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童谣
Author: 雷群明; 王龙娣
Date: 2003-03-14 16:00:00+00:00
Keywords: 文化; 历史; 中国历史
Description: 中国古代童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略带神秘的奇特现象，历来均有所记载，但系统研究者甚少。本书是国内第一本有关古代童谣的专著。其中，对八十多首有意义且较有代表性的童谣作了思想、艺术方面的赏析，有独到的见解；书末附录古代重要童谣，可进一步供研究者参考。
Publisher: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封面
序

前言
一

二
三
四

康衢童谣
周宣王时童谣
卜偃引童谣
鲁国童谣
西海童谣
孺子歌
燕昭王时童谣
始皇时童谣
成帝时燕燕童谣
汝南鸿陂童谣
王莽末天水童谣
更始时南阳童谣
会稽童谣
顺帝末京都童谣
桓灵时童谣
桓帝初京都童谣
桓帝初天下童谣
灵帝末京都童谣
献帝初幽州童谣
献帝初京师童谣
汉末江淮间童谣
陆凯引童谣
襄阳童儿为山简歌
王恭既诛时童谣
永熙中童谣
元康中京洛童谣
北州童谣
太宁初童谣
隆和初童谣二则
桓玄时童谣
王足引北方童谣
北齐童谣
齐神武时邺中童谣
齐废帝时童谣
齐武平元年童谣
梁童谣
梁时童谣
陈初童谣
江东谣歌
隋末江东童谣
高昌童谣
永淳中童谣
唐武后时童谣
安禄山未反时童谣
天宝中两京童谣
武义中童谣
李后主时江南童谣
马希广时长沙童谣
宋真宗时童谣
熙宁中京师小儿祈雨语
天堆童谣
宋徽宗时京时童谣
宋钦宗时童谣
谗人为吴潜兄弟造童谣
泰和八年童谣
兴定中童谣
元明宗时童谣
元至正中燕京童谣
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谣
至正二十八年彰德路童谣
狸斑童谣
苏州除夕群儿呼语
台州塘下童谣
拜月叩星歌
都城小儿祈雨歌二则
小儿戏具谣
姑苏市井中童谣
燕王未起兵时童谣
苏州童稚为况钟歌
天顺丁丑童谣
正德己巳川蜀童谣
嘉靖初童谣
吴淞江童谣
万历壬子济南乡试童谣
熹宗时童谣
李岩使小儿歌
京中童谣
琅总督
渔童谣
的的确
童女谣
湘中童谣
【附录】 中国古代童谣选录
后记

封面

序

群明同学曾经是我的研究生，跟我攻读元明清文学史专业。他毕业以后，仍利用业余时间，克服种种困难，以很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81年他在江西出版了处女作《聊斋艺术谈》，在《聊斋志异》研究的著作中别具一格，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他对中国古代童谣也很有兴趣，曾向我提出要研究这个题目。我支持他去闯，并借给他一些资料。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新著《中国古代童谣赏析》又写好了，拿来给我看，希望我写篇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中国古代童谣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份宝贵的遗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童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都很少有人问津。1963年，我与车锡伦、何志康合作编选了一本《古代儿歌资料》，曾希望有人能继续我们的工作并把它深入下去。群明同学这本书可以说是在童谣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是我看了稿子后的第一个印象，并为之感到高兴和祝贺。

我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是，本书在形式上也很有特点。文字新颖活泼，通俗易懂，编排颇有特色，专家看了不觉得浅，普通读者看了也不觉得艰深，的确称得上是雅俗共赏之作。书中收的八十多篇童谣代表了各种类型，每首除了注释，还有欣赏和今译。欣赏是重点，对童谣产生的背景，童谣的内容和形式的特点以及它的局限性，都作了较合理的解释和较公允的评价。他对史料的运用，不是照搬照抄，而能加以分析，具体地区别对待；另外，每首童谣的“今译”部分，或用韵文，或用散文(可懂的就不译)，这些都是本书的特点，对读者是有益的。书末所附的童谣资料，对有志于深入研究此事的人也很有用处。

正如群明同学在本书《后记》中说的：“古人曾说过：‘诗无达诂。’比较起来，童谣恐怕更没有‘达诂’了。”对书中的一些解释和评论，很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不妨来个“百家争鸣”，向着真理前进一步。

古代童谣的研究是个“冷门”，而且是个难度较大的“冷门”。解放前，以北大歌谣研究会为主的一批人曾热心此道，但很快就沉寂了，以后也没有见到有关的专著问世。现在，群明同学的《中国古代童谣赏析》使这个“冷门”大大地“爆”了一下，我希望从此能有更多的人走进这个“门”里去，把它由“冷门”变为“热门”。

赵景深

３月16日

前言

在我国历史上，伴随着神话传说而生的，还有一种童谣。它传唱于儿童之口，但有许多简直与儿童的生活和理解力毫不相干，而几乎是纯粹的政治斗争的反映和产物。从性质看，它应该列入“低幼读物”，但其实内容深奥难解的程度，几乎超过所有的“成人文学”。也许正因为如此，历来对它的研究如凤毛麟角，资料也很少；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又混杂着许多奇怪的传说和荒唐的附会，这些都增加了研究的困难。童谣本是一份值得重视而且应该加以研究的文化遗产，然而在很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根本的改观。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该结束。

一

什么是童谣?古人说：“童，童子。徒歌曰谣。”(《国语•晋语》韦昭注)“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五)大体说来，童谣就是指传唱于儿童之口的没有乐谱的歌谣。它的叫法很多，如清人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把“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等都归入“童谣”一类。此外，其他古籍中还有称“孺子歌”、“童儿歌”、“儿童谣”、“孺歌”、“小儿语”、“女童谣”等的。名称虽不同，内容都是一样的。

童谣的历史真可以说是“久矣夫”的了。《列子》中记载的《康衢童谣》，据说是我国传说中的圣人尧时的童谣。《古今事物考》说：“《列子》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有人认为《列子》这本书不一定可靠，只承认《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才是真正最早的童谣。即使如此，童谣也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我国文学史上，能够与它比“老资格”的，就只有《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了。

纵观中国古代童谣的历史，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谣几乎都是政治童谣，不同程度地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与儿童的生活简直不相干；从明代开始，在继续发展政治性童谣的同时，产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或者说，这时才有人有意识地开始创作和收集真正意义上的童谣。我想，明以前大概也有非政治性的童谣，只是由于无人搜集记录下来，所以就湮灭了；即使记下来一点，也往往被附会到政治中去了。明代，是我国资本主义因素大量产生的时期，当时有一批人，冲破宋元理学的束缚，思想比较解放，他们的视野扩大到了前所未及的许多领域，加上当时印刷业的兴盛，童谣的创作或收集也就有了较好的成绩。现存我国最早的儿歌专集是明代吕坤于1593年编成的《演小儿语》，此后，这方面的专集也逐渐多了起来。

从现有材料看，我国古代童谣大体上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状况：乱世多，盛世少；王朝末期多，王朝早期少。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元代，政治上黑暗，内外战争频繁，国家分裂，生灵涂炭。反映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童谣也就比较多。在每一个王朝中，一般又是末期比早中期多，像秦末、汉末、元末、明末等时期，都是童谣大量流传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乱世和末世，政治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都努力表现自己，其中就包括用童谣为自己造舆论，所以，有着产生童谣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面，这时统治者的钳制力则相对削弱，使那些生产出来的童谣不至于全部被扼杀。新上台的统治者对那些替自己造舆论的童谣，固然会乐于保留，就是对那些诅咒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童谣，也往往持一种容忍的态度，甚至也乐于记录下来，以作为自己“顺乎天心，合乎民意”的证明。反过来，在每一个王朝的初中期，统治阶级的统治相对稳定，除了歌颂升平的东西之外，真正有战斗力的童谣就不容易创作和保存下来了。

二

中国古代童谣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强烈的政治色彩。拿最早的《康衢童谣》和《周宣王时童谣》来说，就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康衢童谣》说：“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据说是尧在统治了天下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天下治理得如何，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时，听到了儿童们在大路上唱这首童谣。它实际上是老百姓对尧的治绩的评价，可说是最早的“政治评论”。这种评价未免有阿谀奉承的地方，把尧说得好到了极点。结果，当然是尧听了很高兴，回去后便下决心把他的统治权“禅让”给了他的女婿舜。《周宣王时童谣》：“弧箕服，实亡周国”。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谈的却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它预言那卖桑木弓、箕草箭袋的老夫妇俩将是使周王朝灭亡的人，暗示老夫妇收养的女孩褒姒为周王朝“招祸”的事。可见，童谣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许多童谣都承袭了这一传统，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童谣强烈的政治性首先表现在：在王朝更替的历史时期，农民起义军或地主武装往往都利用童谣作武器，为推翻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如元代末年，著名的《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谣》：“石人有双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就是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自造的童谣。据说刘先把刻有童谣的石人埋在黄河工地上，再让儿童到处传唱。当开河民工挖出石人、读到石人身上的童谣时，整个工地顿时沸腾起来。早已不堪忍受压迫的民工，纷纷揭竿而起，使红巾军队伍迅速壮大。童谣犹如火星，使遍布各地的“干柴”顿时燃烧起熊熊烈火。又如至正年间的《彰德路童谣》：

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

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

据说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的一天，彰德路的天宁寺塔忽然由黑色变成红色，塔顶还有红光闪烁，好几个钟头才消失。此事真伪难辨，也许是一次特异的自然现象，但是，有人就利用这一事件造出童谣，巧妙地暗示姓“朱”的人要取代元朝统治者而成为中国的“主人公”，显然是为明代统治者上台造舆论的。

如果说，上述两首童谣还不得不借助于迷信的“天意”之说来增强童谣的力量的话，那么，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制作的童谣就更加直截了当了：

朝求升，暮求合，

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

管教大小都欢悦。

它紧紧抓住与人民生命攸关的生活问题，把起义与解决贫苦人民的生计联系起来，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当时社会的情况是：“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但是“官府复严刑厚敛”，所以“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明季北略》卷二三)这类童谣，就其作用来说，很有点像今天的政治鼓动诗了。

童谣强烈的政治性还表现在：它敢于把矛头指向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子”乃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因为触犯“龙颜”或根本就无辜地被天子莫名其妙地置于死地的人历来不可胜数。也许是这种野蛮和残暴的行为在起作用，在中国文坛上，历来只看到歌颂天子“圣明”的拍马文学，至多也不过有一点小骂大帮忙的牢骚。但古代童谣中有不少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用各种形式讽刺以至咒骂他们。像《永熙中童谣》：

二月末，三月初；

桑生裴雷柳叶舒。

荆笔杨板行诏书，

宫中大马几作驴。

它如实地表现了晋惠帝时大权旁落、权臣专政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尖锐地嘲骂了昏庸无能的晋惠帝。借用他姓“司马”作譬，称之为“大马”，已是“不敬”了；把他比作“驴”，实际等于骂他是一窍不通的笨驴。虽然就晋惠帝而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但这样做，已够得上“大逆不道”了。《南史•张敬儿传》载的一则童谣，则骂得更厉害：

天子在何处?

宅在赤谷口。

天子是阿谁?

非猪即是狗。

这首童谣表面上是指张敬儿称帝之事，“狗儿”、“猪儿”原是张敬儿兄弟的小名，当作写实文学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敬之处。但是，当小孩子传唱着“天子是阿谁?非猪即是狗”时，是决不会有人加上注解说这个“天子”是实指张某的，它实际上是巧妙地“以偏概全”，骂尽了所有的“天子”。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并不是文学创作的好方法，但在当时，毕竟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童谣并非绝无仅有。譬如《太宁初童谣》，把皇帝比作马不算，还把皇帝的被软禁比作放牧，绘声绘色地描写马吃草的情景；《元康中童谣》骂天子是“瞎子”；还有的童谣则嘲笑天子企图靠更改年号来维持自己的短命统治而最终只能赤脚逃命的狼狈相。这是童谣中很有光彩的一部分，在其他文学样式中是很少见的。

童谣还以极大的义愤谴责和诅咒祸国殃民的奸臣，而且比之其他文学样式，显得更加直截了当，更富有感情色彩。像著名的汉末《献帝初京师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它集拆字、谜语与童谣于一身，既巧妙地包括了“董卓”二字，又以“草青青”与“不得生”作强烈对比，点明尽管董卓气焰嚣张、炙手可热，都必将很快灭亡。从效果来看，与夏时人民诅咒夏桀的谣谚“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异曲同工之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如，宋代的《京师童谣》对于宋代臭名昭著的奸臣童贯、高俅、蔡京父子等人，已经不是历数其罪恶而加以谴责，而是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要“杀”、要“割”、要“吃”的呼声，真正到了恨不能“食肉寝皮”的地步了。

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封建社会制度，反映并且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正义的反抗斗争，也是童谣极富政治色彩的内容。《汉末江淮间童谣》：“太岳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贵如黄金。”短短四句十六个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人民苦难生活的凄惨图画。是天灾?是人祸?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童谣没有说，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书为像）余地。这种含蓄的谴责，有时比大声疾呼的痛骂还要有力得多。

童谣的笔触不仅涉及了人民的苦难生活，而且伸向了政治制度、用人制度等各个方面。如《顺帝末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宋钦宗时童谣》：“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清末《京中童谣》：“前门开，后门张。前门引进虎，后门又进狼。不管虎与狼，终朝每日铛铛铛。”这些童谣从具体史实出发，加以典型化，对封建社会颠倒是非的用人制度、封建官府“广开言路”的虚伪性以及封建政府官僚勾结帝国主义、置百姓死活于不顾而只管自己享乐的反动本质等，都作了较深刻的揭露和谴责。尤其难得的是，有些童谣还把被迫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军与政府军作对比，真实地揭示了官兵的危害胜过“贼”的情景。像《正德己巳川蜀童谣》：“强贼放火，官军抢火。贼来梳我，军来篦我。”这里，把农民起义军当作“贼”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它把所谓“贼”与官军对比着来写，着意在说明官军的祸害远远超过“贼”，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古话说：“两害相较取其轻”。在这样明显的对比面前，童谣的政治倾向性也显露无遗了。

童谣这种强烈的政治性，曾被人当作“诗妖”加以贬斥。如郑玄说：“言上号令，不顺民心，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所谓“诗妖”，明显地含有贬斥的味道；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是老百姓的“怨谤之气，发于歌谣”，还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的。

就内容说，童谣并不限于上述的政治性篇章，它还包括更多的方面。如《汝南鸿陂童谣》反映了一个在水利工程问题上好心办了坏事的官吏，《天堆童谣》附会地记载了一次泥石流现象，《隋末江东童谣》、《兴定中童谣》，谴责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还有些童谣讽刺了不自量力的狂妄之徒等等。特别是自明代以后，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有了较大的发展，童谣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

童谣要为儿童所接受，在形式上不能不有一番讲究，因此，音乐性、变异性与娱乐性就成了童谣的显著特点。

1923年，黎锦熙先生在《歌谣调查的根本谈》中指出：“歌谣唱起来没有一首不好的……可是看起来就没有几首好的：这就是汉字的不济。”他觉得“汉字不济”的说法尚可以商榷，但他说的“歌谣唱起来没有一首不好”，却是值得注意的。童谣是一种带音乐性的口头文学，除了“歌词”之外，还有它的“曲谱”。因此，能流传的童谣，孩子们唱起来一定觉得顺口、流畅、蛮有味道的。可惜的是，古人在收集童谣时，只注意了记录它的文字，却忽略了它的曲谱——当然也许是这种记谱工作在当时是极为困难造成的。

童谣的音乐性表现在它语言的音乐美和节奏感。比较常见的是在童谣中巧妙使用双声、叠韵、双关、谐音、重叠、对比等手法，使得童谣唱起来悦耳动听。如《元明宗时童谣》：“牡丹红，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四句中，二二押韵，对仗整齐；“禾苗”与“和庙”谐音，暗指元明宗，一语双关，自然而巧妙。又如《兴定中童谣》：“青山转，转山青；耽误尽，少年人。”前面二句仅仅将同样的三个字调换了一下词序，就把长年累月辗转山林被迫从事战争的士兵的怨怒作了很好的揭示。它似重复又不是重复，而是一种深化，于整齐中见参差，韵味十足，音调响亮。这种句式，为以后的童谣和民歌所经常采用。不仅这些句式整齐的童谣有很强的音乐性，就是那些句式参差的童谣也是如此。如《都城小儿祈雨歌》之一：

青龙头，白龙尾，

小儿求雨天欢喜。

麦子麦子焦黄，

起动起动龙王。

大下小下，

初一下到十八。

摩诃萨。

这首祈雨歌看起来简直像散文，但是内在的音乐性很强，又用的是小儿的口语，所以，唱起来一定是很有兴味的。

与音乐性有关的是童谣的变异性或曰不稳定性。因为童谣是以口头传唱的方式流传的，就难免要发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有意无意加以修改的情况。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狸斑童谣》。《明诗综》以此为题记的是：

狸狸斑斑，跳过南山。

南山北斗，猎回界口。

界口北面，二十弓箭。

而明杨慎的《古今风谣》题为《元至正中燕京童谣》，作：

脚驴斑斑，脚躐南山。

南山北斗，养活家狗。

家狗磨面，三十弓箭。

上马琵琶，下马琵琶。

驴蹄马蹄，缩了一只。

周作人说他家乡绍兴的孩子却是这样唱的：

铁脚斑斑，斑过南山。

南山里曲，里曲弯弯。

新官上任，旧官请出。

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歌谣》第21号说湖南又是这样唱的：

脚踩斑斑，手指南山。

南山北斗，不用家口。

除吊美人二十四，

一大只。

这首童谣在不同的地方还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不一一列举了。有人认为它的最早出处是《礼记•檀弓》中的《登木歌》：“里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那么，它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不断地在流传中被“改编”，所以，变化这样大就不足为奇了。其他童谣历史不一定有这么长，变化不一定这么大，但是字、词、句的异同是大量存在的。对此，我们也要以“流动”的眼光来看待，承认其变异的合理性，择善而从，恐怕不宜运用校勘古书的通例，强说谁对谁错，以求“一律”。这也可算是童谣的一种“特殊性”吧。

童谣的娱乐性主要表现在把儿童喜爱的谜语、文字游戏和游戏动作与童谣结合起来。像《献帝初京师童谣》的“千里草”、“十日卜”，就是“董卓”的谜面；《襄国童谣》的“古在左，月在右；让（繁体字：讓）去言，或（繁体字：國）入口”，就是“胡襄国”的谜面，等等。这些童谣的制作者是以此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的，但孩子们在传唱时却并不去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只不过当它是一首含有谜语的歌谣，从而产生传唱的兴趣。

把文字游戏引入童谣，也是童谣中常见的表现手法。如《台州塘下童谣》：“塘下戴，好种菜。菜开花，好种茶。茶结子，好种柿。柿蒂乌，摘个大姑，摘个小姑。”这里用的就是一种“顶真续麻”式的文字游戏；它的头一句的最末一个字就是第二句的头一个字，每句中的两个分句互相押韵，而句与句之间则可以换韵，并且意思上也可以全无联系。这种童谣一般用于儿童的集体传唱，是对他们进行语言和思维训练的一种好方法，也能够激发起儿童的浓厚兴趣。此外，像拆字、谐音等也多为童谣采用。

有些童谣还往往与游戏动作结合起来。如前面提到的《狸斑童谣》，记载它的朱竹垞在《静志居诗话》中说：“此予童稚日偕闾巷小儿联臂踏足而歌者，不详何义，亦未有验。”所谓“联臂踏足而歌”就是一种儿童游戏：一群孩子伸脚排坐在地上，先由一个孩子唱歌点脚，每唱一字点一脚，点到唱完处便缩一脚，如此轮点下去，两脚都缩的便立起，剩下最后立起的一人就算输了。又如《拜月叩星歌》：

月，月，月，

拜三拜，

休教儿生疥。

参儿辰儿。

可怜溺床人儿。

它也是边唱边辅以动作的。我们仿佛看到一幅月下幼儿叩拜图，旁边或者还有他的母亲或祖母、外祖母在打着节拍“伴唱”呢!这种活动本身虽是一种迷信，但幼小的孩子对于这种略带神秘的活动一定是颇感兴趣的。

四

绝大多数的古代童谣的作者，均不可考。这本来是口头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它们不是发表在书刊上，而只是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即使第一次“发表”时是署了名的，但几经流传，也可能被遗忘了。尤其是童谣，传唱者是年幼的儿童，他们对作者是谁，恐怕更不感兴趣；更何况许多童谣政治性、战斗性很强，作者恐怕不愿或不敢署名。这样，童谣大多不知作者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的确给童谣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古人也曾从实践和理论上作了努力，提出了种种解释。其中最主要的有“天心”说和“天籁”说。

“天心”说最早见之于《三国志•吴书•陆凯传》。陆凯在引用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童谣之后，说：“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魏书•崔浩传》还记载崔浩预测星变童谣作的故事，活龙活现。这种观点把童谣看作是天星垂象，儆戒世人的。其理论虽形成于三国时，但其滥觞却可追溯到先秦。如《周宣王时童谣》以预言的形式出现，并且通过“事实”企图证明“天命”的不可违抗。又如《卜偃引童谣》，也是以童谣来“未卜先知”，作为符合天意的象征。这种观点又被称作“五行志派”，在古代童谣研究中，占了统治地位。自《汉书》开始，许多童谣均被收入历代史书的“五行志”中，可见其观点影响之深。《晋书•天文志》说：“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首次正式从理论上提出童谣与阴阳五行的关系。这种“解释”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也不可一笔抹杀。赵景深先生在《古代儿歌资料•序》中说：“史籍中关于童谣应验的记载和解释，现在看来大部分是牵强附会或荒诞不经的。但是它们可以帮助了解这些童谣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可作为篡改童谣的反面材料，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们还是有价值的。”此外，许多政治性很强的童谣有赖这件“五行志”的外衣得以保存至今，也应该算是一种幸运。

还有一种“天籁”说。这几个字最早见之于清许之叙的《天籁集叙》：“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所谓“天籁”，说得未免玄乎。其实，它的意思不过是说：童谣是儿童不假思索、信口唱出来的声音。“天籁”说的思想，早在汉代的王充就说过了。他在《论衡•纪妖篇》中说：“性自然，气自成，与夫童谣口自言无以异也。当童之谣也，不知所授，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为之也。”杜预注《左传•庄公五年》有云：“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这类说法也还有点神秘化的味道。其实，儿童们所唱的歌，哪有不受成人影响的道理?许多童谣都是大人造出来让孩子唱的(当然，传唱过程中孩子有意无意地加以修改的事也是有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天籁”，而仍是“人籁”。

由于“天心”说和“天籁”说的统治，古代童谣长期以来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给童谣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我们今天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继承和整理这一份遗产，使之能为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文艺创作更好地服务。

雷群明

康衢童谣

立我蒸民，

莫匪尔极。

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

——《列子•仲尼》

【赏析】

传说中我国最早的圣人尧，在治理天下五十年之后，自已不知道天下到底是不是治理好了，也不知道老百姓是不是愿意拥戴自己。他想作点“调查研究”。可是，他问左右的人，都回答：“不知道。”他问朝野的官员，也都回说：“不知道。”没有办法，尧就换了衣服去私访。他走到一条大街上，听见一个小孩在唱这首童谣。尧听了很高兴，就问小孩：“是谁教你唱的呀？”小孩说：“我是从大夫那儿听来的。大夫说，这是一首古诗。”尧大概从这首歌中得到了一种“安全感”，马上把舜找来，将天下禅让给他。舜也不推辞，就接受了。这首童谣据说就是这一故事的产物。

这则童谣最早见于《列子》。《列子》是晋代人伪托战国时的著作，但据后人考证，其中很多内容采自先秦古籍，并非凭空捏造，也许相当于今天的“辑佚”资料书。因此，《列子》虽被看作是“伪书”，但仍被许多人当作可靠的史料而加以征引。这首童谣也因此被许多人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童谣之一。如《古今事物考》说：“列子曰：‘尧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

这首童谣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它较早地体现了童谣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第一首涉及统治权与统治术的政治性童谣。它所歌倾的圣人尧的统治业绩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升平气象，实际上是对新兴奴隶制度的一种夸大之辞的赞美；把这个社会描绘成尽善尽美，样样好到了极点。这当然是不真实的。从这点上说，这首童谣也是开了粉饰太平的恶劣先例。有意思的是：尧先生尽管年纪很大了，而且舜又是他的女婿，但他对把天下让给舜这件事大概一直很是犹豫，下不了决心，直到听了这首童谣、知道自己的一套统治“原则”已经在老百姓中间生根，得到了拥护，他才放心了。可见，他的禅让仍然是有条件、有原则的。

二是它鼓吹了一种无为而治、不动脑筋的奴隶主义思想。认为有了好的统治者，下面的人就不用学习和思考，不用根据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新的统治原则，只要盲目照办就够了。这样一种思想曾经被一些统治者利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

三是提供了文人制作童谣的最早例证。它说明童谣是从“大夫”那儿听来的。很可能这个“大夫”就是童谣的作者，却假托于古诗。至于他的目的究竟是拍尧的马屁还是替舜造上台舆论，就很难说了。因为，过去还有人说：舜的天下并不是尧禅让给他的，而是他趁尧年老德衰时，把尧关了起来，自己坐天下，很有“抢班夺权”的味道。可见这位被古人歌颂的“圣人”也是不太干净的呢。以他这样的品质，指使一个心腹的大夫替他上台造舆论，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这首童谣也反映了古时帝王已有了从老百姓的嘴里了解治绩的做法，后来沿袭下来的采风制度也许就是从尧开始的。虽然，许多统治者这样做不过是做做样子，但这个传统却不失它的积极意义。

【今译】

帝尧为了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没哪一件事不是做得好到了极点。因此，我们不用自己动脑筋、出主意，也不要揣度尧的意图，只要照着尧帝的老规矩办就行了。

周宣王时童谣

弧箕服，

实亡周国。

——《国语•郑语》

【赏析】

这首童谣虽只有短短的两句，却很有名气。其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一是它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载之于文字的童谣之一。周作人引日本中根淑《歌谣字数考》说：“周宣王时童女歌‘弧箕服，实亡周国’，为童谣之起源。”

二是关于它，还有着一些神奇而荒诞的传说。据说，在夏朝的末年，褒这个地方的神化为两条龙，降于夏王庭，说：“我是褒的二君。”夏后卜卦，先是卜得杀、去、留，都不吉利，后来再卜，得到“神示”：如果求到龙的唾沫而加以珍藏，就大吉大利。结果夏后照卜卦行事，请得龙涎用柜子收藏起来。经过殷周数百年的时间，宫中没有人敢去动这个柜子。到了周厉王的晚年，忍不住去打开来看了。这下可闯了祸：龙涎破柜而出，流淌到王庭之中，怎么也没法除掉。厉王让宫中的妇女们裸体呼叫鼓噪，龙涎却又化为玄鼋，爬到王宫里去了。宫中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不小心碰到了它，等长到16岁时，未婚而有孕，到周宣王时，生下一个小女孩。姑娘因为害怕，将小女孩丢弃在路边。这时，恰巧有一对无儿无女的卖弓箭的夫妇经过，听到孩子的哭声，觉得可怜，便收养了她。为了远祸，后来又带着小女孩逃到褒这个地方住下来，并取名为褒姒。女孩长大后，出落得很漂亮。有一次，褒人的头领因为犯罪入狱，就将她进贡给幽王以赎罪。幽王一见褒姒，大加宠爱，封她为皇后，但她总不肯欢笑。幽王为了讨她的欢心，便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下令烽火台举火。将士们信以为真，纷纷赶来救援，她见状忍不住大笑起来。后来外敌真的来入侵时，幽王再次举火，各路诸侯以为又是在开玩笑，都不加理睬。结果周幽王因此被敌人杀死，西周也宣告灭亡。

真，纷纷赶来救援，她见状忍不住大笑起来。后来外敌真的来入侵时，幽王再次举火，各路诸侯以为又是在开玩笑，都不加理睬。结果周幽王因此被敌人杀死，西周也宣告灭亡。

三是这首童谣也是最早把童谣与“天命”联系在一起的，从而给童谣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迷信的色彩，即仿佛一切童谣都是上天借孩童之口来宣泄“天机”的，因而是不可抗拒的。据说，当周宣王听到这首童谣后，十分害怕，就下令把卖弓箭的夫妇抓来杀了，以为这样就可天下太平了。但是没料到“祸根”在他们夫妇收养的女孩身上。企图以此证明“天命”是不可违抗的，这当然是很可笑的。

在传播“天命论”的同时，它还开了“女人祸水论”的先河，认为周的灭亡，是因为褒姒这个女人造成的。这是一个绵亘几千年的历史大冤案。鲁迅早就指出：“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我之节烈观》)“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女人未必多说谎》)。今天，我们重读这首童谣，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它长期以来散布的消极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今译】

那卖桑弓、箕箭袋的人，就是使周国灭亡的人。

卜偃引童谣

丙之晨，

龙尾伏辰，

均服振振，

取虢之旂。

鹑之贲贲，

天策焞焞，

火中成军，

虢公其奔。

——《左传•僖公五年》

【赏析】

这首童谣记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假途灭虢”的故事。晋献公早就有灭虢之心。早在庄公二十七年(晋献公十年，前667年)冬，晋献公就提出要伐虢，由于大臣士谏阻，才作罢。但后来一直念念不忘，演出了两次“假途灭虢”的故事。第一次是僖公二年(前658年)春，晋国以虢国骚扰其南部边境为由，派荀息带了重赂去虞国，要求借道去伐虢。虞公贪图重赂，不顾大臣宫之奇的劝谏，不但答应借道，而且还自告奋勇派兵帮助晋兵作先锋。结果，侵占了虢国的下阳。这是第一次“假途灭虢”。僖公五年(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秋，晋国第二次派人去虞国，再一次要求借道去伐虢。尽管宫之奇用“唇亡齿寒”的道理严正忠告虞侯，并且严肃地指出：“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但虞侯不听忠告，仍然一意孤行，同意了晋国的无理要求。结果，当年八月甲午，晋军围住虢的国都上阳，冬十二月丙子朔，上阳被攻破，虢公丑逃到东都洛阳。晋军在回师途中，顺便也灭了虞国。这就是第二次“假途灭虢”，也就是这首童谣所反映的这次战争。

据说，晋侯围住上阳之后，还有点不放心，问卜偃此举是否会成功卜偃就引了这首童谣，说明一定能成功，而且连成功的日期都推算出来了。这首童谣很可能是晋献公玩弄的又一个阴谋，故意当着大家的面，让卜偃说出有这么一首童谣，意在说明晋灭虢不但不是侵略，而且是符合“天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把童谣认为是“天意”的体现并加以重视，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很深入人心、有了很大的势力了。

卜偃引用的这首童谣，说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虢国将在某个时候注定被晋国灭亡。大体上是分两层来写的。前四句从晋军的角度写：“丙(子)之晨，龙尾伏辰”，说的是晋军攻克上阳的时间；“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说的是晋军的整齐威武及其赫赫战功。后四句从虢侯的角度写，具体指出他将在何时狼狈逃亡。童谣用的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诗经体”——四言形式，颇有时代特点。但叙事过于简古，加上借助天命，故弄玄虚，使它颇有点神秘成分，不大好理解。

【今译】

丙子这天的清晨，当尾星消失在天边时，阵容整齐的晋国军队，夺取了虢国的军旗。鹑火星亮耀眼明，天策星暗淡退隐；鹑火星居中时晋军到，虢君只得匆匆逃出城。

鲁国童谣

之鹆之，

公出辱之。

鹆之羽，

公在外野，

往馈之马。

鹆，

公在乾侯，

征褰与襦。

鹆之巢，

远哉遥遥；

稠父丧劳，

宋父以骄。

鹆鹆，

往歌来哭。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赏析】

这也是见于记载较早的预言式的童谣。据说，这首童谣流传于鲁文公(前626～前609年)、鲁成公(前590～前572年)之时，但预言的却是鲁昭公(前541～前510年)时的事，中间隔了好几个君主、好几十年时间。显然这是不可靠的。从记载的事项看，倒有可能是后人根据所发生的事杜撰附会上去的。

童谣以八哥的活动起兴，大体上表现了鲁昭公晚年的生活经历，带有叙事的性质。鲁昭公是一个不怎么高明的君主。他国内的季氏与氏斗鸡，引起纠纷，昭伯吃了亏，就到他面前说季氏的坏话，称季氏“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他也不他细考虑，一怒之下，便派昭伯带人去攻打季氏。结果季氏三兄弟联合起来，使昭伯“不胜而死”。鲁昭公害怕了，便逃到了齐国；后来，又跑到晋国，在国外流亡了八年，最后死在晋国的乾侯，由他的儿子鲁定公把他的尸体运回来。他得到如此可悲的下场还要受到人家的非议，如《吕氏春秋》就批评他“不达乎人心”，攻季氏是“与一国为敌”，“其得至乾侯而卒犹远”(《察微》)，这就更加可悲了。童谣的作者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始终以鲁昭公为主角，似乎对他的遭遇充满了同情。

“之鹆之，公出辱之”二句，一开始就点明了鲁昭公出亡的背景。它用鹆起兴，既是修辞的需要，也包含了一种迷信的成分：鹆一出现，就意味着昭公要出逃受辱了。据记载，鲁昭公出逃国外期间，虽然还有一帮随行人员，生活上倒不至于吃什么苦，但是在齐、晋两国却受到两国君主的轻视，人格上受到侮辱。如昭公二十九年春，他从晋国又回到郓，齐侯派人来“慰问”他，只称他为“主君”，即只当他“大夫”对待，等于降了好几级。因此，他的随从人员认为这是齐有意侮辱，他只好又回到晋国，但晋国也没有好脸色给他看。

“鹆之羽”三句，指的是鲁昭公出亡的头两年住在郓的生活情形。它用鹆的羽毛来比喻昭公的漂泊生活的轻飘而不安。虽然如此，这时，他还是比较神气的，有时还要到一些地方去赠送马匹之类的礼物给人家。“鹆”三句，则进了一层，写出了他在齐、晋两国之间奔来奔去的可怜相。他头两年住在齐国的郓，第三年春，移居到晋的乾侯，受到轻视；次年又到郓，又受到齐侯的侮辱。没奈何，只好又厚着脸皮回到乾侯，直到去世。这种流亡生活使他就像鹆一样跳来跳去。“”二字，用得非常形象得体。“征褰与襦”，具体不知何指，也许是他想招兵买马，打回国去，恢复统治的一种准备工作。“鹆之巢”四句，以鹆的有巢来反衬鲁昭公的失国，再用“远哉遥遥”加强这种可悲结局的效果，给人的印象很深。值得注意的是：“稠父丧劳，宋父以骄”二句，隐约透露出昭公的不能回国似乎也是他儿子所希望的。照理，父亲客死在国外，儿子应该悲伤，但儿子却是因此而意满志得，岂不令人痛心!《左传》杜预注说鲁昭公“内不容于臣子，外不容于齐晋”，受到“内外弃之”的待遇，于此亦可得到印证。

最后两句仍以鹆起兴，小结鲁昭公晚年的可悲下场：去时还是活蹦乱跳的，回来却是死人了。用鹆的歌哭来点明其悲剧的结局，寄托作者的同情。从结构上说，前后照应，显得严紧缜密，天衣无缝。童谣通篇均是从鹆入手，借用它的形态特点和通过它的眼睛，来正面描绘鲁昭公的命运，都比较贴切，文字显得生动形象而又略带神秘色彩。句式虽均为四言，但每段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各段之间既各自独立，又逐渐深入，于整齐中见参差，统一中有区别，说明当时的文字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今译】

八哥呀八哥，你来了，昭公就要出国受辱了。八哥的羽毛轻又轻，象征着昭公在国外的地位，虽然他还要神气地送马给别人。八哥跳来又跳去，就像昭公在乾侯与郓之间奔走，他征集衣服和裤子，不知作何用？八哥你累了可以回巢，昭公他却远离国家无法到。昭公死在外面多悲苦，宋父却因代父而立意气豪。八哥呀八哥，昭公出去时，你唱着歌；昭公回来时死了，你忍不住哭了啊!

