文官无对策，武官不出力，能有这么几位忠勇之士，也算是朝廷的福分了。以制置使之职坚持抗战到底的文官只有李庭芝，进士出身，祖籍汴梁（今河南开封），也是北方人。

文天祥的话似乎开始应验了。临安虽已落入元人之手，但一纸朝廷诏谕并没有使各地的守臣顺风而降，守土力战的人虽然比降附者、逃跑者少得多，却足以阻滞元军的军事行动。元军渡江之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战争，使元军消耗不小，离战争的结束还遥遥无期，像镇巢军这样“降而复叛”的事变，难免再次发生。在江南的元人，既要安定已占领的州郡，又要扫荡残宋势力，以宋室降元为转折，他们也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

(1) 　参见《元史》卷一六〇《孟祺传》。

(2)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3) 　参见谢枋得：《上丞相留忠斋书》，《谢叠山先生文集》卷三。

(4) 　林景熙：《题陆放翁诗卷后》，《白石樵唱》。

(5) 　参见刘岳申：《文丞相传》，《申斋刘先生文集》卷十三。

(6) 　参见《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7) 　参见《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

第三章　武功与文治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革鲜卑旧俗，遭到来自本族的非议和反对。七百五十年后，历史似乎又在重演，不过主角换成了蒙古人。

二月二十五日　大都

忽必烈离开大都城，北上避暑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出大都建德门，一年一度的皇帝北上避暑活动开始了。

忽必烈身为藩王时，为了安置幕府人员，便于管理中原军务和民政，准备在草原牧区和中原农区的交界线附近建造一座新城。1256年阴历三月，受命勘定新城地址的刘秉忠选中了位于桓州东、滦水北岸的龙冈。其地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都是广阔的草原，地势比较平坦，宜于建城。

金莲川在辽、金二朝已被皇帝选作夏季避暑的地点。它原名曷里浒东川，每年六月，川中开满金黄色七瓣花草，极目望去，一片金浪起伏，所以金世宗完颜雍在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取金枝玉叶相连之义，改曷里浒东川为金莲川。由于金莲川在燕山之北的高原上，气候变化很大，夏季夜晚也常常降霜，一天之内寒暑交至，温差很大。对于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夏季避暑地点。但是，初到草原的汉人却会很不习惯，尤其是不习惯住帐幕，所以忽必烈要建城造屋，照顾汉人幕僚的生活习俗。这座草原新城，被命名为开平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黄旗大营子东北）。

金莲川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忽必烈原来招揽了一批中原士人，在南驻金莲川之后，又吸收了不少新人，“金莲川幕府”成为当时北方储备人才的大本营，为忽必烈后来的政治革新奠定了基础。“金莲川幕府”中的重要人物，首推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刘秉忠。

刘秉忠博学多艺，尤其精通于易学和天文历算。他曾出家为僧，号“子聪”，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并由海云推荐给忽必烈。刘秉忠一方面向忽必烈陈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提出改革弊政的建议，一方面用自己的知识为新王朝服务，都城的设计，礼仪、官制的制订等，无不与他有关，甚至采用“大元”国号，也是出于他的建议。此外，刘秉忠还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其他儒士。

他首先把自己的同学和门生介绍给忽必烈。刘秉忠与邢州人张文谦、交城（今属山西）人张易曾同学于邢州南面的紫金山，邢台人郭守敬和唐县（今属河北）人王恂从学于刘秉忠。这五个人的学问各有所长，忽必烈则能利用他们的专长。刘秉忠精通阴阳术数，忽必烈称赞他占卜精确，尤受重视，国家大事无不咨询。秉忠虽然为朝廷效力，仍然身穿僧服，人们常称他为“聪书记”。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命秉忠改服，拜为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议枢密院事，实际上是朝廷的高级顾问。张文谦、张易均以擅长理政而受到忽必烈重用。张文谦历任中书省左丞、大司农卿、御史中丞等职，主要参与民政事务的管理；张易历任燕京行省参政、中书省平章政事，后来任枢密副使多年，主要精力用于军务的处理之上。王恂精于算术，郭守敬习知天文、水利。王恂被忽必烈委派教导太子真金；郭守敬则先被委派管理水利事业，历任河渠副使、都水少监等职，后来则专管天文、历算。这五个人都曾在邢州学习，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归为一派，称之为“邢州学派”。

在“金莲川幕府”中，还有两位金朝的进士很得忽必烈的喜欢。一位是东明（今山东菏泽东明县南）人王鹗，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的科举状元；另一位是陈州西华（今属河南）人徐世隆，正大四年（1227年）的进士。王鹗先被忽必烈召见（1244年），徐世隆则是忽必烈南驻金莲川时加入幕府。王鹗后来又向忽必烈推荐广平永年（今河北邯郸永年区东南）人王磐。王磐与徐世隆为同科进士。

忽必烈即位后，三人先后被用为朝廷典制诰的“词臣”，王鹗任翰林学士承旨，忽必烈的《即位诏》《中统建元诏》《至元改元赦》等，都出自王鹗之手。至元元年（1264年），徐世隆任翰林侍讲学士，至元七年（1270年）改任吏部尚书，此间朝廷的诏命典册多由徐世隆写成。王磐随即任翰林学士，至今依然供职翰林，所写制诰自然多于王鹗和徐世隆。

忽必烈的幕府里，还有一批儒学大师，如怀州（今河南沁阳）人许衡、广平肥乡（今属河北）人窦默、洛阳人姚枢等。他们向忽必烈介绍儒学原理和“治国平天下”的策略，对忽必烈后来“效行汉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通晓蒙古文的“秀才”赵璧（云中怀仁人）、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郝经、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商挺等，也是幕府中的重要人物。

聚集到金莲川来的，不仅有当时的文人和名士，也有武人。藁城（今属河北）的董氏三兄弟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很快成为忽必烈的亲信。董文炳后来在外统军作战，地位与阿里海牙等相同；董文忠在宫廷内掌管侍卫亲军。在汉族军官中，忽必烈最信任的就是董文炳、董文忠和史天泽。来自其他民族的文人武士，也受到忽必烈的重视。“金莲川幕府”的人员，在元朝初年大多受到重用，乃是情理中事。

开平城的建造，用了三年时间。传说刘秉忠选定城址后，因为当地有龙池，无法排干积水，便奏请忽必烈向龙借地。忽必烈同意，当夜三更雷震地动，龙飞腾而去，第二天人们即用土筑成了城基。

忽必烈的登极仪式，就是在开平城举行的。在确定以燕京为国都的同时，忽必烈已决意把开平作为陪都，实行两都制。前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起着遵循中原传统制度、固结天下人心、联系中原乃至江南人士的作用；后者则体现“蒙古本位”所在，起着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的作用。这大体奠定了元朝一代的政制格局。中统四年五月初九（1263年6月16日），开平改名为“上都”，人们则习称为“上京”或者“滦京”。

作为陪都，开平城原来的规模显然是不够的，扩建工程很快展开。最重要的工程是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开始修建的上都宫城正殿大安阁。大安阁原是金代故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熙春阁，忽必烈令人将它拆卸，运往草原，在上都内重建起来。全阁分为三层，上层设释迦像，中层是皇帝更衣的地方，忽必烈贮放了一箧衣服，留给后世子孙，使他们能够经常回忆他的俭朴，以此来力戒骄侈。下层是皇帝会集宗王百官和宴饮的场所。

上都城也是由宫城、皇城和外城组成。皇城在全城的东南角，宫城坐落在皇城的中部偏北。外城的北部是皇家的园林，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北苑”。为了保持游牧民族的本色，忽必烈还在上都城外建有蒙古族帐幕式的宫殿失剌斡耳朵。这座帐殿可以拆迁，殿内可以容纳近千人。人们称帐殿为“行宫”。在上都附近，还专门为皇帝“打围”（狩猎）开辟了固定的场所。

自确立两都制的格局后，忽必烈每年来往于大都、上都之间，二月至八月（或三月至九月）在上都度过，其他时间在大都居住。这种例行的北上巡幸活动，被人们称为“纳钵”（意思是皇帝行幸宿营的场所，不管是迁移的帐幕还是固定的营所）。“纳钵”一词在辽代就已出现，写作“捺钵”。辽朝的皇帝秋、冬季避寒，春、夏季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季各有活动场所，称为“四时捺钵”。同是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承继了契丹人的风俗，也把这个名词沿袭了下来，“纳钵”不过是“捺钵”的不同写法罢了，也有写作“纳拔”“纳宝”的。

皇帝每年前往上都，后妃、太子、蒙古宗王以及重要的文武官员都要随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机构，只留一两名官员在大都处理一般公务，右丞相、左丞相、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等长官，都跟随在皇帝身边。朝廷大事的决策，这时就要在大都以外进行了。各官衙的重要公文、奏表和军情报告，通过急递铺及时送到官长和皇帝手中。急递铺是专门用于传送公文的邮驿，简称递铺，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铺，在两都之间共设82处递铺。按照规定，铺兵将公文信件依次传递，逐铺交割，一昼夜要奔行400里。皇帝到上都后，官员就在各衙署的分支机构议事和处理公务。

皇帝出行，有大批卫士扈从。成吉思汗时建立了一万人的护卫军，蒙古语称为“怯薛”（轮流值宿守卫之意，怯薛成员称怯薛歹）。“怯薛”分成四班，由建国时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朮、木华黎、赤老温的子弟任长官，轮番护卫于大汗左右。番值的怯薛，三昼夜一换，除了保证大汗及后妃的安全外，大汗的起居饮食、服装佩饰等，都由怯薛长官总管，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怯薛太官”。充当“怯薛”的人员大多为勋贵世家、大臣子弟。在“怯薛”中，还设有专掌各种事务的“执事”，均有各自的名号。重要的“怯薛执事”有：

昔宝赤——掌鹰隼者

扎里赤——书写圣旨者

必阇赤——主文书者

博尔赤——掌烹饪奉饮食者

云都赤——带刀环卫者

阔端赤——掌从马者

八剌哈赤——守城门者

答剌赤——掌酒者

兀剌赤——典车马者

烛剌赤——掌灯火者

速古儿赤——掌衣服者

怯里马赤——传译者

帖麦赤——牧骆驼者

火你赤——牧羊者

忽剌罕赤——捕盗者

虎儿赤——奏乐者

忽必烈即位后，保留了这种宿卫组织，将“怯薛”作为皇帝的贴身扈卫，在大都时，以其保卫宫城；出行上都时，则充任大帐的护卫。“四怯薛”轮流值勤，从不间断。当然，一万人的“怯薛”，并不是每年都随着皇帝出行，有一部分留在大都，掌管宫廷的日常事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留在上都“驻冬”，等待下一年春季皇帝到来。忽必烈还根据需要增加了一些“怯薛执事”，如前面所说的哈剌赤、舍儿别赤等。卫士中担任云都赤的，往往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即使出任朝廷命官，仍要三日一次轮流入值。皇帝出行，云都赤走在宫车之前；皇帝上殿，则立在墀陛之下，以防不测。所有大臣的奏章，都由云都赤转呈皇帝；若无云都赤在场，中书省丞相等也不敢进奏折。

除“怯薛”外，忽必烈还在京城设置了侍卫亲军，以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编组的武卫军，从中原汉军中抽调三万名精兵组成。至元元年（1264年）十月，武卫军改名为侍卫亲军，分成左、右两翼，增加兵员万余人。至元八年（1271年）七月，左、右翼侍卫亲军又改编成左、右、中三卫亲军。各卫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掌管军队。

卫军和“怯薛”虽然都是中央宿卫组织，但是职能稍有不同：“怯薛”只负责皇帝的安全，处理宫廷事务和参决朝政，一般不外出作战；侍卫亲军则负责整个京城的安全，同时又是朝廷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到外地去作战。在攻宋战争中，忽必烈就曾派出一部分卫军参战。皇帝每年出巡上都时，也有一部分侍卫亲军充当护卫军队。

从大都出发前往上都，开辟了辇路、西路、驿路、东路四条通道。驿路最早开通，长800余里，中间要穿越桑干岭。桑干岭俗称“枪杆岭”，真龙天子自然不能上枪杆，所以皇帝北行时不走此路，一般人来往时多走此道。辇路和西路上都设有“纳钵”，辇路全长750余里，设18处“纳钵”；西路全长1000余里，设24处“纳钵”。皇帝在每一个“纳钵”一般只停留一夜。东道全长870余里，由古北口北出，是监察官员和军队的专用道路。皇帝每年东出西还，就是从辇路赴上都，经西路返回大都。

皇帝出都之前，供“纳钵”所用的牛羊畜群已经出发。大队人马开出建德门后，场景更为壮观，前有皂纛（黑旗）、驼鼓和马鼓开道，然后是仪仗队，皇帝忽必烈居中，坐在巨大的“象辇”上，徐徐前进；皇后、太子、诸王、大臣乘坐马车或牛车跟进，大队骑兵护持，浩浩荡荡，蜿蜒十数里。

用象来做皇帝的脚力，自古中国少见。忽必烈南征大理，从云南带回了大象，后来南方的缅甸、占城、交趾等国又进贡了驯象，专门设计的象辇即成为皇帝专用的交通工具。象辇是架在四只大象背上的大木轿子，每只象有一名驭者。在狭隘的山路上行走或穿越隘口时，皇帝换乘独象或由两象背搭的象辂。象的力气很大，从者不无担心，后来也确曾发生过象惊事件，但都化险为夷。忽必烈很喜欢这种交通工具，始终没有把它放弃。可以想见，高高地坐在象辇中，环视庞大的扈行队伍在平川及高山峻岭中行进，顾盼自得，也是帝王之尊的忽必烈极好的精神满足。

从大都出来的第一处“纳钵”是大口，距建德门二十里（即今北京海淀北境），留守的官员都到此送行。皇帝南还时，他们还要到这里来躬候。

今年的上都避暑，还有特殊意义。昨日，忽必烈已派人南下，命令伯颜偕南宋降君降臣北上，到上都来觐见大朝皇帝。此外，西北蒙古诸王反迹已露，忽必烈要到草原上去预做一些安排。

正月至二月　沙州

西北蒙古宗王禾忽叛乱，被迅速平定

贵由汗之子禾忽，突然在沙州（今甘肃敦煌）举兵叛乱，攻掠河西诸城。忽必烈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西北地区，面临再次陷入战乱的危险。

蒙古宗王之间的不和，在成吉思汗时已有显露。成吉思汗与兄弟曾有誓约，取了天下后要各分土地，共享富贵。根据这个约定，成吉思汗在建立大蒙古国后，把蒙古东境划给弟弟搠只哈撒儿、哈赤温、铁木哥斡赤斤、别里古台，作为他们的封地，后来人们习惯地称搠只哈撒儿等及他们的子孙为东道蒙古宗王。蒙古西境则成为成吉思汗的儿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的封地，他们的后代被称为西道蒙古宗王。成吉思汗幼子拖雷按照蒙古传统的幼子继承父辈遗产的习惯，得到了漠北中心区的封地。

分封土地的同时，成吉思汗还分给兄弟子侄每人一“份子”（蒙古语称为“忽必”）百姓。由于全蒙古的百姓都被编组在“千户”组织之内，所以蒙古宗王属下百姓的多寡，大体上能从他们所分到的千户数目上看出来。朮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每人分到四个千户；搠只哈撒儿、别里古台只各得到一个千户，哈赤温分得三个千户；铁木哥斡赤斤按幼子守产的惯例，所得到的千户最多，他和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太后共占有八个千户。每个千户都由成吉思汗指定有功之臣充当千户“那颜”，世袭管领。成吉思汗自己领有几十个千户，他把这些千户划成左、右两翼，以博尔朮、木华黎分任两翼万户“那颜”。成吉思汗去世后，左、右两翼的各千户就作为遗产由拖雷继承了。

成吉思汗在世时，指定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这是朮赤与察合台相争的结果。察合台认为朮赤不是成吉思汗的骨肉，而是孛尔台被蔑儿乞人掳去后所生，分明是蔑儿乞种，不能做大汗的继承人。朮赤闻言大怒，扭住察合台，要与他决斗，分个输赢，被博尔朮和木华黎拉开。察合台提议以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朮赤勉强同意，拖雷也未持反对意见，问题算是解决了。成吉思汗希望朮赤、察合台不要争执，天下的地域宽阔得很，宗王可以各守封国，自己扩张领土。他还特别立下规矩：

——四个弟的位子里，他的子孙各教一人管。我的位子里，教一个子管。我言语不差，不许违了。若斡哥歹（窝阔台）的子孙都不才呵，我的子孙每岂都不生一个好的？
(1)

——如果任何人由于骄傲，自行其事，想要当皇帝，而不经过诸王的推选，他就要被处死，决不宽恕。
(2)

前面的一段话，是从蒙古文翻译过来的汉语白话文，不加语法修饰，保留原来蒙古语的语序。元代的公文翻译，大多采用这种“硬译公牍文体”。这段话的意思是：四个弟弟的封国，各由其一个子孙管理。我的一个儿子继承大汗位。不许违背我的话。假如窝阔台的子孙都没有治国的才能，难道我的子孙们就没有能干的后代来承继汗位吗？

遵照成吉思汗的“遗训”，无论是蒙古大汗还是后来的元朝皇帝，都要经过“忽里台”的推举。“忽里台”是蒙古语，意为“聚会”，元代汉译为“大朝会”。早期蒙古人的“忽里台”，是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用于推举首领、决定征战等大事。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忽里台”成为国家的议事会议，蒙古宗王、贵族都要按时赴会，不参加忽里台或迟到者，都要受到处罚。大汗去世之后，应该在全体蒙古宗王和贵族出席的“忽里台”上，讨论汗位继承人问题，推戴德高望重的人为新的大汗。候选人当然早已内定，一般只有一个，无非是由与会者履行一下确认手续而已，也就是所谓的“合力劝进”。当选者照例提出一些理由，表示谦让，然后欣然接受大家的请求，并要求贵族们宣誓对自己效忠，君臣名分就此确定，随即举行隆重的即位仪式。

由蒙古宗王公推有才有德的成吉思汗子孙为全蒙古的大汗，似乎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好办法，但实际上为子孙们争夺汗位提供了机会，也给大蒙古国的分裂种下了祸根。窝阔台即位之后，朮赤子拔都向西拓地，发展自己的封国，最终以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为首都，建立了钦察汗国。封地在中亚的察合台，也乘机扩大地盘。

窝阔台死后，汗位空悬五年，由皇后脱烈哥那临朝称制。铁木哥斡赤斤想乘乱夺取汗位，率兵至哈剌和林，但不久即为自己的冒失行为而后悔，自动退走。但是他仍然没能逃脱惩罚，还是被处死了。脱烈哥那坚持立贵由为大汗，拔都托病不来参加推举贵由汗的“忽里台”，实际上表示不同意贵由为汗位继承人。贵由即位后立刻准备与拔都开战，并于1248年初率军西行。拔都从拖雷妻唆鲁和帖尼（这时拖雷已去世多年，他的封地、千户都由唆鲁和帖尼掌管）那里得到密报，做了充分准备。贵由行至横相乙儿（今新疆乌伦古河上游）之地，突然死去，是拔都派人把他毒死的，还是染病身亡，或者是宗王间酒醉斗殴而被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1251年，在拔都的倡议下，朮赤系、拖雷系后王与东道蒙古宗王共同推举蒙哥为大汗，察合台、窝阔台两系的子孙不服，先是拒绝参加“忽里台”，后来则秘密携带兵器前来赴会，准备在“忽里台”上发难，但是阴谋败露，来人均被逮捕。蒙哥大开杀戒，将两系宗王的大多辅佐大臣处决，参与密谋的宗王被夺去封地和百姓。继承了成吉思汗主要遗产的拖雷后人，由于实力雄厚，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了大蒙古国的主人。但是这个大蒙古国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了几块，东道蒙古宗王自成一系，西道蒙古宗王建立了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三大汗国；蒙哥和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又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封国，后来称为伊利汗国。

蒙哥去世后，支持忽必烈即大汗位的主要是东道蒙古宗王。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则在西道蒙古宗王和蒙哥汗后人的支持下在漠北称汗。于是在漠南、漠北各开了一次“忽里台”，大蒙古国并存两位大汗。忽必烈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亲自统兵前往哈剌和林，攻打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势竭力穷，众叛亲离，于至元元年（1264年）七月束手来降，忽必烈赦免阿里不哥。不久，阿里不哥病死。

利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抗争的机会，西道蒙古宗王乘机起而恢复领地，招纳旧部，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三大汗国实力大增，对忽必烈构成极大威胁。对这些西道的蒙古宗王，忽必烈采取分化招抚和军事打击并用的措施，与忽必烈对抗的宗王被视为“叛王”，实施限制与打击；听从大汗号令的宗王，如窝阔台子阔端的后人和贵由子禾忽等，则得到朝廷的支持，并利用他们在西北隅与“叛王”对峙，忽必烈还尽力保持与伊利汗国的密切合作关系，以此牵制三大汗国的侧翼，使他们不能倾全力东进。

为保证西北边陲的安宁，忽必烈调派了大批军队建城屯田于军事要地，并派自己的儿子那木罕坐镇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州霍城县）。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又以功臣木华黎的后人、中书省右丞相安童为那木罕的辅佐，授给他行中书省枢密院事的职务，共同处理边圉军政要务。正如史天泽所说，“朝廷重臣”只有安童、伯颜二人，一个南征，一个西出，可见忽必烈对于消灭南宋王朝和安定西北边陲同样重视。

西道蒙古宗王对忽必烈的限制、打击亦有反应。至元六年（1269年），察合台汗国国主八剌、窝阔台汗国国主海都与钦察汗忙哥帖木儿等聚会西道蒙古诸王于塔剌思草原（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流域），三方一致同意停止相互间的攻战争夺，共同反对忽必烈和伊利汗阿八哈，并划分了三个汗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八剌随后向伊利汗国进攻，被阿八哈击败；海都的东犯也被元军遏止。至元八年（1271年），八剌死，海都支持八剌子笃哇即位，察合台汗国受控于窝阔台汗国。海都和笃哇忙于清除异己、安定内部，无暇东顾西扰，元军乘机收复了忽炭（今新疆和田）等地。

除了应付西北三大汗国宗王的外来威胁，忽必烈还要协调元廷境内蒙古宗王的关系。窝阔台汗时，在中原地区登记人口数字，然后按州县把中原民户分封给蒙古亲王和功臣。契丹人耶律楚材当时是汗廷的“必阇赤”，他反对这种“裂土分民”的措施，认为这样做会产生很坏的影响，建议这些民户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汗廷，每五户出丝一斤交给领主（称为“五户丝”）；在中原的“投下”（封地，又称“汤沐邑”“食邑”等，蒙古语称为“爱马”）里，各领主只设“达鲁花赤”，其他官员由朝廷委派。“达鲁花赤”是蒙古语的音译，意为“镇守者”，用作各地官衙和军队监治长官的专号。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但是蒙古宗王和贵族大多把中原投下看作自己的私产，经常派人南来搜刮各种财物、珠宝和武器，在中原大地俨然出现了无数的独立小王国。这种状况既阻碍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不少百姓因不堪忍受领主的盘剥而逃亡，又使得朝廷无法对地方实施有效的管理。

忽必烈即位后，把限制各投下的权力作为强化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措施。他首先规定五户丝由官府统一征收，各投下领主不许擅征赋税，并一度废除了各投下的“达鲁花赤”；随之则限制蒙古宗王、贵族滥收民户为投下户，对部分投下的民户做了调整。在确定北方的路、州建置时，忽必烈特别设置了二十几个投下直隶路和州，使之具备既为朝廷路州又系投下封地的特征。各投下封地内的民政、司法等事务，均由当地政府官员与投下官协商办理。

过去的蒙古宗王，尊卑长幼次序混乱，凡成吉思汗家族的人，即所谓“黄金家族”成员，男性为宗王，女性为公主，经过几代沿传，宗王越来越多。为加强朝廷对宗王的控制，忽必烈提高自己子孙的地位，先后把那木罕、忙哥剌、奥鲁赤、忽哥赤封为北平王、安西王、西平王和云南王，分别出镇西北、关中、吐蕃和云南地区。这些出镇的宗王，地位在其他蒙古宗王之上，可以专制一方，尤其是握有很大的军事指挥权力。但是这些地区的民户、财赋乃至军队，均属朝廷所有，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后来，忽必烈又把宗王分成两类数等，用王号和印章来区分地位的高低。由朝廷正式颁赐印章王号的宗王为一类，称为“大大王”；未获朝廷印章封号的宗王为另一类，称为“小大王”。在大大王中，分赐六等印章，持一等金印兽纽者，王号为汉文一字，如燕王真金，称为“一字王”，在宗王中地位最高。持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者，王号为汉文二字，则称为“二字王”，那木罕等就是二字王。一字王多是忽必烈的子孙，二字王中亦忽必烈子孙居多。非忽必烈后裔的其他支系，按照与朝廷关系的亲疏赐给王号和印章，一般每一支系只给一个大大王的名号，由皇帝指定当选者及继承人。宗王等级不同，政治待遇有很大差别。能够在一方“出镇”的宗王，必须是一字王或二字王。

在限制蒙古宗王的同时，忽必烈也做了一些安抚工作。按照传统的做法，大汗每年要颁赐给蒙古宗王不同数额的金、银、钞、缎等，称为“岁赐”。忽必烈继续向蒙古宗王颁发“岁赐”，当然等级不同的宗王得到的物品数量、质量都不相同。即使是“叛王”，也要把他们那一份留存下来，等待他们降服后再赐给。忽必烈特别增加了东道蒙古宗王的“岁赐”额度，既是表示对他们支持他即位和抗拒西北叛王的感怀，又是安定其心，用物质的满足来抵消他们的政治野心。

