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Author: [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
Date: 2020-08-13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作者:[西]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

译者:黄锦桂

出版时间:2020-08-01

ISBN:9787521719529

序

作为一位研究欧洲历史的学者，我经常在思考，什么是欧洲？乍看起来，这不是问题，只要我们找出地图，就可以知道欧洲的方位，回答欧洲有多少国家，面积有多大，以及欧洲的自然面貌等等。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现欧洲的话，可以看到，不仅有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还有“欧盟”这一政治意义上的欧洲，以及“欧元区”这一经济意义上的欧洲，等等。但这样对欧洲的理解不免碎片化，也缺失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而麦克伦南的这本书则从文明的视角来理解，将欧洲视为一个有着共同理念和价值观的文明共同体，形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特性。

就欧洲文明的特性而言，诚如本书作者所说，这种文明的统一性体现在欧洲形成了民主制度，以及能使民主制正常运行的诸多理念，包括法治、三权分立、议会制度以及保障人权。作为一种国家类型，民族国家也是欧洲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创造。欧洲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市场经济，全世界都不可抗拒地卷入其中，因为这是交换产品、创造财富的最佳方式。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福祉，其中，更高效的农耕方法为迅速增加的人口提供了食物，有效防止了饥荒的发生；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产品和资本更快速地交换和流动；现代医学治愈了许多疾病，人类的平均寿命普遍提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在作者看来，从政治、经济、社会到科学等方面，欧洲都在自己的空间中造就了同质性的文明。

应该看到，这一同质性文明是在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从15世纪后渐趋形成的，并在19世纪最终成型。其间历经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英国和法国的社会革命与工业革命等，可以说，时间性是理解欧洲文明的重要视角，没有几个世纪的积累沉淀以及各方力量的博弈，就无法形成文明的特性。欧洲文明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同样，支撑欧洲文明运转的社会条件也是在历史中培育而成。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从真正理解欧洲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所具有的感召与示范性力量。

不仅如此，欧洲文明也在空间的扩展中强化了自身的这一特性，成为犹如作者所说的“全球文明的支柱”。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欧洲文明不再被理解为是诸多文明类型中的一种，而是具有全球性。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奔走于世界各地，不仅创造了丰硕的财富，还对世界有着巨大的改造能力，让全世界走向文明。而文明的这一全球性特质也是本书着力表述的主题。当然也应该看到，就其过程而言，这是用“血与火”的方式扩展着文明的空间边界，并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创造出了“文明与野蛮”这一两分的话语体系，欧洲是“文明”的，而非欧洲地区则是“野蛮”的，从而为其殖民统治构建起合法依据。从此，全球既被欧洲文明所浸润，也被划定分属为不同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退。对此，作者在书中用了很多篇幅来描述和思考欧洲文明扩张这一历史进程，这自然也会激发我们对此深深的思考，并思考如何理解欧洲文明的全球性。

实际上，这种“血与火”并非限定在欧洲与非欧洲的关系之中，也体现在欧洲文明内部，且不说近代早期宗教迫害的暴力杀戮，人类恐怕永远不能忘记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痛。直到现在欧洲的学者都在不断进行反思，为什么在一个“文明”的欧洲内部却发生了如此残暴的野蛮行径，国家成为大屠杀的发动者和执行者，每个国家的人民也都不惜为国捐躯，变成了“帮凶”。历史学家从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入手解析，认为恰恰是作为欧洲文明内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成了推动战争的强劲动力。

正像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文明正在经受考验”。好在欧洲文明具有内在的反思性力量，痛定思痛，欧洲终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再次重建起了“文明”，迎来了“文明”的再度复兴。回顾这一“血与火”的历程，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欧洲文明那种内在的张力，那种野蛮与文明的彼此转化，以及“历史的终结”会在何处。对此，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对世界文明的考察报告指出，无论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以及对它自己的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恶，欧洲都给全人类献上了最大的礼物——文明。也如这本书作者所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革命时代到欧洲一体化，欧洲创造了能够释放人类最非凡创造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使文明发展到最高形式，为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欧洲的历史糅合了光耀和阴影、胜利和悲歌，是指引人类的一盏明灯。这也是本书作者引以为豪的，以及写作此书的目的：“长久以来，欧洲一直没有一部宏大的记述，展示欧盟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剖析欧洲在现代史中的角色和意义，以及杰出的欧洲人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缺。”

从15世纪以来的全球历史进程来看，这无疑是对这段历史的精辟概括，欧洲文明塑造了现代世界，欧洲文明引领着世界前行。但在今天，放眼全球，我想到了法国学者保尔·瓦莱里所说的，欧洲是人类的一块宝地、一颗明珠，是巨人的头脑，但是它会一直保持这一地位吗？从全球的视角来看，面对如今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下降，以至于2020年2月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就是“西方缺失”。欧洲文明未来究竟走向何方，是否还能引领全球？是像作者那样满怀乐观，还是令人忧心焦虑？但无论如何，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重回欧洲文明的历史，探索文明的内涵，思考文明的起落，我们才能找到左右文明未来走向的丰富资源，从而回应“在21世纪的世界，欧洲肩负怎样的使命？”这一问题。我想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和在此时间阅读欧洲历史所具有的意义。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20年5月

前言

过去几年对欧洲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时期。全球金融危机对欧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欧元区的财政问题非常严重，许多观察家甚至预测作为欧洲统一货币的欧元很快会崩溃。欧洲人不得不学会在各种紧缩计划下生活，降低生活标准。叙利亚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使得欧洲的移民问题更加严峻。当欧盟经济终于出现复苏迹象时，欧盟又遭遇了一个严峻挑战：英国脱欧。英国人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不仅意味着欧盟将失去4个主要经济体中的一个，还暗含着一个更大的危机：如果欧洲各国的公民都有机会通过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国家是否留在欧盟，他们是否也会投出否决票？若真如此，欧洲一体化就可能会被一个强劲的对手打败——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正是最初催生欧盟的力量。

过去10年里，关于欧洲的悲观预言甚嚣尘上，而且这种观点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广为传播。每当欧盟成员国政府和机构遇到某个问题，欧盟注定消亡的陈词滥调就会被重新提起，这种论调认为欧洲整体上与这个世界越来越脱节，这个世界未来将由美国和中国主宰。

然而，最近的这场危机并非只发生在欧洲，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从历史的视角看，这场危机并不特别严重。对这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大陆来说，要控制过去几年间出现的问题似乎并不难。欧洲拥有的资产是其他政权或文明难以匹敌的，其最重要的财富正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足以确立欧洲在21世纪的重要角色，本书要阐述的一个事实就是——欧洲塑造了现代世界。

本书适合全世界对历史怀有热忱和好奇心，渴望获得新知，并且不想被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各种信息混淆视听的读者，尤其适合那些想要寻求这几个问题答案的人：欧洲曾为我们做过什么？哪些历史趋势能够解释现状？当代社会的基本要素来自哪里？

本书旨在阐释16—20世纪欧洲主宰世界400多年的原因，欧洲对其他大陆和欧洲以外的人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欧洲霸权带来的诸多后果。

对世界的好奇心，对扩张和征服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需求让欧洲取得了远超自己想象的成就。在欧洲霸权的巅峰时期，西班牙帝国统治的疆域横跨美洲大陆，那时的西班牙是真正的“日不落帝国”；葡萄牙崛起后，成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拥有领土的强大帝国；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达到鼎盛期，占有全球1/4疆土，统治的人口超过当时全球人口的1/5。在同一时期，法国统治的领土也非常辽阔，几乎覆盖了一半非洲大陆。在扩张领土方面，俄国不甘人后，其边境不断向外拓展，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6。荷兰人在17世纪建立的帝国虽然领土面积不大，但也足以让这个小国成为经济霸主。

领土扩张只是欧洲建立世界霸权的一个维度。许多现代国家都是依据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创建的，政治影响力是欧洲霸权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欧洲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经济力量是欧洲霸权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因为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巨量自然资源是欧洲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欧洲国家还成功创建了全球市场。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在文化维度上也获得了霸主地位。欧洲国家的扩张使西方文化在全球盛行，基督教广泛传播，使欧洲获得了精神霸权。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认为传播基督教是其帝国扩张的最主要、最正当的理由之一，而承担这项任务的是传教士。

人口大迁徙是欧洲能够在上述各维度建立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欧洲国家的扩张过程中，欧洲人向外移民并定居到其他大陆，尤其是美洲。欧洲帝国之所以能够威势远播，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欧洲人对迁徙拥有热情并创建了移民关系网，这种热情在19—20世纪间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潮中尤其突出。

帝国主义和欧洲的殖民扩张不仅被那些深受其害的殖民地人民批判，也被欧洲人诟病，包括那些受益于殖民统治的人。因为这种模式总让人想到欧洲强国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碾压，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和种族灭绝。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也与欧洲的扩张密切相关。

不幸的是，历史表明，这样的恶行普遍存在，并非欧洲独有。这种恶行在欧洲霸权时代之前已经存在，在此之后也将继续存在。尽管如此，欧洲帝国的历史无疑充斥着血腥、屈服、剥削、屈辱、苦难和不公。本书将关注这些应予正视的历史，并揭露这些罪行的始作俑者。

另一方面，本书将检视欧洲帝国的扩张和欧洲的发展经验对现代社会做出的贡献。不可否认欧洲在许多方面造福了全人类。在这份功绩单中，最值得称赞的是欧洲推广了能够赋予公民更多权利的民主制，以及能使民主制正常运行的诸多理念，包括法治、三权分立、议会制、人人平等，以及人权。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来说，民族国家是欧洲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创造。欧洲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创建了市场经济。全世界都不可抗拒地卷入其中，因为这是交换产品、创造财富的最佳方式。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福祉，其中，更高效的农耕方法为迅速增加的人口提供了食物，有效防止了饥荒的发生；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产品和资本更快速地交换和流动；现代医学治愈了许多疾病，人类的平均寿命普遍提高。

总之，这本书是一部关于欧洲的史诗。在欧洲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欧洲几个重要的帝国既受钦佩也被鄙视。人们对欧洲人传播的思想理念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从几个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殖民帝国、企业项目、公民迁徙等方面来探究其扩张过程，分析人类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欧洲人是如何走向全球的，我们将回顾当时一些历史名人的生活和工作，包括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家，埃南多·科尔特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等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还有詹姆斯·库克船长、罗伯特·克莱夫、赛希尔·罗兹等英国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以及来自法国、荷兰、俄国等地的著名人物。

同时，本书也记述了包括士兵、公务员、移民、寻宝者、囚犯和流亡者在内的，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故乡去往其他大陆的名不见经传的欧洲人的经历。此外，本书还将论及欧洲帝国与被它征服的其他民族间的对抗以及文化冲突（其中一些民族已灭绝）。本书还将盘点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诞生的一些文学巨著。

欧洲帝国的崛起塑造了现代世界，欧洲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同样也影响了世界，本书在最后几章讨论了这个话题，检视帝国主义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如何终结欧洲霸权时代，当帝国主义发展到极致时，给欧洲强国带来的影响，以及后殖民世界的诞生。欧洲的政治遗产影响巨大，但也引发了很多争议。最后，我们将讨论欧洲在二战后的自我重塑，欧洲的统一进程及其社会内部组织如何使欧洲人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引领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

关于欧洲霸权时代及欧洲帝国的著述很多。如果不是受益于我在参考书目中列出的那些作品，我无法完成本书。不过，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重要影响的作品却非常罕见。之所以存在这样大的空白，有一个解释是，对帝国扩张或全球霸权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基本上都是从国家的角度而不是全欧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的。

在几十年之前，欧洲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深深的裂痕，历史遗留的敌对情绪仍然处处可见。这也是欧洲的作家和读者一般很少有兴趣超越自己国家的历史经验去看欧洲历史的原因之一。幸运的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外国历史，并取得了巨大进展，为欧洲历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深，在学术领域更加如此，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有不少关于欧洲当代历史佳作的原因，这些佳作让我们能够越过国界和心理界线，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另一方面，很少有历史学家尝试对比欧洲各国向世界各地扩张的经验，这是个挑战性很大的课题。毫无疑问，曾经的敌对和战争留下了惨痛的后果，影响深远，使得一些国家和人民把那些分离因素看得比聚合因素更重要。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家从各自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文明，这一点法国尤为突出。这些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自己是伟大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并不很清楚他们也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欧洲是一个地理名词，是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文化参考，仅此而已。

但是在现代欧洲——尤其是欧盟，欧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加，“欧洲人”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我们需要一部著作向欧洲人解释他们共有的历史和文化，这有助于他们了解欧洲在世界历史上的角色及欧洲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对今天的欧洲来说，这非常重要，因为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讨论能够捍卫欧盟利益的全球战略。

目前，这一需求更加急迫。在过去几年里，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盟发展进程陷入混乱，全球经济危机令欧洲备受打击。欧洲的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无视欧盟的存在，他们主张的是那些在20世纪上半叶摧毁了欧洲的观念。恐怖主义打破了欧洲几个国家首都的和平，威胁到民众的安全，恐怖袭击变得越来越频繁；欧洲无法同化大规模的移民，移民的涌入削弱了欧洲社会原有的价值观。也许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接受自己的历史，欧洲以外的国家也需要认清其与欧洲关系的性质。

欧洲各国之间曾经战火纷飞，国界线布满铁丝网，但现在，人口、服务和资本在欧洲各国间自由流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以跨越更大的空间，远远超出个人所属的国家。我的情况就很突出。我的家庭背景让我在两个历史上相互对立的国家——西班牙和英国长大。从小学到大学，我周围一直有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同学。我妻子的父母分别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我们在家里讲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我的孩子有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的血统，他们在这三种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显而易见，对我来说，对我的孩子来说（他们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清晰地界定了我们的身份。

这种欧洲身份以及我与几个欧洲国家的亲缘关系在我的学术轨迹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一直对比较历史学非常感兴趣，我不仅研究英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我最了解的国家，还研究其他欧洲大国。当我在这些国家穿行时，我不断问自己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以及它们共有的历史对当前欧洲造成的影响。

和许多欧洲人一样，我总是在远离旧大陆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欧洲人身份。写这本书的想法源起于过去10年里我在全球各地的旅行。当我在圣卢西亚的海滩上，在哈瓦那旧城的咖啡馆里，当我沿着波士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优美的林荫大道漫步，或是在从德里开往斋浦尔的火车上时，这些地方的欧洲遗迹让我想到了许多问题，我努力寻找它们的答案。

这本书的写作采用了编年法和主题法。第一章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是欧洲文明而不是其他文明获得了全球霸权并塑造了现代世界？我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欧洲经历过文艺复兴。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知识型社会、科学、经验主义和市场经济都开始萌发，进入早期的发展阶段，使欧洲具备了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大优势。

对地球尽头的好奇心，对找到贸易路线，实现发财梦的渴望，以及那个时代航海家和探险家的冒险精神，这些因素使得一些欧洲强国从16世纪起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二章探讨欧洲航海家如何奠定欧洲扩张时代的基础，以及其中最重要的探险家——哥伦布如何因为发现美洲而彻底改变了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命运。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率先开始向外扩张，瓜分了新世界，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不久之后，英国、法国和荷兰也开始建立海外帝国。紧随这些大西洋强国之后的是其他欧洲王国，比如丹麦和瑞典也走上了帝国扩张之路。在另一方向，俄国也在向东扩张，建立庞大的帝国。第三章深入探究了欧洲国家的扩张过程，并回答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这些国家创建了什么样的帝国？驱动它们扩张的动因中有多少相同因素？它们如何成功控制和管理如此广阔的领土？最后一个问题是：帝国扩张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利益？又如何影响了国际关系？

革命对欧洲帝国及其殖民地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第四章专门讨论这个主题。法国大革命撼动了欧洲世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1775年爆发了独立战争，旧政权开始瓦解。第四章分析了美国的成立带来的冲击，以及启蒙思想对这个伟大国家开国元勋们的影响，并阐述了革命浪潮是如何传遍美洲大陆的。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也因此分崩离析。第四章还分析了革命时代带来的巨大变化，例如，奴隶制被废除，一个新的大西洋世界被建立起来。

欧洲帝国在亚洲的扩张对欧洲获得全球霸权非常关键。第五章重点讨论了这一主题，梳理印度被几个欧洲帝国殖民和统治，最后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印度次大陆对大英帝国也造成了影响。此外，这一章详述了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入侵，最后是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事件：日本明治维新后崛起为强国。

要理解欧洲帝国扩张带来的影响，移民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因此，第六章专门讨论欧洲人移民到世界各地的潮流。我们将看到，如果不去研究欧洲人的迁徙及其建立的移民网络，就无法理解美国、阿根廷等美洲国家的发展。

第七章指出，19世纪是欧洲的黄金时代。帝国扩张和工业革命是欧洲帝国获得巨量财富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所有领域都在发展的时代，欧洲伟大的智力创造催生出广受全球钦羡的新生活方式。当今世界所有主要的政治思想都诞生于欧洲。这一章还探讨了欧洲在19世纪的技术创新对全球的影响。

非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受到欧洲扩张的影响，不过，在第八章中可以看到，19世纪末，欧洲列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瓜分了非洲大陆。对非洲的争夺刺激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决定了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未来。

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以最具破坏力的方式影响了世界。第九章剖析了欧洲为什么发动这两次大战，因为战争总是使敌我双方两败俱伤。此外，第九章还讲述了世界各国是如何被卷入战争的，以及世界大战如何提前终结了欧洲霸权时代。

欧洲人有一个影响其他国家的方式很出人意料——流亡。第十章讨论了这个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政治、种族或宗教迫害迫使一些国家的公民离开自己的国家，犹太人就是如此。因此，本章深入考察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发展，及以色列的建立。这一章也详述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外流，以及那个时代欧洲人才流失造成的后果。

殖民帝国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第十一章讨论了这一主题，探讨了第三世界的崛起以及它们受前宗主国和欧洲文化影响的程度，这一章解析了对第三世界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苏联的兴衰，以及共产主义这个在20世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意识形态。

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欧洲如何通过创建欧盟和提出欧洲梦实现战后重生，并诠释了福利国家能够成为现实的原因及其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此外，这一章分析了欧洲一体化如何成功避免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推动了各国的一体化进程，使欧洲在全球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影响。欧盟虽然存在种种缺陷和内部危机，但仍然具有左右21世纪全球趋势的能力。

持续了400多年的欧洲霸权最终导致了什么结果？欧洲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如果不去理解欧洲的历史，我们是否能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世界？在21世纪的世界，欧洲肩负怎样的使命？这本书将引领读者穿越人类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5个世纪，找到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

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所有民族都没有向外扩张或传播其文明的能力。欧洲大陆幅员并不广阔，其东部与亚洲接壤，边界也不十分清晰明确，法国诗人瓦莱里曾把欧洲称为“亚洲大陆的岬角”。欧洲的名字来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欧罗巴，她是克里特王米诺斯的母亲，聪明貌美的欧罗巴，被爱慕她的宙斯带到爱琴海东岸，宙斯用她的名字命名了那一片大陆。从此，希腊人把自己的领地称为爱琴海以西的欧罗巴，以此与位于爱琴海东岸，曾属于古希腊的小亚细亚区分开来。欧洲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8世纪，当时横跨欧洲中西部的查理曼帝国在其历史记录中使用了这个词。但是欧洲人普遍到13世纪才开始用欧洲来指称自己所在的大陆。此前，欧洲通常被称为基督教王国。

欧洲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遗产，欧洲民族各有特色，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使他们凝聚起来。外来威胁和入侵可以形塑族群的身份认同，加强族群之间的凝聚力。对欧洲人来说，伊斯兰国家的兴起和侵犯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认同感，意识到自己属于基督教世界。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基督徒保卫东罗马帝国，抵抗土耳其人的侵略。那场战役之后，发生了三次载入史册的十字军东征。基督徒远征到基督教的起源地——耶路撒冷，保卫这座他们心中的圣城。尽管十字军东征胜败参半，但是这些远征大大提高了欧洲人民对欧洲的认同感，加强了他们捍卫自己信仰和领土的决心，坚决抵制伊斯兰国家或其他文明的入侵。在那个时期，欧洲的基督徒还只能自卫，不具备向外扩张的能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阿拉伯文明比欧洲的基督教文明要强悍得多，有更大的可能向外扩张。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呼吁阿拉伯人向外传播伊斯兰教义，同化异教徒。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阿拉伯人遵循他的教诲，在632年开始向外征服和扩张。他们从阿拉伯半岛出发，在634年攻占叙利亚，664年占领波斯，在穆罕默德·本·卡西姆的率领下，阿拉伯人在715年成功入侵印度，并接着从那里跨过印度洋继续向东扩张，到14世纪时，伊斯兰教已在马来半岛扎下根基。

678年，伊斯兰国家的海盗甚至还在古代中国的南部沿海地区（今天的广东省）大肆劫掠，威胁到这个文明古国。

伊斯兰教在传遍整个北非之后开始进入欧洲，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最大威胁。到8世纪，伊斯兰军队已经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并威胁要通过高卢继续入侵北欧。爱德华·吉本在其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探讨了一个问题：如果伊斯兰军队北进成功，会对欧洲文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旦他们到达比利牛斯山，就可以很轻松地一路向北，直抵苏格兰。那么，“现在牛津大学的课堂里可能在讲授《古兰经》”。

阿拉伯帝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扩张，主要是因为他们实现了经济中兴，这是从地中海辉煌的罗马帝国继承来的。在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斯，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留下的灿烂文明让入侵的摩尔人大受裨益，重现了昔日的繁华盛景。科尔多瓦是当时一流的学习中心。阿拉伯帝国得以扩张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技术。阿拉伯人发明了星盘和象限仪，可用于天文导航，阿拉伯人还发明了三角形船帆，取代了罗马人使用的传统方形帆，让船能够逆风而行，横渡地中海和印度洋到达远东地区。第三个关键因素显然是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穆斯林和基督徒一样，坚信只有他们的宗教才是正道，他们将传教视为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

到13世纪，基督徒从摩尔人手中夺回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然而200年后，伊斯兰势力又从东方向欧洲渗入。1453年，奥斯曼帝国入侵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向西推进，直到1529年苏莱曼一世在夺取维也纳的战役中失利，伊斯兰军队入侵欧洲的节奏才得到遏制。同时，伊斯兰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526年，泽希尔·艾丁和巴布尔（其远祖是帖木儿帝国的国王帖木儿）率领穆斯林雇佣军占领了印度的德里，并在那里开疆建国，即莫卧儿帝国，巴布尔是这个帝国的首任君主，这奠定了伊斯兰帝国的基础，他们很快就统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8—12世纪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伊斯兰教成功控制了欧洲，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整个欧洲基本上都归顺了伊斯兰教的利益需要和价值观，穆斯林统辖的疆域横跨亚洲、欧洲、非洲，包括马格里布以及远东地区。阿拉伯人不仅传播伊斯兰教，也发展贸易，世界各地的人和物品因此流动起来。阿拉伯商人从远东地区把香料、丝绸、胡椒和珍珠运到欧洲，第一批到达欧洲的非洲奴隶也是他们运来的。

阿拉伯人还积极推动古希腊知识的传播。在科尔多瓦，博学的安达卢西亚人阿威罗伊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再次兴盛起来。

阿拉伯数字是阿拉伯人传承最久的遗产之一。这一计数体系通过西班牙传入欧洲。1202年，意大利比萨的列奥纳多（即数学家斐波那契）在其《计算之书》中谈到，阿拉伯计数系统优于罗马计数系统，思路更清晰。在欧洲人采用阿拉伯计数系统之后，这一计数系统也逐渐流传到其他地区。

在欧洲处于中世纪时，古代中国文明也比欧洲文明强大得多。14世纪初，马可·波罗的游记让欧洲人首次知道了中国（当时的中国处于元朝时期），其中一篇游记描述道，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多得不可计数，连宫殿都是用黄金建造的。从那时起，有关中国的传闻传遍了整个欧洲，欧洲人开始知道中国这个遥远的文明国度不仅比欧洲更富裕，而且在各方面都更加先进。

在欧洲四分五裂的时候，中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强国，中国皇帝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这个国家是由真正的精英集团管理的，这些精英通过一系列选拔性考试进入官员阶层。在13世纪的中国约有一万个这样的精英家族。他们不仅是国家的栋梁，也宣传有关社会等级、公共秩序的价值观和儒家伦理，这有力地加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凝聚力。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遥遥领先于欧洲。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高炉炼铁技术；中国人使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时间比欧洲早近1 000年；火药也是中国人的发明，并被他们率先应用到大炮上，使中国人在几个世纪内拥有不可挑战的军事优势。14世纪，明朝建立，那时的中国统治着几乎和欧洲大陆一样大的领土，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喜马拉雅山再到东南亚热带丛林的广袤地区，到处都有中国人活动的足迹。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当时就是世界之最，中国在16世纪时的人口数量已超过1亿，是欧洲的两倍。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文明，而且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所以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心王）国”。

这种自认为位于世界中心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向外探索的兴趣。尽管如此，中国在15世纪早期也开启了一项非凡的航海计划。1420年，明朝水师拥有的船只达1 350艘，他们在15世纪上半叶已经发现了南太平洋的很多地方，在1414年还到达了位于非洲东海岸的马林迪镇。在过去几年间，关于中国人早于欧洲人几十年发现美洲的观点得到一些研究人员的支持，并受到广泛关注，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国具有先于欧洲探索和发现新世界并从中获利的所有必要条件，但是历史并没有沿这条轨迹发展。1436年，明朝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造船并解散了大部分水师。之所以采取这一极端措施，是因为蒙古在明朝边境构成入侵威胁。因此，明朝皇帝决定集中力量防守北部疆界，放弃了前途并不明朗的海上扩张计划。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中国这个最先进的文明体系开始背对世界，发展陷入停滞，一个本可能称霸世界的帝国逐渐变成欧洲大国劫掠的目标。

欧洲在数百年间都落后于中国，也缺乏伊斯兰文明的扩张能力。相对来说，欧洲的面积更小，文明较为落后。欧洲之所以能够实现华丽转身，变成一个影响全世界的文明体系，关键在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运动，它激发了方方面面的新发现，并让人类最终发现了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文艺复兴形塑了一种新思维方式，使欧洲文明脱颖而出、一骑绝尘，领先于所有其他文明。文艺复兴使欧洲人得以把知识和文化用于自我改进、成长和对外扩张，并推动科学发明和技术革新，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文明发展到新高度。这一文化运动使所有知识领域都发生了变革，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艺复兴在13世纪末兴起于意大利，到16世纪时已蔓延到欧洲大多数国家，因此，意大利可称为现代欧洲之母。意大利具备开启这一新时代的先天优势。首先，意大利人民生活在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意大利人熟悉拉丁语，能够解读史籍中关于罗马—希腊文明的所有内容。其次，教皇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成为连接这个古老文明和新兴欧洲文明之间的桥梁。16世纪时，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委托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绘制巨作，决心再现古罗马建筑和艺术的辉煌。文艺复兴运动主要发生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繁华的贸易城市，那里金融精英云集，他们愿意投资艺术项目。后来，意大利人才辈出，精英云集，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人物都汇集在意大利的这些城市，意大利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欧洲各地富有雄心和冒险精神的人，意大利半岛的文明也随之传播开来。

彼特拉克是14世纪意大利的诗人和学者，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试图复兴璀璨的罗马文化，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在欧洲的黑暗时代都被埋没了，“黑暗时代”这个词语正是彼特拉克提出的，他也被视为人文主义之父。受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启发，彼特拉克将人置于万物的中心，而不仅仅是被神的意志或自然力量驱使的一个对象。

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在1493年出版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论人的尊严》。书中深化了人性这一概念，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价值。

学习知识是文艺复兴的精髓，它奠定了欧洲知识型社会的基础。从中世纪早期起，博洛尼亚、萨拉曼卡、牛津、剑桥、巴黎、海德堡等地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大学，这里产生了第一批专职从事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教师和学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宗教和政治的压力，对欧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精英们逐渐接受“知识是人类进步和繁荣的关键”这一理念。这个时代开始培养新型人才：人们在青年时期前接受教育，获得相应的智力训练，服务社会最重要的行业。就这样，大学教育成为欧洲文明超越其他文明的关键因素之一。

鼓励批判性思维的经院哲学开始在欧洲第一批大学中传播，其信奉者到各地旅行，相互认识并交流思想。全球第一批大学以及最著名的学者就用这种方式推动、完成了欧洲思想的传播，在这些学者中，最伟大的是进一步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的伊拉斯谟。1466年，伊拉斯谟出生于鹿特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巴塞尔，但他经常到伦敦和剑桥旅行，所以自称“世界公民”。作为一名牧师，他痛斥天主教的迷信和腐败行径，主张用科学方法学习神学，这引领了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新趋势。1508年，伊拉斯谟所著的《箴言录》出版，这本书中汇集了希腊语和拉丁文的经典谚语，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畅销书。许多广为人知的谚语都出自这本书，例如“在盲人国度里，独眼人就是王者”“生命不息，希望常在”。这些古训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都是伊拉斯谟的功劳，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以著书立说为生的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及其孕育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名人提出了一个新思维框架，现代欧洲文明开始形成。宗教信仰逐渐远离迷信，变得更加理性；传统得以复兴，并与各种创新和谐并存；对探索精神的推崇带来了许多伟大的科学突破。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使人们越来越坚信，人类可以掌控这个世界，人类生命的所有领域都可以得到控制和改善。

人文主义造就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非凡的艺术作品，例如佛罗伦萨的圣器收藏室、罗马的西斯廷教堂以及《蒙娜丽莎》。它们的建造者和作者，布鲁内莱斯基、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获得了行业内前所未有的盛誉，名扬天下。从那时起，艺术家开始被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行业，得到社会的尊重。这一理念在西方文明中很重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2017年，遗失已久的达·芬奇画作《拯救者蒙迪》（Salvator Mundi）在佳得士拍卖行以4.5亿美元售出，创造了新纪录，就是一个实际的例证。

在文艺复兴时代，技术进步至关重要。威尼斯人在1300年左右发明了凸面玻璃镜。一个世纪之后，镜子迅速传遍整个欧洲。镜子价格不菲，最初只有帝王和贵族用得起，他们愿意支付大量金钱购买镜子，因为有了它，他们就拥有一种特权——看清自己。在镜子被发明出来之前，人们只能通过铜镜或其他金属面甚至水面看到自己隐约的影像。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主要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获得自我认知。镜子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个人的自我认同，让人们能够看清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正确地认识自我，这也是新个人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个人都拥有姓名是古罗马的一个习俗，但是只有皇室和贵族将这一习俗保持到中世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开始既有姓也有名。从13世纪起，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人们开始把名字中的第二个字、绰号或者家乡名用作自己的姓，并代代相传。自此以后，对个人和家庭身份的识别对欧洲所有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名字和适当的身份标识不再是国王、贵族或教皇的特权。

14世纪的欧洲还有一项重大发明：时钟。尽管在其他文明地区的人也已经研究出计量时间的方法，例如中国有日晷，但是在精确度和有效性方面都比不上欧洲的时钟。从那时起，欧洲所有城市都以有一座钟为荣，钟通常挂在市政厅的正立面或教堂的塔楼里。时钟提醒人们时间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能够帮助人们完善计划、提高生产力。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改进了从恺撒大帝时代以来一直使用的恺撒历法，推出格里高利历法，进一步提高了时间计量的精度，格里高利历法最终成为标准的国际公历。从那时起，时间可以像年龄一样被有效计量。

15世纪，有几个重要发明推动了世界变革：印刷术、火药和罗盘。哲学家培根把它们称为改变世界的三大发明。

1440年前后，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美因茨的金匠约翰·古腾堡发明了一种活字印刷机，里面的金属字母模块可以移动和替换。在那之前，欧洲人一直使用类似中国刻板印刷的方法。古腾堡发明的这种印刷机可以按需多次使用字母模块，这使印刷大量书籍、杂志和报纸成为可能，印刷机成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工具。通过这种方式，知识能够传播给人民大众。在文化史上，这项发明的意义仅次于文字本身。

1455年，古腾堡着手测试他这项发明的有效性，他印刷了每个虔诚的基督徒都想读的一本书——《圣经》。但是古腾堡印刷的《圣经》是拉丁语版，只有接受过教育的精英才能读懂。欧洲各地的人希望能读到他们母语版本的《圣经》，这带来了印刷业真正的突破。1466年，第一本德语版《圣经》出版，随后，欧洲其他主要语言版本的《圣经》也陆续面世。这在出版界产生了雪球效应。当人们购买母语版本的《圣经》时，也会想读其他内容的书。从15世纪末起，人们对图书的需求稳步增长，出版业应运而生。

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社会效益，推动了科学进步。正因为有出版业的发展，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的著作《天体运行论》才得以被科学界广泛阅读。教会的审查能力远远跟不上书籍传播科学思想的速度。

印刷术的发展还有助于扫盲。大量知识通过书本传播，阅读被视为人人都应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因此，识字的人越来越多，识字的人一多，人们就更加注重书面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从15世纪早期起，大多数欧洲的政府部门开始保存个人的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这也提高了个人的自我认同感。印刷术的发展还带来了一个不太明显的结果——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也得到改善。欧洲女性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文明地区的女性，像卡斯提尔王国的伊莎贝拉女王、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以及卡泰丽娜·丝佛札这样拥有权位的女性在中国和印度完全不可想象，更不用说伊斯兰世界了。但是即便如此，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仍然认为女性不如男性。书籍数量的激增和知识的传播逐渐改变了这种情况，女性（当然是指少数可以读书的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学习机会，有才华的女性还有机会写书出书。从16世纪起，欧洲开始出现女作家。

火药的重要性虽然比不上印刷术，但是确实对欧洲崛起并屹立于世界起到了关键作用。火药很有可能是从中国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东欧的。15世纪末，欧洲军队想减轻大炮的重量，使其便于运输，提高进攻效率，所以开始尝试在移动火炮中使用火药。火药的巨大威力在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入侵意大利时首次展现出来。装备了轻型机动青铜野战排炮的法国军队可以说是第一支现代军队，这种野战排炮发射出的是铁炮弹而不是石块，能摧毁它瞄准的每一座城堡，自此，一个新战争时代开启了。从此，城墙不再坚不可摧，城市再也无法依赖城墙保证安全。

磁罗盘是这个时期的另一项伟大的技术创新。和火药一样，罗盘也来自东方，因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早已开始使用罗盘。但是，欧洲的罗盘更加先进。14世纪时，欧洲人在传统的罗盘上增加了一根悬浮针。这种磁罗盘在一个世纪后开始被广泛使用，到15世纪末，欧洲的水手依靠磁罗盘航行到了其他地区的人都无法到达的远方。磁罗盘不仅是一个工具，还传播了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激励人们冒险进入海洋，寻找未知的远方大陆。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专家对地球的形状和大小有不同的解释，也提到其他大陆存在的可能性。从那时起，欧洲人掌握了更加先进的地理知识和制图知识。

1375年，一所位于马略卡岛的制图学校绘制出《加泰罗尼亚地图集》，这一版的地图有一个重大的改进：修正了印度的形状。那时的欧洲人给每个大陆命名——后来全球都知道了这些名字：亚洲（Asia）是希腊神话中俄刻阿诺斯王女儿的名字；欧罗巴（Europa）是阿革诺耳王女儿的名字；非洲（Africa）原是罗马人对突尼斯的称呼，从14世纪起，开始被用来指称整个非洲大陆。

1406年，托勒密的论文《地理学》被贾科莫·迪卡斯佩里亚翻译成拉丁语，“地球是圆的”这一观点逐渐被科学界接受。这篇文章还引发了关于“在已知世界之外有什么”的辩论。在这一领域特别有影响力的是法国宇宙学家皮埃尔·德·阿伊，他在1410年出版了《世界的样子》，支持世界不对称理论，并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洲。这一观点在15世纪末开始广泛传播，涌现出一些相关的书籍。从此，许多欧洲的水手开始苦苦思索如何到达未知地域，以实现快速致富的目标，最终掀起了第一波远洋航行的浪潮，欧洲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

在15世纪，欧洲开始出现现代国家。这主要归功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现代政治学之父。他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高级官员，也曾在罗马任外交官。1513年，他的巨著《君主论》出版。在被派驻罗马期间，马基雅维利目睹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及其儿子恺撒·博尔吉亚的野蛮统治，深受影响，并将其见闻反映到了这部著作里。本质上，《君主论》是一本关于如何获取和巩固政治权力的指南。作为第一个政治领域的经验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表现为依据，提出建议：“对君主来说，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更安全，但应避免被人憎恨。”这些名言使这本书成为传世经典，从亨利八世到拿破仑、斯大林，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不仅阅读《君主论》，还把它当作指导自己事业的参考书。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历史上引起争论最多的著作之一，因为它的解读极为开放，令人无法确定它是对权力越位的讽刺，还是为潜在的国家治理者提供良方妙策，指导他们如何运用和行使权力。马基雅维利因为在书中为政治活动中的欺诈和不道德行为辩护而受到批评，但是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卢梭等哲学家都对这部作品钦佩不已，因为它描绘出了国家治理中的真实情景，并揭示出独裁的诸多缺陷。最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对现代政治理论做了两个重要贡献：首先，政治家及其决定对人民的生活有深刻影响；其次，他定义了国家这个概念，即在某一领土范围内，由一个政府统治的有组织的共同体。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并非是神定的结果，社会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们认识到需要通过法律和条例来治理社区，确保公众利益不会受到个人野心或冲动的危害。

经济发展对欧洲在这个时期的转型起到了主导作用。如果没有银行家和富有慈善家的捐助，文艺复兴就不可能发生，无法开启这个创造美和人类知识体系迅速扩展的时代。13—15世纪，欧洲的金融界经历了重大转变，奠定了今天市场经济的基础。推动金融体系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些因素来自东方。斐波那契研究了阿拉伯数字，并把它引入《计算之书》，在1202年出版。此举将十进制计数法引入欧洲，用阿拉伯数字和十进制计算不仅比使用罗马数字更容易，而且还可以应用到商业簿记中。

我们所知道的银行业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这一深受东方影响的贸易中心成为理想的世界借贷试验田。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塑造出西方文学中最著名的债主——威尼斯商人，一定曾受到这座城市的启发。在威尼斯，放贷人进一步发展了“信用”的概念，并基于此实现社会财富增值，变成银行家。现代银行业出现的一大障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谴责通过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行为。但精明的放贷人改用了一个更巧妙的方式来获取这份利益，他们把贷款利息称为“自由裁量权”，补偿放贷的风险。威尼斯首先出现了“银行家”这一称呼，因为他们在集市寻找顾客时，坐在桌前的长凳上（意大利语里“凳子”的发音与“银行”相同）。银行家和商人们很快开始使用热那亚通行的复式记账法记录借方和贷方明细，大大提高了会计的效率。这一方法后来被普遍使用。

有一个家族在经营借贷方面天赋异禀，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金融家族，这就是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最初在佛罗伦萨从事外汇交易和放债生意，乔瓦尼·美第奇的客户中有几个红衣主教。在西方教会大分裂时期，乔瓦尼打赌说教皇会回到罗马。教皇马丁五世给了乔瓦尼回报，他任命乔瓦尼为教皇的银行家，打理教皇的金融业务。在整个15世纪，教皇需要更多的收益来加强权力和影响力。投资教皇的愿望和需求是一项极有利可图的业务，美第奇家族因此一跃成为意大利银行业的首富。在乔瓦尼把生意交给他的长子科西莫时，他已经在威尼斯和罗马设立了分行，后来又在日内瓦、伦敦和阿维尼翁开设分行。美第奇家族是第一个不通过战争、联姻、承袭获得贵族地位的家族，他们的路径是——商业。美第奇家族也是慈善事业的先驱，他们赞助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杰出的艺术作品，帮助营造出一种社会氛围，推动艺术和人文主义的蓬勃发展。

真正展现出金钱在现代社会中的力量的是雅各布·富格尔，他被称为全世界第一个现代资本家。富格尔的父辈是德国商人，经营纺织业发了大财，这佐证了在文艺复兴时期，金钱能够迅速改变社会地位。雅各布·富格尔比美第奇家族技高一筹，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国王查理五世的银行家。查理五世同时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是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众所周知，没有我，陛下您也许就得不到皇冠。”富格尔在写给查理五世的信中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说的话毫不夸张，他不仅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提供了全部资助，而且还资助了从战争到城堡建设等各种巩固哈布斯堡家族权力的计划。就这样，富格尔创造出“主权债务”这种现代国家融资的基本工具，后来这成为众多政府领导人的噩梦。

富格尔可被视为最早的风险投资家之一——为有风险但也有潜在利润的想法提供资金，以换取这份事业的一定份额。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正是采取了这种融资方式。富格尔与这些成功的生意人、航海家、探险家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对欧洲的崛起至关重要，正因为有这种合作，欧洲人才得以发现未知世界。

美第奇、富格尔等家族是通过金融手段成功跻身上流社会、获得权力的典型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各国人民都在学习如何在贸易或金融领域谋生，并通过金钱提高社会地位。金钱是一个伟大的平衡力量，不同的社会阶层通过它建立起简单的买卖或借贷关系，使封建制度（在封建社会，下层阶级几乎不可能提高地位）逐渐转变为由市场经济规则主导的社会制度。于是，欧洲越来越多的财富猎手不仅谋划在自己的国家赚钱，也特别渴望去闯荡世界、寻找财富、开拓新市场。最终，他们打开了新贸易路线，改变了欧洲的命运。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运动导致了一场对欧洲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宗教改革。1517年，维滕贝格的神学教授、教士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谴责天主教会的腐败行为。《九十五条论纲》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批评教会推销赎罪券，路德称这“只是一个赚钱的伎俩”，并提出了一些令教会不快的问题，比如教皇有多少基督徒的美德？既然只有上帝才能宽恕人的罪恶，教皇又怎么有资格宽恕人的罪恶呢？

《九十五条论纲》发表后成为禁书，路德被教皇逐出教门。然而对教会的批评声此伏彼起，宗教改革运动迅速传遍欧洲。各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和书籍使人们能够直接获得知识，开始独立思考，因此，宗教改革运动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当欧洲的一些君主开始支持新教时，就到了宗教改革的关键期。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宣布自己是英格兰的基督教教会领袖，拒绝服从天主教教会权威。不久之后，丹麦也效仿英国，不再服从天主教教会的领导。

宗教改革引发了教会分裂，这导致了长达100年的战争和迫害。基督教教派原来已有天主教和东正教，新教的兴起又增加了一个基督教教派。

自此，基督教不再是凝聚欧洲的一种力量。人们不再用基督教世界指代他们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域，而用欧洲这一概念替代，天主教、新教或新教的某个分支（以及东部的东正教）成为定义欧洲王国和国家的关键因素之一。宗教改革使北欧一些王国不再承认教皇，这对现代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几个路德派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间的对抗。他们按照“国王裁定宗教”的准则缔结和平协议，正式承认每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权为其人民选择信仰。这一条约让信奉新教的统治者获得了权力和独立地位，对现代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信奉不同教派的国家之间的深度较量成为现代世界的重头戏。在信奉新教的北欧国家为脱离天主教而奋斗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对创造财富的渴望，节俭、勤奋之风开始兴起——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此定义新教伦理。为了对抗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开始自我改革和振兴，耶稣会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耶稣会由西班牙巴斯克的依纳爵·罗耀拉教士在1534年创立，其成员是天主教内部的精英，专注于教育和传教活动。在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耶稣会遍布世界各地，致力于传播基督教和教导年轻人。与此同时，新教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由于各国竞相获得权力和影响力，欧洲大陆深度分裂。它们不仅争夺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也抢占在其他地区的霸权（后面章节会详述），成为后来几个世纪里欧洲不断影响和改造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

科学革命对塑造现代世界观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哥白尼率先突破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框架，开启了现代的大门。

哥白尼1473年出生于普鲁士，这位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数学家终其一生都致力于证明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不是人们一直认为的地球。1543年，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出版，科学界与宗教界各执一词，双方长期的斗争由此展开。数十年后，博学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把哥白尼提出的模型和科学思想发展到新高度，伽利略因为捍卫哥白尼的理论被天主教宗教法庭判处软禁，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继续自己的非凡事业，伽利略被誉为“天文学之父”，他还是最早使用反射望远镜的科学家之一，并用自己制造的反射望远镜来观察恒星，他也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破性贡献。

英国科学家牛顿将这场科学革命推向高潮。牛顿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巨著，提出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其后300年，被物理学界奉为真理。除了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这三位科学革命中最知名的人物之外，在整个17世纪，还有许多人物在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化学和地质学等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

这个时代的欧洲科学家也为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做出了贡献：既然宗教和科学不能互容，那就必须分开。这一原则还延伸到国家事务和政治领域，最终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特点。

这一时期，欧洲开始出现第一批科学院，传播自由、独立思考的观念。第一家科学院创建于1652年，是德国利奥波第那科学院。接着，英国皇家学会在1660年创建于伦敦；1666年，法国科学院成立。如果没有在17世纪哲学思潮中产生的新科学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革命。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之父培根是这种科学方法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认为科学必须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作为理论的例证。这种想法在现在看来很寻常，但在当时非常前沿。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将理性作为检验知识的主要依据。《方法论》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他开辟了探索真理的新途径。笛卡儿提出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成为西方世界每个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内容，是“无可争议的真理”的例证。这让笛卡儿获得了“现代西方哲学之父”的称号。

哲学家奠定了现代科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的基础，其他一些人则在构想新政府形式，这对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516年，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书中虚构了一个拥有完美政府形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财产为人民所共有，无论男女都能接受教育，政府能宽容所有宗教。《乌托邦》是16世纪中叶欧洲的畅销书，这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探索理想的政府形式，这样的探索在西方国家一直延续至今。莫尔首次构想出一个没有私人财产的社会模式。

100多年后的1651年，另一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问世。霍布斯在书中为专制制度辩护。在英国内战期间，霍布斯目睹和经历了各种混乱和恐怖。受此影响，他认为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是缺乏强大政府的后果，所以他认为国王应该行使权力，而且应该没有任何限制，这样才能统治人民。他用利维坦（“一种威力无比的海兽”）来比喻专制国家，并把专制视为防止战争和保障社会稳定的唯一解决方案。尽管信奉个人自由的人很不喜欢这本书，但是霍布斯的这部著作孕育了社会契约理论，因此他也被视为政治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当哲学家们思索理想社会形态和国家的作用时，一些作家开始摆脱思想束缚，释放想象力，写出文学名著，欧洲的国家文学开始出现。意大利文学是文艺复兴的另一个伟大产物。但丁率先使用方言写成其代表作《神曲》。从那以后，作家们开始使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拉丁语写作。在新型印刷技术的推动下，16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国家文学的全面繁荣。通俗文学的流行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特征。诗歌和戏剧是最受欢迎的文学体裁，英国的克里斯托弗·马洛、莎士比亚以及法国的莫里哀、让·拉辛都在文学领域取得了极大成功。回忆录和传记也很受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个人主义。1566年，佛罗伦萨艺术家本韦努托·切利尼的《切利尼自传》出版，形成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很能打动读者：简述一个人的生活，并阐释其意义。从那时起，很多名人会留下肖像供后人缅怀，更聪明的人则会写回忆录。

1604年，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出版，并立即取得了成功，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很多语言。《堂吉诃德》是一种新文学体裁——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最终成为现代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文学类型，杰出的小说是欧洲对世界现代思想造成影响的重要载体。

在科学革命的背景下，欧洲开始了军事革命。结果，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知识大大发展，使它们得以在20世纪之前称霸世界。技术进步大大改善了火药武器和其他军事工具。瑞典在火炮技术方面独占鳌头；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的步兵装备了刺刀，法国军队继而获得了压倒性优势；英国重点提高其海军能力，最终称霸海洋。英国船只继承了西班牙大帆船的设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英国船只更快更轻，还有充足的空间可以携带更重的枪炮。英国造出了第一批大型战舰，其竞争对手纷纷效仿。

技术革新带动了军事技术的根本性变革。长矛等武器被箭和步枪取代，火药成为决定一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武器，欧洲的军队规模大幅增长，1600—170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军队的规模增加了5倍有余。

如果没有财富的增长以及更强、更高效的国家机构，就不可能有如此大幅度的军队规模的增加。军队需要资金支撑，因此国家必须在更广的范围内征税。军方的迫切需求既促进了欧洲国家现代政府组织的形成，也催生出常设议会，因为君主需要向贵族和教会说明征税和战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军事革命就以这种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国家的诞生。

17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够在整体上获得巨大的武器优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这一时期，这个大陆只在1669—1671年这三年里没有发生战争，在其余时间里，大多数欧洲民族都在交战，而军事创新和军队规模能够决定战争的输赢。17世纪末，欧洲哪个国家的军队最强？这很难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欧洲国家的军队比其他文明地区的军队强得多。这种实力在1683年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围攻维也纳时得到充分展现。在这场战役中，波兰和德国的6.8万人的联合部队毫不费力地击败了土耳其人的15万大军。在1697年9月11日的森塔战役中，2万多土耳其人战死，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扩张的野心。304年后，臭名昭著的“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实施恐怖袭击，这绝非巧合，因为恐怖分子希望在这一天重创西方霸权。

文艺复兴改变了欧洲的命运，使它从一个相对落后、内向、忙于抵御来自东方或南方入侵的文明发展成一个能够自我保护、成就斐然，向全世界扩张的文明。

13—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个体视为社会的中心，激起了人们无止境的好奇心，最终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现代思想应运而生，欧洲涌现出前所未有的知识创新潮流和创造性，这使欧洲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都一骑绝尘，无人可比。

市场经济、国家和知识型社会是文艺复兴的三大产物，欧洲人凭此获得了领先于其他文明的优势。这一切导致欧洲在15世纪中叶进入了地理探索的新时代，而正是因为1492年一个意外的地理发现，欧洲强国的权力和影响力扩张到了它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

1. Norman Davies，Europe: A History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 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意为“阿拉伯西方”，原指非洲西北部一带，后来成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代称。——编者注

3. John Keay，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2008).

4. Jacques Barzun，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A Cultural History of Europe (St. Louis: Turtleback Books，2001)

5. 卡斯提尔王国，中世纪时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欧洲王国，1479年，卡斯提尔王国与阿拉贡王国统一为西班牙王国。——编者注

6. Niccolò Machiavelli，The Prince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2011).

7. Niall Ferguson，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2008).

8. Greg Steinmetz, The Richest man who Ever Lived: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cob Fugger (NewYork: Simon & Schuster, 2015).

9. Geoffrey Parker，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 1800(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492年10月12日，三艘卡拉维尔帆船在哥伦布的率领下从欧洲出发向西航行，经过漫长的69天后，哥伦布与船员登上一座无名岛，他们欣喜若狂，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路线，他们追逐的名望和财富梦马上都能实现了。其实，哥伦布的发现远比他以为的重要，因为他找到的并不是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路线，而是一个新大陆。

在世界历史上，像发现美洲的这个日期这样具有深远意义的日子寥寥无几。发现新大陆开启了欧洲的扩张时代，欧洲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内独享世界霸权。这个日期还标志着近代的开始——欧洲在这个时代奠定了现代全球文明的基础。

哥伦布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非凡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他的智慧、毅力和知识，也归功于卡斯提尔王国的支持。卡斯提尔国王胸怀开疆辟土的大志，敢于支持这位意大利热那亚水手提出的诱人而极具风险的计划。可见，发现新大陆的背后是治国才能、互利互惠、技术创新和人类的好奇心等因素的相互叠加与影响，这是由文艺复兴这个非凡的时代带来的。但是，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其他文明首先发现了美洲这样一个辽阔的大陆呢？

和其他大洲相比，欧洲幅员不算辽阔，动植物和矿产资源也不算丰富。但是，欧洲拥有一项很重要的资产，平衡了这些明显的地理劣势，使欧洲能够争夺世界霸权：欧洲在航海方面有悠久的传统，超过其他所有文明。从古代起，欧洲有许多民族就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地区生存和繁衍，威尼斯、热那亚等城邦以及阿拉贡、葡萄牙等王国的繁荣都是海上贸易网发展的结果。数百年来，这些地区的人民一直在地中海及附近海域航行，以此为生。到15世纪，许多欧洲民族都渴望进一步向外拓展。因此，地理大发现注定在欧洲发生。

小小的葡萄牙王国一马当先，成为欧洲扩张运动的先行者。论繁华和强盛，葡萄牙比不上法国、英国或任一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但是葡萄牙具有更高的统一性和凝聚力。葡萄牙西部是绵延的大西洋海岸，南部比其他王国更靠近非洲海岸。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葡萄牙能够率先开启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还拥有悠久的航海传统，15世纪时其造船和航海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卡拉维尔帆船正是葡萄牙人的发明，这种船更轻，机动性更高，速度更快，能让水手们到达更远的地方。在若昂一世统治期间，葡萄牙在1415年率先进入非洲，占领了非洲北海岸的休达，并在那里建立了定居点。葡萄牙希望这块毗邻直布罗陀海峡的战略飞地能够加强自己与热那亚、威尼斯等地中海商业城市对峙的能力。此后不久，葡萄牙在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岛等岛屿建立了以农业为主的殖民地。而这只是一个浩大的扩张进程的开始——葡萄牙还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建立定居点，拓展欧洲的地平线，彻底改变葡萄牙和欧洲的命运。

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崛起，主要得益于若昂一世的儿子亨利王子的锐意进取。他常被称为航海家亨利，尽管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葡萄牙。亨利王子是现代欧洲皇室成员的典型代表：他有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血统，还拥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良好教养，他爱国并且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同于寻常的欧洲皇室成员，亨利王子对不能吸引统治家族的商业世界异常感兴趣。他以一个现代商人的热忱支持葡萄牙在世界各地的探险扩张活动，比如他资助了去往亚速尔群岛以南的远征航行，这主要出于商业考虑，他想从香料贸易中获利，寻找新贸易路线。同时，远航也有宗教和战略的考虑，亨利王子想了解伊斯兰世界到底有多大，希望把它们都变成基督教王国，并找到能够结成同盟的基督教王国。

1434年，葡萄牙人成功到达非洲西部的博哈多尔角附近；1444年，努诺·特里斯唐抵达塞内加尔河；不久之后，迪尼什·迪亚斯占领了佛得角这一非常重要的殖民地。随后，亨利王子得到教皇的批准，被承认享有葡萄牙发现的所有土地的主权。

葡萄牙的海上探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还得到了教皇的认可。所以，在1460年亨利王子去世后，葡萄牙王室继续大力支持探索项目。

1469年，被称为“非洲人”的阿方索五世将贸易和开采权授予商人费尔南多·戈麦斯，条件是他每年必须开拓100里格的领土。戈麦斯履行了承诺，于1470年抵达加纳黄金海岸。1481年，迪亚哥·德·阿赞布若向非洲西海岸出发，并在那里建立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的第一个殖民地——圣豪尔赫·德·拉米拉。有两名水手参加了阿赞布若的这次航行，几年后他们的名声远远超过了阿赞布若，他们就是迪亚士和哥伦布。在阿赞布若之后，迪奥戈·康完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穿越非洲之旅，他深入这个未知的黑暗大陆的核心地带，来到刚果河河口，在今天的安哥拉首次与遥远的刚果王国建立了联系。就这样，葡萄牙在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开始形成。

1487年，葡萄牙水手迪亚士立下了欧洲探险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他成功穿过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成为开拓这条路线的第一人。因为缺水以及在漫长旅程中接连不断的恐怖经历，迪亚士不得不放弃前进并返航，他未能到达他的目的地印度，但是他在1488年以凯旋的姿态回到里斯本，给葡萄牙王室带去了他开辟了从非洲大陆南端直通印度的新航线的好消息。

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捷足先登，其近邻卡斯提尔王国也迅速跟进，依靠航海家的超强本领，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哥伦布。

哥伦布是谁？他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伟人，他的发现还深刻影响了后代，启发了大量文学作品的创作。他自己也留下了几部关于远航的著述。然而，关于哥伦布一生中的某些阶段一直存在争论，包括他的出生时间和地点。他的儿子费迪南德在撰写他的传记时并未说明他的出生地点，这引发了多种猜测。欧洲有几个民族都称哥伦布是他们那里的人，有的说哥伦布来自马略卡岛，有的说是加泰罗尼亚，有的说是希腊，甚至还有的说是法国、苏格兰、波兰，还有相关资料说他是犹太人。但是，几位最有声望的哥伦布传记作家都认为他在1453年出生于热那亚的一个下层家庭。作为一个织布工的儿子，哥伦布虽然学习热情很高，却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有宏大的梦想，他想要给那个时代留下深刻印记，所以他决定做水手，因为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仅有的几个能让他爬上更高社会阶层并实现梦想的职业之一。

哥伦布记述说，他“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航行”，因此，到30岁时，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南到几内亚海岸，北到冰岛，他都留下过足迹。和同时代的许多水手一样，他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大西洋的西边有什么？他对地理学兴趣浓厚，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揭开世界奥秘的一个途径。

哥伦布熟知关于地球形状的科学理论，这是当时的水手们在港口附近的小酒馆见面时经常谈论的话题。哥伦布深受皮埃尔·戴利的《理想世界论》的影响，这本书支持“世界是不对称的、世界上有四大洲”的论点。凭借这些知识与作为水手的直觉，哥伦布得出一个结论：向西航行可能可以到达亚洲海岸，更确切地说，可以到达当时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国”的日本。

在筹划了一个大胆、冒险的计划之后，哥伦布需要找到愿意资助他实现这个计划的国家。那时的水手和艺术家在寻求经济援助方面并没有对国家的限制或偏见。欧洲的大国都能够赞助这一发现之旅，因为它们都有扩张的企图，也有非常相似的文明理念，并且都想将这一理念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主要的赞助国有葡萄牙、卡斯提尔、法国和英国。葡萄牙是航海时代的先锋，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海上强国，因此找葡萄牙资助，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于是，这位热那亚水手前往位于里斯本的葡萄牙王室，却被若昂二世拒绝了——他认为哥伦布对这一高风险项目要求的回报太高。在与葡萄牙王室谈崩之后，哥伦布开始考虑获得其他王室资助的可能性，他甚至还想到了他的出生地热那亚，但是他最后把眼光投向了葡萄牙的近邻——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卡斯提尔王国，这不仅因为卡斯提尔王国紧挨着葡萄牙，更因为它的国王是年轻而富有智慧的伊莎贝拉女王，她与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国王联姻，雄心勃勃，渴望扩大疆域，因此哥伦布认为她支持自己计划的可能性很大。

哥伦布来到卡斯提尔王国，这位眼光远大、语气傲慢的外国人一开始没能打动卡斯提尔王室，然而，他的坚持不懈最终让他得偿所愿。1492年，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军队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块穆斯林的领土。不久之后，哥伦布被召唤到格拉纳达这个穆斯林皇宫所在的城市，在那里，伊莎贝拉女王决定接受这个热那亚水手提出的计划，尽管她的顾问团都以缄默表示反对。伊莎贝拉女王答应了哥伦布的所有要求：在被征服的地区，授予哥伦布将军头衔和总督职位；哥伦布和他的后代获得所得利益的10%（他最初要求25%）。虽然哥伦布的要价不低，但必须考虑到，在这一冒险之旅中，他和他大多数的跟随者都投入了自己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

为什么伊莎贝拉女王决定支持哥伦布呢？攻克并夺回格拉纳达带来的巨大成就感一定是影响因素之一，在这一场胜利之后，女王征服新土地、扩张王国、传播基督教的梦想开始膨胀。如果哥伦布的航行能够成功，卡斯提尔获得的利益将非同小可，因此，尽管顾问团不赞成，这个天主教王国的女王还是做出了决定：值得冒这个险。

另一方面，资助哥伦布的航行对卡斯提尔王室来说并不构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虽然有传言说伊莎贝拉女王为此典当了一些珠宝，但是事实是，资金并非来自王室金库，而是来自船主比森特·亚涅斯·平松和他的兄弟们。平松兄弟不仅为这次伟大的冒险之旅提供了资金，而且亲自参加了航行。比森特·亚涅斯·平松是“平塔号”的船长，这是组成哥伦布船队的三艘帆船之一。

至于船员，哥伦布很难找到志愿者参加如此危险的航行，由于这是探索之旅，所以也不允许征用士兵或招募民众。最终，王室承诺监狱里的囚犯，如果参加这次高风险的航行，就赦免他们的罪行。就这样，哥伦布在囚徒中招募到了帮手。

1492年8月3日，三艘名留史册的帆船从安达卢西亚的帕洛斯港启航。哥伦布有记录航程的习惯，这使我们得以了解这次漫长的发现之旅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哥伦布内心的想法和恐惧。在大西洋航行了几周之后，哥伦布遇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期：一些船员开始不满和抱怨，他们担心这个外国指挥官带他们驶向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死亡。有好几次哥伦布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以防止船上发生暴动。船员们的担忧无可厚非，因为哥伦布是基于直觉以及他自己理解的、尚未被证实的科学理论拟定的航行路线。

同年10月12日，哥伦布和他的船队终于看到了陆地——这片陆地后来被称为新大陆。他们很快登上了这一即将改变欧洲命运的大陆。那是一座位于今天巴哈马群岛的小岛，被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据历史记载，正是在这座小岛上，欧洲白人和美洲大陆的原住民首次相遇。从那时起，美洲的原住民开始被称为印第安人，因为哥伦布坚持认为自己到达的地方是印度。

在最初的三个月里，哥伦布探索了他发现的这片土地。他将一座岛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现在这座岛上有两个国家，多米尼加和海地），并在那里建造了拉纳维达堡（意为圣诞节城）。这是欧洲人在新大陆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凯旋，返回西班牙南部的帕洛斯港，不久后，他在巴塞罗那被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接见。哥伦布带了几个印第安人，几只鹦鹉和一些黄金珠子到王室，证明他到达的地方能够带来非常可观的财富。哥伦布回到欧洲后，他发现新大陆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西欧。不过，关于哥伦布探索的范围有很多争议。在王室成员中，有几个人认为这个热那亚水手不过是发现了加那利群岛西部的几个岛屿，算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尽管如此，对伊莎贝拉女王来说，哥伦布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她兑现承诺，给予了哥伦布当初要求的所有奖励。哥伦布的发现让他那些关于财富、光荣以及建立强大家族的梦想都一一实现。

1493年9月25日，哥伦布第二次开启了去往新大陆的航程。这次这位海军上将的航行路线偏南了一点，最终到达了今天委内瑞拉的海岸，并穿越了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奥里诺科河是美洲最大的河流之一。哥伦布被这看上去无边无际的陆地深深震撼，在8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下了人类探险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我相信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无人知晓的大陆。”虽然他仍然认为此前发现的岛屿属于亚洲，但是在航行经过委内瑞拉辽阔的海岸之后，他得出了结论：他到达的是一个新大陆。

在伊莎贝拉女王的授权下，哥伦布后来又两次启程前往新大陆。在1502年的最后一次航行中，他来到中美洲的地峡，又从那里前往位于今天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之间的维拉瓜省。这个地区金矿资源特别丰富，他计划多带一些贵重金属回西班牙，以说服所有反对他的人，让他们相信新世界光明的财富前景。但是热带气候阻挡了他的归途，风暴使这支探险队的一些成员再也没能踏上这个前途无量的大陆，有一艘船失踪，船队在牙买加沿海海域遭遇海难。此外，哥伦布还不得不击退岛上原住民的袭击，解决船员暴动的问题。尽管千难万险，哥伦布仍然探察了美洲中部和北部的海岸，证实了从今天的洪都拉斯到巴西之间是一片广袤的陆地。所有这些都再次验证了他的结论：他发现的是一个新大陆。

在完成最后一次新大陆之旅，返回西班牙后不久，哥伦布于1506年去世。那时，他已经很富有，他的家族也已成功跻身卡斯提尔王国的贵族阶层，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地理发现没有得到充分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地理发现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20世纪初，哥伦布抵达美洲的日期10月12日，被正式定为西班牙国庆日，以此向这位改变西班牙命运，使西班牙变成全球性帝国的英雄致敬。早在西班牙之前，有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一直将10月12日定为“比赛日”，并举行庆祝活动，后来更名为“西班牙语节”。不过，在拉丁美洲的许多民众看来，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这一天并不值得纪念。委内瑞拉在2002年将这一天更名为“人民抵抗纪念日”，以纪念当地人民对哥伦布带来的欧洲殖民行为的抵御。

在北美洲，美国每年都会在“哥伦布日”纪念这位来自热那亚的航海家，意大利裔社区的庆祝活动尤为热烈，一个热那亚人发现了美洲，他们为此感到自豪（还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哥伦比亚）。然而，由于我们稍后会提到的一些原因，美洲大陆的名字并非源自热那亚的航海家哥伦布，而是源自佛罗伦萨的冒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尽管他作为水手和探险家的天赋都远不及哥伦布，而且晚了好几年才到达新大陆。最近有些人企图诋毁哥伦布，把屠杀美洲原住民的罪名推到他头上，但是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是，哥伦布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远见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奠定了当代全球化的基础。

发现美洲后，西班牙获益颇丰，葡萄牙也不甘其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一个决定激怒了葡萄牙国王：教皇认可了卡斯提尔王国对新大陆的主权，但葡萄牙国王认为葡萄牙才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领航者。为了结束这两个伊比利亚王国之间的争端，1494年6月7日，《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签署，确定了亚速尔群岛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之间的分界线，并规定这条分界线以西的地区属于西班牙，分界线以东的地区属于葡萄牙。就这样，新大陆的主权归属被教皇认可，形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新大陆的双寡头格局。葡萄牙不仅得到了新大陆的许多领地，而且有一个葡萄牙人在1498年又有一个新发现，其重要性几乎能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对东西方文明的关系来说尤为重要——他发现了绕过非洲边界去往印度的航线。

1497年7月8日，一位名叫达·伽马的水手开始了历史上最令人神往、最重要的一次航行。达·伽马大约在1469年出生于具有伟大航海传统的城市锡尼什，他的父亲很有影响力，向当时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提出了航行到印度的计划，达·伽马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这项任务。

达·伽马率领4艘船从葡萄牙出发，在海上航行了96天，这创造了当时的纪录，这期间他没有看到任何陆地，终于，在1497年11月7日，达·伽马到达了南非海岸，他把眼前的海域命名为圣赫勒拿湾。1499年1月，达·伽马成功驶过险象环生的好望角，他的运气比迪亚士等先行者更好，他带领船队从那里驶入此前欧洲人完全不了解的水域。今天的纳塔尔正是达·伽马在圣诞节驶过其海岸时取的名字。

1498年3月2日，达·伽马的船队抵达莫桑比克。达·伽马惊奇地发现那里的人是混血儿，而且说阿拉伯语。一个月后，达·伽马一行到达今天肯尼亚的蒙巴萨，但是那里的原住民非常敌视他们，他们不得不赶紧离开，船队沿着海岸一路向北，直到4月23日抵达马林迪。这个宁静小镇的建筑都是白色的，当地的首领（被当地人称为raja）在海港欢迎了他们，作为回报，达·伽马热情邀请他检阅葡萄牙船队。在马林迪，达·伽马一行发现了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人，对兼职传教的他们来说，这是振奋人心的事。

接着，达·伽马的船队从马林迪驶向阿拉伯海，经过3个星期漫无边际的海上航行，达·伽马和他的船员们成为有史以来首批看到印度次大陆西南海岸的欧洲人。

在航行了整整10个半月后，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船队在卡利卡特下锚，他们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上等种姓家族奈尔斯（Nairs）也参加了盛大的列队欢迎仪式。达·伽马很快被卡利卡特的最高统治者接见，达·伽马代表曼努埃尔国王送给扎莫林王室几件礼物，包括布、帽子、几桶油和一木桶蜂蜜，但这些礼物并没能吸引卡利卡特的统治者及其随从。在达·伽马到达印度之后的几百年里，初到亚洲的欧洲人都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西方产品并不受亚洲人青睐。印度人要求达·伽马用通用货币黄金支付关税，达·伽马觉得受到了冒犯，从此与当地人的关系紧张起来。虽然与卡利卡特开展贸易关系的谈判并不顺利，但是离开印度时达·伽马还是很满意，因为他发现印度市场很有前途。

达·伽马的船队用132天回到了里斯本，这一段旅程极其危险和艰难，夺去了近一半船员的生命。当他们最终回到葡萄牙时，不仅带回了找到通往印度航线的好消息，而且他们带回的货物价值超出远征成本好几倍。达·伽马和哥伦布一样得到了回报，他获得了印度洋海军上将的头衔。达·伽马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葡萄牙完成了从王国到帝国的蜕变，使葡萄牙明确了自己在全球的力量。从那时起，曼努埃尔国王的称号就改成了“葡萄牙—阿尔加维联合王国国王、几内亚之王，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者、领航人和商业之王”。

在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航线之后，葡萄牙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在这些遥远的土地上建立第一批定居点。1500年3月9日，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由13艘船组成的新船队前往印度，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担任队长，不过他此行的使命不是探险而是征服。与卡布拉尔同行的有航海家迪亚士，他负责在今天莫桑比克境内的索法拉建立商业定居点。由于一些意料之外的原因，这次远征的结果与预期完全不同，在欧洲的扩张史上造成了深远影响。卡布拉尔最初决定向西南方向航行，但是洋流和一场巨大的暴风雨让他偏离了航线，1500年4月22日，他无意中来到美洲大陆海岸的一个未知地区——卡布拉尔把它称为韦拉克鲁斯。卡布拉尔的船队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这些居民还帮助他们探索了这一地区，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结果令卡布拉尔很沮丧，他们重新调整航线驶向了印度。卡布拉尔并没有重视他这一载入史册的发现，只是派出一艘船回到里斯本，报告有韦拉克鲁斯这个地方。

1501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佛罗伦萨航海家和商人亚美利哥航行前往卡布拉尔发现的海岸。亚美利哥在1492年移居到当时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塞维利亚，在那里他获得了他一生中的绝好机会：前往新世界。亚美利哥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他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完成哥伦布未竟的事业，即找到去往印度的西部航线。1499年，亚美利哥搭乘西班牙征服者阿隆索·德·奥赫达船长的船前往新大陆。在这次航行中，他们到达了现在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海岸，发现当地人的小屋都建在水上。亚美利哥想到威尼斯，就说服奥赫达把这片土地命名为委内瑞拉，意为小威尼斯。

亚美利哥此前已经成功完成了卡斯提尔国王指派的多项航海任务，是一个拥有良好声誉的航海家，这次应葡萄牙国王的征召，他将完成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使命。1501—1502年，亚美利哥乘船沿今天的巴西海岸航行，直至抵达西班牙人曾到过的拉普拉塔河。这个佛罗伦萨人写道：“除了一望无际的腐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回到里斯本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他曾效劳过的美第奇家族，信中说，他远征时穿越的地方是一个新大陆。

