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衰败之路：经济学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Author: [英]乔纳森·奥尔德雷德
Date: 2020-07-13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通往衰败之路：经济学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作者:[英]乔纳森·奥尔德雷德

译者:苏京春

出版时间:2020-07-01

ISBN:9787521719208

序一
我们的经济与人类社会，我们的反思与洞见

綦晓光
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教授级）终身成员
英国国家学术院杰出学者

从几年前在上海会议上认识苏京春博士，到2019年邀请京春博士来剑桥参加学术研讨会，我们有机会一起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院咖啡厅交流，聊到对宏微观经济学的反思，我真切地观察和感受到了青年学者学术反思之觉醒与发展。更为高兴的是，获知京春博士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介绍一部反思宏微观经济学的相关学术成果给祖国的读者，为祖国的宝贵知识库做出了贡献。因此，非常荣幸可以为这部新译著作序一篇。

在经济人类学之实在主义视角中，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多是基于“等价互惠”展开的。这可能与其一直秉承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之学术和理论根基相关。在实在主义经济学者的眼中，“经济人”是不会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人类多元的经济行为实际上远非“等价互惠”可以涵盖和归纳，还有更为有趣的、高尚的，最重要的是真实的人类经济或交换行为，包括“慷慨互惠”和“消极互惠”。同样是理解人类行为，经典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其抽象的过程中，实际上丢失或者说无视了最重要、最实在的部分。然而，我们更期待看到的，是以形式和实在的全貌来理解经济学及制定相应政策，从而贡献于人类社会发展。

该书作者——剑桥大学奥尔德雷德博士，通过自己的研究和积累，为以上提及的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困境”提出了有趣、有益的反思和方法。他认为经济学唤起的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由貌似真实的人类代表组成的，而是由自私地、无休止地计算决策的机器人组成的，并把这些机器人称为“经济人”。然而，经济学的意义和初衷，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最重要的是回到社会生活当中，贡献或指导实践。而如果金融机构及其政府监管机构所广泛信奉的现有经济理论本身就存在某种根本性缺陷，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或恶化也就不足为奇，并且其他相关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也有可能近在眼前。

对此观点，我深表赞同：与经济人类学之实在主义反思，殊途同归！

所有的经济生活都嵌合于社会生活中，而单独去看待经济的时候，往往就需要抽象，并在抽象的基础上再去做计算（微观经济学在此方面更为典型），在计算的基础上得出政策。最终，政策反馈却不是回到被抽象出的经济理论层面，而是回到了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当中。如此，发生了诸多扭曲与悖论。最重要的是，这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灾难。

该书作者将书名定为“LICENCE TO BE BAD”（中文译名“通往衰败之路”亦十分生动），显然是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洞察社会生活中实在的人类行为来反思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是一缕清风！而这本书之趣味性也在于，作者巧妙地将观察及批判之载体，定位为我们已熟知的卓越代表——经济学家，并娓娓道来那些通常给人正襟危坐之印象的熟悉名字背后许多不常为人提起的真实故事。这也帮助到广大读者：无论对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掌握程度如何，阅读或理解起来，都津津有味。

当下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挑战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突然暴发，而这也在另一面向人类世界阐述：不确定性与风险共存，深度反思已刻不容缓。经济学也不会例外。尽管作者的反思只是沿着颠覆“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的认知，仍立足于经济学的基点，试图推动经济学进入自省之轨道，但不得不说，还是在推动经济学突破形式主义层面这一方向上做出了贡献。

我推荐这本著作，它贡献并推动了形式主义经济学之有益反思，让其向实在主义更进了一步。

序二
放任经济学，会有多少恶假汝之名

吴晨
《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

经济学是当下的显学，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经济学的思维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拥趸们认为，经济学正在变成一门逻辑严密的科学，能影响社会科学，影响人的行为和市场的运作，并指导政府制定政策。批评者则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度强调市场，过度强调金钱激励的价值，可能把复杂现象简化，当经济学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变得日益流行的时候，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中主体的行为，而这种影响本身就挑战了其客观性。

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奥尔德雷德的《通往衰败之路》一书是对过去40年，尤其是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之后，经济学对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渗透”的反思，是对经济学思维渗透到解读人类社会复杂行为时可能带来的扭曲的警示，也是对经济学试图打造成为和物理学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方法的一种告诫。相对于人类复杂而又不确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只是探寻了冰山的一角，但因为经济学叙事的流行，对复杂现象过度简化的解读和标榜抽离了伦理与道德判断的客观视角，反过来却可能深刻影响人类的行为，甚至让挑战伦理、无视道德、崇拜金钱、寻租自肥等诸多“恶行”打着“市场经济”的大旗畅通无阻，这是经济学“渗透”的危险所在。

重新审视理性人假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于用市场的逻辑统率一切，其背后的支撑是“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但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假设无法涵盖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更无法适应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团队努力的要求。

奥尔德雷德清晰地指出，对“自私”的解读在亚当·斯密时代和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密的语境中，个人的自私是一种开明的自私，代表了启蒙时代对人的期许，许多道德因素已经预设其中。当这种自私被等同于无时无刻不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为此可以进行无穷算计的时候，抽离了道德判断的它对人性与人的复杂行为的简化是骇人的。

理性人的算计，就好像假设每个人都是国际象棋大师，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清晰地预判到每一步棋之后的第四步甚至第五步。依赖这种假设推导出来的博弈论很精美，但却可能与现实产生巨大差别。在检验博弈论的不少实验中，只有极少数人表现出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模式，而且每个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不一定都类似。

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忽略了人性其他同样重要的方面。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互信奠定了人类凝聚为团体的基础。许多人也拥有利他主义和牺牲精神。如果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这种不利己的行为其实是学会了“推迟享乐”的进步。利他是一种分享，而分享则是长期交易的开始，而长期交易又能激励人际合作。理性人的假设，恰恰因为忽略了人在人群中互动的各种可能性和短期与长期不同的利益考虑，所以在现实面前才常常碰壁。

站在人性和成功学叙事的视角，理性人的假设也夸大了“个人英雄主义”。各种成功学的叙事和名人传记都愿意挖掘成功中个人努力的一面，有些甚至成为传奇，却往往忽略了运气的一面和团队的贡献。成功时颂扬个人英雄主义，失败了却要找政府纾困，这并不是诚实的态度。知识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前人的积累之上，未来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成功更多源自团队的努力，这都需要跳出英雄主义的叙事。

推而广之，则是对人与社会及政府，或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在颂扬小政府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在日益复杂和全球化的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一定会受到政府的政策和监管的影响，而政府对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结果则可能加剧贫富差距和不平等，而1980年之后的现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过去几十年，资本的收益高于劳动的收益，美国经济和金融的不平等体现在太多财富积于股市之中，而普通人的收入却常年不涨，股市的繁荣依赖全球化和量化宽松，企业盈利大多数用于股票回购，推高股价，让管理层受益。

美国财富阶梯顶尖1%的富人正在成为阶层固化且积极寻租的人群，而自由化的市场理论恰恰给了他们这一行为最好的背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财富500强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0倍。20年之后，他们的薪酬已经上涨到普通员工的278倍了。

或许，理性人的算计在自肥的财富尖塔人群身上最为适用，遵循市场逻辑的政商“旋转门”能确保富者恒富，政治献金赞助属意的候选人能推动富人的政策，而花钱游说影响特定的法律法规更是司空见惯的。

市场逻辑的盲点

对晚近资本主义过度强调市场还有另一种批评的视角——新技术的应用与快速迭代加剧了人的两种异化，即原子化和大宗商品化。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快速壮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匹配的零工经济/共享经济如火如荼，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机会，也盘活了原本的沉没资产——无论是没有充分利用的空房间（爱彼迎），还是一个人的闲暇时间（优步或滴滴）。但在赞美互联网平台创造出全新市场的同时，不能不担心，这样的市场也把很多人类固有的关系简化为交易行为。问题是，并非人类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易，我们除了是消费者之外，还是家人、朋友、社区的活跃分子、企业的员工和国家的公民。当平台市场把更多行为转变成交易的时候，当更多人用消费者的视角去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把道德丢在脑后，这是非常危险的。

之所以担心人会变得原子化，是因为它消解了家庭作为社会核心单元的意义。如果让市场关系取代家庭和朋友的纽带关系，让各种付费服务取代家庭内并不以金钱来衡量的各种服务——从做饭到洗衣服、打扫卫生，再到看孩子和照顾老人，那么家庭的纽带，家庭作为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其影响力就会骤减。原子化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再依赖家庭而生活，但原子化也让市场逻辑可以消解人类社会所有其他逻辑。

大宗商品化则是担心劳动者成为可以完全替换的经济单元。理想状态下的共享经济让每个人都可以把闲暇时间充分利用，给闲置物品贴上一个机会成本的标签。在长期雇佣关系下，每个人都要参与多次博弈；但是在零工经济所带来的实时匹配之下，很多博弈是单次的、真正“交易性”的。多次博弈的考虑和单次博弈完全不同。虽然零工经济发明了双向打分的评分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这种机制也有助于建立某种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是非人际关系的，而这种非人际关系的信任与人际网络中真诚的信任纽带不会成为同一件事：一种是发自内心的爱心，一种是满脸堆着笑的流程式的服务。算法和评分更像是把人变成充满算计的“理性人”。

无论是原子化还是大宗商品化，都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让市场经济的逻辑统合一切。前者侵蚀了家庭，后者危害了社区和社群，两者的底层逻辑是打击社会中人际纽带的多样性——亲情和友情，以及社区里的社会责任，这些纽带所主导的处事原则与市场交易法则是截然不同的。人们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培养亲情和友情，这种投入是基于合作和互惠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原则的。当金钱交易取代了合作和互惠时，人类社会将出现巨大的问题。

行为经济学是最近兴起的经济学显学的一支，其核心观点是，我们不应去挑战人类行为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相反，我们应该借助它，转而推动人们去做出他们本应做出的选择。助推的假设仍然是理性人的选择是最佳选择，而很多助推的手段又都与使用金钱作为物质刺激有关。

但我们往往忽略的是，一旦一些行为被改变成金钱交易，就可能会腐蚀人类社会行为中的道德约束。如何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助推”只是研究的开始，因为我们对人性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仍然缺乏深入的了解，经济学家对激励的理解也刚刚开始。在复杂的人类社会，激励多种多样，到底人们对激励和助推会做何反应，以及驱使人们改变行为会有怎样潜在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90后”和“00后”一代接受的激励可能更加多元化，他们也可能更乐于拥抱以赛亚·柏林提出的自由——自主、自发、自律并自己负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驱动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金钱的激励。全球年青一代拥抱极简主义，关注全球变暖，抱持素食主义，等等，都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分析来解释，也不是一般的赶潮流就可以概括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需要意识到，人类的非理性可能并不是一项缺陷，而可能恰恰是人类不同于机器的特点，是人类升级之所在。当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更快、更好地去做量化分析，从对过去的数据分析中找出规律性来预测未来的时候，人类的非理性可能反而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那些难以量化的因素。

全新的路径选择

如何让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首先要明确经济学的发展向度：经济学到底是要发展成类似于物理学的一门依赖数学工具的有恒定的定律支撑的科学，还是更贴近哲学的一种人类对复杂社会现象不断思考的社会学科？

资本主义在过去两百年被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塑造，它同时也影响了一代代经济学家的思考。观察经济学和它研究的经济系统，不能规避这种互动的关系。经济学也不是一套中立的观念和工具，可以让客观的观察者从外部审视和分析经济现象。相反，它存在于经济体之中，同时也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入侵其他领域，凸显了将经济学发展成研究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论集大成者的野心。但是，经济学的讨论永远脱离不开政治和伦理的判断与思考，数学的推理虽然给了经济学一层科学的外衣，但是更隐藏了许多经济学思考中包含的政治、道德和价值判断。

奥尔德雷德这本书振聋发聩的地方恰恰在于：如果放任自由市场行为占领原本属于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领域，让经济学的算计替代了人类复杂而多元的思考，就可能开启“作恶”之门。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强调人与经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站在复杂适应性系统视角去研究经济，推动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共生，才是正道。

译者导读
让我们自己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

苏京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哀鸿遍野少不了。可当大声询问谁来为此负责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我们自己。当资本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银行家、投资家、路演专家都会围过来，这被时髦地称为金融服务；当资本消失不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让任何为你提供服务的人来买单，而只能自己去收拾残局，或者顶多对监管机构发泄一通……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理解监管机构竟然管不了这些事！但这种责怪本来就很奇怪。当我们的钱包被偷时，我们会去警察那里求助，但不会因为丢钱包的事情去责怪警察。本来，我们应该去责怪那些提供服务的人。但我们可能也不一定会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我们会得到一个答案：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愿赌服输。那么，被忽略的关键就出现了：这个选择究竟是不是能够算作我们自己的选择？有没有人故意诱导了我们的行为？他们有没有隐瞒已知的信息和提供虚假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很遗憾，答案往往是肯定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能很快就会理解他们，因为即使一个人不这么做，他的同行可能也会这么做。而我们之所以可以理解，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规则。这个规则既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我们起初接受起来还有些困难，后来颇费了些功夫才完全接受它。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始终在推着我们往前走。不同的是，我们的手中举着一张经济学苦心孤诣颁发的“作恶通行证”，以便以更加心安理得的方式，走在一条在奥尔德雷德教授看来是“通往衰败的道路”上。

这里说的“衰败”，绝不是指我们的物质生活。坦言说，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量上表现得更加繁荣，贫困程度也降低了。这里说的“衰败”，针对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道德，我们之间的信任，我们制度的公正与公平，我们在利益之外还应当承担的某种责任……总之是指那些我们所丧失的但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良好的东西。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水平天生就低，或者我们故意做坏的事情，而是因为经济学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我们，让邪恶的、不道德的、不好的行为，逐渐变成一种趋势，甚至变成一种流行，最后变成一种标准，而信任、公正、公平、责任等在这个过程中则离我们越来越远。

***

实际上，对我们所处的当下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学常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有所作为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支出或者减税来刺激经济复苏。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漂洋过海，成就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又于1942年返回大不列颠，通过《贝弗里奇报告》推动英国成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而在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正式出版，哈耶克声名鹊起，认为中央计划盛行之下的英国政府必将倾向于越来越多地在经济中发挥作用，最后走上纳粹德国的集权道路。因此，哈耶克一度被摆在与凯恩斯对战的位置上。这是我们都熟知的一个故事。而在这个故事的背面，可能还有三个我们不太熟悉的相关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作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年仅32岁的哈耶克到英国求职时，遇到的人正是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贝弗里奇，从而得到了一个讲师的职位。贝弗里奇那时还不知道，这位讲师在16年后成了朝圣山学社的领袖。是的，这个凯恩斯主义掘墓者们的领袖，是由凯恩斯主义政策执行者作为伯乐挖掘的。

第二个故事是，《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因为充满争议的言论而遭到许多出版商的拒绝，直到一位名为戴雷科特的教授说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将其出版成册。这并非运气。戴雷科特的妹夫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灵魂人物，是在大洋彼岸的另外一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反对者。因此我们很难不去猜想，如果没有弗里德曼这个跨洋知音，可能就没有《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的出版，也就不会有凯恩斯时代辉煌过后撒切尔和里根掀起的另外一股浪潮，而哈耶克自己的思想也很难被奉为圭臬。

如果说以上两个故事还是太“象牙塔”了，那么奶农费舍尔与哈耶克之间诉说的财富增长与思想扩张的故事就比较接地气了。费舍尔作为农民，在依靠“笼养鸡”发家之后，不断地支持着哈耶克的经济研究。也是基于费舍尔20年来对哈耶克研究智库进行持之以恒的支持，哈耶克才有机会与撒切尔夫人面对面交谈。费舍尔1981年创立的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在全球90多个国家有超过500家机构，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涵养和传播哈耶克的思想，并且不断地获得更多大公司和大富豪的资金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像电影《盗梦空间》里讲述的那样，成功地植入我们的脑海当中，深深地改变了我们。更何况，产出自由市场经济的朝圣山学社，不仅有哈耶克，还有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布坎南、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货币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弗里德曼、法经济学的奠基人波斯纳，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斯蒂格勒。奥尔德雷德教授的评论常常让我过目难忘，比如“正是这些新思想，而不是权贵们的阴谋，造就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由市场驱动的世界”。

这种“造就”有一个十分显见的轨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是斯密，然而，虽然他强调的是开明的利己主义，以及著名的道德情操论，但是这一基石发展到现代经济学阶段，以新思想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已然面目全非。现代经济学热爱“理性经济人”——那个像机器人一样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停地去计算从而做出选择的假想人。理性经济人与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人类——我们自己——终究不同，而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去变更、改造，甚至怀疑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而是将出现的问题和背离算在了现实经济社会中的我们自己身上。简单来说，经济学会这样处理问题：当我们表现得十分利己，并且在能够掌握的信息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精细化计算，做出行为选择的时候，经济学认为我们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而当我们随心随欲地做出行为选择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做的那样，经济学就会认为我们是非理性的。是的，现实中的我们，偏离了从自己身上抽象出来的假设，然而被认为有问题的（非理性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经济学的假设。再解释得清楚一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改造的对象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而是现实中的我们。经济学甚至结合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想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比如“助推”。值得注意的是，谈这些并不涉及对其是正面或者负面的主观评价，而是强调这些“改造”是确实发生的。

20世纪50年代，博弈论给经济学思想注入了新活力。博弈论一直以来都披着神秘的面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天才创造的游戏。它的创始人是数学天才冯·诺依曼——被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称为“半人半神”，被大家认为是能够完美模仿人类的神。在同一时代，爱因斯坦也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可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1946年，冯·诺依曼与合作者摩根斯特恩——在这两位天才的眼里，经济学家与普通人毫无异样，过于平庸，很难将经济学带入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行列——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开始着手用博弈论帮助这些平庸人士对经济学进行改造。博弈论与经济学的连接点在于，它能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科学分析框架，这种框架能够科学化人与人相处时所做出的行为抉择，或者说，至少为这种行为抉择提供一种看上去更为科学的方法。在冯·诺依曼的心中，对立的双方之间是严格竞争的关系，一方的获利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损失。基于零和博弈的理念，他提出的最佳策略选择叫作“最大最小策略”，即最大可能地将损失最小化。这显然是一个远离现实经济生活的“科学计算”，但冯·诺依曼自己会使用它，甚至在军事领域为国家首脑提供建议，还好没有被采纳。既然是这样，那么在其之后，纳什——这位被冯·诺依曼和爱因斯坦同时不看好的年轻人，因为在还是一位博士生时就发表了“纳什均衡”而成了博弈论最有名的发展者，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虽然冯·诺依曼懂科学，但是他没有纳什懂人类。因此，当纳什欣喜地把学术成果提交在冯·诺依曼眼前的时候，被认为只是拓展了数学公式。而实际上，纳什工作的价值，在于他在模型中加入了人类相互依赖的核心特质，科学地描述了人们会思考对方的选择，并根据这个选择调整我们自己的选择，尽管这里的人们仍然是理性经济人。我们高度重视博弈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但是这并不代表它真的为经济学理论带来了什么进展，尤其是在冯·诺依曼转而钻研原子弹和计算机，而纳什又深陷精神疾病之后。博弈论没有继续对经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纳什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也坦言，人们只是假装这个理论很有用。

尽管如此，博弈论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结束，没有止步于经济学。博弈论所强调的纯理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极少存在，尽管如冯·诺依曼这样的天才可能是例外。冯·诺依曼甚至认为，彼此不信任，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毋庸置疑。博弈论没有办法真正用来解释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因为平庸的我们不会时时刻刻精确计算，所以总是让它失效。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什么都没做——它深深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假设理性人的行为是不信任对方，参与者必须狭隘地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继哈耶克之后开始引导我们走向“衰败”的开始。而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尝试用道德标准去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并做出判断的时候，科斯定理颠覆了我们所基于的这种标准。它认为，这种判断标准是武断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在这种标准下，社会整体的福利是不是达到了最大化，而让判断标准回归理性的方法，就是让交易成本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交易，只要买卖双方愿意自动达成协议，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对私人交易进行干预；政府应当做的事，就是以法律体系来明确规则和权利，为个人通过市场达成自由交易的过程肃清障碍。波斯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出人意料的方法，叫作“财富最大化”。即使在反垄断监管中，如果反垄断的措施会导致目标公司的损失大于收益，那么反垄断就是不经济的。按照这种判断标准，这就不是一项好的政策。财富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总量概念，掩盖了活跃在市场经济机制当中的个体，让判定标准距离公正越来越远，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匪夷所思。然而，这一切都不影响科斯定理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主流地位，尽管它并不是科斯本人提出的，甚至可以说与科斯本人所阐述的道理有些背离，但它还是自顾自地形成了一种标准，提出了一些方法，打着让一切更有效率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挪偏了公正的标尺，推着我们往“衰败”之路上又走了一步。

紧随其后，经济学迎来了看上去无所不能的时代。1976年，贝克尔出版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比较正式地将人类行为引入了经济分析中，并开启了经济学无孔不入的时代。他指出：“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方法。”一瞬间，经济学超脱了——它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变成了一种但凡有人的地方都能用来提供方法论的学科，经济学家也变成了“万金油”专家。但是这种认知建立在把人类假设为利益最大化行动者的基础上，听上去有点儿不靠谱。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学术研究中喜欢称之为“假设”，通俗地说就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假想罢了。比如，我们如果问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如何为自己、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自己的子女做选择的时候，他恐怕不会回答，这是通过先建模，再量化，最后验真，再套用现在可掌握的一切概率数据计算得来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也知道人类绝不可能是利益最大化者，至少知道他自己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但他还是会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去开展自己的理论。货币主义的奠基人弗里德曼认为，虽然许多经济理论明显与现实不符，但是它们还是具有科学性的。更关键的并不是贝克尔让经济学无孔不入这件事，而是这种理念迎合了20世纪60年代末北美社会中出现的个人主义，利用一种科学的框架扫清了与这种个人主义相悖的道德规则、社会规范和政府干预。也正是这种假想，导致经济学家在提出通过加长刑期来提高犯罪成本的同时减少公共开支的建议时，美国经济社会现实中却发生了一场犯罪潮。而且，“贝克尔们”甚至把人类对某些东西上瘾的行为看作理性行为选择的结果。

鉴于此，也难怪谢林直怼贝克尔：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可是，谢林自己也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与贝克尔做了同样的事情。如果说贝克尔让经济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迎合和推动了个人主义，那么谢林则是成功地把经济学带入了军事领域，增加了经济学的万能感。谢林还提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认为降低自己的死亡风险有多大价值的行为去判断这个人的价值——在此之前，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而言，无论是何种死亡，处理起来都是一件不轻松的事情。然而，当谢林提出我们人类可以被金钱价值来衡量的时候，相关部门可以说因找到了一条有效路径而松了口气，至少它不再是那个最棘手的问题了。所以，从贝克尔到谢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野心勃勃，可能在当下的学界很难找到踪影，但是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越来越专注于自我，在科学框架支持的批判中，合理合法而又不知不觉地远离了道德。

***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那就是经济学开始带着我们从个人主义走向金钱至上。奥尔德雷德教授在这本书中列出了一个谈不上新颖的笑话，但依然给人颇为深刻的印象：

“我出1万英镑，你愿意和我共度良宵吗？”

“嗯......”

“那么100英镑怎么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们已经成交了。现在只是在讨价还价而已。”

这是一个基于西方文化的笑话，而我们在陈思诚导演的作品《北京爱情故事》之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版本。当石小猛面对疯子的时候，考验他的问题其实是：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出卖自己的爱人？或者，你的爱人值多少钱？

然而，这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问题呢？

因为金钱不仅仅是金钱，实际上，在我们的心中，金钱代表了太多的动机，似乎所有的动机都能用它来表达。在面对非常特别的问题时，用它来表达的难度通常也会随着它的数量的持续增多而变得越来越低，直到最后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全权代表。金钱所代表的经济动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排挤掉了一些先验动机，然后随着经济动机的不断增强，先验动机逐渐转移或者遭到永久性破坏。通俗点说，就是我们跋山涉水地走上一条并不容易的路，直到在前行过程中遇到了金钱，于是我们鬼使神差地接受了它赐予的东西，但忘却了当初我们为何走上了来时的路……

一直以来，经济学研究的基调都不曾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即使它遭受过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或因高企而没有形成有效对话，或因基于下位层面探讨着逻辑与方法，都没有直接触及经济学假设本身。不过，当下，这个状况恐怕已经有所不同。从行为经济学开始，经济学遭受了史上最为严峻的挑战，原因是其挑战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或者，用行为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行为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本来就不同，后者研究的是“理性经济人”，而前者研究的是“人类”。这个难掩锋芒的结论并非出自卡尼曼——这位行为经济学的创始人甚至在提出“前景理论”的论文当中，都谦逊地表明，这一理论并不是为了颠覆经济学，而只是在为期望理论打一个补丁——而是出自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塞勒。行为经济学家的表达方式或许迥异，然而思想的内核却并无不同。

奥尔德雷德教授显然在这一基础上，又继续迈进了一步，开始并不囿于经济学研究的各种范式，而是将它放回实实在在的世界当中。面对依靠“笼养鸡”发家的费舍尔对哈耶克的赞助及其与朝圣山学社丝丝入扣的关联，咀嚼博弈论始祖冯·诺依曼与最重要的发展者纳什之间针锋相对的故事，跳出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天才拉姆齐如何看待凯恩斯……这些可能都不是我们以往看到的刻板经济学，却是我们在书本中看到的经济学家及其理论当时所处的真实世界。这不是一个主流的方式，我们也不必过多地去探讨它是否有效，因为不断处于动态当中的卓越思辨，本来也不适合用过于功能性的定论去看待——虽然我个人在经历翻译过程后的确感觉收获良多，至少人类学家师友綦晓光教授说，我看上去不再像裹挟在一条狭长又日渐狭窄的管道里了。

***

通过一份可被视为“日常”的翻译工作，我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感谢此书作者奥尔德雷德教授（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感谢推荐序作者綦晓光教授（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感谢翻译研讨伙伴助理研究员王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让“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个好不容易树立在我脑海中的矛盾的常设意识，终于突破重重阻碍，升华成了常设反思意识。虽然乍看上去，这种转变颇带些逆流而上的意味，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转变让人感觉更加脚踏实地。反思经济学的著作不在少数，但出于经济学家之手的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反思并不多。基于此，奥尔德雷德教授这本可酣畅阅读并令人信服的著作更显难能可贵。这本书并不是为经济学打的“响指”，而是作者深度反思经济学究竟应该向哪里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与之相处的长鸣警钟，言语犀利又实在，内涵绵延又带有人本的温度。

所以，不能再逃避思考了：主流经济学让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但让我们自己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呢？

第一章
模糊的端倪

在过去的50年里，有一些关于应该如何行事的新观点腐蚀了我们的思想。我们把黑的当作白的，把坏的当作好的——把不道德的当作道德的。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但它却通过许多微妙而又不易被察觉的过程逐步实现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前几代人的道德水准低，也并不是一个关于人们故意做出“不良行为”的简单故事。相反，它关乎我们如何被鼓励着去相信各种行为活动都是可接受的、自然而然的、理性的，并且现实中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在前几代人的思想中，这些想法还被认为是愚蠢的、令人困惑的、有害的，或者简单地说，是邪恶的、不道德的。这中间涉及我们赖以生存的许多理念和价值观的转变——关于信任、公正、公平、选择自由以及社会责任的理念，而这些想法曾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虽然这些腐蚀我们思想的新观点发展得相对较晚，但眼下已如此普遍和深入地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我们几乎毫无察觉。

以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危机的大部分责任在于监管者，政府雇员应该监管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如今，“指责监管机构”已成老生常谈——但这种想法本应该令我们震惊。如果我们的家被盗了，我们不会去责怪警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银行家的鲁莽（有时甚至是犯罪）归咎于监管机构呢？“银行家就是银行家”。这句话就是回应的精髓所在——因为指责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位银行家保守而自持，那么另一位银行家一定会对他的业务范围乘虚而入。市场就是依赖贪婪来运转的——通过传播这些危险的想法，我们给了银行家一个贪婪的借口，允许他们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玩耍”：相当于为“作恶”颁发了一个许可证。

其实，不仅仅是银行家。我们面临的麻烦越来越多，程度也越来越深。看看大众汽车吧。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是如何从一个谦虚谨慎的单一模式制造商，变成了一家精心策划出令人愤世嫉俗的大规模欺诈顾客事件的大公司的。

至少部分答案确实反映出，在芝加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鼓励下，企业文化发生了变化。1970年，这位在不久的将来给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提建议的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为避免疑惑，弗里德曼进一步解释说，创造利润是企业唯一的责任。

新近经济思想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企业和金融界。在弗里德曼重新定义了企业的责任的同时，一些新的理念也重新定义了个人的责任。

以“搭便车”（free-riding）这种投机行为为例。这一理论揭示出，寻求合作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无理的要求。原因是，即使你愿意付出努力寻求合作，其他人也不愿意——在任何情况下，你的个人努力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都显得微不足道。尽管这一理论对社会的影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被认可，但它的核心思想还是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思维方式中，推翻了“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一社会常识。我们的思想已经堕落，哪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小选择。我们渐渐相信：投票是没有意义的，能免费获取音乐、新闻等在线内容也不是坏事，甚至事情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只要有机会，人们就会虚报保险索赔金额或者逃税。我们走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全神贯注地玩智能手机，几乎不会去注意是否应避免撞到其他行人。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们都指望靠他人的努力或贡献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人做出努力或贡献，那么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就会变得不可能。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严肃的集体行动将变得不可能，因为有“搭便车”的想法，所以我们还没开始努力就放弃了希望。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绝望也源于此。

我们是怎么一点点被改变的？我们的世界又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富有的国家越发富有，但同时它们却有更多的公民要依赖施舍和救济生存。是不是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被告知让富人更富有利于经济发展，而让穷人富起来却是一件坏事？不久以前，我们还曾持有截然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那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变成这些观点的信徒了呢？

无论对银行家、企业利润、投票、免费在线内容、气候变化或不平等有何看法，我们似乎都经常被目前的思维方式束缚［一些评论人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是在本书中你将不再见到此概念了］。经济学似乎限制了我们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看到的问题。由经济学衍生出的道德观念，影响着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接受程度。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改变，那么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便是去了解我们是如何沦落至今的，了解这些强有力的新经济理念从何而来，以及它们是如何对我们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的。

相关答案看上去有些深藏不露。毕竟，我们时不时地会嘲笑经济学，但也会顺从它。我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形成了现在的思维方式。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也不是阴谋，虽然从某些角度来看，它确实像一个阴谋。

***

如果想知道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就去瑞士日内瓦吧。坐火车向东沿着日内瓦湖行驶。在韦威下车，乘坐缆车前往朝圣山。下榻的酒店距离缆车站只有两分钟的步行路程。1947年，大约有50人踏上了这段旅程，来到了当时被称为巴黎公园旅馆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大学学者，还有一些是记者和商人。很多人都是因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恐惧和厌恶而聚集在了一起。

当时，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扮演比从前更重要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大规模失业仍是鲜活的记忆，经济危机促使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欧洲恢复和平，没有人希望大规模失业现象重演，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新经济学理论表明，政府有能力阻止这种情况出现。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可以说是过去一百年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一个大家熟知的观点：在经济低迷时，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或减税，来刺激经济复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就了美国的“新政”（New Deal）政策，以及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发布之后英国成为福利国家。政府曾邀请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研究失业保险和相关服务，并提出相应的建议。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主张，由国家向民众提供“从摇篮到坟墓”（cradle-to-grave）的社会保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光倒回至1931年，贝弗里奇为一个人提供了一份工作，而这个人却用毕生精力摧毁了贝弗里奇信仰的一切。当时，贝弗里奇正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向一位不太知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提供了一份讲师的工作。彼时的贝弗里奇无法预见的是，哈耶克将会成为1947年组织朝圣山会议的人。

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出版后，哈耶克一时间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大噪。他的核心论点是，中央计划盛行之下，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将推动英国走上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道路。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而战争时期纸张的短缺也意味着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再版书的数量都远远赶不上人们对它的需求。这本书中充满争议的言论导致它曾被三家美国出版商拒绝出版，直到来自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亚伦·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最终说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戴雷科特自己署名发表的文章虽然相对较少，但是他不仅推动了《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还对几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提供了支持，包括他的妹夫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戴雷科特是一个反政府主义者，他和他的画家密友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一起创办了地下刊物《耶鲁周六晚间害虫》（Yale Saturday Evening Pest）。不过，晚年的戴雷科特变得相当保守，他甚至把保守派领导人里根与撒切尔的顾问弗里德曼称为“我激进的妹夫”。

《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同在英国一样，美国出版商也不得不与纸张配给机构斗争，以保证书籍的印刷量满足民众需求。但在1945年4月，《读者文摘》发布了一个只有20页的浓缩版《通往奴役之路》，并印刷了几百万册。那时，哈耶克正在一艘开往纽约的船上。当船靠岸时，他被告知已计划好的美国之行——一场普通的学术活动，已经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次全国巡回演讲。巡回演讲是从纽约市政厅开始的，可容纳3 000人的现场座无虚席，甚至还有更多的人挤在旁边的房间里聆听这次演讲。

鉴于哈耶克迅速增长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他被视为参与朝圣山集会的知识分子领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集会后来被称为“朝圣山学社”）。弗里德曼和戴雷科特都出席了朝圣山的会议。4月1日，也就是他们会面的第一天，哈耶克提出了他们面临的挑战——拯救英美以及其他国家，使其免于陷入他和他的同道们所认为的极权主义。哈耶克认为，政府对经济日益增加的干预对个人自由构成了直接威胁，只有通过长期、缓慢和耐心地压缩政府的干预空间，以最终回归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恢复个人自由。哈耶克很清楚，这是一项庞大的挑战。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套用于控制失业的建议政策。人们迅速达成共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持充分就业。（甚至银行家们似乎也同意这一观点：凯恩斯在一份政府备忘录中指出，国际金融家们不赞成英国出现大规模失业。）不仅如此，凯恩斯坚持认为，为了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政府有责任监管和补充市场力量。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大多是称职的、有远见的，当追求更大的利益时也是可以被信任的。这也是人们现在看待经济的视角。哈耶克意识到，推翻凯恩斯正统学说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经济和政府的看法。他的结论是，朝圣山学社“不应该过多地关注眼前的实际问题，而应该关注那些必须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旨在改变人们潜在的“常识”信念。换句话说，就是引导我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

在这方面，哈耶克和他在朝圣山学社的同僚们最终取得的成功远远超出了预期。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着改变主流世界观的巨大挑战。尽管在1947年，朝圣山学社一众思想就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经济主流——虽然还没有完全被视为怪人，但也差不多了。他们的想法过了30年才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突破。事后观察的好处就在于，能够轻易认识到重要的转折点究竟何在。

***

如今，没有人对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以及不久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有任何疑虑。那标志着政治和经济的根本性转变。随着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到来，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被一扫而空。1975年2月，撒切尔夫人被选为英国保守党领袖。保守党是渴望权力的，在那年夏天的一次战略会议上，有人提议未来的政党政策应明确遵循“中间路线”，避免极左和极右。撒切尔夫人打断了他的话，并从包里掏出一本哈耶克的书，举起来给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她郑重地宣布，然后把书砰的一声摔在桌子上。

“笼养鸡”带来的自由经济

一位名叫安东尼·费舍尔（Antony Fisher）的英国奶农读了《读者文摘》发布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耶克的思想精准地描述了费舍尔的担忧，他认为，个人自由正面临威胁。费舍尔写信给哈耶克，询问能否做些什么来帮助他，并想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去从政。哈耶克告诉费舍尔可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他解释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思想的二手经销商”（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包括记者、政治顾问、评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塑造并改变着公众言论和政治思维。哈耶克建议费舍尔与朝圣山学社合作，成立研究机构，以影响这些“思想的二手经销商”。1952年，费舍尔去了美国，访问了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教育基金会。它的联合创始人是经济学家“秃子”哈珀（Harper），五年前他参加过朝圣山学社的会议。由于费舍尔是农民，哈珀向他展示了一种新的畜牧方法。这是一种新品种的肉鸡，生长速度快，被饲养在小笼子里。由于“笼养鸡”（Battery Chickens）在当时的英国还不为人知，费舍尔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把这种肉鸡带到了英国，并借了5 000英镑开了一家养鸡场。15年后，当费舍尔把它卖掉时，它已经价值2 100万英镑了。

费舍尔用不断增长的财富帮助哈耶克梦想成真。1955年，哈耶克创办了经济事务研究所——一个“智库”，一个旨在推进他在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议题的研究兼游说机构。20年后，这个机构安排了撒切尔夫人和哈耶克的第一次见面，撒切尔夫人挥舞着哈耶克著作的经典一幕就发生在见面短短几个月后的一次保守党大会上。在研究所的会议室中，撒切尔夫人和哈耶克之间进行了一场约30分钟的一对一会谈。经过焦急的等待，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聚集在哈耶克周围，等待他宣布谈话的结果。沉吟许久后，他说了一句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话：“她太美了。”

经济事务研究所只是费舍尔1981年建立的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的一部分，该基金会旨在世界各地培养类似的智库。它已成为一个大型的雨伞式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多年来不断发展，目前在90多个国家有超过500家机构。除了倡导自由市场经济，该组织还包含一些从气候变化否定论者到烟草行业支持者的专家团体。整个组织的运行依赖于来自大公司和大富豪的资金支持。

此时，一些阴谋论开始浮出水面。从朝圣山学社开始，到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阴谋论者把这些组织崇高的哲学抱负仅仅看作一个长期秘密计划的掩护。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旨在保护并强化那些有钱有势的商业精英的财富和影响力。的确，这些组织虽然形式上独立于权贵之外，但它们形成和壮大的每一步都得到了这些商人的资助。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朝圣山学社也认为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附属品。哈耶克想要的可不仅仅是一种放任政策，这种政策在他眼里无非就是让政客们完全不干涉市场和商业的旧观念而已。他也并不认为市场和经济彼此独立毫不相干，它们都不能独立于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对他来说，市场和经济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他认为，人类所有的动机都是经济动机，他说：“独立的经济动机是不存在的。”

哈耶克的思想不但改变了政治，而且塑造了当代文化：在过去40年里，市场经济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然而，其影响并不完全像哈耶克在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上设想的那样，因为从那时起，经济学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的崛起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而这也正是阴谋论被推翻的地方。

市场经济学成功的背后是许多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而他们都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包括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米尔顿·弗里德曼、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但他们也并不总是赞同哈耶克的观点。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例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也有同样的影响力，但他们与朝圣山学社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探讨这些思想家的激进思想是如何造就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正是这些新思想，而不是权贵们的阴谋，造就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由市场驱动的世界。我关注的是所谓微观经济学层面（与探讨国民经济如何运行的宏观经济学相对）。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的大多数重大进步都在微观经济学方面。微观经济学是个体层面的经济学，因此，毫不奇怪，它在塑造我们作为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

不过，首先，我们需要透过现代经济学声明与反声明的迷雾来审视。我们陷入当前经济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似乎在于，有关这一问题的辩论，通常是让我们在两个都无法令人信服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一方面，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揭示了我们如何自然地、必然地思考和行为的真相。另一方面，经济学唤起的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由貌似真实的人类代表组成的，而是由自私地、无休止地计算决策的机器人组成的，这些机器人也被称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样一场辩论的发生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经济学的地位可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全球金融危机提醒我们，糟糕的经济状况可能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如果金融机构及其政府监管机构广泛信奉的经济理论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那么就难怪会爆发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随时面临着另一场危机到来的风险。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遭受“物理学嫉妒”（physics envy）的折磨——渴望把经济学重新塑造成像物理学这样的数学科学。当然，这也使经济学开始变得更加科学——数学成为表达经济学观点的权威语言。显然，数学的运用可以带来精确性和严谨性。一个有效的数学证明是不容置疑的。这似乎导向了一种诱人的前景，那就是要将经济学从冗长的令人费解的长篇大论，变成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流露出对此的信心：“经济学定律可以像工程学定律一样传播真理。一套成形的定律处处都适用。”

但是，数学当然不能给经济学提供一套像自然科学或工程学那样的定律。数学有助于使经济学理论具有逻辑性和一致性。但它不能确保让我们仅通过这些理论就了解真实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萨默斯的观点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似乎把政治和伦理问题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因为回答这些问题涉及不科学的价值判断，而这些判断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有效”。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考虑政治和伦理方面的问题在经济学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些价值判断仍然存在，但通常是侧面和间接的。现代经济的许多进展都是在披着客观科学外衣的同时，私下里进行着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探讨。这就是影响着21世纪人们生活的经济学，它包罗万象，远非那么简单或明显。

这一关于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探讨，很大一部分似乎建立在人类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观点之上。这让我们再次抱怨，经济学就是一套关于自私的、超理性的经济人的高度不切实际的故事。实话实说，许多经济学理论都已经尝试去涵盖比自私广泛得多的人类动机。这样看来，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当然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让它更加贴近经济实践就能够解决的。

***

许多经济学家以直言不讳、诚实坦率、理性到没有人情味儿自居，并引以为傲。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的默认出发点是，假设自私是人类行为本质上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这种观点隐藏在“商业就是商业”和“市场经济中不平等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等五花八门的口号背后。这些经济学家和他们很多来自外界的经济学支持者指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富论》（1776）的创作是建立在“人类本质上是自私的生物”这一基石之上。他们的结论是，虽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尽了最大努力来延缓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在始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结束于柏林墙倒塌的反常现象之后，现代经济学最终还是回归于这一经典传统。

不幸的是，这个版本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亚当·斯密的思想反映了他所生活的18世纪的知识社会，这并不容易被我们理解。他的启蒙思想的基石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这与自私完全不同。斯密“开明的利己主义”要求培养有教养的行为、良好的举止和“道德情操”。例如，斯密担心，人们“崇拜富人和伟人，轻视或忽视穷困潦倒的人”的倾向，将导致“我们道德情操的堕落”。这与如今有人用恶搞斯密的漫画“紧盯自己的利益”来为自私辩护的行为相去甚远。然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带我们找回亚当·斯密提出的那些永恒的真理，而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前面提到的那些直言不讳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狭隘自私的。（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听这些经济学家的话？他们怎么不干脆直接说他们想得到晋升/加薪/诺贝尔奖呢？）其他经济学家则承认，人们可能会无私地对待家人和朋友，也会善待陌生人，许多人会试图归还在街上捡到的钱包。然而，表面上的利他行为往往被解释为伪装的自私。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首席经济顾问，也是近些年最畅销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说，你会给女朋友买礼物，只是因为你可能会从她那里得到好处，你无私地向他人展示美德，所以他们就会足够信任你，从而会从你这里购买东西或是雇用你（而你以后就可以经常欺骗他们）。这种方法混合了荒谬和同义反复——每一个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根本上”的自私，这直接导致自私的解释越宽泛，它就变得越没有意义。

为了回避这些难题，如今许多经济学家避免谈论自私。相反，他们的理论和模型假定人是“理性”的，这是一个不同的经济学家会赋予不同含义的概念。比准确定义它更重要的是这个词的狡猾之处，它提供了在描述性和规定性的含义之间闪烁其词的机会。例如，一个人做出了正常或典型的理性行为，我们就可以为这种行为打上标签，说它是理性的，这就是描述性定义。再如，说一个人应该是理性的，这就是规范性定义。当来自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压倒性证据，证明我们的行为常常是不理性的时候，经济学家可以回答说，经济学理论只是在进行一种探索，那就是假设所有人都做出符合经济学家理想状态下的“理性行为”时，事情会变成怎样的。这些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这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以这样的思路研究下去的结果就是，这种所谓“理性”，为这些假设性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听起来很科学的借口。它告诉我们应该像“经济人”一样行事，在所有决策中都要计算，而且仿佛不管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种通过计算得到的推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显得高级并值得赞赏。所以说，“不良行为”之所以被允许，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定义成了“理性行为”。

一种套路开始形成：首先出现一种经济学思想，比如“理性”；其次探讨“理性”意味着什么；最后让我们都倾向于变成超理性的经济人。而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呢？

我们说，最成功的政治家会“创造天时”（make the weather）：也就是说，他们会塑造和转变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以适应他们的愿景和价值观。我们在下文中遇到的经济学家也改变了“天时”，而且是长期地改变。他们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如果我们接受它，它就会变成现实。换句话说，一些经济理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实现的。相信它们对实现它们大有帮助。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是自私的，那么每个人都会变得更自私。如果某一特定市场的所有买家和卖家都假设该市场的某些经济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更迎合该理论，因此市场行为就更接近该理论描述的行为。某些市场，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甚至必须要有一套经济理论来解释和制定规则以使其存在下去，如果没有一个理论（或设置成一个计算机模型）作为依据，那么金融产品的交易将会非常复杂，交易员甚至无法判断价格的高低。

当经济学家看到经济理论与现实世界行为之间的鸿沟时，他们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改变世界，而不是修改理论。2017年，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凭借对“助推”（Nudge）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助推”经济学家试图改变我们做出选择的环境，引导我们像“经济人”那样做出选择，按照经济理论行事，尽管我们也许并不这样想。这种方法使我们的选择环境不受人性化因素的影响，它假定人类的决策一般都比不上并且永远不会优于如机器一般的“经济人”决策。经济学家们假设，我们只要能克服那点儿易犯错误的天性，就会做出“经济人”选择。

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它让经济学可以“创造天时”。它给了我们一个指南，一套生活的规则，并鼓励我们去遵循。有些情况下，这些规则很特别。

设计生活

1954年，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做了一场题为“经济学家最节约什么？”（What does the economist economize？）的演讲。罗伯逊的回答是：爱。这个答案肯定会得到朝圣山学社的认可［罗伯逊不是学社成员，但他最亲密的同事、门生斯坦利·丹尼森（Stanley Dennison）是哈耶克的朋友，丹尼森从一开始就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 。

罗伯逊用“爱”来概括善良、团结、慷慨以及其他利他性美德。他认为，通过推行建立在自私基础上的政策、法律和组织，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避免了“爱这种稀缺资源”的浪费。罗伯逊认为，爱和利他主义美德就像稀缺资源一样，每次使用都会消耗，直至用光。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将它们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肆意挥霍。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人性也有同样奇怪的误解。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认为，血液应该通过市场供应，而不是捐赠体系。他对依赖于捐赠的状况感到担忧，“道德行为”应该“在价格体系崩溃的情况下才能动用……我们不希望鲁莽地将‘利他动机’这种稀缺资源用尽”。同样，劳伦斯·萨默斯也为经济学家对自私的依赖进行辩护：“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只有有限的一点儿利他主义，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利他主义是一种珍贵而罕见的、需要节省和保护的好东西。”

诚然，一个无休止地敦促人们与同胞/同志团结一致的社会，很快就会发现利他主义具有局限性，但是利他主义并不是因为使用而枯竭的。这就好比一个开车的人在早高峰给另一个司机让路后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所以其他时间我该表现得像个浑蛋了。”我们的利他主义美德不是这样的。相反，它们更像肌肉，如果不经常锻炼就会萎缩。亚里士多德强调，美德是我们通过实践培养出来的：“我们通过正义的行为而变得正义……勇敢源于勇敢的行为。”如今，我们也可以迎合潮流，表达得不那么诗意：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

我们再次看到，经济行为是如何自我实现的。通过关注我们的自私性，经济学导致了我们利他主义美德的流失，因此我们变得更加自私——然而讽刺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保护这些利他主义美德的名义进行的。

***

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对大脑中负责情绪的部分神经受损的患者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当时达马西奥正在设法安排与这位病人下一次见面的日期。这位病人在查阅了近半个小时的日程表后，“对选好的两个日期既赞成又反对，并列举了一系列理由，理由可能与上次的预约有关，可能与其他行程有关，还可能与天气有关。病人正在进行一项令人厌烦的‘成本-收益’分析，没完没了地概述各种选择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却得不出任何结论”，最后，直到达马西奥打断了他，并简单直接地告诉他下一次见面的时间，这才算结束。

我们都知道，没有人能像“经济人”那样生活。如果理性意味着无休止地计算成本和收益，那么我们根本无法做到理性。那么，为什么经济学家还是把设计生活变得如此有影响力呢？

当然，权贵们的利益起了重要作用，但正如政府内部人士经常报道的那样，没有人能够通过公然表示“因为这会让我变得富有”去左右政府的政策。他们需要一种受人尊重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要求。经济学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语言。

凯恩斯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结尾处，发表了一段关于经济思想力量的宣言：

……实干家通常都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且常常自认为完全不受那些知识分子思想的羁绊。手握权力的疯子们，自认为凭空得到的启示通常都是从多年前那些三流学者处产生的疯狂思想。我确信，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大大高估了……但是，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从来都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在左右“善与恶”这件危险的事情。

虽然哈耶克与凯恩斯在许多学术观念上是对立的，但是哈耶克也同意凯恩斯这一观点。在1947年发表于朝圣山学社开幕式的致辞中，哈耶克引用了凯恩斯的这段宣言。它后来成为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座右铭。

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代社会宗教衰落后留下的空白。在21世纪，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自觉地受到经济学概念和价值观的制约。经济学的语言极大地限制了可以被提出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以现代经济学为指导，我们根本看不到其他问题。为了改变我们的社会，或者仅仅是为了决定是否有必要做出改变，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思维已经变得多么局限和拘束，我们是如何在根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否定或忽视了当下“主流”观念以外的其他选择。

因此，我们必须回头看看，这些经济理念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跟随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踏上他们的学术之路，看看他们是如何成长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祭司”（the high priests）的。就像真正的旅途一样，这些经济学家也没有捷径可以走。当遇见意外或其他情况时，走弯路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途中也会有一些停留：有些思想会停滞不前，在数年或数十年的沉寂后，突然重现在当代生活中；有些思想开始时很好，但后来的思想家们严重扭曲或滥用了它们；有些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缺陷。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我们也看到了政治、文化和机遇在思想传播方式形成中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看似吸引人的、有感染力的思想，但却是自相矛盾的，并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这些“大祭司”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展示了经济是如何主宰我们的生活的。

1. 我避免使用此概念的原因是，现在许多人不接受这个概念，还有一些人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存有分歧。

2. “Aaron Director, Economist, Dies at 102”，New York Times，16 September 2004.

3. Keynes，J. （1978），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eds.E.Johnson and D. Moggridge （London : Royal Economic Society），vol. 27，374.

4. Hayek in a letter to Karl Popper，13 February 1947. Quoted in Stedman Jones，D.（2012），Masters of the Univers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78.

5. Cockett，R. （1995），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London:Fontana），174.

6. 此事真实可考。根据费舍尔一位名为杰拉德·弗罗斯特（Gerald Frost）的传记作家所说（源自Antony Fisher：Champion of Liberty，Profile Books，2002），费舍尔带了24只受精蛋上飞机，蛋就藏在他的手提包里面。他逃避了去办理合法地将这些受精蛋运回去的一个正式许可证的冗长过程——何况这个许可证还不一定能办下来。费舍尔当然是公然蔑视了农业管制。与哈耶克不同，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竟然需要建立在一个健全的法律框架基础上。

7. Ibid.，175–6.

8. Hayek，F. （1944），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Routledge），93. 与一些当代经济学家不同，哈耶克认识到，经济动机仍然受到“习俗和传统”的限制。我感谢张海俊强调这一点。

9. Speech to a World Bank/IMF meeting in Bangkok，1991.

10. Smith，A. （1976），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s. D. Raphael and A.Macfi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61.

11. 在《读者文摘》最近的一项实验中，192个掉在地上的钱包中约有一半被拾取者返还给失主。

12. 就像笑话里说的那样，经济学家通常会这样问：“好吧，它在实践运行中的确很好，但它是如何在理论方面成立的？”

13. Arrow，K. （1972），“Gifts and Exchange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4），354–5.

14. 引自Sandel，M. （2012），What Money Can’t Buy :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London:Allen Lane），130.

15. Hirschman，A. （1984），“Against Parsimony”，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37（8），24.

16.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book II，chapter 1.

17. Damasio，A. （1994），Descartes’Error （New York:Putnam），193–4.

18. Stiglitz，J. （2012），The Price of Inequality （London:Allen Lane），192.

19. Keynes，J. M. （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London:Macmillan），383–4.

第二章
不相信任何人

哦，兰德公司是全世界的福音；

整日想的都是如何收费。

坐着玩起游戏，生起火堆，

亲爱的，我和你被当作筹码在交易啊，

被当作筹码来交易的就是我和你。

1948年秋天，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大多数新入学的数学系研究生都很骄傲，但有一个人是他们之中最骄傲的。他虽然只有19岁，但已经能放开吹嘘自己的数学才能了。没有人记得他一本正经地上过课，也没有人看见过他拿着书本在读。一部分原因是他有阅读障碍，另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读书太多会扼杀他的创造力。他经常绕路去默瑟街散步，希望能看到默瑟街最著名的居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有一天他成功地看到了爱因斯坦本人，但几周后，他觉得自己不能满足于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于是他开始计划约见爱因斯坦一面。

他告诉爱因斯坦的助手，自己有一个关于重力、摩擦和辐射的思想，有意和这位伟人讨论一下。爱因斯坦一边吸着他的空烟斗，一边很有礼貌地听着，而这个20岁的学生在黑板上写着方程式。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时爱因斯坦咕哝着说：“年轻人，你最好多学点儿物理。” 这名学生并没有立刻听从爱因斯坦的建议，但在几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尽管是经济学奖而不是物理学奖。这个学生就是约翰·纳什（John Nash），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思想，成了我们如今看待有利益冲突的人之间战略互动的核心思想。

要想理解纳什的伟大思想以及它以何种方式改变了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生物学、哲学和法学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从它产生的时间、地点和理论入手。

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初，地点是圣莫尼卡，在马里布海滩新月区的尽头，洛杉矶以西。海滨长廊两旁是酒店和养老院，奶油色和粉红色的色调中点缀着鲜艳的三角梅。空气中弥漫着夹竹桃的香味。对要为办公室选址的兰德公司来说，圣莫尼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地点。兰德公司是一家秘密智库，雇用数学家和科学家，为可能与苏联爆发的核战争制定军事战略。当时朝鲜战争刚刚开始，冷战正在升温。兰德公司的氛围融合了偏执、狂妄和对抽象逻辑的崇拜。核军事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将军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关于以最佳方式部署最新武器的建议，从雷达到远程导弹，还包括原子弹。这就是1948年成立兰德公司的动机，该公司最初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兰德公司被形容为“空军收购最强大脑的一场冒险”。用兰德公司颇具影响力的核物理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的话来说，它的使命是“挑战思维极限”。

所有这些核战略的知识框架都是博弈论。它是兰德式军事思维的完美工具。博弈论假定人类是纯粹自私和超理性的，不仅拥有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而且拥有完美和详尽的计算能力与逻辑推理能力。

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被视为博弈论之父。或许，纳什真的是一个天才，但与冯·诺依曼比起来，他似乎就只能算是数学圈子里面的一个小人物。

奇爱博士和德国皇帝之孙

1964年的电影《奇爱博士》通过讲述一名疯狂的美国空军将军对苏联发动核打击，触发了即将来临的末日大战的故事，讽刺了冷战。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那么你很难忘记奇爱博士，他坐在轮椅上用奇怪的中欧口音说话，并疯狂地打着手势。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这部电影大量取材于真实事件。1956年，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与一位住在华盛顿沃尔特·里德医院的匈牙利数学家定期举行秘密会议。这位数学家坐着轮椅，豪华轿车将他从病床上接送到白宫。这位病人日夜处于武装看守之下，因为他经常胡言乱语，所以他们担心，如果敌方特工到了他床边，他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这位病人名叫约翰·冯·诺依曼，他无疑就是奇爱博士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之一。（在电影中，奇爱博士参与了“布兰德公司”的研究项目。）

在约翰·冯·诺依曼的命运悲惨地走向衰落之前，他的天赋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很难简单地概括。他是一个数学奇才，8岁时，只要给两个八位数的数字，他就能通过心算完成这两个数字的除法。虽然他被认为是博弈论的发明者，但数学家认为他在纯数学方面的工作是一个更大的成就。毫无疑问，他是20世纪为数极少的顶尖数学家之一，常被称为最伟大的数学家。比较容易描述出来的一项天赋是他的记忆力，任何一本字数超多的书，只要读过，他就能对内容逐字逐句地进行复述（他第一次表演这个“魔术”是在6岁的时候，背的是布达佩斯市的电话簿）。作为原子弹和现代计算机发明背后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创建和修改计算机程序（包括40行复杂的代码）。在大众媒体上，他被严肃地描述为“世界最强大脑”。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在同事中获得了传奇般的地位，其中一个关于他的笑话是：他不是人类，而是半人半神，他研究过人类，并学会了如何完美地模仿他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笑话讲的是冯·诺依曼，而不是与他同时代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因斯坦。

冯·诺依曼对苏联的看法和他的博弈论一样，与兰德公司的世界观相吻合。在谈到与苏联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时，他简单地说：“这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基于这个推论，冯·诺依曼关于对核战争进行预防的主张呈现了一种博弈逻辑。或者，正如他在1950年所言：“如果你说，我们为何不在明天就轰炸他们？我会说，为什么不是今天？如果你说，那就在今天五点。我会说，为什么不是今天一点？”对冯·诺依曼来说，一旦美国研发出氢弹（部分基于冯·诺依曼的想法），他们在核游戏中保持优势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苏联也制造出氢弹之前轰炸苏联。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被冯·诺依曼的博弈论逻辑说服了。幸运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个想法并不确定。

冯·诺依曼的理论出自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这本书是冯·诺依曼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合著的。与冯·诺依曼一样，摩根斯特恩也是一位奥匈帝国移民，他认为，大多数人的智力都很低。摩根斯特恩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古怪的形象，他吹嘘自己是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的孙子（私生的），穿着定制的三件套西装，骑着马在普林斯顿大学转圈。摩根斯特恩在发展新理论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但次要的角色，如果说冯·诺依曼是夏洛克·福尔摩斯，那么摩根斯特恩就是他的华生。

当时，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回顾了凯恩斯对理想经济学家的看法，他认为理想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公认的是，这种跨学科的经济学常常会给出模棱两可的建议，这使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恳求道：“给我一个能拿主意的经济学家吧！”］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对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毫无兴趣，他们因为一致认为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一团糟这一观点，而走得越来越近。冯·诺依曼说：“经济学……离物理学这样的先进科学还有100万英里远。”摩根斯特恩说：“经济学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科学。我真是很讨厌这些废话。我越来越认为，凯恩斯就是一个学术骗子，而他的追随者们连骗子都算不上。”可是，如果经济学一团糟，他们就要合作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计划是用博弈论把经济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开篇就指出，博弈论对经济学的影响，将可与“牛顿发现重力”对物理学的影响相媲美。事实上，这种说法仍然低估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野心。他们最初计划将书命名为“理性行为通论”，因为他们对博弈论的最终预期是，将它变成分析人类关系的单一基础框架。

最初的评论令人欣喜若狂。就在一瞬间，博弈论从纯数学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变成了一门新的社会互动科学，引起了公众的注意：1946年3月，这本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

然而，这门新的科学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漏洞。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著作将合作（cooperative）与非合作（non-cooperative）博弈论区分开来。在合作博弈中，玩家可以在合作开始前签订协议或合同。非合作博弈论假设这样的协议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们无法执行（玩家可能会做出承诺，但并不履行）。但这本书没有讨论大多数的非合作博弈的情况。它只涉及一种类型：两个玩家之间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s）。

零和博弈是指，任何对一方有利的东西，对另一方都是不利的。在这一框架下展开分析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美苏之间的核对峙毫无疑问是一场危险的、“不合作”的博弈——但它是“零和”的吗？在兰德公司和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进行分析之后，是否可以完全排除两败俱伤的可能性，同时也排除两者都达到目的的结果［“双赢解决方案”（win-win solution）一词的起源］？当采用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零和非合作博弈论来分析问题时，这种可能性是不会被考虑进去的。

这种博弈论学习起来很简单。最佳策略就是计算每个方案所能导致的最坏情况的结果，然后选择这些最坏的情况中结果相对好的方案。之所以称之为“最大最小策略”（minimax strategy），是因为它在尽最大可能使损失最小化。放在实际情况中就是，你假设对手正试图让你尽可能多地遭受损失（对你不利则意味着对他们有利），所以你要将这种风险最小化。当时大家广泛认为，冯·诺依曼“发明”了“最大最小策略”，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坚信，美国应该在苏联发明出氢弹之前就向俄罗斯投放氢弹。

但这个充满智慧的现实世界发展得太快了。1953年，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这使冯·诺依曼的建议失去了意义。在此期间，纳什发表了一种更普遍适用的方法来进行非合作博弈，这种博弈能囊括两个以上的参与者，而且不是零和博弈。“最大最小策略”已经极大程度上被取代了。

1950年，纳什通过将他简单却精妙的理论发表而名声大噪，该理论如今被称为“纳什均衡”。它只有300字，却被著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刊》收录，这对一名博士生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冯·诺依曼早就知道了博弈论的这一发展，但却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冯·诺依曼一定早就知道了，因为纳什安排了与他的会面，亲口告诉过他这些博弈论的发展。然而纳什与冯·诺依曼的会面甚至不如他一年前与爱因斯坦的会面成功。

又一次，21岁的纳什认为，他有一个值得引起这位著名的世界级天才注意的想法。但这次他被更无情地拒绝了。纳什刚说了几句话，概述了他想到的一个数学证明，冯·诺依曼就开始插话：“你知道吧，这也太微不足道了。这只是一个不动点定理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冯·诺依曼是对的。纳什均衡“只是”一个著名定理的（数学上直截了当的）扩展。纳什在数学上的贡献根本比不上冯·诺依曼的任何一个成就，因为后者的每一个数学成就都影响深远。但是，纳什均衡思想确实为非合作博弈论提供了一种更为普遍适用的方法，从而有效地取代了冯·诺依曼的博弈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的一个核心特质——相互依赖。

由于我们的选择是相互依赖的，所以一个人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取决于其他人所采用的策略。但通常——无论是打扑克还是与商业上的主要对手竞争——你一定是在不知道其他人策略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同样，他们也是在不知道你的策略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在纳什之前，一旦遇到这些情况，推理似乎就会深深地陷入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死循环：“如果你认为我会选择X，那么我实际会做一个更好的选择——Y。但是如果你因为猜到我会因为‘你认为我会选择X’这件事而选择Y，所以认为我会选择Y，那么你就不得不改变策略，而此时X就变成了我更好的选择。但进一步，如果你想到我可能也会识破你的策略，那么……”换句话说，一旦你意识到对手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针对某一特定行动的推理链条往往就会崩溃。

纳什打破了这种推理上的死循环，他有一个看上去简单但智慧尽显的洞见：一旦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行为做得更好，特定的社会互动模式就会消失。因此，要使特定的社会互动模式持续下去，没有人一定要因为某一理由而去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就一定意味着当考虑到其他人采取的策略时，每个人都已经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做出了最优选择。这就是纳什均衡。尽管在做决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其他人会怎么做，但就好像每个人都正确地猜到了其他人所采用的策略，并据此选择了自己的最佳反应。这种情况就可以贴上“平衡”的标签，因为它是稳定的：没有人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做得更好。

博弈论有两个明显的用途。第一，作为对现实世界游戏玩家的一种帮助，指导你在面临一些情况时应如何采取最佳策略。第二，作为一种工具，让局外人来预测将会发生的事情——游戏将如何进行。第二次使用核武器的重要性在冷战期间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整个世界都在观望，想知道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游戏”将如何结束。在利益或风险较低的事件中，博弈论的作用也很重要：当三星和苹果在新智能手机的定价和设计上博弈时，许多局外人想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消费者、监管机构和芯片制造商都对此感兴趣。简而言之，我们从博弈论中寻找答案，寻找一个解决方案，包括局内人寻求博弈的指导，局外人预测博弈的对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自纳什在1950年发表论文以来，纳什均衡就一直是这个答案的基石：在预测出一个稳定结果的同时给出有效的指导。