忽必烈处心积虑采取的措施，不仅是为了保证边陲地区的安宁，更重要的是要消除内部分裂和宗王夺权的危险因素。因为彻底扫除宗藩势力的机会尚不成熟，尤其在发动攻宋战争之后，更要防止后院起火，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显然是需要的。即便如此，已经有一些内部宗王表示不满；朝政的“效行汉法”，更引起不少人的非议。西道蒙古宗王乘机大做文章，几年前，他们派遣使者来质问忽必烈：“我朝旧的传统制度与汉法不同，你现在久住汉地，建都立城，各种制度全部采自汉法，是出自什么动机呢？”
(3) 西道蒙古宗王要给忽必烈扣上反传统的帽子：改变蒙古人的传统制度和生活习俗，采用被征服民族的政治制度和生活习惯，就是对成吉思汗的背叛，就不配做蒙古国家的宗主。

忽必烈实际上没有完全改行汉法，在元朝制度中还保留着相当多的蒙古旧俗。皇帝每年往返于两都之间，在草原驻夏时接受蒙古宗王、贵族的朝觐，保留“忽里台”的议事方式，就是要体现出对蒙古传统制度的继承。忽必烈当然不难向西北的宗王做出合理的解释，关键在于谁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

禾忽正是想利用元军大举南下、后方兵力空虚的机会，制造事端，挑起元廷与西道蒙古宗王间的大规模战争，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忽必烈知道海都和笃哇迟早会举兵东来，与自己决一高低，但是他不希望现在摊牌，不愿意禾忽事件成为引发西北战乱的导火索。所以他一面命令安童等人火速出兵平定叛乱，一面派畏兀儿人昔班为使者，前往海都处，转达朝廷罢兵通驿的旨意。海都已经起兵，准备援助禾忽，在听到禾忽已被安童击败的消息后，决意暂时停止行动，等待下一次机会，并通过昔班转告忽必烈，禾忽之乱与他无关。这次危机暂时避免了。

正月至二月　善阐

赛典赤在云南提倡“文治”，初见成效

比起西北地区，云南的形势要好得多。

忽必烈对云南的情况比较熟悉，因为他在1253年至1254年曾奉命率军征云南，经大雪山，过大渡河，穿行山谷二千余里，抵达金沙江岸。忽必烈军乘皮筏渡江，攻陷大理城，给段氏大理国以毁灭性打击。此后，留在云南的兀良合台（阿朮之父）继续征讨云南诸部，擒国王段兴智，云南地区大部分落入蒙古人之手。

原来在大理国统治下的云南地区，西北与吐蕃诸部接壤，东北和东方与南宋国土相邻，南面有缅甸、交趾等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控制云南，可以构成对南宋大后方的威胁，为在吐蕃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也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打通了南下通往交趾、占城、缅甸等国的陆路通道。为了确保蒙古政权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忽必烈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略，任命出自大理王族段氏的信苴日总管当地政务，另设大理都元帅府掌管军队。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四年之后，都元帅宝合丁企图专横一方，竟与王府人员串通一气，在酒中下毒，要毒死忽哥赤。劝农官张立道闻讯后闯入王府，忽哥赤已经中毒，不能讲话，只是抓住张立道的手伸入自己口中，让张立道触摸自己满嘴的乱肉，说明自己是被人害的。忽哥赤死后，张立道密结十三人，准备起而讨贼，并派人赴京城告变，不想事情败露，张立道等全被宝合丁逮捕入狱。

张立道族兄张忠领义士劫狱成功，救出张立道北逃，至吐蕃境，遇见朝廷派来调查忽哥赤遇难事件的御史大夫博罗欢，报告了前后详情，并与博罗欢一同南下。宝合丁听说朝廷来人，准备了重金礼品送来，希望来者敷衍了事，不要穷究案情。博罗欢因宝合丁握兵在外，拒收礼物可能激起兵变，暂时收下了礼品，麻痹宝合丁等，随即迅速赶到大理，将宝合丁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返回大都后，博罗欢将宝合丁所送礼品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中书省。

忽必烈对博罗欢的机智果断十分赞赏，同时为物色合适人选前往云南重建统治秩序而犯难，最终他选定了赛典赤·赡思丁。赛典赤又名乌马儿，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赛典赤”是阿拉伯语Saiyid Ajall二词的连读，Saiyid指伊斯兰教什叶派创始人阿里（穆罕默德之婿）后人，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裔；Ajall意思是“最至尊的”，这个称号大致相当于汉语的“贵族”。成吉思汗征中亚，赛典赤率千余人迎降，随从成吉思汗东来，成为“怯薛”成员。成吉思汗只称呼他为“赛典赤”，以示宠信。窝阔台至蒙哥汗时，赛典赤历任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断事官，燕京路总管等职，逐渐熟习中原文化，积累了适应于统治中原地区的丰富经验。

忽必烈即位后，赛典赤仍然得到重用，历任燕京宣抚使、吏户礼三部尚书、大司农卿、中书省平章政事、陕西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等职，无论在中央机构任职还是担任地方官职，都有突出政绩。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忽必烈命赛典赤以中书省平章政事之衔行省云南，总管云南政务。忽必烈对他说道：“云南是我亲自率军攻占的，由于用人失误，引起混乱，民心浮动，现在我想选择老成持重的大臣前去安抚人心，整顿吏治，你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4)

赛典赤没有辜负忽必烈的厚望。他很快前往云南，建省治于善阐（今云南昆明），并做了一系列令人称道的事。

继忽哥赤之后，宗王脱忽鲁坐镇云南。赛典赤南来，有人挑拨离间，声称此举一定是来夺脱忽鲁之权，脱忽鲁乃调集军队，准备兵戎相见。赛典赤闻讯后，派其子纳速剌丁去见脱忽鲁，转达他的来意：“皇帝因为云南守臣不称职，导致诸部叛乱，特派我来安抚，并且诫告我入云南境后即要设法安定民心，我不敢专断此事，希望大王派遣一人来共同商议良策。”脱忽鲁派遣亲信二人至赛典赤处，探看虚实。纳速剌丁与他们混熟，以兄弟相称，这二人乃用儿子见父亲的礼节向赛典赤跪拜，并献上名马。赛典赤设宴款待二人，宴后又将忽必烈赐给他的金宝、饮器等赠给他们，二人大喜过望。赛典赤认为他们虽是王府亲信，但没有正式官爵，不便处理政务，请求脱忽鲁同意授予他们行省断事官之职，脱忽鲁疑云全消。行省与王府的关系协调一致了，当地政令基本上可由赛典赤掌握。

云南各族杂居，既有从事农耕、笃信佛教的白人（又称僰人，今白族先民），又有喜斗好杀、视死如归的罗罗（又称乌蛮，今彝族先民），还有喜好涂饰牙齿的金齿百夷（今傣族先民）、善战喜猎的么些蛮（今纳西族先民）、刀耕火种的土獠蛮（今布朗族先民）、巢居山林的斡泥蛮（今哈尼族先民）等。这些民族风俗不同，生业不一，按照儒家传统观点看来，就是不懂礼仪，没有婚姻丧祭规矩，更不读书，农耕技术也很落后。

赛典赤为改变当地的风俗习气，与张立道等建孔庙，设学舍，劝士人子弟入学，又教当地人跪拜礼、婚姻媒聘和棺椁奠祭等礼节。在安定民生与发展生产方面，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兴修水利，解除滇池水患，大得灌溉之利，还新增良田万顷；又如将中原种植粳稻桑麻、养蚕缫丝的先进经验介绍给当地人，改进他们的栽种、饲养方法，使收利倍增。云南传统以贝作为货币，称为“
子”，与全国通行的交钞不同。赛典赤特别上书朝廷，请求在云南交钞与贝币通行，得到批准，百姓甚感方便。

云南交通不便，赛典赤与善阐路达鲁花赤爱鲁等在水陆皆设驿传，开通驿道，并在山路险峻、盗贼出没之处设镇兵防护，每镇各有一名当地酋吏和一名百夫长共同管理，便利了云南和内地的往来。

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赛典赤请求改变云南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隶属关系，以云南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由行省节度；改变各地原来按蒙古制度划分的万户、千户为路、府、州、县，选贤能者为令长。忽必烈同意赛典赤的改革措施。今年正月二十一日（2月7日），赛典赤把改定的各路名号报给朝廷，得到了批准。

行省之下，分设三十七路，善阐改名为中庆路，仍然是行省治所所在地。郡县的行政官员，都由朝廷委任。由于路途遥远，六品以下的官员由朝廷每三年遣使一次，就地与行省官商议委命，再开具名单呈报中书省追授；五品以上的官员还是要由中书省除授。到云南任职的官员可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从等级上讲，由内地到云南的官员升二等，赴极边远地区的升三等；官员死于云南任上，可由官府安排车船归葬乡里。在当地也任用一批土官，世袭其职，以收揽人心。通过赛典赤等人的努力，加强了元廷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使云南的地方行政机构达到了与内地基本相同的水平，结束了云南长期自立一方的历史。

赛典赤治理云南，一方面提倡文治，不滥用武力压服当地各民族的首领人物；一方面尽量照顾到当地民俗，不强迫当地人移风易俗。然而他的作为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朝廷命官不断前来，当地土吏认为升迁困难，颇有怨言。一些土吏跑到京城，向忽必烈奏报赛典赤有专僭行为。忽必烈“用人不疑”，认定赛典赤忧国爱民，一片公心，这帮人纯系捏造事实，诬陷良臣，乃命人将他们押回云南，交给赛典赤治罪。赛典赤为安定人心，将他们全部释放，并委以官职。这些人当然感恩戴德，从此竭力为他奔走效命。

赛典赤在必须动用武力的时候，亦能谨慎从事。后来元江路（今云南玉溪元江县）的罗槃部叛乱，赛典赤奉命率军出征，面带忧色。手下人问他为何忧虑，赛典赤答道：“我不是忧虑自己出征作战，而是为你们担忧，你们冒死作战，死而不值；我还担心你们掳掠百姓，使得民不聊生，一旦激起事变，你们又得出征。”

大军抵元江城，罗槃人不出降，诸将请求攻城，赛典赤不准，派使者进城招降，罗槃部主同意出降，但等了几日未见动作。诸将跃跃欲试，请求立刻麾军攻城，赛典赤仍然不同意。有的将领不服气，偷偷带兵攻城，赛典赤大怒，马上鸣金收兵，并以违反主将命令、擅自行动的罪名将当事者逮捕，准备军法从事。他告诫部下，皇帝让我安抚云南，不许我们滥杀无辜。罗槃部主听说赛典赤如此宽厚仁慈，并能严格约束部下，很受感动，率领部众出降。这件事在云南造成很大影响，各部族首领纷纷前来拜见赛典赤，叛乱事件很少发生了。

赛典赤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卒于云南任上。作为一代名臣，被追封为咸阳王，忽必烈还特别命令云南行省官员遵守赛典赤成规，不得随意变更。

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云南征缅行省右丞刘深率军征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等地），所过之处，滥征民夫，虐害百姓，并向各族首领勒索钱财、马匹等，激起民变。第二年，亦奚不薛（彝语，意为水西，指今贵州鸭池河以西）土官阿那之妻蛇节起兵反元，云南各部纷起响应，云南陷入战乱之中。成宗处死刘深，发兵十万入云南围剿起义军，至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才击败蛇节，又用了很长时间稳定当地局势。人们抚今忆昔，拿刘深与赛典赤做比较，过功分明，有人赋诗叹道：

忆昔先帝征南日，箪食壶浆尽臣妾。

抚之以宽来以德，五十余年为乐国。

一朝贼臣肆胸臆，生事邀功作边隙。

可怜三十七部民，鱼肉岂能分玉石。

君不见，南诏安危在一人，莫道今无赛典赤。
(5)

(1) 　《元朝秘史》卷一一，第254—255节。

(2) 　约翰· 普兰诺· 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蒙古史》，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3) 　参见《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4) 　参见《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下文涉及赛典赤事出处同此。

(5) 　李京：《过金沙江》，《云南通志》卷四。

第四章　北上与南下

时世巨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迅速抉择。正义与邪恶，崇高与渺小，有时只是一念之差。

三月至四月　临安至上都

亡宋君臣在元军押解下，从诏北上

二月二十八日（3月15日），董文炳、唆都奉伯颜之命，陪同持忽必烈诏书南来遴选南宋士人的翰林学士李槃、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王构入临安，召南宋太学的上舍、内舍、外舍诸生北上。宋朝实行太学生三舍考选法，将学生分为上舍、内舍和外舍三等，初入学的学生为外舍生，名额不限，春、秋考试两次，优秀生选升内舍，学生名额限定为二百人；由内舍选升上舍的学生定额百人，上舍生优异者直接由朝廷授官。三舍生亦被称为“三学”生，临安城内的太学建在南宋名将岳飞的故邸。

衢州江山人徐应镳，身为太学生，誓不北走，与儿子徐琦、徐崧及女儿元娘商定自焚以赴国难。徐应镳携酒肉至太学，祭祝于岳飞祠前：“上天不存大宋，国破家亡，应镳愿以死报国，誓不与诸生一同北上。我死后将寄魂魄于大王身旁，与大王英灵世代永存。”
(1) 祭罢，徐应镳与子女共入梯云楼，堆书箱于四壁，纵火自焚，但被仆役发现，扑灭火焰。应镳求死不得，怏怏而出，不知所往。第二天，人们在岳飞祠前的井里发现了徐应镳等四人的遗体。

不想像徐应镳一样死义的太学生，有的悄然溜出临安，到偏远州郡暂避风头，多数则从诏北行。为凑足人数，元人迫使学馆仆役在城内指认太学生，有的人因事偶然去过太学一两次，也被认定为学生，强制北上。

三月初二（3月18日），伯颜入临安，命行省郎中孟祺等协助李槃、王构清点宋宫廷礼乐祭器、册宝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文册。董文炳早就提醒过他们：“国家灭亡，史不能丢。宋廷十六主，三百余年的统治，均由太史记录下来，存在史馆，应全部收齐以备后用。”
(2) 所以仅史籍及各种注记，就有五千余册，都以车载舟运北上。伯颜又命阿里伯等清点宋宫宝藏，阿里伯搜寻甚细，金玉珠宝几无遗漏，并且逼迫宫人、官员等献宝，宋人敢怒不敢言。准备北行的宫廷琴师汪元量，用诗歌记下了当时临安城内的情况：

淮襄州郡尽归降，鞞鼓喧天入古杭。

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

六宫宫女泪涟涟，事主谁知不尽年。

太后传宣许降国，伯颜丞相到帘前。

……

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

北客南人成买卖，京师依旧使铜钱。

北师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

丞相伯颜犹有语，学中要拣秀才人。

……

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

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
(3)

“撒花”是波斯语的音译，意为“礼物”。现在元人以征服者身份进入临安，向被征服者索求礼物，当然是理直气壮。宋人了解元人的这个特点，已经做了准备。二月九日成行的宋廷祈请使团，专设掌管礼物官二员，提举礼物官三员，扛抬礼物的官兵达三千人，就是备好了礼品，要送给元朝皇帝、后妃和各级官员。

伯颜致书宋福王赵与芮，希望他打消疑虑，尽快前来共议国事。三月初九（3月25日），赵与芮应召来到伯颜军中相会。

三月十日，伯颜离开临安北上，把处理后事的任务交给董文炳、阿剌罕等人。伯颜于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6日）抵大都，二十三日又启程前往上都，赶去觐见忽必烈。

三月十二日（3月28日），阿塔海、阿剌罕、董文炳等人持忽必烈诏书进宫，向已经失去江山社稷的谢太后、全太后和小皇帝赵宣读，命令他们北上面见大元皇帝。诏书中有“免系颈牵羊”之语，表示宽大降人，不用押解囚犯的方式。全太后与赵向北跪拜，感谢大元皇帝不杀之恩。当日，全太后和赵出宫北行，谢太后因病暂留临安。元人索宫女、内侍、乐官等从行，宫女抗命投水自杀者数以百计，遵命北上的也有百余人；福王赵与芮、沂王赵乃猷及谢堂、杨镇等官员僚属，北上的达数千人之多。谢堂原来被任命为祈请使，应随祈请团出发，他向同行的元人纳贿，被允许返回临安，这次也还是没有躲过去。汪元量等与太学生一道，也随同启程。元量赋诗叹国运不济，幼主远行。诗云：

谢了天恩出国门，驾前喝道上将军。

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是幼君。

……

十数年来国事乖，大臣无计逐时挨。

三宫今日燕山去，春草萋萋上玉阶。
(4)

汪元量自叹命苦，遭际此难，万里北行，生死未卜，泪眼模糊，但见一片悲惨景象：

三宫锦帆张，粉阵吹鸾笙。

遗氓拜路旁，号哭皆失声。
(5)

北上的宋人就这样凄凄惨惨地上路了。像汪元量这样的文弱书生，从未经受过颠沛之苦，出城不久就步履蹒跚，趑趄难行，押送者毫不客气，每人责打棍棒三下。到运河登船，押送者给他们一桶稀饭，但是没有匙筷，饥渴难耐的太学生们已顾不上斯文，在河边拾蚌壳争而食之。太学生不比皇亲国戚、高官显宦，投降后有家资可赖，用礼品和贿赂可以换取较优厚的待遇；他们大多只有书箱和随身衣物，自然换不来押送者的笑脸，只能忍打挨骂。如此困苦的煎熬，有人扛不住了，一路上不断有人倒毙，尸体即被押解者抛入荒原野草之中。到五月初八（6月21日）抵大都时，一百名北上的太学生只剩下四十六人了。

全太后、赵一行渡江至瓜洲（今江苏扬州市南），遣人持太皇太后谢道清的书信赴扬州城下，命令李庭芝、姜才等出降。城上不应，放箭射死使者一人，余人逃回。李庭芝、姜才涕泣发誓，要拼死夺回两宫，集合四万将士，在姜才率领下夜出，直抵瓜洲。但是元军早有防备，已派人护送赵等北走。真州（今江苏仪征）守将苗再成也准备发兵救驾，自然亦未成功。

跟随全太后、赵北上的人，尤其是宫女，自知南还无望，一路哀哀戚戚。昭仪王清惠题写了一首《满江红》于馆驿墙壁，足以表达他们的情绪。词云：

太液芙蓉，浑不是，旧时颜色。曾记得，恩承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思嫦娥，相顾肯从容，随圆缺。
(6)

二月上旬出发的宋廷祈请使团，除文天祥中途脱逃外，均于闰三月十日（4月25日）抵大都，被元廷中书省留都官员迎入会同馆安歇。祈请使四人，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参知政事刘岊和家铉翁，分住于馆内的穆宾堂左右。奉表献玺纳土官是监察御史杨应奎和大宗丞赵若秀，日记官为宗丞赵时镇、阁赞严光大。杨应奎以下的官员、随从等，分住在馆内两廊的客房中。贾余庆在抵大都的前一天患病，入城后病情加重，十四日死于馆内，次日从会同馆后门出殡，草草办了丧事。家铉翁日夜哭泣，不进饮食。元人崇其高节，要奏报忽必烈授给他官职，以显示南人已屈服于北人，家铉翁坚决表示忠臣不事二主，加以拒绝。

降元的淮西制置使夏贵，也受忽必烈诏书北上，于闰三月十二日（4月27日）率将佐三百余人抵大都。

闰三月二十四日（5月9日），全太后、赵等一行人抵大都，吴坚、家铉翁等出城五里迎接。家铉翁伏地流涕，奏告祈请使无能，没有打动元帝之心，保全社稷，旁观者无不叹息流泪。全太后、赵等被安顿在会同馆中堂住下。

四月十二日（5月26日），祈请使团启程前往上都；十五日，全后、赵
、福王、沂王和谢堂等也离开了大都，向上都进发。二十二日（6月5日），祈请团到达上都；二十八日，赵等抵上都，等着忽必烈的接见。

宋主被迫离开宫廷，和大量的珠宝、图籍等一起被押送络绎北上。除了两浙大都督府外，伯颜于二月十二日（2月28日）设置的浙东西宣慰司也开始行使职责。掌管宣慰司的是原元廷的吏部尚书麦归、秘书监焦友直和吏部侍郎杨居宽，他们同时兼知临安府事。经过重大变故的临安城，在经过了短暂的混乱、萧条之后，很快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景象。不久忽必烈下令改称临安为杭州，称宋朝为“亡宋”。

与北上宋人逆行的，是南来做官的蒙古人、色目人，经商的回回人，以及前来传播喇嘛教的“西僧”。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后来就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的唐兀人杨琏真加。宋廷宫室人去楼空，杨琏真加为扩大喇嘛教的影响，采用魇胜之术，用佛法镇压南宋亡灵。他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发掘诸帝“攒宫”（帝王暂殡之所。宋南渡后，帝后茔冢多称“攒宫”，因宋廷陵寝皆在河南，此处不过暂厝，故有此称），将诸帝遗骨集于一处，上筑一塔魇住，称为“镇南塔”。

随即杨琏真加又将南宋宫室改建成寺院，陆续建成尊胜塔和报国、兴元、般若、仙林、尊胜五个寺院。尊胜塔形状如壶，高二百丈，用宋故宫各种花石及进士题名石碑等奠基，杨琏真加还想用宋高宗赵构书写的《九经》石刻作为基石，被杭州总管府推官申屠致远劝止。尊胜塔内藏有数十万卷佛经，外壁则涂饰如雪，所以当地人习称之为“白塔”“一瓶塔”或“西番佛塔”。杨琏真加还在杭州群山之中凿窟造像，飞来峰下尤多。南方人看不惯这些丑怪刺目的喇嘛教佛像，而这正是吐蕃人、蒙古人所信奉的神灵，其中自然少不了威名赫赫的大黑天神。

南宋遗民对挖陵建塔的行为深恶痛绝，他们不管什么佛法魇胜，而是要尽力保护先帝遗骨不受玷污。据说有守陵宦官罗铣，搜集了所有遗骨殓于棺中火化。又有一说是宋太学生林景熙，以银两贿赂西僧，得高宗、孝宗遗骨，葬于东嘉。还有一种说法更为离奇，称儒士唐珏变卖了家产，又借了钱，雇乡中少年用四郊其他遗骨偷换了宋帝遗骨，葬于他处，并从宋廷常朝殿掘来冬青树，植于葬所。第二年，唐珏夜梦神人，告诉他义举必有善报；唐珏当时家贫如洗，尚无妻室，神人预报天帝赐给他妻室与三子，还有三顷土地，据说后来果然应验。

“峨峨天目山，王气今已休。”先帝“攒宫”被挖，宫殿改为佛寺，悲愤的南宋遗民无力制止，只能长歌当哭，寄情怀于诗歌之中：

我欲吊古迹，落日寒飕飕。

无言一尊酒，悲风起闲愁。
(7)

三月二十四日　通州

文天祥等历尽千辛万苦，逃脱虎口

二月二十九日（3月16日）夜，文天祥从南宋祈请使团中逃出，奔向真州。

太皇太后谢道清任命的北上祈请使，并不包括被拘留在元人军营中的文天祥，左丞相吴坚也因年老多病而被允许留在临安。二月初八（2月25日），贾余庆、家铉翁、刘岊、谢堂四人出临安登船，伯颜突然通知吴坚、文天祥与祈请使团一同北上，并且逼迫他们于第二天上了船。跟随文天祥的有天台人杜浒和真州人余元庆等。杜浒留在文天祥身边，就是准备协助他逃走。

二月十日，船泊谢村，文天祥和杜浒本计划当夜逃走，但三更时负责押送的元军强迫他们下船，原来是贾余庆告诉押送官文天祥可能要逃脱，引起了元人的注意，加强了看管，使文天祥的计划落空。

二月十八日（3月4日），祈请使团抵镇江。为了送招降诏书给李庭芝，阿朮命使团在镇江停留十余日，这就给文天祥脱逃创造了机会。但是，文天祥的活动时刻受人监视，一个姓王的元军千户一刻不离左右。在镇江脱身，只能走水路，元军为围困扬州，已把百姓的船只全部拘收；即使找到船，夜里出门也很困难，因为元人实行“宵禁”，禁止百姓夜间外出，每个街口都有骑兵把守，没有元军的“官灯”提在手里，休想通过。长江江面上，全是元军的兵船，连亘几十里，夜间在江中行船，更是危险万分。

文天祥立意要逃走。他知道一旦使团离开镇江，渡江北上，更难于脱身。他伺机与杜浒、余元庆商议了逃跑计划，并且准备了匕首带在身边，假如事情败露，就自杀殉国。元军对南宋宰执们的从人看管不严，他们可以自由活动，杜浒和余元庆等经常在外面活动，观看地形，寻找船只。余元庆的一位旧时朋友，这时恰在元军中管船，经元庆的游说，此人愿意密调一船，为大宋救回一名丞相。杜浒颇有本事，他不但找到了从文天祥住处到江边的近道，约定了带路人，还拿到了一盏“官灯”。二十九日中午，元军押送官突然通知祈请使渡江，贾余庆等人从命乘舟而去，文天祥推托有事同吴坚商量，第二天与吴坚一同渡江，好在未引起怀疑，否则整个计划就要落空。