亚美利哥在这封私人信件里的话深深影响了新大陆的历史，因为这封信被传到地图制作人马丁·瓦尔德泽米勒手里，他在1507年出版了新的世界地图，航海者们最新的发现都被描绘其中。瓦尔德泽米勒认为这个新大陆应该被称作亚美利哥（America），以纪念那个确定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的人。他不希望减损哥伦布的名誉，但是哥伦布曾一度认为自己发现的地方属于亚洲，而不是像亚美利哥那样认为那是一个新的大洲。几年后，事实更加清晰了：哥伦布和亚美利哥发现的显然是同一大陆的不同地区。于是，瓦尔德泽米勒想纠正这个命名的错误，在1513年出版的地图里，他想把新大陆更名为“未知世界”，但为时已晚，因为亚美利哥这个名字已经在大西洋两岸传开，尽管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仍然用新世界或印度来指称新大陆，但是大多数西方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把这片新大陆称为亚美利哥。就这样，亚美利哥名扬天下——不是因为他在探险方面的成就，而是得益于宣传的力量。

在欧洲商人眼里，新大陆东海岸盛产的巴西红木（因今天的巴西而得名）特别有吸引力。1503年，有6艘船在贡萨洛·科埃略的率领下从里斯本起航前往美洲，亚美利哥担任其中一艘船的船长，船队中有两艘船在返航时装满了这种美丽的硬红木。后来这种木材在旧大陆（即欧洲）越来越受追捧。

尽管巴西红木生长在葡萄牙的领地内，但其贸易并没有被葡萄牙垄断。在第一艘葡萄牙船只抵达美洲的同时，一位名叫保罗米尔·德贡尼维尔的法国人和卡布拉尔一样意外到达了巴西海岸，运了一船这种令人垂涎的硬木回到法国。他的成功激发了许多欧洲商人向这个地区派出探险队，他们大多从翁弗勒尔港和迪耶普港出发去往巴西。就这样，法国人开始进入巴西，怯生生地开始了其海外扩张。

尽管欧洲对巴西红木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葡萄牙对自己的美洲领地关注很少，总认为那里远不如亚洲重要。但是，当法国船只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巴西海岸时，葡萄牙国王改变了主意：为了捍卫领地，必须发展美洲的殖民地。

1526年，一个由6艘军舰组成的葡萄牙航海队从里斯本出发驶往美洲，在靠近巴西海岸时，它们击沉了3艘法国船只。5年后，另外5艘船在马丁·阿丰索·德索萨的指挥下启航，在伯南布哥建立了欧洲最早的殖民地之一。就这样，葡萄牙最大、最宝贵的殖民地——巴西的历史正式开始了。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率先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建立定居点，继而扩大在美洲大陆上的地盘。西班牙征服者最著名的冒险之旅即将在美洲大陆上展开，一群勇士不仅为其王室征服了大片的土地，还继续开拓探索，获得了许多非凡的新发现。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就是这群勇士中的一个。

1501年，巴尔沃亚移居到西班牙在美洲的第一个大殖民地——伊斯帕尼奥拉岛。1509年，他决定参加前往新安达卢西亚（位于现在的哥伦比亚）的探险。出色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使他很快成为探险队的领导者之一。到达美洲大陆后，巴尔沃亚多次带队击败当地的原住民，在美洲大陆上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殖民地——圣玛丽亚，他还被任命为维拉瓜的市长和总督。但是他更愿意做一个征服者，而不是一个统治者。1513年，他率领探险队再次远征巴拿马地峡，去寻找黄金和能够建立新殖民点的地方。

巴尔沃亚到达某地时，听说向南还有另一片海，那里可能有很多黄金。于是，他在1513年9月1日带领190个西班牙人和几个知道那个地方的原住民踏上了征途。9月25日，他爬上一座山，想从高处更清晰地观察那个地区，到达山顶时，他第一次看到了那片此前欧洲人完全不了解的海域。3天之后，他和其他探险人员一起登上海滩，代表卡斯提尔王国占领了这片无名的海域，并将其命名为“南海”。

这一发现拉开了欧洲人探索太平洋的大幕。在这次探险中，巴尔沃亚还发现了一些地方有黄金，他把这些地方命名为珍珠群岛。1514年1月，巴尔沃亚带着大量的战利品回到圣玛丽亚，并派遣一名特使带着许多财宝返回西班牙，向西班牙王室报告发现新海域的消息。

发现新海域的消息促使查理五世又派出了一支由1 500名男子和17艘船组成的远征队，这是当时被派往美洲的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探险队。同时，查理五世还委任远征队的总指挥佩德罗·阿里亚斯·达维拉（通常被称为佩德拉里亚斯）为新殖民地的总督。

巴尔沃亚听说自己将不得不服从新总督，非常失望。不过西班牙王室决定奖励他的杰出成就，授予他“南海”司令和巴拿马—科布总督的荣誉头衔。

在西班牙征服者之间，通过消灭对手巩固自己权力的情况并不鲜见。佩德拉里亚斯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巴尔沃亚，他派出一小队人马，在士兵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带领下以叛国罪和图谋在“南海”建立独立政权的罪名逮捕了巴尔沃亚，并判处他死刑。“我忠诚为国王服务，只想为他扩大领土”，巴尔沃亚在被行刑时大声喊道。这个发现了太平洋的欧洲人就这样惨淡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面章节将谈到，在巴尔沃亚死后，皮萨罗因征服印加帝国而名留史册。）

在除去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后，佩德拉里亚斯在1519年8月15日建立了巴拿马城，这里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尽管他恶毒地结束了巴尔沃亚的生命，但仍然追认巴尔沃亚为总督。无论怎样，历史给予了巴尔沃亚应得的回报——他被当作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为人所铭记，在巴拿马尤其如此，他的名字被刻在巴拿马的街道、纪念碑甚至官方货币上。

与此同时，寻找通往亚洲的西部航线仍然是地理大发现时代一个未实现的目标。最终，西班牙和葡萄牙以特殊的方式联合起来，一起实现了这一目标。1518年，葡萄牙船长麦哲伦构想出一个航行计划，想寻找能从大西洋通往“南海”的海峡，然后从那里去往盛产香料的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但是麦哲伦和葡萄牙国王关系不好，所以他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得到了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率领5艘船和约250名士兵出发。巴斯克水手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担任航海长。麦哲伦的船员中有15个葡萄牙人，有1/3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国王提供了超过80%的探险费用，所以这次航行可以视为西班牙王室的风险投资，而西班牙国王提供的费用大多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黄金。

在驶向南大西洋的漫长航程中，麦哲伦花了很大力气平息了一次暴动。终于，他驶过美洲大陆的南部海岸，进入了一个后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穿过这个风急浪高的海峡后，他在9月28日驶入一片风平浪静的海域，麦哲伦欣喜万分，把这片海域命名为太平洋。

麦哲伦带着船队继续前进，驶过今天的智利海岸，然后转向西北，去探索未知的太平洋。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地狱之旅，因为他们淡水用尽，粮食储备不足。幸运的是，他们最终在1521年3月成功抵达日本南部的马里亚纳群岛。30年前哥伦布的梦想就这样被麦哲伦实现了。在马里亚纳群岛休整恢复后，麦哲伦的船队又驶向后来被称为菲律宾的群岛。在其中一座岛上，麦哲伦与祖布国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使他变成了基督徒。为了让祖布国王高兴，麦哲伦答应帮他对抗邻国部落。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决定，因为麦哲伦的慷慨承诺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部落交战中麦哲伦被敌方杀死。不过，麦哲伦的行为证明了欧洲对外扩张并非只会给当地人带去灾难，而且欧洲人也不是只顾念自身的利益。

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接过麦哲伦的职责，成功完成了这次航行，但船队付出了很大代价。船队启航时共有5艘船，回师西班牙南部加的斯港时只剩下一艘。那天是1522年9月6日，船上只剩下18名船员。西班牙国王亲自给这些巴斯克水手颁发徽章，徽章上地球的下面刻着一句铭文——“你是环行地球的第一勇士”。环球航行这一伟大的壮举终于证实了“地球是圆的”这一理论，欧洲通向太平洋的航线终于打通了！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声夺人，甚至是在教皇的认可下瓜分了美洲。对此，欧洲其他竞争对手的反应是什么呢？虽然那个时代的通信条件很差，但是哥伦布的几次航行以及卡斯提尔王国和葡萄牙发现新大陆和新航线等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消息在西欧各港口的水手之间口耳相传，各王国的大使、特使和间谍也各司其职，上报可能会威胁到其王国利益的卡斯提尔王国和葡萄牙的扩张计划。新世界激发了所有欧洲强国的航海家、财富猎人、君主和政治家的想象力。于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王国很快就在其探险和殖民活动中遇到了竞争对手。

和西班牙帝国一样，英国、法国的扩张最初也和意大利航海家有关。这毫不奇怪，因为在发现新大陆这一成就中，做出最重大贡献的都是意大利人。几百年来，热那亚、威尼斯等城邦国家的公民在地中海的贸易活动中创造了财富，他们拥有不同凡响的、代代相传的航海传统和强大的开拓精神。但是从15世纪后期开始，开发新市场的机会不再在地中海，而是在大西洋，向外寻找新贸易路线的计划必须有大西洋强国的支持才能完成。这就是为什么哥伦布、亚美利哥等意大利航海家都要接近西欧王室，因为只有它们具备从大西洋向外扩张的能力。

乔瓦尼·卡博托（或称约翰·卡博特）和哥伦布很相似。他在1450年左右出生，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出生地是热那亚还是加埃塔。在很年轻的时候，卡博托搬到威尼斯，开始做生意。后来，他在15世纪90年代移居到瓦伦西亚，在那里听说同乡哥伦布的壮举后，决心投身航海事业，立志要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更快捷的航线，那时已经发现的北部航线路程十分遥远。

但是，卡斯提尔王室和葡萄牙王室对卡博托的提议都不感兴趣，因此他在1495年永久移居到英格兰。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一直热衷于促进英格兰与几个意大利城市的贸易关系，他也很了解意大利航海家对伊比利亚两个王国的非凡贡献。在亨利七世听到卡博托的航海计划后，便立即委托他执行计划，亨利七世给了他5艘船，并允许他挂英格兰国旗航行，而且卡博托可以招募水手，没有数量限制。

卡博托的第一次航行失败了，因为船员的问题，他被迫从冰岛返回。尽管如此，一年后的1497年5月，卡博托再次启航，这次他只有一艘“马修号”和18名船员。几周后，“马修号”到达纽芬兰海岸，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艘到达美洲的船只。卡博托上岸后只是简单地看了看，他认为这是蒙古大汗的地盘。8月9日，卡博托返回英格兰，国王给予他的奖赏非常慷慨：一大笔钱和海军上将的称号，最重要的是，授权他再次启航。1498年，卡博托再次出发，但这次航行给他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他的船没能返航，可能在格陵兰岛遇难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欧洲水手在穿越大西洋时遭遇了和卡博托一样的悲惨结局。尽管卡博托和他的船员在1497年登陆加拿大海岸的确切位置尚不清楚，但是他发现了从英国通往北美的路线，这是大英帝国诞生的基础，因此，卡博托给英国和欧洲历史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几年后，1508年，卡博托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卡博托肩负同样的使命率领一支探险队进入美洲。人们普遍认为是他发现了哈得孙湾的入口，但这仅仅是他杰出职业生涯的开始。英格兰王室无法独占塞巴斯蒂安·卡博托，他后来也服务于卡斯提尔王国，查理五世给他提供了更多机会，任命他为都督，并在1525年交给他两项重要任务：确立《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规定的分界线的确切位置；前往卡斯提尔王国一直渴望占有的亚洲的摩鹿加群岛。塞巴斯蒂安·卡博托甚至还和威尼斯密谋，计划带领一支探险队去中国。这展现出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它们竞相招募最杰出的人才，支持雄心勃勃的探险计划。

事实上，塞巴斯蒂安·卡博托在接近职业生涯尾声时收到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的一份邀请，并奉召回到英格兰。爱德华六世对开辟贸易路线和创建殖民地非常感兴趣。于是，卡博托开启了最后一项重大航海计划：联合休·威洛比爵士和理查德·钱塞勒成立一家公司，去开辟一条经北极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这个想法奇妙无比，因为当时那个地区对欧洲人来说完全是未知的，完全没有被探索过。

1553年，有3艘船在威洛比和钱塞勒的指挥下起航。威洛比带着两艘船进入北极水域，但是他们被困在冬天的拉普兰，最终都死在那里（他们不是最后一批死于探索北极的英国人）。

钱塞勒的运气稍微好一些。他设法先到了位于阿尔汉格尔的一个小渔村，然后改走陆路，最终抵达莫斯科。俄国沙皇伊凡四世亲自接见了这位勇敢的英国人，并授权他的公司在俄国开展商贸活动——当时英格兰及其他西欧国家对俄国几乎一无所知。钱塞勒回到英格兰时，说服卡博托把公司改组为莫斯科公司。钱塞勒不幸在1555年第二次去往莫斯科的返程中死去，但是他的事业后继有人，莫斯科公司为英国商人打开了一个高收益的市场，直到俄国革命爆发这家公司才关闭。

同样，法国也受益于意大利航海家的杰出才智。来自佛罗伦萨的水手乔瓦尼·达·韦拉扎诺在法国迪耶普定居，声名远播。他和同时代的大航海家一样，也想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西部航线。1523年，韦拉扎诺终于获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支持，并在第二年启航。尽管没有达成预定目标，但是韦拉扎诺是穿行北美东海岸的第一人，他穿越了从现在的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广大海域——他称这一地区为弗朗西斯卡。一年后，韦拉扎诺第二次驶往美洲，无意中到达了巴西海岸，他在返回法国时把第一批巴西红木运到欧洲。韦拉扎诺在第三次前往美洲的航行中遇难，他在加勒比海的海岛上停留时被原住民袭击致死。在他的带领下，法国逐渐开始向全世界扩张。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对美洲非常感兴趣，全力推动法国航海和殖民事业的发展。他了解到除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英国也开始在新大陆有所斩获。通往新大陆的贸易路线不仅意味着任何一个欧洲大国都无法忽视的能力和声望，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财源。弗朗索瓦一世认为法国应该开拓通往美洲的西北路线，他把开拓这条路线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名叫雅克·卡蒂埃的法国人。

1534年，卡蒂埃带着两艘船出发，到达纽芬兰后，进入了一个海湾，他将其命名为圣劳伦斯湾。据历史记载，卡蒂埃和他的船员是首批见到纽芬兰当地人的欧洲人，在从当地人那里学到“kanata”（意为“小村庄”）这个词后，卡蒂埃就用“Kanata”或“Canada”来称呼整个地区。结果，这个词流传开来，最后成为一个北美大国的国名——加拿大。虽然卡蒂埃到达北美时已是16世纪30年代，但他仍然犯了一个和哥伦布相同的错误，他以为自己到达的地方是亚洲东海岸。

卡蒂埃带领船员们安顿下来，并在落脚地放置了一个十字架，代表法国国王占领了这片土地。1541年，弗朗索瓦一世任命卡蒂埃为新领地的都督，派他去那里殖民，并传播天主教。这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新领地时的举措如出一辙。

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人已经成为海上探险角力场中的一支劲旅，越来越多的英国人都有能力、有决心在这个地理大发现时代放手一搏，因此英国不再需要招揽外国人才。沃尔特·雷利正是这样的一个探险家。1584年，他计划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殖民地，并取名为弗吉尼亚，以此向“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致敬。雷利还设法筹集资金并招募定居者。但是，因为项目过于庞大，最终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雷利被西班牙关于黄金城的传说吸引，1595年，他带领一支远征队到达现在的圭亚那，穿过奥里诺科河，深入西班牙帝国的领地。他把这次冒险经历写入了《圭亚那发现记》，这本书在他回到英国后出版。在书中，雷利写到他发现了神秘的黄金城。然而，他提出进一步探索和殖民圭亚那的计划没有得到王室支持，因为那势必会导致英国与西班牙发生冲突。几年后，雷利再次带队前往圭亚那探险，触怒了一心谋求和平，避免与西班牙针锋相对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最终雷利被捕并被处死。

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著名的私掠船船长、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海上探险让英国大获其利。德雷克之所以能够名留史册，既因为他在1588年指挥英格兰舰队重创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并对西班牙帝国发起多次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也因为他是完成环球航行的第一个英国人，是继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之后第二个环球航行的欧洲人。

1577年，伊丽莎白一世派德雷克去美洲太平洋沿岸劫掠西班牙的财物。德雷克带领5艘船启航，船员在美洲中南部西海岸的不同地方上岸，不仅有许多重大的地理发现，还俘获、打劫了停泊在港口的西班牙船只，大发横财。1579年，德雷克抵达今天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并代表女王宣称这片土地为英国所有，并称之为新阿尔比恩。

接着，德雷克的远征队从加利福尼亚出发，最终到达太平洋西南部的摩鹿加群岛，然后从那里沿南非边境、经由好望角于1580年回到英格兰。

德雷克一路搜集的香料和财富多得惊人，他上交给女王的50%的份额就超过了王室全年的收入。德雷克不仅为英国王室带回了可观的财富，更为英国开辟了太平洋上的新航路。此后，没有一个英国人可以匹敌德雷克的成就，直到200年后，库克船长再次拓宽了英国的地平线。

当西欧几个领先的王国劈波斩浪，在新大陆各有斩获时，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荷兰也在崛起，并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对手。同样拥有悠久航海历史和商业传统的荷兰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繁荣的关键在于海洋。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16世纪中叶就已经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港口。在这一背景下，荷兰出现了一些伟大的、引领荷兰扩张的航海家，林斯霍滕就是其中之一。1580年，年轻的水手林斯霍滕前往里斯本打拼，据称，他在那里获得了关于海上贸易路线方面的机密信息，并凭此闯进由葡萄牙独霸的领地。1583年，林斯霍滕率领荷兰远征队第一次去远东，并在印度停留，开辟了荷兰在亚洲的第一块飞地。他还因为写作而名声大噪。1596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如何环行世界的海上航行手册《路线》，书中还介绍了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这不仅对野心勃勃的商人和水手非常有用，也让人们通过生动的描述了解世界另一端的人和事。后来，荷兰制图师兼水手威廉·杨松打开了欧洲航海史的新篇章。1606年，他率领一支探险队从新几内亚海岸出发去寻找新贸易路线，风把他们带到了现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海岸。就这样，他们成为有历史记载以来第一批踏上澳大利亚土地的欧洲人。这片荒芜的土地并没有给杨松留下多深的印象，他在报告中也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发现感到激动。因此，荷兰人错失了率先殖民大洋洲的机会。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的1770年，詹姆斯·库克船长来到澳大利亚南部，以英国王室的名义占领了它，才开始了欧洲人在这座偏远岛屿的殖民进程。

当荷兰人在亚洲旗开得胜时，一个英国人为荷兰在新大陆开辟出一块新领地。亨利·哈得孙的航海生涯开始于英国，他服务于莫斯科公司。由于他拥有丰富的在波罗的海航行的经验，1609年，他被当时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选中去寻找从欧洲通往亚洲的东北路线。哈得孙通过波罗的海后，他决定不再向千里冰封的水域前行，而是调转船头，冒险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西北航路。就这样，在到达已经被英国人占据的科德角后，哈得孙继续向南，发现了曼哈顿岛——几个世纪之后，这里出现了一座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大城市。然后，哈得孙驶过最终以他名字命名的河流。几年后，荷兰人在这里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贸易站，荷兰成为新大陆的殖民大国之一。

詹姆斯·库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他代表英国国王占领了澳大利亚南部。关于自己的职业目标，他曾写道：“不仅要比以前所有的航海家走得更远，也要走到我认为人能到达的最远处。”在此前近3个世纪里，胸怀同样目标的欧洲航海家们的重大地理发现奠定了欧洲世界霸主地位的基础。

对世界地理的好奇心，敢于冒险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以及不断改进的航行技术——所有这些因素使欧洲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独领风骚。葡萄牙作为先锋，占领了非洲的战略飞地，开启了这一时代，并最终发现了新大陆和新海域。最重要的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使西班牙成为第一个全球性帝国。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其他几个欧洲强国也在航海家的帮助下，走上同样的海外扩张之路，在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建起各自的殖民地。

“立下汗马功劳的是冒险家，而不是伟大帝国的君主。”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哥伦布、达·伽马这样的冒险家以及本章提到的其他航海家，支持这些航海家的国家在现代历史中的角色会截然不同，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家不会有如此杰出的成就。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正因为这些航海家开辟出海外扩张之路，使整个欧洲获得了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欧洲文明也得以广泛传播。

1. 里格，一个古老的长度单位，在陆地上，1里格约为4.8千米。——编者注

2.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ory of Portuga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3. Roger Crowley, Conquerors: How Portugal Forged the First Global Empi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5).

4.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Columbu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Fernandéz-Armesto, Columbus.

6. Fernandéz-Armesto, Columbus.

7. E.G Ravenstein,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London, 1497–19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8. Ravenstein,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London, 1497–1999.

9. Martin Page, First Global Village, How Portugal Changed the World (Lisbon Casa das Letras,2002).

10.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Amerigo: The Man Who Gave His Name to America (New York:Random House, 2006).

11. Fernández-Armesto, Amerigo.

12. Salvador de Madariaga, El Auge y el Ocaso del 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 (Madrid: Espasa Calpe, 1977).

13. de Madariaga, El Auge y el Ocaso del 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c

14. 巴斯克人是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和法国边界地带的南欧民族。——编者注

15. 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The New World, vol. II (London:Cassell, 1957).

16.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7.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18.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19.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Millennium: 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New York:Scribner, 1995), p. 230.

20. Fernández-Armesto, Millennium, p. 636.

1516年，一位年轻的王子从根特来到西班牙北部，他被加冕为卡斯提尔王国、阿拉贡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国王，他还将统治低地国家（欧洲西北沿海三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统称）、奥地利、波希米亚以及其帝国在美洲迅速扩张的领地。3年后，他成为神圣罗马皇帝，他就是查理五世。查理五世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君主，他身体里流淌着卡斯提尔、阿拉贡、佛兰芒、德国和勃艮第人的血液，除了当时国家的官方语言拉丁语外，他还熟练掌握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一位西班牙主教称颂查理五世为“众王之王”和“世界皇帝”。顶着这些盛名同时还拥有巨量财富的查理五世打心底里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子，其使命是让全世界都信奉天主教，实现君主制。这一信念使他在整个执政期内一直与新教改革做斗争。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忠于父亲的目标，最终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腓力二世军服徽章上的铭文准确概括了他的个性和成就：更进一步。1540年，腓力二世戴上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两顶王冠，这是他统治时期的光辉业绩之一。为了纪念这一盛事，王室铸造了一枚勋章，上面刻着“世界还不够大”，这准确地概括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宏伟梦想。

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并非欧洲唯一放眼全球的王室家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开疆拓土，缔造庞大的海外帝国时，它们在西欧的几个邻国也紧紧跟随这一扩张潮流，尽管这些国家起初的规模更小。这些王国的国王和统治精英有很多理由去征服新领地并进行殖民，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获得财富的捷径，在发现新大陆之后，这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对英国、荷兰和法国来说，建立帝国似乎是抗衡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霸权的唯一方式。新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占领新世界又增加了一层宗教原因——罗马教皇把整个美洲全部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天主教王国，征服新领地可以打破教皇设定的格局。不过，西欧的政治角逐和宗教冲突并非驱动欧洲王国扩张的全部力量。

早期在新大陆建立的定居点和殖民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两个王国的君主确立的扩张主义精神。前面的章节曾提到，葡萄牙的若昂一世和亨利王子对地理大发现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葡萄牙人奠定了欧洲向全球扩张的基础。

从15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在亚速尔群岛和中非地区建立的殖民网络开始创造利润。葡萄牙建立这些海外据点的初衷并非要吸引移民、建成殖民地，而是创建商贸基地。早期的殖民冒险活动使两个产业兴盛起来，对葡萄牙和其他大西洋强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个产业是制糖业。制糖业兴起于马德拉群岛，而后很快传到加那利群岛，荷兰的贸易商将这一产业推广到全欧洲。16世纪初，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者将甘蔗带到他们在新大陆的领地，制糖业开始在美洲迅速蔓延开来。

殖民地的许多产业都需要大量劳力，制糖业也不例外。这直接推动了另一个利润同样丰厚的产业的萌芽和发展，这一产业将受到极大质疑——这就是奴隶贸易。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地区发现了一种商品，数量很大，而且全世界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是非洲人。葡萄牙人可以从非洲部落购买甚至绑架黑人，然后将他们运到里斯本或其他港口出售。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这种行为非常可耻，令人无法接受。不过，在西方文明和其他人类文明中，从远古时代起一直存在奴隶制，其合理性在当时并未受到道德或伦理方面的质疑。亚里士多德曾写道：“人分为两种，主人和奴隶。”而且只要奴隶不是基督徒，基督教教会也不谴责奴隶制。随着欧洲向外扩张，奴隶贸易成为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因为没有奴隶，殖民者占领的土地就无法开发。在所有沦为奴隶的种族中，非洲人遭受的苦难最多，可以说是万民涂炭。

第一批非洲奴隶于1441年抵达里斯本。1448年，约1 000名奴隶到达葡萄牙及其辖下的群岛。从那时起，一船一船的奴隶越来越频繁地被运到葡萄牙的领地。这些不幸的非洲人大多数在种植园做工，有一些分散在其他行业，还有一些在里斯本从事家庭服务。与葡萄牙毗邻的卡斯提尔王国、阿拉贡王国以及稍远一点的意大利半岛也开始需要奴隶。但是，与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及其后裔所需要的奴隶数量相比，这些地方的需求量很小。

同时，与葡萄牙邻近的王国也开始进入非同一般的扩张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国。推动这一惊人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卡斯提尔王国的伊莎贝拉女王在1469年嫁给了阿拉贡的斐迪南国王，这场联姻的意义远超两个王国的合并。

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国王拥有非凡的军事天赋，而且特别擅长政治和外交，通过子女们的联姻，他打造出几个王朝之间的联盟，决定了此后数个欧洲国家的未来。伊莎贝拉出身不高，本不可能成为卡斯提尔王国的女王，但她凭借智慧以及与贵族的联盟成为一国之主。她要为自己的王国实现最宏大的目标，所以她热心支持海外扩张计划。征服加那利群岛是卡斯提尔王国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其海外扩张的第一个里程碑。

1492年，这两个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取得的成就对西班牙和欧洲历史造成了重大影响，他们攻破格拉纳达王国，终结了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一历史性事件对后来500年里欧洲的宗教性质产生了深刻影响。在1925年阿尔巴尼亚建国之前，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穆斯林占多数的独立国家。从摩尔人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标志着基督教的全面胜利，主导西班牙王室300多年的扩张主义思想再次兴盛，这也壮大了伊莎贝拉女王的胆略。她在遗嘱中写到，要征服北非，传播基督教。不过，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使她的王国扩张到她从未想到的地方。

发现新大陆的消息没有激发卡斯提尔王室成员的兴趣，但是伊莎贝拉女王全力支持所有在美洲的探险和殖民项目，并说服大家，这是王国实现扩张的关键。

然而，哥伦布前往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第一个定居点并担任总督的经历充分展现出欧洲在新大陆殖民的复杂性。哥伦布第二次前往新大陆时被封为海军上将，随行人员有1 200人。这表明西班牙决意要在新领地建立永久定居点。然而，哥伦布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发现当地人已经摧毁了他此前建好的堡垒，他留下的小分队成员全部都被杀害了。这是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冲突的开始：欧洲人妄想把自己的传统强加到这块新发现的大陆上，但当地人拒绝服从，更不用说拱手让出自己的家园了。

应该怎样对待原住民？哥伦布的想法非常明确：把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原住民阿拉瓦克人变成基督徒，因为传播基督教是卡斯提尔王国开疆拓土的一大目标。对那些过于野蛮、难以归顺基督教的食人族部落，以及拒绝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人，哥伦布就把他们当奴隶对待。总体上，哥伦布对待原住民很残酷，甚至令早期的传教士都感到愤怒，这也埋下了内部冲突的隐患。

哥伦布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必须按照卡斯提尔王国的法律治理这个定居点。但是，他既没有能力激励手下在热带气候里完成土地开发的艰巨任务，也没有办法压制那些到新世界只想发财，不想顺从任何权威的人。在哥伦布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后不久，他的队伍中就爆发了一场叛乱，而他无法恢复秩序。于是，卡斯提尔王室采取了一个极端措施：派出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亚接替哥伦布的总督职位。

在16世纪初，种植园和矿藏开采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主要的财富来源，但是劳动力稀缺是一个严重问题，西班牙人最初招募的印第安人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根据西班牙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记载，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约有25万印第安人，到1517年只剩下1.4万。造成印第安人近乎灭绝的主要原因既有欧洲人对他们的虐待，还有欧洲人带去的传染病。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境，西班牙征服者决定进口非洲奴隶。1501年，第一批非洲奴隶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由此开启了非洲人在美洲大陆的历史。

1509年，哥伦布的儿子迭戈被任命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总督。在他的强化治理下，伊斯帕尼奥拉岛成为西班牙王国一个稳定发展的殖民地。于是，征服者们开始继续向加勒比地区扩张。胡安·庞塞·德·莱昂征服了波多黎各岛，很快又发现了佛罗里达半岛。他派遣迭戈·贝拉斯克斯·德·奎利亚尔带队远征古巴岛，后来古巴成为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殖民地。

卡斯提尔王国在美洲的殖民计划与时俱进，同时，王室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监督和控制那些在殖民地代表王室的定居者。1503年，贸易厅在塞维利亚成立，负责管理和促进美洲的商贸和航行活动。伊莎贝拉女王去世后，她的丈夫斐迪南国王于1511年创建了“印第安委员会”，负责策划和向国王提出管理新大陆的政策，并监督管理与印第安人有关的所有事宜，其职能范围很广：从任命总督和新大陆政府的高层职位到核验移民许可证，无所不包。斐迪南国王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实现了扩张，并成功奠定了西班牙帝国的政府管理结构，使西班牙中央政府对领地的监控优于其他欧洲帝国。帝国监管需要多个政府机构协同以及庞大的、分散在海外领地的王室雇员网络。在西班牙王国迅速扩张的进程中，这些都达到了斐迪南国王设定的目标。

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帝国规模超过了当时所有国家。这主要得益于两个雄心勃勃的冒险家和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由科尔特斯领导的征服墨西哥的战争无疑是一大历史壮举。科尔特斯屡战屡胜、侵城掠地，占领了大片领土，他因此成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征服者之一。作为几座城市的创建人和总督，科尔特斯开拓了西班牙帝国最大、最富饶的总督区——新西班牙。在他的统率下，欧洲人首次与美洲的阿兹特克人相遇并战胜和驯服了他们，科尔特斯还开创了种族通婚的先河，后来，跨种族通婚在墨西哥成为主流，墨西哥也成为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科尔特斯雄心万丈、成就非凡，他忠于国王，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残忍、嗜血、贪婪。这些优点和缺点让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伟大象征之一。20世纪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样描述科尔特斯：“你可能不会爱慕他，但是你不可能不佩服他。”

科尔特斯出生在西班牙南部一个贵族家庭，他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当过公证员，但很快就辞职，转而投入征服者的行列，并于1502年抵达新大陆。1511年，科尔特斯参加了征服古巴岛的战斗，7年后，科尔特斯被委任负责一个小船队，帮助在墨西哥海岸失事的远征队，正是在那里，他发现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1519年科尔特斯跟随一支远征队从古巴出发前往尤卡坦半岛，这支远征队由20艘船、580人、16匹马和10门大炮组成，在今天的塔瓦斯科与玛雅人展开了第一场较量。玛雅人战败，科尔特斯宣布他们成为西班牙国王的臣民。玛雅人赠予了科尔特斯一些礼物，其中包括受洗后改名为唐娜玛丽娜的马琳奇，她后来作为翻译，帮助西班牙帝国征服了阿兹特克人。这位美丽的女士是科尔特斯最有名的情人，他们的孩子马丁·科尔特斯是这片土地上第一批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后代之一。科尔特斯建立了韦拉克鲁斯市，并公然反抗古巴总督，宣称自己是新领地的都督。

科尔特斯的目标是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比当时大多数欧洲城市都大的特诺奇蒂特兰。在征战途中，科尔特斯发现阿兹特克与邻国不睦，于是就与它们结成联盟，借此加强自己的攻势。最后，他接见了阿兹特克帝国的信使，使者向他传达了阿兹特克国王欢迎他进城的消息。

1519年11月11日，科尔特斯与蒙特祖马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成为后来许多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蒙特祖马原以为西班牙人是被驱逐的纳瓦人的后裔，在听了科尔特斯的解释后，蒙特祖马同意他的族人归顺西班牙，做西班牙国王的臣民。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帝国这么容易被征服。当然，西班牙人刻意误解了蒙特祖马的意思，因为他这么明显的自愿臣服可能不过只是一种礼节。在成为西班牙的臣民后不久，蒙特祖马就被西班牙国王囚禁起来。

尽管科尔特斯非常轻易地占领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但他面临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这位征服者不仅要与印第安人交战，还要与西班牙人交手。1520年1月，古巴总督委拉斯开兹以科尔特斯抗命擅行为由，派遣了一支探险队逮捕科尔特斯，这引发了西班牙人之间在美洲的第一场战争。结果，科尔特斯打败了总督。在结束这场与自己同胞的战斗后，科尔特斯回到特诺奇蒂特兰，去应对由库奥赫特莫克王子领导的抗战。在墨西哥传说中，6月30日晚被称为“悲痛之夜”。这一夜，由科尔特斯领导的西班牙征服者遭遇了最彻底的失败，被迫撤到邻近的西班牙领地。但一年后的1521年8月13日，科尔特斯带着主要从原住民中招募的两万名勇士卷土重来，彻底消灭了阿兹特克帝国。西班牙有一部关于美洲的经典作品记述了这一历史性过程：《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作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正是科尔特斯这支远征队的成员。

科尔特斯的战绩使查理五世成为拥有美洲大陆上最大领土的君主，而科尔特斯也获得了新西班牙总督和都督的封号。

16世纪30年代，科尔特斯又为西班牙帝国做出了另一项伟大贡献。他开始征战今天的危地马拉，并建立了瓜达拉哈拉、奇瓦瓦、萨莫拉、梅里达和巴利亚多利德等城市，还探索了加利福尼亚半岛。1540年，他前往西班牙，想让王室支持他实施更多的冒险计划，但是常见的一幕发生了，他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与西班牙王室的狭隘心态和短浅目光格格不入。他在1547年即将返回新西班牙时去世，此时，他已经是新西班牙的传奇人物。

科尔特斯为西班牙帝国的扩张做出了巨大贡献，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从今天的危地马拉一直蔓延至加利福尼亚。另一位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也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他重现了科尔特斯的辉煌成就，征服了另一个伟大的美洲帝国——印加帝国。

皮萨罗的童年和青年期比其他西班牙征服者艰难得多，他是一个西班牙贵族的私生子，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早年以养猪为生，可以说人生的前景很暗淡，因此有关新大陆的新闻很快吸引了他，他决定去新大陆谋求发展。于是，他和科尔特斯一样，在1502年跟随尼古拉斯·德·奥万多的远征船队来到美洲。

皮萨罗很快就在美洲大陆找到了发财的机会。他加入阿隆索·德·奥赫达的探险队，穿越了现在的哥伦比亚和中美洲。在那里，他构想出一个更加雄心勃勃，可以让他名利双收的计划：征服秘鲁。

1524年，皮萨罗与迭戈·德·阿尔马格罗以及来自巴拿马的修士埃尔南多·德·卢克结盟，一起探索美洲西海岸。1524—1528年，由皮萨罗领导的两次探险都没有成功，但是他获得了很多关于辽阔而富裕的印加帝国的信息。1529年，皮萨罗决定去西班牙寻求国王查理五世的支持，以实现征服印加帝国的雄伟计划。皮萨罗如愿以偿，被委任为新领地的总督和都督。1531年，他带着由180名成员和37匹马组成的队伍向秘鲁进发。

皮萨罗率领的这支征服印加帝国的队伍虽然规模小，但有一个优势：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一样，没有抵抗入侵。1532年皮萨罗进入印加帝国，在卡哈马卡市受到阿塔瓦尔帕皇帝接见。阿塔瓦尔帕并不像科尔特斯遇到的阿兹特克皇帝一样顺从，当皮萨罗要求他臣服查理五世并信仰基督教时，他拒绝了。于是，皮萨罗决定把阿塔瓦尔帕囚禁起来，并在一年后以图谋反抗西班牙人的叛乱罪将他处死。

皮萨罗是应用马基雅维利主义（权术和谋略）的天才，他非常会利用印加精英内部的矛盾。通过和长期与印加皇帝对峙的印加贵族结盟，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位于今天的秘鲁）。在这一征服行动成功后，他任命盟友曼科·卡帕克为新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力量，他还任命自己的哥哥胡安·皮萨罗为库斯科总督，并迎娶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的女儿。他们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弗朗西斯卡·皮萨罗，是秘鲁第一个异族通婚的后代。

和哥伦布、巴尔沃亚和科尔特斯一样，皮萨罗的对手不仅有美洲的原住民，还有其他西班牙人。为了夺取库斯科，阿尔马格罗与皮萨罗的对峙上升到动武的地步，在1538年的拉斯萨利纳斯之战中，皮萨罗赢了，阿尔马格罗则被处决。此后，皮萨罗专注于管理自己征服的领地，建立了秘鲁的首都利马市，并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宫殿。尽管皮萨罗成功征服和管理了印加帝国，他的丰功伟绩最终还是覆灭于西班牙人之手。阿尔马格罗的儿子率领支持者们采取了报复行动，在1541年6月26日这一天冲进皮萨罗的宫殿，结束了他的生命。

当皮萨罗和其他探险者征战印加帝国时，西班牙帝国也在向南美扩张。西班牙的征服者们考虑到两个因素，决定先拿下普拉塔河的周边地区。首先，他们认为那里非常富裕，其次，他们要防止葡萄牙人向那里进军。1534年，一位名叫佩德罗·德·门多萨的士兵获得西班牙皇室许可，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该地区。他建造了布宜艾利圣母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字正是出自这里。

1541年，另一位西班牙征服者，曾在皮萨罗手下效命的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将矛头指向了被印第安人称为“Chili”的地区——智利的国名由此而来。巴尔迪维亚带着仅有110人的队伍为西班牙帝国开辟出这片新领土，建立了圣地亚哥市。不久之后，皮萨罗的另一个手下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也向北进军，在今天的厄瓜多尔建立了瓜亚基尔定居点。新西班牙继续向北开拓疆土。1565年，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正式占领了后来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半岛，并建立了欧洲人在今天美国的第一个定居点圣奥古斯丁，后来这里发展成圣奥古斯丁市。

在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探索和征服活动为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和荣耀，远远超出他们当初最狂热的幻想。就这样，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在美洲已经拥有从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到阿根廷的广袤土地，奠定了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帝国的基础。

尽管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占领了美洲的很多土地，但是因为缺乏人力资源，他们控制领土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很多被占领的地方是雨林、沙漠、无人居住的山区和原住民区，把定居点发展成城市，开垦肥沃的土地、开发资源，巩固与当地人的和谐关系，这些都是巨大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第一批定居者的生活尤其艰辛。

美洲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来自哪里？卡斯提尔王室资助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所以不难推测美洲第一批殖民者来自卡斯提尔王国，尤其是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这两个地区，这里也是科尔特斯、皮萨罗和巴尔沃亚的出生地。他们大多出身小贵族或者小康的平民家庭，穷人除非做贵族的仆人，否则根本无法前往新大陆。尽管如此，不久之后，西班牙的贵族和贫民都开始出现在美洲，既有阿拉贡和纳瓦拉的王室成员，也有赤贫阶层的人。

1502年，在尼古拉斯·德·奥万多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第一批来到岛上的移民中只有300名幸存下来。因此，奥万多带来的2 500个移民对殖民地未来能否兴旺发展非常关键。大多数来到新大陆的人都是孤身前来，没有携带家眷，也不打算在那里长久居住。这些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移民不同于来自北欧的移民，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一旦挣到足够的钱，就尽快回去。1517年，西班牙法官阿隆索·德·苏亚索在圣多明各写信给西班牙国王，信中提到西班牙移民的问题在于男性大多没有结婚，所以不愿定居。他建议从其他基督教国家吸引更多移民前往殖民地定居。

许多欧洲人参与了西班牙征服美洲的过程，其意义远超人们的认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迅速传遍欧洲大陆，吸引了许多欧洲人前往新大陆。除西班牙人以外，去美洲的欧洲人有很多来自哥伦布的家乡热那亚，这并非巧合。正如奥瓦多在1504年给西班牙国王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加勒比地区与西班牙之间的商贸往来掌控在热那亚人和外国人手中。许多热那亚人在美洲定居下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例如，热那亚的金融大亨热罗尼莫·格里尔马迪在1508—1515年间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他把家族生意扩张到古巴和美洲大陆。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在其著作《西印度通志与自然志》中谈到美洲形形色色的来客，在圣多明各，人们能听到“所有基督教国家的语言，有意大利语、德语、苏格兰方言、英语、法语、匈牙利语、波兰语、希腊语、葡萄牙语，还有亚洲、非洲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各种语言”。在跟随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队伍中，有超过10%的人来自葡萄牙、热那亚、荷兰和希腊。在佩德罗·德·门多萨的远征队中，约有100个德国人和比利时人。

欧洲多国的移民不仅加入了西班牙征服美洲的事业，也开始冒险投资这片土地的发展。为了吸引私人资本投资新大陆，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投资也被引入西班牙帝国。查理五世鼓励德国的金融家投资新大陆，1528年，他与德国的韦尔泽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多从事银行业）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委内瑞拉探索、发展和定居。韦尔泽家族派出的第一批定居者在1529年抵达美洲，致力于开发奥里诺科河流域。韦尔泽家族还和其他德国生意伙伴合作，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开办工厂。16世纪早期的欧洲首富、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也从投资美洲的项目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至于殖民者从事的职业，西班牙人一直被描述为对黄金有无限贪欲的征服者，但这并不是全部。西班牙殖民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监护征赋制，即卡斯提尔王室将一片土地或一个村庄连带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授予殖民者。这有双重目标：激励殖民者定居和开拓土地，使印第安人变为基督徒。但是这一封建制度会让印第安人过上欧洲农民那种并不值得羡慕的生活，而且实际情况更糟糕，因为许多殖民者并不履行其义务，只是把印第安人当作奴隶驱使。结果，监护征赋制成为征服美洲过程中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最终在17世纪中叶被废除。

大多数征服者来到新大陆后不久就意识到，要想兴旺发达，唯一的途径是耕种土地。于是，他们开始将耕作方法和家畜引入美洲。西班牙人带去了马和狗，奶牛、猪、鸡、鹅和其他动物也纷纷从欧洲乡野被带到美洲，养殖业开始扩大。科尔特斯还引入了葡萄园、糖和丝绸。后来，不论西班牙人在哪里定居，小麦和甘蔗种植园就传播到哪里。西班牙人引进的养殖和农业耕作方法为许多美洲原住民提供了新谋生途径，彻底解决了许多地区的饥荒问题。关于征服者破坏美洲原住民生活的著述颇多，然而，在西班牙人将这些耕作方法和家畜带到美洲后，他们也拯救了当地人的生命，并帮助印第安人发展自己的家园，但相关著作却少之又少。

另一个吸引移民的职业是殖民地的政府部门。西班牙需要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控制领地，这离不开广泛分布的王室雇员网络以及贸易、防御网点。说西班牙征服了美洲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西班牙王室始终没有派出军队去征服那片土地。虽然远征队的领导者通常是职业军人，但是士兵都是从殖民地的定居者中招募的，他们以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和发展为目标。

葡萄牙在美洲的发展由于几方面的原因而不同于西班牙。在卡斯提尔王国积极在新大陆建立定居点时，葡萄牙致力于建设贸易站点网络。在葡萄牙人看来，殖民亚洲的吸引力远超殖民新大陆，因为在亚洲更有利可图。葡萄牙人先在印度的果阿和马六甲建立了据点，并于1554年在中国澳门建立了贸易基地，迎来了在亚洲迅速扩张的时期，也成为第一个进入封闭的中国市场的欧洲强国。由于葡萄牙王室看到了在亚洲扩张的前景，所以巴西海岸就被置于次要位置了。

1523年，葡萄牙将其在巴西海岸的领土划成7个都督区，王室希望各区负责人能够设法整合所有定居点。然而事实并没有如此发展。在7个区里，只有4个朝这个方向发展，主要原因是缺少定居者。到16世纪中叶，最繁华的塞古鲁港、伊利乌斯、圣维森特和伯南布哥4个区，总共只有不到600名定居者（不包括奴隶和当地人）。居住在海岸地区的欧洲人口总数不到1万。

巴西之所以无法吸引移民，有一个原因是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相比，巴西没有黄金、白银和丰富的物产，巴西的定居者除了耕种土地，别无选择，烟草、棉花和甘蔗是这里的主要产品。

巴西海岸各区的都督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王室担心这些领地的继承人最终会反叛，或者领地会落入西班牙帝国手中，所以在1548年，葡萄牙对殖民地的管理机构进行了根本性改革：解散所有世袭区，任命一位总督代表王室管理殖民地。1549年，第一任巴西总督托梅·德·索萨抵达巴伊亚。从那时起，这一殖民地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托梅·德·索萨受命建造圣萨尔瓦多，葡萄牙派来3 000人作为第一批居民。圣萨尔瓦多很快发展成对制糖业和奴隶贸易非常重要的港口，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一直是美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另一位在巴西建设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的总督是梅姆·德萨。他在1567年将法国人逐离了巴西海岸，并建立了里约热内卢。

1578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昂一世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合法的继承人。结果，他的侄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被加冕为葡萄牙国王。腓力二世从1556年继承西班牙王位以来，一直致力于扩大帝国疆域，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他不满于帝国在美洲的发展，在1564年派遣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率领探险队去往南亚。莱加斯皮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并用国王的名字将那里命名为菲律宾。从那时起，腓力二世统治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帝国；几年后，他继承了葡萄牙的王冠，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由于卡斯提尔王国和葡萄牙历来互为对手，而且葡萄牙的精英们对腓力二世继承葡萄牙王位的反应并不积极，因此腓力二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目的是让葡萄牙的精英阶层看到这是两个国家的联盟，而不是卡斯提尔王国接管了葡萄牙，他还确保葡萄牙对其殖民地保持百分之百的自治和控制权。腓力二世甚至还考虑将首都迁到里斯本，因为在葡萄牙与西班牙融合之后，里斯本已成为大西洋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卡斯提尔王国的臣民显然完全不接受他的这一想法，因此迁都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腓力二世与他的父亲查理五世很不同。他非常清楚，巩固哈布斯堡君主政权的关键在于新大陆领地的扩张。因此，他特别重视改善殖民地的管理。在他统治期间，新大陆建立了诸多西班牙帝国总督区，葡萄牙帝国也稳步扩张，他对此没有进行任何干涉。这是伊比利亚半岛两大王国联盟得以持续80年的原因之一。在腓力二世的统治期内，美洲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代名词，意味着财富和权力，吸引了最雄心勃勃和最具冒险精神的人。

在16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建立帝国似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王国的特权。不要忘记，教皇在1494年已经通过《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认可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美洲，其他大国进入这片土地就是违抗了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教皇。第一个公然违抗教皇权威的欧洲君主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他统治英国期间，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历史，在谈论英国疆土时，他开始公开使用“帝国”这个词。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宣布英国为帝国，以此表明他不会效忠教皇，也不会允许教皇意志最坚定的支持者——哈布斯堡的君主对此施加干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同样对教皇偏袒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王国感到不满，为了保护法国利益，他起初寻求与亨利八世结盟，后来甚至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大帝签署盟约。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国王做出这样的决定，引发了很大争议，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利益高于宗教信仰。

当英国和法国君主利用外交手段保护其王国不受伊比利亚半岛两个王国扩张的影响时，其他实力一般的欧洲国家正通过各种诡计在新大陆分享财富。

对于不附属于伊比利亚半岛两个王国的国家来说，要想在新大陆获利，最快捷、最简单的方法是海上劫掠。起初，法国的海盗船横行，拦截西班牙和葡萄牙从美洲运往欧洲的黄金、白银和其他珍宝。有许多海盗来自法国迪耶普，其中特别有名的是让·弗勒，他截获了两艘科尔特斯从美洲发往西班牙的船只，上边满载着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后获得的宝物。其他欧洲国家也竞相效仿，用同样的方法攫取来自新大陆的财富。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通过使海盗合法化来劫掠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天主教帝国的战利品，以此提高自己的收益。英国著名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和约翰·霍金斯都通过海盗活动大获其利。在第一次去往加勒比海的航行中，约翰·霍金斯袭击了一艘满载奴隶的葡萄牙船，他在加勒比地区将这些奴隶售出，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这也使他成为自己家乡——普利茅斯的首富。霍金斯也是往来于欧洲、非洲、美洲奴隶贸易黑三角的先驱。几年后，他第二次去往加勒比地区。据称，这次航行使他变成英国首富。

在这一时期，英国人急于寻找能够与新大陆匹敌的新市场，最终他们把目光锁定在远东。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签署了一道王室法令，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不仅是在欧洲与印度间开展贸易的先驱，也是欧洲殖民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这一创新的体制引入私人投资，有力促进了英国国家经济发展。作家理查德·哈克卢特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他以《英格兰民族重要的航海、航行和发现》这部书而闻名。他在书中呼吁新教国家建立殖民地，以抗衡天主教在新大陆的影响。后来，哈克卢特将自己的这一倡导付诸实践，成立了弗吉尼亚公司，并以建立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定居点为目标。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派出第一支由3艘船、105人组成的远征队，远征队在克里斯托弗·纽波特的率领下抵达新大陆，在今天的弗吉尼亚州建成了詹姆斯敦，奠定了英国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的基础。几十年后，这里成为英属美洲殖民地中人口最多、最繁荣的地方。

英国殖民美洲的最初阶段非常艰难。第一批殖民者到达美洲一年后，有一半死于疾病、寒冷和饥饿，剩下的一半得益于约翰·史密斯船长的严格纪律而幸存下来，约翰·史密斯因此成为殖民地的领导人。初到美洲的英国殖民者不同于在金银资源丰富的地区找到大量财富的西班牙征服者，他们除了开垦土地，别无生存之路。后来，在这一批定居者中，约翰·罗尔夫决定尝试种植烟草，此后，英国殖民地的经济才逐渐好转。

烟草最初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入欧洲，于是，欧洲人染上了吸烟的习惯，而后烟草又流传到其他地方。把烟草带入英国的人据说是沃尔特·雷利。从17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吸烟成瘾。因此，约翰·罗尔夫想到要在詹姆斯敦种烟草，事实证明这个主意非常成功，烟草从此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主要出口产品。罗尔夫不仅在烟草种植业中赚到第一桶金，也被视为这个产业的先驱，对英国在美洲以及后来美国的发展都很重要。

烟草出口创造的利润以及约翰·史密斯实施的严厉纪律使詹姆斯敦殖民地的情形开始好转，并开始扩张到邻近的地区。1614年，约翰·史密斯返回英格兰，第一次谈到新英格兰（今天美国的东北部地区）的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这两个地方，并出版了著作《新英格兰概述》。这本书把新英格兰描述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每个定居者都有地可耕并能迅速致富。

相对来说，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早期殖民进程遇到的挑战没有在美洲大陆那么大，但获利却更多。1605—1628年，英国占领了圣卢西亚、格拉纳达、巴巴多斯、圣基茨和尼维斯等岛屿，特别重要的是，英国在1655年占领了此前一直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牙买加，后来牙买加成为英国在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领地。来到这些天堂一般的岛屿的第一批定居者主要靠种植甘蔗谋生，奴隶们在种植园里劳作。邻近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也一样。欧洲对糖的需求激增，加勒比殖民地的种植园可获的利润非常高，使得这一地区在殖民初期比北美更吸引移民。

海外殖民也是缓解英国宗教斗争的一个方法。前文说过，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对抗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此外，新教内部的不同分支之间也存在冲突。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清教徒被逐出英国教会，许多清教徒决定移居海外，他们认为这是坚守信仰的唯一出路——他们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前辈移民”。1620年，102名清教徒搭乘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来到美国东海岸，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登陆，从此定居下来。经过多次讨论和争辩之后，他们签署了《五月花公约》这份历史性文件，设定了群体治理的规则，还同意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领导人。

搭乘“五月花号”抵达美洲的清教徒建立的殖民地是欧洲在北美的第一批殖民地之一，也是最富传奇色彩的殖民地之一。它象征着移民的勤劳和牺牲精神，以及美国建国的主要原则：工作、家庭、财产、民主政府、宗教信仰、自由。

整个16世纪，英国在北美的领地范围因为宗教等原因继续扩大。新教和天主教的不同分支之间充满了相互对抗的气氛。为了恪守信仰，许多人选择追随清教徒前辈移民的足迹，移民到北美洲。

1629年，在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政治人物乔治·卡尔弗特的要求下，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颁布了一道特许令，允许其在美洲建立一个天主教徒殖民地，让在欧洲受新教徒迫害的天主教徒前往定居。于是，马里兰州殖民地出现了。1681年，贵格会的哲学家、建造商、推动信仰自由的先行者威廉·佩恩要求国王查理二世特批他一块北美土地，他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所有基督徒都可以享受信仰自由的殖民地。查理二世批给威廉·佩恩1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主之一，他将这片土地称为宾夕法尼亚。英国王室要求获得宾夕法尼亚所有金银矿1/5的收益，但事实令他们大失所望——宾夕法尼亚的金属矿藏非常稀少。

威廉·佩恩拥有对这片土地的绝对权力，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想法开发这一殖民地。信仰自由是这一殖民地的一大原则，所以，这里不仅吸引了贵格会的创始人和教徒，还吸引了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等教派的信徒。这里的移民也不仅来自不列颠群岛，还有的来自芬兰、荷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这里后，定居者能够获得土地，因此这一殖民地越来越受到欧洲人的青睐。1700年，宾夕法尼亚已有18万居民。

威廉·佩恩还创建了宾夕法尼亚的州府费城——也称“兄弟之爱城”。佩恩开拓的这片土地与英国在美洲的第一批殖民地形成鲜明对比。在第一批殖民地充斥着对立和对抗，而宾夕法尼亚以民主原则为基础，提倡互相团结，这里成了融合欧洲不同宗教信仰的“熔炉”——这正是未来美国的特点。

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早期定居者绝大多数来自英国。由于土地充足、劳力短缺，劳工契约应运而生。没有经济能力移民的人可以通过无报酬为雇主工作几年的方式来到美洲。这种临时用工制使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也能来到美洲，因此很受欢迎，17世纪新大陆的白人移民中，约有一半都是契约劳工。

对许多契约劳工和大多数早期定居者来说，移民美洲的长远回报是他们能够成为地主，因为土地是主要的，而且往往是唯一的财富来源。这些地主被统称为种植园主。同时代的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后获得了“西班牙征服者”的威武称号，相比之下，种植园主的头衔则毫无光彩。英国人梦想能像西班牙征服者一样在南美洲发财，在北美洲找到金银矿藏，但是这并没有实现，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耕种土地谋生。然而，这最初的不得已而为之最终让他们因祸得福，因为这奠定了一个高度繁荣的经济体的基础。后面的章节将深入讨论这一话题。

17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的另一支劲旅是荷兰。16世纪末，荷兰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一小片领地，自然资源匮乏，仅有200万人口。然而，航海探险将使荷兰变成一个殖民大国，并最终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1568年，低地国家的七个省联合反抗腓力二世，最终导致了一场持续80多年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与新教改革密切相关，因为新教成了荷兰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这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摆脱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帝国。这场战争促使许多新教徒离开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佛兰德斯，从安特卫普迁往阿姆斯特丹的移民特别多。由于有许多安特卫普的成功商人来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很快变成全世界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大部分移民都意识到，创造财富和保持独立的关键是发展海外贸易。荷兰扩张的先驱者林斯霍滕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1580年，还是年轻水手的林斯霍滕移居到里斯本，在葡萄牙帝国的亚洲领地任职，为果阿大主教做会计工作。回到荷兰后，他出版了两本书，这对打破葡萄牙对远东贸易的垄断有重要作用。他的《东印度航海记》记述了关于海上航线和印度的关键信息，激发了荷兰人和英国人远征亚洲的野心。

1594年，9个荷兰商人联合成立了“远方公司”，以开拓荷兰在亚洲的贸易市场。几年后，由神职人员、贵族和市民代表组成的荷兰三级会议做出决定：这家私人公司应该得到更多的官方支持和更好的组织管理。就这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成立，负责拓展荷兰在亚洲的殖民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被视为历史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它被授予绝对权力，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定居点，甚至可以在它认为必要时使用武力。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成立的这一年开始在海外安营扎寨，首先在锡兰落脚。彼得·布思上将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首任总督。虽然他的权力远远比不上西班牙的总督，但这个头衔表现出荷兰对这个职位的高度重视。第四任总督扬·皮得松·库恩占领了雅加达。这座城市在1621年被更名为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帝国在亚洲的首府。

从占领巴达维亚开始，荷兰商人和水手成功颠覆了被葡萄牙控制的摩鹿加群岛在香料贸易中的霸权地位，同时，荷兰还挑战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建立亚洲贸易网的战略核心点。

荷兰在新大陆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1621年，荷兰议会正式批准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允许它垄断荷兰在美洲东部海岸的贸易并建立殖民地。1624年，一艘船载着30个荷兰家庭来到美洲，在今天的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首府）创建了第一个荷兰殖民地——奥兰治堡。这个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彼得·米纽伊特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大大推动了殖民地的扩张：从原住民手里买下一座名为曼哈顿的岛屿。关于米纽伊特付了多少钱买下这座在几个世纪后成为纽约市中心和全球最著名的摩天大楼所在地的岛屿，有许多猜测。根据美国的记载，荷兰方面的资料提到当时是以物易物，给出的货物价值60荷兰盾，合28美元。荷兰在那里建起了新阿姆斯特丹，起初约有270个荷兰移民，后来这一殖民地稳步发展，最终成为北美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荷兰西印度公司威胁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利益。1628年，荷兰水手皮特·海恩袭击了西班牙舰队，并掠走了舰队的所有财物，荷兰西印度公司得以向其股东支付70%的股息。两年后，荷兰西印度公司占领了葡萄牙的定居点伯南布哥。那时，荷兰在加勒比地区已经占领了圣马丁岛、阿鲁巴岛、库拉索岛和博奈尔岛，打造出荷兰美洲帝国的雏形。

就这样，欧洲北部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展现了自己成为一个帝国的能力，这极大地影响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强国在海外扩张的利益。

荷兰不仅在40年里缔造了一个殖民帝国，而且荷兰从中获得的利益超过其他所有殖民国家。通过授予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商业垄断的权力，荷兰联省共和国获得支持并得以创立，而他们的活动资金是由这些公司的股东提供的。荷兰帝国以这种方式获得公共计划的融资，并且没有给纳税人带来负担。在阿姆斯特丹和荷兰大部分地区，人们非凡的进取精神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荷兰的资本主义不仅推动了帝国建立，还在北海地区开疆拓土、扩张国界。1590—1640年，一项由大量投资支持的尖端技术的发明使荷兰得以在北海填海造地，增加了约20万英亩土地。来自阿姆斯特丹的123名投资人开始在这片曾是一片汪洋的土地上建设农场和牧场，他们从建成的207座农场中赚取了大量财富。荷兰为世界上许多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匮乏的小国和城邦树立了一个榜样。

荷兰不仅在新领地获得巨大利益，还在全球创建了迅速扩张的市场。阿姆斯特丹成为17世纪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是贵金属交易的主要市场。荷兰商人坐镇首都，成功控制着非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荷兰成为为西印度群岛提供非洲劳工的主要供应国，荷兰商人从美洲运来一船又一船的糖和烟草，销往欧洲大陆。这些商品的大买家有普鲁士、丹麦、瑞典和俄国。

17世纪，荷兰率先开始了欧洲国家在非洲大陆的殖民过程，但是这和欧洲人在其他地区的扩张一样，并未经过精心的规划。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扫平了进军亚洲的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只有一样无法克服——坏血病。这种因人体缺乏摄入水果和蔬菜引起的疾病在荷兰人去往亚洲的长途航程中造成了许多伤亡，因此，他们决定在好望角海岸建一个驿站，以便去往东印度群岛的舰队在那里停留，并获得新鲜补给。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船长扬·范里贝克带着3艘船、82个男人、8个女人（包括他的妻子）来到好望角，并在那里建起一座堡垒。他发现南非海岸潜力巨大，于是要求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些自由定居者过去。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不十分在意这片偏远的土地，但还是在1657年派出了第一批员工在南非定居。这些定居者耕种开普敦周边的土地需要雇用更多的劳力。于是，第一批奴隶也在1657年分别从巴达维亚和马达加斯加被运抵开普敦。

不久，这些新的定居者开始向北方寻找可耕地，引发了与科伊人（即霍屯督人）部落的第一场冲突。1659年，科伊人反抗白人殖民者的起义失败，他们被迫搬离世代居住的土地。这成为南非白人与黑人冲突的开始，持续了300多年，给双方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1662年，范里贝克被任命为巴达维亚总督，他离开南非时，留下了134名官员、35名男性定居者、15名妇女、22名儿童和180名奴隶。但是，这只是南非殖民地发展的开端。当时法国国王对新教徒的镇压政策引发了大约30万胡格诺派教徒离开法国，其中许多人来到荷兰定居。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邀约：把他们送往南非并赐予他们土地，但他们需要对荷兰保持忠诚。1688年，第一批布尔人（荷兰语中指农民）抵达南非。这些虔诚而勤劳的新教徒在非洲定居下来，决心建设能够恪守其宗教信仰的家园。

范里贝克在南非时，正是荷兰王室的实力达到巅峰的时期。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结束了荷兰与西班牙间持续了80年的战争和由宗教纠纷引起的欧洲大国之间的三十年战争。自此荷兰被公认为独立国家，瑞士也成为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促成了以尊重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欧洲就这样创造出了一个构成此后国际关系本质的新词：民族国家。

17世纪中叶，年轻的荷兰展现出民族国家蓬勃发展的优势和原则，是全球民族国家的榜样。从海外领地获得的财富让荷兰最终摆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荷兰建成的贸易网让他们最终超越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法国的情形怎样呢？在西班牙崛起之前，法国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王国，16世纪初，法国也加入了海外扩张的竞赛，在美洲小打小闹地开始一些入侵活动，最终在17世纪成为四大殖民强国之一。

16世纪初，从雅克·卡蒂埃的时代起，法国人开始在北美海岸沿岸进行捕捞活动，并与当地人进行皮革买卖。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要想从这个大陆获益，必须建立永久性定居点。

水手兼探险家萨米埃尔·德尚普兰负责在北美建立法属殖民地。他首先巡航了东部海岸，而后在1605年参与了欧洲人在北佛罗里达第一个永久定居点——波特罗亚尔的建设。不久之后，他成功劝服与他同在波特罗亚尔的路易·埃贝尔，携家带口在加拿大海岸定居下来。1608年，尚普兰得到国王亨利四世的同意后，在路易·埃贝尔定居的领地内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从那时起，魁北克（在印第安语中的意思是“河流变窄的地方”）成为法属北美殖民地“新法兰西”的中心。3年后，尚普兰在蒙特利尔岛建立了一个皮毛贸易基地，后来发展成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

法国王室在创建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特殊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法国统治者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以及最了解如何捍卫法国利益的红衣主教黎塞留都参与其中。从1624年起，直到1642年去世，黎塞留一直是路易十三的首相，他把法国从君主制转变成伟大的中央集权制，他提出的各项倡议对法国的崛起至为关键。

黎塞留的主要目标是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力量，为此，他决定不仅要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权力，还要缔造海外帝国体系。因此，除了支持萨米埃尔·德尚普兰的各项计划之外，黎塞留还在1627年创建了新法兰西公司，以促进法国在美洲的贸易和殖民进程。新法兰西公司用的是100名私人投资者的资金创建的，因此也被称为“百联公司”。黎塞留是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国家利益等其他原因，黎塞留一直密切关注新法兰西公司的发展。

同时，黎塞留也积极推动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进程。1635年，在他的力促之下，另一家大公司，美洲岛屿公司成立，黎塞留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皮埃尔·贝兰·德斯南布克和法国其他的冒险家代表法国逐渐占领了圣基茨、马提尼克、瓜达卢佩、托尔图加和玛丽—加朗特等岛屿。

路易十四在位时间很长，最初的几年正逢法国的黄金时代。那时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好的军队和高效的中央集权体制。法国成功地成为欧洲强国之首，辉煌的王宫和蓬勃发展的文化使法语成为欧洲每个杰出政治家或文化人都应当掌握的外交语言。就这样，法国拥有了向全球扩张的所有必要条件。

自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在辉煌的凡尔赛皇宫中遥望世界，他对殖民冒险没有太多热情。在他看来，维持法国霸权的关键在欧洲大陆，谁能主宰欧洲，谁就能统治世界。不过，他的宰相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非常热衷于向海外扩张，他也是说服路易十四建立帝国的主要推手之一。

在路易十四执掌权杖时期，法国建成了其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殖民帝国。1659年，来自迪耶普的水手们在塞内加尔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基地，并命名为圣路易。这是欧洲人在西非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对法国经济很重要，法国在这里获得了橡胶、象牙、黄金、宝石和奴隶等宝贵资源和财富。

1659年，路易十四推动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建立圣多明各殖民地——几十年前法国海盗曾来过这里。从经济角度看，在这里建立殖民地的想法非常不错，因为这是主要的产糖地之一。

法国的最后一项殖民成就是在太阳王统治期间成功扩张到了亚洲。1675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法国人的商船先到了马达加斯加，然后从那里驶向印度，建立了法国在亚洲的第一批贸易基地。

法国王室不仅直接推动了海外殖民进程，还成功统领和严格监督着海外领地的发展。这主要归功于柯尔贝尔——他的名字随着“柯尔贝尔主义”载入史册。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应该实施监督权，确保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国家利益，柯尔贝尔曾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殖民地必须服务于王国，产业发展不能脱离法国的控制。”

为了确保王室能够密切监督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法国在1663年成立了“新法兰西主权参事会”，最重要的是，设立了新法兰西总督这一新职位——和西班牙帝国一样，法国委任了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担任总督，代表国王管理殖民地。

新法兰西的第一任总督让·塔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促进法属美洲领地的发展与繁荣。“国王的女儿”计划让他名声大噪——900名年轻女性被送到新法兰西，嫁给定居者。他希望这有助于繁衍后代，实现法国殖民地迫切需要的人口增长。

与西班牙、葡萄牙曾经遇到的困难一样，法国也难以让殖民地保有足够的人口，法国王室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未来的法国公民中有不少人可能不是白人。于是，通婚得以推行。新法兰西公司的章程规定，法国定居者的后裔只要接受洗礼，都视同法国公民。后来，法国政府进一步鼓励法国定居者与原住民组成家庭，繁衍后代。然而，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更加野蛮、顽固，而且人口更少，所以法属美洲殖民地的混血人口没有西属和葡属的美洲殖民地的人口那么多。

尽管法国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繁衍，但人口的增长速度令人失望：1660年，新法兰西有约8 000居民，到1700年，总定居人数还不到1.7万人。与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24万白人移民相比，这一数字小得不值一提。尽管法国殖民地的人口数量远多于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王国，但是法国很难让法国人移居到殖民地。许多欧洲人基于经济、宗教或个人原因希望去美洲开始新生活，但是对法国人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足以让他们移民。

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相比，法属美洲殖民地有一些先天不足，所以很少有法国人愿意去那里定居。首先，新法兰西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很严酷；其次，那里的“封建地主”制度并没有产生预期结果。这种制度几乎就是封建租地制，新法兰西公司把土地给地主，作为回报，地主负责寻找定居者，并支付他们到美洲的旅费。这些定居者到达美洲之后，必须向地主支付租金，而且每年为其工作一段时间。该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定居者对地主的义务使他们无法获得更好的发展。法国政府的强势构成了另一个阻碍发展的因素，总督享有绝对权力，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提高税收或征召定居者去守卫殖民地。

欧洲人之所以要移民到美洲，一大动机正是想摆脱欧洲国家的政治和行政控制。英国殖民地的定居者感到从过去的许多义务中解脱了出来，还可以通过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殖民地议会影响英国政府。但这一切在法国殖民地并没有发生，这里的移民同样受制于法国的等级制。

宗教徒与普通的法国公民不同，他们移居美洲的动力很大，尤其是耶稣会教徒。耶稣会在宣传基督教和法属美洲殖民地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探险家路易·若利埃和罗伯特·德拉萨尔都是耶稣会士，他们在抵达美洲之后通过皮草贸易谋生。若利埃在与当地人的频繁接触中，听到他们提到一条叫密西西比的大河，若利埃沿着这条河向上游探索，德拉萨尔则走得更远。

莫霍克部落的原住民告诉德拉萨尔，有一条名叫俄亥俄的大河，他便开始探寻这条河流。德拉萨尔深受当时航海神话的影响，希望能沿俄亥俄河到达太平洋，从那里找到一条通向中国的西部航线。很快，他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因此成功探索了北美五大湖地区。不久之后，他划着独木舟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宣布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所有，并将这一地区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在最后一次远征中，德拉萨尔在今天的得克萨斯州建立了圣路易斯。

德拉萨尔对法国在美洲扩张的贡献最大，在北美，从今天的加拿大一直延伸到加勒比海的大片领土都得到了巩固。从今天的伊利诺伊州到俄亥俄州一带都特别适合发展皮草贸易；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财富；路易斯安那的气候条件很好，适宜发展农业，种植甘蔗、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

在德拉萨尔之后，伟大的冒险家们开始在已发现的领土上殖民。伊贝维尔在1699年建立了路易斯安那殖民地；他的兄弟边维尔在1718年建立了新奥尔良。1701年，安东尼·莫特·卡迪亚克在今天的密歇根州建立了位于五大湖地区的底特律，这是另一个重大的殖民成就。

到路易十四的统治后期，法国在北美建立了许多城市，占领了从底特律到新奥尔良的大片领土，成功缔造了欧洲国家在北美的最大殖民地。

欧洲国家竞相在北美扩张领地，竞争加剧，各国力量此消彼长。以英国为例，大英帝国的大幅扩张侵占了荷兰和法国在北美的利益。

与欧洲帝国扩张密切相关的是重商主义政策，其基础是禁止殖民地与竞争国进行贸易，当外国人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他们便设置关税保护国内市场。英国果断采取措施，保护其不断扩大的市场，这导致了第一次英荷战争在1652年爆发。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英国在英属领海拦截荷兰船只，荷兰被打败并被迫遵守英国的航海法案。但是这并没有结束两国之间的领土冲突。1664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决定入侵新阿姆斯特丹，以此终结与荷兰的争端。由约克公爵率领的英国军队大胜，并正式把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纽约，从那时起，这一荷兰殖民地上的居民变成了英国臣民。

