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龙（豆瓣高分电影榜作品《papillon》同名原著小说;传奇式的越狱自传体小说;先后被翻译成21种语言，全球销售1500000册，称霸法国畅销书冠军榜21周
Author: 昂利•沙利叶
Date: 2020-06-30T16:00:00+00:00
Publisher: 文化发展出版社

目录
著序
第一章 腐朽之路
1.囚徒生涯的开端
2.附属监狱
3.卡昂监狱
第二章 去苦役场
1.圣马丹德雷
2.通向地狱的路上
3.犯人的地狱
第三章 初次潜逃
1.逃出医院
2.鸽子岛上的麻风病人
3.大海远航
4.海岛奇遇
第四章 初次潜逃（续）
1.海岛奇遇（续）
2.重踏征途
3.驴岛冒险
4.遭遇劫持
5.逃出虎口
6.印第安姐妹
第五章 文明世界
1.再入虎穴
2.炼狱日月
3.狱中暴动
4.重陷地狱
5.行军蚁
6.吃人的逃犯
7.审判
第六章 拯救岛岁月
1.吃人岛
2.无声的岁月
3.狱岛上的生活
第七章 拯救岛岁月（续）
1.坟墓中的秘密
2.第二次监禁
第八章 再禁皇家岛
1.水牛布鲁迪
2.疯狂的暴动
第九章 圣约瑟岛
1.朋友之死
2.逃跑的“疯子”
第十章 魔鬼岛上
1.石凳的启示
2.告别魔鬼岛
3.丛林探秘
4.贵贵的故事
第十一章 自由在前方
同中国人逃亡
第十二章 乔治敦
1.谋生
2.印度公主
3.开饭店
4.木屋夜总会
5.逃离乔治敦
第十三章 委内瑞拉
1．渔民的情意
2.最后的囚徒生涯
3.终获自由

致

委内瑞拉人民

帕里亚湾卑微的渔民

知识分子、军人

——给了我重生机会的所有人

及我的妻子、我最好的朋友丽塔

1996年法文版扉页

著序

1967年7月，如果一个60岁的“小伙子”没从加拉加斯的报纸上了解到阿尔贝缇娜·萨拉赞（Albertine Sarrazin）不幸死于一年前的地震——这个勇敢的、敢于对不幸微笑的如同黑钻石般闪耀的人物曾经出版过三部作品，其中有两部都是讲述她那不凡的监狱生活和越狱经历的小说，她也因此闻名于世——这本书是绝对不会问世的。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昂利·沙里叶（Henri Charrière）——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外号“蝴蝶”[1]——1906年出生于（法国）阿尔代什省的一个教师家庭，这个游手好闲、放荡不羁的小伙子被人栽赃陷害，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名在1930年入狱，被判在遥远的卡宴（位于南美圭亚那）服终身苦役——是的，服苦役到死。然而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之后的十三年里他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数次失败，最终成功越狱，重新获得了自由。后来沙里叶加入了委内瑞拉籍，在这个愿意接纳他的国家开始了新生。

1967年的7月份，沙里叶在加拉加斯的一家书店买了一本阿尔贝缇娜的小说《距骨》（L’Astragale），看到书的封皮上印着“销量12300册”时，他随口说道：“这书是挺好。不过，如果这书能卖12300册，那把我的故事写成书，销量至少是它的四倍。”

事实证明他的分析是合乎逻辑的。自从阿尔贝缇娜的作品大放异彩之后，堆积在出版商们案头的同题材小说手稿就失去了出版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将社会的不公、凄惨的遭遇、曲折的历险尽数写出来的作品有很多，但这些作品中真正优秀的却少之又少，因为它们大多缺少能与读者的精神世界产生共鸣的东西，而这正是他的故事中所富有的。于是沙里叶认为是时候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小说了，就着手做了。

我所认识的沙里叶是一个乐观、睿智、热爱生活、豁达洒脱的人。在他正式开始创作这本书之前，他经常用南方口音的生硬语调像讲故事高手一样一连给我讲好几小时他的传奇经历。其实就连沙里叶本人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他能把自己的传奇经历统统写进书里。也许是奇迹吧，一个没有任何文学雄心的人写的作品竟然大获成功了——我可以做证，他曾向我说：“我将我的故事寄给你，你找个职业写手去写吧。”事实上，他写的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正如他曾经向我讲述的那样引人入胜，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

据沙里叶本人说，他读完《距骨》后的三天里一口气写了头两章，用的是学生用的作业本。对这次全新的尝试，他本人很谨慎，在听取了一些建议后，他于1968年年初继续创作，只过了两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十三章的内容。

沙里叶是在9月份将手稿寄给我的。三周后他来到了巴黎，鉴于我和让-雅克·鲍威尔（Jean-Jacques Pauvert）出版过阿尔贝缇娜的处女作，沙里叶将他的这部作品委托给了我。

最初的手稿就已经完美得像一块浑然天成的璞玉，无须过多雕琢。我不过修改了一些标点符号的错误，把一些拗口的、表意模糊的语句调整了一下，纠正了一些西班牙俚语错误，仅此而已。

鉴于我对沙里叶的了解，我可以保证这部作品中内容的真实性。我曾经与沙里叶促膝长谈过几个昼夜，据他说，有些事经过了三十年的沉淀，细节已经模糊，只记得大概。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无关痛痒，只要考据一下德维兹（Devèze）教授著的《卡宴》（Cayenne）就会发现，沙里叶笔下的那令人胆战的苦役场丝毫没有夸张之处。

鉴于出版本书的宗旨并不在于抨击某些人，所以书中更换了所有登场的苦役犯、看守和狱部司令的姓名。书中的日期也一样，有些是真实的，有些仅仅是示意性的。这就足够了，毕竟沙里叶是在讲故事，又不是在写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在我看来，这是一部一心追求自由之人的非凡史诗，这是一部小人物与野蛮的、与文明国度不相称的苦役制度抗争的史诗。

让-皮埃尔·卡斯代诺（Jean-Pierre Castelnau）[2]
1969年

[1] 法文papillon音译作“巴比龙”，意思为“蝴蝶”，本书书名即取音译。这部作品严格来说是故事（récit）而非小说（1969年的法文原著在扉页即标示，见前页图），讲述的是真人真事。尽管它一向被归类为小说，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沙里叶的回忆录。

[2] 沙里叶写完故事后，卡斯代诺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统筹处理。

第一章

腐朽之路

1.囚徒生涯的开端

记得十三年前，我被很多人发难，我的一生也因此改变。

我深深地记得，那是1931年10月26日的早晨8点，他们把我从裁判所附属的监狱里放出来。我已经在这个监狱里蹲了一年了。我刮过脸，穿上了体面的崭新白衬衣，打了个浅蓝色蝴蝶结，显得风度翩翩。

我那年25岁，不过看上去像20岁。警察们见了我得体的穿着和不凡的气度，气焰都下去了，对我以礼相待，甚至卸了我的手铐。我们一共六人——我，还有五个警察，在朴素的房间里坐在两个板凳上。外面天很阴，对面有扇门，我觉得它应该通往法庭大厅的。我知道这里是巴黎的塞纳省法院。一会儿后，我就成了一件谋杀案的被告人。

我的辩护律师莱蒙·于贝尔告诉我：“放心吧，他们没有像样的证据，咱们会被无罪释放，我有信心。”听了这个“咱们会”，我笑了，好像他也是被告一样。

执达员打开了门，让我进去。两扇门旁站着四个警察，士官长站在一旁。我走进大厅。好像是为了给我一记“耳光”，这里所有的装饰全都是血红色的——血红色的地毯，血红色的窗帘，还有法官们的血红色长袍。不用说，等会儿要审判我的就是他们。

“开庭！”

从右面的门一个接一个进来了六个人。这是庭长和五名法官，他们都戴着无檐帽。庭长坐在了正中间的椅子上，陪审官们在左右两边落座。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站着，当然也包括我。我感觉这个空间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沉寂。

所有人各就各位。庭长胖乎乎的脸很是红润，神情肃穆，他看着我，没有表情。他叫贝蒙，他将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主持这场庭审，他将向世人展示他作为职业法官对证人和警方的“不偏不倚”。是的，在对我的诬陷中，他没有任何责任，他只是为人捉刀罢了。

控告方的首席律师是布拉德尔，他是个可怕的人，名声极坏，人们说他是法国断头台和苦役监狱犯人的头号提供者。布拉德尔代表公诉人，代表法律，操纵着审判的天平——当然了，是尽量朝他那边摆。布拉德尔长着双秃鹫般的眼睛，眼皮耷拉着。他居高临下地用凶狠的眼神盯着我，始终没有脱下那件血红色的袍子，只把高帽放在桌上。用手掌托着下巴。从他手上戴的戒指看，他已经结婚了。他小手指上戴的不是戒指，是一枚马掌钉。

他前倾着身子——为了更方便地俯视我，好像在说：“嘿，小子，如果你觉得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就大错特错了！猎物从来都不可能逃出我的手心！我知道你在蒙马特的放荡生活，你有罪没罪我才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用一切能用的证据来审判你、搞臭你，把你从社会上抹掉！”

12位陪审官就坐在我对面，瞧他们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些人根本不会帮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些小市民、退役军人和奸商。我还能抱什么希望？叫他们明白25岁的我在蒙马特像唐·璜一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毕卡尔广场和白色广场就是堕落的象征，所有过夜生活的人都是社会的渣子。这些陪审官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了批斗对象。也怪我穿得太讲究了，应该朴素点儿。我意识到我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战术失误。

10点了，辩论双方准备就绪。我面前有六位法官，其中一位是个检察官，他正咄咄逼人，不择手段地说服那12个陪审官：第一，我犯罪了；第二，唯有判我苦役甚至砍头才算公正。

我在这里接受审判，是因为一个蒙马特流氓集团的告密者被人谋杀。其实没有任何线索能牵连到我，但对警察来说，只要破了案就能升官，所以就一口咬定是我干的。没有证据，他们就说有“秘密”材料，说证据确凿。他们安排了一个“证人”，听名字是波兰人，他成了这案子最“有力”的证据，由于我坚持说从来没见过他，庭长便问我：“你说证人撒谎，好，可是他为什么要撒谎？”

“庭长先生，我被捕后好几夜没睡，不是为杀了矮子罗兰而愧疚，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干的！我在想这个证人没完没了地纠缠我究竟是为了什么！一旦他的指控不成立，就会有人拿出新的证据来。庭长先生，我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警方和这个波兰人做了笔交易：‘你给我指控昂利，我们给你好处。’”

没想到我的话挺管用——在这次的法庭上这个波兰人没受到审判，但是后来因为可卡因被捕了。当然，这是很多年后的事情。

我的辩护律师于贝尔试图为我辩护，可他实在不是狡诈的布拉德尔的对手。布拉德尔在辩论中占尽上风，他还故意讨好那12个陪审官。看得出来，那些陪审官正在为能与布拉德尔这样的社会名流合作而自我陶醉呢。

到晚上11点，于贝尔彻底败了，而我，一个无辜的人，就这样被判了刑。以布拉德尔首席律师为代表的法国社会，永远“消灭”了一个25岁的年轻人。

庭长贝蒙道：“被告人，请起立。”

我站起来。大厅里鸦雀无声，我屏住呼吸，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得很快。那12个陪审官或默然地看着我，或低头不语，有的脸上还带着羞愧。

庭长继续说：“被告人，陪审官们对所有问题都回答‘是’，只有一个问题例外，就是判你终身苦役。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没有被吓倒，只是将隔离杆抓得更紧了。

“庭长先生，我必须要说，我没罪！是警方搞阴谋害我！”

陪审团座席后面坐着些贵妇人，我能听到她们在低语。

我没有喊，对她们说：“到这里来体会痛苦的戴珠宝的贵族夫人们，请你们安静。这场闹剧演完了，你们的警察和你们的法庭总算把罪名推给了我，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

“看守，把犯人带走。”庭长厉声说。

在走远前，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亲爱的，不要担心，我会到那里找你。”这是我妻子梅奈特的声音。

我听到大厅里的流氓集团在鼓掌。他们对这次审判心中有数，他们之所以欢呼，是对我没能翻案感到高兴。

我被带回了审判前我待的那个小房间，警察重新给我铐上手铐，还给我戴上了短脚镣，把我左手腕和右手腕扣在了一起。我向警察要烟，一个警察递过来一根，给我点上。铁链很重，我每次把烟卷从嘴上拿走或放上，警察都要配合我把胳膊抬起或放下。

场面很安静，大家都不说话。我站着吸了那根烟的四分之三后，对警察们说：“走吧。”

在十几个警察的押送下，我来到法院内院。负责押送我的囚车停在那里，里面有十来个人，都坐在凳子上。警察说：“去附属监狱。”

2.附属监狱

囚车停下了，我知道到地方了。警察将我交给监狱看守长。他签完字，办完交接手续，警察们就走了。走以前，一个警察突然握住我戴着手铐的手。

看守长走过来，向我问：“多少年？”

“到死。”

“不会吧？”他看了看一旁的警察，知道我没瞎说。看守长看起来得有五十岁，什么世面没见过？他明白我的案子是怎么回事，向我说了句同情的话：“哼！浑蛋！这些疯子！”

他取下我的手铐，亲自把我领到一个铺着软垫的单人牢房。这是专门为死囚、精神病犯人或苦役犯准备的牢房。

他关门时对我说：“嘿，要勇敢，蝴蝶。你原来牢房里的东西我这就让人给你送来。”

“谢谢您，先生。相信我，我有的是勇气。我希望把给我判刑的那些人都噎死。”

过了几分钟，门发出了响声。

“怎么回事？”

一个声音答道：“没事儿，我在挂牌子。”

“挂牌子？上面写了什么？”

“终身苦役，严加看管。”

我想，这些人是不是觉得我会因为被判了无期徒刑而神经失常，会自杀？我现在、将来都是坚强的！我在心中发誓要同他们斗，明天就开始。

第二天一早，我边喝咖啡边问自己：我该不该申请撤销原判？改到别的法院里判会不会好一些？这要费多少时间呢？一年，还是一年半……为什么？难道就为了改判20年而不是被关一辈子？妈的！我要越狱！是的，我要越狱！

我在牢房里思考着，走来走去。我写了两封传送信，一封安慰我妻子，另外一封给我的一个姐姐，她曾独自保护我弟弟。我的亲人应该比我更难过。在偏远的乡村，我可怜的爸爸要忍受多么大的悲痛！我不禁一惊——我明明没罪！说我有罪，我有什么罪？我转念又一想，千万不要随便说自己没罪，否则别人知道了我是被人陷害而被判的终身苦役，岂不太可笑了？所以最好还是闭嘴。

好吧，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这里被判了刑的人接触。既然打定主意要越狱，他们也许会成为我将来的伙伴。

我选择了一个叫路易·德加的马赛人。他每天都去刮胡子，所以在理发室我就能见到他。果然，我一到理发室就看到了他。我还发现他把后面的人让到了自己前头，估计是为了等得时间更长一些。我直接到他旁边插了个队。

我小声对他说：“德加，你怎么样？”

“还行吧，蝴蝶。我15年，你呢？听说你判得挺重的啊。”

“唉……我得到死。”

“你要求撤销原判了吗？”

“没有。”我转变话题，“应该吃好些，锻炼好身体。兄弟，肌肉发达在这里肯定有用。对了，你带钱了吗？”

“我有1000法郎。你有多少？”

“没有。”

“我有个建议，你快弄些钱来。你的律师是于贝尔吧，那浑蛋从来不会把钱交给你。让你老婆把钱送到丹特家，再让她交给富翁多米尼克，我保证，他会给你送来钱的。”

“嘘，看守瞧咱们呢。”

果然，一个胖看守走了过来，道：“嘿！你们在聊天吗？”

“噢，没谈什么，”德加道，“他说他生病了。”

“生病？什么病？在法庭得的消化不良吧？”说完，胖看守大笑起来。

这就是现实，是的，我已经踏上了这条“腐朽之路”。听说一个25岁的年轻人被判了无期苦役，这里的人们竟然当作笑话看。

我按照德加说的方法得到了钱。装钱的铝筒有六厘米长、大拇指粗，表面很光滑，从中间一拧就打开了，一头是公螺纹，一头是母螺纹，里面装了5600法郎，全是新币。当人递给我时，我不禁把这个铝筒抱在了怀里。是的，我想拥抱它，然后把它塞到肛门里。我深呼吸，慢慢把它塞进大肠。是的，我的大肠就是我的保险箱。看守可以让我脱光了，让我叉开腿，让我咳嗽，让我弯腰，都不会知道我身上藏着东西。这铝筒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的生命，是我随身带着的自由，是我的复仇之路……

天黑了，牢房里只有我一个，能看到屋顶有束光照下来，很刺眼。我用手巾盖上眼睛，躺在没有枕头的床上，案子的可怕细节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为了让你们更方便地理解我后面要讲的故事，我应该从头讲起。我讲的都是亲身经历，都是我被“活埋”的头几天亲眼所见的真事。

如果我成功越狱了，该去找谁算账呢？首先，我要尽快回到巴黎，头一个要杀的，就是那个波兰假证人。然后是负责这案子的两个警察。不，两个哪里够？和案子有关的警察都该杀！我要把炸药放手提箱里。放多少呢？10公斤还是20公斤？得好好算算。用甘油炸药还是别的炸药？我得找个懂炸药的人好好学习一下。可恶的警察，我一定要让你们受到惩罚！

我闭着眼睛，想象着复仇的情景：我认真地看着提箱，从外表看它就是个普通箱子，但里面装着炸药，计时钟调好了，用雷管触发。我要让它在上午10点爆炸，就把它放在奥尔费弗河街36号，警察局二楼的礼堂。那时候应该至少有150个警察在开会。让谁去送箱子呢？干脆我亲自出马吧。我乘坐出租车，在警察局门口停。到时候我就用严肃的语气对那里的警察说：“请把这箱子送到二楼礼堂，告诉你们的杜朋局长，说是杜布瓦检察长送来的，我马上就到。”不过，他们会相信吗？要是遇到两个聪明的该怎么办？不行，太冒险了，得另想个办法。

我继续想。计划必须万无一失，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是不行的。想累了，喝了点水，我再次躺下。这次没盖手巾，感觉光很刺眼。我把手巾弄湿，又盖了上去。湿手巾凉凉的，很舒服，加上水的重量，在我眼皮上贴得很紧。挺好，看来以后可以常用这个方法。

在我想着未来的报复计划时，我都感觉计划好像已在执行一样。每晚，甚至白天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的精神都在漫游巴黎，好像我已经成功越狱了一样。

我要越狱，我一定要越狱！这个事情毫无疑问。并且我要重返巴黎，要算账！首先找那个波兰假证人，然后找那些浑蛋警察和法官。他们应该正扬扬得意呢吧？这群猪，我绝不会让你们安生活着！

我该怎么处理那12个陪审官呢？他们其实并不是有意谋害我，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是退休的海关职员，有些人可能是捡煤的，都是些社会底层的可怜虫，他们是被检察官的话诱导了，并不真有责任。我决定不伤害他们。

我现在写下的这些文字都是多年前我的真实想法，这些不好的记忆现在又浮现在了我眼前，清晰得让我害怕。是啊，被关进一间绝对安静的囚室，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这对一个25岁的年轻人是多么残酷。会发疯。换成你也一样会疯，而且发疯前肯定也像我一样在脑子里想象出的世界里生活。活在想象中的世界，身心会分离，父母、朋友、一生中的各个时期会走马灯一样在眼前出现，在那种奇怪的身心分离的状态下，自己真的会以为生活在想象出的世界里。

都过去36年了，我写出当时的真实心理感受依然毫不费劲。

我决定不伤害那12个陪审官，不过那个首席律师布拉德尔我可不能放过！我有一个现成的办法对付他，这是大仲马的主意，就像《基督山伯爵》中写的，把他关到地窖里饿死！是的，这个穿红袍的秃鹫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他的责任逃不掉，等我干掉波兰假证人和警察后就收拾这个恶魔。我要租个周围是高墙的有很深的地窖的别墅，门要足够厚、足够重。如果门不够厚，我就拿床垫把它堵住。一旦找到合适的别墅，我就去找他，把他绑到那里。我会事先在墙上装几个铁环，他一到我就把他绑上墙，然后我就看着他，就像他在法庭上看我那样看他；我甚至想象出脸上感到他呼出的热气。他在我像灯塔一样的目光照射下昏聩的样子让我异常兴奋。对，我得提问，让他回答，就像在法庭上一样：

“嘿，浑蛋，还记得我吗？我是蝴蝶，当初被你判了无期的蝴蝶。你十年寒窗苦读，背法典，学拉丁文和希腊文，难道是为了成为一个法庭上不问对错的流氓辩才？你要干吗？要制订又新又好的法律？要歌颂和平？要宣传优秀的宗教哲学？要用你那受过高等教育的头脑里的想法去影响别人，让他们向善或不作恶？说！你到底是拯救了人还是葬送了人？你倒轻松，不过动动嘴皮子就毁掉一个人。你肯定源源不断地向苦役监狱提供犯人，源源不断地制造断头台下的冤魂吧！戴卜勒[1]每年年底都应该送你箱好酒才对，难道不是因为你这浑蛋，他今年才又多砍了五六颗人头吗？哈哈，报应啊，报应！我到现在还记得你那时的笑，在成功地栽赃到我身上后你那得意的样子，就像昨天的事一样。过了多少年呢？10年？还是20年？”

我到底怎么了？干吧，蝴蝶，你有的是力气，你还年轻，你肚子里装着5600法郎。两年，是的，就两年！两年我就要结束这该死的一切，不能再长了！我向我自己发誓。

哎呀！我傻了吗？蝴蝶！这该死的寂静的囚室要让我发疯了！我没烟抽，最后一根昨天就抽完了。我要站起来走走路，不能老闭眼待着，不能老是胡思乱想。我站起来开始走路。牢房从门口到墙角有四米的样子，我背着手来回走起来。

我接着自言自语：“好！我要让你强笑！我不能叫，你可以，对吧？喊啊，快喊啊，能喊多大声就喊多大声。我该怎么对付你？哈哈，用大仲马的法子把你饿死？不不不，这不解恨，我得先戳瞎你那像鹰隼一样丑陋的眼睛。不对，我不该先弄瞎你，你瞎了就看不到我了，我也不能看到你看我时的惊悚眼神了。所以弄瞎你至少不是首要，之后再说。我要……对，先割掉你那三寸舌。这舌头就像刀子一样锋利！你就是靠着这舌头诬陷我的！肯定还诬陷了其他人吧？可这同一条舌头对你老婆、孩子、情妇说的话是多么温柔！你，有情妇吧？哈哈哈，也许是有情夫吧？不会错，你只能是鸡奸中被动的一方。我该先割了你的舌头，因为除了你那肮脏的脑子，它就是执行者。是你舌巧如簧说服了那12个傻帽儿陪审官，让他们一起回答说‘是’。你把那些浑蛋警察说得像圣人一样，说他们有牺牲精神。哈，你凭着那三寸舌让证人的胡说八道变成了铁证，让那些傻帽儿陪审官认定我是全巴黎最危险的人。如果你没有那三寸舌，我还在白色广场咖啡馆里享受生活。所以你的舌头我一定要割掉！可是，用什么工具呢？”

我在狭窄的牢房里走来走去，不过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一直面对着他。突然，一束微弱的阳光从铁窗外照进来。难道已经是早晨了？为了报仇我一夜没睡？哈哈，我度过了多么充实且美好的时光，这漫漫长夜怎么如此之短？

我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声音，可任何声音都没有，寂静得让人窒息。哦，不对，也有点声音，我能听到门上不时发出“哗啦”的轻微声响，那是看守员拨开门上的铁片发出的声响，这样他就能从门眼里看到我，而我却看不到他。

法兰西共和国的权贵们精心设计的国家暴力机器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它运行良好。在第一阶段，它成功地消灭了一个给国家制造麻烦的倒霉蛋。但这怎么够？不能让这个倒霉蛋死了啊，国家还需要他。没了犯人，要监狱干吗？要管监狱的那些公务员干吗？所以监狱还得有人。再说了，这个倒霉蛋还能做苦役呢，还是一分钱都不要的免费劳动力。“哗啦”声又出现了，我不禁笑了起来。我心里说，不用你们担心我，至少我不会自杀。我要活下去，要锻炼好身体，然后去那个法属圭亚那。愿上帝保佑我，让我去那里。

我知道，不时制造这种“哗啦”声的老狱卒和那些浑蛋警察比，还算是个和蔼的老头子。当年拿破仑创建苦役犯监狱时有人问他：“你要派谁看管这些强盗？”他回答：“让比强盗还强盗的人来负责。”我确定这个苦役犯监狱创始人真的没撒谎。

“咔”，突然，铁门上长宽大约二十厘米的窗口打开了，递进来一杯咖啡和一块差不多半公斤重的面包。由于我已经被判刑，不能到监狱餐厅打饭了，但可以通过特殊渠道买到香烟和零食。我大口吸着一根“幸福”牌香烟，一盒要六法郎零六十生丁。因为我要交诉讼费，所以得把整钱破开，才买了两盒。

放风的时候德加叫我一起上厕所，悄悄递给我一个火柴盒，小声说：“这里有三只虱子。”我打开火柴盒，看到里面果然有三只大个儿虱子，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对，我要拿给看守看，明天他们就会让我带着所有东西到蒸汽室去消毒杀虫。

第二天我在蒸汽室又见到了德加，这里面没有看守，只有我们两个。

“嘿，德加，谢了，多亏你我才收到了钱。”

“你……不难受吗？”

“不。”

“那你每次大便后放回去前要洗干净。”

“那当然，放心，这玩意儿密封得很好。已经带了七天了，哈哈。”

“嗯，那就行。”

“你有什么打算，德加？”

“装疯！我决定了，我要装疯，我才不去服什么苦役。在法国我可能得蹲个十年八年的，在这儿我关系多，至少能减五年。”

“你今年多大？”

“42岁。”

“你疯了吗？那你出来就老了啊。你那么怕服苦役？”

“是啊，我怕服苦役，没什么可丢人的，怕就是怕。蝴蝶，圭亚那太可怕了，每年去那儿服苦役的都得照着百分之八十死。一批1800到2000人的样子。一批一批地进去，一批一批地死。在那儿，就算你不得麻风病，也要患上黄热病或者痢疾，还有肺结核、疟疾，那可都是要死人的病。就算这些你都逃过了，还有看守的虐待。相信我，哥们儿，我认识几个服短期苦役的犯人，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残疾了，现在每年要在医院里待几个月。至于逃嘛，他们说几乎不可能。”

“我当然信你，德加。不过我也相信我自己，在那儿我绝对不会待多久的。我当过海员，水性好着呢，不用多久我就能越狱。你呢，德加，给你判15年你认了？能不能给你减刑还不一定呢，你以为你能受得了？要与世隔绝待那么多年，你会发疯的，真的。现在我一个人待在这该死的牢房里，没书看，没人讲话，时间久了真的会疯。况且你说的不见得是真的，毕竟你也是听来的。”

“可能吧，可你年轻啊，我都42了。”

“德加，你说实话，你最怕什么？是不是别的犯人？”

“蝴蝶，我进来前可是百万富翁，他们都以为我是带着5万或10万法郎进来的呢。你看看他们看我的眼神，你说我怕不怕？”

“咱们立个约定，好吗？只要你答应我别装疯，我就答应你永远和你在一起。咱俩谁也不离开谁。我有的是力气，从小就会打架。我还是用刀的好手。只要我和你在一起，别的犯人都得尊敬你。咱们还可以一起越狱。你有钱，当然，我也有钱，我还会用指南针，会开船，别的还要什么呢？”

他看着我，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我们拥抱了对方。我们达成了约定，过了会儿，蒸汽室的门开了，我们各自带着各自的东西走了。

我们住的牢房离得挺近，在理发室、医务室，或者是每周日在教堂祈祷常能见到对方。

德加是因为国防部伪造票据案进来的。据说他能把票据伪造得特别像。他能把500法郎支票上印的“500”消除，然后在上面巧妙地印上“1000”。还是原来的票据，银行和商人们居然一点也不会产生怀疑。这个行当德加干了好几年，直到警方抓了一个叫佩利莱的现行犯，才发现一直有人在票据上做手脚。德加在马赛开了间酒馆，南方的流氓头子经常会在那里聚会，好像是国际性黑恶势力的集会地点。

到了1929年，德加靠着见不得人的行当成了百万富翁。一天晚上，一个贵妇人打扮的女人来到他的酒馆，她年轻又漂亮。她说要找路易·德加先生。

“我就是，夫人，您有什么事？”

“我是佩利莱的妻子。他因为卖假票据在巴黎坐了监狱。我在桑第监狱见到了他，他把这个酒馆的地址给了我，叫我向您要2万法郎，交请律师的钱。”

德加只说了一句话，事后证明，这句话是不该说的：

“夫人，我不认识您丈夫，如果您缺钱，去拉客吧。您这么美丽的人不愁拉不到客的。”

这女人被气哭了，离开了。她决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她丈夫。

佩利莱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他就把他知道的都告诉了预审官。于是，警方正式控告德加伪造政府票据，法国的精英警察开始监视他。一个月后，德加和他的11个合伙人在法国各地被捕，统统被关进了监牢，赛纳法庭审他们的案子一共审了14天，每个被告都请了著名律师为其辩护，佩利莱接连抛出了很多证据。最后，就为了2万法郎、一句蠢话，德加破了产，被判处服刑15年苦役。

这就是刚和我达成约定的路易·德加的过往。

莱蒙·于贝尔来看过我，能看出他兴致不高，我没有怪他。

一、二、三、四、五，向后转……一、二、三、四、五，向后转……我已经在牢房里来回走了几小时了。我很镇定，没有过激情绪，我认为能经受一切考验。我决定了，暂时不考虑报仇的事。那个首席律师布拉德尔，我先把他捆在铁环上，怎么弄死他先不决定。

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那是一声充满绝望的可怕叫声。怎么回事？被打的人发出的喊叫吗？不过这里不是司法警察局，发生了什么我可没法知道。大半夜的这么叫真挺可怕的，声音要穿过这厚厚的铁门，得多大声啊。会不会是个疯子？在这个让人窒息的地方发疯太正常了。我自言自语道：“算了，别操心了，在这个鬼地方别的什么也不要想，只想自己，哦，还有那个叫德加的新伙伴。”我对着自己胸口捶了一拳。痛，这是好事，证明我胳臂上的肌肉没有萎缩。我的腿呢？哈哈，我都走了16小时了，不累，证明腿健康得很。

听说是中国人发明了往头上浇水的惩罚犯人的方法，而法国人发明了静刑法。静刑法，顾名思义，就是取消一切能消遣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没有书，没有人说话，只有森严的铁门。

这凄惨的喊叫声让我坐立难安。我感到世界把我抛弃了，世界只剩下了我一个，外面只有凄惨的叫声，此外没有任何声音。

铁门开了。一个神父模样的老头儿走了进来。噢，原来我并不孤独，在我前面还有神父。

“孩子，晚安。原谅我到现在才来看你，我刚度假回来。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神父走进牢房，和蔼地坐在我的床上，“你从哪里来的？”

“阿尔代什省。”

“父母呢？”

“我11岁时我妈就去世了。幸亏那会儿有我爸在，他很喜欢我。”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教师。”

“嗯，那他还在世吗？”

“他还活着。”

“为什么你说幸亏那会儿有他在？”

“如果那时他不在，我就不可能活到今天。”

“孩子，别这么说。你究竟干了什么？”

我脑中灵光闪现，要对他说我没罪吗？不，那太可笑了。我马上回答：“他们说我杀了人，既然他们这么说了，那应该没错了。”

“是个商人吗？”

“不，是个杈杆儿[2]。”

“你被判了终身苦役？是凶杀吗？”

“是谋杀。”

“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可怜的孩子？”

“神父先生，我没受过宗教教育，不会祷告，您见谅。”

“没关系的，我来为你祷告。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爱自己所有的孩子，不管有没有受过洗礼。你重复我说的每一句话，好吗？”

他的目光和脸庞是如此慈祥，我感觉要是拒绝了他一定会感到羞愧。

他双膝跪下，我照着他的样子也跪了下来。

“圣父……”我不禁热泪盈眶。

神父轻轻擦掉我眼角的泪水，送到嘴边，吮了下去。“孩子，你的泪是上帝通过你赐予我的最大礼物，我感谢你。”他站了起来，亲吻了我的额头，然后我们并肩坐到了床上。

“孩子，你有多久没有哭过了？”

“14年吧。”

“14年？”

“对，妈妈死的那天我哭过。”

他握着我的手说：“请宽恕那些让你受难的人吧。”

我立刻把手从他手中撤回，不自觉地拉开了和神父的距离，“不！绝对不行！我绝不原谅他们！神父，我可以告诉您一个秘密吗？我，每时、每分、每刻，都在考虑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段，杀死将我送到这鬼地方的每个人。”

“孩子，你还年轻，再过些年就会放弃此时此刻你心中的仇恨了。”

后来我的确像神父说的那样放弃了仇恨，不过那是34年后的事情了。

“我能为你做什么？”神父凝重地看着我。

“为我做些违法的事儿吧。”

“违法？”

“您能不能去37号牢房告诉德加，让他请最好的律师帮他去卡昂监狱，我也马上就申请去卡昂服苦役，我要尽快离开这里，然后订下到圭亚那的船。如果赶不上头一艘，就要多服两年徒刑才能等到下一艘。神父先生，您传完话请回来找我。”

“我用什么借口呢？”

“就说您忘了日课经。我等您回话。”

“孩子，你干吗急着到那么可怕的地方去服苦役？”

我看着这个神父，这个上帝的推销员，我笃定他不会背叛我，我坚定地说：“为了尽快逃出去，神父。”

“上帝会帮你的，我的孩子。我肯定你能获得新生，我预感到了。你看，你有清澈的眼睛，你的灵魂是高洁的。我这就去37号牢房，你就等我回来吧。”

他很快就回来了，说德加同意了。那一刻我感觉他就是位圣人，仿佛牢房都被他发出的圣洁的光照亮了，他的出现帮了我的大忙。

上面是否同意我去卡昂服苦役我心里是打鼓的。一周后的下午4点，附属监狱走廊里有七个人排队，其中包括我。

“把衣服脱了！”一个看守说。

我们慢腾腾地脱了衣服。这个季节天还很冷，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把东西放前头，向后转身，向前一步，走！”

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包。

“穿衣服！”看守继续道。

我之前还穿着还算像样的棉衫，现在却要换成木头颜色的发硬的粗布衣服，我体面的西装换成了棕色夹克衫和破旧的裤子，我的皮鞋也被一双木底靴取代了。其实从我们进来到刚才都还像正常人一样，现在，瞧瞧我们，天啊！每个人的特点都没了，也就两分钟，我们都变成了苦役犯的标准造型。

“向右，转！按顺序站好！向前，走！”看守继续发号施令。

在二十几个看守的护送下，我们列队来到院子，被推进囚车里，向美地驶去——哦，这是卡昂监狱的名字。

[1] 法国著名刽子手安纳多勒·戴卜勒，一生至少砍过四百颗人头。

[2] 旧指妓女的保护人，这里指皮条客。

3.卡昂监狱

车停了，我知道到了。随后我们被领进了这里的狱长办公室。

狱长坐在一张拿破仑时代很流行的办公桌后，桌子的台面得有一米高的样子。

“立正！狱长要向你们训话。”旁边一个看守大声说道。

“这是轻罪监狱，你们只是临时在这里，之后你们会去苦役场服刑。在这里，任何时候都要安静！不准送私人信件！都给我记住了！违者，轻的罚，重的杀！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表现好的住监狱，表现坏的送公墓。表现不好的，单人牢房里关60天，只给面包、水。没有任何人能连关进去两次还活着出来！”

他走到从西班牙引渡来的疯子皮埃罗面前说：“你，以前干什么的？”

“我是斗牛士，先生。”

狱长对这个回答十分生气，对看守说：“把这家伙拖出去，好好教训他！”

四五个看守得令，抡起大棒就朝皮埃罗头上砸，只两下，“斗牛士”晕了，然后就被拖了出去，拖的过程中他醒了，叫喊道：“你们这些浑蛋……五个打我一个，还用大棒……啊！”一声惨叫后就没了声音。只传来拖东西的声响。

看了这个场面，旁边的德加用指头捅了捅我的腰，意思是“要想活着离开苦役场，就得老实些。”十分钟后，除了被拖到地下室的皮埃罗外，我们都进了单人牢房。好在德加是我的邻居，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其实在这之前，有人把我们几个介绍给了一个红棕色头发、一米九几的野蛮人。他是个拿着鞭子的独眼龙，是看守，也是囚犯，是看守们执行看守命令的打手，是犯人们的克星，看守们会指派他鞭打犯人，一来不用自己动手了，二来即使打死了人也没狱方的责任。

后来我在医务室办的培训班里知道了这个野蛮人的故事。这人以前是个住在北方小城里的采石工，一天，他决定用烈性炸药杀了自己老婆然后再自杀。他躺在老婆身边，等老婆睡着了，点了导火线。炸药爆炸了，他老婆被炸得粉身碎骨。他住的楼房塌了一角，三个孩子和一个老太太被掉落的瓦砾砸死，轻重伤者很多。他自己的左手被炸得只剩下小手指和半个大拇指，左眼和左耳朵也没了。他脑袋伤得很重，做了穿颅手术。判刑后他当上了看守认可的监狱打手。

一、二、三、四、五，向后转……一、二、三、四、五，向后转……我又开始了在牢房里的往复运动。

白天不允许我们睡觉。早晨5点一到，一声哨响会将我们叫醒，然后我们必须马上起床，整理床铺，洗漱，然后或者踱步或者坐到凳子上。按照严格的监狱纪律，我们白天得把床竖起来，因为犯人白天是不能躺下的。

我来回走了14小时，低头背手，走得不紧不慢，尽量让步长相等，到这头用左脚转弯，到那头用右脚转弯。

这里的单人牢房比附属监狱的光线明亮些，还能听到外面的声音，有的声音来自惩戒区，有的来自不远处的农田，夜里还能听到工人们的歌声，估计他们喝高了，正在回家的路上。

哦，我得说一下，我有我的圣诞礼物——从窗户板的缝里能看到外面一片雪白，几棵黑乎乎的大树被月光照亮。哈哈，这不就是圣诞节明信片吗。在冷风的吹拂下，树上的雪落了下来。毕竟是圣诞节，监狱对苦役犯也是有福利的，可以买两条巧克力。是两条，不是两块，这两条巧克力就是我1931年圣诞节的夜宵。

一、二、三、四、五，向后转……一、二、三、四、五，向后转……我仿佛变成了一架钟摆，牢房就是我的全部天地。哈，他们算计得倒是周到，牢房里不能留任何东西——不能让犯人散心。我可以趁看守不注意从窗缝往外看，但一被发现就得挨罚。难道在他们看来我欣赏一下自然风光的权利都没有吗？

看，窗外有只蝴蝶在飞，翅膀是浅蓝色的，一只蜜蜂在距离它不远的地方飞着。这些小家伙来这儿干什么？难道想进牢房？已经是冬天了，为什么蝴蝶还没死？那蜜蜂为什么要离开蜂巢？幸亏看守没长翅膀，否则连它们也跑不掉吧？

打手明显有虐待狂的心理倾向，我已经预感到我与他要有点什么事发生。不幸被我言中了。两个小昆虫到访的第二天，我生病了，浑身没劲儿，感到孤独又烦躁。我特别想见见人，想听人说话的声音，至少要听些什么。

我要到医务室看病，排队的八个人中我排倒数第二。我光着身子站在冰冷的楼道里，被命令脸要朝向墙。我好想看看人啊，终于看到了。我和外号叫“榔头”的于洛在悄悄说话时，被看守发现了，于是那个红棕色头发的野蛮人二话没说，一拳就砸向了我的后脑，我差点昏过去。我倒下了，鼻子哗哗流血。我站起来晃了晃，刚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那野蛮人又一脚踢向我的肚子。我倒在地上，他就用皮鞭抽我。一旁的于洛忍无可忍，朝他扑去，一场厮打开始了。看于洛处于下风，看守们也就在一旁看热闹。

一看没人理我，我便站起来，看周围有没有可以拿来当武器的家伙什儿。我走进医疗室，看到一个火炉上的搪瓷锅的锅盖被水蒸气顶开，我忍着把手的高温端起搪瓷锅，“哗”地一下将里面的沸水倒在那野蛮人脸上。野蛮人发出惨叫，疼得满地打滚。他穿了三件衣服，一件件脱得很费劲，脱第三件时，我看到连衣服带皮一起被撕了下来。他仅剩的一只眼睛也被烫坏了，成了瞎子。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能站起来了，血淋淋的肉露在外面，看起来很可怕。于洛趁机狠命踢向他的下体，这个野蛮人又倒了下去，嘴里吐起了白沫。

两个看守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没胆量管，发出警报，叫了支援。过了一会儿来了一群看守，他们开始群殴我们。幸亏我昏得早，要不然肯定得挨更多打。

醒来后我发现我一丝不挂地在一个水牢里，感觉我头上得有十几个大包。这是几点钟了？这儿没有白天黑夜的分别，我不知道时间。

我贴着墙，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梆，梆，梆，梆，梆”，这是狱友给我“打电话”呢，如果我想回消息，就得往墙上敲两下。我用什么敲呢？太黑了，我看不清周围有什么能用的东西。拳头肯定不行，声音传不远的。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觉得这里应该是门了，因为这儿比别处稍微亮一点。一摸，我感觉我碰到了铁栏杆，离我一米远，再远应该就是牢房的门了，不过我够不到了。我大体弄清了这牢房的结构。牢房里有个笼子，而我就在这笼子里。被关在这里的应该都是些危险的家伙吧？如果有看守来给这里的囚犯送饭，囚犯是碰不着看守的，因为囚犯在笼子里。这样就算隔着笼子往囚犯身上撩脏水侮辱他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当然了，这样的牢房设置有个好处，不能打囚犯，因为打囚犯就得把栅栏打开。

敲击声不时传来。谁在叫我呢？我得回应他，否则被看守发现，他会有危险的。我在牢房里摸索地走着，险些摔倒。我感觉我踩到了个硬东西，一摸，是个木勺。我抓了起来，准备回应狱友的“电话”。我将耳朵贴在墙上听着，“梆，梆，梆，梆，梆……梆，梆”，对方结束后我开始了敲击，“梆，梆”。这两声是在对叫我的人说：“我来和你通话。”对面的敲击声又开始了，“梆，梆，梆……”，字母很快出来了，a-b-c-d-e-f-g-h-i-j-k-l-m-n-o-p，停住了，停在了“p”上。我使劲敲了墙壁一下，“梆！”他知道我记下了“p”，然后是“a”“p”“i”等。他原来是在对我说：“蝴蝶，你还好吗？伤得重吗？我断了一条胳膊。”对面关着的肯定是于洛无疑了。

就这样，我们连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不理会这样会不会被看守发现，疯了一样地对话。我告诉他我没受什么大伤，就是一头包。他说那些看守拉我下去的时候只拖着我一只脚，所以每下一级台阶，我的头就磕水泥台阶一下。他还说那个家伙被烫得很重，皮开肉绽的。

突然，对面“梆，梆，梆”敲了三下，还重复了几次，这是在告诉我停下来的意思。果然，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一个看守大声说：“进里面去！到水牢里站着！”听声音是个新看守。“我叫巴东。”他手里拎着个提灯，应该是海军用的那种，光线照亮了水牢和我的裸体。

“这是你的衣服，你就站那儿，别动。这儿有水、面包。别一顿都吃了，24小时内不会再送饭的。”他的声音很难听，也很大。

他把提灯举到他脸前，我看到他在笑，笑容并没有恶意。他把手指放到嘴边，指了指留给我的东西。他想让我明白他并不是敌人，走廊里估计还有个看守吧，他不好表现得太直接。

看来他真不是敌人，我惊喜地从他给我的面包里发现了一块熟肉，他给的裤子兜里有一盒烟，还有一个火镰，还带着火绒！——天啊，在这里这些东西珍贵无比——还有两件衬衣和一条到踝骨的羊毛裤。

这一切表示，这是对我消灭了那个野蛮人的酬劳。在这之前他只是个助理看守，由于我和于洛大闹一场他才转了正职。总之，他得以晋升是因为我的帮助，所以他才会谢我。之后的一天我和于洛打了一天“电话”，从他那儿我得知去苦役场的日子不远了，也就三四个月。

两天后我们从水牢里出来了，每人都有两个看守押着。我们被带进狱长办公室，有三个人坐在对着门的桌子后。我感觉这里像是法庭，狱长就是庭长，副狱长和看守长就是陪审官，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哼！你们这些浑蛋！还有什么话说？！”

于洛脸色惨白，眼眶肿着，应该是由于感染在发烧。他胳膊断了三天，也没有护理，一定疼得厉害。

“我一条胳膊断了。”于洛回答得不卑不亢。

“哈，不打人了？这是要给你个教训。医生来了你才能去看胳膊。我倒希望他这周别来，疼对你有好处。你可别指望我专门派医生为你这样的浑蛋治疗。”

于洛看向我，眼神像在说“这个衣冠禽兽把人命当玩笑”。

我看向狱长。他以为我要说话，就对我道：“怎么，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

我答道：“绝对没有，狱长先生。我只想啐你一脸，但怕脏了我的唾沫，还是算了。”

他被气得满脸通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一旁的看守长恼羞成怒，对看守们吼道：“带下去！不要手软！我要他一小时后爬着向我求饶！我要让他把我的鞋舔个干净！”

两个看守一个拽我右手一个拽我左手，将我反扣在地上，给我上了手铐和拇指铐。哦，拇指铐是一种把左手食指和右手拇指铐在一起的刑具。我觉得没必要给你们讲他们是怎样折磨我的，想象一下我戴着手铐和拇指铐过了11天就明白了。

我得感谢巴东，每天他都按规定往我的牢房扔面包。我手被铐着，不方便吃，巴东就给我把面包掰成一块块的扔到我脚下，一口一块正合适，量也够，至少饿不死。

等到第12天，看守终于取下了我的手铐。铁已经嵌进了肉里面，我直接疼昏了过去。我醒来后被领到了医务室，医生给我戴手铐处掀开的皮肤消了毒，给我打了针，是防止破伤风的。十几天没动过了，我胳臂的关节很僵硬，回不到正常位置了，护士拿樟脑油给我擦了半天，我的胳膊才能垂下。

接受完治疗，我又被带下水牢，看守长特意过来“看望”我。

“奇怪了，饿了11天了，你居然没怎么瘦……”

“我喝水多，长官。”

“哼，现在你多吃点儿，要去服苦役了，早点恢复体力吧。”说完他就走了。

我心里说，白痴！还真以为我11天没吃东西？

晚上巴东给我送来了香烟。我抽着香烟，把呼出的烟吐到了从来就没热过的暖气管里，估计这是它存在的唯一用处吧。

后来我给于洛打了“电话”。原来他也以为我11天没吃东西了，还嘱咐我不要一口气吃太多。我不敢告诉他真相，怕某个别的看守破译了我的电报，那样会害了巴东的。“电话”里他说他的胳膊已经打上了石膏，他还祝贺我挺过来了。他告诉了我很多信息，例如接我们服苦役的船快到了，监狱在给要走的犯人打疫针，他还问我是不是留着钱筒。是的，还留着，但怎样藏的我不想讲。我肛门很疼。

三周后我们从水牢出来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破天荒地让我们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于洛像孩子一样傻笑着，疯子皮埃罗对能活着感到高兴。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关在水牢里，对外面的事不了解，我悄悄问理发师：“发生了什么？”

他不愿意回答我。

一个陌生的犯人告诉我：“他们赦免了水牢里的人，估计是怕上面来视察的人知道。”

我们被领进了一间牢房。午饭时，我43天来头一次喝上了热汤。我在碗里发现了个木头片，上面写着“八天后出发，明天打防疫针”两行字。

这是谁送来的？我不知道，但肯定是想让大家了解情况的犯人，他明白，只要我们有一个人知道了，那大家就会都知道的。这木头片在我碗里可能只是偶然。

很快，我“打电话”告诉了于洛，让他往下传，整个晚上我都听到了“打电话”的声音。

第二章

去苦役场

1.圣马丹德雷

晚上，巴东给我捎来了三盒“高卢女郎”牌香烟，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蝴蝶，希望你带着对我的好印象离开这儿。我是个看守，在这里我尽量不打人。我任这个职务是因为我有九个孩子。再见了，我祝你好运。后天船会到，做好准备。”

和那木片上写的一样，第二天，从卡昂来的医生给我们每人打了三针防疫针。德加在我旁边，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这时候谁也不遵守“保持安静”的狱规了，大家很清楚，只要打了防疫针就不会再被关进水牢里了。我们就在看守的眼皮底下小声交谈。

德加对我说：“把我们全送走吗？他们有那么多隔离车吗？”

我说：“不会的。”

德加说：“圣马丹德雷挺远的，光这里就有六百多犯人，就是一天送60个也要送十来天。”

“咱们只要打了防疫针，就说明在去的名单上。兄弟，勇敢点儿，一段新的经历就要开始了。相信我，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他看着我，目光炯炯有神。他握住了我的手，认真地说：“蝴蝶，咱们要同生共死。”

“那当然！”

又过了一天，我们上了船，被带进像行李车一样的单间，完全不透气，简直能叫人窒息。浑蛋看守不给我们换气，连门都不开一下。到了拉罗舍尔，有两个狱友闷死了。我们要去圣马丹德雷，得过海峡，要乘渡船。周围的行人发现了那两个闷死的狱友，都围上来看热闹。当地警察也不管，把我们都赶进了渡船，还把尸体扔了进来。

摆渡的时间不长，不过终于可以呼吸海上的新鲜空气了。

我对德加说：“有越狱的感觉了。”说完我们一起笑了。

于洛也在我们旁边，说：“还真是。可我，要回到我五年前逃出来的地方了。我是在要杀出卖我的浑蛋的时候被抓的，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到地方了咱们几个一定要在一起，圣马丹德雷那里是十人一间牢房，随便挑。”

事实证明，于洛想错了。到圣马丹德雷后，看守把他和另外两人和我们隔开了。这三人都是曾经从苦役场逃出来过，在法国被抓的。不过，果然是十人一间牢房，看来于洛在这一点上没说错。

我们又开始了等待。好在这里没那么多规矩，让说话，甚至让吸烟，吃得还挺好。不过我的钱筒险些暴露，因为经常是突然叫人出去，然后被命令脱光后仔细搜身。好在最终我的宝贝钱筒也没有被发现。

每天我们都会被命令排着队，以150人为一组绕着整个监狱的铁栅栏竞走。竞走时必须保持安静，谁也不能说话。竞走结束后大家就按“类别”分组席地而坐：杀人放火的坐在一起，搞敲诈的坐在一起，被骗进来的坐在一起。不管哪种“类别”，大家对老家在哪儿相当看重，科西嘉人、马赛人、图卢兹人、布列塔尼人、巴黎人等。在1900多人中，阿尔代什人只有两个，我便是其一。这段时期叫“观察期”，看守们从各个角度观察我们。

一天下午，一个戴眼镜的又瘦又矮的人走到我跟前。我想分析一下他是哪里人，但他穿着统一的囚服，没法判断。

“你就是蝴蝶？”他有很重的科西嘉口音。

“对。有事儿？”

“到厕所来。”他说完走了。

德加警惕地和我说：“科西嘉来的，进来前可能是土匪。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别担心，我去问问。”

我向厕所走去，装出要去小便的样子，那人和我一样假装要尿尿。他没看我，但肯定是在对我说话：“我是巴斯卡·马特拉的弟弟。他说如果我需要帮助，可以以他的名义找你。”

“巴斯卡是我朋友。你有什么事？”

“我感染了痢疾，没法带钱筒了，我不知道能托付给谁。我怕被偷，也怕被看守发现。蝴蝶，帮我带几天吧，求你了。”

他取出的钱筒比我的粗很多。我怕这可能是套我话的骗局，看我是不是也藏了钱筒，所以冷淡地回答：“多少？”

“2.5万。”

我接过钱筒，当着他的面塞进了自己肛门。其实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同时塞进去两个，结果塞进去后并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他临走前对我说：“我叫伊尼亚斯·加尔加尼。谢谢你，蝴蝶。”

我回到德加旁边，向他讲了经过。

“你不难受吗？”他问道。

“还可以，能忍。”我说。

“好，不提了。”他说道。

我试着和那些服过苦役的人搞好关系，只要有机会就找于洛或圭度，因为我想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说来也巧，我遇到了个怪人，是个在苦役场出生的科西嘉人，他爸爸是苦役场看守，他和妈妈住在拯救岛[1]。他生在皇家岛，那是拯救岛三岛之一，另两个是圣约瑟岛和魔鬼岛。哈哈，这真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这次他不是作为看守的儿子回去，而是作为苦役犯去服苦役。

通过聊天我得知他是因为偷窃被判了苦役的，刑期是12年。这人今年刚19岁，性格很好。他向我和德加讲了岛上的情况，毕竟他在那儿待了14年。他告诉我们他妈妈就是苦役犯，是在持刀决斗时被捕的。他给了我们一些关于越狱的建议，比如说要跑只能从陆路跑，上了岛就绝对跑不了，无论是拯救岛三岛中的哪座岛都不可能逃跑；还有，绝对不能上了看守的危险分子名单，否则到了圣洛朗会被监禁。他还告诉我岛上相对干净，陆上不太平，各种传染病威胁着犯人，正如德加告诉我的。

我和德加可不想关到岛上，可是……我不会已经上了危险分子名单吧？我可是终身苦役犯，还是烫伤看守员的打手，再加上我骂过狱长。

那段时间各种传言都有。有人说到了苦役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卫生所，有病也要挺着，因为身体弱的或病重的会在那里被下毒处理掉。一个外号叫“赌鬼”的巴黎人弗朗西斯证实，的确有过犯人被毒死，他在当地卫生所上班的弟弟说过那事的真相：被毒死的那人曾是个开保险箱的行家，据说打仗时他被法国当局雇佣，在日内瓦潜入德国大使馆窃取了重要情报交给法国当局。1920年后他每年都作案，每次被抓都要要挟当局，终于有一次这招儿不灵了，他被判了20年苦役。他想装病躲过苦役，就进了卫生所，结果，在当局的授意下，卫生所给他开的药是氰化物，他服下就被毒死了，这样当局就高枕无忧了。在这个鬼地方，各种各样的谣言都有，大家就听着玩儿，正好打发时间。

只要我上厕所或者到外面散步的时候，德加一定会跟着我，这是为了保护钱。每次我取放钱筒时，他就站在我面前，为我挡住别人的视线。一个已经够我受了，可我居然塞着两个，我都有些佩服我自己。说来也怪，一般都是后塞的后出，先塞的先出，两个钱筒在我身体里面到底是怎么转的，我也搞不清楚。

那些日子发生了一些事，比如有人在理发室趁克鲁西奥刮脸时试图杀了他。克鲁西奥心脏周围被刺了两刀，却奇迹般的没死。据说这件事是讨债引起的。行刺者六年后死在了卡宴，是吃重铬酸钾死的。尸检的医生给我们展示了他的一段满是破洞的肠子，可见他死前十分痛苦。再两个月后，害死这人的凶手被人勒死在床上，是谁干的没人知道。当然了，这些是后话。

在圣马丹德雷住到第12天，大家的情绪开始不稳定了，打架斗殴时有发生，哨兵也开始例行巡查。

到了第17天，运我们去苦役场的“玛蒂尼耶号”货轮终于停靠在了港口。它要装的是这里的1870名苦役犯。

那天早晨，八九百个苦役犯在院子里集合。监狱的大门开了，走进来一群警察，他们穿着制式服装，每人腰间的皮带上都挂着手枪套，能看到锃亮的枪把。这些警察中的一个走在最前面，看到狱长都跟在他的后面，就知道这家伙是头头了，果然，我看到了他肩头的军衔，是位上校。

警察上校拿起喊话筒，开口道：“诸位，从今天起你们将由司法部负责管理，他们是法属圭亚那监狱部的代表，本部设在卡宴。巴罗司令先生，这里的816名囚犯我就移交给你了，这是名单，请检查是否到齐。”

最后一个警察开始点名，点了两小时。一切按部就班，然后双方签署交接文件。

巴罗司令和警察上校肩头的杠一样多，不过他的是金色的，而警察上校的是银色。然后轮到他训话了：“从今天起，你们都是流刑犯！你们将受苦役犯监狱的管辖。苦役犯监狱的内部法庭可以根据你们的罪行轻重，判处从监禁到死刑！站在你们对面的这些看守会负责管理你们，当你们要找他们的时候，要叫‘看守先生’！饭后会给你们发狱服，明天你们要上‘玛蒂尼耶号’。你们不用担心，苦役犯监狱比法国本土的监狱好，可以聊天、吸烟，只要表现好就不会有惩罚。如果你们有私人纠纷，最好能在监狱解决；有谁身体不适，不能走的，可以到医护室接受治疗。最后，我祝你们旅途愉快！”他训完话，仪式也就结束了。

“嘿，德加，觉得如何？”

“蝴蝶，我跟你说的没错，他那句‘私人纠纷最好能在监狱解决’意味深长啊。凶杀，暗杀，明白吗？”

“别担心，你要相信我。”

我找到“赌鬼”弗朗西斯，问他：“你弟弟还在卫生所吗？”

“在的。”

“你尽快联系他，让他给我一把手术刀。如果他要钱，你告诉我该给多少。”

两小时后我得到了一把手术刀，还送了我一把钢刀，这真是件趁手的武器，就是大了点。

我坐在厕所旁，让人找加尔加尼，准备还他钱。可这么多人，找他谈何容易？后来终于找到了认识他的人，我拜托那人去叫他。

等他来的时间，我在想，这些日子大家在一起生活，也就没时间一个人想事了，往事变得越来越模糊。以前我觉得，到了苦役场，以前做过什么、为什么被判刑，都会逐渐忘记，只会想一件事——怎么越狱。现在看我错了，因为最重要的、让你费尽心思的是如何活下去。当初害我的警察、陪审官、重罪法庭、浑蛋法官，还有我老婆、爸爸、朋友们，他们之前在我心里占有一定的分量，可现在，在集体生活中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后，他们在我心中的分量不像以前那么重了。

加尔加尼终于来了，他是让人领着走来的，尽管他戴着眼镜，但我知道他几乎看不见。从他走路的姿势看他的病好了。他走到我跟前，我说：“看来你病好了，能自己带着了。路上我责任太大，另外我也不知道到了苦役场能不能和你分在一起，还是你自己带着吧。”

加尔加尼看着我说：“不，我不要了，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吧。”

“为什么？”

“我不想因为这些钱被人杀掉。宁没钱，我也不愿意为钱送命。”

“你害怕了？有人威胁你了？难道……有人怀疑你有钱？”

“是的，有三个阿拉伯人总盯着我，所以我从来不找你，怕他们怀疑咱们有联系。只要我去厕所，不管白天晚上，那三人总有一个在盯着我。我能怎么办？我只能故意让他们看，装得泰然自若，让他们觉得我没钱。可就算这样，他们还是盯着我不放。估计他们是觉得有别人为我带钱，但不知道是谁，所以总跟着我，看什么时候还我。”

能看出加尔加尼确实很害怕。我对他说：“那三个人常到什么地方去？”

“厨房和盥洗室。”

“好，你等我，我一会儿回来……算了，你还是跟我来吧。”

我们朝那三人常在的厨房走去。我从帽子下取出刀，攥着刀把，把刀刃藏在袖子里。到了厨房，果然看到了他们，不是三人，是四人，三个阿拉伯人和一个科西嘉人。那科西嘉人我知道，叫莫克兰。我立刻就明白了，莫克兰知道加尔加尼是巴斯卡·马特拉的弟弟，肯定有钱，就把情报告诉了阿拉伯人。

“嘿，莫克兰，你好吗？”

“好啊，蝴蝶，你如何？”

我把目光转到了三个阿拉伯人身上，说：“不好。嘿，阿拉伯人，我来是告诉你们的，加尔加尼是我兄弟，他要是出了事，我首先要找莫克兰算账，然后就是你们三个！”

莫克兰膀大腰圆，和我一样高，大概一米七四的样子。他听后站了起来，摆出要打架的架势。看来我的挑衅激怒了他。我抽出锃亮的刀说：“想动手？信不信我宰了你！”

他看到我凶狠的眼神和锋利的刀，一时间蒙了，忙掩饰说：“蝴蝶，我站起来是想和你谈谈，不是想和你干架。”

这当然不是真话，不过，毕竟他朋友在跟前，我决定给他个台阶下，于是接着他的话茬说：“要谈谈？”

“我不知道加尔加尼是你朋友。你……你该理解的，我们只是想弄些钱逃跑。”

“好吧，我理解。莫克兰，你有权争取自由，可他，你们不能动，知道吗？”

这事最后以握手言和收场，处理得很漂亮。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做错了件事，事后我劝加尔加尼接受钱筒，他说第二天上船前找我要，结果第二天这小子藏了起来，我只好带着两个钱筒去苦役场了。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我们牢房里的人都相视无言。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在法兰西故土度过的最后一天了，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回来。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德加坐在我旁边默不作声，我也感到迷茫。

我过往人生的一幕幕就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眼前：我的童年很温馨，我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家里人都有良好的教养。那时庭院里的花朵、流淌的溪水、果树上垂下的香甜果实，都是那么美好，让我难以忘怀。在这部“有声电影”里，我仿佛听到了父母的话语，听到了父亲的猎犬在叫我出去玩，听到了我童年时的小伙伴的嬉戏声。回想起这些，我激动极了。

好了，该总结一下现状了。我，26岁了，身体健康，有我自己的5600法郎和加尔加尼给的2.5万法郎，还有德加在我身边。至于加尔加尼把2.5万法郎给我，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无法保护这笔钱，所以没找我要。当然了，要让加尔加尼和我在一起，这毕竟是他的钱而不是我的。3万多法郎，用这笔钱我可以收买狱友，甚至是看守。

总结的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到了苦役场后，我应该和德加、加尔加尼一起越狱，这是我的结论。我摸了摸刀，安全感油然而生。在同莫克兰的冲突中，它的作用已经得到了证实。

第二天凌晨3点，牢房铁栅栏前，鼓鼓的海员包摆成一排，每个包上都挂着牌子，上面写着：“C…·皮埃尔，30岁，一米七三，衣服42号，鞋41号，登记号×……”这个“C…·皮埃尔”肯定是疯子皮埃罗。

皮埃罗是波尔多人，杀人被判了20年苦役，他在犯罪集团那一派人中算是比较正派的。从这牌子上的信息看，苦役场狱总部是严谨、细致的，比这儿要强得多，这儿发的囚服全一个号。透过袋子上的破洞，能看到苦役场的囚服是红白竖条相间的，穿这衣服想不引起注意都难。

皮埃罗走到铁栅栏前对我说：“我觉得挺好，我早就想去美洲了，警察们这是在免费给咱们安排美洲旅行。哈哈，我宁愿去美洲服苦役，也不想在法国服15年徒刑。”他话说得很自然。

“皮埃罗，我觉得在法国监狱里憋疯了还不如服苦役感染麻风病或黄热病死了痛快。”

“哈哈，我也这么看。”

这时，看守对皮埃罗叫道：“嘿，该你签字了。”

他签完字领了海员包，继续跟我说：“我真想马上穿这衣服。”

“别急，到时候再穿。兄弟，我现在想静静。”

他懂了，离开了我。

路易·德加看了看我，说：“蝴蝶，这是在法国的最后一晚。明天就要离开这么好的国家了。”

“法国是好，但是没有正义感，别的国家也许不像咱们的祖国这么好，但对犯人可能会更人道。”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不过从后来的经历看，我说得简直太对了。

说着说着，我们又沉默了。

[1] “拯救岛”是三座岛的统称。

2.通向地狱的路上

到早上6点了，牢房进来四个看守。他们穿着洁白的制服，制服扣子是金黄色的，腰间宽皮带上还挂着手枪。其中一个左袖口上有三个金黄V形标志的人对我们说道：“你们拿好你们各自的包，牌子上有你们的名字，别拿错了，然后两人一组，在走廊站好。”

我们照着他的话做了。他继续说道：“好，现在把包放在你们脚下，把衣服脱了，把自己的东西打包。”

我们继续照着做，他看我们打完包，又说：“嗯，很好。你，把包集中在一起，放里面去。你们，把包打开，里面有裤衩、背心、裤子、外衣，还有鞋袜，找出来穿上……都穿好了吗？”

“穿好了，看守先生。”我们齐声道。

“好！把包背在右肩，两个两个对齐，跟我走！”

在看守的戒备下，我们这11个准苦役犯排着整齐的队向前走着。肩头带杠的军官走在最前面，两边各有一个看守，第四个看守走在最后面。其他牢房的犯人陆续被带了出来，大约两小时，810个准苦役犯列队站好在监狱操场上。随后一个看守拿着名单点了40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我、路易·德加、于洛、加尔加尼、桑迪尼，还有三个“二进宫”的。我们这40人以10人为一排，每排旁边都站着一个看守。我们都没戴手铐，但谁也不会试图逃跑，因为不远处有提枪的警察。监狱的大门开了，我们列队走出了监狱，一队提枪的警察全程跟着。

远处一群民众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抬起头看着那些围观的人，突然，在他们中我看见了我妻子梅奈特和我的朋友安多纳。我一直看着他们，直到远得再也看不到。我心里隐隐感到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了——很多年后我得知安多纳在马赛的一次轰炸中丧命。队伍非常安静，大家的表情都很肃穆，就算是看守、警察也不想打扰这令人心碎的时刻。大家都懂，这1800人将从社会生活中被永远放逐。

上了船，我们40人被领到了底舱的一个铁笼子里，笼子外挂着牌子，上面写着“1号”“40名”“特犯”“严加看管”。我们每人都分到了一张卷起来的吊床。

突然，于洛叫住我说：“蝴蝶，快，把吊床挂这儿。这儿离舷窗近，别看现在关着，等进了海就打开了，能闻到新鲜空气。”他不是头一回来了，知道这些；不过距离上次也有十年了。

我向他介绍了德加，然后我们一起聊起了天。突然一个人走了过来，于洛拦住他道：“嘿，如果你还想活着离开苦役场，就不要来这儿，明白吗？”

“明白。”那人回答。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

“好，那就快走。”

看那人走了，德加高兴地说：“以后有你们两个罩着，我就可以安生了。”看来他对这次力量展示很满意。

航行的第18天出事了。那天晚上一声惨叫把大家从睡梦中叫醒。看守全船巡视，发现有人被刺死了。死者背上插着二十多厘米长的刀。刀是从下往上刺的，刺破了吊床，插进了死者的后背。

大约三十个看守来到底舱，用枪对着笼子里面的我们喝道：“把衣服脱了！”

我知道要搜查了，就把刀放在右脚板下，用脱掉的衣服盖住刀把，重心尽量往左挪，以防右脚被扎伤。

四个拿枪的看守进入了我们的笼子，一个像是头儿的大声道：“都别动！谁动打死谁！”然后就开始了挨个搜身。幸好看守检查我时没有让我抬脚，我的刀没被搜出来。搜查结束后大家就开始穿衣服，我赶紧收起了我的刀。

他们搜查了整个底舱的各个笼子，一共搜出了三把刀、两颗钉子、一个开瓶塞起子、一个钱筒，一共有六个人被一丝不挂地带了出去。

看守们列队站在笼子外面的走廊上，一同站着的还有那六个赤身裸体的囚犯。这时巴罗司令也来到了底舱。

一个看守拿着搜出的一把刀，指着刀的原主人对巴罗说：“这是他的。”

“对，是我的。”

“好，敢作敢当。把他带到机舱去。”巴罗说。

随后藏钉子的、藏起子的、藏刀的都招认了，他们光着身子被看守带上了舷梯。地上还剩下一把刀和一个钱筒，这两件东西的原主人是一个人，那是个蓝眼睛的年轻人，身材不错，身高至少有一米八。

看守拿着钱筒问：“这个，是你的吧？”

“是。”

巴罗司令把钱筒拿了过来，问道；“里头有什么？”

“300英镑，200美元……还有两颗钻石，都是5克拉的。”

巴罗司令打开钱筒。他周围有人挡着，我看不见，只听司令说：“你叫什么？”

“萨尔维加·罗密欧。”

“意大利人？”

“是的，先生。”

“我不会因为这钱筒惩罚你，可藏刀绝对不行。”

“先生，刀不是我的。”

一旁的看守道：“长官，他在胡说！我是在他鞋里找到的。”

“我再说一遍，刀不是我的！”

“那么，撒谎的是我了？”看守有些生气了。

“您没有撒谎，您只是搞错了。”

“刀是在你鞋里找到的，如果你说不是你的，那你一定知道是谁放的，快说！”

“我不会告别人的密。”

“难道你想去锅炉房挨蒸吗？”看守威胁道。

“好了，看守，给他上手铐。他这么不听话，该好好教训一下。”说这话的是巴罗司令。

过了一会儿，一个体形巨大的海员来到底舱，他带了一个装满水的木桶和一条胳膊一样粗的绳子。看守们把那意大利人捆起来，然后那个巨人将粗绳子蘸上水，用力抽打他。那绳子打在屁股、腰和背上，意大利人一会儿就皮开肉绽了，血从他身上流下来，但他紧咬牙关，一声不吭。

看着此情此景，大家的愤怒情绪逐渐积累着。终于，不知道是谁打破了平静，高喊道：“你们这群坏蛋！”平静被打破，大家的愤怒再也无法抑制，纷纷叫嚷道：“浑蛋！人渣！败类！”看守们越不让我们喊，我们就喊得越凶，声音越大。

“放蒸气！”走下底舱查看情况的船长喊道。

水手得令后转起了轮子，开始放蒸气。滚烫的蒸气喷向我们，大家迅速停止了喊叫，为了躲避蒸气纷纷趴在地上。

“再敢闹，我就烫死你们！都起来！”船长喝道。

其实只有三个人被烫伤了，他们被送到了船上的医疗室。挨打的萨尔维加被送到了关我们的笼子——六年后的一次越狱他成了我的伙伴，当然，这是后话。

在船上的这段时间，我尽量和那些在苦役场服过刑的狱友待在一起，打探苦役场的各种情况。

于洛告诉我，马罗尼的圣洛朗是马罗尼河上的一个村子，离海大约120公里，是苦役场的中心，苦役犯监狱就设在这个村子。在那里，犯人被分类管理着。流放犯不来圣洛朗，会发配到圣让的监狱去，离圣洛朗有150公里的样子。

第一类，极度危险分子。这些人到圣洛朗后就会被点名，等待被押送到拯救岛三岛，也就是皇家岛、圣约瑟岛、魔鬼岛执行有期或无期徒刑。这些岛离圣洛朗大概500公里，离卡宴市大概100公里。拯救岛三岛中最大的岛是圣约瑟岛，惩戒监狱就设在那儿；最小的岛是魔鬼岛，魔鬼岛上关着的都是政治犯，一般的犯人不会去。

第二类，一般危险分子。这些人会留在圣洛朗，被强迫耕田。上面需要时，就会被派往集中营做苦力。据说集中营的生活特别艰苦，谁也不愿意去。

第三类，一般犯人。他们会充当监狱的杂务工、清洁工，比如厨子、车间工人、油漆工、铁匠、电工等。

于洛对我说：“到了后，如果咱们被点到名，那就是要把咱们关到岛上，要是那样就没有越狱的机会了。根据咱们之前的表现，被点到名的可能性挺大的，所以我建议咱们弄伤自己，最好能伤得重一点，然后住院，从医院跑。还有就是，如果送犯人上岛的船没准备好的话，咱们就有机会收买护士，让他们给咱们关节里打松节油，或者让咱们感染，发高烧。总之，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岛上！要不惜一切代价住院！如果不点咱们的名，那就是让咱们留在圣洛朗，那样最好，就有机会越狱了。能留在圣洛朗的话，咱俩争取不进集中营，那里太苦了，据说每人每天必须砍一立方米的木头，经常有活活累死的。咱们可以买通看守，让咱们留在村里工作，哪怕当淘粪工也要留在村子里。能留在村子里的犯人都是白天出监狱干活儿晚上回监狱，咱们可以利用晚上回监狱的机会和村里的苦役犯联系，让他们做好逃跑准备。”

因为于洛是“二进宫”，几乎可以肯定会被流放到岛上，所以他做好了准备。他准备等船到了就割破膝盖，下船时再“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这样就会被送到码头的医院。

3.犯人的地狱

舷窗外的热带丛林景色预示着我们快到了。船开得很慢，我们正好可以观赏这充满异域风情的丛林。可以看到岸边走动的黑人男女，估计他们已经看惯了这样的船，没有任何反应。终于，汽笛的长鸣响起，然后是发动机熄火的声音，我们知道，到了。

众人相视无语。于洛取出刀，为割开膝盖做准备。他先割开裤子，准备上了甲板再割膝盖，否则血迹太可疑了。

笼子被打开。接着，舱门被打开。看守命令我们排成三人一排的队伍上甲板。我、于洛、德加正好是第四排，于洛在我和德加中间。我们排队朝舷梯走，排头的三人走到舷梯时，停顿了片刻，于洛趁机取出刀在膝盖上用力一划，我用余光看到血瞬间从他膝盖流了出来。当我们走到舷梯最上一级时，他“不小心”一倒，整个人翻滚了下来。众人忙把他扶起来，看守见他膝盖血流不止，马上叫来了担架，接着他如愿被两个海员用担架抬走了。

到了码头，有各色各样的人好奇地看着我们，有黑人、印第安人、中国人、白人——应该是被释放了的苦役犯。凑够200名，队伍就开始进发。走了大约十分钟，到了一片用高耸的围墙圈起来的地方，不用说，这肯定是监狱了。监狱大门上写着“马罗尼圣洛朗苦役犯监狱。容量3000人”一行大字。大门开了，我们一排一排走了进去。

我们走到了一个大院子中间，一个看守喊道：“立定！下面分发草帽！”我们每人分到了一顶草帽。这真的太需要了，因为我们这一队已经有三个人中暑倒下了。

一个肩头带杠的看守拿着名单走了过来。我和德加互相看了看，明白要点名了，这些被点了名的都是要押送到群岛的人。果然，肩头带杠的看守开始点名了。圭度被点到了，许吉尼被点到了，吉拉索尔也没落下。

“于洛·毕尼阿尔！”

“于洛·毕尼阿尔受伤了，在医院。”押送我们的看守汇报道。

肩头带杠的看守接着讲：“都注意听着，接下来我叫到谁，谁就背上海员包出列。”

我和德加、卡里耶都出列了，被带进了一座黄色的房子，走进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房间中间有差不多两米宽的过道，两侧都被铁栅栏封着，铁栅栏与墙之间吊着帆布，应该是吊床。看守并没有分配床位，愿意住哪儿随便。我和德加、疯子皮埃罗、桑道里、格朗戴互相挨着。我走到房间尽头，发现右边是洗澡间，左边是厕所，不过没自来水。德加、疯子皮埃罗和我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没被发配到岛上。

我们住进来的第一天看守并没有其他安排，我们只是在铁栅栏里待着。因为是在热带，很热，我们只能穿短裤。晚上两个老苦役犯提来了煤油灯挂在房顶，房间太大，大开间内一多半地方照不着亮。9点后大家就都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起床号就吹响了。我们起床、穿衣、上厕所。看守给我们发了早饭，是咖啡和干面包。

9点多，一个护士走进了房间，来到了我跟前对我说：“蝴蝶，还认识我吗？”

“不认识。”我如实回答。

“我是阿尔及尔的锡耶拉，我是在巴黎丹特家认识你的。”

“啊！我现在认出来了。你1929年来的吧？你一直在这儿吗？”

“唉……我的刑期还有几年呢。说说你吧，装病？他呢？”他指着德加。

“他叫德加，我哥们儿。”

“好，那我给你们登记吧。蝴蝶，你就得痢疾吧。你呢……哮喘怎么样？11点查房时我会来，我有事和你讲。”

他离开我们，在走廊大声喊：“还有谁病了？”见有人举起了手，他走到举手的人跟前登记。

这时一个苍老黝黑的看守走了进来，锡耶拉把那看守拉到我跟前道：“蝴蝶，给你介绍一下我上司，这位是护士长巴第洛尼。巴第洛尼先生，这两位是我朋友。”我们和巴第洛尼寒暄起来。

11点时有护士来接生病的犯人。一共九人，有的是真病了，我和德加自然是装病。我们来到一座挂着红十字的白房子，这肯定是医院了。

这里目测得有六十多个病人。穿着白大褂的锡耶拉出来了，说：“你，你，你，过来。”我们跟着他走进了医生办公室。这里的三个西班牙老头儿和锡耶拉用西班牙语交谈起来。我一下就认出来其中一个西班牙人叫费尔南德，这家伙在巴黎杀了三个阿根廷人。

聊完后，锡耶拉让费尔南德到厕所等他，然后对我说：“嘿，亲爱的蝴蝶，我为我能帮到你们而感到高兴。本来你们是要被关起来的，蝴蝶是无期，德加是五年。对了，你们有钱吗？”

“有。”

“好，那就好办了！你们每人给我500法郎，明天上午给你们安排住院。蝴蝶你是痢疾，德加你是哮喘，哦，就是喘不上气。别的我来负责。蝴蝶，如果你打算行动了，别忘了告诉我，到时候加我一个。这里每人一周100法郎，500法郎能住一个月，请抓紧时间。”

这时费尔南德从厕所出来了，他当着我们的面给了锡耶拉500法郎。我也去了厕所，出来后交给他1500法郎。他拒绝收另外500，说：“这钱是收买看守用的，我不会要。咱们是朋友，对吗？”我也没有坚持，最后只给了他1000法郎。

如此，我、德加、费尔南德就住进了病房。病房护士叫沙塔尔，他从锡耶拉那儿了解了我们的情况，给了我们很多便利。我们住的病房在一座楼的二层，这层有差不多七十个病人，其中许多患的是痢疾。

我问一个护士于洛在什么地方，他回答：“他在对面楼里。是有什么事要我告诉他吗？”

“是的。请告诉他，蝴蝶、德加在这里，叫他从窗户向这边看。”

护士能在住院区自由进出，他进病房只需要敲敲门，就会有为看守做辅助工作的狱卒为他开门。虽然每间病房门前都坐着三名持枪看守，但他们一般不干涉护士的工作。

我坐在窗户前看着对面的情况。一会儿于洛出现在对面窗户前，手里拿着块木板，上面写着“好极了”三个字。大概一小时后，护士给我送来于洛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我会想办法住进你们的病房，或你们想办法来我这边。你们那边有敌人，要小心。勇敢点，你们肯定能成功的！”

于洛是因为抢劫首饰店被抓的。据说他砸了巴黎一家首饰店的橱窗抢了价值近百万法郎的首饰，被抓后判了二十年，结果没到第四年，他就成功越狱了。之所以后来又被抓回去，按他自己说的，是因为他回巴黎想杀一个人，因为那人没按约定将一笔钱交给他妹妹，那人看到了徘徊在自己住处附近的于洛就报了警，然后于洛就又被抓住了，和我们一起来到苦役场。

我们在病房住了一周了，昨天，又交给沙塔尔200法郎，这是我们二人要交的住院费。为了让这里的人尊重我们，我们分了很多烟草给他们。德加和一个叫卡罗拉的来自马赛的60岁的苦役犯交了朋友。卡罗拉说他很有钱，全村都知道，所以他最好不逃跑，因为村里人会为了图他的钱杀了他。德加把卡罗拉的事告诉了我。我说这老头儿没用，跟我们是两路人。不过德加对老头儿的无稽之谈很动心，我勉强说服他，也说服我自己。

我让护士给锡耶拉递了个条子，让他想办法把加尔加尼安排进来。锡耶拉很能干，几天后加尔加尼就住进了医院，不过是在另一间病房。我要如何还他钱呢？我只好告诉沙塔尔有重要的事要同加尔加尼商量，我成心让他以为我要越狱。沙塔尔告诉我中午12点能带他来，不过只能待五分钟，我说没问题。12点加尔加尼果然来了，我把钱筒塞给他，他哭了。两天后我收到了他捎来的一本杂志，里面夹着五张1000法郎的大票，还有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

沙塔尔看到了杂志里的钱，没说什么。我对他说：“我们想越狱，你愿意一起吗？”

“不，我和朋友约好了，我朋友五个月后刑满释放，在这之前我不想跑，会连累他。就算逃，也要准备好才行。你刚进来，着急我理解，不过……太难了。还有，兄弟，你的事我当不知道，但你别让我帮你，我不想拿我的职务冒险。就算是逃，我也会等我朋友出去后再说。”

“好样儿的沙塔尔，做人就要诚实。放心，以后我不会再找你了。”

“不，我能给你送信。”

“哈哈，谢了，沙塔尔。”

这天夜里我们被枪声惊醒，第二天，知道是榔头跑了。愿上帝保佑他。

于洛逃走了，我、德加、费尔南德还在等机会。我假装漫不经心地看着窗户上的栏杆，它是铁轨做的，凭我们不可能弄开，所以门是唯一的突破口。三个扛枪看守日夜守卫着门口，自从于洛跑了后，监视更严了。沙塔尔一天只来病房两次，负责打针和量体温。

第二周过去了，我又交了200法郎。

我和德加无话不谈，就是不提越狱的事儿。昨天他看见了我的刀，问：“还拿着它干吗？”

我说：“保护我，还有你。”

费尔南德生于阿根廷，他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男子汉，但他被卡罗拉那老头子的胡言乱语给迷惑了。记得有一天，我听他对德加说：“听说岛上很卫生，也不热，比这儿强多了。这鬼地方太脏了，太容易传染痢疾。”这里的痢疾的确高发，病房里经常有人死于痢疾。说来奇怪，病房里如果有人死去，准是在下午或晚上，上午从没死过人，个中原因只有天知道。

一天晚上，我找德加和费尔南德商量越狱的事儿，我讲得很兴奋：“嘿，根据我的观察，那些阿拉伯狱卒来病房检查重病号的时候，对周围都没有防备，我们可以趁机把他们打晕，然后穿上他们的衣服出去。因为我们换了衣服，看守不会留意我们，至少第一时间不会。我们可以趁他不注意夺了他的枪，把他嘴堵住，再把他关进厕所。然后咱们就跳过医院的墙，顺着河漂流，漂到哪儿算哪儿……”

可是，他们不敢冒这样的险，还说我太冒进了。那晚我感到很泄气。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转眼距离我们来这儿已经快三周了。还剩下10到15天，这段时间必须做出决断。老实说那时我心理压力很大，经常睡不着觉。终于，迎来了转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33年的11月21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那天约安·克鲁西奥进了病房，是被抬进来的。他几乎瞎了，眼睛里满是脓。沙塔尔出去后我询问了他的情况，他告诉我说，他被通知三天后去群岛服苦役，于是在眼睛里放了颗蓖麻籽，眼睛化了脓，才终于来到这里。他说他打定了主意要逃，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能行动，到时候用水洗一下眼睛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向他讲了我的逃跑计划，他觉得不错。他给我提了建议，说可以卸下铁床腿，每人拿一根，用来打昏看守。他认为一定要在看守发出声音之前弄晕他们，因为一有动静附近的看守都能听到，所以处理一切都必须保持安静。

第三章

初次潜逃

1.逃出医院

那天晚上我先找到德加和费尔南德，把附加了克鲁西奥建议的越狱计划讲给他们听。德加说他还是没信心，还说如果可以，他宁愿花一大笔钱来求换免除监禁。他托我问锡耶拉这样行不行，我让沙塔尔去帮我问。沙塔尔当天就捎回了锡耶拉的信。信上说，在这里绝对不要想花钱出狱的事，这绝对不可能，就连狱长都做不到。如果想逃，从医院病房逃最稳妥，不过那样的话至少要找借口熬到“玛娜号”开船去群岛后的第二天出院。

锡耶拉在信中还告诉我，如果我同意，他就派一个释放犯在医院后面为我们准备一艘船。释放犯叫耶苏，两年前准备同布格拉医生逃跑的就是他。想和他碰面我就必须到指定病房照透视，这是碰面的唯一契机。他嘱咐我，要照透视就必须取出钱筒，因为照透视会被发现的。我把给锡耶拉的回信交给沙塔尔，信中我让他叫耶苏做透视，也安排我去。锡耶拉当晚告诉我，第三天的9点安排我和耶苏碰面。