纳什均衡标志着一个真正的智力突破——在纳什之前，没有人想到过这个想法，但事后看来，这个想法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和纳什共同引发了人类社会互动思想的革命。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一场不合作的“非合作”研究

首先，结论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经济学家没有采用博弈论，一些数学家把博弈论的数学运算阐述为纯数学中的一个项目，兰德公司坚持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军事战略，却没有取得多少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尽管早期经济学家们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想法大加赞赏，但就像牛顿对力学所做的一样，他俩为社会科学做出的伟大工程，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些人甚至吐槽了这个类比的关键缺陷：球、行星以及牛顿力学的所有其他研究对象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研究。但人类是有意识的，并可能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

与此同时，人的问题也阻碍了这个项目的发展：事实上，它几乎完全没有启动过。冯·诺依曼对纳什均衡理论的否定，以及纳什的博士导师在一些小问题上对纳什的批评，都令难以接受他人对自己聪明才智提出质疑的纳什感到十分挣扎，他甚至认真地考虑了完全放弃对博弈论的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产生精神问题的根源就十分清晰了：他被诊断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住在医院里的时间将越来越长。他的病情已经支配了他的行为，即使在与他交往的那些年轻的精英数学家看来，他也是咄咄逼人并富有攻击性的，而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傲慢无礼，这令其他人开始疏远他。

冯·诺依曼许多伟大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他与别人合作撰写的）的大部分理论都致力于研究合作博弈论。而纳什则是一个独行侠。事实上，纳什认为冯·诺依曼的合作博弈论是多余的（这一观点写在他发表纳什均衡理论一年后发表的另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纳什认为，所有的合作游戏都应该被理解为事实上的非合作：表面上的合作阶段，包括玩家在游戏开始前达成协议，本身就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非合作的过程。换句话说，对纳什来说，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合作的东西，本质上并不是这样的。这一想法后来被称为纳什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众多此类计划中的第一个，这些计划将表面上的合作或利他行为“解释”为实质上的非合作和自私行为。纳什从未与他人合作，他的博弈论也不是讲述“合作”的理论。在享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来的长达40年的优越感后，纳什对最初拒绝他“均衡思想”的冯·诺依曼等人依旧保持冷漠，但他的博弈论世界观仍然令人震惊：“实际上，我与冯·诺依曼正在进行一场非合作博弈，而不是我简单地试图加入阵营。他当然不愿意接受我这个竞争对手提出的理论，这从人的心理上来讲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以肯定的是，博弈论没能迅速被经济学家们采纳的原因之一是，纳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非合作博弈论的主要倡导者沉默了。同样重要的是冯·诺依曼的态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忙于研制原子弹和计算机。当他有时间研究博弈论时，他反复抱怨主流经济学理论在数学上过于原始。他的做法深深地惹恼了当时学术界许多自称是“数学”经济学家的人。然而，无论冯·诺依曼对他们的数学能力有何看法，这些人显然都具备了足够的数学技能，开始将博弈论融入社会科学。冯·诺依曼疏远了那些最有可能接受他博弈论思想的学术界听众。

对比冯·诺依曼对于数学能为社会科学带来巨大影响和发展的雄心壮志，让人觉得十分讽刺的是，最终推动博弈论超越了兰德公司以及大学数学系的，并不是数学本身，而是一个故事。

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是约翰·纳什的博士导师。1950年5月，就在塔克说服这位任性的学生不要放弃博弈论博士学位之后，他被要求向一群心理学家讲述这个新理论。由于塔克的听众既不懂理论也不懂数学，他决定以一个小故事的形式演示他从兰德公司的一些研究人员那里学来的一个游戏。他称之为“囚徒困境”。

一个犯罪团伙的两名成员分别被监禁。警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两人都犯了轻罪，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犯的是警方怀疑的重罪。因此，他们向每个囚犯提供如下条件。承认并供出同伙，你将免于被起诉，而同伙将被判10年监禁。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那么你们每个人都将因轻型犯罪被判2年徒刑。然而问题是，如果你们都认罪，豁免协议就失效了，那么你们都将被判8年徒刑。

假设每个囚犯只关心自己的判决，他们应该怎么做？虽然他们没有办法与对方交流，但囚犯们相信他们都得到了同等的待遇。然而，他们可以通过推理来尝试摆脱困境。“如果我的同伙没有认罪，而我认罪了，那么我将不会受到惩罚。而如果他认罪了，那么我也应该认罪，这样我才能得到相对更短的刑罚，而不是最长的刑期。”问题是，由于两名囚犯的选择可能相同，所以他们可能都会认罪，并都被判8年徒刑，这比两人都不认罪要长得多。即使囚犯们能够沟通，并同意保持沉默，结果也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每个囚犯都会忍不住打破协议，希望获得较短的刑期。

1950年，还没有人知道“囚徒困境”会成为博弈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案例之一。不出所料，兰德对这个游戏感兴趣是出于军事原因：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就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双方都在制造更多更好的武器，试图获得优势，但其实这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博弈论的结构（而不是故事本身）所能够应用的范畴绝不仅仅是“冷战”时期的对抗。它巧妙地表达了在现实世界中可能会出现成千上万种私人利益或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生产相似产品的公司——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生产商之间，或者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之间的对抗——都是试图通过降价来占领市场份额的，但由于它们的竞争对手也这么做，所以最终结果往往是所有公司的利润都会下降。“囚徒困境”深层次描述了这几个以及相似的更多其他竞次互动行为。同样，所谓“公地悲剧”描述的也是一个“囚徒困境”：如果免费开放公共资源，那么每个人都会不顾及其他人的行为互动而去使用它，从而导致资源受损或完全被破坏，后果则会对每个人都不利——最后大家都没得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也是一个广义上的“囚徒困境”：减少全球碳排放对每个成员都有利，但无论这些国家实际上会做出怎样的行为选择，其他国家都不会自愿做出减少排放的努力。在体育比赛中，当你和其他观众决定是否要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时，你们就面临着一个“囚徒困境”：结果就是每个人都站着看，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处境都比大家都坐着时要糟糕。

在初始的“囚徒困境”故事中，正如前面描述的推理所揭示的那样，貌似双方都应该坦白，这对他们来讲才是最佳策略。而这个结果就是纳什均衡：如果同伙认罪，那么你最好也认罪。不难看出，选择不合作的结果与最优结果相比，对双方都是有害的，然而想要铤而走险去选择不合作的思想，其孕育和发展也要归咎于约翰·纳什的均衡理论，因为它让不合作的逻辑昭然若揭。尽管到了今天，数以百万计的社会科学、哲学、法学和生物学专业的学生都在通过“囚徒困境”以及基于纳什均衡的解决方案而开始了解博弈论，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纳什均衡思想并没有推动最优结果的产生。有一个更基本的逻辑在起作用——不管其他玩家在做什么，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坦白。任何关于你对手的猜测，或是与之达成的协议，都是没用的——只要你以“不合作”的行为来应对，你就永远能在囚徒困境中得到对自己而言相对更好的结果。

并非“真正信任”的信任

基于“囚徒困境”的形成，有一种逻辑已经不容置疑。理性的参与者必须以这种方式应对“囚徒困境”，并承受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从刑期的延长到核军备竞赛皆适用。而这种逻辑形成的本质来自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即假设理性人的行为就是不合作和不信任。对此，冯·诺依曼表示，无法想象还有其他可能性：“抱怨人们是自私和奸诈的，就像抱怨磁场只有在电场有旋度时才会增加一样愚蠢。这两者都是自然法则。”

人们很容易对这种简单化的人性认识感到不寒而栗或者嗤之以鼻——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发表他们的巨著时，批判者正是这样的反应。颇具影响力的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评论道，“冯·诺依曼模型的建立是以不信任为前提的”，就是说“更抽象的假设默认的是人性无法改变”。他的结论是，“冯·诺依曼的玩家们”都毫无人性，他们“与人类和哺乳动物似乎完全不同，这些机器人毫无幽默感，甚至完全不会‘玩耍’（我指的是小猫和小狗那种出于本性的玩耍）”。

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不同于真正的人类，充其量只是人性部分的、不完整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博弈论忽略了博弈意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在它的视野里，博弈变成了一种纯理性行为，而人类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除了“赢”，还想从过程中得到乐趣。但那又怎样呢？即使博弈论遗漏了很多东西，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我们对于社会互动的珍贵洞察力——尤其是在自私、无情、精于算计的人性占上风的情况下。

但是这些情况具体是什么样子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博弈论开始由学术上的价值探讨逐渐延伸，并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发更为广泛的讨论，可以发现，囚徒困境所面临的最明显的挑战源于经济社会的现实。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现实世界里的合作看上去似乎非常符合“囚徒困境”。而结合本书在前文中提及的所谓“囚徒困境”对现实进行观察，许多企业经常要努力抵抗通过降价来占领市场份额的诱惑，因为它们知道价格战会对企业造成危害。公共资源往往也能得到可持续性管理，各国在限制碳排放方面也会达成合作，而且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体育赛事中站起来观看，对核军备控制的措施最终也达成了一致。如果“囚徒困境”真的抓住了这些社会互动的本质，那么我们又怎么会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并达成合作呢？

在现实中，处于“囚徒困境”的人往往可以在博弈之前商量好如何来合作。他们互相信任，信守诺言。对大多数人来说，信守承诺和信任他人是一种正常的、默认的行为，因为他们在成长中被教导要遵循这种行为模式，而经验证实，这样的行为通常会让生活变得更顺利、更舒适。换句话说，我们通过拒绝“理性”的强加定义，成功避开了必须遵循博弈论中关于“囚徒困境”下理性行为指导而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1977年所言，博弈论关于在“囚徒困境”下应如何应对的建议，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理性的人，而是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理性的傻瓜”。在现实世界的“囚徒困境”中，大量关于合作带来良好结果的压倒性证据表明，博弈论不仅不善于预测我们的行为，而且对我们应该怎么做的建议也值得质疑，因为没有人愿意做一个“理性的傻瓜”。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博弈论学家用重复博弈理论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在重复的博弈中，人们合作是因为他们目光长远。为了在未来保持有益的关系，甚至在“囚徒困境”的情况下，人们也会选择开展合作。人们会主动避免与骗子、背信弃义者和自私的人交往，从而令这一类人错过可以在未来通过合作获得的好处。这种冰冷和算计的人类互动观点与支撑“囚徒困境”的观点相吻合——事实上它仍然是“囚徒困境”，只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进行博弈。如果你知道你会在未来另一个“囚徒困境”的情况中遇到相同的对手，那么你现在就更有可能选择合作，以获得长期利益，因为如果你现在背弃了承诺或做出自私的行为，那么你会在未来受到对手非合作行为对你的惩罚。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两方，一个团体也可以通过不断威胁要惩罚那些枉顾集体利益者的自私行为，来维系其成员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惩罚通常是快速而直接的——以牙还牙，正如博弈论恰当描述的那样，但不会太严厉，因为对那些实施惩罚的人来说，代价太大。其中一个隐含的意思是，群体不需要依靠外部压力（如法律、强制或社会惯例）来维持合作。以牙还牙就足够了，尽管在观察者看来，这更像是无政府状态，而不是稳定的社会。黑手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以牙还牙的例子。100多年前，那不勒斯政治家帕斯夸莱·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说：“黑手党没有成文的章程，它不是一个秘密组织，几乎算不上一个社团。它是自发形成的。”最近，哈耶克的拥趸们援引博弈论的这一观点，试图在数学上给哈耶克的观点提供支持。哈耶克的观点是，很少或没有政府监管治理的无政府社会可以通过“自发秩序”维持自身的运转。

尽管表面上博弈论的政治归宿似乎是在右翼——自私的个人之间，以及无须政府监管的自发性组织之间无情的竞争，然而，左翼思想家也强行让博弈论服务于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与表面现象以及冯·诺依曼的观点相反，博弈论与一幅更美好、更可信的人际关系图景是相容的。事实上，博弈论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信任彼此：当我知道某人有遵守承诺的动机时，我才会信任他。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重复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我们都知道，违背诺言会带来的任何立竿见影的好处都是镜花水月，必将被未来所必须承受的惩罚及损失抵消。这种惩罚不仅会来自失信行为的受害者，而且可能会来自更广泛的群体。因此，信任是可能存在的，交易是可以达成的，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种对信任的思考方式，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人际关系和机构可以如此运行。但是这一套解释所引发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它试图解决的问题。

首先，它意味着你只能信任那些没有动机违背承诺的人。这种博弈论的观点颠覆了我们对人类间信任的正常理解：它意味着我们只有在不需要真正信任某人的情况下，才能达成对他的信任——因为无论如何，信守承诺是符合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的。而真正的信任则意味着相信某人会信守承诺和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具有好品质，即使在我们知道他们可以选择违背承诺或在背后捅我们一刀来获利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会保持这份信任。即使在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里，人们也需要真正的信任，而不是那种虚假的博弈论基础上的信任。在大多情况下，商人都愿意去尝试在没有任何对未来社会互动预期的情况下达成交易：他们不会假设自己处于一个重复博弈当中。相反，他们无意识地依赖于博弈论所忽略的人类心理学事实。例如，如果你和某人面对面，判断他们是否值得信任就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Skype（语音沟通软件）时代，商业领袖们仍然愿意飞往世界各地，亲自去参加一个个至关重要的会议。

显然，一些对于信任和长期合作的解释，博弈论这一理论似乎没有抓住重点。然而，就“囚徒困境”而言，相关回应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使像以牙还牙这样的策略，也可以帮助人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复博弈中维持合作行为，那么一次性互动又该怎么解释呢？在这里，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博弈论预测，人们不会在一次性的“囚徒困境”中选择合作，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他们往往还是会合作。博弈论学家多年来一直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承认这里存在问题。相反，他们使用了经济学家在面对利他、合作或道德行为的证据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逃避的手段，那就是重新解释这些证据，从而使其不足以作为证据来出现。这样一来，那些表面上在一次性“囚徒困境”中选择合作的玩家，实际上并没有按照“囚徒困境”的预设进行选择，原因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处于“囚徒困境”的条件之中。根据定义，一个纯粹的“囚徒困境”只是一个博弈，每个参与者只关心自己的刑期。那些同时关心对方的利益，相信团队团结，或者知道如果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他们将会遭受良心谴责而痛苦的参与者，等等，其实都在玩其他游戏，而不是在博弈。基于这种条件的纯数学表达，说到底也就是单纯从博弈论学家们关心的角度看问题，而其余的考量都是不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表示的特定结果，对玩家的价值而言也会产生其他不同的影响。与纯粹的“囚徒困境”相比，这些额外的考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结果。因此，这种新游戏与纯粹的“囚徒困境”博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种逃避的缺点是，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用来轻易地定义任何与理论相冲突的证据。这当然使寻找那些不容易受到这种逃避方法影响的真实世界的证据变得异常困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足够多的合作证据才以博弈论学家无法回避或忽视的形式出现：精心设计的实验游戏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参与者所获得的信息，以及他们可能的动机都受到严格控制。但到这个时候，博弈论思想已牢固地嵌入经济学和更广泛的社会之中了。它的影响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会在危机时刻都求助于它，以帮助定义我们的文明和身份。在纽约和华盛顿遭遇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的三天，《纽约客》的一位评论员就试图用此来抓住该事件的本质意义：

当然，这场灾难带来的远不只是城市的破坏……它还是人类文明层面的破坏。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人类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了一个个单一的有机体……有机体越来越依赖于一种信任 —— 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期望，即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应该或多或少符合他们的理性利己主义。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起，博弈论就开始广泛影响人们的日常思维，但博弈论学家却关注它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开始意识到，在太多的情况下，博弈论似乎无法发挥作用。

胆小鬼

1955年，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共同发表了一份有影响力的宣言，呼吁解除核武器武装。而仅仅几年之后，罗素便通过一幅名为“胆小鬼”的宣传画，无意中对解除武装的争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罗素描绘了一幅可能出自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主演的热门电影《无因的反叛》的画面，他把美国和苏联想象成两个互相竞争的年轻司机，在一条又长又直的道路上分别从两头向中间加速行驶。如果双方都不转向，那么两人都会死。但首先做出转向的那一方就会被视为“胆小鬼”，他的对手将永远鄙视他。

“胆小鬼”现象很快成为冷战思想家、博弈论学家和他们的学生用来讨论问题时的标准检验程序。1960年，兰德公司的战略家赫尔曼·卡恩在其652页的巨著《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中，将“胆小鬼”宣传画作为一种博弈来描述核战争。罗素发出拷问：为什么在兰德公司的所谓高层圈子里，为了核战争这种高风险事件而进行“胆小鬼”博弈在道德上就可以被接受，而“菜鸟人士”为了一些低风险事件而进行“胆小鬼”博弈就应该遭到批判？

正如幼稚的富豪们所做的那样，“胆小鬼”博弈被指责为堕落的和不道德的，尽管生命受到威胁的只是参与者自己，但当这个博弈由杰出的政治家来玩的时候……人们却会天真地认为，其中一方的政治家所表现出的是高度的智慧和勇气，而对方的政治家则应受到谴责。

在任何情况下，“胆小鬼”博弈用博弈论分析都不会得到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因为它包含两个纳什均衡，第一个是“你的对手不会转弯，你会”，第二个是“你不会转弯，你的对手会”。在这里，博弈论没有预测会发生什么，或者应该发生什么。在两年后古巴导弹危机的背景下，这种限制的致命性是显而易见的。1962年10月，美国和苏联都拒绝在向古巴部署核导弹的问题上让步。很明显，双方都在进行“胆小鬼”博弈。然而，他们都想知道的是：这是哪一种纳什均衡？换句话说，谁会先转弯？而实际上，一个错误就可能意味着毁灭。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我们的世界从未像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那样逼近全面的核战争。

总的来说，博弈论有两个明显用途：一是预测参与者的行为，二是指导他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在不止一个纳什均衡存在的博弈中，就像“胆小鬼”博弈一样，博弈论似乎在这两方面都失去了作用。甚至博弈论学家们也开始感到疑惑：博弈论的意义在哪里？

更糟糕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显然越来越常见，甚至无处不在。博弈论在这些情况下都没能提供指导。当这个所谓“多重性问题”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之后，纳什的身体状况已经让他对此无能为力了。

南极洲皇帝得了诺贝尔奖

到1959年初，纳什已经开始越发疯癫。他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个高级教授职位，但他回信解释说，他不能接受这个职位，因为他即将成为“南极洲皇帝”。这并不是一个突发性事故。大约在同期，纳什把他已经过期的驾照给了他的一个学生，还在驾照上写上这个学生名字的昵称，并偷偷告诉学生这是一张“星际驾照”。冯·诺依曼在纳什精神状况崩溃的两年前去世了，所以博弈论的两位创始人都被迫沉默了。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活跃期之后，博弈论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已经从全面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希望，滑向了一条“理性”的死胡同，陷入了多重性问题的泥沼，并且这个问题将会在未来数年持续困扰博弈论学家。至于纳什本人，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年轻的博弈论学家以为他已经死了，还有传言说他接受了额叶切除术，或是住在一家安保严密的精神病医院。然而，1994年，纳什却和另外两位博弈论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和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博弈论是如何东山再起的呢？

从冯·诺依曼去世到纳什获奖之间的40多年里，博弈论的发展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让我们先从官方版本开始说起。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海萨尼、泽尔腾等人在解决多重性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创新，例如多重博弈论等，最终的结果就是博弈论再次变得有用了。

20世纪60年代，约翰·海萨尼明确提出，博弈论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解决多重性问题，并为每一场博弈提供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完全源自理性行为的一般原则。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它将实现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和纳什梦想的关于社会互动的纯科学。1965年，莱因哈德·泽尔腾完成了类似于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第一次重大攀登式探索。要解决多重纳什均衡问题，最明显的进攻路线是找出依据，排除其中较为次要的均衡。泽尔腾认为，一些均衡是次要的，因为只有当参与者做出不可信的威胁时，这些均衡才会出现。例如，“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核威慑原则依赖于核武器大国威胁将对自己所遭受的核攻击进行毁灭性报复。但是，如果被威胁者不相信威胁会被实施，那么这种威胁就变得不可信了。在《奇爱博士》电影中，苏联人设计了他们的世界末日机器，一旦发现被攻击，机器就自动且不可逆转地触发毁灭性报复，消除了任何不报复的可能性，从而使他们的威胁百分之百可信。在商业上，某一市场环境下的一个垄断企业为避免其他企业进入这一市场并与之竞争，往往会大张旗鼓地威胁要打价格战。如果新来的企业相信这种威胁的存在，它可能就会退出市场，让垄断者继续收割巨额利润。

当一个威胁的实施符合它的“承诺”，而不会超出威胁的范围使情况变得无限度的糟糕时，制造威胁的玩家才是可信任的。泽尔腾聪明地概括并扩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博弈的任何阶段，不管他们之前怎么说，参与者实际上都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因为你和其他参与者在博弈后期所做的决策，决定着什么是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所以你可以通过决定以什么决策来结束游戏，从而寻求你的最佳策略，并从后向前推理，直到你确定自己的第一步应该怎么做。正如博弈论学家希望的那样，这种逆向归纳过程可以产生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案，一个关于如何博弈的预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理论在解决了博弈论问题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些巨大的惊喜。

假设有一档电视游戏节目，其形式如下。有两名玩家（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约翰尼和奥斯卡），他们都知道，主持人最多有1 000美元的奖金可以发放。主持人首先对玩家约翰尼说：“现在我将向你们两位玩家各发放100美元，你是否接受？”如果约翰尼接受这个提议，则两名玩家会各带着100美元离开；如果约翰尼拒绝，主持人就会给第二位玩家奥斯卡开出一个新价格：约翰尼50美元，奥斯卡250美元。如此来看奖金池增加了100美元，但不是两人平分。如果奥斯卡接受，游戏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他拒绝，那就又轮到约翰尼了。同样，奖金池再增加100美元，两人平分，每位玩家200美元。规则相同，如果约翰尼接受这个提议，游戏就结束了；如果他拒绝这个提议，奖金池就会再增加100美元，但不均分：约翰尼150美元，奥斯卡350美元。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主持人给约翰尼350美元，给奥斯卡550美元。如果奥斯卡再拒绝，则他俩各得到500美元，游戏就结束了。

看起来，只要有一点点耐心，约翰尼和奥斯卡就能分享总计1 000美元的最高奖金。但泽尔腾的逆向归纳过程却指出了另外一条路径。两名玩家都知道，奥斯卡接受主持人的最后报价（他会得到550美元）比拒绝（他只能得到500美元）要好。所以两名玩家都知道奥斯卡会接受这个报价。所以，回过头来看，约翰尼知道，接受主持人之前的提议（每人400美元）比拒绝要好（奥斯卡在下一轮接受邀请时，将得到350美元）。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前几轮游戏。两名玩家都意识到接受主持人的提议总是比让游戏继续下去要好。因为一旦对方选择接受，自己得到的一定比之前少。所以约翰尼应该在第一次主持人提议各得100美元的时候就选择接受，然后结束游戏。逆向归纳推理阻止了玩家获得更高额的奖金，因为双方都不信任对方会让游戏持续进行下去。这是博弈论的又一变体：在对超理性的追求中，合作会被破坏，而每个人的情况也会因此变得更糟糕。

当然，人们很少能做到以如此的理性来思考问题。在大量的实验中，同样让人们进入上述博弈情境，实际上很少有人会按照逆向归纳推理的方式来行动。为了证明人们只要足够聪明，就一定会使用逆向归纳推理，经济学家最近又重复了这些实验，以象棋大师们作为实验对象。结果是模棱两可的：有一些人按照逆向归纳推理的方式进行游戏，而有些人仍然表现出不会这么做。这种结果带领我们走进了逆向归纳推理逻辑的裂隙。在上述博弈中，要想得出你应该接受第一个100美元的结论，你需要相信对手也正在遵循逆向归纳推理，也就是他会接受自己收到的第一个出价。换句话说，即使你足够聪明，懂得逆向归纳推理，你还需要去假设你的对手是否也像你一样理解。象棋大师们知道他们在和其他大师比赛，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假设。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在游戏节目中，你的对手拒绝了他收到的第一个出价，那么你便能立即知道情况，也就是说，仅仅从这个拒绝中你就可以观察到，他并没有遵循博弈论的规则，因为逆向归纳推理意味着他应该接受第一个出价。更普遍地说，在游戏节目之外的现实生活互动中，我们经常与不遵循博弈论规则的人打交道，而期待这些人将来会变得遵守这套规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想法。博弈论认为，不遵守规则的人都是“非理性”的，并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然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人过去是“非理性”的，而我们还要强行假设他们将来会变得“理性”，这恐怕才是真正的不理性吧。

博弈论的发展正史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问题忽略了。一些博弈论学家一直探索这一事实，人们往往不像博弈论预测的那样做出行为决策。如果表达更温和一些就是，他们认为博弈论不应该被理解为用来提供预测的理论，而应该是用来提供在博弈中如何得胜的指南。但是就连像上述电视节目那样的博弈情境都能轻易破坏这种温和的观点。因为它证明，遵循博弈论的指南并不一定是博弈中一种明智的选择。在此情况下，我们恐怕就必须求助于博弈论的“野史”了。

人类生活的僵尸科学

有些传言是与正史恰恰相反的。据传在诺贝尔奖宣布前，纳什已经悄悄回到普林斯顿工作了几年。在宣布获奖的那天下午，他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纳什那古怪的、令人不安的幽默感依然存在。他指出，诺贝尔奖得主们通常都会说，他们对分享这一殊荣感到多么高兴。但是纳什说，他更愿意独自获奖，因为他真的很需要钱。在演讲结束时，他将博弈论与物理学中的弦理论进行了类比，他说这两门学科的研究人员发现它们都具有内在的吸引力——因此他们喜欢假装这两门学科实际上都很有用。这也许就是纳什的个性，尤其是在诺贝尔奖宣布后，他开着玩笑表达了对博弈论的蔑视。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对博弈论的贡献描述为他“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但纳什身边的另一位获奖者也同样对博弈论的肤浅提出了担忧。曾经热衷于在解决多重性问题的过程中使用这种矛盾的逆向归纳推理方法的泽尔腾，已经放弃了对这种理论的痴迷。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泽尔腾反复强调博弈论过于正式，过于数学性，不能作为人们思考社会交往中实例的可靠指南：“博弈论用来证明定理没什么问题，但用它来玩游戏就不灵了。”

然而，这一否定性结论似乎又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博弈论显然可以告诉我们在某些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究竟应该如何明智地行事。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环境中，每个玩家都知道自己精通博弈论，就好像他们人手一本最先进的教科书。所以，如果一个象棋大师和另一个象棋大师下棋，那么他们都有理由假设对手掌握复杂的博弈论知识。类似的防御型博弈论看上去有用得多。1994年12月5日，就在约翰·纳什离开美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那一天，美国副总统戈尔宣布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拍卖”——拍卖移动电话使用的无线电波频谱许可证。拍卖也是一种博弈。这场拍卖更是运用最新的博弈论精心设计出来的。当1995年3月结束拍卖时，美国政府很高兴，它收到了70多亿美元的投标。频谱许可证拍卖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被誉为应用博弈论的胜利。在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参与者们都基于真正“理性”进行互动的环境——大公司在拍卖中竞争，每个公司都由博弈论专家团队提供建议——导致的结果也可以被代表政府设计拍卖的博弈论专家预测和调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然而事实仍然让人失望，博弈论并没有提供一个理想的拍卖策划方案来满足政府的目标，因为博弈论无法在相互冲突的拍卖方案之间做出判断。不同的博弈论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每个人都要考虑到其他博弈论学家也会被雇用为竞争公司的顾问。此外，博弈论学家不仅就如何在预先确定的拍卖中出价提供建议：他们从拍卖过程一开始就被雇用，来帮助企业有针对性地讲解拍卖策划方案，这样的规律将有助于使博弈情境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然而，最终结果并不能说明企业参与者都是“超理性”的。许多成功的竞标者拖欠付款，而电信业后来倒闭和合并的情况也不断增多，这些情况都被普遍归因于拍卖时出价过高带来的负担。发生在2000年的同样深受博弈论影响的英国频谱许可证拍卖的经验也与此类似：博弈论既没有告诉政府如何最好地策划拍卖，也没有充分解释或预测竞标者行为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博弈论在拍卖等情况下的作用有限，那么为什么它在今天的经济学中仍享有崇高的地位呢？这个问题虽然没有一致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却有共同的主题。

博弈论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功或优势，而是因为经济学家求助于它来解决经济学其他领域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为了找到打破长期辩论僵局的新技术。例如，到20世纪7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律师和经济学家们的观点逐渐影响了对大公司的监管。芝加哥学派对“法律与经济”的态度本质上是监管越少越好。他们认为，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之所以占主导地位，是因为它们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而不是因为反竞争行为。博弈论给芝加哥学派观点的反对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它严肃对待反竞争行为，这个框架以其高度的数学复杂性给监管者和法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新的招数，可能会让你在政治辩论或法律辩论中占上风。在其他领域，野心勃勃的经济学家正在对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帝国主义式的入侵，超越了市场和价格的范畴，从而超出了用于经济分析的传统工具所能辐射的范围。博弈论为这些经济学家提供了一套新的工具，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工程师，设计用于生产理想社会产物的体系和机制。用他们的话说，这些博弈论的学术使用者非常成功：继1994年的纳什、海萨尼和泽尔腾之后，在接下来的20年中，基于博弈论的研究又为八位经济学家赢得了诺贝尔奖。

相比之下，质疑博弈论的经济学家则面临着被排斥的局面。泽尔腾没有遵循对人类行为做出假设的标准的博弈论实验程序，而是坚定地相信，应该利用实验室的实验来研究人们的实际行为。就一些博弈论学家而言，这使他沦为一个所谓“在通往博弈论‘纯粹和真实’事业的道路上迷了路（甚至更糟）的背叛者”。

但泽尔腾只是经济学家中的一个例外。博弈论并不乏纯粹而真实的信徒，它的魅力和力量绝不应该被低估。尽管这一理论存在诸多问题，但事实证明，纯社会科学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美国政治学家，后来成为博弈论学家的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所说的“工具法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魅力：给一个学者（或一个孩子）一把锤子，他们就能找到可以让他们砸的东西。因此博弈论被用来“解释”信任，尽管在博弈论出现之前，还远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信任存在任何需要解释的神秘之处。所以，博弈论是一种僵尸科学，是人类互动的一种视角，无论它看起来多么没有生气，都不会消亡。许多思想家放弃了这一课题，但新成员的加入又会重振这一宏伟梦想。正如最近一位“皈依者”庄严吟诵的那样：“博弈论是一本可以应用于所有生命形式的通用大词典。策略性的互动巧妙地将生命与非生命体分开，并定义了生命本身。”

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梦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博弈论思想已经走出学术界，成为常识思维的一部分。但在此过程中，一些微妙之处已经消失。人们普遍认为，关于合作的理论主要是为傻瓜准备的，只有天真的人才会依赖对彼此的信任行事。特别是，在一个不容置疑的逻辑下，博弈论已经普遍被理解为证明了利他、信任以及合作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即使和你打交道的就是这样的人，你也不能做出同样的利他、信任或合作行为。但是这根本就是对博弈论的误解。

是的，尤其是在冯·诺依曼、纳什和兰德公司的早期时代，博弈论经常假设人们永远是自私的。但是博弈论为自私辩护或推崇自私的情况非常局限。纳什均衡理论本质上意味着，如果其他人都表现得自私，那么你也应该这样做，自私是你对其他人自私行为的最好回应。进而他们也用自私来对你进行回击，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不合作”的死循环。但关键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假设其他所有人会在一开始就表现得自私。如果没有这个假设作为前提，那么对我们为什么会陷入不合作状态的一连串解释就不复存在了。

换句话说，博弈论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纳什均衡，但它没有解释哪种均衡，是合作均衡、非合作均衡还是其他。人人都在道路的同一边开车，这是一个纳什均衡的情况。人人都在道路左边开车和人人都在道路右边开车，这就是两个纳什均衡。对于哪种均衡将会出现，以及各国之间为何会存在差异，博弈论几乎没有解释。同样，键盘的QWERTY键盘布局也是一种纳什均衡：如果每个人都在用QWERTY键盘打字，而且几乎所有的键盘都是按照QWERTY键盘制造的，那么你也应该学会用QWERTY键盘打字，新的键盘也会用这种设计。因此，这种平衡一直维持着，即使它比其他有竞争力的键盘布局（例如DVORAK键盘）输入起来慢得多：即使所有键盘用户的情况都因此变得更糟，这种平衡也仍然存在。但是，博弈论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被困在这个“速度更慢”的平衡中，执着地使用着慢速的QWERTY键盘。

因此，关键问题往往不在于为何纳什均衡会持续存在于参与者做出均衡策略的过程中，而在于我们是否会首先达到均衡：这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博弈论问题。（以QWERTY键盘为例，其复杂的排列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的发明是为了让打字员慢下来，因为在那个时代，打字速度快很容易使打字机的按键卡住。）而最让博弈论正统派头疼的是，即使一场博弈中只有一个纳什均衡，也不代表我们就能在实际博弈中达成我们预想的结局。只能说，如果其他人也在遵循纳什均衡策略，那么你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也用纳什均衡策略。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有些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你认为其他人可能不会采用纳什策略——他们并不自私，或者他们不会像博弈论学家那样思考。这是博弈论中一个非常基本的漏洞，但是竟然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这一点。

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的高潮部分，温斯顿和裘莉亚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两人被分开关押，并遭受酷刑，以迫使他们背叛对方。但在这里，博弈论的预测是错的——他们没有背叛彼此。奥威尔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使他认为，爱、友谊和忠诚至高无上。这些概念在传统博弈论中没有地位。但这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传统博弈论就不能包含对人类意义的全面理解呢？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当人们处于看似“囚徒困境”的情况下时，他们的行为并不像博弈论预测的那样。对此，博弈论给出的回应是：这些参与者可能不是真的处于囚徒困境之中。因为这个博弈情境的规则规定，参与者必须狭隘地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因此按照定义，温斯顿和裘莉亚这样的人不会面临“囚徒困境”，因为他们不符合“囚徒困境”参与者的假设条件。其实，一旦把温斯顿和裘莉亚对彼此的关心融入游戏的数学表达中，我们就建议他们不要背叛彼此。考虑到他们的爱情、友谊和忠诚，他们的“最佳战略”就是进行合作。实际上，更普遍的观点是，通过调整代表每个选择结果的数字，玩家关心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包含在博弈论中。

然而，博弈论强加了一个微妙但关键的限制：它不关注不同选择的历史背景，而只关注它们的后果或结果。结果天生具有前瞻性，因为它在影响未来，而我们基于道德对于公平和责任的关心则通常使我们向后看：看谁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这种只关注结果的观点意味着，博弈论必须以一种有限、片面地对人类意义的理解来运作。这种理解坚持认为，我们的未来永远比我们的过去更重要。在下文中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反复出现：它试图将道德关怀纳入标准经济理论，而在这个过程中却限制、扭曲或颠覆了它们。

在冯·诺依曼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做了一件事，震惊了所有认识他的人。也许是连他也开始不再局限于博弈论对人性狭隘看法的约束，也可能这只是癌症使他身心崩溃的一种副作用。他一生都是坚定的怀疑论者，并受洗礼成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然而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动弹不得时，一名本笃会修道士施特里马特神父（Father Strittmatter）经常来探望他，并在病床边听他忏悔。但这似乎没有任何帮助。这位施特里马特神父回忆说，直到生命尽头的那一刻，冯·诺依曼一直对死亡感到恐惧。当以一场完整的罗马天主教形式的葬礼送别冯·诺依曼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任乘坐一辆出租车离开了，他对一位物理学家同事说：“如果约翰尼（纳什的昵称）真的去到了他想去的地方，那么现在肯定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

1. The RAND Hymn，1961，quoted in Nasar，S. （1998），A Beautiful Mind（London:Faber），104.

2. Nasar，71.

3. Fortune，March 1951.

4. Life，25 February 1957.

5. Keynes，J. （1978），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eds. E.Johnson and D. Moggridge （Royal Economic Society），vol. 10，173–4.

6. 1英里≈1.6千米。——译者注

7. 1947年10月8日致摩根斯特恩的信，解释冯·诺依曼拒绝审查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引用自Morgenstern （1976），“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Oskar Morgenstern and John von Neumann on the Theory of Gam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4（3），810。

8. Morgenstern’s diary，April–May 1942. Quoted in Leonard，Robert J. （1995），“From Parlor Games to Social Science:Von Neumann，Morgenstern，and the Creation of Game Theory 1928–1944”，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3（2），730.

9. 事实上，它的发现要早得多。他是一位法国数学家，也是一位图书收藏家，曾写出许多关于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重要评论。20世纪60年代，他在巴黎塞纳河岸边的一个小摊上买了一本数学专著，里面夹着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双人零和博弈的最大最小解。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713年。

10. Nasar，94.

11. 兰德公司做不出有用的研究，这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到20世纪50年代末，外界说“兰德”（RAND）成了“研究而毫无进展”（Research And No Development）的代名词。

12. Ibid.

13. 纳什均衡只是揭示和描述了一个永远会达到稳态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并非所有策略组合中的最优结果。——译者注

14. 引自Heims，S. （1980）. John Von Neumann and Norbert Wiener:From Mathematics to the Technologies of Life and Death （Cambridge:MIT Press），327.

15. 引自Poundstone，W. （1992），Prisoner’s Dilemma （New York:Anchor Books），168.

16. 引自Ferguson，N. （2017），The Square and the Tower:Networks and Power，from the Freemasons to Facebook （London:Allen Lane），260.

17. Hertzberg，H. （2001），“Comment:Tuesday，and After”，New Yorker，24 September 2001，27. 引自Amadae，S. （2003），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6.

18. Russell，B. （1959），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 （London:Allen and Unwin），30.

19. Nasar，242，244.

20. 然而，在这部电影中，美国事先并不知道世界末日机器的存在，这使它无法成为一种威胁。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对经济学家兼博弈论学家托马斯·谢林对这一情节缺陷的抱怨选择置之不理（见第六章）。

21. Ibid.，379.

22. 也许纳什最终还是接受了冯·诺依曼50年前对他著作的评价。

23. Goeree，J.，and Holt，C. （1999），“Stochastic Game Theo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96，10564–7.

24. Mirowski and Nik-Khah in D. Mackenzie，F. Muniesa and L. Siu （eds.）（2007），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5. Sadrieh，A. （2010），“Reinhard Selten a Wanderer”，in A. Ockenfels and A.Sadrieh （eds.），The Selten Schoo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Berlin，Springer Verlag），5.

26. Gintis，H. （2009），The Bounds of Reas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7. 对于下面概述的论点的严格发展参见F. Guala （2006），“Has Game Theory been Refuted？”，Journal of Philosophy，103，239–63.

28. https://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 30665.

第三章
财富打败公正：古怪的科斯定理

我有一个避免失业的新方法，那就是向雇主行贿。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面试也不应该拐弯抹角、藏着掖着地进行，而应该通过让求职者在面试时提供明确的现金报价来进行。诚然，这可能将导致一场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对话。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经理：（从椅子上站起来）嗯，谢谢你今天过来。我们应该能在明天之前通知你。

罗恩（求职者）：嗯……呃……还有一件事。就这么说定吧，如果你保证给我这份工作，我就给你500美元。

经理：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罗恩：这是用来鼓励你聘用我的。这是一份好处！

经理：（尴尬地笑）哦，我明白了。很抱歉，我们这里不能这样做。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要面试下一个人了。今天下午我还要见很多人。（说完后向门口走去。）

罗恩：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这是政府的计划。

经理：（听起来难以置信）你的意思是，如果我雇用你，那将会有一个专项计划来支付我500美元？

罗恩：呃，其实是公司。你的公司将得到500美元。据我所知，这一切都写在这封信里。（从口袋里拿出信来。）

经理：（读信）嗯，我明白了，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嗯……你介意我问一下你有什么特殊身份吗？这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找工作的人，因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

罗恩：哦，我不知道，我以为每个人都有资格的。

经理：嗯……好像有两份表格要填，我们得等四个月。我必须得到许可。这有点儿奇怪啊！当然，这还要列入账目。还是算了吧，不过总之，我还是会考虑你的申请，不会让这件事妨碍你和其他人的公平竞争。

事实上，贿赂雇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83年，随着美国失业率超过10%，人们越来越不顾一切地寻找能够降低失业率的政策。伊利诺伊州决定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它每年随机选择近4 000人，来参加一项长期的“招聘鼓励实验”。这些人被告知，假如他们在失业后的11周内找到一份新工作并做这份工作至少四个月，他们的新雇主就可以向州政府申请500美元的奖金。而500美元的奖金将由失业者在求职过程中提供。

可能是因为他们预料到了我们想象中的罗恩会得到的那种不安甚至有敌意的反馈，超过1/3被邀请参加实验的人都拒绝了。在参与调查的人中，只有4%的雇主最终得到了雇用这些人的报酬。该计划的一些参与者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有一些在四个月期满前就失业了。而超过1/3有资格获得500美元奖金的雇主也没有拿到奖金，仅仅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向伊利诺伊州政府提交最终表格。

设计这个实验的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许多失业者不愿参加，或者他们的新雇主不会申请这笔意外之财（要知道，1984年的500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 200美元）。此外，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向你的潜在雇主提供贿赂实际上会给求职者带来尴尬或难堪。实验设计者给参与者提供的信息还包括，如何向雇主介绍获得500美元奖金的具体说明，就好像这只是写着在面试中该说些什么的一条普通建议一样，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这些经济学家古怪的世界观是在科斯定理的启发下形成的。科斯定理是基于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经济理论提出的。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科斯曾经定居于伊利诺伊州。科斯定理假设，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总是愿意做一种交易，即通过花钱来换取想要的东西，或者通过收钱来提供别人想要的东西。法律、道德准则或社会惯例当然会反对你通过贿赂去获得一份工作，但如果这项交易是互惠互利的，那么这些规则也没办法阻碍它的达成。经济学家们本质上都认定科斯定理在现实中是成立的。

尽管诸如招聘鼓励实验这样的政策表现不佳，并且它对交易的想法过于天真，但基于科斯定理的世界观还是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胜利。它始于一场真正的法律思想革命：科斯定理的产生源于科斯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它后来成为法学期刊中被引用最多的论文。科斯的理念使人们相信，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使全体公民的财富最大化。为此，法律体系应确立明确的规则和权利，为个人在市场规律和交易达成中肃清障碍。这个观点虽然直接导致了现今主流政策的形成，但当它首次被提出时，它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十分激进的。比如政府拍卖手机和电视广播频道，以及政府建立的“碳交易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不同的公司之间可以交易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权利。最近，科斯定理被用于其他“创造”市场的提议，包括政府间接纳难民义务的交易，或通过“生育许可市场”来控制人口。除了将市场经济引入以前不存在的领域之外，科斯定理是宣扬“不作为”的：政府应该什么都不做，它不应该进行干预，因为受影响各方之间的私人交易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一场偶然。

偶然的经济学家和他偶得的定理

罗纳德·科斯于1910年12月出生在伦敦西北部郊区的威尔斯登。后来，科斯回忆，他小时候腿有点儿残疾，还戴了一种铁质的腿套。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供肢体残疾学生就读的。而这也导致他后来只能进入基尔伯恩文法学校（政府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读书。正常情况下，学生应该在11岁入学，但他12岁才入学。五年后，晚入学一年这件事影响了他对大学科目的选择。他想学习历史，却无法如愿以偿。当时，历史学位只对那些学习过拉丁语的人开放，科斯因为晚一年进入基尔伯恩文法学校，所以没能学习这门课。他报考大学的第二志愿是化学，但他不喜欢数学，可学数学是获得理科学位的必要条件。因此，正如他所说：“我转到了基尔伯恩文法学校学生可以攻读的唯一一个学位——商业学位。由于这个偶然的机会，科斯得以于1929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他学习得很快。三年后他在邓迪进行了一次演讲，演讲稿中描述了他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想法，当时他才21岁，他的这篇论文——《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很特别，这是半个多世纪后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大经济学贡献之一。（概括来说，《企业的本质》试图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尤其是为什么企业家把雇用员工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基本政策，而不是把每一项任务都外包出去。）但在这里，他的另一个贡献——《社会成本问题》，才是我们关注的。

经济学中许多伟大的思想，最初都是源于纯理论中的一些抽象习题，后来通过考虑到其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如果可以有的话），才被演化成理论。科斯的工作则有所不同。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在101岁时，他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书《变革中国》），科斯批判了抽象理论，认为它是“黑板经济学”。科斯特别感兴趣的是公共部门的垄断，尤其是那些与广播有关的，如BBC（英国广播公司）。1951年移居美国后，他研究了联邦通信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对什么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判断，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放广播牌照。科斯几乎无法掩饰他对自己看到的这种国家强制手段的蔑视，他指出，这类似于一个由联邦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其任务是挑选那些被允许在每个城市、城镇和村庄出版报纸和期刊的人。科斯提议，广播频谱上的时间间隙应该拍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这在当时对那些从事广播工作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如今，这在许多国家已成为标准做法。

科斯的主要论点是，联邦通信委员会不需要限制广播频谱的分配。只要这些权利是由法律明确界定的，并且可以转让，那么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落到最重视它们的广播公司手中。最初获得转播权的人可以通过出售转播权赚到比保留转播权更多的钱，当然，除非最初的获得者比任何人都更看重转播权。而且，由于最重视它们的广播公司可能会最大限度地妥善利用它们，这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事实证明，科斯的观点不仅在当时震惊了广播公司和联邦通信委员会，显然，在现在看来，自由市场经济的守护者们对此也感到惊讶和充满敌意。

科斯把他关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论文寄给了《法律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这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新出版物，是自由市场经济学产生学术冲击力量的主要阵地。他们认为，科斯的推论——应该由谁获得某物的合法权利与到底由谁最终获得该权利并没有直接影响——是完全错误的。与科斯不同，在他们看来，很明显，如果一家公司没有从事某些活动的合法权利，它就不太可能从事这些活动，因为它可能要承担由于违犯法律而付出的代价。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没有相关的专利，那么它生产这种产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或者可能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或水污染而被起诉。因此，《法律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亚伦·戴雷科特要求科斯删除他论文中的核心结论。科斯得出的结论是，法律立场最终可能对产出几乎没有影响。当科斯拒绝后，戴雷科特邀请他到芝加哥参加聚会，并解释他的论点。这次聚会听上去应是其乐融融的，而事实上它更像是一场严酷的审讯。

20世纪60年代初，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将自己视为不得不与远在华盛顿和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政治及学术机构展开激烈斗争的外来者。年轻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后来承认，他们都肩负着责任。贝克尔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不安感使这些访问学者在研习会上为他们的观点辩护时都显得攻击性十足。一位来访的演讲者曾这样提问研讨会组织者乔治·斯蒂格勒，他应该坐在哪里展示他的论文。而斯蒂格勒的回答是：“你这种咖位，在桌子底下讲就可以了。”年初的那个晚上，科斯来到戴雷科特家里时，气氛就是这样的。当晚从一场投票开始，在场的20位芝加哥经济学家都不同意科斯的观点，唯一的支持票来自科斯本人。随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试图带领大家摧毁科斯的论点。在一旁观看的斯蒂格勒后来将那个场景描述为：“我一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智力对决……米尔顿从一个方面攻击他，然后从另一个方面，再从另一个方面……但最终令我们惊骇的是，米尔顿不但没有打倒他，反而是他打倒了我们——那天晚上结束时，投票结果发生了逆转。有21票投给了科斯……”

科斯觉得，在戴雷科特家度过的那个晚上是一场痛苦的折磨。但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转而认同科斯的观点。可以说，这就是现代私有化理念诞生的时刻。科斯关于广播频谱权的论点立即得到了芝加哥的经济学家的广泛推广。他们的结论是，把公共资产简单地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永远是最佳的选择。如果拍卖是不可行的（或者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公共资产的所有权应该授予某个人，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人，谁都可以。因为科斯的观点是，在自由市场中，这些资产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落入最珍视它们的人手中。

戴雷科特鼓励科斯把他的论点写得详细些，不久后，《社会成本问题》就发表了。科斯通过一个关于两个农民的故事引出了这个论点。他说，假设一个牧场主的牛跑到邻近的耕地上，破坏了隔壁农民的庄稼，如果牧场主和农民能够自由地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如果关住牛（例如，筑起篱笆）的成本小于对庄稼的损失成本，那么牛就会被关起来；相反，如果关住牛的成本大于受损庄稼的价值，那么庄稼就会继续受到破坏。有关相对成本的事实将决定谈判的结果，无论法律是否赋予牧场主或农民权利。然而，合法权益将决定由谁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如果建造篱笆的成本小于受损的庄稼的价值，并且牧场主有散养牛的权利，那么农民将不得不花钱帮牧场主建一个篱笆。科斯的故事传达的信息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如果他们的交易没有成本或其他障碍，那么农民谈判后得到的结果将是相同的，无论法律的立场如何。

然而，几乎就在科斯在戴雷科特家获胜后不久，科斯的观点和他在芝加哥的新支持者的观点之间开始出现一个巨大的鸿沟。假设科斯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纠纷，法院的介入是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更广泛地说，他们认为，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法律制度的作用和目的，并可以大大降低政府通过法律制度进行干预的必要性。这些结论在21世纪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可惜，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

科斯认为，他的故事显然是虚构的，是一种思维实验，展示了从故事的虚构假设中得出的奇妙结论——前提是私人交易不存在成本或其他障碍。或者用科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尽管哲学家对这种推理方式很熟悉，它是一种反证法，但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却忽略了一点，他们认为，零交易成本假设在本质上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完全接受了这个荒谬的结论。

他们对科斯论证的错误解释很快就变得难以推翻，因为它被提升到了定理的地位。1966年，斯蒂格勒首次在出版物中提到科斯定理，并将其引入他成功的教科书的第三版之中。很快，科斯定理的一个版本出现在大多数教科书中，内容主要是关于“法律如何分配权利并不重要，因为受影响的各方之间的讨价还价将导致同样的结果”。这一结论完全依赖于零交易成本这一极不现实的假设，但即使有人提到这一点，也常常只是轻描淡写地略过。

重要的是，我们强调，科斯定理并不是它看起来的那样。首先，这不是科斯说过或提出过的东西；其次，它不是一个定理，因为它的形式不是提出一组假设，再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但我们现在似乎很难改掉这个名字，所以我在本书中还是会继续用它来描述。）所谓科斯定理，实际上与科斯的观点相反。的确，尽管科斯定理影响巨大，但它一直受到一个名人，也就是罗纳德·科斯本人强烈而持续的批评。在科斯的开创性论文发表近30年后，他失望地评论道：“我的观点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我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得到理解。”然而他的抱怨被忽视了。对科斯来说，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相当讽刺的，因为它是基于对他工作广泛而根本的误解而颁发的。现在是时候让真正的科斯说话了。

科斯对战芝加哥学派？

科斯当时用那个关于农民与牧场主的故事和经济学家们进行争论，但他并不是想说法律是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他想说明法律很重要：因为拥有某物的合法权利将影响私人讨价还价的结果，除非讨价还价的过程真的没有成本或其他障碍。科斯公正地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总会有一些障碍，这就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出现。这些成本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它们多种多样，并且包含各种类型的障碍——不一定是财务上的，它们都会阻碍受影响的各方达成协议从而解决争端。在达成协议之前，要付出的成本就是找出谈判对象并与他们沟通。例如，你可能愿意付钱给你的邻居，让他们同意你聚会时放嘈杂的音乐直到深夜，但首先你需要确定哪些邻居会被噪声打扰。同样，当一家洗衣店想从河里获得干净的水（比现行法规规定的最低法律标准还要干净）时，它可能愿意为获得净化水而付费，但却很难确定是哪个上游工厂造成了水污染，从而不知向谁付钱。除此之外，还有直接涉及谈判交易的成本，最明显的是涉及时间、精力以及搜集所有相关信息的成本。洗衣店将需要决定它愿意向工厂支付多少钱，因此它将不得不估算其他替代方案的成本，例如选择其他供水方式或将水引入室内再进行净化。最后，一旦达成协议，我们就会发现，对结果进行监督以确保另一方遵守协议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在执行该协议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高，甚至在此过程中又将走向法庭。

交易成本的产生意味着争论的对象可能不是最重视它的个人、公司或组织。这是因为，交易成本常常阻碍交易的完成，即使交易对各方都是有利的。如果对任何利益相关方来说，安排和执行交易涉及的总交易成本超过了预期的收益，那么交易就不会发生。但如果一项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没有达成，那么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浪费：它浪费了一个让各方都变得更好的机会。经济学家称，这种结果是“低效率”的，因为它浪费了可能到手的利益。在这方面，政府明显可以发挥干预作用，以提高整体效益。例如，假设洗衣店和造成污染的工厂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达成协议，政府就可以向造成水污染的工厂征税，税收的数额以净化污染需要花费的成本为标准（比如包括洗衣房抽取污水所面临的额外成本）。因此科斯的结论大体上就是：交易成本存在的问题确实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达成一个公平的交易结果，而想要仅依靠私人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话，效率就太低了。

在这一点上，你或许可以大胆猜测一下，科斯与芝加哥经济学派之间的故事是如何展开的。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援引科斯定理来证明私有化、拍卖公共资产、基于市场的政策（例如碳排放市场）是合理的。与此相反，科斯却成了政府干预政策的拥护者。

可惜，这种猜测是错误的。科斯对“黑板经济学”的笼统概括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都不一定总是最好的选择，这要取决于具体情况。除了仔细地对案例逐个分析以确定最佳策略外，别无他法。因此，科斯不是政府干预的鼓吹者，而是一位明智的实用主义者。除此之外，他的见解不仅使他与芝加哥的经济学家达成了和解，而且使他成为他们中间的知识英雄。这种见解似乎摧毁了许多关于道德和公平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常常被用来为限制市场自由的合理性做辩护。

在《社会成本问题》出现之前，经济学在分析一方伤害另一方的情况时一直遵循常识。如果一家工厂污染了一家下游洗衣店使用的水，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让工厂停止排污，或者给洗衣店赔偿。如果一辆汽车的设计缺陷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驾驶是危险的，那么解决办法就是要求召回有缺陷的汽车，并赔偿给已经受伤的司机。科斯将这里的一般观点总结为：“当A对B造成伤害时，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控制A。”科斯一举推翻了这种思维方式：“真正需要决定的问题是，应该允许A伤害B，还是应该允许B伤害A。实际的目标在于如何避免更严重的危害。”很明显，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此前从未有经济学家提出。作为一名美国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后来评论说：“科斯就是活生生的证据……我们需要一个非比寻常的头脑来进行一个显而易见的分析。”

科斯的见解简单来说就是，当双方陷入冲突时，无论哪一方都会因另一方的存在而受到伤害。当牧场主的牛跑到隔壁农民的耕地上时，谁该对此负责？没有牧场和耕地的存在和毗邻，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也不会有庄稼被破坏。正是这两处地方的相邻“导致”了庄稼的破坏，而不仅仅应该怪罪其中某一个人。一家工厂污染了一家洗衣店使用的水，就会给洗衣店带来成本——但禁止污染则会给工厂带来成本。这一观点意味着，有关相互指责的常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本是双向流动的，所以没有办法通过检查是谁强加成本给谁来确定受害者和施害者。科斯的结论是，决定是否允许一家公司排放污染“与决定是否应该用土地种植小麦或大麦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使总产品、产量或产值最大化。

科斯的分析到此为止。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芝加哥的追随者们走得更远，他们现在可能在大学法学院学习，也可能在经济系学习。他们把分析从经济学的世界扩展到法律和道德的世界。例如，把科斯的观点应用到事故中，他们认为，加害者和受伤者都可能是事故的造成者，因为事故发生时双方一定都在场。这样的话，很容易就可以认定事故双方都有责任。在这种新的方法中，有关动机、责任和权利的传统伦理和法律观念被抛弃了。很快，著名的法律思维学派——“法律经济学”就为大家熟知了。

这个由学者和法官组成的强大网络——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些伟大的想法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科斯颠覆了数百年来人们对意外事故的法律思考。他无意引发了一场法律革命，正如他所说：“我对当律师和学习法律不感兴趣。”相反，他认为，他的想法展示了市场和其他经济上的部署是如何依赖于更广泛的法律体系的。但他的追随者们却把它反过来说：法律权利应该由经济学来决定（也就是说不应该由正义、公平、责任、动机等概念来决定）。法律经济学家希望用经济学来解释和重塑法律。他们的灵感来源于科斯，但对科斯的背离所引发的后果十分严重。

法国1968年革命

对历史学家来说，1968年是经历巨大变革的重要一年，有人认为其核心就是巴黎的学生抗议活动。但这只说对了一半。1968年确实发生了一场革命，但革命开始于芝加哥，而不是巴黎。

长期以来，法律经济学人一直被法律界所忽视。他们被看作一群疯狂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建制派的辩论不是关于这些想法是对是错，而是它们是否值得被认真对待。然而他们的不屑一顾却被一个人颠覆了，他几乎靠一己之力将法律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受人尊敬（尽管存在争议）的学派，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20世纪被引用最多的法学学者。

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理查德·波斯纳在1962—1963年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的助理，之后又在华盛顿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相关职务，最后他为副检察长工作，负责反垄断工作，监管存在垄断以及其他反竞争行为的公司。他的这些在主流领域工作的资历是如此完美，以至于聪明人很快就发现，如果要把他当作对手，就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他。没过多久，1968年秋季尼克松就任总统时，新政府要求芝加哥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成立反垄断特别工作组。于是斯蒂格勒邀请波斯纳加入。波斯纳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他把票投给了民主党，而不是尼克松，但是越南的抗议和学潮运动越来越让他反感，于是他接受了斯蒂格勒的邀请。1969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与芝加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加里·贝克尔相处了很长时间，这加速了他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向尼采自由主义者的转变。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芝加哥经济学家们的反垄断思想是革命性的，对正统的法律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挑战。从芝加哥学派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想法是科斯定理的一个简单应用。科斯曾辩称，在进行干预以防止A对B造成伤害之前，各国政府应该考虑到B付出的代价。波斯纳将此应用于反垄断。以掠夺性定价现象为例，掠夺性定价是指某一行业的主导企业大幅降价，甚至在短期内出现亏损，目的是将客户从竞争对手那里抢走，迫使竞争对手离开市场。当大型零售商第一次在一个小镇开店时，这种恃强凌弱的策略很常见；等小商店关门后，大零售商就会提高价格，因为现在它垄断了市场。律师和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是，为了保护规模较小的公司，从而保持市场竞争，需要制定法规或采取其他措施来禁止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做出这类具有欺侮性质的行为，这将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利益以及保持社会的广度。波斯纳和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指出，这种推理忽视了强者的利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客观评估也应包括主导企业的利益。

波斯纳对如何进行客观评估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称之为“财富最大化”。如果引入反垄断法规会导致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的财务损失大于小公司的财务收益，那么根据波斯纳的方法，对其进行反垄断监管就是一个坏主意。更广泛地说，芝加哥法律与经济运动提出了支持与保护占主导地位公司的论点，或者如该运动的批评者所说，就是在支持和保护那些“霸凌者”——那些垄断企业。例如，波斯纳和他的追随者对知识产权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自相矛盾的是，自由市场的优点最好通过广泛的法律干预来实现，从而赋予专利和版权所有者对其作品的强大垄断权。这种靠着法律“撑腰”而获得最大收益的是苹果、微软、辉瑞、葛兰素史克等公司，它们拥有垄断权的产品是在行业中无可回避的。而波斯纳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财富最大化打败了企业公平的信念，是反对银行因其在引发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惩罚的建议的背后原因。从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反对意见中，我们可以听到波斯纳理论的呼应：尽管惩罚银行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但它“却不能带来经济效益”。

波斯纳对大公司的支持不仅仅来自他的奖学金。1977年，他与别人合作共同创立了咨询公司Lexecon。该公司发展迅速（后经合并，更名为Compass Lexecon公司），为许多大公司提供了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经济学武器。它还为那些受过法律经济学培训的人提供了待遇可观的就业机会和顾问工作。

波斯纳的财富最大化原则不仅适用于公司。那仅仅是表面现象。为了了解它对法律思维的广泛影响，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对波斯纳来说，与其质疑“财富最大化打败了公正”，不如让我们提出一个更有野心的说法：财富最大化就是公正。

波斯纳试图论证，公平就是财富最大化的同义词，这样的做法使他与崇尚自由主义的法律体制产生了正面冲突。即使有精英履历，波斯纳的观点也可能让他被当权派忽视。但他与对手进行了一系列激烈、高调的对抗，让人们无法忽视他，并促使他们做出回应。波斯纳喜欢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不仅因为它的右翼倾向，而且因为它的方法，他沿用了这些理念，认为财富最大化是一种比传统法律分析更客观、更科学的方法。在波斯纳看来，传统的法律理论“纯粹在胡扯”。

自由主义当权派被激怒了，对波斯纳的干预做出了回应，结果法律经济学非但没有被拒之门外，反而登堂入室地被接纳了。争论的焦点从波斯纳的观点是否值得认真对待，转移到他的经济论点的论述细节上。随着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实质，法律思维被边缘化了。律师们开始重新学习经济学。这就是1968年这场革命得以持续的原因，因为在波斯纳拉开革命的序幕后，新一轮的辩论使大批学术律师有可能开启高收入的职业生涯，对整个法律体系进行改写。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道格拉斯·贝尔德（Douglas Baird）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像波斯纳这样的人会花六周的时间来研究家庭法，他们会写几篇文章来解释为什么所有人在家庭法中所说的都100%错误。然后他们得到的回应会是“不，我们只有80%是错的”……做伟大的工作很容易……我过去常说，这就像用棒球棒打翻可乐瓶……我对破产法很感兴趣，因为破产法正被一些业余的人掌控……这完全是一片知识的荒原。而我得到了终身职位也只是因为我说过：“天哪，今天的一美元会比明天的一美元更值钱。”

诚然，新法律经济学的基调是残酷的，波斯纳称，他的方法是一场腐蚀性的“酸浴”，而他的一些朋友也是“恶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那些想法是错误的。关键是，财富最大化究竟是如何成为公正的同义词的呢？

仙境中的波斯纳

“当我使用一个词语的时候，”蛋头先生（Humpty Dumpty）用相当轻蔑的语气说，“它的意思就正是我要表达的范畴，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

“但关键问题似乎应该在于，”爱丽丝说，“你是不是有能力让这么多单词通过正确地组合来准确地表达不同的含义？”

乍一看，波斯纳将公正重新定义为财富最大化，这似乎和“蛋头先生”做的事差不了多少。事实上，波斯纳的论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曾暗示，当法官们谈论“公正”并引用复杂详尽的法律原理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说平均而言，他们得出的结论所带来的结果有利于科斯所说的“社会总产品”最大化这一结论。波斯纳将社会总产品解释为财富，并在科斯建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分析，得出“普通法的逻辑是一种经济逻辑”的结论：无论是否有意为之，法官们都通过他们的法庭判决促进了财富最大化。波斯纳的发现时至今日仍有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发现至少包含了事实的核心，部分原因是，完全无视由这一发现提及的损益平衡的法庭裁决，似乎更有可能在上诉时被推翻。这并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决定给一方造成了巨大损失，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上诉；而另一方如果从这一决定中获益相对较少，他们就不太可能投入时间和金钱来捍卫自己的立场。相反，确保利大于失的决定不太可能被上诉。就其本身而言，这一论点还不错，但还远远不够。尽管法院的判决平均来讲能确保利大于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不考虑传统上的公正，而只关注如何使财富最大化。而且，即使财富最大化最终被证明是司法判决的（无意识）效应，也不能由此得出财富最大化在道德层面上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事实上，它可能与对公正的要求相冲突。

