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under Fire：China’s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1928-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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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20世纪初是中国饱经考验的年代。随着王朝历史的终结，中国政治的连续性和凝聚力被打破。在此内困之时，中国的主权成为列强觊觎之猎物。列强试图趁中国贫弱之时，极力扩张他们在华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其中又以日本的欺压最甚。日本于1930年代中期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并以武力蚕食华北。

中国国民党是当时最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政治组织。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以联共之策建立统一战线，将国民党改组为非共产主义的列宁式政党。1920年代末，国民党在形式上武力统一了中国。

国民党以民族主义为精神力量，却也因此陷入两难的困境。国际秩序由帝国主义列强制定，并为其利益服务，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又必须与这些列强达成一定妥协以谋求国家的生存。国民党的这一困境，尤其在1930年代中后期中国欲寻求英、美的帮助，以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之时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中国欲联英、美制日，影响西方的舆论便是关键一环。魏博士这本书正展现了这个舆论博弈的过程。正如书中所述，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既没有有效的宣传工具，又缺乏国际宣传的技巧。当时中国的宣传体系以苏联模式为蓝本，主要针对国内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教化，而非影响西方受众。而能联通西方舆论界的租界英文报刊，又被一些国民党人视为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言人，且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租界英文报刊普遍敌视以民族主义为纲的国民党，支持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日本。这种价值取向在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期间，由老牌租界英文报《字林西报》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欲在租界英文报界扭转不利局势，需一番苦心铺陈与经营，而租界英文报刊的政治立场，也终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得以转向。

在此过程中，在美国接受新闻学教育的董显光是深耕租界英文报刊，且推动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系统建立的重要人物之一。魏博士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董显光1935年以后加入蒋介石的宣传机构，且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着手建立国际宣传部门的过程。董显光在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新闻学训练，并在租界英文报界积攒了广泛的人脉，与众多中、西记者皆有往来。这些人际网络，对董显光力图影响西方舆论的国际宣传多有助益。然而即便如此，董也备受两种宣传模式难以调和之苦：他一边要实现通过彰显自由理念，来寻求西方国家支援的宣传目标；一边又要面对国民党仿效苏联模式，以一党治国的权威实行信息管控的现实。魏博士在书中，通过对董显光与作为宣传部副部长及国民党右翼重要成员的周佛海之间矛盾的叙述，展现了董在党内的困境。

这本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国民政府在中日敌对时期，运用租界英文报刊作为宣传工具，并以此为基础拓展了中国国际宣传机构的研究。对探索20世纪中国如何发展宣传之用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更深入地研究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提供了独特视角。

马丁（Brain G. Martin）

2020年2月20日于堪培拉

序二

2009年10月，在台北中研院第一次遇见前来查找博士学位论文资料的舒歌，当时我几乎都在解答她层出不穷围绕国民政府或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问题。此后也在不断地问答中，奠下了长久的情谊。

舒歌去年要将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英文书改写成中文版时，我借着校订的机会仔细阅读了一番。在校订过程中，我提供了一点点关于清末民初时代背景的润饰建议；又通过不断与她讨论，舒歌微调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原来较为偏重通过西方观点探讨宣传、报刊、舆论的部分写法，增补了一些说明当时中国政府、知识分子所抱持的观念与想法，从而提示了当时中西之间对于这些观点的异同之处。因此相较于英文版，中文版可说是舒歌在博士学位论文后又经过数年沉淀、思索的增订版。

我们今日熟知的信息传播与宣传形式，都奠基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资本模式以及国家结构转型的一连串发展过程，如何掌握相关硬件设施，并进一步形塑自己对于信息传播、宣传的观念，是中国在面临西方近代化影响时，依据自己的文化、国家和社会结构去吸纳、转化的“用”与“体”之近代化历史进程的环节之一。中日两国在面临西方近代化影响的路程上，各自有着不同的内外环境，相较于日本明治初年就决意在国家政治、法律、产业和教育制度上全盘西化，快速完成“用”与“体”的近代化转型，中国由于自身长久以来拥有一套与西方不同的文明和国家、国际秩序，在吸纳、转化西方制度的过程中需要更长的磨合时间，所以从甲午战争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在西方近代化制约的环境下经常受制于日本。但每个国家面对变局与秩序转变的历史节点，最后能否脱颖而出，并在吸纳、转化外来制度之后还保有自身文明特色，将外来制度兼容并蓄于自己文明的“用”与“体”之中，则端视该国的文明秩序是否深厚且自强不息。到了21世纪初，中国在历经了百余年的转型与调适之后，几乎在方方面面都脱颖而出，不仅保有自己文明特色与秩序，而且能娴熟应用西方制度，实至名归地重回世界大国地位。在在证明了中国深厚的文明底蕴与自强不息的韧劲。

细细爬梳历史，会发现我们所在的时代所能拥有的一切都不是偶然，都是先人披荆斩棘留下的遗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长久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能找到的原因应该就是我们对于历史的重视厚植了丰富的文明底蕴，对于先圣先贤智慧的继承与发扬，让我们有了自强不息的能力。历史学者所能做的，就是站在自己所处的时间点上，做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期许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不负先人。每项合格的专业历史研究都不完美，毕竟无法面面俱到所有的视角，却都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本书也是如此的重要节点，在学界对于租界区外文报刊的研究还处于荒漠阶段的时候，选择以上海为中心的租界英文报刊作为切入点，分析了中日两国对于报刊、信息传播、宣传话语权的竞争。除了费心搜罗租界各大英文报刊的舆论、分析报刊背后资本组织的政治倾向及其与英美大报之间的互动，舒歌还努力查阅档案，兼顾中日两国在应对重大事件舆论时的政府立场，描绘了1930年代及其前后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并呈现当时中国政府与有志之士，在受制于日本早已跻身的西方秩序环境下，学习西方国际政治手段的宣传路径，在各个重大事件的话语权争夺中逐步组建起必要的人才班子，摸索西方信息传播的方式，在屡仆屡起后建立了差强人意的应对机制。

中日之间在1930年代前后围绕报刊、信息传播、宣传话语权的竞争，虽然只是中国这百余年复兴路程上的一个环节，但也是人力、物力最为艰困、内外环境极为险峻的时期，中国善用自己文明积累的政治手腕、交涉长才以及战略判断的智慧，借力使力、见招拆招，在“中体西用”的不断折中调适下，最终堪堪勉强与日本抗衡，留下了国家民族复兴的余地。

笔者矢志于史学研究之路将迄三十年，乐意推荐作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重要节点的本书，但愿读者也能从中品味中华历久弥新、兼容并蓄的文明底蕴。兹为序。

廖敏淑

2020年1月4日于台北木栅

目录

- 绪言

- 第一部分 国弱言微

- 第一章 桥梁？鸿沟？：1920年代的租界英文报刊

- 第二章 战场之外：济南惨案

- 第二部分 成长之痛

- 第三章 痛定思变：南京政府早期的国际宣传（1928～1931）

- 第四章 骄日遮天：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论战

- 第五章 进退两难（1932～1937）

- 第六章 敌乎？友乎？：“天羽声明”

- 第三部分 全面抗战中的宣传

- 第七章 逆流而上：从南京到重庆

- 第八章 日落重山（1939～1941）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绪言

1941年12月8日凌晨1时的重庆，湿寒之气刺骨。浓重的雾霭将这座山城层层包裹，阴冷之余，却也将日军的轰炸机阻隔在外，让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和战争中疲惫不堪的人们得以稍事休整。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广播室主任彭乐善，如往日一样守在收音设备前，收听并记录来自洛杉矶秘密联络人的消息。冬夜漫长而使人困顿，耳边的一则信息忽然引起了他的警觉：日军对珍珠港发动了突袭！这意味着美国极有可能对日宣战。这则消息足以决定战事的走向，而时局变化如此突然，独自值班的他不得不一再在脑中回放所闻，生怕这是疲劳导致的幻听。事关重大，经几番犹疑，他才决定将消息汇报给他的上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凌晨4时，蒋介石官邸的电话响起，董显光向蒋介石呈报了珍珠港遇袭一事。[1]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促使美国抛弃孤立主义，加入对抗日本的战争，结束了中国一直以来孤军抵抗、苦撑求变的局面，让国民政府在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阴霾下，头一次看到胜利的影子。

日军偷袭珍珠港并非偶然，而是美日关系的恶化升级。在袭击发生前，美日之间已然剑拔弩张，日本在华的军事行动是两国争持的焦点之一。1939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74%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抗日事业表示同情。至1941年9月7日，70%的美国民众支持美国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即便这意味着美国会因此卷入战争。[2]1941年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拒绝对日本解除贸易禁运，并向日本发出从中国完全撤军的最后通牒。袭击珍珠港，既是日本以军事手段反抗美国的经济制裁，也是日本为了防止美国太平洋舰队干预其在亚洲的扩张，欲先发制人摧毁该舰队的战斗力。

1941年，面对中日之战，西方其他国家如美国一样，大都对中国表示同情，但这份同情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舆论角力的结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建立之时，中国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眼中不过是一个愚昧落后、盲目排外的野蛮国度，亟须由日本这样的现代化国家好好调教。十几年间，舆论为何会产生如此的翻转？西方学者一直以来皆从自身视角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将焦点置于西方一些精英人士对中国这个充满异域风情国度的“痴迷”，认为西方的舆论领袖左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而这些舆论的引领者又不免将自己的野心、偏见和恐惧夹杂于对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观察。[3]正如T. 杰斯普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所言，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与其说是对中国情况的真实反映，不如说是西方社会的自我投射，反映的是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未必与中国的实际完全相符。[4]现有的研究又多从西方记者、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员的角度解读中国形象的塑造，对中方促成舆论转变的努力鲜有提及。

学界普遍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宣传无所作为，只在被动地等待时局的转变。本书拟以中国的视角，探寻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国民政府和中国精英如何在国弱言微、内忧外患的情势下，突破信息封锁，力挫日本在国际舆论界的优势地位，将日方在华的企图与行径公之于众，并建立联通国际的宣传机构，在危难中寻求国家生存。中国在信息和话语上与日本在国际舆论界的对峙，也在军事层面之外为研究中日战争和国际局势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5]

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者入侵的舆论暗战中，租界英文报刊，这个长期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被忽略的媒介，为宣传资源薄弱的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连接国际舆论界的平台，为中国国际宣传机构的建立打下了人脉和信息网络的基础，并使国民政府在党国体制下融合西方宣传理念，探索制度的创新成为可能。租界报界多国相争，资本暗流涌动的媒体环境，为国民政府和租界精英势力的渗入提供了契机。而国民政府与租界报界精英（未必仅限于中国人），在中国危难之时，彼此在信息传播秩序上的适应与妥协，也是战时中国国际宣传系统得以建立并有效运作的基础。

弱国宣传

清末，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原有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瓦解。清朝覆灭后，各派势力虽有维护中国统一之共识，却对如何求统莫衷一是。不论是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人的分裂，还是各地军阀割据，都在削弱“中央”的权威和力量，严重推迟了国家建设的进程，同时也使中国陷入国际列强纷争。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完成北伐，统一中国。但统一尚停留在名义上，中央政府实际上仍是一个由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合体，难以将地方的财政和军权收归中央。[6]蒋介石的权威不仅受到来自党内政敌的挑战，也面临共产党人的挑战。[7]

19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便是日本的入侵。先是1931年东北沦陷，后来华北又遭蚕食。日本军国主义猖獗，文官集团已无力遏止军队对中国的野心，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打破了列强在华之均势，独霸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8]中国面临的已不只是谁承大统的内部争斗，更是民族的生死存亡。[9]曾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的蒋介石，清楚知道中国军队战斗力与现代化日本军队的差距，中国无力只身阻挡日本的侵略。且对他来说，贸然与日本开战也很可能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不仅会打破现有的军与政、中央与地方之间脆弱的平衡，亦会给政敌制造推翻他的机会。对于一个军事和经济实力孱弱的国家来说，欲捍卫领土主权，需在国际的角力中尽可能地周旋于大国之间，唤起国际社会对日本穷兵黩武的遏制。但说服西方大国对中国施以援手，谈何容易？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宣传已成为国际纷争中获取和维持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10]而国际宣传的兴起也与20世纪以来，大众政治参与度的提升、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各国越发紧密的联通和互动密切相关。[11]在一战中，宣传被交战国广泛用于辅助常规作战，对内提升军队士气，对外瓦解敌方军心。[12]但也正是一战以后，原本中性的“宣传”一词与欺骗、误导等负面意涵挂钩，饱受诟病。崇尚民主的国家认为，操纵政治信息违反言论自由的理念，因而在战争结束后纷纷撤销战时建立的宣传机构，限制宣传活动，使得一部分影响舆论的机构和活动以更隐性的方式纳入公共信息事业。[13]但一战后民主国家一系列撤除官方宣传机构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彻底放弃这一施政手段，一旦国际危机加剧，战事再起，他们又毫不犹豫地以“和平”时期铺陈的宣传资源为基础，建立官方的宣传渠道，加强思想管控。到1930年代末，宣传已经成为国际上一项重要的政治工具。正如彼时著名学者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1939年所述，“以影响国内、国际舆论为目的的各种官方半官方机构正在各国兴起”，而宣传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政治上如此重要”。[14]但这种新型的国际政治手段能否为中国所用？

国际宣传，是那些有能力铺设联通国际信息网络的强国之间的游戏。正如卡尔所言：“话语的权力与一国军事和经济实力息息相关。”[15]一战期间，英国借助其对跨大西洋电缆的控制权，得以监控德国发往美国的新闻电报，并能源源不断地向其海外分支机构提供以英国视角撰写的新闻。[16]美国也通过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Information）在欧洲、拉美和亚洲拓展国际宣传网络，又借助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优势，广泛地介绍美国参加一战的目的、价值理念，并推广威尔逊倡导的国际秩序。[17]自19世纪末，日本也积极在中国、朝鲜的内陆和沿海投资铺设电报线路。20世纪早期，日本又大力支持东方通讯社铺设在华信息网络，占领中国新闻市场，俨然成为中国新闻的国际代言人。[18]至1920年代末，中国尚没有能力组建任何国际通讯社，就连对境内的电报传播和出海电缆也没有完整的主权。[19]因此中日爆发冲突时，中方的声音极易湮没于日本铺天盖地的宣传。

现有对列强国际宣传研究的实例及理论，很难涵盖或推演中国的状况。当时的中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作为宣传之后盾，面对的也是一个信息资源与话语权极不平等的国际舆论环境。列强以自身的价值和秩序为标准，以居高临下之心态审视中国，缺乏对中国所处历史环境和人文哲学的理解。[20]国际宣传之于中国，与列强的目的也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宣传之目的，守大于攻，试图纠正偏见，以求中国的事实得以在世界舆论中公允地呈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精英坐以待毙，在寻求国际认同和同情上无所作为。虽然宣传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军事上已早有应用，但面向国际的宣导对中国政府和精英群体来讲还是一种陌生的政治手段。域外传入的观念、方法、制度必然要与中国的施政传统有所应和，经历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落地生根。[21]国际宣传在中国的实践亦有它独特的发展路径。

西方在研究宣传时，常将“政府”与“社会”分离，甚至对立。这与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去伦理化的理念一脉相承，但这样的二分视角很难处理中国的具体问题。第一，中国人的身份明显有更强的流动性，知识分子与官员的身份常可相互转换。第二，中国精英传统的家国天下理念，并不将“个人”与“国”全然对立，而是一种镶嵌的关系，个人以伦理为纽带，以“国”为中介联通天理。因而精英与政府之间与其说是权利-义务契约式的对立，不如说是监督、互护家国的共存。而国际宣传起初虽然有中国政府的影子，却并非中国政府主导，多是租界的精英或为中华民族“救亡”或为寻求“公义”，再或夹杂“私”念，自动承担起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责任。

此外，当时的中国既没有世界范围的通讯社，又不掌控联通世界的信息传送渠道。在如此国际宣传资源极度缺失的情况下，本不具备宣传的能力，但吊诡的是，中国得以对抗列强在国际舆论界对华误读的资源，恰恰是列强在华拓展利益的产物——租界英文报刊。而列强在华激烈的利益争夺和中国政府对租界管控力的薄弱，又催生出跨国信息、人脉网络的形成，并为国民政府在宣传制度上的创新提供了实践的场域。

租界英文报刊

租界的英文报刊长期以来未受到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史学者的重视。学者通常习惯以报刊所用的语言来界定其身份国别，而将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报刊排除在“中国媒体”之外。[22]这样的认知，不免削足适履地将历史框范在近代以来僵化且人为设置的“民族国家”架构，忽略了身份本身亦是通过文化接触和交流形成的一种具有流动性的概念。[23]还有一些人认为，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的英文报刊只为迎合少数在华的外国侨民，无足轻重，且已超出中国历史的讨论范畴。而资料的匮乏也是租界英文报刊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原因之一。赵敏恒的《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以及景富朗（Frank H. H. King）和普雷斯科特·克拉克（Prescott Clarke）的《中国沿海报刊研究指南（1822～1911）》，勾勒出了从晚清到民初，中国通商口岸报刊的多元景观。但按图索骥，除了少数报刊零星有纸本和微缩胶卷保留外，大多数英文报刊要么丢失，要么仍深藏在某些地方图书馆的角落，踪迹难寻。而关于这些报刊的记述，也只零星地出现在有关外国在华记者活动的研究中，[24]很少被历史研究者关注，更不用说对这些报刊的资金背景、编辑立场、国别身份、信源网络、各报间的竞争角力等面向进行探索了。曾经叱咤报界的刊物，如今隐逸高阁，难免令人唏嘘。而这些报刊被历史遗忘，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学者习惯以东、西二分法的视角，僵化地处理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压迫与被压迫的单线条主题，框范中国近代的历史叙述，无法展现中国在适应西方主导的近代秩序时，更为多元复杂的磨合、竞争与坚守。

近年来，通商口岸和租界英文报刊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吴义雄通过对《广州纪事报》《中国信使报》《中国丛报》等外侨刊物的细致考察，再现了19世纪早期在华西人对于中国事务的理解和认知。[25]彼得·奥康纳（Peter O’Connor）梳理了日本主要英文报刊的背景和政治倾向，并提示了中日英文报刊之间的关联。[26]沈双通过考察《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和《天下月刊》（T’ien Hsia）这两份1930年代发行于上海的英文杂志，探讨了中国留洋知识分子呈现的超越国族的世界主义的理念和表达。[27]冯悦以英文《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为中心，展现了日本在20世纪早期对中国京津地区新闻界的渗透。[28]这些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清末民国时期通商口岸和租界多元媒体环境的理解。然而，既有的研究尚未将在华英文报刊置于中国政治和制度发展的脉络，探索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意义。本书希望能再进一步，探讨在中日战争时期，租界英文报刊在维护中国主权，推动国民政府国际宣传体系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孱弱的中国没有通达国际舆论的通讯社、电报传送网络，本无缘话语的竞争，通商口岸和租界的外文报刊却为中国打开了一条联通国际舆论的渠道。外文报刊的记者、编辑以及旅居于华的外国侨民通常都被其母国受众视为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们关于这片神秘的异域之地的解读，以及对中国百姓生活和政治文化的观察，一直深刻地塑造着母国读者对中国的想象。[29]而通商口岸和租界报刊又常与外国重要报刊聘用同一批通讯记者，并交换新闻，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在华外文报刊记者在国际舆论界的影响。此外，能打入中国精英圈和政界的外国记者，通常也深得外国使领馆器重，遇有棘手的外交摩擦，他们时常向这群消息灵通人士打探内情或征求应对之法。[30]

但在华的英文报刊绝非铁板一块，背后暗藏的是多国利益团体的较量。中国的通商口岸和租界通常有多国势力并存，这也加剧了代表各方利益的报刊之间对话语权和信源的激烈竞争。19世纪下半叶，英国依靠其在全球电信网络的铺设、强大的国际通讯社和在华商人、传教士团体，主导着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20世纪初，美、日等新兴列强对英国在华的新闻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31]但对租界报刊舆论的争夺绝非只是新、老列强对于信息掌控权的争斗或简单的强、弱势力之间的消长，而是多重利益的缠绕和竞争。面对日本对华影响力的增长，代表英、美势力的报刊也会结成短暂同盟，抵制日本势力的崛起；但随着英国在一战后日益衰落，英国为维护自身在华的核心利益也与日本妥协，希望借日本之力抵御苏联势力的扩张，而这一绥靖之态也在租界英文报刊上展露无遗。报刊间复杂的关系又不止于多国相争，还呈现于租界报刊与列强本国报刊的矛盾。租界的外国侨民经过长期的在华生活，逐渐形成一种以租界利益为中心的独立视角，租界报刊也时常表露出对母国涉华政策的不屑，甚至是公然反对。这种被当时报界称为“上海思维”或帝国“死硬派”的情绪，尤其在租界英系报刊中甚是强烈，而这也进一步增加了租界报界矛盾的复杂性。

跨国身份是租界英文报刊的一大特点，而报刊身份界定的模糊，一部分也源于中国政府对租界管控力的薄弱。中国给予西方国家领事裁判权，规定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受其本国法律约束。这本是清政府基于“属人主义”的法理传统和多元化管制的理念，借由条约允许西方人由其本国长官管理。但随着中国国力进一步衰败，领事裁判权逐渐被滥用而演化成一种外国人超越条约约束的特权。在华外人拒绝中国政府干预注册于外国或使领馆的报纸的言论，这又在租界催生了一个多国利益复杂重叠的媒体环境。近代的国家边界不再适用，报刊的跨国注册、多国利益交织、跨国资本的暗中渗透和支持已成为常态。[32]正如毕可思（Robert Bickers）所言，租界的运行，已实际上打破了近代以国家作为边界的系统和思维框架，模糊了租界内人员、组织的国别身份。这样一个国家权力相对真空的地带，吸引着中、外各行各阶层的人。[33]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报刊，国别身份复杂、利益多层重叠。[34]一份英文报刊在一个国家注册，主编是另一国国民，却由第三国利益集团暗中提供资金，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报刊的内容更无法简单地以推崇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或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来划分。一些报刊频繁地更换所有权，各国资金暗中流动、竞争，以操控报刊的立场。而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报刊之间，在信源、资本和人际关系网络上都存在深度的互相渗透，这导致对报刊身份的界定更是难上加难。如此复杂的租界媒体环境，加之外人对领事裁判权的滥用，使中国政府难以有效地监管租界报刊。但也正是这种秩序缺失、边界模糊的现实，为在租界报界涉入未深的国民政府和中国精英提供了参与竞争的可能。

人们普遍认为租界英文报刊服务外国侨民，而中文报刊则在中国人群中发行。实际上，两种报刊相互依存的程度，比我们想象得要深厚得多。[35]《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主编鲍维尔（John B. Powell）就发现该报的订户一半以上是曾经留学海外或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36]而这些精英又并非被动地接受这些报刊所言，而是积极撰稿、参与编辑，甚至幕后提供资助。[37]事实上，民国时期阅读英文报刊已成为中国精英的日常，虽然这一现象与当时中文报刊信息质量堪忧有关，[38]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主动认知西方，以求实现民族救亡的现实目的。更有一部分人超越国族框范，在家国窘迫之时仍抱有“天下为己任”的普世理想。

语言的障碍也容易通过翻译克服。顾德曼（Bryna Goodman）的研究表明，中文报刊的诸多重要新闻皆从外文报刊翻译得来，且时常占据头条，而引用诸如《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或《密勒氏评论报》这些重要租界英文报刊的消息，又增强了中文新闻的公信力。[39]当然，信息绝不只是单向地流动。中国精英也往往可以通过机构间的新闻交换，或日常社交、谈话，成为外国记者重要的消息来源。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的研究发现，虽然西方很少有记者会讲或能读中文，但许多记者背后有中国同行密切相助，暗中提供信息。[40]一些中国记者更是故意向外文报刊泄露消息，然后在中文报刊中加以引用。这样既躲避了官方审查，又避免了“泄密”的人际尴尬。[41]这些暗藏的、个人之间的信息网络扩大了租界英文报刊的信源范围，使其触角得以伸展至中国政治和社会最深的角落，而信息的通达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些报刊的影响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国势力在这一媒介上如此激烈地争夺控制权。

租界报刊能跨越国别、语言推动信息的流动，并不意味着国家和种族界限在此全然消弭。虽然诸多中国人承办的报刊也在国外或外国使领馆注册，以搭乘领事裁判权的“顺风车”，规避中国政府的审查与迫害，但外国使领馆无意为有中国背景的记者提供“保护”，遇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使领馆常置中国记者于不顾，却不会对本国记者类似的状况置之不理。[42]可见，领事裁判权亦是有选择地被滥用，外人主办的报刊更易得到使领馆的庇护，这也使得一些具有中方背景的报刊多以外国人为主笔，以期获得更独立的言论地位。但租界这样一个看似无界，似又有界，界限在何，无以名状的模糊地带，毕竟也为中国报人提供了一个实现言论可能独立于政府的场域。

这种独立的舆论空间，难以从中国普通的商业化报刊中获得。商业报刊的兴起，以及1920年代新闻从业者专业化的推进，的确增强了报馆的自主性，并降低了党派偏见，但商业化并没有实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所渴望的政治独立。对利润的追逐，促使一些报刊更多地关注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并为避免与政府产生矛盾，徒增商业运行风险，而减少对敏感政治问题的讨论。[43]虽然租界英文报刊也多是商业性报刊，但它们以少数关注政治和文化，而非社会娱乐的外国读者和中国精英为受众目标，致力于深入的政治讨论和信息挖掘。因而在有关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的报道中，租界英文报刊承载的信息往往比中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更加充实。此外，一些表面商业运作的报刊，若背后有各国政治力量的推助，本身也并不以金钱为目的，因而能远离娱乐消遣的旋涡，以论政为主。但租界报刊即便能抵御商业性的娱乐化、低俗化，并不意味着它也可以从政治利益中脱身。报刊的运行毕竟离不开资本，而资本在背后隐形的力量却不是时时可以察觉的。而更难以捉摸的，是意识形态、情绪的惯性，打着“自由”的旗号压制理性的讨论。这在后文讲述中日话语之争的案例中会有更清晰的呈现。

租界英文报刊提供了讨论中国事务的平台，而其与中文报刊相比，表面所呈现的高度独立性也成为其在国际和中国新闻市场上公信力的来源。这样一个信息集散地吸引了追求多元思想的人，并期望在租界寻求一种不同于中国本土的信息秩序。诚然，国民政府并无意将租界打造成拥有相对独立且更具公信力的信息中心，这实则是对租界管控无力的结果。租界英文报刊的存在挑战了国民政府搭建的以党治国、自上而下管制信息的秩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发行在中国境内的英文报刊，对于迫切需要将中国立场公之于世却又发声无门的国民政府来说，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信息发布渠道。国民政府对租界英文报刊既心存忌惮，又有所欲求，让其在处理与英文报刊关系时尤为谨慎。

租界英文报刊与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系统

租界报界所呈现的信息秩序，不同于国民政府所搭建的党国宣传体系。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借鉴苏联“以主义治国”的方法，按照苏联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成立了高度重视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宣扬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也担负实行审查、政治培训、宣传纲领和出版物发行等各项宣传计划。[44]国民党的宣传体制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信息管控，认为治国之要义是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公众，因其自诩国民党乃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党，且具备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与信念。尽管国民党的领导人承认，欧美的自由平等理念对中国革命进程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但也认为以追求个体自由为价值的西方自由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差距，因而对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已无助益。他们认为拥有言论自由的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党，而非个人；[45]而信息的公信力源于信源之权威，而非独立。这一逻辑与租界英文报刊所实践的“自由”理念的价值观相左。

党治宣传与租界报界的冲突，反映了两种外来信息秩序在中国的对撞。前者借鉴苏联，崇尚意识形态的管控和以党义治国，后者是英、美在一战后信息模式的实践，提倡信息在市场“自由”竞争。但两者与中国精英认为报刊之于社会的意义皆有出入。报刊乃社会之“公器”，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共识，因而他们很难认同国民政府以一党之主义治国的做法，但他们也对资本操控的媒体抱有怀疑，且对以“自由”之名行规避责任之实的言论心存戒心。加之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现代化尚未达成之时，尤其在国际信息资源极度不平等，话语被强国把持的现实情况下，真正的“自由”也无从谈起，反而易成为资本和强权操控舆论的幌子。这使知识分子在两种信息秩序的夹缝中陷入两难：对政府管控信息既憎恶又理解，对租界信息的自由流动既推崇又忌惮。而这样两难的情绪，不论是在国民政府对租界英文报刊的打压中，还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租界精英投笔从政后与国民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皆有所体现。

对国民政府国际宣传政策的考察，需要结合国内政治文化和中国外部环境两个面向。正如柯伟林（William Kirby）所言，民国时期的“任何重要事件都有其国际维度”。[46]1931～1941年，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反帝到反日的转变。然而，这一过渡也是几经反复，1930年代中期敌友之间的界线尤其模糊。[47]尽管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占和蚕食中国领土保持警惕，但也同样担心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蚀。不同政治集团时常就中国应该与谁结盟、与谁对抗各执一词。在缺乏共识和外交路线不确定之际，政府各部门对租界报界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有的部门寻求拉拢租界英文报刊谴责日本，有的又不遗余力地试图管制它们的信息。

国民政府与租界英文报刊既对峙，又互相依存。两者的关系以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界，呈现不同的特点。1937年以前，租界英文报刊是向世界陈述中国立场的主要力量。彼时国民政府在内部难以达成外交共识、多股政治势力相争的情势下，尚无法有效地集结资源，建立统一的国际宣传机构。尽管一些政府部门也曾零星地参与国际宣传的具体工作，但大都是临时应对，尚未形成连贯的宣传政策。在这期间，国民政府极力适应租界以独立信源为公信力来源的信息传播秩序，面对多国势力并存、国族身份模糊不清的媒体环境，有意弱化党派背景，隐藏资金来源，与重要记者和报刊暗中建立密切联系。既有的研究，习惯将国民政府与新闻界视为对立的两极，关注前者对后者的压制和后者的反抗。[48]本书着重讨论的却是两者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既有对立，也有彼此的适应与妥协。中西报界之间新闻的交换，不只受市场逐利性和记者挖掘信息之职业本性的驱动，背后也有国民政府试图将租界英文报刊纳入其宣传系统的力量。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国际宣传体系逐渐建立，原本立足于租界英文报刊的资源，开始与政府的党国宣传体系相融合。尽管一些记者极力维护深受美国新闻职业化教育影响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却不得不在战时妥协于党国体系下对新闻和言论的控制。蒋介石也在现有的国民党宣传体系内，建立了联通军事委员会的国际宣传处，容纳这群在党内毫无根基的宣传人士。特殊行政部门的建立，有效地将国际宣传团队与党内派系的纷争隔离，以保证宣传效率。如朱莉（Julia Strauss）在对民国盐务稽核所的研究中指出，隔离策略对机构维持日常运作，实现中期和长期目标具有重要作用。[49]但国际宣传处的发展虽然早期也因隔离之策，得以在党国宣传系统中辟得“租界”，延续相对自由的新闻审查政策，但随着战事吃紧，隔离政策逐渐暴露出左支右绌的缺陷。新闻和信息传播要义在于联通，隔绝反而使本来就与党国宣传系统格格不入的国际宣传人员进一步与其他部门疏离。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后，蒋介石也逐渐加强了对信息的管控。缺乏蒋介石支持的国际宣传处，终在党内派系争斗中成为宣传理念的“孤岛”。

虽然国际宣传处比国民党其他宣传部门更强调专业能力和素养，而非党内资历和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效忠，但该机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并非韦伯所概括的现代化科层式机构。它的形成和运行，有诸多家父长制和中国式人情网络的特点。除了规范部门职员的工作守则和道德标准，部门权力背后来源的蒋介石总能通过私人关系，直接监督宣传工作日常运作并影响它的审查政策，确保这个机构能够配合他更广泛的政治谋划。而在战时环境下，凝聚部门集体意识，维系更广泛信息网络的，是基于同乡、校友、同事和朋友这些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人际网络。孔飞力（Philip Kuhn）认为，清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官僚君主制”，其特点是专制君主制与执行公事的官僚机构同时存在。[50]这一模式也可以用来理解这个国际宣传处所呈现的专业化与人情化并存的现象。

中日战争时期，领导国际宣传的是在美国接受新闻教育、活跃于租界英文报界的董显光。他在联络国民政府与租界报界，以及组建国际宣传部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从租界到政界，这一角色的转换并非一帆风顺。如同诸多租界报人一样，他发现自己经常处于新闻理想与党国体系的夹缝中，如履薄冰。他的经历也映射了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个人理想与家国责任之间，在中西文化、信息秩序交锋的前沿，在西方的应“用”技艺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本“体”之间的挣扎与求索。

本书结构

从事媒体研究的学者倾向于将政策与话语文本分开讨论，但这样往往容易忽略它们之间的互动。每一次媒体的交锋，话语深浅、舆论得失都是整个宣传系统形成与运行的一部分。本书将两者结合，采用双线结构，将话语文本穿插于宣传制度发展的脉络中，呈现两者的互相应和与推进。鉴于租界媒体环境的跨国特征，本书中报刊的国族身份认同主要定位于对报刊的政治倾向有决定性影响的幕后资金来源。而研究中的“宣传”（propaganda）主要是指“新闻宣传”（news propaganda），尤其关注运用英文新闻作为推动外交的手段。[51]“新闻”一词也取其广义，既包括对事件的报道，也包括对事件的评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精英对于“宣传”的理解与西方不同。Propaganda 一词源于宗教，最初出现于162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成立的圣道传信部。这个词一直以来皆用于与宗教布道活动有关的场合，直至19世纪中期英文中开始用于非宗教的思想传播。一战以前，propaganda一词也很少被提及，直到一战后才与政治密切相关，又伴随20世纪崛起的广告、公关活动，被赋予商业含义。也是在一战后，本是相对中性的这一词语，被英美等国广泛赋予“欺骗”“隐瞒”“思想操控”等负面含义，以攻击政治敌手的专政与独裁。“宣传”一词通常被认为与诸多源于西方的现代词语一样，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中国早在1866～1869年出版的《英华字典》便已将“propaganda”译为“宣传”，限于宗教传道的意思，应用较少。后来当作新型概念从日文二次传入时，才带有涉及政治、商业面向的更广泛意涵。[52]“宣”与“传”二字有宣扬、传播之意，虽然也与党派教化相关联，但总体上比propaganda这个词在西方语境中的负面含义少得多。很多西方舶来之概念，长于西方的土壤，移植到中国的情境，有待细细甄别，才能避免以西方之经验揣测中国的实际。本书以广为接受的“宣传”对应propaganda，但并不代表两者意义等同。

在文本分析的案例中，本书特别注重分析话语与其所处的舆论背景之间的互动。媒体文本往往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与另一影子文本对话，因为任何文本皆非凭空而成，往往是对当时某篇文章或某些社会观念的回应。这些观念，可能是敌方宣传所致，也可能是在公众中流行的某种观点。虽然在作者意图无可探知的情况下，从文本本身很难精确地界定一篇文章最初发表时究竟针对谁，但将同时期互有竞争关系的报刊并列比对，往往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多方比对，对追寻信息在各租界英文报刊，乃至从租界到国际大都市报刊的流动轨迹也大有裨益。本书的案例分析，皆先呈现中日如何在租界英文报刊阐明自己的立场，然后扩展至对租界英、美侨民报刊言论的考察，继而概述伦敦、纽约主流报刊对中日纷争的解读。

案例的研究，其一，旨在还原租界复杂多元的媒体环境，以及背后多国、多方政治角力之情景。其二，以具体事例展现宣传政策的调整、信息网络的铺陈在报界言论中如何呈现。其三，意在探讨媒体文本与舆论背景之间的关系，揭示中日冲突爆发后，新闻之争多半是诉诸既有舆论背景的情绪之争，而非理性的事实之争。对宣传颇有研究的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L. Bernays）曾说：“一个想法的成长，必然先有可助其成长之沃土。”[53]中日冲突爆发后，在事实尚无法还原的当下，双方报刊都极力铺陈于己有利的舆论背景，从而使自己报道的“事实”更易被读者接受。当然“事实”并非不重要，“事实”之还原也将反作用于舆论背景，两者互为牵制，这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舆论的转向已有所显现。

当然，本书也有局限，其中之一便是对宣传效果的评估。几十年来，宣传能否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想法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不同的分析模型和条件设定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本书无意介入效果之争，只为呈现某些一直以来被忽视，却可能导致舆论变化的因素。如孔华润（Warren Cohen）所言，传播本身未必有影响，但不传播一定没有影响。[54]本书便是考察中国为争夺国际间话语所做的努力。国家形象的建立是个复杂的过程，更包含着各种媒介的助力，如电影、广播、游记、通俗小说等。[55]本书无法面面俱到，只能从鲜为研究者关注的租界英文报刊入手，以期丰富类似议题的讨论。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国弱言微，记述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尚未与租界报界建立紧密联系时，在国际舆论界处处受制于日本的弱势地位。第一章梳理1920年代末租界主要英文报刊的背景，以及1928年以前中日在国际宣传资源上的差距。第二章探讨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中日两国在英文媒体上的正面对抗。

第二部分成长之痛，记述租界英文报刊在国民政府宣传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其中，第三章考察1928～1932年国民政府建立国际宣传体系的初步尝试，探讨国民政府一面以禁邮令打压对南京政府怀有敌意的租界报刊，一面又暗中向租界报界渗透，淡化党派背景以适应租界的信息秩序。第四章分析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日的宣传策略，以及租界英文报刊和国际都市报刊所呈现的立场。第五章回顾1932～1937年中国国际宣传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对日绥靖与抵抗的两难抉择中，各派势力对租界英文宣传资源的争夺，以及蒋介石为集结宣传力量，拓展中央社，收编《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过程。第六章通过报界各方势力对“天羽声明”的解读，展现了中日战和未定之时，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内部舆论左支右绌的状况。

第三部分全面抗战中的宣传，探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日军偷袭珍珠港之间，国民政府宣传政策的变化。第七章回顾董显光建立战时国际宣传体系的过程，并以南京大屠杀为案例，呈现这一宣传系统如何通过广泛的信息网络，将日军暴行公之于世。第八章记述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际宣传处在财力、物力极度匮乏，日军空袭不断，且遭到党内派系排挤的情势下，如何维持运行，以及该处如何在重庆与中共的宣传势力竞争，在上海通过其地下分支暗中打击汪伪政权的宣传。

《字林西报》是清末民国时期上海最知名的英文报刊之一。阅览过该报的人应该都会对该报才华横溢、署名萨泊舟（Sapajou）的白俄漫画家格奥尔基·萨博日尼科夫（Georgii Avksent’ievich Sapojnikoff）的画作印象深刻。[56]萨泊舟本是俄罗斯帝国陆军的一名中尉，在一战中身负重伤，落下跛疾，被迫草草地结束了军事生涯。而一直对绘画饶有兴趣的他，遂由此开发自身的艺术天赋。1920年，他如诸多白俄难民一样踏上了羁旅上海之路，1925年开始成为《字林西报》的漫画编辑。笔者在每章结尾，皆选取萨泊舟发表于同一时期的漫画代为作结，旧影念故，辍笔问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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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和平时期英国官员关于宣传功用的讨论，参见Taylor，Projection of Britain，44-50.

[14] Edward Hallet Carr，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1939），137，3.

[15] Carr，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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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咏：《以“真相”的名义：留学知识分子对西方报导的批判及对新闻检查的宣导》，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第285～324页。

[21] 梅嘉乐（Barbara Mittler）认为，中国的现代报刊并未沿着西方的模式发展，而是为迎合市场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Barbara Mittler，“Domesticating An Alien Medium：Incorporating the Western-style Newspaper into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in Rudolf Wagner，ed.，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Word，Image，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1870-1910（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13-46.

[22] 尽管林语堂在1930年代积极参与租界英文书报的出版活动，但在讨论中国报刊史时并未将这些英文报刊纳入“中国报刊”的范畴。Lin Yu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37）. 曾虚白也只是对在华英文报刊的状况泛泛而谈，未能深入讨论各报刊之政治立场。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王凌霄对国民党新闻政策的一项研究也同样忽略了对租界外文

[23] Rudolf Wagner，“Don’t Mind the Gap！The Foreign Language-Press in Late-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Nos. 30/31（June/September 2012）.

[24] Paul French，Carl Crow：A Tough Old China Hand（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French，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25] 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6] Peter O’Connor，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Networks of East Asia，1918-1945（Kent：Global Orient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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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冯悦：《日本在华官方报：英文〈华北正报〉（1919～1930）研究》，新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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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上海总领事克宁翰（Edwin Cunningham）与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的密切关系，参见 Cohen，Chinese Connection，86-87.

[31] Yong Z. Volz and Chin-Chuan Lee，“Semi-colonialism and Journalistic Sphere of Influence：British-American Press Competi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Vol.12，No.5（October 2011）：563-565.

[32] 关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新闻媒体跨国特征的探讨，参见Bryna Goodman，“Networks of News：Power，Language and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Press，1850-1949，” China Review，Vol.4，No.1（Spring 2004）：1-10.

[33] Robert Bickers and Christian Henriot，eds.，New Frontiers：Imperialism’s New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1842-1953（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4-5.

[34] Bryna Goodman and David Goodman，eds.，Twentieth-Century Colonialism and China：Localities，the Everyday and the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10；Rudolf G. Wagner，“The Role of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China Quarterly，No.142（June 1995）：423-43.

[35] Bryna Goodman，“Semi-colonialism，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News Flows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China Review，Vol.4，No.1（Spring 2004）：64.

[36] John B. 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45），10.民初大量双语精英的存在是美国等列强主动利用庚子赔款推行鼓励留学，收买中国精英的文化政策的结果，参见Heng Teow，Japan’s Cultural Policy toward China，1918-1931：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7] 李珊：《〈北华捷报〉上的中国投书人——国民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对外表达》，《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

[38] Lin Yu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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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Goodman，“Semi-colonialism，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News Flows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77.

[42] Goodman，“Semi-colonialism，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News Flows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78.

[43] Timothy Weston，“Mining the Newspaper Busines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ournalism in 1920s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1，No.2（April 2006）：4-31.

[44] 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ters 6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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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William C. Kirb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eds.，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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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新闻宣传”一词的解释，参见Akami，“The Em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Origin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Japan in the Inter-war Period，” 102.

[52] 刘海龙：《汉语中“宣传”概念的起源与意义变迁》，《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11期。

[53] Edward L. Bernays，Propaganda（New York：Liveright Publishing，1928），109.

[54] Cohen，Chinese Connec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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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Richard Rigby，“Sapajou，” East Asian History，Nos. 17/18（June/December 1999）：131-168.

第一部分 国弱言微

第一章 桥梁？鸿沟？：1920年代的租界英文报刊

创办于1827年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是发行于中国本土的第一份英文报刊。[1]虽然西方商人此前已在广州通商数百年，[2]但因散商人数有限、势力弱小，常受拥有对华贸易垄断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驱赶，加之其信仰单一，[3]很长一段时间对报刊的经营和发行兴致寥寥。而其对华贸易的态度也全然被裹挟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之下，被动追随英帝国对华政策。但自1820年代开始，散商人数增加，在对华贸易上逐步取得制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力量。随着以英人为首的散商和侨居群体人数的逐渐增加，侨民背景也日趋复杂。以广州英商行号为首的西人群体，意识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和广州行商体制严重妨碍了他们独立通商贸易的诉求，越发感到有必要让母国听到他们寻求自由贸易的声音，以给英帝国中枢施加压力，适时调整其对华政策。[4]

《广州纪事报》就是为了挑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创办的。创办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具有贵族血统，1815年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自由商人执照，加入其叔父在印度的公司经商，1819年开始对华进行鸦片贸易，迅速致富。他于1926年在广州开办了马地臣行（Matheson & Co.），后与另一商贾查顿（William Jardine）合伙建立了名噪一时的查顿-马地臣行，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商行。[5]《广州纪事报》与查顿-马地臣行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该商行的政治代言工具。《广州纪事报》虽然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却也希望以缓和的姿态求得共存。为了不激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矛盾，该报的主编济廷（A. S. Keating）在创刊号之后立即软化立场，从刊载意见转为登载新闻，专注于事实报道，以防止意见性的纷争。济廷的手下伍德（William W. Wood）却对他的畏首畏尾颇为不满。1831年，济廷与伍德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不久济廷将态度激进的伍德辞退。愤恨不平的伍德随即创办了自己的周刊《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又名《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专门发表社论。该报以正义的代言人自居，站在散商的立场，希望英国东印度公司给散商更多的贸易权利，并反对中国只允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贸易的规定。[6]伍德将《广州纪事报》视为竞争对手，并经常指责该报背离初衷，而他之所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针锋相对，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美国公民的身份以及报纸背后美国公司的资金支持有关。

美国商人是广州外国人中另一个较大的群体。虽然对华贸易起步较晚，但19世纪以后，美国商人力量发展迅速，贸易份额仅次于英国，在毛皮、人参和茶叶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虽然表面依附在中英贸易体系之下，实际上却有自身的利益诉求。美国在华贸易，既受制于中英既有的贸易体系，又得益于英国所争取到的贸易特权。作为在华起步较晚的群体，美商对既有的中外贸易状况不满。虽然事实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上的垄断束缚了英国散商而非美商，[7]此后中英由鸦片贸易引发的争端也给美商提供了见缝插针的机会，使其大大增加了在华鸦片贸易的份额，但对“自由”贸易的诉求为美商提供了道德制高点，从而激进地抨击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州的通商体系。《广州纪事报》与《中国信使报》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最终演化成主编之间的人身攻击，济廷与伍德甚至欲用决斗的方式一决高下。[8]虽然这场决斗最终并未进行，但广州英文报业的戏剧性开端也预示了后来英文报刊在通商口岸发展的一些关键特征：一是报刊所代表的通商口岸外国人群体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在对华事务上逐步建立起独立于母国的意识和政治诉求；二是随着在华西人群体规模的扩大，加之多国集团共存的状态，使得报刊背后的利益诉求多元化，彼此竞争也越发激烈。

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与中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英文报刊逐步兴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借着条约逼迫中国使用西方国际秩序，要求中国开放一系列沿海口岸，并制定了有利于自身的贸易规章。他们获得了租赁土地、建造房屋甚至建立管理租界机构的权利。通过1843年的《五口通商章程》，中国给予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允许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受其本国法律约束。该条款本是清政府基于“属人主义”的法理传统和多元化管制的理念而签订，允许有约国的西方人按照自己约定俗成的方式管理自己。[9]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再次战败的情况下，领事裁判权逐渐被滥用而演化成一种西方人在中国的特权。[10]列强以领事裁判权为根基扩大自己在通商口岸的贸易，以越界筑路等手段扩张租界的范围，并趁中国内忧外患之时，建立起警察武装和自己的行政机构，逐步溢出条约的规定，严重侵蚀了中国的主权。而这样一个权力的灰色地带，也为多国的势力渗透和竞争提供了温床，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和影响中国的窗口。

租界的报刊不仅是在华外国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加强了租界的外国人与母国之间的交流。这些报刊对中国的报道是在华外人关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重要信息来源，同时也受到其母国读者的高度重视。正如毕可思所指出的，中国租界报刊的报道在英国读者眼中，往往是有关中国的“具说服力的信息”，并影响了普通英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11]与此同时，租界报刊对母国事务的讨论也使这些侨居在外的西人了解国内的发展，从而增强他们与母国的联系，培养他们对母国的依恋和忠诚。除了为租界报刊服务，许多有声望的记者同时也是其母国重要报刊的通讯员。如鲍维尔在1920年代既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主编，也是《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特派记者；拉里·洛尔巴斯（Larry Lohrbas）和J. 巴茨（J. Butts）供职于上海《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同时，也为《马尼拉公报》（Manila Bulletin）和《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撰写关于中国的报道。[12]租界报刊在外交界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华外交人员视租界报刊为可靠的信息来源，在讨论有关中国事务时经常将相关报道摘为简报以供议政参考。外交人员还时常暗中向消息灵通的租界记者打探情况，征询他们对于一些极具争议事件的调查结果，或对于某些中国地方冲突的看法。租界报刊在中国和侨民母国舆论界的影响，以及报馆记者与外交人员的密切联系，奠定了它们在中国乃至国际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们对于租界报刊很容易产生两个误解。其一，在华外国报刊代表的是列强的利益，租界报刊忠于列强并紧紧依附其母国的外交政策。[13]其二，租界报刊背后是列强与中国的利益之争，为了推进列强在华利益扩张，报界口径一致对抗中国的本土排外势力。这样的中、西二分法的视角，将历史现实处理得过于简单，而难以窥探细节处的真相。事实上，旅居在华的外国人在租界工作和生活多年之后，逐渐萌生出独立于母国的利益认同，形成了以当地利益为中心的视角判断国际事务，而这样的判断时而与其母国的外交政策相左。另外与其他殖民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通商口岸和租界通常有多股列强势力同时存在，而每个强国对该地区的利益诉求又不尽相同。这也使得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彼此利益难以调和之时纷争不断；而只在利益趋同之时，才寻求短暂的联盟。从这个角度来讲，租界报刊往往因为各自所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而造成沟通的鸿沟，激化各利益集团的矛盾，阻碍信息的流通。然而，也正是租界报界本身所包含的彼此冲突与暧昧共存的关系，为本在租界实力薄弱的中国精英提供了渗透的机会，让他们得以通过租界报刊参与国际舆论。

在考察1930年代租界英文报刊对中日纷争的态度之前，本书有必要对1920年代末期在中国发行的主要英文报刊进行简要回顾，并探讨中日两国各自如何扩大对在华英文报刊的影响力。本章通过对英、美两国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重要英文报刊的介绍，以及中日两国对在华英文报刊资源的竞争，揭示中国租界错综复杂的跨国媒体环境。19世纪末，围绕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被英国把持。英国以在华庞大的教会网络和联通世界的通讯社为依托，成为发布中国事务的国际权威。20世纪初，日本趁西方列强卷入一战而对东亚无暇顾及之时，也加入对华信息网络的竞争，迅速扩展了自己在中国的新闻网络。日本新闻媒体的崛起，虽然挑战了英国在华信息的垄断地位，但在报道口径上并未对以英为首的列强的意志有所批判，而是进一步助长了列强在华利益的扩张。美国作为新兴势力，意图联合中国精英打破英日在华的信息垄断，以占据道德高点来掩饰自身利益的姿态，在报界引起英日的忌惮。租界报刊兴衰的背后，涌动的是各国争夺在华信息控制的暗流。

《字林西报》

《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一份英文报。该报1864年开始在上海发行，最初由创办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周刊和始于1860年的《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合并而成。该报自开办以来，一直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刊之一，至1931年每天的发行量约8000份。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在南京出版的国民政府官方喉舌《中央日报》，日发行量也不过一万份。[14]《字林西报》1935年日发行量破万，[15]1937年日发行量达到10400份，占上海英文日报发行量的35%，整个中国英文报刊市场的16%以上。[16]发行量的占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报刊对中外精英的影响力。该报的读者多是中外政商学界要人，如当时记者赵敏恒所言：“（《字林西报》）读者的受教育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中外通俗日报的读者群。”[17]

另一位当时的记者王伯衡，因受雇于《北京日报》（The Peking Daily News）而谙熟英文报刊在华的情况。他评论道：

《字林西报》……其声价地位，与华字报纸之《申报》《新闻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相同。……《字林西报》之在上海，其地位殊足以左右当地之言论界，一字一言，为侨华外人所重视，遇有重要问题发生，无不为视《字林西报》之言论为言论。即华字各报，亦争相转译，先睹为快。[18]

“公正而不中立”是《北华捷报》主编马诗门（Samuel Mossman）在1861年为《字林西报》确立的办报方针。然而，在一些中国和美国读者眼中，这份报纸并不像它标榜的那样“公正”。《字林西报》是以英国为首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是推进英国在华利益和反映英国国内舆论的工具。工部局不仅为该报提供资金支持，还是它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遇有公文或者消息需要发布时，工部局多交给《字林西报》登载。遇到公共租界有突发事件，工部局也经常给《字林西报》的记者独家现场采访的机会。[19]而该报馆的编辑部也与工部局董事“息息相通，互相联络”，成为工部局非正式的机关报。[20]

图1-1 《字林西报》新楼（1925）

资料来源：Virtual Shanghai Project（Institutd’Asie Orientale）。

《字林西报》广阔的新闻网络也是它能在报界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原因之一。它几乎与全世界重要的新闻机构都签订了合作协议，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沃尔夫社和意大利的斯蒂法尼通讯社。[21]如此广泛的新闻来源超过了当时中国其他的任何报刊。当时的国际通讯社通常缺乏对中国事务的报道，在中国没有固定的新闻收集网络。而清末民初的中国，因为政局动荡，也没有任何一家官方或民间的通讯机构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打通与国际报界的联系。在中国自身的新闻通讯事业尚处萌芽之时，《字林西报》遂成为中国事务的代言人，向国际社会发布有关中国的报道。而《字林西报》对中国新闻的收集，倚赖的是分散在中国各个角落的传教士，凡中国设有教会之处，皆有《字林西报》的访事员，这使得《字林西报》成为传教士信息集散的中心。传教士定期与报馆联络，汇报当地状况，而《字林西报》则借助传教网络，将自身的信息收集网从长江沿岸一直延伸到甘肃、新疆、四川、云南等内陆和边疆地区。一些长期生活在中国偏远地区的传教士熟知当地风俗人情，提供的消息内容丰富详尽，趣味盎然。其中不乏一些熟知中国文化的汉学家，所述所感颇有见地。教会之人多自愿为《字林西报》服务，[22]他们的报偿通常是每日得到一份免费的《字林西报》。王伯衡在主持英文《北京日报》时，就经常听说地方教会中人愿意以给《字林西报》提供信息的方式换取报纸，并羡慕《字林西报》仅以多印发百余份的代价获得上等通讯员和广阔的新闻网络，慨叹《字林西报》的成功实则仰仗一些传统英国传教士的合作和他们义务为公的品性。[23]

《字林西报》与伦敦的《泰晤士报》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泰晤士报》将《字林西报》视为中国信息的来源之一，通过购买该报的新闻打通英国本土报刊与租界报刊的联系。[24]但两家报纸之间也嫌隙丛生，若即若离。代表租界英商利益的《字林西报》并不一味遵循《泰晤士报》对华事务的口径；《泰晤士报》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受英国外交部的影响，反映英国对华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英商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得失。例如在五卅运动后，中国的反英情绪高涨。《泰晤士报》欲积极与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妥协，以缓和中英矛盾，来保全英国在华尤其在上海的核心利益。而代表通商口岸英国侨民利益的《字林西报》，却因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不愿妥协，坚决反对英国政府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这种维护条约特权的“死硬主义”（diehardism），在1910～1920年代甘露德（Rodney Gilbert）和葛林（Owen Mortimer Green）主持《字林西报》时尤为明显。

租界的外国人远离母国，在长期旅华的生活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以租界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1927年5月，亚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在《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精辟地将普遍存在于租界侨民中独立于本国的意志概括为“上海思维”（the Shanghai mind）。他提道：

侨居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忠诚始于母国却不限于母国。对他们来说，首要的还是他们对于上海本地利益的效忠。他们会在自己上海的财产受到威胁时向英国军队求援，但这绝对不意味着他们会听从英国的摆布。每当遇到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冲突的政策时，这些人会不遗余力地阻止英国政策的实施。[25]

代表英国外交部门立场的《泰晤士报》对租界报刊所持有的独立意识早有戒心。虽然该报依赖租界报刊提供中国事务的信息，但也随时会过滤掉与自身立场不一致的报道。对于信息的筛选审查引起了甘露德的强烈抗议，他指责《泰晤士报》“固执地坚持误判（中国的）形势”以此讨好“胆小懦弱的外交官”。[26]英国外交官员却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寻求淡化中英政治冲突而确保英国经济利益的努力，毁于在中英关系中煽风点火的租界死硬派报人手里，遂伺机压制《字林西报》，以软化其顽固的对华态度。葛林就因其强硬派的立场而时常受到英国外交官的诟病。1929年，国民政府对该报实行禁邮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更建议葛林低调行事，不要进一步刺激中国民众的反英情绪。[27]1926～1933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蓝浦生（Miles Lampson）早就看不惯葛林担任主笔时《字林西报》的强硬论调，终于在1930年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葛林辞去该报主编一职。[28]新任主编埃德温·霍华德（Edwin Howard）的确对国民政府采取了更为同情的态度，然而主编的更换并没有完全缓解英国本土报刊与公共租界报刊之间的紧张关系。霍华德不满《泰晤士报》歪曲《字林西报》所提供的中国事务报道，认为《泰晤士报》在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中欠《字林西报》一份“深深的感激”之情，并敦促该报提高《字林西报》的新闻服务报酬。[29]

尽管英国本国与在租界居住的英商对华利益诉求时而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英人控制的租界报刊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龃龉，但这一英人内部的矛盾，难以被普通在华的英文报读者所洞见。公共租界报刊的受众仍然自然而然地将《字林西报》的观点误认为是英国政府的观点。[30]而这种误解也时常导致在华外国侨民以及中国一些精英对英国政府的政策产生困惑或者误判。

《大陆报》

《大陆报》（The China Press）是上海1910年代至1940年代最重要的英文日报之一。这份报纸由美国报人密勒（Thomas F. Millard）和留英的中国外交官伍廷芳于1911年共同创办。[31]该报注册于美国特拉华州，起初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伍廷芳是董事之一。[32]投资人包括1920～1921年成为美国驻华公使的芝加哥制造商柯兰（Charles R. Crane）、横滨《日本广告报》（Japan Advertiser）主笔费莱煦（Benjamin Fleischer）、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以及美国在中国最大的两家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33]密勒为该报集结了一支强大的管理和编辑团队：曾在两年内成功将《日本广告报》扭亏为盈的费莱煦为该报的业务经理；《芝加哥检查者报》（Chicago Examiner）前编辑韦伯（C. Herbert Webb）担任该报的助理编辑；密勒又请到他在密苏里大学的校友克劳（Carl Crow）担任报纸主笔。

虽然《大陆报》表面上由美国人经营，但美国公使馆的一份档案显示，中国政府也为报纸运行提供了相当的资金。[34]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唐元湛和沪宁地区铁路局要员钟文耀等都是该报的重要董事。[35]而该报能在创办之初就打破《字林西报》对中国事务报道的垄断，也正是得益于它与中国高层官员的紧密联系。董事伍廷芳于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又于1916年接受黎元洪邀请就任外交总长。遇有政策发布，他经常给《大陆报》独家采访的机会，其他中国政府部门也为《大陆报》提供便利，向其透露中国政府决策的内幕消息。比起《字林西报》依赖传教士群体收集中国地方社会见闻，《大陆报》直通中国政府高层的信息渠道，让英系报刊望尘莫及。

图1-2 大陆报大楼（1911～1929）

资料来源：Virtual Shanghai Project（Institutd’Asie Orientale）。

《大陆报》旨在搭建一个表达美国利益和观点的平台，同时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声音。[36]密勒在1911年2月递交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办报计划书中承认：

清王朝正处于改革之中，其政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各国皆在中国开办报纸，伸张自身利益……却难以真正公正公平地看待中国事务。此前中国政府和民间都没有能力开办日报，来迅速且持续地表达观点，驳斥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和中伤。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声音”（China has no voice）。《大陆报》的创办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37]

密勒主张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报道方式，很难得到美国外交官的认同。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illiam. J. Calhoun）就对密勒办《大陆报》的计划不以为意。他认为上海的英文日报市场早已饱和，不需要另一份日报，而美国商行力量微弱，密勒一厢情愿的亲华立场难以赢得在华美商的支持，因此该报的财务前景堪忧。他还指出，《大陆报》代表的是一小撮接受美国教育的中国精英的意见，但它在美国注册，并由美国人运营，会使得读者误以为该报代表美国政府的声音，而密勒一贯以来对日的强硬态度，会拖累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嘉乐恒虽然也乐见《大陆报》为美国拓展情报收集的网络，并深知世界各国在华的报刊都有政府资助以扩展对华势力，却不给《大陆报》任何支援，并刻意与之保持距离。[38]

尽管得不到本国外交官的支持，密勒的团队仍然对开拓中国新闻市场抱有宏大的愿景，而《大陆报》只是他们在华搭建新闻网络计划的一部分。他们除了计划在上海开办《大陆报》，还计划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开办两家英文报馆、创办两份周刊（一份英文、一份中文）、两家月刊（一份英文、一份中文）和一份年鉴。[39]鉴于密勒一直以来与中国精英的密切联络，这一新闻系统的铺设计划很可能有中国政府的支持。而密勒此时以《大陆报》为先手，将计划付诸实施，也是在各国对话语权激烈争夺的背景下，美国报人与中国精英联合欲打破英日在中国报道上垄断的尝试。

《大陆报》一发行便在上海报业市场引起了轰动。这份报纸在观感上打破了传统英国报刊的版式。用主笔克劳的话来说，“我们最大的罪过”，便是在头版刊登新闻，而不是遵循传统的英国报业版式，把头版留给广告而“将新闻隐没在报纸后面关于航运和拍卖的版面中”。对于习惯了传统英式排版的读者来说，这种新版式最初被认为“没有品位”，却受到易于接受新事物读者的追捧。[40]《大陆报》的另一个创新是将中国新闻刊登在显著位置。此前，英系报纸虽然在中国发行，却一直把英美和欧洲大陆新闻置于中国新闻之前。英系报刊的这种设计，强化了租界侨民对母国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同时助长了他们对中国事物漠不关心的传统，因此《大陆报》对侨民阅读习惯的挑战，起初也受到保守受众的指责。一些读者对该报长篇累牍报道汉口洪水表示“震惊”，认为租界报刊的记者对成千上万中国人在洪水中遇难、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庄稼毁于一旦景象的描述，是“没有新闻素养”（poor journalism）的表现。[41]显然，租界的外国侨民身在中国却对租界以外的事务兴趣索然，中国百姓的疾苦和社会在巨大政局变动时所承受的磨难都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自然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瞬息万变的政治动向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诉求。而这种对中国事务肤浅的认知最终使他们更加蜷缩于租界的保护之下，狭隘地关注自身短期的利益。《大陆报》坚持在租界报刊中推行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着重刊载有关中国的报道，而它对中国事务的关怀最终笼络了一批抱持开放态度的租界侨民和中国双语精英，最终成为其他报刊竞相效仿的对象。

日系和英系报刊对这份美国报纸虎视眈眈。《大陆报》尚在筹备之时，日本驻华公使和他的幕僚便已经向嘉乐恒质询这份报纸的人员背景，并表达了他们对这份报纸创办目的的担忧。1911年6月22日，上海横滨正金银行“为了日本的利益”，从福开森（John C. Ferguson）手中买下了《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42]美国驻华参赞署理公使韩慈敏（Pricaval S. Heintzleman）认为这项收购实际是日本为制衡《大陆报》采取的反制措施。[43]英系的《字林西报》也将《大陆报》视为竞争对手，试图阻挠其出版。《字林西报》不遗余力地劝告潜在的中国投资商不要支持《大陆报》，从而试图将这份报纸扼杀在摇篮。[44]阻挠不成，它还在随后的几年中极力敦促英国的广告商和订户抵制该报。[45]至191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尚未制定美商在华从事商业行为的法案，因此大多数美商只能在既有的英国在华商业法律的规范下进行商业活动，虽然公司全由美方经营，却不得不注册为英国公司。上海约八成的报业广告是由英国公司或机构控制，[46]而英国公司的联合抵制使《大陆报》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为了维持《大陆报》的正常运营，密勒不得不返回美国筹措资金。但资金的短缺并没有使密勒改变该报的立场。一战爆发后，《大陆报》遭到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进一步打压。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Everard D. H. Fraser）召集英国在上海的广告商，要求他们撤销在《大陆报》投放的广告。虽然他声明这并不是什么“行政命令，而是非官方的要求，因为《大陆报》执意与我们为敌”，[47]但英商多与总领事馆往来密切，并不敢公然置其“非官方的要求”于不顾。而英国总领事馆的动作，意在迫使这份美国人运营的租界报纸，在美国对德尚且中立之时，切断该报原有的德方资本和对德通信。密勒对英国总领事馆干涉上海报界的做法深恶痛绝，断然拒绝与其合作。但这使《大陆报》在租界进一步被孤立，[48]财务的困窘最终迫使密勒1917年放弃了《大陆报》的控制权。

1918年，《大陆报》被转卖给英国鸦片商爱士拉（Edward I. Ezra）。爱士拉买下这份报纸，是为了和他之前收购的《上海星报》（Shanghai Evening Star）一起，建立一家报业连锁机构。爱士拉1921年去世后，孙中山曾短暂地控制了这份报纸，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又由爱士拉的遗孀收回并经营到1930年。[49]爱士拉的遗孀对经营报纸毫无兴趣，遂将该报交给自己的兄弟打理，而《大陆报》在1920年代也成了租界英商利益的代言人。1930年12月，张竹平运营的报业公司以26万两白银的高价从爱士拉家族手中收购了这份报纸。[50]《大陆报》在中、美、英、日等方近20年的争夺下，1930年由中国资本最终控制。该报不断转手于各个国家利益集团，也揭示了各国为扩大在上海租界英文报刊中的影响力进行的激烈竞争。由中国人经营后，这份报纸也确实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在1930年代中期，《大陆报》的平日销量约为5000份，星期日销量达到8000份，相当于中国国内英文日报总发行量的8%，上海英文日报总发行量的16%。[51]

《密勒氏评论报》

1930年代以前，美国在华报业很难与英国同行竞争。在路透社和《字林西报》的信息垄断下，美国出版商连维持一份有竞争力的日报都举步维艰，直到1930年《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的创刊，才使得在华的美国人拥有了一份代表美国声音的日报。既然在日报市场上难与英国匹敌，美国在华报人遂将精力倾注于政论杂志的出版。《密勒氏评论报》便是美国人经营的租界最重要的周刊之一。密勒在《大陆报》受到英国总领事馆和英商的打压后，随即投身到周刊杂志的创办。1917年，他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鲍维尔合作创立了《密勒氏评论报》，该杂志也在日后的发展中成为“密苏里帮”的核心报刊。“密苏里帮”是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或与学院有关联的中西方记者群体。知名报人包括埃德加·斯诺、克劳、武道（Maurice Votaw）、董显光、沈剑虹等，都是“密苏里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对新闻职业化的推进，信息、情报网络的建立，以及中国与国际舆论的联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密勒氏评论报》便为这个群体的凝聚和政治视野的培养提供了平台。

《密勒氏评论报》最初名为《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是参照赫伯特·克劳利（Herbert Croly）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为主笔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以及奥斯瓦尔德·弗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的《国家》（Nation）周刊而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不仅遵循这两份杂志所推崇的左派自由主义风格，且精确地模仿了《新共和》的版式。《密勒氏评论报》在头版即刊登社论。这种直接进入主题的方式，极大地吸引了租界的读者，遂被报人纷纷效仿。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董显光，1925年在天津创办了《庸报》，就大胆弃用英式排版而采用了这种美式开门见山的排版方式。1919年初，密勒将自己在该报的股份卖给鲍维尔，鲍维尔随即将该报的英文名改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

图1-3 《密勒氏远东评论》和《新共和》的封面与头版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期，更名后的《密勒氏评论报》平均每周发行量为4000～5000份，成为上海最重要的英文政论周刊。[52]与其他租界重要的英文报刊一样，《密勒氏评论报》的影响也绝不限于在华外国人，该杂志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双语精英。鲍维尔通过对该杂志订阅者姓氏的统计，发现一半以上的订阅者为中国人，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精英和关注国际事务的学生。[53]他在为杂志刊登的一则广告中具体说明了《密勒氏评论报》在中国读者群中的影响力，并以能联通国际社会和华人精英作为卖点。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要读者为中国精英、在华外国人以及菲律宾和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华人。该报吸引着对国际贸易或中外关系感兴趣的中国官员、专业人士和商人，是影响他们的最佳媒介。[54]

与只关心英国在华特权的《字林西报》相比，《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充满期待。密勒和鲍维尔都是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反对列强干涉中国主权。鲍维尔评论称：

《密勒氏评论报》一贯支持中国的独立自主运动，支持中国人决定自己的命运而避免成为其他欧洲或亚洲国家的附庸……本报明确支持“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本报一直倡导中国对自身政治、经济和工业的建设，以使中国能以平等的地位屹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也只有这样，所谓的远东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中国的弱小，只会不断引来他国的觊觎与染指，而中国的强大才有助于世界的稳定。[55]

诚然，我们很难界定《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独立自主的支持，是出于主笔对中国的深切同情，还是出于推进美商在华利益的考量，毕竟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有利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从而确保美国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能在其他列强已然在华划分了势力范围后，以开放为由，占领道德制高点来扩大其在华影响。“门户开放”并非对列强既有在华利益格局的反抗，而是默认和妥协。但无论如何，支持中国独立自主的主张赢得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尤其是像胡适和董显光这样留美归国的人。这些中国的双语精英定期为该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意见，成为重要消息来源。[56]

语言的障碍并不能阻挡信息的流动。《密勒氏评论报》的社论经常被翻译成中文广泛地在中国报纸上传播。克劳曾任《大陆报》主笔，并在一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外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华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作为“密苏里帮”的重要成员，他一直在工作上与密勒和鲍维尔保持紧密联系。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授意下，克劳于1918年开办了“中美新闻社”，专门翻译英文报道供给中文报纸，作为公共信息委员会渗入中国媒体的渠道。该委员会虽然在一战后解散，但克劳的中美新闻社继续运营。[57]克劳承认，《密勒氏评论报》上“几乎所有的内容”都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报界“广泛刊载”。[58]从这个意义上讲，《密勒氏评论报》的实际影响力远超其发行数据显示的范围。

《密勒氏评论报》以其主编鲍维尔所坚持的进步、独立的立场立足于租界报界。杂志虽然对中国的民族独立事业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但也不能因此便将其视为国民政府宣传的外围机构。在九一八事变后，该报就曾痛斥国民政府军事软弱和不抵抗，本书第四章会进一步阐释《密勒氏评论报》在中日纷争中的态度。而它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也是相时而动，若即若离。《密勒氏评论报》在一战末期曾作为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支的信息收集和发送渠道，向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传播威尔逊的民族自觉原则。其编辑室与该委员会同在一栋大楼的同一层，往来频繁。[59]1920年代，美国外交部门也经常与鲍维尔本人接触，获取独家信息或评估中国的外交态度。[60]然而，该杂志并不一味追随美国政府的立场。1935年，《密勒氏评论报》的反日态度就与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背道而驰。面对日本总领事对该杂志的指责，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不得不一再强调《密勒氏评论报》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61]

《密勒氏评论报》与上海英系媒体的关系也错综复杂。诚然，美系报刊与英系报刊市场重合度高，并共享很多信息资源。除了用同一种语言出版外，他们还经常雇佣同一群通讯记者和撰稿人。例如，经常为《字林西报》撰稿的索克斯也定期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文章。1919年，《密勒氏评论报》与英国的《字林西报》和《京津泰晤士报》（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联合曝光了日本在中国走私吗啡的行为，他们的报道在当年年初激起了中国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62]然而，这种合作不过只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利益之上。1920年代末期，美系与英系报刊便因为对日态度不同而分道扬镳。至1928年，美系报刊坚持反对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而他们的英国同行却开始鼓吹日本反对废除领事裁判权，因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权益扩张从侧面上支持了英系报刊强调的列强在华利益，对在华的英国人而言，的确也从整体上维护了其在华之特权。1929年，国民政府对《字林西报》实施禁邮后，美系与英系报刊之间政治倾向的分歧遂演变为一场公开的论战，本书第三章会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

英美报刊之间的竞争实则反映了租界侨民内部长期以来的利益冲突。随着美国侨民社会的壮大，他们不再满足于被英系报刊全权代言，而渴望打破英国人对舆论的控制，培养自己的社会认同。与拥护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英系报刊不同，美国报人认为美国的首要利益是“文化的和道德的”。他们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事业，并热衷于在中国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这种天赋使命般追求自由平等的热情，很容易被饱受强权欺凌的弱小民族接受。但这其中利他主义的说辞也同时是美国开拓其经济利益的手段。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已经在对华贸易占得先机，并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美国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在中国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才便于扩展在华利益。[63]因此维护中国主权独立这样的诉求，虽然有一部分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持，却也因在实际中无法落实而显得空洞虚伪。不过，这种理想主义的论调极大地迎合了当时中国精英的救国意识，将美国的扩张意志隐藏得更深。租界的中国精英通过定期投稿和订阅大力支持美国人办的杂志，这让英系报刊的编辑分外眼红，并公开指责美系报刊言论的虚伪和不负责任。英系报刊《京津泰晤士报》的主编伍德海（Henry G. W. Woodhead）便讽刺美国侨民不过是“半寄生”在列强所获得的特权下，还肆意攻击列强。

那些美国的商人、职员和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合法地安居乐业，完全仰仗于那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但与英国和法国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半寄生的方式获得这些特权的。美国特使紧紧跟随在列强胜利的旌旗之后，在没有分担任何战争风险和损伤的情况下，却分享了其他国家通过战争从中国获得的相同的（或类似的）特权。[64]

伍德海认为，美国人根本就误判了中国的局势，还天真地以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可以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65]