西海童谣

吴王出游观震湖。

龙威丈人名隐居，

北上包山入灵墟，

乃造洞庭窃禹书。

天地大文不可舒，

此文长传百六初。

今强取之丧国庐。

——《古今风谣》

【赏析】

这是把童谣与神话传说、预言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例子。据说，大禹治理洪水时，很是艰苦，在一个叫牧德的山上，遇到了一个神仙。神仙对大禹说：“我有灵宝五符，它可以役使蛟龙水豹，送给你用吧。不过，你治疗好洪水之后，要把它秘密地藏在灵山，不得泄露。”禹接过这个宝贝，用它来治理洪水，果然很有灵验。事成之后，他遵守诺言，将宝贝藏好。过了不知多少年，等到吴王阖闾出游太湖时，知道了这件事，就要当地的隐士龙威丈人从藏有灵符的洞穴中把宝贝拿出来。拿来之后，吴王很高兴地打开来看，只见上面有一百七十四字，但都不认识，就派人带了宝书前往鲁国向博学多才的孔子请教。使者见了孔子，撒谎说：“天上有一只红鸟衔了这卷书献给我们吴王，请你看看上面写些什么？”孔子接过来一看，对使者说：“我过去游历西海时，听到过一则童谣。据童谣说，这灵宝五符乃是龙威丈人从包山洞中偷来的。你现在说是红鸟衔来的，我就不知道了。”使者无奈，只好回去如实向吴王报告。吴王听了，也不想知道里面的内容了，赶快把宝贝送回了原处。但是，“天机”既经泄露，吴王就不能不受到惩罚，他的国家就因此在他后代手上葬送掉了。

这件事荒唐不稽，当然不能当作历史来看。所谓孔子听到的童谣，很可能是后来的人创作出来加在孔子身上的，大概也是“文以人传”的思想在作怪吧。但是，这个故事除《河图纬》之外，还见于多处古籍记载，童谣的文字略有不同。《越绝书》是：“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之包山。龙威丈人窃禹书，得吾图者丧国庐。”《吴越春秋》作：“禹得金简玉字书，藏在洞庭包山湖。”这些记载大同小异，说明这个故事是流传较早、较广的。

“吴王出游”四句，是讲“窃书”的经过。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来写的。不过，第二、三句的次序似乎应调换一下才对，按现在这样，第一句下无所承，第三、四句又显得重复，调换次序后作：“吴王出游观震湖，北上包山入灵墟，龙威丈人名隐居，乃造洞庭窃禹书。”前两句写吴王出游太游到包山，范围由广而窄；再让龙威丈人入山洞窃书，目的更加明确。如此，文气才顺。“天地大文”三句，是说吴王取出禹书的结果。这里有“预言”，也有迷信，还有作者的寄托。认为禹书是不可泄露的天地至文，谁违背天意取出就要丧失国家，显然带有算命先生的骗人成分。但它说禹书只有等到“百六”之后、政治“清明”时才能问世，则似乎又寄托着作者对当时政治黑暗的不满和对将来光明前景的向往。

这首童谣是用天命来解释王朝命运的一个尝试。它试图把吴国的灭亡归咎于吴王强取禹书这样一个荒唐的故事，当然是不可信的。如果把它当作一首神话故事诗来看，倒也是很有意思的。从形式上看，它采用七言的形式，每句押韵，在童谣中也别具一格。

【今译】

吴王阖闾出去巡游，欣赏那烟波浩淼的太湖。太湖的洞庭山上住着一个名叫隐居的龙威丈人，他潜入包山的洞穴，偷出了大禹藏在里面的灵符。可是，天地间的至文不可轻易泄露，这灵符要长期留传，直到清明之世才能取出，现在强行取出它来的人将要丧失他的国土。

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我足。

———《孟子•离娄上》

【赏析】

据说这是孔子经过楚国时听到一个小孩子(即“孺子”)所唱的歌，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道地的楚国民歌。它最早见于《孟子》，但同时代还有不少人记载和引用过它。如楚辞中的《渔父》所引完全与《孟子》同，不过唱的人是一个大人——渔父，而不是小孩。《文子》所载，字句略有不同：“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缨乎。”意思还是差不多的。也许这是一首老少咸宜的民歌，流传很广，所以连“孺子”也能信口唱它了。

孟子引用这首童谣，是要用它来为自己的政治宣传服务的。他说：“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很明显，孟子引用这一大段话是用来为他的仁政宣传作论据的。他认为：不仁的人与他们是没有什么好谈的，因为他们以危为安，以害为利，以亡为乐，完全颠倒了是非的标准，势必要弄到亡国败家的地步。而他与孔老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要像小孩子所唱的那样，要善于自己来驾驭命运，恰当地利用外界环境来为自己服务：外界的“水”是要变化的，有时清，有时浊，但是，只要善于“自取”，人仍然可以掌握着主动权。水清时，就用来洗头；水浊时，就用来洗脚，使之“各得其所”，“各有所用”。这是孔孟积极入世的思想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孟子引用的这首童谣实际上还批评了两种观点。一种就是上面孟子所说那种“不仁者”的观点。这种人是非颠倒，实际上是用清水洗脚而用浊水洗头，全用错了地方。还有一种是《渔父》中所写的屈原的观点。屈原被放逐时，“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看见了，问他何以如此。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渔父劝他学习“圣人不疑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精神，用混世的态度对待黑暗的社会：“举世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其酾？”干脆一同把水搅浑，与众同醉。但屈原认为这样便是“同流合污”，宁愿自杀也不肯干。其实，屈原这种态度也是消极的，不可取的。

应该说，这首童谣能够引起中国两位圣人——孔、孟的重视，与它所包含的丰富的人生哲理是分不开的。客观环境总是有好有坏，一个人一生的遭遇也是如此，不大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应该如何对待这一切呢？总的来说，恐怕还是应该学习“孺子”的做法：采取积极的态度，让客观环境为自己服务，好条件、坏条件都可加以利用。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因为个人面对的是强大的黑暗社会，只能在适应它的过程中加以改造，否则，就只能像屈原那样毁灭自己。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以清对清，仍然值得发扬，但以浊对浊就有一定的问题了。对于后者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也要给以足够的重视，采取积极的态度加以消除。

【今译】

沧浪的水啊清又清，可以拿它来洗我的冠缨。沧浪的水啊混又浊，可以拿它来洗我的脏足。

燕昭王时童谣

大冠若箕，

修剑拄颐，

攻狄不能下，

垒枯丘。

——《战国策•齐策》

【赏析】

齐国的大将田单利用火牛阵打败了燕国的军队，一举收复失地七十多个城市，被任命为相国，封平安君。这一巨大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变得骄傲了。后来，田单决定要去攻打狄这个小部落。行前，他去见当时齐国足智多谋的鲁仲连，说明来意。鲁仲连说：“将军去攻打狄国，一定会打不下来。”田单很不服气地回答说：“当初我用一块小小的地盘作基地，收集一些残兵败将，都能打败拥有万辆军车的燕国，恢复了齐国的土地。今天我兵多粮足，难道会攻不下小小的狄吗？”说完不辞而别，登上车子就走了。但是，他此一去，果真如鲁仲连所料，将狄国包围攻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打下来，反而死伤惨重，尸骨累累像小山一样。

这首童谣所记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它采用夸张的手法，尖锐地嘲讽了骄傲自大的田单。“大冠若箕，修剑拄颐”两句，就像一幅夸张的人物漫画像，简练地把田单的骄态给勾画出来了。你看，他的头盔有簸箕那么大，他的宝剑长得能够支住下巴，这是一个多么英武的形象呀。照理，这样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一定是所向无敌的了，可是下面两句笔锋陡转，不但描绘他无能攻下狄这个小地方，而且还死伤累累，这就把他的可笑给突现出来了。这种强烈的对比和转折，往往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童谣善于剪裁，把开始出征者的装束与出征的结果这一头一尾作对比，十分经济。至于田单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原因却没有说。据《齐策》记载，田单失败之后，又听到童谣对他的嘲笑，才有点害怕，再去找鲁仲连，鲁给他分析了原因，指出他现在一是骄傲，二是怕死，所以打不赢。后来，他再次出征时，身先士卒，站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作战，才把狄攻下来了。从这个事实里也可以看出，童谣的现实意义和战斗精神是何等强烈。

【今译】

大头盔呀像簸箕，长宝剑呀拄下巴；攻打狄国不能下，尸骨累累满山崖。

始皇时童谣

阿房阿房亡始皇。

——《述异记》

【赏析】

秦始皇结束战国时诸侯混战的局面，统一全中国，建立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并在统一后采取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较深远的政治、经济措施。所有这些，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基础，是应该给以充分肯定的。但是，他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扰民不止，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终于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阿房宫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建造，动用了七十万人，但到秦始皇死时，只建成了一座前殿。秦二世上台后，又接着建，尚未完成就身死名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前212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但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展现的情景要壮观宏丽得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当然，从时代来看，汉代的司马迁所记可能更近于史实，但也不排斥杜牧所写有自己的根据。试想，七十万人造了几十年的宫殿，仅仅“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岂不是太不相称了吗阿房宫在秦末被项羽攻入咸阳时，放火烧毁。因此，它几乎是与秦王朝共始终的。照杜牧的意思，“族秦者，秦也”，他与本童谣作者的观点一致，也认为造阿房宫是秦始皇灭亡的原因之一。

从上述事实可知，这首童谣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有着一定的典型性。它既点明了阿房宫的被焚毁是秦王朝灭亡的一个标志，也指出了建造阿房宫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里，“阿房”可以说正是秦始皇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大搞各种工程的代名词。当时，反映这一主题的歌谣大约不少，仅流传下来的就有好几首，如《秦始皇造陵时民歌》：“运石苦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据说，建造秦始皇的陵墓动用了70万劳力，可见其规模之大，而这首民歌则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也是一种强烈的谴责。《长城民歌》则更加明确地对秦始皇这一举动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发出了愤怒的控诉：“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还有一首借孔子之口诅咒秦始皇的歌谣唱道：“秦始皇，何疆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邱当灭亡!”如果排除其中的神怪色彩，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份全面控诉秦始皇暴政的白皮书。从这些歌谣可以看出，作者选择建造阿房作为秦亡原因的一个“代表”，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但是历代帝王穷奢极欲、大兴土木者比比皆是，何以当时会产生这么多不利于秦始皇的歌谣这正如鲁迅所说：秦始皇“他的吃亏在于二世而亡，一般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华德焚书异同论》)所以，我们今天对此事应有自己的看法，不能对秦始皇一笔抹杀。

【今译】

阿房啊阿房，你的建造意味着始皇的灭亡!

成帝时燕燕童谣

燕，燕，尾涎涎；

张公子，时相见。

木门仓琅根。

燕飞来，啄皇孙。

皇孙死，燕啄矢。

——《汉书•五行志》

【赏析】

这是一首叙事的童谣。它一语双关地用燕子的一生来比喻赵飞燕由贫贱而富贵、又由盛到衰最后灭亡的故事。赵飞燕本是一个官婢，后来赐给阳阿主家，学歌舞。因她身轻如燕，舞姿优美，故称为飞燕。汉成帝曾化装成富平侯张放的家人到阳阿主家寻欢作乐，见了赵飞燕之后，十分高兴，以后就把她正式召入宫中。赵飞燕的妹妹也被看中召入宫内，两人都被封为婕妤，受到宠爱。许皇后被废后，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她的一家也都加官晋爵。姐妹两人专宠十多年，但都没有生儿子。公元前8年，定陶王刘欣来京，通过他的祖母傅太后向飞燕姐妹行贿，终于被立为皇太子。第二年，汉成帝突然暴死，大臣们都归罪于飞燕的妹妹，皇太后要大司马王莽等调查。飞燕的妹妹自杀。哀帝(即定陶王刘欣)继位后，有人揭发说：成帝是有儿子的，但都被飞燕姐妹杀死了，要求查清定罪。但哀帝想到自己能当上皇帝，全靠飞燕之功，便不加追究，只是将她的亲属免职、流放。哀帝死后，王莽借太后之命，先将飞燕由皇太后贬为孝成皇后，过了一个多月，又废为庶人。赵飞燕即于当天自杀。

这首童谣比较完整地记叙了这样一个宫廷斗争的故事。它以燕子起兴，概括出赵飞燕的发迹和原因。“木门仓琅根”五字，选择了门的变化，象征人的地位的变化，虽显得晦涩一些，实际上是煞费苦心，抓住了特点的，构思颇为巧妙。后面“燕飞来”四句，以三字一句的快节奏既点明了历史事实，也间接表达了一个道理：害人者终害己。当然，对于赵飞燕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童谣的评价是否恰当，也还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她也是这一宫廷斗争中的牺牲者，是一个制造悲剧同时自己也演出悲剧的人物。童谣中两个“啄”

字用得十分形象。整首童谣表现上始终写“燕”，骨子里处处写人，但结合得自然而巧妙，毫无生硬、造作之感，这是它的高明之处。

【今译】

燕啊燕，尾巴张开上下翻飞多漂亮，假冒张公子的皇帝，时常跑来将她看望。终于像木门变成了宫殿门，她从此平步青云。燕飞入宫廷，啄死了宫中的皇子皇孙；皇子皇孙死光了，燕也饮矢身亡。

汝南鸿陂童谣

坏陂谁？翟子威。

饭我豆食羹芋魁。

“反乎覆，陂当复。”

谁云者？两黄鹄。

——《汉书•翟方进传》

【赏析】

这是流行于河南汝南一带的童谣。它反映了一位好心办了坏事的官吏在水利工程问题上由于缺乏远见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故事。

据说，汝南郡的鸿隙陂，本来水源充足，既可灌溉农田，又有鱼虾芦苇之利，所以一郡的人民靠它为生，日子倒也过得不错。不料到了汉成帝时，因为关东一带多次发生大水，致使鸿隙陂水溢为害。当时的宰相翟方进知道这事情后，就和御史大夫孔光一起商量，并派人去实地视察。视察的人回来汇报，翟方进听后竟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认为，索性挖掉堤防，放干陂中积水，不但可以消除水害，还可以开出大块肥美的田地，并省掉一笔堤防费。当即奏明皇帝，得到批准，付之实现。殊不知这种“决堤造田”的作法，短期内虽可获利，但从长远来看，却因为破坏了生态平衡，不能不受到严厉的惩罚。果然，不久这块地方便经常发生旱灾，使人民吃足了苦头。郡中的人们都埋怨翟方进，有人甚至乘机造谣中伤，说他是因为想霸占陂下的良田不成才要求决陂排水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翟方进还是一个较好的官吏，他干的这件“决堤排水”的蠢事可以说是出于好心而干的坏事。当然，从客观效果来看，好心办的坏事与存心干的坏事给人民带来的祸害并无什么不同，但是，前者一旦认识错误之后，是可以改正的；而后者则是不会觉悟和回头的。这首童谣可以说是最早记载了自然界生态平衡被破坏后的严重后果的歌谣，是很有价值的。只可惜后来许多人并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以至类似的悲剧一再重演。

童谣第一句以问答的形式，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坏陂”的“罪人”是翟子威(即翟方进)，紧接着的一句“饭我豆食羹芋魁”，是从翟子威干的坏事所造成的后果来列举他的“罪状”。这里省略了“坏陂”之前人民生活的情况，也没罗列人民生活变化的所有方面，只是抓住饭桌上的一个特写镜头来加以说明。好像在诉说：你看，我们吃的就是这样差的饭菜，这都是你翟宰相干的“好事”啊。“反乎覆，陂当复。”很有点哲理味道，似乎在宣传一种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思想。这里说的是当时人民的理想，也是后来的事实。最后一句，仍然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明前面那句富有哲理的话竟是两只“黄鹄”的预言，很有点神秘色彩，也给人以余味无穷的遐想天地。

【今译】

破坏鸿隙陂的是谁？是当今宰相翟子威。害得我们只能用豆类当饭、作汤用芋魁。“物极必反，毁坏的要恢复!”是谁说的？两只黄鹄!

王莽末天水童谣

出吴门，

望缇群：

见一蹇人，

言“欲上天”。

令天可上，

地上安得民？

——《后汉书•五行志》

【赏析】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各种势力乘机而起。当时天水郡成纪县的隗嚣(公元23～３２年在位)在叔父隗崔等人的推举下，在天水聚兵起事，原来打的是反莽立汉的旗号，后来，取得了一些胜利，头脑就有点昏昏然，自己想要做起皇帝来了。公元32年，他被刘秀彻底打败，病饿而死。据说，这首童谣就是讽刺隗嚣的。

“出吴门，望缇群”四句，作者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很有层次地写其所见所闻：他出了冀州城的吴门，朝缇群山一望，看见了一个跛脚的人在那里说要上天。所叙述的人和事完全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可说是井然有序。它抓住隗嚣跛脚的生理特点，以跛脚之人站在高山脚下说要上天这样的颇近滑稽的事情，一语双关地点出了隗嚣的野心之大和他的不自量力。显然，作者是从刘家正统的思想出发的，皇帝只能是姓刘的做，别的人想做，便被讽刺为跛脚之人想上天的疯子。这种思想当然并无值得称赞之处。另外，童谣以人的生理缺陷作为讽刺对象，在创作中更是不足为法。但在这里，用高不可攀的“天”与行动不便的跛足之人放在一起作对比，在艺术上却有着十分强烈的效果。

“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二句是承接上文而展开的议论，含有极大的轻蔑之意。用的是以众压寡的办法，意思是像你这样的跛脚汉如果也能上天，那么地上的人不是都要走光了吗？这种挖苦式的反问，对于被问者的人格是一种很大的轻侮。

如果我们撇开这首童谣讽刺的具体对象，把它当作一般的讽刺作品来看，那么，它对于不自量力的狂妄分子的讽刺的确是深刻而尖锐的，甚至可以说是过于尖刻了些。从艺术上说，它不但通俗流畅，而且句式富于变化，三言、四言、五言，参差错落，夹叙、夹议、夹绘，显得活泼而且有趣。

【今译】

走出冀州跨吴门，望见缇群眼前横。山下一个跛脚汉，口口声声“要上天”。如果你能上天去，地上早就走光无一人。

更始时南阳童谣

谐不谐，在赤眉。

得不得，在河北。

——《后汉书•五行志》

【赏析】

这是一首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上台造舆论的童谣。王莽代汉以后，乱行“新政”，搞得民不聊生，农民被迫到处起义，刘氏后裔也乘机而起。公元18年，樊崇的赤眉军在莒县起义，王匡、王凤的绿林军在绿林起义。此外，还有铜马等多处起义军。但当时的起义军大多要找一个姓刘的人做自己的“天子”，如赤眉立刘盆子为皇帝，绿林立刘玄为皇帝。刘玄在反对王莽时，尚能与起义军合作，等到王莽政权被推翻之后，就企图借机杀害起义军的将领。事情败露后，刘玄被赤眉军打败并投降，先被封为长沙王，不久被起义军将领张卬、谢禄下令杀死，他的皇帝梦没有做成。这就是“谐不谐，在赤眉”。刘玄被杀之后，以刘秀为首的地主武装集团势力日益强大，由河北地区兴起，各起义队伍先后被消灭，赤眉军被迫投降，东汉王朝得到确立。这就是所谓的“得不得，在河北”。

这首童谣以精练的字句表现了上述的历史过程，二句一韵，句式整齐，音调和谐，易懂好记。但也因为过于简单，就未免被一些人加上神秘主义的先验论的色彩，仿佛“光武中兴”是注定如此的。中国不少朝代的开国皇帝都被染上了一层这样的神秘色彩，刘秀也是其中的一个。据史书记载，他降生的时候就伴随着满屋红光，县里还有“嘉禾”“一茎九穗”；当他要即位做皇帝时，又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样的天神的“谶记”。所有这些，与这首童谣一样，大概都是刘秀为自己做皇帝而制造的舆论。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敬畏“天命”，这种舆论是很起作用的。

【今译】

刘玄的事业是不是成功，决定于赤眉军是不是拥戴。天下到底能不能得到，则要靠刘秀兴起于河北。

会稽童谣

弃我戟，

捐我矛。

盗贼尽。

吏皆休。

——《后汉书•张霸传》

【赏析】

这是一首较早的歌颂“清官”政绩的童谣。据《后汉书•张霸传》记载，张霸是一个从小就知“孝让”的人，曾被人称为“张曾子”，尤其喜欢奉行儒家的经典。做官时，他能大力举荐人才，善于感化人心。他刚到会稽做太守的时候，当地还不太平，所谓“盗贼”的活动还很厉害。他四处张贴榜文，提出归顺条件，明确规定任用和奖赏的办法。结果，没有动用武力，就使“盗贼”放下武器投诚了。还出现了“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这样的升平局面。“清官”是我国历史上一种独特而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政治上“清明”，能够比较明智地辨别是非曲直，在封建社会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能秉公而断；经济上“清廉”，不贪污受贿，不贪赃枉法；个人品质上“清白”，往往刚直不阿，不肯蝇营狗苟。但是，他们往往也是严刑峻法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造反的人民的镇压是毫不留情的。所以“清官”与“酷吏”常常是一身而二任的。司马迁写的《酷吏列传》中那些人物，就差不多都具有“清官”的品质。因此，对于“清官”的评价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艰巨的课题：既要看到他们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也不要忽略他们的消极影响。当然，在黑暗的旧社会，“清官”们毕竟有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所以，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的优良的东西就特别显得夺目，成为人们表彰和学习的榜样。也许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历代流传的歌颂“清官”的歌谣颇不少。像《后汉书》所记的《京兆为李燮谣》：“我府君，道教举。恩如春，威如虎。刚不吐，弱不茹。爱如母，训如父。”《宋史》所记的《京师为包拯语》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况太守集》中记载的《苏州民为况钟歌》说：“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诸如此类的记载甚多，可以与这首《会稽童谣》联系起来看，以加深我们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

童谣采用衙门捕役的口吻，一开始就点明他们无事可做的处境：平时在他们手上借以耀武扬威的戟和矛等武器，现在都放下了，没有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盗贼尽，吏皆休”，造反的人民和破坏社会治安的鸡鸣狗盗之徒都被感化得“改邪归正”了，官吏们都没事可干了，当然也就没有衙役们的差使了。童谣歌颂张霸的治绩，没有用正面的吹捧，也没有罗列一大堆现象，而是从一个侧面来表现全体，从结果来反衬原因，抓住衙役的兵器废置不用和小官吏们清闲无事这两个典型的细节来反衬张霸的治绩，可说是抓住了本质，很有表现力。句式上，采取三字一句的快节奏，读起来铿锵悦耳，也适合儿童传唱。

从这首童谣可以看出：在治理“盗贼”时，“文治”常常可以收到“武功”所达不到的效果。所以，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清官”，都很重视“抚”的一手，希望借此巩固他们的统治，有一些人常常达到了目的。这就是“清官”迷惑人的消极影响之一。当然，在阶级剥削和压迫存在的社会里，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人民总是要反抗的。当不堪忍受的时候，“铤而走险”常常是他们最后的选择。所以，尽管有个别“清官”的政绩的确值得称道，但决不能改变绝大多数贫苦人民的痛苦处境，因而“盗贼”也是决不会“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童谣所歌颂的那种太平盛世，不过是统治阶级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今译】

丢掉我的戟，放下我的矛。因为盗贼都没有了，连官吏们都没事可干了呀。

顺帝末京都童谣

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后汉书•五行志》

【赏析】

这首童谣背后有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东汉顺帝时，皇后的哥哥梁冀在他的父亲梁商死后，就被封为大将军之职。梁冀本是一个貌丑心恶的花花公子。《后汉书》本传说他“为人鸢肩豺目，洞精眄，口吟舌言，才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就是这样一个浮荡子弟、却靠着世袭的特权青云直上，大权在握，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势，无恶不作，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顺帝死后，他先害死了年幼的傀儡皇帝冲帝刘炳，立刘缵当皇帝(即质帝)。刘缵虽然年纪不大，却有点小聪明，看不惯梁冀的专横，有一次上朝对大臣们称梁冀为“跋扈将军”。梁冀听到之后，大为恼恨，当即派人在给皇帝吃的饼里面下了毒药。刘缵临死前，请来了太尉李固，透露了被毒害的消息。当时，梁冀也在场。他与李固本来就是对头，因为这件事，更把李固当作心腹之患。质帝死后，在议立谁做皇帝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冲突。李固等人认为清河王刘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为为嗣”；而梁冀却因为蠡吾侯刘志是他未来的妹夫，人又在京城，要立他为嗣。开始，太尉胡广、司徒赵戒都站在李固一边，但是，梁冀一发火，他们赶忙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大将军要乍办就乍办。”结果，梁冀获胜，刘志被立为皇帝，就是恒帝。不久，梁冀就找借口先后逮捕和杀害了李固和大司农杜乔，并暴尸路边十多天不准收殓，刘蒜被贬到桂阳后自杀身死。而曲意逢迎的变节者胡广、赵戒和司空袁汤等人却因此而分别被封为安乡乐侯、厨亭侯和安国亭侯。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童谣对这段史实的反映是真实而准确的。它略去了事件发生的经过，而只是抓住两种不同人因相反的原因而得到相反的结果这一关键，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表现形式上，它用弦与钩这样人所熟知的东西来比喻人的思想品质，把抽象的内容表达得具体而鲜明；再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的截然相反的结果放在一起，对比尤其鲜明，感染力和形象感也就更强烈。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童谣中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比较完美的篇章之一。

然而，它的意义和价值还不止此。要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童谣所反映的这种忠而见疑、奸而受宠，正直的遭残害、谄媚的得高升的现象，可以说是俯拾即是。比它早的《离骚》反映阐述的就是这么一个主题。比它晚的许多文艺作品也都表现了这个思想。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它局限于某件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把它看作是揭露封建社会官场黑暗的尖锐檄文，也是完全可以的。从这个意义说，它的深刻的典型意义将永放光芒。

【今译】

刚直不阿像弓弦一样的人，结果只落得惨遭杀害、暴尸路边!曲意逢迎、在权势面前弯腰如钩的人，反而升官发财，被封为王侯!