这就引出了波斯纳论证的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他试图为财富最大化建立一个明确的理由。然而，波斯纳所处的年代，其灵感并非来自伦理学，而是来自经济学：具体来说，经济学观点的一个分支认为，对公平和正义的判断只不过是感性表达。正如波斯纳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人们最终只能与之斗争的分歧”。波斯纳认为，财富最大化是科学的，因为它避免了对公平和正义的评判。财富最大化在不需要争论如何分配蛋糕的情况下，实实在在地扩大了经济总蛋糕的大小。

但即使就其自身而言，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从避免道德判断的基础上去讲财富最大化本身是不科学的，因为财富最大化的结果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判断，一个将财富置于其他道德考虑之上的结果，从蛋糕的分配到事故责任的认定，这一结果始终在发挥着作用。例如，我们之前看到，芝加哥学者们运用科斯关于事故中受害人的观点：在事故中受伤的一方对其受到的伤害也应该负有同等的责任，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事故也就不会发生。波斯纳甚至更进一步地认为，法律应该认定，只有当法律判决有利于造成财富最大化时，被告才应被判决因过失造成了事故。也就是说，只有当预防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本身的预期成本（计算方法为受伤所对应的金钱价值乘以受伤的概率）时，被告才可以被认为是过失犯罪。如果发现被告的过失并不能使财富最大化，那么根据波斯纳的观点，法律就应该将事故的原因判定在其他方面。波斯纳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方便的借口便是，将事故归咎于“上帝的行为”。波斯纳版本的公正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公正，而是根据因果关系、当事人的动机、能力和值得被关心的程度来判定过失。

波斯纳在1978年的论文《婴儿短缺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Baby Shortage）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应该废除高度管控的婴儿收养程序。波斯纳建议用一个更为“成熟的”婴儿交易的自由市场来取代它，以实现“将孩子的监护权转移给新父母的贸易收益”，从而实现财富最大化。对波斯纳及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来说，这一提议显然是对财富最大化原则的一个应用，即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而取消法律限制。但对其他人来说，这进一步证实了波斯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有多深，道德被他抛在身后。

波斯纳提到“买卖”婴儿所带来的“贸易收益”，让人想起了科斯式的交易市场。到20世纪70年代，芝加哥的大多数律师和经济学家开始接受科斯定理在现实世界中不成立的事实，因为交易成本无处不在。但他们却依旧没有质疑它，相反，他们用乌托邦式的术语来看待这个定理。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波斯纳式的仙境当中，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机会做互惠互利的交易。因此，芝加哥法律经济学的计划变成了将现实世界尽可能地改造成这样一个仙境。首先，应该肃清交易的法律障碍。即使交易涉及买卖婴儿，法律在普通情况下也不应该干预，因为这将阻止宝贵的贸易收益。其次，如果法院介入的原因是交易成本阻碍了各方达成交易，那么法院应该简单地通过司法命令，促成各方在没有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中达成这笔财富增值的交易。这被称为“模仿市场”（mimic the market）的司法决策方法。再一次，财富最大化取代公正成为法律制度的明确目标。

这种方法很容易遭到嘲笑，尤其是当我们更广泛地面对婴儿买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道德问题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但在狭隘的经济背景下，允许各方尽可能多地进行互利交易似乎就是唯一正确的路。那么，抛开这些，在不存在明显道德问题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在日常或经济事务中允许不受限制的交易呢？我们来换一种问法以帮助思考。科斯曾设想，有这样一个世界，有利益冲突的人可以在无须诉诸法律或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总是成功达成互利的交易。科斯自己非常清楚，这完全是一个假设的世界，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总是存在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连科斯自己都知道这个世界是假想的，那我们还应该为形成这个科斯假想中的世界而无条件地去努力吗？

科斯本人对这件事几乎从来未做出过鼓励，可能是因为他看不出这件事有什么实际意义。又或者当时他自己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自由交易思想实验会以这种方式转变为芝加哥法律经济学的乌托邦式愿景。

即使我们把道德放在一边，转而与波斯纳一同设想，财富最大化是我们唯一的目标，这种乌托邦式的愿景也是存在问题的。

首先，交易可能导致的只是有关各方的财富最大化，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财富最大化。一个行业中的两家大公司可以形成垄断联盟或其他定价协议，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使他们的共同利润最大化。

其次，不受约束的交易并不意味着双方将达成的就是一个可以实现互利的交易。想象一下，我在马拉喀什迷宫般的市场里，想要买一个茶壶，我们需要商定一个价格。假设我准备支付的最高金额大于摊主准备接受的最低金额，这样就有可能达成一项互利的协议：能以某个价格达成交易，对双方来说，这一结果比不能完成交易要好。当然，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心里的想法。我们也可能无法在价格上达成一致，因为我错误地认为，摊主不会再降价，或者仅仅因为他的最低出价仍然太高，我就不想再讨价还价了。即使当人们因为处于紧急情况而准备进行最终谈判时，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并且也都会下决心要得到一个对自己而言最有利的条件，而这种想法则很可能会妨碍协议的达成，即使有些协议内容通过商讨是完全有可能让双方都满意的——要是他们能提前知道就好了。

诸如此类的实际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或许还有一个更基本的担忧。对大多数人来说，没完没了地做交易的生活是很难的，听起来更像乌托邦。那它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科斯定理大获全胜

2014年9月1日，一名女子坐在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航班上。她放下手中正在编织的毛衣并向后倾斜了座椅靠背。这时，坐在她后面的女人立刻开始尖叫，抱怨地咒骂，由此引发的争吵让飞行员非常担心，他不得不将飞机提前降落在杰克逊维尔。这不是一起反常的意外事件。在这起事件发生的四天前，一架从迈阿密飞往巴黎的航班被迫改飞波士顿，因为飞机上的一名巴黎人反对坐在他前面的人把座椅靠背放倒。机组人员参与了调解，这使这名巴黎人更加生气，后来他被指控干扰航空机组人员。而就在之前的8月24日，另一架从纽约起飞的航班也被迫改变航线，原因是两名乘客因为其中一人使用“膝盖保护器”而发生了争执。膝盖保护器是一种售价21.95美元的设备，可以防止前排乘客放低座椅靠背。

记者乔希·巴罗（Josh Barro）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指出，他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援引科斯定理并提出，应该鼓励乘客与坐在他们前面和后面的人达成协议。大多数航空公司都给乘客放倒座椅靠背的权利，但如果乘客可以达成协议，那么希望保持膝盖空间不受前排座椅影响的乘客可以付钱让前排乘客不要向后躺。巴罗解释说，是否规定前排乘客有放低靠背的权利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后排乘客同样有自由活动膝盖的权利，只要航空公司明确每个乘客都拥有一致的权利，并鼓励他们通过正规途径进行交易，那么，根据科斯定理，结果将是一样的。乘客们将互相达成协议，是否可以放倒座椅靠背要取决于谁更看重他们的额外活动空间，是坐在这张椅子上的乘客还是坐在他们后面的人。这样得出的结果在经济意义上是最有效的，谁最重视资源（空间），谁就能得到它，而且不用通过武力的方式。

诸如此类的提议已成为主流，拥护者不仅来自芝加哥学派。然而我想，对2013年去世的科斯来说，他的棺材板可能都快压不住了。在曾被科斯嘲笑的“黑板经济学”的世界里，这类建议也许很管用，所有低交易成本的条件都能得到满足：每笔交易只涉及两个人；被交易的权利是明确而简单的；在乘客决定这项权利的价值之前，不需要搜集任何信息；作弊很容易被发现。然而，有些事情显然是错的。人们并不认为每一场社会冲突都是一个达成协议的成熟时机。许多乘客可能只想要一个不受座椅状况影响的平静旅程。对于这一点，巴罗却只字未提。也许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像那些设计招聘鼓励实验的经济学家一样，当一些失业者不愿意参与，而一些本可以得到资金奖励的雇主也不接受这项实验时，他们着实非常惊讶。

一些乘客想得更深远，并认为科斯式的交易解决方案根本不是决定飞机座椅靠背是否应该放倒的正确方式。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这种声称有效率的方法忽略了进行交易时人们需要花费的额外时间和精力，富人永远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航空公司应该根据有关背部问题、睡眠需求等方面的最佳医疗建议来决定座椅是否可以放倒，等等。如果医学专家认为，航空公司座位的配置可能会引发或加剧大量乘客的健康问题，那么就应该修改法律，增加座位空间（这或许反映出自20世纪50年代法规首次出台以来，人们的平均腿长有所增加）。

这些反对意见背后的想法，超出了有关放低座椅权利的辩论。更广泛的观点是，其他价值可能比效率更重要。支持者们还是常常为科斯式交易辩护，理由是：它是民主的、反精英的；与政府监管和干预不同，它没有将监管机构、法官和政客的价值观和优先权强加于普通人。但这种说法带有两面性，大体来说，科斯式交易和芝加哥法律经济项目确实给我们的社会强加了一种价值观。效率的价值始终是优先考虑的，即使没有明确以财富最大化来表达。如果芝加哥学派的做法不能给予人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他们想要的不是使用科斯式交易，而是使用一系列道德原则来解决冲突以及使社会有组织化，那么芝加哥学派的做法将是反民主的。

当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放倒椅背这种层次的权利时，紧张状态会更强烈地显现出来。当波斯纳第一次提出法官在做决定时应该以模仿市场为目标时，法律界感到愤怒。但如今，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明明还有一种更进步的做法，即创造市场来解决权利冲突问题，而不是仅仅简单地模仿它们。这不是将现有黑市合法化的市场创造，如波斯纳支持的可以买卖肾脏和其他器官那样的自由市场。市场应该是从零创造出来的，由经济学家设计，在政府法律支持下形成。这也许才是科斯定理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影响。

今天，最大的创造市场就是碳交易市场，它拥有通过拯救地球免受灾难性变暖而影响人类的最大潜力。碳交易市场是1 500亿美元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全球贸易的缩影——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国家和国际贸易体系，从2005年的一无所有发展到现在。随着2016年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这一体系已经覆盖了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近一半的国家。碳交易市场一再被誉为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国家的主流政治共识是，要依靠这个体系来实现有意义的碳减排。所以这个体系是否有效十分重要。

碳交易市场发展背后的经济思想十分明确，就是借鉴了科斯定理。该定理的目的是表明哪些国家（或企业）获得了排放多少单位二氧化碳的许可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在排放许可的自由市场中，它们最终将落入最珍视它们的人手中。所有对减排负有全面责任的政治权威需要做的，就是决定某一经济体或整体经济的总排放目标，而剩下的都由市场来完成。科斯定理似乎把政府从决定如何在航空公司、发电机和汽车制造商（以及汽车司机）之间分配排放权的政治工作上拯救了出来，这在以前当然是一项痛苦的工作。更好的消息是，根据科斯定理，总排放目标将以最低成本实现。在排放目标涵盖的所有排放活动中，排放国必须在购买排放许可和减少排放之间做出选择（例如通过减少生产或采用更清洁的技术）。因此，那些不购买排放许可的人，即那些最不重视排放许可的人，将是那些认为减排比购买排放许可更便宜的人。于是在整个经济领域，实现总体目标所需的减排将集中在成本最低的地方，从而导致总体成本降低。这看上去真是十分聪明。

不幸的是，这一观点在黑板经济学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是一个短期争论，集中在目前实现减排的最廉价方式上，而忽略了未来必须进一步削减的排放量，以及当前的选择可能增加未来减排的成本。碳交易市场鼓励碳排放国利用短期内最廉价的减排方式、最易获得成果的方式、最易取胜的方式去购买许可，而不是尝试更多新方法。排放国由于缺乏创新和投资新技术的动力，会继续使用陈旧、污染严重的技术，从而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长此以往，带来的成本将越来越高。例如，碳交易市场鼓励使用燃煤发电机的发电厂安装过滤设备，以通过廉价的方式达到减排目的。但是，未来想要进一步减少燃煤发电的污染排放量的成本将是非常昂贵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为了长期实现更大的减排目标，需要立法以促进一项降低总成本的战略出台，从而要求尽快淘汰以煤炭为基础的发电系统，并大力鼓励创新，以降低清洁技术的成本。

在这件事上，科斯式世界观的另一个遗产是，污染在任何绝对视角或客观视角上都不被定义为有害的，只有个人、组织或国家的主观视角才有权利认定它是有害的。受污染者和造成污染者应该受到同样的指责：谁让他们处在那个环境中呢。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碳排放经济活动会破坏环境是荒谬的，或者至少是片面的：地球有限的碳吸收能力也损害了经济增长。由此可见，碳排放大国没有特殊的责任来减少它们的排放量。如此一来，在道德层面，碳排放活动面临的问题已经消失。一旦气候变化的问题被提出，碳排放大国就可以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并将责任归于碳排放市场，尤其是那些做出决定认为市场应设定总排放目标的国家。当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主席被问及交易所的一些卖家是否真的会因为出售许可证而减少排放时，他回答说：“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在经营一家营利性公司。”

一旦人们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在其他地方，那么碳交易市场就会变得和其他市场一样。在合适的条件下，投机者就会蜂拥而至。2008年，在淘金潮的早期，这群人受邀参加了一个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会议议题是“如何利用碳交易赚钱”。该宣传简介中明确写着，会议本身并不会真正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它的目标是直接针对投资银行、投资者和主要的合规买家，关注他们如何从日益多样化的与碳排放相关的投资机会中获利。

***

“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发生了变化……”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这样描述现代主义的兴起，从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音乐、毕加索（Picasso）的艺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建筑，到伍尔芙自己的著作。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宣称，他对“现代主义的本质批判”是，“不负责任地开发我们所知的与人类生活相矛盾的技术”。这十分讽刺，生于1910年12月的罗纳德·科斯本应成为现代主义经济学崛起的受害者。但他那些通过仔细研究众多案例而形成的精妙想法，被他的追随者们剔除了细微差别，并被固化成了一个与科斯本人所认知的经济生活相矛盾的定理。事实上，在科斯的整个工作中，他摒弃了不切实际的黑板经济学，专注于开发现代数学技术。然而，科斯却是唯一一位著作中没有方程式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及即将在本书下文中看到的，科斯立足于本质之上的批判思想，现在仍在沿用：在社会和经济现实及其在经济理论中的理想化描述之间，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鸿沟。而经济学家们热爱新奇的数学工具和软件。现在，我们需要更新一下科斯的比喻：如今，经济学家的舞台不再是黑板，而是电视节目游戏。这些工具现在可能是数字化的，但当经济学家天真地将它们应用于现实世界时，它们会带来的麻烦丝毫不逊色于科斯所在的时代。我们不妨一起想象一下，一位经济学家，在游戏《侠盗猎车手》的世界中长大，在现实世界中的洛杉矶，扛着一把乌兹冲锋枪飙车。碳交易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新定义“疏忽大意”，以及用自由贸易取代婴儿收养制度的行动，所有这些项目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后果极其深远，而绝不仅仅是修建一座象牙塔那么简单。

一个一直令人不安的问题来了。科斯为什么被误解了这么久？显然，我们对科斯的误解一直存在。因为他在意识形态上吸引了芝加哥的许多经济学者，同时也为新法律经济学的学术生涯以及美国Lexecon等公司的高薪职业生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公平地说，科斯也从没有帮助别人来理解他。他是通过一个思维实验——反证法——介绍他的主要观点的。对于一个热衷于让经济学走进现实世界的人来说，援引一个假想的世界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为什么科斯要这么做？似乎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常常专注于解决事后看来已成为过去的问题，科斯本人也曾专注于以前的经济学家如何分析污染等问题。标准分析假定交易成本不存在，但仍要求政府干预。科斯只是想表明，在零交易成本的一个纯纸上谈兵的世界里，政府干预才是没必要的，因为污染者和被污染者会自行达成协议。因此，考虑到科斯的回顾性目光，他以零交易成本世界作为出发点是有现实意义的。但这也加深了后人对他的思想的灾难性误解。

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斯开始试探性地提及这种误解，但是相较于贝克尔、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等来自芝加哥众多有影响力的声音，科斯一个人的声音实在太小了，还没等得到公众的重视，就被完全淹没了。他对此表现出的安静和迟钝至今也仍是个谜。1995年，科斯受到历史学家的邀请，来就他的沉默发表评论。他温和地回答说，他只是想等到有话想说的时候再说。或许是对芝加哥同僚们的忠诚阻止了他早早地发表意见。直到20世纪80年代，科斯才明确表示，人们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大规模的误解，但那时已经太晚了。误解已成为主流；许多事业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科斯悲哀地说：“零交易成本的世界常常被描述为一个科斯式的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符合事实了。这是一个现代经济理论构筑的世界，也恰恰是一个我希望能说服经济学家们离开的世界。”其中，大家常用的“科斯式”的英文单词还是Coasean，而不是科斯本人选择用的词汇Coasian。可怜的罗纳德·科斯，他甚至无法控制“科斯式世界”这个词语的拼写，更不用谈去扭转它的含义了。

1. Woodbury，S. A.，and Spiegelman，R. G. （1987），“Bonuses to Workers and Employers to Reduce Unemployment:Randomized Trials in Illino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7（4），513–30.

2. Shapiro，Fred R.，and Pearse，Michelle （2012），“The Most-cited Law Review Articles of All Time”，Michigan Law Review，110（8）.

3. 罗纳德·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传体文章。参见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1991/coasebio.html。

4. Ibid.

5. Coase，R. H. （1959），“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7.

6. Kitch，E. W. （1983），“The Fire of Truth:A Remembrance of Law and Economics at Chicago，1932–1970”，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6（1），221.

7. Coase，R. （1988），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

8. Coase，R. （1960），“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3，2.

9. Posner，R. （1995），Overcoming Law （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18.

10. 引自S. Medema （2009），The Hesitant Han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06.

11. 引自Kitch，192.

12. Greenspan，A. （2013），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Penguin:2013）.

13. Teles，S. （2008），The Rise of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99–100.

14. Posner，R. （1992），Sex and Reas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37.

15. 蛋头先生这一人物出自《爱丽丝梦游仙境》，是一个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译者注

16. Landes，W.，and Posner，R. （1987），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ort Law（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312.

17. Friedman，M. （1953），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5.

18. Landes，E.，and Posner，R. （1978），“The Economics of the Baby Shortag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7（2），323.

19. 马拉喀什位于摩洛哥西南部，有“南方的珍珠”之称。——译者注

20. http://edition.cnn.com/2014/09/02/travel/airline-seat-recline-diversion/.

21. “Coase in Flight”，National Review，29 July 2011.

22. 引自Kill，J. et al. （2010），“Trading Carbon”（Moreton-in-March，UK:FERN）.

23. Woolf，V. （1966），“Mr. Bennett and Mrs. Brown”，Collected Essays，I（London:The Hogarth Press），320.

24. Larkin，P. （1985），All What Jazz （London:Faber），17. 现代主义在艺术和经济学中的这种迷人的并置，以及与科斯的联系，是出自D. McCloskey （1998），“The So-called Coase Theorem”，Eastern Economic Journal，24（3），367–71.

25. Coase （1988），174.

第四章
重建信任

20世纪50年代初，并不是只有约翰·冯·诺依曼和约翰·纳什才是与兰德公司有关联的天才。兰德还是另一场智力革命的孵化器，它和博弈论一样重要，但又完全独立于博弈论。而这一次，它背后的天才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实习生。

博弈论最早且最热情的采纳者，是兰德公司的军事分析师。他们希望利用博弈论强大的数学工具，在冷战时期的核战略制定中胜过苏联。但对兰德的思想家们来说，逻辑的严谨性就是一切，到1948年，在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核冲突的逻辑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可能存在的缺陷。无论一场博弈是简单的拼字游戏还是会带来世界末日的大决战，博弈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玩家的，即玩家都是理性的个体。但是由斯大林布下密集黑网的庞大苏联是否也应该被看作一个个体呢？换句话说，到底是谁在和美国进行核战争博弈？当然不是斯大林本人。彼时彼刻，对手不应被视为一个个体，而应被视为一个群体、一个集体。然而，这种认识给博弈论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假定博弈的参与者在他们面临的选择之间有着明确的偏好。这种假设对一个极度理性的人来说似乎是合理的，但对一个群体来说却很复杂。它提出了一些困难的问题：谈论一个集体、一群人的偏好意味着什么？这些偏好从何而来？说一个群体是理性的有意义吗？

办公室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如果你有一些非常棘手的、抽象的、无法避免的问题，就应该去问那些不能说“不”的人，那些大概不会介意自己看起来很愚蠢的人——实习生。

1948年夏天，来自纽约的研究生肯尼斯·阿罗在兰德公司实习。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记录在他次年完成的一份名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的兰德公司报告中。1951年，这份报告被拓展为一本篇幅较短的同名书。这本书影响深远。20年后，它帮助51岁的阿罗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我们很难定义阿罗在经济学家中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多数学术型经济学发生了变化。此后，这种变化还扩展到了全世界。它从一门公认的类似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学科，变成了更像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肯尼斯·阿罗可以被看作经济学彻底重新定位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阿罗只不过是在经济学上做了大多数前人没做过的尝试，并且他比少数尝试过的人更成功。阿罗为如何进行经济学中最有地位的研究——经济学理论研究，树立了标杆。他经常出现在最伟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名单上，实际上，他的贡献甚至可以令他有资格获得三个诺贝尔奖，因为他有效地建立了经济学理论的三个主要领域。他的五名学生也紧随其后荣获了诺贝尔奖这一殊荣。

和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阿罗的学业也因战争而中断。作为美国空军的一名气象官员，1942—1946年，他在部队工作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在此后的20年中都在重复使用的模式：他将数学应用于军事目的，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用于飞行计划的风力最佳利用》（On the Optimal Use of Winds for Flight Planning）。阿罗和他的统计学家同事被要求提前预测每个月雨天的数量。他们给空军上将发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他们的预测非常糟糕，并主张解散他们的团队。六个月后，将军的秘书回答说：“上将很清楚你们的预测并不准确，但由于制订计划的需要，预测不能中止。”于是这样的预测就持续了下去。

阿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似乎平淡无奇，但关于他这段时期的生活仍是机密：1949—1971年，他在美国军事思想中扮演的核心角色让他获得了最高机密级别的安全许可。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的核心数学结果就是后来的所谓不可能定理。虽然专家们只对数学证明感兴趣，但不可能定理的含义已经被广大群众认识并为之感到震惊。有一种最简短的总结，也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总结，受欢迎到甚至可以做成汽车保险杠贴纸，它是这样说的：民主是不可能的（Democracy is impossible）。就是这样一句话，它甚至可以作为贴纸自豪地贴在整整一代研究政治的学者的私家车保险杠上。而他们在阅读了阿罗的著作后，更有可能自称为政治科学家。

这种对民主的虚无主义观点要如何才能被认真对待，并且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的论点，而是作为一个无可置疑的数学逻辑事实提出呢？阿罗不需要陷入这一持续千年的关于民主可行性的争论中，他也不会这样做。他的想法太与众不同、太新颖了。事实上，他完全避开了民主思想史上的大部分内容。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创造了一个被称为“社会选择理论”的经济学领域。在阿罗出现之前，这个领域并不存在；它没有被命名，只有几个涉猎者。阿罗思想的始祖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牧师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是19世纪下半叶牛津大学的数学家。除了数学和“爱丽丝”，道奇森还对投票制度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思考。在阿罗之前，道奇森的研究是史上对投票制度最全面的分析，他把他的研究整理成了一本小册子，但却因一直没能出版而被深深埋没了。因此，1948年夏天，当阿罗开始研究兰德分析师提出的那些看似晦涩的问题时，他并不知道道奇森的研究的存在。

彼时的阿罗更不知道的是，他给出的那些答案不仅是给兰德公司一份军事分析添加了脚注，而且将会改变我们理解民主的方式：根据阿罗的工作，我们意识到民主似乎有根本性的缺陷，它充其量不过是体现了一系列不令人信服的妥协而已。

不可能定理

为了运用博弈论构建冷战时期的核战争策略，兰德公司需要假设对手苏联是理性的。由于“理性”在博弈论中的本质就是要符合一致性，因此对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说，即使是一个超级偏执又自大的人，通过这个测试也相对容易。但是，如果核战争游戏中的“玩家”真的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一群人，那么他们的观点或选择是否一致就很难说了。阿罗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方法是，首先做出一个假设，无论这一群人是苏联的军事战略家还是一群朋友，他们可以说是对某件事有集体偏好的，那么这种集体偏好必然来自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偏好。因此阿罗的注意力立即转向了投票系统：将单个选民的偏好组合起来以确定集体选择或集体偏好的各种方式。

阿罗尤其想知道，任何合理的投票制度所产生的集体偏好是否存在一致性。通过定义什么是“合理”的，他阐明了一套原则，帮助认定任何合理的投票制度都应该具备一些可取的特征。有了这些，似乎就有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进行：研究各种具有理想特征的投票制度，评估每个制度所产生的集体决定是否一致。这是在阿罗之前的研究人员采用的方法。但阿罗做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首先，他发现投票系统可以用常规的数学方法来理解。这就像一个电脑程序，每个投票人在里面输入他们的偏好，偏好被电脑用一组规则组合起来，然后宣布集体偏好是什么。其次，阿罗用数学术语表达了投票系统的理想特性以及他关于集体偏好保持一致的意义的观点（我们在下文中还会讨论这个问题）。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不兼容性。阿罗总结说，没有任何投票系统，包括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系统，既拥有理想的特性，又能产生一致的集体偏好。这就是不可能定理。

1942年9月，当阿罗还是兰德公司的实习生的时候，他就将这个定理的要点写进了备忘录，前后只花了五天的时间。阿罗是一个如此谦虚的人，他回忆说，自己想出了不可能定理，是因为当时自己尝试了各种可能去解答兰德公司的问题，但最后都失败了。而实际上，即使是天才实习生也要付出辛苦的劳动。

阿罗也是很幸运的。如果不是因为掌握了“关系逻辑”这门当时鲜为人知的数学语言的相关知识，他永远不可能发展出不可能定理。然而也是通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他才意识到了这一点。起初，阿罗的父亲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了一切，家庭的贫困让阿罗别无选择，他无法选择一所更负盛名的大学，只能去纽约市立学院读本科。然而，在那个时候，纽约市立学院有一些令人钦佩的讲师：首先是著名的逻辑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听闻他将在那里担任教授一职时，对数学逻辑非常感兴趣的阿罗就报名参加了罗素的课程。然而，罗素还没来就被解雇了，理由竟然是“道德败坏”。一个“未来学生的母亲”（实际上这个“未来”还很遥远，因为这个女孩当时只有12岁），起诉了纽约市立学院，理由是罗素广为流传的“自由恋爱哲学”会危害女生的思想道德。初审法官大发雷霆，说这所大学在制造“下流的椅子”。然后事情迎来了第三次转折。学院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一位杰出的人士来取代罗素。他就是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哲学家之一。1939年8月，塔斯基离开祖国波兰，并在哈佛大学的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讲。事实证明，在德国入侵波兰并和苏联爆发战争之前，他登上了前往美国的最后一艘船。作为犹太人，塔斯基再也不能回到波兰；由于没有收入，他很高兴能在纽约市立学院找到一份工作。1940年春，阿罗修习了塔斯基讲授的关系逻辑这门课。塔斯基不仅是这种新逻辑理论的专家，而且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塔斯基很快认识到，阿罗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学生。塔斯基于194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逻辑的权威著作，18岁的大学生阿罗有幸成了这本书的主要校对者，因此阿罗在这方面的知识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立即获得广泛的赞誉。但是，除了一个狭窄的圈子之外，很少有人能理解阿罗的数学，更没有人对此感兴趣。首先要讲的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窄的圈子。比如，在证明不可能定理的过程中，有一个缺失的步骤，这是一个在发表之前没有被审稿人发现的问题，可能是因为阿罗使用的数学语言太新，其他人都不熟悉，以致这一遗漏被掩盖了。（这个问题在被发现后的几年内就轻松地解决了。）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数学上的障碍使民主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忽略了阿罗作品中的细节，并把它与更直白的保险杠贴纸内容联系起来。为了跳出这一局限，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至少弄清楚一致的集体选择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在数学上是如何“不可能”的。

由于它是用纯数学术语表述的，不可能定理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数学并没有对谁在投票、如何投票以及投票的目的做出任何限制（只要有至少三个选项可供选择）。可能是苏联的军事规划者决定把哪个美国城市作为他们的主要核打击目标，也可能是一些青少年决定出去吃比萨、汉堡或者寿司。因此，当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的第二页引入投票悖论时，阿罗本可以代入各种不同的情境阐释这一悖论。但他举了一个反映兰德公司工作的例子，在裁军、冷战和热战三个选项之间做出抉择。假设决策者是兰德公司的三名分析师，汤姆、迪克和哈里，他们各自的倾向排序如下：汤姆是裁军>冷战>热战，迪克是冷战>热战>裁军，哈里是热战>裁军>冷战。不要着急，请耐心听我讲下去。现在，如果汤姆提议裁军，那么迪克和哈里可以提议热战，因为他们都更喜欢热战，于是在热战和裁军之间的投票中，热战获胜。同样，如果哈里提出他的第一选择——热战，则汤姆和迪克可以组成一个联盟，投票冷战来代替热战。如果迪克提出他的第一选择——冷战，结果还是同样的，汤姆和哈里可以组成一个支持裁军的联盟，通过投票来让裁军的决定取代冷战。

所以说，没有绝对的赢家，因为任何提案都可能被三人中的另外两人的反对击败。换句话说，该团队的偏好并不一致：裁军战胜冷战，冷战战胜热战，但热战又战胜裁军。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表明，类似于这种悖论的问题在任何数量的选民身上，在任何投票方式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选民的偏好模式，而不是这些偏好具体是关于什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可能定理具有普遍适用性。

不可能定理从一开始就被误解和歪曲了。定理的读者或多或少分成两派：一派是那些不懂数学但震惊于发现“不可能结果”的人，而懂数学的另一派人对这种明显的“不可能”并不感到惊讶。与此同时，后一派中的许多人开始嗤之以鼻，认为阿罗讨论的悖论并不新鲜。1785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孔多塞侯爵发现了“孔多塞悖论”（阿罗当时对此并不知情，他承认这是他缺乏勤奋研究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数学经济学家很快就找到了避免定理带来问题的方法，他们描述了能确保一致性集体选择的投票安排。但它遗留了一个谜题。如果不可能定理提出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那么为什么《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也许阿罗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而其他人却没有那么幸运。

美国是1，苏格兰是0

1908年，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出生在苏格兰马瑟韦尔，他出身贫寒，但聪明伶俐。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和经济学后，他成了新邓迪经济学院的讲师，并结识了另一位年轻的讲师罗纳德·科斯。那时，布莱克对投票制度很感兴趣，尤其是委员会应如何投票才能达成集体决定。与阿罗一样，布莱克的事业也因战争任务而搁浅。布莱克是华威城堡的一名夜间消防员，一旦德国轰炸机出现，他就要发出警报。1942年2月一个孤独的夜晚，布莱克突然想到一个关于投票的重要想法。这一想法后来变成了布莱克的“中值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即如果选民在参加选举竞争的两个候选人之间有明确的偏好，那么赢得中立派选民支持的人将成为赢家。1946年，布莱克有了另一个重要的见解，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见解对寻找可靠的投票制度的负面影响时，他出现了“生理上反胃”的那种恶心感。布莱克后来才知道，他的见解并不新颖，而是类似于孔多塞悖论（19世纪，在牛津大学里，道奇森也重新发现了这一悖论，后来又把它遗忘了）。布莱克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本主要著作是在1948年出版的，比阿罗的书早了三年。此后，1949年11月，布莱克向前沿数理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提交了另一篇重要论文。第一个发表新思想的人总是在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因此，布莱克在该领域的地位似乎应当是稳固的。

但布莱克没那么幸运。他总是独自工作：罗纳德·科斯形容他“超凡脱俗、谦虚而缺乏自信”；另一位同事打趣，“他是委员会专家的一员，但我从来没见他出席过”。与兰德公司的阿罗不同，布莱克身边没有数学家，他的同事对他的研究内容实际上一无所知。此外，在投稿之后，布莱克没有从《计量经济学》杂志社得到任何关于他文章后续的消息，直到18个月后，也就是1951年5月，他追着编辑询问进展。编辑回答说布莱克的论文可以发表，但条件是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改，承认阿罗是这些理念的提出者，因为阿罗的书大约在一个月前就出版了。布莱克非常愤怒，因为阿罗的书能先他一步出版是由于《计量经济学》杂志社效率太低。而当听说了杂志社效率如此低下的具体原因时，布莱克的愤怒加剧了。原来，这个编辑是怀有私心的，他是芝加哥考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的一名研究主管，而阿罗著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芝加哥写的。

然而，这只是布莱克遇到的一个阶段性挫折。实际上，他的失败是长期的：在阿罗的书出版前及出版后，布莱克对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只吸引了少量的视线，跟铺天盖地的对阿罗的关注和赞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阿罗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不仅仅是阿罗与兰德公司和考尔斯委员会之间的联系给位于偏远邓迪的布莱克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力；阿罗的精神世界也远远不同于布莱克。布莱克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纯政治学的公正的学者：1948年，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写信给布莱克，寻求关于适合兰德员工的读物清单建议，布莱克因为不愿帮助一个秘密的军国主义组织而选择了不回信。相比之下，阿罗有着微妙而清晰的哲学观和政治观，这与兰德作为自由捍卫者的自我形象非常吻合。正是这种通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交织而成的更广泛的哲学和政治视野，才使阿罗最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不可能定理本身。阿罗无意中制定了一个框架，该框架将在未来几年被许多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士采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增加或减少民主进程的决定究竟是否明智的相关怀疑不难找到。希特勒就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强调了如何利用对共同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目的的讨论做掩护，把我们带向极权主义之路。然而，他也认为这些概念都不存在，因为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永远无法就共同目标达成一致。难怪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受到哈耶克支持者的欢迎：阿罗似乎为哈耶克的论点提供了一个数学证明。

对于自由市场商人来说，阿罗显然能提供更多。如果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阿罗似乎在暗示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替代品。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的前几页，他指出有两种“社会选择”：通过投票，来做出政治选择；通过市场，来做出经济选择。对阿罗来说，投票和市场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应该被“忽略”。因此，就“哈耶克-芝加哥”一脉而言，对不可能定理显而易见的回应就是，用经济和市场取代政治和选举。这是超越亚当·斯密，超越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其他传统保守主义形式而迈出的一大步。这一理念的愿景不但是要摆脱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且要尽可能完全取代国家。这一愿景在21世纪的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每一个假设中，市场都是默认的决策方式，而这些决策以前是由政治来制定的。

然而，这种市场狂热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完全将市场和投票进行类比，那么不可能定理也适用于市场。因此，正如阿罗在第一次陈述他的定理之后所说的，“市场机制没有创造出理性的社会选择”。可惜阿罗表达的这部分信息完全被忽视了。

数理哲学

即使是认真研究阿罗著作的人，恐怕都不会认为他明显倾向于用市场而不是民主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值得重申的是，阿罗认为，不可能定理对市场和投票的合法性都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正如那些能领会阿罗数学表达的人几乎立即就意识到的那样——通过弱化或微调阿罗的一个或多个假设，民主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避免。每一项微调都为实现可靠投票系统的各种可能性打开了大门。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被轻易地回避了，他会感到尴尬吗？一点儿也不。实际上，回避“不可能”才是关键：尽管几乎每个人都管这个定理叫“阿罗不可能定理”，但阿罗给它起的名字是“一般可能性定理”。朋友们开玩笑说，阿罗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事实并非如此。阿罗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任何假设被弱化，他的定理就站不住脚了。而他的目的也从来都不是去证明有意义的民主是不存在的。相反，他的目标是勾画出让步的范围：该定理表明，当一个涉及多个理想特性的投票出现时，只有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掉另一个理想特性，这个投票安排才有可能实现。这将取决于其他人是否采纳阿罗划定的范围，并依照投票安排来探讨一个想要达成的具体目标。

例如，阿罗断言，集体偏好应该是一致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如果A比B好，B比C好，那么A一定比C好。这种一致性要求并不符合前面描述的冷战前投票的例子：大多数人认为裁军优于冷战，冷战优于热战，但又觉得热战优于裁军。阿罗的一致性要求就好在，它排除了在所有情况下都不能产生一个明确赢家的投票安排。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确保投票安排总会产生赢家。1998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部分原因就是他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森认为阿罗对投票制度要求过高。他指出，我们只需要知道谁是赢家就可以了。但是阿罗的方法寻求的是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的投票系统，即“集体偏好”。这需要从上到下对所有选项进行完整的排序，而不仅仅是选出赢家就完了。森提出了一个投票系统的数学框架，它只用来选出赢家：这比阿罗的方法要求低得多，而且在许多看似合理的投票系统中也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无从知晓其他选项的支持率排名情况，而在许多情况下，牺牲掉我们对具体投票结果的了解似乎也是值得的。

为了从不可能定理中探索另一条重要的出路，我们需要阐明阿罗指定的投票系统的两个理想特性。它们被称为普遍性和独立性。普遍性要求，投票系统必须能够表达出每个参与投票选民的任何个人意见或偏好。独立性则要求，投票系统对任意两个选项的排名应该只取决于个人意见，而不是其他。乍一看，这些原则似乎抓住了民主的精神，确保个人选民的意见优先于集体决定。然而，当普遍性提到“任何”一词时，它表达的就是真正数学意义上的“任何”，即任何逻辑上有可能性的选项都是被允许的。再说，阿罗可能没有必要在这里设置过高的标准：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不需要去适应任何一种偏好，就好像允许人们完全随机选择他们对选项的排序，比如通过抛硬币来选择。有一些偏好模式从逻辑上观察可能会存在，但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就可以将其排除。此外，历史上，每一个民主国家或社会其实都对公民所能表达的偏好和他们在投票时所能做出的选择做出了限制。这些限制本身往往是一些正式或非正式民主程序的结果，从民选代表议程的认可到对禁令的采纳，例如德国对反民主政党的禁令。如果这些限制是合法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弃阿罗的普遍域假设了，进而不可能定理也就不再适用了。

对于保留阿罗的其他假设而削弱其中一个这样的权衡争论已持续了几十年，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文献，但这些文献对学界以外的人而言，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他们喜闻乐见的还是在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的“民主是不可能的”这样被曲解的言论版本。

实际上，阿罗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不可能定理。他提出了一个政治和经济的思想框架，它是科学的、普遍成立的，并且能抓住民主的本质。这一框架包含两个层次：每一个独立个体可以自由表达对任何事物的任何意见或偏好，并仅基于这些个人偏好来进行集体决策。但这一民主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含在数学表达上的“普遍性”和“独立性”中的。（或者说，倾向于数学思维的读者很快会给它们贴上标签：普遍性公理和独立性公理。）换句话说，阿罗用这种方式阐述了他个人的哲学观点，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例如代数的普遍规律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阿罗一直在用不常见的数学语言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

总的来说，阿罗的两条定理以强烈的个人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形式定义了民主，排除了任何可能偶尔合法地凌驾于个人观点之上的社会哲学。阿罗的主要目标是像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极权主义哲学（从哈耶克到兰德公司，再到芝加哥的经济学家，这些读者都对这一哲学感到满意），但他的普遍性定理和独立性定理也摒弃了从卢梭到康德这些可能更为温和的哲学。实际上，阿罗看似无害的抽象定理蕴藏着深深的暗示，那就是，个人偏好无论多么卑鄙、自私、种族主义或肮脏，都永远无法被推翻，即使它们与法律、宪法或人权相冲突。

阿罗的方法从根本上误解了民主的含义。民主绝不应该仅仅是把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固有偏好加在一起的投票制度。在民主国家，偏好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不但因为它们可能令人讨厌，而且因为它们有可能是宣传或欺骗性营销的产物。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会去尝试说服公民改变他们的想法。更广泛地说，民主包括公众的审议、辩论和说服，希望能就不同的观点达成某种和解。即使这些调解努力只取得微小的成功，这些进程也将导致选民的选择范围比“普遍性定理”中要求的更窄。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调和，无法建立起集体偏好一致的结果似乎也不足为奇了。

没有人（显然包括阿罗本人）立刻就意识到隐藏在阿罗数学表达之下的政治哲学的全部含义。他似乎侥幸逃脱了，倾向于哲学的批评家们往往难以理解这一层论点，因为它被编织成层层叠叠的数学定义和推论，深深地掩盖在某处。阿罗激发了一代学者对政治学的探索，他们认为政治学可以用纯粹的数学术语来表达，前提是假设普遍成立。当代西方政府试图把选举民主强加给从未经历过选举民主的国家，因为它们真的认为民主是有普遍正确性的，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是有效的，这反映了阿罗这种思想的非凡影响力。

但在我们想要聊聊这些当代效应以前，我们首先需要从20世纪50年代“阿罗世界”的秩序井然，讲到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才能算是真正追寻了这门新兴政治学的故事，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石油价格暴涨四倍事件、通货膨胀的蔓延、失业率的上升和政府债务的不断膨胀。1978年，在这些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阿罗被邀请参与一场关于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是否有未来的辩论。从讲稿的题目——“一个社会主义的谨慎案例”（A Cautious Case for Socialism）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阿罗的主旨。如果真有一场颠覆政治、有利于市场的知识革命，那么它的领导者也不会是阿罗。因为这种革命的领导者需要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他应该更像是预言家，而不是数学家。

政治、头虱和牙根管治疗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年出生于田纳西州的莫非斯堡，在一个家庭农场里长大。每天早晨上学前他都要挤牛奶。他早年在南方度过的那些穷日子的记忆，强烈地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态度。回忆起他祖父母讲述的关于被失败联盟占领的故事，布坎南始终对国家政府抱有深深的不信任：他总说自己是“反国家、反政府、反体制的……强盗大亨对我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他还说：“对我来说，政府一直是需要保护的对象，而不是什么援助的提供者。”布坎南在坚定的信念中长大，并在余生中不断发现自己这个信念是正确的。

在包括年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老师的影响下，布坎南进入芝加哥大学不到6周就成了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但他的思想体系，相较于简单的自由市场正统学说，更多是靠他自己发展出来的。布坎南在内心深处是一个道德家，有着来自圣经地带（美国中西部正统派教徒多的地带）的传教士的激情，是一个入世的、苦行的清教徒。他不认为父母应该把他们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孩子（尽管布坎南没有孩子），而且他从来没有正式加入过任何政党。

布坎南发现，他对自己口中的“东海岸体制”的不信任，首先在海军得到了证实，然后又在他申请学术职位时得以印证，当他支持少数来自常春藤盟校的合格申请人时，也常常被忽视。他抱怨说自己一直“受到公开的歧视”，尽管他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几乎不用再担心“玻璃天花板”了 ——布坎南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大学度过的，而不是常春藤盟校。这种行动上的与美国学术精英群体的分离，也通过在政治上的分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布坎南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服务于公众利益的“中立”官僚，其主流信仰将导致他们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他们把自己的方法称为“公共选择理论”。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因为他们实际上坚持认为的是，公众根本无法做出一致的集体选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公共利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或人民公仆这样的东西。

与阿罗的工作不同，公共选择理论很容易总结。正如布坎南在给哈耶克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公共选择理论是没有浪漫色彩的政治。对布坎南来说，所有与政治有关的人，包括政客、官僚和选民，其动机都完全落在追求一个狭隘、自私目的的范畴当中。公共选择理论几乎完全致力于追踪这个单一、简单的想法蕴含的意义。

现在有一个广泛的共识：政府是臃肿的、无能的、低效的，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收买，并且对普通人生活的干涉也没有界限。换句话说，正如一些调查显示的那样，许多美国人甚至将华盛顿的政治，与头虱和令人痛苦的牙根管治疗相提并论。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帮助民众形成了这种观点，而且这也成为关于政府和政治的一个共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阿罗作品的影子里，公共选择理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对政治各个方面的综合分析逐步成形。然而，这场知识革命对学术界以外的现实政治世界却一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它就像一颗等待爆炸的定时炸弹。

引爆器是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布坎南和他的追随者们早就准备好去解释西方各国政府是如何陷入这种混乱之中的。他们称之为“政治超载”。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客的自私使他们只专注于当选和连任，所以他们会尝试采取能赢得最多选票的政策。这对民主肯定有好处吧？其实不然，因为一项得到多数选民支持的政策可能并不是最符合全体公民利益的政策。原因是，还有许多公民懒得投票。而这其中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自私的选民并不是明智的选民。

相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自私的选民是“愚昧无知”。因为每一位选民单独的一票无法对选举结果产生任何影响，所以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有关候选人及政策的信息。选民将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无知，完全忽视那些对他们几乎没有作用的政策影响。这种故意的无知与自私以一种危险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如果一位政客承诺在你的社区进行一个大型的新项目，也许是一所新学校或医院，但项目的成本大体上要由纳税人承担，那么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该承诺可能会赢得你的投票，部分原因是分摊到你个人身上要承担的额外税收可能会很少。政治家做出承诺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局部的、快速的、有形的、明确的，而税收成本是普遍的、延后的、模糊的、不明确的。随着选举的临近，所有的政客和他们的政党都会做出这样的承诺，每个承诺都是为了赢得不同群体或选区的选票。竞标战是不受约束的，因此这种做法将最终导致政治上的超负荷——政府债务激增，税收持续低于公共支出。

这个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是新鲜的。而如今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已成为一个“肮脏”的词。然而，作为对21世纪和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的一种解释，它仍然是不完整的、自相矛盾的、忽视事实的。

这是选民的问题，笨蛋

公共选择理论家是首批明确将理性行为与自私画等号的经济学家之一。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1957年发表的《民主的经济理论》是早期对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陈述。唐斯断言：“每当谈到理性行为时，我们一般都是指主要以自私为目的的理性基础之上的行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罗从不认为人是自私的。他只是认为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会保持理性，无论这些目标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是高尚的还是卑贱的。值得注意的是，阿罗是唐斯的博士导师，《民主的经济理论》是唐斯的博士论文。当时，这篇论文没有任何改动就发表了。也许唐斯分裂的忠诚解释了他在仅仅5年后的彻底转变，那时他开始承认政治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复杂的，并非所有动机都是自私的。但最初版本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在学生中代代相传，唐斯后来也没有撤回，它最终还成了美国政治方面被引用最多的书籍之一。

如果我们深入探究“政治超载”论点的细节，就会发现它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一论点和更普遍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尽管选民是“理性”的，但他们很容易被愚弄。超载的论点将选民描绘成一群傻瓜，他们被公共支出的承诺诱惑，对整体支出计划对政府债务和未来税收水平的累积影响浑然不觉。然而，强有力的证据迅速浮出水面，表明选民并不仅仅根据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揽子公共支出承诺来投票。他们也会根据政客们的经济管理能力来评判，即使这一能力无法界定，也很难评估。对布坎南来说，更大的问题是选民们的道德沦丧，而不是他们的愚蠢。他指责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财政（政府税收和支出）放任导致了当时道德放任主义的发展。他指责凯恩斯主义“助长了人们对性行为日益自由化的态度”，以及“清教徒职业道德生命力的衰退”，还有其他一些罪恶。无论选民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确切限制是什么，该理论在强调这些限制方面是与众不同的：它不同于经济学中的大多数其他传统理论，包括那些与缩减国家规模有关的传统理论。

与公共选择理论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它与缩小国家货币主义的规模有关。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与布坎南一样，对凯恩斯主义怀有敌意，但原因有所不同。货币主义者认为，用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是没用的，因为任何公共支出的增加都一定要在未来通过提高税收来补偿。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然后他们的反应就是现在减少自己的开支——勒紧裤腰带来应对未来的增税。因此，增加公共开支带来的刺激效果立即会被减少私人开支的效果抵消。在这个故事中，选民们的关注点是未来将要增加的税收。于是，那时候的货币主义者和公共选择理论家都主张削减公共支出，但他们的说法却相互矛盾。

即使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应用“愚蠢的选民”假设也是有局限性且自相矛盾的。如果选民总是被增加公共支出的承诺糊弄，那么要求选民支持一个致力于削减支出和财政紧缩的政府就毫无意义。但这正是许多公共选择理论家做的：布坎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所有的反税收运动，1980年当选的罗纳德·里根政府中有许多布坎南的学生，包括里根的一位经济顾问。同样，如果选举竞争迫使自私的政客们在公共支出承诺上出价超过对方，那么选举出致力于打破这一循环的政府成功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因此，里根在美国的当选，以及之前一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当选，都说明了一些问题。两人表面上都承诺削减公共支出，这本身就有力地证明，选民和政客并不总是像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那样愚蠢和自私。这里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在打算缩减政府规模的经济学家中，即使是关系密切的同事也会持不同立场。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可以说服选民支持那些致力于缩减政府规模的政策和政客，而他在芝加哥的朋友兼同事乔治·斯蒂格勒对此却持怀疑态度。斯蒂格勒回避了自己观点中的虚无主义意味，只是说道：“米尔顿想要改变世界，而我只想了解它。”

还有其他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第一，如果我们假设政客、官僚和选民都是自私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那么学者也一样，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家。公共选择的观点告诉我们，不要相信公共选择理论家是客观的科学家或中立的观察者。相反，我们应该期望他们写出、说出任何可以促进他们事业发展的东西。虽然阿罗和布坎南显然完全是由他们的学术价值观和利益驱动的，但不难找到经济学家们更自私的证据［比如前几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一些金融经济学家的表现，详见2010年的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更广泛地说，政府中有证据的自私自利行为不仅限于政客和官僚，还包括外部顾问和分析人士。例如，他们建议将公共服务转移到私营部门，因为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值得信任。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用公共选择理论，就应该把它应用得更全面，要把所有参与决策过程的人，包括学者、顾问、游说者和私营部门的顾问都考虑进去。

第二，公共选择理论预测，许多人不会费心去投票，因为虽然投票的成本很小，但预期能得到的好处更小，因为一票之差而左右了最终结果的概率几乎为零。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人们确实进行了大量的投票。唐斯对高投票率的事实感到十分困惑，以至于将其称为一个“悖论”。公共选择理论家为此感到担忧，因为这种“投票率悖论”表明，选民终究不是理性的计算机。

可是，等一下，这样看来，公共选择理论很容易就被它自己推翻了，公共的选择批判着公共选择理论。这似乎过于简单，太像一个自我参照的学术游戏了。因为在公共选择理论家对政治的观点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真理：一些政客、选民和官僚做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私的考虑为前提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500多年前，意大利外交官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就详细描述了那些自私又愤世嫉俗的政客和官僚所采取的精心策划的策略。公共选择理论最初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存在的一种单纯又简单化观点的一种反应，即一旦经济学家或其他“专家”确定了一些可取的政策变化，善良的政客和官僚们将永远尽其所能来实现它。布坎南和他的同僚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致力于颠覆这种幻想的局外人。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已经变成了局内人。

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开始，公共选择理论征服了主流政治。至少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与货币主义宏观经济学、基于阿罗定理的民主悲观主义以及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完美契合，为增加市场自由、减少政府控制创造了强有力的理由。一些关键的事实似乎也倾向于支持这一理论。虽然偶尔出现上升，但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选民参与投票的比例似乎不可阻挡地呈下降趋势，而公共开支持续增加，即使在政府声称决心削减开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不是自私短视的政客、官僚和选民创造出的公共选择故事，那又会是什么呢？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公共支出增长的另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已经很熟悉了，但这一解释仍然完全不为政治辩论所知。

智能手机和弦乐四重奏

有些东西越来越便宜，而有些东西则越来越贵。

嗯，当然，从绝对层面看去，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研讨，它还具有相对层面上的正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平均收入相比，一些东西也呈现出越来越便宜的趋势，而另一些东西则越来越贵。比如，大量生产的制成品就变得越来越便宜。如今，购买一台电视或一台洗衣机所需的平均工资比例比10年前要低，比30年前更是低得多（而且购买到的产品质量也要好得多）。但对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来说，情况则正好相反：照看孩子的成本、敬老院的费用、大学学费、吃一顿豪华大餐的费用和舞台剧现场演出的门票，在平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相对较高。20世纪90年代末，当第一批智能手机问世时，它们的价格大致相当于30张古典音乐会门票的价格。而发展到2010年，智能手机的价格大约只能相当于两张门票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尽管几十年来，由于规模经济、创新和自动化，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小时产出）一直在上升，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率却仅有小幅上升。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和整体经济的变化使工资上涨，并且不会推高消费者的支付价格。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将不会因为自己所在行业的生产率增长缓慢就停滞不前。如果这些服务业的薪资水平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雇主将无法吸引和留住工人。事实上恰恰相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涨幅也大致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工资水平保持一致。由于生产率几乎没有什么补偿性增长，所以这一结果的含义，并不是说那些工资较高的工人生产了更多的东西，而是企业被倒逼不得不提高了工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密集型服务的价格相对于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将不可阻挡地上涨。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国民收入中用于劳动密集型服务的比例将不断上升。

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是最早注意到这种现象的经济学家，这种现象很快被称为“鲍莫尔成本病”。（巧合的是，鲍莫尔和肯尼斯·阿罗同时就读于纽约学院，但鲍莫尔学的是经济学和艺术专业，而不是阿罗所学的数学专业。）鲍莫尔成本病最致命的一点就在于，有些服务的提供与工人提供的工时数不可分割。在这类服务中，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提高生产力将不能实现，因为这将意味着服务品质的改变。正如鲍莫尔观察到的，自莫扎特时代以来，音乐家们在现场演奏莫扎特弦乐四重奏时，“效率”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仍然需要四位音乐家，演奏时长也不会变短。同样，与医生进行时长一小时的问诊也是如此：如果问诊时间变成30分钟，剩余30分钟用来填写在线诊断问卷，那么你得到的服务就完全不同了。

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令人震惊。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正以每年1.4%左右的速度增长。最近，鲍莫尔预测，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并且还会逐步扩大影响面。这意味着，以目前美国医疗保健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8%的水平为基数，到2100年，这一比例将上涨到约60%。来自其他国家的数据显示，虽然总体看来并没有美国那么明显，但英国的医疗保健支出也将面临从现在占GDP的10%上涨到2100年的50%。

你开始觉得难以置信了吗？然而，鲍莫尔的预测其实比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测更值得认真对待，尤其是，鲍莫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首次描述了“成本病”，并在当时做出了一些基于经验数据进行的推断，更重要的是，这些推断现今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更通俗一些，数据是支持“成本病”现象的。1978—2012年，美国的平均物价涨幅为110%，工资涨幅为150%，而与此同时的医疗成本却上涨了250%左右，大学教育成本更是上涨了440%左右。在许多国家，公共部门提供了大部分医疗保健服务。但美国的数据显示，这种成本病也极有可能会出现在以私人供应为主的医疗保健领域。关于成本病——客观数据和鲍莫尔的解释都表明——医疗支出增加而导致的公共支出增长，并不应该归咎于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懒惰或效率低下——这只是服务供给的固有特性。

为什么主流政治对鲍莫尔成本病保持沉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天才被要求搞明白这件事呢？因为这样的结果似乎预示着十分可怕的未来，一个人们变得完全负担不起医疗和教育等关键性服务的未来，并且没有解决的方法。因为无论这些服务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来提供，结果没什么区别，人们都负担不起。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成本病其实并没有听起来那么令人不愉快。尽管医疗、教育和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成本相对较高，但它们正在变得能负担得起。

有些东西只是看起来相对更贵了，而这仅仅是因为其他东西变得更便宜了——未来它可能会变得比过去更便宜。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也是如此。衡量社会负担能力的最重要指标是劳动力投入，即生产某种产品所需的工作时间。这才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的真正成本。由于经济中几乎所有的生产率都在提高，所以生产相同产出所需的劳动力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在下降：就劳动力投入而言，一切都变得更加容易承担。换句话说，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会使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物价的增长速度。因此，总体而言，随着购买力的增强，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还是会变得更加实惠。换句话说，即使鲍莫尔的预测是正确的，到2100年，美国的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60%，剩下的资金还是足够用于其他所有支出，因为作为GDP的一部分，被囊括在这个“其他所有支出”中的东西将会更便宜。

这是一个微妙的故事，也是它很少被人提起的原因之一。而且，一旦我们再仔细观察，它会变得更加微妙。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生产率仍有提高的空间。甚至演奏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比18世纪时需要更少的劳动。当四位维也纳音乐家前往法兰克福演奏莫扎特弦乐四重奏时，他们只需要花几个小时就能到达那里。当莫扎特在1790年走上同样的旅途时，按照他在记录中所说的那样，他花了六天时间才到目的地，并且旅途颠簸，非常不舒适，但他很惊喜，因为他原本以为要花更长的时间。如今，在医疗领域，一些软件可以做出比医生更准确的诊断。而在教育领域，大学的讲座可以被录制下来，并发布在网上供数百万人观看。当然，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也存在着局限性。比如当提供定制服务时，像物理治疗、论文审稿等，这些仍然必须一对一来完成。在这些领域，规模经济的空间本来就很小。高质量的定制服务通常与低生产率画等号。就像如果一所学校扩大了招生，增加了每个班级的规模，那么这通常被认为将会导致教育质量下降，而不是教师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看起来，随着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相对价格上涨，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减少购买，像某些商品价格上涨时我们经常做的一样。但在更富裕的社会中，我们对医疗和教育等关键服务的需求会增多，而不是减少，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去接受高等教育，并会更多地因为一些轻微的健康问题而积极地去寻求治疗。

同时，尽管医疗和教育等服务成本的不断上升可能是由于“鲍莫尔成本病”，但如果这些服务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提供的，那么成本还有可能会更高。我们看到，证据证明这种可能性不容乐观，因为美国医疗保健等私营部门提供的例子表明，它们的医疗成本上涨速度与公共部门相当，甚至更快。尽管如此，“公共部门的较差，私人部门的较好”这一理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十分有必要简要评估一下这个取得巨大胜利的政策——私有化。

对这一思想最清晰的检验，就是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后英国立即启动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对英国私有化进行的最全面的长期研究表明，结果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由于涉及的私有化公司大多是垄断企业或寡头垄断企业，几乎没有竞争，因此它们获得了可观的利润。管理人员的工资也大幅上涨（没有相关证据表明企业为了寻求更好的管理者而解雇了差劲的管理者：管理人员流失率极低）。主张私有化的人声称，利润动机将促使私有化的公司削减成本。但实际上，不断上涨的工资成本和股东分红基本上抵销了任何节约下来的成本：总体而言，私有化对生产率和服务价格的长期趋势几乎没有影响。

总而言之，“鲍莫尔成本病”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比公共选择理论更能解释近年来许多国家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成本病触及了医疗和教育等服务的核心，也正是这些服务的独特之处。这些服务的生产率天生较低（因为我们都很重视小班授课和与医生沟通的时间）。而且，没有理论或证据表明，私营部门通常能以更低的成本或更高的效率提供商品和服务。然而，这里却并没有负担不起的危机。诚然，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相比，医疗和教育等服务的价格将继续上涨，但上涨的速度赶不上我们购买力的增长。然而，巨大的政治问题摆在面前。如果这些服务是公共的，那么为了维持当前的服务标准，税收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与此同时，除了穷人可能会被拒之门外，无法享受到这些服务以外，私有化的实施竟然一无所获。

这就是我们应得的政治吗

“成本病”意味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维持现有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和教育。21世纪的民主国家不愿接受这样的增税，因此我们很容易感到悲观。这种悲观情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政治家永远不会提出增税，选民也永远不会同意。当然，自从我们有了政治，我们就对政治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但即使是马基雅维利也相信，大多数政客既有卑鄙的动机，也有高尚的动机。相比之下，公共选择理论只是对自私的政客、官僚和选民进行了粗略的、单向的讽刺。与此不无关系的是，对政府几乎所有角色的唾弃在现代前所未有地流行。而即使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实际上也接受了政府更多面的角色，包括提供某种程度的社会保障或国家福利。

20世纪60年代，调查有规律地显示，普通民众或多或少接受了一种政治观点，即政客和官僚们大多试图追求公共利益，而选民则要对手中握有的权力负责。公共选择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学术界广泛兴起，与此同时，现代政治犬儒主义开始生根，这并非巧合。这也并不能说明我们有意识地接受了公共选择理论，因为布坎南、唐斯等并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更为微妙：在许多人眼中，它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就像官员和其他政府雇员说的，在许多国家，包括大多数医生和教师，都有着纯粹自私的动机。与此相反，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员工中有许多人信奉公共服务精神，并努力达到与他们的工作相适应的专业标准，比如医生们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公共选择理论所激发的政策将侵蚀这些道德准则和标准：如果你假设人们都是最坏的，那么他们就会不负期望地堕落成你认为的样子。其结果将是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下降，而不是提高。

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与选民投票率有关。唐斯的民主经济理论认为，投票毫无意义，这为投票率的下降埋下了种子。唐斯从阿罗那里继承了选民选举不过是把每个人的固有偏好集合在一起的概念，并假设这些偏好纯粹是自私的。唐斯认为，选民就像自私的消费者一样，而政党之间争夺选票的竞争就像企业之间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一样。这种竞争不是通过在公开辩论和辩论的过程中试图说服选民获胜，而是通过现代营销技术来获胜。假设选民是狭隘自私的，这意味着他们关心的仅仅是经济福祉，因此选举的胜负将同样是单纯的。获胜的策略很明显：采纳中间派选民青睐的政策。这就是邓肯·布莱克的中值选民定理（但布莱克认为这是纯理论的练习题，而不是选民行为的现实模型）。

从20世纪60年代起，这种分析逐渐渗透到影响主流政党，这些政党越来越依赖市场营销，而不是辩论。当他们笼络中间派，试图吸引中间选民时，他们的一揽子政策变得越来越相似。不出所料，结果是投票率的下降：如果所有有机会组建政府的政党都有类似的政策，那么投票的意义就更小了。当市场营销取代政治辩论时，语言就变得不那么情绪化、不那么激情澎湃，选民也就失去了兴趣。

出人意料的是，身处其中的政治人士也对这种政治进程提出了批判，从而进一步削弱了选民的参与度。公共选择理论的反政治态度似乎受到了它所描述的愤世嫉俗、自私和短视的政客和官僚们的欢迎。几十年来，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欧盟委员会的官员们一致主张，政策的制定应该去政治化。正如英国布莱尔政府一位有影响力的部长解释的那样，支配我们做法的是一种明确的愿望，那就是把权力放在它应该待的地方。“要做的不是越来越多地与政客打交道，而是与那些最适合以不同方式运用权力的人打交道……关键决策的去政治化是使权力更接近人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位知情人士还提道，英国央行制定了利率，一个独立委员会制定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政客们自己也开始相信他们不应该被信任从而做出任何一个决定（例如，他们会出于想要赢得选举的原因而操纵利率），并且认为应该把大部分政治权力交给未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那就难怪选民们也开始相信这些事情了。传统上来说，政客们可能认为，将权力移交给非民选官员是他们未能履行民主责任的表现，是对自己选举授权的否定。而政治家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对这种活动感到自豪，这表明他们对民主的看法本来就更为悲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去政治化似乎是由政治圈内人士提出的，驱动他们的是带来一个更好政府的真诚愿望。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毕竟还不是那么自私。但他们需要相信自己。

我们得到了我们应得的政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政客、官僚和选民都是自私的，并且每个人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那么就不能对政治期望过高。我们对人性的假设并不像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的那样，能够超越政治，因为它们造就了我们的政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获得更好的政治，就要像歌中所唱的“你所需要的只是爱”那样呢？

我们不能假装比实际上更信任政客和政治。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每一个不这样做的决定都是有代价的。看似无害的假设会慢慢地溶解掉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民主黏合剂，从而产生累积的涓滴效应。谁能想到，将政党之间的竞争与企业之间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进行对比，会导致大多数选民认为主流政党都是一样的，并因此对民主产生令人担忧的不满呢？

如果我们不喜欢当代政治的运作方式，那么任何改变它的尝试都必须以现有的最佳证据为依据，从评估所有这些假设开始。重建信任并不容易，但我们确实还有选择的空间。

我们不能把当代政治弊病的根源归结为单一事件。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思想发展史上找到那一场决定性的“大爆炸”—— 使我们走上当前的道路，那么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选项。不可能定理是一项非凡的智力成就。然而，即使社会的目标不能从选民的个人偏好出发，利用阿罗那套有问题的理想投票制度进行投票，也不能由此得出民主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想法是虚幻的。相反，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提醒我们，投票制度涉及道德妥协。而许多公共选择理论家所选择的将政治推给市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仍然无法回避这些妥协的必要性。它只是暂时忽略了它们。

阿罗是一位不关心政治的数学家，也是一位谨慎的社会主义者，他留给传记作家的资料很少。在政治斗争中，他误打误撞地成了一个革命者。其实他只是碰巧出现在了那儿。如果阿罗没有学到那些他所需要的数学知识，如果伯特兰·罗素没有被指控道德败坏，那么现代政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很难想象。

1. Starr，R. （2008），“Kenneth Joseph Arrow”，in S. Durlauf and L. Blume （ed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 15年后，阿罗已经拥有极高的声誉，他终于可以承认，在当时查找已有的投票制度研究资料方面，他“的确不够勤奋”。

3. Nasar，S. （1998）. A Beautiful Mind （London:Faber），108.

4. 《纽约邮报》刊登了一幅名为“下流的椅子”的漫画，画中罗素手拿烟斗，坐在一堆书上，其中包括他那本激励了阿罗的经典数学逻辑著作《数学原理》。

5. Arrow in Breit，W.，and Hirsch，B. T. （2009），Lives of the Laureates:Twentythree Nobel Economists （Cambridge:MIT Press），36. On Russell and Tarski:see Feferman in Alfred Tarski and the Vienna Circle （1999），Jan Wolenski and Eckehart Köhler （eds.）（New York:Springer），48.