日本在中国的英文新闻网络

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政府都意识到信息网络的重要，因而大力筹建自己的新闻网络。至1928年，日本在华新闻网络远比中国政府的发达。日本在中国的国际新闻业务始于1914年在上海成立的东方通讯社，这也是日本开始搭建其帝国新闻体系的重要一环。至1919年，日本东方通讯社已将其服务范围扩展到杭州、南京、奉天、济南和广州。相比之下，路透社仅在北京、上海和天津设有分支机构。[66]除了进行新闻宣传，东方通讯社也是日本的情报收集机构。[67]1920年，日本外务省收编了东方通讯社，将其总部从上海迁至东京，此后每年拨款50万日元，以确保其业务在中国的顺利开展。[68]

重组后的东方通讯社在中国迅速打开了市场。为了打破路透社的垄断地位，东方通讯社在中国近乎疯狂地压低自己出售信息的价格。对外国报纸的信息服务，该社每月只收10元（鹰洋）。这与路透社每月200～500元的信息服务价格形成剧大的反差。[69]路透社以每月25元向中国报纸供给新闻，而东方通讯社只要10元，并免费为日本的报纸提供信息。[70]路透社远东分社经理W. 特纳（W. Turner）完全知晓日本政府向东方通讯社提供的巨额资助，并担心日本的低价策略可能会威胁到路透社在中国新闻市场的份额。[71]特纳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日本外务省对东方通讯社的津贴每年估计有45万～50万日元，外加10万日元的电报费，这极大地增强了东方通讯社的实力，也威胁到了路透社在新闻界关于中国报道的垄断地位。[72]到1928年，绝大多数中国英文和中文报刊都与东方通讯社建立了新闻合作业务，就连《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这样的知名报纸也大量引用东方通讯社的新闻。东方通讯社在中国运营至1929年，直至日本新闻联合社（简称“日联社”）重新修订了与路透社在华交换新闻的协议，接管了东方通讯社在中国的业务。[73]

日本同时也加强了对租借地英文报刊的控制。1908年，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在大连创办了《满洲日报》（Manchuria Daily News），成为日本在华的第一份英文报，[74]向外界宣传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事业。早年的《满洲日报》专注于登载新闻而很少涉及政治评论，主要报道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建设活动。1920年代末，随着中日冲突的加剧，《满洲日报》逐渐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利益的坚定支持者和政治代言人。尽管它自我标榜为“独立日报”，却被中西方报人普遍认定为日本在华的宣传机构之一。[75]

日本人经营的另一家重要英文报纸是《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1919年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创办该报，并每年向其提供6万银元的资金支持。[76]创办者鹫泽与四二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在日本的《时事新报》担任了十年驻北京通讯员，深谙华北政界掌故。一战期间，日本趁西方列强深陷欧战泥潭乘虚而入，大力扩张势力。战后，日本自知实力有限，为了保障其在华既得利益，由原敬内阁制定了“协调方针”，寻求与列强妥协，改变日本侵略扩张的国际形象。《华北正报》便为服务这一方针而生。该报创办的另一个目的是与京津地区的其他英文报刊竞争，以消解这些报刊的反日情绪对日本在华利益和国际形象造成的影响。其中，该报重要的对手之一便是中国人经营的英文日报《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华北正报》竭力欲将《北京导报》挤出市场，彼此水火不容。[77]《北京导报》1925年被美国人收购，这本为两家报纸的和解提供了契机，但所有权的改变并未改变《北京导报》的编辑立场，二者仍是京津英文报界公认的一对冤家。尽管《华北正报》在京津地区不受美国报人的欢迎，但其1920年代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在驻华外交官员和上海的“死硬派”外国商人中极负盛名，加之与奉系军阀的来往密切，使该报在运营的十年间成为京津地区重要的英文报刊之一。[78]

除了在华北创办英文报纸，日本还试图收买或控制英美报人在上海经营的报刊，最知名的要数《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Engineering，Finance，Commerce）。这份月刊由美国人李亚（George Bronson Rea）1904年在马尼拉创办，1912年迁往上海，并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和东京设有办事处。除了发布工程和金融信息，该月刊还刊载关于东亚政治问题的长篇社论，丰富的内容吸引了各个领域的读者。到1920年代末期，《远东评论》每月发行量已达6000份，是上海英文报业市场上颇有竞争力的月刊之一。[79]

《远东评论》创办之初，李亚热情支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反对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穷兵黩武。他支持美国在中国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认为日本是美国的潜在敌人。在他撰写的名为《日本在全球的地位》（Japan’s Place in the Sun）的小册子中，他便警告世人，美日之间很可能会爆发一场战争，而日本正在秘密地为此做准备。[80]《远东评论》一度被中国资本渗透，带有强烈的亲华反日倾向。当中国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英文报刊来表达立场时，《远东评论》已然成为一些中国精英有效的宣传渠道之一。而李亚在编辑这份月刊之外，也积极参与中国政务。他曾作为铁路专家，受雇于民国北京政府交通部，还曾为多名国民党人担任顾问，其中包括孙中山和孙科。巴黎和会时，李亚以叶恭绰组织的技术委员会顾问名义参会，[81]可见其与中国政界高层往来之密切。李亚依托《远东评论》为平台，将自己嵌入中国政坛，俨然成为中国利益的坚定倡导者。

然而，1920年李亚突然转变了立场，成为日本利益的代言人，改变了《远东评论》亲华反日的口径，并连续出版书籍和小册子为日本在华利益辩护。[82]李亚如此突兀的转变，让一直以来与他联合编辑《远东评论》的同事端纳（William H. Donald）难以接受。端纳愤然辞去了主编职务，并在《远东评论》上公开与李亚决裂。[83]

《远东评论》发行人李亚的立场在本期（三月号）与杂志此前的政治理念完全背离。这使作为杂志主编的我不得不声明，将不对本期杂志登载的言论负责。因杂志一意孤行继续登载此类文章，我决定就此辞去《远东评论》编辑的工作。[84]

李亚的转向也引起了美国军方和外交部门的注意，海军情报部门和美国驻华公使馆随即对李亚进行了秘密调查。一份调查备忘录显示，调查人员发现他可能已被日本政府收买，并警告海军和驻华公使馆在与李亚打交道时务必提高警惕。[85]一些学者将李亚的立场转变归因于他有意缓和美日冲突，从而保护美国在华利益，因为他担忧美国坚持“门户开放”和抨击日本的言论或将把美日推向战争，导致两败俱伤。而李亚不再支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反而提倡中日合作，意在维护东亚的秩序。[86]这一观点过分盲从于李亚对自己的辩护，天真地认为身为美国公民的李亚以美国利益为重，而忽视了他政治立场背后的实际利益交换。尽管李亚说他已经“厌倦了自己在为中国利益摇旗呐喊之时，中国的政客却在私下将国家利益出卖给日本”，[87]美国的调查人员却认为原因绝不仅是李亚口中的情怀。他们认为李亚的转向多因实际经济利益造成。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官员没有为《远东评论》的亲华宣传向李亚支付报酬。[88]《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维尔在与美国驻华公使馆人员的通信中证实，李亚曾抱怨“为中国官员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89]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副局长查尔斯·豪芝（Charles Hodges）经过调查，也发现多年来《远东评论》并不赢利，而李亚又刚离婚，需要支付赡养费，且新婚妻子挥霍无度，经常搭乘顶级游轮周游世界，又喜欢高档服饰，这让李亚的生活陷入拮据，亟须扩展财路。中国自身的窘迫境地，使得李亚意识到在中国身上无法继续捞到油水，只有转向日本才有利可图。[90]李亚与中国政界高层决裂后，日本立即向《远东评论》注资，将该杂志转变为日本在上海的主要宣传机构之一。[91]据估计，日本政府每年向该杂志支付10万银元。[92]获得李亚的支持对日本来说确实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步骤，既加强了日本的外宣网络，又削弱了中国对外宣传的力量。

李亚为自己变节洗白的手段之一便是极力抹黑此前在同一阵线上的队友——亲华的美国人。李亚将亲华的美国外交人员、商人和记者说成“鼓动战争之人”，尤其点名密勒、鲍维尔和美国天津商会的伊万（Evans），称他们要将美国推向战场，代中国与日本一战。他更抹黑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称其在职时表现出对中国格外的同情，是为了卸职后在中国做高官的顾问，而他辞去公使一职是因为他难以左右威尔逊总统的对华政策。[93]芮恩施卸任公使后在华盛顿特区从事法律工作，他不满李亚毫无根据的诽谤，特意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声明戳穿李亚的谎言。[94]李亚代表了一类来华西人逐利主义的心态。他们将报刊的政治立场视为商品，可以兜售给任何一个愿意付钱的顾客，并不以变换立场，出尔反尔为耻。所谓的操守与独立意识不过是他们追求实际利益的幌子，随时可弃。

另一份日本在上海控制的报纸是《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该报在英国注册，由英国人E. 诺丁汉（E. A. Nottingham）经营，但该报的背后有日本政府提供的资金并受日本政府操控。法租界巡捕房调查发现，该报不仅收到过横滨正金银行的一笔赠款，而且自1924年起便接受日本政府的津贴。[95]根据日本资料，日本政府对《上海泰晤士报》的控制可以追溯到1915年，该报是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的支持下，由东方通讯社购买的。[96]尽管《上海泰晤士报》从未公开承认其与日方的关联，它的亲日言论却引起了在华西方记者的怀疑。克劳坚信这份报纸虽然表面上由英国人经营，实则由日本人控制。[97]鲍维尔也认为诺丁汉的编辑职务只是挂名，实际操控权并不在他手里。[98]1924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对该报进行了调查并证实《上海泰晤士报》“已被日本人控制”。[99]

日本利益集团也垂涎上海知名英系报纸《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的控制权。1917年，日本开始大量收购《文汇报》的股份。到1921年，日本人控制了该报一半以上的股权，另有1/3的股份由克劳持有。这份报纸虽登记为英国企业，但英国人只持有股份总份额的1/6。日本对该报的控制招致英国董事的不满，掌握半数以上股权的日本董事试图将两位不友好的英国董事A. 克雷杜克（A. K. Craddock）和开乐凯（John D. Clark）逐出董事会。这一举动引起了英国外交部门的注意。通过援引《字林西报》的一篇报道，英国外交官表示，他们担心日方会在《文汇报》里插入大量有利于日本的内容，从而使该报成为日本利益的宣传机器。“在上海，每一位有识之士都会看出日本安插的宣传材料，并对它们嗤之以鼻；但在国外，它们会对读者产生误导，就算不是真的有害，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的观念相左。”[100]

中国的英文新闻网络

与日本在华新闻网络相比，中国的新闻网络尚不成熟。至1928年，中国尚没有一家全国性或国际性的通讯社。大部分关于中国的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是由外国通讯社向国际传播，尤以路透社为主。路透社1872开始在中国运营，几乎在中国所有的主要电报中心都派驻了特约通讯员，控制着新闻传播的渠道。[101]每有重要事件发生，路透社俨然中国事务的代言人。不仅外国媒体追随路透社提供的中国新闻，中国报纸也对路透社多有依赖。[102]然而，路透社的优势地位并非坚不可摧。到了1920年代末期，它的地位逐渐受到日本的东方通讯社、法国的哈瓦斯社、苏联的塔斯社和美国的合众社的挑战。[103]在各通讯社对华事务报道的激烈竞争中，却没有一家中国的通讯社能参与角逐，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紧紧掌握在外国新闻机构的手中。

中国精英早已意识到中国在新闻通讯事业上的缺陷。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记者也一直试图组建各种形式的通讯社。[104]中国最初的通讯服务多是由个人提供，此类私人通讯社在清末民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估计，到1926年中国的新闻通讯社已有155家。[105]尽管数量庞大，新闻服务的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因为民国初期大多数通讯社是依靠当地军阀提供资助，所以他们的信息不可避免地被军阀利益绑架，[106]沦为谣言的散布者，而非可靠信息的来源。军阀势力的地域性也导致这些私人通讯社无法将新闻业务扩展到其所依附军阀的势力范围之外，所以只能维持地方性的业务。

意识到个体经营的通讯社容易受到政治派系或个人的操纵，中国报界曾试图通过组织新闻合作社的方式建立大规模的通讯社。1910年，67家中国报纸在南京组成中国报业俱进会，并制定了建立全国性通讯社的计划。该计划雄心勃勃，目标是联合北京、上海、东北、蒙古和新疆的报纸，搭建一个全国范围的新闻网络。迨至国内新闻网络搭建成功后，俱进会计划将新闻服务拓展到国外。[107]然而，清政府垮台后，许多易受政治和社会动荡影响的小型报纸停刊，这一筹建全国性新闻通讯社的计划也不得不搁浅。巴黎和会结束后，中国报人越发意识到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事务报道的危害。1920年5月，广州的两家主要报纸《七十二行商报》和《新民国报》，召集全国120家报社、通讯社，成立了全国报业联合会。受美联社模式启发，该会打算联合各家报纸的信息资源，并通过平摊费用互换新闻的方式建立一家通讯社，该会还计划通过向欧洲主要城市派遣通讯员和联络海外留学生的方式，将这个全国性的新闻网络拓展到世界各地。[108]但这一宏大的计划又遭到中国政治现状的打击：联合会的发展一直受困于军阀争斗，在动荡的政局中难以为继，很快自动解散。

大型报纸的经营者也试图以报纸为依托建立通讯社，使其成为报社的一个分支机构。[109]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天津《大公报》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创办的国闻通讯社，以及以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时事新报》为基础的申时电讯社。然而直到1928年，这些通讯社都只为中国的报纸提供新闻服务，尚不能与外国新闻界建立直接联系。

除了这些民间的努力之外，一些政权也试图建立全国性新闻机构。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在宣传部下设立了中央通讯社，意欲将其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通讯社。但中央通讯社缺乏长期规划和现代化的组织结构，运行松散，无法与国闻通讯社和申时电讯社竞争，对打破东方通讯社和路透社的垄断更是力不从心。[110]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之后不久，外交部驻沪交涉署在上海设立了国民新闻社，[111]旨在向国际新闻界提供涉华事务的报道。国民新闻社是当时唯一一家提供英语服务的中国通讯社。该社由李才（Lee Choy）任社长，张似旭（Samuel H. Chang）任助理社长。张似旭是广东潮汕人，留学于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历史与新闻学。1923年回国后，张似旭任天津英文《华北星报》记者。1924年任教于东吴大学。1925年后，他曾短期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江苏交涉署秘书，以及国民政府外交情报司司长等职位。[112]他在英文报纸和外交部门都有丰富的经验，为国民新闻社所需之才。但他个人的才能无法提升整个国民新闻社的竞争力。1929年国民新闻社与美联社、德国海洋通讯社订立合约，以中国新闻交换两社的欧美新闻。但国民新闻社没有足够的资金大规模雇佣通讯记者，所以不得不依靠改写和翻译中文报纸上的新闻来维持发稿。该通讯社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创办，因此能够优先获得外交部和财政部的独家新闻，这也是外媒使用国民新闻社稿件的主要原因。[113]

在尝试创办通讯社的同时，中国的官方和民间也多次试图创办或收买一份有影响力的英文报刊。清末以来，国人已深知报刊在外交上的效用。1909年，外务部主事颜惠庆用部门资金创办了英文《北京日报》（The Peking Daily News），并亲自担任编辑。[114]《北京日报》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版由朱淇任社长。[115]该报旨在向海外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影响他国外交官和从西方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颜惠庆与其新闻界同仁撰写英文时评，经常揭露外交内幕，因此英文版远比中文版言辞犀利，内容丰富。[116]清朝覆灭后，因无资金来源，颜惠庆将英文《北京日报》转卖给报纸中文版负责人朱淇，[117]由苏格兰记者亚历山大·拉姆齐（Alexander Ramsay）任编辑。拉姆齐同时也是英国工程师协会驻北京代表，忠于英国在华利益。在他的编辑下，该报没有丝毫与英国意志相违背的言论，尽管朱淇手下的中文版曾有明显的亲德倾向。[118]由于经营困难，朱淇1917年3月将报纸卖给留美归国的汪觉迟，汪后来又转卖给徐树铮，自己仍任主笔，不久主笔更换为留英的香港人吴来熙。1920年安福系没落后，吴来熙辞职，该报成为旧交通系的机关报，由英国人芮芝（William S. Ridge）任主笔。芮芝离职后，夏廷献（T. H. Shah）任经理，陈应荣为主笔，排日态度逐渐明显。[119]1927年该报因经营困难停刊。[120]

清朝灭亡后，北方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和军阀势力也试图通过英文报刊扩大自己的影响。1917年梁启超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创办了《北京导报》，邀请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刁敏谦担任主笔。[121]刁敏谦与外交部交往甚密，消息灵通。1919年11月之后，主笔相继由美国人巴赫（Buch）、美国人何约瑟（Joseph W. Hall）、留美人士余天休、美国人柯乐文（Grover Clark）、上海《申报》和英文《北京日报》原记者黄国钧、英国人克里夫·福克斯（Cliff L. Fox）担任。[122]1922年11月以后，柯乐文再度出任主笔，经理为梁秋水，[123]报纸亲美排日的态度日益彰显。但刁敏谦离开后，该报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北方军阀的纷争。《北京导报》当时的记者王伯衡回忆，他经常发现编辑为了应和报纸的政治导向而审查自己关于直奉战争的报道，并毫不以歪曲事实和作者本意为耻，任意编辑、改写他的稿件。[124]1925年，柯乐文获得了该报的控制权，成为主编兼董事长。[125]然而，华北地区订阅数量少，无休止的军事动乱导致该报销售低迷，美国人的注资亦未能将该报从赤字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该报的美国背景易成为一些言论的掩护，而其自身财务的窘迫又给一些政治势力的渗透提供了机会。1927年，该报的联合编辑亚朋德（Hallett Abend）就无意中发现冯玉祥定期向报纸提供津贴。[126]

国民党也试图在英文报界占得一席之地。辛亥革命后，在孙中山的授意下，国民党在上海法租界创立了《民国西报》（China Republican，又名China Gazette）。报纸由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马素、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董显光和印裔英国人R. 霍普（R. I. Hope）担任编辑。《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又译为《香港电讯报》）的编辑切斯尼·邓肯（Chesney Duncan）也经常为该报撰稿。该报的反袁政策很快引起了中国精英和政府的注意。[127]1913年，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应袁世凯政府的要求封禁了该报，中法混血的编辑马素被驱逐出中国，邓肯也受到起诉的威胁。[128]

国民党在广州建立政权之后，创办了一份半官方的英文报纸《广州公报》（Canton Gazette），由李才主持。该报支持国民党左翼势力，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国民革命如火如荼之时，该报也名噪一时，并吸引了初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如后来成为《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亚朋德，在初到中国时便得到广东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帮助，推荐去《广州公报》担任记者，以熟悉中国的政治生态、建立在华人脉。[129]但随着1926年11月国民党政权从广州迁往武汉，该报的影响力也迅速减弱。

在武汉，国民党开办了一家名为《民众论坛》（The People’s Tribune）的政治日报。该报由陈友仁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一对同情布尔什维克的美国记者夫妇威廉和蕾娜·普罗梅（William and Rayna Prohme）的协助下创立。《民众论坛》旨在向外国读者介绍武汉政府的建国思想和成就。该报按照鲍罗廷提供的一份囊括世界各地5000多个团体和激进组织的名单，按时向外邮寄。[130]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内讧，该报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刊登了一篇宋庆龄批评国民党背弃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文章后，这份报纸就被汪精卫取缔了。[131]

* * *

清末民初，各国在租界英文报界的话语权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精英也充分意识到租界的英文报刊对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重要意义，然而他们向英文报业渗透的努力却常常因动荡的时局、资金短缺和报界其他利益集团的围剿而不得不中断。在权力的不断变动之时，中国政府难以对新闻政策进行长期规划，也很难为新闻机构提供稳定的资助。在没有一家强大的通讯社或英文报刊来联通国际舆论界之时，中国的声音几乎全部被淹没，表述中国立场的消息也只有在外国通讯社和报刊选择引用其作为信源时才会被世界关注。这种劣势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中彻底暴露。

图1 时间终会证明谁是弄潮儿

资料来源：Sapajou，“Time Will Tell Who Rules the Wave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November 23，1934。

[1] Frank H. H. King and Prescott Clarke，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1822-1911（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16；P. L. Simmonds，“Statistics of Newspapers in Various Countries，”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4，No.2（July 1841）：136.

[2] 17世纪以后，在广州通商的主要是英国商人。King and Clarke，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15；Hosea Ballou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

[3] King and Clarke，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15.

[4] 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见该书第一章、第二章对在华英美团体社会构成的分析以及他们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广州通商体制的态度。

[5] 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第9～11页。

[6] 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No.1，July 28，1831.

[7] 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第46页。

[8] King and Clarke，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17.

[9] 廖敏淑：《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治大学出版社，2013，第111页；Par Kristoffer Cassel，Grounds of Judgment：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0] Nicholas Rowland 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Middlebury：Middlebury College Press，1991），17；Wesley R. 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2），5-6.

[11] Robert Bickers，Britain in China，22-59.

[12] “Principal newspaper correspondents in Shanghai who send news abroad to supplement what is given out by the regular agencies，”档案号：I-O-9121，上海市档案馆藏。

[13] 王伯衡：《中国之西字报》，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民国丛书》第2编第48册，上海书店，1990，第139页。

[14] Thomas Ming-heng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Shanghai：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1），76.

[15] Rudolf Loewenthal，“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 Press in China，” A Reprint from the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Vol.8，No.11（November 1935）：934.

[16] Ch’en Tzu-Hsiang，The English-Language Daily Press in China（Beijing：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1937），11.

[17]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53.

[18] 王伯衡：《中国之西字报》，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第140页。

[19] “The Departure of Editor Green of the N. C. D. 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ly 5，1930，168.

[20] 王伯衡：《中国之西字报》，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第141页；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新闻事业史料辑要》，天一出版社，1977，第293页。

[21]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53；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新闻事业史料辑要》，第293～294页。

[22] 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新闻事业史料辑要》，第293页。

[23] 王伯衡：《中国之西字报》，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第141～142页。

[24] Haward to Lints Smith，February 24，1932，MLMSS 7594/3，Winston George Lewis Papers（hereafter WGLP），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Sydney.

[25] Arthur Ransome，“The Shanghai Mind：An Obstacle to British Policy，” Manchester Guardian，May 2，1927.

[26] Gilbert Rodney to J. O. P. Bland，August 22，1926，MLMSS 7594/5，WGLP.

[27] Bickers，Britain in China，151.

[28] Bickers，Britain in China，151.

[29] Edwin Howard to Lints Smith，February 24，1932，MLMSS 7594/3，WGLP.

[30] Richard W. Rigby，“Sapajou，” East Asian History，Nos. 17/18（June/December 1999）：135.

[31] 密勒最初是作为《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特派记者1900年来华报道义和团运动。

[32] Goodman，“Networks of News，”1-2.

[33] Mordechai Rozanski，“The 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00-1925”（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4），91.

[34] American Consulate-General in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25，1911，No. 893.911/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hereafter USDS），The U.S.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hereafter NARA）.

[35] American Consulate-General in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25，1911，No. 893.911/1，USDS，NARA.

[36] Thomas F. Millard，“The China Press Reverts to Original Design，” The China Press，August 29，1931，k 3.

[37] American Consulate-General in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25，1911，No. 893.911/1，USDS，NARA.

[38] William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6，1911，No. 893.911/2，USDS，NARA.

[39] American Consulate-General in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25，1911，No. 893.911/1，USDS，NARA.

[40] Carl Crow，“Former China Press Men Recall Paper’s Early Struggles，Triumphs，” The China Press，August 29，1931，k 3.

[41]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China Press，” The China Press，October 10，1936，c 75.

[42]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China Press，” The China Press，October 10，1936，c 75.关于《上海泰晤士报》创办的详细信息，参见Rozanski，“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10.

[43] Charge 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8，1911，No.893.911/4，USDS，NARA.

[44] John B. 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45），10.

[45] “The Departure of Editor Green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China Weekly Review，July 5，1930，168；John Maxwell Hamilton，“The Missouri News Monopoly and American Altruism in China：Thomas F. F. Millard，J. B. Powell，and Edgar Snow，”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5，No.1（February 1986）：34.

[46] Millard to Robert Lansing，Oct.15，1915，No.893.911/9，USDS，NARA.

[47] Millard to Robert Lansing，Oct.15，1915，No.893.911/9，USDS，NARA.

[48] Hamilton，“Missouri News Monopoly and American Altruism in China，” 34；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10.

[49] Ch’en，English-Language Daily Press in China，11.

[50] Ch’en，English-Language Daily Press in China，11.

[51] Ch’en，English-Language Daily Press in China，12.

[52]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6；Carl Crow，Newspaper Directory of China（Shanghai，1935），118.

[53] 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12-13.

[54] Crow，Newspaper Directory of China，143.

[55] 转引自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6.

[56] Neil L.O’Brien，An American Editor in Early Revolutionary China：John William Powell and the China Weekly/Monthly Review（New York：Routledge，2003），19.

[57]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Vol.22，No.1（January 1998）：4-5.

[58] 转引自Goodman，“Semi-colonialism，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New Flows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64.

[59]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4-5.

[60] US 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FRUS），1929，Vol. 2，642，NARA.

[61] US 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29，Vol.2，375.

[62]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January 4，1919，154-155；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January 18，1919，195；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January 18，1919，229.

[63] Volz and Lee，“Semi-colonialism and Journalistic Sphere of Influence，”563-565.

[64] H. G. W.（Henry George Wandesforde），Woodhead and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Adventures in Far Eastern Journalism：A Record of Thirty-Three Years’ Experience（Tokyo：Hokuseido Press，1935），204-205.

[65] H. G. W.，Woodhead and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Adventures in Far Eastern Journalism，204.

[66] FO 371/6668/100，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9-1980（hereafter FOFC），The National Archives，London.

[67] Tomoko Akami，Japan’s News Propaganda and Reuters’ News Empire in Northeast Asia，1870-1934，95.

[68] 通訊社史刊行會『通訊社史』、東京、1958、158頁；Akami，Japan’s News Propaganda and Reuters’ News Empire in Northeast Asia，96.

[69] 依据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对上海1920年代汇率的估算，1银元（鹰洋）大约相当于0.78美元。参见Andrew James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xiii.

[70] FO 371/6668［F3934/3934/10］，a confidential letter dated July 18，1921 to Acting Secretary of Chinese Affairs by a reliable press representative from Tokyo，FOFC.

[71] FO 371/8028［F647/647/10］，W. Turner memorandum and private letter to “Ross” RN，December 5，1921，转引自Peter O’Connor，“Endgame：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Networks of East Asia in the Run-up to War，1936-41，” Japan Forum，Vol.13，No.1（April 2001）：69.

[72] Akami，Japan’s News Propaganda and Reuters’ News Empire in Northeast Asia，136. 1920年日元对英镑的价值大约是10.1日元等于1英镑。参见Takatoshi Ito，Japanese Economy（Cambridge，MA：MIT Press，1992），21-22.

[73] Akami，Japan’s News Propaganda and Reuters’ News Empire in Northeast Asia，139.

[74] 冯悦：《早期日本在华报业史初探》，《日本研究》2006年第4期，第72～73页。

[75] 冯悦：《早期日本在华报业史初探》，《日本研究》2006年第4期，第72～73页。

[76] O’Connor，“Endgame，” 69.

[77]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28.

[78] 冯悦：《近代京津地区英文报的舆论与外交评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93页。

[79]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8.

[80] George Bronson Rea，“Japan’s Place in the Sun，” The Far Eastern Review，1915.

[81] Noel H. Pugach，Paul S. Reinsch：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Millwood：KTO Press，1979），113.

[82] George Bronson Rea，The Greatest Civilizing Force in Eastern Asia（Shanghai，1924）；George Bronson Rea，Japan’s Right to Exist（Shanghai，1920）.

[83] Editorial notice by William. H. Donald，The Far Eastern Review，March 1920，153.

[84] 见《密勒氏评论报》援引《远东评论》1920年三月号中端纳的编辑声明。“Far Eastern Review Changes Policy—Local Editor Resigns”，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March 13，1920，82.

[85] Leslie Eaton Clark，George Bronson Rea，Propagandist：The Life and Times of a Mercenary Journalist（Madison，NJ：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2017），171.

[86] Frederick B. Hoyt，“George Bronson Rea：From Old China Hand to Apologist for Japan，”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Vol.69，No.2（April 1978）：61-70.

[87] “George Bronson Rea，” MLMSS 7594/5，WGLP.

[88] “George Bronson Rea，” MLMSS 7594/5，WGLP；“George Bronson Rea：Character of and Activities in Far Eastern Affairs，” February 16，1920，MLMSS 7594/5，WGLP.

[89] “John B. Powell to Military Attaché，” June 1920，MLMSS 7594/5，WGLP.

[90] Clark，George Bronson Rea，Propagandist，171.

[91] “George Bronson Rea，” MLMSS 7594/5，WGLP.

[92] FO 371/445［P1870/260/150］，转引自O’Connor，“Endgame，” 68.

[93] “Far Eastern Review Changes Policy—Local Editor Resign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March 13，1920，82.

[94] “Far Eastern Review Changes Policy—Local Editor Resign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March 13，1920，82.

[95] U38-2-715，Compte-rendu de renseignements no. 104/2，July 9，1932，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Services de Police，上海市档案馆藏。

[96] Akami，Japan’s News Propaganda and Reuters’ News Empire in Northeast Asia，96.

[97] Paul French，Carl Crow：A Tough Old China Hand，28.

[98] 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359.

[99] 档案号：I-O-9212，上海市档案馆藏。

[100] FO 371/6668［F 3934/3934/10］，Major R. B. Denny to Mr. Lampson，October 24，1921，FOFC.

[101]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48.

[102]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571页。

[103] Graham Storey，Reuters’ Century，1851-1951（London：Parrish，1951），204-206.

[104] 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民营通讯社是1904年设立的中兴通讯社。参见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571页。

[105]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571页。

[106]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573页。

[107]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571页。

[10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太平书局，1964，第255页。

[109] 申时电讯社：《十年：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特刊》，1934。

[110] 冯志翔：《萧同兹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第3页。

[111] 同一时期，上海还有一家上海国民通讯社，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所办，名称相似但实际为两个不同的机构。上海通社编《旧上海史料汇编》（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711页。

[112] “Arrest of Samuel Chang，” The China Weekly Review，28 June 1930，161；陈汉初：《张似旭报业生涯二三事》，《汕头文史》第5辑，1998，第96页。

[113]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6.

[114] 《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77页。

[115] 朱淇（1858～1931），广东南海人，清末民初著名报人。1877年中秀才，后入兴中会。1895年草拟广州起义反清檄文，因其兄向官府告密，起义流产，遂北赴上海，后返广州办报。先后创办《岭学旬报》《岭海日报》《东华报》《通报》等。不久又到青岛办《胶州日报》，1904年在北京主办《北京日报》（中文）。1908年，他被推选为北京报业工会会长。武昌起义后，赴滦州策动张绍曾、吴禄贞起义。1915年起拒绝与袁世凯合作，隐居修道。陈雁：《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第54页注4。

[116] 陈雁：《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第54页。

[117] 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第57～58页；《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曾虚白译，台湾新生报社，1973，第30～34页。

[118] George Ernest Morrison，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376.

[119] 在支公使館「支那ニ於ケル新聞紙ニ関スル調査ノ件」（1922年5月15日），日本公使馆，Reel no.1-0250/109-11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20] 冯悦：《日本在华官方报：英文〈华北正报〉（1919～1930）研究》，第31页。

[121] 刁敏谦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

[122] 在支公使館「支那ニ於ケル新聞紙ニ関スル調査ノ件」，（1922年5月15日），日本公使馆，Reel no.1-0250/109，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23] 冯悦：《日本在华官方报：英文〈华北正报〉（1919～1930）研究》，第30页。

[124] 关于王伯衡对西方报纸在中国所扮演角色的描述，参见《中国之西字报》，黄天鹏编《新闻学刊全集》，《民国丛书》第2编第48册，第148页。

[125]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4.

[126] 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43），52.

[127] G. E. Morrison to Yen Ho-ling，November 4，1913，in Morrison，Correspondence，238-239.

[128] Morrison，Correspondence，112.

[129] Abend，My Life in China，15-19.

[130] Milly Bennett，On Her Own：Journalistic Adventur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27，edited and annotated by A. Tom Grunfeld（Armonk，NY：M. E. Sharpe，1993），176.

[131] Emily Hahn，The Soong Sisters（New York：Doran and Company，1941），115；Peter R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61.

第二章 战场之外：济南惨案

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发动二次北伐。当国民革命军抵达济南之时，日本政府以保护济南的两千名日本侨民及其财产为由，向济南增兵。5月3日，北伐军与日军在济南交火。仅在当天，遭日军屠戮的中国军民就达千人以上。[1]日军闯入山东交涉公署，残杀公署职员。公署交涉员蔡公时怒斥日军暴行，被割去耳鼻惨遭虐杀。7日，日本司令官福田彦助在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授意扩大事态的背景下，向蒋介石发出了12小时的最后通牒，粗暴要求蒋严惩与济案有关的官员、解除抗日武装、撤至济南和胶济铁路20华里之外，甚至将辛庄、张庄兵营开放以便日军监视。虽然蒋介石为迅速平息争端，回复通牒内容“大体可以承认”，但福田又进一步要求蒋谢罪，并以未达到满意答复为由，对济南城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和轰炸。[2]11日，日军占领济南，烧杀掠夺，使城内满目疮痍。蒋介石没有与日军纠缠，而是绕过济南继续北伐。直到1929年3月，日本才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济南协定》和不公开发表的《会议记录》，同意从济南撤军，但对济案的责任问题闭口不谈。[3]

日军与国民革命军在济南交火后，事件迅速被新闻界关注。租界英文报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影响了国际舆论界对济案的评判。战场之外，硝烟散尽，事件本身的成因、经过虽然在几十年后已经被历史学者梳理清晰，但在冲突刚刚爆发之后，却是非难辨，责任扑朔迷离。两方对事件的基本事实争论不休。在事实本身难以辨明之时，对事实的叙述和解读已然代替事实本身，夹杂着既有的情绪、立场和政治意图，虚虚实实，左右着当时各种势力对于局势的判断，而无数的即时判断和相时而动又进一步加剧了中日局势的恶化。

日军与国民革命军在济南发生军事冲突后，媒体上的对峙同样激烈，而论战中各派报刊持论的立场，也揭示了在华英文报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能掌控的媒体资源有限，加上政局纷乱、缺乏统合的新闻战略，面对日本强大的新闻网络，在济案话语的争夺中节节败退。而国民政府话语权的困境又不只因媒体资源尚不发达，还与长久以来形成的以列强利益为主导的舆论环境有关。济南惨案的论战，使南京政府的官员深切感受到国弱言微的苦楚，只能眼见国际舆论界被列强势力操作，颠倒黑白。济案是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第一次与日本在军事上发生正面冲突，为后来的中日战争埋下了伏笔。国民政府也通过济案深刻认识到建立国际新闻宣传网络的紧迫性。

对于济南惨案的回应

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得益于它在1920年代铺陈的新闻网络，在媒体上反应迅速，报道口径一致且发报频繁。第一篇关于两方军队在济南交火的报道在冲突爆发后不久便见诸报端。冲突愈演愈烈，而在任何对冲突责任的调查尚无法展开之时，东方通讯社就从北京分社向外发报，称交火源于军纪涣散的北伐军大肆抢劫掠夺当地日本侨民。[4]在冲突爆发后的几个小时内，有关济南事态演化的报道从东方通讯社在华的各个分社源源不断地发出，所有信息一致将起因归为国民革命军的抢劫，每篇报道都以不同角度添加了新的细节，并通过统一叙事和重复报道在媒体上不断强化北伐军掠劫无度的“事实”。由此，日本士兵在此事件中被东方通讯社描绘成无辜的自卫者，被迫抵御涣散无度的北伐军对当地日侨的侵害。至5月3日晚，东方通讯社至少发出了七篇报道，全都将军事冲突的责任归咎于北伐军抢劫日侨。[5]不得不承认，日本通讯社的迅速反应使其在事件的报道上占尽先机。虽然事件内情尚无法确定，但事件的最初报道对国际舆论关于济案认知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将影响读者对后续发展的判断。

东方通讯社对济案的报道被英文媒体争相转载，将国民革命军劫掠济南城塑造为“事实”。而这一“事实”却在事件发生的几天之内都没有在英文媒体受到质疑。诚然，国民政府缺乏一个高效的新闻网络是日方说辞甚嚣尘上的原因之一，但冲突爆发时，信息渠道被日方刻意阻断，也进一步导致国民政府话语的缺失。为了孤立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北伐军在进攻济南之前切断了济南连接南京、北京和青岛的铁路线，[6]铁路沿线的电报线路也随之被损毁。因此，济南的通信完全依靠市内的两座无线电台，一座由日本控制，另一座由国民政府控制。5月3日冲突爆发不久，日本士兵破坏了国民政府的无线电台，使日本的电台成了济南与外界通信的唯一渠道。[7]破坏国民政府无线电台不仅阻止了新闻的传送，而且妨碍了济南与南京之间的常规通信。据报道，南京国民政府要联络蒋介石，也只能先传送电报到济南以南约150千米处的兖州，再通过传令兵递送消息。[8]北伐军通信受阻，使日本得以控制济南向外界的信息传播。

日方的版本甚嚣尘上，也源于英系媒体对日方报道的附和。东方通讯社虽然在中国新闻市场占有较高的份额，但其在国际上远不如路透社的影响广泛，且路透社作为第三方的媒体，在报道济南惨案上要比日系媒体更显权威。然而路透社在济案上未能突破东方通讯社已然设定好的框架，既没有采用中立的消息来源以平衡日方的一面之词，也没有对日方的叙事版本保持警惕，反而完全遵照日方的口径，称济南的军事冲突由北伐军抢劫日侨而起。[9]可见东方通讯社与路透社在中国的竞争只停留在商业层面，在对华政治上两者仍然保持高度一致。北伐军抢劫日侨之所以能在英文媒体上成为公认的基本印象，不得不说是两家通讯社在国际新闻界对信息进行联合垄断的结果。

日英媒体既然已在舆论界先入为主地建立了北伐军劫侨的“事实”，中方若要反驳，必然需要将反面事实大规模地呈诸报端以扭转视听。但在国民政府信息网络尚不通达之情势下，消息难以在租界和国际报刊中传播，这使得国民政府在英文媒体上对济案的反应相对滞后。即便遇有可发声的机会，也口径不一。作为南京政府官方通讯社的国民新闻社，首篇关于济案的报道5月5日才见诸报端，并只登载在《字林西报》上。该报道指出，交火源于日军无端逮捕了几名国民党宣传人员，并威胁向穿过街巷进入日军封锁的第四大道的中国士兵开枪。[10]国民新闻社对租界报刊的影响力微弱，无法撼动英、日通讯社关于济南交火缘起的叙述。通过对英商控制的租界英文报《大陆报》刊载济案消息来源的统计，也可以明显看出国民新闻社在租界新闻界的边缘地位。在济案爆发后的十天内，共有168篇相关报道，其中只有14篇来自国民通讯社，107篇来自路透社，47篇来自东方通讯社。

国民政府的信息，因对中日交战的起因说法不一，不仅使外国读者感到困惑，他们也对中方信息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国民新闻社的报道刊载不久，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在当日发布声明，称两军交火的直接起因是日军射杀了一名穿越曾短暂被日军占领的街区的国民革命军士兵。[11]蒋介石的版本并没有提及国民新闻社所述的日方对中方宣传人士的逮捕，也没有提及北伐军与日本侨民的冲突，而是将交战归结于日军对国民革命军的骚扰。另一个流传于报界的国民政府的济案版本称，日本士兵为了保护逃亡的奉系军队，意图阻止国民革命军穿越铁路干线。[12]虽然所有版本都将战事的起因归于日军，但因各报道在具体事实上有所差异，加上读者容易先入为主地接受日方和英方联合建立的北伐军抢劫日本侨民的“事实”，国民政府对济案口径不一的说法反而让读者怀疑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认为国民政府的多种叙述，不过是其尚不知如何有效地为目无军纪的北伐士兵辩护。对济案起因的多种解释也暴露了南京政府缺乏统一的国际宣传系统。国民新闻社和政府高层官员，似乎并没有就事件起因的解释达成一致。而蒋介石和黄郛对日军残杀山东涉外公署外交专员蔡公时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抗议，从5月6日开始便频繁被中国报纸引用，[13]租界区和国外的英文媒体却对日军虐杀蔡公时这一恶行关注较少。

对济案起因报道莫衷一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对国际宣传的不娴熟。政府高层尚未能熟练运用宣传在外交甚至是军事上的意义，在信息发布上缺乏协调统一。事件发生当下，蒋介石希望尽快摆脱与日军纠缠，息事宁人，也是南京政府在济案早期缺乏统一口径的原因之一。双方冲突爆发后，蒋介石希望通过与济南日军直接谈判，迅速平息争端，因此并不希望将两方对峙曝光于国际媒体，担心这样会激化矛盾，阻碍与日军直接交涉解决，进而使北伐军深陷与日军冲突的泥潭，毕竟完成北伐要远比留在济南与日本对抗重要得多。[14]但他也在与日军指挥官谈判的同时，呼吁外国驻华领事，尤其是英美领事从中调停。[15]可惜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未见成效：日军将领无谈判的诚意，提出的条件置中国主权于不顾；而外国领事馆回复除非日本也提出调停请求，否则拒绝介入。[16]日本已明确表示反对任何第三方调解，所以领事馆实则是不想为了尚未取得中国合法政府地位的南京国民政府而与日本为敌。

5月8日，当日军开始轰炸济南城时，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消极宣传的策略，开始多方寻求国际援助。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认为，话语的缺失，绝非因为己方在济南惨案中不占道义，而是缺少陈述自身立场的渠道，因此首要之务是开拓传播己方信息的途径。[17]南京国民政府一改往日仅在国内媒体发布新闻，而被动等待外国报刊转述的情况，开始寻求直接将南京国民政府的济案立场公之于世。第一步便是向国际联盟报告济案的经过，呼吁国联介入调停。[18]5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延闿致电国联秘书长，向他提供了济案的详细报告，请国联对此展开调查。[19]而国联在13日回复不受理南京政府的请求，因国联视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非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其实南京领导人在向国联申诉之前，就已充分意识到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但仍决定诉诸国联，实为宣传起见，毕竟国联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国际新闻界的关注。[20]他们欲借助向国联申诉而陈述济案经过，澄清媒体的曲解。胡汉民在与黄郛的通信中就表明了国民党高层决定将济案诉诸国联的目的。

石曾、毓秀两同志与法专门家讨论，以为南方向未承认，假权北方有为彼张目之嫌。联盟素为大国把持，英为秘长，日掌政治股，我无胜诉希望。且六月初开会结果，不过派员调查，无救于急。又虑美国因此不愿过问，不如只作宣传作用而止。言甚中肯，合并以闻。惟弟等觉与强国争，一切运动本无把握可言，此举胜于束手缄默。[21]

为了进一步巩固己方的立场，南京政府公开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询问“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发起的济南事变究竟作何态度”。[22]这则电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从国民政府的角度详细回顾了济南惨案的经过。南京政府继而又派遣多位高官作为“特使”前往西方各国，意图与外国重要报刊建立联络，就济南惨案进行公开演说，并争取目标国家政府官员对国民政府的支持。[23]其中，伍朝枢被派往华盛顿，王宠惠前往伦敦，汪精卫奔赴日内瓦，胡汉民和李石曾被派往巴黎，孙科前往海牙和柏林。启程前，伍朝枢向美国记者表示，他前往华盛顿的使命是“向美国表明国民政府的立场”，“确保美国不会被有关宣传误导”。[24]这些南京派出的外交特使，希望西方国家能从中调停，但他们知道，西方国家介入的前提是对事件本身和中日局势有清晰的了解。在日方对事件的陈述已然左右了国际视听之时，让国民政府的声音被西方人接受是获得西方列强支持的先决条件。

日本：再现“南京事件”

日本能在济案发生后，迅速主导国际舆论界对事件的认知，除了自身强大的新闻网络外，还得益于当时的舆论环境。对于舆论的动向，事件本身作为“前景”所提供的事实固然重要，但既有的舆论氛围，作为“背景”成为隐藏于“事实”背后的“时势”，引导着人们对事件的判断。事实诉之于理，时势诉之于情。但在事实本身尚难以确定之当下，情感时常以压倒性的态势左右人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如此一来唯有顺应情绪的“事实”，才被认定为可信之“事实”，以虚代实则成为可能。日本媒体善于以情绪裹挟事实，借助已有的舆论风向，顺势利导，通过加深中国与列强的隔膜来进一步强化国际舆论反华的情绪，从而赢得西方受众对日本的同情。192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列强在华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日本恰是迎合西人对华忌惮的心理，在媒体上将济案包装成又一起中国人的仇外事件。

为了唤起西方人的反华情绪，日本控制的通讯社和报刊试图将济案描绘成“南京事件”的重演。1927年3月23日，在第一次北伐之时，程潜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攻抵南京，张宗昌指挥的直鲁联军战败后退入城内，未能渡江北逃的直鲁溃军在南京城内进行了小规模的抢劫活动。24日江右军各部陆续进入南京城，从上午8时到下午5时，城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排外抢劫，多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以及教堂、商店、学校遭到抢劫。几名外国人在劫掠中遇害，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John Elias Williams）。[25]24日下午3时，躲避在美孚油行山上的美国领事向英美军舰发出开火信号。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绿宝石号（Emerald）和美国军舰诺亚号（Noa）、普雷斯顿号（Preston）向城内开炮。北伐军起初予以还击，后为消除误会，避免伤及无辜，派世界红万字会江宁分会会长许树璋等到江岸，向外舰遥作旗语求和，英美兵舰遂停止攻击，但已经断续炮击了70分钟，共发炮弹200余枚，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26]参与大规模劫掠的究竟是直鲁溃军与流氓地痞还是北伐军士兵，责任一时难以厘清。蒋介石后来将抢劫杀害外国人的行为归咎于军队中激进的共产主义分子。这一说辞也被列强接受。[27]至于“南京事件”如何善后，国民党与列强的谈判协商拖延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28年4月，即济案发生前的一个月，南京政府才与美国就道歉和赔偿金额达成协议。[28]因涉及条约修订等问题，与英国的谈判直至济案爆发仍悬而未决。[29]

“南京事件”为日本报道济南的冲突提供了一个模板。两起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两案都发生在北伐期间，都是国民革命军与外国军民的冲突。且“南京事件”平息尚不过一年，外国侨民对于国民革命军抢劫杀戮的报道仍记忆犹新，加之英国尚未与国民政府就“南京事件”谈妥，难免使在华外侨对北伐军心存忌惮，对中国人普遍抱有“野蛮”“排外”的偏见。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日本掌控的媒体有意以“南京事件”为参照来报道济案的细节，以借助外人在“南京事件”中积累的惶恐与怨怒情绪，影响他们对济案的判断。东方通讯社反复强调北伐军的“抢劫”就是如此。应当指出，日方消息对“抢劫”的描述与事实有出入。来自第三方媒体的报道，如《曼彻斯特卫报》和《纽约时报》就并未证实“抢劫”行为的存在。历史学者的研究也没能核实“抢劫”是否实际发生，或者其规模是否与东方通讯社所描述的相符。[30]东方通讯社5月3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将北伐军在济南的“抢劫”归咎为冯玉祥不满蒋介石掌控山东，以及北伐军贺耀祖军队里共产党员的挑唆。[31]5月刊的《远东评论》也长篇累牍地“披露”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嫌隙，暗示士兵大规模抢劫侨民乃因北伐军内乱所致。[32]这些报道与此前对“南京事件”的说法如出一辙，但事实上蒋介石在1927年“清党”后已将共产党人逐出北伐军队。

然而日本操控的报刊刻意将这两起事件联系在一起，也容易使日方作茧自缚，引发读者对日本出兵山东合理性的质疑。“南京事件”是北伐军与外国侨民的冲突，济南惨案却是北伐军与日本军队的对峙。而日军在北伐军抵达济南之前就大规模地出现在城内，本身就增加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日方若没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增兵济南，其在冲突爆发以来一直苦心建立的受害者形象难以令人信服，反而容易被认为是咎由自取。

日军增兵济南着实有违常理。增兵决策是田中义一政府做出的。田中一改币原喜重郎政府对华“不干涉内政”的政策，转为对华强硬的姿态。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以将“满蒙”与中国分离和武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为核心的《对华政策纲领》。[33]自1927年秋以来，蒋介石曾多次劝说日本不要干涉山东问题，并一再承诺决不容忍其军队从事排外运动，切实保护外国人在华生命和财产安全。[34]但蒋介石在1927年访日，与田中义一在其青山私宅会谈时，就已经意识到日本希望蒋介石将势力范围限定在长江以南，并不支持其北伐从而威胁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35]为进一步表示对日的善意，1928年2月，蒋介石顶着国民党高层的重重阻力，以留日的黄郛取代留英的伍朝枢担任外交部长。[36]虽然田中义一在向济南增派军队之前也曾有所犹豫，[37]但在军方强大的压力下，1928年4月中旬同意向山东增兵。

不久，日本增兵山东的合理性受到报界的广泛质疑。5月5日当天，据路透社报道，除《日经新闻》外，东京的报纸都指责是日本政府的敌对政策造成了济南的冲突。[38]《大陆报》也刊登读者来信，批评日本增兵济南不仅没能保护日侨的财产，反而严重损害了与中国的贸易。日本在山东的商业利益“在本财年多达4.4亿银元以上”，“中国人是日本最好的客户，中日商业利益如此巨大，不该去招惹中国人的仇视”。[39]《纽约时报》援引一些日本报纸的意见，认为田中义一增兵济南本意虽然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实则为北伐军提供了攻击的借口，使侨民身处险境。日本政府虽然执意要严惩肇事者，公众却希望以缓和的态度解决争端。[40]如若日军果真以护侨为目的，那么政府应该将日本侨民暂时迁移到附近的青岛，而不是把他们留在济南直面可能的军事冲突。[41]诚然，日本的宣传陷入了两难。一方面，日方媒体越是突出日侨在济案中的遭遇，则越能指责中国军队的“野蛮行为”；另一方面，日本侨民和士兵的伤亡也会让国内公众质疑如此惨烈的代价是否值得。据《纽约时报》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称，日本陆军省曾试图压制有关日人伤亡的报道，担心“公布日本平民惨重的伤亡将给国内政局带来不利影响”。[42]

与此同时，张作霖也试图从济案中收割政治利益。伦敦《泰晤士报》援引路透社5月4日消息称，张作霖对北伐军与日军在济南城的冲突表示惋惜，并愿意向日本提供武器和弹药。[43]这一提议立即引发了人们对日本与北京政府关系的怀疑，日本利用济案支持奉系军阀的谣言开始在报纸上流传。尽管日本坚称其在济南的行动只是为了保护本国侨民，但张作霖的言论在舆论界引发了人们对日本介入中国内政的质疑。然而就在两天后，张作霖的态度突然反转，向驻北京的日本外交官发出抗议，要求日军撤出中国领土。[44]5月9日，张作霖又发布通告，宣布由于济案而暂停内战。[45]

张作霖的摇摆态度凸显了奉系与日本既依赖又防备的复杂关系。山东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犒赏给张宗昌的地盘。日本屡屡增兵山东，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北伐军的前进，但也直接视北京政府的权威和中国的主权于不顾。日本在济案爆发后又压迫奉系军阀不得反攻济南，引起奉军反感。奉系骨干、安国军政府交通部长常荫槐致电张学良和杨宇霆，谴责日本既对南军（国民革命军）宣战，又来牵制北方，纯属干涉内政，并要求张、杨二人“急谏”张作霖一致对外。[46]其实，奉系与日本的矛盾早已激化。张作霖能称霸东北进而掌控北京政府，自然离不开日本的扶持。但日本扶持他，期望他成为侵略满蒙的工具，同时也处处防范奉系壮大而不听从日本摆布。奉系自掌控北京政府后，政治眼光已不局限于东北，更不愿意受日本的胁迫出卖主权。奉系有意削弱日本的势力，尤其防范日本对满蒙铁路的进一步染指，于是自行集资修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线；支持临江地方官民抗拒日本在该地设立领事馆；禁止销售日本人出版的中文《顺天时报》等。[47]日本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南北妥协的支持，一方面又推动南北划江而治。[48]但奉系无意听任日本操弄，在北伐第一阶段就曾为自身利益暗中寻求与蒋介石合作的机会。当时，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在徐州为张宗昌和孙传芳领导的直鲁联军所败，西面又面临武汉政府汪精卫和唐生智的“东征”，在桂系的压迫下，被迫于1927年8月下野，无法与奉系进一步接触。但恢复北伐后，奉系内部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年轻将领抱有一致对外的理念，尤其是在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们不排除与蒋介石妥协。[49]

中国的困境

1928年的中国，在国际舆论界并不占优势。在列强主导的话语下，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主要呈现为“无序”和“仇外”。1925年，五卅运动将中国反抗列强尤其是英国压迫的民族情绪推向高潮。[50]1926年开始的北伐又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反帝情绪。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在武汉建立政权，在当地工会的协助下，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北伐军占领南京后，又爆发了针对当地外侨的抢劫。这些事件在国际舆论上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无序”和“仇外”的印象，而北伐军若在济南引发另一起排外事件，对他们来讲也并非意料之外。南京政府的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济案的解决有赖于国际社会的援助，此时不能同时与多个列强为敌。鉴于1920年代以来中国人各种针对英国的爱国主义运动，以及英国对列强在华势力的影响力，蒋介石更顾虑英国的态度，担心如果外交无果，国民革命军将不得不在军事上与日本对抗。[51]这就使得南京政府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济南惨案也迫使南京政府转变其交涉策略：从反抗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到缓和与英国矛盾而转向对日本的防范。

然而这样的转向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中国民众反帝热情持续高涨的情况下，任何政治团体都知道必须应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并试图将其为己所用。蒋介石虽欲寻求西方斡旋中国与日本的纷争，但同一时期，针对列强的废除领事裁判权运动以及争取关税自主权仍是国民党对外诉求的重中之重。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国民党领导人都赞成蒋介石的对外举措。党内元老李石曾就曾劝蒋介石不要把济案上诉到国际联盟，认为这样做不过枉费力气。[52]党内与蒋介石有隔阂的左派势力成员，也谴责他将济案诉诸国联只不过是向西方“乞怜”，违背了国民党反抗帝国主义寻求民族独立的理念。左派背景报纸《革命评论》的一篇社论就直接批评蒋介石求助西方介入济案。

我国人如尚有一点热血的话，想总不会屈服而生乞怜之态，以希冀被人蹂躏任人刀割下之一些慈恩……帝国主义者当然有帝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我们何能生意外的悻望。日本如此，他国也何独不然。在惕见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强暴，而求怜于他帝国主义者之帮援，这是何等愚蠢而且羞耻的事！[53]

租界英美报刊的态度

在华的外国侨民面对济案，也并非全然旁观，夹杂着自身的利益诉求，租界区报刊也加入对此案话语的争夺。租界的英国侨民，因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会进一步剥夺他们的在华特权，通过支持日本在山东的“护侨”行为来维护列强在华的整体利益。尽管英日同盟在1923年已作废，但在1920年代中期，当英日两国的利益都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击之时，日本一些军官和资本家暗中冀望同盟余晖返照，英日能再次联手维护两国在华的利益。[54]然而对于美国在华商人来讲，开放的中国有利于美国对华贸易的扩展，并能遏制日本在太平洋的崛起，[55]此案恰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抨击日人干涉中国事务的机会。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租界英美系报刊对此案态度的分裂：英系报刊坚决支持日本的主张，而美系报刊则对中国的北伐事业表示同情。

英系报刊明显偏袒日方对济案的说辞。5月初，两家最大的在华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大陆报》都大量援引日方对此案的叙述而忽略中方提供的信息。两份报纸的标题已然透露了它们的政治倾向：《士兵目无法纪，蒋介石无力约束，事态失控》[56]《南方部队大肆抢掠》[57]《面对南京的诽谤，日本已失去耐心》[58]。专业的新闻报道在极具争议的事件时，会添加“据称”这样的字眼以示谨慎，这些报纸在引用日本消息时却极少对信息的可信度质疑，而直接如陈述事实般援引。反之，英系报刊对中国的信息来源则格外小心，常常指责其“无根无据”。《字林西报》的编辑就承认：“我们已经被中国人的信件、声明、学生请愿和发往国外的电报复印件淹没，各个都想申明中方在济南事件中的立场，但很可惜我们报纸的专栏不会登载这种宣传（propaganda）。”[59]

面对日方媒体刻意将济案与北伐军抢劫南京关联，英系报刊欣然应和。《字林西报》认为济案是国民党“因最近南京事件的交涉进展不利，试图重演南京暴行”。[60]的确，在“南京事件”的赔偿尚未谈妥，且中国民众的反英情绪不断高涨之际，英侨选择站在日本一边，并不是因为日本有关北伐军“抢劫”济南日侨的说法多有说服力，更多的是这些报道勾起他们对“南京事件”的记忆，迎合了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满，并有力地调动了他们对北伐军的恐惧和忌惮情绪。《字林西报》的编辑说：“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北伐军队是出了名的到处抢掠且粗鲁傲慢，在当前的（济南）危机中，这一点尤其不容忽视。”[61]《大陆报》支持这一论调。

指挥官对于军纪涣散的（国民党）士兵几乎每次都束手无策。在汉口、南京、南市和闸北，仅过去一年，每次政局的变动无不伴随着屠戮、混乱和洗劫。无辜的民众被击毙，宝贵的财产被焚毁。军事纷争的损失本不必如此惨重，但这样的队伍使得每次都让战事扩大到无法收拾。而今，济南不过也是在遭受这帮兵痞的另一番蹂躏。[62]

英系的报刊也对日本增兵护侨表示同情。《大陆报》的一则评论称：“人们在了解了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后，很难苛责日本政府出兵保护其在华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做法。”[63]《字林西报》也表示，日本“在山东拥有巨大的利益，出兵保护理所当然”，[64]若日本“不这样做，就是严重失职”。[65]

济案毕竟是北伐军与日军之间的矛盾，租界英侨社会却视之为宣泄反华观念的机会，对于中国的批评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进而扩展到了对中国人民族性的谴责。英系报刊认为，此案只是再次证明了中国的蒙昧不化。《大陆报》写道：“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都会把在华的外国居民拽回到几个世纪以前。这也提醒他们，无论上海的生活条件如何现代，他们仍然活在未开化的中世纪。”[66]按照这个逻辑，济南的麻烦，与其说是日本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自己招致的。《字林西报》的编辑就挖苦道：

（济南惨案中）许多中国人被杀，北伐前景堪忧，中国人其实是自作自受。问题是，中国人难道就不能长点脑子吗？突袭汉口对他们而言有什么好处？租界虽然被他们收回，道义却留给了英国，英国本有力还击却选择拱手相让。劫掠南京又有什么好处？就算南军将济南城内的所有日本人都杀掉，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中国人一直在迫切地争取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平等对待，但通过一桩桩类似事件，中国领导人不过在文明世界人的眼中显得更加不入流，且使这个国家离文明国度越来越远。[67]

当日本5月8日轰炸济南并决定向山东增兵时，英系报刊略微改变了其亲日立场，认为日本没有必要扩大战事。尽管英国侨民愿意接受日本对于济案的陈述，并指责中国是这场冲突的始作俑者，但他们也担心战事升级会招致中国新一轮的反帝运动，伤及自身利益。在5月11日的一篇社论中，《字林西报》的编辑就呼吁对这起案件进行联合调查以便尽快解决。该报还首次认可了南京政府对此事的反应，对南京政府就地解决纷争，并防范当地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做法大加称赞。[68]《字林西报》的社论版曾公开批评中国人的消息为宣传鼓动而不予刊登，[69]而今也开始登载中国人批评英国侨民偏袒日本的言论。[70]同时，该报还对日本进一步的动向保持警惕。该报建议日本减少军事行为，[71]并引述租界里广泛流传的说法，称日本在济南的行动意在干涉中国北伐以确保它在“满洲”的利益。[72]

《密勒氏评论报》和《北京导报》这两家美国报刊，从济案爆发后就一直抱有反日的态度，不认同日方对济案的“事实陈述”。《密勒氏评论报》并不依赖日本的报道，时常转述《曼彻斯特卫报》驻北京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提供的新闻，认为他作为“第三方目击者”的报道可以保持客观公正。[73]田伯烈的报道明显不同于日方的叙述。济案爆发前，他描述北伐军进入济南城时是一番“和平”景象，“堪为典范”，还证实蒋介石的士兵“对外国人颇为友善”。[74]田伯烈将5月3日冲突的起因归结为日本士兵向经过街头的国民党军队开火。他认为双方交火并非“抢劫”而起，而是双方军队之间一直就小摩擦不断，包括前一天一名国民党军官被日军射杀，及日军扣留国民党的街头宣传人员等，济案的爆发不过是一系列摩擦的升级和延续。[75]

《密勒氏评论报》指责英系报刊倒向日方言论，沦为日方宣传的代言人。在5月12日的一篇头版社论中，该杂志批评《字林西报》《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三家英系报刊“没有等待来自美国、英国或其他中立信息源对济案的报道”，[76]就已然与日方在媒体上结成同盟。而这三家英系报刊早已准备好将济案的责任归于国民党，“这表明上海的‘死硬派’势力又一次卷土重来”。[77]在接下来一期，5月19日的评论文章继续针对英系报刊，抨击《大陆报》对济案报道不公。[78]《北京导报》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英系报刊对日本的同情，但也告诫他们对日方消息保持警惕。该报评论道，不论事件因何而起，都已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中日两国民众愤怒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很容易导致新闻夸大扭曲地报道。《北京导报》警告：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转载已经发表的报道还是谴责其中任何一方都要尤为谨慎”。[79]

《密勒氏评论报》不仅对日本信息源抱有怀疑，还直指日本在济案中的动机，认为济案是日本阻挠国民党革命军队北进以保护北方军阀的一次行动，也是日本政府为转嫁国内政治困境而制造的一起国际纠纷。[80]该报认为，日本政府意图借中日军事摩擦，从国民党政权攫取些好处，使自己在山东和“满洲”的特权以及在关税问题中取得有利地位。[81]

在中国缺乏自己的英文信息渠道表达济案的立场之时，租界的美系报刊为支持北伐军的声音提供了传播的渠道，不过效果仍旧有限。租界的美系报刊并不如英国人经营的日报有影响力。与1930年代初期日发行量约8000份的《字林西报》[82]相比，《密勒氏评论报》是周刊，且每周发行量只有4000～5000份。[83]不得不承认，在对济案的报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英系报刊所支持的日方立场。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态度

伦敦最重要的日报《泰晤士报》尽管在宣泄反华情绪上有所节制，却也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租界英系报刊的观点。作为一份代表英国商业利益的报纸，《泰晤士报》支持日本在济南的军事行动，认为这起案件是由中国士兵抢劫日侨而起。[84]该报5月5日的社论更详细地叙述了冲突的起因：“中国士兵劫掠日方财产之后，驻扎在该地区的日军随即进行干预，附近的两千名国民党士兵前来救援并向日军开火。”[85]社论称赞日本政府在事件中表现出的“冷静克制”，而将冲突的升级归咎于冲动“越界”的国民党军队。[86]该报不认同南京方面的解释，认为这场冲突是“南京事件”的重演。

南京的外交部长关于冲突起因的说法和他对日本军队的声明，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不可信的。军纪严格的日本军队根本不可能做得出如其所述的野蛮行为……国民党军队在很多地方的暴行已经众所周知，若其继续烧杀抢掠，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对南京暴行给予诚恳的补偿，反而试图通过对外国人提出毫无根据的反诉，并向军队灌输充满仇恨的排外情绪来逃避责任。济南事件的爆发是民族主义运动中极端主义分子的杰作，他们今天是如此的活跃，就像（苏联顾问）鲍罗廷当年亲自领导国民党时那样。而要撼动人们对济案的认知，南京恐怕要拿出大量证据才行。[87]

但《泰晤士报》对济案的评论大都集中于事件本身，很少如租界报刊那样，将话题延伸到指责中国的落后和无序。该报并未将济案归咎于一般国民党士兵，而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内的共产主义势力，认为南京政权意在用济南和此前的“南京事件”向列强施压，迫使列强在修订条约时做出让步。[88]

尽管租界的美系报刊对日方的说辞大加质疑，但这一态度并没有在美国国内的报纸上有所体现。与大多数外国媒体依靠路透社和东方通讯社获取关于济案的消息不同，《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于美联社和该报驻华通讯记者亨利·米塞尔维茨（Henry F. Misselwitz）和亚朋德。《纽约时报》的报道相对中立，对冲突双方的意见各有登载。但因中国的信息网络尚不发达，日方消息往往成为唯一消息来源而被引用。在5月3日冲突爆发后，日方的消息主导了相关报道。该报追踪日军的伤亡情况，而关于中国军民遭受迫害的细节却很少报道。[89]中国士兵被描绘成残杀日本平民、[90]活埋日本士兵[91]的冷血刽子手，而中国国内报纸上常见的针对日本军队的类似指控却没有被引用。

《纽约时报》对日本和中国都持批评态度。该报并不盲从日方所谓抢劫日侨的说法，而认为日本关于抢劫和随后的北伐军暴行的报道仅仅是为了“将济南事件塑造成第二次南京事件”。[92]他们也不认为日军制造这起冲突是为了阻挠国民党军队北伐，因为“日本目前自身问题缠身，战事只会让它卷入新的泥潭，远不如一个和平的环境对它的发展有利”。[93]该报倾向于将济案视为中日在特殊局势下的“偶然摩擦”，[94]并敦促尽快息事宁人。《纽约时报》的确在济案的报道上保持了中立而超然的态度，等待事件随时间平息下去，而美国侨民在租界报刊上对日方的质疑和不满全然没有流露在美国本土报纸上。

可见，南京政府在济案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全然失利。不论租界报刊还是英美的报纸，中国人的声音几乎完全被日方的舆论淹没，使该案一时间是非难辨。话语权的丧失，与中国在舆论表述和舆论环境上的双重劣势有关。中国的新闻网络尚不健全，济案发生初期，南京政府宣传政策也模糊不清，这都极大地限制了自身立场的申明，加之中国在国际上“无序”和“排外”的负面形象也大大降低了其信息源在西方列强主导的舆论界的可信度。而这些劣势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中国政局动荡，政权的频繁更迭阻碍了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建设全国性新闻网。南京政权在济案之初寻求与日军暂定停战之盟而完成北伐大计，因而迟迟难以制定明确的宣传政策，国民党政府内部缺乏有效协作，致使其在媒体上的口径不一，也让日方占尽先机。而一年之前的“南京事件”，加上南京政府同一时间与列强关于收回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纷争，也让租界侨民和外国受众忌惮国民党的反帝作风，从而易于倒向标榜维护列强在华利益的日本。济案的舆论失利，促使国民政府和社会精英认识到改进国际宣传的紧迫性，痛定思痛之后，一个南京政府官方对外宣传机构终于酝酿成型。

图2 路霸

资料来源：Sapajou，“The Road Ho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7，1928。

[1] 数字为南红十字会等团体多方统计而得，参见李家振、郭墨兰《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第38页。

[2] 李家振、郭墨兰：《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第40～41页。

[3] 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193-205；C. Martin 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From Canton to Nanking，1923-28，” in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1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703-705；William Fitch Morton，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Folkestone：Dawson，1980），118；Donald A. 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6），158-161；李家振、郭墨兰：《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第45页。

[4] 路透社关于济南惨案的报道，参见“How the Japanese Reported the Tsinan Inciden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11-313.

[5] “How the Japanese Reported the Tsinan Inciden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11-313.

[6] “Chinese Defy Tokyo，Cut Tsinan Railway，” The New York Times，May 1，1928，12；“Communications Cut，” The China Press，May 1，1928，1.

[7] 参见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女士的回忆录。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第371页。

[8] “How the Japanese Reported the Tsinan Inciden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11.

[9] “Japanese and Southerners Clash at Jin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4，1928，13.

[10]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5，1928，18.

[11] “End Tsinan-fu Fight Both Sides Accused，” The New York Times，May 6，1928，1.

[12] “Nationalist Statement，” The Times，May 5，1928，12.

[13] 《对日暴举之愤慨》，《申报》1928年5月6日，第13、14版；《蔡公时殉难始末记》，《申报》1928年5月9日，第10版。

[14]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第3册，“国史馆”，2003，第316页。

[15] 1928年4月4日蒋介石关于济南惨案的电报，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126页。

[16]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参见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Cunningham）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FRUS，Vol. 2（1928），137-138.

[17] 陈公博：《我们对于田中暴行的主张》，《革命评论》，第3期，1928年，第5页。

[18] “China to Ask League for Tsinan Inquiry，” The New York Times，May 8，1928，1.

[19] “China Presents Her Case to the World，”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9，1928，356.

[20] 胡汉民：《山东事件提交国际联盟的经过》，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9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第1396页。

[21] 《胡汉民致黄郛电》（1928年5月12日），转引自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第383页。

[22] “China Asks Coolidge Our Stand on War by Japan in Jinan，” The New York Times，May 14，1928，1.

[23] 《胡汉民、孙科、伍朝枢自巴黎致谭延闿主席等陈述对济南意见电》（1928年5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第147页；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第382页。

[24] “Nanking Sends Wu Here on Shandong，” The New York Times，May 11，1928，4.

[25] 陈谦平：《民国对外关系史论（1927～1949）》，三联书店，2013，第43～44页。

[26] 陈谦平、丁兆东：《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2～43页。

[27] 陈谦平认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南京事件为北伐军中的共产党所为。陈谦平、丁兆东：《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几个问题》，《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第75～87页。

[28]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MacMurray），” April 4，1928，FRUS，Vol.2（1928），337.

[29] “Mr. MacMurray’s Brilliant Diplomatic Victory，” The Far Eastern Review，April 1928，154.

[30] Iriye，After Imperialism，199-200；C. Martin 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From Canton to Nanking，1923-28，” in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703-705.

[31] 东方通讯社关于济案的报道，参见“How the Japanese reported the Tsinan Inciden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11.

[32]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Far Eastern Review，May 1928，204.

[33] 陈谦平：《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民国研究》2011年第1期，第93页。

[34]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April 13，1928，FRUS，Vol. 2（1928），130-13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一至六月份》，正中书局，1978，第503页。

[35] 陈谦平：《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民国研究》2011年第1期，第94页。

[36]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February 29，1928，FRUS，Vol.2（1928），323-324.

[37] Iriye，After Imperialism，196.

[38] “Tokyo Papers Blame Cabinet，” The New York Times，May 6，1928；“Situation of the Utmost Gravity：Comment of Press，” The China Press，May 6，1928，1.

[39] “Correspondence，” The China Press，May 17，1928，4.

[40] “Press Criticism of Tanaka，” The New York Times，May 8，1928，1.

[41] “Press Criticism of Tanaka，” The New York Times，May 8，1928，1.

[42] “End Tsinan-fu Fight；Both Sides Accused，” The New York Times，May 6，1928，18.

[43] “Chang Tso-lin’s Offer，” The Times，May 5，1928，12.

[44] “Chang Protest to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May 6，1928，1.

[45] “Chang Tso-lin Favors Tru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before Tsin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0，1928.

[46] 左世元：《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及原因探析》，《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08～109页。

[47] 左世元：《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及原因探析》，《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10页。

[48] 日方积极策动阎锡山斡旋南北妥协的经过，参见左世元《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及原因探析》，《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11页。

[49] 左世元：《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及原因探析》，《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11页。

[50] Richard W. Rigby，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0），112-113.

[51] 《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第3册，第300页。

[52] 1928年5月13日李石曾给张静江和黄郛的信函，参见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第384页。

[53] 幸存：《济南事件之外报舆论！》，《革命评论》第3期，1928年，第51～52页。

[54] Hosoya Chihiro，“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apan’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9-1937，” 11-13；Hill Nish，“Japan in Britain’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9-1937，” both in Ian Nish，ed.，Anglo-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Ian Hill Nish，Alliance in Decline：A Study in Anglo-Japanese Relations，1908-1923（London：Athlone Press，1972）.

[55] George Ephraim Sokolsky，The Tinder Box of Asia（New York：Doubleday，Doran & Co.，1932）；Carl Crow，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New York：Harper Brothers，1937）.

[56] The China Press，May 4，1928，1.

[57]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5，1928.

[58]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5，1928.

[59] “The Chinese View of Tsin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0，1928，6.

[60] “From Rodney Gilber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5，1928.

[61] “Notes and Comments：The Responsibility at Tsin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9，1928，6.

[62] “Tsinan—a Repetition of Nanking？” The China Press，May 5，1928，12.

[63] “North and South May Sink Differences and Unite in Present Situation，” The China Press，May 8，1928，1.

[64] “The Chinese View of Tsin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0，1928，6.

[65] “The Judgement on Tsin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6，1928，6.

[66] “Tsinan—a Repetition of Nanking？” The China Press，May 5，1928，12.

[67] “The Tsinanfu Explos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7，1928，6.

[68] “An Atmosphere of Reasonablenes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1，1928，6.