桓灵时童谣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抱朴子•审举》

【赏析】

这是一首讽刺封建社会腐朽的用人制度以及官吏名流名实相悖现象的优秀童谣。封建社会的用人制度，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不管有没有本事，只要有“门路”，有钱，就可以弄到官做。这种情况在昏庸的皇帝当政时，往往就更加严重。东汉末年桓灵之世，皇帝昏庸，外戚、宦官专权，在此之前设立的人才荐举制度，原是希望打破门阀制度的牢笼，从民间发现有用之才，但当时就难以付之实现，到了此时，更被弄得有名无实，面目全非。所荐举的人往往名实两乖，以至于那好听的名目反而成为一种讽刺。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汉初汉明帝时，皇帝的诏书中就承认：“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后汉书》98页)汉章帝在建初元年(76年)三月的诏书中也承认：“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乱，刑罚不中”，“乡举里选，必累功劳，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后汉书》133页)到了桓灵时，除了上述的毛病加重之外，还公开定价卖官鬻爵，如灵帝时，卖一“关门侯”的定价是五百万(《后汉书》346页)，桓帝也不得不承认历年选举孝廉、廉吏这类把戏，下面的人“在所玩习，遂至怠慢”，因而“选举乖错，害及元元”。这种现象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这首童谣可说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表现之一。

童谣抓住最有典型性的几种人加以尖锐的揭露：秀才本应是满腹经纶的，可现在选出来的却不认识字；孝廉本应是以“孝”闻名的，可现在荐举的却是根本不管父亲的人；本来清白敦厚科的应选者应要求出身寒素，清清白白，如今却个个龌龊得像泥巴一样；高门大第的将军本应是战场上勇敢杀敌的战胜者，可现在有着“良将”称号的人却胆小得像鸡一样。这四种人包括了封建社会的文官武将，包括了从底层到高层的统治者，因此很富有典型性。每一种人又是抓住他们最主要的方面来加以嘲讽，对比鲜明而强烈，讽刺的力量也随之大大增强了。看到这种名实相悖的腐败现象，读者会很自然地产生可笑和憎恶的感情，并进而怀疑造成这种局面的社会原因，由表象而深入到本质。而这，正是这首童谣强烈战斗性和感染力的所在。

【今译】

被荐举作秀才的人，竟不认识字；察访推荐出来的孝廉，却是连父亲也不管、分开居住的；号称出身寒微的清白官吏，龌龊得像黑色的污泥；而出身高门巨族的所谓良将，却又胆小得如同小鸡。

桓帝初京都童谣

城上乌，

尾毕逋，

一年生九雏。

公为吏，

子为徒；

一徒死，

百乘车。

车班班，

入河间。

河间姹女工数钱。

以钱为室金作堂，

石上慊慊舂黄粱。

梁下有悬鼓，

我欲击之丞卿怒。

——《后汉书•五行志》

【赏析】

这首童谣虽然题作“桓帝初京都童谣”，但从事实来说，实际是灵帝时的作品。它反映的是桓灵之际的历史史实，为了给它染上一层先验论的色彩，事实和创作被颠倒了过来。蔡东藩的《后汉演义》引述此童谣时就认为它“半属后人附会”，是很有见地的。

桓帝死后，灵帝即位时，内外交困，国库空虚，为了满足他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竟然定出等级，公开卖官鬻爵，大肆搜刮钱财。如规定官阶二千石卖价为二千万，官阶四百石则卖价为四百万，县令则根据县内丰歉情况，卖价不等，总之，从小官到三公九卿，无官不可卖。而且还规定，有钱的先交钱，没钱的可以先赴任，以后加倍交纳。这样用钱买来的官吏，他们上任之后会干出什么事来是可想而知的。其结果是皇帝搜刮到大批财宝。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更是一个财迷，精通卖官这一赚钱之道，“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几个月时间，她所住的永乐宫就堆满了金银财宝，宫室里修葺得金碧辉煌。与此同时，老百姓却被榨干了骨髓，苦不堪言，只能用石臼舂一点黄小米充饥。要想去击鼓鸣冤，告上一状吧，可是县丞的官就是用钱买来的，有什么用呢。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真是走投无路!童谣以乌鸦起兴，以县丞作结，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黑暗和腐朽。原来以为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会有所改变，谁知迎来的却是“工数钱”的河间姹女!这里也表现了人民的深刻失望。

过去的注家认为这首童谣是一种“预言”，并回避了皇帝卖官鬻爵、聚敛钱财的要害，把它肢解得支离破碎，不知所云。今天，我们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童谣采用先验论的“预言”形式，使它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是它的欠缺之处。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把矛头直指宫室和皇帝，借以抒发强烈的感情而不至于遭到扼杀和禁止。许多童谣能在《五行志》中保存下来，多少是亏了有这件“神秘”色彩的外衣作保护。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

【今译】

城上有一只乌鸦，尾巴摇摇发出“毕逋毕逋”的声音，一年就生了九只小乌鸦。城里做官的老子，带出儿子一大群；一个人死了，搜刮来的钱财简直可以装满一百辆车子。这还算小的呢。你看那车轮滚滚、满载着金银的车子都推到河间王的府宅里去了，那里面的女主人可是个善于数钱的老手。结果，一方面是钱满为患，金玉铺地，而另一方面老百姓则严重不足，只能用石臼舂点黄小米充饥。这样的苦日子怎么过？虽说官府衙门口都有一个鼓悬挂在那里，可是，官老爷自己就是靠刮钱上台的，我如果去击鼓鸣冤叫苦，他岂不会发怒吗？

桓帝初天下童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

谁当获者？——妇与姑。

丈夫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

请为诸君鼓咙胡。

——《后汉书•五行志》

【赏析】

这是一首控诉战争带给人民沉重灾难的反战的著名童谣。

汉桓帝是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当上傀儡皇帝的，国内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政治阴谋阴影重重，同时与边境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乌桓、羌等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自从永和年间，羌族与汉王朝开战十几年间，军费用去八十多亿，将军们只管中饱私囊，不爱护部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后汉书•西羌传》)。桓帝上台不久，白马羌侵犯广汉，西羌及湟中胡也重新叛乱，特别是元嘉中，凉州诸羌一起反叛汉朝，向南侵扰四川、湖广，向东危及京城附近，并蔓延到并州、冀州，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政府军又腐败无能，每战常败，这就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天下童谣》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

童谣以人物诉说和自问自答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农村的凋敝图景，沉重地倾诉了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劳动人民深重的苦难，细致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在残暴的统治者的高压下敢怒而不敢言的愤懑心情。“小麦青青大麦枯”两句，以写景起兴，先展示了一幅冷落的“大田收割图”：长得青一块、黄一块的麦田里，只有一些老老少少的妇女在收割，不禁使人想到米勒的名作《拾穗者》。小麦青，说明还不够成熟，大麦枯，说明已经熟过头了，这些都是缺乏劳动力管理的结果，暗示出这种全靠妇女们劳动的局面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那么，男人们哪儿去了呢“丈夫何在——西击胡。”这是顺着读者的思路提出和回答的问题。老老少少的男子都被征调到西边与胡人作战去了，而作战的结果是凶多吉少，很多人不是战死就是长期羁留在边防阵地上，命运是很悲惨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善的希望呢？童谣没有明确地回答，而是采用了曲笔。“吏买马，君具车”二句，写了两层意思：一是说备战还在继续，官吏们正在征购马匹作战马，准备战车，看样子战争还要长期打下去，说不定有扩大的危险。二是表达了作者痛苦而又愤懑的心情，好像有满腹的心事却无法排遣，想说，但话到嘴边又咕咚一声咽了回去。“鼓咙胡”用得十分传神，把作者复杂的心理表现得恰到好处，他有些什么话想说呢至少有三层意思要说：一、目前大田劳动已经没有男劳力了，再打下去怎么办呢？由谁去上阵？这是第一层可忧虑的。二、农村由于严重缺乏劳力，今年秋收所获甚差，说不定生计都成问题，还有明年的春耕春播，怎么完成呢？如果弄不好，这些妇女们也是前途未卜的。三、官吏们积极备战，不管老百姓死活，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心情压抑、痛苦，也夹杂着愤怒。这就间接回答了前途问题。

整首童谣叙述层次清楚，过渡自然而合乎逻辑，形象鲜明具体，语言明白流畅，句式富于变化，特别是每句押韵所形成的短促的节奏感，把控诉者愤怒、沉痛、急切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不失为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作品之一。所以历来为人民所传诵，各种《中国文学史》也几乎都要提到它，并给以很高的评价。它是当之无愧的。

【今译】

小麦半熟大麦早已枯，由中谁收割？只剩婆婆与媳妇。男人何处去？正在西边打蛮胡。官吏买马又造车，战事看来要继续。想向诸位诉诉苦，话未出口吞回去。

灵帝末京都童谣

侯非侯，

王非王，

千乘万骑上北芒。

——《后汉书•五行志》

【赏析】

汉灵帝刘宏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十分厉害。中平六年(189年)八月，灵帝新死不久，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等人密谋杀宦官夺权，不料何进反为宦官张让、段珪等所杀，虎贲中郎将、袁绍的弟弟袁术带兵烧东、西宫。张让、段珪等人在混乱中挟持17岁的小皇帝少帝和7岁的陈留王(即后来的汉献帝)先逃往北宫德阳殿，在袁绍等人的进攻下，又逃往小平津(在今巩县西北)的北邙山。尚书卢植、前将军董卓等人得知后，先后率领人马赶到北邙山前迎驾。张、段等人有的被杀，有的投水而死，两个小皇帝则狼狈夜逃，先躲到一架农民的车上，天亮时被发现接入宫中。没几天，只当了五个月皇帝的刘辩就被董卓废为弘农王，而让刘协当了皇帝，实际上董卓操纵了军政大权。

这首童谣就是这样一次宫廷政变的反映。它以简短的词句，描写了当时小皇帝的狼狈情景以及君臣上下混乱不堪的局面。在这里，至高无上的皇帝，不过是权臣们追逐的一种猎物而已，他们出动千乘万骑，不过是为了把这个猎物抓到手，以实现自己的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首童谣。

【今译】

侯不像侯，王不像王，路上逃窜狼狈相；千乘万骑来寻找，发现二人在北芒。

献帝初幽州童谣

燕南垂，赵北际，

中央不合大如砺。

唯有此中可避世。

——《后汉书•公孙瓒传》

【赏析】

东汉末年，军阀公孙瓒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起家。后来与大司马刘虞不和，在一次刘虞前来讨伐的战斗中，巧用火攻，打败了人数占优势的刘虞，并活捉了他。从此，势力大振，统治幽州全境，意满志得。他听说有“燕南垂”这样一首童谣，就信以为真，并像算命先生一样，从童谣中推断幽州的易县就是“可避世”的好地方，把兵移到此处，大兴土木，企图筑城固守。连自己的部下被敌兵围困，也不肯派人去救援，还说什么：“今天我去救了一个人，以后打仗时将领们就会认为反正有人救而不肯拼命作战了；现在我不去救他，以后将领们想到这一点就会卖力了。”结果，袁绍的军队来进攻的时候，他的部下知道守又守不住，盼救兵又没希望，许多人干脆就投降了。由于众叛亲离，他很快遭到惨败。建安三年(198年)，他被袁绍打败，当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在绝望中又残忍地用绳子勒死了姐妹和妻子儿女，然后引火自焚。

本来，这首童谣本身并没什么高深的含义，但像公孙瓒这样的蠢人硬要把它与神仙的预言联系在一起，结果只能是自讨苦吃。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五行志派”的没有出路。连给《三国志》作注的斐松之也嘲笑公孙瓒这种“以为童谣之言，无不皆验”的做法，认为这是他“致败”的原因。

从艺术上看，这首童谣前六后七，形式比较活泼，看得出诗歌由六言向七言过渡的痕迹。语言也通俗晓畅。

【今译】

在燕的南边，赵的北面，中间有一块地方，大小不过一块磨刀石的样子，只有这里能够避开乱世。

献帝初京师童谣

千里草，

何青青；

十日卜，

不得生!

——《后汉书•五行志》

【赏析】

董卓本是一个小官吏的儿子，由于“粗猛有谋”，在镇压羌族人民起义的战争中，不断得到升迁。到汉灵帝时，已成为掌握兵权的大军阀。灵帝死后，他乘机而起，仗势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实际把大权握到自己手中。从此，他依仗权势，无恶不作，残暴狠毒，荒淫无耻。史书上记载他“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虚刑滥罚，睚眦必死”，是一个廉耻丧尽，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时上至宫廷官僚，下至平民百姓，受他侵害的不计其数。中平年间(184～１８９年)，京都流传一首儿歌，其辞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这很可能是一首儿童游戏时的歌谣，“承乐世”之类，大概是单人连唱的，而“董逃”则可能是众口合唱，本来不一定有什么实指之意。但董卓心中有鬼，听了这首儿歌，便认为是针对他来的，下令禁绝，传唱者被杀的数以千计，同时又下令把儿歌中的“董逃”改为“董安”。可见其残暴和愚蠢之一斑。由于他权重势大，连傀儡皇帝也奈何他不得。后来还是王允用美人计，离间吕布，才将他杀死。人们恨之入骨，把他肥胖的身躯用来点“灯”，然后焚尸扬灰。据说由于他脂膏肥厚，“灯火”竟燃了三天三夜。当他的死讯传出去时，“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后汉书》第2332页)

这首童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反映了人民诅咒董卓早死的迫切愿望，与古代劳动人民诅咒暴君夏桀的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是一脉相承的，感情色彩十分强烈。在结构上，它采用一语双关的手法并和谜语结合起来，也恰到好处。“千里草，何青青”，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既暗指董卓的姓氏，又比喻他的炙手可热。“十日卜，不得生”，既包含了董卓的名字，又点明了他死期的即将到来。童谣虽也是采用“预言”的形式，但并不给人以宣传宿命论的感觉，而仍有很强的现实感。实际上，这是童谣作者在当时所能采取的一种较好的斗争艺术。以拆字法入童谣，使童谣与谜语结合起来，这首童谣恐怕是现存这类童谣中最早的了。这种方法，也常常为后来的童谣写作者所运用，成了童谣创作的重要方法之一。

【今译】

千里的野草啊，是何等的青翠。卜算一下它的命运吧，不过十日，就是它的死期。

汉末江淮间童谣

太岳如市，

人死如林。

持金易粟，

贵如黄金。

——《述异记》

【赏析】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一遇天灾，更无法抵御，卖儿鬻女、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这首童谣以简练的语言反映了当时人民悲惨的生活情景。“太岳如市，人死如林。”一开头便画出了一幅饥民云集、饿殍遍地的俯瞰图：在太岳这个地方，饥民聚集在一起，卖儿卖女或请求施舍，闹嚷嚷、乱哄哄，犹如集市一般。但这还算是好的呢。更为悲惨的是城乡大地，饿死的人已经多得像森林一样了。这两句连用两个比喻，以动衬静，从近到远，就像电影中的镜头，由近景推到远景，充分展示了这场灾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持金易粟，贵如黄金”，就是紧接上面作出的回答。但它不是正面讲粮食奇缺，而是从交易的角度来极力形容粮食之贵：在粮食交易市场，黄小米已经贵得像金子一样了。这样写，一方面是紧扣上面的“太岳如市”，相互呼应，另外，也有着丰富的潜台词：既然粮价这么贵，有多少人买得起呢!那些没有黄金买粮食的人今后的命运如何？当然也只有饿死一条路了。这就从又一个侧面与“人死如林”作了呼应。

童谣所反映的情景在当时的社会很有典型性。因为江淮一带，历来都是粮食的主要产地，一遇灾年，尚且如此，那么，不如江淮一带地方的人民是一种什么情景，岂不是更不堪设想了吗？据《后汉书》记载，当时的京城长安也出现了“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可悲情形。在汉代，这样的记载不止一次，如“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后汉书》第32页)明帝永平年间，“豫章遭蝗，谷不收。民饥死，县数千百人。”正因为如此，描述这种悲惨情景的歌谣屡有所见。如《述异记》记载：“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人为之语云：‘虎豹之口，不如饥人。’”又有《洛中童谣》：“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值!”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这首童谣所反映的生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是一种很形象的教材。

【今译】

太岳这个地方的饥民聚在一起好像集市一般，饿死的人像树林一样到处都是。拿钱去换粮食吧，一粒粒的小米简直像黄金一样贵呢!

陆凯引童谣

宁饮建业水，

不食武昌鱼。

宁还建业死，

不止武昌居。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赏析】

三国时的吴国，主要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首府原设在武昌。黄龙元年(229年)，孙权把国都从武昌迁到建业。过了几十年，到了末帝孙皓甘露元年(265年)九月，西陵都督步阐上表要迁都武昌，得到了孙皓的同意。不久就开始了迁都的工作，国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还要沿江两岸的老百姓逆流而上，供给迁都所需，搞得民怨沸腾，人民叫苦不迭。陆凯上疏孙皓，指出当时的武昌各方面都不如建业，并引这首童谣为证，说明人心的向背。他说：“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迁都武昌是只求孙皓“一身得安”，而不顾“百姓愁劳”的做法。但是，孙皓是个刚愎自用的暴君，史书上称之为“专横残暴，奢侈荒淫”，他对陆凯反对迁都的理由置之不理，以“建业宫不利，故避之；而西宫室宇摧朽”等为由，坚持迁都。可是不到一年，到宝鼎元年(266年)十二月，不知是由于人民的继续反抗在起作用，还是孙皓自己觉得新居多有不便，他又下令将都城迁回到建业。这种匆忙的决定，反复的折腾，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童谣运用了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五言诗形式，并以“宁……不……”的选择句式重叠使用，使童谣的感情色彩特别浓郁。“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以“水”和“鱼”对举，照常理，人们应该首先选择“鱼”，但这两句则恰恰相反，作者情愿选择“水”而不愿选择“鱼”，这就表明了一种决绝的态度，也可以看作是老百姓对统治者宣传的迁都的好处一种不信任或讽刺的态度。下面的“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二句，则是一种更严峻的选择：是“居”(即“生”)与“死”的选择。照理，一般人总是选择“生”而摒弃“死”的，但这里，却表达了人们情愿死而不愿迁居的心情，其潜台词很明显：迁都到武昌是比死还可怕的事情。这样两组选择对比，表达了老百姓反对迁居、怀念故土的坚决态度，耐人寻味。童谣所用的“宁……不……”的句式，也为以后的歌谣所常用。

这首童谣之所以特别有名，还因为毛泽东同志1956年写的《水调歌头》词中用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样两句作开头，不少注释者都认为是从这首童谣中改造点化而成的。不管它们是暗合、偶合、还是巧合，也不管它们的原意是否一致，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这一使用，大大扩展了这首童谣的影响范围则是肯定无疑的。

【今译】

我们宁可在建业喝水，也不愿到武昌去吃鱼。我们宁可回到建业饿死，也不愿在武昌定居。

襄阳童儿为山简歌

山公出何许？

往至高阳池。

日夕倒载归，

酩酊无所知。

时复能骑马，

倒著白接。

举鞭向葛疆：

“何如？并州儿!”

——《晋书•山简传》

【赏析】

这是一首很成功的叙事童谣，形象地描绘了一个酒鬼将军的丑态。童谣按照时间顺序，写出山简一天的生活，而以浓墨重彩描绘了他赴宴归来时的醉态。一大早，他就骑马出门了，到哪里去了呢？并不是去检查军事，而是到游乐名胜高阳池去饮酒作乐去了，一直到夕阳西下，才醉醺醺地由人扶着回家。马也骑倒了，帽子也戴反了，但他还得意洋洋地要与部下比赛呢。这样的醉酒将军怎么能领兵打仗呢!其结果可想而知。魏晋时的风气，重门阀不重本事，达官贵人们好服药喝酒，好空谈，不务实，这种种流弊，通过山简这个将军的形象都给了较真实生动的反映。

童谣剪裁得当，善于抓住典型化的细节刻画人物，表现力很强。如“日夕倒载归”，既写了时间，又点明了醉态。特别是“倒载”二字，逼真、生动，宛如一幅图画映入读者眼帘。接着写山简骑在马上、反戴着白帽子，还要举鞭同部下比赛，结尾“何如？并州儿!”尤其传神。据说酒鬼从来不承认自己喝醉，而且也不肯服输。大概葛疆出于关心，说了他几句什么，他不禁恼怒起来，硬要同葛比赛，还盛气凌人地教训人。这个细节给人的印象不仅是山简的酒醉糊涂，而且显示了他的昏庸和狂妄。读者至此，无不感到滑稽可笑。这样，童谣几乎不用一贬字，就达到了揭露和谴责晋王朝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和高级官吏腐败的目的。

【今译】

山简老爷出去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又到高阳池喝酒取乐去了。一直到太阳西下，才酩酊大醉由人扶着倒骑在马上回家转。开始简直是昏昏沉沉，人事不知，后来清醒了一点，可以自己骑马了，但仍反戴着赴宴的白帽子。他举着鞭子向跟随他的部将葛疆说：“我们比比看怎么样？你这个并州佬!”

王恭既诛时童谣

昔年食麦屑，

今年食豆。

豆不可食，

使我枯咙喉。

——《太平御览》卷853

【赏析】

过去，这首童谣被附会成一则神秘的先验故事，说是指王恭守京口时，举兵伐王愉，兵败被杀一事。这种说法显得十分牵强，几乎可说是无稽之谈。

其实，这是一首反映当时人民痛苦生活的童谣。王恭被诛前后的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内战连绵不断，而自然灾害又频繁发生。如晋惠帝永平元年“大疫”；永平三年，荥阳、弘农下冰雹，达三尺深；永平四年，有洪水、地震，出现“大饥”；永平五年，“金城地震，东海雨雹深五寸”，“下邳暴风坏庐舍”，“雁门、新兴、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荆、扬、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永平七年，“五月，鲁国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以上均见《晋书•惠帝纪》)在这种严重的天灾人祸之下，生产必然受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的生活只能每况愈下。童谣选择了人民食物构成的变化来反映他们生活的艰难。“昔年食麦屑，今年食豆。”一开始就是一个低水平的比较：“昔年”，就是过去，是历史。多久呢没有说。总之是不短的一段时间。突出了人民苦难的长久。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吃的是什么呢说起来可怜，不过是一种麦屑而已。这麦屑，本来只能用来喂猪狗的，而今竟成了人的主食!但是，童谣意还不在此，而是以此作为“高标准”，进一步突出“今年”的更糟处境：今年吃的是一种野生的豆，连麦屑都是想吃而不可得了。为了说明豆贩不如麦屑，下面两句作了具体的描绘：“豆不可食，使我枯咙喉。”它说明，豆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吃下去就像那火烧一样难受，喉咙里都像要干枯了。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生活!

《晋书•五行志》有《京口民谣》曰：“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谴汝，教汝捻咙喉。咙喉喝复喝，京口败复败。”它说是“王恭镇京口，举兵诛王国宝”的事。并引“识者”曰：“‘昔年食白饭’，言得志也。‘今年食麦麸’，麸，粗秽，其精已去，明将败也，天公将加谴谪而诛之也。‘捻咙喉’，气不通，死之祥也。‘败复败’，丁宁之辞也。恭寻死，京都又大行咳疾而喉并喝焉。”这两首歌谣虽然有部分相同，但显然并不是一回事。最多只能说是，童谣作者故意改写《京口民谣》，从而把它从一首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歌谣变成了一首抨击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苦难的歌谣。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不能因为有某些字面上的相同而混为一谈。

【今译】

过去吃麦皮，今年吃豆。豆不能吃，使我枯咙喉。

永熙中童谣

二月末，三月初，

桑生斐雷柳叶舒。

荆笔杨板行诏书，

官中大马几作驴。

——《晋书•五行志》

【赏析】

这是一首难得的讽刺性童谣。它公然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把他比作呆头呆脑的笨驴，而这个比喻对晋惠帝来，又是那么确切、传神，读之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历史上的晋惠帝，名叫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个儿子。他在9岁时被立为皇太子，长大后朝廷内外都认为他不能胜任国事，晋武帝也有些怀疑他的能力。有一次，晋武帝故意提出一件事让他决断，他果然不知所措。他老婆贾妃就让身边的人代为答对，里面引用了许多典故。贾妃身边有个叫张泓的近臣看了说：“皇上晓得太子不读书，这件事宜就事断事，不可多引书。”接着便代为拟了答文，让他重抄一遍交上去。晋武帝看后认为不错，心里十分高兴，对儿子的怀疑也消除了。这样晋惠帝的太子位子总算保住了。俗话说：“知子莫若父。”但在这件事情上，“聪明的”晋武帝司马炎竟然对儿子的作弊全无察觉，“上当受骗”，实际上也扮演了“笨驴”的角色。

由于司马炎死得晚，司马衷30岁那年才当上皇帝，但是，其笨驴本色却丝毫未改。有一次，他在花园中听见蛤蟆叫，对左右说：“这个叫着的东西是官府的还是私人的？”有人巧妙地答道：“在官地上叫的就是官府的，在私人地上叫的就是私人的。”后来，天下荒乱，老百姓多有饿死的，他知道这个情况之后竟然说：“他们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酱呢？”就是这样一个大笨蛋，居然也做了20年皇帝。但他名为至尊，实际始终是一个傀儡，把天下搞得一塌胡涂。先是由杨骏、司马玮专权，后为贾后所架空，再又有八王之乱，石超的紧逼京师等事，当时有童谣说：“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晋书》本纪说他“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

这首童谣说的是司马衷登位初期的傀儡生涯。“二月末，三月初，桑生斐雷柳叶舒”，可以如实地看作写景，指万物生长的春天，作为童谣借物起兴的开头；也可以解作30岁左右的司马衷刚刚开始当皇帝的时候。“荆笔杨板行诏书”，说明他的大权旁落。诏书本应由皇帝来下，但现在却由手下的大臣行使颁布权，他不过变成一个“橡皮图章”、虚有其名而已。照历史情况，杨骏专权在前，约有两年时间。永平元年(291年)，杨骏等人被诛，楚王司马玮入朝执政，只过了几个月，也被贾后杀死。童谣把“荆笔”放在前面，是为了音韵的完美。

“宫中大马几作驴”，写出了司马衷愚笨、无用的本质，并给了无情的嘲讽。以马比驴，也很令人觉得滑稽有趣。有人认为，司马衷因为看透了宫廷斗争的凶恶和危险，所以故意装痴卖傻，以求保身，也可姑备一说。但不管他是否真的笨驴，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被杀害的命运，48岁时，终于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了。

中国历代的皇帝，除了开国皇帝和少数“中兴之主”政由己出、有所作为之外，实际上，有许多都是被手下的大臣、宦官、外戚等架空而当作傀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一批“笨驴”。因此，这里的“宫中大马”实指晋惠帝固然不错，若看作是一大批“笨驴”皇帝的代名词，也未尝不可。

【今译】

二月末，三月初，桑树长出嫩芽，柳树叶子也舒展开来了。皇帝的诏书不是出自楚王的笔下，就是杨骏所写，那宫殿上端坐的司马大皇帝几乎变成一只笨驴了。

元康中京洛童谣

南风起，

吹白沙。

遥望鲁国何嵯峨，

千岁髑髅生齿牙。

——《晋书•五行志》

【赏析】

前面说过，晋惠帝是一个傀儡式的傻瓜皇帝，但是他的皇后贾妃却颇有点本事。她是贾充的女儿，比惠帝大两岁。史书说她“妒忌多权诈”，善搞阴谋诡计，而且“性酷虐”，做了皇后以后更是“暴戾日甚”，“荒淫放恣”。她曾亲手杀死数人，宫中有怀孕的嫔妃，她竟用戟戳人家的肚子，使之流产。她利用惠帝的愚笨和软弱，插手国家政治，翻云覆雨，搅得天下更加动乱不安。永平元年(291年)三月，贾后指使楚王司马玮等人杀死了辅国的大臣杨骏及其兄弟，中护军张邵等11人，而且都是“夷三族”。这年六月，她又假传圣旨要司马玮杀死了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阳公卫。过了几天，又以擅自杀害司马亮等人为罪名，杀死司马玮，由她实际上独揽大权。元康九年(299年)废皇太子司马为庶人，并杀其母，幽其子，又于次年三月，假传圣旨杀害了司马。这事引起了“八王之乱”。四月，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矫诏先废贾后为庶人，随即杀死，同党贾谧、张华等数十人也被杀死。就这样，司马氏王朝内部杀来杀去前后共乱了十六年，杀死的大臣和皇亲国戚无法计数，最后惠帝自己也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皇室内部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不仅使统治阶级大伤元气，而且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真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这首童谣通篇用比喻，隐晦地表达作者对造成这种历史灾难的贾后的谴责。“南风起，吹白沙”，用两个双关语，表明贾后对愍怀太子的暗害，表面的意义与暗含的意义表达得都很贴切。“遥望”两句，继续运用双关和比喻来说明贾后的狰狞面目和危害。“千年髑髅生齿牙”，用千年的白骨精长了牙齿这样的比喻，是一个创造。它既表示了贾后的所作所为是不合历史潮流的，又表达了人们对她的无比憎恨的感情。《西游记》中的白骨精形象的创造，不知作者是否从这里吸取了灵感？从艺术上说，童谣运用双关和比喻、把人物姓名嵌入句子之中，都巧妙而贴切，但用语也有些过于深奥，明显流露出文人代作的痕迹。

【今译】

南风刮起来了，吹走了雪白的沙子。远远地看过去，鲁国的地势多么高峻凶险!那里的千年白骨精长出了牙齿要吃人呢!

北州童谣

府中赫赫，朱邱伯。

十囊五囊，入枣郎。

——《十六国春秋》

【赏析】

这是一首揭露和讽刺贪赃枉法的官吏的童谣。据《晋书•王浚传》记载，王浚掌管幽州的军政大权之后，骄横奢豪，纵情声色，不问政事，重用的都是一些阿谀逢迎、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官吏，而以朱硕、枣嵩二人为最厉害。“府中赫赫，朱邱伯”，这一句着重写“权势”。在太守府中，朱某的声威显赫，府外如何，可想而知。但“权势”如何炙手可热，没有具体描绘，这儿用的是虚写法。下面一句：“十囊五囊，入枣郎”，承接上句，写的是“金钱”，用的是实写法。枣郎的特点是刮钱，其贪婪的程度通过所用量词得到很好的表现：他刮钱不是一串二串，而是按袋子(囊)计算的。“十囊五囊”，不是实数，更显其多。童谣巧妙地利用人物的姓名，抓住他们最主要的恶行加以刻画，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小小的幽州军政长官的下属官吏就可以声势赫赫，不可一世，或者贪财刮钱，五袋子十袋子地大饱私囊，他们的上司和同僚如何，也就不言自明了。这里，童谣用的是旁敲侧击，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给人留下较广泛的联想余地，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今译】

幽州府里声势赫赫的要数朱邱伯，而十袋五袋地刮钱的就要数枣嵩了。

太宁初童谣

恻恻力力，

放马山侧。

大马死，

小马饿。

高山崩，

石自破。

——《晋书•五行志》

【赏析】

晋明帝司马绍死后，继任的皇帝成帝司马衍年幼，被当时谋反的历阳太守苏峻挟持，逼着他迁居到石头城。苏峻让他住在仓库里，并派人看守，实际上等于将他软禁。不仅如此，小皇帝的吃喝都没有保证，以致经常饿肚子。后来，大臣陶侃等人联合起来，诛杀苏峻。苏峻死后，他的弟弟苏硕先是据石头城顽抗，后失败逃窜，也被杀死，这首童谣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恻恻力力”二句，写一种状态，一种结果。它巧妙地利用双关语，把晋代皇帝司马氏与儿童易于理解的动物马联系在一起，把小皇帝的被放逐比喻为放马，显得形象自然，嘲讽尖刻。在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敢于把至高无上的天子比作马，把奸臣威逼皇帝迁居比作“放马”，可以称得上是大胆之举。“大马死”二句，是进一步补叙，说明所以会造成“放马”局面的原因。它实际上也表明封建社会中，看似铜墙铁壁般的“世袭”、“荫庇”关系，即使如皇帝这样的权势者，也是十分脆弱、很靠不住的。一旦老的死了，小的就有“挨饿”的可能。“高山崩，石自破”，是跳跃式的过渡。从“马”的命运跳到“放马”者的命运，“山”、“石”既有所指，从人的势力和物的物理关系来说，二者之间的存亡关系都是形容得比较确切的。这种安排是很费匠心的。

【今译】

恻恻力力的响声从何而来？清凉山脚下来了一匹小马。因为大马死了之后小马吃不饱啦。待到压在小马头上的高山崩溃，据守石头城的苏硕也就完啦。

隆和初童谣二则

升平不满斗，

隆和那得久？

桓公入石头，

陛下徒跣走。

又

虽复改兴宁，

亦复无聊生。

——《晋书•五行志》

【赏析】

皇帝而有年号并且频繁改元，是从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开始的。他在位五十四年，一共改元十次，先后用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等名目。从他以后，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都照例要改元一次，同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如果有了什么喜事或灾情，也要改元一次，把那些最动听的好名目都弄来做年号，希望吉祥如意、长治久安。据不完全统计，从汉武帝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仅“正史”记载的各个朝代皇帝所用的年号即在四百个以上。其中改元最频繁的要数汉代和唐代，都在七八十次左右。而改元的“冠军”要数女皇帝武则天。她在位二十年间，改元十七次，有时不到一年就要改元一次，什么“如意”、“长寿”、“久视”、“大足”、“长安”，真是“天下好名她占尽”!这种愚笨的行为当然不能挽救皇帝终究灭亡的命运，也没给他们带来好运，倒是给当时和以后的人们留下一项沉重的负担，直至今天，读历史的人还不能不忍受这种苦果的折磨，往脑袋里装这些无用的纪年“符号”。

皇帝们频频改元，希望从中捞到救命稻草，但有时弄巧成拙，反而成了讽刺的对象。这首童谣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东晋末年，司马氏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内部外部的力量都虎视眈眈，企图取而代之。统治者希望靠改一个动听的年号来苟延残喘，但童谣却对此给以无情的嘲讽。它一开始抓住“升平”这个年号的“升”字与度量单位的升斗之“升”联系起来，讽刺了“升平”的短命：一斗等于十升，而升平这个年号只用了五年，晋穆帝就死了，连一斗的量都不满，还说什么“升平”呢。“隆和”是“兴隆和平”的意思，也寄寓“长治久安”的希望在内。但是事实上，它也是短命的。据说，晋王朝的统治者听到前面一首童谣后，心里老大不高兴，所以隆和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就不用了。“桓公入石头”二句，指的是桓温带兵入京(石头城)，废海公(晋废帝司马奕)，立简文帝司马昱，专擅朝政的事。桓温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历任高官，权大欺主。这二句以对比的形式写出了非常时期君臣关系的颠倒，隐约透露出，权臣的肆威是皇帝江山不稳的原因之一。晋统治者改元为“兴宁”之后，希望既“兴”又“宁”，可以喘一口气，也可聊以自慰。但童谣作者穷追猛打，马上又创作出第二首童谣，指出即使改为“兴宁”，也仍然是难以长久的。果然，哀帝改元后，不到三年便死去了，正是符合童谣反映的历史事实的。

这两首童谣是诅咒封建统治者最高当局的，虽不一定是人民的作品，但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从统治者听到童谣而改元的事实也可看出它的强烈的战斗性。后来的《丹铅总录》引俗谚有：“乱王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也颇打中要害。

【今译】

说是“升平”，却活不到满一斗的时间，叫做“隆和”又哪里能长久等到姓桓的来到石头城，皇帝陛下就只能打着赤脚狼狈逃命了。

虽然再改为“兴宁”，也仍然会无法安宁呢。

桓玄时童谣

长干巷，

巷长干。

今年杀郎君，

后年斩诸桓。

——《晋书•桓玄传》

【赏析】

桓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怎么知名的人，但是，他的名字却与童谣、民谣联系甚多。《晋书•五行志》记载有《荆州童谣》云：“芒笼目，绳缚腹。殷当败，桓当复。”另有童谣说：“芒笼茵，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见《齐谐记》)当桓玄要失败时，又流传童谣说：“草生及马腹，乌啄桓玄目。”还有就是这首“长干巷”的童谣。仅以个人所获童谣的数量而言，桓玄恐怕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当然，这些童谣大多是于桓玄不利的。问题恐怕与指导并参与撰写《晋书》的唐太宗的观点有关。因为桓玄是由晋臣而称帝的，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虽然，唐太宗的帝位也是从别人手中抢来的)，而唐太宗又是一个喜好文学之人，所以在整理《晋书》时，就特别乐意收集并保留对桓玄不利的童谣了。