将荷兰逐出北美之后，英国在北美建立了13个殖民地，建成了一个殖民帝国。但是，英国与法国因殖民地边界的分歧在1754年爆发了一场冲突，史称“法国印第安人战争”。

这场英国与法国间的殖民战争加剧了欧洲强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英国、葡萄牙、普鲁士结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瑞典缔结的联盟相对抗，参与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球性冲突。一些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全世界有四大洲卷入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8世纪，欧洲的利益网络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七年战争的每个参战国拓张领土的野心都不再限于欧洲大陆。

法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176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使英国获得法属北美殖民地，法国不再是殖民大国。在北美，除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几乎整个新法兰西的领地都被割让给英国，路易斯安那则被割让给西班牙。英国还成功把法国赶出了印度，开启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霸权时代——这块土地对大英帝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英国赢得七年战争主要依靠两个因素。第一是海军霸权。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期开始，英国就认识到海军力量是保护不列颠群岛安全和推动英国向外扩张的关键。1755年，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将英国舰队的规模扩大到法国舰队的两倍。第二是金融霸权。威廉三世统治时期，英国开始效仿荷兰，通过出售债券获得战争融资。就这样，英国政府具备了强大的筹集资金的能力，而法国一旦国库空虚，就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

殖民扩张的成果和战场上的胜利使英国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全球大国的角色。“大英帝国”这个词从18世纪中叶起，尤其是在七年战争之后开始出现。在1707年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合并后，乔治三世继位之前，“大英帝国”还只是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政治联盟的代称。到18世纪下半叶，由于海外领地不断增加，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开始将由英国统治的所有领地统称为“大英帝国”。

随着海外帝国的疆域越来越大，英国政府和英国王室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来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确保管理更有效。英国殖民地总督是一个关键职位，和西班牙总督、法国总督一样，英国总督在其所辖领地拥有绝对权力，担任殖民地总督是获得利益和提高社会地位的绝好机会，总督因而成为一个备受尊崇的职位。

然而，英国殖民地的总督并没有西班牙总督那么隆重华丽的排场，也没有那么多可行使权力的方式。西属美洲殖民地政府通过提炼贵金属获得财富，并对教会和印第安人征税。英属美洲殖民政府则没有这些资源，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英国定居者。为了增加税收，维持法律和治安，英国人在殖民地采用英国本土的做法，实行郡制，并引入旧式的英国警长制。但是，当殖民地居民被迫纳税给殖民地政府时，他们要求殖民地政府考虑他们对如何花费税收的意见。由殖民者代表组成的地方议会成为早期英属美洲殖民地很有影响力的机构。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殖民地人民与英国王室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

海上力量、军队和财富等因素相互叠加，使一些欧洲强国能够通过蚕食其他国家的利益来扩张自己的力量。但事情并不总能如愿，世界上还有许多未开发的地区，占领这些地方不必触犯竞争对手的利益。因此，欧洲人继续投资探索活动，组织发现之旅。

葡萄牙在17—18世纪探索了今天巴西广阔且难以深入的丛林地带，领土逐渐扩大。这主要归功于殖民地定居者为了向巴西内部开拓而组成的准军事团体——“旗兵”（bandeirantes）。他们最重大的成就是在1693年在今天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发现了黄金和钻石。从此，这个偏远的地方变成葡萄牙美洲帝国的新经济中心，吸引了大批移民。

法国的探索之旅也收益颇多，弥补了七年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1766年，法国海军上将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上将带领探险队环游世界，最终在塔希提岛登陆，法国开始对南太平洋地区造成影响。对英国来说，影响最大的探索之旅是由詹姆斯·库克船长领导的，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

和许多出身低微的欧洲人一样，詹姆斯·库克十几岁时就加入了商贸船队，这是摆脱贫穷和平庸的唯一道路。七年战争期间，库克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是一个很出色的水手和制图师，这为他带来了很好的声誉，使他得以参加跨越太平洋的三次航行——这几次航行因为在科学和地缘政治领域造成的重要影响而载入史册。1768年，库克受英国皇家学会委托，带领船队远征南太平洋，到达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库克代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占领了这片土地，奠定了英国在这个地区殖民扩张的基础。

殖民其他大陆和占领偏远地区并不只是欧洲强国的目标，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也加入了殖民者的队伍，并颇有建树。

挪威、丹麦和瑞典开始尝试向北拓展边界，但是那里的冰川经年不化，严寒的气候显然不适宜居住。所以它们不满足于只向北方发展，也开始在美洲和其他大陆开展殖民冒险活动。

那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文明发展的程度还比不上拉丁美洲，但是严酷的环境使那里的人民锤炼出了更高的韧性。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被积雪覆盖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伟大的征服精神，向外扩张的理念深入人心。这种精神气质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就有充分展现。

维京人有着非凡的航海传统。考古遗物证明，维京人可能早已到达过北美海岸，但他们从未意识到那是一个新大陆。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背景，挪威、丹麦和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王国能够在欧洲强国的扩张中分得一杯羹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在苏格兰、爱尔兰、冰岛甚至格陵兰岛定居下来，挪威依赖这一北部定居点网络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霸主。但是到16世纪后，丹麦成了在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瑞典、挪威和丹麦曾在14—16世纪共同建立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主邦联卡马尔联盟，然而瑞典不满于丹麦的主导地位，使得这一联盟在16世纪瓦解。不过，丹麦反对挪威独立，丹麦议会在1536年正式与挪威合并，从那时起，挪威的海外领地都直接由丹麦控制。

与挪威合并之后的丹麦也被称为丹麦帝国（或丹麦—挪威联合王国），这个信奉新教的联合王国为巩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付出了许多努力。由于瑞典和德国的反对，丹麦没能在波罗的海实现霸权，但在海外扩张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丹麦帝国的建立是另一个由水手、冒险家、私人投资者与王室紧密合作并实现扩张的实例。在克里斯蒂安四世统治期间，丹麦东印度公司正式获得了在亚洲开展贸易的权力。1620年，丹麦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南部的特兰奎巴建立了第一个据点，后来还在印度次大陆开拓了一些小块的飞地。在前往亚洲的途中，丹麦还在中非海岸，即现在的加纳建起多个据点。

在丹麦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地区是加勒比地区。丹麦西印度公司在那里占领了几个小岛，后来被称为安的列斯群岛。与其他欧洲帝国一样，丹麦在这一地区的主要产业是糖和棉花。

这些热带地区虽然存在不少挑战，但是相比之下，原属于挪威的北部领地的形势更为严峻。一小群斯堪的纳维亚人从16世纪起在冰岛定居，然而，严酷的生存条件使得人口无法稳定增长，在18世纪，冰岛约有1/3的居民死于一种天花病毒。

格陵兰岛的殖民进程更加艰难。1721年，路德派传教士汉斯·埃格德在丹麦帝国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授权下，建立了定居点戈特霍布，意思是“美好的希望”，后来这里成了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在丹麦民众看来，搬到这个不宜居住的地方是一种惩罚，因此，最初的移民里有一些是刑满释放的囚犯，他们被迫前往格陵兰岛。虽然困难重重、条件恶劣，但是这个主要由因纽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组成的定居点到现在仍然十分活跃。

在丹麦建立海外帝国的同时，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竞争对手瑞典也在崛起。瑞典在中世纪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强国，17世纪中叶，在古斯塔夫二世·阿多夫统治时期，瑞典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征服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很多地区，在战争结束时，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让瑞典获得了今天德国境内的很多土地。

瑞典一边在欧洲开疆拓土，一边建立海外帝国。1638年，来自瑞典的第一批定居者在今天的特拉华州建立了定居点，几百名瑞典人和芬兰人移居到这里，这一定居点迅速发展起来，并被命名为“新瑞典”。17世纪50年代，瑞典在中非建起了一些据点，也被称作瑞属黄金海岸。然而，瑞典的海外扩张期非常短暂。后来，荷兰入侵新瑞典，把新瑞典并入了新阿姆斯特丹。丹麦人把瑞典人赶出了中非，并侵占了黄金海岸。几十年后，瑞典在北欧的霸权地位受到另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挑战——俄国。

1700年，俄国、丹麦、普鲁士、波兰立陶宛联邦和萨克森王国组成反瑞联盟，在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领导下发起了旨在终结瑞典北欧霸权地位的战争，史称“大北方战争”。最终，瑞典战败，除了芬兰和波美拉尼亚外，瑞典几乎丧失了多年扩张中得到的所有领地。

反瑞联盟的成员国瓜分了瑞典帝国的领地，最大的受益者是俄国，它得到了瑞士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地和出海口。这是世界史上最非凡的领土扩张过程之一，也是欧洲崛起的重要篇章之一。

俄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过程并不简单，这主要是因为它位于欧洲的东部，在这里，欧洲与亚洲只隔着一道乌拉尔山脉，历史上不断受到蒙古人和鞑靼人的袭击和劫掠。俄国曾经也是强大的蒙古帝国对外扩张的受害者。蒙古人从13世纪成吉思汗时代起成功征服了大片领土，建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直到14世纪蒙古帝国开始衰落之后，俄国才逐渐脱离被征服的苦难。

15世纪，莫斯科大公国开始兴盛起来。在伊凡三世统治期间，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三倍，蒙古人被迫从这里撤出。东正教会在莫斯科设立了主教席位，加强了东正教与莫斯科大公国王室之间紧密的联盟关系。

1453年，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陷落，最后一位东正教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去世，从此莫斯科成了东正教的中枢，莫斯科也常被称为第三罗马，俄国的君主开始被称为沙皇——这一称号来自恺撒大帝的名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承认伊凡三世为皇帝——此前伊凡三世的称号是俄罗斯王子。伊凡三世地位的改变深刻影响了伊凡三世继任者的命运，他的孙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加冕为俄国沙皇的君主，即伊凡四世。然而伊凡四世生性残忍、品行低劣，也被称为伊凡雷帝。成为沙皇的伊凡四世决心要确保皇帝不只是一个象征性头衔，而是要治理一个帝国。所以，伊凡四世在整个统治期内都投身于帝国建设的大业。

伊凡四世对俄国历史的理解很简单：俄国一直受到东方外族的侵略，直到莫斯科大公国变得强大，并开始向被敌人控制的地区扩张，才结束了被侵略的命运。因此，伊凡四世得出结论，俄国强盛的关键在于向东扩张。

沙皇的权力依靠两股力量的支持。第一股力量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他们因为开疆拓土的功绩和对沙皇的忠诚而被赐予土地。第二股力量是哥萨克人。“哥萨克”一词来自土耳其语，意思是自由人。哥萨克人最初是生活在顿河和第聂伯河流域的猎人部落，他们既是伟大的骑兵和勇士，也是许多欧亚人的梦魇，哥萨克人除狩猎之外，以掠夺为生，是俄国扩张主义的象征。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说得很清楚：“哥萨克人是最出色的轻装部队。如果我的军队里有哥萨克人，我就能征服全世界。”

伊凡四世是第一个认识到向亚洲东扩的关键在于与哥萨克人结盟的沙皇，他与哥萨克人达成协议，任命哥萨克人为俄国的先锋部队，作为回报，沙皇赏赐给他们金钱并准许他们掠夺被征服的领土。在与哥萨克人结盟后，伊凡四世开始了野心勃勃的征战。

1552年，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伊凡四世成功征服了喀山，蒙古人被赶走。这次胜利打破了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征服喀山使俄国首次吞并了非斯拉夫国家。为了控制喀山，伊凡四世驱逐了这里的大部分穆斯林人口，并遣送了许多俄国商人和工匠到这个城市定居。

在征服喀山之后，伊凡四世的下一个目标是阿斯特拉罕，他如愿以偿，俄国的边界延伸到里海。攻占阿斯特拉罕汗国后，俄国又成功控制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这片广阔土地上的财富使俄国贵族的财富大大增长，其中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受益最多。沙皇把乌拉尔地区的大片土地都赐给了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使其成为俄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贵族之一。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不仅是最大的地主，也积极参与实业活动，他们大规模地把俄国人迁到人烟稀少的地区，并鼓励移民建立定居点。移民带来的结果之一是文明被带到了欧亚之间的这片不毛之地。

在占领西伯利亚的大业中，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也一马当先。位于北亚，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在俄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快到1577年的时候，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委任哥萨克人叶尔马克·季莫费耶夫维奇保护其土地，抵御西伯利亚汗国可汗库楚姆的袭击。1588年，叶尔马克带领一支哥萨克军队远征西伯利亚，目的是一劳永逸地击败那里的敌对部落。

这次远征使俄国人开始探索西伯利亚。1582年，叶尔马克攻克了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都喀什里克。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上，哥萨克人在1585年建起托博尔斯克，这座城市成了西伯利亚事实上的都城。在同一年，叶尔马克终于找到了库楚姆，但库楚姆趁夜偷袭了俄国军队，叶尔马克在伏击中丧生，没能实现抓住库楚姆的夙愿。但是，作为探索西伯利亚的先驱，叶尔马克名留史册，他的冒险经历成为许多俄国歌曲和编年史的灵感来源。

叶尔马克探索了西伯利亚的几大河流，打开了俄国人进入这片地区的通道。伊凡四世极其关注哥萨克人攻克的土地，并支持俄国人征战西伯利亚。1598年，库楚姆最终战败，这一地区被穆斯林统治的阶段也结束了。随着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变成了沙皇的臣民。俄国从最初的斯拉夫人的联盟成功发展成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

伊凡四世深刻影响了俄国的命运。他雄韬伟略，使自己的王国发展为控制欧亚大陆的大帝国。然而，伊凡四世缔造的帝国过于依赖他的个人权威，缺少能够保证帝国持续发展的体制或政府体系。在伊凡四世去世之后，俄国经历了长期的不稳定和无数因争夺王位而起的斗争。1613年，俄国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胜出，被加冕为俄国新沙皇。米哈伊尔一世结束了俄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开创了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实现了俄国的统一，使俄罗斯帝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伟大帝国。

在整个18世纪，俄国人迅速向东方挺进，进入亚洲并进行殖民统治。最重要的是，西伯利亚变成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欧洲人也开始了解这片未知的天地。

征服西伯利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哥萨克人再次起到关键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杰米德·皮安达。根据西伯利亚编年史，1620年，皮安达一行去往西伯利亚狩猎探险，想在那里开展皮毛交易。皮安达是第一个沿通古斯河到达世界最大河流之一——勒拿河的俄国人，他还与居住在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建立了联系。紧随皮安达之后，俄国军队开始进入西伯利亚并建造堡垒，确保这些地区臣服于沙皇统治。1627年，皮安达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起一个据点，接着又在勒拿河畔建起了另一个据点。10年后，这支部队首次到达贝加尔湖。1648年，一支探险队来到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就这样，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从东欧扩张到远东地区。

俄罗斯帝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张，不仅是因为沙皇野心勃勃，也得益于俄国人民共同的决心，他们要在几代人都未曾了解的黑暗之地扎下根。和大西洋沿岸的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在草创时期依靠的也是那些财富猎手和冒险家。西伯利亚最初的主要财源是皮毛交易，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动物。于是，皮毛交易成为俄国18世纪最重要的产业。从17世纪起，俄国的皮草需求突然增长，与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一样，这使许多人冒险进入草原，寻找这种利润越来越大的商品。对沙皇来说，西伯利亚的皮毛是重要的财富来源，其重要性几乎与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藏一样。因此，与西班牙国王一样，沙皇收取皮毛贸易一定比例的利润。此外，沙皇还要求已经臣服的西伯利亚原住民缴纳皮草税。

出于种种原因，俄国在西伯利亚巩固主权并强迫当地人纳税的过程比大西洋帝国更加容易。首先，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地区人口稀少，尚未开化，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俄国入侵。其次，由于皮毛资源丰富，所以沙皇要求收缴的税款对当地人来说并不是太大的负担。最后，西伯利亚原住民通常不会被当作廉价劳工。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被征服的西伯利亚人不愿意成为俄国的臣民，而且越往东，这种抵抗力量越强。布里亚特人和科里亚克人为了争取独立与俄国开战，直到最终被俄国人的武力打败。

俄国向东方殖民扩张的另一个巨大优势是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这与大西洋帝国很不同。欧洲强国竞相在美洲和其他大陆侵占土地，经常发生冲突，但它们都没有对北亚表现出任何兴趣，俄国得以独自任意地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驰骋。

但是，俄国在向南西伯利亚推进时遇到了挑战，这里有两个强国：蒙古和明朝。从17世纪开始，蒙古和明朝的坚决抵抗限制了俄罗斯帝国向东南的拓张。

1600年时，俄国的领土为210万平方英里，一个世纪后，其国土面积增加到590万平方英里，还野心勃勃地想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通过建造定居点占领土地并不是很困难，真正的挑战是在这些土地上殖民，管理殖民地并从中榨取财富。

尽管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地区对俄国来说就是黄金国，但是在那些为了寻找财富而到这里冒险的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在这些看上去非常不宜居的地方定居下来。虽然西伯利亚南部土地肥沃，吸引了不少俄国农民，但总体上，这片广阔的土地非常缺少移民，这是俄国面临的一大问题，也是这一地区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根据1740年的一份人口普查，当年西伯利亚男性人口仅有40万。

俄罗斯帝国不仅在陆地上向亚洲扩张，也像其他欧洲大国一样，通过海洋扩张领土。沙皇彼得大帝在去世前曾派遣丹麦水手维图斯·白令去探索西伯利亚的东部边界。

1741年，白令率领600多人的远征队出发，他此行的目的是绘制东西伯利亚的地图并航行到北美洲。白令的远征队发现了阿拉斯加海岸。白令在这次航行中死去，他并不知道自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穿过白令海峡（这个海峡用他的名字命名）前往美洲的探险家，他的这一发现使俄罗斯帝国在美洲大陆占领了大片土地。

在俄罗斯帝国发展的过程中，凯瑟琳大帝的功绩尤为引人注目。在她统治期间，俄国征服了广阔的领土，夺得奥斯曼帝国和波兰近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还成功占领了克里米亚，以及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周边的大片土地。凯瑟琳大帝极其重视向高加索地区扩张，制定了攻打奥斯曼帝国的计划，最终把土耳其人赶出了君士坦丁堡。尼古拉斯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年）是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扩张的巅峰时期，沙皇统治的领土横跨三大洲，覆盖了地球约1/6的陆地。

在进入大航海时代300年后，这些欧洲强国都成功缔造了自己的帝国，疆域横跨五大洲。这场史无前例的征服和殖民运动有多重动机，攫取财富显然是一个共同目的，此外还有侵占领土后得到的权力和荣耀。竞争是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不要忘记，正因为卡斯提尔王国想要努力赶超葡萄牙，才发现了新大陆；而英国和法国与伊比利亚半岛两个强国的竞争和摩擦也是它们打开海外市场和向外殖民的主要动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和俄国因为处在极端不利环境下，面对生存的压力，因此也要向外扩张。对它们来说，占领其他国家或族群的领土既能解决许多生存问题，也是繁荣兴旺的唯一途径。

当然，欧洲强国的帝国建设战略存在很大差异。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往往依靠皇室的支持（但也有例外）；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主要通过股份公司和私人计划建立定居点，而后获得皇室认可，这些计划由想从中牟利的公民出钱投资。不过，不论是西班牙的征服者或是其他国家的先驱者、种植园主、定居者或哥萨克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国家向外扩张的先行者，奋不顾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这项冒险事业中。

欧洲帝国崛起带来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大西洋世界。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来到美洲，英国、法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紧随其后。在伊比利亚半岛与中美洲之间的第一条贸易路线建立起来后，欧洲人逐渐向美洲大陆的南北方向扩展，到17世纪末，西欧的主要港口以及非洲海岸的一些飞地都整合到了大西洋贸易网里。自此，大西洋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欧洲的殖民强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前文已经谈到，殖民美洲不仅仅是开发市场这么简单，还需要建立有人居住的定居点。最初，移民的规模并不大，但最后发展成大规模的迁徙——后面的章节将详细探讨这一话题。这些定居点的建立使欧洲各个帝国的习俗、社会制度、语言和宗教得以传播，西方文化在美洲深深扎根，坚不可摧。

在15世纪之前，西方世界面对东方的扩张一直处于下风。这一情势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彻底扭转。从那一年起，欧洲开始掌握主动权，欧洲国家得以在一个广阔的大陆扩张并传播其信仰。地理大发现的最终结果是，西方文化在大西洋两岸都落地生根并繁盛起来。

欧洲帝国的崛起使得欧洲在后来的4个多世纪内称霸全球。欧洲列强建立的遍布世界各地的贸易网不仅让它们获得了经济利益，也使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帝国的崛起也对欧洲人的集体心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欧洲人总体上越来越相信其强大和繁荣的关键在于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

根特市，现为比利时的一个自治市，东弗兰德省省会。——编者注

Hugh Thomas，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1440–1870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7).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1492: The Year the Modern World Began (San Francisco: Harper One，2009).

Bartolomé de las Casas，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1999).

de las Casas，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Thomas，The Slave Trade.

Hugh Thomas，The Conquest of Mexico (London: Hutchinson，1993).

Thomas，The Conquest of Mexico.

de Madariaga，Imperio Español en America

de Madariaga，Imperio Español en America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Our America: A Hispan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W.W. Norton，2014)，p. 28.

Henry Kamen，Empire: 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1492–1763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2004)

Kamen，Empire.

Kamen，Empire.

Kamen，Empire.

Steinmetz，The Richest Man Who Ever Lived.

de Madariaga，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c

de Madariaga，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c

E. Bradford Burns，A History of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Burns，History of Brazil.

Burns，History of Brazil.

Arthur Herman，To Rule the Waves: How the British Navy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4).

John H. Elliott，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贵格会又名教友派、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下的一个分支。——编者注

Kathleen Burk，Old World，New World: The Story of Britain and America (London: Abacus，2007).

Jona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Greatness，and Fall，1477–1806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

Burk, Old World, New World.

Martin Meredith，The Fortunes of Africa: A 5000-Year History of Wealth，Greed，and Endeavo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04).

Samuel de Champlain，Le Voyages de Samuel de Champlain au Canada，de 1603 à 1618 (London:Forgotten Books，2017).

Raymonde Litalien and Denis Vaugeois，eds.，Champlain: The Birth of French America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4).

W. J. Eccles，The French in North America，1500–1783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

A History of Canada’s Population: www.statcan.ge.ca

Eccles，French in North America.

威廉·皮特是英国第一代查塔姆伯爵，辉格党首相，七年战争中英国的实际领导人。英国首相的称谓与地位由威廉·皮特的儿子小威廉·皮特在1783年正式确定，1937年《国王大臣法》正式在法律上确认了首相的称谓。——编者注

Burns，History of Brazil.

Morison，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Geoffrey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A Histor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Simon Sebag Montefiore，The Romanovs: 1613–1918 (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16).

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1400–2000，(London:Bloomsbury，2008).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Montefiore，The Romanovs.

革命是现代欧洲的伟大产物之一。

欧洲之所以能够通过对外扩张获益，正是革命的结果——一些诞生于欧洲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已传遍世界各地。在欧洲近代史中，“革命”一词频频出现，它不仅指欧洲那些突如其来的政治变革，也涵盖所有影响人们生活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革命绝非仅仅指那些引发政权更替的政治动荡，以及最终导致政府制度颠覆，或是彻底动摇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革新。最重要的是，革命必须有能够改变人民价值观的新思想做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国大革命具备了革命的全部现代含义：它让法国的旧秩序戛然而止，迎来一个革命性的新时代，并彻底改变了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塔列兰曾说过：“没有在1789年以前生活过的人根本不懂得生命的快乐。”法国大革命后，塔列兰继续在政府部门任职，担任拿破仑的外交大臣，政绩斐然，但是，他的这句话充满了怀旧意味，表露出他对随着法国大革命消逝的旧式贵族田园生活的无比留恋。

“骑士时代一去不返，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精于算计的小人时代来临，欧洲的荣光灰飞烟灭。”爱尔兰保守派作家埃德蒙·柏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写到。而拥护革命的人则认为，革命提供了一个创造更美好世界的良机。《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的作者托马斯·卡莱尔将法国大革命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篇”。

“要想征服，我们必须先有胆量。”法国大革命领袖乔治·雅克·丹东号召说。最能代表革命价值观的拿破仑非常清楚革命这个词的含义：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各行各业对“所有人才开放，不受出身高低的限制”。拿破仑留下了一句传世名言：在这个社会里，公民可以向上到达与其才能和志向相应的社会阶层，不会因为垄断世袭的特权或积累太多财富的封闭精英集团设置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无法企及目标。这些革命信条具有普适性，因此拿破仑希望建立一个帝国，把这些理念传播到欧洲和全世界。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因为在他倒台之后，欧洲大陆破旧立新，旧世界在革命群众和拿破仑的军队面前倾覆瓦解，一去不回。

法国大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激起的剧变也影响到大西洋彼岸的美洲，导致伊比利亚半岛两个王国和法国的美洲殖民地解体。这也是一个大事件的长期结果——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拉开了革命时代的大幕。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13个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定居者就开始公然反抗欧洲旧政权，他们不仅想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还想建立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践行民主代表制的新社会，这些原则后来也彻底改变了欧洲。英属美洲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这场冲突是怎么开始的？那些来自欧洲的思想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大获成功？

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出现的问题与对峙。七年战争以英国打败法国告终，战后，英国王室对美洲的13个殖民地采取了非常不得人心的措施，他们先是标明了殖民地的边界和印第安人的领地，为了免生事端，英国在1763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严禁占领印第安人的地盘。但殖民地的居民无法接受这一禁令，因为这等于设定了他们可拥有的土地面积的上限。因此，许多人拒绝遵守这一法令，继续向印第安人的领地扩张。其中有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地主名叫乔治·华盛顿——他在几年后名扬天下。华盛顿认为这项法令不过是“安抚印第安人的权宜之计”，只要“印第安人不反对我们占领他们的土地”，法令就自然无效。

不过，殖民地居民与英国王室对立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土地，而是征税。七年战争让英国的国债翻番，税收也因此急剧上升，13个殖民地的居民更是不堪忍受，而英国政府认为，这些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也是英国臣民，有义务分担英国政府的治理和国防费用。

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面向美洲13个殖民地居民的直接征税法案——《印花税法案》。该法案规定，所有贸易商必须为通过海关发运的所有产品支付印花税。对此，殖民地怨声载道，而且因为害怕被报复，很少有税官敢强行征收税款，所以根本收不上来。殖民地人民的愤怒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殖民地人民有什么权利？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无代表不纳税”成为殖民地议会捍卫自身权利的主要口号。当时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正在讨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英国难以驳回殖民地人民的这一要求。虽然英国判定美洲殖民地的居民必须履行和英国本土臣民相同的财政义务，却没有给予他们和不列颠群岛公民一样的权利——他们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1765年，科学家、政治家、记者、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同时也是北美13个殖民地未来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受殖民地人民之托前往伦敦，向英国下议院阐述必须废除这项法案的理由。富兰克林在议会申辩道，如果不投票否决这项税收法案，殖民地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叛。下议院接受了他的雄辩，然而英国王室却丝毫不肯退让，坚持增加美洲居民的财政负担，拒绝给予他们要求的议会代表权，并在1767年又推出了针对基本产品的新税项，其中包括旨在保护东印度公司专卖权，防止北美走私的臭名昭著的《茶税法》。这让殖民地民众怒火中烧，许多人不仅拒绝纳税，还直接向英国政府发出挑战。

1773年12月16日，北美洲殖民地商人的代表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运到北美倾销的茶叶运回英国，因为殖民地居民本就反对这家公司垄断北美的茶叶生意，更不可能为对他们来说完全无利可图的茶叶纳税。在英国政府拒绝他们的要求后，波士顿的抗议者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停泊在港口的运茶船，将船上的茶叶抛入海里，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北美13个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全面反抗。

波士顿倾茶事件后，为了惩戒殖民地的叛乱，英国政府通过了“强制法令”，决定在东印度公司得到赔偿之前封闭波士顿港口。这些法令明显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激起了他们的联合反抗，并直接导致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1774年9月，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召开联合会议，要求英国取消这些惩罚性法令。至此，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到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时，大多数殖民地的代表都投票赞成通过武力进行抗争。

在欧洲帝国的殖民史上，这并非第一起殖民地反抗事件。事实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曾数次爆发叛乱，但都被武力成功压制了下去，葡萄牙也是如此。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反抗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多个方面的因素，西方历史的进程也因此被改变。

1776年1月，激进派记者、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出版了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他用所有人都能读懂的浅白语言解释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必须与英国王室决裂并争取独立的诸多理由。这本小册子迅速成为畅销书，这反映出寻求独立的观点大得人心。但是，并非所有殖民地的人民都认同必须和英国王室断绝关系。比如，在魁北克和佛罗里达的动员就失败了。据估计，至少有20%的白人和大多数非白人居民支持英国。尽管如此，从1776年初起，追求独立成了13个殖民地代表的共同目标。1776年7月4日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大陆会议上的大多数代表投出赞同票，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美利坚合众国。

独立战争爆发后，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1775年6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任命乔治·华盛顿为美军总司令。华盛顿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曾参加过七年战争，他领导的弗吉尼亚军团是美国第一支正规军。华盛顿丰富的经验使他能够成功组建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殖民地军队与英国正规军队正面交战。不过，北美殖民地之所以能够击败英国，不仅仅是因为华盛顿杰出的领导才能和他率领的军队实现独立的决心，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即其他欧洲强国的支持。

对法国来说，美国独立战争带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既可以报复英国，一雪七年战争的战败之耻，又可以削弱英国的军事实力。1776年2月6日，法国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认美国独立，并承诺为其提供军事支持，促进与这个新国家的贸易。在法国站到英国对立面之后不久，又有其他欧洲强国加入了与英国对立的阵营，它们也想利用独立战争的契机削弱大英帝国的势力，从中渔利。西班牙起初担心美国的反叛之风会蔓延到美洲其他的殖民地，所以没有公开支持。但是，如果把英国赶出北美，会有利于西班牙帝国的利益。因此，西班牙最终决定与法国结盟，一起对抗英国。荷兰也积极助力13个殖民地寻求独立，因为英国夺走了荷兰在美洲的领地新阿姆斯特丹（即纽约）。在这三个欧洲强国的支持下，乔治·华盛顿率领部队打败英国，创建美国。

1783年，《巴黎条约》签署，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这个新国家北连加拿大，南到佛罗里达，西至密西西比河。就这样，英国失去了帝国的半壁江山，还不得不割让一部分佛罗里达的领地给西班牙，并把米诺卡岛还给西班牙。法国也得到了赔偿，赢回多巴哥的殖民地，夺回了塞内加尔。《巴黎条约》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美国诞生了。

作为美洲大陆上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美国并非只是一个由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新国家，因为美国建国正是对欧洲的统治思想和陈规的一种违抗。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国家将这场战争称为“美国独立战争”，而在大西洋彼岸，它被称为“美国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仅是为争取独立而战，更是要创建一个和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国度，用人类文明中最先进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这个新社会将克服旧社会的缺陷和不公正，新社会的公民可以自由做事、实现梦想、和睦共处，革除所有造成压迫和权力滥用的因素。

激起美国革命的思想来自哪里？美国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英属美洲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和原则与英国王室发生冲突，并最终导致对峙。但是，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看，是欧洲的启蒙思想启发了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他们因此创建了美国，后来他们都被称为美国的缔造者或国父。

北美13个殖民地政治圈和知识分子圈内的启蒙运动深受英国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约翰·洛克、培根和休谟等著名思想家。尊重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等美国社会的思想支柱，以及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思想都源自他们。

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说过，他的政治灵感主要来自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想家，特别是洛克。杰斐逊认为洛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杰斐逊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受到欧洲扩张主义精神的影响，他的一句名言是：希望美国成为“自由帝国”。这听起来很像是欧洲帝国主义理想的另一个版本——美国的国父们梦想着开拓这个年轻国家的边界，坚信他们的疆界推进到哪里，哪里就能获得自由，蓬勃发展。

“宪法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指南。”华盛顿的这句名言显然也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也因此受到欧洲当时最顶尖思想家的欢迎。华盛顿决定战争一结束，就放弃指挥官的职位，回归乡里，不利用总司令的位置来夺取权力。这令许多欧洲的观察家刮目相看，充分体现出启蒙思想对这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将军的深刻影响。华盛顿认为，军队应该永远服务国家，民主制度应该明确权力的界限。

北美13个殖民地在伦敦的发言人、第一位美国驻法国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将美国精神定义为：“节俭、勤勉的开创精神，平等、自治、团体精神等民主思想，特别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或宗教压迫。”

在宗教方面，启蒙思想家对教会权力的批判（特别是伏尔泰病态的反宗教主义）在经过了更长时间之后才被北美虔诚的清教徒接受。但是，这让美国的缔造者们坚定了一个信念：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是国家进步的关键。美国第四任总统、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詹姆斯·麦迪逊曾说过：“在所有财产中，良心是最神圣的。”

在美国革命中形成了一些文本，明显受到了启蒙时代（托马斯·潘恩把它定义为理性时代）的影响，后来这些文本成为美洲、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范本，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启发了许多宪政主义者和政治领袖。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最广为人知的英文格言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句格言。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曾说过，这句铿锵有力的话并非他的独创，而是《独立宣言》所有起草人的共同感受和建言。

美国革命的另一个硕果是1787年9月17日通过的《美国宪法》。它明确规定了美国民主的法则以及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值得称誉的是，《美国宪法》有7个条款的文字极为简明，所有公民都能看懂。迄今为止，这部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术语的成文宪法一直是美国政府执政的依据和准绳，也是后来许多国家制定宪法的重要参考文件。

对大英帝国来说，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还有破坏性的影响。在签署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之后，谢尔本伯爵政府倒台，国王乔治三世考虑退位。在心理上，英国人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接受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这一事实，并仍把美国视为英国的殖民地，以轻蔑甚至仇恨的心态看待那里的人。传记作者詹姆斯·博斯韦尔曾记录塞缪尔·约翰逊说过的一句话：“我愿意爱全人类，但是美国人除外。”这种态度在当时的英国司空见惯。

为了弥补失去北美市场垄断权的亏损，英国政府对美国进行报复：禁止美国商船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进行贸易，这对处于发展初期的美国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害。两国之间水火不容的态势持续了很长时间，在1812年到达顶点：美国向英国宣战，两个国家又在北美打了两年仗。但是，物极必反，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英美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并在1820年迎来明显的转折。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弥合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冲突。从18世纪后期开始，美国的出口产品有一半以上发往英国，两国的商业交易在整个19世纪一直稳步增长。

并非所有英国人都以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为憾。英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从国家利益角度考虑，失去北美13个殖民地让英国因祸得福。著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支持这种观点。早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他就一直催促英国政府放弃北美殖民地。亚当·斯密在17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北美殖民地的经济产出不高，还需要无休止的支出，寥寥无几的经济收益根本不足以平衡英国政府为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

这位著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将美国经验总结为，如果殖民地需要输入人口并让其臣服英国，最终会得不偿失；只有以商业往来为基础的贸易殖民才值得付出努力。英国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爱德华·吉本也因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而如释重负，英国前首相威廉·皮特也同样如此。

在欧洲国家努力接受美洲大陆出现了第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时，在欧洲大陆也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撼动了欧洲社会的支柱，还对欧洲未来的全球角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以及法国与旧制度决裂的导火索已有许多著述。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孕育出启蒙思想的欧洲社会一直沿袭君主制和封建制度，财富和权力集中在贵族和神职人员手中。但是这能持续多久呢？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执政期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原因，封建制度难以为继。三十年战争使法国债台高筑，这个国家在战后的30年里陷入了严重危机。虽然贵族和神职人员能够免税，但是广大人民承受的财务压力不断增加，就这样，绝大多数穷人，特别是农民，已难以忍受艰辛的生活。

震荡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7月14日爆发。巴黎群众攻占了象征封建专治的巴士底狱。随后，许多支撑欧洲君主制和政治制度的思想和信念分崩离析。在欧洲历史上，人民群众从来没有以如此大的力量和决心反抗统治者，也从未取得过这样的成功。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令全欧洲的权贵胆战，穷人和被压迫的阶层则深受鼓舞。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大多数法国人民已经贫困交加，一无所有，所以走上街头、反抗当权者对他们来说是最后的选择。在后来的200年间，1789年法国发生的这一幕在欧洲其他地方数次重演，每次人民都面临同样的贫穷和绝望，而政府却冷漠无能。

法国大革命的第二幕是法国新国民议会废除了维护贵族和神职人员社会顶层地位的封建制度。此后不久，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这是一份真正的革命性文件，其内容受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启发，《人权宣言》界定了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应该遵循的原则。《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是拉法耶特侯爵，他是一个不因循守旧的贵族，他有一段特殊的经历，1777年，拉法耶特横渡大西洋，加入美国军队，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拉法耶特出任国民自卫军司令，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

《人权宣言》的第一条是，“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上”。第二条是，“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

这一纲领性文件阐述了人民主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治国家等术语。虽然《人权宣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随后几十年的革命里并未被真正应用，但它仍然是每个推翻旧政权的民主运动必须参考的关键文本。就这样，法国由一个君权神授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人民主权国家，至少在理论上，法国政府必须依据《1793年宪法》（即《雅各宾宪法》）通过普选产生。

在这次革命中，人权和公民权被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这后来也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格言。

法国大革命的第三幕是雅各宾专政下的恐怖统治。1793年6月24日，法国国民公会通过了新宪法，法国从君主制国家变成共和国，宪法规定政府必须通过普选产生。在这一巨变发生时，激进的共和主义雅各宾派与开明的君主主义吉伦特派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雅各宾派通过大规模屠杀和暴力强势上位。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记述，这场屠杀可能造成了约4万人死亡。在这一血腥时期，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曾说过：“恐怖是迅速、严厉、不可动摇的正义。”在人类发明的所有砍头工具中，断头台可能是其中最高效的，这也成为这个时期令人难忘的一个标志。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在巴黎革命广场被推上断头台，成千上万的法国公民目睹了他们的国王与旧体制一起灭亡。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紧随其后，殒命于断头台。同样被斩首的还有许多法国公民，不仅有贵族和神职人员，也有各行各业的民众——他们被控反革命罪，其实有些完全是政治清洗的受害者。罗伯斯庇尔也死于他用来摧毁对手的断头台。

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震惊了整个欧洲，革命蜕变为屠杀，暴力和政治迫害的恶性循环让寄希望于这场革命的人大失所望。保守的观察家将法国的这些恐怖事件当作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证，他们认为革命势必会带来混乱和死亡，最终只会出现一个更不公平的政治制度。

法国大革命的第四幕是革命战争。大革命后，许多支持君主制的代表人物被流放，他们给几个欧洲国家施加压力，希望它们能干预、阻止法国大革命。一些欧洲国家的君主为防止法国大革命蔓延到自己的国家，开始考虑入侵法国，其中奥地利的行动尤为突出。法国决定先发制人，在1794年4月向奥地利宣战，欧洲开始了漫长的战争时代，参战国的未来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深刻影响。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奇领袖开始崭露锋芒，他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是法国战争和革命的产物，他在军事上取得的丰功伟绩使他开始掌控权力，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胜利。虽然拿破仑在入侵俄国和西班牙时曾犯过错误，但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军事天才。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缺乏真正的领袖人物，拿破仑正好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

在率领法国军队打败奥地利后，拿破仑建立了极高的威望。他在1798年开始践行一项由他自己策划的艰巨任务：远征埃及，并从埃及向波斯进军，以切断英国通往印度的路线，削弱英国实力。占领埃及还能弥补法国丢失美洲殖民地的损失。

远征埃及对拿破仑的一生影响深远。这位拥有凌云壮志的将军极其钦佩亚历山大大帝，他梦想能缔造一个从埃及延伸到远东的帝国。“欧洲只是弹丸之地，所有伟大的成就和荣耀都来自亚洲。”拿破仑曾这样说。

在打败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后，拿破仑开始致力于在埃及传播西方文明的精髓以及革命原则。为此，拿破仑把法学家、政府管理人员、科学家和艺术家带到埃及，他们在建立现代埃及的过程中各尽其力，使埃及在许多方面都深受法国的影响。

拿破仑向埃及人民传递的信息是，他来到埃及，是为了把埃及人民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享有法国主张的人权。拿破仑以忠于革命精神为己任，没有像过去的欧洲帝国那样，强迫当地人成为基督徒。相反，他非常尊重伊斯兰文化和埃及人的信仰。

拿破仑随即启动了侵略叙利亚的计划，以加强他在中东的地位，并从中东向印度或君士坦丁堡进发，终结奥斯曼帝国。然而，事实证明这项计划过于宏大。在海上，英国海军将领霍拉肖·纳尔逊率领英国舰队在地中海伺机而动，使拿破仑陷在埃及无法出海；在陆地上，土耳其军队成功拦阻了法军。最终，拿破仑认识到自己的未来还是在欧洲，于是，他在1799年班师回到巴黎。两年后，开罗被英军征服。如果拿破仑建立埃及帝国的计划成功了，法国和中东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尽管如此，他在埃及的冒险行动也深刻影响了法国和欧洲。由拿破仑创建的埃及研究院让欧洲人开始热衷于研究古埃及文明和在该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从那时起，西方人关于人类早期文明的知识迅速传播开来。

回到巴黎后，拿破仑迅速崛起，缔造了一个与其野心相匹配的政权和帝国。拿破仑不满足于被称为国家元首，在他的主导下，1804年，教皇庇护七世加冕他为法国皇帝。随着法国在欧洲不断扩张，拿破仑扶持自己的几个兄弟取代被废黜的王室，约瑟夫·波拿巴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路易·波拿巴当上了荷兰的国王，杰罗姆·波拿巴成为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还有一些法国将军被加冕为那不勒斯、瑞典等王国的国王。

就这样，一个来自科西嘉的小兵，说着带外地口音的法语，坐在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的宝座上，他的家人都成了波拿巴王朝的统治者，充分展示出法国大革命在几年内给法国带来的剧变和进步。对许多人来说，拿破仑代表着平等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取代了此前的君权神授制；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拿破仑称帝是倒行逆施，是1793年大革命中建立的共和原则和革命精神的倒退。另一方面，对所有在大革命中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来说，拿破仑是魔鬼和篡位者，颠覆了他们心中最神圣的事物和整个生活体系。拿破仑从伊比利亚半岛一路向俄国扩张，打造出一个伟大的跨国联盟，但也积累了很多劲敌，并最终被他们推翻。

拿破仑率领他的庞大军团不断取得胜利，在1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成功征服了除不列颠群岛之外的整个欧洲。拿破仑的目标是将整个欧洲大陆统一在法国领导之下，统一实行以法国大革命思想和他理解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政府制度。然而，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拿破仑犯了几个战略性的错误。拿破仑未能攻克西班牙的游击队和俄国的严冬，也没能准确估计反法联盟的力量和影响。1814年3月31日，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的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就此谢幕。但拿破仑仍有许多支持者，使他在逃离厄尔巴岛后重掌权力，再次挑战其他欧洲国家。但是这一次，英国的威灵顿将军率领欧洲军队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最终击败了拿破仑。

拿破仑战败后，波旁家族和其他被波拿巴家族推翻的王室家族复辟，从流放地回到巴黎的君主想把一切都变回革命以前的样子。但是，大革命的思潮已经深入人心，全世界都已为之大变，重建旧政权如同煎水作冰，路易十八和其他几个国王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他会被人们铭记，不是因为他战功赫赫，而是因为《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法典》）。 1804年生效的《法国民法典》是根据法国大革命思想编写的新民法典，取代了此前各种混乱且相互矛盾的律法。《法国民法典》在语言的清晰度和简洁性上都优于此前的所有律法，使普通公民也能够懂法。《法国民法典》的成功执行不仅使其在法国被沿用至今，也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典。被拿破仑占领的大多数国家都使用这部民法典，后来各国的民法典都明显受到其启发和影响。拉丁美洲几个国家的法典以其为范本，中东国家的政府在使伊斯兰法现代化时，也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文件。拿破仑确实是一个军事奇才，但最终影响了现代世界的，是《法国民法典》。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如拿破仑所愿对北非和亚洲产生影响，但确实大大影响了美洲。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改变了欧洲帝国在美洲殖民地的地位，但是真正改变殖民地命运、加速其终结的却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圣多明各是美洲率先实现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地方。

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使它成为法国获利最高的殖民地。在大革命爆发前，英国和法国所需的60%的咖啡和40%的糖都出自这里。这离不开150多万非洲奴隶的辛勤劳作，他们占圣多明各人口的85%，其余2%是已经获得了自由的黑人和混血儿，由白人地主和管理人员组成的精英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作为圣多明各的少数群体，白人时刻都生活在有色人种反叛的恐惧中。米拉波伯爵在访问该殖民地时曾说：“这里的白人就像睡在维苏威火山脚下。”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消息让圣多明各的白人精英欢欣鼓舞。许多人认为，他们摆脱法国税收和重商主义律法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有人甚至想到了独立。然而，除了白人以外，圣多明各的有色人种也决定要好好利用发生在巴黎的这场巨变。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让正在巴黎的文森特·奥热感到惊讶。奥热来自一个富裕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他是个混血儿，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像他一样的自由的有色人种争取平等的机会。他回到圣多明各，领导了一场起义，最后被逮捕并处决。但这只是黑人争取权利的开端。1791年8月21日，圣多明各的奴隶武装起义，殖民地爆发内战。最终，巴黎方面决定让步，立法会承认所有自由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

然而，这一法国殖民地的主权却动荡不定。1793年英国和法国爆发战争，岛上的白人精英和英国谈判，改变了圣多明各的主权归属。为了打击他们的背叛，法国政府只得以自由为筹码，换得奴隶的支持。

1793年，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法国国民公会废除了奴隶制，法国成为第一个将蓄奴认定为违法行为的欧洲国家。虽然这似乎是法国政府为了维持主权而孤注一掷的做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反奴隶制的呼声就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支持者。1788年，“黑人之友”社团在法国成立，目标是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一些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也是这个社团的成员，包括孔多塞和法国大革命领袖拉法耶特。从1789年开始，反奴隶制运动越来越受到认同，尽管这可能影响到法国殖民地的利益。事实上，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雅各宾派认为，如果非要实行奴隶制才能维护殖民地的利益，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放弃殖民地。

在奴隶制被废除后，海地奴隶起义的领袖图森·路维杜尔与法国政府合作赶走了勾结岛上白人、入侵圣多明各的英国军队。路维杜尔曾是奴隶，拥有出色的军事和政治天赋，在成功驱逐英军之后，他宣布自己是新总督，并成功任用有色人种精英取代白人精英。路维杜尔没有满足于这些成就，1801年，他起草了一份宪法，赋予殖民地完全的自治权，并自封为终身总督。

路维杜尔的崛起，以及圣多明各的奴隶获得自由，对法国其他殖民地和整个加勒比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实行奴隶制的美国南部地区对此也很恐慌。在巴黎，管理国家的精英阶层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拿破仑本人也渴望恢复大革命前制糖业的兴旺，希望对殖民地施加干预。在这些因素驱动之下，法国军队在1802年再次征服了圣多明各，路维杜尔被捕并被驱逐到法国，不久后死在那里。

在重新占领圣多明各之后，法国想再度实行奴隶制，使奴隶在种植园劳作。然而，路维杜尔在离开圣多明各前曾经警告过当地人法国复辟奴隶制的可能性，实现自由的运动在这个殖民地已深入人心，奴隶们宁可死也不愿意失去自由，所以法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让—雅克·德萨林领导殖民地人民起义，最终击败了法国人。

在赶走法国人之后，德萨林在1804年宣布圣多明各独立，并将国名改为海地——这个名字来自阿拉瓦克语，意为“多山的地方”。在拿破仑加冕为皇帝的同一年，德萨林也自立为海地皇帝。但是他的帝王梦很短暂，他在1806年死于谋杀。然后，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北方由独裁的君主制政府统治，南方则成立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的海地政治一直不稳定，冲突不断、极度贫困。尽管如此，这个全球第一个由黑人担任领导人的共和国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美洲各殖民地寻求独立的榜样，激发了黑人和混血人种的平权斗争。

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以及海地独立等事件促使法国人重新思考他们的全球角色以及建立殖民地的必要性。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塔列兰在法国大革命后不久担任法国外交大臣，开始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他在1797年出版了《论撤出殖民地的诸多裨益》，吹响了反对殖民的号角，因为殖民意味着要迁移人口，建设定居点。塔列兰在书中写道，北美13个殖民地最初的居民是“无产业、无领导、无道德约束的三无个体”，爆发叛乱是在劫难逃。此外，他对英国在印度的经验大加赞赏。英国在印度通过商业手段和雇用当地人获得财富，“给他们报酬但没有把他们变成奴隶”。塔列兰认为这是未来殖民的方向，因为这在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之间创建出一种合作关系，生产效率高得多。

法国海军与殖民地部长皮埃尔–维克托·马卢埃的观点和塔列兰相似，在反思美国独立战争后，马卢埃认为从长远看，即使殖民地的居民认同同一种文化，法国也必须通过不断的战争和压迫才能保有殖民地。

1789年前大行其道的殖民帝国主义开始分崩离析，加上海地独立的影响，拿破仑决定放弃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与他从欧洲获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相比，美洲殖民地不仅生产力较低，而且问题重重。因此，1803年，拿破仑决定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缩小，但是因为法国当时占领了西班牙，所以法国拥有和间接控制的美洲殖民地仍然是最大的。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是拿破仑的盟友，但是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公然违抗拿破仑的命令。拿破仑利用这对父子之间的斗争，在1808年将他们两人分别召至巴约讷，成功让他们同意把西班牙的王位禅让给自己的兄弟约瑟夫·波拿巴。就这样，波拿巴家族不仅取代了统治西班牙的波旁家族，也获得了西班牙殖民地的主权——至少许多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人是这么理解的。西班牙政府羸弱、政治不稳定，殖民地的人们害怕被法国统治，加上广为传播的法国大革命思想，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激发了一股独立运动的浪潮，几乎遍及整个西班牙帝国。

在19世纪初，西班牙帝国的境况如何？独立运动取得了多大进展？

西班牙帝国在18世纪末以前一直运行良好，总体上很繁荣，18世纪下半叶尤其如此。西班牙帝国极具韧性，无论是大国地位被削弱，还是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进攻下被迫割让领地，或是西班牙王室的重重问题，甚至马德里皇宫里的阴谋诡计、权力斗争，政府高层的极度腐败，都没能使西班牙帝国瓦解。

18世纪，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腓力五世执政期间，西班牙进行了波旁改革，革新了西班牙的政府体系，提高了管理效率，并增强了西班牙所有领地的凝聚力。

这一改革使庞大的秘鲁总督辖区（从现在的委内瑞拉一直延伸到阿根廷）分裂了。1717年，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成立，1767年，拉普拉塔总督辖区成立。总督辖区之下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古巴、智利、波多黎各等都督区。就这样，集中在利马和墨西哥这两个西属美洲殖民地都城的权力分散到不同城市。

1717年，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两个重要行政机构中央贸易局和西印度事务委员会被搬到加的斯，就这样，西班牙和美洲的商业交易中心转移到了这个古老的海港城市。西班牙希望通过这些改变更直接地控制其帝国版图，实施更高效的管理。（不要忘记，实行君主制的西班牙并非把美洲领地视为殖民地，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下属王国，所以西班牙管理其美洲殖民地的方式与管理西班牙王国的方式十分相似。）

西属美洲殖民地在与其他大国的几次冲突中毫发无损地保留下来。1668年西班牙签署《里斯本条约》，自腓力二世时期起兼并了葡萄牙的西班牙帝国承认葡萄牙独立，此后，葡萄牙在美洲因为殖民地的边界问题与西班牙发生了几起冲突，有几次还引发了战争。

普雷特河总督区与巴西总督区之间的边界争议尤其激烈。1688年，葡萄牙在今天的乌拉圭建立了萨克拉门托殖民地，西班牙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座城市建在属于西班牙的领土上，因此西班牙人决定占领它并将其改名为罗萨里奥。不过不久之后，西班牙又把它还给葡萄牙。这座城市的主权多次易手，直到1777年，两国终于决定结束近3个世纪的领土争端，签订了《圣伊尔德丰索条约》，萨克拉门托被确定为西班牙的领地，西班牙则在巴西总督区的领土问题上做出退让。

西班牙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英国，因为英国不仅垂涎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而且英国的海军比西班牙更强。1739年，“詹金斯的耳朵战争”爆发，西班牙帝国原本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但是结果恰恰相反。在1741年的卡塔赫纳战役中，西班牙军队在海军上将布拉斯·德勒苏的指挥下，成功击退了英军的入侵，英军惨败。

这场胜利对西班牙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证实了西班牙拥有捍卫其帝国的能力（且远超出英国的预估），也大大提升了西班牙帝国的地位。在18世纪后来的几十年里，西班牙继续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只有俄罗斯帝国的陆地面积能够与之匹敌。

西班牙一边打造促进帝国和平、繁荣发展的环境，一边继续探索世界、发展科学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卡洛斯三世执政时，他一直热切地推动科研发展，在西班牙帝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察，其中以西班牙海军军官、探险家亚历山德罗·马拉斯皮纳领衔的项目最为宏大。1781年，马拉斯皮纳带领水手和科学家开始环游世界，想要寻找一条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东北通道，这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梦想。马拉斯皮纳的发现对当时世界地理知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关于美洲大陆的部分。

尽管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是西班牙仍然要面对很多内部问题，这威胁到其美洲殖民地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面对西班牙这一外来文明，美洲原住民一直抗争不断，这是令西班牙总督头痛的问题根源，特别是秘鲁总督辖区，那里的大多数人口都不是白人。1780年，自诩为秘鲁国王图帕克·阿马鲁后裔的孔多尔坎基领导了一场起义（主要的支持者为印加人），目的是反抗西班牙的统治。相比之下，更让人担忧的是克里奥尔人的精英阶层的反叛。

与法国、英国一样，西班牙的重商主义和旨在盘剥美洲利益的商业活动在定居美洲的殖民者心中造成极大怨恨。克里奥尔人认为，西班牙的官僚体制和财政规则威胁到他们的利益，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让他们无法在自由的贸易环境下开展更大的项目。

克里奥尔人对西班牙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低于那些管理他们的西班牙精英阶层，而且他们无法捍卫自己的利益或积极参与殖民地的治理和管理。于是，和18世纪末英属美洲的居民一样，这些西班牙的海外臣民越来越觉得，如果能够自治，就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西班牙对殖民地施加的政治控制和财政压力不断增加，许多殖民地人民奋起抗争。到18世纪后半叶，西班牙越来越难镇压殖民地起义。由于税收增加，基多在1765年也发生了叛乱，其他殖民地也因税收增加而义愤难平。

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西班牙的殖民地反抗运动的诉求已不再限于要求更多权利或更少税收，他们的目标是实现自治。1798年，委内瑞拉爆发了两次起义，领导者分别是瓜尔和埃斯帕尼亚，这是委内瑞拉追求独立的开端。曼努埃尔·瓜尔是一名步兵军官；何塞·玛利亚·埃斯帕尼亚是一名公务员。他们分别在瓜伊拉和加拉加斯领导起义，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支持。他们的目标是赶走西班牙统治者，建立一个可以实现自由贸易和生产的体系，最终建成加拉加斯、马拉开波、库马纳和圭亚那4地的政治治理联盟。

在西班牙，敏锐的观察家们时刻关注着美洲殖民地的变化，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殖民地制度的缺陷和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强烈的独立诉求。

阿兰达伯爵在卡洛斯四世执政初期担任西班牙外交大臣，他的决定对西班牙帝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作为一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杰出政治家，阿兰达决定将耶稣会从西班牙驱逐出去。自从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到美洲，他们就已经在美洲斩获了很多权力。例如，瓜拉尼耶稣会传教区就是瓜拉尼部落的耶稣会教士和当地部落共同建立的定居点。耶稣会不仅宣扬基督教，也积极促进农业、畜牧业和工匠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他们成功打造了一个工业和农业帝国。

耶稣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在18世纪的许多国家政府的眼里，它是一个潜在威胁。西班牙担心耶稣会在美洲的权力进一步扩张后，最终会导致一些殖民地独立，比如在今天的巴拉圭，耶稣会的力量就特别强大。

1766年，耶稣会被逐出西班牙。伏尔泰对此评论，只要有6个像阿兰达这样的人，就可以实现西班牙的全面复兴。

阿兰达是值得纪念的人物，他预见到西班牙帝国可能会瓦解的前景，并建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避免西班牙人与克里奥尔精英间发生对抗，因为这样西属美洲殖民地可能会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后尘。在担任驻巴黎大使时，阿兰达代表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巴黎和约》的谈判，见证了美国的独立和崛起。这给阿兰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担心美国独立很快会影响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因此他撰写了一份著名的报告给卡洛斯三世，在报告里他说：

“陛下必须放弃在美洲大陆的所有殖民地，只保留北部的古巴岛和波多黎各岛，以及南部的个别岛屿，作为西班牙的商贸基地。要实现这个大计划，维护西班牙的利益，陛下应当派三位王子去美洲担任墨西哥、秘鲁和美洲大陆的国王，陛下自己必须加冕为皇帝。”

如果西班牙国王采纳了阿兰达的建议，就可以避免后来10多年中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而且作为所有讲西班牙语国家的母国，西班牙的声望将会增加，波旁家族则可能成为开创新型帝国的先驱。但是因为两大障碍，阿兰达的建议并未被采纳：首先，西班牙国王不愿派出三个儿子前往美洲，承担创建新王国的风险，因为万一他们死了，西班牙的王位就会无人继承；其次，放弃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殖民地是任何一个国王都不能触犯的原则性问题。就这样，波旁家族的统治者宁可像英国汉诺威王朝那样失去美洲的殖民地，也不愿听取阿兰达的明智建议。

阿兰达并不是唯一一个向西班牙王室提出警告的人，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西班牙帝国面临重重问题。1794年，亚历山德罗·马拉斯皮纳环游世界归来后向西班牙王室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包括对西班牙帝国政治形势的分析。这位探险家目睹了独立运动的日益普及，建议西班牙王室做出让步，给予殖民地广泛的自治权，特别是给予美洲大陆的殖民地自治权，并建立一个通过商业和经济纽带连接的国家联盟。但是，西班牙政府丝毫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并认为在革命时期，这样做既不合时宜也很危险。

对那些希望摆脱西班牙帝国统治的人来说，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实现独立的典范，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创建理想社会的思想源泉。但是引发西属美洲殖民地武装反抗的导火索却是拿破仑入侵西班牙。

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总督认为效忠西班牙国王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但是他们并不忠于夺得西班牙王位的约瑟夫·波拿巴，在他们眼里，波拿巴只是一个篡位者。这是克里奥尔人对1808年发生在西班牙的政权更迭的理解，因此，实现自治变得名正言顺。西班牙帝国范围内的第一个自治执行委员会成立于墨西哥城，主要职责是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管理工作，这得到了总督何塞·伊图里加雷的支持。随后，蒙得维的亚自治执行委员会在普雷特河总督辖区成立，紧接着是拉巴斯和基多的自治执行委员会成立。他们不仅仅要求独立，也对西班牙易主表示抗议。实际上，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许多起义都是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发起的，但是这些起义都导致了一个结果：殖民地人民要自己处理事务的坚定决心被唤醒。

在西班牙，自由主义开始抬头，西班牙人一边与拿破仑的军队作战，一边着力建立一个新政府体系，以此维持帝国的统一。1810年，西班牙制宪议会在加的斯成立；1812年，西班牙《1812年宪法》通过，从此，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新的自由政体，尤其关注大西洋彼岸美洲殖民地上公民的诉求。事实上，“自由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当时的西班牙，后来才逐渐传到欧洲其他地方，最后成为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词汇之一。

在加的斯通过的《1812年宪法》规定，“西班牙是两个半球上西班牙人的联盟”，给予“从美洲到亚洲所有西班牙王国和省份”与西班牙本土相同的权利。无论是欧洲人的后代，还是原住民或混血儿，都是西班牙帝国的公民，都有权选举代表参加两院制议会这一新的立法机构。自由主义规则使西班牙帝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欧洲帝国历史上第一次让整个帝国的公民都享有历史性的平等机遇，可以在联合选举中投票选出自己的代表。

《1812年宪法》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影响巨大，但是它的自由主义精神和给予美洲人民同等权利的意愿还不够强烈。在第一批被选出的104个议会代表中，只有28个是美洲人，而美洲人的数量比欧洲人多500多万。这是克里奥尔人不满的诸多原因之一，美洲的精英们因此更加坚定了要实现独立的目标。

1811年5月15日，普雷特河流域的瓜拉尼耶稣会传教区宣布独立，后来又成立了巴拉圭共和国。两个月后，委内瑞拉都督区宣布独立，昆迪纳马卡和卡塔赫纳紧随其后。独立浪潮迅速蔓延，几年内，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节节胜利，势不可当。

这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希望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建立哪种国家？参照什么意识形态和模式？

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出身相同，都来自与西班牙和欧洲关系密切的精英阶层，所以他们能够接触到启蒙思想和18世纪末欧洲的革命精神。

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是西属美洲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几个先驱之一。他出生于1750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加入了西班牙军队，曾被派到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与英国作战，见证了美国独立的历史性时刻。几年后，米兰达作为革命军总指挥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因此，他也许是把革命精神带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最合适人选。在参加了两次伟大的革命之后，米兰达开始专注于他一生的伟大计划：推动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米兰达的目标是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领土上创建一个伟大帝国——哥伦比亚。米兰达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革命领袖不同，他不是共和主义者，他想创建统一的哥伦比亚，由一个世袭皇帝来做印加人的君主，安抚和领导原住民，新的政府则由这个新美洲帝国的臣民选出的两院制议会代表投票选举。

1806年，米兰达在英国的支持下来到委内瑞拉，领导了一场独立运动，以失败告终。4年后，他在伦敦见到了另一位伟大的委内瑞拉独立运动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玻利瓦尔劝米兰达回到家乡，开展独立运动。1812年，米兰达成为委内瑞拉第一任总统，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力，但这个新共和国还得和西班牙军队交战。在米兰达率领人民为委内瑞拉的独立与西班牙军队作战时，玻利瓦尔出卖了他，并把他交给了西班牙军队。米兰达惨死在西班牙的监狱里，成为委内瑞拉独立事业的烈士。

在米兰达死后，玻利瓦尔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出生在加拉加斯的一个贵族家庭，在马德里接受教育，曾短暂地住在巴黎，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从1812年起，玻利瓦尔领导了一场巩固委内瑞拉独立地位的新革命，因此他也被称为“解放者”。

玻利瓦尔的梦想和米兰达非常相似：将西班牙在美洲的所有领地都统一到一个大联邦之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领导了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解放斗争，使这一辖区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后，玻利瓦尔宣布成为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在内的大哥伦比亚总统。

在取得这一非凡成就后不久，玻利瓦尔会见了另一位著名的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领导人：何塞·德·圣马丁。圣马丁有着和其他西班牙裔美洲领袖相似的教育经历，在西班牙军队的成绩可圈可点，并曾与拿破仑军队交战。他领导的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始于共济会，共济会在革命时代累积权力，积极推进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解放，成为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可靠支持者。

1812年，圣马丁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领导了一场最终导致普雷特河总督辖区独立的运动。他还组建了一支军队，在1817年越过安第斯山脉，帮助智利独立运动领导人贝尔纳多·奥希金斯驱逐保皇派势力。因此，圣马丁也被称为智利和阿根廷的独立之父。

1822年，玻利瓦尔和圣马丁这两个“解放者”在瓜亚基尔见面，共同会晤的还有另一位著名的独立运动领导人——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他们这次会面是为了策划秘鲁解放运动，但是在谈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未来走向时，他们的意见发生分歧。圣马丁赞成让欧洲王子统治独立的新国家，但是这与委内瑞拉领导人玻利瓦尔的计划水火不容。最后，圣马丁决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去了欧洲，并在那里终老。就这样，玻利瓦尔成为独立运动唯一的领导者，并成功地在独立战争的最后阶段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玻利瓦尔在1824年的阿亚库乔战役中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最后一支西班牙军队被打败。这次胜利之后，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两个新共和国成立（玻利维亚化用了玻利瓦尔的名字，以纪念这位领导人），玻利瓦尔同时担任这两个国家的总统。

虽然玻利瓦尔对北美的共和制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称颂不已，但是他似乎并不认为这适用于南美洲。1815年，玻利瓦尔写道，西属美洲殖民地应该采取“不是最好，但是最可能成功的政府制度”。他认为要在权威与民主间做出折中的选择，最终他采用了独裁制度，终身担任总统并世袭职位。玻利瓦尔想通过征服来实现统一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梦想，走拿破仑的路，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主张的恺撒式权术和威权主义终结了他的野心，因为在所有被征服的领土上，都有影响力巨大的寡头集团和领导人渴望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愿放弃权力。就这样，伟大的西属美洲联邦并没有成立，而是出现了18个独立共和国。玻利瓦尔死前悲叹：“美洲根本无法管治，献身革命就好像在海里耕耘，终是一无所获。”尽管如此，玻利瓦尔的独裁主义后继有人，甚至到现在也不乏追随者，他们压迫受苦的大众，并把这解释为革命。

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独立运动路线稍有不同：这里的独立运动开始得较晚，而且并不是由精英策划的起义，而是由原住民和穷人反抗克里奥尔寡头集团的社会革命。在这种背景下，克里奥尔人虽然也希望实现独立，但更倾向于支持西班牙王室。墨西哥的独立路线更保守，因为墨西哥精英阶层深受天主教教会影响，不愿接受西班牙的自由宪法。为了维护传统秩序，他们提出独立，并继续奉斐迪南七世为国王，但是被西班牙议会拒绝了。1822年5月22日，克里奥尔人宣布其杰出的领袖阿古斯汀·德·伊图尔维德为墨西哥皇帝。然而，墨西哥帝国的寿命很短，一年之后阿古斯汀一世就被推翻，1824年，墨西哥合众国宣告成立。

失去美洲的多个殖民地对西班牙帝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美国独立后的英国一样，西班牙也有很多年拒绝接受失去美洲殖民地的事实，也不把美洲的国家当作完全独立的国家。不过，西班牙逐渐与从前的臣民实现和解，这主要是因为在1824年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关系中断后，重建这一关系的压力不断增加，而且西班牙还需要维持剩下的殖民地。

在最后一场独立战役结束后，大西洋两岸的商贸交易在短短几年内就再次繁盛起来，但是在西班牙商人向美洲销售产品时，承受了自由市场的竞争压力，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售价更低。

西班牙在美洲留下的影响最持久的遗产是文化。事实上，“西属美洲”这个词是由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率先引入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认可了西班牙对这些新国家的影响。所有诞生在西属美洲的新国家都宣布自己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各国政府确定所有教育机构都用西班牙语授课。这些措施有助于加强国家的凝聚力，尤其是一些新国家有大量原住民，他们与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及欧洲裔人口接触很少。这也使西班牙语成为西属美洲的通用语，从阿根廷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辽阔土地上，人们都说着西班牙语。

在战争的伤口愈合后，西属美洲共同的语言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化联系都对西班牙特别有利，可以强化西班牙作为这些新国家的母国的角色，美洲的精英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都能接受。但是西班牙和旧属地之间之所以能够跨越大西洋保持联系，最重要的因素是西班牙人不断移民去往这些旧殖民地，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多。

至于葡属美洲殖民地，它在革命时代的命运和西属美洲殖民地一样，只是过程没有那么激烈，伤亡也没有那么大。

在拿破仑军队接管伊比利亚半岛后，葡萄牙王室逃亡到巴西，国王若昂六世在里约热内卢定居，这座城市成为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新首都，巴西逐渐成为葡萄牙帝国的中枢。1821年，若昂六世返回里斯本，巴西便不再是葡萄牙帝国的核心，但是巴西的精英阶层和许多定居巴西的葡萄牙移民拒绝失去这一地位，他们害怕事情变得更糟糕，害怕巴西会沦为依附于葡萄牙的殖民地。若昂六世在离开葡萄牙时，把自己的儿子佩德罗一世留在那里，担任那里的摄政王。这位年轻的王子将巴西和葡萄牙之间的对抗视为创建新帝国的机会。

在“不独立，毋宁死”的呼声下，佩德罗一世勇敢地领导了巴西国家主义运动，当地人出于感恩，在1822年10月12日推举他为巴西皇帝。就这样，巴西在同一个家族王朝的统治下，成为独立国家。尽管佩德罗一世在即位的最初几年内为巴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与克里奥尔人及他们的共和主义的精神冲突不断，无法巩固自己的权力，佩德罗一世于1831年退位，他的儿子佩德罗二世成为巴西皇帝。事实证明，佩德罗二世是个高效的统治者，他在动荡中成功统一了巴西，但是他和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最终没能挺过巴西的政治动荡。1889年，巴西合众国宣告成立。

革命深深地改变了欧洲，时局不可能回到许多君主和政治家怀念的过去；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不断深入欧洲社会的各方面。革命爆发之后，另一种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民族主义。拥有同一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人们渴望成立自己的国家。从19世纪20年代起，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激发革命运动的两大热词。

革命时代并未随着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闭幕，它释放出来的变革力量继续改变着欧洲的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影响到其他西方国家。1830年，法国爆发了反对国王查理十世的七月革命，引发了一系列推翻政权的革命，欧洲版图为之大变。法国成立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浦继承王位，实行君主立宪制。

1830年，还有一个新国家成立——比利时，同样实行君主立宪制。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和欧洲各国的广泛同情下，希腊也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欧洲人普遍认为，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象征和民主的摇篮，希腊必须挣脱奥斯曼帝国的锁链，获得自由。

不到20年后，欧洲又爆发了一波革命浪潮。1848年欧洲革命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让大多数欧洲国家甚至一些南美国家都陷入了近一年的混乱中。从伦敦到华沙，各大城市的人们走上街头，对抗政府。他们的诉求纷繁不一：有些人要求国家独立，有些人要求建立民主制度或更多的权利，还有一些人要求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同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革命者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的第一句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欧洲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对叛乱分子做出多大退让就恢复了秩序，但是这场革命给政府和政治精英敲响了警钟：如果忽视人民的要求，后果会很严重。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诞生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有两个深深改变了欧洲国家的政府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第一个伟大的思想是：政府必须表达人民的意愿。于是，代议制传遍了欧洲。俄国是个例外，那里的旧政权和专制政体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并导致了严重后果。

民主代议制的原则以及独立战争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帝国的统治方式。殖民地的居民应被视为公民而不仅仅是臣民；在殖民地，除了原始、尚未开化的土著，其余居民都应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管理；所有通过武力和压迫手段维持的帝国都注定将走向灭亡。

第二个伟大的思想是：将人人平等视为一项人权原则。于是，欧洲帝国主义之耻——奴隶制被取缔了。法国是第一个正式废除奴隶制的欧洲国家，但奴隶制在法国的一些殖民地仍持续存在了一段时间。英国紧随其后，在政治家和慈善家威廉·威尔伯福斯的努力下，英国议会于1807年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1833年英国彻底废除了奴隶制。西班牙在1811年废除奴隶制，但是其殖民地伊斯帕尼奥拉岛、波多黎各和古巴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取缔奴隶制。荷兰帝国的奴隶制一直持续到1863年。葡萄牙在1869年成为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欧洲国家，但直到1875年，葡萄牙才真正在其帝国范围内正式废除这一制度。在19世纪最初的30年里，“蓄奴是不可接受的”这一原则在欧洲的影响变得更加深入，然而，俄国再次成为例外，在那里，农奴制一直持续到1861年。