夜色降临，文天祥装醉，骗得王千户离开。杜浒约好一块逃走的十二个人，二人已在船上。由于有“官灯”在手，又有人带路，所以文天祥等十人很顺利地到达江边；过街口时惊了拦街的战马，嘶叫起来，但是守卫士兵都熟睡未醒，有惊无险。但是江边约定地点没有船影，等了多时船也不来，急得文天祥要跳江自尽。余元庆涉水找船，终于把船找来，人们慌忙上船，逆江而上。小船在元军兵船中穿过，又得顺风，天明前文天祥一行在真州附近弃舟登岸，直奔真州城下，守城宋军将他们迎入城内。

文天祥能从千军万马中逃脱，真算是一大奇迹了。元人到三月初一（3月17日）才确信文天祥已逃走，在镇江城内搜索三天，毫无结果，只能处罚王千户等人。

真州守将苗再成见到文天祥，非常高兴。他告诉文天祥，最近有个樵夫砍开一株大树，树中生成“天下赵”三字，说明赵宋王朝还有希望，天将助我复国。苗再成建议淮西制置使夏贵与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在文天祥的协调下，摒弃前嫌，联手作战；夏贵可出军江边，虚张声势，作进攻建康之状，牵制元军；淮东诸军则同时并出，收复镇江等地，然后四面合围瓜洲，置阿朮于死地。如果此举成功，宋军就可以截断临安元军北归之路，歼灭元军主力。

文天祥认为此计大妙，中兴全赖于此，立即致书李庭芝、夏贵、姜才等人，希望他们依计行事。但是，苗、文二人不知道夏贵已经降元，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三月初二（3月18日）晚上从扬州传来的消息，使苗再成大吃一惊。李庭芝派人告诉苗再成，有人密报元人已指派一名宋丞相前往真州赚城，此丞相可能就是文天祥，应该尽快将其处死。苗再成难辨真伪，不忍心杀文天祥，乃于次日把天祥一行十二人骗出真州，关在城外，又命两个义军头目反复用言语试探天祥，想弄清他是不是奸细。文天祥慷慨陈词，甚至要自尽殉国，终于感动了二位头目，相信他是忠臣，并告以实情。真州是回不去了，二义军头目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前往扬州。

入夜，文天祥等至扬州城下，不敢进城。文天祥采纳杜浒的建议，准备暂避在乡下，然后寻路到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海下江南，去追随二王。但是余元庆等四人居然携金逃走，不知去向。初四，剩下的八人躲在一处半山土围之中，恰逢押送祈请使团的大队元军从旁经过，马蹄与箭筒撞击之声，清晰入耳。幸好大风骤起，乌云密布，山色昏冥，文天祥等人才未被发现。初五，文天祥等人再次遇险，几乎被巡逻的元军尽数捕去，所幸又是大风四起，元军只抓走一人，匆匆离去。

文天祥逃得性命，不敢进高邮城，因为李庭芝已传令淮东诸郡捉拿赚城奸细。文天祥被宋、元两方军队追捕，躲来藏去，终于找到稽家庄暂住，并由庄主稽耸于三月十一日（3月27日）派人送进泰州城。至此，文天祥基本脱险了。

三月二十四日（4月9日），文天祥泛舟至通州，恰闻元军正四处搜捕脱走的文丞相，元人的反间计不攻自破，守将杨师亮迎天祥入城。

近一个月来，文天祥等几个人穿行于宋元军队对峙的地区，蒙受不白之冤，无法取得宋人信任。他回归江南心切，又恐被元人捕去，好在似有上天相助，终于大难不死，又可得为宋臣报效国家。他的遭遇与那些被元军驱赶北上的祈请使、太学生乃至全太后、幼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天祥毕竟是文人，他用诗歌记述了这段艰难的旅途，并以《指南录》作为这些诗歌的总名。他把自己与北上宋人做了比较：

我作朱金沙上游，诸君冠盖渡瓜洲。

淮云一片不相隔，南北死生分路头。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兴亡付不知。

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哪个是男儿？
(8)

由婺州逃出来的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一行，跑到温州安顿下来。苏刘义、陆秀夫等人相继来会，随即又派人去召张世杰、陈宜中等人前来。温州的江心寺，有高宗皇帝当年躲避金人时用过的座椅，见物伤情，众大臣在座下抱头痛哭。伤感之后，还要面对现实。众臣奉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帅，招聚兵马。温州离临安不远，元军迟早会来，不是久住之地，所以张世杰、陈宜中等以嗣秀王赵与檡为福建察访使兼安抚、知西外宗王，赵吉甫知南外宗正兼福建同提刑，先期入闽，安抚民心，为二王继续向南转移做准备。

听说南逃的二王与臣僚聚会于温州，因病暂留在临安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急忙派了两名宦官带兵百人前来，要把赵昰和赵昺接回临安。陈宜中将来人沉入江中，随即率众南下，向福州进发。

远在通州的文天祥，听到二王在温州与诸臣相聚的消息后，马上寻觅海船，于闰三月十七日（5月2日）离开通州，奔向温州。船行至扬子江口时，文天祥即兴赋诗道：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9)

诗中表达了他不畏艰险、南还报国的决心，前面说到的《指南录》，就是用了这首诗的寓意。可惜文天祥来得晚了，他四月初八（5月22日）抵温州后才知道，赵昰、赵昺等已在一个月以前就离开了。文天祥暂居温州，一面在附近地区召集豪杰义士，准备抗击来犯的元军，一面等着来自福建的消息。

三月至四月　临安

为维护统治，元廷实施一系列禁令

三月三日（3月19日），行省官员秉承忽必烈的旨意，下令收缴江南已经归附朝廷州郡的民间兵器，凡弓箭、刀枪、铁甲、哨棒，甚至弹弓、铁禾叉等，都要登记并上缴官府。

此令一下，江南骚动。尤其是兴国军（今湖北黄石阳新县）等地，已有人聚众反抗。权知兴国军事的陈天祥，奉行省之命，领士兵十人匆匆赶到兴国城中，宣布当地居民可以暂时持有兵杖，捍卫乡里，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陈天祥向行省报告：

镇遏奸邪，当实根本，若内无备御之资，则外生窥觎之衅，此理势必然者也。推此军变乱之故，正由当时处置失宜，疏于外而急于内。凡在军中者，寸铁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窃发，公私同被其害。今军中再经残破，单弱至此，若犹相防而不相保信，岂惟外寇可忧，第恐舟中之人皆敌国矣。莫若布推赤心于人，使戮力同心，与均祸福，人则我之人，兵则我之兵，靖乱止奸，无施不可。
(10)

陈天祥的意思很清楚，他希望用安定民心的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把民间的兵器收走。兴国军的变乱，就是由于处置不当，外松内紧，城中之人手无寸铁，无法应付突然事件，官府和百姓都深受其害。现在兴国军内经过摧残，如果还是不信任城中百姓，而是像防贼盗一样时刻加以提防，恐怕不只是外寇可虑，同舟之人也可能都变成敌人了。不如以诚心待人，使百姓合力同心，同甘苦共患难，这样的话，人是我们的人，兵是我们的兵，一切叛乱都能平复。

行省同意陈天祥随机处置兴国军事宜，陈天祥乃命令居民十家编为一甲，十甲设一长，弛兵器之禁，与民方便。附近山寨聚众称兵者，逐渐被瓦解。

陈天祥的措施对安境保民颇有好处，但是与朝廷的旨意相悖。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官员对兵器的控制日益严格，禁网越来越密。一年之后，兴国军改为路，陈天祥被调走，继任者穷治藏匿兵器之罪，激起民变，大江南北诸州郡多有乘势杀守将响应者，势逼鄂州，有人甚至建议杀尽鄂州城内南人以绝内应之患，又被陈天祥所劝止。

尽管有人反抗，禁断民间兵器最终还是成为有效的法令。不仅是南人，就是汉人，
(12) 也不准私自制造、收藏和买卖武器，违禁者要严加治罪。收藏一些零散甲片或者已经不堪使用的刀枪、弓弩，一经查出，也要受鞭笞或杖责；比较像样的军器如果在私人家中查出，当事人就要被流放或处死。由于官府对告密者有奖，所以有人乘机发财，或是为了报私仇，诬告他人藏匿兵器，因此飞来横祸、家破人亡的事时有发生。

除了对兵器严格控制外，江南社会上的各种“聚会”也很快引起当政者的注意，聚众祈神赛会、赌博钱物等活动被明令取缔，以街市为活动场所的跳神巫婆与卖艺人受到限制，南方传统的夜聚晓散的饮宴、唱词等，都在禁止之列。

元人沿袭了前代的宵禁制度，规定以钟声为号，一更三点，钟声敲过后禁止外出；五更三点钟响后始可出行。夜间因公务外出的人需执有官府的“信牌”和“官灯”；求医、报丧的人则必须提灯而行。这一制度很快在江南推行，另外还加了一条灯火管制。入夜之后，往来巡逻的士兵如发现有人未按规定时间熄灯，就在他家门口做出记号，第二天自有官府差人来拘捕治罪。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六月，忽必烈因江南归附已久，人心归宁，才恩准取消灯禁，于是禁钟之前的市井挑灯买卖和晓钟之后点灯读书或做活计等，又成为正常活动了。

为稳定江南社会，除了采用高压的限制措施外，还要有一定的经济措施，货币使用问题很快凸显出来。忽必烈即位当年，开始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币面价值分为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文省、二贯文省十等。习惯上称十文为一分，百文为一钱，一贯为一两，五十贯为一锭。通行的纸币以白银作为“钞本”，法定比价中统钞二贯（两）等于白银一两。为便于民间的小额度交易，至元十二年（1275年）又发行了“厘钞”，分为二文、三文、五文三等。在元廷的统治区内，中统钞已成为主要货币，与白银一同流行。由于“钞本”充足，发行量控制适度，中统钞币值比较稳定。

南宋朝廷从绍兴三十年（1160年）开始发行“会子”，以铜钱作币值本位，面额先以一贯为一会，后来增印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种。“会子”是主要通行于东南各路的纸币，通称为“东南会子”或“行在会子”。在淮西、淮东地区，通行“两淮交子”，以铁钱作为币值本位，面额分为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四种。四川地区通行“川引”，分五百文、一贯两种。自理宗、度宗以来，为解决财政困难，宋廷不断增印纸钞，“会子”“交子”贬值甚烈，物价不断上涨，民间多不愿使用纸币。贾似道专权时，又发行了“金银关子”，依然解决不了因纸钞贬值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元军渡江之后，忽必烈想先从整顿货币入手，以元朝纸钞兑换交子、会子，作为在江南地区通行的货币，使原南宋统治地区的经济体制逐步适应元朝统治的需要。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忽必烈命令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讨论江南货币问题，阿合马将讨论结果汇报于下：

枢云：“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颜已尝榜谕交会不换，今亟行之，失信于民。”文谦谓：“可行与否，当询伯颜。”汉归及诚皆言：“以中统钞易其交会，何难之有。”

也就是说，姚枢、徒单公履反对用中统宝钞兑换南宋纸币，认为还应该继续让交子、会子在江南地区流行；陈汉归、杨诚同意换币；张文谦等于没表态；阿合马本人赞成陈、杨的意见。忽必烈向阿合马宣布：

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问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
(11)

忽必烈批评姚枢和徒单公履不识时务，他曾问过宋降将陈岩，陈岩也认为应该迅速以中统钞更换交子、会子，所以忽必烈决心听从阿合马的意见，准备用中统宝钞兑换宋币。

忽必烈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即将统一的国土内，货币应该统一起来，否则会给不同地区的经济交流带来极大的不便。南宋纸钞贬值的弊政，也确实应该革除。至元十二年，元廷印发的中统钞是398194锭，下一年度印钞1419665锭。元廷多印了几倍的纸钞，就是要用于兑换交子、会子和准备流行于江南。

为维护新秩序而发布的各种禁令，与南人的生活习俗、娱乐爱好等颇有相背之处。在江南使用北方的货币，也会使人们难以很快适应。在短时期内要消除江南百姓的敌对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在元朝统治者面前，还摆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月十八日　江西龙虎山

道教正一道天师张宗演应召北上

江西龙虎山的正一道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去年四月接到了由元廷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萧郁送来的诏书，邀请他北上。现在，忽必烈又派人来催，希望他不要因为江南易主而怀有疑虑，应赶快到北边与皇帝会见，不要再托故推辞。张宗演决计带着弟子张留孙远行。

正一道奉东汉时的张陵为祖师，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是其经常的宗教活动。忽必烈率军攻鄂州时（1259年），曾派王一清造访张宗演的父亲（信奉正一道的人不禁婚娶），王一清回报，被访者称二十年后天下归一。忽必烈始终记着此语，现在“神仙”的预言已经应验，宇内一统指日可待，他当然急于与天师谋面，并准备将总领江南道教的权力授予张宗演。

最早从蒙古人之处获得“神仙”称号的，是北方全真道领袖、长春真人邱处机。成吉思汗曾特邀邱处机至中亚会面。1221年春，处机率弟子西行，备历艰辛，于次年春季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觐见成吉思汗。当时成吉思汗正在西征，攻战颇繁，邱处机进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向邱处机请教治国良方，处机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养生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这些回答深得大汗赞赏。此后全真道风靡一时，势力大盛，压倒了中原的佛教，不少寺院被改建成道观，释迦牟尼和观音的塑像被毁坏，改塑道教始祖老君像，或者把释迦牟尼的像塑在老君像下面坐着。攻击佛教的《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更是充斥汗廷上下。

蒙古上层人物本来是佛、道二教并重，见二教矛盾如此尖锐，不能不出面加以干涉了。1255年阴历八月，在和林城大内万安阁下，佛、道两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佛教代表是河南嵩山少林寺长老福裕，道教代表是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辩论结果是蒙哥汗判定道士理短，命令他们退还占据的寺院，修复佛像。道士们不甘心认输，迟迟不肯退还寺产，于是次年一批佛教上层人物赶到和林，要再次与道士辩论。但由于道众的有意拖延，辩论未能进行。

1258年夏季，由忽必烈主持，大集九流名士和僧人、道士，在开平城进行辩论。这次佛教僧人到会三百余人，其中就有八思巴；道士到会二百余人，以全真道新任掌教张志敬为首。辩论的中心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儒士和官员二百余人也参加了辩论会。僧人们主动出击，指斥老子化胡成佛纯系虚谄之说，其中尤以八思巴词锋犀利，表现出色；道士辩解乏力，又不敢按忽必烈的要求显示“入火不烧”“白日上升”等本领，所以到日下西山时忽必烈即宣布道士失败，并按照事先的约定，将参加辩论的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勒令道士退还寺产，焚毁《老子化胡经》等伪经。

经过这两次释、道辩论，释在道上的格局已经形成，全真道受了重创，声势大减。但是重视佛教并不是彻底压制道教，当政者还要接受道士的效力，全真道和北方的太一、大道派，在忽必烈即位后都得到了抚喻。随着统一步伐的前进，忽必烈自然也要把江南的道众拉过来。争取张宗演来朝，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张宗演的北上，也抱着乘全真道衰落，使正一道在新统治者支持下获得发展的企图。后来的事情，证明了双方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淮东一隅的战火，已经阻挡不住人们的南来北往。如今也不知道有多少原来的宋人北上是自愿的，但抱有政治企图而匆匆北走的人肯定是有的。四月初六（5月20日），忽必烈下令准许江南商人到京师来做买卖，这对趋利嗜财的人也有较大的吸引力。自愿脱离元人控制，奔往东南沿海，追随二王麾下的宋人，比北上的人要多一些，但更多的人不离故土，或者为宋固守，或者为元臣民。激烈动荡的一年已经过去将近一半，在未来的七个月里，多数人的命运已被注定了。

(1) 　参见《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 徐应镳传》。

(2) 　参见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清河集》卷七。

(3) 　汪元量：《醉歌》，《增订湖山类稿》卷一。

(4) 　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5) 　汪元量：《北征》，《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6) 　文天祥：《指南后录· 王夫人词》，《文天祥全集》卷一四。

(7) 　叶颙：《江南怀古》，《樵云独唱》，见《元诗选》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53页。

(8) 　文天祥：《指南前录· 真州杂赋七首》，《文天祥全集》卷一三。

(9) 　文天祥：《指南前录· 扬子江》，《文天祥全集》卷一三。

(10) 　《元史》卷一六八《陈祐传》。

(11) 　《元史》卷二〇五《奸臣· 阿合马传》。

(12) 　* “南人”与“汉人”的说法，涉及元代“四等人制”。—编者注

第五章　国破伤心时

在古人心目中，改朝换代是“天命”的转移。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解释：既能洗刷征服者手上的血腥，又能减轻被征服者心中的恐惧。

五月初一至初二　上都

亡宋君臣向元太庙礼拜，朝见忽必烈

伯颜和亡宋废帝赵
、全太后以及祈请使团等，于四月份先后到达上都，等待忽必烈的召见。

伯颜秉承忽必烈的旨意，迫使宋廷献降，兵不血刃进入临安。大功告成后，伯颜载誉北还，并特别制作了一面大旗，写上“天下太平”四个大字，带着北上。忽必烈命令百官出上都城迎接伯颜归来，这是朝廷的最高礼遇了。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捷足先登，比郊迎官员还多走了十多里，来迎接伯颜。

伯颜一看到这位因善于理财而深得皇帝信任的回回人，就知道他的来意。宋人宫廷中宝藏很多，贪婪的阿合马无非是想从伯颜手里得到几件。可是伯颜知道朝廷规矩，灭敌国所得宝物，要尽数献给皇帝，私匿者一经查出，必将受到惩罚。成吉思汗时忽都忽、雍古儿、阿儿海哈撒儿三人入金中都（今北京），检视宫廷帑藏，雍古儿和阿儿海哈撒儿接受金人礼品，被忽都忽告发，受到大汗的重责。如今制度较开国初年更为完备，谁敢不谨慎从事！伯颜向阿合马说明自己于南宋宫廷中的宝物一无所取，只能用原来衣服上的玉钩绦作为见面礼。阿合马自然不信，反把伯颜的话看成是对他的轻视，从此怀恨在心，准备伺机报复。

赵
、全太后和祈请使团抵上都后，派人与先期到达的伯颜联系，想先见见伯颜，被伯颜拒绝。伯颜认为在忽必烈接见他们之前，朝廷大臣不能私自与他们会面。

四月三十日（6月13日），枢密院来人通知次日要宋降君降臣出城拜元人太庙，让他们做好准备。

五月初一清晨，一干宋人出上都西门五里外，向元廷太庙礼拜，全太后、赵和福王赵与芮等在前，吴坚、谢堂、家铉翁、刘岊等另作一班，先后顶礼膜拜，并有专人致辞。忽必烈也派朝廷大臣出都拜庙和祭告天地，向天地和祖宗报告灭宋的喜讯，仪式由伯颜主持。

五月初二，正式举行皇帝接见降君的仪式。全太后、赵等一早即出上都南门，赶到十余里外的行宫等待。忽必烈声明前来朝觐的宋人不必改变服装，依旧穿着过去的服装，宋君臣则均穿旧日官服，依序排列肃立于宫外。

忽必烈和皇后察必并排坐在宫中的御榻上，蒙古宗王们分坐在左右两旁。忽必烈先把伯颜召入宫内，表彰他的功劳。伯颜口口声声称灭宋全靠陛下成算和阿朮等战将效力，自己没有什么功劳。如此谦虚的回答，当然使忽必烈十分高兴。

接着，忽必烈命人将赵宣入大安阁。对一个年甫七岁的孩童，不必苛求过多的礼节，只是履行一下降君拜见胜利者的仪式而已。忽必烈颁旨，授赵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为瀛国公。制书出于词臣王磐之手，其略文如下：

我国家诞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风朔雪之乡，尽修职贡；若木虞渊之地，靡不来庭。罄六合而混同，岂一方之独异。用慰徯苏之望，爰兴问罪之师。戈船飞渡而天堑无凭，铁马长驱而松关失险。宋主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识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误国之诛，斥群小浮海之议，决谋宫禁，送款军门，奉章奏以祈哀，率亲族而入觐。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诸台辅之尊，爵以上公之贵。
(1)

制书强调元朝统一天下是代表天意，顺从民意，所以旗开得胜，所向披靡。南宋国主赵能够看出天道变化和人心向背，惩罚误国奸臣，拒绝逃亡海上建议，毅然决定向大朝投降，并亲自率宗亲来朝觐，诚心可嘉。所以忽必烈表示宽宏大量，并要从赵开始，善待赵宋宗室子孙。

世人总不免发些议论，将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与延续三百余年的宋廷降元，做一番比较，有人赋诗道：

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2)

更有人后来振振有词地说道，宋兴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年），亡于德祐二年，而亡君名
，“显（
）德”二字不期而合；周是太后幼主禅位，宋是太后幼主丧国，更是如出一辙，这不都是天意预定、因果报应吗？

不管人们怎么想，宋室投降的手续至此就算是办完了。从窝阔台汗发起攻宋战争算起，历经四十多年，这个最顽固的敌手终于俯首称臣，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统一全中国已经成为事实，忽必然能够向列祖列宗做出一个极好的交代了。

待南宋全太后、福王赵与芮和祈请大臣吴坚、谢堂等拜见皇帝、献上礼物后，接见仪式结束。忽必烈照例大摆“诈马宴”以示庆祝。新来的宋人也参加了宴会，大开眼界。从上都到后来返回大都，这样的宴会共开了十次，汪元量用诗歌记下了宴会的情形，颇为翔实：

皇帝初开第一筵，天颜问劳思绵绵。

大元皇后同茶饭，宴罢归来月满天。

第二筵开入九重，君王把酒劝三宫。

驼峰割罢行酥酪，又进雕盘嫩韭葱。

第三筵开在蓬莱，丞相行杯不放杯。

割马烧羊熬解粥，三宫宴罢谢恩回。

第四排筵在广寒，葡萄酒酽色如丹。

并刀细割天鸡肉，宴罢归来月满鞍。

第五华筵正大宫，辘轳引酒吸长虹。

金磐堆起胡羊肉，乐指三千响碧空。

第六筵开在禁庭，蒸麋烧麂荐杯行。

三宫满饮天颜喜，月下笙歌入旧城。

第七筵排极整齐，三宫游处软舆提。

杏浆新沃烧熊肉，更进鹌鹑野雉鸡。

第八筵开在北亭，三宫豊燕己恩荣。

诸行百戏都呈艺，乐局伶官叫点名。

第九筵开尽帝妃，三宫端坐受金巵。

须臾殿上都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儿。

第十琼筵敞禁庭，两厢丞相把壶瓶。

君王自劝三宫酒，更送天香近玉屏。
(3)

宴会上，与宴者无不兴高采烈，开怀畅饮，只有皇后察必闷闷不乐。忽必烈惊问缘故，察必答道：“我知道自古以来没有千年王朝，不要让我的子孙遇此遭遇，就是幸事了。”当时殿前陈列着刚从宋廷运来的各种宝物，忽必烈请察必观看，察必遍视后即离去。忽必烈急忙派人追问皇后欲取何物，察必遣人回报：“宋人把这些东西贮藏起来留给他们的子孙，子孙不能守护，尽归之于我朝，我怎忍心取一物呢！”
(4) 皇后的这些话，极有深意，表达了居安思危的思想。忽必烈又何尝不如是看呢？

在宴席上，忽必烈问吴坚：“你已年老，为什么还要当丞相管理国政呢？”吴坚答道：“自陈丞相（宜中）以下官员，都逃走了，朝廷中没人任职，没人肯当丞相，所以我才当了丞相，时间也很短。请皇帝准许我这衰老之人回乡养老吧。”
(5) 忽必烈没有同意吴坚的请求，对于投降的南宋君臣，他已经想好如何安排了。

来到北方的宋人，开始寻找自己的归宿。少数人选择了殉节，如陈、朱二位宫人，与二名婢姬一道，沐浴更衣，自缢于房中。朱氏在衣袖中还留下了一首四言绝命诗：

既不辱国，幸免辱身。

世食宋禄，羞为北臣。

妾辈之死，守于一贞。

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6)

那位题写了《满江红》的王清惠，自愿遁入空门，得到准许，后来成了道姑，道号“冲华”。汪元量等人与她往来频繁，无非是赋诗听琴而已。有的宫女则成了尼姑。不少宫人被强迫嫁给当地的工匠等人。还有部分宫女留在元人宫廷中。元廷后来开科取士，入宫南女不忘故土，也“私喜南人擢状元”。
(7)

对全太后等人，元廷极尽优渥礼遇之事，有诗将他们的生活安排记载得十分具体：

每月支粮万石钧，日支羊肉六千斤。

御厨请给蒲桃酒，别赐天鹅与野麕。

三宫寝室异香飘，貂鼠毡帘锦绣标。

花毯褥裀三万件，织金凤被八千条。

客中忽忽又重阳，满酌葡萄当菊觞。

谢后已叨新圣旨，谢家田土免输粮。

三殿加餐强自宽，内家日日问平安。

大元皇后来相探，特赐丝二百单。
(8)

即使这样，皇后察必还感到于心不安。她念全氏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水土，数次请求忽必烈放她回江南居住。忽必烈不同意，他考虑的不仅是全氏等人的生活安排，更重要的是亡宋太后的政治影响。他回答察必说：“你是妇人短见，假若放全氏等回江南，流言一起，就有灭族之灾，这样并不是对她们的爱护。要是爱护她们，只要经常抚恤安慰，让她们安心过舒适日子就行了。”
(9) 忽必烈不仅不放全氏南还，还派人南下把亡宋太皇太后谢道清也接到京城居住，降封为寿春郡夫人。

全氏后来成为正智寺的尼姑，这是她离开临安时就已经下定的决心，当时她把自己画像送给族人，像中的人已是缟素道服了。全氏死于正智寺，忽必烈命词臣作挽诗悼之，其中有“繁华如梦习空门，曾是慈明秘殿尊”“回首钱塘江上月，夜深谁与赋《招魂》？”
(10) 等句。

