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Author: 臧嵘
Date: 2009-11-14 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中国历史; 社会史
Description: 《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内容简介：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形似后世的华表，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这大约是我国文字记载的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最早方式，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
Publisher: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录

封面

第一章 我国邮驿之始
一 古代世界的邮政

二 禅让时代的“喉舌之官”
三 神话中的商纣“声光”通信
四 商代的邮驿发展
五 完备的西周邮传
六 单骑通信和接力传书的开始
七 简书与符信的时代
八 战国时期的私人通信和私人传舍

第二章 秦汉大一统时代的邮驿
一 统一的秦朝邮驿

二 现存最早的两封家信
三 两汉邮驿的发展
四 驿置和邮亭的分流
五 官邮和私邮
六 发达的汉代烽火通信
七 汉简：汉代通信的实录
八 “鸿雁传书”的故事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邮驿
一 历史上第一个《邮驿令》

二 刘备、诸葛亮对四川邮驿的贡献
三 南方水驿的兴起
四 少数民族地区邮驿的发展
五 “信幡”·纸诏·“千里牛”·驼驿
六 私邮和私营逆旅
七 “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

第四章 盛况空前的隋唐邮驿
一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隋唐邮驿盛况

二 完善的隋唐邮驿制度
三 种类繁多的邮驿服务和通信方式
四 “进奏院”与《开元杂报》
五 历史上第一次驿夫起义
六 隋唐的“水电报”和空中通信
七 唐代馆驿诗话
八 邮驿路上的闹剧
九 发达的唐朝私人逆旅
十 “二娘子家书”
十一 唐朝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邮驿
一 宋朝驿道的发展

二 邮驿制的军事化
三 “宾至如归”的宋代馆驿
四 “急递铺”的产生和发展
五 “金牌”制度
六 古代完整的通信法规——《金玉新书》
七 “私书附递”的法律化
八 辽、夏、金的邮驿
九 元代的“站赤”制度
十 元朝“驿使”和“铺马札子”
十一 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邮驿
十二 元代“站户”的悲惨生活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邮驿
一 “龙场九驿”

二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
三 “会同馆”和“递运所”制度
四 张居正的驿传改革
五 “民信局”的兴起
六 清代“邮”、“驿”的合并
七 清朝边疆邮驿的开辟
八 旧式邮驿的衰败

封面

第一章 我国邮驿之始

一 古代世界的邮政

古往今来，许多国家都曾有过邮政的悠久历史。公元前6世纪时的波斯帝国，著名国王大流士以京城苏撒为中心，开辟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驿道通信网。驿道十分宽敞，沿途设有驿站，随时有信差备马以待，把国王的命令传达到帝国各省，各地的消息也通过这一通信网源源不断呈送到国王面前。从苏撒到小亚细亚西端的萨底斯，全程有3000公里。通过驿站信差们的日夜分段传递，只要7天信息就到达了。可见其效率之高!所以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用格言的形式，写下了当时波斯驿站的效能：“不管雨雪纷飞，不管炎热难当，不管黑夜的朦胧，信差们都要以最迅速的方式完成任务，把文件投递到所指定的地方。”人们常说“条条大路通向罗马”，是说古罗马的首都有着连接四方的宽阔大道。我国史书《后汉书·西域传》里，曾提到古罗马“列置邮亭”的情况。那里“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即驿）”。各国使者进入其境，都可直接乘驿达其王都。据统计，公元2世纪时，罗马境内驰道共有372条，总长度达8万公里。这些大道也是驿道，把各地的信息及时地传送到罗马城。

关于古代传递信息的情况，最为生动的莫过于马拉松的故事了。公元前490年，强大的波斯军队，在希腊雅典东北的马拉松附近登陆，对希腊进行侵略，雅典只有11000人的军队，抵挡着数倍敌人的进攻。希腊将士同仇敌忾，再加上统帅米太雅得的英明指挥，竟然使希腊军取得了辉煌胜利。因为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关系着雅典人民以至全希腊的生死存亡，所以当激烈交战时，雅典人都自动地汇集在雅典城的中央广场，翘首等待马拉松前线的信息。前线统帅米太雅得为了尽快让大家听到胜利喜讯，派出了快跑能手斐力庇第斯跑回雅典报信。这时斐力庇第斯已经受了伤，但他毅然接受了任务，当斐力庇第斯满身血迹、精疲力尽地出现在雅典人民面前时，他激动地高喊了一声：“欢乐吧，我们胜利了!”便倒地牺牲了（希罗多德《历史》）。这个古代英勇信使的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至今仍使人激动不已。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上，规定了一项马拉松长跑竞赛的项目，并把战场至雅典的距离42公里195米，定为马拉松竞赛的长度。

公元前500年，在古代波斯还有过“小马快递”的邮务。这种投递书信的方式，类似我国古代的“马递”，是用一种良种快马，选用最精干的邮差，以最快速度传递军事文书和信件。过了将近2000年，美国东部城市又一度风行这种邮政业务，小马快递的驿夫单人匹马，荷枪实弹，艰难地来往在驿路上。那时，从纽约发一封信到旧金山，需要20天以上才能到达。

上边说的古代一些国家的通信方式，既有用快马传递的，也有用急行人传递的。我国古代的邮政，却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

我国古代，把邮政叫做“邮驿”。何谓“邮”?何谓“驿”?据我国东汉时学者许慎写的《说文解字》解释说：“邮”，字形，“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学者们因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所谓“驿”，《说文》解释说：“驿，置骑也，从马，睪声”。“驿”在古代即指传递官方文书的马、车。

自周秦以来，邮驿又各有不同的称呼。周代称“传”或“驲”（rì），春秋战国称“遽（jù）”或称“邮”称“置”。秦时统一叫“邮”，汉代叫“驿”，魏晋时“邮”、“驿”并称，唐时又把“驿”叫做“馆”。宋时则出现了新的名称“急递铺”，元又有“站赤”之称，明代又把元时的站统称为“驿”，清时将“邮”、“驿”合二为一。现在习惯上把我国古代的邮政，简称为“邮驿”，或称为“驿站”和“邮传”。

二 禅让时代的“喉舌之官”

我国古代通信，由来久矣。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形似后世的华表，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这大约是我国文字记载的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最早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

尧时很注意道路的修整。为了交通的通畅，他在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修了一条通衢大道，称为“康衢”，后来改此地为“康庄”。现在我们常说的“康庄大道”，就源于此。道路的宽广，说明了那时信息的传递较为迅速方便。

到舜的时候，这种以“诽谤之木”采纳意见的方式，形成为政治制度。舜设有专司通信的官。司马迁的《史记》说，舜曾设置22名“纳言”的官，“明通四方耳目”。这些官员，“夙夜出入”，到各地听取民间意见，并把舜的意图传给大家。他们被称为“喉舌之官”，实际上是当时起上通下达作用的通信官吏。纳言制度，也就是上下交流意见的有组织的通信活动。

上古时候，究竟用什么样的通信方式呢?史书上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但是，民俗学的材料告诉我们，原始社会的居民，确实已经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很有趣的通信活动。云南的佤族，直到1949年前还进行着原始的木刻通讯联络：如甲乙两寨发生了纠纷，甲寨便命人给乙寨送去一件木条，在木条上方刻两个缺口，代表甲乙二寨，下方刻三个缺口，表明乙寨在三日内前去甲寨和解，前面再刻一斜角，表示事关紧要，不可延误。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考古学家们在青海乐都柳湾也同样发现过。那里原始遗址出土的记事骨刻，其所刻缺口与佤族十分相像。说明了距今数千年前母系氏族时代的我国原始居民，已经有了简单的通信活动。

到了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时，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那时候，交通工具已较前代发达。古书上说，“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是指用20个奴隶拉着大车子。若是没有宽阔的道路，20人拉的车是无法通行的。《左传》引用上古文献《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记载大禹治理水患后，把全国划为九个州，修整了九条宽广大道。以后，夏朝统治者规定了定期整治清除大道的制度。《夏小令》中称为“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说每年秋九月全国有一次扫除道路的任务，十月则修治桥梁。这说明夏王朝对交通管理十分重视。正因为道路的通畅，夏朝命令才下达迅速有效。《史记·夏本纪》说，夏王朝统治区东到大海，西至大漠，“声教讫于四海”。

这时，人们的通信活动也比以前复杂化了。流传下来的《夏书》说，有一种政府宣令的方式，是每年春三月，由称为“遒（qiú）人”的宣令官，手执木铎，在各交通要道，宣布政府的号令。这是我国早期下达国家公文的方式。国家组织人们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报组织系统；政府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较为严密的通讯联络网。所以，夏朝设立了“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吏。牧正是专管畜牧的，庖正是管理膳食的，车正就是统管民间通信系统的官吏，负责天下“车旅”。传说，夏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ú）”（《史记·夏本纪》）。有了这么多种交通工具，这时的通信就比以前方便了。

传说尧为了鼓励人民提意见，曾设置了木鼓。谁有建议或不满，可以击鼓示意。这种方式与至今尚在非洲大陆流行的“鼓邮”颇为相似，鼓手能在两面或多面鼓上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和节奏，表达不同的语言，起着邮传通信的作用。可以推断，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

三 神话中的商纣“声光”通信

古代神话中有一段关于商纣王使用烽火的记载，把我国早期的“声光”通信，提到大约3000年以前。据王子年写的《拾遗记》记载，昏暴的纣王想要吞并邻国诸侯，命令宠臣飞廉到附近邻国去搞颠覆活动，并在当地点燃烽燧向纣王报告。纣王登台看到了烽火起处，立刻兴兵前往，灭掉那个国家，俘虏其民，抢掠其妇女，供己淫乐。这一行动引起了天神的愤怒，天神派神鸟下凡，口中衔火如星之照耀，以惑乱飞廉的烽火之光，致使纣王找不到目标，茫然无措。商纣只好停止了攻伐邻国的活动。这段神话告诉我们，可能在商朝末年，我国已经知道用光来通信的技术，比后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还要早400多年。

据甲骨文记载，商纣王时候，已经普遍利用了音传通信的手段。史学家郭沫若和陈梦家曾在自己的甲骨文专著中，几次引到“”这个词。郭沫若说此词“读若戚”，“其字形像于鼓”，好像旁边有人跪而戍守（《卜辞通纂考释》第431、512、513片）。陈梦家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古代的击鼓之人。通过响亮的鼓声，“边地诸侯报告敌国之入侵”（《殷墟卜辞综述》239页）。这是一种古代的边报。此字的频繁出现，说明商代末年已出现了有组织的音传通信活动，最广泛的使用是在当时的边境地区。

四 商代的邮驿发展

从夏朝到商朝，信息传递发展得很快。甲骨文里常有信息往来的记载。比如，商代名王武丁的王妃妇好是著名女将，常带兵出征，武丁不放心，往往用卜辞问：“妇好有信?”或“妇好无信?”这个“信”，既是信息的意思，同时也就是问有无信使到来。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推断，商朝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朝大大扩展。《诗经·商颂》曾称赞规模宏大的商朝都城：“商城翼翼，四方之极”，意为整齐壮观的王都，是四方的表率。据考古学家发掘，商都城内城外，大道纵横交错，有宽广大道11条，四通八达，其中有整齐石板铺的专供车马行驶的“马道”，可以直登城墙之上。根据甲骨文提供的材料，商王都通往各地的道路，有几条主要干线：一条通往徐淮地区，一条通往湖南、江西，另两条一达西边的渭水流域，一达西北陕北甘肃一带。这几条称为“王道”的通路，既宽广，又平坦，道路笔直，十分便利于车马行进。

商朝对道路管理有严格的制度。甲骨文里记载说，为了旅途方便和防止不测，在通衢大道沿线，商朝政府设立了许多据点和止宿之处，这就形成了商朝最初的驿站制度。起先这些据点称为“堞（dié）”，大约是用木栅墙筑成的防守工事。照韩非子计算法，当时50里设置一处。后来这些堞发展成为“次”。“次”是止舍安顿的意思，即逐渐成为可以暂住的旅舍之类。当时有霍次、齐次、淮次等名目，就是在霍、齐、淮地止宿的临时客舍。再后，又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羁”，古人注羁为“过行寄止者”。这是商王朝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学者们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驿站一类的特别设置”。商朝时候，羁还未冠以特别的地名，是按道路前进的次序依次排列命名的，甲骨文中曾出现一羁至五羁的记载，也即第一站到第五站。据估计当时“三十里一宿”，第五羁当距王朝约150里之遥。这些羁，不仅供止宿，而且供应饮食。

商朝已有专门传递信息的信使，在甲骨文中写作“（zhī）”或“”。商王出行时，往往身边都要跟随几个，供他随时向臣下发布命令。甲骨文里常有“王其田，往”，“盂田，其散”等，意思是商王去田猎，有跟随左右。商时地方有许多附属于商的方国与部落，他们也往往派向商王汇报情况，互通消息。甲骨文所谈“大使其”，是说大这个地方派来商；“亚旋其陟（zhì），入”，是指亚旋地方的入商汇报。商朝时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段递送信息的常设的驿传之制，消息命令一般都由一个专人传送到底。所以信使行途都是很辛苦的，有时还会遇上盗寇蛇虫的凶险。有一片商王武丁时的甲骨片记载说，有一个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行了600里的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了。有的驿使，行程更长，有一片商王祖庚时的甲骨卜辞载，有一位，从一天的黄昏时分启程，在途中行了48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估计共走了1200里左右。从这个例子看，距今约30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驿传已有相当的水平了，在当时的世界居于先进地位。

有了夏、商的通信设置基础，到西周时候，我国的通信邮传制度，才得以大大发展起来。

五 完备的西周邮传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各种制度开始完善的时期，邮驿制度在此时形成一个比较规整的系统。西周时，政府特别重视修整道路，《诗经·小雅·大东》上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形容，即是说，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据《周礼》载，道途专管庐舍候馆的官员，称为“野庐氏”。他负责筹办京城500里内所有馆舍的车马粮草、交通物资；要保证道路畅通，宾客安全；要安排白天轮流值班和夜间巡逻之人；还要及时组织检修车辆平整道路等。

周王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又称为“王道”。数百年后墨子评论这条大道说：“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意思是周道坦荡宽阔，平直易行。按照周制的规定，京都的王道，应宽九轨。一轨为1.8米，九轨约合16.3米。这样宽的路面，行走自然要方便迅速多了。除王道而外，周朝尚修了几条通往大诸侯国的通道。例如从洛邑通往鲁国，称为“鲁道”，也相当宽阔，《诗经》颂它：“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意为：汶河不停地流淌，鲁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在这条平坦大道上，东方的齐鲁国人自由翱翔!道路的平直加上车辆的进步，自然提高了行路的效率。据说西周周穆王驾着八匹高头骏马拉的轻车，日行千里。这当然有些文学夸张，但从正式史书《左传》的记载看，一天行车260里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西周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文书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为“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另一种车传称为“驲”。又一种称为“邮”的，在周代主要指边境上传书的机构。还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有点类似古希腊马拉松的斐力庇第斯。大体上，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一般为车传。

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馆”或“市”。《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大道沿途，10里设庐，庐有饮食；30里有宿处，称之为委；50里设市，市有候馆，接待来往信使宾客。有一些讲究的馆、市，是为来往的各地高级信使准备的。这些馆、市，设备考究，有楼厅、有浴室，可以在这里充分地休息，解除旅途的劳累。

西周政府里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邮驿通信职官系统。在天官冢宰的统一领导下，有秋官司寇负责日常的通信，夏官司马负责紧急文书，地官司徒负责沿途馆驿供应和交通凭证以及道路管理。负责日常通信事务的司寇下还有一系列专门人员，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其中行夫是管理来往信件、信使的具体执行官。

从史料看，西周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尚书》曾记载了周初的一件史事：武王去世时，成王即位，由周公辅政。周公命召公去经营洛阳新都。新都建成前后，周、召二公之间有许多通信往来，都靠传递两地公文的信使去完成。当时史书上把这种信使称为“使”或“伻（bēnɡ）”。还有一个故事，说周公被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姜尚到齐后不讲政策，滥杀了当地两个不服管治的贤士。周公闻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姜尚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及时迅速地赶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当然，这仅限于西周的中心地区。边陲地方通讯联系不会这样方便。比如史书记载，西周初年，今两广和越南地区的越裳氏来朝，因为山川险阻，道路遥远，他们担心到达不了镐京，同时派出了三队使臣，分头前来，最后都到了周朝，这使周公十分感动，后来，周公派人送他们回去，路上走了一年多才返回。可见那时南方大部分地区道路还是相当难行的，通信困难重重。

西周时军事上的烽火通信，已经成为正式的制度。最初，人们在道口田陌之间，树一大木，上缀毛裘等物，可使信使和行路人在很远地方就知道站馆所在，古文里称之为“邮”。这一设施，既是通信网络，又是一种防卫象征。后来逐渐形成为防护堡垒，再发展就成烽火台。台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室，室上有柱，出高丈余”，台柱上有烽有鼓。烽火台正名曰烽燧台。燧是一堆堆柴禾和狼粪，用火点着发出狼烟，无风笔直上升，老远就能望见。到晚上，在台上再架起桔槔，上置大铁笼子，烽火台内装柴草。遇有紧急情况，烧着后形成高耸入云的大火把。从京师到边境，每条大道都建起一座一座烽火台，专门派人守望。边境告急，消息会很快传到京师；京师遇难，消息又会从都城传到边关。这是我国古代一种十分有效的烽火通信系统，从西周一直到汉朝，都在沿袭使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历史上著名的实例。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个国王，昏暴异常，办事尤其荒唐。他纳了一个名叫褒姒（sì）的美女为妃。褒姒终日不笑，幽王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办法取悦于她：他命令兵士们在镐京东郊的骊山点燃烽火，擂起大鼓，谎称京城告急。骗得周围各路诸侯都急急忙忙前来援救，有的诸侯将官连衣冠都没有来得及穿戴整齐，便火急赶到。结果虚惊一场，扫兴而归。而褒姒和幽王却在瞭望台上哈哈大笑。诸侯们知道上了当，以后幽王再点燃烽火，谁也不来了。西周也就这样亡于西戎了。这个故事，主要是给人以鉴戒，不可失信于民。但同时也证明了西周末年烽火击鼓这种声光军事通信，已经成为国家固定的通信制度。

六 单骑通信和接力传书的开始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日益强大，他们各自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大力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信设施也进一步完善。西周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都争相建设国道、通信设施和邮驿馆舍。鲁国在庄公、襄公时候，几次修筑“王姬之馆”和“诸侯之馆”，以接待来自周王室和各国的诸侯信使（《左传·庄公元年·襄公三十一年》）。齐国是春秋时代首先强盛称霸的诸侯国，邮驿制度较他国完善，早在管子相桓公时，就使驿传井井有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遽指邮驿，委是储备物资的所在，“有司职之”意为有专人负责。假若有使者从远方来，齐国遽的负责人就立刻派人帮客人卸下行李，配备饲马的人员和准备饮食（《管子·大匡》）。楚是南方新兴大国，“以驲传命”也成为定制，设驲的地方，配置了大批驲车和驲马。楚都附近的大道，常常驲车相望于路，颇有声势。北方的燕国，虽发展较中原为晚，春秋时道路和邮驿也迅速跟上，境内大道沿途庐室林立，馆舍整洁，大路两旁还种着树木，打有水井。信使传递消息十分方便，“夜可以寝，昼可以憩，有井以备饮食，有舍以为藩蔽”。

由于驿道的发达，以致当时竟将驿传制度的完善与否，作为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著名政治家子产，高度评价晋文公邮驿的成就：“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痹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库厩缮修，平易道途。馆室诸侯宾至，甸至庭灯，仆人巡官，车马有所宾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文公不修宫室台榭，却花大钱整治各国信使的宾馆马厩，道路整齐平坦，客人到来沿途灯火通明，仆役随时服务，把贵客的车马都安排得很周到。单襄公奉王命到楚国访问，路过陈国，见该国道路不修，馆舍荒芜，十分感叹，断定陈国定有亡国之险（《国语·周语》）。正因为春秋时期各国交通、馆舍和通信事业的发达，才有可能使得当时许多会盟得以成功举行。据统计，自春秋初年的公元前722年到春秋末年的前481年，各诸侯国共举行会盟达187次，有些会盟有数十国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会盟集会，若没有完善的交通与邮驿、馆舍设施，是很难想象的。这时期邮驿制度的重要发展标志，是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单骑快马通信的最早记载是郑国子产的“乘遽”。《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秋天，郑国公孙黑叛乱，正在都城远郊办事的相国子产闻讯，立即赶回。因为怕乘普通的车赶不上平乱，他临时乘了单骑的“遽”归来，这个“遽”，便是那时邮驿中新出现的速度最快的单骑通信。接力传递的最初记载，也出自《左传》，那是在鲁昭公元年（前541），秦景公的弟弟去晋，在秦晋间开通了一条邮驿大道，每隔10里路设置一舍，每辆邮传车只需跑10里便可交给下一舍的车辆。这样一段一段地接力，共历百舍即达千里，正好由秦国的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今山西绛县）。这样的接力运输和传送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单程车传要快得多。