第二天，德加和费尔南德就要求出院，“玛娜号”上午起航。他们打算到了集中营再越狱，我祝他们一切顺利，我的计划绝不会变。

果然，我在照透视的时候见到了耶苏。他是个老释放犯，瘦得就剩下一把骨头，脸上晒得黝黑，两道伤疤贯穿全脸，而且他的一只眼睛总是流泪。看着这个相貌奇丑的人，我的信心不增反降，后来证明我是对的。

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能为你备一艘最多能坐五个人的船、淡水、干粮、咖啡、烟叶、桨、海员袋、针、线、指南针、斧子、刀子、五公升朗姆酒，只收你2500法郎。三天后就没月亮了，你要是同意，四天后我就在船里每晚等你，从夜里11点到凌晨3点，连续八天。新月出来了我就不等了。船就停在医院墙角正对面，得顺着墙走。放心，只要没月亮那地方你看不见，甚至隔着两米也甭想看到。”

“成交。”我没怎么犹豫。

“哥们儿，钱你怎么给？”耶苏问。

“我会让锡耶拉转交给你。”

我们没有握手，直接散了。我感觉这个方案并不稳妥，但我别无选择。

那天下午3点，沙塔尔将2500法郎交给了锡耶拉，锡耶拉再转交给耶苏。我自言自语道：“我这是在拿加尔加尼的钱冒险，但愿他不要把这2500法郎吞了。”

克鲁西奥对这个计划充满了信心，只担心两件事：阿拉伯狱卒不是每晚都来以及谁是可以入伙的第三个人。我们看上了一个叫毕亚基的科西嘉人。从1929年起他就因为杀人进来了，现在他染了病，押在这个病房里。我和克鲁西奥一起商量应不应该以及什么时候和他谈。

在我们小声讨论的时候，走过来一个五官精致得像女人的小伙儿。这人叫马特雷，18岁，听说杀过一个车夫，因为杀人时才17岁，躲过了死刑。当时他是和一个16岁的孩子一起作的案，在法庭上两人都没有互相指控，都供认是自己杀了车夫，可车夫明明只挨了一枪。这两个孩子的义气赢得了犯人们的赞赏。

马特雷走到我身边，用和女人一样的声线向我开口借火。我送了他四根烟和一盒火柴，他用迷人的微笑向我致谢。他走了没多远，克鲁西奥突然说：“蝴蝶，我有办法了！想让那些阿拉伯浑蛋几点来、来几次，都没问题！”

“怎么办？”

“咱们可以和马特雷谈谈，让他使些手段，让阿拉伯浑蛋爱上他。我听说阿拉伯男人很多好这口儿。如果能上了钩，让马特雷晚上把阿拉伯浑蛋约过来，当然，得是对我们有利的时间。”

“明白了，我来和马特雷谈谈试试。”

我找到了马特雷，他又对我使出了诱人的微笑。他可能觉得他的第一次诱人微笑迷住了我。我说：“你弄错了，来，有些事想和你商量，咱们去厕所。”走进厕所，我对他说：“如果你把我和你讲的说出去，我就弄死你，明白吗？是这样，你愿意帮我们忙吗？如果愿意，多少钱好商量，或者也可以和我们一起逃出这鬼地方。”

“我想跟你们走！”他这么痛快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一言为定。”

我把计划和他说完就和他握手告别了。他去睡了，我告诉克鲁西奥进展后也睡下了。

到了晚上8点，马特雷坐在窗边。他没叫阿拉伯狱卒，是那家伙自己进来的，我眯着眼观察着，看两人悄悄说了些话，说的是什么听不见。到了10点，马特雷去睡了。

第二天，马特雷听了我们的建议，和阿拉伯狱卒约好了晚上11点约会。阿拉伯狱卒准时到了，他叫醒了马特雷，两人朝厕所走去。大概一刻钟后狱卒出来，回去了，马特雷也回去睡了。第二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到了11月27日，我和克鲁西奥悄悄地把两条铁床腿卸了下来，当棒子用。我紧张地等着下午4点锡耶拉的传话。沙塔尔护士来了，他找到我，对我说：“锡耶拉让我告诉你，耶苏会在指定地点等你。祝你好运。”

晚上8点，马特雷对例行巡视的阿拉伯狱卒说：“半夜你再来，那时候咱们可以多待一会儿。”阿拉伯狱卒答应半夜后一定来。

半夜了，一切准备就绪。阿拉伯狱卒12点15分时走进病房，他悄悄走到马特雷床前，叫醒他后和他一起朝厕所走去。我握紧铁床腿，跟在后面。我的声音很小，从克鲁西奥那里听不见。我躲到厕所门后，克鲁西奥负责假装朝他走去，引起他的注意力。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阿拉伯狱卒从厕所出来了，他看到克鲁西奥吓了一跳，说：“你在这儿干吗？！”

我瞅准时机朝他后脑勺抡起铁床腿，只一下他就倒下了，没发出什么声响。我快速把他的衣服扒了自己穿上，和克鲁西奥一起把他推到一张床下。在往里推之前，我又往他后脑勺上补了一棍。这下够他受的。

我们的声音很小，没有吵醒任何人。我和克鲁西奥快速朝门口跑去，马特雷跟在后面。我穿着阿拉伯狱卒的衣服敲看守的门。一个看守刚开门，我就朝他脑袋抡起了铁床腿，“啪”一下就让他晕倒在地。里面另一个睡眼蒙眬的看守手里的短枪掉在了地上，在他反应过来以前，我就把他打晕了。克鲁西奥打晕屋子里最后一个看守时，那看守“啊”的叫了一声。我们屏住呼吸，总觉得这声喊叫大家都听到了。这声音的确不小，但好在半天也没有听到动静。

我们带着三把枪急匆匆地往外逃。克鲁西奥在前，马特雷在中间，我负责断后。克鲁西奥拿到枪就扔了铁床腿，我左手拿着铁床腿，右手握枪。下面伸手不见五指，连看见朝河延伸的墙都非常困难，我们摸黑朝指定地点奔去。

到了墙角，我蹲下，让他们踩着我的肩爬上去。克鲁西奥爬上了墙头，把马特雷拉了上去，然后拉我。我们三个都上了墙头，另一边的下面漆黑一团，有什么根本看不到，只能闭着眼睛听天由命地往下跳。克鲁西奥倒霉，摔到了一个坑里，腿摔断了，我和马特雷没事。我们站起来，丢了枪。我叫马特雷先留下来照顾克鲁西奥，我摸着墙朝墙角走去。

到了墙头，我手摸到了一张脸。一个声音问道：“是你吗？”

“你是耶苏？”

“是我。”

他划了根火柴。我看清了他的位置，他们有两个人。我跳进水，游到他跟前。

“耶苏，他得往后划，我朋友腿断了。”

“好，你先抓住桨，我拽你上来。”

小船划了上百米，到了马特雷和克鲁西奥应该在的地方。我看不见，叫道：“克鲁西奥！”

耶苏着急道：“嘿！别嚷嚷。用打火机打火，照一下。”我打着火，他们看到了我。克鲁西奥吹了个口哨，这种吹法像虫鸣，能听清，但不会引起怀疑。他不停地吹，我们顺着声音划，终于找到了他们。船上的另一人下船抱着克鲁西奥上了船，马特雷自己上来了。

耶苏道：“蝴蝶，别划了，现在要掉头。傻子，你那边得使劲儿撑一下！”原来他管那人叫“傻子”。在傻子的操作下，船掉头转向，然后我们开始划，划出了有一公里。我们经过了苦役犯监狱，那里有电灯，但好在光线暗淡，里面的看守看不到我们。我们在河心安静地驶过。傻子收了桨，耶苏握着桨控制着船的方向。

又过了一会儿，耶苏道：“好了，安全了，现在可以说话了，哦，抽烟也行。哈哈，我觉得挺顺利的。嘿，蝴蝶，你敢肯定你们一个人也没打死吗？”

“应该不会吧，我只想弄晕他们。”

傻子道：“天啊！耶苏你骗我！你说不会出什么事的，但你这是在帮关押犯越狱。”

“没错，他们是关押犯。我不好和你说，说了你就不帮我了，可我需要一个帮手。你不要担心，出了事我负责。”

“就为了赚你的100法郎，要是他们打晕的看守里有死的，我得被枪毙，就算有伤的我也要被判无期，这买卖不划算！”傻子抱怨道。

我说道：“傻子，我付你们1000法郎。”

傻子想了想，说：“这还差不多。嗨，反正我在村里净挨饿，释放了不如在里面好，再进去至少天天有饭吃。”

耶苏对克鲁西奥说：“哥们儿，疼得厉害吗？”

克鲁西奥回答：“能忍。可是……我腿断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再说吧。”我也不知道下一步，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我对耶苏说：“现在去哪儿？”

“你们可以在出海口前的一个小河湾下船，离这里还有30公里。你们在那儿先躲起来，躲个十天八天的，等抓捕你们的风头过去。这样可以制造一种假象，让他们以为你们已经出了马罗尼进了大海。躲起来的几天里要防备那些搜捕你们的看守。如果他们找到你们身边，你们点火、说话、咳嗽都会要了命。”

天快亮了，看守所那边应该已经发现我们越狱了。耶苏找了半天才找到自己做的记号，我们跟着他躲进了丛林。我们的船先前经过时压平的芦苇又立了起来，正好遮挡住我们。我们劈开挡路的树枝，往丛林里钻，大概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钻进一条运河一样的沟才停下。这里的河岸上长满了高大的树木。都已经过了早晨6点了，阳光还穿不透密林，虫鸣、鸟叫声不断。

耶苏道：“你们就在这儿躲八天。第七天的时间我会给你们带吃的。”他说完就从一堆落叶下面弄出一条独木舟，他要坐这船在涨潮时回圣洛朗。

现在克鲁西奥需要照顾，我让他躺到岸边。我们用耶苏留下的斧子砍了些树枝，用藤蔓捆成了个担架。傻子想把克鲁西奥拉上担架抬到远离岸边的地方，克鲁西奥忽然叫道：“别动！啊！就让我躺在这儿吧，我的骨头要归位才行。”

耶苏事先买了四套裤子和衬衣，还有四件羊毛上衣，马特雷和克鲁西奥穿上了，我还是穿着那个阿拉伯狱卒的衣服。大家一起喝了瓶朗姆酒，身上顿时暖和了。这里蚊子太多，看来得干掉一盒烟了。我们把烟叶蘸湿，把含有尼古丁的水涂在脸上、手上和脚上。上衣是羊毛的，防潮又保暖，好极了。

傻子对我说：“兄弟，答应的我那1000法郎呢？”我走到旁边，从钱筒里取出一张1000法郎的新币递给他。

耶苏说：“那好，你们这几天别挪窝，我第七天会来，第八天你们就出海。这几天里你们要做好帆。还有，这船的舵没固定好，你们得修一下。如果十天之内我没回来，那就是我出事了，要么是被抓了，要么是和你们一样逃走了。毕竟你们打了看守，不好说那边会有什么动作。”

耶苏问我们抢来的枪放哪儿了，我们告诉他都扔了。耶苏说这样反而好，找不到枪，抓我们的看守会以为我们带着枪跑了，这样他们就不敢冒险了。他还嘱咐道：“要是被发现了，就扔了船，沿河走到没水的丛林，然后一直朝北走，走两三天就能到一个叫‘沙文’的集中营，咱们很可能在那儿碰面。到那儿了你们就出钱让人通知我到某个地方找你们。”说完，他们两人坐独木舟走了。

这里的丛林非常茂盛，明明是晴天，阳光却透不下来。天开始热了，由于湿度很大，更觉得热。现在就剩下马特雷、克鲁西奥和我，我们的头一个反应是大笑，毕竟这一切太顺利了。现在唯一的烦恼是克鲁西奥的断腿，不过克鲁西奥本人不介意，我们也就先不去想。

在克鲁西奥的建议下，我们收集干掉的树枝生火，烧水煮了一壶咖啡，每人喝了一缸子放了红糖的咖啡。从昨晚行动开始到现在，我们的体力消耗太大，大家都没有气力检查一下船上能用的东西。等精神养足了再说吧。

自由了，自由了！到苦役场37天后重获自由，我们都由衷地高兴着，我自言自语道：“庭长先生，请问法国的终身苦役要服刑多久？”我笑了，马特雷也跟着笑了，他被判的也是无期。

克鲁西奥道：“两位，先别庆祝，哥伦比亚离咱们这儿远着呢，这木头船进海可够呛。”

我没吭声，怕影响大家的情绪。

我们重获自由的头一天是在这个陌生的丛林里闲聊中度过的，成群的猴子、松鼠在我们上方乱窜，一群小野猪来河边喝水，一只鳄鱼突然钻出来，叼住一头野猪的腿，猪没命地叫，猪群对鳄鱼发起攻击——这场“战役”持续了二十分钟，以鳄鱼从水下逃走而告终。

夜里我们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又煮了咖啡，我脱掉衣服，用船里的肥皂在河边洗了澡。马特雷用我的手术刀给我刮了脸，也给克鲁西奥刮了脸。他自己不用刮，因为他没胡子。我们把船里的东西抬出来，包括一桶淡水。水是紫色的，估计是耶苏怕水腐败，放的高锰酸钾太多了。船里有放了火柴和磷面儿的密封瓶子，指南针只标南北东西，没刻度。桅杆只有两米半。装桅杆时我发现船底不结实，而且装桅杆的孔被白蚁蛀了，在固定合页时我发现螺钉好像插进黄油那么软。耶苏这浑蛋，给我们这样一条破船简直就是要我们去死。

我不得不向克鲁西奥和马特雷说明情况，这种事不能隐瞒。怎么办？耶苏再来时，得向他要一艘好船，可能要和他一起进村子找船。这要冒很大风险，不过总比乘这破船出海的危险要小。还得弄几箱木薯粉，要不然走不远就得饿死。

这天上午我们看了场好戏：一群灰猴和一群黑猴打群架。战斗中一截树枝掉在了马特雷脑袋上，一会儿就肿起了个大包。

我们在这儿的第四个晚上下了场大雨。我们在野香蕉叶下避雨。水在大叶子上流淌，我们浑身除了脚哪儿也没淋湿。到了早晨雨停了，我边喝咖啡边想，耶苏可真坏，弄来这么艘破船！为了省钱不惜让我们冒沉船的风险！我决定非得让他再找一条不可。

附近传来松鸡的叫声，我想开荤，叫马特雷拿刀去抓。五分钟后他回来了，叫我跟他去。我们到了离船差不多150米的地方，看到空中倒挂着只漂亮的大鸟，得有两只鸡那么大。它被绳子吊着两条腿绑在树上，为了制止它尖叫，我砍下了它的头。我用手掂了掂，得有五公斤。我们打算炖了它，又一想，这捕鸟陷阱肯定是有人设下的，附近一定还有其他的，就决定再去找找。

我们发现了件怪事，离河湾差不多十米的地方有道30厘米高的栅栏，是用枝叶和藤条编的。顺着栅栏看，不远处有个小门一样的结构，下面是盖着树叶的机关，把树叶拨开发现下面藏着个套子，连着套子的绳子另一端绑在一棵树上。我明白了，小动物遇到障碍肯定沿着栅栏找门，找到门，脚就踏在套子上，树枝一弹，猎物就被吊在空中，直到猎人来取。

这一发现让我们心生警觉。那栅栏很新，是刚被人设下的，所以有可能我们已经被发现了。看来白天不能再生火了。我们决定沿着栅栏转一圈。船藏在树枝下，东西全都在丛林里，要发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天我们吃了那只大鸟，喝了热乎乎的肉汤后，感觉舒服极了。

2.鸽子岛上的麻风病人

第二天早晨6点我去站岗。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别动，动我打死你！”

我看向这人。这人光着膀子，穿着黄色短裤和红靴子，手里端着双筒枪。他中等个儿，但肌肉很结实，皮肤黝黑，秃顶，鼻子刺了蓝花纹，额头上也有文身，文的看着像蟑螂。

“带家伙了吗？”

“没带。”

“一个人？”

“三个。”

“好，那你带我见你朋友！”

“为了你好，我不能带你去。他们有枪，我不能在不了解你想干什么的情况下就把你杀了。”

“你们……该不会是从医院逃出来的那三个吧？”

“正是。”

“你是蝴蝶？”

“是我。”

“哈！那我告诉你，你们一跑，村子就遭殃了，都是因为你们，有一半释放犯被抓了。”他走近我，放下枪，伸过手来，“我是刺面的布列塔尼人，听说过我吗？”

“抱歉，没有，不过我看你不像看守的探子。”

“我在这儿抓凤冠雉。陷阱被启动过，但是套子是空的，该不是被你们吃了吧？”

“是我们。”我很坦然。

“嘿，喝咖啡吗？”他从背上的包里取出暖水瓶让我喝。

我说：“去看看我朋友们吧。”

他和我们坐在一起，看到我们没有枪后笑道：“我相信没有探子敢找你们，大家都以为你们带着枪。”

他告诉我，他来圭亚那已经20年了，五年前才被释放，今年45岁了。他说在法国的生活使他感到厌倦，他更喜欢丛林里的生活，在这里天天采野果、打野味，非常有意思。他尤其喜欢捉活的凤冠雉，然后卖钱，哦，就是我们吃的那种大鸟。当我听说每只凤冠雉他可以卖200到350法郎时，我想付给他钱，被他生气地拒绝了。他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很珍贵的鸟，可我们却当成平常的鸡一样地给炖了，我们几个都笑了。

布列塔尼人告诉我们，耶苏和傻子不会来了，他们和三十几个释放犯都被关进了圣洛朗警察所的监狱。那个被我打晕的阿拉伯狱卒被关在警察所的牢房里，被怀疑是我们的同谋。他还说耶苏是个贪得无厌的浑球。

当和他谈到船时，他说想看看，看到船他就开骂：“这浑蛋是想让你们葬身海底吗？这船在海里经不起一个大浪！”

“那我们怎么办？”

“你们有钱吗？”

“有。”

“你们值得帮助，我会让你和你的朋友从这儿逃出去的。你们现在不能靠近村子，太危险了。要弄到好船必须去鸽子岛，那里有二百多个麻风病人。岛上没有看守，连医生都不敢去。每天上午8点整都有一条船往岛上送食品和药，船上的人把药交给岛上的两个护士。哦，岛上的护士也是麻风病人。岛上的病人养鸡、鸭改善生活。他们不能公开和岛外的人做生意，但是有时候会偷着和圣洛朗、圣让、阿尔比纳的中国人做生意。那些人都是危险分子，偷着出岛干了很多坏事。除了官方运送食品和药的船外，看守会对所有进出鸽子岛的船开枪。总之这破船只能在马罗尼河里凑合用，要出海，必须另外找船，要找，鸽子岛最好。我陪你们去找鸽子岛，你们自己找可能找不到。得从河里划船去，一直到看见岛。那岛离河口有150公里，得往回划。到那个岛比到圣洛朗还远50公里。我尽量靠近岛再把你们放下。在岛上就看你们的了。”

“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上岛？”

他说：“蝴蝶，原谅我，我不敢靠近麻风病人。”

“我理解，兄弟，不用道歉。那咱们什么时候去？”

“等天黑就动身。”

“好，那我得睡会儿了。”

“我认为你应该先把东西装上船。”

“我想空着船去，回来再找克鲁西奥。他腿不方便，正好在这儿看东西。”

“不行，你回来就找不到这儿了。况且白天你不能在河里。风头还没过，到处有人在找你们。”

天黑了，布列塔尼人找来了自己的小船，拴在我们的船后头。我在前面，马特雷在中间，克鲁西奥挨着布列塔尼人，负责掌舵。费了好大劲儿，我们才从河湾里出来，进了河。天开始暗了，前面很远的地方能看见河口，那里能通向大海，隐约能看到海面。

布列塔尼人说：“落潮要结束了，一小时后会涨潮。咱们得趁着涨潮进入马罗尼河，有潮水推着不费劲，能很快到鸽子岛。”

天色越来越暗了。趁着夜色，我们划到了河中央。我和布列塔尼人划得很齐，借着涨潮，我们的速度非常快，能明显感到潮水开始猛涨，把我们冲得越来越快。就这样划了六小时，夜色中一团黑色出现在了河中心。布列塔尼人小声说：“那儿就是鸽子岛。”河面上有雾，再加上是在夜里，从远处很难看清。当我们划近到能看清岩石的时候，布列塔尼人跳到了自己的船上，解开了两条船间的绳子，小声说：“祝你们走运！”

现在船由我们自己驾驶了，我们朝着岛划去。我打算掉个头再过去，但力道使得不对，在浪花的冲击下，船钻进了岸上垂下的树丛里。我看了看，这里礁石很多，如果此时船碰到石头，肯定会被撞烂，那样的话吃的、用的就都完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让马特雷跳到河里拉船，我在船上用力划，一番折腾后终于脱困。把船绑在一棵大树上后，我们喝了一壶朗姆酒。我把两个朋友留在船里，自己拿着指南针上了岸。出发前我撕了几片布绑在不同的地方做记号，以免找不回来。

我走了几步，看见不远处有亮光，隐约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再往前走，我看到了几座草房。我不知该怎么自我介绍，索性决定干脆让他们先发现我。于是我点了根烟，正大光明地往前走去。一只狗冲我吼起来，蹿过来要咬我，我想，幸亏狗不得麻风病。

“谁呀？是马赛尔吗？”

“不，我是逃出来的。”

“到这儿干什么？抢东西？哈哈，那你可找错地方了，你觉得我们这儿有东西值得抢吗？”

“不，我要你们帮忙。”

“那你给不给钱？”

“猫头鹰，住口！”这时，随着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从草房出来四个人。

“朋友，你是带着枪的那个吗？如果是，最好把枪放下，在我们这里你用不着害怕。”

“枪没在我这儿。”我走到他们跟前，天太黑了，看不清他们的长相。我伸手想和他们握手，可谁也没伸手。我有些尴尬，但马上明白了他们是不想传染我。

刚才那个被称作“猫头鹰”的说：“先进屋吧。”

我进屋坐在一个没靠背的椅子上。里面很暗，猫头鹰又点了三盏煤油灯，一盏放在我跟前，灯芯冒的烟呛得我恶心。他们那里很暗，我还是看不清他们的长相。

刚才叫猫头鹰住口的那人说：“老蛮，问问大房子看他愿不愿留这人，特别是杜杜得同意。朋友，这儿的水你最好别喝，要喝也要煮开了喝，鸡蛋可以随便吃。”他拿来一篮鸡蛋。

“不了，谢谢你。”

这时一个人挨着我坐下，我头一次看到了麻风病人的长相，实话实说，那简直是太可怕了。我极力控制表情，不让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他的鼻子烂掉了，连骨头都烂没了，脸中间就是一个大洞，一只耳朵和右边下嘴唇也烂没了，三颗大黄牙裸露在外，能看出牙根部分的肉也烂了，牙齿像是插进上腭里一样。他右手包着纱布，左手只有两根手指。他右眼烂没了，左眼还在，但是没有眼皮，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贯穿全脸。

他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会帮你的。”

“谢谢。”

“我叫冉让，巴黎人。别看我现在这样，十年前我刚到苦役场时可比你漂亮。”

“他们不给治吗？”

“治。打了大枫子油好多了。”他转头，“看，这边都干了。”

我非常怜悯他，不由自主地要用手摸他的脸，他一闪，说：“谢谢，不过你可别碰我。”

“那人在哪儿？”突然一个小个子麻风病人进来说道，“杜杜和大家想见他，让他到中央房子来吧。”

冉让站起来对我说：“来吧。”

我们走着夜路，我前头有四五人，旁边是冉让，其他人在后面。我们走了一会儿，到了一处空地，空地中间有一座房子，能看出窗户里有昏暗的灯光。房门前有二十多人在等我，我走过去时他们让开了条路。我们进了间大概十米长、四米宽的房间，房间里有个火炉子，点着两盏煤油灯。我看到板凳上坐着个人，他后面的长凳上坐着五六个人，其中一人问我：“我是科西嘉的杜杜，你是蝴蝶？”

“对，我是。”

“你们逃跑的消息传得可快了，你们的行动有多快就传得有多快。枪放哪儿了？”

“扔了。”

“扔哪儿了？”

“医院墙外。”

“还能找着吗？”

“应该可以。”

“你怎么知道？”

“我朋友跳墙时腿断了，是我们把他抬到船上的，在那里扔的枪。”

“腿断了？给他治了吗？”

“我们用树枝和藤蔓给他固定了。”

“那你断腿的朋友现在在哪儿？”

“在停在岛岸的小船里。”

“你说你想让我们帮你，帮什么？”

“我想要一条船，我可以给钱。”

“可以，我那条可以卖给你，那是我上周在阿尔比纳偷的，是崭新的。那船可大了，不过就缺龙骨。别担心，我可以给你装个好龙骨。上面有舵，有四米高的桅杆，有帆。你能给多少？”

“我不知道行情，你开价吧。”

“3000法郎！如果给不起，你明晚去捞枪，拿枪换船。”

“我给得起。”

“好！跳蚤，给他倒咖啡。”

跳蚤就是那个叫我来的小个子。他拿了个干净的铝饭盒，倒上咖啡放炉子上煮，煮开后倒进几个杯子里。杜杜把杯子分给周围的人，跳蚤把饭盒递给我，说：“你用这个喝，这个饭盒是给客人用的，我们谁也不用。”

我端起饭盒喝了一口后放在膝盖上。我发现饭盒上居然粘着一个手指。这时，跳蚤大声道：“该死，我又掉了个指头，掉哪儿了？”

“这儿。”我指着饭盒说。

他将它抠下来扔到火里，说：“喝吧，别担心，我是干型麻风，只掉不烂，不传染的。”一股烧肉味儿传来。

杜杜说：“明晚才落潮呢，明天白天你们得在这儿待着。你可以把你断腿的朋友安置在空着的房子里，把船上的东西也拿上来吧，把船沉掉。不过谁也不会帮你，原因你明白。”

我找到了克鲁西奥和马特雷，我把克鲁西奥扶到了麻风病人们说的房子里。我和马特雷把船上的东西送到岸上安置好。跳蚤让我把船交给他，他要把船沉到一个他熟悉的地方。

那晚我们三个都在那房子里，睡在杜杜送的新毛毯上，毛毯是用纸包好送来的。躺在毛毯上，我向克鲁西奥和马特雷讲了我上岛后的经历，包括和杜杜的交易。克鲁西奥说：“这次花了6500法郎，我出一半。”

我说：“好了，咱们是兄弟，不计较这些，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一早杜杜敲门进了房间，对我们说：“三位早上好。在这儿你们可以随意出门，没人打扰你们。这岛的山顶上专门有人观察河上有没有巡逻的船。看不见就在山顶最高的椰子树上挂白布。只要看见挂着白布，你们就可以在岛上自由活动。”

我问他：“杜杜，我们的船的龙骨怎么办？”

“放心，我们准备把医务室的门拆了给你们做龙骨。那木头又硬又沉，适合做龙骨，有两块就足够了。不介意的话跟我去看看船吧。”

我们跟着他去看船了。船是新的，长五米，有两个桅杆座，一个有眼儿，能安桅杆。帆也是新的，船两侧有用来在码头上固定之用的铁环。我和马特雷试着转动船，发现很难转动，看来木头都是上好的沉水木。

中午他们开始安装龙骨，我们也来帮忙。杜杜教我们该如何施工。杜杜脸上看起来正常，可一说话就能发现他只有左脸能动，右脸是僵硬的。他说他感染了干性麻风，上半身和右手都是瘫痪的，估计过不了多久右腿也会瘫痪。他的右眼还能看见东西，但不能转。

在这本书里我不会写任何病人的真实名字，以免让他们的亲朋知道他们的遭遇而难过。

我边干活边和杜杜聊天。其他帮我们干活的病人都不说话。不过也有例外，我加固龙骨时，一个病人对我说：“别动！刚才我把它卸下来的时候手划破了，你动会感染的。”他在有血迹的地方倒上烈酒，用火烧了一下后说：“好了，可以了。”

干活时杜杜对一个病人说：“嘿，听说你逃过好几次呢，和蝴蝶讲讲吧。”

于是那病人道：“这里下午3点开始退潮。一退潮你们就做好准备。不过真正行动要等到6点，那会儿是退潮的高潮，你们借着水势船速会很快的，三小时就能走100公里，差不多就到出海口了。晚上9点时你找棵大树把船拴好，你得等涨潮过去。涨潮从凌晨3点开始，会持续六小时。等到明早4点半你再上船，那会儿涨潮的高潮过去了，而且距离太阳出来还有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需要碰运气了，希望看守发现不了你们。天亮前你一定要进海，只要进了海，就是看守看见了也不会追，因为河口处的涨潮会非常剧烈。所以那时你们三个只要过了河口，他们就绝对不会追。没什么了，就这些。哦，我这儿只有一个大帆，还需要一个，你来时的小船上有吗？”

“有，有一个大帆和一个三角帆。”

“这船沉，最好安两个三角帆，另一个得等出了河口船头抬起时再张开。河口的浪会很大，浪打来时你要把所有的帆张开，要操好舵柄，你朋友可以待在舱底，这样船会更稳。帆索一定要绑在船上的铁环上，拉帆索时最好在手腕上缠一圈。如果风太大，浪把船掀翻，落水时你要赶紧松开。只要没到出海口，就别收帆，进了海再收。对了，你认路吧？”

我摇头说：“我只知道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西北方向。”

“好，知道这些就够了。不过要注意，不能靠岸。前面是荷属圭亚那，按照法律他们会和法国交换逃犯。英属圭亚那也一样，只有特立尼达没这规矩，不过他们会要求你15天内必须走。如果被委内瑞拉抓到你可就惨了，他们会让你为他们修一年或两年的路，然后再和法国交换逃犯。”

我认真地听他说。他说他经常这样出去，有经验。哪儿的人都不敢管他，因为他脚趾全没了，一看就知道有麻风病。不过他承认从来没越过英属圭亚那。

杜杜让我把那人的建议重复一遍，我就复述了一遍。这时冉让问：“进了大海你要走几天？”

我回答：“朝东北走三天。加上偏航就是正北。第四天朝西北，加上偏航就到了正西。”

刚才嘱咐我的病人说：“好！上次我朝东北走了两天，结果到了该死的英属圭亚那。向北走三天你们会从特立尼达或巴巴多斯的北边路过，就过了委内瑞拉，能到库拉索岛或哥伦比亚了。”

冉让问：“杜杜，船卖了多少钱？”

“3000法郎。怎么，我出的价格贵了？”

“我不是这意思。蝴蝶，我想问问你，你给得起吗？”

“没问题。”

“那给完你还剩多少？”

“没有了，只有3000。这还是我朋友克鲁西奥的。”

冉让看向杜杜，说：“我想帮他们的忙。我把我的手枪给他们。你给多少？”

杜杜想了想，说：“我也想帮他们。好吧，再减1000法郎。”

马特雷看了看冉让，说：“谢谢你们。”克鲁西奥也忙着道谢。这时候说谎会让我羞愧，我赶紧说：“不，我们不能接受，这没道理。”

冉让看着我，说：“不，有一条道理。3000法郎的确是一笔大钱。可即使是这个价钱，杜杜也至少得赔2000法郎，因为这船非常好。我没理由不帮你们做些事儿。”

猫头鹰把帽子往地上一扔，麻风病人们开始往里扔钱。我非常惭愧，可事已至此我又不能说我还有钱。怎么办？在这些高尚的人面前，我的小心思是那么的不堪。我直说：“求你们不要捐了！”

一个残废的黑人说：“钱救不了我们的命，我们就算有钱也只能玩玩女病人，不如给你。”这话让我松了口气，阻止了我打算承认自己还有钱的想法。

病人们煮了200个鸡蛋装在一个印着红十字标志的箱子里，据说这是早上看守送药品的箱子。他们还送给我们两只活的大乌龟，每只至少有30公斤重，还有一捆烟叶、一大盒火柴、一袋至少50公斤的大米、两袋炭、一个医用炉子、一瓶汽油。

这些病人把我感动坏了。大家把船拖到岸边。我们数了数帽子里的钱，一共810法郎。我交给杜杜2000法郎，他说：“拿上手枪，我送你的。当然，我希望你用不上。”

病人护士送了我们一个包，里面有药棉、酒精、阿司匹林、绷带、碘酒、剪刀、医用胶带。一个病人送给克鲁西奥一块平整的木板以及绷带，为了让他换腿夹板。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里的每个人。5点了，天上下起了雨，冉让对我说：“哈哈，你们可真走运，这对你们来说是好天气，这样看守就看不见你们了。你们现在马上走，这样9点可以更靠近河口一点，明天早上4点半走会更方便的。”

我问：“可我怎么知道几点了？”

“别担心，潮水的涨落就是时间。”

大家把船推下了水。船虽然不小，但装上我们三个和东西，吃水线上就剩下了40厘米。出河用不着桅杆，我们把桅杆和帆放进了船舱。我在船舱里铺上毯子，让克鲁西奥进去休息。

冉让对我说：“走吧，我的朋友。”

杜杜也说：“祝你们好运！”说着，他使劲往船上一蹬。

“谢谢，杜杜！谢谢，冉让！”我答谢道。

落潮开始两个半小时了，借着水势，船飞一样快。

雨还在下，周围朦胧成了一片，能见度最多只有十几米。的确如冉让说的，是个适合我们逃跑的好天气。因为病人们告诉过我们下游有两个岛，我让马特雷在船头盯仔细了，发现礁石立刻通报。天渐渐黑了下来，我心里很忐忑，总担心撞上什么。突然看到河里冲过来一棵树，与我们擦肩而过，算是有惊无险。

我们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航行着，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环境，忐忑的心平复了，开始在船上吸烟喝酒。当然，烟酒是那些麻风病人们给的。有件事很奇怪，我们谁也不说那些病人的样子有多可怕，我们的谈话只要提起他们，主题只有一个——他们善良、慷慨、正直。

雨越下越大，我已经湿透了，但不感到冷，只是操纵舵柄的手有些僵硬。

船头的马特雷说：“估计现在船速得有40公里每小时。你们说咱们走了多久了？”

克鲁西奥说：“三小时零一刻钟。”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出发开始我就数数，每数300秒就撕一页纸，我都撕了39张了。一页是五分钟，所以应该是三小时零一刻钟。再过20分钟就不要划了，还到咱们来的那地方躲着。”

大概过了20分钟，为了靠近荷属圭亚那一侧的河岸，我把舵向右推，船向左边驶去。在船接近丛林前，水就不流了。雨没有要停的意思，不过这对我们正合适。

大家都不说话，也停止了吸烟。我把船划到了树丛里。树枝的黑影遮蔽了我们，河面起了雾气，很难看清哪里是海哪里是河。

3.大海远航

那个病人说过，这里涨潮要持续六小时，所以我应该睡觉了，毕竟一旦出了海就没工夫睡了。我躺在水桶和桅杆间，马特雷躺在桅杆座和水桶间，我们搭上湿透了的毯子开始睡。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马特雷把我叫醒。

“蝴蝶，我觉得时间到了，要不就快到了。你看，落潮开始了。”

雾散了，雨停了，我把手伸进水中感受着。的确，水流得很快。月亮升起来了，借着月光能看得很清楚。我想看见河与海的分界线在哪儿，可还是太黑，无法看清。我们这里没风，河心会有风吗？不清楚。我站起来仔细看着天空，猜想哪儿是河岸哪儿是海边。我分析现在离出海口已经很近了，最多也就五六公里。

我们三人痛饮了半瓶朗姆酒后开始商量安不安桅杆，最后决定安上，但先不张开帆，反正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张开。我在后面一边掌舵一边摇桨，马特雷在前面摇桨。水的冲劲已经很大了，必须使劲才能离开岸边。

“愿上帝保佑我们！”

“上帝保佑！”

我和马特雷开始行动了，我们一起用力划，船很快离岸了。离开岸边20米左右，水的冲击力开始起效，船开始顺势前行。

我感到有风，船被吹向河心。在风的吹拂下，船像箭一样冲向大海。两岸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了，右侧大约两公里是法国河岸，左侧一公里是荷兰河岸。

从潮水的情况看，我们起航的时间可能比预计的晚。克鲁西奥紧张道：“上帝啊！我们把时间弄错了，还来得及出海吗？”

我说：“听天由命吧。”

克鲁西奥说：“是不是已经开始落潮了？”

我说：“从水流方向看，不会。”

马特雷说：“时间错了，出不了了。”

“够了，都别说了，马特雷，你看好帆！克鲁西奥，你别说了！”我大声道。

“啪……”

是枪声。

“啪……”第二声。

我判断出打枪的方向是荷属圭亚那那边，看来不是法国看守。我和马特雷一起升起帆，帆张开的劲儿非常大，险些把我拽到海里。也许风太大了，船倾斜了得有45度。

“啪……啪……啪……”响了一阵后，枪声停了。

我们现在靠近法国这边的河岸了，估计是这个原因，枪声才停了。

在风的吹拂下不太好操作方向，一瞬间就要到法国河岸了，我甚至能看到河岸有人在跑。我赶紧用力拉帆、掌舵，勉强调整了方向。终于，我们看到了前方的出海口。几分钟后一个一个的海浪拍了过来，我们的小船破浪前进，不时剧烈颠簸一下。

“上帝啊！我们出海了！”克鲁西奥兴奋地喊叫起来。

仿佛是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灿烂的太阳出现了。海浪以规律的节奏依次袭来，不过越到深海海浪就越低，水的颜色从灰色逐渐变成了蓝色。现在已经没必要看指南针了，太阳已经告诉了我方向。风很大，但船没有明显倾斜，因为我收了一点帆。半张半卷的帆迎风飘扬，好像预示着伟大的冒险开始了。

克鲁西奥坐了起来，伸头兴奋地看着大海。马特雷扶他坐稳后拿出烟点着递给我们，我们三人吸了起来。

克鲁西奥说：“我提议为顺利出海干一杯。”

马特雷拿出三个铁缸子，倒上朗姆酒递给我们，大家互相碰杯后一饮而尽。马特雷坐在我身边，克鲁西奥坐在对面，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神色。

“船长，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克鲁西奥问我。

“哥伦比亚。如果上帝同意。”

克鲁西奥兴奋地说：“哈哈，上帝肯定同意！”

天彻底晴了，阳光很足，衣服渐渐干了。我脱下医院工作服，当斗篷披上。海是蔚蓝色的，阳光正好，海风虽然很大，但航行起来很舒服。海岸线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模糊了。

马特雷说：“做米饭吧，我饿了。”

克鲁西奥说：“好，我来取炉子，你把锅拿出来。”

煮饭的燃料是汽油。因为汽油瓶放在船的最前头，鉴于此，我们谁都不在那儿抽烟。一会儿饭熟了，很香，我们就着沙丁鱼罐头吃了起来。饭后我们煮了壶咖啡，围坐着喝了起来。

“再喝杯朗姆酒吧？”克鲁西奥提议道。

我摇头，天太燥热，我不想喝，而且其实我并不爱喝酒。克鲁西奥见我拒绝喝酒，就给我递了根烟。

我们吃完了在船上的第一餐，吃得很香。我观察太阳的方位，估计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进海五小时了。能观察到海水很深，浪已经不像刚进海时那么高了，船劈浪前行，颠簸得依然很厉害。天气异常好。我发现白天根本用不着指南针，可以通过太阳辨别方向。不过阳光很刺眼，我很后悔没弄一副太阳镜来。

克鲁西奥突然对我说：“哈哈哈，现在想想，我能在医院碰到你，运气真好！”

“兄弟，你肯入伙儿也是我的运气。我想德加和费尔南德了，如果他们当时同意，也会和咱们一起的。”

克鲁西奥想了想，说：“那可不一定，人多了事情会复杂。”

“马特雷这小子真是好样的，他勇敢又聪明。”

马特雷听到了，赶紧说：“谢谢你们，你们对我这么信任，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回报你们。”

我说道：“我其实希望弗朗索瓦·锡耶拉和我们一起，还有加尔加尼……”

“不可能的。如果耶苏的良心没有坏，给咱们条好船，咱们是可以藏起来等他们的。你别多想了，他们都了解你，肯定知道你没找他们是有原因的。”

“对了，马特雷，你当时怎么会在病房里？”我问道。

“我只是有点嗓子疼，不严重，但是医生说：‘我看了名单，送岛上的有你。你就在病房待着吧。’我就这样住院了。”

克鲁西奥笑了，说：“我看啊，他是想‘照顾’你。”

我们说了会儿玩笑话，我突然想到了于洛，说：“你们说于洛那老榔头到哪儿了？他应该走得很远了。”

克鲁西奥说：“管他呢，祝他好运吧。反正我走前在枕头下留了纸条，‘爷走了，后会无期’。”

我们都笑了。

之后我们航行了五天，没什么情况发生。第六天清晨，太阳刚升起，大海突然平静了，数不清的飞鱼跳出了海面。我当时困极了。昨晚为了不打瞌睡，我故意披着件湿透了的衣服。看现在海面平静了，我只想好好睡一觉。我收了帆，在舱底躺下迅速就睡着了。

突然马特雷推醒我，惊慌地说：“现在应该是12点，要不就是1点，风凉了。你看，来风的地方全黑了！”我瞬间惊醒，发现身后，确切地说是东方的天漆黑一团，风凉得吓人。只靠风力就把船带得很快了。我把帆卷好，捆在桅杆上，说：“看来暴风雨要来了。”

没过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就掉了下来，黑云如卷席一般压了过来，不到一刻钟就遮住了我们的头顶。风大得令人心惊，大浪此起彼伏。雨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了，浪击打着船，船身剧烈摇晃着。这是我们头一次在海上遇到暴风雨，炸雷、闪电、大雨、巨浪、狂风，这大自然狂暴的大合奏。船在自然的伟力面前就像一根小草，被抛来抛去。每次被抛下，总觉得会扎进海底再也钻不上来，然而每次都能在巨浪的带动下“跳”上海面。

一个巨浪袭来，船在劈开浪峰时进了很多水，船舱里的水得有75厘米深。我莫名地生气，一怒之下朝另一个大浪冲去。这样做很危险，船倾斜了快有70度，几乎要翻，不过却把船舱里的水撇出去了大半。

克鲁西奥大声道：“好样的！”

我决定不再赌气，不和海浪斗了，尽量让船平稳。我朝浪主峰四分之三的角度把控方向。经实践证明，这样可以消除百分之九十的风险。

雨渐渐停了，不过风还在呼啸。天色已经后明前暗，看来我们快驶离风暴区了。大约到了下午5点，风暴彻底过去了。风平浪静，太阳再次出来了。我升起大帆。

大家用锅撇干了舱里的水。我把湿透的被子绑在桅杆上，海风一会儿就把它吹干了。我们吃了炒米饭，喝了咖啡、朗姆酒。要日落了，火红的天，蔚蓝的海，洁白的浪花，海天交界处美得简直像幅油画。与这场暴风雨的抗争让我对自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让我心情大好。

“克鲁西奥，你看我给船倒水的那一下了吗？”我自夸道。

“你不来那一下，再打一个浪，咱们非沉底不可。”

马特雷问：“你当海军学的吗？”

“对啊，哈哈，海军课程看来还有点儿用。”

我们知道在与大浪搏斗了几小时后，现在航向肯定偏了很多。为了修正航向，我调整为西北方向。太阳彻底落下，还剩一点紫色的余晖在天际线上，就像是烟火一样，甚是好看。

之后我们又航行了六天，一直没出什么情况。到了第七天上午10点，我一觉醒来觉得嘴唇火辣辣地疼。没有一丝风，海面静如止水。我的嘴唇、鼻子、手臂都脱皮了，克鲁西奥和马特雷也一样，赤道上的阳光快把我们烤干了。

看太阳应该是下午2点。反正没风，我索性用帆搭了个遮阳篷。我见船边鱼游来游去，就拿起砍刀捕鱼。我让马特雷扔点已经发酵了的米粒给鱼群，米粒一撒下，这些鱼就开始争抢，我狠狠一刀插在一条跃出海面的鱼身上。这条鱼得有10公斤，晚上我们把它炖了，美餐了一顿。

进海已经11天了，这段时间里我们只遇到过一条船。现在到了哪里？到了特立尼达或其他英属岛屿附近吗？我们谁都没谱。

正在我们犯嘀咕的时候，正前方出现了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逐渐看清了，是一条船，但并没有朝我们驶来，航线明显不是向着我们这里的。可是，又见那船改变了航向，长鸣着汽笛，朝我们驶来。

克鲁西奥担心道：“希望不要撞到我们。”

“没风，不危险。”

船驶近了，能看出这是一艘游轮。随着游轮越来越近，都能看清甲板上的海员和各色游客了。我猜到一会儿他们肯定得问我们在大海上干什么，所以我提前做好了准备。

果然，像是船长的人用英语问我们：“你们从哪里来？”

“法属圭亚那。”

“您能讲法语吗？”船上一位太太问我。

“可以的。”

“你们在海上干什么？”

“随波逐流，夫人。”

那太太同像船长的人谈了几句，然后对我喊：“船长说你们可以上船，你们的小船也可以拖上来。”

“那请您告诉他，谢谢他的好意，我们在船上一切都好。”

“你们不需要帮忙吗？”

“哈哈，夫人，我们可是逃犯，况且我们方向也不一样。”

“那你们要去哪里？”

“不确定，可能是马提尼克岛，也可能更远。对了，这里是哪儿？去安的列斯怎么走？”

“你们能看英文海图吗？”

“可以的。”

过了一会儿，海员用绳子给我们递下来一张英文海图、几盒烟，一袋干面包和一条火腿。

我看着地图问：“到英属安的列斯群岛是不是得向西南走？”

“对。”

“这里距离那儿有多少海里？”

船长说：“以你们的船速，两天吧。”

“非常谢谢各位！”

“船长对你们的勇气表示赞赏！”那太太说。

“谢了，祝你们好运！”

游轮继续行驶着，险些与我们的船发生剐蹭。一个海员扔给我一顶英国海军帽，我戴着正合适；帽子上有一条金杠、一个铁锚。两天后我们顺利地到了特立尼达。

4.海岛奇遇

其实在我们肉眼看见陆地之前，海鸟就已经预告了即将到达陆地——大概是早晨7点半，大群的海鸟围着我们的船转来转去。

“到了！陆地马上就到了！我们计划的第一步——最难的一步成功了！我们自由了！”我喊道。大家像孩子一样兴奋着。

舒爽的海风推着我们前进。又过了一个半小时，看见了陆地的轮廓，不过到下午4点左右才能看清海岛的样子。我们能看到岛上有白色的房子，海岸线后面有山，山顶上有椰子树，不过还看不清这是海岛还是连着大陆的半岛，也不知道那些白房子里有没有住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叫圣费尔南多。

随着距离岸边越来越近，已经能看到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五颜六色的人出来聚集在岸上。很明显，他们是看到了我们才聚集起来的。我们在离岸300米的地方抛锚，之所以没直接登陆，一是想看看这些人的反应，二是怕触礁。我收起帆，等着岛上人的下一步动作。一会儿，一只小船从岛上向我们划来，船上有两个黑人在划船，一个戴着殖民军帽的白人站在船头。

白人用地道的法语说：“特立尼达欢迎你们。”

“谢谢。这海滩附近有没有礁石？”

“没有的，你们可以划上岸，没有危险。”

我拉起锚，海风慢慢把我们推到了岸上。船刚一靠岸，十几个黑人就把船拖到海滩上。他们笑着看向我们，表示着友好。白人用法语向我解释：“他们想让你们到他们家里做客。”

马特雷居然捧起一把沙子亲吻起来，看来他是兴奋坏了。我向白人说了克鲁西奥的腿伤，白人叫人把他送到他家里疗养。他说船上的东西谁也不会动，可以先不搬下来。

“我是英国人，他们都叫我‘船长’。”

听得我也笑了起来。

太阳落下了，这里的好心人帮我把船拖到了不会涨潮的地方，拴在一块大石头上。我和马特雷跟着英国人到了他家。进屋后，我看见克鲁西奥坐在沙发上，伤腿搭在椅子上，一位太太和一位年轻姑娘正陪着他。

“这是我妻子和女儿，我还有个儿子在英国本土上大学。”英国人介绍道。

那位太太用法语说：“欢迎你们来我家。”

姑娘搬来两把椅子，招呼道：“请坐。”

“谢谢你们，打扰到你们了，不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知道你们从哪儿来，请放心。我再说一遍，欢迎你们来我家。”太太笑道。

我们聊了起来。在聊天中我们知道了白人是个律师，叫马斯克·鲍威，在特立尼达工作。他们没问我们的过去，当然，这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善意。他们只问了我们在海上走了多少天、克鲁西奥的腿疼得厉害不厉害、我们还有没有活着的亲人，还说如果我们想写信，他们可以帮我们发。可以说，那一晚我们三个逃犯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和热情的接待。他们拿牛奶、茶、烤面包、黄油、果酱招待我们，这是我们恢复自由后参加的第一次正式晚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晚。

晚餐后，马斯克·鲍威给岛上一个医生打电话，请他明天下午把克鲁西奥送到诊所，看看应该怎样治。他又打电话给西班牙港的救世军司令。他说在救世军旅馆为我们准备好了房间，我们什么时间去都可以，还说船会替我们保护好，走时还能用。他问我们是苦役犯还是流放犯，我如实回答，说是苦役犯，他听后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鲍威的女儿说：“你们需要洗澡吧？洗澡间有衣服可以换上。”

我洗了澡，刮了脸，穿着律师为我们准备的灰裤子、白衬衣出来。这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个印度人。印度人把一个包裹递给马特雷，他说他发现马特雷个子小，律师家里可能没有适合他的衣服，他是来送衣服的。面对着这些好心人我能说什么呢？唯余感激。

克鲁西奥睡了，我们五人继续夜谈，对各种事交换着看法。太太问我们今后打算怎样生活，我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鲍威为特立尼达不接受逃犯而气愤，他说他曾为其他逃犯能留在特立尼达和政府交涉过，不过从来没被接受过。

那姑娘的法语很地道。她有着一头金黄的头发，满脸的雀斑。我猜她应该在17到20岁，当然我没问她的年龄，这不礼貌。

她说：“我看您还很年轻，未来在召唤着您，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不知道法国给您判的什么刑，但你们敢驾着小船横渡大海，我看得出来你们争取自由的决心，这让我很钦佩。”

聊天结束后我们就去休息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8点。起床后我们坐在客厅吃两位女士为我们准备的饭。他们说鲍威去西班牙港了，下午才回，说会带给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消息。

这位律师先生敢把三个逃犯丢在家里的行为对我触动很大，他这是在用行动告诉我们：“你们不是坏人，虽然才认识你们12小时，但通过和你们的交流我认为你们不危险，我敢把你们留在家里，留在我妻女身边。”这一行为深深感动了我。

读者们，请原谅我笨拙的文笔，我无法向你们描述我对马斯克·鲍威的敬意，无法描写我获得自由新生之初就受到这般礼遇的感激。这样亲切的长谈，这样舒服的澡，这样干净的衣服，这样柔软的床，这种绝对的信任，让我得到了升华，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让我重获自由后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个逃跑的苦役犯。谢谢你，鲍威阁下，谢谢你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改造了我。

坐在庭院里的椰子树下，周围各种颜色的鲜花竞相开放，我身旁是有着蓝眼睛和金黄头发的姑娘。这个小院对那时的我而言充满了诗情画意。

鲍威的女儿对我说：“先生，昨天爸爸说了，当局说你们不能在这里居留，要求你们15天内必须离境。”说实话，我很激动，不为别的，只为我再次被人称为“先生”。姑娘继续道：“今早我看了看你们的船，船太小了，路上会很危险的，希望你们能平安地找到比英国更通情达理、更友好的国家。还有，请不要到英属岛屿上去，英国的政策适用于所有英属岛屿和殖民地。如果还是到了英属岛屿，我希望您也不要怪岛上的人，他们也无能为力。哦，对了，爸爸的地址是特立尼达西班牙港女王大街101号，以后安顿好了，您就来个信，报个平安。”

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鲍威太太走了过来，她很漂亮，看上去四十多岁，有着一头金褐色的头发，墨绿色的眼睛，穿着一件很素的白裙子和一双浅绿色凉鞋。她对我说：“先生，我丈夫5点才回来。到时候他会带您和您朋友坐他的车去首府西班牙港的救世军旅馆。您受伤的朋友也会在那里接受治疗。”

马特雷刚才去检查了我们的船，这时回到了庭院，说：“船周围围着好多好奇的岛民，但谁也没动船上的东西。检查船时有人发现舵下竟然嵌着颗子弹，你说怪不？一个印度人征得我同意后抠下来做纪念了。对了，为什么咱们不把那两个大乌龟放了？”

鲍威的女儿听后兴奋道：“你们船上有乌龟？我要去看看。”

我们来到船那里，我弄出了那两只大乌龟，问鲍威的女儿道：“我是把它们放生了，还是放你家院子里？”

“放我家院子里吧，也算你们留给我的纪念了。”

我点头同意，然后收拾了船上的东西，留下指南针、烟草、水桶、刀子、斧子、毛毯，还特意把手枪裹在了毯子里，谁也没看见，然后把船里其余的东西分给了围观的人群。

下午5点，鲍威回来了。他说：“我都安排好了，送你们去首府西班牙港。咱们先把病人送到诊所，然后再去旅馆。”

我们把克鲁西奥扶到汽车后排座上。我正要向鲍威的女儿表示感谢，她母亲拎着箱子走过来说：“收好，这是我和我爱人的一点心意。”我一时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半天才说了声“谢谢”。

我们三个坐上鲍威的车出发了。5点45分到了诊所。诊所叫圣乔治诊所，主治医生是鲍威的老朋友。护士们小心翼翼地把克鲁西奥抬上担架送进病房。医生来了，他先和鲍威握手，然后和我们握手。他不会讲法语，他让鲍威告诉我们克鲁西奥在这里会受到最好的治疗，我们随时可以来看他。

放下克鲁西奥，我和马特雷坐着鲍威的车穿过市区。夜色将至，西班牙港城里灯火通明，主要街道上汽车川流不息，道路两旁的步行道上白人、黑人、黄种人、印度人摩肩接踵，很热闹。救世军旅馆坐落在救世军总部附近的闹市区，是一栋木制建筑，听鲍威说这个旅馆是救世军经营的。一会儿，一个和鲍威认识的救世军上尉接见了我们，他会讲法语，他的随从都讲英语，我们听不懂，但从他们的笑脸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善意。

上尉把我们安排进了三层靠里的房间，里面有三个床位，估计第三张是给克鲁西奥准备的，不过那小子在诊所呢，无福消受。房间隔壁是浴室，里面肥皂、毛巾、浴衣一应俱全。上尉对我们俩道：“旅馆的晚饭是7点开餐，还有半小时。”

“好的，不过我们正好也不饿。”

“如果要在城里散步，我这儿有两安的列斯元[1]，你们可以去喝咖啡。不过不要迷路，要是万一迷路了就问‘救世军在哪儿？’就可以了。”

上尉离开了，他给的那两安的列斯元我和马特雷平分了。十分钟后我们上了街。我们和当地人一起走在大街上，没人留意我们。我深吸了口气，尽情地享受着自由。尽管这里是英国的属地，但当局却在明知我们是逃犯的情况下让我们自由活动，这是对我们的信任，这种信任使我们产生了坚定的信念——绝不辜负当局的好意。

我们走进一家酒吧，用英语对女招待说：“请来两杯啤酒。”我说得很自然。女招待端上啤酒说：“好的，先生。”她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她有着紫罗兰颜色的眼睛、黑亮的长发，穿着露出一半漂亮乳房的性感衣服。这在当地市民眼中也许稀松平常，但我们却觉得她美若天仙。

啤酒50分一杯，我和马特雷结了账，现在我们每人只剩50分了。马特雷建议道：“要不，再来一杯？”

“哈哈，你小子自由了还不到一小时就想醉生梦死了？”

“得了，两杯离醉远着呢。”

“好了，咱们不能太得意，毕竟这钱不是咱们的。”

“好吧，听你的。”

我们走出酒吧，沿着泉水大街散步。穿过全市也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看到飞驰而过的有轨电车、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各种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广告牌，我们激动不已。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港口。港内的游轮都灯火通明，一艘挨一艘。周围的市场、酒馆、市民广场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着的笑意，我顿时有了种非要和他们融在一起的渴望。

我们走进一家酒吧，用英语对一个身材苗条的混血女招待说：“法郎可以吗？”说着，我把一张1000法郎的大票递给她。

“可以，我给您换。”她接过钱，用英语回答，把我领到了收款台。

负责收款台的是个中国人，他用生涩的法语问道：“你是法国人？”

“是的。”

“要换1000法郎？”

“没错。”

“都要换成安的列斯元吗？”

“对。”

“请您出示护照。”

“没有。”

“海员卡呢？”

“没有。”

“政府开的侨居证明也可以的。”

“没有。”

中国人同那姑娘说了几句，姑娘走到大厅找来一个海员模样的人，把他带到收款台。中国人向他要了证件，那人很配合地把证件交给中国人。中国人以别人的名义给我填了张兑换单让我签字。之后我拿到了兑换好的250安的列斯元，其中50元都是1元1元的零票。我给了那女招待1元小费，然后和马特雷找了张桌子，点了海鲜与白酒等，好一顿饕餮大餐。

[1] 荷属安的列斯盾。

第四章

初次潜逃（续）

1.海岛奇遇（续）

时至今日，我还无法忘记在那个自由的城市度过的自由的夜晚。那晚我们久违地沉浸在了灯红酒绿中，激动使我们忘却了即将面对的艰辛的未来。

记得那晚我们进了一家挤满了船员和混血姑娘的酒吧。那些混血姑娘们肤色各异，有黄色，有黑色，但个个妩媚性感。她们大都穿得袒胸露乳，好像是故意在炫耀她们好看的乳房。她们不像巴黎贫民窟里的女郎一样浓妆艳抹，丝毫不会让人感觉是下贱和龌龊的，甚至不会让人觉得她们是在为了生计而工作，倒像是在享受生活。

我们俩一家酒吧一家酒吧地闲逛，直到来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市民广场，一看广场教堂上的钟，天啊，凌晨2点了！“快回去！咱们毕竟算偷渡，救世军上尉会为难的！”我马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旅馆。

我们火急火燎地进了旅馆大厅，以为会受到上尉的斥责，没想到一个一头金发的年轻的救世军女兵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对我们回来得这么晚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还用英语祝我们晚安。

我们进屋洗漱，准备睡下。要熄灯时马特雷说：“咱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仁慈，他让我们来到了这么美好的地方，度过了这么美好的时光。你说对吗，蝴蝶？”

“你说得对，你替我谢谢他。晚安。”我熄了灯。

那晚我感慨万千，久久不能入睡。不久前我还是一个终身苦役犯，而那一晚我竟然能和这么多善良的百姓并肩漫步在街头，这是多么妙不可言的事情啊。我闭上了眼睛，过去几个月以来的种种经历走马灯一样浮现在我眼前，没什么时间顺序，也并不连贯，但却异常细致。法庭、附属监狱、病房、耶苏、麻风病人、海上风暴……我极力驱赶着思绪，不知何时才睡去。

第二天10点我被一阵敲门声叫醒。来的是马斯克·鲍威，他笑着说道：“早安，听说昨晚你们回来晚了。玩儿得如何？”

“早上好。惭愧啊，回来太晚了。我们没让你为难吧？”

“哈哈，没事儿！受了那么多罪，放纵一晚又如何。哦，我今天来，是陪你们去警察所的。别紧张，毕竟你们算偷渡来的，得去登记一下。办完手续就带你去看你朋友。大夫给他拍了片子，很快会出结果的。”

我们洗漱完后下楼到旅馆一楼大厅，鲍威和上尉在那儿等着我们。

上尉用蹩脚的法语问候我们早安，他旁边的女军官对我们道：“早安，你们觉得这城市如何？”

“女士，西班牙港太美丽了，我们很高兴能来这里。”

我们一行人去了警察所。这里距离警察所只有不到200米，步行即可。到了警察所，警察们纷纷向我们点头致意，目光中丝毫没有敌意，我们也点头还礼。走进一间朴素的办公室，一个看起来五十岁上下的穿衬衣、短裤，戴黄领带的警官，站起来用法语向我们道：“欢迎你们，请坐。在办理手续前我想和你们谈谈。你们多大了？”

“我26，我朋友19。”我替马特雷回答了。

“你们被判刑是因为什么？”

“谋杀。”我懒得辩解，因为我知道即使辩解他也不会相信。

“判的什么刑呢？”

“终身苦役。”

“不是凶杀吧？”

“不是。”

“我是凶杀，是17岁时的事了。”马特雷说。

“17岁？如果是在英国，只要证据充分，你一定会被执行绞刑。我不是有意批评法国的司法，我只是不同意法国把犯人送到圭亚那的做法，这不人道，和法国文明开化的形象不符。你们可以在西班牙港逗留15天，最多18天。很抱歉，你们必须在规定时间离境，不能留在特立尼达和任何英国属岛。哦，我希望你们诚实，别装病拖延时间。听说你们的船不错，我可以派人帮你们把船送到港口，如果需要修，海军会帮忙的。你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会提供必要的食品、设备和海图。我希望南美有收留你们的国家。切记，千万别去委内瑞拉，一旦委内瑞拉当局知道你们的身份，他们肯定会把你们引渡给法国。你们是犯过错误的人，但你们毕竟还年轻，我希望你们在受到这次的惩罚后不要消沉。哈哈，你们既然能来这儿，就证明你们并不消沉，是我多虑了。我祝你们好运。如果你们有问题，打这个电话，这条线有人会用法语回答你们。”

他说完后按了一下铃，有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几个警察和两个穿便服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负责记录我们的声明，另一位负责问话。

“你们为什么来特立尼达？”

“为了休整。”

“你们来自哪里？”

“法属圭亚那。”

“你们逃跑的时候有没有把看守打成重伤？”

“绝对没有。”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还没离开圭亚那时就知道了。”

随后他问了我们年龄和所犯罪行等问题，我们就例行公事地回答。

最后他说：“你们最多可以在特立尼达休息18天。这段时间你们可以自由活动，只要不触犯条例我方就不会干涉。但如果你们换旅馆，必须提前告知我们。我是警员维里，这是我的名片。”我接过名片，他继续说：“名片上有两个号码，第一行是我办公室的电话，第二行是我的私人电话，如果需要帮忙，可以电话告诉我。我对你们有信心，希望你们在此期间表现良好。”

出了警察所，鲍威就带我们去诊疗所。克鲁西奥看到我们非常高兴，我和他讲了昨晚和马特雷在城里闲逛的事，他非常吃惊，问：“没政府的人跟着？”

“没有。”

“英国人对咱们真放心。”

这时医生走了进来，他问克鲁西奥：“你骨折后，是谁给你做的复位？”

“是我。”我接话道。

“你做得很专业，复位准确。”他对我说，又看向克鲁西奥，“已经快长结实了，但是最近还是不能走路，我一会儿给你打石膏。你是想留在这儿还是跟你朋友走？”

“我想和他们走。”

“好，不过要等到明天上午。”

克鲁西奥对鲍威和医生道谢后他们就走了，我们三个在一起度过了整个下午。

第二天我们三个在旅馆的房间相聚了，我们高兴极了，互相拥抱。我们吃完饭又聊起了天，不过克鲁西奥总是把话题引向那些糟糕的过去，我劝他道：“兄弟，现在咱们要甩掉过去，要多想想未来。对了，你们说未来咱们去哪儿？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要不问问鲍威，看现在都有哪些国家愿意接受咱们。”两人表示赞成。

我给鲍威的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我就给他家里打，不过接电话的是他女儿。她说：“蝴蝶先生，旅馆旁边有公交车站，有能到圣费尔南多的车，下午来我家做客吧，我等你们。”于是我们三个就向圣费尔南多进发了。

这次来鲍威先生家，他的夫人和女儿对我们依然非常热情，让我十分感动。她们不再称呼我们“先生”了，而是直呼我们的名字。

“昂利，把糖罐拿过来……安德烈——即马特雷——看看还有没有布丁。”

鲍威先生、鲍威太太、鲍威小姐，我愿上帝保佑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一生幸福——我在心里为他们祈祷着。

我们打开海图和她们讨论去路，发现能落脚的地方都很遥远：哥伦比亚的圣马尔塔，1200公里；巴拿马，2500公里；哥斯达黎加，2500公里……

这时鲍威回来了，见我们都在，说道：“我咨询了领事馆，你们可以在库拉索停留几天。”

鲍威先生的女儿说：“我知道一个保险的去处，就是太远了，有3000公里。”

鲍威问：“哪里？”

“英属洪都拉斯。我教父是那里的总督。”

下午我们在鲍威先生的女儿的帮助下规划了接下来的航线：第一站，从特立尼达到库拉索；第二站，从库拉索到去英属洪都拉斯航线上的任何一个岛；第三站，英属洪都拉斯。

海上的情况不可控，而且也不知道警方会发多少食物给我们，我们决定储备干粮和罐头。鲍威先生的女儿对我们说：“‘救世’超市会送我们些罐头的，如果他们不给，我们给你们买。”

“不用了。”

“别客气，昂利。”

“我们有钱，如果让你们买我会过意不去的。”

这十几天来，我们每天都在市内闲逛。克鲁西奥腿脚不方便，就坐在市民广场的凳子上看街景，而我和马特雷总是一人在城里转，另一人陪他，轮流着来。克鲁西奥回旅馆休息了，我们就乘有轨电车去港口。旅馆值班的军人都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但从来没限制过我们的出行，每次出旅馆他们还和我们友好地打招呼。

我和马特雷成了港口里的几个酒吧的常客，那里面的酒保和姑娘都已经认识我们了。我发现在那几家酒吧里我们点的酒都比别人的便宜，酒吧里的女郎对我们和对其他海员也不一样，她们总是让点她们的海员或军官多花钱，但对我们却不这样，她们似乎舍不得让我们花钱，有时我得劝好久她们才肯喝一杯，一旦同意，就不是用小杯酌了，而是豪饮一整瓶啤酒或一满杯威士忌。这是间接告诉我们，她们知道我们处境艰难，在关照我们。

快到起航的日子了，我们的船被海军拖到了港内一艘军舰旁边。海军把船重新上了漆，还加固了龙骨，换了桅杆和布帆。一个海军军官送给我一个指南针，还教我怎样用海图确定方位。军官向我介绍了海军“塔尔特号”训练舰的舰长，他问我明早8点愿不愿意和他出海。我不懂他的目的，但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8点，我和马特雷到了港口，被带上一艘船后出了港。海上一艘战舰朝我们驶来，甲板上穿着整洁白色海员服的船员们整齐地站着，高呼：“乌拉！”然后挥动军帽两次。我明白这是一种礼节，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回到港口，刚才那战舰也已经靠岸。下船后一个海员示意我们跟他上刚才的军舰，舰长接见了我们，致欢迎词后把我们介绍给了其他军官，然后居然让我们陪同检阅海员。我们更加大惑不解了。舰长训话后海员队伍才解散，一个会讲法语的军官告诉了我实情，原来刚才舰长训话是在说我们敢于乘着小船在茫茫大洋上英勇地航行，这样的勇气是非常值得海员们学习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我们很是难为情。临下船，舰长还送给我们三件雨衣，黑色的，带风帽的那种款式。

出发前两天，鲍威来旅馆看望我们，他说警察所所长托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带一周前抓获的三个非法入境的潜逃犯一起走。说实话我不喜欢带陌生人冒险，但不好拒绝，于是要求先和那三人见个面再决定。

一会儿后一辆警车来接我去警察所。我见了所长，会说法语的维里警官来做翻译。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所长开门见山。

“您请说。”

“一周前我们抓了三个非法入境的法国逃犯，审讯后知道他们已经在岛上秘密待了几周了。他们说是同伴把他们扔在这里离开了。我们想给他们提供船，让他们自己离开，可他们说不会开船，所以……如果你们不带他们走，我就只好把他们交给法国当局了。”

“先生，我在答复您前，能先和他们谈谈吗？船上有三个底细不明的人是危险的，请理解。”

“我理解。维里，带那三个法国人到院子里来。”

我想单独和他们谈谈，就让警察回避了。

“你们是流放犯吗？”

“不，我们是苦役犯。”

“那为什么对警方说你们是流放犯？”

“我们以为把罪说得轻一点会让我们留下。对了，你也是犯人吗？”

“对，我和你们一样，是苦役犯。你们是哪期的？”

“1929年的。”有两个人说。

“1927年的。”第三个人说。

“好吧，接下来我长话短说。我们到了离境日，要走了，因为你们不会开船，所长要我带你们一起走。如果我不同意，他就把你们引渡给法国。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不想再出海了。可不可以这样，我们假装愿意和你们一起走，开船后你绕回来，把我们偷偷放回岛上你们再走。这样可以吗？”

“可我不想。”

“为什么？”

“因为我要回报这里的人对我们的信任。”

“嘿，兄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好歹大家都是法国苦役犯，你怎么能向着英国佬？”

“你说得没错，不过咱们间的差别可能比我和英国人间的差别还大呢。”

“那……你真要让他们把我们送回法国？”

“那倒不至于，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不过不能在到库拉索以前下船。”

“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勇气出海了。”

“你们先看看我们的船再说吧。也许你们之前那条太烂了。”

“好吧。”

“那我和所长说，让你们跟我去看船。”

在维里警察的监督下，我带三人去了港口，他们看到那船后，信心似乎增强了。

2.重踏征途

两天后，我、克鲁西奥、马特雷和三个陌生人要起航了。起航前夕，我们三人最后来到了港口那家我们经常光顾的酒吧。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开的，十几个酒吧女郎、鲍威一家，还有救世军上尉都来为我们送行。一个女郎竟然拥抱了我，鲍威的女儿开玩笑道：“昂利，原来你都有未婚妻了。”

“各位，再见！不，是永别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

到了下午4点，海军的船拖着我们的船起航了。在岸边为我们送行的人一直到快要看不见我们才散去。我们顺利地驶离港口。

我有两把刀，一把带在自己身上，另一把让马特雷带着。克鲁西奥身边藏着斧子。可以肯定那三人没带武器。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手段。而且我们起航前就商量好了，途中我们三人必须保证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人是清醒的，负责监督那三人的动向。

“嘿，叫什么？”我问三人中其中的一人。

“勒卜隆。”

“哪期的？”

“1927年。”

“判了多少年？”

“20年。”

“你呢？”我问另外一人。

“卡格莱，1929年，20年。我是布列塔尼人。”

“哈，你是布列塔尼人？那你怎么不会驾船？”

“就是不会。”

“我叫迪斐斯，昂热人，1929年的，无期。我上法庭时说错了话，不然顶多十年。”三人中的最后一人道。

“说错了什么话？”

“我和老婆吵架，气急了就用熨斗砸她，下手没轻重，一不留神就把她砸死了。法庭上陪审官问我为什么要用熨斗行凶，我就说因为她熨不平[1]。听我的律师说，就是因为这句蠢话，才判我这么重的刑。”

“你们从哪里逃的？”

“森林苦役犯集中营，那里离圣洛朗有90公里，管得松，我们五个逃得非常顺利。”

“五个？另外两个呢？”

三人都沉默了。克鲁西奥见状说：“既然咱们如今在一条船上，就应该彼此了解，说吧！”

布列塔尼人想了想，道：“好吧，我全告诉你们。我们出发时确实有五人，另外两个自称是渔民，懂水性，说跑水路用得上他们，然后我们才同意他们入伙的，可谁知他们谁也不懂水性。我们一路沿海岸线走，打算先去圭亚那，再去特立尼达。在路上我杀了那个自称能当船长的浑蛋；他确实该死，因为他的谎话差点害死我们。另一个以为我们也要杀他，就自己跳海了。剩下我们三个就继续上路了。路上遇见了好几次暴风雨，也是奇迹，我们居然没死。兄弟，我向上帝发誓，我讲的都是大实话。”

另外两人也附和道：“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杀人的事是我们三个一起商量的。你说吧，如果你是我们，你会怎么样？”

“我没法评论。没有亲身经历过，很难说你们这样做对不对。”

克鲁西奥说：“要是我，我也会杀了那浑蛋。撒这样的谎，简直是在拿所有人的命开玩笑！”

“好了，既然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现在明白你们为什么这么惧怕出海了。不过既然上了我们的船，就不要害怕了，这船久经考验，你们要相信我。”

三天过去了，这期间平淡无奇，要说有什么经历可以讲讲，也就是遇到了两群海豚：有八只巨大的海豚把我们的船当成玩具一样玩耍，不断从船下钻来钻去，我甚至摸到了其中一只。最让我惊异的是，有三只海豚竟然排成了三角队形朝我们游来，速度非常快，让我一度担心船会不会被他们撞翻，幸好在即将撞上之际它们钻入了水下。我们把帆张到最大，试图摆脱海豚的骚扰，但它们的速度还是比我们快得多。这些海豚对船很执着，围着我们转了好几小时才离去，其间如果稍有差池，我们的船就会被掀翻，搞得那三个新入伙的可吓坏了。

第四天夜里，该死的暴风雨又来了。狂风裹挟着巨浪席卷而来，船摇摆的幅度有那么几下几乎达到了90度，想一想，没翻船真是不可思议。那几小时其他人都被吓得沉默了，只有克鲁西奥偶尔会为我鼓劲：“又来了，和刚才的一样！加油！兄弟！”或者喊：“后面！后面！”我有了上次对付巨浪的经验，这次从容得多。我先估算好巨浪的速度和角度，再选择合适的方位突破。当然了，船舱免不了进水，他们五个就不停地用锅碗瓢盆往外舀水，所以自始至终水也没能没过船的四分之一。奋战了几小时，终于扛过了暴风雨，大家都松了口气。

风小了，大家都筋疲力尽了，我们就着黑咖啡吃着海军给的压缩饼干，简单吃了饭。不愧是海军的压缩饼干，硬得像石头，不过蘸了咖啡后意外地可口。我想睡一会儿，就让马特雷掌舵。可我躺下还不到十分钟风浪又起，一个没由头的巨浪就拍在了船上，船舱灌了得有四分之三的水，一直没到了腰。我赶紧起来把舵一推，将船尾对准浪峰，才规避了下一个巨浪。这次由于我的操作，没进水，但船被一下子打飞出去十几米。大家都玩儿了命地舀水。为了减轻船身重量，我们毫不犹豫地往外扔东西，毯子、汽化炉子、炭、油瓶……都是重要的物资，不过没办法，这是争分夺秒的时候，船舱存着水是抵不住风浪的。

中午的时候，终于风平浪静了。我换裤子时才发现放衣服的箱子被冲走了，三件雨衣一下就没了两件。烟叶也泡湿了。

我说：“嘿，我建议先喝点朗姆酒暖暖身子，开些罐头补充下体力。看看还有什么。噢，还有果汁，好，倒出来喝了……还有一桶海军饼干，把饼干倒出来，用桶当炉子吧。”

在我的提议下大家将饼干铁桶做成了简易炉子，准备用剩下的食材做饭。我清点了下损失的物资，继续提议道：“我建议以后谁也别说‘我渴了’‘我饿了’‘我想抽烟了’，同意吗？”

“同意。”大家苦笑着回答。

这场暴风雨让我们喝上了牛肉罐头炖的汤，也算是安慰吧。我们蘸着肉汤吃海军压缩饼干，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饭后又沏了茶；不过茶叶进了海水，味道有点咸。我们在幸存的箱子里意外地找到了一箱香烟，共24小包。五位同伴提议留给我一个人吸，因为我是掌舵的，不能打瞌睡。幸好大家能相互体谅，所以我们之间没发生什么不愉快。

到了第六天下午，海面出奇地平静，我就久违地安心睡了一觉。醒来时已是夜里10点，海面依旧平静。他们先吃了饭，没等我。现在我用铁罐头盒盛了玉米粥，就着熏肠罐头，味道还真不错。饭后我吸了一根烟，等着起风升帆。

记得那天夜里满天星辰异常明亮，明晃晃的圆月挂在天空，没有一丝云。夜里的海面温度降下来了，布列塔尼人只穿着单薄的衬衣，冷得直哆嗦。我知道他的上衣在大浪中被冲走了，就把仅剩下的一件雨衣借给他。

“咱们离库拉索应该很近了。我觉得方向有些往北了，所以接下来我要向正西方向行驶了，要不会错过安的列斯。现在淡水没了，吃的丢了，只剩罐头了……总之，问题很严重。”我知道我的话煞风景，可总得有人说。

布列塔尼人说：“兄弟，我们信你。”

“对，我们都信你，一切都听你安排。”众人纷纷道。

“谢谢大家。”

一夜无风，到了凌晨北风才吹起，我升帆继续前进了。最开始是微风，然后风越来越大，一直刮了一天半，不过这正合适，我们借风势而行。

[1] 原文为mauvais plis，在俚语中是指有坏习惯的意思。

3.驴岛冒险

那真是壮观的景象，如此多的海鸥在我们头顶飞，有一只甚至落到了桅杆上。这种景象持续了得有三小时，直到旭日东升。让我奇怪的是，目视所见的海平面上没有任何陆地的影子，那这么多海鸥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呢？我们一行人整个白天都在观望着海天交际处，始终没有发现陆地。太阳落下了，一轮圆月又升了起来。大概到了晚上8点，在月光的照射下，我们终于看到了远方出现的隐约“黑线”。

我头一个激动地喊道：“陆地！你们看，是陆地吗？！”

大家都赞同我的判断。我急忙向着“黑线”驶去。“黑线”越来越近了，陆地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但还是看不出是海滩还是礁石。保险起见，为避免触礁，我在目测距离约一公里的地方抛了锚。夜里起风了，抛锚后船被吹得团团转，把帆降下来才稳了些。我们商量后决定凑合一夜，等天亮了再登陆。结果刚打定主意，锚就一下起来了，再次抛锚结果没过一会儿还是会起锚，真是见鬼的海域。为了平稳就必须一直航行，我只好升帆拼命朝前驶去。

眼看快到陆地了，只听“咔”的一声，船被卡在了两块礁石间，随后一个大浪把大家拍到了海里，大家连滚带爬，狼狈地上了岸。克鲁西奥腿上的石膏还没拆，行动不便，伤得最重，即使借着月光也能看到他浑身都有血迹；不过幸好筋骨没有伤到，都是皮外伤。我们几个人也被礁石擦伤了，但不严重。不管怎样，我们活着上岸了。

天快亮了，我从被拍上岸的快散架的船上回收了部分物资，把挂在桅杆后座上的罗盘摘了下来。周围没人，远处能看到隐约的灯光，应该是给渔民导航用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登陆的那地方是危险区，所以鲜有人烟。

我们轮流搀扶着克鲁西奥朝陆地纵深走着。周围的植物只有巨大的仙人掌，我们偶遇过两头驴。再往前看到了一口井，井边散着一些驴和羊的风干尸骨。想打水，发现井里没水。周围也没有人，只有不远处漫步的两头驴。

我们继续向前走，终于看到了一座小房子。门敞着，仿佛是在迎接我们。“有人吗？”我喊道，但是没人答应。我们进了房子，在屋内壁炉上发现了一个装着几张弗洛林[1]的钱夹。看来这次我们来到了荷兰人的土地上。不过具体是哪儿呢？博内尔？库拉索？阿鲁巴？无法确定。我原封不动地把钱夹放回壁炉上。布列塔尼人惊喜地在里屋找到了装满水的水桶，我们都渴得要命，赶紧痛饮一番。之后，我们离开了空房子，继续朝前走去。因为克鲁西奥腿没好利落，所以走得很慢。

突然，一辆旧款福特车开了过来。

“你们是法国人？”车上一个胖子问道。

“没错。”

“上车吧。”

我们把克鲁西奥扶上了车。我坐在司机旁，马特雷挤在我旁边。

“你们是遇难了吗？”

“是。”

“天啊，有淹死的吗？”

“没有。”

“那你们从哪儿来？”

“特立尼达。”

“到哪里去？”

“圭亚那。”

“你们是……苦役犯？还是流放犯？”

“我们都是苦役犯。”

“冒昧了，我是纳德尔医生，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这里是库拉索的一个半岛，这半岛的外号叫‘驴岛’，哈哈，因为有吃仙人掌的驴。当地人把这些仙人掌叫‘库拉索小姐’呢。”

我说道：“那对库拉索的真小姐们可不友好。”

这位胖子哈哈笑着。

车突然熄火了。

我指着驴群说：“可以让它们拉车。”

“我后备厢就有驴具，不过前提是得先逮住两头，给它们套上，这可挺难的呢。”

胖子下车掀开车盖，检查熄火的原因，发现是接火花塞的一根导线被震断了。他鼓捣了一会儿弄好了，上车继续开。开了一阵子，前方出现了座白色房子。胖子用荷兰语和一个衣着得体的黑人说了些话，那黑人恭敬地用英语答应着：“好的，主人。”然后胖子对我们说：“我吩咐他照顾你们，你们可以下车了，我还要去个地方，一会儿就回。”

我们下了车，看着纳德尔开着福特走远了，刚才的黑人告诉我们，他老板——纳德尔——找警察去了，他对我们很提防，说我们都是小偷。说实话，被人平白无故说成是小偷让我很气愤。我们等了大约一小时，其间黑人给我们煮了咖啡。之后开来了一辆卡车，上面有六个警察，后面跟着辆吉普车，车上坐着三个人，其中就有纳德尔。

他们下车了，一个穿得像个神父的人对我们说：“我是库拉索岛的警察所所长。职责所在，我必须逮捕你们。你们犯了什么罪行？”

“所长先生，我们是从特立尼达来的越狱的苦役犯，几小时前我们的船翻了。我可以保证，我们自从逃出来后就没犯任何罪。”

所长和纳德尔用荷兰话商量了半天，这时，一个人骑着脚踏车从远处而来。

“纳德尔先生，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小偷？”我问纳德尔。

“是他告诉我的！”纳德尔指着那个骑脚踏车来的人说，“你们刚才是不是去他的房子偷东西了？！他躲在仙人掌后面看你们进了他的房子。这个人是我的员工，是负责放驴的。”

“哦，进了屋子就是偷东西？我们只是喝了水。喝水算偷？！”

“还有钱夹呢？”

“钱夹？我只是看了看那里面是哪个国家的钱，想知道我们到了哪个国家！我发誓我分文未取！我原封不动地把钱夹放到了壁炉上，我发誓！”

所长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用严厉的语气问那个骑车的人一些话。纳德尔想替他的员工讲话，但是被所长挥手制止了。之后所长叫上警察带着那个骑车的人走了。

纳德尔对我们说：“我想我必须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要不然会有误会。那人说他钱夹被你们偷了，所长本来想搜你们的身，但所长听了你的解释认为那人在撒谎。如果你们真的是无辜的，那我对你们郑重道歉。”

“纳德尔先生，我认为你的确需要向我们郑重道歉。”我严肃地说。

不到一刻钟，所长坐车回来了，他下车就对我说：“你是清白的，那个人是个骗子，他会为诬告付出代价的。不过一码事归一码事，你们非法越境，得跟我们走一趟。”

我的五个朋友上了卡车，当我要上去时，所长对我说：“你和我坐一起吧。”我点头表示接受。

卡车走在前头，比我和所长坐的车要快，很快没影儿了。过了一会儿车开上了平坦的公路，进城了。这个城市是按照荷兰风格建设的，干净，整齐，城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脚踏车，市民们骑着脚踏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车停在了警察所大门前，我五个朋友坐的大卡车早一步到了。我们六人会合后被带进了警察所里的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里站着一排负责例行守卫的警察，一个穿着整洁军服的军官坐在正前方，从他肩章的标志看是个大官，他旁边站着刚才见过的所长。

所长和军官用荷兰话交谈了一会儿，谈完后用法语对我们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库拉索岛司令。司令阁下，他就是刚抓的那六人里的头儿。”

“好，欢迎你们以遇难船员的身份来库拉索岛。你叫什么？”

“先生，我叫昂利。”

“昂利，之前因为钱夹的事闹了点误会，不过误会已经解开了，而且你们也证明了自己是正直的人。我已经让人给你们安排了光线好、通风好、有床铺的房间，你们可以先去休息。你们的事由总督来负责，他会派人来关照你们的。”

我们出了警察所的院子，纳德尔一直在外面等着，见我们出来一再地道歉，并说愿意补偿之前的过错。之后我们被带进一间大的长方形关押室，里面有十几张床和一张长桌，的确如司令所说，阳光和通风都不错。

我拿着钱把手伸出铁栅栏，想塞给执勤的警察，托他买烟叶和火柴，他不接，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这时，关押室外一个小个子走了过来，隔着铁栅栏对我说：“嘿，我这儿有香烟，上好的香烟哦。要不？便宜哦。”

“不，我习惯自己卷烟卷了，我要烟叶和火柴。”