谢道清在大都住了七年，七十四岁时病故。对亡国之难，谢道清并不自责。她从大都向江南发回帛书，声称已代表各地帅臣具报姓名归附圣朝，为的是保全社稷和救护生灵。这样的行为当然只能招来南人的讥讽，但是她本人的遭际也颇令人同情。汪元量曾作词为谢后祝寿，有“望断燕山蓟水，万里到幽州。恨病余双眼，冷泪交流”
(11) 等句。谢道清去世后，元量又赋诗挽道：

羯鼓喧吴越，伤心国破时。

雨阑花洒泪，烟苑柳颦眉。

事去千年速，愁来一死迟。

旧臣相吊后，寒月堕燕支。
(12)

瀛国公赵
，原来被安排住在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福建僧人慧堂至京城以谈星象为名求见中书省官员，陈说近日土星犯帝座，恐怕大都内会有异变。此时文天祥被关押在大都城内的牢狱里，城中发现匿名信，声称要火烧蓑城之苇草（大都城的土墙遇雨容易崩塌，每年都要用苇草铺盖防止雨蚀），以两翼兵入城，救文天祥出狱。恰恰又有中山人薛保住，自称宋王，聚众数千人欲救文天祥。中书省官员急忙上奏忽必烈，获准将赵等宋宗室迁到上都定居。次年正月，薛保住被捕杀，而他就是匿名信的作者。忽必烈因此规定，今后凡以匿名书告事的，重者处死，轻者流放远方。

这一事件引起了忽必烈的警觉，并由此改变了赵的命运。赵原本可以在都城里度过一生，但继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廷大量迁徙内地的南宋大臣后，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1288年11月19日），忽必烈把赵打发到吐蕃萨斯迦寺去修习“佛法”。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亡宋幼主送到人烟稀少的地方，由皇帝信任的僧人控制他的行动，既消除了南宋遗民的救主复国目标，又继续保有朝廷优待降人的美名。

已经成年的赵
，倒是有缘修法。他不仅学会藏语藏文，翻译了《因明入正论》《百法明门论》等佛学著作，还居然成为萨斯迦寺的“本波讲师”（主持讲经的人），吐蕃人尊称赵为“蛮子合尊”“合尊法宝”。蒙古人把宋人称作“蛮子”，吐蕃人也受其影响，而“合尊”就是世人对王室子孙弃位出家为僧的尊称。

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灾难突然降临。元英宗硕德八剌下诏将瀛国公赵处死。硕德八剌不是一个糊涂人，他在位期间颇有建树，而且南宋灭亡已经四十余年，他怎么会想起杀掉皈依佛门多年的赵呢？这个谜到了元朝后期仍然没有完全解开，但总算有了几种说法。

流传较广的说法是，赵的死是由于一首诗的缘故，诗是这样写的：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13)

这本来是赵的感怀诗。诗中的林和靖，即北宋高士林逋，钱塘人，以诗文著称，初漫游于江淮之间，后来归隐于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入市，终身未娶。黄金台是大都城八景之一。赵思念家乡，故有此作，但是有人向英宗报告，说赵有意讽动江南人心，于是英宗下令处死赵
。这种说法颇为可疑，因为按诗文的口气，应该是在大都时所作，赵出家后未再入京师，难道英宗会翻出几十年前的老账把他定罪处死吗？

藏文史书有另一种说法：“先前，当蛮子宫殿被蒙古人火烧之时，蛮子幼帝归顺了蒙古皇帝，但没有得到信任，被放逐到萨斯迦地方修习佛法，有不少人聚集在他周围。此时，蒙古皇帝的占卜师声称将有西方僧人反叛，夺取皇位。皇帝派人前去查看，将有许多人追随蛮子合尊的情况奏报皇帝，皇帝即下令将他斩首。赴刑场时，他发下誓愿：‘吾并未谋反，竟然就戮，愿下世夺此蒙古皇位。’由此愿力，他转生为汉人大明皇帝，夺取了蒙古皇位。”
(14) 至治三年三月，确曾因吐蕃朵甘思和参卜郎（今四川理塘北）诸族聚兵劫杀往来使者，硕德八剌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发军攻讨。把这件事与赵的死联系在一起看，藏文史书的说法应该更可信些。当然，所谓转世之说，纯系子虚乌有。

在汉地后来又增加了新的说法，使赵的公案历明、清而至近代，依然疑云重重。

元朝末年，隐士权衡作了一部野史，称作《庚申外史》，记载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一朝的历史。妥懽帖睦尔生于庚申年（1320年），所以权衡称他为庚申帝。权衡记下了一则传说，称瀛国公赵曾在甘州寺院中纳一回回女子，于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1320年5月24日）生一子。恰好明宗和世经过此寺，见寺上有龙文五彩气，即入寺询问究竟，得知瀛国公刚得一子，则求为己子，并连其母一同带走。这个新生儿就是后来的庚申帝。

这种说法，到了明朝洪武（1368—1398年）初年，被福建政和县儒学训导余应大大发展了，他作了一首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诗：

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

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锡宴明光宫。

酒酣舒指爬金桂，化为龙爪惊天容。

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

侍巨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

瀛公晨弛见帝师，大雄门下参禅宗。

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

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

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

乞归行宫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

文宗诏降移南海，五年乃归居九重。

壬癸枯干丙丁发，西江月下生涯终。

至今儿孙主沙幕，吁嗟赵氏何其隆。

维昔宋祖受周禅，仁厚绰有三代风。

虽因浪子失中国，此为君长传无穷。
(15)

永乐（1403—1424年）年间，出身星相世家的袁忠彻陪同皇帝观看历代帝王图像。永乐帝发现元顺帝相貌不同于元朝皇帝，而类似宋朝皇帝，问以缘故，袁忠彻答不出来。不久袁忠彻从黄润玉处听来了顺帝为赵之子的说法，又找到余应的诗，加上自己的发挥，在他的《符台外集》中就有了一段更精彩的描述。

后人既有附会这些说法的，也有辨其荒谬的。制造顺帝是赵之子说法的人，钻了元文宗曾说妥懽帖睦尔不是明宗嫡子的空子，把下落不明的赵抬出来做了他的父亲，实际上反映的是南宋遗民希望复国的心态。故事编得本不高明，但经过明人的加工和传抄，影响越来越大，晚清一些史学家亦持相信态度，于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出来撰文证误。

随同赵
北上的宋宗室成员，有福王赵与芮、沂王赵乃猷等。赵与芮离开临安前，给北方来的重要官员赠送重礼，只有董文炳却之不受，其他人都纳之无愧。忽必烈命人将赵与芮等安置在大都城内居住。至元十四年（1277年）正月，与芮的家财运到京城，忽必烈下令还给与芮。在查核财物时，发现了与芮的送礼册子，上面果然没有董文炳的名字，忽必烈由此更器重董文炳。次年正月，忽必烈授给赵与芮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大司农、平原郡公的名号。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迁宋宗室人员至上都，赵与芮因年老而受到特殊照顾，忽必烈批准他留在大都居住。与芮死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子孟桂承袭了平原郡公的称号。

忽必烈让伯颜推荐赵氏子孙中的贤能者，伯颜向忽必烈介绍了鄂州教授赵与的情况。伯颜率大军渡江，赵与至军门上书，力陈不嗜杀可以一统天下的道理，并请求保全赵氏宗党。忽必烈认为此人可用，乃派人赴鄂州召与北上。九月，赵与至大都，被授以翰林待制之职，后来升为翰林学士。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与病死，家贫没有葬资，皇帝特命官府颁钞给车，送回台州黄岩安葬。宋宗室成员能够享此殊荣者，自然不是很多。

陪同赵
、全太后北上的一批宫廷宦官（元人称为“火者”），多数入元宫中当差。其中有钱塘人罗太无，后因患病而被准许出宫，在大都城内居住，以读书待客自娱。他的侄子也是宦官，泰定帝年间（1324—1328年）得势，公卿官僚无不与他往来，罗太无却闭门不见此人。一天，其侄又来叩门拜见，太无隔门对他说道：

你阿叔病，要静坐，你何故只要来恼我，使受你几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对你说，莫要如此，只不依我。你若敬我时，对太后宫里明白奏我老且病颓，乞骸骨归乡。若放我归杭州，便是救我。

其侄返宫奏报，得到批准。罗太无载书于车上，叮嘱侄子不要仗势欺人，驱车出大都齐化门，仰望城楼笑道：“齐化门，从此别矣，我再不复相见你矣！”
(16) 太无返杭不久病死，其侄后来则因贪赃获罪，流徙远方。

北上的宋宗室成员、两宫太后及宫人、内官等，得到了比较宽大的待遇。忽必烈优待降人，除了表示大朝的气度外，还有招徕远人的意思。但是远在东南沿海的一小群宋人，显然没有被打动。

五月初一　福州

逃亡中的南宋益王赵昰登极，改元“景炎”

护送赵昰、赵昺至福州的陈宜中、张世杰等人，选择了今天奉新皇帝即位。

这个日子的确定，着实有一番苦心。高宗皇帝赵构，就是在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金人掳去后，在建炎元年五月初一（1127年6月12日）登坛受命，即皇帝位，后来南渡定都临安，奠定了偏安江南的格局。他的后人，难道不能让历史重演吗？

清晨，预备作为皇帝宫邸的大都督府内突然发出巨响，府内的人都惊慌失措地扑倒在地。这虽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人们还是按计划举行了即位仪式。九岁的益王赵昰被送上皇帝宝座，他的母亲杨淑妃被册立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景炎”。福州被改名为福安府，大都督府成为垂拱殿，便厅为延和殿。广王赵昺晋封为卫王。

新朝廷仍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李庭芝为右丞相，这不过是遥授而已；陈文龙和刘黻为参知政事，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主管殿前司，王刚中知福安府。同时授文天祥观文殿学士侍读，派人去召他到福安府来。

换了新君，朝臣仍为旧人。陈宜中还是刚愎自用，并且心怀鬼胎，没有多少长远打算。陈文龙曾经临难脱走，心中有愧；刘黻还没有到任，就死于途中。陆秀夫一副正人君子相，循规蹈矩，每遇朝会，必正笏直立，但是太爱发议论，意见又总与陈宜中不合。这些人，当然还要靠着张世杰的军队支撑，而张世杰虽然认定北人不可信任，绝无降意。但是与元军多次交手，败多胜少，所以对挥师反攻、收复失地信心不足，他着急的是如何能够制造更多的海船，以备继续南逃时使用。张世杰不满意文臣之间的相互攻讦，而陈宜中曾使人弹奏，欲罢陆秀夫之职，将他逐出朝廷。张世杰责备陈宜中，在这种时候还用老办法排除异己。陈宜中惶恐，急忙把陆秀夫召回。

元人占领临安后，忙着安排降君、降臣等北上和搬运宫中宝藏，部分精兵猛将已经抽调北返，留下的军队需要重新调配和部署，才能对南宋残存军事力量发起新的攻击。淮东的李庭芝、四川的张珏和广西的马塈等，虽然仍然在为宋廷坚守着几块地盘，但是与新建立的小朝廷相隔太远，几支力量又无法相互支持，元军暂停进攻给了他们拖延时间的机会，军事失败的阴影却始终无法摆脱。

在东南一隅拥立新主的宋人，根本顾不上远方忠臣的命运，新朝廷内部的危机并不比外部压力轻松。江西制置使黄万石和广东经略使徐直谅，已经派人与阿里海牙和李恒联系，准备投降。听到新君即位的消息，黄万石的下属刘浚、宋彰、周文英等人率军离开，来为新朝廷效力。

为稳住东南局势，陈宜中等命赵溍为江西制置使、吴浚为江西招谕使、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分兵出击，招聚兵马，安定民心。

二十天后，黄万石正式向元军投降。徐直谅听说新君已立，拒绝他派出的请降使者梁雄飞返回广州。梁雄飞已被元江西都元帅府命为招讨使，率军趋广州。

五月二十六日（7月9日），文天祥从海路赶到了福安府。他在温州听说赵昰即位的消息，很是振奋。待抵达所谓“行都”，看到的仍是陈宜中在决断大小事务，并且毫无长期坚持抗战的打算，他无法掩饰心中的不快，所以当陈宜中等准备让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他坚决拒绝。不久，文天祥请求返回温州，集合军队，以图进取。陈宜中则以已经放弃温州，应靠张世杰的军队扼守福建为理由，否定了文天祥的建议。

面对这批既专横又无能的官僚，文天祥又能说什么呢？多年后，文天祥用杜甫诗句连缀成新诗，描述自己的颠沛生涯和国运不济，其中即有到福安府前后的感叹，前一首述赵昰即位，后一首讥张世杰专以逃亡海上为大计。诗云：

汉运初中兴（《述怀》），

扶颠待柱石（《入衡州》）。

畴能补天漏（《寄岑参》），

登阶捧玉册（《往在》）。

天王守大白（《九成宫》），

立国自有疆（《前出塞》）。

舍此复何之（《后游修觉寺》），

已具浮海航（《壮游》）。
(17)

(1) 　王磐：《降封宋主为瀛国公制》，《国朝文类》卷一一。

(2) 　田汝成：《版荡凄凉》，《西湖游览志余》卷六。

(3) 　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4) 　参见《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一· 察必传》。

(5) 　参见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见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九。

(6) 　田汝成：《版荡凄凉》，《西湖游览志余》卷六。

(7) 　杨维祯：《宫辞十二首》，《铁崖先生诗集》戊集。

(8) 　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9) 　参见《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一· 察必传》。

(10) 　田汝成：《版荡凄凉》，《西湖游览志余》卷六。

(11) 　汪元量：《婆罗门引· 四月八日谢太后庆七十》，《增订湖山类稿》卷五。

(12) 　汪元量：《太皇谢太后挽章》，《增订湖山类稿》卷三。

(13) 　陶宗仪：《宋幼主诗》，《南村辍耕录》卷二〇。

(14) 　达苍宗巴·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

(15) 　黄裳、郭斯垕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政和县志（永乐）》卷二《贤士》。

(16) 　孔齐：《罗太无高节》，《静斋至正直记》卷一。

(17) 　文天祥：《集杜诗· 景炎拥立· 幸海道》，《文天祥全集》卷一六。

第六章　兴学与修历

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

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

六月初六　大都

太学生上疏建议加强儒学教育

早在至元六年（1269年）八月，已经有人指出孔祀绝封，庙户当差，恐怕圣道之湮废，时日不久。今天，忽必烈下令以孔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治暂时代管孔庙祀享诸事。他要等着在江南袭封衍圣公的孔洙北上后，授给孔洙正式的名义和权力。

太学生不忽木，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一道，向忽必烈上疏，建议扩大国学，疏云：

臣等闻之，《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况我堂堂大国，奄有江岭之地，计亡宋之户不下千万，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晋、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学校之政，尚未全举，臣窃惜之。

臣等向被圣恩，俾习儒学。钦惟圣意，岂不以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晓识世务，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学制未定，朋从数少。譬犹责嘉禾于数苗，求良骥于数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为今之计，如欲人材众多，通习汉法，必如古昔遍立学校然后可。若日未暇，宜且于大都弘阐国学。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廪给各有定制。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充司业、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1)

不忽木等人引用儒学先圣孔子的话，说明教育与学习的重要性：历代君主建国驭民，都以教学为先务。皇帝武功卓著，灭宋而统一全中国，业绩远在晋、隋、唐等王朝之上，但是兴学办教育，制度还很不完备，着实令人痛惜。蒙古太学生们秉承皇帝旨意，学习儒学，就是因为皇帝考虑到其他民族人入仕者很多，蒙古人入仕者太少，要太学生们能够知书达礼，学识兼备，为皇帝奔走效命。但是现在学制没有确定，太学生人数太少。现在应该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各地设立学校，至少可以先扩大大都的国子学，选择年龄在十至十五岁之间的蒙古人一百名，百官和平民子弟一百名入学，确定学制，由品德、学识兼备的人为老师，分任司业、博士和助教，实施教育，给学生讲解儒家经典，传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对于尊孔和兴学，蒙古上层人物并不陌生。成吉思汗曾从耶律楚材那里获得过一些有关儒学的信息。窝阔台汗即位后，有人认为汉人无用，可悉空其地为牧场。耶律楚材则利用一批北方名士，征集赋税，满足了窝阔台的需求，并由此证明中原农耕地区对蒙古政权的重要性和利用儒生治国的可能性。随后，耶律楚材在落入蒙古人之手的金都汴梁城内找到了孔子的五十一世孙孔元措。经窝阔台同意，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并得到一笔钱修理阙里林庙。孔元措建议搜集礼乐器具，召聚太常礼乐生等，也被窝阔台采纳。

耶律楚材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请准选试儒生，并于窝阔台汗十年（戊戌年，1238年）进行了考试。但这次选试实际上变成了选汰儒、释、道“三教”的一部分，并没有起到恢复中原传统科举取士的作用。多数蒙古人把儒学视为一种宗教，并按照成吉思汗时订立的规矩给予与释、道相同的待遇，甚至用立法形式规定释迦牟尼、老君和孔子在同一庙宇中的位置。

儒学本身也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宋人的理学，随着朝廷的迁徙在江南迅速发展，在北方虽然尚有传承，但影响甚微。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北方儒士对南方理学了解极少。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蒙古军攻陷宋城德安（今湖北安陆）后屠城，在蒙古军中供职的儒士姚枢从俘虏中救出了宋儒赵复。赵复不久后在燕京建太极书院，传授程朱理学。经过二十余年，北方出现了许衡、姚枢、窦默、郝经、刘因等一代理学大师。以理学取代旧的传注之学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窝阔台去世后的第二年（1242年），忽必烈延请海云和尚前往漠北论道。他向海云请教儒、释、道三教何教为尊，何法为上，又询问佛法大要等问题，海云答道：

佛性被一切处，非染非静，非生非灭，何有同异？殿下亲为皇弟，重任藩寄，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
(2)

这已经不只是在讨论佛法了，分明是在讲儒家的传统治道。佛性常在，不生不灭，作为皇弟藩王，应该稽古今得失，举圣贤，纠谬误，以尊主爱民为要务，佛法大要就在于此。忽必烈对此甚感兴趣，留在他身边的子聪和尚（刘秉忠）和陆续前来的儒士，更进一步向他讲解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忽必烈与张德辉关于孔子及儒学作用的讨论很有意思。忽必烈问道：“孔子去世已经很久了，现在其性何在？”张德辉回答：“圣人与天地同始终，无所不在。大王如能按圣人之道办事，性就在其中了。”忽必烈又问：“有人说辽朝因为佞佛而亡，金朝由于儒士误国而灭，是这样吗？”张德辉答道：“辽朝的事情我不知道，但金朝末年的事是我耳闻目睹，在朝廷宰相中虽然有一两位儒臣，其他都是武人或世袭贵族。讨论国家大事时，儒臣又往往被排除在外。大致上金朝官员中出身于儒士的只有三十分之一。国家的存亡，有人应该负责，何必责怪儒者呢？”

忽必烈同意张德辉的见解，他进一步询问：“先祖创立法度，现在未能实施者甚多，该怎么办呢？”张德辉拿起一个银盘做比喻，说道：“创业之主，就像制作这个盘子一样，精选良工巧匠设计制造，交给后人，传之无穷。而且要选择忠厚可靠的人掌管，才能永远作为宝器使用；否则银盘不但会有缺损，恐怕还会被人偷走。”

忽必烈理解了张德辉的意思。他们又讨论农桑问题。忽必烈问道：“农家辛苦耕作，为什么还衣食不足呢？”张德辉回答：“农桑是天下的根本，衣食都由农桑而来。男耕女织，一年忙到头，上等粮食、丝帛给官府纳税，剩下粗粮粗布上养老，下养小。官吏横征暴敛，一掠而空，农民自然挨饿受冻。”

最后又回到对孔子的态度上了，忽必烈问道：“应该如何看待孔子的庙食礼仪？”张德辉答道：“孔子是万代帝王之师，尊崇孔子的当政者，总要修整孔庙，按时祭祀。孔庙与礼仪的好坏，无损于圣人，但可以由此看出帝王崇儒重道是否真诚。”
(3)

忽必烈很重视张德辉的意见。孔元措死后，其子与族人争着袭封衍圣公，纠纷闹到了忽必烈面前，忽必烈即表示：“都去努力学习，真能成才，我才能封给官做。”
(4) 衍圣公的封赠就这样拖了下来，但是祀奠孔子的礼仪却不能不隆重。忽必烈于1252年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名号，特地派人将燕京久已残破的文庙修饰一新。

忽必烈的举动引起了姚枢、许衡、窦默这些理学宗师的注意，他们觐见忽必烈后，或者宣传三纲五常、正心诚意之道（窦默），或者力陈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八大要务（姚枢），或者建议建学校、化民风（许衡），都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

许衡觐见忽必烈，后来在文人中成为一段佳话。许衡和姚枢、窦默曾一起研习程朱理学，姚枢最早入忽必烈幕府，为忽必烈治理汉地出谋划策，并被忽必烈派往关中地区做劝农使。姚枢推荐许衡为京兆提学，许衡前往关中，建学校，收生徒，影响颇大。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召许衡赴都，许衡顺路拜见名儒刘因，刘因问他这么急着赶去见皇帝，是不是太快了些，许衡回答说不如此的话，道不能行。二十几年后刘因被召入都城授职，又很快辞职还乡，有人问他缘故，他的回答是不如此的话，道不能尊。两个名儒，一个忙着到朝廷中去建立儒学的地位，所以忽必烈一召即来；一个保持儒士的清高和淡泊功名，以此表示儒家的尊贵地位，所以入朝后又很快离去。

文人中的这些讲究，忽必烈自然不感兴趣，他企求的是儒士尽快为朝廷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典章制度。许衡、姚枢、刘秉忠等人没有使忽必烈失望，改国号前后的诸多建置，多数出自他们的建议，他们也因此而更受忽必烈尊重。

在许衡等人的建议下，地方官学很快恢复。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忽必烈颁发了以下诏旨：

诸路学校久废，无从作成人材。今拟选博学洽闻之士以教导之。凡诸生进修者，仍选高业儒生教授，严加训诲，务要成材，以备他日选擢之用。仍仰各路官司常加主领敦劝。
(5)

诏书明确规定各路兴办学校，选择博学儒士认真教育学生，培养人才，以备今后选用，各路官府要经常加以管理和敦促。御史台建立后，勉励学校成为监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至元八年（1271年）三月，设立国子学，由许衡主持。许衡非常高兴，他认为蒙古学生质朴，视听专一，如能置身于好学者之中，涵养三五年，一定能够成才，将来成为国家栋梁。他用心教导入学的一批蒙古侍臣子弟，不但选择一批旧弟子作为他们的伴读，还想出了各种通俗简易的办法引导学生入门。蒙古蔑儿乞部人坚童和康里人不忽木是国子生中的佼佼者。他们二人都出身于怯薛，原来分别以王鹗、王恂为师。入国学后，不忽木更为突出。许衡为学生编写的历代帝王名号、世系和纪年，不忽木背得烂熟。忽必烈巡视国子学业，不忽木书写《贞观政要》数十事献上，寓规谏之意，深得忽必烈赞赏。

在确立国家的典章制度、兴建学校等方面，儒士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连年的战争和宗王的赐给等，使得国家需要巨额经费开支，倡导以“仁政”治国的儒士没有针对国用不足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他们与忽必烈的“蜜月”也就接近尾声了。忽必烈采取以理财为中心的施政方针，回回人阿合马因善于“聚敛”而深得信任，中书省很快被他操纵。儒士们的抗争屡屡受挫，后来甚至国子学诸生的日常费用都成了问题，“汉法”的继续实施困难重重。无怪有人发议论道：

国朝自中统元年已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
(6)

这是儒士对从中统年间到至元时期政策变化的不满言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本王朝自中统元年后，擢用名儒才士不少，而现在则说儒士无用，不能有为于天下，难道这些名儒在中统年间是智者，而到至元年间都变成愚人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还抱着幻想，希望忽必烈重开科举。在设立国子学的同时，侍讲学士徒单公履建议科举取士。他知道忽必烈对佛学重教而轻禅，所以耍了一个花招，声称儒学也有教、禅之分，科举像教一样，道学则类似禅。这一招对忽必烈不灵，反惹怒了皇帝。

许衡亦对科举不抱积极态度。汉人侍臣董文忠则斥责徒单公履道：“陛下常说，儒士不认真研习经典，讲究孔孟之道，而是吟诗作赋，对修身养性有什么用处，如何能治理国家。因此士风有变化，儒士开始讲究实学。我现在读的都是孔孟之言，根本不知道道学是什么。腐儒从亡国旧习，想倡行道学。用这种办法来迷惑皇帝，与皇帝教人修身治国的意愿显然不符。”
(7) 杨恭懿也指出：“皇帝有诏旨，批评儒士不认真研习儒家经典，讲究孔孟之道，终日赋诗和发表空论。这个批评真是保证万世治安的言论。现在要选用儒士，应该命令各级官府，举荐品行兼优和精通经史之士，不需要开科取士。儒士讲究实学，士风由浮夸转为淳实，民俗也可改变，国家得人才不难。”
(8)