废除奴隶制的运动在美洲的新国家发展得更慢，在那些农业生产需要依赖奴隶劳工的地方尤其如此。在美国，尽管开国元勋热忱地宣扬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但是人们却认为这一原则只适用于白人，直到1865年，这一原则才开始适用于黑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奴隶制终于被废除。巴西的奴隶制一直延续到1888年。在奴隶制被废除后，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就开始了：这是延续了300多年的奴隶制留下的问题，成为欧洲帝国主义最具争议的方面。

随着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在美洲涌现，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淡和疏远。从美国独立战争起，美洲和欧洲的关系一直笼罩在互不信任、怨恨和复仇的阴影里，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负面情绪才消失。

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出了“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即著名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声明，美国无意干涉欧洲事务，但是如果任何欧洲人企图殖民美洲或者干涉美洲事务，美国将视其为侵略美国。当时，追求独立的革命浪潮正席卷西属和葡属美洲殖民地，美国提出门罗主义，旨在阻止欧洲强国利用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解体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向美洲扩张。

门罗主义展现出美国从《独立宣言》颁布以来自信心的大幅增长，也显示出美国这个雄心勃勃的大国和曾经的欧洲强国一样，希望划分自己的影响区域。同时，门罗主义也表达出一种从19世纪初开始影响美国的主流思想：美国主义。这是一种身份认同，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美洲大陆的子民，而不是欧洲人的后代，一旦有欧洲强国胆敢占领美国公民认为属于他们的合法土地，他们就会反抗。

尽管美国和美洲其他的新国家都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对欧洲扩张主义的产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自己不想扩张或成为帝国。就美国而言，事实很快就清楚地表明，杰斐逊宣称的“自由帝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

在美国成立后，这个曾经的殖民地扩张领土的渴望越来越明显。在美国建国后的几十年内，美国的疆界大大外扩。最初，美国人从法国和西班牙那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后来用征服和归顺等不太规范的方法获得了墨西哥的一些领土。1846年，美国在得克萨斯对墨西哥开战，美国不仅保住了这片领土，还夺取了墨西哥里奥格兰德以北的所有领土。在完成了南部扩张之后，美国开始集中精力西征，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美国人的开拓精神，成为数代美国人的象征。西扩之后，美国的边境线蔓延到太平洋海岸。1867年，美国与俄国进行了一桩大宗领土交易：买进阿拉斯加。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幅员之辽阔，令历史上许多欧洲帝国都望尘莫及。

其他美洲国家也继承了欧洲人的这种扩张精神。巴西也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美洲国家，1822年，巴西帝国成立的理由很充分。巴西的扩张令葡萄牙很担心，葡萄牙怕巴西会蚕食自己在非洲和大西洋的殖民地。但是巴西并没有落入建立海外帝国的窠臼，因为佩德罗一世早就说过：“对我们来说，巴西已经足够大和富有了。”

巴西人也有与美国人类似的开拓精神，尽管亚马孙丛林的挑战比美国西部平原大得多。同样，潘帕斯草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阿根廷人、完成内部殖民进程的智利人、通过印第安人领土向南向北扩张的墨西哥人身上都体现出这种开拓精神。欧洲人从1492年开始的征服美洲的梦想，在19世纪和20世纪时，由他们在美洲的子孙后代实现了。

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在欧洲因为旧政权势力的重重阻挠而举步维艰，但在美国却发展迅猛。美国忠于宪法原则，在19世纪初已奠定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模式，以包括大多数白人公民在内的广泛普选制为基础，通过分权制衡防止出现欧洲那样的权力滥用。最重要的是，美国建起一种令人艳羡的社会模式，出身和背景截然不同的公民都能够和谐共居，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1831年，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受政府委托撰写一份关于美国监狱系统的报告，因此前往美国考察。但这份报告只是这位法国贵族为了在这个年轻的美洲国家住一段时间的托词，他想要分析在他看来非常有吸引力的美国政治和社会体制。这次旅行的成果是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不仅在欧洲和美国广为传播，对西方政治思想也影响深远。

托克维尔在书中解释了美国民主的运作方式以及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建立这种优于所有欧洲国家体制的制度。在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看来，美国民主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社会完美地结合了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托克维尔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成功预测了美国和俄国将会因为不同的原因崛起为世界大国。欧洲读者觉得读托克维尔的这本书像是经历了一次未来之旅，令人着迷，因为它不仅告诫欧洲人美国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高，而且那里出现的民主社会最终会来到古老的欧洲。托克维尔解释说：“统治美国社会的民主制正迅速向欧洲发展。”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对民主和革命价值观的体验更加痛苦。历次战争和政治动荡制造了独裁、专治和寡头政权，使拉丁美洲的境况与北美洲截然不同。同样曾经是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为什么西属和葡属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比不上北美呢？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著述，但是常常被过于简单的理论、模式化的观念甚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神话束缚，人们常常认为北美人民天生具有构建民主、稳定社会的能力，与西班牙语世界的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拉丁美洲和北美之间确实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拉丁美洲的新国家是在19世纪最先进的宪法之一——西班牙《1812年宪法》的影响下诞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是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宣示和追求的目标，而且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步，尽管19世纪的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亚半岛一样，总体上政局不稳。

在革命时代，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这4个帝国的许多殖民地纷纷解体。这些欧洲强国不仅失去了在美洲大陆的大半领地，还需面对美国人崭新的身份认同，英国人不允许欧洲国家在大西洋彼岸施加任何形式的霸权。在新成立的国家中，捍卫自由和独立原则的美国成为保卫美洲领土及其势力范围的中坚力量。

这个时代取得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奴隶贸易被大多数欧洲帝国禁止，奴隶制被废除。公民权利、人人平等、代议制等新思想与征服、归顺的殖民规则格格不入，因此，欧洲强国面临来自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压力，这种压力越来越大，要求欧洲国家重新考虑对海外领地的管理方式。

尽管革命时代让欧洲帝国失去了很多海外领地，却没有使欧洲衰落。相反，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推动了欧洲社会发展，提高了它们的活力、开拓和冒险精神以及和平解决内部冲突和公民问题的能力。维护自由、社会阶层流动和任人唯贤的体制不断发展，权利和机会平等成为所有良好社会的愿望。事实上，19世纪在议会民主制方面取得更大进展的国家最终都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上出类拔萃，这并非巧合。革命使西方文明迎来了黄金时代，欧洲在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都达到巅峰，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拉得更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在欧洲人接受、吸收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同时，另一场更安静的，暴力和冲突更少的，但是影响深远的革命即将开始，这就是工业革命。蒸汽机、纺织机、使用煤炭、铸铁工艺的创新……所有这些发明和技术创新都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之间，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对个人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铁路彻底改变了交通运输，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这是这场革命最重要的两大结果。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使英国获得了超越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远超美洲殖民地，并赋予了殖民地全新的含义：它们既是基本商品的来源地，也是英国工厂产品的新市场。

工业革命迅速蔓延到西欧和大西洋彼岸。在西半球，美国一马当先，从19世纪后期起成为工业大国之一。工业化很快成为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代名词，不能工业化的国家都会陷入发展停滞和落后。工业革命弥合了美国和欧洲之间因美国独立战争导致的诸多误解，美国市场对欧洲工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美国企业家也主动接近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期望从那里获得创新技术和风险投资，并学习产业培育和创造财富的思想。

最后，革命时代的另一个意义是造就了大西洋共同体，这对欧洲和美国来说同样重要。大西洋共同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那时第一批欧洲人抵达美洲并定居下来。但是，美洲殖民地只是欧洲强国的附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辖他们的中央政府。当历史进入19世纪，美洲涌现出许多独立国家，欧洲与美洲之间形成了一种日益相互尊重和相互依赖的新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称为大西洋共同体。虽然美国的开国元勋希望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旧欧洲的社会，但启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原则都源自欧洲。至于拉丁美洲，它们一心想摆脱殖民帝国的统治。虽然在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本土文化和某些地区的原住民对美洲人新的身份认同有一定影响，但是，在美洲形成的新社会都受到欧洲社会模式的启发，克里奥尔精英群体所珍视的文化和价值观也都来自欧洲的殖民大国。

独立后的美洲国家的精英依然将欧洲视为各方面的学习榜样，同时也是身份认同的参照，美洲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变化仍然有欧洲留下的痕迹。欧洲国家仍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美洲国家，但也会给予肯定。美国民主制度成为伟大的典范，令欧洲的旧政治体制改革受益良多。巴西作为新帝国让葡萄牙在几十年里既着迷又担忧，阿根廷与西班牙的关系也如出一辙。

最重要的是，在欧洲人眼里，美国以及几乎所有美洲国家都变成了机遇之地——在那里，人们可以实现在本国无法实现的梦想。大西洋两岸之间的贸易和欧洲人向美洲移民有力巩固了这一横跨大西洋的共同体，使欧洲在霸权时代生机勃勃。

从革命时代开始，革命与传统间的角力就没有停止过，这对欧洲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欧洲帝国不得不面对旧秩序解体引起的大量领土损失和政治动荡。但是，欧洲并未因此被削弱，相反，欧洲文明被注入了新活力，从而能够以最不同寻常的方式继续重塑这个世界。

1. Burk，Old World，New World.

2. “强制法令”包括《波士顿港口法案》《马萨诸塞政府法案》《司法管理法例》《驻营条例》。——编者注

3. Burk，Old World，New World.

4. Jon Meacham，Thomas Jefferson: The Art of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2012).

5. Benjamin Franklin，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Henry Holt，1916).

6. James Boswell，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New York: Penguin，2008).

7. 1812年战争，是在1812—1815年英美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编者注

8.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Bantam Classics，2008)

9. 马穆鲁克原意为奴隶，在13—16世纪，是统治埃及的强大军事集团。——编者注

10. Andrew Roberts，Napoleon the Great (London: Allen Lane，2014).

11. Paul Butel，Histoire des Antilles français，XVIIe–XXe siècle (Paris: Parrin，2002).

12. C.L.R. James，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York: Vintage，1963).

13. 孔多尔坎基的母亲为图帕克·阿马鲁的后裔。——编者注

14. 克里奥尔人，西班牙语意为“土生者”，指出生于拉丁美洲的白人，以及白人或克里奥尔人与印第安人生的混血儿。——编者注

15. Manuel Lucena Giraldo，Naciones de Rebeldes (Madrid: Taurus，2010).

16. Salvador de Madariaga,Espaňna,Ensayo de Historia Cantemporánea (Madrid Espasa-Calpé,1979),p.103

17. Ricardo García Carcel，La Herencia del Pasado，las Memorias Históricas de Españ，Barcelona，Galaxia (Gutenberg，2011).

18. Giraldo，Naciones de Rebeldes.

19. Raymond Carr，Spain 1808-1975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0. Carr，Spain 1808–1975

21. Manuel Lucena Giraldo，Francisco de Miranda La Aventura de la Política (Madrid: Edaf，1990).

22. Niall Ferguson，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Allen Lane，2017)，p. 109.

23. Salvador de Madariaga，Bolivar (London: Hollis and Carter，1952).

24. Burns，E. Bradford A History of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25. Thomas，The Slave Trade.

26. Roderick Barman，Brazil: The Forging of a Nation，1798–185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7.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2003).

早在欧洲帝国出现前很久，亚洲就已经出现了帝国。在近东，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出人类最早的文明，波斯人在那里建立了非凡的帝国大业；在远东，耸立着一个文明大国——中国。这两个文明以及亚洲的其他民族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条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互相连通，中国和日本的丝绸等产品通过这条贸易路线运入地中海地区，后来丝绸之路逐渐发展成东西方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

哥伦布一生中有很多年都在寻找通往亚洲的西部航线，理由很简单：亚洲大陆意味着财富，只要发现一条通向其中一个地区的新路线，就有望获得极高的回报。对欧洲人来说，近东虽然有财富，但好像很难得到，因为它们掌控在与基督教世界为敌的阿拉伯帝国手中；而远东，在欧洲人的想象里蕴藏着世界上最多的财富。

发现美洲及随后的殖民活动虽然在一时间内消减了欧洲人对亚洲的兴趣，但是，亚洲仍然散发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从16世纪起，欧洲人陆续来到亚洲，他们发现，这片遥远土地上的财富和贸易机会的丰富程度和传说中的很一致。然而事实证明，在亚洲榨取财富、定居，建立凌驾于当地人民之上的欧洲霸权，比在美洲困难得多，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

欧洲人来到亚洲，激起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亚洲，这种冲突并不总以欧洲人的胜利告终。欧洲人发现，有数千年历史的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明博大精深，中国和日本的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比欧洲更先进。这两个国家认为自己的文明最先进，很引以为豪，而且也拥有足够的能力、财富和方法抵御外来入侵。然而，欧洲人来到亚洲最终还是对它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葡萄牙人作为航海时代的先驱再次一马当先，为欧洲强国打通了通往亚洲的路线。达·伽马于1499年抵达印度西海岸，葡萄牙人紧接着就探索了印度海岸，并创建了第一个定居点，由此开始了欧洲人殖民亚洲的进程。

1505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任命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为新成立的葡萄牙印度公司总督，负责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事务，并促进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两年后，葡萄牙水手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接任总督职位，他征服了果阿，并巧妙利用邻近王国之间的争斗加强了葡萄牙的统治地位，开始在该地区开展贸易活动。从此，印度各地区都可见葡萄牙人，持续了4个多世纪。

在葡萄牙人巩固了对果阿的统治后不久，1511年，阿尔布开克派出一支船队去往马六甲。这座城市位于现在的马来西亚，是亚洲大陆的主要交通枢纽之一，占领马六甲意味着控制了亚洲市场的入口。为此，阿尔布开克攻占了马六甲，下令建造法摩沙城堡，并将葡萄牙帝国在远东的首都设在马六甲。

控制香料交易路线是获得亚洲霸权的关键，为此，葡萄牙人必须进入中国。1513年，阿尔布开克派遣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去中国，希望与这个天朝大国建立贸易关系。佩雷斯特雷洛是哥伦布妻子的堂兄，他实现了哥伦布的梦想，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海岸的欧洲人。佩雷斯特雷洛的同胞若热·阿尔瓦雷斯到达了北部海岸，并在不久后来到香港。在初步接触中国文明之后，1517年，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出使中国，他的任务是建立两国之间的正式关系，开展商贸往来。但是，他一直等到1521年才被召见，在北京紫禁城见到了明朝至高无上的皇帝。

安德拉德克服了漫长的等待，等来的却是整个外交使团灾难性的结局。就在安德拉德即将被接见时，马六甲前苏丹的一封信抵达明朝皇宫，痛陈葡萄牙人如何把他赶出自己的王国。这让明朝官员对葡萄牙人仅有的一点同情心完全消失，葡萄牙外交使团的所有成员，包括安德拉德都被关入监狱，随后被处决。此后，明朝政府严禁本国人与葡萄牙人开展贸易。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其他欧洲国家也发现很难接近这个文明古国，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被断然拒绝或强制驱逐。

然而，明朝政府的禁令没能阻止葡萄牙人，许多葡萄牙商船依然把商品走私到明朝境内，还有一些商品成功进入了日本港口。要想从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市场获利，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连通各地的地区性基地。最终，澳门被葡萄牙人选中，因为明朝皇帝允许外国人进入这个半岛和当地人进行交易。但是葡萄牙人想更进一步，他们想在澳门永久定居。坚持多年之后，葡萄牙人终于在1554年得到明朝政府的许可，允许他们在澳门建立一个定居点，但葡萄牙人付出的代价也不低：他们必须向明朝皇帝进贡，而且必须遵从明朝政府的规定。从1573年起，明朝政府要求葡萄牙每年缴纳地租，而且居住在澳门葡萄牙定居点的中国人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尽管那里的官方管理机构隶属于葡萄牙。

葡萄牙人在澳门售卖欧洲的羊毛、金亚麻、棉花、印度鸦片、摩鹿加群岛的香料，甚至还有来自非洲的象牙；他们从中国买走丝绸、瓷器、黄金和铜，还与日本这个特别封闭的市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所有交易中，白银贸易令他们仰取俯拾，大获其利。

白银是中国最需要的金属，在中国，白银的价格是欧洲和日本的两倍。澳门商人用从西属美洲殖民地运到欧洲的大量白银（特别是1545年发现的波托西银矿的白银）和中国人做生意，他们还从日本和西属菲律宾殖民地进口白银，这种贵金属被从西属美洲殖民地一船一船地运到菲律宾。

在葡萄牙人建立定居点10年后，澳门发展成一个大贸易中心，吸引了来自葡萄牙、中国和亚洲各地的商人。1565年，这座城市有约1 000名葡萄牙人和数百名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的定居者。许多葡萄牙人带着他们的马来西亚妻子从马六甲来到这里，还有一些葡萄牙人娶了日本女人并把她们带到澳门。因此，在早期的澳门居民中，混血人口很多。

葡萄牙增加亚洲定居点人口的唯一方法是使葡萄牙人与其他族群通婚。在果阿，葡萄牙王室授予与当地女性成婚的葡萄牙定居者土地——当然，婚姻必须恪守天主教的规定，因为传播基督教是葡萄牙殖民印度的目标之一。

第一批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中有不少传教士，他们分属不同的教会团体：方济各会、奥古斯丁教团、多明我会、耶稣会。它们在当时的中国推广基督教，耶稣会取得的成果尤其突出。1575年，教皇设置了澳门主教，管辖当时的中国、日本和朝鲜教区，澳门成为基督教进入这些亚洲国家的门户。

澳门是葡萄牙在亚洲占领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城市。葡萄牙的势力在几十年内成功地从印度扩张到中国，抢占了亚洲市场，几乎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因为当时在亚洲的欧洲强国除了葡萄牙之外，只有西班牙。

1564年，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征服菲律宾，自此，西班牙帝国的疆域横跨全球。莱加斯皮在亚洲的传奇经历是西班牙征服时代留下的伟大成就之一。莱加斯皮在菲律宾群岛遇到了一些土著部落以及来自中国、日本的海盗，最终他到达了一个名叫梅尼拉特的穆斯林飞地，莱加斯皮在那里创建了马尼拉——这座城市后来成为西班牙帝国在远东的新首都。莱加斯皮一直留在他征服的领土上，与各种逆境斗争，直到1572年去世。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西班牙国王签署了一纸委任书，任命他为菲律宾的总督和大都督。

在占领菲律宾之后，西班牙征服者开始梦想迎接下一个更大的挑战：征服中国。莱加斯皮从马尼拉写信给腓力二世，提议建造6艘大帆船：“航行到达中国海岸，进入中国大陆。”在随后几年里，西班牙官员和传教士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信息。西班牙传教士在信中说，中国人民“完全不好战”，还暗示应鼓励与中国妇女通婚，说她们“大多很美丽，且进退有度”。在他们看来，加勒比地区是西班牙攻克美洲大陆的基地，而菲律宾的作用正好相当于加勒比地区，是西班牙在亚洲开疆拓土，进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跳板。然而，当时腓力二世正面临西班牙帝国的重重问题，腾不出手实施这么宏大的冒险计划。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是西班牙帝国的未竟之梦。

1574年，西班牙设立菲律宾都督区，隶属于新西班牙总督辖区，菲律宾都督区包括帕劳群岛、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这些地方都是西班牙在向亚洲扩张的过程中攻占的地盘。

在菲律宾，西班牙在早期采用了和管理美洲殖民地相似的方法：西班牙征服者通过传统的监护征赋制获得土地，当地人为他们耕种土地并缴纳保护费和洗礼费。尽管腓力二世向莱加斯皮下令，明确要求在菲律宾殖民过程中“不得有暴力和不公正”，但是和美洲的情形一样，监护征赋制很容易被滥用，甚至发生了把菲律宾劳工变为奴隶的情况。

万幸的是，西班牙的第一批传教士大胆干预和帮助菲律宾劳工，使得监护征赋制在16世纪末日渐式微。奥古斯丁会教士不仅向当地政府指出奴隶制的罪恶，弗雷·胡安·阿尔瓦还在1570年写信给新西班牙总督，力陈奴隶制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3年后，奥古斯丁会的教士直接致函腓力二世，建议解放菲律宾的奴隶。终于，西班牙王室在1574年11月7日颁发法令，明确废除菲律宾群岛的奴隶制。1581年，菲律宾教区第一任主教弗雷·多明戈·德·萨拉萨尔抵达菲律宾，把王室的法令当面交给总督，强令他释放所有被奴役的菲律宾人和其他奴隶。腓力二世的这道法令不容轻视，因为这使菲律宾比其他欧洲帝国的殖民地早300年取缔了奴隶制，成为一个先例，尽管西班牙帝国内部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监护征赋制在菲律宾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移民数量越来越多。中国商人把丝绸、瓷器和其他奢侈品运抵马尼拉，西班牙人可以购买并出口到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与中国人做生意比耕种土地的利润高得多，而且，许多中国人愿意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工匠、销售或提供其他西班牙殖民者需要的服务。西班牙政府从这些贸易中征收的税款已成为该殖民地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为了连通亚洲的菲律宾群岛和美洲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马尼拉大帆船于1565年问世，每年横渡太平洋两次，从阿卡普尔科驶向马尼拉，中途停靠关岛。这种大帆船实现了哥伦布打开海路及从与亚洲的贸易中获利的旧梦。马尼拉大帆船运送的货物不仅有中国和日本的丝绸、瓷器、披肩、手杖等远东地区的特色产品，也有来自印度的棉服，甚至波斯的地毯，当然还有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白银，因为亚洲国家对它的需求很大。就这样，西班牙在已有的几条连通美洲的航线之外，又增添了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为菲律宾开辟了在后来3个世纪内连接外部世界的主通道。

这条贸易路线在1814年因墨西哥独立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菲律宾经济损失严重，在商业活动的收益急剧下降后，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不得不重操旧业，依赖早在16世纪就被弃置一旁，利润低得多的农业生产。

菲律宾打开了西班牙进入亚洲的大门，这个市场吸引力巨大，但是由于远隔重洋，未知因素太多，西班牙人并不太愿意冒险前往亚洲。除了被派到亚洲殖民地政府或防务部门工作的一些人之外，很少有西班牙人想去亚洲赚大钱。此外，西班牙人与当地人很少通婚，所以在亚洲，西班牙语没能像在美洲那样广为流传。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通婚组建的家庭都集中住在马尼拉，所以在菲律宾首都和主要城市中心之外，西班牙文化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然而，殖民地政府规定，所有居民都必须用西班牙人能懂的姓名进行登记，所以，当地人口中出现了大量西班牙名字。

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后，在最初几十年里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中，传教士占的比例很高。到16世纪末，菲律宾有300多名来自方济会、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和耶稣会等教会团体的教士，他们在菲律宾群岛迅速传播基督教，建造教堂，推动教育。1595年，耶稣会创建圣伊尔德丰索学院，为马尼拉的精英阶层提供教育服务。圣托马斯大学创建于1611年，是亚洲的第一所大学。这些举措在菲律宾精英阶层中特别有影响力，而他们将影响这个地方的未来。19世纪涌现出许多人物，西班牙文化在菲律宾统治阶级和少数知识分子身上留下了印记，其中作家何塞·黎刹被称为热带的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加尔多斯是19世纪西班牙的著名作家）。

虽然腓力二世拥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两顶王冠，但这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关系会发生重大改变，因为腓力二世的计划是尊重和维持双方自治。因此，这两个帝国在亚洲大陆并没有成为对手，它们遇到的不稳定力量是另一个新闯入的欧洲强国——荷兰。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国家议会从成立起就决定要创建荷兰海外帝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贸易、增加收益，并决定将亚洲定位为荷兰海外帝国的主要基地。荷兰虽然不能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主导国际秩序，但荷兰拥有实现目标的重要资源：欧洲最好的金融体系、伟大的开创精神以及反击西班牙君主制的强烈愿望。

在荷兰公司首次进入亚洲后，荷兰政府认识到，要在这个大陆缔造一个帝国，就必须联合荷兰的商业力量。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成立。从一开始，这家公司就依靠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以及充分的军事保障打开通往亚洲的道路，强悍地出现在亚洲人和亚洲的其他欧洲人面前。

要在亚洲建立荷兰帝国意味着要赶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抢夺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荷兰来到东南亚的第一批船队正是这样做的，它们袭击了所有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两个帝国的船只，重创了西班牙的舰队。在荷兰来到亚洲几年后，西班牙用一个多世纪建成的无敌舰队损失大半。荷兰船队借助武力旗开得胜，从1609年起，荷兰人沿着从摩鹿加群岛到爪哇万丹，从婆罗洲到日本的航线轻松地开展贸易活动。

在成功闯入亚洲市场后，荷兰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管理其亚洲领地的基地，一直被葡萄牙占领的马六甲对荷兰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但是在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扬·彼得松·库恩入侵了今天的雅加达，把这个地方的名字改为巴达维亚，并决定把荷兰帝国在亚洲的首都设在那里。

短短几年之后，荷兰人成功赶走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被边缘化。但另一方面，英国成为荷兰更危险的利益竞争对手。第一批英国商人与荷兰人同时抵达亚洲，在前文曾提到，英国也采用了与荷兰同样的方法，成立了一家公司负责东印度的贸易事务。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第一次到亚洲时，它们停泊在红海和印度的港口，在那里售卖棉花，换取万丹和摩鹿加群岛的香料——因为香料和胡椒的利润最高。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万丹的利益冲突势如水火，在1618年差点儿发展成战争。

为了防止两国在亚洲兵戎相见，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三级议会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共同组建一支由10艘船组成的舰队，袭击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队，分享香料贸易的利益。但是，这项合作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方面，英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履行这一协议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另一方面，1623年，几个英国人被荷兰人杀害，双方的合作戛然而止。荷兰人虽然在17世纪成功主宰了胡椒和香料市场，但是他们无法削弱英国的竞争力。

荷兰在万丹建立了东南亚基地，随后也成功进入印度。1614年，荷兰接受了正在抵抗葡萄牙入侵的莫卧儿皇帝的邀请，在印度次大陆西部的苏拉特开设了一家工厂。借助这一飞地，荷兰在棉花市场中兴盛起来。

荷兰人在亚洲的第三大愿望是像葡萄牙一样，在中国建立一个基地。但是，荷兰的海上优势在陆地上毫无用处。关于荷兰人如何残酷对待葡萄牙人和任何阻挡他们的亚洲人的传闻也传到了中国，当时的明朝政府禁止荷兰人靠近海岸。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科恩派出一支舰队攻打澳门，明朝政府帮助葡萄牙人将其击退。但是，荷兰人成功占领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岛建造的两座堡垒，荷兰人不仅在那里建起繁荣的糖业交易市场，还成功从那里渗入日本市场，并把葡萄牙人赶出了日本市场。

荷兰充分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亚洲的战略实力，继续通过掠夺葡萄牙的利益实现扩张。1637年，葡萄牙在锡兰的殖民地发生内乱，荷兰人趁机入侵；不久后又攻击了葡萄牙最宝贵的领地马六甲。尽管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在1641年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通过谈判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荷兰人彻底把葡萄牙人从这些殖民地驱赶了出去，葡萄牙在亚洲只剩下果阿和澳门两个殖民地。

荷兰以牺牲葡萄牙为代价迅速缔造了自己的亚洲帝国，这说明一个欧洲强国只要海上力量足够强大，并且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可以实现扩张。而葡萄牙殖民地的经历说明，如果没有坚实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一个国家的对外扩张将是十分脆弱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小舰队可以在短短几天内终结几十年间累积的殖民成果。

荷兰不仅要在亚洲建立商业帝国，还要建立永久定居的殖民地。虽然苏拉特定居点因为莫卧儿皇帝慷慨赐予的土地而有所发展，但是荷兰人对冒险去印度并不感兴趣，所以苏拉特始终没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荷兰的另一个重大计划是允许荷兰人在殖民地定居并独立开展贸易活动，但这又引出一个严重问题：这些独立贸易商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甚至与荷兰的竞争对手联合开展业务。荷兰帝国的殖民过程展示出欧洲国家在亚洲殖民的难度。

荷兰帝国殖民亚洲的过程有一点与其他欧洲强国非常不同：荷兰没有传播基督教的热情。荷兰归正会的代表们搭乘荷兰的首批商船抵达亚洲，但是他们的主要使命是照顾同胞的精神健康，而且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们没有类似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天主教传教士的独立地位，无法像他们一样推广基督教。荷兰人来到亚洲，不仅完全没有为基督教的扩张做贡献，还起到了反作用，他们巩固了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信仰。荷兰人袭击穆斯林的商船和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村庄，迫使伊斯兰教徒凝聚起来，共同抵制欧洲人的入侵。

英国东印度公司起初并没有荷兰东印度公司那么富有，英国政府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也远不及荷兰政府，因为那时英国王室对殖民北美的兴趣远高于殖民亚洲。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在亚洲大陆成功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对后来大英帝国的发展极为重要。

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支去往亚洲的远征队于1601年从英国起航，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做了两年生意，然后满载胡椒返回英国，赚取了巨大利润。第二次航行更加成功，英国船队从亚洲带回了胡椒、丁香和肉豆蔻。这家公司获得的利益抵消了英荷之间因利益冲突引发的问题。

16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三次派出船队去往亚洲，船队驶向印度西部，停靠在苏拉特。船长威廉·霍金斯请求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接见他。贾汉吉尔非常支持本国人民与其他民族开展贸易，并为此提供便利条件，他批准英国人在苏拉特建立一个贸易基地。

16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印度东部的默苏利珀德姆市建立了贸易关系并良好运行了20多年。16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弗朗西斯·戴请求莫卧儿皇帝允许他们到岸上定居。获得批准后，弗朗西斯·戴立即下令建造了圣乔治堡。就这样，英国人建立了在印度次大陆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在印度北部，英国商人分别在1633年和1650年建立了巴拉索尔和恒河边的胡格里贸易基地。

1668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凯瑟琳公主，葡萄牙将统治了数十年的孟买城作为公主的嫁妆送给查理二世，于是，孟买变成英国的领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立即占据了这座杂乱的城市。当时，孟买的贸易活动比英国在印度的其他殖民地的贸易活动少得多，但后来孟买发展成了亚洲的一座大城市。

英国东印度公司继续在印度扩张。英国人先在孟加拉建立防御工事，并从那里向加尔各答扩展，并于1697年在加尔各答建造了威廉堡。贸易在这座城市迅速发展，加尔各答最终成为英国在印度最重要的殖民地。

在苏拉特，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创建了一个贸易基地，在1612年建起第一个堡垒。1634年，莫卧儿皇帝亲切接见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并邀请他们继续与他的子民进行贸易。从那时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收益激增。1639年，马德拉斯贸易基地建成；1668年，孟买商业基地（即葡萄牙凯瑟琳公主的嫁妆）建成；1690年，加尔各答基地建成。

英国王室一直支持东印度公司，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支持的力度更大。在此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大大增加，可以占领领土、铸造钱币、设置堡垒、指挥军队、开战或议和，公司拥有领地的民事和刑事管辖权，其最高领导人被称为总督。

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棉花、丝绸、香料、茶叶以及许多其他印度产品运到英国，巨利滚滚而来。到18世纪末，这家公司的股东获得的股息高达25%。伦敦的政治和金融精英圈都风传该公司股东如何快速获利，从印度返回的水手们也讲述着那个遥远世界的很多故事。从那时起，印度成为那些想获得财富的英国人最想去的地方之一。

英国与印度的贸易让英国人形成了一个习惯，最终成为英国的一个文化特色：喝茶。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到英国的诸多物品之一，最终成为最受英国人欢迎的商品之一。英国的凯瑟琳王后来自葡萄牙，那里早就有商人从亚洲进口茶叶，所以她在葡萄牙已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在嫁给查理二世后，她把喝茶的习惯带到了英国王室。起初，英国只有贵族和精英阶层喝茶，由于茶叶有放松身心的效果，所以医生也开始推荐病人喝茶。

1660年，塞缪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点了一杯茶，这是一种我从没喝过的中国饮料。”然而，几十年后，茶在整个不列颠群岛已经非常普及，成为所有阶层的英国人都十分喜爱的一种饮品。饮茶还带动了西印度群岛贸易利益的增长，因为英国人流行在茶里加糖，这让英国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的收益也成倍增长。就这样，每一杯茶都让英国人享受到在世界两个不同大陆——亚洲和美洲殖民的好处。

在整个18世纪，欧洲人接连不断地来到亚洲。荷兰人和英国人紧跟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亚洲，甚至后来居上，成功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赶出了他们已经占据的地盘。当英国人在印度立足时，荷兰已经控制了印度尼西亚从巴达维亚到马六甲的贸易航线，以及通往日本的海上航线。尽管如此，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强国与亚洲的联系仍然非常坚固且持久。从殖民历史来看，西班牙殖民菲律宾的时间是最长的，甚至比葡萄牙殖民果阿和澳门的时间更长。此外，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活动使得欧洲的影响开始渗入神秘的中国和日本。

17世纪的法国显然对亚洲也感兴趣。在路易十三统治期间，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黎塞留了解到竞争对手通过各自的印度公司在亚洲取得了发展，于是力主在1642年成立法国东印度公司，不久之后黎塞留便去世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次远征不是很成功。1668年，他们在印度东南部的苏拉特建造了第一座堡垒，但荷兰人把他们赶了出去。在金登讷格尔，经孟加拉行政长官易卜拉欣汗许可，法国人在1673年建起一个贸易站。这是法国在印度的第一个正式殖民地。此后不久，法国东印度公司代表与位于印度次大陆东南部的比贾布尔王国的苏丹签订协议，得到了一些领地，在那里建成朋迪榭里殖民地——这是法国在印度维持得最久的一个殖民地。这两块飞地让法国成功进入亚洲，坐收其利。

当欧洲强国跨过重洋到达亚洲时，另一个强国正从北边侵入亚洲大陆，并侵占了很多土地——这就是俄国。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俄国人如何在16世纪扩张到乌拉尔山脉的另一侧。在征服西伯利亚之后，俄国在亚洲统治了大片领土，许多亚洲人变成了俄国那个白皮肤、信仰基督教的皇帝的臣民，俄语也开始影响中国边境地区。对俄国来说，殖民亚洲的目的并不仅限于发展贸易，更重要的是让俄国人在亚洲永久定居，使俄国文化在亚洲深深扎根。

西伯利亚地广人稀，俄国人率先向那里殖民，在时间上遥遥领先于亚洲各民族。在向南扩张时，俄国碰上了另一个伟大的亚洲帝国：波斯。1555年，俄国在征服阿斯特拉罕之后占据了里海的入海口，也就是得到了进入波斯帝国的通道。俄国和波斯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于是俄国沙皇和波斯沙阿之间达成和解，双方同意促进商贸交流，一条财源滚滚的贸易路线就这样出现了，俄国的皮毛、波斯的丝绸和地毯等特色产品往来其间，络绎不绝。到16世纪末，两国间的贸易形成了一种和平关系，但是由于俄国没有放弃向里海地区扩张，所以这种和平关系在18世纪后期被迅速打破。后面的章节将细述其中缘由。

俄国向里海地区的扩张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向东南方向发展时遇到的挑战要大得多，因为那里靠近明朝的领土。1628年，哥萨克人在胆大无畏的叶罗费·哈巴罗夫的率领下来到叶尼塞河和通古斯河流域，又从那里继续向前，最后到达黑龙江和太平洋。黑龙江是明朝北部的自然疆界，哥萨克人利用明朝崩溃后政局不稳的机会，跨过了这一边界，在这片比西伯利亚更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哈巴罗夫宣布俄国享有黑龙江地区的主权，并遵照莫斯科的命令，宣称那里的人为俄国臣民，对他们进行征税。显然，这令当地人很怨愤。

俄国人在黑龙江并没能停留多久。几年后，满族人建立了清朝，在恢复政治秩序之后，清朝决定收复这块被“西方鬼子”占领的领土。1685年，清朝军队攻克了俄国在黑龙江地区建立的几大据点，迫使他们与清政府谈判。1689年，两国签署《尼布楚条约》，俄国人撤出黑龙江。作为交换条件，俄国人可以沿色楞格河与清朝臣民进行贸易。《尼布楚条约》还规定，俄国贸易使团的头领必须尊重清朝皇帝，遵守清朝祖制，跪拜清朝皇帝。就这样，古代中国人成功拦阻了另一个欧洲强国的进犯，再次表明中华文明决不会屈服于其他文明。

欧洲强国想扩大亚洲定居点的理由很充分。在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的大多数地方，欧洲人必须经过长期殖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新市场，然后才能繁盛起来。而一踏上亚洲大陆，这里的财富似乎就唾手可得。亚洲不仅有最古老的贸易路线和大量西方需要的商品，这里还有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18世纪初，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几位历史学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当时莫卧儿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4。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由满族王朝统治的中国。当时的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各有1亿多人口。

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分别诞生于恒河和黄河。出土文物表明，那里的居民早已发展出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的城市和风俗令欧洲人着迷，他们的宫殿和珍宝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他们的军队威震四方。自中世纪起，来到遥远东方的欧洲人意识到，东方文明在很多方面比自己的文明更优越、更伟大。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在其1608年出版的《海洋自由论》中写道：“亚洲国家一直有自己的国王、政府、法律和司法系统。”因此，欧洲人在接近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时非常谨慎，他们在亚洲殖民的方法也和在其他地方大不相同。

在亚洲，最能获利的地方无疑是印度。在英国、法国和葡萄牙之后，瑞典和荷兰也来到印度，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基地。英国和法国早期的定居点很快发展成重要港口和城市飞地。被法国统治的金登讷格尔成为为孟加拉最重要的口岸，朋迪榭里发展成一座以法国建筑风格为特色的繁华城市。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的贸易基地中，孟买和加尔各答飞速发展，都发展成非凡的特大城市。但是，作为在印度次大陆殖民的两大欧洲强国，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在印度所有领地的总人口都没有超过1.5万。然而，尽管在印度的欧洲人只是少数，而且仅以商贸为目标，但是莫卧儿帝国衰落留下的权力真空给欧洲强国提供了巩固实力的绝好机会。

巴布尔在16世纪初创立了莫卧儿帝国，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族在两个世纪里一脉相传，不断开疆拓土，但是莫卧儿帝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衰败。波斯国王利用这一变故，入侵莫卧儿帝国北部。在印度中部，信奉印度教的马拉塔邦反叛，莫卧儿帝国的军队被迫从这里撤出，马拉塔邦的军队向孟加拉进军，威胁到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城市。欧洲人如果想保有自己的地盘，就很难保持中立。荷兰决定放弃印度的领地；葡萄牙的军队则守在果阿，保卫自己的定居点；而法国和英国则相反，决定利用烽烟四起的混乱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地盘。

法国在印度的总督杜布雷认为，从他1720年到达金登讷格尔开始，印度一直处于战争中，这是法国取代莫卧儿帝国，夺得印度霸权的最好机会。为了扩大法国的领地，杜布雷与几个当地君主国的君主谈判并达成协议。奥地利王位继承争夺战恰在此时爆发，法国和英国因此陷入敌对状态。这给杜布雷送来一个正当理由，开始放手除掉其实现目标的另一个障碍：英国。

法国军队在1746年夺取了马德拉斯和圣大卫堡。在奥地利王位争夺战结束后签订的《亚琛条约》规定，法国应将这些领土还给英国，但是杜布雷拒绝执行。这导致法国与英国在随后几年里发生了几次对抗，最后法国政府不堪争议不断、难以驾驭的杜布雷及其造成的种种问题，决定免去他的总督职位，并在1754年强迫他离开印度。

接着，欧洲七年战争爆发，英法再次处于交战状态，又引发了双方在印度的对峙。孟加拉的新君主西拉杰·道拉听闻七年战争的消息后，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把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赶出去。1754年，道拉率先发起攻占加尔各答的战役。法国选择与孟加拉君主联盟，认为这是把英国人逐出印度的契机。然而，最终的结果与孟加拉和法国的期望截然相反。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几乎没有军队可保卫其领地，但是罗伯特·克莱夫总督很好地利用了仅有的资源，并以非凡的战略能力成功收复加尔各答。然后，克莱夫把法国人赶出了金登讷格尔，并最终在普拉西击败了道拉的部队。

普拉西战役因为决定了谁是印度的主宰者而载入史册。七年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巴黎和约》规定，法国人可以继续留在朋迪榭里，但是从那时起，任何国家都无法再挑战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霸权，大英帝国在美洲殖民地面临统治危机，却奠定了新帝国的根基。

普拉西大捷开启了罗伯特·克莱夫的好运：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命他为孟加拉的总督。在印度，英国的统治区和平且繁荣，而其他地区则一片混乱。这一事实最终让莫卧儿皇帝向克莱夫提议，请英国负责莫卧儿帝国其他地方的开发和管理——这些地区几乎囊括了整个印度北部地区。这样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实实在在地控制了印度辽阔的领土。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范围变得如此广大，英国政府已无法仅仅将其视为一个贸易公司，而且伦敦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英国政府取缔该公司对印度领土的管理权。于是，1773年，英国议会做出裁定，由政府任命一名总督坐镇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总部，管理英国在印度的所有领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沃伦·黑斯廷斯当选，成为代表英国王室管理印度次大陆的首任长官，这一职位存在了多年。就这样，英国王室变成了印度的统治者，用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英国在不经意间获得了一个帝国”。

在英国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印度的一切都岌岌可危之前，英国政府并没有计划要管理印度。但是正如克莱夫在议会上说的：“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拥有的帝国比任何欧洲王国都大，他们的收入高达400万英镑。”英国政府不能无视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他们决定改变定位，从商人转变成一个新帝国的建设者。

成功控制印度使英国获得了超越其他欧洲强国的巨大优势。从18世纪中叶起，有两个原因导致了香料贸易的下降：其一，香料越来越少被用作食品防腐剂；其二，甜味产品越来越受欢迎。这一市场变化重创了非常依赖香料贸易的荷兰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损失也很大。而英国的贸易因为印度却变得更加兴盛。自17世纪起，印度一直是棉纺织品的主要产地，此外还有丝绸、大米和其他农产品，而且人们对茶叶甚至鸦片的需求也不断上升，这让英国获利颇丰。

从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起，英国的风险投资人、投机者和财富猎手就越来越关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军队和王室代表都成了暴发户。这些在印度发了财的人被统称为“Nabobs”（富豪），这些新贵都野心勃勃，在印度和英国的影响力相当大，因此引起不少争议。

在沃伦·黑斯廷斯担任总督期间，印度的腐败和治理不善开始引起英国政府的关注，伦敦的政界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黑斯廷斯在1785年返回英格兰时，被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指控，说他玷污了英国人的品格，侵犯了印度人的权利，黑斯廷斯因此受到审判。尽管黑斯廷斯被宣判无罪，但是英国政府决定，此后应该由旧贵族的知名人物担任印度总督一职，因为他们理应不会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接受这一职位。此外，旧贵族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社会地位高，能赢得印度统治精英和贫困大众的尊敬。第一个担任总督职位的是第一代康沃利斯侯爵——查尔斯·康沃利斯。在他之后，有很多英国的大贵族、政治家和军队指挥官担任过这一职务，手握管理印度的大权。

应该如何管理这片广袤、神秘和遥远的领地呢？埃德蒙·伯克对传闻中英国人对印度人民的掠夺和虐待深感震惊，他认为有一点毋庸置疑：“必须采用和欧洲相同的法律治理印度，欧洲、非洲和亚洲以至全人类都应遵循同样的原则，即根植在我们心中的公平原则和人道原则。”但是，如果根据英国民主原则、启蒙运动哲学以及西方世界盛行的思想治理印度次大陆，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印度文明是一个迷人而神秘的东方文明，由不同的古王国和土邦组成，人口和种族众多，有300多种方言，崇拜的神灵达数百万种。在18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印度人以种姓制度为基础对社会进行分层很不公平，在欧洲人看来，印度的大多数习俗和信仰很愚昧。如果强行把西方世界的一套搬到印度，注定会失败，导致的问题甚至会比现在的问题还多。英国人没有这么做，而是采用了一种更不易察觉的殖民方法——和印度人共居，把对印度人民以及印度统治者的干涉降到最低。

英国与莫卧儿皇帝和各王国的君主签署了一个协议，规定英国人有留在印度的权力，但英国总督必须尊重这些君主并尊重印度人的风俗习惯，除了外交政策和防务外，绝不干涉其他事宜，总体目标是维护印度的法律和秩序，促进商业活动发展，推动社会的繁荣兴盛。就这样，英国在印度开始了“不列颠治世”，其目标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和平共处、共同富强。然而，这一协议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它要求英国和印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互尊重。沃伦·黑斯廷斯的接班人发现，既要维护法律和秩序，又要不干涉对印度人民的管理，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

自16世纪欧洲强国来到印度起，它们占领的殖民地就一直在缓慢但持续地扩大，但是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只有葡萄牙在澳门建立了永久定居点。在18世纪末，英国决定加强与这个伟大东方文明的关系，但事实是，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清朝时期的中国人很乐意把茶叶卖给英国人，也授权给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开展各种贸易活动，但是让他们眼里的西方野蛮人渗入中国人的领地和文明，则是另一码事情。

1792年9月，英国乔治三世派出一个商贸特使团前往中国，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大门，为英国牟利。这个使团由700人组成，包括外交官、军人、商人、科学家、一个钟表匠、一个园丁和5个德国乐师。他们乘坐3艘船来到中国，船上装满了最能体现西方先进科技的物品：望远镜、手表、气压计、武器，甚至还有一个热气球。英国想用这些出色的人才和非凡的技术创新说服乾隆皇帝与西方开展贸易。马戛尔尼勋爵被任命为这个特使团的团长，英国政府许诺这位狡猾的外交官，如果他能在中国成功建立英国使馆，英国会给予他荣誉和丰厚的经济回报。

虽然英国人为这次重要的出访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是结果却一败涂地。在英国代表团到达中国后，受到清政府官员不算热情的接待，此外，马戛尔尼还收到清朝皇帝的一纸诏书，其中写道：“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任何东西。”更糟糕的是，马戛尔尼拒绝遵守传统礼节向清朝皇帝磕头行礼，提出除非清朝官员同样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照片磕头行礼，他才能这样做。然而，即使顺从清廷的要求也不会使结果有任何不同，因为在英国使团之后，荷兰使团也来到中国，他们表示愿意向皇帝磕头，而且遵照规定，该磕多少就磕多少，但是他们和英国人一样空手而归。古代中国人仍然相信自己的国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应该恭顺地跪拜他们，从清朝的皇帝到官员都认为与西方的贸易不能以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古代中国的精英坚信，闭关自守对于维护其灿烂的文明至关重要。为了阻挡北方民族入侵，古代中国人建造了长城。在他们眼里，通过海路接近他们的西方列强同样是威胁，尽管西方国家在一开始提出的是和平交易。因此，清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防止清朝臣民和欧洲人接触，以免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闭关锁国导致近代中国开始在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上落后于西方，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伏尔泰极其赞赏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他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18世纪时中国在科学方面的发展还不如12世纪时的欧洲？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人为拒绝西方国家的要求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对英国来说，与当时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个很大的问题。英国商人购买中国的茶叶，却没办法向中国市场出口任何商品。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也同样沮丧，因为清政府严格控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规定外国人只能在澳门和广州港活动。但是，这一局面被鸦片贸易彻底改变。

鸦片最初由西班牙人出口到中国，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西班牙帝国的其他产品，如烟草和玉米。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出口鸦片，中国的走私者把鸦片售往全国各地，最后，鸦片成为中国人最喜爱的舶来品，就好像英国人最喜欢茶一样。但是，这种令人上瘾的药物很快被中国人痛恨。1838年，道光帝决定采取严厉措施禁烟。在广东的英国商人被迫交出所有船货，拒绝交的则被关入大牢。清朝军队也在国际水域拦截英国船只，销毁船上的鸦片。清朝皇帝并不害怕报复，因为他认为英国人离不开中国的茶叶。但是这一次，英国毫不犹豫地动用海军还击。

1840年，英国舰队抵达中国海岸，以明显的军事优势攻克了广东。遭受大败和重大损失的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在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并开放广州、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这几个地方不受限制地进行贸易活动。就这样，英国人终于打开了亚洲市场最后一道防线的大门。他们在中国的这场胜利也让其他西方国家受益。两年后，法国和美国也与中国签署了条约，它们被允许在中国的港口开展贸易。

英国国内对赢得鸦片战争的反响不一，诸党派各执一词。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后来担任首相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认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没有任何正当性。但是英国保守党坚持认为，这场战争必不可少，既终结了中英贸易逆差，也将中国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而在中国人看来，这场战争不过是英国人为了入侵中国寻找的借口而已。没过多久，中国与英国又发生了另一场冲突。

1856年，清朝官员在广州以走私罪抓捕了一艘商船的全体船员。英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船员，因为这艘船挂着英国国旗。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被视为违反《南京条约》的事件。一年后，英国举行选举，由帕默斯顿领导的保守党获得了大多数投票，这位首相正是当初派出舰队去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挥戈，使用武力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

与此同时，中国与法国也发生了冲突。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清朝官员处决，即马神父事件。结果，法国政府决定联合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和美国也参与了进来，美国的一艘军舰介入了这场短暂战争。这次战争的爆发原因与第一次鸦片战争非常相似，但是这一次，中国面对的是西方联盟，它们决心要打败清朝军队并获得利益。

不出所料，西方联军在交锋中轻松占得了上风，双方交战一年后，清朝皇帝很不情愿地与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签署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10个通商口岸，与西方国家开展贸易活动。此外，这4个国家还获得了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权力。此前，北京一直是一座封闭的城市，不对外开放。

俄国一直谋求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所以立即抓住这一机会迫使清政府签署了《瑷珲条约》，修改了双方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把中国的边界推到黑龙江以南，这更有利于俄国。在得到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领土后，1860年俄国在那里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这座城市对俄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利非常重要，成为西方影响世界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欧洲国家领土扩张的顶峰。40多年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通了莫斯科和海参崴。欧洲人从陆路快速、安全地到达亚洲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但是中国人并不甘于接受西方列强强加给他们的条款，清政府派出军队去港口阻击西方军队的入侵，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清军败得更彻底，英法联军横扫紫禁城，咸丰皇帝被迫逃离。1860年，他的弟弟恭亲王代表清政府签署了《北京条约》。这一条约比此前的所有条约更加不利于中国，它要求清政府认可此前条约中割让土地给西方列强的条款，还要求清廷向英国和法国支付经济补偿，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接受宗教自由化和鸦片贸易合法化。

“毫无疑问，在1860这一年，中国这个曾经的伟大文明被西方彻底打败，备受屈辱。”中国历史学家徐中约写道。近代中国的失败可以视为长期与世界进步趋势想隔绝的必然结果。当年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时要展示先进产品和技术，乾隆皇帝不屑一顾，拒绝与他眼中的低级文明开展交易，这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几十年后，中国人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文明脆弱衰败、不堪一击——这是数百年来被英法等工业强国认为最先进的文明。但是，面对西方世界强大的影响力、军事力量和技术优势，中国人仍然拒绝服输，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仍将继续。

当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在中国占据上风时，位于亚洲大陆另一侧的一个伟大文明也在衰落——波斯。17世纪中叶，波斯成功抵挡了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扩张，甚至还征服了新领地。1795年，波斯王朝的军队入侵格鲁吉亚，并洗劫了第比利斯。波斯新国王法塔赫-阿里沙·卡扎尔在与英国结盟后，更加无所畏惧，决心要把俄国人赶出高加索地区。1804年，俄国和波斯间的战争全面爆发。年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此战爆发前三年刚刚登上王位，决心要把俄国疆域的边界向波斯推进。最终，俄国战胜，1813年双方签订了《古利斯坦和约》，今天的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和格鲁吉亚东部都划归俄罗斯帝国。波斯国王为报仇雪恨，1826年又与俄国打了一仗，但是这次波斯败得更惨，丢失了更多领土，包括现在的亚美尼亚。

欧洲帝国主义强国为了争权夺利，争先恐后地侵占亚洲的土地，这和美洲以及其他大陆发生的情况一样。英国之所以入侵阿富汗，主要目的是要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个酋长国，因为那样最终会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利益。1838年，英国军队入侵阿富汗，因怀疑巴拉克宰王朝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汗与俄国结盟，英国人废黜了他，并启用他的前任，亲英的舒亚·沙阿·杜拉尼。但是事实证明，英国不可能再缔造一个亲英的阿富汗酋长国，英军驻扎阿富汗引起当地人民的极大不满，两年后爆发了一场暴乱。在这场阿富汗人民保卫伊斯兰的抵抗战中，英国不仅被迫撤军，而且还将面对其帝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英军撤退时，遭到阿富汗部落的伏击和大规模屠杀。最初进入阿富汗的英军有近2万人，最终只有一个人在这次撤退中幸存下来并回到英国，这个人是军医威廉·布赖登。

为了报仇雪恨、寻求赔偿，英国在1878年再次入侵阿富汗。英国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阿富汗会被俄国控制。这一次，英国大体实现了目标，强行与阿富汗签订条约，规定阿富汗统治者谢尔·阿里汗将该国的外交事务交给大英帝国，只保留其内部主权。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阿富汗人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已经表现出他们是最不屈不挠的民族。这一点后来多次被印证，在20—21世纪入侵阿富汗的其他西方国家发现，任何要占领这片荒芜之地、干扰其居民习俗的企图在长期看都注定会迎来失败的结局。

在亚洲殖民地的政策中，英国有一个绝对的优先事项：不让俄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接近印度边界。然而，英国在印度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并非来自其他国家，而是来自印度人民。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严重威胁到英国的统治地位，爆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在英国军队服役的印度士兵的不满情绪。

在19世纪中叶，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约有20万印度士兵，而英国士兵只有4万人。所以，印度的法律和秩序取决于这一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忠诚度。尽管英国政府根据印度习俗修改了军纪，但是印度士兵还是因为种种原因积累了许多不满。来自较高种姓的士兵拒绝与低种姓的同胞住在一起；印度士兵感到被歧视，因为英国人更容易受提拔。最糟糕的是，穆斯林士兵和印度教士兵被要求咬掉步枪子弹的纸匣——据说这些枪支弹药用教徒禁食之物当润滑油，因此引起了极大的愤恨。

这个问题比军队叛乱严重得多，印度几个地区的君主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决定借此机会解救自己，摆脱英国统治。英国并没有完全履行与印度签订的关于政府责任的协议，尽管英国也做出了妥协，同意不干涉印度的风俗，但还是禁止那些被认为不文明的传统，比如童婚、丈夫死后寡妇自焚殉夫。

此外，经济是印度人起义的另一重要原因。为了平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预算和对军队的资助，英国政府向印度人征税，这让印度人很不满，也影响到印度各邦国的财政制度。因此，在这次起义中，几个土邦形成了联合，不同社会背景的印度人全都加入，涉及范围极广，有些印度历史学家把这次起义称为“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

交战双方实施了许多暴力和暴行，最终英国占了上风，将起义镇压了下去。为重建秩序，英国立即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流放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巴哈杜尔·沙阿·扎法尔，因为他图谋把英国人逐出印度后恢复莫卧儿王朝的财富与权利。

这场起义促使英国人开始思考，为防止印度发生更多动荡，英国政府决定做出一些改变。185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解散，其权力转移给英国王室。英国任命一位总督，代表王室与印度的562个土邦打交道，英国政府则承诺会尊重它们的独立地位。这些土邦占有印度40%的领土和25%的人口，因此，印度次大陆还有很大一部分在英国的控制范围之外（防务和外交除外）。其余地区由总督代表印度总督区和“印度办公室”这个新机构管理。在这个新管理体系中，英国王室还承诺不干涉印度的道德和宗教事务，尤其是那些可能被印度人理解为西方化的事情。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结果是：英属印度正式诞生。从此，印度被比喻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英属印度的边界远远超出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还包括缅甸、锡兰，甚至新加坡在19世纪中叶也被正式纳入其中。英属印度是一个首府在加尔各答的大帝国。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英国迎来了在印度的黄金时代。印度开始工业化，技术迅速更新。19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建设穿越英属印度的铁路，到20世纪初，印度拥有全球第四大铁路网。他们还修建了道路和桥梁，并引入电报。19世纪末，印度的邮政系统可以说是亚洲最好的。这些巨变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印度人的流动性，他们过去一直因为地理、宗教、语言和文化等因素被深度割裂。

英属印度的管理者推动在城市中心建立新型印度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属印度还效仿英国，在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建起了大学，城市精英在那里接受教育，学习从功利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西方政治和哲学新思想。英属印度采用英国公学体系，为地主阶级的孩子们建立学校。印度精英阶层中最富有的家庭，尤其是贵族和王室家庭，形成了把孩子送到英国顶级公学接受教育的传统，其中有些孩子甚至可以去牛津或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完成学业后，他们会回到印度，服务于世袭的土邦王朝，来自资产阶级的人则从事自由职业、商业或担任管理职务。那个时代的印度人如果想要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和改善经济状况，就必须在英国人创办的机构学习或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英语这门语言。

英语不仅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也是印度工商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沟通语言。英语的普及不仅是因为这是殖民国的语言，也因为英语很快就成为印度次大陆从北到南，所有社会高层的唯一的通用语言。

1877年，在痴迷东方文明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提议下，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从后来几十年里印度王公和土邦代表满怀热情地参加英国皇家仪式的事实来看，印度人对这位从未访问过印度的新女皇满意度很高。

尽管如此，英属印度的黄金时期也有黑暗面，印度百姓尤其受苦。尽管官方宣布帝国的所有臣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在英属印度，正如乔治·奥威尔的那句名言所说的，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待遇差异非常大，同在政府和军队服务，印度人晋升要难得多，而且最高职位总是由英国人掌控。例如，1909年印度文职机构共有1 244名工作人员，其中只有65个印度人。即使铁路服务对英国人不太有吸引力，印度人也只占有其中10%的领导职位。

种族歧视是英属印度争议不断的一个问题。英国人的社交俱乐部只接受白人，这令印度人极其愤慨。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司法歧视。1883年，印度总督里彭提出修改法律，目的是让印度法官可以起诉英国公民，但他最终妥协，只增加印度法官的人数。

英国的士兵、公务员以及渴望异国经历的政客都想去印度任职。印度总督的职位非常显赫，是最雄心勃勃、最有冒险精神的英国政客的终极梦想，因为印度总督不仅拥有非同小可的权力，还能享受到只有欧洲王室才能拥有的奢华和财富。除了更高的薪水和生活水平，印度还意味着更有乐趣的生活，从狩猎派对到马球比赛，再到西姆拉市的夏季假期，这一切正如19世纪的英国作家詹姆斯·穆勒在《印度史》中所写：“印度是英国上流社会庞大的露天娱乐系统。”显然，享有许多特权和补贴的英国人很难记起维多利亚女王的要求——在印度，所有臣民平等。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说法更有感染力：“由于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英国肩负起管理印度的责任。”

英国当然不是19世纪唯一在亚洲创建殖民地的欧洲大国。法国虽然在18世纪几乎失去了在亚洲的所有权力，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法属印度支那的建立让法国重返亚洲，再次获得了影响力。

法国进入越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法国人到越南的目的并非贸易或军事入侵，法国传教士率先来到这里。1615年，河内建立了第一个耶稣会传教团，法国神父亚历山大·罗德在那里特别有影响力，在他的推动下，巴黎外交使团协会成立。这是一个传教组织，在随后两个世纪里活跃于东南亚。为了保护基督教使团（不是为了扩张领土），法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

1857年，两名西班牙传教士被越南的嗣德皇帝下令处决。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法国将军黎峨率领法西联合讨伐远征队，最终占领了西贡。

尽管黎峨的任务是保护传教士而不是殖民越南，但是法国对亚洲的政策在1862年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拿破仑三世决心在全世界扩张法国的权力，于是，法国决定利用法国军队在西贡的有利条件，建立法国的新亚洲帝国。为此，法国政府向越南皇帝施加压力，逼迫他允许法国人进入安南、东京湾（今天的北部湾），并割让交趾支那。

和欧洲列强在其他地方的经历一样，法国之所以能在越南立足并扩大影响力，也是东南亚国家之间对抗的结果。柬埔寨国王诺罗敦长期以来一直努力阻止强大的敌人越南和暹罗瓜分他的小王国。法国进入这个地区后，柬埔寨国王从中看到了解决方案，他主动邀请法国皇帝到他的王国，建议把柬埔寨变成受法国保护的附属国，许多柬埔寨人都支持这个疯狂的决定，认为与其看着自己的国家被邻国割占，不如交给一个欧洲强国来控制。但是法国在接受这一提议时，要求控制柬埔寨的财政。

法国的下一个扩张目标引起了更多冲突，因为它位于越南北部的东京湾，属于清朝的控制范围，清政府发出警告说，它不会容忍任何欧洲国家进入这个领地。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虽然法国军队最终战胜，但是过程十分艰辛，而且这场战争使法国损失巨大，导致法国总理茹费理辞职。由于这场战争的代价高得出乎意料，法国国民大会提议撤出越南。如果这个提议通过了，越南的历史无疑会大大改变。

法国谨慎地进入亚洲，最终却演变成一场艰苦的殖民战争。正因为这样，法国决定要巩固其在亚洲的帝国。1887年，法属印度支那诞生，其范围包括今天的越南和柬埔寨，尽管中法战争留下了创伤，但法国并没有停止在该地区的扩张。法国想吞并老挝，这导致了法国在1893年与该地区另一个强国（暹罗王国）交战。暹罗本希望英国能够帮助阻止法国向老挝推进，因为缅甸（已被大英帝国控制）与老挝和暹罗都接壤。但是英国人不愿意为了一个亚洲小国与法国对抗，承诺会要求法国尊重暹罗的独立地位。于是，法国与暹罗打了一场实力不对等的仗，法国战胜后统一了法属印度支那，成为对亚洲影响第二大的西方强国。

到19世纪末，欧洲国家已经在亚洲站稳脚跟，他们通过殖民地、保护国、商贸基地、宗教使团等方式成功渗入神秘而遥远的亚洲世界。但是有一个国家在很长时间之内坚决抵制西方的渗透——日本，尽管它最终西化得最彻底。

日本在几个世纪之内一直保持独立，坚决抵制西方的影响。耶稣会教士在16世纪开始在日本传教，但是一个世纪之后，他们被驱逐出境，而且受他们影响，皈依基督教的人遭到迫害。欧洲商人努力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但发现这比在中国更困难，因为代表天皇统治这个国家的幕府并不信任欧洲人，他们担心这些看起来善意的商人是欧洲武装力量的前锋。只有荷兰商人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长崎港建立了贸易站。

日本最终在19世纪对西方开放贸易，但这不是欧洲施加压力的结果，而是在美国的胁迫之下不得已而为之。1853年，美国海军马修·佩里将军率领几艘护卫舰抵达日本的一个港口，威胁说，除非日本接受他的要求，与美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否则他将率领舰队攻打日本。一年后，《神奈川条约》签订，日本人接受了佩里所有大胆的要求。在这次经典的炮舰外交之后，英国、法国和俄国也与日本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对西方国家来到自己的家园，日本人的反应与中国人截然不同。1868年明治天皇收复权力，终结了幕府将军的封建霸权。日本精英得出结论：不要拒绝西方文化，因为它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最好是接纳它并把它融入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不同寻常的实用主义是为了自卫，因为日本人意识到，只有西化，才能缩小与美国、俄国等军事和技术强国的差距。

在强势推进西化、工业化，使用新装备武装军队之后，日本也强大起来，日本热切渴望扩张，甚至成为欧洲国家在亚洲最强的对手。1894年，日本迈出了建立新帝国的第一步：为了占领朝鲜，日本与中国发生了武装冲突。在打败、压制住中国之后，俄国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下一个障碍。

19世纪末，日本决定加入帝国联盟——在此之前，该联盟的成员都是欧洲强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没有限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但是，这一决定使日本与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冲突，后果很严重。本书的第九章将深入探讨这一话题。

义和团运动标志着欧洲国家在亚洲4个世纪扩张过程中的高潮。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接受19世纪中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署的条约，因此，中国人民一直对欧洲人抱有敌意。1900年，民间组织义和拳（义和团的前身）发动了一场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清朝皇太后慈禧利用这一事件向西方列强宣战，所有外国使领馆都被清军和义和团围困了55天。

中国人这次反抗西方势力的努力导致欧洲国家在亚洲结成了当时最大的军事联盟。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美国、日本都派出军队。一支由2万名士兵组成的联军部队攻占了北京城，中国人再次被打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正式结束了这场动乱，清政府被判赔偿被义和团侵犯的8个国家，这不仅令中国人深受欺辱，也使这个国家财殚力痡，实力大大削弱。

义和团运动再次证实了欧洲强国的力量，即使中国这样古老而强大的文明也无法与之抗衡，至少在军事力量上是如此。日本被纳入西方联盟，这一事实证明，要想与欧洲强国势均力敌，唯一的办法是紧跟其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

历经4个世纪的发展后，亚洲这个大陆终于成为欧洲帝国及其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欧洲强国成为全球性帝国。亚洲是所有欧洲航海家和财富猎手的梦想，那里有古老的文明，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市场繁荣，世界上很多财富都汇集在那里。在很大程度上，亚洲是欧洲帝国政府内部反对殖民的人寻求的一种方案，因为在亚洲国家，不需要宗主国大量输出人口，就能够建起商业帝国。尽管如此，亚洲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构建商业帝国不可能与殖民活动彻底脱离，要想聚敛这里的财富，就必须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定居点。

只要有机会，欧洲国家都会选择扩张领地，在亚洲也不例外。因此，那些最初的小贸易点最终都发展成大型殖民地。欧洲人来到这里，不仅对欧洲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人的饮食、社会习惯和文化也深受熏染。

在殖民史上，最激烈的文明冲突发生在亚洲。东西方在此相遇，后果各不相同。印度虽然也冲突不断，但印度人和英国人总体以和平共居为主，这给印度和英国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共居也出现在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和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西方人在中国的遭遇很不同。中国人总是拒绝西方的影响，但欧洲人通过武力打破了中国遗世独立的状态。然而，即使这样，除了在澳门和香港的殖民地之外，欧洲人在中国的影响力仍然微不足道，而且欧洲人在中国人心中种下了很大的愤恨，这种愤恨的深刻影响一直延续至21世纪。日本与亚洲其他的国家非常不同，在与西方文明相遇后，日本不仅没有失去主权，还借助欧洲强国和自己的改革计划，成长为一个强国。亚洲还有一些地方在欧洲文明入侵时保持了独立，包括波斯、蒙古和泰国。佛陀曾说过：“万法唯心造，诸相由心生。”面对西方人的入侵，亚洲各民族表现出的态度似乎都受到这一思想的深刻影响。尽管亚洲人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欧洲人改变了，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以及诠释世界的方式。有时候，那些引发文明剧烈冲突的因素也会带来东西方文明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在21世纪变得特别密集和深入。

1. Peter Frankopan，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2017).

2. Crowley，Conquerors.

3. 中国在当时处于明朝统治时期（1368—1644年）。

4. Crowley，Conquerors.

5. Crowley，Conquerors.

6. Hugh Thomas，World Without End: Spain，Philip II，and the First Global Empire (London:Allen Lane，2014).

7. Thomas，World Without End.

8.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

9. Lawrence James，Raj: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Abacus，1997).

10. Samuel Pepys，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2003).

11.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

12. David 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London: Abacus，1998).

13. James Mill，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vol. 1 (London: Baldwin，Cradock & Joy，1817).

14. James，Raj.

15. John Robert 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Sydney: Wentworth Press，2016).

16. James，Raj.

17. Jim McCue，Edmund Burke and Our Present Discontents (London: Claridge Press，1997).

18. Alain Peyrefitte，The Immobile Empire (New York: Vintage，2013).

19. Julia Lovell，The Opium War: Drugs，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Picador，2011).

20. Immanuel C. Y. Hsu，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1. William Dalrymple，Return of a King: 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1839–42 (London: Bloomsbury，2013).

22. James，Raj.

23. Dominique Lapierre and Larry Collins，Freedom at Midnight: How England Gave Away an Empi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75).