“没问题。”他说完就离开了，一会儿后他就带来了烟叶、火柴和卷烟纸，还提着一个咖啡壶，给我们一人倒了一碗热可可。

下午，我一个人被警察带到了司令办公室。

司令正襟危坐道：“你和你的朋友可以在关押室内自由活动。但切记，别打算逃，那样后果会非常严重。你是船长，我允许你每天出城放风两小时，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或下午3点到5点。对了，你有钱吗？”

“我有英镑和法郎。”

“好，放风的时候我会安排便衣跟着你，你不要介意，这是规矩。”

“我理解。不过我想问一下，您打算如何处置我们？”

“荷兰对法国没有引渡义务，但你们是非法入境，荷兰法律不允许你们长期待在这里，所以从职责上我必须将你们驱逐出境。不过请放心，即便是驱逐你们，我也会尽量帮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别忘了库拉索可是世界重要的炼油中心，这儿的油轮驶向世界各地，我可以把你们送上油轮，去你们想去的地方。”

“非常感谢您。”

回去后我把刚才司令说的话复述给了我的五个同伴。

克鲁西奥问我：“你怎么看？”

“不好说，我怕有诈。他这么说可能是想让我们放弃逃跑的打算。”

布列塔尼人说：“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那就用不着自己划船了，也不用冒险了，乘坐大油轮，堂堂正正地去任何国家。”

马特雷说：“你真信那些浑蛋警察的话吗？他们会好心地给咱们假证件，帮咱们偷渡？我不信。最多最多睁只眼闭只眼让咱们偷偷钻到油轮里，这样他们就甩掉我们这些‘包袱’了。”

放风时间我很少出门，因为一想到身后有个该死的便衣警察跟着，就失去了出去的兴致，顶多偶尔出去给大家买点零食。

困在这鬼地方一周了，大家开始躁动不安了。一天下午，司令、纳德尔和一个穿白制服的海军军官陪着三个神父参观关押室。他们在我们旁边的关押室驻足了半天，那里关着个黑人强奸犯。然后他们就来到了我们的关押室内。

司令用法语对神父介绍道：“这些是法国人。”

“孩子们，坐到桌子旁吧，这样好谈话。”神父说道。

大家很配合地都坐了下来。

“在法兰西，人人都是基督徒，你们有谁不是？”

说实话我不信神，但在附属监狱被神父洗礼过，我也应该算是基督徒吧。大家都没吱声。

见没人回答，神父继续道：“我也是法裔，我叫耶利亚·德·布鲁尼。我的先祖是胡格诺派新教徒，他们为了躲避迫害，逃到了荷兰，所以我是法裔荷兰人。在这里信仰新教的比信仰天主教的人多，不过天主教徒也大有人在。你们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

“我们等着上油轮呢。”布列塔尼人说。

“司令，这是怎么回事？”神父转头问司令。

“大人，总督想帮助他们，不过没有任何船长愿意接受他们，因为他们连护照都没有。”司令回答说。

“难道总督不能给他们发护照吗？”

“我不清楚。”

“好吧。”神父又转向我们，“后天我要给你们做弥撒，明天下午你们能去忏悔吗？我会亲自恳请上帝宽恕你们。”

“可以。”

“明天下午3点把他们送到教堂，可以吗？我希望你能派专车接他们来。”神父又转向司令。

纳德尔接话道：“好的，我会陪他们去。”

“好的。”神父又转向我们，“孩子们，我会努力帮你们渡过难关，这是我的真心话。”

看到纳德尔吻神父的主教圈，我们每个人都学着他的样子亲吻了神父的主教圈。

第二天，大家如约在纳德尔的陪同下去向主教忏悔。我是最后一个做忏悔的。

“孩子，从你所犯的最大的罪开始吧。”

“神父，我其实不能算接受过洗礼的人，不过在法国的时候，监狱里的一个神父对我说过，不管是否接受过洗礼，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他说的是对的。好了，将你的罪恶都告诉我吧。”

我完完整整地向他讲述了我的过往。神父认真地倾听着，没有插话，当我讲到不便讲的地方时，他就握着我的手安慰我。神父年逾六十，但目光如孩子般单纯，没有任何杂质，我从他凝视我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他的博爱，被这目光温暖着。

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轻柔地对我说：“孩子，上帝有时会安排他的孩子遭受苦难，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勇敢。就像你，如果你不经受这样的苦难，就不会变得如此高洁、如此接近真理。在你过往的人生中，那些折磨你的人和物实际上是在尽己所能地救助你。他们使你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如今的你，具备了善良、仁爱、勇气、毅力，你一定可以越过障碍，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的。孩子，放下复仇的执念吧，你心中的仇恨不能成为作恶的理由，像你这样高尚的人不应有这样的念头。上帝说过，‘自助者，我助也’，如今上帝已经帮助了你不是吗？他甚至允许你救助他人，带领他人走向自由。孩子，你的罪恶不重。有不少道貌岸然之人的罪恶远胜于你，只是他们没有像你一样接受惩罚而已。”

“神父，您的话我会牢记在心，终生不忘。”我亲吻了他的手。

“孩子，还有新的磨砺在等待着你。我想在你走前为你洗礼，可以吗？”

“神父，家父没有跟随哪个宗教，但他同样有金子般的心灵。母亲去世后他代替母亲关爱我，我如果不经过他的同意就接受洗礼，就是对他的背叛。请您允许我写信告知他，如果他同意我改变观念，再让我受洗，可以吗？”

“我理解，上帝与你同在。”

之后，我将大致情况讲给纳德尔时，他问了一句：“布鲁尼大人这样训诫你的？”

“对。现在你想把我们怎么办？”

“我在请求总督，如果近期有查扣的走私船要卖，优先给我。说说你的想法吧。”

从我们接受神父的训诫那天起，我们就出名了，总有人带着慰问品来看我们，来访者中甚至还有修道院的院长。听纳德尔说，院长出身于荷兰本土的名门望族，她为我们致信荷兰当局，呼吁政府允许我们居住在荷兰属地。

这位院长很年轻，看起来还不到四十岁，法语讲得极好，我们和她相处得很愉快。她对我们越狱的故事很着迷，一次次地让我讲，甚至让我讲给陪同她来的懂法语的修女，我给修女讲的时候如果忘了某个情节，她就会提醒我。

和院长度过的时光是如此静好，我仿佛觉得有一束圣光照亮了我，那感觉妙不可言。

荷兰当局最终还是没有给我们居住权，而是给了我们一条查获的走私船，打发我们走。我看了那船，大约有八米长，龙骨很牢固，桅杆又粗又高，帆也很大，里面各种生活物资都有，船的甲板室里有六个箱子，每人一个，里面装着新的衣物。

[1] 荷兰货币。

4.遭遇劫持

我们该出发了，纳德尔和修女们来为我们送行。那天风很大，在风势下我们迅速驶离了码头，顺利地进了大海。入海后我才发现这船虽然够新、够大，但不够灵敏，不好驾驭。

我向正西方向驶去。在特立尼达入伙的三人决定在哥伦比亚的海岸秘密上岸，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过告诉他们最好在人迹罕至的瓜希拉半岛登陆，他们说对我绝对信任，但对在大海上航行仍然充满恐惧。他们的担心是合理的，因为在关押室看过的报纸上的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都是坏天气。

不过，至少到瓜希拉半岛为止天气还很好，上弦月的昏暗夜晚对那三人的登岸非常有利。我抛下锚，发现水很深，只好冒险靠近危险的有礁石的海岸。到了分别的时候了，大家拥抱着互相告别。他们下了船，头顶着箱子朝陆地走去。我心里很难过，经过最开始对他们有戒心，但是后来我们相处得很好，同舟共济的伙伴就要从此天各一方，心中充满着不舍。

在他们快到海岸的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吹向海岸的逆风，这预示着无法顺利起航了。我警觉地四处张望，看到了陆地上不远处有一个灯塔，才意识到我们已经过了地图上标的村庄。我心中暗叫不好，这该不会是个有警察的地方吧？！那三个人已经走远了，我在海岸祈祷这该死的风快点停，好让我们快点起航，毕竟这地方是不是与法国签了引渡条款我不知道。

下午3点逆风停了，我赶紧升帆起航。我们漂流了大概有两小时，突然看到一艘快艇向我们驶来，艇上的人鸣枪示警，意思是让我们停船。我见状赶紧加快速度，想快点进入公海，不过那快艇的速度比我们要快，不到一个半小时我们就被追上了。他们有枪，我们只好屈服。

追捕我们的这些人看着真不像海警，全都穿得肮脏、破烂不堪，只有艇长的衣服还干净点儿。虽然衣着破烂，但他们的枪是货真价实的，且都擦得油光锃亮，很多人腰间还别着子弹带和刀。他们每个人的目光都充满了敌意，那个艇长长着一副强盗相，说的是我们听不懂的西班牙语：“Vamos Vamos![1]”

我们估计他的意思是“快走”。我们走得很慢，克鲁西奥其实腿好得差不多了，但石膏还没拆，所以没法儿走快。艇长走在最后面，他把我的宝贝罗盘挂在了脖子上。我们明白，船上所有的东西都不再属于我们了。我们在这些人的押送下走了几公里的路，途中经过了一个叫里奥阿恰的村子，最后被带进了有一栋矮墙的监狱的院子里。监狱里有二十几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肮脏犯人，他们同样敌视地看着我们。我们三个被关进了一个有铁栏杆窗户的肮脏牢房，地上有几块木板，估计这就是床了。

他们关上铁门走了，隔壁一个犯人隔着铁栏杆窗户对我喊：“是法国人吗？”

“是，怎么了？”

“法国人……不好！”

“什么不好？”

“警察不好。”说完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他就没声儿了。

天黑了，牢房的灯光昏暗，蚊子“嗡嗡”叫个不停，非常烦人。

“哼！同意那三人上岸，咱们代价不小啊。”克鲁西奥抱怨道。

“认倒霉吧，哪知道那会儿偏偏没风了呢，要不早走了。”

“谁叫你靠那么近的！难道他们不会自己游过去吗？”

“够了，现在不是互相责备的时候，要团结！”

“对不起，你说得对。”

为了自由斗争了那么久，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谁心里不窝火？我也体谅克鲁西奥的心情。

那帮人没搜我们的身，钱筒还在我口袋里，我赶紧藏了起来，克鲁西奥也把钱袋藏好了。大概夜里8点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送来了晚饭，盐水煮米饭配拳头一样大的粗红糖。

第二天早上7点开早饭，8点时艇长过来了，我请求他让我到船上取些东西，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当然也可能是假装答应。我越看越觉得这家伙像杀人犯。他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拿出个小瓶子，打开盖喝了一口，吐了口吐沫，把瓶子递给我。这竟然是一个友好的举动，让我很诧异。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天啊，这酒烈得像燃料，我剧烈咳嗽起来，押送我的人都得意地大笑。

我回了牢房没多久，来了六七个穿着体面的人，他们把我们带进了一座楼，这楼房应该就是监狱的领导机关了。我们被押着进了一间很气派的大办公室，正前方是一幅挂满勋章的军官画像，画像下写着“哥伦比亚阿方索·洛佩斯总统”。画像下坐着的人很消瘦，长着鹰钩鼻子，戴着眼镜。不用说，这人肯定是这里的大人物。他左右还坐着一些人，我们自然是站着的。

坐在中间的那位对我们说了些话，之后翻译对我们说：“同你们讲话的是里奥阿恰市的法官。我是海地人，负责为你们做翻译。在座的其他人都是监狱领导，有的懂法语，法官可能也懂。”

之后法官开始用西班牙语对我们审讯。

“你是法国人吗？”

“是的，先生。”

“哪儿来的？”

“库拉索。”

“以前呢？”

“特立尼达。”

“再以前呢？”

“马提尼克岛。”

“你在撒谎！库拉索领事一周前就接到通知要他监视海岸线。说有六个法国苦役场逃犯要在这里秘密上岸。”

“好吧，我承认，我们就是苦役场逃犯。”

“卡宴的？”

“是。”

“哼，像法国这样崇尚文明的国家，要把你们送这么远，大概是因为你们特别危险吧？”

“可能吧。”我苦笑道。

“你们是盗窃还是杀人了？”

“谋杀犯。”我懒得辩解。

“说是有六个人，那三位呢？”

“他们还在库拉索。”

“又在撒谎，让我告诉你事实吧！他们在离这儿60公里的卡斯蒂莱特被抓了，是你们把他们送到那里的吧？哈，才过了几小时你们也落网了。你们的船是偷的？”

“不，是库拉索方面送的查扣的走私船。”

“算了，你们这些人满嘴假话，我懒得听了。先把你们关进监狱，直到政府做出处理决定。鉴于你帮助三名同伙偷渡哥伦比亚，我判你们拘禁。你是船长，三个月；另外两人一个月。还有，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那就如实招供，明白吗？”

“我可以取回船上的东西吗？那上面有我的私人物品。”

“不行，海关全部没收，这是法律。”

我们被押送回牢房。大约1点钟，那三个难友被押送过来，被分配进了我们的牢房。

布列塔尼人羞愧地说：“都怪我们，害了你们。事到如今说‘对不起’也没用，你想杀我我绝不还手。”

“兄弟，我不会杀你们的。大家都有错，我要是不让你们上岸就没这出儿了。”

“你真是太好了。唉……我们想上岸是怕海，可我听哥伦比亚人说过，落在这帮人手里比在大海上还危险。对了，是不是因为没风你们才让他们抓住的？”

“是的。”我向他们讲了审讯的情况。

“也许能让咱们自由。”布列塔尼人说。

“希望如此。”另一人说。

“我觉得这个小岛上的行政当局无权对我们做出处置，只有更高层才能决定是让我们留在哥伦比亚还是把我们轰走。毕竟咱们没在他们领土上犯任何罪，我认为即使有处罚也不会太重，只要不被遣送回法国就一切都好。”

[1] “走、往、离开”的意思，在此处即下文主人公估计的意思“快走”。

5.逃出虎口

我们被关了一周了，这些警察对我们的态度还是那么蛮横，动不动就用枪托砸我们。哥伦比亚人很多是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混血，他们对白人缺乏信任，这可能就是这些混血警察对我们不友好的原因。听看守说，我们要被送到200公里远的大城市圣玛尔塔，我开始失望了。

一个哥伦比亚白人囚犯借给我看当地报纸，发现在头版居然有我们六人的照片，下面是警长的大头像，还有张十几个警察的合影，每人都挎着枪。报纸上居然说抓获了我们使哥伦比亚避免了一场危险。天啊，真是太能胡扯了！在我看来，真正的匪徒也比这些面目可憎的警察和善！

一个总戴着手铐的狱友和我成了朋友，他叫安东尼奥，放风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抽雪茄。他是个走私犯，被指控杀了警察，被关押在这儿等待审判，不出意外的话会被重判。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极冷静，有时非常焦躁。我发现他嚼一种叶子后会变得很安静，有一次他给了我半片叶子，我嚼了后舌头、嘴唇都麻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古柯叶，一种含有可卡因的植物叶子。

一天，那个海地翻译来视察监狱时，我向他要了本《法语-西班牙语词典》，我现学现卖，对安东尼奥连说带比画道：“Fuga[1]，你和我。”他明白我的意思，用手势配合简单的法语单词表示：“我想逃，但是手铐怎么办？”我研究过他的手铐，那是老式手铐，用的是平钥匙，布列塔尼人有办法，他用铁丝做了个小钩子让我练习开锁，放风的时候我避开看守用安东尼奥的手铐练了几次，越练越熟练，熟练到随时都能打开它。

我的越狱计划是，我和安东尼奥从各自牢房的窗户逃出去，然后在窗外会合。安东尼奥住我们隔壁的单人牢房，我们这边窗户的铁栏杆比较细，我认为我掰开它不在话下，但是安东尼奥牢房窗户的铁栏杆粗，需要锯。

“怎么搞到锯？”我问安东尼奥。

“钱。”

“多少？”

“100比索。”

我给了他钱，不得不说他是个很有手段的人，不知道用什么途径竟然真的弄到了两根钢锯。我借着放风的机会向他讲，要轻轻地锯，把锯掉的粉末和送来的米饭搅和成泥，把泥涂在锯开的栅栏豁口上，这样就不会被看守发现。放风结束，进屋前我把他的手铐打开一只，嘱咐他一旦有人巡视，就把手铐套在手腕上，如果看守进屋检查，就用手一按，手铐就会锁好。

他锯了三个晚上，终于大功告成，确定剩下连着的一点只要稍微一用力就能掰断。第四天放风的时候我们一起详细研究了越狱计划，决定在下雨的晚上行动。

其他狱友知道我们要行动，不过谁也不愿意入伙，他们觉得我们要去的地方太远、太危险了。我计划先去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交界地。之前做过功课，那地方叫瓜希拉，不属于哥伦比亚，也不归委内瑞拉管，是印第安人的自治区。那个地方越深入越危险，因为印第安人不允许外人入境。那里临海的地区也有印第安渔民，他们与卡斯蒂莱特村和拉维拉镇做买卖。

安东尼奥表示不想去那鬼地方。他说他在当走私犯时在那里和印第安人打过仗，死了很多人，见识过印第安人的骁勇，至今心有余悸，不过他保证可以把我带到非常靠近瓜希拉的地方。说实话我和他之间的沟通挺困难的，需要连说带比画，还得经常查字典。

一个暴雨的晚上，行动开始。我们几个一起掰我们这边窗户的铁栏杆，没想到大家一使劲铁栏杆居然连根脱落了，这正合适，更容易出去。狱友们把我扛起来推出去，我感觉我屁股上挨了几下，知道这是他们在和我告别。

我到了院子里，发现安东尼奥已经出来了。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的铁皮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完美地遮掩了我们行动的声响，这也正是我们选择在下暴雨的时候动手的原因。安东尼奥带领着我前进，瓢泼大雨中连三米远都看不清，我真佩服他是怎么认出路来的。我跟着他穿过村子，走上了密林与海岸间的小路。

我们就这样冒雨走了一夜。出发时安东尼奥给了我一片古柯叶，我嚼了后走了一夜都不累，不知道是这叶子的作用还是重获自由的兴奋导致的。天亮了，我们依然没有停下。我在后面看着安东尼奥走路的样子，发现他不像是在跑，更像是在跳，我第一次见这么奇怪的跑步姿势。突然他趴下了，我也跟着趴下。他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果然，一台拖拉机从我们趴着的密林前方十几米处驶过。拖拉机驶过很远后我们才重新开始继续逃跑。

上午10点半雨才停了，逐渐出太阳了，我们钻进密林深处，躺在一棵参天大树下休息。厚厚的树叶把我们完全遮蔽了，我觉得危险过去了，想要抽烟放松一下，但安东尼奥不让我抽，我只好听他的。安东尼奥不停嚼着古柯叶，我闲得无聊，也要来叶子嚼。我们就这样等到了夜幕降临，月光把路照亮。安东尼奥伸出九个指头，说了句：“lluvia[2]。”我明白他想说9点会下雨。果然，差不多9点的时候大雨如期而至，我们借着雨势接着走。

整个夜晚我们都在赶路，一共躲了三次，一次是躲小轿车，一次是躲大卡车，一次是躲驴车。亏得嚼了古柯叶，我们一直跑到天亮居然觉不出累。天亮后雨又停了，和昨天一样，我们又钻进密林深处躲了整个白天。古柯叶的副作用逐渐出来了——无法入睡，自从出发后我们就没合过眼。到了晚上9点又下雨了，我们继续赶路。

这三天里我们仅在第一天吃了些红糖，之后就没进过食，尽管有古柯叶的提神作用，但也耐不住饥饿感。安东尼奥说从这里开始遇到警察的概率就很小了，可以放心在开阔地带走了。我们沿着湿地走，安东尼奥停下来观察着地上某种动物的脚印，然后找了根棍子沿着脚印走，走到海滩附近停了下来，用棍子在地上捅了捅，只见地陷了下去，露出的坑里竟然有很多蛋，应该是海龟留下的。这些蛋只有薄薄的一层软皮，用力一捅就破，安东尼奥教我吃法：咬破蛋壳，让蛋白流出，只喝营养丰富的蛋黄。我照着他教的方法狼吞虎咽了起来。

吃饱后我们躺在海滩晒太阳，安东尼奥连说带比画地表示，明起就不会有警察了，再走两天就到瓜希拉了，因为我们已进入印第安人的自治地了。

最后一个边防哨所是那天晚上10点左右悄悄过去的，过后我们大胆地在路上走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中午，安东尼奥停下招呼我坐下，他把他剩的古柯叶都掏了出来。就剩七片了，他给了我四片，自己留三片。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到分别的时候了。我示意他等会儿，走到树林里，在隐秘处把钱取了出来，回来时递给他150特立尼达元和60弗洛林。他摸了摸干燥的钱，从他眼神中我知道他很奇怪为什么钱是崭新的，我当然不能把保管方法告诉他。他用法语说“谢谢”，想了一下，最后留下六张5弗洛林面额的票子，剩下的都退还给了我。我坚持要他收下，可他同样坚持不要。他站起来转了一圈，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愿意再陪我一天，这让我很感动。

休整好后我们继续朝前走。走了差不多三小时，一个骑马的老汉朝我们奔来。这人头戴草帽，穿着像是军装的短裤和靴子，挎着一挺卡宾枪，腰带上还别着手枪。

“这不是我的儿子安东尼奥吗！”老汉用西班牙语说道。

安东尼奥认出了骑马老汉，高兴地上前说着什么。老汉下马和安东尼奥互相在肩上拍了几下，这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相当于在拥抱。然后老汉看了我一眼，估计看出来我是个逃犯。

他们用西班牙语对话。

老汉问安东尼奥：“这人是谁？”

“一起出来的法国人。”安东尼奥回答。

“他去哪儿？”

“他想从印第安人的自治区进入委内瑞拉，到了那里再想办法去阿鲁巴或者库拉索。”

“印第安人可不好惹。拿着。”老汉递给我一把匕首。

我们坐下来休息，老汉和安东尼奥在一旁谈话。我听不懂，但我能看出来老汉对我横穿瓜希拉的计划不认可。安东尼奥叫我上马，老汉和安东尼奥也上了马，我们骑着一匹马向前奔去。

骑马行进了一天一夜，偶尔歇脚时老汉就递给我茴香酒，每次我都只抿一小口。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老汉给了我一块铁一样硬的风干奶酪、两块压缩饼干、六片古柯叶、一个水袋，然后安东尼奥和我拥抱，还拍了拍我的肩。我明白这是告别的意思，之后他们就骑着马走了。

[1] 逃跑。

[2] 下雨。

6.印第安姐妹

之后我就不停地走着，走着走着就靠近海岸线了，逐渐看不见树了。我的脚破了，需要把伤口晾干，就光着脚背着鞋走。我看到远方隐约有几棵树，太远了，看不清，估计了一下距离，得有十公里。我在心中将那里定为目标，决定走到那里再休息。大约走了一小时，我终于看清了那里的景象，那不是树，是几座茅草房，其中的几座还有炊烟升起。一直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终于看到了人，我一时有些激动，那些人当然也发现了我，都走过来围着我看。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赤裸着身体，最多只遮挡一下阴部。

我慢慢朝他们走去。他们中有几人背着弓箭，但没有任何动作，既没有要攻击的意思，也没有友好的表示。突然一条狗朝我扑来，咬住了我的腿，撕了块布下来。当它再次扑向我时，不知从哪儿射来的箭——其实是弹丸吹管，我是后来知道的——正中它的屁股，狗惨叫着逃了。我被咬得挺厉害，一瘸一拐地走着。我离人群只有十米的距离了，可他们谁也没有任何表示，这让我很尴尬。

我观察着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位个子高大、气度非凡的男子，我觉得这人可能是这里的重要人物，就朝他走去。离他三米时我站住了，他也朝前走了两步，来到我身前仔细端详着我。他竟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端详了我有两分钟，然后突然笑了，摸了摸我的肩，其他人也都来摸我。

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姑娘把我拉到茅草屋的屋檐下，示意我抬起腿，撩开我的裤子检查我的伤势。大家围成一个圆看着我。一个印第安男人递给我一支点着的雪茄，我没和他客气，接过来就吸了起来。他们都笑话我抽雪茄的方式，因为他们都把点上火的那头含在嘴里。被狗咬伤的地方已经止血，那个印第安姑娘用水为我清洗伤口。被这么多人看着，尽管很痛，我依然忍着。另一个印第安姑娘过来想要帮忙，被为我疗伤的姑娘推开了，大家看到这一幕都笑了，我明白她是想表示我是“属于”她的。清洗完后她把一种海藻砸成泥，涂抹在我的伤口上，用从我裤子上扯下的布条将伤口缠上，之后示意我可以站起来了。

我站起来，敞开上衣，她发现了我脖子下文的蝴蝶图案，从表情上能看出她很惊讶。她把我的上衣扒下，以便看得清楚，我上身的文身展现在了这些印第安人面前——右背是士兵像，左背是女人头像，后背是海员，胸口是虎头，腰上是棕榈树和大象，还有猎人打虎图。他们长时间地看，有的甚至上手摸，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知道他们在评头论足。不管怎样，我被这些人接受了。

他们带我进了最大的茅草屋。屋子呈圆形，有八个门，里面架着色彩艳丽的巨大吊床。屋子的墙是用红土夯成的，正中间放着块纯平的圆形石头，应该是当桌子用的，上面放着一个装有几把珍珠的瓢。石头桌子旁边是一个足以睡一个人的大海龟壳和石头垒成的炉子。红土墙上挂着来自文明世界的双管枪，还有各种当地的弓箭。

我坐在石桌前，他们用木碗为我盛来果汁招待我。果汁是酸甜的，应该发酵过，挺好喝。喝完果汁他们端上一条用香蕉叶托着的木炭烤鱼，有两斤重。我知道这是为招待我做的，就不客气地吃了起来。吃完后大家围在一起，刚才为我疗伤的姑娘坐在我身边，我们就连说带比画地聊着。

一个看起来像是当地长老的人，用颜料在石桌上画了裸体的印第安人和他们村子的抽象画，在旁边画了海。我明白他是为了介绍村子的情况，就认真看着他画。他在村子右边画了明显是文明世界的带窗户的房子和穿衣服的拿着枪的人，在村子左面又画了一个村子和拿枪的戴帽子的人，人的样子故意画得很丑陋。我认真看着，揣度着他想表达的意思。他发现忘了些什么，又在自己村子与右边村子间画了条路，左边的路通往另一个村庄，是为了向我说明那村子与他们村子的位置。他在右侧，也就是委内瑞拉那边，画了个圈，圈周围有很多放射性的线，我明白那是太阳；在左侧，也就是哥伦比亚一侧，表示太阳的图案少了一半。如果我没猜错，他是想说一边太阳升起一边太阳落下，以此表示东边和西边。长老满意地看着自己的画作，我点头表示明白他的意思。然后他在两个村子上画了些白条，只有他们自己的村子没画，我懂了，他是在说其他村子的人都是坏人，他们不与那些人来往。

在确定我看懂了后，他用蘸了水的布把桌子擦干净，然后示意我画。我明白他是想让我讲讲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可比他们的复杂得多。我先画了个被捆住的人，然后指了指我，在那人周围画了两个拿枪的人。然后就是这人跑，两人追。这个情节我反复画了三遍，最后一遍两个拿枪的停止追了，被捆住的人继续跑，跑到了一个村子，村子里有茅草屋，有狗，很多人，然后我指了指他们。我认为他们理解了我的画，因为他们对我的画讨论一番后，长老伸过手来表示欢迎。

当晚为我疗伤的姑娘把我带进了她住的茅草屋，那里住着六个女人和四个男人。她为我绑了吊床，那真是很宽的吊床，睡下两个人不成问题。她上了她的吊床后，我才上了她为我绑的吊床。我刚躺下她就上了我的吊床。她抚摸着我的身体，能感觉出她的手又细又长，但是意外地粗糙，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在海里摸珠母被珊瑚礁划伤的疤。我也摸她的脸，她握住我的手，对我柔软的没茧子的手感到好奇。

第二天我们一起起床，我去拜访了长老。经过长老的允许，我把玩了挂在红土墙上的枪。那是12mm和16mm步枪，还有六箱配套的弹药。

后来的几天里我见识到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用古柯叶铺茅草房的房顶，用黏性极大的红土筑墙；原来他们有很多金属器，有刀、斧子、锄头、锅；他们的吊床都是用纯羊毛编织的；他们用纯天然的颜料染布……

那印第安姑娘中等身材，体态匀称，有着灰色的瞳孔。她长发及腰，编成了辫子自然地垂着。她的乳房很丰满，乳头是深色的，而且很长。除了挂在腰上的遮羞布外，她经常一丝不挂，渐渐地我也习惯了他们的着装习俗。我拥抱她时才发现她不会拥抱，于是我就教了她文明世界两性之间亲密接触的方式，包括接吻的方式。和我最初在一起时她很害羞，走路都不愿意和我并排，只是在后面默默跟着，过了一段时间才肯和我有说有笑地并排走路。我和她经常先从互相爱抚对方的身体开始，但到最后她都拒绝，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每次都是她起的头，而我想继续她又不同意。

大家开始修整一座村里闲置已久的茅草屋，我明白这是在为我们准备新房。村里人给房子里送来了很多东西，都是些生活用品，有当地土法制作的各种用具，还有来自文明世界的玻璃杯、白铁壶、平底锅等。之后没有任何仪式，我和她就搬到了属于我们的茅草屋。只有在我们同居后她才真正属于我，我们才能缠绵在一起。请各位读者见谅，我不想描述过多的细节。

我想说一下她的名字，她叫拉丽，当然，这是他们土语的译音。

在和拉丽同居后，我接触到了印第安文化中的很多习俗。比如屋子有三个门，我只能从北门进出，南门供她进出，正门是来访者进出的。她说这是规矩，不能坏了规矩，我只好入乡随俗。而且她从来不用文明世界的金属炊具做饭，而是用当地的陶罐。我既然选择和她在一起，对她的坚持也就必须尊重，所以从不计较这些。

我居住的这个印第安村子在海边的草原上，叫瓜希拉，在山里还有一个印第安村子，叫莫迪维纳。当然了，我说的这些都是译音，你们知道就好。瓜希拉的印第安人都是通过以物换物的方式与文明世界做买卖，珍珠和海龟就是他们常用的“硬通货”，此外还有各种牲畜。

一天，一个印第安小伙子牵着两头驴，挎着卡宾枪，要到哥伦比亚人的驻地去交易。他不懂西班牙语，长老就让我陪他去，我和那小伙子就一人骑一头驴行进着。说来有趣，长老为了防止我一去不复返，就给了我一支步枪。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只要我拿了不属于自己的这个村子里的东西，就一定得返回村子。5点时我们到了一条河边，那里有几间印第安人的茅草房，当地印第安人对我这个白人很好奇，都围来看我，突然走来一个大汉，他的眼睛、头发、鼻子都像印第安人，但肤色是白色的。

白色印第安人用西班牙语夹杂着法语对我说：“你是和安东尼奥一起逃出来的吧？他是我父亲。”看来这人是安东尼奥的混血儿子。

“你需要什么？”他问我。

“针和墨水。”

“好，我带给你。”

看来他西班牙语比我好，我觉得他更适合和哥伦比亚人交流。走之前他给了我一串用哥伦比亚银币串起来的项链，说是送给拉丽的。他对我说：“一定要常来啊。”为了让我常来，他特意送了我一张弓。

交易结束，那小伙子被长老交代了其他事，我就一个人回来了。回村路上我遇到了拉丽和她的一个妹妹，原来她们是在迎接我。她妹妹很年轻，十二三岁的样子，我把她妹妹抱到驴背上，自己和拉丽在后面漫步着回村。到了村子我想好好洗个澡，拉丽就过来帮我洗，然后她居然当着我的面脱掉了她妹妹的遮羞布，我很尴尬，背过身去。帮她妹妹洗完，她自己也洗了起来。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拉丽和她妹妹一起生活，其间发生过一件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的事：拉丽把她的妹妹推到了我的两腿之间，我发现她妹妹连遮羞布都没穿，而且脖子上还戴着我送给拉丽的项链。天啊，简直不能再尴尬了。我赶紧把她妹妹抱到吊床上，摘下她的项链还给拉丽。这件事在当时让我莫名其妙，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拉丽以为我想离开，认为我和她在一起不开心，就想用她妹妹拴住我。当我明白她的用意后很感动，尽管她挽留我的方式让来自文明社会的我无法接受。

我与一个印第安小伙子建立了友谊，这小伙子也是拉丽的朋友。他经常和我说话，我却听不懂。他很喜欢我的文身，有一次他指着我的文身比画，我明白他是想让我给他文，我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他可能以为我不会。这时拉丽来了，我见她浑身涂抹了油脂，知道她是要下水了；涂抹油脂是为了保暖。她觉得我不喜欢她这样，就比画着解释。我觉得她连说带比画的样子特别可爱，就想让她多解释几遍，就假装不懂。比画了几遍后她就噘嘴不高兴了，好像在说：“是你太笨了听不懂，还是我太蠢了讲不清？”

有一次长老请我们吃烤蜥蜴，我们坐在炭火边大快朵颐的时候，拉丽同长老说了几句，长老拍拍我的肩，又指向海的方向。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陪拉丽去大海边走走。在长老的建议下，我、拉丽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印第安小伙子，去采贝了。拉丽和小伙子都很厉害，他们能一口气潜到海底，再冒出来，每次都能带着珠母上来，他们这样上上下下了三小时。采完贝我们就朝岸边划去。我对这些贝很好奇，就撕开一只贝，取出里面的珍珠。啊，真是大自然的杰作，它多么漂亮！拉丽看我取出了颗珍珠，就抢去含在嘴里，含了会儿又吐出来塞进我嘴里。她做出咬合的动作，意思是让我嚼碎了它，把它吃掉。我舍不得，但她不依不饶，我只好把珍珠嚼碎了咽下去，她就像孩子一样开心，还掰开我的嘴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咽下去了。

我到这儿一个月了，我确定我没算错，因为我每天都在纸上写下日期——我要的针和墨水早就送来了。长老还送了我几个剃须刀，因为他不用着，他们印第安人都不长胡子。这期间我给长老的手臂上文了个戴草帽的印第安人，他很高兴，然后说想让我为他文一个和我胸口上一模一样的老虎，我笑了，说我不会文那么细致的画。

我对这些印第安朋友的原则，是绝对不做任何有损长老威信以及当地民俗的事。我对另一位印第安老人更加尊重，因为他是瓜希拉村以及附近各个印第安村子的巫师。巫师在印第安社会具有崇高威望，其威望甚至要在瓜希拉村的长老之上。每天清晨，村子里都有头顶篮子的印第安女人给他送去新鲜的鱼和贝，各个村子轮流侍奉。

巫师长年住在山上的牛皮帐篷里，说实话那帐篷脏得让我想吐。他不睡吊床，睡在用树枝搭的地铺上。他住的地方周围放养着一些牲畜和鸡，寻常印第安人是不养这些的，我想这是巫师的特权吧。我在他住的帐篷附近看见过两条蟒蛇，其中一条得有三米长、大腿一样粗，另一条也有一米长。我想，蛇难道不吃牲畜和鸡吗？实在是想不明白那些牲畜和鸡是怎么和蟒蛇相安无事的。

有一次我去拜访巫师，他仔细端详着我，然后命令我脱掉裤子坐在帐篷里的一块石头上。他在炭火上放了些叶子，一会儿叶子就烤焦了，发出了薄荷的味道。帐篷里全是烟，我想咳嗽，但又怕不敬，就一直忍着，直到烟散去了我才好受点。然后他就把我的裤子给烧了，说实话我气得想哭，但又不敢说什么。之后他送了我两块他们印第安人的遮羞布，一块羊皮的，一块蛇皮的，还给了我一个皮制手镯，是用羊皮和蛇皮编的。

我要走了，他送了我一把小木刀。拉丽后来告诉我，以后我要是想见巫师，就托侍奉他的人把小木刀送去，他如果同意见面，就会送把大的给我。

我告别了这个印第安老巫师，总觉得屁股露着不文明；我有入乡随俗的意识，但只有这个怎么也接受不了。拉丽看到我居然穿着遮羞布，笑得岔了气。我将巫师送的皮革手镯和另一个蛇皮遮羞布给她看，她在我身上使劲闻着，估计是想判断我是否受过了那烟熏的仪式吧。

顺便一提，那次拜访巫师我看到了巫师脚上有一个烂疮，已经感染了，经常招苍蝇，赶也赶不走，巫师就在烂疮上涂抹了炭灰。那次拜访后我想办法弄来了碘酒、过氧化氢、药棉、纱布、奎宁和乙酰胂胺。我在医院见过沙塔尔护士怎么料理苦役犯的疮，知道怎么应付。第二次我拜访巫师前，按规矩把小木刀托侍奉者送给巫师，巫师果然托侍奉者给我带来了一把大木刀。这次我是专程来为他治疮的，不过说服他允许我给他治疗很难，不过他最终还是被我说动了。上了几次药，疮就小了，再之后我拜访他时，发现他的疮已经完全好利落了，只是没人知道是我给他治好的；当然，这件事有损巫师的威名，是绝对不能说出去的。

我对印第安人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里毕竟不是我的世界，我觉得是该找机会离开这里了。矛盾的是，在外面的世界我是一个越狱犯，时刻有被逮捕的风险，而这里却如此安逸。这就是我迟迟无法下定决心离开的原因。

拉丽其实一直在琢磨我的想法，她很希望我能参加印第安人的集体活动，更加融入这里。但我毕竟不属于这里。拉丽知道我有心事，就去找她的妹妹。拉丽故意让她妹妹从我的门进房，我知道这肯定有某种意义。顺便说一下，拉丽的妹妹叫佐莱玛，当然，也是译音。佐莱玛留着齐肩短发，刘海比眉毛低一点。她虽然是个小女孩，但是乳房已经发育了，所以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让我很尴尬，她姐姐却不这样想。有一次我们三个一起睡下，拉丽躺在中间，可她却起来，成心让我贴着裸体的佐莱玛，第二天佐莱玛居然还因为我没要了她而伤心。

经常和拉丽去采珠的小伙子膝盖伤着了，我只好陪拉丽去采珠。见我肯陪着，拉丽显得非常开心。那天一上午她收的珠母都快把小船装满，她一上船，海水几乎要灌进舱里来了。我们顺利地靠了岸，负责收珠的印第安人正在等我们，大家看我们采回了这么多珠母都非常高兴。陪拉丽采珠的日子持续了两周，我也分到了很多上好的珍珠。

后来我看望了白色印第安人，还了他之前送我的弓。他让我叫他佐利罗，在西班牙语中这个词是“小狐狸”的意思。我借助词典告诉他我想要镜子、硫酸纸、细笔、墨水、复写纸，还有几件文明社会的衣服，和他说我愿意用上好的珍珠换。我第二次看望他时他已经凑齐了这些东西，我付了约定的珍珠。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警察曾经向他盘问过我和安东尼奥的情况，他骗警察说我已经逃往委内瑞拉了而安东尼奥被毒蛇咬死了。我还从他那里知道了我那几个法国难友都在圣玛尔塔监狱里。

我辞别了佐利罗，临走时他送了我一大包糖果和60盒香烟。我是骑着他的驴回的村，驴明天会自己回家的，不用我操心。拉丽和她妹妹在离村三公里的地方等我，碰面后拉丽安静地走在我旁边，不时停下，用文明社会的方式与我接吻。

回了村子我想先去看望长老，给他送了些糖和烟。长老见我带了糖和烟很是高兴，就叫来族人聚会。席间拉丽坐在我右边，她妹妹坐在我左边。长老笑着将佐莱玛的头推向我，他是想告诉我佐莱玛也想和拉丽一样做我妻子。拉丽托着自己的乳房看了看佐莱玛，意思是说我嫌弃佐莱玛乳房小才不愿意的。大家哄笑起来，佐莱玛一副很难过的样子，我安慰了半天，她脸上才恢复了笑容。聚会结束后我与拉丽拉着手回去了，佐莱玛跟着我们。

好了，镜子、硫酸纸、薄纸、胶水、黑铅笔、墨水、超细毛笔都到手了。我坐下，把镜子挂在正前方正好能看到我胸口虎头文身的位置。一旁的拉丽和佐莱玛都很好奇，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临摹着虎头，墨水太稀，挂不住，掺了胶水就大不一样了。我画了三次，终于在镜子上得到了和我胸口虎头一模一样的画作。

准备好后我就让拉丽去找长老了。姐姐不在，佐莱玛就深情地看着我，眼里充满着柔情，但对她我真不知道该怎样。长老由几个印第安人陪同着来了。他和手下传看了镜子上的虎头，纷纷赞叹，但他不懂我想干吗。我在镜子上蒙上硫酸纸，描了起来，一会儿就画好了一模一样的虎头。他们拿起硫酸纸和我胸口的虎头比较，发现完全一样。然后我让拉丽趴在桌上，把她的背蘸湿，敷上一张复写纸，在上面盖上我刚画好虎头的硫酸纸。我勾勒起来，一会儿拉丽背上就出现了一个精致的虎头画像。长老看到这儿才明白我是要给他文身。

这里没有受过所谓文明教养的人全都质朴无华，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一眼就看得出来。只要他们真心接纳了你，那属于他们的也便属于你。这些人一旦得到了你的善意，必然会用同样的善意回报你，绝无虚情假意。我眼前的长老被我的举动深深感动了。

第二天我就开干了。长老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生怕动一下弄乱了用复写纸画在他身上的图案。复写好后我就开始用刀刻图，血慢慢渗了出来，我不时擦掉。刻完后我用蓝墨水小心地注入颜色，虎头图案终于在长老的胸膛出现了。我对我的作品非常满意，长老也同样满意，那虎头简直比我胸口上的原版还要威猛。

一转眼我到这儿四个月了。我感到身体很好，浑身是劲儿，也习惯了光脚走路，还学会了如何捉大蜥蜴。佐莱玛也正式成了我的妻子，她和她姐姐把我看得很紧。拉丽出海采珠，佐莱玛就在家守着我；佐莱玛出海采珠，拉丽就陪我。

一天早晨，来了十五六个骑马的印第安人。他们离得很远就按照印第安传统鸣枪报信，不过是骑马来的，所以刚报信就到了我们跟前。他们腰间都别着匕首，其中两人背着猎枪。看起来像是头人的人物岁数比这里的长老要大，他穿着皮革上衣，斜挎着卡宾枪，腰上别着子弹带。

长老亲自迎接他们。对方的头人下马走向长老，他们互相摸肩致意。到了中午，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到了，车夫竟然是那个白色印第安人佐利罗，车里坐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印第安妇女，还有七八个孩子，都是男孩。

佐利罗来以前，头人已经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印第安骑士们。长老让我看他的左脚小脚趾，是弯的，来的头人也是这样。我明白了，这个头人是长老的亲哥哥？长老胸口的虎头文身受到了头人的赞叹，这让我很有成就感。随车来的印第安妇女有的脸上、身上都画着精致的图案，其中一位印第安姑娘相貌非常出众，她有着黑紫色的头发、墨绿色的眼睛、优雅挺立的乳房、高挑的身材，就像罗马塑像一样。

拉丽介绍了我，然后和佐莱玛一起邀请来访的年轻姑娘们进屋做客。其中一个来访的印第安小姑娘拿着毛笔，原来她也要给我们村里姑娘的脸上画图案。我就在一旁看着她在拉丽和佐莱玛脸上进行艺术创作。这段时间男人们在屋外为烧烤聚餐做着准备，他们把海龟肉从壳里取出砍成小块，放在炭上烤；原来海龟肉的颜色和牛肉一样。

聚会开始了，我坐在长老旁边观看村里人载歌载舞。长老为了助兴安排了一个人敲鼓，一个人吹笛；都是当地的乐器，具体我叫不上名字。对了，老巫师也来了，他是骑着驴来的，大家知道他脚上长过疮，现在一看全好了，都很惊讶，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却笑而不语。

席间佐利罗告诉我，来的那个头人是长老的爸爸。幸亏他告诉了我，要不然我还以为是他哥哥呢；老实说我总是看不出印第安人的年龄。这个人叫佛斯特，当地语言里的意思是“正义”。他这次来是负责处理佐利罗所在的村子与我所在的瓜希拉村之间的矛盾的。佐利罗说他们村以前与另一个印第安村子发生过纠纷，然后双方就在一起商量是开战还是言和。在印第安人的观念中，某个村子的人被另一个村子的人杀了后，双方为了避免开战，杀人者就要赔偿死者，有的时候可能多达200头牛；这些都是佐利罗告诉我的。

佛斯特让佐利罗告诉我，我可以到他的村子去拜访他，他那里有一百多座茅草房，我和拉丽、佐莱玛可以一起去，他会送我们一座上好的茅草房。我只需要带文身的家伙儿去就可以，其他不用带，他那儿都有。我明白了，原来佛斯特是想让我也为他文一个虎头。宴席上佛斯特用力地把他的皮衣袖子扯下来送给我，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佐利罗解释说这是一个仪式，意思是说他想交我这个朋友，以后我有什么要求他都不会拒绝。佛斯特问我想不想要一匹马，我也没客气，说想，他说过几天就派人给我送来。

我在佐利罗来访期间向他吐露了心声，告诉他我重返文明世界的打算；我相信他不会背叛我。他向我讲述了边境的情况。据从走私犯那里了解的情况，委内瑞拉一侧比较危险，哥伦比亚一侧相对安全些。他说他可以陪我到哥伦比亚边境的圣玛尔塔，他认识路。他答应为我买一张详细的哥伦比亚边疆地图和一本有基础会话句子的西班牙课本。他倒是认为我把西班牙语说得越蹩脚越有利，对方会听得不耐烦，然后自己顺着说下去。他还说如果我需要，他可以帮忙将我的珍珠换成哥伦比亚货币。他还帮我做了分析，认为长老会同意我离开的，因为找寻亲人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拉丽和佐莱玛会很难过，甚至有可能杀了我。另外，佐利罗告诉了我一件让我非常震惊的事——佐莱玛怀孕了。天啊！我怎么没注意？

聚会结束后，众人散场了，一切恢复如常。几天后我果然得到了一匹马，这马背上有灰斑，尾巴很长，鬃毛微黄，非常漂亮。

我到这里已经整整半年了，我越来越觉得我不属于这里，在这里的每分每秒都感到煎熬。

一天我回到茅草屋，发现拉丽和佐莱玛正在研究我托佐利罗带来的地图。她们想弄明白那张图上画的是什么，这让我捏了把汗，怕她们分析出我的意图。

佛斯特来访已经过去些日子了，按照当时说好的，我该去拜访他了。我是骑着他送我的马去的。之前保存的虎头图纸总算派上了用场，我也为佛斯特在胸口文了个虎头，佛斯特非常满意，见到谁都炫耀一番。

在我逗留期间，佐利罗正好路过。经过我的同意，他和佛斯特说了我想离开的计划，因为我想和他换马。瓜希拉本地马都是灰色皮毛的，这种马哥伦比亚没有，佛斯特这里有红棕色的哥伦比亚马。我向佛斯特讲完我的计划，他就带我去挑马。我挑了一匹温顺的哥伦比亚马，还要了马鞍子、脚镫，印第安人骑马从来不用这些。佛斯特还送了我36枚金币，让佐利罗替我保管，等我走时再交给我，他说就当成是为他文身的报酬，这让我很感动。他还要送我一挺卡宾枪，但佐利罗说过，入境哥伦比亚绝对不能带武器，所以我没要。于是佛斯特就送了我两支箭；那真是很短的箭，只有食指那么长，被包裹在一个小皮套里，佐利罗说这是毒箭，要小心使用。

佛斯特说他通过佐利罗了解了我的经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结交白人朋友，之前他一直把白人当敌人看待。他说：“你要三思，因为你去的地方会有敌人，而在这里全是朋友。”他还告诉我，他和他儿子——长老——会替我照顾拉丽和佐莱玛的，如果佐莱玛生个儿子，将受到全村的特殊照料。我们又交谈了一阵，话别的时候他甚至说：“我不想你走。如果你肯留下，我就把聚会时你认识的那个漂亮姑娘送你，她还没结婚，她喜欢你。我可以送你一座大房子，还有很多牛羊。”感谢上帝，让我遇到了这么多真心待我的人。不过我不属于这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佐莱玛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拉丽看上去非常羡慕，就不分白天黑夜地要求和我上床。我明白我终有一日会离去，而我的离去肯定会给她们带来巨大的痛苦，这让我充满惭愧，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用抚摩、拥抱来表示我对她们的爱。她们姐妹二人中拉丽对我的爱更加热烈，她千方百计地想与我做爱，只希望能怀上我的孩子。

从某一刻开始，妻子们就什么也不吃了。这让我很担心，以至于我险些犯了个错误——我差点在没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去问巫师，这在当地文化中可是大忌讳，幸好在距离巫师帐篷还有200米的地方被巫师先看到了，他向我摆手我才反应过来我忘了得先托侍奉者送小木刀这个流程。之后我遵照传统方式见到了巫师，连说带比画地告诉他拉丽和佐莱玛不吃饭的情况，他给了我一个核桃，让我把它放进家里的水缸里。根据我受过的科学教养我不认为这管用，但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我照着做了，她们喝了几次，但还是什么都不吃。

拉丽已经四天没有进食了，也不去采贝了，她疯狂地在海里游泳，然后抓了三十多只珠母给我，强迫我吃珍珠，她的怪诞行为让我担心坏了。又过了两天，姐妹俩还是不吃东西。拉丽挺尸一样地躺着，目光发直，整天一动不动；佐莱玛也萎靡不振地瘫坐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竟然哭了起来。我为什么哭？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了她们？我不知道。我哭着哭着，佐莱玛也抽泣起来。拉丽见我哭了，终于起床了，坐在我面前哽咽地拥抱我，佐莱玛也过来抱住我。拉丽开始说话了，边说边哭，佐莱玛也在说话，应该是在责备她姐姐。

我们三人抱头哭过后，拉丽和佐莱玛终于吃了几块粗糖，然后出了门就要上马。我不知道她们想干什么，只好也上了马跟她们走。我以为她们要去找巫师，但拉丽说了句“佐利罗”，我明白了她们要找佐利罗，可为什么要找佐利罗，我一时不明白。路上拉丽抓住我的腰吻了我很多次。我坐在她们姐妹中间，左手牵着缰绳，右手轻抚着佐莱玛。到了佐利罗的村子时，他正好从哥伦比亚那边交易回来，我们进了茅草屋，拉丽和佐莱玛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和佐利罗说着什么。

后来佐利罗对我讲了她们说了什么：拉丽说如果我不哭，她还以为我是个虚情假意的白人。原来我想离开拉丽是知道的，但我从来不告诉她们，这让她对我很失望。她本以为她能使一个男人幸福，但她发现她做不到，因为幸福的男人是不会离开的。她觉得留不住我就没脸继续活下去了。佐莱玛也是这么想的。佐莱玛担心她的孩子会像父亲一样薄情寡义。

接下来的对话是在佐利罗翻译的情况下进行的。

她们问我：“你为什么像那一天躲狗咬一样躲我呢？”

我回答：“拉丽，如果你的父亲生病了，你该怎么办？”

“我一定会去照顾他。”

“如果有人陷害你，玷污你的清白，你该怎么办？”

“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报仇，叫他们生不如死。”

“可以，如果你有两个好妻子在等你呢？”

“我会骑着马再回来。”

“对，我就是要这样。”

“可等你回来了，我就老了啊，会变丑的。”

“我答应你，我要在你变老变丑前回来，一定！”

“你哭了，一定不是装的。那你想走便走，但即使走，也要光明正大地从这里走，不要偷偷摸摸地悄悄走。你要在白天走，也要和你来的时候一样。那是个下午，我记得的。而且你要指定由谁来照顾我们。你要当着全村人的面做出宣言，你要说：‘这个家永远是我的家，任何男人，除了我儿子，都不能进我的家！’——如果佐莱玛怀的是儿子的话。你走那天佐利罗也要来，他得把你说的翻译给村里人听。”

那一夜我们是在佐利罗家过的，真是个温馨的夜。两个纯情的女人对我是如此死心塌地，我感动坏了。我与她们两个商量好了，我要在出新月后的第八天离开，因为我得确定拉丽是否真的怀上了。她说上个月没来月经，如果这个月还不来，就是有了。佐利罗让我把寄存在他那里的东西全都带上，因为在瓜希拉村的仪式要用得到——在全村人面前裸体做宣言，之后在那里穿上文明世界的衣服。我悔恨自己只学了十几个印第安单词，我明明有千言万语想对她们讲的，但通过翻译又不方便，只好作罢。

第二天我们骑马回来了，我怕佐莱玛动了胎气，故意慢走。一回村我就拜访了长老，把我想离开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请求他的原谅。长老非常高尚，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说：“不要说了。”

离新月还有12天，之后我还要再等8天，也就是20天后我就要上路了。这期间我认真研究了地图，把路线改了几次，认真思考了佛斯特的告诫：“你去的地方会有敌人，而在这里全是朋友。”他说得没错，回到文明世界会不会反而不幸呢？不想了，交给未来回答吧。

三周过去了，拉丽确定怀孕了。我们最后拜访了巫师，巫师说之前我们三人睡的吊床要吊到屋顶，以后她们二人要永远住在一起，因为她们的灵魂已经融为一体了。辞别了巫师，我们返回村子，等待着佐利罗，即将开始的仪式需要他的帮助。到了晚上佐利罗来了，我们长谈了一夜。第二天上午，由佐利罗做翻译，我对村里的每个人都道了别。下午，我即将出发，仪式开始了。我站在一处高台上大声讲着，由佐利罗翻译：

尊敬的长老，关照过我的各位朋友，请允许我离开瓜希拉一些时日。我曾经像野兽一样被恶人追赶，是瓜希拉给予了我保护，让我幸福地生活在这片热土。这里有我敬爱的长老，有我珍视的友人，有我深爱着的妻子，但我不能因此而逃避斗争，我有着我的使命，我不能继续在安乐窝里享受温存。我要斗争！我要惩罚那些卑鄙地陷害过我的恶人！此外我还要去找寻我年迈的父亲，他需要我的照料。今天在这里我要郑重宣布，我要把我即将出生的孩子留给我的妻子拉丽和佐莱玛。我的房子和财产将永远属于她们，永远属于我即将出世的孩子。尊敬的长老，如果有人忘记了今天我说的这些，请您提醒他。我在此请求神明保佑我全家。我爱瓜希拉，我爱你们每一个人。为了早日与你们重逢，我一定会尽快回来的。如果我不幸在完成使命的途中丧生，我的灵魂也要和你们——亲爱的拉丽、佐莱玛、我的孩子们，还有瓜希拉村在一起，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

仪式结束了，妻子们陪我走进茅草屋，帮我穿上文明世界的着装——衬衣、裤子、袜子和靴子。临走了，我深情地凝望着瓜希拉。这里是隐秘在世间的田园秘境，这里之外的世界是如此惧怕这里，视这里的人为未被开化的野兽，但我深知这里的美好。在穷凶极恶的世界里，只有这里真心地接纳了我。在这里我找到了爱情、亲情，还有平和、宁静和美好。别了，瓜希拉；别了，我的印第安亲人们；别了，拉丽和佐莱玛。你们对我的爱不计得失，完全发自内心。在我即将要离开之际，她们把她们全部的珍珠装进了布袋送给我。

我要回来！我在心里发誓。何时回来？怎样回来？我不知道，但我一定要回来，这毋庸置疑。

天快黑了，我和佐利罗上了马，开始向哥伦比亚进发。瓜希拉全体村民都来和我送别，他们左手遮脸，伸出右手，意思是舍不得我离开，想挽留我。拉丽和佐莱玛送了我很远，我以为她们最后要和我拥抱，但她们突然转身，号哭着跑回了村子。

第五章

文明世界

1.再入虎穴

我们过了拉维拉边防站，之后这段路我认识，半年前我和安东尼奥走过。我在一个路过的小卖部第一次和哥伦比亚人用西班牙语说了话，效果不错，正如佐利罗说的，“结巴”减轻了对方对我外貌的注意力。之后我们朝圣玛尔塔行进。

到了与佐利罗分别的时候了，我与他拥抱话别，让他把马带回去，因为在印第安文化里，我有他们的马就意味着我还属于那里。我决定后面的路靠步行，然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过了圣玛尔塔就坐火车。我向佐利罗要了头人送我的36枚金币，我不了解现在的行情，但这些金币至少也值1000比索。哥伦比亚本地人一天也挣不了10比索，所以这些钱足够我生活很长时间。

我搭了辆拉牲畜的卡车到了离圣玛尔塔很近的地方，这里距离我和佐利罗分别的地方已经有120公里了。路上每隔几公里就有吃饭的小铺，司机想喝酒，就下车找了个小铺，他豪饮了五六杯烈酒，我也喝一杯。他打算请我，不过我坚持要付钱，他也就没和我争。那司机上了车明显醉了，结果走错了路，车轮子陷进了泥坑里。要说这司机真是心大，一点也不着急，居然睡起了觉，我只好陪着他，因为和他在一起可以避免警察盘问。

我们在驾驶室睡得很死，直到后面来了辆马车。因为卡车挡住了路，马车车夫就叫醒我们。司机启动引擎试了几次，轮子就是滑不出泥坑。马车上有两个修女和三个小女孩，修女很着急，就和我们商量能不能在丛林边开出一片空地，先让马车过去。我们也过意不去，就同意了，拿出卡车上砍甘蔗用的刀为修女们开路。我们砍了得有两小时，总算砍出了一条能让马车通过的道路。修女们向我们道谢，还问我要去哪儿，我说去圣玛尔塔。她们又问了卡车司机的目的地后对我说：“司机师傅要去的地方离圣玛尔塔还很远，要不你和我们同行吧，我们可以带你到离圣玛尔塔很近的地方。”

我想了想，不能拒绝，要不然对方会对我的身份起疑心。我本想说想助司机一臂之力，但不知道西班牙语中这句话怎么说，于是只好上了马车，和三个小女孩坐在一起，两位修女就坐在车厢的另一侧。

上了沥青路，马车走得很快，中午我们在路过的一家小铺吃饭。三个小女孩和马车车夫坐一张桌子，两个修女和我坐一张桌子。这些修女们都是标准的白人，都很年轻，一位是西班牙本地人，另一位来自爱尔兰。

爱尔兰修女问我道：“看你不像本地人，你来自哪里？”

“里奥阿恰。”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个电工。”这些是我早就准备好的台词。

“哦，我正好有朋友在那里的电力公司，叫贝雷兹，是西班牙本地的。你认识他吗？”

“认识。”我为我的撒谎而忐忑不安。

“那太好了。”

吃完饭她们去洗手了，爱尔兰修女先回来了。她看着我，用法语说：“我朋友说她在报纸上见过你的照片，你是从里奥阿恰监狱逃出来的，是吗？哦，放心，我不会出卖你的。”

“是的。求你不要举报我，我不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坏。”

这时西班牙修女回来了，她们在交谈着什么，我听不懂。我在脑子里想着各种对策：现在我该不该马上逃？她们说不会举报我，但是不是真的就不会？后来一想，这地方人口密集，我就算逃到哪儿都有可能被举报，干脆跟着她们走，至少她们说了不会举报我。就相信命运一回吧。

爱尔兰修女问我：“你叫什么？”

“昂利。”

“好的，昂利，那你跟我们去修道院吧，那里离圣玛尔塔很近了，只有八公里了。你躲在车厢里就行，不用怕，也不要说话，这是修道院的马车，其他人会以为你是修道院的人。”

又上路了。路上她们没和我说话，这样车夫就不会留意我了。晚上我们在一家旅馆住宿。街头驶过一辆公交车，牌子上写着“里奥阿恰—圣玛尔塔”，我对爱尔兰修女说我想乘这趟车，她说太危险，到圣玛尔塔至少要过两个检查站，警察会逐一检查路人的身份证，修道院的车他们不问。我之前还怀疑她们是不是真的不会举报我，现在看来之前的担心没有必要。我感谢上帝安排我遇到这些好心的修女。

第二天一早我们路过了一个检查站，我看到一辆从圣玛尔塔到里奥阿恰的公交车正在接受检查，警察果然登车依次检查乘客的身份证。我赶紧合上车厢窗帘，用帽子盖着脸装睡。

到马车通过的时候，西班牙修女撩开窗帘对那些警察问好：“嘿，早安。”

“修女，早上好。”警察们非常有礼貌地回了个礼，就让我们过去了。

这天晚上又要过一个检查站。站内灯光很亮，各色各样的车排队等待检查。我从车窗看到警察正在检查我们前面的小轿车，一个妇女被叫下车，一个警察询问她，另一个警察在翻她的箱子，然后她被带进了检查站内；她可能没带身份证吧。我们左前方的公交车正被四名警察盘查，警察让车上的男男女女都下车，依次让他们出示身份证。

天啊，要是当初佐利罗给我讲了有这事，无论如何我也得先弄个假身份证再来哥伦比亚。

爱尔兰修女看我很紧张，就柔声安慰道：“放心吧，昂利。”

终于轮到我们了，马车驶到明亮的白炽灯灯光下。我决定正襟危坐；盖住脸反而有嫌疑，帽子稍微往下拉低一点点，绝不过分。

西班牙修女拉开窗帘，问候警察道：“大家好吗？”

“我们很好。这么晚了您怎么还外出？”

“有急事。”

“愿你们和上帝同在，修女们。”

“谢谢，愿上帝保护你们。”

“阿门。”警察们齐声说。

我们正大光明地过去了，谁也没有检查我们的车。尽管看上去镇定自若，但刚才修女们一定也很紧张。我非常激动地说：“谢谢你们。”

西班牙修女对我说：“没什么，那会儿我们也吓得够呛，噢，幸好都过去了。”

那天直到半夜我们才到了修道院。我们下了车，爱尔兰修女让我先在修道院大门前的庭院等候，她们要去通报一下。我听见了西班牙修女在和修道院看门的几个修女争论，估计是在讨论如何安置我的问题。我本来应该趁机脱身去圣玛尔塔的，因为我知道离那里很近了，只有八公里。

最后她们的争论惊动了院长，院长同意暂时容我住宿，在修道院三层给我腾出了房间。我记得那房间窗外的景色很美，可以看见市内的繁华街道和远处港口的灯塔、船舶。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我梦见拉丽把肚子剖开，把孩子一块块地挖了出来。第二天是修女的敲门声把我叫醒的，我刮了胡子，洗漱后下了楼。

刚下到一楼，就看到爱尔兰修女笑着和我打招呼：“昂利，睡得如何？”

“睡得很好，修女。”

“院长说想见你，请和我一起去她办公室吧。”

我进了院长办公室，一个面相与目光都很严厉的妇女坐在办公桌后，看起来有五十多岁。

“你能讲西班牙语吗？”她的语气同样十分严厉。

“会一点儿。”

“好，你负责翻译。”她看向爱尔兰修女，然后继续看向我，“听她们说，你是法国人。”

“是的。”

“从里奥阿恰逃出来的？”

“是的。”

“多久了？”

“七个月。”

“那这七个月你干什么了？”

“我住在印第安人的瓜希拉村。”

“什么？不可能的，这些野人怎么可能接受你这样的白人？我们连一个传教士都没进去过，你又怎么可能进得去！说实话，这七个月你干什么了？”

“我没有撒谎。”

“没撒谎？好，那你有证据吗？”

“我有他们送我的珍珠。”我取下背包里的珍珠袋递给她。

她解开袋子看了一眼，不屑道：“这不算证据，可能是你偷的。”

我真的气愤，怒道：“那我可以留在这儿，这袋珍珠你尽管拿去调查！你去附近问问有谁家丢了珍珠！我有钱，我会交伙食费和住宿费，我保证在你查清楚前不离开你为我安排的房间。”

“好，可以。不过你不用一直待在房子里，修女们去教堂的时候你可以去庭院走走。”

我气愤地走出来了。爱尔兰修女领我去餐厅吃早饭，我喝了黑咖啡和牛奶，吃了谷物面包，还涂了黄油。好久没有品尝文明世界的食物了，这味道真的好怀念。吃早餐时修女一直陪着我，我对她说：“谢谢你，我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昂利，不客气。我很愿意帮助你。”说完，她走出了餐厅。

我站在窗明几净的修道院大厅内目视着窗外的景色，景色很美好，能看到恬静的街道和行人脸上洋溢的笑，但我总也摆脱不了忐忑的心情。我感觉我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之中，那个可恶的院长估计会举报我，我觉得我压根就不该来这里。我决定逃出去，就是可惜了那些珍珠，当时拿出来纯粹是因为赌气，现在想想真是失策。总之，我决定晚上逃跑，在那之前先进房间休息。

中午时有人来敲门：“昂利，下楼吃午饭吧。”

“好的，我来了。”

我进了餐厅，盛完饭找位子坐下。今天午餐的主菜是土豆炖肉。我正吃着，突然四名警察闯了进来，他们穿着警服，腰间都别着步枪。“举起手来！”他们呵斥着。爱尔兰修女惊叫一声，吓晕了过去，另外两名修女赶紧扶她。他们狠狠把我的头按在地上，给我戴上手铐。

告发我的应该不是路上的修女，是那个院长。这个侍奉上帝的修女原来是个心肠歹毒的魔鬼！天啊，我相信她是多么荒唐！

他们把我押到了我住的三楼房间，搜了我的包，没收了我的36枚金币，那两支头人送的毒箭也被他们没收了，估计他们以为是铅笔。搜完宿舍他们就把我押进了停在修道院门外的警车里。我坐在警车里尽量装得镇定自若，我发誓绝对不对这些浑蛋低三下四地求饶。下车后我依然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押我的一个警察用西班牙语对他的同伴称赞了我，我隐约听懂了几个单词，大概意思是夸我好样的，像个爷们儿。他们把我押进了监狱的所长办公室。我进了办公室就自己找地方坐下了，继续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会讲西班牙语吗？”办公室里的警官问我。

“不会。”

“去叫鞋匠来。”警官对一个警察说。一会儿来了个小个子，原来是叫他做翻译。

“一年前你从里奥阿恰跑出来的？”

“没有。”

“撒谎！把他衣服脱掉。”

警察们扒掉了我的上衣，我一身的文身露了出来，他对照着一张纸检查着我的文身。

“对，就是你。”

“不是我！我不是一年前逃的，是七个月前逃的。”

“哈，都一样。杀人犯不管是法国杀人犯还是哥伦比亚杀人犯，都是杀人犯。我是这监狱的副警长，在上面下达对你的处置前，我把你和你的老朋友们关在一起吧。”

“老朋友？”

“就是和你一起来的那些法国人。”

我被警察押送进一间牢房。天啊，我又和五个老朋友见面了，我们互相拥抱了半天，马特雷哭得像个小孩子。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一瞬间我甚至有了因祸得福的感觉。

克鲁西奥说：“兄弟，我还以为你成功逃走了呢。快给我们讲讲你的经历吧。”

“以后再说吧。你们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呢？”

“被关在这儿三个月了。我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巴兰基利亚，然后遣返回法国。”

“天啊！那怎么行！咱们得逃跑。这儿看得严不严？”

“白天一般，晚上专门有人看着。”

“有几个？”

“三个。”

“对了，你的腿好了吧？”

“好利落了。”

“这儿什么时候放风？”

“上午和下午都有，上午两小时，下午三小时。”

“其他囚犯的情况你知道吗？”

“人很杂，有抢劫的，有杀人犯。”

下午我们在院子里放风，我正和克鲁西奥聊天，警察过来叫我。我被押到了上午去过的办公室，警长和问过我话的副警长都在。一个黑人竟然坐在正座，看他的肤色不像印第安人，是非洲黑人的那种肤色，大概五十岁，目光凶恶，嘴唇很厚，还留着短胡子；上午做翻译的修鞋匠也在。

“你这法国佬逃了七个月还是让我们抓到了。说吧，这七个月你都干什么了？”

“我一直住在印第安的瓜希拉。”

“又在骗人。”

“我没骗人。”

“光今年那些野人就杀了我们25个警察。你要是真去了那里，怎么可能活着？”

“警察是被走私犯杀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瓜希拉人从来不杀人，他们只待在自己的土地上，除非出去交易。”

“好吧，就算你说的是对的。这36枚金币，你是从哪儿偷来的？”

“不是偷的，是印第安长老送的。”

“那他凭什么送你金币？”

“因为我帮他文身了。”

“好吧，咱们不说这个，就说你从里奥阿恰逃跑吧。你帮安东尼奥这样的危险分子逃跑是很严重的罪行。你知道吗，他杀过好几个警察。噢，其实你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你的祖国在全球通缉你，你也是个危险分子。我不能继续让你和你的法国同胞待在一起了，从今天起你待在单人牢房。至于那些金币，我会派人调查，如果真不是偷的，我会还给你。”

我被警员押送到了地下室的单人牢房。门一打开我就被推了进去，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借助昏暗的灯光我观察了这里的结构：一边是走廊，一边是一间挨一间的单人牢房。说是单人牢房，其实只是用铁栅栏封起来的一间一间的笼子，而且也不是真的“单人”，有的铁栅栏里关着两个人，关三个人的也有，我估计是因为犯人太多牢房不够。

警察走了，我感觉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和我说话。

“嘿，法国人，你犯了什么？”

“知道吗，这儿可是死刑犯待的地方啊。”

一个声音大声道：“嘿，都别说了，先听他说！”

“我从里奥阿恰逃出来过，他们对我不放心，就把我关在了这里。”我说的是蹩脚的西班牙语，他们应该听懂了。

“好的，欢迎你，法国人。那我告诉你，你听好了。你牢房里的木板就是床，有点硌屁股，你得忍着。不要浪费水盆里的水，他们每天就给这一点，再要不给。那个桶是拉屎撒尿用的，如果嫌臭就脱了衣服堵住，这儿太热，不用穿衣服。你看我们，都用衣服堵着。”

我靠近铁栅栏，想看清他们长什么样子。只有他们把脑袋、胳膊、腿伸出铁栅栏时我才能分辨出谁是谁，一个是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一个是黑人小伙子，挺英俊。

黑人小伙子和我说，这儿每次涨潮牢里都进水，一进水耗子就往人身上爬，如果爬上了，只能打不能抓，一抓耗子就咬人。

我问他：“你待多久了？”

“两个月。”

“其他人呢？”

“不知道，没有超过三个月的，超过三个月的都会死在这里。”

“那这里被关得最久的是多长时间？”

“八个月，快死了。现在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下次涨大潮就得淹死。”

“我感觉你们哥伦比亚就是个野蛮国家。”

“哈哈，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个文明国家。你们法国难道就是文明国家吗？在哥伦比亚最多判20年，再往上就是死刑，可没有什么无期徒刑。”

“算了，都一样。”

“对了，你到底杀了多少人？”

“他们说是一个，不过其实我没杀人，我是被冤枉的。”

“不可能，那怎么会判无期？”

“我发誓，我没说谎。”

“哈哈，看来法国比哥伦比亚还野蛮。”

“好了，不说国家的事了，说说你吧。你犯了什么？”

“我？我杀了一家三口，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杀？”

“他们拿我弟弟喂猪。”

“天啊！怎么有这么吓人的事儿！”

“我弟弟五岁，和他家小孩玩儿扔石头，把他家小孩砸伤了，然后……我弟弟就丢了，三天三夜找不到，然后我在他家猪圈的粪里发现了我弟弟的鞋，我就在粪里挖，又挖出一只带血的袜子，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先宰了那男人，我在杀那婆娘前她也承认了。”

“叫我说，杀得好！”

我们正聊着，地下室的门开了，几个警察押着两个犯人进来了。两个犯人用扁担扛着大木桶，一看就知道是来做苦力的。他们逐间把装着犯人大小便的桶提出去，倒进大桶。空气中弥漫的恶臭让我想吐。他们到了我的牢房，提桶的那人掉了个小包，我马上明白过来，赶紧用脚踢到一边。

他们走后我马上打开包裹，里面有两包烟、一盒火柴，还有张纸，上面隐约有字，但是光线太暗，看不清。我点了两根烟递给左右两边的狱友，让他们把烟和火柴依次传给其他人。分完后我划了根火柴，借助火光读了那纸条上的字：“好兄弟，勇敢点！明天给你送去笔和纸，要写信给我们。记住，有我们和你在一起。”我感动得红了眼圈，我不孤单，我还有可以信赖的兄弟。

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久违地享受着烟草。通过分烟我知道了这地下牢房里共有19人。

之后的几天里我默默地待着。这间地下室每天都会灌两次水，闷热、潮湿异常。我脱掉了衣服和鞋子，不过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把衣服堵在盛屎尿的桶里，而是挂在了铁窗上。

这几天我无法阻止涌上心头的负面情绪。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难道是为了被关在这里吗？上帝啊！难道你真的抛弃我了吗？你曾经赐予我自由，赐予我阳光，赐予我两位妻子，赐予我即将出世的孩子，赐予我安详的生活，而我却如弃草芥般地抛弃了这些，毅然决然来到了这不欢迎我的世界。上帝啊，难道我的选择惹你生气了吗？因此你要惩罚我吗？天啊，我真的错了吗？当初那些陷害我的陪审官如果知道我又被捕了，该会以一副怎样的嘴脸庆祝？我的父亲啊！当我越狱以后你一定曾为我的顺利出逃而庆幸，而现在我再次被捕，你又该是多么伤心！

放弃我的村子是我这辈子最错误的选择。是的，我的村子，他们视我为自己人，而我抛弃了我的村子，所以我错了，所以接受惩罚也是天经地义的。上帝，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上帝啊，我越狱是为了自由，才不是为了当印第安人！你既然全知全能，就应该理解我啊！我属于文明世界，难道我想返回属于我的世界就错了吗？如果你放弃我的话，那好吧，至少我自己不会放弃自己！即使没有你的帮助我也要继续斗争下去，不死不休！

我吸着烟，眼看着水往上涨。我问黑人：“这该死的水多久才能下去？”

“得看涨潮的情况。最多两小时吧，一般到不了。”

水持续上涨，混血和黑人为了避水，抱着铁栅栏把腿伸到走廊里。排水沟里的老鼠们游上来了，天啊，居然有猫那么大。一只巨大的老鼠顺着我的大腿就要往我胸口爬，被我用鞋拍落水，然后它就游到走廊里了。我只好学黑人的样子抱住铁栅栏往上爬，但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我受不了，就把脚踩在马桶边缘保持平衡。

果然，不到两小时后水退了，地下留下一层泥沙。黑人给了我一块木板，叫我把睡觉用的木板上的泥沙铲到走廊里。大概十小时后第二次涨潮开始了；和黑人说的一样，果然是一天两次。

“蝴蝶啊，你和涨潮落潮是如此有缘啊。因为海潮你当初才能从马罗尼河逃进大海，因为海潮你才离开了特立尼达和库拉索岛，又因为海潮太小，你才在里奥阿恰被捕。哈哈，你这辈子都在被海潮折腾啊。”如果未来有一天我写的东西能出版，我一定把这几句写进去。看着牢房里忽涨忽退的潮水，我如此想道。

我想告诉读者，当时的我没有绝望，一点也没有，因为一个驰骋在自由之路上的人是不会绝望的！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在我看来，这里，这个貌似让人绝望的地下室监狱比我本该待着的拯救岛要美好得多，因为这里有更多越狱机会！

当晚我躺在木板上，在脑子里琢磨着越狱的时机与方式。一时没有头绪，我的头脑又被那些暗黑的思绪占领。

到底是修道院里的谁举报我的？院长嫌疑最大，不过那个车夫也有可能，他在路上就不怀好意地看了我好几眼。总有一天我要查清楚，然后找他算账！我要让举报我的人付出惨重的代价！我马上又告诫自己，嘿，我在法国的仇还没报呢，怎么有工夫来这么远的地方寻仇？将来如果我真的回来了，也不是为了寻仇，而是为了给拉丽、佐莱玛和我的孩子们带去幸福。

那一晚我思绪万千，不知何时才入睡的。

我被关进地下室牢房已经三天了，其实应该说三夜，因为这里一直都是黑夜。我又收到了纸、笔和烟，这让我由衷地赞美囚犯之间的信任，给我送这些东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被抓，可能也会被关进这里。这种行为有多危险他肯定知道，明明知道还愿意帮我，那就不仅是勇敢了，而是高尚。

我划了根火柴照亮，纸条上写着：“我们很好。一个讲法语的修女想看望你，看守没同意，她说她会再来。我们都知道你挺得住，别灰心，坚持住！”

我回信：“感谢，我会挺住。写信给法国领事也许有用。让同一人送信，万一被抓不至于连累多人。告诉警察，箭头勿动。准备越狱！”

2.炼狱日月

28天后，在比利时领事的斡旋下我终于出了地下室死牢。原因是这样的，黑人的母亲来探监，他让他母亲告诉比利时领事，就说有个比利时人关在死牢里；当然了，这个主意是我出的。

我从死牢出来的当天，几个警察把我押进了所长办公室。

警长问我：“你明明是法国人，干吗向比利时领事申诉？”

办公室沙发上坐着一位先生，五十岁左右，穿着精致的正装，一头黄白相间的头发，圆圆的脸蛋，肤色是那种粉嘟嘟的肉色，看起来温文尔雅。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说：“我的确是法国逃犯，可我是比利时人，不信你去问法国司法部。”

“那为什么你一开始不说？”

“因为你没问啊，而且说不说也没有关系吧，无论怎样我都是罪犯。如果不算那次逃跑，我在哥伦比亚领土上没有犯过任何罪，把我关进死牢本来就是有问题的。”我故意看着领事说。

“好，我允许你和你的法国朋友们在一起。”他看向领事，“领事先生，如果他再逃跑，我就必须把他关进死牢了。”他对押着我的警察说：“带他去理发，然后把他和那些法国人关在一起。”

我用法语对领事说：“谢谢您，先生，您费心了。”

“你受苦了。走吧，别让他改变主意。我会来看你的。”

监狱理发师不在，警察就直接把我关进了我那五位朋友住的牢房。我的样子肯定很吓人，从他们和我说的话就能看出来。

“你怎么这副鬼样子！”

“天啊，这些家伙都对你做了什么？！”

“你眼睛怎么啦？怎么老是眯着，看不得光了吗？”

“你身上怎么这么臭？”

难怪他们这么问，当时我身上全是感染的伤口，是死牢里的老鼠、螃蟹、蜈蚣们的杰作。五个朋友看到我的样子都很难过，克鲁西奥叫来看守，问能不能理发、洗澡，他说要等放风时间。

放风时间到了，看守安排我去洗澡。我好好地洗了个热水澡，打了好几次肥皂，终于觉得自己干净了。我换上了新的囚服，来到放风的院子好好地晒了五分钟太阳，然后去理了个发，之后我感觉到我终于又活过来了。

朋友们不停地问我各种问题，问水有多深，问老鼠有多少，问怎么上厕所，问死人是自然死亡还是警察干的……回答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我觉得口很渴，就去放风的院子里专门给犯人卖咖啡的铺子喝了好几杯咖啡。放的是红糖，当时我觉得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

我觉得只要有朋友们在，即使身处牢房也感觉不到在被囚禁。我们一起吃饭、喝咖啡、下棋、打牌，还和混成朋友的哥伦比亚犯人学了很多西班牙俚语，那段时间我反倒感觉很快乐。和这么多有趣的朋友相处，白天过得充实且有趣，但是晚上就难熬了，一躺下过去的种种劫难就浮现在眼前，就像走马灯一样，赶都赶不走。

在比利时领事的继续斡旋下，我取回了我的部分财产，包括两把小箭和装古柯叶的小包。我嚼了片叶子，告诉大家这是可以提炼可卡因的叶子。

“你是不是在骗我？”

“不信你就尝尝。”

“噢，还真是，我嘴里没知觉了。”

“我还有36枚金币被那浑蛋狱长扣着，过两天我就去要。”

“他们会给吗？”

“放心，我有个好主意。”

星期天，比利时领事来探监一个比利时囚犯，我趁机与领事谈了谈。顺便说一下，这个比利时人是因为经济犯罪进来的。领事按我说的填了表，我就说我在布鲁塞尔出生，父母都是比利时人。我和他谈了修道院和珍珠的事，关于那些金币他建议我先别提，他说在我们被押送到巴兰基利亚的前一天，我可以要求他到场。

他嘱咐我道：“现在什么也别说，那些金币不是小数目，一枚的价值就得有500比索，如果勾起他们的贪欲，可能会找借口再把你打入死牢悄悄弄死你。珍珠的事容我想一下怎么办。”

我们聊到了死牢里的黑人，我试探性地和他聊了聊越狱的可行性，结果遭到了他的严厉拒绝：“算我求你，连想都别想。如果失败了你会被他们折磨死的！你明明知道那有多难受。如果你打算越狱，也请等到了巴兰基利亚再说。”

“可是这里的墙挺矮的，看守也不多。”

“够了！别再和我提这事！想这种事儿简直疯了！”说完他就气呼呼地走了。

每天我都观察这里的本地重刑犯，他们都长得像强盗，但都意外地老实，估计是因为对死牢的恐惧吧。几天后从死牢里放出来一个大个子，本地囚犯都叫他“凯门鳄”，据说是个危险分子。

一天放风的时候，我和他搭话：“嘿，凯门鳄，愿意和我一块儿逃吗？”

他用凶狠的目光看了我半天，好像我是魔鬼一样，然后小声说：“要是失败了呢？还回死牢吗？不不不，我宁可杀了我妈也不想回那鬼地方。”

那以后我再也没和本地囚犯提过越狱的事。

那天下午警长巡视牢房。他路过我们牢房，看到了我，问：“嘿，你怎么样？”

“凑合，不过我拿到我的金币就更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请律师了。”

他让警察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把门关上。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他给我点了烟，问：“我讲西班牙语你听得懂吗？”

“如果说慢点，没问题。”

“好吧。你刚才的意思是，你想卖掉你的26枚金币？”

“是36枚。”

“好吧，36枚。不过你别忘了，只有你和我知道你有金币。”

“在修道院抓我的警察也知道。哦，对了，还有比利时领事知道。”

能看出他明显面露不悦，他继续说：“既然这样就公事公办。你应该知道我帮了你的大忙，我可从来没问过本地有没有金币盗窃案。”

“那你真该问问。”

“我不会问的，这是为你好。”

“哈哈，你对我可真好。”

“这样吧，我来帮你卖，300比索一枚，帮你卖一个你就给我100比索的好处费，如何？”

“不行，你以为我不知道行情吗？”

“哼！好吧，那我明天叫来个买主，就在我的办公室让他当面验货，卖的钱咱们对半儿分。行就行，不行我就让人调查金币盗窃案！”

他嘴上说得肯定，但我觉得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说：“不行！先让他估价，每枚超过350比索的部分都归你。”

“好！一言为定，咱们谁也不许反悔。那这么多钱你准备放在哪儿？”

“你把比利时领事叫来，这是我请律师的钱，我让他保管。”

“不行，这是咱们的秘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放心，我保证你不会有风险，我会给你签个收据，这样就算有人追究也不怕。接下来的事你要配合我，如果顺利，我还有一笔好处费给你。”

“什么事？”

“你只要信我就好。那一笔和这一笔一样丰厚，事成之后咱们平分。”

“究竟是什么事？你得告诉我。”

“别急，等领事拿到了我的钱我再给你讲。”

等我离开警长办公室，放风时间已经结束了。我回到牢房向大家讲了刚才的事，他们都笑了。

那天晚上我谋划了整整一夜。第一笔交易我让利要大，应该会很顺利的。然后我要取回我的珍珠！只要答应平分，我相信第二笔交易他也会配合。剩下就是最关键的第三笔交易了——我要把前两笔交易我拿到的钱全给他，收买他，让他给我一条船！即使第三笔交易他不做，有前两笔交易在先，他应该也不会刁难我了。到时候见机行事吧，就算没法收买警长，我也可以到巴兰基利亚再想办法……

我整晚都在谋划之后的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睡去的。

第二天上午9点我被警察叫到警长办公室，警长和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在里面。这人风度翩翩，穿着十分考究，应该就是金币的买主了。带我进来的警察关好门离开了，屋子里就我们三个人。

“早安。”他问候我道。

“早安，您能讲法语吗？”

“可以。听说您要处理一批金币，我很感兴趣。请问一枚500可以吗？”

“不不不，650。”

“呵呵，您可能不了解行情。”

“600，36枚，我全部卖给你。”

“550如何？”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的交易价格为一枚580比索。

“谈好了吗？”因为我们说的是法语，警长不知道我们最终商定的价格。

“580，下午交易，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买主走了后，警长着急地问我：“你准备给我多少？”

“一枚250。是你想要的两倍半了。”

“哈哈哈，好极了！那你说的第二笔交易呢？”