不过，春秋时期，上述两种先进的邮传方法，还仅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到春秋晚期，才逐渐普及。当时大部分场合，还是传统的通信手段——“传车”和“驲”。传车即前面已经说过的车传通信。“驲”是一种高级急行车，一般用于高级人物需办的急事。比如，齐国大臣晏子出奔，使齐国国君十分震惊，立即乘上了“驲”去追赶，终于在边境上把这位贤臣请回。

“祁奚乘驲”，是另一个春秋时代邮驿发达的实例。祁奚是晋国的老臣，公正无私，“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为众人所敬重。大臣叔向受到政争的牵连，被晋政府囚禁起来。叔向希望祁奚能出来说话。祁奚闻知此事，立即“乘驲”赶来晋见当政的范宣子，向范宣子证明叔向是既能谋而又少有过错、多惠于人的贤臣，要保证“社稷之固”，就应当10次赦免他。范宣子终于听从了祁奚老臣的意见，赦了叔向的罪。而《左传》上“祁奚乘驲而见宣子”的名句，也就成为春秋史上的佳闻。这一记载，也被后人视为中国邮驿史极为珍贵的资料。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驲”有时还用来迷惑敌人。有一个著名的“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的事例：南方的小国庸乘楚国闹饥荒纠集一些小国攻楚，楚处在困难的境地。楚国国君乃采取麻痹庸国的战略，故意先打几个败仗，同时秘密从各路调军。楚君乘坐了平时用作传信的“驲”亲临前线，约定各路将领在临品（今湖北均县东南）会师，攻伐庸国。“驲”车迷惑了庸国，庸国对战争毫无防备，楚国轻而易举地拿下庸国。从庸人对驲习以为常的现象可以说明当时这种通信工具已经在南方用得很普遍了。

春秋时传车通信的效率很高。当时除楚之外，处在南北交通要冲的郑国，通信设施也相当完备。著名的弦高犒师的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弦高是郑国的一个商人。有一天，他正在路上经商，突然发现了秦国偷袭郑国的秘密部队。弦高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急中生智想出一条妙计，谎称自己是郑国派来犒劳秦军的使者，给秦军送上四张熟牛皮和十二条牛，把秦军稳住；同时利用边界上设置的传车火急向郑国送去紧急情报，让国君赶紧准备对策。结果，秦军误以为郑国早有准备，不敢贸然行动。郑国国君从边防邮驿获得情报，派来使臣到秦国驻军处交涉，严正指出秦军的不正当的偷袭行为。这次秘密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26年，说明在公元前7世纪时，我国中原地区的通信设施，效率已相当高，能够迅速、及时、准确把边防消息传递给国家的政治中心。

春秋时期，早期的声光通信活动仍在发展，越来越被军事家们所广泛采用。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自己的兵法中把金鼓与旌旗喻为“一人之耳目”，而他的后辈孙膑更明确指出，在发现敌情时，“夜则举鼓，昼则举旗”，这实际上就是利用声光通信的原理进行通信。

这种声光通信，在战国时大思想家兼科学家墨子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记载。《墨子》记载，战国时一些堡垒，常常树上大旗竿做目测标志，又以大鼓声作为耳听信号，根据不同战况，举起二旗至六旗，鼓声则从三声至八声。敌人越攻至近处，旗鼓越多。到夜间，则用“五烽五鼓”，即燃起五处烽燧，敲大鼓五次（《墨子·杂守》）。

春秋时，声光通信也曾闹过一次很有趣的笑话：据《韩非子》记载，楚厉王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在宫中擂起了大鼓，弄得都城惶惶不安，以为有什么重要军事行动或有重大敌情，纷纷拿起武器集结在王宫门前。结果弄得楚厉王很尴尬，只好出来向大家道歉，说明这只是一场虚惊。这个故事从侧面告诉人们，那时楚国在利用声光通信方面，效率是很高的。

“邮”字正式而大量的出现，是春秋时期的事。这时的“邮”不是现在所理解的一般民间“邮政”的邮，而是仅仅作为边防上专门传达书信的机构而见于记载。孔子有一句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即是说，德行的广泛传播，比邮传还要快。当时已经把“邮”字作为比喻而用在讲话和文章里，这说明这个词那时已在社会上相当流行了。

七 简书与符信的时代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通信事业也有了巨大进步。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那时，以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四通八达，都有驿道相通。因为当时诸侯国频繁角逐，各自有一批说客谋士，他们往来在各国间游说谋划，也促使邮驿空前繁忙起来。

战国时期，邮驿通信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

那时候，纸张尚未发明，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通信。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西周开始出现。《诗经》上便有：“王事多难，王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为：国事多艰，周王得不到安宁。我岂不想早日归乡?害怕的是政府又发来军事文书。这里“简书”就是竹木简书信。战国时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报、官方通信、说客上书，全用简牍。简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卷成一卷，装外加封。这样的公文书信，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比以前甲骨轻便多了。

铜节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节，是身份证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节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传舍供给。在湖南长沙出土过一枚战国时的铜节，为马形，又称“铜马节”。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考证，这是作为“骑传侯”的身份证明。“侯”，是掌管骑传的官名，“骑”是单骑通信的称呼，“传”指“驲”这种华贵的传车。骑传侯是专理车传和马传的专职官吏。有了这一份证明，在邮驿大道上就可以畅行无阻。符与节略有不同，大半是军事凭信，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一般说符分左右两半，一半为国王所持，另一半发给带兵将领，调兵时把两符相合，以为验证。

战国时期，驿途上也用过一种称为“封传”的证件。据《史记》载，孟尝君从秦国被释放回齐国时，秦昭王后悔了，想派人把他追回来。但孟尝君已经乘快车逃跑了。他更换了“封传”，变换姓名，夜半混出了函谷关。秦昭王命快速邮车迅速追赶，也没有追回。唐朝学者考证，这种封传，就是后来的驿券，一种在驿道上行驶的证明。上述故事，就是孟尝君利用门下食客鸡鸣狗盗之徒伪装鸡叫赚开关门的典故。秦国通过关卡的通行符证制度很严，据说，此制为商鞅所定，而后来，商鞅自己因被陷害要逃离秦国时，在一客店里却因无证件而被扣留，终于被秦军所获。

鄂君启节战国时期，别的诸侯国也用符信。1957年在安徽寿县曾发现“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节为青铜制，有两组，每组原为五枚，合之成竹筒状。上面有错金铭文，写着持节者所拥有车船、通行路线等事项。持此节者，在沿途各驿站，可以免费食宿。

战国时期，符节的名称和种类很多。就用途说，有路节、门前符节等。从形状讲，则有鹰节、雁节、龙节、虎节、马节、熊节等。

关于符，战国时期有一个“窃符救赵”的有名故事。说的是战国末年，秦国重兵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平原君写信向魏国信陵君求救，信陵君几次请求他的胞兄魏安釐（xī）王出兵，都未得到允许。信陵君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的合作，盗出虎符，夺得兵权，率领八万精兵救了邯郸之围。这一虎符便是当时调兵的凭证。这是战国时期调兵遣将的信物，必须由通信使者持虎符的一半去和军管将领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

持有符节的使者，在通信过程中拥有特权。如果遇到交通阻塞的情况，他可以优先通过；宣布戒严时期他也可以不受限制破例放行；他还可以迅速地见到君王。但是他们的通信时间，由有关部门给他们规定了期限，必须在什么时候到达何地，都有一定规定。这叫做“皆以道里日时课”，保证了通信的按时到达。

战国时期的通信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单骑通信越来越多，“遽”这个字也即有了骑马通信的含义。除国家重大事务交由专使、特使去办理而外，当时一般通信的权力逐渐下移，交给职务较低的下层官吏负责，这些人名称叫“信臣”、“候吏”、“传言”等。众多名称的出现，说明通信业务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八 战国时期的私人通信和私人传舍

先秦时代，除官方通信外，我国尚没有正式的私人通信机构，一般百姓只能通过来往熟人捎带书信。《诗经》中曾有几首关于戍边兵士希望有人捎信的诗篇。有一首叫做《采薇》，有几句唱道：“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意思是：心中忧闷如烈火中烧，又饥又渴驻地没有一定，哪能找一个便人，给家中捎个平安书信?另外还有一首题为《匪风》的，则有这样两句：“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意思是：谁将要回转西方?我要请他给家捎个平安问候。

战国时候，一般百姓和普通官吏也没有直接通信的可能，只有当时握有大权的少数贵族才可以握有私邮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通信联络组织。那时候，有一批新兴地主兴起，他们常常拥有大批的人员，组成私人通信情报网。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都有自己的情报通讯机构。《史记》上有一段情节是这样记载的：一次，魏国官方通信机构接到边境的烽火情报，说是赵国兵陈边界，要向魏国进攻。魏王十分恐慌，找信陵君商量对策。信陵君却稳若泰山，告诉魏王说这仅是赵王出外狩猎，不是举兵攻魏。不久，前方来报证实了信陵君的话是正确的。魏王很奇怪信陵君为何能未卜先知，信陵君才解释说这是他家里的食客向他报告的。这一例子说明信陵君拥有着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情报机构，能迅速、准确、及时地向他通报情况。

随着卿大夫势力的扩大，战国时代出现了若干由大贵族私人兴建的驿馆传舍。这些驿馆，既可以作为他们私人的驿传设施，也可用来聚养大批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宾客”。“战国四公子”门下都招揽许多谋士。据《史记》记载，在四公子的客馆里，宾客多达数千人。齐国的孟尝君所设驿舍，有等级各异的不同规格，最上等称为“代舍”，中等的称为“幸舍”，下等的称为“传舍”。著名的弹铗客冯（huān）原不被重用，置于一般的传舍，冯觉得慢待了他，弹剑唱曰：“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故孟尝君先后把他迁至幸舍和代舍。冯为报知遇之恩，为孟尝君作出了焚烧债券的惊人之举，大大收买了人心。赵国的平原君在本国传舍也拥有很大势力。《史记·平原君列传》说，秦国军队围困赵都邯郸时，平原君很着急，邯郸“传舍子”李同来到平原君处请战，后来李同战死沙场，他做传舍长的父亲被封为李侯。传舍长就是管理邮驿的长官。

从史料看，除贵官们凭威势兴办驿舍外，春秋战国时还出现一般商贾开的旅舍。《国语·晋语》说，晋国太傅阳处父去卫国访问，中途曾住在一个叫宁嬴氏开的“逆旅”中。这位逆旅主人本想追随阳处父去干一番事业，后见此人好说大话，言不由衷，便改变主意离开了。后来阳处父果然落到了被杀的下场。除上述记载外，战国时期的史料还记载了许多名人曾居住在邮驿、馆舍、逆旅的事。如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赵国名相蔺相如，都在传舍、逆旅中住过。这说明由于邮驿的发达，路边接待信使、行客的小客店也逐渐普遍化了。

第二章 秦汉大一统时代的邮驿

一 统一的秦朝邮驿

秦王朝是我国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时代的开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道路等制度，对我国后代有深远影响。

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

虽然秦王朝仅仅存在15年，但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交通和通信网络。驰道是秦朝道路网的主干。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朝驰道十分壮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一步为5尺，50步合今25丈（约80米），10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一路绿影婆娑，十分美观。这样的大道遍布全国。另有一条专为抵御北方匈奴的“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开始，途经黄河，直抵今包头市的秦九原郡。这是由名将蒙恬指挥修筑的，全长1800余里。此外，在南方还修了到两广和西南的“新道”。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

这些大道，路平道宽，沿路驿站、离宫、馆舍和军事设施遍布。考古工作者近年曾在陕西旬邑县子午岭发现一处秦朝直道建筑遗址，是一座约40亩左右的大平台。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当时既作防卫又作信息传递站的驿站。有的专家则戏称为“一号兵站”。

秦朝修筑的大道至今也还有遗迹可寻。考古学家在直道遗址进行了勘测，测出当年直道最宽处为50米，转弯处更宽到60米。路基全是夯打结实的坚硬层面。据历史记载，当年秦始皇曾出动大小华贵车辆80余辆，官员兵丁1000余人，在此大道上浩浩荡荡前进，足见路面的宽阔平坦。

秦朝的邮驿统一了称呼。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邮驿通信的称呼都不一样，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称呼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另用“步传”，即派人步行送递。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沿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

邮路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进食和住宿处所。这些休憩处或称为“邮”，或称为“亭”。有的研究家认为，这些称呼，是按不同的邮递方式来决定的，比如说，步递停留之处称为“亭”，马递站称为“驿”。其实，在秦朝时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格。如为秦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白起，最后被迫自杀的地点，有的书上称为“杜邮”，但有些书又称为“杜邮亭”。这就说明邮、亭实际可以并用。在始皇陵西侧，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一片瓦，上有瓦文“平阳驿”，说明“驿”在秦时也是邮路上居停点的习惯用法。秦朝还有“传舍”的称呼。如秦末汉初刘邦和说客郦食其见面，便是在一处叫“高阳传舍”的地方（《史记·郦生列传》）。楚汉战争中，高祖刘邦去夺割据势力张耳、韩信的大权，也曾住在修武的一处“传舍”里（《史记·淮阴侯列传》）。关于“亭”，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秦朝的亭是一种负责地方治安的组织。有学者却认为亭负担的更多任务是依次递送公文和邮件。秦制30里一传，10里一亭，亭设有住宿的馆舍。按秦法，亭应及时负责信使的传马给养、行人口粮、酱莱和韭、葱等，甚至供应粮食的升斗、酱和莱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里，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这些记载，给后人留下了2000多年前我国邮驿状况的生动情景。

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及时、迅速而准确地到达，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秦朝的《行书律》规定，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行文书，另一类为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律文中说：“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意为：诏书和注明为急文书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书，也要当日事当日毕，不许耽搁。有耽误的以法律处置。

秦朝继续使用前朝的符节制度。1973年在陕西西安郊区发现了一枚秦朝的铜制“杜虎符”，杜虎符符上明白写着：“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杜为当时的一个县）。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意思是此符君王与杜地将领各执一半，如用兵50人以上，必需合符才可行动。这说明秦代的中央集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此符上还刻有另外10个字：“燔燧之事，虽毋令符，行也。”这是指当时仍旧使用着烽火情报制度，不用符也可点燃。秦朝时把烽火通信用于长城，在沿长城内外，都设有烽火台，顺着烽火台的走向，可以迅速传递事先约定好的信息，把边防情报及时传到京城咸阳。

秦朝时邮传事务的传递者，身份更为低下，已经不再由士以上的官吏担任，而转用民间役夫。

秦时特别重要的文书，规定由特殊的人员传送，而且所经之处，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些特殊人员自然要十分可靠，还需体格强壮，行止轻捷，从他们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名称各为：轻车，赾（jǐn）张，引强，中卒。这些人平日有特殊训练（《云梦秦简·秦律杂抄》）。

为了保证途中不泄密，秦王朝作出若干法律规定。比如：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文字书写，简册用大篆小篆，符传用刻符，印玺用缪篆，幡书用鸟书，公府文书用隶书，等等。这些规定，有效地防止了文书的伪造。另外，还规定，简书一般都在绳结处使用封泥，盖上玺印，以防途中私拆。此外，秦朝《行书律》又规定了文书的收发制度：“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即记录始发与收到文书的月日晨暮。上述这些规定，都说明邮驿通信制度规范化了。

秦朝的通信干线贯通东西南北。北边：由关中直达九原塞外，至今内蒙古河套附近；东边：由函谷关向东，经河南直到今天山东的临淄；南边：由武关经南阳直抵江陵。

秦朝有效的通信系统，起着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源源不断接到各地方的情况通报。由于政府规定了地方向上汇报请示必以书面形式，秦始皇每天要阅批的奏章就重达120斤的（竹木简片）。秦政府还通过这些通信系统，及时了解边防和民间的动态，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

二 现存最早的两封家信

这里我们要穿插讲到两件稀见的古代通信文物。这就是于湖北云梦睡虎地所发现的距今2200多年前秦代士卒所遗留下的两封木牍家书。

这两封家书是1975年冬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梦所发现的大批秦简中的一部分。家书的内容是秦始皇统一战争时期两个秦国军人黑夫和惊，向家中的同胞兄弟中所写的两封家信。两封家书的开头都向兄弟中问好，并请他代向母亲请安，然后说到他们在前线的情况。信的中心内容是向家中要钱和衣服。信中提到了当时的战况，谈到黑夫即将参加淮阳的攻战，“伤未可知”。信的反面还有几句附语，皆是向家中各亲友问好之意。

两封木牍家书，是在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中发现的。至今保存完好，正反面的墨书文字，字迹尚清晰可辨。从这两封家书，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许多社会经济情况：

第一，了解到秦朝被征发的军人，所有衣物皆家中自备，服役有一定期限。他们在军中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所以黑夫和惊都十分想家。

第二，当时秦国战事十分频繁，所以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黑夫家的三个兄弟，竟征发了两个上战场，这势必使得其家中的劳力不足。但从家信叙述中可以看到，当时秦军一般士卒家中经济还过得去，所以黑夫才有可能向家中要五六百钱及“（fǔ）布”和“（dān）裙襦”。

第三，我们从这两封家书可以推断当时通信制度的一些情况。家书是从河南淮阳发出的，如今在湖北云梦出土，说明了书已到达家中。专家们考证，黑夫和惊决没有可能把信交由官邮递送。因为战国末期和秦时，官邮只传递官府文件，不许私带书信。当时除“战国四公子”等大贵族之外的一般人，谁也没有可能有自己的私邮。这两个身份不高的一般士卒，就根本不可能利用私邮了。专家们认为，这两封家书很可能是由军队中服役期满的老乡回家时带到家中的。这种不正规的私书捎带通信方式，秦朝以后在我国一直继续了若干年，一直到1000多年后的宋朝，政府才有了“私书附递”的规定，明朝以后方出现民邮组织。可见古时的民间通信是何等艰难!

另外，从这两封家信，我们还可以看到秦汉时候书信的写作体例和格式，和今天我国民间通行的有较大区别。首先，写信的时间，不写在信尾而写于信头。如黑夫和惊合写的第一封木简书信，正面一开头文学便是：“二月辛巳”，是个日期，而现在日期都是写在信的最末的。其次，书信时间以后立即跟上的不是收信人的称呼，而是写信人向收信人的问安：“黑夫、惊敢拜问中（黑夫、惊的兄弟）、母毋恙也！”不像今天我们习惯的书信格式把问安放在信末。此外，通过这封信还可以了解当时书信的常用词汇，如“毋恙也”、“敢拜问”、“敢问”等等，有些词至今尚在中国人的信中习用。这对今天研究古人的书信文体，不啻是弥足珍贵的材料。

三 两汉邮驿的发展

通常都说，汉承秦制。汉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时奠定了基础。在邮驿制度方面也是一样，但汉时又比秦朝有更大的发展。

刘邦建汉之初，就懂得邮传对王朝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建国伊始，便抓紧对战争时遭破坏的邮驿设施的恢复。后来，西汉王朝的巩固，颇得力于邮传的便利。比如，刘邦在平定汉初异姓王英布的叛乱时，就有效地利用了英布手下将领贲赫“乘传”到长安及时递送情报。后来，大将樊哙有反情，刘邦也是即刻派陈平“乘驰传”，带着周勃去接收了樊哙的兵权。汉景帝时，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大将周亚夫奉命讨伐叛王，为了迅速到达前线，他也乘了“六乘传”，及时赶到。

西汉时，邮传还被利用来向全国宣告一些叛国分子的罪行。吴楚七国之乱的头子吴王刘濞被处死后，汉政府命令将他的头“驰传”当地示众。有时邮传的道路同时也就是押送犯人充军的道路。淮南王刘安被判充军后，发配四川，他的囚车便是顺着邮车的大道次第前进的。

汉时邮传的功效还体现在国防上。边防上一些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送的。汉武帝时大将李陵北征，兵达受降城，他马上通过邮传给武帝上书报告。后来桑弘羊要在西域轮台屯田，也准备通过邮驿来密切汉政府和西域的关系。东汉时我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起来，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汉政府在西北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当时西方的罗马也正处于繁荣时期，那里也是邮驿畅通，沿途“列置邮亭”，所以当时中间诸国的商人和使者，可以从东汉边境通过邮驿一直驰骋到罗马首都。

两汉政府十分重视邮传的施行。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关联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和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得名便由于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

汉时，地方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他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长吏，是个实权官吏。《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张飞鞭打督邮的故事。那个督邮到刘备任职的那个县大发威风，惹起张飞的不满。说明那时督邮的确是很威风的。

四 驿置和邮亭的分流

汉代邮传制度的最大进步是驿和邮的分流。

这时，西周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车传已经逐渐被淘汰了，骑传成为长途通信的主要方式。