这首童谣以静写动，用长干巷的长存来反衬统治者寿命的短暂，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频繁与残酷。开头的“长干巷，巷长干”，以地名的词序颠倒、同义反复的形式起兴，隐约透露出长干巷的长久、稳定。建康城中街巷甚多，为什么独独选中长干巷作为代表、作为见证？大约就因为它带有一个“长”字，最适宜于用来反衬相互残杀的统治者性命的短。

“今年杀郎君，后年斩诸桓。”是一段史实的浓缩写照。元兴元年(402年)司马道子的儿子元显奉诏讨伐桓玄，不料反被桓玄打败，结果，桓玄攻入京师。矫诏加罪于元显，加以杀害，又给自己加上一大堆头衔，次年干脆踢开晋安帝，自己当皇帝。但是，他的皇帝梦并没做多久。因为，他篡位后便得意忘形，一方面“骄奢荒侈，游猎无度”，另外，“性又急暴”，喜怒无常，使得“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在这种情况下，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兴兵讨玄，先是斩桓修于京口，斩桓弘于广陵，后来桓玄及其兄弟子侄和其他亲属均被斩尽杀绝，终至灭门。从杀元显开始到桓玄被族灭，正是二年时间。“今年”、“后年”云云，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过，童谣以先验的形式出现，增加了一些神秘感和宿命论的味道，恐怕是一种有意的提前，而于史实是不合的。

【今译】

悠悠长干巷，稳稳巷长干。今年杀元显，后年斩诸桓。

王足引北方童谣

荆山为上格，

浮山为下格，

潼沱为激沟，

并灌钜野泽。

——《梁书•康绚传》

【赏析】

这是一篇较早反映军事上大规模用“水攻”的童谣。

南北朝时的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年)，梁高祖萧衍不顾水工陈承伯的劝谏，采纳了北魏降将王足的计策，要把淮河水堵塞起来用以淹灌地处上游的北魏占领下的寿阳城(今安徽寿县)，派太子右卫康绚作总指挥，调动军民二十万人，南起浮山，北到石，开始了这个艰巨的工程。

天监十四年，二十万大军“依岸以筑土，合脊于中流”，但由于淮河水汹涌咆哮，几次合龙均被冲决。有人说，这是因为江淮多有蛟龙，能乘风雨决坏堤岸，只有铁器能镇住它们，于是“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小则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但还是不能合龙。于是又“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七八。”经过这样的努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坝终于在天监十五年(576年)四月筑成了，规模甚是宏大：“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堤坝筑成后，上游两岸数百里内都被淮河水浸没，寿阳城也被淹坏，北魏军队被迫退守八公山，梁算是获得了胜利。但是，这年秋天，淮水暴涨，堤坝又被冲决，下游城乡有十多万人被冲入东海，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其实，王足所引的这首童谣本来含义是什么并不清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水利工程的“蓝皮书”：工程上起哪里，下止哪里(即“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其间要利用什么地势(即“潼沱为激沟”)以及它要达到的目标(即“并灌钜野泽”)，本身并不难懂，也没有多少艺术性可言。不过，如果联系它的产生背景有后果来读，至少有两点可以注意：一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利常常一意孤行，不顾后果。王足献计水淹寿阳，仅仅引了这首童谣作“论据”，而萧衍不顾水工考察后的科学结论，仍坚持要干，结果，寿阳之敌损失不大，而自己则人财物都遭到巨大的损失，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二是从科学的角度看，可以知道当时“水利建设”的规模之大和水平之高，对于研究中国农业、水利的发展史都是很宝贵的资料。

【今译】

依靠荆山为上格，浮山一线为下格，潼河沱河作激沟，合流并灌巨野泽。

北齐童谣

周里求伽，

豹祠嫁石婆。

斩冢作媒人，

唯得一量紫靴。

——《北齐书•徐之才传》

【赏析】

这是一首夹杂少数民族语言和迷信色彩的童谣，半汉半“胡”，字个个认得，意思却解释不清楚，是童谣中别具一格的品种。

据《徐之才传》载，太宁二年(562年)春，武明皇太后娄氏再次生病，衣服忽然自己飞起来。皇太后听信了巫婆的意见，下令要人们改称她为“石婆”(大约是借重的石头来“压”住轻飘飘的衣服吧)。在宫中负责药物的官员徐之范回家后则向他的哥哥徐之才引述了这首童谣，并且联系太后的改名，心中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徐之才少有神童之称，又“大善医术，兼有机辩”，还“解天文图谶之学”，听了弟弟的话，便回答说：“求伽”是胡语“去了”的意思，“豹祠嫁石婆”，也没有好事，“斩冢作媒人”是要求剖开坟墓合葬，“唯得紫靴”，是说四月要“革旁化”，即死去。说来说去，四句的中心意思是说娄氏在四月的一天要死了。据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后果真在四月一日死去，童谣的“先见之明”，得到了“应验”。以徐之才这样的天才人物，像“周里”、“豹祠”等是什么意思也没作出解释，笔者浅陋，实在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了。不过，如果徐之才说的“求伽”是胡语可靠的话，则这首童谣应是较早的以“外语”音译入汉诗的例子，因而值得引起注意。至于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恐怕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今译】略

齐神武时邺中童谣

可怜青雀子，

飞入邺城里。

作窠犹未成，

举头失乡里。

寄书与妇母，

好看新妇子。

——《隋书•五行志》

【赏析】

这是一首反映封建王朝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童谣。

童谣可分两大部分。“可怜青雀子”四句主要讲魏孝静帝从立到被废的“短命”遭遇。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说起来似乎是一个权大无边的神物，但其实，在有的时候，它们往往只是一些权臣的傀儡。像北魏后期，大丞相依仗军权，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上。普泰元年，他到洛阳，接连制造出两个“废帝”，先是扶持广陵王元恭，没多久就被他借故废于“崇训佛寺”，后来元恭又莫名其妙地“殂于门下外省”；接着又抬出安定王元朗，但不上一年，元朗也被废，紧接着也是“以罪殂于门下外省”，当时不过20岁。后来的魏孝武帝元修也是没做上两年皇帝就死于非命。高欢主持百官会议，将清河王的儿子元善见立为皇帝，这就是魏孝静帝。从此，北魏一分为二，变成东魏和西魏。孝静帝主东魏，元宝炬主西魏，而高欢成了东魏实际上的主宰。

东魏建国后，高欢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提出要把都城从洛阳迁到邺城，因为洛阳靠梁国太近，同时还怕西魏打过来，所以要皇帝迁到邺城而由他留守洛阳。天平元年(534年)“车驾北迁于邺”，“居北城相州之廨”，同时，“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至兴和元年(539年)又动用了十万人突击四十天，总算把新宫建成了。但是新宫建成没几年，高欢死去，他的儿子高洋于武定八年(550年)废帝为中山王，自己称帝，即北齐的文宣帝。所谓“作窠犹未成，举头失乡里”，就是指孝静帝由洛迁邺，营造宫室不多久，便成了被废的丧“家”之人。

他28岁时便死去了，不但住不成新宫室，而且连原来的“乡里”也失去了。“举头”说明时间之短，变化之快。

这种“短命”皇帝的遭遇正是封建社会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产物。处在斗争漩涡的皇帝知道自己处境的危险，有的也不免发一些悲观的牢骚。如元恭被废后就作了一首牢骚诗道：“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诗写得不怎么高明，但的确表达了一些真情实感，使读者看到了这类政治斗争牺牲品内心的痛苦和不满。

童谣的第二部分“寄书与妇母”二句，主要写的是孝静帝的皇后太原长公主。她是高欢的第二个女儿，高洋的同父异母姐妹，孝静帝死后，高洋为了自己的利益，强迫太原长公主再嫁给当时的尚书左仆射杨，当时太原长公主的母亲娄后还在，对此也毫无办法。因为太原长公主是从邺到洛，又是重新回到了齐国，中间有一段路程，所以要“寄书”。为什么要寄娄后，并要她“好看新妇子”呢？有人认为这是讽刺太原长公主的再嫁。其实，唐以前对寡妇再嫁是比较开明的。这里，恐怕还是体现了童谣作者对公主的关心和同情，无异是说：公主年轻丧夫，又再嫁人，心情之复杂，可想而知，你做母亲的，应该好好照顾她呀。

童谣以寓言的形式，运用谐音、双关等艺术手法，把史实表达得深入浅出，形象鲜明，富有层次，含而不露，也是比较成功的。《北齐书•神武纪》记有一首童谣：“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反映的也是同一段史实的一部分。其中“鹦鹉”也是双关语，指的是“神武”。意思是“清河王”的儿子在邺城羽翼还未丰满时，天下已经变成“神武”的儿子的了。两首童谣文字上的差异也许是传唱过程中被儿童们修改的，也许是别的原因造成，不过这类现象在童谣中是很常见的。

【今译】

可怜那个黑色的小燕雀，兴冲冲飞到邺城里，本想安安生生做个窝过日子，谁知窝未做成，眨眼之间连老家也失去了。写封信告诉那女人的妈妈，你好好看待重作新妇的女儿吧。

齐废帝时童谣

羊，羊，吃野草，

不吃野草远我道，

不远打尔脑。

——《北齐书•杨愔传》

【赏析】

北齐时，有一个大臣叫杨愔，在文宣帝高洋手下很受重用。高洋代魏自立时，害死了魏孝静帝，把魏的皇后、他的妹妹太原长公主许给了杨愔，并累封他至开封王。高洋临终的时候，他的儿子高殷还只有16岁，且个性软弱，他对后事颇为忧虑，尤其怕他的兄弟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等依仗地位和权势夺取皇位，便遗诏让杨愔与平秦王高归彦、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子默等人辅助他儿子治理国家。但是，高洋在位时，很不得人心，在他死的时候，“百官莫有下泪”，只有杨愔“悲不自胜”。所以，他一死，一场激烈的权利争夺战便开始了。杨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削弱常山王和长广王的权势，先是整理滥官，“以身作则”，要求解除他开封王的称号，并黜免那些滥官污吏。谁知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削弱二王的势力，反而促使一大批“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连原来与杨愔同受遗诏的高归彦也当了内奸，倒向了二王，经常把他们之间内部商议的事向二王告密。一次，可朱浑天和、宋钦道等议及要除去二王，但小皇帝不肯，杨愔等又议要将二王派到外面去做刺史。二王得到密报，决定先下手为强，在拜职会上布下打手，先将杨愔等人痛打一顿，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杨愔的一只眼球也被打出来了。接着，二王又将杨愔等人带到皇帝那儿，要他下令杀害。小皇帝说：“叔父只要饶我性命，这些人随你们处置吧。”于是，杨愔、郑子默、燕子献、可朱浑天和等人均被杀害。太皇太后娄氏用金子放在杨愔被打掉的眼眶内，算是表示了一点“心意”。

这首童谣反映的就是这样一段史实。但作者不是正面反映，而是用的象征的手法。它巧妙地利用了“杨”和“羊”同音的特点，以儿童易于接受的“放羊”的寓言形式，非常形象而又恰切地表现了在封建帝王统治下官吏们的三条出路：一是“吃野草”，即乖乖地听话，在权势者面前服服帖帖，安份守己；二是“不吃野草远我道”，就是丢掉你现在的饭碗，离开主子要你走的“道”，下台滚蛋；三是“不远打尔脑”，这句比照上句应为“不远我道打尔脑”，可能是有意的省略，也可能是无意的遗漏。它的意思是，如果既不愿乖乖地听话，又不想离开现在的位子，就只有被打破脑袋这一条死路了。童谣的可贵不仅特指杨愔的故事十分贴切，而且具有较普遍的典型意义。因此，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比较高的。至于它所体现的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在我国古代童谣中也是不大多见的。

【今译】

羊啊羊，乖乖地吃野草；不好好吃草就早点离开我的道，不然的话，你的脑袋就难保。

齐武平元年童谣

狐截尾，

你欲除我我除你。

——《隋书•五行志》

【赏析】

这首童谣虽然很短，却包含了一个复杂的宫廷斗争故事。北齐建国后，皇帝几乎都是昏庸荒淫，诸王和大臣之间，甚至皇亲国戚骨肉之间，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历史充满了血风腥雨，刀光剑影。

武成帝高湛上台后，十分宠信幸臣和士开，对他言听计从。有一次，和士开对高湛说：“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吩咐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苦也。”对这样一番混账话，高湛居然“大悦”，并付之实行，此终日不理朝政，沉湎声色之中，不到一年，便呜呼哀哉，临终还说和士开有“伊霍之才，殷勤嘱以后事”。和士开早已趁机篡夺了大权，并与皇后胡氏私通，搞得乌烟瘴气。高湛死后，他在后主高纬面前，以托孤大臣自居，更是势焰薰天，炙手可热。这时，武成皇后胡氏的哥哥胡长仁被封为陇东王，依仗皇亲国戚的身份，骄横恣肆，干预朝政。和士开把他看作眼中钉，找个借口将他排挤出京师，放到齐州去做刺史。胡长仁又气又怨，于武平元年(570年)四月，暗中谋划派人行刺和士开，不料事情败露，反被和士开蒙骗小皇帝将他“赐死”。齐后主的弟弟高俨对和士开的所作所为甚为气愤，计划要除去他，和士开等人设法要将高俨赶出京城并解除其兵权。高俨联络狄伏连、冯子琮、王子宜等人先下手为强，假传圣旨要和士开到南台遣兵，和未及防，去后，即被伏兵所擒，由冯永洛一刀结果了性命。当时还有童谣说：“和士开，七月三十日，将你上南台。”一群小孩子唱完之后还齐声喊道：“杀却!”(见《隋书•五行志》)实际上，据《北齐书•和士开传》记载，和被杀于二十五日。

和士开被杀之后，冯子琮等人劝高俨趁机谋反，代帝自立，后被斛律光用计分化互解，狄伏连等人被后主亲自射杀于后园，并斩首肢解，暴尸街市，高俨在一次打猎活动中被杀，死时才14岁，连他的四个遗腹子出生后几个月也被活活地幽禁而死。至此，这场血腥屠杀的闹剧才降下了帷幕。齐武平二年有一首童谣是：“七月刈禾伤早，九月吃糕正好，十月洗荡饭瓮，十一月出却赵老。”(见《隋书•五行志》)这里的“禾”即指和士开，他被“杀”于七月，“糕”指高俨，死于九月，“瓮”暗指綦连猛，他因为与和士开的死有牵连，被出为光州刺史，所以叫“洗荡”。“赵老”指赵彦深，因为重用綦连猛，被贬出京城做西兖州刺史。

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残忍面目。有人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书”。这首童谣可以说是一个言简意赅而又形象的见证，字句虽不多，含义却极为深刻。

【今译】

狐狸狡猾假断尾，你要除我，我就先除你。

梁童谣

宁逢五虎入市，

不愿见临贺父子。

——《南史•梁宗室上》

【赏析】

中国历史上，被人民诅咒的人甚多，但像萧正德父子这样祖孙三代被人民诅咒并见之于童谣的倒不多见。据《南史》本传记载，这祖孙三代真可谓是五毒俱全，丑声远播。萧宏因为得到他当皇帝的哥哥萧衍的包庇纵容，简直是无恶不作。他带兵打仗，贪生怕死。天监四年，要他带领“百万大军”北上侵魏，“所领皆器械精新”，但一听说魏援军到，就吓得要死，不敢出战，被魏军“遗以巾帼”，并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对他羞辱备至。他搜括钱财，达到惊人的程度，有几乎一百间房子用来装钱财：“百万一聚，黄膀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现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他生活腐化：“好内乐酒，沉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他玩的一个女人江氏，一双鞋子就值一千万，一天要吃鲭鱼头三百个，其他珍肴无数。他还与哥哥梁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私通，并因此想杀了武帝篡位，但未成功。他的儿子萧正德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猎”。开始武帝因为无子，曾把他作为养子，后来，武帝自己养了昭明太子萧统，又不要他当儿子了。他认为当王储的美梦破灭，心怀不满。先是与正则、董世子、夏侯洪等人“公行剥掠”，杀人放火，“以淫盗屠杀为业”，被人称为“四凶”。后又勾结侯景，引狼入室，被封为“天子”。在放侯景进城后，侯“纵令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捶，疲羸者因投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彻天地，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梁书•侯景传》)萧正德还奸占亲妹妹长乐公主，真是狗彘不如。萧正德的儿子萧见理继承了乃父的衣钵，从小就“性甚凶粗”，后来流与强盗为伍，晚上出去抢掠，为乱箭射死。父子三代人的所作所为，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民对他们的仇恨之激烈可想而知。

童谣借助于比兴手法来表达人民仇恨萧正德父子的情绪，虽只有寥寥两句，却形象而深刻。过去，人们一般把老虎作为凶残的代表，所以，很早就有了“谈虎色变”的成语。“五虎入市”用得十分恰切：一方面特指其多，因为是指正德父子，不是一个人，所以用众多的老虎来形容他们，从而显示了“众虎为患”的可怕。另方面，又用“入市”，进一步突出虎患的严重，“市”中人多，众虎入内，伤人也就更多。但是，童谣并没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是用选择的形式、运用强烈对比的手法表明，要是让人们在如此严重可怕的虎患与临贺父子之间作选择的话，他们宁可选择前者，而不要后者，这就把临贺父子的凶残给突出了。中国的大圣人孔子曾说过“苛政猛于虎”的话，这首童谣表现的是代表苛政的官吏“猛于虎”的危害，也可以说是孔子这话的注脚或见证。

童谣反对的萧正德父子，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个别现象。歌谣中经常出现的“宁……，不……”的选择格式，都是反抗无门的被压迫人民在“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指导思想下创造的产物。如唐代民谣就有：“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见屈突通。”(《旧唐书•屈突通传》)“宁食三斗蒜，不逢杨德干。”(《旧唐书•杨炯传》)“宁饮三斗尘，无逢权怀恩。”(《新唐书•权怀恩传》)诸如此类，在号称治世的唐代，尚有这么些人民不愿“见”、不愿“逢”的官吏，其他时候，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童谣有它的典型意义。

【今译】

宁逢五虎于都市，不见临贺父与子。

梁时童谣

虏万夫，

入五湖，

城南酒家使虏奴。

——《南史•陈武帝纪》

【赏析】

公元556年6月，北齐军队在萧轨等带领下，悄悄进至南京附近的钟山龙尾，打算占领北郊坛。当时尚为梁国司空的陈霸先，派水军于长江邀击北齐的粮船，尽夺之。齐军于是大饥，只好杀驴马充饥。过了几天，齐军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梁军也移师郊坛北，与齐军遥遥相对，准备大战一场。不料“其夜大雨震电，暴风拔木，平地水丈余”。齐军昼夜坐立泥中，“悬鬲以爨”，不但（书为不”，爨但）饮食困难，人马也多被浸坏，不少人脚趾都浸烂了。另一方面，梁军则因所处地势高，水很快就退尽，路也很快干了。待到天好，梁军分几路出击，把齐军打得一败涂地，齐将领萧轨、李希光、东方老等被俘并遭杀害，兵士被杀数千人，许多人被俘。恶劣的是梁军还趁机把齐国的百姓也当作战俘抓起来，连同被俘齐军官兵卖给有钱人家作奴隶，甚至被梁军官兵用来换酒喝：一个俘虏换一顿酒饭。因此，太湖流域一带的酒家，当奴隶的俘虏就特别多。

童谣对这段史实的描述采取的是写实的手法，虽只有短短三句，但构思精巧，把“点”和“面”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虏万夫，入五湖”，从战争的结果入手，写的是“面”，说明俘虏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广，“万”不一定是实指，仅喻其多而已。“城南酒家使虏奴”，写的是“点”，通过一个地点的酒家，表现了战俘之多，同时也暗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这样“点”、“面”结合，对比强烈，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力是强大的，留给读者的思考余地也是很多的。

童谣不仅揭示了历史上一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且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公元6世纪，历史早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奴隶社会中那种把战俘卖作奴隶的事仍然存在，而且，奴隶的身价竟是这样的低!

【今译】

齐梁一仗俘万夫，贱卖城乡遍五湖，城南酒家使唤谁？人高马大尽战俘!

陈初童谣

御路种竹筿，

萧萧已复起；

合盘贮蓬块，

无复扬尘已。

——《乐府诗集》

【赏析】

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乱频繁、战火纷飞的大混乱时期。三百多年时间内，王朝兴替犹如走马灯似的，特别是南北朝的一百多年中，短命王朝、短命皇帝之多几乎成了这时的政治特色之一。如南朝宋，六十年中换了八个皇帝；南齐，二十三年中换了七个皇帝；梁，五十五里换了七个皇帝；陈，三十二年中，也换了五个皇帝；真有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味道。有些皇帝在位只有一年甚至几个月，一方面是他们荒淫无耻、纵情声色所致，另方面更重要的是废立频繁，杀伐不已，使我们在王朝的改换、皇帝的更迭中看到了充满刀光剑影的阴谋诡计。这种动乱，不仅给广大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让统治者自己尝足了苦头。这首《陈初童谣》就是当时动乱历史的一种写照。

童谣通过对一个被战火摧毁的王宫的描绘，抚今追昔，发出无限感慨，是对繁华往事的一曲无可奈何的挽歌。童谣的高明之处是：反映这么一个大的主题却选择了两个极小的细节。“御路种竹筿，萧萧已复起”，是写路的荒凉。原来供皇帝行走的御路，宽阔平坦，干净明亮，寸草不生，可如今不但长出了细细的竹子，而且是竹影扶疏，微风吹来，萧萧作响，竹枝随风起伏，如泣如诉，充分显示出荒凉的时间之久和荒凉的气氛之悲。“合盘贮蓬块，无复扬尘已。”这是就路边的遗物作进一步的刻画。合盘过去都是用来盛放琼浆玉液、山珍海味送给皇帝、后妃们享用的，可是如今盛的是什么呢是长了草的土坷垃，而且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过车往扬起新的灰尘来增加它的分量。真是死样的寂静，绝对的荒凉。这两个细节描写，向读者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动人心魄的悲凉冷寂的图画!昔日的繁华到哪里去了？何以会如此？这些问题会自然地在好思考的读者心中油然而生。

值得注意的是，童谣所写的并非个别情景，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南朝的四个王朝都建都南京，童谣所写，应是南京的情况。就是这个南京，曾多次重复上演这样的悲剧。比这首童谣早的，如《晋书•五行志》记载的《太和初童谣》：“犁牛耕御路，白门种小麦。”比它晚的，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所写：“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清孔尚任的《桃花扇•续四十出》所描写的秣陵(南京)的残破景象：“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如此等等，仅南京一地，千百年来，人世沧桑，变化是何等巨大，而统治阶级尽管煊赫一时，最终却只是黄土一抔。脱离人民的压迫者们，他们永远不会吸取历史教训，总是要重蹈覆辙，他们只配得到这样的下场!

【今译】

往昔帝王路，细竹任纵横；微风拂枝叶，萧萧诉悲情。金玉合盘里，蓬块作主人!寂静如灭绝，何处觅扬尘？

江东谣歌

黄班青骢马，

发自寿阳涘；

来时冬气末，

去日春风始。

——《隋书•五行志》

【赏析】

这是一首难得的描写羁旅游人生活的童谣。它写一个旅人从寿阳的水边骑马外出，历经辛苦重回故乡的情景，表达含蓄而富有人情味。前两句“黄班青骢马，发自寿阳涘”，写的是游子出发时的地点和装备：一匹色彩斑斓的马，正从寿阳城的水边出发。这里有马无人，而人不言而喻在其中，写得十分经济；一个“涘”字，点出了有陆地有水面，勾勒了游子出发的背景。虽只短短十字，却宛如一幅优美的人物风景画，给人以壮美之感，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这个游子是干什么的？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有没有人送行？等等，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补充，去发挥。

“来时冬气末，去日春风始”两句，写的是时间。对仗工整，尤其是以“来”对“去”，以“冬”对“春”，给人以强烈的对比感。有意思的是作者故意把“来时”提前，并让它与“冬气”联系在一起，而把“去”放到后面并使之与“春风”结伴。尽管他离开故土时正是春风骀荡的大好时光，归来时已是年冬岁末，满天雪飘了，但是，他还是觉得归来时的温暖。这种时间的“错位”，不仅表示了游子在外的时间之长，而且流露了他归来时心情的愉快。他是春去冬来的，在外面究竟经历了几个寒暑呢不知道，但起码有一整年吧。在此期间，他免不了尝尽旅途的艰辛。所以，他回来时，虽然时值隆冬，他还是高兴的，似乎在说：呵，故乡，我终于又回来了!

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指出：好的童谣“味覃隽永，有若醇诗”，举的例子就有这一首《陈初童谣》，认为它“有三百篇遗意”。因为《诗经》中有一篇《采薇》，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周作人大概就是从二者若干相似之处看出童谣的“诗意”和“醇味”吧。

过去，这首童谣被人附会，解释为韩擒虎于589年破建康(南京)、俘陈后主的事，说什么韩擒虎就是骑着“黄班青骢马”从寿阳出发去击破陈后主的，所用的时间也正好是春去冬来，暗相符合。但是，为什么事情发生在陈末而童谣却产生在几十年前的陈初呢？没法解释。于是便归之于先验的“天心”说，宣称它是“上天的预兆”云云。显然，这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的解释。

【今译】

游子骑着黄斑青骢马，从寿阳的河岸边出发；归来时冬气逼人心里暖，犹忆去时春风骀荡遍地花。

隋末江东童谣

江水何泠泠，

杨柳何青青；

人今正好乐，

己复戍彭城。

——《长短经》

【赏析】

据《长短经》注称，这首童谣是义宁二年三月间流传于江东的，似乎是指隋炀帝在彭城被捉的事，恐不免穿凿。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首反对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的童谣，显得更加合理些。隋朝末年，在隋炀帝的昏聩统治下，中国大地上战争频繁，灾害迭出，人民深受其害，生活很不安定。正如《隋书•炀帝纪》所说：当时是：“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童谣所要反映和表现的正是其中“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这样一个侧面。

“江水何泠泠，杨柳何青青。”是很优美的写景，也是为后面的转折作铺垫。从江水泠泠、杨柳青青的景色来看，正是阳春三月的大好时光。在这样的大好春光里，人们——尤其是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人，本应该有权尽情享受大自然的赐予，沉浸在美的欢快之中。可是，童谣的用意并不在于歌颂大自然的美，而是以它来反衬人的痛苦，从而揭示出社会的丑。下面“人今正好乐，己复戍彭城”两句，有两层意思：先以“人今正好乐”承上，进一步渲染大好春光带给人们的欢乐和美好，突出了一部分“人”的优裕处境。接着拿自己来比：不但不能“乐”，还要去戍边，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是“复”去。这样，以大自然比人，再以别人比己，把童谣作者内心的痛苦揭示得越发深沉，给予人的感染力是极强的。

童谣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发动的不义战争，指责它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以及对人民和平幸福生活的破坏，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具体环境，把它理解为反对一切战争，认为一切战争都破坏个人幸福，否定正义战争，那就不对了。

【今译】

江水啊多么清澈凉爽，杨柳啊多么青翠轻飏；别人赏春行乐心欢畅，自己却要再次走向彭城旧战场。

高昌童谣

高昌兵马如霜雪，

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

回手自消灭。

——《旧唐书•西戎传》

【赏析】

这是一首为唐王朝唱赞歌的童谣。高昌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大分裂时，才形成一个地方性的独立王国。隋炀帝时，高昌国王伯雅入（书为人）朝称臣，并受封为弁国公，还娶了宇文氏的女儿作妻子。唐高祖时，伯雅死，其子文泰继立，开始关系还好，往来不绝，但后来，文泰自恃势力强大，拒不称臣，当唐太宗派人去责问时，他竟说什么：“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公开表示分裂之意，并且鼓动其他地方的王国也脱离唐王朝。唐太宗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发兵，委派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数万远征高昌。这首童谣就是这次战争的反映。

整首童谣只是以“日月”、“霜雪”的比喻贯彻始终，极言高昌军队之不堪一击并反衬出唐朝兵马的强大。“日月”是指“日”，这里用的是双起单承的修辞方法，兼用“月”字，一方面是为了押韵的需要，另方面也是为了与“霜雪”对举。太阳一出，霜化雪消。这是极常见的自然现象，也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同时，在人们心目中，日月多是代表光明，代表温暖，使人感到可亲可爱，而霜雪又多是代表冷酷，代表黑暗，使人讨厌和害怕。童谣把唐王朝与高昌兵马之战比之为“日月照霜雪”，既显示了二者之间力量上的差异，又赋予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表达了正义之所在。据《旧唐书》记载，这场战争进行的情况正是如此。开始，文泰听说唐朝派兵前来，颇不以为然，还向他的部下夸口说：“设今伐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碛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仿佛是个胸有成竹的英雄，但是，言犹未了，就听到唐朝兵马已临近碛口，顿时便“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他的儿子智盛即位，只好乖乖投降。这次战争从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王朝派兵开始至次年八月平高昌，置为西州止，头尾不过半年多时间，的确有点“回手自消灭”的味道。

有意思的是，这首童谣是在高昌国内首先传唱的。因此，它的作者多半是本国人而不大可能是李世民派来的人造作的。这就证明，反对分裂，要求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法阻挡的。据说，文泰听到这首童谣后，又恨又怕，竟“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这种企图以封口的办法来挽救自己灭亡的人，除了说明其愚蠢之外，也更证明他们早已脱离人民而走上穷途末路了。

《新唐书•西域传》引这首童谣为：“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文字略有不同而意思完全一样。

【今译】

高昌兵马像霜雪，唐朝兵马如日月；日月光芒照霜雪，翻手之间便消灭。

永淳中童谣

新禾不入箱，

新麦不入场。

迨及八九月，

狗吠空垣墙。

——《新唐书•五行志》

【赏析】

这是一首被广泛征引的童谣。考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它产生于唐朝早期，对盛唐的黑暗面揭露比较大胆，二是它具有唐诗一般隽永含蓄的韵味。

据《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永淳元年五月，“自丙午连日澍雨，洛水溢，坏天津及中桥、立德、弘教、景行诸坊，溺居民千余家。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这首童谣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的产物。

童谣描写灾后农村的凄惨悲凉景象，没有一般地铺陈受灾的场面，而是经过精心的挑选和剪裁，从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细节入手。“新禾不入箱，新麦不入场。”禾，这里可以理解为夏秋收割的粮食作物的总称，麦，一般是秋种春收的。因此，这两句包含了从夏秋到次年春夏这样的时间跨度。在这个时间里，灾情是越来越严重。两个“新”字，说明为饥饿所驱迫的人们对于粮食需求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是多么强烈!他们早已没有陈粮，眼睛只能盯着新收的庄稼。而对新粮食的需求又是越来越急迫的，新禾虽然没有多余贮藏起来，至少总还是上了禾场，经过了必要的工序才用来裹腹，而新麦呢？饿极了的人们已经等不到上场，就在田里将它们捋食完了，当然，便谈不上入箱子收藏了。夏秋的收获季节，竟是这样一幅凄凉的图画，那么往后的日子将怎么过呢？童谣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以虚写实，以写景代写人，给人以充分想象（书为像）的余地。“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展示的是一幅凄清荒凉的图画：空旷寂寥的农村院落已经绝了人烟，只有几只瘦骨伶仃的狗对着垣墙在吠叫。人到哪里去了呢？童谣没有直说，但读者不难想象（书为像）：他们不是已经饿死成了饿狗的腹中餐，就是逃亡他乡了。这幅图画是多么的怵目惊心、多么的惨不忍睹!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繁荣强大的王朝之一，而唐高宗时又是唐王朝兴盛的时期，就在这样的时期里，居然也会出现如童谣所描绘的惨景，那么，在更多的不如这一时期的朝代里，劳苦人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就可想而知了。这恰恰正是这首童谣给我们留下的言外之意的启示。

从艺术上讲，这首童谣有点像王维的诗，它也是“诗中有画”，不过，这画不大能带给读者浓郁的诗情，而是一幅使人心情沉重的伤心图。

【今译】

新禾稀少难入箱，新麦失收难上场。等到今年八九月，只剩瘦狗吠垣墙。

唐武后时童谣

红绿复裙长，

千里万里闻香。

——《乐府诗集》

【赏析】

唐代的武则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好大喜功，爱标新立异，花样很多。在位十五（书为二十）年，改元就达十七次之多，创造了皇帝改元的最高纪录。这首童谣从服装的角度反映了她爱出风头和奢靡的生活侧面。