我心里笑了，看来他上钩了，我想吊吊他的胃口，就说：“不要急，等把我的钱转交给领事后再说。”

“真的有第二笔交易吗？你没骗我吧？”

“我保证。”

“好，我信你！”

下午2点，领事和金币买主都来了。买主当着两人的面，最终交给我2.08万比索，我把1.26万比索给了领事，让他替我保管，剩下的8200比索给了警长，这是他的好处费。买主走后，我给警长签了收据，证明他把36枚金币还给了我，领事也签了字，做了证明人。

领事走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警长了，我把珍珠的事讲给了他。

“珍珠有多少颗？”

“没数过，不过五六百颗应该有。”

“这个修道院院长就是个盗窃犯，亏她还是侍奉上帝的人，我要揭发她！”

说实话，这个时候他表现出的“正义感”让我想笑。我忍住笑说：“这样，你把我写的信交给她。我用法语写的，她看不懂，你让她找那个爱尔兰修女。”

“明白，让爱尔兰修女翻译。好！我这就去。”他说完就打开窗户对下面的警察嚷道：“你们去准备车，再叫两个人来。”

“别急，信我还没写呢。”我心里道，真是无利不起早。

于是，我就正大光明地坐在监狱警长的办公室里，在印有监狱笺头的信纸上写了这封信：

请爱尔兰修女转交修道院院长阁下：

当仁慈的上帝将我引到贵修道院时，我曾以为我会受到来自信仰者的礼遇与救赎。我曾把我的一袋珍珠托付给您，以使您相信我的清白，那是我重要的财产。但一个无耻小人却出于卑鄙的目的向警方举报了我，使我在贵修道院被捕。但愿做出此等小人之举者不是贵修道院侍奉上帝的信徒，如果是，那他或她真的枉受上帝的恩泽。请原谅我不能原谅这个人肮脏的灵魂，如果我说我已经原谅，那便是对您、对上帝的欺骗！相反，我期盼上帝降予此人应有的惩罚。

尊敬的院长阁下，请您将我先前托付与您的珍珠交还塞拉里奥警长。我坚信狱长先生会如数交还给我的。

昂利

警长不到一小时就回来了，这期间我一直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

“数数，看看缺不缺。”他一进门就把他取回来的珍珠袋交给我。

我数了起来。其实我压根就不知道有多少颗，所以不是看缺不缺，而是我想知道有多少。数完了，一共572颗。

“缺吗？”

“不缺。”

“哈哈，那就好。”

“你是怎么取回来的？”我对警长取珍珠的过程很好奇。

“我让人把车开到修道院，带着警察进去要求见院长，院长来了我就说有严重的事要找她和那个爱尔兰修女说。”

“后来呢？”

“后来那个爱尔兰修女就哆哆嗦嗦地把你写的信给院长念了，院长二话没说，取来珍珠就交给我了，还对我说：‘这就是那袋珍珠，我没动过一颗，愿上帝宽恕那个告密之人。请您转告昂利先生，我们都为他祈祷。’就这样。”警长讲得很得意。

“警长，你什么时候联系买家？”

“明天吧。昂利，我不会问你这些珍珠的来历，我知道你不是好人，但我也知道你言而有信，所以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把这些带回去，和朋友们庆祝一下吧。”

我打开他递来的袋子，里面有四根长棍面包和足足有三公斤的熏制火腿，还有两瓶红酒。互道晚安后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晚上我用警长给的这些东西和狱友们好好庆祝了一番，牢房里热闹非凡，就像是举办一场节日聚餐，大家吃得很香，看守们也被授意允许我们折腾。

“嘿，昂利，你说律师到底能为你做什么？”

我笑了起来。真是实在的朋友，他们居然真以为我想请律师。我只好说：“不知道。先研究一下，了解清楚了才能给钱。”

克鲁西奥说：“最好是把活儿干利落了再给钱。”

“好，找个能接受后付款的律师。”

第二天上午9点，我又被叫到了警长办公室。珍珠的买主来了，居然还是昨天那人，让我搞不懂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说珍珠的估价比黄金要复杂，要先按珠子的大小分类，后按光泽分，最后按形状分。他说他也不是很专业，得另找内行人。结果我们用了四天时间才完成品相分类，最终估价是3万比索。

我取出一颗粉色的、两颗黑色的，想送给比利时领事夫人。估价的内行人说我挑的这三颗都是最好的货，值5000比索，不过我仍然决定送。

第二笔交易我一共拿到1.5万比索，加上第一笔交易获得的，我总共就有2.7万多比索了。在哥伦比亚，一个工人每天顶多挣8到10比索，所以这可不是小钱。

万事俱备，该开始第三笔交易了，我决定趁热打铁。

“警长，你想不想自己做门生意？”

“哼，现在旱涝保收的，没什么不好。但是说心里话，我倒是想开个店，雇几个人，当副业经营。不过也就是想想，光预算就得接近4万比索。”

“如果你肯和我做第三笔生意，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

“你还有第三笔交易？”

“你想要我那2.7万多比索吗？我可以都给你。”

“你要什么？”

“让我走。”

“受你照顾我现在能买新房子了，还可以让我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所以你是我的朋友。正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不能答应你。听好了，这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如果失败了，上面的人说不定会杀了你，到时候我可帮不了你。”

“如果我确定能逃出去呢？”

“朋友，你哪里来的这样的自信？”

“警长，我问你，你有没有渔民朋友？”

“有几个。”

“那他肯把船卖给我吗？”

“不好说，看你出什么价格吧。”

“一条渔船大概多少钱？”

“至少得2000比索。”

“哈哈，好！我付他4000，足够他买一条更好、更大的渔船，另外我还会付你2万，成吗？”

他想了想，明显动摇了，说：“给我一万吧，你得自己留点儿，路上用得到。你一个人走吗？”

我对这个警长刮目相看了，他居然开始为我着想了。我说：“不，三个。”

“这样吧，我得和我朋友商量一下，等我消息。”

回到牢房我和克鲁西奥、马特雷说了情况，他们说一切听我安排。我的朋友们敢把性命委托给我，这让我十分感动。我不会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的，我在心里发誓。

犹豫再三，我决定对另外三个狱友坦诚相待，我觉得我不能欺骗他们。

“嘿，我得和你们谈谈。”

见我表情严肃，三人知道事情非同小可，都严肃地听着。

“我就直说了。我要逃走，计划已经在筹备了，不过很不幸，最多只能走三个人。我决定带克鲁西奥和马特雷，就因为我们是一起从苦役场出来的。我知道这对你们不公平，不过很抱歉。”

布列塔尼人说：“你没必要道歉，这是最正确的选择。第一，你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一起的，我们是半截儿入伙的，你的确应该选择他们；第二，说到底是我们的自私拖累了你们。这次一定要成功，如果失败，后果会不堪设想的。我的朋友，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们真诚地期待你们成功。”

一天后的上午，警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密谈。他说他朋友同意了，问我想在船里带什么。

“淡水50公斤，玉米面25公斤，油6公升。”

“什么，靠这点儿东西你也敢出海？”

“相信我。”

警长看着我，用认真的口吻说：“听着，朋友。我帮你不光是为了钱，不管你信不信。我首先是为了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生活。其次是为你。通过这些日子的相处，我不认为你是个坏人，我觉得你是个讲义气的好人，你值得我这样做！”

我知道他说的是心里话，对他说：“谢谢你这么高的评价。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受牵连的，我会选择在副警长当值的时候动身。”

“说说你的详细计划吧。”

“你需要撤掉两个夜间看守，不过不能同时撤，要不你会有嫌疑的。这样，明天你撤掉一个，然后等到第三天你再撤一个。这两天你得让人在牢房对面建一个哨岗亭子，这样等到下暴雨的时候，那一个夜间看守就会很自然地去亭子里避雨，到时候我们从牢房后窗户出去。你得帮我把牢房窗户后面的灯泡弄灭，最好让它短路。还有，和渔民朋友说，用铁链子拴船，有挂锁的那种，用绳子太耽误工夫。帆也得准备好，要做到随时能升起来。船里必须有三支桨。我需要你帮忙的就这些，能做到吗？”

警长想了想，说：“没问题。对了，船上有个小马达。”

“哈哈，天助我也！那就让他把马达预热，要保持随时能开走的状态。你让他穿黑雨衣站在船跟前，这样方便我们认出来。然后就让他去喝酒，要喝醉。第二天让他报案，就说船丢了。”

“你什么时候给我钱？”

“警长，你的那部分我分两次给。哦，那4000比索买船的钱可以先给渔民朋友。我先给你一半，另一半我留给一个法国狱友，到时候我再告诉你是谁。”

“你不信我？”

“有可能牢房后墙外面的灯泡你会搞不定，你不想办法把它搞短路，我就没法儿走，那样我就不能付尾款。这是行规，和信不信你没关系。”

“那好吧。”

我已经把一万比索提前给警长了，那4000比索也托警长交给那肯帮忙的渔民朋友了。在警长的安排下，我们牢房附近的夜间看守变成了一个，牢房对面的哨岗亭也建好了，牢房后墙窗户上的铁栏杆已经被我们用警长偷偷送的锯锯到只连着一点的程度，锯口已经用泥掩盖住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下雨了。但雨总是不下，我们很着急，警长急着要剩下一半的钱，也很着急。这个季节难道就不会下雨吗？我们每晚都盯着窗外的天空盼下雨，终于在一天晚上看到一大片乌云过来了，结果过了一会儿又飘走了，没下一滴雨。

第16天的上午，警长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我一进门他就把一大包钱递给我。

“怎么了？”我问他。

“朋友，今晚就是最后一晚了，明早6点你们就要启程去巴兰基利亚。我的一万比索全在这儿，我那渔民朋友的钱只能退你2000，其余的他都花了。如果今晚下大雨，我那渔民朋友还在老地方等你们，到时候你可以把钱再给他，我信你。如果今晚还不下……那就是天意了。”

那晚果然没下雨。

3.狱中暴动

第二天早上6点，在八个持枪军人和四个警察的押解下，我们上了开往巴兰基利亚的车，上午10点到了哥伦比亚最大的港口城市巴兰基利亚。我们的目的地是巴兰基利亚梅德兰街80号监狱。我们很沮丧，但是无可奈何。这监狱居然有两道圆形围墙，目测每道墙高八米，里面关着四百多个囚犯，看守数量大概在一百人以上。监狱的中轴线上有一条路，路两边各有两个封闭的院子，一共有四个院子。监狱的最中心居然是一座教堂，老实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布局的监狱。

搜过身后，我们被押到了监狱狱长办公室。你们只要知道狱长叫唐·戈莱高就可以了。这些监狱狱长训话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无非是说说监狱纪律、警告我们不要逃跑之类的。被狱长训完话后我们被关进了关押最危险犯人的院子。哦，对了，有个小插曲，搜我身的时候，我的两只小毒箭被搜了出来，我善意地提醒他们箭头有毒。

我们要在这里被他们移交给法国当局，我决定孤注一掷，一定要从这里出去！

关我们的牢房与其说是牢房，更像是动物园里的笼子——巨大的房间里由大铁栏杆分割成一个个笼子，每个笼子就是一间牢房，笼子与笼子间有狭窄的走廊，每个笼子的角落里有个没有隔断的厕所。一百多个犯人就被关在这些笼子里。我们六个被关在了最中间的笼子里，白天黑夜都在其他犯人的注视之下。好在白天有固定的几小时我们可以走出笼子到院子里放风。

进去的第二天我们被看守叫到了教堂，狱长和几个警察头头都在。

“你们就是从圭亚那逃跑的法国佬？”一个警察头头问。

我们用沉默回答了他的提问。

“说说你们在法国都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能被判苦役肯定罪行不轻。”

“我们在法国做过什么不重要，先生，重要的是我们在你们哥伦比亚没犯任何罪，而你们的国家不仅剥夺我们重新做人的权利，还为法国政府当探子。”

“哥伦比亚没有义务接纳你们这些人渣。”

“我和两个朋友决定不在你们国家生活，我们是在海上而不是在岸上被捕的。我们没想过让你们接纳我们，我们明明打算离开。”

这时一个站在狱长旁边的人插话道：“法国人和我们一样信奉天主教，我个人认为应该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后来我知道他是当天来采访的天主教某报社的记者。

“也许你们信教，也许你们受过洗礼，可是你们的行为不像天主教徒。”我立刻借题发挥。

“何出此言？”狱长面露不悦。

“你们为追捕我们的法国当局当走狗，你们明目张胆地抢劫了我们的船和我们的全部财物，你们剥夺了我们重新做人的权利，你们甚至卑鄙地阻挠我们去可以接纳我们的国家。”

“你在指责哥伦比亚吗？”

“我只是在指责哥伦比亚的司法制度。”

“那你有什么要求？”

“让我们出海，到肯接纳我们的国家去。”

“我们争取办到，不过一切必须按照规矩办。”

谈话结束后我们回到院子，马特雷沮丧地说：“唉，别抱期望了，想逃，哪儿那么容易！”

“别说泄气话！谁觉得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反正我一定要出去！”

周四后放风的时候有人叫我。我看向那人，是一个年龄在四十五岁上下的中年人，穿得很体面，一看就是来探监的人。怪了，他长得很像路易·德加，就是年龄大了些。

“请问你是蝴蝶吗？”

“是的，你是？”

“我叫约瑟夫，你一定认识路易·德加，他是我弟弟。我看过报纸就来找你了。你有我弟弟的消息吗？”

我就向他讲了我知道的有关德加的事，一直讲到我们在医院分开。他告诉我德加现在在拯救岛服苦役，和我说了很多他的情况。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聊了我们的逃亡经历，聊了法国国内的现状。他告诉我，在巴兰基利亚有很多法国妓女担心我们越狱，因为我们一旦越狱，警察就会到她们的住处搜捕，即使我们不在那儿，警察也有可能搜出些别的东西，比如假的证件、过期的居住证。总之我们越狱可能会给她们带来麻烦。他还向我透露了一个让我沮丧的消息：法国当局已经在走引渡我们的手续了。最后他说他会常来看我，嘱咐我有困难可以和他说，他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个院子里有一百多个本地囚犯，有盗窃犯、诈骗犯、抢劫犯，还有职业打手，他们肤色各异，有可能是印第安的黄种人，有北欧的纯白人，有非洲黑人，不过数量最多的还是混血肤色。之后的几天里，我开始试探性地接触他们，物色合适的人选，结果发现那些刑期较长的人大多数和我一样有越狱的打算。

我们所在院子的四个墙角都有岗亭，里面大多数时候站着持枪的看守。这个院里有几个犯人通过秘密渠道贩卖各种水果，不用说，都是通过某种渠道从外面运来的。不过这些倒腾物资的犯人有时候会被同院的犯人袭击，有时候几个人过来，有人捂他的眼睛，有人架着他，有人就开始抢他身上的东西，被抢得精光不说，最后还得挨一顿揍，贩东西的犯人就只好“停业”，然后找作案的人，一旦找到就免不了一场械斗。

两个志同道合的哥伦比亚狱友和我走得很近，他们提议想办法弄到枪，挟持巡逻的看守打开院子的大门，找机会逃出去。我说这是个蠢主意，怎么弄到枪？劫持了看守就能出那两道墙吗？如果他反抗怎么办，杀了他吗？那样枪声会引来其他看守，我们会被当场击毙。

我的五位朋友这几天情绪很低落，他们已经放弃斗争了，认命了，一次，我听到他们在谈论被带回法国后会受到什么惩罚，我气愤地骂道：“蠢话！以后这种窝囊废的话别让我听到！你们残废了吗？你们被谁阉了吗？我告诉你们，我想的逃，是带上你们一起逃！我从来没想过放弃你们，你们却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如果是我一个人，那会容易太多！”大家都被我吓到了，我也知道自己太激动了，就平静地说：“法国那边船快来了，要是咱们到时候还没有想出办法，我就杀一个看守，在哥伦比亚本地犯罪就不用被法国引渡了，我死也不回去。别急，还有时间。”

一个哥伦比亚狱友告诉我，趁着这周日监狱教堂有弥撒，他们会行动。因为周日做弥撒的人太多，还会来很多探监的，他们无法对每个进入教堂的人搜身，是行动的绝佳时机。他们建议我也入伙，我答应了。顺便说一句，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致推举我当行动的指挥，不过我拒绝了，我对他们并不知根知底，万一行动提前败露了可能会背黑锅。最后，大家决定我们中的费南道来担任指挥。

计划是这样的：周日我们混进教堂，那天探监的人里会有人带过来两把手枪，我们的两个人会去拿枪，然后在合唱队第二次敲钟时行动。我的任务是负责拿刀挟持狱长，让他下令放我们走；另一个人负责用同样的方法挟持神父。两个拿枪的负责与周围的看守对峙。神父和狱长是挡箭牌，如果顺利，看守们应该会乖乖放行。监狱外的朋友会提前为我们在门口准备好卡车。

我们提前调查过，教堂是长方形的，每侧有一个门分别对着一个院子，正门外有岗亭，岗亭后面是一道围着教堂的铁栅栏，铁栅栏的门外附近有很多看守在巡逻。我们做过各种推演，最后决定在我们出去后让外面的看守进入铁栅栏，然后关上铁栅栏的门。那天岗亭里应该没人，因为警察要做弥撒。幸好这是一个天主教社会，为我们提供了很大方便。

这一周我都在忐忑与期待中度过。周二我说动了克鲁西奥和马特雷入伙，周三费南道通过别的途径弄来了把手枪，周四约瑟夫的妻子来看望我，告诉我为我们准备的出租车是黄色的。

周日终于到了，我们假装参加弥撒，进入教堂。克鲁西奥和马特雷都准备好了。我装作自然地站在了唐·戈莱高狱长旁边，右面是克鲁西奥，左面是另外两个同伙。我把刀藏在袖口里，紧张地等待着信号。合唱队要敲三次钟，第二下就是信号。

第一声敲响了，紧接着第二声，我迅速掏出匕首对准唐·戈莱高的脖子。同时，神父惊叫一声，也立刻被同伴制伏。我紧张地挟持着唐·戈莱高，顾不上去看周围的情况，但我听到了同伴们正在命令看守放下武器。哈哈，一切都顺利！

“狱长先生，别怕，只要你听我的话我绝不伤害你。”我揪住唐·戈莱高的礼服说。

费南道说：“快，去门口！”

我激动万分，胜利仿佛就在眼前。突然两声枪响传来，有人开枪了？！谁？！只见我左边的费南道倒下了，右边持枪的同伴也倒下了。随着两个人的倒下，刚才畏惧的看守又围了上来，拿枪对着我。我脑子一阵发木。紧接着又传来两声枪响，我们最后一个持枪的同伴也被放倒了。

被我劫持的唐·戈莱高转过头对我说：“够了，投降吧。”

不到三十秒，形势彻底逆转，我知道抵抗是死路一条，就缴械了。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

一周后我才知道，这次行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另一个院里的浑蛋不知道为什么得知了消息，就在我们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的当口通知了值班的狱警。

包括我们四个法国人在内的参与行动的16个人被关进了特制的重刑犯牢房，幸亏约瑟夫的斡旋，十天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笼子。回去后，大家在我的提议下向三个遇难的朋友默哀。至于约瑟夫是如何做到的，在之后的一次探监时他告诉了我——他发动了当地法国同胞举行了一场募捐，用这笔募捐来的钱贿赂了唐·戈莱高。

现在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着被送回法国？我不甘心。

之后的几天里我天天观察这些值班的看守们。院子四角的岗亭上都有看守站岗。看守想喝咖啡时，就喊负责为他们服务的勤务犯人煮咖啡。当然，这些负责勤务的犯人都是看守指定的，他们会在笼子外面待命。勤务犯人听到招呼就去煮咖啡，然后把咖啡放在岗亭下面的升降台面上，上面的看守只要拉下绳子就能把热气腾腾的咖啡升上去。我发现院子里最右面的岗亭离围墙特别近，而墙外就是城市街道。我应该可以爬上岗亭，不过我必须搞定岗亭上的看守，所以我要成为勤务犯人。

真是天助我也，我得知这个院子的勤务犯人几天后就要出狱了。为了成为下一任勤务犯人，这几天我没少和看守套近乎。为了不遭狱友们的白眼，我和狱友们说过原因，并承诺如果成功，尽可能多带走些人。

几天后那个勤务犯人出狱了，我顺利地成为这个院子里的新任勤务犯人。我让约瑟夫·德加给我弄来了一瓶药力很强的催眠药，说明书上说每次只能喝五毫升，否则服用者会有危险——你们猜对了，我就是要给看守们喝放了这玩意儿的咖啡。我尝了尝，这个药的味道和茴香酒很相似，所以我有了计策——我要让看守们习惯喝我煮的咖啡，在里面先倒上茴香酒让他们适应口感，时机成熟后再换成催眠药。

“要不要试试我们法国口味的咖啡？”

“有什么不同吗？”

“放里点儿茴香酒，味道妙不可言，相信我。”

“好，试试。”

看守们尝了放了茴香酒的咖啡都觉得好喝，现在只要我给他们煮咖啡，他们就会点“法国式”的。慢慢地，时机成熟了。

一个周六的中午，我问院子里最右边岗亭上的看守：“来杯咖啡吗？”

“来一杯，要法国式的。”

“好嘞。”

煮好后我把准备好的催眠药倒进去，放在升降台上，他提了上去。

我是勤务犯人，可以坐在岗亭下面，我就这样坐着等他睡去。10分钟过去了，他没睡……20分钟过去了，他还没睡。我心急如焚，因为马上就要换岗了。了解我的行动的狱友们也都在笼子里着急地等着。

换岗时间到了，计划失败。我们都很沮丧。那个看守换岗后睡了一天一夜。我和狱友纷纷咒骂这该死的催眠药为什么生效时间这么长。

被我下药的看守醒来后向狱长告状，说我给他的咖啡肯定有问题。唐·戈莱高让人把我叫去问话。看守队队长也在狱长办公室，他一上来就要用刀砍我，我躲到墙角，唐·戈莱高站在我身前劝阻队长，结果被队长一不留神砍中了肩膀，痛得大叫起来，他的嫡系听到他们老大的叫声都跑进办公室来，一看提着刀的队长站在被砍伤的狱长面前，不由分说地就和队长一派的人干起架来；看来狱长和队长早有矛盾。混战过后大家都挂了彩，只有我没有受伤。庆幸的是，之后就是狱长和队长之间的矛盾了，和我无关。

第二天，唐·戈莱高打着绷带来找我，让我写控告队长的证词，我就按照他想让我写的写了。哈哈，幸亏他们两个有矛盾，这么一折腾我下药的事就没人提了！

约瑟夫来探监，他建议我要快点采取行动，法国的船快到了。我对他说晚上院子里的灯太亮了，要跑就得想办法制造停电。他想到一个办法——把监狱外面变压器的闸拉下；不过必须得买通临街的看守，因为就算停电了，那里也是有人巡逻的。

准备这次越狱我用了一周时间。首先我收买了唐·戈莱高，名目是托他把一万比索寄到我家里，当然，好处费是2000比索。结果这老小子要了3000比索，好吧，我不和他计较。他只提供了夜间看守的排班表，表示不想参与我和看守的谈判，其他的事他全不知道。然后我又搞定了计划当天负责值班的看守，他的价位比狱长便宜，才1000比索，不过这也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但是被我收买的看守只同意放走两个，他撂下狠话，如果看见第三个就开枪，我只好让克鲁西奥和马特雷抽签决定谁跟我走，最后克鲁西奥赢了。外面的事安排好了，剩下的就是笼子的事了。我们的笼子离看守较远，只要动静别太大就没事。我们得在行动前把笼子的门杠锯开，为此我通过约瑟夫弄来了锯，终于在行动前夕搞定了门杠。

我选的行动时间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这样一旦停电就会伸手不见五指。时间终于到了，我和克鲁西奥焦急地等待着停电。一会儿后院里的灯顺利地全灭了，果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带上为从高墙上下来用的绳子，拉开了早就断了的门杠走出笼子，爬上最右边的岗亭准备翻墙。被我收买的看守很配合地站在一边看着。我顺利地从岗亭上蹦到了墙头，等着克鲁西奥，不料听到了刺耳的摩擦声。原来是克鲁西奥的裤子挂在了岗亭顶端的金属板上，他把裤子慢慢解下来，终于也跳上了墙头。

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我感到头皮被滚烫的子弹擦了一下，吓得从墙头栽了下来。慌乱之下本来就没站稳的克鲁西奥也掉了下来。克鲁西奥的右腿又断了，我也站不起来了，后来检查的时候才知道是跟骨骨折了。没过一会儿，四周所有的看守都赶到了这里，一时间十几个手电筒和枪口都对准了我们，克鲁西奥竟然吓得没出息地哭了起来。

枪声惊动了唐·戈莱高，他赶来制止了那些看守对我们野蛮的殴打；那晚如果没有他，我和克鲁西奥很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看来那3000索比的好处费也没白给。

第二天克鲁西奥的腿又打上了石膏，我的两只脚肿得像我的头那么大，通红通红的，红肿发亮。医生让我用温盐水泡脚，然后用蚂蟥给我放血。

后来发生的事颇具戏剧性，一个小报记者写了篇关于我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把我说成是教堂起义的主谋、未遂集体越狱的策划者。文章最后他写道：“希望法国当局快点押走他们的头号罪犯，使我们的社会回复安定。”

跟骨骨折后的一周无比痛苦，必须整天坐在轮椅上，两只肿得夸张的脚被架在轮椅上，什么也不能碰，连躺下都不行。到第二周才逐渐消肿。他们给我做了透视，发现我的两脚跟骨骨折得很彻底，医生告诉我这一辈子都会是平足。

哥伦比亚本地报纸上刊载了一则消息：一艘法国当局的船将于本月底抵达这里，接走哥伦比亚的法国逃犯，报上说那船叫“玛娜号”。当时已经10月13日了，还剩18天船就来了，本来是最后放手一搏的时候了，可现在连走路都走不了，还搏什么？

约瑟夫探监时告诉我，我的事迹已经传到了法国本土，同胞们看到我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了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都期盼着我能成功，对我即将被移交给法国当局都感到沮丧。得知有这么多人关心着我，我备受鼓舞。

经过深思熟虑，我打消了杀死一名哥伦比亚看守的计划。在本地犯重罪的确可以不被遣返回法国，但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杀死一个无辜之人呢？如果真要杀人的话，我也要杀本地的坏人，最好是那种十恶不赦的恶棍。

“玛娜号”到来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很沮丧。午餐的时候我看到一块霉烂的面包，就大口吃了下去，我想得一场大病，如果我病重了，最好是病危了，就不用被遣返回法国了吧？

下午唐·戈莱高到院子里看我。我躺在轮椅上装出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说：“我要住院。”我见他面无表情，索性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出一万比索。”

唐·戈莱高终于说话了：“我不是为了一万比索，而是看在你为了自由而斗争了那么久的份儿上。不过报纸已经登了你的文章，本地舆论对你很不利，我不相信他们敢留你。”

一小时后我被狱长的专车送进了医院。医生对我进行了全方位检测，验了尿和血。两小时后我又被送回到了监狱。幸亏唐·戈莱高没要那一万比索，要不我就亏死了。

10月19日，约瑟夫的夫人阿尼和另外一位妇女来看望我，她们送了我烟和糖果，还安慰我，让我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她们，尤其是约瑟夫夫人，她和她丈夫为了帮我甘愿冒巨大的风险，这让我无以为报。不过当时我已经心如死灰，直到约瑟夫夫人说了一句话：“亲爱的蝴蝶，为了自由你想尽了办法，奈何命运对你如此不公。既然这样……看来只剩下炸掉80号监狱了！”

听了这句惊世之语，我顿时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能把这该死的监狱炸了？这难道不是在为哥伦比亚人民做好事吗？把它炸了，也许会再建一座新的呢。”

我同她们拥抱、道别，这也许是永别也说不好。

我对阿尼说：“叫约瑟夫周日来看我。”

22日，周日，约瑟夫来了。

“你能让人给我送些东西吗？”

“只要我办得到，你说吧。”

“炸药，一个雷管，一条导火线。”

“你想干什么？”

“炸墙！我要炸开监狱的一面墙。你得帮我找到时候愿意接我的司机，让他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6点在梅德兰街等我，我随时会行动。如果我没行动，每天付他500比索，行动当天我付他5000比索。到时候我会从炸开的洞出来。我的脚走不了路，不过没关系，我会让人把我背到车上。先找愿意干的司机吧，车的事定下来再送炸药。这是我的最后一搏，如果这次还不行，就完了。”

约瑟夫想了想，说：“包在我身上吧。”

当天下午5点，我让狱友把我推到教堂。我拜托一个和我关系好的看守头头叫唐·戈莱高来。过了一会儿唐·戈莱高来了。

“你还有最后八天，这是法国那边的消息。”

“我是为了这个请你来的。”我拍了拍手里的包裹，“你照顾过我，要是没有你，我上次会被他们打死的。我感谢你，请你接受这3000比索。”

他收下了3000比索。

回到牢房后我把计划告诉了马特雷。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搏，神情很坚定，说到时候由他负责把我背到车里。我没有告诉克鲁西奥，因为他和我一样需要坐轮椅，两个坐轮椅的人怎么跑？为了不让他扫兴，我干脆没让他知道。

我在脑子里排练了逃跑计划，发现我遗漏了一个问题——如果到时候炸药剂量不够，炸不塌墙怎么办？对，我还需要个钻头，手摇钻就行，炸墙前我先在引爆处钻个洞，所以我得准备钻头。

我让马特雷推着我，找到上次翻墙逃跑时我贿赂过的那个看守。

“嘿，哥们儿，我需要和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

“付你2000比索，周四放风的时候你帮我把院子东边的看守支开一会儿，可以请他抽烟或者喝咖啡什么的，五分钟就行。还有，给我弄个手摇钻来。”

“可以是可以，但我没钱买钻头。”

我明白他是在要钱，就说：“这500比索你拿着，剩下2000等我拿到钻头再付。”

“好，周二下午1点换防，到时候我给你放在院子最东边的垃圾箱里。你准备好2000比索吧。”

周二下午2点，我让马特雷检查那个垃圾箱，果然发现了钻头。我把钻头藏好，托马特雷把2000比索交给了那个看守。

周三上午有个法国老头儿来探监，指定要见我，原来他是约瑟夫的代理人。

“东西在这个面包里。”他给了我一个面包房的袋子。我知道里面是炸药、雷管和导火线。

“好的，这是我付给司机的2000比索。一天500。”

“司机是个胖老头儿，秘鲁人。不要担心，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再见。”

“替我谢谢约瑟夫。哦，也感谢您。再见。”

按照规定，探监的人给犯人的东西必须经过检查。为了顺利地把面包袋带出探监室，我塞给了看守一盒烟，结果他对我说：“给我块面包吧。”

怕什么来什么，我急忙说：“这面包我们六人分还不够呢。行个方便吧。”我塞给他5比索，总算过关了。

终于到了周四上午放风的时间。马特雷紧张地推着我在院子里观察着情况。

炸药、雷管、导火线、钻头都放在了我轮椅的坐垫下面。那钻头硌得我屁股生疼，但我没办法，必须强忍着。万事俱备，就等着被我买通的看守把负责在院子东边巡逻的队友支开了。引爆点我早就定好了，是一个只有在院子东边巡逻的看守才能看到的地方，其他看守根本看不到。

被我买通的看守办事还是很靠谱的，他走过去和在院子东边巡逻的队友聊天，聊了一会儿两人就一起往院子西边走了，拐了个弯就消失在了视野中。

好了，行动开始！

马特雷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火速开始作业。我之前对他进行过炸墙培训，尽管是口头的培训，但这小子实践起来还真挺上道儿，一会儿就钻出了一个足够放炸药的洞口。我紧张地回头注视着西边的动静，还好，看守没有回来的迹象。马特雷的作业接近尾声了，炸药、雷管、导火线已经铺设完毕，就差最激动人心的点火了。我深深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搏，如果失败，我就会回到那里——卡宴！

点火了。“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墙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裂缝，我甚至能通过裂缝看到对面的街道，可就是没有能钻出去的洞。我傻眼了。

之后来了五十多个警察把我们围住。唐·戈莱高心里有数，我估计他在想：“法国人，这该是最后一次了吧？”

4.重陷地狱

炸墙三天后，也就是10月30日，上午11点，12名法国方面的人来到了监狱。我们六个知道我们就要被这些人带走了，却无可奈何。

走之前，两国官方人员还举行了一个交接仪式——我们六个人要被依次验明正身，然后法国政府代表在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文件上签了名。法国看守队的一个少校看了我和克鲁西奥的伤势，说船上有医护人员，我们会得到很好的治疗。

最终我们还是上了这艘让人绝望的船。关押我们的舱室在舱底，异常闷热。除了我和克鲁西奥以外，其他人的脚都扣了铁环。

有个插曲我想说一下。这艘船中途要在特立尼达加煤，进港后，一个当地海军军官登船例行检查，见他进了关我们的船舱，我就狠命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我的意图很明显，触怒他，然后让他用当地法律惩罚我，这样我就不用待在这该死的船上了。没想到那军官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抓你的。我保证你回去后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唉，我的心思被看穿了，难道我命中注定要回苦役场了吗？我斗争了11个月，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我们驶离的特立尼达住着热情友好的鲍威一家，我们又从住着耶利亚·德·布鲁尼神父的库拉索海域经过，我曾经居住了半年之久的瓜希拉村面对的海域正好在这船的航道上，不久后还会途经那群帮助过我的麻风病人所在的鸽子岛。我又想起了那和蔼可亲的比利时领事，还有与我明明素昧平生但待我如兄弟一般的约瑟夫·德加……这11个月以来我遇到过那么多好人，他们无私地帮助了我，他们甚至甘愿为我冒险！感谢上帝让我遇到了这些人，尽管我最终还是失败了，但能结交如此多的高尚之人，我绝对不后悔！

马罗尼河的入海口终于到了。烈日已经把附近的土地烤得干裂。我们缓慢地驶进了大河，同伴们都闭口不言，而看守们都很高兴。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34年的11月16日。码头上挤满了人，他们仿佛在等待着从远方归来的勇士一般热切。我在被押下船的时候听到等候的人群中有人议论：“受伤的那两个人里有蝴蝶，另一个是克鲁西奥，那个应该是马特雷……”

我们再次来到了苦役犯集中营，被编入了一个600人的队伍中。我坐在轮椅上看着队伍里的苦役犯，竟然看到了弗朗索瓦·锡耶拉，他见了我就哭了，和我抱在了一起。

苦役监狱司令登上了高台，开始训话：“你们中的某些傻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逃跑是徒劳的！所有的国家都不会收留你们，一旦被抓获，就会被立刻遣返！所以我建议你们老老实实地在这里服刑。至于那六个傻瓜，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是重刑！是发配到圣约瑟岛接受惩戒，然后永远被关在拯救岛，直到化成白骨。这就是逃犯的下场！都懂了吗？！看守，把这六人押到圣约瑟岛。”

我们被押送到了惩戒区，到了后我和克鲁西奥就要求接受治疗。我们想试试有没有可能住院。

来的护士居然是弗朗索瓦·锡耶拉，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喜。

“好久不见，蝴蝶。”

“我的脚骨折了，现在还在发炎，我要住院。”

“我尽量想办法，不过别抱期望。毕竟你们上次就是从医院跑的，所以我觉得不可能了。”

他为我重新包扎了双脚，然后检查了克鲁西奥的石膏，干完就走了。我们没有聊天，因为看守一直盯着，不过他友好的目光让我感到很温暖。

当天我和克鲁西奥就被分开囚禁在单人牢房里。

第二天锡耶拉过来给我换新纱布，他一边缠一边和我说：“住院的事不要指望了，上面的态度很坚决。不过我可以想办法把你调到公共间，那里至少不孤单。”

“好的，感谢你。”

是的，在那段时间孤单比以往更加难熬，因为只要我一闭眼，过去的种种经历就会走马灯一样浮现在脑海中。我强行驱散了这些回忆，可种种负面情绪又接踵而来。

那个浑蛋波兰佬、可恶的检察官，你们以为我会忘记这仇恨吗？不会的！对了，之前给司法警察局门口的警察送炸药提箱的计划我要变一下，我可以穿一身邮递员的行头，就对门口的警察说这是局长大人的邮包，要对方亲启。我要亲自把提箱堂堂正正地送给局长，把起爆时间定在我正好脱身的时候。对，就这样料理局长。至于那个害我的检察官，我要割他舌头！怎么割还没想好，反正那三寸舌我割定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终于平复了负面情绪，恢复了理性。我在头脑中罗列未来的计划：首先要治好脚，越快越好；三个月后上法庭，这三个月内我要有所行动！一个月养伤，一个月做准备，然后，然后我就直奔英属洪都拉斯。这次绝对不会让他们抓住了！

一天后的晚上我被押送到了公共间。这里关押着的40个人都在等待开庭。这些人进来的原因很丰富，有偷的，有抢劫的，有纵火的，有谋杀的，有雇凶的，有经济犯罪的，最离谱的一个是因为吃了人肉。

这些人的关押方式比较特别，被分成两排，每排20人，每排人的左脚上都拴着铁环，铁环都串在一根长铁棍上，这两排人就这么被拴在了两根铁棍上，每根铁棍得有15米长。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装置叫“法棍”。我因为脚上的伤还没好，所以可以不用上法棍。这里的规矩是，从晚上6点开始，公共间里关押着的每个人都必须上法棍，到了第二天早晨6点会有人来给他们去掉法棍。整个白天都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可以坐着、散步、聊天、下棋。

自从来到这里后，我每个白天都很充实，没时间回忆那些不好的过往，大家经常一拨拨地来让我给他们讲我越狱的故事。当他们听到我主动放弃了在瓜希拉的自由生活，抛弃了拉丽和佐莱玛那段时，都替我惋惜。

一个听我故事的巴黎人说：“嘿，伙计，你有两个老婆，还有一群好心的野蛮人陪着你，有吃，有喝，有大海，有太阳，关键是有自由啊！老兄，我真不懂你，你明明已经躲开了满世界抓你的警察，还非要从天堂回到地狱，真是叫人无法理解！唉！都过去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欢迎你。你一定不甘心吧？如果你想再干一票，我们会支持你，伙计们！你们都同意吧？”

“同意！”大家异口同声，我向大家道谢。其实我很清楚，这些人都不是善人，需要提防。

我回来的第三周脚消肿了，晚上也要被扣上法棍，不过我花钱买通了一个阿拉伯狱卒，让他成心不锁好我的脚环，这样等其他犯人都像死猪一样睡去的时候我就可以悄悄干点什么。

还有一个好消息，克鲁西奥也被关进了我所在的公共间。

预审时我看见了当初越狱时被我打晕的那三个看守，他们看到我们被抓回来了都幸灾乐祸。希望我们别被分配到他们值班的地方服刑；据说我们逃走后他们三个都被减薪降职了。

当初那个泡马特雷的阿拉伯人估计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对马特雷“色诱”他的事只字未提。预审法官让我们交代船是谁提供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实话，就说是自己做的。这谎话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假。

最终，法官告诉我们尽量给我和克鲁西奥判五年、马特雷三年。

距离正式开庭还有两个月。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把毒箭头放钱筒里，如果放了，现在的越狱计划就会有更多可实施的方案。

我的脚伤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慢走已经无碍了，这多亏了弗朗索瓦·锡耶拉的精心照料，他每天都来护理我的脚伤，从没间断过，经常一边为我治疗一边与我谈心，对我的精神大有裨益。

我发现我越狱的传奇经历使我在全体囚犯心目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信，不管是多么穷凶极恶的犯人也对我以礼相待。我相信我们是安全的，不会被偷、被抢，甚至我可以肯定，哪个犯人敢对我们不友好，那他也就别想混了；锡耶拉给我留下了一瓶樟脑油，犯人们居然争着为我按摩脚，哈哈，有了威望就是好。

5.行军蚁

在公共间里有两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们两个总靠在一起说悄悄话，别人也听不清。

一天，放风的时候我给其中一人递烟，他对我说：“锡耶拉是你朋友？”

“对，是我好朋友。”

“如果有一天一切全完了，我们可以通过他把遗产交给你。”

“什么遗产？”

“我和我哥们儿，如果我们被斩首了，我们就把钱都给你，你逃跑的时候用得着。到时候我们就交给锡耶拉，让他转交给你。”

“不至于吧？”

“我肯定是极刑。”

“那他们为什么让你来公共间？”

“嗨，他们怕我们自杀呗。”

“你们犯了什么？”

“我们联手把一个阿拉伯人喂了行军蚁，就是……就是一种吃肉的蚂蚁。他们有铁证，我们是当场被抓的。”

“在哪儿？”

“那地方得过了斯巴鲁义湾才能到，离这里有42公里，是死亡集中营[1]。”

另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也给他递烟，他在他朋友旁边坐下，坐在我正对面。

这人说：“我们俩从没问过别人意见，但想听听你对我们的看法。”

“我又不了解情况，不好说你们把活人喂蚂蚁这事儿对不对。要听我的看法，你们得把事情从头到尾给我讲讲。”

他开始了讲述：

“好吧，那我来给你讲讲。那个集中营设在森林里，在那里服刑的犯人每天必须砍够一立方米的木头。有阿拉伯狱卒当监工，检查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完成了指标。如果一个犯人完成了指标，他就在那人砍的那堆木头上做上记号，证明完成指标了。我们被要求两人一组地干活，不用说你也看得出来，我们两个就是一组的。当时我们经常完不成指标，完不成指标就不给饭吃，所以我们经常吃不上饭，第二天还必须把前一天没完成的指标补上后再完成新的一天的指标。可不让我们吃饭我们哪里干得动？就这样，我们越来越虚弱，干得也就越来越少。那个浑蛋阿拉伯人一天到晚舒舒服服地坐着看我们干活，经常打骂我们。他吃东西故意吧唧嘴，成心馋我们。我们觉得再这样下去迟早会被饿死，就打算花钱买通那个阿拉伯人。我们私藏了两个钱筒，一个里面有3000法郎，是专门用来逃跑的。那天我们想买通他，没想到那浑蛋说每天给他50法郎，他就允许我们偷拿那些做了记号的木头码到我们那堆上充数。就这样，每天50法郎，一个多月他就敲诈了我们2000法郎。

“我们觉得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钱就那么多，这样早晚会分文不剩的。我们就不再交钱，偷偷从做了记号的木头堆里搬木头。我们觉得那阿拉伯浑蛋拿了我们那么多钱，不会再计较了，结果一天那浑蛋发现了，就威胁我们：‘你们这些偷木头的贼，竟敢不交钱！好吧，既然50法郎不想交，那就给我500法郎，不给就揭发你们！’

“我们以为他是在吓唬我们，就没答应他。结果第二天他又来了，还说：‘要么交钱，要么我去告发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们都很气愤，就再次拒绝了。结果下午他就带着看守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真的太可怕了，看守命令我们脱光，让那阿拉伯浑蛋用皮鞭抽打我们。你能想象吗？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两天，不停地挨打，还不让吃饭。那阿拉伯浑蛋是个变态，他竟然以抽打我们为乐。我们实在撑不住晕倒了，你知道他怎么弄醒我们吗？他用木棍挑着马蜂窝放到我们面前，然后走到远处拿石头砸烂马蜂窝。我们被蜇了五六十下，直接被疼醒了，像疯子一样赤身裸体地狂跑，那阿拉伯浑蛋就躲在远处看热闹。

“我们就这样被那浑蛋折磨了整整两天，等我们回到集中营的时候都没人形了。大家看我们可怜，决定偷偷帮助我们，他们就每人每天给我们一小捆硬木，帮我们把每天的指标凑足。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们就死定了，真的。

“后来我们的身体慢慢康复了。一次我们在找木材时看到丛林里有个大型行军蚁巢穴，它们正在活吃一头鹿。我们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复仇的念头，要把那个浑蛋阿拉伯监工喂蚂蚁！

“之后我们就悄悄跟踪那浑蛋，等那浑蛋走到没人的地方就给他一闷棍把他砸晕，然后把他拖到蚁穴旁边。我们把他扒了个精光，把他五花大绑，见他醒了，就用干草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喊叫。然后我们就把他扔进了蚁穴，躲到一边看。无数只行军蚁一点点撕他的肉，活着吃掉了他。没想到他居然活了两天零一个上午。不过第二天上午他的眼睛就已经没了。这就是我们的复仇。我知道很残忍，可他是怎么整我们的！我们能活命那简直是奇迹！

“后来看守们到处找那个浑蛋，我们怕被人发现，决定快点埋掉尸体，结果就在我们埋他的时候被看守抓了个正着。原来他们早就怀疑是我们杀了那浑蛋，在偷偷跟踪我们。

“再之后的事你就知道了。我们的辩护律师告诉我们，被判死刑的概率非常大，所以我们决定选你做我们的财产继承人。”

“但愿不用我继承。”我点了根烟，看向他们，知道他们在等我的评价，“我知道你们在等我回答你们的提问，不过在那之前请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和谁都不说话？’”

“因为之前有过一次机会，那次只要大家肯造反就能跑，可谁都不肯。”

“好吧，我就直说了吧，你们干得漂亮！以那浑蛋的罪孽理应是这种死法。如果你们最终要被砍头，临死前只想一件事就行了：‘砍我的脑袋，手起刀落只需要几秒，可那个恶人从开始行刑到死亡经历了两天半，赚了！’至于其他犯人，要换位思考，你们觉得那天只要起义就能集体越狱，可别人不一定这么想，要理解大家。”

这两个可怜人和我聊完天又沉默了起来。

[1] 即 Sparouine死亡集中营。

6.吃人的逃犯

“木腿！他们要把他吃了！”

“来块烤木腿肉吧。”

“我要吃烤人肉，别放胡椒！”

夜深后公共间里经常有人这样嚷嚷。是谁在嚷嚷？为什么要喊那些奇怪的话？为什么非要深更半夜嚷嚷？我一直不知道。

后来一个叫拉肖达的开保险箱专家告诉我，半夜喊那些莫名其妙的话的是格拉威尔兄弟俩，他们是里昂人，哥哥叫德德，35岁，弟弟叫让，30岁。他还给我讲了他们的故事。

“那次，我、格拉威尔兄弟、一个叫盖尔瑟的那不勒斯人、一个缺了条腿的昂热人，还有一个23岁的小子，我们六人一起从集中营逃跑。我们坐着偷来的船出了马罗尼河，可在海上船漏水了，只好上了荷属圭亚那的海岸。哈哈，说是海岸，其实那鬼地方根本就没岸，是一大片灌了海水的原始森林。我们走了一天才进入干地。

“对了，那昂热人因为缺了条腿，他的一条腿其实是根木棍，我们就给他起外号叫‘木腿’。我们中途爆发了冲突，木腿和小伙子离队了，然后就各走各的。当时周围全是沼泽，哪儿也找不到路，饿了只能吃烂树根和草。我们四个就这样走了好几天，觉得继续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就决定返回海边。没办法啊，哪怕被警察抓回去也比死在这鬼地方强。

“我们到了海边，居然看到了之前离队的木腿走来了，不过就他一个人。

“‘嘿，那小伙子呢？’

“‘不知道啊。他走不动了，我也背不动他，只好各走各的。’

“‘你这浑蛋，竟然把同伴扔下！’

“‘是他劝我先走的。’

“这时德德发现木腿穿着小伙子的鞋，就说：‘你这浑蛋竟然穿着他的鞋，那他光着脚怎么走路？你这个人真是太自私了！’

“‘我看你好像挺有力气的，吃东西了？’我问道。

“‘啊……对，我抓了只受伤的猴子。’

“这时德德拿起刀，警惕地站了起来。他看见了木腿挎包里渗出的血，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拿着刀走过去问：‘包里面是什么？’

“他把包打开，露出了一块鲜红的生肉，他说是猴子肉。

“‘你这浑蛋！你把他杀了吃了！’

“‘不，不，德德，我向上帝发誓没杀他，他是自己累死的。我……我就吃了一点。’

“德德二话没说就杀了他。后面的事我想你都猜到了，我们就生火把木腿烤着吃了。

“我们吃得正香呢，后到一步的盖尔瑟看到我们的行为后非常震惊。我们就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请他一起吃，被他坚决拒绝了。

“三天后我们被岸警抓了，又被送回了这里。可没想到盖尔瑟那小子竟然把我们吃人肉的事捅了出来。我们越狱本来就已经是罪上加罪，再加上‘吃人肉’这条罪过非被判死刑不可。后来我们一起找过盖尔瑟，让他在预审时否认我们吃过人肉，就说那两人在丛林里失踪了，生死不明。唉……这就是我的情况了。”

这就是食人者的故事，木腿吃了年轻的同伴，然后他被大家吃了。

当天公共间里一个人被带走了，我就让大家挪了地方，让克鲁西奥挨着我。

从我睡的地方能看到院外的情况。外面的看守在巡逻，而且没有时间规律可循。

我的脚基本上好了，甚至跑步也无碍，该是筹备新行动的时候了。可怎么行动呢？这个公共间居然连窗户都没有，只有一扇与房顶齐高的铁栅栏门。经过我近一周的观察，居然没有找到任何可乘之机，这让我不得不接受了被关进圣约瑟岛惩戒监狱的命运。

圣约瑟岛号称“吃人岛”，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谣传，说圣约瑟岛惩戒监狱八十余年来，就没跑出去过一个人。

既然接受了命运，就必须得考虑一下未来了。我28岁了，预审时法官说要给我判五年，考虑到减刑条件非常苛刻，所以从圣约瑟岛出来，继续回到苦役场服刑的时候我就33岁了。所以如果我决定不跑，就一定要想方设法维持身心健康，毕竟未来我要与世隔绝地生活五年。在里面我要锻炼好身体，还要锻炼好大脑，要尽量避免陷入消极的情绪中。不要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尤其是那复仇的渴望一定要压制住。对！我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度过这五年，我要健健康康地从圣约瑟岛出来。制订一个详细的计划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样我就能从容不迫地面对残酷的现实。

克鲁西奥躺在我旁边，不停地抽烟。我从铁栅栏上方露出的夜空中看到了几颗星星，就随口问他：“你那儿能看到星星吗？”

他看了一下后回答：“能。但我不想看，一看我就想起逃跑时看到的星星了。”

“下次，下次逃跑时你还会看到那满天繁星的。”

“那是什么时间？五年后？”

“克鲁西奥，就凭咱们度过的这丰富多彩的一年，经历的那些风雨，遇见的那些人，还不值得关五年吗？难道你因为未来五年要被关在岛上就后悔当初逃跑了吗？”

“兄弟，你别忘了你和印第安人逍遥快乐了大半年，可那会儿我在哥伦比亚蹲监狱！我这一年可没你那么逍遥。”克鲁西奥有些不悦。

“对不起，我说错了，别往心里去。”

“说心里话，我从来没后悔过，只不过我有些担心未来五年我会挺不住。”

那晚我向他讲了我的打算，克鲁西奥听后又振作了起来。

还有15天就要开庭了。据说主持法庭的军方司令是个正派的人，从不轻易接受狱方的无理指控，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个好消息。

我、克鲁西奥、马特雷拒绝了狱方为我们提供的辩护律师，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我来做我们三人的代言人，我们要自己为自己辩护。

7.审判

我们的案子就要开庭了。在监狱的安排下，我们提前刮了脸，理了发。顺便交代一下，克鲁西奥的腿痊愈了，没有留下后遗症。

其他狱友的案子陆续审完了：“蚂蚁杀人案”的两人都被判了死刑，他们被带离公共间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吃人案”由于缺乏直接证明吃人行为发生的证据，只对他们越狱的行为做出了惩罚，涉案人员都被判了四年；其他案子的刑期三年到五年不等。

8点半开庭。主持法庭的司令走进大厅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押送进来半小时了。司令由一个上尉一个中尉陪同，他们应该是陪审官。法官席上坐着一个肩头带杠的看守和一个上尉，他们是代表狱方的人，也就是公诉人。

“现在审理沙里叶、克鲁西奥、马特雷案件。”司令大声说道。

我坐的位置距离法官席只有四五米远，所以这个司令的样子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浑身散发着军人的气质，岁数在40岁到45岁之间，脸上有明显的皱纹，有着一头浓密的淡黄色头发，浓密的眉毛横在黑色的眼睛上，目光很严厉，但并没有恶意。他的目光在我们身上停留了几秒，我与他对视了片刻后主动移开了视线。

开庭后，公诉人，也就是狱方上尉，就开始夸张地描述我们的罪行。他居然把我们越狱时打晕看守的行为，描述成想要杀死看守；他说那个阿拉伯人在我们的致命性攻击下没死是奇迹；他居然还说，我们是自从苦役场制度存在以来，把法国的耻辱传播得最远的苦役犯。

他声嘶力竭地宣讲着我们的“罪恶”。

“尊敬的庭长先生。这三名犯人越狱后先后途经特立尼达、库拉索、哥伦比亚等国，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危害，严重影响了法国的声誉！综上所述，我请求判处八年：企图杀人，五年；越狱潜逃，三年；双罪并罚，共判处八年徒刑。以上是关于沙里叶和克鲁西奥的刑罚建议。对于马特雷，我请求只判处他越狱潜逃，判处三年徒刑，因为经我们调查取证，他没有参与谋杀的策划与行动。”

庭长说：“本庭愿意听取嫌疑人越狱期间的经历扼要。”

我开始了讲述，为了突出主题，有意略过了马罗尼河的那段，从我们进海开始讲。我讲了遇到了好心的鲍威一家，引述了特立尼达警长的原话：“我不是有意批评法国的司法，我只是不同意法国把犯人送到圭亚那的做法，这不人道，和法国文明开化的形象不符。”我讲了在库拉索的遭遇，讲了和耶利亚·德·布鲁尼神父的交往，讲了弗洛林钱袋引发的风波，讲了我们来到哥伦比亚的经过，点到为止地提了下我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的半年多。

庭长听得非常认真，中途没有打断过我，我讲完后他还让我把与印第安人生活的故事再说得详细些，他好像对我的这段经历很感兴趣，然后还让我补充了在哥伦比亚被抓的过程，还有在圣玛尔塔地下死牢里的经历。

我全部讲完后，庭长说：“感谢你的精彩讲述，这对本案的定性很重要。我建议休庭15分钟。对了，我怎么没看到你们的辩护人？”

“庭长先生，我们不打算委托狱方请的辩护人，请您同意由我来负责我方三人的辩护。”

“我同意，这符合法律。”

“感谢您。”

15分钟的休庭结束了，庭长说道：“沙里叶，本庭同意你为同伙和你本人辩护。不过我要郑重地告知你，如果你在辩护中对狱方代表不敬，我会取消你的发言权。”

“我明白，感谢您的提醒，庭长先生。接下来我要为我方辩护。公诉方对我方的谋杀指控失实。我和克鲁西奥都是年轻健壮的人，去年我岁27，他30岁；我一米七四，他一米七五。浑身都是力气的我们是用病房的铁床腿将阿拉伯人和三个看守击晕的。被我们袭击的四人中没有一人重伤，我们对他们所有的攻击，目的仅仅是为了制伏他们，绝对不是试图杀死他们。公诉方故意漏掉一个细节：我们事先在铁床腿上缠了布，以增加缓冲，降低伤害，避免将被攻击人打死。请本庭注意一个基本事实，被我们击晕的四人中甚至没有一人事后住院治疗。以上是我对公诉方对我方‘试图杀人’指控的辩护。”

我停顿了一下，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辩护：“对于公诉方对我方的越狱指控，我方供认不讳，但是请不要忘记一点，我们都是终身苦役犯，对于终身苦役犯而言，越狱的罪行理应比一般的犯人越狱要轻。我们还这么年轻，我们渴望自由的生活，我们渴望能重新做人，这难道也有错吗？以上是我的自白，我代表我方三人请求法庭对我方越狱罪行从轻发落。”

庭长与陪审官商量了一阵，然后大声说：“被告，请起立！”

我们三人站了起来，等待着宣判。

庭长继续说：“本庭决定驳回公诉方提出的企图杀人指控，至于潜逃罪，考虑到你们的特殊情况，理应属二等罪。综上，本庭判处你们两年惩戒监禁！”

“谢谢您，庭长。”我们不约而同地说。

公诉方也没有节外生枝。

当我们返回公共间把对我们的判决结果告诉大家后，大家都非常高兴，没有人妒忌，甚至是那些被判了重刑的狱友也来祝贺我们。

第六章

拯救岛岁月

1.吃人岛

明天我们就要坐船去圣约瑟岛了，即将开始在那里的两年“狱中之狱”。但愿“吃人岛”的外号名不副实。

大家都知道从圣约瑟岛越狱是没有先例的，但我总要试试。我对身边的克鲁西奥说了想从岛上逃走的想法。

“哈哈哈，这才像你说的话。你从来不知道放弃，失败一次你就准备下一次。到这儿如果你说你放弃了，我才不会信呢。”

“要想从圣约瑟岛出去，只有一种办法——暴动。但愿岛上的犯人都能被我鼓动。”

“但不能排除有和咱们不是一条心的人啊。”

“你说得也对，那就不搞暴动了，知道的人多了万一有告密的就不好了。那就……还是咱们三个一起想办法？嘿，你笑什么？”

“笑你从来不死心。要是真逃出去了，你该不会真回巴黎找那些浑蛋算账吧？”

“好了，该睡了。明天就要看见拯救岛了。真搞不懂为什么要把下地狱说成‘拯救’？”

第二天清早，我们26个犯人都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登船开往拯救岛。这破船叫“达农号”，是从卡宴到拯救岛的唯一一班船，船上有八个看守押解。我们挤在狭窄的甲板上，由于手脚都被束缚着，如果落水，肯定会被淹死。我们心里都祈祷着不要翻船。

我决定转移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就大声对离我最近的黑着脸的看守说：“变天了，你看这海浪多大，船要是沉了，我们戴着手铐、脚镣还不得淹死吗？”

“给你们戴手铐、脚镣是上面的命令，没办法，反正我们都穿着救生衣呢。再说了，风浪年年有，可这船久经考验，从没出过事。”

“久经考验？是有多久？这船上了岁数了，我看悬了。”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是要打破这沉默的气氛。

果不其然，船上的犯人们都开始讨论这个话题。

“这船看着就是一副要沉的样子。”

“他说得没错，现在风浪这么大，咱们还戴着脚镣呢，要是这破船沉了不淹死才怪。”

看守们加入了讨论。

“咱们这身行头可不轻，真要是沉了，衣服会吸水，枪也会拖死咱们。”

“枪没事儿，真沉了就扔呗。”

看到全船的人都聊开了，我就开启了第二个话题：“对了，这破船上有救生艇吗？我怎么只看到有个木筏。那上面顶多坐八个人，你们看守一上就满员了，我们呢？”

这下犯人们的不满立刻爆发出来了。

“太缺德了，不管我们死活吗？！”

“可不，太不负责任了！”

我左右两边坐着两个肩头带杠的看守，应该是队长一级的头头。一个队长看了我一眼，说：

“你就是那个从哥伦比亚来的蝴蝶吧？”

“对，就是我。”

“我知道你的故事。据说你懂水性？”

“对，非常懂。”

船驶进了马罗尼河的河湾处，到了最危险的地方。这时船长离开了驾驶舱，来到甲板问：“坐着小船去了哥伦比亚的是哪位？”

我旁边的队长指着我说：“就是这小子，他是那船的船长。”

“好小子，厉害！这些烟叶送你了。”他把一袋子烟叶递给了我。

“谢谢船长。您同样厉害，这么破的船都敢开。”

我明明是在故意气他，他却反而大笑起来，真是个豁达的人。他笑完说：“说得对！这破船早他娘的该报废了，这帮家伙想省钱，天天让我冒险。估计上面的人就是要等它沉了好骗保险金。”

我赶紧总结性地说：“幸亏您和看守有救生筏。”

船长没走脑子就顺着我的话说：“可不。”

……

我故意挑起了一场争论，就是要让这四小时里船上的每个人都有话说。

上午10点了，风浪逐渐变小。由于我们是在向东北开，而风向是西南，所以颠簸得厉害，有一些看守和犯人晕船了。

坐我前面的犯人是个巴黎人，我以前听说过他，外号叫“机灵鬼”。据说他从1927年就来苦役场了，在这鬼地方待了七年。不过他现在也不老，38岁。我就听他和周围不晕船的人聊天。

“大家都叫我贝洛特[1]迪迪。哈哈，要说打贝洛特我可是好手。告诉你们，我以前就靠这过生活。不是吹牛，我能靠打贝洛特，把一分钱变成两法郎。”

我问他：“岛上有钱赚？”

“相信我，有。有的人是悄悄把钱带进去的，有的是给看守上供一半剩下一半光明正大地带进去。你是新来的？看你好像对这儿不了解啊。”

“不了解，我只知道这儿越狱很难。”

机灵鬼说：“越狱？哈哈。兄弟，我在岛上待了七年，总共有五个人越狱过，结果三个死了，两个被抓了。总之，我不建议你冒险。”

“那你不是应该一直在岛上吗，怎么在这船上？”

“他们让我照透视，看有没有溃疡，岛上没有设备。”

“你就没想从医院里跑？”

“蝴蝶，我听说过你。说来巧了，我住的那间病房正好是你逃跑的那间。你可不知道，就因为你跑了，现在的医院管得有多严，我就想在窗户跟前吸口新鲜空气，结果就有看守过来让我离远点儿，我问为什么，他说怕我学蝴蝶跑了。”

我乘机观察周围的人，想物色未来行动的合作人选，就问：“机灵鬼，最前排的大个子是谁？”

“他啊，他叫让·德·贝拉克，是个老实人，从不和看守来往，品行不错。顺便说一句，他可是路易十五的后代，是个真伯爵。”

“那他是干了什么才进来的？”

“他把自己的孩子给活活淹死了。先是从桥上推下河，水浅，没淹死，他就下河抱起孩子扔到了漩涡里。就因为他干过这样的事，他进来后可是被孤立了好久。”

“什么！就是说……他杀了自己的孩子？还杀了两次？！”

“我的一个管档案的朋友看过伯爵的档案。他淹死的孩子是他和女仆生的，他的贵族母亲认为孩子的出生侮辱了家门，很不高兴，把孩子妈妈从城堡里赶了出去，他想偷偷养孩子，就对母亲撒谎说已经把孩子送到了救济所，结果被母亲发现了，他心理崩溃了，就淹死了自己的孩子。”

“判了他几年？”

“就十年。咱们比不了这人。他妈妈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肯定动用关系减刑了。”

拯救岛再有几小时就到了。我知道从那里逃跑难度极高，可是凡事不试试怎么甘心？“逃跑的时候，逆风能变成顺风吗？”我心里想。

到了，终于到了，这就是拯救岛了！

之前介绍过，拯救岛实际由皇家岛、圣约瑟岛、魔鬼岛三座小岛组成，三座岛呈三角形，皇家岛和圣约瑟岛在底边，魔鬼岛在角顶。从近处观察，皇家岛的中间有一座二百多米高的小山，山顶是平的，从小山四周直到海岸线的地势都很平坦，到处是又高又绿的椰子树。整个小岛看上去就像是一顶扣在海上的墨西哥帽，就是帽子尖被削去了。岛上分布着红色房顶的精致小房子，看上去很祥和，估计不明所以的人会想这是个安度晚年的好地方。小山的平顶上有座灯塔，估计到了晚上会很亮。越来越近了，我看清了岛上有五座很长的房子，一道白色的墙把五座长房围住。机灵鬼告诉我，前三座长房里生活着四百多个苦役犯，第四座稍微短一点的房子是犯人医院，第五座是看守住的地方。小山的山坡处分布着些粉色房顶的小房子，机灵鬼说那里面住的也是看守。

离我们远些，离皇家岛近些的，就是圣约瑟岛了。圣约瑟岛上的椰子树明显没有皇家岛上的茂密，从这个距离就能看到岛的山顶上有一座很煞风景的大破房子。不用问我就知道，那肯定就是臭名昭著的惩戒监狱了。机灵鬼指着山下的那些房子，说那些房子就是集中营所在，里面都是在正常服刑的苦役犯。圣约瑟岛上的瞭望塔建在全岛最高的山顶上，从那里能监视全岛的动静。

船马上就要到皇家岛了，现在的视角魔鬼岛已经看不见了。皇家岛港口附近没有高大建筑，全是黄墙黑瓦的小房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房子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用的。港口的海堤是用石头筑的，估计是让本地的苦役犯修建的，弄不好有苦役犯因此丢了性命。

三声长鸣后，“达农号”停靠在了皇家岛港口。港口码头是用水泥砌的，有三米来高。港口附近设有一些机构，牌子上写着“警务处”“船管处”“港务处”等。

岛上放风的犯人观察着我们，我们也观察着他们。我发现这里犯人穿的囚衣和别处的不一样，不是一道一道的，而是各式各样的，让我怀疑那真的是囚衣吗。后来机灵鬼告诉我，岛上的犯人可以不穿囚服，他们找裁缝定做衣服，就地取材，用面口袋的布做，穿起来结实又舒服。

靠岸了，船上负责押送的两个头头先下了船，然后我们在持枪看守的“关照”下依次上了岸。他们给我们去了脚镣，但手铐不去。我们被要求在挂着“港务处”牌子的房子前排成一队。本地出来放风的流刑犯趁押送我们的看守在办理交接手续，就和我们亲切地打着招呼。后来我知道这些岛上的流刑犯负责给看守们卖苦力、当船工。

这时候从港务处走出来一个人，是萨巴尔，我入狱前在巴黎就认识这家伙。他当着看守的面毫不忌讳地和我说：“蝴蝶，早知道你进来了，哈哈。放心！狱里什么都不缺。你判了几年？”

“两年。”

“那还行，两年很快的。这儿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堪，不用紧张。”

“谢谢。对了，你有路易·德加的消息吗？”

“哦，他现在是这里的会计。”

这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个熟人，加尔加尼。天啊，怎么这么巧！他激动地朝我跑来，看守拦住了他，他不满地说：“你拦什么？我拥抱一下我兄弟怎么了？”看守默许了，我和他就来了一个热烈拥抱。

“好久不见，兄弟。对了，你现在在干什么？”我问。

“他们安排我做这里的邮递员。哈哈，我在这儿过得挺舒服的。”

押送我们的看守在港口办理完交接手续后就卸掉了我们的手铐，然后押送着我们向山顶的营地进发。等到了营地，岛上的司令已经在六个持枪看守的陪同下等候多时了。营地看守例行核实犯人人数，核实无误后押送我们的看守就离开了。

“会计去哪儿了？”司令问身边的看守。

“他来了。”

我看到德加从山下走来。他身穿一身白色衣服，上衣是那种带扣子的，应该是机灵鬼说的定制的衣服。他胳膊下还夹着很厚的记录本，向司令汇报后就开始给我们点名，我们依次出列。

“徒刑犯×××”

“到！”

“你原编号是×号，现改为×号。”

轮到我了，我主动出列。德加一看是我，竟然忘记了点名，一把抱住了我。

司令走过来问：“他就是蝴蝶？”

德加说：“是的，司令。”

司令看向我说：“我听说过你的故事，未来的两年请不要生事。”

[1] Belote，一种源自荷兰的纸牌游戏。

2.无声的岁月

押送我们的小船来了。船很小，一次只能上十个人。第一批点到名的人里有我，德加却拦住了我，对看守说：“请让他上最后一船，我有话和他说。”

德加和我叙起了旧，这时我才知道他对我这一年来的事了如指掌，他说当初在圣洛朗的那些同伴有的也上了岛。趁看守走远，他对我说：“下次你一定能成功！”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他最后和我说：“我现在是岛上的总会计师，和司令关系很好。放心，我会给你送香烟和零食的。”

轮到我上船了，我对他说：“感谢你和我说这些，再见。”

我上了船，20分钟后就到了圣约瑟岛。我发现整个码头上居然只有三个持枪的看守，三个人要负责监督六个划船的苦役犯苦力和新到的十个犯人，看来这里的警戒水平没有我想象的高。后来我知道在圣约瑟岛上居然有两个司令，一个是本岛的苦役犯监狱司令，一个是惩戒监狱司令。在三个持枪看守的押解下，我们向着山顶的惩戒监狱进发。

惩戒监狱到了，因为我们看到了钉在铁门上写着“惩戒监狱”大字的巨大牌子。到了这里我们才明白这座破败的巨大建筑散发出的威严感。法国被誉为全世界的自由之母，是人权和公民权的发祥地，可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家，竟然在法属圭亚那这个大西洋小岛上建设如此压迫人性的设施，想想真是讽刺。我们被带进监狱旁边的挂着“狱部”牌子的建筑内，分三批陆续到的26名囚犯排成了两行，开始听监狱司令训话：“囚犯们，这里是为了你们这些已经判了苦役又犯了新罪行的惯犯们准备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准备改造你们，我知道那是徒劳！这里是为了制伏你们而存在的地方。这里的规定是：闭上嘴！要时刻保持绝对的沉默！如果有任何人违反规定，严惩！还有，这里不许装病，一旦发现有人装病，我保证有他好看！哦，对了，这里还严禁吸烟！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我明白，如果想活着从这里出去，就必须遵守这些没人性的规定。

说完后，他对看守说：“注意，沙里叶、克鲁西奥和马特雷，这三个人不要关在一栋楼里。”

看来我的事迹在这里尽人皆知。

看守果然执行了司令的命令，我被关进了A栋234室，克鲁西奥被关进了B栋，马特雷在C栋。我们用目光互相道了别。

我进了A栋234室，开始观察牢房的结构。这牢房的结构真的很特殊，我从来没见过房顶是半开放式的牢房。三米高的砖墙上方是纵横交错的铁架子，高处的屋顶距离地板有七米高。在铁架子上，屋顶下，居然有一条用铁板架设的天桥，那是看守们的巡查道。两个看守在天桥上巡逻，他们到中心的位置相遇，相遇后再各自返回。白天会有明亮的阳光照射到天桥上，不过下面的牢房里还是暗无天日。至于牢房里面倒是平常得很，左右都是厚实的砖墙，后方的墙上有个用铁栅栏封着的小窗口，前方是结实的铁门。室内有木板、枕头、毯子、扫帚、水缸、木勺、便桶。因为这里绝对禁声，他们为我们准备了棉便鞋。

我在心里发誓道：“我一定要在未来的两年里健康地活下去，我绝对不会变成疯子！”

一、二、三、四、五，向后转；一、二、三、四、五，向后转……我又开始了狱中散步。突然，房顶的灯亮了，天桥也被照亮了，因为天黑了。我在心里默默记下了亮灯的大概时间。不过由于我所在的牢房正上方铁架子太密了，我这里是一片黑影。

我继续散步。不过不知为何在这压抑的光线下我心里不再一片澄净，一些消极的情绪在不受控制地往上涌，我只好在心里默念：“这是陪审团送我的奶酪，这是陪审团送我的奶酪……”

天桥上传来一声哨响，紧接着是一个看守的声音：“新来的注意，新来的注意，从现在起，如果你们想睡，可以放下木板睡觉。”

我只记住了这半句——“如果你们想睡”，我不想睡，所以我可以继续散步。

一、二、三、四、五，向后转；一、二、三、四、五，向后转……我就像是钟表的钟摆，来来回回，不知疲倦。渐渐地，我的肌肉记忆完全掌握了这个空间，不用睁眼，什么时候左转，什么时候右转，我了然于心。

不知过了多久我停了下来。我睁眼看到的第一个画面，是天桥上看守的影子投射到我面前的墙上，产生了光怪陆离的光影效果。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感觉天桥上的看守就像猎人一样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而我就是他捕获的被关在笼子里的猎物。我渐渐体会到了，“吃人岛”的确名不虚传。

今年365天，如果明年不是闰年，两年就是730天。想到这儿我居然笑了。哈哈哈，730天和731天有什么区别吗？要说有的话也有，多了24小时。在这里的每一小时都是漫长的。对了，如果是730天的话，究竟是多少小时？我应该能心算出来吧？试试吧。100天就是2400小时，然后乘以7，就是16800小时。还得加上30个24小时，也就是720小时，那加在一起一共就是17520小时！天啊，我要在这关野兽的笼子里被关上17520小时！要不我干脆再算算要在这里关多少分钟吧？不过好像没什么意义……对了，我右面是谁？左面又是谁来着？他们也会琢磨被关在234的是谁吧？

我无法停止思维的狂奔，在这万籁俱寂的空间里我必须想些什么。

“啪”，响了一声。发生了什么？好像是邻居从上面扔进来了个什么东西。光线昏暗，看不清，隐约看到了轮廓，是个又细又长的东西。我走过去想捡起来看个究竟，那东西居然动了，朝着墙爬去。我被吓得摔了个跟头，原来是只千足虫，足有20厘米长、一个半指头宽。那东西往墙上爬，爬了有半米就栽了下来，墙很滑，那东西没抓头儿，爬不上去。我就让它爬了三次，第四次掉下来时，我一脚结果了它的性命。看着踩出内脏的虫子，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

后来我才知道千足虫是这里的常客，它们经常从房顶上掉下来，有时候能砸到脑袋。其实观察这些虫子也是一种消遣，可以慢慢地肢解它们，欣赏它们缓慢死亡的过程。渐渐地我习惯了它们的存在，不去踩，不去抓，甚至习惯了它们在身上爬来爬去。有时候我甚至渴望被这东西蜇一下，那样会不会生病呢？能让我发烧吗？最好能发烧12小时，这样我就有理由住院了。

一、二、三、四、五，向后转；一、二、三、四、五，向后转……

这里死一般安静，甚至没有人打呼噜，没有人咳嗽。“啪”，又有一只千足虫掉了下来。看来我这辈子和虫子有缘。记得在圣玛尔塔的地下室死牢里就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尤其是涨潮的时候，虫子们就在墙上爬来爬去。记得那里的千足虫没有这么大的块头啊，它们是同类吗？

好怀念圣玛尔塔的地下室死牢啊，那里虽然经常涨潮落潮，但是可以聊天、吹牛、抽烟……。我发现我的头脑变得好奇怪，我为什么要怀念那里？我疯了吗？那里经常死人啊，在那里的人活不过六个月的，而这里活个七八年都不成问题。可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这样连死了都不如，对，不如。这里有人自杀吗？如果我想自杀的话，应该可以做到吧？让我想想，对，我可以上吊，把裤子拧成绳子，搭在上面的铁架子上。不过铁架子好高啊，哦，我有凳子，登上去跳一下应该能自杀吧。唯一的难点是，天桥上的看守可能会看到。看守看到，赶过来，开门，把我救下，这段时间够自杀的吗？不容易啊。

我无休无止地散步。是的，我在散步，放轻松，用平常心对待这个静谧到让人害怕的空间。哎呀，说好的平常心呢？我怎么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呢？哎，现在浮现眼前的是哪一段呢？哦，我在沙滩上呢，阳光真好，微风不燥，脚在沙子上摩擦的感觉好舒服啊。我的拉丽又在采珠了，她每次从水里冒上来都能带上几个珠母，一会儿小船上就堆满了珠母。佐莱玛走过来了，她手里捧着一条烤鱼，是用香蕉叶包着的，我一块一块地用手撕着吃，这鱼肉好香啊，我问她吃不吃，她摇摇头，盘着腿看着我吃，吃完了，我用海水洗洗手，用又暖又咸的海水漱口。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呢，一定睡了很久，太阳都快落山了。拉丽已经回去了，佐莱玛还陪着我呢。在海风的吹拂中，我与她相拥，她柔情地哼着……

再睁开眼的时候，半开放式的房顶上已经射下了阳光，天亮了。刺耳的哨声响了，这是“该起床了”的意思。我把木板靠了墙，听到了右面的犯人在咳嗽，然后听到了流水的声音。对了，这里怎么洗脸？

“看守先生，请问这里怎么洗脸？”我问一个正好路过的看守。

“你是新来的吧？好吧，这次我原谅你。记住这里的规矩，不能和看守说话。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的。如果下次你再说话，会受到重罚的。水壶里有洗漱用的水，一天就这么多，省着点用。”

不能和看守说话？那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不能喊救命吗？天啊！这是什么泯灭人性的规矩！建这种监狱肯定不是精神科大夫的主意，医者不会堕落至此，应该是某些对犯人怀着偏激仇恨的心理学家出的恶毒主意；把我们逼疯就是他们的目的。

“咔”，铁门上的小窗口被看守打开了。等看守离开后我赶紧把头伸出窗外，想看看窗外走廊的景象。我看到左边和右边的窗口都伸出了脑袋，看来对外面好奇的不止我一个。右边的脑袋目光呆滞地看了我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左边的脑袋与我对视后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发现走廊里没有看守，赶紧小声问我：“嘿，几年的？”

“两年。”

“我四年，已经一年了。叫什么？”

“蝴蝶。”

“我是乔治，他们都叫我‘奥弗涅小子’。你是在哪儿被抓的呢？”

“巴黎，你呢？”

送早饭的看守进走廊了，我们马上停止对话。我把缸子递出去，看守给我舀咖啡，然后递给我一个面包团。监狱里的全部囚犯在一刻钟内都分到了食物，然后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这里一天有三顿饭，我摸出了规律，早上永远是咖啡和干面包团，中午是菜汤和面包，晚上在过去的几天里有扁豆、红豆、豌豆、绿豆、土豆、红薯……比较丰富多彩。他们每两周给我们理一次发，理发时也不能出去，我们得把头从铁门上的小窗口伸出去；哦，对了，理发师也是犯人。这些都是我之后总结出的经验，接下来请允许我继续按照时间顺序来讲。

到这儿的第三天我想起了在皇家岛的时候朋友说过要给我送烟和零食来着，到现在为止我还什么都没收到呢？他们会用什么手段给我送呢？看守这么严，没收到东西才是正常的吧。那个司令都说了，在这里抽烟是非常危险的。零食么，最好还是有些，因为这里的饭太清淡了。午饭的汤就是开水撒盐，上面漂几片菜叶子。在这里营养不良是极度危险的，身体的虚弱会让坚持下去的斗志大打折扣的。

我听见铁门外有人在走廊扫地，不过在我门前扫的时间格外长。我正觉得奇怪呢，就见一个纸片和一根铅笔芯从门缝推了进来。我立刻明白了，赶紧悄悄捡起来读：明天起，每日便桶里会有五根烟、一个椰子。吸烟时务必留意看守。需要的东西写在纸上，扫地的朋友扫到你门前时会刮门，听到他刮门，你就递出纸条，他不刮你千万不可递出纸条。平时可将纸条放入耳朵，铅芯藏在门后。加油！拥抱！

看到加尔加尼和德加的落款，我哽咽了。我亲爱的朋友啊，你们的行为是多么危险，如果发现肯定会丢掉会计和收发员的活计，甚至会和我一样被关进这活棺材。你们为了从皇家岛把物资送到这里，前前后后需要买通多少人啊！你们是如此重情义！有你们相伴，我必定能渡过难关，活着走出这让人窒息的活棺材！我发誓，我绝对不能萎靡不振，否则怎么对得起这些友人的关照？我要锻炼身体了，对，得走起来。一、二、三、四、五，向后转……

那之后每一天的便桶中果然有一个油汪汪的风干椰子和五根烟。椰子中含有多种珍贵的维生素，每天一个，身体健康就有了保障，至少不会营养不良。为了不被看守发现，我专挑午饭前一个小时和晚饭前两小时这两个时间段吸烟，因为这两个时间段看守很少从走廊经过。至于天桥上的看守，离得远，闻不到烟味，我只要背过身去他们就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把烟深深吞下，尽可能把烟长时间地憋在肺叶中，然后一点点吐出。两个月了，这样的物资输送从来没有停过。

不过有一天发生了件怪事。天桥上的看守扶着栏杆俯视着我抽烟，然后成心把烟头抛到我的牢房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想告诉我他早就发现我在抽烟而故意不说吗？还是对我表示同情，想让我抽一口？不得而知。这件事导致我后来好几天都没敢抽烟。那个看守之后也没再做出过类似的举动。

一、二、三、四、五，向后转；一、二、三、四、五，向后转……我无休止地散步，这对我有好处。第一，我要保证身体的绝对健康，所以每天的锻炼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我习惯了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回忆。被关了有两个多月了，我在漫步中回顾了我这一生中各段经历的各种细节，我必须回忆到疲倦：

我快乐的童年，我在巴黎的自由时光，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情爱之夜……我仿佛在时空中旅行，那些我一生中值得玩味的精彩时刻依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比我真正经历时更加真切。

我又坐在了母亲身边，还是个少年的我把玩着她的长裙，抚摸着她顺滑的长发，她慈爱地看着我说：“我的小昂利，我的小宝贝，你要快快长大。”我们手拉手，谈笑着、嬉戏着，我们在院子里玩了捉迷藏。对，就是这里，这是承载了我美好童年回忆的院子……

哈哈哈，我大笑了起来，对，我要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放声大笑！不论是那个陷害我的检察官，还是那些野蛮的警察，还是陷害我的面目可憎的波兰佬，还是那12个愚蠢又可怜的陪审官，没有人，绝对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畅游！

时间无比缓慢地运转着，终于，一年了。

我感觉我感冒了，我招手叫来了看守。我尽量显得无比虚弱地向看守诉说着病情。这是我这一年来第三次和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他们把铁门上的小窗口打开，医生从窗口探进了一个头。

“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

那一瞬间我真的被气乐了。这是看病吗？简直开玩笑。然而在这里这就是看病。

医生说：“把手臂伸给我。”他要检查我的血压和脉搏。

“谢谢您，但是不用太费心了，没意义的。”我把手臂伸了过去。这样敷衍的检查没有用处，所以我要他明白我的态度。

“随便你！”他甩下一句话起身离开了。

他幸亏走了，要不然我会生气。

一、二、三、四、五，向后转；一、二、三、四、五，向后转……我是带着情绪走的，所以步子略显生硬。我生气得想跺脚，尽管我脚下只有水泥地，也抑制不住我想跺脚的冲动。我想跺刚才的医生，跺所有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的人！我跺法国人的无情，他们的政府每年都将他们认定的那些“罪大恶极”的人送到与世隔绝的地方接受苦难，而他们竟然觉得理所当然！我跺那些小报记者，他们为了博眼球，不惜将罪恶的标签贴在无辜者的身上！我跺法国的司法制度，他们举着人权和公民权的口号光明正大地行泯灭人性之事！我想跺脚、跺脚、跺脚！发生了刚才的事情后我不能像平时那样走路了，我在牢房里暴走了一小时，疲劳感才最终让我停了下来。

还有10天，两年的刑期就过去一半了。哈哈，是不是该庆祝一下，可我拿什么庆祝呢？想不出来。我感到我的身体非常健康，除了几天前的一次重感冒外从没有出现过不适。我的精神状态很好，没有疯掉。现在的我可以肯定，一年后我绝对绝对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这里！

“吊死了一阵子了，你就一直没发现？”谈话的声音从隔壁传来。

“长官，他的位置在天桥的死角，没人发现。”

什么，我左面的邻居死了，自杀的？

五个了，这是一年内我周围死的第五个。

一周年了。这天我在便桶里发现了一盒奶粉，哈哈，看来朋友们也在为我算着日子。今天是胜利日，是我战胜逆境的胜利日！为了庆祝胜利，我决定今天不在精神世界中畅游，我要让我的精神在监狱中过一天。如果一切顺利，明天我就可以越狱了！想到这里我就抑制不住地兴奋。

下午，扫地的犯人塞进来一封信，上面写着：“加油！还剩一年。大家都知道你很健康，我们也平安无事。拥抱！如果方便就写几句，交给送信的人。”

我赶快在纸条上回信：“我很好，愿在你们帮助下，一年后依然如此。有克鲁西奥、马特雷的消息吗？”扫地的朋友刮了下门，我把纸条塞了出去。

整个一周年纪念日我都在构想未来。一年后我会被分配到哪个岛上呢？皇家岛？还是这个岛的外面？还有一年呢，现在开始计划越狱是不是有点早？我要鼓足干劲，向着接下来的365天进攻！

之后的八个月挺顺利的，但第九个月出了个意外。上午，送东西的给我倒完便桶，把椰子和烟刚放进去，就被看守抓了个正着。后果很严重，以至于在之后的几分钟里，监狱方连他们自己定下的保持绝对安静的规矩都不遵守了，送东西的狱友被往死里殴打，他发出的惨叫声响彻监狱。

一个看守拉开铁门上的窗，黑着脸对我说：“一会儿有你好看！”

“随便，你这蠢货！”

他们折磨为我送东西的狱友，这让我非常气愤。

这事大概发生在早上7点，我等着厄运的降临。等到快中午了，一队看守陪着监狱副司令才来找我。他们打开了铁门。这铁门已经有20个月没有打开了，我一直期盼着它能被打开，可没想到是以这种形式。我已经做好了打算，拿起了金属缸子，如果他们敢像教训刚才的狱友一样教训我，我绝对要还手，还要争取快点被他们打昏，这样能少受些罪。