24. James，Raj.

25. James，Raj.

26. James，Raj.

27. Lapierre and Collins，Freedom at Midnight.

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建立史上最大的帝国，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是最坚定的移民。欧洲的水手、商人和士兵在世界各地开疆辟土，但真正决定这些地方命运，在那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的，却是移民。如果没有欧洲各国民众的大规模移民，这些欧洲强国就不可能聚沙成塔地建成这么大的帝国，西方文明也就不会如此持久地影响世界。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向外移民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其中大多数去了美洲，还有一部分去了非洲和大洋洲，在亚洲定居的较少。因此，全世界许多地方甚至每个大陆上都有许多来自欧洲的白人。这些白皮肤的定居者带着他们的文化在异域生根发芽，在一些地方，欧洲文化甚至完全取代了以前存在的文化。白人的宗教以及他们的政府系统、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也传遍全球，殖民地的城市有许多用欧洲已有的地名或参照其文化象征来命名：新西班牙、新英格兰、新法兰西、新喀里多尼亚、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宗主国的翻版。

16—20世纪，欧洲的移民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潮。欧洲人离开自己出生地的原因多种多样：贫穷、饥荒、政治迫害、宗教迫害、想圆发财梦，或者仅仅是希望生活得更好，这和其他民族的移民动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有一点不同必须强调，并非所有欧洲人都是自愿移民，在常规移民之外，还存在强迫移民和流亡。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世界充满了发展机会，在这样一个时期，把个人的全部财富花在一张返程遥遥无期的单程票上，去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国家，实在是草率鲁莽，甚至是疯狂的。然而，有许多代的欧洲人，尤其是大西洋沿岸的居民，确实曾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押在一张移民证上。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就在西行的船上。大多数移民非常贫穷，甚至无法支付自己的旅费，他们往往会选择风险更大的方法，只为登船，启航去往远方。移民的命运各有不同，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欧洲移民的优势在于，他们移居的地方大多是他们祖辈的殖民地，或者曾被其祖国占领过，而且他们赶上了欧洲稳步发展的时代。

在发现美洲某个地方后，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宗主国才能将足够数量的移民移往新的定居点。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帝国率先殖民，最初的想法是要从海外领地获得财富，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而绝不是把那里当作理想的移民目的地（有多重原因，其中之一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的人口都不多）。新世界适合具有冒险精神的征服者以及虔诚的传教士，不适合普通人。正因为如此，哥伦布当初很难招揽到船员和他一起横渡大西洋。然而，当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财富首次被带回伊比利亚半岛，当关于黄金国的神话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梦想着到大西洋的彼岸开始新生活。

在刚开始，海外移民数量不多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国家对谁可以移民到新大陆制定了很高的标准。最初只有卡斯提尔王国的公民才能前往西印度群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有一个阻碍因素是航行的成本。横渡大西洋每个人需要花销20多个达克特，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根本无力承担。

为了跟踪和记录移民情况，卡斯提尔王国在塞维利亚成立了贸易厅，要求每个去往新世界的人都必须在那里登记。贸易厅的档案显示，在整个16世纪，卡斯提尔王国约有5.6万移民。但是，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到实际到达美洲人数的1/5，因为许多人没有遵守规定通过这个系统去往美洲，而是直接横渡了大西洋。根据最近的估计，1500—1650年，约有43.7万西班牙人到达新大陆；1500—1700年，有10万葡萄牙人来到美洲。不仅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人开始移民到新大陆，西欧其他国家的人也纷纷移居美洲，特别是意大利、法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城市居民。

18世纪末，西班牙有800万居民，而葡萄牙只有100万，伊比利亚半岛的人口比西欧其他地区少得多。如果说历史规律是人口压力往往会推动对外扩张以疏散人口，那么这两个国家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航行费用以及新世界的各种风险和危险都令人望而却步。对欧洲最贫穷的人来说，他们很难在塞维利亚或萨拉曼卡这样的城市谋生，这在弗朗西斯科·德·克韦多、洛佩·德·维加等西班牙黄金时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描述。但即便如此，绝大多数人还是宁可在故土忍饥挨饿，也不愿意冒险去西印度群岛，面对那里的各种危险。

虽然前文提到的移民数字很大，但是和他们要去居住的那片广袤土地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另一个问题是，从欧洲去往美洲的移民很少带着家人一同前往，已婚的也少见夫妻同行，那些敢于踏上冒险之旅的人往往会单独前往，因为他们希望有一天能重返家园。于是，跨种族通婚在西班牙大多数定居点，尤其是在新西班牙和秘鲁这两个总督辖区非常盛行。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和皮萨罗都留下了混血后裔，很多西班牙男人效仿他们，一些人效仿皮萨罗，按照基督徒的标准正式迎娶当地妇女为妻；另一些人则和科尔特斯一样，只与当地妇女保持着散漫的男女关系。在新西班牙及其他定居点，白人与原住民结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混血后代，这些混血儿在当地传统习俗和西方文化的双重熏染下长大。

对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来说，他们移民的动机远大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公民。15世纪末，英格兰人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对最贫穷的人来说，去美洲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英格兰，农村既苦又没有工作机会，所以人们涌入城市。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但绝大多数人都挤在贫民窟，生活条件恶劣，健康条件很差。在英格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渺茫，移民美洲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哪怕去往那里的旅程很危险，前景也不确定。1607年，通过弗吉尼亚公司去往北美洲的105人建立了在北美移民史上极为重要的詹姆斯敦定居点。3年后，这105个先行者中只有61人还活着，但他们成功生存下来，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

除了贫穷，欧洲人移民美洲的另一个原因是宗教迫害。1620年，历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载着102名清教徒前往美洲，他们都是因信仰被迫害或被边缘化的公民。这些清教徒移民们建立了普利茅斯。之后，因宗教原因创建的殖民地还有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等。对那些到美洲寻求财富或好运的人来说，信仰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月花号”协会在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声望很高、外人无法进入的有传承性质的组织，只有那些能证明其先祖是清教徒移民的人才能够入会。根据美国官方历史记载，欧洲第一批定居者带来了后来成为美国象征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原则。因此，“五月花号”协会的成员深感自豪。

英国人在北美东海岸建立的第一批定居点不仅人口稀少，而且死亡率很高。可怕的印第安人、艰辛的长途航行、北美的天气，这些因素令许多人殒命。1607—1622年，有1.5万欧洲移民抵达弗吉尼亚，但只有2 000人幸存下来。因此，美洲的定居点在初期必须依靠源源不断的移民才能延续下去。

移民美洲的主要障碍是航行成本，不论是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无不如此。在17世纪早期，横渡大西洋至少需要8周，除了必需品外，每个人还需要5英镑才能抵达美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卖掉个人的所有财物，才能凑出这笔旅费，而且往往还不够，许多人都需要他人的资助才能登船。

高昂的旅费使得许多移民采用了卖身为契约奴的方法，即当移民到达美洲后，通过做几年工来偿还航程的费用。在引入非洲奴隶之前，美洲殖民地都是白人奴隶耕种土地和做工，他们推动了殖民地初期的经济发展。在17世纪，60%的移民都是通过某种劳役合同去往英国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的。合同约定的条件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做4年或5年的苦工。对大多数人来说，签订劳役合同意味着为了最终成为自由工人，他们愿意做几年奴隶。

毫无疑问，移民的一个巨大动力是将来能在北美东海岸拥有自己的一片沃土。1618年，“人头权”制度开始实施，每个定居者能获得40公顷土地，而且每多带一个人，还能额外得到100公顷土地。尽管在新英格兰当地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生规划，但是因为害怕新大陆的危险，初期移民非常少。为了促进移民，英国甚至还制作了宣传手册，例如，在1630年出版的《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中写道：“这里需要诚实的基督徒，带着你们的马、牛和羊来吧，来开垦这块肥沃高产的土地……” 这样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17世纪30年代的大迁徙。在这次大迁徙中，6.9万英国人越过大西洋到北美定居，但其中在新英格兰定居的只有2.1万人。因为携带家眷的移民比例大大增加，所以从17世纪中叶起，移民中女性的人数已足够保证人口数量的稳定。

第一批殖民者在北美东海岸建立的定居点在风俗、制度和组织方面和英国非常相似。在大片的农场和种植园中，点缀着波士顿、纽波特、查尔斯敦等小城镇。它们的建筑也和英国建筑相似，只有完全平行和垂直的街道设计是这里的创新。

前文曾经提到，早期定居者的主要谋生方式是获得土地、耕种土地。获得并积攒土地是东海岸定居者的共同愿望，因此从殖民早期起，向西扩张的压力很大。北美不是能够一夜暴富的地方，定居者必须经过多年辛勤劳作，做出很多牺牲之后，才能兴盛起来。

对英国移民而言，加勒比地区是比北美更有赚头的选择。糖是大英帝国最赚钱的商品，而西印度群岛是糖产地。英国人对糖的需求一直稳步增长，到18世纪，糖在英国进口货物中占了1/5。和北美殖民地的主要产品烟草相比，糖的需求量和价格都更高。1714—1773年，加勒比地区小小的圣基茨和尼维斯殖民地对英国出口的货物量是纽约的3倍。因此，加勒比地区对第一批移民更有吸引力，但是有一个事实很少有人知道：17世纪，确实大部分英国移民（超过60%）去了西印度群岛，然而，到18世纪，去往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数量急剧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奴隶取代了白人劳工，另一方面，热带气候造成的高死亡率令人望而生畏，没有那么多人敢冒险前往加勒比地区。

英国和卡斯提尔王国不同，英国政府没有限制哪些人可以移民，对谁能乘坐英国的船只也没有严格的筛选标准。因此，移民大潮很快蔓延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威尔士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的生活条件往往比英格兰更严酷。18世纪从不列颠群岛去往美国的移民大多都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爱尔兰人中，更多是来自北爱尔兰的人，人数远超苏格兰人，来自南爱尔兰的移民数量也在快速增加。在1701—1780年这80年间，2/5的英国移民都是爱尔兰人。

苏格兰的生活条件比英格兰艰难得多，农村和高地地区尤其艰苦。这形成了苏格兰人艰苦奋斗和敢于闯荡的性格，使他们成为出色的移民。“逾山越海”是苏格兰最大的家族——麦克唐纳家族的座右铭，形象地总结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苏格兰人的精神。许多苏格兰人在16世纪移民到北爱尔兰，接着又大规模移民到美洲，但一些极端的批评者将这视为一场灾祸。

在1746年的卡洛登战役后，苏格兰的森林被毁，高地地区的土地租户被驱逐，最重要的是，家族制被废除。所有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导致苏格兰从18世纪中叶起外迁的移民数量猛增。塞缪尔·约翰逊在1775年出版的《苏格兰西部诸岛纪游》中写道，大多数苏格兰人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因此，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把未来寄托在去往美洲的船上。在整个19世纪，苏格兰移民人数持续增加，移民到加拿大的尤其多。在19世纪上半叶，在定居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英国人中，59%是苏格兰人。去往美国的苏格兰移民也越来越多，在1890年到达美国的移民中，有25万多人的出生地是苏格兰。移民潮给苏格兰文学留下了深重的痕迹。1880年，伟大的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出版了《业余移民》一书。他基于自己从苏格兰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写下这部回忆录，生动详细地记述了19世纪苏格兰海外移民的经历。

对那些习惯了苏格兰农村艰苦生活的人来说，北美的生活条件上了一个大台阶，所以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父母就是移居美国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

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也是苏格兰血统，尽管隔得更远。不仅不少美国高层政治家是苏格兰姓氏，美国的工业巨头中也不乏苏格兰人。著名钢铁大亨安德鲁·卡耐基正是其中之一。卡耐基在1835年出生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匹兹堡时才12岁，他引领了19世纪后期钢铁业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结束职业生涯时，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在卡耐基退出钢铁业、投身慈善事业后，他的影响一样巨大，他投资建立了3 000家公共图书馆，还向教育、文化和科学机构捐赠了大笔资金，这些机构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在凯尔特移民中，最出色的无疑是爱尔兰人。欧洲没有哪个民族的移民动机比爱尔兰人更强烈。爱尔兰人不仅像苏格兰人一样受苦于穷困的生活和贫瘠的土地，来自英国人的压迫，以及宗教和政治等原因也迫使他们离开家园。事实上，当爱尔兰被英格兰殖民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大英帝国扩张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之一。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法律禁止爱尔兰天主教徒拥有土地和履行公职。爱尔兰人在自己的家园被边缘化，这是他们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爱尔兰人经常哀叹他们的国家离英国太近。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拥有一个地理上的优势，爱尔兰是最靠近北美东海岸的欧洲国家。从18世纪开始，在大西洋西岸定居的爱尔兰移民人数持续增长，没有亲戚在美国的爱尔兰家庭越来越少。这种家庭关系网使爱尔兰人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特别是波士顿。2001年，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说，在精神上，爱尔兰距离波士顿比柏林更近。过去3个世纪的情况确实如此。

从18世纪起，不仅爱尔兰和不列颠群岛的人移民到北美，其他欧洲民族也开始移居美洲。关于大西洋另一侧的消息迅速传遍欧洲大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的未来在美国。英国在美洲的第一批殖民地向所有愿意在那里定居和工作的欧洲移民开放，对英国或爱尔兰以外的欧洲人来说，除了起初不会说英语的劣势，不存在任何妨碍他们移民的不利因素。就荷兰人而言，他们和英国人差不多时间来到北美，荷兰殖民者在1614年建立了奥兰治堡，之后，有30个荷兰家庭去往新阿姆斯特丹定居。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荷兰西印度公司授予定居北美的荷兰移民哈得孙河两岸的土地，荷兰移民潮由此兴起。在当时抵达美国的移民中有一个范布伦家族，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正是这个家族的后裔。罗斯福家族也是如此，他们不仅在两个世纪后变得十分富裕，还成为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家族之一，这个家族诞生了两位伟大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到17世纪中叶，新阿姆斯特丹有8 000名荷兰居民。瑞典人则在特拉华州创建了一个小殖民地，约有50个家庭定居，但后来这里被荷兰强占了。1664年英国征服了新阿姆斯特丹，把这一定居点改称为新约克（纽约），主权的变更被当地居民默认和接受。就这样，欧洲各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向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输入人口。

在北美的殖民进程刚开始时，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我们此前曾提到，尽管法国王室努力通过多种方法推动法国人移民海外，但是很少有法国人愿意迁往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就16世纪和17世纪的法国而言，只有冒险者和传教士愿意去殖民地，并没有多少家庭想通过移民来提高生活质量。正因为这个原因，18世纪初，新法兰西的人口极其少，甚至不到英国13个殖民地人口的1/10。但是，确实有法国人因为宗教原因移居美国。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因为信仰新教受到迫害，而且法国政府还禁止他们去新法兰西定居。于是，他们转向说英语的美国东海岸，尤其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

下一波抵达北美的最大的欧洲族群是德国人。在最开始时，德国各君主国面临与英国类似的问题，移民对民众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德国没有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到1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1683年，德国律师弗兰兹·丹尼尔·帕斯托留斯抵达宾夕法尼亚，代表一群渴望离开欧洲的贵格会教徒买下了1.5万英亩土地，在那里建起日耳曼敦。尽管这里隶属于英国殖民地，但是盛行德国风俗，帕斯托留斯的余生都在那里度过，直到去世。第一批到达北美的德国家庭将他们的定居点改造成一个与德国城镇非常相似的繁华城市，经济以纺织工业为主。

1714年，德意志汉诺威王朝选帝侯乔治一世登上英国王位，从此，英国王室大力推动德国人向英属美洲殖民地移民，约1.4万德国人从英国出发抵达美洲。整个18世纪，美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公司，专门为德国移民赴美提供资金。英国议会的数据表明，1716年，宾夕法尼亚的人口中有1/3是德国人。还有许多德国人定居在纽约，他们创建了曼海姆、奥本海姆和赫基默等城市。在弗吉尼亚，德国人定居在日耳曼纳，专门从事铁器买卖；而马里兰则吸引了许多德国天主教徒。

这波大规模移民使德语成为英属殖民地的第二大语言，德国社区迅速兴起，为英属美洲殖民地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德国移民中的成功典范无疑是1784年抵达纽约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这位聪明、雄心勃勃的德国商人专营皮革生意，也投资其他利润丰厚的行当，例如纽约的房地产。在阿斯特的经营下，他的公司大盈其利，他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千万富翁，在1848年去世时，阿斯特是美国首富。此后，阿斯特家族在大西洋两岸的商业圈和政治圈都很有影响力。在英国，阿斯特家族最知名的家族成员之一是南希·阿斯特，阿斯特子爵迎娶了这位出生在美国的名媛，她后来成为英国下议院的第一位女议员。

许多人认为，既然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不断发展，欧洲的移民人数不断增加，那么欧洲文化理所当然是美洲的主流文化。然而，最初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一个事实是：16—18世纪，横渡大西洋的大多数人并非来自欧洲，而是非洲。

从16世纪开始，移民美洲的非洲奴隶迅速增加。起初，西班牙在古巴殖民地和伊斯帕尼奥拉殖民地使用奴隶，后来巴西的种植园也需要大量的奴隶。从此，使用非洲奴隶这一习惯传遍了欧洲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最后传到北美洲。那里的种植园发展以及殖民地的经济都非常依赖来自非洲的劳动力，因此殖民地对非洲奴隶的需求迅速增长，美洲的白人越来越离不开黑人。

到18世纪末，有150万欧洲人移民到美洲，但是被转运到美洲的黑人数量是这个数字的4倍。1589—1820年，在远渡大西洋的移民中，超过70%是非洲人。据计算，从1600年到19世纪末，共有1 200多万非洲奴隶被运送到美洲。黑人移民之所以这么多，不仅是因为美洲对非洲奴隶需求大，也因为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而且生育率很低。为了维持稳定的黑人人口数量，就需要不断运送非洲奴隶到美洲。

16—18世纪，新世界的黑人人口多于白人，因此，不仅欧洲文化，非洲文化也在美洲传播开来。黑人被迫生活在由白人主导的世界里，不再说他们的母语，基督教取代了他们原先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的姓名也被奴隶主改变。尽管如此，非洲文化最初在所有种植园和其他黑人聚集地都清晰可见，人们能感受到他们的音乐、美食、信仰以及言谈中的非洲特色。奴隶制废除后，一些殖民地的非洲文化日渐凸显。在巴西，黑人对流行文化和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响很大；在今天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苏里南及圭亚那海岸，特别是在黑人人口占多数的加勒比群岛上，非洲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尤其明显，到现在仍然如此。

如果美洲的黑人和白人人口数量占比保持不变，那么在大西洋文明里，非洲文化会占据半壁江山。然而，19世纪的人口变化使黑人被边缘化。一方面，1807年奴隶贸易被禁止后，非洲奴隶不再被运送到美洲，另一方面，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白人移民浪潮在19世纪涌向美洲。从那时起，黑人在许多地方不再是多数群体，甚至成为少数民族，在美国尤其如此。最终，大西洋文明演变成西方文明，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把大西洋文明称为“西方白人文化的别名”。

1798年，英国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出版，这是西方世界关于人口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马尔萨斯在书中分析了人口增加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并警告人口不断增加会产生负面作用，对英国和所有国家造成破坏性影响。马尔萨斯解释道，人口增长后，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劳动力增加，这会导致工资降低；另一个更有破坏力的后果是粮食短缺，因为农业和畜牧业的产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前者就不能满足后者的需要。

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后果的理论对正处于黄金时期的英国影响很大。因此，英国在1800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英国约有1 000万人口。尽管马尔萨斯的预言从未成为现实——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形，但是它确实有助于提高当时人们对人口增长的威胁的认识。马尔萨斯指出，战争、瘟疫和饥荒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方式，不太痛苦的替代方法是控制生育。这在当时只能通过单身或延迟婚龄来实现。而阻止人口意外增加的第三个方法是移民。因此，英国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都积极推动移民，尤其是那些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可以把多余人口输送过去。事实上，由于环境所迫，底层群体不得不移民，与贫困有关的问题减少，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马尔萨斯预言的噩梦就这样被驱散了。

即使不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少欧洲人也很清楚人口过剩会引发问题。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少、食品短缺，因此农村人口会向城市迁移，但许多人的境况并未好转。老一代工人只能忍受暗淡的前景，而19世纪出生的人拥有一个新优势：移民机会更多。

欧洲移民最喜欢的目的地是美国。有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有移民定居在这个国家，因此进一步推高了19世纪欧洲的移民潮。而且美国是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对许多非殖民大国的民众来说特别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美国需要移民刺激经济发展，需要有人去耕耘广阔的领土，而且在美国，一个人兴旺发达的机会比其他所有地方都多。

尽管英国人有机会移民到大英帝国的许多地方，但是在整个19世纪，他们不断移民到美国，尤其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

在19世纪，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人数一直在增长。爱尔兰人的叛逆天性使他们自然被美国这个成功摆脱英国统治的国家吸引。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对爱尔兰人来说，美国不仅是一个机会之地，而且能让他们从爱尔兰人最痛苦的经历——马铃薯枯萎病带来的灾难中恢复和振兴起来。1845年的马铃薯枯萎病引发的大饥荒使爱尔兰失去了近1/4人口，陷入了数十年的经济危机。在马铃薯枯萎病后的10年大饥荒中，近200万爱尔兰人离开家园，其中大多数人移民去了美国。

1850年，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爱尔兰人占了人口的1/4。初到美国的他们要面对很多问题，比如英国人对爱尔兰人，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富人对穷人的欺凌和偏见，爱尔兰人很被排挤，谋生并不那么容易。尽管美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平等，而且平等主义是这个国家引以为荣的政治基石，但是并非所有移民都平等，欧洲不同民族之间的争斗在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仍然存在。尽管如此，爱尔兰人仍然稳扎稳打，逐渐克服了所有障碍，最终登临美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顶峰。帕特里克·肯尼迪正是在马铃薯枯萎病后10年间离开爱尔兰的移民之一，他来自韦克斯福德郡，1849年在波士顿定居下来，做鞣皮工谋生。他的儿子帕特里克·约瑟夫·肯尼迪虽然出生于这个低微的家庭，但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这还只是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治圈崛起的开始。

另一支欧洲移民大军是德国人。19世纪40年代的危机和1848年革命促使德国人大规模离开家园。在接下来的10年里，约有100万德国人来到美国，在他们祖先建造的城市以及美国各地定居下来，纽约就有不少德国人。1867年，美国第一个社会党成立，人们感受到革命流亡者给美国带来的影响。随后几年间，有更多德国移民来到美国；19世纪80年代，又有100万德国人进入美国。密尔沃基和辛辛那提成为美国两大德国文化中心。德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工业精神使一些德国移民走上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成功之路，成为美国的商界精英。

瑞典是另一个重要的移民国家，在19世纪向北美输出了100多万移民。1820—1900年，约75万挪威人离开家园移民到北美，相当于其人口的4/5；荷兰移出的人口约为35万。总体上，继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之后，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最欢迎来自欧洲新教国家的移民。事实上，除了英国之外，美国还在3个国家设立了专门促进移民的机构：德国、瑞典和挪威。

美国对天主教徒的偏见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共和党要求限制爱尔兰和德国天主教徒移民，以此维护美国大多数人认同的文化。

尽管法国也有很具吸引力的殖民地，但不少法国人也被美国的机会吸引，有些法国人还通过加拿大来到美国。19世纪，约有70万法国人定居美国。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潮开始涌现。在意大利，城乡人口爆炸，生活条件下降引发了那个世纪末的一波移民潮，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美国。在19世纪最后10年里，有70多万意大利人进入美国。同一时期，希腊人也开始移往北美，甚至一直被巴西吸引的葡萄牙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其他东欧人，甚至俄国人也因为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开始移民美国。

俄国人有很多机会在其辽阔的帝国内部迁徙，但是这并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或政治压力，因此，人们更愿意移往美国。美国边境管制的数据表明，从19世纪到20世纪头10年之间，有300多万俄国人来到这个国家。俄国移民中有很多犹太人，尤其是1881年后，由于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1881—1914年，有200万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俄国。

不管对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还是其他西欧民族来说，横穿大西洋都是一次价格不菲、风险重重的冒险之旅，对波兰人和俄国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居住地距离美国主要港口很远，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越过大西洋，去南美需要的时间更长。装载移民的船只往往非常拥挤，卫生条件恶劣，因此移民必须有极好的体魄和忍受困境的能力。1710年，一艘载有2 810名德国人的船暴发了伤寒，导致446人死亡。死亡和疾病缠绕着越洋的船员和旅客，到达目的地的人数总是少于登船的人数。

幸运的是，从19世纪初开始，移民的航行条件开始改善。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很快被应用于海运，螺旋桨推动、金属船体的轮船取代了传统的帆船，这种轮船的体积更大，舒适度也有所提高，而且海军公司专门设计出可以装载数百个乘客、跨洋远行的船。这些变化带来了一个结果，远洋班轮时代开启了。从19世纪中叶起，巨型班轮越来越多，越洋航程的时间缩短，旅程变得更加舒适，最重要的一点是：航行的成本降低了很多。

19世纪的跨洋轮船对欧洲的意义几乎等同于15世纪的卡拉维尔帆船。卡拉维尔帆船使发现美洲成为可能，而跨洋轮船使大规模移民可以到达美国和地球上任何地方。没有跨洋轮船，西方文明就无法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

跨洋轮船还改善了欧洲与美洲之间的总体关系，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开始变得非常特殊。班轮越来越高频率地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船上既有很多移民，也有许多英国商人前往美国寻找机会。美国有很多商业机会，铁路是其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铁路发展得非常迅速，铁路里程数比全欧洲还多，而且英国和荷兰、德国一样，在美国的铁路产业投入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从此，英国贵族与美国精英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家族之间的联姻越来越多，而此前这种婚姻会令英国上层阶级哗然。特别著名的联姻包括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与马尔伯勒公爵，还有伦道夫·丘吉尔与一个纽约股票经纪人的女儿珍妮·杰尔姆的婚姻，他们的长子温斯顿·丘吉尔后来成为英美关系的一个伟大象征。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充分反映出大西洋两岸关系在大迁徙世纪的演变。狄更斯曾两次前往美国，他的作品在那里很受欢迎。他在《美国札记》和《马丁·翟述伟》里记述了他对美国的印象，虽然多数不太正面。

对19世纪英美关系最为详细和微妙的描述来自波士顿作家亨利·詹姆斯，他在作品中反映出英美既相互钦佩，又存在嫌隙和历史偏见。詹姆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两个国家，最后入籍英国，成为英国公民。

如果没有大幅的人口增长，美国就不可能在19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扩张领土。

在这方面，欧洲的移民潮起到了关键作用。来自不同地方的欧洲人陆续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从美国东海岸的大城市到最偏远的地方，都有欧洲人安家落户。从19世纪中叶起，欧洲移民成为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力量，使美国在20世纪初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北美洲另一个主要的移民目的地是加拿大。19世纪初的加拿大和现在一样，是全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也是土地最肥沃、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整个19世纪，英国都积极促进其民众向北美13个殖民地移民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另一个被称为“大迁徙”的集中移民期是1815—1850年。在此期间，有8万英国人来到加拿大。这次移民潮对加拿大的文化影响相当大，因为此前，加拿大来自法国的移民最多，但从此法国人却变成了少数族群。对英国人的不满使得许多说法语的移民开始从魁北克移往美国。

1851年，加拿大西海岸发现了黄金，引发了欧洲和美国移民的涌入。一年后，为了防止美国吞并不列颠哥伦比亚，英国正式宣布该省为英国殖民地，对其拥有主权。虽然淘金潮没有持续多久，但吸引了足够多的人口来到这个偏远地区，使这里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

这次大迁徙有助于英国巩固对加拿大这一独立性很高的殖民地的主权。1838年，英国加拿大总督德拉姆伯爵提交了一份报告，对大英帝国这一领地的未来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份报告中，他建议为所有加拿大领地设立一个大自治议会，这样，殖民地既获得了独立，又能确保他们忠诚于英国。德拉姆似乎从北美13个州殖民地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为了不重蹈覆辙，防止再次出现那样的武装冲突，导致加拿大脱离英国，他提交了这份报告，这对加拿大的发展意义重大。

尽管大迁徙在加拿大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移民的数量相对如此广阔的领土来说仍然微不足道。1871年，加拿大大约只有350万人口。因此，加拿大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和中欧吸引移民，对他们宣传加拿大，声称那里是“最后、最好的西部地区”，使许多欧洲人相信加拿大是优于美国的更好选择。这次宣传活动之后，越来越多不同欧洲国家的人来到加拿大定居。

移民有助于加强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联系。美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这里也有类似美国梦的梦想。两个伊比利亚帝国的美洲殖民地独立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结束了对它们的影响。事实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大潮出现在拉丁美洲国家独立之后。

西班牙与英国、德国不同，并没有多余的人口可以移民到美洲，然而，对19世纪的许多西班牙人来说，有同样的经济动机走上移民之路。西班牙以农业经济为主，很多人都面临农村的诸多问题。除了贵族和小资产阶级之外，其余阶层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机会就是移民。

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西班牙人只能移民到西班牙帝国残存的几个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当时古巴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殖民地，吸引的人数最多。在去往加勒比海岛的移民中，最杰出的是科米利亚斯侯爵——安东尼奥·洛佩斯。

安东尼奥·洛佩斯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在古巴做工，在积累了足够资金后，他创建了一家运输公司，稳扎稳打，最终控制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之间大部分的跨洋运输业务。他用自己的财富将各种工商业务引入西班牙的殖民地。洛佩斯还创建了一家殖民地银行，并进军烟草行业，成立了菲律宾烟草总公司，几经扩大后成为西班牙第一家跨国公司。洛佩斯突出的商业成就得到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赞赏，并用洛佩斯在西班牙北部老家的地名“科米利亚斯”封他为科米利亚斯侯爵。洛佩斯还在西班牙老家创办了一所大学。

科米利亚斯侯爵是在南美成功发财后回到西班牙的杰出典型。那些在美洲发了财的人被西班牙人称为“来自印第安的人”，他们对西班牙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北部的许多地区都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的遗迹和影响。在重返家园后，这些“来自印第安的人”建起殖民地风格的豪宅，一些富裕的人还会捐款给公益事业。这些榜样激励了许多想要寻求更好生活的西班牙年轻人。因此，“来自印第安的人”在殖民时代和后来的西班牙都是成功的代名词，从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到皮奥·巴罗哈，有几位伟大的西班牙现代小说家都在作品中展现出这一特点。

在西班牙北部桑坦德镇的一条街上，有一块科米利亚斯侯爵创立的跨大西洋公司的旧牌匾，上边写着每月去往哈瓦那、韦拉克鲁斯、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班轮信息。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到20世纪中叶，这个省的许多居民登上其中一艘船，带着寻求更好生活的希望起航——希望是移民的主要动力和支柱。在西班牙北部的其他港口以及巴塞罗那、加的斯、加那利群岛，一艘艘轮船装满了工人。当时人们用“去美洲”（do the Americas）来描述这一常见的景象。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西班牙迎来了更大的移民潮，并持续到20世纪。1882—1935年，约有400万西班牙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古巴是最吸引西班牙移民的目的地，直到1898年古巴脱离西班牙的控制。除了古巴，西班牙移民还很钟爱阿根廷，然后是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巴西也是西班牙人的选择之一。

只有15%的西班牙移民选择去往美洲以外的目的地，其中大多数去了菲律宾，不太喜欢冒险的西班牙人则选择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西班牙移民和北欧移民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西班牙人并不认为移民是永久性的事情，他们希望在实现目标后尽快回到西班牙。事实上，在1882—1935年离开西班牙的移民中，有57%回到了西班牙。还有很多临时移民，古巴和巴西有很多农村地区，不少西班牙农民在收获季节前往那里做工，然后就返回。

葡萄牙人也表现出非凡的迁徙精神，最受葡萄牙人欢迎的目的地是葡萄牙帝国的明珠——巴西。在18世纪之前，巴西对葡萄牙人的吸引力并不大。但在18世纪，巴西发现了黄金，于是移民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在那个时期来到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以及其他遍布巴西海岸的小定居点，葡萄牙语被强制规定为这一殖民地的官方语言。不过，巴西和美洲其他地区一样，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迎来了移民大潮。

当时巴西刚独立不久，但是这一突破性政治事件并没有阻碍葡萄牙人前往这个年轻的国家，也没有影响巴西与葡萄牙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起初，葡萄牙移民来到巴西的主要城市定居，而后，移民们开始去往农村，因为那时奴隶制被废除，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许多葡萄牙农民也踏上冒险之旅，去美洲的种植园做工。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共有30多万葡萄牙人移民到巴西。

巴西也吸引了不少德国移民。1820年，几个德国家庭和一些瑞士定居者创建了新弗里堡。巴西独立后，巴西帝国皇帝佩德罗一世的皇后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此后巴西对德国移民开放，尤其是南里奥格兰德州。从那时到19世纪末，巴西的德国人口不断增加。和北美洲一样，德国人也用德国地名命名他们的新家园，包括新弗里堡和亚马孙河沿岸的定居点。

然而，到19世纪末，巴西最多的欧洲移民却是意大利人。意大利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意大利人来说，巴西是继美国和阿根廷之后的第三个热门移民目的地。1876—1920年，约有220万意大利人进入巴西，他们很容易地融入当地，移民的第二代就认同自己是巴西人，意大利人对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影响巨大。在今天巴西的白人中，约有1/3的人的先祖来自意大利。

除葡萄牙、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也被巴西吸引，特别是来自波兰、奥地利、乌克兰和俄国的移民。欧洲不同民族和文化在圣保罗和其他巴西的主要城市里并存不悖，也与非洲文化和美洲的印第安文化长期兼容并立。

对欧洲移民来说，阿根廷非常特殊。这个崛起于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的国家成了美洲大陆最大的国家之一，阿根廷开国领袖圣马丁及其继任者们将首都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面临征服这片广袤土地、引入人口、治理国家的重重挑战。有几个美洲国家也表现出美国的拓荒精神，阿根廷表现得尤其明显。

19世纪30年代，阿根廷总统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开始了巴塔哥尼亚运动：占领巴塔哥尼亚高原和潘帕斯草原的土地，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并把居住在这里的土著部落赶走。40年后，罗萨斯又发动了征服荒漠运动，旨在占领巴塔哥尼亚，并遏制智利。在这次征服运动中波及的印第安人都被阿根廷的军队驱逐和消灭殆尽。

19世纪的阿根廷成为最吸引欧洲移民的国家之一，而且，阿根廷政府非常积极地吸引欧洲移民，甚至将此写入在1853年通过的阿根廷宪法：“政府将积极吸纳欧洲移民。”胡安·鲍帝斯塔·阿尔韦蒂对这部宪法内容的影响很大，他出版了一本书，描述如何组建阿根廷共和国，阐述道：“让文明人移居过来是一种文明行为——文明人指来自文明的欧洲的人。”阿尔韦蒂在另外几部作品中也强调阿根廷不仅应该敞开国门欢迎欧洲移民，而且还需对文明程度不同的欧洲人进行区分，坚持优先吸纳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国家的移民。虽然移居阿根廷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很多，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所有国家都有移民来到阿根廷，其中既有阿尔韦蒂所希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人，也有文盲，甚至来自奥斯曼帝国的移民也漂洋过海，来到阿根廷的港口。

阿根廷可能是最积极吸引欧洲移民的美洲国家，不仅在欧洲最重要的城市开设代理机构，资助贫穷的移民，让他们能够去阿根廷，还积极推动他们向阿根廷最偏远的地区移民。这些努力卓有成效。1869年，阿根廷的人口是180万，其中有16万是新近抵达的欧洲人；到1895年，阿根廷人口增加到395万4 911人。几十年过去后，在1930年，阿根廷移民有633万，其中有300多万永久定居下来，其余则是这个国家的流动人口。

在定居阿根廷的移民中，最初来到这里的西班牙人的移民历史最长，其次是从19世纪中叶起来到阿根廷的英国人。英国的投资推动了阿根廷的发展，特别是铁路这一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在新移民中，英国人不仅最富裕，也赢得了阿根廷人的尊敬。英国的风俗习惯也在这里扎下了根，尤其是马球和足球等运动和社交习惯。阿根廷的爱尔兰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马铃薯枯萎病引发饥荒之后。阿根廷的法国移民也不少，法国投资商的数量仅次于英国。但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阿根廷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南欧、中欧和东欧。

不过，来到的阿根廷的移民主力显然是意大利人。阿根廷在1869年开展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意大利人占阿根廷移民人口的33%。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到1895年，阿根廷有近50万意大利居民，占移民人口的48%。尽管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穷人，但是工商界、政治和文化领域很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从最不起眼的地区到最排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其他重要城市，意大利人的影响力都显而易见，给阿根廷人的身份认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阿根廷的西班牙移民也不少。1880—1914年，有140万西班牙人在阿根廷定居，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加利西亚——因此在阿根廷，西班牙人也被称为加利西亚人。也有俄国人移民到阿根廷，增加了这个国家欧洲文化的多样性。来自伏尔加地区、有日耳曼血统的俄国人率先来到阿根廷，定居在潘帕斯草原。但是，到19世纪末，俄国人大量涌入。此后，乌克兰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中欧国家的移民也纷纷到达这个南美大国。

和去往美国的俄国移民一样，在阿根廷的俄国移民中，犹太人的比例也很高，许多犹太人通过莫里斯·德·赫希男爵的帮助来到阿根廷。这位有日耳曼血统的犹太企业家、慈善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社区，还在阿根廷的农村地区兴建了不少犹太人定居点。

阿根廷内部的殖民过程充满了冒险、忍耐、幻想，甚至疯狂。尤利乌斯·波珀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位现代的征服者去火地岛殖民时，发现那里有丰富的金矿，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名为“亚特兰大”的定居点，专门做黄金生意，并在那个偏远的地方建起一个由他的私人军队控制的小帝国。但是真正让波珀名入史册的是在他指挥下，这个偏远地区的土著部落全部被灭绝了。还有不少来到阿根廷的移民在短时间内暴富的故事，比如意大利银行的创建人、拉普拉塔河的发现者安东尼奥·德沃托。这个意大利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建了一个用他名字命名的城区。

阿根廷的欧洲特色很鲜明，这或许是因为那里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欧洲人，其他种族人口的占比比其他美洲国家要小得多。白人定居者来到这里之后，潘帕斯、巴塔哥尼亚和阿根廷北部地区的大多数土著人口都被驱离或消灭。至于非洲人，拉普拉塔总督辖区直到18世纪才出现了大量非洲奴隶，而他们很多人或离开或被消灭，剩下的寥寥无几。对阿根廷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的差别，阿根廷大作家博尔赫斯诠释得很到位：“秘鲁人是印加人的子孙，墨西哥人是阿兹特克人的后代，阿根廷人则是船客的后裔。”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欧洲特征最显著，这对阿根廷的整体建设影响很大。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说过，这座美丽的城市很像一个帝国的首都。游客在这里会想到巴黎、马德里、米兰以及其他欧洲城市，这是复制欧洲城市氛围复制得最好的美洲城市之一。

到19世纪末，在阿根廷几乎能见到所有欧洲国家的移民。不断涌入的欧洲人让阿根廷与旧大陆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欧洲移民在刚到达时，心里还记挂着大西洋彼岸的祖国，但他们很快被同化。阿根廷的全国义务教育计划，以及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为所有新移民提供的多种机会，使移民的第二代就成为忠于新家园的阿根廷人。正如有爱尔兰血统的阿根廷参议员爱德华多·凯西所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伟大的国家，相比之下，欧洲不值一提。”对那些在祖国始终无法飞黄腾达的欧洲人来说，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好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因此，第一代和第二代阿根廷人很引以为豪。

尽管欧洲移民喜欢去美洲，但是随着各欧洲帝国的扩张，出现了不少其他选择。其中，澳大利亚是最远、最神秘的地方之一。

1788年1月19日，一支船队押送737名囚犯抵达今天悉尼附近的植物学湾，这批囚犯成了大英帝国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第一批定居者。1788—1853年，约12.3万名男性和2.5万名女性被判流放澳大利亚，罪名多种多样，最多的是侵犯财产罪、政治犯。在被放逐到澳大利亚的犯人里，有1/4是爱尔兰人。这个由英国囚犯建立的国家有一点很不同寻常：大多数居民都是英国王室的忠诚臣民，他们在澳大利亚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

让澳大利亚发生转变的是在1809—1821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督的拉克伦·麦夸里。

麦夸里认为，将囚犯流放到澳大利亚是为了给犯人提供一个赎罪的机会，而不是为了惩罚。为此，他决定让这些囚犯建设悉尼市。在麦考里任内，悉尼变成了一座典范的殖民城市，囚犯们建造出优美的建筑，在大洋洲重现了西方的古典建筑。最重要的是，麦夸里积极鼓励犯人们成为优秀公民，甚至给予那些服刑期满的人12公顷土地。这些人定居下来后，有的做了农民或牧民，还有不少被禁止返回英国的人在悉尼开办企业，其中最出色的或许是塞缪尔·特里。这个来自曼彻斯特的小偷通过经营旅馆和典当业务，成为19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的首富。在澳大利亚，服刑期满的罪犯得到了最好的重返社会的机会。因此，对许多被判入狱的人来说，被判流放澳大利亚从一个令人恐惧的惩罚变成了理想的去处。

1823年，澳大利亚自由公民的数量超过了囚犯，但是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英国人仍然很少，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距离英国太远，英国人更愿意去美国和加拿大，去北美的成本也更低。但是1851年出现了一个转机。这一年，悉尼西南部的维多利亚省发现了黄金。于是，移民迅速涌入，10年间，澳大利亚的居民从约40万猛增至115万，定居维多利亚省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8%上升到47%。从哥伦布到达美洲起，事实多次证明，对欧洲人来说，只要有黄金，任何地方都不远。但是发现金子的只是少数幸运者，澳大利亚定居者的主业是畜牧养殖，尤其是养羊。与美洲土著一样，英国定居者对澳大利亚土著的伤害不浅。英国人带来了多种对土著居民很致命的疾病，造成他们的人口急剧下降，最后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少数族群。定居者还占据大片土地发展牲畜业和农业，使当地人的自然栖息地锐减。

英国殖民大洋洲另一个岛国——新西兰的方法很不同，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是这一殖民进程的主要推手。这位富有的英国企业家深受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理论影响，认为殖民是解决英国大城市人口过剩和贫困问题的方案，他希望创建一个新殖民体系。韦克菲尔德的计划是：创建一家公司，占领并开发土地，然后与企业家、工匠和工人签订协议，建设殖民地。为此，新西兰公司成立了，并在1839年派出第一批船只，开始向新西兰的岛屿殖民。

但是，韦克菲尔德没有获得任何政界人物的支持。为了防止这家公司惹出祸端，也为了防止在海岸附近游弋的法国和美国捕鲸船侵犯英国利益，英国王室最终做出正式占领新西兰的决定。做出这样决定的另一层原因是英国政府要避免与毛利人发生冲突。所有和他们接触过的欧洲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

1840年，英国王室与毛利人签署了《怀唐伊条约》，毛利人认可英国派一位总督去新西兰，英国承认新西兰的土地是毛利人的财产，而且毛利人享有与英国公民相同的权利。尽管这个条约似乎厘清了双方的关系，但是毛利人对条约有不同的理解。毛利人期望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然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毛利人的家园，占据他们的土地，这让他们很愤怒。

英国政府通过经济补偿取缔了新西兰公司的权力之后，开始跟踪和记录到达新西兰的英国定居者人数。1871年，新西兰只有3.7万定居者来自英国，到20世纪初，这个数字增长了3倍。移民中很大一部分是苏格兰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移民都是英国人，新西兰也吸引了来自中欧的移民，尤其是奥匈帝国。在新西兰殖民地正式创建20年后，其大部分人口都是白人。

从19世纪起，另一个越来越吸引欧洲移民的目的地是南非。尽管距离遥远，但是南非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其广阔的领土上几乎无人居住，为具有开拓精神的定居者提供了许多机会，而且从那里似乎可以向北无限扩张，整个非洲大陆仍然有待发现和探索。19世纪早期，南非第一批欧洲移民的后裔——2万名布尔人大获其利，他们已把南非当作自己的家园，难以与英国定居者分享这一天堂般的地方，所以发生了几场冲突。

1815年荷兰割让了开普敦之后，英国政府把南非视为另一个转移国内人口的理想目的地。1820年，第一批英国人抵达南非，5 000名定居者到达开普敦，决心在那里安家立业。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冲突不断，导致欧洲人开始首次大规模进入非洲大陆腹地。1835—1843年发生了南非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民族大迁徙，约1.5万布尔人家庭启程去往开普敦以北的地区，他们想在那里建立新定居点，实现自治。

对英国人或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来说，跑那么远去靠种田或养牛为生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真正能吸引他们的是找寻黄金或贵金属。因此，在发现黄金和钻石后，南非的命运大变。开普敦殖民地以北首次发现黄金和钻石的消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英国移民；南非金伯利市发现了最大的钻石矿和金矿，于是，这里的人口在19世纪70年代大幅增长，到1873年，居民数量已高达4万，是南非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城市。钻石让塞西尔·罗得斯和他的商业伙伴戴比尔斯公司变成巨富，南非也成为大英帝国最繁荣的殖民地之一。

欧洲人感觉到，除了南非，整个非洲大陆总体上很仇视移民。从葡萄牙率先占领安哥拉，到欧洲各国争夺领地，在欧洲人殖民非洲的过程中，并没有足够的人口移民到非洲。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例外。在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后，恢复了南欧与北非之间从罗马时代起中断的关系，阿尔及利亚成为非常吸引欧洲农民的好地方，到20世纪初，在阿尔及利亚定居的欧洲人多达15万，不仅有法国人，还有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而且这一数字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直持续增加。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移民大潮中，有一小部分意大利人去了突尼斯，而一些西班牙人则选择在附近的摩洛哥定居下来。

对欧洲移民来说，亚洲大陆比非洲更难以渗透。除了俄国成功在欧亚大草原和西伯利亚殖民之外，没有其他大国真有兴趣或者说没有能力派遣大队人马在亚洲长久定居。

英国从未将印度视为移民的目的地。虽然印度被称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但是英属印度是一个遥远且复杂的世界，对普通英国家庭来说，根本无法在那里长久定居。英国人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治理、管理这个地方，并从中创造和谋取财富，而不是向这个已经有众多各色土著人口的国度移民。186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印度，有125 945个英国人，其中84 083人是军人，其余大部分是就职于不同殖民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只有很小一部分居民涉足工商业或一些自由职业。由此可见，在印度的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与殖民地管理有关。

然而，经过几百年的殖民之后，出现了英裔印度人——在印度出生的英国人，或者是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生命时期的英国人，因此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份认同不完全是英国人。第一代罗伯茨伯爵乔治·罗伯茨将军就是英裔印度人。罗伯茨在1832年出生于印度坎普尔，父亲是一名在印度服役的陆军军官，他一生的戎马生涯基本都在印度。英裔印度人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吉卜林。1865年，吉卜林出生于孟买一个因职业原因移民到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他也在英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去过大英帝国很多地方，但是他的出生地印度让他度过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童年，赋予他灵感，使他创作出许多非常著名的作品。

对一些英国士兵、公务员或外交官来说，由于任职原因，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亚洲。他们可能被派往印度、缅甸、锡兰、新加坡或香港，许多人在不同地方轮换岗位，最后成为亚洲专家。正如痴迷东方文明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在他的小说《坦克雷德》中所说：“东方是一个职业。”许多人一辈子都在亚洲工作。

在东方，一个做出了杰出成就的先驱是新加坡的奠基人——斯坦福德·莱佛士，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是在1819年创建了新加坡这座城市。莱佛士在到达马来西亚后担任槟城总督的助理，在1805年开始致力于扩大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领地，他用了很多时间研究那里的人民和文化，最终开启了爪哇的历史。

香港殖民地的历史与英国王室代表相关，比如哈里·巴夏礼。巴夏礼于1841年来到中国，在中国担任了20多年高级外交官后，他又被派到日本和韩国任职。香港九龙的巴夏礼街即以他的名字命名，足见他的影响力。

作为香港近邻的澳门，从16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就来到这里，后来这里出现了土生的葡人，即那些被葡萄牙王室派驻澳门的官员的后裔，通常是混血葡萄牙公民。他们很珍视自己的葡萄牙人身份，尽管他们很可能一生都在亚洲度过。

在西属菲律宾殖民地，西班牙移民的人数一直不多，除了那些被派驻到那里担任公职的人之外，很少有西班牙人愿意冒险前往这么遥远的地方。尽管如此，安东尼奥·德·阿亚拉等西班牙移民的杰出成就深刻影响了菲律宾群岛的经济发展史。阿亚拉在19世纪30年代与德国实业家安德烈亚斯·佐贝尔合作开办企业，阿亚拉公司由此诞生。这家公司目前已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企业集团之一，阿亚拉家族后代的影响力非常大。

移民与欧洲帝国的扩张形影相随，使得殖民成为人口迁移的同义词，这些移民及其后裔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使西方文化在世界很多地方成为主流。欧洲强国的海外帝国将它们的影响力传播到各大洲，尤其是美洲和大洋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的人口很少。16—18世纪，欧洲帝国将其文化传播到很多地方，但是欧洲没有足够的人口移居到所有领地。这一情形在19世纪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19世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发生了人口爆炸，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不仅改善了旅行条件，也改善了这个星球上偏远地区的居住条件。

欧洲的移民潮从19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为欧洲帝国扩张增添了特殊意义，并使欧洲的影响力传播到殖民地之外。绝大多数欧洲移民在美洲定居下来，对这个大陆很多地方——从加拿大到阿根廷的发展居功至伟。如果没有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就无法实现领土扩张，也不可能有强劲的发展，在1900年后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欧洲人的贡献，美国就不可能具备超级大国的价值和地位。同样，欧洲移民也有助于加强从西班牙、葡萄牙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国家的身份认同，尤其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欧洲向北美和南美移民还催生出大西洋新文明，使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大西洋两岸的互动。

1. 达克特是在1284—1840年意大利威尼斯铸造发行的金币，在当时的欧洲各国流通。——编者注

2.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3. Kamen, Empire.

4. John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6.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7.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8.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9.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Penguin, 1986).

10.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11.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4).

12. Ferguson, Empire.

13. Burk, Old World, New World.

14. Fernández-Armesto, Civilizations.

15. Thomas, The Slave Trade.

16. Fernández-Armesto, Civilizations.

17. Thomas J.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An Ethnic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18.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19.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20. Stephen Birmingham, “The Rest of Us”: The Rise of America’s Eastern European Jews (Boston:Little, Brown, 1984).

21. Birmingham, “The Rest of Us”.

22.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23. Raymond Carr, Spain 1808—1975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82).

24. Maria Saenz Quesada, La Argentina: Historia del País y de su Gente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2001).

25. Saenz Quesada, La Argentina.

26. Saenz Quesada, La Argentina.

27. Saenz Quesada, La Argentina.

28. 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The Great Democracies, vol. IV(London: Cassell, 1982).

29.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30.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31.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32.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33. James, Raj.

34. Victoria Glendinning, Raffles and the Golden Opportunity(London: Profile Books, 2012).

19世纪是欧洲的鼎盛期，欧洲文明登上权力的顶峰，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影响力远播到这个星球上最偏僻的地方。在这100年里，欧洲的科技突飞猛进，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欧洲强国扩张成全球性殖民帝国。在工业发展和帝国扩张的背景下，欧洲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成为世界的智识中心，诞生了诸多政治思想，改变了全世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文化产业应运而生，娱乐、陶冶了人们的身心，启迪、丰富了人们的思想。

这个以改善和进步为特色的时代的终极成果是欧洲化的生活方式。这成为进步、卓越和最高文明的代名词，美洲和西方其他国家为之折服，纷纷在自己的国家复制这种生活方式。其他文明的精英不仅从善如流，选择欧洲的生活方式，还努力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欧洲化是成功的关键。

“欧洲的进步”这个词必须谨慎使用，因为很显然，欧洲强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差异。但是即便如此，欧洲各国人民都有一种共同的进取精神和优人一等的气势。欧洲人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盖世之功和主宰世界的能力，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人如此，移民或被派往国外的欧洲人更加如此。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欧洲的黄金时代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14年。和平是欧洲盛世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1814—1815年，打败拿破仑的反法同盟在维也纳会议上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欧洲大陆20多年的动乱期，确保欧洲的长久和平。维也纳会议之后出现了欧洲协调机制，这个争端解决体系致力于保持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这4个主要战胜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其主要倡导者是梅特涅王子，他代表奥地利组织了维也纳会议，期望通过定期会议维持奥地利与其他强国之间的权力平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梅特涅王子也决心抵制革命运动，遏制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但是，批评派认为欧洲协调没有进步意义，因为它最终没能阻止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尽管如此，欧洲协调确实实现了它的主要目标——欧洲得以维持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尽管在此期间个别国家也发生了革命和战争，但整体而言，欧洲的和平局势一直持续到1914年。和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哲学家康德的欧洲永久和平之梦似乎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各国之间可以和平地进行贸易，梅特涅王子因此成为19世纪继拿破仑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有几位政治家都受到他的启迪，特别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以这位奥地利王子和维也纳会议的制度为题，并学以致用，在冷战时期充分运用了梅特涅王子的均势原则。

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欧洲自查理曼帝国崩塌以来最具普世性的国际秩序，在欧洲内部产生了一种共识：在现有秩序内的和平演变比其他所有方案更可取；维护制度比解决内部可能出现的任何单个争端更加重要；争端应该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解决。

欧洲黄金时代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是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新技术改良了制造流程，工业革命所及之处都迅速工业化，农村变为城市。在这场革命的最初阶段，主要受益者显然是革命的始发地英国，其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不久之后，西欧的几个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也加入这场革命。工业国家不仅技术先进，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变得异常富裕。在整个19世纪，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与非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1870—1913年，西欧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3%。欧洲的工业化带动了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资源向美国输出，引发和推动了那里的工业革命。

欧洲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欧洲国家继续在全球扩张，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上升。从15世纪起，欧洲人开始探索这个世界，到19世纪，这一进程大大加快。科学和技术进步让欧洲人能够突破各种限制，山高水远不再是阻碍，他们能够深入原来无法进入的地方。此前几乎未被探索的非洲大陆被欧洲人打开，欧洲强国迅速瓜分了这个大陆。与此同时，欧洲的殖民帝国也继续向其他大陆扩张。英国人到达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时，法国人来到了东南亚，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殖民进程迎来了突破性转机。世界贸易网也得到空前发展，中国和日本被纳入这个体系，自由贸易的原则被不断推广，市场经济迅速巩固。在此过程中，欧洲变得更加强大，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来影响和塑造这个世界。

19世纪是欧洲的黄金时代，也是英国的巅峰世纪。欧洲之所以能够影响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的丰功伟业。

从滑铁卢战役到1901年的布尔战争，英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打造出一种广受赞誉的社会模式。

1825年，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发明了铁路机车，这也许是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因为这是火车的前身，而火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交通方式。几年后，工程史上最具独创性的人物之一——布律内尔设计出了第一个铁路系统，并建造了连接伦敦和威尔士的大西部铁路网。铁路网迅速覆盖了整个英伦三岛，还传播至大英帝国的许多殖民地。印度很快就拥有了亚洲最好的铁路系统，从欧洲南部到拉丁美洲，到处都有英国的铁路公司在铺设铁路。从这时开始直到20世纪初，英国的银行及其日益精密的金融系统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的铁路项目提供资助，推动英国铁路走向世界。英国还出口建造铁路的材料。从19世纪中叶起，铁路运输网是全世界所有希望实现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国家必须建造的基础设施。这项伟大的发明使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收获了丰厚的利益。英国不仅是蒸汽机的主要出口国，还是工业时代各种工具的主要出口国，包括纺织设备，英国也是纺织业和重工业的先驱。

英国实现了一项最重要的经济原则：自由贸易，这对其经济以及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重商主义被摒弃，自由贸易取而代之。1846年，英国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对进口粮食征收高额关税的《谷物法》被废止。从此，英国市场开放，成为不受任何限制的竞争市场，英国的谷物价格下跌，食品种类变得更加丰富。许多产品在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后，都实现了价格下降、收益增长。两位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为自由贸易理念做出了贡献：亚当·斯密阐述了劳动分工的巨大优势；大卫·李嘉图则阐释了贸易理论。

推动落实自由贸易的是制造商和自由党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科布登在1838年联合其他力量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目的是废除主要保护地主利益的《谷物法》。不仅在英国，科布登也在欧洲和美国推广自由贸易，他认为自由贸易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它能团结世人，把全世界变得像一个国家，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最佳方法。”

帕默斯顿勋爵很支持自由贸易，他认为商业是“文明的最佳先锋，能让人类更快乐、更明智、更好。”这为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提供了理由：强迫中国开放口岸，实行自由贸易——因为任何政权都无权拒绝自由贸易带给人民的好处。

1860年，《科布登—希瓦利埃条约》签署，英国和法国同意取消英法之间的贸易关税。这一构成自由经济学实质的理念终于开花结果。从1860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自由贸易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英国出口工业产品和技术，不仅不断从中获益，也让全世界获得了这些产品和技术。食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幅降低，极大地提高了英国人的生活水平。

1851年，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主持下，万国工业展览会在伦敦水晶宫开幕。水晶宫本身就展示了最先进的科技，因为它使用了各种精良的工业技艺，使用预制的铁部件和玻璃制成。作为领先的工业强国，英国贡献出一半国内生产的铁、煤和棉布参加这次展会。从那时起，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主要商品是工业产品，所以英国的财富与日俱增。1870—1900年，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均产出增长率高达500%。

在那几十年里，英国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英国文学巨匠狄更斯在他那些闻名世界的小说中写出了大多数英国人的窘境，他们往往贫困不堪，饱受社会不公以及艰辛生活的折磨。1801—1851年，英国的人口从800万增长到1 500多万，很多人都到新出现的工业城镇找工作，希望过上比在农村更好的生活。在此期间，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的人口翻了两番；格拉斯哥和布拉德福德的人口增长了8倍。1851年，英国成为全球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些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面临的问题启发了整整一代思想家、社会改革者和政治家，他们提出的改善社会的思想和建议，不仅改变了英国，最终也改变了全世界。

接下来是边沁的时代。边沁是现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他对功利的定义是：一个行动中产生的所有快乐的总和减去这项行动参与者的痛苦后的得数。他主张以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幸福作为道德和立法的基础。慈善企业家罗伯特·欧文力主推广合作社、工厂规章制度和工会，他想要改变人类社会。出身农民家庭的政论家威廉·科贝特发起改革议会和反对《谷物法》的运动，他认为这是农村贫困的根源。

英国的黄金时代即维多利亚时代。严格地说，是1837—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在长达64年的统治期内，维多利亚女王使君主制得到长足发展，盛极一时。她巩固了君主立宪制这一政治体制，打造了稳定的政局，维多利亚女王成为所有欧洲王室家族的族长，对传播这种政府模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在她毕生的努力下，英国王室声望日隆，君主立宪制举世闻名。维多利亚女王严格按照《经济学人》编辑白哲特对君主立宪制的定义治理国家：“君主应超越私利和党派之争，其权利和义务包括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鼓励政府和警告政府。”

在现代史上，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强有力的词汇，因为在这个时代，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价值观总体上有些相互矛盾，但它们又相互糅合、交相作用，缔造了一个非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英国人相信进步，否则快速的工业化不可能发生；不过同时他们也相信传统，因此一些旧风俗得以在几十年的巨变中保存下来。1894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英国国家名胜古迹信托就是一个实例。当时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化威胁到乡村房屋和文化遗产，成立该组织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它们。到20世纪，这一组织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文化遗产管理组织。

“自由”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标志，他们认为自己向来自由，从未像许多欧洲国家的人民那样受苦于暴政。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工业国家中，英国的中央政府机构最小。这也巩固了人民对王室和议会的尊重，因为它们象征着英国的自由传统。“得体”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身份认同的第二个标志。英国人努力提升自尊，推进构建一个值得被人尊敬的公民社会。在这一时期，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著的《自己拯救自己》成为畅销书，英国的慈善事业前所未有地遍地开花。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信奉宗教，那些不信宗教的人至少也认同新教徒、清教徒的伦理标准，因此自我约束和勤俭蔚然成风。

在政府制度方面，维多利亚时代，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和上议院奠定了两院制的基础，开创了广受推崇的民主制的先河。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英国的议会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当时足以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事实证明，这样的政府在当时能够规避革命带来的动荡，推行重要的渐进式改革，捍卫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两党制和轮流执政实现了这些目标。托利党代表传统，自由党代表变革，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是两党著名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性格和背景相差很大，但都坚定地拥护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格莱斯顿是虔诚的教徒，深信社会进步；迪斯累里热爱传统和个人自由。迪斯累里出生在犹太人家庭，但他取得了杰出的政治成就，这一事实说明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开放程度，这在当时的大部分欧洲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拿破仑时代之后，英国外交政策可以用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来概括：“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获取这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帕麦斯顿担任了英国的外交大臣和首相，积极践行了他这句话蕴含的理念。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很好的实例，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英国反对其前盟友俄国扩张到克里米亚。

英国政府还表示，无论英国公民在哪里，英国政府都会坚决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1850年的大卫·帕西菲科事件佐证了这一点。大卫·帕西菲科是葡萄牙裔犹太人，曾担任葡萄牙驻雅典的领事。他的房子在反犹太人的游行示威中被恶意破坏，但是希腊政府拒绝赔偿。由于当时帕西菲科已经加入英国国籍，作为英国公民，他转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帕麦斯顿派出一支皇家海军中队，对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实施封锁。于是，希腊政府让步，同意立即解决帕西菲科的索赔问题。为证明这次行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我是罗马公民。”在演讲中，他解释必须不遗余力地捍卫世界各地英国公民的利益，和罗马帝国捍卫罗马公民的利益一样。不久之后，这一捍卫英国人利益的原则在国际交往中再次被应用：英国派出皇家海军前往中国，鸦片战争爆发。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其基本原则是为了国家利益，最好的方法是避免与其他欧洲国家结盟或发生冲突，集中力量扩大英国在全世界的利益。这一政策使大英帝国更加强盛，向全世界扩张，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走上巅峰。

英国历史学家西利这样描述大英帝国的崛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帝国事务成为英国政府的核心工作。迪斯累里是第一个专注于拓展大英帝国边界的首相。在他的主导下，英国购买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最终使埃及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迪斯累里还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使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成功阻绝了俄国向那里推进的企图。在俄国图谋接管阿富汗之前，迪斯累里命令英国军队进军这个国家。

迪斯累里相信大英帝国代表着正义的力量，他决心让英国公民了解这一点，他提议加冕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这在英国引起很大争议，因为许多成长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秉持着朴素的道德观，在他们看来，这一提议是被异国神话激起的不必要的想法。但是，英国首相想通过这种途径告诉英国人民：你们的女王管辖着地球上最大的帝国，在加冕为女皇之后，女皇—女王的称号能够匹敌俄国的沙皇、德意志的皇帝、奥地利的皇帝。深受女王喜爱的迪斯累里实现了这一目标，从此英国君主完全清楚了帝国的职责，维多利亚女王的继承人因此增添了一项义务——访问印度和大英帝国的主要殖民地。

迪斯累里感到帝国主义事业越来越深入民心，但这也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事业——英国在南非陷入战争，在阿富汗遭遇重重困难，这使保守党在1880年的选举中落败。如果说开拓疆土的行动让保守党付出了落选的高昂代价，那么撤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首相格莱斯顿很快就见证了这一幕。这位自由党的首相一直被动地接受帝国主义，在掌权后并不愿意继续推行保守党的对外扩张政策，1885年，格莱斯顿做出了撤出苏丹的决定。然而撤退行动十分困难，被委任为总督的戈登将军在撤退中被英国政府抛弃，听任其自生自灭。对此，英国舆论认为这侮辱了英国的国家尊严，格莱斯顿政府不得不提前解散。

大英帝国疆域广阔，各地文化习俗千差万别，对这些地区进行组织和管理成为英国政治工作的中心。英国确立了一个稳固且高度协同的管理机制，由少数经过专门训练的公务员精英负责维系英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的法律和秩序。数代英国专业精英在英国顶尖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深受帝国主义精神浸染，对帝国事业抱有很高的热情。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包括戈登和丘吉尔，他们都清楚，在殖民地军团任职能获得快速升迁的机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大多选择入职印度办事处或其他殖民部门，希望被派往某个令人向往的殖民地。作为英国政府外派的工作人员，他们不仅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而且还能生活得更舒适有趣。殖民地的最高职位是总督，英国雄心勃勃的公务员梦寐以求能升迁到这一高位，尤其是英国在1858年新设立了印度事务大臣职位，高于此前的总督。英国之所以授予印度最高长官这一高得夸张的头衔，是为了方便这位官员代表英国王室处理印度邦国的主权事务。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有些地方的文明在西方人看来很落后，而有些地方，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两者的治理差异很大。更不好管理的是后者，因为他们更叛逆，要求拥有自治权。于是，“自治领”这一特殊的体制应运而生。自治领除了外交和国防政策之外，其他事务均可自治。1867年，加拿大成为第一个自治领；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也相继成为自治领。1884年，在罗斯伯里勋爵访问澳大利亚时，用“英联邦”称呼大英帝国。不久之后，这个词在1887年的一次大会上开始使用，主要指白人自治领。自治领的设立使大英帝国的几个殖民地成为近乎独立的国家，但这也使大英帝国在其臣民中保持了声望，并得以长久传承；执政精英也得以传播民主、法治、市场经济以及他们认为的英国先进文明。

1885年，激进的自由党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加入保守党的政府，他认为英国政治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管理这个全球最大的帝国，所以他要求担任此前一直被忽视的职位：殖民事务大臣。他很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小国时代已经过去，帝国时代已经来临。”当然，在所有帝国中，他坚信大英帝国的角色很特殊，代表着一股正义的力量。“仅仅占领这个世界的大片领土是不够的，必须能够充分利用它们。”因此，他认为大英帝国应该改变模式，组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联盟，在英国制定的原则下开展和平交易。尽管如此，张伯伦还是抓住一切机会向非洲扩张。

到19世纪末，帝国事业深得民心，大英帝国继续扩张。索尔兹伯里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15年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认为自己并非帝国主义者。话虽如此，在他三次担任首相期间，英国在非洲又开拓出一个新殖民地。他曾这样向法国大使介绍英国的非洲政策：“越吃胃口越好。”捍卫大英帝国意味着要尽可能向外扩张。索尔兹伯里抱怨说，为了防止火星占领月球，他的顾问们会建议吞并月球。结果，英国统治了1/4的地球，管辖的人口约4.5亿，相当于当时全世界人口的1/5。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帝国统治过这么多人口。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大国，处于黄金期的英国既受人羡慕也招来不少嫉恨。运输和通信技术使这个全球性帝国造成的外部影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当时的英国被视为主导世界的欧洲文明的领袖。

英国人被视为世界的贵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大英帝国之外也广受崇拜和效仿。英国绅士的穿衣习惯和高标准的行为准则也成为榜样，整个西方世界以及其他地区受过教育的男性都纷纷效仿。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养成了英国人的习惯，比如喝茶和做英式运动，少数幸运的富人还仿照英式建筑，建造出宏伟的庄园。

所有这些对英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帝国主义的拥趸、商人塞西尔·罗兹说：“生为英国人，就是中了一张人生的彩票。”约瑟夫·张伯伦说：“我认为不列颠民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统治民族。”英国人的自信和对自己文明的自豪感使英国在这个时期的扩张更广。

在这个欧洲的辉煌时代，另一个伟大的主角无疑是法国。尽管法国在1815年及随后的政治动荡中落败，但是在整个19世纪，法国也到达其权力的高峰，增强了欧洲对世界的影响力。

法国大革命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遗产，塑造了欧洲、西方以及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区分政治意识形态的“右派”和“左派”。从1789年起，法国国民大会的成员分为两组，支持革命的被称为“运动党”，坐在左边；支持国王的被称为“秩序党”，坐在右边。从此，左派意味着信奉启蒙运动的原则，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欧洲革命都是受此启迪。

左派人士认为，所有人都平等，政府应该确保机会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严格执行。他们还认为，如果社会的财富和权力掌握在少数特权人群的手里，那么消除贫困、消灭压迫的努力会被压制。因此，国家有权通过税收甚至没收私有财产的方法重新分配财富。左派认为科学和技术有利于社会进步，宗教信仰和古老的传统都不应妨碍社会的真正进步。

另一方面，右派人士不相信平等，他们认为天性和社会使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因此，应该维持社会的等级结构，顶层是王室、贵族以及自古以来就代表上帝和智慧的教会。在实施任何变革之前，应该维护法律、秩序和传统，私有财产也应该受到尊重。只要社会有爱心，就能够摆脱贫困。

1830—1848年，路易·菲利普的君主制政权进行了一次勇敢的尝试，将左派的新理念引入保守的政权机制。拿破仑三世声称忠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最终取代了路易·菲利普成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19世纪法国最成功、最长久的政权，总统必须经选举当选，既缔造了共和国，也保留了君主制时的宏伟盛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为共和国的典范，后来许多共和政体都借鉴了这一模式。

19世纪的法国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权更替，但所有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点：决心扩大法国的影响力。1830年，法国开始殖民阿尔及利亚，随后开展了更多勇敢的征服行动。

1848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4年后他加封自己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作为波拿巴家族中的杰出人物，拿破仑三世相信法国代表了最高的文明水平，因此必须向外扩张，既然不能像他叔叔一样在欧洲拓宽疆界，他就把目标转向海外。

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1848—1870年），法国在三个大陆都建立了新殖民地：亚洲的法属印度支那、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拿破仑三世甚至企图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新帝国，填补西班牙留下的空白。1861年，墨西哥总统贝尼多·华莱士未能偿还法国的贷款，拿破仑三世认为这侵犯了法国的利益，以此为借口入侵墨西哥，宣布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为墨西哥皇帝。法国占据墨西哥的时间很短暂，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更是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在1870年被墨西哥叛军处决。在那10年间，法国人创造出“拉丁美洲”这个词，用来指称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的国家，拉丁美洲取代了此前伊比利亚的美洲或西属美洲的说法。最终，这个名称被所有美洲人采用，并逐渐被其他地方的人接受和使用。

苏伊士运河的建成是法国国际声望的另一个标志。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莱赛普负责这一连通地中海与红海的浩大工程，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落成。莱赛普想重现这一壮举，开通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1879年，巴拿马运河项目动工。

1870年，法国与德国因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属问题发生争端，普法战争爆发，法国被打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虽然法国的新政权对外宣称，法国对对外扩张的热情不高，但事实是，在此期间，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最为迅猛。

1871—1900年，法国的殖民地面积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在广占土地之外，法国还建造了很多海军基地，分布于从亚洲西贡到非洲达喀尔的殖民地。殖民地对法国经济具有关键作用，既是法国出口产品的新市场，也为法国正在发展的工业提供了原材料。阿尔及利亚农民的耕地从1830年到19世纪末增加了3倍；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出现了类似的农业增长。巴黎银行向北非的法国定居者发放贷款，帮助他们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结果，从20世纪初起，该地区成为农产品主要产地之一，出口也稳步增长。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定居者将这一殖民地变成大米和橡胶的主产地之一。

法国不仅从殖民地获得了财富，也从法国公司创建的商业网络获益。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法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迅速扩大，巴黎成为继伦敦之后的欧洲第二大金融中心，国际业务量最大。

拿破仑三世时期设立了一个殖民地管理部门，随着帝国扩张，其职责也相应增加。1858年，殖民地部成立，同时，因为阿尔及利亚的特殊性，法国政府专门设立了阿尔及利亚部。拿破仑三世在1860年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宣称自己既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皇帝，也是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的皇帝。在此期间，只要殖民地的公民讲法语并放弃那些被法国列为非法的习俗，比如一夫多妻制，他们就有权获得法国国籍。法国还承认了法属殖民地与第三国进行贸易的权利，这已经完全不同于殖民地时代的主导观念，那时，大多数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只能将产品出口到宗主国的其他殖民地。

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起，法国的殖民事业就深受哲学家圣西门的意识形态影响，即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主张工业化应基于社会需要，应扩大组织，这样富人可以资助穷人。在这个意义上，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殖民能够帮助最落后的土著民族。一些名人和政要受圣西门思想的启发，同时也出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同情和关切，开始推动阿尔及利亚和北非的重要项目。企业家普罗斯珀·昂方坦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了建造苏伊士运河的想法。

殖民地及殖民地管理部门是法兰西帝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初，殖民事业很不受欢迎，尤其受保守派的反对。在他们看来，法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为未来复仇做准备。因此，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军队现代化是重中之重，殖民事业毫无用处，不仅分散国家的精力和力量，还会让法国陷入贫困。1884年，右派参议员布罗伊公爵曾说：“殖民地会分散宗主国的力量，削弱而非壮大它们的实力。”

另一方面，自由党和左派政治家很支持殖民主义。他们认为，这是最崇高的事业，一个国家强大的关键就在于占领殖民地。法国共和党政治家茹费里是殖民扩张的热心支持者，茹费理在1880年担任法国总理后开始执行新殖民政策，征服了突尼斯，奠定了法属非洲帝国的基础。1885年，茹费里向法国议会解释为什么要推进殖民化：“开诚布公地说，优秀种族对劣等种族具有责任和权利，应该教化他们。”

在19世纪70年代初，一群法国的知名人士为促进殖民大业创建了“殖民党”。殖民党认为，作为一个提倡人权的国家，法国也应该在殖民地推行这一原则，法国扩张到其他大陆能够帮助解放那些被压迫的人民，打击原始主义，让他们和法国人一样生活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之下。