[69] 《字林西报》编辑有关拒绝刊登中国信息来源的解释，参见“The Chinese View of Jin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0，1928，6.

[70] “Correspondence：A Chinese Voice，” The China Press，May 12，1928，4.

[71] “Japanese Press for Early Withdrawal，”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3，1928.

[72] “The Chinese War：Japanese Hint to Chang，” The Times，May 21，1928，16；“The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23，1928，6.

[73] “The Clash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and the Japanese in Tsina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06-307.

[74] “The Clash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and the Japanese in Tsina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06-307.

[75] “The Clash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and the Japanese in Tsina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06-307.

[76] “Foreign Diehard Press Blames Chines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05.

[77] “Foreign Diehard Press Blames Chines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05.

[78] “Correspondenc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9，1928，354.

[79] 《密勒氏评论报》转引自《北京导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9，1928，364。

[80] “Japan’s Interventio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9，1928，351.

[81] “Japan’s Interventio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9，1928，351；“The Japanese Versio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2，1928，309.

[82]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53.

[83]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53.

[84] “Fighting in Shantung，” The Times，May 4，1928，16；“Looting at Tsinanfu，” The Times，May 4，1928，16；“The Tsinanfu Outrage，” The Times，May 7，1928，16.

[85] “The Chinese Puzzle，” The Times，May 5，1928，13.

[86] “The Chinese Puzzle，” The Times，May 5，1928，13.

[87] “The Tsinanfu Outrage，” The Times，May 7，1928，16.

[88] “Japan and China：Severe Fighting in Shandong，” The Times，May 9，1928，16.

[89] “Many Japanese Killed，” The New York Times，May 4，1928，1；“Japanese Charge Atrocities，” The New York Times，May 6，1928，1；“Tokyo Plans to Send New Force to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May 7，1928，4.

[90] “Many Japanese Killed，” The New York Times，May 4，1928，1.

[91] “Reported Burned to Death，” The New York Times，May 7，1928，4.

[92] “Japanese Charge Atrocities，” The New York Times，May 6，1928，1.

[93] “British Warships on Way to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May 10，1928，3.

[94] “New Chinese Troubles，” The New York Times，May 12，1928，16.

第二部分 成长之痛

第三章 痛定思变：南京政府早期的国际宣传（1928～1931）

济南惨案过后，南京国民政府已迫切意识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宣传机构的重要性。在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多次提及中国国际宣传网的分散与落后，建议政府将整合宣传资源提上日程。[1]济案的惨痛教训诚然已使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话语权在国际纷争中之重要，但更紧要的是，北伐之后平定了北方的军阀势力，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在国际上成为代表中国的政权。新政权欲在国际上确立地位，必然需要其他国家，尤其是列强的认可。在国内民族主义运动高涨之际，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收回主权，对内赢得民众的拥护，树立自己的威望。但列强多年以来不了解，也不承认中国之秩序，遂一直以中国尚未现代化为由，拒绝放弃在华特权。因此，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立场被接纳，小而言之，关系外交的成败；大而言之，关乎国家主权和政权的稳固。

国际宣传机构的建设固然重要，国民政府在组建宣传机构时却毫无优势可言。中国向外的信息传播几乎完全依赖西方电信公司和国外通讯社，即便是中国境内的媒体，由于领事裁判权的掣肘，南京政府也无法管理外国人在租界运营的报刊和电信公司。此外，国民党党内一些极具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坚守反帝立场，对列强极度不信任，并抵触任何有向列强献媚嫌疑的言论；亲英美的势力为了维护主权，尽力缓和与西方的矛盾，拓展中国的外交空间。党内的不同意见使得各政府部门在处理外国记者在华言论的案件中缺乏协调与共识。的确，年轻的南京政府对国际宣传，这种一战以后兴起的新的施政手段还相当陌生。对国际宣传工作应该如何组织尚无经验，党内也缺乏可以主导国际宣传的人才。国民政府将国际宣传工作归于以宣导国民党意识形态为主的国民党宣传部，也表明了其对宣传的内外之别、目标和策略的不同尚缺乏理解，更无从把握。而在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系统尚未成型之际，一些活跃在租界报刊的中国精英凭借在实践中的经验，成为联通中国与世界舆论信息的代理人，在国民党系统之外寻求扩大中国影响力的途径。

国际宣传之初

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虽然急切希望通过宣传这种新型的施政手段来提升南京政府的影响力，但中西方对于“宣传”本质的理解有所不同。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全国在形式上宣告统一。国民政府奉行孙中山遗教，依据《建国大纲》宣布国家建设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督导人民为民主宪政做准备。“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是孙中山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政治路线。早在1914年，孙中山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规定：“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个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以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2]训政实则是将人们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以“先知先觉”之“进步群体”，特别是国民党员教育训导“后知后觉”的民众懂得如何行使民主的权利和义务。训政背后的逻辑是，普通民众对价值、权利、义务的判断并非天生，需要教化，而民众刚脱离帝制，对于民主和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一无所知，在采用民主规则之前，需要政治精英的引导。[3]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重视教育指导的作用不无道理。但训政也明显带有国民党居高临下的姿态，将民众视为愚民，对其政治判断能力缺乏信任，并以党义和特定意识形态对民众加以影响。孙中山1922年表述过类似的看法，称底层民众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并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就是要行伊尹之志，以‘阿衡’自任，保卫而训育之。”[4]

训政也是中国传统精英治理的延续，只是以前是通过科举选拔，如今是以奉行理念的党员作为精英。千年帝制虽然可以一朝变共和，但政治思维模式、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惯性，并非靠高呼“民主”“共和”的口号或是生硬嫁接西方的施政方式就能一蹴而就。北伐后，国民政府采取民主集权制，中心在集权而不在民主。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更确立了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新型“党国”体制。对于国家方针的讨论限于党内，而民众不必参与其中。革命欲争取的自由也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团体”之自由。[5]一旦党内确定施政方针，则向民众宣导，目的是让民众理解和遵循，而不是质疑和讨论。国民党借鉴俄国“以主义治国”的方法强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宣传”有宣导、传播之意，在民国的政治生态中，结合教育、教化之责，与自上而下，家长式治理融为一体。而在西方，政治权利原则上是自下而上的层层代理，上层的思想管控在明面上是政治禁忌。一战后，英美的许多官员开始把官方宣传机构视为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遗产，相继废除。[6]

五四运动以后，宣传成为国民党党务要义。国民党动员的早期一度依赖孙中山的个人号召力，但俄国革命的成功让孙中山意识到“主义”之重要，五四运动也使他感受到有组织的宣传所蕴藏的巨大政治潜力。宣传工作于是成为国民党党务的重要部分。[7]孙中山虽然借鉴苏联以主义治国之形式，但并不借鉴其主义之内容。他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涵盖更广，且民生部分已然包含了共产主义的理念，因而推行三民主义应成为国民党宣传之重。[8]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在广州建立政权。新政权模仿苏联成立了宣传部，负责对党员和民众进行思想教化。[9]西方的宣传侧重于说服技巧，国民党所参照的苏联模式的宣传则意在将意识形态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且无处不在。[10]宣传部的官员把宣扬三民主义作为首要任务，从而统一舆论，加强一党专制。[11]常规的行政部门，如外交部、交通部、财政部等归于行政院之下，宣传部却直属于党部系统，受广东政权最高部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接领导。这样的安排也表明了广东政权对思想管控的重视。

宣传部专门设立了针对国际事务的办公室，负责国际宣传。将国际宣传置于党的宣传系统之中为国民政府的特色。其他国家类似的机构大多设于行政系统内，如英国的信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美国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和德国的中央外事办公室（Zentryalstelle für auslandsdienst）。即便是苏联的对外宣传机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也隶属政府部门，而非党部。[12]清末民初之时，中国从事国际宣传的人员也多在外交或其他行政部门。至于国际宣传部门为何归于党部，笔者暂时尚未找到直接资料予以解释，但这样的机构设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1920年代末国民党官员对国际宣传的理解。一些党内官员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具有普世意义，而国际宣传应以宣扬党义为宗旨，效仿苏联宣传的方式去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按照孙中山倡导的“大同”理想，他们认为世界已经被分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的殖民地两大阵营，恢复中国国家主权的最好办法是联合其他弱国，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平等。[13]但孙中山去世后，群龙无首，继承其遗志成了国民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争夺权力的重要筹码。国民党内各个派系，通过表现出对孙中山思想的信奉，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争夺现实利益。当对三民主义的热情与政治利益相互裹挟利用之时，信仰的口号越热烈，从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党内政治斗争越激烈。

国民政府立足南京后，对三民主义的宣扬尤为热衷。而三民主义中强烈的反帝意识又早在1920年代中期，尤其是五卅运动后已得到强化。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从英国手中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这极大地鼓舞了国内民众的反帝热情，对寻求国家独立自主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继续推行以反帝为主旨的民族主义运动，通过修订条约，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国际上树立新政权的威望。[14]蒋介石军人出身，党务非其强项，但在党国体制下，以党建国，党在国上，他势必要强化自身在党务上的领导，加强主义宣传，以巩固自身的地位。

对意识形态传播的热衷也揭示了中国精英在当时世界秩序中的挫败感。虽然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军事和经济孱弱，但中华的民族观念以文化为核心。在诸多中国精英眼中，中国的力量源于源远流长的文明，他们不愿意在西方主导的秩序下放弃以中国为文明中心的世界观，而去接受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由人种优劣和军力高下定义的新秩序。他们尤其反感中华被污化为“不文明”“未开化”“野蛮”的民族，并在西方国际法规中被列入野蛮国家范畴，不拥有国际法下的平等地位和国际权利，却要承担各种条约所强加的束缚。[15]这种对中华文明的自尊与外国人对华的鄙视，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权责不匹配，激发了精英宣导中国政治理念的热情。加之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深处，也始终保有一种普世主义的精神理想，寻求天下之和而非现代国家的一国之强，即便在国运窘迫之时也不例外。这促使国民党精英迫切希望将孙中山的思想传播到全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立场。一位国民党全国代表的提案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普遍存在的文化自信和普世主义精神。

中国受帝国主义侵害已久，沦为次殖民地地位，原因虽然非一端，但是缺乏国际宣传，以致各国民众目中国民族为半开化民族，不能列于国际平等区域，其关系也至巨……中国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复具最优秀民族性，人口众多，土地广博，物产丰富，他国没有比伦……其所以沦于现在地位不能跻身于国际平等地位，因为受到帝国主义重重压迫，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的国民革命，不仅为中国民族自救的唯一出路，也是世界文化为计，为人类前途计，实有赖其成功，倘能将此广为宣传，使得各国民众能了然赞助，自如江川归河海，国民革命之成功，定可计日而待，况且吾党主义为救国救世界救人类的唯一主义，为世界革命的最高原则，我党将本此主义领导世界革命，达到与共有共制共享的大同世界。[16]

在党内设立国际宣传机构也可能是中央权力斗争的结果。毕竟，当时的宣传资源大多掌握在国民党左派而非蒋介石集团的手中，考虑到左派在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国际宣传机构设在其影响力深厚的党部也不足为奇。这样的机构设置，不得不说是1920年代末期的政治形势使然，但也在随后20多年的宣传实践中严重束缚了国民政府的宣传活动，这恐怕也非最初的设计者可以预见。[17]

国际宣传机构与新闻管理条例

1928年，宣传部在其下设立了国际科，专门负责国际宣传工作。这使得国际科成为国民党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国际科包括译述股和编译股。前者负责规划国际宣传实施方案、规划关于联络以及运用国际新闻言论的机关、发布及收集各种国际新闻消息；后者负责编纂各国文字之国际宣传品、译述国民党的主义政策向海外传播、征集并审查外国评论国民政府的言论。[18]这样以党义为宣传目标的机构设置在当时实难取得成效。国民党对内宣传党义是为了达成国民共识，进行自上而下之教化宣导，国际宣传则需要面对深受自由主义观念影响的外国受众。就前者来讲，话语的影响力源于自上而下的权威，但对于后者，信源的独立、不受权威和金钱控制（至少明面上如此）才是可信度的来源。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的信息秩序，与英美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信息秩序，皆是自身政治秩序的产物，不同的理念和政治基础使得两者难以调和。南京政府以自上而下的宣传观念，应对英美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信息秩序，难免龃龉。

图3-1 1929年国民党宣传系统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0册，第204页。

从属于党部的国际宣传工作，初期多由党务宣传人员担任，而这些人通常缺乏与国际社会沟通的能力和经验，且难以打破传统党务上通过反复说教来宣扬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国际宣传部门就大量出版过翻译孙中山思想的书籍和文章。[19]但宣传陷入僵化后，往往适得其反。孙中山的思想被复述得越多，也就越来越流失了其中情感的光泽，理想的热情往往被形式主义或陈词滥调所磨灭，宣传难免流于形式。除了党义宣传外，提升南京政府的国际声望也是国际宣传部门之要务。“统一”与“建设”成为其出版的宣传材料的两个主导议题：地方军阀势力已被消灭，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对这个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20]国民政府不仅有魄力安邦，更有能力治国，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21]

面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外国民众却不以为然。西方民众对有政府或政党背景的出版物本就十分反感。一战期间，交战国对“宣传”的滥用也使这个字眼与欺骗、散播偏见、思想操纵等具有负面意涵的印象联系在一起，使信息传播的背后多了一层别有用心的意味。[22]与官方宣传有关的出版物遭到英美公众的抵制，具有宣传意图的部门也因违背民主的基本要义而在战后被勒令裁撤。国民党对党义的传播直接被外国受众归为“官方宣传”而不被信任。尽管国民政府花费大量力气介绍国民党的思想基础，却很少得到外国报刊的回应。在少有的几篇对三民主义的评论中，更多是一种轻蔑与漠然。如伦敦《泰晤士报》将“三民主义”描述为一种“奇特的政府施政守则”，认为这不过是“各色西方思想的中式解读”。[23]

然而，最令南京政府宣传部门窘迫的还是现实的困境。《国民政府组织法》明确了政府的构架，以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推行以党治国的理念，实行一党执政，而政府为党所制定政策的执行机构。但人员大多跨党政部门，使得党、政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叠，党即是国，国即是党。[24]这样的体制设计与其宣扬的“民主”“宪政”的目标相去甚远。而南京政府本为平衡权力设置的五院制度，实际上不仅没能实现权力制衡，反而造成了机构叠床架屋，助长专制和腐败。

此外，南京政府初期只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政权尚未巩固，地方军事势力不满军权被蒋介石削弱、吞并，伺机联合反扑。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以及反共的西山会议派，联合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起对蒋介石的挑战，史称“中原大战”。虽然蒋介石最终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平定了这场“叛乱”，但战争也暴露了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貌合神离。除此之外，中共势力也长期与南京政府呈对峙的状态。[25]这些都与南京政府处心积虑要树立的稳定和统一的国际形象严重不符。[26]

国民政府充分意识到一味宣导的局限性，也以压制对政府不利的信息来辅助宣传。1929年1月10日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出版物要尊重孙中山的思想、阐明党义、宣扬党的纲领和政策，任何宣传共产主义、散布谣言、煽动异见或反对国民党的出版物将被视为“反动”言论而遭到政府的处罚。[27]

在规定了审查条例后，又着手制定了审查的实施方法。1929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要求各市级政府设立邮检所，扣留含有危害国民党事业内容的报刊和私人信件。[28]短短一个月后，9月23日，国民党又发布了《出版条例原则》，要求所有报纸和通讯社向国民政府所属之主管机关登记。凡登载“宣传反动思想”或“妨害治安”言论的报纸都不予登记，并予以纠正、警告、查禁或拘罚等惩戒。[29]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出版法》，以法律约束新闻出版。《出版法》沿用了此前各出版审查条例、办法的基本内容，并强化了注册登记制度，要求普通报纸向内政部登记，政党报纸则在宣传部登记。在戴季陶和陈立夫的建议下，该法扩大了“有害言论”的范围，禁止刊登任何意图破坏三民主义、颠覆政府或国家利益的信息。[30]这意味着《出版法》将此前基于“内容”的审查进一步扩展到对“意图”的审查。对“意图”的评估本就基于主观，而裁定权又完全由国民党把持。新的《出版法》扩大了国民党控制信息流动的权力，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

领事裁判权之争

即便有法律规范，南京政府对信息和言论的控制也极其有限。大量活跃在租界的外国通讯社和报社，由于领事裁判权而不受南京政府法律的约束。这些信息平台又多倾向于以列强的视角看待中国，突出中国落后、混乱、政局不稳的面向。南京政府深知租界报刊的影响力，[31]遂将规范租界报刊提上议程。

1930年2月，国民政府通过了《外报登记办法》，试图将外国报刊置于其控制之下，[32]但遭到仗着领事裁判权保护的外国报刊的抵制。事实上，为了规避南京政府的审查，许多中国报人也将报刊注册在国外，或在租界出版，以获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这使得在国内报刊上遭到打压的言论频频见诸租界报端，并进一步传播到国际社会。南京政府非常清楚，如果租界报刊得不到有效管制，南京的审查制度形同虚设，而问题的症结就是领事裁判权的存在。

清政府1843年与英国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第13款规定，英商与华民发生纠纷，向英国在华领事官员控告华民，英领事官员应予调查是非，尽力劝解，以避免对簿公堂，而华民控告英人，也应如此。若领事官员不能劝息，则移交清政府官员查明原委，秉公定断，而英人如何科罪，根据英国议定章程、法律由领事官员照办，而华民如何科罪，应遵循中国法律。[33]清政府又在1844年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中规定在通商口岸若原告、被告双方均为美国人，则由领事捉拿审讯，按照美国法律治罪。又因一体均沾原则，也赋予诸有约国领事官管理自己商民的权力。[34]领事裁判权在签订之初并没有“丧权辱国”的意味，而是清政府以“各国各官各管各人”及“怀柔远人”的传统涉外秩序，沿革《唐律疏议》的“化外人相犯条”。“化外人”在唐朝发生纠纷，若涉事双方为同国或同部族，则以该国或该部族的法令或习俗论断；若涉事双方分属不同国或不同部族，则根据唐朝的法律论断。[35]因此清政府在确认有约国官员的前提下，尊重有约国的法律与习俗，给予有约国官长以其法律管理其人民的权力。[36]

领事裁判权的授予也是将西方人融入中华帝国秩序的一种方式。在可以自治的范围内，由西方侨民管理自己的事务，尽可能不给清政府添麻烦。[37]柯塞北（Pär Cassel）也指出，领事裁判权的授予源于清朝法律多元化的传统。[38]但随着列强肆意滥用领事裁判权，清朝地方官员无力维持中国法律秩序，中国人对国家主权意识日益觉醒，领事裁判权逐渐被中国精英视为侵犯了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规定之一。反清的政治力量也经常利用领事裁判权来攻击清朝软弱无能，沦丧中国主权。清朝覆灭后，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国民党继续反对不平等条约，将近代中国的衰败归结为外国的压迫。1928年北伐成功后，高涨的反帝热情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快废除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的步伐，以彰显其反帝的决心，尽管此时南京政府尚不具备废约的实力。领事裁判权的存在，不仅有损南京政府的声望，也削弱其权威：租界常常成为政治难民和“叛乱分子”的藏身之地，使国民政府对异见人士鞭长莫及。

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伐结束后立即启动了修约谈判，废除领事裁判权是谈判的重点。国民政府援引“情势变迁”的国际法则，认为领事裁判权早已不合时宜，且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39]它的存在非但没有促进司法公正，反而使现行的司法标准复杂化，并容易引发中国民众的排外情绪，一旦演变为极端行为，动辄威胁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南京政府也大力改善中国的法制，以符合西方近代法律的样式，在日益近代化的司法体系下，领事裁判权已无存在的必要。[40]

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与南京政府谈判的症结在于如何废除、何时废除。1929年，各国已经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但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倾向“渐进地”废除。其理由有三：其一，他们认为中国司法未臻完善，且内乱丛生，不可贸然废约以置侨民于不顾；[41]其二，中国司法系统由国民党而非独立司法部门控制，因此不具备司法独立性；[42]其三，中国国内政局未稳。[43]列强显然表面上同意废约，却以种种借口延长在华特权。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增强自己的声誉和威信，可为外交谈判增添筹码，从而驳斥列强以中国落后为名而试图维持现状。眼见领事裁判权一时难以完全撤废，南京政府也采取“渐进”方式，一边谈判，一边分散战场，在各个具体案件上削弱外国机构和个人的特权。对外国报刊信息传播的控制便是废约的阵地之一。

邮政禁令

南京政府并非对租界的外国报刊全然束手无策。虽然不能像对待国内报刊一样事前审查租界报刊，以阻挡不利言论的散播，但能通过已收回的邮政主权来限制其发行。1866年，总理衙门将邮递业务划归海关总税务司署，由海关监理邮政。起初，海关主要收寄海关内部以及外国侨民、外交官的信件，海关邮政与自明末以来在民间广泛存在的民信局并存。1896年清政府以海关邮政为基础，成立大清邮政官局，运行至1911年。在此期间，大清邮政以官方身份通过禁止船只和商民私带信件、控制铁路邮路、寻求与地方官员合作、增强邮递效率等措施，排挤并取代了民间邮递所依赖的民信局业务，将邮递区域从沿海扩展到了内地，逐步建立了统一的邮政网络。[44]民国成立以后，中华邮政取代了海关主导的邮政官局。交通部经营的邮政系统已能通达全国各个城镇和村庄，而邮政网络的联通对维护中国版图的完整和行政独立至关重要。[45]

但中国的邮政主权仍不完整：一是对各国在清末以来私自成立的“客邮”尚无法裁撤；二是中华邮政内部仍由洋员掌权。“客邮”本就是1834年后列强在中国邮政尚不完备之时，擅自设立的通信机构，但随着中国邮政系统日趋完善，列强仍以“设备未完，交递邮件难期妥善，而未加入国际邮会，不能办理国际邮件”等理由，拒绝裁撤。[46]1914年，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为撤销“客邮”创造了有利条件。国民政府利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有利形势，于1920年9月强令撤销俄国邮局。在1921年11月26日华盛顿会议的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美国代表表示倘若其他国家同意撤销“客邮”，美国亦可照办；英国、法国都坚持现任邮政总局总办继续留任，以将外人把持中国邮政的现状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日本则借口日侨民人数众多而拒绝撤废。[47]在1921年12月12日的会议上，列强在由外国人担任邮政总局总办的前提下，同意在1923年1月1日之前放弃除在租借地及在条约规定特殊地位之外的所有外国邮局。[48]

清末，邮务由海关代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建立起一套由英人为主、各国洋员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形成以洋治华的管理体系。1911年邮传部接管邮政后，虽与海关分立，除任命邮传部左侍郎、铁路总局局长李经芳兼任“邮政总局局长”外，一切原封不动，总办法国人帛黎（A. Théophile Piry）握有管理邮政的实权。1912年，交通部取代邮传部，但由于北京政府内部政局不定，邮政总局局长一职15年间更换了13人，实际上只领薪水不做事，没有改变以洋治华之局面。而高层洋员又通过扩大中国职员的薪资差别、操控邮务官考核等方法分化华员，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49]

华洋邮政人员间巨大的薪资差异，早已激起底层邮工的不满。各省邮工组织起邮务工会，发起了在中华邮政内部从洋员手中收回邮权的运动。湖南工会发起游行请愿，要求撤换法籍邮务长饶略（M.de Jaurias），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终将饶略免职，派中国人施宗岳接管湖南邮务。同一时间，湖北省邮务总工会领导了武汉三镇针对洋人邮务长乍配林（A. M. Chapelain）的罢工；杭州邮务工会揭发浙江邮务长英籍印度人杜达为侦察中国军事与鸦片情报的国际间谍；上海邮工通过罢工和组织纠察队武装重挫了英人邮务长希乐思（C. H. Shields）的权威。[50]各省的邮工运动打击了各地洋员邮务长的势力，从地方上动摇了“以洋治华”的制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调刘书藩任南京政府邮政总局局长，并任命北京政府的法籍邮政总办铁士兰（Henri Picard-Destelan）为南京政府邮政总办，以期南北邮政统一。铁士兰本欲借助南北矛盾阻挠南北统一邮政总局，但北京政府交通部邮政司长顾宗林早已对铁士兰的专横不满，遂与刘书藩签署了《南北邮政总局共同管理全国邮政事务条款》，规定所有重大问题均由两局共同商定，总局文件能以中文行文则用中文，并须由总局长、总办、会办共同签字方为有效；裁汰洋员，留用不得超过60名；废除华洋人员不平等待遇；委派华员邮务长与洋员邮务长共同办公等。这大大削弱了铁士兰的权力。1929年2月铁士兰辞职后，国民政府经过一番调整和改组，逐步以华人取代洋人担任重要职务，恢复了对租界以外邮政系统的控制权。[51]

邮政权的收回，为南京政府对租界报刊的管治提供了可能。美国人在天津发行的《华北明星报》（The North China Star）是第一份被南京政府禁邮的报纸。1929年2月5日，交通部因美国合众社记者贝思（C. D. Bess）撰写了一篇妄加揣测北方军阀与南京政府必然在1929春爆发政治冲突的文章，撤销了对该报的邮递服务。[52]《华北明星报》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六成的股权归著名律师法克斯（Charles J. Fox）所有。讽刺的是，该报在租界一直被英人视为一份“不可救药的亲国民党”的报纸，[53]此次首先遭到南京政府的管制，也着实出乎报馆的意料。

但对《华北明星报》禁邮也暴露了南京政府内部的协调不善。禁邮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但事先并未征询外交部的意见。[54]不只是报馆编辑，连时任外交部长王正廷都对禁令深感意外。法克斯长期以来一直同情国民党，而其兄弟艾伯特·福克斯（Albert W. Fox）又是华盛顿知名记者。王正廷担心这突如其来的一纸禁令会打击福克斯兄弟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若艾伯特·福克斯将此事公诸美国报界，也会影响国民政府的声望。王正廷极力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沟通，希望其收回成命。但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撤销禁令，还要求《华北明星报》公开道歉。好在福克斯并不坚持与国民政府对抗，禁邮终在其致歉后撤销。[55]

《华北明星报》邮禁案并未在报界掀起过多的讨论。该报毕竟是一份发行量只有日均两千份的报纸。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巩固，政治中心由华北移向江南，京津地区的报业也随之衰落，发行于天津的《华北明星报》影响力日渐衰退。但此后国民政府对《字林西报》的禁邮令则在租界报界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在华的外国记者以为此次禁邮不过是做做样子，如《华北明星报》一案那样会迅速平息，[56]却不想国民政府对《字林西报》的处理更为决绝。针对《字林西报》的禁邮与随之而来的报界论战，使长期以来暗藏的国民党与英系报刊间的矛盾浮出水面，不仅凸显了在华各国报刊之间的角力，并进一步暴露了英系租界报刊与其本国外交部门的分歧。

英人经营的《字林西报》是在华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被公认为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代表租界英商的利益。该报宣扬英国在华特权，而这一态度与中国1920年代中期以后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对立。南京政权建立伊始，废约运动如火如荼，国民党内激进人士早已对该报妄议中国内政不满。4月18日，南京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中央行政院常务委员会决定取消《字林西报》的邮递权，并下令驱逐该报的著名撰稿人索克思。此项决议由宣传部长叶楚伧提出，并严厉批评该报“多次恶意攻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意图在党内制造矛盾，在国际上损害中国的声誉”。[57]叶楚伧也指出，外交部曾多次向英国公使馆抗议《字林西报》对一些事实的失实报道，邮政禁令也是英国公使馆对该报放任无度的结果。[58]除了邮局之外，国民政府还下令海关和铁路都禁止运送该报，政府机关、海关、邮局、铁路、省市政府、法院、地方行政机关及人民法团等不得在报上投放广告，政府机关及职员停止购阅。[59]

取消对《字林西报》的邮递服务，对南京政府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列强常以中国的行政颟顸、司法不独立作为其维持领事裁判权、保护侨民的借口，而该报遭到禁邮极易被视为南京政府滥权的又一例证。南京政府只发布了禁止邮递《字林西报》的命令，却并未告知禁令原因。《字林西报》遂将禁令解释为南京政府对该报一篇题为《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的社论之报复，因该篇文章批评了南京政府对外国报纸的警告与指责。[60]禁邮显然不可能只因一篇社论而起，该报刻意将焦点转至南京政府对言论的压制，[61]将自己塑造成租界报刊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却对其一直以来维护英国在华特权而抵触国民党的立场避而不谈。《字林西报》还试图扩大禁邮影响，警告在华的外国公司，称其命运“完全悬于南京当权者的一念之间”。[62]“没有什么法律常识”的南京政府，今日对《字林西报》禁邮，明日就能扣发他们的邮件，拒绝他们的邮包通过海关，最终摧垮他们的生意。[63]面对南京政府要求《字林西报》改变对华态度的要求，主笔葛林断然拒绝，称该报“在过去七八十年里，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一向以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先”。[64]

除了在自己的社论中抗议南京政府的邮政禁令，《字林西报》还联合其他保守的英系报刊对抗南京政府。该报最亲密的盟友是伍德海编辑的《京津泰晤士报》。伍德海是英国在华条约特权坚定的捍卫者。《京津泰晤士报》评论道，《字林西报》禁邮事件是南京政府“公然侵犯条约权利”，并控诉南京政府向媒体施压，不过展示了这些“既没经验又没度量的政客”的专横与腐化。[65]

虽然《字林西报》打着代表列强在华利益和争取言论自由的旗号来与南京政府对抗，租界其他英文报刊对于禁邮令的意见却各不相同。美国人运营的《密勒氏评论报》对《字林西报》以言论自由捍卫者自居的论调不以为然。该杂志支持南京政府的禁邮措施，认为《字林西报》煽动性的言论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讲都是不可接受的，[66]也没有哪个国家会容忍一家外国报纸如此无休止的攻击与挑衅。[67]它还批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国问题时刚愎自用，并告诫外国记者，若继续颐指气使地向中国人发号施令，教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必将自食其果。[68]

《密勒氏评论报》认为南京政府的邮政禁令意在打击一个名为“上海委员会”的秘密国际宣传组织。据报道，该委员会一直在世界各地秘密散发“极力抹黑中国”的宣传册，以阻碍中国修约、废约的进程，而多年来《字林西报》一直是该委员会的名义主管。[69]该杂志提到的这个组织很可能是1925年底，由一群英国旅沪侨民依《字林西报》建议所成立的保卫宪法联盟（Constitutional Defence League）。该联盟以维护西方法律精神为名义，抵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70]及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71]联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伯纳德·福斯（Bernard Firth）是英国一家海运公司（Tug and Lighter Co.）的经理，一战时期曾为英国情报机构收集地方情报。该联盟终因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而在1928年销声匿迹。[72]但与此同时，也是在《字林西报》的支持下，上海外商中一小撮保守势力又在工部局秘密建立了一个名为上海宣传局（Shanghai Publicity Bureau）的半官方机构，虽然名义上致力于加强中外合作，[73]但实际上大力倡导列强在华的既得特权，暗中对抗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反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74]与保卫宪法联盟相比，该组织与《字林西报》联系更为紧密，其公告皆由字林西报馆印发，故而被《密勒氏评论报》认定该宣传局由《字林西报》主导。国民政府也早对这个组织怀有戒心，曾于1929年初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终止这个组织的宣传活动，但最终只迫使其中的中国负责人辞职。[75]此次南京政府打压《字林西报》，很可能如《密勒氏评论报》所言，意在打击其支持的其他秘密宣传组织。

由中国留洋知识分子创办，代表自由主义思潮的英文报刊《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虽然一向倡导言论自由，但在此案中也大力声援政府对《字林西报》的制裁。这份宣扬“自由”“独立”精神的报纸，面对《字林西报》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也表现出中国精英层的价值判断。在涉及中外纠葛的案件中，民族主义的理念往往超越了自由主义。他们在呼吁政府对国内新闻界放开言论的同时，也认为“自由”并非绝对价值，主张政府有权管制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外国报刊。《中国评论周报》不仅批评《字林西报》向国外公众散播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误解，也借此机会斥责在英国记者中广为流行的“上海思维”（Shanghai mind）。[76]

“上海思维”这一概念初见于1927年5月亚瑟·兰塞姆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代指一些英国人顽固地坚守其在租界的特权，尽管维持这些特权的前提已不复存在。“上海思维”在中国修约、废约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战以后的英国，国力大损，已无力撑起一个全球性帝国，不得不与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妥协，以保全其在海外的核心利益。中国租界的一部分英国侨民却固守自身的既得特权，拒绝任何退让。《中国评论周报》一针见血地挑破了这层分歧，质问“究竟是工党政府代表英国人民还是（上海）的英国报刊代表英国人民”，[77]暗示“工部局完全没有把英国外交官和他们所代表的英国政府放在眼里”。[78]该刊也警告英商，称中英贸易建立在两国相互友好的基础之上，如果租界报刊顽固不化，死守其“死硬派”立场，继续宣扬所谓的“上海思维”，最终只会让中英贸易受损。[79]可见《中国评论周报》意图通过揭露租界顽固势力与英国政府的差异来孤立《字林西报》，从而敦促英国外交部门遏止该报反国民政府的立场。

特立独行的《字林西报》一直是英国外交部门的难题。1926～1933年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蓝浦生一再强调租界侨民对待中国事务要有“耐心和自我牺牲意识”，应该让中国人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1920年代末负责编辑该报的葛林和甘露德依然我行我素。他们以维护独立立场自居，自诩是唯一敢于“将中国活脱脱的现实呈现于众的一群人”，认为这个世界已经被“中、英、美的外交官和政客的奉承话所催眠，并沉醉于传教士等人鼓吹的春秋大梦中，竟然相信中国能从无休止的内战与混乱中走出来”。[80]《字林西报》的态度引起了伦敦和上海一些政商人士的注意。英国工党议员马龙（Colonel L’Estrange Malone）就批评说，美国在华报刊对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多有协助，英国在华报刊却对英国政府的政策百般阻挠。[81]上海的一些社工也承认：“坦率地讲，葛林严重威胁着英国的在华利益。”[82]上海知名的英商沃伦·施怀雅（Warren Swire）也半讽刺地说：“如果有人想要谋杀葛林的话，我很乐意出钱为他辩护，并为其儿女的教育买单。”[83]南京国民政府的禁邮令发出之后，英国驻沪总领事也建议葛林低调一些，但葛林拒不妥协，坚持认为中国公众的舆论受到中国政府的钳制，而他不过是在为中国民众伸张正义。[84]葛林的强硬最终使他在《字林西报》的编辑生涯走到了尽头。1930年，蓝浦生动用自身的政治资源，迫使葛林辞职，以《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埃德温·霍华德（Edwin Howard）取而代之。[85]自此，《字林西报》的编辑立场有了明显的缓和，不再对南京国民政府指手画脚，而以更为客观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事务。[86]

从1929年的两次禁邮案例来看，国民政府通过对邮递的管制，基本达到了警示租界英文报刊的目的，迫使它们缓和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国民政府在此过程中也并非毫发无伤。本是为了改善政府形象而发出的禁邮令却给政府在国际上造成负面影响，对《字林西报》的禁邮案件受到英国和美国国内媒体的关注。《泰晤士报》认为《字林西报》并未对国民党不友善，禁邮的惩罚有失公允。《泰晤士报》还将此事件联系到国民政府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诉求，认为禁邮的背后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废约在施加压力。[87]《纽约时报》也严词批评国民政府无权制裁《字林西报》，认为此行为对国民政府声誉造成的损害恐怕远超过任何上海外报诋毁国民政府之言论。[88]

驱逐外国记者

南京国民政府另一个约束租界英文报刊的手段是驱逐外国记者。由于领事裁判权的掣肘以及外国使领馆的庇护，驱逐令常常成为一纸空文，不了了之。1929年6月17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收到王正廷的公函，要求驱逐《纽约时报》记者亚朋德。王正廷指责亚朋德的报道充斥着对国民政府的偏见与不公，认为如此诽谤性的言论不仅会对中美关系不利，且会对美国民众产生误导。王正廷尤其对亚朋德的两篇报道提出抗议：一篇是对宋美龄的批评，另一篇披露了冯玉祥和张学良对南京领导人的不满。[89]为了孤立亚朋德，国民政府同时下达封杀令，不许电信部门发送他的任何消息，警告其他驻华记者不要转发他的报道，并不允许中国官员与他有任何接触。[90]

亚朋德1926年来华后，在索克思的建议下，选择到当时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广州，供职于当地中国人办的英文报《广州公报》，与国民党高层宋子文、陈友仁等来往频繁。初到广州的亚朋德，通过与国民党人物的接触，加之亲身对军阀相争和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形成了以批判性视角看待中国政坛的思维，认为中国缺乏秩序、兵匪当道。后来亚朋德北上，服务于美国人经营的《北京导报》，同时担任《纽约时报》驻北京通讯记者。在任《北京导报》记者期间，他发现这份标榜独立的报纸实际上有军阀的资金介入，这更加深了他对中国“后门政治”的厌恶。他将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政坛的见解，融入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而这些报道所呈现的面向，却与南京政府强调的中国在1928年后已恢复秩序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1920年代中期，《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经历了一次重大重组，报纸的政治立场也有所变化，而亚朋德也是在此时进入该报。在国民党的势力扩展至江浙之前，《纽约时报》曾聘请《密勒氏评论报》前主笔密勒担任驻华记者。密勒同情中国革命，支持中国民族独立事业。但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之际，《纽约时报》突然用持不同观点的东亚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摩尔（Frederick Moore）取代了密勒。摩尔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由苏联操纵的一股极具威胁的力量，他抛弃了密勒坚持的对华“不干涉”主张，敦促美国与英日合作，以武力干预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摩尔的对华观点引发了读者的强烈不满，该报的发行人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S. Ochs）不得不召回摩尔，改由亚朋德取而代之。[91]虽然亚朋德不主张外国干涉中国，但他与摩尔一样不信任国民政府，认为它没有能力结束中国军阀相争的乱局。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成为国民政府亟欲驱逐的外国记者之一。

面对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驱逐要求，美国公使馆以及《纽约时报》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与亚朋德私交甚好的美国公使马慕瑞拒绝遣返亚朋德，称其行为在美国并不违背言论自由的条例，而美国驻外机构不具有驱逐无罪美国人的权力。[92]《纽约时报》既没有按照中国外交部的要求召回亚朋德，也没有将他调往其他国家。在得知中国政府的封杀命令后，该报派另一位记者郝伯特·马修（Herbert L. Mathews）到北京代亚朋德传发消息，以突破国民政府对亚朋德的重重封锁。之后，该报又将亚朋德从北京调至上海，以便他利用上海租界内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电信资源。[93]当亚朋德被国民政府封杀之时，日本人对其示好，愿意用自己的电报系统为他发稿，并同时为其提供信息，借以收为己用。[94]亚朋德与国民政府的对峙一直持续到1931年4月。在继任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的调节下，王正廷表示已经收到了亚朋德“对于不公正和错误报道表示歉意（regret）”的信函，同意解除对他的封锁。[95]亚朋德在事后回忆中坚称从未为自己的报道而道歉，只是在心中表达了对整个事件的遗憾之情（regret）。[96]

南京国民政府驱逐未果的记者并非只有亚朋德一人，类似的例子还有同一时期对索克思的驱逐。索克思生于美国，其父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索克思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1917年被二月革命吸引，到俄国成为英文报《俄国日报》的记者。1918年，对俄国革命大失所望的他来到中国，服务于当时美国国际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上海分部，一度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曾是居中联络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与孙中山追随者的关键人物。[97]在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若莎琳德·彭（Rosalind Phang）。若莎琳德是广东客家后裔，其父查理·彭是牙买加首屈一指的华商。若莎琳德1919年来到上海，借助家庭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教养，迅速成为国民党高层精英圈的名媛，与宋美龄私交甚笃。1922年索克思与若沙琳德结婚，借着彭氏家族在国民党政商界的势力与人脉，迅速混入中国精英圈，结交政商学界要人。[98]他对中国政治洞察深刻，加上能通过私人网络获得内幕，使他迅速成为报界炙手可热的人物。[99]

然而，他独立多变的政治立场也让人难以捉摸。他曾为不同背景的英文报刊撰稿，其中包括《华北明星报》、《沪报》（Shanghai Gazette）、《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日本广告报》、《远东评论》等。1921年前后，索克思与支持中国革命的端纳、密勒和鲍维尔等“密苏里帮”成员往来密切，倡导中国独立自主并极力主张美国开拓中国市场。短短两年后，他又转变立场，为“密苏里帮”的对头李亚所用，在《远东评论》发表文章，支持日本对华政策。索克思一面与国民党高层如宋子文等交好，一面又撰文批评国民党统治黑暗、领导无方。1929年，他在报上攻击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CC系，将国民党内的矛盾暴露于众，引起党内一些高层，尤其是陈立夫的强烈不满。陈立夫屡次拒绝索克思来访，认为索克思和宋子文为一己私利操弄与日本的关税交涉，欲讨好日本，承认日方拥有西原借款的债权。[100]当年4月，在宣传部和外交部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经过美国公使和宋子文的调解，索克思的驱逐案件终被搁置。[101]不过驱逐案也使他在中国精英圈内难以立足，加之与宋子文日形疏远，最终于1932年携家眷返回美国。

修订水线合同

南京国民政府对言论管制的另一障碍是电信主权的不完整。中国当时与国际传递信息主要依赖水线（海底电缆）。而中国出洋水线主要由三家外国公司垄断：由英国人控股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英国大东电报公司（the Eastern Extension）和大部分股权为英国海底电报集团掌握的美国太平洋商务电报公司（the Commercial Pacific Cable）。各电报公司都有深厚的英国资本参股其中，因此多互相合作，彼此扶植，在通信线路上早早划分了“势力范围”，避免竞争。大北公司由北欧一些水线公司于186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股东绝大部分是英国资本家和沙俄皇室。因丹麦与沙俄皇室联姻，大北公司取得了贯通沙俄连接亚欧的陆上电报铺设权，并将亚欧电报线路扩展至中国内陆和沿海。大北公司的水线连接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长崎、上海、厦门和香港。大东电报公司控制上海连接福州、香港、新加坡的水线，并通过新加坡连接大东公司通往欧洲的水线网络。太平洋商务电报公司主要负责太平洋线路，拥有连接上海与旧金山，途经马尼拉、中途岛和檀香山的水线，成为当时北太平洋唯一的海底电信线路。[102]日本也控制了连接上海与长崎、福建与台湾的水线，并在一战后欲接收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包括位于夏威夷与菲律宾之间的雅浦岛）的电报权，起初遭到美国的质疑，但给予美国在雅浦岛水线登陆权后得到了美国的默许。[103]

在领事裁判权的掣肘下，南京国民政府无法审查经由外国电报公司发往国外的新闻。中国报纸受到打压的“煽动性”言论，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外国电报公司散布于国际，这也使国民政府建立的新闻管制制度形同虚设。外国公司对水线的垄断也剥夺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出洋电报的定价权。出于时效性的考量，大多数新闻信息必须以快电发送，发往欧洲大约是每字0.4美元。[104]这么高昂的价格让大多数中国报纸和通讯社都难以接受，严重影响了中国向海外的信息传递。[105]根据1926年中国电报局的报告，当年大约有150万条信息从中国发往其他国家，但同期日本通过电报局发向国外的信息几乎是中国的两倍。[106]

1929年迎来了南京国民政府重新修订与外国电信公司合约的契机。因外商1900年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为期30年的水线合同陆续到期，南京国民政府催促大东、大北、太平洋三家水线公司在1929年底之前商定新的登陆许可期限和条款。南京政府为修订新合同，专门成立了由交通部、外交部、财政部和国防部代表组成的国际电信委员会，与三大水线公司进行谈判。[107]该委员会由庄智焕领导，力图撤销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铺设陆地和海底电缆的权利，将水线登陆许可从20年缩短为两年，收回中国对电报收发站的控制权，并提高中国的电报传输收益份额。[108]

但南京国民政府的修订计划因债务问题屡遭挫败。政府尚未偿清与西方电报公司53.5万英镑的电缆和铺设费用，[109]三大电信公司也以债务未偿为由，拒绝南京政府提出的修改条款。当时无线电技术尚未成熟，水线仍是中国与国际沟通的唯一渠道。三大公司深知中国无法承受因谈判破裂而导致电报通信中断的后果，所以拒绝向国民政府妥协。[110]它们一致要求将现有的合同再延长20年，并坚持掌控港口城市的电报局。1930年的谈判双方僵持不下。庄智焕为了尽快订立新合同，私下同意将外国公司的水线登陆许可延长15年，并放弃了收回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电报业务的权利。[111]

国际电信委员会的让步使庄智焕饱受公众的指责。地方上的电报工会多次派代表到南京要求追究庄卖国之责，并责难国民政府受外人胁迫，软弱无能。福州和厦门的电报局工人在当地工会的领导下，在水线合同到期后，以旧合同无效为名，毅然切断了外国公司的电缆。[112]虽然此举有违外交之道，但也给外国公司在华运营造成实际困难，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商订新的登陆条款。

修订水线登陆谈判，远比南京政府预想得更为冗长。南京政府本打算在1929年底速战速决，却因外国公司的拖延与拒绝妥协，直至1930年底原水线合同过期，都难以达成共识。而拖延越久就越折损政府一直标榜的反帝、追求民族独立的形象。政府在民怨下撤换了庄智焕，改任韦以黻为谈判委员会主席，继续与外国公司斡旋。韦最终也只与三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延续水线登陆权14年，收回除上海以外的水线登陆，允许公司运营上海接线处，定价权仍在外国水线公司手中。[113]即便已达成口头协定，外国公司仍迟迟不在新的合同上签字，试图通过拖延将现状变成既成事实，再将既成事实转化为默认的规则，正如这些公司最初从清政府手中取得通信权的方式一样。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断了谈判进程。此后三公司又借口日本拥有从上海到长崎的水线特权而拒绝签署新合同。[114]直至国民政府以国债向民间融资，偿清了与三公司的债务后，三公司才勉强在1934年签订了新的登陆合同。[115]

对租界报刊的渗透

禁邮和驱逐外国记者等对言论压制的措施，并非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的常规手段。这些反制措施通常会在媒体上引发争议，而往往在争议高涨之时，租界报界平日隐藏的各种矛盾也会浮出水面，使国民政府能更深入地把握租界报刊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购买、资助或创办英文报刊来掌握租界更多的媒体资源。面对复杂的租界媒体环境，政界精英和知识分子并没有刻意挑战既有的媒体秩序，而是通过隐藏实际资金来源，模糊报刊的国家背景来与之适应。对于在租界英文媒体中势力薄弱的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来讲，比打压、围堵英文报刊更有效的方式是摸清租界报界暗藏的规则，在适应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租界媒体环境的错综复杂也为中国精英渗透其中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中国有两股并存的国际宣传力量，一股是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宣传系统；另一股是隐藏在多国身份下各种分散而独立的资源。这两股力量又相互渗透，一些看似由中国精英商人或知识分子经营的报纸，也在暗中接受政府的资助，只是极力与政府撇清关系，以确立他们作为信息源的可信度。民间宣传力量试图绕过国民党党部主导的中央集权宣传模式，更有效地利用租界媒体资源来拓展中国的话语空间。

外交部和宣传部在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积极收购和创办英文报刊。1928年，由于政治中心南移，京津地区的报业开始衰落。原为美国报人柯乐文经营的《北京导报》陷入财务危机。南京政府顺势将此报收购，更名为《导报》（The Leader），用于政府宣传。当时在外交部供职，并活跃于英文媒体的刁敏谦被任命为该报经理，加拿大归国华人李炳瑞为该报的编辑。[116]该报由外交部管理，每月从宣传部领取3000元津贴。[117]对比上海1920～1930年一般工人家庭平均一年生活费支出454元，而北平工人家庭年支出仅202 元，[118]国民政府对这份报刊的资助还是比较可观的。《北京导报》本在民初由梁启超、刁敏谦等人创办（见第一章），后转手给美国报人，运营了近十载，最终又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北京导报》在美国报人运营期间，被视为一份独立于美国公使馆的自由派报纸。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常抱怨报纸主编柯乐文顽固不化。1927年，该报坚决反对美国介入中国东北的铁路项目，包括向南满铁路提供贷款。在北伐末期，国民革命军开进北京之时，公使馆一带也充斥着“南方共产党人”将重蹈义和团覆辙的谣言。面对美国公使馆借机强化领事裁判权，提出对美国人财产提供“适当的保护”的主张，柯乐文表示拒绝，称自己很满意中国法律的保护。报纸遇有与中国商行的法律纠纷，柯乐文宁愿向中国的法庭提出诉讼，也不愿仗着领事裁判权而寻求公使馆介入，这使那些热衷于维护在华特权的美国公使馆官员颇为难堪。该报在济南惨案中，因抨击日本暴行而被一些日本赞助商要求改变立场。在遭到柯乐文拒绝后，许多日本商号取消了他们与该报的广告合同，以示抗议。[119]

国民政府接手《北京导报》后，该报成为华北地区唯一一份由中国人经营的英文报纸。这份报纸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对南京政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能使国民政府的声音传至华北英文读者群，而且能反制当地英国顽固派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对南京政府的攻击。但该报远离国民政府政治、经济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极易受到北方政治军事斗争的影响。在中原大战期间，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领导的军队控制了北京后，接手了这份报纸，并解雇了报社的所有中国职员。该报的美国主笔洪德（Edward H. Hunter）不愿卷入军阀相争，遂辞去职务，由生于宁波的英国人辛博森（Lenox Simpson，笔名Putmam Weale）接任该报主笔。辛博森的父亲服务于大清海关。1896年，19岁的他也加入海关，义和团运动后辞职。1911～1914年，他曾任《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驻北京记者，后又担任一些北方军阀的顾问。在担任《北京导报》主笔期间，他对国民政府和上海租界工部局都持批判态度。[120]但辛博森担任《北京导报》主笔的时间并不长。张学良通电拥蒋后，中央军在张学良领导的奉系军队帮助下于1930年10月收复北京，而辛博森也在一个月后被暗杀，当时他刚被任命为天津海关总长。[121]

《北京导报》在当今学界被认定为国民党的英文党报，[122]但这份报纸与传统意义上的党报在形式上有所差别。面对复杂多变的租界媒体环境，国民政府并未以“党报”的身份直接参与竞争，来扩张其在租界报业的势力范围，反而采取隐蔽的方式潜入，利用该报的国际背景来掩护政府的资金和人员介入。相比在中文报界，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乐于亮出“党”的身份，与商业报纸做明确区分，其在租界英文报界顺应身份模糊的游戏规则，特意隐藏了党派背景。即便国民党在财务上对该报有所支持，在内容和形式上却仍然延续了美式风格，并聘请美国人为编辑，以报道当地新闻为主，较少触及普通党报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此对于不了解报刊经营内情的一般读者来说，《导报》仍然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份美国人运营的报纸。

除了收购这份《导报》，国民政府和华人精英还试图打进在华英文媒体的要塞——上海。济南惨案发生后，南京政府曾短暂资助过上海的《文汇报》。《文汇报》由英国人开乐凯1879年在上海创办，20世纪初达到顶峰，打破了《字林西报》对路透社在华新闻服务的垄断。从1904年开始，日本财团一直向该报渗透，到1917年已经控制该报近一半的股权，而英国人持有的股份不到两成，其余三成由美国人把持。《文汇报》也逐渐变成了日本利益的代言人，而其亲日的立场也将该报几十年间建立的声誉毁于一旦。1920年，该报的发行量急剧下滑，到1929年已濒临破产。《文汇报》的编辑向国民党宣传部请求财政支持。考虑到英人编辑的报纸更容易为外国读者接纳，宣传部遂每月向该报提供2000元资助，并以联合编辑该报内容作为条件。[123]然而国民党的资助并没有使该报脱离财政危机，不久被美国商人史达（Cornelius Vander Starr）收购，并与《上海晚邮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合并为《大美晚报》，在1930年代迅速发展成美国在华发行量最大的晚报。

在国民党的支持下，李炳瑞1930年6月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政治周报《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124]该刊每月从宣传部获得3000元津贴，并成为其传声渠道。[125]该杂志在创办初期登载的《阎锡山组织政府之动机》《北方军阀之穷途末路》等文章，实则是国民党党部编译后供予的。根据《党务月刊》的宣传报告，国民党党部1929年前后供给《中华民族》16篇“讨逆”宣传文章。[126]即便与党部联络紧密，谙熟西方宣传理念的李炳瑞不愿公开杂志与国民党的关联，以在报界树立独立的形象。1930年4月，该报邀请时任厦门大学校长、曾留学英国的医生林文庆为该报的总编辑。[127]林文庆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在当地华人中颇有威望。林文庆一向支持中国民族独立运动，曾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担任机要秘书兼医官。林文庆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出任《中华民族》的总编辑，提高了该杂志在中国精英圈的声誉，并使该杂志与国民党保持了距离。《密勒氏评论报》曾在该杂志开办不久，介绍该杂志由“国民党要员编辑”，[128]这样的说法立刻遭到李炳瑞的反驳，并使该杂志在其后一期立刻做出更正，申明《中华民族》是一份“私营报纸”。[129]

国民政府对如何将国际宣传纳入当时已有的党政体系，尚没有明确的方案。国际宣传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党系统下的宣传部，但实际工作多由外交部门操作。两者的职能分化，也使国际宣传工作难以有的放矢。国际宣传一方面因从属于国民党系统，以自上而下传达党义为重；另一方面又在有一定涉外经历的外交人员的主持下，注重实际效用，试图通过与党切割，维护出版品的独立性。机构设置权责不明，使官方的国际宣传在党、政间左支右绌，在租界报界的影响力也因此受限。这一时期，在租界活跃的宣传力量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精英。

外国报刊对济南惨案的曲解令上海的中国精英深受触动。济案之后，他们便创办了《中国评论周报》。长期担任该刊编辑的包括桂中枢、林语堂、马寅初、刘大钧、赵敏恒和诸多在西方获得学位的知识分子。他们创刊的初衷是“防止五卅和济南惨案这类不幸事件偏颇报道的重演”。[130]刘大钧在致胡适的信中也证实，创办《中国评论周报》的目的之一是“抵制日本的有害宣传”。[131]据胡适回忆，该周报的诞生，并非知识分子面对济案残局的一时冲动之举，而是早已深切意识到创办一份“独立于政府和大众偏见（排外情绪）”之外“代表性出版物”之重要。该周报的创立，意在“加强中外友好关系”，消除“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隔膜”。[132]

《中国评论周报》一直与政府保持着微妙的距离。该刊的编辑称自己为“自发”集结的群体，保持“独立”的立场，力图“公允地展现中国与列强间的往来”。[133]然而，他们的独立性经常受到质疑。该周报早期与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关系密切。孙科在该周报初创之时，经常为其撰稿。该周报的一些主要创办人也在南京政府担任要职，例如张歆海1928年6月加入外交部；密苏里大学经济学和统计学毕业的刘大钧，成为立法院统计部门的负责人，受孙科领导。该报与南京政府虽有人脉上的关联，却尚未发现有来自国民政府的资金挹助。该周报对国民政府的内政也时常严词批驳，但在外政上又常与国民政府保持一致立场。

另一份由中国人掌握的重要英文报纸是《大陆报》。1930年，张竹平以26万银元的价格从爱士拉家族手中收购了这份报纸。鲍维尔亦从他的私人而“权威”信源获悉，顾维钧是这家报社的主要股东，为收购这份报纸预付了10万银元。[134]频繁的所有权变更模糊了该报的国别身份和立场，正如董显光所评述，“该报本为消除国际对中国的误解，展示中方的立场而办”，但该报一直以来无所作为，只因它“不断地转手于各国之间，所有权先是在中美间转换，美国人又将它卖给英国人，后来中国人又从英国人手中把报纸买回”。[135]

收购《大陆报》不久，张竹平就为该报组织了一个由四名外国人和四名中国人共同参与的董事会，以彰显该报的国际身份。西方的董事成员包括美国律师赫克孟（Chauncey P. Holcomb），美国眼镜制造商威廉·芬德利（William T. Findley），医生E. 马什（E. L. Marsh）和张学良的顾问兼《纽约先驱报》前驻华记者端纳。[136]除了端纳以外，其余三位都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验，因此很少参与报纸的编辑和经营。《大陆报》邀请他们为董事，多半是为了借助他们在上海租界的声望以壮大报纸的信誉。端纳以其长期在报界的经验，积极参与了该报的重组。据悉，他是应顾维钧的邀请协助张竹平经营该报，[137]不过他在1932年《大陆报》完成改组后不久就退出了董事会，其董事之职由上海工部局的中国代表徐新六接替。[138]

不论该报的董事会如何变动，实际掌握《大陆报》运作的是该报经理董显光。[139]董显光在新闻界和政界皆有历练。董显光出生于宁波东南小镇一农户家庭，举家迁往上海后进入长老会办的清心中学就读，毕业后在浙江奉化的龙津中学教英文，当时蒋介石恰好是他的学生。董显光后来进入清心中学同学创立的商务印书馆，期间在教会活动中结识长老会牧师高莫莱（Paul Montgomery），由高介绍去美国密苏里的帕克学院（Park College）读书。董显光后来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毕业生。他在密苏里大学就读期间，曾师从《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维尔。这段师生之缘，使其后来成为《密勒氏评论报》的北京特约记者，也为他日后成为连接“密苏里帮”美国和中国记者群的核心人物。董显光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深造，这段经历使董显光结识了许多日后成为美国新闻界领军人物的同行，并为彼此合作打下基础，卡尔·阿克曼（Carl W. Ackerman）就是其中之一。1942年，董显光任国民政府宣传部副部长，阿克曼为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院长。两人在重庆合作建立了战时新闻学院，为中国培养战时急需的新闻人才，学院由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任教，并得到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协助。[140]

1913年董显光在回国路上恰与孙中山同船，孙赏识董的才华，也急于笼络宣传人才，遂将其招募进自己为了削弱袁世凯势力而在上海创办的一家英文报《民国西报》（Republican China）。[141]董显光在编辑该报的同时，兼任王正廷的秘书。1913年底《国民西报》停刊，董显光转任《北京日报》编辑。英文《北京日报》是以周自齐和叶恭绰为首的“交通系”控制下的报纸，得到包括交通部和外交部在内的政府部门的资助。[142]该报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先后由伍海德和陈友仁主编的《京报》。[143]董显光在编辑《北京日报》期间，因坚持反对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侵害，而惹恼了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不得不于1910年代中期被迫辞职。董显光在《民国西报》和《北京日报》的从业经历，使他了解到中国政治瞬息万变和各派系与新闻界之间的复杂关系。

董显光在编辑《北京日报》期间，结识了煤油督办熊希龄，并多年担任熊的秘书。在一次华盛顿之行中，董显光与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密切合作，防止美国借款给日本供其进一步侵略东北。正如董显光所言，与北京高层官员的往来使他“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政治”。[144]同一时期，他也加深了与“密苏里帮”的联系，尤其是接受密勒和鲍维尔的邀请在《密勒氏评论报》常年担任副主编和驻北京记者。[145]

董显光也涉足中文报界。1925年，他在天津创办了自己的中文报纸《庸报》。该报的反日立场和独立态度得到了《申报》主笔史量才和总经理张竹平的赞赏。后来董显光又帮助史量才和福开森（C. J. Ferguson）协商收购《新闻报》。在来往中，董显光进一步得到史量才和张竹平的信任，因而张竹平在成功收购《大陆报》后，将主持该报的重担托付于他。[146]董显光在新闻界的专业素养及在政治领域广泛结交的人脉，使他成为中国在租界报业的核心人物。

董显光担任《大陆报》主笔后，极力保持该报的美国元素。该报继续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使得该报拥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他还保留了该报的美式排版布局，并聘请美国新闻人担任记者和编辑。如马尔科姆·罗乔特（Malcolm Rocholt）1931年被聘至《大陆报》担任记者；因撰写端纳的传记而闻名的厄尔·塞勒（Earle Selle）也大约是在同一时间进入该报任编辑。[147]尽管《大陆报》在美国注册、采用美式的排版风格、由美国记者采访编辑，但实际代表的是中国的利益。该报“尽最大努力”刊载中方消息，与以路透社和美联社为主要信源的《字林西报》竞争。[148]《大陆报》除了与路透社合作外，还与国民通讯社、跨洋新闻社（Transocean news services）合作，并从申时通讯社获得独家新闻。《大陆报》多方扩展信源，旨在打破路透社和其他大型外国通讯社对中国新闻的垄断。

董显光有意将《大陆报》打造为消除中国排外形象、推进中国与西方列强友好关系的平台。他认为，与外国合作和相互理解是中国“早日实现民族大业的最佳途径”，[149]并愿意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上海纷繁复杂的各国利益集团，共同“促进上海整体的福祉和繁荣”。这也是暗讽那些以维护列强在华特权、抱着“上海思维”不放的英系报刊。就中国内政而言，董显光声称《大陆报》“不偏袒任何一方”，但他不排除必要时“对政策提出建设性批评”的可能性。[150]

尽管《大陆报》极力表明自己董事会多国合营，并彰显报纸的美国背景，但上海工部局和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极力剔除该报的美国身份。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就质疑美国在该报的影响力，称“美国在《大陆报》的仅有利益就是少量的股票”，而这些股票是由那些“对报纸从未有丝毫兴趣的人”持有。[151]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甚至质疑美国人是否真的持有该报的股份。他认为董事会的外国成员“在这家报社没有任何财务权益，却以董事会成员的身份行事，目的不过是为了强调《大陆报》有美国法律的庇护”。[152]该报在美国注册一事也让美国驻华外交官忧心忡忡。因张竹平偶尔会批评南京政府，美国驻华外交官担心《大陆报》在美国注册将使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卷入新闻界与南京政府的争斗。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曾试图通过该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处撤销《大陆报》在美国的注册，但因《大陆报》注册的特拉华州没有相应的法律支持撤销而作罢。

南京政府和中国精英在济南惨案后迅速整合、开拓宣传资源，以期在国际上以中国的视角阐明中国之境况。但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自己的新闻网络发展成熟，宣传体系刚刚建立，即被日本的入侵拖入新一轮的宣传战。

图3 职务的重担

资料来源：Sapajou，“The Burdens of Offi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6，1929。

[1] 《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案》，会议记录，档案号：3.1/3.12；3.1/14.17，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2] 金冲及主编《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705页。

[3] Edmund S. K. Fung，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30.

[4]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23页。

[5] Fitzegerald，Awakening China，215.

[6] Philip M. Taylor，The Projection of Britain：British Overseas Publicity and Propaganda，1919-193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Andrew Defty，Britain，America，and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1945-53：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London：Routledge，2004），27.

[7]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216-217.

[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13、20页。

[9] Peter Kenez，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1917-192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4.

[10] Mareike Svea Ohlberg，“Creating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Public Environment：External Propaganda as a Global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hD dissertation，Heidelberg University，2013），53.

[11]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216-217.

[12] Katerina Clark，Moscow，the Fourth Rome：Stalinism，Cosmopolitanism，and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Culture，1931-1941（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38.

[13] 《扩大国际宣传的必要以及方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案》，会议记录，档案号：3.1/3.12，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4] 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重要的工作》（1928年12月1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第332页。

[15]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学生书局，1969，第183页。

[16] 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秘书处：《扩大国际宣传》（1929年3月2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3.1/14.17，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7] 马晓月（Mareike Ohlberg）关于中国政党主导对外宣传体制的分析，参见Mareike Svea Ohlberg，“Creating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Public Environment：External Propaganda as a Global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hD dissertation，Heidelberg University，2013）.

[18] 《中央宣传部组织条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01～202页。

[1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央党务月刊》，南京出版社，1994，第81页。Sun Yat-sen，San Min Chu-I；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ranslated by Frank Price.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8. “San Min Chu I and the Age of Great Harmony，” China Critic，May 23，1929，408.

[20] Tsung-his Ch’en，General Chiang Kai-shek：The Builder of New China（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9）.

[21] Min-ch’ien T. Z. Tyau，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30）.

[22] Taylor，Projection of Britain，2-5.

[23] “Dawn in China？” The Times，October 12，1928，17.

[24] James Claude 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9.

[25] 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269.

[26] 讽刺的是，1930年张学良代表南京政府对这场军阀混战的干预，反而增加了蒋介石对他的不信任。参见Rana Mitter，The Manchurian Myth：Nationalism，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56-57.

[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74～75页。

[28] 《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9册，第207～208页。

[29] 《出版条例原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1，第76～77页。

[30] 《出版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卷第1册文化1，第78～84页。

[31] 《外报登记办法》，《中央党务月刊》第19期，1930年2月。

[32] 《外报登记办法》，《中央党务月刊》第19期，1930年2月。

[3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第42页。

[34] Wesley R. 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2-7.

[35] 廖敏淑：《从唐朝对外商的管理看华夷名分秩序》，许倬云、张广达主编《唐宋时期的名分秩序》，政治大学出版社，2015，第115页。

[36] 清政府涉外官员认为西方《万国公法》中的领事裁判权类似于“中国各国各官各管各人”的涉外司法原则，因此即便到了1872年，参与制定《中日修好条规》的陈钦和孙士达仍认为“各管各民，系各国通例”。参见廖敏淑《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治大学出版社，2017，“再版序”。

[37] Nicholas Rowland 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18；John K. Fairbank，“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John K.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257-275.

[38] Pär Cassel，Grounds of Judgment：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39] “China’s Note on Extraterritoriality，” China Critic，May 9，1929；“Chinese Opinion on the Abolition of Extrality，” China Critic，July 25，1929.

[40] Fishel，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152.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梗概，参见“Abolition of Extraterritoriality，” China Critic，May 2，1929；“Chinese Opinion on the Abolition of Extrality.”

[41] Iriye，After Imperialism，256；Fishel，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150.

[42] 参见何世宗博士关于修约谈判中列强立场的纪要，首次刊登在1929年4月7日《上海泰晤士报》。Ho Shih-tsung，“Foreign Opinions in the Abolition of Extrality，” China Critic，July 18，1929.

[43] 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169-170.

[44] 黄福才：《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74～82页。

[45] Lane Jeremy Harris，“The Post Offic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1896-1949”（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2012）.

[46] 苏全友、黄莎：《交通部与民初的邮权统一政策评述》，《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62页。

[47] 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第129～130页。

[48] 《国外专电》，《申报》1921年12月1日，第6版；黄祥辉：《申报旧闻解读之四十七：华盛顿会议与撤废各国在华邮局》，《上海集邮》2011年第11期，第42页；谢彬：《中国邮电航空史》，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三编 35，第 180 页。

[49]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 92～95页。

[50]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53～162页。

[51] 贾秀堂：《南京国民政府为收回邮政管理权所作的努力》，《兰州学刊》2009年第10期，第203～205页。

[52]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ebruary 13，1929，FRUS，1929，Vol. 2，754. The China Weekly Review，February 16，1929，476；March 16，1929，85.

[53] 参见字林西报社编辑的小册子，China’s Attempt to Muzzle the Foreign Press，1929，9.

[54]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2，1929，FRUS，1929，Vol. 2，757-758.

[55]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3.

[56] Hallet Abend to Sokolsky，April 25，1929，Sokolsky papers，box 15，Hoover Institute.

[57] “Threat against NCD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19，1929，14；“Nanjing Threatens British Paper Ban，”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1929，5.

[58] “The Kuomintang Action against Mr.Sokolsky an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27，1929，352；“Nanking Threatens British Paper Ban，”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1929，5.

[5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记录》（1929年4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录》第8卷，第29～30页；“Threat against NCDN，” 14；“Ban on North-China Daily News，” China Critic，May 9，1929，366.

[60] China’s Attempt to Muzzle the Foreign Press，9，15-16.

[61] “Nanking and the N.-C. Daily New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6，1929，6.

[62] China’s Attempt to Muzzle the Foreign Press，12.

[63] China’s Attempt to Muzzle the Foreign Press，12.

[64] 1929年6月7日《字林西报》主编葛林的社论文章。“Has the NCDN Promised to be Good？”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ne 15，1929，98.

[65]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April 20，1929.

[66] “Overlooking the Point in the NCDN Cas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25，1929，527.

[67] “The Kuomintang Action against Mr. Sokolsky an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27，1929，352-353.

[68] “Has the NCDN Promised to be Good？”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ne 15，1929，98.

[69] “Overlooking the Point in the NCDN Cas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25，1929，527-528.

[70] Sir R. Macleay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Memorandum，June 28，1926，FO 371/11678/13.

[71] “The Constitutional Defence League，” The China Press，Feb. 6，1926，12.

[72] Consulate-General，Shanghai to Ashton-Gwatkin，Foreign Office in London，January 6，1928，FO 371/13223/2.

[73] “Shanghai Publicity Bureau，” The North-China Herald，June 11，1927，473.

[74] “Private Confidential—Not for the Pres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Feb. 9，1929.

[75] Mr. Davidson to Mr.Mounsey，dated 18 January 1929，received in registry on 4 March 1929，FO 371/13942/152.

[76] “What Ails the Press of Shanghai？” China Critic，March 6，1929，121-122.

[77] “British Friendship and Propaganda，” China Critic，December 11，1930，1181-1182.

[78] “Shanghai Mind Reveals Itself，” China Critic，April 24，1929，394.

[79] “British Friendship and Propaganda，” China Critic，December 11，1930，1181-1182.

[80] 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175.

[81] “The British and the American Press in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November 20，1926，317.

[82] F 2942/194/10（1925），undated letter from Miss Arnold，quoted in 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66.

[83] 转引自Robert Bickers，Britain in China，151.

[84] FO 371/13950［F 2545/2016/10］，decode dispatch from Sir M. Lampson，April 24，1929，FOFC.

[85] Bickers，Britain in China，151.

[86] Richard W. Rigby，“Sapajou，” East Asian History，Nos. 17/18（June/December 1999）：136；Robert Bickers，“Shanghailanders：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British Settler Community in Shanghai，” Past and Present 159（May 1998）：169.

[87] “Postal ban on Shanghai Newspaper，” The Times，6 May 1929，15.

[88] “Nanking threatens British paper ban，” The New York Times，21 April 1929，5.

[89] C. T. Wang to MacMurray，June 17，1929，FRUS，1929，Vol.2，763-764.

[90] “Nanking in Drive on Correspondents，” The New York Times，July 9，1929，6.

[91] 据报道，阿道夫·奥克斯收到了4000多封抗议摩尔文章的读者来信。“The New York Times and Its China Correspondent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ly 13，1929，283-284.

[92]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Johnson），FRUS，1929，Vol.2，766-767；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10，1929，FRUS，1929，Vol.2，767.

[93] Abend，My Life in China，105.

[94] Abend，My Life in China，108.

[95] Abend，My Life in China，126.

[96] Abend，My Life in China，126.

[97] Warren I. 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 Greene，Thomas W. Lamont，George E. 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73.

[98] Goodman，“Semi-colonialism，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News Flows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71；Emma Jinhua Teng，Eurasian：Mixed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Hong Kong，1842-1943（Berker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135-136.

[99] Cohen，Chinese Connection，86.

[100] Sokolsky to Cunningham，April 22，1929，Sokolsky Papers，box 40，Hoover Institute.

[101] Cohen，Chinese Connection，168.

[102] Westel Woodbury Willoughby，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Vol.2（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1966），946-947；Jorma Ahvenainen，The Far Eastern Telegraphs：The History of Telegraphic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Far East，Europe，and America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Helsinki：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1981），207-212；Xia Jinlin，Studies i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3），191-192.

[103] 1922年2月11日，日本与美国签订条约解决了雅浦岛争端。Lester H. Brune and Richard Dean Burns，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U.S. Foreign Relations：1607-1932（New York：Routledge，2003），442.

[104] “Cable Contracts and the Press，” China Critic，January 23，1930，77-78.

[105] “News Facilities for China，” China Critic，April 4，1929，267.

[106] “Today’s Cable Conference at Nanjing，” China Critic，March 20，1930，275.

[107] “Today’s Cable Conference at Nanking，” China Critic，March 20，1930，275.

[108] 《交通部拟具解决大东、北全案办法请鉴核呈稿》（1929年4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经济9，第659页。

[109] 《交通部拟具解决大东、北全案办法请鉴核呈稿》（1929年4月30日），《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经济9，第659页。

[110] 《行政院呈水线电信交涉经过》（1931年3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经济9，第683页。

[111] 《废止大东大北公司水线合同交涉》（1930年3月～1931年2月），档案号：020000003183A，000163，“国史馆”藏；《吾国与大东大北公司水线交涉过去与现在》，《国闻周报》第10卷第20期，1933年。

[112]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3卷，第66、6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第142～143页。

[113] Wei，“Circuits of Power，” 120-122.

[114] 《交通部关于大东、大北、太平洋三水线公司电信交涉经过情形之行政会议提案稿》（1933年4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经济9，第688页。

[115] Wei，“Circuits of Power，”130.

[116]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4.

[117] 《中央财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档案号：9：480，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18]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338页。

[119]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4-75.

[120] Bickers，Britain in China，33-35；“Putman Weale and His ‘New Order’ in Peiping，”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17，1930，436.

[121] “The Death of Mr. Lenox Simpson，” China Critic，November 20，1930.