6. 当然，这些人名并不重要。至于为什么全部都要用白人男性的名字，你去看看那个时期兰德公司的决策师就明白了。

7. Black，D. （1991），“Arrow’s Work and the Normative Theory of Committees”，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3，262.

8. Interview with Alec Cairncross，quoted in McLean，I.，McMillan，A.，and Munroe，B. （1996），A Mathematical Approach to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Dordrecht:Kluwer），xvi.

9. Arrow，K. （1951），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Wiley），59.

10. Arrow，Kenneth J. （1978），“A Cautious Case for Socialism”，Dissent，September，472–82.

11. Reisman，D. （2015），James Buchanan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3.

12. Ibid.

13. Ibid..

14. Downs，A. （1957），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27.

15. 参见例如C. Pissarides （1980），“British Government Popular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Economic Journal，90，569–81.

16. Buchanan，J.，and Wagner R. （1977），Democracy in Deficit （San Diego:Academic Press），65.

17. Friedman，Milton （1993），“George Stigler:A Personal Remembr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1（5），772.

18. 为了更好地讨论，请参见Robert H. Wade （2014），“Economists’ Ethics in the Build-up to the Great Recession”，in George DeMartino and Deirdre McCloskey（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ofessional Economic Ethic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IBM的“西蒙”，被认为是第一款手机，1994年售价约为1 000美元，当时纽约林肯中心一场演出的票价约为30美元。2017年，一款中档智能手机售价约为200美元，而一场演出的票价为100美元。

20. 详细但平易近人的讨论，以及此处引用的统计数据，详见W. Baumol （ed.）（2012），The Cost Diseas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1. Ibid.，50.

22. 50年后，鲍莫尔承认，他在20世纪60年代过于谨小慎微，不敢把这些预测称为“预言”，所以只能称之为“推测”。即使是反直觉思想的创始者有时也会觉得很难认真对待。

23. Baumol，W. （2001），“Paradox of the Services”，in T. ten Raa and R. Schettkat（eds.），The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ies （Cheltenham:Edward Elgar），24.

24. Florio，M. （2006），The Great Divestiture （Cambridge:MIT Press）.

25. 本节大部分内容都受到了以下卓越分析的影响:Hay，C. （2007），Why We Hate Politics （Cambridge:Polity Press），chapters 3 and 5.

26. Lord Falconer，负责宪法事务的国务卿，引用自Hay，93。

第五章
要么搭便车，要么什么也不做

“从现在起，我只考虑我自己。”尤索林说。

丹比少校脸上带着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微笑，并宽容地答道：

“但是，尤索林，假设每个人都这么想，那会怎样呢？”

“可是，”尤索林说，“我要是不这么做，就太傻了，不是吗？”

——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2013年最大的媒体事件之一是一个孩子的出生。这个孩子不是别的孩子，而是剑桥王子乔治，英国王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全世界都对这个孩子的出生感兴趣：在这个孩子出生的那天，也就是7月22日，BBC新闻网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而仅这一事件的浏览量就高达1 940万。据估计，有90个不同的电视节目摄制组在伦敦一家医院外安营扎寨，等待孩子出生的消息。在狂热的媒体中，有一位站在医院外的BBC记者对乔治的父母将面临的挑战表达出严重的担忧：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媒体对这个男孩表现出的过于浓厚的兴趣。

BBC的一名记者对此大声呼吁，难道没有一点奇怪甚至虚伪的地方吗？人们推测，BBC意识到，它在维持媒体对英国王室的浓厚兴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被问及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对当事人家庭造成的伤害时，BBC总是指出，它的介入本身并没有造成问题。BBC认为，在几乎无法想象的平行宇宙中，如果BBC对王室事务保持沉默，那么仍然会有足够多的其他媒体机构来确保报道的饱和度。所以，如果有问题，那么也不是由BBC来负责。

这是近几十年来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论点的变体：我尽力或没有尽力，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可能会担心气候变化，但我是否通过减少消费、减少驾驶、减少飞行来减少碳排放并不会给全球气候带来什么改变，所以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尽管我可能对最近的非洲饥荒感到担忧，但我的慈善捐款并不会带来任何有效改变，所以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同样，既然我是否投票无关紧要，那又何苦费事呢？既然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尽自己的一份力”也就算不上一件有意义的事了，或者也可以说完全是徒劳的。而唯一明智的决定就是，在其他人可能会做出的贡献基础上“搭便车”。

脸书似乎也这么认为。2014年，尽管该公司在英国的销售额超过1亿英镑，但它只在英国缴纳了4 327英镑的公司税。到2018年，该公司的纳税额已涨至1 580万英镑，但此时的销售额已增长至13亿英镑，算下来它实际上仍只用了略高于1%的收入来纳税。脸书依靠其他纳税人的贡献来搭便车，这些纳税人为英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改善支付费用，使英国近2/3的人能够使用脸书。而脸书之所以可以不劳而获，是因为我们的默许。我们可能会因为假新闻而抵制脸书，但却不会因为其避税行为而抵制它。因为如今搭便车貌似是一种正常行为。我们只是耸耸肩，嘀咕着说：“难道你不会吗？”

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当人们面对这些情况时，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搭便车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的威斯康星州，指的是不花钱乘坐火车。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以外的人都不知道搭便车的更广泛的当代含义是，享受他人的贡献所带来的好处，而自己不做出贡献。搭便车一词从晦涩的学术术语到日常用语的转变是最近才出现的。

当然，只要有一个足够大的社群出现，让一些想要不劳而获的人可以依赖别人生活时，人们就开始学会搭便车了。只是当时的他们还不会这样表达。搭便车一词在过去50年的广泛使用，反映出这种行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这段时间里，搭便车行为开始摆脱一些一直与之相关的负面含义，一夜之间，改头换面成一种明智之举。搭便车不但是旧行为的一个新标签，而且是一种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新论点。这种论点主要基于一些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的经济理论，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的应用还仅限于学术界。而随着不断发展，搭便车终于变成了一种新思想。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嬉皮士反文化心态，即宿命论一般的无能为力，为这种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激进分子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的《偷走这本书》（Steal This Book）是对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生活的一种典型描述，它例证了搭便车的矛盾之处。这本书曾被30多家出版商拒之门外，但在出版后的头六个月里就售出25万多册，也不排除还有无数本被偷走了。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有如此多的读者，这本书可能只有零星几本摆在那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搭便车的人能够偷到这本书。霍夫曼认为，不偷“猪帝国”（美国）的东西是不道德的，并略表遗憾地接受了自己这份自相矛盾的成功：“当你试图推翻政府时，你的书却意外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还真是让人感到尴尬。”

为何搭便车变成了明智之举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格劳孔（Glaukon）讲述了一个牧羊人裘格斯（Gyges）的故事。裘格斯目睹了一场撕裂地表的大地震。如果事情发生在一部好莱坞灾难片中，裘格斯可以开着他的SUV（运动型实用汽车）飞速驶离地震的威胁。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裘格斯跌入了深渊。他找到了一枚金戒指并戴上了它，很快，他发现只要转动戒指，就能让自己隐形。故事的走向是，裘格斯没有花时间去想应该如何利用他的超能力去做些好事。相反，在戒指的帮助下，裘格斯快速地潜入了皇宫，并且引诱了皇后，谋杀了国王，夺取了王位。格劳孔认为，如果我们能拥有这样一枚戒指，那么所有人都会做偷窃、谋杀和引诱的事：我们遵守法律只是因为我们面临违抗禁令的惩罚。而理性的行为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即使这样做会在更大范围内有损于社会——而且还有不会得到惩罚这个前提作保。实际上，格劳孔的结论就是，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而又不受惩罚，就可以搭便车。而苏格拉底坚决拒绝接受格劳孔的推论，相反，苏格拉底认为，即使没有法律予以制裁，每个人也都应该遵守法律。搭便车虽然是一种潜规则，但应该被坚决禁止。

18世纪，亚当·斯密得出了与苏格拉底相似的结论。斯密注意到，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更为明智，即使在短期内，仅依靠个人而不进行合作也可能把事情做好。在合作能实现互利的特定情况下，斯密最感兴趣的是商业人士以联盟的形式进行企业联合或进行其他形式的价格垄断：“即便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同行也很少会面，但为了利益，他们的对话会以一场针对公众的阴谋告终，或者商定通过某种手段提高价格。”斯密和他的追随者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种强烈的倾向，倾向于出现企业联合、垄断和其他形式的反竞争活动。

价格垄断似乎是一个深奥的技术问题，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斯密的观点，大大提高了价格垄断过程中的风险。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竞争性正被各种形式的反竞争活动所颠覆。事实上，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毁灭的部分原因是出现了竞争被逐步侵蚀的趋势。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人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如今，人们很容易就忘记当时许多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1933年3月，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和其他20位著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封公开信中，坚定地捍卫斯大林政权，并驳斥当时苏联出现大规模饥荒的证据。（萧伯纳仍是斯大林的粉丝。1950年，当被问及他对“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人物”的选择时，萧伯纳提出了三个人：斯大林、爱因斯坦和“一个不便说出名字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有大量的群众渴望获得一种能够用来捍卫资本主义的新思想。具体地说，是一种能够回答亚当·斯密遗留问题的思想：当企业有一种推翻竞争模式、为了互惠互利而合作的自然倾向时，要如何保持竞争性呢？

斯密之后的思想家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人们往往目光短浅，缺乏理性，无法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例如，从长期来看，希望通过加入垄断联盟或其他形式的价格垄断协议而获得更多利润的公司，反而会受到降价带来的短期利润，并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一论点有其道理，但现在看来，作为建立资本主义防御体系的基础，这一论点不太立得住脚。仅仅通过指出企业是目光短浅的，而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长期利益在于打破竞争来回应马克思提出的挑战，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更伟大的思想。

搭便车就是那个思想。一个十分有力的论点是：竞争终归是理性的和自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之间的合作不仅不明智，而且是愚蠢的，因为一旦进行合作，每个公司都可以搭行业内其他公司的便车。结果就是，垄断联盟和其他破坏竞争的企图都将崩溃。要了解其原因，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假设一家小公司同意通过限制销售来支持行业并维持一项价格垄断协议，但该公司很快就会意识到，它可以通过私下无视协议、增加销售来赚取更多利润。协议不会立即被打破，因为一家小公司销量的增加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换句话说，企业的决策者会认为：“我是否真的尽力去维持价格垄断协议根本无关痛痒。我的公司应该在搭上限售协议所带来的高价格便车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增加销售。在不降低价格的同时增加销售，利润就更加客观。”问题在于，由于市场上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想的，协议很快就会被打破，或者根本就无法启动，因为公司都会预料到它最终的崩塌。这一论点的逻辑表明，价格垄断协议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如果企业能够以某种方式将这些协议维持下去，那确实将是一个美好的、互惠互利的局面。

这种关于价格垄断的难以理解的、技术上的争论，是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却对当今的现代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它是如今那些为人熟知的关于搭便车的讨论的起源。这些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合作是徒劳的。但是，想要得到这个结论，首先需要有人把这种搭便车的概念从相对晦涩难懂的经济学理论中抽离出来，应用到更广泛的社会中去。

第一个登场的是来自北达科他州农场的男孩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他于1932年1月出生在北达科他州红河流域的一个挪威裔美国农民家庭。童年和家庭对他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即使在几十年后，当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时，他仍然保持着挪威口音和谦逊的农场男孩做派。随着奖项和荣誉滚滚而来，谦逊而朴实的他仍会在简历的开头写上他的社会保险号——好像这样才能证明他是谁。一个来自北美大草原的平实声音，却传达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宣言：“寻找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去解决它——不管它是如何分类的。这就是我对曼瑟尔·奥尔森的建议，也是我对其他所有人的建议。”

作为三个儿子中的老大，曼瑟尔被大人们允许听他们谈论关于农场前景的规划。他们经常讨论的是，如何解决小型农户们相互合作的难题，尽管他们的目标都是让自己生产的作物以一个公平的价格出售。奥尔森一家发现，在挪威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似乎大家都在坚持一种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工作的传统，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这些谈话内容深深地印在了曼瑟尔·奥尔森的脑海里，当他着手写博士论文时，就开始专注于思考为什么有一些团体能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而另一些却不能。与肯尼斯·阿罗一样，奥尔森的早期职业生涯也包括在兰德公司任职的经历，以及1961—1963年担任美国空军中尉。奥尔森的突破来自他将企业间完全竞争的经济理论应用于广泛的社会环境当中。在1965年的杰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在自己早期关于价格垄断的争论基础上进一步表示：小公司意识到以牺牲它们的销售利润为代价来达成协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的销售利润对总体市场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它们限制销售与否，根本不会影响大局。结合他的自身经历，奥尔森选择讲述一个小农民将这一思想进行应用的例子：“一个把其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农民，不一定会为了提高农产品价格而限制自己的生产，因为他知道他的牺牲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明显的好处。这样一个理性的农民，无论多么无私，也不会做出这样徒劳无益的牺牲……”

为了把他的论点表达清楚——如果一个人要“尽自己的一份力”来试图推动和维护一个秩序，但实际上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那么这样的牺牲算不上一种美德——奥尔森继续说道：“没有显著效果的无私行为有时甚至不值得称赞。一个试图用一个桶来阻止洪水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怪人，而不是圣人，即使在被他帮助的人看来也是如此。”

这个简单有力的比喻引出了奥尔森的主要观点。如果你是否尽自己的一份力根本不会造成任何影响，那么做出徒劳的牺牲就没有意义。据此，搭便车并没有不道德之处，它只是一个理性的行为。搭便车可能看起来自私，但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牺牲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奥尔森认为，理性的人选择搭便车，而不是合作，因此集体行动难以维持。他心中有一个比小农民更大的目标，那就是追击马克思主义。他明确反对“马克思的集体行动理论”，相反，他辩称，搭便车的机会将阻止群体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共同行动。只有当存在某种形式的胁迫时，群体才会集体行动。作为一个例证，奥尔森得出结论，劳工或工会必须是强制性的，否则它们将无法生存。对奥尔森来说，工会运动具有与苏联经济相同的专制色彩。

不出所料，奥尔森的革命性分析受到了右翼人士的欢迎。他们的知识领袖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安排将《集体行动的逻辑》翻译成德文。到了20世纪80年代，奥尔森的分析似乎完全符合自由市场世界观（如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合作和集体行动通常难以维持，因此竞争必须是一种自然状态。

然而，还有一个难题。尽管奥尔森的论点似乎有着不容置疑的逻辑，但搭便车的名声仍然不太好。如今，我们很多人在很多情况下都靠着“我尽力或没有尽力，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的想法来为自己开脱——尽管我们内心并不是真的相信这种说法。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本应承担重税的人，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求搭便车的方法来获得盈利，这种行为给他们的形象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人们往往对他们没有好印象，认为他们不值得钦佩或不友善。

搭便车的人与小人物

逃税是一种严重的搭便车行为。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十年来最大的逃税者之一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向她的女佣表达了对税收的看法：“我们才不交税。只有那些小人物才要纳税。”赫尔姆斯利是出了名的对他人缺乏同情心，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对避税行为的傲慢炫耀看作一般避税者的典型表现。但即使是对那些坚持守法保持好声誉的人来说，尽可能地缩小税单上的数额也不再是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美国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多次忘记为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收入交税。在国税局的审计之后，盖特纳只偿还了欠下的四年税款中两年的税款，其余的都靠法定时效来避免了支付。这表明盖特纳（或他的会计）认为他没有道德义务来支付所有原本应纳的税款。而盖特纳确实支付了余下那两年的税款，但那已经是后来的事了——恰好就在他被提名为财政部长之前不久。企业文化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2012年，当谷歌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被问及谷歌的避税策略时，他回答道：“我们以资本主义为荣。我对此并不感到困惑。我们已经支付了很多税款；我们只是在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纳税。我对我们建立的这一构架感到非常自豪。我们这么做也是基于政府提供给我们的经营激励。”

谷歌庞大的规模意味着它的避税行为势必会对政府收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对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赫尔姆斯利那句臭名昭著的话却恰恰相反。对我们来说，避税似乎是有道理的：无论我是否缴纳了自己应付的那一点税款，反正政府都能负担得起它所需要的，这也意味着我的纳税对政府来说无关紧要。约束自己，拒绝避税，似乎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自我牺牲。

如果你反对这个结论——也许是因为你缴纳了所有应缴的税款——那么你就值得停下来想想，是否从未在其他情况下搭便车。因为搭便车行为太容易发生了，有时候容易到甚至几乎不需要特意去做。以我为例，除了坐火车不买票外，我还不付钱偷偷溜进过体育比赛或音乐节现场；我从办公室的咖啡机里倒一杯咖啡，但没把钱放在诚实盒里；我接受我的社区需要回收大部分家庭垃圾，但不愿自己麻烦地去整理家里的垃圾；我夸大丢失物品的价值以求保险索赔。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仍然认为，这些搭便车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然而，根据搭便车理论令人信服的逻辑，如果受到惩罚或相关的某种形式的社会制裁的可能性很小，搭便车就是唯一理智的做法。这么说来，也许我们的道德只是需要跟上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

又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它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吧。许多人依靠他人付费从网上非法下载音乐或免费阅读报纸内容。也许你在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书或其他书，但当站在书店里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了解到，亚马逊上的书卖得更便宜，所以你就没有在实体书店里买任何东西。从瑞安航空到英国国家健康体系（NHS），各机构不断挖走在其他地方接受过昂贵培训的熟练工人。所有这些搭便车行为都被广泛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搭便车是很正常的。如今，在网上获取免费音乐或其他内容已经司空见惯；虽然在过去的那个年代，你至少要有裘格斯的隐形戒指才能从唱片店免费获得音乐。

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出那些搭便车的人是如何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的。也许我去现场观看体育比赛没有付钱，只是因为我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忠实的球迷，在前几年一直购买季票，现在俱乐部的老板已经是一位亿万富翁了，但是球票的价格还是急剧上涨，我又失业了，手头上缺钱。我没有付钱就从办公室的咖啡机里倒了一杯咖啡，因为我知道我应该付的建议价格是经过计算的，而它应该会把我的“健忘”也计算在内。即使不是每个人都付钱，他们仍能收回这台机器的成本，我只是拿了一杯“备用”咖啡。我非法下载音乐是因为我曾经为一些音乐付过费，乐队成员都是百万富翁，而提供下载的成本又几乎为零。我夸大了保险索赔，缩小了纳税申报单，因为我知道我的几个朋友这样做过，所以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或者我夸大了我的保险索赔，因为之前我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索赔，但保险公司拒绝支付赔偿金额。

其中一些理由本身就值得认真对待。它们有力地激发了关于公平的思考。然而，作为搭便车的理由，它们却并没有抓住重点。搭便车可能是公平的，但同样也可能是不道德的。搭便车永远是明智的做法，因为你会从中获益；搭便车永远是理性选择，因为你的贡献对集体努力的影响微不足道，所以如果你退出，也没有人会遭受损失。然而，我们用这些其他理由来为搭便车辩护的事实更加表明，即使支持搭便车的论据很有说服力，我们也仍然不愿意承认，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搭便车的行为。神秘屈从于更高的神秘（The mystery only deepens）。

也许原因很简单。也许我们从根本上拒绝接受一直都存在的搭便车的基本逻辑。如果小人物决定造反呢？如果每个人都试图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逃税怎么办？如果每个人都选择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搭便车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社会将要承受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这个简单的答案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它没有提供一个积极的理由让每个人都去“尽自己的一份力”。正如尤索林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认识到的那样，如果其他人都搭便车，或者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自私，而你没有这样做，那么虽然没有人会得到什么，但你却会失去一些东西。一个社会靠一个纳税人是无法生存的。当需要集体努力的时候，一个人的贡献当然是不够的。因此，当所有其他人都搭便车时，你也不能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实现任何目标。第二，搭便车者一般都会简单地想：“不是每个人都搭便车，所以我搭一下不会有问题，让其他人去做贡献就好了。”不是每个人都能搭便车，这是事实。作为一个搭便车的人，我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并且应该鼓励他们提供帮助。所以，也许我在劝阻别人搭便车的时候前后矛盾，或者至少是虚伪的。不过，有点伪君子的感觉似乎好过对集体努力做出不必要的贡献，毕竟集体努力的目标终究会实现。如果它不会实现，那么尽你的一份力就像试图用一个桶去阻止洪水一样毫无意义。

随着曼瑟尔·奥尔森的努力，搭便车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传遍了整个社会。如果奥尔森和他的追随者是对的，那么之前的几代人，在思考何时以及为何合作时，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合作和个人对集体努力贡献的含义。例如，前几代人是如何说服人们缴税的？当然，部分原因是，如果你作弊被发现，你可能会受到惩罚。但同样重要的是，大家都认识到，纳税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身处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一致认为，如果合作确保所有有关方面都能获得利益，那么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成为每个人自愿为合作企业做出贡献的充分理由。 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甚至将不自愿缴税的人描述为“一个病态的群体，社会必须对其进行自卫”。所以，在那个时候，搭便车被认为是违背自己最大利益的行为，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甚至是病态的。

如果我们在搭便车的论点中寻找漏洞，那么“尽自己的一份力”这种陈旧的观点似乎早就应该复兴了。

把事情办成，胜过成为不可或缺的人

你下周上班打算做些什么？在我典型的一周计划中，有很多事情是“必须”要做的，还有一长串其他事情想要去做。对此，我有一定的判断力来判定优先级，但是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所有的事情。（这听起来很熟悉吧？）我可以把我想做的事情列一个清单，然后按优先级排列。在决定排名时，各种因素都会发挥作用，比如，不同事物的相对吸引力或重要性；从这件工作中得到的快乐或其他收获；如果我不做，同事是否会做；还有，有时候，渴望成为促使某件事发生的那个人。一旦我把事情按优先顺序排列好，我就会简单地从最上面往下看，直到用尽所有时间。

你是这样做决定的吗？不大可能吧。实际上，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超理性的决策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决策方式。然而，这与搭便车所蕴含的思想也根本不相容，比如刚才提到的一个考虑因素——如果我不做，同事是否会做——根据搭便车者的想法，如果无论自己做不做，事情都要发生，那么在这上面浪费任何时间就是不理性的。它甚至不应该出现在我的“待办事项”清单上。正是这个隐藏在曼瑟尔·奥尔森论证中微妙的原则，使他的分析有别于以往所有的思考。独立视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原则。然而，它的含义实际上非常令人难以置信，与我们通常的思维方式背道而驰。

首先，如果把时间花在一件我不做别人就会做的事上是愚蠢的，那么我应该只做那些我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即除非我来做，否则这些事情就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是没有人会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来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或者他们的全部生活。假设我带着我的狗在海滩上散步，看到海里有个人似乎遇险了。我游泳游得很好，但是在海滩附近还有另一个人，从体型和穿着来看，她就像一个刚从水里出来的游泳健将。我认为，如果我不去，则那个强壮的游泳健将一定会去救处于困境中的人，而只有我才能确保我的狗不会跑丢。所以我是应该和我的狗待在一起，还是去帮助强壮的游泳健将救可能溺水的人呢？搭便车者的想法很清晰：在任何情况下，水中的人几乎肯定会获救。我应该抓住我的狗，因为只有我会这么做，没有人会帮我做这件事。所以优先考虑去救可能会溺水的人是不理性的。

我们很少有人这样想。我们认为有很高尚的理由去拯救处于困境中的人，即使无论是否有我们的干预，他们都会被拯救。决定不搭便车的人就是这样的。为集体活动做出贡献是完全理性的，他们也知道，即使不管我是否做出贡献，活动都将继续进行。在工作中，我可能会优先为一个重要客户推进一个重要的团队项目，而不是优先处理客户的账单，即使我是唯一被授权处理账单的人。这个项目更重要，我也很清楚，即使没有我，它也会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认为自己做与不做没有什么区别。我确信自己的努力对结果是有影响的：我促成了一些事情的发生，为团队的努力尽了一份力。

搭便车的论点假设，只有在缺少自己的参与会导致这项活动办不成的情况下，自己对某些集体项目或活动的贡献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关于溺水者的故事表明，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想。即使没有自己的贡献，其他人也会确保活动继续下去，但自己还是会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帮助的。坚信是自己改变了事件的走向，因为这个贡献促成了改变的发生：是我的努力促成了改变，而不仅仅是别人的行为。而只要我有贡献，我（连同其他人）就应该对集体活动负责。

2008年，奥巴马的当选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有力例证。他那句著名的台词“你就是你一直在等待的改变”，巧妙地利用了一些选民的愿望，让他们成为为结果做出努力的一员，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目标，即使这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当奥巴马很有可能获胜时，许多不知情的人转而支持他。这种从众效应在其他许多选举中也有所体现。然而，这与搭便车的想法正好互相矛盾：如果一个候选人似乎很有可能获胜，你的投票对结果就没有任何影响，那么为什么还要做出努力呢？

确定不受搭便车思想支配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一回事，比如选举中的羊群效应或办公室团队合作。也许这些只是孤立的例子。那么时至今日，是否存在系统性拒绝搭便车的现象呢？即使是在风险很高的情况下。

是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看待责任的方式不同。这不仅仅因为人们在海上遇险时会被路过的道德崇高的遛狗者救起。更让搭便车者担心的是，我们是如何对待这些救援者的。我们尊敬他们，赞美他们，当我称他们为圣人时，你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并不是说救援者不值得赞扬，而是因为他们对救援本来就没有责任，他们出力与否对结果也没有任何改变——如果救援者不这样做，其他人就会来拯救这个人。我们对责任的思考，在与严重犯罪联系上之后，尤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刑事责任的含义经过数千年的广泛辩论和法律论证，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不同的法律制度都认同，如果两名匪徒将敌人逼入一条黑暗的小巷，两人都用枪指着受害者，意图杀死他，但只有一人开枪，那么开枪的歹徒要对这起谋杀案负责。我们不会说：“如果这个歹徒没有开枪，那么另一个歹徒肯定会开枪。所以第一个开枪的歹徒并没有对结果造成影响，因为无论如何，谋杀都是会发生的。”但这恰恰就是搭便车理论背后的责任观。

一旦我们发现了这种错误的责任观，以及这种观点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贡献如何发挥作用，那么搭便车的想法本身就开始显得同样荒谬了。在生活中，我们通常不会把自己的努力局限于那些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活动中。然而，搭便车的观点认为，除非我们专注于以这种方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否则我们就是非理性的。因此，搭便车的说法至少是站不住脚的：为集体活动做出贡献往往不是不理性的，即使这个活动无论如何都会发生。“搭便车”思维是一种关于是否“使某事发生”或“导致某事发生”这个含义层面的观点，它隐含的是一种在“因果”意义上的假设。

我们应该从这一切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一方面，搭便车的思想不仅违背了我们的常识，违背了我们的责任观念等，而且违背了奥尔森之前几代思想家的观点，包括苏格拉底、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约翰·穆勒和卡尔·马克思。他们认为，如果你从集体活动中获益，那么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成为你做出贡献的理由（前提是你从集体活动中的获益超过了付出的成本）。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关于应该尽自己一份力的论点纯粹来源于自利，而不是期望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做出牺牲。

另一方面，搭便车的逻辑并没有消失。如果你逃税、不投票或不为减少碳排放尽自己的一份力，那么你就是那群不太可能被说服而放弃搭便车的人。如果某个集体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那么你究竟为什么要为它做出贡献呢？

其中一个原因之前提到过：你可能会做出贡献的原因只是你想参与其中，想成为变革的一部分，想获得归属感，而不是袖手旁观。许多经济学家对这种可能性窃笑不已，认为这是一种“温情效应”。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经济学家总是用描述美德行为的言辞来微妙地贬低它。“温情效应”指的是自恋的沾沾自喜、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利他主义，暗指利他主义或政治行为实际上都与你自己有关。然而，想要帮助实现一些集体目标，积极地为之做出贡献，只有当你认同并重视结果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时，才有意义。渴望结果是你做出贡献的原因，你感觉到的任何“温情效应”都只是你参与其中的副产品。当然，帮助实现某些集体目标所带来的成就感，可能会被做出贡献的损失抵消。许多献血者从献血中得到了这种满足感，一种“尽自己的一份力”的感觉，但由于时间和不便，每次被邀请献血时，他们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满足感。同样也没有多少人能从纳税中获得深刻的满足感。

然而，还有两个更普遍的理由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首先，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到目前为止，无论你是否做出贡献，集体项目或活动都一定会发生。但在现实中，总是存在不确定性。我永远不能绝对肯定，如果我不尽自己的一份力，其他人会介入。即使有最好的打算，如果我没有把事情做好，也很少有其他同事是完全可靠的后盾。也许选举将由一票决定。也许海滩上的另一个人——那个刚从海里出来的游泳健将，就是让那个无辜者溺水的元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企图溺死他人的凶杀案现场。其次，在许多情况下，当我试图搭便车时，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结果总会有所改变：最终的结果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如果我偷税漏税，政府就会有实实在在的税收损失。它的影响可能很小，但终究不是零。当一项集体努力或项目由个人贡献的总和构成时，搭便车就会产生影响，而更多的贡献意味着一个更成功的项目。当我不再费心去回收我的家庭垃圾或献血，而是依靠别人这样做时，我就小小地影响了这些有社会价值的活动的成功。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自己对一个大项目的微小贡献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观点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们的意义却是重大的。

气候变化与我

我担心气候变化。我是真的担心。但是我能做什么呢？去相信我开的车、我坐的航班或者我的房子里是否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等都会对气候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想法是非常荒谬的。例如，英国作为一个整体，碳排放量仅占全球的2%左右。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气候变化都会发生。而且这个问题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就在2017年，全球每秒钟燃烧了超过170吨煤炭。

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个人行动影响力的微不足道，是公众态度焦点关注小组中反复出现的两个主题，并得到大公司和政府的响应。它们加在一起，可能是采取激进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障碍。但是我们应该保持怀疑：就像以往任何时候搭便车对我们的吸引一样，我们极有可能让自己摆脱努力的困境，认为个人的贡献不会改变结果。

认知失调心理学告诉我们，当真相令人不安时，我们的反应往往是陷入自我欺骗。这并不一定是因为自私：可能是担心如果我现在做出了令自己不舒服的努力或牺牲，以后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但是这种自我控制是很难实现的。心理学家证明，对现在经历的思考将比对未来同样经历的思考更加显著、更加生动、更加突出。因此，我们更关注眼前的牺牲，而不是遥远的未来利益。如果我向自己假装我的贡献没有任何影响，那么我就可以避免当下的、直接的牺牲。

还有其他心理力量导致我们低估了自己“微不足道”的贡献所带来的不同。如果一个贡献的环境是局部的、狭小的、个人的或暂时的，我们就会低估它对一个结果的影响，然而这个结果的环境可能是全球的、广大的、公共的或永久的，因为这两个环境在认知上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被公认为是在其所处时代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的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在1883年仍然写道：“也许所有的大海洋渔业都是取之不尽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对鱼类的数量造成严重影响。”鉴于他所观察到的那点儿捕鱼量，以及考虑到鱼类会由于不断繁殖来补充暂时性损失的数量，他根本无法想象鱼类种群有一天会永久性地减少。

除了这些无意识造成的认知错误，我们对集体活动和项目的有意识推理也存在缺陷。假设相对于项目的规模，我的贡献真的微不足道。仅凭这一事实还不足以证明我什么都不应该做。为了让自己摆脱困境，还可以把各种比喻混在一起讲来迷惑别人，我必须能够推卸责任。毕竟，实际上我的贡献会产生影响，无论它是多么微小。为了给自己不做出贡献的行为辩护，我必须相信，我不能做出有用的改变，其他人可以。就气候变化而言，企业和政府就可以发挥我个人无法发挥的作用。

这种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不错的，但它不会走得太远，当然也不足以让你摆脱困境。首先，个人通常对公司和政府的巨大影响负有一定的责任。当政府支持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而企业提供这种能源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需要廉价的能源，而且是大量的廉价能源。政府或社会上其他有权势者应该采取行动，但那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安安静静享受他们付出的果实而自己不做任何事。

值得重申的是，再小的贡献也是贡献，即便再小也不是零。当我把钱捐给饥荒救济机构，我的捐款被用来购买食物，拯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时，这笔捐款显然是值得的。即使许多人仍然死于饥荒，这小小的贡献和改变也是值得的，这些生命可以通过我或其他人更多的捐赠被拯救，继续活下去。这里既有心理方面的因素，也有道德方面的因素。过度关注整个任务的艰巨程度会导致我们忽视完成部分任务的价值，即使是很小的一部分。为了克服这种聚焦错觉，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规划任务或问题。拯救一条生命是值得的，减少我的家庭、城市或国家的碳排放也是如此。一个大任务的完成不过是这些小贡献的总和，没有它们，那个宏大的目标就永远无法完成。

我们执着于整个任务的艰巨程度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忽视了其他人做出的贡献，这些贡献帮助减少了剩余的任务量，因此我个人的贡献就变得更加重要。这种我认为自己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判断，往往假定没有其他人做出贡献。政府和大公司往往也这样认为，无论是自欺欺人还是故意为不作为寻找借口。在英国，航空行业占全国总排放量的比例目前约为6%。航空业游说人士反复援引这一数字，辩称该行业的占比相对较小，因此政府没有理由进行干预。但由于其他行业正在努力采用绿色技术并减少消耗，照此发展到2050年，航空业的排放量占比将升至21%左右。航空业把自己造成的影响描述成微不足道的，关键就在于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努力。此外还有，21%这个预估数字是基于“一切如常”的假设，即其他行业的减排量仅维持目前的趋势。相反，如果我们假设这些其他行业的排放能够达到理想的水平（符合英国官方的全国碳排放计划），那么到2050年，航空业的排放量将升至总排放量的50%~10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到目前为止只研究了个人贡献的直接影响，但通常也有间接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了布坎南和其他公共选择理论家是如何被那些懒得投票的理性人所迷惑的，因为在许多选举制度中，你的投票对当选的候选人没有直接影响——除非选举是由一票决定的，而这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所谓投票悖论实际上一点儿也不矛盾。我投票是因为我的投票有间接的效果，增加了我所青睐的候选人的权力。随着更多的选票投给她，我所青睐的候选人获得了对她的政策更多的支持；在民主国家，这应该能够增加这些政策付诸实施的机会。同样，当我在家里的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时，间接的影响可能比直接减少碳排放更重要：我的行动可能会刺激朋友和邻居安装电池板，这可能有助于市场对电池板的需求达到生产规模经济发挥作用的水平，从而降低电池板价格；这显示了一种为获得可再生能源承担巨额的前期成本的意愿，可能会改变政界人士对公众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看法。这些间接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出现。我个人的贡献往往可以影响他人，提高市场需求，或改变政客们对公众支持的看法，而诸如此类的间接影响可以帮助跨文化、经济或政治“引爆点”的产生，进而引发更广泛的变化。“引爆点”可能会带来政治和社会后果，也可能带来经济后果。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尽自己的一份力进行家庭可利用物回收或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种行为就会变得正常且普遍，那个积极行动的人也不再是社区中唯一的“绿色战士”。

即使搭便车思想关注间接影响，它也假定我们知道这些影响的大小和临界点的位置，因此可以计算出你的贡献越过临界点的概率。但通常在现实中，这些都是未知的。转折点在哪里往往完全出人意料，它们的存在只有在事后才会变得清晰。

所有这些可能性的结果是，你的贡献对集体努力的总体效果往往是显著的，因为你可以影响他人的思维和行为。我们的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经济学家，不仅因为他们提倡搭便车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且因为他们对物理学的嫉妒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我们每个人都像一个原子，对我们周遭体系的影响微不足道。然而，一部分责任却要归咎于我们，因为那些认为我们对周围的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的信念，反过来说实际上只是我们认为其他人对我们也都没有影响。我们大多数人，无论是否有意识，都抱着某种至高无上的幻想：我们认为自己是完全自主的，尽管反对这一点的证据是压倒性的。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的信仰和行为深受对他人的观察和学习的影响。

主权幻想的黑暗面是，我认为自己无法影响他人，因为他们也是主权决策者。这种想法，加上个人贡献微不足道的信念，构成了个人主义的基石，这意味着我可以忘记自己行为的任何更广泛的社会后果，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我可以逍遥法外，因为我的行为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但如果我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我就无力影响社会变革。相信你的贡献是可以被忽略的，这并不仅仅是搭便车。它助长了一种宿命论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个人为实现社会或政治变革而采取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当那些人试图阻止其他人挑战现实中的权贵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鸡蛋碰不过石头。

成群的、无害的施虐者和犹豫不决的政客

试试这个实验。拿一张干净的纸，加少量沙子，比如说你能用两根手指捏起的量，然后再加入大致相同数量的沙子，撒在刚才的沙子上面。现在你得到了一堆沙子吗？远远不够。那我们来继续加沙子，每次都加那么一小撮。你现在有一堆沙子了吗？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么一小撮沙子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沙堆。如果还没有形成一个沙堆，那么再加一小撮也不会造成从无到有的改变。不幸的是，这个逻辑总是成立的：再加一撮永远不足以产生效果，所以你永远不能用这种方法得到一堆沙子。然而，如果你一撮一撮地加下去，加几个小时，那么你肯定有一堆沙子了吧？自从古希腊哲学家首次发现这一悖论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被这一悖论戏弄和折磨。他们将其命名为连锁悖论（沙堆悖论），以古希腊语中的“堆积”一词命名。连锁悖论没有直接的解决办法。主要问题在于“堆”的含义。在“非堆”和“堆”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界线，应该有一撮沙子就可以跨越这个界限。可是，这堆沙子的范围是模糊的，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怎样的大小刚好可以被称为一个沙“堆”。

这种模糊是很常见的。如果一个人的头发一点一点地脱落，每一根脱落的头发都不足以让他变秃，那么他是怎么变秃的呢？这是对搭便车和“微不足道”假想的反驳：每一个个体的贡献似乎都无关紧要，但它们共同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反对搭便车的论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必要研究另一个思想实验，该实验明确聚焦于每个人的小动作如何共同造成大的后果，那就是“无害的施虐者之谜”。

假设在过去某一段黑暗的日子里，有一千名施虐者，每人都对应一个不同的受害者。每个施虐者都按一千次酷刑装置上的启动按钮。他们的受害者无法感知到每按一下按钮带来的微小的疼痛感，但按下按钮一千次累积的效果让他们感觉到了可怕的剧痛。所有的受害者都以同样的方式遭受痛苦，来自各自独立但构造一模一样的装置。

但现在，施虐者开始产生道德上的顾虑。他们改变了工作方式。每个施虐者现在只按一次酷刑装置上的按钮，但是他们在每一个装置上都做了相同的动作：上千个酷刑装置，每一个都按一次。受害者遭受了同样可怕的痛苦。但是任何一个施虐者的行动都不是受害者疼痛加剧的直接原因，所以每个施虐者都睡得很安稳，他们很高兴自己是一个无害的施虐者。

这样的思维实验是很好的谜题，但很难相信它能帮助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然而，无害的施虐者之谜可能是个例外。可以说，它带来了一件罕见的事情：道德哲学的进步。现在，大多数哲学家都相信，一系列微不足道的伤害可以累积成某种实质性的东西，即使每一点伤害实际上都是无法察觉的。好处也是一样的。这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在气候变化和渔业方面所看到的，许多现实世界的情况具有类似的结构。想象一下你认为是原生态的一大片土地——也许是一个国家公园。公园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散布着一些精心设计的房屋和一些小型通道。慢慢地，房屋和道路堆积起来。最终，大多数游客认为这个公园“被破坏了”，但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在什么程度上的发展是能够与保持公园的原生态相容的？

无害的施虐者之谜和连锁悖论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公园最后确实被破坏了，这不是一种视觉错觉。问题在于，“破坏”等概念的模糊性使开发人员可以辩称，小的开发没有什么影响。在其他地方，搭便车者可以利用含混不清的事实，为他们关于个人贡献没有任何影响的说法提供借口。

但是任何试图使模糊概念变得精确的过分简单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人有权力干涉我们使用普通化的语言。概念的模糊性是固有的。沙堆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假设有一个明确的阈值，一个精确的沙粒数量，就可以将是否可以称之为“堆”的物体区分开来，这将是荒谬的。然而，这种强加一个精确阈值的荒谬做法，正是搭便车思维对我们的要求。

要知道原因何在，就让我们回到反驳搭便车思想的最常用的一个共识，那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搭便车呢？根据曼瑟尔·奥尔森的分析，有三种情况需要考虑。前两种很简单。第一，如果每个人都搭便车，一个需要集体努力的项目就不会出现，所以我不做贡献没有任何影响。第二，如果没有其他人搭便车，集体项目就会出现，那时有其他人来付出，所以我做不做贡献也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结论都是我应该搭便车。那么中间情况“第三”呢？一部分人搭便车，一部分人付出吗？根据奥尔森的说法，只有当其他人的付出足够大，不需要我的付出，这个项目就能进行下去时，我才可以搭便车。

这里提出的问题不够明显——多少才够呢？但假设这个问题有答案。奥尔森的分析假设存在一个阈值或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就有足够多人的付出使项目继续进行。而生活并非如此。集体项目或目标可以用固有的模糊概念来定义，比如保留一个原生态国家公园的目标。即使目标在原则上是精确的，但在实践中可能无法确定阈值或临界点在哪里。就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性措施达成全球协议的一大困难是，各方对气候变化的容忍程度存在分歧，以及在此之前，要如何界定和衡量变化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搭便车尤其诱人，因为不存在那个值得人们担忧的、引发剧烈气候变化的临界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存在这样一个点，它的位置也会存在不确定性或偏差。这种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在投票等情况下出现，而投票的临界点似乎是绝对明确的。

《1832年改革法案》开启了英国向普选延伸选举权的进程。尽管在该法案通过后，它的影响也不大，只有1/6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权（女性完全没有），而该法案是在英国因巨大的政治动荡而几乎无法治理之后才通过的。英国各地发生骚乱，暴徒统治布里斯托尔长达三天。抗议者强烈要求银行挤兑，15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6亿英镑）从英格兰银行撤出。在这种氛围下，议会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一项重要的表决。这具有决定性的一票是由约翰·卡尔克拉夫特（John Calcraft）投下的，他曾强烈反对改革，但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他对双方感受都有强烈的共情，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六个月后，他自杀了，他认为双方都同样憎恨自己，可惜这是真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搭便车的想法意味着，只有当你的投票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如果选举的结果只取决于你这一票时，你才值得投票。在选举中，有一个清晰的门槛，所以原则上搭便车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的选票不能跨过这个门槛，就是说如果你确信某一方会以较大的优势获胜，那么投票似乎就没有意义了。至少就其直接影响而言，你的投票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搭便车似乎更有吸引力，因为你的付出真的没有任何影响。

但在实践中，搭便车的思维在这里面临着与气候变化的例子中相同的问题：阈值识别困难。即使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你的投票可能是决定性的，你的决定也会被约翰·卡尔克拉夫特这样的人打乱，他们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虽然有机会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听起来像是一次伟大的权力之旅，但卡尔克拉夫特的结局提醒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想处于那种境地。假设奥巴马仅以一票之差当选：你想让共和党人知道是你选了他吗？现代美国最接近的结果出现在2000年的佛罗里达州；再来一次，选举成功的门槛便很难确定，迷失在一堆“悬着的纸片”中。在英国，重新计票的过程并不清晰：它一直持续到一方因绝望或疲惫而放弃。在1997年的大选中，经过多次重新计票，马克·奥滕仅以两票优势赢得温彻斯特的席位。然后，败选的一方在法庭上以技术上的理由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于是重新进行了选举。奥滕再次获胜，这次以2万人的优势获胜。那么，竞争激烈的真实选举的证据表明，理论上明确的门槛在实践中很难确定，这也是为什么用搭便车的思维来决定是否投票是愚蠢的。

而且，即使在可以确定一个明显阈值的情况下，搭便车思维也存在另一个问题。这意味着，只有当总贡献刚好低于阈值时，我才应该做出贡献，或只有当我的贡献增加到足以使总贡献超过阈值时，我才应该做出贡献。不幸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那么结果将是一场巨大的懦夫博弈。每个人都试图在最后一刻之前不做贡献，并希望能避免这样做。但如果只是一个人计算失误，整个集体项目就会崩溃，所有人都将蒙受损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愚蠢而危险的生活方式。它导致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社会。

***

搭便车思想的兴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疯狂的想法造成破坏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理智的想法扭曲变形，以至于它开始弊大于利。相反，我们的思维发生了微小而深刻的转变，我们作为个体都在思考如何能够或不能做出改变。这种转变如此微妙，以至于需要一些深层次的智力挖掘才能发现，尽管其影响现在随处可见。

几十年前，被视为不理性的人是搭便车者，而不是贡献者。苏格拉底和亚当·斯密等人认为，搭便车的思维与明智的思维有很多不同：小的贡献很重要，我们贡献的间接影响也很重要，人们应该为帮助实现某件事而受到赞扬（或指责），即使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会发生。搭便车的思维依赖于确定一个门槛，即其他人必须做出足够的贡献，而这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实践中几乎总是有风险的。最后，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人们的行为是无私的，而不是自私的。在工作生涯中，曼瑟尔·奥尔森总是把自己的时间免费提供给合作的学术项目，不求任何回报地付出，而不是选择搭便车。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做决定的方法极其复杂，但是有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即使是自私的人也可以遵循，这个法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如果你估计你从集体努力中获得的长期利益至少与你付出的代价相匹配，那么就做出贡献。搭便车的思想把一种不必要的策略引入了现代生活。我们越早恢复认同搭便车不如寻求合作的古老智慧，我们所有人都将过得越好。

引自Strain，C. （2016），The Long Sixties （New York:Wiley），188.

虽然我们没有魔法戒指，但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的用户相当于使用了另一种隐形方式。名人经常在推特上受到其他人的辱骂和骚扰，这些人则依靠网络上的隐身功能来逃避制裁。

Smith，A. （1776），The Wealth of Nations，book 1，chapter X，part II.

Weintraub，Stanley，“GBS and the Despot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2 August 2011.

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来说，“完全竞争”这一新观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假设每个生产者对市场的贡献实际上是零，而不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主流派生产者理论大多是基于这种数学错误。

参见Tuck，R. （2008），Free Riding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塔克高超的哲学和历史分析，启发了我在这一章中的大部分讨论。

Oppenheimer，Joe A. （2008，2nd edn），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eds.）. http://www.dictionaryofeconomics.com/article？id=pde2008_O000094&edition=current&q=mancur%20 olson&topicid=&result_number=1.

Mancur Olson obituary，Economist，5 March 1998.

Olson，M. （1971，rev. ed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64.

Ibid.

The New York Times，12 July 1989.

赫尔姆斯利对她身边的人丝毫没有同情心。她在遗嘱中没有给两个孙子留下遗产，但却给她的狗留下了1 200万美元，这只狗是一只名叫“麻烦”的马耳他犬。据报道，当这只狗咬伤她的管家时，赫尔姆斯利说：“干得漂亮，她活该！”（来自《纽约每日新闻》，2007年8月30日。）

Wall Street Journal，22 January 2009.

Independent，13 December 2012.

很难估计准确的差额，因为像谷歌这样的公司的避税努力集中在隐瞒其应税活动在某一特定国家产生的部分。一项估计显示，仅在英国，谷歌就应该多交大约7亿英镑的税（“Ending the Free Ride”，Civitas，November 2014;http://www.civitas.org.uk/pdf/EndingtheFreeRide）。另一项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243家上市公司每年应加征至少820亿美元的税收（“The $82bn Listedcompany Tax Gap”，Financial Times，12 April 2015）。

在介绍纳税和立法原则时，杰里米·边沁明确指出，纳税符合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De Viti de Marco，A. （1936），First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Jonathan Cape），114.

Tuck，60.

参见Hart，H. L. A.，and Honore，T. （1985），Causation in the Law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which explains causation in the legal system as a manifestation of Mill’s view of causation.

一种广泛的因果关系观点认为，如果某物被算作“原因”，那么如果它没有发生，“影响”就不会发生。这种因果关系的反事实观点在这里被否定，赞成约翰·穆勒在《逻辑系统》（A System of Logic）中首先提出的因果关系的充分性理论。对于因果关系的平衡讨论见J. Collins et al. （2004），Causation and Counterfactuals （Cambridge，MIT Pres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data; see https://www.iea.org/coal2017/.

例如S. Barr （2008），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ldershot:Ashgate）.

我在这一节的论点主要集中在M. Lane （2011），Eco Republic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hapter 3.

该观点的灵感来自卡尼曼的代表性原则。参见D. Kahneman （2011），ThinkingFast and Slow （London:Penguin）.

Inaugural address to the Fisheries Exhibition，London，1883.引自Lane.参见http://aleph0.clarku.edu/huxley/SM5/fish.html.

Unger，P. （1996），Living High and Letting Di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目前的共识是，任何所谓“解决方案”都涉及对我们关于基本逻辑原则的信念的深刻反直觉修改。实际上，我们通过产生其他同样具有挑战性的悖论来“解决”索里斯悖论。R. Keefe and P. Smith （1996），Vagueness:A Reader（Cambridge:MIT Press），包括一些主要的候选“解决方案”，并有一个出色的介绍。

Based on D. Parfit （1984），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Clarendon），80，with minor modifications.

至少如果我们忽略了先前提出的复杂问题，比如对别人将要做的事情不确定，或者我的贡献有一点不同，因为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个人贡献的总和，更多的贡献意味着一个更成功的项目。

假设我更喜欢项目发生时的结果，我为项目没有发生和我没有贡献的结果做出贡献。（如果没有这个假设，则搭便车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没有搭便车的想法，我也绝对不会做出贡献。）

Hilton，B.，A Mad，Bad and Dangerous People，引自D. Runciman，“Why Not Eat an Éclair？”，London Review of Books，9 October 2008.

但不到10年，奥滕就因卷入一系列离奇的性丑闻而辞职，他将此归咎于中年危机。

参见Runciman.

第六章
无孔不入的经济学

你有没有想过，有钱人是怎么游玩主题公园的？和其他小孩一样，有钱人的孩子也喜欢去迪士尼乐园玩。但我们很难想象，那些来自全世界的精英阶层——或者他们的后代——会为了一个游乐项目花上几个小时去排队。现在我们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有一个答案是，迪士尼会提供一个“贵宾专属导游”，每小时收费约为500美元，导游会将你护送到你提前预订的指定游乐项目的前排。但是，最近出现了另一种解决方案，既便宜又灵活。佛罗里达州的“梦想之旅”每小时收费仅13美元，它将提供黑市上的残疾人导游，让你扮成他们的家庭成员，和他们一起“合理”地插队。正如一位曼哈顿母亲所吹嘘的那样，“他们载着我、我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骑着一辆残疾人标志的摩托车穿过公园。我们等了不到一分钟就登上了‘小小世界’的旅程，而其他孩子则需要等待两个多小时。原来那1%的精英人士就是这样畅玩迪士尼的。”

“代客排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现在在美国，你可以在一个排队公司的网站（LineStanding.com）上花钱雇人（通常是一些流浪汉）来帮你排队。一些为大公司工作的游说者是这类服务的忠实用户。他们花钱请人排队参加国会听证会和最高法院的开庭，通常是在夜间，这样游说者就可以在会议开始前介入。2016年11月，印度各地的银行门外排起了长队，人们争相兑换不再是法定货币的大额钞票。富人则雇用穷人为他们排队。插队曾经是社会禁忌，甚至是非法的。一个少年（他的朋友们叫他小郑）为了买一个平板电脑而卖肾。在美国的一些监狱里，囚犯们要为更高级的牢房支付更高昂的费用。公司通常会为员工购买人寿保险，然后再将保单出售给投资者：这些针对死亡的投注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级的市场，最初被称为“死亡农民保险”（dead peasants insurance）。

我们许多人都不赞成这类交易——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媒体对小郑卖肾这件事的愤怒似乎超过了一切，他为了买一个平板电脑竟然去卖肾。（我们假设，如果他卖掉自己的肾脏，是为了支付他妹妹住院治疗所需的费用，想必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肾脏或其他器官的买卖似乎十分令人厌恶，但如果因此增加了器官的供给，那么许多生命可能就会得救。学者们对富家子弟花钱进入名牌大学的想法表示反感，但是一个精英大学名额的拍卖又可能会给那些有抱负的穷学生更多可以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而且这些学生值这个价。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有些东西不应该用来出售，但是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这份清单上可能会有什么，似乎就有了看似强有力的论据来支持市场开放。

有人说过去不是这样的。历史趋势也并非简单地发展成为一切都变成可售的商品。比如就有一件幸运的事，活跃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童工市场，如今已经成为大多数现代社会的禁忌。但是21世纪的生活与以往所有时代的区别，并不在于如今市场上交易的物品数量更多还是更少（数量种类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又能计算得清楚吗？），而在于我们思考方式的改变——我们已经越来越愿意将经济思维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如今听到的关于艺术、教育、肾脏买卖、生育、代理排队等市场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都是闻所未闻的领域。

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经济分析应用到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开启这扇大门的正是博弈论的创始人约翰·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还有数学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在他们的工作中，人类是单一目的的机器人，不断地计算，以便最大限度地最大化他们的“回报”（在博弈论的思想中）或“偏好满足”（在阿罗和大部分数学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在这种惊人的有限的人性表现中，没有理由把注意力限制在生产和消费物质的传统经济领域。如果人类像机器人一样完美，那么他们在生活其他领域的最大化行为也可以很容易研究出来。这是经济思想的延伸，完全符合冯·诺依曼创造一门包罗万象的社会科学的梦想。

芝加哥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是拓展经济学领域这种新冒险的先驱和领导者。起初贝克尔的努力遭到了嘲笑，当他第一次把儿童称为“耐用消费品”时，经济学家听众都一笑了之。后来，这种通过经济思想对我们生活的其他部分进行“殖民化”的做法被批评者嘲笑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他们的嘲笑却带来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贝克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兴高采烈地使用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绰号，定义了他们的研究项目。1992年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许多想法已经成为主流经济思想的一部分，并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贝克尔的领导下，各国政府紧随其后。1987年，贝克尔主张，移民权应该通过拍卖，由出价最高者享有，这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一想法非但没有让美国感到震惊，反而影响了美国和许多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只要在目标国购置足够多的资产，任何人都可以移民。2019年，只要购买200万英镑英国国债或股票，你就有了在英国生活的权利。你还可以多花300万英镑来缩短成为永久居民的等待时间（一旦拥有永久居住权，你就可以变卖资产赚回那500万英镑，鱼与熊掌兼得）。

对于许多超过40岁的，对保姆式国家有着久远记忆的人来说，自由市场似乎仍然是令人振奋的。它就好比是一种投票机器：能给予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且自由度越高，供给越多，我们也越能够有更高的积极性。但是，怎样运用经济学思维去界定人们愿意支付的范围呢？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比起疟疾治疗，我们更愿意为抗皱治疗支付费用。难道这意味着抗皱治疗更有价值吗？如果只有那些有钱雇用说客、排队者和律师的人才能真正接触到政治和法律体系，那对民主和正义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而且，鉴于经济思维的应用范畴在最近几十年急剧扩张，我们未来将会走向何方？

无孔不入新经济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加里·贝克尔将因为通过自私的“经济人”视角分析所有人类行为而声名狼藉，但是让他首先开始思考经济学的却是利他主义，而非利己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的布鲁克林，十几岁的贝克尔开始阅读财经报纸，但他承认这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帮助视力日渐衰退的商人父亲。他曾说：“我对此相当厌烦。”很快，年轻的贝克尔就变了。“进入普林斯顿后，我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解释道，“大约两年以后，我就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贝克尔指出了促使他转变的催化剂：“原因有两个，那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经济学。”贝克尔将经济学奉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并把这种思想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之前任何一位经济学家。

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根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但贝克尔无疑是第一个将经济理论扩展到生活各个方面的人，而这些方面似乎与经济学本身相去甚远。这个他终其一生专注的项目开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贝克尔着重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偏执行为对偏执者来说是成本不经济的行为：即使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雇主还是选择雇用一个白人工人，而不是雇用更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黑人工人。贝克尔认为，歧视实际上是由这种成本来定义的，因为只有当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没有被选中时，雇主才会有经济成本——这似乎是一种定义歧视何时发生的好方法。虽然这种定义忽视了雇主的动机。但没关系，贝克尔辩解道，最适合这份工作的黑人候选者没有被雇用，不管是因为他的雇主是一个纯粹的偏执狂，还是因为其他雇员拒绝和黑人一起工作，抑或是因为顾客不想看到黑人面孔，不论这种可怕的解释是什么，黑人候选者并没有得到本应该属于他的工作，这一事实足够让我们正视歧视的现象。

贝克尔的分析令大多数人感到不安，即使我们不能立即发现问题。其实，问题始于贝克尔对歧视的定义：当且仅当歧视者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时，歧视才会产生。实际上，一家公司可能因为一些偏执的原因拒绝聘用最优秀的应聘者，同时也没有产生经济成本——如果被错过的最优秀的求职者只是众多雇员中的一个，那么错过这位最优秀的求职者不太可能影响公司的整体利润。根据贝克尔的定义，在这些情况下歧视就不存在。如果房东基于种族主义的理由只选择白人租户，只要这些租户支付租金并维护房产，就不会遭受经济损失。又一次，贝克尔的理论对这种歧视视而不见。

但即便是那些确实符合贝克尔狭义的歧视定义的行为，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自由市场会解决这个问题。至少贝克尔是这样认为的：在教科书世界里激烈的竞争市场中，任何生产成本高于竞争对手（无论是否因为歧视）的企业都必须降低成本（停止歧视）或者被迫结业。贝克尔总结，在竞争市场中不可能存在歧视——即使存在也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尽管《歧视经济学》在1957年首次出版后被忽视多年，但它现在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法律学者，他认为在贝克尔歧视理论的基础上，美国《民权法案》应该被废除。爱泼斯坦指出，根据贝克尔的理论，歧视是不存在的，所以反歧视法案是侵扰性的且非必要的。

如今，贝克尔的观点已经变得无可避免，而且仍然饱受争议。贝克尔的观点在人们之间炸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迫使人们以各种方式争论不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作者中，有一位资深撰稿人高度赞扬了贝克尔对歧视的深入研究，而另一位则认为他只是拙劣地模仿。后一种观点的证据不难找到。可以贝克尔为之奋斗多年的最出名的作品《家庭论》为例。

《家庭论》认为，两个人结婚并“专业化分工”是有效的。正如贝克尔所说的，这意味着一个人工作赚钱，而另一个人待在家里做家务和抚养孩子。贝克尔的论点试图套用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观点：如果工人专注于特定的任务，他们的整体生产力就会更高。贝克尔认为，夫妻二人中只有一个人赚钱，这样的婚姻将比其他分工形式更为常见，因为这种专业化分工提高了家庭的生产率，进而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贝克尔认为，女性在抚养孩子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得出结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而男性则应该承担赚钱的工作。《家庭论》发表于1981年——然而当时的证据对贝克尔是不利的，因为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赚钱。但这不仅仅是贝克尔的故事与事实不符那么简单，重点在于贝克尔就是这样向人们传达他的理论内容的。以下是贝克尔对爱情的论述。

可以说，如果一个女性的利益被纳入了一个男性的效用函数，也许这个男性还很重视与这位女性在情感上的联系和肢体上的接触，那么这个男性就是爱这个女性的。显而易见的是，男性会受益于他和女性的结合，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对她的幸福产生更有利的影响——从而实现他自己的效用，并且比起去寻求一个“不正当”关系获得的“商品”，他们的相互匹配明显可以降低成本。

为便于理解，我解释一下，上面的最后一句话里提到的“商品”其实是指孩子。至于那些工作赚钱的女性，她们却被贝克尔反复贴上行为存在“偏差”的标签。他在脚注中辩解道：“这里的‘偏差’是指统计学上的，而不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即使在1981年，职业女性也几乎不是统计学上的局外人。在《家庭论》的其他论述中，贝克尔认为女性会从一夫多妻制的合法化中普遍受益，并以伊朗的一个对女性权益有独特见解的非权威人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为例来支持他的论点。

贝克尔对事实的漠视并不局限于他对家庭的研究。2007—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有人问他，那些身负巨额抵押贷款却无力偿还的低收入和失业人士是否理性。贝克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完全是理性的，因为任何违约都是由贷款人的资本来承担的，而非他们自己。没错，但违约者最终还是会无家可归——而理性肯定要求你优先考虑为自己找个栖身之所，而不是拿别人的钱去冒险。

所有这些都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贝克尔自己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将经济思维应用于生活中那些明显非经济方面的荒谬之处，那么为什么经济思维还会被扩展到当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去呢？或者更坦率地说，如果贝克尔的理论有如此明显的缺陷，那他是如何对21世纪的生活产生如此大影响的呢？

加里·贝克尔难以捉摸的魔鬼经济学

贝克尔的研究之所以具有影响力，原因之一很简单，就是其他经济学家能够理解这个研究。许多经济学的前沿研究已经变得像理论物理学或先锋诗歌一样：只有一小部分内行人士能够真正理解。即使对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一些经济理论也像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一样晦涩难懂，而加里·贝克尔的大多数著作就像苏斯博士（儿童文学家）的风格一样简明易懂。