中国的古代，人们穿衣服也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料质、颜色、花纹、图案、佩饰、缝制等等，都严格按照贵贱尊卑作出详细的规定，如果乱来，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因此，一般人只能按照“钦定”的规矩缝制和穿着衣裳，而不敢在这方面翻什么花样。如果服装要有所变革，也得由皇帝下令才行。武则天正是在具有这样的特权的前提下，设计了一种新式的“女皇服”。

童谣没有具体展开对武则天裙子的描写，而是从形状与香味两个侧面落笔的。“红绿复裙长”写了三个方面：一是颜色。红红绿绿的，煞是好看。当然不只是红与绿两种颜色，而是以红、绿代表众多鲜艳的色彩。二是层次。不是单层，而是多层的“复裙”，也许是一种多褶的、类似今天的百褶裙。三是长度。一个“长”字，没有具体化，尽可发挥想像余地。当时一般妇人的裙子，按规定拖地不得超过三寸到五寸，显然较短，武则天的裙子之长，也显示了她的特权。这三个方面都是有形的，可见的。下面“千里万里闻香”则从无形而有味的角度写。其“香气”之浓竟达千里万里之遥，当然是夸张之词，但也暗示了裙子所用香料的贵重，同时也就写出了裙子的价值之昂。《全唐诗》注认为“千里万里”应是“十里五里”，恐是拘泥于生活真实而忘了艺术真实。如果认真坐实，裙子上所用的香料再高贵，恐怕也难以传到“五里”以外，更不要说“十里”之遥了。因此，与其胶柱于“十里五里”，倒还不如“千里万里”夸张的传神。

关于武则天的这件“女皇服”，新、旧《唐书》均未见到记载，因此，这首童谣的流传和保存倒为研究武氏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今译】

红红绿绿的复裙长又长，千里万里都能闻其香。

安禄山未反时童谣

燕，燕，飞上天，

天上女儿铺白毡，

毡上有千钱。

——《唐唐书•五行志》

【赏析】

这首童谣最初的确切含义难以知晓。旧时一些注家认为，它表现的是安史之乱发生前的一段历史。大意是说，安禄山久有篡权野心，有朝一日，终于飞升“上天”，建立了燕国。他还与“天上女儿”杨贵妃勾搭，希望永久富贵。

这种一一坐实的办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似乎拐弯太大，也颇为费解。如果我们撇开它的“政治背景”，把它仅仅当作儿童面对蓝天白云产生的幻想，倒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从看燕子在天空飞翔联想到自己也飞上了天，从上天又想到天上的姑娘——天上女儿或仙女，从天上女儿想到天上飘着的白毡似的白云，从白云想到青色的钱(也许是白云中夹有灰青色的云层引发了作者的幻想)，所谓“白云苍狗”，正是人们面对变化无穷的天上云彩所生出的无穷幻想，真是既奇特又丰富，思路的跳跃，既大胆又合理。

在表现形式上，它运用的“顶真续麻”的修辞格式也很成功。不仅上一句的末字即为下一句的首字，而且意义上也有层层递进的关系，合乎逻辑发展顺序。较一般只管字的首尾相接而不顾意思的关联，要高明一些。另外，童谣的语言也明白易懂，充满生活气息。因此，比较便于儿童传唱并为他们所接受。

【今译】

燕啊燕，翩翩飞上天。天上女儿云中坐，好似铺着白毛毡。仔细看，毡上像有一千钱。

天宝中两京童谣

不怕上兰单，

唯愁答辩难。

无钱求案典，

生死任都官。

——《广神异录》

【赏析】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唐朝的藩镇重臣安禄山反叛，十二月攻陷东京洛阳，次年六月，又攻陷西京长安。风流天子唐玄宗仓皇逃命，躲到四川避难，留在南京的一些官吏见大势己去，纷纷向安禄山、史思明的伪“燕”政权投降，因而得以继续保持他们头上的乌纱帽。其中包括有左相、许国公陈希烈，中书令张垍，大理卿张均以及达奚珣等数百人。陈希烈、张垍还担任伪宰相。安史之乱基本平息后，至德二年（７５７年）十月，肃宗一面派人到四川请玄宗回京，一面追究投降官吏的罪责。陈希烈等三百余人自知罪责难逃，只得“免冠徒跣，朝堂待罪”。肃宗下令成立了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个部门组成的“三司狱”，由中丞崔器负责审讯。十二月，这些人被囚禁在杨国忠的旧宅受审。崔器是个“性阴刻乐祸，残忍寡恩”的家伙，对这般降官极尽侮辱掠夺之能事。尽管他们荡产倾家，仍没能逃脱可悲的下场。崔器原来判决全部投降的官员要一律处死，肃宗也几乎同意，后来因为三司使、梁国公李岘上奏，得以改为分六等定罪，“多所原宥”达奚珣等十八人处斩，陈希烈等十人“赐自尽”，张均因为父亲张洗与肃宗“有旧恩”，免死，被流放到广东合浦。其他降官也受到不同的处分。

童谣在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时，借降官之口，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写出了他们系狱受审时的矛盾、惶惑、心虚、恐惧及无可奈何的心理。“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写出了他们害怕心理上的折磨超过害怕肉体上的折磨的心态。投降有罪，锒铛入狱，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有思想准备，不大害怕；但法庭上的答辩却使他们犯愁，不知如何启口是好。这里有这么几种心态：一种是推客观，认为投降是不得己的。《旧唐书•崔器传》记载，崔器在病重的时候，恍惚中见到达奚珣的冤魂对他叩头大叫：“我不自由!”左右问是怎么回事，崔说，达曾经向他诉说冤情，他没有答应。从这则带有迷信色彩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是有人认为投降是被迫的。一种是谴责自己，觉得无颜自辩的。还有人可说是介乎二者之间，一方面承认有罪，另方面总想找点客观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以求从宽发落。

“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隐约透露出在这场审讯中执法官的徇私以及被审者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这些被收审的官吏大约已经抄家，没有钱向案典们行贿了，因此，通过非法的手段来减轻罪责的途径也被堵死了。旧社会有句俗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现在，降官们既无“理”，又无“钱”，当然遭遇要更惨了。“生死任都官”，既可看作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写照，也可认为是对审判官贪赃枉法的一种激愤语。童谣这种刻画人物心理的描绘是细腻而曲折的，在同类歌谣中似不多见。

在形式上，童谣采用五言绝句，句式整齐，音韵铿锵，富有唐诗明快流畅的特点。

也有人认为：这首童谣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流行，并非审判降官的产物。它的主题是生动地说明了封建社会里打官司的不公平，有钱的可以颠倒黑白，穷苦的则无话可说，只能听任都官的摆布。姑作一说而存之于此。

【今译】

不怕入狱身锒铛，只愁理亏答辩难。新贫无钱求案吏，生死如何随都官。

武义中童谣

江北杨花作雪飞，

江南李树玉团枝。

李花结子可怜在，

不似杨花没了期。

——《钓矶立谈》

【赏析】

这首童谣以象征的手法，通过对李取代杨氏的吴国的故事，表现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似含有讥讽李恩将仇报以及杨行密好心得不到好报的意思。

李出身微贱，父亲李荣生当唐末乱世，不知所终。李从小流落濠、泗间街头，杨行密攻占濠州时，发现了他是个人才，便收为养子。但杨的儿子们不高兴。杨行密没有办法，便让徐温收下冒充为儿子，并将他改名为徐知诰。后来，徐温的儿子们又不高兴，尤其是徐知训，几次三番设计要杀害，均被人拯救而没成功。李在乱世，与一般粗鲁武夫不同，颇能“好学，接礼儒者，能自励为勤俭，以宽仁为政”，又工于心计，用小恩小惠及矫情伪饰来收买人心，因而博得“美誉”，并从此官运亨通。太和五年（933年），被封为齐王，实际上已掌握了吴国的实权。天祚三年（９３７年）建齐国，不久，吴国君杨溥被迫逊位，改国号曰齐。元二年（９３８年），在徐温的儿子们的“请求”下，恢复李姓，并且居然查出他是唐宪宗的儿子李恪的“四世孙”，把国号改为唐。史称南唐。李当上“皇帝”之后，对杨家的人采取了严厉措施。先是将杨溥软禁在润州丹阳宫，派王舆、马思让“以严兵守之”，不过半年时间，杨溥就“卒”于宫中。杨溥的儿子杨琏是李的女婿，接着“以疾卒”于康化军节度使任上。元六年（942），李又迁杨氏“子孙于海陵，号永宁宫，严兵守之，绝不通人。久而男女自为匹偶，吴人多哀怜之。”显德二年（９５４），周世宗出兵淮南，“下诏抚安杨氏子孙，而李闻之，遣人尽杀其族，……杨氏遂绝。”（见《新五代史•吴世家》）童谣反映这个李代杨政的故事，完全采取了象征的手法。“江北杨花作雪飞”，表面上写春天里杨花如雪，似乎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实际上暗指姓杨的一家好像雪片一样，很快飘飞消失，成为“落花流水”。“江南李树玉团枝”，表面上写李树的繁茂，青绿有如玉石，暗喻李的得势。以“玉团枝”之“紧”反衬“作雪飞”杨花之“散”，构思甚为精巧。还有一种解释是：杨花如同雪花飞舞，飘洒在李树的枝条上，使它变得像粉妆玉砌一般，这种杨树对李树的影响象征杨行密对李的影响，因为李只是在被扬行密收养之后，才突然身价百倍，有如金枝玉叶了。如此解释，也是贴切的。

“李花结子可怜在，不似杨花没了期。”这两句写自然界的李花结子、杨花无果，均符合实际，象征李和杨行密两家的结局也是十分符合实际的。李的南唐虽短，但传了三代，至李煜而亡于宋。但宋太祖并没杀害李煜，还封他作“违命侯”。说明李家之“子”虽然可怜，但还“在”，而杨家满门却被李氏斩尽杀绝，所以是“没了期”。尽管李在篡国过程中，捏造了许多怪异现象，如说什么江西有杨树化为李树、临川又有李树枝生连理之类，作为“上天”垂示的符瑞，以证明他搞的以“李”代“杨”是符合天意的，但童谣作者似乎在客观中隐约流露出对杨家的同情。

《钓矶立谈》认为这童谣是流传于武义中的，武义是吴国中期杨隆演的年号，当时南唐尚未立国。因此，这童谣明显带有“预言”性质。但我怀疑是后人按史实创造出来而加到历史前面去的。

写一是二，是这首童谣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它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写树，但又无一不是写人，没有解释，不需要添加笔墨，只需放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去理解，便了了分明。这是一种既高明、又经济的写法，恐怕也只有汉语才有此魅力。

【今译】

江北的杨花如雪片一样飞，江南的李树染成了白玉枝。李花结子不多总还有，不像杨花无后可相期。

李后主时江南童谣

索得娘来忘却家，

后园桃李不生花。

猪儿狗儿多死尽，

养得猫儿患赤瘕。

——《古今风谣》

【赏析】

《古今风谣》的编者在选入这首童谣后注疏道：“‘娘’谓再娶周后；‘猪狗死尽’谓（原文为“谓尽”）戌亥年；‘赤瘕’，目病，猫有目病（原为“标”，误），则不能捕鼠，谓不见丙子之年也。”这里说的戌亥年疑是乙亥年或甲戌、乙亥年之误，这一年南唐都城金陵被攻破，“丙子之年”即976年，南唐于这年被宋太祖所灭。

南唐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小而又很短的王朝，在封建社会的史书中，地位也很低，《旧五代史》列入《僭伪列传》，《新五代史》与《宋史》列为“世家”，但都只给了有限的篇幅。但是，它的末代国君李煜却因为其妙绝一时的词而闻名遐迩，他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名句一直脍灸人口；而同时，他又是一个政治上无能、生活上腐化的“昏君”，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这首童谣反映的就是他身上存在的后一个侧面。

“索得娘来忘却家，后园桃李不生花。”乾德二年（９６４年）十一月，李煜的皇后周昭惠后２９岁时病死，这曾使他十分伤心，几次声称要“赴井”自杀，但这时，他又已看中了周氏的妹妹，并于乾德五年（９６７年）十一月立之为皇后，史称小周后，李煜与她耽于淫乐，不理国事。他在花园中作亭子，“雕镂华丽而极迫小，仅容二人，每与后酣饮其中”，而此时，南唐的淮南辖地已割让与周了。南唐的大臣韩熙载是李煜很信任的老臣，这时也作诗讽刺说：“桃李不须夸烂漫，已失了春风一半。”这就是“索得娘来忘却家”的含义。“后园桃李不生花”是以象征的手法暗指小周后对李煜后宫其他妃嫔的迫害。据史书记载，小周后善妒，“同时美女率多遇害”，可以举出名字的就有流珠、乔氏、庆奴、薛九、宜爱、意可、秋水、小花蕊等。

“猪儿狗儿多死尽，养得猫儿患赤瘕。”这两句揭示的是南唐忠直之士的被杀以及人才的缺乏。南唐李后主政治上昏聩，不听诤谏，因此，许多正直之士或被杀，或自杀，如潘佑因为上万言书，“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并直言指斥李煜“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在张洎，徐铉等挑唆下，终被李煜下令杀害，并牵连到李平，亦被“缢杀”。还有一个叫廖居素的旧臣，见后主执迷不悟，绝食而死，死前“手书大字于笥曰：‘吾之死，不忍见国破也!’”这里的“猪儿、狗儿”可能暗指这些忠良之士以及那些为南唐在战场上战死的将士们。而“猫儿”可能是指那些有眼无珠、不会用人的大臣们，很可能包括了徐铉等人在内。既是一种谴责，也是一种讥讽。这首童谣以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物作比喻，通俗易懂，声韵、格律也较讲究，对孩子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被比之物与比喻本身相距甚远，因而显得晦涩难懂，不是成功的手法。

【今译】

有了姑娘忘了家，后园桃李不生花。猪儿狗儿多死尽，猫儿眼病鼠难抓。

马希广时长沙童谣

湖南城郭好长街，

竟栽柳树不栽槐。

百姓奔窜无一事，

只是捶芒织草鞋。

——《五代史补》

【赏析】

五代时马殷于天成二年（９２７年）被后唐明宗封为楚国王，建都长沙。马殷７９岁死去之后，他的一大堆儿子之间便展开了因争权夺位而演出的“兄弟阋于墙”的斗争。次子希声即位不到三年便卒，马殷的第四个儿子马希范接位，总算过了十几年“太平”日子。待他死亡，指定马希广接班，从此，兄弟之间的斗争便明朗化了。原来，马希广还有一个哥哥在朗州做节度使，按照“长子继承权”的规矩，他理所当然地位在马希广之前。因此，他回长沙奔丧时，要弟弟希广让出王位，希广不干。他“愤愤而去”，回去即兴兵企图以武力夺权，但遭失败。后收买了希广的武将许可琼，才得成功。捉到希广后，还假惺惺地对部下说：“这是个蠢东西，难道能做出什么坏事吗？我想让他活着，你们看怎么样？”部下知道他心中有数，都不做声，于是，他就下令“缢杀”之。不过，马希萼也没有“长治久安”，不到三年，就被他所信任的弟弟马希崇抓起来关在衡山。后来，南唐李派信州刺史边镐入楚，把马氏一族全部迁到金陵，这场“内战”才告一段落。童谣反映的就是这样一段史实。但落笔十分巧妙。它利用谐音，从写景引出思想。“湖南城郭好长街，竟栽柳树不栽槐。”这里写的也许是实景。《五代史补》卷四记载：马希广被吊死后，先是城中街道崇尚种槐树，而柳树不过十之一二，从此则城内城外一变全部种柳树，而没有槐树了。不过，种树变得如此之快似也不大合情理，把它当作一种想像的产物则是可以的。这里的“槐”是借它的发音与“怀”同，曲折地表达出人们对马氏兄弟失去兄弟情怀的无声谴责。原来，《诗经》中有“兄弟孔怀”的诗句（见《小雅•棠棣》），意思是兄弟之间非常思念，后来即以“孔怀”代兄弟。不栽槐，即“无槐”，“无槐”即“无怀”，也就是没有兄弟了。为什么竟栽柳树呢？恐怕也有所寄托。因为古人常以柳树为多情，特别是写到离情别绪时，常用依依杨柳来表示。这里人们竞相栽柳，恐怕就寄托着希望兄弟情义能够留存下去之意。

统治者之间互相残杀与老百姓何干呢？当然有关系。因为他们之间的残杀不单是害了他们自己，而且也给无辜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奔窜无一事，只是捶芒织草鞋。”就是灾难的表现之一。百姓不是无事可做，而是有事不能做，被马氏兄弟之间的火并弄得流离失所，日夜奔窜，不得安生。马希萼与马希广之间打仗，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军队，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不可能不给人民带来祸害。童谣单取织草鞋这件事来反映，的确是非常别出心裁。因为奔窜要穿草鞋，织草鞋也是为了奔窜。为什么人们放着事情不做而要整天整夜奔窜呢？就因为马氏兄弟在内讧!这样，不着一字，便把对他们的谴责之意表达出来了。

这样的童谣看起来字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实际上则话里有话，一个文字符号充当了两种含义的“载体”，这固然是中国文字的妙处所在，同时，也反映了处于封建统治高压下的中国人民深睿的智慧——当然，这是一种可怜又可悲的智慧。

【今译】

略

宋真宗时童谣

欲得天下宁，

须拔眼中钉；

欲得天下好，

无如召寇老。

——《古今风谣》

【赏析】

这是一首政治性童谣。其主题是人材与“天下”的关系：坏人是扰乱天下的祸根，而好人是治理天下的关键。

童谣主要是通过对宋真宗时的两个大臣的对比褒贬来体现其主题的。“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谈的是坏人对天下安危的祸害。“眼中钉”是指丁谓。此人是一个“奸邪险伪”之徒（《宋史》第９５６４页），与王钦若、林特等五人被称为“五鬼”，足见其声名之狼藉。他出身不恶，且多才多艺，但善于溜须拍马，品格低下。他是寇凖一手提拔的，所以颇有些“感恩戴德”的味道。有一次两人一起参加一个宴会，不小心菜汤弄脏了寇凖的胡子，他赶忙站起来替寇凖揩拭。当时是宰相的寇凖不禁带笑地批评他说：“你这个参政官乃是国家的大臣，怎么可以为官长拂须呢”丁谓被说得满脸通红。从此与寇凖结为冤家对头，并到处进行中伤，终于将寇凖排挤出京城。后来，他又勾结王钦若等人，大兴道观，一味迎合皇帝旨意，胡作非为，爬上了宰相的宝座，并勾结宦官雷允恭，独揽朝政，把北宋王朝的“天下”搞得鸡犬不宁。许多人把他当作“眼中钉”一样，一定要拔之而后快。结果宋仁宗即位后，拔“钉子”的行动开始，丁谓也随之倒霉，被贬官不算，还被发配到天涯海角，了结一生。

“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这两句承上而言，以坏衬好，突出了寇凖治理和保卫好国家的精神面貌。寇凖一生，对北宋王朝的安宁的确是做出了贡献的。当北宋初年，北方的少数民族经常骚扰边境。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冬，契丹（辽）大举入侵，不久，便包围了瀛州，并直逼贝州和魏州。边境告急的文书有时一个晚上多至5次。参政知事王钦若、陈尧叟从自己的私利出发，要皇帝“驾幸”自己的家乡金陵和成都，实是要逃避。当时身任宰相的寇凖则严厉驳斥了二人的意见，极力主张真宗“御驾亲征”，以打击敌人，鼓舞士气。

他并亲自陪同真宗渡河直达前线澶州。宋军士气为之大振，打了个大胜仗，射死了辽国大将萧挞览。辽国因此请求议和。宋真宗不顾寇凖的反对，急忙派出曹利用为和议使者，答应每年送给辽国白银三十万两，创造了一个打胜仗的反而向战败者赔款的可耻纪录。历史上称这次和议为“澶渊之盟”。王钦若因此多次在真宗面前中伤寇凖，使寇凖于景德三年（１００６）被罢相为刑部尚书知陕州。王旦接任宰相后，又在皇帝面前说寇凖的坏话，使他再一次被贬，以后一贬再贬，直至道州司马。宋太宗曾称赞说：“我之得寇凖，就好像文皇之得魏征也。”但这个宋代魏征终于因为鲠直忠正而没有好下场。

据《宋史•寇凖传》载：寇凖被贬官为雷州司户参军时，丁谓也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经过雷州时，寇凖派人送了一只蒸羊给他，但拒绝了他要会见的要求。寇凖的家人中有的要想借机复仇。寇凖就关起门来让他们在家赌博直至丁谓走远了才开门。这种历史性的相遇也进一步突出了两个人品质的高下。

童谣对于用人与国家好坏的关系的表述，对于今天仍有借鉴的作用。

【今译】

要想天下得安宁，必须拔掉眼中钉；要想天下治理好，无人可比寇凖老。

熙宁中京师小儿祈雨语

冤苦冤苦，

我是蝎虎。

似恁昏昏，

怎得甘雨!

——《墨客挥犀》卷三

【赏析】

这是一首难得的讽刺童谣。宋神宗熙宁年间，当时的京城开封一带久旱不雨，按照迷信的传统，要举行一种仪式来求雨，办法是：要人们在各大街小巷都用大瓮贮满水，水里插上柳枝，再把捉来的蜥蜴放进去，然后让一些穷苦的小孩子身穿黑色衣服，围着大瓮，对着游泳的蜥蜴叫道：“蜥蜴蜥蜴（书为蜴蜥蜴蜥），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据说，这样一来，天就会降下雨来。当时开封府的长官求雨心切，给人们下达的命令甚是严峻，限时限刻要弄到蜥蜴。可怜老百姓家中又没有开蜥蜴养殖场，一时上哪儿找那么多的蜥蜴，老实一点的就只有等着挨板子，聪明一点的则设法捉一些蝎虎来充数。这蝎虎与蜥蜴虽同属爬行纲，体形也极相似(细看则有区别)，但没有蜥蜴游泳的本领，所以，一放到水瓮中，往往便淹死了。它们的性命尚且不保，“求雨”的神通大概也是不会有的了。

这样一种可气又可笑的举动，如果正面去写，当然也可能写好，但作者巧妙地以蝎虎自叙的拟人手法来描绘，却更新鲜，更亲切，揭露也更有力。它套用求雨谣的四言诗格式，一开始就点明了蝎虎的受害者身份，先叠用两个“冤苦”，有力地突出了这场闹剧的悲剧色彩。造成这场“冤”案的是谁呢？当然有迷信者的愚昧，但主要是下达命令的开封府官僚。蝎虎的冤情也正是人们含冤受屈的写照。也许人们在当时统治者的高压下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借小小的蝎虎来一泄心中的块垒了。

童谣的可贵还在于它不止于喊冤诉苦，还大胆地发出了愤怒的斥责：“似恁昏昏，怎得甘雨!”这两句就是指着统治者的鼻子发出的怒吼。其实，在封建社会里，像这类以假充真、自欺欺人的“昏昏”之举，真可谓是俯拾皆是。因为，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为达到保护自己利益的某种目的而履行的某种仪式，不要说是昏昏然地弄得张冠李戴，就是明明知道是李代桃僵，他们仍然会一本正经地行礼如仪的。所以，若以为他们是真心想求甘雨，实际上还是高估了他们的思想境界。

类似蝎虎所受的冤情，在黑暗的旧社会是一种普遍的存在，通过求雨蝎虎的遭遇，我们不是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人间的“蝎虎”们吗？这恐怕正是这首童谣生命力的所在。

【今译】

冤啊冤，苦啊苦，我不是蜥蜴是蝎虎。象你们这样黑白不分头发昏，怎么能感动天庭降甘雨!

天堆童谣

天雷飞石头，

一夜成汀州。

五十年内兴公侯。

——《舆地纪胜》

【赏析】

这是一首记载泥石流的童谣。北宋哲宗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在现在的江西广昌县东南，有一天晚上突然雷雨交加，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江流之中屹立着一个一丈多高的砂砾堆。他们感到十分惊奇，又无法解释，就认为是“天意”造成的。所谓“天雷飞石头，一夜成汀州”，认为一夜之间造成的汀州，是“天雷”作用而飞下来的石头造成的。显然，这是不符合科学的。“天雷”只会“飞雨”，“飞雹”，却不会“飞石头”；龙卷风有时可以夹带石头升空，却不能堆成汀洲。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很明显，它记载的是一次泥石流现象：飞雷暴雨，使陡峭而松软的山丘中的泥沙砾石夹杂雨水滚滚流出，形成汹涌奔流的泥石流。其特点是出现快，历时短，破坏力大。但童谣所写这次泥石流可能很巧，没有发生破坏，而只是以堆积物的结果让人们吃惊。

“五十年内兴公侯。”这是一种迷信的附会。据说这次天堆汀洲的现象，就是四十五年之后广昌、建昌分县的先兆，显然牵强附会。古代许多人相信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与人世间的某种现象对应着的，还因此发明了一套复杂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对于在“五行志派”占有优势的童谣中有这种迷信的附会，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今译】

天雷隆隆石头流，一夜造成大汀洲。五十年内兴公侯。

宋徽宗时京时童谣

杀了穜蒿割了菜，

吃了羔儿荷叶在。

——《独醒杂志》

【赏析】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忠”“奸”的斗争真是源远流长，文学作品中，歌颂忠臣，抨击奸臣，也是一个久盛不衰的课题。不知道是不是一条规律：凡是“治世”，忠臣便特别多，而凡是“乱世”，则奸臣便特别多一些。因此，反映乱世的文学作品，抨击奸臣的内容便几乎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北宋末年，奸臣出得特别多，而反映抨击奸臣的文学作品也相应要多一些。这在童谣中表现尤为突出。当时抨击的奸臣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朱勔、王黼，还有章惇、安惇（人们又称之为大惇、小惇）等，其中，有的集中揭露奸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如《绍圣中谣》云：“大惇小惇，灭人家门”，“大蔡小蔡，天下破坏；大惇小惇，灭人家门。”（按：“天下破坏”原作“破坏天下”，从用韵来看，似应改为此。）有的歌谣则诅咒奸臣没有好下场。如《宣和遗事》载的童谣云：“二蔡一惇，必定抄门；藉没家财，禁锢子孙。”“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实际上是咒奸臣们家破人亡、充军发配。《古今风谣》引的《宋元祐中童谣》云：“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而据《瓮牖闲评》记载，蔡京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攸、翛、鯈，当时人们就巧妙地利用谐音编出歌谣曰；“蔡京之后尤（攸）萧（翛）条（鯈）。”这些都是咒骂奸臣要绝后，而绝后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以至于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还有一些歌谣，希望除去奸臣之后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如《清波别志》记载，当时人为蔡京、童贯作的歌谣说：“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这其实是一种幻想剂，是难以兑现的。

比较起来，“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这首童谣却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是它所表达的对奸臣的强烈的仇恨情绪。对于童贯、高俅、蔡京以至高俅的儿子之流，是要“杀”，要“割”，要“吃”，真是到了恨不能“食肉寝皮”的地步。从这点说，它的战斗性与上述仇恨奸臣的童谣是一致的。但是，这首童谣较之前述的童谣还有一个高明之处在于：它还表达了奸臣杀不光、除不尽这样一个思想。尽管童贯、高俅等人被“杀”了，“割”了，“吃”了，但是新上任的何执中仍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宋史》虽然没有将何执中列入“奸臣传”，但据载，他曾在蔡京门下三年，后来代为尚书左丞，当时就有人给皇帝上书说：“陛下知蔡京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执中，中外默然失望。执中虽不敢肆为非法，若京之蠹国害民，然碌碌庸质，初无过人。天下败坏至此，如人一身脏腑受诊已深，岂庸庸之医所能起乎？执中夤缘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经体赞元，是犹以蚁负山，多见其不胜任也。”后来，事实证明，他确是一个碌碌无为、阿谀奉承之辈。

为什么历代封建王朝几乎都大反奸臣而奸臣总也不能绝迹呢？童谣只是摆出了现象，却没有提出问题和给出答案。我认为，这是由封建社会的制度本身所决定的。在封建社会，所谓忠奸，只是对皇帝而言的，其标准最终是一个“私”字。忠臣为皇帝“舍身忘家”、“肝脑涂地”，是一心为皇帝；奸臣则只是表面上为皇帝而实际上为自己，他们很会做表面文章蒙骗皇帝，因而在阴谋未败露前，往往被皇帝认为比忠臣还要忠，得到充分的信任。皇帝的标准也是一个“私”字，为私的奸臣碰到为私的皇帝，这当然为奸臣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至于为什么乱世奸臣多，那也很好理解。因为乱世多昏君，而昏君特别需要奸臣这一品种。平时，他可以把政事托附给奸臣们，自管在深宫取乐，一旦出了什么问题，追究起来，他又可以拿奸臣当替罪羊，以平息“民愤”，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这就是奸臣总也杀不完的道理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童谣虽短，但值得深思的东西是不少的。

童谣通篇巧妙地利用谐音，以事物影射人物，显得十分贴切而自然，使人捉不到把柄，斗争艺术也是很高明的。

【今译】

略

宋钦宗时童谣

城门闭，

言路开。

城门开，

言路闭。

——《大宋宣和遗事》

【赏析】

这是一首富有深刻揭露性的童谣。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靖康元年（１１２６）正月，宋钦宗下求言诏，监察御史余应求上书，得到赏识，获得一套衣服的奖赏。至于这个余应求究竟“言”了些什么，则不得而知。《宋史•钦宗纪》只有正月“诏中外臣庶实封言得失”的简略记载，也未言及余应求其人。不过，从《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来看，似乎所言与城门（即边防）有关。

言而有“路”，大概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独特的“传统”。本来，人有一张嘴，一是吃饭，二是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说话，无所谓“言路”。硬要说“言路”的话，可谓到处是言路。然而，在封建社会里，事情却不是这样。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权力，无论什么言论，只有到达他跟前，才能产生作用。因而，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一条所谓“言路”——言论通往皇帝那儿的路，还配套产生了一批所谓“言官”（或“谏官”）——他们的职责是专门“说话”，以匡谬救失。这样一来，这条“路”就显得十分狭窄了，但即使如此，有时皇帝一不高兴还要加以“关闭”，表现出专横拔扈，拒不听从“言官”的谏阻而一意孤行。有时，遇到什么灾祸了，皇帝才会想起可能是“言路堵塞”而引起了天怒人怨，因而下诏求言。其实，这样做的皇帝中，有的不过是病笃乱投医，并不真正相信“言官”

的话，有的简直是做表面文章，只是借开放“言路”来堵别人之口，玩的是“以言止言”的把戏。有一些不知底里的书呆子，对皇帝的话信以为真，一本正经地“谏”将起来，结果，往往触怒了皇帝老儿，被杀头、充军、抄家、贬官之类的事，在历史上便时有发生。

这首童谣把皇帝“开放”言路的“实用主义”真面目揭露得十分深刻，简直可以说是充满了“辩证法”。“城门闭，言路开。”说的是环境不利的时候，言路才会开放。宋钦宗即位后之所以下诏求言，正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已严重到极点：金国的军队接连攻破相州、澹州，宋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吃了败仗，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何灌先是退保滑州，后又被金兵挤过黄河。没有多久，金人就攻入京师，徽、钦二帝作了俘虏。可以想象（书为想像），在这种情况下，“言路”大开完全是统治者走投无路时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如果统治者真想集中臣下的智慧，真心想广开言路，让下面献计献策，那就要未雨绸缪，随时敞开“言路”的大门。但是，这样，统治者是不干的。这就是童谣所说的“城门开，言路闭”。一旦形势好了，城门可以敞开了，国内外都比较平静，皇帝便又只顾自己寻欢作乐而从不把国事放在心上了，谁要是啰嗦，当然不会客气——这就是“言路闭”的含义。

这首童谣以城门喻边关，以之与言路相对，巧妙地在“开”、“闭”二字上做文章，全篇四句，仅仅是这两个字的位置有所更换，却把统治者“求言”的虚伪和平时的偷安给充分暴露出来了。其实，不仅宋钦宗是这样，一切害怕真理、害怕人民的统治者都是这样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童谣是不朽的杰作。

【今译】

形势不妙关城门，急找臣民求主意。形势好时城门开，臣民言路被关闭。

谗人为吴潜兄弟造童谣

大蜈蚣，小蜈蚣，

尽是人间业毒虫。

夤缘攀附有百尺，

若使飞天能食龙。

——《宋季三朝会要》

【赏析】

南宋末年，面对元兵的步步进逼，南宋小朝廷内部早就存在的主战与主和的两派斗争更趋激烈。这种斗争不仅在政治、外交和用人等方面有明显的表现，文艺上也有着不小的影响，这首童谣就是这种斗争在文艺方面的反映之一。