[122] 高郁雅：《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1945～1949）》，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5，第65页。

[123] 《宣传》（1929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9卷，第166～167页；《中央宣传部一周工作概况》（1929年8月12～18日），会议记录，档案号：3.3/50，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2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2卷，第126～127页。

[12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2卷，第291页；第13卷，第21～22页。

[126] 《中央党务月刊》，第225～227页。

[127] 《林校长被请为英文民族周刊总编辑》，《厦大周刊》第10卷第4期，1930年，第15页；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团结出版社，2005，第1488页。

[128] “The Chinese Nation，Weekly Paper Makes First Appearanc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ne 28，1930，152.

[129]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ly 12，1930，235.

[130] “Foreword，” China Critic，May 31，1928，1.

[131] 《胡适日记全集（1928～1930）》，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417页。

[132] 《胡适日记全集（1928～1930）》，第417页。

[133] 《胡适日记全集（1928～1930）》，第417页。

[134] Douglas Jenkins，Consul General，to Nelson T. Johnson，American Minister to Peiping，February 24，1931，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hereafter SDCF），China，Internal Affairs 1930-1939，893.911/266.

[135] “China Press Celebrates Twentieth Anniversar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September 19，1931，119.

[136] “China Press Changes Hands：New Board of Four Foreign，Four Chinese Directors Named，”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February 20，1931.

[137] Douglas Jenkins，Consul General，to Nelson T. Johnson，American Minister to Peiping，February 24，1931，SDCF，893.911/266.

[138] 《上海之新闻事业》，《上海新闻事业史料辑要》第1册，天一出版社，1977，第57页。

[13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卷第1册文化1，第133页。

[140] James R. Boylan，Pulitzer’s School：Columbia 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1903-200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182.

[141] 庄政：《孙中山创办英文〈民国西报〉》，《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1期，第63页。

[142] Andrew James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63.

[143]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39页。

[144]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39页。

[145]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39页。

[146]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44～47页。

[147] Malcolm Leviatt Rosholt，The Press Corps of Old Shanghai（Rosholt，WI：Rosholt House，1994），11.

[148]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2.

[149]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2.

[150]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72.

[151] 《费信惇致董显光》（1931年5月19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案号：Q3-6-88，上海市档案馆藏。

[152] Edwin S.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June 10，1935，SDCF，893.911/310.

第四章 骄日遮天：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论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奉天（今沈阳）柳条湖附近一段的南满铁路，并嫁祸中国士兵，借此向东北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几个小时内，日军就控制了包括奉天、营口、安东、长春等东北的重要城市；几天之间，日军便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大部分地区；数月之内，东北全境沦丧。不到一年，日本又集结清宗室及汉人遗老，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军侵占东北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日浪潮，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尤为激烈，中国人与日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日军于1932年1月在上海制造中国民众与日侨的冲突，借此转移国际聚焦中国东北的视听，并集结海军于黄浦江，趁隙暗中筹建伪满洲国。1月28日，日军以护侨为由，一再增加谈判要求，不等中方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并炮轰闸北平民区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这也使得中日冲突迅速恶化。此事冲击到列强在上海的核心利益，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国联也介入调停。西方历史学家通常将两起事件关联在一起，称之为“满洲危机”。

至1931年，国民政府和精英知识分子在租界已经积累了一些宣传资源对抗日本。然而，有新闻发布渠道并不意味着中方的立场能得到伸张。冲突爆发当时，在基本事实尚无法确认的情况下，“话语”之争往往转化成“语境”之争。报界广泛接受的信息，是那些与当下舆论环境相吻合、与既有事件一脉相承的叙述，却不见得是最符合客观事实的报道。对事实本身的争持，也转为对事发背景的诠释之争。报道作为媒体的“文本”与作为舆论背景的“语境”之间的互动又非常微妙，语境为文本的可信度设定了框架，而语境又非一成不变，事随情移，又会被文本不断塑造，到了一定程度则风向逆转。在济南惨案中通过借势、造势以虚克实的日方报刊，终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里日军露骨的侵略行径而难以掩盖其对华之野心。“一·二八”事变终成为国际舆论从同情转向质疑日本图谋的转折点。

回应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媒体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事件由谁引发。虽然现在历史学者已经公认，柳条湖铁路的炸毁是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为发动战争制造的借口，但在事件爆发当时，罪责在谁并不清楚。柳条湖铁路被炸毁后不到24小时，日本陆军省就发布了一份官方公报，指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本的铁路“守备队”。[1]这个叙事版本通过路透社东京分社在《泰晤士报》发表，[2]且在一整天内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直到9月20日，中国官方的回应才在租界报刊《字林西报》上出现，委婉地称日本军队“出师全然无名”。[3]

与济南惨案一样，中方缺乏信息发布的渠道极大地限制了其在报界回应的速度。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对外发布信息的电信控制权仍掌握在外国水线公司手里，中方消息的传播在国际上严重依赖外国通讯社。日军占领奉天后，又迅速控制了城市的信息传送，要求从奉天发往上海的信息先转至东京。[4]日本军队还掌控了奉天的无线电台，并任命审查员阻断任何有利于中国消息的发布。[5]

日本：顾左右而言他

九一八事变爆发伊始，日方的说辞也曾有所游移，陆军省和外务省对关东军大动干戈的起因莫衷一是。陆军省指责中方是柳条湖事件的罪魁祸首，外务省则倾向将这一冲突归于“部分头脑发热的高层军官在冒险逞能”，[6]并要求前线军官立即撤军。[7]日方的口径不一，部分抵消了其在报界先发制人的优势。但日本军、政两界的分歧并未持续太久。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的报纸争相报道关东军的军事进展，以迎合市场对战争信息的需求。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占领中国东北的消息也激发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狂热，支持帝国的扩张。面对国内舆论对军方的追捧，外务省不得不放弃对陆军省的指责，采纳后者对事件起因的解释。[8]

随着关东军不断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政府最初以保护铁路而出兵之名失去了。许多外国记者前往奉天调查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带回的是一篇篇指责日军策划这起冲突的报道。[9]日本控制的英文报纸《远东评论》意识到报界如果再继续纠结铁路爆炸的细节，只会让日方难堪，于是逐渐淡化了对柳条湖铁路爆炸案的关注，偷梁换柱，欲用中外冲突的背景来合理化日方的动机。

《远东评论》开始绕过对柳条湖铁路爆炸案的争论，将中村震太郎遇害视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起因。中村为日本陆军大尉，从日本陆军大学校毕业后不久，即接到参谋本部的命令，伪装成平民潜入中国东北，联络保皇的蒙古族王公，刺探军用地理情报。[10]1931年6月，与中村随行的还包括陆军退役骑兵曹长井衫延太郎、一名俄国随从及一名蒙古向导。一行四人经过索伦一带东北军屯垦三团团部驻地时被扣留审问。中村诡称自己是教育家，受东京黎明学会派遣，来东北考察历史地理，但因囊中被发现手枪、步枪、军用中日俄文地图、若干草图和大量调查笔记、测绘仪器以及与蒙古族王公的会谈记录等，明显是日方间谍。屯垦三团官兵担心中村被押回沈阳后，会在日方压力下被释放，日方也定将索要所有材料，并要求中方道歉赔偿，加之中村态度蛮横拒不合作，团长决定将中村等人秘密处死，并令全团严守秘密。[11]日方与中村接头人员迟迟不见中村，遂通知日本在东北的各机构寻找中村下落，并由关东军、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与满铁三方组成调查团，秘密前往洮南一带调查，最终通过当地妓院、小商贩等渠道，得知中村被处死的消息。1931年8月，日本军方通过外交手段向中国施压，提出中方就中村遇害道歉、赔偿并严惩肇事者。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回应中村一案根本无中生有，[12]后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同意对此案展开调查，但始终未能与日本就案件的基本事实达成一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村一案仍悬而未决。

中村一案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声称中国蔑视了日本人在“满洲”的权利。《远东评论》将中村一案视为九一八事变的催化剂，这也基本上附和了日本国内报纸的观点。《字林西报》就曾援引《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精准地概括了日本主流媒体对九一八事变起因的解读：“中村被杀就像把汽油浇在木头堆上，而对南满一段铁路的破坏则如同向木头堆扔了一根火柴，最终让日本忍无可忍。”[13]但《远东评论》在中村案件的叙述中刻意扭曲事实，将中村描述为一介平民，对他的间谍活动闭口不谈，并通过频繁提及中村无端遇害，渲染中国人排外、仇外的形象，以此为背景合理化日军面对南满铁路被毁的大规模“复仇”之举。然而日方对中村一案的炒作，也误导了局外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理解。许多人批评日方对中村案件过分关注，而模糊了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缘由。《字林西报》转引《朝日新闻》的报道，抱怨国际联盟不明白事件的真实情况，在理事会的会议纪要中反复提及中村一案，好像它才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原因一样，而完全忽略了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一事。[14]

《远东评论》还刻意将中村一案与约翰·桑伯恩（John Thorburn）的遇害相联结，以加强外国侨民对国民政府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恐惧。桑伯恩是位侨居上海的英国人，19岁，秘密离家后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参与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6月1日，桑伯恩在沪宁铁路沿线遇巡警盘问时拒绝回答，并掏出手枪将两名巡警打伤，两人伤势过重先后在医院身亡。桑伯恩被逮捕后，在审讯过程中与审讯官发生肢体冲撞，被审讯官枪毙。[15]英国公使馆要求外交部调查案件始末，并惩戒杀害桑伯恩的审讯官。[16]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该案仍未解决。桑伯恩一案正发生在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谈判的关键时期，加深了外国侨民对领事裁判权废除后自身安全的担忧。《远东评论》的主编李亚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情绪，将中村案件与桑伯恩一案相提并论，警告在华的外国人，称中国军方、官员已全然不顾领事裁判权的存在而早已“将法律控制在自己手中”。[17]李亚称中村遇害是因为“军方很可能已经接到了国民政府强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通知，并下达密令处置租界以外行径可疑的外国人”。[18]中村一案本与领事裁判权存废毫无瓜葛，该刊刻意将视线引向领事裁判权，意在暗示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仅是保护日本国民的权利，而且也为所有在华外国侨民伸张正义。

《远东评论》又将九一八事变的起因追溯到1915年中日签订的“民四条约”，称所有随后发生的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事件都源自中国不承认该条约的约束力。[19]这其实是将事件的焦点暗中又转移至当时中国与列强修约、废约的争论，攻击中国政府的背信弃义以取代对事件本身事实的讨论，从而暗示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过是代表列强教训一下背弃盟约的中国政府。

诚然，抨击中国政府“软弱”“低效”“腐败”“无能”成为《远东评论》以攻为守的策略之一。[20]该刊欲用既成事实挑战既定之原则，称尽管中国表面上拥有对东北的主权，实际却对东北没有控制力，嘲讽中国政府既不能保卫自己的领土免受俄国的侵扰，又无法停止内战。[21]该刊又聚焦东北当地的利益，质问中国政府何以保全当地百姓福祉、推进当地的民生繁荣、社会稳定，潜台词则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英明地统治东北，何不把权力交给已在这里累积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另一份由日本控制的英文报纸《满洲日报》（Manchuria Daily News）则通过援引《圣经》呼应《远东评论》的这一看法：“不懂如何善用财物之人，财物应被剥夺。”[22]然而，无论这些报刊如何为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辩护，它们都在说辞上皆避免碰触领土主权的政治红线。《远东评论》也一再表明日本并无觊觎中国东北主权的野心，驻军此处只是为了维持稳定，[23]虽然实际行动上早已将中国的主权抛之脑后。

对抗共产主义也成为《远东评论》为日本合理化其在东北的军事占领而反复提及的借口。该刊称，日本的军事行动不仅是为了维持秩序，也是为了防范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向中国东北渗透，并强调“一旦条件成熟，苏联红军就会挥师南下占领中国的土地”。[24]但当时，即便在“满洲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苏联也并未对日本或中国产生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在九一八事变中引入苏联因素，显然是为了进一步煽动列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抗苏之名彰显日本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重要地位，从而得到列强的纵容。反共之名的确得到了一些西方精英的认可。彼得豪斯学院的教员威廉·伯德伍德（William Riddell Birdwood）在给他的朋友，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的信中，提及九一八事变时评论道：“我知道她（日本）对国联的藐视是错误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但她（日本）在满洲站稳脚跟也的确是对布尔什维克进攻的坚实屏障。”[25]

西方列强的殖民先例也被日方报刊拿来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辩护。如李亚在《远东评论》1931年10月号的头版社论中写道：“日本在满洲的利益与英国之于印度、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法国之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意大利之于地中海地区以及美国之于加勒比海无异。其他国家既然被认可，那么日本在满洲所为也是公正、合理的。”[26]日方报刊甚至撕去伪善的面具，以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语言评论中日关系。《字林西报》援引日本国内媒体的观点称：“日本（对中国）……应该表现得像父母那样，既严厉又悲悯地教训一个淘气的、被宠坏的孩子。”[27]这种高高在上、将中国人视为需要管教的劣等人的傲慢观念，长期以来在日本官员的论调中经常可见。在192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官币原喜重郎就公开表达了这种态度。根据英国驻日大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的记录，币原喜重郎认为：

中国人……就像小孩子一样，而且是很顽皮的那种，总喜欢玩最危险的把戏，但他毕竟是小孩子，不必太当真。正如在他们眼里我们和美国人也被视为孩童。[28]

而《字林西报》的忠实读者对这样的口吻早已习以为常。1920年代在甘露德和葛林主持该报时，以居高临下之态审视中国事务也常见诸报端。[29]

中国：事实、事实、事实

此时，中国在租界的英文报刊已不再毫无反击之力。北京的《导报》和上海的《中国评论周报》是当时抵抗日方宣传的主要刊物。然而，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偏见依然困扰着国民政府的宣传。国民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让诸多外国侨民、侨商心存忌惮，因条约修订引发的紧张局势也在进一步强化中国的排外形象。如何将反日言论与更广泛的反帝运动区分开来，成为中国的国际宣传重心。

为了将“反日”话语从“反帝”的语境中抽离开来，中方经营的英文报刊以“就事论事”的策略对九一八事变进行报道和解读。相比日本的顾左右而言他，意图将事件与中国和列强的纷争混淆来为其大规模军事行动做掩护，中方则以守为攻，聚焦事件本身，认为日本军事行动和暴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对付日本“虚伪陈述”的最佳方式。[30]中方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南满铁路爆炸案的调查上，首先证明中国军队完全是无端遭受袭击；其次揭露日本军队早有预谋，策划了铁路爆炸，并以此作为占领中国东北的借口。然而，实现这两个目标困难重重。当柳条湖附近的铁路爆炸时，没有中国人目击者看到爆炸发生以及由此造成的破坏，“在场的”日本士兵也已经将破坏铁路的“中国士兵”击毙。即使有中国士兵目睹铁路爆炸的经过，他们能够说出原委的机会也相当渺茫，因为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立即占领了奉天所有的无线电台，并且严格审查所有通过电报发出的消息。[31]

南京国民政府汲取了济南惨案的教训，在柳条湖铁路案爆发后没有保持缄默，而是积极将事件公诸国际社会。与其在媒体上与日本正面冲撞，国民政府倾向于通过邀请外国记者对爆炸事件进行调查来反击日方的说法。事发两天后，张学良为有意去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进行考察的外国记者安排了专列。[32]这次访问必然迫使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做进一步说明，日本提供的细节越多，漏洞就越多，实地采访归来的外国记者对日本的说法愈加怀疑。《密勒氏评论报》的一位记者在此次调查之行后发现，日本对于整个事件的解释“漏洞百出……每当有记者或军事观察员对日方的解释提出质疑，日本便会搬出一套更复杂的解释”。[33]这位记者坦陈他最终放弃将“日本各种大言不惭的解释拼凑在一起”，而且完全理解了为什么“外国记者在奉天这座城市找不到一个外国人愿意相信日本对所谓‘北大营事件’（九一八事变）的说辞”。[34]

《导报》还将读者的目光引导至铁路爆炸后关东军迅速而有组织的军事反应上，暗示事变早有预谋。[35]讽刺的是，编辑对这一观点的表达，严重依赖日本的新闻联合社提供的对关东军军事行动的追踪报道。当然，对这一信源的巧妙应用背后也是一个窘迫的现实：中国自身信息供应缺乏，记者不得不搜寻各种可用的资料为己所用。

中方有意识地将九一八事变的讨论“局限”于事件本身，极力将读者的视线从更广阔的中日、中外争端，尤其是领事裁判权的矛盾上移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三个月里，《导报》和《中国评论周报》都对领事裁判权的议题保持缄默。但不报道并不代表在华外国人对此议题不关注。事实上，领事裁判权之争是当时媒体的热门话题。对于生活在上海的外商和侨民来说，发生在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即便再轰轰烈烈，对他们来讲也是遥不可及，而领事裁判权的存废才关系他们的切身利益。1931年11月，在上海的英国人还组织了一次反对废除领事裁判权谈判的大规模集会，可见当时废约议题是租界区舆论的焦点。而中方掌控的报刊对此避而不谈，表明其试图淡化中外纷争，将中日冲突与中外矛盾切割，避免中国在国际舆论界陷入被多面围攻的窘境。

《中国评论周报》与“田中奏折”

欲说服列强在中日冲突中站在中国一边实非易事。对于列强而言，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并没有对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以后见之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1930～1940年代侵略中国的开端，但在1931年人们并无法预见事态如何发展。九一八事变在当时很可能被视为中日之间的地方性冲突，而不被国际舆论界关注。正如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研究所示，九一八事变因为发生在偏远的东北，所以一时难以唤起中国其他地方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36]国内的共识尚且无法达成，欲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只会越发困难。因此，中国的宣传者需要通过创造一个一脉相承的因果语境来引导公众的想象力，从而使九一八事变超越地方性的限制具有广泛而持久的意义。于是，“田中奏折”进入了租界报刊的讨论。

“田中奏折”据称是1927年中期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递的一份机密文件。田中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日本征服世界的计划：“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37]关于“田中奏折”的来源与真伪说法不一。较为流行的版本是，奏折由蔡智堪抄录，转交给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而得传布。蔡智堪出身于日本华裔家庭，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的革命组织。他主要从事大豆贸易，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中国东北，并与日本政界上层人士交往密切。据蔡智堪后来回忆，在反对田中对华政策的内大臣牧野伸显的支持下，他得以进入日本皇室书库，费时两夜抄取部分文书，后交予王家桢。[38]

日方从一开始便以文书呈递程序与日本惯例不符、措辞格式不合规矩、文书提及的事实有差错等理由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39]而蔡智堪与王家桢时隔多年以后，对于奏折来源的回忆并不一致，加之细节上经不起推敲，又为奏折的真实性蒙上了阴影。[40]西方历史学家现今大多认为这份文件为苏联伪造。[41]但1930～1940年代的日本军事行动恰与这份文件的内容多有对应，而且“奏折”内容也的确反映了日本一些激进的军方人士分离满蒙、侵略扩张的野心，因此在当时这份文件普遍被认为真实存在。1929年12月，国民党的宣传刊物之一《实事月报》将奏折内容公开发表，但当时正值张学良因中东路事件战争失利，与苏联协商停战吸引了国际关注，“田中奏折”并未在舆论界掀起波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评论周报》在租界以英文转载了这份文件，却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这份奏折的注意。

《中国评论周报》在引用这份奏折时非常谨慎。1931年9月24日，该刊着重引用田中义一的满洲计划，以探寻这份奏折与九一八事变之间的关联。[42]该周报引用田中义一建议日本先占领东北和蒙古进而实现更大范围扩张的内容，来驳斥日本媒体一直声称日本对中国领土没有觊觎之心的言论。[43]该周报还选引了田中义一主张动员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以帮助日本征服中国东北的观点，这恰巧与日本在万宝山事件中的阴谋若合符节。万宝山事件爆发于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长春附近的朝鲜人与当地中国人因开渠灌溉发生争执，在日本的教唆煽动下演变成一场朝鲜半岛内大范围的排华暴乱。[44]可见《中国评论周报》对“田中奏折”的所有引述都紧密围绕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野心。

《中国评论周报》以连载的方式在随后出版的几期中继续引用“田中奏折”，延长这份文件在媒体的曝光时间。10月15日，该周报又发表了两篇摘录：一篇是关于日本征服中国之目的，另一篇指出美国是日本称霸世界的潜在威胁。该刊编辑显然欲将美国引入中日争端，但为防止言辞过于激烈，又小心翼翼地申明，公开“田中奏折”的目的仅是提醒中国人这份秘密文件的存在。[45]除了直接引用“田中奏折”外，该刊未加任何评论，避免以任何直言抨击来徒增宣传痕迹，而引发读者对这份奏折真实性的怀疑。

《中国评论周报》11月12日再次引用“田中奏折”，以事实比照来增强这份文件的可信度，并“使读者相信这份奏折精准地预言了日本的侵华行径”。[46]该刊此次不再局限于引用奏折内容本身，而是将奏折的内容片段与日本过去几个月的军事行动并置，留给读者日本“正以实际行动一步步实践奏折计划”的印象。[47]在报道的末尾，编者摒弃了此前的隐忍与含蓄，直接警告称，“田中奏折”不仅关乎中国，对苏联和美国亦是一大威胁，因日本已将美苏视为其称霸世界的主要障碍。[48]

《中国评论周报》用三篇文章，跨越十周，通过层层扩展来展示“田中奏折”之要义，从与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的内容，推进到警告世界日本称霸的野心。该刊的连载在美国取得了一定回应。1931年年底，《共产党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杂志转载了“田中奏折”；1934年2月，由赫伯特·阿姆斯特朗（Herbert W. Armstrong）发行的《简单真相》（Plain Truth）杂志，在创刊号的头版文章中详细刊载了奏折内容。这份“田中奏折”也随着日本进一步穷兵黩武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关注。

租界报刊与英美大都市报刊的态度

《字林西报》在遭到国民政府禁邮后，经历了改组。在新任编辑埃德温·霍华德的领导下，该报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暧昧，对日方略有偏袒。该报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深表同情，赞扬日本人“以非凡的耐心忍受一系列（来自中国）的冒犯”。[49]通过对“1906年以来日本在南满铁路区域遭遇匪徒袭击”、“1926～1929年日本的受害人数”和“日本军队与警察在抵抗土匪袭击中的损失”相关数据的引用，该报将“兵”“匪”区分，并质疑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认为中国军队极少能“有效且认真”地去镇压那些威胁日本侨民生命和财产的土匪。[50]《字林西报》假借日本侨民的境况，称英国侨民也生活在同样混乱和危险的环境。这一说辞正与日方的《远东评论》对桑伯恩案的报道遥相呼应。《字林西报》也的确对桑伯恩案耿耿于怀，称“南京政府对桑伯恩案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交代，说明它全然没有能力赢得外国人的信任”。[51]

《字林西报》报道九一八事变的立场的确反映了上海英美侨民的意见。时任《大美晚报》记者的高尔德（Randall Gould）观察称，上海的外国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存在分歧，但许多美国人和绝大多数的英国人愿意接受日本的说法。[52]在中国的外国侨民，没有报界保持中立的职业规范，私下里更将亲日的观点表露无遗。事实上，许多在华的英国人认为日本的做法无可厚非，不过是效仿其他帝国的步伐。而作为帝国利益的坚定拥护者，他们也没有理由去质疑日本打造帝国的计划。如高尔德所忆，埃默里上校在伦敦发表的声明在上海颇受欢迎。

我承认，不管是在行动上、言辞上，还是在情感上，我看不出我们有任何理由应该在这件事（九一八事变）上独自或与国际社会来反对日本。我们又有谁会诘责日本不该以缔造和平与秩序为目的，在满洲采取行动呢？难道他们不该为捍卫自身利益而抵御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接二连三的攻击吗？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我们在印度、埃及的政策都会遭到谴责。[53]

诚然，以此就断言《字林西报》在九一八事变中亲日也有失公允。该报强烈反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认为“日本军官不应在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意下即发起进攻”。[54]该报还经常把日本军队直接称为“入侵者”[55]，并详细引用中方关于日本在东北军事行动的报道。在“读者来信”一栏中，《字林西报》陆续登载支持中国的言论，刊发如“日本在愚弄世界”“日本在华野心是公开的秘密”这样严厉的抨击。[56]该报还大量引用外国侨民在中国东北调查后的见闻，指责铁路爆炸乃日军自导自演，并描述日军在东北欺压和掠夺平民的状况。[57]《字林西报》在此事件报道上的确非常谨慎，避免进一步激怒中国民众，以引发另一场大规模的排外运动。但不管其立场如何在中日之间摇摆，该报很清晰地警告各方：远离上海并尽快恢复和平。

日本军队的进攻和中国政府的不抵抗，很快点燃了上海中国人的怒火。因循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模式，学生聚集在街头抗议日本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对此，日本以向黄浦江增派军舰作为回应。[58]《字林西报》表露了对上海稳定的深度关切，认为“如果当局希望继续保持上海的繁荣”，就得“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它的和平与秩序。[59]该报严厉谴责上海各地掀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担心危机进一步恶化会损害英商的利益。

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从人道的角度来讲无德且冷血，这与战争一样违反国际法。抵制活动也是在制造死亡，而且比战争更为残酷，只是抵制催命于无形，而战争是实际的杀戮。[60]

对《字林西报》而言，遥不可及的公平正义在现实利益面前只能甘拜下风。中日之间孰是孰非远不如实实在在的稳定来得重要。结束上海的这场危局，避免英国商业利益受损才是重中之重。但该报也知道，日方的穷兵黩武是抵制日货运动频频爆发的根源，而此时强迫中国人购买日货也是不现实的。它只能苦口婆心地建议中日两国“像成年人”那样“试着忘记”个人恩怨和国族间的纠纷，并“冷静地”沟通以找到“迅速化解冲突的出路”。[61]该报也对国联的无动于衷表现得不耐烦，警告国联的犹豫不决终将酿成大祸。[62]该报主编在社论中也亮明立场，告诫中日双方“没有必要继续斤斤计较”，[63]而应该尽快恢复和平。

与济南惨案时期的立场相比，《字林西报》在九一八事变上显然缓和了其1920年代“死硬派”的立场。但当租界报刊开始接受中国的观点时，英国国内的报纸，尤其是伦敦的《泰晤士报》却对此置之不理。《泰晤士报》同情日本，赞赏日本在中国东北维护自身利益，并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中国长期不尊重日本在华核心利益所致。[64]《泰晤士报》记者称赞日本“在中国混乱的沙漠中创造了繁盛的绿洲”，“在不知秩序为何物之地建立了秩序”，[65]然而日本的付出却只换得中国的敌视。[66]该报认为日方出兵是对中方无理挑衅的回应，“日本理应维护自身的利益”。[67]

《泰晤士报》还援引英国殖民扩张的历史为日本的军事行动辩护。该报赞同濮兰德（J. O. P. Bland）的看法，认为“今天日本对满洲的立场几乎与我们对埃及的立场相同”，[68]还承认“大英帝国的人确实容易理解日本的行为”，因为“没有哪里会比英国更清楚，满洲对日本的重要性，它不仅为日本提供了食物和初级产品，而且是其制成品的销售市场”。[69]《泰晤士报》重拾“死硬派”的论调，指责英国政府对中国民族主义让步，并认为日本担负了1920年代中英敌对的后果：“若当初英国政府极力保护英国侨民的利益，那么如今中国也不敢在满洲挑衅日本的核心利益。”[70]

的确，英国在与日本“保持传统友谊”和作为国联重要盟约国捍卫一战后国际秩序之间左右为难。[71]为了维护在华的商业利益，英国不愿在未伤及自身核心利益地带的情况下，去批评可以帮助它维护在华权威的过去的盟友日本。但作为国联的关键成员，英国承担着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被国际社会寄予平复中日纷争的厚望。英方的左右为难，反映在行动上便是无所作为，不仅引发中国对其偏袒日本的不满，也损害了国联的声誉。为了将英国从这一泥潭中拯救出来，《泰晤士报》一再将危机的升级归咎于中国，并指责中国对日本的要求不让步，且有意国际化地区危机。该报写道：“在目前的争端中，国联理事会对于和平的倡导，绝不意味着它对中国政府近几年惯用的寻衅行为有任何同情。”[72]

与租界英系报刊不同，美国在上海的主要报刊《大美晚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坚定地表达了反日立场。尽管该报的老板史达表示个人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但他认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中欺人太甚。史达对主编石克雷（Theodore Olin Thackrey）说：“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为报纸制定过具体的编辑方针，但在此次满洲问题上，我必须设立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我们反对（日本在满洲的军事扩张）！”[73]但坚持反日的观点并不容易。《大美晚报》来自中国东北的信息需要经受日本的审查，从奉天发往上海报社的大量电报被日本的新闻审查官拦截、重写或改编。[74]该报还面临与日本控制的报纸《远东评论》和《上海泰晤士报》的激烈竞争。

《大美晚报》坚持反日立场最大的障碍来自内部。该报的主笔伍海德一向坚定地支持日本在华利益。伍海德是一位英国“死硬派”记者。1930年史达聘请他加入《大美晚报》，并保证他可以完全独立地在该报上发表文章。史达这样做，是希望借助伍海德在上海报界的声望，吸引更多的英国读者。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伍海德对日本利益的极力辩护严重消解了该报的反日立场。尽管伍海德也不相信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是为了维护其他列强在“满洲”的利益，但他坚信日本的胜利毫无疑问将强化列强在华的整体利益。[75]

在外国人经营的英文报刊中，《密勒氏评论报》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军事行动的抨击尤为激烈。该报从一开始就质疑日本所谓的“自卫”一说，批评日本在中国东北驻军、对平民施暴、对国联谎话连篇。[76]该报的编辑认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在“分裂中国”，架空美国在中国力挺的“门户开放”政策。[77]

《密勒氏评论报》以其第三方的身份，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报道，为租界的中国精英伸张中方立场提供了理想的宣传资料。1932年上海律师协会（Shanghai Bar Association）就曾出版一本英文小册子，揭露日本对中国东北和上海的侵略，小册子中关于中日在中国东北冲突的文章有25篇，其中的22篇1931年9月末至1932年4月初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78]

但该报对中国内乱的批评与它对日本的谴责一样尖锐。《密勒氏评论报》奚落中国军队的软弱无能：“看看中国！她能在什么方面和日本竞争呢？她的四亿同胞会团结在同一战线吗？或者说这些人又真的都能在抵抗日本时派上用场吗？”[79]该报还指责中国的领袖错误地采取不抵抗政策，认为不抵抗不仅使中国蒙羞，且令国际舆论不解中方的意图。[80]认为若援引《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中缔约各国应谴责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款来向国际社会求援，那么需要战争状态的事实存在。但中国军队放弃抵抗，意味着交战局面并未形成，这也为美国提供了不干涉的借口。[81]《密勒氏评论报》揶揄中国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军队自己放弃防卫，令其他国家难以向中国提供任何实际的帮助。[82]

该报的反日立场与《纽约时报》采取的中立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一个月里，《纽约时报》刊载了二百多篇关于中日在中国东北冲突的文章。[83]该报紧跟事态的演变，却并不表明支持哪一方。虽然深知国联根本无力解决中日冲突，但该报仍主张美国应听从国联的决定，又因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应避免参与国联解决冲突的联合行动。[84]直到日本对锦州发动空袭，美国知道日本撤军无望，才同意派代表到国联理事会商议共同遏制日本事宜。然而，该报认为此举也只是为了程序上“便利”，并以置身事外之姿态强调“我们只是参与会议，并不意味着我们亲中或亲日，我们是热爱世界与和平的”。[85]与《字林西报》一样，《纽约时报》更急于恢复和平，而对维护道德正义并不热衷。如入江昭所言，美国当时新闻界的主流态度是一战后追求理想化的普世道德，与现实中不愿军事介入的混合产物。[86]

九一八事变再次凸显了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国际宣传的必要。1931年10月，国民政府紧急拨款10万元资助向国外发报消息的电信资费。国民党内人士对这一举措深表赞同，但也指出这样临时抱佛脚的国际宣传模式对中国非常不利。

我国国际宣传多基于一时行动而缺少耐久经常的工作。国难之时，人人知道国际宣传之重要，但是太平无事之时很少有人注意实行，一旦国际巨大事变发生则政府以及民众机关纷纷提倡宣传，须知平时毫无组织基础毫无工作准备，一旦有事经费人才都捉襟见肘，宣传效率低微。[87]

1931年11月，张骏锜和方治一再呼吁南京政府组建一个中央掌控的国际宣传机构以对抗日本的国际宣传。[88]然而在南京政府能够做出任何实际的改进之前，又一场中日冲突在上海爆发。

“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抵制日货和反日运动愈演愈烈，中国民众与日本侨民的关系也进一步紧张。1月18日，日本两名日莲宗僧侣和三名信徒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前化缘时，遭到几十名中国人的袭击，僧侣水上秀雄被打死，数人受重伤。次日凌晨，日本在华青年同志会成员前往三友实业社放火，焚烧工厂；下午又有日侨示威并捣毁中国人的商铺。上海市长吴铁城向日方抗议，反而被日方要求道歉、赔偿日方医药及抚恤金、取缔上海的排日活动。日本又向上海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运载大批军火严阵以待。中方的一再退让并没有遏止日方向上海集结兵力。1月28日夜里，日本驻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以中方未满足日方条件为由，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并与守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交火。29日凌晨，日本海军轰炸了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且人口密集的闸北华界，“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

“一·二八”事变常被认为是九一八事变的延伸。在无法以军事手段遏制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况下，一部分中国人认为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是“一个弱国与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国家对抗的唯一途径”。[89]这些反抗方式不仅意在“使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感到不舒服，使他们的生意无利可图”，[90]而且中国民众也以此种方式发泄对日本军队穷兵黩武和南京政府不抵抗的不满。[91]上海的日本侨民社会同样群情激愤，多次向日本领事馆控诉中国人的暴力行径，并向军方施压，以打击中国人的敌对行为。[92]

发生在奉天和上海的这两起事件之间也有诸多隐秘的关联。“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是因为日本海军对关东军在东北的战功心存嫉妒。[93]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长驱直入而没有遇到中国军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抵抗，这也助长了日本海军争功之心。此外，“一·二八”事变也是关东军与日本海军联手，为转移国际视听从而暗中建立伪满洲国的一场阴谋。[94]时任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在1956年的证词中称，从1931年10月起，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要求他在上海秘密策划一系列事件，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据此，田中隆吉在川岛芳子的配合下收买了一些中国人，并于1月18日袭击了日本僧侣。[95]这次袭击完全契合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以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曾怀疑此次袭击的真实性。

奉天与上海的国际地位完全不同。上海是一个“国际城市”，三个行政机构并存，各自管辖其区域：代表英美利益的上海工部局，管理上海公共租界；背靠法国政府的上海公董局，控制法租界；负责其余地区事务的是上海市政府。三处区域彼此相接，加之社会层面的联接又盘根错节，任何一处遭受袭击，另外两处都难以独善其身。上海是以英美为首的列强在华经济利益重心。英美在中国东北的投资总额不超过4000万美元，而在上海，英国的直接商业利益就高达73740万美元，美国的商业投资总额也达到9750万美元。[96]因此，任何发生在上海的战事都将牵动国际社会的神经。中方的宣传一直以来希望将中日冲突国际化却不得要领，而日本在上海掷下的炮弹则顷刻间把中日之争送上国际报界的头条。

上海是亚洲媒体的中心。世界主要报社和通讯社都在上海派驻了记者。外国记者不只被动地报道中国事务，也积极参与其中，为与他们密切联络的官员提供情报。《纽约时报》记者亚朋德在得知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即便在吴铁城市长妥协的情况下，仍意欲轰炸闸北后，立即将这一情报告知了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和宋子文。也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宋子文即刻部署他的私人武装税警总团防备日军的进攻。[97]上海的外国居民作为第三方目击者，亲历了这场中日冲突。不同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还要组织西方记者前往奉天调查冲突现场，“一·二八”事变就发生在外国记者的面前。借助上海联通国际的信息网络，记者即刻将上海的境况公之于众，这也极大地弥补了中国国际信息传播资源有限、传播渠道不足的劣势，而日本也无法继续依赖在华发达的信息渠道，如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那样在报道上先机尽占。

“一·二八”事变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宣传素材，中国在此案中占据了道义上的绝对优势。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狂轰滥炸和滥杀无辜，许多平民区，包括难民集散地、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图书馆都在轰炸中被焚毁，而这一切都被上海的侨民和记者看在眼里。为向国际社会披露中国受害之惨状，国民政府官员暂时取消了对当地报纸、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报的所有审查，以便尽可能广泛地让上海媒体迅速向外界揭露日本的暴行。[98]

但日本也并非优势尽失。许多人仍沉溺于日本过去在报界树立的正面形象，对日本心存幻想，相信日本会在事件平息后维护上海的长久和平，并对日本重塑上海秩序寄予厚望。上海的一部分外国侨民视日本人为“自己人”，并认为日本的胜利将极大提升外国人在华的声望。正如当时驻沪记者美国人史迪录（Archibald Trojan Steele）所述，在酒吧、街角和办公室，随处可以听到欧美人对日本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叫好：“好吧，是该有人教训一下中国人，让他们长点见识并给他们立些规矩了。看来这活儿落在了日本人头上。”[99]面对中日冲突，外国人支持日本，往往不见得就认为日本师出有名，而是因为他们更嫌恶中国政府，或只考虑一己私利而不问是非。日本依然可以通过暴露中国的弊端、强调日本与列强的共性成功诱导舆论。知己知彼，中日两国调整各自的宣传策略，投入新一轮无形的硝烟战。

中国的策略

在“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国的宣传越发强调与英美修好而孤立日本。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宣传都摒弃了此前强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论调，重新划分敌友。中国驻日内瓦代表颜惠庆在日本轰炸上海后，立即将此事通报国联，并建议依据《国联盟约》来解决上海的军事冲突。[100]1932年1月30日，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外交部长罗文干在上海的英文报刊上发表了一份声明，确认中国将坚定地“遵守《国联盟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公约》，上述公约均放弃并谴责将武装侵略和战争作为推进国家政策的工具”。[101]诚然，这一宣言与其说反映了中国对国联和国际公约的信任，不如说是一种宣传策略。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就公开表达对国际公约约束力的忧虑，认为这些协议“只有具备武力后盾时才有效”。[102]然而，通过表达中国会坚定地遵守国际公约，南京政府欲树立中国紧随西方列强，愿意捍卫其制定的国际秩序的形象。正如《字林西报》所言，中国代表相信把“一·二八”事变的情况上报国联有百利而无一害，事件得到的国际关注越多，对中国越有利。[103]

为了进一步改善与列强的关系，由中国人掌控的租界英文报刊完全避免刊登有关条约修订或任何会引发外国侨民对中国反帝运动心存忌惮的文章。这些报刊首次频繁地将西方国家称为“友好国家”，这样的称呼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中外关系紧张的数年里是不可想见的。[104]《中国评论周报》甚至开始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称反对西方的“痴心和偏见”无助于中国的发展，“对外国人的敌视会将国人引入歧途”。[105]《大陆报》也指出，中外民众都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伦敦股市最近的萧条就源于中日动荡不安的局势，警告说，日本占领上海和中国其他港口城市将导致中国工商业的大范围破产。[106]此外，该报还详尽地描述了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暴行，并提供了目击者讲述日本士兵袭击外国侨民的报道。[107]

上海的中国民众也放弃了反帝立场，将日本列为中国的唯一敌人。公共租界内，在南京路沿线等地，中国商铺的门窗上张贴着海报，呼吁所有中国人善待西方人而只将日本人视作仇敌。海报上用红色加粗的汉字写道：

我的同胞们，看看究竟谁才是你们的敌人。把你的朋友和敌人区分开来。所有的外国人（除了日本人）对我们都很友好，我们不应该做任何伤害他们感情的事。[108]

一些中国人的商铺和机构还张贴海报，欢迎美国以保护在沪利益和坚守公共租界中立为名而派遣的亚洲舰队（Asiatic Fleet）的到来。[109]这些海报明确地告知外国侨民，中国已改变了排外的态度，只将日本视为唯一的仇敌。

租界报刊也有意将“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相联结，认为上海当下形势源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110]而将两起事件结合，也可将中国东北的危机持续曝光于媒体，借以遏制日本对中国东北主权的进一步侵害。“一·二八”事变已让人们对日军的暴虐凶残有了新的认识，而此时重提九一八事变，也为公众重新审视日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径提供了契机。此前，中国对日本在东北侵略罪行的报道常被日方的宣传所淹没，且饱受质疑，随着报界对“一·二八”事变时日军暴行的披露，人们开始意识到日军的凶残无度，那么中方此前对于日军在东北暴行的报道也并非毫无根据。

此外，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随后对上海的攻击正好与“田中奏折”若合符节。将这两起事件结合起来，使得日本征服全中国的计划更加真实可信。在《民众论坛》的一篇文章中，宋子文再提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

日本占领了面积相当于法国和德国总和的满洲，却没有受到欧洲和美国实际的反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仍专注于自身的国内外问题，于是，日本决心通过在远东最大的贸易和金融都市——上海培植势力，进而推进其征服中国的计划。[111]

相比中国军队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在此次事件中，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对日军进行了顽强反击。第十九路军加上青帮头目杜月笙派出的狙击手，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嚣张之势。前线的抵抗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尽管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宣战，但激烈的军事对抗造成了事实上的战争状态，足以援引用以防止战争的《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迫使国际社会干预。中国军民表现出的高昂士气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声望。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不仅称赞中国士兵的“英勇气概”，而且认为鉴于中国人民表现出的抵抗精神，这个国家理应得到“更多道义上的同情”。[112]

意识到军事抵抗之于民心和国际宣传大有助益后，蒋介石1月29日也公开表示，若日本继续逼迫中国，中国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113]蒋介石还在英文杂志《民众论坛》头版上发表了一长篇文章，对第十九路军的英勇称赞有加，称其为一支“侠义之师”，抵抗日军“虽牺牲至一人一弹”也不退缩，并在结语中说道：“中国战士愿意完成神圣之使命，为保护国民和国际正义献出自己的生命。”[114]宋子文在同一问题上回应了蒋介石的观点。

中国人，仅配备了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没有世界上最现代的作战装备，却为中国的独立而战，而中国的独立也正是所有国际公约缔约国庄严申明所要保护的。[115]

但这些言辞意在诉诸情感，而非反映现实。蒋介石当时还远远没有准备好与日本一战，而是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对军事抵抗的支持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南京政府对第十九路军的实际支援也有限。第十九路军源于粤系军阀，中原大战后由蔡廷锴、蒋光鼐领导。“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正因政治纷争下野，只能在幕后做抗战协助，调集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增援，但因与第十九路军难以协调作战而损失惨重。[116]蒋介石承诺派遣的援军，如第三师和第十四师直到3月7日战斗停止后才抵达。[117]

日本的策略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外交官极力压制对日方不利的报道。1月23日，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致电张学良，命令其关闭《导报》，指责该报刊载了有辱日本的文字。他还要求该报道歉并逮捕编辑李炳瑞，被张学良严词拒绝，但张不得不关闭该报以避免惹恼日本。虽然不能断定日本外交官在日军袭击上海之时要求关闭《导报》是否早有预谋，但这也的确反映了日本外务省在上海中日冲突愈演愈烈之时，急欲压制华北的反日言论，并封锁中方对外国人信息发布的管道。在上海，日本人员也试图通过贿赂来获取外国记者的支持。1月27日，时任武官助理的高桥就欲以金钱收买《纽约时报》记者亚朋德为日方所用。[118]

日本在报刊上依然重弹“自卫”之老调，称其在上海的军事行动旨在保护当地日侨，使他们免受中国反日运动的威胁。驻扎在上海的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将“一·二八”事变归咎于中国，称是中国的混乱和大批“目无法纪的部队”的存在，使日本海军不得不炮击闸北。[119]日本政府2月7日发表的声明进一步支持盐泽的说法，称日军袭击上海的军事行动是遭受中国士兵不断骚扰，尽管此时吴铁城市长已经接受了盐泽提出的条件。[120]

当中国的宣传人士极力将日本与其他列强区别开来之时，日本则援引西方对外扩张的先例作为其在华军事行动的模范，以此强化与列强的联系。盐泽幸一称日本炮击闸北是对当时危急形势的必要回应：上海工部局当时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其他国家的军队也都采取了各种行动保护其上海侨民，日本不过是遵照列强的总体防御计划行事，为所有外国人而战。盐泽的言外之意是日本的军事轰炸只是加剧本已严峻的局势，而并非刻意制造事端。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又将日本在上海的轰炸与1927年南京的英国侨民受到国民党北伐军威胁时，英国“炮轰南京事件”相提并论，认为日本现在的所作所为与英国那时的反应是“如出一辙”，[121]若英国以炮轰来护侨是合理自卫，那日本的行动也是如此。

日方的宣传者也知道一味否认日本在上海的暴行不过是徒劳，《远东评论》于是故意回避冲突的细节，以现实主义的口吻警告西方读者与日本为敌的后果。该报认为，列强尤其是美国若卷入中日冲突，将对其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该刊列举了西方列强在日本的投资，并暗示与日本的冲突会让这些投资陷入危境。[122]《远东评论》还警告称，美国若要对抗日本海军，将不得不改变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建立一支至少三倍于日本实力的舰队，并需将马尼拉变成军事基地，但即便付出如此庞大的前期支出，一旦日本强化了自身的潜艇防御，美国也毫无胜算。[123]显然，《远东评论》敦促读者将道德放在一边，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是否值得与日为敌。

《远东评论》进一步提醒外国读者：中国并不值得西方出手相救。李亚引用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对1895年甲午战争的评论，告诫读者中国根本无法走出混乱无序的泥潭，且只会以仇外来回应外国的一片好心。

她（中国）的军队从来没有取得过胜利……那承载着举国厚望的舰队，只不知羞耻地躲入驻防港口的庇护区，指挥官各个无能，许多不过是懦夫。在和平时期就已然效率低下、腐败不堪的政府，在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刻也依旧如此；她的人民虽然有一定的国家意识，但仍然是一群幼稚的乌合之众，个人利益是他们的唯一动力，盲目的愤怒取代了爱国的行动……能将中国从暴行肆虐与支离破碎中拯救出来的，不是中国自己，而是列强。[124]

《远东评论》又以中国的内乱来反驳其“爱好和平”的说法，称“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毫无人性的军队屠杀自己手无寸铁的国民人数，比世界大战中死去的还多”。[125]该杂志诘问，若中国真的热爱和平并憎恶军国主义，那这个所谓的和平之邦又为何只能在刀枪的屠戮中解决政治纷争呢？李亚还以美国侨民的身份告诫上海的美国人，如果他们继续保持抗日立场，将会陷入中国宣传者设计的圈套。

中国会让美国与日本短兵相接，而自己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双方互相厮杀并卷入灾难。就算我们（美国）打赢了，我们其实也是输家，因为坐收渔利的是中国。[126]

《远东评论》的亲日立场早就引起国民党人的注意。国民党的英文刊物《民众论坛》将《远东评论》称为“一个极端亲日机构”。讽刺的是，李亚竟全然否认亲日的立场，称该刊是“比百分之九十的孙中山追随者更合格的民族主义者，对孙更为忠诚。那些追随者朝秦暮楚，实际早已背弃孙中山，只为从袁世凯、蒋介石之流的军阀手中谋得有油水的一官半职”。[127]但李亚在追述1910年代支持孙中山征讨军阀时，却对孙中山民族独立的诉求避而不谈，也对《远东评论》在1920年代改变政治立场之事保持缄默。李亚坚称，他对中国事务的观察是建立在“事实”和“事件”的基础之上，他的判断是基于对“数百万不善言辞”且被中国军阀“奴役”的中国人的关切。[128]将中国民众与政府做切割是这份杂志的惯用话语。该杂志以中国百姓的代言人自居，以社会动荡中百姓承受的苦难来抨击中国政府失职，诋毁其权威的方式，从而合理化日本势力的介入。

租界外侨的态度

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租界英系和美系报刊形成了反日的统一口径。此前同情日本的《字林西报》在上海危机之时也采取了反日立场，《大美晚报》和《密勒氏评论报》谴责日军的侵犯，并一再要求公共租界的日本兵“滚出去”。[129]《大美晚报》的编辑高尔德也自认，在对于日本轰炸上海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满洲危机”的报道中，“《大美晚报》对日本的抨击比其他任何一家上海报刊都激烈”。[130]

租界报刊对日本士兵在上海暴行的批判最为猛烈。每天的报道都极为详尽地描绘了日军如何用刺刀刺死平民，虐杀妇女和儿童，或者对平民区进行有组织的轰炸。日本在华侨民也受到各报的指责。《大美晚报》就指出，一些日本侨民自称“浪人”，沿用封建时代不受领主束缚、失去俸禄而四处游走的武士的称呼，这群人是“残忍至极”的暴徒，拉帮结伙，随意殴打、刺杀和枪击中国百姓。[131]这样的描述与日本人温和、耐心，看重体面的传统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美国记者史迪录坦陈，自己在日本人的良好形象与日本军民在上海犯下的暴行之间困惑不已，不知道哪一副面孔才代表真正的日本人。

我很难理解这些冷血杀手与我几周前参观过的绵延的山丘、古朴的庙宇、和善的人们以及五彩斑斓的和服之间有任何关联。[132]

日本在上海暴行的“事实”也颠覆了侨民中普遍存在的日本会给租界带来“秩序”的看法。《大美晚报》直言，侨民若觉得中国对租界的干涉不好，那日本只会更糟，毕竟在过去几十年里，外国人还从来没有与中国人发生过这么恶劣的冲突。[133]《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的周末版）也质问日本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给中国一个教训”，而日本这样做是否保持了一个训导者该有的冷静。[134]

事实上，日本的宣传在外国目击者所揭露的事实面前已经开始失去效力。尽管日本外交官一再声称尊重中国的主权，但日军在上海的狂轰滥炸早已使日方的承诺一文不值。[135]日本人在偏远的中国东北还能够在信息传递上一手遮天，压制不利报道，并质疑对日不利信源的可信度，那么在上海，日方完全无法故技重施，因为日本士兵的一举一动都看在外国侨民和记者的眼中。如史汀生所言，面对报界对日本暴行的指责，日本的确毫无反击之力，也没有哪家报刊会帮日本说话，而我们的报刊和民众没工夫听日本继续胡说。[136]《密勒氏评论报》也直言不讳道：“不必在意日本人说了什么，只看他们怎么做就好了。”[137]史迪录坦言，他对日本人的不信任始于1932年目睹日人凶残的杀戮，而这一经历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138]

外国侨民也非常气愤日本利用公共租界作为攻击中国士兵的军事基地，认为这样做不仅损害了租界的中立立场，置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139]而且使人们误认为西方列强支持日本的侵略。[140]然而，侨民社会最关切的仍是租界的财务运行。租界的中国纳税人集体表示，如果上海工部局不遵守中立原则并尽快恢复和平，他们将不缴纳任何税款。[141]鉴于工部局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中国人的税款，工部局的董事就无法对这一要求置之不理。

作为回应，日本提议在中国主要的贸易港口，如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和青岛等地设立15～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142]这等于要扩大外国租界的范围。中国当时正在尽一切力量废除领事裁判权，进而收回租界，而日本的主张实则为了迎合那些希望保留条约特权的外国人。英系报刊对这项提议反应寥寥，但路透社的一份报道显示美国背地里支持划出非军事区的提议。[143]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态度

与英美租界报刊所采取的统一反日方针相比，英美两国国内报刊对“一·二八”事变的立场却大有不同。虽然两者都强烈反对日本在上海的暴行，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原因和影响有不同的解释。伦敦的《泰晤士报》明显袒护日本，它将1927年英国海军对南京的炮击与日本如今的军事行动相提并论，认为日本面对“一支规模庞大、纪律涣散的中国军队”时，有充分的理由保护其在上海的侨民。该报还对日本在反日运动中遭受的损失及其与中国政府交涉中遇到的困难表示同情。《泰晤士报》指责中国缺乏一个权威政府，且官员“习惯性拖延和回避”。该报声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展示武力的行为不会受到理性人士的谴责。”[144]

《泰晤士报》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惩罚中国，而没有对中国领土或主权有所图谋。尽管塞西尔勋爵（Lord Cecil）和许多其他外交官急切地告诫英国人应睁大眼睛看清日本对整个中国的军事野心，以及对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尤其是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威胁，[145]但该报明确表示不支持塞西尔的观点。该报引用了许多反对赛西尔的声音，认为他不过在夸大事实，并对日本以英国的“老盟友”相称，认为日本的友谊和军事实力也与英国的利益息息相关。[146]《泰晤士报》还称：“对想象中的‘中国’慷慨而无知的同情，才是对当今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147]

相反，《纽约时报》却对上海的美国租界报刊所秉持的反日立场产生了共鸣。该报视日本的军事行动为“侵略”，[148]称日本对中国平民的轰炸就是日本“野蛮本性”的写照。[149]该报认为，九一八事变曾被认为是日本遭受中方寻衅和“维护条约权利”的一个“绝好案例”，[150]然而日本对上海的袭击“疏远了许多支持和同情日本的人”，并引发人们质疑其在中国东北的真实意图。[151]《纽约时报》认为，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中显露出的尚武行径对国际力量平衡造成极大威胁。因为“一·二八”事变恰好在日内瓦裁军大会之前爆发，该报担心日本制造的紧张局势将会改变胡佛总统（Herbert Hoover）[152]的海军部署计划，并破坏美国的“门户开放”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这两项对华基本政策。[153]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政府和民间对国际宣传这种新型政治手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宣传不仅关乎话语本身，更关系到话语与语境的相互推动。“事实”被“时势”席卷，而“时势”又被“事实”造就。在这两次中日冲突中，中方的宣传者在统一的反日立场下，逐步摸索出抗击日本的策略，着力将日本与其他列强区别开来，并从反帝的立场逐渐转变为以反日为核心。但反日立场的确定仍为时尚早，孰敌孰友的划分被时局裹挟而难以定夺。国民政府的宣传规划也随着1930年代中期与日本的关系陷入一面妥协一面对抗的两难处境而越发复杂。

图4 再见

资料来源：Sapajou，“Sayonar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3，1932。

[1] “Collision at Mukden Conflicting Reports，City Occupied，” The Times，September 19，1931.

[2] “Collision at Mukden Conflicting Reports，City Occupied，” The Times，September 19，1931.

[3] “The Chinese Vers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0，1931，11.

[4] “Japanese Censorship in Manchuria，” China Critic，November 12，1931，1095.

[5] Daqing Yang，Technology of Empire：Telecommunications and Japanese Expansion in Asia，1883-1945（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77.

[6] “Japanese Views Changi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1，1931，18.

[7] “Regret over Mukden Expressed at Tokyo，”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0，1931，1.

[8] Louise Young，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60-88.

[9] “How the Japanese Troops Captured Mukde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10，1931，203.

[10] Sandra Wilson，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1931-33（London：Routledge，2002），19.

[11] 王玉平：《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第57～58页；“Japan-China：Mukden & Markets，” Time Magazine，September 28，1931；Marius B. Jansen，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 College，1975），377；Daniel B. Ramsdell，“The Nakamura Incident and the Japanese Foreign Offi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5，No.1（Nov.，1965）：51-67.

[12]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nchuri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3，1931，180；Ramsdell，“The Nakamura Incident and the Japanese Foreign Office，” 51-67.

[13] “Press Comment in Jap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1，1931，18.

[14] “Japanese Press and League：Delegates Do Not Understand Essential Fact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6，1931，18.

[15] Acting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 Miles Lampson，October 20，1931，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931/nov/23/death-of-mr-john-thorburn；Robert A. Bickers，Britain in China，148-149.

[16] 审讯桑伯恩的军官后经中国军事法庭裁决入狱14年，以彰显中国法制已日臻完善，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已无必要。

[17] “Approaching the Showdown，” The Far Eastern Review，September 1931，532.

[18] “Approaching the Showdown，” The Far Eastern Review，September 1931，532.

[19] “The Validity of a Treaty，” The Far Eastern Review，September 1931，534.

[20] “Has Japan the Right to Defend Herself？” The Far Eastern Review，October 1931；“Militarism Must Go！” The Far Eastern Review，December 1931.

[21] “The Validity of a Treaty”；“Has Japan the Right to Defend Herself？”

[22] “The Daren Devil Who Quotes Scriptur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24，1931，286.该杂志引用《满洲日报》中署名Hamamura文章的原文是“One who does not know how to improve one’s posessions shall be deprived of what one has.”这很可能是作者对《马太福音》第13章第12节，“For whosoever hath，to him shall be given，and he shall have more abundance：but whosoever hath not，from him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he hath”的一种解读，而非对《圣经》的直接引用。

[23] “Statement by Jap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6，1931，18.

[24] “Has Japan the Right to Defend Herself？”

[25] Birdwood to Simon，November 6，1931，Simon Papers，Foreign Affairs，1931，quoted in Christopher G. 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73），177.

[26] “Has Japan the Right to Defend Herself？”

[27] “Press Comment in Jap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1，1931，18.

[28] 转引自Richard Rigby，The May 30 Movement，139.

[29] Bickers，Britain in China，28.

[30] “Newspaper Appeal to World，” The Leader，October 7，1931，6；“Special Notice，” China Critic，September 24，1931，911.

[31] “Japanese Censorship in Manchuria，” 1095.

[32] “Journalists Visit Mukden，” The Leader，September 20，1931，1.

[33] “How the Japanese Troops Captured Mukde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10，1931，203.

[34] “How the Japanese Troops Captured Mukden，”203.

[35] “Real Facts Known from Interviews，” The Leader，September 22，1931，10；“Doubts Cast on Japanese Statement，”1.

[36] Rana Mitter，The Manchurian Myth，189.

[37] 克劳在书中对“田中奏折”的引述。Carl Crow，Japan’s Dream of World Empire：The Tanaka Memorial（New York：Harner and Brothers，1942），28-29；“Tantrums of Tanaka，” China Critic，October 15，1931，1008-1009.

[38] 沈予：《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田中奏折〉伪造说》，《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275～276页。

[39] 沈予：《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田中奏折〉伪造说》，《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274页；章伯锋：《〈田中奏摺〉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79页。

[40] 孙果达：《〈田中奏折〉真伪之辩新探（上）》，《党史纵横》2015年第11期，第54～55页。

[41] Martin J. Manning and Herbert Romerstein，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Westport，CT：Greenwood Publishing，2004），272-273；John J. Stephan，“The Tanaka Memorial（1927）：Authentic or Spurious？” Modern Asian Studies，Vol.7，No.4（1973），734.

[42] “Official Document，Tanaka Memorial，” China Critic，September 24，1931，923.

[43] “Official Document，Tanaka Memorial，”923.

[44] 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291.

[45] “Tantrums of Tanaka，” 1008-1009.

[46] “Tanaka the Prophet，” China Critic，November 12，1931，1098-1101.

[47] “Tanaka the Prophet，”1098-1101.

[48] “Tanaka the Prophet，”1098-1101.

[49] “The Times on Manchuri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2，1931，20.

[50] “Bandit Menace in Manchuria：What Japan Has Suffered in Recent Year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4，1931，15.

[51] “Foreign Press Opin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21，1931，18.

[52] Randall Gould，China in the Sun（Garden City，NY：Doubleday，1946），310.

[53] Randall Gould，China in the Sun，310.

[54] “The Times on Manchuria.”

[55] “Japanese Position Strengthened，” The North-China Herald，September 22，1931，398.

[56] “Letters to the Editor，”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7，1931，5.

[57] “Another View of Mukde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30，1931，5.

[58] “Order in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3，1931，4.

[59] “Order in Shanghai，”4.

[60] “Japan’s Protest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13，1931，4.

[61] “Selling Goods by Force，” The North-China Herald，October 13，1931，54.

[62] “Before the Leagu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September 30，1931，6.

[63] “Before the League，” 6.

[64] “Fighting in Manchuria，” The Times，September 21，1931，13.

[65] “Japan in Manchuria，” The Times，November 2，1931，13.

[66] “Japan and China，” The Times，September 9，1931，13.

[67] “Japan in Manchuria，” 13.

[68] “Points from Letter，Japan and Manchuria，” The Times，October 23，1931，17.

[69] “Japan in Manchuria，” 13.

[70] “British Investments in China，” The Times，November 10，1931，10.

[71] “Japan in Manchuria，” 13.

[72] “Manchuria and the League，” The Times，September 26，1931，11.

[73] Gould，China in the Sun，310.

[74] “Japanese Censorship in Manchuria，” 1095.

[75] H.G.W.Woodhead and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The Sino-Japanese Crisis：Being a Reprint of a Selection of Articles Appearing in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October 1931-June 1932（Shanghai：Printed by the Mercury Press for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1932），3.

[76] “Japanes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South Manchuri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September 26，1931，127；“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September 26，1931，136；“An Outrageous Act of Wa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24，1931，284；“Japan Defies the League of Nations—League Leaves China in the Lurch，”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3，1931，167.

[77] “Evidence of Japan’s Real Objective in Manchuri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31，1931，321.

[78] K. N. Lei and Shanghai Bar Association，Information and Opinion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Manchuria and Shanghai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Chinese（Shanghai：Shanghai Bar Association，1932）.

[79] “How Can China Find Her Way Ou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November 7，1931，369.

[80] “The Failure of Policy of Non-resistanc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December 5，1931，20-21.

[81] “To What Extent Has Japan Violate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10，1931，222.

[82] “Some Significant Elements in the Sino-Japanese Situation in Manchuri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17，1931，246.

[83] 此数据是将关键词“Manchuria”输入《纽约时报》历史数据库，并将时间段设置为1931年9月18日至1931年10月18日搜索得到的结果。

[84] “Stimson Appeals to China and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4，1931，1；“Doubt Foreign Step Is Needed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0，1931，28.

[85] “Press Comment on Our Cooperation with League，”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7，1931，3.

[86] Akira Iriye，Across the Pacific：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67），180.

[87] 《国际宣传进行办法》（1931年11月16日），国民党会议文件，档案号：4.3/27.42，“国史馆”藏。

[88] 《国际宣传进行办法》（1931年11月16日），国民党会议文件，档案号：4.3/27.42，“国史馆”藏。

[89] “Cowardic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China Critic，September 24，1931，912.

[90] “Cowardic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912.

[91] Coble，Facing Japan，36-37；Donald A. Jordan，Chinese Boycotts versus Japanese Bombs：The Failure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Diplomacy”，1931-32（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3.

[92] Donald A. Jordan，China’s Trial by Fire：The Shanghai War of 1932（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6-8.

[93] Coble，Facing Japan，44；Akira Iriye，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7），17.

[94] Coble，Facing Japan，47；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31（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5），136-137；温济泽主编《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

[95]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35-136，204-205.

[96] Charles Frederick Remer，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33），97-98. 基于新闻报道，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官员韦尔斯利（V. Wellesley）估计英国1932年年初的在华投资额是2.5亿英镑，包括航运和保险收益、铁路投资、政府债券、银行业和各类贸易。Memorandum by Sir V. Wellesley，February 1，1932，in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series Ⅸ（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6），288.

[97] Jordan，China’s Trial by Fire，41.

[98] “Japanese Attempt to ‘Buy Up’ Shanghai Newspaper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rch 19，1932，68.

[99] Archibald Trojan Steele，Shanghai and Manchuria，1932：Recollections of a War Correspondent（Tempe：Arizona State University，1977），1.

[100] 《颜惠庆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第173页。

[101] “50，000 Cheer Troop Trains for Shanghai，” The China Press，January 31，1932，1.

[10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arfare around Shanghai，” The People’s Tribune，March 1932，82-83.

[103] “China and the Leagu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February 13，1932，9.

[104] T. V. Soong et al.，“Japan’s Challenge to the Civilized World，” The People’s Tribune，February-March 1932，13.

[105] “Anti-Foreignism Is Not Enough，” China Critic，January 21，1932，67-68.

[106] “Shanghai and the Manchurian Question，” China Press，February 9，1932，12.

[107] “Japanese Detain British Woman in Chapei for 5 Terrible Days，” The China Press，February 4，1932，1；“Chapei Becomes Far-off ‘No-Man’s Land’ to Writer，Marooned between Firing Lines，” The China Press，February 4，1932，9；“Nipponese War on Women Takes Horrible Toll，” The China Press，February 5，1932，9.

[108] “Only Japanese Called Enemies in Red Posters，” The China Press，February 6，1932，9.

[109] “Only Japanese Called Enemies in Red Posters，”9.

[110] “Shanghai and the Manchurian Question，” The China Press，February 9，1932，12.

[111] T. V. Soong，et al.，“Japan’s Challenge to the Civilized World，” 12-13.

[112] Henry Lewis Stimson，The Far Eastern Crisis：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New York：Harper，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36），135-136.

[113] Chiang Kai-shek’s telegram to Foreign Ministry，January 29，1932，quoted in Jordan，China’s Trial by Fire，50.

[114] Chiang Kai-shek，“The 19th Route Army Resists—to the Last！” The People’s Tribune，February-March，1932，1-7.

[115] T. V. Soong，et al.，“Japan’s Challenge to the Civilized World，” 11.

[116]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61页。

[117] Stimson，The Far Eastern Crisis，110.

[118] 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176-177.

[119] 对盐泽幸一公告的引述，参见“Swift Action Follows Admiral’s Warning：Chinese Withdrawal Urge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anuary 29，1932，13.

[120] 日本对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官方解释全文，参见Kiyoshi Karl Kawakami，Japan Speaks on the Sino-Japanese Crisis（London：Macmillan，1932），122-123.

[121] “Japan Considering Expeditionary Army，”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30，1932，1.

[122] “Foreign Investments in Japan，” The Far Eastern Review，January 1932，13.

[123] “America Cannot Fight Japan，” The Far Eastern Review，March 1932，111.

[124] “Again，Stay out of It，” The Far Eastern Review，January 1932，1.

[125] “Basic Problems，” The Far Eastern Review，January 1932，15.

[126] “Basic Problems，”15.

[127] “Our Friendship for China，” The Far Eastern Review，January 1932，6.

[128] “Our Friendship for China，”6.

[129] “To Those Who Have Abused a Trust—Get Out！”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February 1，1932；“Again—Get Out！”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February 4，1932.

[130] Gould，China in the Sun，149.

[131] “Thousands of Priceless Books Destroyed in Library Flames，”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February 2，1932.

[132] Steele，Shanghai and Manchuria，7.

[133] “Thousands of Priceless Books Destroyed in Library Flames.”

[134] “A Bad Breach，” The North-China Herald，February 9，1932，204.

[135] “Dangerous Misrepresentations，”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February 2，1932.

[136] Stimson，Far Eastern Crisis，146.

[137] “Be Careful，Gentlemen，or the Japanese Will Have You Holding the Bag Agai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February 13，1932，344.

[138] Steele，Shanghai and Manchuria，7.

[139] Steele，Shanghai and Manchuria，7.

[140] “Dangerous Misrepresentations，”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February 2，1932；“Neutrality of the Settlement，” The North-China Herald，February 2，1932，159；“Confusion in Hongkew：Col. Stimson’s Statement，” The North-China Herald，February 2，1932，131；“Shells Fall in Settlemen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anuary 31，1932，17.

[141] “Some of the Dangers That Threaten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February 20，1932，358.

[142]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Tokyo—Demilitarized Zone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February 13，1932，327.

[143] “Demilitarization Proposal，”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February 16，1932，6.

[144] “Anxious Hours in Shanghai，” The Times，January 29，1932，13；“The Shanghai Crisis，Japanese Action in China，” The Times，February 27，1932，11.

[145] “The Shanghai Crisis，British Policy in Far East，Respect for Collective Treaties，” The Times，February 18，1932，13.

[146] “The Shanghai Crisis，U.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The Times，February 29，1932，13.

[147] “The Shanghai Crisis，Japanese Action in China，” The Times，February 27，1932，11.

[148] “Japan’s Intentions Asked by Stimson，”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9，1932，3.

[149] “Pity of It，”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30，1932，16.

[150] “Both in the Wrong，”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31，1932，E1.

[151] “Both in the Wrong，” E1.

[152] “Tension May Alter Hoover Navy Plans，”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9，1932，1.

[153] “China：The Vast Arena of World Rivalries，” 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7，1932，ⅩⅪ.