但答案也可能更大程度上源自贝克尔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都相当微妙，或者说“狡猾”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形容词。贝克尔的批评者一再将他的方法描述为“暴走的自私经济人”。这是一个基本误解。在1992年诺贝尔奖颁奖礼的演讲中，贝克尔的第三句话否认了他的研究中有任何自私的假设。相反，他“试图将经济学家从对自身利益的狭隘假设中撬出来”。但是，如果把经济思维应用到生活的非经济方面不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假设基础上，那么它建立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贝克尔将他的方法描述为假设“每一个个体都想要最大化他认为所应得的利益，无论他是否是自私的、利他的、忠诚的、恶意的，抑或是受虐狂”。

与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和阿罗之前的研究一样，贝克尔关注的是人类思维数学表达的最大化——而不关注它们最大化的内容。“利益”的确切含义并不重要。因此，对贝克尔来说，我们的行为是由一种欲望驱动的，那就是将某种事物最大化——尽可能多地得到我们想要的——但我们的目标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不需要涉及金钱或任何物质目标。

正如贝克尔在1976年对自己的思维方式所做的一份总结《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出的两个假设：人类是将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以及市场通常是自由和有竞争性的。“无情地、勇敢地运用这两个假设，去构建经济学方法的核心。”如果说这种对经济学方法的定义被证明是具有影响力的，那这种说法显得太保守了：因为它已成为许多经济学家最爱的对经济学定义的方式。贝克尔明确指出了其中的主要原因：“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方法。”经济学家被从对经济学的世俗研究中解放了出来，他们现在可以声称自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专家。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出现的时刻，它来势汹汹，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1976年，贝克尔发起了这项运动，经济学家们开始研究广泛领域内的新课题，后来通过《魔鬼经济学》（2005）、《卧底经济学》（2005）和《生活的逻辑》（2008）等书的出版发行而得到普及。

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新型经济学。在几乎不依赖任何假设的情况下，它声称对所有事情都有话语权。这当然是个骗局。事实上，仔细观察一下，贝克尔所做的研究中提出的假设不仅仅是人们会将某些事物最大化。这个假设可以用来描述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然而，贝克尔关于家庭的理论似乎并不适用于所有人：除了那些思想怪异的人。加里·贝克尔令人捉摸不透的经济学理论肯定还有更多。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挖掘，以揭示其隐藏的假设。

贝克尔的方法可以用来在事情发生后对一切做出解释，因为几乎任何人类行为都符合将某些事物最大化的想法。但是为了做出预测，贝克尔的理论需要用具体的假设来填充。这正是贝克尔在实践中所做的事情。《家庭论》就是建立在几个强有力的假设基础上的。他的核心论点就是关于专业化分工的，假设在家做饭、打扫卫生、照看孩子等无薪工作比去外面做一份有薪工作更加专业化。但与这一理论相反的假设似乎更有可信度。贝克尔还假设，某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是一个无私的“一家之主”，他会决定家庭成员的分工，从而使整个家庭的利益最大化。还有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假设也被他随意地纳入分析之中。在谈到离婚时，贝克尔说：“一般来讲，离婚的人会比已婚人士更爱争吵，在其他方面也会比已婚人士更不快乐。”

除了这些令人质疑的假设外，贝克尔关于人们会最大化某些事物的核心观点，实际上并不像他描述的那样。这一观点让人脑海中浮现出一幅人们总是有意识地进行算计的画面，但贝克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往往否认这一点。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得到了一份很有声望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是在一所很远的大学里。他的（非经济学家）朋友说，至少你可以用你的经济学知识来做决定——你可以量化所有可能的结果，然后用它们的概率来衡量，从而得出你最终的决定。而经济学家回答说：“拜托，我这可是在说正经事呢！”

但这个故事并没有让贝克尔感到不安。有一次，有人问贝克尔，他在决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时是否使用了自己的理论。他把答案归纳如下：

我相信，虽然很草率，但我进入经济学领域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不过人们不会真正地总是进行精确的计算。有多少人会真的在结婚前坐下来说：“哦，这些是我应该娶这个女人的原因，而那些是我不应该娶她的原因。”然后再权衡一下，看看是否利大于弊。应该很少有人这样做，如果你的女朋友知道你这么做，她可能就不想嫁给你了。

所以如此看来，贝克尔毕竟还是一个人。可是他的核心假设——人是利益最大化者，和他的真实认知——人并不会真正计算每一个决策的成本和收益，明显是互相矛盾的。那他又是如何调和这两者的呢？

贝克尔用另一套假设代替了他先前的理论，他假设人们表现得好像他们做了这些计算，这样他们的行为将与理论预测的行为相似，即使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按照理论描述的方式思考。贝克尔的想法直接来源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迄今为止我所遇到的在世的最伟大的老师”。

弗里德曼的影响力贯穿于现代经济学的方方面面。他是朝圣山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并迅速崛起为一股与哈耶克相当的力量。在芝加哥经济学界所有令人敬畏的知识分子中，弗里德曼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亚伦·戴雷科特家的聚会上，对罗纳德·科斯的审讯理所当然地由弗里德曼牵头。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复兴了货币主义，以挑战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一直凌驾于宏观经济学之上的凯恩斯正统学说。事实上，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弗里德曼于1967年12月29日在华盛顿特区喜来登大厅向美国经济协会所做的主席报告，是货币主义重新在理智上受到尊重的关键时刻。这种尊重促使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在大约1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采取货币主义而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然，两国政府都向弗里德曼寻求建议——到那时，随着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新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然而，尽管弗里德曼在货币主义和相关宏观经济问题上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对现代经济学最持久的影响，似乎是他195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述经济学如何能成为一门科学。弗里德曼认为，尽管许多经济理论明显与现实不符，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的科学性。对弗里德曼和贝克尔来说，经济理论中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是否现实并不重要：如果该理论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它就仍可被视为可靠的科学。“考虑一下专业台球运动员预测击球的问题。”弗里德曼说。我们假设选手使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计算球的瞄准点和击球力度，使所有的计算都正确，然后完美地击球。使用这些假设，我们通常能够很好地预测选手将会击中哪些球，尽管这些假设显然都是错的。换句话说，选手表现得好像他们使用了复杂的数学计算（实际上并没有）。同样，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和企业也表现得好像他们分别令他们的满意度和利润最大化了。即使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做的，我们对行为最大化的假设也会给我们很好的预测。

经济学家爱上了弗里德曼的论点，因为它让他们从寻找现实中存在的假设来支撑理论的麻烦中解脱出来。弗里德曼强调，假设的真实性并不重要，只要预测是准确的就行。通过采用弗里德曼的观点，贝克尔和他的追随者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他们理论中对“经济人”的讽刺而道歉：“经济人”与真实的人类的相似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微乎其微的，但这并不重要。

尽管弗里德曼的观点在经济学家中产生了影响，但科学哲学家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的观点。在2010年世界杯期间，来自德国的保罗准确预测了德国队全部六场比赛的结果。但保罗是条章鱼（它不叫米尔顿·弗里德曼真是可惜了）。保罗的成功提醒我们，正确的预测是可以反复做出的，即使没有根据。

弗里德曼观点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将消费者和公司与台球选手进行类比是有缺陷的。我们对自己关于台球专业选手的预测很有信心，因为台球专业选手的目标通常很明确（把球打进洞里）；我们的预测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从理论上讲，它使台球选手能够达到这一目标；我们知道选手有足够的技术在实践中进行理论上的最优击球。而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决策是不同的。我们不知道经济参与者（消费者、工人、经理等）的目标；即使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也没有可靠的理论来指导他们（或我们）；在理论指导存在的范围内，由于现实问题，如信息的缺乏、选择的复杂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等，行为人很难去追寻目标。因此，我们不知道预测的基础是什么——即使我们侥幸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猜测，就像章鱼保罗一样，这一点也不会改变。比如说要理解消费者的行为，我们需要一些现实的假设，关于消费者如何看待自己的目标，他们如何看待自己面临的选择，他们可以获得什么信息，等等。

我们已经看到贝克尔关于歧视和家庭的理论是如何依赖于有争议的假设和定义的，而这些假设和定义并不明显。这些隐藏的假设，再加上“最大化”这个狡猾的概念，共同帮助贝克尔和“魔鬼经济学”的追随者们避开了批判。但仅凭这一点无法解释他们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广泛影响。

也许他们的假设还算是很现实的。贝克尔承认，人们在决定和谁结婚时不会进行精心的算计，但也许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会这样做，或者至少会粗略地权衡一下成本和收益。贝克尔提到了“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上涨降低了人们对孩子的需求”。抛开这些术语，我们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想法：当生育孩子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牺牲时，比如因为需要更换更大的住所，所以要支付更高的租金，那么人们就不太可能要孩子。是的，这通常是正确的（有来自不同时期和地域的证据支持），但我们不需要贝克尔经济学或者任何一种经济学来得出如此明显的结论。在做决定之前，有意识地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即使是在“非经济性”决策中，也算不上什么新鲜的想法。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充满了仔细权衡婚姻利弊，或承担为人父母责任（即使不是生身父母）的人物。简而言之，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言，贝克尔的理论似乎“在显而易见和虚假之间摇摆不定”。

但是贝克尔经济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提出的任何关于歧视、家庭等的具体理论。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种自信的个人主义开始在整个社会上出现。正如贝克尔在1976年总结的那样，他的广义经济学方法完全符合这种新的情绪。接下来，让我们来探索一下新贝克尔个人主义。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首先，请躺在沙发上。如果你的经济推理过程就像贝克尔暗示的那样，类似于一位台球专业选手的推理过程，那么这传递出的就是一种鼓舞人心的信息：你比你想象中更聪明，你只是没有意识到无意识的计算驱动着你的行为。贝克尔经济学就这样被当作时下流行的心理疗法。正如一位大学老师解释的那样：“我试图把它作为一种工具来授课，告诉你‘你做过的很多事情都非常聪明，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来解释一下我认为是什么在驱动你，然后请你告诉我，一旦我们把它讲清楚，它是否会与你产生共鸣’。”

其次，贝克尔提供了一个知识框架来攻击那些似乎与个人主义相悖的道德规则、社会规范和政府干预。在政府干预问题上，贝克尔和追随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典型结论是，我们不需要政府政策，现有的政府干预也应该被放弃。不管情况如何，他们支持小政府的理由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这个论点简单却有力。既然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就已经在做出有可能的最佳选择，所以政府没有改善的余地。这一论点结合了对人类理性的幻想，以及一种微妙的谎言，即只有在个人孤立行动时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情况才有可能改善。在现实中，进步往往需要跨群体的协调变革，而政府干预是实现这种协调的一种方式。例如，贝克尔认为，吸烟者或肥胖者的早逝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只是反映了一些人宁愿为了眼前的快乐而牺牲生命的事实。然后贝克尔扩展了这一观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死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杀’，因为如果在延长寿命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这些死亡本可以被推迟。”这对自杀和“自然”死亡之间的区别提出了质疑。

突然之间，许多公共卫生政策的基本原理就被摒弃了。贝克尔认为，即使是像“早逝”这样的术语也会误导人，因为根本不存在正常或自然的死亡年龄。健康状况不佳只是一种前兆。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在个人品味方面，不存在争议”的问题上，这是贝克尔和他的芝加哥同事乔治·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于1977年发表的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的标题。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实际上，这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新闻。大多数人认为，对于苹果或梨、巧克力或草莓冰激凌、莫扎特或披头士的品味不同而发生争论，是丝毫没有意义的。但贝克尔在前一年的主张是，经济方法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对任何事物有自己的品味或偏好。很快，学术文献开始充斥着关于人们对歧视、移民、民族主义、自杀等“品味”的讨论。而如果这些都没有争议，那么很多道德和政治辩论就会被噤声。

同样，你不得不佩服贝克尔让批评者无所适从的能力。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后来担任过美联储副主席）对贝克尔主义者关于自杀的观点极为恼火，以至于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讽刺贝克尔主义经济学的文章，题为“刷牙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Brushing Teeth）。但讽刺这件事，往往只有在目标人物同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才会奏效。贝克尔恰恰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之，他还认为布林德这篇关于刷牙的论文挺有趣的，并将这篇文章推荐到了芝加哥经济领域领先杂志上发表。

批评家们明确指出，贝克尔的研究忽视了我们的道德价值观、社会规范和宗教信仰。但事情被说成这样显然也不准确，它所做的只是把这些东西简化成了单纯的口味：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也存在偏好，就像我们对巧克力或草莓冰激凌口味的偏好一样。

价值观和品味之间的区别可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关于歧视或因吸烟而过早死亡的争论本质上是关于价值观的争论，因为有些东西值得争论，需要给出理由，表示支持或反对。这种理性论证的可能性超出了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是因为这种论证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别人身上。因此，这些口味的范围比它最初出现时更受限制。我可以暂时不顾我的品味，去品尝另一块巧克力蛋糕、另一杯葡萄酒或另一个牌子的香烟，但同时我要受一种价值观的约束，做出不去长久地拥有这些东西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有时会说：“如果我想再要一个，请帮忙管住我，不要给我。”而贝克尔理论中的“经济人”绝不会这么说。然而，这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特征，我们会从我们所表达的偏好和现有行为中让步，并扪心自问这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尽管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执着于“理性”，但他们反而忽视了更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让步和反思的可能性，这也是理性定义的一部分。

如果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取缔”了经济学中的价值观念，公共关系就不会好了——经济学家就像不道德的科学家一样受制于物质主义等。相反，帝国主义者把价值观当作一种“品味”，用利益计算和交易来压制道德辩论，所有的东西都可供争夺和买卖。而且，他们巧妙地（很大程度上未被注意到）切断了一条能够改善人类行为的主要路径：因为没有关于品味好坏属性的争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来影响行为的空间就更小了。

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也没有意识到法律影响人们行为的范围。贝克尔没有理解什么是犯罪。他真的没有。正如他在诺贝尔奖演讲中解释的那样：“我不明白为什么说盗窃对社会有害，我对此感到困惑，因为在我看来，盗窃似乎通常只是将资源从富人向穷人转移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如果说一定要解开我的困惑，那么只能是当我发现犯罪分子把钱花在武器上，把时间花在计划和实施犯罪上，而这些花费对社会没有任何益处时，我才能认同盗窃是对社会有害的。”

而事实若真如此，这一断言也不能让人苟同。即使这些武器是免费的，犯罪分子除了犯罪外无所事事，偷窃依然是“社会的毒瘤”——它会使受害者感受到愤怒、恐惧和被侵犯，以及通常伴随着偷窃的暴力和财产破坏也会发生。毫无疑问，鉴于贝克尔对犯罪是非不分、缺乏道德的理解，他完全忽视了法律的普及在谴责不道德行为方面的作用。对贝克尔（以及他在芝加哥的法官兼律师朋友理查德·波斯纳，就是那个在第三章中把“公正”理解为“财富最大化”的人）来说，法律只是通过提高犯罪的代价来阻止犯罪。潜在罪犯将犯罪的代价计算为他们可能面临的惩罚乘以被抓住的概率。贝克尔和芝加哥派律师们得出的结论是，降低犯罪率的一个廉价方法是减少执法开支，同时通过引入加长的刑期来维持犯罪的高昂成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部分地区真的遵循了这种做法，结果就是由此引发了一场犯罪潮，而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场犯罪潮发生的原因。

21世纪，关于解决犯罪的问题，尽管我们已经明智地开始更多地听取犯罪学家的意见而非经济学家的意见，但经济学帝国主义仍在社会政策的其他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导致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认为，应对不道德或反社会行为的最佳方法是提高其成本。

但是贝克尔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却在其他方面。一旦价值观被归结为简单的品味问题，贝克尔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决定和平常决定之间并没有区别，比如那些涉及生死的决定与选择咖啡品牌一样”，或者是“选择伴侣或孩子的数量与购买油漆相比也没有区别，反正都是做个决定而已”。当然，我们有咖啡和油漆的市场。那么，为什么没有决定生死的市场呢？也许应该像波斯纳在1978年提议的那样，建立一个婴儿交易市场吗？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从贝克尔、波斯纳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假设提问所得到的答案显然是完全颠倒过来的：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貌似我们又要讲回婴儿市场的观点了，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另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一种完全独立于贝克尔而产生的理论，并且这种理论有时也对贝克尔的想法持高度批判的态度。

诺贝尔经济学安慰奖

将托马斯·谢林划分派别很容易。他的职业生涯看起来就像冷战时期国防的高级鹰派人物。1948—1953年，他先后为马歇尔计划和白宫工作；在那之后，他利用军事战略的专长在兰德公司工作过，并在华盛顿从事过各种咨询工作。虽然约翰·冯·诺依曼发明了臭名昭著的核战争术语“相互保证毁灭”，但最终却不是他，而是谢林真正成了“相互保证毁灭”专家。谢林与冷战时期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关系密切。在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日常工作中，他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主要人物之一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合作教授了一门关于外交政策的课程。而且谢林被认为是对国务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谢林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通过博弈论分析增进了我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

但这种划分过于简单。谢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博弈论专家，他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事感到十分困惑。“我一定是在不知道博弈论是什么的情况下研究了博弈论。”产生这个回答的部分原因是谢林的数学观。与大多数博弈论专家和兰德公司的分析师不同，谢林并不认为数学是完成所有任务的最佳工具——他认为数学“被过多地用于炫技了”。谢林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数学，博弈论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他创造性地、灵活地运用博弈论来洞悉军事战略。

也可以说谢林既是鸽派又是鹰派——尽管他实际上是一个沉浸在现实政治中的鸽派。除了他以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认为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谢林的经济学奖来得很晚，而且出乎意料——他已经84岁了——许多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安慰奖，因为他没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谢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读起来都像是为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准备的。文章开头写道：“过去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还未发生的事件。我们已经享受了60年没有核武器在愤怒中爆炸的时光。”而后面的内容，都是有理有据地在为这一结果邀功。

谢林对核战争意外到来可能性的痴迷必须得到称赞。1959年，他在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概述了意外战争的情景。读完之后，斯坦利·库布里克受谢林的启发，决定拍摄《奇爱博士》。1961年，谢林被任命为白宫“意外战争”委员会主席。他惊讶地发现，白宫竟然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一种快速、可靠的沟通方式：“我可以直接拨电话给3 000英里外的母亲，祝她生日快乐，（但）肯尼迪却无法与赫鲁晓夫取得联系。”谢林说服肯尼迪总统安装所谓“热线”来解决这个问题。仅这一个简单的举动，谢林对人类的影响就可能比本书中提及的所有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加起来还要大——不过，事后看来，令人不安的是，直到古巴导弹危机这一核危机险些爆发之后，这条热线才得以真正全面运作。直到1963年，他们才说服苏联外交官相信建立热线是他们的主意，并在白宫安装了专门的西里尔字母打字机。

至于谢林的经济学，许多作品都缺乏加里·贝克尔笔下的现实主义。和贝克尔一样，谢林也进行了关于歧视的研究。但谢林更感兴趣的是歧视如何传播。有一天晚上，他按照简单的规则在黑白棋盘上玩移动硬币的游戏。根据出现的模式，谢林认识到，即使居民本着一个简单的只是想避免住在一个所有邻居都来自另一种族地区的想法，社区都可能会出现一种完全按照种族而产生的隔离现象。一个看似十分“温和”的偏好也可能会造成极端分裂的后果。

谢林把注意力转回到战争上，但这次是和自己的战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加里·贝克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于我们对酒精、尼古丁和某些食物的上瘾有一种幼稚的看法：贝克尔称其为“理性上瘾”，并认为这反映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寻求快乐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平衡。谢林则不为所动：“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自制在个人内心的斗争》（The Intimate Contest for Selfcommand）中，谢林试图理解这名吸烟者，“他以自我厌恶的态度把香烟扔到垃圾桶里，发誓这一次他再也不会冒着患上肺癌而让孩子成为孤儿的风险抽烟了，然而三个小时后他就会上街寻找营业的香烟店”。（从这些描述中看得出来，谢林可能确实花了15年时间来戒烟。）谢林概述了“自我控制”策略，瘾君子可以用这些策略来帮助自己赢得这场一个人的战争——这些策略在当时是革命性的，而如今已为世界各地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所熟知。

谢林对我们思考过程中微妙玄机的解读，与“经济人”假设相去甚远。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是需要对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负有主要责任。这是用市场偏好取代道德思考的另外一种方式。但需求是发明之母。

你值多少钱

1949年，苏联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不久，美国空军请求兰德公司帮助设计对苏联的第一次袭击。兰德公司的分析师们考虑了40多万种不同炸弹和轰炸机组合的情况，力求找到最经济同时最有效的方案，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他们的结论是，美国空军应该试图用大量飞机去击垮苏联的防空系统，包括出动不携带炸弹的螺旋桨飞机，这些廉价且脆弱的飞机仅仅用作吸引火力的诱饵，以减少敌方对那些携带炸弹飞机的攻击。兰德公司为自己的方案感到自豪，但那些空军将领却怒不可遏。

这些将军中的很多人是前飞行员，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兰德的分析师，他们的分析需要重新考虑。在计算不同战略的成本时，兰德公司完全忽略了人力成本：那些在他们的设想中有可能牺牲的空军人员。因此，他们才会提出这种使用廉价飞机但会造成不可避免的高伤亡的战略。而兰德公司之所以忽略人力的代价，是因为其内部对如何评定人命的价值还存在分歧。正如兰德公司的一位资深分析师承认的那样：“在严谨地考虑问题时，我们会忽略那些我们目前还无法量化的因素。”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甚至无法就这是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达成一致，他们认为这需要由更多的经济学家来共同决定。一方面，用钱来衡量飞行员的生命价值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兰德公司能做的只是向五角大楼提供不同的战略，包括考虑了各种经济成本和生命损失的“最有效率”组合——将由五角大楼或总统在权衡之后做出最终的决定。另一方面，也许对飞行员的财政投资（培训成本等）是容易得到的，虽然不能完全作为衡量他们的金钱价值的标准，但至少可以作为计算的起点。

就算是拥有创造性思维的托马斯·谢林，可能也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才能想出一个解决方案。谢林关于人类生命价值的研究是由他的博士生、前战斗机飞行员杰克·卡尔森（Jack Carlson）的研究引发的。他们开始着眼于军事决策的研究，后来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想法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以空军对飞行员的财政投资来衡量其生命，这肯定是错误的。同样，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不愿意用一个人的收入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像法院在判定工业事故赔偿时所做的那样）。谢林认为，这种方法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用来评估你生命价值的依据应该是你对于他人的价值，而不是对你自己创造的价值。然而，谢林承认，人类生命的价值（对人类而言）是一个经济学家难以作答的“令人敬畏的”问题。因此他改变了这个问题：“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我们都是消费者。我们几乎都希望延长自己的生命，并且可能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值得提醒的是，那些可能获救的人对事业的价值有自己的看法……”

谢林把这个问题从重视生命转移到了重视人的生存——降低死亡风险的价值。这里不是指那些特殊人物、大人物的生命，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如果一项关于饮用水的规定将使一个人口大国（例如拥有1亿人口）每年减少百万分之一的死亡风险，那相当于平均每年拯救100人的生命。100条“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被拯救。谢林有雄辩的天赋（至少以现代经济学家的标准来看是这样的），他在1968年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你挽救的生命也许是你自己的》 （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这绝不仅仅是个文字游戏。谢林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中推断出降低死亡风险对他们自己来说有多大价值。

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可以推进其帝国主义野心的新战线，远远超出了美国空军的决策范围。政府和企业经常面临导致生命损失（或生命无法被挽救）的选择，比如涉及医疗、环境保护或产品安全的选择。如果有一种可靠的金钱价值可以用来衡量人的生命，那么决策者就可以简单地把它与其他不同选择的成本和收益一起计算——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尽管许多人强烈反对这种思维方式，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抱怨只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神经质，是一种本能的“恶心”反应。决定必须要做，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花在提高汽车驾驶安全性或在进行危险运动时使用的头盔和其他保护设备上的钱是有限的。同样，政府在提高饮用水安全方面的支出也有一个限度，或者药物企业被要求所生产的药物副作用的风险要降至最低，但也应该对此设定一个明确的限度。所有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比起用收入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谢林的方法着实是一大进步。

如今，他的方法在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中仍然处于核心地位，政府的许多部门都采用了标准化的方法来计算“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在美国，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约为1 000万美元（以2019年的价格计算），根据法律，政府机构必须依据货币价值（包括生命价值）来制定政策。

然而，除了本能的反感之外，还有更多关于统计学生命价值的担忧。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下思想实验式的论证。假设两份工作各方面都相同，但其中一份工作涉及一些危险（可能是处理有害化学物质或在军队服役），每年的死亡风险是万分之一。教科书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认为，这两种工作之间的工资差异一定完全是由这种额外的风险造成的。高风险工作的工资更高，只是因为雇主必须提供更多的钱，以说服工人承受风险。假设这两份工作的“工资差异”约为1 000美元。这意味着，只要支付1 000美元，工人就能承受万分之一的死亡风险。如果有1万名工人面临这种风险，那么雇主支付的额外工资总额将是1 000万美元（1万人×1 000美元）。此后平均每年有一名工人死亡。工人们要集体承受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损失，以换取1 000万美元的额外工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实验。这就是谢林主张采取的方法。正是利用这一推理，真实世界中的各地政府通过估算工资差异，得出了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货币价值。但谢林的方法存在一些基本问题。在选择不同的、风险更高或更低的工作时，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通常对他们所面临风险的可能性和危险程度知之甚少——即使他们有这种知识，确切的工资数字也不太可能是他们决定选择哪份工作的唯一因素。更重要的是，那些选择从事高风险工作的人，他们做出的选择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这一点还远不够明显。相反，贫穷可能会导致他们不顾风险地从事能得到报酬最高的那份工作。

即使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假设可以找到可靠的数据，谢林的方法也是一种误导。当非经济学家抱怨有关“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时，经济学家再次将这种抱怨斥为纯粹的神经质。但是这个术语的确有误导性。它是由谢林引入的，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帮助将涉及生命损失的政府决策与涉及生命危险的私人决策联系起来。谢林怀疑，经济学家需要更多地说服他们，才能越来越多地从后者行为的反应中得出前者的货币价值。他是对的。最初，人们对《你挽救的生命也许是你自己的》的反应是充满敌意的。如今，谢林那一度有争议的跳跃式逻辑已经成了无可争议的共识，但“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活生生的生命切切实实正在消失。如果一个政府决定废除前文描述的关于饮用水的规定，理由是它的成本太高，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导致的结果是，平均而言，每年有100个人将失去生命（概率定律告诉我们，实际数字极有可能真的非常接近100）。我们无法预先确定谁会死。与其谈论“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不如更诚实地将这一决定表述为“这将平均导致100人死亡，但我们不知道谁会是那100个倒霉蛋”。这将迫使我们面对一个艰难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在拯救未知的生命上少花一些钱？目前，我们把更多的钱花在挽救已确认的生命上，如坠井的儿童或被困在井下的矿工。

这指出了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行为的一个根本缺陷：没有任何一个关于生命价值的金额数字能适用于所有的决定。在涉及死亡风险的不同决策中，我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比如潜在受害者的年龄、风险是自愿承担的还是他人强加的、死亡风险是百分之一还是十万分之一、风险是否不可逆转等。我们的法律、道德和社会规范承认这些理由，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可以用相同的货币价值来衡量，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这些理由。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说，我们必须使用一种单一的货币价值来维持统一。但真实的生命是无法统一的，它不同于“经济人”的生命。而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就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了。

谢林自己也是矛盾的。他改变了主意。在《你挽救的生命也许是你自己的》一文中，他对我们在高风险工作之间做出理性和一致性选择的能力抱有极大的信心。但在12年后的《自制在个人内心的斗争》中，谢林对我们非理性、不一致行为背后的动机进行了深刻分析，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对扩大市场范围的问题也有同样深刻的理解。

婴儿和肾脏

那么，让我们回到婴儿、肾脏和大多数其他物品是否应建立市场的争论上，除了贝克尔和他的芝加哥同僚（包括斯蒂格勒和波斯纳）的研究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论点。他们关于新市场的核心论点很容易表述：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去拥有它呢？换句话说，这些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认为，市场赋予了民主一定的地位。毋庸置疑，市场忽视了那种认为看歌剧比看摔跤比赛更有价值的精英主义。而且市场不会对你的事物做出价值判断，不管它是否允许被交易。

然而，市场民主与传统民主不同。这里是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个人一票，也就是说富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购买力。在大多数普通商品和服务市场上，这可能不是问题（而且我们可能愿意容忍一些问题，以换取市场带来的好处）。但当市场民主主动去打破传统民主时，情况又会如何呢？

民主的核心符合我们都是平等公民的原则。市场活动（游说和排队等）使富人能够购买他们想要的政治成果，这显然破坏了公民的平等。除了投票箱之外，市场还破坏了公民平等的其他方面——公民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在被要求担任刑事陪审团成员或执行军事或社区服务时的义务。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一直站在将市场引入公民义务这项运动的最前沿：当被要求服兵役或担任陪审员时，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可以出钱让其他人代劳。关于公民权利，贝克尔在1987年提出，国家公民权利（移民权利）应由出价最高者获得。2009年，随着难民人数增长，情况发生了变化。贝克尔认为，只有在移民支付一大笔费用后，才可以为他们提供避难场所，因为这样做就可以避免针对“如果强迫他们返回家园，是否会令他们真正地置于险境”而举行耗时的听证会了。

平等的公民身份不仅给了我们一个限制市场范围的理由，它也使市场得以运转：要使市场正常运转，并使交易双方都受益，交易双方必须在大致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交易。当一方极度贫困、脆弱或无力时，他们很可能在市场交易中被利用，因此禁止此类交易可能是合理的。大多数国家禁止使用童工（尽管对儿童的年龄定义大相径庭），因为儿童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无能为力：他们的劳动力在他们不知情或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出售，或者他们还不够成熟，无法理解工作内容。妇女可以订立合同，把未出生的婴儿卖给寻求收养的父母，原因可能是极度贫困，也可能是她不知道在把孩子交给养父母后会有什么感觉。一个极度贫困的父亲可能会同意以高得离谱的利率贷款，即使他知道自己永远没有希望偿还这笔贷款，而贷款是为了给他生病的孩子购买一些基本药物。所有这些案例都表明，在假定市场必须使交易双方受益之前，至少要三思而后行，因为市场只涉及自由进入的交易。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决策的自由是最小的，所以我们不能假定市场的选择会让各方都受益。

但是，人们有多么脆弱、多么绝望、多么无力，才能证明禁止市场交易或让合同无法执行（几乎等同于同一件事）是正当的呢？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关于扩大市场范围的主张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原因之一在于，对于此类问题，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由于市场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油漆市场就不同于生殖服务市场，因此，不进行市场交易的理由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所不同。而且情况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时代完全可以接受的市场，比如奴隶市场，在另一个时代可能是令人厌恶的。但是，为了证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限制特定市场的范围是合理的，我们不需要一个永久的、普适的理由。那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接受市场民主。用贝克尔的话说，人们应该普遍自由地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像他们设想的那样，使福利最大化。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以同时决定对这种福利最大化过程施加限制，决定某些东西不能在市场上交易。这两种哲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哲学。

然而，抽象地考虑这些限制要比在实践中坚持这些限制容易得多。如果我需要一个肾，而我愿意花2万美元买一个，你也愿意以2万美元卖掉你的肾，那么，如果这笔交易进行下去，不仅我们双方的生活都将变得更好，而且我对肾脏的迫切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因此，我的死也许是可以避免的。这似乎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实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但在除伊朗以外的所有国家，出售肾脏都是非法的。联合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都明确禁止出售人体器官。在大多数国家，可供移植的肾脏严重短缺。市场的理由在于，允许肾脏出售将增加其供应。但这只是假设。（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付钱让人们提供他们以前曾免费提供的东西，最终并不一定会增加供应量。）

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对这种反应没有耐心。对他们来说，解决办法很明显：就像其他事情一样，如果价格足够高，供应就会到位。我们只需要计算出人们愿意为之提供肾脏的理想价格。当然，加里·贝克尔站出来说：“器官的底线价格有三个主要附加成分，一个是对死亡风险的金钱补偿……一个是恢复期的时间对应的补偿……一个是对生活质量降低的风险的补偿。”为了计算出这里的肾脏价格（如果你想知道的话，2019年的价格约为1.98万美元），贝克尔必须做出非常棒的假设，其中包括一些我们已经见过的。例如，根据他的估计，补偿肾脏摘除手术可能带来的死亡风险应该支付多少钱，有一个基于经济学家之间流传的现成数字，即让人们从事风险更高的工作所需的额外工资。但是，撇开这些数字的来源基础根本不可靠不谈，这种思维方式改变了关于买卖肾脏的争论。我们进入了一个关于价格是否合适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拥有优势，因为他们掌握了产生这些数字的技术（他们也随随便便就有机会向我们收取巨额咨询费，以得到分享获得他们的专业知识的特权）。几乎在不经意间，更广泛的政策辩论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能负担得起肾脏的价格吗？即使价格很高，也许这仍然比试图教育人们在死后捐献出肾脏更便宜。在这里，道德问题被抛在了后面：教育变成一种诱导肾脏供应的低效方法。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Go）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克隆人的繁殖完全是为了给他人提供备用器官。器官市场与这种反乌托邦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的主要影响将是从穷人向富人进行身体器官的再分配。当然，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会争辩说，既然穷人“自由选择”出售他们的器官，那么他们的生活肯定会因此变得更好。然而，用一位研究全球人体器官买卖的研究人员的话说：“也许我们应该寻找帮助穷人的更好方法，而不是把他们的身体器官像零件一样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显然会提出棘手的道德问题。但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者的论点毫无帮助。第一，他们试图回避道德问题，并假设这些问题可以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正如《魔鬼经济学》的作者所言，道德代表了人们希望世界如何运转，而经济学则代表了世界事实上是如何运转的。第二，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设定了一个狭隘的基准——福利最大化，许多市场即使与之相比也会失败。假定福利可以达到最大化，因为市场把商品分配给最看重它们的买家，也就是出价最高的人。但是，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什么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们试图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已经显示出他们犯错误的频率。此外，支付意愿往往受到支付能力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为抗皱治疗进行支付的意愿超过了治疗疟疾。然而治疗疟疾更有价值。最后一句话是毫无争议的，因为虽然没有关于喜好的争议，但我们在一些需求上肯定可以达成一致。归根结底，市场的“阿喀琉斯之踵”是你一直都知道的：价格其实是用来衡量价值的一个糟糕的指标。

泰坦尼克问题

“价格是衡量价值的一种好方法”这种假设已经在我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这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我们与之前一代人相比在态度上已经产生了革命性的突破。再以高等教育为例，正是加里·贝克尔的思想引发了与过去的决裂。贝克尔发明了如今为人熟知的人力资本概念：我们认为投资自己、推销自己、将自己定义为一种金融资产没有什么不妥，这种资产的价值是由它未来能够产生的回报来衡量的。考虑到这一点，他认为大学的位置应该像其他商品一样，从胡萝卜到肾脏，都应该归属于出价最高的人。贝克尔认为，潜在的学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能从大学获得多少人力资本，因此拍卖大学名额可以确保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收益最大化。

就像出售人体器官一样，我们可以用公平的理由反对这个市场：如果一个富人因为比穷人花了更多的钱而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很多人对此不会有很激烈的反应，但如果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移植肾脏的机会，那反对声会非常激烈。但假设我们不担心不公平情况的存在和发生（或者生活在一个类似挪威那样的社会，不平等的情况相对较少），我们可能仍然会对把大学录取名额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感到不安。我们的不安是合理的吗？是的，因为出售学位这件事忽视了大学教育的重点。我们可能不同意大学教育的确切目的，但总的来说，学位应该授予那些有适当的资质、兴趣和知识的人。这提醒我们，教育有其内在的价值，而不是用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作为衡量标准。所有这些价值观、才能、兴趣和知识都不能通过一个学生愿意支付多少钱来衡量。一些为他们的大学教育花了很多钱的学生觉得他们买了一个好的学位成绩或等级。但很明显，他们错了，决定成绩的是内在价值（学生的表现），而不是所付的学费。如果我们用市场价值来选择或评估学生，那就不是教育了。

显然，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穷人面临的问题不仅限于受到不公平待遇。然而，如果你并不贫穷，那么限制市场的理由似乎取决于你的利他主义——放弃你的部分选择自由，这样穷人就不会被排斥在外。但是，保护脆弱、绝望和无能为力的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也能帮助其他人。有一个对于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场景的认识是这样的：

头等舱有足够的救生艇，二等舱预计将随船一起下沉。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了。有那么多冒险出海却又负担不起一艘安全船只的人，我们也许不应该剥夺他们把自己托付给一艘没有救生艇的廉价船只的权利。但是，如果有些人负担不起乘坐救生艇的费用，而有些人可以，他们就不应该乘坐同一艘船。

不论你们同意与否，这些话并非出自一位思考道德困境的哲学家，而是出自实用主义者托马斯·谢林。谢林首先指出，我们要求所有乘客都能乘坐救生艇，即使有些乘客不愿为此付钱。然而，我们并没有提出更普遍的相同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允许人们根据支付的金额选择不同的安全级别。有些人倾向于购买更安全、更昂贵的汽车，有些人不是。有趣的是，谢林建议，我们可以让穷人选择不那么安全的东西，只要我们其他人不去关注这个事情就可以。

这似乎是对人类同胞的无情漠视。但谢林有相反的想法。我们不去关注，反而是因为我们在乎。想象一下，你坐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船上没有为持便宜船票的人提供救生艇空位，因为社会允许建造这样的船。想象一下会出现的场景——不仅仅是打斗，还有绝望的乞求，如今他们渴望生的机会就像当初恳求被允许挤进船时一样。为了防止救生艇沉没，富人将不得不把穷人推下水。这就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在市场社会中，如果双方以极其不平等的条件相互交往，其结果对穷人来说是可怕的，对富人来说也是痛苦的。实用主义者谢林提出了一种论点，主张仅依靠社会较富裕成员的自身利益来防止极端的不平等。当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最终，将市场限制在交易条件大致相同的各方之间，是出于对我们共同人性的尊重。帮助那些脆弱、绝望和无能为力的人，能够促进相互尊重的贸易。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或不愿消除极端的不平等，那么最好完全禁止某些市场，而不是容忍极端不平等个体之间的贸易。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不再认为所有行为都可以由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对理性经济思维的狭隘讽刺来解释和证明。就像他的前辈冯·诺依曼所做的那样，贝克尔试图提供一门完整的社会科学，可惜他失败了。但鉴于其持续的影响力，我们需要重申一些古老的真理。决定哪些东西应该在市场上买卖，不仅会引发经济问题，还会引发道德问题，我们无法把这两者巧妙地分开。市场可以改变在性交易市场上显而易见的东西的性质，而在高等教育市场上就不那么明显了。当然到这个时候，价格也就不能很好地衡量价值了。

与此同时，经济学帝国主义造成的损害仍在继续。2016年最大的商业新闻是，大众汽车多年以来都在柴油车排放测试中有组织地作弊。对于一家有着良好声誉的公司来说，这很令人意外。但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当这种“作恶许可证”可以如此容易地得到时，企业就会选择作弊。贝克尔表示无法理解犯罪行为在道德层面的错误，而弗里德曼坚持认为，企业唯一的责任是实现利润最大化。那么，简单地将两者结合，“作恶许可证”就到手了。还有多少商界领袖、政界人士和其他掌权人士能够找到拒绝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在他们耳边低语的理由呢？

New York Post，14 May 2013.

参见Sandel，M. （2012），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London:Allen Lane）。对于这些例子中的大多数，以及其他许多发人深省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

Becker interview in K. Horn （2009），Roads to Wisdom （Cheltenham:Edward Elgar）.

蒂姆·哈福德写过几篇专栏文章赞扬贝克尔的工作（e.g. “Gary Becker – The Man Who Put a Price on Everything”，Financial Times，6 May 2014），while John Kay （2003） notes drily that “no parody is required”［The Truth about Markets （London:Penguin），186］.

Becker，G. （1991，enlarged edn），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24.

Ibid.，98.

Herfeld，Catherine （2012），“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An Interview with Gary Becker”，Erasmus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1，73–86.

Becker，G. （1976），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5.

Ibid.，8.

Becker （1991），339.

2002年6月，在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采访加里·贝克尔:https://www.minneapolisfed.org/publications/ the-region/interview-with-gary -becker.

Friedman，M. （1953），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1.

Becker （1976），5.

Robert Solow in R. Swedberg （ed.）（1990），Economics and Sociolo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76.

Davies，W. （2014），The Limits of Neoliberalism （London:Sage），86.

Becker，G. （1976），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0.

Blinder，A. （1974），“The Economics of Brushing Tee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2（4），887–91. 贝克尔向赫克曼讲述了他对这份报纸的支持，参见“Private notes on Gary Becker” at https://bfi.uchicago. edu/sites/default/files/file_uploads/Heckmantributetext.1.20.14.pdf.

Becker，G. （1993），“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1（3），391.

Becker，（1976），7–8.

Breit，W.，and Hirsch，B. （eds.）（2009），Lives of the Laureates （Cambridge:MIT Press），402.

Clark，K.，“In Praise of Original Thought”，US News and World Report，24 October 2005，52.

对谢林来说，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个奖也是姗姗来迟的。他仅仅在公告前几分钟才接到通知，因为评奖委员会没有谢林正确的电话号码。而谢林却指出他的名字和号码明明就在电话簿里。

Breit and Hirsch，408.

Schelling，T. （1984），Choice and Consequence:Perspectives of an Errant Economis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59.

Banzhaf，H. Spencer （2014），“The Cold-war Origins of the 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8（4），216.

Schelling，T. （1968），“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in S. Chase （ed.），Problems in Public Expenditure Analysis （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128–9.

Becker，G.，and Posner，R. （2009），Uncommon Sens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38.

Becker，Gary S.，and Elias，J. （2007），“Introducing Incentives in the Market for Live and Cadaveric Organ Dona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1（3），9.

关于肾市场的精彩讨论，参见P. Roscoe （2014），I Spend Therefore I Am （London:Penguin）.

Nancy Scheper-Hughes，founder of Organs Watch，引自D. Satz （2010），Why Some Things Should Not be for Sal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

Levitt，S.，and Dubner，S. （2005），Freakonomics （London:Allen Lane），10.

Schelling，116.

本段中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黛布拉·萨茨对谢林《泰坦尼克号》一案的论断。参见Satz，84–9。

第七章
人皆有价

1911年，费城贵族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泰勒后来被20世纪70年代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称为“工作科学界的艾萨克·牛顿”，可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管理顾问。他的书为现在提高工人效率的主流管理技术铺平了道路。但是正如人们所知，泰勒主义的诞生和起步之路十分波折。

马萨诸塞州的沃特敦兵工厂是美国陆军经营之地，主要用作制造火炮车厢。泰勒曾被咨询如何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以及停止“磨洋工”，这个词在当时的意思相当于“逃避”或“装病”。泰勒的助手拿着秒表在工厂的地板上巡逻，直到一名工人拒绝被计时。1911年8月11日，这名工人因不服从命令而被解雇，所有人都上街抗议。这是反对泰勒主义的第一次罢工，就发生在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几个月后。但由于没有工会的官方支持，罢工只持续了一周，而泰勒提出的大部分业务改革都保留了下来。所以在沃特敦，笑到最后的还是泰勒，因为现在这个兵工厂变成了《哈佛商业评论》的办公大楼，《哈佛商业评论》是一本领先的管理科学类杂志，其中很多内容都直接源自泰勒主义。

然而，罢工的结果就是另一个故事了。由于兵工厂的工人是联邦雇员，他们有权直接向国会提出抗议，并说服国会展开调查。其中一个结果是，美国政府禁止使用秒表来监控兵工厂车间的工人——现在看来，在这种事情上进行政治干预令人震惊。然而，在当时，无论是泰勒主义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将其视为一项政治和道德工程，因此政客们的直接参与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泰勒并不认为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或非政治性的。他认为，工人都是傻瓜，他们的行为必须由智力超群的经理来控制。正如泰勒向国会委员会解释的那样：“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处理生铁的学问非常大，一个工人，也许他的双手能处理生铁，但他的脑子却十分麻木和愚蠢，他无法理解处理生铁的学问。”

国会调查得出结论，泰勒主义的影响是让工人们失去人性。泰勒对“社会工程”和“社会控制”等语言的运用，以及“在过去，人是第一位的；在将来，制度才是第一位的”等言论， 对他的事业并没有产生任何帮助。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批判者们甚至将其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相提并论。泰勒主义的“暴政”在查理·卓别林1936年的讽刺作品《摩登时代》中也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充分体现。

到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行为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出现，应用科学来控制人类行为的战场已经超出了工作场所的范围。行为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开展实验，用奖励和惩罚的方式来训练动物，让它们按照人类的要求做出各种各样的行为。他们相信，同样的“胡萝卜加大棒”手段也可以应用于人类。行为学家与兰德等智库的经济学家有很多共同点：对人性的机械观察，导致他们坚定地认为，用激励的方式对人类行为进行操纵是普遍有效的；这也加深了他们对社会控制科学的渴望；他们甚至开发了一些军事用途——行为学家伯勒斯·斯金纳（Burrhus Skinner）为美国海军设计了鸽子导弹。

和泰勒一样，斯金纳也有“招黑”体质（指吸引负面报道的“天赋”）。他用于训练动物的笼子被称为著名的“斯金纳箱”（他亲自教鸽子打乒乓球，他的一些学生则教猪使用吸尘器）。但与此同时，斯金纳发明了一种密封加热的箱子婴儿床，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带轮子的大鱼缸，他把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放在里面做起了试验。斯金纳为《妇女家庭杂志》写了一篇基于这个实验的文章，编辑们把这篇文章命名为“箱子里的婴儿”。从那时起，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斯金纳箱”既可以用在小白鼠身上，也可以用在婴儿身上。这个婴儿床可能是无害的，但它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尽管对斯金纳的争议不断，结果还是行为主义变得更有影响力了。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的应用已经从让老鼠跑迷宫发展到训练婴儿以及精神疾病患者获得奖励币。该方法的实用性和广泛适用性使其逐渐进入政治主流。

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些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如今，泰勒的管理手段大多被认为是合乎人性的、合法的、非政治性的干预手段：这是管理科学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主流应用。在工作场所之外，我们的语言中也夹杂着“激励”的话语。这个词的含义已经从一个承载着道德和政治意义的社会工程工具，转变为一个中立的、客观的术语，仅仅意味着“内在驱动”而没有其他负面含义。然而，如果当时泰勒在谈到社会控制时被什么人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一定是翻译在此过程中漏掉了什么。毕竟，“激励”是让人们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某些事情所采用的手段。所以即使是出于高尚的理由，激励措施也仍然是行使权力的工具。

***

“你有点儿像一个机器人，但是是人形的。”亚马逊的一个仓库经理对一名员工说道。他说的是他们的分拣工人，就是那些需要整天在仓库里走来走去甚至小跑的亚马逊员工，他们分拣我们订购的货品。分拣工人们戴着小型的卫星导航设备，这些设备可以测定他们的工作效率，指示他们如何在仓库中走最经济的路线，如果他们偷懒进行聊天或如厕等浪费时间的活动，系统就会给他们发短信，让他们加快速度。这种21世纪的泰勒主义和泰勒提倡的那些东西一样具有侵略性，但是我们对它的反应却已经改变了。在现代，禁止使用秒表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政府会禁止亚马逊测量分拣工人的生产力。更普遍地说，我们已经开始在曾经有争议的情况下接受经济上的激励。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几个国家，政府采纳了经济学家的建议，推出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以鼓励那些贫穷的妈妈成为更好的母亲：虽然具体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政府都会发放现金给那些戒了烟的、为孩子接种疫苗的或送孩子去上学的母亲。教育部门也普遍存在着激励机制：大学可以接受捐赠，条件是它们必须提供某些课程，或者至少在阅读清单上包括特定的书籍；零售商付钱给学校，让学校在娱乐室安装糖果或软饮料自动售货机；学校鼓励孩子读书，一个7岁的孩子每读一本书，学校都会奖励现金给他，但如果孩子们迟到，学校也会进行罚款。

是什么导致了我们思考激励的方式中这种几乎被忽视的转变？或许这与经济学发生的类似平行变换的情况有关。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许多经济学家都是激励措施的忠实拥趸。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中有这样充满激情的表达：“经济学家喜欢激励……典型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让他自由设计适当的激励方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赞美市场经济的优点，但它们也越来越多地将经济学定义为激励的科学，而在日常生活中，市场经济和激励计划之间的界限似乎很模糊。

然而，对于自由市场的伟大倡导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来说，界限是明确而重要的。哈耶克认为，如何激励工人是一个“带有工程性质”的问题。他鄙视那些关心“社会计划者”等问题的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会违反市场的自然秩序。从哈耶克的观点来看，激励机制是一种破坏性的社会工程，它干扰而不是扩大了市场力量。因此，这并不是在向自由市场经济或政治右翼转变的背景下，激励措施逐渐变得突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在我们如何看待激励机制这件事上，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更为微妙。过去几十年，经济学家一直站在“激励”相关言论爆炸式增长的前沿。在这个时代，激励被非政治性地重新包装为纯粹的动机。把我们所有的动机都贴上激励的标签，对一些经济学家来说是合适的做法。因为这是一种巧妙的方式，可以把人类心理学的复杂性降低为以“经济人”作为一维动机。因此，有必要提醒自己，激励不仅仅是动机：许多动机如果不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就不能被理解为激励。我照顾垂死的母亲，是出于爱、责任或义务，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动机描述为是我受到了“激励”才去照顾她的。好奇心驱使孩子去尝试新的有时却是危险的事情，但我们不能说是好奇心在“激励”他们。巴拉克·奥巴马可能鼓舞了一些黑人儿童追求政治生涯，但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那样，不能用物质上的“激励”来代替精神上的“鼓舞”。

我们应当看到，正统经济学家关于动机的理论让我们盲目，让我们无法预料激励计划何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也无法看到有一些更好的替代方法去促使人们做事——替代方案包括公开、诚实地试图说服和尊重其他多方的观点。

然而，他们的理论很容易总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格。

大佬遇见美国女演员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的是一个有钱的名人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一个女人。据说最早的版本，是一个关于英国媒体大亨和政治家比弗布鲁克勋爵遇到一个美国女演员的真实故事。那一年大约是1937年。（在后来的几次复述中，萧伯纳、格鲁乔·马克思以及温斯顿·丘吉尔变成了主角。）对话是这样的。

大人物：“我出1万英镑，你愿意和我共度良宵吗？”

女演员：“嗯……”

大人物：“那么100英镑怎么样？”

女演员：“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大人物：“我们已经成交了。现在只是在讨价还价而已。”

这个故事除了暗示我们“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钱花得足够多，你几乎可以让任何人去做任何事——以外，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但同样可疑的暗示。由于金钱可以替代所有其他动机（如果你支付足够多的钱），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它可以与所有动机相互取代，是一种中性的通用货币，所有动机都可以用它来表达。这是一幅人类动机的一维图，在这幅图中，钱只是增加了现有的动机，或在它们不存在时取代它们。但实际上金钱，以及更普遍的物质利益和成本，不能发挥这种中立的作用。在现实世界中，金钱带有精神包袱。就像一份礼物可以激发接受者的感激或怨恨一样，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送礼的动机，经济上的奖励也可以激发接受者的一系列反应。

1993年初，瑞士政府试图确定一个（低放射性）核废料倾倒场的选址。一种可能的方案是把它建在瑞士一个有640户人家的小村庄沃尔芬希森附近。在对300多名居民进行的长达一小时的采访中，他们被问及如果政府愿意提供经济补偿，他们会做何感想。出乎意料的是，一旦提出要提供补偿，居民对核废料倾倒场在当地选址的支持率便下降了一半以上。拒绝接受这笔钱的人中，83%解释说他们拒绝的原因是他们不能接受贿赂。当以色列海法的一些日托中心为了防止家长接孩子迟到而开出罚单时，结果是更多的家长迟到了。和瑞士的村民们一样，日托中心的家长认为金钱上的激励是试图收买他们，而不是说服他们。由于迟到的“价格”是确定的，家长们把罚款当成了一种收费 —— 一种让他们有权晚接孩子的收费。

经济学家对这样的证据感到震惊，尽管在心理学家心中（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斯金纳的想法），经济刺激可能适得其反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很久了。为了让某人做某事而引入明确的财务激励，可能会破坏或取代他们现有的内在动机：用心理学家的话说，内在动机“被挤出”了。通常，这种内在的动机包括对同事、雇主、社区或国家的道德使命感或责任感，这取决于具体情况。针对医学或教学等职业，基于一些认真采访的研究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一些我们确认已知的事实：护士、医生和教师受到他们所从事工作的内在重要性的强烈激励，这种内在激励可能会被雇主不当地施加经济激励所削弱。不仅仅是医学和教育。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消防部门的负责人注意到，消防员周一和周五请病假的概率更大。于是他规定了15天病假的严格限制，并对那些请更多病假的人扣发工资。这下可完蛋了，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请病假的人数增加了10倍。我们可以在内在动机不那么明显的职业中看到同样的反应。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描述了他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末工作的通用电气的态度：“这家公司在工厂安全方面做了一件大事……保护它的工具和零件箱，以确保员工没有偷窃……然而许多员工从一开始就证明这种明显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因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拿着工具和零件走人。”

就像许多铁腕的掌权者一样，经济激励向人们发出了一个关于信仰和动机的信号。如果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操纵的木偶，被人拉来拉去，那么我就会放弃合作、忠诚、无偿加班以及其他形式的利他行为。这是我们在其他章节中看到过的21世纪常见的“悲剧”：经济学家认为人们都是愤世嫉俗、充满不信任的，然而人们辜负了经济学家的期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格”的信念变成了自我实现。

但这也不全是坏消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激励措施的效果与设计它们的经济学家的预期一致。2002年，爱尔兰对塑料购物袋征收小额税（15便士）。不到两周，塑料袋的使用量就下降了94%。英国紧随爱尔兰之后，从2011年开始分阶段实施一项小额税收，导致塑料袋的使用量下降了约80%。政府既迎合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又满足了我们避税的愿望。政府举办了一场大型宣传活动来解释被丢弃的塑料袋是如何进入水路，从而伤害海洋生物的，而剩下的塑料袋则被填埋在垃圾堆里，需要数百年才能分解。在征收塑料袋税之前，全国范围内的争论导致了公众对塑料袋税的支持，包括大多数零售商、消费者团体以及环保人士。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激励，则不太可能获得如此成功。如果幕后操纵者没有试图通过解释或进行充分的辩论来吸引我们，那他们就发出了两个可能的信号。要么他们认为我们唯利是图：我们的顺从是可以收买的，我们不在乎我们被要求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要么他们认为我们是愚蠢的：我们无法理解我们被要求去做的事情到底好在哪里。然而这两个信号都告诉我们，我们得不到那些掌权人的尊重。

然而，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教训。不当的激励措施可能适得其反——但如果处理得当，与目标群体进行良好且有技巧的沟通，它们可能会发挥很好的效果。这是《魔鬼经济学》和许多行为经济学家传递的信息：激励机制会发出关于激励提供者的信念和动机的信号。而经济学家对这些行动会发出信号的观点既适应又熟悉。

不幸的是，事情要复杂得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激励措施起不到预期的效果。仅仅是钱的存在就可能是个问题；当钱被拿走时，问题依然存在；即使这些激励措施如预期的一样奏效，它们也可能是糟糕的主意。经济学家对这些情况就不那么放心了。

犹太裁缝和献血者

有一个古老的寓言故事，讲的是一个犹太裁缝最近在镇上开了一家店。当地的顽固分子决心要把他赶走。于是他们派了一群流氓去辱骂他、威胁他。没想到裁缝反而对他们表示感谢，并给了他们一些钱。流氓们嘲笑他的愚蠢，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流氓们又来嘲笑他，但裁缝告诉他们，他的钱不多了，给不了他们和第一天一样多的钱。流氓们抱怨着，拿了钱就走了。第三天，当流氓们又来找裁缝时，裁缝道歉说这次只能出一分钱了。那些流氓说，他们不会为了一分钱而浪费时间。于是他们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当经济激励排挤掉某些行为的先验动机时，这种先验动机的转移或破坏可能是永久性的。因此，即使财务激励措施随后被取消，原始行为也不会恢复。在海法的日托中心，当迟到罚款在实行16周后被取消时，迟到家长的人数仍高于罚款实施前的水平。家长按时接孩子的道德责任感已经受到了侵蚀。

为什么在激励消失后，它的印记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其中的一个原因很明显。人们记得激励背后的隐含信息，比如不值得信任、不称职等。但是，即使没有这种负面信号伴随显性激励，挤出效应也会在激励消失后继续存在。为什么？

如果我们再想想礼物，线索就出现了。的确，我们对礼物的反应取决于送礼的动机，但更明显的是取决于礼物的性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是现金，这样你就可以用它来换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然而，用现金作为礼物并不常见，因为我们都知道，送钱会失去送礼物的意义。最好的礼物表达和赞美的是送礼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它们不仅仅是满足接受者的需要。毕竟，当我们收到现金作为礼物时，很多人会把钱花在最平凡的事情上，比如支付家庭账单或购买一台新的吸尘器。

考虑到现金和非现金礼物之间的显著差异，人们似乎可能认为，财务激励与等价的非现金激励有着内在的不同，即使提供激励的人的动机都完全是善意的。这一假设很难验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感知可能会受到各种后天习得的信念影响。而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当给孩子们看硬币，并用简单的术语向他们解释硬币的功能时，孩子们在日常活动中就变得不那么乐于助人了。当人们发现自己处于某种情况时，他们会根据提示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财政上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可能会提示人们在金融交易中的行为——要像消费者一样思考。虽然我们有时可以扮演“有道德的消费者”的角色，但是与市场以外的社区、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关系相比，我们与卖家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匿名的和短暂的。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称赞我们在市场上这种匿名的、一次性的交易关系所具有的优势。在进行交易时，我们不需要把眼光放长远，只考虑自己眼前的利益；而我们永远可以自由地退出交易，对另一方不存在未履行的义务或责任。其结果就是，与我们在社区、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思维方式相比，我们更有可能把道德抛在脑后。心理学家称之为“道德脱缰”或“关闭道德开关”。短期的、匿名的关系不会引发强烈的同情感和互惠感，而同情感和互惠感才会有利于我们的道德行为。因此，仅仅是金钱的存在这一条，就改变了我们的道德框架——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以及我们道德脱缰的风险的增长。

激励之所以会将我们的内在动机挤出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而且，这种挤出的破坏性影响在激励本身被移除后，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和本书提及的其他关键时间节点一样，1968年也很关键。当时，英国对其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感到十分自豪，并完全信奉凯恩斯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来自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着实令人震惊：国家对血液供应的管理未能满足医院不断增长的需求。相反，人们应该有偿献血，因为这将增加血液供应。这项提议立即遭到拒绝。不仅如此，这一事件的主要影响是刺激了一个名叫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的社会学家写出了《礼物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对此进行批判。他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血液供应统计数据，其中美国有一些州以各种形式的经济刺激来鼓励血液的供应。蒂特马斯发现，实施有偿献血之后，供血量反而减少了，而且免费献血所获得的血液品质更好。因为当人们有偿献血时，他们更有可能隐瞒他们的病史，原因是一些疾病可能会使他们的血液无法被接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对《礼物关系》进行了详尽的述评。两人都对蒂特马斯的发现感到有些困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提供经济奖励会减少献血量。后来的经济学家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尽管最新的研究继续支持蒂特马斯的观点，即有偿献血会导致供血量减少，但一些经济学家质疑这一证据，理由仅仅是它与教科书上的经济理论不符。然而，已经尝试推行有偿献血的国家发现，一旦停止经济奖励，献血量也回不到有偿献血实验前的水平了。这个低水平的数字表明，至少有一些人献血的内在动机已永久地被经济驱动挤出去了。

阿罗和索洛困惑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刺激究竟向潜在捐赠者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这肯定是一种得到社会认可的信号，是对良好行为的一种奖励。但为什么这反而会阻止人们的捐献行为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蒂特马斯说，因为他们不再是捐赠者，而是变成了卖家。即使是很小的一笔针对献血的经济补偿，也会让献血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一笔交易，而不是一件无偿奉献的礼物。当你得到报酬时，你很难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利他的事情。我们从利他主义的行为中获得的自我认可，某种程度上来自我们所做出的牺牲。如果我们得到了经济补偿，那么整件事情的性质就变得不一样了。

利他主义是一回事，但成为一个孤独的利他主义者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利他主义可以增强你的自我认可，但让别人去利用你的慷慨往往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此外，在更加无意识的层面上，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社会行为主要是通过模仿别人来学习的（如果你不相信，就去看看小孩子）。如果我们观察到了别人做出利他行为，我们就会变得更加无私。但激励机制的一个问题是，它让人们很难解读出他人的动机。当我看到有人献血后得到了报酬，那我会困惑，他们的目的究竟是帮助别人还是得到钱。因此，动机的存在使我们很难看到他人的利他主义行为，所以无意识的模仿使我自己也不太可能做出利他行为。而再把激励手段去掉并不能同时把问题一并消除掉：我需要一些能证明他人是利他主义者的积极证据，而不是仅仅取消激励，恢复到初始状态，并让所有人通过“学习”从而再次成为利他主义者。

综上所述，提供经济鼓励反而可以阻止人们成为献血者，因为它使你更难清晰地确认自己是个利他主义者，也更难认清别人的利他主义行为。所以我们学会了变得更加自私，这种自私会长期地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当献血者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而是出于类似公民义务或公益精神的动机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经济上的激励使人们更难认识到自己在履行公民义务，也更难看到他人的公益行为。所以我们被迫变得更自私。

利他主义或有公益精神的行为增强了我们的自我认可。更普遍地说，这是一种行为的自由，是我们每个人做出自主选择的自由，这对自我认可是至关重要的。这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为什么引入激励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它们会干扰我们的自主权。即使幕后操纵者的动机完全是善意的，他们仍然试图控制和操纵我们的行为。激励对自主性的负面影响已经在从医学到编码的一系列技术职业和专业中得到了详细研究。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律师、学者和科学家强烈抵制一些激励方案，这些方案妨碍了他们按照专业判断来行事的自由，或是与他们所认可的职业行为规范相冲突。尽管经济学家最近开始接受这一观点，应该在某些职业领域内格外谨慎地使用激励措施，但他们对这是否在各个行业内是普遍的现象存在分歧。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激励措施通常不会与员工的自主性产生冲突，因为普通人不会通过工作来表达他们的自主性。他们工作只是为了钱。

无名小卒和重要人物有什么共同点

我和卢克（Luke）见了一面。卢克在美国一家大型教学医院做“环境管理员”（实际上就是保洁员或清洁工）。医院有一名患者是一个长期昏迷的年轻男子，他的父亲几个月以来一直不分日夜地守在他床边。一天，卢克像往常一样打扫病人的房间。当卢克打扫房间时，病人的父亲正好离开房间去吸烟了。当他吸完烟回到病房时，他生气地对卢克大喊，让他来打扫房间。于是卢克默默地又清洁了一遍，没有发出一声抱怨。一位研究工作实践方向的研究人员对卢克进行采访时，卢克讲述并解释了这件事：“我了解一些他儿子的情况……他儿子一直昏迷不醒……已经在这里躺了六个月了。那位父亲肯定非常沮丧，所以当他叫我打扫时，我就又打扫了一遍。但我没有生他的气，我想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卢克继续解释说，他认为清洁工作只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他的责任还包括让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感到舒适，让他们心情愉悦，并在他们想找人说话的时候充当一个好的倾听者。当然，这些都不在卢克的官方工作要求中，他的工作合同中只有清洁工作。我们很容易想象，如果引入经济激励来鼓励卢克专注于他的清洁工作，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样的话，卢克的内在动机可能就被“挤出”了，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上面那个故事。卢克想要帮助病人和他们的家人的愿望不仅仅是另一种动机，它可能与经济激励相竞争，但最终他的选择还是取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工作的核心。