汉朝初年，邮传制度的一个常见名称曰“置”。东汉人应劭写的《风俗通》说：“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置之也。”意思是说把原来称为“邮”的邮传设施，改称为“置”。什么叫置呢?就是根据测量出来的远近来设置办公机构。置，实际上是邮传信使的中途休息站。“驿”的名称也是在两汉时普遍出现的，其具体时间大约在汉武帝稍后。由于传车过于笨重，同时也因为武帝以后汉政府财政困难，设备繁杂豪华的传车也就顺应时势，逐渐让位给轻便的单骑传递了。而这种以马骑为主的信递方式，便以“驿”正式命名。至于原来“传”的名称，两汉时虽仍然在使用，但已大部分用于表示一种国家招待所的性质，仍称为“传舍”，变成专门迎送过往官员、提供饮食车马的场所。驿加上传，往往合称为“驿传”或“驿置”。这两个字在两汉的史书中是常见的。

1958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镇，出土了一件刻有“武阳传舍比二”的铁炉。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是反映汉代传舍生活的炊事用具。这件铁炉厚重坚实，通风性能良好，提携方便，十分适用于旅途炊煮。武阳是汉朝犍为郡的首府，故地在今四川省成都以南。“比二”是说同样的铁炉有两个，是一炉铸造出的。估计贵州出土的这件文物原为四川古武阳所造或从属于武阳的驿站传舍所用。这说明两汉时川贵间有驿道相通。

除以马传为主的“驿置”外，汉朝时候专门用“邮”来称呼那些短途的步行传书方式。管理这种短途步行投递书信的机构，称为“邮亭”。亭，也作为步传信使的转运和休息站。汉朝时候，亭的称呼更普遍，邮亭的通信业务是大量的。这种步传通常是接力运递。《汉旧仪》所谓的“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就是指此。大体上是说，邮间距离是五里，亭间距离为十里。邮亭的信差，在两邮中间的两里半处接力。有学者考证，至今在河北一些地方尚有“二里半”的地名，即系古时邮亭制的遗风。

但汉时的亭，并不全是负责邮传的任务的。兼管邮务的亭，一般在交通要道沿线。而大部分秦汉的亭则是地方基层行政单位。这种普通的亭，管得很多，负责征丁收税及治安捕盗之事。汉高祖刘邦曾出任过泗上亭长，就属于这普通的亭。交通沿线的亭，则加上运寄政府公文、军事书信的任务。在这些特殊的邮亭中，有专门负责传书的“邮人”。

汉代驿亭驿置，是指长途传递信件文书的设施。汉朝的紧急和重要公文都由它来传运。驿置的长处在于传递迅速，通常以轻车快马为主。驿与驿之间的距离一般为30里，又称为一置。驿置预先备好车马，随时供兼程来往的驿使使用。东汉初年，刘秀在河北与地方割据势力王郎角逐时，即曾利用过这种驿置交通工具。当时，王郎企图收买大将耿纯，但耿纯心向刘秀，连夜逃出县城，并调用驿舍的车马数十乘，齐奔刘秀。刘秀凭着这些快马，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汉宫中常年要求南海向长安进贡荔枝，也是通过快马速递，而把新鲜水果及时送到都城的。史书记载说，送一趟鲜荔枝，路途十分辛苦，需要超人的毅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谢承的《后汉书》说：“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做这种邮差，是很有风险的。

五 官邮和私邮

汉朝的邮传与前期一样，也主要是官邮。邮亭和驿置最经常传递的是国家的官文书。这些官文书中最大量的则是皇帝下达的军政命令。皇帝诏令一般由丞相府下达郡县，然后再层层传送到每一个边防烽燧。除此而外还有中央一级大臣发给州郡的文书，也由邮驿传送。东汉末年，东郡太守桥瑁就曾诈称“三公”，“传驿州郡”发文讨伐董卓。再有，便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日常行政事务的联系，其中如年终人口钱粮的统计、盗贼狱讼等向中央的定期汇报，亦都通过邮驿的途径。

汉朝没有合法的私邮制度。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通过官邮系统来进行。有时通过向上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迫使官邮为自己服务。例如，在出土的汉朝简牍里，考古学家也整理出不少当时的私人往来书信。在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两封书信特别耐人寻味。这可能是当地的两名下级官吏各自写给妻子的书信。一封是名叫赏的写给妻子子卿的，现存原信文字约50字，内容是感谢在家的贤妻恪尽孝道，代他敬事父母，并嘱她冬寒要注意身体，多穿衣服，按时酒饭。另一封是名为宣的边城某候所官，写给家中名叫幼孙的妻子的信，内容是要妻子转向妻兄和岳父请安，并告诉妻子寒暑时节“强衣足食”，注意身体。还谈到妻兄幼都曾乘便来到边境探望宣，可惜幼都行时仓促，未曾见到幼孙，故写此信告知此事。信中还提及宣前曾通过邮亭另写信给妻弟幼孝一事（《居延汉简甲编》）。从上两封信可以了解两汉时民间通讯仍是极为困难。赏和宣由于身为边境小吏，才有可能乘便捎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私人书信的书写格式基本仍同于秦朝，开头各为：“赏伏地再拜请子卿足下”、“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夫妻间如此客套，这自然很好笑，但明显这是当时书信的必需规格。从两封汉简中，丈夫称妻子为“少妇”，称岳父为“丈人”，可看出秦汉时彼此称呼与今约略相同。从前举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夫称妻为“新负（妇）”、称妻长辈为“丈人”、“姑姊”等，可看出秦汉称呼也相仿。这些可贵的资料，对今人研究人际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至于那时的普通百姓，通信就更为困难。他们即使要用书信向政府反映情况，也不可能通过官邮进行，只有当事人通过“公车上书”，专程到京。汉武帝时名臣朱买臣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武帝的。

在留下的汉朝古诗里，有不少反映当时私人书信往来困难的情况。《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可见书信的珍贵，也足见通信之难。在出土的汉简中，也常有牍书谈及通讯困难的情况。敦煌汉简中有一件政致幼卿君明的书信，说到五年多来由于政的“官薄身贱”，书信不通。可见，即使是边防小吏，也会由于身份低下，不能利用方便的通邮条件。

由于通信的限制，有时书信往来的疏密，竟能成为判定朋党的依据。《后汉书》讲了一个案例，说到名士杜安，“少有志节”，称为“奇童”。有一贵戚想拉拢他，给他写些书信，杜安素节自守，不愿和贵戚往来，把这些书信原封不动地藏在壁中。后来这个贵戚犯了事，官府清查党羽，杜安将原信全交了官，洗刷了和这个贵戚的干系。他这种清廉自律的行为，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汉朝只有一种人据有私邮设置，那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诸侯王”。西汉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设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网。淮南王刘安手下便有不少宾客，为他收集各地情报，自组一套通信系统。汉武帝时具有特殊权势的酷吏王温舒，也自组一班人马作他的私驿，据说他曾拥有“私马五十匹为驿”。从河内（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西南）到长安几达700余里，王温舒的私驿马跑两天接力便可往还。不过上述情况在整个两汉时期不是经常的，一旦割据局面结束，皇权加强，这些临时性的私驿也就销声匿迹了。

两汉的官邮，制度很严格。邮亭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他们要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别。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从西边的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用快马到长安，间隔共1450里，7天就可跑一个来回。据史载，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测示地震的候风地动仪。当有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龙头的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时，洛阳城许多人还不相信会发生地震。过了几天，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证实了那里发生了地震。这一事例，足以证明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善，传达信息迅速而且准确有效。

汉朝通信关禁制度很严，沿驿路出入关口，都要符信。在汉朝又叫“过所”，是驿者和行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许可证。在秦朝时本为木制，《古今注》说：“长五寸，书符信于上”，用板封上，再盖以御史的印章。这样的符信，在居延汉代遗址有不少发现。汉朝还有另一种以缯（zēnɡ）帛制成的符传，用两条书帛，过所驿者和检查者各持其一，对合后方可过关。《汉书》记载，名士终军，从济南入京当博士，步行入关，关吏验看他的身份证明，他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扔下（xū）制符信拂袖而去。从这一故事，说明汉时无论对邮驿使者，或对普通行人，关禁是很严的。居延肩水关出土了一件“汉张掖都尉棨（qǐ）信”，用一种红色缯帛制成，上有墨笔篆书。专家考证，这就是当时作为身份证明的一种符信，悬于竿上作为出入关证件。

六 发达的汉代烽火通信

汉朝的军事通信，通常是烽火通信和邮驿通信并举。

两汉有着发达的烽火通信设施。考古学家们近年来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一带，发现了汉代北部的烽燧、亭障和长城遗址多处，这些设施分布长达两万多里，形成一道坚固的北境城防。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在汉代沿长城全线西至罗布泊沙漠，直达克鲁库特格山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上所谓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万里相望，于是中国的西北，筑成了一条坚强的防线”。我们至今在往日的丝绸之路沿途，尚可看到当日的这些军事设施的遗址：一座座烽火台巍然高耸，附近还常有当年边防人们所住的小城遗址，构成一幅幅壮丽的图画。

所谓“烽”、“燧”，都是点燃易燃物发出亮光的通信标志。汉朝时候，一般说是“五里设一燧，十里有一燉，三十里一堡垒，一百里一城寨。”烽燧是系列军事设施的最基层的单位。这些烽燧，常常设在靠近水源、地势较高便于瞭望的地方。

怎样利用烽火来通报敌情呢?汉朝对此有严格的规定。一般说，烽是指在五丈多高的土台上置一烽竿，类似汲水的桔槔。烽竿上缠上纺织品，平日放下，遇有敌情立即举起，称为“表”，一般为白色，便于醒目。夜晚看不见，便点燃成火炬，称为“烽”。一般在烽火台旁总是随时准备些燃放烟火的积薪。

在现存的汉简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烽火的信号。假如发现有敌人一人或数人犯塞，则焚一捆薪，举起两个烽火。如果发现的是10人以上的敌军进犯，除举火外，还须将烽高高扬起。假如是500或1000名敌人来犯，则除焚薪外，需举三烽。这些预先约定的信号，可以使军内迅速而准确地知道敌情，以作必要的准备。

除上述规定外，尚有一些其他规定。如规定，敌人入塞，举放烽火时，所有边亭负责尉吏都必须到位，并及时将敌人入攻人数和到达部位，报告上级都尉府。若遇大风大雨，施放烟火不成，则必须及时派出快马“亟传檄台，人走马驰”，报告上级。若敌情万分危急，或敌已攻下烽火亭障，该亭不能按时举火，则应由相邻亭台点火，依次通报下面的烽火台。一些汉简中还反映，边境有警，边塞县的屯田官吏，还有责任组织百姓转移，驱赶牲畜，脱离险境。

据历史记载，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以烽火作为进军号令，一昼夜就可使河西的信号传至辽东，远达数千里。当时人用诗来形容当时信息传递之迅速说：“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甘泉在今陕北，离汉都长安大约300公里，烽火通信迅速可达，可见当时军事通信的效率极高。

中国有句俗话说：“军令如山倒”。两汉时，边境烽火警报对屯驻官兵来说，无疑是至上的命令。《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说：当时“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fán），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汉文帝时名臣贾谊形容当时边疆的将士，在敌情严重时，日夜不眠，将吏都穿着甲胄，随时听命待发（《汉书·贾谊传》）。西汉名将赵充国对这些烽火制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烽火幸通”是“以逸待劳”的好办法（《汉书·赵充国传》）。有一件居延出土的汉简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因烽火信号及时，汉朝军队避免损失的情况：“在早晨五点钟……临木燧的士兵，举起了信号旗，并燃起了一个信号火堆。敌人后来向西北方向撤退，没有造成损失”（《简牍研究译丛》，英国学者鲁惟一译）。

烽火的军事通信，在当时内地也在广泛运用。笔记小说中曾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曾派将军刘尚攻打武溪夷，夷首领田氏兄弟三人各守一城，共约以烽火为号。有一天，老三钓得白鳖，竟然举烽请二位兄长赴宴，共品美味。当刘尚大兵来讨时，老三再举烽火，两位兄长以为仍是鸡毛细事，再不着急来救。老三孤军作战，终至败死。这个例子说明其他朝代也有“烽火戏诸侯”那样的人，也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汉时广泛运用烽火作为军事通信的同时，一般的邮驿军事通信也还是很重要的，常常相辅相成。军事机构之间的通信使者，一般由戍卒担任。他们有时作为烽火通信的补充：当天阴雨湿烽火一时不能燃起时，军方便立即派出飞骑或快跑步递向兄弟堡垒传递情报。汉时留下的一份烽火台规则《塞上烽火品约》提到：匈奴人入塞，天大风或雨，烽火不燃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疾。说的就是上述意思。

七 汉简：汉代通信的实录

汉代的邮驿通信和烽火通信情况，我们在历年发现的汉简里，可以得到很详细的记录。

汉简是汉朝当时人留下的刻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信件和文书。从汉简里我们可以较为细致地了解汉代的边防通信情况。所幸的是这些汉简近年来考古发现很多，仅居延一带就发掘出3万多枚，它们成为研究汉代邮驿的珍贵资料。

在甘肃敦煌、居延出土的几份《塞上烽火品约》，是目前知道的最为详尽的汉代烽火通信的重要资料。所谓“品约”，就是规则。这样的规则通常由郡一级的地方机关制订。从这些品约规定可以看出，当时按敌情不同，把情报分为五品，即五个等级。敌人在10人以下者称为一品，情况不十分紧急；敌人10人以上500人以下者称为二品，情况稍急；敌人有千人以上且入塞者称为三品，情况更为紧急；敌人千人以上而且攻打亭障者称为四品、五品，情况至为紧急。敌情的不同级别，有不同的举报烽火的信号。汉简中还记录了当时边防烽火的施放部位，告诉人们施放烽火的地方有高台，有望楼，有坞墙，有小城，还记录有各种放烽火的器具材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使人们对汉代烽火通信制度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大量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邮驿通信的程序。简中所说的“以邮行”、“马行”、“驰行”，说明了当时邮驿制度根据轻重缓急的不同情况，规定信件的投递方式。“以邮行”就是步递，“驰行”是快马急传的文件。这些规定都在邮件的封面上明白写清。这好像相当于现今平信、快信的分等。另外，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公文信件标明的发出方向，有的简上写着“入西书”，有的标明“南书”、“北书”，就像如今的邮政编码，使投递时不至混乱。

从汉简上还可看出汉代人封发公文的格式。一般在公文中都写上寄件人发信日期、地址以及姓名，同时写上收件人的官名、地址和姓名。这些格式都和现代相仿。可以看出，汉代的邮递制度已经有了严格的程式。

在汉简中还可看出，汉时对公文信件的收发规定是很严格的，若投递转送中有失误，要负法律责任。有一份汉简中有这样的记载：“日限奉书，不及以失期，毋状，当坐罪留。”是说限制书到的日期，假如按期不到，则应受到法律的处罚。

从上述汉简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汉朝时的各种通信，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它保证了公文发放的及时。当然，也维护了国家政策的有效施行。

八 “鸿雁传书”的故事

两汉时，关于通信，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鸿雁传书”的典故。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使臣苏武被匈奴拘留，关押在北海苦寒地带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谎称苏武已死。这时有人暗地告诉汉使事情的真相，并给他出主意让他对匈奴说：汉皇在上林苑射下一只大雁，这只雁足上系着苏武的帛书，证明他确实未死，困在大泽中。这样，匈奴单于再也无法诡称苏武已死，只得把他放归汉朝。从此，“鸿雁传书”的故事便流传开来，成为千古佳话。而鸿雁，也就成了邮使的美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青鸟传书”的神话。据说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写信，而传书的使者是一只青鸟。它把信一直送到汉宫承华殿前。从此，青鸟也成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称。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也发生在汉朝。说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蔡邕一对鲤鱼，命儿辈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他多加餐饭，同时还表达了长久思念之苦。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其实，这故事的源流还更久远。我国古代神话中说，早在商朝末年，当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候，他就曾捕获一条鲤鱼，这鱼肚里有一封信，预告他以后被封在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里。

上述的一些神话和故事，当然不都是事实，但这些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通信的困难。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专门的通信设备，所以他们只好幻想出让天上和水里的动物来给他们传递家书，以抒发自己的思乡和思亲之情。

汉代还有两封名垂千古的书信。这两封信感人至深，至今尚可作为激励人们上进的精神食粮。一封是《李陵答苏武书》，是汉武帝时被迫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给不屈的苏武的一封回信。当苏武被扣留在匈奴时，汉朝大将李陵在一次战争中失利而被匈奴俘虏。李陵在匈奴与苏武不断有书信往还，苏武曾安慰和勉励过李陵。苏武被释放回汉时，李陵写给他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便是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信中说道：“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意思是：从前承蒙不弃，几次通信相答，有不少宽慰勉励的话，实在情同骨肉。这些对像我李陵这个不成材的人来说，岂能不感慨万分！信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这封信被收在《古文观止》中，成为历代学子们的范文。还有一封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他的朋友任安也因犯罪而即将判处死刑。司马迁闻听此讯后，给任安写了一封书信，表达自己不屈的斗志和著述《史记》的决心。书信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有名的格言。

这两封信成为千古范文，说明汉朝时候书信这种文字体裁已经相当成熟，也同时说明了当时文人之间书信往来的频繁，书信已经被当作一种感情抒发的工具。

有一点值得提起的，就是由于两汉时纸的发明，到东汉中后期，我国民间纸已逐渐成为信件的书写普及材料。史料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比如，《艺文类聚》留下了一篇东汉著名文人马融给窦伯向的书信，信中提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无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如张奂《与阴氏书》，亦有“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之语。另，《北堂书钞》引延笃给张奂书，也说到“惠书四纸，读之反覆，喜不可言”。这几段史料，既说明了当时由于交通阻隔书信的不便，因而书信便更为可贵，同时也指明了纸已作为书信材料逐渐普及。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邮驿

一 历史上第一个《邮驿令》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原地区非常混乱，普通百姓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自然更谈不上正常的通信邮驿活动了。史书上记载此时的情况说：“道路壅塞，命不得通。”所谓“命”，就是指皇帝和政府的文书命令，因为战乱，这些文书命令也不能通畅下达了。

《三国志·陈泰传》说，当时由于战乱，“一方有事”，即“虚声扰动天下”。因此，邮递十分困难，地方也很少给中央政府上书，“驿书”传递最多不超过600里。直到政治家曹操统一了北方，这情况才逐渐有了改变。

曹操和他的继承人加强了对邮驿的管理。曹丕建魏后，把长安、洛阳、许昌、邺、谯五个北方大城市建成五个军事重镇，称为“五都”。围绕这五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联络通信网。那时，曹魏的通信，绝大多数是军事文书，主要是靠快马投递，步邮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秩序还不是十分稳定，步行邮递很不安妥。即使少量的步行邮递，也不用接力传送，而是找一些善于快跑的人，专程邮递。这些人，被称为“健步”，后来称为“急脚子”或“快行子”。他们往往跑完全程，中途不换人。曹魏有些专门的信使级别很高，他们常常可以与公卿同坐。女诗人蔡文姬有一次为丈夫董祀向曹操求情时，即曾碰到过驿使与公卿共坐的场面。《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当时的情景说：“董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此时信使的身份较高，其原因可能与社会不安定有关，信使必须由较为亲近的人充当，才为可靠。而这些显贵的亲信，一般身份是大大高于过去充当信差的吏卒的。

曹魏时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邮驿令》的制定与实施。这是在魏文帝（220～226年在位）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邮驿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可惜的是，这部邮驿法原文已经失传，只是有些内容可以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一些后人的辑文中看到。比如《太平御览》有几处引用了这部法令中有关曹操行军用声光通信的内容：“魏武（即曹操）军令：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闻雷鼓音举白幡绛旗，大小船皆进，不进者斩”（《太平御览》卷三四〇、三四一）。鼓音是声，白幡绛旗是色和光，这是古代声光通信的继续。书里还提到了紧急文“插羽”，即插上羽毛，颇类似后来的鸡毛信。

从上述材料看来，三国时曹魏的通信设施是比较发达的。

魏晋时期，继承两汉的邮驿管理制度，主管邮驿的机构归法曹。两晋时，法曹的官吏还利用邮驿宣布新法律。《晋书·刑法志》记载，西晋时主管法曹的官吏张华，曾表抄新律死罪条目，张贴在各地邮亭以示百姓。

三国时期，中外交通有较大发展，南方的吴和北方的魏，都和西方的罗马有交通往来。那时我国史书将罗马称为“大秦”。据说，孙权统治东吴时，大秦人秦论来到孙吴首都，受到热情接待。曹魏也与大秦有陆路交往。《魏略》记载，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旌旗黎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史书上既如此记载，可以推测，那时曹魏和大秦也定有邮驿往来。

西晋统一南北后，利用了曹魏原来邮驿的基础，并有较大发展。我们从晋时文人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可以看出那时邮驿发展的规模。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平日往来书信十分频繁，今存《全晋文》中陆云写给兄长陆机的信件即达35封。他们在书信中互相切磋学问，相道寒暖，互为勉励。陆云与他的好友杨彦明、戴季甫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从他给戴、杨的信中所云“疾病处远，人信稀少”，“去书不悉，得书以为慰，时去荏苒，岁行复半”等语来看，通信人之间住处距离是遥远的，可见那时邮驿达到了很远的地方。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战乱，邮驿受到了影响。但从一些史籍记载看，那时军事驿传还在坚持进行。与祖逖齐名的晋朝将领刘琨，北伐时曾给晋太子和丞相各写一封书信，向政府汇报北上战斗的困难。这两封信现留存在《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中。此二信得留存下来，说明当时刘琨的书信已顺利到达了晋都，中途经由刘琨的北伐战场山西上党和河北正定，长达千里之遥。