第五章 进退两难（1932～1937）

南京政府虽挨过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冲击，却也损失惨重。且不说两起事变造成了士兵和平民的大量伤亡，城市与交通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工商业受到重创，国民政府更在日军的淫威下丧失了对东北的治权。《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5月）又迫使国民政府取缔一切抗日活动，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且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则可驻兵上海。上海的战事尚未平息，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在中国东北扶植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停战协定的签署和国联的调停未能遏止日军的步步进逼。1933年1月，日军越过长城进犯热河，将魔爪伸向华北。

蒋介石非常清楚中国的军事实力难与日军匹敌，在国内政局尚未安定，地方势力盘踞之时，只得极力避免与日本正面冲撞。1930年代中期，蒋介石忙于在赣、粤、闽、湘、鄂等地“围剿”中共的军队，并借助“围剿”打破原有军绅势力对地方的掌控，以巩固中央政权。他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中国首要之务是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才能统一力量抵抗日本入侵。为了避免与日方冲突，蒋不得不压制中国民众在东北沦丧和华北遭犯之后的强烈反日情绪，以屈辱之“和平”求得强化军政力量的时间。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饱受民众和政府人士诘责。左翼杂志《春秋》就痛斥南京在军事上的怯懦激发了日军进一步侵吞中国的野心。与国民党的CC系渊源颇深的《时代公论》也不满蒋介石的对日态度，认为不抵抗会挫伤民众的士气。[2]蒋介石对日的绥靖妥协不仅为政治敌手提供了反对他的口实，也引起亲信宋子文的不满，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蒋的统治权威。汪精卫虽然在这段时间并没有直接对蒋介石发难，但也要求蒋的重要军事盟友张学良承担东北沦陷和热河失守之责，逼其交出兵权，引咎辞职。

1930年代中期，蒋介石在日本的军事压迫与国内高涨的抗日情绪之间进退维谷，中国外交也处于同样的窘境。在国际上，中国也要在一面寻求西方列强的援助遏止日本，一面向日本妥协的两难境地寻求平衡。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淡化国民党传统的反帝立场，向西方示好，以求列强助华抵日。“一·二八”事变暴露了中国军队装备的落后，也使国民政府意识到以当时的国力根本无法独自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在外交上与西方列强结盟尤为重要。但南京政府也深感仅用外交施压无法钳制日本的野心。1933年3月，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打消了中国依靠国际仲裁解决中日问题的希望。为了防止中日剑拔弩张的态势继续升级，南京政府自1933年起开始缓和反日的立场，并与日本达成了一系列屈辱的停火协议，维持暂时的“和平”，为国家建设赢取时间。然而，这一方案的政治代价也极为惨痛，致使国民政府背离了国民党的反帝传统，并消解了此前将中日问题国际化所做的种种努力。

国民政府在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之时，也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发展非军事的抵御上，而宣传就是其中之一。在与日本妥协的同时，国民政府各派势力在暗中大力加强自身的宣传网络。不过在内部党派纷争不断、外部威胁日益加剧之时，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的发展举步维艰。

李顿调查团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一·二八”事变逐渐淡出国际视线，而中日冲突更深层的症结——东北的局势又重新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国联应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决定派国际调查团来探明九一八事变中日冲突的原委。调查团由英国人李顿伯爵（V. A. G. R. Bulwer-Lytton）任团长，成员包括美军少将麦考益（Frank Ross McCoy）、意大利马柯迪伯爵（Aldrovandi-Marescotti）、德国议员恩利克·施尼（Heinrich Schnee）和法国将军亨利·克劳德（Henri Claudel）。调查团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其调查结果不仅会在国际舆论上对“侵略方”施加道德压力，也会影响国联此后在东亚事务上的决议。[3]调查工作于1932年3月14日展开。在此后的三个月里，调查团前往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北平、东北、山东等地收集有关“满洲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再于6月底赴东京，停留两周后回到北平起草调查报告，至1932年9月完成后上交国联。

李顿调查团在华期间，国民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活动，以影响调查团对东北问题的认知。中方此番努力除了急切地将日本侵华事实公之于众，也是对日方宣传的回应。自1932年起，日本外务省便陆续派外交官和日本知名学者到美国和欧洲宣扬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并在世界各地散发宣传册，辩称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完全出于自卫。[4]外务省又在上海资助成立了“新闻联盟”（Press Union），将日本联合新闻社的报道译成英文，分发给上海的外国报社，同时印发阐述日方立场的宣传册。[5]满铁还暗中赞助美国报纸《大美晚报》的特约撰稿人伍海德声援日本的立场。[6]满铁的宣传部门主管亨利·金尼（Henry W. Kinney）更频频向上海的报纸投稿，大谈日本对中国东北发展的“贡献”。“一·二八”事变后，他又前往美国调查民意状况，以助日本官员和满铁高层改进宣传策略。[7]

伪满洲国当局聘请《远东评论》的编辑美国人李亚为日本在国际联盟大会上的代表。在动身前往日内瓦之前，李亚专程拜访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寻求美国对他国联之行的支持。李亚辩称，日本的军事行动意在保护该国在华的巨额投资，并使日本侨民免受目无法纪的中国民众迫害。他暗示克宁翰，伪满洲国绝非日本进一步南下扩张的基地，绝不会挑战英美在华利益。日本建立“满洲国”意在向蒙古延伸，维护日本的满蒙生命线。李亚还承诺向日本赴国联大会的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建议，将日本的利益从上海转向东北，以便将日本在上海的租界管理权完全交给英国和美国。尽管克宁翰并不赞成李亚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在“满洲危机”中为日本代言，也知道他的话不足为信，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李亚口才极佳，所言显得句句“发自肺腑，而听起来又头头是道”。[8]伪满洲国当局之所以高薪酬聘请李亚，正是看中了他的美国背景和巧舌如簧，每年慷慨支付他六万银元，并另外拨款两万银元担负他的办公室、家具、助手、宅邸和旅行费用。[9]日方在李亚身上大手笔的花费以及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也表明日本在“满洲危机”后声望已大不如前，且难在涉华信息的传播上一手遮天，必须投入大量资源扭转其在国际上的负面形象。

作为回应，南京政府在李顿调查团在华期间也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宣传活动，并特别派顾维钧为顾问协助调查。顾维钧偕同李顿调查团在华调查期间，向调查团递交多份备忘录，提供有关中日冲突的背景资料。备忘录涉及的议题相当广泛，除了关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基本事实外，还详细叙述了日本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挑衅行动、朝鲜半岛的反华骚乱、中国在东北的建设、东北货币与大豆产业的关系以及外蒙等问题。[10]顾维钧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追溯到1870年代，谴责日本意图通过干预中国事务而使中国陷入长期的内部分裂。[11]顾维钧的备忘录旨在将“满洲危机”嵌入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使调查团成员对事件有更深刻的了解，并暗指日本对占领东北谋划已久，而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不过是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序曲。

顾维钧陪同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期间遭到日方的阻挠。伪满洲国的官员担心顾维钧会直接影响到李顿等人的判断，以影响治安为由拒绝他“入境”。[12]但李顿坚持顾维钧同行，日方最终不得不在国联的压力下允许顾维钧进入东北，但要求其不得乘火车入境，只能由海路进入。调查团最终只能分三路成行。恩利克·施尼和亨利·克劳德乘坐日本驱逐舰抵达；马柯迪乘火车经山海关入境；而李顿亲自同顾维钧乘坐中国巡洋舰前往。顾维钧刚抵东北，便被日人警告只能在南满铁路管辖的区域内活动，越界则立即逮捕。这意味着顾维钧无法陪同李顿去满铁辖区以北的地区调查。[13]调查团在沈阳期间也处处受到日警的监视，“来访者遭逮捕，往见者被阻”，只能借助西人暗中传递消息，收集材料。调查团在长春尤遭受更严密的监视，“外国顾问出外亦有便衣警强（行）同车，车后复有电骡跟随，寸步不离，形同押解”。[14]日方对顾维钧和调查团的重重阻挠，也引来国际社会的谴责。路透社驻日内瓦分社就发电指出，日本干预调查“实则使日本在国联成员国间颜面尽失”。[15]国联还警告伪满洲国的官员，进一步阻挠顾维钧协助调查只会让事态继续恶化。[16]

李顿调查团极其重视在华西人的意见，认为他们作为事件第三方的经历陈述更为中立可靠。调查团于是极力收集九一八事变期间身在奉天，或事后即刻前往奉天调察的记者的见闻。[17]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特别注意影响西方在华侨民关于中日冲突的看法。政府派宣传人员孙瑞芹编撰了以中方视角讲述九一八事变的英文小册子。这份小册子一部分直接送达李顿调查团，一部分在租界和北京广为散发。[18]1932年6月，在李顿调查团于北京起草最终报告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又开办英文《北平时事日报》（The Peiping Chronicle），以便在京津的外国侨民中营造对中国有利的舆论环境。《北平时事日报》的前身为《导报》。“一·二八”事变前夕，《导报》在日本军方的胁迫下停刊。北平时事日报社在《导报》的资源基础上建立，相当于将《导报》复刊。为了掩饰《北平时事日报》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联系，该报任命英国人芮芝（William Sheldon Ridge）为总编辑，但大部分的报道和编辑工作实则由该报内部的南京国民政府宣传人员完成。[19]该报有政府内部消息管道，因此对调查团遭遇日方监视阻挠的细节多有披露。

为提高影响力，《北平时事日报》又与其他同情南京国民政府的上海英文报刊联合，极力揭露日本压制占领区舆论的行径。该报将日本军方阻挠顾维钧协助调查的细节公之于众，并披露日方干涉李顿调查团与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的会谈。[20]该报评论道：“迄今为止李顿调查团的每一次行动，都遭遇日本直接或间接的阻碍。”[21]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也大量揭露西方记者在采访调查中遭遇日方阻挠的事例，与《北平时事日报》的论述遥相呼应。[22]

南京国民政府趁李顿调查团的活动受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之时，将顾维钧递给调查团的备忘录广泛地在美国和欧洲传播。顾维钧的最后一份备忘录交至调查团尚不足两个月，国民政府便已将顾维钧向调查团递交的所有报告汇编成册，印刷了四万多份分发到海外。[23]顾维钧抵达巴黎后，还亲自安排了法文版的印刷，并委由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负责备忘录在美国的传播。[24]

但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发布后，中国的反日宣传也迅速转入低潮。这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从寻求国际支持到对日绥靖的转变。1933年初，日本在国联的败局已定，但中国在国联的胜利既没有促使列强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也没能遏止日军侵华的脚步。同年3月，日军攻占热河，继而又向长城关口进攻，与中国守军激战，威胁平津地区。国土和主权的进一步丧失只会让国民政府的权威再度遭受重创。危机之下，国民政府放弃依赖西方列强解决中日冲突的策略，转而寻求与日方订立城下之约，委曲求全以缓和战事。1933年5月，中日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标志着国民政府对日转向绥靖妥协。虽然行政院一再强调此协定只关乎军事停战，不涉及主权交涉，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已大受日方钳制。为进一步申明和谈的态度，蒋介石以对日态度较为缓和的汪精卫取代了主张抗日的罗文干来担任外交部长。[25]1933年10月，对日态度强硬的宋子文在党内亲日派的压力下辞去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其职务均由孔祥熙接任。[26]

但在亲日求和的同时，国民政府并未放弃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频繁与西方国家接触，试图获得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蒋介石认为：“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与本人惟一政策也。”[27]而这也使得中国在宣传上缓和反日的言论，并避免在媒体上与日本针锋相对。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积极压制宣扬伪满洲国的报道。1933年，国民政府一度暂停向李亚为主笔的亲日英文杂志《远东评论》提供邮寄服务；1934年，又因为伍德海亲伪满的立场而取缔了他主编的《东方事务》（Oriental Affairs）。

外国报刊登记：领事裁判权适用于否之争

1932年至1943年，国民政府不得不因中日交恶而暂时搁置全面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28]但在谈判陷入停滞的阶段，国民政府在涉及在华外国个人、企业、机构的具体案例上，仍试图伸张中国政府的控制力，从各个实际层面限制外国人在华的特权，控制外国报刊亦成为具体战线之一。在华外国报刊一直让国民政府如鲠在喉。宣传部曾公开指责他们散布谣言，“尽一切力量侮辱中国，煽动反华情绪”。[29]早在1930年《出版法》颁布之前，宣传部就发布了《外国报纸登记指南》，用以规范外国媒体。然而，由于在华外人滥用领事裁判权作为挡箭牌，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1932年10月，掌管邮政权的交通部重提报刊登记一事，因《出版法》第7条规定所有出版物必须向国民政府登记。交通部通知在华外国报刊，要求它们向内政部（政府）和宣传部（党部）登记，拒不登记的报刊将被取缔邮递权。[30]国民政府虽一心想将外国报刊纳入中国的新闻法规之下，却也刻意软化立场，使外国公使馆人员相信，外报在华注册，如同外国医生需获取在华行医执照、学校获得开办许可、外国船只向海关申请在华内河航运权一样。而加强外报登记管理，无意侵犯外国报刊的独立性，目的在便于精确统计数据，并防止中国报刊以外报特例为借口拒绝向政府登记。[31]

日本公使馆对这一规定漠然处之，既没有对国民政府的要求做出任何答复，也没有与其他国家的在华使领馆沟通应对之法。[32]而其他国家的公使馆却立即对此提出抗议，认为登记制度是对领事裁判权基本原则的公然践踏。报刊向内政部登记，已侵犯了外国在华租界报刊的领事裁判权，而向隶属于国民党的宣传部登记不仅多此一举，而且是对言论自由的亵渎，因为登记在党部，意味着报刊遵从国民党的意志。[33]英美国家早对国民政府借鉴苏联模式的一党治国颇有微词，此时尤以反对报刊在党部登记为由，表达其对政治体制天然的不信任。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公使馆更是联合起来抵制登记制度的推行。他们建议各国在华报刊对国民政府的要求暂不理会，静观其变。[34]三国公使馆还协同一致对南京联合施压，要求国民政府豁免《出版法》对外国报刊的约束力。在回复中国政府的文书前，各公使馆皆事先沟通，以在答复内容上保持一致，甚至连答复时间都尽量彼此同步，从而加大对华施压的力度。[35]

即便如此，这些国家的公使馆也很清楚，他们无法从实质上抵制中国对外报登记的要求。国民政府已经恢复了对租界以外的邮政控制权。即便勉强使外国报刊免于向中国政府登记，南京仍然可以通过实行禁邮或者扣押报刊等方式，影响报刊销路，使其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36]而否认中国《出版法》的约束力，也让西方列强陷入道德困境。英国驻华总领事壁约翰（John Brenan）认为登记制度其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并坦言“外国一直在敦促中国制定现代化的法律、法规，现在中国颁布了《出版法》，外国在华出版物没有理由拒绝遵守”。[37]他也承认，类似的注册制度在西方国家很常见，且一国国内的所有出版物都必须遵守该国的出版法令。中国政府制定适当的标准来规范出版物也是合情合理的。[38]外国公使馆很清楚，要求南京政府放弃对外报的登记是不现实的，务实的做法是“部分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以便外文报刊能继续利用中国的邮政设施。[39]

然而，协同行动并不能掩盖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1930年，美国公使馆尚以英国政策追随者的姿态参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而此次对报刊登记问题的态度却异常激进。相比之下，英国公使馆则对维护报刊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不太上心，被动地跟随事态的演变。美国公使馆官员执意认为美国报刊登记是对美国领事裁判权的侵犯，并谴责中国以邮政禁令相威胁，是对邮政权的滥用，违背了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决议。[40]美公使馆要求中国政府在美国报刊向内政部登记之前，必须以书面形式保证美国报刊免受中国的处罚和审查，并且无须再向国民党宣传部登记。[41]

英国公使馆则避免与中方外交部门正面交锋，[42]倾向暂时搁置南京的要求，再通过英国外交官员惯用的非正式协商来解决问题。[43]英国公使馆官员认为，将登记案与领事裁判权的存废牵扯在一起未免牵强，因为这其中根本“不存在废除任何权利的问题”，[44]而《出版法》的条款若与领事裁判权相冲突，也“应该等具体案件发生后再予以定夺”。[45]各公使馆抵制外报在华登记的联盟中，最弱的一环是法国。在这一案件上，法国公使馆虽然站在英美一边，却没有要与国民政府针锋相对的意思。

面对外国公使馆的联合施压，国民政府各部门也意见不一，加上缺乏协调沟通，使得在处理此案时多有妥协。发起外报登记制的两个部门——交通部和内政部，在向外国报刊发送登记要求之前并未与外交部商议。时任外交部长罗文干也是从各外国公使馆向其递交的抗议书中，才了解到案件的原委。[46]但罗文干在中日对国际舆论的争夺尤为激烈、中国迫切需要外国媒体支持之时，不愿看到国民政府与外国报刊之间产生裂痕。国民政府的法律顾问巴图（M. Georges Padoux）在致罗文干的备忘录中就曾提醒他：

选择此时将外国报刊纳入中国出版法的管辖，实在太不合时宜。目前，上海和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英国、美国、法国的报刊，总的来说都支持中国的反日立场，也推动着国际上同情中国舆论的形成。在这关键时期惹恼这些报刊实在极其不明智，这等于对日本宣传者授之以柄，帮助他们来对付中国。[47]

外交部欲努力缓和冲突。罗文干甚至口头承诺英国参议暂行代办使事的应歌兰（E.M.B. Ingram），登记外报一事终会不了了之，并暗示英国出版物不会受到中国出版法的约束。[48]虽然他不肯将对应歌兰的口头承诺落实到纸面上，但这至少表明罗文干渴望消除租界报界的不安，以及外交部在此案上愿意让步的程度。国民政府随后也同意修订外报登记的具体要求。在修订期间，罗文干一再建议内政部在新条款拟定妥当之前，不妨暂缓要求外报登记。[49]

内政部却不愿在外报登记案上妥协，执意将法令推行到底以在政府中“赢得声望”[50]，并指出如果外国报刊拒不登记，“则此项条文将等［同］虚设”。[51]在各自驻华公使馆的建议下，大多数外国报刊对登记的要求置若罔闻，加之得不到外交部的配合，内政部也不得不缓和立场，以求登记能顺利实施。内政部虽然不如外交部的态度缓和，却也应允暂不对违反中国《出版法》的外报予以制裁。内政部还取消了外报向国民党党部注册的要求，以减免邮资奖励主动注册的报刊，并一再申明登记是为有利于内务行政上统计便利，而非限制其内容。外交部也表示，通融向党部登记及《出版法》责罚暂缓实行，以便彰显“本国政府对于友邦人民之请求凡在可能范围之内，无不尽量通融”。[52]即便做出层层让步，国民政府也亮明了底线，中国不会放弃惩罚辱华报刊的权利。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申明，国民政府放宽报刊在党部登记，以及暂缓以《出版法》条例管理外国报刊，因“国际情势紧张之时，我国有赖于各国舆论之赞助者甚多……取缔过严，徒伤好感，于事未必有济。但将来各国新闻纸杂志遇有违反出版法条例者，政府仍将保留禁止邮递的办法予以制裁”。[53]

中方的软硬兼施瓦解了外国公使馆的反登记联盟。1933年4月，法国公使馆最先松动，开始建议在法租界运营的报刊向中国政府登记。[54]1933年12月，英国公使馆对中国取消外报向国民党党部登记的要求表示赞许，并敦促英国报刊向国民政府登记。[55]英法的退让使美国公使馆陷入孤立。而美国报刊《密勒氏评论报》不顾公使馆的态度，主动向国民政府申请登记，更让公使馆颜面扫地。1934年南京政府向未登记的外国报刊发出最后通牒，以禁邮相威胁，美国公使馆这才不再公然反对外报登记，但也未表赞同，以不予干预的姿态，表示让各报自行权衡定夺。[56]没有了公使馆的庇护，外国在华报刊开始陆续向内政部提出登记申请。

统一声音，统一权力

1930年代中期，国际宣传不仅成为国民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国内各政治集团扩展影响力的手段。1932年，蒋介石对国际宣传的掌控有限，大部分的宣传资源由国民党左派把持，其中国民通讯社和《北京导报》由英美派主导的外交系统运营，而被称为“汪精卫喉舌”[57]的《民众论坛》由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汤良礼主持。

汤良礼出生于爪哇岛的华人家庭，毕业于伦敦大学和维也纳大学，英文功底远胜中文。在伦敦学习期间，他结识了陈友仁；1928至1929年又经甘乃光引荐与汪精卫熟识，[58]并于1929年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欧洲通讯办公室主任。[59]随后，汤又被聘为汪精卫的私人英文秘书和宣传官。[60]与此同时，汤还为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通讯社、伦敦《每日新闻》（Daily News）和《巴达维亚新闻报》（Batavia Newspaper）在内的几家外国新闻机构撰稿。[61]1931年3月，汤良礼在孙科的资助下创办了《民众论坛》，并担任该报主笔，宣扬国民党左派的观点。1931年，汤良礼出版了汪精卫的英文传记，以彰显汪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提高其国际声誉。1930年代，他又因编辑和撰写有关国民党革命历程和国家建设的“今日中国”丛书（The China Today Series）而声名鹊起。不过他在书中将中国的建设成就归功于汪精卫的领导，引起国民党内一些人士的不满。1930年代，汪精卫的政治生涯起伏跌宕。从1930年联合“西山会议派”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阀发动挑战蒋介石政府的内战，至1932年与蒋合作联合执政，再到1938年末投靠日本，其间汤良礼一直追随汪，成为汪在英文报界的代言人。

尽管蒋介石在1932年初成功分化了汪精卫与胡汉民的反蒋联盟，与汪联合执政，但两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并不平衡。汪精卫被排除在蒋的军事和财政决策之外，无法分享蒋介石情报机构的信息，在党内的权威也被蒋的亲信领导的CC系削弱。[62]汪精卫在政治上缺乏安全，也促使他更加关注提高自身在党内和国际的声望，而《民众论坛》便是汪树立个人威望的管道。该杂志对蒋介石的政策颇有微词，但对政务的批判态度并不意味着该杂志推崇独立自由的言论。汤良礼将《民众论坛》视为国民政府的官方报纸，不能容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林语堂在美国出版他的散文集《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My People）后，《民众论坛》就曾抨击林靠披露中国的短处来取悦外国人和在华外国媒体。林语堂在与美国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的通信中，也暗示他所供稿的《中国评论周报》多年来一直遭受汤良礼和《民众论坛》的打压。[63]

蒋介石也面临来自胡汉民在国际宣传上的挑战。胡汉民1904年留学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长期追随孙中山，成为孙的重要助手。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内最资深的领袖之一，但因卷入廖仲恺遇刺案而不得不被派至莫斯科考察，政治前途大为折损。1927年，胡汉民与蒋介石联合反共，又于1931年因约法之争，加之反对蒋大权独揽，而与蒋分道扬镳。同年，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获释后前往广东与其他反蒋势力，尤其是广东实力派联合，组建与南京政府对抗的西南两机关（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理论上辖区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五省，但实际只有广东、广西服从其领导。[64]1933年5月，胡汉民利用民众对《塘沽停战协定》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激烈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绥靖乃“屈辱”之策，并不断敦促蒋介石北上抗日。[65]胡汉民虽以“反蒋”“抗日”“剿匪”为西南两机关的政治纲领，[66]但以反蒋为重要目标，反日和反共则更多流于形式。胡汉民也曾秘密接待日本的军部和政界前往广东游说他共同反蒋的人士，其抗日的主张有流于说词之嫌。[67]

胡汉民积极组建了自己的国际宣传机构，试图赢得外国的支持。他在广州组建了一家英文通讯社，向外界宣传西南两机关的政绩。该通讯社不仅与英国、美国、俄罗斯和德国的通讯社交换新闻，而且与上海的《大陆报》、香港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及国外的主要报社都建立了联系。[68]1934年下半年，该通讯社向外界发出了609篇短篇报道（300～1000字）和723篇长篇文章（1500～3000字）。据估计，国内外有30多家报刊经常引用胡汉民掌控的这家通讯社的报道。[69]

胡汉民也利用国民党的海外党部影响国际舆论。《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他派程天固前往旧金山国民党党部，组织在美国的宣传。[70]程天固在与旧金山国民党党部的通信中也承认，此行的目的是从胡汉民的立场解读中国的国内形势，鼓动海外抗议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活动。胡汉民批评南京国民政府接受《塘沽停战协定》及其不抵抗政策，并谴责南京国民政府镇压民众的抗日活动。尽管宋子文也反对蒋介石对日绥靖，因其极力为中国争取西方的贷款和经济援助，胡汉民也将矛头针对宋子文，称其从美国借来的棉麦贷款将助长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的竞争。[71]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分裂，使不了解中国政局的外国人对中国事务更加迷惑。顾维钧就抱怨说，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纷争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内讧，给他在国际联盟的宣传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多次向他抱怨中国政局混乱不堪，并暗示中国若无法统一意见，将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72]日本也以中国政府分裂作为不履行《李顿调查报告书》的借口。该调查报告要求日本直接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满洲”问题，而日本首相斋藤实则对媒体称，跟中国进行谈判本身就很困难，“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哪里，领导人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谈”。[73]

各方都在积极争夺租界英文报刊的资源之时，中共也有所动作。中共以伊罗生（Harold R.Isaacs）在上海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论坛》（China Forum）为平台，挑战国民党的声音。《中国论坛》于1932年初创刊。该杂志与中共暗中联络，并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尽管中共希望该杂志保持低调，但伊罗生丝毫不愿掩饰他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愤恨，不惮用最激烈的言辞抨击国民党人，如该杂志就常用“宁波拿破仑”、“混蛋”（the bastard）和“狗娘养的”（the son of a bitch）称呼蒋介石。[74]该杂志激进并具有挑衅性的言论，令国民党的审查人员极其不满，将其通报给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美国驻沪总领事馆也一改以往积极保护本国杂志言论自由、不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态度，面对这一具有共产主义背景的杂志，向国民政府官员保证，若国民政府要压制这份杂志，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绝不会阻拦。[75]显然，意识形态之差凌驾于“言论自由”之上，左右着美驻沪总领馆选择保护本国侨民的标准。

然而，最终让《中国论坛》走到尽头的是伊罗生与中共的决裂。在主持《中国论坛》期间，伊罗生越来越背离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路线，转而投向托洛茨基主义，也因此最终被中共放弃。1934年这份杂志在上海报坛销声匿迹，正合国民政府之意。但《中国论坛》显露出的各种国内、国际势力交织，以及各方在租界英文新闻市场的竞争也提醒了国民政府，租界新闻界背后的话语之争，远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复杂。

1932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临时宣传委员会负责国际宣传。这是国民政府第一次尝试设立一个跨部门的机构，吸纳各部门资源，集中规划国际宣传。铁道部长顾孟余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教育部长朱家骅、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外交部长罗文干应邀为委员。[76]国民政府显然要联合各部门来统筹国际宣传。尽管委员会囊括了诸多掌控实际资源的部门，各部门担纲的委员却在委员会的运作中难以发挥效力。邵元冲在一份报告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委员会的症结：各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77]而这样的结果系因临时宣传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使然。该委员会的临时性打消了各部门对宣传工作进行长期规划的热情。国际宣传又是一种新型施政手段，虽力求部门联合，却也易被置于各部门常规行政职责之外，对墨守成规的公务人员来讲，必然不会重视这一新派给的陌生任务。此外，该委员会所集结的各部门之间级别相当，并没有更高一级的机构来监督协调各部门的协作。在层层向上负责的官僚体系中，临时宣传委员会缺乏垂直的管理体系和强有力的领导，在派系林立的政治生态中，需要长久建立的个人信任又不能一蹴而就，这注定使这个临时的委员会，空有部门联合的架势却难以发挥效力。

蒋介石深知中国缺乏统一宣传机构的弊病，也在暗中加强培育自己的国际宣传力量，毕竟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也是巩固权力的关键。他意识到，在内部政治力量难以统一之前，根本无法建立集中、统一的宣传系统，因而他更多地将精力锁定在对特定宣传资源的控制，包括重组中央通讯社、资助《大陆报》，并针对外发报道建立审查制度。

改组中央通讯社

中央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广州，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其他商业通讯社不同，中央通讯社旨在传播国民党党义。[78]中央通讯社早年没有自己的专职通讯记者，理论上地方党部的党员皆为其通讯员，有责任向其提供信息。[79]但国民党内并无有效机制鼓励这一义务性的通信工作，所以很少有党员长期、定时向党部发送消息。因稿源不足，中央通讯社每天只发送一次新闻稿，每次也一共不超过2000字。[80]这些由国民党人员兼任的记者，采写编发的“新闻”大多与党务相关，读起来索然无味，更难以吸引大众的注意，因此中央通讯社初期在新闻界的影响力极为有限。[81]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通讯社的总部从广州迁至南京。时任宣传部长的胡汉民将中央通讯社纳入其羽翼，[82]增设了编辑和新闻办公室，在武汉、北平和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在这些城市聘请了通讯记者。在地方电信部门的支持下，中央通讯社极大地扩展了其新闻网络。除了发报新闻外，还负责审查和编辑工作。[83]尽管中央通讯社有国民党政权的资金支持，但其影响难与商业通讯社匹敌。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外国记者仍对中央通讯社知之甚少。[84]

1932年，中央通讯社经过萧同兹的改组，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萧同兹1895年生于湖南长宁，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加之为人休休有容、热心仗义，[85]故成名后多被人称为“萧三爷”。萧同兹早年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1920年代初期在湖南兵工厂工作期间发起成立湖南劳工会，在劳工运动中崭露头角，得到谭延闿的赏识。1924年加入国民党，萧同兹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负责组织工人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萧出任国民政府劳工局处长。1928年2月被调至中央宣传部，先任征集科长，1929年冬又改任秘书。[86]萧同兹与蒋介石的亲信叶楚伧和吴铁城的关系紧密。1930年萧同兹与吴铁城一道帮助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赢得了张学良的军事支持，因而获得蒋介石的信任。[87]1932年，经叶楚伧推荐，萧同兹被任命为中央通讯社社长。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并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萧同兹，与一些保守的国民党宣传人士不同，认为中央通讯社应该是一个公共机构，独立于政党的控制之外。在他的推动下，中央通讯社进行了大规模改组，极力坚持三项办社方针：独立经营，由党的宣传机构变为社会文化机构；建立自己的无线通信网络；在报道内容和人员任用上，有独立决定权。[88]

萧同兹的“三原则”有意将宣传从党务中解放出来。他非新闻科班出身，对通讯社运营也毫无经验，且条条改组之策都直接削弱国民党党部对中央通讯社的控制。他的改组得以推行，也出乎许多国民党内人士的意料。诚然，萧同兹在党内人缘颇佳，为他扫去了改组中的诸多阻碍，但最重要的还是蒋介石对他的支持。蒋介石在党务上势力薄弱，而支持中央通讯社与国民党部分离，则变相削弱了党部对信息控制。萧的顺利改组也得益于叶楚伧和陈果夫的辅助。叶与陈当时正筹办覆盖全国的广播电台。萧同兹组建通信网络的改组计划少不了陈果夫的鼎力相助。一方面，中央通讯社的改组契合了陈果夫力求强化中国掌控自身信息传播的民族主义感情；另一方面，协助中央通讯社搭建无线通信网络也有助于陈借萧之名，为无线电传输网络的铺设吸引更多资源。[89]

萧同兹就职后的首要之务，便是将中央通讯社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新街口洪武路一条不起眼的住宅里弄寿康里。这相当于公开宣示中央通讯社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脱离。中央通讯社保持独立的姿态，赢得了报界的广泛称颂，许多报人对萧同兹组建一家中国自己的通讯社乐观其成，并表示了合作的兴趣。[90]然而中央通讯社的独立流于表面，毕竟社内开销严重依赖政府的资金支持，且不得发送有损中央政府声誉的报道。[91]

当时南京的消息，经交通部电报局，7～10天才能送达广西、云南、四川、山西等远离南京的省份，而新闻电又是“四等电”，列在一切电报之末。萧同兹上任后，致力于使中央通讯社消息于当天到达全国各地。他得到交通部电政司业务科科长尹仲容的支持，中央通讯社遂与电政司订立了专用无线电新闻通讯电台15年期限的合约，以铺设专门的新闻传播网络。[92]萧同时制定了“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拟定在南京设立总台，在北京、天津、西安、上海、汉口和香港设立分社电台，加强社内信息传递。该项目能在一年之内完工，得益于各个部委和国民党地方党组织的资金支持。[93]中央通讯社欲在短时间内完成无线网络的搭建，虽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拨款时常捉襟见肘，但萧在党内人缘好，又很会向各个部门兜售中央通讯社的“计划”，计划一经核准，经费也就随之有了着落。支援中央通讯社的经费，有的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有的来自教育部、财政部，遇到钱款急需之时，蒋介石也亲自批复款项协助萧。例如1936年筹设重庆电台之时，苦于经费不足，萧面谒蒋陈述计划之困难，蒋遂准许他在无线电器材折旧费项下动支五万元。会计丁则怡就曾感叹萧在中央通讯社的财政上简直有“呼风唤雨”之能。[94]萧同兹为中央通讯社提出“十年扩展计划”，以期十年之内完成全国电信网。

中央通讯社也致力于打破以路透社为首的外国通讯社在中国的新闻垄断。早在1931年10月，中央通讯社在路透社在华首席记者赵敏恒的协助下，收回了路透社在华运营无线电业务和向本土报刊用中文发稿的权利。[95]路透社放弃在华的中文发稿权，因其在中国的大部分利润来自英文报刊的信息订购，对在华的中文新闻业务本来涉足不深，[96]而与中央通讯社建立新闻交换合同，也确保了路透社在中国新闻市场上的影响。[97]

但以当时中央通讯社的实力，并不足以接管路透社在华中文新闻业务。[98]真正收回中文发稿权，是在1932年中央通讯社改组后。1932年6月，中央通讯社收回了路透社在上海和南京的无线电报台。[99]随着中央通讯社国内信息网络的扩展，两年后又与路透社续签了新闻交换合同，以中国境内的新闻换取路透社提供的国际信息。而路透社的消息也一律汇至上海的中央通讯社总部，经过选择和编辑后从上海发往其他分部。[100]路透社放弃中国新闻市场是有条件的，它要求中央通讯社每月支付一万元信息和设施使用费，[101]而这笔经费由负责为中央通讯社提供资金支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财政部协助筹措。起初由于缺乏协调，两方竟出现了重复支付，后由蒋介石于1934年8月协调，命令费用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负责。[102]不过新闻业务的转换起初仍让各方难以适应，与路透社订立的新闻交换合同，短时期还不能明显提高中央通讯社在国际新闻界的知名度，而每月支付给路透社的高额费用也让政府部门深感负担沉重。[103]一些迷信西方通讯社的记者不明新闻交换的原委，在租界传播流言，称路透社被南京国民政府收买，接受其补贴。[104]

萧同兹早已意识到国际宣传是通信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遂于1934年着力组建中央通讯社的英文部。他虽然并非新闻界出身，却与业内人士交好，《北平时事日报》的编辑张明炜便是他的好友。[105]两人商榷组建英文部的事宜，均认为英文通信事业要中国人自己办，不能借助不懂中国国情的外人，所以决定英文部必须由了解国情、中英文兼长、有新闻学识的中国人担当。[106]萧同兹任人唯贤，且不吝花费。在张明炜的推荐下，萧有意让《北平时事日报》的助理编辑任玲逊领导英文部。任玲逊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深造专攻新闻学，毕业后即加入报社工作。他当时26岁，又不是国民党员，被委以党内重任，实在无先例可循。但萧没有沾染国民党内论资排辈、唯亲是举的习气，打破以党统治宣传的模式，不吝提拔年轻人。任玲逊被聘为英文部主管，每月薪俸450元。他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薪水比萧同兹的还高一百多元。[107]任玲逊是中央通讯社的第一位非国民党籍记者，此后萧也请准国民党中央党部，允许中央通讯社的聘员未必一定是国民党党员。[108]任玲逊在回忆中称，与萧共事“是一种无可言宣的快乐”，既获得鼓舞，又受教益。社内人也一致认为，任何他处都“无法可以找到一位比萧先生更富于同情心，更体恤和肯帮忙的主管”。[109]在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社内同事情谊的融洽虽然先于机构建设和职业化的发展，但这样的情谊比单纯靠组织和职业化构筑的联结更坚韧。

在华英文报刊的大本营在上海，萧同兹在深思熟虑后，却将中央通讯社英文部总部设于天津。这个决定是为了避免初建的英文部直面上海激烈复杂的竞争，为部门赢得发展的契机。不过打开平津地区的英文新闻市场也非易事。任玲逊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赢得天津两家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和《京津泰晤士报》的用稿合同。《京津泰晤士报》是老牌英国保守派的报纸，对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通讯社不屑一顾。但接管路透社的中国新闻业务，加之无线信息网络的联通，使得中央通讯社在获取中国国内消息上已比对手更胜一筹。任玲逊最初对两报提供试用服务，试用期满后，美国人办的《华北明星报》立即与中央通讯社签订了每月40美元的用稿合同，而英国的《京津泰晤士报》却以中央通讯社是政府机关，提供的消息纯属宣传为借口，拒绝继续支付稿费。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该报企图获得免费新闻服务的托词。试用期满，中央通讯社果断取消向《京津泰晤士报》的英文新闻供稿，但不到一个月，该报就主动联络签订新闻合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京津泰晤士报》引用中央通讯社的消息比《华北明星报》还要多。[110]英文部在天津首战告捷，随后在萧同兹的指导下，将英文供稿业务向南京、上海和香港扩展。

中央通讯社英文部的班底源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这也是“密苏里帮”的一个外围网络。燕京大学创立于1919年，1924年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蓝本开办了新闻学系。当时在租界英文报界活跃的密勒、鲍维尔、董显光，以及后来家喻户晓的埃德加·斯诺都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密苏里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作于1928年进一步制度化。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s）牵头创立了一个顾问和推广委员会，向美国报界募款以保障五年的资金，用于强化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合作。两家机构建立了教授和讲师互访制，并设立了资助研究生互相交流的奖学金，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借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科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新闻专业化教育能在大学推行，是搭上了应用学科逐渐在大学获得一席之地的顺风车，但当时一些国家的精英学府仍对新闻专业相当抵触，不肯将其纳入课程体系。而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之所以能在中国势如破竹地得到发展，并顺利嫁接于当时首屈一指的燕京大学，如张咏和李金铨所言，是美国理想主义的“救世”利他精神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理想不谋而合。美国实用主义提倡的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也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在激进的党争之外寻求实际变革的青睐。此外，中国知识分子秉承以道德、责任为参政前提，迫切希望通过专业化的训练提升言论、新闻道德之权威，而密苏里模式的脚踏实地、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也及时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范例。[111]

中央通讯社大力聘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毕业生，不只看重他们英文纯熟并有新闻学素养。国际宣传工作毕竟脱不了国家利益，背后是实现国家独立的诉求，这就要求从业者除了专业训练之外，还需要对中国本土的情况有深入了解和同情心。燕京大学虽然有基督教背景，但已摆脱以传教为导向和以欧洲为中心的教化模式，注重与中国本土现实的联通。[112]1931年后，更由中国学者黄宪昭和梁士纯接任聂士芬（Vernon Nash）领导燕大新闻学系。虽然一部分通识课程仍由美国教师讲授，但当地报纸的编辑和发行人经常被邀请客座，介绍他们的实战经验。[113]针对当时的日本侵华危机，燕大新闻学系还开设了关于日本新闻业发展的课程。[114]燕大新闻学系对中国本土情势的积极适应，也使课程得到中国精英的广泛资助。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合作资金用完后，萧同兹也加入燕大新闻学系的顾问委员会，帮忙募款。张学良也是重要捐赠人之一，乐见新闻学系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培养可以推动中国反日宣传的新闻专才。[115]

中央通讯社英文部积极笼络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高才生。助教王家松便被纳入旗下，主管南京办事处；时任陇海铁路局翻译办公室主任的燕大毕业生徐兆镛也加入英文部，协助南京办事处的新闻采编。[116]萧同兹还任命汤德臣和沈剑虹，这两位曾留学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燕大校友，负责上海办事处的运作。[117]值得玩味的是，中央通讯社英文部虽然淡化“党性”，却严格“国别”，建部以来从未招过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即便是负责校对这样的工作。萧对本土培养的知识分子更为倚重，看重通晓中国传统，能依据中国国情评判是非的人才，并信任中国培养的精英完全可以胜任国际宣传一职。中央通讯社毕竟是党务管辖的部门，即便萧在宣传实际工作中“去党务”的步子迈得再大，也难以突破国族的界限，直接聘用外人。再者，萧避免外国人的介入，也降低了信息泄露的风险，毕竟中央通讯社英文部也会处理一些不适合公开发表的政治或军事情报。

中央通讯社英文部与董显光主持的《大陆报》也保持着密切联络。沈剑虹和和汤德臣在加入中央通讯社之前，都曾供职于董显光领导的《大陆报》。汤德臣后来在董显光的举荐下，担任美联社驻南京记者一年，而后加入中央通讯社。但汤德臣离开《大陆报》后，一直与该报保持长期持久的联络，坚持每周向《大陆报》发稿两篇，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18]

渗透《大陆报》

军人出身的蒋介石，与文化界和留学英、美并活跃于英文报业的双语知识分子联系并不紧密。虽然有宋美龄的从旁协助，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蒋介石在英文媒体中并无有效的资源可以利用。面对党内各势力在英文报界的激烈竞争，蒋介石也极力扩展自己的国际宣传资源，尤其通过《大陆报》打通他与租界报界的联系。《大陆报》是1930年代上海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日报之一，日发行量约8000份，仅次于它的英国对手《字林西报》，是上海第二大英文报纸。[119]协助蒋介石影响《大陆报》的是1930～1935年任该报经理的董显光。董显光在租界报界和政界积攒的深厚人脉，使其成为蒋介石联通租界报界的重要代理人。1932年，蒋介石通过秘书杨永泰接近董显光，请他秘密协助国民政府在上海进行宣传。[120]董显光与《中国评论周报》一派试图与政府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精英不同，对于蒋介石而言，董与其有着更深一层的师生之缘，因而更容易接触。

图5-1 董显光（1950年代）

资料来源：作者自藏。

1906年蒋介石在龙津中学堂读书时，董显光是他的英文老师。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董显光留学美国攻读新闻学，归国后在租界新闻界发展，而蒋介石也在军界崛起，迅速晋升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1929年董显光应海军上将杜锡珪的邀请，陪同出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学习海军作战经验。杜锡珪曾在曹锟任总统期间做过内阁总理，地位显赫，而此次钦点董显光陪同做翻译兼秘书，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以为董显光是海军将领，遂提出接见。在董显光报告简历之时，蒋得知董就是当年在龙津中学堂教他英文和算学的老师。[121]蒋介石继而邀请董显光和申报主笔陈景韩到他的家乡溪口小住十余日。乡间山水洗去铅华，武将文人都暂时脱离职务、位阶、权势的桎梏，在山顶围火畅谈、从溪水源头乘竹筏顺流而下。[122]同乡之谊加深了彼此的信任。董显光也承认，他们的师生之缘为彼此的“公谊又加上了这一层私交”。[123]

文人出身的董显光乐于追随蒋介石，除了同乡与师生之谊外，更基于两人对军政之于中国救亡之重要性有着共同的看法。董显光与厌恶军政、将中国落后的文化视为国力衰微主因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不同，他认为强大的军力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关键。事实上，董显光最初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军人而不是记者。在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之前，他曾致信请求中国驻美大使推荐他申请美国西点军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才不得不放弃他的从军救国之梦，投身原为“第二选择”的新闻业。[124]但未能成行之路仍然吸引着他，董显光在投身新闻界后也一直与军方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在需要时向军方提供建议。

董显光同意向蒋介石定期汇报《大陆报》的宣传动向，但也坚持自己与政府的联络必须秘密进行。他深知一战后英美民众对宣传的不信任，并认为中国的国际宣传孱弱，与其说是由于信息传递设施和人际网络的欠缺，不如说是受困于不成熟的宣传技巧。董显光批评宣传部所办的《中华民族》周刊和外交部的国民通讯社每年花费不菲，却“内容平凡，宣传色彩过于浓厚，不易引起读者兴趣”。[125]他认为，将隐藏了真正信源和意图的信息通过独立的新闻机构传递给受众的间接宣传，是传播信息的最好方式。他建议国民政府通过公信力更强的外国报刊和通讯社推进宣传。[126]蒋介石支持董显光的看法，并每月秘密资助他5000元，命其通过《大陆报》推进中国的宣传。[127]

《大陆报》为董显光与外国记者联络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作为一份注册于美国的英文报，该报吸引了许多对中国事务充满热情的年轻美国人。董显光担任编辑时，“一大批的美国新闻人来往于《大陆报》”，[128]而该社也俨然成为外国在华新闻专家“养成所”，帮助“新近来华的西方记者更好地认识中国，并搭建自己的人脉网络”。[129]如董显光所忆：

《大陆报》对远东而言就像《巴黎先驱报》之于欧洲一样。记者在奔赴世界各处新闻前线之时，会在上海停留，为《大陆报》工作几个月，赚取前往下一站的旅费后继续前行。那些对中国和远东怀有持久兴趣的人则会在《大陆报》停留更久，之后再转为担任本国报纸和通讯社的驻华记者。[130]

很多后来在美国新闻界颇有成就的记者都在《大陆报》工作过，比如1930年代中期的窦奠安（Tillman Durdin），1937年后成了《纽约时报》的远东记者；伊罗生离开《大陆报》后加入美国《新闻周刊》（News Week）报道战时中国；在美国深受听众欢迎的广播评论家阿尔古德（Caroll Alcott）也曾为《大陆报》撰稿。

《大陆报》接受政府津贴一事相当隐秘，董显光也尤其注意维持该报自由独立的立场，报社其他人也并不知道与政府的隐秘联系，因而在与政府意见相左之时，常把董显光夹在中间左右为难。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蒋介石一再要求董显光不要报道十九路军无视中央政府命令导致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损失惨重的情况，认为这样的新闻会暴露军队内部的不合。董显光听从了蒋介石的要求，压制对十九路军问题的报道，随之也引起了报社美国同事极大的不满。[131]1933年底，蒋介石派军队到福州镇压十九路军领袖和国民党左派发动的福州事变，左派激进的伊罗生在《大陆报》副刊刊载了一幅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州一所高中进行轰炸的照片，令蒋介石颇为难堪。董显光不得不亲自从上海到南京为这一“错误”请罪。[132]

报界大佬张竹平与南京领导人之间的恩怨也将《大陆报》牵扯其中。张竹平是江苏太仓县人，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青帮”杜月笙有密切联系，为“青帮”不开山门弟子。[133]1914年张竹平入职《申报》，与史量才一起将《申报》提升为日发行量15万份的报纸，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报。[134]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张竹平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并积蓄了一部分资金。不甘寄人篱下的他，开始创办自己的通讯社和报纸。1928年他成立了申时电讯社，又和他人合股购下《时事新报》，1930年底获得了《大陆报》的经营权，1932年初又在上海创办了《大晚报》。以一份中文日报和晚报、一份英文日报和一家通讯社为依托，张竹平开始走向了筹划已久的报业集团化之路。[135]他将三报一社联合，称为“四社”，并设立了一个共同办事处集中管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四社”搭建的新闻网络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张竹平当时在西方常被称作“中国的北岩勋爵”。[136]

图5-2 《大陆报》职员聚会（约1934年春节）

说明：前排左三是沈剑虹、中间是张竹平；后排左四是窦奠安，左七是董显光。

资料来源：The Press Corps of Old Shanghai，p. 12。

但在张竹平还没能完全整合“四社”之时，其报业集团化计划便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打压。蒋介石不愿看到一个不受他掌控的报业集团把持信息，尤其是在1930年代中期他的统治内外交困之时，信息的掌控对蒋介石稳固政权至关重要。而蒋与张争持的焦点在于《时事新报》的立场。《时事新报》是国内第三大报纸，日发行量约5万份，也是张竹平“四社”的支柱。该报对蒋介石的政策多有不满，有时甚至执意与蒋唱反调。如“一·二八”事变后，《时事新报》是唯一反对蒋介石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大报。[137]

而当蒋介石发现《时事新报》卷入福建事变后，开始公开打压该报和它背后的报业集团。1933年，十九路军被派往福建“剿共”，将领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等却同中共进行了和谈，联合李济深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势力，在福建成立了反蒋组织，并于1933年11月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此同时，蔡廷锴秘密接触张竹平，请他通过“四社”为福建政权做宣传，而作为回报，蔡廷锴承诺向张竹平的报业集团注资40万元。张竹平迫切需要这笔资金来巩固他羽翼未丰的报业集团。[138]1934年1月蒋介石镇压福建事变后，蔡廷锴与“四社”的联络浮出水面。[139]对“四社”早有忌惮的蒋介石，于1934年底开始封杀《时事新报》，取消其邮递权。蒋介石得知张竹平将被禁的《时事新报》页面偷偷插入《大陆报》内散发时，不仅停止了对《大陆报》的补贴，也一并取消了《大陆报》的邮递权。[140]

“四社”两份主要报纸遭禁邮，着实给张竹平的报业集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张竹平已经因报业集团的发展欠下杜月笙巨额债务，而政府的禁邮又雪上加霜，使他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在杜月笙的压力下，张竹平不得不把“四社”的资产抵押给杜月笙并让他暂代总经理一职。在张竹平半隐退期间，财政部长孔祥熙联络张竹平，[141]想以20万元的低价收购他所持有的“四社”股份。[142]在债主杜月笙的催促下，张竹平不得不接受这桩赔本生意，毕竟杜对“四社”的所有权和社论方针并不关心。[143]然而即便是20万元，张竹平也没有拿到，理由是他的债务尚未偿清。

为了进一步打击张竹平在上海新闻界的声誉，国民政府官员还试图将其与《时事新报》的同事孤立，将报纸的运营困境全然归罪于张竹平在政治上误入歧途。1935年3月，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伧和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向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提交联合请愿书，希望能将时任《时事新报》编辑的潘公弼调到立法院工作。叶楚伧和唐有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的老友从《时事新报》的泥潭中解救出来，让张竹平独吞苦果。[144]同时，董显光也以健康问题为由从《大陆报》辞职。董选择此时离职，很可能因为意识到这次危机所蕴含的政治危险，并以脱离《大陆报》来避免更多的政治牵连。

而让张竹平最终决定退出新闻界的，是史量才之死。1934年11月，史量才在从杭州返回上海的途中被枪杀。史量才长期以来对蒋介石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以及他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络，使他最终成为蒋介石情报部门暗杀的目标。[145]虽然张竹平在1920年代末创办了自己的新闻事业后便与史量才分道扬镳，并成为史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但他们之间的竞争只在商业层面，不关乎政治。史量才的死让张竹平对蒋介石政府彻底心灰意冷。他意识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政府领导者不安全感的加剧，南京国民政府只会变得越来越狭隘偏执，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异见。史量才死后不久，张竹平又收到一封装有一枚子弹的信，告诫张竹平如果仍然死不悔改，将面临与史量才同样的命运。[146]重重压力之下，张竹平带着孔祥熙“慷慨施予”的一笔以5万元接收“四社”的补偿，放弃了他在上海15年来苦心经营的集团化新闻事业，移居香港，此生再未踏足报界。[147]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5年初收购“四社”后，由孔祥熙全面控制了《大陆报》，并将该报变成“国民政府的宣传机构”。[148]孔祥熙指派杨光泩担任报社总经理，由澳大利亚人普赖德（F. L. Pratt）和董显光的旧友美国人配尼斯敦（John B. Penniston）从旁协助。[149]杨光泩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入职外交部担任情报司司长。[150]杨光泩沿用《大陆报》在美国注册的传统，并继续聘用美国记者。在外交领域富有经验的他，也很快与外国记者打成一片。1932年至1937年服务于《大陆报》的美国记者饶世和（Malcolm Rosholt）评论道：“我们在上海的所有工作同事当中，杨光泩最受爱戴。”[151]但情报部门出身的杨光泩的真实身份对他周围的许多外国同事来说也是个谜。饶世和在一次巴黎的旅途中与杨光泩偶遇，很惊讶杨竟然精通法语，但更让他惊讶的是，杨光泩此番来巴黎是帮助蒋介石接洽购买军火。[152]这个表面书卷气十足的《大陆报》经理，与蒋介石和外交部门究竟有怎样的联系，是《大陆报》的同仁无以揣测的。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杨光泩在新闻界的工作也戛然而止。1938年，他被派往马尼拉接任中国总领事，组织华侨抗战团体及募捐活动。1942年日军占领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期间将其杀害。人们通过他常戴的金边眼睛认出了他的遗体。[153]1947年7月，国民政府派专机将杨光泩与其他七位被害的外交人员遗骸运回，安葬于南京中华门外菊花台。[154]

图5-3 杨光泩

资料来源：The Press Corps of Old Shanghai，p. 22。

检查外文电讯

大北电报公司、大东电报公司、太平洋商务水线电报公司的新合同终于在拖延三年之后于1934年签署，而国民政府也直到此时才能开始对国际报道实施有效的审查。根据新订立的合同，国民政府收回了各水线公司的电报收发处，使检查外电成为可能。[155]国民政府虽然取得了审查外电的权利，却也对这一新的行政领域尚无经验，只遵循审查国内电报的要求来审查发往国际的消息：任何报道都不应含有对国民党、国家和社会安全造成威胁的文字；禁止传播显而易见的谣言或传播有关军事、外交机密的信息。[156]

审查的标准不仅框范了电稿的内容，也要求审查人员对信息潜在的后果做判断，以决定是否放行。这往往给予审查人员过度的裁量权，扣留他们主观上认为不适合发表的言论。且审查标准没有对“机密”做清晰的界定，为了避免“过失”，检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通常会趋于保守，对私人发送的涉及军事或外交的信息都予以扣留。

国民政府的检查机制，在上海和国外皆饱受外国媒体的诟病，指责中国检查官不懂新闻常识，对报业运作也一无所知。1935年5月，法文《上海日报》（Journal de Shanghai）评论道：

这些可怜的（检查官）先生，在毫无准备之下，一夜之变被安置在各个外文电报局。但他们对新工作异常生疏，更无以洞悉“国际电报协议第26款”究竟允许他们从在华的外国报纸和通讯提交的电报文本中删除些什么。他们唯恐哪一句没看懂的话，或以他们的水平根本理解不了的评论，引起中国驻巴黎、伦敦、华盛顿、罗马或莫斯科某位使节的注意，并向南京政府报告此事，导致他们受到训斥。一想到这些，他们就不寒而栗。[157]

董显光在自传中也提到了一个国民政府滥用外电审查权的案例。《纽约时报》曾收到一篇驻华记者发来的报道，写道：“TIMES NEW YORK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IGNED JAMES WOOD”[158]（《时报纽约》句号句号句号句号句号句号署名詹姆斯·伍德）。面对国民政府的外电审查，上海《大美晚报》的主编高尔德揶揄道：“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某个检查员会心血来潮自己写出一整篇文章，并署上该报驻华记者的名字，发给某家美国报纸。”[159]甚至对国民政府持同情态度的澳大利亚记者田伯烈，也指责检查制度前后矛盾。

在中国，对外国电报的检查既极端严厉，又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使驻华记者困惑不堪。尽管他们一心想要适应中国官方的要求，却完全无法摸索出任何一条指导性原则……今天允许发送的内容，明天可能就会被阻拦。更糟糕的是，审查规则各地又不同，在北平被扣留的新闻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上海的检查，反之亦然。中国的外电审查系统在操作上实在是杂乱无章、朝令夕改，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敷衍了事也不为过。[160]

不成熟的外电检查也困扰着中国国内的新闻传播。国内新闻界对检查官专业素养不足、任意删减信息的抱怨比比皆是。[161]1935年，反对检查制度的抗议活动，尤其在政府禁止报社刊登任何“涉嫌军事和外交机密”的消息后空前高涨，[162]甚至连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也站出来，指责不合理的检查制度令报界心寒。该报批评现行的检查制度使国民变得耳不聪、目不明，并质问：“一个又聋又哑的民族，又如何能求得生存？”[163]

在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晦暗不明之时，一些党内人士也担心，对外交消息的封锁将助长中日之间的秘密外交。由CC系掌控的《晨报》就敦促官员放宽检查制度，让公众对外交事务有充分的知情权。[164]同时，上海、北京和广州几所著名大学的新闻系联合向国民政府提交请愿书，呼吁废除检查制度，认为现行的审查权地方化的模式会导致审查权的滥用，因为各地方官员审查标准不一，且时常将审查权私人化，压制有损地方权贵声誉的消息，又因审查标准不明，担心因放行某些言论而受到指责，遂对消息评判过于保守。请愿书还提醒政府：“如果不能对新闻界实施统一有效的管制，或者说，如果没有设定可供遵循的明确的检查标准，新闻检查不仅毫无效用，反而会助长地方政府滥权。”[165]

租界记者也以日本对电报传送的宽松态度作为对照，批评国民政府对信息的压制。日本掌控着上海—长崎的海底水线，而这条电报线路向所有用日文发送电文的亲日记者开放。欧美记者若要通过日本水线从中国传送消息，只需将电报在上海翻译为日文，待消息传至东京，再在东京安排将消息从日文翻译成其他语言后发往最终目的地。[166]同情日方的消息只需稍加翻译的耽搁便可从沪崎水线传送。其他相对中立、平衡的报道却可能因带有不利日方的言论无法从沪崎水线出境而滞留中国，又因中方过于保守的审查终不获登载。[167]租界记者将中国不完善的新闻审查视为“最严重的歧视”，认为如此的审查制度严重影响了他们消息的公信力。[168]

上海的西方记者担心，上海会失去中国事务信息发布中心的地位，被东京取而代之。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1930年代中期，东京的确已成为东亚的信息集散中心。《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1936年刊于《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文章中记载，1934年世界各地的新闻机构发稿33204篇，共计1385974字，其中525001字被发往日本，占总数的1/3。[169]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各国传播，而日本却成为东亚政治乃至中国事务的代言人。《密勒氏评论报》援引一份来自华盛顿的半官方报告揭露了这种反常现象。

美国公众和华盛顿的官员都被蒙蔽了，对发生在远东的事件不甚了解。我们对中日之间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并不知晓，甚至有报道称南京政府的战略部署都在日本的督导之下。华府几乎所有关于中日的消息都来自东京，只偶尔有两三封电报发自中国。[170]

面对话语权日益旁落，一些记者和知识分子极力敦促国民政府对发往日本的电报也进行审查，这样则可与发往西方的电报一视同仁。[171]但因国民政府并不控制沪崎水线，此建议难以落实。另有声音要求完全废除检查制，放行所有发往国外的电讯，[172]这对政权内部矛盾丛生、权力核心尚不全然稳定的南京政府来说，又徒增信息被某些政治集团误导操纵的风险。因此国民政府对报界关于审查制度的两种极端态度皆难以回应，但也深知改进现有的审查制度已是迫在眉睫。

面对各地审查标准不一、各自为政的局面，国民政府试图将审查权集中，取消各地电报公司的审查分支机构，仅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和汉口这五个主要城市设立新闻检查处，集中管理流向境外的信息。[173]所有发往国外的报道都要汇集到这五个审查中心之一，通过审查后再发往海外，其中上海在新的水线条约签订之后成为唯一电报信息出入口岸，其审查部门的重要性又在五市之首。五市的审查部门表面上由宣传部（党）、行政院（政）和军事委员会（军）共同组建，但具体运作则由蒋介石控制的军事部门把持。[174]

面对饱受诟病的新闻审查制度，蒋介石意图提拔在租界区报界颇有经验的董显光主持上海新闻检查处的工作。董显光离开《大陆报》后休养在家，突然接到老友端纳的一封电报，请他“为了国家前途着想”考虑接受检查外国新闻电讯的任命。[175]董显光早在1913年归国后在京津地区编辑英文报时便与端纳结识，端纳时任伦敦《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并兼任《远东评论》的编辑，两人经常交换消息、互通有无，曾合作在报界将“二十一条”公之于众。两人的往来在1930年代进一步深入。1931年《大陆报》改组时，端纳为报社董事会成员之一，董显光任报社总经理，两人同为该报的转型铺路。端纳一直与中国政坛往来密切，自清末来华开始，便游刃于政界高层，担任过孙中山、袁世凯、张学良的政治顾问，1930年代更成为蒋宋家族的红人，为蒋介石身边重要的外籍幕僚之一。鉴于端纳的身份，邀请董显光主持政府新闻审查事务必然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意，而端纳也是以新闻界旧友的身份，替蒋打探董的态度。

端纳的一纸邀约，让董显光陷入两难。记者出身的他，对政府的新闻审查有天然的抵触。[176]尽管董显光一直通过杨永泰与蒋介石保持联络，利用《大陆报》为蒋拓展宣传，但此间的往来都在暗中进行，因此并未减损董在报界的声望，但成为新闻检查官，将使董与此前新闻界的同事走向对立。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饱受诟病，董显光此前20年记者生涯建立起的独立评判的立场和新闻专业素养的声誉，不可避免地也会因投笔从政而受到质疑。而董显光在没有深厚政治根基的情况下匆忙进入国民党官场，也很可能将自己的前程置于窘境，毕竟党内一些保守人士对官职级别和党内资历的迷信远远超出对专业能力的重视。除了与蒋介石的同乡和师生关系，董显光在党内基本没有政治资源与人脉，蒋介石的支持纵然可以成为董的依仗，弥补他缺乏的党政经验，但与蒋的私交也极易遭人忌惮，使他成为蒋政治对手攻击的目标，或被蒋介石亲信排挤。

董显光收到端纳的邀请后，与端纳进行了一番长谈。两人皆认为，中国检查外电失当，使国民政府在国际新闻界遭遇空前挫折，而随着日本步步紧逼，中国在国际社会申明是非，寻求对中日纷争的正确解读已成为刻不容缓之要务，极大地关系中国外交的空间。[177]国难在即，董显光对新闻“自由”与国族责任的认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不排斥在列强凌弱的国际局势下直接参政，尽管这意味着要部分牺牲自己此前一直奉行的自由主义原则。诚然，个人的命运绝无法独立于国家的兴衰而存在，国家危亡，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也不过为无本之木。尽管董显光对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心怀芥蒂，更厌恶国民党内令人窒息的政治文化，但他认为蒋介石是能够动员全国之力与日本决一死战的领袖。随着战争脚步的临近，渐进式的变革已成奢侈，与其旁观等待、洁身自好，不如参与其中，从内部修补纰漏百出的新闻检查制度。此外，张竹平报业集团化的挫折也使董意识到，国际环境的恶化只会加剧国内的政治纷争，而追求“自由”“独立”的新闻事业也会越发艰难。完全独立于政治的新闻根本不存在，战争在即，无人能独善其身，要考虑的反而是哪个政治派别更值得投靠。因此对他来说，应蒋介石之邀参政只是时机问题。一番思虑后，董显光接受了外电检查的工作，认为这与此前的记者工作不过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中国“建立良好的海外声誉”。[178]

董显光上任后，立即组建了新的外电检查机构。新闻检查部门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受蒋介石领导，蒋又拨发1.2万元助董启动新部门。[179]负责外电检查的绝大多数都是董显光在租界报界的老同事，其中曾虚白曾帮助董筹办《庸报》，并在“四社”之下主办过《大晚报》，与董的《大陆报》遥相呼应；董寿彭曾在董显光主持《大陆报》期间担任记者；魏景蒙亦是董显光在“四社”工作期间的得力助手；在新闻检查部门担任顾问的普赖德也曾在董显光的麾下受雇于《大陆报》；朱书清则负责审查俄文电报。[180]上海外电检查部门的建立，也加快了国民政府集中管理信息的进程。1935年8月，交通部长朱家骅令其他四个主要城市的新闻检查部门将外文电讯一律汇总至上海检查处，进行最终审核。[181]这使董显光的新闻检查部门成为中方管控的外文电讯的唯一出口。

记者出身的董显光深知审查政策之害，上任后立即制定了新规，秉持相对宽松的审查原则，只扣发事实有误的信息。[182]他认为，除非信息关乎“国家安全”，否则检查办公室“必须给予作者足够的自由”。[183]他同时也尽力使审查过程更加透明，要求审查人员若对报道有所修改，必须在电讯传出之前通知发报人，而发报记者也有权拒绝修改的内容。[184]董显光同时也与外国记者保持密切的联系，遇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时，他会尽力阐明道理，避免外国记者的负面情绪转化为对中国的负面报道。[185]可见董显光在原本机械化的审查流程之上，引入“情”“理”的考量，将原本对立的关系转化为沟通的契机，并通过软化记者的个人感受，将矛盾化于无形。

新的审查制度得到了外国记者的认可。《大美晚报》记者高尔德称赞董显光在打破旧有的审查桎梏后，终于“将审查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

遇到电讯稿件需要删减之时，通常都由董显光，而不是他的下属出面与外国记者电话沟通细节。在必要情况下，他也会亲自与记者面谈。若外国记者能说服董显光事实如其报道所述，电文则不会被修改。但若董能够让记者意识到自己不过被谣言蒙蔽，他们也能感念董使其免于日后陷入窘境。[186]

在西安事变期间，董显光的新闻检查处尤其受到严峻的考验。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后，各种关于蒋的生死和事态演变的传闻甚嚣尘上。董显光在回忆中也称，在外电检查岗位上所遭受的困扰“真像要搅断我整套神经”。[187]作为首席检查官，董显光深知，在瞬息万变的危急情势中，任何虚假信息和谣言的传播都能对中国的政局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当时在上海利用长途电话与南京密切联络，并且为排除不实信息的干扰，将联络人只锁定在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和何应钦四个人身上。董显光要对事变的进展保持24小时跟进，即便偷空休息之时，也要保证床边的电话能接通轮班接替的助手董寿彭。[188]彼时阿朋德时常深夜联络董显光，称得“确讯”蒋介石已遭不测，并埋怨董对此消息秘而不发，逼得董深夜“不近人情”地打长途电话向中央要员询问，得到否认后又试图说服阿朋德。董显光回忆道，自己在事变的两个星期“是在恐惧和战悚”中度过的。[189]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也没有一篇误报从上海发往世界。而传播蒋介石遭到不测的新闻大多是日本新闻社发出的。日本的电讯由日方在上海的发报系统和传输线路传送，不受中方审查，而记者报道蒋介石的死讯至少十次，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声誉。

但董显光所推行的相对开放的审查政策，以及借鉴西方新闻职业化的理念，并没有在国民党内得到共识。一旦他不在位，政策便很难制度化地持续推行。1937年年中，董显光因身体之故不得不暂离审查岗位，职务暂由张歆海代理。张歆海是哈佛大学文学博士，1928年进入外交部，1933～1934年先后任驻葡萄牙和波兰公使。他主管电报检查的任期很短，但麻烦不断。学者气质颇深的张歆海对新闻系统的运作知之甚少，尤其无法体会时效性之于新闻的重要，检查电讯时常研究其内容以致几天都不能给外国记者答复，这让记者怨声载道。加之张歆海过于保守地误判信息，使其难以胜任电讯检查的工作。1937年9月，中共发表请改组红军并入政府军队编制的声明。当外国记者引用中央通讯社关于这一声明的消息送审时，张歆海认为这是中共的宣传而一概扣发。后来他解释说：“在扣发了诸多关于中共的消息后，以为这条也理应阻挡。”[190]

张歆海的话反映了许多对信息管控持保守立场的官员的心态。新闻自由理念与官僚系统对于信息管控之争由来已久，而由董显光执掌外电检查部门，也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的官员整体上对新闻自由和信息公信力的重要性有所共识。如董显光在回忆录中感叹：

从政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困扰于国人对美式新闻运作的方法和标准不甚理解。这让我这个沟通中国与西方媒体的中间人深感困窘。而我的困顿一部分也源自中美两国报纸之间的巨大差异……战前，绝大部分的中国报纸党派立场相当浓厚，往往都带有极深的偏见，为某一政治派系或利益集团代言。而对于很多关注政事的中国人来说，一份出版物若打破单一视角，以多重面向呈现事件简直是匪夷所思。与我共事的官员，很少有人在意一份报纸是否有独立的立场。他们也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花费如此心力，争取美国自由出版物对中国的好感……而我的困顿也源于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国人不喜欢公开的争论，对美式这种直言不讳、争持不下的报道形式避之不及，即便是最针锋相对的争执，也要掩盖在表面平和的气氛下……并以含沙射影的方式表达，而绝不会直接冲撞。[191]

的确，董显光在报界和政界的长期实践中，深刻意识到自身处于文化边缘人的责任与困境。欲使国际社会同情中国，他必然要以西方记者能接受的立场和观念来与之对话，而美国传入的新闻专业化理念、标准和技术虽能使国人掌握对话的技巧，但技巧之下更深层的中国精英的处世理念和内敛型的文化传统，则如磐石一般难以撼动。兴起于1920年代的西方新闻专业化理念，也是源自西方自下而上的信息秩序，而这一秩序又根植于其特有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董显光在接手审查外电的工作后，深感自己将西方的新闻理念嫁接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百般不适，也不免陷入徘徊在两种文化价值之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急切地欲求两者的沟通，一方面又在两者间游离，甚至遭到排挤。而中国在自身孱弱的情况下，必须小心应对多变的国际政局，迅速学习和适应西方主导的秩序以求生存，变与不变之间，深浅难以拿捏。董显光不是夹在中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人”的唯一个案。中国驻日内瓦代表颜惠庆也曾抱怨说，许多国民党官员不愿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情况，认为这种活动“不体面、不值得”。[192]

193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风云诡谲，报界的言论也时而模棱两可、莫衷一是。国际宣传工作随着萧同兹对中央通讯社的改组已逐渐呈现去党化的趋势，蒋介石又趁势吸纳租界报人董显光入政府主持外电审查。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铺设新闻网络和加强信息管理上虽有所建树，但仍难以在局势动荡之时制定稳定的宣传方针，并将宣传资源集中统一。政府的口径在抵抗与绥靖之间摇摆，使得报界难以聚合共识。各利益集团在中日是敌是友问题上的争持在“天羽声明”中展现无遗。

图5 苦恼的少妇

资料来源：Sapajou，“A Damsel in Distres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ne 3，1933。

[1] Louise Young，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40；Yoshihisa Tak Matsusaka，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1904-1932（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 Coble，Facing Japan，76-77.

[3] Ian Hill Nish，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Westport，CT：Greenwood Publishing，2002），86-87.

[4] Sandra Wilson，“Containing the Crisis：Japan’s Diplomatic Offensive in the West，1931-33，” Modern Asian Studies，Vol.29，No.2（May 1955）：337-372.

[5] “The Japanese Squabble over Propaganda Mone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ne 11，1932，42.另见Press Union，The Shanghai Incident Misrepresented（Shanghai：Press Union，1932）.

[6] “Preparing for the ‘Battle of Genev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October 22，1932，318.

[7] “Mr. Henry W. Kinney’s ‘Strictly-Confidential’Documen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21，1932，391.

[8] Edwin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8，1932，893.01-A-MANCHURIA/3，SDCF.

[9] Hsieh Chieh-shih to George Bronson Rea，August 17，1932，893.01-A-MANCHURIA/14，SDCF.

[10] V. K. Wellington Koo，Memoranda Presented to the Lytton Commission（New York：Chinese Cultural Society，1932）.

[11] “General Memorandum o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Memorandum on Japan’s Plots and Schemes against China’s Unification，” both in Koo，Memoranda Presented to the Lytton Commission.

[12] “League Commission on the Eve of Its Manchurian Journe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16，1932，210.

[13] Ian Hill Nish，Japan’s Struggle with Internationalism：Japan，China，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1931-33（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3），125.

[14] 《顾维钧致张学良并转罗文干、汪精卫、蒋介石电稿》，顾维钧档案，档案号：Koo-0006-006-0003，转引自李珊《国联调查团来华期间解决中日冲突的设想与尝试：兼及蒋汪合作后对日政策的变化》，《近代东亚国际关系论坛会议论文集》，2019年9月，第66页。

[15] 《路透社电报一览》，参见“League Commission on the Eve of Its Manchurian Journey，” 210.

[16] 《路透社电报一览》，参见“League Commission on the Eve of Its Manchurian Journey，” 210.

[17] League of Nations，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signed at Beijing，September 4，1932，133.

[18] 张玮瑛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第776页。

[19] Israel Epstein，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2005），61；王文彬编著《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出版社，1996，第158页。

[20] “Frank Avowals，” The Peiping Chronicle，June 8，1932；“The Weekly in China，” The Peiping Chronicle，June 12，1932.

[21] “Frank Avowals.”

[22] “Japan’s Interference with Foreign Journalists in North Manchuri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uly 9，1932，196.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第64页。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64页。

[25] So Wai Chor，“The Making of the Guomindang’s Japan Policy，1932-1937：The Roles of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Modern China，Vol.28，No.2（April 2002）：215.

[26] Coble，Facing Japan，137-141.

[27] 《蒋介石日记》1933年7月14日。

[28] Wesley R. 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188.

[29] 《中央党务月刊》第19期，1930年3月，第68～69页。

[30] Edwin S. Cunningham，American Consul General，to Nelson T. Johnson，American Minister in Beijing，October 1，1932，893.918/75，SDCF.

[31]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7，1933，FRUS，1933，the Far East，Vol.3，683.

[32]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5，1933，FRUS，1934，the Far East，Vol.3，687.

[33] 《应哥兰致罗文干信函》（1932年10月26日），《外国新闻纸、杂志适用出版法问题案》（1932年10月至1934年12月），外交部文件，档案号：34. 172-13138-（1），“国史馆”藏。

[34] Edwin S. Cunningham，American Consul General，to Nelson T. Johnson，American Minister in Peiping，October 1，1932，893.918/76，SDCF.

[3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April 1，1933，FRUS，1933，the Far East，Vol.3，686.

[36]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5 April 1933，FRUS，1933，the Far East，Vol.3，688.

[3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0，1932，893.918/76，SDCF.

[3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0，1932，893.918/76，SDCF.

[39] Edwin S. Cunningham，American Consul General，to Nelson T. Johnson，American Minister in Peiping，October 1，1932，893.918/75，SDCF.

[40] Nelson T. Johnson to Luo Wengan，February 2，1933，转引自《外国新闻纸、杂志适用出版法问题案》。

[41]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July 13，1933，FRUS，1933，the Far East，Vol.3，690.

[42]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7，1933，FRUS，1933，the Far East，Vol.3，692.

[43]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5，1933，FRUS，1933，the Far East，Vol.3，687.

[4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0，1932，893.918/76，SDCF.

[45] Edwin S. Cunningham to Nelson T. Johnson，December 6，1932，893.918/76，SDCF.

[46] 《应歌兰致罗文干的私人信函》（1932年10月26日），《外国新闻纸、杂志适用出版法问题案》。

[47] “Memorandum for Dr. Lo Wen Kan”（推测为1932年），《外国新闻纸、杂志适用出版法问题案》。

[48] 《应歌兰致罗文干信》（1932年12月17日），《外国新闻纸、杂志适用出版法问题案》。

[49] 《外交部致内政部函》（1932年11月25日）；《外交部国际司致上海市长函》（1932年11月23日）；《外交部致行政院秘书处函》（1932年11月26日），《外国新闻纸、杂志适用出版法问题案》。

[50] 高斯（C. E. Gauss）援引内政部副部长甘乃光的说法，参见The Charge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November 20，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619.

[51] 《内政部信件》（可能为1933年11月），《外国新闻纸、杂志适用出版法问题案》。

[52] 《外籍新闻纸登记事》（1933年5月19日），《外国新闻纸、杂志适用出版法问题案》。

[53] 《宋子文的命令》（1932～1933年），《外国新闻纸、杂志适用出版法问题案》。

[54]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5，1933，FRUS，1933，the Far East，Vol.3，688.

[55]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7，1933，FRUS，1933，the Far East，Vol.3，691.

[56]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Johnson），January 18，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618.

[57] C. E.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February 18，1935，893.91/18，SDCF.

[58] Morris L. Bian，“Building State Structure：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 Modern China，Vol.31，No.1（January 2005）：35-71.

[59] 《汤良礼案卷》，上海高等法院卷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案号：4187-2-119，上海市档案馆藏。

[60] See Liangli Tang，Wang Ching-Wei：A Political Biography（Beijing：French Book Store，1931）.

[61] 杨保筠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人物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第483～484页。

[62] So，“The Making of the Guomindang’s Japan Policy，” 218-219.

[63] Qian Suoqiao，“Gentlemen of The Critic：English-Speaking Liberal Intellectuals in Republican China，”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Nos. 30/31（June/September 2012）.

[64] 陈红民：《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21页。

[65] 《胡汉民给美国党支部的信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573页。

[66] 陈红民：《胡汉民年表（1931年9月～1936年5月）》（上），《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126页。

[67]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三联书店，2003，第281～282页。

[68] 西南执行秘书处：《西南党务年刊》，1932，第91～93页。

[69]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76页。

[70] 《胡汉民致国民党美国党支部公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573～574页。

[71] 《胡汉民致国民党美国党支部公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573～574页。

[72] 《顾维钧回忆录》，第71页。

[73] 《顾维钧回忆录》，第72页。

[74] Jinxing Chen，“Harold R. Isaacs’ Trotskyist Turn in the China Forum Years，” 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24，No.1（November 1998）：41.

[75]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nsulate General at Shanghai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September 8，FRUS，1932，the Far East，Vol.4，660-661.

[76]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会议纪要》（1932年5月10日），国民党档案，档案号：4.3/37.42，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77] 《蒋介石致叶楚伧、邵元冲函》（1933年12月2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10200099011，“国史馆”藏。

[78]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9号公告》，转引自肖同兹《中央社二十周年纪念会讲词》，《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常宁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第121～122页。

[79] 中央通讯社：《中央社六十年》，1984，第2页。

[80] 中央通讯社：《中央社六十年》，第2页。

[81] 冯志翔：《萧同兹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第246页。

[82] 中央通讯社：《中央社六十年》，第2页。

[83] 国民党政府令的引文，参见中央通讯社《中央社六十年》，第4页。

[84] Chao，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6.

[85] 为曹聚仁对萧同兹的评价，参见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三联书店，2007，第314、317页。

[86] 金雄鹤编著《国民党八十四位中常委实录》（下），台海出版社，2013，第185～187页。

[87] 冯志翔：《萧同兹传》，第125～136页。

[88] 肖同兹：《中央社二十周年纪念会讲词》，《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247页；冯志翔：《萧同兹传》，第154～155页。

[89] 陈果夫对中央通讯社独立运作的支持性表述，参见冯志翔《萧同兹传》，第154～155页。

[90] 冯志翔：《萧同兹传》，第253页。

[91] 《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161页。

[92] 高仲芹：《肖先生和中央社无线电通讯网》，《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20～21页。

[93] 《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161、107页。

[94] 《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161页。

[95] 赵敏恒：《采访十五年》，龙文出版社，1994，第22～23页。

[96] FO 371/6668［F3934/3934/10］，reports on Reuters in China，October 1921，FOFC.