从文化角度看，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20世纪初是法国的黄金时代，也被称为“美好年代”。在这个时代，法国最伟大壮丽的象征是巴黎。雨果、左拉等19世纪的作家都深受这座城市启发，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著名的城市规划师奥斯曼男爵设计了巴黎新城区，华丽的建筑和宽直的街道令巴黎面貌一新，世界各地的城市纷纷模仿其现代主义风格。

巴黎这座“光明之城”在1889年和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大放异彩。1889年的世博会恰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主旨是展示科学技术进步，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这一非同凡响的建筑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程技术，成为法国的独特名片，人们甚至将它与狄德罗所著的《科学、美术与工艺百科全书》相提并论——它们的基础都是理性严谨、人力劳动、多种能源并用。

1900年世博会的主题是展示巴黎这座文明世界的首善之都以及现代文明的优势，突出教化世界的使命。“巴黎是世界的中心，地球的其他地方只是它的郊区。”18世纪法国古典喜剧泰斗皮埃尔·德·马里沃写道。进入20世纪后，这座光明之城变得更加灿烂辉煌。“美好年代”的巴黎成为世界之都，没有任何城市获得过这一称誉。

1871年，出现了一个与英法这两个欧洲帝国分庭抗礼的强劲对手：德国。此前，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直到1871年才完成了统一。对德皇威廉一世来说，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转折点，他宣称德意志不仅是一个新的统一国家，而且是一个新帝国——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第一帝国像一个巨人般出现在世界强国之林，仅就规模而言，它就足以震慑近邻。德国在很多方面都很“巨大”：1871年时有4 000万人口，到1914年，人口增长到6 800万，是欧洲除俄国之外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德国的公民教育水平很高，因此，德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迅速扩大。德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快速工业化。1870—1914年，德国的金属产量增加了12倍，超过英国、法国、俄国金属产量的总和。德国的煤炭产量在30年中增加了5倍，工业制成品的产量增加了4倍，出口额增加了3倍。著名的家族企业克虏伯专门生产金属和武器，是20世纪初欧洲最大的企业。西门子、AEG等大公司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这些数字令其他国家无法企及，使德国在1914年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

俾斯麦是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的首任宰相，掌管这个国家20年，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家。1862年，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俾斯麦宣称将通过铁与血统一德意志。在这一目标实现后，他成为德意志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和19世纪德国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俾斯麦通过战争成功扫除了所有反对德意志统一的力量。令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欣慰的是，在实现这一目标后，俾斯麦宣布德意志已经满足，不会采取更多行动。

许多德国人并不赞同俾斯麦的这一立场，他们认为德国迎来了历史性机会，应该问鼎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不应放走向外扩张权力、统治欧洲和世界的机会。但是，德国面临的问题是，对外扩张势必会导致战争，而且向其他大陆扩张并不容易，因为很多地方已经是其他欧洲强国的殖民地。

在殖民游说团体和公众要求德国占领更多领地的压力之下，此前一直不愿抢占殖民地的俾斯麦首相改变了对外政策。1885年，俾斯麦下令在非洲兴建殖民地，后来德国在太平洋地区也建立了一些飞地。但是这些殖民地对德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来说太小了，完全不能满足其权力欲望。威廉二世连连哀叹，德国的殖民开始得太晚，最理想的地方都已经被其他国家占领。

威廉二世比威廉一世野心更大，但他不够谨慎。他认为德国应该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突破欧洲狭窄范围的限制向外发展。1898年，威廉二世紧锣密鼓地启动了一项海军建设计划，当时排名世界第六的德国海军在短短几年内上升为世界第二。这一计划的负责人、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认为，海外征服和自然法则一样无法抗拒；1899年，时任德国外交部次长伯恩哈德·冯·比洛宣告说：“我们无法接受任何外国势力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被瓜分了。”

德国的扩张主义者和政府上层渴望实现世界霸权，这不仅是德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长久以来，德国国内的思潮也酝酿和推动着这一趋势。

1832年，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出版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战争论》。在这部作品中，他反思了战争技术及其与政治的关系，他的理论可以总结为一句格言：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个政治工具，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战争论》通常被认为是战争的辩护词，它没有从伦理角度质疑发起战争是否正确，也没有从道德角度批判战争造成的苦难和伤亡。100多年以来，《战争论》不仅在德国获得高度评价，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广受好评。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这部作品钦服不已，它为如何通过战争实现政治目标提供了指导。推动德国崛起为欧洲第一强国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也深受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影响。

19世纪的德国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对整个欧洲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哲学家尼采的影响特别大，他引导人们理解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主流思维方式，为帝国主义辩解。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作品中，尼采解释说，人类分为两种：奴隶和主人，两者的道德观完全不同。主人总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欣赏更高更强的力量和所有向强的事物。奴隶则相反，具有温顺和服从等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典型美德。尼采认为，上帝已死，因此有必要用新的基督教价值观替代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传统价值观培养奴性，而新价值观能培养他所说的“超人”。

许多追求霸权和统治弱小民族的人在气质上都接近尼采所诠释的超人。但是，如果把德国崛起时期的思想简单地归纳为以上提到的关于战争或超人的思想，则有失公允。在欧洲思想和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德国天才留下的痕迹。19世纪的德国还诞生了其他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例如黑格尔和叔本华。

浪漫主义是19世纪初最重要的文化运动之一，它引导人们欣赏自然之美，将情感的价值放在理性之上。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文学天才，世界将会大不一样。在18世纪，古典音乐家主要是莫扎特等奥地利人，到19世纪，他们就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等德国音乐家取代。

意大利王国经历了与德国相似的过程。意大利王国在宣布统一后，在1871年定都于罗马。意大利在19世纪最伟大、最浪漫的事业之一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其宗旨是实现意大利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一些思想迥异的意大利名人都参与其中，例如朱塞佩·加里波第，他是一个信仰革命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想把意大利变成民主共和国；最终领导意大利实现统一的是一个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人物——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被誉为“现代意大利之父”的加富尔将意大利定义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由埃马努埃莱二世统领。

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使奥地利损失惨重。哈布斯堡王朝北部和南部的很多领地都被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王国夺走。梅特涅王子最终未能阻止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扩张，奥地利这个古老帝国大受冲击，在欧洲的权威也大大降低。不过，奥地利虽然因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损失了许多领土，但同时也受益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成功将疆域扩张到今天的希腊边境。就这样，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中心建成了自己的帝国，奥匈帝国统治着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虽然管理困难，但其统治一直持续到1918年。因此，奥地利是欧洲帝国中的特例，是唯一未曾想到欧洲大陆之外占领土地的国家。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国成了一个欧洲强国。彼得大帝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经过4个世纪的扩张，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也成为人口大国，1890年，俄国有1.16亿人口。俄国还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有上百万士兵，同时有500万预备役人员。在国际关系中，国土面积和人口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俄国的角色变得举足轻重。

在打败拿破仑的战争中，俄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俄国人可以底气十足地面对欧洲其他强国。181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称为欧洲的救世主，这并不夸张。亚历山大一世在维也纳会议上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巩固俄国在波兰的权力。尽管俄国已经统治了地球1/6的面积，但是俄国沙皇仍想进一步扩展疆界。

俄国特别留意没落中的奥斯曼帝国，并主动掌控机会。1853年，法国和俄国因为在由谁守护圣地耶路撒冷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而爆发了一场冲突，当时耶路撒冷属于奥斯曼帝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决定派出部队到奥斯曼的地盘攻占耶路撒冷。法国和英国想阻拦俄国的疯狂计划，于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战败，自取其辱。然而，俄国并没有因此打消扩张领土的梦想，其与欧洲强国间的摩擦还将继续。

俄罗斯帝国是19世纪两项伟大发明——火车和电报的最大受益国。火车和电报有效提高了这个庞大帝国的通信效率，沙皇政府得以从莫斯科更密切地控制领地。然而，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仅有这两项进入了俄国，因为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与欧洲其他强国不同，实际上并没有工业化，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

由沙皇领导的俄国精英阶层认为俄国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俄国人在19世纪为西方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杰出人才的成就在整个西方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如此，事实证明，俄国并未接受也未引入推动19世纪的欧洲发展的思想。俄国有两个思想派别：西方派认为俄国应该开放，接受欧洲的思想；斯拉夫派则坚决捍卫俄国的纯洁性，拒绝模仿外国。西方派是文化界的主力，但在政治领域的权力却很少。虽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更偏向自由，但是整体上，所有沙皇都顽固地捍卫专制，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

帝国主义在欧洲其他国家被视为繁荣和高效治理的代名词，但是俄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形，其主要特征仍然是专制和停滞不前。

在新兴强国集中力量扩张并不断获得新领地的同时，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衰落的老帝国也努力维护他们在过去的辉煌时代留下的殖民地。贸易仍然是荷兰的主要收入来源。从16世纪起，贸易就为荷兰创造了极大财富。荷兰在19世纪末也进行了工业革命，并取得了成功。西班牙和葡萄牙却错过了这场影响遍及西欧的工业革命。19世纪的西班牙是唯一不断在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挣扎的国家，这极大损害了西班牙的利益。尽管如此，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此前它们曾占据的领地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这两个帝国都坚守着剩余的领地，所以它们仍然名列帝国主义强国。

显然，19世纪的欧洲有赢家也有输家，有的国家在崛起，有的国家在没落，还有一些国家大肆攫取他国的利益。但是，欧洲之所以能够迎来这个黄金时代，欧洲人民之所以能够打造出这个非凡的时代并从中获益，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关键因素是金融。在这个黄金时代，金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它，工业革命就无法取得如此大的进展，欧洲人也就无法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远方。

银行家和企业家都清楚，没有钱，就无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完成帝国主义事业。欧洲金融机构建立了遍布全球的网络，并根据欧洲的法律法规制定运营规则。这使得市场经济前所未有地扩展开来，到19世纪末，全世界都被统一到同一个商业体系中。

欧洲的银行从全球商业投资中获得了巨量财富，发展速度空前，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最好的例证，这个家族由于其泛欧洲的经营视野而声名鹊起。18世纪中叶，犹太典当商梅耶·罗斯柴尔德决定在法兰克福扩大银行业务，于是他把他的4个儿子分别派往欧洲4个主要城市：维也纳、伦敦、巴黎和那不勒斯。从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靠自己的代理商和信使网络，比竞争对手更快获得这几个城市的相关信息，在金银贸易中一枝独秀。最著名的事迹是：1814年6月19日，内森·罗斯柴尔德租用了一艘特殊的游艇，早于竞争对手几小时得到了滑铁卢战役的消息，在股市大赚一笔，创造了纪录。

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业务扩大到金融服务、房地产和采矿等领域。最重要的是，到18世纪末期，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贷款，以满足其和平时期的投资以及战时所需的资金。因此，到19世纪初，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拥有全球最多的私人财富，而且强大到能够决定欧洲各国是战是和。拜伦在其诗作《唐璜》中描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力，称其为“欧洲的真正主人”，能够控制欧洲的权力平衡，它提供的贷款既能创建一个新国家，也能推翻旧权力。

在创建了国际银行业模式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在伦敦及其他欧洲城市推进大项目，如为建造苏伊士运河提供资金，为英国大亨罗得斯在南非雄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提供融资服务，包括创建戴比尔斯公司和建立罗得西亚殖民地。

19世纪初，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它的地位甚至比这更重要，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称伦敦为全球霸权城市——这是前所未有的，直到1920年纽约才取代了伦敦的这一角色。作为全球最大帝国和最强工业国的首都，伦敦自然拥有不可比拟的价值。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银行都把它们的总部设在面积仅为1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里，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也在那里。这些机构在英国空前的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英国的资本从19世纪中叶起流向全球各地。1860年，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1870—1914年，英国的外贸量增长了3倍。

尽管伦敦的金融霸权地位牢不可拔，但是在欧洲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米兰等城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的资金不仅流向欧洲大陆和各帝国殖民地的项目，也为除此以外的世界提供融资，例如美国就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欧洲资本还帮助了许多新兴经济体，阿根廷是最好的例证：1870—1900年，欧洲在那里的投资增加了10倍，大大推动了阿根廷的发展，使它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列。巴西、墨西哥等国家也受益匪浅。欧洲资本也改变了在地球另一端的日本，还推动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复兴，贝鲁特等城市因此迅速崛起。出口资本意味着在世界各地建立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现代金融机构。就这样，欧洲企业家和金融机构成功将市场经济推向全世界。

欧洲推行市场经济的结果是，1840—1913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10倍。这个非同小可的数字后来只被1948—1971年这段战后和平时期的贸易额超越。这个时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南北半球间的洲际贸易额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这一比例比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达到最高峰时的比例更高。

第二个关键因素，或许是欧洲能实现时代霸权的最重要因素——技术。蒸汽轮船和铁路是工业革命的两大标志。工业革命之所以影响巨大，一个原因是它带来了交通革命。在铁路机车和铁轨出现之前，海上交通是缔造全球帝国的关键。火车为地面扩张和控制无法从海上到达的广阔领土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我们前面提到，英国不仅在其帝国范围内建设铁路路线，还向美国和埃及等许多国家出口铁路技术，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俄国这个陆上帝国尤其受益于铁路。铁路连通了俄国许多相隔遥远的领地，此前俄罗斯帝国一直缺失的内部凝聚力逐渐形成和加强。1881年，跨里海铁路投入运行，偏远、冲突不断的里海地区不再与世隔绝。1891年，俄国开启了一项更艰巨的工程——建设著名的西伯利亚铁路。这是铁路史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西伯利亚铁路在1904年完工，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其他历史上一直因地理因素被分隔的欧亚城市终于被连通起来。从那时起，只需7天，就可以从莫斯科到达太平洋沿岸，俄国欧亚领地之间的商贸活动和人员流动不断增加。

法国利用火车控制辽阔的非洲殖民地；德国利用铁路培育和发展国外市场，柏林—巴格达铁路于1903年开工。德国人希望通过这条路线连通巴格达，因为他们计划在那里建设一个港口。这条铁路穿越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也符合土耳其人的利益。但这令英国及其他欧洲帝国很担心，不过因为这一项目过于宏大，直到1940年才完工。

火车改变了欧洲社会，全世界也渐渐为之改变。大大小小的城市被这种快速和相对安全的交通工具连通，这也改变了欧洲国家的组织方式以及城乡生活。火车推动了标准化计时，因为火车严格按照时间表运行，判断其效率的标准是是否能准时到达目的地，所以，所有搭乘火车的人必须守时，而这多亏了19世纪欧洲的另一项伟大的发明——怀表。从15世纪起，欧洲人一直使用机械钟，但是它不能像怀表一样时刻提醒人们时间在流逝，必须管理日常生活。怀表主要的出产国最初是瑞士，后来法国和英国也开始生产怀表。起初怀表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但是到19世纪就逐渐大众化。20世纪初，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欧洲人都会随身携带一个怀表。美国是另一个怀表生产大国，还使怀表传遍了整个美洲。怀表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也是其最成功的出口产品之一，在19世纪末，这一计时工具也开始被其他文明的人们使用。

电报也在19世纪出现，人们发送的讯息几乎能立即被对方收到。伏特、奥斯特等几位欧洲科学家为这项发明做出了贡献。1837年，威廉·库克和查尔斯·惠斯通获得第一台商用电报机的专利，并将其安装在伦敦的尤斯顿和卡姆登。1844年，陆地电报开始使用；1851年，第一条水下电缆穿过英吉利海峡；1866年迎来了重大突破，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建成。30年后，全世界都被电报网连接起来。

电报被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虽然有些夸张，因为它并没有像21世纪的互联网那样改变普通人的生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它是全球通信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管理模式。这项新技术使指挥海外军队的将领以及代表国家的大使能够立即将新情况上报政府并接收命令，他们的权力和自主权也因此大大被削弱了。电报大大提高了欧洲国家政府控制海外领地的能力，而且欧洲各个维度的扩张也大受裨益。

推广电报业意味着要实施一个巨大的工程：在全世界铺设电缆。1865年，海底电缆的总长度为4 400公里，到1903年，已增长到40.63万公里。在长途电话出现之前，一直是电报的时代。电报为改变人们生活的两项发明奠定了基础。1876年，苏格兰发明家贝尔申请了电话专利；不久后美国人爱迪生申请了白炽电灯泡的专利，他起初是一名电报工，后来爱迪生还发明了留声机。

电报让人们能够立即获悉世界另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意识到其中商机的是德国企业家保罗·尤利乌斯·路透。1851年，路透在伦敦创办了全世界第一家新闻社，售卖由电报传送的最新消息。最初业务只涉及商业新闻，服务对象是能够从中获益的银行和经纪公司。但是很快，多家报社开始订购这一服务，于是，路透社开始提供各种新闻信息。随着电报技术在全球发展，路透社开设了许多分社，率先报道林肯被暗杀的消息的媒体正是路透社。到19世纪60年代，路透社已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业。从此，报纸开始每天竞相发布世界新闻，有的报社甚至更进一步，认为不仅要报道当地和本国发生的大事，报道国际事件也是其职责所在。这就意味着不仅要依赖路透社这样的新闻社，还要派记者去新闻的发生地。驻外记者由此诞生，全球新闻的时代开始了。

同时代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摄影术。1839年，法国艺术家路易·达盖尔发明达盖尔银版法，开启了摄影时代。很少有发明能像摄影这样影响人们的个人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受。在摄影术问世之前，个人或家庭肖像画一直是少数富人的特权。摄影术让普通人也负担得起，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和现实环境。在那之前，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人们只能通过艺术家的绘画感受艺术家对绘制对象的主观认识，而相机可以客观地反映出镜头前的实景。摄影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拓宽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成为新闻和出版物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不必旅行就能通过照片看到其他国家，了解那些伟大的城市、异国的传统风俗，大开眼界，这也让人们更了解身边的不公正，例如贫民区的生活条件、街头乞讨的儿童。关于战争的残酷，过去人们都是通过幸存者才能了解到。有了摄影术之后，人们能从照片看到战争真实的样子，感受其灾难性后果。第一场保有照片证据的战争是美国的南北战争。

在照片出现几十年后，电影机问世了。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放映机并获得了专利，这是一部胶片电影机。不久后，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工厂的大门》在巴黎放映，第七种艺术就这样诞生了。电影艺术引人入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到20世纪20年代，电影在美国发展成一个产业，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在这之前，欧洲人在19世纪末就发现了它的潜力，他们拍摄的第一个大型活动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禧》。

19世纪，欧洲还有一项发明是内燃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世界。几位欧洲科学家从18世纪起就为这项发明做出了贡献，但最终是德国人真正将内燃机投入实际应用。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获得现代汽油发动机前身的专利，卡尔·本茨获得了第一辆商用汽车的专利。他们很快创建了两大汽车品牌：梅赛德斯和戴姆勒。此后不久，法国工业家被这个新兴产业的光明前景吸引，出现了施耐德、标致、米其林和雷诺等厂家，它们是20世纪初汽车市场的领军企业，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出现之前，法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20世纪初，英国的劳斯莱斯、宾利、奥斯汀和罗孚等汽车品牌横空出世，成为汽车业强劲的竞争对手。

科技进步也影响武器工业，进一步加强了欧洲的军事优势。机枪能够高速射击和装弹，在杀伤力方面有显著提升。1884年，在英国出生的美国发明家海勒姆·马克沁获得了第一款全自动机枪——马克沁机枪的专利，它每分钟可发射600发子弹。

马克沁机枪在大英国帝国的扩张中大显身手，特别是在非洲。英国殖民部队在罗得西亚的第一次马塔贝列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700名英国士兵成功打退了5 000多个马塔贝列勇士的突袭，他们只用4门马克沁机枪就杀死了1 500多名敌军，而英军只有4人受伤。这幕屠杀土著的场景后来在当地人反抗欧洲人的殖民战争中多次重演。马克沁机枪的出现说明，在非洲以及任何殖民地，只要动用武力，欧洲人总是稳操胜券。数年后，出生在法国的英国诗人希莱尔·贝洛克这样写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英国维克斯公司购买了马克沁机枪后，在1896年推出了改进版：维克斯机枪。从此，现代武器的破坏力越来越强。这起初有利于维持欧洲霸权，但是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从长期来看并非如此。

政治是这个黄金时代的主旋律。欧洲根据自己的政治优先事项排序来塑造世界，它们的政治制度成功出口，19世纪的标志性思想和政治信条广受欢迎。正是在这个时期，民主制开始被西方世界视为最好的政府制度。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的大选中落败时说的一句话广为人知：“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好的一种制度。”

英国是最成功的民主制出口国，其两党两院制启示了美国，使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发展成世界民主制的桥头堡。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人将民主制推广到大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获得大英帝国内部半独立地位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坚定的民主制国家。南非也采用民主制，但只适用于白人，他们对有色人口的隔离政策备受争议，阻碍了民主制的发展。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是，民主制在说英语的国家或者最初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的国家发展得更好。这一趋势在20世纪更加明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家的政治都很稳定。

英国的政治思想和体制也启发了许多欧洲国家。英国政府精心谋划维多利亚女王子孙的联姻，使君主立宪制在欧洲推行开来，比利时、保加利亚、希腊都采用了这一体制。英国的民主模式带来了稳定和成功，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德国和意大利在统一后也采用了君主立宪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经历了很多政治动荡之后也采纳了这一模式。另一方面，法国在几次尝试建立君主立宪制失败后，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先锋。在欧洲，俄国是唯一没有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俄国沙皇依然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最终落得悲惨的下场。

那么，欧洲人的民主制属于什么类型呢？在两党制、依宪立法、选举产生政府的表象背后，公民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投票权决定了民主制是否确实存在。

虽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政府宣布赋予男性公民普选权，但是并没有付诸实施。这一原则也写入了美国宪法，但是没有具体规定谁有投票权，直到南北战争后才明确为白人公民。

1830年，民主制的摇篮希腊成为第一个承认所有男性拥有普选权的欧洲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后，法国和瑞士认可了男性的普选权。西班牙于1869年认可这一原则，之后是德国。到20世纪初，“男性普选权是真民主的必要条件”这一原则被俄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认可。英国在这方面也落后一些。在1867年改革后，英国还只有2/3的选民拥有投票权，到1918年，英国实行了真正的普选，包括女性在内的公民都获得普选权。英国女性因为妇女参政运动成为争取女性普选权的先驱，但是事实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英国之前就已经赋予女性普选权，而且芬兰早在1906年就率先赋予所有公民投票权。

赋予全体公民投票权并不一定就有意义，除非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接受过最基本的教育，能够获得信息并独立思考。因此，扫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71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率先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奥匈帝国在1778年也对此进行效仿。美国受此启发，1852年在马萨诸塞州开始推行义务教育。西班牙和意大利在19世纪50年代也效仿了这一做法；英国在1870年开始为5—10岁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法国在1881年推出同样的举措。到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视没有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为欠发达的标志。但是挑战更大的是义务教育法的执行。到20世纪初，南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文盲率仍然很高，欧洲工业国和农业国公民的识字率差距也很大。但是最重要的是，欧洲已经认可了一个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没有接受教育，任何社会都不能被称为先进发达的社会。

传统社会有3个“国民等级”：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英国的上议院代表来自前两个阶层，下议院则代表平民。不少欧洲国家都有上议院、下议院之分，由此诞生了西方民主制的基石——两院制。但到1787年，事情发生了变化。埃德蒙·伯克抬起头，看着下议院的新闻记者席说：“那是第四个等级，比前三个等级的这些代表都重要。”

欧洲在17世纪出现第一批杂志期刊，新闻业由此诞生并传承至今。18世纪，报纸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使新闻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9世纪，新闻业进一步发展，成为民主制的一大支柱。

19世纪是报纸的黄金时代。技术进步改善了印刷和发行方法，新闻得以迅速发布。随着文盲率下降，读者人数稳步增加，一些国家的公民选举权稳步扩大，这就意味着更多有投票权的公民需要了解相关情况。政党和压力集团也创办自己的报纸，发布他们对现实的看法，捍卫自己的社会利益。

在这一时期，报纸的力量变得很强大，甚至能够引发战争或推翻政府。在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力巨大，被视为国家政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泰晤士报》的成功使这个名字很快传遍世界，很多地方的报纸都据此取名：《印度时报》《纽约时报》《开普时报》、瑞士的《时报》、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报》、哥伦比亚的《时代报》，等等。

报业崛起使新闻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很有影响力的职业，但是记者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应该被给予多大的自由度？新闻自由是一场漫长的斗争，因为它意味着要挑战政府、教会和既得利益群体。“只要不伤害其他人，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自由主义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论自由》的作者约翰·穆勒在书中写道。这个理念在民主国家广为接受，新闻自由成为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

新闻业的繁荣极大地提升了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他们成为社会中的重要人物——这成为欧洲社会的特征，后来其他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这种转变。“知识分子”这个词特指那些致力于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并提出改进建议的人。从19世纪初起，欧洲社会越来越开放，能够包容人们发表和宣传他们的想法。从改革者到乌托邦主义者，知识分子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以至他们被称为新贵族。大知识分子圣西门曾说，他们就像新的神职人员，正在取代启蒙运动之前的教会代表。在俄国，知识分子奠定了革命运动的基础，他们认为自己是现有世界的批评者——这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预见到了还未成型的未来世界。

在后拿破仑时代，欧洲是意识形态的温床，这里诞生的诸多政治思想体系启发了全世界大多数政党的组建，其中许多政党一直活跃至今。因此，要想了解当代复杂的政治学，必须先了解欧洲知识分子的历史。欧洲的这些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欧洲人在寻求自由。欧洲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压迫着他们的东西：民族、国家、统治者、地主、社会阶级体系，还有贫穷。他们和自己的祖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觉得自由伸手可及，而且发生改变是可能的，他们能够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中。

在19世纪的思想中，自由主义锋芒毕露。这种政治哲学以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理念为基础，这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第一个自由派政治集团出现在西班牙——自由党人。他们在1812年撰写了一部宪法，尽管最终失败了，但《1812年宪法》启迪了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的自由运动。另一个自由主义分支发源于英国，倡导经济自由和公民自由，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包括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以及约翰·穆勒等哲学家。

工业革命初期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条件激发了左派人士的革命思想。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是圣西门；法国哲学家傅立叶和英国社会改革家欧文倡导国有制、政府管理生产资料、公平分配收入等理念，他们希望最终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革命思想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标志着最具革命精神的思想，共产主义的问世。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出版了他的遗作《资本论》，起初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读过这本书。那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它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并将启示统治全球1/3人口的政治制度。

无政府主义最初受到蒲鲁东哲学的启发，这种政治哲学的目标是建立没有国家或官方机构管理的自治社会。俄国的革命者巴枯宁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创立了集体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各种所有制。

尽管左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所有左派的意识形态有一个相同的愿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1864年，各国工人代表在伦敦组建了国际工人联合会，两年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国际。从那时起，工人运动逐步向全世界扩散。

同时，另一个意识形态在欧洲渐入人心，这就是和平主义。从早期的基督徒时代开始，许多欧洲思想家就明确反对战争，到19世纪，他们开始形成组织。1816年，英国慈善家威廉·艾伦成立了“全球永久和平促进会”。1843年，亨利·理查德在伦敦召集了第一次国际性的和平大会。不过相比之下，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和平与自由大会的国际影响力更大。和平主义者逐渐形成了有影响力的跨国游说团体，1889年的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吸引了310名活动家参加。和平主义得到了托尔斯泰等大知识分子的支持。1894年，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出版，他在书中解释了他的和平主义信仰。印度圣雄甘地深受这本书的影响，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主要就是受其启发。

如果说根除战争不现实，那么至少应该减轻参战人员的痛苦。秉承这样的宗旨，第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红十字会在欧洲出现了。红十字会的创建人是瑞士商人迪南。1859年，他目睹了索尔费里诺之战中成千上万的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等死。186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目标是保护冲突中的受难者，包括战争中的伤员、战犯和难民。第一次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后不久，36个国家的代表同意遵守规则，规定医护人员可以佩戴红十字的臂章救助伤员。从那时起，在大多数武装冲突中都出现了红十字会的身影。

在欧洲，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并激发出各种革命思想，许多塑造政治和社会框架的信仰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59年，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这是科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一本书，进化生物学由此创立。这本书中的观点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都是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一代一代进化而来，否定了《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和地球上所有物种来源的解释。

达尔文的理论严重挑战了基督教和所有认为人起源于神的宗教，因此，达尔文被基督徒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就不足为奇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启迪了19世纪后期非常有影响力的几种思潮，虽然他从没有对任何源于他的理论表达过赞同。

英国科学家高尔顿是达尔文的表兄弟，他在阅读了《物种起源》之后得出结论：有一种遗传因子让一些人兴盛、另一些人衰败。高尔顿首创了“优生学”这个词，旨在改善人类的基因构成。在实际中，这意味着鼓励那些被认为健康和基因质量好的人结婚生子，禁止那些基因不健康或不被需要的人繁殖，甚至对他们实施绝育。优生学很受欧洲许多立法者欢迎，他们认为这是解决充斥在工人居住区的犯罪行为的好办法，这在20世纪初的美国尤其盛行。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读了《物种起源》之后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认为所有物种都努力生存，但只有那些足够健康且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才能生存下来并变得更强大，而那些不够健康或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则会退化，甚至灭绝。这一自然规律被用于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时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些人之所以能发财、成功，是因为他们发展出了更强的能力，能够应对社会变化并从中受益；他们是最适应环境的人并因此成为享有特权的精英。根据这种思想逻辑，立法扶助弱者和穷人或者重新分配少数富人的财富会打乱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不利于国家利益。

信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特别适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一些国家能够积累财富和权力，成为大国，而另一些国家因为不能适应环境而衰败，最终被最强大的国家统治，甚至瓦解。这个理论也能够解释帝国主义，证明它的正当性。欧洲强国之所以能一直向外扩张，创建伟大的帝国，是因为它们比其他文明更强大、更有能力。因为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所以欧洲人会统治世界其他地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还解释了欧洲内部的斗争：英国和法国通过侵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利益成为大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没有适应变化的能力而没落。德国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飞速崛起，因为它比所有竞争对手都更能适应环境变化。

从欧洲殖民早期起，欧洲人及其后裔中广泛存在种族偏见，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此提供了支持性解释。这一思潮对西方政治的影响很大，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甚至更久远。

1853年，法国外交家、作家阿瑟·德·戈比诺的《人种不平等论》出版。他在书中分析了在三个种族的历史：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得出“历史源自与白色人种的接触”的结论。在白色人种内部，戈比诺认为雅利安人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他还将一些国家和文明的衰落归因于跨种族通婚。

戈比诺的这本书在欧洲和美洲的知识分子中广受好评，被视为对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与今天不同，在那时认为白种人更优越不会引发任何争议。“肩负起白人的重负，派出你们最优秀的后代。”吉卜林在1898年的一首诗中写道，敦促美洲人要像英国人和欧洲其他强国的公民一样担起帝国的重任——好像白人天生负有统治其他人种的责任。对欧洲和其他大陆的许多人来说，白人更优越的观点似乎能解释为什么白人社会与其他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标准方面的差距会如此巨大，而且，相信白种人更优越与人人平等的思想并不抵触，因为平等原则不适用于其他种族。马克思曾经寄了一份未完成的《资本论》给达尔文，他对进化论大加赞赏。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曾说过：“一切都是种族问题，这是唯一的真相。”

欧洲文明光耀夺目，影响力覆盖全球，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本书提到的所有人以及一些天赋异禀的天才都为璀璨的欧洲文化增添了光彩，使得欧洲文化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和极大的吸引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文化不仅渗透到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在欧洲帝国范围之外，也有许多人自愿接受它的影响。

在后拿破仑时代，欧洲人总体上对自己历史和遗产感到特别自豪，许多国家着手组织编撰集体历史。许多欧洲国家的档案馆和大多数国家图书馆正是建于此时，博物馆也是19世纪欧洲的一个创举，专门保存和展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百科全书这一启蒙运动时代的产物到百年之后，在这个时代才开始兴盛。从此，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有一套多卷丛书，声称浓缩了通用知识。世界博览会的数量激增，展示的内容也不仅限于科技进步，还有推动这些进步的文化。

现代大学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在这个时代，大学成为公民社会发展和培育职业精英的基础公共机构。最重要的是，它使知识成为进步的标志。

欧洲国家创建大学，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古代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也早已发展出类似的机构，主要作用是教导年轻人、传播知识、举行高层次的知识辩论。欧洲的大学在19世纪的发展方式决定了当代大学的形态，并成为发达社会的一大支柱。严格地说，大学是一个提供教学和研究设施、可以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

欧洲大学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其独立性。古代中国的教育机构受到国家控制；伊斯兰国家的大学教育机构则被宗教控制，但在欧洲，大学是独立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不同之处，因为大学是一个思想自由、研究不受外部压力干扰和影响的机构。这使学者的社会作用开始上升。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大学教授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传播最高级的知识，并从完全独立的立场、以批判的态度看待社会问题。

欧洲大学崛起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是财富。欧洲社会已经意识到大学的重要性，所以有许多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都为其提供资助。欧洲大学崛起的第三个决定性因素是专业化。欧洲的大学经历了所有知识领域不断专业化和细化的过程。在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卡尔·里特尔的影响下，地理学在19世纪30年代成为大学学习和研究的一个科学学科。知识渊博的洪堡也推动了植物学、地质学以及气候学、海洋学和鸟类学等科学分支的专业化。他被誉为“现代地理学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还有许多其他学科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下，经济学系首先在英国建立。人类学、考古学和社会学也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成为独立的实证学科分支。这对科学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科学家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自学成才的业余爱好者，而是有固定薪酬的专业人士。

大学成为提供智力训练的机构，也是社交、性格形成、发现自我的地方，年轻人在中学毕业之后和职业生涯开始之前，在这里度过几年。大学生成为一个新社会群体，他们普遍有叛逆精神，希望尝试新思想，想要寻找更美好的世界，倾向于质疑传承下来的智慧。如果没有大学生，就不可能有欧洲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以及19世纪发生的许多政治变革。

欧洲大学的模式输出到欧洲以外并取得了成功。美国和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采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模式，那些在19世纪创建的大学也继续被沿用。拉丁美洲的大学受到西班牙建于中世纪的萨拉曼卡大学的影响很大，那些刚独立的国家的文化精英一直与萨拉曼卡大学保持学术联系。法国的综合大学和高等专业学院的模式也很有吸引力，专门为未来的公务员和政治精英提供教育服务。德国的大学如柏林大学等成为培养专业精英的现代机构，成为亚洲和中东地区效仿的榜样。东京大学和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受到法国和德国大学的启发，效仿了它们的模式。

随着知识体系不断发展，致力于获取知识的人员的专业化给欧洲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民众的教育程度和各方面的素质都大大提高，知识开始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基石。随着知识体系的扩展，推广知识的人成为相应领域的专家，对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进行奖励的现象日益普遍。

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和文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发，几年后又增设了经济奖和和平奖。诺贝尔奖由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他通过发明炸药积累了巨额财富。临终时，他不希望人们只记得他对军火工业的贡献，决定用他的财富设立一个国际奖项，奖励那些“为人类创造了最大利益”的人。诺贝尔奖很快被国际公认为各学科的最高奖项，全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学者和作家都渴望获得这顶桂冠。不久，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为杰出的艺术成就和科学成就颁发奖项。

在欧洲社会付出更大努力培育民众的智力的同时，也开始强壮民众的身体。体育运动开始在欧洲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空闲时参加或观看体育运动。

英国人推动了体育运动的繁荣和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这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有时间参与体育运动或观看体育比赛。英国人把他们的体育运动带到欧洲其他国家、殖民地以及其他地方，成效显著。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和文化的仰慕和赞赏非常有助于英国体育运动的推广。板球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很快成为人们热爱的运动。橄榄球出现在19世纪中叶，主要是英国公立学校的一个运动项目，后来被成功引入大英帝国的所有自治领、美国顶尖的中学和大学，以及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马球成为印度、阿根廷和伊朗的国球。从15世纪起英国皇宫里开始打网球，到19世纪，传统网球发展为草地网球，19世纪末网球在各大洲的精英群体中流行开来。1877年，全英俱乐部开设温布尔顿草地网球锦标赛，不久之后向全世界开放，成为第一个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没有任何一项运动的国际影响力比得上足球。现代足球在19世纪中叶出现，比赛规则从那时起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运动在欧洲普及后，英格兰足球协会筹划设立一个国际机构，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足球协会协调相关事宜。1904年，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在巴黎成立。从那时起，足球运动稳步发展，最终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团体运动。

在所有运动项目都向外传播的时候，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想法在英国受到推崇。与此同时，希腊人也开始小规模地恢复古希腊曾经举办过的奥运会。法国教育家顾拜旦在参加了几次比赛后，组织成立了国际奥委会，负责每4年在一个国家组织举办一次奥运会。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雅典举办，有14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这次体育盛会，全球最重要的体育赛事由此诞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欧洲人越来越富裕，也有时间花钱。欧洲开始出口新型产品，并取得极大成功。餐厅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代餐厅起源于18世纪的巴黎，它是当时遍布巴黎各地的小吃店、小旅店和小酒馆的进阶版。每家餐厅都有一个负责制定特色菜单的厨师，并有关于预订餐位、餐厅社交的一套礼节规则。百货公司是另一个例子，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商业。消费者希望在同一个建筑里看到所有物品被漂亮地展示出来，而且没有存货限制。1796年，历史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哈丁豪厄尔（Harding Howell & Co.）在伦敦开业。百货公司严重依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所以它是工业化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于19世纪50年代在巴黎开业。19世纪80年代，查尔斯·迪格比·哈罗德开始经营一家介于精品店与俱乐部之间的百货商店。哈罗德很快就遇到了竞争对手，即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商家都尝试复制这种消费主义模式。

欧洲人还是服饰潮流的引领者，不仅主导了西方世界人们的穿着方式，而且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不少人都将欧洲的穿着习惯视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英国人在这方面的影响最大。英国绅士有一种优雅和成熟的气派，广受赞赏。人们都渴望穿伦敦裁缝做的衣服，或者仿制伦敦知名的裁缝街——萨维尔街的西服。巴黎则主导了女性时装的潮流。总体上，欧洲资产阶级的领带、白色衣领、双排扣长礼服以及深色西装成为国际化的穿着标准，世界各地的文明人都选择穿这些服装。

在拉丁美洲，克里奥尔人中的上层精英遵守以前大都市人的穿衣标准，穿着暗色、贴身的套装是他们区别于落后土著和农民的一种方式。从墨西哥到智利，原住民的穿着成为落后的象征，在城市地区尤其如此。因此，即使身处热带气候地区，人们也穿深色西服。

全世界许多地方的本土居民也开始改穿西式服装，特别是那些就职于欧洲国家管理部门的人以及自由职业者，全部都改变了穿衣方式。印度圣雄甘地在年轻时曾是一个律师，在他决定穿土布衣物前，也曾自豪地穿上带有白色细条纹的暗色西装，并佩戴着领带和金链手表。埃及君主伊斯梅尔帕夏的穿着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在拉各斯等非洲殖民地，当地的上层非洲人，特别是基督徒，在去教堂时会遵循欧洲最严格的礼仪法则。

许多国家的新兴资产阶级都模仿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欧洲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特征也开始国际化。使用金属餐具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这一习惯没能影响中国和日本。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古文明国度，刀叉并未能进入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而日本人则拒绝使用椅子。但是总体上，西方人生活习惯的全球化是欧洲霸权的另一个例证。

列车、远洋班轮和电报提高了国际通信的速度，由此出现了一个迫切需要：建立计量时间的统一标准。移居到加拿大的苏格兰工程师桑福德·弗莱明可以说是全球标准时间之父。弗莱明在1876年错过了爱尔兰的一趟火车，因为列车时间表错将上午的出发时间印成了下午。于是，他提议全世界建立统一的一天24小时计时制。弗莱明的这一建议使他被誉为最成功的全球化者。

1884年，在华盛顿举办的国际经度会议上，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了今天仍在使用的世界统一时间，将全世界分为24个时区。这次会议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将哪个地方设置为“零时区”。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所在的位置一直以来被水手用作零度经线；新西兰政府早在1868年就已率先使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不久之后，加拿大和美国也根据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设定了自己的时间。尽管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反对英国在这个重要的事情上占据霸权地位，但是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位置最终被全世界认定为本初子午线。

欧洲人也决定了如何记录一年中的每一天。在对恺撒的儒略历进行修订之后，格里高利历问世，到16世纪末已传遍整个欧洲。欧洲帝国通过殖民把这种纪年法带到其他大陆，到19世纪时已成为使用最广的纪年法。有一些国家采用格里高利历，不是因为有殖民帝国施加压力，而是因为它很精确。例如，日本早于俄国近半个世纪引入格里高利历，而俄国直到1916年才放弃了儒略历，土耳其则在1927年才开始采用格里高利历。

欧洲人一直是探索世界的先驱，全球各大洲、海洋和许多地区的名称都是欧洲人确定的，他们还制作了第一批被广泛使用的世界地图。全世界有许多地区的名字都来自欧洲的词语。19世纪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开始使用“拉丁美洲”这个词，此前那里一直被称为西属美洲或伊比利亚的美洲。改称拉丁美洲的目的是用“泛拉丁主义”取代“泛西班牙主义”，这个词最终被逐渐接受。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的地区被统称为“东方”，这个东方世界包括土耳其、阿拉伯地区和波斯。而广阔的东方地区又被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远东包括中国、日本和离欧洲最远的几个国家。逐渐地，这些词语变成了世界通用词。

起初最成功的语言传播者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新独立国家的克里奥尔人精英决心巩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并确保土著会说官方语言。这使得这两种语言在美洲快速传播开来。

从18世纪起，法语成为外交语言，是西方世界受过精英教育的阶层主要学习的外语。法国殖民扩张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法语在19世纪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法国在所有殖民地都教当地民众法语，而且法国政府规定，必须掌握法语才能获得法国国籍，这使得法语传播更广了。19世纪初期，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只有魁北克地区和三个加勒比小岛使用法语。一个世纪之后，法语是非洲大陆使用最广的欧洲语言。由于法国在全球范围殖民，五大洲都有说法语的社区。

法国文化的声望很高，连俄国贵族间交流也说法语。虽然俄语的传播范围很广，但经常被低估。在19世纪，俄语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帝国的官方语言。

不过，在这个时期，没有任何语言的传播比得上英语，英语是第一种真正的全球性语言。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创建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行政结构，英语成为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官方语言。不仅在殖民地政府部门工作的印度中产阶级使用英语，印度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也用英语和外部世界沟通。由于英国的殖民扩张，许多其他地区也开始使用英语。在埃及，说阿拉伯语的精英开始满怀热情地学习英语，把这视为进步和现代的象征。在非洲大陆另一端的开普殖民地，英语的风头盖过了那里曾使用的一种欧洲语言——南非荷兰语。英语的传播不仅得益于英国殖民扩张，也得益于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人大规模移民到美国，使这个国家成了英语人口增加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在殖民地之外的世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学习一门欧洲语言，或者至少应翻译欧洲最重要的作品。这种压力不断增加，在日本尤其如此。在中国，除了学习汉语、满语和蒙语这三种清朝的官方语言，人们从未感受到学习外语的必要性。但是，这一切从1862年慢慢开始改变。这一年，京师同文馆创建，这是北京第一所西式教育机构。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传统上学习法语，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土耳其与德国关系加强，德语成为主要外语。

城市当然不是欧洲人的发明。当希腊城邦出现时，其他文明也已经有类似的城市生活形式。但是19世纪的欧洲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文明，带来了城市发展和扩张的新模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欧洲国家从17世纪开始创建殖民城市，这些城市成为支撑其经济实力的支柱。在殖民时代结束后，许多殖民城市发展成大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在美洲，纽约、多伦多、墨西哥城、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是欧洲人创建的，后来都成为各个国家最大的城市或主要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他一些城市也遵循了类似的发展趋势，从殖民地发展成大港口和贸易中心。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这样的城市有很多，例如加尔各答、孟买、墨尔本和香港。卡萨布兰卡和西贡等法国的殖民城市变成了大港口；荷兰帝国的殖民城市雅加达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随着全球贸易速度的加快，这些城市都受益匪浅，贸易和出口也不断增长。

欧洲在这个时候创造了建造现代大城市的模式，后来这个模式被复制到其他大陆。这个新的城市模式最初出现在英国，英国也是第一个城市化的国家。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使伦敦变成了一座特大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也成为19世纪中叶的大工业城市。前文提到，新城市居民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劳动力的涌入远远超出了城市规划，贫民窟只有简易住房，却要容纳大批贫穷的移民。此外，污物带来了卫生问题和流行病蔓延的风险。污浊的气味和噪声使伦敦许多地区都不宜居住，加之没有适当的建筑规划，使整个环境产生了一种混乱和丑陋感，令居住其中的人们深感沮丧。狄更斯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了这种新城市文明中的可怕生活；恩格斯等改革者也谴责这种生活的不公正；托克维尔则把这种城市生活模式总结为文明向野蛮的倒退。

不过，在另一方面，立法、科学和技术相结合，解决了新城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不断改进着城市发展模式。

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彻底改变了城市生活，实现了城市公共交通的革命性转变，这就是地下交通。1863年，第一条地铁线路在伦敦开通，这被《泰晤士报》誉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工程成就”。地下铁路的诞生源自查尔斯·皮尔逊的远见卓识，这一史诗般的工程结合了铁路系统与隧道技术。1890年，电力牵引取代蒸汽机为地铁提供动力，地铁变得更快更洁净。人们可以乘坐地铁安全高速地出行，伦敦的居民不仅能快速穿过市区，也能从郊区来到市中心。地铁的发明为城市向农村扩展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使每天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通勤成为可能。

地铁这种革命性的运输技术很快传到欧洲和美洲的各大城市。1896年，布达佩斯开始地下工程；4年后，巴黎开通了地下列车系统，并正式将其命名为地铁（Metro）——这成为地下铁路在世界各地的通用名称。地铁线路继续在其他欧洲城市蔓延，甚至很快跨过大西洋来到美国。纽约在1904年建成了第一条地铁线路，布宜诺斯艾利斯则在1913年开通了地铁。

地下交通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城市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出现在欧洲的现代文明城市新模式还包括一系列市政设施，如街道硬铺装、主要区域的照明设备、饮用水系统、排水系统、消防队、警察局和专业的城市管理部门。这一城市模式传遍了美洲和一些殖民地城市。但是不同寻常的是，一些非西方、非殖民地的国家也自愿采纳这一模式，重塑其城市发展。东京、首尔以及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和贝鲁特无不如此。北京、开罗和德黑兰等古老帝国的城市在19世纪后期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造，部分采用了西方现代城市的发展模式。

在探索世界方面，欧洲国家在帝国主义黄金时代取得了更加突出的进展。科学和技术进步使探险者能够到达地球上最偏远的地区。19世纪50年代，英国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一行人穿越了非洲内陆。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人就想深入最后一个未曾涉足的大陆腹地，他们的好奇心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满足。

还需要探索什么呢？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可以满足人类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帮助人类了解自然栖息地？技术创新提供了哪些进一步探索的机会？欧洲巅峰时期的科学家、航海家和探险家提出了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完成先辈在400年前大航海时代未竟的任务是他们的责任所在，义不容辞。

文学作品在刺激欧洲人的探险热情和探索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起，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凭借他的科幻冒险小说闻名。《八十天环游地球》讲述英国绅士菲利亚·福格在短短80天内完成了环游地球的非凡旅程。这个异想天开的故事因为苏伊士运河这样重大的工程和便捷的交通工具而变得更可信。《海底两万里》是凡尔纳另一本备受好评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凡尔纳讲述了尼摩船长驾驶着“鹦鹉螺号”潜艇在没有任何政府监管的海洋里漫游，探索了人类知之甚少的海底世界。令人惊讶的是，凡尔纳在小说中描述的潜艇是电力驱动的，而且能够进行高级的海洋生物研究，这些技术远远超前于凡尔纳所在的时代。在《地心游记》里，凡尔纳进一步发挥想象力，讲述一个科学家从火山内部进入地心的旅程，这比“鹦鹉螺号”的海底漫游凶险得多，凡尔纳在作品中推测了如果人类可以到达地心，在我们的星球内部可能会看见什么。

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写出了《时间机器》《隐身人》和《星际战争》等小说，为当时的科幻小说再添重彩。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这样的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反映出人们普遍渴望了解科学技术进步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新视野。

在19世纪晚期，欧洲各国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探索和地理探险。

这种文化背景设定了极地探险的英雄时代的基调。极地探险的目标是到达北极和南极，并探索南极洲。南极洲气候严寒，长年被冰雪覆盖，人类难以深入其腹地，也无法居住在那里。探索两极的时代之所以被冠以英雄之名，是因为对那些敢于踏上危险旅程，愿意承受其中苦难的人来说，我们只能用英雄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这些英雄的主要目标是成为地球上到达北极和南极的第一人，此外还有不同的科学目标。他们探索了整个南极洲的海岸线，并绘制成图。

“需要男人参加危险旅程。工资低、严寒，长时间漆黑一片。不一定能安全返回。如果能成功，可获得荣誉和认可。”

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广告竟然收到了5 000多人反馈，这说明当时欧洲盛行勇敢无私的冒险精神。

1901年，罗伯特·斯科特船长第一次远征南极的目标是到达南极点。斯科特是到达南极这场竞赛的主要竞争者之一，为此他又在1911年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南极，但最后他被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击败。从成就来看，阿蒙森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极地探险家，因为他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斯科特和他的船员在远征南极的返程中死于低温症。

另一位伟大的极地探险家是爱尔兰的欧内斯特·沙克尔顿。1914年，他率领一支探险队从海上穿过南极。这三位伟大的探险家书写了伟大的地理探险史的最后一个篇章，从15世纪起，由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开启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至此画上了句号。

20世纪初探索南极和北极的竞赛成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尾声。在人类到达南极和北极后，地球上就再也没有未被发现的大片土地。欧洲人完成了从15世纪开始的发现和探索世界的旅程。

经过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欧洲享受到这个改良和进步的时代带来的诸多益处，到19世纪末，欧洲人感到自己处于文明之巅，他们认为欧洲文明比任何其他文明都伟大。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开始塑造的现代世界到这时已经成熟，并向全球扩散。欧洲人通过贸易、移民和知识交流建立的人脉网络遍及全球，欧洲的资金在其中起着引领作用。在这个网络中交织了三个因素：帝国主义、市场经济、技术。欧洲的技术发明不仅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也增进了各种形式的人际关系和联系。

到19世纪末，已经明显可以察觉到出现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大分流”。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变得非常富有；欧洲与北美的联系使美国和加拿大同样走上了工业化之路，成为这个高级俱乐部的成员；在西方世界之外的日本因为与欧洲接触，也被纳入工业精英国的圈子。这些国家的财富和生活标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从那时起，这个由三个不同大陆的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将引领全球经济的增长，成为所有想要寻求财富和繁荣的国家的榜样。

1.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London: Simon & Shuster, 1994).

2.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3.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4. Churchill,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5. Denise Bouch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1991).

6. Bouch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7. Bouch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8. Bouch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Fontana Press, 1989).

10.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Money Prophets, 1798—1848 (London: Penguin, 1999).

11.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Money Prophets, 1798–1848.

12. James Foreman-Peck,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850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83).

13. Foreman-Peck,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14. 压力集团是西方政治中通过经济等手段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编者注

15. 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From Marx, Tolstoy & Sartre & Chomsky (London: Harper Perennial,2007).

16. Carr, Spain 1808–1975.

17. Jurgen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19.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20. “大分流”理论由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提出，对19世纪后东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分化做了详细的比较研究。——编者注

非洲是欧洲人在航海大发现时代穿越的第一道锋线。自古以来，北非一直是地中海文明的自然扩张区，吸引着财富猎手、商人冒险家和征服者。从罗马帝国吞并北非部分地区起，在欧洲民族中就开始流传关于这个广袤的异域大陆的消息。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曾写道：“在非洲，总能遇见新东西。”在近代早期，当欧洲人发现这片永远沐浴着阳光的大陆时，欢欣无比。莎士比亚曾在《亨利四世》中写道：“我说的是非洲金色的喜悦。”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首先占领了非洲。然而，除了南非以及非洲北部和西北部海岸的一些飞地之外，非洲大陆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被深入探索。非洲常被欧洲人称为“黑暗大陆”，因为对欧洲人来说，它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危险。非洲幅员广阔无比，热带雨林无边无际，动植物群中似乎隐藏着危险，对欧洲人来说，非洲腹地深不可测。然而，欧洲人在好奇心、渴望财富、传播文明等多种因素人驱动下，曾征服过其他看上去和非洲一样危险和充满敌意的大陆，所以，19世纪初，欧洲人准备深入非洲大陆，尽管起初他们根本看不出非洲最终会在帝国主义时代发挥多么重大的作用。

早在欧洲人以极快的速度占据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之前，部分非洲居民就受到欧洲扩张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影响，这就是奴隶交易。奴隶制对非洲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几百年来阿拉伯人一直在他们疆域的南部抓捕奴隶。此外，非洲的弱势部族也一直被强大的部落控制和奴役。但是，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从16世纪起，因为欧洲人认为非洲人是美洲种植园的理想劳工，于是西非海岸的大批黑人开始被迫成为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商品。欧洲商人的非洲之行可以获得三重利润：离开欧洲时，他们带着亚麻布、布料、金属器皿、珠串、白兰地、葡萄酒和枪支出发到非洲；到非洲后，欧洲商人将商船装满奴隶，运到加勒比地区或巴西出售；最后再在那里装上烟草、糖和朗姆酒运回欧洲。

奴隶贸易最初由葡萄牙人控制，主要集中在其西非海岸的飞地，到17世纪末，英国人、丹麦人和瑞典人也想从中分一杯羹，纷纷在非洲黄金海岸建起堡垒。起初，最重要的奴隶运送港口是罗安达。据计算，在持续了3个半世纪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约有280万非洲奴隶从罗安达港启程，被贩运到美洲。与此同时，其他奴隶贩子在贝宁的沿海地区建起了港口，那里的奴隶供应量极其充足，因此贝宁湾也被称为“奴隶海岸”。（第四大奴隶贩运地是黄金海岸，从18世纪起成为主要的奴隶来源地之一。）当时一位英国奴隶贩子写道：“贩卖奴隶是国王、富人和一流商人的生意。”不仅欧洲人从奴隶交易中牟利，有些非洲部落也出卖族人，从中获得巨额利润，甚至在奴隶贸易被禁止时，他们还深以为憾。

在奴隶贸易结束几十年后，欧洲强国把注意力集中到非洲，最初的目的是想深入探索这个大陆，但是它们的目标很快升级，想要打开整个非洲大陆，将其纳入世界贸易网络和文明世界。欧洲对未开发的非洲腹地突然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一位苏格兰传教士，他因探险经历闻名遐迩，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人物之一，他就是利文斯通。1818年，利文斯通出生在一个贫穷而虔诚的苏格兰基督徒家庭，他虽然学的是医学，但是传教士的天职决定了他的命运。毕业后，他被伦敦宣道会派往南非。年轻的利文斯通深信，基督教和商业双管齐下，是消除非洲罪恶的方案，这将铲除根深蒂固的奴隶贸易，让非洲人摆脱贫困和落后。利文斯通带着妻子和孩子在非洲一个小村庄定居下来，但是传教士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令他感到沮丧，他决定向非洲北部探索更远的未知地区。他是第一个看到维多利亚瀑布的欧洲人——他用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了这个瀑布，以表达对女王的敬意。最重要的是，他成功打开了通往非洲腹地的道路。

1857年，利文斯通回到英国，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他探索非洲的经历，唤起了公众对非洲的兴趣。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他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带领一支探险队寻找通往非洲内陆的水上路线。不幸的是，这一目标没能实现。探险队用5年时间探索了赞比西河周边地区，在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之后，不得不放弃这一探险行动。1866年，利文斯通和几位专家从桑给巴尔出发，去探寻尼罗河的源头。虽然他们未能找到尼罗河的发源地，但是发现了另一条非洲大河——刚果河。此后不久，利文斯通被远征队的所有成员遗弃，与文明世界失去了联系，许多人认为他已经死了。那时，英国民众对这位苏格兰探险家的兴趣非常高，因此《纽约先驱论坛报》委托一位名叫亨利·莫顿·斯坦利的记者前往非洲，去寻找利文斯通，并为这家报纸撰写冒险故事。1871年10月26日，斯坦利奇迹般地在坦噶尼喀湖附近的一个村庄找到了利文斯通。于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新闻报道诞生了：“我猜他是——利文斯通博士”。这篇报道描述了他们相遇的过程。这令整个西方世界都被非洲吸引，并激励了几代探险家深入非洲内部。

利文斯通拒绝和斯坦利一起返回英格兰，他留在非洲继续寻找尼罗河的源头，直到1873年死于疟疾。他创造了一个传奇，死后得到了最高礼遇，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利文斯通将一生贡献给将“基督教、商贸和文明”引入非洲的崇高事业。这三个词被刻在维多利亚瀑布旁缅怀他的纪念碑上，概括了他一生的使命，也启示着今天的人们。从利文斯通受欢迎的程度来看，他无疑让大众对非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去世后，他的几位崇拜者继承了他的探索使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斯坦利。

《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每日电讯报》资助斯坦利探索从刚果河通往大海的路线。1874年，他带领300多人的远征队出发，其中大多数是当地的搬运工。面对非洲部落，利文斯通采用的方法是激发他们的善良，赢得他们的钦佩。但是斯坦利完全不同，他是一个严格的远征队领队，毫不犹豫地对违抗他的人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并且铲除了那些给他带来困难的人。有一次，他对一个拒绝协助远征队的部落实施报复，并且在报纸的报道中承认他杀害了35个男人。许多读者对此感到愤慨，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外交部表达抗议，认为这种残酷行为有悖于英国文明教化的使命。斯坦利从未表示过忏悔，因为他相信，要想在非洲丛林中生存，必须使用一种超越文明辞令和基督教原则的专横手段。斯坦利最终实现了远征的目标，但花费了两年多时间，而且在途中损失了2/3的人手。回到伦敦后，斯坦利向大众强调了这次远征的成就和功劳，并讲述了非洲内陆隐藏的财富，他坚持利文斯通的立场，认为英国应该承担打开非洲大陆、开展贸易和传播基督教的责任。但令他失望的是，英国政府似乎不愿意听他的宣讲。

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对非洲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保护通往印度的航线。然而，一起事件使局势迅速改变，1867年，在金伯利发现了黄金和钻石，南非成为一个非常吸引欧洲移民的目的地。从那时起，英国的财富猎人迅速涌入开普敦，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向北方进发，不可避免地与当地人以及自17世纪起定居在这里的布尔人发生冲突。1874年，亨利·巴特尔·弗里尔爵士被英国政府派任为南非高级专员，他负责向非洲引入联邦政府模式，像卡纳冯爵士完成加拿大联邦化一样，把当地人和布尔人联合起来。但这引发了两次战争，第一次战争是英国人对祖鲁人开战，祖鲁国王塞奇瓦约拒绝接受弗里尔关于建立联邦制的最后通牒，于是弗里尔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就派出部队进攻祖鲁。

这是在欧洲人深入非洲大陆之后与非洲人之间首次爆发战争，起初祖鲁人赢得了一场胜利，引起很大的骚动，尤其是法国，因为有一个亡者是加入英军参战的波拿巴王朝的继承人。但是，形势很快扭转，英国获得罗克渡口战役大捷，不到150名英国士兵成功击退了4 000多祖鲁人的进攻，成为大英帝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这次战役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被拍成一部电影《祖鲁战争》，还捧红了演员迈克尔·凯恩。事实证明，只要拥有现代技术，少数训练有素、协调一致的士兵就能征服和统治非洲人，哪怕他们人数很多。

另一方面，布尔人成功阻挠了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企图。当时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一直不愿意让英国政府纠缠于殖民事务，所以在1879年签署了一个和约，接受布尔人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进行自治。但这只是英国与布尔人冲突的开始，后来的事实证明，布尔人比任何非洲民族都更有抗争精神，不甘被大英帝国统治。

通往印度的航线具有非同小可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因此英国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埃及。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路线是从地中海进入印度洋的最短航线，这对英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因此英国政府极为关注苏伊士运河的建造，想获得建造这个大工程的权利。但随着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莱赛普被授权建造运河，法国最终赢得了建造权。然而，为了建造苏伊士运河，埃及苏丹伊斯梅尔从欧洲几家银行借了巨额贷款，无力偿还，在大幅增加国内税收后，依然无法还清，这使得他在埃及大失人心。1869年，在苏伊士运河启用后不久，伊斯梅尔别无选择，只能出售埃及在运河项目中占有的股份。英国政府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买进了埃及的股份。于是，英国与法国共同拥有这条运河。从此，英国对埃及的干预一直在增强，先是控制住这个国家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然后着力于遏制法国对埃及的领导作用。1882年埃及爆发了一场民族起义，英国和法国都派出部队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被英军轰炸。起义最终失败，埃及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非洲为欧洲的大国提供了扩张机会，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也不想错失良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比任何君主都更热衷于探听远征队穿越非洲的消息。早在1865年登上王位时，他就设定了个人目标：提高这个被强大邻国包围的小王国的声望。他认定去非洲占领殖民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但是，比利时政府和整个比利时社会都没有殖民野心，因为比利时的工业发展已经让这个国家很富裕，他们怀疑殖民非洲只会不断引来烦扰，耗费无数钱财，却不能带来额外的价值。于是，利奥波德二世决定用自己的钱实现殖民野心，毕竟，他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投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让他的财富翻了几番。

作为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决定利用他君主的威望打开非洲腹地，开辟殖民地。1876年，他在布鲁塞尔的宫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欧洲最负盛名的地理学专家和探险家都受邀参会。在欢迎致辞中，利奥波德二世特别谨慎地强调欧洲负有把文明带到非洲大陆的慈善责任，并谈到这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推进，取得无愧于那个世纪的进步。在这次会后，国际非洲协会成立，由比利时国王主持，欧洲国家则各自成立分会。当时并没有明确欧洲国家如何分割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因此帝国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成功实现了目标，欧洲帝国接受了协同力量共同开发非洲的理念。在费迪南·德莱赛普看来，这是他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

利奥波德二世成功把自己与开辟非洲、把文明带到非洲的崇高事业联系起来，以至英国人认为他是完成利文斯通未竟使命的最佳人选。尽管这位比利时国王很谨慎地避免流露出殖民野心，但是显然，他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比利时在殖民非洲的过程中分一杯羹。他在给比利时驻伦敦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不想失去分得非洲大蛋糕的大好机会。”

虽然利奥波德二世有足够的钱可用于实现殖民目标，但是比利时政府并不支持他，所以他需要一位能够到达非洲核心地区、以他之名占领土地的探险家。斯坦利是不二人选。听说英国政府无意在斯坦利探索的地区建保护国，这位比利时国王异常兴奋。如果英国对打开非洲腹地和把西方文明带到那里不感兴趣，这就给他和比利时带来了机会。斯坦利被英国政府拒绝后，在1878年很高兴地签署了一份5年期的合同——合同约定，他将为比利时国王服务，在非洲开设医院和科学站，建设连通刚果的道路。很快他又有了更多重要的目标。

在比利时国王开启殖民冒险计划时，已在北非活跃很久的法国也在迅速扩张，速度远远超出了预期。从1830年起，法国人不断移民到阿尔及利亚，使这里稳步发展成法兰西帝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立足之后，向整个北非扩张的野心与日俱增。1881年，法国政府以突尼斯入侵阿尔及利亚为借口，向突尼斯派兵并将其变成法国的保护国。

与此同时，年轻的探险家布拉柴正在穿越非洲中部，扩张法国领地。他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法国殖民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布拉柴是典型的跨国成长的欧洲人。他出生于一个意大利贵族家庭，在法国接受教育，曾在法国政府任职。布拉柴家族人才辈出，茹费理和莱昂·甘必大等法国政治家都是他的亲戚。凭借这样的关系，他从法国政府的殖民部门成功筹集到1万法郎，用于首次穿越非洲的探险之旅。

布拉柴从今天的加蓬海岸开始第一次远征，在那里他遇到了统治那片土地和大湖的国王马可可。他成功说服马可可国王签署了一项协议，约定国王把国家主权转让给法国，允许法国在那里建造定居点，法国则回报给国王的子民贸易利益。布拉柴成功打开了刚果的大门，在那里创建了法国殖民地，成为比利时的代表——斯坦利的最强竞争对手。这两个探险家竞相争夺刚果的殖民地，几乎引发法国和比利时之间的外交冲突。

1882年，布拉柴回到巴黎，试图说服法国政府在加蓬确立法国主权，这既是人道主义事业，也有经济和政治利益可图。他的要求得到了法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因为他的非洲历险经历让他声望日隆。这位年轻的意大利贵族代表了殖民主义的浪漫精神，与斯坦利那种更加物质化和粗鄙的严苛形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媒体称布拉柴为“和平的征服者”和“自由的使者”，因为他成功与非洲人建立了友好对话，使他们相信西方文明会给他们带去益处，造福他们的人民。

1883年，布拉柴以殖民地总督的身份回到加蓬，负责在那里建立法国殖民地。从那时开始，法国在非洲的地盘逐渐扩大，最终成为非洲最大的殖民帝国。但斯坦利并没有真正输掉这场比赛。利奥波德二世决定创建“国际刚果协会”，目的是在斯坦利代表他占据的地盘上建起刚果自由邦。这位国王秉承他的慈善目标，承诺将推动欧洲公司之间的业务，共同开发这个偏远的地方，他还告知大家，他会放弃在那里所有的经济活动。此外，他还承诺，一旦刚果自由邦能够自立，他就会让它独立。但是，面对疑心重重的欧洲强国，这位比利时国王要不断说服它们相信他的诚意。

起初，德国在非洲不是其他欧洲帝国的对手，统一了德国，使德国发展成全世界最强大国家之一的俾斯麦认为，殖民地只会分神分力，百无一用。

虽然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这样看待殖民地，但是10年之后，时过境迁。欧洲国家的非洲争夺赛愈演愈烈，欧洲殖民者纷纷占领非洲土地。德国人民也在反思：既然我们想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袖手旁观，放走占领非洲大陆的大好机会呢？他们感到德国应该立即开始征服非洲，否则就会错失时机。因此，1884年5月，德国首相下令在非洲的喀麦隆、多哥等地挂起德国国旗。在占领了这些地方后，德国也开始建立海外帝国，规模是其欧洲领土的5倍。

德国加入非洲殖民竞赛时，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因为争夺地盘发生争端。为了避免这种紧张局势因为德国的加入进一步加剧，1884—1885年，俾斯麦在柏林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即柏林会议），讨论非洲的未来。会议的总体目标与比利时国王大致相同：促进非洲文明发展，开发非洲大陆腹地，开展贸易。为了避免未来发生争端，与会代表通过了三个重要决定：刚果是自由贸易区；尼日尔河开放，自由通行；“有效占领”原则，即各国在兼并领土时必须遵循所有欧洲国家都接受的条件。

柏林会议也被称为西非会议，被认为是非洲争夺战的起点。其实这一争夺战早已开始，无论这次会议召开与否，瓜分非洲的争夺战都会越来越激烈。这次会议的积极意义在于想殖民非洲的大国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参会的政治家都同意按照利文斯通的理想殖民非洲，向那里输出贸易、基督教和文明。如果这位苏格兰传教士看到他的理想被这些欧洲政府延续，应该很欣慰吧！尽管这些政治家的主要动机是民族主义和经济野心。

柏林会议最初的大赢家似乎是利奥波德二世，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强国都认可他创建刚果自由邦的宏伟计划。不久之后，这个起初面积只有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地扩大到230万平方公里，比利时得到了比本土面积大75倍的殖民地。利奥波德二世统治的不再是一个小国，这位比利时国王终于率先进入非洲腹地，比利时也因此进入殖民大国之列。然而，开辟非洲、向那里输出文明远不是利奥波德二世承诺的那种慈善和文明行为。

德国在非洲的领地也大大扩张。1885年3月3日，在柏林会议结束几天后，探险家卡尔·彼得斯创建的“德意志殖民协会”得到了帝国特许令，被允许在东非建立保护国。这一消息令英国政府特别担忧，因为这证实了他们的疑惧：俾斯麦开始在非洲释放他的扩张主义热情，而英国似乎失去了对非洲的影响力。在柏林会议结束前，1885年1月3日，英国人在喀土穆溃不成军，著名的查尔斯·戈登将军惨死在那里。

戈登将军通常被称为“喀土穆的戈登”，是英国殖民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戈登将军是具备维多利亚时代美德的代表人物，他与利文斯通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深信英国应该向非洲扩张，履行向那里推广文明的使命。他们都憎恶奴隶制，是打击非洲奴隶贸易的标志性人物。

英国驻埃及总督一直渴望吸引欧洲人才，戈登将军在中国一战成名后，于1874年来到开罗，受命率领埃及部队向苏丹开进。完成任务后，戈登将军被任命为苏丹总督。他担任苏丹总督多年，不仅解决了苏丹人对埃及军队的抗争，而且在那片广阔的领土上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力。尽管奴隶贸易对苏丹的经济非常重要，但是他奋力铲除这一产业。戈登将军还打击腐败，废除酷刑和公开鞭刑，大大提高了苏丹政府的治理水平。然而，戈登将军的工作吃力不讨好，他与当地精英不断博弈，但当地人的思想太落后，需要改变。为此他殚精竭虑、筋疲力尽，于1880年辞职回到英国。那时，戈登将军在埃及和英国都被视为圣人，他与苏丹人民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克服重重困难，着力于把欧洲的现代化文明引入苏丹，使这一进程取得了巨大进展。

尽管戈登将军努力将欧洲文明引入苏丹，但是其影响并没能持续多久。在他离开后不久，苏丹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掌控。他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预言中的救世主马赫迪，他憎恨苏丹总督及其随从人员，把他们视为欧洲的异教徒，并领导伊斯兰起义，反抗英国对苏丹的统治和影响。这些状况经英国媒体报道后，引起公众一片哗然，英国人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派戈登将军回到苏丹。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最终同意派遣戈登将军，但是任务仅限于率领英军及相关人员撤出喀土穆。在戈登将军抵达喀土穆后便遭到艾哈迈德的突袭，戈登将军组织平民撤离，保护他们免受袭击和伤害，他自己则和军队一起留下来面对敌人。戈登将军要求英国政府派军队增援，守卫喀土穆，但是英国政府很不情愿派遣人马，增援部队姗姗来迟。戈登将军最终在和艾哈迈德军队作战时英勇牺牲，艾哈迈德命令把他的头割下并挂在树上，让苏丹人看看殖民者的下场，一逞复仇之心。

戈登将军的悲惨结局及英军战败的消息令英国人义愤填膺。维多利亚女王对首相格莱斯顿抛弃这样一个民族英雄，任其在极度艰难的境况中自生自灭表示失望。这场危机表明，英国公民并非都不愿意支持英国在非洲有风险的军事行动，相反，如果他们认为必须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文明，就会要求政府做出更多干预。在危机中，格莱斯顿没能看清这点，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也因此中止。他的继任者显然比他更明智，因为在随后20年里，英国在非洲不断扩张。