“出来！”一个看守喊道。

“我才不出来！我出来你们会围着打我！我就在这里面！谁敢进来打我我就打他！”

“不会打你。”

“哼！你们谁能保证？”

“我是副司令，我来保证。”

“你说话算话？”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不会打你。”

我把缸子握在手里。

“拿着也可以，不过你用不上。”

“好，我信你。”我放下缸子走了出去。

我跟着他们走着，穿过走廊，进了院子。外面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被他们带到了狱部，就是来的时候司令训话的房子，里面有十几个看守，地上有血迹，还躺着一个呻吟的人，应该是那个每天都给我送物资的狱友。看来他们刚才一直在折磨这个可怜的人。

“沙里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到吃的和烟的？”站在正前方的司令问我。

“他应该已经说了。”我指了指地上躺着的人。

“可我是在问你。”

“抱歉，我健忘，昨天的事今天就记不清了。”

“你敢耍我？”

“我没耍您，我的健忘症没写进档案吗？奇怪了。这是几年前我挨了一闷棍落下的病。”

“查一下他的档案。”他吩咐周围的看守，然后看向我，“你叫昂利·沙里叶，这你不会也忘了吧？”

“这个不会忘。”为了把他弄糊涂，我故意说，“我叫昂利·沙里叶，生于1906年，出生地是阿尔代什省，我是在巴黎赛纳法院被判的终身苦役。”

“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干面团和咖啡。”

“昨晚呢？”

“忘了。”

“你记得我吗？”

“不记得了。”

“那你知道还要关多久吗？”

“我是终身苦役犯，当然是一辈子了。”

“我说的是你的惩罚监禁。”

“惩罚监禁？那是什么？”

“因为你越狱才判的两年监禁，你不记得了？”

“越狱？我越狱过？天啊！我可是个老实人，我怎么可能越狱！”

这时看守回来复命：“司令，皇家岛档案中心说他没有健忘症。”

“哈哈哈，我看你适合当喜剧演员。来来来，让我看看你的头。噢！这个疤还挺深的，挨了这下之后就没记性了？”

“我……我确实记得那次挨打的事。”

“够了！说！什么人、什么时候开始给你送东西的？！”

我决定死扛到底，道：“可能是从今早开始的，也可能送了好几年了，我不知道。都说了我有健忘症，我无法回答，你们看着办吧！”

“好吧，看来你吃得太好了。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取消你的晚饭，直到刑满为止。”

当天晚上果然没有我的晚饭。第二天我居然再次收到了纸条，这让我担心起顶风作案的朋友们了。纸条上写着：“放心，扫地的狱友没招认。他是自愿的，他说他在法国时认识你的。坚持住！”

从此以后椰子、烟和朋友的消息全断了。另外，晚饭真的取消了。

我需要重新制订策略了。现在一天只有两顿饭，我是不是要停止每天的例行散步？应该尽量躺着，可静止不动怎么保证身体健康呢？按现在的食物供给，多久会贫血呢？之前的底子好，可能能撑两个月。现在已经是第二年的第九个月了，应该能撑住吧？我决定取消晚上的例行散步，只在早饭后和午饭后走两小时，其他时间坐着静养。

取消晚饭一周了。我总感到饥饿，四肢无力。由于取消了夜间散步，我在哨响后就睡觉。

入梦后是美好的，因为梦境能带我去很多地方。比如，昨晚我就回到了巴黎，在经常光顾的酒馆和朋友开怀畅饮。啊，啤酒的滋味是那么鲜美。是的，昨晚我整晚都“在”巴黎，昔日所有的友人依次登场，他们就在我的身边，大家“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夜晚。

最后一个月了。没有零食供给，没有晚饭，尽管我相应地取消了夜间散步，但还是会感到明显的虚弱感。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过去的20个月里每天都能得到椰子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原来这对维持我的健康起到了这么重要的作用。

有一天早上我很烦躁，喝完咖啡就把干面团吃了；在平时我总是等分成四份儿，早上、下午、晚上、夜里各吃一份儿。

“瞧你病歪歪的样子，看着就让人不爽！”我在心里咒骂着自己。“可是我饿啊，浑身没力气。”我自己解释给自己。哈哈哈，我怎么能消沉呢，明明已经是最后了，我是最终的胜利者，这所谓的“吃人岛”已经败给了我！是的，还有30天，最后30天，也就是720小时，到时候这扇该死的破门就会打开，那白痴看守就会对我说：“徒刑犯昂利·沙里叶，你的监禁结束了。”到时候我该说什么呢？我应该说“我总算把两年熬完了”？不，不能这样，我对那浑蛋司令说过我有健忘症，所以我应该说：“什么，我的苦役服完了？可以回巴黎了吗？”对，到时候我就这么说。我就是要戏弄他到底，让他明白让人挨饿是不人道的。不过那个浑蛋司令应该不会当回事儿，他是个泯灭了人性的魔鬼，已经无药可救了，上帝也不能让他感到愧疚。对一辈子干尽了坏事的人还指望他能幡然悔悟吗？从这里出去后，不论我被分配到哪个岛，也不能和这些人为伍。我宁肯做一名苦役犯，也不愿意成为那个浑蛋司令一样的禽兽。

倒计时第20天，我已经虚弱到无法散步了。

奇怪，怎么每天早上的面团越来越小了呢？是我的错觉吗？该不会是那个浑蛋司令暗示送饭的这么干的吧？中午的汤也越来越清淡了，好像只是一碗热水。我已经虚弱得没法进入精神世界漫游了，有时我刚刚开始漫游，饥饿感就把我拉回到现实世界。一旦身体开始衰弱，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我会不会快生病了呢？

有人刮门？我没有听错吧？一张纸条从门缝塞了进来，看来不是幻听。我打开纸条，是德加和加尔加尼写的：“最后的19天，坚持！加油！另外，你无恙吧？”我赶紧从门缝中取出铅笔芯回信：“能坚持，祝好。”我用老办法把纸条塞出了门缝。

没有椰子，没有烟，只有一封来信，寥寥数语的问候有时比物质上的补给更能振奋我的精神。这真挚的情谊就是一针强心剂，击破了我所有的消沉。他们说得对，19天了，只剩19天我就能赢得这场与死亡和空虚斗争的最终胜利，尽管我也即将筋疲力尽。

为了节省宝贵的体力，我已经取消了所有的散步，天黑了我就躺下，一躺12小时；白天不让躺我就坐着，一坐12小时，坐累了就站起来活动下筋骨，然后继续坐着。

最后10天了。

我正在精神世界里的特立尼达悠闲地散步，一个粗鲁的、无情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听声音是从我后面的牢房里传来的。

“你这浑蛋！干吗进我的牢房？”说话的应该是一个囚犯。

“闭嘴！信不信我教训你？！”

“哈哈哈！让我笑会儿吧。你居然要教训我？世界上还有什么‘教训’比让大活人不说话难受？要教训我是吧？好啊，来啊，我今天就要说话了！就要说话了！憋了老子三年了，早就想说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我也真窝囊，熬了36个月才敢不怕被你们打！”

我听到了铁门打开的声音，然后是钝器打在肉体上的声音，然后是看守的声音：“狠狠打！”

那犯人丝毫不服软，大声喊道：“打得好！打得好！打死我吧！打死我也阻挡不了我说话的自由！你们这群狗娘养的，你们这群蠢猪！呜……”

应该是看守把他的嘴堵上了，然后是关铁门的声音。行刑完的看守们路过了我的牢房前，我听到了他们之间在谈话。

“他可能疯了，咱们得报告司令。”其中一个看守对同伴说。

“疯了吗？可他说的话都正常得很。”我被我自己吓到了，我居然下意识地接了看守的话。

看守们的脚步声在我的牢房门前停下了，一个冰冷的声音从门缝传来：“他疯了，那么你呢，想学他？”

我不说话了，看守们也没有和我纠缠。

10天，还要忍受10天，也就是240小时。

不做任何活动的策略经过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我感到我稍微有些力气了。离刑满释放还有最后240小时，现在的我身体虽然羸弱不堪，但大脑非常健康，而且我确定我绝对没有发疯，出去后只要恢复了体力就可以开始筹备越狱。

之前在后面牢房里闹事的犯人估计活不久了，他可能会“病死”，只因为他选择了抗争。那些禽兽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弄死他，可能会让他死于慢性营养不良，可能会把他殴打致死，总之，最后会“病死”。面对陌生人注定悲惨的结局，我有心无力。无力吗？是的，我无力，但因为无力就可以毫不作为吗？我会不会也像那些被我嗤之以鼻的家伙一样自私？

为了节约脑力，我果断地结束了自己对自己的拷问。

好在这无声的岁月即将结束，我希望六个月后，等我在体力、精神、物资都准备充分后再进行一次越狱。我在这里的上一次越狱大家只是口头传诵，这一次，我要把我的事迹刻在苦役场高耸的石墙之上！

最后一夜了。我在234室已经度过17508小时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面前的铁门只开过一次，还是那次接收物资失败时的事。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只和人说过五次话：第一次是来这儿头一天，我问看守怎么洗漱；第二次是有一次我趁看守不在和隔壁探头的狱友聊天；第三次是那次生病时和医生的简单对话；第四次是接收物资失败后对司令的戏弄，那也是最长、最过瘾的一次；最后一次是九天前听到有狱友因为说话被打后忍不住接了看守的话茬。五次，绝不夸张！两年，五次说话，天啊！

我平静地躺着，心想：明天，这扇铁门就要打开了！明天，我就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阳光了！明天，我就自由了！刚这么想我就自己笑话起自己来。自由？哈哈哈，做梦！做我的春秋大梦！从明天开始我的无期苦役才正式开始，我居然管这叫自由？！

清晨6点了，他们又给我送来了干面团和咖啡，这真是这里亘古不变的早餐。我很想大声嚷嚷：“嘿，你们搞错了，今天是我出狱的日子！”我一想，对了，我还有“健忘症”呢，不能穿帮了。无论如何，按照法国法律，今天，公元1936年6月26日，我将从圣约瑟惩戒监狱出狱。

大概8点，随着厚重的金属摩擦声，我面前的铁门终于被打开了。

“沙里叶，徒刑结束了，跟我走！”一个看守说道。

我走出来了。是的，我走出来了！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我视这一刻为我此生中浓墨重彩的一刻，尽管当时没有任何仪式感。

我走进了院子，我已经不适应刺眼的阳光了，只好眯起了眼。我感到我的双腿在发抖，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症状。我被带进了狱部，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是马特雷和克鲁西奥。天啊，马特雷就像个活着的骷髅，眼窝深深地凹了下去了，而克鲁西奥面色发黑，虚弱地躺在担架上，就像个死人一样。看着他们可怜的样子，我怀疑我此刻是不是也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待会儿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你们怎么样？”我对他们说。

见他们都不回答，我又重复道：“怎么样？”

“好……”马特雷有气无力地说。

“嘿！关押结束了，可以讲话了。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亲吻克鲁西奥的脸。他看着我笑了，缓缓道：“兄弟，永别了。”

“别这样！”

“我已经活不成了。”

这时司令过来了，对我们道：“三位，从今天起你们的刑期结束了。我会在克鲁西奥和马特雷的出狱证明上写‘表现良好’。至于你，沙里叶，你犯了严重错误，所以我会写‘表现恶劣’！”

“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早就决定好了，要戏弄他到底。

“烟和椰子的事！”

“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好啊，那你说说你这四个月伙食怎么样？”

“我来了后就没变化啊？”

“真怪了！那你昨晚吃了吗？”

“想不起来了。是豆角还是米饭？”

“真是个可怜人。好吧，既然上帝已经惩罚你了，我就不和你计较了。我会删掉‘表现恶劣’。”

“好的。毕竟我没犯过什么错。”

惩戒监狱的厚重铁门缓缓为我们打开，在看守的押解下，我们三个虚弱不堪的人沿着通向集中营的山路走下去。从现在的角度已经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了，海面波光粼粼，浪花飞溅，对面的皇家岛上暗绿色的椰子树在随风摆动，红色顶瓦的小房子点缀其中。

看着此番美景，我请求看守允许我们休息一会儿，他同意了。我们席地而坐，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看着眼前美丽的世界。

“差不多了，该走了。”看守催促着。

我们继续向集中营走去。后面两个苦役犯抬着克鲁西奥。

3.狱岛上的生活

进了集中营的院子，里面的苦役犯夹道欢迎着我们。我在人群中找到了疯子皮埃罗，这个老熟人我在巴黎时就认识，只是听说他被关进了这里，今天终于碰见了。

看守看我们太虚弱，就安排我们接受治疗。我们被二十多个苦役犯簇拥着进了集中营院子里的医务所。不到几分钟我们就收到了大家送来的各种礼物，有烟叶、火柴、巧克力、奶粉等。医生给克鲁西奥打了一针肾上腺素，同一间病房的一个在接受治疗的黑人对医生说：“可以的话把我的维生素给他吧，我看他比我更需要。”

克鲁西奥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一个苦役犯问我：“要钱吗？就要去皇家岛了，我可以动员大家募捐。”

“不用了，我有钱。对了，我要去皇家岛吗？你怎么知道的。”

“会计说的。”

岛上医务所的护士也是个犯人，他叫艾萨力，据他说他之前是强盗，经常在科西嘉犯案。

如果消息没错，我们休养好后就要去皇家岛了。克鲁西奥一直不睁眼，我把手放在他脑门上检查他的体温。他睁开没有神采的眼睛小声说：“蝴蝶，咱们是朋友。”

“不，咱们是兄弟。”我回答。

该去皇家岛了。两个持枪看守左右押解着我们，克鲁西奥依旧躺在担架上，被两个苦役犯狱友抬着。要出集中营院子大门的时候，所有的苦役犯都来为我们送行，我们向他们道谢。大家送给我们的礼物装了两个大布袋，我和马特雷各背着一个。护士费尔南德陪我们一直走到码头，临别时他给我们每人一张单子，让我们交给皇家岛医院，我知道这单子可以让我们住院。接我们的船进港了，上面有两个持枪的看守和六个划船的苦役犯，其中一个划船的是萨巴尔。

萨巴尔边划边对我说：“蝴蝶，听说你一直能得到椰子？”

“之前是，不过后四个月没有了。”

“哦，那个事我知道。那个人我认识，他到死也没揭发任何人。”

“什么？他怎么样了？”

“唉……死了。”

“怎么可能？”

“他的肝脏被踢破了。我也是听护士说的。”

皇家岛到了，我们从码头下了船。已经是下午了，可阳光还是很毒辣。负责押送的两个看守喊来两个苦役犯抬克鲁西奥，我和马特雷就跟着他们走。我们的身体还很虚弱，走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幸亏两个抬担架的苦役犯不时停下来喘口气，我们也能跟着休息一会儿。休息时我坐在了克鲁西奥的担架旁，他睁开眼向我笑。

“嘿，还好吗？”我问。

“好。”他缓缓地说道。

马特雷也坐了过来。

“是你啊，小伙子。”克鲁西奥虚弱地说。

能看得出，他感到很踏实。

这时前面走来一群要去干苦活儿的苦役犯，他们大多是和我同期的犯人，其中一些人我能叫出名字。他们从我们身边路过时，都向我们说着慰问的话。

我们终于走到了苦役犯集中营大院。眼前是一栋白色的楼房，这楼房就是拯救岛三岛司令部，外号“椰子干儿”的巴罗司令和其他几个副官从房子里出来了。

司令看到我们的样子，幸灾乐祸地说：“看来你们在惩戒监狱过得不错么。”他的目光转向克鲁西奥，问：“他是谁？”

“报告司令，他是克鲁西奥。”负责押解的看守回答。

我们把费尔南德给我们开的单子递给了司令。司令看看单子，又看看我们的样子，对副官吩咐道：“先送医院吧，一个个病歪歪的也干不了活儿。出院后叫他们来见我。”

我们顺利地住了院，而且幸运地分到了同一间病房。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病房，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头，雪白的墙壁，还有雪白的窗帘；看惯了惩戒监狱里昏暗压抑的牢房后，连这单调的病房都能使我感到心旷神怡。

我遇到的头一个护士是沙塔尔，他马上让看守去叫医生，然后为克鲁西奥检查了身体。在等医生的间隙沙塔尔告诉我，耶苏，就是上次越狱时帮过我们的那个家伙被一个麻风病人杀了。我想，没准儿是某位帮助过我们的麻风病人吧。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居然是在惩戒监狱里为我看过病的医生——当然，如果那叫看病的话。

“年轻人，我是不是在监狱里为你看过病？”他看到我后问我说。

“哈！隔着窗口也能看病吗？”

“非常抱歉，这是狱部的规定，我无能为力。”

“好，我理解，我希望你只是给狱部帮忙，别告诉我你属于狱部。”

“这个问题咱们不要再谈了。我会争取让你们再住院的。”

我可以很负责地说，被关押在拯救岛三岛上的苦役犯的生活和大家想象的很不一样。这里的伙食很好，而且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酒、烟、咖啡、巧克力、糖、肉类、果树、鱼类、龙虾等副食品。这里很干净，大多数人讲卫生，人人都很健康。不过这里的绝大部分犯人是危险的，原因显而易见，如果被判了有期徒刑是不会让人绝望的，毕竟总有一天能出去，但是如果被判了无期苦役，这种绝望感有时会转化为过激情绪，所以我说他们都很危险。

这里的所有人，苦役犯、看守，甚至还有看守的家属都做买卖。看守的家属甚至可以雇佣苦役犯当用人，据说还有看守的老婆和苦役犯发生婚外情的逸事。在这里，大家把被看守雇佣的苦役犯叫“家庭伙计”。家庭伙计有的负责打理庭院，有的负责做饭，有的负责贴身侍奉看守，混得好的甚至有给看守头头当管家的。其他囚犯对家庭伙计并不敌视，但歧视还是免不了的，三岛上的各路苦役犯是绝对不会干这个的，他们不屑于给看守卖命，他们只为苦役场干活。耕田、清洁、放牧、修理、铺路、筑墙、屠宰、监狱厨师、船工、邮递、下水道作业……这些活儿才是大多数苦役犯干的；这里苦役犯的劳动时间是从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

还有就是，这里的犯人和看守生活在一起，关系比较融洽。拯救岛三岛与其说是苦役场，更像是寻常的村庄。可能法国当局就是要用这样松散的管理方式来降低苦役犯们的绝望感吧。

周日，德加和加尔加尼陪我在病房度过了一整天。午餐我们吃了鱼肉、鸡蛋、土豆、奶酪，还喝了咖啡和白酒。他们要我好好给他们讲讲我们逃跑的经历，我给他们讲了一天，他们听得如痴如醉。之后聊到了越狱的事。德加说他不想逃了，法国五年一次的特赦就要到了，他是轻犯，有机会被特赦。加尔加尼说他的一个科西嘉议员朋友在为他上下走动，有希望给他减刑。该我表态了，我知道他们对越狱没有兴趣，但我还是问了他们越狱的建议。加尔加尼说在菜园里可以避开看守悄悄准备木筏，而德加索性建议我留下来服刑，他说他现在的职务是皇家岛总会计师，可以帮我争取岛上所有的职务，还可以把岛上赌场的份子钱分我一份，保证我可以在这里活得很好。说实话他的建议我根本就没动心，不过明面上不好驳他面子，只好说我要考虑考虑。

太阳要落山了，德加看了一眼手腕上精致的手表，说：“5点了，我该回营了。”临走德加塞给我500法郎，让我去打牌散散心，加尔加尼送了我一把有漂亮花纹的匕首，还告诉我他在他的营房里给我留了床位。

我们住院已经三天了。我一直照顾着克鲁西奥，都没注意到这病房楼里还住着六十多个病号。克鲁西奥的病挺严重，医生建议隔离治疗，我和几个护士一起把他送到了隔离病房。

待克鲁西奥的情况稳定些了，我就决定去楼道里散散步。我看到楼道里有四个人在打牌，就走过去问：“能加我一个吗？”

“好啊，不过我们玩儿的可是一轮100法郎的。”

“没问题。”我拿出200法郎。

“哦，我们玩儿的是英国牌，没有王八的那种，你会吧？”说话的这人我认识，是和我一期的苦役犯，叫迪朋。

“会。”

“好，你先抓牌。”

要跟上这些人打牌的速度挺难的，抓牌、出牌，他们的一系列动作让我眼花缭乱。我在这里发现了苦役场的一个特殊群体——赌徒，他们只为了赌博而生活，除了赌，他们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他们漫长的刑期；也许赌博能让他们忘记自己是在服刑吧。

我们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打了一夜牌，我大获全胜，一共赢了1300法郎。

我起身回病房，保罗一路小跑过来要我借他200法郎。这人是我同期的，彼此认识，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我赢钱了，他的钱输光了，想借200法郎回本。

“可以，给你300。赢了咱们对半儿分，输了就算了。”

他握住我的手，接过钱兴高采烈地走了。

克鲁西奥第二天上午病危了，沙塔尔把我们叫到了隔离室。监狱规定隔离室严禁非医护人员进入，沙塔尔让我们进来的行为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们感谢他，因为他的决定，克鲁西奥才能在我们的陪伴下离开人世。我们给他合上了眼睛，我和马特雷都哭得非常伤心。

沙塔尔告诉我，克鲁西奥去世前的一晚神智清醒地对他说：“别再治疗了，让我平静地死吧。我的朋友都在这儿，能死在朋友身边我很知足。”

岛上不设墓地，苦役犯的尸体一律抛进大海，当天下午，克鲁西奥的遗体被抛进了皇家岛与恶魔岛之间的海域。

克鲁西奥死了，我再也不想在病房住下去了，我托人转告德加让他给我办出院。马特雷又继续住了几天，之后在沙塔尔的推荐下做了护士助理。

出院后，我被看守押到了巴罗司令的办公室。

“你去集中营服刑前我想和你谈谈。我知道你在这里有个朋友，就是我的总会计路易·德加，他说法国本土关于你的判决书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认为你是无辜的。实事求是地说，我也不赞同本土的裁决。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司令阁下，能不能先让我看看我的档案里是怎么写的？之后我再回答您的问题。”

“可以。”他把一个本子递给我，上面大概是这样写的：昂利·沙里叶，出生于1906年11月16日……因犯蓄意谋杀罪被法国赛纳法院判处终身苦役……危险分子，须严加看管……

卡昂监狱评价：……此犯罪行严重。有策动暴动的重大嫌疑，需严加看管……

圣马丹-德-雷监狱评价：……此犯有越狱倾向……

马罗尼圣洛朗监狱评价：……策划并组织越狱……攻击三名看守……从哥伦比亚押回……判2年惩罚监禁。

圣约瑟监狱评价：表现良好。

“我们无权推翻本土的裁决，就算那裁决真有问题也一样。”我还本子的时候，司令说，他指了指本子，“还有，这就是我们对你不放心的原因。嘿，蝴蝶，能和我立个约定吗？”

“什么约定？”

“今天我就开门见山了。我知道你想越狱，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身手，可我还有五个月就要从这儿调走了，如果任职期间在我负责的辖区有人越狱，我会被取消一年的奖金，还会被降级。你看，够严重吧！保险起见，我应该把你关进死牢，我可以随便安排个罪名给你——相信我，我绝对有权力这么做，但我不想这么做。我想让你保证，在我调走前不越狱！”

“好，我保证，如果你从这里调走的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只要你还在岛上，我就绝对不逃。”

“放心，不到五个月我就会被调走。我相信你的保证。”

“那么，你也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

“这五个月我想找个好工作，最好是方便之后越狱的工作。”

“没问题，不过，这个事儿你知我知，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好的。”

后来我在司令的默许下让德加把我分在了全是“危险分子”的营房，那儿都是我的朋友。德加分给我的物品袋里有几条裤子和白上衣。完全是我的尺码，应该是他找裁缝定做的。

我在一名看守的押送下走向皇家岛苦役犯中心营。我们沿着苦役犯营地围墙几乎绕了大半圈。围墙是红砖砌的，有四米高，围成的形状我感觉是长方形的。终于到了正门，上面巨大的牌子上写着：“拯救岛三岛苦役犯监狱——皇家岛分狱”。大门居然是木质的，目测有六米高，两边各有一个岗亭，每个岗亭都站着四个看守。我发现这里的看守都不配长枪，一律在腰间别着手枪，可能是有突发情况这样更灵活吧。

我被带进了营地里最大的一栋楼里，里面有很多看守，一个像头头的看守说：“这个新到的可厉害了。”阿拉伯狱卒们正要例行搜身，头头喝道：“不用搜，带他进特等房。”我明白这肯定是司令交代的。头头看向我说：“你的朋友都等着你呢。我叫苏法尼。祝你好运！”

我道谢后跟带路的看守来到营地里的一个独立的院子，里面有三间房子，我跟着进了其中一间。房门上写着几个大字：“A栋——特犯组”。看守喊道：“新来的到了！”说完就离开了。

我走进一个长条形的房间，里面住着一百多人。这营房的布局有点像圣洛朗的牢房，里面有两排帆布吊床，这些吊床是吊在砌在墙上的铁架和与长墙平行的一排铁棍子上的，看起来挺干净。每个人的床位靠近墙的铁架子上可以挂放衣物，这些铁架子还可以架放木板，犯人们的餐具就平放在木板上。两排吊床间是走廊，有三米宽，是大家活动的地方，警察在走廊里打牌。

我刚进去，大家就拥了过来。

“嘿，你可算来了！”

“睡我旁边吧，有空床位。”

“还是来我对面吧，我对面的吊床特干净。”

葛朗台一把接过我的包，说：“不不不，他得住我旁边。”

顺便说一下，葛朗台也是我同期的狱友，之前和他交情还不错。我听从了他的安排。大家见我选好了床位，都来帮我整理帆布，绑紧吊床。这里以我同期的狱友居多，还有很多是在法国时就认识的朋友，能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很开心。

我问他们：“这个时间不是劳动时间吗，你们为什么都在营房？”

大家都笑了，一个狱友替大家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这儿每天干活儿不会超过一小时，干完就回屋休息。”

这里，大家热情且友好，每天的工作强度也不大，我在这儿最开始的几天过得很舒坦，但很快就发现，要想在这里过好集体生活，很多东西得从头学。

有一天大家收工回营房休息，一个人端着一个盖着布的托盘走进营房大声吆喝：“上好的牛排，谁要？”他依次走到我们面前，掀开布展示着托盘里新鲜的牛排。葛朗台估计是常客，因为那人没问他要不要，而是直接问他要多少。

“给我来五盘。”

“腰肉还是肩肉？”

“腰肉吧。我兄弟来了，得多来点。”

那人算了会儿说：“腰肉五盘，一共是135法郎。”

交易结束后葛朗台对我说：“这里和外面一样，得用钱生活。有了钱才能过好日子，所以得想办法弄钱。”

我明白葛朗台口中的“想办法弄钱”的意思。刚才那个卖肉的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看守们做饭的厨子，他来我们这儿卖肉就是在“想办法弄钱”，这牛肉应该是他从看守们的伙食中偷偷顺的，我们在的特犯组A栋就是很好的倾销地点。

这里“想办法弄钱”的手段丰富多彩，可以说在拯救岛三岛上，各种“想办法弄钱”已经形成了一个地下经济网络。比如偷偷贩卖供应给看守的肉类、副食品，分配工作的例行贿赂，医疗站出售住院资格就是在体检报告上造假，等等。还有人买通看守，从外面倒腾各种烟、酒、咖啡，然后光明正大地卖。

其中利润最大也是最危险的“想办法弄钱”就是开地下赌场。这里开赌场的规矩是120人的场子里赌头不能超过三个，如果超过了，想当赌头的人之间就得抽签决斗，赢的当赌头；当赌头的好处就是当日场子里每局赌注都可抽百分之五。

还有很多正经营生的“想办法弄钱”，比如：专门给人铺被子、打扫卫生，出租多余的木板、凳子、帆布，为犯人定做衣服、补帆布，等等。还有就是各种手艺活儿，比如有人把乌龟的壳做成手镯、戒指卖钱，有人把木头雕成各种动物的形状出售。犯人中的一些能工巧匠能做出一流的工艺品，看守的家属们都是他们的常客。

我说的这些交易或明或暗，有一些暗中的交易连看守都得了不少好处，所以他们也就对这些地下经济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拯救岛三岛是只有无期苦役犯才会服刑的地方，有期苦役犯都是在大陆服刑，根据我的调查，我身边的苦役犯中想越狱的几乎没有，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让我很郁闷。

这期间我向德加打听了很多苦役场的规定，在这里暂时解除囚禁的唯一合法办法是生病，而且病情要重才可能被押解到大陆接受治疗，但病情又不能太重，一旦病危，例如克鲁西奥的情况，狱方就不管了，因为从岛上到大陆的旅途病危患者禁受不起。

要“得重病”其实不难，沙塔尔可以给我注射一些药物，达到“重病”的效果，但他不建议我这样做，因为太危险。他说，如果我“得重病”，会被发配到大陆的病人营，他听说那里正在流行肺结核和麻风病，监狱方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只是把重病号们关在一起任凭其自生自灭。如果是痢疾还好说，但是整天和麻风病人和肺结核患者住在一起真的太危险了。

一天，我在营房里休息，看到钟表匠在耐心地修理一只手表。这个人在A栋很有名，他擅长鼓捣钟表，因为这项技能赚了不少钱，我们都叫他“钟表匠”。他床位的木板上放着三十多只手表，有的是他的收藏，有的是别人托他修的。我走过去和他搭话，结果他头都不抬一下。我有些生气，但没有发作。

“嘿，觉得这儿还好吗？”原来是机灵鬼贝洛特在和我说话。他正在练习洗牌，手上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

“不错。就是钟表匠那小子不理我。”我的怨气还没有消。

“他不食人间烟火，就知道鼓捣表。你别往心里去，他就这样。去年这小伙子……哦，别看他头发白了，但的确是个小伙子，他还没到三十呢。去年他强奸了一个看守的夫人，被判死刑了。”

“什么？有这事儿？哪个看守的老婆？”

“钟表匠原来是布列塔尼看守长的家庭伙计，他和他女主人，就是布列塔尼的老婆，有一腿。布列塔尼一出勤，他就和女主人在家里乱搞。其实他们可以不被发现的，只因为钟表匠做错了一件事，他给女主人洗了内衣，布列塔尼知道他老婆懒，就起了疑心，但没有证据，所以就设下了个局，想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一天布列塔尼出勤后回家突击检查，女主人一看情况不妙，就大喊：‘救命！他强奸我！’布列塔尼一气之下拔枪就要射击，钟表匠赶紧跳窗逃了，但肩膀上还是挨了一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强奸，但布列塔尼不想承认自己被绿了，于是不是强奸也成了强奸，钟表匠就被判了死刑。”

“那他怎么现在还在这儿？”

“就在他马上就要被砍头的时候，椰子干总司令赶到刑场叫停了死刑。因为总司令接到了司法部的通知，司法部对量刑有异议，命令重新调查。”

“怎么可能？司法部怎么会在乎苦役犯的死活？”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举报人是布列塔尼的对头卡尔维看守长。卡尔维把事情的经过书面报告了司法部，他就是要让布列塔尼难看，结果钟表匠的命就被这场看守头头之间的斗争保住了，后来重新审判后改判的无期。这件事让他受了刺激，之后头发就白了，变得谁都不理了，一天到晚就知道鼓捣表。”

“我说他怎么谁都不理呢。我现在倒是有点同情他了。”

那段时间我在等德加许诺给我的淘粪工职务。那份工作虽然肮脏，但非常轻松，每天工作量满打满算不到一小时，干完就没事了，剩下的时间我可以在岛上闲逛，或者筹备越狱的事。

一天上午，派活儿的看守给我们点名，他喊：“卡斯代利出列。”

“到。”卡斯代利回答得漫不经心，向前跨了一步。

“拿着这把镐去砍树，要五棵整木。”

卡斯代利用挑衅的目光瞪着看守说：“你们奥弗涅来的人才会用这种稀奇古怪的工具，我们马赛人才不使这玩意儿砍树。这镐你自己留着玩儿吧！”

看守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抡起镐就要打卡斯代利，结果A栋一百二十多人一齐围了上去。

“不许打！”

“敢动一下我们要你的小命！”

……

那个年轻的看守哪里见过这阵仗，一下就泄气了。

“解散！”葛朗台大喝一声，大家才一边骂着看守一边回营房。

过了一会儿，四十多个荷枪实弹的看守进了A栋大院，副司令和看守长也到了。

副司令说：“达赛利，你点名。”

“葛朗台。”

“到。”

“出来！”

葛朗台走到四十多个看守面前。

达赛利命令道：“干活去！”

“报告，我去不了。”

“你敢拒绝？”

“我病了！”

“胡说！早上点名你还没病！”

“早晨没病，现在病了！”

之后点到的六十多人都说自己病了。然后，碰到了一个直接拒绝的硬骨头。

“你敢拒绝吗？！”

“我拒绝！你还要让我说几遍？！”

“为什么拒绝？”

“因为你们这些浑蛋让我恶心。我拒绝给浑蛋卖命。”

形势一触即发。看守们受不了犯人们的侮辱，他们只等我们中有人有威胁性的举动，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举枪了。

“刚才叫到名字的，都脱光！”

那六十多人脱衣服的时候偶尔能听到金属物品坠落的声音，应该是他们私藏的刀。这时候，医生来了。

“大夫，给他们体检，生病的挑出来，装病的一律送死牢！哦，拒绝干活的那个直接送死牢！”

大夫开始给大家体检，第一个检查的是葛朗台。

“你怎么啦？”医生问。

“大夫，我们对看守过敏。我们都是判了无期的，看守对我们没有一丁点的体谅与尊重，我们是无法忍受的。今天上午有一个看守试图殴打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都能做证，我们的朋友没有任何威胁性举动，他只是不想用看守分配的工具。这就是我们‘生病’的原因！”

医生想了想，对护士说：“你这么写吧，A栋犯人集体食物中毒，建议集体接受治疗。至于××，无法断定他拒绝工作是否是因为身体不适，建议入院观察。”

司令看了医生的诊断报告，对面前的六十多人吼道：“全体进营房，关禁闭！”

这一天A栋全员禁止外出，也没有分配工作。中午他们没有给我们送午饭，而是送来了硫酸钠水。一些人被迫喝了这药，大多数人找各种理由拒绝喝药。

那天下午我和卡斯代利聊了一下午天。当我和他谈到我的越狱计划时，他眼睛一亮，说：“知道吗，去年我差一点儿就跑成了。我看得出来，你不是认命的人。不过这岛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认命的。我觉得你并不了解岛上的犯人，其实这儿百分之九十的人活得比较舒坦。原因么，一是这里松散的管理，二是如果你犯了事儿，大家会豁出命去保你，就像上午我的经历一样。所以这里没有多少人真的想逃跑。一旦跑了，平静的生活反而就不存在了。整天提心吊胆躲着警察，也没有每天准时供应的伙食，牌也不能打了，你想想，多难受。而且就算你跑成了，看守们肯定会受罚，然后就会拿这里的所有人出气，对大家也没有好处，不是吗？”

我越听越茫然。说实话，我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如果你铁了心要逃，我并不反对，毕竟人各有志，不过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卡斯代利后来给了我一些建议，他让我多学学英语和西班牙语。他借给我一本西班牙语文课本和一本法英词典。他还向我引荐了卡尔戴和戈拉文，因为这两个人对越狱也挺有经验。

戈拉文45岁，卡尔戴50岁。据卡斯代利说，卡尔戴之前跑过两次，其中一次还是从西班牙的苦役犯监狱跑的；戈拉文和我一样，有明显的越狱倾向。但我决定还是自己来判断，不要公开提潜逃的事儿。

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拜这件事所赐，我能够了解到大家真实的想法。

一个小个子图卢兹人要和一个身强力壮的尼姆人决斗。图卢兹人外号叫“沙丁鱼”，尼姆人外号叫“公羊”。公羊赤裸着孔武有力的上半身，握着刀子站在营房走廊中央吼道：“一场牌局交25法郎的份子，这是规矩！是个人都知道，怎么就你小子不知道？！”

沙丁鱼嚷嚷道：“你这浑蛋干吗跟我要，怎么不向庄家要？”

“要么交钱，要么别玩儿，要么决斗，挑一样吧！”

“我才不决斗。”

“哼，你这胆小鬼！”

“我才不胆小，我只是怕让你这浑蛋一刀捅死了。要死我也要死在外面，而不是这里！在越狱之前我绝对不能死！”

我和葛朗台在一旁看着。葛朗台悄悄对我说：“看来这小个子和你一样也想逃。兄弟，这不关咱们的事儿，咱们别插嘴。”

我默默地拔出刀压在大腿下。

“够了，胆小鬼，给钱还是决斗？我不耐烦了。”公羊又向前跨了一步，继续挑衅。

“公羊，住口！”我突然吼道。

葛朗台惊愕地看着我，说：“兄弟，你疯了？”

我依然坐着，不过手里悄悄握着刀把，刀身还在我腿下压着。我大声说：“公羊，由我来代替沙丁鱼和你决斗！”

“蝴蝶，这关你什么事儿？！”公羊不满道。

“不，关我的事！从沙丁鱼刚才说想越狱开始就已经关我的事了！不过在决斗前，我想对A栋的所有人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来到这里有些时日了，我早就发现了一件事，在这里，本来最值得赞美的事情、唯一正确的事情、最最美好的事情——越狱，却不受尊重。你们有没有想过，凡是越狱的人都是打算为了自由豁出性命的人，难道这样的人不应该受到尊重吗？！在这里的人都缺少一个信念，那就是大家都应该尊重而且帮助想要越狱的人去追寻自由，而不是歧视他们！兄弟们，我不强迫你们任何人和我一起越狱，我甚至理解你们选择安逸地在这里继续活下去。不过，就算你们没有争取自由的勇气，至少也应该尊重有勇气追寻自由的人吧！”

说到这儿我扫视了一下围观的人，我发现一些狱友的眼神中已经有了热情。我继续道：“公羊，如果你还想找沙丁鱼决斗，那就冲我来吧！”我握着刀跳到走廊中央。

公羊扔掉刀子，说：“也许你说得有理，但是一码事归一码事，是沙丁鱼先坏了规矩，既然你要替他担，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不愿意跟你动刀，我要空手！”

“好！”我也扔掉刀子，然后就和公羊厮打起来。我们打了好几分钟，最后以我险胜告终。

打完后我们一起去洗手间洗脸上的血。我们马上就和好如初了，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兄弟，我很惭愧，我觉得你今天说的是对的。”

“没事了，咱们还是兄弟。”

一回到营房葛朗台和加尔加尼就指责我，他们很生气地对我说：“你知道你刚才干了什么吗？你简直就是在向所有人挑衅！要是大家一起教训你怎么办？”

“可事实是没有人那样做，不是吗？大家心里估计都认同我。”

当晚很多人都来和我搭话，说一些类似于“你刚才讲得太好了”之类的话。我发现，那件事后我在A栋的地位提高了，我甚至发现如果某件事是我来办，争论会比其他人办小很多，因为大家对我都很信服。

一天夜里，一个叫卡尔利沃的意大利人被杀了。他和一个小伙子住左右铺。顺便说一下，卡尔利沃是个同性恋，那小伙子是他的相好，两人分配的工作都是在菜园里务农。卡尔利沃似乎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所以他和他相好从不同时休息，他睡觉，小伙子就醒着，小伙子睡觉，他就醒着。为防不测，他还在吊床旁边放了空罐头瓶，半夜一碰就会发出很大声响。即便是这样，半夜他还是被杀了。他当时的惨叫响彻A栋，接着听到了一片空罐头瓶倒地的声音。

大家都被惊醒了。夜里营房断电，没有灯光，就连距离现场最近的卡尔利沃的相好也没有看清凶手的样子。

“要不要报告给看守？”有人问。

“明天点名时再说吧。反正人都死了，做什么都无济于事。”说话的是葛朗台。

第二天一早，大家在院子里集合接受点名。

“报告，昨晚有人被捅死了。”我们A栋的宿舍长对正要点名的看守说。

“谁？”

“卡尔利沃。”

十分钟后来了六个看守。

“死的人在哪儿？”

“就在营房里，我们谁都没动过。”

他们走进营房，走到了卡尔利沃的床位。只见卡尔利沃被人从吊床下面自下而上捅了一刀，刀还在他身上。看守头头拔下刀命令抬走，两个看守把尸体搬到担架上抬走了。

看守头头走出营房，握着带血的刀，对我们命令道：“今天全体病号不准躺在床上！”

大概8点的时候，副司令和看守长陆续到了。副司令让我们到院子里集合。

“你们有谁认识这把刀？”看守长把刀子举起来问。

没人回答。

“那谁看见凶手了？”

仍然没人回答。

“好吧，解散！你们去干活吧！”他转向副司令，“没有办法确定是谁干的。”我路过的时候听司令说：“那就算了。”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算明白了，在这里苦役犯的命根本无足轻重，一个犯人被人明目张胆地杀害了，可那些大人们甚至懒得调查。在他们眼中，我们的命还不如狗的命金贵。

凶杀案后的下一个周一，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德加为我安排的淘粪工职务。凌晨4点半，我和另一个同事就开始运A栋的马桶。皇家岛只有看守住的地方有下水道，苦役犯集中营是没有下水道的，所以得把大家的排泄物拉到通向大海的污水沟里去。我们雇了个拉牛车的犯人，想用他的牛车拉粪便桶到污水沟，这样会省事很多。果然，这样做既省力又很快，不到十分钟就把A栋所有的粪便桶拉到了污水沟。第一天干活儿，我提粪便桶往沟里倒时有点不知道怎么使劲，不过一会儿我就掌握了技巧，只要运用肩膀和腰部的力量就会轻松很多。

我的同事很勤快，对我也很友好。不过加尔加尼提醒过我，不要和这人走得太近，他很危险，据说他在岛上杀过七个人。

他也有“想办法弄钱”的路子——卖粪；毕竟皇家岛所有的农场都需要肥料。他为此挖了个专门用来沤粪的坑。我是不建议他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会污染农作物、传播传染病，不过刚认识就断人家财路不好，等将来混熟了再提建议吧。

就这样，我成了皇家岛的淘粪工。这活儿太脏，好处是轻松得很，每天就一趟，剩下全是自由活动的时间，想去哪儿去哪儿。这大把的时间我怎么度过呢？我想到的办法是钓鱼，一旦掌握了技巧，每天就能钓到很多鱼。这么多鱼我一个人可吃不完，我就分给狱友们吃，我还用鱼换了很多零食。

一天，我钓上来十条大肥鱼，还抓了几只大龙虾，算是大丰收了。正要回营，一位胖夫人走到我身边。我分不清她是哪个看守长的夫人，不过她好像认识我。

她对我说：“蝴蝶，今天钓得不少哦。你这鱼卖吗？”

“夫人，不卖，不过可以送您一些。”

“真的吗，你可真好。”

“您拿好，夫人。”我送了她两条大鱼和两只龙虾。

从那天起我就不时送她一些鱼。开始时她总要付我钱，可我不好意思要，作为回报，她经常请我到她家吃饭，还送过我几瓶好酒。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巴罗总司令的夫人。天啊，真没想到！

我做淘粪工三个月了，也利用空闲时间调查皇家岛三个月了，我敢说我比岛上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岛。我经常以卖鱼为幌子去调查一座靠海的菜园，菜园园丁叫马迪尔，他也是A栋的。我决定和他搞好关系，因为这里的地形适合避开看守悄悄做木筏子。两个月后总司令一走，我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我还乘机接近了一对兄弟，纳里克和格涅，听说他们是因为杀了个公务员进来的，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那公务员的尸体埋进了水泥，结果后来还是被发现了。我问过他们杀人的原因，他们说是那个公务员用各种名目对他们敲诈勒索，搞得他们倾家荡产。我特意和他们搞好关系，是因为他们在岛上的职务是建筑工人，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出岛上所有的建筑工地，到时候我可以托他们给我顺来能做木筏子的木料。

一天我钓完鱼后偶遇了那个在惩戒监狱里给我“看病”的医生，我就顺手送了他一条得有20斤重的石斑鱼。

“蝴蝶，你不记我的仇了？”医生对我的举动很惊讶。

“一码事归一码事，你为我兄弟克鲁西奥尽了力，这我知道，我感谢你。”

我们聊了起来，突然他小声问：“嘿，老实说，你是不是想越狱？”

“是。我不属于这里。”

他笑了，没说什么。

“你不信人能获得新生？”我问道。

“我信。”

“我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我能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但这个社会却不给我机会！”

“我相信你。”

“那你为什么不帮我？”

“怎么帮？”

“你明明可以说我感染了肺结核，然后，我就能名正言顺地被解除囚禁。”

“难道之前沙塔尔没告诉你吗？你‘得重病’会被发配到大陆的病人营，那里全是真的肺结核病人，你真得病了可怎么办？我不能这样做，那才是在害你。”

从那天起，我和医生和解了，我们一度混熟了，直到他差点儿害了马迪尔。

马迪尔后来在我的建议下当了看守专用食堂的仓库管理员，后来因为会做菜还兼任了厨子。我动员他争取这个职务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以后从仓库偷东西，为未来的海上越狱做物资准备。当然了，人不能言而无信，越狱肯定是在巴罗总司令离任后。

一次，主厨让马迪尔烹饪三只兔子，说是为晚上费里多里看守长的家宴准备的。马迪尔把兔子头砍下，把皮剥了，把兔肉送给了我们，然后杀了三只流浪猫充数，做成了非常有卖相的红葡萄酒洋葱烧“野兔”。非常不幸，当晚参加费里多里看守长家宴的客人里有医生。

医生品尝了“野兔”，评价道：“这猫真好吃。”

“哈哈，医生，你别开玩笑了，咱们吃的是兔子。”

“费里多里，你瞅这肋骨，是平的，兔子的肋骨是圆的。我确定，咱们吃的是猫。”

“天啊！我居然吃了猫！”

费里多里明白自己被厨子耍了，暴跳如雷，他跑进厨房，用枪顶着马迪尔的脑门儿说：“你这浑蛋，你居然叫我吃猫！”

马迪尔慌张道：“你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关我事。”

“胡说！我给你的是兔子，你给我做的是猫！”

“我做的就是兔子！不信你自己看，皮和脑袋还没扔呢。”

费里多里看到剥下的兔皮和砍掉的兔脑袋有些尴尬。他回到餐室对医生说：“你啊，肯定喝高了。咱们吃的就是兔子，我在厨房都看到兔皮和兔脑袋了。”

马迪尔总算脱险了，但这件事让他心有余悸，几天后他就辞职了。

距离巴罗总司令离任还有几周，越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天晚上我看望了巴罗的夫人，她邀请我进了房间。我看到房间里到处是正在收拾的行李，再次确定了巴罗即将离任的消息是真的。

“蝴蝶，这几个月你总是把钓到的最大的鱼送给我，我非常感谢你。这瓶红酒你拿上吧。”

“谢谢您。”我收下了红酒，“只是，您能不能送我一个指南针？”

“哈哈，当然没问题，还有别的要求吗？但说无妨。”

“没有了，我对您感激不尽。”

在巴罗离任前的倒数第四天，我收到了巴罗夫人送来的一个非常精致的指南针。

四天后巴罗和夫人离开了拯救岛。新任的拯救岛三岛总司令叫普耶，普耶继续让德加留任三岛总会计师，这对我是个重大利好。

新任总司令就职典礼在皇家岛举行，所有看守和苦役犯列队接受了新任总司令的训话：“从今日起，由我来担任拯救岛三岛总司令。经过实践证明，我的前任巴罗总司令采取的管理方针是切实有效的，我认为所有前任留下的条例没有必要推翻重来……”

尽管我对巴罗的第一印象很糟糕，但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他给予我绝对的信任，这让我感激不尽，我一定会坚守承诺来回报他。现在他走了，我终于可以开始行动了。

等待的这五个月说实话我过得很不错，甚至还有一些惬意和悠然自得，但我绝对不会把这种虚假的自由当成真正的自由，我绝不会沉醉在这种悠闲的氛围中。这五个月里我每交一个朋友都会想：“他愿不愿意跟我一起逃？他肯不肯为我的越狱计划帮忙？”是的，越狱就是我的唯一目标！我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第七章

拯救岛岁月（续）

1.坟墓中的秘密

经过五个月的调查，我已经对皇家岛了如指掌了。我认为在马迪尔工作的菜园子里做木筏是最稳妥的。这菜园子在一片墓地旁边，据说那片墓地里埋葬的都是之前闹瘟疫时死在岛上的看守和神职人员，拜这片墓地所赐，一般很少有人到这煞风景的地方来。而且菜园子离海岸线很近，便于木筏做好后下海。

一天，我钓完鱼往营地走，正好路过新司令的府邸门前，只听一个年轻的家庭伙计对一个年轻貌美的妇人说：“司令夫人，每天给巴罗太太送鱼的就是他。”

从家庭伙计的称谓中我已经知道了这女人的身份，她应该就是新任总司令的夫人了。真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士，从她黝黑的肤色和五官的特征来看，她应该有阿尔及利亚血统。

司令夫人对我说：“你就是蝴蝶？我经常听巴罗太太提起你，我吃过你捞的龙虾，味道好极了。到我家坐坐吧，有正宗的法国红酒。”

“夫人，感谢您的邀请，但还是算了。”

“怎么，巴罗太太邀请你可以，我邀请你就拒绝？”

“因为巴罗太太的丈夫允许我进他的家。”

“蝴蝶，这房子外归我丈夫管，房子里由我做主。进来，别怕。”

我感觉这个漂亮的司令夫人如此盛情邀请我或许有某种意图，可能会有危险，但既然对方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我要是还不给面子，日后可就要结仇了，所以我只好走了进去。进了门，我坐到餐桌的客座上，她叫人给我端来了火腿和奶酪，然后居然亲自给我倒红酒。

接着她对我说：“蝴蝶，我知道你经常送鱼和龙虾给巴罗太太，以后可不可以同样照顾我？我是海边长大的，特喜欢吃鱼。”

我真没见过这么厚着脸皮占别人便宜的。没办法，我就从今天的收成中挑了最大的一条鱼送给她。就在这个时候，普耶总司令回家了。

普耶非常不友好地看了看我，对他老婆说：“朱丽叶，我不是说过吗，除了家庭伙计，别让其他犯人进家门。”

我马上站起来要走。朱丽叶把我按回座位，对她丈夫解释道：“这人是巴罗太太向我推荐的。你不用那么介意，除了他我不会随便叫犯人进门，我需要时他会给我送鱼来的。”

“那好吧。”普耶说道，他看向我，“小子，你叫什么？”

我刚要回答，朱丽叶就扶着我的肩说：“在家里不用拘谨，我丈夫在外面是司令，在家里是普耶先生。”

“感谢您这么说。”我看向普耶，“先生，我叫蝴蝶。”

“你就是蝴蝶啊，我听过你的故事。三年前你越狱时打晕了三个看守，其中一个是我侄子。”

“对此我真的很抱歉。”

朱丽叶赶紧打圆场：“哈哈，卡斯东是你打的啊？都过去了，不提了。”

普耶冰冷地看着我，说：“拯救岛三座岛上每年都会发生多起凶杀案，比陆上的要多很多。你说这是为什么？”

“请恕我直言，我认为这里的人看不到希望，注定一辈子被关在岛上，所以脾气很坏，容易有过激行为。此外，即使发生了凶案，看守们也懒得彻查，这是在纵容犯罪。既然杀了人得不到惩罚，那他们自然就放心大胆地杀人了。”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普耶看我的目光不那么敌视了，“对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钓鱼的？”

“哦，我是淘粪工。每天早上6点前我就能把工作做完，剩下的时间没法打发，就钓鱼了。”

“其余全部时间你都能钓鱼吗？”朱丽叶问。

“不，营房有规定，中午12点必须回营点名。其实这样很耽误事儿，有时受涨潮落潮的影响就钓不上鱼了。”

“亲爱的，给他个特殊批准怎么样？批准他中午可以不用回营，这样他就能随便钓鱼了。”朱丽叶问普耶。

普耶想了想，说：“好吧。”

我离开了总司令家，暗暗庆幸自己今天走了这条路，遇见了司令夫人，并且没有拒绝她的邀请进司令家做客。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因为每天中午12点到3点的这段时间非常重要——这是看守们午睡的时间，几乎没有看守会在这段时间出来巡视。

朱丽叶真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她几乎独占了我的钓鱼时间和我钓的鱼，她甚至叫家庭伙计监督我钓鱼。那个家庭伙计对我毫不客气，经常过来指手画脚：“夫人叫我来收你今天钓的全部的鱼。”“夫人今天要办家宴，需要一些大个的龙虾。”“夫人今天想喝普罗旺斯鱼汤。”等等，总之要求各种各样。

一天，我正在钓鱼，朱丽叶居然到海边亲自邀请我去她家吃午饭，盛情难却，我就去了。和上次一样，她亲自给我倒酒，然后我们聊起了天。后来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天天在她家吃午饭。朱丽叶不如巴罗太太谨慎，她总是试图打听我的过去，我就尽量回避她最感兴趣的话题——越狱的经历，给她讲我的童年、青年时的事。有时候我们聊天时她老公就在隔壁睡觉。

尽管朱丽叶的贪得无厌让我厌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和总司令夫人的交情的确拉近了我和总司令的关系，使我获得了很多特权和照顾，连看守头头对我说话都比以前客气了。

一天我钓鱼钓得非常顺利，一早就收获了十几条鱼和七八只龙虾，没到中午就给朱丽叶送去了，是家庭伙计给我开的门。我进门后就见到了穿着白色睡衣的朱丽叶，她凹凸有致的身材让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一个年轻女人在给她梳头。我尴尬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强装出自然的神态坐着等她。

为朱丽叶梳头的年轻女人不时瞧我一眼，朱丽叶说：“西蒙娜，我这个相好的挺帅的吧？你肯定在妒忌我。”说完，她俩都笑了。

我感到了她言辞中的戏弄，还击道：“按普耶总司令的地位，她可不能当谁的相好。”

朱丽叶轻蔑地笑道：“你敢不承认我是你的相好？你这样的人谁也驯服不了，除了我。我要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西蒙娜也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对所有人都野蛮，但不包括朱丽叶，对吧？”

之后她们笑得前仰后合。

我对她们的调戏感到气愤，强忍着没有发作，放下鱼就离开了。

晚上我把这事讲给了狱友们听。马迪尔说：“这女人太危险了，你以后尽量少去找她，如果非去不可，也必须是等司令在家的时候。”大家都赞同马迪尔的观点，我决定就这么办。

那些日子我认识了一个叫布尔赛的木工，我打听到他是因为杀了一个警察才进来的，还知道他算是我的老乡。此人嗜赌如命，总是负债累累，他白天拼命做木匠活儿挣钱，晚上再把白天赚的钱输个干净，长年如此，乐此不疲。因为赌博他经常借钱，还不起了就做木匠活儿向债主抵债，人们常给他报行情价的一半，他为了还债也只好同意。

一天我遇见了他，对他说：“晚上我有话对你说，是很重要的话。在厕所见。”他同意了。

晚上我们接头了。我把他带到隐蔽的地方。

“嘿，布尔赛，咱们可是老乡。”我决定先和他套近乎，然后再进入正题。

“我是瓦朗斯的，你也是？”

“哈哈，我是阿尔代什的，很近了，所以咱们算老乡。”

“好吧，是老乡，但是老乡又有什么用？”

“有用！就因为你是我老乡，所以我不能看着别人给你报低价欺负你。你以后可以给我做东西，到时候我按行情价给你结账。”

“谢谢你。”

后来我经常自掏腰包帮布尔赛解决和债主的纷争。

有一次布尔赛欠了维肖利的债，他告诉我维肖利威胁他，让他立刻还700法郎的赌债，否则就对他不客气。顺便说一下，维肖利是我的好哥们儿，于是我和维肖利商量好演一出好戏——我让维肖利继续给布尔赛施压，甚至威胁他的生命，然后我以救星的姿态登场，化解纠纷。那之后布尔赛对我唯命是从。哈哈，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好了，现在条件都具备了，我决定是时候冒一下险了。

一天晚上我把布尔赛叫出来谈话。

“兄弟，有笔买卖不知道你想不想做——给我做个可以拼装的双人木筏，我出2000法郎。”

“蝴蝶，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任何人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我都绝不答应，但是你，我乐意，哪怕被抓蹲两年惩戒监狱我也乐意。只是……即使是拼装的，那玩意儿也太大，我怕拿不出工地。”

“这不用你担心，我认识纳里克和格涅。他们现在专门负责在工地装卸，到时候让他们假装送建材，推着推车运出来。”

“好吧，那我先做图纸吧，给我些时间。”

“兄弟，想和我一起走吗？”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

“算了，我怕鲨鱼，更怕淹死。”

“你老实说，你会帮我帮到底吗？”

“我愿意，我发誓，我拿我的孩子们发誓。”

“好，我信你，我也谢谢你。兄弟，我不想害你，所以你仔细听好了。等你做好图纸就给我，然后我会在图下面写上‘布尔赛，如果不想死，就按图上的样子做’这样的话，一旦你做木筏的事儿被看守发现了，你也是受了我的胁迫，惩罚会很轻。”

“明白了。”

“你怕吗？”

“怕，但是我乐意帮你。”

之后，我一直在等布尔赛的回话，整整一周后他终于有反馈了。

那天布尔赛把我叫到院子的角落里，确定四周没人后他小声对我说：“图纸好了，明天我就开工做第一个浮木。一次只能做一个，头一个不运走，下一个我不做，不然都堆在一起太危险。所有的浮木做好后你运到方便的地方拼装即可，放心，我做了榫卯，拼装很方便。图纸你收好，你现在就写上那句话。”

“谢谢你，我对你感激不尽。这是500法郎定金，你先拿着。”我把钱递给他。

“不用。”

“为什么？”

“这钱等你到了陆地有用处，我不能要。从今天起我戒赌了，你不用再帮我还赌债了。你是这岛上唯一愿意帮我的人，我要帮你重获自由。”

我一边在图纸上写着威胁布尔赛的话，一边为自己的小人之举感到羞愧，布尔赛根本不会知道，是我通过周密的计划让他对我感恩戴德，把他一步一步拖下了水。

当晚我把计划的细节告诉了纳里克和格涅，他们表示没问题。纳里克说，以他们的职务身份，把浮木当建材运出去看守连查都不查。

下面该搞定马迪尔了，因为浮木的存放、拼装，最终是要在他工作的菜园子里进行。

“我感觉放在菜畦里太危险了。”马迪尔分析道。

“为什么？”

“最近晚上老有人偷菜，万一踩上发现下面是空的就糟了。干脆放院子那头儿的墙根吧，那里旁边就是沤粪的池子，特臭，除了我没人会去。”

“好的，那就放墙根。让他们兄弟俩直接把浮木拉到菜园来吗？”

“别，太危险。不要离菜园太近，最好每次换个地方。”

“好，那就这样。”

万事俱备了，就剩下告诉加尔加尼和葛朗台了。我不能不告诉他们，因为我和他们走得很近，事后他们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我的同谋，所以得让他们有所准备才行。结果加尔加尼说：“走你的，别担心我们，不会让他们抓住把柄的。”我还建议他们这段时间别和我来往，这样事后嫌疑会小些，可葛朗台建议：“这段时间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用特意疏远我们，要保持自然。”

我筹备逃走已经一个多月了。这段时间布尔赛陆续完工了七根浮木，都是有榫卯结构的，很好拼装。我检查了马迪尔的菜园子，浮木果然放在沤粪池后面的墙根，被帆布盖着。的确不用担心看守检查，因为那地方实在是太臭了。

这段时间我表面上一切照旧，每天倒粪、钓鱼、拜托家庭伙计给朱丽叶送鱼。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每天上午钓鱼前我都会体能锻炼两小时。手臂的锻炼每天钓鱼和倒粪已经够了，所以我主要锻炼腿部肌肉，每天我都特意绕着皇家岛跑上几圈再钓鱼，效果非常好。

朱丽叶慢慢发现我只有在她丈夫在家时才肯进她家门，她知道我在生气，就向我解释那天的话是玩笑话，让我别当真。我怎能受得了那样的戏弄，还让我别当真，真是可笑。不过那天给她梳头的年轻女人倒是常常等我，每次遇见她总会对我说一些表示关心的话。

计划开始了两个半月了，布尔塞的浮木拼版快完工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藏浮木的菜园墙根不能再放了，因为已经放了太多了，再放就该暴露了。关键这些浮木最短的也接近两米长，而且都有特别显眼的榫卯结构，保证谁看了都会问“这是干吗使的”，所以不能再放了。那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呢？我观察菜园子周边，在附近的公墓里发现了个新坟，埋葬的是一个看守头头的妻子，上周死的。

这是皇家岛上唯一的公墓。只有看守和看守家属才有资格埋入墓地，苦役犯死了尸体会被直接扔进大海。负责守墓的是个上了岁数的苦役犯，有白内障，快瞎了，外号叫“巴巴”。他总是坐在公墓角落里的树下乘凉，那个位置有视觉死角，这处新坟他看不到。而且我得到了确切消息，死者的丈夫已经被分配到大陆了，最近几个月不会回来。我心生一计——用这个新坟放木筏的浮木。

于是我开始挖坟。马迪尔就坐在菜园子的墙上放哨，没有危险时他就一直坐着，有人来了就吹口哨。因为太冒险了，所以我必须在一个晚上搞定，我不停地挖，中途停了几次，因为马迪尔偶尔吹口哨，等他示意我没事了我就继续开工。我终于挖到了棺材，我把菜园子墙根里放着的木筏浮木编上号，码放在棺材上，马上填土。

木筏子的所有部件眼看就要完工了，就差底盘的两块大木板了。

一天我又走进了马迪尔的菜园子，想看看新拉进来的浮木，结果一进来看到了三个看守。

他们来干什么？是发现旁边墓地里的坟被挖了，还是对那帆布下的东西产生了怀疑？天啊，不会吧！我出了一头冷汗。再一想，真被发现了我肯定跑不了，要是没发现，看我畏手畏脚的样子，反而会徒增怀疑。想到这儿，我就索性走到他们身边。

“看守先生们好。马迪尔，我来拿木瓜，你答应给我的，别抵赖哦。”我强装镇定地说。

“抱歉，给不了了，昨晚有人偷菜，你要的木瓜正好被偷了。看守先生们，你们带点新鲜的番茄和生菜回去吧。”

“马迪尔，园子管得挺好的。”其中一个看守说。

马迪尔给他们摘了一筐番茄和生菜。我也拿了些番茄，故意走在他们前头。

我经过公墓，看到昨晚的大雨成功地把新翻出的土浇得湿透，不留意根本看不出土是新翻上来的。感谢上帝。

马迪尔收到了木筏底盘的两块木板。我去看了，那真是两块巨大的木板，每块都得有两米长、一米宽。木筏的零部件即将全部制作完成，看来得找个合适的时间把坟里的那批浮木挖出来了。

我还沉浸在即将进行越狱行动的兴奋中，布尔赛突然火急火燎地跑进营房。

“蝴蝶，你收到没收到两块大木板。”布尔赛神色慌张地小声问我。

“放心，收到了。”我从他的神色中看出了异样，“是不是出事了？”

“还不能断定。之前在工地，贝拜尔看我做木板的眼神有些问题，纳里克把木板抬上推车的过程他也一直看着，我怕贝拜尔看出些什么了。”

“这个贝拜尔你了解多少？”

“我知道他在非洲当过兵，退役后蹲遍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监狱，好赌博，还听说他喜欢男人。如果你怕他坏事，干脆先下手为强，干掉他算了。”

布尔赛走后我把这事和几个知情的狱友说了，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加尔加尼分析道：“贝拜尔这人我了解一些，对他而言皇家岛就是家，他不希望有人逃跑，这样会干扰他安稳的太平日子。别的事儿这号人不会告密，可逃跑就不好说了。”

马迪尔的意见是今晚就干掉他，他的提议被我驳回了，如果布尔赛担心的事情根本不存在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贝拜尔看出了我的计划，仅仅凭猜测就杀死一个人，我的良心过不去。

我去工地叫出纳里克和格涅，问他们贝拜尔有没有发现什么。纳里克回答：“这个真不好说，我当时没注意。不过我弟弟说，我们往车上装最后一块木板时，贝拜尔不错眼珠地盯着我们。”

格涅补充道：“那块板太大，太特别了，一眼就能看出是筏子上用的，我觉得他看出来了。”

整个晚上我都在提心吊胆。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加入了一场牌局。结果那一晚我手气出奇地好，居然赢了7000法郎。4点半了，我开始倒粪。这项工作我已经很熟练了，不到一小时就收工了。天还没有大亮，我例行去墓地和马迪尔的菜园子巡视，没有发现异常。7点了，我该去钓鱼了。今天我没有直接去我经常垂钓的海边，而是先朝皇家岛的南边“散步”。是的，散步是为了考察这里是否适合逃跑。其实皇家岛的海岸线地形我早就摸透了，但我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调查，万一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好地方呢。根据我的了解，整个皇家岛除了码头附近外，并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形，所以只能选择相对好一些的地方，但又不能离菜园子太远，这真是太难了。不想了，先钓鱼吧。钓鱼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技术，现在我每天钓十公斤鱼已经不费力气了。我一边钓鱼一边感慨，这样的日子终于要熬出头了；但一想到贝拜尔，心头不由一凉，他不会真的去告密吧？但即使他告密我又能怎样呢，我没权利为了我的自由去杀人。钓完鱼，我又去了马迪尔的菜园子。站在菜园子的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座埋着浮木的坟头。之后我例行去司令家送鱼。

朱丽叶见了我，说：“我做了个可怕的噩梦，梦见你戴着手铐、脚镣，浑身是血。吓死我了。”

“你多虑了，我很好。”

“我刚才用望远镜看你经常钓鱼的地方，没看到你。你今天是在哪里钓的鱼？”

“在南边。”

“干吗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以后不要到我用望远镜看不到的地方钓鱼。万一你被海浪冲走了怎么得了？我不允许你去那里，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让我丈夫取消你钓鱼的权利。”

“拜托，太太，我是为了钓到让你满意的鱼。”

“唉……好吧，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太太，我累了，我得回营房小睡一会儿了。”

“下午4点过来陪我喝咖啡吧。”

“好的，一会儿见！”

布尔赛跟我说他总感到有人盯着他，寝食难安，所以最后的那块底盘木板他做了有半个月。从我筹备逃跑开始，历时四个月，木筏的所有零部件终于制作完成了。

收到最后一块木板后已经过了九天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对我有利，总是在下雨。这样的天气非常适合我把埋在坟地里的那部分浮木挖出来，因为在雨水的浸透下，新翻上来的土的颜色会变深，不容易让人察觉到异常。

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卡斯代利，他也是我在A栋中的密友，我没有不告诉他的道理。

“现在是上弦月，就算晚上放晴了光线也暗，是好时机。”卡斯代利分析道。

“明白。考虑到落潮的时间，下水的最佳时间是凌晨2点后。”

我决定不再等了，为避免夜长梦多，入夜后就开始行动！

夜里11点，我开始了行动。老办法，我让马迪尔坐在菜园子的墙上放哨，我拿着铲子去坟地里挖浮木。当晚依然下着雨，天助我也！我一铲子一铲子地挖，顺利地挖出了浮木，一件件地挪到菜园，然后再把土填上，一气呵成；雨水正好帮我给新翻出的泥土上色，完美！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距离落潮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用来拼装木筏。在光线昏暗的雨夜下，我艰难地摸黑拼装着。布尔赛真是个天才，这些部件明明是分批次造出来的，可榫卯结构居然能对得严丝合缝。在此之前我已经把木筏的图纸牢记在了脑子里，所以拼装得异常顺利。一小时后，一个坚固的木筏豁然出现在了我眼前，它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我激动极了，仿佛已经提前拥抱了自由。万事俱备，就差趁着夜色把它推下海了。

“不许动！”

“你们被捕了！把手举起来！”

两个煞风景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感到了后背被一个冰冷的金属物顶着，那肯定是抢口。我和马迪尔把手举了起来。

“跟我们走一趟！不许反抗，反抗者就地正法！”

我们被一队看守押送着走在冰冷的雨夜里，我的心同砸在我脸上的雨滴一样冰冷；四个月的不懈抗争，在这个晚上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了休止符。夜色中我用余光观察着押送我们的其中一个看守，这个看守我见过，他好像是工地那边的看守。

路上遇到了一个老阿拉伯狱卒，看守对他说：“穆罕默德，谢谢你的协助，你会得到犒赏。”

那个老阿拉伯狱卒说：“谢谢长官，不过贝拜尔也该给我钱吧？”

“哈哈，去找他要吧。”

“是贝拜尔举报的我们吗？”我忍不住问。

“哼，我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他转向那个老阿拉伯狱卒，“穆罕默德，搜身。”

“是。”老阿拉伯狱卒从马迪尔腰间搜出了刀，不过我脚腕上别着的短匕首他没有搜出来。

“穆罕默德，你这浑蛋，说，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我咬牙切齿地瞪着老阿拉伯狱卒。

“哈哈，两个自作聪明的小子。我每天都爬上椰子树观察你们的一举一动。”

“那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一开始是贝拜尔告诉我的，后来我观察你们，是受了布鲁埃看守的命令。”

这时看守吼道：“快走！别聊了！”

我感觉被押送到狱部的这半公里是我这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距离。狱部终于到了，普耶总司令和几个看守头头都站在狱部门口“迎接”我们。

“你有什么话说吗？”普耶冰冷地看着我。

“留着预审时说吧。”我释然道。

“关进牢里。”普耶对身旁的看守下令。

我和马迪尔被关进了狱部内的一间单人牢房里。牢房正对着司令部大门，牢里有窗户，但是被水泥封上了，里面一片黑暗。到了下午3点，几个看守给我们戴上手铐，把我们押到一个大厅里。大厅里的装潢像是法庭，总司令、两个副司令和几个看守长都在里面正襟危坐着，一个看守拿着笔坐在斜对面，应该是充当记录员的角色，总会计德加坐在他旁边。

“鉴于沙里叶和马迪尔挖掘费瓦夫人的坟墓，用来隐藏他们的木筏，并企图越狱的行为，我，布鲁埃·奥格莱克，代表公诉方控告沙里叶和马迪尔盗窃与挪用公共物资、亵渎坟墓、企图越狱。同时我代表公诉方控告布尔赛、纳里克、格涅为此二人同谋。”

普耶看着我问道：“同意吗？”

“我要声明，木筏是我本人设计的，我承认我曾经逼迫布尔赛为我制作木筏的零部件，如果他敢拒绝，我就杀了他，他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协助我的。此外马迪尔与此事无关，我只是在他看管的菜园子里存放了些东西，至于东西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坟是我挖的，和马迪尔没有任何关系。哦，对了，我根本就不认识纳里克和格涅，他们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说。”

布鲁埃道：“是吗？可揭发你们罪行的人可不是这样说的。”

“哈哈，你说的是贝拜尔吧？他在成心诬陷和他有仇的人。他的话你也信？”

普耶说：“够了！在笔录上签字吧。”

“布尔赛、马迪尔、纳里克和格涅与此无关！你们不这样写，我就不签！”

“好！我同意。签字吧。”

我签了字，被关进位于皇家岛的特殊监狱等候接下来的发落。我坐不住，根本不可能坐得住，我像疯子一样在牢房里狂走，走得毫无节奏感。实在累得不行了我就抽烟，一根接一根玩儿命地抽烟。多亏德加托人给我送来了很多烟。我不知道最终的处罚什么时候下来，也没有人告诉我接下来我会经历什么，我就茫然地在牢房里狂走、抽烟；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我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

这所监狱每天上午允许放风一小时，那段日子我过得实在是浑浑噩噩，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的放风时间，普耶总司令居然来探监。真是怪哉，他对我意外地友善，按理说如果我逃跑成功，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他才对。

“蝴蝶，我妻子说了，你的行为很爷们儿，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想逃跑！她让我转达她对你的敬佩。”普耶认真地说道。说实话，这夸赞真让我哭笑不得。

他还告诉我布尔赛出示了我恐吓他的证据。司令说他明白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但他不想深究。我问他盗窃公共财产罪会判几年，他说不会超过一年半。

司令走后我收到了沙塔尔托人送来的纸条，他告诉我贝拜尔将被解除囚禁，因为他要去大陆治疗肝脓肿。我明白这是狱方有意安排的，这是为了使他免受报复。知道这一消息后，我心中顿时燃起了怒火。上帝啊！太不公平了！这浑蛋做出了此等卑鄙的勾当却被解除了囚禁，可以回到陆上，然后偷偷逃跑，我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马上托人叫来了德加。

德加来了，他问我：“兄弟，你还好吗？”

我开门见山道：“有没有办法让我见到贝拜尔，哪怕一面也好！”

“我明白你的感受，蝴蝶。按照法国的司法流程，你有权申请与控诉方证人对质，不过只有申请一次的权利。还有，根据对质结果，法院可裁决对当事人拘押、惩戒，或释放。不过……根据你的情况，我想最终量刑不会有改变。”

“我明白了，我要对质！”

“好，流程上的事我来安排。”

第二天放风的时候德加告诉我，对质的法律程序已经走完，明天上午10点举行对质。

那天夜里我彻夜思考怎么干掉贝拜尔。那把别在我脚腕的匕首没有被那粗心的老阿拉伯狱卒搜出来，对质的时候我可以用这把匕首杀死那浑蛋。但我还是无法下定决心。杀了那浑蛋我会判死刑，为了惩罚一个浑蛋搭上自己的性命，值吗？不，如果不杀他……天啊！我四个月的努力、四个月的希望、四个月的抗争，因为那个浑蛋付诸东流！这个无耻之徒、兵痞、同性恋，为了获得新生不惜葬送一素不相识的人的未来，我岂能饶他？！我豁出去了！我一定要杀了那浑蛋，哪怕赔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我是不是疯了？哼！疯就疯了！等等，有没有既能杀了那浑蛋又不用判死刑的办法？如果他先拔出刀呢？这样我是不是就算正当防卫了？对，是个办法！这样，我明天先拔出匕首，要特意让他看见，那他出于自卫肯定也得拔出刀子，我就在他拔出刀子后下手，因为看守可能在我动手前开枪把我打死，所以必须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动作要干净利落。等等，如果他不拔刀呢？听天由命吧，如果他不拔刀我就不杀他。好，就这么办！

早晨6点了，看守来送早饭。这个看守这两天经常和我聊天，他叫丹达尔达，科西嘉人。

“几点开庭？”我问他。

“10点半。蝴蝶，我是站在你这边的，祝你今天好运。”他鼓励我道。

10点，我被押送到了院子里，纳里克、格涅、布尔赛和马迪尔也到了。负责押解我们的看守是丹达尔达，他用科西嘉方言和马迪尔聊天，我能听明白，他在对马迪尔说：“你可能要被关三年。”这时候，对面走来了那个监视我们的老阿拉伯狱卒和贝拜尔那浑蛋。贝拜尔的目光与我对视了一下，他吓得后退了两步，但押送他们的看守催促他说：“快点走！丹达尔达，看着点，别让他们说话。”最终贝拜尔走到了距离我两米的地方。

丹达尔达说：“两组之间不许说话。”

这时贝拜尔那边的看守鞋带松了，他弯腰系鞋带，我赶紧给马迪尔递眼色，他一下就明白了，朝贝拜尔的方向吐了口痰。对面的看守系好鞋带站起来时，马迪尔开始吵吵个没完。

“嘿！保持安静！”那边的看守怒斥道。

马迪尔成心用科西嘉方言对那看守说话，那看守也听不懂，瞪着马迪尔。他完全上当了，马迪尔就是要吸引他的注意力。我趁机往前迈了一步，把匕首亮出来，故意让贝拜尔看到。他露出了慌张的神色，紧接着“唰”地从腰间拔出刀刺向我的右臂。我不管不顾，右臂任他刺，直接将匕首推进他的心口。

“啊！！”贝拜尔发出了野兽一样的嘶吼，然后栽倒在地。

丹达尔达赶紧拔枪，对我吼道：“闪开！不然我开枪了！”

我赶紧捂着右臂向后退了几步。

马迪尔到近处看了看倒地的贝拜尔，用科西嘉方言对我说了句话，他说的是：“他死了。”

对面的看守看了看我的伤势，又看了看死了的贝拜尔，走出院子喊：“抬担架来，有人死了。”

“什么？！谁死了？”外面的看守问。

“贝拜尔。”

“嗨！我还以为是蝴蝶。”

马迪尔用科西嘉方言对我说：“我的好兄弟，这回有你受的。”

“哈哈，至少我活着，他死了。剩下的听天由命吧。”

丹达尔达趁着外面的看守没来，小声对我说：“蝴蝶，就说是他先动的手，我给你做证。”

我感动得要命，真是的，这些科西嘉来的看守，要么坏透，要么对我好得要命。我照他说的大声呼喊：“救命啊！我受伤了！贝拜尔要杀死我！呜呜呜……”

一个看守长和十几个看守走进院子。“喊什么！”看守长呵斥道，然后看到了满身是血的我和倒在地上的贝拜尔，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长官，他要杀我！我受伤了！您看，我右臂的肌腱断了。”确实，我右臂完全无法使劲，肌腱肯定断了，我没瞎说。

“好了我知道了，你们送他去医院。这里的事以后再调查。”

这时普耶总司令和布鲁埃走了进来。布鲁埃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冲我喊：“你这个杀人凶手！”

我刚要“辩解”，普耶就说：“布鲁埃看守，先别下结论，可能是贝拜尔动手在先。”

布鲁埃激动地说：“应该不是。”

见状，丹达尔达接话道：“是贝拜尔动手在先，我能做证！科西嘉人从来不撒谎！”

我被押送进了医院，医生给我处理伤口。他没有给我上麻醉就直接缝针，我忍着痛，一声也没吭，随便他怎么处理。处理完后医生说道：“麻药用完了。”然后他补充道：“你这样做不对。”

“哼！反正他肝脓肿了，活也活不长了！”

我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他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几天后我的案子预审。布尔赛出示了我威胁他的“证据”，共犯嫌疑被完全排除了；对纳里克和格涅的指控因为证据不足不予审理；马迪尔排除了盗窃公共财产的嫌疑，不过同谋潜逃的罪名落实了，幸好只判了六个月惩罚监禁，这还是让我感到很惭愧；至于我本人，威胁他人生命安全、盗窃公用财产、企图越狱，再加上贝拜尔的事，情况很复杂。

预审结束了，正式审判要去圣洛朗的军事法庭进行。我被通知星期五启程去圣洛朗，在那之前我还要住进皇家岛的特殊监狱。

那几天我天天抽烟，烟都是看守给的。好在除了布鲁埃，从总司令普耶到执勤的看守对我都没有敌意。星期三上午放风时普耶来看我了，他撤走了所有看守，让我跟他走。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临走前他妻子想见见我。

进了他家，普耶冲屋子里说：“朱丽叶，我按照约定把你要保护的人带来了，不过12点前我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可以和他谈一小时。”说完他就出门了。

朱丽叶泪眼汪汪地走出来，双手搂住我的肩，痴痴地看着我说：“你疯了吗？我的蝴蝶。如果想走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明明可以帮你的啊。到了现在这一步，我丈夫也做不了主了。我叫你来是想看看你伤得重不重，还好，比我想象的轻。另外就是，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还有，拿着，这是1000法郎。”

“我不能接受，再说我不缺钱。”我没有接她塞给我的两张500法郎大票。

“就当是我买鱼的钱呢？收下吧。”

“不，这样会玷污你我的情谊。”

“好吧。你想喝茴香酒吗？”

在这一个多小时里，这位美丽的女士含情脉脉地对我说着安慰和打气的话，我完全转变了对她的印象，现在想想以前我对她的那些无端揣度才是小人之举。她说我杀死那个卑鄙的浑蛋一定会被宣判无罪，其他的可能要被判18个月到2年。

一小时的时间到了，最后，她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颤抖地说：“再见了，我亲爱的蝴蝶，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说完，她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路上没有看守押解我，是普耶一个人陪我返回狱部的，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极大信任，我很感激他，我对他说：“司令，您有全世界最高尚的妻子。”

“谢谢你这么说，蝴蝶。这对她太残忍了。不过事已至此，我也无能为力，希望你理解。”

“普耶司令，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乘此机会我想向你表示我的感谢。还有，如果这次我逃跑成功了，肯定会对你造成很大的麻烦，对这一点我很惭愧。”

“哈哈哈，可不是嘛。好了，不说这些了。但是你明明应该成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即将进入特殊监狱门口了，他对我说：“再见，朋友。愿上帝帮助你，你需要得到他的帮助。”

“再见，司令。”

看来我的确需要上帝的帮助，圣洛朗军事法庭的法官非常严厉。他的宣判如下：盗窃公共财产，监禁两年；亵渎坟墓，监禁半年；恐吓他人，监禁半年；企图越狱，监禁一年；防卫过当致人死亡，监禁四年。数罪并罚，共监禁八年。

要不是丹达尔达做伪证证明是贝拜尔动手在先，我这次绝对会被判死刑的。

2.第二次监禁

果不其然，我又被发配回了拯救岛。

这次登船上岛的有16人，其中12人是监禁犯，我自然是其中之一。在海上遭遇了强风，船颠簸得厉害，我竟然非常希望这破船能沉入海底。我心如死灰，眼看前方巨浪袭来，不做躲闪，任凭浪花拍打在脸上，卷走我的草帽。未来等待我的可是八年的铁窗生涯，哪里用得着草帽？“我现在已经30岁了，要蹲八年惩戒监狱。我能熬过这八年吗？”我在心里自问着。我曾经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年头，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所以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四年应该是我可以忍耐的上限，可那是在我不杀贝拜尔的情况下。哈哈哈，真是讽刺！天大的讽刺！我的目的应该是奔向自由，一时的仇恨蒙蔽了我的双眼，我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船上的看守中有一个我认识，不过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此刻我非常想问他一个问题。

“长官，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说蹲八年惩戒监狱还能活着出来吗？”

他想了想说：“不好说。我认识几个蹲五年的，出来时看着还不错。你是几年？”

“八年，长官。”

“你只有在不受任何惩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来。祝你好运。”

对，只有在不受任何惩罚的情况下我才能活着出来，他说的是事实。所谓的惩罚我见识过，就是取消部分食物供应。每天减少一顿饭的话一天两天没有问题，可如果是几年呢？根本用不了几年，只要持续几个月人就会死于慢性营养不良。因此我的结论是：这次我绝对不能接受椰子、烟，也不能接收信件和写信，因为我输不起。等等，如果不是从外界送东西呢？对了，可以买通送饭的囚徒，让他每顿多分我些饭。这很容易，而且几乎没有风险。想出这个主意后，我的郁闷稍微缓解了一些。

下午3点，我又回到了皇家岛。皇家岛是狱部所在，我们关惩戒监狱的要先在这儿登记，就像上次一样。

德加走了过来，问道：“我的兄弟，你被判了几年？”

“八年。”

“这次你一定要挺住。”他叹了口气。

这时加尔加尼也过来了，我抢在他开口前说：“我知道你们对我好，但这次你们不要送椰子和烟，也不要写信。时间太长，一旦被惩罚就危险了。”

他们点头表示明白，然后我又悄悄说：“你们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打点一下送饭的狱卒，让他每次给我多盛点儿，这倒是没什么风险。”

“没问题，我来安排。”德加胸有成竹地说。

“兄弟，你一定能挺过去的。”加尔加尼安慰我道。

我与他们两个拥抱告别后主动要求上了第一趟船，目的地是圣约瑟岛的惩戒监狱。船启程了，岸上的流放犯看着我们的表情就好像在看棺材降入坟墓一样。

划船的苦役犯里有萨巴尔，他同我搭话：“一定要挺住，蝴蝶。”

“谢谢你。”

然后他问：“马迪尔什么情况了？”

“军事法庭要进一步调查取证后再给他定罪。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别担心了，我想应该是好事吧，至少证明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

圣约瑟岛到了，还是上次的那条路，那条不堪回首的路。既然无力抗争，就只好接受了。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爬着山坡，目的地自然是那令人绝望的惩戒监狱。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着急，走得很快，甚至走在了看守的前头。说来也怪了，那一刻我居然想早点进入自己的牢房。看守看着我快步走的样子笑了，说：“蝴蝶，你慢点儿，这又不是回家。”