[97] Sheng-chi Shu，“Managing International News-Agency Relations under the Guomindang：China’s Central News Agency，Zhao Minheng，and Reuters，1931-1945，” Frontier History of China，Vol.10，No.4（Jan.，2015）：606.

[98] 冯志翔：《萧同兹传》，第190页。

[99] 中央通讯社：《中央社六十年》，第14页；《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254页。

[100] Agreements between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of China，Nanking，and Reuters Limited，December 16，1933，LN 229［8712625］，Reuters Archives，London.

[101] Shu，“Managing International News-Agency Relations under the Guomindang，” 607.

[102] 《邵元冲致蒋介石》（1934年8月6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200-00173-064，“国史馆”藏；《财政部信函》（1936年1月），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上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第133页；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民国二十一年至六十一年》，三民书局，1991，第17～18页。

[103] Shu，“Managing International News-Agency Relations under the Guomindang，” 607.

[104] News agencies，confidential office memorandum，893.91/15，SDCF.

[105] 徐兆镛：《肖先生创办中央社英文部的情形》，《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14页。

[106] 徐兆镛：《肖先生创办中央社英文部的情形》，《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14页。

[107] 方治等：《片段回忆十三则》，《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109页；于恒：《祥和、爱才、潇洒、廉洁》，萧同兹文化基金会筹备处：《在兹集》，1974，第10页。

[108] 方治等：《片段回忆十三则》，《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109页。

[109] 任玲逊：《模范上司》，《在兹集》，第33页。

[110] 《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277页。

[111] Yong Z. Volz and Chin-Chuan Lee，“American Pragmatism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Importing the Missouri Model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to Moder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1（2009）：711-730.

[112] Arthur Lewis Rosenbaum，“Introduction：Revisiting Yenching’s Experience of Biculturalism，” in Arthur Lewis Rosenbaum，ed.，New Perspectives on Yenching University，1916-1952（Chicago：Imprint Publications：2012），2.

[113] Yong Z. Volz and Chin-Chuan Lee，“American Pragmatism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724.

[114]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印《中国报界交通录》，1933。

[115] Yong Z. Volz and Chin-Chuan Lee，“American Pragmatism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724.

[116] 《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277页。

[117] 徐兆镛：《肖先生创办中央社英文部的情形》，《肖同兹和中央通讯社》，第15页。

[118] 《汤德臣档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档案号：129-210000-2646，“国史馆”藏。

[119] Tzu-Hsiang Ch’en，The English-Language Daily Press in China（Beijing：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1937），12.

[120] 《杨永泰呈蒋中正与董显光讨论国际宣传计划书及审查意见书》（1932年9月24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200057017，“国史馆”藏。

[121]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48～52页。

[122]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53～54页。

[123]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53页。

[124] Hollington Kong Tong，Chiang Kai-shek’s Teacher and Ambassador：An Inside View of the Republican China-General Stilwell and American Policy Change towards Free China（Indiana：Authorhouse，2005），15-16.

[125] 《杨永泰呈蒋中正与董显光讨论国际宣传计划书及审查意见书》（1932年9月24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200057017，“国史馆”藏。

[126] 《杨永泰呈蒋中正与董显光讨论国际宣传计划书及审查意见书》（1932年9月24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200057017，“国史馆”藏。

[127] 《杨永泰呈书》（1933年10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号：002080200 129138，“国史馆”藏。

[128] Hollington Kong Tong，Dateline：China；the Beginning of China’s Pres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New York：Rockport Press，1950），4-5.

[129] Tong，Dateline：China，4-5.

[130] Kong Tong，Dateline：China，4-5.

[131]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61页。

[132]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59～60页。

[133] 黄卓明、俞振基：《关于〈时事新报〉的所见所闻》，《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第19期，第184页。关于杜月笙的青帮与南京政权的关系，参见Brian G. Martin，The Shanghai Green Gang：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Chapters 7 and 8.

[134] 根据1931年宣传部估算的报业发行数据，参见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新闻大学》1997年冬季号，第59页。

[135] 张竹平：《申时电讯社之回顾与前瞻》，《十年：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1页。

[136] Douglas Jenkins to Nelson T. Johnson，February 24，1931，893.911/266，SDCF.

[137] 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2020000015119，“国史馆”藏。

[138] 《新闻研究资料》，第187页；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第61页；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458页。

[139] 《新闻研究资料》，第187页；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第61页。

[140] 《蒋介石令朱家骅停止向〈大陆报〉和〈时事新报〉提供邮递服务》（1934年9月13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200179076，“国史馆”藏。

[141] Edwin S.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June 10，1935，893.911/311，SDCF.

[142] 姚福申：《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第61页。

[143] Edwin S.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June 10，1935，893.911/311，SDCF.

[144] 叶楚伧和唐有壬通过杨永泰1934年3月27日致信陈布雷，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200-00217-042，“国史馆”藏。

[145] 沈美娟主编《沈醉回忆作品全集》第1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第78～80页。

[146] 姚福申：《张报安教授话先父张竹平遗事》，《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第43页。

[147] 姚福申：《张报安教授话先父张竹平遗事》，《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第61页。

[148] Edwin S.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June 10，1935，893.911/311，SDCF.

[149] Rosholt，The Press Corps of Old Shanghai，22.

[150] Edwin S.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June 10，1935，893.911/311，SDCF.

[151] Rosholt，The Press Corps of Old Shanghai，22.

[152] Rosholt，The Press Corps of Old Shanghai，22.

[153] Rosholt，The Press Corps of Old Shanghai，22.

[154] 《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319页。

[155] 《废止大东大北公司水线合同交涉案》（1933年2月至1934年6月），档案号：020000003139A，“国史馆”藏。

[156] Procedure of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Governing Censorship of Telegrams，893.918/91，11-16，SDCF.

[157] “Required：A School for Censors，” Journal de Shanghai，May 30，1935，No. 2398，上海市档案馆藏。

[158] Tong，Dateline：China，6.

[159] Gould，China in the Sun，308.

[160] H. J. Timperley，“Makers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Far East，” Pacific Affairs，Vol.9，No.2（June 1936）：225.

[161] Lee-hsia Hsu Ting，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1900-1949（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87.

[162] “Censorship of Telegraphic Messages in China：The Chinese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 April 19，1935，893.918/92，SDCF.

[163] “Censorship System Has Evil Effects，” The Shanghai Times，November 29，1935.

[164] “Censorship Policy Criticized，Chen Bao Points Out Three Points to Be Kept，” The Shanghai Times，December 6，1935.

[165] “Petition for Improvement of Press Censorship，” The Shanghai Times，December 28，1935.

[166] Timperley，“Makers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Far East，” 226.

[167] “Tokyo Defies Nanking on News-Commercial Censorship，”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20，1935，240.

[168] J. B. Powell to Willys R. Peck，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March 15，1935，893.918/91，SDCF.

[169] Timperley，“Makers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Far East，” 227.

[170] “Lack of Censorship on Jap Cable Cause of Distorted New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27，1935，274.

[171] “Lack of Censorship on Jap Cable Cause of Distorted News，” 274.

[172] “An Inefficient and Illegal Censorship，” Journal de Shanghai，May 2，1935；“Required：A School for Censors，” Journal de Shanghai，May 30，1935，No. 2398，SMP.

[173] 《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汇编》（1933年1月19日），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学林出版社，1992，第513页。

[17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蒋介石函》（1934年8月6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200439034，“国史馆”藏；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correspondence，May 13，1935，893.918/91，11-1，SDCF.

[175]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63页。

[176] Tong，Dateline：China，7.

[177]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63页。

[178] Tong，Dateline：China，7.

[179] 《军事方面的秘密支出》（1936年2月至1937年2月），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10200031001，“国史馆”藏。

[180] Tong，Dateline：China，10；《曾虚白自传》上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第179～180页。

[181] 《朱家骅致军事委员会》（1935年8月21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7020000006064，“国史馆”藏。

[182] Gould，China in the Sun，309.

[183] Tong，Dateline：China，10.

[184] Gould，China in the Sun，309.

[185] Tong，Dateline：China，10.

[186] Gould，China in the Sun，309.

[187]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67页。

[188] Tong，Chiang Kai-shek’s Teacher and Ambassador，63-64

[189]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67页。

[190] Tong，Dateline：China，8-9.

[191] Tong，Dateline：China，8-9.

[192] W. W. Yen，East-West Kaleidoscope，1877-1946：An Autobiography（New York：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1974），196.

第六章 敌乎？友乎？：“天羽声明”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回应日本政府对列强援华态度时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日本负有维护亚洲和平之责，反对任何西方国家在华进行可能会阻碍日本利益的援华行动。

鉴于日本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日本有责任尽最大努力完成其在东方的使命。尽管日本与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导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维持东方之和平乃日本应单独承担之责任……若其他列强在华的行为会威胁到东方之和平，日本有义务进行抵制，例如向中国提供军用飞机并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贷款等行径，必将遭到日本的反对。[1]

天羽英二的这则发言，后来被称为“天羽声明”，当时一些日本和西方的报刊也将此声明称为“亚洲门罗主义”或解读为日本警告各国“不得染指中国”（hans-off China）的政策。

“天羽声明”发表时，日本的国际声誉已江河日下。“一·二八”事变尤将日本在华穷兵黩武的事实暴露于国际社会，其在华野心也为西方各国忌惮。加之当时日本又与西方列强在贸易和海军部署等领域多有龃龉，声明发表之时日本在国际舆论界并不占优势。在屡次话语交锋的历练下，中方宣传者已逐渐懂得利用舆论背景来引导事件的讨论，也力图借“天羽声明”将中日问题转化为日本与列强的矛盾，进一步孤立日本。不过中国外交政策左支右绌，各政治利益集团难以达成共识，让宣传陷入困境。当中国政府陷入反帝思维和对日绥靖的两难选择时，日本也陷入军方与政界的口径不一，这导致日方媒体对“天羽声明”的诠释也莫衷一是，更让外界难以窥探中日之间究竟是敌是友，两国关系又将何去何从。

声明发表之背景

1933年9月，广田弘毅接替内田康哉担任斋藤实内阁外务大臣。[2]日本的国际形象于占领中国东北后已大为折损，在关东军和前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强硬的“焦土外交”政策下，日本政府承认了“满洲国”，又拒不接受《李顿调查报告》的决议，并毅然退出了国际联盟。广田弘毅接任后，欲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宣布实行“协和外交”，表示要“在一切可能的领域”缓和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敌意。[3]虽然广田的外交不过是以更为隐蔽的手法巩固并拓展日本侵华的果实，但当时也的确反映了日本内部警惕军国主义扩张造成的负面形象，同时迷惑了一些西方外交人士，对日本仍心存幻想。时任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Grew）观察称，广田弘毅就职时，日本公众情绪正从激进好战转向渴望恢复与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前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辞职本身就是对军事扩张情绪的打击。在日本国会，议员公开表达对大规模军事预算的忧虑，并谴责日本军部正将国家拖入危险与动荡。同时，商界希望打破政治和军事控制的枷锁，扩大日本的出口贸易。广田弘毅上任后呼应了日本国内的这些声音，并通过外交方式限制军事扩张，积极修复日本与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还试图缓和日本新闻界的排外言论。格鲁认为广田弘毅的任命表明了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型。[4]然而，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看似回暖之际，“天羽声明”却又将日本拖回到孤立的状态。

《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日本一直向国民政府施压，意图恢复国民政府所辖地域与东北之间的交通、邮政联系。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恢复关内关外通车、通邮有变相承认伪满洲国的嫌疑，但若拒绝这一要求，一来可能为日方进一步在华军事扩张提供口实；二来关内关外的不联通，将造成东北与关内事实上的分离。1933年11月，在冈村宁次等日军将领的一再压迫下，黄郛得蒋介石和汪精卫授意，应允开始和日方商谈通车、通邮，以缓和局势。但当时正逢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发起“福建事变”，挑战蒋介石的权威。南京领导人遂以“福建事变”为由，推迟与日本的谈判，得日方应允。1934年1月底，福建反蒋集团被镇压，2月中旬日本武官根本博便催促黄郛重启通车、通邮谈判。彼时关东军操纵溥仪称帝，局势变得更为复杂。[5]然而“福建事变”平息后，国民政府已无推迟谈判的借口，政府内反对与日方妥协的情绪却越发高涨。交通部部长朱家骅和立法院院长孙科均公开重申，南京无意恢复与伪满洲国的铁路和邮政联系。这种强硬的态度令关东军失去了耐心。1934年4月13日，关东军在北平至辽宁铁路沿线增兵，并在奉天和北平东郊举行军事演习。在此军事胁迫下，蒋介石于16日派黄郛前往上海与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讨论重启谈判伪满洲国交通联络问题的可能。[6]而第二天，日方即发布了“天羽声明”。尽管日方一再否认该声明与通路、通邮问题有任何关联，但声明发布的时机很容易让人与日本施压谈判相联结。

对于英美来讲，“天羽声明”也为1935年即将召开的海军会议蒙上了阴影。虽然以滨口雄幸首相为首的文官集团1930年成功突破军部的阻挠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通过英美日海军力量5∶5∶3的比例，限制海军军备竞赛以缓解国内财政困难，但该条约的签订难以钳制日本海军扩张的野心，并引起海军势力的反扑。海军一方面逼迫政府增加海军军费，实施补充造舰计划；一方面又以美国恢复海军建设为借口，企图终止该条约并要求日本享有更高额度的军备比例。[7]随着1935年新一轮海军会议的临近，日本国内支持扩军的势力蠢蠢欲动。1934年便已公开叫板英美在海军比例和部署上的安排，力求在1935年的海军条约会谈中争取到独立的、与英美相当的军备权。1934年春，英国政府邀请美国和日本到伦敦预备磋商两国海军军备问题，但双方都拒绝让步。日本认为，海事科学的进步已增加了军舰的活动范围，从而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环境，旧有的规定不应框范新型技术带来的变化。美国则坚持现状，称日本既不像英国那样有漫长的海上航线要守护，也不像美国那样要防卫东西两岸绵延的海岸线。且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日本从未遭遇任何海防上的挑战，因而没有必要增加日本海军的军备比例。[8]日方扩张海军的要求本已引起美国的高度戒备，“天羽声明”的发表又进一步挑动了美国担忧日本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神经。格鲁认为：“‘天羽声明’极有可能是为即将召开的海军会议做铺垫，以确立日本在最终谈判中的地位。”[9]

“天羽声明”使日本与国联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国联自1931年以来陆续派遣专家顾问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日本则一直反对类似的援华行为。1934年春，当拉西曼（Ludwik W. Rajchman）被任命为国联驻中国使团负责人时，日本与国联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这位犹太裔波兰细菌学家与宋子文关系密切，曾担任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医疗顾问。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拉西曼身在南京，据说他曾帮助蒋介石呼吁国联调停“满洲危机”。[10]日方早已对拉西曼心存不满，更指责他在华的活动“明里暗里都针对日本”。[11]而“天羽声明”直接将矛头指向西方对华援助，也不难让人联想到日本一直以来与拉西曼及其领导的国联援华使团的矛盾。

“天羽声明”在舆论界引发的反日情绪，不仅源于正处在不利日本的舆论环境，也因声明中带有仇视西方的内容，且陈述饱含傲慢之态。日本在声明中公开宣称其在东亚事务上享有特殊地位，并以独霸中国的姿态反对西方向中国提供援助，这都给声明抹上了强烈的霸权色彩。日本在“天羽声明”中自诩为亚洲之领袖，并视维护东亚和平为自身应独立承担之责，坚称东亚本身是一个独特的共同体，其和平与秩序是亚洲成员国最关心的问题，而西方列强作为局外人参与该地区的事务，只会将东亚现有的问题复杂化。声明甚至还以越俎代庖、干预中国事务的口吻，称中国的统一“只能通过中国自身的觉醒和自发的努力（而不是外国援助）”才能实现。[12]

该声明意味着日本已准备撕去“协和外交”之面纱，公开挑战东亚现有秩序，因而引起各国的警觉，尤其美国更坚定地认为，该声明不应被西方暗许而没有任何质疑。[13]虽然此时英美都不愿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与日本正面冲突，但在媒体上已与日本剑拔弩张。

日方的回应

“天羽声明”发表后，日方的态度莫衷一是，政府官员或时对声明表示赞许，或时又否认声明的权威性。1934年4月18日，即声明发表的第二天，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就出面缓和声明中与西方针锋相对的论调，强调声明没有“日本欲置条约义务于不顾”的意思，并一再重申“声明所阐释的原则，在执行时决不会与现行条约相抵触”。[14]而日本外务省更延迟两日才发布该声明的翻译版本，且在翻译版本中特别强调此声明乃“非官方”言论，以便为日后留下转圜的余地。[15]

但是仅两天之后（20日），日本外务省官方发言人在东京向外国记者发表的言论中，又以强硬之词抵消了广田弘毅所展现的缓和态度。发言人称，尽管日本尊重“门户开放”原则和现有条约，也不会任由西方国家“以各种形式和借口，做出可能会干扰东亚和平的举动”，[16]并以中方代言人的口吻斥责道：“西方列强或国联掠夺中国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17]这一发言进一步强化了天羽英二所表达的与西方针锋相对的态度，俨然认为日本是中国的保护人，使其免受西方的“压榨”。

4月22日，日本驻美国大使斋藤博在接受《华盛顿星报》（Washington Star）采访时，又重申日本在中国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并要求西方列强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缔结任何重要协议之前都必须先询问日方的意见，并警告任何对此要求视而不见之举，都将被日本政府视为与日为敌，而中国政府更有责任确保列强对日方的警告加以重视。[18]斋藤博之言不但强化了“天羽声明”的主旨，且加深了日本独霸中国的意味，俨然将中国视为已无独立外交主权的日本附庸，并要求其他有意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家也要在日本的监控下与华往来。

英美开始对日本公开宣称拥有东亚的主导权感到不安。4月24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Francis Lindley）向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发出外交照会，表达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不满。[19]美国也召集了外国使节和国务院官员讨论《九国公约》的缔约国该如何应对日本“不得染指中国”的政策。[20]

就在日本与西方在外交领域即将剑拔弩张之时，日本的态度骤然逆转。4月28日，广田弘毅完全撤回了“天羽声明”，称这一非正式的声明“从官方角度讲根本不存在”（officially non-existent）。[21]日方将声明一笔勾销的做法，的确免去了更多说明、澄清的麻烦，也表明日方急于从这场一触即发的外交纷争中抽身，并防止媒体关于声明的公共讨论发酵。日方否认声明的权威，也为渴望最大限度缓和与日本紧张关系的英国提供了平息事端的机会。广田弘毅刚摒弃声明，英国政府便立即表态，既然声明不具备官方效力，那么西方“不得染指中国”一案也已结束，没必要在此事上继续纠缠。[22]

这出为期十天的“天羽声明”闹剧与其说是一场外交事件，不如说是一次宣传行为。“天羽声明”的发布主要针对国际媒体。据《日本广告报》透露，“天羽声明”并非在周一、周三和周五11点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而是通过日本新闻联合社向报纸和日本新闻协会发布，并被小心地贴上了“非官方”的标签。[23]故声明并非通过外交管道发布，而是直接在媒体间流传。此外，日本在该声明发表之后的各种澄清与诠释，实际上也不过是修辞和陈述略有不同，基本立场并未改变。随后的解释也没有否认日本自称在东亚与在华的主导地位，不同的措辞不过都重申了日本的东亚政策，只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上做了一些微调。

“天羽声明”发表的原因也很蹊跷。格鲁从一个“可靠的权威人士”那里了解到，这一声明是在广田弘毅未授权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的，据称广田对于天羽英二的自作主张也大为恼火。天羽一直致力于效仿与军部关系紧密的前任发言人白鸟敏夫，该声明的发布也被认为是天羽取悦日本军部之举。[24]广田也意识到完全拒绝这项声明将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于是只能试图缓和言辞，以减少其负面影响。[25]广田缓和的言辞，也招致政府内亲军方人士，及支持天羽英二强硬主张的民众的强烈不满。[26]然而，格鲁所谓的“可靠人士”对广田弘毅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之解读，并不被美国外交界的其他官员认同。另一个流行于美国外交圈的说法称，“天羽声明”的发表得到了广田的授意，且由其精心策划，只是后来发现事态不妙，所以又不得不让天羽成为替罪羊。[27]无论哪个说法更贴近事实，这两个版本的存在，加上日本政府在声明发布之后不一的反应，都已将日本外务省与军部之间的矛盾展现无遗。

日本在“天羽声明”事件中莫衷一是的态度，也凸显其在维护国际声誉与追逐帝国利益之间左支右绌。以发表的形式来看，“天羽声明”与其说是对日本国策的“昭告”，不如说是对其的“透露”。正如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斯坦利·亨贝克（Stanley K.Hornbeck）所言，这份声明“事实上表明了日本的‘中国政策’究竟为何，也证实了头脑清醒的观察人士一直以来的判断”。[28]就日本的国家利益而言，防范西方列强在华活动的确符合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但公开承认这一意图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外国的抗议，并导致日本被西方列强进一步疏远和孤立。日本在媒体上对“天羽声明”的态度，在赞成与否认之间莫衷一是，正反映了这样一个窘境。

发行于上海，代表日本利益的《远东评论》极力在“天羽声明”事件中维护日本。该报在此事上的论调主要遵循两条逻辑，即日本民族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和亚洲秩序有必要改变。《远东评论》以民族国家生存权与生俱来、寻求生存天经地义为由，称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是为民族求生的自然本能所驱使。日本自然资源贫瘠却人口众多，欧洲能够将其过多的人口转移到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而日本却在西方种族的歧视下，被各种严苛的移民政策阻挡在这些地域之外，只能自寻出路。此外，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和追求关税自主给日本的棉纺织品销售造成严重影响，而棉纺织业是日本的经济支柱，日本绝不能对此坐视不理，[29]因而日本在中国的举动，对其而言是民族生死攸关之事。[30]

《远东评论》的编辑李亚还认为，日本一直以来就没有在国际上受到公平对待，而这一不公应通过规则的改变来加以纠正。李亚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清朝，又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俄国，并在一战中以协约国盟友的身份在保护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航线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到头来，我们却发现日本实际上被剥夺了三次战争的成果，陷入了条约的陷阱和禁锢”。[31]他抱怨目前的条约体系，特别是《九国公约》已然阻碍了日本的进步和其对正义与自由的诉求。“《九国公约》签署时可能在政治上是合理的，但从人道的角度讲，它已变成现代社会最不道德、最邪恶的政策，任由一位军阀（蒋介石）用武力把持整个中国。”[32]日本一方面抱怨自身在西方主导的秩序下受到种族不公的待遇，意图以泛亚主义为依托反抗西方的种族秩序，寻求军事扩张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依照西方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重复着欺凌弱小的逻辑，使其帝国的扩张陷入自相矛盾的精神困境。

李亚身为伪满洲国的顾问，刊布倾向日方的言辞，必然引起质疑。为增强杂志的公信力，李亚强调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和对美国利益的忠诚，并申明杂志言论的初衷在于让美国深入了解时局，避免与日本走向军事对抗。

我保留作为一位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因为这样的身份，我才能在这里以美国人的视角和方式与美国人对话。相比正式的外交官员，我能够更加清晰、坦率地表达我的观点，并更深刻地理解满洲国民众的立场。如果我的观点让你觉得我不能全然支持美国国务院的政策，那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原因担忧，美国现今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将把这个国家带入战争的深渊。[33]

中国的回应

“天羽声明”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华意图的担忧，为中国宣传者提供了进一步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良机。然而19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仍然在抵抗与绥靖之间挣扎，精英层难以达成共识，导致代表中国利益的英文报刊也无法在媒体上形成统一的攻势。

《大陆报》的反日立场日益明显。面对报界对“天羽声明”缘由的各种猜测和日方的辩解，《大陆报》坚决否认该声明是一场外交事故，认为这是日本朝着蓄谋已久的独霸中国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该报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追溯到1915年，认为该声明不过是“重现了‘二十一条’的核心内容和要义”。[34]为加强该声明与“二十一条”的联系，该报梳理了广田弘毅的政治履历，追溯1915年他作为日本外务省政治事务局的一员，曾参与“二十一条”的起草并参与策划“田中奏折”，[35]且披露他与日本右翼团体黑龙会和日本军部有“密切”联系，[36]指出他推行的“协和外交”不过是为了掩饰他重提“二十一条”的真正意图，也是日本欲支配中国的又一次尝试。[37]当外交界对广田弘毅在“天羽声明”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尚不确定时，《大陆报》明确将该声明与广田弘毅一向的对华态度联结，批判其此时对华温和之态的虚伪。

《大陆报》也极力将“天羽声明”国际化，认为该声明绝不只与中日冲突有关，更是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危机。《大陆报》并未如西方报纸那样，把“天羽声明”温和地称为“不得染指中国政策”，而是直接称其为“亚洲领主原则”（Asian lordship）和“绝对霸主原则”（overlordship），[38]而这样的措辞也直指日本殖民中国的野心。该报还警告，日本独霸中国等同于终结“门户开放”的政策，该声明更是要“阻碍中国提高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向任何胆敢给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提出挑战”。[39]《大陆报》有意淡化中国在这场争端中的位置，尽力塑造这样一种认知，即“天羽声明”虽然与日本在华利益相关，但其实又与中日问题关系不大，本质上是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而中国只不过是列强之间博弈的受害者。

《大陆报》着重将“天羽声明”与日本和英美两国的具体争端相联，以敦促英美采取切实行动来遏制日本。该报称，日本主张其在东亚拥有特殊地位，实则意欲以此相要挟，增加其在即将召开的海军会议上实现海军实力均等的谈判筹码。董显光在一篇社论中分析道，广田弘毅希望通过“天羽声明”来试探国际舆论对日本独霸亚洲的姿态有何反应，而日本则可依此决定与西方列强谈判时究竟有多少转圜空间。[40]他还特意提醒道，若美国对此坐视不管，则掉入了日本的陷阱，并将在接下来的海军谈判中失利。[41]

《大陆报》的评论的确反映了美国外交界的担忧：日本强大的海军会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将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权威。斯坦利·亨贝克就承认，日本海军力量的扩张“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重视日本的动态”。英国、法国和荷兰没有必要担心日本会袭击其本土，但对美国来说，这种担忧真实存在，“其他国家远离太平洋，只与太平洋地区有利益关联，而美国则身在太平洋，且与该地区安危休戚相关”。[42]

《大陆报》也试图将“天羽声明”引入英日在贸易竞争上的矛盾，以进一步疏远英日关系。日本为渡过经济危机，除占领了东三省之外，另在国际市场上展开对英国和英帝国其他部分为主要对象的商品倾销。对华倾销受到了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使日本对中国出口在1930～1932年下降了1.2亿日元，而这一损失在英帝国的市场得到了补偿。1930～1932年，日本从印度、埃及、澳大利亚、西非以及荷属东印度共获利1.25亿日元，这其中绝大多数的利润又来自竞争尤为激烈的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的市场一直被英国把持，1927年英国占世界棉布输出的52%，日本仅占17%；但至1933年，英国市场份额缩减了1/3，占世界棉布输出的38%，日本增长到39%，成为棉布第一输出国。[43]1934年，日本的棉纺织品在中国东北、南美，甚至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都已对英国制造商的市场份额造成严重威胁。英国试图通过废除《日印通商条约》和西非英属殖民地的《英日通商协定》来钳制日本棉纺织业的扩张，日本则渴望更加开放的市场。日本驻英国大使极力呼吁英国政府修改现有的配额制度，两国也自1933年9月开始就新的日印通商问题争持不下。[44]《大陆报》利用这一背景，将英日贸易争端引入对“天羽声明”的讨论，称日本试图通过挑战东亚现有的秩序，以增加筹码施压英国，从而获得国际棉纺市场的更多配额。[45]该报也提醒英国，称日本唯利是图又缺乏诚信，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之时会毫不犹豫地背叛友邦，劝说英国不该继续绥靖日本，以求暂时和平。

《大陆报》认为“天羽声明”并不是某些头脑发热政客的一时失言，而是普通日本民众敌视西方的真实反映，表露了日本长久以来对西方的质疑和过度自我防范的心理。该报指出，日方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外国援华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认为所有的西方援助都旨在针对日本简直是无稽之谈。日本抱怨其他非亚洲国家扰乱了该地区的稳定，却不反省自己对西方善意之举的过度敏感。它自己才是威胁东亚和平的罪魁祸首。[46]

（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那一套，而认为整个世界都与她为敌。换句话说，她以类似超级大国的地位自居，要求其他国家必须顺从她对条约的解释。对此蛮横无理之态，她非但不觉得不妥，反而在达不到目的后义愤填膺地退出国联，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47]

该报解读称，这种傲慢源于日本对条约体系的蔑视，认为国际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48]当其与“天赋日本统治亚洲的使命”[49]相冲突时，它只会随时将条约抛之脑后。

《大陆报》对日本唇枪舌剑的攻势，与其对国内政治事务的缄默不语形成了鲜明对比。本土报纸上热门的话题，诸如批评国民政府对“天羽声明”的温和反应，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政治分裂，以及呼吁停止围剿、团结中共一致抗日等，在《大陆报》上几乎无迹可寻。该报对国民政府的友善，很可能是蒋介石对其渗透的结果。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大陆报》此时已秘密成为蒋介石的宣传平台，而蒋介石也定期与董显光接洽，确定报纸的舆论走向。蒋介石在“天羽声明”一事中也采用双线手法：隐秘操控《大陆报》在英文报界抵抗日本的同时，在外交上则尽量妥协，以避免刺激日本发动进一步的军事进攻。蒋介石隐藏与《大陆报》的关联不只是满足董显光隐蔽身份的要求，更多的是战略考量。该报孤立日本、拉拢西方的言论，有助于南京国民政府寻求西方列强的帮助以共同防御日本。而这条路线一旦遭到日本的质疑，蒋介石也可以轻松地与该报切割，避开矛盾，称这份“独立”的报纸不受其管控。

对比日方在“天羽声明”后因军方与外交部门的角力而口径不一，中国当时其实也缺乏统一的宣传方向。该声明发表两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做出了回应，否认日本指控中国打算利用国际援助的资源抵抗日本的说法，并拒绝了日本提出终止外国援助的要求。回应更呼吁日本以“善意和互相理解”[50]的态度处理中日问题。外交部的言辞相当温和，比起《大陆报》直接批评该声明体现日本企图控制中国并挑战现存东亚秩序的严词厉色，外交部只轻描淡写地将该声明视为中日两国关于西方援华问题的一次无关紧要的争论。而国民政府也在声明发表后做出了妥协，减少对宋子文争取国外资金的支持，并暂缓向国联寻求援助。[51]

与此同时，中方所掌控的几份英文报刊，尽管都带有反日情绪，在“天羽声明”事件上所持的具体观点与对日抨击的程度也不尽相同。相比《大陆报》，《中国评论周报》对“天羽声明”显得漠不关心。该声明发表两天之后出版的4月19日刊中，该报没有发表直接与该声明相关的社论文章，只是在一篇关于拉西曼日内瓦之行的文章中，作者表达了对日本干涉国联援华的担忧，算是和“天羽声明”有点关联。[52]如果两天时间对一份周刊来说不足以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那么随后几期该刊的缄默就足见其对事件的漠然了。在4月26日出刊的《中国评论周报》社论版的10篇文章中，只有1篇提及“天羽声明”，[53]而这篇文章又刊载于社论版的末尾，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紧接下来5月3日这期，该杂志又对“天羽声明”闭口不谈，尽管同期已提到与该声明高度相关的伪满洲国问题和拉西曼的对华援助，但这些文章并未刻意与“天羽声明”做联结。[54]5月17日的一期，该杂志仍对“天羽声明”漠然处之，虽然社论版的话题也涉及国联援助和英日贸易战，而这两个议题都可以与“天羽声明”相联系。[55]直到 5月24日，该杂志才第一次对“天羽声明”正面抨击，痛斥这项声明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愚蠢错误”。[56]

面对《大陆报》极力将“天羽声明”界定为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中国评论周报》却将该声明的发表视为中日之争，认为日本策划“天羽声明”意在向南京政府施压，以迫使其与伪满洲国通邮、通路，并称该声明意在阻碍中国的国家建设，警告中国对美国棉麦贷款的使用不得针对日本，抹黑宋子文在美国寻求援助的动机，并阻挠由国联支持的拉西曼对华的技术援助。但即便如此，《中国评论周报》也并不认为“天羽声明”事关紧要，并评论道：“这次威胁，本也没有指向任何具体的行动。日本不过是扮演了一个恶霸的角色，但中国和国联都的确没有做好抵抗日本在华图谋的准备。”[57]

代表知识界精英的《中国评论周报》对“天羽声明”的态度，反映了他们面对中日纷争和国际局势的复杂情感。该刊对“天羽声明”的漠视，体现了中国精英界对现有条约体系能否维持东亚秩序的怀疑。此前的中日冲突已经清楚地表明，国联和西方列强根本无法遏制日本的侵略，而他们所倡导的国际和谐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58]而且中国精英界在忌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蚕食之时，对西方列强在华的图谋也心存戒备。英国在对“天羽声明”的官方回应中，公开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权利”，这让中国精英不得不担忧列强也可能为了维护在华共同利益，而狼狈为奸结成同盟。精英界的担忧绝非多余，英国面对德国纳粹势力日益崛起，自觉无力为东亚事务分身，甚至考虑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59]与此同时，法国仍在向云南渗透，英国也在与西藏地方势力勾结，力图将西藏独立出中华民国。[60]一些中国精英虽然视日本为首要敌人，但也对其他列强在华意图多有顾虑，并担忧若与西方列强结盟来共同抵制日本，最终恐将是前门驱虎，后门引狼。

国民党左派的喉舌《民众论坛》虽然认为“天羽声明”是日本版的“门罗主义”，却并未对这一声明过多谴责，反而欣然支持日本警告西方列强不得染指中国，并赞同日本将东亚的主导权掌握在亚洲国家手里的提议。该报还表示，日本需要调整的不是其亚洲观，而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

“亚洲门罗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接纳，而这唯一的条件便是防止非亚洲国家侵犯亚洲现有主权国家的政治独立，并钳制他们对亚洲国家领土的进一步侵吞。日本理应在遵从这一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制定“亚洲门罗主义”来抵抗非亚洲国家的侵略……这样的门罗主义是正当和正义的，不仅适用于亚洲和美洲，同样适用于整个世界。[61]

租界报刊的态度

《字林西报》对“天羽声明”的态度模棱两可。该刊一方面试图淡化事件的影响，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又对日本的亚洲政策颇有微词，担心纵容日本独霸亚洲的企图终将会伤及英国的在华利益。《字林西报》并不认为“天羽声明”针对西方，而是中日矛盾的升级。“人们已被太多误解蒙蔽，以为中日两国能否达成谅解与协议，症结不在两国本身，而在于他国的参与。”[62]该刊认为，“天羽声明”的发布是日本试图打破通邮、通路谈判的僵局，也是日本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伪满洲国承认的关键一步。[63]

《字林西报》赞赏日本缓和派对“天羽声明”的解释，认为这样的努力“非常令人欣慰”，并对日本担忧中国滥用国际援助深表同情。该刊援引一封读者来信道：

虽然发表“不得染指中国”声明可能不合时宜，表述方式也稍显笨拙，但这份声明的发布的确是过去三年来一系列政治事件累积的结果。人们仍清楚地记得，国际联盟在中日之间进行了干预，通过了对日本不利的裁决，结果导致中国的反日态度越发强硬。可见国联根本不是个调停者，而是站在中国一边干涉事态的发展……日本也完全有理由对拉西曼这样的国联在华代表心存戒备，他的任命本也早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中国的确在竭力寻求欧洲和美国的政治援助以抵消日本的影响，这完全符合它最近上演的一出出“狼来了”的把戏，以及一直以来惯用的以夷制夷战术。[64]

《字林西报》尽管同情日本，却并没有放松对日本独霸亚洲的警惕。该刊对于“天羽声明”透出的反西方情绪深感不安，担心日本称霸亚洲后可能会将西方势力赶出中国。[65]该报提醒读者，日本不仅要控制中国的外交，还欲染指中国内政，并担忧日本在征服中国之后将操纵中国市场，并“几乎不加掩饰地将中国降格为日本的附属国”。[66]尽管该刊怀疑日本是否有能力将其宣称的“泛亚主义”框架付诸实践，但也担心日本目前的政策可能会将亚洲推向一致反对白人影响，消除白人势力的种族主义运动。[67]这样的隐忧也使该刊修正了其传统的亲日论调。

那些声称日本在过去三年里所作所为都是为中国好的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盲目地为日本的军事扩张寻求道义上的支援，但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意识到，日本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威胁到了他们自身。[68]

《字林西报》对日本宣称在亚洲享有“特殊权利”极为不满，尤其难以接受日本自认为将取代英国，成为对华事务起主导作用的帝国。该刊揶揄道，英国凭借其在华利益的规模，理应可以宣称自己在华拥有“特殊地位”，但为了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英国并没有这么做。日本应该以英国为典范，撤回“天羽声明”。[69]该刊更援引《九国公约》来抵制日本在华“特殊利益”的主张，指出日本作为与其他缔约国同等地位的国家，根本没有法理基础来伸张其所谓“特殊地位”。[70]而该刊在这一问题上也再次与英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产生分歧。尽管英国在贸易上与日本竞争激烈，在海军军备上也难与日本达成一致，但英国在东亚军力有限，不得不通过改善与日本的关系，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1933年10月，希特勒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联，加紧军事整备，英国面对欧洲潜在的军事危险，深刻意识到以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与德国和日本同时为敌。1933年11月，英国三军参谋长提出增加海军开支以应对日本威胁的要求遭到首相张伯伦拒绝，认为英国在防御的优先顺序上应降低东亚的位阶，通过寻求与日妥协避免来自日本的威胁。[71]按照这一绥靖政策，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曾公开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不为其他列强所分享的特殊权利”。[72]《字林西报》严厉批评英国政府如此回应“天羽声明”是对日本卑躬屈膝，并警告如此的外交政策只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不利的影响”。[73]

相比《字林西报》的模棱两可，《密勒氏评论报》明确反对日本霸权，认为“天羽声明”不仅侵犯了中国主权，而且威胁到了英美的利益，并称该声明为日本“将中国纳入保护国”[74]的宣言。该刊谴责“天羽声明”等同于“告诉中国，不经日本帝国首肯，中国不得在重建国家生活方面有任何举动”。[75]并认为日本发表该声明，目的在于迫使中国加入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以对抗苏联，这样一来日本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华北作为基地，开展遍及察哈尔、内蒙古和新疆的军事活动，而中国也将因违背中立而首当其冲地承受苏联的攻击，导致地区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该刊认为：“（‘天羽声明’）不只是切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联系，更是战争的挑衅。”[76]

《密勒氏评论报》不仅诘责“天羽声明”的内容，也批判日本处理这一声明的方式，认为日本有意选择在此时发表声明，是趁西方列强深陷欧洲政治泥潭之时，抢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而日本以非正式的方式发表该声明也是其精心策划的一场愚弄国际公众的阴谋。[77]该刊揶揄日本制定的政策如此嚣张，却连发表的勇气和担当都没有。日本既想打破亚洲现有秩序，又不敢指责现行国际条约的不公，只得虚伪地援引“门罗主义”的先例来瞒天过海。[78]

在“天羽声明”事件上，《密勒氏评论报》与《大陆报》俨然并肩作战的盟友，一致对日，二者在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上却各有立场。《大陆报》对南京的绥靖保持缄默，《密勒氏评论报》则指责南京对声明的回应过于软弱。该报在谴责日本欲独霸中国的同时，也质疑中国对日的绥靖妥协，提醒道：“那些以为日本会被温和的外交言辞安抚或迷惑的人，总有一天会从幻灭中惊醒。”[79]该刊认为：“中国除了被动发电报回应‘天羽声明’之外，应该采取更具实际意义的行动，除非中国自己下定决心抵抗日本，否则其他任何国家都无从施以援手。”[80]

《密勒氏评论报》也不吝严词批评中国的政局混乱。“天羽声明”发表后，南京国民政府和广州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政务委员会都做出了回应。相对于南京的息事宁人，广州却对日本严词相击，谴责该声明相当于日本“完全控制远东”。[81]《密勒氏评论报》全文刊登了胡汉民的反日演讲，以此来凸显南京政府的软弱妥协，但同时也引用了汪精卫对胡汉民领导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警告，建议他“不要再进一步发声，以免在列强面前损害国民政府的形象”。[82]《密勒氏评论报》借此事件又一次将国民党的分歧在租界区读者面前展露无遗，这也体现了主编鲍维尔一直以来在中国问题上的复杂情感：既对中国革命寄予厚望，又在现实中饱受挫败；既同情中国在日本淫威下之不幸，又痛恨国民党政治派系之间无止境的内耗与争斗。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声音

相比租界报刊对“天羽声明”事件的密切关注，英美大都市报刊对此事的报道却相当敷衍。伦敦的《泰晤士报》在该声明发表后两天才第一次提及此事，之后一周里也只登载了4篇与此声明相关的背景信息，且没有深入分析的社论。直到一周后的4月26日，该报的社论版才登载了一篇关于该声明的评论文章；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也只有三篇社论聚焦此事。该报对“天羽声明”的漠然，一方面因为英国正深陷欧洲日益复杂的政局，尤其忌惮纳粹的军备扩张；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普遍认识到，自日本退出国联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列强根本无力调解中日冲突，国际公约形同虚设。[83]的确，在1930年代中期，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愿意在没有眼前实际利益的驱动下带头挑战日本，即使以长远和更广泛的利益来讲，身为大国，理应承担维护和平之责。“天羽声明”发表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曾向美国国务院透露，希望英美能联合抵制日本，但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斯坦利·亨贝克答复称，美国政府无意领导任何联合制日的行为。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西蒙也只好作罢，认为单独与日本对抗只会损害其国家利益。[84]以民族国家为主体，通过力量平衡来维系的国际体系，根本无力撑起一战后欲建立的符合公正、道德的国际秩序，而缺乏精神理念、以短期利益支撑的和平，如初春的薄冰，一戳即破。

外交界的无所作为，使主流媒体也噤若寒蝉。《泰晤士报》在“天羽声明”事件中只是被动应和，鲜有微词。该声明发表后，该报只做引述，不予置评。相比租界报刊将“天羽声明”称为“不得染指中国政策”或“日本的门罗主义”，《泰晤士报》只是轻描淡写地称之为“声明”或“日本对华政策”，以避免任何负面意涵。该报并以“天羽声明”“含糊不清”为由，回避对该声明或日本的总体外交政策发表任何评论。[85]

与《字林西报》一样，《泰晤士报》也乐见日方之后一系列弱化“天羽声明”的言辞，希冀尽快化解危机，粉饰太平。当日方辩称该声明“非官方”的性质受到其他报纸的强烈质疑之时，《泰晤士报》则对这个说法欣然接受，认为该声明是“官方思路的表达，但不是明确的官方政策”。[86]以“非正式”方式发布声明，表明日本对其政治路线并不确定，政策也有待修订。在广田弘毅承诺日本将继续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和国际条约后，《泰晤士报》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说明日本会尊重英国在华利权。该报称日本为“老牌盟友”，并承认英国希望与其保持“最佳关系”。[87]《泰晤士报》赞赏日本主动承认“天羽声明”“不得体”的说法，并在日本政府宣布该声明没有官方效力后也欣然了结此案，不做更多解读。[88]

此外，《泰晤士报》还在此事件中频频向日方示好，称赞日本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承诺，虽然此种承诺不过停留于政治说辞，未有实际措施来平息中日间日益激化的矛盾。该报还迎合日本，称“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促进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符合英国在华根本利益，[89]并认为日本对于外国干涉会扰乱和平的关切是合理的，而其试图减少欧美与中国的军火贸易，对于当地和平来讲也是“可取之策”。[90]但在奉承之余，该报也亮出对日纵容的底线——日本一切以维护地区和平为目的言论和行为，只有在保持中国市场对所有西方列强开放的前提下才站得住脚。[91]

《泰晤士报》也偶尔透出一些反对“天羽声明”的论调。该报曾援引一位读者的来信，指责该声明是日本的一场外交闹剧：“令人遗憾的是，对世界其他国家如此重要的问题，竟然被日本政治家以如此轻率的方式处理。”[92]该报还指出，日本的这一声明很是“傲慢”，并怀疑它暴露了日本对“垄断性影响力”的渴望。[93]然而这样的评论只是零星存在，并不足以改变该报在此事件上谄媚日方的论调。

《纽约时报》则不如《泰晤士报》那般温和。4月18日，该报在头版公开了“天羽声明”，并认为此声明“针对西方国家”。[94]该报多次提及日本的政策有意图“独霸”中国之嫌，[95]而日本也企图通过此政策消除亚洲的“白祸”。[96]面对日方对该声明莫衷一是的解释，《纽约时报》认为日本政府给出的各种说辞并未改变该声明的基本内容。[97]该报还呼应《大陆报》的立场，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追溯到“二十一条”、《蓝辛-石井协定》中的日本特殊利益要求，[98]并将该声明与“满洲危机”联结，指出“天羽声明”只是日本企图控制中国系列行动的一步。[99]

除了批判“天羽声明”，《纽约时报》还将日本抗议外国向中国援助军用飞机一事与美国的飞机制造业联系起来，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将对美中飞机贸易造成重大打击。“美国去年一年有价值1762247美元的飞机、飞机发动机及配件销往中国，而这类商品的出口总额达8827822美元。”该报警告说，随着美国在华飞机市场的扩大，日本对外国援华的敌视将削弱美国在华飞机市场的收益。[100]

尽管《纽约时报》公开反对“天羽声明”，但并不建议列强结成联盟挑战日本的霸权计划。该报认为，法国、意大利和《九国公约》的其他签署国明显对“天羽声明”缺乏兴趣，[101]而且国际联盟的55个成员国也没有一个站出来对日本挑衅国联援华的行为进行抗议。“日内瓦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放弃了远东的领导者地位，至少暂时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和美国。”[102]该报承认，“英美对华事务的看法虽然趋同，但两国若现阶段联手只会在日本人心中造成被‘包围’的恐慌”，而该报也深知英国并不愿惹恼日本。[103]《纽约时报》保持传统的孤立主义，建议美国应该关注此事，但无须带头解决“天羽声明”一案，并提醒美国不要重蹈“满洲危机”的覆辙，华府的积极往往得不到伦敦的回应。该报也担心，美国卷入这一事件将会恶化日美之间的两大矛盾——海军实力均等和美国对亚洲移民的限制。[104]这两个问题都很容易从政治议题转为种族争论，将美国进一步拖入中日冲突的泥潭。

图6 船小浪大

资料来源：Sapajou，“A Little Boat May Leava a Big Wash Behin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3，1934。

[1] 引自《纽约时报》对“天羽声明”的英文翻译。Westel Woodbury Willoughby，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35），629-630.另参见路透社对“天羽声明”的译文：“Tokyo Opposes Aid to Chin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18，1934，9.

[2] Ian Hill Nish，Japanese Foreign Policy，1869-1942：Kasumigaseki to Miyakezaka（London：Routledge，2002），198-199.

[3]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Consul at Geneva（Gilbert），May 17，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82.

[4]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Consul at Geneva（Gilbert），May 17，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82.

[5] 杨天石：《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79～81页。

[6] Coble，Facing Japan，166-168.

[7] 章毅君：《试论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史学研究》2002年第8期，第15～16页。

[8] Linden A. Mander，Foundations of Modern World Society，revised edi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129.

[9] 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0，1934；and 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Consul at Geneva（Gilbert），May 17，1934，both in 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82.

[10] Coble，Facing Japan，156；Wen-Hsin Yeh，Becoming Chinese：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143.

[11] 引文参见 Arthur Nichols Young，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Stanford：Hoover Press，1971），344.

[12] 引自《纽约时报》对“天羽声明”的翻译。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1934，in Willoughby，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629-630.

[13] The Counselor of Legation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7，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43.

[14] “Mr. Hirota’s Policy Explaine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19，1934，9.

[15] 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6，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38.

[16] “Tokyo Statement Gives Rise to Anxiet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1，1934.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的声明，参见Willoughby，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629-630.

[17] “Tokyo Statement Gives Rise to Anxiet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1，1934.

[18] Willoughby，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629-630.

[19] “Special Position Emphasize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6，1934，9.

[20] “Nanking Opposed to Dominat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7，1934，11.

[21] “Japanese Retraction of Statemen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9，1934，11.

[22] “Japanese Retraction of Statement，” 11.

[23] “Japanese Hands-off Declaration Precipitates Far Eastern Crisi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28，1934，319.

[24] 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0，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15.

[25] The Ambassador in France（Strau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0，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62.

[26] “Latest Threat from Tokyo，”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0，1934.

[27] 格鲁对广田弘毅在“天羽声明”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另一种解释，参见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4，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61.

[28]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Hornbeck）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6，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42.

[29] “Responsibility for Peace and War in the Pacific，” The Far Eastern Review，January 1934.

[30] “Must America Fight Japan？”193.

[31] “Must America Fight Japan？”193.

[32] “The Independence of Manchukuo，” The Far Eastern Review，February 1934，51.

[33] “The Independence of Manchukuo，”51.

[34] “Twenty-One Demands Revived，” The China Press，April 21，1934，10.

[35] Hollington Tong，“Hirota Making Bid for Eastern Power，” editorial，The China Press，April 21，1934，9.

[36] “Hirota’s Role in Policy of Japan Revealed，” The China Press，April 21，1934，14.

[37] “Twenty-One Demands Echo，” The China Press，May 10，1934，10.

[38] “Japan Seeks Okeh on Asian Lordship，” The China Press，April 18，1934，9；“Japan’s Bid for Overlordship，” The China Press，April 22，1934，10.

[39] “Japan’s Bid for Overlordship，” 10.

[40] “Hirota’s Error Stirs Capitals of World，” The China Press，April 22，1934，9.

[41] “Hirota’s Error Stirs Capitals of World，”9.

[42]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Hornbeck），May 24，1934，FRUS，1934，the Far East，Vol.3，192-193.

[43] 徐蓝：《试析1934年英国“政治绥靖”日本政策的提出》，《世界历史》1990年第2期，第35页。

[44] 徐蓝：《试析1934年英国“政治绥靖”日本政策的提出》，《世界历史》1990年第2期，第36页。

[45] “Equal Favors to All Nations，” The China Press，May 18，1934，10.

[46] “Japan’s Chiefs Hurl Defiance to Powers in New Challenge，” The China Press，April 20，1934，9.

[47] “Equal Favors to All Nations，” 10.

[48] “Powers Interests in China Now Menaced，” The China Press，April 25，1934，9.

[49] “Japan Told to Keep Hands Off，” The China Press，April 24，1934，10.

[50] 中国对“天羽声明”的官方回应，参见Willoughby，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633-644.

[51] Coble，Facing Japan，156-158.

[52] “Dr. Rajchman’s Trip to Geneva，” China Critic，April 19，1934，369.

[53] “The Latest Threat from Tokyo，” China Critic，April 26，1934，392.

[54] “Japan Chronicle Editor Speaks Out，” China Critic，May 3，1934；“Will Dr. Rajchman Be Dismissed？” China Critic，May 3，1934；“‘Manchukuo’Athletes Attacking Japan，” China Critic，May 3，1934，414-415.

[55] “Dr. Rajchman’s Report，” China Critic，May 17，1934，462；“British-Japanese Trade War？” China Critic，May 17，1934，464-465.

[56] “Japan’s Diplomatic Blunder and After，” China Critic，May 24，1934，489-490.

[57] “The Latest Threat from Tokyo，” China Critic，April 26，1934，392.

[58] “The Prospect of Disarmament，” China Critic，April 26，1934，394.

[59] 徐蓝：《试析1934年英国“政治绥靖”日本政策的提出》，《世界历史》1990年第2期，第37～38页。

[60] “What about the Back Door？” China Critic，April 26，1934，396.

[61] “Japanese Exposure of the ‘Asiatic Monroe Doctrine’，” The People’s Tribune，May 1，1934，467.

[62] “A Grave Issue：A Reply to Tair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7，1934，2.

[63] “A Suggest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3，1934；“A Grave Issu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1，1934；“Britain Adheres to Nine-Power Pac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5，1934.

[64] “A Grave Issue：The Japanese Cas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1，1934，2.

[65] “Press Reactions：Tokyo Doing the Talki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5，1934.

[66] “A Grave Issu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1，1934.

[67] “The Far East：A New Policy Wante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3，1934.

[68] “A Grave Issu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21，1934，4.

[69] “Happy Endi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pril 30，1934，4.

[70] “Happy Ending？”4.

[71] 徐蓝：《试析1934年英国“政治绥靖”日本政策的提出》，《世界历史》1990年第2期，第37～38页。

[72] “More Decided Policy Urge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May 9，1934，9.

[73] “More Decided Policy Urged，”9.

[74] “Japan Declares ‘Protectorate over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21，1934，277.

[75] “Japan Declares ‘Protectorate over China’，”277.

[76] “Japanese‘Hands-off’Declaration Precipitates Far Eastern Crisi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28，1934，318；“Will China Cooperate with Japan against Russia？—the Situation in the North，”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28，1934，330-331.

[77] “Japanese‘Hands-off’Declaration Precipitates Far Eastern Crisis，” 318-319.

[78] “Tokyo Withdraws Note Which Now Regarded as‘Irreparable Blunde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5，1934，361.

[79] “Japan Declares‘Protectorate over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21，1934，277.

[80] “China，the Foreign Powers and Tokyo’s‘Hands off’Declaratio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5，1934，380.

[81] 对胡汉民讲话稿的引用，参见“China Declares Opposi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trol or Domination by Any Countr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May 5，1934，366.

[82] “China Declares Opposi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trol or Domination by Any Country，”366.

[83] Reginald Bassett，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A Case History，the Sino-Japanese Dispute，1931-33（London：Longmans，Green，1952），506-507.

[84] 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78-79.

[85] “Japanese Aims in China；Powers Wanted，No Political Interference，” The Times，April 19，1934，14.

[86] “Japan and China，” The Times，May 1，1934，17.

[87] “The Attitude of Japan，” The Times，April 26，1934，17.

[88] “Japan and China：Original Statement Tactless，” The Times，April 30，1934，14.

[89] “Japan and China，”17.

[90] “The Attitude of Japan，”15.

[91] “Japan and China，”17.

[92] “The Far East：Rehabilitation of China，” The Times，May 9，1934，15.

[93] “The Far East：Rehabilitation of China，” 15.

[94] “Japan Warns Powers on China；Threatens Force to Put End to Aid，”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8，1934，1.

[95] “Japan Puts Soft Glove on Her New China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9，1934，E1；“British Challenge Japanese Claims to Control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4，1934，1.

[96] “Japan Puts Soft Glove on Her New China Policy，” E1；“Again Japan’s Policy Agitates the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9，1934，XXI.

[97] “Japan Puts Soft Glove on Her New China Policy，” E1.

[98] 《蓝辛-石井协定》是1917年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与日本全权代表石井菊次郎在华盛顿订立的外交协议。协议规定，日本承诺在“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权完整的基础上，维持“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接壤日本领土的地区拥有“特殊利益”。

[99] “Again Japan’s Policy Agitates the World，”ⅩⅪ.

[100] “Open Door and Planes，”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1934，ⅩⅩ.

[101] “Few Nations Show Concern o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May 6，1934，E1.

[102] “Few Nations Show Concern on China，” E1.

[103] “British Challenge Japanese Claims to Control China，” 1.

[104] “Again Japan’s Policy Agitates the World，” ⅩⅪ.

第三部分 全面抗战中的宣传

第七章 逆流而上：从南京到重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迅速调派关东军和朝鲜军增驻华北。为了不让华北的主权进一步沦丧，蒋介石也积极增强华北军力，命守军就地抵抗日军挑衅。当宋哲元与日军的城下之盟屡次遭到撕毁，京津陷落，谈判议和已然走投无路，中日多年的紧张局势最终发展成全面战争。

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建立一个高效的国际宣传系统显得尤为紧迫。尽管举国抗日情绪高涨，各方都宁以玉碎之志结束屈辱的“和平”，但国民党高层深知，中国以一己之力抵御日军侵略的胜算微乎其微。抗战的决定，实质上也是蒋介石在基于其对国际局势长期认知之上的一场豪赌。他认为日本与其他列强利益冲突已久，中日战争可能会引发日本与包括美国或苏联在内的其他列强的战争。[1]将中日之争融入日本与列强之争是中国的出路。在这样的判断下，南京国民政府必须重视国际宣传，催化国际舆论发展，赢得国际助力。战争的全面爆发虽然把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边缘，也迅速整合了国内原本分散甚至是对抗的政治力量。不论是国共矛盾，还是国民党内部的纠葛，都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暂时集结在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之下。各方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妥协也结束了国内媒体长期莫衷一是、互相诘责的局面，在国难之前完成了口径的统一。

尽管战争的全面爆发加强了宣传的紧迫性并整合了媒体资源，但缺乏统一集中的国际宣传系统仍然让宣传机制难以运转。国民政府参与国际宣传具体工作的部门庞杂，且各自为政。诚然，这样分散的机制很难避免，尤其在19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在绥靖与抗日之间摇摆不定，宣传资源与口径难以集中。虽然党内精英早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就充分意识到建立一个集中且统一的国际宣传体系的必要性，然而各方却对国际宣传究竟该由谁主导各有盘算。1935年，中国驻欧洲的外交官敦促政府将国际宣传机构集中在国民党党部或外交部的领导之下。[2]这样的提议没有，也难以在当时得到国民政府的回应。鉴于公开的国际宣传容易遭到日本的抗议，进而引发军事挑衅，国民政府不得不对发展国际宣传的提案束之高阁。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外交部并不属于蒋介石的权力核心范围，他们的提案也难以契合蒋的个人盘算。长期以来，蒋介石一直在秘密地培植自己的国际宣传网络。随着他在军事和金融领域的权力日益巩固，他也越发注重原本不在他核心权力范围的信息和思想管控。他显然并不愿意听任外交部人员的建议，把情报和信息的控制权交给自己掌控力薄弱的国民党党部或外交部。

军事委员会第五部

战争的全面爆发解决了长期以来国民党内对国际宣传薄弱的问题。南京领导人不再把宣传作为外交之辅助，而将其视为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在1938年出版的《抗战军事与新闻动员》中，就将新闻宣传视为“最有力的武器”，认为其对敌人的损害“远甚十万雄兵”。[3]

蒋介石对国际宣传有自己的计划。早自1930年代初期，蒋介石就一直致力于笼络和培植自己的国际宣传网络。董显光以及他所联通的租界新闻资源就是蒋介石所倚赖的国际宣传力量中的重要一环。而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董显光也被委以重任，全权负责建立国民党的国际宣传系统。

董显光早对信息战有所准备。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几年，他就一直在秘密收集包括信息战在内的战争策略资料。虽然他在回忆录中称这项研究是他自发进行的，以便在战争爆发后及时为政府献策，但鉴于他在1932年后与蒋介石的联系日益密切，他的“自发”研究很可能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意和支持。[4]他在中日战事全面爆发之时，第一时间将自己多年积累而得的战争策略献于蒋介石。1937年7月正值庐山会议，董显光提交了对日化学战、情报战和宣传战的计划。蒋介石对其计划赞赏有加。鉴于他对情报战的研究，蒋介石立即授意他组织一个情报办公室，专门处理国际情报。然而董显光对自身的局限也有清晰的认识，搞情报工作需要在党内有深厚的人脉，而他作为一位新晋党员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在婉拒了蒋介石的邀请后，蒋仍然将他介绍给军统局局长戴笠，以期日后联络。[5]这也为后来董显光与戴笠在重庆期间的进一步合作铺平了道路。蒋介石随后任命董显光领导政府的国际宣传工作，这与他多年以来的新闻工作多有契合。董显光临危受命，开始组建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机构。1937年9月，国民政府为了统合国际宣传，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军事委员会第五部。董显光被任命为第五部副部长，专门负责制定国际宣传政策、协调宣传活动、建立中外新闻网络。

董显光上任之后，对此前宣传的目标、技巧、指导方针都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战前宣传机构的工作目的是提升国民党的国际声望，而战时则是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共同抗日。[6]这一改革显然有利于整合宣传资源，防止各派系打着维护党义的旗号滥用外宣牟一己私利，而目标的调整也将国际宣传从传统的传播意识形态的党派宣传中解放出来。毕竟以他多年来在租界和从政后的经验证实，这样的政策耗费了诸多国际宣传资源，效果却差强人意。董显光也调整了宣传对象。从效仿苏联模式向大众输出革命理想，调整为尽可能去影响包括外国政府官员、非政府团体及社会精英成员，尤其是教授和知名记者在内的精英群体。[7]

董显光特别强调隐性宣传的重要性，以润物无声的效果为最佳。既谙熟西方传播理念，又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他，深知政府这一角色在传播效用中的中西差异。他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受众对官方信息的抵触与不信任，但官方渠道的消息在一大部分中国读者眼中，无异于对信源权威性的认可。然而国际宣传的对象主体非中国民众，若以对国人之方式行国际宣传，必是缘木求鱼。长久以来，这样以对内宣传之法行对外宣传的错位政策，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毫无助益。董显光认为南京应该“抹去所有宣传的痕迹”，才能增强其信息在国际舆论场的可信度。[8]他建议宣传部门要遵循“真相是最好的宣传”之原则，确保报道与现实相符，来增强中方消息的可信度。他也打破了国籍界限，建议招募外国人来为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强调有必要隐藏政府与新闻机构之间的联系。[9]这些新政策是根据他几十年在租界新闻业服务的经验而得，以开放和重实效的模式挑战了传统党派宣传中对信息控制、个人背景严密监督，以及强调个人绝对忠诚等保守的理念。

重组国际宣传部门的确是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强化其独裁统治的一步。面对全面战争的爆发，蒋介石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军事委员会不仅行使军队指挥权，而且以战时之名，将之前由政府和党部掌控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皆归于军事统帅之下。[10]国际宣传工作本从属于国民党党部下的宣传部，在这一重组过程中也被纳入蒋介石的羽翼。蒋介石对国际宣传非常重视。在1938年初的重组中，军事委员会放开了对包括国内宣传机构在内的一些部门的管控，但国际宣传一直实质上从属于军事委员会，受蒋介石的直接领导，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蒋介石对于国际宣传的重视深受其夫人宋美龄的影响。宋美龄从十岁开始赴美留学十载，接受西方的中学和大学教育。青少年成长时期是一个人知识结构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美国的教育生活显然在她的人生中打下了深刻的西方烙印。回国后，宋美龄即参与对外事务的相关工作。她加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担任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员，也曾任上海工部局童工委员会的委员。[11]与蒋介石结婚后，她成为蒋介石的秘书和翻译，很多文件整理和接待外宾工作都由她亲自负责。她的基督教背景和美国教育经历使她深知民意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她广泛阅读英文报纸以紧跟国际动态，并关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观察。[12]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的蒋介石，不论是人脉还是思想认知都缺乏与西方的互动与连接，而宋美龄恰巧填补了他的这一弱势，在帮助蒋介石打通与西方的联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样的联系在中日关系恶化之时，显得尤为重要。

宋美龄认同董显光对国际舆论界的见解和宣传策略，并极力敦促蒋介石任命董主导国际宣传。据董显光回忆：

蒋夫人或许比政府中的任何人都要更清楚，中国的经历与视角能被西方媒体正确解读是多么重要的事……如果没有她的坚持，我很难想象政府会允许让我们这样一批有专才却无政治根基的人组建国际宣传部门。毕竟在当时，以政府传统的标准来看，国际宣传并不算政府的常规职能，也很少有人在那个年代会意识到宣传对于中国的福祉和抗战是何等重要。[13]

尽管有蒋介石的庇护和宋美龄的支持，这个新成立的部门却仍然不能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独善其身。虽然董显光从事新闻工作20余年，但他在政治上仍是党龄不足两年的新手。受到党内人士排挤，对于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毕竟党内某些人习惯于拉帮结派、论资排辈，对专业素养和实干才能视而不见。董显光的任命也经常遭到党内人士私下的非议，不满董在没有多少党政经验的情况下被任命为第五部副部长，霸占宣传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党之要务。[14]董显光上任前的一天，汪精卫公开表达对蒋介石任命董显光的不满，当面揶揄董“年纪太大，不适合进官场”。[15]汪精卫的心腹陈公博，时任第五部部长，是董显光的直属上司，在得知董显光被任命为副部长后也故意留难，以推迟就任部长之举做为掣肘。同为宣传部门的上下级，董显光深知难与陈公博合作。为了避免与陈公博发生摩擦，董显光尽量将他负责的工作和第五部国际宣传的活动安排在上海，而陈公博则留在南京负责国内宣传。

董显光与陈公博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也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分歧日渐严重的写照。至1937年，汪精卫仍然抱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态度。[16]这与蒋介石日益增长的抗战决心渐行渐远。汪精卫在国民政府缺乏对军事的掌控，其对日和解的态度也源于他一直被隔绝在军事事务之外。但汪精卫以其在党内的声望，掌握着大量的宣传资源。蒋介石将董显光安插在第五部副部长的位置，也是为了平衡陈公博宣传部长的力量，阻止汪精卫传播求和的观点，影响公众抗战的士气。

而政治斗争的旋涡只是牵绊国际宣传部门有效运转的障碍之一，国际宣传专才的稀缺和设施的不完善也让董显光的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国际宣传是国民党新部门，人员皆从其他部门借调，兼职为第五部服务。然而战时本部的工作已然繁忙，借调人员无暇顾及董显光这位党内资历尚浅的副部长安排给他们的宣传任务。董显光回忆说，他很少见到手下各部门的负责人，因为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其他部门的工作。[17]事实上，即便他们能够完全投入宣传工作，成效也不太好。作为一个对外宣传机构，第五部要求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外语并具有基本的新闻技能，但借调给董显光的人员很难达到这两个要求。更让第五部运行雪上加霜的是办公资源的短缺。政府无法将这个新部门安置在一处，只能将办公地点分散于上海各地，董显光不得不每天消耗“超过5加仑的汽油”奔波往返于上海的各办公地点。[18]

面对如此左支右绌的局面，董显光认为只有彻底重组第五部，才有可能打开国际宣传的局面。然而他也很清楚，重组会引起某些资深党员非议。他承认：如果新官上任的火烧得太猛，那么身为党内资历浅薄的他也会被扫地出门。[19]于是他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求助。他多次在工作汇报时提及第五部松散的现状，并提出重组的想法。宋美龄随即派出自己的一位秘书苏丝（Ilona Ralf Sues）前去调查，但苏丝的出现使得部门内部更加离心离德。一些部门成员对需要接受一名外国女性的指示而感到恼火，甚至差点以静坐罢工抗议。这进一步让董显光确信，他部门里的人员大多数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并存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因而无法心无芥蒂地与外人合作，更无可能以同理外人之心来准确揣测外国受众的喜好，自然无法有效传达中国声音。这更坚定了董对第五部大刀阔斧改革的决心，以期让对外宣传走上正轨。

尽管困难重重，董显光还是尽可能让国际宣传的工作有所进展。他的工作主要负责审查对外发放的新闻稿件，提供新闻材料，扩大中国的新闻网络。由于两年前成立的审查机构已经步入正轨，无须过多督导，董显光的工作重点也自然集中于新闻收集与扩展传播网络。表面上，采集、编辑新闻报道于他来讲应该最为驾轻就熟，因为这样的工作很像经营一份报纸，但是由于缺乏得力的宣传人才以及战争期间恶劣的环境，这些工作反而颇为艰难。前线的激烈战斗危及记者的生命，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也导致国民政府一步步失去对长江下游媒体资源的控制。为了维护长江下游的新闻网络和人脉，董显光求助于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尽管萧同兹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但中央通讯社在战时也维系艰难，能提供的援助也极其有限。[20]

虽然董显光离开租界报业已有年月，但在租界新闻界得到的职业锻炼和在租界培养的人脉却对他宣传工作的开展大有助益。他非常注重人性化故事的书写和传播，因为它们最能有效地唤起读者的同情。他大量收集揭露日本暴行和反映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故事，而这两个主题也是他在战争初期宣传的重点。由于调派给他的员工大多没有新闻训练，不知如何用故事打动读者，而这样的能力又非一日能打磨练就，董显光随即向他在租界报界的同事寻援。长期供职于《大陆报》的郑钧（Hawthorne Cheng）[21]被他笼络在麾下，加入第五部的新闻部，负责特写稿的撰写。董任《大陆报》主笔时，郑是其得力干将之一。[22]郑钧对消息的新闻性高度敏感，英文写作流畅清晰，其才能正是董显光所急需。董显光的另一得力助手是新闻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刘（Frank Liu），这位康奈尔大学培养出来的农业专家虽然不是新闻科班出身，却在撰写专题报道方面“颇有天赋”。[23]董显光也深知如何笼络在华的外国报刊。抗战爆发后，他给予外国记者电报费优惠的待遇，以便让他们采写的战争报道顺利发报于世界。[24]

在上海，董显光深得当时上海市长俞鸿钧的协助，开创了新闻记者招待会。招待会每周一次，直到上海沦陷。俞为曾虚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英文流利，加上此前也是记者出身，深切了解如何与记者沟通。董亲赴前线，与指挥作战的陈诚、顾祝同、张发奎和朱绍良密切联络，发表每日战报，并在必要时候邀请前线指挥者亲临记者会通报战况。[25]

在上海战事危急之时，董显光尤为注重与当地精英的联系。淞沪战役打响后，他积极联络旅居上海的外国人团体，向他们提供战争最新消息，因为他深知外国侨民的意见将“严重影响其母国人民和政府的态度”。[26]可惜他可动用的宣传资源捉襟见肘，手下人员极度缺乏与外侨合作的经验。在董显光深感孤立无援之时，上海抗敌委员会向他伸出了援手。该委员会是民间自发的团体，其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向在沪的外国侨民报告中国在战争中的局势和立场。它的核心成员包括夏晋麟，当时上海格致书院（Anglo-Chinese Medhurst College）的院长兼立法院委员；温源宁，上海畅销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的主编；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田伯烈，时任《曼彻斯特卫报》记者。[27]这些成员基本上成了第五部国际宣传机构的外部代理人，负责与上海的外国人沟通，并编写宣传材料的编辑。[28]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刘湛恩在沪江大学还组织了国际友谊社（Cosmopolitan Club），邀请外国领事和上海的主要银行家，定期讨论应对战争的策略。[29]

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南京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南京的大都会饭店（Metropolitan Hotel）挤满了外国记者，渴望第一时间知晓中国的首都接下来的命运。董显光深知欧美记者在中日战争中以第三方观察者的身份报道战事，最便于影响国际舆情。他早先已经在上海报界与各外报记者多有来往，这一长期铺设的信息和人际网络在战时成为他的国际宣传机构宝贵的隐性资源。董显光每天都去大都会饭店走动，向外国记者介绍中国的立场。为了“抹去宣传的痕迹”，他刻意通过私下拜访、下午茶和私人晚宴等方式交流。在南京的那些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与外国记者共进午餐。[30]

在这些西方记者中，董显光与《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窦奠安联络尤为密切。窦奠安在1937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曾在《大陆报》工作，他在1930年代初便已经与时任《大陆报》经理的董显光熟识。在南京，董显光不仅依靠窦奠安为他提供战争的最新消息，而且把窦奠安视为向世界宣传中国观点最直接、有效的渠道。[31]南京失守后，蒋介石立即起草了一份声明让世界相信，首都的沦陷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灭亡。董显光将声明译成英文后，立即交由窦奠安发表。[32]窦奠安在临危时刻被董委此重任，可见两人当时交往颇深。

武汉，1938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被迫溯江而上，迁至长江中部的经济和工业重镇武汉。迁徙迫使国民政府放弃了过去十年在长江下游精心筹建的新闻设施和资源网络，但迁徙也终于为董显光提供了重组国际宣传机构的机会。

重组宣传部的第一步是换掉部长陈公博。陈公博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和女婿（西约诺公爵夫妇）略有私交。西约诺曾任意大利驻上海领事，抗战全面爆发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陈公博于1937年底前往意大利，以图通过西约诺与墨索里尼建立联系，调停中日纷争。蒋介石趁陈公博访意期间，果断废除了军事委员会第五部，作为部长的陈公博自然失去了领导宣传的地位。[33]蒋介石随即任命自己信任的邵力子为宣传部长。部内负责国际宣传的机构也自然重组，更名为国际宣传处，由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领导。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宣传处是个非常独特的机构。[34]虽然表面上隶属于党务系统下的宣传部门，实质上却仍然受军事委员会管辖，不但在资金上由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门负责人董显光也直接受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领导。同时，该部成员也按军事人员编制，授予军衔，工作时穿着军装。[35]如此一来，国际宣传处便在建制上成为一个跨党、军，又直属最高领导人的特殊机构。诚然，以董显光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源于租界报界，成长于传统党政之外的“空降”宣传团队，在派系林立的党国系统中，立足之根本是高水平的业务和效率。而这样直属军事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也把这一团队与重资历和派系的其他党政部门隔离开来，使其决策直通最高领导层，这样不仅有利于国际宣传的决策效率，而且将国际宣传隔绝于党派斗争之外。