在喀土穆遭遇失败后，英国政府更加重视在非洲的财富猎人和定居者，开始听取他们关于在非洲什么地区建立影响的建议。乔治·陶布曼·戈尔迪爵士是一个老成的生意人，他正是英国政府需要的人。他成立了一家公司，在法国和德国力争控制的尼日尔河周边地区做生意。1886年，皇家尼日利亚公司在西非正式成立。

英国占领东非的行动更果断。蒙巴萨港位于通往印度的航线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很高的战略意义。英国的财富猎人和探险者在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乞力马扎罗山，那里肥沃的土地令人难忘。苏格兰商人威廉·麦金农在印度洋开拓贸易路线，发了大财，他与桑给巴尔的国王达成协议，获得了在这个王国做生意的许可。于是，英国政府在1888年给麦金农颁发执照，创建英国东非公司。英国政府之所以支持麦金农的决定，并不是被他的倡议打动，而是因为德国，德国的卡尔·彼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如果英国政府不采取行动，德国将管控整个东非地区。

正如欧洲殖民史上，尤其是在英国殖民史中曾经发生的一样，贸易经常是占领的前奏。设立贸易公司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好方法，但总是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正式的殖民占领。皇家尼日利亚公司也是如此，1900年，该公司正式被英国政府收购，英国在该地区建立保护国，尼日利亚成了大英帝国在西非的主要基地。

欧洲国家的政府有时也会干预和解决贸易公司造成的问题。英国东非公司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探险家、殖民地行政官弗雷德里克·卢格德在向乌干达扩张的过程中，经济损失惨重，还与当地部落发生了几次冲突。于是，英国政府在1894年对此进行干预，宣布乌干达及其周边地区为英国的保护国，正式称其为英属东非。1905年，英国确立内罗毕为英属东非的首都，詹姆斯·萨德勒上校被派任为英属东非总督。从那时起，今天的肯尼亚成为英国人最爱任职的殖民地之一。

英国的对非政策以及那个时代的扩张主义都与罗得斯息息相关。在去非洲大陆寻找财富的欧洲人中，他是最成功的生意人、矿业巨头和帝国主义政治家。早在童年时代，罗得斯就有很多宏伟的梦想，相信自己有做大事的使命。他的非凡成就为他赢得了“巨人”的称号。

19世纪70年代，南非已成为吸引欧洲扩张的新黄金国。罗得斯出生在哈福德郡一个牧师家里，19世纪60年代他刚十几岁，被家人送往南非，在纳塔尔省帮他哥哥在农场里干活。1871年，罗得斯兄弟放弃了种植园，来到金伯利开始做钻石贸易——这很快成为殖民地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罗得斯是一位谈判高手和工作狂，他终生未婚，因为他说自己没有时间结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下，罗得斯用17年时间收购钻石矿场的小型出口业务，他的终极目标是垄断钻石出口。1888年，他实现了这一目标，创建了戴比尔斯公司，富甲一方。

罗得斯点石成金，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他也是在南非开拓大英帝国疆土的先行者。“如果有上帝，他一定希望我把非洲变成英伦红——越红越好。”这句话暴露了他的救世主心态。1883年，罗得斯提出一项向北扩张的计划，图谋把大英帝国的边界北扩到中非地区。他解释说，领土扩张能让开普殖民地成为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把文明传播到非洲的中心地带。但罗得斯的扩张计划遇到了一大障碍，开普殖民地没有办法资助这么宏大的计划。不过，对一个从未因缺钱而被难住的人来说，这也算不上障碍。罗得斯提议由英国政府支持成立一家新公司。于是，英国南非公司诞生了。罗得斯的扩张计划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需要获得当地原住民的许可，他的解决方法很老套，再次强迫当地人接受欧洲人闯入他们的家园。

1890年，罗得斯在成为开普殖民地总理后不久，派出了一支由200个欧洲人组成的远征队从开普敦前往马绍纳兰。他们到那里后，每人都得到了3 000英亩土地，开始新生活。这200名去往新领地的殖民者是罗得斯精心挑选的，有农民、工程师、矿工、猎人和一些传教士。与50年前布尔人的大迁徙不同，这次的殖民行动没有妇女和儿童一同前往，先行者在新领地定居之后，他们的家人才去团聚。这个新殖民地用罗得斯的名字命名为罗得西亚，位于今天的津巴布韦。

罗得斯还想彻底解决布尔人对大英帝国的抵制。为此，他开启了一个危险的计划，即“詹姆森袭击事件”，他鼓动德兰士瓦的英国工人反抗布尔人，殖民地的行政官利安德·詹姆森以此为由出兵，趁势占领了这一地区。然而，1895年12月，这场叛乱在爆发一个月后就失败了，罗得斯被迫辞去开普殖民地总理的职务。

詹姆森袭击计划的失败一直萦绕在罗得斯的心头，直到他在1902年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死于心脏病。“这么多事情要做，而做成的却这么少！”罗得斯在死之前哀叹道。对一个在短暂生命中取得显赫成就的人来说，这样的评论有些讽刺。很少有欧洲人像他这样给非洲留下了深刻印记，尽管他带来的大部分影响都很有争议，凸显了殖民主义最负面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些问题都一直困扰着南非。罗得斯没能终结布尔人对英国人的反抗，反而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严重，他把原住民等同为应该被剥夺选举权的儿童，导致种族分离，最终形成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他创建的戴比尔斯公司成为行业巨头，存续至今，但钻石贸易是非洲一个备受争议的行业。不过，罗得斯用自己的财富启动了第一个国际奖学金计划。来自非洲的少数民族学生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学生都受这一计划的资助来到牛津大学学习，因此罗得斯的财富也对许多人有积极影响。

意大利是非洲争夺战中的另一支劲旅。意大利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了统一，从此进入黄金时期。非洲给意大利带来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意大利人可以通过征服非洲创建一个自古罗马时代结束之后没能再现的帝国。和德国的俾斯麦一样，意大利首相加富尔之所以加入在非洲的冒险，不仅仅是为野心驱使，更是因为现实政治所迫。他意识到，要赢得欧洲强国的地位，必须要占据殖民地。

在法国吞并突尼斯后不久，意大利开始殖民冒险。因为突尼斯有不少意大利定居者，所以罗马的殖民游说团体向政府施压，要求占领一个地区，让意大利人迁居过去。为了避免因为非洲利益与英国产生冲突，意大利人先和英国政府进行秘密谈判，然后占领了第一批殖民地，包括红海地区厄立特里亚的马萨瓦港和现在的索马里。不满于这些收获的意大利政府将目光投向埃塞俄比亚。1887年，殖民非洲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决定通过和平方式扩大领地。1889年，他与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孟尼利克二世谈判签署了《乌西阿利条约》，约定意大利把红海地区的领地割让给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则同意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意大利的保护国。这是意大利版本的解释，但是埃塞俄比亚的翻译版本却不是这么说的。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及其政府人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条约会把他们变成意大利的臣民，所以拒绝接受。面对这一挫败，意大利政府选择武装干预，但是事实很快让他们对这个决定后悔不已。

这场冲突展示出殖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殖民埃塞俄比亚这个古老的基督教王国完全不同。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不仅在人数上多于意大利军队，而且他们从欧洲进口了现代武器，成功击退了意大利的攻击，迫使意军撤至厄立特里亚。

被埃塞俄比亚击败对意大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因此辞职，作为意大利非洲之角帝国的构筑者，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而孟尼利克二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欣喜，因为这个胜绩让全世界都知道，埃塞俄比亚是能够击败欧洲强国的，不会屈从于殖民地的地位。

孟尼利克二世在1891年说：“如果远方的大国有瓜分非洲的想法，我不会袖手旁观，因为埃塞俄比亚在异教徒的包围中已经顽强走过了1 400多年，是一个坚实的基督教岛国。”

这场战争在欧洲和非洲都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欧洲人被非洲人打败了，打破了当时流行的白人种族最优的说法。一些非洲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这场战争是非洲独立运动的开始。虽然这种诠释有点夸张，因为仅凭埃塞俄比亚一例无法推断非洲这个多元化的大陆上各不相同的情况，而且19世纪末几乎还没出现过独立运动。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意大利战败给欧洲人敲响了殖民非洲的警钟。欧洲各国政府做出创建帝国和分割领土的决定并不难，但是只有冒险进入非洲大陆的探险家、传教士和贸易商才真正知道，无论外来文明有多优越，当地居民大多都不会屈服于征服者。

如果瓜分非洲的依据是在非洲的经验，那么葡萄牙会获得最大的份额。但是，19世纪末，欧洲扩张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而葡萄牙正在衰落，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葡萄牙没有再去争夺更多的非洲领地，而是集中力量保住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两个占据已久的重要领地。

在欧洲人探索非洲腹地过程中，葡萄牙人秉承悠久的探险传统，再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亚历山大·德塞尔帕·平托。平托是第4个从东到西横穿非洲的探险者，被葡萄牙任命为莫桑比克总督——这是葡萄牙帝国第二大的殖民地。平托提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想吞并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之间的领土，把葡萄牙的领地连成一片。然而，这一愿景与大英帝国连通开普敦和开罗的计划相冲突，英国的“双开计划”更大，罗得斯是这一计划的主要推动人。尽管英国政府对罗得斯的这项计划没有兴趣，但是他下定决心要阻止葡萄牙扩张，以免英国利益受损。于是，1890年1月，英国政府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退出后来被称为罗得西亚的地区。此后不久，葡英两国签署《伦敦条约》，确定了葡萄牙殖民地的范围，即今天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英国的最后通牒充分表明，强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国，这造成葡萄牙政局动荡，政府因此倒台，象征着伟大葡萄牙帝国的君主制走入穷途末路。

第六个占领了部分非洲领土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但是面积并不大。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早在15世纪就进入非洲，在北非占有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飞地，并且时至今日这里仍然属于西班牙。西班牙在19世纪失去了辽阔的美洲殖民地，因此，尽管西班牙国内问题不少，一些西班牙征服者还是渴望在非洲获得新领地。

18世纪时，西班牙人在西非中部海岸的费尔南多波岛（即比奥科岛）建起一座堡垒，在19世纪60年代，西班牙从这里扩张到非洲大陆，创建了西属几内亚这个小殖民地。1884年，西班牙在布朗角和博哈多尔角之间的沿海地区建立了一个更大的贸易站，并在柏林会议上获得正式认可，这里后来成为西属撒哈拉。西班牙在非洲的最后一块领地位于摩洛哥的北部，这里成了西班牙的保护国。与西属美洲相比，西班牙在非洲的领地不大，但足以让它继续保持帝国的地位。

到19世纪末，非洲争夺战越发激烈，因为所有在非洲拥有领土的欧洲强国都想在这个大陆被完全瓜分之前拿走自己的那块“大蛋糕”（利奥波德二世率先使用了这个词）。于是，英国决定要再次征服苏丹，其中有战略的原因和安全的考虑。一方面，艾哈迈德的伊斯兰政权威胁到整个埃及，并危及英国在那里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个决定也有复仇的成分，因为戈登将军在1885年在喀土穆被斩首，给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留下了一道深重的伤疤。

1896年，身经百战的赫伯特·基钦纳将军受命率领英国—埃及联军前往苏丹，并在乌姆杜尔曼战役中大展雄风，凭欧洲的军事优势和现代武器取得了胜利。马克沁机枪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项伟大的军事发明使得英国部队以寡胜多，重创艾哈迈德的军队，造成对方多达1.2万人死亡。自从英国人开始在非洲使用这种武器，就稳赢不输，任何公开与英国开战的非洲部落都没有丝毫获胜的可能。关于这种机枪杀伤力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非洲，对这种武器的恐惧也有助于维持许多殖民地的和平。

这次历史性胜利使英国再次控制了苏丹的绝大部分地区，英国想继续向南扩张，实现连通开普敦和开罗的双开计划。但问题是，英国的殖民游说团体希望英国国旗从北向南插遍整个非洲，而法国人也希望从塞内加尔到红海都飘扬着法国的三色国旗，打造出一个宏伟的帝国。因此，这两个帝国不可避免地会在拓张之路上狭路相逢，只有一方能够获胜，实现自己的目标。1898年，这两个帝国的交界地——法绍达见证了这一交汇时刻。法国政府在布拉柴维尔派出一支远征军，在简—巴普迪斯特·马尔尚上校的率领下占领了法绍达，此举是为了防止英国吞并整个苏丹。在法国军队占领法绍达之后，英国政府命令基钦纳将军向这座城市进发，希望借此明确：英国绝不容忍法国的这一吞并行为。

英国的警告令法国公众非常愤慨，但是法国政府认为不值得为这座荒芜的小城与英国开战。于是法军遵命撤出法绍达，英法两国达成一致，将法绍达和尼罗河定为两大帝国的界线。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决心利用这次冲突，结束法英之间的对峙。他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英法两国在1904年签署了《英法协约》，约定法国允许英国人在埃及自由行动，同样，英国允许法国人在摩洛哥拥有同样的权利。但是这引起这两个帝国最危险的对手——德国的抗议。为此，欧洲诸国在西班牙南部的阿尔赫西拉斯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西班牙利用德国反对法国的机会，占领了摩洛哥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最终在摩洛哥苏丹的默认下，法国和西班牙瓜分了这个王国。但很不幸的是，欧洲列强对摩洛哥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就此结束。

1911年，摩洛哥爆发了一场反抗苏丹的起义，法国出兵恢复了秩序。德国也做出了反应，向阿加迪尔港派出了一艘炮舰。这是一次刻意的挑衅性行动，威廉二世想借此表达对法国控制摩洛哥的不满，同时也考验一下英法关系的牢固程度。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因为法国和英国政府都不愿意因为摩洛哥与德国交战，所以这场危机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法国割让一块在中非的领地给德国。

虽然欧洲国家友好解决了上述所有冲突，但这些事实表明，在短短几十年内，非洲已经成为欧洲帝国竞相扩张和对抗的新场所。到19世纪末，欧洲实现了把文明带到非洲的目标，这给非洲人民同时带去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此外，大国之间的对抗和紧张的外交关系也被带到了非洲。在标志着非洲争夺战开启的柏林会议结束几年后，非洲大陆被纳入了欧洲人从1492年起创建的全球贸易和殖民地网络。

从19世纪中叶起，欧洲产生了许多关于非洲的文学作品。非洲大陆在全世界的形象以及许多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大多都是由那个时期在欧洲出版的文学作品传达出来的。欧洲旅游文学历史悠久，在对外扩张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非洲更加丰富了这种文学创作。

非洲第一位伟大的现代记录者是利文斯通，他关于非洲的记录影响了全欧洲。1857年，他的第一本书《南非传教旅行考察记》出版。利文斯通记录和传递出他对非洲的多重印象，核心是美——那里植被保存完好，郁郁葱葱。在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会打雷的烟雾”——维多利亚瀑布时，他写道：“这么优美的场景一定曾吸引过天使的目光。”利文斯通的记述中表达出发现自然天堂的兴奋感，还描述了非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也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证据，记录了在非洲发生的种种恐怖行径，例如约400名非洲人在卢阿拉巴河的河岸上被奴隶贩子屠杀；奴隶的尸体不断被扔进拉那巴河，甚至阻塞了河流，使他乘坐的轮船无法通行。利文斯通在作品中谴责了在非洲发生的这些可耻行为，尤其是奴隶贸易，并警告穿过热带丛林会遭遇各种危险，包括最终夺去他生命的疟疾等致命疾病。

这位著名的探险家活着时没能看到他的作品、旅行日记和信函出版并取得巨大成功，最大的受益者是斯坦利——他当之无愧，因为正是他在英国和美国媒体上发布的文章使利文斯通成为国际名人，他的著作《我如何找到利文斯通》成为大西洋两岸的畅销书。作为一名探险家，斯坦利的非凡经历为《穿过黑暗大陆》等作品提供了灵感，他记述的非洲比利文斯通笔下的非洲更残酷，甚至被他同时代的人指责过于“野蛮”。他写道：“野蛮人只尊重力量、权力、勇气和决定。”另一方面，他赞颂非洲人极致的美，这在当时的欧洲人中极其罕见。

1885年，亨利·赖德·哈格德出版了《所罗门王的宝藏》，这是第一部非洲题材的探险类小说。哈格德曾担任英国纳塔尔殖民地总督的秘书，他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这部著名的小说，讲述一群英国人在非洲核心地带寻找传说中的宝藏的故事。这部作品囊括了一部成功冒险小说的所有关键因素：穿过一个被传说中的国王诅咒过的非洲丛林，竞相寻找被隐藏起来的宝藏，不友好的本土部落，甚至还有与当地人的浪漫关系。这本书出版后大获成功，甚至因此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即以异域和未知地区为背景的小说。当时的许多作家都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包括英国文学巨匠吉卜林、托马斯·哈代，以及许多其他欧洲作家。

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也激发出大量文学作品，丘吉尔的《河上的战争》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身为骑兵军官的丘吉尔参加了英军与艾哈迈德军队的交战，他在他的作品里讲述了这次战争的经过，广受好评，丘吉尔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政治家，因此这本书有很多语言的版本。书中不仅生动记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乌姆杜尔曼战役，也展现出丘吉尔的帝国信念，这对他后来执政的影响很大。在书中，大英帝国被描述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在非洲的扩张不仅为当地人带去了和平与稳定，也使那些落后的族群可以与现代世界接轨，变得富裕起来。关于敌人的文化和伊斯兰信仰，这位未来的政治家写道：“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逆行力量。”并警告说，伊斯兰教徒激进好战，总想改变他人的信仰。另一方面，这位年轻的军官也被战争的残酷震惊，他认为帝国扩张不能忽视人道主义，并严厉批评了对敌人不人道的屠杀以及基钦纳将军的残酷行为。

到19世纪晚期，非洲成为全欧洲的文学创作主题。痴迷土耳其和东方世界的法国著名水手兼作家皮埃尔·洛蒂完成了一本关于摩洛哥的游记，在他去这个国家旅行不久后，1890年，《在摩洛哥》出版。在德语作品中，《廷巴克图》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地质学家奥斯卡·伦茨写的一部编年史，他和西班牙探险家克里斯托瓦尔·贝尼特斯，都是首批到达廷巴克图的欧洲人。在葡萄牙，亚历山大·德塞尔帕·平托出版了《我如何穿过非洲》，书中讲述了他的经历。

欧洲的报纸也纷纷刊登穿越非洲的故事，使这种新文学题材变得更加普及，唤起欧洲和美国读者对那个神秘大陆的兴趣。大报社的编辑们发现，连载远征非洲的故事能增加报纸的销售量。《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斯坦利按时间顺序记载的探险记录，被许多欧洲报纸效仿。所有报社都清楚，非洲能提供无穷无尽的新闻和故事，因此值得被放在头条的位置。痴迷非洲的读者形形色色，既有每天在俱乐部或豪宅里读报的富人和成功人士，也有在小酒馆和公交车上浏览报纸的底层工人。有人想在报纸上寻找挣钱的办法和机会，有人寻找移民的目的地，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还有一些人渴望了解异域未知的生活方式，但绝大多数只是把这当作娱乐，调节单调的生活。

19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学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引导、塑造了欧洲人对非洲的认知呢？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故事和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描绘了非洲的大体形象：这是一个幅员辽阔、复杂多样的大陆，气候对欧洲人来说不太适宜，居住在那里的原始民族往往很冷漠，而且敌视文明世界的人。撰写这些非洲题材文章的人都坚信欧洲文明是最优秀的，把知识和科学引入非洲能够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问过一个基本问题：他们是否真的有权利去统治其他国家的土地，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居住环境？整个19世纪，所有殖民大国都没能产生一个类似西班牙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的人物。

作家们勾画出的非洲部落形象多种多样。利文斯通描述了一群“高贵的野蛮人”，说非洲人善良、友好而谦卑，只要给予他们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有望成为很好的基督徒，适应更好的生活方式。亨利·赖德·哈格德在他的知名小说中也这么描述非洲人，说他们有许多美德，如勇敢、忠诚、感受能力强。他非常喜欢非洲女性，甚至大胆描述了一个英国男人和非洲一个部落的年轻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挑战了殖民国家禁止本国人与非洲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对非洲人持有积极看法的作家只是少数。

大多数作家，如斯坦利都坚持使用“蛮族”“野人”和“愚昧无知”等词语描述非洲人，并力证使用暴力是管教非洲人和赢得他们尊敬的唯一途径。

那个时代书写非洲故事的人总体上都坚信教化非洲人是欧洲人的使命，传播基督教、贸易和文明是他们去非洲的最重要且正当的理由。显然，持有这种想法的欧洲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但是不久之后，睿智的观察者们对欧洲人传播基督教、贸易和文明所采用的方法感到震惊和反感，开始质疑欧洲文化，因此出现了一种批判这种文明现象的文学。

虽然所有欧洲国家进入非洲的目的都是开发非洲大陆，传播基督教、贸易和文明，但他们的方法千差万别，导致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从基督教诞生起，非洲就有基督徒。科普特人和其他信仰基督教的种族把这一宗教传播到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尽管伊斯兰教从公元8世纪起在非洲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基督教仍然延续下来。欧洲人殖民非洲提供了向整个大陆传播基督教的绝好机会。伊斯兰教虽然在北非根深蒂固，但是很难在撒哈拉以南以及其大本营以外的地区发展信徒。相比之下，基督教的影响大得多。欧洲人在非洲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之一正是基督教信仰，从南非到刚果、从安哥拉到肯尼亚，都是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

基督教传教士的生活充满了危险和牺牲，和那些追寻财富的人不同，他们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但确实有精神上的回报——自己的信仰被从未听说过福音的人接受，他们愿意放弃自己从前的信仰和观念习俗，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基督教传教士能成功呢？主要原因是他们能提供改善当地人生活水平的方案，甚至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尤其是奴隶问题。从远古时代开始，奴隶贸易一直是伊斯兰世界利润丰厚的行当，阿拉伯商人组织远征队，去非洲内陆抓捕当地部落的男人，把他们变成奴隶。因此，非洲人既害怕又憎恶阿拉伯商人。欧洲人承诺要废除奴隶制，与阿拉伯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如此，布拉柴被称为解放者，发动反奴隶制运动的戈登将军在喀土穆大受欢迎。阿拉伯人一直推行奴隶制，而欧洲人在长达3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也从中受益，但最终决定要废除它。这有力地推动了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

在欧洲人在非洲建立定居点或保护国之后，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团就接踵而至。传教士与非洲人建立起密切关系，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还做他们的教师或医生，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因此赢得了许多非洲人的信任，许多非洲人改信基督教，哪怕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与他们的习俗不完全相容。

为了发展贸易，葡萄牙早在15世纪就在非洲建立了第一批定居点，并把它们变成保护国和殖民地，财富猎人成功说服了政府，使葡萄牙政府相信非洲大陆蕴藏着巨大的财富。许多非洲君主和领导人为了开展商贸活动，允许欧洲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因为欧洲人承诺会创造财富。然而财富并不总能到非洲人手中，有时他们甚至完全被欺骗了。

对财富猎人来说，非洲和美洲、亚洲一样，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财富，那里能出产各种各样的产品，从香料到木材，从食品到珍奇动物，以及各类商品、矿产和宝石，无所不有。非洲比美洲和亚洲更落后，所以欧洲人深入非洲内陆更为艰难，但他们付出的热忱不亚于在美洲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

南非的土地特别适宜发展农业和牲畜业，但是当在这个地区发现了黄金和钻石后，这里就成为欧洲财富猎人最喜欢的地方，他们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在中非，欧洲人很快在刚果和其他地方建起木材、矿产和橡胶的开采点；在北非，矿产资源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欧洲人到达这里后，农业和香料贸易开始蓬勃发展。非洲向世界开放贸易的结果是，开普敦、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达喀尔、卡萨布兰卡、丹吉尔、的黎波里、亚历山大港等都发展成商贸活动非常活跃的大城市。

此外，从利文斯通到利奥波德二世，欧洲人都希望打开非洲大陆，把它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但是这并非总能给当地人带来好处。开发非洲巨大的财富资源、发展市场经济都需要劳动力，非洲人恰恰成为被需要的劳动力，但他们大多备受屈辱。尽管欧洲国家内部严格禁止奴隶制，而且一些帝国也设定了在非洲取缔奴隶制的目标，但许多欧洲定居者仍然强迫非洲部落的人做工，他们的劳动条件并不比奴隶强。欧洲人渴望在非洲获得财富，而且在非洲“山高皇帝远”，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制约他们，他们能对非洲人施加各种虐待。最不可原谅的案例发生在刚果自由邦，利奥波德二世把“工作和进步”作为其发展箴言，事实却是莫大的讽刺。橡胶是刚果自由邦的主要出口产品，而且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满足需求，当地人被迫像奴隶一样工作，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那些没能完成橡胶收集定额的人会被处死，或者他们自己以及直系亲属的手脚会被砍断。传教士和政府官员发现，在有些村庄，大部分居民因为被残害而四肢不全，村民对此很不满，因而发起抗议。1904年，英国外交官罗杰·凯斯门特发表了一份报告，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刚果自由邦也因此被钉在了非洲殖民史的耻辱柱上。除了刚果自由邦这一极端情况外，还存在许多因为贸易引发的侵权行为。因此，许多非洲人很怀疑开放非洲大陆，把非洲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是否能给非洲人带来所谓的好处。

如果说将商贸活动并未能造福大多数非洲人，那么非洲的动植物得到的益处就更少。远在第一批欧洲定居者到来之前，非洲就有象牙交易，但是随着欧洲强国竞相占领非洲土地，象牙的交易量迅速上升，并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象牙成为奢侈品行业的重要产品，流向全球最富裕的地区。它被用于制作钢琴的琴键、台球以及各种能让人联想到异国财富的装饰品。欧洲人并不是第一批动物终结者，因为早在殖民时代之前，大象已在北非灭绝，但是欧洲人来到非洲，使南非以及西非部分地区的大象也绝迹了。其他非洲动物也同样受到影响，犀牛因为犀牛角的价值而被猎杀，在20世纪初变成了濒危物种。欧洲人创建了一个专营鸵鸟羽毛、兽皮、动物的角、标本等动物产品的市场，催生了一个新职业——专业猎人。他们取代了数百年来一直和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处的游猎—采集者。猎人们携带步枪，万无一失，狩猎成了一个安全且利润丰厚的职业。南非猎人考克曼称，在19世纪70年代，他有一年杀死了108头狮子。狩猎派对成为大多数欧洲殖民地越来越流行的活动，对野生动物产生了毁灭性影响。

一队猎人，傲气十足的白人在前面，当地的搬运工扛着象牙和非洲大型动物的尸体跟在后面——这是欧洲殖民地最常见的场景之一。南非因拥有非洲大陆最好的猎场而闻名，那里举办的狩猎派对经常有欧洲显贵的身影——甚至有皇室成员，他们去那里享受杀死动物的乐趣。到20世纪初，南非广阔的草原上再也看不到野生动物四处游走的景象。野生动物似乎在非洲北部更安全，特别是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因为欧洲入侵者手中的步枪打不到它们。但是，迟早它们会面临同样的危险。非洲一旦打开大门，那里所有的物品都能找到市场。

要把欧洲文明引入非洲，就要占领非洲，这意味着向这个大陆移民。对欧洲人来说，虽然非洲的吸引力从没有美洲那么大，但是在设立殖民地之后，那里就会出现欧洲人。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不仅吸引了法国人，也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好去处。1879年，法属阿尔及利亚约有25万欧洲定居者，他们主要从事农业。非洲最吸引欧洲移民的目的地无疑是南非，特别是在金伯利发现钻石之后。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有5万多新移民抵达南非。190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开普殖民地的白人人口为579 741人。罗得西亚很快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约有20万欧洲人。葡萄牙难以激励葡萄牙人移民到非洲殖民地，在非洲的葡萄牙人不到10万。德国在推动向德属殖民地移民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德国移民数量在1913年达到峰值时也只有19 679人。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做法不同，欧洲人没有考虑通过与非洲人通婚来促进人口增长。德国政府在1905年明确禁止德国人与非洲人结婚。其他殖民国家虽然没有立法明确禁止异族通婚，但是欧洲所有殖民地都遵循这一行为准则，所以没有出现混血人口。

欧洲人相信欧洲文明最优越，他们根据具体地区以及不同的指导原则和战略，采取不同的方法把欧洲文明引入非洲。在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北非，欧洲人必须学会与阿拉伯文明共处，他们深知干涉伊斯兰习俗很容易导致叛乱。因此，欧洲人通过最少的规则促进贸易联系，维持那里的法律和秩序。在摩洛哥的丹吉尔，欧洲人与当地文化和谐共处成为典型。在20世纪初，丹吉尔约有4万人口，其中约有2万穆斯林，1万犹太人，还有9 000多个欧洲人。这3个群体在丹吉尔创造出大量财富，使丹吉尔呈现出一种大都会的氛围。亚历山大港是北非的一个主要港口，在欧洲人来到这里后，它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在1882年被英国轰炸之后，亚历山大港被改造成大型贸易枢纽，吸引了移居到附近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其城市文化更多受到欧洲文明而不是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港有9万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外国人口猛增到150万。但是，丹吉尔和亚历山大港等城市属于例外，因为其他非洲殖民地总体上都遵守欧洲移民和当地人分离的规则。与众不同的是，法国主张殖民地的臣民为法国公民，享有与法国公民相同的权利。所以，法国允许所有能说法语、遵守法国习俗的非洲臣民获得法国国籍。

在欧洲人看来，整个非洲殖民地，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部落过于原始，无法引入欧洲文明。更极端的欧洲人认为那里的非洲人只能被用作劳力，甚至没必要存在，可以消灭掉。在这方面，刚果自由邦臭名昭著。罗杰·凯斯门特的报告指出，当地人口锐减主要有4个原因：任意开战滥杀无辜、饥饿、出生率降低和疾病。虽然非洲人的死亡人数不可能准确计算，但是据估计，由殖民者造成的恶劣生活条件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多达1 000万。约瑟夫·康拉德描述说，这是人类良知史上最无耻的劫掠。

在德属西南非洲，另一个非洲本土族群遭到残酷灭绝。1904年，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因反抗德国殖民者发起叛乱，结果无数人因此死亡。德皇威廉二世的反应极其凶猛，他采取的惩罚措施被称为“恺撒的第一次战争”。洛塔·冯·特罗塔将军被威廉二世任命为此殖民地的都督，受令严惩这些部落，“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德军把赫雷罗人困在沙漠中，许多人饥渴而死，而投降的人则被关入集中营。191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被德军镇压后，纳马族人只有不到一半人存活下来，赫雷罗族人只有1/4存活。这次镇压事件后来被列入20世纪最早的种族灭绝行为之一，德国以这种方式将种族灭绝策略引入了非洲。后来，这一做法在二战中再次重演，使得20世纪的历史与悲惨的种族灭绝紧密联系起来。

不过另一方面，欧洲人将科学和医学引入了非洲。非洲的第一批医院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是为了保护欧洲定居者而建，主要是防治热带疾病，热带疾病使欧洲人一直无法深入撒哈拉以南地区，大大影响了殖民进程。因此，引入医学必不可少，非洲人也从中受益。现代医学把非洲人从各种疾病中拯救出来，包括霍乱、天花、麻风病、肺结核以及其他当时欧洲的常见病，还包括黄热病、疟疾等热带疾病。所有殖民大国都推行了疫苗接种，不过功效各有高低。1904年，法国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法律被推广到法属殖民地，但在非洲农村地区显然难以执行。所有欧洲殖民国家都在其非洲殖民地推行了这一措施。虽然其有效性难以评估，但对当地人来说，现代医学是欧洲人带给非洲的最持久的积极影响之一，非洲人口因此在20世纪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教育是欧洲人引入的另一个重要的文明元素，对非洲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没有教育，所谓的教化使命就不存在，而且这也是推广宗主国语言和价值观的最佳方式。法国政府在殖民地引入法国的教育制度，令他们特别骄傲的是，到20世纪初，所有法属非洲殖民地都开办了高级中学。英国和其他殖民国家由传教士完成了教育使命。但是，上学的非洲人所占的比例仍然不高，撒哈拉以南地区尤其低。一方面是因为欧洲殖民精英往往不愿意向非洲人提供教育机会，另一方面，非洲人有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白人的教育”。

虽然位于摩洛哥菲斯的古兰经学院和廷巴克图大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但非洲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欧洲人引进的。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创建于1829年，是非洲第一所欧洲风格的大学。同时，西非的塞拉利昂大学也是推行现代教育的先锋。创建于19世纪的几个教育机构在1909年组成了阿尔及尔大学。

虽然只有很小比例的非洲人得益于欧洲人引入的教育系统，但受到欧洲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他们掌握了非常强大的沟通工具——语言。法语在法属殖民地的传播效率非常高，到20世纪初已成为所有法属殖民地的通用语，但阿尔及利亚和说阿拉伯语的殖民地除外，因为在那些地方，法国人与阿拉伯人共居。英语在英属东非和西非殖民地也广为传播。南非把英语与南非荷兰语并列为官方语言。同样，葡萄牙语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也表现出强大的韧性，西班牙语甚至影响到赤道几内亚人。德国和意大利也在各自的非洲领地推广各自的语言，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欧洲文明中的另一个主要元素在非洲大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交通系统。没有交通系统，欧洲人就不可能殖民非洲。在所有运输工具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工业革命的伟大象征——火车。

1854年，埃及的帕夏主持建成非洲第一条铁路线，他想引进欧洲技术，推进整个埃及的现代化。在随后几十年中，欧洲人占领了更多地盘，铁路网络也逐渐扩大。1860年，开普殖民地开通第一条铁路线，到19世纪末，南非所有主要城市以及罗得西亚都开通了铁路。虽然英国因为横亘在其领地中间的德属东非殖民地没能实现通过铁路连接开普敦和开罗，但最终在1897年，铁路连通了喀土穆。4年后，蒙巴萨和维多利亚湖地区也连入铁路网。与此同时，法国的铁路建设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虽然地理条件非常差，但是从达喀尔到尼日尔的铁路最终在1924年完工。19世纪中叶，欧洲人把汽船这个重要的交通工具带到非洲，尼罗河和刚果河等大河从此像高速公路一样，使欧洲人能够从水路深入非洲核心地带。

最后，欧洲人还奠定了非洲城市文明的基础，这塑造了现代非洲的形态。在南非，欧洲人建造了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三大城市，它们的设计理念和灵感都来自西方城市。开普敦、德班和金伯利成为19世纪末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大城市。内罗毕原先只是个沼泽地，英国定居者在那里建造了一个物流中心，支持乌干达的铁路建设，后来内罗毕发展为英属东非殖民地的首府，并最终成为东非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在法国向非洲大陆腹地扩张过程中，位于非洲中部的布拉柴维尔是一座重要城市，可以与刚果自由邦的首府利奥波德维尔相提并论。（在后来的去殖民化过程中，利奥波德维尔这个来自比利时国王的名字被取缔，这座城市被重新命名为金沙萨，后来发展成非洲大都市之一。）此外，开罗、的黎波里、拉巴特、卡萨布兰卡等古老的非洲城市也在发展，投资者、建筑师和欧洲建造商重塑了它们的结构。城市文明的特征是城市价值观优于农村价值观。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些价值观在非洲这个此前几乎没有任何城市文明的大陆上稳步发展。

非洲是欧洲探索世界的最后一道锋线，也是受到欧洲影响的最后一个大陆（南极洲除外）。在这个边界线被打开后，欧洲开始向全世界传播现代化潮流。在利文斯通第一次前往非洲40年后，欧洲大国几乎控制了整个非洲大陆。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保持独立，其余都是被欧洲控制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在历史上，人类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占领这么多的土地。

成为欧洲的后院对非洲大陆影响深远。从1492年开始，欧洲国家一直在构建和扩张帝国体系与全球经济体系。非洲成为这一体系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接受欧洲文化的熏染。从那时起，从属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宗主国的非洲人民一直生活在由欧洲国家引入的新文明之中。

从19世纪90年代起，在欧洲大陆以及欧洲帝国殖民地曾发生过的争霸战也在非洲展开，清晰地反映出欧洲强国之间的平衡态势。从殖民地的规模来看，英国和法国是非洲争夺战的最大受益者，其次是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胸怀大志的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在这片大陆上获得了领地，因此成功保住了帝国的地位。而比利时这个小小的工业国家因为在刚果的成功冒险而崛起为帝国。

为什么欧洲人几乎占领了整个非洲呢？是为了实现利文斯通的愿望，向非洲传播文明吗？还是因为经济雄心或者民族主义的期望？有一点似乎很明确，欧洲政府与普通欧洲人有一点不同：在决定占领非洲殖民地时，国家利益高于任何其他的考虑。事实上，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欧洲国家之所以决定占领某个地区，常常只是因为怕被竞争对手抢占。

为了让欧洲国家的殖民行为合乎情理，教化非洲、输入文明的说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殖民帝国往往不能实现这些承诺，结果不仅当地人反抗，欧洲人也因为大多数非洲人拒绝接受欧洲文明而越来越失望。欧洲在20世纪初期将变革和现代化的力量带到非洲，从那时起，非洲人不得不学会忍耐，接受所有变化，在外来文化与自己民族传统和习俗并存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1. Thomas, The Slave Trade.

2. Ronald Robinson, J. Gallagher, and A.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IB Tauris, 1965).

3. Stanley, Henry.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Travels, 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London: Wordsworth, 2010).

4. Thomas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The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5.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6.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7. Anthony Thomas, Rhodes: The Race for Africa (Thomas Dunne Books, 1997).

8. Thomas, Rhodes.

9.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10. Eugene Rogan, The Arabs (Penguin, 2012), p. 165.

11. Rogan, The Arabs.

12.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其著作《西印度毁灭述略》中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的暴行。——编者注

13. A. Hastings, The Church in Africa, 145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 Mario Vargas Llosa, The Feast of the Celt (Faber & Faber, 2012).

15.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16.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17.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18. Christopher Harrison,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186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9. Harrison,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1860–1960.

1900年，欧洲文明发展到巅峰——这个文明中的每个人都沐浴着由知识领域成就带来的荣光，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和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写道，欧洲人生活在一个绝对安全的黄金时代。他把这个时期称为理性时代，因为没人想发动战争、革命或叛乱，任何激进和暴力元素似乎都不存在。欧洲令世界各地的人们钦佩和羡慕，甚至那些反对欧洲扩张或自认为是这种扩张的受害者的人也不例外。

然而，仅仅14年之后，欧洲大陆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大的战争，欧洲文明取得的大部分成就被削弱，还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以政治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愤怒为特征，最终发展成一场更加野蛮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1945年，欧洲和世界陷入全面战争，人类的破坏能力登峰造极。

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看起来还那么和平、文明的欧洲大陆呢？欧洲人为什么会两次发动造成如此多苦难和自我毁灭的战争呢？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已有不少著述。这次战争开启了欧洲持续30多年的黑暗时代，可以视为新帝国主义时代的转折点。从1870年起，欧洲国家又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海外领地争夺赛，非洲和太平洋地区是主要竞技场。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也加入了这场角逐。结果，竞争、不信任和嫉恨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

20世纪早期的全球秩序可以总结为，英国位于世界霸权的顶端，缔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其文明模式影响了很多地方。坐拥这样睥睨天下的优势，英国的目标是保持权力平衡，防止任何竞争对手侵害自己的利益。法国也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也同样希望保持权力平衡，但同时在巧妙地寻找机会，谋求从英国获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德国是新殖民大国，在20世纪初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是德国的殖民帝国规模不够大，因此迫切希望打破既有秩序，图谋超越英国和法国。另一方面，俄国不再认为英国是最危险的对手，开始担心野心勃勃的德国在其边境上的动作及后果；奥匈帝国面临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挑战，虽然统治者极力维系帝国统治，但难度很大；意大利希望进一步扩张，但遭遇了法国设置的重重障碍，深怀不满。同时，美国占领了西班牙的最后一批美洲殖民地，也成为大国，而日本在急切地寻找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机会。

到20世纪初，世界上已经没有未被占据的领土，然而欧洲帝国扩张的渴望仍无法被满足。于是，国际秩序变成一场零和游戏，在日益紧张的关系和互相怨恨的气氛中，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创建了一系列联盟，但是他们遵循的外交原则却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德国是这个复杂联盟体系的第一个支柱。德国宰相俾斯麦希望与奥匈帝国缔结新的防御同盟，加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奥匈帝国则希望通过与德国结盟来保护自己，免受俄国的干扰。这两个国家一拍即合，在1879年结成防御同盟。3年后，意大利加入同盟。当时意大利刚把在突尼斯的领地割让给法国，决定寻求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保护，以图报复。于是，三国同盟诞生了，俾斯麦这个狡猾政治家的图谋得逞。

最能直接感受到三国同盟威胁的是法国和俄国。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国和俄国的独裁政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两国政府很快就决定结为联盟，因为这有利于彼此的利益。1894年，俄国沙皇和法国总统签署了军事协定，缔交法俄同盟，约定如果一方受到德奥意防御同盟的袭击，另一方将给予支持。

受这两个联盟影响最大的国家是英国，因为它被孤立在外，很危险。因此，1902年，英国政府决定与同为俄国敌手的亚洲强国日本结成防御联盟，并很快开始在欧洲寻找盟友，以应对德国的威胁。1904年，英国与法国签署《英法协约》，正式结束了两国之间持续几百年的敌对关系。促动这两个国家克服分歧、同意在受攻击时互相支持的主要原因，来自它们对德国的共同恐惧。

此外，为了自卫并抵御德国，英国和俄国也克服了敌对关系，在1907年签署了《英俄条约》。就这样，三国协约诞生了，英国、俄国和法国相互约定，在遇到外部入侵时相互支持。

缔结联盟是通过外交方法避免战争，保持欧洲和世界各地区力量平衡的传统方法。两个强国之间签订联盟协议，可以警告第三个强国，侵犯联盟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但是到20世纪初，欧洲强国都想争夺欧洲霸权，联盟从一种威慑的力量变成导火索，可能导致规模更大的战争。

前面章节曾提到，面对殖民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尤其是抢夺非洲领地时，欧洲强国都选择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它们似乎都认同，无论殖民地的领土多么重要，都不值得为此与另一个大国开战。但是欧洲大陆的领土之争就不同了。

1912年，希腊、保加利亚、黑山和塞尔维亚组成巴尔干同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想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巴尔干同盟轻松击败了土耳其军队，1913年5月，双方签署和平条约，约定奥斯曼帝国放弃君士坦丁堡西部的几乎所有领土。然而，巴尔干同盟成员国之间在如何分配获得的领土上难以达成共识，从而引发了一场新战争，保加利亚宣布对巴尔干同盟的其他成员国开战，最终赢家是塞尔维亚和希腊。

面对这场发生在欧洲中心的大冲突，各个强国的态度怎样呢？俄国认为这是彻底推翻奥斯曼帝国的机会，所以全力支持塞尔维亚；得到支持的塞尔维亚有恃无恐，对奥匈帝国提出各种要求；英国和法国同情希腊；德国则越来越担心它的旧盟友奥斯曼帝国被打败，于是先给保加利亚补偿，然后在第二次交战后与其变成盟友。就这样，因大国扩张引发的紧张关系在东欧累积。

加深了欧洲扩张主义危机的另一个因素是王朝之间的竞争。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一个令人欢欣的巧合——大多数国家执政的君主都是亲戚。德皇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娶的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维多利亚女王因此被称为“欧洲的祖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威廉二世、乔治五世和尼古拉二世在往来信函中以表兄弟互称，保持着诚挚的关系。确实，欧洲帝国之间的对立可以当作一场家庭纠纷来解决，这本应是确保欧洲和平的另一种方式，也是欧洲在位君主们天生的优势。然而事实证明，现实与设想大相径庭。历史上很少有人能获得威廉二世那么多的财富和那么大的权力。在他被加冕为皇帝时，不仅继承了位于波茨坦的一幢富丽堂皇的官邸，还承袭了德国周围近30座城堡和宅第，他可以乘坐自己的火车去那些地方。威廉二世还有一艘名为“霍亨索伦”的游艇，上面有约300名船员。此外，他还拥有最好的乡村庄园，在狩猎季节，他曾在一周内猎杀1 000头动物。然而，这一切似乎都不能弥补他的痛苦——他统治的帝国和他的堂兄威尔士亲王所继承的帝国相比，太弱小了。

在威廉二世统治期间，他一直集中力量想要超越英国，使德国发展成主导世界的强国。在意识到帝国的未来取决于海上力量后，他决定要建设一支比英国海军更强大的德国海军。这引发了一场军备竞赛，英国政府的领导人和英王乔治五世据此得出结论，只有打一仗才能阻止他的表兄。

在这场战争的起因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通过恐怖主义促进民族主义。1914年6月28日，一位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在萨拉热窝谋杀了奥匈帝国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普林西普想通过这次谋杀结束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的统治，但他的行动造成的后果远不止于此——他挑起了一场战争，导致奥匈帝国灭亡、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告终。没有任何恐怖主义行动产生过这么深远的影响。

1914年．欧洲弥漫着极端爱国主义和怨恨的情绪，各国缔结的联盟不仅没能避免战争，反而导致了战争爆发。1914年6月29日，为了报复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杀，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盟国德国立即下令动员军队。法国担心德国再次入侵，也动员了自己的军队。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英国要求德国保证比利时中立，德国拒绝了。结果，英国在8月4日宣战，其盟友日本也被拖入战争。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之后，欧洲强国终于兵戎相见。但是这场欧洲强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在欧洲大陆开打，从欧洲各国交战的那一刻起，各帝国的殖民地和领地也陷入了对抗。这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冲击。日本因为和英国结盟被卷入战争，远东成为另一个战区。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现象，所有文明都曾从中受益或受害，但只有欧洲人把一场武装冲突扩大成全球大战，影响了全世界。

帝国主义时代之所以会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大国并不害怕战争的后果，它们都希望能浑水摸鱼，从中牟取利益。在1914年宣战的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在战争文化中长大的，在他们看来，就像克劳塞维茨的著名理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延续，是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一种自然现象，国家之间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分歧时，就可以诉诸战争。

因此，在1914年7月战争爆发时，欧洲甚至弥漫着一种乐观、欢欣鼓舞的气氛。所有参战国的年轻人听从号召，参军备战——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背景，满怀热情，因为他们被灌输的理念是，为国参战既是责任，也是荣誉。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短战，所以许多士兵走上前线，把这当作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可以调剂一下单调的日常生活，并希望在圣诞节前得胜归来。

军事战略家们（尤其是德国的军事战略家）的预测非常乐观，认为赢得这场战争易如反掌，甚至只需短短几周。德国的战略以施利芬计划为主，是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将军提出的一套作战方法。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德国对法国展开快攻，对俄国采取防御策略。但是这一计划失败了，两军僵持了多年。

战略家们不仅没能准确预测战争的时长，也没能预见现代军事技术带来的影响。技术进步大大增强了武器的破坏力，步枪、机枪和新型坦克大大增强了军队的作战力量，可以大规模歼灭敌军。飞机给现代战争引入了一个新的交战维度，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空袭，战争的破坏性变得更强。这带来的结果是，战场不再限于前线，城市也变成了战地。德国的齐柏林飞艇轰炸了英格兰南部的城市，潜艇则从海底发起攻击。这场战争中还使用了化学武器。德国率先把氯气用于战争，致命光气和芥子气的杀伤力更强，能致人失明，而交战双方都使用了这些气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被称为“大战争”，原因显而易见。或许称为帝国之战更合适，因为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加入了这场冲突，有些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帝国，有些则是为了阻止或者预防对手损害自己的利益。在那之前，欧洲国家间交战从未将所有属地的臣民卷入其中。但是这一次，各大帝国的所有臣民，无论是欧洲的还是其他大陆的，都无一幸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动员的军队共约有6 200万人，其中，欧洲以外地区的军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帝国内部也存在紧张关系，但是战争在各殖民地激起了爱国热情，加强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团结，在整个殖民世界，包括那些支持独立运动的殖民地都和宗主国团结一致，忠心耿耿。年轻士兵被灌输的思想是，他们将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为帝国服役，能够为这项崇高的事业做贡献是无上的光荣。

非洲和其他殖民地一样，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尽管许多殖民地的定居者认为他们与这场战争的起因毫不相关，但都忠实地履行动员令。欧洲国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在战争爆发后，又开始图谋占领对手的领地。为此，非洲人被征募参战。殖民国家征召了200多万非洲人，有的作为士兵参战，有的做搬运工或劳工。

尽管非洲的作战规模比欧洲小得多，但是几乎整个非洲大陆都史无前例地陷入战争状态。虽然德国在非洲造成的影响显然小于英法两国，但是在保罗·冯—福尔贝克将军的领导下，德军成功地牵制了敌军，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双方都采用了焦土战术，村庄和农作物被摧毁，农村地区受害不浅。因此，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许多欧洲殖民者开始质疑他们到非洲的初衷——使非洲变得开放，引入商贸和文明，事实显然有悖于这些目标。

“我们在身后留下了被毁的农田和被洗劫过的军火库，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面临饥荒。”德国医生路德维希·德佩写道。“我们不再是文化的传播者，我们走过的道路上布满了死亡、劫掠和十室九空的村庄。”

非洲人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参战，也加入了中东和欧洲的战争。法国和比利时的西线战场有15万非洲人；在法国军队中，一个来自摩洛哥的军团还获得了法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

在英属印度，这场战争不仅得到印度土邦君主的支持，而且与英国政府担心的完全相反，许多主张结束殖民统治的人也纷纷支持战争。当时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目标是获得地方自治，他们支持英国打这场战争，希望战后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在战争期间，被动员参军的印度人数量比英国人更多。100多万印度军队驻扎在从德属东非到中东、再到西线战场的不同战区。

印度门是英属印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建于1931年，纪念约74 187名为大英帝国牺牲了生命的印度士兵。

大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也各尽其职，为战争做出了贡献。加拿大共招募了63万人入伍，其中许多人赶赴西线战场。战争爆发后不久，新西兰的军队占领了德国在萨摩亚的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军队则袭击了德属新几内亚。

随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卷入，这场战争真正演变成全球性战争。对日本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在亚太地区大展拳脚的大好机会。1914年8月27日，在英国支持下，日本海军无视中国的中立立场，封锁了山东胶州湾。随后，又占领了德国从1897年起在中国建立的基地和港口城市青岛。接着，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仅要求控制山东和德国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还要求掌控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

当日本狮子大开口提出这些要求时，近代中国正处于最糟糕的历史时期，风雨飘摇、国无宁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从17世纪起统治中国的清王朝灭亡。在混乱局势中，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这激怒了中国民众，国民党的创建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实行总统制。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并自封为皇帝。一年后，在政治动荡中，中国再次组建了共和政府。段祺瑞领导的亲日派势力强大，而德国秘密支持以张勋为首的保皇派，他们在1917年发动政变，想阻止段祺瑞掌权。政变失败后，段祺瑞以此事件为由，在1917年4月向德国宣战，这不仅是为了报复德国，也是希望借此为中国赢得战后谈判桌上的一席之地，并拒绝日本提出的要求。

约有14万中国男子被征募到劳工军团，在一战期间和战后为西线战场的英军和法军提供支持。

这场由欧洲人发动的战争影响波及全球，最终因为美国的干预迎来了转折点。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参战决议。美国之所以决定参战，主要原因是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卢西塔尼亚号”远洋客轮。但是，美国的最终目标远不止是报复德国。威尔逊总统在对德宣战演讲中说，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让民主可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世界”。但是赢得美国公众的舆论支持相当困难，因为美国不少公民有德国血统，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广泛支持华盛顿和其他开国元勋早就确立的，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一个原则——远离欧洲的纠纷。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已经被打破。为了把西班牙这个曾经的欧洲强国逐出其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殖民地，美国在1898年对西班牙宣战，并在战胜后正式吞并了波多黎各，占领了菲律宾。美国声称不会像欧洲列强那样去海外开拓殖民地，美国认为占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是给这些地区带去民主和进步，因此是正当合理的。这也符合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的要求，这个精英团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其领导人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等杰出人物。西奥多·罗斯福认为，美国应该加强与大西洋彼岸国家的合作，捍卫共同的利益和文化。这形成了一种亲英的干涉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在美国占据了上风。

美国调动了400万军人，其中200万人在法国领土上作战。美国的军事干预成为当代历史的转折点。尽管美国没有正式加入协约国，只是单方面与德国作战，但是它为英国、法国等赢得这场战争提供了决定性援助。在一锤定音地决定了欧洲的命运之后，美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作为一个强大的战胜国，美国进一步巩固了新的大国角色，赢得了战后时代的重要地位。

参战国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到底想打出什么结果呢？除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每个参战国的领导人都解释说，开战是因为最神圣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英国政府授予勇敢士兵的最高奖项，上面刻着“捍卫文明的伟大战争”。在法国和比利时，人们也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文明。同样，德国和奥匈帝国也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文明。那么，文明到底是什么？许多人目睹了战争期间的诸多暴行，战争吞噬了那么多年轻人的生命，他们扪心自问，文明的意义在于挑起这样一场毁灭性战争，造成如此多的苦难吗？

还有一些人试图寻求安慰，他们认为不论这场战争多野蛮、破坏性多大，都将是最后一战。英国作家E. H.卡尔在1914年写道，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参战人员纷纷用这句话开解自己遭受的苦难。但是多年之后的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没能结束人类的战争，于是这句话经常被讽刺性地引用。

一战期间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描写人们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感受到的失望和愤慨，对引发这场战争的国家进行谴责。西班牙小说家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首批记述战争的残酷与恐怖的作家之一，他在1916年出版了《启示录的四骑士》。这部小说很快成为国际畅销书，书中讲述了一个兴旺的法德家族的悲剧，这个成员遍布世界的家族最终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小说揭示了一战对欧洲社会的毁灭性影响。

威尔弗雷德·欧文是战争年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打破了欧洲诗歌歌颂爱国主义和勇敢士兵的传统，转而关注骇人听闻的战壕生活以及战争给那一代人造成的创伤，欧文最终也死在前线。几年后，出现了几部伟大的小说，包括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都描述了战争的恐惧、痛苦以及幸存者的空虚感。然而，德国出现了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潮，它美化战争，认为战争是有意义的经历，能够启发和发展人的性格。德国军官恩斯特·荣格回忆战争的作品《钢铁风暴》就是最好的例子。

早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社会主义者、工会运动以及左派各个分支的成员就把这场战争称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被派到前线，与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兄弟交战，保卫的却是他们的老板和资本主义的利益。1914年8月，他们游行示威，反对征兵，希望工人阶级能够听从他们的呼吁，避免战争爆发。但是他们失败了，许多欧洲的工人都在责任感甚至热情的驱动下加入了军队。尽管如此，反战情绪越来越强，逃兵不断增加，俄国等备战不足的国家尤其如此。

在遭受一战重创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沙皇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在位期间犯下了许多错误，而最严重的无疑是在技术和经济层面都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把这个国家带入了战争。到1917年，俄国的情势变得难以为继，前线是备战不足、濒临崩溃的军队，后方城市缺少食物，饥荒肆虐。1917年2月，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统治了俄国300多年并建成庞大帝国的王朝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坚持认为，俄国必须把这场仗继续打下去，他拒绝退出一战。结果，民众的普遍不满并没有得到平息。

当大多数人失无可失的时候，他们即使走上街头、推翻现有秩序也不会遭受更多损失，这时肯定会发生革命。这正是1917年夏天俄国的情况。德国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对流亡在瑞士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列宁做出了特别安排，他们让列宁乘坐一列密封的专用火车穿过德国，前往俄国。到达俄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员开启了一项计划，为赢得民众支持，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其中一个大受欢迎的口号是，结束战争，土地归农民，权力归苏维埃（工人委员会）。

1917年10月，当代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与一支反叛政府的军队联盟，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软弱无能、不得民心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党获得权力后不久，负责外交的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约定苏维埃俄国割让芬兰、波兰、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其他一些领土给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虽然这些条款令俄国备受屈辱，割让领土令人难以接受，但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结束那场怨声载道的战争，集中精力开展布尔什维克的大业：革命。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将首次变成现实。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盟国战败收场。这场战争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毁灭性影响，欧洲的黄金时代画上了戏剧性的句号。1914年战争爆发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说：“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它们再次被点亮。”从1918年起，欧洲人目睹了这一忧伤的预言变成悲凉的事实，而且从1918年开始，欧洲旧时代的许多特征很快都消失了。

一战中的死亡人数是人类此前所有战争中最多的。新的军事技术大幅增加了死亡人数。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法国和德国死亡的士兵人数达到97.6万；在同一年英军与德军对战的索姆河战役中，伤亡总数达到121.92万。到一战结束时，伤亡人数达到耸人听闻的3 800万：1 700万人死亡，2 000万人受伤。在1 700万死者中，约有700万平民。

在停战后不久，德皇威廉二世退位，流亡国外。随后奥匈帝国的皇帝查尔斯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就这样，战争令霍亨索伦、哈布斯堡、罗曼诺夫这三大欧洲王朝失去了王权。奥斯曼帝国被击败后，苏丹也不得不放弃王位。这是一战带来的一个莫大讽刺：几个帝国为了扩大和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加入了这场战争，结果一无所得，走向灭亡。

最重要的是，一战重塑了世界秩序。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与战败国的和约条款和持久和平所需的条件。巴黎和会一共邀请了32个国家以及几个民族的代表参加，4个与会大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推动了会议成果的达成，它们的代表被称为“四巨头”——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法国总统乔治·克列孟梭、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和美国总统威尔逊。

欧洲历史上曾多次举办过和平会议，但这次规模最大。维也纳会议只有欧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主要讨论影响欧洲大陆的问题。而1919年巴黎和会的和平缔造者们的决定将影响整个世界，奠定了持续至今的国际关系格局。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外交官、律师和经济学家等在6个月的时间里一起研究制定新世界秩序的计划。最终有些帝国被正式扫除出局，一些国家的疆土扩大了，国家边界被重新划定，新国家的出现往往会减损其他国家的利益，各民族的权利终于得到承认。巴黎和会不仅讨论了政治问题，也研究了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妇女权利、劳资关系、种族关系、少数民族的权利。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写道，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那里的和平缔造者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权力。

这次和会标志着欧洲时代结束，美国作为一个决心塑造国际关系的大国登上了世界舞台。作为打败德国的协约国的成员，日本在这次会议上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欧洲强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的不仅有帮助它们赢得这场战争的国家，还有许多新国家，它们从此拥有独立的地位和权利，对新世界秩序产生影响。英国的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都是在这时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获得了代表权。甚至印度也获得了这一权利，但印度在会议之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治权。中国也派出代表团参会，结束了隔绝于国际事务之外的传统。巴西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代表参加国际会议。爱尔兰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越南人，这些抱负远大的民族都派出了代表参加巴黎和会。

1918年12月，美国威尔逊总统的欧洲之旅开创了新历史。首先，他是第一位在任期间前往欧洲的美国总统；更重要的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非欧洲的大国决定由欧洲国家发起的战争的和约条款。从那时起，美国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全球调停人之一。在离开华盛顿前，威尔逊总统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阐述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他认为这是实现和平的基础。其中一些要点对国际关系影响很大：禁止秘密外交；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消除经济壁垒，促进自由贸易；殖民应考虑到“有关人群的利益”。最后，十四点计划还提议建立一个国际联盟，负责维护世界和平，确保所有国家的独立地位。

协约国毫无争议地接受了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以及他在大会上的领导地位。这不仅是承认美国帮他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也认识到并承认了一个事实：在这场战争之后，欧洲不再具备统治世界的能力和道德力量。在前线发生了那样的屠杀之后，欧洲人再也无法自信地谈论他们在世界上的文明使命，与美国分享这一使命的时候到了——毕竟美国也是欧洲文明的一个分支。

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标志着旧世界秩序被判处死刑，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被清算，英国、法国和日本是受益方。作为侵略者，德国需要支付高额赔款，但一直没有全额偿付。亨利·基辛格曾点评说，这个条约既惩罚过严，没有调节的余地，又过于宽容，不能阻止德国死灰复燃。德意志帝国覆灭，在领土方面，最大的受益者是英国。德属东非和德属西非都被并入大英帝国，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英国连通开普敦和开罗的帝国梦想变成了现实。

奥斯曼帝国解体让英国和法国受益匪浅。奥斯曼帝国长期被称为“欧洲病夫”，英法两国早就想乘虚而入，但都不想再次激起彼此间的对抗。1916年，两国签署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主要约定了如果赢得这场战争，双方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1919年，实施该协议的时候到了。

英国的目标是控制靠近苏伊士运河的巴勒斯坦以及石油资源丰富的摩苏尔地区，因为那时石油已经很重要。法国则把目光投向了黎巴嫩和叙利亚。

批评欧洲介入中东事务的人士经常引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之间的一段对话，在对话中，双方轻松友好地分配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好吧，”克列孟梭说，“我们现在讨论什么？”

“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劳合·乔治回答道。

克列孟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劳合·乔治：“我想要摩苏尔。”

克列孟梭：“它是你的了。还要哪里？”

劳合·乔治：“我还想要耶路撒冷。”

随后，劳合·乔治承诺将支持法国对黎巴嫩海岸和叙利亚内陆地区的控制权，而且摩苏尔的石油，法国也有一份。

巴黎和会期间，一大争端根源是解放阿拉伯世界。1916年6月8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麦加的侯赛因·伊本·阿里领导了一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目标是把阿拉伯人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侯赛因·伊本·阿里宣布自己为阿拉伯王国的国王。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T. 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在这次起义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劳伦斯精通阿拉伯语，曾在中东地区做过考古学家。1914年，他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因为英国决定支持这次起义，劳伦斯负责联系起义的领导人。在几次军事行动中，劳伦斯扮演了近乎英雄的角色，满怀热忱地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大业，成为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传奇人物。 他不仅是阿拉伯人最好的欧洲朋友，也是欧洲的忠实使节。

阿拉伯的劳伦斯为阿拉伯人在1918年攻占大马士革做出了突出贡献，阿拉伯起义至此达到高潮。在劳伦斯的构想中，大马士革将成为新阿拉伯王国的首都，他也曾这样承诺阿拉伯的领导人。但是，英国和法国却另有打算，这让他感到失望和尴尬。1920年3月，侯赛因·伊本·阿里的儿子费萨尔被宣布为叙利亚国王，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后，他就被法国军队驱逐。在法国的监督下，叙利亚共和国不久之后宣告成立。黎巴嫩是法国建立的另一个共和国。英国则更倾向于在新殖民地建立君主立宪制政权。

一战结束后，侯赛因·伊本·阿里的大阿拉伯帝国梦破灭了，因为协约国只愿意承认他是汉志王国的国王。为了补偿他，英国政府大力支持哈希姆王朝在该地区的利益，让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做外约旦的国王、费萨尔做伊拉克的国王。

战争结束时，英国人把外约旦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形成“外约旦酋长国”，由阿卜杜拉统治。阿布杜拉很传统，但比他父亲更有远见，也更务实，他是第一个采用君主立宪制的阿拉伯领导人。

英国一手创建了伊拉克王国，英国人希望此举能同时满足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希望和哈希姆王朝的野心，并捍卫英国的利益。于是，在历史上因为地理和历史因素一直分离的民族被统一到一个国家里，人口约一半是阿拉伯人，其余是库尔德人和亚述人。他们中有大约一半人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是掌管这个国家的精英却是逊尼派穆斯林。费萨尔在阿拉伯起义中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成为统治伊拉克的国王。在这个国家成立后不久，这里就发现了巨大的油田。尽管费萨尔努力将所有伊拉克人都团结在君主立宪制政权下，但是由于内部动荡不定，这个政权最终在1958年的一场政变中垮台。这仅仅是伊拉克问题的开始。

在英国的中东领地，巴勒斯坦的冲突最为突出。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发表《贝尔福宣言》，承诺英国将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清楚，有英国的支持，犹太人的复国梦一定会实现。但是阿拉伯人却认为受到了欺辱，一个欧洲大国提出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国家，却不考虑居住在那里的大多数人的意愿。汉志王国国王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以示抗议。就这样，世界上最难解决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冲突。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决心把希腊的边界扩张到君士坦丁堡和整个小亚细亚，收复近3 000年前古希腊曾经拥有的沿海地区。法国和英国都有古希腊情节，所以支持希腊的主张。这也是为了使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一雪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陷的历史耻辱。1920年，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色佛尔条约》，通过了大希腊的构想以及其他历史性决定，例如建立亚美尼亚国家和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所有这些决定都将占据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土耳其人的国家会变成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个小国。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条约遭到土耳其人的反对和抗议，为了抵制协约国清算奥斯曼帝国的决定，土耳其独立战争爆发，土耳其民族运动应时而生。凯末尔将军率领土耳其军队，以非凡的军事才能成功击败了法国、希腊和亚美尼亚联军。国际社会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土耳其人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事实。

然而，成立于1923年的土耳其共和国并不想恢复旧时的奥斯曼帝国，而是要变成一个现代欧洲国家。土耳其不再受东方和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开始接受欧洲和西方文化。引导这一非同寻常的变革的正是凯末尔，他后来被称为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有一双锐利的蓝眼睛，总是穿着西装，不仅是现代世俗土耳其的象征，也是所有希望接受欧洲文化、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榜样。

凯末尔革命始于1919年，穆罕默德六世被废黜后，延续了5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西式共和国。凯末尔认为伊斯兰教严重阻碍了土耳其的进步，所以凯末尔的第一批改革措施就着力于消除伊斯兰教的影响。1924年，伊斯兰法庭被关闭，此后不久，哈里发王权被废止，凯末尔政府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制定了土耳其民法典。

凯末尔的另一个决定是，土耳其人应该用现代欧洲的服装取代伊斯兰传统着装。1925年，凯末尔发起“帽子革命”，要求把传统的伊斯兰红圆男帽替换成西式帽子，凯末尔称之为“文明国家的头饰”。同时，女性也被鼓励抛弃面纱，穿欧式衣服。在土耳其，伊斯兰文化被根除得很彻底，甚至书面土耳其语的新字母表都是拉丁语字母表而不是以阿拉伯语的字素为基础。从那时起，土耳其的孩子们学习用拉丁字母书写，而不用阿拉伯语。

到1938年凯末尔去世时，土耳其的文化和社会已经显著欧化，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出现，他们接受的是凯末尔主义的教育；土耳其军队非常忠实地捍卫凯末尔的遗产，确保土耳其共和国继续保持世俗政权和欧洲特色。

《凡尔赛和约》让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也经历了重大变化。这个区域的大赢家无疑是日本，尽管巴黎和会的最终结果令日本人感到失望。由西园寺公望代表的日本是巴黎和会上实力排名第五的国家，与会的其他大国十分清楚日本在亚洲地区的贡献，决意巩固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因此，日本代表团要求拥有德属太平洋岛屿以及中国山东半岛的主权。

中国也认为自己为协约国取胜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战结束后，上海和中国其他所有大城市都喜庆停战协议签订，中华民国陆征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巴黎，他们希望，作为大国的盟友，中国的领土主权可以得到承认。陆征祥要求欧洲帝国停止入侵中国，废除与中国签订的领土租赁协议，基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日本对山东的主张。

该奖励中国还是日本？巴黎和会上的大国显然选择了后者。它们认为，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日本就是协约国的忠实盟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已经是一个强国。所以，牺牲德国和中国的利益，予以日本扩张的权利名正言顺，而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积弱不振、四分五裂的国家。

日本代表团还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种族平等条款，要求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这个条款，宣布所有种族都平等。这个善意的提议看似特别有利于殖民地，却是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的，日本希望凭借这一条，获得和欧洲大国及美国一样的地位，被平等对待。

但是，在1919年谈种族平等引发了很大争议，包括“四巨头”在内的许多人都不认同这一观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坚决反对日本的这个提议，担心日本会以此为借口，扩张到它们的势力范围，成为日本向它们地盘移民的正当理由。最终，该条款并未被纳入《国际联盟盟约》。日本代表团对此感到很失望，认为虽然日本为新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但仍然被大国轻视。为表达抗议，日本代表团当即离开巴黎。巴黎和会的这次决议使日本人心生怨恨，导致一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抬头，日本政府从此拒绝与西方合作。

另一方面，巴黎和会的结果也令中国极为愤怒，会后，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团认为：“允许外国继续控制山东，等于是把一把匕首继续插在中国的心脏上。”因此，中国代表团没有签署《凡尔赛和约》就离开了巴黎。中国民众对政府极度失望，对西方羞辱中国极度愤慨，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

种族间的仇恨制造了大量受害者，一些国家被控诉推行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行动。在奥斯曼帝国，有100多万亚美尼亚人丧生于土耳其人驱逐亚美尼亚人的政策；俄国大肆迫害犹太人，从前奧匈帝国的部分族群也难逃厄运。

更糟糕的是，停战协议并未能结束欧洲的暴力冲突。一战结束后，欧洲大陆有几个地方依然冲突不断，其中最血腥残暴的地方是俄国。革命激起革命“红军”和维护旧政权的“白军”之间的内战，持续了5年之久。这个时期的俄国兵荒马乱，死亡人数难以统计，据计算，死于前线作战、处决和蔓延全国的饥荒的有300多万人，还有大量人口失踪。在这场冲突结束后，约700万名俄国孤儿流落街头。

在1914年前，绝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欧洲各国的文明，他们总体上也以自己的国家为傲，深信欧洲的价值观。但是，从1914年起，不少人开始对这个不断引发深重灾难、战争、冲突的文明失去信心。1918年，许多士兵回到家园，回归平民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甚至非常痛苦，对战败国的士兵来说尤其如此。由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也带来了政治危机，因为公民普遍不再相信自己的领导人和政治制度，公民质疑他们所属社会的价值观。这为承诺建立新社会的新政治运动提供了土壤，除共产主义外，从20世纪20年代起，另一场运动吸引了大众：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图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普遍的不满情绪，推出一种替代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和自由民主的方案。1919年，曾经参加一战，最初是意大利社会党成员的墨索里尼创建了武装组织“战斗的法西斯”，反对革命运动，谴责它们挑起社会混乱，赢得了广泛支持，尤其是实业家和地主。受此鼓舞，1921年，墨索里尼创建了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

法西斯党的主要特点是强悍的右翼民族主义，它认为是自由民主造成了共产主义威胁，而这种软弱和过时的意识形态是欧洲衰落的罪魁祸首。法西斯党主张建立一党制政府，由法西斯党负责确立国家利益。在经济政策方面，以国家资本主义和专制取代自由贸易，促进自给自足；在外交政策方面，推行帝国主义，提议建立新的罗马帝国，使意大利变成地中海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国。

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率领著名的黑衫军进入罗马，未参加选举就夺得了政权。意大利国王决定，鉴于墨索里尼的实力和声望，最好的选择是让他组建政府。于是欧洲第一个法西斯政府诞生，墨索里尼领导的极权主义政权取得稳步发展，其特征包括国家对社会的绝对支配权，政府严格控制媒体，对新闻进行审查，使所有其他政党非法化，迫害和消除所有反对意见。

通过镇压，法西斯政党强制推行法律、维护秩序，提高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重建了对未来的信心，因此法西斯主义在一战后的许多欧洲人看来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模式。20世纪20年代，在几个国家出现了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翻版，崇拜墨索里尼及其理念的人数激增。