终于到了。我们走进惩戒监狱黑漆漆的狱部。

监狱司令走了进来，他看到了我，眼前一亮，说：“蝴蝶，我对你回来感到遗憾。”他给犯人们例行训完话后对我说：“我这次会给你分配最好的牢房，A栋127室，阳光充足，和监狱大门近，空气流通。我希望你这次能老老实实地待八年。如果你表现足够好，我可以给你减刑一两年。”

我来到了A栋127室。确实，这里正对着楼道的铁栅栏门，阳光充足，空气清新，这给了我一些勇气。我在心里感慨道：“八年，这四面灰墙我要看八个年头。这次不要数小时、数天数了，如果要计时，合理的单位应该是半年。对啊，过了16个半年我就能获得外面那虚假的自由了。不管如何，这次至少有一点好。就算我死在了这里，我也是死在了阳光的照射下；如果我病了，医生至少能看清我的脸。我要释然，要绝对释然，不要和不能改变的过去较劲，因为逃跑失败而入狱，因为杀死一个小人而加刑，我想它干吗？把这些不良情绪统统甩掉。再说了，八年呢，应该会赶上大赦，弄不好会赶上战争或者地震把这牢笼毁掉呢，也许会有正直的官员发现了我的冤屈将我释放呢，谁知道呢，不管怎样，贝拜尔已经被鲨鱼吃掉很久了，而我，16个半年后将从这里健康地飞出去！”

一、二、三、四、五，向后转；一、二、三、四、五，向后转……我开始了例行散步。在形势不明朗的头几天不要无谓地消耗能量，我决定只在每天上午、下午各走两小时，在确定食物供应充足后再增加锻炼量。

说好了不想这些，可我发现我根本忍不住，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逃跑的最后一刻。如果没有贝拜尔那个小人告密，我只要坐着筏子漂流出海就能逃出来。我用面粉布袋做了帆，只要有风，足够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航行，十几个小时就能抵达陆地。我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在对贝拜尔有了怀疑后当晚就应该做掉他，而不该动妇人之仁。如果当晚我那么做了，我现在应该在哪儿呢？也许到了特立尼达，正在鲍威家做客；也许到了库拉索，被耶利亚·德·布鲁尼保护起来了；就算最终没有肯接受我的国家，回瓜希拉也是一种选择。

在我之前的讲述中提到过，拯救岛三岛上的苦役犯死后是不下葬的，而是把尸体扔到圣约瑟岛和皇家岛之间鲨鱼出没的海里。他们把死者用白布缠好，拉到指定海域抛下。我听亲眼见过的苦役犯说起过，那场景真是触目惊心——蜂拥而至的鲨鱼有时甚至能把尸体顶出海面，扯掉缠尸体的布——目睹一块块的人肉被撕扯下。负责抛尸体的苦役犯说，吸引鲨鱼聚集到那片海域的不是别的，而是教堂的钟鸣。岛上会为死去的苦役犯举行间断的海葬仪式——敲钟，教堂的钟一响，那地方就会聚集起成群的等待啃食尸体的鲨鱼。我会被那样抛下海，被鲨鱼啃食殆尽吗？不！我宁可选择在我活着的时候被他们啃食，那样至少是死在了追求自由的道路上！

第一周过去了，我发现分给我的伙食有了变化。早上的干面团变大了，中午汤里的菜和肉比平时多了，晚上的菜变成了以前的双份。哈哈，这肯定是德加的功劳。如果保持这样的食物供给量，我每天就可以延长散步的时间了，可以多走几小时。由于友人们的暗中帮助，我能吃饱了，因为能吃饱，所以能加强身体锻炼，所以身体相当好，这是个良性循环。

散步对我有很大益处，因为我在散步的时候更容易“出窍”，更容易在精神世界中游走四方，我可以整天“待在”阿尔代什的一个叫法弗拉的村庄，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因为我小姨就住在这里。

我又回到了小时候，我独自在法弗拉的密林中采蘑菇，渴了就喝一口林间流淌的溪水。啊，冰冷的泉水味道微苦，这是只有在法弗拉才能品尝到的泉水。我躺在密林深处，突然感到鼻子痒痒的，睁眼一看，原来有一只蝴蝶飞到了我的鼻尖……我就这样在法弗拉“度过了”愉快的一整天，如此温柔，如此明媚，如此真实。我在散步中经历了十五年前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种种美好，这可是只有在这鸦雀无声的牢房里才能经历的奇妙感受。谁也无法阻止我在精神世界中游历，谁也无法阻止我受伤的灵魂在意象世界中获得静谧与美好。

在社会人看来，我被关进了这“吃人”的惩戒监狱，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整日超脱地在无限的精神世界中到处游历。哈哈，这谁能想得到呢？

六个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六个月就是半年，我说过，以半年为计时单位。我在心中把16减去了1，还剩下15个半年。

是该总结一下的时候了。这半年没发生任何事故，伙食始终很充足，每天的锻炼也充分，所以身体很健康。不过我周围的牢房里有发疯的，还出现了自杀的。幸亏那些发疯的很快就会被看守弄走处理掉，听到他们疯狂的喊叫我都无法在精神世界中游历了。

这半年里各种咬人的虫子把我折磨得够呛，其中最可怕的要数千足虫，被它们咬一下就会红肿一大片，痛痒无比。后来我逐渐掌握了对付它们的经验，如果它们爬上身，千万不要用手拽，只要上手肯定会被咬，得让它们自己爬下去，再痒也要忍着别上手。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把面包留下一点，放在地上，这会吸引千足虫，等它们爬过去后就把它们拍死。

还有，我应该阻止我后悔为什么没有在贝拜尔告密前把他干掉，我一遍一遍地下决心，不和不能改变的过去较劲，但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不自觉地思考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同自己争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权杀人？在怀疑贝拜尔有告密倾向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结果了他！可万一我搞错了呢？如果他压根就没发现，或者即使发现了也没打算告密呢？那岂不会错杀了无辜之人？可后面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我的犹豫和妇人之仁才造成了今天这地狱般的处境。那么，难道我当时真的应该痛下杀手吗？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哈哈，到了今天这般地步我还在自我争辩这个问题，看来我还保留了宝贵的良知。我现在很想知道，当初那12个陪审官，还有那个我整天琢磨怎么割他舌头的检察官，他们是否摸着良心问过自己对我的处罚是否合理呢？哼！或许他们早就把我忘了吧。

哦，对了，第一个半年里的有一天夜里，有两个囚犯上吊了，我是根据第二天外面的动静和看守的小声谈话知道的；“吃人岛”从来如此名副其实。顺便说一下，我所在的A栋127室头顶上就是看守换岗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能听到他们的只言片语。

第二个半年过去了，还有14个半年。

嗯，是该总结一下的时候了。这半年来我吃得好，天天散步，所以身体很健康。而且自从我熟练地掌握了“出窍”的方法后，精神也健康多了。当然了，不排除有阳光的因素，在这间牢房，每天都能享受阳光的滋润，让我不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我还真得感谢那个司令。

总体而言，这个半年比上一个半年心理上要健康。因为我一有负面情绪就及时“出窍”，制造一次想象中的旅行，把负面情绪赶走。也许这么说非常奇怪，但这是实话，我非常感谢贝拜尔，因为他的死对我战胜负面情绪的帮助非常大。当出现即使“出窍”也无法摆脱的负面情绪时，我就这样想：“为了即将到来的自由，我要好好活下去！你看，贝拜尔阻止了我逃跑，结果他枉送了性命，哈哈哈，活该！他永远也甭想获得自由了！而我，有朝一日我必然可以重获自由！这毋庸置疑！这无可争辩！出去的时候我也才38岁，还不老，下次一定能成功逃出去！”

第三个半年刚开始时，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四肢发黑、牙龈出血。从来没有这样过，病了吗？我自我检测了一下，用力按压小腿，结果留下了一个久久不能复原的清晰手印，看来我浮肿了。慢慢地我的体能也大不如前，以前我每天散步十小时不知疲倦，而现在才走两小时就累得不行了。以上我还可以不当回事，后来一天，我的上门牙掉了，我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向看守汇报了病情，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在我被关进这间牢房后的第18个月，铁门打开了，随后一个看守进来对我说：“出来，跟我们走。”

当天我所在的A栋被带出去的犯人有十几个，看来是打算集中给我们看病。我们被押送进了院子。一个年轻医生坐在露天放着的小木桌后面，他旁边站着两个护士。现场所有的人，包括护士和所有的看守都是陌生面孔；看守全都握着枪，表情严肃。

看守长喊道：“所有人，把衣服脱了，衣服夹在胳膊下头。我点到名字的过来！”

十几个人依次接受了诊断，其中发现了几个装病的，他们被看守带走了，不知道要怎么处罚他们。我是最后一位。

“名字？”年轻医生冰冷地问道。

“昂利·沙里叶。”

他看了看我的一脸病容，说：“就你还像个病人。来多久了？”

“已经18个月了。”

随后他给我测了体温、脉搏，检查了口腔，给我脱落的门牙处消了毒，然后给了我一个柠檬，说我身体缺乏维生素，有轻微坏血病。之后看守就把我带回去了。写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这个年轻的医生叫日尔曼·吉贝尔，后来他成了我的好朋友。

这件事在惩戒监狱很不寻常，居然把生病的犯人放出牢房接受治疗，这是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发生了什么？是看守良心发现了，还是上头修改了惩戒监狱的狱规？不过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之后我居然接受了相当人性化的治疗——看守特准我每天进入院子晒一小时的太阳，每天都有护士给我消毒，每天我都会得到两个柠檬。只是，我的病一直没见轻，不过也没有恶化。

一天，我在院子里晒太阳，等着医生来为我例行诊疗。他来了，简单询问了我的情况后，我提议道：“医生，柠檬我吃腻了，身体也没见好转，可以给我开些辣根菜糖浆吗？”

“辣根菜糖浆现在很稀缺，是留给重病号的。我可以给你开，不过每天只能给你一勺。柠檬不要停，坚持吃，那对身体有好处。”

“医生，我和印第安人一起住过半年，他们生病了都吃海藻。我在皇家岛看到过海藻，圣约瑟岛上应该也有。”

“嗯，倒是个新思路，海藻的确富含维生素。这个没问题，我让人每天给你带些。印第安人怎么服用，生着吃还是煮熟了？”

“生着吃。”

那之后过了一周，我的病终于开始好转了。

奇迹，我只能说是奇迹，几周后惩戒监狱管理制度大调整——所有犯人每八天可以出去两小时，在这期间居然可以聊天。这对我们而言是天大的喜讯，让这里所有人正在凋零的生命又复苏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四的上午，一阵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结束后，A栋所有牢房的铁门都被打开了。

“所有人，在门前站好！总督要来视察了。”天桥上一个看守喊道。

在几个看守长的陪同下，一个风度翩翩、满头银发的男人走进了牢房走廊。这位肯定就是总督无疑了，一个看守长向他介绍每个犯人的所犯罪行和刑期。

到了我的门前，看守长介绍道：“他是本狱中刑期最长的。”

总督看向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昂利·沙里叶。”

“你判了几年？”

“八年。”

“待几年了？”

“18个月。”

总督看向看守长，问：“他表现如何？”

看守长回答：“他表现得很好，长官。”

总督又看向我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这里的制度非人性，与民主自由的法国不相称！说话是天赋人权，而这里却剥夺我们说话的权利。哦，还有，他们直到前些日子才给我们治病。”

总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如果我还是总督，只要你今后好好表现，我可以特赦你。”

“谢谢长官！”

从这天开始，新总督颁布了正式命令，拯救岛管辖区惩戒监狱在押犯人每天放风一小时，并被允许在特定海域下海。

我不太清楚这条命令的颁布是否有我建言的因素在里面，那之后的每天上午9点，我们这些惩戒监狱在押犯人都会下海洗海水澡。当然，不能游太远，因为远处有鲨鱼出没，而且岸边有持枪看守严密监视，如果发现有借机逃跑的，他们会格杀勿论。在每天放风的一小时里，所有看守的女性家眷必须待在家里，以便我们光着身子下海。

这样美好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惩戒监狱里犯人们的脸色全都红光满面，这是每天晒一小时太阳、泡一小时海水澡、讲一小时话的“疗效”，所有人精神上的萎靡也荡然无存。

记得有一天，我们泡完海水澡，正走在回监狱的路上，突然听到岸边一个女人在大叫：“我的孩子掉到海里了！”紧接着听到两声枪响，然后听到岸边的人在大叫：“天啊！有鲨鱼！”

我不顾还赤裸着身子，条件反射般地朝岸边跑去。到了岸边我看到两个女人在没命地叫喊，还有三个看守，刚才的枪声应该是看守在向鲨鱼射击。

其中一个女人在冲看守大喊：“你们这些胆小鬼！快点下水救救我的孩子！我不会游泳，要是我会我早下去了！”

其中一个看守又朝鲨鱼开了一枪，另外两个看守看样子还在犹豫要不要下去。

我跑到岸边找寻着落水孩子的下落。终于看到了，那孩子穿着一件蓝条裙子在海里挣扎着。现在正是退潮的时间，孩子正被潮水推得越来越远，周围已经能看到露出海面的鲨鱼鳍了。

“你们都别开枪！！”我冲射击的看守吼了一声，毫不犹豫地跳进海里，向那孩子游去。在潮水的带动下我游得飞快，很快就游到了孩子附近。我抽打海水激起很大的浪花，以便赶走鲨鱼，不过鲨鱼不为所动，依然向我和孩子靠拢过来。谢天谢地，就在鲨鱼马上就要冲向我们的时候，一条快艇及时赶到了，快艇驾驶员为了赶跑鲨鱼，在我们周围做着圆周运动，呼啸的马达声和激起的浪花终于赶跑了鲨鱼。我和孩子顺利脱险，被陆续救上了船。

这件事发生后，惩戒监狱司令以我身体不适为由取消了我的监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对我救人的回报。

第八章

再禁皇家岛

1.水牛布鲁迪

我又返回了皇家岛。在被判了八年惩戒监禁后的第19个月，因为救人有功，我又回到了这里。在开往皇家岛的渡船上我认识了一个意大利人，他也是刚从惩戒监狱刑满释放的。在船上他坐在我旁边，我们聊得很开心，甚至彼此吐露了一些秘密，比如，他藏钱筒的方式居然和我一模一样。哈哈哈，真是个有缘之人。

皇家岛上我的朋友们都在，德加依然是总会计师，加尔加尼还在当邮递员，布尔赛、纳里克、格涅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沙塔尔还是卫生所的护士；我第一次逃跑时的伙伴马特雷转正了，正式成了皇家岛的助理护士；最让我高兴的是马迪尔被无罪释放了，真好！

这次我又被分配到了危险分子聚集的A栋。几乎所有人都在，大家都来向我祝贺，即使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表匠，都来祝贺我的归来。

“嘿，兄弟们，大家都好吧？”

“好得很！欢迎你，蝴蝶。”回答的是卡斯代利。

葛朗台说：“你的吊床还是之前的位置。从你走后我们就一直让它空着。”

“谢谢你们。最近有什么消息？”

葛朗台回答：“哈哈，有，还是个好消息。咱们A栋有人把那个在椰子树上监视你、揭发你的阿拉伯浑蛋给宰了，就在昨天夜里。今天早上点名的时候，他们营房里的人发现那家伙胸口插着刀。放心吧，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太好了！是谁？我要感谢他。”

“将来他会自己告诉你的。”葛朗台道。

我便不再问下去。

“好啊。”所有人都迎合我。

“哈哈，我还怀念这无期苦役犯的日子啊。”

这时，一个阿拉伯狱卒跑来说：“蝴蝶，普耶总司令在叫你。”

我跟着他向皇家岛狱部走去，路上遇见了几个脸熟的看守，他们都和我亲切地打着招呼。我来到了狱部的总司令办公室，普耶坐在正座上。

“你还好吗？”普耶笑道。

“一切都好。”

“你救那个小女孩的行为非常勇敢，我对你能够减刑感到很高兴。估计你还不知道吧，你救的那个小女孩儿叫里杰特，她爸爸可是圣约瑟岛的司令。”

“难怪我会被特赦。”

“你来管理皇家岛上的牛吧，是份很清闲的工作。哦，对了，我可以和你透露一下，三周后我会回法国本土，不会再回来了。”

“司令，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普耶笑了，问：“哈哈哈，你小子该不会是打算再等三周就准备下次逃跑吧？”

我笑而不语。

告别司令后，我在回营房的路上遇到了之前在渡船上认识的那个藏钱筒方式和我一样的意大利人，我们聊了起来。我们先聊了些其他的，最后话题转到了惩戒监狱。

他哽咽道：“蝴蝶，你知道吗，在那个吃人的地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过要自杀的。”

我抱住他，说：“朋友，你已经挺过来了，别想了。还有，不要想自杀，就算死也要在死在逃跑的路上，这样至少你死的时候是自由的！”

“你说得太对了！我听过你的故事，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你要行动，记得给我打声招呼。”

“好的，没问题。”

在皇家岛的放牛生活开始了。之前负责放牛的是一个马提尼克黑人，他教了我一周如何放牛。

由我负责的牛里有一头两吨重的水牛，它的脾气非常暴躁，几天内顶死了两头牛，昂戈斯蒂看守对我说：“再给它一次机会，如果它再顶死别的牛，就把它宰了吃肉！”

我给这头有脾气的大水牛起名叫“布鲁迪”。说来奇怪，布鲁迪从来不对我发脾气，几天的时间就和我成了朋友，它经常用它的长舌头舔我身上咸咸的汗水。

我和布鲁迪每天有一项固定工作，即拉海水冲皇家岛上的各处下水道。具体操作如下：我牵着布鲁迪，布鲁迪拉着装满大桶的牛车，我们每天一早先去海边把所有大桶盛上海水，然后向皇家岛各处的下水道进发，每处下水道都冲一桶海水。皇家岛上的下水道设计得很不科学，口太细了，如果不这样冲，就很容易堵上。这项工作我在中午前就能完成。

马提尼克人教了我一周后就不管了，后来我遇到了一件让我头疼的事：布鲁迪每天早上都不愿意干活儿，和我玩捉迷藏，被我找到后，它就钻进蚊虫滋生的脏水塘里。每天我都得花一小时才能把它抓住套上牛车逼它干活儿，我经常骂它：“你这浑蛋，再不出来我就揍你了！”可是，它才不在乎怎么骂它呢。好在我还有别的手段，拉它鼻子上的铁环，它一疼就只好出来了。这样的事情每天早上都会上演一遍。只要出了水塘，我们就会和好如初。每天干完活儿我都会提来一桶清水给它清洗身体，先用水把它的身体弄湿，然后用刷子把粘在它身上的脏东西刷掉，最后提起水桶再给它冲个澡。

后来有一头母牛爱上了布鲁迪，经常跟在布鲁迪后面。我给那头母牛也起了名，叫它玛格利特。我从不干涉它们的交往，看到它们亲热时就主动回避，从不做破坏气氛的事。不知道是出于对我的感激还是不想耽误谈情说爱的时间，布鲁迪自从和玛格利特好上后，每天早上拉海水都走得特别快，有时甚至我得追它，这直接导致我每天上午9点就能冲完下水道。

一天，我和布鲁迪从海边灌完海水往第一处下水道走，路上，布鲁迪累了，我就找了个树荫处让它休息。突然，从林子里冒出一头公牛，这头公牛我认识，我也给它起过名字，叫“当东”。当东直接向布鲁迪发起了进攻，布鲁迪一个躲闪让它撞了个空，牛角扎进了树里。我趁当东拔牛角的空当把牛车从布鲁迪身上卸了下来。然后，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卸下牛车的布鲁迪和把牛角从树里拔出来的当东头对头、角对角，都喘着粗气，谁也不动，好像在对话。过了一会儿，玛格利特慢慢走了过来，伤感地叫了一声，朝山顶走去，两头大公牛就跟着玛格利特一起走去。我大概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决定不干涉，也跟着它们走去。

它们走到皇家岛灯塔前的广场，停下了。一对情敌在玛格利特面前低沉地呻吟着，然后，只见玛格利特悲鸣了起来。我完全听不懂，但我感觉它们之间真的是在对话。对话结束后，两头公牛分别向广场的左右两侧走去，玛格利特仍然站在广场中央。我看明白了，这是要决斗。果不其然，两头公牛朝对方冲了过去，剧烈地撞在了一起。

这场决斗很快吸引了在广场附近的看守和看守家属，他们都来看热闹，甚至还下起注来，有的押布鲁迪死，有的赌它能活到最后。两个庞然大物在广场上展开了肉搏，它们所经之处一片狼藉，广场周围的菜园、水房、庭院全都被破坏殆尽。

决斗持续了一小时，最终以布鲁迪胜利告终。当东咽了气，它的肚子被布鲁迪捅破了，血和肠子流了一地。布鲁迪也筋疲力尽了，站都站不稳，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玛格利特身边。

因为这场决斗，我被解除了牛倌的职务。我倒是无所谓，不过他们处死布鲁迪的决定让我忍无可忍，于是我去找普耶司令。

“蝴蝶，那头牛必须被处死！它太危险了，都杀了三头牛了！”

“司令，我就是来给布鲁迪……哦，就是你说危险的那头牛求情的。布鲁迪是被攻击的一方，我可以做证。根据法国民法典，这是合法的正当防卫行为！”司令被我的话逗笑了。我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述，最后总结道：“如果我当时不卸下布鲁迪的牛车，它当时就会被当东杀死。”

司令托腮想了想，说：“你说得有道理。”

这时昂戈斯蒂看守来了。

“您好，司令。”他先给司令敬了礼，然后转向我，说，“蝴蝶，那头疯牛你藏到什么地方了？你不要护着它，今天说什么都要把它宰了吃肉！”

“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干！它是我的伙伴！”

“伙伴？天啊！一头牛？你开玩笑吧？”

“昂戈斯蒂先生，听我给你讲讲前因后果好吗？”

普耶说道：“昂戈斯蒂，你就听他说说吧。”

“好的。”见司令发话了，昂戈斯蒂的态度不再那么强硬了。

“昂戈斯蒂先生，你相信牛和牛之间可以对话吗？”

“我信，它们之间也要交谈。”

“那就好办了，当时布鲁迪和当东的决斗是达成了协议的。”

我把刚才对普耶讲的那些从头到尾又给昂戈斯蒂讲了一遍。

昂戈斯蒂听完，笑道：“好的，我明白了，你去找布鲁迪吧，我们不杀它了。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它再杀死其他牛，无论如何也要让它偿命了。”

“你还是继续当牛倌吧。干活儿去吧。”普耶对我说。

2.疯狂的暴动

一天晚上，已经过了熄灯时间了，我正躺在吊床上回忆这几年的过往，突然一个声音传来：“睡了吗，蝴蝶？”

是一个狱友问我。

“没呢，怎么了？”

“我们想和你谈个事儿。”

“说。小点儿声。”

“我们在策划暴动，要杀死全部看守和给看守当走狗的狱卒，还有看守的家眷，一个不留！我，阿尔诺，我朋友欧丹，还有四个伙伴已经商量好了，我们打算先占领狱部的枪械库……”

“够了！谢谢你信任我，不过我不同意！”

“蝴蝶，我们可是打算让你当头儿的。这样吧，你先别着急拒绝呢，先听我把详细计划说一遍。我们已经秘密准备了五个月了，有50个狱友入伙儿了。这事儿能成，相信我！”

“我不同意，不参与，更不会当头儿。你们那50个人的名字一个也别告诉我。”

“为什么啊？我们明明那么信任你，至少你应该听听我们的计划，说说你的看法。”

“第一，我没请你告诉我你们的计划；第二，我可以杀死陷害我的小人，但绝不会杀任何一个无辜之人；第三，我就直说了吧，你们不可能成功。”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我们不可能成功？”

“就算整个皇家岛的所有苦役犯全跟着你们干，的确有可能占领这岛，但怎么离开？岛上一共只有两条船，只能装下40人，其他人怎么办？”

“我们……我们会事先商量好谁能上船谁不上船。”

“扯淡！让我告诉你，到时候谁都想活下去，活下去的渴望会让你们争夺上船的权利，导致自相残杀！退一万步说，就算你们真能逃走40人，那下一步怎么办？那不是一个人，是40个啊，那么大的目标，根本跑不远。就算你们化整为零，分开逃，可你们都是武装暴动后逃跑的人，手上都有命案，我保证没有任何国家肯接纳你们。所以即使你们成功了，也得不到自由。”

“这么说，你是肯定不同意啦？”

“对。这个决定我不会收回。”

“那我们走了。”说完他就要离开。

“等等。”我叫住他，“我不干涉你们，你们也不要把你们的计划告诉我的任何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会同意，我了解他们。”

“明白了。”

“你们能不能放弃这计划？”

“蝴蝶，我跟你说实话，不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报仇，停不下了。如果真如你说的，没有国家肯收留我们，那大不了我们后半生到原始森林里过。”

“既然你们决心已定，那我也不再劝了。放心吧，你们的事我绝对不会说出去，请相信我。”

“感谢你，蝴蝶。”

“还有，请答应我一件事，你们行动的前八天请告诉我一声，以便暴动时我不在皇家岛。”

“明白，我们到时候会提前通知你。”

“嘿，朋友，我做什么才能让你们改变那疯狂的念头？比如……想想一个人也不杀的办法……小规模逃跑的办法。”

“不行。对我们来说，主要的目的是报仇，其次才是逃跑。”

“那看守的家眷呢？那些孩子呢？”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骨子里坏透了，必须斩草除根。”

“好吧，明白了。”

“蝴蝶，你不祝我们好运吗？”

“抱歉，我不会祝你们好运的，因为你们想干的是伤天害理的事。”

“我知道你的故事，你也是被冤枉进来的吧？你就不认为咱们有报仇的权利吗？”

“我们当然有报仇的权利，但这和滥杀无辜是两码事！”

“好吧，晚安……哦，咱们刚才什么都没说，对吧，蝴蝶？”

“没错。晚安。”

这些狂人走了。这么疯狂的计划居然有50人入伙，还好我的朋友们谁也没和我说过这疯狂的事，看来他们只鼓动糊涂蛋入伙。事情很严重，因为这些入伙的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那之后的一周里我小心地打探着阿尔诺和欧丹的背景。

原来阿尔诺的罪行顶多关普通监狱几年，结果却被判了无期苦役。之所以如此重判是因为在他的案子开庭前他哥哥杀了一个警察，被判了死刑，开庭时公诉方为了制造仇视他的气氛，故意扯上他哥哥的罪行，这么一煽风点火，陪审团个个对他们全家义愤填膺，才重判的。据说他被捕时还因为他哥哥的事被警察私刑折磨到半死。明白了，也难怪他的复仇心如此之重。

欧丹从9岁就开始坐牢，19岁出教养所后本来想参军，结果刚被释放他就杀了人，被判了无期苦役。他之所以参与这疯狂的计划并不是出于复仇，而是出于骨子里的戾气。之前我和他有过几次交谈，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他脑回路有点不正常。

后来发生了一件令我匪夷所思的事。

一天早晨看守例行点名，点到了阿尔诺、欧丹和我朋友马迪尔的弟弟让·马迪尔。他们都被送往了圣约瑟岛，没有任何解释。

真的太奇怪了，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露出马脚，除非有人泄密。对，有人泄密了，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但是是怎么泄密的呢？我决定和马迪尔、葛朗台和加尔加尼谈谈。这三个人都是我在皇家岛上最知心的人，从他们那儿我知道了他们压根就不知道那疯狂的计划。

“你们说他们为什么只和我说呢？”我问他们。

“这还用说，拯救岛三岛上谁不知道你的故事？没人不知道你想跑。”葛朗台回答。

“我是想逃，但我不想杀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啊。”

“哼，他们都是些狂人，才不会介意杀人。”加尔加尼附和道。

“对了，你弟弟到底是什么情况？”我问马迪尔。

“唉，我真不知道啊，我也得了解一下他是怎么入伙的。”马迪尔叹了口气。

后来的一个晚上，A栋的基拉索罗被人杀了。经过15天的调查取证，一个黑人被认定为犯人，看守把他关进了狱部特殊监狱，听说要枪毙他。

之后的一天，老苦役犯葛尔维偷偷把我叫出来，他要和我谈话。

“蝴蝶，和你说实话吧，是我杀了基拉索罗，不关黑人的事。我想救那黑人，可我怕会被枪毙。如果自首就要被枪毙，那我就坚决不承认，要是坦白了只给我判个三五年，我立刻就去自首。”

“你的刑期是多少年？”

“20年。”

“那你待了多少年了？”

“12年了。”

“如果自首后判无期苦役，你能接受吗。”

“让我想想……这样，可以判无期，但是不能进惩戒监狱，你有办法吗？”

“葛尔维，你不能等到有人揭发你了再认罪，那样你肯定会被判死刑。唯一不被枪毙、不蹲惩戒监狱的办法就是自首，就说你出于良心，不忍心让一个无辜的人送命。辩护人的事我来安排。”

他同意了，那之后我陪他去自首，我给他找来了我的好朋友丹达尔达看守做他的辩护人。顺便说一下，丹达尔达已经升职为副看守长了。最后果然如我所料，黑人被无罪释放，那个做假证的被判一年惩戒监禁，葛尔维因为高尚的行为，逃过了死刑和蹲惩戒监狱，只改判为终身苦役。

两个月后葛尔维才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我。

“蝴蝶，我向你坦白，是我把他们暴动的计划告诉看守的。”

“原来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这里的生活很太平，如果他们那样做了，我们这些想好好过日子的一定会跟着遭殃。其实看守们对我的话也是将信将疑，出于保险起见，索性把他们调到别的岛上去了。”

“对你告密这件事我不做评价，也不会告诉任何人。那你为什么要杀基拉索罗？”

“因为他偷我的钱！他睡我对面，晚上我点完票子就把钱放枕头下面，结果去了趟厕所回来钱就没了。我周围只有他一个人，不是他是谁？”

就在这时，看守过来喊我：“蝴蝶！收拾东西，准备去圣约瑟岛。”

“啊？！”

这消息真是太突然了，我匆忙地向朋友们告了别，上了去圣约瑟岛的渡船。

上次被我救的里杰特和她的司令爸爸已经不在圣约瑟岛上了，上周他们全家去了卡宴。现任圣约瑟岛司令叫迪丹，他接见了我。

“你就是蝴蝶？”

“是的，司令。”

迪丹司令翻着我的档案说：“你这个人挺有趣。档案上先说你特别危险，还用红笔标注‘此人越狱企图明显，需严加看管’，后面又补充了一句‘在鲨鱼群中营救司令女儿’。哈哈哈，实在是有趣得很。我有两个女儿，你想见见吗？”

说着他叫来两个小女孩，一个看起来三岁，一个差不多五岁，后面跟着一位美丽的少妇。

迪丹对少妇说：“就是他救了你的教女里杰特。”然后又对我介绍说：“这位是我太太。”

“你就是蝴蝶？让我握握你的手！”司令夫人亲切地走近我。

如果一个社会人肯和我们这些苦役犯握手，那一定是给我们的最高荣誉，她的行为感动了我。

“你好，太太。”

“你好，我是里杰特的教母，感谢你救了她。”她看向司令，“你打算怎么安排他呢？”

迪丹看着我说：“今天有些晚了，先到营里休息吧。想想你想干什么，我会为你分配的。”

“谢谢司令，不过您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我分配到圣约瑟岛呢？”

“哈哈哈，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想是新任总司令怕你逃跑吧。”

“新任总司令？普耶司令已经走了吗？”

“是的，高升了，已经调回本土了。”

“老实说，新任总司令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本土那边在战争，战争时期国家对殖民地监狱有新规，凡是有犯人逃跑的监狱，对逃跑有责任的辖区直属长官直接撤职，要是战争前顶多降级，所以他才把你这种‘危险分子’送到这儿来。尽管他是三岛总司令，但他直接管辖的辖区只是皇家岛，你在皇家岛跑了，他会被直接问责，你要是从圣约瑟岛跑了，他责任会小很多。还有，我必须提醒你，战争时期的监狱新规规定，如果有犯人越狱，只要被逮到，可以就地正法。所以你不要干蠢事，到时候我可救不了你。”

“谢谢您的提醒。司令，您在这儿要干多久？”

“我吗？我的任期还有18个月，之后我也会被调回本土。”

“风险我全知道，但我不能等这么久。最好让我回皇家岛，我不想影响你的前程。”

司令夫人见我们的气氛有些尴尬，打圆场道：“蝴蝶，你真是个高尚的人。你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们，不要客气。”

说完她又对迪丹说：“亲爱的，你告诉管营房的，蝴蝶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好的，亲爱的。”迪丹说着向外面喊道，“穆罕默德，进来！”

一个一身白色衣服的阿拉伯狱卒进来问：“您叫我？”

“你陪蝴蝶去营房。”迪丹命令道，又看向我说，“房子随你挑。”

“好，我想和最危险的犯人住在一起。”

然后我在穆罕默德带领下离开了司令的办公室兼宅邸的小房子。这精致的小房子建在码头边上，以前里杰特一家就住这里。穆罕默德把我带到了营房。

营房区的看守头头是个科西嘉大叔，叫费丽塞，脾气出了名地暴躁。他一上来就给了我个下马威：“你小子就是蝴蝶吧？你的故事我听说过。在这儿不要打逃跑的主意，如果被我发现你要逃跑，我就扒了你的皮！我还有两年退休，在那之前这里不能出事！”

“所有科西嘉人都是我的朋友，你也一样。我要说我不想跑那是假话，不过我可以保证，就算我跑，也会挑你不值班的时候。”

“哈哈哈，好小子，就这么办！他们小年青降职还是丢官都有重来的机会，可我这个老爷子不行啊，马上要退休的年纪了，经不起折腾。好，挑房间休息去吧！”

到了营房区，我发现这里的营房布局和皇家岛一样，都是100到120人的大长房。这里有疯子皮埃罗、欧丹、阿尔诺和让·马迪尔。按道理我该和让·马迪尔住一起，因为他是我朋友马迪尔的亲弟弟，但我并不喜欢他，他和欧丹、阿尔诺走得太近了，我觉得不方便。我决定住在疯子皮埃罗旁边。

圣约瑟岛比皇家岛稍微荒凉一些，和皇家岛相比，不好说哪个大。这个岛很窄，但很长，不好估算面积，岛上只有一座山，苦役犯营地建在半山腰处，山顶上是令人胆战的惩戒监狱。顺便说一下，惩戒监狱的犯人每天一小时海水浴的规定还在；真希望能继续下去。

迪丹司令一家很是照顾我，每天中午，在司令家干活的穆罕默德都会给我送饭。听他说这饭都是司令夫人，也就是里杰特的教母，亲自为我做的。

到圣约瑟岛的第一个星期日，我去了迪丹司令家做客，当面感谢了每天为我准备午饭的司令夫人，然后同两个可爱的孩子玩了一下午。我抚摩着孩子们金色的头发，不禁害怕起来，如果欧丹和阿尔诺还不改变那泯灭人性的主意，这美好的家庭就会面临危险。在葛尔维揭发了他们的计划后，监狱方其实并不完全相信，所以才只把他们送到了圣约瑟岛，并没有将他们分开。我要不要提醒迪丹司令呢？那样一来看守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还有，我已经答应了欧丹和阿尔诺保守秘密，如果他们知道我泄露了秘密，我的处境会怎样呢？还是不说为妙。

阿尔诺和欧丹的床铺离我很远，我们在营房里互相之间都彬彬有礼，但绝不交心，这样很好。让·马迪尔那小子不理我，估计是因为我冷落他而生气。在这个营房，我和疯子皮埃罗、马加第、玛佐里处得不错。我想隆重介绍一下，马加第是罗马小提琴二等奖获得者，他喜欢拉伤感的曲子，一拉就是几小时，让我听得想要落泪。哦，对了，玛佐里是科西嘉人。

我决定将阿尔诺和欧丹的计划烂在心里，跟谁都不说。这不光是因为我的承诺，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找麻烦。除了当事人和我，我觉得圣约瑟岛上的苦役犯没人知道皇家岛险些发生暴动。这些危险分子的主意改变了没有我不得而知，只希望他们迷途知返。现在阿尔诺、欧丹、让·马迪尔在岛上的职务是采石，这是一种非常辛苦的职务——寻找海边能用来砌墙的石头，用带子把石头拖到目的地，每天都要在曝晒下作业；说实话，这简直是牲畜干的活儿。

一天，我在营房休息，码头方向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我一下就反应过来——那帮疯子动手了。

一个犯人急匆匆地跑进营房大声说：“有人暴动了！”

“啊？什么情况？”我故作惊讶地说。

让·马迪尔今天没去拉石头，走到我床边说：“是暴动，蝴蝶。”

“为什么暴动？”我选择继续装傻。

枪声不断传来，越来越近。疯子皮埃罗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真是暴动！他们败了！大家小心！看守都杀红了眼，一定是能杀多少杀多少！”

让·马迪尔冷静地说：“对，他们会尽量多杀人。”

我对所有在营房里的人说：“冷静！这时候谁要是和暴动者扯上关系，看守一定会要了他的命！一会儿谁也不要做出威胁看守的举动，我不想现在在这屋子里的人中有人死。”我扫视了他们一圈，问道：“你们有谁和暴动有关？”

没有人回答，让·马迪尔也默不作声。

“好！大家都是局外人，我们和暴动一点关系都没有，明白吗？”

“明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继续道：“谁要是承认知道这事，谁就甭想活了，所以咱们谁都不知道。”我故意看向让·马迪尔，他有些慌张地避开了我的眼神。我现在真庆幸我没对任何人吐露过他们的计划。

如果我分析得没错，只要枪声一停，就是犯人败了。我探头看了看外面的情况，果然，看守们像疯子一样依次将周围营房里的犯人赶出来，不时用枪托无故砸犯人的头。吉他、象棋、台灯、木板凳、瓶子……全都被野蛮地扔到了院子里，他们在拿所有不合狱规的东西发泄。

苦役犯营地一共有八座长房，眼看着看守就要进入我们这一间了，让·马迪尔怕得要命。一会儿，二十多个全副武装的看守气势汹汹地进来了，领头的是来这儿第一天我认识的费丽塞看守长。

费丽塞对看守们说：“那几个浑蛋住的就是这个营房。”然后对我们喊道：“脱光？我要把你们全部枪毙！快脱光，我可不想给尸体扒衣服。”

“费丽塞先生……”

“蝴蝶，你给我闭嘴！你们是那几个浑蛋的室友，肯定都参加了！就是没直接参加也脱不了干系！你们搞的事儿太大了！一个人也不能原谅！”

我冒死说道：“你要滥杀无辜吗？就像刚被你们打死的那些暴乱者一样？开枪吧！费丽塞，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我看错你了！你开枪杀我的时候我会转过头，我连看都不看你！大家都听我的，转身，免得他们冤枉咱们，说咱们企图暴动。”

大家意外地听话，都转过身去。费丽塞和看守们对我们的行为有些不知所措；后来我才知道，费丽塞在别的营房射杀了三个苦役犯。

“蝴蝶，你还想说什么？”

我背对着他说：“动脑子好好想想，费丽塞，我们为什么要暴动？杀了看守逃跑的，哪个国家敢收留？我敢打赌，头脑正常的人是不会暴动的。”

“好吧，你也许不会，但我敢肯定这个马迪尔脱不了干系，他和阿尔诺和欧丹是朋友，什么都不知道就见鬼了！”

“你这是主观臆断，毫无根据。你刚才说马迪尔和阿尔诺、欧丹是朋友不假，但他也是我的朋友，我确定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候迪丹司令来了，他喊道：“马迪尔！”

“到！”

“来人，把让·马迪尔带到牢房。暴动已经平息了，让所有犯人回营房，除非有攻击性行为，否则不要再杀任何人。”

所有的犯人回到营房后，司令、副司令和费丽塞看守长把我叫出营房。

迪丹司令说：“蝴蝶，如你所见，刚刚发生了武装暴动。杜克洛看守被杀，枪械库被抢。作为这座岛的最高长官，我肯定要承担重大责任。在做决定前，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怎么看？”

“感谢您的信任，那我就直说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司令，一共牵涉多少人？杀死杜克洛看守后抢武器的都有谁？”

“三个。”

“哪三个？”

“阿尔诺、欧丹、马尔索。”

“明白了。我再次重申，我们毫不知情。”

费丽塞说：“你没有撒谎吧？现在看来这次暴动本来该发生在皇家岛，有人告密说他们要杀死所有看守和看守家眷，不过当初上面的人不信这鬼话，又不好不做处理，才把那些疯子调到这儿来。今天看揭发人讲的都是真话。蝴蝶，你是皇家岛来的，你真的毫不知情吗？”

“我要是知道早就泄密了。还有，营房里没有同党，至少我认识的人里绝对没有。费丽塞先生，请你想想，圣约瑟岛只有一条破船，最多装20人，一个营房120人，怎么可能装得下？会数数的人都能想明白。司令，我基本可以断定营房里的人是无辜的。还有，我必须质问你和你手下的看守，为什么要砸毁我们仅有的财产？对你们而言那些是破烂，可对我们而言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和维持生活乐趣的保障。如果我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那可能会引发全面的暴动，这难道不是你们极力避免的吗？迪丹司令，既然你刚才说做决定前想先了解情况，那我想对你说的就是，让我们安稳地活着吧，这样，对大家都有利。”

费丽塞厉声问：“别说没用的！你真不知道有谁参加了？”

“那应该由你们监狱方来调查后才能知道，我们毫不知情，帮不上忙。我最后重复一遍，这件事是疯子们干的，和我们脑筋正常的人毫不相干。”

迪丹司令沉默了一会儿，对费丽塞说：“把犯人关起来，从外面锁好门，直到我给你新命令。门口必须有武装人员站岗，别打骂，别砸他们的东西。”说完他和副司令就走了。

费丽塞瞪着我不甘地说：“算你走运！”

我们营房的人回来了，不过缺了18个人。看守查明，除了被击毙的暴动者，有一些是在混乱中被关进了别的营房，他们多是和那些疯子一起干活的采石工。等他们回来后，我们搞清了暴动的详细过程，因为这些人目睹了暴动的全部经过。

一个我刚认识的圣艾蒂安人就是当时在场的采石工之一，他给我讲了起来：

“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在拉一块足有一吨重的石头。路上没出什么事儿，我们把大石头拉到一口井附近就休息了。哦，就是那口离司令宅邸很近的井。大家和平时一样从井里提水喝，负责监督我们干活儿的看守背对着我们抽烟。就在这时，阿尔诺从后面悄悄走近他，抡起锄头就砸向他的脑袋。那倒霉看守一下就倒下了，连哼哼都没哼哼一下，然后欧丹就拿起了他的长枪。我们都愣了，马尔索从死了的看守皮带上卸下手枪，对我们说：‘我们要暴动，谁想入伙就跟我们上！’结果没一个动的。阿尔诺看没人响应，就说：‘你们这群胆小鬼，去做一辈子苦役犯吧！没人可怜你们！’说完他和欧丹就冲向司令的宅邸，马尔索留下，拿着手枪命令我们趴在地上。我们哪敢说话，大气都不敢喘，只能照着他说的趴下。

“我趴着，看阿尔诺他们上了司令宅邸的台阶。司令家的那个阿拉伯伙计正在院子里哄司令的两个孩子玩儿呢，他一看不对劲就拦住了走过来的阿尔诺。阿尔诺想干掉阿拉伯伙计，结果阿拉伯伙计一把抓住了枪筒，将枪筒举上了天，使出爆发力把长枪夺了过来，然后一脚把阿尔诺踹下了台阶。紧接着跑上台阶的欧丹开始抢夺落入阿拉伯伙计手里的长枪，在抢夺中两人都失去了平衡，从台阶上摔了下来，长枪也落到了台阶下。

“就在他们三人开始第二轮抢夺长枪的时候，宅邸附近的看守看出了异常，开了第一枪。没有打中，但枪响后周围的看守都来了，他们想向阿尔诺和欧丹射击，又怕伤到阿拉伯伙计，就朝那把枪掉落的地方打，不让那两个疯子拿到枪。欧丹和阿尔诺拿不到枪了，索性就沿着海边朝营地逃跑，看守们就在后面一路射击。欧丹在路上就被打死了，阿尔诺下了海。咱们都知道，那地方鲨鱼特多，往远处游就是在拿自己喂鲨鱼。他也怕鲨鱼，就躲到了一块大礁石后面。

“看守们就开始劝降：‘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阿尔诺在礁石后面喊话：‘做梦！我宁可拿自己喂鲨鱼也不愿意再看见你们这帮浑蛋！’

“你猜怎么着，这小子真他娘的有种，他朝深海游去，真打算拿自己喂鲨鱼。太远了，我看不太清，他好像挨了一枪，因为他停了那么一下，然后一条大鲨鱼就从水里冒上来撕咬他的手臂，再然后四面八方的鲨鱼蜂拥而至，开始活吃他。

“整个岛上的看守全部集结，马尔索见暴动失败，就想丢枪保命。真是笑话，他以为把枪扔进井里就能保住小命？看守们围了过去，用枪托把他的脑袋砸得稀烂。至于欧丹的尸体，那实在是惨不忍睹，岛上每个看守都向他的尸体开了枪，最后都没有人形儿了。哦，对了，暴动平息后费丽塞打死的那三个倒霉蛋，都是被和他们有仇的小人陷害，说他们和暴动者串通一气。哼！这真是胡说八道，要是串通一气，为什么他们在暴动时是待在营房里的？”

我们被囚禁在营房里已经两天了，严禁外出，甚至禁止靠近窗户。营房外面有看守站岗，每两小时一换岗。这些站岗的看守从来不坐下，始终握着枪，保持着随时射击的姿势。我们小心地透过窗户看着院子里的情况，能看到有很多看守在巡逻，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他们应该从皇家岛上调来了增援，因为我看到了一些皇家岛上的熟悉面孔。外面偶尔能看到赤身裸体的犯人被拿枪的看守押送上山。山上有什么呢？难道要押送到惩戒监狱吗？

我们闲得无聊，就在营房里打牌。马加第那小子很不合时宜地拉起了贝多芬的一首奏鸣曲，被看守进来呵斥了一通，还差点把他的小提琴砸了。

紧张的气氛充斥着营房。因为做饭的狱卒也被关起来了，所以我们的伙食变成了干面团和罐头。没有咖啡，我们就自己煮，我们把被看守砸坏的木凳子拆了做燃料，在营房里煮起了咖啡。窗外的看守看到了，让我们把火灭了。煮咖啡的是个暴脾气马赛老头儿，我认识，叫尼斯东，他对看守喊道：“你自己进来灭火！”

没想到看守端起枪就射击。煮咖啡的锅被打飞了，尼斯东的腿中弹了。大家赶紧趴在地上，非常害怕，以为看守要杀我们。

值班的看守长是费丽塞，他听见枪声走了过来了解情况，开枪的看守向他解释了情况，费丽塞训斥了他一通就走了。

尼斯东的腿鲜血直流，我们想喊看守，被他制止了，他说：“别刺激他们，还会再开枪的。”

尼斯东还算走运，子弹穿腿而过，没留在肉里，也没伤到动脉，一会儿血就止住了，我们把床单撕成布条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

当晚快8点的时候，营房的门被看守打开了，一个看守对我说：“蝴蝶，司令要见你。”

“我不去。如果他想见我，就叫他到这儿来。”

“你敢拒绝？”

“没错，我拒绝。”

狱友们自发地把我围住。马加第走到门前，说：“司令不自己来，我们不放心让蝴蝶出去。”

大约半小时后，司令家的阿拉伯伙计来到营房门口，说：“蝴蝶，我是穆罕默德。司令他很想见你，但是他不方便到这儿来。”

马加第看了眼外面，对我说：“蝴蝶，那人有枪。”

我从围着我的人群缝隙中看去，果然，穆罕默德拿着一把短枪。真是奇了怪了，苦役场我什么没见过，就是没见过苦役犯居然能配枪。

穆罕默德继续说：“放心吧蝴蝶，我来护送你。”

我走出营房，在穆罕默德和两个端枪看守的护卫下朝狱部走去。

路过苦役犯营地岗亭的时候费丽塞向我搭话：“嘿，蝴蝶，你得理解我的做法。”

“我个人当然理解，不过别人理解不理解我就不管了。”

狱部到了。我走进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厅，看到里面有很多大人物——圣约瑟岛正副司令、皇家岛正副司令和惩戒监狱司令都在里面。

穆罕默德向大人物们通报：“蝴蝶到了。”

“晚上好，蝴蝶。”迪丹司令先开口对我说。

“晚上好，司令先生。”这么多大人物都在，我觉得直呼他的名字不太好。

“请坐。”

我坐在大人物们对面。这时里杰特的教母走进了大厅，她亲切地向我问好，我马上还礼。她的出现打破了这大厅里压抑得让人窒息的气氛。

皇家岛司令开口了：“蝴蝶，我看过你的档案，上面说你是个危险分子，但迪丹司令认为你值得信赖，所以我想忘记档案上的评价，我选择相信迪丹的判断。”

“感谢您的信任。”

“这次事件非常严重，上级很重视，已经派调查团来了。在调查团来之前我们想把事情了解清楚。听说你在犯人中很有威信，他们都听你的，所以我们想听你讲一下你对这次暴动的意见。”

“你们高估了我的影响力，真的没那么大。还有，请恕我直言，如果你们想在现在的气氛下调查，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免职！”我语气强硬地说。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皇家岛司令脸色显出不悦，“是我们和圣约瑟岛上的同事制止了暴动！”

“如果你们管这叫‘暴动’，那你们这些司令全都得被追责，然后被罢免。如果你们能接受我的条件，我就能救你们。哦，不包括费丽塞，因为他杀人了。”

“继续说下去。”

“第一，恢复圣约瑟岛的正常秩序。只有犯人和看守能正常交流了，才能正常调查。”

“有道理。”迪丹附和道。

我看着皇家岛司令继续说：“皇家岛是拯救岛三岛总部，您不仅是皇家岛司令，也是三岛总司令，我说得对吗？”

“没错。”

“可暴动的头头是欧丹和阿尔诺，他们可都是从皇家岛上调来的。你们早就知道他们的计划，对吗？可你们呢？一听说他们想杀光所有看守和看守家眷就主观上觉得不可能，这我没说错吧？让我猜猜，是不是一想到皇家岛上入伙的有上百人，可岛上只有两条破船，就觉得不切实际？”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皇家岛司令拍了下桌子。

“费丽塞看守长告诉我的！你们如果还敢说这是‘暴动’，那责任就在你皇家岛司令！是你把这些疯子打发到圣约瑟岛来的，你居然没把他们分开——合理的安排是，把他们一个送到魔鬼岛，一个送到圣约瑟岛，让他们分开，他们就成不了气候。如果上面来的调查团查到了这些，你这个三岛总司令一定会被免职。当然，这是在你们还管这叫‘暴动’的情况下。”

皇家岛司令叹了口气，说：“继续说下去。”

“那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第一，我刚才已经说了，立刻恢复这里的正常秩序；第二，向上面说暴动根本没发生过，只是发生了看守与囚犯间的冲突；第三，释放所有被你们怀疑的所谓暴动嫌疑人；还有就是，费丽塞必须马上调到皇家岛。”

“为什么要把费丽塞调到皇家岛？”这次是迪丹司令问的。

“为他个人着想。明明没有暴动，平白无故打死三个犯人干吗？还有，这人太凶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你们可能不知道，事情发生时他甚至要把我们营房里的所有人统统处决！这样危险的人留在这里，岛上的犯人不会安生。”我顿了顿，继续道，“这三个条件请你们接受，这是为你们着想。你们可以对上面解释说阿尔诺、欧丹和马尔索那天和看守发生了激烈冲突，由于他们的攻击性行为将他们击毙，但并没有暴动发生，他们的行为也并不是有预谋的，只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既没有同谋者，也没有知情者。至于被费丽塞私刑处死的三个人，可以说他们是自杀的。”

我的发言结束。他们沉默了好久。最后，皇家岛司令打破了平静，说：“蝴蝶，你回避一下，我和同事们商量一下你说的三个条件。”

我走出大厅，随手关上门。迪丹太太一直在大厅外旁听，见我出来就递给我一杯白兰地。

穆罕默德对我说：“蝴蝶，你怎么没提我的安排？”

“哈哈，你放心，迪丹既然准许你配枪，就不可能难为你的。”

迪丹太太笑着小声对我说：“我在外面都听见了，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

“是的，太太。”

大厅的门开了，看来大人物们商量完了。一个看守叫我：“蝴蝶，请进。”

我进了大厅，皇家岛司令对我说：“蝴蝶，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你说得对。岛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暴动，只发生了攻击看守事件，事件很快平息了。另外，有三个犯人不堪忍受无期苦役自杀了。还有，从明天起岛上恢复以往秩序，费丽塞看守长今晚会调到皇家岛。”

“太好了，司令先生！”我没有掩饰我的高兴。

“穆罕默德，你负责把蝴蝶送回营房。”

“好的，先生。”穆罕默德回答道。

“迪丹，你通知费丽塞看守长，让他马上收拾东西，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回皇家岛。”皇家岛司令对迪丹司令说。

“好的。”迪丹回话。

第二天一早，岛上所有营房的门全开了，看守们结束了巡逻。那天看守没给我们安排工作，院子里全是获得“自由”的犯人，大家互相拥抱，抽烟、聊天。尼斯东被送去了医疗所。

大家聚到一起，在畅聊中才明白了一些事，原来被费丽塞打死的只有一人，另外两个是被其他看守打死的，是他们以为看守要杀他们，就拿起刀反抗，结果被打死了。说实话也怨不得看守，毕竟看守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开的枪，要怪只能怪那两个人判断失误。庆幸的是，这次暴动在最开始就被镇压下来了，才能以“看守与犯人发生冲突”这个所有人都乐于接受的结局收场。

几天后来了一个调查团，他们一共待了七天，其中在圣约瑟岛上待了五天。犯人们达成了默契，如果被调查团询问，就尽量轻描淡写地把事情说成是看守与囚犯间的冲突，毕竟谁也不想事后被看守找麻烦。调查团走了，听迪丹司令说一切都很顺利。顺便说一下，费丽塞由于过激行为被解职了，不会再回来了，这和调查团没关系，是三岛的司令们内部决定的。

风波平息后，我劝说三岛总司令接受三个条件让全岛犯人免受迫害的事迹在岛上传开了，狱友们纷纷感谢我；看守们改进了采石这项苦役，之后采石工只负责发现石料，拉石头的活儿一律交给牲畜。我觉得我还是得想办法回皇家岛，因为这里没有工场，不方便做木筏子。

法国战败，贝当政府的成立让殖民地监狱里犯人和看守间的关系恶化了，几乎每个看守都自称是“贝当主义者”。岛上的人对外界消息缺乏了解，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传言说贝当政府在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向德国海军提供补给，不知道是真是假。

“蝴蝶，你说现在该不该暴动？咱们应该把岛交给戴高乐派的自由法国！”一个狱友问我。

“这儿我看不到一个肯为法国卖命的公务员，全是贝当那一派的卖国求荣者。但我觉得戴高乐可能不需要咱们这些苦役犯。”我抽着烟回答道。

“我觉得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暴动反而是戴罪立功！”参与讨论的是贝拉克伯爵，就是那个把自己孩子溺水的破落贵族。

向我提问的那个狱友眼前一亮，他接下贝拉克的话道：“对，这是戴罪立功！”显然，“戴罪立功”这个词让他看到了希望之光。他的声音很大。我看向四周，原来大家都在听我们的对话。

“蝴蝶，为了接受戴高乐将军的命令，咱们暴动吧！”又有一个狱友向我建议道。

“抱歉，朋友，‘戴罪立功’在我眼里不成立。我会自己为自己平反，逃跑是我的义务，当我获得自由后，我会做一个寻常人，不会给社会制造麻烦。至于这岛是属于贝当政府还是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都与我无关。而且我敢肯定，戴高乐将军本人也不会对你们以他的名义起事而感兴趣。再说了，你们打着自由法国的旗帜暴动，占领了这三座岛又如何？就算暴动成功了，你们就能为法国争取到自由了吗？谁会知道你们有理？戴高乐还是贝当？”

大家见我对政治与暴动都很淡漠，就抛下我分成两拨激烈地争吵起来，有的支持戴高乐，有的支持贝当，互相争论不休。这和我没有关系，我闭目养神起来。

后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从皇家岛来了一位神父，他为我们做完弥撒后说：“如果敌人进攻拯救岛，你们应该拿起枪，英勇地守护法国的神圣国土。”听他说完这句话看守们的脸都绿了，真是太有趣了，一个神父居然建议武装犯人保卫国家。

战争对我们的影响显而易见，首先是看守数量翻倍，然后是食物明显减少，尤其是肉类，再有就是逃跑的惩罚力度加大——所有逃跑者一律以“企图投靠敌人”罪论处，就地正法。

我到圣约瑟岛四个月了。这期间我和日尔曼·吉贝尔成了好朋友，就是那个我第二次蹲惩戒监狱时遇见的医生。他妻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经常帮助他打理庭院。日尔曼·吉贝尔是个特立独行的医生，他从来不和看守握手，不管他是什么级别，但却经常同我握手。那之后的很多年后，恢复了自由的我通过罗森堡医生同他又建立了联系，他对我获得自由表示了祝贺。他后来是在印度支那死的，当我得知他的死讯后难过了好一阵。1967年我回法国时曾想去看望他的妻子，但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那时她不与我通信已经很久了。尽管我也说不清彼此不再来往的原因，但我心里一直对他们夫妇二人在那段岁月里对我的照顾感激不尽。

几个月后，我又回到皇家岛，职务还和以前一样，做淘粪工。

第九章

圣约瑟岛

1.朋友之死

昨天，我朋友马迪尔被杀了。他洗澡时被一个亚美尼亚人捅了一刀，正中心脏，当场毙命。

我想亲自将马迪尔海葬，司令同意了。我在一个狱友的帮衬下把马迪尔的尸体背向码头。尸体很重，从苦役犯营地的半山腰下山我一共歇了三次。到码头了，海葬队将尸体裹上白布后，我在尸体腿上拴了块大石头，这样他或许可以沉到海底而不致被鲨鱼撕碎。夕阳西下，晚上6点整，教堂的钟敲响了，仪式开始了，我们将马迪尔的尸体搬上船。看守对划桨的苦役犯下令：“开始！”十几分钟后，船就到了目的地——皇家岛与圣约瑟岛之间鲨鱼出没的海葬海域。鲨鱼成群结队地出现了，围绕着船游着，等待着我们抛尸，看来它们准时赴约了。到了告别的时候了，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我在狱友的帮助下，将尸体垂着放下了海，在石头的作用下，尸体沉入了海里。

我本以为在石头的作用下，马迪尔的尸体会很快沉底，可以避开鲨鱼的撕咬，结果意料之外的画面出现了，尸体刚一入水，数十条鲨鱼就将它高举上水面，然后开始了疯狂嘶咬。那真是触目惊心的画面，几秒钟后马迪尔的右臂就不见了。船往回开了，我能看到海中马迪尔的身体只剩下了半截，被鲨鱼推着向船的方向而来，又过了几秒，沉了底，不见了踪影。抢食的鲨鱼不断撞击着我们乘坐的船，一个狱友险些失去平衡掉下海，被我拉住了。目睹了好友最后的光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我甚至有跳进海里的冲动。

上了岸，我们朝集中营走去。在布鲁迪和当东决斗过的广场我停住了脚步。我需要调整一下情绪，就坐了下来。7点多了，天际线上的火烧云即将退去，昏暗的光线助长了我心中的压抑和悲愤。

海葬已经结束，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料理那个杀了马迪尔的亚美尼亚浑蛋了，那个杈杆儿。什么时候下手呢？今晚？太早，最近这段时间他的警惕性一定很高，得再等等。先盘算一下我现在能依靠的有几个人吧……四个，再加我，五个，够了。如果可能的话，杀了亚美尼亚浑蛋后我就去魔鬼岛，我打听过，那里没木匠，没木料场，不能做木筏，要逃只能靠几麻袋椰子在海里漂，漂到哪儿算哪儿。三岛与最近海岸线的直线距离有40公里，考虑到潮汐、海风的影响，到陆地估计得两天，我坚持得下来吗？

我在那广场坐了很久才往营地走。到营地门口，看守居然要搜我的身，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的刀被没收了。

“嘿！你想让我被人杀吗？！”

看守不回答我的质问，我也没办法。

进了营房，葛朗台小声对我说：“跟我来。”

我感觉出事了。我说：“我的刀刚才被看守没收了。”

“没关系，今晚你用不上。”

“什么意思？”

“那个亚美尼亚浑蛋和他一个同伙已经死了。”

“谁干的？”

“我。”

“哈，你下手真快。”

“我们打听了，参与杀马迪尔的还有四个人，他们的头儿叫保罗，说要找你谈谈。怎么办？”

“好，那就去谈谈。给我把刀。放心，我防身用。”

“好，给你。我们陪你一起去。”

我们五个人走进了保罗所在的营房，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后就看清了，我看到那四个人紧张地靠在一起，警惕地看着我们。

“保罗，想谈谈，对吗？”

“是。”

“好，是咱俩找地方单独谈，还是就这么谈？”我故意站在离他们两米远的地方。这个距离很微妙，进可攻退可守。刀就藏在我的袖子里。

“就这样谈吧。蝴蝶，我的两个兄弟已经被你的人杀了，仇报够了吗？依我看，咱们扯平了，你该收手了。就到此为止，怎么样？”

“保罗，你的话我会考虑。这样如何，咱们两边的人休战八天，谁也不能对对方不利，这几天内咱们想想事情怎么解决，你同意吗？”

“同意。”

我们出来了，回到营房后开始讨论。加尔加尼坚决要求继续报仇，卡斯代利和戈拉文同意到此为止，葛朗台没发表意见。

“你觉得呢，蝴蝶？”加尔加尼问我。

“兄弟，杀马迪尔的是那个亚美尼亚人，仇报完了，干吗非要把他们都杀了？”

“下手的的确只有一个人，但杀马迪尔是他们六个人的主意！”加尔加尼毫不退让。

“行了，今晚就到这儿，我睡了。”

我上床躺下，加尔加尼对我说：“你先睡吧，这几天我们轮流值班。”突然，我想问葛朗台那两人的尸体是如何处理的，转念又想以葛朗台的严谨不会留下马脚，就没有张口。

马迪尔的死让我深受打击。并不是因为他死得多么惨烈，而是因为他死得无足轻重——马迪尔同隔壁营房的保罗一伙打牌，赢了他们所有的钱，保罗一伙感到窝火，就动了杀心，他们经过商量，最终决定由那个亚美尼亚人下手。你能想象吗，这就是马迪尔的死因，不是个像样儿的理由！只有一点让我感到欣慰，就是那个无耻的凶手只在罪恶行径后活了几小时。

我闭着眼，脑海中又浮现出了海葬时的骇人画面——无数鲨鱼在啃食着已经失去右臂的马迪尔的尸体。是丧钟召唤来的鲨鱼，看来传说不是传说，都是真的，这些畜生知道一敲钟就有美味的人肉吃，可这对马迪尔来说意味着一切的终结。可怜啊！我的朋友就因为几个小钱殒命！可悲啊！不！我绝不要这样卑微的结局，我宁可选择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被鲨鱼活活吃掉！我不要裹白布，不要坠石头，不要为我敲丧钟，不要有看我最后一程的犯人和看守。我不要！我全不要！我要去魔鬼岛！就用两麻袋椰子当筏子，随便漂吧，随便上帝把我带去何方！管他是漂40小时还是60小时，随便！……对了，腿上的肉贴在装椰子的麻袋上这么长时间会不会瘫痪？会不会……

“睡了吗？”葛朗台的声音叫停了我飞奔的思绪。

“还没有。”

“喝点咖啡吧。今晚要小心，不能睡得太死。”

“好的。”我起来，接过咖啡，“现在几点了？”

“凌晨1点。我半夜接的班，看你一直在动，就知道你没睡着。”

“睡不着。马迪尔的死让我受刺激了，还有那喂鲨鱼的场面……太可怕了。”

“我能想象到那场面。”

“我一直以为鲨鱼被丧钟唤来是传说，原来是真的。你能想象吗，我明明在他腿上绑上了大石头，那可是很重的石头，怎么也没想到鲨鱼能接住他。可怜的马迪尔。”

“好了，别想了。”葛朗台在黑暗中抽着烟。

“兄弟，你要动手为什么不叫上我们一起？”

“卡斯代利和戈拉文是好兄弟，讲义气，不过都上岁数了，真动起手来不方便，反而会添乱。至于你，我绝不能让你参与，你前科太重，被抓了一定得挨枪子儿，所以只能我自己动手。”

“你没有留下什么马脚吧？”

“应该没有。我是在厕所结果了他们的。下午我去给肉脯店装铁门，一回营房就知道了马迪尔遇害的事，打探清楚都有谁参与后我就观察着这伙儿人的动向。那个亚美尼亚人是我的第一目标，因为毕竟是他直接下的手。大概今晚8点的时候，那个亚美尼亚人和他们团伙中的另一个外号叫‘不发愁’的结伴去上厕所，我就趁机下了手。我出手很快，没给他们叫嚷的机会。当时四周没人，我确定没被人看到。动手时用的刀已经被我处理掉了。之后我在远处躲着观察了很久，陆陆续续进出厕所的人把那两人被杀的消息带回了各个营房。保罗他们肯定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你干的，就托人来咱们营房找你商量。我回营房正好遇见了你，后面的事你就都知道了。”

“干得漂亮！才几小时你就把仇报了，还不让我承担责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见外了，我只是尽了当朋友的义务。你和我不一样，你那么想逃，不该被这种事牵连。”

“是的，兄弟，我比任何时候都想逃。说回这事，我觉得咱们到此打住吧，仇报完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看守知道吗？”

“还不知道，人死了都是到第二天点名的时候才报告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的惯例。”

“也对。这样吧，明天我不去倒粪了，我就说我病了，看看情况。”

“也好。”

凌晨5点了，一个例行巡逻的老看守走到我们营房问：“我在厕所发现了两个死人，你们说我要不要现在就告诉执勤的？”这是个即将退休的老看守，快七十岁了，不想惹麻烦，从他的话中能听出他想让我们确信他从昨晚8点到现在什么都没发现。

葛朗台和老看守采取同样的策略：“啊？怎么会这样！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老看守答：“我昨晚睡得早，人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刚才去尿尿，被黏糊糊的什么滑了一下，我想看清楚，就点了根火柴。天啊，两个死人，我踩的是人血！”

“叫执勤吧，有人死了，这可是大事。”我当然也采取同样的策略。

“长官！”老看守转头就大声喊道。

“死老头！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又没着火！”执勤的看守回道。

“长官，厕所里有两个死人。”

“哼！又死人了，真邪门，昨天刚死了一个。不归我管，我6点换岗，现在刚5点，6点再说。别让人靠近厕所。”

“哎呀，都这时候了，起床的都得上厕所啊。”

“唉……好了好了，算我倒霉，我去汇报。”

没过一会儿，来了一个看守长和五个看守。

“你说有人死厕所了？”看守长问那个老看守。

“是两个，长官。”老看守回答得唯唯诺诺。

“死亡时间呢？”

“不知道，我早上撒尿时才看见。”

“那死的是谁？”

“长官，好几百号犯人，我认不全啊。”老看守面露难色。

“长官，死的是亚美尼亚人和不发愁，他们是B栋的。”另一个执勤看守回答道。

到6点半，太阳升起来了，阳光下能看出院子里有好多血脚印，那是夜里上厕所的人踩的。

副司令到了，跟来了一些看守，还有一个医生。

“各营房听令！全部脱光！到院子里集合！”副司令大声道。

我们好几个营房的几百号人赤身裸体地站在院子里。副司令头一个走进厕所，出来的时候脸色煞白。他喊道：“你们有谁看见是谁干的了吗？”

鸦雀无声。这是苦役犯营地的传统，就算所有人都知道，也不会有人说。保罗一伙有马迪尔的案底，所以也不会说的。

“你这个老头儿，明明是院子里的警卫，怎么就没有及时发现？！”副司令训斥完老看守，转向医生，“大夫，你分析一下死亡时间？”

“我分析是在昨晚8点到10点之间。”医生回答道。

“你居然今早5点才发现？！就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副司令呵斥老看守。

“长官，我……我都快七十了，耳聋眼花，睡得又长，要不是5点被尿憋醒了还醒不了呢。”

“好好好，你说得都对。真巧了，营地里所有人都是5点被憋醒的，所以没有目击者。”谁都听得出他的挖苦之意。他转身对看守和医生说：“你们把尸体抬走。大夫，请解剖一下。”他又面向我们说：“你们不能穿衣服，依次过来接受检查！”

我们几百号人依次接受副司令和医生的检查。除了个别看守知道的工伤病号，没有受伤的，有几个人腿上有血迹，他们解释说是小便时踩到了血溅的，而那时候光线太暗，看不见尸体。

葛朗台、加尔加尼和我是重点怀疑对象，副司令单独检查了我们的吊床和家当。

“蝴蝶，你的刀呢？”副司令问我。

“昨晚被看守没收了。”

一旁的看守回答：“是的，昨晚我在大门口没收了他的刀。”

司令翻着葛朗台的家当，翻出一把长刀，问：“葛朗台，这是你的刀吗？”

“没错。”葛朗台的神色很自然。

副司令仔细看着豁亮的长刀，是崭新的，没有一个豁口。

这时医生走进营房报告检查结果：“那两人都是从正面一刀毙命，所以凶手可能也受伤了。从伤口推测，凶手用的是短匕首。”

“首先，没人受伤。哦，你来看看，是这样的刀吗？”副司令把葛朗台的长刀递给医生。

“肯定不是，这刀太宽了，也太长了，无法造成那样的伤口。”医生回答道。

“副司令，死了的那个亚美尼亚人很可能是昨天上午杀马迪尔的人。我觉得这两起命案一定有联系，应该是有人在给马迪尔复仇。”一个年轻看守建言。

副司令看了我和葛朗台一眼，我的心狂跳起来。

“哼，算了。把葛朗台的刀没收。”副司令对看守下令道，然后看向我，“蝴蝶，你今天怎么没去淘粪？”

“我病了，司令。”

“病了？你挺仗义啊，这么快就为朋友报了仇。”他向营房外还在赤身裸体站着的大家喊道，“有人想说什么吗？只要谁说出真相，我立刻解除他的囚禁。”

和我猜想的一样，仍然是鸦雀无声。这就是这里的传统——绝对不能揭露狱友。

副司令对我说：“好吧，哼，算你走运！”说完他就带着看守和医生离开了。

监狱方看样子不再追查这起命案了，我和葛朗台都松了口气。

副司令走后，营地的执勤看守长命令大家穿上衣服开始干活儿，苦役犯营地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但我们和保罗一伙儿的事，并没有结束。

当天工作结束后，我、葛朗台、加尔加尼、卡斯代利和戈拉文去B栋找了保罗一伙儿，气氛非常紧张。有一个叫西尔万的阿尔萨斯人见状做起了和事佬，他开口道：“你们该不会要开战吧？有事好商量，都消消气儿。”显然他不知道我们已经达成了暂时性的互不侵犯条约。

加尔加尼道：“至少今天不会打，以后再说。”

保罗道：“到此为止吧，咱们互不相欠了，没有理由再互相残杀下去了。你说呢，蝴蝶？”他看向我，显然是想让我给他个台阶。

既然他要台阶，我就给他。我问道：“亚美尼亚人杀我兄弟的事，是你们一起定的吗？”

“我以我的人格起誓，我们当初只是想教训你兄弟一下，没想到我们的朋友下手重了。现在他已经受到了惩罚，事情已经结束了，蝴蝶。”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让这事到此结束呢？”葛朗台适时地说道。

我接话道：“我同意。保罗，咱们握手言和吧。”

“说话算数。”保罗伸出了手。

西尔万说：“好！我西尔万为你们双方做保人。”

在西尔万做保下，我与保罗握了手。

这天晚上6点整，码头附近的钟又响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马迪尔海葬的骇人情景。

躺在我对面的加尔加尼说：“希望昨天咬过马迪尔的鲨鱼今天不要吃那亚美尼亚人的肉。死了还要在鲨鱼肚子里和那浑蛋在一起，想想我就恶心。”

失去马迪尔让我感到很空虚，只想快点离开皇家岛这个伤心之地。

2.逃跑的“疯子”

“萨尔维加，因为和德国人的战争，对逃跑的处罚加重了，所以要逃跑就绝对不能失败。这吓唬不住我，即使是死亡的威胁也无法阻止我逃跑！”

我和一同来洗衣服的萨尔维加一边洗衣服一边聊着天，因为来的路上看了刚贴的新处罚规则布告，所以我们聊起了逃跑的话题。

“蝴蝶，我已经申请到疯人病院当助理护士了。疯人病院仓库里有那种特别大的桶，我觉得可以当筏子用。那地方围墙外面没有看守站岗，院里只有一个看守。跟我去吗？”

“当助理护士？”

“哦，我忘了考虑你的情况了，你是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不可能给你安排那里的工作。就冲那里看管松也不会让你去。哎，等等，如果你疯了呢？这是个主意，记得你和医生关系挺好。”

“那太难了。医生如果鉴定我疯了，就相当于给了我对任何行为都可以不负责任的权利。那医生要担多大风险啊。”

“没法走后门，装疯总可以吧，有些事不试试怎么知道。想办法装疯吧，然后来找我。哦，你得先做好思想准备，整天和那些疯子待在一起是件挺可怕的事。”

“好，那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之后我就开始研究如何装疯。在文化生活贫瘠的苦役场肯定找不到这方面的书，所以相关知识只能向认识发疯的人的狱友打听。我把我打听到的疯子的特征汇总了一下：一、头痛；二、耳鸣；三、不能长时间躺着，即使睡着也经常惊醒。因此我必须想办法让看守发现我的这些“症状”。要表现出一定的危险性，骗医生给我开诊断书，让我住进疯人病院；但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火，那样可能会招来电击疗法、打镇静剂等治疗，我可不想被那样对待。

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自从马迪尔遇害后，我对这里的生活已经忍无可忍。我决定就这么办了！我要“发疯”！怎么“发疯”呢？对，我要在营房里干几件不正常的事，让狱友向看守报告，然后名正言顺地就诊。

谋定之后，就开始执行。那之后我三天不睡觉、不洗脸、不刮胡子了，夜里成心手淫几次，发出很大的动静。三天过去了，但没什么效果，我决定加大“发疯”的力度。第四天我问狱友为什么拿走我挂在架子上的照片——当然从来没有过什么照片，他发誓从来没动过我的家当。我的“发疯”导致这位狱友立刻换了床位。看守送来了午饭，大家排队分着菜汤，我插队到盛菜汤的桶前往菜汤里面尿了泡尿，大家用愕然的目光看着我。

葛朗台吼道：“嘿！你在干吗？”

“他们忘了放盐。”我故意说着不明所以的话。

在大家怪异的目光注视下，我盛了满满一碗汤，独自喝了起来。

这两招用完，看守就押着我去看病了。

“嘿，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故意问了三遍，然后用正常的目光看着他。

医生一愣，回答道：“你病了？”

“我没有病。”

“那你来看病干吗？”

“我也奇怪呢，可大家都说我病了。哈哈哈，我原来没有病，我好高兴。再见。”

“等等，坐好，看这里。”医生用手电照射我的眼睛。

“好了没有？看出来了吗？”

“你在说什么？”医生问道。

“别装傻！说！你是不是兽医？！你把它们藏到哪里了？！”我用最大的音量吼叫道。我目光呆滞，再加上好几天没刮胡子没洗脸，这样子对我很有利。

因为我的大吼，门外的看守闯了进来。我决定不做任何攻击性动作，否则他们一定会打我。

大夫被我的大吼吓了一跳，他应该是为了不让我挨打，把手搭在我肩上，轻声说：“蝴蝶，冷静点，我没看到什么，也没有把它们藏起来。”

我冰冷地看着他说：“你肯定在找我左眼里的三个点。只有在我看天空的时候才会出现，我照镜子就看不到它们。你怎么会看到？我告诉你吧，它们不喜欢被人看，一看它们就躲起来了。”

医生对看守说道：“不要送他回营了，我给他办住院。”然后他看向我说：“蝴蝶，你没病，可能是……你累了，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地方好好休息几天。”

然后我就被带进一间病房，门口牌子上写着“观察室”，里面光线明亮，床铺洁白。

第一步成功了，我住进了观察室。计划的第二步当然就是住进疯人病院。为了第二步的顺利实施，我必须得时刻扮演一个疯子，一刻也不能穿帮，这对我是一种考验。我学着从狱友那里听来的疯子的样子——用下牙咬着上嘴唇，面部肌肉不规律地抽动着。我确定我演得很像，因为我对着镜子练了好久。我明白不能装太久，这样拼命装下去可能会留下病根。不过为了逃跑，我必须装到底，只有这样才能进入疯人病院，才能获得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的权利，才能逃走。哈哈，逃走，这真是一个有魔力的词语，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坐上了巨大的桶，向着自由漂流而去！

那位安排我住院的医生每天都来长时间地和我聊天。说是聊天，其实他是在观察我，说明他还没有完全相信我疯了。我一定不能穿帮！

“蝴蝶！昨晚睡得好吗？”

“很好。哦，谢谢你借给我的杂志，很有趣。对了，这屋子后头是不是有个水泵？在浇什么呢？响了一夜，真受不了。要不……你给我换换房子吧？”

医生转头轻声问护士：“有水泵？”

护士摇头。

“换房子？好的，不过你想住到哪里呢？”

“就一个要求，离水泵越远越好，谢谢。”

医生和护士都走了，门关上了。我独自在病房里，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突然我听到门口有轻微的响动——他们在偷偷观察我！大意了！对了，他们出门的时候我没听见脚步声，他们压根就没走，而是一直在门后偷偷观察我。我决定立刻开始装疯。我把手伸向想象中的水泵，嘀咕道：“快关上，快关上，烦人，怎么老浇不完！”然后用枕头盖上脸。

门口传来了远去的脚步声。我的分析没错，的确是医生在偷听。

医生下午真的给我调了病房。哈哈，看来上午我的戏演得很到位。为了完成住进疯人病院的目标，我觉得进入“发疯”的下一阶段——耳鸣，时间定在两天后。

两天后的上午医生来找我“聊天”。

“蝴蝶，上次借你的杂志有趣吗？”

“哦，杂志还没看呢，我看不下去。”

“为什么呢？”

“有个小虫子老在我耳朵里嗡嗡叫，都一整天了，烦死我了。我塞了棉花也不顶用，估计是它在我耳朵眼儿里筑巢了。我知道你是兽医，但也能治人吧？能不能帮我把这虫子和它的巢取出来？”说这疯话时我故意歪着嘴，看到他愕然的表情时，我觉得我真适合当演员。

他说：“蝴蝶，别急。”然后向走廊喊道：“沙塔尔，给他清洗一下耳朵。”

沙塔尔给我清洗了耳朵，清洗时他小声说：“蝴蝶，我知道怎么回事。放心，我站你这边。医生现在已经动摇了，但还没有决定送你去疯人病院。要坚持住，要让他尽量觉得你危险。”

看来我终究没有满住沙塔尔。清洗完耳朵后我在他和几个看守的陪同下回了病房。

过了一会儿医生进了病房，满脸堆笑地问我道：“好受些了吗，蝴蝶？”

“收起你这套！”我吼道，“老实说！你们是不是和整我的人是一伙儿的！”

“谁整你？告诉我，我能帮助你。”

“你知道不知道阿松瓦的勾当？那浑蛋发明了一种超声波振荡装置，能在得了胃溃疡的病人周围制造带电的粒子。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一个仇敌就从卡宴偷了一台。你知道吗，我一睡觉他就用那装置电我，每次我都能一下跳起来十几厘米。天啊！我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酷刑！我都被他电得快瘫痪了！你这兽医，你必须告诉这里的所有人，谁要是那浑蛋的同党，我就他妈的弄死他！我有的是劲儿，掐死个人很轻松！”

这出戏效果出奇地好，事后沙塔尔悄悄告诉我医生已经告诫了看守，让他们小心我，说没有三个人同行不能打开我的门，对我说话一定要客气，别刺激我。他还向我学了医生的原话：“他有明显的虐待狂倾向，要尽快转到疯人病院去。”

果然，当天下午，医生满脸堆笑地问我：“蝴蝶，想不想去个有意思的地方？”

“好啊好啊，这里快烦死我了。去哪儿？”

“这里太寂寞了，带你去的那地方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伙伴儿，去那里散散心吧。那里可没有用超声波震荡装置电你的人哦。”

我明白他说的地方是疯人病院，我掩饰住心中的激动，道：“那太好了，走吧。”

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疯人病院，开始了和疯子们在一起的生活。

我到疯人病院五天了。据我观察，这里的戒备程度很低，看守简直形同虚设，其中有两个一值班就睡觉，根本不巡逻。总之，这里是个适合越狱的好地方。不过萨尔维加那小子还没和我接上头，我要等他的消息，毕竟就算我逃出了疯人病院，没有筏子，出海也白搭。

这里的疯子全都一丝不挂，我只好“入乡随俗”，这让我很不适应。放风的时候我经常打量这群裸体的疯子。他们的身子湿漉漉的，因为每次放风前看守都会用水龙头给他们“冲澡”；他们身上遍布着疤痕，有些是自己抓的，有些是同伴打的。看着这些笑着、哭着、自言自语着的人，我陷入了沉思——这也是这条道路的一种尽头。我暗暗发誓，这绝对不会是我的尽头。

疯子们每天可以放风一次，每次三四十人一组。一天放风的时候我正在抽烟，一个疯子向我走来，我知道他，这人叫福耶。这个可怜的疯子还很年轻，顶多三十岁。他妈妈为了帮助他越狱，把房子都卖了，贿赂了看守1.5万法郎。按照之前商量好的，看守本该留下5000法郎，剩下的1万法郎交给他，并帮助他越狱。没想到那看守把钱独吞了，而且什么忙也不帮，还被调到卡宴去了。福耶得知母亲为了帮他越狱白白弄得倾家荡产，就发了疯，已经疯了四年了。

“你是谁？”福耶问我。

“我？我是男的。”

“废话！我知道你是男的。我问的是——你是谁？”

“蝴蝶。”

“蝴蝶？哈哈，你是蝴蝶？蝴蝶有翅膀，会飞，你会吗？”

“以前会，不过现在我的翅膀丢了。”

“找回翅膀你就能跑了吧？我看那些看守可都没翅膀，追不上你。我想抽烟，把烟给我！”他说着一把把烟卷从我手指缝里拔走了，坐在我对面抽了起来。

我明知故问道：“你呢？你叫什么？”

和疯子讲话不用考虑逻辑。

“我？哎呀，叫什么不重要，我只需要多杀看守就可以了。昨晚我就杀了两个，是勒死的。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要替我保密。”

“为什么勒死他们？”

“因为他们觉得我妈妈的房子漂亮，就把房子偷走了。怎么，勒死他们不对吗？”

“对，他们死了就没法住你妈妈的房子了。”

“看那个胖看守，就是铁栅栏后面的那个，他也在我妈妈的房子里住着呢，今晚我勒死他！”说完，他站起来走了。

这就是和疯子们的日常对话。我不能招惹他们，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

在这里，只要一入夜，疯子们就开始像野兽一样叫唤，所以我从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而且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月圆时疯子们叫得厉害，月缺时明显好些，难道月亮圆缺会影响疯子们的情绪？这太奇怪了，我知道这不科学，但事实就是如此。

刚进来那会儿，看守会用一些办法验证我的病情是否和医生的报告一致，比如他们会“忘记”让我放风，或者成心不给我饭，然后等着看我的反应。我才不上当，他们“忘记”让我放风我便不提，他们不给我饭我就不吃，因为我是“疯子”。慢慢地，他们不再验证了，信服了医生的报告。

此外我还会偶尔增加戏码，比如放风的时候捡根木棍，在院子里摆着钓鱼的姿势。

一次我“钓鱼”时看守长走过来问我：“怎么样，钓上来几条？”

“别提了，老有条小鱼跟着我的鱼钩，一有大鱼来叼食，小鱼就提醒它：‘小心，是陷阱！’”

看守长摇着头离开了。

有个大个子总在吃饭的时候找我麻烦，一吃饭他就夺我的盘子，把我的菜吃得精光。大个子自称“艾凡赫”[1]，我烦透了他，决定教训他一下。

有一天，开饭了，艾凡赫又坐到我旁边，他正要像往常一样夺我盘子里的菜，我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水壶狠狠砸向他的脑袋。艾凡赫惨叫一声晕倒在地，然后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疯子们开始一边号叫一边抄起盘子、碗，互相扔。四个看守粗暴地把我拖回病房，我玩命地大叫：“艾凡赫是小偷！他偷了我的钱包，那里面有我的身份证！”