表7-1 国际宣传处员工的军衔级别

改组后，董显光任命曾虚白为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与曾虚白为故交。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曾虚白，1920年代中期与董显光在天津共同创办《庸报》，此后又担任名噪一时的上海《大晚报》的负责人，此间一直与董显光联络紧密。曾虚白在董显光投笔从政加入政府审查机构之时就开始追随董。战前董显光在研究战后国际宣传计划之时也深得曾虚白的助益。生于农户家庭，留学美国，在租界报界崭露头角的董显光懂得如何与外国记者沟通，却在处理中国式复杂人际关系上略显生涩。曾虚白是出身书香门第、土生土长的中国精英，能时时从旁协助董显光与中国本土精英建立连接，助其在官场进退适度。第五部刚成立，曾虚白即被任命为董显光的副手。此次改组后，曾虚白也全力协助董显光重组了新的部门，创建了六个科——编辑科、对外科、对敌科、摄影科、传音科和总务科。

编辑科由董显光忠实的追随者沈剑虹领导。[36]沈剑虹是董显光在租界报界的同事，也是密苏里大学校友。沈剑虹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学系，随后加入董显光主持的《大陆报》。1934～1936年，沈剑虹被送往密苏里大学继续深造新闻学，回国后成为中央通讯社的一名英文编辑。[37]沈剑虹领导的编辑科运作与报社颇为相似，工作人员上午采集信息，下午回科里撰写新闻报道。编辑科平均每天采写新闻两万字，这些稿件一部分送给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一部分发给国际新闻处的海外办事处以进一步传播。该科出版《战时中国》周刊，每期印发五万多册，多发送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外交官、传教士和海外组织。[38]此外，该科还向国外的政界要人发送电报，传达中国的声音，并敦促他们组织抵制日货或罢工等活动来支持中国的抗战。为了“抹去宣传的痕迹”，所有这些电报都以中国民间组织的名义发出。类似的电文，每月要发四千字以上。[39]

设立对外科，意在拓展宣传的人际网络。对外科主要负责接洽外国记者和访客，安排他们与军政要人的访谈，安排记者招待会，并与西方的外交界、出版界和新闻机构保持紧密联系。董显光非常重视为来华的外国记者和访客提供便利，尽力满足他们“对各种信息的需求”和采访意愿。[40]对外科也竭力协助新来华的西方记者与政府官员取得联系。以董显光的观察，当时新近来华的记者通常都把初次采访中国政要视为宝贵的机会，不惜花费高昂的国际电报费，一字一句地还原交谈内容，[41]而这样的宣传机会不可多得。

对外科重新恢复了外国记者招待会，专门邀请军政和外交领导人就前线局势发表谈话，学者也经常到场演讲。在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10月24日不到一年的时间，国际新闻处就组织了300多场新闻发布会，平均每场都有50余名记者参加。[42]董显光不仅与西方记者建立工作关系，便利他们获取信息，还凭借殷勤好客之道，培养个人友谊。在得知英国作家胡德兰（Freda Utley）抵达酷暑难耐的武汉却没有足够的夏衣后，国际新闻处特地为她制了件夏装，请宋美龄以私人礼物相赠。[43]董显光认为这种好客之道对宣传大有助益。

经营对外科如同经营一家店铺，外国记者即我们的顾客。而合格的店者应该本着顾客至上这一理念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好客之道是我们国际宣传的魅力所在。如若使合作之人身心安适愉悦，他们也容易接纳我们的想法，并将我们希望传达的信息广为散播。[44]

对敌科既是宣传机关，又是情报机关。以宣传而言，对敌科将目标锁定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侨民。对敌科的材料用日语编写，并聘请日本反战人士用日文广播反战思想。[45]负责人崔万秋1924年至1933年在日本生活，1934年在曾虚白主编的《大晚报》担任编辑，此间他还在沪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书，后来他加入了戴笠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搬至武汉后，很可能是在戴笠的推荐下，崔万秋被招募到对敌科工作，[46]使得该部门实质上成为军统的一个分支机构，与其共享有关日本的情报和对敌事务的分析。在对日情报专家邵毓麟的指导下，军事委员会出版了《敌情报告》《敌情研究》等刊物，供国民政府高层参考，制定抗日政策。[47]

摄影科的成立得益于中央通讯社的协助。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专业摄影人员，国际宣传部门迟迟难以向外国媒体提供照片。[48]董显光自知自己的部门摄影方面人才捉襟见肘，便求助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同意将该社的照片与国际宣传处共享。董显光对中央通讯社主要摄影师王小亭大为赞赏，称其“技术精湛，新闻意识敏锐”。[49]他在被战火吞噬的上海火车站废墟上拍摄的那张弃婴在铁轨上啼哭的照片，被西方媒体广为传播，成为国际上揭露日本侵华罪恶的著名照片之一。虽然此照片后来被学者批评有摆拍嫌疑，[50]它体现出战争给中国百姓造成的深重苦难却也属实。除了直接供给国际媒体照片，摄影科还为外国记者提供冲印胶片服务，一来加强与外国记者的联系，二来可以借机审查照片的内容。[51]

图7-1 上海火车站废墟中的婴儿

资料来源：Life，Octomber 4，1937，p. 102。

1930年代，广播已经成为新兴的传播工具。国际宣传处也设立了传音科，专门负责外语广播。1937年12月，传音科开始通过汉口广播电台，每天用英语、法语和日语分别播送新闻十分钟。1938年5月，交通部管辖的汉口无线电台又配合国际宣传处，每天播放一小时的外语节目。[52]在国际宣传处苦于战乱时期缺少新闻印发渠道之时，广播这一形式逐步成为表达中国战争立场的重要渠道。这家电台不仅专注于新闻报道、政治评论和演讲，还设计了文化节目，包括西方音乐、中国戏剧和诗歌朗诵。目的是尽量增强节目的趣味性，减少宣传痕迹。

在整合政府宣传资源的同时，董显光也注重铺设国际宣传网络。他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任命上海抗敌委员会成员之一温源宁为主任。温源宁以《天下月刊》编辑的身份为掩护，负责香港办事处的事务。董显光对温源宁信任有加，甚至安排如果自己在战争中遭遇不测，由温代为处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海外办事处工作，可见两人工作上的默契。[53]随着上海的沦陷，香港成为中国与世界联通最重要的出口，宣传材料都是从香港办事处寄往海外。这座城市也是外国记者来华的第一站。为了影响来华记者，香港办事处出版了英文月刊《远东镜》（Far Eastern Mirror）。为了便利印刷和运输，《战时中国》编辑部也从武汉搬到了香港。小小的香港办事处当时已然成为国际宣传处的信息中枢，向其在各国的分支机构发送宣传材料。办事处同时也兼负情报任务，调查外国访客来华的目的与背景，以便利国民政府决定是否发放通行证。文学背景出身的温源宁是深具外交才能的知识分子，他经常能利用非正式的会晤与外国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并在看似不经意的谈笑间与外人互通信息。[54]

伦敦办事处是国际宣传处在海外的另一个重要分支。该办事处由当时供职于外交部的夏晋麟，在英籍记者田伯烈的协助下建立。他们两人都曾是上海抗敌委员会的成员，早在淞沪会战期间就与董显光有紧密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外交部门和宣传部门在战前很少协同运作。而既从属于外交部门又服务于国际宣传处的夏晋麟正好能将两部门打通。夏晋麟在中国驻欧外交界有广泛人脉，其中与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关系尤其紧密。郭泰祺经常邀请夏晋麟到大使馆参加聚会，这更便利了夏晋麟利用外事机会扩大宣传网络。

图7-2 英国援华委员会游行

资料来源：The collection of Jenny Clegg and 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

在一次聚会上，夏晋麟偶遇自己在伦敦米尔高中的同学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和他的伴侣多萝西·伍德曼（Dorothy Woodman），马丁是夏在伦敦米尔高中（Mill High School）的同学。马丁和伍德曼两人都是英国援华委员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的重要成员。英国援华委员会由一群同情中国抗日的英国左翼人士在1930年代末成立，旨在游说英国人支援中国。[55]它的主要组织者包括左翼读书会的创办及主持者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杂志主编金斯利·马丁，女权运动者和社会活动家玛格莉·弗来（Margery Fry），英国工党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外事记者阿瑟·克莱格（Arthur Clegg）。[56]英国援华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资金，推动抵制日货，并安排中国学者和政要到英国的一些机构演讲。[57]夏晋麟与马丁和伍德曼的个人友谊也加强了他与英国援华委员会的联系，使该委员会成为伦敦办事处的主要活动平台。抗战期间，英国援华委员会一直秘密地从董显光所在的部门接收宣传材料。应董显光的要求，夏晋麟特别小心地保持着与英国援华委员会的非正式联系，远离公众视线，以便“抹去宣传的痕迹”。[58]

同一时间，国际宣传处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也在紧密筹备中，而与租界报界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英美记者和报人，亦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为宣传处在国外的代理人。纽约的办事处由田伯烈和曾供职于合众社的记者李复（Earl Leaf，又译黎甫）创立。该办事处负责收集美国对华舆情，并协助宣传处在美国发布有关中国的新闻。董显光建议李复尤其注意影响美国金融界和商界的意见，以推动他们自发推动美国对日本战争物资禁运。[59]李复抱着对中国极大的同情，对办事处的工作尽心尽力。工作忙碌时，为了能及时与美国各机构保持联系，同时也为了给资金上捉襟见肘的办事处节省开支，李复索性住在办事处。[60]

与此同时，田伯烈积极与泛太平洋新闻社（Trans Pacific News Service）建立联系。泛太平洋新闻社由舒华兹（Bruno Schwartz）领导，他曾于1920年代任汉口出版的英文日报《自由西报》（Hankow Herald）的主编。泛太平洋新闻社后来改组成中国新闻社（Chinese News Service），成为中国消息在美国发放的重要渠道。[61]

由李复领导的办事处特别注重通过美国人来分发宣传材料。毕范宇（Frank Price）和他的兄弟毕范理（Harry Price）对国际宣传处在美国新闻网络的铺设贡献卓著。毕氏兄弟与中国有深厚的渊源，他们出生在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毕范宇曾担任金陵神学院院长，并于1929年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译成英文，与宋美龄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62]毕范理曾在燕京大学任教。兄弟二人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与国际宣传处相联通的中国信息集散中心，而这一机构完全由美国人运作，契合了董显光隐性宣传的理念。[63]该中心虽然只运行了两年，但董显光认为它在美国人尚不了解中日战事之时，对阐述中国的立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64]

在李复的协助下，毕范宇兄弟组织了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Campaign of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即通常所说的毕氏委员会。该委员会呼吁美国禁止向日本供应军事物资，得到了美国高层的响应，其中就包括国务院远东事务特别顾问斯坦利·亨贝克，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基·皮特曼（Key Pittman）等国会议员。[65]这也得益于委员会执行秘书毕范理为多方联络美国政要所做的努力。该委员会一度邀请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属的中国医学基金会前任主任顾临（Roger Greene）担任主席。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成为该组织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1939年，该委员会聘请到前国务卿亨利·史汀生为名誉主席，哈佛大学荣休的校长阿伯特·洛厄尔（Abbot Lawrence Lowell）、美国亚洲舰队前总司令哈里·亚内尔（Harry E. Yarnel）为名誉副主席。[66]弗雷德里克·麦基（Frederick McKee）、著名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A. Fitch）的妻子杰拉尔丁（Geraldine Fitch）也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67]正如李复所报告的：“毕范理在纽约的家已经成为编辑、作家、研究专家、教授、传教士、抵抗运动组织者和其他致力于中国事业同道的交流中心。”[68]然而，为避免让人产生此机构与国民党有干系之嫌疑，李复还是决定在1938年9月离开了该委员会。[69]

的确，赢得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已成为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对外宣传最重要任务之一。人们大多只知道在1940年代为影响美国政府要员，由媒体巨头和退休将领组成的“中国游说团”，以及蒋介石在其背后的操作，却不清楚游说团前身，其实是早在1930年代末便在美国铺设好的宣传网络。而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便是其中的主导。[70]蒋介石指示孔祥熙每月拨款十万美元，支持董显光在美国的宣传活动，并特别建议他要不吝花费，“尽一切努力”在美国找可靠的人来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71]除纽约外，董显光又将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机构扩展到了芝加哥和旧金山。这两个办事处分别由艾文思（Henry Evans）和饶世和主持。

1938年2月，蒋介石又派张彭春到美国进行宣传。[72]张彭春是南开大学戏剧研究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在梅兰芳成功赴美、苏演出的过程中，他全程担任戏剧顾问和翻译，对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有丰富的经验。张彭春在抵美后的两周内便拜访了20多位社会名流，包括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陆军和海军部长、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他一面收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一面向美国精英传播中国的观点。[73]蒋介石还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希望以他知名学者的声望促进中国的外交和宣传。胡适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任大使，受到美国人的热烈欢迎。《纽约时报》称赞他是少数几个“集新、旧中国美德于一身的完美代表”，“是增进中美互相理解的不二人选”。[74]胡适使美期间，就中国国情发表演讲，争取美国公众支持。他公开的外交活动在明，国际宣传处在美铺设的宣传网络在暗，明暗呼应，相得益彰。

图7-3 国民政府国际新闻宣传机制脉络（1938）

然而，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活动也是阻力重重。1938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要求代表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必须公示其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因此，很多曾经同情国民政府的美国政界和媒体精英开始与中国保持距离。[75]这一法案迫使国民政府必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谋划宣传活动。与此同时，董显光在美国的办事处还面临与日本宣传机构的竞争。尤其在宗教层面，日本势力已经成功地渗入基督教社区，在非裔美国人团体中灌输了日本追求种族平等的观点。弗雷德里克·威廉姆斯（Frederick V. Williams）是多家天主教机构的传道人。他在1938年至1939年与日本势力走得很近。曾在江苏做过传教士的梅雨丝神父（Charles L. Meeus）曾告知董显光，他经常发现威廉姆斯在天主教会中刻意抹黑蒋介石和宋美龄。[76]同时，日本在美国的宣传机构也极力拉拢非裔美国人，向他们灌输日本战争目标是把白人赶出亚洲，把中国人从西方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这一论调迎合了很多被白人压迫的非裔美国人对实现种族平等的渴望。[77]

在武汉落脚后，国际宣传处初步建立了一个集中、统一的宣传系统，而在外围又搭建了诸多非官方的渠道来扩充宣传网络。国际宣传处总部正式领薪俸的只有26人，但直接或间接为国际宣传处提供服务的人员总数超过200人。[78]宣传处跨党、军两个系统，得到了包括外交部、军事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央通讯社在内的许多政府机构的支持。比起战前各自为政的国际宣传，新的系统更有效地整合了国民政府的内部和外部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宣传网络的核心是人际关系网络。国际宣传处的大多数成员是董显光在租界新闻界的同事或同行。和董一样，部门内的大多数成员都缺乏党务经验。他们有的在进入国际宣传处后一年才仓促入党。之所以入党，多半是出于工作便利的考量，而不一定全为信仰之故。[79]董显光之所以能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建立起国际宣传系统，仰仗其长期在租界英文报专业素养的积累和人际网络的搭建。尽管董欲极力保持国际宣传处这个小圈子不受党争的牵绊，他的部门也很难独善其身。党内其他派系经常试图在其部门安排关系户，或者安插人马。比如陈果夫这一党内掌管组织事务的大佬，就曾向董显光的办公室推荐他手下政治培训学校的毕业生。[80]但从国际新闻处的名单和履历上看，董并未向陈妥协。

不得不说，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部门是国民党宣传机构中的异类。它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引入相对自由开明的宣传策略，并集结了一支几乎毫无党政经验的团队。这打破了国民党宣传系统一向注重思想控制的传统。的确，董显光一直在试图将租界报界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模式移植到国民党自上而下的信息控制系统中。前者多注重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重视传播者的业务素养，淡化过去国民党内强调国籍、党派、党务经验以及对官僚体制的服从等条框的限制。

然而董显光，之所以在党政背景极其薄弱的情况下能顶住党内势力的压力，建立这样一个特殊的部门，源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幕后的支持。蒋氏夫妇一直高度关注董显光国际宣传处的运作，并保护它免受外部党派纷争的干扰。宋美龄曾冒着被日军轰炸的危险，两次从南京到上海，莅临董显光领导的国际新闻处指导宣传工作。[81]她亲自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发表演讲。[82]甚至当董显光与蒋介石就某些消息的发布与否存在分歧时，宋美龄也从中调解，以求得共识。[83]例如，当得知英国进一步绥靖日本的侵略，暗中承认日本的占领，并与日本密约在武汉设立中立地区保护外侨后，董显光主张此事暂缓透露给媒体，以给中英外交留有余地，但蒋介石决定将此事公开。董显光知道难以直接说服蒋介石，便转而求助宋美龄劝蒋来改变主意。董显光的确与宋美龄的沟通更加得心应手，而对蒋介石却颇为敬畏。有外国记者就曾看到董显光在蒋介石面前明显紧张，甚至有些颤抖。[84]据蒋介石的电话接线员回忆，董显光与宋美龄的沟通不论用中文还是英文都很顺畅，而跟蒋介石通电话则显得有些结结巴巴。[85]

端纳在中国的国际宣传中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作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顾问，端纳在西安事变期间曾陪同宋美龄，与他的老东家张学良进行斡旋，在助蒋获释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端纳早期是一名记者，深谙外国新闻机构的运作方式。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协助董显光制定宣传策略，并招揽田伯烈为国际新闻处工作。[86]也正是端纳，在陈公博赴意大利期间，说服蒋介石撤除第五部，从而自动解除陈公博宣传部长的职位。[87]端纳自己也时常向初次来华任职的外国官员介绍中国的情况。美国海军参赞迈克休（J. M. McHugh）第一次来华时，端纳就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又把他引荐给蒋介石。[88]虽然至今尚未找到足够的材料，来还原端纳在组建国际宣传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迈克休在一份报告中称董显光的国际宣传活动受端纳直接控制的说法，也有夸大端纳重要性的嫌疑。[89]国际宣传处的大部分员工要么曾是董显光的同事，要么是他在密苏里大学的校友，这些都证明了董显光在国际宣传处有相当独立的人际网络和领导地位。端纳很可能在宣传的口径、手法以及与西人的联络上在幕后为宣传处献策，但实际事务的操作以及和政府其他部门的联通都需要有丰富租界报界经验的中国双语精英来完成。

武汉时期，求实求真的宣传策略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密苏里大学受过专业新闻训练的董显光，深知国际社会对欺骗性宣传的抵触，也清楚地了解伪造新闻对信源可信度造成的伤害。[90]他认为，听众对中国消息来源的信任是进一步接受中国观点的先决条件，因此尊重事实的信息和平衡报道是让中方的消息在国际舆论界受到重视的最佳途径。1937年8月，中国空军曾出现两次重大事故，一次在上海租界中心坠弹，造成三千余人丧生，另一次误炸了扬子江上停泊的美国胡佛号远洋轮船。尽管外国记者最初一致将罪责归于日本，董显光坚持认为信息的真实符合中国宣传的长远利益，授意媒体承认两起事件系中国飞行员的失误。[91]

武汉期间，董显光也将“不干涉”和“利用外国人为中国进行宣传”的策略发挥到极致。他在租界新闻界十余年，与英文报界主要人脉网络都有交叉。其中，“密苏里帮”、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以及《大陆报》人员，都是他的人际网络，而他自身的信息和人际网也在战争期间转化为政府的有效宣传网。董显光善于发掘高水平的宣传人才为政府所用。他通过曾虚白结识了与曾关系密切的圣约翰大学讲师武道（Maurice Votaw），并邀请他出任顾问。他也赏识牛津大学汉学家马彬和（J. A. MacCausland）的才华，邀请他协助自己翻译会议和演讲资料。[92]在租界结识的外国记者也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集结于董的周围，成为国际宣传部门隐秘的代理人，负责国际宣传处海外办事处的事务。而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也得到了外国传教士团体的帮助。

相对宽松的审查是武汉时代新闻政策的一大特点。审查人员有权删除信息，但无权修改信息。[93]他们在删除信息前不仅要告知外国记者有哪些内容不适合发表，而且要解释这些内容可能对中国造成的伤害。[94]而宽松的审查也是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对新闻媒体监控力式微的结果。董显光不得不承认，领事裁判权的存在，本已使得国际宣传处对外国记者的新闻审查力不从心，[95]而上海的沦陷更让国民政府对新闻的管控难上加难。董显光以其多年报界的经验，非常清楚外国记者逃避审查的各种套路。他深知那些被禁的消息也可以通过信件或私人传播的方式从武汉传递到日占区，[96]与其无谓的堵截，不如放宽审查，以求赢得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武汉的日子见证了言论自由的光景。1937年12月至1938年9月的审查数据显示，5月、6月、7月、9月，审查部门平均每篇文章删除3.11字。比起1930年代中期，外国记者经常抱怨他们的文章被审查部门完全改写或拒绝刊发，武汉的审查部门对他们的文章所做的改动微乎其微。放宽审查不仅适用于英语出版物，而且适用于中文出版物。1938年，没有一位编辑或出版商被逮捕或暗杀。[97]当时在华外国记者认为武汉是中国“最自由”的城市。[98]

表7-2 国际新闻处审查数据（1937年12月至1938年9月）

国民政府在努力加强对外宣传力量的同时，中共也试图在英文媒体上扩大其影响力。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尽管双方仍缺乏深度互信，但在武汉时期的合作相对顺利。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经常到董显光的国际宣传处视察工作，并出席外国记者招待会。尽管两人在政治理念上有所分歧，但董与周私交尚笃。董显光称赞周恩来在汉口期间“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宣传处）与外国媒体的友好关系”。[99]董显光也尽力配合周恩来，以示国共合作的诚意，增强抗战的士气。

周恩来以其个人魅力吸引了许多外国记者的注意，他们认为周恩来可以“操纵记者对中国的看法”。[100]《国家》（Nation）、《大西洋月刊》（Atlantic）和《纽约时报》的自由撰稿人蓓姬（Peggy Durdin）就对周恩来的“磁性人格”印象深刻，她认为“国民党方面没有人能在说服力或见识上与周恩来相比”。[101]《外国新闻报》（Foreign News）编辑李伯曼（Henry Lieberman）虽然对周恩来的英文水平有点失望，但仍然承认周恩来是“他所遇到的最伟大的人之一，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灵活的头脑和惊人的才能”。[102]此外，《大公报》记者、周恩来的亲密助手范长江也在汉口组织了一家英语新闻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后来搬到了长沙，又迁桂林，向国际新闻处提供新闻报道。[103]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ce League）成为中共对外宣传机构的一个延伸，负责接收同情中共的记者采写的报道，然后将其做成新闻简报，分发到世界各地。[104]

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乐见国共握手言和，他们认为武汉的日子是“中国抗日的浪漫时期”。[105]而国共一致对敌，也减轻了外国记者的新闻工作负担，他们不必在复杂的两党之争上浪费精力，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对日本的抵抗。时任《纽约时报》记者的窦奠安在1982年的一次会议上回忆了他在武汉的经历。

这段时期（在武汉）也是统一战线的鼎盛时期……两党的团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中国在经历了一些非常艰苦的战斗后节节败退，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团结精神似乎依然坚如磐石。我们在报道中也尽量凸显这一点。[106]

深入虎穴：上海的宣传

上海虽被日军占领，但这个国际大都市仍然是传播中国观点的重要平台。董显光深知，上海外国侨民的态度左右着各国民众与政府官员的对华态度，于是决定秘密潜入上海，组织宣传活动。沦陷后的上海，人心焦灼、低落。正如董显光的同事在1937年12月1日的报告中称，外国人在上海普遍没有安全感，“没有人知道这场仗会打多久，也没人知道当权者准备在多大程度上牺牲他们的权利”。[107]中国居民已极度厌战，他们对国民政府遗弃这座城市而失望，并在日本的统治下深感压迫和无依无靠。[108]而董显光的部分工作就是要鼓舞上海民众的士气。

董显光潜入上海也是为了抵制日本在该地区的宣传。上海沦陷后，日本强占了交通部的设备，并接管了当时亚洲功率最强的电台之一XHQC。[109]日军在公共租界把持了新闻业，并暗杀抗日记者和社会活动家。1938年1月6日，日军以上海统治者的身份，接管了中方设在大北电报公司、大东电报公司和太平洋电报公司的审查机构。美国和英国总领事馆只在口头对日本当局的做法表示抗议，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进行阻止。为了避免上海完全落入日本人的控制，董显光认为有必要对日本在上海的宣传展开反击。

上海对于董显光来说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方。这座城市处于战时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暗杀每天都在发生。黑帮和与各利益集团相勾结的帮会通过谋杀和绑架争夺权力。当地精英，尤其是记者和意见领袖也成为恐怖活动的目标。[110]1938年4月7日，董显光在上海的主要联系人，曾任抗敌委员会主任的刘湛恩在与十岁的儿子等公交车时被枪杀。其中一名刺客被警察逮捕。法庭上，这名25岁的嫌疑人声称他是受黄道会的头目常玉清指使去杀害刘湛恩的，因为刘湛恩在上海与亲日分子关系友好，有望成为日本人统治下的江苏省省长。[111]这名嫌疑人的指控显然是企图抹黑刘湛恩，并在动荡时期打着“爱国”的旗号行恐怖之实。刘湛恩与日人勾结的说法毫无根据。刘湛恩原本计划去美国做反日演讲，他的行程也很可能是受董显光国际宣传处的委托。而日本人控制的媒体《上海日报》在刘湛恩死后第二天发表的评论也驳斥刘的亲日立场，称刘湛恩曾试图“在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前，于其高官中挑起纠纷”。[112]刘湛恩被暗杀意味着上海的反日活动受到极大的压制和威胁，恐怖丛生。而董显光在此时身赴上海开展反日宣传，几乎是独闯虎穴。

面对危险的上海，董显光得以自保的方式就是隐姓埋名，保证任务的机密性。从汉口出发的水陆交通都要受到日本当局严密的稽查，董显光只能先飞往香港，然后转乘一艘意大利船只前往上海。当时董显光的朋友、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瑞思义（Ronald Rees）碰巧也在船上。瑞思义曾一再提出要帮助董显光进行宣传活动，但董婉拒了他的好意。他虽然信得过瑞思义的为人，但不想让更多不必要的人卷入，陷人陷己于危境，并妨碍了宣传的秘密性。他得知船上还有其他熟人，索性整个航程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尽可能保密行踪。在上海的十天里，他大部分时间隐蔽在田伯烈家。他联系了《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字林西报》《大陆报》，安排他们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进行情报交流，并让他们通过香港办事处接收信息。[113]在这些报刊中，《密勒氏评论报》与董显光的联系最为密切。该报主编鲍维尔的办公室里间甚至存放着一个秘密电台，接收董显光部门发来的信息。[114]董显光还把宣传处驻留在上海的其他重要人员——董寿朋、普赖德和魏景蒙派往香港，毕竟他们公开在上海做宣传工作多年，如今留在风雨如磐的上海，人身安全堪忧。[115]

董显光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地下的秘密办事处，由朱世清和配尼斯敦负责。朱世清曾一度遭到日本特务机关的传讯，扣押五天，经巧辩释疑而得释放。[116]配尼斯敦是董显光初到美国时在巴克学院的同学，后又一同转入密苏里大学，两人私交甚笃。[117]配尼斯敦曾担任《大陆报》的首席社论撰稿人，并在东吴大学教授英语和逻辑。他们的办公室深藏在法租界的一条小巷里，狭小而隐秘。他们编辑的小册子和传单，多数时候可通过报贩、警察或小贩散发，但有时也必须自己发放。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配尼斯敦自知处境越发艰险，而他车库里藏的一箱箱上海秘密办事处的记录和宣传的资料，很可能随时陷他于危境，但立即烧毁资料又很可能会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他于是淡定地等到农历的新年，趁着人们在街头烧纸祭祖之时混入其中，光明正大将这些可以要他性命的资料焚烧了三天。[118]作为双重保险，董显光还安排了第三名地下工作人员——美国人范海璧（Hubert Freyn），向他报告日本人在上海的动向。他的工作安排得非常秘密，以至朱世清和配尼斯敦都不知道范海璧的存在。[119]

南京大屠杀的新闻传播

南京大屠杀对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网络是个严峻的考验。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对放弃战斗、手无寸铁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强奸和抢劫，大规模的暴行持续了六周以上。[120]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残暴，若能成功传播到国际舆论界，则中国的苦难和抵抗容易获得国际同情，而日本的暴虐也会让国际社会对战争有更清晰的认知。国际社会的介入，也能构成钳制日本的力量。

然而，中国用于发布这些信息的资源相当有限。日军占领南京后，所有的新闻传播设施都被日军严密控制。作为信息集散地的上海尤甚，日本占领了上海华界后，对两个外国租界也严密监视，外国电报公司发报的消息被严格审查。此时中国的国际宣传面临着双重挑战：收集日本在南京暴行的资料，并能将它们从南京传出去。

董显光依赖西人宣传的策略，在这一事件上发挥到了极致。南京沦陷后，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成了日军暴行的目击者，出于人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发自愿地帮助中国揭露日军暴行。一些人甚至成为中国长期的宣传代理人。董显光倚赖外国记者报道南京大屠杀，不仅因为他们是当时唯一可用的消息来源，还因为董显光相信，来自“中立”第三方目击者的描述，远比来自中国的报道更可令人信服。[121]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宣传，以1938年1月国际外交官返回南京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37年12月，日军暴行达到高潮，但由于日军封锁了消息，媒体对有关事件的报道微乎其微。对于屠杀的报道主要来自留守南京的少数外国记者和传教士。其中，《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史迪录和《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尤为活跃。

经过多次努力，史迪录终于在12月15日登上瓦胡岛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一上船，他就立即试图通过船上的无线电设备将南京暴行的报道发出去。他成功地贿赂了瓦胡岛号的发电员，将他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发送给了《芝加哥每日新闻》。这也是西方媒体首次刊载关于南京暴行的报道。[122]史迪录将日本对中国平民的屠杀称为“有计划的灭绝行为”，而日军残杀中国人如同“屠宰羔羊”一般。他还描述了让自己触目惊心的一幕：他的车不得不开过“五英尺多高的尸体堆，而这些尸体早已被无数日本卡车碾压过”。[123]史迪录在12月17日和18日继续发表有关南京的报道，每一篇报道都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对中国平民的残害。[124]

12月18日，窦奠安也报道了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情况。他准确地描述了城中气氛的急剧变化。

日军占领南京城后，轰炸停止了，混乱的战场暂时平息，四处逃散的士兵也终不见踪影，这让城内的百姓如释重负，错以为日军管制虽然森严，但是随着战事的平息，秩序会很快得到恢复。可是日军两天的占领已经完全打碎了人们的希望。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地掠夺抢劫、强奸妇女、屠杀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大量战俘以及有军人嫌疑的成年男子惨遭杀戮。南京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125]

窦奠安不仅记录了日本对中国的野蛮行径，而且揭露了日本士兵对美国公民的暴虐之行——日军抢走了美国教会大学医院工作人员的现金和手表，美国大使的家也被洗劫一空。[126]虽然窦奠安与董显光私交甚笃，但就此将其视为董的宣传代理人亦有失偏颇。窦奠安在强烈谴责日军残暴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军事防御颇有微词。他在文章中暗示蒋介石应该为南京的悲剧负责，认为蒋听从了德国军事顾问和白崇禧的建议，放弃守城，而陷国家首都于如此不堪之境地。[127]窦奠安也揭露了中国士兵装备不足，缺乏战斗意志的现实。他在报道中描述称，大批中国士兵从前线溃散，为了免遭俘虏，扔掉枪支，穿上便服，扮为平民逃离。窦奠安也对中国的战事堪忧，怀疑中国军队是否还有能力“再次集结，对日本的军事机器进行有效的大规模抵抗”。[128]

上海与南京近邻，南京受难，以往消息灵通的上海租界报刊却完全失声。事实上，上海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报道要比美国报刊晚得多。《字林西报》在12月25日才对南京的状况有所披露，这比《芝加哥每日新闻》晚了整整十天。《字林西报》的文章由贝德士（Miner S. Bates）撰写。贝德士是日本占领南京时留在南京的少数西方人之一，曾任金陵大学教授。日军占领南京后，他义不容辞担起了为中国人提供人道救援服务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贝德士把揭露日本人的暴行看作一种“道德义务”[129]，他将自己目睹的悲惨之状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并将这些记录寄给了他在上海的妻子饶品秀（Lilliath Bates），请她将这些材料分发给他信任的西方人，其中就包括史迪录、田伯烈和《大美晚报》的高尔德。[130]贝德士的文章《首都沦陷后的强奸与抢劫》（Rape，Looting Follow Taking of the Capital），据说就是史迪录在南京时从贝德士处得到，又悄悄从南京带到上海，转交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这篇文章后来在1937年12月25日的《字林西报》匿名发表。[131]《字林西报》的编辑评价说，尽管这篇文章已经“写得非常克制”，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恐怖与残暴，仍然可以在读者的脑海中历历在目地勾勒出南京的惨烈之状。[132]史迪录、高尔德和路透社记者莱斯利·史密斯（Leslie C. Smith）在文章中也都引用了贝德士的报告。《纽约时报》驻上海的另一位记者亚朋德也在12月24日的文章中通篇引用了贝德士的报告。

《密勒氏评论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甚至更晚。1938年1月1日，《密勒氏评论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人竞赛。而吊诡的是，该报的消息并非来自留守在南京的西人，而是直接引用了日本审查机构通过的消息来源《满洲日日新闻》。面对《满洲日日新闻》描绘的这场杀戮竞赛，《密勒氏评论报》不得不以克制的态度评论：尽管《满洲日日新闻》“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它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日本士兵进入中国首都后发生了肆意的抢劫、谋杀和强奸”。[133]随后又援引《纽约时报》关于日军暴行的报道，作为另一佐证。

上海租界的报刊一向在报道中国事务方面较其他地方的报刊迅速，评论往往也更加犀利。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时皆如此。而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迟缓，态度克制，说明当时日本已经严密地控制了上海的信息流动。日本审查机构阻断所有有关日本士兵不端行为信息的外流。田伯烈在发给《曼彻斯特卫报》的电稿中称，约有30万名中国平民在南京被日军屠杀，但这条消息被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审查人员以“可能会对日军不利”为由扣留。[134]《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记者维克托·基恩（Victor Keen）有关南京暴行的报道，也在太平洋电报公司审查人员的要求下撤回。租界报界对日本的新闻审查深恶痛绝。《密勒氏评论报》批评“日本的审查制度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审查，比苏联还不如”。[135]法文《上海日报》也应和称：“新闻审查在其本国实行已经遭人厌恶，何况还跑到另一个国家耀武扬威。”[136]虽然这些抱怨引起了英国和美国领事馆的注意，但除了抗议，面对执意要扼制中国声音的日本军方审查人员，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抵制。

即使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南京屠杀，在1937年12月这个事件也未必能得到国际舆论的响应。与南京大屠杀同时发生的还有美国军舰帕奈号（Panay）的沉没，帕奈号事件与美国的利益更相关。12月12日，日本空军袭击了停泊在南京长江江面的美国海军炮舰帕奈号及其护送的三艘标准油轮。这一事件立即登上了国内外各大报刊的头版。《密勒氏评论报》虽然对南京屠杀沉默，却在12月底密切追踪了帕奈号事件。该刊评论认为，日本对帕奈号的攻击表明：“美国根本无法在中国的危机中独善其身，必须站出来直面现实，要么完全从中国抽身出来，要么做好战斗的准备！”[137]《纽约时报》呼应了《密勒氏评论报》的评论，否认了日本的轰炸是意外。《纽约时报》收集了各方面目击者的描述，以证实日本的袭击是有计划的。[138]该报还提醒读者，日本保证类似的“错误”将不会再发生的承诺是骗人的，并认为只要日本军队还继续留在中国，交火的风险就会一直存在，冲突会继续威胁美国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

日本政府信誓旦旦地保证在华外国人的安全不受侵害，却毫无诚信可言。如同盗匪入室洗劫时不能确保无辜的旁观者不被误伤一样。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能给予的唯一有效的保证，就是从中国的土地上撤出，结束它大日本帝国主义继续铤而走险的侵略。[139]

12月间，一边是南京默默忍受着屠城的惨烈，一边是帕奈号事件吸引各大报刊的视线。媒体的冷热似乎总难还原事件之重要程度，但对帕奈号事件的关注，的确调动了美国公众的反日情绪，为日后南京大屠杀的浮出水面铺陈了感情上的动员。

1938年1月6日，各国外交官陆续返回南京。这给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提供了契机，董显光所在的部门也适时抓住了这个机会，发起了媒体的反击。董显光与留守南京的西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他在国外的宣传网络，组织各种活动来披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董显光最重要的联系人是田伯烈。田伯烈一直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他与蒋介石夫妇的顾问端纳同样来自澳大利亚，故颇受端纳的照顾。[140]这层关系也使得他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与国民政府的官员日益接近。

抗战全面爆发后，端纳找到田伯烈，邀请他加入国际宣传处。田伯烈拒绝端纳的邀请，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驻南京的记者反而更能施展拳脚，毕竟当时其他的记者大多驻扎在华北和上海。然而上海沦陷后，田伯烈实在无法“看中国人在如此关头，仍对宣传无所适从”而置之不理。[141]作为抗敌委员会的一员，田伯烈在上海沦陷后与董显光已有合作。日军占领南京前，田伯烈就已在南京，与南京城内传教士熟识。这些人一部分在南京陷落后成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亲历了南京的浩劫。田伯烈在离开南京到上海后，设法与南京的旧友保持联系，在危急时刻得到他们亲历南京大屠杀的见闻报告。安全区委员会的领袖之一贝德士就对田伯烈信任有加。他将关于南京暴行的目击报告寄给妻子后，特意嘱咐妻子秘密转交给田伯烈。[142]

1938年，董显光从武汉辗转只身潜入上海安排宣传时就找到了田伯烈，提议资助他收集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资料，并结集成书。[143]书的出版方案得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支持。委员会向田伯烈提供了贝德士的信件、费吴生（George Fitch）的日记和马骥（John Magee）的照片等。这些资料无不翔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恶。但此时，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尚留在南京城内，大规模披露日军恶行必然置他们于危境。因此，委员会不得不要求田伯烈尽可能隐蔽信息来源，添加其他日占区日军罪行的叙述以淡化南京的信源。[144]贝德士一再要求田伯烈尽可能规避个性化描述，只依赖他们描述的事实即可。[145]在境况最危急之时，委员会成员不得不要求田伯烈放慢编辑的速度，以便给在南京的传教士一些时间等待外部时机的变化，以改变他们危难的境地。但田伯烈也知道出版的紧迫，多一天拖沓也很可能是多一天放任日人的杀戮。从贝德士与田伯烈的通信中也可看出，田伯烈不愿意减少传教士叙述中的个性化描述。贝德士也同意田伯烈和“他在上海的顾问”（很可能是董显光或与董相关之人）的意见，毕竟目击者的描述可以更直接、更真实的还原现场，调动读者的感情。[146]委员会成员最终也同意了田伯烈尽快将他们的报告编辑成书，背水一战，希望迅速公开真相可以成为扭转局势的砝码，与其在恐怖的阴影下苦撑，不如求变，以真相引起西方对日军的野蛮和战争的本质更清晰的认识。[147]

田伯烈的《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1938年中期在上海、伦敦、纽约和加尔各答同时出版。这本书从最初计划编写到出版只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尽管田伯烈强调出版这本书完全出于自己对日本新闻审查的反抗，[148]但国际宣传处也在幕后为他提供了资金和援助。[149]

南京大屠杀之后，田伯烈与国际新闻处的合作越发紧密，成为连接在华西人与宣传处的重要枢纽。他说服费吴生前往美国讲述自己在南京的亲身经历，[150]路费由国际宣传处负责。[151]田伯烈还联络了南京蒙难之时一直留在城中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Lewis Smythe），并在宣传处的资助下协助他出版有关大屠杀的目击描述。[152]田伯烈应董显光和曾虚白的邀请，到汉口讨论拓展中国海外宣传网络的计划，[153]而后又参与了纽约和伦敦办事处的设立。

国际宣传处暗中协助用电影的方式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宣传。1938年1月，费吴生成功地从南京偷运出了日本士兵杀害和袭击中国平民的胶片。接到胶片后，董显光立即派李复前往伦敦，与当地的电影公司协商影片的放映。[154]在伦敦，李复联系了影片分销商巴塞尔·伯顿（Basil Burton），伯顿也是英国援华委员会的成员。[155]伯顿知道大多数英国审查人员因为尺寸小而懒得审查16mm影片的内容，于是他将35mm的影片格式转换为16mm格式，并对胶片稍作剪辑，以配合英国观众的兴趣。[156]

4月，李复被派往美国进行电影宣传。他与哈蒙基金会（Harmon Foundation）的负责人、同情中国反日立场的玛丽·布雷迪（Mary B. Brady）取得了联系。玛丽·布雷迪主动承担了南京大屠杀影片在美国的发行任务，并建议李复将电影宣传与公开演说相结合，以扩大宣传效果。[157]同时，田伯烈还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特别顾问斯坦利·亨贝克寄送了一份影片拷贝，希望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告知美国高层。[158]

董显光还秘密派人前往日本传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材料。[159]他们带了英文和日文小册子，西方传教士拍摄的电影和照片，以及田伯烈的手稿，将目标锁定于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驻东京的外国记者、日本的基督教团体、自由派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通过这种通称为“耳语宣传”的形式，国际宣传处意在揭露日军之暴行，并在日本公众中激起反战情绪，[160]同时也展示中国强大的抗战意志。[161]

撤离武汉

1938年10月，作为临时首都的武汉随时可能被战火吞没。24日，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决定，放弃武汉西迁重庆。在撤离之前，他命令董显光在武汉坚守到最后一刻，主持翌日早晨在武汉召开的最后一次记者发布会。在失去长江沿岸又一个重要城市后，国民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向西方记者说明，都城暂时的沦陷不意味着亡国；退守重庆不是放弃国土而是保持力量抵抗到底。随着武汉的境况日益危急，董显光为了保存宣传力量，也已经将国际宣传处人员和设备转移到了长沙。

唯一留守在武汉与董显光一同善后的，是他的同事兼好友沈剑虹。他命沈剑虹守在武汉卫戍司令部，每小时为他提供最新的军事动向。日军逼近，在武汉的任何一分钟都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赌博。24日晚，卫戍司令部的士兵已经渐渐撤出武汉。午夜时分，周恩来在半小时内给董显光接连打了四次电话，告诉董显光，他安排的最后一辆撤离武汉的卡车于凌晨1时出发，他一再催促董显光撤离武汉，以免被日军俘虏。[162]凌晨4时，沈剑虹发来报告称卫戍司令部也开始最后一批人员的撤离。董显光命令沈剑虹离开武汉，自己仍然坚守，等待召集早上的新闻发布会。[163]

日军压境，武汉的电话通信已中断。为了向外国记者通知新闻发布会照常进行，董显光向窦奠安寻求帮助。窦奠安开着他那辆1925年的福特汽车挨个去接记者，并把他们带到美国陆军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场。上午十点半，新闻发布会如期进行。董显光向记者报告了最近的军事状况，并传达了蒋介石对于武汉陷落发表的声明。

我们已经决定放弃武汉中心，这是我们在全线作战的必然……不能错误地认为这是军事倒退或撤退。因为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不在于武汉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保存我们继续抵抗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敌军侵犯越肆虐，我们抵抗的意志就越坚决。[164]

个人生死未卜，国难当头，这样的局势，反而让记者与作为审查新闻机关负责人的董显光站在了一边。记者纷纷与董显光道别。他打趣地说：“从现在开始，武汉将不会有新闻审查，你们可以通过电报局发送任何你们希望发送的消息，而我也会在这里驻守到最后一刻，确保你们的消息正常发出。”在离开武汉前，为了确保对外信息的顺利传播，董显光最后一次视察了电报局和驻防总部。下午7点，日军骑兵进入武汉，因为开车很容易引起日军士兵的注意，董显光和其他驻防指挥官不得不步行撤离。他们花了十天的时间步行到长沙，大部分时间是在晚上赶路，以免引起敌军侦察机的注意。一路上，再没有烦冗的行政，无休止的派系倾轧，棘手的稿件审查，或者紧要的电话需要应付，所有的精力都只有一个目的——赶路。董显光在此期间与外部失去联络，蒋介石曾到处打探，也未获得其音信。很多人以为他已牺牲在武汉到长沙的路上。11月5日，当董显光出现在蒋介石面前时，蒋在惊讶之余，也由衷地为董能平安逃离武汉感到欣喜。[165]

图7 双重自杀？

资料来源：Sapajou，“Double Suicid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July 28，1937。

[1] Youli Sun，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1931-1941，90.

[2] 康士品等提议《请令中央速设国际宣传总部》（1935年11月17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1/9.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3] 陈文干：《抗战军事与新闻动员》，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

[4]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172页。

[5]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175页。

[6]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176～177页。

[7]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176～177页。

[8] 《中宣部致中秘处函》（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9] 《中宣部致中秘处函》（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0]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1912-1949（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70），185-187；Lloyd E. Eastman，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1927-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28-129.

[11] Pak-Wah Leung，ed.，Political Leaders of Modern China：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2），141-142.

[12] Tong，Dateline：China，11.

[13] Tong，Dateline：China，11.

[14] Tong，Dateline：China，16.

[15]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12页。

[16] Wang Ke-wen，“Wang Jingwei and the Policy Origins of the ‘Peace Movement’，1932-1937，” in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eds.，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1932-1945：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5-36.

[17] Tong，Dateline：China，25.

[18] Tong，Dateline：China，25.

[19] Tong，Dateline：China，32.

[20] Tong，Dateline：China，29.

[21] 中文名字不确定，可能是曾供职于大陆报的记者郑钧，后在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编辑科。

[22] Paul French，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9），159-160.

[23] Tong，Dateline：China，28.

[24] 《俞飞鹏电蒋中正》（1937年7月16日），档案号：00209010600012160，“国史馆”藏。

[25]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 183页.

[26] Tong，Dateline：China，18.

[27] Tong，Dateline：China，21-22；《曾虚白自传》上集，第182页；《曾虚白自选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第253～254页。

[28]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182页。

[29] “Cosmopolitan Club Formed，” The North-China Herald，October 13，1937，64.

[30] Tong，Dateline：China，38.

[31] Tong，Dateline：China，34.

[32] Tong，Dateline：China，34-35.

[33] 蒋介石此决定吸纳了端纳的意见，参见J. M. McHugh’s memorandum，March 1938，MLMSS 7594 3/10，WGLP.

[34]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189页。

[35]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192页。

[36] Tong，Dateline：China，63.

[37] 尹韵公主编《中国新闻界人物》，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第382页。

[38] 《中央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1941），一般档案，档案号：496/294，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39]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40]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41]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42] 《中央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1941），一般档案，档案号：496/294，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43] Tong，Dateline：China，56.

[44]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45] Barak Kushner，The Thought War：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143-145.

[46] 熊月之主编《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58页。

[47]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48] Tong，Dateline：China，28.

[49] Tong，Dateline：China，29.

[50] Tessa Morris-Suzuki，The Past within Us：Media，Memory，History（London：Verso，2005），72-73.

[51]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1941），一般档案，档案号：496/294，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52]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1941），一般档案，档案号：496/294，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53] Tong，Dateline：China，50.

[54] 《国际新闻宣传处海外办事处工作报告》（1938～1941），档案号：No.718-9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5] 夏晋麟：《我五度参加外交工作的回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第58页。

[56] Hsiao Ch’ien，Traveler without a Map，trans. Jeffrey C. Kinkle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85.

[57] Bickers，Britain in China，233；《萧乾全集》第2卷（特写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223～238页。

[58] 《国际新闻宣传处海外办事处工作报告》（1938～1940），档案号：No.718-9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夏晋麟：《我五度参加外交工作的回顾》，第58页。

[59] 《陈诚、董显光致蒋介石函》（1938年2月11日），陈诚档，档案号：00801020200019001，“国史馆”藏。

[60] 《温源宁致曾虚白函》（1940年12月7日），档案号：718（4）-26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1] Tong，Dateline：China，91.

[62] 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London：Harrap，1984），239.

[63] Tong，Dateline：China，95.

[64] Tong，Dateline：China，94.

[65] Donald J. Friedman，The Road from Isolation：The Campaign of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1938-1941（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5-6.

[66] Akio Tsuchida，“China’s ‘Public Diplomacy’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Pearl Harbor，”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17，No.1（2010）：45-46.

[67] “The China Lobby—Lobbying Efforts from the 1920s through World War Ⅱ，” Encyclopedia of the New American Nation.

[68] Tong，Dateline：China，95.

[69] Friedman，Road from Isolation，8.

[70] Ross Y. Koen，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Macmillan，1960）.

[71] 《蒋介石致董显光函》（1938年1月16日），档案号：002060100125006，“国史馆”藏。

[72] 《陈诚、董显光致蒋介石函》（1938年2月11日），陈诚档，档案号：00801020200019001，“国史馆”藏。

[73] Tsuchida，“China’s ‘Public Diplomacy’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Pearl Harbor，” 42-43.

[74] “A Welcome Ambassador，”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0，1938，22.

[75] 《孔祥熙致蒋介石函》，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10600008001，“国史馆”藏。

[76] Tong，Dateline：China，81.

[77] Tong，Dateline：China，85.

[78]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79] 《国际新闻处成员名册》，档案号：718（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0] 《与叶楚伧的通信》，档案号：718（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1]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00页。

[82] May-ling Soong，War Messages and Other Selections（Hankou：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1938）.

[83] Tong，Dateline：China，57.

[84]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51；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12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江苏文史资料出版社，1991，第61页。

[85] 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12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61页。

[86] J. M. McHugh’s report，March 8，1938，MLMSS 7594/3/10，WGLP.

[87] J. M. McHugh’s report，March 8，1938，MLMSS 7594/3/10，WGLP.

[88] J. M. McHugh’s report，January 20，1938，MLMSS 7594/3/5，WGLP.

[89] J. M. McHugh’s report，March 8，1938，MLMSS 7594/3/10，WGLP.

[90] Tong，Dateline：China，vii.

[91] Tong，Dateline：China，88-89.

[92] Maurice Votaw’s reports，No. C3672 f.4，Maurice Votaw’s papers，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

[93]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1941），档案号：496/294，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94]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95]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96] Tong，Dateline：China，60.

[97] Stephen R. MacKinnon，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63.

[98]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38.

[99] Tong，Dateline：China，51.

[100]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82.

[101]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82.

[102]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82.

[103]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314页。

[104] Israel Epstein，132.

[105]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39.

[106]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39.

[107] Tong，Dateline：China，71.

[108] Tong，Dateline：China，71.

[109] Tong，Dateline：China，71.

[110] Frederic E. Wakeman，The Shanghai Badlands：War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15-117.

[111] “Gunman Story Deprecated by Liu’s Friends：Assassinated Educator Said to Have Avoided Political Issues，” The China Press，April 9，1938，3；“Herman Liu，Outstanding Chinese Educational Leade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April 16，1938，174；“Dr. Herman Liu Murdered：Third Attempt on Life Succeeded at Corner of Bubbling Well and Majestic Roads，” The North-China Herald，April 13，1938.

[112] “Herman Liu，Outstanding Chinese Educational Leader，” 174.

[113] 《国际新闻处工作报告》（1938～1939），档案号：No.718-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4] Maurice Votaw’s reports，No.C3672 f.4，Maurice Votaw’s papers，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

[115] Tong，Dateline：China，69-70.

[116]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98页。

[117]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19～20页。

[118] Tong，Dateline：China，72.

[119] Tong，Dateline：China，72-73.

[120] Yuma Totani，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The Pursuit of Justice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121.

[121] Tong，Dateline：China，46.

[122] Suping Lu，They Were in Nanjing：The Nanjing Massacre Witness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National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20.

[123] “Japanese Troops Kill Thousands，” Chicago Daily News，December 15，1937，quoted in Lu，They Were in Nanjing，20.

[124] “War’s Death Drama Pictured by Reporter，” Chicago Daily News，December 17，1937，1；“Tells Heroism of Yankees in Nanjing，” Chicago Daily News，December 18，1937，1.

[125] “All Captives Slain，”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8，1937，10.

[126] “All Captives Slain，”10.

[127] “All Captives Slain，”10.

[128] Tillman Durdin，“Japanese Atrocities Marked Fall of Nanking after Chinese Command Fled，”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9，1938.

[129] Bates’s letter to friends，April 12，1938，in Kaiyuan Zhang，ed.，Eyewitnesses to Massacre：American Missionaries Bear Witnes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New York：M. E. Sharpe，2001），34.

[130] Bates to his wife，January 21，1937，NMP0039，Special Collections of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hereafter SCYDSL）.

[131] Lu，They Were in Nanjing，20.

[132] “Nanjing Horror，” North-China Daily News，December 25，1937，4.

[133] “How Lieutenants Mukai and Noda Exceeded Murder Quota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anuary 1，1938，115.

[134] “Japanese Censor Holds Up All Reports of Atrocitie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anuary 22，1938，199.

[135] “Japanese Censor Holds Up All Reports of Atrocitie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January 22，1938，200.

[136] “The Japanese Censorship in Shanghai，” Journal de Shanghai，January 8，1938，No. D 2398，上海市档案馆藏。

[137] “Bombing of Anglo-American Ships and Future US Polic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December 18，1937，57.

[138] “New Light on Panay，”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9，1937.

[139] “The Sinking of Panay，”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4，1937.

[140] J. M. McHugh’s report，Chongqing，March 8，1938，MLMSS 3/10，WGLP.

[141] J. M. McHugh’s report，Chongqing，March 8，1938，MLMSS 3/10，WGLP.

[142] Bates to his wife，January 21，1938，NMP0039，SCYDSL.

[143]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00～201页。

[144] Bates to Timperley，March 3，1938，NMP0096，SCYDSL.

[145] Bates to Timperley，March 14，1938，NMP0097，SCYDSL.

[146] Bates’s letter to friends，April 12，1938，quoted in Kaiyuan Zhang，Eyewitnesses to Massacre，33-34.

[147] Bates to Timperley，March 21，1938，NMP0100，SCYDSL.

[148] H. J. Timperley，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Calcutta：Thacker，Spink and Co.，1938），9.

[149]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50] H. J. Timperley to Stanley K. Hornbeck，February 16，1938，NMP0093，SCYDSL；George A. Fitch，My Eighty Years in China（Taipei：Mei Ya Publications，1974），106.

[151]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52]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01页；Lewis S. C. Smythe，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Shanghai：Shanghai Mercury Press，1938）.

[153]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01页。

[154] 《李复致董显光、田伯烈、温源宁》，1938年3月7日，伦敦；1938年4月2日，纽约，报告第21号、第37号，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全宗，档案号：9/7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第4～12页。

[155] 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1938年5月6日），档案号：No. 530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7页。

[156] 《李复致董显光、田伯烈、温源宁》，1938年3月7日，伦敦；1938年4月2日，纽约，报告第21号、第37号，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全宗，档案号：9/7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第4～12页。

[157] 《李复致董显光、田伯烈、温源宁》，1938年3月7日，伦敦；1938年4月2日，纽约，报告第21号、第37号，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全宗，档案号：9/7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第4～12页。

[158] H. J. Timperley to Stanley K. Hornbeck，February 16，1938，NMP0093，SCYDSL.

[159]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纪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60] 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1938年5月6日），档案号：No. 530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

[161] 《中宣部国际宣传工作报告》（1938年6月1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81.6，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162] Tong，Dateline：China，63.

[163] Tong，Dateline：China，63.

[164] Tong，Dateline：China，64.

[165] Tong，Dateline：China，65.

第八章 日落重山（1939～1941）

武汉陷落后，中日双方在战场上都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战争陷入相持。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放缓攻势，以缓解战争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压力。日军也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巩固占领区、镇压反日活动与应对中共的游击战上。日本政府同时积极收买占领区的中国精英，加强对社会的控制。[1]国民政府除了在各条防线建立要塞分散日军火力，也将寻求外国援助视为突破困局的重要一环。

1939～1941年对国民政府来说，是抗战最艰险的时期。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蒋介石的政治和金融势力大本营——长江下游地区，将首都西迁至偏远的重庆。在苦撑求变的同时，国际局势也晦暗不明。西方列强要么自顾不暇，要么怕引火烧身，对日本一味绥靖，没有对中国的抵抗提供实质性的支持。苏联因为与德国在西部边境的冲突一触即发，军火供应吃紧，为避免陷入双线作战的窘境，也极力避免与日本正面对抗，甚至于1939年9月与日本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协议暂时缓解了日本在北方面临的苏联军事压力，使其能调动更多兵力攻击流亡在西南的国民政府。在日本施压下，英国政府1940年暂时关闭了滇缅公路，而这条公路几乎是当时中国接受外援物资的唯一通道。同一时期，汪精卫出逃，在南京与日本合作建立伪政府，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威，动摇了一部分人抗战的决心。西方列强也因此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心存疑窦。西迁重庆后，国共统一战线的裂缝也逐步显露，两党猜疑日深，最终于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在这危机四伏之时，信息控制对蒋介石政府来说攸关生死。

西迁重庆

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川地易守难攻，环抱四川的崇山峻岭成了抵御日军进攻的天然屏障。尽管四川在长江上游，有水道联通日军驻防的中下游城镇，但重庆以东峡谷骤然收窄河道，使得水路攻击异常困难。从四川平原上升起的水汽被环绕的群山所阻，冬季尤其雾气浓重，飞行能见度极低。对于没有足够的空军力量来拦截日本轰炸机的国民政府来说，雾霭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一层天然的防空保护。最重要的是，该地区物产丰富，能够自给自足。受长江灌溉和滋养的四川盆地盛产各种粮食作物，周围的山脉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可以为军事生产提供必需的资源。

虽然天然地势屏障保护了该地区免受日本的攻击，但也让重庆与外界的沟通变得异常困难。这座城市只能通过空中航线与香港相连，并通过蜿蜒曲折的山路联通缅甸。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都不容易到达重庆。由于地处偏远，当地人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对隔绝。俗言称：“天下已治蜀后治。”历史上川蜀总是比其他地区难于归顺新的中央政权。当地军阀拥兵自重，形成地方军阀、官僚、豪绅三位一体的军政统治体系，排挤国民党势力向当地渗透。至1938年，川地百姓民族国家意识尚且微薄，当地军阀和民众不过视蒋介石的到来为另一次入侵。蒋介石在川地运作多年，借助围剿和设立党部以求逐步拔除川地地方势力。抗战爆发后，以刘湘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又因投入抗战而进一步被蒋介石肢解。刘湘死后，地方反蒋势力联合。蒋也不得不与刘湘旧部以及其他川康势力妥协，以取得对四川的控制。[2]

此外，在文化和工业发展方面，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隔阂。当时的四川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冲击有限，很多地方仍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模式。战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白修德观察，当地的婚姻仍由父母包办，而重庆当地人也看不惯来自长江下游的女孩涂口红、卷头发，他们甚至对男女一同在餐馆吃饭都觉得有伤风化。反之，长江下游的移民也同样表达了对重庆当地人的蔑视，认为他们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取笑他们见到汽车都觉得新鲜。[3]

从南京到武汉的迁移虽然痛苦，但两个城市毕竟有着相似的自然条件，并且在工业发展方面不相上下。从武汉到重庆的迁移就越发艰难了。董显光发现，从沿海城市西迁重庆的宣传部人员对于重庆冬天寒冷潮湿的气候很难适应，加之战时生活的艰辛，常常使得他的部下陷入抑郁。他的工作人员以及他所在部门的外国记者，在冬季的浓雾下难免精神萎靡颓唐。[4]只是这些从江南初到重庆的人们，在后来轰炸机遮天蔽日的时期才知道，雾霭越厚重越能让人安心，晴空皓月之日才危机四伏。

比气候更糟糕的是设施和日常必需品的匮乏。董显光的国际新闻处接管了重庆郊区的巴县中学作为总部。习惯于在混凝土高楼里办公的官员，此时不得不在破旧的房屋中办公。董显光回忆说：

巴县中学是泥涂竹墙的破旧建筑，屋顶瓦片残破不全。门不仅没有锁，甚至无法关闭。我办公室的门上就有一道裂缝，每个过路人都能看到我在做什么，采访谁。当暴风雨来临时，屋顶的瓦片脱落，泥灰天花板也会变软掉下来。老鼠猖獗，肆意啃食着书籍和报纸。我们不得不把书报锁在封闭的箱子里。[5]

在学校的后面，董显光为国际新闻处的员工建造了眷属宿舍。员工日常起居与办公地临近的模式，有助于将工作与日常生活相融合。这样类似于“单位”前身的运行模式，1930年代中期已在中国银行对员工的安置中实践过。[6]而国际宣传处将起居和办公联通，又有其战时的实际考虑：在空袭来临时工作人员可以迅速回家安顿私人物品，以减少损失。未婚的低级职员通常挤在四个或更多人共用的一个小房间；有家室的工作人员，每个家庭不管有多少人都只配有一个房间。大多数房间没有供暖设备。冬天，职员穿着大衣冻得瑟瑟发抖地办公，而在晚上，这件大衣又是他们的被子。

战时通胀严重，员工辛苦工作赚得的薪水在不断贬值，以至于一次普通聚会就可能花光整个月的收入。[7]人们时刻受到饥饿的威胁，孩子们白天经常被大人赶到附近的山上找吃的。粮食价格飞涨，而购货券和工资少得可怜，糊口成了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8]战时的食品短缺经常造成营养不良，即使是宣传部的高级官员也时常忍饥挨饿。曾虚白就曾因饥饿在英国大使馆的一次聚会上晕倒。英国外交官给他牛奶和鸡蛋补充体力，让他心存感激。对他而言，他已经很久没碰过如此“奢侈”的食物了。[9]

与其他政府部门相比，国际新闻处工作人员的薪酬并不高。1930年代中期盐务稽核部门最高长官每月收入约为800元，[10]而董显光的月工资仅仅240元，相当于盐务部门一名普通中层官员的收入。国际新闻处员工的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与他们的工作表现相挂钩的额外津贴，另外部门也根据职员供养的家庭规模提供一部分补贴。董显光曾多次向蒋介石请示提高宣传部人员的薪水，指出国际宣传处的平均薪酬比银行和海关这些盈利部门打字员还低。他们的收入只够支付五口之家三成的开销，大部分员工不得不从银行贷款或变卖个人物品以维持生计。[11]尽管如此，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仍然忠于职守。在整个战争期间，关键部门的人员几乎没有变动。虽然战时复杂的状况增加了更换工作的难度，但国际宣传处成员彼此多年来建立的情谊以及受到董显光个人魅力的吸引，使得国际宣传处除了专业化的制度外，多了一层人情的凝聚力。叶公超曾回忆他在董显光领导下工作的日子，称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经历”。他称赞董显光是一位信任同事的领导，“就像一个关心他人的老大哥”。[12]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同事的认同。“谦逊”“平易近人”是董显光给同事留下的普遍印象。[13]

表8-1 国际新闻处工资表（节选）

表8-1 国际新闻处工资表（节选）-续表

尽管条件极为简陋，但国际新闻处在安顿下来后迅速恢复了日常运作，并对宣传政策做了进一步修正。武汉时期，国际宣传处以揭露日军对中国军民的暴行为重。但在重庆，报道策略发生了变化。宣传处将报道重点放在了宣传中国将士英勇抗敌和大后方建设的新闻上。其目的是让西方受众相信，中国没有输掉这场战争，有能力继续抵抗。曾虚白解释说，通过揭露日本士兵的暴行和中国社会在战争中的创伤，中国成功地获得了外国的同情，但从同情到施以援手还有距离。对日军残暴的赘述已经不会对推动中立国家介入中日战争有所助益了，只会有宣扬敌方威力的反效果，从而削弱中国军队的士气。欲使中立国对中国积极援助，必然要让他们下不惧参战危险的决心。[14]因此战争进入这个阶段，国际宣传处已将重点放在培养西方人对中国的信心，而多于继续激发他们的同情心。

这一转变在国际宣传处的出版物上也有所体现。例如在1939年出版的60本小册子中，着重介绍战时后方建设成就，或者将注意力放在揭露日本的扩张给欧美列强的危害。至于战争的惨烈、迁徙的苦难、个人的遭遇等，宣传处不再长篇累牍地报道，只在日军轰炸重庆时轻描淡写地叙述了轰炸造成的伤亡和灾难。[15]比如新闻处官方刊物《战时中国》（China at War）就以中国在前线的胜利和中国西南地区的发展为主要议题。即使在1940年日本对重庆的空袭最为密集时，该刊10月号还是采取了一种近乎超然的态度，只援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统计数据，并没有用人性化的故事和生动的描述来凸显袭击造成的创伤。[16]用客观而冰冷的数字代替每个数字背后活生生的悲痛，也是用客观理性的手法传播消息，增加国际援助的紧迫性，同时避免激发国内厌战情绪和国外对中国抵抗能力的怀疑。但是这种缺少故事的报道方式又给宣传效果造成损伤。田伯烈在向曾虚白反馈在美宣传时，就引述美方批评中国对战事报道空洞无味。[17]

然而，很多外国记者对重新确立的宣传框架嗤之以鼻。虽然他们在武汉时期积极协助中国政府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但他们并不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对国民政府大加赞扬。大后方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缺乏新闻所需要的冲突和新鲜感，提不起他们报道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们对国民政府一些官员的作风也持鄙夷的态度。在他们眼中，国民政府腐败、贪污，无休止的政治倾轧和派系争斗是常态。这与国际宣传处提供给他们的材料所展示的积极建设后方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强化了新闻审查。政策的改变也是董显光在庞杂的官僚体系中失去审查主导权的结果。新闻审查的收紧也进一步疏远了外国记者。武汉时期，向国际发布的新闻都在国际宣传处审查；而到了重庆，除了国际宣传处以外，新成立的新闻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下设的电报审查办公室，以及隶属于行政院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都参与审查。每个部门都有政府要员在背后支持自己的审查准则。国际宣传处批准的信息，很可能会被其他办公室标记为不适合发表。正如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赵敏恒所说，董显光的办公室里“贴满了政府各部门的指示，他们特别声明，某些新闻不能被发送，或者某些新闻不能未经他们的批准就发布”。[18]然而，当董显光向相关部门核实细节时，部门负责人大多不愿透露，或者干脆将信息扣留不发。这样做并非出于中国国际形象的考虑，而是担心冒犯某位官员或某些部门。即使可以获得批准，信息也常常在审查部门滞留数小时甚至数天，不是审查人员对信息的时效性缺乏基本的意识，就是他们对董显光的催促不屑一顾。[19]

1940年10月，国际宣传处实行三级审查制度。两名初级审查员被指派24小时检查所有发出的新闻。他们无法判断的信息将被送到第二级审查机构，由魏景蒙和季泽晋负责。董显光和曾虚白在第三级，负责检查下级工作人员无法接触到的与军事和领袖活动相关的信息。之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建立三级审查制度，部分原因也是国际宣传处为了缓和与其他部门新闻审查的矛盾并巩固其审查的领导权。董显光将底层审查权力下放给其他部门的官员，以缓和与其他部门在宣传理念上的冲突。比如，他雇用了CC系操控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系毕业生作为初级审查员，来改善与陈果夫的关系。但事实证明，这种出于政治平衡的制度设置对审查效率伤害极大。处于底层、由传统党派系统培养出来的初级审查员，与上层、以租界班底建立的国际宣传处的审查理念不相合。而从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也使他们没有意愿维护董显光的宣传理念，去抵制党派权威的挑战。他们首先想的是保住自己的饭碗。由于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接受训练，他们也更习惯于严格遵循既定的话语，而不以求真求实为目的，使得审查趋于保守拘谨，只愿授权那些在《晨报》上已经发表的消息。[20]

如果说在武汉的日子里，蒋介石尚竭力庇护董显光的部门不受外界政治压力的干涉，那么在重庆蒋显然已难以继续给予同样的支持。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迫使蒋介石重新调整各派系之间的政治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宣传处对信息的控制。毕竟稳定统治是战乱时期的头等大事。此外，蒋介石一直也对董显光的自由新闻政策存有疑虑，倾向于用权力去遏制那些他认为不适合公开的信息。例如，1940年9月8日，蒋介石就发布手令禁止发表关于讨论物价的新闻。一个月后，蒋又密电中宣部部长王世杰，有关国内请愿加薪一类的新闻应绝对检扣。[21]

武汉相对自由的新闻政策之后，审查政策进一步收紧，回到1930年代中期的状态：新闻审查标准不明确，过程不透明。记者不得不以经验来推测什么能发表，什么不能发表。伦敦《每日电讯报》驻重庆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回忆当时的新闻审查时就曾抱怨：“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不允许提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或内部分歧、委员长的活动及个人生活。”[22]禁止记者描述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甚至不允许报道重庆的街道很脏。[23]然而，审查没有通过的信息也没完全被丢弃。董显光的部门经常将外国记者关于国内问题的报道编入小册子，供政府相关部门做内部参考。[24]但对于那些无法获得这些内部参考文件的记者来说，他们以为自己的文章石沉大海了。

即便如此，董显光并没有放弃倡导自由的新闻政策。他认为有效的宣传是在面对不利消息之时，应立刻拟妥理由充分反驳，暴露谣言的弱点，而非一味删扣，徒使“国际间滋生责难”。[25]然而这一理念并不为传统的政党官员所认同，他们对公开辩论感到不安，执意以围堵负面消息作为应对之道。董显光深知现行的审查制度难以统一，徒增与外人的间隔与误会，于是也经常暗示外国记者在他的上司来办公室决定当天的审查准则之前一大早就提交文件，以增加通过的机会。[26]但他个人对新闻自由的理念并不能改变政府对信息日益严格控制的事实，也不能改变因过度管控而损害中方消息的可信度。战争结束时，外国记者对国民政府审查制度已全然失去信心，哪怕是真实的报道都会被外国记者视为宣传。[27]

外国记者招待所

尽管战时的困难重重，董显光还是设法为在重庆的外国记者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他从财政部长孔祥熙那里募得两万元的“个人捐款”，用于在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区附近修建外国记者招待所。[28]招待所通电通水，条件远远好于董显光一家用的一间破旧的五角亭子改造的住所。当外面的人都在忍饥挨饿之时，招待所却每天向记者提供西式早餐、中餐和晚餐，并雇佣人员定期打扫房间。如此优厚的条件，却每月只向外国记者收取不到五美元的房费。[29]为了便利记者的通信，董显光还与交通部协调，在招待所内设置了邮局。山城交通不便，汽车在当时实属稀罕，董显光还把国际宣传处的汽车给记者作采访之用。正如当时的学者多尔蒂（William E. Daugherty）所观察：“外国记者经常被当作外国高官来对待。”[30]而以上这些，不过是董显光“好客之道”的实践，对外国记者照顾有加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而情谊也容易转化为友好的报道。[31]

诚然，招待所也未必如其表面那样“友好”。随着战事吃紧，信息的管控已不可避免。戴笠掌控的军统对外国记者发送的邮件和电报进行严密的监视，任何异常情况都会直接报告给蒋介石。[32]例如1939年4月，合众社记者马丁（Robert P. Martin）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的文章中报道了中国空军发展情况。该文被指控泄露国防机密，随后马丁的电讯和邮件就受到监控，外交部甚至考虑将马丁驱逐出境。董显光向蒋介石说情，蒋才同意撤销对马丁的驱逐令，但仍要求加强对其活动的监视。[33]

战时重庆，外交部和军统都参与了新闻审查，前者较为公开，后者则秘密进行。董显光所坚持的新闻自由理念日益与信息管控森严的情报部门相冲突。1939年8月，军统下属的重庆市卫戍司令部警察处调查部，提出了监听外国记者长途电话的计划。曾虚白对此严词拒绝，担心此“鲁莽”之举会破坏国际宣传工作。[34]与此同时，外国记者也并非对国民政府的监控毫无察觉。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访问重庆期间，就曾拒绝住在外国记者招待所，认为那里“极度缺乏隐私”。[35]

外国记者招待所也得到了一些记者的认可。招待所的长期住客包括国际新闻处的外国顾问田伯烈、武道、马彬龢（J. A. MacCausland）、梅尔·雅格比（Melville Jacoby）和白修德。招待所还吸引了来自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的多位记者。[36]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爱泼斯坦和史迪录也曾在此居住。记者们笑称外国记者招待所为“豪楼旅馆”（Holly Hotel，Holly是董显光英文名Hollington的昵称）。几十年后，当他们回忆起重庆时光时，很多人对他们在此处度过的时光念念不忘，尽管他们当时时常抱怨电灯不亮、屋顶漏水、自来水管不出水，或是满屋老鼠。[37]

招待所中自然也少不了同行间的竞争。其中，美国合众社和美联社的竞争尤其激烈。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赵敏恒在回忆录中写道，两家机构密切关注对方的活动，都担心自己会被对方落下。当美联社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时，隔壁的合众社工作人员会立即给中央通讯社打电话，询问是否发布了任何消息。在得知合众社的记者将缺席高级官员为外国记者举行的晚宴后，美联社工作人员也拒绝邀请，选择在办公室等电话，以免在聚会时间错过任何合众社可能获得的消息。[38]