卢克的故事表明，自主性和身份认同不仅在技术类职业中很重要，在通常被视为卑微或平凡的工作中也很重要。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自己只是为了钱而工作。我们也在努力，想要像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在《码头风云》中一样，成为大人物。我们在为自己和他人构建一个身份。当然，这也适用于工作场所之外。我们想要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激励机制驱使——即使这些激励的目的是出于善意的，做法也是温和的、礼貌的。

卢克想成为医院里病人和家属心中的重要人物，而不是无名小卒。他的人生哲学会被哲学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认可，那就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但在我们看到清洁工和哲学家的共同点之前，我们必须先面对“房间里的大象”。因为经济学家永远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解决激励机制产生的副作用，不管这种反效果是由于引入激励机制所发出的信号导致了道德感的流失，还是激励机制对自主意识的挑战。他们的方法就是增加奖励资金。

伟大的瑞士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的《老妇还乡》讲述了克莱尔·察哈纳西安（Claire Zachanassian）的故事。年轻的克莱尔和她的情人阿尔弗雷德（Alfred）住在同一个小镇。有一天，克莱尔告诉阿尔弗雷德，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没想到他却否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于是无奈的克莱尔去了法院，但阿尔弗雷德却通过贿赂两名镇民做伪证赢得了官司。多年后，克莱尔已经变成一个老太太，回到了从前那个小镇，而小镇已经陷入了困难时期。回到小镇的克莱尔今非昔比，她是一位石油大亨的遗孀。她拿出了10亿瑞士法郎，其中5亿捐助给了小镇，另外5亿准备分给居民。但同时她提出了一个条件：居民们想要获得这笔钱，就必须杀死阿尔弗雷德。出乎意料的是，镇长拒绝了，市民们都很震惊。克莱尔却说她会一直等。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用贷款购买了大量的奢侈品，并积累了大笔债务。最后，他们同意杀死阿尔弗雷德。克莱尔十分满意，因为她终于用钱“买到了正义”，她付给了镇长一张支票，带着阿尔弗雷德的尸体离开了小镇。

或许迪伦马特是对的：经济激励可以按照正统经济学预测的方式发挥作用——只要金额足够庞大。如果你提供足够的钱，人们就会按你的要求去做，因为金钱的诱惑将胜过任何令人讨厌的道德顾虑。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格。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对激励措施的推广感到不安的人来说，经济学家的肆无忌惮令人吃惊：解决激励措施副作用的办法是进一步强化激励措施——让它变得规模更庞大，诱惑力更强，效果更持久，攻克起来更困难。

但这有用吗？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来自瑞士的虚构小说。我们需要看到瑞士的现实。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沃尔芬希森村中那些正直的村民，他们曾说，他们在不接受贿赂的前提下，同意在附近建立一个核废料倾倒场。在接受采访时，其他三个选址也正在考虑之中，但一年后政府选定了沃尔芬希森，同时当地居民也得到了开发商提供的数目可观的经济补偿：未来40年里，每年支付300万美元。1994年7月，沃尔芬希森在一次村民会议上决定接受这个提议，同意建立核废料倾倒场。

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只要用一大笔钱，就可以把所有需要更深入、更现实地理解人类动机的需求都抛到一边吗？没有那么快。一个明显的障碍就是，为了让人们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事，巨额的经济激励其实是一种代价十分高昂的方式。沃尔芬希森是一个只有640户人家的小村庄，所以每年300万美元相当于每个家庭4 687.5美元，甚至超过了沃尔芬希森当地富人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沃尔芬希森每年税收总收入的120%。

然而，真正的反对意见是更为根本的。假设激励措施给出的奖励足够大，我们就可以肯定它们会像预期的那样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激励机制的实施是一件好事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如何从泰勒的关于激励机制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的观点转向认为它是一件好事的呢？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其他激励措施的支持者回答“是”。他们认为，激励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它涉及一种自愿交换。没有人被迫做任何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这让我们看到了激励理论的核心矛盾。一方面，支持者推荐激励机制而不是其他形式的社会控制，比如管制或强制，理由是它们保护了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激励机制运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控制人们行为的能力高低——去诱使他们以可预见的方式对激励措施做出反应。因此，本质上，激励理论的论点要求人们在自由的情况下也可以被控制。

就像大多数似是而非的悖论一样，事情并不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很容易被引导去做一些本来不会做的事情，我们就会说他们是被控制或被操纵的。我们不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即使他们可以选择不这么做。真正的自由需要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选择能力。

伟大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带着对自由的现代经典分析登场，他深受个人经历的影响。1920年，11岁的伯林和他的家人由于压迫和反犹太主义而离开了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俄罗斯。后来，他注意到极权主义政权将虚假的选择权和自由画上等号。“我的行为并不自由，”伯林说，“如果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我在酷刑的威胁下背叛了我的朋友……尽管这个选择的确是我做出来的……但另一个选项让我几乎无法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做选择是不足以称之为自由的。”这件事为伯林对“自由”做出定义提供了背景。

“自由”一词的“积极”意义来自一个希望成为自己主人的个体。我希望我的生活和做出的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外部因素……我希望成为大人物，而不是无名小卒；我希望成为一个实干家——做出决定，而不是被他人左右，能够主导自己的行为，不能像一件物品、一个动物或一个活得不像人的奴隶一样受外部自然环境或他人的影响……我希望，最重要的是，我能意识到自己是经过思考、出于自我意愿、积极主动地做出选择，并且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目标来解释我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这种表达太有高度了，那就想一想清洁工卢克。他对工作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他希望能够在自我指导下追求这些目标，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用自己的标准来进行判断。

从传统经济动机理论中产生的人性图景并不尊重我们的自由和自治理想。既然我可以被激励机制左右，就不能说我的决定只“取决于自己，而不受外部因素影响”，况且我也不是“自主的”。因此，激励措施也可能会按照设计者的意图发挥作用，而不会产生“挤出”——但是它在道德上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与我们自由和自治的道德层面价值观相冲突。

激励机制在其他方面也可能产生不道德。

当法官被提供并接受了经济奖励而让罪犯逍遥法外时，这是一种贿赂，显然这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种行为激励并说这样可以让行贿者和法官的处境都有所改善，显然是错误的。在电影《桃色交易》（1993）中，一个亿万富翁被一个幸福的已婚女人吸引。如果她愿意和他发生一夜情，他就愿意给这对夫妇100万美元。这位亿万富翁并没有咄咄逼人，出价也不具有剥削性，因此当这对夫妇接受这一出价时，这是一种自愿交易。显然，我们需要用一种比“挤出”更成熟、更有力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情况：激励机制会“腐蚀”我们。它既能腐蚀提供激励的人，也能腐蚀接受激励的人。莎士比亚看到了腐败有多么危险，以及人们有多么抵制腐败。在《一报还一报》中，安哲鲁（Angelo）法官答应饶了伊莎贝拉哥哥一命，只要她愿意和他上床。作为修女的伊莎贝拉拒绝了，她说，哥哥只会死一次，这总要好过她的灵魂永生永世被献祭。

但是，经济学家设计的那些更为平凡的日常激励措施，真的有可能导致像腐败这样严重的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尤其是因为，说谎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我们发现，当人们有偿献血时，他们更有可能谎报自己的病史。当老师的工资与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时，更多的老师会谎报学生的成绩。

当然，经济激励并不总是会导致腐败。但有时它们会破坏腐败的背面——良好品格的培养。这不仅仅是看上去整日无所事事的哲学家们所担心的：学校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培养年轻人的良好品质。我们希望学生不仅要做正确的事，而且要出于正当的理由。我们要孩子们学会自律，并学习抵制眼前诱惑的能力。然而，达拉斯的学校却为每一个7岁的小学生每读一本书的行为支付2美元。现金激励阅读的危险在于，它显然会削弱自律。孩子们被引导去单一思考眼前的快乐和痛苦，即阅读的辛苦是否被金钱的诱惑所抵消。他们开始从内心觉得阅读是一种“工作”，而不是一种乐趣，不会去考虑它本身而言究竟是不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孩子的目标也不是学习阅读，而是变成了获得金钱，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回报最大化上，并试图通过挑选篇幅更短、更简单的书籍来“欺骗”这个体系。在有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后，再尝试去取消经济激励，那么孩子们就会放弃努力，这个结果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吧。而且，激励措施也不会达成鼓励年龄较大的孩子为自己阅读习惯负责的目标。想象一下，就知道孩子们会略带嘲讽地说：“你都不给我钱，怎么能指望我去读书呢？”

以上是说明自主性为何重要的另外一个案例，它说明了出于自我或个人内在理由与因为受到外部激励而去做事情之间的区别。拥有自主选择意识，真正想要学习阅读的孩子，将永远不会将选择局限于他们已经读过的那些简单的书，因为这会使这件事情变得很无聊。而如果你只是在欺骗自己，那么这种欺骗下做出的行为又有什么意义呢。

助推的怪异世界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本质上，行为经济学试图研究人们的实际行为，这与主导正统经济学的“经济人”等假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它运用了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创始人当中还有两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推翻经济学中关于我们如何思考和选择的旧正统学说这一方面，他们或许比任何人付出的努力都多。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始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亚洲疾病问题”。

假设你被告知：一种不寻常的亚洲疾病预计将在你的国家造成600人死亡。目前，有A和B两种政策被提出来对抗这种疾病。如果采取A政策，那么确定将会有200人得救。如果采取B政策，那么将有1/3的概率是600人全部可以获救，2/3的概率是没有人能获救。你更倾向于选择A还是B？

但是，如果换种方式来表达，假设面对这种疾病有C和D两种政策供选择：如果采取C政策，那么将有400人死亡；如果采取D政策，那么有1/3的概率没有人死亡，2/3的概率有600人死亡。你又倾向于选择C还是D？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当被问及第一个问题时，大多数人会选择A；而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大多数人会选择D——尽管这两个问题从数量设定上来看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政策A的结果与政策C相同，而政策B的结果与政策D相同。这些“框架效应”在广泛的决策环境中是普遍存在的。对心理学家来说，这并不奇怪：我们的决策当然会受到备选方案描述方式的影响。但这对正统经济学家来说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通过一系列细腻的实验，迫使经济学家接受了“框架效应”的现实。它对大多数经济学家如何看待激励机制有着同样强大的影响。

第一，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使经济学家更容易接受激励措施可能适得其反的可能性。在他们出现之前，“挤出效应”的证据，以及激励措施可能起到了副作用的可能性，都令经济学家极为尴尬。人们对钱的反应是可预见的，在经济学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基本的概念呢？一旦有太多有力的证据表明“挤出”的存在，人们便无法忽视它，那么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给这种行为贴上“非理性”的标签——这是一种软弱无力却正确的回应，因为“理性”貌似就是“经济人”应该有的行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关键贡献在于，他们对经济学家之前所称的“非理性”做出了实质性的解释，实际上，这也是对整个非理性理论的解释方法。这使“挤出”现象不再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反常现象：它现在只是众多“非理性”人类行为中的一种而已。

第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框架效应”解释了为什么激励机制有时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而有时却不会。就经济理论而言，同样的激励、同样的货币价值或同样的其他事物，却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如何描述或构建它们。

第三，当我们接受了激励措施会带来反作用这一现实，就有必要采取另一种政策制定的方式。但当新的行为经济学开始渗透到政策制定者的圈子中时，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行为经济学给我们的核心告诫是，人们会做出糟糕的决定，然而，由这些决定引发的政策创新，正是试图依赖那些糟糕的决定去带来理想的结果。当下，欢迎大家来到“助推”的怪异世界。

“助推”一词来源于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和律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于2008年合著的同名书。而他们都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合作过，相关研究表明，真实的人类不会像“经济人”那样行事。人们不是权衡所有相关的考虑并仔细计算“最优”选项，而是被经验、直觉、冲动和惯性的规则所引导。助推背后的核心思想是，与其与这些力量做斗争，不如利用它们，引导或推动人们做出他们应该做出的选择，也就是那些“经济人”会做出的选择，或者至少是与之接近的。乍一看，助推的思想似乎过时了，它只不过是那些围绕在中央政府身边刻板政策制定者的新主意而已。然而，它却并没有在质疑声中消失。桑斯坦曾在白宫为奥巴马工作，塞勒的“助推团队”为英国的卡梅伦政府提供建议，而目前约130个国家正在使用自发的助推政策。塞勒因此在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助推的支持者总是用一个最成功的事件来举例说明助推政策的优势，那就是工作养老基金（养老保险）计划的自动登记。与其他形式的退休储蓄相比，工作养老基金有两大优势：一是参与养老基金计划可以带来相应的税收减免，二是雇主要为雇员的养老基金计划支付一定的费用。然而，尽管有这么多好处，尽管他们都需要为退休后的生活提前做好储蓄计划，还是有许多人没有登记工作养老基金计划。这是为什么呢？罪魁祸首就是人的惯性和惰性。比起考虑应该做什么、计算付多少钱等，什么都不做显然更容易，尤其是考虑这些决定还可能会引发一些人有关财务安全性的担忧，以及因为想到老年生活而带来的焦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桑斯坦和塞勒提出要做一个小的调整——进行一个温和的推动。他们想，为什么不将养老基金的缴款额设定在某个适当的水平作为默认设置呢？这样雇员什么都不做就可以自动加入养老基金计划，而那些不想加入养老基金计划的人仍然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而退出。

事实证明，像这样的调整几乎适用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的自助餐厅里，健康食品可以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让它们更有吸引力，而最不健康的食品则可以放在柜台的下层。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男卫生间里的每个小便池中都画了一只苍蝇的图案（以激发男士们瞄准的兴趣，从而改善卫生状况）。当发送给人们的缴纳税款提醒信中加上这样一段话，表明人们所居住的区域内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按要求缴纳税款时，这封信对促进人们缴纳税款起到了更好的效果。在英国，政府鼓励市民对自家的阁楼进行隔热处理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并对此发放补贴，但令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的是，这项政策的推广并不顺利，即使政府给予补贴，依旧收效甚微。随后，政府的“助推团队”建议，应该针对市民雇人清理阁楼的费用支出给予补贴。这时人们会发现，家庭生活的总成本增加了，因而对阁楼进行隔热处理的需求就会显著增加。

难怪助推受到各色政治人物的欢迎，因为不需要通过笨拙的财政激励或法律法规的强制手段，就可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效果。取而代之的是，顺应人性又尊重选择自由的助推政策。

又或者说，它可以这样看待。助推以及更普遍的行为经济学理论的麻烦在于，它仍然没有摆脱正统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受到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著作启发的行为经济学，常常被贴上研究“启发和偏见”的标签。最后一句话揭示了大多数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类的决策是有偏见的，换句话说，是有缺陷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起了一场革命，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人们的行为不会像“经济人”一样，但他们没有质疑正统经济学的核心支柱，即人们“应该”像“经济人”那样做，“经济人”应该作为一种理性的理想而存在，不受质疑也不被打破，（虽然我们无法真正做到那样）。而那些助推的支持者也没有推翻这一点。所以他们方法的核心落在了假设一个理想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会做的选择上。“经济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自己的福祉或利益水平。确切地说，利益是如何最大化的，中间的方法与途径对“经济人”来说无关紧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自主权，做你自己人生的主人，这件事还是被忽视了。正如桑斯坦所坚持的那样。“人们嘴上说着要自主权，但实际上他们却总是对利益做出快速、直觉的判断。”如果他们的唯一目标是利益最大化，那么“我们”的作用就很明显，就是那个经常出现在助推的痴迷者和行为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的“我们”。“我们”这些助推专家们根本不必陷入道德价值观之间的混乱妥协，也不必担心“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助推”者已经知道“他们”应该想要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继续推动“他们”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这里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是，行为经济学揭示的偏见当然也同样适用于精英阶层。所以专家们可能也会将助推计划搞砸，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容易受到认知缺陷的影响。而且，专家在使用其他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激励）方面可能也会不称职。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助推倒似乎并不会比其他选择糟糕到哪里去。但如果是经济激励，我们一定都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激励”，那么就会有所警惕或是抵触。而实际上，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推动”。更重要的是，一套合适的说辞对于助推计划的施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助推计划时常凭借着对我们行为的变相操纵来进行，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十分隐蔽的，比如把自助餐厅里的不健康食品放到不容易看见的地方。这个例子可能会使这种操纵手段显得相对温和又无害，但总体而言，助推也很容易被带有黑暗动机的虚假监管机构和政客利用。最起码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些助推手段只是被“无害”的光环笼罩着而已。助推的其他一些微妙之处表明，助推政策可能不会像传统监管那样容易被看出来并受到民主监督，从而更便于被一些有特殊利益的组织在暗中操控。

最后，对于一些看似无害的助推政策，比如养老基金计划的自动登记（默认选择加入），还有一个更基本的缺陷，那就是其他政策可能优于这种“助推”政策。美国的一些证据表明，自动登记可能导致退休储蓄的减少。在美国，养老基金供款额通常设定得非常低（约为3%），许多本来可能供款超过3%的雇员，出于惯性，坚持按照默认额度供款。奇怪的是，许多助推主义者认为，一旦助推计划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的养老基金上，员工们就会将他们的供款调整到最合适的水平，他们不会坚持按照默认金额供款。这是行为经济学家做出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假设，他们知道，惯性的力量会让我们保持默认设置。无论如何，为什么不通过私人理财计划或税收资助的公共计划，来强迫人们为退休储蓄足够的钱呢？

于是我们再一次发现，罪魁祸首是“默认”：依附于正统经济学的默认。他们认为，一旦给予适当的推动，人们就会默认按照“经济人”的行为方式来行事。从本质上讲，助推者只是将人类分为两类，并开始了他们的争论。他们的分组又是以“我们”和“他们”来划分的，其中一组是冲动、依赖于惯性并遵循经验法则的“奴隶”们，另外一组则是聪明人（猜一猜那些助推者认为他们自己属于哪一组呢）。然后，这些人就又回到了正统经济学的讨论当中。正统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任何形式的政府指令或强制行为都一定是对“经济人”有害的，因为指令会迫使他们的行为发生扭曲，而“经济人”之前的行为一定已经是最优的了。另一方面，助推政策不会造成这样的伤害，因为它们让“经济人”仍然可以自由地做出行为选择。正如桑斯坦和塞勒得出的结论：我们应该制定政策，帮助社会中最单纯的人，同时把尽可能小的成本强加给那些最世故的人。在这里很容易察觉出一种屈尊俯就的意味。那么，对人类更为尊敬的助推政策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不妨将这个问题问得更开阔一些：在更普遍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尊重地使用激励措施呢？

除了胡萝卜加大棒

在一些印度城市，包括班加罗尔和拉贾芒德里，偶尔会看到一种奇怪的街头表演。通常是在办公楼外，一群鼓手聚集在一起，进行一段快节奏的连续击鼓表演，通常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演出常吸引一大群人围观，人们热烈地欢呼。但鼓手们并不指望观众为此进行任何形式的付费，他们的目的是让办公大楼内的公司去缴纳应缴而未缴的税款。这是一种印度特有的方式，通过在当地社区以高度公开的方式点名批评避税者，来激励他们缴纳税款。在尝试了其他方法都宣告失败后，这被证实是一种成功追缴税款的方法。

这说明，伴随着道德信号的激励措施可能会更有效。当然，虽然不同的情境与文化需要不同的激励方案，但仍然有些部分是共通的。首先，激励方案策划者不能忽视的一个前提是情境与文化很重要。可惜，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忽视情境恰恰就是他们的信条，行为经济学也深受其影响。而这种理念形成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对物理学的嫉妒：经济学家渴望效仿物理学等客观科学。科学家做对照实验，所以行为经济学家也更喜欢做对照实验。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适合进行对照实验的条件，大多数行为经济学研究都是在实验室进行的。参与实验的学生们按照要求做一些游戏，或者回答一些心理学问题，在已经设定好的情景之下，比如他们如何对一个融资激励做出反应等。当然，实验室环境下的行为充其量对现实世界行为只能有片面的指导作用。

充分关注环境和文化，不仅要了解在什么情况下激励措施会起反作用，还要了解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奏效。当我们看到“挤出”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的证据，即经济激励破坏了我们现有的内在动机时，与之相反的“挤入”的出现是令人吃惊的：激励措施也能够促使或鼓励人们根据内在动机采取行动。不可否认，给读书的孩子进行金钱奖励的措施有许多潜在的缺点。但在一些社区，孩子们很少读书的主要原因却是来自同龄人的压力。因为他们觉得读书是一件一点儿都不“酷”的事。付钱让他们读书可能会给喜欢读书的孩子一个借口，让他们可以告诉伙伴们：“我只是为了钱才读书。”而另一项有偿奖励孕妇戒烟的措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女性私下告诉研究人员，戒烟的一大障碍是来自身边同伴们继续吸烟的压力。经济激励只是让她们有了一个可以公开戒烟的借口，因为在这群女性（主要是低收入女性）中，宣称“我只是为了钱才做某事”，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行为。

我们行为的道德和社会意义从未脱离实际。与那些吸烟的孕妇不同的是，献血者似乎不太可能告诉他们身边的人，他们是为了钱才去做这件事的，即使这是事实。行为经济学家和其他激励方案的策划者需要能够良好地区分“吸烟孕妇”与“献血者”。因此，道德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不容忽视。这意味着，除了把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描述贴上“框架效应”的标签，以及把福利最大化作为人们最想要的同时也是对社会最有利的定义之外，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通过将奖励和惩罚进行对比，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激励政策的道德性。这里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从不会说去“激励”一名运动员赢得奥运奖牌，因为获得奖牌本身就是对运动员的出色表现的认可和他们付出努力的回报，不是作为一种“激励”而存在的。即使奖励和惩罚是经济上的，这种差别也依然存在。奖惩制度（包括经济奖励和罚款）之所以有力度，是因为它被广泛视为理所应当的，或者说是“应得”的。例如，在法庭上执行罚款，显然要比在其他场合收取等值的费用或其他经济刺激更有说服力，更能有深远的影响和效果。罚款传递了一种道德信息，一种公众谴责。显然，在某些情况下，奖惩机制可能比设立标准的经济激励更公平、更有效。然而，奖励和惩罚的合法性只有通过颁布和接受它们的人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持续对话才能获得。

这种对话在奖惩方面的作用可能更为明显，但如果任何一种推动或激励计划想要成功，就必须进行这种对话。它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在助推的情况下，它应该包括向我们展示自己在做出选择时无意识地依赖的默认情况和经验法则，以帮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克服它们。例如，美国一个工作场所的自助餐厅采取一种新方法来鼓励大家健康饮食，它不需要把不健康的食物藏在柜台下层，而是让员工们在早上上班时就有机会选定午餐的内容，并提前支付午餐费用。为了让用餐的员工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研究人员告诉他们，在早上选好午餐可以比等午餐时再选择的人更有机会购买到健康的食物。当然你也需要提前付款，以避免后悔。这是一种助推，但也是一种公开透明的鼓励，旨在帮助人们在拥有意志力的时候就提前“锁定”自己的选择。

也许最初的、更隐蔽的助推方案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吃得更健康，但还有其他问题也岌岌可危。这不仅仅是关于“怎么做才有效”的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所有助推者关于我们容易做出错误决策的那些争论就都成立了，而我们也应该得出这些反对者的逻辑结论：当你可以使用更隐蔽、更有力的操纵方式（如潜意识广告）时，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研究助推方案呢？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决策并不总是像看起来的那样容易出错。有礼貌的助推承认了“经济人”作为一种理性理想的局限性。是的，我们的思维操作系统经常偏离“经济人”的思维，但这并不总是一个错误，这有时也是一种升级。

最终，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应该珍惜对话，把它作为那些受到推动或激励的一方与幕后操纵者沟通的一种方式。接受奖励的人可能认为奖励是不必要也不值得的一种使用权力的方法。受到高强度监控的工人，比如亚马逊仓库里的分拣员，他们有理由在这里抱怨。（与泰勒时代的工人不同，那个时代的工人只能梦想得到美国国会的帮助。）更微妙的是，人们可能有理由不同意幕后操纵者的目的或企图。在许多医疗体系中，医生面对着政府（在公共体系中）或保险公司（在私人体系中）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激励措施，可能会选择抵制这些激励措施。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病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激励措施可能会引导医生实施的治疗是以损害病人利益的方式进行的。此外，当政府和保险公司坚称治疗决定的全部责任在于医生时，政府和保险公司似乎在利用激励计划来行使权力并逃避责任。

18世纪晚期，当本杰明·富兰克林从法国带回一个镶钻的鼻烟壶（路易十六的礼物）时，美国国会陷入了困境。他们看到，这可能会改变富兰克林对法国的态度，然而，也许连富兰克林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担心激励措施的不良影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的发展是经济学思想的注入：直到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们才对激励机制给予了明确的关注。经济学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我们终于可以总结一下了。

我们很容易假设，由于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经济激励已变得更加普遍。但我们如何衡量这种普遍性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的确，激励因为如下部分原因而正在变得更加普遍。

正如我们看到的，经济学家把激励理论引入了日常生活，包括那些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非常不合适的理论。然而，经济学的真正影响在于，它影响了我们选择的激励方式，以及我们如何为它们辩护。第一，经济学家提出了他们带有纪律性的默认假设：人们可以被假定为自私的，这样的话，当忽视他们的利他主义和道德动机时就几乎不会造成损失。而这直接指向了另一种假设，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格”。限制证据基础，例如，在真实世界的环境中使用实验室进行实验而不是访谈，使开发一个更丰富、更细致的人类动机图像变得更加困难。第二，经济学家在判断激励因素时，只考虑一种价值、一种衡量成功的标准：狭义的个人利益或福祉。他们希望避免打开道德问题的潘多拉盒子：公平、责任、自主和尊重等价值观。他们想要永远盖住这个盒子的愿望或许可以理解，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诸如此类的价值观在决定激励措施是否有效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以及它们是否有良性或恶性的副作用。第三，经济学家把所有的激励都看成一种交换或交易：我做你想让我做的事来换取激励的回报。这种交易是自愿的，因此，如果任何一方的情况恶化，这种交易就不会发生。所以，经济学家认为，激励计划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得出了这个结论：激励不可能是不道德的。至少，他们的论点是在试图压制任何进一步关于“激励”的道德评定。

总之，经济学家的观点严重限制了我们对激励机制进行清晰思考的能力。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是可以逆转的。通过抛开限制性经济思维，我们就有希望开发出既有效又带着尊重的激励和助推机制。

***

丹尼尔·卡尼曼大概在七岁时就有很强的记忆力，当时他住在巴黎。那是纳粹占领下的巴黎，晚上6点起开始实行宵禁。一天晚上，他在宵禁后匆匆回家，当一名纳粹党卫军士兵走近他时，他吓坏了。吓坏的原因之一是，他的黄色“大卫之星”别在了毛衣里面，而纳粹法律要求必须将它别在显眼位置上。出乎意料的是，党卫军士兵抱起他并拥抱他，然后把他放了下来，并给他看钱包里另一个小男孩的照片，还给了他一些钱。当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卡尼曼陷入了深思，因为他开始发现人性竟然是如此复杂和不可预测。

人性就是如此复杂和不可预测，而经济学家对激励机制的理解几乎还没有开始与这种复杂性做斗争——既要预测人们对某种新的激励或助推的反应，又要预测许多在试图让人们去做事情的过程中产生的道德和政治问题。我们似乎下定决心要保持我们的自主性，把它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因此抵制一切干扰自主性的激励措施。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像孩子一样，渴望一个家长式的权威来照顾我们，替我们做决定。有时，也许我们可以在自治对我们来说最宝贵的时候，通过拥护自治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有意识地放弃在其他方面的决策。当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时，他指出：“我正努力减少做决策。我不想决定吃什么或穿什么。因为我有太多其他的决定要做。”

但这种矛盾往往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想要自主，我们又想要一个英明而仁慈的权威人物来确保我们做的是最好的。然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公开和坦诚地面对这一矛盾。不管我们跳向哪一边，作为一点小小的安慰，我们仍然值得尊重。至于那些为了让我们否认这一点而采取的激励措施，真的没什么必要。

Aitken，Hugh G. J. （1985; first published 1960），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Action:Taylorism at Watertown Arsenal，1908–191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引自David Montgomery （1989），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The Workplace，the State，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1865–192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51.

Taylor，F. （1911），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 （New York:Harper），7.

鸽子导弹，美国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明的由三只鸽子控制的导弹，鸽子啄屏幕的位置可以改变导弹的方向，当三只鸽子“意见”不一致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译者注

O’Connor，S. “Amazon Unpacked”，Financial Times，8 February 2013.

Levitt，S.，and Dubner，S. （2005），Freakonomics （London:Allen Lane），20.

Hayek （1956），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Routledge），4.

参见R. Grant （2012），Strings Attache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33，为了这些引人注目的例子。格兰特对激励机制的精辟分析，激发了本章中的一些讨论。

Frey，B.，Oberholzer-Gee，F.，and Eichenberger，R. （1996），“The Old Lady Visits Your Backyard:A Tale of Morals and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4，1297–313.其他社区也观察到类似的反应，他们提供资金作为接受核废料的回报，参见H. Kunreuther and D. Easterling （1996），“The Role of Compensation in Siting Hazardous Facilities”，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15，601–22.

Gneezy，U.，and Rustichini，A. （2000），“A Fine is a Pric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9，1–18.

一项全面的调查是Deci，E.，Koestner，R.，and Ryan，R. （1999），“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Experiments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Extrinsic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Bulletin，125，627–68.

Bowles，S. （2016），The Moral Econom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9.

Quoted in ibid.，79.

Kinnaman，T. （2006），“Examining the Justification for Residential Recycling”，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4），219–32.

Gneezy and Rustichini，29，1–18.

经济学家乔尔·沃德弗格（Joel Waldfogel）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讨论“非现金的礼物都是浪费”这一观点，这一表达最早出现在他1993年的论文《圣诞节的无谓损失》（发表于著名的学术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中，最近他在专著《经济学》中也有提及。

Gasioroska，A.，Zaleskiewicz，T.，and Wygrab，S. （2012），“Would You Do Something for M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33（3），603–8.

最近对证据最全面的审视详见以下论文:Niza，C.，Tung，B.，and Marteau，T. M. （2013），“Incentivizing Blood Donation: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Test Titmuss’ Hypotheses”，Health Psychology，32，941–9.对此，经济学家莱塞特拉、梅西斯和斯隆在写给《健康心理学》编辑的一封信中批评尼扎等人的研究，认为“基本经济学原理预测增加激励价值将提高效率”。但是，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原则仅仅是断言；它们与经济奖励激励献血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无关。详见如下参考文献网络链接:http://www.apa.org/pubs/journals/features/hea-letter-to-editor-a0032740.pdf与http://www.apa.org/pubs/journals/features/ hea-letter-to-editor-response-a0032740.pdf。

Dutton，J. E.，Debebe，G.，and Wrzesniewski，A. （2016），“Being Valued and Devalued at Work”，in B. Bechky and K. Elsbach，Qualitative Organizational Research:Best Papers from the Davis Conference on Qualitative Research，Volume 3（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还可参见A. Wrzesniewski and J. E.Dutton （2001），“Crafting a Job”，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6（2），179–201.

房间里的大象，用来隐喻某件虽然明显但却被集体视而不见、不做讨论的事情。——译者注

Berlin，I. （1969），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30 n. 9.

Ibid.，131.

Grant，R. （2012），Strings Attache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17.

关于经济激励对在校学生影响的实证证据不明确，原因有几个:不同学校的激励方案存在许多差异，因此很难进行直接比较；很少有研究追踪长期激励的影响；很少有研究能够区分教育成绩的真正提高和作弊行为增多而导致的虚假成绩提高。参见Grant，111–32有关平衡的讨论。

对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原著的小幅改写（1981）。“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Science，211，453.

框架效应指人们针对一个客观上相同问题的不同描述而做出了不同的决策判断。——译者注

Whitehead，M. et al.，“Nudging All over the World:Assessing the Global Impact of the Behavioural Sciences on Public Policy”，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September 2014.

Sunstein，C. （2014），Why Nud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作为证据，以及更多关于如何推动思维仍然毫无帮助地束缚经济主流学派的证据，详见:R. Bubb and R. Pildes （2014），“How Behavioral Economics Trims Its Sails and Why”，Harvard Law Review，127，1593–678.

Thaler，R.，and Sunstein，C. （2008），Nudg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49.

例如，参见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22772431和http://www.bbc.co.uk/news/world-south-asia15059592。

在对41项研究的主要回顾中，只有3项研究是在现实世界中按照激励措施的反应进行的。Bowles，S. （2008），“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 ‘The Moral Sentiments’”，Science，320，1605–9.参见http://www.sci encemag.org/content/suppl/2008/06/19/320.5883.1605.DC1/Bowles_SOM.pdf

参见有趣的讨论J. Wolff （2015），“Paying People to Act in Their Own Interests:Incentives versus Rationalization in Public Health”，Public Health Ethics，8（1），27–30.

Teachout，Z. （2014），Corruption in Americ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umpeter’s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1954），一部庞大而有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一次也未提“激励”二字。

卡尼曼的诺贝尔奖自传声明。

采访Michael Lewis，Vanity Fair，11 September 2012。

第八章
对数字的信仰

1960年10月5日，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主席小托马斯·沃森作为三位商业领袖之一，出现在北美防空司令部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作战室里。墙上挂着一张地图，地图上方是一个警报指示器，连接着美国在格陵兰岛图勒的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商人们被告知，警报上闪烁的数字“1”意味着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数值越高代表外部的紧急情况越严重。然而，在他们的观察下，这一数字突然开始上升。当这一数字达到“5”时，恐慌的气氛开始在整个房间蔓延，惊慌失措的商人们被紧急赶出作战室，并进入附近的一个办公室，没有人对此做进一步解释。因为数字“5”是有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当中级别最高的警报。按照预警系统的设定，在这种情况下，估计已经产生了99.9%的污染，也就意味着发生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大规模导弹袭击。相关人员紧急联系参谋长，要求他们立即针对这一情况做出相应的指示。在美国第一批城市可能被摧毁前的几分钟，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加拿大副司令问赫鲁晓夫在哪里。后来得知赫鲁晓夫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部门。这一发现足以证明，并没有什么人在授权进行全面的核报复。最后的结论很荒谬，当时计算机系统检测到的全面攻击，实际上只是月亮在挪威上空缓缓升起。

从世界末日中拯救我们的是属于人类的智慧，这些智慧让我们去质疑计算机模型下定的结论，而不是简单地屈从于它的预测，以及屈从于这种看似势不可当的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结论当然也可能大不相同：这一颇具极端性的数字（99.9%）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很可能让我们打消所有疑虑。

事实上，这也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反复发生过的事情。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都有大批非常聪明的人在使用计算机模型，这些模型产生了极端性的数字，而这些数字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实践证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并不可靠。2007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引用高盛首席财务官大卫·维尼亚（David Viniar）的言论：“我们连续几天看到25个标准差的波动，在一些市场上，最近的价格波动也非常剧烈，而按照高盛模型的预测，这种情况本应该永远不会发生。”“永远不会发生”只是大卫选择的一个简单化的表达，实际上，高盛的模型中已经有所暗示，在诸多市场当中，只有一个市场波动有发生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极低，可以说，这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极端不确定性。大卫说，他会努力的。25个标准差事件的爆发，就像是宇宙大爆炸以来宇宙历史上再发生一次大爆炸一样的事件，或者是在英国连续中21次大奖一样的事件。

然而，事实上，这种事件却发生了不止一次，而且是在连续几天内反复发生的。尽管如此，高盛以及其他许多投行，仍然没有放弃这些数字模型，而是继续依赖它们来量化各种不确定性。或许他们认为，正如历代金融专家一再断言的那样，这次的情况与上次有所不同，会恢复正常。

为什么这些聪明的人，即使面对着明显与实践经验证据相互矛盾的数值，也仍然会选择去信任不确定性的数值度量呢？这是因为，世界上处于金融界的大多数聪明人都熟悉一种理论——现代金融理论，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自从1961年兰德公司的一位名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分析师发表了一项实验（就在1960年10月那次核导弹事件之后不久）以来，几十年来，试图用数字模型去衡量一种明明不可知的不确定性程度的错误方法，就一直在经济学界广为讨论和沿用。埃尔斯伯格的实验完美地指出了试图用数字模型来测量一种纯粹不确定性行为的奇怪之处——使用概率。

假设有两个盒子：盒子A装着50个红球和50个黑球；盒子B装着100个红球和黑球，但具体比例却是未知的。行为目标是，要从一个盒子里随机抽出一个球，你可以选择从哪个盒子里面抽取。如果抽到了红球，那么你就可以赢得100美元。问：你会选择从哪个盒子里面抽球？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有陷阱的问题。而如下所示的后续问题也不是。

现在假设你已经赢得了100美元，如果抽取的目标球颜色变成了黑色，但是以上两个盒子的设定却没有变。问：你会改变对盒子的选择吗？

埃尔斯伯格的实验目的并不是去嘲笑我们思维中的直觉反应。相反，它的目标是为我们展现，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的直觉反应与经济学家、决策分析师、游戏理论家和其他向我们兜售应该如何思考的理论家提供的主流知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当我们要在盒子A和盒子B之间选择时，我们大多数人最初会选择盒子A，而在抽取的目标球颜色转变为黑色之后，我们却仍然不会改变最初的选择。我们选择盒子A，并且会将这种行为选择坚持下去。这一行为选择的结果看上去也很容易解释：我们总是更喜欢能够明确知道自己有多大机会的那个选项，所以我们会在两次选择时都选择盒子A，而不是某一次去选择盒子B，这是因为盒子B的不确定性对我们而言是完全未知的。

但那些研究人们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如何决策的主流理论却认为，这种结果揭示出的是一种混乱、不一致、非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方式。这一占主导地位理论的观点——一种原来只是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如今从金融领域到流行病学领域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方法——强调的是，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唯一的理性选择路径是通过数字概率来思考判断。

在概率显而易见的情境下，这一路径似乎无可辩驳。在掷硬币时，我们本来就知道它大约有一半的概率是正面朝上的。然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总是从概率的视角来思考和做出选择，即使在我们完全没有途径知道所面对的不确定性究竟有可能是什么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概率的时候，我们做出选择时当然是全靠自己虚构的条件。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选择来推断他们在自己虚构条件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概率。因此，根据主流理论的观点，在埃尔斯伯格的实验中，如果你在最初的选择中选择了盒子A，那一定意味着你相信盒子A比盒子B包含更多的红球——换句话说，你相信盒子A中红球被抽出来的概率更高。正因如此，你就默认了盒子A比盒子B含有更少的黑球，所以当抽取目标转变为黑球时，你就应该把你的选择换成盒子B。秉承“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家被这样的实验结果迷惑了，经济学家几乎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问题，以至于埃尔斯伯格的实验被称为“埃尔斯伯格悖论”。就像我们在下文中即将讨论的那样，这一结论对我们如何去认识不确定性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如果高盛等金融机构及其所依赖的金融理论能够认真对待类似实验提供的结论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面对的世界可能与当下的世界大不相同。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进行实验的目的不太可能是对正统知识提出如此根本性的挑战。我们认为兰德公司的这种做法必然是出于为不确定性的数字模型进行辩护，而不是提出要如何去质疑它。埃尔斯伯格幼年时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和早年的职业生涯使他能够成为兰德公司的一员。他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以最高荣誉毕业，然后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海军中尉，随后将自己的时间有选择地分配给了兰德公司和哈佛大学。1964年，他调到五角大楼最高层工作。如果埃尔斯伯格将这种十分令人放心的精英简历保持下去，人们恐怕会因为其拥有兰德公司和哈佛大学所鼓励的谨慎且保守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而更容易去接受“埃尔斯伯格悖论”。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此发展，而是发生了更重大的事情。对美国当局而言，埃尔斯伯格的职业生涯几乎成了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他成了臭名昭著的“白宫水管工”，并将此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鼓励尼克松的助手们来实施水门盗窃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甚至公开称他为“美国最危险的人”。所有这些情况，都导致“埃尔斯伯格悖论”在基本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面被忽略了，但这或许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在概率中加入人的要素

概率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我们作为人类，并不想在面对未来时表现得太乐观，而是更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命运。这种感觉其实源自我们作为人类所天然具有的一种想要对抗上帝、对抗深不可测的自然力量。在西方社会，现代概率论是18世纪末在西方社会中被牢固确立起来的，这并非巧合。正如启蒙运动的胜利使宗教对人类的控制开始放松那样，概率的思维同样代表着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一种自信的进步，而不是仅仅对自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选择坚忍地屈服。与其他很多事情一样，这种信心也在1914年结束了。

1914年6月28日，人们对斐迪南大公遇刺将会产生的影响还不清楚。金融市场也花了一个月才感受到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此事引发的恐慌甚至直接导致伦敦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在7月31日完全关闭。同一时间，几个欧洲国家互相宣战。两天后，正在苏格兰海岸外的游艇上度假的英格兰银行行长还对朋友们说：“有人说要开战，但这件事根本不会发生。”而就在行长说了这句话的两天之后，英国就向德国宣战了。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确定性在现代概率论被建立之后，又卷土重来了。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当人们对未来充满不安和不确定性时，两位经济学家提出对概率论思维持保留态度。芝加哥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将不确定性划分为“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关键的界限。奈特提出，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包括机会博弈，更广泛地说，包括根据事件相对情况下可能发生的频率计算概率的情形。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则包括除此以外的一切不确定性情况：在纯粹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事件相对情况下可能发生的频率信息供我们使用。在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奈特提出了一种相似的对这种区别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植根于一种特殊的、尚存争议的概率论理论基础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凯恩斯对此开展的讨论。奈特和凯恩斯显然还是都不能被认定为第一个提出这种区分的经济学家：这两位经济学家学术论文的发表时间都是1921年，无论从哪个视角观察，这种区别都存在很久了。例如在法语单词中，可测概率（Hasard）和不可测概率（Fortuit）本来就是两个单词，这两个单词的区别其实就隐含了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但奈特和凯恩斯都在提醒经济学家和其他对基于概率论进行决策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总有那么一些情况，我们是没有任何关于概率的相关信息的，此时的不确定性是不可测量的。

然而，就在此后短短几年之内，一篇名为“真理与概率”的学术论文就使可测量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变得多余了。这篇论文出自一个名为弗兰克·拉姆齐的无神论者之手。

典型的“文艺复兴人”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一个天才，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许多不同领域都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尽管如此，文艺复兴时代以后的知识积累还是让专业化分工变得不可避免。而就在我们感觉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全才可能已经灭绝的时候，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出现了，甚至可以说，他是这个人群当中的最后一位。他显然是一位活跃在天才圈子里的人：他与凯恩斯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都有重要的智力交流。更准确地说，这两位天才都在向拉姆齐学习。实际上，拉姆齐对哲学、经济学和数学（现在称之为“拉姆齐理论”的一个分支）都做出了深刻而颇具独创性的贡献。以哲学为例，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已经在他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中，解决了哲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于是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哲学这门学科，选择在维也纳郊外的一个小村庄做一名小学教师。但是拉姆齐却成功说服了维特根斯坦，告诉他《逻辑哲学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维特根斯坦又回到了英国，回到了剑桥。这样，他就可以和拉姆齐一起工作（当然还包括做他更愿意做的事，那就是和剑桥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罗素一起工作）。拉姆齐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因为他翻译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英文译本。此前，鉴于维特根斯坦既深奥又简练且晦涩难懂的德语，几位著名哲学家都断言，这本书根本不可能被译成英文。但是拉姆齐只是通过直接口译就完成了这项几位著名哲学家都认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口译给剑桥大学打字办公室的速记员，而速记员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且，拉姆齐当时才刚刚18岁。

几个月后，拉姆齐开始思考概率和不确定性。他首先批评了凯恩斯的概率论。凯恩斯十年来一直顽强地为自己颇有争议的理论进行辩护，直到1931年凯恩斯重新审视了拉姆齐撰写的论文《真理与概率》之后，才改变了主意：“我向拉姆齐屈服——我认为他是对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屈服来得太晚。因为拉姆齐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在智力上的胜利，这是一个关于天才的巨大悲剧：1930年1月，拉姆齐在常规手术后意外死于并发症，享年26岁。

在《真理与概率》中，拉姆齐把概率论带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拉姆齐没有用诸如“可测量”和“不可测量”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倒退的方式来重新定义概率，而是用可以观察到的频率（抛一枚硬币落地时大约有一半概率是正面朝上的）来认识概率。拉姆齐认为，对概率的认识应该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将它视为对某个人认为事件在未来有多大概率会发生的一种量化。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相信一个事件百分之百会发生，那就相当于，对这个人而言，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1”；如果一个人相信一个事件肯定不会发生，那么这个事件对这个人而言，发生的概率是“0”。类似地，对介于这两个极端概率之间的所有信念的认识也是如此度量的。例如，如果一个人相信某个事件有一半的可能会发生，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是“50%”。拉姆齐解释了以怎样的原则来衡量这些信念（“个人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将其转化为一个概率。这个概率确定的方法，基本上是通过找到某一个概率水平来实现的，而这个水平是这个人在愿意为未来某一件不确定性事件是否会发生进行打赌时，所愿意接受的一个最不利的概率水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拉姆齐的方法能够起作用，那么就意味着概率概念一下子升级到了更为宽泛的范畴：概率这个概念可以起作用的范围被显著地扩大了。基于观测频率的概率，其概念只有在能够获得通过频繁观测事件发生所得到的数据时，才能起作用。基于个人信念的概率则不会受到这些限制，原则上甚至可以用来将奈特所说的“不可测量”的纯粹不确定性实现量化，包括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事件。但拉姆齐的方法假设一个人基于信念所做出选择的概率完全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正是埃尔斯伯格所明确指出的一种不能依赖的情况。埃尔斯伯格的实验表明，如果我们将人们做出的选择作为反映他们个人概率的基础，那么得到的这个个人概率，很可能会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发生。

然而，拉姆齐那个时代比埃尔斯伯格的实验早了几十年的时间。与此同时，拉姆齐的革命性思想为概率论发展成一门社会科学提供了明显的、十分诱人的可能性，并说服了凯恩斯这位在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令人遗憾的是，此后什么理论界的大事也没有发生。50年来，拉姆齐关于概率的思想几乎完全被大家忽视了。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拉姆齐的思想似乎成了他去世之后对哲学理论的一种贡献。这些思想没有被经济学家或其他对社会科学实际应用感兴趣的人广泛阅读，因为在这些领域里面，拉姆齐不是一位广为推崇的人。拉姆齐是一位真正的、完全领先于他所在时代的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没有追赶上拉姆齐提出的绝大多数数学思想、经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更不用说在20世纪20年代。那个时候，几乎没什么人能够认识到拉姆齐理论所蕴含的真正的独创性与重大意义：它太与众不同，太难与当时流行的一些思想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当然也与拉姆齐的论述风格有关：他的数学思想在论述中使用了源自伯特兰·罗素的一种不同寻常的符号，因此他的数学证明十分简洁，简洁到近乎神秘的地步，而他在论述哲学时又明确表示出一种自谦，竟然使他的哲学思想看起来有几分轻浮，不具有哲学本应该表现出的深奥。维特根斯坦的名声却因此得到了巩固，尤其是在那些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人当中。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有一句名言，也是这本专著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在无法言说之外，人必须沉默。”而同样的意思，拉姆齐也表达过，只不过他采用的语言表述是：“不能说的就是不能说，吹口哨也不行。”

至于剑桥大学那些对拉姆齐关于概率的观点能够有所理解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注意力都被当时也在剑桥大桥的凯恩斯和维特根斯坦分散了。因为凯恩斯对概率的论述也在继续开展。凯恩斯曾在拉姆齐的思想中看到了曙光，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凯恩斯还是被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纯粹的、无法测量的不确定性淹没了。

让我解释一下，所谓“不确定性”，我的意思不仅仅是区分为“完全已知”的不确定性或者“可能已知”的不确定性。如果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么轮盘赌游戏根本不受不确定性的影响……我阐述的这个概念，其内涵是，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或者20年后的铜价和利率是不确定的，或者一项新发明究竟什么时候会过时是不确定的……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能够帮助我们形成可计算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对这些事情完全未知。

凯恩斯在1937年写下的这些话，是为了回应周遭对他的一般理论的批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无疑代表了20世纪经济学最大的发展——因为它有效地发明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而且可能是自亚当·斯密150多年前发表《国富论》以来，对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毫无疑问，凯恩斯强调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的重要性，这一行为本身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影响显然还不够大：凯恩斯主义的不确定性观点，并没有成为我们当代的主流观点。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直接后果，引发了人们重新对社会科学的乐观情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甚至可能因为其展现了对衡量和管理国家经济表现能力的信心，而支持了这种乐观主义。）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说的那样，约翰·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对社会科学的看法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认为凯恩斯是一个“庸医”，经济学理论需要从严格的数学理论基础上进行重建。不确定性必须用精确的数字来呈现。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根本不赞成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尤其是关于“我们根本不知道”的论述。

从字面上来说，作为一种事后思考，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在他们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第二版中增加了一个附录，他们在附录中描述了决策的数学理论。它完全基于冯·诺依曼在信封背面勾勒出的思想。而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理论，只是假设决策者知道未来每一个相关事件发生的概率。他们不知道拉姆齐20多年前的工作。直到1951年，拉姆齐的开创性思想才在美国被印刷出来——因为肯尼斯·阿罗，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天才。然而，下一个主要的贡献却并不是来自阿罗，而是来自一位名叫伦纳德·吉米·萨维奇的数学家。

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萨维奇称作“我见过的少数几个可以被毫不犹豫地认定为天才的人之一”。然而，萨维奇的确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成为一名数学家的。他本科阶段在密歇根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当时他视力异常低下，这导致他在化学实验室引发火灾，因此被开除。后来，他被允许回到学校去学习数学，只因为数学不会涉及实验室的工作。在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萨维奇的数学天赋就引起了普林斯顿教授冯·诺依曼的注意，他鼓励萨维奇研究概率论和统计学。1954年，萨维奇将冯·诺依曼的决策理论扩展到了包括个人概率的范畴。萨维奇强调，他的核心思想基本上与拉姆齐相同，并指出拉姆齐的工作以前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力。但当时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新决策理论对经济学家和其他渴望成为社会科学家的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个理论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能够应用，因为不确定的未来总是可以借助个人概率来实现量化。

电脑说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学术界之外的世界里，新决策理论的一个关键影响是，它鼓励人们相信，不确定的未来可以通过人们逐渐“变老”（更有经验）而提高可能性。通过暗示个人概率和基于观察频率的客观概率一样有效和合法，野蛮的正统理论模糊了信仰和事实之间的界限。它用一些令人欣慰的概率数字取代了凯恩斯主张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科学知识的伪装。这种犹如“精算炼金术”一般的冲动，将无法计算的东西分解成可计算的东西，在其他一切都是客观和定量的时候最有效，因此，不确定性只是一个看似完全合理的数学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障碍而已。当人们愿意花很多钱来购买“精算炼金术”时，这种冲动就会更加强烈。而所有这些冲动都将促使股市达到高潮。

然而，仍然存在选择概率的问题。在股市中，最明显的出发点是对过去业绩的统计数据。显然，股票价格既不会保持不变，也不会遵循什么简单的趋势线。那么，下一步就是用数学理论来描述价格统计——能够显示出这些统计数据都是如何分布的。最后一个方便的步骤，就是假设未来和过去一样，即未来会遵循过去的规律。假设过去的价格在未来也将遵循相似的统计分布，那么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出不同的股票价格在未来将以多大的概率分别出现，从而推算出持有股票的最佳组合。

正如你猜到的那样，这些东西在实践中可行性确实不高。

除了“假设未来和过去一样”这样明显的问题外，其实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困难。这些问题值得讨论的原因是，它们不仅仅涉及技术层面。传统的对于不确定性的思维当中所存在的错误，直接导致了灾难极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基于这些错误而被忽视的灾难，既包括那些影响金融市场的灾难，也包括影响全球气候的灾难。

那些关于不确定性的传统思维，会假设不确定性现象呈现出自然界常见的一种分布，即钟形曲线（这种分布或模式是如此自然和熟悉，以至于统计学家将其称为“正态分布”）。例如，人类身高数值的分布形成了钟形曲线分布。对人类来说，有一个典型的身高值，或者说平均身高值，而拥有其他身高值的人群所对应的人口数量，随着曲线上那些离这个平均值越来越远的点而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如果我们将这些观察结果绘制在一张图表上，以人的身高为横轴，以人口数量为纵轴，那么将所有数值绘制在图表上，就会形成一个钟形的曲线。不仅高个子是少数人群，矮个子也是少数人群。两个极端都是非常罕见的，即非常高或者非常矮的人是非常罕见的。在钟形曲线上观察到，某一个人的身高值为曲线上远离平均值的特定身高值的概率越来越低。假设我们以全球人口数量为基础，人的平均身高大约为1.67米。那么，身高（1.77米）比平均身高高10厘米的概率约为1/6.3。然而，高20厘米（身高1.87米）的概率就降为1/44。身高增加10厘米，虽然概率有明显下降，但尚不到7倍。但是当我们考虑另外一个与此不同的“身高增加10厘米”，即将2.17米高的人与2.27米高的人相比，那么概率就从三百五十万分之一忽然下降到了一千万分之一，可能性是原来的1/286。这导致该概率从“难以置信的罕见”下降到了一个“实际上永远不会发生”的水平上。这让我们回想起2007年8月高盛首席财务官提到的25个标准差事件。

银行的分析师和他们的计算机模型假设市场价格是呈现钟形分布的。标准差是一种距离平均值（钟形曲线的中轴）的量度；25个标准差事件显然离这个值很远，因此在整个宇宙的历史上也不会发生一次。黎巴嫩数学家、对冲基金经理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将具有极端影响的事件命名为“黑天鹅”，这些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意料（尽管事后看来可能是可以预测的）。在钟形曲线思维视角下，基本上等同于做出了一种黑天鹅爆发的可能性可以被完全忽略的假设，因为从图形上来看，这些事件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

高盛并不是唯一运用钟形曲线思维的公司。实际上，这种正统思维支配着整个金融业，并且多次被监管机构作为判断风险的依据。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导致银行及其监管机构放弃钟形曲线的思维，尽管他们也很难将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视为史无前例的“一次性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实际上不仅仅在“宇宙史上发生了一次”，而且在2007年末每周都会发生几次。20年前的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下跌近30%，这一天被迅速称为“黑色星期一”。钟形曲线思维将这种可能性估计为100000000 ……（此数值共计46个“0”）。与1997年东亚市场危机和互联网泡沫有关的金融危机也是如此。金融理论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却总是在不断发生。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一直依赖着这个理论呢？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某个具体数值，但我们却可以估算出它的平均值或典型值，这种想法既诱人又令人放心。当然，特别低或特别高的数字的确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们需要一系列特殊的原因才会发生。这种“常识”支持着钟形曲线思维。在两种情况下，钟形曲线能够工作得很好。首先，在自然界中，源自内部自发或系统自发的限制，如重力的存在，使极大的极端化几乎不可能发生。人类生理学的一些基本特征也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身高达到3米或者活到150岁。这些绝非偶然。自然的约束当然适用于整个自然界。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大多源于自然界，而不是人类社会，所以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能够使用简化的钟形曲线思维作为应对自然环境中不确定性的一种普遍可靠的策略。

钟形曲线思维的另一个有效应用是在真实随机独立事件重复的情况下。在现实世界中，这些情况只出现在偶然的情况当中。如果一枚没有被人做过手脚的普通硬币被掷了很多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正面和反面出现的数量相等。观察到正面多于反面的可能性稍小，反之亦然。更不可能的是正面一定多于反面，以此类推。18世纪的法国数学家亚伯拉罕·棣莫弗（Abraham De Moivre）是第一个意识到重复的随机事件（如这些事件）会产生钟形曲线分布的人。

当我们把这些想法转移到错误的地方时，问题就开始了。吉米·萨维奇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萨维奇发现了法国名不见经传的数学家路易·巴舍利耶的研究成果，他在1900年发表了“投机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价格走势完全是随机的。萨维奇对巴舍利耶的理论进行了第一次英文翻译，随着20世纪60年代“有效市场假说”的出现，巴舍利耶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关注。在任何特定时刻，与股票价格相关的所有信息都已反映在价格中。这是通过假设完全自由的市场和超理性、无所不知的买家和卖家来保证的。如果所有相关信息都已经在价格中，那么股价的任何短期变动都是随机的，反映出许多独立的、个别的买卖行为，类似于一枚硬币的反复抛掷。鉴于这种对金融市场价格的幻想，钟形曲线显然是描述不确定性的一个工具，正如它可以描述反复抛硬币的结果一样。到1999年，美国银行业的解禁（从新政时代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引用有效市场假说得到了明确的证明。计算机模型是如此受人信任，能够“管理不确定性”，以至于它们能够控制股票的自动买卖。因此，为了预防错误的出现，我们开始尽可能地减少人为干预。

我们坚持这种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另一种选择的前景堪忧。基于钟形曲线的分析是相对简单的数学，而获得极端结果的风险可以用一个数字来有效地衡量——标准差，它能够描述出钟形是高瘦，还是矮胖。另一种选择是使用极其困难的数学，但回报却很不乐观：即使使用困难的数学，也无法用一个数字来衡量黑天鹅的风险。事实上，我们能够衡量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程度，本来就是有内在限制的。

“这就像一场大地震一样”

大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的当天，交易员柯丝蒂·麦克卢斯基（Kirsty McCluskey）如是说。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这种席卷雷曼兄弟的地震式的金融危机，其风险可以用同样的基础数学进行描述。不是钟形曲线末端的“永不发生”事件，而是结果的“幂律”或“分形”分布。别担心，虽然很多基础数学都是博士及以上的水平，但核心思想其实非常容易让人理解。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地震活动几乎是恒定的，但程度很低，其中大部分是人类无法察觉的。然后，偶尔会发生比背景活动大得多的地震事件。我们通常不怎么谈论平平常常的或普普通通的一次地震，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些地震的信息——真是愚蠢，将那些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大地震的规模加入所有地震事件当中，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地震事件的平均规模。我们大多数人所称的“地震”，它们的算术意义并不足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数字。我们并不能对一些不确定的现象，如地震，进行一个普普通通或自然形成的规模描述，也没什么比最初经历它的时候更让人印象深刻。

自然形成的雪花应该有多大？如果你认为这是个愚蠢的问题，那么你的直觉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个问题有答案，那也肯定是被雪花自身的物理属性揭示出来的。如果我们在放大镜下观察雪花，就会发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因为雪花被物理学家认为具有“尺度不变性”，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如何放大雪花，雪花的晶体结构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而雪花恰恰就是数学家本华·曼德博（Benoît Mandelbrot）所说的一个分形结构的典型例子。这种结构没有什么自然形成的或说正常的大小，因为这种结构会在不同的尺度下重复地出现。（另一个例子就是树：树枝的形状看起来恰恰就像是树叶上面的叶脉）。曼德博注意到，金融市场的价格同样具有这一特性：一张显示某个股票或市场的指数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价格图表，无论跨越的时间段是几十年、几秒钟还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任何时间段，都会看起来有相似的形状。地震活动图也是如此。

当没有防止极端结果或变化的内在系统限制时，标度不变性就会产生。与人类和大多数其他动物的身高、体重或寿命不同，地震的规模没有物理限制。在分形分布中，只有一个基本关系描述了大事件或变化比小事件或变化的可能性小。当地震的规模扩大一倍时，它们的可能性就是原来的1/4。但尺度不变性意味着这种关系总是成立的：它不随地震的规模而变化。与人类的身高等所遵循的钟形曲线现象不同，这种可能性以恒定的速度下降：一旦我们考虑到更极端的结果，下降的速度就不会加快。这一技术细节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在分形分布中极端事件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尽管可能性极小，但它们绝不是“宇宙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钟形曲线两极的极端事件。

回到金融界。研究表明，随着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规模翻番，其波动幅度将变为原来的1/8。然而，这并不是特别有用的知识。它不能让我们预测股市崩盘的时间，正如我们去预测地震的时间一样。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过去所表现出的数据基础上分析得出的，我们也不应该假设它在未来依然会成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再使用钟形曲线思维，但我们仍在试图利用过去的数据来估计未来将发生非常大、非常罕见事件的可能性。然而，要估计很少发生的事件的频率，我们需要大量的观察。就股市而言，几十年来我们只有几次崩盘，数据点太少，无法对这些数据估计未来崩盘的概率抱有任何信心。将曼德博数学方法应用于股市的经验教训都是负面的：你无法计算出你最想知道的（较大的）市场波动的概率，也不能把几十年来没有市场崩盘当作钟形曲线思维仍然奏效的证据。这些教训是有价值的，但不足以使人们通过向投资者解释这些教训而对职业生涯有什么帮助。事实证明，基于钟形曲线思维的量化“风险管理”的错觉，让相关从业人员更加有利可图。

根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风险管理者及其模型，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各种神秘金融产品都是安全投资：这些模型暗示，房价下跌20%左右的概率，约等于“宇宙历史上发生不会超过一次”。然而，销售这些产品的人一定知道，房价下跌20%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可能不太可能，但也不是“永远不会发生”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此，我们就很难否认他们故意无视这一现实的明显解释了，那就是贪婪。

贪婪也有更微妙的作用。如果你愿意衡量和管理他们所面临的金融风险，那么人们需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希望他们不会注意到，只有重新定义“风险”，你才能实现这一壮举。对风险的重新定义始于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他是一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在等待与他的博士导师见面讨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恰巧与一位股票经纪人在等候室里聊起天来。那次偶然的谈话帮助马科维茨在1952年利用钟形曲线思维发表了一篇论文，20年或更长时间后，该论文成为金融正统风险理论的基础。我们对金融风险的日常认识是清楚的，即亏损具有可能性。现代金融正统理论将风险定义为“波动性”。因此，非波动性投资是一种无风险的或者说是安全的投资——尽管它的适度波动可能会持续加大，在下跌时更频繁，因此你会亏损。

当然，我们不能把银行家、金融经济学家和其他人的贪婪，一厢情愿地归咎于决策理论家和思想家们，他们认为不确定性总是可以用钟形曲线来表示。但是萨维奇的追随者们要对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负责：将纯粹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概率数字，是一种产生最佳决策的炼金术。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拒绝的也正是这个想法。

请水管工进来

小时候，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虽然也在学术上表现出突出的天赋，但是他更喜欢将精力投入在弹钢琴上面，并且他的母亲也更注重培养他的音乐能力。1946年7月4日，15岁的埃尔斯伯格与他的姐姐、父亲、母亲一起开车穿过艾奥瓦州的玉米地，到丹佛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们经历了一整天的长途旅程，到达过夜的住处时已经很晚了，但却发现预订被取消，房间被占用了。所以一家人只好分散地睡在车里和车外，以及密歇根湖的沙丘上。埃尔斯伯格的父亲几乎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又要开车，他在开车时精疲力竭。刚吃过午饭，他就在极速飞驰的车里靠着方向盘睡着了。汽车直接撞在了墙上，埃尔斯伯格的母亲和姐姐当场死亡。母亲去世后，埃尔斯伯格很快放弃了他原本想要坚持的音乐抱负。但曾有的音乐抱负，还是在埃尔斯伯格的身上留下了烙印：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并不是一位典型的经济策略师，至少不是“哈佛大学—海军上将—哈佛大学—兰德公司”这样的履历就能够表现出来的，也不是只注重狭隘的方面。