二 刘备、诸葛亮对四川邮驿的贡献

与曹魏在北方建立政权同时，刘备在四川建立了蜀汉政权。当时四川的交通比较落后，山路居多。刘备和丞相诸葛亮在开辟四川邮驿事业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备建汉后，为了对付北方的曹魏，在汉中地区建立了北伐的军事基地。为打通军输要道，在四川与汉中之间开通了四条主要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金牛道。蜀国还在汉中设置了重要军事关隘白水关。白水关周围的山上布满了烽火楼。从白水关到国都成都400里间设置了一系列的亭障馆舍，以保障邮驿的正常运行。在与东吴交界的荆州地区，大将关羽也在沿江设立了军用通信的“斥堠”，烽火台从后方一直通达襄樊前线。

蜀国与北方的魏和东边的吴之间，皆有通信往来。史书记载：名士许靖在蜀国任太傅后，和他过去在北方的好友魏国大臣华歆、王朗等都不断有书信往来，“申陈旧好”。《三国志》引《魏略》有一封王朗写给许靖的信，称“前夏有书而未达，今重有书，而并致前问”。魏国其他大臣和蜀国一些大臣也常互有通信。魏国官至尚书仆射的陈群，就曾有书信给诸葛亮，打听蜀国尚书刘巴的消息。蜀国与吴国的友好书信往来更多。史书上说：“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盟初好。”诸葛亮与兄诸葛瑾、大将陆逊都有密切的书信通好。

诸葛亮治蜀时，对边疆地区的邮驿也颇有建树，位于今四川西昌地区的越巂（xī），当张嶷（yí）出任太守时，说服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修复了千里旧道，把荒废多年的古亭古驿都恢复起来，使蜀国与这一地区的邮驿复通。

蜀国邮驿的特点是几乎没有车传，邮递大部用驿马传送，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称为“驿人”。这大概是因为蜀国地处西南，大部为僻远山区，道路不整的缘故。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关于他的军事才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生动故事，在军事通信方面，他也有不少建树和发明。比如，今传《武侯兵法》中，就记录了诸葛亮许多利用声光军事通信的实例。他的“治军七禁”中，有所谓“受命不传，传命不审，以惑军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称之“慢军”；所谓“金鼓不具，兵刃不利”，称之“欺军”；所谓“闻鼓不行，鸣金不止，案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称之“背军”等等七项，皆属严禁之例。这都是行军中声光通信的运用。又说：“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隐蔽之处……”“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这是声光通信与邮驿通信的有机结合。

诸葛亮留下的《兵要》中，还记载了他治军临战所用声光通信的五色旗法。这在行军途中特别适用：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以相闻”。意为先行军手持五色旗，以旗色标志后面大军的前进道路情况。若有沟坑则举黄旗，通畅的大道举白旗，遇有水涧举黑旗，有树林挡道举青旗，遭遇野火便举红旗。后面大军若已看清旗色，便以旗鼓相闻。上面的例子，都说明诸葛亮在军事指挥中十分重视这方面通信的效应。

三 南方水驿的兴起

三国时东吴邮驿的最大特点是水驿的出现。吴国的统治中心在江南水乡，境内多有水道，所以当地的邮驿水陆兼行。当时周瑜在柴桑驻扎，孙权要找他共商军国大事，就通过水驿去召见他。那时吴蜀间的往来比较密切，交通也要靠船。北方曹魏方面若有使者来吴，有时也靠水驿乘船。人们都熟悉《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故事，蒋干就是驾一叶小舟来到周瑜大营的。

南方的水驿，到两晋时候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晋时江州一带水陆两驿相兼。陆上的驿路十分齐整，两旁栽种杨柳，号为“官柳”，从九江到南京全部为江行水驿。那时水路速度很快，一天一夜约可行船300里。

到南朝时，江南水驿尤为发达。不少书信公文的运输和官员出使，全由水路。水驿甚至发展到用于和西域各国的通信联系。据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考证，当时有一条从南朝首都金陵出发的“河南路”，即先从水路西溯巴蜀，然后再逆江而行，穿过今青海到达西域各国。

南朝还通过水驿或海上运输，加强了和邻国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南朝刘宋政权，日本与之海上通使八次。南齐时，中原和高丽国也是“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南齐书》卷五八《高丽传》）。当时很可能是高丽国使先从山东东莱登岸，再兼行邮船和驿传南行到南朝。

水驿也逐渐在北方发展起来。史书记载在北魏时，有水路运输，一昼夜可兼行数百里。北朝在渡口处设有“津吏”，专门管理水驿的通行。

水驿到隋唐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四 少数民族地区邮驿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自东晋十六国到北朝止，北方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他们或偏居边陲一方，或几至统一整个北方。这些民族政权对北方的邮驿事业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

十六国前期由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就很重视邮驿。他征召贤士，都利用驿书。历史记载，当时北方有个汉人名士叫陈元达，少有志操，为刘渊所看中，在刘称汉王前曾几次请他协助，他都不答应。刘渊当上了汉王，朋友们对陈元达说：这回你该害怕了吧!你曾经那样慢待过刘渊。陈元达却笑着回答说：“吾对刘渊深为了解，他也看透了我的心理。恐怕过不了两三日，必有驿书前来召我。”果然，很快便有刘渊的书信通过邮驿来到，陈元达遂成为刘渊立国的重要参谋人物（《资治通鉴》卷八五）。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西晋末东晋初，北方战事尚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把邮驿作为巩固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利用起来。到后赵羯（jié）人石勒统治时候，北方邮驿进一步发展。东晋人曾描绘当时后赵境内邮驿的有效实施情况说：“贼（后赵）之邮驿，一日千里”（《晋书》卷七七《蔡谟传》）。石勒经常用迅速的军事驿传来及时通报军事情况，并用军驿来发布命令，调动军将。这说明当时的驿传系统是畅通的。

魏晋南北朝时候，我国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邮驿也兴盛起来。今甘肃一带尤为明显。1972年，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里，曾出土一块画像砖。上面画着一个驿使骑在飞驰的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急行传递。生动地表现了当时驿传的情况。

据历史记载，曹魏时期，派仓慈到敦煌做太守。他到任后，对控制交通孔道的不法豪强，进行了严厉打击，保障了当地国家邮驿和平民交通的正常运行。他还鼓励外国客商经河西走廊到中原地区经商，发给他们去洛阳的“过所”（通行证），派专人护送出境。仓慈治理甘肃河西走廊期间，当地经济、文化大大发展起来。后来仓慈病死敦煌，连外来客商也悲痛万分，他们纷纷聚在仓慈任所举哀，并为仓慈立了纪念祠堂（《三国志·仓慈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新疆地区邮驿也得到发展。20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出土了大量文物，尤其是一批木简，为我们提供了公元3至6世纪该地区具体的邮驿情况。比如，今新疆民丰出土的一件木简，详细记载西晋初年晋朝使者带着西域长史的文书前往敦煌的情况。这些古代文书，记录了当时中原通过河西走廊通往鄯善的驿道情况。在连接中原和新疆的驿道上，有完善的邮驿机构，在木简上刻着“督邮”的官称。驿道沿途各站有专人负责，有些简上还有地方官吏的联合签名。在今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一件泰始六年的简牍文书上说，一个信使携带着16封文书，都是由西域长史签发的，其中12封应寄敦煌，两封寄往酒泉，另二封寄到其他地区。泰始是晋武帝的年号，泰始六年为公元270年。这一木简说明西晋初年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邮驿畅通的情况。十六国时期，偏居河西的前凉国，也在今罗布泊附近设了西域长史府。从近年在当地考古发现的文书看，当年此地是前凉传递文书的重要驿站。那里的出土文书，格式完全同中原一样，包括发信日期、寄信人等内容。这说明在十六国时期罗布泊地区邮驿业务和中原一样发达。另外，在罗布泊还发现了新疆地区的焉耆王和前凉张氏政权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的物证。这批文书记载了当时在罗布泊地区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一个名叫赵贞的叛将举兵谋反，前凉的西域长史李柏曾上书政府要求弹压。文书中包括了李柏致前凉主张骏的一封上书，和同时发给焉耆国的两封信，意思是向焉耆王转告他已代表前凉政府来西域上任。

西晋十六国时期，新疆地区有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是南部的鄯善国，该国控制着从罗布泊直到今南疆民丰、于田等地区。鄯善先后臣服西晋、前凉和后来的北魏。但它的独立性很强，国内经济发达，且建有完善的邮驿系统。在古鄯善地区，出土了许多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木简文书，包括汉文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字文书，有数千件之多，其中已释出的佉（qū）卢文文书即达764件。这些佉卢文木简一般都用两板相合，刻槽系绳，填以封泥，和中国古老的简牍制度完全一致。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古鄯善国有一类称为“向导”的人员，就是专职驿道服务人员，他负责接待各地使节、客商，运送公文信件。这种“向导”，是按驿站依次接力服务的，他们备有快速骆驼，及时传送公文信件和货物。这些向导不是无偿服务，而是向政府收取一定的工钱和粮食。所用骆驼若在中途死亡，也由地方长官给予赔偿。他们出差从事邮递服务时，其家属则由当地官府给予“照顾”。看来，他们和政府是一种雇佣关系。依靠这种关系，在广大的鄯善国内维持着完善的驿传制度。十六国时，在北疆还有一个称为龟兹（qiūcí）的强国。该国从两汉时就和中原保持经常联系，驿使来往一直保持到南北朝时期。公元5世纪末叶，龟兹国向东有一条经过焉耆、高昌、伊吾、河西直通长安的大路。龟兹向西、向北也都辟有驿道。

前秦和北魏统治时期，北方驿路更为畅通。《晋书》曾记载苻坚统治时期，在王猛的协理下，邮驿制度十分整齐严密：“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驿道两旁，皆种上槐柳，绿阴成行。苻坚和王猛的政绩受到百姓赞扬。他们歌唱道：“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朱轮指红色的车轮，鸾栖指树上栖息的凤鸟。后两句的意思是，英明的政治家云集，都来教诲我们百姓（《晋书·苻坚载记》）。苻坚常常命令部下用驿车征召贤士。当他知道西域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时，命令大将吕光一定要把他请到前秦来：“若获罗什，即驰驿送归”，运送工具，也靠邮驿。北魏的驿道，四通八达，往西可一直通到西域，与波斯的驿路连接起来。近年来在宁夏六盘山东麓的高平镇，考古发现了一批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鎏金银壶、玻璃碗、青金石戒指等，说明当时这里的确有过频繁的邮驿来往。

北魏时候，通信专使的称呼很为特别，常常仿古代鸟官龙官名，比如称各部曹的信使为“凫鸭”，称更下级的候官叫“白鹭”。这些名称，都为取其飞腾之迅速和引颈远望之意。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还用本族语言称呼信使，如叫他们为“比德真”（文书吏）、“拂竹真”（乘驿人）、“咸真”（地方乘驿人）等。这一情况，恰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特色。

五 “信幡”·纸诏·“千里牛”·驼驿

魏晋南北朝时候，邮驿史上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

三国时，曹魏统治的地区，除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铜符和秦汉时的竹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通信符号：信幡。信幡是一种用各种不同图案和颜色制成的旗帜。魏国用青龙、朱鸟、玄武、白虎、黄龙五种幡作为宣诏不同地区的信号。青龙幡用以诏示东方郡国，朱鸟幡用以诏示南方郡国，白虎幡用以诏示西方郡国，玄武幡用以诏示北方郡国。畿内则用黄龙幡。到晋朝时，这种信幡仍然运用，只不过图案和颜色简化，对四方全只用一种白虎幡，在幡上写上鸟书，取其飞腾轻疾意。这是一种表示要出兵的信号。主和的信号则另用一种驺（zōu）虞幡，驺虞是一种黑纹白虎。扬起驺虞幡就是向对方宣告谈和。

这一时期，在邮驿史上出现的第二种新鲜事物是纸诏逐渐代替简书。自两汉时期发明纸以来，纸这种既轻便又价廉的书写用具，很快在民间广泛应用开来，代替了曾经风行一时的简。魏晋时期，皇帝开始用一种青纸作诏书，这就是纸诏。这是从曹操时开始的。根据当时的法令，政府每月都要给下属文官发纸和木函，定期让他们把给上级的意见写在纸上，然后用木函把它装上，最后呈送给曹操阅看。这种上书或公文，便称作“信函”。这一词后来沿袭下来，一直运用到现在。信函比过去竹木制的简牍方便多了，可以随意开启。因此，据说在晋朝时候，竟然有一个官吏，由于过分小心，把信写好后，总是担心信中有谬误，他开闭了数十次信函，以致最后寄到该寄的上级处时，竟成了一个空函。这个例子说明当时在社会上用信函作为通信的重要手段，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

“千里牛”也是晋朝时候关于通讯业务的掌故，史载当时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尽快和中央取得通讯联系或向中央敬送鲜物，寻找一种快马速递，号为“千里牛”。据说从兖（yǎn）州到洛阳间，“旦发暮还”，一天来回千里。当时还出现了流动信箱一类的设置，句容县令刘超在出巡时，命人制成一个大木箱，称为“大函”，沿途鼓励人们向函中投放书信，回来拆阅，了解下情。

驼驿，就是骆驼送信，这是北朝的事。当时的著名民歌《木兰诗》中有“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之句，实际上北魏时用骆驼作通信工具的事例，在史书里比比皆是。据说，魏孝文帝定大姓时，各地豪族唯恐定不上“高门”，纷纷以急传书信的办法向中央汇报本族的情况，有的大姓派人“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朝野佥载》）。陇西李民便是这样做的，当时被人们戏称为“驼李”。

还有一个“悬鼓报警”的故事。《北史》记载，在魏孝文帝时，任李崇做兖州刺史。当时天下混乱，到处盗贼横行，商旅和邮驿都受到阻碍。李崇到兖州后，命令在每村建一鼓楼，都高悬一鼓。遇有盗贼来抢劫，立刻有人用双槌击鼓，以向全村和邻村报警。村村互相配合，所来劫盗，一一被击退。以后，北魏境内“诸州置楼悬鼓”，成为定制。这是利用声音相互通讯的一种形式。

上述这些史实，都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我国邮驿事业有很大发展，各朝各代都创造了一些新鲜事物，使邮驿业务不断进步。

但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毕竟战乱时候较长，各朝大部分统治者又不爱惜民力，常常带头破坏邮驿制度。《晋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经常动用邮驿的传车，在全国选美女入宫。他的使者乘着公用驿车沿途骚扰百姓，巧取豪夺，以致引起一个郡主簿虞预的痛切陈辞，批评当时的这一“薄俗”：“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唯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唯恨吏卒之常少。”交通设施都用于迎送官员了，哪里还有正常的邮驿?南北朝的北周宣帝，更加为所欲为。他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后面跟着他的四个皇后和文武百官侍卫，数百人都乘着驿车，浩浩荡荡在驿路上行驰。更加荒唐的是，周宣帝还下令四皇后的驿车必须并驾齐驱，不得有先有后，弄得道路阻塞。这样，正常的邮驿制度自然就败坏了。南朝一些统治者，也常常利用公驿，耀武扬威，惊扰庶民。南齐萧子良有一篇《请停台使书》，揭露当时邮驿的弊政。文章里写道：那些所谓使者，“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即行”，一路上百姓惊骇，鸡飞狗跳。这一情况，直到隋朝统一南北以后，情况才有根本改善。

六 私邮和私营逆旅

魏晋南北朝时候，邮驿有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向，即“传”和“亭”逐渐统一为驿站制度。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一般公文，一概由驿独力承担。主要文书则由发件单位派出专人送递，但途中替换的车马和食宿，也全由驿来供应。这样，“驿”就成为邮驿路上的唯一机构，它同时兼管起交通线上送往官员、专使和宾客的任务（这一任务先前是由传和亭来担负的）。另一方面，安排非官方的客商及私人旅客的食宿，则由一种新兴的私人旅店和寺院旅店来替代。

这时期仍未广泛出现私邮，只有个别的大官僚办过只供他本人使用的邮驿机构。普通百姓的邮件，仍只靠过往商旅捎带，或靠亲朋中有远任官职的人转送。例如，曾著有《后汉书》的南朝史学家范晔和名士陆凯，是至朋好友，他们常有书信来往。有一次，陆凯从江南托人给在长安的范晔捎去一枝梅花，并赋一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一故事成为了文坛千古佳话。但这种凭关系捎带书信的方式是极不保险的。东晋时就出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姓殷名羡字洪乔的人，他做官到豫章太守。有一次他从京城返回本郡就职，京城各界人士求他捎带了100多函书信。但这个人刚刚走出城外，就把这些信件都投入水中，口中还诅咒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晋书·殷浩传》）。这件事引起了公愤，写史的人把这一事件起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洪乔之误”，意思是这个名叫洪乔的人耽误了许多人的事，让后人都来谴责这个言而无信的人。除上述外，南北朝时的确还存在过另一种私邮，那是由各地的富商们筹办的、主要以沟通物价信息为主要邮寄内容的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营客舍大大发展起来，当时人把这种私营客栈称为“逆旅”。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的名称，重法的商鞅就曾经为加强中央君主专制集权而提出“废逆旅令”。商鞅认为逆旅是“奸邪”、不法之徒滋长的场所，所以应当取缔。废了这些民间客栈，则“奸伪、躁心”不生。随着两汉时期工商经济的发展，在“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繁荣情况下，民间的旅店行业很自然地也发展起来。早期的笔记小说《汉武故事》，曾描写一个汉武帝微服私访住逆旅的故事。那个逆旅老板竟把汉武帝当成半夜行劫的江洋大盗。《后汉书》也曾在许多列传里（如第五伦、周防等传）叙述了当时“行宿逆旅”、“亭舍”的情况。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所写的《步出夏门行》一诗，也有“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的句子，说明东汉末年时逆旅是很盛行的。到西晋时，逆旅生意进一步兴隆。由于公营的客舍接待很差，许多官员也奔赴私营客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邮亭馆舍，都被豪门贵族败坏。许多原设邮亭遭到破坏，使得一般商旅不得不露宿野间。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客舍应运而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时，又有一些人重弹当年商鞅的老调，提出封闭这些“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的民间旅店。诗人潘岳站出来带头反对此种议论。他写了一篇《上客舍议》，认为这是便利过往客商的有利设施，早成为“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是不可逆民心的。潘岳列举了自古以来许由、宁戚、曹操都住过逆旅的实例，指出，这是交通商旅客观之必要：“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认为，千里行路，沿途有这些私营逆旅，“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正是众庶之望，焉有“客舍废农”之理?这是一篇我国古代很有名的文章，也是交通邮驿史上珍贵的资料，反映了诗人潘岳正确的商品经济思想。潘岳还指出，当时晋朝境内“近畿辐辏，客舍亦稠”。首都洛阳附近，逆旅分布很密，冬夏各有温凉设备，粮草充足，行止日用方便，条件很好（《晋书·潘岳传》）。

到南北朝时，这情况更有发展，无论南方北方，一些官僚都有自营客店存在。如北魏大臣崔光的弟弟崔敬友，就曾“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魏书·崔光传》）。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萧宏，仅在建康城里就开设了宿客和贮货兼营的“邸店”数十处。当时南北方的官吏，都建议政府给这些逆旅课以重税。这说明当时私营逆旅，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民间私营逆旅事业的发展，不仅说明了当时商业的繁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邮驿事业的兴盛。

七 “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

“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通信的两件趣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当时普通百姓通信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黄耳通信”，说的是晋初大诗人陆机的故事。陆机养着一只骏犬，名叫黄耳，甚受主人喜爱。陆机久寓京师洛阳，十分想念江南的家乡，便当作笑话对黄耳说：我家久不通信，你能为之传递消息吗?不想这只狗竟然摇尾出声，似乎表示答应。陆机大为惊诧，立即写了书信装在一个竹筒中，绑在黄耳的颈上，放它出门。黄耳自寻道路南行。居然找到了老家。它还把家乡的回信转带给在洛阳的陆机。此后因以为常，黄耳经常为两地传递书信，成了狗信使。

风筝用于通信，是南朝梁时的事。梁朝末年侯景叛乱，围攻京城，内外消息断绝。这时，京城内有一小孩向朝廷建议用风筝向外报信。太子萧纲听从了这个意见，扎了一个很大的纸鸢（yuān）风筝，在风筝背面绑上告急书信，用几千丈长的绳子放出，写明谁若获得此书求得援军赏银100两。萧纲放了几次纸鸢，都被侯景派人射下，梁朝终未得救。