除了改善生活条件，国际宣传处还主动向外国记者提供战争信息。国际宣传处恢复了新闻发布会制度，并将召开频率从武汉时期的每周一次提高到每周两次。[39]最受记者欢迎的是军事发言人徐培根，这位受训于德国的军官时常带来前线的最新消息。孔祥熙的两位部下陈秉章和张平群也因英文表达清晰以及对经济问题的了解而受到好评。[40]除新闻发布会外，该处还积极安排外国记者与政府高官进行独家采访。1939～1940年，该处安排的高层专访平均每月达20次。1941年初，这一数字上升到34次。[41]为了避免采访干扰政府的正常运作，蒋介石在1940年一度将其禁止。但蒋在接受了美国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Scripps-Howard）负责人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访问后，意识到此类访问的宣传效应而解除了禁令。霍华德在回到美国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主张美国对日采取更强硬的政策。[42]合众社的马丁也就曾应国际宣传处的邀请，撰写了一篇关于国民政府在重庆的军事建设和金融发展成就的文章，反驳本社驻上海记者的反蒋言论。[43]

中国之声

随着首都的迁移，国民政府的官员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过去十年苦心经营和铺设的有线和无线通信设施落入敌手。虽然群山环抱的地理位置为流亡的政府提供了天然的军事屏障，但邮件和信息传递极为困难，使得他们与故土家园音信渺茫。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1940年，英国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关闭了滇缅公路，通信条件变得更加恶劣。与外界仅存的几条沟通渠道也被威胁或阻断，国民政府变得更加孤立。这也迫使国际宣传处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通信路线，确保其与外部新闻网的沟通。

在交通和通信线路屡遭围堵之际，无线通信成了突破重重包围的利器。战前，有上海作为信息中转的枢纽。上海沦陷后，香港成为联通国民政府与海外的重镇。随着香港沦陷，日军攻占缅甸，滇缅公路关闭，国际宣传处派骆传华坐船去印度，将办事处由仰光移至加尔各答。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国际宣传处的大部分影片、无线电设备、杂志、报纸、书籍等，都由飞机飞越危险的“驼峰”运入内地。[44]但这样低效的消息传送很难满足对时效性要求很高的新闻传送的需求。在武汉沦陷之前，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在重庆筹建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呼号XGOY）于1938年11月建成。然而，国际宣传处和CC系控制的中央广播管理事业指导委员会在该电台创办之初即陷入了直接控制权的纷争。尽管开通电台和无线通信已迫在眉睫，双方还是僵持了四个月，最终在蒋介石的协调下，国际宣传处取得了对国际广播电台的控制权。1939年2月，国际广播电台播出了第一期外语节目。1940年1月中央广播管理事业指导委员会正式将电台、员工和每月三万元的预算移交给国际宣传处，以便利国际宣传。[45]国际广播电台的设备起初简陋至极，甚至没有隔音室。据美国听众的反馈，重庆发布的新闻播报时常夹杂周遭的犬吠鸭鸣。此类抱怨最终促使中央广播管理事业指导委员会安装了隔音系统。[46]

国际广播电台的运营得益于国际宣传处外籍工作人员的协助。武道定期为电台播音，他曾在圣约翰大学教授新闻学，与该校校友曾虚白私交甚笃；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新闻专业的梅尔维尔·雅各比经常帮助电台编辑广播稿；牛津大学培养的汉学家马彬龢负责把蒋介石的命令和讲话译成广播文稿。[47]这些外国记者深得董显光的器重。董评价说，自从武道加入他的宣传团队，他“再不必对编辑的细节担心”。[48]而能得雅各比的助力，董也觉得深感“幸运”。雅各比1939年12月被《时代》杂志聘用，董在为他高兴之余也不禁遗憾他的离职对国际宣传处是损失。[49]与此同时，曾虚白与苏格兰人马彬龢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彬龢才华横溢却特立独行，不修边幅。他一脸络腮胡子，一年四季都是一身青布长褂，又不常洗澡。他生活简朴，认为这是他与苦难的中国人民共同分担战时艰辛的方式。马彬龢博读中国经史，常能和曾虚白畅谈宋明理学而令家学深厚的曾都感到自愧不如。他不愿多领超过普通公务员标准的薪资，后来在曾虚白的劝说下领了外籍顾问的薪酬，在国际宣传处附近的山坡上盖了一间草屋，收容流浪的儿童，与他们同吃住。战争结束40多年后，曾虚白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马彬龢在重庆，看似怪诞但实际充满人情味的经历。曾虚白在自传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纪念他的天真质朴，并为他遭到其他外国记者，尤其是项美丽的嘲弄最终精神失常，不告而别消失在重庆的群山之中而感到深深的惋惜。[50]国际宣传处成员与外国记者之间建立的情感是相互的。1942年，身在澳大利亚的雅各比在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的母亲特意捐了一笔钱专门用来重建外国记者招待所的后院，这很可能是遵循了雅各比的遗愿。[51]

借用国际广播台电联通国际宣传处的海外分部成为董显光的首要之务。重庆的无线电设施功率有限，不足以将节目直接传送到美国，但国际广播电台的信号可以通过马尼拉中转，再联通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网络。[52]住在南加州文图拉（Ventura）的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uart）是一位牙医，也是无线业余爱好者。他于1940年5月无意中截获“中国之声”的信号，并用自己的无线电发报机和重庆取得联系。宣传处派人赴文图拉调查实际情况后，决定为他安装必要的接收设备，在他住所附近的海滩上建了一座小型办公室，用以接收、记录电讯。他每天早上6点将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录制好，在妻子的帮助下将录音转成文字稿，传送到国际宣传处在纽约的办事处。他经常与重庆保持联系，汇报无线信号的质量，并提出改进建议。[53]“中国之声”每日的新闻就是通过这样极为简洁的方式，从中国冲破重重阻碍发布到世界各地。[54]这样的直接发报方式绕过了交通部电报局，使得国际宣传处直接与美国的各分支联通免除了行政上的多一层麻烦。

查尔斯·斯图尔特不仅负责接收每天的广播节目，还负责接收国际广播电台以广播形式传递的无线电新闻稿。由于重庆地理位置偏僻，新闻发布成本高，电报拍发设施有限并经常被阻断，国际宣传处只能利用“中国之声”代替以往的电报发布，将新闻电稿一字一句地通过广播传送，再由斯图尔特将收听到的广播转成文字。每位外国记者被允许每周使用一次，最多拍发1500字。如果有传递的消息被认为对国民政府不友好，则取消其两周发报特权以示惩罚。[55]在大洋的另一边，斯图尔特每天从“中国之声”转写3000～10000字的广播和新闻报道，并将它们发送给国际宣传处在美国的各个分支机构以进行进一步的分发。[56]他在那里工作了六年，直到中日战争结束。战争期间，他几乎成了重庆与美国新闻网络之间的单人联络站。他的服务使得关于战事的报告，能够在重庆与美国之间顺畅地沟通。他还为国民政府节省了大量的国际电报传输费用。战后，蒋介石邀请斯图尔特到南京，并奖励他10万美元。[57]斯图尔特在这六年之中，日日与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相伴，在大洋彼岸关注着中国的战事。南京之行，终于让他可以把播音员的声音和面孔对应起来，亲身接触到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和一群战火中坚守本职的人。

“中国之音”昼夜广播，主要面向北美洲、欧洲、苏联、南亚和澳大利亚，节目用英语、法语、日语、俄语、荷兰语、印地语和阿拉伯语播出。即便在战争最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也没有放弃与世界各国沟通的努力。国际宣传处特别注意对美国的广播。与每天对英国广播1小时相比，国际广播电台每天向美国广播大约3小时，其中向东海岸广播1小时，向西海岸广播约两小时，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演讲和音乐。除了英语播音外，该台还用普通话和粤语播音，寄望唤起美国华人社区的爱国情怀。同时还用日语广播，希望在日本听众中激发反战情绪。“中国之音”的广播得到了宋美龄的支持。她经常通过电台发表演讲，尽管这意味着她有时必须在黎明前到达演播室，而技术故障会经常让她颇费周折。[58]

表8-2 “中国之音”北美播出时间表（1940）

表8-2 “中国之音”北美播出时间表（1940）-续表

重庆以外，香港办事处成为重庆国民政府与外界联系的主要联络站。1939年2月，蒋介石拨给负责破译密码的机要秘书毛庆祥专项经费，用以加强在香港的国际宣传办事处。[59]该办事处既是人员入渝的门户——负责选择和核准探访重庆人员的背景，也是国民政府宣传出版物和信息的发送中心。访客申请入渝之前，董显光会先在情报机构的帮助下，全面调查他们的背景、访问目的以及他们对国民政府的态度。董显光只放行那些对蒋介石政权友好的访客，而将与汪伪政权有关或同情中共革命的人拒之门外。与此同时，香港办事处继续出版英文刊物和小册子，并把它们分发给香港和上海的外国读者。

然而，香港的宣传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为了不挑起与日本的冲突，港英政府严格奉行“中立”政策，禁止任何反日信息的传播。[60]办事处曾多次试图获得香港政府的协助，压制亲日声音和抵制反蒋活动。[61]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局势越发紧张，香港与上海的联络也日益困难，各种流言甚嚣尘上，进一步削弱了董显光与上海报界的联系。特工曾向蒋介石报告称《大美晚报》已经为日本人收买，该报主编高尔德成了日本间谍，但事实上《大美晚报》是为数不多与国际宣传处秘密联络的上海报纸。董显光因此特意写信给蒋介石，说明高尔德的政治立场以及《大美晚报》与国际宣传处的渊源，并劝说蒋介石接受高尔德的来访。[62]

除了香港，国际宣传处又在国外增设了仰光办事处、印尼办事处和新加坡办事处。仰光办事处由骆传华负责。骆传华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曾做过英文《自由西报》和《北平导报》的特约访员，并担任《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与租界报界渊源颇深，对中国劳工问题有所研究，且热心从事救灾赈灾等社会活动。[63]印尼办事处由在印尼土生土长的记者谢善才主持。新加坡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叶公超，被曾虚白评价为“一位宣传奇才”，不仅博通中西，且能与外国流氓地痞打成一片，朋友遍布三教九流。抗战爆发后，叶公超本在西南联大教书，为讨回伯父叶誉虎被日伪强占的家藏古董而赴上海交涉，反被陷害囚禁数月。释放后辗转到香港，被温源宁推荐给董显光。董显光随即委托其主持新加坡的宣传工作。叶公超以其超强的社交能力，与英国当局建立了密切联系，同时也在华侨中树立了威信，在当地组织反侵略委员会。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后，他帮助中国政府代表和当地工商界撤离，并组织华侨游击队Dal Force做武力抵抗。他的活动得到了新加坡政府经济部门和英国驻新加坡宣传部门的协助。新加坡陷落后，叶公超被调往伦敦，主持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宣传。[64]

以美国为宣传之重

此时的国际宣传处将宣传目标主要锁定为美国。1939年1月17日，蒋介石密令董显光特别注意联系美联社在上海和香港的记者，确保他们的报道对重庆有利。[65]同年9月，国际宣传处在芝加哥和旧金山开设了办事处，主要任务是促进美国西部和南部联合抵制对日本军事物资的出口。10月10日，蒋介石重申了“现时对美宣传极关重要”的观点，并命令董显光利用各种渠道，包括报纸、广播和小册子鼓动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66]

以美国为宣传重心的政策显然是基于蒋介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1939年和1940年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尤为动荡。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随后在欧洲爆发的战事，引发了人们对英国或苏联可能牺牲中国以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的担忧。蒋介石的情报人员在1939年11月得到消息，称英国准备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以换取日本对苏战争的支持。[67]诚然，英国默认了日本在上海的统治，并在日本的压力下关闭了滇缅公路，蒋介石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英日同盟会死灰复燃。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不会单独对中国施以援手。因此，美国才是帮助中国阻止日本在亚洲扩张最后的希望。

转向关注影响美国舆情，也因为美国新闻界对中国表现出的极大兴趣。据外交部统计，1937年底至1939年2月，访问武汉、重庆的168名外国记者中，有77名是美国主要新闻机构和报纸的记者。[68]1940年，罗伊·霍华德访问重庆；1941年5月，《生活》（Life）、《时代》（Time）和《财富》（Fortune）的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访华。相比之下，英国媒体对中国事务的兴趣索然。从武汉沦陷到1940年底，英国在重庆只有路透社一名驻华记者，而英国最重要的报纸《泰晤士报》也“似乎有意淡化中国战争新闻”的意思。[69]借英国工党重要领导人斯塔福·克里浦斯（Stafford Cripps）1940年春访问重庆之际，董显光向其透露对英国媒体缺失中国报道的担忧。随后，斯塔福·克里浦斯斡旋《泰晤士报》派出麦克唐纳（C.M.MacDonald）赴渝十日，收集战争的新闻素材。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漠不关心，也难以消除中英两国公众之间的隔阂。

田伯烈在英国访问期间，也感受到了英国政府对中国漠然的态度。1940年，田伯烈正式加入国际宣传处，以填补端纳辞职后留下的空缺。田伯烈出生于澳大利亚，长期供职于《曼彻斯特卫报》，后成为该报驻华记者。田伯烈虽与中国政界日益亲密，在英国外交界却受到冷遇。英国政界对田伯烈在英美报纸上批评滇缅公路的关闭感到不满，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克利·盖奇（Barkley Gage）视田伯烈为“中英关系中的绊脚石”，认为他的文章在国际局势“尤为困难的时期”使英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雪上加霜。[70]虽然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 Clark Kerr）乐见一位英国顾问活跃于中国政坛，但他对田伯烈的个人能力以及田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表示怀疑。考虑到田伯烈已经正式加入中国的宣传部门，卡尔建议伦敦外交部门不要向他泄露机密，以免让他自认为是伦敦的机密信使。[71]诚然，英国外交部对田伯烈的防范并非毫无根据。田伯烈试图效仿端纳，嵌入中国权力的高层，却发现自己无法像端纳那样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完全信任。端纳辞职后，田伯烈自认为可以顺利顶替他的位置，却被蒋氏夫妇婉言拒绝。这次挫折使他意兴阑珊，不久就萌生离开中国之意。随后，他被派往澳大利亚监管国际宣传处在悉尼的办事处。董显光和田伯烈曾在战争最艰难时期相互信任、精诚合作。然而时过境迁，这份情谊也随之转淡。董显光对他在调入悉尼办事处后的工作表现大为失望，尤其觉得他资金管理混乱缺乏详细的报告。尽管有夏晋麟从中调解，董与田之间的间隙终没有得到改善。[72]田伯烈也从那时开始，与国际宣传处和中国事务日益疏远。

图8-1 重庆合影

说明：左二为端纳，右一为田伯烈。

资料来源：Ansie Lee Sperry的个人收藏。

空袭中的坚守

国际宣传处在敌军密集的轰炸中坚持运转。冬季的重庆湿气笼罩、云雾浓重，保护着这座城市免遭空袭，但浓雾一消散，日本轰炸机便从天边接踵而至。1939～1941年，被轰炸成了重庆夏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日军1938年12月26日就曾派出航空兵团由武汉起飞执行对重庆的轰炸任务。但由于重庆上空密云覆盖，不得不放弃计划。1939年1月7日、10日、15日，日军轰炸机又出现在重庆上空，其中15日的轰炸造成124人死亡、166人受伤。更大规模的轰炸始于1939年5月，仅3日、4日两天，日军就分别出动了36架和27架轰炸机，试图摧毁城内的主要设施，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73]被燃烧弹击中的居民区、商业中心、学校和医院被大火吞没。据估计，仅这两天就有5000多名中国平民遇难。[74]轰炸不仅造成大规模破坏，而且更摧残了本已饱受战争生离死别之苦民众的心理。日军企图使重庆陷入恐慌，以削弱国民政府和民众的抵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恐怖席卷了重庆。轰炸停止，创伤仍在。正如白修德所描述的那样：“街上的行人时而因幻听的空袭警报而开始四处逃窜，其他人便盲目跟随。数百人在恐慌中寻找掩体，尽管敌机尚无迹可寻。”[75]空袭是二战中才开始应用的一种杀伤力极大、残忍打击敌方的战争手段。对于此前连飞机都很少见过的重庆居民，尤其是习惯乡村宁静生活的市郊村民来讲，从天而降的炸弹与随之而来的死亡、大火和破坏不得不让人怀疑战争的底线在哪里。轰炸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遭到严重破坏，物价剧烈上涨，厌战情绪高涨，传染病肆虐。[76]然而，当轰炸已成为重庆入夏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恐慌逐渐被坚韧取代。[77]

1939年，流亡重庆的国民政府对空袭还无法进行有效防御。他们不得不依赖老式的预警系统，并利用山城的地势建造防空洞来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失。国民政府的雷达技术尚不能确切探测正在逼近的轰炸机，只能依赖肉眼探测。防御人员在市内及周边最高的山上搭起高高耸立的眺望台和传信杆。上千队两人一组的防空监视队昼夜不间断的密切监视着长江中游方向的天空。如有敌机来袭，监视队员就会悬挂一巨大的红纸灯笼串预警。与此同时，重庆在武汉的间谍也密切关注日机的动向，并通过藏在城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向重庆发出空袭警示。重庆及其周边的悬崖峭壁和众多洞穴也为国民政府提供了修建防空洞的自然资源。每个部门都在办公地点附近建有自己的防空洞，为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庇护。重庆的防空战备体系也日益完善，包括向地下深挖防空壕，修建互相连通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规模地下设施，可容纳军政机关办公，工厂也迁入其中，在轰炸中持续生产。至1940年9月，重庆的防空设施已经拥有防空壕15所、避难室19所、防空洞664处、小型避难所38处，危难时这些设施可容纳22万人。[78]

董显光制订了一个系统的撤离计划，以保证他的办公室在空袭中尽量避免损失。工作人员重要的衣服和日用品在轰炸频繁期间都被要求打成包裹，以便能随时带到防空洞。[79]此外，国际宣传处还在院舍内设立了三个席棚，存放设备及职员的财物，以防办事处的主楼被炸毁而招致损失。每个办公室都事先预备了存放重要书籍和文件的箱子。当警报响起时，便安排好工友负责把箱子搬到席棚或防空洞内。重要的设备，譬如打字机和发报机等要首先运往防空洞。一旦空袭结束，工友再将设备和物资顺次搬回。频繁的轰炸使得国际宣传处人员对防空安置工作驾轻就熟。据董显光回忆，在第二轮空袭警报响起之前，最重要的设备通常已经被妥善地安置在防空洞中了。[80]系统的防范步骤的确将国际宣传处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大部分设施能在战时保持完好无损。董显光回忆道，国际宣传处同事在防空洞里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是估算资源匮乏的日本在轰炸上又花了多少冤枉钱。在他们来看，轰炸除了让他们不得不往返于办公室与防空洞之间、徒增日常的麻烦以外，几乎不能达到任何实质打击国际宣传处的目的。[81]诚然，董显光30年后在回忆这段时，也难免将残酷的战争浪漫化。毕竟在恐怖的轰炸中，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但董显光对轰炸经历的回忆体现出的国人的乐观与坚韧，也是轰炸难以摧垮中国顽强抵抗的原因之一。

1940年和1941年的夏天对国际宣传处来说格外艰难。日本人开发了重型轰炸机，增加了轰炸的频率。1940年5～8月，日军的“101号作战”计划对重庆和成都进行了毁灭性轰炸。5月出动550架次轰炸机轰炸重庆；6月达1100架次；7月400架次；8月650架次。[82]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把国际宣传处锁定为轰炸的目标。[83]从6月到7月，国际宣传处在一个月内遭受了19天的空袭。燃烧弹烧毁了一个储物棚、图书馆、一间会议室和12间职员宿舍。从1941年8月8日起，日军连续七天七夜轰炸重庆。袭击最长间隔5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董显光用五角亭子改造的住处和魏景蒙的家被炸了好几次，[84]连外国记者招待所也未能幸免。好在董显光得到了孔祥熙的财政支持，迅速将其修复。

图8-2 孔祥熙对重建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财政支持

资料来源：《孔祥熙致董显光》（1941年10月21日），档案号：718（4）-3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日本采取疲劳轰炸的战略是要彻底耗尽重庆民众的抗战意志。[85]有时，人们不得不连续好几天躲在防空洞里10～15个小时，忍受饥饿和通风不良的折磨。1941年8月10日到13日，重庆更是处于“九十六小时警报不停”的状态。尽管条件恶劣，董显光还是设法维持信息照常传送，他的“王牌”便是从汉口办公室运来的发报机。轰炸破坏了电话服务和电力供应，防空洞内安装的6千瓦发报机就成为重庆记者与外界联系的主要纽带。[86]正是在防空洞中，国际新闻的无线电信息源源不断地发往香港和美国西海岸查尔斯·斯图尔特的接收处。

时间在防空洞里缓缓流逝，一小时挨过一小时。忍耐轰炸的日子一天挨过一天，直到太阳消失在云层，冬日的寒气袭来，雾霭再一次笼罩重庆。人们从防空洞里中走出来，度过几个月无警报却阴郁湿冷的冬日，扩建洞壕，为来年对抗新一轮的轰炸做准备。如此往复，人们挺过了最为艰难的三年，直到1942年大雾消散后只有几架轰炸机偶尔出现在重庆上空。自1942年起，日本空军逐渐陷入更广阔的太平洋战场，对重庆的空中攻势也有所缓解，主要目标锁定为重庆周边的军工厂。1943年以后，重庆的防空雷达部署更加完善，美驻华空军力量加强，也对日本的轰炸造成威慑。

图8-3 国际宣传处防空洞内的工作

资料来源：China at War，Oct. 1940。

与伪政府的对抗

武汉期间，蒋介石成功拔掉了陈公博在宣传部门的势力，董显光与汪精卫集团的政治斗争也有所缓和。迁至重庆后，董显光又陷入与汪精卫另一位亲信周佛海的新一轮角力。入渝后，与董显光在武汉合作非常默契的宣传部长邵力子被派往莫斯科寻求苏联的援助。蒋介石最初打算任命顾孟馀来填补这一空缺，于是派董显光去香港请其主持宣传部。然而以学者自居的顾孟馀决定在战时远离政治，在香港过起半隐退的生活，拒绝与董见面。[87]由于顾孟馀拒绝接任宣传部长，作为副部长的周佛海和董显光就成了部长职位的人选。蒋介石在两者之间，仍然选择提拔周佛海，而不是一直忠于自己的董显光，尽管周佛海当时已表现出了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强烈意愿。

的确，董显光在党内的经验和人脉都远比不上周佛海。周佛海与国民党各派都有交集。他早年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在中国留学生中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1921年，他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的成立大会。[88]他后来被选为中共的副总书记，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黄埔军校教书。也是从那时起，周佛海与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建立了联系。在国民党政治理论家戴季陶的影响下，周佛海退出了中共，转而追随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提携下，他在国民党中迅速崛起。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还不到三十岁。后来，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受到掌控组织资源的陈氏兄弟赏识，加入陈氏兄弟主导的CC系。1930年代，以黄埔集团为核心的半秘密组织复兴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崛起（“蓝衣社”为其核心组织），周佛海也积极参与了CC系与复兴社竞争的政治活动。周佛海的专长是政治训练和政治教化。1930年代，周佛海积极参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诠释工作，编辑政治刊物，成为国民党内重要的宣传家。1937年，周佛海被推举为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成为深得蒋介石信赖的助手。[89]

然而，周佛海并不情愿接受宣传部长的任命。1938年，周佛海对中国抗日战争持悲观态度，这或许和他党内位高权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有更全面的了解有关。他与一些政界、学界精英共同创办了“低调俱乐部”，其中包括高宗武、陶希圣、熊式辉、梅思平、胡适等人。他们反对国民党内不切实际的拼死抗战情绪，主张用理性的外交策略解决中日冲突。低调俱乐部使周佛海与汪精卫集团进一步接近，也加深了他对盲目抵抗政策的抵触。[90]周佛海在日记中承认，他对任宣传部部长一职，“闻之不胜焦灼，以致全夜未能安睡”。[91]他请张群劝说蒋介石任用陈公博或王世杰代替他，但蒋介石并没有改变主意。

作为战时的宣传部长，周佛海的主要职责是坚决支持抗战，鼓舞民众士气，并让国人相信，不管有没有外国援助，中国最终都会迎来胜利。职责所在与他自身对于战事判断的矛盾不断折磨着他。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于是我便想尽方法，向蒋先生辞职，拖了三个星期不去接事。结果未承蒋先生允许，只好勉强担任，一天到晚的讲鬼话，瞎吹牛了。这是我对不起人民的大罪恶。最痛苦的是每周的三种会议。一个是中宣部、政治部和其他有关宣传的各机关的宣传会议，一个是召集外国记者的谈话会，一个是本国记者的谈话会。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厅长郭沫若。中宣部是我和董显光、萧同兹。每次会议，听着陈诚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论，真使人啼笑皆非。听着周恩来、郭沫若等捏造事实，欺骗民众的报告，真使人切齿痛心。[92]

董显光对周佛海任宣传部长颇有微词。他不信任周佛海的为人，认为他在政治上缺乏定力，先有1920年代参加中共，而后在全面战争爆发后与日本人“暗通款曲”。他认为周佛海为人怯懦，为了躲避敌人对武汉的空袭，早早在武汉沦陷之前就来到了重庆，还对周佛海主张早日停止战争，以及他干涉国际宣传处的工作感到不满。董显光与周佛海之间的嫌隙也逐渐表面化。董显光回忆与周佛海共事时承认：“我怀疑他的动机，也拒绝见他。如果他想换掉我，那是他作为宣传部长的特权。但为了让我对宣传工作的努力不至于付之东流，我拒绝和他交谈，而这是我的权利。”[93]诚然，董对周的回忆，与周后来出走重庆之后被贴上“汉奸”“卖国贼”的标签有关。毕竟董显光处在蒋介石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很难了解处于蒋的权力核心的周佛海处境的复杂性，也无法获得周佛海所掌握的信息。

董显光与周佛海的竞争实则也暴露了董在党内的尴尬地位。作为外国记者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协调者，董显光的专业素养、其与西方媒体深厚的连接和人脉资源是蒋介石所看重的。而蒋介石夫妇为了确保董的部门可以发挥最大效力，不论在组织设计还是人员安置上都给董自主的空间，将其与其他部门复杂的政治竞争隔绝，免受外来干扰。的确，对于董显光和他手下这些在租界报界成长起来的国民党系统外的宣传人员来讲，被隔离于政治纷争之外独善其身是他们在党国系统发挥职能的最佳方式。正如朱莉的研究所指出，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外交部在1930年代之所以能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特质并极大地发挥部门效率，得益于政府能将它们与外部动荡的政治纷争隔绝开来。国际宣传处能在抗战爆发后迅速建立并发挥效力也得益于此。然而，与财政部和外交部不同的是，隔离政策实际上对国际宣传处不过是饮鸩止渴。虽然初期对对外宣传有所助益，但随着部门职能的扩展，隔离反而逐渐制约了国际宣传处的发展，使其越发孤立。

从本质上讲，宣传乃党国体制的要义，与之有关的资源一向掌握在党的核心领导层。国际宣传处的建立出于中国迫切的现实需要，但其以信息流动和联通为核心的职能，要求其必须与国民党各派、各部门和各机构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接触，来打通信息的索取和交换渠道。与其他部门的隔绝实际上弱化了董显光培植政治网络的机会。而隔离所带来的短期政治上的自由空间，也给董显光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让他相信他所秉奉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秩序和新闻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国民党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信息宣传秩序中，可获一席之地。董虽在党内高为宣传部副部长，却始终没有摆脱自身作为文化和政治边缘人的困境。董作为生活在两种文化价值链上的边缘人，其价值追求和政治理念既深深带有西方的痕迹，又脱不了对于家父长式管理的合理化和对人情世故的妥协。董身上，西学明显多于中学，现代性多于传统性。虽然副手曾虚白，这位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从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将董联结到传统政治生态中，但是仍难改变董处于边缘人的游离性，以及处于可能被两种文化和政治理念同时摒弃的尴尬境地。董自从投笔从政，便寄希望以微薄之力改进党国宣传的政治生态，意图将租界的信息传播模式嫁接在国民党的宣传系统之中。而蒋介石决定提拔周佛海以及他在迁渝后对新闻审查政策上的收紧，都让董显光意识到国际宣传处，这个在租界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团队，不过在国民党官场内成了另一座“孤岛”。

事实上，董显光从未赢得党内元老的尊重。他常常被党内元老轻蔑地称为“后党”，暗讽董是宋美龄的人马。[94]甚至他的直属上司，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也抱怨他“无政治见解”。[95]政坛的斗争使董显光筋疲力尽。1943年宋美龄访美期间，董显光曾向朋友暗示，他已经厌倦了中国政治，尤其是“厌倦了蒋夫人身边那些他必须密切合作的人”。[96]他曾认真考虑过辞去公职，而中日战争一结束，他也果然辞去副部长的职务，隐姓埋名在美国学起了修汽车。

1938年底，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往河内，宣布愿意与日本和谈。1940年3月，他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周佛海在离开重庆追随汪精卫之前，忽然公开任命董显光为代理部长。这在董显光看来是周对其的报复。周佛海并没有任命代理部长的权力，却在媒体散布任命的消息，将董显光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董显光当时正秘密潜入上海加强与上海秘密宣传部门的联系，这一公开任命无异于陷他于危境。[97]

董显光再次潜入上海，也是九死一生。在与亚朋德会面期间，他两次险些被日本人抓获。据董显光后来了解，当他打电话给亚朋德约定见面时，日本在上海指挥作战的海军司令正在亚朋德的住处。在与亚朋德会面后，董显光走出电梯时与堀口（Horiguchi Yoshinori）擦肩而过。[98]堀口是董显光在密苏里大学的校友，之后担任日本同盟通讯社副主笔，他是日军驻上海的新闻发言人。如果董显光被堀口认出，则很难活着离开上海了。董显光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好在堀口没有注意到他。[99]日本间谍组织似乎在事后注意到了他潜入上海的宣传活动，开始对董的行踪特别关注。1939年11月又传出董显光携三百万元巨资乔装进入上海安排宣传工作，但这一传言没有得到工部局的证实，也被路透社辟谣。[100]

董显光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汪伪政权国际宣传局局长汤良礼。汤良礼是汪精卫的私人英文秘书和外宣专家。他在1930年代初期因编辑著名的“今日中国”丛书和经营国民党英文报《民众论坛》在党内声望大噪。战争开始后，汤良礼从上海搬到了香港。蒋介石看中他的宣传才能，于是派吴铁城到香港去争取他。[101]汤良礼为蒋工作的同时也与汪精卫保持密切联系。即便在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也没有立即追随汪，仍然表面上与董显光合作两月有余，暗中和汪联络，拿到重庆的薪俸后才赴南京投奔汪。[102]在上海，他协助汪精卫加强与外国记者的联系。在汪伪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国际宣传局局长，负责对外宣传工作。[103]

汤良礼领导的国际宣传局的出版物鼓吹中日合作，称中国不能单靠一己之力实现现代化，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而与日本这个和中国有着相似文化和种族渊源的国家合作，要比与白种人合作好得多，毕竟欧美列强的目标是征服黄种人。[104]汤良礼在1946年接受审判时称，他的种族主义情绪源于早年与西方人的不愉快经历。他出生在爪哇岛，时为荷兰殖民地，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曾遭到荷兰官员的欺辱。虽然他后来被送到英国念书，但留英的经历并没有改变他对西方的负面印象，反而加深了他对英帝国的蔑视。在后来的一次美国之行中，他又经历了美国人对他的种种限制和侮辱。相比之下，他在日本受到的款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改变了他反日的态度。汤良礼认为自己不过是追随并发扬孙中山所推崇的与日本更紧密合作的理念，并称他的大部分宣传材料是对孙中山作品的翻译和诠释，并不是他自己的原创。[105]

汤良礼的宣传路线更多基于对现实政治的盘算，而非他所声称的对种族歧视的抵制。事实上，汤良礼是在1940年加入汪伪政权后才真正接受亲日立场。在此之前，他都坚定地主张中国摆脱日本干涉寻求民族独立。他在《伪满洲国》一书中就严厉批评日本是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的资源，侵蚀中国主权。他的言论实际上取决于他对政治利益做出的判断，而这些言论导向都紧随汪精卫各个时期对日态度的转变。毕竟汪精卫的庇护和提携是他在政坛地位、资源和权力的来源。

除宣传机构之外，汤良礼与董显光为争取外国记者的支持展开了激烈竞争。1940年初，汤良礼欲说服路透社远东负责人赛维堪（Kenneth Selby-Walker）与汪伪政权新闻社签订新闻互换合同。当时赛维堪接任远东部没多久，对复杂的中国政局完全无法把握。为了保存路透社在日占区的新闻业务，赛维堪在得到伦敦总部的首肯后，在未与重庆接洽的情况下与汤良礼签署了新闻互换协议。[106]鉴于路透社在国际新闻界的影响力，这将不可避免地提升汪伪政权的声誉，对重庆国民政府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为了破坏汤良礼的宣传，戴笠早已派了特工密切监视汤良礼的活动。[107]路透社的中国记者赵敏恒与戴笠一直保持联系，第一时间将新闻互换的协议通过军统透露给重庆。[108]

董显光随即动用他一切可用的资源来破坏这次合作。他与英国宣传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远东特派员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进行了长谈，指出路透社与汪伪政权交换新闻严重损害英国外交部中英友好的外交政策，敦促其向路透社施压。斯科特承诺确保尽快停止路透社与汪伪政权的合作，并更换路透社在远东的负责人。蒋介石政府在重庆也开展了对路透社的打压，关闭了路透社在重庆的办事处，命令当地报纸禁止采用路透社从上海发来的新闻稿，威胁停止中央通讯社与路透社的新闻互换协议，同时向路透社总部提出抗议。[109]这些努力最终促使路透社在1940年6月派遣远东分部的前负责人张士乐前往中国进行彻底调查。[110]张士乐的政治洞察力远高于赛维堪，他以灵活的政治手腕顺利使宣传部长王世杰接受路透社在日占区和自由中国都有新闻业务，以保持信息联通，并承诺路透社在日占区的业务不受日方和汪伪政权的干涉。[111]

此外，董显光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阻止其他国际新闻机构与汪伪政权的合作。他让美国合众社重庆分社询问合众社远东分社总经理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对汪伪政权的态度。他还指示国际宣传处驻美办事处负责人李复，令其竭尽所能劝阻合众社上层不要批准与汪伪政权的任何协议。李复曾服务于合众社，由他出面的确更为妥当。与此同时，董显光还向合众社前社长兼总经理罗伊·霍华德发了一封电报，警告合众社不要与汪伪政权合作。

自从路透社与汤良礼的傀儡通讯社签订新闻协议以来，中国报纸使用路透社消息的比例从以前的95%减少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合众社的声望正在突飞猛进地提高。这也使50年来中国公众舆论首次为国际社会所知。我们对您阻止合众社同南京伪政府达成类似协议的努力表示赞赏，并希望这一愉快的合作趋势得以长久保持。[112]

由于这些努力，整个战争期间，合众社没有与汪伪政权建立任何联系。

然而，汤良礼的国际宣传局却将身在上海、同情蒋介石政府的记者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汤良礼长期活跃于租界报界，并曾在国际宣传处的香港办事处工作过。他了解外国记者的背景与政治立场，并知晓董显光与上海报刊之间秘密往来的渠道。史沫特莱就从《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维尔那里了解到，汤良礼当时为日本当局列了一份反日西方记者黑名单。上面包括鲍维尔、《大陆报》的卡罗尔·奥尔科特（Carroll Allcott）、《申报》捐助者阿乐满（Norwood Allman）、《华美晚报》发行人密尔士（Hal P. Mills）、《大美晚报》的高尔德和史达等人。他们一旦被捕，都将被视为交战国敌人，按中国俘虏处置。[113]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天之后，鲍维尔便被日人逮捕，在狱中饱受虐待，日军不许他穿鞋子而长期跪坐在监狱冰冷的地上，他的体重最后只剩平日的一半。他在狱中湿冷的环境中染上了严重的脚坏疽。1942年他作为交换战俘回到美国，却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不得不截肢以保全性命。鲍维尔最终在1945年去世。他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住院期间，国民政府和新闻界同仁慷慨解囊，为其负担高额医疗费用。其中蒋介石资助他1万美元，国民政府出资1000美元，中国新闻界其他人士捐款3600美元，美国新闻记者也筹得1万美元帮助他和他的家庭渡过难关。[114]而他的儿子小鲍威尔接手了他倾注二十几年心血的《密勒氏评论报》，经营至1950年代初期。

与中共的竞争

除了与汪伪政权的国际宣传局竞争，国际宣传处还密切关注中共的活动。令蒋介石备感焦虑的是，越来越多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被中共吸引，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其说是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如说是记者对国民政府越发不信任。

尽管董显光和其他受过西方教育的政治精英支持相对自由的新闻政策，但国民党内保守势力占主流。保守势力对外国记者极度不信任，倾向于对外国记者的信息进行严格管制。即便战争已经进行多年，保守势力仍然不理解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立场的意义。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曾几次试图采访蒋介石，但都遭到拒绝。几次受阻之后，斯诺才开始了他的延安之行。他从延安回来后，又一次试图与蒋介石会面，以寻求获得一个平衡的视角，但他的要求又一次被回绝。董显光后来才知道，蒋介石本人从来没有接到过斯诺的采访请求。[115]显然，一些负责对外联络的官员或是为了少担责任，或是怀疑斯诺的动机，自行拒绝了斯诺的采访请求。而与国民政府对外国记者的抵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的热情接待，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亲自负责安排斯诺前往各中共根据地。[116]

重庆政府对外国记者进行战地采访的限制也加剧了外国记者对重庆的不信任。董显光称，禁止外国记者私自去前线是对他们人身安全的考量。他担心外国记者缺乏基本的汉语能力，在中国农村较为简陋的条件下尤其需要特别的照顾，而他们出现在前线也可能会干扰战地工作。[117]董虽然接受西方的专业训练，却仍难摆脱东方文化的传统，以家父长的方式对待手下的职员和西方记者，忽视了他们自身对于独立性的追求。这样家父长式的照顾，非但不能得到西方记者的理解，反而徒生芥蒂。东西方近代的交融和信息交流本就是在不对等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是董难以摆脱的大局。西方记者遵从以个体观察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模式，对官方这种自上而下的宣导式信息发布有天然的抵触。董显光越是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西方记者，把他们放在“特殊”的位置上多加照顾，越加深了西方记者自身的优越感，甚至助长了他们将自身文化凌驾于中国之上，难以感同身受地了解国民党方面的立场。

当然，限制西方记者去前线调查，也很有可能隐藏着另一个原因，即重庆政府对其军事能力缺乏信心，中日军事实力的差距也是汪精卫叛逃的原因之一。为了防止悲观情绪蔓延，国民政府对有关抗战的消息都特别审慎，要求对所有可能打击抗战热情或损害士气的消息进行封锁。当局下令，所有关于战争的消息都要遵循中央通讯社提供的版本和新闻发布会军方所做的简报。这一禁令不可避免地招致外国记者的强烈批评，他们希望能跟在欧洲的记者一样驰骋前线报道战况。而消息封锁的结果就是谣言四起，有传言说国民政府之所以颁布这些限令，是因为他们不打算与日本作战，而是同汪精卫集团一样准备继续与日本谈判。[118]与此同时，中共的对外宣传则尽力在外国记者中传播来自前线的故事，邀请史沫特莱报道中国北方的游击战，宣传中共的抗日决心。

尽管在最初的两年战争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并不明显，但他们争取外国记者支持的斗争一直在暗中进行。国民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外国记者访问中共根据地来削弱其影响力。[119]有关中共活动的新闻也受到严格审查，目的是不让中共的活动进入公众视线。然而，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周恩来从国民党内部打破了封锁。

周恩来还寻求与对中共感兴趣的记者秘密地建立联系。他找到安娜·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向她介绍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并暗示她一旦两党之间的竞争升级为军事冲突，她应在第一时间向美国发表简报，说明国民党一直以来对共产党的打压。周恩来同时对埃德加·斯诺做了预先的政治铺垫。[120]此外，周恩来也多次联系董显光国际宣传处的同事、后来供职于《时代》杂志的白修德，以赢得他对中共的同情。[121]在董显光和曾虚白眼中，当时在重庆的西方记者有体制内的正式记者和体制外的流浪记者之分。前者受聘于正式的新闻机构，有固定薪给，全职为某一新闻机构服务；后者类似于自由撰稿人，同时服务于几家新闻机构，并非某一机构的长期正式记者。所以后者的报道多倾向于以新奇、煽情，强调冲突和暴力的内容来博取眼球，如果获得采用，凭稿计酬。流浪记者为了活动方便起见，通常以某某报记者的名义自居。曾虚白认为中共争取到的左派记者多来自体制外的流浪记者群体。[122]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这是国共双方自1940年以来一系列摩擦冲突升级的结果。这一事件不仅使统一战线趋于瓦解，而且使两党在国际宣传上的竞争浮出水面。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迅速向国际新闻界解释事件经过并阐述己方的立场。这样迅速的反应，归功于中共长期以来对左派西方记者的引导和铺垫工作。在事件发生前，两党摩擦不断加剧时，周恩来就多次与重庆的外国记者接触，督促他们要在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爆发时，第一时间向外界介绍中共的立场。事发前一周，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与《时代》和《生活》杂志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基督教箴言报》驻华记者迪恩（Hugh Deane）进行了多次会面。周恩来向他们提供了国民党镇压中共军队的资料，以赢得两人对中共的同情。[123]皖南事变一爆发，贝尔登便立即进行了相关报道，批评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进攻。为了规避重庆政府的审查，他把报道的主要内容打了两遍，复印了大约八份，交给几个飞往香港的人。[124]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成为中共国际宣传的外延组织。在收到贝尔登、斯诺和其他记者的报道后，保卫中国同盟立即将报道发送给世界各地的重要报纸。[125]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白修德长谈数小时，详细介绍国民党制造事变的经过。斯特朗在事变后也收到一封匿名航空邮件，称“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信内还附有中共重组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全文，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加强法西斯化阴谋的声明。斯特朗根据这些材料在《美亚》（Amerasia）杂志上发表了分析文章。斯诺从廖承志处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从香港发急电，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率先进行了报道。[126]与此同时，同情左派的《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维尔也发表文章批评国民政府攻击新四军，重庆政府随即禁止了《密勒氏评论报》在重庆发售。禁售之举引起了鲍维尔的强烈抗议，并恶化了他与国际宣传处多年来的合作关系。[127]

与中共在皖南事变后的积极宣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的消极缄默。重庆政府坚持封锁所有与该事件有关的新闻，政府发言人也不愿与外国记者讨论此事。重庆政府对皖变采取缄默，因为一些党内高层认为在媒体上炒作皖变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虽然董显光本人主张在国际媒体上积极捍卫和宣传国民党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但他无法改变那些不了解国际宣传重要性官员的想法，也无力改变一些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味避免在媒体上与人争执的迂腐思想。[128]

不过，国际宣传处也没有就此“坐以待毙”。针对记者引用周恩来驳斥十八集团军消极抗战的报道，国际宣传处提出要在电文前“暗示”周恩来的声明“歪曲事实，蒙蔽国际视听”以作为审查放行的条件。[129]7月19日，国际宣传处召集外国记者，批评中共的“异动”自皖南事变后未见间断，希望记者“期以舆论界正义之呼号，纠正中共不法之举”。[130]在一份密电中，蒋介石命令王世杰收集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中共同情者在美国发表的亲共宣传材料，并指派专人翻译，研究针对其言论撰拟反驳文字，交由国民政府信任的美国报馆杂志发表，“以正美国视听”。[131]此外，重庆政府加强了对杰克·贝尔登的监控，对于他提出采访第一战区的要求，怀疑他要借机采访延安，而多方布置严加防范。[132]

国共双方在外国媒体上的竞争只是1940年代中叶以后国共大规模舆论战的开端，但在1941年，两党之间的宣传冲突并不常见。国民党大部分国际宣传资源集中在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而1941年，董显光所在的国际宣传处积极促进美国参与对日共同作战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珍珠港：终而未结

美国公众舆论逐渐摆脱了孤立主义。1937年9月，当盖洛普民意测验调查美国人是同情中国还是同情日本时，43%的人支持中国，55%的人不支持任何一方。[133]尽管如此，美国民众还是不愿意把他们的同情转化为实际支持，95%的受访者拒绝任何与中日战争有关的金融援助。[134]1938年2月，同情中国的民众比例增加到59%，36%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向中国运送武器或弹药。[135]1939年年中，74%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66%的美国民众明确支持抵制日货，72%的美国民众支持对日本实施武器禁运。尽管美国民众愿意在物资上援助中国，但仍不愿在军事上与日本对抗，只有6%的受访者希望与日本开战。[136]但形势继续迅速变化。到1941年2月，即日本偷袭珍珠港前10个月，39%的民众愿意在必要时冒险与日本开战。[137]

1939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从而消除了禁止向日本运送物资的法律障碍。1941年10月16日，美国对日本的钢铁出口实行全面禁运。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拒绝了日本要求放松禁运的要求，并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日本从中国完全撤出。

这些压力最终让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重庆对这一消息感到振奋，蒋介石第一次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为了庆祝这一天，蒋介石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曲儿，整天放着《圣母颂》。[138]美国向日本宣战，中国在苦苦支撑后终于结束了孤独抵抗的局面，中日战争也有了决定性的转机。然而，中美建立起的战时同盟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中日战争的最后几年，中美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139]中共的实力也不断增强，并开始重塑1940年代及以后的政治格局。战争道阻且长，20世纪这漫长的一连串战争所遗留的问题，至今仍让中国隐隐作痛。

图8 独自作战

资料来源：Sapajou，“The Lone Battal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October 30，1937。

[1]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233；John Hunter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135-166.

[2]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421～444页。

[3] Theodore Harold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London：Victor Gollancz，1947），9.

[4] Tong，Dateline：China，108.

[5] Tong，Dateline：China；The Beginning of China’s Pres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109.

[6] Wen-hsin Yeh，Shanghai Splendor：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1843-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88-89.

[7] 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18.

[8] 参见小林文男对战时生活在重庆的一位经济学家回忆的引述。小林文男：《抗战中苦难的重庆》，《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西南大学出版社，1989，第85～86页。

[9]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61页。

[10] Julia C. Strauss，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1927-194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36.

[11] 《董显光致蒋介石》（1943年11月27日），案卷号：718（4）-3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 叶公超：《怀念董显光先生》，董显光先生追思录编辑委员会：《董显光先生追思录》，1972，第22页。

[13] 参见《董显光先生追思录》所载的其他文章。

[14] 曾虚白：《抗战中的国际宣传》，《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1942，第16页；《曾虚白自传》，第233页。

[15]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1941），一般档案，档案号：496/294，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16] China at War，Vol.5，No.3（October 1940）.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虚白工作日记选（一）》，《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第31页。

[18] 《赵敏恒致张士乐》（1941年6月9日），档案号：718（4）-8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 《改进国际宣传计划》，档案号：718（5）-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 《赵敏恒致张士乐》（1941年6月9日），档案号：718（4）-8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1] 《四川省志·外事志》，巴蜀书社，2001，第510页。

[22]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107-108.

[23]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107-108.

[24] 《四川省志·外事志》，第509页。

[25] 《改进国际宣传计划》，档案号：718（5）-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6] Israel Epstein，My China Eye，131.

[27] 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27.

[28]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36页。

[29]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37页。

[30] William E. Daugherty，“China’s Official Publ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6，No.1（April 1，1942）：78.

[31]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Ministry of Information，June 11，1938，conference paper，5.3/81.6，GA.

[32] Frederic E. Wakeman，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265.

[33] 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52页。

[34] 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57页。

[35] Emily Hahn，China to Me：A Partial Autobiography（New York：Garden City Publishing，1946），169.

[36] 陈云阁：《抗战初期外国记者在重庆的活动》，《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45页。

[37] 赵敏恒：《采访十五年》，第95页；陈云阁：《抗战初期外国记者在重庆的活动》，《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47页。

[38] 赵敏恒：《采访十五年》，第89～90页。

[39]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1941），一般档案，档案号：496/294，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40] 陈云阁：《抗战初期外国记者在重庆的活动》，《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47页。

[41]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1941），一般档案，档案号：496/294，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42] Tong，Dateline：China，130.

[43] 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56页。

[44] 夏晋麟：《海外宣传工作》，《传记文学》第92卷第6期，1976年12月。

[45] 《国际宣传处呈中央宣传部文》（1940年1月31日），会议记录，档案号：5.3/140.12，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Tong，Dateline：China，99.

[46] Tong，Dateline：China，121.

[47] Tong，Dateline：China，102-103；《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69页。

[48] Tong，Dateline：China，102.

[49] Tong，Dateline：China，102.

[50]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69～278页。

[51] 赵敏恒：《采访十五年》，第95页。

[52] 《广播节目》（1940年3月），国际广播电台档案，全宗号：0004，卷宗号：062，重庆市档案馆藏。

[53] 《斯图尔特与国际新闻处的通信》（1941年2月20日），国际广播电台档案，全宗号：0004，卷宗号：070，重庆市档案馆藏。

[54] Daugherty，“China’s Official Publ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81；Tong，Dateline：China，121；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110.

[55]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110.

[56] Radio Amateur’s Journal 3（1947）：35.

[57]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60页。

[58] Tong，Dateline：China，99.

[59] 《毛庆祥致蒋介石》（1939年2月），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200513048，“国史馆”藏。

[60]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67页。

[61] 《中央国际宣传处工作概要》（1938～1941）一般档案，档案号：496/294，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62] 《董显光致蒋介石》，档案号：718（5）-8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3]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67页；“Who’s Who in China，” The China Weekly Review，12 December，1936，67.

[64]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68页。

[65] 刘景修：《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84页。

[66] 刘景修：《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86页。

[67] 《董显光呈蒋中正》（1939年11月21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8020000520065，“国史馆”藏。

[68] 刘景修、张钊：《美国记者与中国抗战》，《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107页。

[69] Tong，Dateline：China，132.

[70] Minutes，November 7，1940，MLMSS 7594/5/9，WGLP，FO 371/24702/9143.

[71] Minutes，December 4，1940，MLMSS 7594/5/9，WGLP，FO 371/24702/9143.

[72] 《澳大利亚办事处报告》，档案号：718（5）-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3] 小林文男：《抗战中苦难的重庆》，《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77页。

[74] Herbert P. Bix，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0），364.

[75] White and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22.

[76] 小林文男：《抗战中苦难的重庆》，《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78页。

[77] Mitter，Forgotten Ally，1-2，176-178.

[78] 小林文男：《抗战中苦难的重庆》，《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79页。

[79]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44页。

[80] Tong，Dateline：China，114.

[81] Tong，Dateline：China，125.

[82] 小林文男：《抗战中苦难的重庆》，《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Tong，Dateline：China第76页

[83] 小林文男：《抗战中苦难的重庆》，《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Tong，Dateline：China第76页；Tong，Dateline：China，119.

[84] Tong，Dateline：China，119，124；《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45～246页。

[85] 《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45页。

[86] Tong，Dateline：China，118；《曾虚白自传》上集，第260页。

[87] Tong，Dateline：China，109.

[88] Brian Martin，“Collaboration within Collaboration：Zhou Fohai’s Relations with the Chongqing Government，1942-1945，” 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4，No.2（April 2009）：55.

[89]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69.

[90] 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67-195.

[91]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10页。

[92]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第1216页。

[93] Tong，Dateline：China，110.

[94] 《董显光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档案号：129-200000-3461，“国史馆”藏；杨者圣：《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55页。

[95] 《王世杰日记》，1940年4月28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96] OSS’s report on “Madam Chiang and Party，” June 25，1943［WN#13639］，NARA Archives.

[97] Tong，Dateline：China，111.

[98] Tong，Dateline：China，77.

[99] Tong，Dateline：China，77.

[100] “Tairiku Shimpo’s report ‘Hollington Tong with $3，000，000 smuggles himself into Shanghai to recover lost newspapers’”；“Hollington Tong in Chungking Still”；“Reported attempts to establish branch of propaganda bureau in Shanghai”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档案号：D-6794，上海市档案馆藏。

[101] 《汪精卫政府》（1939年8月15日），蒋介石档案，档案号：002090200023201，“国史馆”藏。

[102] Tong，Dateline：China，105.

[103] 《汤良礼案卷》，上海高等法院卷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案号：4187-2-119，4，上海市档案馆藏。

[104] 《汤良礼案卷》，上海高等法院卷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案号：4187-2-119，1，上海市档案馆藏。

[105] 《汤良礼案卷》，上海高等法院卷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档案号：4187-2-119，1，上海市档案馆藏。

[106] Shu，“Managing International News-Agency Relations under the Guomindang，” 612-613.

[107] 《戴笠档案》，档案号：1440101060003016，“国史馆”藏。

[108] Shu，“Managing International News-Agency Relations under the Guomindang，” 613.

[109] Shu，“Managing International News-Agency Relations under the Guomindang，” 614.

[110] 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60页。

[111] Shu，“Managing International News-Agency Relations under the Guomindang，” 614.

[112] Tong，Dateline：China，106.

[113] 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London：V. Gollance，1944），359.

[114] John Maxwell Hamilton，“The Missouri News Monopoly and American Altruism in China：Thomas F.F. Millard，J. B. Powell，and Edgar Snow，” The Pacific History Review，Vol.55，No.1（Feb.1986）：40-41.

[115] Tong，Dateline：China，148.

[116] Harrison E. Salisbury，“China Reporting：Red Star to Long March，” in Chin-Chuan Lee，ed.，Voice of China：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0），219.

[117] Tong，Dateline：China，116.

[118] Tong，Dateline：China，116，149.

[119] Kenneth E. 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A Persuading Encount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129.

[120] Epstein，My China Eye，132.

[121] Theodore Harold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London：Cape，1979），118-120.

[122] 《曾虚白自传》上集，263页。

[123]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103.

[124] MacKinnon and Friesen，China Reporting，103.

[125] Epstein，My China Eye，132.

[126] 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63～164页。

[1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虚白工作日记选（一）》，《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第27页。

[128] Tong，Dateline：China，147.

[129] 刘景修：《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续一）》，《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75页。

[130] 刘景修：《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续一）》，《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76页。

[131] 刘景修：《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续一）》，《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76页；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69～170页。

[132] 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第163～164页。

[133] September 12，1937，“Sino-Japanese War，” in Gallup Poll，1：69.

[134] September 19，1937，“Aid to China and Japan，” in Gallup Poll，1：70.

[135] February 18，1938，“Sino-Japanese War，” in Gallup Poll，1：90.

[136] June 16，1939，“Japan，” in Gallup Poll，1：159.

[137] February 24，1941，“Japan，” in Gallup Poll，1：266.

[138] Sun，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1931-1941，155.

[139]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结语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的国际宣传见证了两条发展脉络：一是租界和国际大都市的主要英文报刊，对中国抵抗日本从鄙夷转变为同情；二是中国的国际宣传体系，从尚无章法到架构初成，并逐渐走向中央集中的运行模式。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虽然各自在细节上都非一帆风顺，发展过程也崎岖反复。中国在成为英、美的军事盟友之前，彼此要先有情感的联结作为基础，而这一变化在1930年代这段国际局势混沌不清的时期已悄然形成。国家形象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诸多因素都在其中推动又彼此角力拉扯，比如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利益纠葛，以及日本在中国的暴行等，都为舆论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持续的宣传活动加剧了日本与西方列强间的紧张关系，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转变的完成。

历史不问“倘若”，但有时一些假设性的追问，会督促我们重新审视某些被现在史书一笔带过或置若罔闻的人、事之意义。不妨设想，若国民政府全然坐以待毙，未曾试图改变中日信息渠道极度不对称的状况，全然无力将日方的暴行和意图公开，则国际舆论是否能翻转，而美国是否会在珍珠港被袭后决定与日开战？若美国推迟了与日本的正面对抗，不插手东亚，国民政府能否挺过日本的围困？如果国民政府在1940年代初被摧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又将如何？今日的中华和世界，又是怎样一番局面？

国民政府国际宣传体系的建立，与一个长期被历史学家忽视的媒介——租界英文报刊密切相关。这一媒介不仅在中日危机日益深重，中国极度缺乏国际宣传资源之时协助中国与国际舆论界联通，同时也因中国租界特殊的政治生态，为一部分中国精英提供了接触西方宣传理念、磨炼宣传技能的场域，更为寻求信息秩序上的创新，搭建联通中西的人脉网络提供了契机。租界的媒体生态异常复杂，但也正是在这样利益纠缠的环境，交织出了多国背景层叠的信息网络。而这张网络在人情的维系下，顶住了国土沦丧、交通阻断之苦，在人员伤亡、大规模迁移与战争带来的极端恐惧和暴力下依然得以运行。租界英文报界推崇信息的相对自由流动，着重公信力的培养，且熟练运用跨国身份来隐藏信源和幕后资本，这些模式在全面抗战初期对国民政府的宣传政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诚然，国际宣传系统的建立绝非一帆风顺。租界英文报刊在舆论界的影响本也源于国民政府对租界的管控无力。中央政府权威的缺失，加之多国利益并存、竞争的环境，租界英文报界因而建立起国际视角，使一些受众能跳脱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羁绊，以独立的精神探讨救国、强国之路。西方列强滥用领事裁判权，也使得租界报刊享有在中国其他地区无法获得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免受国民政府的审查和宣传的影响。这不仅对国民政府试图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自上而下、中央集中的信息秩序提出了挑战，也为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信息秩序提供了在中国得以试验的场所。

事实上，国民政府与租界英文报刊的纷争，一定程度上揭示了1930年代在中国并存的苏联式和英美式两种外来信息秩序的冲突。前者强调通过政府或党派的灌输和信息隔离，使公众淹没于意识形态的说教；后者侧重于不同观点之间在信息市场上的论辩和竞争，虽然背后有着资本的隐形操控。前者重视消息来源的权威性，后者则认为信源的影响力来自独立于权威之个体的公信力。[1]当然，两种外来信息秩序都不完全符合中国知识精英对于媒体的认知。中国精英既有媒体乃“公器”应代表公义，不应为私利服务且全然受制于资本的意识，认同公权力对信息的督导，但也赞同“广开言路”，不迷信一党、一家之言。当时中国精英对公众信息的认知，也使得其对两种宣传模式各有所赞同，亦各有所抵触，进而在两种外来信息秩序间寻求调试。国民政府的宣传机构，面对亟须利用却又无法掌控的租界英文报刊，只得投身于租界竞争，在复杂的政治和资本利益纠葛间适应租界的多国媒体环境，掩藏资本和党派背景，以求在其中辟出发声的平台。这种适应本身也表明了国民政府对租界精英的妥协，因为政府迫切需要他们的协助以获得国内外的政治权威。

国民政府推崇一党专政，但比起同时期其他一党制国家，如纳粹德国和苏联，它又是一个受到内部分裂和外部威胁困扰、极为孱弱的政府，而国民党也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空有独裁之心而无独裁之力。[2]国际宣传机构的形成，也是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面对日本的种种侵逼、威胁，国民政府的命运也部分取决于其能否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中得到西方的支持。[3]但国民党左派不愿放弃反帝理念，动荡的政治形势也使得敌友难以划分，加之政权内部的领导权之争日益激化，主要的政治派别都试图掌控国际宣传资源，因此在宣传立场以及对租界英文报刊的管理问题上，不同政府部门、不同派系之间经常意见不一。这样的局面直到蒋介石获得绝对的领导权后才得以结束。

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建立的国际宣传处，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个“现代化”的科层式机构，未能将公务与私人感情全然分割。其宣传资源的联络和组织内部的人员关系，皆围绕长期以来在租界报界培养起来的人情网络而形成，其中尤以同乡、校友、同学、同事和旧友等关系为核心。“密苏里帮”以及其外围的燕京大学关系网、圣约翰大学校友网络和《大陆报》同侪等，成为组建战时国际宣传机构的人员基础。战时条件艰苦，资源匮乏，董显光通过关照同事的日常生活来凝聚宣传团队的力量与共识。当然，这样的做法在一些不谙中国文化、对人情社会淡漠的西人未必有效，反而被视为卑躬屈膝或有意控制思想。在重庆，豪楼招待所和宣传处宿舍的安置，将员工的办公室与私人住所结合在一起。这自然是在战时极端条件下，出于安全和防空考虑的设计，但也有提高战时的反应效率，将个人生活融入团体，弱化战争苦痛的意味。而这个以共同信念、个人忠诚和友谊为纽带的网络，在战时危难形势下确保了信息的持续流动。诚然，国民政府为稳定政局、强化自身的权威，对信息的管控和压制无处不在，更不必说对新闻人的迫害与钳制。此外，新闻与情报不过是信息的一体两面，一明一暗。新闻和记者的背后，不论在租界、南京、外国使领馆，还是在战时重庆都有情报部门的影子。但因为材料所限，以及研究重点所致，本书尚无法对租界报界、宣传部门与情报部门的关联做更深入的研究，有待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

国际宣传机构在战时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使得一些租界报界成长起来的中国精英，不得不放弃独立、自由的新闻理想。从租界英文报刊记者转变成国民党官员，将这些人夹在追求理想化的新闻自由与屈从保守的党国政治生态的两难境地。而他们的经历也反映了当时诸多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精神困境。他们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认为意见多元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必要构成，但也深深感受到在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竞争的国际秩序下，在大国强权的现实中，信息和话语权的不平等。所谓自由背后的资本、政治博弈之激烈，皆让孱弱的中国难以应付。日本入侵，民族危亡之境也戳破了他们对新闻独立的幻想。战争的机器将他们裹挟入军事化的宣传系统，政治派系的倾轧更碾碎了他们欲在党国宣传体系内嫁接租界信息秩序的尝试。那曾经欲从内部对国民党宣传制度施以改革的想法，在战争、党争、权谋、利益的纠葛下显得不堪一击。

然而，没有党务经验的租界报界精英得以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被吸纳进党国体系中的宣传部门，也得益于宣传及涉外部门自193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去党化”的铺陈。不论是宣传或涉外部门官员，李炳瑞、刁作谦刻意隐去党派背景，对租界英文报刊的渗透，还是萧同兹大刀阔斧改组中央通讯社，将中央通讯社从宣传部门独立出来，并自行掌握人事任用权，提拔非党籍的英文宣传者，皆在突破一党专政体制对信息流动的桎梏。一部分为实用起见，适应西方的信息传播秩序，以达宣传效果；一部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改进一党专政的僵化宣传模式所做的努力。有了1930年代“去党化”的实践在先，也方便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吸纳租界报界专才入宣传系统。

董显光在没有深厚党政经验的基础上，被提拔为负责国际宣传的宣传部副部长。除个人专业素养外，一定程度上也仰赖于蒋介石的庇护。这也体现了“人情”在维系组织机构中的重要作用。将租界记者与政府宣传部门联系在一起的人情关系，却也是个脆弱不定的因素。董显光固然与蒋介石有师生之谊，但蒋对他的信任也是有限的。蒋看重董的专业素养，却也对他在宣传机构中推行的自由主义理念保持警惕。董显光的观念往往与强调意识形态引导和信息控制的国民党宣传体系格格不入。国民政府退往重庆后，蒋介石安插戴笠进入国际宣传处，利用他的情报机构监视外国记者的日常工作，以平衡董显光在宣传部门的权力。蒋介石也意识到董显光在党内的局限性，因而在宣传部长出缺后，提拔的不是忠心追随的董显光，而是不好掌控却在党内根基深厚的周佛海。蒋介石的侍从室也曾评价董显光“对党信仰不坚”，“好做外交活动、不好作党政活动”。[4]

董显光作为在中国成长的精英，也略知国民政府组织机构中的层级与界限。而将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笃信基督教的他，联通中国本土精英界、协助董在国民党体系中进退有度的是其副手曾虚白。曾虚白深谙中国处世之道，出生于江南书香世家。董显光的权力来源于蒋介石，并主要得到宋美龄的支持，因为他与宋美龄对西方宣传模式有着相似的认识。因此，当董显光的宣传策略与蒋介石的观点冲突时，宋美龄会从中缓冲调停。然而，与宋美龄的合作也招致他在国民党内被视作“后党”成员，遭到蒋介石身边幕僚的排挤。

战争的摧残和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使董显光身心俱疲。抗战一胜利，他便辞去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借赴华盛顿筹办远东研究委员会一事远离国民党政治中心。他一心想掌握一门技艺，过上“摆脱政治，自由的生活”，遂从华盛顿溜到洛杉矶，隐姓埋名，谎报年龄，学起了汽车修理。他在学校旁边找了一家小客栈，悠然过起了学生的生活，很少让他的中国朋友知道他的下落。[5]旧友叶公超访美时找到了他。[6]两人坐在学校花园的草地上边吃着三明治边叙旧，享受着这份“偷来”之闲。董显光忽然用英文吐露道：“修车比为政府效力有趣得多。”[7]这句半玩笑的感慨，流露的是他过去十年在政治旋涡中疲于应付的挫败感。但董显光打算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工的计划因国共内战爆发而搁浅。1947年，董显光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再次主持国民政府国际宣传部门，而宣传的敌手已从日本人换成了中共。

抗日结束已七十余载，但对这场20世纪中华最沉痛的战争灾难的研究和反思，才刚刚可以更多元的视角回顾。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几十年来一直被国际社会忽视。拉纳·米特在其专著中指出，若不是中国拼死抵抗日本的进攻，将日本牵制于中国战场的泥潭，二战的结果将不可想象。[8]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抗日战争置于国共相争的背景，通过还原战时国家、社会、个人诸多层面的矛盾，进一步探讨了中日战争在中国历史进程上的意义。[9]

回望过往，找寻被遗忘的故事，的确是这本书的写作意图之一，但任何对历史的兴趣与研究背后都有着现实的疑问和思考。历史永远在我们身边，只要你回望，愿意汲取，它就以另一种形式镶嵌于现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国际社会往来，不论是世界各国，还是中国自己，都在摸索如何应对新的局势。若战乱和相对的封闭皆非中国的常态，那么1930年代与西方国家往来频繁的中国，便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历史上可以寻得的最近一个续传节点。在今天熙熙攘攘的上海外滩，依稀能看到1930年代充满活力的国际化上海的历史镜像。如今电台和通讯社不断开拓的国际传播网络，似乎应和着193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精英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所做的相似努力。而互联网技术在全球的发展改变了信息流动的方式和社会网络的构成，当自媒体给政府的信息管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也正如彼时中国的租界报刊，承载着各种不同的观点，难以掌控，却时或可用。

今日的中国与彼时饱受战乱摧残的中国不可相提并论，但一脉相传的是中国本有的世界观、哲学和秩序，这与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国族相争的秩序有所不同，以至于从双方秩序碰撞以来，彼此之间的误解、误读无处不在。但融合、沟通的路亦无止境，尤其在二战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渐崩解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双方的理念之争、话语之争已然上演，没有硝烟，却隐藏着危机。但无论如何，过往的经历、走过的路途塑造着今日的认知，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当下。

[1] Mareike Svea Ohlberg，“Creating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External Propaganda as a Global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hD dissertation，Heidelberg University，2013），chapter 2.

[2]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序二”，第2页。

[3] William C. Kirby，“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in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188.

[4]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室人事调查表》（1940年1月），档案号：1292000003461，“国史馆”藏。

[5]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第141页。

[6] 根据叶公超的回忆，董显光是在纽约大学附设的一个汽车修理学校学习，这里暂以董显光回忆录的陈述为准。

[7] 原话为：There is more fun repairing cars than trying to serve the government. 叶公超：《怀念董显光先生》，《董显光先生追思录》，第21页。

[8] Mitter，Forgotten Ally，379.

[9] Hans van de Ven，China at War：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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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一本历史书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书到末页，寥叙书背后的人事，以表感激。

海德堡的春暮夏初，微凉多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当时还坐落在学院路（Akademiestrasse）上。虽然与熙攘的主街只几十米之遥，转入这条石板路却也觉得繁华与我无关。图书馆底层的文件柜中躺着的一盒盒微缩胶卷，很多是民国时期在中国发行的英文刊物的副本。这些胶片要用机器放大到泛黄的屏幕上，反复调整位置后才看得清字迹，有些被墨色模糊仍无从辨认。当时未曾料到，与这些胶片和泛黄的屏幕打交道，竟会成为日后某段时期的日常。而初次给我拉开那些抽屉，饶有兴致地向我介绍这些“珍宝”的，是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渊博且深邃的人，头脑没有界限，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东、西，也无所谓位阶高、下，所以他才愿意和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滔滔不绝地分享民国时期来华西人记者的掌故；也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心心念念惦记着周围人的研究课题，甘愿成为学生和后辈的研究助理。每有机会到访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他都不厌其烦地一页页扫面文档，传给同事和学生。而有些看似不经意的点拨和身体力行的模范，其实已经种下了思维的种子，只待遇到合适的契机，即可发芽生长。所以这本书，应缘起于引导我探索租界英文报刊的这位鸿儒。本欲将中文版致敬先生，以回应他一直以来的提点，却突闻先生于2019年10月末辞世。深深悼念之余，唯有将先生踏实严谨之风内化于心，但求不枉先生最初的提点和教导。

本书的研究，主要成形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求学时期，此间深得马丁（Brian Martin）博士的督促与指导。马丁一直未在学术机构工作，认为澳大利亚的大学过度冗繁的行政及商业运作模式，不能给深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环境。他在家里辟出一间书房，四面安放通抵天花板的书架，并安置一排只在图书馆才见得到的摇把式书柜，工作之余潜心钻研中国近代历史。退休之后，他索性全天沉浸在对史料的琢磨，遨游过往，品咂中国的政治智慧，深得其乐。令人惊奇的是，他的书房汗牛充栋，却能对各本书的位置了然于心。兴起之时，钻进书海，信手拈来一本，拂去浮尘，旧友如同初见。他曾花费十年心力，在全职工作之余潜心研究上海青帮取得了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为《上海青帮》（The Shanghai Green Gang：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1919-1937）一书，成为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绕不过的一本杰作。若非有巨大的热忱和惊人的毅力，难以想象他如何能在身兼二职的情况下完成辛苦的研究和撰写。即便花费如此心力，他在加州大学的出版合同上却刻意勾去参加任何评奖的选项，认为奖项不过是名利的浮云，扎实的研究不需要虚名的包装。而研究中国历史亦是他的毕生兴趣，专注夯实学问之余又带几分随性。他把人心和政治看得透彻入微，也因此对权势不屑一顾，在旁人眼中属于做事特立独行、不循章法的怪人。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对历史人物的尊重，不以任何先见或后见之明妄下结论的思维习惯，其实练就的是对古今人事深切的同理心。他试图用当时的情境理解当时之抉择，且对各种选择抱有深切同情，但也不失自己的理性判断，其言行风范堪称学界之隐侠。

在从事此书内容研究期间，适逢赤见友子老师研究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铺陈帝国宣传网络的历史，试图以全球的视野看待亚洲的变化，注重东、西之联通。赤见老师治学严谨，为人谦和、纯粹，毕生致力于钻研20世纪国际社会的组织构架与思维脉动。其超越国族的格局对本书的研究深有启示。任格瑞（Richard Rigby）教授精通中国文化，熟稔民国时期列强在华竞争的外交环境，从外交部门退休后，一面为中澳交流不遗余力，一面重拾琢磨中国历史的兴趣，对我理解当时的外交多有提点。铃木泰莎（Tessa Morris-Suzuki）教授是位将严谨的学术研究用简洁而引人入胜的故事呈现的奇才。她的研究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虽然以日本历史为主，但其学术关怀没有阶层、国族、地域的界限，且一手写学术论著，一手写侦探小说，乐此不疲，笔调看似温柔平和，其实字字针砭时弊。能得其教诲，不胜幸运。

书稿的翻译经费得到铃木泰莎教授澳大利亚科学院项目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致谢。翻译稿经过作者全文斟酌，并进行部分扩展、改写。又蒙廖敏淑老师通读全稿，于细节之处悉心甄别，为作者提供了诸多修改的意见。品味各处修改原委，皆令人深受启发，不禁感慨廖老师对历史细节和大局把握之精深。另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李期耀编辑对此书也花费诸多心力，斟酌文字之余，协助查找比对文献，力求完善。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授权中文简体版的出版。

每一帧思维的编织，若不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积累了周围人点滴的浇灌、启示、栽培和助力，又何以成文？帮助这本书成书可爱、可敬的人很多，无法一一赘述，但在书页各处留下了心力的痕迹，与读它的人继续另一程的启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魏舒歌著；魏舒歌，李松蕾，龙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5

书名原文：News under Fire：China’s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1928-1941

ISBN 978-7-5201-6325-5

Ⅰ.①战… Ⅱ.①魏…②李…③龙… Ⅲ.①国民政府-中国对外政策-宣传工作-研究-1928-1941 Ⅳ.①D829.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5944号

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

著者/魏舒歌

译者/魏舒歌 李松蕾 龙伟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李期耀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125 字数：323千字

版次/2020年5月第1版 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325-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7845号

定价/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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