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回到哈佛后，埃尔斯伯格想把大部分的奖学金花在学习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上，而不是做经济学。除了音乐之外，埃尔斯伯格做每件事都是作为表演者。他不像在哈佛和兰德的同事那样是个怪人。据大多数人说，他是一个傲慢、自负、轻浮的派对动物。他也知道如何在他的学术工作中引起注意。埃尔斯伯格与托马斯·谢林合作，将博弈论应用于核战略。埃尔斯伯格挑衅性地将他的一次演讲命名为“疯狂的政治用途”，并辩称希特勒是一个成功的敲诈者，因为他“非常疯狂”。埃尔斯伯格向当时在哈佛的亨利·基辛格解释了他的想法。基辛格后来向尼克松提出建议，尼克松也在越南发动战争的时候鼓吹了埃尔斯伯格的“疯子理论”。

即使是那些觉得埃尔斯伯格很难相处的人，也会称赞他的聪明才智。最有才华的人都因为能够与他共事而感到荣幸。谢林曾表示，埃尔斯伯格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埃尔斯伯格除了有天赋还很努力，并将学到的东西写成论文。他很容易被新的兴趣点、学术领域及其他方面吸引注意力，因此他从博弈论转到数学决策理论这一前沿领域。在这个领域，吉米·萨维奇的工作概括了最先进的技术。决策理论中出现的正统理论始于一些抽象的数学假设。然后，根据理性决策者最初的信念，该理论对理性决策者在任何决策环境中应该如何选择做出了推论。逻辑也可以反过来应用：给定一些关于某人如何选择的事实，假设他们在理论定义的意义上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信仰可以从这些事实中推断出来。因此，在埃尔斯伯格描述的实验中，当我们在盒子A和盒子B之间进行选择时，有人选择盒子B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推断出，这个人相信盒子中含有更多的符合获奖条件的彩球。

甚至不仅仅是这样，正如埃尔斯伯格基于自己的立场于1961年发表了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萨维奇公理》（Risk，Ambiguity and the Savage Axioms），将他的实验介绍给了世界。埃尔斯伯格认为，当人们被邀请从一个混合着红黑两色球的盒子里选择一个包含个数未知的红球和黑球时，他们不会把数字上的相似性进行归因，也不会基于此去发现个人对红球和黑球的偏好概率如何。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尽量避免这种纯粹的不确定性——选择另一个盒子，红色和黑色的比例是众所周知的。更普遍地说，在生活中，我们试图避免纯粹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不知道不同可能结果的相对相似性，我们就不愿意做出决定（当然，除非这个决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决定——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就觉得结果是什么无所谓了）。

然而，从一开始，传统的决策理论就承担着双重责任。它要求既描述人们应该如何选择，又描述他们实际上是如何选择的。这些可能不同的明显可能性，被人们是理性的这一观念的循环使用所掩盖：理性的人实际上是按照理论来选择的——因为理论定义了什么是理性行为。这一策略有助于避免批评（21世纪的许多经济学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避而不谈）。当然，像埃尔斯伯格和萨维奇这样的内部人士很清楚，关于人们如何选择的理论可能与他们在现实中的行为不匹配；事实上，到1961年，萨维奇已经接受了人们经常做出与理论不符的选择的现实。争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萨维奇这个理论是否仍然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理性的人应该如何选择。因此，埃尔斯伯格知道，如果他的实验仅仅表明普通人做出了与传统理论不符的选择，那么来自萨维奇等正统派的支持者将做出的反应只是“那又怎样”，如此而已。

因此，埃尔斯伯格没有问普通人，而是让萨维奇正统派的支持者——从事决策理论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参与他的实验。当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们选择的方式与概率的使用不一致时，埃尔斯伯格向他们解释了他们的“错误”，并问他们是否想改变主意。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坚持原来的选择，违背了萨维奇的理论。（根据埃尔斯伯格的说法，萨维奇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的理论“毫不留情的违反者”，但没有独立的证据证实埃尔斯伯格的说法。）这一教训是很清楚的。坚持理性的决策者必须在不确定性面前创造可能性是荒谬的，即使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在充分考虑反思和重新考虑后，也不会在实践中遵循它。

埃尔斯伯格的策略——让正统决策理论的支持者做出与之不一致的选择——是聪明的。但也许太聪明了。它使正统派的捍卫者没有借口，没有藏身之处，没有办法挽回颜面。这让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完全忽略埃尔斯伯格悖论。埃尔斯伯格本人使他们更容易这样做，因为他多变的思想已经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在发表《风险、不确定性和萨维奇公理》的时候，埃尔斯伯格是美国国防部和白宫的顾问。1961年，他起草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关于全面核战争作战计划的指导意见》；第二年，他全神贯注于古巴导弹危机，这也毫不奇怪。至于在学术界推广他的思想，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已经走上了歧途。他以某种方式迷上了越南战争。埃尔斯伯格在西贡工作了两年，之后回到兰德公司，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决策进行高度机密的审查。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埃尔斯伯格突然就从磊落的老鹰变成了告密者。他在兰德公司的工作使他相信，美国政府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扩大了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并让公众没有意识到其真实的意图。埃尔斯伯格花了很多时间秘密复印这篇长达7 000页的评论（他还带着13岁的儿子罗伯特一起去帮忙）。1971年，埃尔斯伯格未能说服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参议员公开这一评论，于是他把这份评论发给了19家报纸，在这份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评论出版后，他自首了。他可能因共谋罪被判115年监禁。但是，无意中，水管工救了他。

水管工是中情局之前的一群特工，他们是尼克松“朋友的朋友”，试图用犯罪手段获取针对尼克松敌人的证据（比如闯入埃尔斯伯格前任精神分析师的办公室）。一旦明确埃尔斯伯格的案件是基于对政府严重不当行为和不公平的证据搜集之后，法官立刻驳回了对埃尔斯伯格的所有指控。埃尔斯伯格躲过了牢狱之灾，而且意外获得了国际声誉，可以说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朱利安·阿桑奇和爱德华·斯诺登的先驱者。他的新名声为他的另一项工作提供了背书，如果决策理论家有任何需要，不妨再花时间考虑一下究竟什么是“埃尔斯伯格悖论”。

五只黑天鹅和诺贝尔奖

与此同时，新兴的正统理论结合了钟形曲线思维和有效市场假说，认为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可以被完全驯服或消除。在学术界，这最终导致了五项诺贝尔奖的颁发：其中三项是在1990年（哈利·马科维茨和另外两位以他的工作为基础的获奖人士），另外两项是在1997年，分别是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在金融市场上，不确定性可以被中性化的想法的高潮伴随着对冲基金的出现而来，它们声称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默顿和斯科尔斯实践了他们的说教，是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的高级经理。长期资本管理获得了巨额利润，但它的做法忽视了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当俄罗斯政府以重大违约和贬值的形式出现时，长期资本管理一下子便破产了。那是在1998年，正值默顿和斯科尔斯被颁发诺贝尔奖一年之后。

阿莱斯关注到了正统思想关于不确定性所存在的盲目性，大多数金融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都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犯错。在最近的历史中，正统思想受到了1987年黑色星期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互联网泡沫和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挑战（本书在此只列举了最典型的挑战）。在每一种挑战出现的时候，这些人的主要反应都是沉默，或者说，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类事件是黑天鹅，那么没有人预见到它们发生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很少有人勇于承认，我们需要对如何认识不确定性进行新的思考，因为不确定性中应当明确地包括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且鉴于成功预测到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本来就很低，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来帮助应对这些意外到来可能产生的后果。

推翻旧正统思想的最大障碍是，面对不确定性，我们根深蒂固地不愿承认相关认知总是具有局限性，并且一直坚信可以将不确定性加以量化。我们已经注意到钟形曲线思维的偏好，而不是曼德博数学来之不易却微薄的回报。更普遍地说，我们可以把不确定性简化为一个数字，一个具体的概率，这一想法迎合了我们人性当中潜在的对简单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渴望。一旦捕捉到一个单一的数字，不确定性似乎对于我们而言就可以控制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所能够承担风险的程度做出选择。

有两个意识似乎是相互平行的，一个是我们想要掌控自己命运的欲望，另外一个则是在这个欲望基础上派生出的许多信条，这两个意识相互作用，让我们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许多人有一个根深蒂固到自己几乎完全不会意识到的信念，即历史上总有稳定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也能稳定地延续到未来。这种信念与我们总是从讲述故事的方式去理解大多数事物有关。我们会将未来理解成一个我们所在的当下的延伸，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潜在行为，并不容易察觉，也不能有效拒绝，我们总是会用解释去代替本应该持有的怀疑。这一点在认知层面显然也存在。小说家福斯特将一系列简单罗列出来的事实——国王死了，王后死了——与一个形成的故事进行了家喻户晓的比较：“国王死了，王后死了，我们悲痛万分。”故事显然囊括了比事实更多的信息，但它却更容易让人记住：故事在认知层面更具有效率。

然而，这里面存在着陷阱。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首次为此提供了明确的证据。琳达问题一直是这两位经济学家最著名的实验之一。

琳达31岁，单身，直言不讳，非常聪明。她主修哲学。作为一名学生，她对歧视和社会正义问题深感关切，还参加了反核示威活动。

如下判断，哪个可能性更大？

1. 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

2. 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活跃在女权运动中。

大多数人选择了2号选项。但如果基于行为理性，人们选择2号选项的可能性应当是小于选择1号选项的。这是因为，无论琳达是否积极参与女权运动，1号选项都是正确的。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故事作为应对知识匮乏的一种方式，这严重破坏了运用概率的基本定律。换言之，我们对用故事去理解事物的依赖，与我们想用概率去描述不确定性的愿望结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夸大这个问题。是的，普通人会用故事来帮助应对不确定性，但专家们则会用工具、理论和计算机模型。专家们也许会用乐观的钟形曲线思维来愚弄自己，但至少他们不会犯像琳达问题那样初级的错误。

不过，正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与医生及其他训练有素的专家进行类似实验时发现的那样，他们确实做到了。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专家决策者不愿意放弃依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即本章所描述的那些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做出决策时的正统乐观观点。这些观点从冯·诺依曼在信封背面的随笔开始，后来历经了萨维奇进行的一系列改进和应用。两人的研究为卡尼曼带来了诺贝尔奖以及其他荣誉。

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做证时说：

近几十年来，一个庞大的风险管理和定价系统发生了演变……一个特别的诺贝尔奖就这样被颁布了……这种现代风险管理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就在去年夏天，整个知识大厦开始倾颓……

怎么说呢，其实到现在为止，现代风险管理模式还过得去。

……因为被输入到风险管理模型中的那些数据，一般只涵盖了过去的20年，是这个时间区间让预测过于积极。

因此，对格林斯潘来说，钟形曲线思维的有效性和不确定性的量化仍然是不容置疑的，也许是的。出了问题只是因为数据的时间跨度不足，因为我们只用了20年的数据。这从根本上误解了这个问题。黑天鹅出现的概率几乎永远不足以根据过去的数据来可靠地估计。无论是在金融市场还是其他领域，都无法从过去的频率准确估计某一个极其罕见事件所发生的概率，因为它们是极其罕见的。而且，从逻辑上讲，不可预见的事件当然是事先非常难以预料到的，即它们的概率实际上无法通过估计来得到。惊喜首先一定是会让人吃惊的。

我们在试图用概率来测量不确定性时，总是表现得好像它们不存在一样，黑天鹅的稀有性为此提供了另外一个原因。忽视黑天鹅而选择使用钟形曲线思维的人，似乎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功地处理不确定性。同时，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这一明显的成功而得到很好的回报。从长远来看，一只黑天鹅会出现。但正如凯恩斯所说的，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或者已经退休了，并且有健康的养老金。

然而，这一论点似乎过于油嘴滑舌了。有人肯定要问，为什么那些诸如管理风险的银行家，在推理有缺陷的情况下，还能得到如此丰厚的回报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原因：虽然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在这以后，正统思想仍然毫不动摇地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至于几乎听不到任何要改变的声音，再加上那些替代方案也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简明路径来描述不确定性，只是直截了当地阐述了一个我们知识的局限性而已。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原因。人们通常是根据他们的表现，而不是背后的推理，来获得报酬的。而且，在金融等许多行业，业绩完全是相对的。如果你的竞争对手，也就是基于你的表现从而被评判的对手，都在用同样的正统方法进行“风险管理”，那么你肯定也会这样做。正如科技界说过的那样：没有人因为购买IBM而被解雇。做正统的选择是安全的。如果出了问题，你的竞争对手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而且你还可以辩解说自己是依赖于一个十分标准的科学理论和模型，从而可以很好地挽回面子。基金经理称之为“市场基准”，凯恩斯则称之为“跟风”。

相反，放弃正统观念，则意味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事情不好或者对手做得更好的时候，就需要为此披露承担相应的责任。正如英国首席金融监管者鼓吹的那样，你正处于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境地，因为你没有一个智能系统来指导你的每一个决定。

经济学家和其他正统派的捍卫者给了决策者一个避免做出判断的许可证，一个废除决策理论责任的许可证。然而，决策理论消除对未来做出判断的诱惑力，却在于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也许是因为这是一个哲学错误，而不是数学错误，但正统派的捍卫者似乎没有注意到。使用个人概率的决策理论无法描述你应该如何选择。因为当你去掉数学包装时，个人概率只是你相信某事的可能性的其中一种表达。你的信仰不能决定你应该选择什么，因为它们可能是错误的。我可能会选择继续吸烟，因为我相信吸烟不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但我们因此下定论说我就应该继续吸烟，也不能说我继续吸烟的决定是合理的。因为我相信吸烟不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而这个信念实际上是错误的。一个规定我们应该选择什么的理论，在不确定性面前证明其特定选择合理性的时候——这正是现代正统理论所宣称的——需要的是一个客观标准，也就是决策者所依赖的外部事实，而不能仅仅是基于他们主观信仰所做出的决策。

弗兰克·拉姆齐，个人概率论的先驱，是知道这一点的。与萨维奇不同的是，拉姆齐并不认为个人概率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决策。拉姆齐把个人问题看作解释人们所做出的不同选择的一个概念性工具。（随后的埃尔斯伯格实验实际上所表现的也是对同一问题的怀疑。）

不断地给出信仰和观点，导致萨维奇和他的追随者们距离真理越来越远，原本他们是朝着个人概率的道路进发的，后来却落入了一个正统思想所强调的客观事实这个落后观念的窠臼里面。这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正统思想在思考不确定性时所隐藏的傲慢。它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自我辩护的精心练习中无法自拔。它运用精巧的数学方法隐藏着它潜在的傲慢：我们根据信仰来为自己的选择辩护。但选择相信某些事，并不意味着就能够使这些事情变为现实。我们忽略了事实的存在，尤其是我们对未来缺乏了解这一个事实的存在。这是我们在当代谱写出的一个古希腊悲剧。我们以狂妄自大、过分自信的态度行事，蔑视着机会之神的存在。然而，傲慢总会招致报复。而且有时候，我们所冒的险，可远远不止它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惊鸿一瞥那样简单。

数字的形成

虽然在细节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论，但仍然存在一个强烈的科学共识，那就是如果我们继续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我们将朝着平均气温升高4℃左右的星球前进。（这种平均气温上升掩盖了气候变化不同层面的复杂图景——更极端的温度、洪水、干旱、荒漠化、飓风、风暴潮等。）但这能有多重要呢？

2006年10月30日，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斯特恩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评论》或许是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答案。它一下子就吸引了全球头条新闻的目光，因为它声称，如果对气候变化再不采取措施，那么我们每年将损耗掉全球GDP的5%～20%。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经济模型基础上的。而该评论的估计结果，导致其他经济学家使用类似模型进行的研究出现了爆炸性增长，以至于直接导致了一个当下共识的出现：以每年平均气温升高4℃的节奏变暖的话，相关损害的水平每年约为全球GDP的5%。但全球GDP的5%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而且十分便于记忆，政治家、商界领袖和其他有能力作为的人都可以在他们的头脑中很容易记住这个数字。5%和20%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得出这些整洁数字所需的各种难以置信的假设、简化和遗漏的差异造成的。

想要知道这种差距具体在哪里产生是很难的。一方面，要达到20%这样高的数字，需要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在科学上却不太为人所理解。因此，在对这些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害进行货币价值评估时，需要更多的是我们的预测——当然，货币价值是将所有损害相加，并将其表示为GDP的百分比所必需的一个步骤。另一方面，要达到5%这样低的数字，你需要对气候变化的程度做出更天真或乐观的假设，你需要忽略一些可能的影响。这是一份远未全面列出潜在损害的清单，在达到5%的数字时被忽略的可能包括：北极永久冻土的融化、甲烷的释放、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空气污染、海平面上升可能导致的小岛屿国家和沿海社区被淹没，以及大规模移民逃离受灾最严重地区所造成的冲突。

至于在达到一个神奇数字（无论是5%还是20%）时所包括的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几乎没有一个绝对确定的答案。因此，要得出气候变化造成损害的总价值，每一个不确定影响的货币价值必须乘以该影响发生的概率。不幸的是，对于许多重要的影响来说，存在着纯粹的不确定性。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影响发生的概率；我们甚至不能去确定一个可信概率的范围。因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们转向确定气候变化每次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货币价值时，同样很难找到一个可靠的数字。就拿最重要的影响来说吧——可能会出现数百万人过早死亡这样的惨重结果。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约有15万人死于每年小于1℃的气温上升（除其他原因外，还有更多的热浪、疟疾和脱水）。气温的不断升高，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还在不成比例地攀升，每年4℃的气温升高可能会导致50多万人过早死亡。

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托马斯·谢林向经济学介绍了一种有争议的方法，用以衡量（防止）未成年人死亡的货币价值。这个价值来源于人们需要支付多少钱来承受风险的增加。这些计算通常是基于比较高风险或低风险但在其他方面相同的工作的工资数据。但无论数据来源如何，我们都会发现，人们接受多少钱来容忍风险增加，愿意花多少钱来避免风险，这取决于他们的收入。穷人比富人更容易去忍受高风险的工作，因为他们需要工资。他们在避免风险上花费较少，因为他们可支配的开支数额有限。因此，谢林的方法就会直接导致一个贫穷社会比一个富裕社会更不重视对生命的挽救（是否愿意去防止人们的过早死亡）。也就是说，“统计生活”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比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要更低。这不仅仅是一个智力层面的游戏。它直接导致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1995年的报告中，将富裕国家的生命损失评估为150万美元，而将贫穷国家的生命损失评估为10万美元。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对一些人的生命估值高于另外一些人，这一点是显然不为大众所接受的。但他们采取的另一种方法也没好到哪里去：许多经济模型都会假设全球人口是固定不变的，完全忽略了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生命损失。假设每年有50万人过早死亡，这将是一个对模型能够产生很大影响的条件，而经济学家们的计算中其实还隐藏着更大的一个在假设层面的问题，这个假设甚至能够对最终结果直接产生影响，类似于去达成“GDP的5%”这个最终结果。

这一假设就是“贴现率”，用于将气候变化的未来成本和收益转换为与当前成本和收益相当的数字。贴现，意味着未来将会产生的影响以打折的方式被现在承担了——在计算中表现为会给出一个比实际价值更低的值——从而能够达到一个从现在看来完全等价的水平。而且，越是会在更远的未来才能发生的事情，贴现率往往就越高，这会导致这个假设在较长时间条件下产生强大的复合效应：在标准贴现率的标准经济模型中，按当前价值计算，200年内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贴现率约为40亿美元（等值于多哥共和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等值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5%，或等值于亚马逊创始人、2019年全球首富杰夫·贝佐斯的财富总和）。结果是，如果我们试图根据未来GDP的损失（这正是经济模型所试图做的）来决定200年后为防止地球毁灭而花多少钱是值得的，那么答案只不过是杰夫·贝佐斯财富的一个小小的减损。至少在长期范围内，贴现似乎是荒谬的，因为它以这种方式轻视了灾难的程度。

贴现率的历史又把我们带回到了伟大的弗兰克·拉姆齐身边。他是第一个用数学术语阐明关于“贴现”的两个最关键论点的人。这两个论点都是通过一个简洁优雅的公式表达的，即拉姆齐法则。拉姆齐法则在当今经济模型中也依然是未来气候变化影响贴现方式的方法论来源。拉姆齐的第一个论点非常令人吃惊：所谓“纯贴现率”，这是一个基本的论断，即未来的生活不如现在的生活重要。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像是对后代的直接歧视，那么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宗教和道德准则都在认同你的观点。拉姆齐可能已经从数学上描述了贴现的理由，但他认为这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肯定也认识到了贴现在200年间应用的荒谬性）。唉，虽然现在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都崇敬拉姆齐的数学模型，但他们忽略了拉姆齐关于滥用模型的不道德警告。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气候变化影响的经济模型都是通过对未来影响进行“纯贴现率”测算的，这潜藏着对后辈人不可忽视的歧视。

拉姆齐关于“贴现”的第二个论点则更为微妙。如果平均来说，人们在未来会变得更富有，那么金钱对他们来说就越发没有那么重要：你越富有，再多获得一美元就越不值钱。因此，与当前相同货币价值的影响相比，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将变得不那么重要：同样的货币价值在未来将变得不如现在那样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在计算中减少货币价值对未来产生影响的赋值。这是一个比通过歧视来证明贴现率合理性更好的论据，但这个论据显然也具有其局限性。因为它鲁莽地认为，经济增长将像过去那样继续下去，这样，后代将比我们富有得多。它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气候变化将扰乱经济活动，使经济增长率不再像以往那样，使稳定的经济增长成为遥远的记忆，这不仅是环保主义者，也是整个保险业的严重问题。在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经济评估中，忽视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是一个惊人的疏忽。这也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它使数学更易于管理，并将模型与拉姆齐的原始分析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拉姆齐的原始分析是经济学者从教科书中成长起来的。但是，这一疏忽的最终影响还是误导性地降低了气候变化的成本，将其表示为全球GDP的一部分。如果一位经济学家想用一种非经济学家的民主审查所隐藏的方式操纵经济评估，那么用贴现率进行技术上的恶作剧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即使主流经济主义者中可能有一些恶棍，也有更多的人痛苦地意识到将所有的科学、经济、政治和社会不确定性和维度归结为GDP的单一百分比的模型的局限性。在《斯特恩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评论》发表后，斯特恩意识到，模型中几乎所有的不确定性都将它们偏向同一个方向，“把对风险的严重低估嫁接到已经很窄的科学模型上”是他在一家领先的经济学杂志上对这种情况的描述。斯特恩对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的关注感到恼火。他指出，在《斯特恩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评论》的692页中，生成这些数字的模型仅占30页，其余的则用于思考气候变化的其他方式。尽管如此，斯特恩和大多数气候经济学者仍然忠于这些模型，他们认为，全球气候政策的决策应该基于改进的模型，这些模型会为气候变化对全球GDP造成的损失释放出更多的数字。

对那些希望采取重大行动试图减少气候变化的人来说，经济学家的策略是令人担忧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政策制定方面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对斯特恩评论的反应表明，一旦提到占GDP百分比这样的数字，它就将淹没所有其他谈论和思考气候变化所造成损害的方式。如果你不希望政客和媒体只关注一个容易记住的数字，那就不要给他们任何数字。使用一个新模型来获得一个更大的数字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最终没人在乎。

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可能会使全球GDP损失5%，这已经是一个比看上去大得多的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任何影响（总的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会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与其他情况相比有所增加）。但这种比较的真正信息是，以GDP衡量，几千万人的死亡——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和人类苦难——基本上没有被发现。显然，我们不能假定全球灾难的影响将反映在GDP的衡量上，无论这些灾难是战争还是气候变化。

如果关于4℃变暖代价的正统观点从占全球GDP的5%变为20%，那么这对全球气候变化辩论的影响还远未明朗：也许大多数人在考虑巨大的全球变化时，都对GDP数字的局限性有了真切的理解。尽管经济语言在政治上似乎占主导地位，但最终，这些数字并不重要。

然而，如果我们放弃正统思想，就将面临凯恩斯的追随者们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当面对纯粹的不确定性时，他们坚称“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取而代之呢？如果不是对气候变化成本的总体经济价值进行估算，或者对试图采取措施来缓解气候变化所产生的成本进行估算，这些方法显然都是通过货币价值来作为衡量标准的，那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有数字总比没有数字好？

一些风险会表现出两个特点，这些特点让它们变得更难处理。第一，纯粹的不确定性。第二，灾难的可能性——不仅是一个糟糕的结果，而且是不同种类的糟糕结果，通常表现为不可逆转的损害或损失，或是决策所依据的系统、组织或框架的彻底崩溃。可以说，气候变化和全球金融危机都有这两个特点。有了这样的风险，经济学中的传统思维——不计后果地提倡最大化收益减去成本，以及积极有效地利用手段来追求目的是鲁莽的。相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必须避免灾难：我们需要恢复力和安全性，而不是最大化和效率。在自然界中，这种优先权往往是通过效率的反面来实现的，即冗余——例如，人类有两个肾脏，而不是一个。在政治和法律中，这种思维方式与“预防原则”相联系。从广义上讲，该原则建议了注重弹性、安全性和采取预防措施的实际决策方法。重点在于了解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以及未来令人惊讶的可能性。（谁能猜到，氟氯化碳 —— 一种被发现非常适合冰箱等冷却机器的化学物质，会导致全球变暖呢？）这些考虑风险的另类思维方式，拒绝了主流的正统观念，即贴上价格标签，以及对每一种选择可能产生的未来影响的可能性。相反，他们主张更注重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详细、多层面的评估，而不是试图猜测其可能性。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概率，即使知道了，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的概率，那么这些知识也没有多大用处。与英国央行行长不同的是，许多人在1914年夏天正确地预测了战争的可能性。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人意识到战争的规模将是迄今难以想象的。

换言之，如果不就什么是灾难达成一致，我们就无法计划性地降低灾难风险。我们不得不问：“什么对我们最重要？”“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对后代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显然超出了任何社会科学的范畴。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仅把货币作为衡量好坏的粗略标准。而技术经济学在思考我们对后代的义务时毫无帮助。仅仅是“贴现未来”理论的名称就足以告诉我们它的作用。巴洛克式的折扣计算是不需要的，它们只是用来掩盖我们对未来的漠视。

在过去5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思想一直是量化所有风险和价值趋势的核心。这一趋势构成了经济学重新定位的一部分，经济学是一门类似于物理学的中性科学，而不是一种基于政治和伦理假设的分析模式。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大楼的外墙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这是物理学家凯尔文勋爵（威廉·汤姆逊）写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如果你无法测量，那只能说明你的知识还很浅薄且不令人满意。”经济学家把这句话理解为：是的，数字有缺陷，但有数字比没有数字更重要。弗兰克·奈特是芝加哥经济学家中最不乐观的一位，他强调纯粹的、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句话是在授权经济学家们得出“哦，好吧，即使你不能衡量，那也无论如何都要衡量的结论”。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忽略不相关的数字。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锚定效应”描述的是，人们，包括有经验的决策者，如何受到不相关的起点或锚定的影响，包括他们知道不相关的数字。例如，德国法官在宣判前掷色子，在掷出高数字后判刑更长。

而经济数字——概率和货币价值——带来了自己特有的问题，因此，同样一些数字可能比没有数字更糟糕。有些重要的事情因为难以量化或无法量化而被忽略。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能被计算，也不是所有能被计算的东西都有价值。我们在本章和其他章节中都看到了一些例子（比如兰德公司忽视了飞行员的生命损失，因为其分析师无法就如何给飞行员定一美元的价值达成一致）。更糟糕的是，一旦这个数字产生了，我们常常会忘记在产生它的过程中被忽略的东西——因此我们忘记了这个数字可能会有系统的偏差。一个例子是对气候变化成本的GDP估计。当我们忽视发生坏事的风险时，就会产生一种不太明显的偏见（即使风险没有实现，提前避免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没有发生的坏事会被忽略，因为它们比发生的好事更难量化。这就是在投资银行中，承担风险的交易者比那些负责风险控制或遵守旨在限制承担风险的法规的交易者得到更多报酬的一个根本原因。对量化的坚持支持了对鲁莽的偏见。

强迫量化的另一个危险是，产生数字的过程扭曲或歪曲了我们试图测量的概念。最终，最初的概念可能已经完全消失，得到的只是一个已被重新定义的数字。从马科维茨的工作开始，经济学家和金融界已经悄悄地将风险重新定义为波动性，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尽管这种重新定义在无数方面影响着日常生活，从养老金到保险。这只是一个经济数字具有变革力量的例子。在决策或辩论中引入它们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步骤，更不用说一个带来更多优柔寡断的改进。相反，经济数据往往是反民主的，因为它们掩盖了技术迷雾背后的伦理和政治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关于未来，经济数字偏向于鲁莽和忽视后代利益的决定。

如果产生了这样一种转变，某一个人没有相信数字，而是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那么这必将是一个个体从内到外的所有零碎的经历综合产生的结果。一个人如果成了一个乐观的人，总是有自己的一些理由的。

第一，决策理论中的正统理论一直占据着科学的制高点，指向其复杂的数学基础。但决策理论前沿的最新发展已经开始为其他原则（如预防原则）提供数学上的尊重，因此非常聪明的人可能会开始认真对待它们。第二，虽然做出判断需要承担责任，但至少它给了我们一些事情去做。如今，计算机的用途不仅仅局限于进行计算。有了人工智能，它可以调整和完善一路使用的数学模型。随着人工智能的激增，人类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它们的冗余性、面对纯粹的不确定性和伦理困境，而使用谨慎、试探性但独特的人类定性判断开始显得有吸引力。

Mackenzie，D. （2001），Mechanizing Proof （Cambridge，MIT Press），23.

Dowd，Kevin et al. （2008），“How Unlucky is 25-Sigma？”，Centre for Risk and Insurance Studies，Nottingham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https://www.nottingham.ac.uk/business/businesscentres/crbfs/documents/cris-reports/crispaper-2008-3.pdf.

甚至还有一部关于埃尔斯伯格的电影。

King，M. （2016），The End of Alchemy （London:Little，Brown），193.

这两个词都可以粗略地翻译为“机会”，但Hasard来自色子游戏中使用的一个阿拉伯词，其中不确定性是可测量的和概率性的。这种概率意义后来被法国数学家博雷尔采用。Fortuit更多地与不可预见性和不可预测性联系在一起，暗示着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

看看这幅高超的知识分子画像，参见D. Mellor （1995），“Cambridge Philosophers I:F. P. Ramsey”，Philosophy，70，242–62.梅勒补充说，拉姆齐在这里对维特根斯坦的版本是对原著的改进，因为它总结了对《逻辑哲学论》的一个主要反对意见，维特根斯坦（可能）是来支持这本书的。

Keynes，J. M. （1937），“The General Theor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51，213–14.

我们在名字中发现了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他叫吉米，而这个名字是一位护士为他起的，因为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不久之后就病入膏肓，甚至没能给他取一个名字。他后来的母亲又为他取名为伦纳德。而吉米只在他正式的出版物当中才使用“伦纳德”这个名字。他出生在奥加舍维茨，他只有在进行“机密的战争工作”时才使用“萨维奇”这个代号。相关资料可详细参阅以下网址：http://www-history.mcs.st-and.ac.uk/ Biographies/Savage.html。

Friedman，M.，and Friedman，R. （1998），Two Lucky Peopl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46.

关于这个例子和更多的关于钟形曲线标度不变现象之间差异的细节，参见N.Taleb （2010），The Black Swan （London:Penguin），chapter 15.

棣莫弗似乎在无意识中应用钟形曲线预测了他的寿命。当他的健康开始衰退时，他注意到自己每晚多睡15分钟。他计算到1754年11月27日，他将会每天睡24小时。虽然他的方法可能有缺陷，但他的预言是完美的：他刚好在这一天开始长眠。

BBC News，15 September 2008:http://news.bbc.co.uk/1/hi/7616996. stm. 引自D. Orrell （2012），Economyths （London:Icon），90.

Freedman D.，and Stark，P. （2003），“What is the Chance of an Earthquake？”，Technical report 611，Department of Statis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有关影响我在此讨论的无障碍介绍参见D. Orrell，chapter 4。

我把这个例子归功于J. Lancaster （2010），Whoops! （London:Penguin），137.

Bernstein，P. （1998），Against the Gods （New York:Wiley），250.

Wells，T. （2001），Wild Man:The Life and Times of Daniel Ellsberg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chapter 2.

Ibid.，128.

Ellsberg，D. （1961），“Risk，Ambiguity and the Savage Axiom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5，643–69.

参见C. Zappia （2015），Daniel Ellsberg on the Ellsberg Paradox （University of Siena，Department of Economics），notes 13 and 15.

Taleb，70.

Tversky，A.，and Kahneman，D. （1983），“Extensional versus Intuitive Reasoning:The Conjunction Fallacy in Probability Judgment”，Psychological Review，90（4），293–315.

卡尼曼教授的重要合作伙伴特沃斯基因病早逝，因此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曾在许多公开出版的文字当中对此事表示遗憾。——译者注

Greenspan，A.，Statement to the House，Hearing of th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23 October 2008.

Turner，A.，“How to Tame Global Finance”，Prospect，27 August 2009.

Mellor，D. H. （2007），“Acting under Risk” in T. Lewens，Risk: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London:Routledge）.

Stern，N.，“Ethics，Equ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Paper 1:Science and Philosophy”，Economics and Philosophy，30（3） :397– 44，423.

Aldred，J. （2009），“Ethics and Climate Change Cost-benefit Analysis”，New Political Economy，14（4），469–88.

Jaeger，C.，Schellnhuber，H.，and Brovkin，V. （2008），“Stern’s Review and Adam’s Fallacy”，Climatic Change，89，207–18.

有关本段中想法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见Taleb的后记。

Bernstein，P. （1998），Against the Gods （New York:Wiley），219.

Englich，B.，Mussweiler，T.，and Strack，F. （2006），“Playing Dice with Criminal Sentence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32，188–200.

第九章
你所得即你应得

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虽然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仍然存在分歧，但是许多人都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无论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认识的，我们似乎都对此无能为力——并且，尝试去扭转它的后果可能会比这个问题本身产生的后果更糟糕。全球化和新技术创造了一种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当中，那些拥有高价值技能或高价值才能的人，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回报。不平等在不可避免地加剧。试图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来减少不平等的做法可能会失败，因为全球精英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另一个税收管辖区或避税天堂。而且只要提高税收水平的相关政策的确触及了富人的利益，这项政策就会阻止财富的创造，从而导致我们最终都会变得更穷。

这些论点可能看上去多多少少总有奇怪之处，虽然它们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却因为与1945—1980年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正统派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看上去很奇怪。正统派的观点认为，不平等的加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各种政府政策都可以用来减少这种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在经济实践中似乎也是成功的。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状况都有所改善。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平等，主要是1980年以来产生的变化。在美国和英国，从1980年到2016年，前1%富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翻了一倍多。前1%富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将其他人远远甩在身后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美国和英国的底层居民90%以上的人，其收入在过去25年根本没怎么增长。不仅总量水平表现如此，我们还能在人均水平中看到这种趋势。1950年，全球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是通用汽车的查理·威尔逊。他得到了586 000美元的报酬，如果将这个报酬折价成等值的货币价值，那么这个报酬相当于在我们当下所处时期达到了500多万美元这个水平。但早在2007年，通用汽车向首席执行官支付的报酬就已经达到了1 570万美元，大约是50年前等值的货币价值水平的3倍（并且通用汽车当年还亏损了390亿美元）。总体看来，在50年前的美国，一个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普通员工的20倍左右。但在当下，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已经达到了普通员工的354倍之多。简而言之，在人们的记忆中，1945—1980年还是不久之前的一段时间，然而就不平等这个问题而言，最富的人与最穷的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如地球与火星之间一般遥远的差距。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系列主张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在一股经济和政治倒向市场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潮当中——我们认为它们毫无疑问地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接受不平等的过程中获取繁荣，让大家都明白，有才干和有能力的人应当发挥作用，同时也为此获得回报。”然而，里根和撒切尔这一思潮所带来的经济思想转变，已经被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详细剖析过，远远不能完全解释所发生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因此要了解真正的原因，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从一位经济学家开始，他对不平等的相关思考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为何不讨论不平等

维弗雷多·帕累托是大多数非经济学专业的人从未听说过但却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是生态经济学史上一个神秘的人物，一个粗暴、易变、好辩、贵族式的愤世嫉俗者，他的生活和思想很难被简单归类。他的工作生涯是悄然开始的：在获得工程学位后，他顺理成章地在佛罗伦萨当了一名铁路工程师。但是就在他去世的1923年，恰恰是法西斯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就任意大利总理十个月之后，他的思想被法西斯誉为主要的灵感来源。在那十个月里，法西斯主义者们给予了他很多荣耀，尽管他本人拒绝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在从铁路工程师到法西斯英雄的旅程中，帕累托一直是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坚定捍卫者，但是当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后，这一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他变身成一个激进的民主派人士，甚至参与了街头抗议和新闻辩论。然而，随后一段时间，他又公开宣称自己是反民主人士。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专注于抽象的数学经济理论，当他认为它与现实的关联性有限时，他又开始厌倦这种方法。他个人的逻辑总是如出一辙。

沿着帕累托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线索，也许可以找到对这些意识形态转变的愤世嫉俗的解释。帕累托为彻底的社会变革而奔走。但后来他继承了一笔遗产。这个时间正是沃兹·帕累托（也就是他的妻子）离开帕累托而和他们雇用的年轻厨师私奔后不久。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为了报复妻子的这种举动，还是由于继承一笔遗产，但可观察到的结果是，帕累托搬到了一幢可以俯瞰日内瓦湖的豪华住宅里面。他将其命名为安哥拉别墅，独自住在那里，除了他的管家和12只安哥拉猫作为随行人员以外，别无他人。帕累托认为这些猫是值得人类学习的榜样。正是在这个超凡脱俗的环境中，帕累托提炼了这两种思想，而这两种思想已经成为当今大多数试图通过经济学视角看待不平等问题的主导思想。正是帕累托的鬼魂——不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或哈耶克——在塑造21世纪初富裕国家关于不平等的主流政治共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围绕着实质性不平等的必然性和制定减少不平等政策的困难。

在主流经济学中，一个基本概念——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效率”。大多数情况下，当经济学家谈到“效率”时，它都是“帕累托效率”的一个简称而已。在工程学中，如果在减少输入的同时保持输出，或者使用不变的输入增加输出，则系统或过程的效率将明显提高。不管怎样，都有一个无成本的改进。以前从事过工程师工作的帕累托，将这一理念应用于经济系统：如果一个人的福利增加并没有导致别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就说明出现了一种没有成本损耗的福利增加（经济学家现在称这种福利增加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效率”是在没有进一步帕累托改进空间的条件下实现的：当某一个人福利的增加必须以其他人的福利减少作为条件时，就说明社会当中已经不存在没有成本损耗的福利增加的空间了，也就是说，所有人的福利都已经达到了最大化。

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来说，帕累托效率的概念具有变革性。它将有关资本主义成果分配、赢家和输家这样思考路径上一些令人尴尬、充满政治色彩的辩论，转变成在效率层面相关科学论据的一种探讨。帕累托改进，就是指至少有一个人提高了福利，而没有任何人失去福利，这当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十分明确的改进，就像某些制造业过程中产生了工程效率改进那样客观而无可辩驳。而在帕累托改进以外，甚至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相应地可以表述为“科学的”）改进。因为所有其他改进似乎都涉及有些人作为赢家、有些人作为输家，因此当我们去判断福利变化究竟是好是坏的时候，也总是会误入“不科学”的价值判断当中——当科学这一判断标准失效的时候，道德这一权衡标准自然被呼吁而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中，价值判断被视为没有被纳入经济学体系当中。帕累托的论点无疑可以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方便的路径，让他们有方法去关注政府政策，或在广阔的视野下去衡量经济变化带来的得失。而换句话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经济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实际上被忽略了。因为经济学家只是简单地指出是否达成了帕累托改进，并将其留在了那一点上——“经济学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了”。这一观点通过经济学教科书流传至今。在当代的辩论中，帕累托的鬼魂隐藏在这样一个观点背后：不平等加剧的好坏价值判断仅仅是基于不同人群的“意见问题”，政府和企业顾问所做的严肃的、政治公正的政策分析，仍然必须侧重于考虑效率问题，而不是公平、公正或者不平等的问题。

正统派经济学家不愿意谈论不平等现象，这种奇怪的、帕累托式的不情愿，并不仅仅是将斯密和凯恩斯等其他关于不平等的观点排除在外。但这种做法本身就忽略了帕累托的另一项工作——虽然正统派经济学教科书在每一页都会提到帕累托效率，但却忽略了帕累托另一个关于不平等的重要观点。

这个观点可以说非常重要。帕累托仔细研究了他能找到的尽可能多的收入和财富数据（远至秘鲁，早在1454年瑞士巴塞尔的税收记录）。他认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始终遵循着一种相似的高度不平等的情况。帕累托首先指出，意大利80%的土地归20%的人所有：他的研究是如今人们所熟悉的“80/20规则”的起源。帕累托发现了一个深刻而普遍的情况：如果我们将社会所有成员按收入（或财富）进行排序，依次按照从最穷的人到最富有的人的顺序进行观察，就会发现社会所有成员的收入（或财富）不会呈现出一种平稳增长的趋势，或者说也不会遵循线性增长。相反，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上升，然后在历经相对较小的一个收入（或财富）数量变化区间后，就跨越了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人。然后，当我们达到社会所有成员的收入（或财富）最高的1%时，它就急剧上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习惯于钟形曲线思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不平等的模式是关于非常富裕（或非常贫穷）和广大中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但这忽略了一个关于不平等的关键事实：它不会停留在顶端。如果把帕累托的发现转换成本书上一章提到的数学方法（帕累托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些方法），那么帕累托其实是发现了收入和财富遵循一个比例不变的分布：不平等的分布形态保持不变，与规模大小无关。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获得了全部收入的20%左右。帕累托的标度不变性思想意味着，在这个前1%的群体当中，同样的不平等分布依然成立。帕累托是对的：在当今的美国，前1%的前1%（整体的前0.01%）这个特殊群体，其收入也占前1%的群体总收入的20%。换句话说，不仅百万富翁和贫民是不同的，百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之间也是不同的。百万富翁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也很高，这种状况在亿万富翁之间也一样。这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嵌套的俄罗斯娃娃。我们可能知道，美国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可能赚了一大笔钱，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最近几年，美国25强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这500名首席执行官的总和。

尽管帕累托对不平等事实的解释是正确的，但这一解释却是有争议的。帕累托认为，时间和地点不平等的稳定格局反映了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才能差异。收入和财富的显著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能力水平和人才质量存在显著差异的一个必然结果。帕累托坚持认为，如果民主社会试图改善这些不平等现象，或者限制上层人士升迁的自然倾向，民主社会就有停滞和衰败的危险。他认为，我们应该把社会的身体与人体进行比较，如果不能排除毒素，那么它很快就会消亡。这正是墨索里尼用他的种族幻想所发现的如此吸引人的语言。虽然这似乎与21世纪的主流观点无关，但这种帕累托的世界观实际上至今仍然为大多数人接受，那就是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特别有才华的人，值得保留他们依靠这些特别才华所创造出来的绝大多数财富。试图抵制财富集中在少数最高财富创造者手中的这种倾向，很可能是徒劳的，并且这样的尝试通常会对更广泛的社会有害。这是不平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值得探讨的另一个原因。

在现代版本中，结论本质上是相同的：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基于全球化和新技术的一些经济论断正在试图为这种不平等正名。全球化意味着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有潜在的全球市场。供应这么大的市场更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如果你自己的技能对供应链是必不可少的，回报就可能会大得多。新技术提高了拥有充分利用这些技术的工人的收入溢价。有一个可供观察的潜在证据就是，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增长会快于平均收入。

然而，尽管这可能很熟悉，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事实。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帕累托所确定的模式——群体内部的不平等加剧。少数毕业生的收入大幅增长，但大多数毕业生的收入增长并不快于平均收入，尽管这些毕业生中包括经济中的大多数高技能工人。不平等现象并不是通过全球化和新技术增加了对所有高技能工人的奖励，而只是对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奖励的惊人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不平等加剧的争论都面临着另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自1980年以来，一些国家（美国和英国）经历了不平等的大幅增长；一些国家（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的增长率则小得多，而法国、比利时和匈牙利的不平等一直很稳定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不能完全由长期的全球经济力量决定，因为尽管大多数富裕国家都受到了广泛相似的力量的影响，但它们在不平等方面的经历却各不相同。鉴于它们共同的经济经验，对任何差异的解释都可能是非经济的。这让我们回到了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的熟悉的政治解释——里根和撒切尔当选引发的主流经济和政治思维的巨大转变。它与事实相符是不可否认的。在发达经济体中，自1945年以来，平等的最大增长发生在1980年以后的美国和英国。

伟大政治变革的力量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全部原因。这太自上而下了：一切都是政客和其他精英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平等的加剧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一个方便的神话，它允许我们避免思考另一种可能性：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举选择和决定，我们支持或至少默认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诚然，那是假设我们知道的。英国和美国的调查一致表明，我们低估了当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最近不平等的程度增加了多少。但无知不能作为一个完全的借口，因为调查还揭示了人们态度的变化：不平等的加剧已经变得更加可接受——或者至少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如果你没有走错方向的话。

除非我们的态度再次明确地反对不平等，否则不平等程度不太可能在未来大幅下降。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我们还需要承认，人们在市场上挣的钱往往不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缴纳的税款也不是从他们应得的收入中扣除的。所有这些在应用于对冲基金经理时都很容易被接受，在应用于企业家时就稍微难接受一些，而在应用于你我身上时更难接受。

我们会谈到你和我，但我想我们还可以从比尔·盖茨开始说起。

做首富很难

正如《经济学人》所说：“社会总是有精英存在……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最大的变化是精英们越来越依靠个人能力和全球化。发达国家最富有的人不是贵族，而是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比尔·盖茨经常被称为“世界首富”，他似乎是个好人。作为一个杰出的慈善家，他似乎是一个用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工作来获得巨大成功的人的典范。然而，仔细观察他的崛起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英勇奋斗的故事。由于家庭富裕，他去了西雅图的一所私立学校——湖滨学校，那里有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绝大多数学校都不曾拥有的东西——一台电脑。盖茨很早就接触并爱上了电脑。在更多的幸运之后，盖茨从哈佛退学，创办了微软（与另一位湖滨学校的前电脑爱好者一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桌面计算机领域的领先操作系统被称为CP/M（微机控制程序）。微软的主要业务是销售在CP/M上运行的软件。

大约在这段时间，IBM希望推出一款台式机，并需要一个操作系统。IBM在业界的巨大影响力与其大型计算机的巨大规模不相上下。CP/M不仅是市场领导者，其创始人加里·基尔代尔（Gary Kildall）也领先于其竞争对手，他已经开发了多任务处理技术。（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另一个时代，那也的确如此。）基尔代尔的公司最初被称为银河数字研究公司，然而，由于一些我们不十分清楚的原因，IBM选择与盖茨接洽，而不是直接向基尔代尔购买CP/M的许可证。盖茨告诉IBM，这不是他的，然后将他们介绍给了基尔代尔。然而，又有一些我们不十分清楚的原因，盖茨最终还是与IBM达成了关键交易，向他们出售了一个匆忙购买并改编的CP/M版本。盖茨成功的确切原因我们实际上仍然不大清楚。然而，有迹可循的是，基尔代尔的喜爱赛车的形象与IBM的企业文化并不吻合；而IBM首席执行官明确表示，他很高兴听到与微软达成协议，因为他很了解比尔·盖茨的母亲是怎样的人。在IBM和微软达成交易之后，又过了许多年，才研发出一种能够处理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我们喜欢英雄的故事，关于财富积累的英雄故事也不例外。我们喜欢把知识的重要进步看作顽强的决心和与逆境抗争的天才的产物。然而历史上所出现的天才似乎都是幸运儿。虽然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被认为发明了“电话”，但安东尼奥·梅乌奇（Antonio Meucci）似乎早在几年前就成功地发明出了这种东西。在贝尔发明电影五年之前的1871年，梅乌奇提交了一份申请专利的意向声明。贝尔之所以被载入史册，仅仅是因为，1874年梅乌奇让这份声明失效了，因为他付不起10美元的续约费。

不仅仅是比尔·盖茨运气好。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人的工作，首先是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同样，苹果公司在1984年推出了一款电脑鼠标来匹配其Mac（苹果台式机），这个新鲜物品也得到了赞扬和奖励，而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和比尔·英格利希（Bill English）在美国空军的资助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发明了电脑鼠标。一个人与一个新产品、发明或突破紧密相关，这正是一个神话。试图挑出一个人的贡献是一项无望的任务。知识分子谦虚的主张往往比英雄的神话更为准确，一个改变世界的天才很清楚这一点。正如艾萨克·牛顿在写给他的竞争对手罗伯特·胡克的信中所说：“你已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说我看得更远，那么原因只能是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从个人角度到整个经济，这一点是站得住脚的。长期追踪经济增长来源，不难发现，大部分增长既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是由于投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和赫伯特·西蒙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大多数增长最终是知识进步的经济结果。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强调：“我们的边际产品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它们）几乎完全是由于我们从贫困的石器时代到富裕的21世纪一种不断积累的学习过程。”

如果这还不足以颠覆根深蒂固的英雄神话在你心中的地位，那么眼下还有更明显的例子。传统的工资和薪酬决定的经济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边际产品”——他们对经济产出的额外贡献——可以被巧妙地分离和识别出来。该理论认为，每个人的收入都是其边际产品的直接结果：你的工资反映了你的贡献。或者，你所得即你应得，你应得即你所得。最初激发这种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政治背景是，工业革命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未受剥削的底层阶级，即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责，工人受到了剥削。相比之下，边际生产力理论满足了为工人的贫困工资辩护的迫切需要，从而能够给他们老板更高的收入。令人惊讶的是，大约150多年后，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为这一理论辩护。

一个原因是这个理论很难反驳。即使你认为你的贡献可以独立于我们对过去知识的共同继承，但今天很少有人在孤立中出色地完成工作，因此很难确定由于你的工作而增加的价值。一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可能会因为利润的大幅增长而受到赞扬，但其中有多少增长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呢？反之亦然：很难证明某项产出的功劳最好归于他人。当这个理论延伸到同义反复时，它就不可能被反驳了。这在少数情况下是容易看到的，如当某人的个人贡献可以被确定时（想想体育明星和其他独唱表演者）。通常衡量个人贡献价值的唯一方法是衡量消费者或客户愿意为此付出多少。然后，真正的生产力论点归结为，你的工资是合理的，因为它反映了别人愿意付给你多少。而这句话其实就等同于，你的薪水是合理的，因为它反映了你的薪水。

如果这看起来像一个没什么区别的语言游戏，那就说明事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衡量一个人工作所创造价值的唯一标准是消费者愿意为其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就应该忽略商品和服务内在的和非市场的价值。我们可以证明，顶级银行家的薪酬高于顶级神经外科医生，而排名前0.1%的那些遛狗富豪，他们的薪酬却比辛苦的小学教师要高得多。

显然，在“你所得即你应得，你应得即你所得”的广泛流行背后，一定有超过边际生产率的理论。英雄神话——即使我们相信它们——只能证明少数杰出人士的薪酬是合理的，而不是我们这些其他人。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挖掘。

因为你值得

从本质上讲，每一个支持不平等的论点都直接吸引着你的自我：你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正是由于你是不同的，我们都是不同的，所以不平等自然会存在。或者至少，你的这种独特性会体现在你所具有的天赋和对工作的努力程度上，而这些外在的表现证明你得到了你所做的工作，或者比其他看起来同样合格的同事得到了更多的报酬。或者至少，你应该得到你的收入，因为你通过努力工作来达到你的工作要求。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做得如此之少的一个关键原因：我们低估了运气在成功中的作用。成功通常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做出高度的持续努力，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厄运的可能性上，以阻止我们的最大努力，这一点就特别难以唤起。因此，我们倾向于将运气扮演的角色做一个边缘化的处理。父母会教导孩子，只要你努力，那么几乎所有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这是一个谎言，但有一个很好的借口：除非你尽最大努力，否则很多目标肯定是遥不可及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达到目标，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你的努力还不够。那些白手起家成功创业的企业家常常困惑地回忆起创业时的天真乐观。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对巨大的风险和障碍有更现实的认识，他们就可能永远不会开始创业。一般来说，在许多竞争环境中，成功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欺欺人，以及夸大我们个人努力所能产生的差异，并低估运气的作用。

忽视成功背后的好运，会让我们对自己感觉良好，也会让我们更容易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与成功相关的奖励。即使在最不乐观的情况下，这些力量也在发挥作用。彩票中奖者经常描述他们用来挑选中奖号码的复杂技巧。对股市投资者的研究表明，他们通常把大部分成功的投资归为自己良好的判断力，而把大部分失败归为自己的运气不好。当然，高收入的人认为高回报是天赋和努力工作的应有结果。

然而，你执着的坚持让你对自己产生了一种信念，那就是你值得得到这些。这一信念可能超越自我意识的练习，为你自己所获的高收入或者财富提供一个道德理由。高收入者可能真的认为他们应该得到那么高的收入，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多么努力工作，以及他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取得成功。

不幸的是，我们的记忆是会耍花招的，并且会系统地歪曲我们为自己所构建的成功之路的故事。最大的罪魁祸首可能是“可用性启发法”（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另一个主要见解）。当被问及以字母K开头的英语单词是否比以字母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数量更多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是。事实上，有更多的单词以K作为第三个字母来出现，但是以K开头的单词对我们来说更容易被记住，因为它更容易让我们想到对应的例子。启发法是一种心理上的捷径，它会导致我们对现成的例子给予过多的重视，从而使我们的判断产生偏差。每个高收入者都能很容易地记住他们非凡努力工作的几个例子（通宵工作、周末工作等）。我们很少认识的人（低收入者）同样努力工作的生动例子则更难让人想起。同样，回想过去我们所必须克服的障碍和挑战，要比记住那些当时有利于我们的情况容易得多。后者很难用一个词（顺风？）或图像就成功捕捉到记忆当中。“逆风”很容易被我们想象出来，不可能被忽略掉，也因此更容易被我们记住（想象一下你在一阵逆风中骑着自行车的情景）。“顺风”的情况则是非常容易被遗忘的，即使对于骑自行车的我们而言也一样。

但这里有一个谜团。如果这种解释是心理上的，进而是普遍的，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人们产生的这些信念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那些国家里，似乎有更有力的证据来表明与这些信念相矛盾，但这些国家的人却对这些信念的支持更为强烈呢？

那些支持“你所得即你应得”的证据，在美国似乎能够得到最有力的证明。态度调查一直显示，与美国居民相比，欧洲人认为运气是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穷人深陷贫穷的可能性大约是美国居民的两倍。同样，美国人认为穷人懒惰、缺乏意志力，并且从长远来看，努力工作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大约是欧洲人的两倍。但事实上，在美国和欧洲，穷人（最底层的20%）每年的工作时长大致相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机会和代际流动性比欧洲更为有限。一个人的收入更可能反映其在美国的经济背景（父母的收入）：父母收入与子女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在美国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在美国，这种相关性约为0.5，与父母的身高和子女的身高之间的相关性大致相同。研究一再表明，美国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人们对社交活动的看法一直过于乐观。

平均而言，欧洲国家比美国拥有更多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税收制度，穷人也具有更多的福利，因此在经过税收再分配后的福利水平表现出的不平等会变少一些。许多人认为这反映了上述美国和欧洲的不同态度。但因果可能会反过来：不平等会强化你应得的信念。心理学家证明，人们之所以选择有动机的信念，是因为这些信念起到了某种作用或满足了心理需求。现在，考虑到美国的福利水平相对欧洲而言更加微薄，但是税收水平却很高，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不平等，使那些在美国的贫穷人士的生存环境更加逼仄。因此，美国人比欧洲人更需要相信，“你所得即你应得，你应得即你所得”。这些信念在激励你自己和你的孩子尽可能去努力工作以避免贫困方面，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这些信念可以帮助你消除无视流浪者在街上乞讨的罪恶感。

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英国作为欧洲的一个“局外人”，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经济和社会流动性较低。它最近的历史符合英国现状产生的因果关系。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后，英国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不平等加剧后，英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慷慨的福利待遇使穷人变得懒惰，而高薪对激励人才至关重要。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代际流动性的不断下降：今天，你在英国的收入与你父母的收入密切相关。这种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重现：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是代际流动性较低的国家，反之亦然。经济学家把显示这种关系的图表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如果“美国梦”以及其他关于每个人都有机会致富的故事是真的，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高度的不平等是公平的，因为社会阶层内部流动是非常充分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应对策略：人们只是在通过这种说法说服自己这毕竟是公平的，以此来麻痹自己，使自己相信自己处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我们采用叙述来为不平等辩护，因为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而不是平等的。因此，不平等可能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自我延伸。与其抵抗它或者反抗它，还不如只是应付它。其他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平等也能够自我延伸。

有得必有失

我们看到，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由最高层的变化所推动的。无论与其他后面的99%的人相比，还是就占GDP的比例而言，排名前1%的群体获得的回报都在大幅上升。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排除了一些答案：这不是因为全球经济实力或新技术，而边际生产率理论的解释也站不住脚，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重复的。答案其实既简单又惊人。说简单的原因是，从本质上讲，前1%的人群只是在意自己更多一些。说惊人的原因是，至少在最初阶段，其实是我们邀请他们这么做的。

这种看似荒谬的邀请实际上违反了我们的常识，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经济理论的根源出了问题。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成功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真正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利润从传统上来说指的是股东的利益，而决策者和高级经理更倾向于扩大自己的薪水或主导地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最优契约”是使公司更像利润最大化的教科书“理想”的方法：给高级管理人员一个相对适度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有机会获得可观的基于良好利润的奖金（或其他一些为服务者服务的结果，比如股价上涨）。经济学家认为，虽然首席执行官和其他拥有这些新的“按业绩计薪”合同的管理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但整个经济都会受益，因为企业的运营效率会更高。1990年，两位最优秀的绩效薪酬“啦啦队成员”迈克尔·詹森和凯文·墨菲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下，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是否已经足够高从而足够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个人来从事企业管理职业了呢？答案是，或许并非如此。”

詹森和墨菲的文章被证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与其他领先经济学家一起，为企业的贪婪成功地提供了一块遮羞布。在1990年之后的15年里，美国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总额增长了两倍多（考虑到通胀因素）。到2004年，詹森和墨菲已经放弃了这一观点，并评论了他们早先的观点，即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应该更高：“詹森和墨菲今天不会给出这个答案。”

当然，我们有作为事后诸葛亮的好处，但是，首席执行官大幅加薪的论据中的缺陷似乎显而易见。首先，这一论点假设，利润的任何增长都必须完全归功于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动；其次，这一论点假设，如果利润上升，从某种程度上说，从长远来看，经济中的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事实上，我们可以忽略这些英雄般的假设，因为绩效工资合同有点问题：它们曾经——现在仍然——被操纵着，朝着一个有利于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的方向发展。

关键原因并不难找到。绩效工资合同由董事会决定。而且，正如詹森和墨菲姗姗来迟地注意到的那样：“首席执行官负责董事会的大部分招聘工作……董事会成员为首席执行官服务。首席执行官通常为董事会制定议程。几乎所有董事会成员从公司获得的信息都源自或通过首席执行官。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认为：“在首席执行官的薪酬问题上，投资者往往成了众矢之的。”而绩效薪酬这一理论在实际应用中最终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理论的创始人那里，即发明了“最优契约”的经济理论家。本特·霍姆斯特罗姆2016年因其在“最优合约”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用自己的获奖感言表演了一段类似于詹森和墨菲的回旋曲。霍姆斯特罗姆的结论是，“将市场带入公司内部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这是我（早些时候）未能理解的，在公司内部提倡类市场激励在当下看来也不尽如人意”。

“迟到总比不到好”，尽管前1%的人更具创造力的自我充实努力现在已经转移到别处，这些努力大多涉及改变有利于他们的经济活动的规则。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与大多数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创造财富或增加经济或社会价值）相比，任何以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或资源为主要目的的行为。寻租者的唯一目的是从中分一杯羹，他们不会为每个人扩大蛋糕。寻租者在工作中会出现的信号就是那些看上去非常模糊或者基本上不怎么能讨论的规则或者条例，这些规则或者条例显然会打破公平性，而让局势能够倒向有利于寻租者的方向。例如，在许多国家，政府控制和资助的医疗系统都会很奇怪地禁止自己与制造商谈判时的更低价格。在美国，这一鲜为人知的法律规定有效地为制药公司提供了每年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但可能寻租者最喜欢的“游乐场”是金融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华尔街首席监管机构）前负责人描述了华尔街游说者将如何迅速着手击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威胁。没有组织起来的团体在华盛顿代表他们的观点，个人投资者永远都不知道是什么打击了他们。总的教训是清楚的，现在得到了广泛研究的支持：随着非常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他们在整个政治进程中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从竞选资金到针对特定问题的游说规章制度。其结果是政客和政策帮助了他们，但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左翼批评者称之为“富人的社会主义”。就连沃伦·巴菲特似乎也同意这一观点：“过去20年来，阶级斗争一直在进行，我的阶级赢得了胜利。”

我们早些时候看到，一旦不平等加剧，它便可能会自我延续，因为人们的态度在不断变化，以适应和证明现存的不平等。现在，我们看到了一种平行的动态：最初的推动力来自经济学家（比如提倡按业绩付费合同），随后是一个恶性循环，不平等在平等中进一步滋生。随着前1%的人群越来越富有，他们既有更多的动力，也有更多的能力进一步丰富自己。他们成功地完成这一步，实际上又开始了一个循环。

但不平等现象的最大增长来自在另一个领域展开的这一进程：税收。高收入者大多可以从所得税削减中获益，更多的闲钱可以游说政客们进行这些削减。一旦减税政策获得保障，高收入者寻求加薪的动力就更大了，因为他们保留了更多的税后薪酬比例。

以下是证据。在过去50年中，税前收入增幅最小的1%的发达经济体，也是最高所得税（适用于最高收入者的税率）削减幅度最小的发达经济体。相反，税前收益最高的1%的国家也是享受减税幅度最大的国家。这最后一组国家并不奇怪：自1979年以来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在削减最高所得税税率，英国和美国排在第一位，走得最远。 1979年，撒切尔将英国最高税率从83%降至60%，1988年进一步降至40%。1981年，里根将美国最高税率从70%下调至28%。尽管目前最高税率略高（美国为35%，英国为45%），但这些数字值得一提，因为它们明显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当时美国最高税率平均为75%，英国甚至更高。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英雄和盟军的最高指挥官。在艾森豪威尔任内，美国最高所得税率升至91%。艾森豪威尔似乎真的坚信应该对富人征收高税，他在给哥哥的一封私人信中写到，他接受了新政，其中包括慷慨的社会保障和部分通过所得税支付的失业金。艾森豪威尔将这些反对者描述为几个“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偶尔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政治家或商人。他们的人数微不足道，而且他们很愚蠢”。

里根/撒切尔经济政策革命的一些内容，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宏观经济学，随后被抛弃了。但是，从微观经济学中产生的关键政策理念在今天已经被广泛接受，我们现在已经将它作为一种常识：税收会干扰经济活动，特别是所得税会干扰就业。这一理论并非出自经济理论的新观点。相反，它归结为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对旧思想进行了一次精彩的新展示。这一新的理论似乎将有关税收的公共辩论从20世纪70年代混乱的科学，一场关于谁得到什么的无休止的争论，转变为对所有人带来光明和繁荣的未来的承诺。这一点至关重要：不再有赢家和输家。只有赢家。而其中的基本观点也简单到可以画在一张餐巾纸的背面。