魏晋南北朝时民间通信之难，还有一个令人同情的故事：南朝宋统治时期，有一个叫陈饶的建康人，被司空刘诞征为府吏，经常被派往深山老林绘制地图。因为常年被遣，与家中断绝了音信。陈饶的姐姐二女冒死给朝廷上了一封书信，痛陈了这一情况。朝廷恩典免去了陈饶的苦役，但他的上司司空刘诞见到上面发来的命令，十分恼怒，大发雷霆。他把陈饶找来，当面训斥他：你想死吗?怎么敢越级上诉?陈饶立即辩解说：官家不让普通百姓互通家信，因此消息断绝。可能这是我姐姐一人的主张，我实不知情。这才免了一场灾祸。可见，当时对一般百姓和下级官吏，仍是不准通信的。这不仅是经济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以及机构的不完善所致，更重要的原因是官府本身对民间通信的种种限制。

第四章 盛况空前的隋唐邮驿

一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隋唐邮驿盛况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我国历史上历来为史学家称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邮驿，也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

隋唐时期邮驿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驿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隋唐时期的驿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的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那时，专门从事驿务的员工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驿夫17000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驿夫又称驿丁。根据不同的驿站等级，驿丁的配备数目不同。《大唐六典》载，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是国都所在的驿站，每驿配驿夫25人。各道陆驿分为六等：第一等驿配驿夫20人，二等驿配驿夫15人，三等以下递减，最后一等第六等驿为驿夫2至3人。水驿则根据驿务繁闲，也分为三等：事繁水驿配驿夫12人，事闲配驿夫九人，更闲水驿配备驿夫六人。有些学者据有关各种资料统计，有唐一代，全国的驿夫数实不止上述17000人，有许多盛唐时期新增之驿，尚未统计在内，其总数合计当在25000人以上。这和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邮政人员总数几乎相当。这说明唐朝邮驿事业确是发达的。

那时，交通线路畅通全国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第一条是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直达安西（今库车）都护府。第二条是从长安到西南的驿路，自长安经兴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县）、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崃）直达今川藏地区。第三条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由长安经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直达广州。第四条是从长安至江浙福建的驿路，由长安经洛阳、汴州、泗州、扬州、苏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县）直达福建泉州。第五条是从长安到北方草原地区的驿路，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再经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直达北方单于都护府。其他两条各自长安至山东、东北地区和荆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忠州等四川云贵地区。这些驿道，通过的驿站，在《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可见这是唐朝驿道纵横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夸张成分。在宽敞的驿路上，则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那时邮递效率非常之高，据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经发出，两个月内便可推行全国。

除国内七条主要邮路外，唐朝对外还有若干国际性的驿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学家贾耽，写过一篇《记四夷入贡道里》，说到唐朝的国际交往线也有七条：一为从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从夏州、云中至蒙古草原道，四为入回鹘道，五为安西西域道，六为安南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可通往朝鲜、日本、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

因为全国空前的大统一，隋唐时期从中央发至各地和由各地送达中央的官方文书特别多。仅各州送到中央的统计材料，每年即达50万张。《新唐书》记载，中唐著名诗人元结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天，收到的各地文书就有200函之多。

隋唐邮驿的发达，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央各种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二 完善的隋唐邮驿制度

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史书上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也足以使我们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结集的。当隋军集中于涿郡时，炀帝下诏：“凡此众军，先奉庙略，驰驿引途，总集平壤。”杨玄感叛乱时，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终于平息了这次兵变。炀帝时，兄弟汉王谅叛乱，权相杨素授权李子雄出兵进讨，所依赖的军队，也是在幽州“传舍”附近临时招募的（《隋书·李子雄传》）。

到李唐建国以后，邮驿制度在隋朝的基础上，更加完善。通过《唐会要》和《大唐六典》关于邮驿的律令，可以看出唐王朝存在一个相当完备的邮驿系统。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唐朝政府规定，六部中的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可以方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唐朝有一整套的邮驿管理机构。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则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县以下的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到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一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除此而外，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的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执行情况。为保证邮驿的正常运行，不受盗贼和地主豪贵的干扰，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唐朝规定30里一驿，即每里有驿兵五人。这是相当有效的一支保障邮驿畅通的队伍。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活动的正常开支。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富盛的帝国，一切都甚讲排场，清朝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评论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的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记载，唐朝上等的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的田地。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的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至8匹。唐朝时驴也成为通常的运载工具，所以有些驿站也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除上述外，唐政府每年还固定给各驿站经费补助，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约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完备的邮驿管理制度和充足的驿传经费，保证了唐朝邮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正常运行。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的生活。在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诗人赵嘏（jiǎ）有一首《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晚唐诗人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够繁忙的，就像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文中所说的一样：“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三 种类繁多的邮驿服务和通信方式

唐朝对邮驿服务范围，有详细的规定。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动用邮驿呢?唐朝法律规定了明细规则13条，内容包括：军务紧急报告；在京诸司须用；诸州急速大事须汇报；国事活动时各州的奉表祝贺；诸道租庸调附送驿务；在外科举人员进京应考；政府要员过往迎送；政府官员因公去世家口还乡照顾等等。上述乘驿给传人员，概称“驿使”。这是一种不同于平日递送邮驿文书的驿丁的高级使者，他们因级别的不同，各享受不同的驿送待遇。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规定，一品官可给驿马8匹，二品官6匹，三品以下5至2匹不等。高级驿使和普通驿使（驿丁）在驿路上行使驿权，都需要特殊凭证。在唐朝通常有四种凭证：一曰银牌，由门下省统一发给，是一种宽二寸半长五寸的银制牌，上有隶书“敕走马银牌”五字；二曰角符；三曰券；四曰传符。后两种都是纸质证明。角符何种形状，史无明载，估计形状似角。有了上述证明，在全国驿道和关口才能通行无阻。

隋唐时期，一般公文传递，分水驿和陆驿两种。水驿负责传递文书的有驿夫、水夫。他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唐代诗人王建曾有一首《水夫谣》的诗，描述他们的生活说：“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衣寒衣湿披短縠，臆穿足裂忍痛何!”水驿送信，唐政府有一定的期限规定。一般规定在逆水行重舟时，河行每日30里，江行每日40里，其他45里；空舟行驶，则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在顺水中，则不管轻重舟，一律规定江河行一日100至150里。陆驿一般有马递和步递两种，后来又添驿驴传递。马递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走六驿，即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这是用于送赦书等紧急公文的速度。赦书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自然要求更快一些。步递人员在唐朝称为“步奏官”、“健步”、“脚力”、“送铺卒”等，这些名词表示不同的等级，其速度要求步递人员一天行走50里。

唐时建立了“明驼使”的组织。什么叫“明驼使”呢?据明人杨慎的考证，就是用一种能快行的骆驼来负担传递公文书信的任务。这种骆驼，“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能日行千里（《丹铅总录》卷十三）。又一说此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500里”，所以叫做“明驼”（《杨太真外传》卷下）。据说唐玄宗时著名藩将哥舒翰就使用过这种“明驼使”，经常派使者乘这种骆驼进京奏事，往往日行500里。杨贵妃也曾私自用明驼使将交趾上贡的龙脑香寄给安禄山。此外，武则天还曾创办一种叫做“匦（guǐ）”的木箱，收受民间各种来信。内容无所不包，可以毛遂自荐，可以请求伸冤，也可以给政府提意见，还可以把自己的好作品，尤其是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文章，投在这种信箱里。这也可以算作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了解下情的通信方式吧。

四 “进奏院”与《开元杂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五 历史上第一次驿夫起义

隋唐时期，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驿丁”、“驿夫”，或称“驿卒”、“驿隶”。从名称来看，他们的身份比较低下。前面已提到其中的一种水驿中的“水夫”生活相当艰苦，“辛苦日多乐日少”。陆路上的驿丁，也同样受到煎熬。他们在烈日之下，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倾盆大雨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身背文书袋，匆匆奔驰在驿路上。敦煌有一幅晚唐时期题为《宋国夫人出行图》的壁画，就描绘了当时驿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们日常的任务很繁重，除途中奔跑着传递文书外，还要兼管扫洒驿庭等事。

更难以忍受的是当时邮驿通信制度很严。在唐朝法律中把邮递过程中的种种失误的处罚，都规定得很细。稍有差错，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置。唐朝规定，驿长应负有若干责任，首先必须每年呈报驿马死损肥瘠，呈报经费支出情况。若有驿马死损，驿长负责赔偿；若私自减去驿站人员和马匹，则“杖一百”。对驿丁的处罚更严。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唐律对文书丢失或误投，也有很重的处罚。《唐国史补》曾记载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他处理一个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因夜间疏忽，只发了岭南一地，河北未发。事发之后，这个员外郎遭到了免官的处分。泄密应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唐律规定，泄露重大机密者处以绞刑，私拆书信杖六十至八十。

驿丁中，大部分是被迫服劳役的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各种犯法的囚徒。这些人本来就倍受压迫，罚到边远地区充当驿户。唐朝中期以后，邮驿制度开始混乱，一些贪官污吏利用驿传任意克扣驿丁的口粮，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艰苦。唐武宗时候，终于爆发了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地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驿丁的起义。这次起义为首者汜（sì）国忠、张忠都是亡命的囚犯。他们从肃州一直打到沙州，一路上得到各驿户的支持。政府得不到情报或得到的是假情报，仓皇不知所措，起义军却“张皇兵威”。因为平时他们都是快马快步，“千里奔腾，三宿而至”。唐政府损兵折将，给统治者很大震动。

六 隋唐的“水电报”和空中通信

隋唐时期，出现了“邮筒”这样一个名词。这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街道或邮局门前的那种邮筒，而实际上是那时的一种水上邮件运输工具。

隋唐时期的“邮筒”记载，最早见于《隋书》。书中谈到隋军平陈时，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大将史万岁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妙法，把告急信放在竹筒中，浮江而下，漂到了主帅杨素那里，战况很快一清二楚了（《隋书·史万岁传》）。这种方法到唐朝时一再被沿用。诗人李白和文学家元稹，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便几次用过这种邮筒传书的方式。李太白的诗中有“挑竹书筒”的提法，元稹曾用竹筒盛放书信寄给白居易。元稹和白居易、钱徽、李穰（ránɡ）四位诗人交往密切。他们分别在杭州、吴兴、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四地做官，互相之间经常诗书往来，就是用上述这种水上邮筒。这一事实，被文坛誉为雅事。唐朝诗人贯休，在自己诗里也曾称道这种邮筒送信方便而又风雅，“尺书裁罢寄邮筒”，可见当时颇为文人所欣赏。

隋朝末年，还有一次类似欧洲史上“瓶邮”的通信。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到北边巡狩，不料被突厥围困在雁门。当时也是信息不通。炀帝十分着急，便想了个办法，命人用木系诏书，放入水中，令其顺汾水而下。诏书被隋军接到，一个月后援军来到，突厥不得不解围而去。这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特殊通报军情的方法。后来，清末的四川革命党也曾用过此法，把清政府屠杀民众的消息传播出去，在当时号为“水电报”。

隋唐时期的“空中通信”，是指使用风筝、信鸽等的通信方式，当然不是现在的飞机航空。唐朝的风筝通信，史书记载的最有名的一次是781年张伾（pī）的风筝报警。这年，河北节度使田悦反叛朝廷，出兵围困了临洺（今河北永年），临洺唐军守将张伾坚守待援。他为了向周围友军求援，把告急书附在风筝上，高高飘起百余丈。叛军纷纷向风筝射箭，都没有射中。最后告急信终于到达援军处，内外夹攻，政府军取得了胜利。除此而外，“空中通信”的方式就数张九龄的信鸽送书最为有名了。张九龄是唐玄宗开元时候的著名宰相，史载他少年时代家中养着一大群鸽子，每与亲朋好友书信往来，都把书信系在鸽子腿上，指令它飞往固定的地点，以此和亲友互通信息。张九龄把这些信鸽号为“飞奴”。此外，唐朝的野史和传说中，还有燕子和海东青送书的记载。这些都应该算做唐朝时的“空中通信”形式。

上述一些通信方式的出现，说明隋唐时期通信已为人们日常需要。人们的交往多了，自然要求有各种各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通信工具不足，便想出一些特别的通信方式来。

唐朝还有一个关于“绿衣使者”的故事。这个名称后来落在了从事邮务的工作者身上，成为邮差的别名。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规定邮政人员衣服全用绿色。其实，唐朝“绿衣使者”的故事，与邮驿完全无关。这个故事发生在唐玄宗时候，长安城里住着一个富户，他的妻子刘氏与邻居李弇（yǎn）私通，合谋把这富人害死，丢在后院井中。刘氏假意向官府报案，说是丈夫失踪。县官日夜派人查访，抓了许多嫌疑犯，但始终找不到真正凶手。一天，忽然富户堂上养的一只鹦鹉张口说出话来：“杀家主者，刘氏和李弇也。”这样，官府才破了案，把凶犯正法。这件事由官府上报给唐玄宗，玄宗大为感叹，封这只鹦鹉为“绿衣使者”。从此，这个名称就传了下来。

七 唐代馆驿诗话

前面说过，唐朝时候，驿与传合并为一，驿兼有通信机构和官方招待所的双重职能。作为招待所，唐朝的驿舍，原先大多设在州、县城内，以方便来往官员休息和驿夫传递书信公文的业务。著名文人韩愈《记宣城驿》文说：“此驿置在古宣城内。”与他同时的诗人刘禹锡在文中提到管城驿原先也建在城内。后来由于城门都有定时禁闭制度，造成一些急行公文不能按时到达州县政府。为了不妨碍驿递的及时运行，有些驿舍便设在州、县城外附近的地方。其中有的成为高级宾馆，十分豪华，形式很壮观。有些高级宾馆华屋连片，连大厅都有好几个，有“上厅”、“下厅”、“正厅”、“别厅”、“东厅”、“西厅”等等（《御史书使节》）。所以盛唐著名诗人高适以“丰屋美食”来形容他曾住过的陈留上源驿。唐朝文人诗家经常在驿中居住，因此这时便出现了许多关于馆驿的诗篇，对馆驿生活有生动的描绘。

对于唐时馆驿的豪华壮观，中唐诗人刘梦得一首题为《管城新驿》的诗文中，有生动的描写：“门街周道，墙荫竹桑，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晳，瓴甓（pì）刚滑，求精于内也。”意思是门外有宽敞整齐的道路，周围栽着桑竹，像个小花园。门内则是名贵木材的建筑物，墙壁砖瓦全是高级的，装饰精美华丽。此外，驿馆内还有专门的厨房，备有牲口的厩，堆物的大仓库，别墅式的高级房间，高高的台阶和院墙，宽大宏伟的门楼，应有尽有。

当时天下最有名的驿馆数褒城驿。这是在今陕西境内的一座馆驿。唐代文人孙樵描写道：“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崇侈其驿，以示雄大”，一岁来此作客者“不下数百辈”（《孙樵集》卷三《书褒城驿壁》）。这座驿，厅堂庭廊极其宏丽，厅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垂钓，闲来还可凭栏赏月，景色迷人。褒城驿如此，其他的驿也不逊色，差不多都成了一座建筑华丽、风景幽美的园林。盛唐诗人杜甫曾咏赞过四川梓州通泉县的一个驿：“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杜甫还有另一首赞颂秦州（今甘肃秦安）驿舍美景的诗：“临池好驿亭，丛篁（huánɡ）低竹碧，高柳半边天。”这个驿舍面临一汪清沏的池塘，一片低低的碧绿的竹林子，池边高高的柳树遮了半边天。唐朝的其他诗人也有很多关于驿舍、驿馆的诗篇，如元稹诗：“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张籍的诗“采玉峰连佛寺幽，高高斜对驿门楼，无端来去骑官马，寸步教身不得游”。说明了中唐以后的驿舍，既有楼房，还建了高高的大门楼。诗人李远也有诗描写四川某地的驿说：“碧藏云外树，红露驿边楼。”这些诗，都说明了唐时驿的华丽。

在唐人李肇写的野史《唐国史补》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江南有一个驿吏，主动请新到的刺史去参观一处驿馆。他先带刺史去参观酒库，看到那里备有各色美酒，又带刺史到茶库，则各地名茶应有尽有，最后又到个酱菜库，则腌制好的各种蔬菜，香味扑鼻。看完后，这位刺史赞不绝口，十分满意。

驿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官方招待所。除此之外，唐时还有一种称做“馆”的设施，是属于地方政府设置的宾馆。馆的规模也不小，有的豪华程度不亚于驿。当时有人撰文描述唐兴县的客馆说：“崇高广大，逾越传舍……回廊南注，又为复廊”（《唐兴县客馆记》）。

从唐代的驿馆制度，可以反映出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可看出统治阶级的奢侈。随着唐王朝的衰败，唐朝驿馆也日渐残破。孙椎描写晚唐时褒城驿的颓圮（pǐ）情况说：“视其沼则浅混而污，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庑甚残。”清丽的池塘污浑了，池中的轻舟破烂了，庭中一片荒草，堂上残破不堪。孙樵指出，这都是往来的大小官吏“糜毁”的结果。

八 邮驿路上的闹剧

唐朝邮驿史是整个唐朝史的缩影。邮驿的繁荣反映了唐朝的繁盛景象，而唐朝统治者的奢侈腐朽和后期政局的混乱，在邮驿部门也有折射。下面发生在唐朝邮驿路上和驿馆中的事件便是明证。

中唐时候，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有的宦官甚至把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对朝廷大臣更是极不尊重。唐宪宗时，诗人元稹任御史职。当他从外地返京时，途中居在敷水驿。正巧宦官刘士元也赶到这里。双方在驿中争起客厅来。刘士元生了气，推门便闯进了元稹的卧室，元稹急得鞋子也没来得及穿上跑到外面。刘士元紧追不舍，用棒槌打伤了元稹的脸。这件事闹到了皇帝那里，皇帝还是偏袒宦官一边。

唐朝统治者利用驿传，恣行享乐、作威作福的事更是不胜枚举。安史之乱的头目之一史思明曾利用洛阳的邮驿快马把鲜樱桃送给河北他的儿子史朝义。唐宪宗时皇室喜欢吃南方的蚶子，每年用“邮子”万人从明州（今浙江宁波）把鲜蚶及时运到长安，百姓不胜其疲。历史上最有名的邮驿运物要数“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红尘”指闹市上的尘土，形容驿骑一路快马经过许多大城市，“妃子”就是杨贵妃。据说杨贵妃爱吃鲜荔枝，每年结实时唐玄宗总要派专人给她从产地四川涪州运送这种果品。从涪州到长安不啻数千里之遥，经驿道快马的长途传送，到达京师时要求荔枝鲜味不变，的确不容易做到，途中驿使要累死许多人。这一事实曾经引起当时正直人士的无限愤怒，不少诗人以此作为写诗的主题，借古讽今。杜甫的一首诗说道：“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首诗写的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第一首诗杜甫借汉朝的史实讽喻今人，感叹为了吃上荔枝，人马困乏，惨死山谷，至今父老们还闻虎色变，愁苦万分。第二首诗杜牧说的是：一路上风尘滚滚，驿马奔驰，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有紧急的军情，却无人知晓这只不过是为了宠妃要吃鲜荔枝，君王以此博美人一笑。这都是抨击时政的佳篇，揭露了古代帝王奢侈浪费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

唐朝的驿传，到后期由于政局的混乱，越来越不景气，有些原来豪华的驿馆荒芜了。有些偏僻地区的驿站甚至停办。唐宪宗时，李勃充当泽潞节度的吊祭使。回朝后他把沿途所见驿途残毁的情况向皇帝作了汇报：“道途不修，驿马多死”。泽潞在今山西东南部，离京都长安并不远，唐宪宗览表后十分震惊。前面说到的褒城驿的例子，当然更为触目惊心。此外，自安史之乱后，四川一些地区的驿路驿站就已很荒凉，诗人杜甫和贾岛的诗中皆有反映。杜甫行至梓州（今四川三台）时，看到驿舍成了泉水旁的荒屋。贾岛策杖踽（jǔ）行在山中，找不到梓州驿究竟在哪里：“策杖驰山驿，逢人问梓州”。这些诗，是唐朝残败政局的写照。

九 发达的唐朝私人逆旅

前面所说的“驿”“传”，也有学者认为其职能是分开的。“驿”多为在驿路上来回奔行的下级驿吏、驿丁所用；而“传”则为“由政府发遣、逐站传递”的高级官吏所用。但它们的共同点则都是官营馆舍，由国家统一经营。

隋唐时期，更为普遍存在的则为私营旅舍，当时仍沿袭前代称为“逆旅”。逆，是迎接的意思，逆旅指迎接行旅中的来往人员。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由于交通畅通，商品经济大大发展，私营逆旅随之发展很快。这些私人旅舍比较自由，一般开在驿路沿线的村镇之中，有的还同时开设酒店，使旅途劳累的客人有吃有喝，美美休息一宿。唐张籍诗“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就典型地描写出四川成都附近一些私人逆旅兼酒家的状况。张籍另一首诗则说：“野店临江浦，门前有桔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这些诗都说民间客店大多临靠江岸道边。有些私人客店也开在城内商业区，如都城长安西市的“窦家店”和崇仁坊的“王家店”等等。