艾凡赫的脑袋上缝了八针，看守怕出事，从那之后就把我和他的放风时间错开了。拜这件事所赐，看守们彻底认同了我是个“疯子”。

在我砸艾凡赫脑袋的那天晚上，萨尔维加终于和我碰上头了。他搞到了食品库的钥匙，说库房里的水桶不够大，要做成筏子得找到足够的铁丝把两个桶绑上才行。我建议用绳子，因为铁丝在海水的浸泡下会被腐蚀，容易断开。他说绳子、铁丝都要搞来，这样保险。他还说要偷偷做三把钥匙——我病房的，走廊尽头的铁栅栏的，还有疯人病院大门的——让我等他做好后再谋划下一步。我问他怎么做钥匙，他说把钥匙按压在肥皂上，然后照着肥皂印做手艺活儿。

几天后萨尔维加第二次和我碰头的时候已经搞定了两把钥匙，只剩我房间的那把了。铁丝他没有找到，不过找到了一条粗绳子，还算进展顺利。

我非常着急，恨不得可以马上越狱，因为为了能名正言顺地待在这里，我必须每隔几天就得“犯病”一次，这真的太难了，演到什么程度有时候很不好把控。

有一回我不小心演过了，被一个壮硕的看守摁着打了针安定剂，然后被扔进了澡堂里的“囚禁浴缸”。“囚禁浴缸”是我起的名字，那是他们为了对付难缠的疯子在澡堂里制作的设施，他们会把囚禁对象扔进浴缸，然后在上面盖个只能伸出脑袋的大木板，再把木板和浴缸给绑死。

我在“囚禁浴缸”里被困了两小时后，艾凡赫突然走进了浴室。看到这个大个子我害怕起来，他不会趁机报复我吧？我当时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他可以轻易地掐死我或者砸烂我的脑袋。他朝我走了过来，用呆滞的目光认真地打量着我，好像在琢磨这个脑袋为什么长在木板上。他嘴里呼出的气恶臭扑鼻，让我窒息，我很想大声呼救，但又怕刺激他后招致他的攻击，索性闭上眼睛听天由命。我当时觉得好像下一秒他就会用那大手掐向我的脖子，那几秒钟的恐惧我终身难忘。谢天谢地，他对眼前这颗长在木板上的脑袋失去了兴趣，去旁边洗澡了。

不过可怕的事在后面，艾凡赫洗完澡后把与“囚禁浴缸”相连的热水开到了最大，然后就走了。七八十度的滚烫的水源源不断地从“囚禁浴缸”里面冒出来，我被烫得玩儿命地大叫，用尽力气挣扎着，就是挣不开这木板。幸亏看守听到了我疯狂的吼叫赶了过来，当他们把我从“囚禁浴缸”里弄出来时，我身上的烫伤很严重，浑身像被扒了皮一样疼痛。医生给我浑身涂了药水，又打了几针吗啡，我才总算挺了过来。

“这是怎么弄的？”医生问。

“火山爆发了！”我继续扮演着疯子。

当天萨尔维加以给我上药的名义和我碰了头。

萨尔维加一边给我上药一边小声耳语：“已经准备妥当了，你在医务室很幸运，在这里万一逃跑不顺利还可以回来，只要够小心就不会有人发现。”

“那我什么时候行动？”

“再等等，我得做把医务室的钥匙，明天能做出来。轮到那个一值班就睡觉的看守当差就行动。”

我的伤差不多好了，行动在那个爱睡觉的看守当差的夜晚开始了。

夜里1点，那看守已经睡得像死猪一样了。我坐在医务室的床上，焦急地等待着萨尔维加。我在腰间别上刀，行李袋就放在能顺手提起的地方，袋子里有一包浸了油和糖的木薯粉、几包烟卷和一盒火柴。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想到一会儿后潜逃计划就要开始了，既紧张又激动。这次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些天杀的法官、陪审官或检察官，而是想到了我的父亲和亲友。哈哈，真是奇怪。

我终于听到了钥匙在医务室门锁里转动的声音，看来萨尔维加终于来了。门开的刹那，马迪尔的尸体被鲨鱼撕咬的画面在我脑子里浮现，我赶紧驱散了这不祥的回忆。

“蝴蝶，该走了。”萨尔维加轻声说。

我拿起行李袋，蹑手蹑脚地跟他出了医务室门。他轻声关上门，把钥匙放在了走廊储物室里的一处遍布杂物的角落里，钥匙在里面毫不起眼。我们悄声来到了厨房仓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他说的木桶，那真是很大的木桶，当筏子用真的没问题，不过想不出声响地把它弄出疯人病院可不容易。为了不出声响，唯一的办法就是抬，我们一个人负责一个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桶抬出了疯人病院。到了没有看守的地方也就不怕弄出动静了，我们开始滚着木桶走向海边。

最开始的路很平坦，我们一人推着一个桶，走得很顺利。但之后的路就变成下坡，我们就用让桶顺势向下翻滚人在下方把持的方法行进。不知走了多久，终于看到了夜色中的大海，不过再往前的路异常难走，应该说已经没有了路，而是一片陡峭的直通海面的碎石。我们所处的碎石顶端距离海平面有十几米高，如果徒步下去问题不大，问题是，怎么把桶送下去？没办法，只能抬下去，因为这片碎石的纵深太大，足足有小半个岛，根本绕不过去。

于是，我们一人扛着一个桶，小心翼翼地从这片陡峭的碎石上向下走。桶太大了，只要举起来就会挡住视线，一旦踩空，就会连人带桶栽到海里，非常危险。最危险的是，这里到处怪石嶙峋，根本没有歇脚的地方，一旦肌肉疲劳，危险就会成倍增加。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完了不到三分之一，已经极度疲劳了。

通过有限的视野，我看到了萨尔维加即将踩上的石头有大半截是悬空的，“嘿！注意脚底下！那石头是松的！”我大声提醒他。

我以为他听到了，但在风与浪的咆哮声中我的提醒被淹没了，萨尔维加还是踩上了那块悬石，我眼看着那块石头松动了，紧接着萨尔维加的身体开始倾斜。情急之下我顾不上抱着的桶，松开手去拉萨尔维加，但没有拉住，萨尔维加和两个桶顺着陡峭的岩壁栽了下去。即使是海浪的咆哮也遮不住两个大桶依次磕碰到下面的岩石上的声音，我甚至听到了桶最终解体散架的声音。

我已经顾不上会不会被看守听到了，大声喊：“萨尔维加！你在哪儿？”但回答我的只有狂风和大浪的咆哮。我木然地看着夜色中狂暴的大海，心情悲怆至极。我像疯子一样地咒骂着上帝：“你这浑蛋，你这残忍、恶毒的神明！你为什么要这样百般折磨我和我的朋友！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再向你祈祷，你不配！你……”

我不知道自己咒骂了多久，直到风变小了，恢复了平静的天象让我的心也平复下来。失败了，萨尔维加生死不明，这就是我此时此刻必须面对的现实。我把脖子上的行李袋抛向峭壁，那已经没用了。那里面装的是烟卷和火柴，是萨尔维加像兄弟一样关照我的证明，因为我知道他从不抽烟。此刻我要马上回到疯人病院，回到那间医务室，在床上躺好，今夜的事绝对不能让人知道。

之前我和萨尔维加推着桶出了疯人病院的大门后，萨尔维加已经用他自制的钥匙把大门反锁上了。我不知道他把大门钥匙放哪儿了，所以我只能从疯人病院的院子外跳进来。我一路轻声小跑，没遇到什么麻烦地回到了医务室所在的走廊。我用在走廊储物室里找到的萨尔维加自制的医务室钥匙开了医务室的门，把门从里面反锁上，然后用爆发力把钥匙从窗外扔出了围墙。

一系列行为完成后，我躺在了床上，想了想，应该没有什么致命的破绽。还有，萨尔维加真的摔死了吗？当时太黑了，崖壁下什么也看不到，也许当时他只是摔晕了过去，也许一早他就会过来和我打招呼，现在就断言他死了太早，再观察一段时间再下定论。

不知不觉，我进入了梦乡，等我再起来的时候房间里洒满了阳光，医务室的门开着，应该是护士打开的。三个疯子正在门口看我。

一个护士走了进来，他看我醒了，对我说：“蝴蝶，都10点了，太阳晒屁股了，该起床了。”

太好了，他这么说就证明他没有发现异常。

“为什么叫醒我？”

“因为你的烫伤痊愈了，得回你原来的病房了。”

逃跑失败已经三天了，我身边没有任何异常，看来事情没有败露。只是萨尔维加没有露面，所以我基本断定，他死了，可能在岩石上摔死了，然后尸体被海浪卷走了。

失去了萨尔维加，从这里逃跑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我已经没有意义继续待在这里了。我得从疯人病院出去，回到苦役犯集中营。不过让人相信我不疯了恐怕比当初让人相信我疯了还难。

“卢维隆护士长，晚上有点冷。我保证不弄脏衣服，给我身儿衣服可以吗？”

护士长惊愕地看了我半天，然后说：“蝴蝶，你怎么了？”

“长官，这里是疯人病院吧？怪了，我怎么和疯子在一起？我是怎么到的这儿？”

“蝴蝶，我看你好像好了。你想不想干活儿？”

“想啊。”

“好，那你想干什么？”

“随便。”

我穿上了护士长发我的衣服，帮助护士打扫卫生。路过的护士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因为我表现得非常得体。

一天晚上，一个来自奥弗涅的犯人护士找我聊天。我不认识他，他却说他了解我。

“不折腾了？”

“什么意思？”

“得了，你骗不了我。我天天看这些疯子，看了七年了，你一来我就知道你是装的。别紧张，我不打算捅破。你和萨尔维加的事我知道，没跑成，他还白白赔了命。他是个好人，我很难过。虽说他事先没跟我透露，但我理解，不怨他。以后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就告诉我，我会帮你。”

他的目光非常真挚，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

“和你说说萨尔维加吧。看守发现了海岸的木桶残骸和血迹，推测那和他的失踪有关。考虑到没发现尸体，已经被官方认定为在逃跑中跌落身亡了。尸体应该是被海浪冲走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

“这样吧，我来想办法让你参加这里的工作，然后一点点转变医生对你的看法。哦，过渡一定要自然，不能好得太快。”

“谢谢你。怎么称呼？”

“我叫迪朋。”

“谢谢你，迪朋。你的建议我记住了。”

逃跑失败快一个月的时候，萨尔维加的浮尸被发现了，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是通过衣服里的证件确定是他。非常奇怪，他的尸体居然没被鲨鱼吃掉。

我用意大利语给萨尔维加的母亲写了封信，托迪朋转交给加尔加尼寄出去。

太太：

很不幸地告知您，您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在他离开的时候，他是自由的。他勇敢地牺牲在了争取自由的道路上！

我们曾约定，若我们其中有一人遇难，另一人应将噩耗写信告知对方的家人。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尽这个义务。

您儿子的朋友：昂利

这封信寄走后，我决定不再回忆这段过去。现在我必须想方设法离开疯人病院，开启全新的逃跑计划。是的，生活要向前看才行。

之后我争取到了为疯人病院管理菜园的工作。我干了两个月，发现负责这里的胖看守很欣赏我。迪朋告诉我，医生曾经想让我“试出院”，回到苦役犯集中营里，但是这个胖看守不同意，他说他没见过能把菜园打理得这么好的人，不肯放我走。好吧，我的应对之策就是把菜园子里的草莓全拔了。胖看守发现后暴跳如雷，让我滚。哈哈，正合我意。

医生没把我的行为看得太重，他依然认为我满足“试出院”的条件，可以回集中营服刑。

我回到了集中营，又和朋友团聚了。我向大家解释了我之前反常表现的原因，大家恍然大悟，纷纷赞叹我的演技。马迪尔的床位还空着，那床位是我的伤心之地，看一眼就会让我难过。

按照监狱方的说法，我属于“试出院”，所以除了负责营地的医生外谁也无权指使我。医生让我穿上印有“特殊护理”文字的囚服，给我安排了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扫医院前的地。

这工作简直太清闲了，闲得发慌，幸好医生和他妻子经常来聊天。

“蝴蝶，你离开印第安人后怎样了？快给我说说……”

每天下午我都是在和医生一家的闲聊中度过的。在我讲完了我的全部经历后，他们已经对我没有疯深信不疑。我决定适时向医生提出去魔鬼岛的申请。听了我的经历，他肯定知道我为什么想去魔鬼岛，我也不想对他隐瞒什么。

“医生，这儿什么也做不了，让我去魔鬼岛吧。就是逃不成，死在那儿也比这样的日子舒服。”

“蝴蝶，我理解，我从心里抵制苦役制度，这制度坏透了。好，我来帮你运作。”

哈哈，成功了！

[1]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艾凡赫》（Ivanhoe）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具有接近于“神的品格”的贵族。

第十章

魔鬼岛上

1.石凳的启示

在讲接下来的故事前，先让我简单介绍一下魔鬼岛。魔鬼岛是拯救岛三岛中最小的岛，也是最北边的岛。岛的北边是一片狭长的平地，南边的山上有一个岗亭，那是全岛的最高处，在上面可以俯视全岛。皇家岛与魔鬼岛之间有一条用于交通、物资运输的缆绳，有时海上风浪太大，皇家岛运送物资的船开不进来，这条缆绳就发挥作用了。全岛的苦役犯一共只有十几个，还不到皇家岛一个营房的人的零头。此外还有三十多个政治犯，这些人以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的牢房都是独栋的铁皮顶小房，每人一间。政治犯与苦役犯没有往来，苦役犯一般也不招惹他们。曾经有过一个苦役犯招惹政治犯，据说那个被招惹的政治犯写信给法国当局，结果那个惹事的苦役犯就被调到皇家岛去了。

营房区共有三个看守，看守长叫桑道里，是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很邋遢，脸也不刮。我刚来，他对我说：“蝴蝶，我听说过你的故事。希望你在岛上安生待着，别找麻烦。只要你不给我添乱，我也会让你过得舒服。好了，去营房报到吧。”

我进了营房，里面有六个犯人，分别是两个华人、两个黑人、一个波尔多人、一个里尔人。其中一个华人是我在圣洛朗羁押时的旧识，叫张，他好像是个越南华侨，经历过越南昆仑岛暴动，进来前是海盗。听说他对付被扣船员的手段很凶残，不过凡是进来这里的人都半斤八两，我倒觉得他值得交往。

“嘿，蝴蝶，好久不见！”

“哈哈，你好吗张？”

“挺好挺好。你挨我睡吧，以后我负责做饭，你负责抓鱼。”

我刚要答应，桑道里进来了，对我说：“蝴蝶，明天你和张负责喂猪，上午、下午各喂一次，其他时间想干吗干吗。哦，对了，如果钓鱼，每天必须送我一公斤，龙虾也行。这是规矩！明白吗？”

“明白。”我答道。

“我知道你是越狱老手，不过在这儿甭想，晚上我会把你们全关在屋子里。还有就是，别招惹政治犯，别在他们房子前晃悠，那样他们会以为你要偷他们的东西。他们每个人可都有刀。”

第二天，我和张喂完了二百多头猪后，就开始在岛上闲逛。张给我当起了导游，他对这个岛了如指掌。我们沿着岛最外沿的环岛路散步，路遇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和我们擦肩而过，张给我介绍，原来这老政治犯以前是《喀里多尼亚新闻报》记者，是因为在上次世界大战时写取悦德国佬的文章进来的。我们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有名的政治犯，张为我一一做着介绍。

岛上医疗所的犯人护士也和政治犯一样住独栋小屋。其中一个犯人护士叫莱偌，我不想和这人走太近，因为他毒死了自己全家老小。莱偌是个壮硕的邋遢鬼，浑身上下只有脸上是干净的。

莱偌见到我和张，主动打招呼：“嘿，新来的，我这儿卖鸡蛋和鸡肉，需要的话来找我。哦，如果你偷偷宰了小猪，可以来和我换。我用一只小鸡和六个鸡蛋换一条小猪后腿。怎么样，实惠吧？来来来，这瓶金鸡纳霜是见面礼，你收下，有120片。我知道你的故事，你来这儿肯定是为了逃跑，如果真跑成了，进了丛林用得上。”

“谢谢。”尽管我不喜欢这个人，但还是收了他的礼物，正如他所说，进了丛林用得上。

之后我每天喂完猪就去钓鱼。我的钓鱼技术和在皇家岛上时一样，丝毫没有退步。每天我都会送三四公斤的鱼和龙虾给桑道里，这让他非常高兴。

一天上午，海面风平浪静，皇家岛司令乘船来到魔鬼岛视察工作，陪同人员中有我的老朋友日尔曼·吉贝尔夫妇。

那天我同他们夫妇二人聊了很久，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不知不觉来到了德雷福斯[1]曾经坐过的石凳——当年德雷福斯就是在这里遥望着抛弃了他的法兰西。

吉贝尔夫人抚摩着磨得油亮的石凳说：“蝴蝶，我知道你的打算，这也许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会祈祷上帝，让他保佑你能成功。”

“感谢你，夫人。这次我会全力以赴。”我坚毅地说道。

皇家岛司令的视察结束了，下午日尔曼·吉贝尔夫妇就要和司令返回皇家岛了。我送他们夫妇二人到码头。在船离开码头的时候，我向他们挥手道别。我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不能表现得太过激动。吉贝尔夫人看着我，那神情好像在说“我们不会忘记你”。

一天，我没有去钓鱼，而是独自来到了德雷福斯石凳。这里地处魔鬼岛北边的一处高地，可以俯瞰大海。

现在是1941年，我35岁了，那场罪恶的审判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了。这十一年来我只在印第安部落享受了七个月的自由，我与拉丽和佐莱玛的两个孩子现在已经八岁了。时间过得多快！35岁的我啊！蒙马特高地、毕卡尔广场、花园舞厅、克利希大街，都在哪儿？我的妻子梅奈特啊，你在哪儿？在纳粹统治下的姐姐一家还好吗？爸爸呢？我连他是否健在都不知道！

这十一年间我逃跑了多少次呢？让我想想。第一次是从圣洛朗的医院逃的；第二次是在哥伦比亚的里奥阿恰，其实那是最成功的一次，只是后来我选择离开了自己的部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都是在巴兰基利亚，那几次没一次顺利的：做弥撒那次惨败，翻墙那次克鲁西奥裤子被挂住了，下安眠药那次药效发挥得太慢，炸墙那次炸药威力太小；第七次是在皇家岛，那次要不是贝拜尔那浑蛋告发我，一定能成功；第八次是疯人病院那次，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接下来还有即将开始的第9次！哈哈，“9”，这真是个充满魔力的数字。

这个石凳曾经给予德雷福斯勇气，对我也会有同样的作用吧？德雷福斯从不曾倒下，从不会放弃，他一直在与命运斗争着，直到他的清白最终被全世界认可。他才是我的精神榜样，我绝不能比他逊色！我以前一直在心里说“不自由，我宁可死”，我决定把“死”这个字眼拿掉，从今往后，我只需要想着奔向自由就可以了。“生命不息，我就一刻也不会放弃对自由的追逐！”对！这才像我说的话！

我在德雷福斯石凳上坐到了中午，我回忆着，沉思着，反省着，憧憬着……当我起身的时候已经不再消沉，我感觉心中豁然宽广起来。我凝望着浩瀚的海洋，长出了一口气。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从德雷福斯石凳的位置看向不远处的海岸线，那里有一块马蹄铁形的巨石，海浪不停地向它发起冲击。海水冲进“马蹄铁”的槽里，没有出路，又退了回去。我灵机一动——我可以借助这个原理让海水把我推向大海！对！到时候我就抱着一麻袋椰子，这样浮力大。麻袋很好找，猪棚里捡椰子用的麻袋有的是。

接下来我要做实验。实验选在满月涨潮的时候。那时浪会比较大，所以必须等到满月出现。计划是这样的：在猪圈找两个最结实的麻袋，一个里面装满干椰子，一个里面放入和我一样重的碎石头，这些石头当然是用来模拟我的。等到满月涨潮时就拉着这两个麻袋去那处马蹄铁形的岩石做试验，看看被“马蹄铁槽”打回去的海浪能否把“我”推向大海。

岛的这一侧几乎没有看守，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会蠢到从这一侧逃跑——崖壁陡峭且尖利，人一下去就会被汹涌的海浪拍死在崖壁上。没有人会想到有人能利用那个马蹄铁形的岩石逃跑。

距离满月出现还有几天时间，我打算先把准备好的一麻袋干椰子和一麻袋石头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山洞里。这山洞是我抓龙虾时偶然发现的，落潮时洞里有了空气，龙虾就会爬进山洞。

一麻袋干椰子和一麻袋石头已经被我偷偷运到了海边的隐蔽处，但是不好搬运进陡峭岩壁下的山洞。我打算把计划告诉张，让张帮忙。他答应了。我让他拿一套钓具去海边，如果被看守询问，就说要和我一起去钓鱼。在我们的努力下，这两麻袋东西成功地送进了山洞。好了，能准备的都准备好了，现在就等着满月涨潮就可以开始实验了。

满月涨潮的时间到了，海浪果然异常汹涌。我和张来到那个山洞，一人负责抬一个麻袋，搬到了实验地——那处马蹄铁形的岩石。

张问我：“准备好了吗？扔到浪上吧。”

“好！”

一个至少有五米高的大浪扑面而来，拍在了我们脚下的岩石上，能感到水花溅到我们身上的惊人冲击力。我们赶在海水退回前把拴在一起的两个麻袋抛进了“马蹄铁槽”里。结果两个麻袋马上被一个七米多高的巨浪拍了回来，砸在了岩壁上。装椰子的麻袋被撞破了，里面的椰子被挤得四处飞溅；装石头的麻袋沉到了海底，撞破没撞破不得而知。

看到了令人沮丧的实验结果，张开口了：“不行，魔鬼岛的这边没法跑，岛南边比这边强。皇家岛也比这里适合跑。”

“你说得没错。可是如果在皇家岛跑，只要两小时内被发现就一定会被抓住。凭用手划的木筏怎么跑得过烧汽油的巡逻艇？可这里没有巡逻艇，这是好处一；好处二是，这里的看守是三岛中最弱的，在看守发现前我甚至可以逃上一整晚。如果赶上风浪大的时候逃，皇家岛上的船根本来不了。所以这里是适合逃跑的好地方，就要从这里逃，只是需要找到好方法。别泄气兄弟，有的是时间，再想想。”

中午，阳光炙烤着大地万物，一些新生出的植物嫩芽已经开始卷曲，柏油路面上的水坑逐渐干涸，留下一圈圈水渍。在太阳的加热下，我甚至感觉到了空气在颤动。然而，我不为所动，我静若止水地坐在德雷福斯石凳上观察着海浪的规律。

经过了数小时的观察，我看出了一个规律——把麻袋推向“马蹄铁”岩石的七米多大浪总是出现在六个五米多高的浪之后，大浪拍到岩石上的声音也与前六个浪不一样，声音有些像从远处传来的雷鸣。从中午开始，一直到夕阳西下，这一规律一直都非常稳定，没有变化。是的，六个浪后是一个大浪！如果把视野放远，会发现这一现象在距离海岸线三百米远的地方就已经出现了——六个中等的波纹间隔恒定，第七个波纹与上一个波纹的间距明显大一些，也更立体一些，那就是大浪。大浪所在的波纹除了比前六个立体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其波纹的波峰是“洁净”的，没有气泡，而其他六个都有泡沫。当大浪拍向“马蹄铁”岩石之时，海水会从“马蹄铁”的“凹槽”冲进去，会比前六个浪进去更多的海水，这些海水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会在“凹槽”里团团转，滞留十几秒后才从出口涌出。

第二天我决定独自做第二次实验。还是捆绑在一起的一麻袋干椰子和一麻袋石头，在七米高的大浪在“凹槽”里粉碎后，我立刻把两个麻袋扔下去。“凹槽”里的泡沫太多了，盯着看片刻就会眼花。我集中全部注意力盯着两个麻袋，它在下去之后被迅速挤出了“凹槽”，进入了大海，接下来的六个浪没有足够的能量把它推回来，当第七个大浪袭来时，两个麻袋已经被推出去足够远，不会再被推向岸边。

我强压住心中的喜悦，一路小跑着回了营房。没问题！安全下水的方式已经被我找到，只要抓住入水的时机就不会有危险。我得赶紧把这个方法和这次实验的结果告诉张。

张聚精会神地听我说完，想了想，开口道：“再来一次实验，我要亲眼看一次，半夜后搞。”

“没问题！”

当天夜里第三次实验开始了。

“你在圣约瑟救的那个司令的女儿叫什么来着？”

“里杰特。”

“好，那将你送走的那个浪也叫里杰特！”

“好主意！”

七米高的“里杰特”席卷而来，由远及近，它好像一面墙一样每一秒都在变高。当它猛烈地拍打到崖壁上后，我们将绑在一起的一麻袋干椰子和一麻袋石头扔了下去，两个麻袋立刻沉入了“凹槽”。我们心中一沉，不过马上又看到它们涌了上来，在“凹槽”内强大水压形成的漩涡里打转，然后几乎是被喷射出了“凹槽”，直入大海，越来越远。

不用怀疑，这次实验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兴奋极了。

“哈哈，我要骑在‘里杰特’的背上开始伟大的冒险！”我大笑道。

“看！一、二、三、四、五、六……‘里杰特’来了！”张也兴奋得手舞足蹈。

几天后西尔万也被送到了魔鬼岛。我建议他同我一起逃，毕竟登陆后一个人在丛林里逃跑太危险了，我需要一个伙伴。我对他讲了我的计划，带他看了我选择的逃跑地点。不巧这一天海风异常狂暴，“里杰特”比平时更高大，撞击在崖壁上的声音比以往更加震耳欲聋。

“兄弟，你打算从这儿跳下去？你选的自杀地点真棒。”

“别怕，第一眼谁看了都怕。得把握住时机，在这个大浪后下去就能成功入海。”

一旁的张说：“放心，我们做实验了，这行得通。”

那之后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才说服西尔万入伙儿。

之后他问我：“好，‘里杰特’能把咱们带出海，但出海后多久能到陆地？”

“西尔万，我得实话实说，这得看风向和风的大小。保守些说，把偏离考虑进去，最多60小时，快的话48小时就可以。”

“你怎么算的？”

“海图上拯救岛三岛到海岸直线距离40公里，肯定有偏离，但偏离能偏离多少？就算绕着圈儿的偏离，最多最多150公里。接下来是估计，一小时5公里总没有问题吧？”

西尔万想了想，说：“如果一小时5公里，30小时足够了。把落潮考虑进去，就是你说的48到60小时。那到了陆地后你的打算呢？”

“往库鲁的郊区走，那附近有个苦役犯集中营。抓个犯人，给他500法郎，让他带咱们去伊尼尼[2]华人集中营。当然，如果那个犯人想入伙更好。”

“伊尼尼？那不是集中营吗？去那儿干什么？”

“那儿有张的弟弟。”

张说道：“对，我弟弟贵贵在伊尼尼。让他跟你们走，船、吃的、逃跑用的家伙什儿他都能搞定。我们中国人从不告密，只要遇到中国人，你们就可以叫他给贵贵传话。哦，有一点得注意，快到陆地的时候有一片湿地，得坐筏子划过去，千万别走，走的话会陷进去，所以，需要准备筏子。”

见西尔万陷入了沉思，我决定先不打扰他，过了一会儿才问道：“兄弟，我说服你了吗？”

“好，我入伙儿。”

“太好了，那咱们需要做两个筏子。咱俩体重差不多，做两个型号相同的就可以。”

“我还有个问题，进了海就很难预料，万一在海上失散了，咱俩怎么会合？

“我想过这个问题。还记不记得咱们来皇家岛时，沿岸有一处是白色的，特别显眼？”

“记得。”

“我在地图上研究过，那里与库鲁的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其实是一片岩石，周围是鸟的栖息地，鸟长年累月在那里排泄，就把那里变成了白色。只有那里是白色的，左右两边都是沼泽，非常好找，万一走散了就在那附近集合。别用火，烟会招来附近的巡逻队。可以吃当地的鸟蛋和咱们带的干椰子，谁先到谁等。”

“等几天？”

“五天。五天还到不了那里是不可能的。”

行动时间定在周日晚上10点。那会儿是大潮，寻常的浪就能有八米，“里杰特”的力气会更大。时间定下后我们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我们按照张的建议找了两个筏子，说是筏子，其实就是从装物资的大尺寸木箱上拆下来的大木板。干椰子套一层麻袋老觉得不保险，干脆套两层。我们决定每人另外带十个新鲜椰子，这样渴了可以喝椰汁，饿了可以吃椰肉。我让西尔万这段时间加强锻炼，因为入海后的数十小时得骑在麻袋上不能睡，必须时刻矫正麻袋角度，稍微一打滚人就会栽进海里，很消耗体力。张给我做了个能挂脖子上的防水皮袋，烟和火镰终于有了放的地方。我从废弃的枯井里找了一段铁链，在铁链两端做了个钩子，入海后一端钩住麻袋，一端钩住我的衣服，这样就算万一我体力不支掉入海里也不会淹死。

到周四，已经万事俱备了，我和西尔万坐在德雷福斯石凳上，思考还有什么遗漏之处。

“蝴蝶，一想到三天后的晚上就要开始行动了我就激动。”西尔万说道。

“这次能成功，我有信心，你呢？”

“我也有。下周二晚上差不多就到丛林了。到时候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张知道我们在德雷福斯石凳，提着椰子来看我们，他一边切椰子一边嘱咐：“伊尼尼集中营在库鲁东边，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就不会错。”这几天他总是想起什么就嘱咐我们什么。

“对了，张，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桑道里我们失踪了？”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问道。

张说：“下周一下午3点，那会儿他正好午睡起来。这之前不告诉他，给你们留出十几小时来。”

“你能不能说我们被浪卷走了？”西尔万问。

“还是不要把事情搞复杂。到时候我就说：‘长官，蝴蝶和西尔万今天没来干活，我一人喂的猪。’就这么说。”

[1] 19世纪末法国著名反犹案件“德雷福斯案”当事人，他曾被发配到魔鬼岛。

[2] 伊尼尼（Inini），集中营，主要关押的是印支人，多为华人。

2.告别魔鬼岛

周日终于到了，为了节省体力，我午饭后就开始午睡，一睁眼已经是晚上7点。我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预演着即将开始的行动。到9点了，一轮满月升了起来，一片一片的薄云不时浮过月亮。营房里只剩下我、西尔万和张。

“该走了。”我这句话相当于宣布行动开始。我们起身朝“马蹄铁”岩石走去。

行动前几天我们已经把各自的十个新鲜椰子、密封的压缩干粮和水袋用小号编织袋装好，然后和木筏一起绑在了装了干椰子的麻袋上。我和西尔万把各自的麻袋从山洞里拖到“马蹄铁”岩石。我让张帮忙，把麻袋和我左手腕绑在一起。这本来不在计划内，是我临时决定的，因为我怕万一没抓牢麻袋，被直接冲出去。好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就绪，剩下的只需要找准“里杰特”的节奏跳下去即可。

临别了，张与我和西尔万依次拥抱，之后我们就开始数浪。一个、两个、三个……

西尔万喊道：“下一个就是‘里杰特’！”

终于，“里杰特”来了，只见它像一栋墙一样排山倒海而来，以雷霆万钧之势拍向崖壁，在“凹槽”中激荡着，在即将涌出之际我和西尔万纵身一跃。“里杰特”裹挟着我们，几乎是将我们喷射向大海。不过几分钟，我们就被冲出去了至少三百米。西尔万还没上麻袋，我两分钟前就上来了，不过他最终也顺利地上来了。麻袋有两个面，我选择骑的这一面绑着筏子和收纳物资的编织袋，这样无论是喝水、进食还是到了湿地后换成筏子都方便。我回望着魔鬼岛，看到张正站在德雷福斯石凳上向我们挥手。这小子一定是跑着过去的，他在向我们做最后的告别。

我们搭乘着一个大浪的波，开始了漂流。魔鬼岛越来越小，张早就看不到了。西尔万很稳定地与我保持着五十米左右的距离，尽管在夜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从他一次次地向我招手来看，他显然异常兴奋。

现在正是落潮，我们正好可以搭载潮汐向大海漂去。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当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时，回望拯救岛三岛，只剩下了一个模糊的小点了。这说明我们至少航行了有30公里了。截至目前一切非常顺利，希望接下来同样顺利。

现在的浪头稳得很，并不颠簸，我伸手让风把我的手吹干，从脖子上的防水皮囊里取出烟和火镰，点了根烟，惬意地抽了起来。此时此刻我已经平复了忐忑的心境，不再害怕了。抽完烟后我决定吃个椰子。新鲜的椰子放在一个小号编织袋里，编织袋绑在了麻袋上，取的时候要小心，取出一个要马上系上口，要不然其他椰子会漂出来。在这碧海蓝天之间我喝了满满一个椰子的椰汁，感觉这汁水甘甜无比；喝饱后又啃食了椰肉。这时西尔万已经离我相当远了，不过我们都是在随波逐流，没有办法。

中午了，大海上万里无云，被阳光炙烤着，我感觉我的脑浆都要被烧开了，正要解开扣子，结果失去了平衡，麻袋瞬间打了个滚儿。我被灌了好几口苦咸的海水。还好有铁链子拴着，总算没有脱离麻袋；如果没有这铁链子，刚才这一下后果不堪设想。不过说实话，也恰恰是因为这碍事的铁链子才导致我失去了平衡。有它，动作不自如，容易翻船；没它，万一掉下去和麻袋脱离，肯定没命。没办法，事情往往就是这么矛盾。

有了刚才掉入海中的教训，我不敢大意了，牢牢地坐稳，时刻保持着平衡。我维持这个姿势大概一小时后就感到疲惫不堪，索性趴在了麻袋上。就算翻了反正还有铁链，大不了再喝几口海水，就这样，我保持趴在麻袋上的姿势过了几小时。阳光无情地炙烤着我展开的手臂，不时有海水溅到手臂上，蜇得生疼。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海面上的风小了，浪也舒缓起来，航行速度也就明显慢了下来，这样唯一的好处是麻袋平稳了，不容易侧翻了，但我宁愿快一点、颠簸一点，我只想快点看到陆地。

太阳逐渐西斜了。从太阳的方位分析，应该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快到涨潮的时间了。西尔万和我的距离终于近了，我已经能看到他的五官了。他把上衣脱了，系在了腰间。西尔万见我在看他就向我挥手，我也向他挥手。离近了我才看到他在用手臂当舵来控制方向，原来他在手动制动来靠近我。看来，这次逃跑我选的伙伴百分之百合格，我高度确认。

快傍晚了，我又渴又饿，可由于之前的事故，装密封干粮、新鲜椰子和淡水袋的编织袋此刻在麻袋下面呢，也就是说我要喝水吃东西就必须再来一次“翻船”。我倾斜身体，试了几次，发现原来“翻船”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容易。终于，在第五次的时候，借助一个涌上来的波浪，我用力一翻，才算成功，当然了，代价就是又灌了几口苦咸的海水，不过食物和水总算成功地“翻”了上来了。

我又干掉了一个椰子，看来带十个这玩意儿是最正确的主意，又解渴又解饿。吃饱喝足后，我把手伸向空中，等海风风干手后解开脖子上挂着的皮囊。张的手艺真好，皮囊的确是密封的，刚才我全身都浸在了水里，可烟一丁点也没有受潮。我一边欣赏着天边的火烧云，一边惬意地吸着烟。用不了多久太阳就会落下，但愿夜里海面能平稳些吧。

马上就要什么也看不清了，西尔万趁着最后的日光向我挥手，我知道这是“晚安”的意思，也向他挥手。趁着风平浪静，我脱下湿了的衣服，用力拧干后再穿上。海面上的昼夜温差很大，所以要做好保暖措施。果然，太阳一落我立刻感觉到了寒冷，风也明显凉了。根据我的经验，这个晚上不会好受，晚上肯定会困，一旦打盹儿就无法第一时间调整平衡，随时有“翻船”的可能，但我也没有办法。

天彻底黑了，我已经看不见我的朋友了。明早还能看到他吗？算了，现在想这些也没有用，我现在只希望今晚整夜都像白天一样，刮吹向库鲁的风。

难道是上帝这次听到了我的祈祷？风真的变大了，而且风向对我们很有利。一轮红色满月从海平面静悄悄地钻了出来。红色的月亮有点吓人，很大，很亮，我甚至可以看到月球上的环形山。月亮完全升起来了，海面上明亮了起来，麻袋在海面上起起伏伏，我骑着麻袋，双腿始终浸泡在海水里，从腰部往上是干的，有些凉意的海风早就吹干了我的上衣。

困意逐渐上来了，我刚才的意识游走了片刻，还好没有侧翻。我计划的是到陆地前都不睡觉，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同困意斗争着，但意识还是不时地游走。我甚至掏出火镰烧我的胳膊，用疼痛驱散睡意，但还是不管用。今晚会不会睡着？睡着了会不会侧翻？会不会掉进海里？掉进海里铁链子不会断开吧？那是枯井里生锈的铁链，又在海水里泡了那么久，万一掉下去的时候扯断了我岂不要一命呜呼？想想都害怕。

在与困意的斗争中我逐渐败下阵来，直到一个反常的大浪把我拍醒。醒来后我发现我趴在麻袋上睡着了，还好没有侧翻。现在几点了呢？从月亮西下的位置推测，差不多凌晨3点了。拜刚才那个大浪所赐，我又成了落汤鸡，在夜里冰凉的海风吹拂下我感到浑身发冷。

糟糕！腿怎么没知觉了？这可不是好兆头，应该是被冰冷的海水泡太久导致的失温症状，必须采取措施，要不然腿就废了。我赶紧把上半身贴在麻袋上，小心翼翼地一边维持平衡一边把两腿伸出海面，然后艰难地用手给腿做着按摩。还好，一会儿后双腿恢复了知觉，不过被海水泡太久了，已经脱皮了。没有办法，航行还得继续，我还得把双腿伸进海水中坐起来。

对了，西尔万在哪儿？看不见啊。云彩遮蔽了月光，看不清太远的地方，能肯定的是他已经不在我附近了。他会不会掉下麻袋了？他可没有铁链子拴着，该不会淹死了吧？

“西尔万！”我大喊，仔细听着，没有回答。

我担心起来，顾不上安全不安全了，艰难地站在麻袋上向周围眺望。一个波浪很合时宜地把我的麻袋推送到了高点。右面什么都没有，左面什么都没有，前面什么都没有，那西尔万会不会在后面？我不敢转身确认，仅仅是这样站着就已经是我维持平衡的极限了。等等！左面有东西！有一条黑线，哈哈，陆地到了！希望我的朋友安然无恙吧，现在担心也是枉然。

陆地越来越近了，至少这次逃跑的第一阶段算是顺利，我决定放松一下。我风干双手，点了根烟，抽了起来。慢慢地，南十字星、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不见了，朝阳出现在了东方。看来已经早上5点了，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航行了31小时。从远处越来越清晰的陆地分析，今天下午就能靠岸。我自语：“哈哈，看来我计算的时间还是靠谱的。”

昨天从早到晚我一直被太阳炙烤着，今天预计还要被晒半天，肯定舒服不了。从我手臂和脖子疼痛的程度分析，我被晒伤得相当严重。从双脚到臀部也疼得厉害，尤其是肛门，这疼痛应该来自高盐度的海水和麻袋的摩擦。此时此刻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舒服的，但是我在笑，我在发自内心地喜悦着，因为不管怎样，我在奔向自由的路上，而且我基本可以确定，我可以活着到陆地上，这难道不值得我笑吗？哈哈哈，我发自内心地大笑着。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想到一个问题——我一路上居然一条鲨鱼也没有碰见。它们都去度假了吗？这么看来上帝还是眷顾着我的。

在抵达陆地之前的这几小时，我除了等待还能干些什么呢？回忆一遍我的历次逃跑吧。这么一想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策划的所有逃跑行动中，周密、严谨的反而全都失败了，而最简陋、最可笑的反而是最成功的。哈哈哈，有谁能想到我居然用一麻袋椰子成功逃跑了呢？上帝啊上帝，我已经搞不懂你是在愚弄我还是在帮助我了，不过此时此刻，我感谢你。

过了不到一小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这里的海洋性气候非常明显，从夜晚的寒冷到白天的炎热只有清晨和傍晚的短暂过渡。是的，清晨温暖舒适的气温只维持了片刻，海面上又恢复了酷热。一个大浪打来，我猝不及防，眼睛进了海水，蜇得生疼。紧接着一个更大的浪把我的麻袋掀得老高。在波峰之上我终于看到了前方很远处的西尔万。尽管只有半秒的时间，但我看到了他！他正光着膀子骑在麻袋上，在我左前方大概二百多米。哈哈！不愧是我挑选的伙伴，他还活着！

知道了他的大概位置就好办了，我只需要采取一些手段靠近他。现在是顺风，我展开双臂，用身体做帆，这样我就能走得更快。果然，当我再次在起伏的浪中看到他的时候，他离我已经不到一百米了。不过他在干什么呢？他应该也在为找不到我而担心吧？当一个大浪把我高高托起时，我看到他正在左右张望，他一定是在找我。这个笨蛋，我在后面啊！

“西尔万！我在后面！后面！”我站起来大声吼道。

西尔万回头看向了我的方向，显然他听到了。他也站了起来，我们就这样隔着不到一百米的海域遥遥相对着。他把上衣从腰间解下来向我挥舞，我也向他招手，每到波峰把我们其中一人托举到足够看到对方时，我们都会重复一遍这一动作，我们就这样隔空互相问候了不下二十次。

陆地上的丛林已经很清楚了，顶多还有十公里。丛林马上要到了，再加上确定了朋友平安无事，我高兴得哭了起来。经过海水两天的洗礼，我的眼皮已经化脓了，再加上眼泪的作用，我看到了五彩缤纷的光影，这光影是那么美丽，就像教堂的彩色玻璃一样。

今天，上帝与我同在。在这浩瀚的大海之上，上帝与渺小的我不期而遇了。在那些暗无天日的牢笼岁月里，他对我不闻不问，而今天，他终于看到了我。我没有受过宗教的滋养，连基督教的起码常识都不具备。我不知道耶稣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是不是玛利亚也不清楚，但这并不影响我与上帝的这次相遇。

经过眼泪的滋润，我的眼睛终于好受些了。从太阳的方位判断，现在应该是上午10点左右。在阳光下我看了看我惨不忍睹的身体——手臂已经晒脱皮了，脖子看不到，但应该也差不多，从臀部往下的身体在盐水中泡得红肿得发亮。我就把这当作通向自由的试炼吧。

海岸更近了，从这个距离已经能看清丛林中的树干有多粗了。仔细一看，最外沿的树木是泡在海水里的。随着陆地的临近，海浪也明显变大了。几只海豚在我附近游荡。我听说海豚喜欢把漂浮着的东西顶到岸上去，这是真的吗？事实证明是瞎说的，因为它们围着我的麻袋转了几圈，还闻了闻，之后就失去了兴趣，都游走了。

我看了看太阳，快到中午了，太阳从头顶直射下来，灼烧着我。我的眼皮依然在流脓，嘴唇和鼻子上的角质层脱落了大半，生疼生疼的。现在即使不借助波浪我也能看到西尔万了，他的样子有些好笑，也不怕晒伤，依然光着膀子，还把衣服盘在了头上。

糟糕，我正前方出现了个沙洲，我赶紧用腿当舵，改变方向绕过了它。要向被海水浸泡着的丛林进发了，目测还有最后一公里。我看到了上千只长着白色、粉色羽毛的鸟在林地里觅食。随着离岸边的距离越来越近，海水的颜色也由蓝色变成了淤泥的颜色。更近了，我甚至看清了涨潮时海水留在树干上的白色痕迹。我乘坐的麻袋终于驶进了树林。这些树木居然能在海水的长年浸泡下生长，真是奇怪，我的腿脚明明只泡了两天就已经不行了。

越往前树木越密集，海水越浅，继续乘坐麻袋越来越不方便了。终于，麻袋搁浅了。也不知道这里距离干地还有多远。张提醒过我，在这片湿地绝对不能徒步走，这浅浅的海水下面的淤泥会“吃人”，只有表面一层是硬泥，下面就是稀软的泥浆，一踩就陷，所以一定要用筏子。我卸下筏子，取下装着食物和水的编织袋，坐在筏子上用手划着前进。

我找寻着西尔万的下落，在我右后方一百米远的地方发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向我挥手致意，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笑容，我也向他挥手回礼。等等，他要干什么？天啊，他居然没有取下筏子，而是直接跳进了湿地里。他傻了吗？忘记张的嘱咐了吗？只见他提起放着食物和水的袋子，蹚着浅浅的海水大步向我走来。

“西尔万，别走！用筏子！”我用最大的声音喊着。

我的话音刚落，就见西尔万身子一沉就陷了下去。他双手拼命地挥舞着，可是他动得越剧烈，下陷的速度就越快。

“别动！兄弟，快趴下！”我几乎喊破了喉咙。

他听到了，点了点头，将身子俯了下来。我方寸大乱，疯狂地划着水，手已经控制不住深浅，经常插进下面的浮泥中，带起的海水和泥浆不时溅到脸上、眼睛里。我左眼进了泥沙，睁不开了，右眼的眼皮一直在流脓，也看不清，我随便用手背抹了一下，继续划。我一刻也不敢停下，必须争分夺秒，因为我朋友的命危在旦夕。不时出现在我航道上的树让我无法直线航行，绕来绕去又耽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越来越近了，还有10米，15米，10米，5米，我终于看到了西尔万，淤泥已经吞没了他的胸口，在淤泥之上的海水已经淹没了他的下巴。

我刚要伸手抓他，结果从大海的方向刮起了海风，紧接着一个大浪涌了过来，一下就没过了西尔万的脑袋，也把我乘坐的筏子冲到了十米开外。我险些从筏子上栽下来，勉强才稳住，再向西尔万看去，由于溺水导致他下意识地挣扎，淤泥正迅速吞没他。现在他只有眼睛还在海水之上，鼻孔已经被海水吞没，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儿。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疯狂地向西尔万划去。但刮向陆地的风和掀起的海浪仿佛在阻止我接近他，在我的疯狂划动下，我艰难地缩短着我与他之间的距离。他的眼睛已经被海水吞没了，发不出呼喊了。我不会放弃的，继续疯狂地划着。能看出他那已经没在海水之下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我，目光中充满了不甘。我看得出来，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西尔万还在继续下陷，他的脑袋已经完全没入了海水，冒上水面的泡越来越少。就在我即将抓住他将将露出淤泥的手时，一个巨浪席卷而来，瞬间我的筏子就被推出了五六米远。我失去了平衡，幸好我在栽入海水的瞬间用腿钩住了筏子的边缘。我使出了爆发力，终于爬上了木筏。再向西尔万的位置看去时，已经完全看不到了他的踪影。我心里明白，我失去了我的朋友，他死在了这距离自由之岸仅仅数百米的地方。

我呆坐在筏子上，任凭海浪和海风将我推向丛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大脑进入了“放空”的状态。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人在精神上受到重大刺激后的一种本能反应。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从这种“放空”状态中反应过来。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用筏子？！你在想什么？！想蹚着水和我会合吗？啊？！不……”我嘶吼着，发泄着，不知过了多久才恢复了冷静。当我冷静下来后，我立刻想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走得出这片丛林吗？

海风还没有停，浪一个接一个地把我推送进丛林深处。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要涨潮了。我停止了哀悼，停止了消极的胡思乱想，当务之急是活下来。对，活下去！就算只身一人也不能放弃希望。

重新调整好心态后，我划着筏子捡回了我和西尔万的编织袋，那里面存放着珍贵的新鲜椰子、压缩干粮和装着淡水的水袋，是我接下来几天的生命保障，不能丢。然后，我继续向目的地——伊尼尼集中营前进。

3.丛林探秘

在目睹了西尔万的遭遇后，我决定在抵达真正的干地前绝不下筏子。涨潮后海水灌进了丛林深处，我就借助潮水往丛林里滑行。直到海水只有几寸深，筏子再也划不动了，我才小心翼翼地下了筏子。我心有余悸，不敢走得太快，怕一不留神陷入湿地。我一步一步地试探着前方的路，确定不会陷下去才敢走，直到脚下的路变得硬度十足才敢迈开步子走。

夜色降临了，我选择在一棵躺倒的歪脖子树上过夜。我把两个编织袋挂在树枝上，爬上树干准备睡觉。在盐水里泡了两天的双腿和屁股钻心地疼，但极度的身体和精神疲劳还是让我快速进入了梦乡。在梦里我又梦见了西尔万。

第二天清晨，小鸟的叫声把我吵醒。一缕阳光从密林中水平射下来，看来太阳刚刚升起来。我刚要下树，却发现下面都是水，看来在涨潮。根据我昨晚行路的经验，这里的土地已经是硬土了，可以放心地踩踏，但我还是想等海水退了再走，因为西尔万的事让我心有余悸。

淡水不多了，要省着喝了。我在树上开了个新鲜椰子当早饭，先喝干椰汁，再吃椰肉，然后吸了两根烟。海水退下了，我提起编织袋继续上路了。

第二天的行程没有什么可说的，很平淡。我只记得走到第二天晚上时，周围树木上已经看不到海水涨潮留下的白色痕迹了，看来海水到不了这里。晚上我还是选择睡在了一棵树上。记得那天晚上有毛毛虫从我身上爬过，很痒，此外没发生什么。

第三天我依然是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吵醒的。这天的上午和中午我一直在赶路，平淡无奇，不过到了下午3点前后，我在丛林中发现了一条被人开出的小路，路两边树木上的斧痕还很清晰，应该是刚开出不久的路。什么人会在丛林中开这样一条路呢？应该是采树胶或者淘金的人吧。我沿着路走着，能看到这里的脚印非常密集，偶尔还有骡马的蹄子印。

走在丛林里，我不自觉地回想起了初次越狱时在圣洛朗待过的丛林。不过那里的丛林和这里的不一样，这里的植物分上下两层，下层是五六米高的矮树，上层是二十多米高的大树。被两层植物遮蔽着，我走的这条小路非常昏暗。

太阳即将在我身后的方向落下了。从阳光的方向判断，这条小路延伸的方向正好是我要去的库鲁的方向。眼看就要黑透了，再走下去不安全了，得找个睡觉的地方了，我借助最后的光亮，在距离小路三十多米远的地方用香蕉树叶铺了张床。

睡前我连抽了两根烟。食物还很充足，不过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水最多还能坚持一天，到明天这会儿就没水喝了。看来明天之内必须找到水源。这里的植物这么茂盛，植物的根茎里会有水吗？算了，明天再说吧，天无绝人之路。

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吗？这句话或者对我还勉强适用，但对西尔万呢？我那可怜的朋友要是还和我在一起该多好！现在我离开魔鬼岛已经六天了，库鲁那边的集中营会不会已经接到了我逃跑的通知？黑人村子里的警察所也会接到通知吧？继续朝库鲁走是不是不明智呢？如果魔鬼岛上的看守认为我淹死了就什么事都不会有，如果认定我是潜逃的，那我去库鲁就真的很危险。接下来要当心了，千万别让人给抓了。哎呀，这样看来我今天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不该从小路上走，万一遇到抓我的人可怎么办！明天不能再走小路了，要从林子里走。

不知道什么动物的嘶吼声把我吵醒了，我睁眼迎来了进入丛林以来的第四天。我就着不多的水吃了块压缩饼干。当务之急就是寻找水源。我发现这里的一种灌木植物的叶子饱满多汁，攥一把能挤出汁液来。我试着喝了一口这绿色的汁液，苦涩异常。这的确是一种获取水源的方式，不过这汁液会不会有毒呢？我不敢多喝，决定先喝一口看看一会儿有没有中毒症状。过了很久没有身体不适的感觉，看来这水能喝，就是味道糟糕透顶。

安全起见，我决定不再走小路了，但由于不能偏离方向，我也不能离小路太远，就选择在与小路平行间距五十米的丛林里前进。不走小路的代价就是要面对层层叠叠的树木枝叶，行走会异常困难，我不时得拿出刀劈开前方密不透风的植物。

突然，我听见了口哨声，就在我前面，然后听到了拨开树枝的动静。我赶紧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把刀拿出来握在手里。来了！是个黑人男子，他穿着土黄色的上衣和短裤，背着一个大包袱，手里提着一把单筒长枪，应该是填火药发射铅弹丸的那种。这是我进入丛林以来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在魔鬼岛上时就决定了，要抓住遇到的头一个人，不管他是苦役犯还是黑人，我要强迫他带我去伊尼尼集中营找张的弟弟贵贵。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不走小路，但他不走小路正好利于我下手。

当他走到我藏身的大树旁时，我一个箭步上前，左手一把夺过他的长枪，右手将刀架在他脖子上，喊道：“别动！把东西放下！”

“天啊！别……别杀我！”黑人吓得直哆嗦，按我说的将包裹卸了下来，“东西全归你，可我求你别杀我，我有五个孩子！”

“叫什么？”

“约翰。”

“去哪儿？”

“给砍树的兄弟送饭和药。”

“你从哪儿来？”

“库鲁。”

“你是村里人？”

“是。”

“知道伊尼尼集中营怎么走吗？”

“知道。”

“两个选择，自己挑。一、照我说的做，我给你500法郎；二、你不听我的，或者骗我，那我就杀了你。自己选吧。”

“我选一。”

“好！带我去伊尼尼集中营，我和一个中国人联系上后就放你。”

“好的。”

“别骗我，不然有你好看。”

“我发誓，我会帮你。”

我一手提枪一手翻着他扛着的大包裹，里面有罐装牛奶、干面包、香肠和新衣服。我喝了一罐牛奶，拿了件新裤子换上，是件蓝色工装裤。之后我把包裹还给他，提枪说：“朝前走，别让人看见我们，如果被发现了，你就倒霉了。”

从约翰在丛林里腾挪躲闪的灵巧动作，就能看出他经常在丛林里行走。我在后面跟得很吃力，约翰不时回头看我跟上没有，从不离开我五米以上。

他边走边说：“库鲁集中营已经接到通知，说拯救岛跑了两个人，所以这条路对你不安全。”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觉得你是个老实人，但愿我没看错人。你觉得去伊尼尼怎么走安全？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你我的安全是绑在一起的，如果我让看守发现了，我会先干掉你。”

“怎么称呼你？”

“叫我蝴蝶好了。”

“好的，蝴蝶先生。我建议从丛林里面走，绕过库鲁，直接去伊尼尼。”

“好，带路吧。”

我们在丛林里走着，离小路越来越远。黑人看起来不那么紧张了，一副很放松的样子。

“约翰，我看你好像挺放松的。”

“是的，因为在路上走太危险了。你危险了，我也就危险了，所以我很紧张，而这里很安全。”

“在这里停一下，我想抽烟。”

“给你。”他掏出一盒“高卢女郎”牌子的烟。

“谢了，我觉得你这人挺好。”我接过烟笑道。

“哈哈哈，那当然，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最见不得那些犯人的惨状。”

“在哪儿见过？”

“库鲁森林集中营。”

“那里有多惨？”

“经常闹黄热病、痢疾。看守不给医治，就眼看着那些可怜人慢慢死掉。唉，想想就难受。岛上应该好些吧？看你身体挺好。”

“是的，岛上反而好些。”

我们坐在了一棵横着长的大树上休息起来。我递给他一罐从他包裹里拿的牛奶，他没要，从我的编织袋里拿了个椰子吸了起来。

“你妻子多大？”

“她32，我40。我们有两儿三女，哈哈。”

“你们靠什么过活儿？”

“我倒腾香木，我老婆在集中营给看守洗衣服。我们两口子收入不高，但大人孩子都能吃饱，有衣服穿，孩子有学上，日子挺好的。”

可怜的约翰啊，能吃饱、有衣服穿、孩子能上学就是“日子挺好的”。他和我差不多高，脸很黑，但并不丑陋。从他的目光中我能看出他是个重情义的汉子，应该是个勤劳、朴实、正直的人，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基督徒。

“也说说你吧。”

“我？我已经被这该死的制度埋葬了十年了。我很羡慕你啊，也许你无法理解自由是多么美好的东西。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像你一样，有自由，有妻儿，有份稳定的工作，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地东躲西藏。我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连这念头都没有。可这个制度并不给我重新来过的机会。”

“蝴蝶，我愿意帮助你。”

到天黑的时候，约翰带我成功地绕过了库鲁，他告诉我，明天中午前能到伊尼尼集中营，不过那集中营周围常年有两个哨兵巡逻，要想进去必须绕过他们。我决定今晚先休息，明天再说。

我和约翰选择在一棵大树下过夜。躺下后我感到一阵后怕，我不会看错这黑人吧？白天他会不会是在成心博取我的信任，然后趁我睡着后拿过我的枪再胁迫我？他完全有动机这么做，一来可以消除我这个威胁，二来，这里离集中营很近，他可以押送着我去领赏。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不能睡，我对他还不能掉以轻心。

约翰就躺在距离我两米远的地方，我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他。丛林里不时传来猴子的叫声，它们的叫声很从容，所以我判断附近没有大型野兽，当然，也没有人。

为了提防约翰，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群该死的蚊子围着我嗡嗡，不时咬我一下，香烟的味道也赶不走它们。我咀嚼了一大口烟叶，吐出来涂抹在身上。这招儿很管用，涂抹完后蚊子只是飞来飞去，但不咬我了。但愿之前咬的那几下不会传染给我疟疾和黄热病。

整个夜晚我都紧紧握着枪，一刻也不敢松手。我没有睡，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我没有因为疲劳而拿自由去冒险，因为这样的险我冒不起。天渐渐亮了，几只鸟儿欢快的叫声把约翰吵醒了。约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坐了起来。

“早。怎么，你没睡？”

“没有。”

他顿了一下，然后道：“你放心，昨天我都向你保证了，我是真心想帮你的。”

看来他明白我的意图，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索性转移话题：“谢谢你。丛林里是不是亮得晚？”

“对，还要一小时才能大亮。”他站起来，“把刀借我一下。”

反正我手里还握着枪，就把刀递给了他。

他接过刀走到一棵奇形怪状的树面前，用力砍下一截粗壮的树枝，递给我，说：“里面有水，可以喝。”

我喝了一口，这水带有一股新鲜木头的香气，比我从那怪叶子里挤出来的好喝多了。约翰把刀还给我，我们各抽了根烟就上路了。

快到中午时，前方出现了一条铁路，约翰向我介绍道：“这条铁道直通伊尼尼。要小心，这儿经常过手动铁轨车，动静特大。”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铁轨车的动静，我们赶紧趴进丛林。在树枝的缝隙中能看到有一辆手动铁轨车经过，车的前面坐着两个白人看守，后面有两个中国人在手动制动让车前行。

“好了，过去了，咱们可以走了。”约翰站起身来。

“从这里到伊尼尼应该还有些距离，那些中国人和看守来这里干什么？”

“集中营会经营一些产业，比如捕捉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或者砍伐香木；当然了，看守是有油水的。蝴蝶先生，从这里开始会有看守巡逻，你要非常小心。”

我们继续上路了。为了避免遇到看守，我们走的都是林间野路。一下午还算太平无事，没遇到什么状况。傍晚终于到了目的地，从树林的缝隙中已经能看到伊尼尼集中营的牌子了。

我掏出一张500法郎的大票，把票子和枪一起递给约翰，对他说：“感谢你，约翰。我同时也感谢上帝，谢谢他让我遇到你。你是个好人，上帝会一直与你同在。真希望你能把咱们之间的故事讲给你的孩子们听，你就说：‘爸爸救了一个像是好人的犯人。’哈哈哈。”

约翰没有接，说：“蝴蝶先生，今天太晚了，我陪你到明早吧。枪你先留着，今晚防身用，明天再还我。对了，这个时间应该能碰到出任务回来的中国人，要不我去路上叫住一个，试着让他去找贵贵，你看怎么样？”

“是个好主意，可是万一遇到看守怎么办？”

“就说我刚和这里的看守长谈完香木的合同，正要回去。”

“好，那枪你拿着。在这地方，一个人独来独往还不拿枪是不正常的。”

约翰挎着枪走到了路上，没过多久一个中国老汉就迎面走了过来，应该是出任务回来的。

“晚上好。”中国老汉对约翰打了个招呼。

“晚上好。可以麻烦你件事吗？”

他们聊了起来，中途又遇到两个中国人出任务回来，两人用木棒拴着一头鹿往集中营走，没和约翰说话，但和老汉打了声招呼。过了一会儿，约翰领着老汉离开小路，朝我藏身的地方走来。

老汉见到我就向我伸出手，说：“你是逃出来的？”

“是的。”我与他握手。

“从哪儿逃的？”

“魔鬼岛。”

“好样的！”老汉笑了，打量了我一会儿，“叫什么？”

“蝴蝶。我是贵贵的哥哥张福全的朋友。”

“哈哈，那太好了。”老汉又握了握我的手。

“可以给贵贵传个话吗？就说我在这儿等他。”

“唉……不行。”

“为什么？”

“贵贵犯事儿了。他偷了看守长60只鸭子，被发现了，看守长要处死他，他就逃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

“有两个月了。”

“那他是从哪条路逃的？海上？”

“那就不知道了。这样吧，我进营里问问贵贵的一个好朋友，看看他知不知道。你就待在这儿，等我消息。”

“那大概是几点？”

“那可不好说。待会儿以《修女赞》的口哨为暗号，听到了就来路上。”

“好。”

老汉说完就走了。

“约翰，你觉得怎样？”

“中国人很本分，不会害你。如果实在找不到贵贵，你就一个人出海吧，到时候我给你弄条船。”

“我要去的地方太远了，一个人不安全。万不得已，也可以照你说的办。”

我们就趴在丛林里等着，大概晚上9点时听到小路上有人在吹口哨，吹得正是《修女赞》。这里离集中营还有一段距离，没路灯，黑灯瞎火的，只能跟着声音的方向走。出了丛林，在开阔地带总算能借着月光看清人影儿。来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之前的老汉。

其中一个独臂的人用标准的法语对我说：“进林子吧，这里怕被看守撞见。”

进了林子，那人问：“你是张的朋友？”

“对，就是张让我来找贵贵的，我打算和他一起逃。我之前逃过一次，最远到了哥伦比亚。我是个老手了，所以张才肯把弟弟托付给我的，你们放心吧。”

“我问你，张身上有文身吗？”

我明白他在试探我，就如实说：“有，胸前是一条东方龙。左手有三个点，听他说是昆仑岛暴动时烫的记号。他当年是暴动的头儿，他有个叫王怀的朋友是另一个头儿，那人断了条胳膊。”

“哈哈哈，王怀就是我！看来你真是张的朋友，那也就是我朋友了！好，我和你说实话吧，说贵贵出海了那是骗看守的，现在他还没出海呢，在向东十公里的丛林里。”

“他在那儿干什么？”

“砍柴烧炭，卖给库鲁本地的黑人。他说等攒够了钱就买船，然后再找个伙伴一起出海。哈哈，那小子不会开船。放心吧，他躲的地方很安全，周围都是沼泽，一踩就陷，看守可不敢往那儿走。这样吧，明天我出任务时来找你，带你去找贵贵。林子里有个木桶，从这儿往左边走个一百米就能见到，明天在那儿碰头。”

握完手他们就走了。我和约翰抽了几根烟后就睡了。

天亮后我和约翰找到了王怀说的木桶，然后我把500法郎递给约翰说：“约翰，到该和你说再见的时候了。原谅我最初粗暴地对待你，我当时是迫不得已。愿上帝保佑你和你全家。”

之后约翰告诉了我如果找不到贵贵该如何找到他，我与这个善良的黑人握手后，他就回去了。

上午9点左右王怀来了，我跟着他往丛林深处走去。

4.贵贵的故事

我们走了大概三小时，来到了一片沼泽前。沼泽里开满了睡莲，我欣赏着这些妖娆的花，一不留神险些被一条根茎绊倒。

“千万小心，掉下沼泽可就上不来了。”王怀回头提醒道。

我们沿着沼泽的边缘行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处棚子下。王怀冲着棚子唱起汉语歌来，一个只穿了条短裤的小个子中国人走了出来。王怀和这人聊起了天，完全把我晾在一边，看我不耐烦了他们才停了下来。

王怀向我介绍道：“这位是贵贵的朋友。贵贵打猎去了，咱们等他一会儿。”

我们等了差不多一小时贵贵才回来。贵贵矮小瘦弱，长着典型的黄种人面孔，目光中没有丝毫戾气，透着善良。

“你是我哥哥的朋友？”他问我。

“是的。”我回答。

“王怀，谢谢你把他带来。”贵贵看向王怀。

王怀说：“不客气，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

王怀和我握手后就离开了，贵贵让我跟着他去他的住处。他还赶了头小猪一起走。

“蝴蝶，你一定要跟着我走，千万别滑倒。这鬼地方，万一有人陷进去了谁也没法救谁，要救只能白白搭上命。干地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所以没有固定路线。咱们沿着猪走的路线走就可以，它总能找到安全的路。”贵贵边走边嘱咐道。

原来他赶着小猪走是这个原因。果然，小猪左边闻闻、右边嗅嗅，在淤泥上找出了一条安全的路。一路上贵贵同他的小猪一直在说着什么，小猪很通人性，不时回头和他呼应，见我们落下了还会主动停下来等我们。说来真神了，小猪走过的路明明看起来和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但踩上去一般只陷进去几厘米，最多没过脚踝，绝对安全，真不知道它是怎么找到这安全的路的。

小猪在泥塘一般的湿地上寻找的安全路线很少有直线，经常拐弯儿。看贵贵的神色很放松，我可做不到，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胆，西尔万凄惨的死法还历历在目，让我心有余悸。走着走着，地面终于慢慢有了硬度，我也才放下心来。

贵贵带我来到了他的住处——一座看起来很不结实的茅草屋，房顶是树枝和叶子铺成的。屋子前有一排土夯的炭窑，里面的火已经灭了，但余烟还很大，浓重的烟味儿让我忍不住咳嗽起来。看来在这儿不用担心被蚊子咬了。

从茅草屋里走出一个黄种人，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应该是贵贵的合伙人。这人向我打了声招呼，不过我听不懂他的话。

“这是我哥的朋友蝴蝶。他是法国人，你和他说法语吧。”贵贵向他介绍着。

那黄种人用法语招呼我道：“欢迎你来，进来坐吧。”

茅草屋里的设施非常简单，像样的设施只有一个炉子，炉子上的锅里不知道煮着什么食物。地面是用巨大的叶子铺的。

“收拾一下，今晚蝴蝶睡这里。”贵贵对黄种人说。

“好嘞。”

黄种人收拾了一会儿，我的床铺铺好了，其实就是在一堆树枝上铺一层被子。我不介意，至少比我前几天席地而睡要舒服。然后我们吃了午饭，那是一顿中餐，有白米饭、大葱炒肉、菜汤。

吃完午饭后那个黄种人就走了，听贵贵说那人是给他卖炭的合作伙伴，不住这儿。

下午我和贵贵聊起了天，先从自我介绍开始，然后聊起了各种事。

贵贵是个中国人，但被太阳晒得像个黑人。他眼珠子黑亮黑亮的，牙齿居然也黑亮黑亮的，听他说是因为经常抽用黑色烟叶卷的烟卷的缘故。

“我把看守长的鸭子全给偷了，看守长放话了，要处死我，我就是为这事儿才跑的。唉……可倒霉的还在后面，我赌博，结果不光输了本钱，还输了两个朋友的炭。”

“哈哈，你爱赌博？都是在哪儿赌的？”

“我可爱赌了。伊尼尼的释放犯每晚都在丛林里赌博，我们营里的人出任务时也会参与。”

“兄弟，从海上走？想好了吗？”

“嗯。我烧炭赚钱就是为了买船。哦，还得找个懂航海的志同道合的人。哈哈，正好你来了。我算过，再过三周我卖炭的钱就够买条船了。”

“贵贵，我有钱，现在就可以买了。”

“好！”贵贵一拍大腿道，“现在就有条好船在出售，报价1500法郎。卖家是个黑人伐木工。”

“明天我去看看那船。”

“没问题。哦，那个黑人叫‘巧克力’，我们都这么叫他。”

贵贵讲完了他的故事，该我了，我就向他讲了我逃跑的全部经过。贵贵听到西尔万不幸丧生那段后很难过，他想了想，说：“我终于明白我哥为什么不想跟你一起跑了，真是九死一生啊。”

我和贵贵一直聊到天黑才睡觉。我躺在这树枝铺成的简陋的床上，感觉舒服极了。尽管已经困了，但是我兴奋得无法马上入睡，因为就要出海了。贵贵虽然看着瘦小，但有股干巴力气，经过一下午的交流，我认为他是个忠厚、老实、有正义感的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伙伴。我感谢张，没有他牵线搭桥，我无法认识他的弟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睡着了，梦的情节很模糊，只记得我在大海上驾驶着小船，行驶在通向自由的航道上。

又是一阵鸟叫把我带出了梦乡，这几天每天都是这样。我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了。

“喝咖啡还是喝茶？”贵贵见我醒了，问道。

“你喝的是什么？”

“我喝茶。”

“好，那我和你一样。”

贵贵在炉子上煮着一锅水，在炉壁上贴了玉米饼，等水开了，饼也熟了。他用烧开的水沏了壶茶，我们就着茶吃着玉米饼。昨天领路的小猪正睡在贵贵的地铺上，还打着呼噜，真是头懒猪。早饭吃完了，我也准备上路了，昨天说今天要找巧克力，得看看船的成色。

贵贵把小猪拍醒后对我说：“蝴蝶，今天我要去村里卖一批炭，钱还是多一些的稳妥。昨晚我忘了告诉你了，这几天巧克力不在村子，等我问清楚他什么时候回来再带你去吧。你在这里休息一天，我晚上回来。放心，看守不敢到这里来。”

“好吧。”说实话这让我有些扫兴。

小猪起床了，和昨天一样走到了前面带路。贵贵背上炭筐和小猪走了，屋里只剩我一人。

贵贵说他晚上才能回来，给我留好了午饭和晚饭。闲来无事，上午我就在附近闲逛，因为怕走到沼泽区，我不敢走得太远。

这一天有不少发现。我找到了贵贵收集柴火的林子，这些树上的砍痕肯定是贵贵的杰作；我发现了一个新鲜的土坑，夯窑用的土估计就是从这儿取的；我在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了一条被咬死的大蛇，开始我还琢磨是什么动物能咬死蛇，直到我看到了几只和猫一样大的耗子才认定了“罪魁祸首”；最有意思的发现是，我在林子里找到了一窝食蚁兽，我发现它们时它们正在啃食一个巨大的白蚁巢穴……

我中午和晚上吃的是贵贵为我烤好的玉米饼，还从鸡窝里拿了几个鸡蛋用奶油煎着吃。

晚上贵贵回来了。

“蝴蝶，我给你带了包烟叶。这可不是一般的货色，是看守们抽的高级品，别处可弄不到。”

“谢谢了。对了，巧克力是什么时候走的？大概什么时候回村？”

“走了有两天，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从明天开始我会帮朋友卖炭，每天都去村里，有消息了我就告诉你。”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了雨。雨并没有阻止贵贵去帮朋友卖炭，所以我依然是一个人在这里待着。因为下着雨，我就老老实实在屋子里待着，没有外出。

上午10点左右雨停了。我正躺在地铺上发呆，突然听到屋外一声响，出去一看，原来是一座炭窑受潮塌了。我走过去看垮塌的窑里的情况，发现虽然外表受潮，但里面还有火星子。我探头往里看，结果看到了让我震惊的东西，以至于第一时间我以为是我看花了眼，可我反复确认后我确定我看到了什么——窑里露出了五条烧得只剩轮廓的人腿。我确定是人腿，因为我看到了脚的形状，那的确是人的脚。所以……窑里烧的是三个人！我弯下腰，捡了根木棍翻动着窑里的焦状物，终于找到了那第六只脚。是三个人无疑了。

这个发现让我无比震惊，很难用文字来描述我当时的感受。我猜读者朋友读到这里会不可置信，但这都是真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贵贵下手真狠，他要把他杀了的人全都烧成灰烬！我心寒无比，难道我要和这样一个魔鬼出海吗？幸好太阳出来了，太好了，我正需要晒太阳，我需要阳光来温暖我发凉的背脊。我就这样冲着太阳站了一小时，才冷静到能正常思考。

对了，贵贵的哥哥张告诉过我，他们是职业海盗，因为在被劫持的船上杀了人才被判的。听说他们每劫一艘船，就要屠杀船上的所有人，所以，他们兄弟俩都是职业杀手。我真是倒霉，我的处境是多么凶险，我感到现在我还活着都算奇迹。

我需要好好分析一下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方法一，先下手为强，把贵贵杀了。但那头领路的猪不听我使唤，它只听贵贵的，所以这样一来我就困在这里了。看来这个方法不行。方法二，趁贵贵不设防，把他的枪和刀全搞到手，然后逼着他带我去干地，等到了干地再干掉他。到时候可以把他的尸体扔进沼泽，尸体陷进去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贵贵在集中营人脉极广，这里那么多中国人都是他的朋友，万一被他们发现了，我根本就逃不出丛林。再说了，贵贵的枪从不离身，吃饭睡觉都带着，我根本没法下手啊。

整个白天我都在想对策，可终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贵贵回来了，我躺在地铺上看着他进屋。他笑嘻嘻地把一个大包裹扔给我，说：“好消息，巧克力回村子了。我问他了，那船还没卖出去。他说那船放500公斤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包里都是面口袋，咱们可以用这个做帆。明天我带你去看船。”

从这段话的逻辑推断，他并没有打算把我也烧成灰，而是想和我一起出海，这让我稍微放下心来。不过屋子外面的窑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我该怎么办呢？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吗？不自然，那窑就在屋子外面几米处，塌了座窑，而我一天都没出屋子看一眼？鬼才信。那我要点破这件事吗？那样做会不会碰到他的逆鳞？天啊！我该怎么办？

“哈，窑塌了一座，估计是下雨受潮了。”贵贵出门看着窑，自言自语道。我装作没听见。

“你吃饭了吗？没吃一起吃吧。”贵贵满面笑容地问我。

“没有，我不想吃。”

“怎么了，生病了？”

“我没有病。贵贵，我有话和你说。”我决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藏着掖着不是我的风格。

“等我先把我火生了。”

“不，我想马上说。”我的语气严肃起来了。

“好吧，什么事儿？”

“窑里烧的三个人是怎么回事？说清楚，这关系到咱们还能不能继续合作。”

“嗨！原来是因为这个，我说你怎么这么奇怪。”他的神色没有一丝慌张，还十分坦然，“我明白你是怎么想我的，看到这个谁都会胡思乱想，我不怪你。这三个人都是集中营的探子，一周前我去村里卖炭回来就觉得有人在跟着我，我就躲起来偷偷观察，然后看到了他们三个探头探脑的家伙。我仔细一看，其中一个我在集中营里见过，是个释放犯，释放后一直在给看守当探子，这三个人一定是来抓我的！蝴蝶，你告诉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我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抓我，我只好开枪杀了他们。”

“真是这样？”

“我向上天发誓，有半句假话让雷劈了我！”

“那你为什么不把尸体扔进沼泽？”

“我当天的确是把他们的尸体抛进了沼泽，可第二天尸体膨胀后又浮了上来。我怕被人看到，没办法，只好背回来烧掉。蝴蝶，和我在一起用不着害怕，如果你实在不放心，你来拿我的枪。”说着他卸下枪，要交给我。

我当时真的很想接过枪，但出于维持合作关系的考虑，我忍住了。我说：“不，事情已经说清楚了，我相信你。不过我建议你再烧烧，烧到彻底碳化为止，不要留下痕迹。明天咱们去看船，谁都不在这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应该没事儿，毕竟这鬼地方一不留神就会陷进去，没人敢来。不过以防万一，听你的，我会再烧烧的。”

那晚我们之间的气氛始终有些尴尬，没怎么聊天，很早就睡下了。贵贵很快就睡着了，呼噜声比他的猪的声音还要大，不过很有规律。从我的角度能看到屋外窑里透出的暗红色光芒，被子盖在身上感到非常暖和，周围的一切都很祥和，而我始终无法入睡。我在寻思着：贵贵不会趁我睡着杀了我吧？明天我会醒来吗？也许他刚才是在演戏，在给我讲他早就编好的故事，他真是个杀人魔王该怎么办呢……

慢慢地，意识逐渐模糊了，我睡着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是自然醒的，这是进入丛林后第一次没有被鸟叫吵醒。

贵贵已经起床了，他见我醒了，满脸笑容地说：“我煮了咖啡，烤了饼，起来吃吧。”

我刚吃完早餐，贵贵问我：“帮下忙好吗？”

“好的。”我想都没想就回答。可谁知道他是让我帮他把尸体从塌了的窑里取出来，放进其他窑里接着烧。

我们一起使劲把一具烧了一半的尸体拽了出来。我不动声色地看着尸体的细节，尸体的腹部被剖开过。如果我猜得没错，贵贵是想翻找尸体的大肠里有没有藏着钱筒。我忍不住暗自质疑，这些人真是集中营的探子吗？真的不是路人吗？他昨晚是不是编了个故事骗我？他杀这三人真是为了自卫吗？真的不是为了他们身上的钱？终于，三具尸体全被塞进了另一个窑里，贵贵添了把柴火，烧了起来。

“好了，咱们走吧，去看船。”贵贵的语气很兴奋。

我们还是由小猪来带路。在目睹过西尔万惨死的全过程后，我至今对沼泽地充满恐惧，每分每秒都极度紧张，神经质地严格与贵贵保持一小段距离，在目睹他顺利走过后我才敢走他走过的地方。这样走了大概两小时，终于到了巧克力所在的地方。

“你好。”贵贵向巧克力打了声招呼。

“哦，是贵贵啊，你好。”

“这是我朋友蝴蝶，昨天和你说过他。我们是来看船的。”

“好啊，这边请。”

我边看边摸着那艘船。看来巧克力没吹牛，这船用的木料很好，结构也非常结实，我用刀尖到处戳木头的缝隙，没有一个地方能戳进去半厘米。

“多少钱？”我问。

“2500法郎。”

“我给到2000，再多就不考虑了。”

“好，成交！”

“这船不错是不错，不过少了条龙骨。这样吧，我再多出500，你给我加龙骨，还要加个舵和桅杆。龙骨必须是硬木的，舵也是，要不然不结实。桅杆用轻木，必须有三米高。就这些，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做好？”

巧克力想了想，说：“八天以后。”

“好，这是1000法郎，算定金，剩下的交船时付。”我递给他两张500法郎的大票。

“没问题。”

“还有，我需要四人份的淡水和干粮，量要够一个月，还有高锰酸钾、烟、火柴，这些东西你尽量弄，弄好了直接放船上，钱单独算。到时候在库鲁交货。”

“我不能到河口。”

“不用进河口，在河里就行。”

交代好后我们就返回了，没遇到什么麻烦。

这天我正在屋子里缝帆，突然听到了外面有争吵声，我出去一看，贵贵正和一个独臂的中国人吵架，仔细一看，那人原来是王怀。

他们吵得太凶，我怕他们动手，决定打个圆场，喊道：“贵贵，怎么了？”

王怀用法语对我喊：“蝴蝶，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这小子拦我！”

我把他们叫到茅草屋里来，给他们倒上茶，等着他们说是什么事。

贵贵先开了口：“是这样，他说他要跟咱们一起出海。我告诉他钱是你出的，拿主意的是你，结果这小子不信。”

王怀说：“蝴蝶，贵贵欠我的，他必须带我走。”

“什么情况？”我一头雾水。

“两年前我们因为赌博打架，打红了眼，他拿刀砍断了我的胳膊，害怕我报复，就让我发誓不害他。我同意不报复，但条件是他必须养我一辈子。至少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得帮我吧？可他这一走我就再也见不着他了啊。所以要么蝴蝶你就一个人走，如果贵贵走，就必须带上我！”

我被这理由逗乐了，笑道：“我同意带你，船够大，走两个本来就有点浪费。贵贵如果同意，我就没意见。”

王怀说：“谢谢你，蝴蝶。”他看向贵贵，问：“你怎么说？”

“蝴蝶同意，我就没意见。”

我嘱咐道：“有一点要切记，你从营里出来不能让看守认为你失踪了，那样他们会到处找你，会加大我们行动被暴露的风险。行动当天要保证天黑前到河边，有问题吗？”

“没问题。这几天我们天天出任务，到时候我偷偷出来，两小时我肯定能到河边。”

“好，到时候我会安排人告诉你具体行动时间。”

王怀分别与我和贵贵握了手，兴高采烈地走了。这小子敢独自来这里，看来他肯定有识别哪块地面不会陷进去的诀窍。

他走后我问贵贵：“你可真行，怎么能答应养对方一辈子？”

“嗨，他本来是我的好朋友，赌钱时有些争执没控制住情绪，我一刀下去，他的手臂就没了。法庭上他一直给我辩护说是他动手在先，我是出于自卫才动的刀，结果就没给我加刑。养他一辈子是应该的，毕竟我欠他的。唯一的问题是，钱是你出的，我无权答应他一起逃。”

“好了，陈年旧事不提了。对了，贵贵，获得自由后你想干什么？”

“我要开个饭馆。哈哈，看不出来吧，我是中国面条专家。”

五天后，巧克力就按照我的要求将船改造完，物资也准备妥当了。我和贵贵去看了船，龙骨、舵、桅杆，从用料到做工全都无可挑剔。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决定明天晚上7点行动。

到了该通知王怀的时候了，我让巧克力去集中营告诉王怀行动的时间，还让他陪王怀去藏船的地点踩点。

库鲁河每侧都有灯塔，所以怎么进出海口是个难题。巧克力想的办法是——将船伪装成渔船。他给了我们颜料和刷子，让我们在帆上写一个大写的K和阿拉伯数字21。这个“K21”是当地渔船的编号，灯塔上的人看到这个编号应该不会起疑心。

在回去的路上贵贵兴奋地对我说：“我总算要离开这鬼地方了！我要感谢你和我哥哥。”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又何尝不是。我祈祷着，但愿这是我在圭亚那的最后一夜。

现在的局势不同以往，因为到处在打仗，没有国家会引渡逃犯，所以我们只要能顺利进入公海，就算获得了自由。这样看这场战争对我们有好处。当然了，前提是能顺利进入公海，如果进公海前被抓肯定会被枪毙，但愿我们不会那么倒霉。我又想起了西尔万，如果那个可怜人能稍微严谨一些，明天的行动本该会有他的。

为了给第二天的行动留足体力，那晚我们睡得很早。我记得我入睡前最后的意识是在起草一份电报：

尊敬的总律师布拉德尔先生，我将在明天从你强加给我的囚徒生涯中挣脱……

当我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贵贵见我醒了，给我盛了茶和烤玉米饼。

我见贵贵在用柳条编笼子，就问：“编笼子干什么？”

“放鸡，路上咱们吃烤鸡。”

“不能带鸡。要是碰上退潮，可能得早上才能到出海口，如果巡河的警察听到渔船上有鸡叫会怎么想？”

“可也不能把它们扔了啊。”

“那就杀了，煮熟后泡在油里，保存三天没问题。”

贵贵被我说服了，开始抓鸡，但并不顺利，鸡这种动物，只要有一只感到了危险叫一下，所有的鸡都会警觉起来。

“对了，你的猪会不会叫？”我突然想到了贵贵的小猪。

贵贵紧张起来，忙说：“我向你保证，它绝对不叫。有一次我和它在丛林里遇到了老虎它都不叫。”

“好吧。”我相信贵贵没瞎说，而且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这猪真的不叫，就是爱打呼噜。

我和贵贵在下午4点动的身，到了藏船的地方刚好天黑。巧克力和王怀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我们登上船，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遗漏，什么也不缺。帆已经挂好了，随时能升起来。

我向巧克力付了尾款。通过这些日子的交往，我认为他是个正直、诚实又勇敢的好人，我估计他一定目睹过苦役犯的悲惨境遇，才不惜冒险帮助我们。

我最后一个上了船，巧克力在船尾用力一推，船动了。贵贵负责在船头划，我负责在船尾划，我们正式向出海口进发。

“巧克力，永别了，祝你好运！”

“一路顺风！”

第十一章

自由在前方

同中国人逃亡

船刚开就下起了雨，也不知道这算好兆头还是坏兆头。我们一人披着一个面口袋当雨衣。

库鲁河的水流得急，借助水流，我们的船很快就驶到了河心。到了航行的第三个小时，我们已经行驶到了两个灯塔之间的水域。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是因为出海口已经非常近了，紧张是怕快艇上的巡河警察登船检查。最终，我们竖起了涂着“K21”的帆，没有任何阻拦地驶到了出海口。海风似乎想要帮助我们，吹起了顺风，我们的船飞快地驶进了茫茫大海。