童谣的题目首先标明是“谗人”所造的，这里所谓的“谗人”，不单是指那种搬弄是非的人，而且是政治上的一批投降派。他们为了达到扳倒吴潜兄弟的目的，不惜制造童谣来加以攻击。据《宋史》记载，吴潜为人刚直敢言，疾恶如仇，经常给皇帝上书提建议，指责时政，揭露奸臣，甚至常常带到了皇帝本人。如绍定四年（１２４１）他当尚书郎官时，都城发生大火，他上疏给皇帝，要皇帝“斋戒修省，恐惧对越”，真心实意作点工作，而不要做表面文章，明确提出要皇帝“和衷竭虑，力改弦辙，收召贤哲，选用忠良，贪残者屏，回袤者斥，怀奸党贼者诛，贾怨误国者黜”等等。当他后来要交任时，又大讲了一通当时的流弊，除了对奸相丁大全及沈炎加以指责外，还说天怒人怨而皇帝不知云云，所以后来终于被削职贬官而死。

《宋史》没有提到这首童谣对吴潜兄弟“下台”的影响，但童谣作者显然是很会发挥童谣的政治作用的。“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这里使用的是“帽子”战术，先将二人从根本上骂倒。从构思来说，应该说是颇费心机的：以蜈蚣来指吴公，正是充分利用了童谣这一口头文学的特点，当孩子们念叨着“ｗúｇōｎｇ”这两个音时，谁能知道它们是指“蜈蚣”还是“吴公”呢？而“蜈蚣”之为毒虫则是比对吴某的尊称“吴公”要更广为人知的。这样一开始就将吴氏兄弟置于不利地位。“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这两句更是从要害处对吴潜兄弟进行攻击，是要置他们于死地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龙”是皇帝的象征，“食龙”则无疑是篡位的代名词。童谣把吴潜兄弟比作爬得很高的“飞天蜈蚣”，将要对皇帝的宝座有所威胁。这当然是皇帝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这种攻击最能产生强烈的心理效果。不管吴潜的被贬官是否受到这首童谣的影响，这首童谣作为政治阴谋手段的一个例子也是值得注意的。

【今译】

大蜈蚣，小蜈蚣，都是人间害人虫。借机攀高已百尺，倘使飞天要吃龙。

泰和八年童谣

易水流，汴水流，

百年易过又休休。

两家都好住，

前后总成留。

——《金史•五行志》

【赏析】

这是我国古代童谣中少见的一首哲理性的童谣。我国是诗歌的王国，许多古诗本身或者被后人赋予了深邃的哲理意味，把文学与哲学协调地统一在一起，使人永志难忘。这首童谣继承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把哲理、政治、文学融为一体从而耐人咀嚼。

“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过又休休。”这两句以流动的河水起兴，点明时间长河的流逝，以有形衬无形，使人印象深刻。孔老夫子对着河水发出“逝者如斯”的感慨，大概多少对它的构思有所影响。有人从金王朝由北京迁都开封正好一百年时间，把这两句坐实为：金国的首都从易水边“流”到了那汴水边，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百年。当然也未尝不可作为一家之说。但是将百年作为约指的虚数，表示时间不长，表达“逝者如斯”的心情，似乎更有普遍的意义。

“两家都好住，前后总成留。”有一种说法认为“两家”指的是金、元两个王朝。因为元灭金后，又定都北京，所以是“两家都好住”。今姑且采其说。“前后总成留”，是说前后朝代的更迭虽然频繁，但统治者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总是留下了历史的遗迹。前面两句写的是时间和空间的流动，这两句则写的是流动中“停留不动”的东西。这样动静相映，更显出了动的神速，静的渊默，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感受力。

从形式上看，这首童谣有三言、五言、七言的句子，长短不一，错落有致，既保留了宋词长短句的音韵美，又语言通俗并且带有民歌的风味，从而也增加了它的魅力。

【今译】

略

兴定中童谣

青山转，

转山青；

耽误尽，

少年人。

——《金史•五行志》

【赏析】

这是一首反战的童谣。

金宣宗完颜珣在历史上被称为“虽乏拨乱反正之材而有励精图治之志”，但是他的问题是“狃于余威，牵制群议，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见《金史•宣宗纪》）除此之外，还要与刚刚崛起的元朝兵马对阵，弄得连年征战不休。仅以兴五年九月为例，据记载：“戊午，遗亲军讨河南群盗，辛酉，大元兵攻绥德州，壬戌，夏人复侵龛谷……丁卯，夏人犯定西积石之境，戊寅，分京畿戍卒万二千、河中民兵八千，以许州元帅纥石烈鹤寿将之屯潼关西。”这里的用兵，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规模都较大，次数也频繁。全国需要投入多少兵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无休止的征战中，像“青山转”这样的反战童谣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青山转，转山青”二句，用的是同样的三个字，仅仅调换了一下次序，就把士兵们转战山林无休无止的悲惨而又痛苦的处境以及他们厌战的情绪给鲜明地表达出来了：从地域上说，他们从这座青山转战到那座青山，没有边际，没有尽头；从时间上说，他们从山青的春天开始转战，到山林重新返青回春，表示年复一年，没有休止，没有结束。汉字的构词造句能力、汉语的美妙的表达意思的能力，在这里显示了它的无比魅力。

“耽误尽，少年人”二句，紧接上文，从山的青而又青联想到士兵的青春一再被耽误却不会再来，表达了“山有重青日，人无再少年”这样深刻的含义。一个“尽”字，更是传神之至，可说是厌战士兵的血泪浸出的。这样以山能重“青”人无再“青”作一明一暗、一正一反的强烈对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充分想象（书为想像）的余地。

自古以来，战争就有正义和非正义两种，为正义而战，应该义不容辞；被非正义战争所驱使，就一文不值。童谣中反映的正是士兵们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情绪，他们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少年的青春，应该是美好的，理应有人生的乐趣、个人的幸福、家庭的温暖等等，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这无情的战争夺走了，怎不令人愤慨和不满!童谣作者选择了少年青春被耽误这个角度，抓住“青山转”这一细节，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一个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主题，语言通俗，节奏明快，感情深沉，令人回味无穷。

【今译】

成年累月在山上转，从青山转到山重青；青少年的美好年华，都被不义战争耽误尽。

元明宗时童谣

牡丹红，

禾苗空；

牡丹紫，

禾苗死。

——《古今风谣》

【赏析】

这首借花骂皇帝的童谣很可能是一个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

元明宗是武宗的长子，他当上皇帝和他的突然死亡，至今仍是一个谜。武宗死了之后，按遗嘱，由他的弟弟仁宗即位，然后再传给他的儿子和世㻋。但是，仁宗即位后，却违反武宗的遗嘱，不立和世㻋为皇太子，而是立自己的儿子。这中间，丞相铁木迭儿与太后幸臣识烈门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还让仁宗把和世㻋派到云南去当“周王”，当时不过十二三岁。仁宗死后，他儿子英宗即位，不到三年，被御史大夫铁失等杀害，显宗的长子晋王也孙铁木儿自立为帝，即为泰定帝。泰定帝没几年也死了，名义上由他儿子当皇帝，实际上是大臣倒剌沙专权。公元１３２８年8月，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发起兵变，要求立和世㻋为帝，得到赞同，但当时和世㻋远在沙漠，一时来不了，就让他的弟弟怀王图帖睦尔先当皇帝，是为文宗。图帖睦尔登基时发表声明：一旦哥哥到来，自己就让位。过了约三个月，和世㻋来到大都，即了帝位，但不过九个月，以30岁的壮龄而“暴崩”，庙号明宗。结果，文宗又重新上台执政。

这样一个“短命皇帝”为什么竟然会有一首童谣来涉及他，这本身就是一个“谜”。从童谣的内容看，带有预言性质。“牡丹红，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牡丹是借以起兴之物，它万紫千红地开放，是在九月份，似乎是实指；但与禾苗隐喻“和庙”对照起来看，也可以理解为似乎暗指什么人，“空”和“死”，实际都是死，按照童谣的意思，当牡丹茂盛的时候，“禾苗”就要死了，似乎“牡丹”是它的克星。总之，无论是预言还是隐喻，和世㻋似乎都是注定要灭亡的。联系他的“暴崩”，我很怀疑他是一个阴谋的牺牲品。

童谣的构思十分精巧，以“花中之王”牡丹的盛开对比“人中之王”的元明宗的垂死，既贴切自然，又强烈感人。传说夏桀时有民谣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诅咒残暴的夏桀竟到了甘愿与之同死的地步，真是锋芒毕露，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这首诅咒元明宗的童谣虽然也是希望他死，但气氛和情绪则完全两样，其中道理，值得深思。

【今译】

牡丹一旦变红，禾苗即刻变空；牡丹如果变紫，禾苗一定会死。

元至正中燕京童谣

牵郎郎，

拽弟弟，

踏碎瓦儿不着地。

——《石痴别录》

【赏析】

中国的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这首童谣就是一些重男轻女思想的典型表现。它选择了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借一个大孩子的口吻，表达了一部分人对生男孩子的无穷欲望和对生女孩的强烈担心。这时，他（她）的妈妈大概又要生孩子了，他（她）一手牵着一个小儿郎，一手拽着一个小弟弟，既是担心、又像祈祷：千万可别生一个女孩呀。“踏碎瓦儿不着地”，十分巧妙地活用了典故。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诗经•小雅•斯干》就有了重男轻女的记载，它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意思是生了男孩子，就把他包好放在床上，给穿衣裳，拿做官人的玉器给他玩，希望他将来做官高升。又说：“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就是说，生下女孩子，只能包好放在地上，给她穿蜡烛包，让她玩瓦制的纺锤，希望她将来能胜任女工。看，一养下来，就制订了男尊女卑的制度!由于《诗经》的影响，后来演化成两个典故，管生男孩叫“弄璋”，生女孩叫“弄瓦”。这首童谣的作者也许是忌讳说“女”字，他不说不要生女孩，而说“踏碎瓦儿”“瓦儿”踏碎了，当然“弄”不成，“弄”不成，就不会生女孩了；“不着地”，也是说的不生女孩，因为男孩生下来不是放在地上而是“寝之床”的。

这首童谣富有儿童情趣，适合儿童传唱，但是，内容显然是儿童们不能理解也不会喜爱的。今天，它只能作为一份“反面教材”，提醒那些重男轻女的人，不要像童谣作者那样去祈祷，否则，社会将会因为清一色的“男人国”而走向毁灭。

【今译】

一手牵着大弟，一手拽着小弟，踏碎这块瓦纺锤，千万别生妹妹!

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谣

石人有双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

——《元史•五行志》

【赏析】

这是利用童谣为农民起义造舆论的一个例子。

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元朝政府任命当时的工部尚书贾鲁为总治河防使，负责修治黄河。贾鲁从黄河两岸征集了数十万人投入治理工程。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统治阶级并不是从利民出发，所以把利民措施变成了害民的举动：大量抽调劳力修河，使农民耕作误了农时，影响农民收入；同时，在修河过程中，官吏们还趁机敲诈勒索，弄得民不聊生。《元诗纪事》卷四一有《嘲诸司》诗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就是对这种情形的一幅素描。而这，正是农民被迫举行起义的一个直接动因。

贾鲁的修河工程从四月开始，到十一月告竣。快结束时，河工们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雕人像，石人身上刻有两行字：“石人有双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事立刻成了一桩轰动的新闻，许多人联想到曾经听到同样内容的童谣，感到这是一种“天意”，于是，当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来造反时，一呼百应，受压迫的农民纷纷参加，使起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所谓“石人”身上的刻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元末，受压迫的农民曾经多次举行起义，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经验，均告失败。刘福通在酝酿起义时，吸取了前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先利用“白莲教”的形式作组织上的准备，同时，也开始制造起义“符合天意”的舆论。当他们知道政府要修治黄河的消息时，即在河道工程必经之地的黄陵冈预先埋下一个石人，背上刻上童谣，然后再教小孩子四处传唱，使童谣深入人心。这种深谋远虑，果然很有效果。这种造舆论的方法，也为以后的农民起义军所借鉴。如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就让李岩编造了“迎闯王，不纳粮”等童谣，对扩大起义军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童谣在流传过程中，有所修改，所以，“改本”也甚多。如权衡《庚申外史》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明通纪》与《元史•河渠志》同此。）《新元史•韩林儿传》又作：“休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从此谣的形式，使人联想到《旧唐书•黄巢传》所引的民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很可能它就是“石人”童谣的“祖本”。

【今译】

石人有双眼，能把未来看；挑动黄河土，天下就会反!

至正二十八年彰德路童谣

塔儿黑，

北人作主南人客；

塔儿红，

朱衣人作主人公。

——《元史•五行志》

【赏析】

这是一首为明王朝取代元朝统治者造舆论的童谣，很可能是朱元璋手下的谋士们造作并散布出来的。

据记载，至正二十八年六月的一天晚上，彰德路的天宁寺塔忽然由黑色变得通体红透，好像刚出炉的锻铁一般，塔顶上还有光焰迸发。这种情况从二更一直延续到五更才消失。在此之前，这塔也曾发生过类似现象。于是，好事者就抓住这种现象大作文章，把它同元、明两个王朝的命运联系起来，创作了这样一首政治性极强的童谣。

“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这两句说的是常态，是变化前的情状。在这种情况下，北人和南人的身分和地位是极为不同的。北人，包括蒙古人、色目人，是“主人”，是统治者；南人，包括排在第三等的“汉人”，都是“客人”，即被统治者。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全国人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以南人受的歧视和迫害最甚。法律规定，蒙古人打死南人可以不偿命，而南人要是打死了蒙古人的牲畜也要杀头。这种民族的不平等，当然要引起汉族人民对“作主”的北人的不满和诅咒。

“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这是就天宁寺塔出现的特异现象而言的，是这首童谣的主体。它借塔的“红”起兴，自然地过渡到“朱衣人”，巧妙地暗示朱元璋要做“主人公”的结局（或曰“希望”）。其实，从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塔儿晚上放光，不过是一种放电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１９（书为3）８３年，杭州的六和塔就曾出现这种现象。不过，在封建时代的元朝，人们无法作出科学解释，而中国历来又有把自然界的特异现象与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作别出心裁的解释这样的传统，并由此创造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因此，人们便把塔儿变红与朱元璋要做皇帝的事联系起来，玩的还是“真命天子出世必伴以祥瑞”的老把戏，但多少也寄托了一点希望改变现状、盼望朱衣人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思想在内。

《古今风谣》载这首童谣，题为《元末真定童谣》，曰“塔儿白，北人是主南人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公。”意思似较胜。也许童谣原本如此，后来被拍马屁的人改得更加露一些以讨好朱皇帝亦末可知。与此同时，在大理还流传一首童谣说：“莫道君为山海主，山海笑咳咳：‘园中花谢千万朵，别有明主来。’”它以山水花草为喻，用花开花落比喻元亡明兴，寓意大同小异，也多少反映了一点民族意识。

【今译】

天宁宝塔混身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天宁宝塔身变红，朱衣人作主人公。

狸斑童谣

脚驴斑斑，

脚躐南山。

南山北斗，

养活家狗。

家狗磨面，

三十弓箭。

上马琵琶，

下马琵琶。

驴蹄马蹄，

缩了一只。

——《古今风谣》

【赏析】

这是古籍中保留的没有政治色彩的最早的童谣之一。它是一首无法读懂、也无法解释的童谣。据说，它是一种儿童游戏时唱的文字，其特点是大家按照顺序一句一句往下接，上下句之间可以有意义上的联系，也可以丝毫没有关系，可以押韵，也可以换韵。像这首童谣每两句押韵，但内容却没有关联。它的作用是丰富低幼儿童的用词，增强他们说话时的构词造句能力。也许因为它那接龙式的游戏方式可以吸引许多小朋友参加，所以历来很受欢迎，流传很广，影响较大。

这首谁也不懂的童谣，据说历史很悠久。周作人在《读〈童谣大观〉》中说：“此歌自北而南，由元至清，尚在流行。”另一个歌谣研究者常惠更进一步说：“我疑心它的来源还要远在秦汉以上，因为《礼记•檀弓下》有原壤的《登木歌》说：‘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我想这或者是‘狸狸斑斑’的滥觞。”不过，这种说法恐怕也有点勉强，最多只能说童谣借了这句改造过的《登木歌》的句子作为发端之词，因为它后面的内容与《登木歌》根本不搭界。

也许因为它流传既广又久，而词句又无确定涵义，加之又是口头流传，所以它的“版本”很多，大同之中有小异。如《明诗综》作《狸斑童谣》云：“狸狸斑斑，跳过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界口北面，二十弓箭。”朱竹垞在《静志居诗话》中说，他小时候也同小朋友“联臂踏足而歌”，但“不详何义”。周作人说他家乡绍兴的小孩子游戏时是这样唱的：“铁脚斑斑，斑过南山。南山里曲，里曲弯弯。新官上任，旧官请出。”湖南的“版本”则是这样的：“脚踩斑斑，手指南山。南山北斗，不用家口。除吊美人二十四，一大只。”（见北大歌谣研究会《歌谣》第21号）。据我想，这首童谣初期传唱时，也许因为伴有一定的游戏动作，故还能为孩子所理解和接受，后来，游戏动作失传而各地方言又各异，越到后来越难懂，也就不奇怪了。

【今译】

略

苏州除夕群儿呼语

卖痴呆：

千贯卖汝痴，

万贯卖汝呆。

见卖尽多送，

要赊随我来。

——《平江记事》

【赏析】

这是一首很有儿童气息的反映地方民风民俗的童谣。据记载，苏州一带，旧时风俗，人们相互之间戏称“呆子”，被人称为“苏州呆”。其实，这是一种反语正用的修辞手法，自称“呆”则正是表明不呆，至少是希望不呆。

“卖痴呆”，这句是总起，是破题，也是点题。这里的“痴呆”实际上包含着本义和反义在内。从卖者对买主的宣传这个角度看，“痴呆”是个好东西，是指其反义——聪明伶俐，不然何以要卖？又怎能卖得出去？但从卖者的内心真实世界窥探，“痴呆”恐怕是真正意义上的“痴呆”，正是卖主企图推销出去的劣货。

“千贯卖汝痴”二句，是承上而来开出的卖价，“痴”和“呆”本是一样东西，这里为了行文的需要，分开来“卖”，千贯、万贯，只是表明卖价之高，并非实指，也不是说“呆”就比“痴”更值钱，以至身价高出十倍。当然，这里带有孩童的戏谑成分在内，很可能还夹杂着儿童们的动作。

“见卖尽多送”二句，讲的是交易的方式。上面两句既然开出了那么高的价钱，要达成交易未免困难，因而这里从付款方式上作出了“让步”：一是现钱买卖可以“优惠”，尽量多“送”一点。旧社会中所谓“买一送一”之类的生意经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二是没有现钱还可以赊账。“随我来”大概是去签一个什么“借据”之类的文件，显得“落落大方”。从天真的孩子口中唱出这些，既令人觉得可爱，又有点滑稽和悲哀感：他们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了生意经的污染。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苏州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象征而引为历史的骄傲。

据记载，这首童谣是在除夕晚上唱的。中国的旧历除夕是“辞旧迎新”的关键时刻，人们都希望“爆竹一声除旧”，把于己不利的旧的东西留给逝去的岁月，而以“万象更新”的面貌去迎接新生活的到来。苏州儿童希望在除夕晚上“卖”掉身上的“痴呆”，反映了他们追求美好未来的愿望。

【今译】

卖痴呆，卖痴呆；千贯卖掉你的痴，万贯卖掉你的呆。现钱买卖可多送，若要赊账随我来。

台州塘下童谣

塘下戴，

好种菜。

菜开花，

好种茶。

茶结子，

好种柿。

柿蒂乌，

摘个大姑，

摘个小姑。

——《涌幢小品》

【赏析】

《涌幢小品》载此童谣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台州塘下姓戴的某人妻子范秋蟾，“琴棋书画，靡所不精，尤工音律”。张士诚听说后，派了十几个能诗的妓女来与秋蟾比赛，不分胜负；妓女们临行时，秋蟾又即席创作一新词，披之管弦以送别，共十章，张士诚的妓女听了，心服口服，甘拜下风。但后来，戴家的妇女竟因此而喜好“桑间濮上之音。”明代初年，戴家受牵连被抄家，只剩下两个出嫁的女儿云云。显然，这个故事与童谣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勉强地联系在一起的。纪昀《四库全书提要》指出朱国桢此书的毛病是“贪多务得，使芜秽汩没其菁英，转有沙中金屑之憾”。于此，实也可发一憾。

实际上，这是一首比较标准的“顶真续麻”体的童谣。所谓“顶真”，又叫“顶针”，指上句的最后一个字即作下句的开头一个字，“续麻”，则是指以上的顶真格式连续不断，有如搓麻绳一样。如《中原音韵》引《小桃红》词：“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谁似，似俺那人儿。”被人称为顶真格的妙品。

这种顶真续麻式的文字游戏，若为成人们热衷，未免无聊；但若用来教育和娱乐儿童，则不失为一种有益且有效的形式。特别是儿童群体中，推广这种童谣，可以把识字教育与启蒙教育与儿童喜爱的游戏结合起来，加强教育的效果，而且对于启发儿童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儿童可以即兴创作，在考虑承接上句以至为下句留出余地和音韵的协调方面，都不免要动一番脑筋。

这首童谣就是当时儿童传唱的顶真续麻体的一种文字游戏记录。不过，它是两个或三个分句为一组，每个分句内部是用韵的和谐来统一的，各分句之间则运用顶真形式相连接。它还有一个特点是：各分句之间在内容上有一定的联系，并且都是用的“好种×”这种句式，而一般的顶真续麻游戏并不要求各句之间在内容上有何内在的联系，在形式上，前面都是两个三字句组成一个分句，最后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分句，而且有三字，有四字，这种整齐中的参差也正是童谣这类口头文字的特点之一。

【今译】

略

拜月叩星歌

月，月，月，

拜三拜，

休教儿生疥。

参儿辰儿，

可怜溺床人儿。

——《帝京景物略》

【赏析】

这是旧中国民俗在童谣中的反映之一。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当时的北京，幼儿看见新月，叫它为“月芽儿”，并向它拜跪祝祷，希望不要生疥；而尿床的孩子则向星空跪拜，以求保佑。童谣就是这种仪式的产物。

显然，这是一种迷信。指望月亮和星星能够保佑孩子不生疾病，无疑是绝对不会实现的。它反映了旧社会中，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缺乏科学知识又无钱医治疾病的一种可怜的处境和美好的愿望。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古怪的联想？为什么把月亮与生疥联在一起，而以为星星与溺床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关系？这里既有我们民族想象（书为像）力丰富的一面：譬如溺床总是发生在晚上，而晚上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唯有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睛，它若肯“提醒”一下梦中将要遗尿的孩子，溺尿的事不是可以避免了吗？如此等等，尽可继续发挥想象（书为像）。另外一方面，童谣也反映了我们民族中一个影响很坏的弱点：面对问题，人们从小就习惯于求人，习惯于屈膝，而不是自己奋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且，人们总是认为，权势者能够对屈膝的弱者发善心，满足他们的可怜的欲求。这种延续多少年的幻想，直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传入才得以彻底打破。

旧中国，这种叩月拜星的迷信活动十分普遍。如笔者的家乡湖南耒阳，每当月亮出来时，大人们总是禁止小孩用手指月亮，说：“指不得，指了要变癞子。”可见月亮与生疥连在一起的迷信不仅北京有。当这种迷信消失的时候，像这类童谣也就失去存在的土壤了。不过，在历史上，它仍不失为有价值的低幼读物。

【今译】

略

都城小儿祈雨歌二则

青龙头，白龙尾，

小儿求雨天欢喜。

麦子麦子焦黄，

起动起动龙王。

大下小下，

初一下到十八。

摩诃萨。

风来了，

雨来了，

禾场背了谷来了。

——《帝京景物略》

【赏析】

这也是中国民俗与童谣结合的一个例子。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现象总是怀着一种神秘的敬畏感。他们以人类社会的结构来想象（书为像）自然界的结构，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类似官儿的东西在管辖。玉帝、龙王、风伯、河神、雷公、电母之类，就是这种想象（书为像）的产物。至于为何分派龙王专司下雨职责，实在是久远得无可考证了。数千年来，人们为水旱灾害所苦，想了许多实在的办法(如兴修水利之类)，也干了不少愚蠢的傻事，所谓向龙王求雨就是其中之一。而求雨的仪式和花样，则因时因地而大为不同，简直可以说千奇百怪。这种虔诚的愚昧和方向错误的创造力，真令人怵目惊心，不寒而栗!

这首童谣记载当时北京地区求雨的仪式只是一个例子：当久旱不雨要举行求雨仪式时，家家户户在门口贴上“龙王”的神像，用磁瓶插上杨柳枝条放在门边；小孩子们用泥巴做成青、白颜色的土龙，旁边插上纸做的旗子；然后敲锣打鼓到各龙王庙去焚香祝祷，孩子们就在一起唱着这种求雨歌。它用的是“哀兵”政策：一方面抬出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来拍“龙王”的马屁，企图求得“天欢喜”；另方面又举出“麦子焦黄”这样严重的灾情。希望感动“龙王”，使之产生慈悲之心，高抬贵手，普施甘霖。这种求雨歌，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软弱无力的可怜境地，也表达了他们盼雨的急切心情。适应内容的需要，形式上也颇多变化。前面一首，短短七句，三换其韵，充分反映了思想的跳跃。“麦子麦子焦黄，起动起动龙王”，句首的重复，适合儿童传唱，也很有儿童情趣。

“风来了”这一首，写偶然求雨成功(或想象【书为像】中的成功)时，孩子们欢快的心情，形象鲜明，跃然纸上。有了风雨，旱情得到缓解，收成可望增加，秋天的禾场上堆满金黄色的粮食，在孩子的心中，幻化出禾场背着谷走来了。这种特有的童“话”，夸张而不失其真，富有生活气息，是一种十分绝妙的拟人化表现手法。后来，当这首儿歌脱离求雨的背景流传时，个别词句不断被修改，以至变得不知所云，无法理解。据邓云乡的《燕京乡土记》记载，夏天下雨时，母亲抱着孩子，从窗眼里望着外面的雨，唱着儿歌，词是：“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禾场”既然变成“和尚”，“谷”当然得变成“鼓”了，不然，“和尚背着谷来了”，成什么话呢？不过，风雨天，和尚背着鼓来干什么呢？较之原意，实在相差太远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童谣在传唱过程中被不断改造制作的痕迹。

【今译】

略

小儿戏具谣

杨柳儿活，抽陀螺；

杨柳儿青，放空钟；

杨柳儿死，踢毽子；

杨柳发芽，打拔儿。

——《帝京景物略》

【赏析】

这是明代儿童春节时玩耍游戏时边玩边唱的一首童谣。旧中国的儿童是可怜的，平时被长辈师友管得紧紧的，有钱人家的孩子埋头南窗，为功名富贵而奋斗；穷人的孩子则奔走于田间街头，为养活自己而挣扎，根本没什么时间来娱乐，只有春节是一个短暂的例外，可以有吃有玩。所以湖南的农村中流传有“大人望莳田，小孩望过年”的话。尽管孩子们玩的东西很土气，很简单，但一年中能畅快地玩那么几天，也是挺开心的了。这首童谣一口气列举了四种游戏，可以说，正是这种难得的短暂欢乐背景下的产物。

童谣的跳跃性很大，句与句之间在内容上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形式却比较整齐，同一句中的上下两个分句，大体押韵，念起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性，与孩子们玩的游戏结合起来唱，一定会显得和谐，能增加游戏时的兴味。童谣中的前半“杨柳儿活”、“杨柳儿青”云云，主要是一种借物起兴的修辞手法，不一定有实在的含义。但是，四句的“杨柳儿”从“活”到“青”，到“死”再到“发芽”，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是按照杨柳生长的内在逻辑发展顺序来使用这个借代物的，可能还含有周而复始、生机盎然的意思，以便与春节的来临相适应。这种排列顺序，也可以当作集体游戏时人们挨次序往下接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之，不管它的具体内容是否可解，它在语言上的完全口语化、儿童化，与今天的儿歌已相当接近了。

【今译】

略

姑苏市井中童谣

丞相做事业，

专靠黄蔡叶。

一朝西风起，

干鼈。

——《明史•五行志》

【赏析】

元朝末年，到处发生反对元统治阶级的农民大起义。在江苏泰州，有张士诚、士信、士德兄弟三人率领破产农民和贫苦盐民组成的一支起义军，一度十分活跃，曾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元军。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张士诚以苏州为基地，自立为王，国号曰周。在加速元王朝的崩溃中，张士诚有一份不可抹杀的功劳，但是，他在政治上却反复无常，一度曾因形势不利，拒绝与朱元璋合作而投降了元统治者，并且充当刽子手，攻打其他起义军。著名的红巾起义军领袖刘福通就是被他的部下攻破城池而杀害的。元朝灭亡后，朱元璋曾想招降他，没有成功，最后因城破被俘，自缢身亡。

这首童谣表面上写的是张士信，实际是写张士诚。它着重反映的是张士诚兄弟用人的不当所招致的失败。张士诚在自立为王的十几年间，政治上割地为王，反复无常，敌我不分，经济上不懂爱惜民力、发展生产，而一味聚敛财货，挥霍浪费；生活上也逐渐腐化，失去斗志；军事上取保守主义，缺乏深谋远虑。这些，当然他自己要负主要责任，但与他所用的谋臣策士的无能也很有关系。童谣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构思的。它抓住张士信手下正好有三个“谋士”姓黄、蔡和叶，于是利用口头文学多借助语言来表意的特点，使之谐音讹变为“黄菜叶”。谁都知道，“菜叶”要吃青的，而“黄菜叶”只有进垃圾桶的份儿。就这样，不用多费笔墨，便把黄、蔡、叶三个人给骂倒了，突出了他们的“无用”和一文不值。可如今，这样三个无用的人，却被“丞相”当作宝贝，不但“依靠”，而且是“专靠”他们来“做事业”。可想而知，这样的“事业”还会有什么希望吗？有了这个前提，下面接着说“一朝西风起，干鼈”，就显得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了。“西风扫落叶”，这种比喻十分形象。这里的“西风”，指自然界的风固可，借指朱元璋的势力，也是可以的。因为朱元璋的军队正是从西向东推进，最终消灭张士诚的。张士诚兄弟与他们的谋士都像菜叶一样“干瘪”了，这种双关的比喻运用显得特别巧妙和贴切，表现了中国文字特有的魅力。

童谣在表达思想时，采用了“三句半”的体裁，也是一种创造。依现在演出的曲艺形式“三句半”来推测，当时儿童们在集体传唱时说不定会有动作、表演，因此，即使它并不包含有什么政治意义，仅以形式的活泼和语言的抑扬顿挫也就会乐于传唱了。

【今译】

丞相做的经国业，专门依靠黄蔡叶，一旦西风刮起来，统统都干瘪。

燕王未起兵时童谣

烟，烟

北风吹上天。

团团旋，

窠里乱。

北风来，

吹便散。

——《二申野录》

【赏析】

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活了71岁，在位三十一年，但是“接班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好。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匆匆忙忙立了一个小娃娃朱允炆为皇太孙，临死时，遗诏让他接位，即后来“短命的”惠帝。但是，皇室的其他成员却不买账，特别是朱元璋众多的儿子们，觊觎神器者大有人在。朱元璋死后不久，尸骨未寒，争夺帝位的激烈斗争便开始了。