隋朝时候，大约因为私营客店太多，妨碍了官营的驿馆，所以曾在隋初引起了朝廷上一次大争论。宰相苏威认为：“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崇尚农业）之义”，建议关闭所有私人逆旅，命其归农。这番议论，遭到其他朝臣的反对。大臣李谔（è）指出，私营逆旅自古皆有，与官营邮驿旗亭同时存在，各有所司，一旦取消，与民不便。这一意见得到隋文帝杨坚的赞同，认为他是体谅民情的好大臣（《隋书·李谔传》）。从这一事例，可看出隋唐逆旅的大大发展，是顺应历史要求的。

到唐朝时候，逆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设施。在唐诗和唐人小说中有许多关于逆旅的描述，也流传着许多逆旅的传奇故事。著名的“定婚店”的故事，就是在逆旅中发生的：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有一名叫韦固的书生，在宋城旅店，一位算命老人告诉他，一切婚姻皆由前世既定，冥冥之间有一赤绳早把男女双方系好，谁也逃脱不了上天的安排。后来韦固的婚姻果如老人所说，几经周折，仍娶了他原先认为是贫贱家的女儿（《太平广记》）。其他唐人小说中也不乏有关的内容。唐太宗时著名大臣马周，在落魄时也曾住在新丰逆旅。客店主人见他贫穷，开始怠慢他，后来见他气度不凡，常常“命酒悠然独酌”，慢慢敬重他，厚待他。最后马周为唐太宗所赏识，成了朝廷重臣（《谈宾录》）。中唐诗人李贺还专为之作了一首诗，云：“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唐代的私人逆旅老板，有时就是政府驿站的头目，他同时兼营国家驿舍和私家旅馆。如唐朝拥有绫机500架、资财百万的著名“纺织企业家”何明远，本人既主持着官府的三个驿，管理着驿站、驿舍，同时也在驿边“起店停商”。这样身兼官营馆舍和私营逆旅的店主，在当时恐非少数。

私人逆旅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经济的繁荣、邮驿交通的发达和社会生活的丰富。

十 “二娘子家书”

唐朝和前代一样，私邮是很少的。一般平民百姓通信极为困难，也只有通过人捎带，才能给亲人写上几句。

晚唐诗人杜牧在一首题为《旅宿》的诗中，有这样几句：“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湘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意思是：独自一人在旅店里，左思右想，想起了以往旧事，大雁行过的叫声使人烦躁难眠。写封家信吧，要隔年才能带到。多么苦闷的游子之情啊!杜甫的诗里也常有战时“寄书长不达”的感叹。晚唐另一诗人韦庄诗里说的情况更为可悲：“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这些诗，都生动地说明了即使是繁盛的唐朝，民间通信也非常不易。

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一封家书，无疑是很大的喜事。《二娘子家书》便是这样难得的留传至今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现于敦煌石室，写在一份唐朝写经的背面。据考证这是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1）的一封信，寄信人为二娘子，从内容看这是女儿寄给母亲的一封家书。

《二娘子家书》的开头部分已经遗失了。从残文看，二娘子首先表达了浓厚的思乡念亲之情。当年二娘子随官员一起到东京洛阳，至今一切平安。信里向家中报了平安，并给姊姊和母亲一些礼物，还给小外甥一件礼物。从信的内容看，这个二娘子是个年轻女性，可能在家行二。她的姐姐已经嫁人，生有一子。二娘子本人或嫁给官家为小妻，或充当体面丫环，看来在官员家的身份不会过低，因此还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体己物件充作礼品送给家人。

还有另一封尘封千年以上的唐末五代书信，也值得介绍。这是一封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从敦煌石室发现的书信，估计为五代时曹氏家族统治敦煌时期所写，寄信人署名“君者者公主”。据专家考证她是一位新疆少数民族于阗或回鹘的贵族女子，嫁给了曹氏家族。这封信是君者者从娘家写给敦煌曹家北宅夫人的，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保留在了敦煌石室中。值得注意的是，唐末五代时书信的格式已和秦汉魏晋有所不同。信的开头已直接书写收信人的姓名大号，最后署“十月十九日公主君者者状上”，与今已渐接近。还有一点内容，值得史学家注意：信中提到写信人在从敦煌至于阗途中“沿路作福，祆寺燃灯”。祆寺是指发源于波斯的拜火教的寺庙，南北朝隋唐时传到中国。这封信说明唐时拜火教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很盛行，所以沿途皆可见到祆寺。这封信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另一篇从吐鲁番遗址中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这是一封唐高宗时所任命的波斯军的将军怀岌寄发给波斯军使（波斯军的最高长官）杜怀宝的文书。怀岌向长官汇报了军情，同时提出要求在军中配备向导（“傔qiàn人”）和翻译（“译语”）。这封信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个重要证据，即唐高宗年间中国和波斯曾存在过较长期的军事争夺，有过直接军事交锋，这才有当时唐朝“波斯军”的编制。而这封信的出土，也说明唐朝时候边疆邮驿十分发达，邮递军事文书的效率是相当高的。

此外，在唐人的若干文集中，常常都可看到文人学者的往来书信。连隋唐之际隐居深山的诗人王绩，也有人给他不断寄送书信（《王绩集·杜之松答王绩书》），因病高卧洛阳东郊龙门山的初唐卢照邻也曾数次写信向洛阳、长安的亲友们“乞药”（《卢照邻集》）。

上面史料说明唐朝时候人与人之间通信较前增多，人们之间有时让人捎带书信，还互送一些小礼物。这种通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贵族和军将书信往来可以由官府和边防提供方便，如那位君者者公主和波斯军将怀岌便是如此。属于中下层官员的可以通过州县邮驿捎带，一般百姓仍是靠同乡和商旅带信，就如王绩、卢照邻和中唐以后大文学家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的平日书信往还一样。但这毕竟在法律上是得到允许的了。

十一 唐朝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

唐朝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有了很大发展，最明显的是今新疆地区驿路的建设。

那时，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〇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唐朝时候，周围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比如那时的西藏在吐蕃赞普管理之下。唐朝西北部还曾有过一个回纥，西南有一个南诏。从史料看，这些民族政权所在地区，邮驿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唐末有一本笔记小说叫《因话录》，记载当时吐蕃法规定，每有急事，则派人驰马急报赞普，日行达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曰“马使”。唐蕃通婚后，从长安到逻些（拉萨）有直通的驿道。中途的莫离驿、那禄驿、众龙驿、野马驿、农歌驿都是有名的驿。唐朝从四川通达吐蕃的驿路有好几条：一条称为西山路，由成都经灌县、蚕崖关、当风戍、汶川、西山八国，再沿梭磨河北上，进抵柘（zhè）县，越过柏岭，至白崖驿，进入吐蕃界（《元和郡县图志》）。另外，还有两条通道，一曰“和川路”，一曰“灵关路”。由于青藏高原自古难行，这几条驿道自古险要。唐人形容：“连山接野，鸟路沿空，不知里数。”（《太平寰宇记》）近年来，外国史学家还发现了唐朝时候从吐蕃北行越过葱岭进入西域的两条通路，西方人称之为“食盐之路”和“五俟斤路”。具体情况虽很难说清，但提醒人们在7至9世纪我国西藏地区的吐蕃王国，也有成功的邮驿建设（波斯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

西北的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在唐朝前期时候，就由吐迷度可汗建立了邮递。唐太宗又在其南特置邮驿68所，以便双方使节来往。唐朝将这条漫长的驿路称为“回纥道”，走出边境的“归唐栅”后，有一条宽广的大车道，途经（pìtī）泉、鹿耳山、错甲山、燕子井、野马泊、可汗泉、镜泊直抵回纥可汗衙帐。在驿路沿途，唐朝政府颁发了邮驿行路的符信，在符信上画有金鱼，写上金字。后来这条驿路被北方民族尊称为“参天可汗道”，利用这条通道，北方各族向唐太宗等进贡貂皮、骏马等物（《唐会要》）。

唐时居今云南一带的南诏，也在唐朝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邮驿通信系统。那时南诏到四川有多条驿路相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从四川至南诏都城羊苴咩（jūmiē）（即今云南大理）城。这条路从成都出发，向西南行，途经双流的二江驿、新津三江驿，再到邛州的临邛驿、雅州（今四川雅安）百丈驿，经黎州（今四川汉源）潘仓驿，通望县木驿，渡过大渡河到嶲（xī）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再经会川驿渡泸水，乘皮筏过末栅馆、藏傍馆等，直抵羊苴咩城（《蛮书》）。在南诏境内还有许多支道和南诏南通印度、缅甸和安南的国际通道。这使得南诏国内国外商旅和文书通信畅通无阻。

唐朝通四川少数民族地区，通青海和宁夏地区，以及通东北靺鞨（mòhé）、渤海等民族地区，也各有多条相通的驿道。史载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曾在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恢复驿馆所，发骑士500人，保护至党项民族地区的驿路（《旧唐书·李吉甫传》）。隋朝和唐朝都注意开发贵州地区的驿路交通。开皇年间（581～600）和贞观年间都开辟了四川至贵州的水陆驿路通道。据《资治通鉴》记载，在今陕甘宁边区的靖远县，唐宪宗时唐兵和吐蕃“并力成桥”，建成一座横架黄河的乌兰桥，沟通了两岸的驿道。在东北辽宁地区，唐朝和当地的靺鞨、渤海、高句丽诸族有水陆两路相通。

唐朝先进的邮驿制度，对周围邻国也有影响。唐朝时候在长安各地隆重接待外国驿使和政府官员。除长安有专门接待外宾的“四夷馆”外，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有专门接待新罗客的“新罗馆”，在扬州有专门接待日本使者的“扶桑馆”。《新唐书》里曾记载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其中七条国际驿道中，有一条是从山东登州从海上通达朝鲜的水驿。唐朝和日本也联系密切，日本曾15次派遣使者来中国，同时中国使者10次前往日本。唐朝的邮驿组织被引进到日本，日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富有本国特点的邮驿制度。到宋朝初年，日本已建起414驿，有效地推动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邮驿

一 宋朝驿道的发展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他和他的兄弟赵光义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我国邮驿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那时候，宋和北方的辽，有频繁的来往。宋使入辽，从现在的河北雄县白沟（宋为雄州白沟驿）至新城县，再往涿州、良乡到达燕京（今北京），又经过驿路上的金沟馆、新馆、如来馆、铁浆馆、通天馆到辽朝的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最后抵达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沿途驿馆林立，驿务十分繁忙。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作为宋使出使辽国，经白沟在燕京暂宿，他写下了有名的《渡桑干》一诗，中有：“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旗一返无由还。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这首诗，把宋辽间驿途来往之频繁，宋辽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和白沟驿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宋朝政府在全国扩建驿道。当时从陕西、甘肃到四川的青泥驿（今甘肃徽县南）路阻不通，北宋政府由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重开了一条白水驿路。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修起了从河池驿（今徽县）至长举驿（今陕西略阳白水江）的驿道，然后进入四川。驿途中共有阁道2309间，邮亭设施389间。因为工程的成功，主持者李虞卿等受到了政府的旌奖（《金石萃编·白水路记》）。宋政府在今甘肃境内修筑了许多驿路桥梁，著名的兰州浮桥，安乡浮桥（在今临夏境内），都是北宋时候建起的。这两座浮桥，大大方便了甘肃到新疆、甘肃至青海之间的驿运。

宋朝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还发展水驿和驼驿等多种模式的邮驿设施。在甘肃敦煌一带大力发展沙漠驿路的驼驿和驴驿，至今敦煌壁画中还留有一幅《宋代驼运》的形象图。宋太宗时，有湖北江陵至广西桂林间设若干水递铺，利用两湖和广西沿江的数千户渔民樵夫做“水递铺夫”。湘江沿岸巨潭险石之处，也有同陆驿相同的驿路相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二 邮驿制的军事化

宋朝时候，中央集权制度有进一步发展。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当时的邮驿也趋向军事化，各种制度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首先，管理邮驿事务的中央机构由兵部来掌管，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等。同时管理邮驿的还有枢密院，它的管理范围是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等等。这两个机构互相制约，不得擅自专权。这种处置办法和宋朝对军队将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范太史集》卷二十六）的防范的意义是一致的。其次，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递人员的办法，把传递书信的机构完全按军事编制。这一变化的发生是由于宋朝时候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严峻的形势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军事内容视为头等大事。

两宋时，把邮件文书的递送和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已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宋人王应麟说：“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王应麟《玉海》），仅仅作为来往官员和使者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

递有“递夫”，又称为“铺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厢兵”充任，是传递文书的主要人员。邮置人员由民改为兵，这是从北宋初年就开始的。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就下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宋史·太祖纪》），其后遂为定制。当时人王栐（yǒnɡ）曾就此措施评论说：“前代置邮，皆役民为之”，给百姓增加很大负担。宋太祖“即革此弊”，开始“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更设置专门的驿卒。他们有较好的待遇，从此减轻了百姓负担（《燕翼诒谋录》）。开始时这一改革，确实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宋朝的铺兵“昼夜往来，备极劳苦”（《嘉定赤城志》）。按规定他们虽有国家按月拨给的粮饷，但是禁不住官吏们的层层克扣，常常使他们处在衣食无着的境地。有的“盘缠缺乏，多饥冻僵殍”（《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前面提到的湘江沿岸的水递铺夫，也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常常“衣食不给”，又因水运艰难，而程限则常常与陆运相同，或遇风涛阴雨，误了限期，“率被笞捶”。为了活命，这些铺兵和铺夫，只得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宋朝的史书上，有不少铺兵逃亡、造反的记载。为了防止铺兵逃跑，宋朝统治者采取了恶毒的一手，强迫在他们肉体上刺字，有的刺面，有的刺臂，简直把他们和囚犯同等看待。这样做，更加引起铺兵的反抗。

南宋时候，在东南沿海和北边的沿防地区，还先后建立了“斥堠”。这也是一种使邮驿通信军事化的措施。所谓“斥堠”，原来指边境上的哨兵，驻地常常选择在高地，便于瞭望观察。此时把瞭望、侦察和通信传递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斥堠铺”。这种传信机构，以传递军事紧急文书为主，为军事活动服务。后来，宋政府又置“摆铺”，仍由铺兵担任通信业务，和斥堠铺互为补充。

三 “宾至如归”的宋代馆驿

前面谈到，宋代馆驿已和通信邮递完全分开，仅仅履行一种政府招待所的职责。

宋代的馆驿，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国家一级的有高级迎宾馆，招待来自四邻的国家使节。当时北宋都城汴梁，建有四所重要的大型宾馆，其中专门接待北方契丹使者的叫“班荆馆”和“都亭驿”，接待西北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使臣的叫“来远驿”，接待更远的今新疆地区和中亚来宾的叫“怀远驿”。这些高级宾馆，设备豪华，有时在此举行国宴，宴请各国使臣和朝内大臣。

地方一级的政府招待所也很华美。从外表看来好似壮观的大庙，又像是颇有派头的官府，也好像有钱人家的邸宅。内部设备应有尽有，简直使旅客乐而忘返。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篇散文叫做《凤鸣驿记》，就是这样描绘的：“视客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南宋时候，另一位文学家毛开又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另一处驿馆：“为屋二十四楹，广袤五十七步，堂守庐分，翼以两庑，重垣四周”（《和风驿记》）。意思是：屋宇十分宽敞，左右前后有24间房子，住宿面积57步，有厅堂有居室有走廊，四周还有高高的院墙。这里服务人员很齐全：“门有守吏，里有候人”，简直是“宾至如归”（《和风驿记》），居住舒适极了。

两宋政府为了修建这些豪华的馆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位于今陕西地区的扶风，其太守修造上述苏东坡住过的“凤鸣驿”时，动用了3.6万个民夫，仅木材和石料用白银即达20万两以上。

那时候，也有供一般人住的驿馆，尤其是在管理不十分严的小驿站里，普通百姓将馆舍暂充居处，聊以避寒。《东都事略》记载了宋初大将张永德的一个小故事。说他落魄时，就曾住在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的葛驿，“佣力以食”。有一落难女子，也暂住在葛驿。当地父老可怜他们，不时接济他们衣食，介绍他们配为夫妇。有一天，后周太祖郭威来到此地，也住在葛驿里。这女子忽在聚观的人丛中大声呼喊：这是我的父亲!郭威命其向前相认，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女儿。于是郭威将女儿、女婿带走。后来他们终于成了贵人。这故事反映了在五代和宋初时普通驿站的情况。

两宋时的馆驿，一般都管理严格。来客要登记在册，共同遵守驿规，不得损坏公物。最有趣的是规定住宿旅客不得长期占有驿舍，期限最多不许超过30天，若赖着不走，超过日限者判徒罪一年。这个规定，对于那些出差的体面官员，似乎太苛刻了点儿。估计在当时此规定未必能完全实施。

四 “急递铺”的产生和发展

宋朝的邮驿传递，按当时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说法，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步递，一是马递，另一就是“急脚递”。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急脚递的传递形式大约是从北宋真宗时候开始的，也即公元11世纪初年。最早，可能用于军事上，本是边境上的一种快速传信形式，据说能“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时对辽的战争中，后来宋神宗时对南方交趾的战争中，都使用过这种“急脚递”。神宗时还在从京师开封至广西沿线设置专门的“急递铺”。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也曾利用过急递铺传送紧急的军事文书。

急递铺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时候达到昌盛时期，其制度的完备、组织的严密、网络的发达，远远超过宋朝。元朝时急脚递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递形式，而且马递在此时也逐渐消失，急脚递便成为公文传递的唯一通信工具。如果说宋时还仅仅是在某些地区重点设置的话，元朝时候的急递铺则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施了。这时除了极少量的紧急公文由驰驿传送外，几乎全部文书皆由急递铺传送。

元朝的急递铺大体上每10里至25里设置一处，每铺配置作为标志的十二时轮子一枚，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铺兵则准备夹板和铃攀各一副，缨枪一支，行旅的包袱和蓑衣各一。看来是风雨无阻。《元史·兵志》上说，铺兵走递时，“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带）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他们怎样次第传公文呢?意大利来华大游历家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铺兵工作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绘：“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马可·波罗游记》卷二）。通过这段叙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元朝时候急递铺步行送信的神速。

可惜的是，这种急递铺的制度，没能顺利发展下去，到元末就衰亡了。明朝时候也没有更多的发展，清代后期就逐渐消失了，而代之以另外的邮递制度。

五 “金牌”制度

人们都知道抗金名将岳飞，是被用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今杭州）打入大牢，然后处死的。明朝人李东阳有一道《金字牌》诗，愤怒地控诉了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的罪行。有几句说道：“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士气郁怒声如雷”。这个“金字牌”制度是怎么回事呢?