税收成为一种新型“盗窃”

1974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一群雄心勃勃的年轻环保人士在华盛顿的两大洲餐厅共进晚餐。有《华尔街日报》编辑裘德·万尼斯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福特总统办公厅的主任）和理查德·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当时的副手，拉弗在耶鲁的同学）。在讨论福特总统当时增税时，拉弗指出，就像0%的所得税税率，100%的税率不会增加收入，因为没有人会费心工作。从逻辑上讲，这两个极端之间必须有一定的税率，从而使税收最大化。尽管拉弗不记得这样做过，但他抓起一张餐巾纸，在上面画了一条曲线，代表了税率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拉弗曲线诞生了，并由此产生了‘涓滴经济学’的概念。”给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留下深刻印象的关键含义是，正如税率低于100%必须提高收入一样，所得税税率的削减通常可以增加收入。换句话说，减税可能会有赢家，不会有输家。

但是理论上宣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在实践中却没有发生。没有任何经验证据支持减税能够增加收入的合理可能性，甚至六年后即将上任的里根政府雇用的经济学家也难以找到任何支持这一想法的证据。但事实证明，这对里根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他是一位长期乐观主义者，他基本上否决了他的专家顾问，他相信“新减税所释放的企业家精神肯定会带来比专家们想象中更多的收入”。（如果这种民粹乐观主义和对经济专家的不耐烦的强烈酝酿看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多年后，拉弗还成了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顾问。）

为了降低所得税以增加税收，提高税后收入的前提是必须激励人们更多地工作。由此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的增长可能足以产生更高的税收，尽管税率本身已经下降。尽管里根大幅度减税的效果仍有争议（主要是因为在不减税的情况下，人们对美国经济的表现意见不一），即使是那些支持涓滴经济的人也承认，减税对GDP的影响微不足道，当然不足以抵消减税对税收的负面影响。但拉弗曲线确实提醒经济学家，“收入最大化的最高税率”必须在0%～100%。找到这个神奇的数字是另一回事：搜索今天还在继续。值得对这项研究进行一次简短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因为它经常被用来否决通过提高对富人的税收来减少不平等的企图。例如，2013年，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将最高所得税税率从50%下调至45%，他认为，拉弗式的减税政策几乎不会导致收入损失。奥斯本的论点依赖于经济分析，表明英国最大的税收最高税率是40%左右。

然而，这一数字背后的假设是不可靠的，正如大多数参与编制这类数据的经济学者所承认的那样。让我们从根本的想法开始：如果较低的税率提高了你的税后工资，那么你就有动力多工作。这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效果可能很小。如果所得税下降，我们中的许多人就不能更多地工作了，即使我们想这样做。我们很少有机会获得加班费，或者增加我们的带薪工作时间，在当前工作时间内更加努力工作不会导致更高的工资。即使是那些有机会的人，也远不确定会更加努力地工作。相反，他们可能会决定减少工作：由于税后工资上涨，他们可以选择减少工作时间，并仍然保持以前的收入水平，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受影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所得税削减必须导致更多的工作和生产性经济活动，这在常识和经济理论上都没有什么依据。

奥斯本的论点有更深层次的困难，甚至在经济学家中也不为人所知。人们通常认为，如果前1%的人受到所得税削减的激励，从而获得更多收入，那么这些较高的收入反映了生产性经济活动的增加。换句话说，馅饼变大了。但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有影响力的托马斯·皮凯蒂）已经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减税之后，CEO和其他公司高管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基本上是通过向股东支付更少的薪酬来为自己的加薪提供资金，这反过来导致政府的股息税收减少。考虑到这一点和相关的影响——富人重新分配馅饼而不是使它更大——皮凯蒂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收入最大化的最高收入税率可能高达83%。

过去40年来富人所得税的削减最初是有经济理由的：拉弗的言论被政客们所利用。但对经济学家来说，他的想法既熟悉又微不足道。现代经济学既没有理论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减税措施的价值。两者都模棱两可。尽管政客们可以暂时忽略这一事实，但这表明，人们普遍反对对富人增税，归根结底是基于经济以外的原因。

2009年，英国最高所得税税率上调至50%（直到4年后奥斯本将税率下调至45%）时，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直截了当地回应道：“我们最不需要的是索马里海盗式的袭击，袭击少数仍敢在英国大风水域航行的财富创造者。”在美国，私人股本公司黑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施瓦茨曼将取消特别免税（他从中受益匪浅）的提议比作德国入侵波兰。

尽管我们可能会嘲笑超级富豪们的这些抱怨，但大多数人却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背后的基本理念：征收所得税是一种“盗窃”行为，拿走了收入，而这些收入理应归收入者所有。因此，税收充其量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因此应尽可能减少。基于这些理由，皮凯蒂所讨论的83%的最高税率是不可接受的。有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围绕着偷税而发展，这在今天的政客们谈论“花纳税人的钱”，或者竞选者庆祝“免税日”时都能看到。这不仅仅是民粹主义。税务经济学家、会计师和律师提到“税负”，如果你认为“税负”是一个中性的标签，那么为了保持一致性，你应该高兴地将“公共支出”一词改为“公共福利”。

但那种认为你以某种方式拥有税前收入的想法虽然显而易见，但却是错误的。首先，你不可能在征税之前或独立于征税之外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是一项法定权利。法律要求各种机构，包括警察和法律制度发挥作用。这些机构的资金来自税收。税收和所有权同时有效地产生。我们不能独立拥有二者中的一个。或许我们忽略了税收和产权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幻想逃离税收：很明显，个人可以获得所有税前收入，并对其拥有可执行的所有权，前提是其他人支付税款，以维持实施这些权利的制度。

然而，如果国家的唯一职能是支持私有制权利（维持法律制度、警察等），那么税收似乎可能非常低，而且任何进一步的税收仍可能被视为一种盗窃。

在这种观点中隐含着收入的概念，因此在完全私有的市场经济中创造了所有权，而最小的国家只在稍后进入，以确保这些权利得到维护。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以这种方式描绘国家，作为市场的附加因素。然而，这也是一个幻想。在现代世界，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反映了政府的影响。市场不可避免地由政府来定义和塑造。在政府出现之前，根本就没有收入这回事。我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的受教育水平。早些时候，我的出生情况和随后的健康状况反映了可用的医疗保健。即使这种医疗完全是“私人”的，它也取决于医生和护士的教育，以及可用的药物和其他技术。与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这些又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包括运输网络、通信系统、能源供应和涉及知识产权等复杂事项的广泛法律安排、证券交易所等正规市场以及跨境管辖权。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财富取决于政府对他创作的音乐版权期限的决定。总之，不可能将“你的”独立于政府的可能的作用或影响。

把税收说成是偷窃，这是先前讨论过的利己主义倾向的另一种变体——将我的成功视为绝妙的孤立无援，忽视了过去几代人、当前各大联盟和政府的贡献。低估政府的作用会导致人们相信，如果你聪明勤劳，你所承受的高税收为经常浪费的政府买单，那么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在一个低税收的社会里，你会过得更好。对这一挑战的一个回答指出，有证据表明富人离开祖国，前往较低的税收管辖区：事实上，很少有人这样做。沃伦·巴菲特的回答更为雄心勃勃。

想象一下，子宫里有两个同卵双胞胎……精灵对他们说：“你们中的一个将出生在美国，另一个则将出生在孟加拉国。如果你到了孟加拉国，你就不用纳税了。试想一下，你愿意付出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来出价去赢得出生在美国的机会呢？”……那些说“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啊”的人……相信我，他们会出更高的价选择出生在税收更高的美国。

流氓无产者的复仇

“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是卡尔·马克思对下层阶级的称呼，他们是社会中最贫穷、最被边缘化的成员，通常工作或收入几乎没有保障，很容易被诱骗去支持那些声称想帮助他们，但实际上不想帮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美国，特朗普无产者（Trumpenproletariat）这个词在网上流传开来。］然而，特朗普无产者拥有的权力比看上去更多。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雇主都认为，提高利润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尽可能少地向非熟练工人支付工资，这足以防止他们离开。这一战略得到了传统经济理论的支持，传统经济理论将劳动力视为生产过程的另一种投入，就好像工人只是另一种机器一样。我们通过弗雷德里克·泰勒和早期的行为心理学家，看到了这种机械的人性观是如何超越经济学的。但人类可以复仇。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得到的报酬尽可能少，就会尽可能少地工作来作为“回报”。正如一个伪君子描述的苏联工厂的生活，“他们假装付钱给我们，我们假装工作”。很明显，这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者关于被压迫工人隐藏的力量的争论：苏联的生产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这种力量。在现代经济学家中，争论并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而是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一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主持的——乔治·阿克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珍妮特·耶伦已经表明，如果一家公司支付超过最低限度的最低工资，以防止工人在别处寻求就业，那么利润将如何上升。相反，如果公司支付更高的“效率工资”，那么这会激励员工尽力而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生产力。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雇主的重视和尊重，同时也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其他地方的收入可能会减少。

效率工资对思考不平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因向工人支付最低工资而加剧时，对生产力和利润的负面影响正在损害更广泛的经济。馅饼缩小了。这里的不平等不仅使穷人和非技术人员的境况更糟，而且使其他人也面临着失去。

给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的效率工资而导致的生产力下降，并不是导致加剧不平等的唯一途径，即使对那些收入中等和较高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撇开不平等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代价不谈，高度不平等即使在狭义的经济条件下也代价高昂的原因仍然很重要，但很少有人讨论。

我们看到，1%的顶级富豪获得的高额回报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不断变化的态度的结果，而不是他们更大的经济贡献的反映。这1%的薪酬和贡献之间的不匹配越来越严重，对更广泛的经济体来说是非常昂贵的，远比光是豪华薪酬方案的直接成本要高得多。金融业的成本最为明显，因为它在1%的员工中所占比例如此之大（在0.1%的员工中所占比例甚至更大）。这些成本得到了同情该行业的内部人士的认可，而不仅仅是批评人士。重要的央行行长强调，操纵的绩效工资合同通过鼓励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和冒险行为，增加了银行纾困和其他对整体经济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操纵合同的绩效工资更低，更多的正面故事让你输掉：他们让银行家们从成功的押注中获得很大一部分回报，而不必承担失败带来的同等损失。

金融业薪酬过高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吸引了太多的人才进入金融业，而这些人才将在其他领域做出更大的经济贡献。除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之外，还有一些资源浪费在获得超额报酬上——仅仅是重新分配蛋糕，而不是扩大蛋糕。换言之，更多的是寻租。对浪费规模的粗略估计来自典型的寻租活动，即游说。仅在2011年，美国就有超过30亿美元用于游说。

转向收入分配的另一端，贫穷不仅仅是穷人的悲剧。这是对其他经济体生产能力的惊人浪费。穷人几乎得不到负担得起的长期信贷，因此他们负担不起向更富裕的人提供的教育和培训，他们很难借到足够的钱来发展一个商业理念。创业总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对于那些国家福利安全网很小，如果企业倒闭就没有家庭财富缓冲来保护他们的人来说，尤其危险。除了贫困造成的经济浪费外，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证据表明，贫困和不平等加剧是近年来许多国家经济增长水平较低的部分原因。原因很简单：由于底层的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穷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不可避免地停滞不前，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穷人减少的消费并没有被富人增加的消费所抵消，因为穷人比富人花费的收入比例要高得多。因此，随着资金从穷人流向富人，总体消费水平下降。）

这不是详细讨论减少不平等的具体政策的地方。我们简要回顾了一项关键政策的一个关键方面：提高最高所得税税率很可能会提高收入，并直接减少税后收入的不平等。更深入地说，你可以求助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如果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增长就越低；富人增税不会损害经济增长，也不会导致人才外流；在一个面临全球竞争的经济体中，涉及更多福利支出的再分配措施既可以负担得起，又可行。

然而，也许这些复杂的经济论据都没有抓住要点。对于任何旨在减少不平等现象的严肃努力，关键的经济反对可能是更基本和更自私的。有一个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庞大群体，我们称之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比平均水平富裕得多，但比前1%穷。他们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即他们将从最近的不平等上升中消失（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是对的），也还有一种更清晰、更尖锐的感觉，即增税和其他再分配政策肯定会使他们的境况更糟。但他们错了。

我们大多数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把很大一部分钱花在商品和服务上，这在经济学家看来是不典型的。它们有一个不寻常的特点：供应量是有效固定的，或者，如果能够增加，那么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最明显的例子是有固定供应的商品（原始艺术品和家具、老式汽车和葡萄酒），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因为即使在富裕的中产阶级中，也很少有人把大部分收入花在这些商品上。但我们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了住房上——通常是因为房屋本身就供不应求，要么是因为房屋的风格或特点不可能在新建筑中重现，要么是因为房屋的地理位置本身就很稀缺。不可避免的是，只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在市中心附近舒适地生活，或者可以看到公园，或者可以让他们的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后一种稀缺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它使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其他商品的稀缺性，这些商品之所以稀缺，是因为它们的价值或吸引力。高端品牌的商品——古驰手袋、法拉利跑车——以这种方式吸引人，让买家们能展现出他们不同寻常的财富或品味。富裕的中产阶级在这些方面花了一点钱。他们在教育服务（精英学校、精英研究生学位）上的花费要多得多，这使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比其他人更具优势——因为那些人在这些方面花费得很少。经济学家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称为地位商品，因为购买它们取决于在有限的供给中出价超过其他人：这不取决于你的绝对收入，而是取决于你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

结果是，中产阶级对那些收入较高的人的不满，并非像一些评论员所暗示的那样是出于嫉妒，而是出于合理的立场考虑，比如在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的竞争中落后。是的，这里有一种非理性，但它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这是第二章的囚徒困境）。当你在一场体育比赛中站起来以获得更好的视野——改善你的相对位置——是个人理性的选择，但很快其他人也都站起来了，我们所有人的处境都变得更糟了。同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陷入了激烈的竞争中，争先恐后地去买那些有更好学区的好房子。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谁得到哪栋房子的问题就不会改变。不过，房价上涨了：我们都得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的房子——我们都站起来。如果每个人都多交税，情况就会相反。税后收入下降，每个人得到的房子不变——我们都坐了下来。那么，多交税并不意味着你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如果其他人也面临同样的增税，那么你的相对地位将保持不变，因此，你仍然可以获得受追捧的地位商品。

当然，这一论点也给了我们告诫，并存在一些例外。显然，一方面，这并不适用于对社会较贫穷的成员增税，他们将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必需品，而不是地位商品。另一方面，对富人增税不仅可以使生活水平保持不变，因为我的论点迄今为止忽视了增加政府支出的好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熟悉的经济论据也忽略了这些好处：当所得税上升时，教科书中的税收经济学认为工作带来的好处会下降，因为税后收入会下降。但是，你现在可能从增加的政府开支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忽视这些好处会导致荒谬。当有人选择将部分收入存入私人养老金时，我们并不是说他们的工作收益已经下降。但是，如果有人将同样比例的收入支付给国家组织的养老金，通过提高所得税来筹集资金，那么经济学家通常会说，工作带来的好处减少了，因为税收增加了。

问题是十分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评估人们对增税的想法和反应时，经济主义者往往采取一种过于片面的观点，这与第四章中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鼓励的浪费政府开支的假设相吻合。政治辩论也常常与税收经济学相呼应：热衷于减税的人通常对政府资助的服务业视而不见，而政府资助的服务业也必须削减——反过来又需要公民增加支出，私人购买替代服务。这种选择性失明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它导致一种社会出现，在这个社会中，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崩溃，即使税收降低，我们仍然无法享受购买奢侈品带来的乐趣。或者，正如一位主张提高税收的美国经济学者所说，举一个旨在吸引富人的例子：“无论你多么富有，你可能宁愿在维护良好的高速公路上驾驶价值15万美元的保时捷911，也不愿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驾驶33.3万美元的法拉利柏林塔。”问题很明显：即使富人只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感兴趣，他们也不应该欢迎减税。由此导致的公共服务的恶化会使他们的境况更糟。然而……

这不是经济问题，笨蛋

我们今天在富裕国家看到的许多不平等现象，与其说是由于不可逆转的市场力量，不如说是由于政府做出的决定。这些决定可以改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时代，一些人认为，这使不平等加剧不可避免：本质上，设计机器人的极客和拥有机器人的0.01%的人将非常富有，而其他人将失业。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不平等的结果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可以控制技术变革的方向，特别是通过鼓励创新来支持人类工人，并认识到他们在包括护理、休闲和娱乐在内的就业增长领域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我们必须要控制不平等：我们必须使减少不平等成为政府政策和更广泛社会的中心目标。在经济政策中，减少不平等不应是事后的考虑，而应是与效率和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目标，因此在政府各部门的决策中应明确考虑这一因素。这并不是一个未知的步骤：已经制定了详细的、经过充分研究的减少不平等的政策方案。最后，减少不平等不仅仅是等待政府去做的事情：认识到对不平等的影响应该有助于塑造我们作为消费者、雇主和雇员的选择。

本章探讨的最根深蒂固、自欺欺人和自生自灭的不平等理由是道德，而不是经济。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很好地总结了这个问题：“人类最古老的道德哲学练习之一……是为自私寻找一个更高尚的道德理由。这是一项经常涉及一定数量的内部矛盾甚至一些荒谬行为的活动。那些显赫的富人出现了，他们强烈要求为穷人创造贫困的人格价值。”

最后一个原因是担心这种态度可能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高度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社会分裂，分裂了不同的社区，并将人们带入贫富差距。伦敦许多新的公寓楼都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富人进入豪华公寓的前入口，另一个是环境较为简陋的公寓的侧入口或后入口。我们逐渐开始很少与经济环境和生活条件迥异的人交往。因此，不平等变得不那么明显，更容易被遗忘。当富人和穷人很少混在一起时，关于他们之间内在差异的神话就更有可能存活和传播。

与此相反，现在有一线希望，即不平等已经上升到足以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程度。即使是那些对你有着最纯粹信念的人也承认，生而贫穷并不是孩子的错。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压倒性的证据（比如上面提到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出生贫穷意味着你可能继续贫穷。一旦运气和我们广泛的遗产（包括前几代人的知识，或出生在一个更富裕而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被广泛接受，我们就可以面对税收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税收可以在整个政治范围内得到自豪的捍卫。从约翰·穆勒到托马斯·潘恩，思想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强调，当一个人变得更富有时，他们的财富增长部分来自社会出身，应通过税收将这些财富返还给社会。税收不是为了拿你的钱，而是为了偿还社会给你的社会财富，从教育到道路，再到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知识。

尽管如此，自恋的超级富豪们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他们总是会唤起一些陈旧的道德观念。而实际上，这些道德观念对于他们成为超级富豪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帮助。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提呢？在一艘百万富翁才能拥有的奢华游艇上，两位作家反思着他们周遭的环境。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看着他的朋友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说道，那些对冲基金经理老板一天能赚到的钱可能就比你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赚的所有钱还多（这本书已经卖出超过1 000万册）。“是的，但我也有他永远不会有的东西，”海勒这样回答道，“这就够了。”

Atkinson，A. （2015），Inequalit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8.已故的托尼·阿特金森是一位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世界权威，这本书是对不平等事实进行仔细和彻底讨论的最好的新书。

Mishel，L.，and Sabadish，N.，CEO Pay in 2012 was Extraordinarily High Relative to Typical Workers and Other High Earner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13）.

在皇家地理学会总统晚宴上的演讲，London，1991.

关于里根和撒切尔思想影响的历史，本书的一个灵感来源是丹尼尔·罗杰斯的《断裂的时代》（哈佛: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特别参考第二章。

Strathern，P. （2001），Dr Strangelove’s Game （London:Hamish Hamilton），227.

Atkinson，19–20.

参见Economist，13 October 2012，“The Rich and the Rest”，and research cited there.

引自Benoit Mandelbrot; Hudson，Richard L. （2004），The （Mis） behavior of Markets:A Fractal View of Risk，Ruin，and Reward （New York:Basic Books），155.

Hacker，J.，and Pierson，P. （2010），“Winner-Take-All Politics”，Politics and Society，38（2010），152–204.

参见例如Atkinson，80–81 and J. Stiglitz （2012），The Price of Inequality （London:Allen Lane），27–8.

Norton，M.，and Ariely，Dan，“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 – One Wealth Quintile at a Time”，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6（2011），9–12; Davidai，S.，and Gilovich，T. （2015），“Building a More Mobile America – One Income Quintile at a Time”，in ibid.，10，60–71; survey conducted by Fondation-JeanJaurès at https://jean-jaures.org/nos-productions/la-perception-des-inegalitesdans-le-monde.

参见例如M. Luttig （2013），“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and Americans” Attitudes toward Redistribu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77（3），811–21.然而，研究者们对于最近对不平等的态度的变化几乎没有达成共识。参见M. Orton and M. Rowlingson （2007），Public Attitudes to Economic Inequality （York: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有一些经验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收入分配中上半部分的人不反对新的不平等现象，因为他们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没有下降。参见J. G. Palma （2011），“Homogeneous Middles vs. Heterogeneous Tails，and the End of the ‘Inverted-U’”，Development and Change，42，1 January，87–153.

“The Few”，Economist，20 January 2011.

Evans，H. （2004），They Made America （New York:Little，Brown）.

Alperovitz，G.，and Daly，L. （2008），Unjust Deserts （New York:The New Press），60.

恩格尔巴特拥有一项关键的鼠标专利，但1987年该专利失效，因此他从未获得任何版税。

Akerlof，G. （2000），“Comment” in G. Perry and J. Tobin，Economic Events，Ideas，and Policies （Yale: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35.

参见经典著作:K.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Beacon Press，1965）.

该段大量引用了R. Frank （2016），Success and Luck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参见Tom Gilovich，as described in R. Frank，80.

Bénabou，Roland，and Tirole，Roland （2006），“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1/2，699–746.

Corak，M. （2016），“Inequal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Institute of Labour Economics，Bonn:IZA Discussion Paper No. 9929）.令人难忘的家庭收入和家庭地位之间的类比来自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

The Great Gatsby Curve gained wide attention from a speech on 12 January 2012 by Alan Kreuger，Chair of Obama’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参见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events/2012/01/12/17181/the-rise-and-consequencesof-inequality/.

Jensen，M.，and Murphy，K. （2012），“CEO Incentives”，Harvard Business Review，68（1990），138–53，quoted in N. Häring and N. Douglas，Economists and the Powerful （London:Anthem Press），109.

Jensen，M.，Murphy，K.，and Wruck，E. （2004），“Remuneration”，Europea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Ibid.

Holmström，Bengt （2017），“Pay for Performance and Beyo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7，1753–77，1774.

Baker，Dean，The Savings from an Efficient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Washington DC，Centre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January 2006.

Hacker and Pierson，192.

Solt，F. （2008），“Economic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Engagem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52/1（2008），48–60.

Atkinson，180–83，显示了相关性，尽管强调很难从长期的跨国比较中推断因果关系。

弗兰克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格，列出了1979年、1990年和2002年30个主要富裕国家的最高所得税率。与1979年相比，2002年每个国家的失业率都较低。

引自L. Mcquaig and N. Brooks （2013），The Trouble with Billionaires （London:Oneworld），204.

Laffer，A.，The Laffer Curve:Past，Present，and Future，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1 June 2004.

一张符合描述的餐巾纸出现了，详见http://www.polyconomics.com/gallery/Napkin003.jpg。不过，拉弗不记得这件事，这好像是应大众的要求最近才画出来的。而且似乎是在9月，这与万尼斯基描述的12月在时间上并不符。

一种反讽的说法。原文出自美国作家威尔·罗杰斯：money was all appropriated for the top in hopes that it would trickle down to the needy（把钱都拨给了上层人士，希望它能用到穷人身上）。用于讽刺政府认为能够通过对富裕阶层减税来惠及穷人的思路。——译者注

Quoted in Rodgers，73.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7/05/15/donald-trump-fake-news-238379.

如下专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概述:Atkinson，183–7.

Piketty，T.，Saez，E.，and Stantcheva，S. （2014），“Optimal Taxation of Top Income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6，230–71.

引自Mcquaig and Brooks，40.

Surowiecki，James，“Moaning Moguls”，New Yorker，7 July 2014.

这些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参见L. Murphy and T. Nagel （2002），The Myth of Ownership（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Ha-Joon Chang （2002），“Breaking the Mould:An Institutionalist Political Economy Alternative to the Neo-Liberal Theory of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6/5，539–59.

参见Young，C. （2017），The Myth of Millionaire Tax Flight:How Place Still Matters for the Rich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即使在历史时期，也很少有富人外逃的迹象，或是吸引人才到英国的困难:Fiegehen，C.，and Reddaway，W. （1981），Companies，Incentives and Senior Manager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92.

引自Mcquaig and Brooks，249–50.

King，M. （2016），The End of Alchemy （London:Little，Brown）.

Stiglitz，119.

Cynamon，Barry Z.，and Fazzari，Steven M. （2016），“Inequality，the Great Recession and Slow Recover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40/2，373–99; Stockhammer，Engelbert （2015），“Rising Inequality as a Cause of the Present Cri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39/3，935–58; Wisman，Jon D.（2013），“Wage Stagnation，Rising Inequality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37/4，921–45.

Atkinson; Piketty，T. （2014），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iglitz.

这是一个简单的总结。人们以不同的住房资产（有些人继承了一套房子）进入市场，有些人的房价上涨得比其他人快得多，因此平均房价上涨可能会有相对的赢家和输家。但这些复杂因素并没有破坏主要论点。（London:Oneworld），204.

一些地位商品（如合意的房子）的价格将下降；在其他情况下，如果价格反映的是国际范围内对汽车的需求，那么价格可能不会下降，而生活水平也不太可能受到多大影响，比如一台法拉利柏林塔或者保时捷911涡轮增压款降低了一半价格。详见下文论述。

Frank，91.

英国情况，参见Atkinson，Inequality，237–9。美国情况，参见Stiglitz，336–55.

采访Rupert Cornwell，Toronto Globe and Mail，6 July 2002.

更多讨论和参考参见Mcquaig和Brooks，121–3。

第十章
棘手的关系：现代经济学与我们

我们大多数人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都很棘手，而且令人摸不着头脑。我们觉得自己很容易就遭到了嘲笑。新闻报道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些经济预测，结果又常常是完全错误的，或者经济政策经常无法兑现经济学家们曾经许下的承诺。然而，正如我在本书中展示的，在最近的这段历史当中，我们还是鬼使神差地越来越尊重经济学家的观点。曾经备受争议的“经济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现在也已经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与经济学的关系爱恨交织。

而且这种关系还非常不平等。许多经济学家似乎总是可以把他们自己视为局外人，视为社会的科学观察者，用查尔斯·达尔文那种高人一等、客观无私的凝视，犹如用放大镜看着被压扁的甲虫那样，看着他们口中的所谓普通人。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曾经公开承认，他们认为普通人是愚蠢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声称，鉴于美国选民的“愚蠢”，最新一项医疗保健法是故意“以一种折磨人的方式”起草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看不懂。一位英国经济学家以“经济学思维的十条规则”作为她公开出版物的结尾，其中有一句话竟然是“常识与经济学往往相冲突，所以常识往往是错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则更进一步。他出版了《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声称非经济学家们反复遭受着“反市场偏见、反外国偏见、制造工作偏见”的困扰。卡普兰甚至认为，选修了经济学导论课程的大学生对教科书经济学背后的假设和局限性仍然一无所知。他建议经济学的老师告诉学生：“我是对的，这个教室外面的人都错了，而你不想和他们一样，是吗？”

尽管卡普兰的观点看上去有些极端，但是这也的确令许多主流经济主义者感到沮丧。因为虽然他们几十年来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向公众传授基本的经济原则，但是公众似乎从来都没有学会。最重要的原则通常是自由贸易优于保护主义。在博客圈快速搜索，足以发现许多严肃的经济学家都在抱怨公众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的好处。经济学家常常把公众的无知归咎于“媒体”，或者出于政治目的故意歪曲经济理念。直到最近，一些经济学家才开始考虑另一种解释：普通人可能很清楚经济学家的观点（关于自由贸易等），只是有充分的理由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而已。很简单，许多人在故意拒绝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假设和理论。

当然，许多领域的学者和专家私下里都不接受外行人的观点。但经济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其他学科专家和学者的观点也不大感兴趣。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例子：经济思想对非经济生活和学术领域的广泛殖民。而且，这些殖民行为大多是单向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甚少。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拉齐尔在一篇名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论文中暗示，经济学这种殖民战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经济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项在美国学术界开展的调查显示，在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商学院教授当中，经济学家对自己学科的优越性有着独特的信念。学术界人士中的大多数人明智地认为，“跨学科知识”比“由单一学科获得的知识”要好。唯一不同的就是经济学家，他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因此，经济学家更为孤立：他们引用的研究对象比其他学科的学者要少得多。

显然，我们需要与经济学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一种更平等、更开放、更多质疑、更少恭维的关系。我们应该能够挑战经济学的正统思想，尤其是那些前几章中讨论的正统思想，而这也是为了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在我们进一步探讨这种新关系之前，我们必须面对一句经济学家在针对批评时通常都会采用的一个标准回答：“我们不再是那样了，经济学已经向前发展了。”经济学家指出了过去的经济学问题在今天都已经得以解决的两个原因：首先，出现了一场数据革命——经济研究现在已经不再是理论性的，而是更多地基于定量数据；其次，经济理论现在已经更加贴近于现实，尤其是行为经济学所加入的对人类行为模式的考量。

对经济学的辩护是如此普遍，以至于需要一一讨论。一旦经济学家们可以承认他们的确还没有解决自己理论体系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与经济学重新建立关系这件事就变得容易多了。

***

关于“数据革命”：确实，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的纯经济理论，虽然曾经在经济学家们的学术研究当中备受重视，但是当下已经比以往更少地进入经济学家学术研究的视野了。此外，“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经济学理论能够以一种以前不可能的方式得到检验。所以，是的，最近以经验证据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然而，经济学家仍然不愿对现实生活的混乱“下手”。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主要使用一种经验性证据，即大型统计数据集合，这些数据集合可以在不离开办公室的情况下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将这一问题描述为“这让搜集数据这件事情难以避免地加入了一种专业态度，那就是只为更少的群体服务”。在因“物理学忌妒”而导致的主流经济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数学建模主导之前，经济学家已经从包括案例研究和访谈在内的更广泛的证据中得出结论——经常涉及外出与实体经济中的人交谈。

即使我们忽略了现代经济学证据基础狭窄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也表明，今天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仍然比20世纪50年代少。因此，最近经济学家提出的“数据革命”主张是误导性的。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就是一场历史性的革命——或者至少是，现有经济数据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抱怨，经济学研究未能利用所有新数据。至于近年来信息技术的真正革命，它对经济学自诩为“科学”的影响与对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的影响之间的反差正在显现。信息技术革命并不仅仅使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它改变了被检验的理论，促进了各种理论的发展。在经济学中，没有类似的转变。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大多数时候使用的核心理论框架没有改变。

这一点需要强调。仅仅因为经济理论现在要对数据进行更全面的检验，它并没有遵循与数据不符的理论要被抛弃这一原则。经济人的形象（或者，至少是一个有计算能力的个体，表现得好像它们在“优化”某样东西）仍然投下了很长的阴影。被测试的理论几乎总是以这种优化行为作为规范、出发点，即使后来允许例外。它塑造了对数据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何解释从数据中得出的答案。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经济理论及其转化为形式数学是如何塑造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没有看到的。至少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指出了这个问题。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来说：“我们只是看不到那些我们不能形式化的东西。”同样，乔治·阿克洛夫认为，除非在一篇研究论文中写下经济分析，否则它会被忽略，而只有在分析是数学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情况：“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从未见过的分析，也从未成为一篇论文……它不能成为一篇论文，因为这不是经济学论文的全部内容……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空一直存在。”

公平地说，一些经济学家更加激进。他们不仅试图用数据来检验理论，而且可以说完全抛弃了经济学理论。这是当今经济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趋势，而且没有减弱的迹象。这些经济学家是数据怪才。数据极客的主要方法是识别一个“自然实验”——两个平行的现实世界环境集，除了一个关键的差异外，在所有相关方面都是相同的。通过比较这两个平行世界的结果，可以观察到这种差异的影响。

例如，我们可能会对服兵役是否会减少晚年收入感兴趣。我们不能简单地比较那些服役者和没有服役者的收入，因为这两个群体在其他方面并不相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可能会不成比例地被兵役所吸引：对他们来说，晚年收入较低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以及他们能得到的工作）而不是他们服了兵役。但数据极客的先驱之一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找到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完美“自然实验”。安格里斯特依赖于随机过程，用来征召美国士兵在越南战争中服役。那些在晚年服役的人挣的钱更少。自然实验在经济学研究中爆炸式地发展，声称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一些事情，《堕胎法》的变化在几十年后影响了犯罪水平，而观看福克斯新闻则使美国公民更有可能投共和党的票。

鉴于这种方法的明显威力，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然实验如此受欢迎。这些结论似乎是凭空得出的，是免费的；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理论来支持这些结论，特别是没有经济学家对人的优化或理性做出的通常假设。唉，知识很少以这种方式免费获得。通常，对自然实验的有效性至关重要的随机化结果并不是那么随机的。是的，每个人都被随机分配一个号码，以确定他是否会被征召到越南服役（一个人的号码数字越小，他就越有可能被征召入伍）。但当时的雇主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投资于培训人数较少的工人，这反过来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人晚年的收入可能较低。

这不仅仅是对自然实验提供的“证据”的怀疑。在过去几年中，主要经济学期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受到了统计学家等的严厉批评。一个关键的科学标准，即可复制性，往往得不到满足：已发表的实证研究不能被其他研究人员复制。所谓数据革命并没有带来新的、无可争议的数据驱动的经济知识，而是加深了对数据所能证明的东西的争议。

除了统计上的争议之外，利用数据极客的工作来展示经济如何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忽略了经济。一旦数据极客排除了经济理论，就不会留下明显的“经济”内容：他们的工作既不比统计分析多，也不比统计分析少。这种对经济学的排斥也有助于解释数据极客的兴趣所在。研究《堕胎法》对随后犯罪水平的影响——无论多么有趣和重要——似乎不是经济学的适当主题。私下里，许多经济学家都同意。但这里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的50年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积极地将自己重塑为社会科学家，声称他们拥有比单纯了解经济运行方式更广泛的专业知识，所以，当代经济学家恐怕也很难堂而皇之地去公开批评数据极客的工作根本不是经济学这件事情——尽管其中很多显然确实不是经济学。

外界对经济学的看法令人不安。我们了解到，由经济人构成的经济理论往往是经济学家对现实世界预测的基础。但是，怎么会有人相信经济人告诉我们的关于真实人类的行为呢？

如今，经济学家将行为经济学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被告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而已。行为经济学描述的“人”与真实的人类仍然没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的行为就像“理性经济人”一样机械，但他们也会犯错误。从本质上讲，行为经济学只是一个有缺陷的“经济人”。值得注意的是，行为经济学中容易出错的机器人，就像“理性经济人”一样，是可预测的——它们是“可预测的非理性”。但真正的人类不容易预测，因为他们能够做出真正的选择——这些选择也绝不仅仅是由他们的环境决定的。

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没有回应。首先，行为经济学家往往对他们政策建议的可疑道德假设和后果视而不见，正如我们分析“助推”时看到的那样。行为经济学的基本信息与推特的基本信息是一样的——“普通人是愚蠢的”。这很难成为在经济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更加尊重关系的、能让人看得到前景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人们比主流经济学认为的不是更愚蠢，而是要聪明得多。我们的计算能力可能远不如“经济人”，但我们其他才能还很多。计算机和“经济人”都需要依靠数据来运转。在数据稀少的环境中，它们就不得不保持沉默。正如第八章所讨论的那样，现实世界中的人类必须在一个饱含纯粹的且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环境中去做许多决定，因此依赖于概率信息的计算方法往往是行不通的。与数据依赖不同，我们是靠讲故事来运转的。无论是在医学界、金融界还是自然灾害规划界——那些工作涉及需要在完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高风险决策的人恐怕都同意——情景规划至关重要。不同可能的未来情景实际上是我们构建的不同情景，我们需要通过想象来尝试设想新的或不熟悉的未来，因此情景规划需要的是人类，而不是“经济人”。

***

显然，经济学与我们其他人之间更为平等的关系要求经济学对人类采取更为完整和现实的认识，认识到我们人类比传统的台式计算机拥有更多的能力。但那只是个开始。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关系。这里有一些指导原则，以帮助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看待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重新看待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第一，经济学家与经济密不可分。

一个更平等的关系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固守着执念，他们以社会之上的科学家自居，从上面俯视着我们，就像查尔斯·达尔文观察甲虫一样。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因为甲虫不会根据科学理论改变它们的行为。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经济理念和理论本身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同样，天气预报不会影响天气，而经济预报会影响经济。经济学家把自己的学科作为一门类似于物理或化学的科学来推广，这意味着他们想对经济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理解，而这是他们无法实现的目标。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很容易适得其反。例如，当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被提出时，人们更可能认真对待经济预测。当这些预测被证明不准确时，经济学的可信度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通过这种方式，提升经济学的“科学”形象会损害而不是提升其在更广泛公众中的地位。

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想法是在经济内部，而不是在经济外部运作的，这不是一个新的观点。经济思想史的经典导论仍然是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的《经济学统治世界》，这本销量达数百万册的畅销书在首次出版近70年后仍在印刷。海尔布罗纳的核心论点——在他对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过去其他伟大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资本主义的进化与经济思想的进化是分不开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资本主义是由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塑造的，同时又反过来为他们的思想提供信息。现在是时候抛弃“局外人”经济学家的幻想了，超越他们所研究的经济和社会。

第二，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事实”。

经济学家痴迷于把自己和被人看作科学家的另一个后果是，他们否认通过经济学编织的政治和伦理思想。许多经济学家喜欢引用凯恩斯写给一位亲密同事的信中原话。凯恩斯在信中断言，“经济学是一门思考模型的科学，与选择和当前世界相关的模型艺术结合在一起”。但他们遗漏的是凯恩斯是如何总结这封信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也就是说，它采用了反省和价值判断。”

正如我在书中论述的那样，伦理假设和价值判断以多种多样且往往微妙的方式全面地嵌入经济学中。冒着失去其中一些微妙之处的风险，我们可以将当代正统经济的伦理立场归结为两个核心思想。首先，市场交易是一种道德漂白剂，想让结果在道德上比白色更白，没有瑕疵。自愿性交易双方都必须过得更好，否则就不会发生争论点，被用来洗去所有对公正、公平、责任、剥削等的考虑。其次，如果需要对价值进行判断，市场交易——假设的或实际的——已经提供了答案——一件东西的价值正是人们愿意为之付出的那么多。

虽然许多经济学家承认政治和伦理判断在他们的学科中的很大一部分具有影响力，但他们也坚持某些核心原则的客观和“无价值”性质，如“需求定律”，即当某事物的价格上涨时，对它的需求就会下降。但与物理学定律不同的是，很少有客观的经济事实作为经济定律的基础。即使我们指定了一个独特的时间和地点，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没有单一的价格。表面上客观的测量过程分解为一系列主观判断，判断哪些商品与其他商品真正“相同”，以确定其（平均）价格。此外，许多原始的经济数据仅仅是通过勒令而变为存在的，通常是在经济学家的建议下，比如在宣布利率变化时。对于许多复杂的金融产品，如衍生产品，理论数据和观测数据之间通常的“科学关系”被颠倒了：如果观测到的市场价格和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不同，前者将与后者保持一致。

归根结底，大多数经济数据都是由经济学家以某种方式构建的，而不是像牛顿力学的变量那样是直接被观察出来的。我们再次看到，经济学并不是一套从外部观察和分析经济的中立思想和工具。相反，它就活生生地在经济中运行，塑造并影响着经济本身。

第三，经济与我们也密不可分。

我们应该拒绝那些想告诉我们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实践不会受到我们影响的人，无论他们是经济学家，还是其他人。经济不像一个自然系统，有人类无法控制的法律和力量。经济不是铁板一块。

诚然，有害的经济理念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思维，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转变是相对较新的。逃避微妙的、“想当然”的想法的影响有时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却存在于鲜活的记忆中。我们拥有的力量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要多。经济是数十亿人的选择和活动的总和。它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经济。不过，当然，我们仍然需要专家的建议。

***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应该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提出什么要求呢？

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提出新要求

第一，经济学家必须更好地沟通，注重解释他们所得结论背后的原因。

提到“经济学家与更广泛的公众交流”这件事，很可能会让人联想到犹豫不决的学者们正在努力用深奥的行话来解释复杂的理论，并为每一个声明提供几个限定范围使用的警告。然而，如今情况却恰恰相反。参加公开辩论的经济学家们明确、自信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用自己结论背后的论据简图予以支持。这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大问题是，经济学家无法解释他们论点中的关键部分。通常，会产生一个黑匣子——“经济理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或者“一个统计关系已经被证明了”，诸如此类。这种速记并非欺骗我们，而是通常反映了经济学家的信念，即相关理论或统计数据过于复杂，非经济学家无法理解。在少数情况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确实是这样的，在学术经济学中，技术奇才往往因其自身的价值而被珍视。因此，经济学家通常很少有动机或实践试图用简单的术语解释复杂的想法。有时他们只是对复杂的事情有一个扭曲的看法。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经济学家把行为经济学看作对教科书中经济人数学模型的一系列“偏离”。从这个角度来看，行为经济学只有在你已经知道数学模型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同时还要有一些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将偏差纳入模型当中。其结果是，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概念过于复杂，无法向公众解释。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经济学家必须更加努力。如果他们想让我们注意到他们的分析，我们就必须相信它——这就要求我们的分析能够被广泛理解。在经济论据的关键一步被告知“X已经被证明”让我们感到高人一等，并且倾向于完全忽略这一论据。

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学家的公开建议或结论有时过于简化，忽略了细微差别和注意事项。

以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为例。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承认，许多经济学家在公共场合过分简单地鼓吹自由贸易是有罪的。然而，罗德里克报告称，在私下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很清楚“选择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罗德里克认为，经济学家发表教条式公开声明的原因是他们“热衷于贬低这一行业的王冠珠宝……市场效率，看不见的手……以不加修饰的形式，保护他们免受利己的野蛮人，即保护主义者的攻击……那些让他们对自由市场的热情失控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遵守自己的纪律”。罗德里克说的对，经济理论不能证明自由市场的狂热是正当的：因此，它必须来自一些经济学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但这仍然是个大问题。如果经济学家的公开声明出于避免混淆我们的错误愿望，而违背了对自由市场的简单认可，那么他们私下里持有微妙的观点是没有用的。当这种简化策略带有偏见时，它的作用就更小了：经济主义者对自由市场的简单认可要比他们对自由市场的简单排斥更为普遍。

此外，这种策略通常适得其反。经济学家要想重新获得我们的信任，就必须对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完全开放。大多数人意识到，经济政策的选择很少是明确的，因为它们取决于我们对相互冲突的目标的相对优先性。（更重要的是取消关税壁垒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是遭受更大外国竞争的行业失业率的上升？）如果我们得到经济学家的简单教条，我们就停止倾听。

第二，经济学家应该公开地、明确地陈述他们的政治和道德判断——当我们有分歧时，允许我们在平等的条件下与他们争论。

在前几章中，我们看到，经济学家常常对他们的论点中隐含的政治和伦理假设保持沉默。一个反复出现的原因是经济主义者希望表现出科学性。一个更平淡无奇的解释是，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感到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受过数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看重精确性，但当谈到他们的核心道德判断（如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时，他们往往缺乏经验，可能变得模糊和不精确。

不幸的是，也有一个不那么天真的解释。一些经济学者试图掩盖他们的政治忠诚，或者可能资助他们研究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不仅仅是局外人的愤世嫉俗。主流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博客上和在其他坦率的时刻，承认金融经济学家未能在危机前几年批评金融部门放松监管的一个原因是不愿“咬紧牙关”。 82名经济学家在国会就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举行的听证会上做证，该法案加强了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其中1/3的人在宣誓下没有申报他们从那些将受到法规打击的公司获得的咨询收入。同样，有明显证据表明，一些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经济学家对利益冲突过于放松：金融经济学家在披露其为金融业提供的咨询工作时表现出羞涩；对搭车平台的实证研究，绝大多数是由优步赞助的经济学家进行的，或者使用优步选择和提供的数据，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涵盖这些活动的相关职业行为准则——美国经济协会（世界上最大的职业经济学家协会）的道德准则又如何呢？

直到最近才有一个。

医生、工程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统计学家早就有了正式的道德规范。然而，经济学家的活动可能对这些专业领域的专家们影响更大。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就波兰和其他苏联国家痛苦地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向它们提供咨询。萨克斯希望在政治反对派动员起来之前，尽快实现转型：“弄清楚社会能承受多少，然后比社会承受力快三倍地去落实转型。”这种“休克疗法”完全没有历史先例，并没有阻止主流经济学家达成一种强烈的共识，认为这是最好的策略。随后的研究——在被多家经济学杂志拒绝后发表在英国领先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揭示了1991—1994年男性死亡率上升了41%，这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令人震惊的私有化计划密切相关。

1994年，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会被要求考虑引入行为准则。一位委员会成员开玩笑说，当然，他们会有一个准则——它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预测利率”。所有人都笑了，没有进一步讨论此事。1998年，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了，而它的崩溃将有可能造成全球银行体系的崩溃。直到最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经济主义者将他们的垮台归咎于竞争对手的破坏，并拒绝承认是他们的钟形曲线思维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在金融危机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再次断言：“说这场金融危机让现代宏观经济学家大吃一惊是错误的。”戴维·迈尔斯（David Miles），一位曾在英格兰银行制定英国利率小组任职的宏观经济学家持相反观点，坚称这场危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意外，没有比中奖彩票上的数字更多的线索了：“任何基于未能预测危机的经济学批评，都不比这个想法更可信。”这个统计理论需要重写，因为数学家在预测中奖彩票号码方面的记录很差。所以它还在继续。最近在几个国家推行的紧缩政策明确基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的研究，这表明，一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超过90%，经济增长率就会大幅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2013年4月，一名研究生在电子表格中发现了一个重大错误。事实证明，缓慢的增长导致高负债，而不是像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暗示的那样反过来。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没有道歉，而是试图指责政治家夸大了他们的研究。但莱因哈特和罗格夫之前没有公开抱怨，当时政客们一直在夸大其词；相反，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大力推动债务削减。

第三，如果经济学家想要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他们就必须不那么傲慢，而是对自己的建议负责，并能够接受和偶尔承认自己的错误。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专业协会或相关机构就应该公开谴责他们。2018年4月，美国经济协会终于出台了一项职业准则。但它与其他行业的准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经济协会的准则还不到250个词，而且只有8个词涉及利益冲突。这是一小步。经济学家应该鼓励并欢迎与公众进行对话，不仅是关于利益冲突（在许多情况下，问题太过明显的时候，并不值得讨论），而且应该就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展开更广泛的对话。

作为一个起点，我们可以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句话开始：“如果经济学家能够设法让自己从牙科学方面学习到如何变得谦逊和称职，那就太好了！”

从牙科学中获得灵感的经济学会是什么样子？它完全专注于解决现实世界中真实人类的问题。因此，经济学家的研究议程应该由这些问题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学内部的理论发展决定。解决这些问题所用的方法和工具也将不受当前流行的经济学文化的限制：不需要用数学来表达所有的分析，让它们试图变得更“严谨”或“科学”。我们在战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中看到了这种文化的作用。它对宏观经济也产生了同样强大的影响。罗杰·法默（Roger Farmer）是一位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他说：“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延续着重新发现20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就已经知道的事实……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理论只是口头的，而2011年的宏观经济学则被教条化了。这在1928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数学工具还不存在。”我们可以丝毫不带任何夸张地重新翻译一下这句话：近些年来的宏观经济学“进步”，仅限于为一个世纪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理论构建了数学证明。行为经济学在某些领域也有同样的局限性：在框架效应（第七章有所提及）下，经济学家在实验中证明，人们针对替代方案描述方式的不同做出了不同的决定。谁关心呢？

学成像牙科学一样的经济学，对证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应该已经毫无兴趣了，因为这对它的客户、真正有问题的人来说毫无用处。相反，经济学家将使用任何最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工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最近认为，现代经济学正是这样做的：它由各种工具（模型）组成，优秀的经济学家擅于为手头的任务挑选合适的工具。但这是一个误导性的描述：是的，经济学家愿意在不同的背景下使用不同的工具，只要这些工具是主流经济学的工具。寻找真正“很管用”的方法，不会将“搜索范围”囿于当前的正统观念。它还将吸收来自主流之外、从马克思到哈耶克等思想流派的丰富多样的思想。想要做到这些，我们要依靠教育。

第四，教育经济学家。

这里不是详细讨论经济学课程改革的地方，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与许多学科相比，拥有经济学一级学位的人中有相当高比例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大学生应该学会“什么有用”。因为经济学不像物理或化学那样是一门实验科学，所以它不应该像一门实验科学那样被教授，教科书描述的是自然的经济规律。经济思想的历史是一个死胡同和错误的开端：经济学并没有朝着真理平稳地前进。因此，当前的正统观念并不能自动地将过去所有最好的想法融入企业。目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本科课程和教材都只关注正统。而实际上恰恰相反，课程应该向学生介绍所有不同学派的有用思想和理论的广度，可能是通过经济思想史——这表明不同学派是如何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解决特定问题的，而不是一种特定的所谓最适合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方法。如果我们走出正统，最终会惊喜地发现有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持健康怀疑的态度。凯恩斯的朋友、友好的批评者琼·罗宾逊的语调令人耳目一新：“研究经济学的目的不是要获得一套现成的经济问题答案，而是要学会如何避免被经济学家欺骗。”

经济学职业角色的另一个含义是，经济学家本科生阶段应该学习的是经济学。在大多数现有课程中，他们并没有。大多数课程集中在经济理论和学习数学和统计技能上，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及其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学习这些经济体的相关历史和政治了。

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培训中，这一漏洞的影响可以从2007—2010年的金融危机中看出来。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些金融经济学家，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监管机构工作，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实际操作知之甚少。留给金融历史学家、记者和其他评论员来解释这些机构和市场是如何运作的。［据称思想开放的主流经济学家仍不愿承认这一点。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应该放弃他“非经济学家十诫”之类的判断：“经济学家（包括所有经济学家）并不是都那样崇拜市场，但他们比你更了解市场。”］

总之，许多经济学批评家都喜欢援引凯恩斯关于经济学家应该向牙科学学习的评论，作为呼吁经济学家应该表现出更谦逊态度的一个支持论据。但是评论家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这些广泛大众在其中也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如果经济学在我们的文化中缩小到一个更为谦卑和适度的地位上去，那么我们就无须忍受经济学家们会时不时地释放给我们的这种压力了。归根结底，我们所有人，都是让经济回归正轨的可能力量。既然这样，那我们也就没什么理由再继续拖延下去了。

Avik，Roy，“ACA Architect:‘The Stupidity of the American Voter’ Led Us to Hide Obamacare’s True Costs from the Public”，Forbes，10 November 2014.

Coyle，D. （2002），Sex，Drugs and Economics （New York:Texere），226.

Caplan，B. （2007），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30.

Caplan，201.

Sapienza，Paola，and Zingales，Luigi （2013），“Economic Experts versus Average America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3（3），636–42.

Lazear，E. （2000），“Economic Imperialis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5（1），99–144.有关其他描述，参见Edward Nik-Khah and R.Van Horn （2012），“Inland Empire:Economics’Imperialism as an Imperative of Chicago Neoliber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19（3），259–82.

Fourcade，M.，Ollion，E.，and Algan，Y. （2015），“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9（1），table 2.

Van Noorden，R. （2015），“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y the Numbers”，Nature，525（7569）:306–30.

Sommer，Jeff，“Robert Shiller:A Skeptic and a Nobel Winner”，New York Times，19 October 2013.

Backhouse，R.，and Cherrier，B. （2017），“The Age of the Applied Economist”，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49（supplement），1–33.

Backhouse，R.，and Cherrier，B. （2017），“‘It’s Computers，Stupid!’The Spread of Computers and the Changing Roles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nomic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49（supplement），103–26.

http://web.mit.edu/krugman/www/howiwork.html.

在ASSA会议上，Chicago，January 2017. See https://www. aeaweb.org/webcasts /2017/curse.

Angrist，J. （1990），“Lifetime Earnings and the Vietnam Era Draft Lotter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0（3），313–36.

Donohue，John J.，and Levitt，Steven D. （2001），“The Impact of Legalized Abortion on Crim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6（2），379–420;Martin，Gregory J.，and Yurukoglu，Ali （2017），“Bias in Cable News:Persuasion and Polar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9），2565–99。后一项研究的关键在于，它声称要证明福克斯新闻等频道影响观众的投票行为，而不仅仅是这些频道吸引的观众已经更可能投票给共和党。

Heckman，J. （1996），“Commen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91（434），459–62.

Ioannidis，J. P. A. et al. （2017），“The Power of Bias in Economics Research”，Economic Journal 127:F236–F265.

Ariely，D. （2009），Predictably Irrational （New York:Harper Collins）.

例如Dani Rodrik （见下文）使用了这一引用，“The Fatal Flaw of Neoliberalism”，Guardian，14 November 2017. Keynes”s letter to Roy Harrod is in his Collected Writings，vol. XIV，295–7. 还可参见:http://economia.unipv.it/harrod/edition/editionstuff/rfh.346.htm.

Mackenzie，D.，Muniesa，F.，and Siu，L. （eds.）（2007），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有关这些问题的广泛且通俗的讨论，参见P. Roscoe （2014），I Spend Therefore I Am （London:Penguin）.

Rodrik，Dani，“The Fatal Flaw of Neoliberalism:It’s Bad Economics”，Guardian 14 November 2017.

例如，大多数经济学家自信地背诵着他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帕累托最优”定义：“当一个人福利的增加必须以其他人福利的减少作为前提条件时，就是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但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帕累托最优”侧重于给人们他们想要的（满意的偏好），这与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心理学家早就知道，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往往会犯错误，或者只是缺乏那些与最好地实现目标相关的信息。帕累托最优在教科书中的定义显然隐含着一些假设，假设这些真实的问题并不存在。

Wren-Lewis，Simon，mainly macro blog，9 October 2017:https:// mainlymacro.blogspot.co.uk/2017/10/economics-too-much-ideology-too-little.html.保罗·克鲁格曼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Flitter，Emily，Cook，Christina，and Da Costa，Pedro，“Special Report:For Some Professors，Disclosure is Academic”，Reuters，20 December 2010.参见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12/20/us-academics-conflictsidUSTRE6BJ3LF20101220.

Carrick-Hagenbarth，Jessica，and Epstein，Gerald A. （2012），“Dangerous Interconnectedness:Economists” Conflicts of Interest，Ideology and Financial Cri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36（1），43–63.

Häring，N.，“How UBER Money Dominates and Distorts Economic Research on Ride-hailing Platforms”，WEA Commentaries，7（6），December 2017. 参见https://www.worldeconomicsassociation.org/files/ 2018/01/Issue7-6.pdf.

引自G. DeMartino （2011），The Economist’s Oath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8.

Stuckler，D. et al. （2009），“Mass Privatisation and the Post-communist Mortality Crisis:A Cross-national Analysis”，Lancet，373（9661），399–407.

DeMartino，65.

接受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采访，26 August 2010. 参见https://www.minneapolisfed.org/publications/the-region/interview-with-thomas-sargent.

Miles，David，“Andy Haldane is Wrong:There is No Crisis in Economics”，Financial Times，11 January 2017.

例如，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英国议会发表的一次关键演讲中，多次提到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工作，认为削减开支是正确的。参见John Cassidy，“The Reinhart and Rogoff Controversy”，New Yorker，26 April 2013.

Moore，Heidi，“Rogoff and Reinhart Should Show Some Remorse and Reconsider Austerity”，Guardian，26 April 2013.

Keynes，J. M. （1963），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W. W. Norton & Co.），373.

David Colander采取了类似方法（尽管我不同意他在其他地方对课程改革的观点），参考D. Colander （2016），“Creating Humble Economists”，in G. DeMartino and D. McCloskey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ofessional Economic Eth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yle，D. （2012），“What’s the Use of Economics？”（London:London Publishing Partnership），121.

有关对行为经济学的敏锐批评，参见G. Morson and M. Schapiro （2017），Cents and Sensibilit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72–87.

从学生的角度进行精彩的讨论详见：J. Earle，C. Moran，and Z. Ward-Perkins（2017），The Econocracy （London:Penguin）.

Robinson，Joan （1955），Marx，Marshall and Keynes （Delhi:University of Delhi），75.

Rodrik，D. （2016），Economics Rules （New York:Norton），214–15.

扩展阅读

在《思维的发现》这本书的正文末，迈克尔·刘易斯为自己这一份介于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之间精彩合作的案例提供了一份关于资料来源的注释。但他同时特别提醒该书的读者，当这两位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试图利用心理学理论的套路去吸引读者，更没有试图去取悦读者，而是试图去拯救他们”。

换言之，经济学等领域的大多数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并不是在尝试与它们的读者展开对话。恰恰相反，这些论文的作者试图提供一个无懈可击的论据，从而能够使哪怕是那些对此观点十分敌对的读者产生赞同。因此，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也想为读者提供一些扩展阅读的建议，以便大家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参阅与本书论述范围相关的学术文献。当然，在挑选这些文献资料时，我并没有回避源自技术经济学或哲学分析的学术成果。

第一章 模糊的端倪

关于朝圣山学社的兴起与影响，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讨论，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Cockett, R.（1995）.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London, Fontana.

Mirowski, P. （2013）.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London,Verso.

更具学术性的参考资料则如下所示：

Mirowski, P. and D. Plehwe, eds. （2015）. The Road from Mont Pèlerin.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而如下相关资料则很好地介绍了经济思想的影响：

Hirschman, D. and E. Berman （2014）.“Do Economists Make Policies?On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Economics”. Socio-Economic Review, 12, 779–811.

第二章 不相信任何人

关于博弈论史的相关论述，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Nasar, S. （1998）. A Beautiful Mind. London, Faber.

Poundstone, W. （1992）. Prisoner’s Dilemma. New York, Anchor Books.

对博弈论的批判性讨论通常晦涩难懂。推荐如下两篇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论文：

Risse, M. （2000）. “What is Rational about Nash Equilibria?” Synthese,124（3）, 361–84.

Guala, F. （2006）. “Has Game Theory been Refuted?”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3, 239–63.

第三章 财富打败公正：古怪的科斯定理

权威、易懂的思想史，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Medema, S. （2009）. The Hesitant H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一位芝加哥内部人士对科斯的误解，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McCloskey, D. （1998）. “The So-called Coase Theorem”.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4（3）, 367–71.

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学运动的相关论述，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Teles, S. （2008）. The Rise of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第四章 重建信任

推荐如下两本好书。

关于冷战时期政治文化对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塑造，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Amadae, S. （2003）.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Chicago,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论公共选择理论对当代政治的影响，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Hay, C. （2007）. Why We Hate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第五章 要么搭便车，要么什么也不做

想要查阅较杰出的历史学术与哲学分析，可参阅如下资料：

Tuck, R. （2008）. Free Rid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第六章 无孔不入的经济学

关于市场适当范围的相关讨论，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Sandel, M. （2012）. 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London, Allen Lane.

Satz, D. （2010）. Why Some Things Should Not be for Sal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市场化思维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的相关探讨，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Roscoe, P. （2014）. I Spend Therefore I Am. London, Penguin.

第七章 人皆有价

关于冲破主流经济学界限的经济学家的相关阐述，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Bowles, S. （2016）. The Moral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而来自哲学家们更广泛、更深入的分析，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Grant, R. （2012）. Strings Attach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第八章 对数字的信仰

针对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颇具可读性和洞察力的思考，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Lanchester, J. （2010）. Whoops! London, Penguin.

关于钟形曲线思维缺陷的相关探讨，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Taleb, N. （2010）. The Black Swan. London, Penguin.

第九章 你所得即你应得

“拉弗曲线”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美国市场中出现的更为普遍的政治及文化转向，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Rodgers, D. （2011）. Age of Fractur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不平等”研究的优秀专著有很多，但很少像如下这本专著那样很好地结合了易读性、洞察力和百科全书的知识：

Atkinson, A. （2015）. Inequa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我们为什么接受不平等”的论述，相关资料如下：

Frank, R. （2016）. Success and Luc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第十章 棘手的关系：现代经济学与我们

对现代经济学中所存在的错误及其对策的论述，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De Martino, G. （2011）, The Economist’s Oa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arle, J., et al. （2017）. The Econocracy. London, Penguin.

Fourcade, M., et al. （2015）. “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1）, 89–114.

Rodrik, D. （2016）. Economics Rules. New York, Norton.

致谢

虽然担忧程度起起伏伏，但是算起来，我忧心于当代经济学观念对我们常识中所熟悉的道德范畴的影响，已经持续20多年了。在很长的时间中，学术界甚至超越学术界的更为广泛的许多研讨，都影响着我的思考。因此，我可能无法对所有影响过本书的学者一一致谢。我有幸教过许多才华横溢的学生，他们也时常为我这个老资历的辩论者带来十分新颖的见解。同时，这些学生的激情与热衷也激励着我不断思考。

我有一项特别的感谢，要给予我所在的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它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在剑桥，我总是能够得到海量的跨学科领域的非正式交流。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我在思考的过程中能够寻找到一个比经济学更为广阔的视角。

在此，我还要特别提及两本专著，它们分别是丹尼尔·罗杰斯所著的《断裂的时代》 （Age of Fracture）和理查德·塔克所著的《搭便车》（Free Riding）。这两本书激发了我撰写此书的灵感。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为本书在草稿阶段的某一个章节或多个章节提供过深入评论的朋友和同事，他们是：杰夫·布朗、张夏准、约翰·奥尼尔、德里克·罗宾逊、安东尼·丁尼翁和露西·杨。此外，我还得到了杰里米·卡迪克、劳伦斯·克莱恩和尼克·怀特在论述一些具体问题时的帮助。

能在企鹅出版社遇到这样一位出色的责任编辑——汤姆·潘，我感觉很幸运。他的专注与热情为本书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他对本书草稿的细致审读为本书提供了很大帮助。当我的论点有偏离方向的危险时，他会提醒我集中精力。当然，我还受益于营销编辑莎拉·戴的精心宣传以及企鹅团队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

在此，我还要对我的两位友人提出特别感谢，若没有他们的建议和指导，本书恐怕难以面市。张夏准在很多方面对我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其中有两个方面特别突出。首先，他坚持认为几乎所有经济理论都可以用简单且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之间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平等地讨论经济问题。其次，张夏准更喜欢具体视角而不是一般视角。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喜欢笼统地和抽象地论述问题，但我们所生活的经济和社会却是非常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正是时间、地点等细节决定着一切。

我的经纪人伊凡·马尔卡希也对本书撰写产生着颇具革命性的影响。伊凡让我相信，一些严肃话题的论述可以读起来很有趣，甚至可以让我写起来也很有趣。这让我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是由故事构成的。

最后，在我怀疑整个出版计划能否顺利开展的时候，如果不是希拉里的支持，本书必将无法落实。希拉里总是坚守在那里，提醒着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提醒着那些比我的工作重要得多的事情——我们的儿子朱利安。朱利安是那样生机勃勃，对我而言是一种源源不断的喜悦。我把这本专著献给我的妻子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