他们的议论，都是针对科举制度的流弊而发。自唐、宋以来，考试取士的标准，或者是记诵注疏，或者是词赋文学，儒生专心于场屋程文，经典中的一句话，训释百句乃至千万言，越多越难以掌握要领；浮诞补缀的词章和清高虚旷的议论，充斥朝野，一旦国难当头，毫无用处。忽必烈正是因为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希望颓废的士风有所改变，所以不轻易恢复科举。董、杨对徒单公履的批评，实际上是阐发了忽必烈的观点。科举的恢复，在忽必烈一朝都没能实现。

科举取士不能实行，使敏锐干练的小吏入仕，有了很好的机会。朝中儒士的正君心、任人才、慎听览、辨邪正、革旧弊以及轻徭薄赋一类议论，已不再使忽必烈感兴趣。许衡于至元十年（1273年）返回乡里，忽必烈亦未强留。如今由蒙古太学生出来说话，希望扩大儒学影响，虽然恳切，但与朝廷风气相悖，自然没有引起忽必烈的重视。来自江南的文人是相当敏感的，他们很快洞悉了北方的政治空气，汪元量的一首《自笑》，恰恰也能够作为其他儒士的自嘲，诗云：

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

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
(9)

六月十一日　大都

规模空前的修历、测天活动投入运作

宋廷降元，海宇统一，忽必烈决定将刘秉忠生前提出的修改《大明历》的建议付诸实施。修历的事务由张文谦、张易主领，王恂、郭守敬等负责具体筹划。王恂向忽必烈陈奏：“当今的历算家，只知历术，不明历理，应请名儒许衡等共同商订新历。”
(10) 忽必烈同意，命人请许衡还京师，参与修造新历。

以精研天文和水利而著名的郭守敬，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了。他指出：

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祐（ 1049— 1054年）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
(11)

也就是说，修历必须以测验为基础，仪表是最重要的测验仪器。现在司天台所用“浑仪”，是宋朝皇祐年间在汴京造的。与大都的度数不符，测量南北二极，大约相差四度；圭表也因年代太久，有较大偏差。

郭守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宋人二百二十余年前制造的天文仪器不适用于大都，并且不够精确，忽必烈自然支持郭守敬创制新仪器。在后来的三年里，郭守敬制造出了一批令人叫绝的精妙仪器。

原来的“浑仪”，把测量赤道、地平和黄道三种坐标的机构装在一起，使一个球面的空间安装着大大小小八九个圆环，既不便于使用，又妨碍视线。郭守敬造出一台“简仪”，精简了黄道坐标，只保留两套观测用环，一套测量赤道坐标，一套测量地平坐标。前者由四根斜立的支柱托着一根正南北方向的轴，围绕这根轴的是刻着度数的赤经双环，双环中夹着可以绕环中心旋转的窥管。窥管两侧，架有十字线，只要转动赤经双环和窥管，就能观测空中任何方位的天体，并从环面的刻度上读出天体的赤纬数值，赤经数值则由旋转轴南端的赤道环上读出。“简仪”上还装置了滚珠轴承，使它转动灵活。

为了在观测日食的方向、亏缺、时刻以及太阳的位置时避免肉眼受强烈的太阳光刺激，郭守敬造了一台铜制“仰仪”，形状像一口朝天的大锅，中空半球面。半球大圆面刻着东、西、南、北和十二时辰，半球面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坐标。大圆面上用竿子撑起一块板，板上有个小孔，位置恰好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半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倒像，映在坐标上，即可读出太阳的位置并进行日食观测。

圭表是观测日中影长变化以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刻的天文仪器。圣人修政，以农为本；农之所见，以时为准，修历绝不能忽视圭表的作用。圭表由“圭”与“表”两个部件构成，“表”是垂直立在地面上的标竿，“圭”是从表的下端向正北伸出的一条石板，圭、表成垂直状。每当正午时分，表的影子就落在圭上，根据表影长短即可测定春分等节气的时刻，宋代圭表，表长只有8尺。郭守敬造的“高表”，表长36尺，表上再用两条铜龙抬着一根很细的横梁，使梁心到圭面的距离达40尺，比原来的圭表高了四倍，投影精度大大提高。圭的刻度也很精细，有尺、寸、分、厘和毫。高表上还安有确定影像的“景符”和测量星、月影长的“
几”等辅助仪器。

除上述仪器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正方仪、候极仪、立证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悬正仪、座正仪等天文仪器。这些仪器颇多创造性，大大提高了天文观测的精度，对元朝乃至后来明朝时期天文研究的影响极为深远。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太史令王恂奏报，大都司天台的仪象圭表都用铜制成，效果极佳，请求在上都、洛阳等处分置仪表，各选监候官掌管，得到忽必烈批准。

郭守敬乃向忽必烈建议：

唐一行开元（713—741年）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
(12)

唐朝一行和尚的测天活动，书中记载设立的地面观测站有13处。现在元朝的疆域比唐朝大得多，如果不到边远地区设站实测，就无法掌握准确数据，无从知道各地日食、月食度数、时间的不同，昼夜长短的差异以及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位置。用于测天的人不足，可以先在南北设观测站，立圭表等仪器，进行观测和计算。

郭守敬选择的时机不错。这时南宋的流亡朝廷已被消灭，元朝的版图已经划定，按照后人的评说，是足够宽阔的了：“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13)

三月初三（1279年4月15日），忽必烈同意郭守敬的请求，派14名监候官分道而出，东到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在全国范围建立了27所观测台站，进行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最北边的北海观景所，大约在北纬64度5分的地方，已在北极圈附近了；南边的琼州观景所，则在今海南岛上。除大都、上都外，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京（今山西大同）、太原、益都、登州（今山东蓬莱）、大名、东平、安西王府（今陕西西安）、成都、扬州、鄂州、雷州等地都设有观景所。现在河南登封市保留下来的一个观景所，在县城东南15公里的告成镇，就是当时的河南府阳城观景所。假如没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这样远距离的统一步调的观天活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许衡、王恂、郭守敬与南北日官陈鼎臣、邓元麟、毛鹏翼、刘巨渊、王素、岳铉、高敬等人一道，参考历代历法，终于在至元十七年冬至的时候修成了新历。这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280年12月19日），忽必烈下诏领行新历，语文出自李谦之手，诏曰：

自古有国牧民之君，必以钦天授时为立治之本。黄帝、尧、舜以至三代，莫不皆然。为日官者，当世守其业，随时考验，以与天合。……今命太史院作灵台，制仪象，日测月验，以考其度数之真；积年日法，皆所不取。庶几吻合天运而永终无弊。乃者新历告成，赐名曰《授时历》，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颁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14)

忽必烈的诏书说明了修历的重要性和新历的优点：自古以来的帝王，都以敬天授时作为国政的根本，从黄帝、尧、舜到三代的君主，无不如此。司天官员都是世守其业，随时观测验算，使历法与天象吻合。当今太史院遵命建造灵台（司天台），制作各种仪表，测日观月，考核其精确度数，不用积年日法，就是为使历法吻合天象，永无错谬。

新编成的《授时历》，是中国历史上一部精良的历法。郭守敬等人在给忽必烈的奏书中提到，中国从西汉《三统历》到北宋《纪元历》，共1113年，历法改了70次。从《纪元历》到现在（至元十七年）又过了174年。新历考正者七项，新创法者五项。考正的七项都是对天文数据的重新测定，包括以下内容：

“冬至”，核准至元十七年的冬至时刻。

“岁余”，确定一年为365.2425日（这个数值和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与1582年颁布的、现在世界通行的《格里高利历》一致）。

“日躔”，测定至元十七年冬至时太阳的位置所在。

“月离”，测定月亮离近地点的距离。

“入交”，同一时间月亮离黄白交点的距离。

“二十八宿距度”，实测二十八星宿间的距离。

“日出入昼夜刻”，重新核定日出、日入时刻，以大都为准，确定各节气的日出、日入时刻。

新创法五项是对天文计算的改革，包括以下内容：

“太阳盈缩”，求出太阳每日在黄赤道上运行的速度。

“月行迟疾”，算出月亮每日绕地球运行的速度。

“黄赤道差”，由太阳的黄道经度推算赤道经度。

“黄赤道内外度”，由太阳的黄道经度推算赤道纬度。

“白道交周”，求出月亮与黄赤道的交点。

正如诏文所说，《授时历》摈弃了过去的上元积年日法，采用了近世的截元法。过去以一个朔望日的开始时刻和冬至的夜半在一天为“上元”，颁历或者制历时从本年的冬至夜半上推到所选的上元年数，叫作“积年”。历法家们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上元”，往往牵强凑合。用至元十七年推算的各项天文数据作为新历的起点，当然比上元积年日法科学多了。

从至元十八年开始，每到冬至这一天，太史院即向皇帝、太子、三宫、诸王及中央各官衙进献来年历书。献给皇帝的历书用光白厚纸印成，并画上彩色属相。高丽国每年由元廷颁给历书，《授时历》修成后，亦照例颁给高丽国主使用。

六月十五日　大都

忽必烈下令设局修史

忽必烈下诏修撰《平金录》和《平宋录》，并以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监修国史。《平宋录》由翰林直学士刘敏中撰写，专述伯颜入临安与宋帝北上等事。此时扫除南宋遗党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忽必烈似乎是性急了一点。

蒙古人修史，始于《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lun Ni ḥuča Tobčiyan，《蒙古秘史》的蒙文名）的修撰。这是一本畏兀儿体蒙古文的官修史书，但作者是谁，已无法查考。书是鼠儿年七月写成的，但到底是戊子（1228年）鼠儿年，还是庚子（1240年）、壬子（1252年）、甲子（1264年）鼠儿年，作者没有具体说明。

此书记录了成吉思汗的先人谱系、他早年的艰难经历和他建立蒙古汗国的丰功伟绩，也记述了窝阔台汗在位初年的史实。书中语言生动活泼，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民族口述诗文的特点。这本书秘藏在宫廷之中，各蒙古汗廷都有副本。它的另一个名称，抑或是另一本大同小异的史书，称为《阿勒坛·帖卜迭儿》（Altan Debter，《金册》）。根据后者，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阿丁·法兹勒·阿拉赫（Rashīd al-Dīn Faḍl Allāh）编著了世界通史《史集》（Jāmi ‘al-Tawārīkh）的《蒙古史》部分，并流传到了现代。

忽必烈即位后，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指出：“自古以来帝王的得失与兴废，之所以能够一一考究，就是因为有史书记载。我国自太祖建国以来的丰功伟绩，如果不赶快记录下来，年长日久，恐怕会被遗忘。金朝的实录还在，记录了不少善政；辽朝史书散失情况严重。可以灭人之国，不应该亡人之史。假如不设立史馆，后世的人也很难知道今日的事情。”
(15)

忽必烈很重视王鹗的意见，于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翰林国史院，主管国家文化事业，并下令编修国史，以史天泽监修，同时附修辽、金二史。后来，蒙古翰林院、集贤院陆续设立，翰林国史院的主要职掌日益明确，包括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三项。院官从翰林学士承旨以下，为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和翰林直学士，属官则有翰林待制、翰林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等。翰林国史院中，汉儒居多，他们受到皇帝的尊宠，可以利用经常接近皇帝的机会对国家政事发表意见和推荐人才。忽必烈不开科举，但是仍要储备一批名士，翰林国史院就是一个最好的场所。

在修撰国史方面，翰林国史院已经做出成绩。至元初年成书的《圣武亲征录》，记述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的功业。作者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显然是翰林国史院中的人。王鹗是否亲自执掌了这本书的写作，我们已无从知道。

辽、金二史的修撰，进展并不顺利。现在南宋灭亡，史书源源北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修史者面前：作为大元的臣民，如何看待正统的延续？以辽、金为正统，还是以宋为正统？这个问题关系到元与前代王朝的承接以及本身的位置，它已超出了治史的范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忽必烈采取暂时回避的做法，先修《平金录》和《平宋录》，记下先祖和自己的功绩，辽、金史及宋史的修撰，待文人们将正统问题解决后再说。

忽必烈大概没有想到，这一推迟使辽、金、宋三史晚了近七十年才面世。在修撰三史时，文人们仍然在喋喋不休地争辩正统问题，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

修端认为：“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之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
(16) 他要用唐朝修南史和北史的模式套修辽、金、宋三史，把辽、金、宋时期作为新的南北朝来处理。理由是，辽自唐朝末年占据北方，并非篡夺中原皇位，辽的帝位传承远多于五代，所以应当把辽的历史作为北史。金太祖灭亡辽、北宋，在中原立国一百多年，也该作为北史。

杨维祯则认为：“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鉴之书；传之将来，永示万世不刊之典。”
(17) 他的理由是：世祖忽必烈平宋的时候，曾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的比喻，显然世祖是把宋作为正统，自认为是承续了宋的正统。当时又有大臣上奏，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实则是认定编年统续应以宋为准。就此而论，中华大正统，不在辽、金，而在于天命所归的君主，毋庸置疑。我元朝的大一统，当是在平宋之时，而不是在平辽、金之时，也可作为证明。朝廷更迭，密切联接，一天旧王朝命未绝，一天新王朝正统不能具备；宋命一日不革，我元朝的大正统即不能具备。

危素则认为宋、金都不是“正统”，他指出：“本朝立国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国也。”
(18) 也就是说，元朝立国于宋、金灭亡之前，并不是承接宋、金的统续而建国。过分强调正统承继在一亡一兴之间，往往有悖于历史事实。

最后还是蒙古人、右丞相脱脱作为三史都总裁官，出面决断，辽、金、宋三史各与正统，各系本朝年号，表示元朝承继了各朝的正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三史的修撰终于顺利完成了。

当宋人的史书大批北运之时，江南有一位文人，亦为他自己倾注了二十年心血编著的《资治通鉴广注》和《资治通鉴论》在战乱流亡中遗失而痛心疾首，他就是台州宁海人胡三省。

沉重的打击没有使胡三省气馁，他又购买了《资治通鉴》，重新开始诠释工作。又经过九年的努力，到乙酉年（1285年）冬季，胡三省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音注》，同时写出了《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胡三省对《通鉴》的名物、制度、地理以及史实异同，都根据古籍加以详细注释和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宋亡的哀痛，或隐晦曲折地抨击元朝统治，从中表现出自己热爱史学和坚持气节的情感。正如他自己所述：

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19)

胡三省认为，人难有自知之明，我能看出过去史书注释的谬误，但看不到自己注释的谬误。古人的注释，文简意明。而我现在的注释，博采众说，却不能简明。王朝变迁，名儒日少，使我无法求教于名师。有人劝我赴北方学习，虽有志而力衰不能行。

还有一个年轻人，隐居民间，同样发奋治史，用了二十年时间，编著了一部348卷的大书《文献通考》，他的名字叫马端临，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这部记述中国典章制度沿革的巨著，材料取舍严格，注意历史变通，还常常通过历史叙述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不满。这部《通考》与唐朝杜佑所著《通典》、宋朝郑樵所著《通志》后来合称为“三通”，成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名著。相比之下，《平宋录》等北人的史学著作，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及《资治通鉴音注》《文献通考》等南人的著作。

(1) 　《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

(2) 　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碑》，《雪楼集》卷六。

(3) 　参见《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

(4) 　参见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五。

(5) 　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6) 　王恽：《儒用篇》，《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六。

(7) 　参见《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

(8) 　参见《元史》卷一六四《杨恭懿传》。

(9) 　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三。

(10) 　参见《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11) 　参见《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12)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13)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14) 　李谦：《颁授时历诏》，《国朝文类》卷九。

(15) 　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王鹗事略》。

(16) 　修端：《辨辽宋金正统》，《国朝文类》卷四五。

(17) 　陶宗仪：《正统辨》，《南村辍耕录》卷三。

(18) 　危素：《上贺相公论史书》，《危太朴续集》。

(19)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

第七章　正气歌

尽管气节常常同失败相联系，人们仍世世代代赞美称颂它。忽必烈与文天祥，谁是胜利者呢？

八月十三日　扬州

元军处决南宋守将，淮东战火熄灭

六月二十九日（8月10日），忽必烈又一次发出招降诏书，派人分送扬州、通州、泰州、高邮等地，敦促守将李庭芝等开城出降。

这时，李庭芝正按照陈宜中的计划，准备突围而出，渡海南下。他留下朱焕守扬州，自己与姜才率骑兵、步卒五千人闯出城，直奔泰州。阿朮闻讯，亲率百余精骑追击，又命诸将分道夹击。宋军死伤千余人，李庭芝、姜才逃入泰州。元军主力迅速赶到，将泰州城团团围住。阿朮亲自督军扼住泰州东南面，阻断宋人的入海通道，并且命令诸军修筑长堑，防止宋军再次脱逃。

李庭芝等人离开了扬州，扬州城内的精兵骁将所剩无几，粮食早已吃完。留下来守城的朱焕，家里秘藏着一年前忽必烈颁发的《汉儿字圣旨》，诏文如下：

上天眷命，大元皇帝圣旨，谕准安州安抚朱焕。据陈楚客奏：“臣与朱安抚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1258年）归顺之后，不相见者十有八载。今王师吊伐，诸道并进，数内一路，领涟河、清河将士，攻取淮东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于故人情分，不容缄默。且彼所以婴城自守者，无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趋向之方，初无执迷抗拒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图。若蒙圣慈，特发使命，宣示德音，开其生路，彼亦识时达变之士也，宁不以数万生灵为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敕旨。”准奏。今遣使特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识时达变，可保富贵，应在城守御将帅同谋归顺者，意不殊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1)

这份诏书，是忽必烈答应朱焕好友陈楚客的请求，专门发给朱焕的。陈楚客虽然十八年未与朱焕见面，仍愿以故友身份，替元朝招降朱焕，并声明朱焕不是执迷不悟之徒，有可能审时度势，做出明智的选择。忽必烈则明确表示，只要朱焕和其他将帅选择投降的出路，可以保证他们的荣华富贵。

朱焕不像李庭芝、姜才，不管是哪方来的诏旨，只要含有弃守出降之意，就立即毁掉或拒绝不接。他将这纸诏书珍藏，是暗中留下后路。因为姜才等人力主抗元，朱焕一直未露降意，如今主战者已去，扬州城已无力继续坚守，朱焕即着手措办投降事宜。七月十二日（8月23日），朱焕献扬州城降元。

对于这座抗拒元军达十五个月的城市，元军已无需“屠城”了，城中早已遍地饿殍，需要元军做的事情是尽快安置饥民，并利用宋军家属作人质，威逼李庭芝、姜才投降，结束江北的战争。阿朮派人将仍在泰州城内的宋军将士的家属挑选出来，从扬州押往泰州城下，去做瓦解宋人军心的工作。同时，阿朮严令元军官兵不得在扬州城内掳掠和骚扰百姓。有个卫军士兵，不听从命令，掠取居民两匹马，阿朮闻报后立即将他处死，并将首级传往各军展示，以示警诫。

七月二十二日（9月2日），姜才因患病不能亲自登城督战，负责守卫泰州北门的孙虎臣、胡惟孝等开门投降，元军一拥而入。李庭芝闻变，仓促间跳入一个莲花池中求死，但是水太浅，被人抓住。宋都统曹安国闯入姜才居室，缚姜才献给元军。

阿朮入泰州城，命人将李庭芝、姜才送往扬州关押，出榜安民，并派人前往通州、高邮等城，招宋人出降。扬州、泰州失守，各城失去支柱，难以继续坚持，守将陆续开城投降。淮东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阿朮敬佩姜才的忠勇行为，不想杀死这个顽强的对手，劝他投降。姜才誓不肯降，并且大骂那些负国叛降的宋臣。朱焕在旁煽风点火道：“扬州自战争爆发以来，白骨遍野，这都是李庭芝和姜才造成的，不处死他们怎么成呢？”
(2) 阿朮劝降不果，终于同意将李、姜二人处死。

八月十三日（9月22日），李庭芝、姜才在扬州被处斩。临刑时，姜才依然骂不绝口。文天祥后来对这两人的评价有高低之别，并用杜甫的诗句连缀成新诗，表示悼念：

庭芝得爰立之命，引兵至泰州，为虏所困。泰州孙九卖城，庭芝被执，诛于扬州市。虽无功于国，一死为不负国矣。

空留玉帐卫（《选严公》），

那免白头翁（《陪章留后》）。

死者长已矣（《石壕吏》），

淮海生青风（《送高司直》）。

（姜才）淮东猛将，扬州前后主战，皆其人也。及泰州破，被执，虏爱其才勇，啖以官爵，不肯降，骂诸负国者。临刑，含血以喷，骂虏不绝口。其英风义烈，淮人言之，无不伤叹。惜哉！

屹然强寇敌（《赠王司空》），

古人重守边（《后出塞》）。

惜哉功名忤（《薛大保》），

死亦垂千年（《义鹘》）。
(3)

文天祥的评价是很中肯的。李庭芝确实有过动摇，并遭到姜才的批评。这次突围行为，实际上是得到了新皇帝即位于福安府的消息，主动放弃扬州，准备率精兵骁将南下，所以文天祥说他虽然没给国家立功，毕竟还是以死殉国，没有辜负朝廷。姜才不愧为淮东抗战的栋梁，前后如一，决不妥协，宁死不屈，他的壮烈牺牲，确实令人伤感、叹息。可惜如此良将，不能再为国家建功立业，只能留待后世之人凭吊。

六月至八月　四川

宋军反攻，解重庆之围

重庆、钓鱼城等四川山城，虽在元军重重包围之下，张珏等守将依然信心不减，朝廷的投降并没有导致四川降旗遍树。

倒是元军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三月，忽必烈派安西王相李德辉入蜀了解情况。李德辉至成都后，发现问题的症结。他对众将指出：“现在宋已灭亡，重庆弹丸之地，不投降没有出路。由于你们杀戮过多，民心生畏，所以宋人惧而不降。大战爆发之前，招讨使毕再兴和朝廷使者带着皇帝诏书来招降宋人，你们本应约束军队，严阵以待，对宋将晓以利害，给他们弃暗投明的机会。可是你们却制造事端，伪造士兵降宋事件，造成出兵借口，水陆之师并进，与宋军交战，实际上促成了宋人的顽固坚守。朝廷使者不知道其中有诈，竟以宋人抗诏不降返回朝廷复命。这都是你们玩寇轻敌的结果。再加上现在机构重叠，军政不一，相互指责，推卸责任，早晚导致军事失败，怎能成功结束四川战事？”
(4)

毕再兴的出使，是至元十二年（1275年）六月的事情。四川战局若明若暗，拖了七八个月元军仍无重大进展。东川行枢密院和西川行枢密院并立，院官都拥兵观望，不积极作战。忽必烈知道四川的情形后，于四月十二日（5月16日）决定撤销东川行枢密院，由西川行枢密院负责全蜀军政。但是，命令还未到达四川，从成都北还的李德辉尚未回到安西王府，四川已经出事了。

知重庆府兼四川制置副使张珏，制订了反攻计划。他派人潜入泸州城内，密结刘霖、先坤朋等人为内应，准备在元军后方动手，打破元军对重庆的包围。六月，宋军开始行动，赵安等人率军偷袭泸州得手，杀守将梅应春。在重庆周围的元军，闻讯后纷纷撤走。

重庆溃围，是元军近年来的一次重大失利。张珏等人凭险守城，伺机攻扰元军后方城池，固然是元军进展不利的重要因素。而元军将领内部不和，加上机构重叠、指挥不一等因素，虽有李德辉预先提出的警告，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失败自然在所难免。

宋人的胜利毕竟是暂时的，不足以使四川战局完全改观，只不过拖延了彻底解决四川问题的时间而已。与江南地区相比，四川元军的兵力已不算少，没有理由继续增兵，但是在指挥机构调整期间，元军不能再次发起决定性的进攻，这一点，交战双方都是清楚的。

拖了一年半之后，元军经过调整，再度合围重庆，志在必下。张珏已从钓鱼城迁入重庆，直接指挥保卫重庆的战斗。李德辉此时就任西川行枢密院副使，他致书张珏称：

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为谋者，以国有主，耻被不义之名，故尔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犹欲以是行之，则戏下盗遇君，窃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难也！
(5)

李德辉劝告张珏：宋的皇族子孙已把天下献给我朝，你还在穷山僻壤坚持守卫故土，自称忠于朝廷，实在是不明事理。过去合州军民献身战斗，是因为本国皇帝尚在，耻于背负叛国的罪名，所以拼死坚持。现在皇帝已无，还想依旧行事，部下则会有人把你看作盗贼，难免不拿你的首级去邀功请赏。

张珏依然不为所动。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张珏率军出重庆城与元军激战，被元军击败，退回城内。城中粮尽，部将赵安劝张珏投降，张珏不听，赵安乃夜开城门，放元军入城。张珏督军巷战，自知难以持久，乃索要鸩酒，准备自尽。但手下人藏匿鸩酒，索之不得，于是用小船载妻子浮江东下，奔向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在江中，张珏因为重庆失守，心中惭愧，挥斧猛劈船板，想沉舟自杀，船夫夺去斧头，抛入江中。他又要跳入江内，被家人拉住。不久，元军追来，张珏被俘，送往大都。押解途中，友人对他说：“你一生尽忠朝廷，现在事已至此，纵使不死，又会怎样呢？”
(6) 张珏还是选择了自尽的归宿，解弓弦自缢而死，用殉国为自己的一生画了句号。文天祥亦集杜甫诗评价他的品德：

蜀之健将，元与昝万寿齐名。昝降，张独不降。行朝擢授制阃，未知得拜命否？蜀虽糜碎，珏竟不降，为左右所卖，珏觉而逃遁，被囚锁入北。不肯屈，后不知如何。

气敌万人将（《杨监画鹰》），

独在天一隅（《遣怀》）。

向使国不亡（《九成宫》），

功业竟何如（《别张建封》）！
(7)