在宋朝时，金字牌原是一种通信凭证。北宋初年，邮驿通信的凭信原国驿券，是一纸证明，当时又叫做“头子”，凭此券在驿路上通行无阻。但到宋太宗时，发生了一起诈乘驿马的作乱事件。有一个中级官吏的儿子，冒充驿官，索乘驿马，并以私买的马缨假充凭信，蒙混走过许多驿站县城，掳掠官吏财物多起，后来被地方官识破，才设计捕获。宋太宗为此十分震惊，决定把驿券改为银牌作为驿路凭证。这种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有隶字书，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后来又发展为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三种。

金字牌规定为急脚递使用，这是从宋神宗时候开始的。宋朝人沈括说：这种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古时的“羽檄”，即类似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据史书记载，金字牌的出现与战争的紧急状态有关。宋神宗时与西夏激战，西夏发兵80万围攻兰州。为了使军情神速传递，宋政府下令用金字牌直通皇帝，不按平时的手续走普通的递铺。金字牌是一尺多长的木制通信檄牌，用朱漆为底刻上金书，书为八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示万分紧急，不要在递铺耽误。这种金牌送文，要求日行400至500里。当时人形容金字牌“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梦溪笔谈》卷十一），所以能迅速到达目的地。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即以这种急行通信的方式，用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阻止他再向金军进攻，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

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青字牌为雌黄底青字，亦为木制，规定日行350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红字牌为黑漆红字，限日行300里。南宋末年，由于邮驿管理的日益混乱，通信檄牌频频变更，这种制度也就逐渐淘汰了。

六 古代完整的通信法规——《金玉新书》

前面我们谈到了曹魏时代我国第一部《邮驿令》。唐朝时候，关于邮驿方面的法令规则，多在那时国家的法律《唐律》里具体规定。到宋朝时候，在国家大法《宋刑统》中也有关于邮驿的一些法规。

前朝以来，各地邮驿制度逐渐混乱，有些政府驿使官员，任意加重驿夫的负担，命令他们带着包裹，“负重奔驰”；也有些驿路管理官吏，受贿滥发驿券，以致驿道任务超度繁杂，驿站不堪负荷。为了整顿这种情况，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根据枢密使韩琦建议，政府责令三司使张方平制定了“驿券则例”74条，颁行天下。这一则例又称《嘉祐驿令》。根据嘉祐驿令，在刑法中又增加了若干细则，诸如规定：“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贪赃枉法者，“皆杖一百”等等（《宋刑统》）。从此，驿路大大安宁。发展到南宋时，由于邮驿的发达，涉及社会生活面较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相当完整的专门的通信法规，这就是《金玉新书》。

所谓“金玉”，是取古代“金科玉律”这个专词的简称。这部法规的编纂者是谁已经说不清了。但其成书年代，经过专家们考订，大约可以断在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或稍后。那时候，与北方金的激烈战事刚刚结束，诸事需要整理就绪，而原先北宋时所用法规大都散失，邮驿制度也很混乱，宋高宗便命令一些朝臣汇集了散在民间的有关邮驿旧法编纂而成。可惜的是，经过历代战乱，这部法规后来在民间也不流传了。现在在明朝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一四五七五卷中保存了它的原文。

根据现在《永乐大典》，我们可以知道这部《金玉新书》共有115条，其中涉及邮驿刑律的51条，有关赏格的10条，关于邮驿递铺组织管理的内容54条。法规涉及的范围很广，严格地维护了官方文书的不可侵犯性。比如《金玉新书》规定，盗窃、私拆、毁坏官书者属犯罪行为，都要处以刑罚，若盗窃或泄露的是国家重大机密信件则处以绞刑。涉及边防军事情报而敢于盗窃或泄露信件内容者斩，教唆或指使犯法者也同样处以斩刑。盗窃的若是一般文书，按规定也属于触犯刑律。处以徒刑，发配500里。值得注意的是，《金玉新书》规定，刑罚不仅仅处罚那些作为传递文书的当事驿夫，同时也要处置他的上级官吏，包括有关急递铺的曹官和节级，失职者一样处以杖刑。

《金玉新书》对驿递过程中的驿递程限、各种传递方式中发生的失误，皆有具体的律令规定和不同的量刑标准。比如处罚邮件失误的量刑中，步递最轻，马递次之，急脚递最重。计算路上走驿和行程、误期的量刑，则以日计算，不同的天数有不同的刑罚。

从《金玉新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至少是宋朝时期，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规定是很严格的。而“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

七 “私书附递”的法律化

宋朝以前，尤其是唐朝，官员们通过国家的邮驿机构投寄私书，虽然也在可行之列，而且逐渐频繁起来，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但毕竟没有得到法令的许可。到宋朝，情况就不同了。官员的“私书附递”，成为皇帝诏令中明文规定的事，从此通信范围大大扩大。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此制始行于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这一年，宋太宗为笼络士大夫官员，特别恩准：官员在近系家属之间，可以随官方文书一起传带家信。后来因弊端太多，一度废止。但到宋仁宗统治时候，再度放宽，1036年下诏令说：“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燕翼诒谋录》）。开始时官员私书，还只许步递传送，不得影响和干扰国家急递文书，但后来制度逐渐松弛，大量私人书信都通过急递铺附递了。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文章中说：当时他自己和朋友间往来的书信，便是由急脚递传送的。他的信中往往有“近急足还府，奉状”、“急足自徐还，辱书”、“近急脚子还，尝奉讯”等等字样，便是明证。

许以私书附递，士大夫中书信往来猛然增多，宋以下名人的文集中“书牍”体裁的文章骤然多了起来，有人还以名人的尺牍名闻于世。苏东坡集中便有许多家书体的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得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这“递中”便指的是递铺传送的书信。有些家书，远道寄来，使人喜极涕泗。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表达了他接到书信时的心情：“日暮坐柴门，怀抱方烦纡（yū）。铃声从西来，忽得濠州书。开缄读未半，喜极涕泗俱。”（《得子虞濠上书》）这是说，晚年的陆游，被朝廷罢官在家闲居多年，正在愁闷无所发遣之际，忽然听到自远方传来邮递的铃声，得到了来自远方的私书。他感动极了，读着读着，不禁老泪纵横。随送的私书多了，有人也利用这一方便给某人以讥讽。宋人笔记小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是奸相秦桧的爪牙。他的官越做越大，有不少乡邻巴结他，唯独妻兄厉德斯不买他的账，不愿对他奉迎，引起曹泳老大的不高兴。秦桧于1155年死去，厉德斯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曹泳处。曹接书一看，原来是题为《树倒猢狲散》的一篇文章，痛骂秦桧奸臣一伙。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人们对奸臣的唾弃，但同时也反映了南宋时私人书信已有各种合法途径递送。厉德斯当时仅是一个地方小官吏，也能投递私书，足以说明那时的私人通信比较普遍了。

八 辽、夏、金的邮驿

与北宋、南宋同时，我国北方大地上还存在着几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当时北方战争频仍，民族压迫深重，经济遭到较大破坏，邮驿也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但不久，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很快收拾残局，恢复了经济，也恢复了正常的邮驿通信，而且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

辽朝的邮驿，一般说比较落后，交通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以陆路交通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车、骆驼和马等。近年来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的辽墓画中，有的便反映当时车马的内容，可以看出那时交通的一般状况。辽时，邮驿的重大成就是开辟了东北至中原的驿道。当时，从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间，都有驿道干线互相沟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员歇宿的驿馆。这些驿馆设备一般比内地简陋，但是饮食供应和车马设备，也都与中原相似。

东京辽阳府是辽朝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东京到各地的驿路四通八达。从宋人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载看，东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沿途共有14处驿馆，其中有名的驿馆有辽水馆、唐叶馆、建安馆、三河驿等等，驿馆间距离自50至100里不等。以东京为中心，还有驿道直通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辽王朝开辟了从上京临潢府至黑龙江下游奴尔干城的驿道，全长共达5000余里。由于这是辽统治者向当地女真人勒索一种称为海东青鹰的通道，所以又称为“鹰道”。

辽代驰驿一般以银牌为证，长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为“宜速”。又有“敕走马牌”的字样，以为凭信。驿驰程限要求每日马递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辽代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加倍勒索，同时因为辽朝中心地在东北，同中原的驿路往来要通过许多盘山小道，驿运十分艰难，给负担驿递的夫役带来很沉重的负担。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时，已使百姓达到“破产不能给”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辽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驿舍里，曾看到墙壁上表现人民反抗思想的诗画，画了一只乌鸦，上面附着两句诗：“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飞”，反映出当时人心向南的情绪。

西夏是南宋时割据在今宁夏一带的民族政权。其在李元昊统治期间，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驿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记载，西夏为了和宋朝争夺陕北，在今甘肃靖远境内的黄河上修建莎桥，沟通了陕、甘、宁地区的驿路。莎桥是索桥的转音，可能就是一座铺上板面的铁索桥。此桥直到元朝还屹立在河上（《陇右金石录》）。

据宋人曾巩的《隆平集》说，当时西夏境内东西有25驿，南北有10驿，自黄河至辽境又有12驿。夏驿主要用马、牛、骆驼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体制有驿牌。遗留下来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马焚”，意为“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据考证即是当时西夏驿站传递文书时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至被蒙古消灭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统治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开始时，女真族比辽、夏、宋都要落后，还不懂得邮驿的重要。《金史》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伐辽时，尚无文字，军中机密皆由将官当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òu）碗温敦思忠的使者，往来传转诏辞，数千言从无少误。以后，金统治者“得辽人用之”，学会了用文字，驿传制度逐渐开始。此后，东北地区的交通邮驿迅速发展，从金太宗起，自京师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至今河南开封，每50里置一驿，形成一条漫长的邮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贺金主登基，从汴梁出发，由宋金边境上的雄州至会宁，沿途经过了39个驿站，全程达2500多里路。

金世宗时，又设立急递铺。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对他的臣下说：“朕常欲得新荔枝”，于是仿效唐明皇、杨贵妃加强驿传制度，设了急递铺。规定每10里一铺，每铺铺头一人，铺兵三名。铺兵骑马传送文书，日行可300里。急递铺所养马匹费用，一律向民间征收，称之曰“铺马钱”。

金中都的驿馆也是相当考究的。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住过中都馆驿，他记叙说，中都驿供应梨、栗等干鲜果品，还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实行了驿牌制度，有金牌、银牌、木牌三种，后又制成绿漆红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带这些驿牌，俗称金牌、银牌郎君。南宋人认为，这种制度是由宋朝传过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和赵彦卫的《御寨行程》曾记载了当时黑龙江地区金境内邮驿的情况，说金的驿站称为“寨”、“铺”、“馆”。《松漠纪闻》中有“银州南铺”、“宿州北铺”、“安州南铺”等等记载。他们的书里记载的金的驿站都不景气，道路荒芜，颓垣残破，无人修理。说明那时周边地区的驿路不如中原讲究。

九 元代的“站赤”制度

我国元朝时候，邮驿有了很大发展。元朝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为了适应广大领域的统治，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在西域地区新添了许多驿站。著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觐见成吉思汗时，就曾经过这些驿站。

成吉思汗大军占领辽西后，也立即在当地建立起有效的邮驿设施。《元史》记载，1215年，元军占领辽西，有人向政府报告义州（治所在今辽宁义县）将要反叛，镇将准备以屠城手段进行武力镇压，观察使王荣祖“驰驿”向成吉思汗报告，才制止了这次血洗。可见当时驿马奔驰十分迅速。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后，下令整顿地区驿铺，命令称：“诸牛马站每百户置汉车一具，各站俱置米仓，站户每年纳米一石。”可以看出，那时已有周密的驿站制度。

窝阔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更把蒙古的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形成联络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专家们考证，这个“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驿传的官员，后来也就通称驿站和驿传了。严格地讲，“驿站”这个词，是从元代才开始的。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从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

站赤制度，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广义地说，应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驿官职责、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征收制度等等。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条例》，这是当时有关驿传的基本管理条令。基本内容有10多项，诸如驿站组织领导、马匹的管理、驿站的饮食供应、验收马匹和约束站官、检验符牌、管理牧地、监督使臣和按时提调等等。元朝时各驿站设有驿令和提领导驿官，他们的职责是：如数供应良马，检验驿使凭证，清点驿站设备等。这些对驿站管理和对驿官考核的具体条例，对元代邮驿发展起了保证作用。

元朝的驿路四通八达。史家认为，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对维持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尤其对发展边疆地区的交通，起有重要促进作用。今天东北三省，属于元朝的辽阳中书行省，有南北两大驿路干线，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尔干城，南抵高丽王都开京（今朝鲜开城），共辖有135个驿站，管理驿马6515匹，驿车2621辆，驿牛5259头，驿狗3000只。今甘肃地区，是元朝通西域、中亚的必经之路，有驿站47处，有的驿站拥有驿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经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朝通过驿路和西方有频繁的往来。当时中西国际驿路共有三条：一条从蒙古通往中亚；另一条是通往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驿路；第三条为经过甘肃走廊通往中亚、欧洲的传统丝绸之路。对当时中西驿路的畅通，史家交口称赞。清初史家万斯同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设置了驿站，往来世界，就像在自己国内一样。在今呼和浩特和武川县，曾先后发现波斯银币和金币，可以说是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和驿路畅通的物证。

元朝的驿站都备有驿舍。这和宋朝的馆驿一样，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其陈设之华丽也和宋馆驿相近。当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描写说：“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陈设华丽的房间”（《马可·波罗游记》），来往官员住宿条件是舒适的。驿站负责给使臣配备交通工具，陆行有马、驴、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轿，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据统计，元朝全国1119处驿站共约有驿马45000匹。在东北的哈儿宾（即今哈尔滨）地区则有狗站15处，供应驿狗3000只。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420多处，备驿船5920多艘。这些交通设施，构成了元朝在全国的一个很大的驿路交通网。

十 元朝“驿使”和“铺马札子”

元朝的具体负责通信的人，身份比较复杂，来源也各不相同。有从朝廷直接派下来的，也有地方派遣的，他们统称为“使臣”或“驿使”。从身份来说，其中有王公贵族，也有州县官吏，甚至还有低贱的百工匠人。这些人是元朝传送官方文书的主要人员。按元朝官方规定，当时政府通信有两条传送的渠道：一是“遣使驰驿”，即上述这种专使的传送；另一种叫“铺兵传送”。前者传送的是有关国之大事的文书，后者传送的是有关日常小事的文书。前者一般马驿，后者则为步驿。

因为身份和品级的不同，元朝规定驿路上“使臣”的给驿标准也不同。比如给马，规定三品官给马五匹，四五品官给四匹，六品、七品官给三匹，八品以下则给两匹。路上的食宿供应标准也按品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如有的使臣给白面、大米、油、酒、肉等，一应俱全；有的则仅给一顿粥饭，最低的甚至只给一升米。

元代急递铺令牌元朝和宋朝一样，也通行驰驿的牌符证件，最常见的是金银字圆牌，还有一种叫“铺马圣旨”的证明。金、银字圆牌是紧急驰驿的证件，专门递送军情急务。这种印信有汉字、畏兀儿字和八思巴文三种，上刻有“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字样，由中书省发给驿使作为凭证使用，事毕缴回。1965年，在甘肃兰州收集到一块元朝的银字圆牌，牌为铁质圆形。牌面的字镶嵌在铁板上，正反面都有虎头纹样，正面错银凸出八思巴蒙古文五行。经专家蔡美彪考证，其字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这一块银牌，正是史料记载的印证。元朝还有一种特殊的“海青牌”，是一种青色牌符，也用于传送紧急军情。“铺马圣旨”，又称“铺马札子”或“给驿玺书”，是一般文书的传送印信。这是一种盖上皇帝大印的纸制品，也由中书省印发。这种证件最初用蒙古文字印制，后来因各地驿站多不认识，改为马匹图形作为标志。这些铺马凭证，到明初时又统称为“驿券”，在明人修的《元史》中常可见到。

十一 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邮驿

元朝的邮驿比以前各代都要发达。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当时驿站遍布东西南北各地。驿路上熙熙攘攘，来往人员十分繁忙。13世纪中叶，也即元朝开国君主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当时驿传的繁盛情况有生动的描绘。他认为元朝的驿站制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

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中，以十分钦羡的笔调写道：“从汉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给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因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从附近的城镇和要塞取得，朝廷对某些驿站也有经常性的供应。”

马可·波罗说，元朝每一个驿站，常备有400匹马，供大汗的信使们使用。驿卒们传递紧急文书，一日可以飞驰320公里，即640华里。他们身上都带着一面画着鹰隼的牌子，作为急驰的标志，“他们束紧衣服，缠上头巾，挥鞭策马以最快速度前进”。马可·波罗估计，全国服务的马匹大约20万。

上面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元代邮驿情况的。只是马匹数和日程数有不准确的地方。马可·波罗夸大了数字。实际上当时全国驿站的马共有4万多匹，而最快的驿卒日程则为500里，不是600多里。需要指出，元朝的驿站制度，也同样施行到中亚一些蒙古统治者管辖的地区。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记载说：伊利汗在位时候，在今中亚也设置了驿站。他“下令在所有要道上，每三程设置一个驿站。每个驿站设有健马十五匹”，他“还下令任何人只有出示君主的御笔和金符之后，才能获得驿马，他把每一个驿站交给一个大统领，让他们掌握一定的地区和足够使用的钱”。至于那些官方文书的传送经过，拉施特记载：“如果事情极其紧急，那就写信，密封起来，通过驿站的驿卒传送……在信上注明从某处到某处，君主给予每个边将以黑色钤印，以便他们把它盖在那些信上。”从拉施特的记载可以看出，元朝的驿站制度，已经有效地在国外辖地施行。这一制度大大沟通了13至14世纪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十二 元代“站户”的悲惨生活

元朝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百姓，把人民按不同的行业分成若干专业户，如民户、军户、匠户、医户、儒户等等，其中有一项特殊的人户，叫做“站户”。

顾名思义，“站户”是和驿站有密切关系的户头。元代驿站繁多，所需费用也很浩大，元代统治者便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让一些人户专门承担驿站差役的费用。这些人户便称为“站户”。

站户制度是在忽必烈统一中国前窝阔台时代就开始的。当时规定，各驿站附近人家，每100户出车10辆，每年每户纳米一石。忽必烈统一南北后，大量设置驿站，便抽出一部分人户充当专门的站户。这些站户从民户中分离出来，不入民户户籍，登入站户户籍。一经登记，世代相承，不能改变。

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承担着十分沉重的驿站赋役。首先，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蒙古语称为“首思”，汉语又叫“廪给”、“饮膳”或“祗应”。这是一笔很不小的负担，尤其当王公贵族大官充使时，山珍海味，奢侈至极。其次，还要供应使臣的交通工具，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等，还包括常年的饲料、马具和车辆的配件。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再次，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等。这些差使都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

到元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驿路上的往来官员作威作福，欺压驿站沿途百姓，他们“持威挟势，颐指风生”，任意索要名贵酒菜，还强令歌妓纵酒，无所不为。对驿站人员稍不如意，即行吊打。加上当时站役负担沉重，元成宗时四个月内，即起马13300余次，即使所有马匹昼夜在道，也无法应付。因此造成大量驿畜倒毙途中。元祐元年（1314）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省就奏报死铺马199匹、驿驼24头（《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这些负担压得元代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最后老死荒郊野外。元代诗人许有壬有首诗描写他们的悲苦生活说：“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shū），皆自血汗出……”（《至正集》）。意思是，数九寒冬我还披着一件破烂的皮子，连丰收的年景也难以饱饭。当上入了籍的站户，就像受役使的马那样受苦。缴出的每束干草每斗粮，都是我的血汗所出!最后，这首诗为贫寒的站户喊出了他们不平的呼声：“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作马、贱如奴隶吗?这首诗如实地反映了元代站户的生活。

在这样沉重的压迫剥削下，站户们纷纷破产，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户们血汗基础上的元代站赤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当时有史家云：“站赤消乏，积非一日”，而“其弊终不可革”（《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既不能改革宿弊，就只有走向消亡一途了。14世纪初叶，据甘肃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邮驿

一 “龙场九驿”

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了明朝，在他称帝的第22天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第二年，他又颁诏，把元朝的“站”一律改称为“驿”，还有全国230多处不雅的驿名改得更为雅致。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大力从事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的建设。

在明朝边疆邮驿的发展中，有一个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奢香夫人的故事。奢香是一位深明大义的贵州彝族的女首领，她的事迹曾被拍成电视剧。明太祖朱元璋时候，贵州土司霭翠接受明朝的领导。10年后霭翠去世，他的妻子奢香继续掌管彝族部落。明政府派去的都督马烨专横跋扈，有意侮辱奢香，还肆意凌辱和压迫彝族人民。奢香的部下义愤填膺，都劝她起兵反抗。奢香却忍辱负重，让她的知心朋友另一个彝族首领刘氏夫人奔赴京师，向朱元璋报告了马烨的罪行。朱元璋把奢香召进京师，对她说：我可以给你们除掉作威作福的马烨，但你们打算怎样报答朝廷呢?奢香回答说：愿率领子女，世世代代不叛明朝。朱元璋说：这是当然的义务，不能算做报答。还有什么打算呢?奢香又回答说：“从贵州往东北有一条小路可通四川，现已梗塞不通，我愿出钱出人，开山辟岭，修成驿道，以此来报答皇上的恩典。”朱元璋对此大为赞赏，立即把马烨捉拿至京，依罪处斩。奢香回贵州后立即组织人力，开始修路。一共修了560多里山路，建立了九驿。因为第一站在贵阳西北万山丛中的龙场，因此总称为“龙场九驿”。从此，从明政府的腹地，可以由宽敞的驿道直达云贵边疆，沟通了中原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这是我国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我国邮驿发展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明朝人吴国纶有《奢香驿诗》专门歌颂奢香夫人说：“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穿木开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载，牂牁（zānɡkē）（bó）道犹同风。”蒙茸是丛山峻岭的意思，牂牁、道都是云贵地区的地名，说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也赶上了中原，民风相同了。

除西南云贵地区外，朱元璋在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地区，都开辟了驿道，设置了驿站，使中央和边疆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明初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先后设置了9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沿边8000多里地方，都设置了驿所，互通信息。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明成祖）在位时期，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建立了45处驿站，有效地管理了这一地区的行政事务。

明朝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统治，在辽东地区广设驿站。以辽阳为中心，辐射有四条驿道干线：一条南行至旅顺口，途设12个站；一条西南行到山海关，途有17个驿站；一条北往开原，计5站；另一条东南行抵九连城，共7站。在各驿站俱设驿兵、轿夫、船车、马驴等。在辽东都司管辖下，明政府还设有“夷人馆”、“朝鲜馆”，专管少数民族驿务。值得指出的是，明成祖永乐年间，派太监亦失哈在奴尔干地区设立了水陆联运驿路。明初，东北黑龙江流域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酋长“悉境来附”，明政府皆给予印信，在那里建立了奴尔干、建州等九卫。为经营奴尔干地区，明政府在该地区除设立驿站外，又在吉林开设船厂，辟有水运驿道。从辽阳出发，溯辽河而上至开原，经陆驿达松花江，再由松花江乘水驿船至奴尔干。这条水陆联运驿路共设官兵3000人，每年供军粮两万多石，途经虎皮驿、沈阳驿、银州驿、开原驿等，是一条明政府联络东北广大地区的通道。