雨也停了，清晰度异常好，四十公里外的皇家岛灯塔成了我们自由之路上的航标。而十三天前，我还在那座灯塔后面的魔鬼岛，想想真是感慨万千。

在王怀的提议下，我们三人痛饮了半瓶朗姆酒来庆祝这一阶段性胜利。

这次航行我没带指南针，但我早就学会根据太阳、月亮、星星的方位来辨别方向了，例如此刻，判断方向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北极星，对着北极星走准没错。

再过一会儿该路过拯救岛了。出于安全起见，我只好稍微调整一下航线，远离那里。其实我真的很想在海上好好眺望一下那三座岛。

之后的六天里航行很顺利，一直顺风，没有遇到风暴。贵贵和王怀的耐受力很强，他们明明是第一次出海，但他们对阳光的暴晒和夜里的寒冷从来不抱怨。不过他们的缺点也非常明显——谁都不愿意掌舵，哪怕我说我想睡会儿。虽然不愿意掌舵，但他们对我很体贴，我知道他们是抽烟的，但他们看我喜欢抽烟，就谁都不抽，还经常把沏好的茶放在舵旁边。

这两个中国伙伴很爱吃肉，没几天就把带来的鸡肉全吃完了。我就和贵贵开玩笑，成心问他：“贵贵，咱们什么时候吃猪啊？”

贵贵一听，赶紧搂着猪说：“它是我朋友，要吃它，得先杀了我。”

大家都笑了。

到了第七天，大家有点熬不住阳光的暴晒了，但也无可奈何，两个中国人都被晒得像煮过的螃蟹。我由于一直掌舵，晒伤得更严重，那天白天我困得要命，就把舵柄绑住，固定了帆，死猪一样地睡了一大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我一摸脸，发现胡子没了，哈哈，原来是贵贵趁我睡了给我刮了脸，这臭小子。

从第六天晚上开始我就改向西南方向行驶了，因为我觉得我往北过了头，船上载着三个人和大量淡水，船身吃水很深，这样的吃水行得稳，而且不容易偏离航向。我原先考虑了偏离航线的因素，所以故意往北偏着开，但根据我的观察，基本没偏，因此我得调整一下航向了。

突然天上出现了一个飞艇，这还是我这辈子头一次看到这种东西。海面上没有参照物，很难估算它的大小。一开始飞艇离我们很远，航向是与我们垂直的，然后眼看着它改变了航向，冲着我们飞来了。它越来越近，也就20分钟它就飞到了我们的头顶上方。

两个中国朋友不停用中国话聊着飞艇，我着急了，说：“我听不懂，你们讲法语。”

贵贵说：“这是英国的气球。”

“不懂别瞎说，这才不是气球，是飞艇。”王怀纠正道。

飞艇离我们很近了，越飞越低，在我们上方盘旋了起来。离近了才看出这玩意儿惊人的体量。飞艇下方的控制室窗户摇下来了，一个军人模样的人露出窗外，用信号旗给我们打旗语。我们看不懂旗语，就是看懂了也没法回答，我们又没旗子。盘旋了几圈后飞艇飞走了。不到一小时又来了架飞机，在我们上方空域兜了几圈也飞远了。

风突然变大了，浪也跟着大了起来。不过天际线是亮的，根据我的经验不会下雨。

“你们看！”王怀指着后方说，“那里有个小点，是艘快艇。”

“你怎么知道是快艇？”贵贵问。

“因为它没冒烟。”

那个“小点”一直朝我们开过来，它越来越大，一小时后“小点”变成了一艘灰色的小型军用快艇，看来王怀说的完全正确。这快艇从轮廓上看应该是艘鱼雷艇，它速度极快地冲我们驶来，我有点怕待会儿离得太近，掀起的浪把我们的船给拍翻了。

越来越近了，能看到鱼雷艇上挂着英国国旗。渐渐地，它行驶到了和我们平行的位置，把速度降到与我们的船速度相同。能看到鱼雷艇甲板上向我们张望的穿着蓝军服的英国海军了。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驾驶室里用英语向我们喊话：“停下！你们停下！”

现在是战争时期，不比平时，军队的话不敢不听，我赶紧收帆。没了帆，船就没了推动力，开始来回摇晃，如果这个时候有大浪打来会很危险。

我对那军官喊道：“先生，你懂法语吗？”

驾驶室内的另一个军官喊道：“我懂。”

“你们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可以把你们的船吊上来，你们也可以跟我们走。”

“那不行，这船是木头的，经不起折腾，会散架的。而且我们也不想跟你们走。”

“你们不是海战中被击沉落水的吗？”

“不，我们是从法国苦役场逃出来的，我们不是军人。”

“什么？‘苦役场’是什么意思？”

我估计他不理解法语中“苦役场”的意思，索性换了种说法：“就是监狱，苦役犯的监狱。”

“哦，懂了。是卡宴？”

“对，就是卡宴。”

“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洪都拉斯。”

“不行，不能去那里。你们可以去乔治敦，向着西南方向走。这是命令！”

“好的。”

我让贵贵升帆，朝西南方向驶去。

我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结果从鱼雷艇上放下来一艘快艇，那快艇很快就开到了与我们的船平行的地方，然后向我们贴近。我有些发蒙，不知道对方的意图。不过既然他们没命令我们停船，我们也就没有停船。当快艇与我们的船贴得足够近时，快艇上一个扛枪水兵纵身一跃，跳到了我们船上，然后快艇转向朝鱼雷艇开去。

水兵用英语对我们打了个招呼：“下午好。”他朝我走来，示意由他来掌舵，我只好让开，在一旁看着他掌舵。他把航向调整为西南，然后掏出三盒英国烟，给了我们一人一盒。

贵贵用法语开玩笑说：“我敢打赌，这烟是他救落水的人时被人塞的。谁会带三盒烟出来。”

我们三个都笑了，那英国水兵也跟着笑了。我们是在开他的玩笑，显然他听不懂法语。

我看着英国水兵熟练地驾驶着船，心里异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法国战败后英国绝对不会向贝当政府遣送逃犯，所以从这一刻起，这次逃跑已经成功了。是的，我自由了，彻底自由了，永远地自由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在这场战争结束前，我可以去除了法国外的任何国家定居，唯一的遗憾是，恰恰因为战争，我不能自己选择定居国。不过这没有关系，反正不论到哪儿我都会成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对社会有益的社会人。

我在心里对自己呐喊：蝴蝶，你赢了！九年的苦役生涯，加上在法国的两年关押，前后历时十一年的抗争，我终于战胜了这强加给我的命运。上帝啊，你为我安排的道路是如此的坎坷，我曾经咒骂过你，但我现在不再怪你了，我感谢你在我勉强还称得上年轻的岁月里让我重获自由，我相信你为我安排的人生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第十二章

乔治敦

1.谋生

上午11点，我们的船在英国水兵的驾驶下驶进了德梅腊腊河出海口，驶过一座巨大的灯塔后，河两岸逐渐有了人烟，能看到零星的房子和行人了。继续沿河行驶了一段，前方出现了一座临河军事哨岗。水兵和岗亭上的军人交流了几句后，一艘军用快艇就开了过来。水兵示意我继续掌舵，他到船头接过快艇上的军人扔过来的缆绳，将绳子拴在桅杆上。他示意贵贵降帆，然后军用快艇就拖着我们的船沿河行驶。这样行驶了有二十公里，英属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终于到了。

乔治敦的码头停靠着很多军舰和装载着军械的货船，河岸上架设着火炮，不时有列队行进的军人在喊着口号。这些年我一直被关在拯救岛上，知道外面的世界在打仗，但终究没有实感，直到到了军事化的乔治敦，才感受到了战争的氛围。

离码头越来越近了，水兵解下了桅杆上的绳子，军用快艇驶离了。船在码头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停靠在岸边。贵贵抱着小猪，王怀背着包，我空着手，我们上了岸。

码头已经彻底军事化，除了港务人员就是军人，没一个老百姓。一个军官向我们走来，我认出来这人是鱼雷艇上会说法语的那个军官，他友好地问我：“嘿，感觉好吗？”

“很好，先生。”

“那就好。不过你们必须打疫苗，否则不能入境。让我来安排这件事。”

几个军人看着我们去卫生所打完防疫针后，就把我们送到了警察局。这真是个很大的警局，大厅里上百名警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

被领着办完手续后，我们被带到了局长办公室，那个会说法语的英国军官也在，他和局长用英语聊了两句后就示意我们坐下了。

他用标准的法语问：“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逃犯。我是从拯救岛逃跑的，他俩是从伊尼尼集中营逃跑的。哦，伊尼尼在库鲁附近，属于法属圭亚那。”

“你们被判了什么刑？”

“我们都是终身苦役。”

“原因呢。”

“谋杀，他们也是。”

“你的职业？”

“我是电工。”这倒没瞎说，我的确当过电工，不过那是很久之前。

“他们呢？”

“他们之前是厨师。”我只知道贵贵想当厨师，就随口这么一说。

“法国人，你是戴高乐派还是贝当派？请如实回答。”

“先生，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只想获得自由，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好吧。警方会为你们准备单间，如果你们刚才说的被证实属实，会放你们出去的。”

那之后第八天的下午，我们被释放了。警察局给我们发了贴了照片的临时身份证，我们还向警察要了合身的衣服，所以出来时我们穿的还算体面。

我们漫步在乔治敦的街道上，欣赏着这座城市的风光，感受着自由的气息。乔治敦不大，只有25万人口。这里很少有高大建筑，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木制的，且全部是英式建筑风格。街道上人头攒动，非常热闹。这些人肤色各异，有白人、黑人、巧克力色人、黄种人，其中有印度人、各国苦力和海员。被夹在人群里，我们感到很陶醉。好多人都好奇地看向我们，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脸上简直要溢出来的喜悦吧。被这么多陌生的人注视着并不感到烦躁，因为大家的目光中充满了善意。

“下一步咱们去哪儿？”贵贵问。

“我知道一个地方有我的法国同胞，在悔罪河，在哪儿我们可以获得帮助。是一个黑人警察告诉我的。”我回答。

我拿着写有地址的纸条向一个巡逻的警察问路，警察要先检查我们的身份证，我们非常自豪地把贴着照片的身份证递给他后，他就领我们到公交车车站，和司机说了几句后就离开了。我们上了车，公交车开了几站后司机提醒我们到了。

刚下车，没走多远就有人问我：“嘿，你是法国人吗？”问我话的是个小伙子。

“是的。”我回答。

小伙子让我们跟他走，领我们到了一座房子前。敲门后，开门的是个熟人。

“嘿，是蝴蝶！天啊，你怎么在这儿？”

一个老汉听到动静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见是我，也惊讶地说：“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你。快进来，这儿就是你家。”他指了指我的两个中国朋友，“他们和你是一起的吗？”

“是。”

“好，都进来，别客气，欢迎你们！”

这个老汉是圭度·奥古斯科，1933年我和他一起坐“玛蒂尼耶号”轮舱去的苦役场，想想都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听他说他跑过两次，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成功了。

给我开门的那位是老相识于洛。哈哈，自从这小子先我们一步从圣洛朗医院逃跑后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今天总算碰到了。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叫小路易，是我的法国同胞。

这老房子有四间屋子，两间卧室，一间工作室，还有一间既当厨房也是餐厅。我的三位法国同胞的生计是制作巴拉塔胶鞋，这里的工作室就是他们的生产车间。巴拉塔胶能在水里塑形，不过不能曝晒，一晒就化，所以工作间的原料桶上盖着厚厚的布。

他们三人以最大的热情欢迎着我，我的两位中国朋友也受到了很好的关照。圭度为我们腾出了一间卧室，供我们暂时歇脚。怎么安置贵贵的小猪是个难题，贵贵保证它不会弄脏屋子，会带它到外面拉屎撒尿。

收拾完后，我们六人就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我讲起了我这九年来经历的事，大家都认真听着我的历险。讲到西尔万遇难那段时我才知道原来圭度和于洛认识西尔万，他们对友人的不幸惨死感到非常伤心。

我们聊天的时候经常有顾客进来买胶鞋或扫把。是的，制作扫把是他们的副业。

我在和圭度和于洛的聊天中了解到，我们那期和前后几期的苦役犯中陆续有三十多个人逃到了乔治敦，他们在市中心开了家酒吧，供应朗姆酒和啤酒，据说生意还不错。

就在我们聊到那间酒吧的时候，门口有个中国人路过，贵贵和王怀就跟那人走了，也没说去干什么。两小时后他们才回来，居然还赶来了辆驴车，车上有三张折叠床和配套的褥子、枕头，还有一个箱子，里面装了各种衣物。

“从哪儿弄的？”我问他们。

贵贵自豪地说：“我的同胞们送的。明天一起去看看他们好吗？”

“当然好了。多认识些朋友没坏处。”

东西卸完了，我以为这驴车得还回去，可贵贵丝毫没有要还的意思，还把驴卸了拴在院子里。

贵贵看出了我的疑惑，说道：“哈哈，这驴车也是他们送的，说我以后过日子用得上。”

“你们中国人对朋友真够意思。”我赞叹道。

“那当然。”贵贵一脸自豪。

我的法国同胞们同意贵贵将驴和车临时停在院子内。晚上我们六个人在工作室一起吃了晚饭，晚饭是于洛做的面条和汤。

圭度提议道：“以后咱们轮流负责刷碗和打扫吧。”

大家表示了赞同。

这顿晚饭虽然并不丰盛，也称不上美味，但我们吃得无比温馨和惬意。这是我们自由生活的第一顿晚饭，也是我们这个小团体集体生活的开端。这里有知心的友人，有舒适的床，有温暖的饭食，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圭度问我：“今晚想去市中心吗？可以去那间逃到这儿的苦役犯们开的酒吧搞个聚会。”

“今晚我想待在这里。他们想去就去，不用管我们。”

“好的，我们得去见个人，那你们好好看家。”

圭度和小路易穿衣戴帽，准备出发，于洛说今天的工作指标没完成，还得再做几双鞋，就不和他们一起去了。我和两个中国伙伴决定第一天晚上先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也出了门。

这个街区的名字叫“悔罪河”，大多是印度人，黑人很少，几乎没什么白人，到处都能听到印度音乐。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印度人和爪哇人的特区。街上的印度年轻女性都很漂亮，上了年纪的印度妇女都穿着白裙。虽然这里是贫民区，但街道上行人的衣着普遍很整洁。

一个穿着体面的黑人突然叫住我，问：“先生，晚上好。请问你是法国人吗？”

“是的。什么事？”

“哈，我也是法国人。在这里遇到同胞不容易，咱们喝两杯吧？”

“我还有两个朋友，介意一起吗？”

“他们会讲法语吗？”

“会的。”

“太好了，我完全不介意。”

我们四个找了个街头小店坐下，聊了几句才发现这黑人的法语讲得比我的还标准。

他说：“你们初来乍到，得当心英国黑人，他们会骗新来的，不像咱们法国人，本分老实。”

说实话，我被他的那句“咱们法国人”逗乐了。不过聊了一会儿才发现他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当他提到法兰西民族时，目光中充满着热忱，所以我很快认同了他的法国人身份。

“在这地方能遇到法国同胞真好，我英语讲得超烂。”

“哈哈，我英语还行。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咱们住得应该不远。你们来乔治敦多久了？”

“今天是第八天。”

“从哪儿来？”

“圭亚那。”

“你来这儿是准备投奔戴高乐？”

“不，我是逃犯。”

“那两位朋友呢？”

“也是。”

“昂利，我不介意你的过去，但是现在正是法兰西母亲需要咱们的时候。我是戴高乐派，我准备去英国。明天来‘锤炼’俱乐部找我吧，如果你能参加我会非常高兴。”他给我写下地址。

“你叫什么？”

“奥美尔。”

“奥美尔，我不能马上决定，我要先打听我家里的情况，很久没有联系了。还有，在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前，我得先充分思考。请恕我直言，是法国诬陷了我，它让我吃尽苦头。”

黑人听了我的抱怨，就开始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讲着民族大义，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在试图说服我，但我结束了对话。

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我整晚都在思考这个爱国者的话，他的话的确动摇了我。不管怎么，诬陷我、剥夺我自由的是那一小撮警察和法官，这些人渣真的能代表法兰西吗？此时此刻纳粹的铁蹄正在践踏法国，我的亲人们啊，你们还好吗？

当我醒来时天已大亮。

圭度见我醒了，问道：“睡得好吗？”

“非常好。”

“早饭是面包黄油。你喝咖啡还是茶？”

“都行，谢谢。”

我边吃边看他们干活儿。他们是流水线作业，于洛负责把巴拉塔胶放在热水里塑形，小路易负责贴布料，圭度负责缝纫出成品。他们配合得很有默契，节奏一致。

我忍不住问道：“你们一天要做多少？”

“每天要做20元钱的活儿。15元是房租和伙食、日用品，剩下5元的零用钱。”

“做的这些都能卖出去？”

“不一定，大多数时候能。”

“你们去哪里卖？”

“走街串巷地卖，天天挨晒。”

“好，有需要我的时候就告诉我，我可不能白吃饭。”

“好嘞。”

不过当天他们并没有分配给我任何工作，我就在悔罪河区信马由缰地闲逛了一天。我对街道上衣着得体、彬彬有礼的印度人心怀好感，我感觉他们比巴黎人还要有绅士风度。我对一张巨幅电影海报印象深刻，看介绍是彩色有声片，我这辈子还没看过彩色电影，真想去看看。

这闲庭信步的一天是如此美好，甚至比九年前在特立尼达的感觉还要美好。在特立尼达时，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是会被一个意识提醒——再有几天就到期限了，未来的航行会顺利吗？会有国家接纳我吗？那种没有根基的自由是经不起风吹浪打的，我始终生活在对未来不确定的疑惧中。可现在不同了，我已经是自由之人，只要我愿意，我甚至可以去英国参加戴高乐的自由军。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要是投奔了自由军，会不会被认为是走投无路了才参军的呢？在提倡荣誉感的军队会不会受到歧视呢？毕竟在法国官方看来我依然是个在逃苦役犯。还有，我一旦参加了自由军，在未来收复国土的战斗中会不会被迫将枪口对准贝当一派的同胞呢？打纳粹我义不容辞，可如果是同胞呢？

我看出来了，这里的生活不易。圭度他们整天忙碌也不过才挣5块钱。未来我该何去何从呢？是参军还是开始在这里艰辛地生活，还是选择其他的道路呢？我从1931年起就是个苦役犯，当我恢复自由之时已经是1942年。在重获自由的第一天，我肯定不能一口气解决这些问题，甚至不懂得该如何开启生活，但有一件事我无比确定——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要清清白白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回到住处已经是下午4点了。

“嘿，怎么样，自由的空气闻起来很舒服吧？逛得开不开心？”圭度笑道。

“哈哈，真是很美好的一天啊。”

“对了，你的中国朋友们真厉害，一天就赚了40元，硬要给我20元，哈哈，我当然没要。去看看他们吧，他们在院子里呢。”

我走进院子，看到贵贵正给他的猪喂白菜，王怀在给驴洗澡，驴很配合，任他随便刷。

“哈哈，蝴蝶，今天我们赚了40元！”贵贵看到我就喜笑颜开地说。

“你们干什么了？”

“老乡给了我们200块，我们凌晨3点拉着驴车用这钱去郊区买了很多新鲜的瓜果蔬菜，还有鸡、蛋、奶，然后拉到港口去卖。先卖了些给老百姓，然后来了一帮美国大兵，他们对价钱很满意，就都买走了，说希望我们常去卖。你是老大，钱该给你。”说着他就把钱递给我。

“贵贵，我有钱，我不需要。”

“拿着吧，你要不拿我们就不干了。”

“这样，咱们一人拿5块，交法国朋友5元饭钱。其余都存起来，得还你们老乡的200元。”

“也好。”

“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

“你可以晚些去，7点去港口找我们就行。”

“好。”

这样很好。我们自己养活了自己，没有增加法国朋友的负担。

我把5元钱交给法国朋友后，于洛高兴地说：“为了庆祝中国朋友的收获，咱们得庆祝一下。”他出去采购，回来时带了白酒和很多吃的。我们晚上庆祝了起来，庆祝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重获自由的第一天就有一个好的开端。

大家借着酒精的作用大声唱起了歌，让隔壁的印度邻居以为法国人在这里举行宴会，也加入了进来。印度邻居中来了两个男的和两个漂亮的姑娘，他们带来了印度风味的烤肉串。两个姑娘都很年轻，光着脚，穿着白裙，手腕戴着镯子，前额都点着一个红点。

圭度小声提醒我：“嘿，兄弟，你可要把持住。穿透明的衣服是他们的习俗，可不是在勾引你。当年刚搬来时于洛和小路易就没把持住，结果弄得她们好久都不肯来做客。”

两个印度姑娘非常热情。她们说的是英语，个别单词我能听懂，她们是在欢迎我们来乔治敦。

聚会结束了，送走了印度朋友后，我和圭度来到了乔治敦的中心城区。这里和我们住的街区不一样，车水马龙的宽阔街道，鳞次栉比的精致小楼，步行道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酒吧和夜总会璀璨耀眼的霓虹灯，到处一片太平景象，完全看不出现在正处在战争状态。

那晚我看了这辈子第一场彩色有声电影，这是在我失去自由的岁月里诞生的新事物。出了电影院，我还没从彩色影像带给我的惊讶中反应过来，圭度就把我拉进了一家酒吧。二十多个法国人占据着酒吧一角，他们全是逃出来的苦役犯，圭度和我很自然地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聊天。

“我在费尔南德公司当伐木工，一天薪水才两块五毛钱。唉……我失望了。你呢？”

“我？我靠捉蝴蝶赚钱。”

“这年头儿这也能赚钱？”

“当然了，有人专门收集蝴蝶标本。我去丛林里捉各种好看的蝴蝶，然后把它们装在木匣子里，外面封上玻璃。有人高价收。”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倾诉着生活的艰难，不过同时也夸赞着来之不易的自由是多么美好。

这天晚上，我和圭度泡在酒吧和同胞聊着天，一个叫佛萨尔的要请大家喝酒。他曾经也是个苦役犯，逃出来后曾经在一艘拉铝土的船上当杂务工，结果那船在公海中了德国人的鱼雷，沉了，他是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为此他还得到了一笔很可观的抚恤金。

“船沉得非常快，幸亏当时我旁边就是救生筏。很多人还来不及反应就沉底儿了，真惨。知道吗，德国潜艇浮上来了，一个德国鬼子还问我港口里还有几只能装铝土的船……”

在同胞面前能聊的话题很多，大家过去的经历总是最好的谈资，因为这里只有我们懂法语，本地人听不懂，大家就借着酒劲儿放开地讲着各自的那些光怪陆离的冒险故事。

一个人自嘲自己的买卖，他笑道：“我用巴拉塔胶做玩具和脚踏车把手，结果做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法晒太阳，见太阳就化。一个小女孩把玩具放在院子里，结果晒了一会儿太阳就化了。脚踏车把手也一样，在太阳下骑车一会儿把手就黏手了。这生意真是一次性的买卖，没回头客。现在乔治敦一半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了。”

另一个人接话道：“咱俩挺像，我用巴拉塔胶做马鞭。哈哈。”

一个人打开了收音机，给大家播放戴高乐的演讲，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认真倾听着这个法兰西英雄的演讲。戴高乐讲完后，丘吉尔也发表了演讲。

突然，一个法国同胞喝高了，大声道：“哈哈！看来我学会英语了，丘吉尔讲的我也听懂了！”

所有人都笑了。

同胞们生活不易，我对我的未来也感到茫然。从1931年到1942年，这漫长的囚徒岁月中我虽然没有自由，但一直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习惯了听命于看守、遵守狱规。然后我突然来到了城市，要迅速学会当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人，说实话一时间真的很难适应。另外，我感觉我的潜意识里还是一个囚犯。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我在酒吧里想去厕所，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向看守报告；我看电影时也一样，当服务生彬彬有礼地领着我去我的座位时，我居然想的是我一个犯人怎么会被如此礼貌地对待；还有，我走在大街上时总是下意识地回头看。还是圭度了解我，他就问我：“是不是怕看守追你？放心吧，这里没有看守，你已经把他们统统甩在拯救岛了。”那段时间我经常被我不自觉冒出来的可笑念头逗乐。我不知道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摆脱这根深蒂固的囚徒的惯性思维，也许要很久很久。

法国同胞的酒吧聚会持续到很晚，一队负责夜间治安的警察走进酒吧巡视，来到我们所在的角落。队长模样的人依次扫视着我们这些法国人的脸，然后他发现了一张陌生的面孔，就是我。

“请出示身份证。”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

我递给他，他看了一会儿，还给我，说：“抱歉，看你面生。欢迎来乔治敦。”说完他们就走了。

警察走后，一个同胞告诉我：“英国警察唯一信任的就是咱们这些潜逃苦役犯，只要你说你是从苦役场跑出来的，他们就不会难为你。”

第二天早晨7点我准时到了港口。昨晚回来得太晚了，明显感觉睡眠不足。不过我既然答应了7点来，那就要7点来。我认为守诺是一个社会人该有的素养，对，我要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过了一会儿贵贵和王怀赶着驴车来了，车上装满了各种新鲜果蔬、鸡蛋，还有活鸡。

我问他们：“你们在什么地方收购的这些？”

“郊区，只有那里便宜，要不然没差价。我们凌晨3点就去了，现在才回来。”

中国人做生意真的很老练，他们简直是天生的生意人，看来我有很多东西需要向他们学习。

贵贵买了些烤饼当早饭，在人行道旁边吃边等昨天那些预约要买东西的美国大兵。

“你说那些美国佬会来吗？”我问。

“但愿他们能来。不来也没事儿，卖给别人就是了。”王怀边吃边回答。

“价钱怎么定？”

“我的诀窍是，不说‘这是多少’，而是说‘你给多少’。”

“你会讲英语？”

“不会啊，不过没关系，给他们伸指头就行。今天你来了就方便多了，你的英语够用。”

“可我得先看看你们怎么卖。”

过了一会儿开来一辆军用吉普。司机是名士官，车上载着两名海员。他们下车翻看着货物，然后一个海员用手指着驴车比画了个圈，意思是全要了。讨价还价开始了。

美国海员说的英语我全听不懂。贵贵连说带比画，但我看美国佬们也没懂什么意思，就把贵贵叫到一边问：“这一驴车的东西你一共花了多少？”

“183。”

“那他们给多少？”

“那士官比画的是210，我觉得还有的赚。”

我朝士官走去，用蹩脚的英语让他讲慢一点。

“OK。”

“你给多少？”

“210。”

我摆摆手，说：“240。”

他们摇头走回了吉普车。贵贵着急了，可我觉得美国佬在演戏。果然，他们又下了车。就在这时候，那天聚会上认识的两个漂亮印度姑娘走了过来，她们依然穿着半透明的面纱。见她们明显在装作不认识我们，我就明白了，她们一定在旁边看到了之前的事，在配合我们给美国佬演戏。

她们装模作样地检查成色，然后其中一个姑娘询问这车货的价格。

我故意大声说：“240。”

她说：“可以。”

美国士官大步走来拍出240元，说：“抱歉，我们已经买下了。”

两个印度邻居假装退让。

三个美国人把驴车上的东西依次搬上吉普。结果，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一个美国海员抱起了贵贵的小猪就要往吉普上放，他以为这猪也包括这内。贵贵急了，赶紧上前制止，结果和美国人争吵起来。我该怎么表达“猪不包含在内”呢？这句话太复杂，我不知道英语怎么说。我赶紧向印度姑娘求助，但由于语言不通，她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气氛非常紧张，美国人说什么也不放开贵贵的猪，贵贵坚决不还钱，王怀已经抄起了棍子，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就在这时一辆警用吉普路过，和我们争执的士官吹了声哨，吉普就开了过来，从里面走出几个警察。我见势不妙，赶紧叫贵贵把钱还了，可贵贵红了眼，死活不听。尽管听不懂警察和美国佬的交流，但我能看出他们认为美国人有理，也能看出他们觉得我们不会骗人。警察也犯了难。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该如何是好，突然想起了给我“锤炼”俱乐部电话号码的那个法国黑人。我对警察说：“翻译。”幸好这个英语单词我会，然后做着打电话的手势。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带我走进一间电话亭。我马上照着纸条上的号码拨了电话，接电话的戴高乐派朋友很认真地听我描述着事情。我叫他对警察解释小猪不包括在出售商品内，它就像我朋友养的狗一样。然后他让我把话筒给警察，由他告诉警察事情的原委。警察听完后做起了和事佬，向美国大兵说明了情况。几个美国人听明白后都笑了，把小猪还给了贵贵。围观的人见我们和解了，也各奔东西了。

当晚我和贵贵去印度邻居家登门道谢，当我终于连说带比画地把事情讲清楚后，两位印度姑娘笑了。

我们来乔治敦整三个月了。我感谢法国同胞为我们三人提供临时住所，但长久打扰朋友终究不好，所以我们在生意走上正轨后租了印度邻居的半座房子，搬了进去。这里有两间宽敞明亮的卧室、一间餐厅、一间厨房，屋外有院子，院子里有马棚，驴子和驴车平时可以安置在马棚里。我单独住一间卧室，两个中国朋友住另一间。餐厅有一张大桌子，桌上要经常摆着鲜花，这主意居然是贵贵出的。餐厅的正座是一把藤椅，那是印度姑娘送我的礼物。

还记得我们从法国同胞的房子搬出来时，圭度他们难过了好几天，说希望我们能一直住下去。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真心话，但我们还是决定搬出去。正如贵贵说的，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窝儿。

在搬出去的第一个周日，我们三个决定办一次聚会，招待圭度、于洛、小路易和印度邻居，当然包括那两个印度姑娘，此外还有送贵贵和王怀驴车、借他们200块钱的中国老乡。那场聚会的气氛棒极了，大家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之后的日子虽然平淡，但也踏实。

为了生意，我很快学会了足以应付交易的英语口语，所以卖菜由我负责。

港口附近好多海员、美国大兵都认识我，他们常来我这儿买菜，大家都心平气和地讲价，从不争吵。有个大个子海员是意大利和美国混血，很喜欢用意大利语和我讲价格，我也用意大利语回答，这让他很高兴，最后他总按我的最初报价付钱，都不计较是贵是便宜了。

早的话上午八九点就能收摊，然后回家休息。王怀和贵贵每天都是凌晨起床去郊区进货，所以进屋倒头就睡。我就去看看圭度他们，或者陪来看我们的印度姑娘聊天。让我很不好意思的是，两个印度姑娘经常帮我们做家务，扫地、擦桌子、洗衣服，姐妹俩都做。

每天我们三个都能很稳定地赚到25到35元。虽然不多，但生计足够，这让我们觉得很踏实。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从苦役犯变成了对社会有贡献的、能自食其力的社会人，我们都为自己的成功蜕变感到高兴。

2.印度公主

那些日子我常和两个印度姑娘去散步，我们总是边走边聊，一聊就是两小时。这样的散步每周至少有两次，我渐渐明白了，印度姐妹中的妹妹英达拉爱上我了。

昨天她们的父亲来了，那是一个有着一头金白相间长发、留着雪白大胡子的壮硕老人。其实他住得和我们很近，但我从来没拜访过他，只招待过印度姑娘们的兄弟。他只会讲印度土语，所以我与他的交流需要英达拉做翻译。最开始我有些紧张，之后逐渐放开了，我们边吃着点心边聊着彼此的情况。他邀我去他家做客，我答应他不久后就会去看望他。他管他的小女儿叫“小公主”，看来他很疼爱他的小女儿。等送走了他，英达拉告诉我他父亲对我很满意，这让我很高兴。

我那年36岁，自认为还年轻，况且我的体貌本身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贵贵说我看起来也就像30岁的人。英达拉才19岁，是她家族人里公认的美人，性格恬静，头脑聪慧。36岁的我能得到这位美丽的印度公主的垂爱，这真是上帝的恩赐。

乔治敦很平坦，所以这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脚踏车，我也买了一辆，这样去哪儿都方便。我特意买了辆车架很大的脚踏车，前面和后面的车架上都可以带人。当我和两姐妹出去时，英达拉总喜欢坐前面的架子。她可能是故意的，因为这样我的身体会离她很近，偶尔我的胸口会与她的后背贴在一起，当她往后仰时，从我的角度甚至能看到她漂亮的乳房。

一次我约姐妹俩晚上看电影，英达拉的姐姐说头疼，去不了，她一定是为了不打扰我们故意这么说的。到了晚上，我与英达拉碰面了。那晚她的妆容我至今记忆犹新——她用轻薄似纱的头巾盖住了面部，但精致的五官在透明面纱的映衬下更显精美和含蓄；她在左边鼻梁贴了一片小小的金片；她选择的衣服是一件穆斯林风格的垂到脚踝的洁白长裙，搭配着轻盈的凉鞋，走起路来优雅婀娜，我简直看醉了。能看出她的穿着明显花了心思，看来她非常重视这次约会。

她坐上了我的脚踏车前架，待她坐稳，就朝市中区骑去。路上这个美丽的印度姑娘悄悄转身偷吻我，她大胆的示爱行为出乎了我的意料。电影院到了，停好了车后，她挽着我的手和我一起进了电影院。那晚的电影演了什么我根本没留意，因为我全部的心思都在我旁边的姑娘身上。

英达拉的家人、贵贵和王怀都为我们能走到一起而高兴，但有些事情我必须提前告诉她，隐瞒得越久对她的伤害便越深。终于有一天我向英达拉坦白，我告诉她我不能和她结为夫妻，因为我在法国有过婚约，而且至今也没有离婚。出乎我的意料，英达拉对此居然毫不在意，不久后她便与我同居了。

在我们同居后不久，英达拉告诉我，她的父亲和其他族人希望我能搬到她父亲那里去住。我同意了，很快就搬了过去。老人住的地方与我和贵贵、王怀的住处只有500米的距离，走一会儿就到。在我搬进老人的宅邸后，两个中国朋友几乎天天来看望我，还经常在我的新家蹭饭。我当然非常乐意招待他们，因为他们不仅是我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更是我的兄弟。

尽管我搬出去了，但不影响我与贵贵、王怀的工作，我们还是在港口卖菜，两个中国朋友负责进货，我还是负责卖。英达拉会提前准备好四人份的早餐，然后和我一起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出门，去港口等他们。每天四个人一起吃早餐成了那段时间的常态。

英达拉是一个很讲究仪式感的人，一顿便饭也不能凑合。她会特意带上席子，将准备好的早饭放置在席子上。在她的影响下，就连一向粗鲁的贵贵也养成了正襟危坐地吃早餐的习惯。小公主为我们准备的早餐种类繁多，有时是英国式的面包、黄油、咖啡，有时是印度风格的面饼、酱料、奶茶，总之，她基本不做重样。

我和英达拉在一起两个月了，她经常送我些坏了的金首饰，有时是戒指，有时是耳环，有时是一段断了的项链，有时是一枚断了的金币。她总是让我卖掉，但我手头儿还算宽裕，就放在一个盒子里收着，用手掂掂，差不多得有400克了。这些金子她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不知道，也问不出来，这成了一个谜团。

一个周六上午，英达拉让我骑脚踏车送她父亲，我问去哪里，她只说：“到时候爸爸会带路。”

就这样，老人坐在小公主的“专座”——脚踏车前架上，给我指着方向。没有小公主当翻译，我和他不知道如何交流，也就全程没有交流。在我骑了快一小时后，来到了一个滨海的住宅区。从这里一栋栋漂亮的小楼能看出这里是高档社区，他比画着，意思是到目的地了。我停下车，他从前架上下来，从袍子里掏出个白色的球，然后居然跪在一栋小楼的台阶上。他一边旋转着球，一边唱着什么。我被他弄得莫名其妙，感觉应该是某种印度习俗吧，就在一旁静静看着。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着印度服装的妇女从小楼里开门走了出来，来到他面前，把什么东西塞进了他手里就回去了。两人始终一句话也没说。

之后他挨家挨户地重复着这种古怪的仪式，一直到下午4点才完成。在仪式进行到最后一家的时候，出来的是个一身白衣服的体面男人，那人扶他起来，很恭敬地请他进屋。我在外面等了得有一刻钟，老人出来时还是由那男人陪着，分别前，那男人还吻了吻老人的额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的白发。然后我就载着他往回骑。

天黑前我们总算到了家。英达拉先把她父亲送进房间，然后搂住我同我接吻。我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就到了晚饭时间。英达拉的父亲一般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的饮食起居全由族人照料。晚饭时我问英达拉白天她父亲古怪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总是故意岔开话题，就是不告诉我。我知道她在故意制造神秘感，又着急又没辙。

睡下后，我们像往常一样缠绵在一起，结束后她才告诉了我实情：“亲爱的，爸爸在乞求神明保佑那些人家，得到祈福的人家为了感谢他，就送他些黄金。这是我们的习俗。”

我的公主是这样告诉我的，不过有一天，我与一个认识英达拉的女性朋友偶遇了，我们聊了起来，她却向我讲了另一种观点。

“明明是巫师的女儿，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男人干活？靠她爸爸的金子你完全能过好日子的。”

“她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

“她爸爸是巫师，能给别人家招来死神，不想让他这么做就只好给足他黄金。”

“嘿，这可和英达拉和我说的不一样。”

“我可没骗你。”

我觉得我有必要验证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天后，我和英达拉的父亲一起走在悔罪河区的一条小溪边，这附近的印度渔民见了他都露出敬畏的神色，争相恐后地送他鱼。我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想我已经搞清了。

3.开饭店

一天，贵贵给我带来一个消息——港口附近有一家出售中的饭馆，价格公道，报价800法郎，他建议我买下来。我算了下，卖掉巫师送的金子，再加上我的存款，的确买得起。不过这种事不能凭一时心血来潮，我得实地考察一番再做决定。

那店面在港口区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由于挨着港口，这一带人流量可观。店里有十七张桌子，左边八张，右边八张，中间是个圆桌，墙壁是黑色的瓷砖墙。厨房很宽敞，有炉子和灶各两个。

深思熟虑后，我们决定把这店面买下来。要凑够钱就必须卖掉“巫师岳父”送给我和英达拉的金子，但我觉得还是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比较稳妥。英达拉的父亲听说我迄今为止都没动过他送的金子时感到很惊讶，他让英达拉为我翻译他的话：“送金子就是让你们用的，那是你们的金子，怎么用不用征求我的意见。”

好嘞，付完钱，我就成了这家餐厅的老板。我让面条大师贵贵担任掌勺大厨，这可把这小子给高兴坏了，开饭店是他的夙愿，他一直觉得他的厨艺没有用武之地，这下终于派上用场了。王怀主动承担了餐厅采购的任务。

贵贵最拿手的面是鸡蛋面。我看过贵贵如何制作鸡蛋面，他先把生鸡蛋打进面粉后和面，先不掺水，所以面坨很硬，和面时要使很大的力气，然后一点点加入水和黄油，待面软后再抻面，这样做出来的面条非常鲜美。

果然，中国鸡蛋面大卖，我们的饭馆很快名声大振。所有逃出来的苦役犯都成了这里的常客。我交代过，凡是苦役犯，他们要是没钱付就一律免单，不过他们大多数还是付钱的。常客把我们的店叫“旅行者之家”。我的店不设柜台，我是掌柜，服务员把钱交给我，我放进口袋，找零时从我口袋里换。

饭馆从晚上8点开始营业，一直开到第二天清晨五六点。之所以开到清晨，是因为凌晨这段时间妓女和嫖客们共度春宵后常来光顾。他们会要些啤酒、威士忌、朗姆酒，然后聊天到天亮。有的妓女会在朗姆酒里勾兑汽水，随便这些人怎么喝，有钱赚就行。

生意很好，不过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店里的两个服务员，其中有英达拉，还有一个叫达雅，也是印度裔，她们太漂亮，魅力太大了。两人都穿印度传统服饰，这本来并无不妥，但在男人看来很魅惑——一层薄纱下，乳房若隐若现，薄裙两侧从脚踝一直开到臀部，稍微一躬身大腿根就暴露无遗。为了欣赏她们，很多美国大兵和海员一天来这里吃两顿。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她们把薄纱遮盖下的乳房离这些血气方刚的男人们越近，得到的小费就越多。

终于，不想发生的事还是陆续发生了。

有一次，一个醉酒的海员突然在店里放肆地喊：“嘿，小妞儿，我给了这么多小费，你就这么走了？！”这家伙仗着给了不少小费，就开始对我的小公主耍流氓。幸好在我和闻声从厨房跑出来的贵贵还有几个常客的制止下那家伙灰溜溜地走了，但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一天，店里来了个一头红棕色杂毛、满脸雀斑的大个儿，他看到迷人的英达拉后兽性大发，居然用肮脏的爪子把我的小公主一把拽到身边。英达拉手里正好端着玻璃杯子，就拿玻璃杯朝那大个儿的脑袋狠狠砸去。大个儿挨了砸，更加不依不饶，他居然一把将英达拉薄裙下的内裤给拽了下来。我的小公主栽倒在地。

我见状愤怒至极，要过去教训这头“野兽”，结果被那大个儿的同伴一拳撂倒在地。按理说我也是打架好手，可挨这么狠的拳头还是头一次，我都怀疑这家伙是职业拳击手了。打我的浑蛋以为自己赢了，很是得意。我哪肯罢休，甩甩头赶走满眼金星，站起来趁他没注意用爆发力一脚踹向他的裤裆，我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时间，紧接着补上一记上勾拳，那浑蛋就被我撂倒在地了。

果不其然，之后单挑变成了围殴。我的两个中国朋友可真不是吃素的，独臂的王怀抄起擀面杖抡开了打，贵贵更狠，拿起灶台捅柴火的叉子就是一通乱戳，店里的几个苦役犯同胞也前来增援。英达拉没了内裤，只有一层薄如纱的裙子遮掩，十分不方便，赶紧捂着身体躲进厨房。

这场械斗的结果是：五个美国人重伤倒地，他们一个个痛苦地呻吟着，店里到处是血。英国警察马上到了，所有参与械斗的人都被押上了警车。

八天后，我们的案子开庭了。经过辩护，我和王怀被证明是正当防卫，不追究责任，贵贵被判防卫过当，监禁三个月。这小子太鲁莽了，做事不计后果，拿什么不好，非得拿火叉子。

那次挑事儿的是一帮海员，在他们看来这事儿没完，之后我们的店就被盯上了，三天两头被找麻烦，没办法，我们只好关了店。

我有些迷茫，问王怀：“咱们现在干什么？”

“先休息一阵子，等贵贵放出来再说。”

4.木屋夜总会

饭店关了，该如何谋生呢？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继续最开始卖菜的营生是个出路，驴车虽然卖了，但再置办一辆并不难，可我们谁都知道这种生活没有前途。就这样，一直到贵贵出狱，我和王怀也没有想到新的出路。

一天晚上我去酒吧喝闷酒，结识了一个叫弗斯克的法国同胞。他也是苦役犯出身，现在在一处铝土矿当机械师，周末回乔治敦过，平时都在矿里。他和我聊起了他工作的铝土矿。

“那矿挺远的，在乔治敦南边50公里的雨林里，挨着个小村子。工人和工程师都住村里。”

“每天的工作结束后你们都怎么过？”我问。

“哼，聊天，打牌。那地方无聊透顶，要不周末我也不至于大老远回乔治敦过。”

我灵机一动，既然那地方什么娱乐设施都没有，那搞个夜总会肯定赚钱。

回去后我就把我的想法讲给英达拉、贵贵、王怀。从大家的目光能看出他们动心了，但出于严谨考虑，我觉得需要实地考察一下弗斯克说的那个矿和矿周围的环境。

第二天我们四人乘船沿着河来到了弗斯克说的那处铝土矿，发现这里矿工住的营房果然在矿场附近的村子里，不过与其说是村子，更像是部落——这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用黏土和树枝搭建的，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迹象。全村只有四家营业的饭店，里面脏乱不堪，连冰箱都没有。

看到了这里的惨状，我们反而兴奋起来，因为越是穷乡僻壤，越是大有可为。我更坚定了在这里开夜总会的念头，贵贵和王怀也和我想法相同，我的小公主选择相信我的判断。

下一步，就是选定开设夜总会的地点了。村子的中心地区是洼地，下雨容易进水，观察一番后，我选了村子边缘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

地点选定了，我谈好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后正式开工。我雇了木工在选定的地方建了一座20米长、8米宽的方形开间。我算过，这样的空间能容纳四人坐的桌子三十张，同时接待120人不成问题。木质大开间完工后，开始建表演用的舞台和放酒的柜台。至于桌椅和玻璃杯，当地可买不到，只好从乔治敦购进。夜总会的主体建筑完工了，我又雇人在旁边盖了座有八个独立房间的木屋，睡16个人不成问题。这是未来的员工宿舍。

夜总会的硬件基本成型了，接下来就是招聘员工了。我在乔治敦雇了四个身材和相貌都很出众的黑人姑娘，她们是未来夜总会的服务员，之前开饭店时合作过的达雅也决定加入我们。节目怎么办呢？这需要好好构思一下。我费了好多口舌，终于说动了两个爪哇姑娘、一个葡萄牙姑娘、一个中国姑娘和两个本地姑娘停止卖淫，来我的夜总会做舞女，还招了一名女琴师。

贵贵从乔治敦的旧货市场淘来了各种用得着的东西，比如一架破留声机和各种唱片、一件可以做幕布的红色旧窗帘，还有流动剧团废弃的各种艳丽的衣服。

夜总会的所有演员、服务员、演出道具总算凑齐了，东西和人装了满满一船，我们从乔治敦起程，正式入住我们的夜总会。

正式开业前还需要做很多功课。桌椅需要摆放，服务员需要培训，演员需要排练。其他都还好说，教舞女们怎么跳舞可不轻松，我需要让她们调整状态，她们以前的职业都是要尽快打发顾客，越快越好，现在不同，要一点点引起客人的兴致，要把节奏放慢，越慢则越有吸引力。我要为她们设计最能勾起顾客欲求的动作，以及安排不同的舞蹈搭配的衣服。

我们的夜总会终于正式开业了。为了增加关注度，我邀请到了矿长出席开业典礼。开业第一天来的矿工简直要把这宽阔的大厅挤爆，狂欢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一早。

从那天起，我们的夜总会几乎每晚都爆满，生意好得远超想象，四个黑人服务员经常忙不过来，我为她们设计的超短裙搭配红头巾的工装很受顾客欢迎。达雅负责管理服务员、照看大厅，王怀和贵贵负责根据服务员送来的顾客订单调配酒水。

说实话，我很怀念那段日子，那段日子虽然很累，但是过得很有激情，很有成就感。

“嘿，你还不起啊？”贵贵催我起床了。

“现在几点了？”

“6点了。公主2点就起来了，她一直帮忙。都准备好了，今晚又可以开始了。”

我洗了个澡，刮了脸，走进木屋夜总会。进去后，员工们就拥了过来。

“老板，你看我这样行吗？”

“我昨晚的舞怎么样？有哪里需要改进？”

“我老担心我五音不全，还好这些观众不那么挑剔。”

员工们对工作充满热情，这是好事。尤其是那些舞女，在不久前她们还是妓女，而现在已经有了对待工作的责任感，对她们的成功蜕变我感到很自豪。

生意一直很兴隆，但很快就发现员工严重不够。来这里的男人太多，而店里的服务员太少。只要是来这里消费的顾客都希望有一个女性服务员或者是舞女陪着，可夜总会的规模注定无法实现他们的诉求，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黑人服务员对男性顾客而言充满着魅力，一是因为她们的确漂亮，二是在这个鬼地方根本见不到女人。达雅是负责柜台的，经常被男人们搭讪。我的小公主只要出现在夜总会，总会有成群的男人盯着她看，毕竟她是罕见的美人坯子。

考虑到顾客的众多和舞女的稀缺，为避免顾客争夺舞女的陪伴而引起争执，我就让人搭建了个转轮摇奖台。转轮上正好有32个号码，对应32张桌子，每次舞女们表演完就用转轮摇奖，然后舞女就去相应号码的桌位陪酒一小时。我还设立了一个制度，只有交了钱的顾客才能参与摇奖，当然金额也不能过高，我定的是一杯威士忌的价格，这样夜总会又多了一笔收入。

夜总会营业半年了，一切顺利。接下来雨季要到了，这地方会来一批淘金和钻石的人。铝土矿所在的地方属于地质上的冲击带，矿产丰富，这些人来这里会用古老的手段勘探黄金和钻石，他们中很多人都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一旦淘到黄金或钻石，就毫不迟疑地挥霍掉。听说往年发生过淘金者间因为嫉妒而互相仇杀的恶性事件，所以他们身上都带着武器。一想到这些危险的人将会是木屋夜总会的新常客，我就有点害怕。

果不其然，新的客人到来后，最不想发生的事发生了。

木屋夜总会里来了个新舞女，我们都叫她“桂皮花”，因为她的肤色像桂皮。她是我从乔治敦最底层的妓女中招来的，她加入夜总会后非常卖力，以独特的舞姿让所有顾客痴狂。我看大家都对她感兴趣，都想摇到她的号，就改了摇奖的规矩，每次只要摇她来陪酒的奖，参加摇奖的顾客就要交双份的钱，也就是两杯威士忌的价格。

一个身强力壮的大胡子淘金者就是奔着桂皮花来的，他之前连着几天参与摇奖，不过运气不好，都没摇到桂皮花陪酒。那晚桂皮花完成最后一次表演是凌晨4点，之前她陪了两轮酒，已经醉了，趁着酒劲儿，她比平时更放得开，更性感迷人，大胡子更加对她垂涎三尺。等桂皮花的表演结束了，最后一轮她的陪酒摇奖开始了。大胡子非要得到她不可，一口气买了大厅1至30号桌子的彩票——总共32桌，觉得这次总该中奖了吧，结果摇中的是31号。大胡子花了六十杯威士忌的钱一无所获，暴跳如雷，掏出手枪就朝桂皮花连开三枪。看到有人行凶，夜总会里的矿工、淘金者、服务员、舞女都四散而逃，大胡子知道闯了祸，赶紧逃走了。桂皮花是在我怀里咽的气，这个可怜的姑娘，我为她不幸殒命感到惋惜。

5.逃离乔治敦

这一恶性案件发生后，警方查封了木屋夜总会。我们向桂皮花的家人支付了一大笔抚恤金。夜总会关了，我们只好返回乔治敦。可能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相信宿命论，我的小公主和两个中国朋友并不发愁，他们觉得不做夜总会就换个营生，没什么大不了，看来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很茫然，不知道前路在何方，于是每晚我都去苦役犯们聚会的酒吧喝酒聊天。正是从那段日子开始，英达拉对我的态度渐渐变了，她不再给我任何形式的自由，把我看得很紧，寸步不离，这让我极度厌烦。我与她沟通过这个问题，但她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渐渐地，我开始对英达拉心生反感，让我犹豫是否继续保持与她的同居关系。

我的心境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我发现我从心里对乔治敦开始厌烦了，这种厌烦并不是仅仅因为这里严格的管制不适合做生意，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里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离开这里去另一个国家谋生的念头与日俱增。

终于有一天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的朋友们，我成心避开了英达拉，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几人中只有圭度表示赞同，他也认为会有更适合谋生的国家，想趁着还未老出去看看，不给人生留遗憾。此外，贵贵、王怀、于洛和小路易表示愿意留在这儿，他们满足于这里的生活。我充分尊重他们的选择，而我主意已定，一定要去别的国家，一定！

我为自己对英达拉的薄情而自责过，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已经受不了被她看管的日子了，这种日子让我窒息。就算是有婚约，婚约中的一方如果感到婚姻生活是一种精神煎熬，那婚约本身就没有维系的必要，更何况我与她本就没有婚约，只是同居关系。

我和圭度开始准备出逃了。我们只有乔治敦的临时身份证，没有护照，所以没法通过正规手段出去，只能逃出去。两个人出逃不稳妥，我们决定再找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逃出去。

之后，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物色了三个志同道合的伙伴——赛巴尔、巴里耶、德普兰。他们之前都是法国苦役犯，在逃跑的过程中由于机缘巧合来到了这里，对这里不满意，都想逃出去。我与他们深谈过，他们三个最终同意了入伙。

我们都认为从德梅腊腊河出海是最方便的。贯穿我们小区的悔罪河下游就注入德梅腊腊河，所以从悔罪河就能出海。不过德梅腊腊河的出海口被军方监控着，要出海我们就得仿制一艘在官方注册过的渔船，冒充渔船出海。为此我们买了条和本地渔船一模一样的小船，用油漆在船身描上了编号。这个编号不是瞎编的，确有这编号的渔船，所以只要不在进入公海前被海警登船检查就绝对不会被识破。为了提防警察，我们把船小心翼翼地藏在悔罪河上游一处荒凉的河滩，将淡水和食物悄悄运上船后，我们五人——圭度、赛巴尔、巴里耶、德普兰，还有我，就正式开始实施计划。这次还是由我来担任队长和船长。

我们乘坐着“渔船”从悔罪河驶进了德梅腊腊河，在河道上路过了很多军队的舰艇和海警的船，没有人对我们有所怀疑。眼看着就要到出海口了，一切都出奇地顺利，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自始至终都向英达拉隐瞒了我的逃跑计划。尽管从夜总会关闭后我与她的生活并不融洽，但她是爱我的，这我知道，况且她的家人对我帮助很大，而我不仅没有报答他们，还选择了背叛。我有些瞧不起我的所作所为，可事已至此，我决定不再想了。

之前我们五人商量过，这次出逃的目的地是英属洪都拉斯，我测算过，朝正北方向航行两天就能抵达。英属洪都拉斯其实一直是我心目中的目的地，这次我一定要抵达那里。

入海后大概过了30小时，我们遇到了风暴，我把这些年学到的所有掌舵技巧都用上了，仅能做到勉强不翻船。在狂暴的海风和一个个巨浪下，我们的小船不停地打着转儿，我真有点怕被这该死的风暴吹回苦役场去。

风暴持续了大半天，平息后我们清点了物资，在之前接近垂直的摆动下，行李和几桶淡水被抛进了大海。船被摧残得惨不忍睹：桅杆断了，只剩下半米；帆不知道吹到什么地方去了；最糟糕的是舵坏了。幸好塞巴尔握住了一支桨，剩下的航程我只能靠这支桨来当舵了。大家经历了这场风暴后，刚入海时的喜悦已经荡然无存，此刻我们只想快点到陆地，哪怕回乔治敦被判刑都行。

风暴后没过多久就刮起了顺风。我们把衣服脱了，在还剩下半米的桅杆上拼起了“帆”，勉强航行。由于帆和舵都没了，航速大大降低，且无法精确控制方向，肯定比预想中抵达洪都拉斯的时间大大延后，更倒霉的是淡水还损失了大半。看来接下来的航程并不好熬。

第六天了，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已经濒临极限了。由于在那场风暴中损失了大部分淡水，且由于船体的损毁大大降低了航速，导致抵岸时间延后，这几天我们严格控制着淡水的摄入，但即使这样，淡水也已经在第五天晚上消耗殆尽，现在大家都处于脱水状态。德普兰和萨巴尔都已经开始忍不住喝海水了；那样无济于事，喝完后只会更渴。因为衣服都用来当帆使了，我们已经被严重晒伤，大家的鼻子、嘴唇的角质层已经快脱落光了，露出了鲜红的肉。由于不断喷溅的海浪，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不同程度化了脓，我只有一只眼睛能睁开了。德普兰的精神状态最糟糕，声称要跳海自杀。我真不知道我们这一船人还能撑多久。

终于，在第六天的中午我们看到了陆地。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看到希望，哪怕是一个概念性的虚无的希望也会给我们注入继续撑下去的信念，远处海天交界处的那单薄得像一条线的陆地正是希望所在！大家兴奋坏了，尽管肉体濒临崩溃，但精神上完全复活了。海鸟应景地来了，这是在向我们证明陆地就在不远处。

圭度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你说还有多久能到？”

“快的话五小时，慢的话七小时。”我看向船上的四人，“兄弟们，我到极限了，随时会晕倒。咱们把帆弄下来，穿上衣服吧。现在是顺风，海风会带咱们去陆地的。”

大家同意我的建议，穿上衣服后就都昏睡过去，期待着再次睁眼就到了陆地。

不知睡了多久，船身颠簸了一下，一个大浪把我拍醒了。我睁开化脓的眼睛，发现天已经开始暗了，左右两边都是陆地了。这是哪儿？该朝哪边走？

赛巴尔也醒了，他看了看周围，问：“蝴蝶，到哪儿了？”

“应该是在帕里亚湾里。左边应该是委内瑞拉，右边应该是特立尼达。”

这是我凭借对海图的记忆判断出的地理位置。现在我们没靠向任何一方，左边的陆地和右边的陆地目测距离相等。选哪边呢？这个决定关系到船上所有人的命运。

圭度想了想说：“特立尼达应该不错。”

“我们刚从英属圭亚那逃出来，再逃向英属特立尼达吗？逃来逃去还是在英国的地盘上。咱们在战争时期非法出境，英国人会怎么处罚咱们？”我说出了我担心的情况。

“那委内瑞拉呢？”圭度问。

德普兰接过话说：“就我知道的，在戈斯麦当总统的时候，一旦抓到从法国逃出来的苦役犯，会强迫他们修路，榨干价值后再送给法国。现在情况不明。”

“对，现在不同了，在打仗。乔治敦的报纸上说现在他们保持中立。”赛巴尔道。

“你肯定？”德普兰问。

“肯定。”赛巴尔回答。

“那到底该怎么办？咱们要快点决定。”我着急道。

“去特立尼达最保险。委内瑞拉现在怎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圭度建议道。

这时，德普兰说：“这下好了，汽艇来了，有人替咱们决定了。”

果然，左边海域有一艘汽艇朝我们快速驶来。我看到了快艇上的旗帜，那是委内瑞拉的旗帜。

汽艇越来越近，最终停在了距离我们五十来米远的地方。

汽艇上的人用西班牙语向我们喊话：“你们是什么人？”

“法国人。”我回答道。这个时候我真庆幸我学过西班牙语。

“你们疯了吗？”

“什么？”

“你们船上缠着水雷，快弄掉！”

我们看了一下船身下方，可不，一串水雷就拴在船首。大家之前一直在昏睡，没留意，刚才溅起那么大的浪花应该就是缠上了这玩意儿。赛巴尔小心地把水雷解了下来。

汽艇上的委内瑞拉人见我们解下水雷后才肯驶近我们。他告诉我们，幸亏我们船的吨位小，否则刚才非爆炸不可。听了我们的遭遇后他给了我们一桶淡水和几罐牛奶，说：“千万别去特立尼达，那附近的海域有水雷，太危险。去委内瑞拉吧，待遇不会差的。我不能捎你们了，现在要赶去接一个重伤员。祝你们好运。”他说完就开着汽艇走了。

我们痛饮了淡水和牛奶后，决定听从刚才那人的建议，朝委内瑞拉驶去。

第十三章

委内瑞拉

1．渔民的情意

为了避免触礁，我们第二天天亮后才登陆。踩着海滩上温暖的细沙感觉非常踏实。海滩上有很多当地人在观察着我们，从他们的目光中能看出他们对我们的好奇和善意。他们大多是正在捕鱼的男人，肤色各异，以有色人种居多，也有白人。在我的问询下，他们告诉了我距离这里最近的村子的位置，我们向他们说的方向走去。

这个村子叫伊拉巴，我们得到了村中大夫的照顾，他们将我们脱皮的部位涂抹上可可脂；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独特的消炎方法。村里的男人们这个时间都去工作了，现在这里只有女人，照顾我们的也全是女人。可能是身体在发炎的缘故，我很迷糊，对周围的感知很弱。

我们躺在床上，几个女护士用勺子耐心地给我们喂饭。我们在大海上断顿好几天了，最后的给养还是快艇上那人给的罐装牛奶，突然吃固体食物我的空胃有些接受不了，不小心吐了出去。我知道这样很不礼貌，正要道歉，发现周围的朋友也都和我症状相同。

三天后，我们在村里人的细心关照下明显好转了，尽管皮肉还没长好，但已经不发炎了。照料我们的姑娘都是混血，她们从体型、肤色上看，有些像印第安人，但五官又有西方人的特征。其中一个叫迪比赛，一个叫纳尼塔。这天我与迪比赛闲聊，聊到了我们的身份，没想到迪比赛说：“我不用问，看你们身上的文身就知道是从法国苦役犯集中营逃出来的。”

天啊，我被震惊了。难道他们是在明知我们是逃犯的情况下依然无私地、不计回报地救治了我们？这明明是个很穷的村子啊，如果管丰衣足食的人帮助落魄的人叫善良的话，那在自己还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将口粮和衣物分给陌生的逃犯，那算什么呢？这是何等可敬的一群人啊！

到了第八天，我们身上的皮肉差不多长好了，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一早我刮了脸，迪比赛惊讶地看着刮完胡子的我，夸我年轻。我说我36岁了，她不信，说我像28岁。

我正和伙伴们讨论下一步的打算时，纳尼塔跑了过来。见她表情有些异样，我问：“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警察可能早就知道你们在这儿，他们马上就要骑马来了。”

这个消息让我们措手不及。该逃跑吗？他们是骑马来的，我们怎么跑他们也能追上。如果和警察坦然地交涉呢？现在是战争时期，他们肯定不会把我们遣送回法国，至少最糟糕的局面可以避免，况且我们是想在这里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早晚要与官方接触……

我思想斗争的时候，几个警察已经骑马进了村子，其中一个亚洲面孔的瘦高个儿朝我们走来。

“你好，警长。”村长迎上去寒暄道。

“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五个卡宴逃犯，为什么不报告我？听说他们到这儿都八天了。”见村长并不作答，他继续道，“押他们去圭里亚的车一会儿就来，带我去见他们。”

“他们就在那儿。”村长指向我们。

我看这些警察不像坏人，我感觉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但对命令并不认同。

“你们就是从卡宴逃出来的？”

“不，您误会了，我们是从乔治敦来的。”

“英属圭亚那？那你们为什么来这里？”

“乔治敦的日子不好过啊，警长。”

他笑了：“那你的意思是这儿比英国佬的地盘好讨生活？”

“对，咱们都是拉丁人。”

“可我要带你们去圭里亚监狱，我也没办法，希望你们配合。”

村长走了过来，说：“警长，可以让他们留下吗？他们在委内瑞拉什么罪也没犯啊。”

“不行，这是总督的命令。不管怎样，被法国判了苦役的都很危险。”警长的语气很坚决。

“总督？总督什么时候管过我们穷人的死活！”

“总不能因为过去的错误否定他们的一生吧？”

“让他们留下吧，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

“我们相处了八天，我们确定他们不是坏人。”

村民们在七嘴八舌地为我们据理力争。

有如此多的村民为我们求情显然出乎了警长的预料，但他还是坚持道：“是比咱们文明的人要把他们关进监狱的，我们也只是执行者，你们不要难为我们。”

听到了“文明”这个字眼，我忍不住了，上前理论道：“警长，请问什么叫文明？法国有飞机、地铁、电梯，有工业文明的一切，可能说法国比无私地、不计回报地救治、照顾我们的这个村子文明吗？在我看来，这个村子的人民尽管缺乏工业文明，但他们质朴、善良、有同情心、富有博爱精神，可比那些所谓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衣冠禽兽文明多了！”

“我理解，但我没办法，我是个工具，只能按上面说的来。车来了，请你们配合，别闹事。”

这八天来照料过我们的村里人依次与我们道别，迪比赛、纳尼塔竟然哭了出来，能看出大家对我们的遭遇感到很难过。

我们上了押送我们的卡车。看着车窗外这群善良的人，我在心里立下誓言——如果有一天我能获得自由，我一定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像我遇到的第一批委内瑞拉人一样。

2.最后的囚徒生涯

车开了两小时，到了圭里亚市。这里说是城市，更像是个大村子。我们被押进了警察局。

负责审讯我们的警察非常固执，他坚决不承认我们是从英属圭亚那来的自由人。

“如果不信，你们可以向乔治敦核实。”我有些生气了。

“哼！你想让英国人看我的笑话吗？我才不上你的当！”

我实在是拿这个执拗又多疑的审讯员没辙。

我们被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5点被叫醒，被戴上脚镣，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也不知道要被带到哪里，只能听天由命。

从车窗外的景色看，押送我们的卡车路过了玻利瓦尔，不过显然目的地不是这里。驶离玻利瓦尔后的道路异常颠簸，我们在车厢里好像袋子里的土豆一样被颠来颠去。夜里睡在车厢，白天被颠得胃液上涌，这样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到第五天，终于抵达了这趟疲惫的旅途的目的地——一片原始森林中的多腊多镇。我后来才知道，那里距离海岸线有一千多公里。

多腊多镇建在卡罗尼河旁边。河里有可怕的食人鱼，几分钟就能把人啃得只剩一副骨头架；还有电鳗，它会先把猎物电死，然后再撕咬啃食。河中心有一个岛，岛上设有委内瑞拉的苦役犯监狱。在我看来，这座监狱才算是真正的集中营，在这里服刑的苦役犯的遭遇之凄惨，是我平生所仅见——四百多名苦役犯像牲口一样被关在一个边长为150米的正方形露天空地里，外面是一层铁丝网，这四百多人在里面就那样任凭风吹雨打日晒。

下午3点，他们连我们的名字也没登记，就把我们关进了这四百多人的人圈里。过了大概半小时，人圈里进来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士兵的看守下，监狱工作人员给我们这四百号人分发了铁锹和十字镐，然后在士兵的监督下分组走出人圈去干活儿。我们五人被分到了一组，这一组由五个士兵监督，他们跟在我们后面，扛着长枪，握着鞭子，不时像赶牲畜一样抽打我们。有时他们抽打囚犯不是因为有谁不听话或者干活儿慢，而是纯粹为了取乐。我看出来了，这些士兵是在用肢体语言告诉我们，在这里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

干活儿的地方到了，在原始森林里的一段公路旁，我们要在这里修一条沟。我们埋头干活儿，犯人挨鞭打的声音不时传入耳中，我们五个倒是没有挨打。后来我想明白了，他们是故意打给我们这些新来的看的，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的淫威。

来集中营后的第一个周六到了，狱方依然没给我们登记。我们五个将这些天认识的苦役犯召集起来，有几十号人，趁着士兵和看守换岗的空当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如果我们这些人中有任何人被打了，大家就躺在地上罢工，不管他们怎么拿鞭子抽打也不要起来。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后我们五个又单独开了个小会，我们决定主动出击——把集中营里负责维持纪律的下士叫来，向他挑明我们的态度。

那下士是个身高一米九的黑白混血儿，以抽打我们为乐，这里的所有人都恨透了他。圭度去叫他，那浑蛋来了，我们五个把他围住。

我开门见山地说：“嘿，我早就想对你说了。这里没有人干活儿偷懒，没有人不遵守狱规，你不能随便打人。如果以后你再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人，我们就要你的命，明白了吗？”

见我们五个人用要杀人般的目光瞪着他，这个大个子只好服软，说：“好的。”

“还有，如果你想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话告诉别人，那就向你的上级说，别和士兵说，懂吗？”

“好的。”

当天傍晚，一个军官走进铁丝网，向我走来，看着我问：“你叫什么？”

“昂利·沙里叶，他们都叫我蝴蝶。”

“你是新来的那五个卡宴人的老大吗？”

“我们没有老大，大家都是同伴。”

“那为什么是你向看守传话？”

“因为我们五个里数我的西班牙语最好。你是这里的头儿吗？”

“我是上尉，算是这里的三把手，两个司令下周二才回来。你警告看守，说他如果打你们中的任何人，你们就把他杀了，有这回事儿吗？”

“有这回事儿，我们是认真的。上尉，我必须告诉你，委内瑞拉的任何一个法庭都没有给我们判过刑，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没犯过任何罪行，把我们当成犯人来对待是极其荒唐的。”

“我并不知道你们的事，我们也没有你们的任何材料，让你们来这里干苦力是上级的命令。”

“上尉，我刚才说的是实情，我们没有被这样对待的道理，一定是哪里搞错了。请在上级做出公正判断前告诉你手下的兵，把我们和其他苦役犯区别对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犯人。”

“好，我会下一个命令给他们。希望你们没骗我。”

周日是休息日，不用出去干活，我全天都在观察集中营里的苦役犯。这里的犯人以哥伦比亚人居多，有少数委内瑞拉人。他们在难得的休息日里不知疲倦地找寻着各种乐子：讲各种下流笑话，偷狱友的东西，隔着铁丝网调戏给犯人送烟和糖果的姑娘。他们也做些交易，都是用以物换物的形式，比如用个篮子换几根香烟。能看出他们非常空虚。

周二，士兵没让我们干活，而是押着我们去了司令办公室。看来上尉没瞎说，两位司令果然在周二回来了。当两位司令了解到狱方的确没收到过我们的法庭卷宗时感到很吃惊，他们答应我们向多腊多镇的警察局局长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这两个司令是很讲道理的人。

第二天我们被带到了局长办公室。

“法国人，我是多腊多警察局局长。”局长做了自我介绍。

我决定开门见山，说道：“请问，是哪个法庭判了我们苦役？我们是从海上到委内瑞拉的，都是这辈子第一次踏上委内瑞拉的国土，什么罪也没犯啊！凭什么把我们当苦役犯？”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首先需要知道你们来这里的目的。”看来他想转移话题。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把我们当成苦役犯？”我决定针锋相对。

“你们在这儿做苦役是按照法律中的‘案情有待核实’情况下的‘有重大作案嫌疑’处理的。你们都是法国逃犯，非法入境，且动机不明……”

他的一位副官插话道：“局长，确实不能把他们当成苦役犯对待。我建议在核查清楚前给他们找些其他工作，别让他们修路了，那是苦役犯的活儿。”

“可这些法国人很危险，他们威胁士兵不许打他们，有这事吧？”局长在找把我们视为苦役犯的合适理由。

我为自己辩解道：“即使在法国的苦役犯集中营，也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对犯人使用暴力，那个下士的做法我们不能接受。”

局长得意地对副手说：“你看，这些人多危险？”

幸好昨天审问过我们的一个司令也在场，他说：“局长，我认为这些法国人说得有理。他们刚到委内瑞拉，除了非法入境，什么罪也没犯，的确没有理由让他们服苦役。”

感谢上帝，能让我遇到这样正直且循规蹈矩的人。

“好吧，让我研究一下。先把他们送回营，不要安排工作。具体怎么办等我通知。”局长打发走了我们和副官。

几天后，狱方开始和法国卡宴官方核实我们的身份信息。又过了几天，法国传来了消息：圭度和巴里耶已经服刑期满，赛巴尔和德普兰二十年，我是无期。狱方做出的处理如下：圭度和巴里耶直接释放，我、赛巴尔和德普兰继续关押，但不被视为苦役犯。于是我们三个整天被关在铁丝网里无所事事，不用做苦役，也没有士兵找我们麻烦。

司令找过我，他是这样说的：“尽管你们在委内瑞拉没犯任何罪，但毕竟你们是有重大前科的外籍在逃犯，按照委内瑞拉的法律要拘留审查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不会再把你们当成苦役犯对待，但会给你们安排些工作。”

我们果然被安排了工作。赛巴尔那小子因为厨艺好，去给局长当厨子了，我和德普兰的工作是种菜。军官们说村子里的粮食供应充足，就是新鲜蔬菜少，所以让我们在监狱的地界开辟一块地，专门种蔬菜。我告诉他们如果能弄来菜籽，我可以为监狱建个菜园，他们同意了。

由于有了这份名正言顺的工作，我和德普兰终于可以走出铁丝网了。狱方为了快点见到成效，在玻利瓦尔抓了两个流刑犯给我们打下手，一个叫都都，是巴黎人，另一个是科西嘉人。哈哈，都是法国老乡，真好。我们四个用申请来的木头在菜园旁边盖了两栋木屋，我和德普兰住一栋，两个新朋友住另一栋。我发现都都手很巧，我就和他一起，利用农闲，用盖房子剩的木料做了桌椅。

我们种的农作物有番茄、茄子、丝瓜、四季豆。菜园子在我们四人的打理下渐渐有模有样了，狱方对我们的成绩很满意，局长见了我就夸我菜种得好。

一天，都都在检查番茄的生长情况时从地里捡到了一块闪闪发亮的石子，他问我：“你快来看看，这是什么石头？”

上面裹着泥，我看不出是什么，就用水洗了一下，洗过后石头折射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痛。

都都惊喜地说：“是不是钻石？”他的声音很大。

“小声点儿，别让士兵听到。要是能找到个钻石矿咱们就走运了。这石头藏好，晚上再说。”

这几天的晚上我一直在教一个聊得来的下士数学，他叫弗朗西斯科，准备参加军官考试，这个人正派，善良，有同情心，在与他聊了几次天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当天晚上我拿出那块石头问弗朗西斯科：“你来看看，这是什么石头？”

他看了又看，说：“兄弟，这东西千万藏好，谁也别说。你在哪儿捡到的？”

“番茄秧下面。”

“怪了。”他想了想说，“你回忆一下，你从河里舀水时，水桶刮过河底的沙子吗？”

“应该是从河底带上来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也就是说卡罗尼河底有钻石矿？这样，你再去找找，能发现一颗，就肯定还有别的。”

这几天都都一直在挑水，一桶接一桶地挑，我估计他这辈子都没这么卖力气过。我和都都商量好了，暂时对两个伙伴保密，如果再有发现再告诉他们。另外两个伙伴见他这么卖命就笑话他，说：“这么打水会累死的，歇会儿吧。”都都顾不上休息，继续挑水。

连续几天都都都没有收获，都都并没有灰心，直到一天中午他告诉在大树下乘凉的我们，他又从河底的沙子里找到一颗有两粒鹰嘴豆大小的钻石，炫耀道：“这就是我为什么玩儿命挑水的原因啊。”另外两个伙伴恍然大悟。

之后的六个月里我们四人每天都去捞钻石。我捞到三十多颗，一共12克拉，最大的一颗竟然有6克拉——恢复自由后我去加拉加斯找最好的工匠把这颗钻石打磨成了4克拉的戒面——后来我一直把它戴在手上。都都一共捞到8克拉，德普兰和科西嘉人最懒，收获也最少，两人加一起还不到5克拉。河底有钻石的事除了我们外只有弗朗西斯科知道，我对弗朗西斯科很放心，他不会告诉任何人。

这些日子很自由，白天捞钻石、打理菜园子，休息时大家坐在大树下乘凉聊天，晚上还能睡在自己搭建的小木屋里。狱方除了定期派人来收菜，几乎不干涉我们；自从局长区别对待我们的命令下达后，看守和士兵们也不再拿我们当苦役犯对待，对我们很有礼貌。

我一有机会就问司令什么时候释放我们，尽管他每次都回答“快了”，但我们来这儿已经八个月了，他依然没有要放我们走的意思。于是我就动员同伴们逃走，没人响应，也就作罢了。

电子书下载网址: https://www.buyuedu.com

3.终获自由

集中营里有个半身不遂的犯人，士兵和犯人们都叫他“比戈利诺”。比戈利诺右手没有知觉，永远自然下垂着。他的嘴巴咧着，舌头吐在外面，典型的半身不遂的样子。他脖子上文着“该死的理发师”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要文这句话没人知道。

这里的士兵和看守对比戈利诺非常照顾，这在殴打囚犯是家常便饭的多腊多集中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确实发生了。

比戈利诺能听懂人说话，但无法回答，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声带。他右手瘫痪了，左手只有两个指头，所以也没法写字，只能用目光和半边脸的表情来表达感情；真是个可怜人。

由于他没有劳动能力，不需要服苦役，他经常整天整天地趴在铁丝网上无所事事。我给士兵们送菜的路上看到他，就停下和他聊两句，久而久之，和他聊天成了我的习惯。他总是像僵尸一样一动不动地趴在铁丝网上听我说话，用点头和半边脸的表情向我表示他听懂了。我觉得他肯定有很多话想对我说，只是没法表达。和他熟悉后，我每次送菜都会捎给他一些新鲜的蔬菜，有时还会送他些烟。

监狱里士兵对犯人的野蛮殴打每天都会上演，这让我对我投奔的这个国家失望透顶。不过后来我明白了，这种野蛮的制度是戈麦斯长期执政的结果，即使在这个独裁者死后，他留下的野蛮制度依然埋在委内瑞拉的社会土壤里。这个国家需要一场革命，来根除掉那些旧时代的糟粕。

不久后，革命席卷了委内瑞拉，安加里塔·梅迪纳将军下台了。政变后的第一个月，旧时代的军官全部被罢免。多腊多镇的警察局局长也被免职，我看到了被释放的曙光。

新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蝴蝶，恭喜你，明天你将被释放。我希望你能带着比戈利诺，因为你们关系不错。明天我会发给你们身份证。你被释放是有条件的，第一年你不能去大城市定居，要先在某个小城镇住满一年——这类似于你们法国的假释，这一年政府要能随时监视你的生活。一年过去，如果市长能出示证明，证明你表现良好，你的强制监管期就结束了。第一年我给你推荐的地方是卡廖，那儿应该适合你。委内瑞拉现政府允许你在我国合法居住，你过去如何不重要，要向前看，我希望以后你会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受人尊重的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如果你连续五年记录良好，就可以加入我国国籍，成为我的同胞。加油吧，蝴蝶。还有，你要照顾好比戈利诺，因为只有有人同意照顾他我们才能把他放了。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当晚我在吊床上辗转反侧，这是我十数载囚徒生涯的最后一夜，我激动得难以入眠。半夜，我起来，走出木屋看着外面恬静的景致。皎洁的月光在我精心照料的菜园上洒下了一层静谧的银光。不远处的河水无声地流淌着，能看到河面上泛起平和的涟漪。此刻夜已深，没有虫鸣鸟叫，它们也在沉睡吧。这秘境般的夜色让我澎湃的内心得以平息。

我回到了木屋，躺在床上畅想起未来。自由后的头几周是艰难的，我不仅要养活我自己，还要养活并照顾比戈利诺，这是我必须承担的严肃责任，我已经想好了，我只有在把他托付给能照料他的人后才能和他分开。

我又想到了我的父亲，我获得自由的消息是不是该通知他？他应该还在世吧？他没有我的消息多久了呢？让我想想，上一次他有我的消息也许是在我第一次逃跑后，那时警察应该盘问过他。我觉得还不是联系他的时候，还是等我混得有模有样了再给他写信吧，到那时我会自豪地告诉他：“爸爸，您的儿子获得了自由，如今他已经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了，您再也不会因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低头了。”

第二天上午7点，我和比戈利诺被批准释放。这一天我已经盼了13年，我百感交集。

我最后一次回到了我住了半年之久的菜园旁的木屋，向伙伴们依次拥抱道别。我激动地把局长刚刚发给我的身份证看了又看——正面上面的编号是“1728629”，旁边印有“1944年7月3日发”的字样，中间是我的照片，下面印着“昂利·沙里叶”和“出生日期：1906年1 1月16日”；背面的上面是发证方责任人的签名和盖章，下面是“居住状态：居留”。哈哈哈，“居留”，这个词太妙了，就是说我能在委内瑞拉合法居住了！

我激动得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想跪下感谢神，但我要感谢哪个神呢？上帝吗？那么该是哪一个上帝呢？犹太教的上帝？天主教的上帝？还是东正教的上帝？好吧，既然我来自法国，我就感谢天主教的上帝吧。但我没有接受过洗礼，不会祈祷，我不会背诵任何完整的祷词，于是我只好默念着我现编的誓词。

真是怪事，为什么从来没有宗教信仰的我，今天一定要发自肺腑地选择一个上帝感谢呢？我明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咒骂着上帝啊。想来想去，唯一的解释是，在我的潜意识中，不管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我依然感谢着这一路走来遇到的那么多无私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到现在了，我为什么还要对那个陷害过我的哥伦比亚修道院院长耿耿于怀呢？为什么不想想那位高尚的库拉索主教布鲁尼呢？再往前，在附属监狱的时候不是还遇到过那位仁慈的神父吗？

我自由了！是的，这次是完全地、彻底地自由了。我将以自由人的身份踏上这片被西蒙·玻利瓦尔解放的国度，是他把人道主义精神传播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获得新生。五年后我一定会加入委内瑞拉国籍，这毋庸置疑！我不会辜负这片土地给我的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人生中，我会比所有人都正直、勤劳，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公民。

现在想来，我囚徒生涯之前的人生的确有检讨的空间。我被法国国家机器中的败类栽赃迫害，但如果我不整天游手好闲，我会给他们陷害我的机会吗？正是我对待人生玩世不恭的态度才给了他们给我捏造罪名的机会，难道不是吗？哈哈，真是可笑，曾经的我竟然把开保险箱当成一种职业，而我居然还曾认为自己是个冒险家，真是丢人现眼！我自己的脸面都被我自己丢尽了，我之前居然浑然不觉，甚至还以此为荣。我总为我这十几年的囚徒生涯鸣不平，但坦率地讲，难道曾经的我就不是囚徒的候选人吗？我那些肮脏的过往不能一笔勾销，在今后新的人生中我要恢复自己的名誉。我向我自己，向我今天感谢的上帝重重起誓！

仁慈的上帝啊，请您原谅我笨拙的祈祷，此时此刻我要由衷地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没有您，我到不了这里，我无法抵达这片自由的土地。历经数十载艰苦卓绝的斗争，我健康地活到了美好的今天，全是因为您对我潜移默化的引导。我该如何感谢您的恩泽呢？放弃复仇？我是不是听到了这句话？还是……我以为听到了？不知道，但我相信我是听到了。

我从精神世界里走出来，回到了现实。我想最后在我耕耘了大半年的菜园里漫步一会儿。就当是向这菜园道别，向这监狱道别，向这段永远不会再有的噩梦般的岁月道别。

此时，我的三个朋友朝我走来——一个是都都，向往拉波街贫民窟的巴黎人；一个是科西嘉人，恕我偷懒一直没有正式介绍他，他叫丹达尔达，曾经的巴黎街头小偷；一个是德普兰，第戎人，曾经的杀人凶手和职业皮条客。他们为我获得自由而喜悦着。毋庸置疑，不久后就会轮到他们。

“嘿，我的蝴蝶，你就没从村子里带瓶朗姆酒吗？我们想庆祝一下今天这个日子。”说话的是都都。

“哈哈哈，真抱歉，我一激动给忘了。”我笑道。

“都都，没有酒就煮一壶咖啡吧。”德普兰提议道。

“好啊，我去准备。”丹达尔达表示赞同。

“高兴吧？你终于熬到今天了。我们都为你高兴。”都都说。

“很快就轮到你们了，别急。”我说的是实话。

“我已经收到消息了，上尉说之后每隔半个月就放我们中的一个出去。”都都乐开了花，“对了，出去后你想干什么？”

说实话，当时我怕这两个苦役犯和一个流放犯笑话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出了我心里话：“我要找一份正经工作安顿下来，后半辈子老老实实地做人。既然这个国家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我要是再犯罪，就太丢脸了。”

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他们挖苦、嘲笑的思想准备，谁知道他们三个都表示了支持和赞同。

“说得太好了，蝴蝶！”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对！要老老实实做人。”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都这个贫民窟的混混儿会有这种想法儿？丹达尔达当了半辈子小偷，如今学乖了？德普兰可是职业皮条客，也想换正经营生了？看来在腐朽之路上沉沦太久了，人终究是会变的。

大家都笑了。

临走前，我的朋友兼学生弗朗西斯科送了我一套崭新的海军服。如今他已经不是下士，他通过了军官考试，成了上校。他说我的辅导对他通过考试帮助很大，为此我感到很欣慰。多亏了他，我出狱时能穿得如此体面。不过当时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之后的26年里，我与这个未来地位显赫的高级军官、现在的上校一直保持着高尚、质朴的友谊。

我领着比戈利诺在友人们的陪伴下来到了监狱大门。天空蔚蓝，万里无云，小鸟在树枝上唱歌，我感觉周围的万物都在祝贺我获得了自由。和友人们一起来的还有狱方的一个中尉，他要监督我们离开多腊多。

“再见了，朋友们。以后你们来卡廖别忘了找我。如果我在那儿有了家，那也是你们的家。”

“再见，蝴蝶，祝你一切顺利！”友人们道。

我们走出大门。比戈利诺是骨盆以上右边身子瘫痪，走路是没问题的，我们很快就到了渡口。

渡船开来了，我们即将上船。那个押送我们离开的中士说：“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祝你们好运！法国人。再见！”说完他转身走了，结束了对我们的监督。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