原来，朱元璋害怕权力落入外姓之手，大封儿子为王，并让他们拥有重兵。惠帝上台之后，听信齐泰、黄子澄的意见，计划削藩，而藩王们觉得不妙，便不免有所动作，因此给皇帝抓住了把柄。惠帝上台短短几个月，就先后废周王朱、齐王朱、代王朱桂、珉王朱为庶人，湘王朱柏畏“罪”自焚死，燕王朱棣也受到“诏让”(即皇帝的指责)，只是因为他拥有重兵，不敢采取过激措施。但燕王已轧出苗头，先是假装生病。建文元年六月，皇帝派人围住燕王府，在这种情况下，燕王公开举起了造反的旗号，以“靖难”的名义，指齐、黄为奸臣，发兵南下。经过约三年的争夺，惠帝失败，燕王攻入了南京，夺取了帝位。惠帝一说“不知所终”，一说“自焚死”，还有一说是：他化装从地道中逃出，后来出家做了和尚，四处云游。有记载说，后来朱棣派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目的就在于寻找朱允炆，消除后患。此事究竟如何，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首童谣就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产物，多半是燕王为自己上台制造的“舆论”之一。“烟，烟，北风吹上天。”以“烟”谐音“燕”，代表燕王，“北风”，指明地域、方向，“吹上天”，既是比喻，又是象征，表示燕地位的变化，“上天”，即指登上帝位。这两句以写风景来暗喻政治，显得巧妙而自然。“团团旋，窠里乱”，是写燕王“上天”的过程。这里以鸟中的“燕子”来取代象征的“烟”，以“窠里乱”形容燕王与惠帝三年间的苦斗、自相残杀，也十分贴切。“北风来，吹便散”，又换了喻体，被吹散的显然不是吹上天的“烟”，而是阻碍“烟”上天之物。风来即被吹散，则极写其不经吹，事实上表现了惠帝力量之弱，而显示燕王之强。从内容看，如果是燕王未起兵时的童谣，倒也反映了燕王的自信。但此童谣正史不载，而记载它的《二申野录》又多记“妖异之事”，是后人根据已发生的史实编出来的“小说家言”，也是有可能的。《明史•五行志》还有道人歌：“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也是此类产物。

【今译】

烟啊烟，北风吹着上了天。燕子飞得团团转，窠里乱斗真凶狠。烟随北风吹过来，吹着什么即刻散。

苏州童稚为况钟歌

况青天，

朝命宣。

愿早归，

在新年。

——《况太守集》

【赏析】

这是一首歌颂清官况钟的童谣。

况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之一，他的大名因为《十五贯》戏曲和电影的上演而几乎是妇孺皆知了。虽然《十五贯》有文学加工的成分，但历史上的况钟的确是个颇为不错的官员。据记载，明宣德五年，一次朝议时，许多大臣谈起，当时有九大郡“繁剧难治”，而其中又以“苏州尤甚”。礼部尚书胡和吏部尚书蹇义联合上书推荐况钟去苏州任太守，当时宰相还给予他章奏可以直达御前的特权。他上任后奉行“治乱世，用重典”的信条，首先拿那些贪赃枉法、受贿虐民的小官吏开刀，施以酷刑，“掷空中扑死，立毙六人”。这样一来，“吏民震悚，奉法惟谨”，最难弄的苏州立刻走上了“正轨”。同时，况钟了解到苏州人民的赋税繁重，不堪负担，即上书要求减免米豆十四万九千五百多石。这些措施，大得民心，因此得到了“青天”的美称。次年三月，况钟的继母去世，按封建孝道，他应该辞官回乡“丁忧”。这时，抚民侍郎成均借机报复，暗中唆使顾忠等人诬告况钟，结果，况钟要求应减的秋粮变成加倍征收，过去被惩罚的官吏又故态复萌，一切又恢复老样子。老百姓思念况钟，作歌怀念，歌曰：“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仗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同时，长洲县还有３７５８０多人联名上书，请求打破常规，让况钟“夺情起复”。直隶巡按御史张文昌、苏州同知杨粟等人根据这些情况，向上报告，加上湖广巡按御史周兼为之奏请，皇帝终于同意让况钟回苏州复任。况钟走马上任，仍旧把那些奸吏“悉置之法”，使得苏州“风纪复振”。三年任满考绩，得以上京朝见皇帝。宣德九年正月，他到京城，得到皇帝的宴请，临走时，皇帝还赐他御制诗和三千贯路费。他进京时，苏州老百姓以为他会升官到别的地方去，看到他受赏回来，十分高兴，又作歌曰：“太守朝京，我民不宁。太守归来，我民忻哉。”宣德十年，英宗即位，要下面推举“廉勤公正能恤民”的官员，以备升迁，苏州的秦孔彦等八万多人，列举况钟八年来的政绩，请抚民侍郎周忱、巡按御史赵奎转奏皇上，得到英宗的召见，赐他敕书一道，钱一千贯，让他以正三品俸留任。可惜，第二年他就因病死于任上。当他六年任满上京朝见英宗时，苏州的乡绅们以为这次准会升官他去，特地为他开了一个“欢送会”，对况钟大唱赞歌。先由老头子们唱道：“公政惠我，公恩息我。父母畜我，长我育我。我饥谷我，我困苏我。公去惙我，谁与活我？”接下来就是这首孩子们唱的童谣。这四句意思很简单。“况青天，朝命宣。”说况钟被皇帝宣召，即将进京，实际是两句废话，因为这一点凡参加“欢送会”的人都知道。“愿早归，在新年。”这两句是主体。送别而言归，既是人之常情，又见出孩子们盼望之殷。为什么说“在新年”呢？一方面是压韵需要，更重要的还是盼望之切。因为况钟是十一月奉准进京，要他正月就回来过年，把希望他快去快回的心情给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当然，新年也还有亲人团聚的意思，表现了老百姓与况钟之间关系的亲密。

在这个“欢送会”上，况钟还以歌作了答辞：“我曷能政？政由上命。我曷能恩？恩由至尊。圣人理化，我叩我首。我陈尔情，俾尔无病，俾尔饫宁，以乐太平。”不仅表示了他的谦虚，而且把他对上对下的态度都恰当地给了描写，一切归功于皇帝，既讨好了上面；又重申为民请命，而讨好了下面。实在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篇答辞。这番“欢送会”的情况被英宗知道后，当然要褒奖有加了。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地方官，能够如此得人心，是很可贵的。当他离任时，老百姓不是送他“五大天地”的匾额，也不是“人一走，茶就凉”，而是遮马而拦，联名上书挽留；在他去世后，老百姓还“聚哭，为立祠”。这一切，应该说都是无言的功德碑，是难能可贵的。据《麈余》记载，在苏州阊门有伍子胥祠，其中的神像一直是立而不坐，如果塑成坐像，就要毁坏。况钟来做太守时，说：“不可使神久立。”从此，换成的坐像就再也不坏了。因此，当地流行一首童谣说：“若要伍公坐，须待二兄来。”(二兄，即“况”也，指况钟。)可见，况钟不仅能感动人，还能感动“神”，的确不简单。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跟着盲目起哄，要批判地对待这些传闻和记载。

【今译】

况太守，是青天，朝廷宣您去谢恩。唯愿早去又早回，与民同乐在新年。

天顺丁丑童谣

京城老米贵，

那里得饭广!

鹭鸶冰上走，

何处寻鱼嗛!

——《古今风谣》

【赏析】

明英宗时，北部瓦剌族首领也先经常骚扰明王朝的边境及内地。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年）八月，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挟持下，不听于谦等人的劝谏，带领数十万人马“御驾亲征”，继鹞儿岭遇伏兵大损兵将之后，又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与也先遭遇，部队死者达数十万，英国公张辅等数十名将领一起死难，英宗本人成了俘虏。惨败的消息传来，京师大震。因为明王朝的精锐部队都随英宗出征陷没，京城乘下不到十万疲卒，根本不是也先部队的对手。一时人心惶惶，当时留守的英宗之弟王朱祁钰六神无主，要大臣们提出对策。侍讲徐(后改名有贞)提出要“南迁”，于谦引南宋故事，坚决反对，极力主张战守，并提出一系列应急措施，其中包括让皇太后立王为帝，是为景帝。经过紧张的筹划调遣，终于转危为安，多次挫败了也先入寇京师的计划，并给瓦剌军以沉重打击；后来，也先安插的内奸也被于谦除掉。也先无奈，被迫归还英宗并与明王朝议和，同时恢复了贡市。景帝先是不希望英宗回来，由于于谦等人坚持，只好说“随你们”，但并不想交出帝位。直到景泰八年（１４５７），英宗趁景帝病重，在武清侯石亨、副都御使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实现复辟，废景帝为王，并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副都督范广等以“谋逆”罪下狱论死。一代功臣于谦被“弃市”，抄家，家属被充军。千户白琦还“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有人还不满足，要求大肆株连，“族灭”于谦一门，“谦所荐举诸文武大臣并应诛”，总算没被采纳。

这桩冤案当时就有人反对并表示出大无畏的反抗行动，如曹吉祥的部下指挥朵儿就敢于连日去抚尸痛哭。这首童谣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抗议的行动之一。它从人们对死去的于谦、范广的怀念，反映了人们对冤死者的深切同情和对无耻的陷害者的痛恨!“京城老米贵，那里得饭广”，表面上是写因为米贵而没有饭吃(“饭广”也许是“饭馆”的讹音，也许“广”是当地方言“吃”的讹音)，实际写人们对失去范广这样的优秀将领的痛惜之情。由“米”贵也可生出人材可贵的感想。“鹭鸶冰上走，何处寻鱼嗛”。表面上写的是捉鱼能手鹭鸶面对冰封的水面无法捉到鱼吃，实际上巧妙地应用谐音，表达了人们对于再也找不到于谦这样的人物的复杂怀念之情。据历史记载，于谦死后，石亨死党陈汝言代理兵部尚书，“未一年败，赃累巨万”，英宗把大臣们找去开“现场会”，不愉快地说：“于谦在景帝时做兵部尚书那么多年，死的时候，家中没有余钱，陈汝言何其多也!”又有一次，边境告急，英宗“忧形于色”，当时身边人说：“要是于谦活着，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英宗无话可说，流露了一点后悔的意思。从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于谦的确活在许多人的心里。

英宗死后，于谦的冤案终得照雪，但是，于谦等人的冤死毕竟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尽管挟嫌诬陷者石亨、徐有贞等人也先后因罪被诛，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是那有悔意的英宗也逃不脱后世的唾骂!

于谦生前曾有咏石灰诗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的一生，的确不愧为所咏的石灰。从这首童谣看，他称得上是风范长存，值得后人敬仰。

《二申野录》中还有两首《正统己巳（１４４９）童谣》：“牛儿呵莽着，黄花地里倘(躺)着。你也忙，我也忙，伸出角来七尺长。”“清俊小后生，青布衫，白直身；好个人，屈死在鹞儿岭。”据说，它们分别说的是“土木之变”和于谦的被杀，但太隐晦难懂，姑录之以待通人。

【今译】

京城老米那么贵，教人哪儿找饭馆(范广)!长脚鹭鸶冰上走，何处可以寻鱼嗛(于谦)!

正德己巳川蜀童谣

强贼放火，

官军抢火；

贼来梳我；

军来篦我。

——《二申野录》

【赏析】

明武宗正德初年，四川一带出现以“顺天王”蓝廷瑞、“刮地王”鄢本恕、“扫地王”廖惠为首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人数达十万多，下有四十八个总管，力量扩大到陕西、湖广一带。这使明朝统治阶级十分惊恐，先后派洪钟、陈金、林俊等带兵前往镇压，他们不仅残酷屠杀起义军，而且残酷地虐待和掠夺普通老百姓，给百姓带来的危害大大超过了所谓的“强贼”。这首《川蜀童谣》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童谣抓住两个形象的譬喻，把所谓的“强贼”与官军作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第一个譬喻是“放火”和“抢火”，指出：如果说“强贼”的作为是“放火”，那么官军并不是救火，而是典型的趁火打劫；“放火”者固然可怕，但“抢火”者更加可恨，可恶。第二个譬喻更进一步，以“梳”和“篦”来说明官军给老百姓造成损害的严重：如果“强贼”的到来好像梳子梳过的头一样，那么，官军的行为则简直像篦子篦过似的；梳子因齿间距离宽，梳过之后总还可以有一点“漏网”之物，而篦子所过之处，人民的财物无论巨细都被刮得一干二净了。这里，童谣虽然对农民起义军的看法不够正确，甚至可以说有某些污蔑攻击之处，但它的重点则在于揭露那些政府的官军。所以，它的意义是极为深刻的。

童谣所反映的情况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明史•陈金传》就记载着这样的例子：“(金)所用目兵贪残嗜杀，剽掠甚于贼，有巨族数百口阖门罹害者。所获妇女，率指为贼属，载数千（书漏千）艘去。”仅良家妇女被奸淫掳掠的就达数千艘船之多，其他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怵目惊心的事实!

在明代，这样的“官军”不如“贼”的记载甚多。如《明史•陈金传》所引的《士兵谣》说：“土贼犹可，士兵杀我。”《明史•洪钟传》记载，“追剿”起义军的官军往往“馘良民为功，士兵虐尤甚”。因此，又有“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剃”的民谣。《炎徼纪闻》记载，岑猛带兵去江西华林洞“剿贼”，“沿途剽掠”，老百姓作歌谣对比道：“华林贼，来亦得。士兵来，死不测。黄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逻柴棘。”《防海辑要》记载有“盗来讨火，军来饭我”的说法，《练兵纪实》有“贼是木梳，兵是竹篦”的记载。所有这些记载，都无例外地表明：官军的危害超过了“盗贼”。本来，官军的职责应该是反对“盗贼”、保护老百姓的，现在，却出现了这样颠倒的情况，这不令人深思猛省吗!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明代著名的将领戚继光就曾引用东南沿海一带流传的“贼是木梳，兵是竹篦”的民谣，告诫部下要注意爱护老百姓。这也可以看作是民谣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一种积极作用吧。

【今译】

强贼把火放，官军拼命抢；贼来如梳有漏网，官军如篦全刮光。

嘉靖初童谣

嘉靖二年半，

秫黍磨成面；

东街咽瞪眼，

西街吃磨扇。

姐夫若要吃白面，

只待明年七月半。

——《二申野录》

【赏析】

明王朝自武宗朱厚照以后，各方面开始走下坡路。明世宗朱厚熜上台，在革除武宗时弊政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社会生产力因之略有发展。但是，阉党专权，特务横行，战争频繁，灾祸迭出，仍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到了后期，他迷信长生不老之术，不问朝政，国事尽付于奸臣严嵩，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内讧不断，贪污腐化严重。在天灾人祸的压迫之下，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许多农民终年辛苦，但所获几乎全部交了粮赋，自己一年到头只能以野菜、树皮充饥；遇到水旱蝗灾之时，大批饿死也是常有的事。明人杨慎编的《古今风谣》，将童谣的前两句改为“半秫黍，磨成面”，删去了“嘉靖二年”，恰恰表明了这首童谣的时代背景，也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忌讳之深。

这首童谣以一个小孩子迎接姐夫到来时诉说生活艰难的形式，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嘉靖初年人民的悲苦生活。一开始就点明时间是发生在“嘉靖二年半”。嘉靖二年是１５２３年，“年半”指半当中，约六七月间。这一年灾荒严重，史有明载。如《明史•五行志》载：嘉靖二年，“两京、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及嘉兴、大同、成都俱旱，赤地千里，殍殣载道。”“应天及滁州大饥”。由此可见，童谣的写实性是很强的。“秫黍磨成面”以下三句通过吃的东西的细节描写反映情况的严重。小孩子的姐夫在这种饥荒年头到岳父家来干什么也许就是准备祭奠饿死的亲人才来的。小孩家中平时根本吃不上粮食，这次姐夫远道而来，又赶上鬼节准备祭祖，才磨了一点高粱谷子之类的粗粮面吃。虽说这种粗粮难以下咽，但比起没有吃的人要好多了。“西街”的人就只能呆呆地望着空空的磨扇出神。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幅图画!“姐夫若要吃白面”二句，则更进一层点出这种灾难远没有到头，改善生活还看不到希望：姐夫如果想吃白面，只有等到饿死之后在明年七月半“鬼节”的时候来“享受”，那时说不定能闻到一点白面的气味!这种失望是多么深刻，写来又是多么的沉痛!这首童谣与稍后流传的民谣：“嘉靖嘉靖，家家户户，干干净净”，在揭露封建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感情色彩上却更要沉痛深切得多。

【今译】

嘉靖二年刚过半，赶磨秫黍粗粮面。东街噎得瞪大眼，西街干对空磨扇。姐夫要想吃白面，须待明年七月半。

吴淞江童谣

要开吴淞江，

除是海龙王。

——《涌幢小品》

【赏析】

这是一首歌颂清官政绩的童谣。

明代水患严重，吴淞江只是其中之一。据《明史•河渠志》记载：“吴淞江袤二百余里，广百五十余丈，西接太湖，东通海，前代常疏之，然当潮汐之冲，旋疏旋塞。”当建文、永乐年间，夏原吉奉命疏浚时，情况已很严重：“自吴江长桥抵下界浦，百二十余里水流虽通，实多窄浅，从浦抵上海南沧浦口百三十余里，潮汐淤塞，已成平陆，滟沙游泥，难以施工。”夏原吉费了很大的劲，也未能根治。过了九十多年，弘治七年(1494)徐贯负责修治时，已是“港浦愈塞”。可见这项工程的不易。

童谣正是抓住吴淞江疏浚的艰难入笔，来歌颂为民兴利的清官的业绩。“要开吴淞江，除是海龙王”，字面意思是极写其难：这样的工程除了传说中的四海龙王是无法胜任的。但隐含的意思则是褒奖人间的“海龙王”——负责修治吴淞江的海瑞、龙宗武和黄成乐。吴方言中“黄”、“王”读音都是“王”，所以童谣使二者巧妙地统一在一起了。把这三个人间的官吏与传说中的海龙王相提并论，可见推崇的程度。

据《明史•河渠志》记载，海瑞疏浚吴淞江时，工程是极为浩大的：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开始动工，动用役夫一百六十四万多人，“疏吴淞江下流上海淤地万四千丈有奇，江面旧三十丈，增开十五丈，自黄渡至宋家桥长八十里”，又“开白茆，计濬五千余丈”，还挑通了昆山夏驾口、吴江长桥、长洲宝带桥、吴县胥口等入吴淞江的河口。这种工程能在短期内完工，的确是可歌颂的。但是，童谣把海瑞等人美化得过了头，绝对化，却不免有肉麻之感，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因为，事实上，疏浚吴淞江的，在海瑞之前有，海瑞之后，也大有人在。如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巡按御史林应训就提出，自海瑞之后，吴淞江“自艾祁至昆山慢水港六十余里”俱涨滩，“急宜开浚，计浅九千五百余丈，阔二十丈”。他的计划也得到批准。万历八年，许应逵作为新任命的苏淞水利副使，“浚吴淞八十余里，筑塘九十余处，开新河百二十三道，浚内河百三十九道，筑上海李家洪、老鸦嘴海岸十八里”。可见，开吴淞江的并不只是“海龙王”三个人。当然，人民歌颂为他们做过好事的清官说些过头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歌谣中这种绝对化的倾向却不值得提倡。

【今译】

若要疏浚吴淞江，只能依靠海、龙、王。

万历壬子济南乡试童谣

三人两小，

太阳离岛。

——《池北偶谈》

【赏析】

这是童谣和谜语结合的例子。谜语在我国源远流长，格式也很多，拆字、拼字是其中的一种。这首童谣谜底射一个人名，谜面头一句用的是拆拼法：“三人两小”，即“徐”字；后一句用的是会意法：“太阳离岛”，表示太阳刚跳出水面，正在上升，暗含“日升”、“天明”的意思；所以说“离岛”而不说“离地”，是暗示此人名字与海有关，因为，在山东一带，只有海中有岛。日从海上升起，即是“海曙”的意思。据《池北偶谈》记载，这个童谣流传之后，果然“是科解元，乃长山徐海曙日升也。”其实，这类童谣多半是当事者本人或者他们的鼓吹者事后捏造的，而采取了先验的形式加以流传，文人好奇，不察(或不愿察、不敢察)而加以记录，于是颠倒因果，迷惑世人。也可能是无心的孩子随口所说，正巧被人附会，于是弄假成真，使童谣涂上了神秘的色彩，但这只有极偶然的机会。

古人不知是由于无知还是好奇，抑或是迷信，对这种谜语式的童谣颇为爱好。像前面介绍过的汉末时的“千里草，何青青”，就是拼字型谜语童谣的典型。王渔洋在《池北偶谈》中记载上述童谣时，还记载了好几则类似的故事：“某科有童谣云：‘山佳木，一旦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康熙庚子，又有童谣云：“一裹针，三条丝。’是科解元，新城李嗣真；解副，益都高三思也。天启辛酉，朱纯领解，亦有‘一牛两尾’之谣。”从总体上看，这类为某人中举而制造的童谣谜语，内容是肤浅的，而形式也比较蹩脚：“山佳木，一旦挑上”，射“崔桓”，何其浅陋!“一裹针，三条丝”以谐音而射人的名字的一部分，又何其曲折!总之，大体说来，这类童谣多是文人们酒足饭饱之后的文字游戏，当不得真。当然，如果捏造得好，使童谣与谜语能在艺术上较完美地结合起来，并撇开其政治寄托和神秘色彩，是能够增加儿童的兴趣并发展他们的智力的。这样的谜语童谣，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今译】

略

熹宗时童谣

天下兵起，

遍地皆烟。

——《绥寇纪略》

【赏析】

明王朝自世宗之后，就日益走了下坡路，到明神宗时，纲纪废弛，君臣隔膜，奸党横行，吏治腐败。《明史》作者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神宗之后，有过上台一个月即死去的短命皇帝光宗，继位的熹宗是光宗的长子，史书上说他由于“庸懦”，造成“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简直可以说是腐败到了极点，临近崩溃的边沿。

“天下兵起，遍地皆烟”这首童谣实际上就是熹宗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高度概括。它说明当时明朝统治的土地上，到处是战火烽烟，兵戎不息。一个“天下”，一个“遍地”，极写其普遍和规模之大。熹宗在位的七年中，“兵起”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益崛起的清兵气势汹汹的层层推进；二是沿海的“海贼”、“倭寇”的骚扰和破坏；三是各地的农民起义；四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五是明王朝内部军队的哗变、地方政府的反叛。其中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是清兵和农民起义运动。从天启元年，清军攻取沈阳、辽阳等开始，清军对明王朝的进攻就愈演愈烈，使明王朝损兵折将，穷于应付。天启七年（１６２７），澄城县王二领导的农民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接着府谷的王嘉胤，汉南的王大梁，安塞的高迎祥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到处燃起了革命的烽火、反抗的狼烟。因此，这首童谣虽只有短短的两句八个字，却颇为传神地描绘出了熹宗时明王朝坐在火山口的岌岌可危局面。

过去有人把这首富有战斗性的童谣按照“五行志派”的观点作了另外的解释。他们说：齐武帝时魏地流行过“赤火南流丧南国”的童谣，而今，有一个僧人从北方带来一种特别的红火，能治疗疾病，被人们称之为“圣火”，它有点像当时的烟草。后来，福建也得到这种“圣火”，称之为“烟酒”，据说可以治疗寒疾云云，而这就是“天下兵起，遍地皆烟”的含义。显然这是一种完全不着边际的“解释”，但仍附之于此，聊作一说。

【今译】

天下到处在打仗，遍地处处尽烽烟。

李岩使小儿歌

朝求升，暮求合，

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

管教大小都欢悦。

——《明季北略》

【赏析】

这是一首载明由大人创作而让儿童传唱的童谣。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李自成揭竿起义，先为高迎祥的部下，高迎祥牺牲后，他继任闯王称号，与明统治集团斗争，几经挫折。后来，在李岩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调整了政策，首先是改变杀人过多的做法，采取了“托仁义，收民心”等各种措施。如提出：“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处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这些，对“收天下心”有很大作用。其次，又散发财粮赈济饥民，使老百姓感激不尽，都称道：“李公子活我”。在这种情况下，李岩又利用制造童谣，大造舆论。这首“朝求升”便是他造的童谣之一。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描写了穷苦老百姓的艰难处境。明末，内外战争连年不断，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统治阶级还要横征暴敛，诛求不己，使老百姓生活痛苦不堪，如陷水火。童谣从众多的贫苦百姓中特别提出“贫汉”难以活命的事实，从而突出了百姓生活艰难的严重。试想，连身强力壮的“汉子”都难以存活，要靠早晚乞讨告贷度日，那么，那些没有劳动力的妇女老小将是一种什么处境呢？据《明史•五行志》记载，从洪武二年到崇祯十四年，所谓“年饥”就达一百多次，如明末“崇祯元年，陕西饥，延巩民相聚为盗；二年，山西、陕西饥；五年，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六年，陕西、山西大饥……；七年，京师饥，……太原大饥，人相食；九年，南阳大饥，有母烹其女者，江西亦饥；十年，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十二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饥，河南大饥，人相食，卢氏、嵩、伊阳三县尤甚；十三年，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十四年，南畿饥，金坛民于延庆寺近山见人云：此地深入尺余，其土可食。如言取之，淘磨为粉粥而食，取者日众……食之多腹痛陨坠，卒枕藉以死。是岁畿南山东洊饥，德州斗米千钱，父子相食，行人断绝，大盗滋矣。”这一幅幅怵目惊心的“年饥图”正是“近来贫汉难存活”的最好注脚。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童谣一转而指出：“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犹如在无边黑暗里，指出一条无限光明的路来：只要早一点站到闯王这边来，不仅汉子，就是老的小的都可以过好日子，不仅是“存活”而已，还可以“欢悦”，又不仅是笼统含胡的许愿，而是斩钉截铁般地“包管”下来，好像一次三级跳，让人一下子提高许多，这煽动力当然是很大的。据记载，李岩“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可见效果很好。

关于李自成时还流传一些童谣，如“迎闯王，不纳粮”，“吃他粮，着他裳，吃着不够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等等，这些，也许都是李岩创作的。它们对于鼓动贫苦农民参加起义军，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口号从一开始就带有致命的弱点：它们不切实际地许诺过多，而缺少正确的革命目的教育；只注意宣传革命的好处，而忽视了革命进程中的困难。结果，人们都抱着过快活日子的思想参加起义军，不事生产，开始还可以靠分配富人的积蓄生活，长久下去，便难以为继，终于要出现重新“难存活”的局面。这种宣传上的片面性，也是应该看到的。

【今译】

早上讨一升，晚上借一合，近来穷人命难活。早点开门迎闯王，包管你一家大小都欢悦。

京中童谣

前门开，

后门张；

前门引进虎，

后门又进狼。

不管虎与狼，

终朝每日“铛、铛、铛”。

——《清宫故事》

【赏析】

这是难得的一首反帝、反封建官僚的童谣，句子不多却含义深刻，耐人寻味。

清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篇章之一。腐败的统治者从盲目自大的闭关锁国政策被帝国主义的炮舰轰毁之后，“天朝”的神圣庄严面纱被彻底撕去，露出了孱弱、无能、腐败的真面目，从此，“国防”变成了“无防”，“边界”成了侵略者的“入界”，大小帝国主义以至帝国主义的附庸，像蝗虫一般涌入我国，可怜数万万早被本国统治者榨取得奄奄一息的同胞，又遭到虎狼般的洋大人的蹂躏，其痛苦何堪言说!翻开１８４０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每一页每一行都可以看到人民痛苦的记录、国家屈辱的遗迹。但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更主要、更可怕的则是内部原因，那就是统治者的不争气、没骨气，他们只知道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保住自己的特权，根本不管国家和人民的痛苦。这是一批典型的卖国求荣、“让国”求禄的无耻官僚。

童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抓住了这样一个大题目来做文章的。它紧紧围绕“门”这个细节，大胆运用比喻，先极力夸张清末政治上“四门洞开”的情景及其造成的恶果：前门、后门统统开放，帝国主义“虎”、“狼”们便乘虚涌入了。这里，一个“引进”的“引”字大有文章。它说明，“虎”、“狼”们不是在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强行进来的，而是有人“引”它们“进”来的。事情的可恶与可怕也正在这里。你看那些“引狼入室”的无耻官员不但毫无愧色，毫无损失，而且更加耀武扬威，在国“门”荡然不存的时候，仍不忘在家“门”显示他们的“尊严”，出来进去的，从早到晚只顾“铛、铛、铛”地鸣锣不停。这样一些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而只顾摆其臭架子的败类，正是附在中华民族肌体上的一个赘瘤!童谣虽然没有画出他们的丑恶，但却已通过这个细节鞭挞了他们的丑恶灵魂。这正是童谣成功的所在。

【今译】

前门大开后门张，拱手引进虎和狼。哪管虎狼横行害百姓，自己从早到晚鸣锣开道响铛铛。

琅总督

琅总督，心狠毒；

不要民，只图名。

你官大，我山大；

你下马，我要坐。

你兵多，我树多；

大军炮，奈我何!