明朝在西藏地区加强了驿道建设。西藏在元朝时仍称吐蕃，元政府早在那里设置了驿站，据《经世大典》记载，元时藏区共设大驿站28处，小站也约七八处。那时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和地方官员经常持玺书、驿券和官员文牒在驿道上来往，有时“遣使驰驿不下百余匹”（《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明朝时西藏称乌斯藏。为加强汉藏地区的联系，明政府多次下令恢复和修建西藏通内地的驿路和驿站。成祖永乐五年（1407），明政府曾命令藏区的阐化王、护教王、赞普王和国师率川藏诸族合力恢复驿站，开辟了雅州乌斯藏的驿路。这是一条继甘藏驿路后又一条从内地到乌斯藏的新驿路。这条驿路交通方便，沿途衣食供给十分丰厚，既保证了明政府对乌斯藏地区诏书、旨令、文书的畅达，也便利了西藏对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在东南海疆也设立了对外经济往来的驿所。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在广东设怀远驿，福建设来远驿，浙江设安远驿，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和商人。

二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

朱元璋鉴于元朝驿站混乱的教训，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在朱元璋做皇帝的第26年，亦即1393年，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规定加上附加条件共12条，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

但尽管朱元璋如此严格地规定，却仍有人明知故犯。这些人一般都自以为有坚实的靠山，不把政府的法规放在眼里。有的人无理鞭打驿夫，也有人不持驿牌强行驰驿，多索车马。有一个曾经是开国功臣封为吉安侯爵的陆仲亨，从陕西返京，就不顾王法，擅乘驿传。朱元璋为此龙颜大怒，斥责陆仲亨说：中原历经战患，人民刚刚过上安定生活，驿户好不容易买上马，生活还十分艰苦。都像你这样所作所为，百姓即使卖儿卖女，也不能满足奢望的啊!陆仲亨因此不再被重用，后来他因谋叛罪被杀。

朱元璋还因违犯驿规罪重罚了两个女婿。一个是驸马郭镇。他从辽东出差回来，违章私带了三杠榛子，沿途擅用驿夫运送。朱元璋得知此事，立命郭镇如数补上私用驿夫的报酬银两，并同时敕命在山海关沿线各关驿站，张贴榜文，规定以后再不许有利用官驿私带货物的现象发生，不然一律治罪。另一个是驸马都尉欧阳伦，他多次违禁利用驿递走私茶叶，其家奴尤为横暴，强迫驿站车辆为其运货，还随意谩骂殴打执法人员。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十分震怒，把欧阳伦赐死，他的家奴一并处以死刑。

这几件事对整治驿站，起了很大作用。从此，明朝邮驿井井有条。“驿递清乐，而里甲不扰”（顾祖禹《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一）。邮驿发展了，国家财政年年有余。

三 “会同馆”和“递运所”制度

明朝的法律大典《明会典》记载说：“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这条记载说明，明朝的“会同馆”，是当时设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

会同馆有两种职能，一是起邮驿传递书信的作用；另一还同时起着国家级的高级招待所的作用，这里可以供外国使节和王府公差及高级官员食宿。有时还由政府在这里举行国宴，招待来自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进贡人员。

会同馆的马和马夫都有定额，一般设馆夫400名，马171匹，驴173头。有时人员不够用，则临时又从民间抽调服务人员。比如，在明正统帝时，西藏来了344位进京的僧俗人员。北京会同馆人手不够，便又从外面雇用了一些市民。

明朝地方馆驿，有些负责接待中外客人。有一篇《改建芜湖县馆驿记》记载说：芜湖为海外东南诸国赴京必经之地，为“天下要冲也，故有馆驿”。东南各国客使必先在芜湖驿暂住后，才“易以官舟”北上。江苏的苏州，也是东南一大交通城市。明代姑苏驿站很为讲究，建有亭、馆、楼、台等，其大门石柱中有20个大字的楹联：“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悬灯得月邮亭远映胥江”。这副对联反映了我国明代驿站的服务情景。

明朝的北方驿路沿线，也建有不少华丽馆舍，有一些规格很高，很讲艺术，简直是一处高级的园林景区。河北省永年县明时称为广平府，万历年间当地知府为接待各地“驻节”之宾，在府城东建了一所“莲池胜地”馆舍，据记载，有正堂五间，耳房三间，还有水池一方，浮桥、画亭、台阁多处，名称雅致，称为“观莲坊”、“得月台”、“荷花馆”、“天开画”等等（《广平府志》）。但是，就普遍情况来讲，明朝尤其到中后期，北方驿馆大都是较简陋的。《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西南的卢沟桥旁的宛平县境的驿铺馆舍，就残破不堪。因多年失修，墙倒屋塌，铺兵都无处居住，只好在旁边租屋暂住。有邮书来到，招呼良久，才能发出。

水马驿和递运所，都是指各地的驿站和运输机构。水马驿同于宋元时期的“驿”和“站赤”。顾名思义，水马驿包括水驿和马驿两种，一用于河驿，一用于陆上文书的送递。明朝时一般60里或80里置一驿，每驿备有马30或80匹不等，小站则有少至5到10匹马的。水驿则备船。明朝基本和元朝一样，“常事入递，重事给驿”，即平常的文书交给步行的递铺，重要和紧急的文书才交给马驿办理。递运所是在一般的递和驿之外，明朝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上贡物品的运输机构。这种机构也分陆运和水运两种。始设于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递运所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机构。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官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陆驿由军卒承担，水路则有各地船户负责。这种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兼以接力的方法。这种专职的递运业务，把陆路运输和海、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可惜的是，明代递运所制度未能坚持，在弘治年间全国曾达到324处，而到万历年间便剧减至100多处，逐渐消亡了。明朝水运中还实行过一种“马快船”的制度。这是一种快速从水上运输贡物的船只。这种船，在河上运输时，“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明经世文编》），十分热闹。

四 张居正的驿传改革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改革家。他对赋税、吏治等方面的改革，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有重大影响。在驿传方面，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后，政治日益腐败，邮驿制度也产生许多弊端。最高统治层利用邮驿，大肆挥霍。正德年间，发生了多起太监到各地驿站勒索驿银、捆打驿官的事件。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之机，在沿途水驿大肆挥霍。在成都驿，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100两；在这里置备入藏物料，竟用银高达13万两。正德皇帝下江南游耍，所费更巨。他命令沿途驿站准备美女，以备皇帝来时随时寻欢作乐。这一次仅水路驿站所用人夫即达数十万，严重地骚扰了人民的生活，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驿站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许多驿官都逃亡在外，驿务多废。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一些官吏主张对邮驿进行改革，先后主张改革驿务者有著名清官海瑞、吏部尚书吴鹏和张居正，其中以张居正的驿传改革成效最大。张居正改革，是我国邮驿史上的一件大事。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宰相，他的邮驿改革是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的，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比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是到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递的交通工具；等等。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据统计，经过整顿后，全国共省减邮驿经费1／3左右。

在改革中，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从自己的身边做起。他的儿子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不用官府邮驿，而是出钱自己雇车。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他也不动用驿车驿马，而是让仆人背着行李，自己骑毛驴回乡祝寿。张居正对那些违反条例的官员，绝不手软。有一个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驰驿，被他革去官荫。这一处分使得朝野上下很为震动，许多官员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民欢呼歌诵”。但是，明朝政府已经腐朽得不可救药，一两个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死后，生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全被废除了，明代邮驿又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中。

五 “民信局”的兴起

在明朝的邮驿事务中，有一件新兴事物是必需大书特书的，这就是“民信局”的兴起。所谓“民信”，当然是指民间自发经营的通信组织。

专家们认为，我国民间经营的通信组织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兴起的。那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少大商人间需要一种业务上的联络，更重要的是货物的集散和资金的汇兑，都需要有一种联营的组织来承担。这便是“民信局”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对民信局从哪里兴起，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这种联合经营机构最初是从四川兴起的。明朝永乐年间，四川居住着一批湖北麻城、孝感地区的移民。他们长年在外，思念故乡，于是自发组织了同乡协会。每年约集同乡，举行一次集会，在会上推选出代表，返回家乡探望一次。届时，移民们多托代表给家乡带去问好的信件，并托他捎带家乡特产回来。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组织，俗称为“麻城约”。麻城约多以运带货物为主，同时捎带书信。这就是我国民办的第一个通信组织。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我国民信局最早是从浙江绍兴、宁波等沿海地区兴起的。明代官场多用绍兴人当幕僚，俗称“绍兴师爷”。他们分散在各省督抚巡按衙门中，联系广泛，成为帮派。互相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函件相对较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初期的民信机构。宁波是绍兴出海的口岸，通信的枢纽，所以也就成为最初民营通信机构的据点。再则，宁波经商的人很多，他们也需要一个经常的信息交流和货物集散的机构，民信组织就应运而生。

以后这种组织在各地扩展开来，不限于湖北麻城在四川的移民，也不限于浙江绍兴、宁波。

清朝时候，上海、宁波等地开始把这种组织称为“民信局”，递转民间的信件，成为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朝中叶以后，民信局大大发展，达到最盛期。不仅遍及国内各大商埠，还把业务扩大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檀香山等华侨聚居地带。在东南亚一带，民信局又称“侨批局”，仅新加坡一地，清朝末年时侨批局就达49家之多。有些侨批局，甚至一直活动到20世纪40年代。

六 清代“邮”、“驿”的合并

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同年，清兵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清代邮驿制度经历了重要改革，其最大的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

在清朝以前，虽说在某些文书上常常“邮驿”合称，但实际上邮和驿是两种职能不相同的组织机构。从汉唐以来，一直是：“邮”负责传递公文，是一种通信组织，也称为“递”，或称为“传”；而“驿”，实际上是只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和通信工具，而兼有招待所的性质。二者互为补充，但毕竟是两套组织系统。清朝时候，这两种组织融为一体了。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而变成直接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这样，实质上通信系统比先前简化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清朝驿务的管理，归于中央兵部，专设一车驾司，任命官员七人，主管全国驿道驿站。同时又在皇宫东华门附近设两个专门机构，由满汉两大臣会同管理京师和各地驿务联系，下有马馆，专管驿夫驿马，又设捷报处，收发来往公文和军事情报。

据记载，清朝通信的时限达到了历史上最快的速度。以前，一昼夜最多跑400里、500里，清朝的马递传送公文，最快可达一昼夜600至800里。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三藩叛乱，从大西南到京师送军事情报，路程达5000余里，快马通信只需九天即可到。与此同时，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从福建报捷到京师，路程4800多里，也是九天内消息便可递到。

清朝驿站比明朝更为普遍，尤其在一些边远的县级地区，新设了“县递”。这种邮递在县间通信，弥补了干线驿站的不足。县递不是正规的驿站，但备有号为“递马”的通信马匹，起着驿站的作用，因为有县递的补充，清朝全国邮驿事业比前大大方便了。到光绪时，仅山东一个省，就有包括县递在内的正规和非正规的大小驿站139处。

雍正朝建立了军机处以后，清朝邮驿事业更有新的发展。军机处可以直接向下发放皇帝的上谕或诏令。有时候，这些上谕可以不经外廷内阁处理，由军机处直接交给兵部的捷报处发给驿站向下驰递。这些重要文书上面常常书有“马上飞递”的字样，表明其为急递文书。有的要求时限更紧，直接写上“六百里加紧”，甚至有要求“飞折八百里驿递”者，即要求以每日600里、800里的速度抵达。这样的方式，既能保密又可以高效，说明邮驿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清朝前期的皇帝，一般都是励精图治的。他们密切注意着边疆战事的发展，也十分关心邮驿的效能。有的时候，皇帝经常为了等驿报而通宵不眠。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平定准噶尔附论》中，曾叙述到乾隆勤政的情景，说他每夜都要等前方的军报，不管什么时候来，都命周围的人立刻叫醒他。当通知的有关大臣奉旨来到时，他早已看完了公文，准备拟诏指示了。有时为了拟写一份递往前方的公文诏令，前后工作达几个小时。若前方有一两天不来军报，乾隆就坐立不安，夜不成寐。从北京到准噶尔前线，不啻万里之遥，来往文书需要一月有余，乾隆常常要预见到数月以后的形势，作出决定。

可以肯定，假若那时没有发达的邮驿设施，清朝皇帝们若要及时了解前方军情，进行适时的决断，对前方战局实行有效的遥控，几乎是不可能的。

七 清朝边疆邮驿的开辟

清朝时候，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在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开辟了许多新的驿道，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这些机构，随地区而名称不同，大部分称“驿”，军用称“站”，新疆、甘肃地区称为“塘”，北方蒙古地区称为“台”，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所”等。清朝统治者根据边疆各地的不同情况，继承以往各代边驿的优点，在全国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清朝人钟奇说：“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而集其大成。”高宗就是乾隆。意思是乾隆时我国邮驿事业达到了古代的高峰。

那时候，东北地区邮驿发展最快。此地是清朝统治民族满族的发源地，又是对付沙俄侵略的前哨。清朝历代帝王特别重视当地的邮驿建设。康熙帝曾说：“此乃创立驿站之地，关系重要。”他在位时，在黑龙江省共设驿站20个，雍正时又增设10站。黑龙江通往北京的直达驿道共有五条，各从齐齐哈尔、瑷珲、珠克特依草地为起点，都长达3000里左右。从齐齐哈尔直通京师的驿道，俗称“大站路”，又称“御道”，是专门用作为皇帝进贡的道路，也是官府奉公驰驿专用的道路。雅克萨之战后，清军在黑龙江留下一条用作运输军需的大驿道，到光绪年间，重新开辟成去漠河采办金矿的大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金之路”。清朝官吏李金镛顺着这条古驿道，亲自勘察路基。冒着寒风大雪，穿山越岭，跨沟攀崖，终于开拓了这条驿道，开发了漠河金矿。清朝康熙时这条路上原有驿站25个，李金镛时又增设33个，后来达到36处。至今这些站的地名尚在当地遗存。人们可以看到当初的驿道遗迹和这条“黄金之路”上的古驿遗址。

沈阳是清朝的故都，后称盛京。盛京将军属下所设驿道，以盛京为中心，西至山海关共有驿站13个，东至兴京（在今辽宁新宾西）有四站，南至朝鲜有七站，东北至宁古塔有三站。总计全境驿站29处。吉林将军属下也有驿站若干。这样，东北地区形成一个相当广大的交通网。

因为情况特殊，清朝时东北邮驿归属是和其他地区不同的。各省驿站归厅、州、县管理，而盛京地区则由驿丞统管，下设正、副监督二员，统于盛京兵部。

青海地区在清朝统治时期，邮驿也有很大发展。到乾隆时，已建成五条主要驿道，全青海共有驿站24个，递运所三个，驿夫所夫共480余名，驿马592匹。

清初，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康熙也加紧在蒙古地区建立驿道和驿站。在那里先后建置了47个驿站，分布在喜峰口、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外。康熙对此有专门的指示：“今设立驿站，虽费用国帑，日后于蒙古裨益良多，亦不致迟延误事，最为紧要。”在漠北蒙古地区，清政府又分设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地区专理机构。乌里雅苏台设将军，驿务一律由军台管理。科布多设参赞大臣，邮驿也归军台管理。科布多共有20个驿台，乌里雅苏台共设43个驿台。在沟通中央和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这些驿站驿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康熙、乾隆两朝在新疆地区也设立了邮驿机构。开始，为了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军粮运输，康熙在从嘉峪关到哈密沿线设立了12个驿台，以后陆续向西不断推进。到乾隆时，共有驿台125处。此外尚有一部分邮驿机构称为“营塘”。从巴里坤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到阿克苏，阿克苏到乌什，从叶尔羌到和田，从精河至哈密，总计驿台和营塘达到285个，由总管新疆的伊犁将军总稽查。

清朝在西藏的邮驿机构称做“塘”，全藏共有近70个。塘马共为300多匹。

清朝在西南边疆地区，大力发展邮驿事业。到乾隆时，贵州境内驿站达到23个，主要为递送政府公文及运输军粮。此后驿道不断改进，客观上也便利了商旅的交往。雍正时还在贵州开辟了许多山区驿道，如从黄丝驿至杨老驿，原来道路崎岖，十分难行，后来改道而行，既道途“坦易”，又“无岚障之虞”，大大方便了行人（《小方壶舆地丛钞》）。这样，清朝凭借这一邮驿系统，可以及时得到各地的信息，对各边疆地区进行着有效的控制。

八 旧式邮驿的衰败

清朝中叶以后，封建社会进入了总崩溃期。随着封建制度发展的旧式邮驿，自然也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弊端。尤其是生活在封建驿政下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受到煎熬。康熙时有一位诗人，描写当时驿夫的悲惨生活说：“奔疲面目黑，负背形神枯，水深泥没踝，衣破肩无肤，苦情不敢说，欲语先呜呜”（秦松龄《点夫行》）。如果是被迫抓来当水驿挽船的纤夫，则处境更为悲惨。有一位诗人梁清标写的《挽船行》的诗描写说：“穷民袒臂身无粮，挽船数日犹空肠。霜飚烈日任吹炙，皮穿骨折委道旁。前船夫多死，后船夫又续。眼见骨肉离，安能辞楚毒?呼天不敢祈生还，但愿将身葬鱼腹!可怜河畔风凄凄，中夜磷飞新鬼哭。”

如此恶劣条件下服役的驿夫，自然不可能有劳动的积极性，服役人员纷纷逃走。河北武清县东北，有一个河西驿，地处京东水路通衢，一直是各朝漕运的咽喉。清初时候，这里的邮务很发达，有役夫152名，驿马33匹。但到清晚期的光绪年间，这里驿务萧条，只剩下役夫30名，驿马24匹。当时有一位兼管驿务的下层官吏，曾写了一部《河西驿日记》。在他的笔下，河西驿成为一个残破不堪的机构：破烂的房屋，即将倒塌的马棚，老弱待毙的病马，饥寒交迫的驿夫，构成一幅凄凉的图画，在河西驿上，还有不法的官吏，不断进行勒索，造成文报迟延，通信阻塞，邮务不能正常进行。这样的驿站，当然不能担负起邮驿通信的重责，而成为社会的赘疣，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

所以，有识的革新之士，早就提出取消这种过时的传统驿站，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他深刻揭露了清政府邮驿的流弊，指出有一名道员以往来贺节贺寿为名，竟用了500里排单，大大浪费人力物力。冯桂芬大声疾呼：“国家以有限之帑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他认为应当下决心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不仅可以省去国家每年300万元的开支，而且可借邮政收入数百万之盈余。一时，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纷纷撰文，论述旧式邮驿之不便、新式交通通信设备之必须。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1896年始办新式邮政，驿站逐渐被代替。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北洋政府终于宣布将驿站全部撤销。古老的中国，在邮驿制度上，经历了一次实质性的大变革。新式的邮政时代开始了。

Table of Contents

- 封面

- 第一章 我国邮驿之始

- 一 古代世界的邮政
- 二 禅让时代的“喉舌之官”
- 三 神话中的商纣“声光”通信
- 四 商代的邮驿发展
- 五 完备的西周邮传
- 六 单骑通信和接力传书的开始
- 七 简书与符信的时代
- 八 战国时期的私人通信和私人传舍

- 第二章 秦汉大一统时代的邮驿

- 一 统一的秦朝邮驿
- 二 现存最早的两封家信
- 三 两汉邮驿的发展
- 四 驿置和邮亭的分流
- 五 官邮和私邮
- 六 发达的汉代烽火通信
- 七 汉简：汉代通信的实录
- 八 “鸿雁传书”的故事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邮驿

- 一 历史上第一个《邮驿令》
- 二 刘备、诸葛亮对四川邮驿的贡献
- 三 南方水驿的兴起
- 四 少数民族地区邮驿的发展
- 五 “信幡”·纸诏·“千里牛”·驼驿
- 六 私邮和私营逆旅
- 七 “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

- 第四章 盛况空前的隋唐邮驿

- 一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隋唐邮驿盛况
- 二 完善的隋唐邮驿制度
- 三 种类繁多的邮驿服务和通信方式
- 四 “进奏院”与《开元杂报》
- 五 历史上第一次驿夫起义
- 六 隋唐的“水电报”和空中通信
- 七 唐代馆驿诗话
- 八 邮驿路上的闹剧
- 九 发达的唐朝私人逆旅
- 十 “二娘子家书”
- 十一 唐朝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

-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邮驿

- 一 宋朝驿道的发展
- 二 邮驿制的军事化
- 三 “宾至如归”的宋代馆驿
- 四 “急递铺”的产生和发展
- 五 “金牌”制度
- 六 古代完整的通信法规——《金玉新书》
- 七 “私书附递”的法律化
- 八 辽、夏、金的邮驿
- 九 元代的“站赤”制度
- 十 元朝“驿使”和“铺马札子”
- 十一 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邮驿
- 十二 元代“站户”的悲惨生活

-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邮驿

- 一 “龙场九驿”
- 二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
- 三 “会同馆”和“递运所”制度
- 四 张居正的驿传改革
- 五 “民信局”的兴起
- 六 清代“邮”、“驿”的合并
- 七 清朝边疆邮驿的开辟
- 八 旧式邮驿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