八月初七　大都

忽必烈下令征讨西北叛王

随同北平王那木罕镇守西北边陲的蒙古宗王，有那木罕的弟弟阔阔出、蒙哥汗之子昔里吉、忽必烈弟弟岁哥都之子脱脱木儿、阿里不哥之子明里帖木儿和药木忽儿等。蒙哥和阿里不哥系诸王虽然在阿里不哥称帝失败后表示臣服于忽必烈，但心中并不服气，他们一直伺机联络海都、笃哇，发动叛乱，争夺帝位。

脱脱木儿首先发难，率部叛乱。昔里吉受命讨伐脱脱木儿，明战而暗中勾结，于是乘势与明里帖木儿、药木忽儿等一哄而起，发兵拘捕那木罕、阔阔出和安童等人，送往海都和忙哥帖木儿处，以求与他们结盟，共同对付忽必烈。海都拒绝。众叛王推昔里吉为帝，引军进犯岭北地区，占领吉儿吉思等地。

那木罕、安童被捕后，西北地区的元军失去指挥首脑，纷纷于混乱中向内地撤退。海都、笃哇抓住这一机会，向畏兀儿地区发起进攻，笃哇率军十二万包围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并威胁城内的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阿只吉、奥鲁赤等诸王率三十万大军，尚且不能抵抗我军进攻而崩溃，你难道胆敢用此孤城来阻挡我的进军吗？”火赤哈儿的斤回答：“我只知道忠臣不事二主，我活着以此城为家，死了以此城为坟墓，绝不向你妥协。”
(8)

笃哇围城多日，不能破城，又射书入城，声称：“我亦太祖皇帝诸孙，何以不归我？且尔祖尝尚公主矣，尔能以女归我，我则休兵；不能，则亟攻尔。”笃哇是察合台后人，当然是成吉思汗的裔孙。火赤哈儿的斤曾祖巴而朮阿而忒的斤率族人归附蒙古国，成吉思汗把女儿也立公主嫁给他，并允诺亦都护家族与成吉思汗后人世代通婚，所以笃哇要求火赤哈儿的斤把女儿嫁给他，如能答应这个条件，他可以休兵罢战，否则就要马上麾军强攻哈剌火州。

由于城中居民粮食将尽，斗志渐衰，火赤哈儿的斤当即表示，不能因爱惜女儿而不管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但是不愿意与笃哇见面。火赤哈儿的斤把女儿也立亦黑迷失用绳索缒出城外，献给笃哇，笃哇引兵退走，畏兀儿之民得到暂时的休养备战机会。

随从伯颜南征的部分精兵勇将，已经调回北方。在庆祝亡宋废帝北觐的“诈马宴”上，忽必烈特地把李庭的座位安排在左手诸王之下、百官之上。李庭是女真人，本姓蒲察，金朝末年迁往中原。李庭于至元六年（1269年）从军，因作战勇敢，提升很快，在大军渡江之前已任万户之职，并被授予“拔都儿”（勇士，又作“霸都”）的称号。忽必烈对李庭说道：“刘整生前不曾坐于此位，因为你战功卓著，才能有这样的特殊待遇，你的子孙应该牢记不忘。”七月初九（8月20日），忽必烈决意派李庭率军西征，他勉励李庭：“你在江南已多出死力，好男儿立功建业，应在西北边陲。现在有违反太祖成规的人作乱，特派你出征。”
(9)

忽必烈还曾向伯颜询问，有一个体瘦而能战的将领，忘了叫什么名字；伯颜报告此人即德兴府（今河北张家口涿鹿县）人石高山，南征中也是累立战功。忽必烈立即召见石高山，准许他选择一个大郡养老，将所部军队交给其子管领。石高山说：“我还身强力壮，能继续为朝廷作战，怎敢养老休息呢？”
(10) 忽必烈很欣赏石高山的忠勇精神，同意他也率军西征。

因英勇果敢而被忽必烈称为“刘二霸都”的女真人刘国杰（本姓乌古伦），刚从淮东返回不久，准备入川作战，也因为北方有警，加入了出征军的行列。

八月初七（9月16日），忽必烈新任命的汉军都元帅李庭、刘国杰等率军出发，远征昔里吉等叛王。当然，光靠这些汉人将领出征是不行的，忽必烈再次授重任于伯颜，命他督军于漠北。一年之后，伯颜在翰儿寒河畔大败昔里吉军，昔里吉仓皇逃走，后来被人擒捉献给忽必烈。然而，击败昔里吉等叛王，并不等于西北问题的解决。海都、笃哇等与元廷又对峙了几十年，海都死后，西北诸王方才向元廷投降，这已经是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间的事了。

伯颜后来陪同皇太子真金抚军于漠北，忽必烈特别向真金交代：“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俾从汝，不可以常人遇之。”
(11) 忽必烈希望太子能够尊重伯颜，但实际上他本人并不是很放心。他曾派人向伯颜传旨：“伯颜，你本是一个没根脚的人，作为朝廷命官，是朕赐给你了大官职和名号。夺取蛮子国土，实为已故史平章（即史天泽）的功劳，名誉却被你等占取，不要生骄惰之心。”

伯颜请来人代为转奏：“请陛下放心，没有根脚的人就应该置于无根脚之处。封给官职和撤去官职，都是陛下的权力。夺取蛮子国土，实为已故史平章的功劳，乃被伯颜占取的说法，出自蛮子诸人（宋人）。为陛下建立功业，不应有罪。”忽必烈闻此言后，表示自己过于严厉，只不过是希望伯颜不要居功自傲。

不久，阿合马与别吉里迷失的诬告接踵而来。阿合马声称伯颜入临安后私取宋宫中的玉桃盏据为己有。曾在两淮地区指挥作战的别吉里迷失则说伯颜对圣旨委任之人不给官职，将自己的亲信尽封要职美官，显然有轻君之心。忽必烈疑心再起，命人将伯颜逮捕入狱，追查原委。

怯薛太官玉昔帖木儿闻讯，急忙入见忽必烈，为伯颜说情：“有坏人诬告伯颜丞相，使他被捕入狱。伯颜一人，我等杀之实为易事，犹如斩草一般，但是将会引起蛮子地方的人耻笑陛下。”忽必烈同意玉昔帖木儿的请求，将伯颜释放，免职家居。因北方乱起，朝中无可托付重任之人，忽必烈才起用伯颜，督军出征叛王。

忽必烈还是不大放心，派人打听伯颜的言行举动。去人回报，伯颜向送行大臣反复说：“有这样遣将出征的吗？”然后才慢慢启行。忽必烈立刻派人把伯颜追回，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伯颜答道：“我等攻取蛮子国土，献给陛下，此事天下皆知。后来我无罪而受人诬告，免职闲居，亦为天下所知。北方蒙古地域，皇子、高官甚多，陛下派遣有如此恶名之人，以待罪之身，任职于他们之上，而他们又深受陛下信用，我如何能够统领军队作战？思来想去，故有此语。”

忽必烈称赞伯颜能够直言不讳，而且言之有理，于是颁诏叙述伯颜平宋功劳和受了诬告的情况，命令漠北诸军皆受伯颜节制，伯颜才欣然北往。后来有人献宋宫玉桃盏于朝廷，忽必烈疑云终消，并发出“几陷我忠良”的感叹。
(12)

十一月十五日　福州

南宋幼帝登舟入海，小朝廷漂泊海上

忽必烈曾于闰三月初二（4月17日）召阿里海牙北上，布置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六月初八（7月20日），忽必烈命令增兵三万人，由阿里海牙指挥，进兵广西。

六月二十五日（8月6日），枢密院官员向忽必烈报告，陈宜中、张世杰聚军于福建，江西形势紧张，宋都求援于朝廷。忽必烈命令从长江北岸的戍军中抽调一部分兵士增援江西，并命令宋都等向广东方向出击。

六月二十九日（8月10日），忽必烈派人持诏书赴福州，诏谕陈宜中、张世杰等投降。同时，他命令阿剌罕、董文炳督军进攻福建。

进攻方向明确，军队部署完毕，江南各地元军将领厉兵秣马，先后率军出发。留梦炎等人已经向当地的元将投降。

在福安府的文天祥，看出形势险峻，而陈宜中、张世杰等都不是有为之人，决心出去组织义军，迎战元军。陈宜中否定了文天祥北还温州的建议，亦感觉文天祥在朝中碍手碍脚，把他打发到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去备战，文天祥欣然从命。七月初四（8月15日），文天祥离开福安府，十三日抵南剑州。在文天祥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批义士，准备大干一场。

元军的进攻于七月开始。阿里海牙军攻破严关（今广西桂林兴安县西），马塈兵败，退守静江府。李恒军击败吴浚于南丰（今属江西）。八月，吴浚与元军交战又败，退往宁都（今属江西赣州）。福安府的后方漳州、兴化军（今福建莆田）等地，发生骚乱事件，陈文龙急忙赶去平息事态。九月，陈宜中等命令文天祥移兵汀州（今福建龙岩长汀县）。他们没有长远的战略打算，只是因为文天祥“聚兵”成功，离朝廷太近，对把持朝政的人不利，所以把他打发到交通不便的汀州去。十月初一（11月8日），文天祥率军南行。

十一月，各地形势更加紧张。坚守三个月的静江城终于被元军攻破，马塈在巷战中战死。阿里海牙认为静江之民易叛，不能与潭州相比，所以下令屠城，随后分军向广西各州郡进攻。各地守将惧怕元军威力，纷纷献城投降。邕州（今广西南宁）守将马成旺降于元人，但是马塈的部将娄某率兵士二百五十人坚守月城（瓮城），拒不出降。阿里海牙认为不值得一战，只是发兵将月城围住。十余天后，娄某从城上喊话，声称士卒已因饥饿不能行动，如果元军赐给食物，就出城投降。阿里海牙同意，送去几头牛和几斛米，有人开门取进去后又把大门紧闭。元人登高瞭望，见城内士兵生嚼米肉，一食而光，然后吹起号角，敲响战鼓，元军都以为宋人要冲出来战斗，严阵以待。然而娄某自有安排，他让士兵们围坐在火炮周围，点燃火炮，一声巨响，雷霆万钧，烟雾弥漫，二百多人均化为灰烬。

从临安南下的阿剌罕军，于十一月初下处州（今浙江丽水）、温州，在瑞安大败宋军，执杀赵与檡及其弟与虑等人，兵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南剑州守将王积翁逃走。

十一月十五日（12月21日），陈宜中、张世杰等带着幼帝赵昰登舟入海。虽然当时还有军士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人，张世杰却不敢与元军对战，终究选择了逃跑的道路，他准备的海船这下可真派上用场了。二十三日，元军抵福安府，知府王刚中出降。

陈宜中、张世杰等至泉州，招抚使蒲寿庚来迎接，请求皇帝登岸，张世杰不同意。有人劝张世杰留住蒲寿庚，因为此人提举市舶司多年，家赀雄厚，海船颇多，张世杰开始并不同意。不久又命人分拣蒲氏船只和家赀，以补充海上航行的不足。蒲寿庚被激反，尽杀泉州城内的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军士兵，张世杰等急忙起锚，奔往潮州（今广东潮州潮安区）。

朝廷漂泊海上，陆上诸军（除文天祥所部外）或降或逃。十二月初，唆都等率军自福州南下，初八（1277年1月13日），蒲寿庚献泉州城投降。陈文龙在兴化军聚兵坚守，拒绝元人的招降。唆都麾军攻城，二十五日，通判曹澄孙打开城门投降。同一天，陈宜中、张世杰和赵昰等人的船队抵达甲子门（今广东陆丰东）海面。

一年即将过去。对南宋人来说，这是痛苦的一年。死者在痛苦后得到了解脱，归降元朝的人似乎暂时摆脱了痛苦，但又有了新的烦恼。在痛苦中熬煎最深的，恐怕是活着的抗战者和守义者。在海上，还有一个小皇帝，还有一支可观的“舰队”，人们心中总还有一点希望之火。但是无论是海上的，还是陆上至今还把自己视为“宋人”的人，总摆脱不了前途渺茫的感觉。他们依然面对最终的选择，供选择的还是死节、投降、远遁三条路。留给他们的时间还有多少呢？

陈文龙被俘后，元军将他押回杭州，关在太学旧址里。文龙原为太学生，累次考试不能入格，一天忽梦见太学士神岳飞，让文龙自誓必死于太学，醒来后悒悒不乐。后来文龙廷对第一，位高名显，此梦早已忘记。但是不久又梦见岳神，让他赋诗以表前志，诗后所题年月居然用的是“至元”年号。

现在陈文龙被囚太学，终于记起了梦中之事，乃将此事告诉友人赵有得。并深深叹道：“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数也。皇宋未亡之时，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适囚太学，得无为太学士神乎？”
(13) 一切事物都有定数，天意不可违抗。国家易帜，臣民换主，早有天数；宋朝还没有灭亡，鬼神已遵从天意奉新朝廷正朔了。陈文龙后来确实是饿死在太学之中，这是由于他自兴化军被俘之后即开始绝食的缘故，颇有“不食元粟”的气概，并且应了梦中之兆。

在海上游荡的小朝廷，常常受到元军的威胁。景炎二年（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一月，陈宜中想奉赵昰等至占城，自己先行去做准备。到占城后，陈宜中认定大势已去，再也没有返回。这个事事先为自己考虑的人，选择远遁他国的归宿，不再对南宋朝廷的命运负责，倒也不出乎人们意料。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国家的利益。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278年1月16日），海上船队遭遇飓风，船上之人死者近半，赵昰险些溺水淹死。受此惊吓后，赵昰患重病，于次年四月十五日（1278年5月8日）病死在碙洲（今广东雷州湾硇洲岛）。幼主宾天，海上漂流的人几乎溃散，陆秀夫勉励他们：“度宗皇帝还有一子，将置之何方？古人有用一军和一成臣民中兴的先例，现在百官和各机构俱在，又有数万士卒，如果大宋不该天绝，难道不能以此立国吗？”
(14) 于是众大臣于四月十七日（5月10日）奉卫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以陆秀夫为左丞相，依然在广东海面驻泊。

文天祥在景炎二年五月率军攻入江西，收复兴国等县，包围赣州，气势颇盛，响应者四起。但没有坚持多久，李恒率军来攻，文天祥在赣州战败，主力溃散。文天祥收拾残兵，退入广东境内，继续坚持抵抗。祥兴元年（至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279年2月2日），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汕尾海丰县北）被元张弘范军所俘，部下殉难者不计其数；杜浒也同时被俘，不久忧愤而死。

忽必烈当然不能坐视海上小朝廷的存在。张弘范与李恒受命水陆夹攻，对南宋残余势力给以最后一击。张弘范特地将文天祥带上海船，向小朝廷的所在地崖山（今广东江门新会区南八十里处）进军。至元十六年正月十二日（1279年2月24日），船过零丁洋，文天祥写下了一首著名的感怀诗，以明不屈之志，成为千古绝唱：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5)

二月初六（3月19日），宋元军队在崖山海面展开大战，宋军战败，陆秀夫先沉妻子于海，随即抱赵昺跳入海中自尽。杨太后因赵昺已死，前途无望，也跳海自尽。张世杰、苏刘义等率十余舰突围，不久遭遇飓风，船覆人亡。

文天祥目睹了这场海上激战，这是宋人与元人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较量。失败的惨景和亡国的悲愤，使他恸哭不已。他赋诗道：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砲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16)

张弘范问文天祥：“国家已经灭亡，杀身尽忠，还有谁来记录此事呢？”文天祥答道：“商朝灭亡，夷齐自誓不食周粟。人臣自表其心意，哪管什么记录与不记录。”
(17) 张弘范是汉人，自然被文天祥的忠君爱国热情所感动。

不久，文天祥被押解北上。十月一日（11月6日），文天祥抵大都。前宋丞相留梦炎和受封为瀛国公的赵
，先后奉命劝降，都被文天祥拒绝。元朝权臣阿合马亲到住地问话，丞相孛罗等在枢密院堂上审问，文天祥慷慨陈词，义薄云天。此后他被关入狱中，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在大都过着俘囚生活。文天祥明知只要一屈膝，便可与家人团聚，但仍不改初衷，在阴暗潮湿的监狱里做最后的抗争。至元十八年（1281年）夏，文天祥写出了杰作《正气歌》，历数史书所传各代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人物，表示自己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成为后世传诵不绝之作：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阒鬼火，春院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濛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18)

文天祥被拘囚四年，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283年1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进行最后一次劝降，他答以“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次日，文天祥在大都慷慨就义，实现了他尽节的心愿。临刑前，文天祥索纸笔写下了最后两首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
(19)

(1) 　陶宗仪：《汉儿字圣旨》，《南村辍耕录》卷二〇。

(2) 　参见《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

(3) 　文天祥：《集杜诗· 李制置庭芝第四十九· 姜都统才第五十》，《文天祥全集》卷一六。

(4) 　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李德辉事略》。

(5) 　《元史》卷一六三《李德辉传》。

(6) 　参见《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 张珏传》。

(7) 　文天祥：《集杜诗· 张制置珏第五十一》，《文天祥全集》卷一六。

(8) 　参见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下同。

(9) 　参见《元史》卷一六二《李庭传》。

(10) 　参见《元史》卷一六六《石高山传》。

(11)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

(12) 　达仓宗巴·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第174—176页。

(13) 　田汝成：《版荡凄凉》，《西湖游览志余》卷六。

(14) 　参见《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 陆秀夫传》。

(15) 　文天祥：《指南后录· 过零丁洋》，《文天祥全集》卷一四。

(16) 　文天祥：《指南后录· 二月六日诗》，《文天祥全集》卷一四。

(17) 　参见文天祥：《指南后录· 有感》，《文天祥全集》卷一四。

(18)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一四。

(19) 　文天祥：《拾遗》，《文信国公集》卷一八。

第八章　大一统

当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在中国降临时，辞旧迎新的人们，有谁考虑过它的未来？

十二月三十日　大都

忽必烈免除江南苛捐杂税，并大赏群臣

一年即将过去，南宋王朝已被摧垮，作为一统天下的君主，忽必烈向新附军民再次表达慰谕之意，除夕可以说是最好的日子了。忽必烈向江南地区发出如下诏谕：

昔以万户、千户渔夺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归之元籍州县。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俾各归其主，无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其田租商税、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
(1)

忽必烈的诏书，一方面是要约束官吏，安定民心，保证江南地区社会的稳定；一方面是给予江南居民经济上的优待，消除南宋统治的弊病，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万户、千户等统军将领的掠取强夺，导致江南人民逃亡，流离失所，现在所有百姓都应返回故乡，隶籍于原居州县。各管军将领和亡宋官吏，依仗势力夺取的百姓土地、房舍和财产，都要归还旧主；无主可归的则需散给附近无产业的居民。田租、商税以及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炼、竹货湖泊等业的课税，都要从实办理。过去南宋的科差、节日供奉、经总制钱等一百余项苛捐杂税，全部免除。

南宋时，科差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确实是百姓的沉重负担。以“经总制钱”为例，凡买卖田宅、酒糟以及民间一切钱物交易，每千文钱官府要抽收五六十文，仅此一项，每年政府可以得钱一千多万贯，有的地方征收的经总制钱甚至达到正税数额的三倍。再加上战祸连年，纸币贬值，人民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减轻赋役负担，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极重要的作用，不但北方的儒士力倡此事，南方的降人也每每以此进言，如管如德就曾向忽必烈建议立额薄征、息兵怀远、立法用人、省役恤民和设官制禄。

由于南宋的残余势力还没有清除，军事行动当然不能停止，但是其他措施都是当务之急。忽必烈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因为赋税征收的多少，既关系到朝廷在江南地区的利益，又与新附臣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联。只有敦促流民还乡，保证户籍稳定，国家才能够有稳定的财赋来源。

忽必烈下令减免赋税，当时的人得到好处不少，后人亦评价很高，不但有“国无重费，不多取于民，天下独称富庶”的赞语，还有比较切合实际的记述，如《三阳图志》写道：

元一区宇，以宽民力为第一义，凡前代无名之赋，一切蠲除；惟种田纳地税，买卖纳商税；鱼盐船货之征，随土所有。
(2)

按照《三阳图志》的说法，元朝统一天下，以减轻人民负担为第一要务，免除前代所有的苛捐杂税，只要求种田者交地租，做买卖纳商税，捕鱼、制盐、船舶等，因地制宜，随物定税。

北方的税粮，分为丁税和地税两类：一般民户、商贾、官吏等验丁收丁税，每丁一年交粟二石；工匠、僧道、儒人等户，验地缴地税，每亩地交粟三升。江南地区的税粮承袭宋制，分为夏、秋两税，秋税按亩征粮，税额没有统一标准，各地差别很大，同一地区亦因土地好坏分成很多等级，有的低至每亩一二升，有的高达二三斗。夏税征收的办法亦各地不一，既有征收粮食、丝绵等实物的地区，也有征收钞币的地区，大致上夏税相当于秋税的一半。商税和盐酒醋的课税等，亦有适合的定额。总的说来，南北税粮和各种课税的定额，都没有高过前代。

南宋宫廷、官府所存钱粮、宝物等，已被视为元朝的财产，不能私自动用。伯颜报告管理宋宫廷仓库的张惠有擅自开库的行为，忽必烈命令阿朮和阿塔海调查此事，并调张惠回京。同时，忽必烈下令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淮东、淮西的官吏认真检核各地库存的钱粮数额。

按照今年九月的统计，新入版图的有37府、128州、733县，新增民户9370472户，共计19721015人。元人对户口数字的统计，并不是很认真的。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下令在中原地区进行户口普查，户口数字达1939449户，比前一年增加了近30万户。此后，中原户籍数额再没有变动过，每次统计全国户籍，就拿它去加上其他地区新增的户数。在发起渡江战役时，元廷只有1967898户，到今年增至900多万户，新加的数额都是降人根据旧有籍册上报的，没有经过查验。

查验江南户籍的工作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才进行，核实后的数额是11840800余户。用这个数字加上至元七年的中原户数，以及辽东等地区更早一些的户口统计数字，得出来的全国户籍总数为13196206户，共计58834711人。所谓“山泽溪洞之民”，即一些少数民族，不包括在其中。这样的户口统计，当然不能客观反映人口的增减情况，但元朝统治者似乎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占领江南地区后，户口数额增加了数倍，财赋的收入自然也会成倍地增加。

在江南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对元廷来说，也很重要。大军过江之后，暂时实施战时管理体制，分派千户、百户等管军将领驻军于各州、县，掌管当地军民政务；万户一级的将领，驻军于重要城市，亦实行同样的管理。在这样的“军事管制”体制下，军官权力过大，行为不受限制，所以欺男霸女、抢掠民财的事件层出不穷。要矫正这一弊病，必须实行军民分治，专理民政的官吏的选用已经着手进行，但暂时元廷还需要一种过渡性机构。至元十三年六月初九（1276年7月21日），忽必烈已下令分设宣慰司于各道，今天则正式任命了各道的宣慰使。在原来南宋境内设置的宣慰司有：

浙西道宣慰司，设在杭州

浙东道宣慰司，设在绍兴

江西道宣慰司，设在隆兴（今江西南昌）

江东道宣慰司，设在建康

湖北道宣慰司，设在鄂州

淮西道宣慰司，设在黄州

谁东道宣慰司，设在淮安

荆湖南道宣慰司，设在衡州（今湖南衡阳）

荆湖北道宣慰司，设在江陵

各道的宣慰使，多数由原来的行省官员或统军万户长担任，其中既有蒙古人、色目人，也有汉人和南人，武将仍然占了极大比例。宣慰司既理军政，又理民政，不能体现军民分治的原则，所以只能作为临时性的机构。到战争全部结束之后，江南地区也要和北方一样，建立固定的行政管理系统。行中书省后来成为全国统一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和一级政区的名称，全国分设了十个行省：

陕西行省，治京兆（今陕西西安）

甘肃行省，治中兴（今宁夏银川）

辽阳行省，治辽阳（今属辽宁）

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

四川行省，治成都

云南行省，治中庆（今云南昆明）

湖广行省，治鄂州

江浙行省，治杭州

江西行省，治隆兴

岭北行省，治和林

各行省长官为平章政事，间或设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下设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职务。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之地（今河北、山东、山西），称为“腹里”，直属中书省。吐蕃地区则由中央设置的宣政院管辖。元朝确立的行省制度，后世一直沿用，是中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事件。

在江南作战的元军，如何妥当安置，既能有效地控制江南局面，又不至于扰民生事；大而广之，全国的军队如何安排，以保证大一统王朝的稳固，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忽必烈很快确定了基本格局，把全国军队分成了中央宿卫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

中央宿卫军由怯薛和侍卫亲军组成。

怯薛定额为一万人，但这个数额常被突破，到元中期已达一万五千人左右。按照朝廷的规定，汉人和南人不许进入怯薛组织，但总有人千方百计混入其中，所以朝廷不得不多次“沙汰”怯薛中的汉人与南人。

现存的左、右、中三卫亲军，后来扩编成前、后、左、右、中五卫，以汉军士兵和新附军（南宋降军）为主，被人们目之为汉人卫军。部分色目人军士和蒙古探马赤军人被编成色目卫军和蒙古侍卫。这些卫军都由枢密院直接管辖，只有太子东宫的卫军例外。忽必烈在世时，设立了十二个卫军机构，统军人数在十万上下。后继诸帝增设新卫，到元朝后期已有三十几个卫军机构的建置。这支“居重驭轻”的精锐之师，屯营于大都南北和上都等地，是元廷的中坚军事力量。