石鼓合，旄头落；

石鼓开，索星来。

——转引自《中国古代民间歌谣选》

【赏析】

这首童谣是《中国古代民间歌谣选》（北师大中文系选编）一书的编者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周汝城先生的私人藏书中抄录的。据介绍是清代嘉庆八年（１８０３）时在云南丽江府流传的一首傈傈族的童谣。我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童谣保存下来的很稀少，因此，它就显得更加珍贵。

这是一首叙事性童谣，它记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当地的行政长官琅总督心狠手辣，为了向上面邀功请赏，显亲扬名，便大肆剥削、压榨当地的老百姓。这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做法，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抗。琅总督带兵来镇压，但在百万大山中，统治者的先进武器装备派不上用场，只能徒唤奈何。人民利用有利的地形，机智地与官兵周旋，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首童谣在叙述时，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顺序，写得层次分明。“琅总督”到“只图名”四句是交代反抗行动发生的原因。虽然没有列举琅总督“狠毒”的具体事例，但从“不要民，只要名”这两句概括语中，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完全不顾人民死活而只图个人升官发财的官僚。凡是抛弃人民的人，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琅总督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地要激起人民的反抗。因此，这四句也充分交代了人民反抗的正义性。“你官大”到“奈我何”八句，具体描叙了反抗的人民与前来镇压的官兵在山中周旋时的情况：面对权势显赫、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的官兵，反抗的人民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勇气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用自己的优势去对付敌人，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长处，让官兵的优势一一化为劣势：官兵你官大，但我的山大，山大到不属你管，不买你的账；你有马匹，在山中却无用武之地，等你下马步行时，我已经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休息了；你的兵再多，总没有我山上的树木多，我利用山高林密隐蔽作战，叫你找不到，打不着，你就是有威力无比的大炮，也奈何我不得了。这几句以敌我双方的长短进行对照，充分体现了人民扬长避短、克敌制胜的智慧。最后四句从天文、地理的角度，表示了人民对结束这次战争的乐观态度和希望。虽然也略带一点命定和神秘的色彩，但总的来说，还是现实的。

童谣在对比、重叠和反复等手法的使用上也比较成功。如“你官大，我山大”，“你兵多，我树多”，以同一个“大”和“多”来列举各自的优势，却因对此物的不同，使人能清楚地辨别出真正的优势在于何方。这种同而不同的艺术表现法，是很有启发力的。

据《南越笔记》卷七记载，明万历初年，广西有起义的罗旁徭，其所在地有九星岩，一石窍深二尺许，可吹，称为“石角”，又一石，“其底空洞，撞之渊渊作鼓声”，称为“石鼓”。在他们那儿，流传这样的歌谣：“撞石鼓，万家为我虏。吹石角，我兵齐宰剥。”“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北大《歌谣周刊》第６８期载《徭歌二首》中，“万家”为“万众”。）从内容上看，与这首童谣有某些相似之处。也许它们是在流传过程中才部分改换了面目的，是否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就很难考证得清楚了。

【今译】

略

渔童谣

水流鹅，

莫淘河。

我鱼少，

尔鱼多。

竹弓欲射汝，

奈汝会逃何。

——《广东新语》

【赏析】

这是流传在广东一带的一首反映渔童生活的童谣。它以渔童对鹈鹕说话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了渔童的内心情感，刻画了一个天真、顽皮而又感到生活重担压力的孩子的可爱形象。

童谣一开始就向“水流鹅”提出请求：你别“淘河”了。这种请求蕴藏着丰富的潜台词：也许，这条河里从前没有这种“水流鹅”，它曾经是渔童的乐园。可是，自从“水流鹅”来了之后，渔童开始尝到了苦头。因为它捉鱼的本领很大，它在河中行动迅速，上下自由，一张利嘴犹如一张小网，捉起鱼来简直就像是要淘干河水把鱼儿捉尽似的。面对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渔童感到势难力敌，只好发出呼吁，请求“水流鹅”嘴下留情。“我鱼少，尔鱼多”两句则是承接上文，“晓之以理”，说明发出这一请求的理由：从双方收获的多少来对比，突出渔童的不利地位以及“水流鹅”的优越处境。以“哀兵”的形式企图唤起“水流鹅”的同情和怜悯之心。结果怎么样呢？童谣没有正面描叙，但从最后两句看，渔童的请求显然是落空了。大概这只（或一群）“水流鹅”先生是一个不知满足、贪得无厌而又不通人情的家伙，对渔童的请求不理不睬。这样，终于激起了渔童的愤怒，他拿出自制的竹弓箭要射它，想把它“驱逐出境”，可是，狡猾的“水流鹅”凭着它在水中的优势，逃得飞快，使渔童也无可奈何。短短几句描写，却给我们展现了好几幅形象鲜明的图画，并且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书为像）余地。譬如，这“水流鹅”是一只还是多只？是野生还是驯养的？如果是驯养的，那么它的主人是谁？会不会是一个专与小民争食、贪得无厌的渔霸？小渔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捉不到鱼将给他和他的一家带来什么命运？对这些问题，展开想像的翅膀，将是十分有兴味的。

这首童谣是完全口语化的，富有儿童情趣，特别是“淘河”与“逃何”等谐音的巧妙运用更见功力，颇耐咀嚼。

【今译】

水流鹅呀，请你不要再淘河；你没看见吗，我捉的鱼少，你捕的鱼多。我心想拿出竹弓来射你，怎奈你逃得快，真是没奈何。

的的确

的的确，

买羊角。

秋风转，

脱蛇壳。

——《古今风谣拾遗》

【赏析】

这是清人史梦兰在《古今风谣拾遗》卷四中收录的一首童谣。他认为这是一首祝颂举子的童谣：“相传为祝颂举子之词。‘的确’，不易也；‘羊角’，解也。”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举子要中解元，的确很不容易，就像秋天的蛇一样，要脱一层皮才行。这种理解未尝不可作为一说，不过恐怕有些牵强。

我以为这是一首极富儿童情趣的趁韵歌，属于“低幼读物”。

这种趁韵歌，类似于顶真续麻体的儿歌，也是一种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文字游戏。它一般不管词句之间的内容上的联系，只追求音韵的和谐悦耳，优美动听，对刚开始学习语言的幼儿可以起一种发音和语句训练的作用。这首童谣以“的的确”的状声词起兴，然后因为押韵关系，又要易于为小儿理解，故用了生活中常见的买卖和羊等动物。这里，买羊角实际上并无意义，因为生活中只有买羊肉，似乎没听说买羊角之举，它完全是一种趁韵的需要。“秋风转，脱蛇壳”，看成有实际意义的传授知识也未尝不可，但把它们当作一种并无相关联意义的词语教育也是讲得通的。

这种形式的童谣已经越来越受到幼儿教师和年轻父母的欢迎和喜爱。

【今译】

略

童女谣

月亮光光，

孥来望娘。

娘看见：“心头肉。”

爹爹看见：“百花香。”

哥哥看见：“亲姐妹。”

嫂嫂看见：“嬲家娘。”

——《古今风谣拾遗》

【赏析】

这是一首反映姑嫂关系的童谣。收集者没有注明流传的时间、地点，大约是清代后期的产物。

这类童谣，在旧中国的民间文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的国家，二千多年前，“圣人”们便想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良策，把家庭纳入了社会政治的轨道。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尽管圣人们如此重视家庭，家庭却从来都没有治理好。在旧中国的家庭中，有两点表现得非常突出：一是受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私有制思想的影响，表现为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强烈的自私性和排他性，不仅对他人的家庭是如此，就是对待家庭中的“他人”（以夫妻子女为中心的小家庭圈子以外的人）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有所谓圣贤提倡什么“几世同堂”、“天伦之乐”之类，但是任何大家庭几乎都难以和睦地维持下去，不是维系四分五裂的表面平静，就是以分家了事。而在这种大家庭中，尤以姑嫂妯娌之间的矛盾为更加突出。二是从孔孟以来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影响，家庭中往往视女孩为外人，从小就加以歧视，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孩儿终归是人家的人”之类的舆论几乎无时无处不在。所以，女儿外嫁后，回娘家也是一桩难办的事，弄得不好，娘家和婆家都会有人怀疑、妒忌、歧视，而一般也是在姑嫂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首童女谣通过一位回娘家的女儿在家中受到不同人的不同对待，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旧式家庭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姑嫂间尖锐的矛盾。“月亮光光，孥来望娘”。这两句是动态中的静态，既是起兴，又是一种典型环境，点出了这个女孩的不妙的处境：她劳累了一天，只能在晚上趁着月亮光来看望自己思念的亲娘。她是个什么身份的人？也许是童养媳，也许是一个在婆家备受折磨的小媳妇，总之，她在婆家不会是很得意的。对于她的到来，家中的几个人反应是各不相同的：妈妈看见的也许是她早衰憔悴的模样，忍不住抱住她，“心头肉”呀地叫了起来；爹爹也许是强颜欢笑，希望给女儿一丝安慰，夸奖她是春天里的百花，又香又美；哥哥对于妹妹的到来也表示欢喜，但表达得比父母要拘谨而小心，只是叫一声“亲姐妹”而已；只有嫂嫂，虽然也是出嫁的“过来人”，却最不欢迎小姑子的归来，而暗地里轻轻地骂她“嬲家娘”。是怕她“刮”走家中早已属于自己的财产？还是担心她的到来会给自己带来不幸？理由没说，可以听凭读者通过想象（书为像）去补充。

在写作上，这首短短的童谣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地方。它像一出一次性亮相的短剧，让四个人围绕小姑回娘家这一情景演出不同的角色，而每个角色仅仅说了三个字的一句话，便把他们的身份、在这一事情上的态度、立场和感情表达得较为恰如其分。另方面，在四个人中，娘、爹、哥的出场既是自身角色的需要，也是陪衬嫂嫂的需要。让他们三人的“热”来衬托嫂嫂的“冷”，对表现主题和实现人物都颇为有力。这种铺垫手法也是童谣中常见的。

【今译】

月儿亮光光，孩儿来看娘。娘看见连叫“心头肉”，爹爹见了直夸赛过百花香，哥哥叫了一声“亲姐妹”，嫂嫂暗暗咒骂“嬲家娘”。

湘中童谣

张打铁，李打铁，

打把剪刀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

我要回去学打铁。

打铁一，苏州羊毛好做笔；

打铁两，两个娃娃拍巴掌；

打铁三，三两银子换布衫；

打铁四，四口花针好挑刺；

打铁五，五个粽子过端午；

打铁六，六月不见早禾熟；

打铁七，七个果子甜蜜蜜；

打铁八，八个娃娃砌宝塔；

打铁九，后花园里好饮酒；

打铁十，十个癞子戴斗笠。

打铁十一年，拾个破铜钱；

娘要打酒吃，仔要还船钱。

——《庄谐选录》卷七

【赏析】

这是一首供幼儿传唱的游戏性的童谣。它的优点在于综合了语文、算术方面的内容，而以幼儿经常接触的生活中事物作“媒介”，通俗易懂地传授了有关的知识，是一种“寓教育于游戏”的好方式。

童谣可分三个部分。从“张打铁”到“我要回去学打铁”四句，是“引子”。主要交代出童谣中主人公的身份，用作全诗的“起兴”。这里的“张打铁”、“李打铁”，只是为了传唱的方便顺口诌出，犹如旧小说中的“张龙”“赵虎”一样，并非实指姓张、姓李的铁匠，更不是实指明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李自成了。但是，由于古人对童谣的迷信，喜欢把一些无根之事往“名人”身上靠，所以硬把童谣附会到张献忠、李自成身上，也并不奇怪，反倒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的童谣的复杂性。“送姐姐”等三句，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表现了“我”不图安逸、勤于学艺的精神境界。当然，作为一般的游戏文字看，也无不可。

“打铁一”到“打铁十”十句，是童谣的主体。从形式看，它们主要顾及的是每一句两个部分本身的押韵和数字的递进运用，内容之间并无内在逻辑联系可言。它的作用在于对幼儿进行从一到十的计数教育，并联系幼儿熟悉的日常生活材料对他们进行语词训练及简单的知识灌输。所以，前半句都是“打铁×”，而后半句在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略有变化，不是一律的数字重复，使文句显得活泼些。如“打铁两”到“打铁八”，数字都是一样的，而“打铁一”后面就没有“一把羊毛”之类而用了“苏州羊毛”，“打铁九”后面，把数字“九”巧妙地隐藏在“酒”字里面，一语双关，位子也从头上移到了末尾，这乃是不变中的“变”，使孩子们唱起来时不感到呆板而增添乐趣。

“打铁十一年”以下四句，是收尾部分。从内容上看，它们与前面更是毫无联系，实际上只是借“打铁”作由头，继续作着“趁韵歌”的文字游戏罢了，不必当真。如果咬文嚼字，则这四句在内容上倒自成一体，完全围绕着一个“破铜钱”在做文章，亦庄亦谐，令人哭笑不得。你想，打铁十一年，只“拾”到一个铜钱还是“破”的，这是多么可怜而又可悲!但就是这个“破铜钱”，娘和仔还在如何使用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种没有结果的争论给读者留下了长足的思考余地。

以数字入童谣是我国童谣创作中的传统之一，至今仍被广泛地使用。从目前的资料看，这首《湘中童谣》在这方面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成功的。清人范寅编的《越谚》，收有一首《数目顺逆讴歌》，其词是：“一事无成实可怜，两眼睁睁看老天，三餐茶饭全无有，四季衣衫不周全，五更想起双泪流，六亲无靠苦如连，开门七件全无有，八字生来颠倒颠，久（谐音“九”）事寒窗无出息，要到十字桥头寻短见。路哩碰见一个算命先生，算我１９岁功名就，八月科场面前存，七篇文字如锦绣，六个同窗倒颠中，五伦殿上朝天子，四拜王廷万岁恩，君王连饮三杯酒，两朵金花盖顶雪，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这首“数目”歌被认为是明代的产物，时代比较早，但内容陈腐，有明显的生拼硬凑痕迹和成人创作味道，远不如这首“打铁谣”来得通俗、生动而富有生活气息和儿童情趣。后来许多童谣都把巧嵌数字作为构思手段之一，并受到幼儿的欢迎，可能与受到这类童谣的影响有关。

有人认为，童谣列举的“打铁一”到“打铁十”，“均暗兆顺治以后年号”，理由是清顺治以后至清灭亡正好经历了十个朝代。显然，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附会，不足为训，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从中悟出一点古代童谣被附会、歪曲的严重情况了。

【今译】

略

【附录】 中国古代童谣选录

按：这里选录的是从上古到清末见之于著作的主要童谣，大体上按时代先后排列。为了节省篇幅，前面已有赏析的不收，古代已辑成专书的，如《演小儿语》之类，也没有列入。所收童谣每首只列题目、内容及出处，背景故事及其他有关材料均从略。对童谣文字的版本异同之处，则择善而从，不一一说明。

晋国儿谣

恭太子更葬矣，

后十四年，

晋亦不昌，

昌乃在兄。

——《史记•晋世家》

赵王迁时童谣

赵为号，

秦为笑。

以为不信，

视地上生毛。

——《风俗通•皇霸》

孺子歌

混混之水浊，

可以濯吾足乎；

泠泠之水清，

可以濯吾缨乎。

——《文子》

萍实童谣

楚王渡江得萍实：

大如斗，赤如日；

剖而食之甜如蜜。

——《孔子家语•致思》

商羊童谣

天将大雨，

商羊鼓舞。

——《孔子家语•辩政》

吴夫差时童谣

梧宫秋，

吴王愁。

——《古今风谣》

秦始皇时长水县童谣

城门有血，

城当陷没为湖。

——《搜神记》

汉初小儿歌

著青帬，

入天门。

揖金母，

拜木公。

——《真诰》

颍川儿歌

颍水清，灌氏宁；

颍水浊，灌氏族。

——《史记•灌夫传》

元帝时童谣

井水溢，灭灶烟。

灌玉堂，流金门。

——《汉书·五行志》

成帝时童谣

邪径败良田，

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

黄爵巢其颠。

故为人所羡，

今为人所怜。

——《汉书•五行志》

蜀中童谣

黄牛白腹，

五铢当复。

——《后汉书•公孙述传》

弘农童谣

君不我忧，

人何以休？

不行界署，

焉知人处？

——《后汉书》佚文

桓帝初京都童谣

游平卖印自有平，

不辟贤豪及大姓。

——《后汉书•五行志》

桓帝末京都童谣

茅田一顷中有井，

四方纤纤不可整。

嚼复嚼，

今年尚可后年铙。

——《后汉书•五行志》

又

白盖小车何延延，

河间来合谐，

河间来合谐。

——《后汉书•五行志》

建安初荆州童谣

八九年间始欲衰，

至十三年无孑遗。

——《后汉书•五行志》

汉末童谣

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

——《水经注•渐江水》

汉末洛中童谣

虽有千黄金，

无如我斗粟。

斗粟自可饱，

千金何所直!

——《述异记》

陈留童谣

父母何在？——在我庭。

化我鸱枭哺所生。

——《古今风谣》

魏黄初童谣

青槐夹道多尘埃，

龙楼凤阁望崔嵬。

清风细雨杂香来，

土上出金火照台。

——《古今风谣》

景初中童谣

阿公阿公驾马车，

不意阿公东渡河。

阿公来还当奈何？

——《晋书•五行志》

魏曹爽执政时童谣

曹爽之势热如汤，

太傅父子冷如浆，

李丰兄弟如游光。

何、邓、丁，

乱京城。

——《古今风谣》

吴黄龙中童谣

行白渚，

君追汝，

句骊马。

——《古今风谣》

吴孙亮初童谣

吁，汝恪，何若若。

芦苇单衣篾钩络。

于何相求？——杨子阁。

——《古今风谣》

吴天纪中童谣

阿童复阿童，

衔刀游渡江。

不畏岸上兽，

但畏水中龙。

——《晋书•五行志》

吴永安中南郡儿语

三公锄，

司马如。

——《晋书•五行志》

吴中童谣

黄金车，

班兰耳。

闿昌门，

出天子。

——《三国志•吴书》

寿春童谣

吴天子当上。

——《三国志•吴书》

公安童谣

白鼍鸣，龟背平。

南郡城中可长生。

守死不去义无成。

——《三国志•吴书》

平吴后江南童谣（三则）

局缩肉，数横目，

中国当败吴当复。

宫门柱，且当朽，

吴当复，在三十年后。

鸡鸣不拊翼，

吴复不用力。

——《晋书•五行志》

赵王伦既篡时京洛童谣

兽从北来鼻头汗，

龙从南来登城看，

水从西来河灌灌。

——《晋书•五行志》

太安中童谣

五马浮渡江，

一马化为龙。

——《晋书•五行志》

司马越还洛时童谣（二则）

洛中大鼠长尺二，

若不早去大狗至。

元超兄弟大落度，

上桑打椹为苟作。

——《晋书•五行志》

愍帝初童谣

天子何在？——豆田中。

——《晋书•五行志》

成帝末童谣

磕磕何隆隆，

架车入梓宫。

——《晋书•五行志》

太和末童谣

犁牛耕御路，

白门种小麦。

——《晋书•五行志》

殷仲堪在荆州时童谣

芒笼目，

绳缚腹，

殷当败，

桓当复。

——《晋书•五行志》

桓玄既篡时童谣

草生及马腹，

乌啄桓玄目。

——《晋书•五行志》

安帝义熙初童谣（二则）

官家养芦化成荻，

芦生不止自成枳。

卢橙橙，逐水流，

东风忽如起，

得入石头。

——《晋书•五行志》

苻坚初童谣

阿坚连牵三十年，

后若欲败时，

当在江湖边。

——《晋书•五行志》

元康中京洛童谣

城东马子莫咙，

比至来年缠女鬃。

——《晋书•五行志》

晋泰始中童谣

贾裴王，乱纪纲；

王裴贾，济天下。

——《古今风谣》

桓玄篡位时小儿歌

芒笼茵，绳缚腹。

车无轴，倚孤木。

——《齐谐记》

义熙中童谣

长有扫帚枢作把，

扫除洛中迎琅琊。

——《开元占经》

桓玄时童谣（二则）

当有十一口，

当为兵所伤。

木亘北北度，

走入浩浩乡。

金刀既已刻，

娓娓金城中。

——《古今风谣拾遗》

王琛引童谣

宫中大马几作驴，

大石压之不得舒。

——《晋书•石苞传》

王浚时童谣

幽州城门似藏户，

中有伏尸王彭祖。

——《晋书•王浚传》

惠帝即位时儿童谣

丙亡没地，

哀哉秋兰。

归刑街邮，

终为人叹。

——《襄阳耆旧记》

元康之年蜀中童谣（二则）

郫城坚，盎底穿。

郫城细，子李特细。

巴郡葛，当下美。

——《华阳国志》

晋惠帝时洛阳童谣

邺中女子莫干妖，

前至三月抱胡腰。

——《晋书》佚文

王敦将灭时童谣

翦韮翦韮，断杨柳。

河东小子，令我与子。

——《晋书》佚文

晋吴中童谣

宁食下湖荇，

不食上湖莼。

庾吴没命丧，

复杀王领军。

——《宋书•五行志》

臧质引童谣

虏马饮江水，

佛俚死卯年。

——《宋书•臧质传》

魏童谣

轺车北来如穿雉，

不意虏马饮江水。

虏主北归石济死，

虏欲渡江天不徙。

——《宋书•臧质传》

慕容熙时童谣

一束藁，两头然。

秃头小儿来灭燕。

——《古今风谣拾遗》

张敬儿自造童谣

天子在何处？

宅在赤谷口。

天子是阿谁？

非猪如是狗。

——《南史•张敬儿传》

宋元徽中童谣

襄阳白铜蹄，

郎杀荆州儿。

——《南齐书•五行志》

宋元徽末卞彬述童谣

可怜可念尸著服，

孝子不在日代哭，

列管鸣死灭族。

——《南齐书•高帝纪》

永明中虏中童谣

黑水流北，

赤火入齐。

——《南齐书•五行志》

永明中魏地童谣

赤火南流丧南国。

——《南史•齐武帝纪》

永元元年童谣

洋洋千里流，

流东城头。

乌马乌皮袴，

三更相告诉。

脚跛不能起，

误杀老姥子。

——《南齐书•五行志》

永元中童谣

野猪虽，

马子空闾渠。

不知龙与虎，

饮食江南墟。

七九六十三，

广莫人无余。

乌集传舍头，

今汝得宽休。

但看三八后，

摧折景阳楼。

——《南齐书•五行志》

梁武帝时童谣

莫匆匆，且宽公。

谁当作天子？

草覆车边已。

——《南史•鄱阳王范传》

梁武帝时雉山童谣

鸟山出天子。

——《梁陈故事》

梁武帝时童谣

天子之居在三宗。

——《梁陈故事》

梁武帝在雍镇时童谣

襄阳白铜蹄，

反缚扬州儿。

——《隋书•音乐志》

洛中童谣(二则)

三月末，四月初，

扬灰簸土觅真珠。

头去项，脚根齐；

驱上树，不须梯。

——《魏书•尔朱彦伯传》

蜀童谣(二则)

江桥头，阙下市；

成都北门十八子。

有客有客，

来侵门陌，

其气欲索。

——《魏书•李势传》

张俊时童谣

刘新妇簸米，

石新妇炊羖羝。

荡涤簸张儿，

张儿食之口正披。

——《魏书•张天锡传》

魏静帝时童谣

可怜青雀子，

飞来邺城里。

羽翮垂欲成，

化作鹦鹉子。

——《北齐书•神武纪》

魏武定末童谣

百尺高竿摧折，

水底燃灯灯灭。

——《北齐书•文襄纪》

武成时童谣

九龙母死不作孝。

——《北齐书•神武娄后传》

孝昭时童谣

中兴寺内白凫翁，

四方侧听声雍雍，

道人闻之夜打钟。

——《北齐书•元海传》

齐文宣时童谣

一束藁，两头然，

河边羖飞上天。

——《北史•齐文宣帝纪》

齐天保间童谣

马子入石室，

三千六百日。

——《北史•齐文宣帝纪》

北齐童谣

百升飞上天，

明月照长安。

——《古今风谣》

齐废帝时童谣(二则)

白羊头尾秃，

羖头生角。

阿么姑，祸也。

道人姑，夫死也。

——《北齐书•杨愔传》

北齐童谣

千里买药园，

中有芙蓉树。

破家不分明，

莲子随它去。

——《古今风谣》

后主时童谣

黄花势欲落，

清觞满杯酌。

——《北齐书•后主穆后传》

齐武平二年童谣

和士开，

七月三十日，

将你向南台。

——《隋书•五行志》

齐武平末邺中童谣

金作扫帚玉作把，

净扫殿屋迎西家。

——《隋书•五行志》

江北童谣

石头两裆，

青复黄。

——《南史•陈武帝纪》

梁末童谣

可怜巴马子，

一日行千里。

不见马上郎，

但见黄尘起。

黄尘污人衣，

皂英相料理。

——《南史•陈本纪赞》

的乌童谣

的乌，

拂朱雀，

还与吴。

——《南史•侯景传》

江陵童谣

苦竹町，

市南有好井。

荆州军，

杀侯景。

——《南史•侯景传》

西魏时童谣

獾獾头团，

河中狗子破尔苑。

——《史通•言语篇》

魏宣武孝明间童谣

狐非狐，貉非貉，

樵犁狗子啮断索。

——《史通•言语篇》

周初童谣

白杨树头金鸡鸣，

只有阿舅无外甥。

——《隋书•五行志》

开皇初太原童谣

法律存，道德在。

白旗天子出东海。

——《大唐创业起居注》

大业中童谣

桃李子，

鸿鹄绕阳山，

宛转花林里。

莫浪语，

谁道许？

——《隋书•五行志》

王衍在蜀时童谣

我有一帖药，

其名曰阿魏。

卖与十八子。

——《青箱杂记》

杨伴儿童谣

杨婆儿，

共戏来。

——《旧唐书•音乐志》

窦建德军中谣

豆入牛口，

势不得久。

——《旧唐书•窦建德传》

神龙后童谣

可怜安乐寺，

了了树头悬。

——《新唐书•五行志》

天宝末京师童谣

义髻抛河里，

黄裙逐水流。

——《新唐书•五行志》

潞州童谣

羊头山北作朝堂。

——《新唐书•五行志》

朱泚未败前童谣

一只箸，两头朱。

五六月，化为蛆。

——《新唐书•五行志》

元和小儿谣

打麦打麦，

三三三，

舞了也。

——《旧唐书•五行志》

咸通七年童谣

草青青，被严霜。

鹊始复，看颠狂。

——《新唐书•五行志》

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谣

咸通癸巳，

出无所之。

蛇去马来，

道路稍开。

头无片瓦，

地有残灰。

——《新唐书•五行志》

乾符六年童谣

八月无霜塞草青，

将军骑马出空城。

汉家天子西巡狩，

犹向江东更索兵。

——《新唐书•五行志》

中和初童谣

黄巢走，泰山东，

死在翁家翁。

——《新唐书•五行志》

蒋横遘祸时童谣

君用谗慝，

忠烈是殛。

鬼怨神怒，

妖气充塞。

——《全唐文》

邺城童子谣

邺城中，暮尘起。

探黑丸，斫文吏。

棘为鞭，虎为马。

团团走，邺城下。

切玉剑，射日弓。

献何人？奉相公。

扶毂来，关右儿。

香扫涂，相公归。

——《古今风谣》

光启中福建童谣

潮水来，山岩没。

潮水去，矢口出。

——《青箱杂记》

长沙羊马童谣

三羊五马：

马子离群，

羊子无舍。

——《青箱杂记》

马氏将乱时湘中童谣

马去不用鞭，

咬牙过今年。

——《宋史•湖南周氏世家》

马希崇时长沙童谣

鞭打马，

走不暇。

——《五代史补》

徐温李相江南时童谣

东海鲤鱼飞上天。

——《五代史补》

会稽童为徐弘歌

徐圣通，政无双。

平刑罚，奸宄空。

——《会稽典录》

刘末年广南童谣

羊头二四，

白天雨至。

——《宋史•五行志》

周邦彦述汴都童子歌

孰为我已？

孰釐我载？

茫茫九有，

莫知其界。

——《事文类聚》

宋徽宗时童谣(二则)

二蔡一，必定抄门。

籍没家财，禁锢子孙。

大小，入地无门。

大蔡小蔡，还他命债。

——《大宋宣和遗事》

绍兴三年平江童谣

地上白毛生，

老少一齐行。

——《鸡肋编》

南宋末京师童谣

龙在泽，飞不得。

万里路，行不得。

幼而黄，医不得。

——《钱塘遗事》

辽土河童谣

青牛妪，

曾避路。

——《辽史•太祖淳钦皇后传》

正隆童谣

正军三匹马，

签军两只鞋。

郎主向南去，

赵老送灯台。

——《古今风谣》

世宗时童谣

欲生则附于跋黑，

欲死则附于刻里钵颇剌淑。

——《金史•世宗纪》

明昌童谣

东欲行，西欲飞。

中间一路亦垂垂。

吾醉不醉知不知？

——《古今风谣》

贞祐元年卫州童谣

团栾冬，劈半年。

寒食节，没人烟。

——《金史•五行志》

金末庚午岁童谣

摇摇罟罟至，

河南拜阏氏。

——《元史•郭宝玉传》

至元五年京师童谣

白雁望南飞，

马札望北跳。

——《元史•五行志》

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

富汉莫起楼，

穷汉莫起屋。

但看羊儿年，

便是吴家国。

——《元史•五行志》

至正十五年京师童谣

一阵黄风一阵沙，

千里万里无人家。

回头雪消不堪看，

三眼和尚弄瞎马。

——《元史•五行志》

至正彰德路童谣

李生黄瓜，

民皆无家。

——《元史•五行志》

至正中燕京童谣

阴凉阴凉过河去，

日头日头过山来。

——《古今风谣》

元末湖湘中童谣

不怕水中鱼，

只怕岸上猪。

猪过水，见糠止。

——《古今风谣》

元景州童谣

皇舅墓门闭，

运粮向北去；

皇舅墓门开，

运粮向南来。

——《古今风谣》

洪武癸丑童谣

胡胖长，

官人不商量。

——《二申野录》

洪武间蒲圻童谣

斗谷三升米，

说与陈文礼。

——《明诗综》

正统二年京师小儿歌

雨帝雨帝，

城隍土地。

雨若大来，

还我土地。

——《明史•五行志》

姑苏伍子胥祠童谣

若要伍公坐，

须待二兄来。

——《麈余》

正统己巳童谣(二则)

牛儿呵莽着，

黄花地里倘（躺）着。

你也忙，我也忙，

伸出角来七尺长。

清俊小后生，

青布衫，白直身，

好个人，

屈死在鹞儿岭。

——《二申野录》

正德丙寅北京童谣

马倒不用喂，

鼓破不用张。

——《二申野录》

嘉靖初童谣(二则)

前头好个镜，

后头好个秤。

镜也不曾磨，

秤也不曾定。

太庙香炉跳，

午门石狮叫。

好群黑头虫，

一半变蛤蚧，

一半变人龙。

——《二申野录》

嘉靖中童谣(二则)

卖枪缨，人上城。

茄头下，人走马。

——《明诗综》

狸斑童谣

狸狸斑斑，

跳过南山。

南山北斗，

猎回界口。

界口北面，

二十弓箭。

——《明诗综》

都城小儿祈雨歌

风来了，雨来了。

禾场背了谷来了。

——《帝京景物略》

吴中童谣(二则)

萤火虫，

娘来里，爷来里，

搓条麻绳缚来里。

风婆婆，

草里登，

喝声便起身。

——《山歌》

要离墓童谣

要离高出城，

天下动刀兵。

——《坚瓠集》

万历癸未镇江铁塔童谣

风吹铁宝塔，

水淹京口闸。

——《北固山志》

万历末童谣

邺台复邺台，

曹操再出来。

——《明史•五行志》

万历某科童谣

崔木一旦挑上，

天差我送羊角。

——《池北偶谈》

崇祯时京师童谣(二则)

崇皇帝，温阁老。

崇祯皇帝遭温了。

——《明季北略》

崇祯癸未童谣

劝你休时不肯休，

死在两县夹一州。

若还要取沅辰靖，

铁树开花水倒流。

——《痛余杂录》

李岩造童谣(二则)

迎闯王，不纳粮。

——《明史•李自成传》

吃他娘，穿他娘，

开了大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明季北略》

南京童谣

一匹马，走天下。

骑马谁？大耳儿。

——《明诗综》

沈荀蔚引童谣

生于燕子岭，

死在凤凰山。

——《蜀难叙略》

粤中童谣

风车忒忒转，

番鬼扒龙船。

龙船扒得快，

好世界。

谷丰又平仔又大，

生了子女又一齐嫁晒。

——《庄谐选录》

京中童谣

天子坐金銮，

朝政乱一团。

黎民苦中苦，

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

休想太平年。

——《清宫故事》

浙江童谣

三十刀兵动八方，

天呼地号没处藏。

安排白马接红军，

十二英雄势莫当。

——《洪秀全演义》

秀才郎谣

月光光，

秀才郎。

骑白马，

过南塘。

——《童谣》

后记

《中国古代童谣》(原《中国古代童谣赏析》)1988年曾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印了三千多册。出版后，曾得到一些专家和一般读者的好评，认为是一种填补空白的有益的工作。

十多年来，此书没有重印，但关于童谣方面的新的著作仍不多见，因此，仍不时有读者提起我们这本小书，认为还有重新出版的价值。我们将这个情况向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陈保平同志作了反映，承蒙他的好意，一口答应重新予以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对此，我们非常感谢。

这次我们对此书的文字作了一些修订，并请盖国梁先生配了许多图。

这些童谣积满了历史的灰尘，有些还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蒙上了各种迷人的烟雾，有些则简直像没嘴的葫芦，不知里面卖的什么药。要认识它们的真面目，是何其难啊。古人曾说过：“诗无达诂。”比较起来，童谣恐怕更没有“达诂”了。在注释和赏析中，我们选择了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否妥当，尚祈达人予以指教。

为了使读者得睹中国古代童谣的全貌，在收入赏析的八十几首童谣中，尽量照顾了童谣的各种内容和形式。此外，将其余比较重要的大部分童谣作为附录收在后面，希望能给有志于童谣研究的同志提供一点方便，并藉此引起他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童谣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清人杜文澜编的《古谣谚》、明人杨慎的《古今风谣》、清人史梦兰补注的《古今风谣拾遗》等书。列入赏析的尽量根据原书作了校订，限于条件，有些无法查对原书的便只好仍之如旧了。童谣的排列大体以时代先后为次，每首稍作简单注释，重点放在赏析部分，力求做到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结合，并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个性。“今译”一项，视具体情况，有的译成韵文，有的译成散文，目的只是帮助读者连贯地理解童谣的意思。意思比较清楚的或无法翻译的，便从略不译了。

古代童谣是我国一种特有的遗产，通过对它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我国独特的历史，而且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今天的民谣和童谣。

当年为本书作序的赵景深先生已作古，我们亦年逾花甲。抚今追昔，岁月不居、逝者如斯之叹油然而生。趁此书重新修订出版的机会，谨表示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本书的责任编辑秦静同志工作极为耐心细致，不仅帮助挑选了许多精美的插图，而且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美编王志伟同志为版面的美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此，我们深表谢意。同时，我们也要向这次为本书配图的盖国梁先生以及其他一切为本书的出版作出过努力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书可能存在的问题，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２００２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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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序

前言

- 一
- 二
- 三
- 四

康衢童谣
周宣王时童谣
卜偃引童谣
鲁国童谣
西海童谣
孺子歌
燕昭王时童谣
始皇时童谣
成帝时燕燕童谣
汝南鸿陂童谣
王莽末天水童谣
更始时南阳童谣
会稽童谣
顺帝末京都童谣
桓灵时童谣
桓帝初京都童谣
桓帝初天下童谣
灵帝末京都童谣
献帝初幽州童谣
献帝初京师童谣
汉末江淮间童谣
陆凯引童谣
襄阳童儿为山简歌
王恭既诛时童谣
永熙中童谣
元康中京洛童谣
北州童谣
太宁初童谣
隆和初童谣二则
桓玄时童谣
王足引北方童谣
北齐童谣
齐神武时邺中童谣
齐废帝时童谣
齐武平元年童谣
梁童谣
梁时童谣
陈初童谣
江东谣歌
隋末江东童谣
高昌童谣
永淳中童谣
唐武后时童谣
安禄山未反时童谣
天宝中两京童谣
武义中童谣
李后主时江南童谣
马希广时长沙童谣
宋真宗时童谣
熙宁中京师小儿祈雨语
天堆童谣
宋徽宗时京时童谣
宋钦宗时童谣
谗人为吴潜兄弟造童谣
泰和八年童谣
兴定中童谣
元明宗时童谣
元至正中燕京童谣
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谣
至正二十八年彰德路童谣
狸斑童谣
苏州除夕群儿呼语
台州塘下童谣
拜月叩星歌
都城小儿祈雨歌二则
小儿戏具谣
姑苏市井中童谣
燕王未起兵时童谣
苏州童稚为况钟歌
天顺丁丑童谣
正德己巳川蜀童谣
嘉靖初童谣
吴淞江童谣
万历壬子济南乡试童谣
熹宗时童谣
李岩使小儿歌
京中童谣
琅总督
渔童谣
的的确
童女谣
湘中童谣
【附录】 中国古代童谣选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