地方镇戍军由驻牧在草原上的蒙古军和分散在全国各地镇守的各种军队组成。

草原上的蒙古人依然编排在千户组织之内，有战事传檄集合，平时散归各部，游牧生养。漠北、漠南地区大批蒙古军队的存在，对元朝的统治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江南征战的蒙古探马赤军人，战争结束后多数撤回江北，于是朝廷分设了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四个蒙古军都万户府，分统探马赤军人，据天下腹心，监控原来宋元接境的地区。

原来的南宋故境，戍守任务很繁重。中原地区既有侍卫亲军和探马赤军分屯戍守，原以中原为家的汉军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战争中已经调往江南的各汉军万户，绝大多数留下来率军就地戍守，而在何地置营、在何处屯聚重兵，后来经过伯颜、阿朮、阿里海牙、阿塔海、阿剌罕等人会商，确定了下来。如扬州、建康、镇江三城，跨据大江，位置重要，需要重兵守卫，乃分屯七万户府之军；再如杭州是南宋故都，不能不严加控制，便派驻四万户府的军队。万户府的建置也最终定型，按照管军人数的多少，万户府分成上、中、下三等。在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内，后来设置了几十个万户府。在四川、云南境内也有大致相同的建置。

军队的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安置来自江南的降将降卒。被称为“新附军”的南宋降军，号称有百万兵卒，实际上约为二十万人。忽必烈对他们并不放心，并曾向南宋降将发出这样的质问：“尔等何降之易耶？”回答是：“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
(3)

董文忠此时恰在忽必烈身边，忽必烈问他此话如何。董文忠从忠君爱国的角度驳斥了降将推卸责任的说法：“贾似道轻视你们，但你们的国君给你们高官厚禄，待你们不薄。现在因为对丞相有怨气，却移到君主身上，不愿意认真作战，坐视国家灭亡，作为国家大臣的气节到哪里去了？贾似道之所以轻视你们，难道不是早就知道你们不足以依靠吗？”
(4)

忽必烈称赞董文忠说得精彩。当然，他并非有意让降人当众出丑，而是要研究这批人未来的作用。忽必烈又问诸降将，是否可以麾军渡海，远征日本。夏贵、吕文焕、范文虎等人均表示可以出征。元廷原来的文臣则大多持反对意见，如耶律铸之子希亮就明确表示：“宋与辽、金相互攻战，将近三百年，现在战火刚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等几年再出兵也不迟。”
(5)

于是这个话题暂时放在一边。忽必烈还是要慰勉降人，让他们消除疑虑，为元廷效力，他对管如德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我治理天下，爱惜人命，凡犯死罪的人要经过多次查证，罪情属实才处以死刑，不像宋廷权臣擅政，书写只言片语就把人处死了。你们只需恪心尽职，不要顾虑其他人的猜忌和嫉妒。”
(6)

安排降人需要一套办法，赏赐有功之臣也要有一定的措施。在如何奖赏平定江南有功之臣方面，词臣王磐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用升高官职的办法来奖赏有功者。他认为：前代官制，分为官品、爵号和职位。爵号表示地位尊贵，职位用来委任具体事宜。有功劳的臣属，按功劳大小，封给官爵；有才能的官员，按其才能高低，授给职位，这是君主统御臣属的良法。王磬认为有功之臣应该加封散官，或者分赐五等爵号，像汉朝和唐朝封侯制度一样，不宜于授给职位。
(7) 元朝后来也实行了文、武散官制度，这与王磬的建议，可能不无关系。

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忽必烈大赏群臣。首先是伯颜、阿朮等一批大功臣，赐给青鼠、银鼠、黄鼬只孙衣，仅伯颜一人即得到二十套只孙衣的赏赐；其他功臣，分赐豹裘、獐裘、皮衣帽等物。伯颜上奏有功者名单一百二十三人，分赐银两。其后则是对南宋降君、降臣的赏赐，赵自不待言，吴坚、夏贵等人都得到了银两、币帛等物品。

回顾一年，忽必烈应该是满意的。今年的头等大事，是南宋朝廷向元廷无条件投降，使元朝的疆域扩大了不少。忽必烈的统治，无疑正处于巅峰期，制新历、修国史等大事，自然次第进行。如果说还有一点遗憾的话，也不过是西北蒙古宗王的叛乱和南宋流亡朝廷的存在，给大一统事业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尾巴，为新秩序带来一点不安因素。总体上说，忽必烈经过十几年的耕耘，已经收到了硕果，大元的“清平盛世”降临人间，似乎应该纵情享受一下，改进取为守成了。天下百姓，期望着“从今田舍底，白首乐升平”
(8) 的安定生活，朝中的诸王百官，已经开始分享胜利的果实。

至元十三年，决定南宋朝廷命运的一年，激烈抗争和剧烈动荡的一年，在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悲愤交织中，终于成了过去，成了历史，留给后人观看、评说、思索……

(1)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2) 　陈香白辑校：《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卷三《田赋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1页。

(3)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4) 　参见《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

(5) 　参见《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传》。

(6) 　参见《元史》卷一六五《管如德传》。

(7) 　参见《元史》卷一六〇《王磐传》。

(8) 　王恽：《太平宴二首》，《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二。

尾声　大一统后的隐忧

大一统的格局，已经形成。无论是谁，抗拒还是拥护，都不能改变这一历史轨迹。自唐朝中叶以来，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并立，宋与辽、金、西夏对峙，五百余年的分裂与争斗，风风雨雨，如今终于有了结局。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兼并天下为一家，使中国重归一统，尽管部分江南文人志士颇有异词，毕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随着战火的逐渐熄灭，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成绩日益显著。淮东、淮西是多年的战场，千里荆榛，枯骨遍野，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后，荒田旷地又变成了桑麻蔽野的沃土。被破坏的盐场恢复了生产，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已可额办盐587623引，以每引400斤计，产量达23500余万斤，超出南宋中期淮东路产盐量13400余万斤近一倍。后来更有增加，到元朝末年，达到了年产量38000万斤的水平。在元代国家经费中，盐利占十分之八的比例，而出自两淮的盐就占了其中的一半。

江南地区经济损失远较江北地区轻，恢复起来比较容易。忽必烈对江南地区采取减省赋税科差的政策，即便如此，从江南征收的税粮等还是占全国收入的很大比例。以粮食为例，每年征收的1211万余石税粮中，有449万余石来自江浙行省，115万余石来自江西行省，84万余石来自湖广行省；所谓“南三行省”的税粮占了全国粮食征收的一半以上。每年有300万余石粮食后来通过海道从江南运往大都，一支庞大的海运船队常年往返于长江口至直沽海口（今海河口）之间，又使得一批港口和城镇兴起。

商人们利用交通的便利，南来北往，甚至远赴海外异国。大都、杭州、扬州、镇江等地，繁华的景象令来自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旅行者赞叹不已。富庶的南方弥补了北方经济的缺陷，全国经济已经融为一体，边疆游牧地区和渔猎地区被注入农业和商业因素，与世隔绝的生活模式逐渐被打破，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化与生活习俗的相互影响显而易见。不抱政治乃至民族的偏见，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次大一统的功绩。

诚然，为维护大一统格局所做的努力，恐怕要比单纯地进行统一战争繁重得多，当政者的所作所为，当然不能尽如人意。

忽必烈与南宋降将讨论进攻日本，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一大批新附军人，后来在远征日本的战争中丧生；还有不少人被生俘，沦为奴仆，望断大海，有家难回。在对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缅国等的战争中，又有不少新附军人战死。对外战争十几年的消耗，新附军十去七八，剩下的士卒被分编到侍卫亲军各卫及镇戍军各万户府中，主要从事屯田、工役造作等。忽必烈不杀降人，但是利用战争使其消耗，加之以原有的军事组织对其进行消化，一支庞大的队伍就这样慢慢消失了。到了元朝中后期，连新附军人的称呼都很少听到了。

投降元朝的原南宋将领，后来命运如何呢？

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以襄阳降元的吕文焕，在元军渡江后任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分置各道宣慰使，吕文焕以行省参知政事兼江东道宣慰使。次年七月，文焕升行省左丞，仍兼任宣慰使。至元十五年（1278年）五月，江东道提刑按察司向吕文焕求取金银器皿及房舍等未逞，诬告吕文焕私藏兵器，御史台遣官调查，没有证据，按察司官员被免职。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吕文焕以江淮行省右丞职告老，其子继任宣慰使之职。

吕文焕侄吕师夔，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出降，随宋都
、李恒进军江西，后就任行省参知政事之职。至元十五年七月，吕师夔以左丞职务行省于赣州。有人密报吕师夔谋图不轨，幸有同行省的官员为他解释和开脱，并将告密者处死，事情才平息下来。吕师夔后来即终于行省左丞之职。

至元十二年二月在安庆府出降的范文虎，和吕师夔同时升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二月，又升为行省左丞。次年，文虎奉诏出征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范文虎等率大军出动，渡海攻日本，因为统帅之间不和，贻误战机，又值飓风袭来，战船多毁坏，文虎等弃军士于海岛上，自乘好船逃回。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范文虎就任中书省左丞、商议枢密院事之职。二十四年（1287年）二月，升为中书省右丞，后又升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掌疏通运河之役，并终以此职。

陈奕、陈岩父子，至元十二年分别在黄州、涟州降元。陈奕当年死去，陈岩请求解官服丧三年，未得准许，只得继续随从阿朮攻扬州等地。至元十三年七月，陈岩也升行省参知政事，后与范文虎同时升任行省左丞。元军攻日本，陈岩亦在其中。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军攻安南，陈岩还是统军将领之一。

由于二吕与范、陈等人在攻宋战争中起过颇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深得忽必烈赏识。忽必烈甚至表示，像吕文焕、范文虎这样的南人，可以出任丞相之职。至元二十四年五月，有人报告江南各行省任用南官过多，一省最好只用一二名南官。忽必烈指示，除陈岩、吕师夔、管如德、范文虎四人外，其他人都可以不用，由此不难看出忽必烈对“有功”南人的重视。

管如德也是至元十二年投降的宋将，由于武力过人，被忽必烈称为“拔都”。管氏历任浙西宣慰使、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左丞等职，地位与吕师夔、陈岩大致相同。

为元廷立功，后来任元朝官职时间较长的，还有程鹏飞、蒲寿庚、王积翁、王刚中等人。

程鹏飞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以行省参知政事兼任荆湖北道宣慰使，后历任湖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成宗时致仕。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鹏飞又以“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身份被召入都城议政。

蒲寿庚于至元十四年三月在泉州降元，受降的董文炳采取了与张世杰不同的做法，他让蒲寿庚继续主持市舶之政，并将自己的金虎符交给蒲寿庚，以示信任。七月，蒲寿庚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三月，蒲寿庚转为福建行省参政，不久升左丞，仍掌市舶事务。

在福州降元的王积翁、王刚中，总是摇摆不定，所以有人在至元十五年八月指出他们有“通谋”于张世杰的活动，积翁则声称兵力太小，不得不暂时顺从于张世杰。至元十七年（1280年）三月，王积翁由福建宣慰使改为中书省户部尚书。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正月，积翁奉命出使日本，在海上被舟人所杀。亦任宣慰使的王刚中，后来被调任庆元路总管。其他显赫降将后来均升任省职，唯王氏兄弟没有得到这种待遇，自然是对他们曾经动摇的惩罚。

南宋降将，只有范文虎等少数几个人继续统军作战，实际起着帮助朝廷消耗新附军力量的作用。忽必烈自称善待降人，从这些人的历仕经历，我们确实能看到元廷的优待，但是他们的后人中，显贵者就很少了。就是这样，他们仍免不了遭到南宋遗民的唾骂。以夏贵为例，至元十六年（1279年），夏贵病死，有人赠诗道：

自古谁不死，惜公迟四年。

闻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

又有人到夏贵墓前凭吊：“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
(1)

吴坚、留梦炎等一批文臣，降附元廷后极力搜罗江南人士，与之为伍，也遭到人们的讥讽。谢枋得曾写信给留梦炎，信中说道：

元人本无灭宋之心，郝奉使将命来南，欲使南北百万亿苍生同享太平之乐，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以对越上帝。贾似道执国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误国残民，其恶不可一二数。拘行人，负岁币，满朝无一人敢言其非。兵连祸结，亡在旦夕，满朝无一人敢声其罪。善类亦可自反矣。天怒于上，人怨于下，国灭主辱，理固宜然。天实为之，人岂能救之哉？元主之礼三宫，亦可谓厚矣。元主保全亡国之臣，亦可谓有恩矣。江南无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先生少年为伦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贵，亦可以酧素志矣。奔驰四千里，如大都拜见元主，岂为一身计哉！将以问三宫起居，使天下后世知君臣之义不可废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庙祖宗之灵亦知之，众人岂能尽知之乎？
(2)

谢枋得狠狠地挖苦了留梦炎一番：元人本来不想灭宋，郝经奉命出使，就是想使南北亿万生灵共享太平，真是仁至义尽。只此一举足可以感动上帝了。贾似道执掌朝政十六年，欺瞒君主，误国害民，劣迹颇多。天怒人怨，国亡主辱，顺理成章，天命如此，人怎能救呢？留先生少年得志，高中状元，晚年又任宰相之职，功成名就，早就实现荣华富贵的大志了。又要奔波四千里到大都去拜见元帝，怎会是计较个人得失呢，当然是去照顾三宫，使天下后世之人知道君臣之义尚存。我知道先生的心意，天地鬼神和列祖列宗也知道这番苦心，其他人都这么看吗？

留梦炎照旧我行我素，不管别人怎么议论。由于“忠心”可嘉，元廷后来放他南归，就养于其子。有人赠诗，称他是“白发门生怜未死，青山留得裹遗尸”。
(3)

北上的南宋三学生，经过姚枢、王磐等人挑选，有真才实学的留在北方，其他打发回家。留下来的人也没有受到重用，他们的南归之心从未泯灭，可惜只有少数人最后如愿以偿。

随太学生北上的汪元量，曾用诗把目击的南宋亡国情景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对元军随伯颜南下时蹂躏东南半壁江山的惨痛、太后签署降表、幼主向元人谢恩，以及“满朝朱紫尽降臣”、权臣误国等，都充满悲愤的情感。他还有不少与文天祥狱中唱和的诗，如《生挽文丞相》，是勉励文天祥尽节的作品，悲愤凄恻，表现了亡国的哀痛。他的诗在南宋遗民诗中最为有名，被人们称为宋亡前后的“诗史”。元量晚年请为黄冠道士，归老南方，漫游各地，不知所终。他南返故里之后，既有欣喜之情，又有感叹之悲，曾赋诗：

北行十三载，痴懒身羁孤。

勒马向天山，咄咄空踟蹰。

穷阴六月内，白雪飞穹庐。

冷气刺骨髓，寒风割肌肤。

饥餐枣与栗，渴饮酪与酥。

弃置勿复言，言之则成迁。

……

今年归湖山，乔木依故居。

堂前双老亲，色敷腴。

壁间岂无琴，床头亦有书。

友朋日过从，可嬉仍可娱。

开轩耿晴色，梅花绕庭除。

呼儿斫海鲸，新酒盈壶。

偶尔得生还，相对真梦如。

万事一画饼，百年捋髭须。

向来误儒冠，今也无壮图。

且愿休王师，努力加饭蔬。
(4)

又诗云：

昔年去国太苍黄，同舍诸生半死亡。

春别浙江花似雾，秋行迹地草如霜。

时沽市酒藉余景，屡宿官邮悲故乡。

满目故人皆厚禄，吾侪添得两奚囊。
(5)

对于元廷在江南寻访名士，有人持回避或抗拒态度。如谢枋得即多次拒绝北上，他认为官府在江南寻访“好人”，实在是可笑之举：

江南无好人、无正当人久矣。谓江南有好人、有正当人者，皆欺北人也。……以某观之，江南无好人、无正当人久矣，求好人、正当人于今日尤难。
(6)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谢枋得被官府拘押，强行送往大都。他以绝食进行反抗，于次年四月死于大都。有些人留在江南，依然保留宋风，绝不与北人接触。如福建人郑思肖，兼长诗画，他画兰花不画根和土，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土地已被番人夺走了。他隐迹山林，心系天下，行坐寝处，不忘故国，与朋友聚会，一旦遇到有语言不同者，立刻拂袖而去，在江南士人中传为佳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江南儒士不甘终老于书院之中，于是应召北上者有之，出官为吏者亦有之。尤其是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颁诏恢复科举后，不少人跃跃欲试，要出来博取功名了。七十七岁的赵仪可和六十三岁的陈栎，居然也要挤进应试者的行列，充分显示了文人们迫不及待的心情。但是留给南人的机会并不多，只有少数人中选，后来挤入翰林队伍之中。

忽必烈在全国统一之后，对南人心存疑虑，对北方的汉人也戒心日重。朝廷中汉人文臣支持皇太子真金视政，反对阿合马的专权横暴、打击异己和贪赃不法，忽必烈始终袒护阿合马而逐渐疏远汉臣，终于引发了至元十九年三月十八日（1282年4月27日）的“大都事件”。

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与僧人高和尚等合谋，趁忽必烈和真金去上都避暑的机会潜入大都，将阿合马杀死。王著和高和尚旋被捕杀。王著临刑时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
(7) 王著的话后来果然应验，有人不久即写了《义侠行》等来纪念他。据说阿合马被杀的消息传开后，大都市民无不欢呼雀跃，歌饮相庆，市场上的酒俱一抢而空。

忽必烈后来也承认阿合马是奸臣，没有继续深究此案，但也并未因此而重用儒臣，反而对他们更加冷淡和疏远；支持儒臣的真金，地位亦受影响。有人不知轻重，竟以忽必烈年近古稀为由，请他禅位给真金。忽必烈勃然大怒，真金畏惧成疾，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病死。汉儒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处境更为艰难。

为保持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和维护对人口远远超过本族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统治，忽必烈终于推行了所谓“四等人”的民族等级制度。“国人”即蒙古各部人，为第一等，称之为“自家骨肉”；钦察、康里、阿速、唐兀、畏兀儿、回回、斡罗思等“色目人”为第二等；长江以北原金朝统治区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为“汉人”，列为第三等，也包括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江南原南宋境内的“新附人”则是“南人”，列为第四等。在法律地位、任用官吏及其他权利、义务各方面，蒙古人与色目人受到优待，汉人和南人则受到种种限制。例如蒙古人因争执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许向官府申诉，违者治罪。此外，对汉人、南人还进行严密的军事防范。无怪后来有人评价道：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

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8)

更有人发牢骚，指出北方之人饥则江南食，寒则江南衣，还总是说江南不好，真是昧了良心。

“四等人制”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来自江南民间的反抗势力，不时打出“复宋”的旗号。忽必烈对此颇为忧虑，他曾同管如德讨论过这个问题。他问道：“江南民众难道没有贰心吗？”管如德答道：“往年水旱灾相继，民不聊生。现在连续几年丰收，百姓沐浴圣恩，怎敢有反叛意图。假如真有反叛意图，我怎么敢隐瞒事实来欺骗陛下呢？”
(9)

沐浴圣恩的多是江南富户人家，他们与官府勾结，兼并土地，欺压小民，称霸一方，往往激起民变。“复宋”不过是反抗者号召民众反抗官府和富民压榨的手段而已。当然，忽必烈的民族压迫政策，也多少起到了助燃的作用。

作为一个新的统一王朝，在欣欣向荣的景象下面，往往隐藏着政治危机的暗流，社会上更有各种“时弊”。蒙古统治者对于治理如此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经验并不丰富，决策可能失误，这并不奇怪。后来有人指出忽必烈时的社会弊病为：

官吏奸贪，盗贼窃发，士鲜知耻，民不聊生。号令朝出而夕更，簿书斗量而车载。庠序不立，人材无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无常守之法。舍真儒，用苛吏，弃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国而事外夷，取虚名而获实祸。
(10)

这当然是代表汉人儒士对时弊的指责：官吏贪污，盗贼出没，士人不知廉耻，百姓生活艰难，这是社会问题；号令朝发夕改，文书车装斗量，这是朝政问题；不设学校，无法培养人才；不修律令，官吏无法可依，这是管理人才和法治的问题。疏远儒士，重用酷吏，造成用人不当、舍弃根本而贪图眼前利益的问题。倾国家之力出征海外各国，贪图虚名而祸害匪浅，乃是军事和外交方面的问题。

虽然有这么多问题，比起后世的皇帝，忽必烈在位期间，仍不失为元朝的“黄金时代”。后来的贪官污吏，为了要钱，巧立名目，简直不成样子：部属迎接新官，要交“拜见钱”；逢年过节，征收“追节钱”；管事之人理直气壮地索取“常例钱”；送往迎来则有“人情钱”；告状办案要交“公事钱”；什么事也没有，干脆白要，称为“撒花钱”。官员要到的钱多，喜称“得手”；到富庶地区任职，叫作“好地分”；任职地点离故乡近，就是“好窠窟”。如此恶性的发展，当然与忽必烈确定的用吏不用儒的方针有着直接关系，这倒是忽必烈本人当时没有想到的结果。

佛、道、儒的“圣人”，继续受到尊敬。八思巴的帝师称号，传给了后人。北上的天师张宗演，至元十四年正月初六（1277年2月10日）被封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管领江南诸路道教。张留孙留在京城，历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备受宠遇，不但得到了玄教大宗师的称号，还自立门户，建立了玄教一派。孔洙袭封衍圣公称号，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一月入觐忽必烈，被命为国子祭酒，提举浙东道学校事，既有了俸禄，又有了护持林庙的玺书。

参加攻宋战争的重要元军将领，如阿朮、阿里海牙、阿剌罕、阿塔海、董文炳、张弘范等，在全国统一后的十年内相继去世，只有伯颜还坐镇于漠北，继续独当一面。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病逝，享年八十，在位三十五年。从漠北返回来的伯颜，在上都举行的“忽里台”上，力主立真金第三子铁穆耳为皇帝。蒙古宗王中有人持反对意见，伯颜握剑而立，宗王胆怯，顺从地推出了新皇帝。正因为伯颜的功劳和威望，压住了阵脚，使得这一次帝位传继没出什么大乱子。同年十二月，伯颜病死。一个思大有为的君主，带出来一批有作为的文臣武将；待到功成业就，又带走了一代英豪。新皇帝铁穆耳 （成宗），开始组织新班子，进行他的“守成”试验。

(1) 　吴莱：《三朝野史》。

(2) 　谢枋得：《上丞相留忠斋书》，《谢叠山先生文集》卷四。

(3) 　邵桂子：《雪舟脞语》。

(4) 　汪元量：《南归对客》，《增订湖山类稿》卷四。

(5) 　汪元量：《唐律寄呈父凤山提举》，《增订湖山类稿》卷四。

(6) 　谢枋得：《上丞相留忠斋书》，《谢叠山先生文集》卷四。

(7) 　《元史》卷二〇五《奸臣· 阿合马传》。

(8)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9) 　参见《元史》卷一六五《管如德传》。

(10) 　刘埙：《元贞陈言》，《隐居通议》卷三一。

附录一：南宋世系表

附录二：元朝世系表

附录三：至元十三年宋元主要高级官员小传

元　朝

中书省

中书令　真金（1243—1285），元世祖忽必烈子。自幼跟随姚枢、窦默等儒学大师学习。中统三年（1262年）十二月封燕王，兼中书令。次年五月设枢密院，又兼枢密使。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封为皇太子。他受儒学影响较深，重视修身礼让，节俭爱民。有人准备为东宫造人工流水池，他认为这是仿效古代“肉林酒池”，加以制止。生性懦弱，不愿过多参与朝政，后终因“禅位”风波忧惧而病故。

右丞相　是年暂缺。原中书省右丞相安童（1245—1293），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之职，随北平王那木罕出镇西北边陲。安童，蒙古札剌儿部人，开国功臣木华黎后裔。原为忽必烈怯薛长，至元二年八月出任中书省右丞相。至元七年正月设立尚书省，主事者准备升安童为太师，裁撤中书省，有人指出这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的阴谋，所以未能实现。安童倚重懦臣，对专以“聚财”惑乱视听的官吏颇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至元十三年，安童与那木罕等被西北叛王劫持。二十一年三月返回朝廷，十一月复任中书右丞相。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再次分立尚书省。安童因天下大权尽归尚书省，屡次请求罢相，至元二十六年去相职，仍任怯薛长。

左丞相　忽都答儿，蒙古人，原为忽必烈怯薛长。至元三年（1266年）十一月任中书省左丞相。次年六月调整宰辅人员，出任平章政事。至元七年正月复任中书省左丞相。十四年辞去相职，复为怯薛长。仁宗时，追封为“寿国公”。

平章政事　合伯，蒙古人。至元十年（1273年）九月至十七年任平章政事职。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正月，设立北庭都元帅府后，出任都元帅，率军驻守在西北边陲。

平章政事　阿合马（？—1282），回回人。出生于中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原为蒙古弘吉剌部按陈那颜属民，跟随察必（忽必烈皇后）入宫。因巧言善辩受忽必烈喜爱。中统二年（1261年）任上都同知。次年领中书省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管朝廷财政。至元元年（1264年）十一月，升任中书省平章政事。三年正月设立制国用使司，兼任制国用使。七年正月，制国用使司改为尚书省后，以平章尚书省事为该省最高长官，中书省六部划入尚书省之下。有人建议尚书省应专为“理财”机构，铨选官员仍由中书省负责。但是忽必烈急于富国，把这项权力也交给了尚书省。阿合马擢用亲信，“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引起安童的非议；阿合马声称事无大小，皇帝皆委于我，所以我有责任自选官吏。至元九年正月，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阿合马仍任平章之职。至元十九年被杀。阿合马被多数汉人儒臣视为“奸臣”，但他确实理财有术。在元廷攻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调集军需物品，保证财政支持，阿合马自有功劳。

平章政事　赵璧（1220—1276），字宝臣，云中怀仁（今属山西）人。二十三岁时为忽必烈召见，被称为“秀才”。后奉命招揽中原名士，学习蒙古语，成为忽必烈“幕府”中的得力谋士。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设立燕京行中书省，出任平章政事。至元二年（1265年）闰五月，又出任河南等路的行省职。以后历任枢密副使，中书省左丞、右丞、平章政事。至元十三年死于任上。赵璧历仕于中央行政和军务机构，经验丰富，颇有建树，并且文笔很好，很受忽必烈称赞。忽必烈准备发表攻宋檄文，词臣数人先后草拟，都不能使其满意。最后还是赵璧动手拟成，忽必烈称赞说“惟秀才曲尽我意”。

右丞　张惠（1224—1285），字廷杰，蒙古名兀鲁忽讷特，成都新繁人。十四岁被蒙古军俘往漠北，学习蒙古语及其他语言。忽必烈即位后，出任燕京宣抚副使。以后历任制国用副使、参知尚书省事等职，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出任中书省右丞。大军南下攻宋，张惠负责提供军费粮饷，主管江淮财赋。元军入临安，张惠奉命清点宋廷物资，留在宋宫中掌管府库，因违制擅开封库，被忽必烈召还大都。张惠是阿合马的得力助手，阿合马被杀后，张惠被免职，不久起用为漳州行省平章政事。

参知政事　郝祯（？—1282），真定（今河北石家庄正定县）人。至元十三年（1276年）闰三月，由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升参知政事，协助阿合马“理财”。十七年七月升左丞。后与阿合马一起被杀。

平章军国重事　耶律铸（1221—1285），字成仲，契丹人，耶律楚材（1190—1244）子。蒙哥汗死，耶律铸随南征蒙古军返回漠北。阿里不哥称汗后，耶律铸弃妻、子南下，投奔忽必烈。历任中书省左丞相、平章政事。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授平章军国重事衔，十三年六月受命兼修国史。十九年十月复任中书省左丞相。次年十月罢相，没收家产一半，徙居山后。耶律铸承接父风，与名儒交往颇多，在治国方略上与阿合马等不同，所以虽然职高爵荣，但没有实权，不是忽必烈的亲信。

枢密院

同知枢密院事　伯颜（1236—1294），蒙古八邻部人。早年跟从旭烈兀西征，至元元年（1264年）受旭烈兀派遣出使大汗庭，得到忽必烈的赏识，被留下充任侍臣。历任中书省左丞、右丞，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等职。至元十一年三月，出任荆湖行省（后改河南行省）左丞相，统率大军二十万南下攻宋。押送南宋幼帝一行北上后，复任同知枢密院事。后奉命督军北上，平定宗王叛乱。至元二十六年升知枢密院事，坐镇和林，掌管漠北诸军，与叛王对抗。伯颜深谋善断，不愧为“帅才”。当时人称赞他“将二十万众伐宋若将一人，诸将仰之若神明”。

枢密副使　张易（？—1282），字仲一，太原交城人。早年投入忽必烈藩府，以办事干练而受忽必烈的赏识。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任燕京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次年五月升右丞。以后历任同平章尚书省事、中书省平章政事、枢密副使等职。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因涉嫌参与谋杀阿合马事被处死。张易先为中书宰辅，后多年掌管枢府，参与了军务决策。元军攻宋，张易实有策划、调动之功。

御史台

御史大夫　玉昔帖木儿（1242—1295），蒙古阿儿剌部人，开国功臣博尔朮后裔。任忽必烈怯薛长，赐号“月吕鲁那颜”（意为“能官”）。至元十二年（1275年）九月任御史大夫。二十九年，代替伯颜率军镇守漠北。忽必烈死后，与伯颜一同立铁穆耳为帝。玉昔帖木儿掌御史台多年，又出身怯薛，与安童、伯颜等一样，皆为朝廷中的蒙古重臣。

御史中丞　张文谦（1217—1283），字仲谦，顺德沙河（今属河北）人。由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后，于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任中书省左丞。因与平章政事王文统意见不合，出任宣抚司和行省官。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设立司农司，他担任司农卿，请准设立四道行劝农司，敦促各地官员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十三年，改任御史中丞。阿合马擅政，恐遭御史台弹劾，请求撤销御史台下属机构提刑按察司，遭到张文谦坚决反对。不久，他改任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主持修订新历。张文谦家中藏书数万卷，因与许衡等过往甚密，理学造诣匪浅，并且长于荐贤举能。但由于屡遭中书宰辅排挤，仕途不顺。张易死后，张文谦为枢密副使，不久病死。

行省官

右丞相　伯颜，见前。

左丞相　阿朮（1227—1281），蒙古兀良合部人，名将速不台后人。早年从父兀良合台攻大理、交趾，以机智勇猛著称。中统三年（1262年）九月，任征南都元帅，统领南边诸军，与宋军对抗。至元四年（1267年），率军围攻宋军事重镇襄、樊。九年，破樊城，逼襄阳守将吕文焕出降。至元十一年三月，以行省平章政事职协助伯颜南下攻宋。次年七月，升行省左丞相。伯颜军直取临安时，阿朮率军包围扬州等城，阻断两淮宋军南下之路。阿朮在南线指挥军队作战多年，经验丰富，且与伯颜配合默契。元军屡战屡胜，两位“良帅”的作用不可低估。

平章政事　阿塔海（1234—1289），蒙古逊都思部人。以千户职随兀良合台攻大理，后率军戍守淮水等地。至元九年（1272年），任淮西行枢密院副使。十一年，以行省右丞兼淮西行枢密院事，领偏师南下。后与伯颜军会师，随伯颜领中路军趋临安。至元十三年，升行省平章政事，兼浙西道宣慰使。十四年三月，改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次年二月，升左丞相，移治杭州。后为征东行省丞相，率军征日本，败军而回，改任同知沿江枢密院事等职。

左丞　董文炳（1217—1278），字彦明，真定藁城（今属河北）人。早年入忽必烈藩府，深为忽必烈信任。忽必烈建中央禁军武卫军，明言“亲军非文炳难任”，授以都指挥使之职。李璮叛乱，文炳讨叛有功，后率军戍守山东、河南，历任河南统军副使、山东统军副使、行淮西枢密院事等职。至元十一年（1274年），以行省参知政事职随阿塔海率淮西行院兵南下。次年，升行省左丞，分兵由海道趋临安。后又率军南下福建。至元十四年被召回。文炳虽为汉人，但待遇与蒙古贵族几无区别，弟文忠为忽必烈怯薛执事，本人又身居要职。回都后，忽必烈宣布中书省和枢密院事无大小，均要咨询董文炳，恩宠备至。次年，文炳患病，忽必烈特诏他离开大都暑热之地，到上都养病，并在天寿节大宴时赐文炳上座。不久，文炳疾发而死，留下遗言：“愿董氏世有男能骑马者，勉力报国，则吾死瞑目矣。”

参知政事　阿剌罕（1233—1281），蒙古札剌儿部人。原为蒙古汉军万户，至元十二年（1275年）伯颜奉诏北上，升阿剌罕为参知政事，留治省事。伯颜南还后，阿剌罕分军下独松关，至临安北与伯颜会师。后兼江东宣慰使。至元十四年，升行省左丞，不久又升右丞。十八年，以行省左丞相职督军攻日本，未出师即病死。阿剌罕为军中猛将，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伯颜、阿朮等北还后，阿剌罕等主持江南军务，稳定局势，功劳不小。

参知政事　范文虎（？—1301），原任宋殿前副都指挥使。德祐元年（1275年）在知安庆府任上，以城降元，元军入临安，设两浙大都督府，文虎被任为大都督。至元十三年（1276年）七月，升行省参知政事。十五年二月，又升为行省左丞。后率军出征日本，失败而还。又历任中书省左丞、右丞、平章政事等职，是南人中任职最高的。

参知政事　吕文焕，安丰（今安徽淮南寿县）人。原宋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降元。次年，以行省参知政事职随军攻宋。至元十三年，兼任江东道宣慰使。十四年七月，升行省左丞，后以江淮行省右丞职告老。

参知政事　奥鲁赤（1232—1297），蒙古札剌儿部人，蒙古军万户。曾跟随伯颜南下攻临安。至元十三年（1276年）八月，升行省参知政事，兼湖北道宣慰使，后历任湖广行省左丞、右丞、平章政事等职。

两浙大都督　忙兀台（？—1290），蒙古塔塔儿部人，蒙古军万户。元军入临安，任两浙大都督，后历任行省参知政事、左丞、右丞、平章政事，死于江西行省丞相任上。忙兀台作战勇猛，但刚愎自用，处理民政经验不足，死后御史台官员揭露出他的不法事数件。

汉军万户　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易州定兴（今属河北）人。出身汉人世侯之家，既作战勇猛过人，又能吟诗作歌，有儒将之风，累功升万户。从大军攻宋，渡江时为前锋。后随董文炳由海道趋临安。至元十四年（1277年），任江东道宣慰使。次年，以蒙古汉军都元帅率军进攻南宋流亡朝廷。弘范请以蒙古人为首帅，自己任副帅，忽必烈不许，特表委任专一。弘范选军二万，由海道南下广东，在崖山一战中尽歼宋军，还朝后不久病死。

平章政事　阿里海牙（1227—1286），畏兀儿人。出身贫寒，但不愿务农，自称“大丈夫当立功朝廷，何至效细民事畎亩乎”，于是投入忽必烈藩府效力。中统三年（1262年）任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至元元年（1264年）升参议中书省事。后随阿朮等围攻襄、樊。至元十一年，以行省右丞从大军南下，渡江后留守鄂州。主动出师江陵、潭州等地，所至克敌。十三年七月，升行省平章政事，率军攻占广西全境。后在湖广行省左丞相任上去世。

右丞　廉希宪（1231—1280），畏兀儿人，字善甫。自幼笃好经史，又以善射闻名。入忽必烈藩府后，1254年为忽必烈分地京兆宣抚使，与许衡、姚枢等一同协助忽必烈理政。忽必烈即位后，廉希宪出任京兆宣抚使，抵御阿里不哥南下之师。后历任中书右丞、中书省平章政事、北京行省平章政事。至元十二年（1275年）五月，以中书右丞行省于荆湖南路，建府于江陵，协助阿里海牙理政。至元十四年，召还京师。有人建议设立门下省，忽必烈打算以廉希宪为侍中，因阿合马反对而未果。忽必烈要廉希宪复入中书省任职，希宪称病谢绝。希宪主张“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并指出“大奸专政，群小阿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皆因阿合马专权而发。

左丞　崔斌（1223—1278），字仲文，蒙古名燕铁木儿，马邑（今山西朔州朔城区）人。性格机敏，既善骑射，又精通政务。历任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同佥枢密院事等职。至元十一年（1274年），隶河南行省下，掌管南征大军供应军需等事。次年任行省参知政事，协助阿里海牙守鄂州及南攻潭州。至元十三年，升行省左丞。十五年，被阿合马诬陷致死。

右丞　博罗欢（1236—1300），蒙古忙兀部人。十六岁任本部断事官。至元八年（1271年），受命前往云南调查云南王被害事件，还朝后任右卫亲军都指挥使。十二年，以行省右丞兼淮东都元帅，率军攻淮东诸郡，牵制宋军。至元十三年北返。后历任枢密副使、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等职，率军出讨叛王，行省于北京、甘肃等地。世祖朝末年，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成宗时，改任湖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平章政事　阿里（？—1280），回回人。至元元年（1264年）十一月，由诸路都转运使改任中书省右丞。后历任参知政事、行河南中书省事、行省右丞等职。至元十二年二月，以右丞兼淮东左副都元帅，随博罗欢出军。十三年十月，升平章政事，行省于淮东。后改为江淮行省，仍任平章之职。至元十七年，与崔斌一同被阿合马诬杀。

参知政事　陈岩，原为宋知涟州，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降元，授淮东宣抚使职。十三年七月，升行省参知政事。十月，随阿里行省于淮东。十五年二月，升左丞。后元军攻日本、安南，陈岩均充任统军将领。

参知政事　塔出（1244—1280），唐兀人。历任山东统军使、佥淮西行枢密院事等职。至元十二年（1275年），以淮西左副都元帅职从博罗欢出征。十三年七月，升行省参知政事，不久兼任江西宣慰使，督军攻江西、福建。十四年七月，任江西行省右丞。张弘范、李恒等攻崖山，塔出留守，以供军需。有人诬告宋降将吕师夔谋反，塔出为其申辩免罪。

江西都元帅　宋都
，蒙古许兀慎部人，出身于功臣世家，祖、父皆为怯薛。以蒙古军万户职从大军攻宋。至元十二年（1275年）八月，任江西都元帅，率军入江西。次年病死。

江西左副都元帅　李恒（1236—1285），字德卿，唐兀人。至元七年（1270年）为汉军万户。十二年七月，以江西左副都元帅从宋都出兵江西。后历任福建宣慰使、江西宣慰使等职。至元十四年，升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次年，以蒙古汉军都元帅职为张弘范助手，率军由陆路趋广东，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后为荆湖行省左丞。随镇南王脱欢攻安南，中毒箭身亡。

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回回人，一名乌马儿。成吉思汗西征时率众迎降，随从东来。窝阔台至蒙哥汗时，历任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断事官等。忽必烈即位，任燕京路宣抚使。中统二年（1261年）八月，升中书省平章政事。至元元年（1264年）起，出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十一年，改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云南推行文治，政绩卓著。回回高官中，鼓吹“理财”的人居多，倡导文治的不多，赛典赤·赡思丁与汉儒过往甚密，所以能够在各地按传统制度建立统治秩序，并得到汉儒的一致好评。

大元帝师　八思巴（1235—1280），本名洛追坚赞，尊称“八思巴”，意为“圣者”，吐蕃萨斯迦（今西藏日喀则萨迦县）款氏人。1251年继为萨斯迦派教主，两年后被忽必烈尊为“上师”，中统元年（1260年）十二月封为国师，至元六年（1269年）升号为帝师、大宝法王。十一年三月，八思巴返回吐蕃，弟亦邻真监藏（？—1279）嗣任帝师。八思巴虽离开朝廷，人们依然将其视为帝师，他也常与忽必烈、真金等书信往来。著有《彰所知论》等多种著作。

集贤院　翰林国史院

集贤大学士　国子祭酒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避难迁居河南新郑。七岁入学，问老师为什么读书，老师答以为了科举考试及第。许衡又问“难道就为这个吗”，老师惊异其聪明，并表示此孩童颖悟不凡，日后必有成就。许衡从师数人，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术。由于家境贫寒，又遭战乱，不容易找到书籍，他甚至抄书习诵。后遇姚枢，得到朱熹等人的著作，与姚枢、窦默共同研习，并教授生徒，于是声名大著。中统元年（1260年）被忽必烈召至京城。次年八月，封为国子祭酒，不久即辞职还乡。至元三年（1266年），又被召至京城，奉命入中书省议事，许衡奏《时务五事》疏，希望朝廷实行汉法。四年，告病还乡，不久又入京城，参与议定朝仪及内外官制。七年，任中书左丞，揭露阿合马专权行为，不为忽必烈接受，被解职。次年，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授蒙古生徒。至元十年，辞职还乡。十三年，再召至大都，授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领太史院事，参与修新历等务。《授时历》修成后致仕还乡。许衡几进几出京师，志在从政而未被重用，只是奠定了元朝国子学的基础，并使理学得以普及，终至定于一尊。

翰林学士承旨　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洛阳人。金末至燕京依附杨惟中，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从杨惟中访求儒道释医卜人才，见到南宋名儒赵复，始闻程朱性理之学。后与许衡、窦默等一同研习理学。忽必烈即位后，历任东平路宣抚使、大司农、中书左丞、河南行省佥事、昭文馆大学士等职。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为翰林学士承旨。姚枢被忽必烈视为朝廷老臣，常命中书省官员咨政于他，但阿合马等人并不重视姚枢的议论，所以姚枢只能在定朝仪、立官制和修定历法等方面起些作用。

翰林学士　王磐（1202—1293），字文炳，号鹿庵。金正大四年（1227年）进士。曾任宋荆湘制置司议事官，后被东平总管严实聘为师。中统元年（1260年），任济南、益都等路宣抚副使，后被王鹗荐为翰林直学士。不久出任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至元七年（1270年），入朝为翰林学士。累以年老乞请致仕，年过八十方获准许。王磐长年居翰林之位，制诏多出其手，忽必烈还常遣人问以理政、便民之事。王磐亦敢于犯颜直谏。忽必烈欲出军攻日本，已确定了发兵时间，王磐入谏道：“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不武，不胜则损威，不应该出兵。”忽必烈大怒，认为这不该是王磐发表议论的事，并质问他是否有异心。王磐答道：“我赤心为国，所以敢于陈述意见，如有异心，就不会冒死前来效劳于朝廷。我已是八十岁之人，又无子孙，还能有什么异心？”事后，忽必烈派人好言抚慰，并赐给他碧玉宝枕。王磐致仕，皇太子和公卿百官均设宴饯行。

南　宋

中书门下省

左丞相　留梦炎，字汉辅，衢州（今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淳祐五年（1245年）进士第一。德祐元年（1275年）六月，被召入朝，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十月，改左丞相，仍兼枢密使、都督；十一月，逃出临安。德祐二年，元军破衢州，留梦炎投降。在元朝做官二十年，先为礼部尚书，后迁为翰林学士承旨，官至丞相。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有人请求释放天祥，让他去当道士，留梦炎坚决反对，认为天祥必以复宋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元朝，对降臣不利。梦炎后致仕南归，死于家乡。

左丞相　吴坚，字彦恺，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宝祐五年（1257年），以太学博士进秘书郎。德祐元年（1275年）十二月，任签书枢密院事。次年正月，升左丞相，兼枢密使。

二月，充祈请使，被迫北上，至上都觐见元帝忽必烈。

左丞相　陈宜中，字与权，温州永嘉人。宝祐四年（1256年）在太学与黄镛、刘黻等攻击左谏议大夫丁大全，号称“六君子”。景定三年（1262年）廷试第二，历官监察御史、礼部侍郎、刑部尚书等。依附权臣贾似道，咸淳十年（1274年），升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二月，升知枢密院事。三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六月，改左丞相。七月，陈宜中离临安出走，不久被召回。十月，改任右丞相。左丞相留梦炎遁走，陈宜中实掌朝政。德祐二年正月，与元军议和，随即逃出临安。陆秀夫等招宜中至温州，随二王入闽。五月，赵昰即位于福州，陈宜中复任左丞相兼都督。次年十一月，远遁占城，未再东返。陈宜中为人刻薄，专权擅政却无施政之才，主意常改。宋廷速败，实难逃其责。

右丞相　贾余庆（？—1276），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人。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由知临安府进同签书枢密院事。二月，升右丞相，充祈请使北上。闰三月至大都后病死。

右丞相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第一。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围鄂州，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避兵，天祥上书请斩宋臣，提出抗蒙建议。后历任刑部侍郎、尚书左司郎官等，屡被御史台官劾罢。又入为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起草制书时以文字讥讽权臣贾似道，被劾罢。德祐元年（1275年），文天祥以知赣州职组织抗元义军，入卫临安。二年正月，由知临安府改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赴元军营议和，被留于元营，被逼随南宋祈请使团北上。途中逃脱，于五月抵福州，复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因与陈宜中意见不合，七月，以同都督出江西，至汀州等地聚兵备战。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在五坡岭兵败被俘。被元军带至崖山，又北送大都监禁，拒不降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从容就义。

右丞相　李庭芝（1219—1276），字祥甫，随州（今湖北随州）人。淳祐初进士。开庆元年（1259年），以权知扬州职主管两淮制置司事。咸淳五年（1269年），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阳，襄阳失守，罢职。不久，元军攻扬州，起为两淮制置使，督军守淮东。德祐元年（1275年）四月，加参知政事职。二年五月，赵昰即位，遥授右丞相之职。七月，兵败被俘，死于扬州。

参知政事　陈文龙（？—1277），字君贲，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原名子龙，咸淳四年（1268年）廷对第一，度宗为他改名文龙。所书文章为贾似道看重，擢监察御史。后得罪贾似道，被罢职。德祐元年（1275年），起为左司谏。七月，以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至十二月，升为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次年正月弃职逃出京城，五月复为参知政事，八月改闽广宣抚使。十二月被元军所俘，押送杭州，绝食而死。

参知政事　常
（？—1282），字长孺，邛州临邛（今四川邛崃）人。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历仕户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德祐元年（1275年）任吏部尚书，以老病辞职，未得到批准。二年正月，升参知政事，随即弃职离开临安，隐于民间，六年后去世。

参知政事　刘
，重庆人。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以监察御史职出使元军营中。不久升参知政事，充祈请使，北上元都城。

参知政事　家铉翁，号则堂，眉州人。以荫补官，历仕知常州、大理少卿、户部侍郎等职。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赐进士出身，拜签书枢密院事。随即升参知政事，充祈请使北上。拒不仕元，在河间设馆教授《春秋》。元成宗即位后（1294年），放归江南，赐号“处士”。

参知政事　刘黻（1217—1276），字声伯，温州乐清人。淳祐十年（1250年）入太学，曾先后两次率太学生伏阙上书，抨击朝政得失。咸淳三年（1267年），任监察御史，后历仕刑部侍郎、试吏部尚书、兼工部尚书等职。德祐二年（1276年）五月，受召为参知政事，前往福州途中病死，妻林氏举家投海。

枢密院

枢密使　谢堂，号恕斋。德祐元年（1275年）十二月，赐同进士出身，任同知枢密院事。次年二月，以枢密使充祈请使，纳贿免从祈请团北上，但不久又被元人逼迫北行，至上都觐见元帝，留仕元廷。

枢密副使　张世杰（？—1279），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原跟从北方汉人世侯张柔，犯罪逃入宋境，入宋军为小校，累功至都统制。德祐元年（1275年），率兵入临安勤王，督军与元军作战，大败于焦山。十二月，返回临安，加检校少保。次年正月，带兵南下。五月，拥赵昰即位，任枢密副使，小朝廷生存皆赖其所统军队支撑。祥兴二年（1279年），兵败于崖山，突围脱走，遇飓风溺死。

签书枢密院事　陆秀夫（1236—1279），字君实，楚州盐城（今属江苏）人。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初为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幕僚，德祐元年（1275年）入朝为司农寺丞，升宗正少卿。二年正月，出临安追寻益、广二王。五月，赵昰即位，任签书枢密院事。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又立赵昺为帝，任左丞相，与张世杰共掌朝政。崖山兵败，抱赵昺投海而死。

制置司官

淮西制置使　夏贵（1197—1279），字用和，安丰（今安徽淮南寿县）人。出身行伍，屡立战功，官至淮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黄州。德祐元年（1275年）八月，加枢密副使。次年二月，以淮西州郡降元，赴上都朝觐忽必烈，授行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行省左丞。

淮东制置使　李庭芝，见前。

淮东制置副使　朱焕，泰安新泰人，助李庭芝守扬州。德祐二年（1276年）七月，献扬州城降元。

江西制置使　黄万石，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任职，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七月，移治所于抚州。元军攻江西，逃往建昌军（今江西抚州南城县）。二年五月降元，从命北上。

福建广东招抚使　蒲寿庚，泉州人，世代以经营海上贸易为业。以招抚使兼提举泉州市舶。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以泉州降元。七月，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次年三月，改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升行省左丞。

福建制置使　王积翁（1229—1284），字良臣，福宁州（今福建宁德霞浦县）人。德祐二年（1276年）八月，改福建提刑、招抚使，知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十一月元军攻城，弃城逃走，不久降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由福建宣慰使改中书省户部尚书。二十一年，出使日本，在海上被杀。

沿江制置使　赵
，原为淮东统领，兼知镇江府。咸淳九年（1273年）四月，升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使、建康（今江苏南京）留守。德祐元年（1275年）七月，与张世杰会兵与元军决战，战前遁走。次年五月，从陈宜中等调度，任广东经略使。九月，入广州。十二月，元军来攻，弃广州遁走。

广西经略使　马
（？—1277），宕昌（今属甘肃）人。出身于名将世家。历任知钦州、知邕州等职。德祐二年（1276年）宋廷降元后，他仍护经略司印守静江（今广西桂林），拒绝投降。次年，元军攻破静江，在巷战中身亡。

四川制置使　张珏（？—1278），字君玉，陇西凤州（今陕西宝鸡凤县）人。十八岁从军于钓鱼山，以战功累官中军都统制。德祐元年（1275年），升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次年，升四川制置使，督兵镇守重庆等要塞。张珏善于用兵，设伏远袭等尤为拿手，并且治军有法，奴隶立功必赏，至亲有过必罚，所以能团结士卒，与元军对抗多年。景炎三年（1278年）二月，元军攻克重庆，张珏被俘，后自缢身亡。

衍圣公

孔洙　字思鲁，又字景清，号存斋，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南渡后家于衢州，遂为衢州人。世袭宋衍圣公称号。至元十九年（1282年）七月，受诏北上，十一月至大都觐见忽必烈。忽必烈欲以孔洙袭衍圣公爵号，孔洙力辞，表示应以曲阜现居孔氏后裔袭爵，乃授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事，返回衢州。成宗即位后，才以孔沿袭封衍圣公（1295年）。元廷衍圣公的爵位，空缺了四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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