1919年，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前参战人员加入了温和的德国工人党，但是这个党名不副实，狂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年轻的希特勒履历平平，没人能看出他会有光明的政治前途。在一战期间，他起初是一个平庸的艺术家，勉强糊口，后来到德军服役，成为一名下士。他认为参战是他最伟大的经历。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特别能吸引观众，他在痛斥那些“德国的敌人”时，能成功激起听众的义愤之情，使人们热烈响应他提出的改变国家的建议。

1920年，希特勒所在的政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纳粹党。不久之后，他成为这个党的领袖，他对那些他认为造成德国失败的政客（共产党人和犹太人）的批评吸引了广大背景各不相同的公众，横跨工人阶级、武装部队和富有的实业家等各个行业。1923年，希特勒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在慕尼黑策划一场政变，他像他所崇拜的墨索里尼在罗马所做的那样，列队走过柏林。然而，政变失败，希特勒被判处5年监禁。但这仅仅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

法西斯模式在另一个国家也得到了支持——西班牙。当时，阿方索十三世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面临严重危机，工人阶级运动风起云涌，议会制度腐败低效，民众越来越需要一个能把国家带回正轨的铁腕人物。在这种情势下，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在1923年发动政变，夺得了政权。但是他的独裁统治只是为了在短期内重建秩序，确保西班牙恢复君主立宪制。在意识形态上，德里维拉是一个保守的军官，他很钦佩墨索里尼及其政府的许多政策，比如国家计划经济、社团主义和新闻审查制度。葡萄牙也走了同样的道路。1926年，一场政变给统治了葡萄牙16年，政局和民主制一直脆弱不稳的葡萄牙第一共和国画上了句号，葡萄牙军队发动政变，建立了新独裁政权。

1929年，美国发生股灾，法西斯主义进一步扩张。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发生灾难性的崩盘，股价暴跌，欧洲股市也遭受巨大损失。西方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戏剧性地戛然而止，整个世界陷入大萧条——在这场十几年的危机中，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大规模失业和工业产出大幅下降的痛苦之中。

1929年的经济危机表明，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梅特涅曾说过：“巴黎打个喷嚏，欧洲就会感冒”，以此说明巴黎这座城市是欧洲大陆的核心和灵魂。但是到20世纪，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由纽约代替，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20世纪30年代，欧洲把经济霸权拱让给美国，这是导致欧洲人集体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大萧条使欧洲人更加不相信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化了一个观点——资本主义行不通，社会不能听由反复无常、随心所欲的投机者和市场摆布。

苏联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这使得共产主义更受欢迎。当欧洲各国政府努力减缓大萧条的冲击和影响时，苏联在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下迅速发展为工业强国。自由民主似乎弱不能守，无法阻挡共产主义的崛起，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提出由国家调控经济，封闭国家边界，提高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降低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它还表现出坚决扭转整个欧洲衰退趋势的决心，通过给人们灌输思想，让人们找到意义和方向，恢复民族自豪感。法西斯主义还拥有阻止共产主义崛起的准军事力量，通过暴力手段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

被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停滞困扰的德国很快成为纳粹党扩张的温床。希特勒抨击那些背叛了德国利益的政客，以及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他指责犹太人应为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所有罪恶负责。他的这些批判意见越来越能引起普通选民的共鸣。1932年，纳粹党成为德国国会中最大的政党。1933年，希特勒宣布担任德国总理。不久之后，德国的其他政党都被取缔，魏玛共和国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取代。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悖论之一——地球上最先进的，文化和教养最好的民族之一，诞生了贝多芬、歌德、叔本华等著名人物的德意志民族，最终把国家权力交给了希特勒。德国和整个欧洲至今仍在承受这一矛盾带来的后果。

纳粹主义是一种改良的、更激进的法西斯主义。施密特等理论家主张国家利益凌驾于法治之上，新政权采用了他们的倡议，想把德国统一在希特勒的“一个领袖，一种群众，一个国家”的口号之下。在纳粹德国，私营企业可以继续存在，但必须由国家严格监控；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有效利用媒体，彻底压制言论自由；所有违背纳粹主义精神的东西都被清除。这个政权的文化政策在1933年的一场公开焚书运动中展露无遗，所有被视作反德的书籍全被烧毁；被禁作家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亨利希·曼、海涅等。海涅曾预言：“烧书的地方，最终会烧人。”

纳粹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种族主义。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种理论，即德国人是雅利安人的主要代表，这个种族优于其他所有种族，处于统治地位。为了保护这个种族的纯洁性，必须清除所有能使其堕落的因素，比如犹太人，德国政府为此通过了专项法案。希特勒凭借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开始实施激进的迫害和消灭在德犹太人的政策。

种族主义与“生存空间”（lebensraum）这个词密切相关。希特勒认为德国应该占领更多领土来安置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意味着不仅要恢复德国第一帝国的疆域，还要征服东欧的土地，让劣等斯拉夫民族臣服于雅利安的霸权。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党的妄想和野心很快引发了20世纪初以来未曾有过的紧张国际局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认为有必要扩张领土，还承诺要有所建树，让意大利拥有可以比肩罗马帝国的辉煌。因此，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和非洲都采取激进的扩张政策。

1936年，意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爆发了一场冲突，墨索里尼以此为借口入侵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来说，赢得这场战争非常关键，因为40年前意大利图谋扩张到这个古老的非洲王国时，曾被打败。在入侵后一个月内，意军成功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被迫流亡海外。意大利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在罗马的奎里纳莱宫阳台上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墨索里尼在他身边向群众发表讲话，他说在意大利3 000年的历史中，这是最辉煌的时刻之一：“意大利终于有自己的帝国了！”。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旗开得胜，取得了成功，对外投射出强大高效的正面形象，因此它们的影响力在欧洲不断扩大。葡萄牙总理萨拉查创建了一党制的、极为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权，赋予国家领导人独裁权力。西班牙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付出的代价高得多。

1936年7月18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起义军推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随后西班牙陷入痛苦的内战。佛朗哥领导的民族主义军队立即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只有苏联这个正式盟友。为了帮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阻止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和整个欧洲的发展，西方世界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由共产国际组建的国际纵队。就这样，西班牙的内战演变成一场国际冲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一次短兵相接。佛朗哥取得了胜利，法西斯—纳粹轴心赢得一局。严格地说，佛朗哥的意识形态属于天主教和保守派，但他的政权在头10年里显然受到两个盟国政治理念的影响。

与此同时，希特勒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加强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创建德意志第三帝国也取得了进展，希特勒坚信德意志第三帝国将延续千年，是千秋大业。1936年，他下令占领莱茵兰，而该地区已经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约定完成了非军事化。两年后，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宣告两个德语国家合二为一。接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成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

面对纳粹主义的扩张，应该怎么应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是欧洲公共舆论的一大焦点问题。在英国、法国以及欧洲其他民主国家，绥靖政策占了上风。英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甚至同情希特勒，认为只有纳粹主义才有能力对抗共产主义。人们还认为，一旦纳粹德国占领了德语地区，就会停止扩张。这是英法两国领导人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上见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时的真实想法。英国与法国急于避免战争，所以允许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地区。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峰会结束后宣布，（他赢得了）“不失体面的和平。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然而，他很快自取其辱，因为纳粹德国在1939年3月全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接着，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军队入侵波兰。英国随即向德国宣战，法国支持英国，意大利加入德国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去20多年，欧洲再次陷入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5年后，欧洲的冲突导致了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次战争甚至比上一次更持久、破坏力更大，对全球的影响也更大。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有少数民族和国家没有遭受破坏性影响，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幸运者大大减少。瑞士、葡萄牙、土耳其和西班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立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在欧洲以外，只有阿富汗是绝对的中立国。除了这几个中立国，世界上所有国家不是积极参战，就是被占领，甚至有时兼而有之。拉丁美洲的几个共和国也加入同盟国，反抗轴心国，不过它们大多数是在战争后期才象征性地加入，没有实际投入军队力量。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从斯大林格勒到缅甸，从北非到诺曼底，从菲律宾到夏威夷，人们每天通过报纸或电台关注最新战况，对那些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战役的发生地耳熟能详。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堂世界地理课。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本可以速战速决——如果德国的军事策略和计划能够奏效。这一次，德国军队在西线迅速取得了胜利，并在6周内成功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但是，他们低估了英国。

1940年5月，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丘吉尔一直警告，与纳粹德国的交战不可避免，欧洲民主国家应当尽快勇敢地对抗希特勒，否则会为时过晚。这种态度和观点在绥靖政策占上风的时候非常不受欢迎——直到诸多事件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但是纳粹—法西斯已经攻城略地，英国独自抵抗似乎很不现实。丘吉尔内阁的几位成员认为，最谨慎的选择是与德国和解，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只要它承诺不干涉大英帝国。但是这样就意味着要放弃欧洲的自由民主和英国传统上一直努力捍卫的价值观。丘吉尔确信，纳粹胜利则意味着文明的终结，“人类黑暗、可悲的罪行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毒暴君。”他如此描述法西斯政权。因此，除了血战到底，别无选择，尽管这位首相起初拿不出什么来对抗在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的德国军队，他只有他在一次著名演讲中所说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1940年6月，为了迫使英国屈服，希特勒对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在他认为英国实力被大大削弱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延长战争。这个决定对德国人来说很惨痛，这意味着要开辟东线战场。6月22日，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启动。希特勒想通过这次行动巩固德意志第三帝国，击败共产主义。然而，尽管德军最初取得了成功，但是很快，他们和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一样意识到，在冬季，辽阔的俄罗斯冻原根本无法征服。从那时起，德意志第三帝国开始体会到过度扩张的苦果，德军不得不双线作战。

欧洲国家交战，几个国家被德国打败的事实为德国的盟友日本提供了机会，它可以趁机占据那些被打败的国家在亚洲的领地。几十年来，日本一直效仿西方的发展和扩张模式，现在，作为轴心国的盟友，它要巩固在亚洲的霸权。美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大障碍。于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了美军的珍珠港基地，这直接导致美国政府决定参战，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对日本宣战。为了支持日本，德国向美国宣战。就这样，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一场全球性战争。欧洲人一直要向全球传播文明，却不止一次把区域性冲突扩散到全世界。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盟军获胜的关键因素。丘吉尔得知美国向日本宣战后的评论一语中的：“我们已经赢了。”

丘吉尔和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都清楚，没有美国的支持，他们就无法赢得这场战争。美国为盟国提供了战胜轴心国所需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欧洲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战后主导新世界格局的是美国，而不是古老的欧洲强国。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美国已经在和英国讨论战后世界秩序的问题。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与罗斯福在纽芬兰海岸会晤，两位政治家联合发表《大西洋宪章》，阐述了他们在后纳粹时代将遵循的政策。在核心原则中，有一条是两国都不再开疆拓土，领土的问题应尊重相关人民的意愿，而且认可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其他要点包括同意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全球经济合作、航行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大西洋宪章》是一项协议，希望以欧洲殖民扩张以来一直推崇的理念和原则为基础，建立世界新秩序。另一方面，丘吉尔接受了新国际秩序，神圣的大英帝国和其他欧洲帝国将不复存在，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帝国将不得不放弃统治其他大陆人民的特权和从海外领地获得经济利益的专有权。

盟军战胜轴心国，离不开巨大的协调工作，许多人为此牺牲了生命。从欧洲国家殖民美洲开始，大西洋世界从未有1942—1945年这一时期团结一致。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法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并肩作战，赢得了这场战争。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盟军打开了西线战场，从此希特勒统治欧洲的时代进入尾声。与此同时，苏联在东线击退了德军，许多苏联人为此付出了生命。1945年4月30日，盟军进入柏林，希特勒自杀。就在两天前，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他们的死亡以及这两个国家的正式投降标志着纳粹法西斯时代结束了。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因为日本还没有战败。1945年8月，为了迫使日本投降，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同时开启了原子能时代。

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最大，人类的破坏能力在这场冲突中登峰造极。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死亡人数，6 000多万人在这场冲突中失去了生命，但准确数字无法确知。根据一些统计数据，如果把因为饥荒和与战争相关的疾病死亡的人也包括进来，这个数字会上升到8 000多万。仅仅苏联的死亡人数就高达2 700万。斯大林曾评论，为了打败纳粹，“英国人贡献了时间，美国人贡献了金钱，苏联人贡献了热血。”德国和波兰分别有近800万和600万人死去。在欧洲之外，世界各地的伤亡都很惨重。美国有41.9万人死亡；日本则有310多万人死亡。欧洲帝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也伤亡惨重。英属印度的死亡人数约为260万；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死亡人数约为350万；法属印度支那的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在这场战争中，平民受害者的数量远远高于军队；城市、乡村和军事基地、战场一样，也成为敌方的打击目标；妇女、儿童、老人和士兵一样，死于战争。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写道，在二战中，任何人都无法幸免。

战争释放出的破坏力量不断升级，使得使用原子弹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个由美国人执行的行动最初由欧洲人发起，也得益于来自欧洲的美国科技人才，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和匈牙利核物理学家齐拉德一起签署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建议美国开始研究原子能，否则这项研究很可能被德国拔得头筹，那会对盟军造成灾难性影响。1945年，美国进入核时代，人类的杀戮和毁灭能力达到上限，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因为从那时起，战争变成了自我毁灭。

在这场战争中，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严重，这也是死亡人数如此高的原因之一。集中营最初由欧洲人在殖民战争中使用，欧洲人把它当作一种隔绝和控制大量敌人的有效方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党把集中营变成了灭绝营，把那些不受他们认可的民族关在里面，用最快、最复杂的屠杀手段（如毒气室）去大规模杀害他们。奥斯威辛、毛特豪森、达豪和其他纳粹集中营都实施了这些方法，它们成为人性残忍的象征。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是种族灭绝的主要受害者，约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迫害，其中大多数死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德国及任何被德国征服的领土上灭绝犹太人。大屠杀采用了最残暴的方法，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反犹太主义达到巅峰。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决定彻底终结欧洲的犹太人——他们做到了，一个事实是，在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乌克兰以及其他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完全消失了。

1945年，当死亡集中营被解放时，全世界才知道了大屠杀的存在。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一些纳粹领导人因为反人类罪被绳之以法。在人类历史上，种族灭绝曾多次发生，但是从没有以这样的形式发生过。大屠杀给人类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曾经支持纳粹党的德国人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无论他们是否自愿，他们都助长了这种恐怖行径。大屠杀让全体欧洲人都经受了精神创伤，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个在文明和各方面都发展到最高形式的大陆怎么可能会退化到这么野蛮的程度？德国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是大屠杀的一名幸存者，她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恶之平庸”。人类——尤其是欧洲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下了很多被摧毁的城市。德累斯顿被盟军彻底炸毁，战后城市的断壁残垣令人印象深刻；还有12个德国大城市同样被摧毁；在明斯克、基辅和华沙等城市，很难找到一座完好的建筑；法国沿海城市勒阿弗尔和卡昂同样被毁坏；英国的考文垂等其他工业城市也未能幸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800万人被运到德国做奴工，1945年后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乌克兰和波兰、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间都有人口流动。可以预见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德国人在战后被强制要求回到他们的祖国。

从1945年开始，欧洲经历了再次民族化的过程。1945年后，除了南斯拉夫，欧洲国家的民族变得更加单一，他们固守边境，不被鼓励去往邻国。各国都自我孤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产品、思想和人的交流都降到最低。20世纪早期的欧洲是斯蒂芬·茨威格在其回忆录里渴望的昨日世界，那时，欧洲人不必出示护照就能越过国界，自由地从里斯本到华沙，从都柏林到雅典。这样的世界在1914—1945年间消亡了。从那时起，欧洲各国实施严格的边境控制，彼此间缺乏信任，欧洲人越来越难以穿越自己的大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人开创出的开放社会已经完全消失。

从1914年开始，欧洲国家沿着国界不断分化，1945年迎来了最大的分裂——欧洲大陆分裂成两个阵营。战争使西方民主国家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结成了不太稳定的联盟，目的是击败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但是，一旦希特勒被打败，这个自由民主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联盟就走到了尽头，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决心要在他战争期间占领的地方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这些国家都有苏联军队驻扎，斯大林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布尔什维克把革命传播到全世界的理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斯大林说：“每个国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制度推广到自己军队能到达的地方。”

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会晤，讨论战后欧洲的未来，丘吉尔对斯大林获得的权力感到震惊。盟军赢得了二战，但欧洲国家付出的代价是一半欧洲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影响范围。这里出现了二战的一大悖论：英国是因为决心捍卫波兰的独立而对抗德国，导致冲突爆发，但最终却允许苏联控制这个国家。1946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说：“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这象征欧洲分裂成两个集团：一个是在苏联主导下的共产主义集团，另一个是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为特点的西方集团，后者将得到美国的支持。

二战结束也标志着欧洲不再拥有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美国在1900年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945年，世界经济霸权正式从欧洲转向美国。战争毁掉了欧洲，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经济元气都被耗尽。

二战的经济影响可以概括为欧洲经济被部分摧毁。战胜国和战败国的经济都被这场近6年的战争消损殆尽。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因为德国工业产出的很大一部分都被用为战争赔偿。然而，德国的工业赔偿远不能帮助其他欧洲国家复苏经济。只要对比一下英国、法国任何一座城市的战前战后状况，就足以了解这些国家被战争摧毁的程度。

1944年，在美国的主导下，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44个国家参会并通过了构建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规则。1945年后，英镑迅速被美元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要求解放市场，开放殖民帝国已建立的经济集团。因此，英镑和欧洲强国的货币在其殖民地的特权时代就此终结。二战结束后不久，凯恩斯被英国政府派往华盛顿，商议从美国获得一笔贷款，用于重振英国经济。这一旅程成为一个明确的标志：经济世界的霸权已经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在战后的衰落尤为明显。除了失去世界霸权之外，欧洲还分裂成两个新阵营，即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

1945年，联合国诞生，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有5个国家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欧洲大国主宰国际关系的时代彻底结束。在独享5个世纪的世界霸权之后，欧洲迎来了与其他国家分享全球霸权的时代。

关于这两场战争的著述汗牛充栋。关于这两次发生在近代欧洲黑暗时代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已有深入分析，但是，还有一大问题尚未得到梳理和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战和二战为什么开始，而是为什么没有被预见和预防？为什么欧洲人没能预料到战争的破坏性影响？

1. Max Hastings, Catastrophe 1914: Europe Goes to War (William Collins, 1914).

2. Meredith, Fortunes of Africa, p. 495.

3.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4. Meredith, The fortunes of Africa.

5. James, Raj.

6. Alex Calvo and Bao Qiaoni, Forgotten Voices from the Great War: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3(49).

7.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8 (Penguin, 2005), p. 691.

8. Margaret Macmillan,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9. Macmillan, Paris 1919.

10.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1922 (New York: Henry Holt, 1989).

11. T. E. Lawrence,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Radford, Va.: Wilder, 2011).

12. Patrick Kinross, Ataturk: The Rebirth of a Nation (London: Phoenix, 1993).

13. Kinross, Ataturk.

14. Mamillan, Peacemakers.

15. Taner Akçam, 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7).

16. Ant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2).

17.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

18. 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对命令的绝对服从，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编者注

19.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15).

在20世纪上半叶，移民仍然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基本需求。从苏联到葡萄牙，从挪威到希腊，许多欧洲人离开自己的出生地，远渡重洋，到另一个大陆度过一段时光甚至整个余生。移民成为欧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19世纪后几十年里席卷整个欧洲的移民潮在1910—1920年达到高潮，移民潮在一些国家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下半叶。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欧洲人不断增加，大大增强了欧洲文化在一些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在这一时期，推动大规模迁徙的力量却不同于此前几百年——许多人并非因为经济压力离开自己的家园，而是由于宗教、种族和政治原因。

19世纪的欧洲建立了代议制和民主政府，文明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欧洲人开始享有法治，公民自由言论、出版和集会的权利得到保障。移居到其他大陆的欧洲人将这一文明理念传播到他们经停的各地。

另一方面，虽然自由文明取得了发展，但是从19世纪末起，其他社会运动和思想也开始影响欧洲，最终挑战了欧洲文明的本质，对20世纪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前文谈到，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交织，成为推动19世纪政治变革的一大力量，后来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民族主义理论家以历史、语言、种族、宗教等因素定义民族认同，非常排外，倡导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性，抵制外来影响。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对主流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保护本地民族的纯正性、抗拒劣等种族污染的呼声越来越大，许多欧洲人对此深信不疑。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催生出政坛左右两派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所有这些现象相互叠加的结果是，许多欧洲人在20世纪头几十年里被迫背井离乡。最糟糕的是，他们当时往往并不觉得自己正在离开一个伟大的文明，而是庆幸自己逃离了野蛮。

1886年，法国给美国赠送了一件礼物——自由女神像，以此表达法国对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的钦慕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此，当所有移民进入纽约港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雕像，其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设计师的预想，自由女神像成为一个全球性标志，象征了来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对美国的期望——自由。生活的自由、工作的自由、实现梦想的自由，以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必再恐惧政治迫害、种族迫害或宗教迫害。

美国早在1900年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需要劳动力来保持其非凡的增长，也需要移民居住到其广阔的领土上。在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和社会明显更欢迎来自欧洲的移民，国家边界向欧洲人开放，同时，有时却将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拒之门外。从墨西哥越过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拉丁美洲移民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甚至来自波多黎各的人也很难融入美国人的圈子——虽然他们是正式的美国公民。那些穿过美国边境的亚洲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中国人尤其如此。188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切斯特·艾伦·阿瑟签署了《排华法案》，严令禁止中国人进入美国。该法案直到1943年才废止。

美国被公认为最好的机会之地，其边界完全向欧洲人开放，因此，去往美国的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埃利斯岛是美国最繁忙的海关办事处所在地，在1910—1920年移民数量达到峰值的10年间，有200多万意大利人、150万瑞典人和挪威人经由这里进入美国。同时，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也急剧增长。爱尔兰人延续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移民潮，不停地移民到美国。

面临数量巨大的欧洲移民，美国政府变得越来越挑剔，开始从大量申请入境的移民中选择自己所需的移民类型。1917年的一项法律禁止文盲移民美国；1924年的一项法律特别不利于南欧人和东欧人，美国政府对那里的移民数量设置了最高配额。毕竟，美国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建立的国家，统治精英们认为，如果来自天主教或东正教国家的意大利人、波兰人不断增加，会威胁到美国人未来的身份认同。虽然美国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实施了各种限制措施，但欧洲移民最想去的目的地仍然是美国。当然，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因为美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都向欧洲人开放。

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移民越来越心仪由欧洲人建立的、人口稀少的大国。对英国人，尤其是苏格兰人来说，加拿大非常有吸引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除美国之外的好去处，爱尔兰人越来越热衷于移民到这里。巴西不再只是葡萄牙移民的目的地，它开始接受来自更多欧洲国家的移民。邻近的阿根廷也成为移民的天堂。对这些国家而言，欧洲人的涌入既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也巩固了这些国家身份认同中作为欧洲分支的特性。

在这些接受移民的国家中，阿根廷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在20世纪初，它是人均财富排名全球第十的富裕国家，发展前景一片光明。这一非凡的成就离不开欧洲移民。阿根廷政府早在19世纪中叶就积极促进欧洲人向阿根廷移民，从那时起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一艘艘船满载着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络绎不绝地抵达阿根廷港口。移民数量巨大，在20世纪2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出生在外国的移民，大多数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其中在1901—1910年这10年间抵达阿根廷的移民约有50万。随着阿根廷是机会之地的消息传遍欧洲，欧洲其他国家去往阿根廷的移民也开始增加。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这位年轻的希腊商人在20世纪20年代渴望离开自己的国家，去他乡寻找财富，他最终选择了阿根廷。他成功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烟草行业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奠定了在20年后成为全球富豪的基础。

欧洲人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始于19世纪中叶，从此，欧洲移民建立起遍布世界各地的关系网，加强了欧洲与其他大陆之间的联系。移民与留在祖国的家庭保持联系，为后来到达的新移民铺平了道路，使他们到异国他乡定居的过程更加顺畅。就这样，欧洲移民成为在其他大陆推广欧洲文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不论他们定居在哪里，一旦达到一定规模，欧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会在那里落地生根。

最成功的欧洲移民关系网无疑是定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籍爱尔兰人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爱尔兰人不断移民到美国，数量稳步增加，他们逐渐不再是贫困的代名词，也不再被边缘化，而是成为一个强大、有影响力的族群。第三代美国人阿尔·史密斯被称为20世纪初美籍爱尔兰人的发言人，他力陈爱尔兰人的选票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曾4次当选纽约州的州长，并在1928年成为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迎来其政治生涯的巅峰。

爱尔兰裔美国人之间的通婚也有助于爱尔兰人扩大他们在20世纪美国的影响力。菲茨杰拉德家族和肯尼迪家族联姻就是最好的例子。肯尼迪家族最杰出的成员是约翰·肯尼迪，他是美国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他的父亲是身价数百万美元的约瑟夫·肯尼迪，他对美国媒体把他的家族称为爱尔兰人耿耿于怀。“要怎么做才能成为美国人？”作为波士顿人，他代表第三代出生在美国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发出了抗议。当然，这对肯尼迪家族并不是一个障碍，他们最终登顶美国社会，令美国人民钦慕不已，他们称肯尼迪家族是美国的“皇室”。

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行为模式与爱尔兰裔美国人相似。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纽约最为强势，这使得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能够轻松在此定居和谋生。第二代意大利裔美国人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是纽约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市长之一，这标志着意大利裔美国人成功融入美国权力圈。但是从负面角度看，臭名昭著的意大利黑手党，如阿尔·卡彭等公众熟知的黑帮人物，使得人员、资金、违禁品和家族世仇也在意大利和美国之间快速流动与蔓延。

在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移民关系网加强了这个地区在20世纪与伊比利亚半岛的联系，大大缓解了它们在国际上的政治对抗。古巴这颗昔日西班牙帝国的明珠在1902年独立后继续吸引了大批西班牙移民。安赫尔·卡斯特罗的生平经历表明，尽管古巴官方有不少反对西班牙的言论，但西班牙人很容易在那里立足并兴盛发达。安赫尔·卡斯特罗是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省的农民，1898年，安赫尔·卡斯特罗首次前往古巴，加入西班牙军队，与叛乱分子交战。1905年，他回到加勒比海岛，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成为一个富有的地主。他的生平直至他死后才为公众所知，因为他的儿子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了20世纪50年代的古巴革命，是20世纪拉丁美洲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20世纪60年代以后，墨西哥成为欧洲移民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法国人对墨西哥尤为热衷，因为拿破仑三世曾在这里开展了殖民冒险活动。20世纪初，墨西哥的欧洲移民主要是西班牙人，到30年代后期尤其如此——因为西班牙发生内战，而墨西哥政府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墨西哥接收了许多流亡的西班牙人。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生活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他们大多数都很容易地安顿下来，开始在墨西哥的新生活，甚至兴盛发达起来。其中他们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是西班牙企业家和慈善家埃乌拉里奥·费雷尔，他和许多在西班牙内战后被迫流亡的西班牙人一样，在1940年来到墨西哥。几年后，他创建了一家名为“费雷尔”的宣传公司，后来发展成墨西哥最大的公司之一。在致富之后，费雷尔成为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慈善家，推动了大西洋两岸文化项目发展，他的原籍国西班牙给他颁发了多项奖章。

和埃乌拉里奥·费雷尔一样，许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移居美洲，成为最后一代“去美洲”的欧洲人——“去美洲”之风始于18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与先辈移民一样，他们中有些人成为幸运儿。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移民来到美洲，为加强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提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西班牙语世界重要性的认识。

20世纪，在欧洲大陆以外的欧洲人引起举世瞩目——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移民，而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几项非凡的成就。在15世纪，欧洲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开启了大航海时代；4个世纪之后，这种好奇心继续让他们创造出卓越的成绩。20世纪初，欧洲探险家征服了北极和南极。在到达地球上最冷的两极地区之后，他们将目光投向全球最高的山峰。数百年来，攀登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一直是挑战人类能力极限的壮举，这在1953年终于成为事实。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率领的英国探险队在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的帮助下，成功登上了全世界的最高峰。当太阳在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落下，当欧洲霸权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时，登顶珠穆朗玛峰为欧洲持续5个世纪的探索时代奏响了雄浑的终曲。

20世纪初，一些痴迷古文明的欧洲旅行家为考古学做出了巨大贡献。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贵族和业余埃及古物学家卡纳文勋爵的资助下，开始挖掘开罗的帝王谷。1920年，卡特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图坦卡蒙墓，这是所有埃及法老墓葬中保存最完好的陵墓。这一发现惊动了世界，大大提高了整个西方对古埃及和考古学的兴趣。

赫赫有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也因为考古来到近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劳伦斯正在大马士革从事考古研究。从那时起，他凭借对阿拉伯人民的热忱和了解，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成为对现代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有一个德国人和劳伦斯很相似——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莱奥·维克托·弗罗贝纽斯。他承担了一项很冒险的任务：在苏丹和埃及策划反抗英国统治的阿拉伯起义（与劳伦斯不同的是，他失败了）。弗罗贝纽斯多次在非洲探险，对民族学和考古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人们铭记。在1904年的刚果探险之后，他力主非洲亚特兰蒂斯说——这是一个远古时代在南非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他的研究得到非洲人的广泛褒扬，因为这有助于恢复非洲人的尊严和身份，与欧洲殖民统治时期把非洲人视为低等种族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20世纪初欧洲移民潮中另一个重大的变化趋势是，不仅穷人和无名小辈移民到其他大陆，在遥远的外国定居，许多知识分子和贵族也开始向外国移民。

在20世纪之前，经济窘困是推动欧洲人向其他大陆大规模移民的主因，所以移民中绝大多数是穷人。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的欧洲知名人物决定离开欧洲，到其他国家定居。吸引他们的不仅是一些国家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异域的生活经历也极其重要。

1912年，因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而闻名于世的西班牙作家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决定移居阿根廷，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圈成为一个成功的公众演说家。伊巴涅斯决定在阿根廷境内的潘帕斯草原创建一个专门种植水稻的农业殖民地。他把这个殖民地命名为新瓦伦西亚，以此纪念他在西班牙的家乡。他雇用了许多来自瓦伦西亚的移民，但是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以惨败告终，到1914年，他几乎一文不名，不得不回到欧洲。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他创建的这个阿根廷殖民地成功了，因为它被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大米市场。

另一位著名作家是丹麦的卡琳·布利克森男爵夫人，她更加广为人知的是她的笔名伊萨克·迪内森。1914年，她随丈夫汉斯·布利克森男爵移居到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地，在那里建设一座咖啡种植园。从经济角度看，种植园破产了，这段冒险完全失败，卡琳·布利克森不得不在1931年返回祖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独特的体验为她创作《走出非洲》提供了基础——这部回忆录的开篇第一句就很引人入胜：“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我曾有一个农场。”她以非凡的才华讲述了欧洲人在非洲感受到的自由感，非洲人的生活节奏以及一碧万顷的大自然带来的愉悦。她笔下的这种天堂般的生活是在殖民主义鼎盛时期少数在非洲的欧洲冒险家和乡绅才能享受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中上阶层，那些最具冒险精神、不拘陈规的人开始风行去远离欧洲的地方定居，法国人和英国人尤其如此。这种自愿的流亡可能与战争和战后几年的冲突氛围有关，许多人厌倦了欧洲这个旧大陆的政治斗争和苦难，希望去寻找更加振奋人心、更和谐的生活。

1926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离开家园，在长途跋涉一年多后到达非洲殖民地。这次经历让他写成了《刚果之行》。他以动人的笔触讲述了在非洲腹地的见闻。和其他了解这一地区的欧洲作家一样，纪德对所见所闻感到震惊，在作品中严厉批判了殖民主义，谴责殖民者对当地人民的剥削以及法国公司对他们的虐待行为。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缅甸的一段生活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期的创作。奥威尔在1899年出生于印度，缅甸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他在1922年进入英属印度的警察部门，并被派往缅甸任职5年。这段当警察的艰难经历激发他写出了小说《猎象记》，并于1936年出版。他在这部作品里讲述了他作为警察，不得不去执行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包括镇压那些憎恨殖民政府的人。在西方批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作品中，这是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白人一旦变成暴君，就毁掉了自己的自由。”这位著名作家写道。

旅行和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的休闲方式很快在欧洲富人中流行开来。早在这个时代之前，这种经历就被视为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在18—19世纪的英格兰，大游学是年轻贵族的时尚选择，他们往往去欧洲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到20世纪，大游学的地理范围扩展到欧洲大陆以外，耶路撒冷、开罗、亚历山大和丹吉尔是希望体验东方魅力的年轻人最愿意造访的目的地。还有一些人远行到印度、远东，甚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欧洲人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殖民之后，依然保有一份好奇心，想去了解各地特色。但是，这些游学者与殖民时代早期的冒险者几乎没有共同点，因为他们会精心规划路线，住最好的酒店，而且一旦遇到麻烦，总有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来帮助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享有更好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旅行更快捷、更安全。

1872年，托迈酷客旅行社在英国创立，专门为出国旅行提供服务，多年来几乎垄断了这一市场，甚至德皇威廉二世在1898年也是通过他们的服务完成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旅行社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涌现，市场迅速扩张，出国旅游成为激情和优越地位的象征，也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欧洲的生存需求。这为将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产业奠定了基础——旅游业。

与这些出国休闲旅游或自我流放到国外的欧洲人截然不同，20世纪最值得关注的欧洲移民是因为宗教迫害而背井离乡的。在猎巫行动、宗教裁判所、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数百年争斗之后，世俗主义取得了很大发展，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能够实现信仰自由。然而，在19世纪，宗教迫害是欧洲出现移民大潮的主要原因之一。

反犹太主义在欧洲一直存在。从中世纪开始，犹太人被几个欧洲国家驱逐，被迫迁往这个大陆的其他国家。他们大多能与邻近的基督徒和平共处，在新地方安顿并发展起来。然而，从19世纪后期起，几个国家的反犹太主义愈演愈烈。从俄国驱逐犹太人的大屠杀到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各种冲突促使犹太人认清一个事实，尽管他们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欧洲，但是他们在这个大陆的未来非常不确定。因此，在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去往美国的移民大潮中，犹太人的数量激增。1880—1920年，有200多万犹太人移民到美国。但是，彻底改变欧洲和世界各地犹太人命运的是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出版的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犹太国》。

赫茨尔在1860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的中产家庭，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他在维也纳定居下来，以新闻记者和文学评论家为业。他没有宗教信仰，也不要求妻子和孩子遵守犹太习俗。从外表和生活方式来看，他与维也纳的其他中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横扫奥地利和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反犹太主义浪潮使他开始反思犹太人在欧洲大陆的身份问题。

1895年，在法国军队服役的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诬告为德国进行间谍活动，被判处叛国罪和监禁，当时赫茨尔正在巴黎。在德雷福斯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赫茨尔感受到法国人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这让他确信欧洲永远不会完全接受犹太人，只有建立一个真正的犹太国，犹太人的未来才能得到保障。但是，在哪里建立这个国家呢？他在《犹太国》里提出，犹太人应该回到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最初来自那里。

赫茨尔并非第一个提出建立犹太国的人。犹太人中一直存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他们认为犹太人要回到以色列的锡安山。“明年我们就在耶路撒冷过节了。”很久以来，犹太人在每年赎罪日或逾越节等传统节日时都会这么说。到19世纪，许多人都倡议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定居。1836年，来自普鲁士的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联系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特非奥里家族（后者是定居在伦敦的犹太金融家族），期望他们对建立犹太国提供经济援助。有了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开始渐渐增加。不过，大大推动犹太复国主义发展，使它成为一场影响欧洲的运动的是赫茨尔。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赫茨尔担任主席。从那时起，在他坚定不移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援助，其中不仅有犹太人和同情他们的人，甚至还有一直反对犹太人的人。

由于当时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赫茨尔决定向一个有足够权威的人申请援助，希望获得他的正式支持，通过这位权威人物向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提议一起合作建立犹太国。赫茨尔找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非常喜欢这个提议，因为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去除“我帝国寄生虫”的大好机会（他曾这样描述在德国的犹太人）。于是，他在1898年去往耶路撒冷时，中途在君士坦丁堡停留，向奥斯曼帝国苏丹提出了这个建议。然而，不出意料的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拒绝就放弃他帝国的任何一部分进行谈判，无论这部分有多小。“犹太人可以省下几百万了。如果我的帝国分裂了，他们也许不用花钱就能得到巴勒斯坦。但是除非我们死了，奥斯曼帝国才可能分裂。”这位苏丹愤怒地回答道。

在赫茨尔努力说服富人和权贵的同时，许多姓名不详的犹太人也开始移民到巴勒斯坦，这奠定了他们未来国家的基础。1883年，约有2.5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20世纪初，巴勒斯坦45.3万居民中有2.8万犹太人。在那些年里，犹太人迅速分散到巴勒斯坦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由于俄国反犹太人的示威活动不断扩散，几艘船满载着犹太人离开敖德萨港驶往他们的圣地。其中一条船的乘客是一群拥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世俗信仰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创建了“犹太国家基金会”，计划购买距离耶路撒冷约50英里，当时属于阿拉伯人的雅法港沙丘上的一块土地。1909年，他们在那里建起一座城市，取名为特拉维夫，意思是“春天之山”。特拉维夫由在欧洲接受过专业培训的移民建筑师设计，德国包豪斯建筑学派的影响特别明显，几十年后，这座城市成为欧洲现代主义风格的典范。这座城市不仅建筑风格别具一格，而且其奠基人秉持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中一个名叫大卫·本—古里安的年轻人后来在犹太教徒和中东政治圈中影响特别大。

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表态使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建犹太国的计划困难重重，不得不搁浅。他开始寻找替代方案，在无所不能的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影响下，1903年，英国政府提出在乌干达建立犹太国。赫茨尔接受了这个提议，认为在非洲的中心地带会比在巴勒斯坦这个犹太人的发源地更容易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不久之后他意外地死于心脏病，乌干达计划未能真正启动。

在赫茨尔去世几年后，哈伊姆·魏茨曼采取了几步非常重要的行动，有力地推动了犹太人的建国大业。魏茨曼出生在俄国，在俄国开始驱逐犹太人时他先逃到德国，后来转移到英格兰，在那里做药剂师。他是一个好战的锡安主义者（即犹太复国主义），力主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并得到了很多伦敦人的支持，包括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贝尔福在1918年承诺要支持这项伟业。魏茨曼还与在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英国人——阿拉伯的劳伦斯讨论了他的梦想。劳伦斯原则上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他觉得犹太人建国有利于阿拉伯世界：“我认为犹太人会带去西方的影响，这对中东国家非常重要。”

1918年6月，劳伦斯同意带着魏茨曼一起穿越他非常熟悉的阿拉伯沙漠，把魏茨曼介绍给阿拉伯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即未来的伊拉克国王——费萨尔王子。费萨尔接受了犹太人建国的目标，但他认为范围要限定在叙利亚王国境内——他想要统治那里。就这样，魏茨曼不仅得到了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支持，更难得的是，他得到了阿拉伯世界主要人物的支持。

魏茨曼在其他重要领域也取得了进展，奠定了未来犹太国的基础。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计划把西方知识引入巴勒斯坦。他比喻说：“犹太国没有大学，就像摩纳哥没有赌场。”1918年7月18日，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一神论宗教代表和城市政要的见证下，魏茨曼为一座建筑铺下第一块基石，这就是希伯来大学。

从1920年起，巴勒斯坦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人口稳步增长。在《贝尔福宣言》发布之后，1917—1925年，约有9万犹太人抵达巴勒斯坦。1924—1925年，8.2万犹太人逃离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家，来到巴勒斯坦。1933年，纳粹党统治德国，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

许多犹太人意识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并非一场短暂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事态比这严重得多，所以他们决定尽快离开欧洲，以免为时太晚。1933年，3.7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迅速增加的移民改变了那里的人口构成，犹太人开始成为巴勒斯坦人口中的大多数。到1936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达到10万，而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总人口只有6万。这时阿拉伯人开始反对犹太人在他们认为完全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上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巴勒斯坦骚乱不断，英国政府不得不撤销原先支持在此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并在1939年宣布支持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治理巴勒斯坦，还设置了犹太移民人数的上限。对在欧洲的犹太人来说，英国的这份宣告来得不是时候，因为纳粹的军队已在欧洲大多数地方横行，并实施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样一来，犹太人只有通过两种办法才能避免被送往集中营：藏起来或逃跑。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集中力量帮助犹太人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600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命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对建立犹太国的国际支持因此空前增长。大卫·本—古里安成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向英国政府施压，希望尽快建立犹太国，并取消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在本—古里安之前，由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激进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争取犹太人的权利。

和大多数锡安主义领导人一样，梅纳赫姆·贝京出生在俄国，他在战争期间经受了更多犹太人被镇压的恐惧。虽然他在纳粹的迫害中幸存下来，却被苏联人逮捕。他从苏联逃往巴勒斯坦，最终在1942年抵达那里。在经历了种种磨难，终于到达圣地之后，贝京决心不再被动地等待英国的支持，而是采取主动措施，推动建立犹太国。作为地下锡安主义组织伊尔贡的成员，他在1946年负责下令轰炸英国政府位于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总部，造成91人死亡。几个月后，英国政府宣布放弃巴勒斯坦，把该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联合国。

在英国决定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后，犹太人的建国梦终于实现了。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同一天，他被任命为总理，魏茨曼任总统。在建国的最初3年里，以色列的人口翻了一番，主要是涌入的欧洲移民。大多数移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有20多万犹太人从波兰和苏联移居到以色列。195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回归法》，赋予全世界犹太人回到这个新国家和成为以色列公民的权利。

以色列建国可以视为欧洲向外扩张的最后一个阶段。但是，抵达这片土地的犹太人与前4个世纪中代表各帝国在世界各地定居的欧洲人共同点很少，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移民或殖民者，而是一群最终得以聚集到祖先发源地的人，他们大多为自己永远离开了欧洲而庆幸。尽管如此，这个犹太国家的创建人来自欧洲，他们在欧洲文化的熏染下长大，受到欧洲社会模式启发。那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犹太人读的都是欧洲的大学，他们在那里获得了关于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思想，并在以色列付诸实施。因此，以色列是一个诞生在中东地区的，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的西方国家。

当许多欧洲的犹太人因为宗教迫害向外移民时，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欧洲还因为政治迫害的蔓延使许多知名人士开始流亡。

从19世纪开始，俄国的移民数量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有增无减，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也引发了流亡潮。许多公民，特别是上层社会的人为了谋生而远走他国。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1917年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后掌俄国。他的经历集中体现出流亡的俄国人面临的艰辛生活。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克伦斯基意识到，如果他落入革命者手中，一定会被处决。所以他设法藏匿起来，不久之后离开俄国前往巴黎，在那里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克伦斯基被迫再次寻找避难所。这次他觉得该永远离开欧洲，所以和妻子一起移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许多俄国人都走上了类似克伦斯基的道路，既有带着所剩不多的珠宝和财物逃离的贵族，也有只求活着离开的底层农民。俄国的革命和内战持续到1921年，在此期间，大约有200万人离开了俄国。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认为自己是流亡者，其他人则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谋生的地方而移民，大多数人是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原因离开俄国。1917年后，巴黎、伦敦等城市的俄国人数量迅速增长，但更多的俄国人最终选择了美洲作为目的地，因为那里不像欧洲这么动荡，有开始新生活的机会。

美国显然是大多数俄国人首选的目的地，阿根廷和加拿大也很受欢迎。这些国家已经形成许多俄国人社群，他们在革命之前已经组织起来，目的是保持他们的文化特色。1933年，一群流亡的贵族成立了俄罗斯贵族协会，每年组织一次舞会，受到在纽约的俄国贵族欢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俄国人的社群越来越政治化，常常成为苏联境外反对苏共政权的堡垒。1970年，克伦斯基去世，但是纽约所有的俄罗斯教堂都拒绝为他安排葬礼，因为教徒们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能胜利，他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拒绝为他提供埋葬地。结果，他的尸体不得不运往伦敦。

尽管最初的俄国流亡者是布尔什维克反对者的代名词，但是革命很快开始出现内部纷争。斯大林上台后，他的竞争对手也开始逃离莫斯科，其中最著名的是托洛茨基。这位苏联的前领导人在1929年开始流亡，第一站去往哈萨克斯坦，然后是土耳其，最后于1937年在墨西哥定居。但是，这个遥远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安全。1940年，托洛茨基被杀害。

来自俄国的流亡者不断流向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批判在苏联发生的事情。被流放的不同政见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索尔仁尼琴。他在1974年到达美国，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苏联解体。在他离开的同年，他的朋友、著名音乐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托罗波维奇也离开了苏联，开始流亡。尽管在美国的流亡者无法影响到苏联国内的人，但他们在全球更广的层面上产生影响，成为苏联政权强大的敌人。索尔仁尼琴尤其如此，他在美国能通过所有必要的方式推广他的文学作品，传播他对苏联政府的看法。

苏联在中欧和东欧建起了卫星国，那里也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因政治原因被迫流亡。捷克作家乔瑟夫·史考弗瑞奇就是这种情况，他是著名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也是后来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所属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群体的发言人之一。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史考弗瑞奇带着妻子逃往加拿大，在那里度过余生。

另一个著名的来自东欧的流亡者是金融家、慈善家和政治活动家乔治·索罗斯。1930年，索罗斯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家庭，在1947年，他随家人移民到英格兰，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远离匈牙利，他才能开创与他志向相匹配的事业。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学业，并在1956年搬到纽约，在那里开始了他辉煌的金融生涯，成为巨富。几十年后，他捐出自己的财富，用于促进东欧社会的发展。

除了苏联和部分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20世纪还有几个欧洲国家也发生了流亡。随着法西斯主义和独裁政权的兴起，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亡者不断增加。意大利在1922年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墨索里尼加强了对意大利社会的控制，流亡到瑞士、法国等国家的意大利人数量激增，流亡到美国的意大利人更是不胜枚举。政治家、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外交官卡洛·斯福尔扎等名人都选择流亡美国，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在反法西斯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葡萄牙，萨拉查的独裁统治引发了文化界和政界一些重要人物的外流。他们中许多人最初选择去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但是随着西欧政局恶化，巴西成为他们主要的目的地。葡萄牙共和国前总统贝尔纳迪诺·马查多也流亡到巴西，他和其他著名的政治家一起，把这个葡萄牙帝国的前殖民地变成了反对萨拉查政权的核心基地。

在20世纪欧洲的流亡史上，西班牙的位置非常特殊。西班牙内战是当代欧洲破坏性最强的事件之一，最后，西班牙国民军取胜，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解体，佛朗哥施行独裁统治，这引发了一大波流亡。

西班牙人的流亡始于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因为儿童会受到战争的影响，西班牙共和党计划疏散儿童，以免他们遭受战争的恐怖影响，西班牙共和党与不同的国家签订协议，约两万儿童被疏散到法国，约3 000儿童去了苏联。对去苏联的这群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因为二战期间他们不得不住在苏联，极少有人能再回到自己的祖国。

随着西班牙国民军逐渐占据上风，逃离西班牙的人数不断上升。1939年的数据表明，起初，绝大多数西班牙流亡者逃往法国，约有44万西班牙人。他们中许多人在20世纪40年代返回西班牙。但是还有约22万西班牙人永久流亡国外，没有再回到祖国，其中绝大多数人移民到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和阿根廷。

对西班牙流亡者来说，墨西哥非常重要。墨西哥政府从1936年起向西班牙共和党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并且在西班牙内战后仍然继续这种支援，因此西班牙的流亡政府最初设在墨西哥城，据说这个国家的西班牙流亡者人数是最多的。1939—1942年，2.5万西班牙人抵达墨西哥，墨西哥也因此成为佛朗哥政权的批判者的聚集地之一。

内战让西班牙文化的白银时代落下了帷幕。从文化角度看，白银时代是西班牙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西班牙内战使得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纷纷被迫流亡，一些人流亡到巴黎和牛津，如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还有一些人前往拉丁美洲，主要是阿根廷。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有一段时间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那里有许多崇拜者，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决定返回西班牙。而作家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和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在阿根廷一直住到20世纪50年代末。作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和历史学家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在阿根廷一直待到佛朗哥政权垮台。这么多西班牙文化名人之所以选择流亡到阿根廷，是因为阿根廷是西班牙语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那里有高学历的精英，还有大量机会。而西班牙流亡者的到来也极大地丰富了阿根廷的文化生活。

西班牙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也为墨西哥增色不少，包括著名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他在墨西哥执导了不少著名电影，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留下了持久的影响。还有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也接收了许多西班牙流亡者，包括智利、委内瑞拉、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远离自己的家乡是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出生于科尔多瓦的哲学家塞涅卡在流亡科西嘉时写到。然而，对大多数流亡美洲的西班牙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绝非无法忍受，他们在新世界的生活大大抚慰了他们曾在西班牙遭受的痛苦。他们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兴盛起来，因为战争让他们知道了自己的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文化亲缘使他们能够在移居国轻松定居，有些人还与当地人结婚生子。西班牙内战最有名的受害者之一，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曾说，西班牙人在去美洲之前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许多流亡者感到，在与这个曾属于西班牙帝国的新世界相遇之后，他们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他们流亡到那里，加强了西班牙语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此前100多年里它们已经日渐疏远。

纳粹德国引发了欧洲的另一波流亡潮。自从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纳粹党在德国掌权的那一天起，在德国的犹太人以及所有反对新政权的德国公民都感到自己的未来危若累卵。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其他极权主义政权一样，非常清晰地声明，任何不公开支持它的人都会被视为帝国的敌人。

希特勒崛起、第三帝国建立，这成为许多德国人长期流亡的开始。在第一批决定离开家园的人中，有一个极负盛名的德国人，他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33年4月，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在美国讲课时收到一个消息，德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犹太人担任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任何官方职位，他的名字出现在新闻公布的政府敌对分子名单里。从那一刻起，这位科学家知道自己在德国的生活已经结束。返回欧洲后，爱因斯坦暂住在英国，等待移民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给他提供职位后，爱因斯坦越过大西洋，定居在美国新泽西州，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即使在纳粹政府垮台之后，爱因斯坦对德国的敌意仍然不减，拒绝与任何德国机构重建关系。科学界和文化界的许多人都效仿爱因斯坦，走上了流亡之路。面对旧欧洲的动荡，只有新世界能提供和平、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不仅犹太人选择流亡，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也选择逃离自己的祖国。1933年，德国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焚书运动，纳粹政府想通过这项运动消灭他们认为属于犹太人的思想和反德国的思想。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到托马斯·曼、亨利希·曼、斯蒂芬·茨威格和弗洛伊德等当代作家的作品，都被付之一炬。不久之后，绝大多数被焚毁的著作的作者都离开了德国。

托马斯·曼先去了瑞士，然后在1939年和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他把美国称为“外国的家园”。战争结束后，托马斯·曼回到欧洲，但他选择在瑞士苏黎世定居，再没回到他出生的德国。他的兄弟亨利希·曼没等自己的书被烧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先在几个欧洲国家流浪了一段时间，然后移民到美国，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著名的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的经历非常具有戏剧色彩。当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时，他正住在那里。他先逃往英格兰，但是像许多因纳粹而流亡的人一样，他很快就决定离开这个冲突不断的旧大陆。1940年，这位奥地利作家抵达美国。但是当时美国正准备加入战争，这总让他想起刚逃离的欧洲。因此他被拉丁美洲吸引，于1941年移居到巴西。

斯蒂芬·茨威格对巴西很着迷。广阔的南美乡村给了他灵感，他在这里写出了《巴西：未来之国》。

在这本书中，这个因旧欧洲崩塌而烦忧不断的作者描述了那片热带土地上的快乐，那里没有旧世界的冲突，这是一个富裕且机会很多的国家，就像是一个改进版的西方文明世界。然而，他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他在巴西的快乐生活，另一方面却因目睹自己出生地的文化被毁，欧洲因战争衰落而悲伤不已。最终，他在1942年选择了自杀。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随着纳粹德国不断扩张，欧洲流亡者的人数迅速增加。德国入侵法国后，欧洲大陆的最后一个自由堡垒——巴黎也沦陷了。巴黎被占领后，许多法国名人如戴高乐和雷蒙·阿隆都搬到了伦敦。许多来巴黎躲避极权主义的欧洲人断定，只有去大西洋彼岸，才能真正安全。

几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从被纳粹占领的法国逃往美国。著名的犹太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成功逃出集中营，在她的丈夫、马克思主义诗人海因里希·布吕赫的陪同下于1941年来到美国。意大利外交官、反法西斯政治家卡罗·斯福尔扎在20世纪20年代流亡到巴黎，在1940年决定移民美国。奥地利政治家和作家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也是如此。因纳粹扩张而流亡的科学家和政治人物很多，还包括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埃里克·弗洛姆、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等。

许多杰出的欧洲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定居到美国的几个大城市，促使美国不同的政治群体开始讨论欧洲的未来。1943年，以促进欧洲一体化为目标的国际泛欧联盟创建人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决定充分利用他流亡纽约的时机，在那里主持一次大会，讨论欧洲一体化这个宏大的议题。参加那次大会的有政治家、学者和流亡作家，包括托马斯·曼、卡罗·斯福尔扎、希腊政治家索福克勒斯·韦尼泽洛斯以及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几位美国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所有来自欧洲的流亡者有一个共同点：战争使他们远离自己的祖国，因此他们都支持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的这一构想，1922年，国际泛欧联盟成立。奥托·冯·哈布斯堡信奉欧洲主义，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战争是旧大陆衰落的主要原因。因此，要结束这种下行趋势，欧洲各国就必须联合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美的大学成为学习和研究欧洲过去与未来的中心，有许多欧洲人在这些大学的院系任职。美国大学热烈欢迎欧洲的科学家、学者、作家和政治家，这激励了许多人前往美国，他们有些人在美国永久定居。

除了前文提到的爱因斯坦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大多数流亡美国的作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与美国的大学或多或少有合作。托马斯·曼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汉娜·阿伦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等一流学府讲课，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理查德·冯·康登霍维—凯勒奇在纽约大学授课。西班牙杰出的生物学家塞韦罗·奥乔亚与一所美国大学签订了合同，在那里他的职业生涯得到充分发展，他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塞韦罗·奥乔亚并非个例，从20世纪30年代起，几个欧洲国家的科学家不断向美国移民，他们都在美国取得了不凡的职业成就。

虽然没有政治原因迫使英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但也有一些学者决定去美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那里的大学比在纳粹轰炸下艰难生存的英国大学更有吸引力。1940年，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离开英国，二战期间他在纽约各个学术中心讲学并与他们开展合作。

美国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一直与欧洲的大学保持稳固的关系，许多美国大学，特别是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样最负盛名的超一流大学，从成立之初就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榜样，而且它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20世纪中叶起，美国的大学开始超越欧洲的大学，成为吸纳英才的中心。北美最好的大学比欧洲的大学财力更加雄厚，竞争力越来越强，它们打破了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的政治、宗教、种族偏见，海纳百川，对所有人才开放。美国很知道如何利用时机。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界的欧洲名人选择移民到美国，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以及开展研究、发展知识所必需的条件。他们中许多人在美国如鱼得水，决定留在那里发展自己的事业。

欧洲流亡的人才被美国吸引，加快了西方的科学和知识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占据了国际大学排行榜的前几名，超过了大多数欧洲大学。美国大学的研究中心取得了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尽管他们往往是后来才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欧洲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314个美国人中，有94人出生在欧洲，其中还有许多人是第一代美国人，他们的父母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不仅美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受益于来自欧洲的知识分子，美国文化总体上也因来自欧洲的流亡者而受益匪浅。库尔特·魏尔等剧作家和乔治·巴兰钦等舞蹈家、编导丰富了美国的表演艺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阿图尔·鲁宾斯坦等伟大的音乐家在移民美国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杰作。

欧洲人才对快速发展的美国电影业影响尤其巨大。卓别林、希区柯克、奥黛丽·赫本和伊丽莎白·泰勒等导演和演员对好莱坞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人的贡献也非同一般，比利·怀尔德、弗里兹·朗、恩斯特·刘别谦和大明星玛琳·黛德丽都来自德国。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由欧洲极权主义和政治迫害引发的欧洲人才流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仍在继续。当时，虽然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政治迫害已经结束，但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无法与美国开展科学竞赛，而且欧洲人才外流已经让它们失去了大量人才。一方面是战后欧洲实力匮乏，无法吸引最有才华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另一方面是美国继续敞开大门，向欧洲移民提供他们在原籍国缺乏的一切，包括经济激励和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结果，美国成为有才华和抱负的人最青睐的目的地，美国社会各界都因此获益颇丰。

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领先是实现世界霸权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欧洲统治世界的时代，欧洲国家一直拥有这些优势，但最终在20世纪失去了这种优势，世界霸权地位让给了美国。对旧大陆来说，唯一的安慰是，和欧洲劳工为美国变成经济大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样，欧洲人才流向美国，使美国登上了科学和技术的顶峰，为美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后来被称为“美国世纪”。

欧洲移民，尤其是移往美国的移民一直有增无减，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最后一波移民潮谱成了欧洲国家向外扩张的终曲，欧洲霸权已经日薄西山，这个时候欧洲移民去往其他大陆，能够加强欧洲的影响，传播西方文化。

然而，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移民潮象征着欧洲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大力量，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移民潮就不能被如此诠释。因为大规模移民既发生在爱尔兰、波兰等贫穷国家，也发生在英国、德国这样的富裕国家。这么多欧洲国家的公民希望移往其他大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欧洲的经济正陷入停滞，他们的社会不再有发展机会。而新世界的年轻社会百业待兴，隐藏着各种好机会，新世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以及欧洲人最喜欢的目的地，美国。早在经济数据证实这一点之前，无数移民似乎都已经猜到了20世纪将是美国世纪，西方世界的中心将转移到北美。

20世纪欧洲的宗教和种族迫害导致了移民潮，这削弱了欧洲的力量，最终成为其衰落的标志。对犹太人的迫害引发了犹太复国运动，几个欧洲国家因此流失了金融、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除了犹太人外流之后留下的真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也使欧洲文化的许多成就受到质疑。如此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动发生在这个诞生人权理念的大陆上，这是这个先进社会开始退化的一种迹象。

至于由政治原因导致的移民潮，有几个国家将承受知识分子外流的后果——欧洲人才的流亡，给这些国家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文化真空，给这个民主的摇篮和启蒙运动的诞生地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1.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2. Archdeacon, Becoming American.

3. Quesada, La Argentina.

4. Michael Coffey, The Irish in America (New York: Hyperion, 1997).

5. Peter Collier and David Horowitz, The Kennedys: An American Drama (M W Books, 1984).

6. Birmingham, “The Rest of Us.”

7. Simon Sebag Montefiore,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2011).

8. Montefiore, Jerusalem, p. 376.

9. Montefiore, Jerusalem.

10. Montefiore, Jerusalem.

11.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8).

12. Gilbert, Israel.

13.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1996).

14. Henry Kamen, The Disinherited: Exile and the Making of Spanish Culture, 1492—1975 (London:Allen Lane, 2007).

15. nobelprize.org.

1929年，圣雄甘地决定像西方人一样写自传。他说：“在东方，没有人做这种事情。”他更深层的动机并非仅仅是讲述他如何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而是要揭示自己灵性的觉醒和激发他不断寻求真理的历程。因此，他把这部自传取名为《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在这本书出版20年后，印度独立，甘地成为那些寻求印度独立，想摆脱欧洲帝国统治的人的引路明灯。但是真理——甘地热切追求的真理，导致一些人对后殖民世界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将看到，许多独立运动领导人理想中的社会与已经深受欧洲文化影响的现实世界往往会发生冲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欧洲殖民帝国开始分崩离析，30年后几乎完全消失。这个去殖民化过程的吊诡之处在于，它并非殖民地反抗或独立运动的结果，而是因为欧洲以及西方世界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要求终结殖民主义，引起了公共舆论的广泛关注。

1902年5月31日，《弗里尼欣和约》签订，英布战争结束。在近3年的交战后，英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的主权划归英国。但是，英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打败布尔人，英国军队不仅采用了焦土战术，甚至还使用了集中营——这是20世纪战争和极权主义恐怖统治最邪恶的象征之一。西班牙在古巴战争期间率先采用了集中营，1898年美国在菲律宾也采用了这一手段，但这两次都是针对叛乱分子，而英国却用集中营来对付普通布尔人。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布尔人深受过度拥挤和营养不良之苦，许多人死于传染病。关于集中营可怕的生活条件的消息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广泛愤怒和自由党的谴责。于是，政府指定自由党和力主女权的米利森特·福塞特领导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确认，约有2万布尔人死于集中营，占囚犯总数的30%。

《弗里尼欣和约》的条款并非对所有布尔人来说都是不利的，因为他们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仅仅9年后，南非成为英国的自治领，由一位前布尔将军领导。英国为打赢这场战争付出了高昂代价，但结果是，大英帝国必须给予大多数人民很高的自治权，才能在20世纪继续存在下去。英布战争后，在19世纪撼动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影响殖民世界。从那时起，英国和其他欧洲帝国不得不密切关注民族运动，并学会与它并存，以求生存。

欧洲人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和反帝国主义活动家的言论大大削弱了殖民帝国的声誉和内部凝聚力。1904年，《凯斯门特报告》在英国出版，这一报告的作者罗杰·凯斯门特是一名出生在爱尔兰的英国外交官，在殖民地有丰富经验。作为英国驻刚果自由邦的领事，凯斯门特目睹了比利时人对原住民实施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凯斯门特与他在刚果结交的记者E. D. 莫雷尔，一起组建了“刚果改革协会”，莫雷尔一直在英国媒体上严厉谴责刚果人权状况，希望吸引人们关注刚果人的处境。“刚果改革协会”赢得的第一个重大进展就是英国政府命令凯斯门特对此开展调查。

凯斯门特交给英国议会的《凯斯门特报告》详细揭露了刚果自由邦的殖民者对当地人的虐待和伤害，包括对非洲人实施奴役、截肢和酷刑，他断定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不仅通过占有这块土地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而且还允许殖民者对当地人采取暴力，甚至谋杀他们，这造成了刚果人的大量死伤。

面对这份报告，欧洲的殖民帝国没有保持沉默和冷漠旁观，而是积极推动刚果自由邦解散。英国首相将这份报告发给比利时总理，以及在1885年在柏林会议上签署了《总决议书》的，同意瓜分非洲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坚持下，比利时政府下令组建一个独立的研究委员会。最后，比利时政府于1908年宣布接管刚果自由邦。自此，刚果正式成为比利时的殖民地，被称为“比利时的刚果”，由比利时政府直接管理。

凯斯门特从此被称为“人权报告之父”。在担任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时，他继续谴责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暴行，他在巴西调查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活动，发表了一份与前一份报告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描述了秘鲁亚马孙公司对普图马约部落的暴行。最终，秘鲁亚马孙公司被指控对当地人实施奴役和种族灭绝，于1913年被关闭。

从20世纪早期起，文化界和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展开严厉批评，有力地扭转了公共舆论，反殖民主义蔚然成风。伟大的英籍波兰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02年，他根据自己在刚果自由邦的经历创作并出版了《黑暗的心》。这部被称为西方文学杰作之一的小说讲述了查尔斯·马洛的冒险经历，唤起人们对殖民主义的恐惧，在书中，查尔斯·马洛是一个英国水手，被一家比利时公司招募，负责通过非洲中心地带的一条河流运输象牙。约瑟夫·康拉德在这部小说中还刻画了另一个人物，法国商人库尔茨先生，他是腐败、不道德的典范，去刚果的欧洲人被视为有库尔茨先生的这些特点。这部小说让人们认识到，欧洲人自称把文明带入非洲，事实上却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如英国的柯南道尔、法国的阿纳托尔·法朗士，也通过他们的作品与媒体合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摇旗呐喊。在学术界，反帝作品开始激增，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影响力尤为突出。他通过写作反对英布战争和侵犯他人的爱国主义，霍布森在1902年出版了《帝国主义》。在这部著作里，霍布森解释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市场扩张和经济扩张，需要殖民地的新市场，最终导致了帝国主义。而整个系统都建立在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利益的基础上，所以非常不道德。

霍布森批判帝国主义的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毫无疑问，反帝国主义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左翼思想的主要流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迅速传播。

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罪恶，解释资本主义终将失败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然而，他们的分析基于他们所了解的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却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对殖民世界的影响。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都持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向其他大陆传播欧洲文明有助于帮助那里的人民摆脱落后和被压迫的境地。然而，在20世纪，他们的追随者对欧洲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扩张的看法完全不同。

列宁是马克思最杰出的追随者之一，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革命家，终生致力于推动共产主义革命。他不仅是革命者，也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霍布森一样，列宁把20世纪的资本主义解释为大国通过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全球现象。在这位俄国革命者看来，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

1917年，列宁出版了一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在书中阐述道，帝国的公司在当地市场聚敛了不少财富之后要把它们投资出去，因此必须占有殖民地，以这种方式创造出新市场。在此过程中，帝国成为传播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殖民地复制了相同的剥削制度：当地人被拥有土地、公司和生产资料的寡头剥削，而文化和种族差异导致了更严重的虐待和迫害。列宁的观点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当时，包括殖民地独立运动在内的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人们在寻求能替代殖民秩序的新秩序。

另一个严厉批判帝国主义的左派思潮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巴枯宁、彼得·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会推动一种不好的社会秩序向前发展。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巴枯宁说：“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做自己的权力。”这个原则后来激起了许多反抗帝国主义的起义。对宣称“财产就是盗窃”的蒲鲁东来说，殖民主义是一个系统，欧洲人通过它向其他大陆传播西方社会的财产法律——但西方社会已经因此腐朽。克鲁泡特金认为，帝国主义是个人与国家之间对抗和角逐的最高形式，这阻碍了人们期望的集体制，使人与人相互合作的理想社会无法兴起。

无政府主义者急于摧毁既有秩序，严重威胁到许多大国的稳定。他们采用谋杀国家元首和权力最高代表的策略，并取得了很大成功，无政府主义的恐怖行动导致欧洲和美国的诸多重要领导人死亡，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西班牙总统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到美国总统林肯和威廉·麦金莱，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些谋杀大多改变了历史进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帝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有许多因素威胁到它们的地位，既有新兴大国，也有领地内的独立运动，还有提出替代性政体的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他们最大的恐惧依然来自其他帝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多次面对与其他种族和文化的对峙之后，欧洲人仍然最害怕自己人——尽管他们属于同一种族，拥有同样的西方文化和相同的文明理念。对欧洲强国来说，最大的威胁往往是接壤的邻国，所以它们认为劲敌并不在遥远的地方，而是就在欧洲大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欧洲帝国全部瓦解。从1947年起，欧洲人逐步放弃了占据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投入了无数人力、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本的领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多通过谈判、签订友好协议，和平地转移权力，结束了殖民统治。在精心计划的仪式上，前殖民宗主国与新独立国家的最高政要相互表达尊重，而且两国之间往往会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对欧洲帝国来说，最难的事情是接受失去曾经给他们带来财富、权力和帝国地位的殖民地这一事实，尽管有时候，一些领地的去殖民化实际上减轻了宗主国的负担。

在20世纪40年代初，人们很难预见到殖民帝国会迅速消失，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印度等少数殖民地外，大多数殖民地还没有充分的独立愿望。而且，英国、法国这两个最强大的宗主国是二战的战胜国——战争常见的结果是，战胜国会以牺牲战败国为代价扩张领地。当然，战败国不会自愿放弃领土。

了解去殖民化过程的关键在于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特别是地缘政治利益，以及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对抗苏联的心态。

去殖民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在1919年提出的一项自决原则。在美国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得以获胜。美国政府认为，和平及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应该是美国的原则，而不是欧洲的扩张野心——这已经造成了太多的冲突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决原则被用于重构欧洲版图。尽管许多民族依据这个原则组成了国家，但是结局并不是都很好。无论怎样，这一原则没有对殖民帝国产生直接影响。

自决原则在大英帝国应用后，第一个受害者是爱尔兰。数百年来，爱尔兰人一直反抗英国的统治。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宣布成立，同时，位于爱尔兰北部的6个郡，旧称阿尔斯特的地区却决定其主权继续归属英国。就这样，自决原则将爱尔兰岛一分为二，这表现了自决原则可能引发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大英帝国的另一个领地，埃及的独立运动成功了。在他们持续反抗了3年后，英国政府于1922年决定让这个保护国独立。英国其他的殖民地的治理与一战前一样，但印度独立运动的大潮高涨，那里的法律和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这在后面章节将有讨论。

在殖民世界的其他地方，欧洲国家的影响没有发生变化，摩洛哥除外。1922年，反殖民主义领导人克里姆领导里夫人起义，反抗西班牙人的统治。在里夫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西班牙一直无法恢复对这个保护国的控制权，直到1926年，法国—西班牙的一支联合远征队终于击败了克里姆。

1929年10月以后，殖民地世界的局势发生巨变。华尔街股市的崩溃引发了整个西方世界及殖民地的危机。许多商品和殖民地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许多行业陷入崩溃，许多地方的人民陷入贫困。结果，在殖民地，原先只是把支持或容忍欧洲殖民当作权宜之计的人这时突然起而反抗了。

1931年，英国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条例》，英联邦正式成立，条例确定英国及其自治领都是“大英帝国内的自治主体，彼此权利平等，互不隶属，只是名义上都效忠于英国王室”。成立英联邦看上去是一个理想的方式，既给予自治领独立地位，同时又保持彼此的经济联系以及它们对英联邦元首的忠诚。但是，只有那些居民大多数是英国移民的地方获得了自治领地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纽芬兰、南非以及爱尔兰自由邦。其他殖民地都没能成为自治领，包括印度，尽管这可能是唯一能阻止印度人民支持完全独立的途径。

印度独立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1885年，已经退休的英属印度文官阿伦·奥克塔维安·休姆和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创建了印度国大党，他想借此搭建一个促进英属印度改革的公民平台和政治平台。国大党最初只有72人，后来关心印度殖民地状态的印度中产阶级逐渐被吸引。国大党从来没有表达过要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其主要目标是要让英国兑现承诺：英属印度是为了印度人的利益而存在，作为英国的臣民，印度人应该采用民主制度治理这个国家，否则印度就会成为另一个亚洲专制政权。

支持这种先进思想的人分布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以及英属印度的其他大城市里，他们是成功的新资产阶级，大多在英国和英国人创立的机构接受过教育，他们非常了解西方文化，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以及由其滋生出的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思潮。他们认为自己是印度整体利益的最佳代表，而且认为作为英国王室的优秀臣民，他们应该坚决捍卫这些利益。

到20世纪初，印度国大党变成一个群众党，吸引了背景各不相同的公民，并形成了类似西方大政党的结构。其最初目标是获得类似英联邦白人自治领的待遇，实现印度内部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王室拒绝给予印度自治权，国大党大多数党员对此非常失望，开始支持完全独立。在这一背景下，律师、和平主义者甘地当选总统。这个谦逊的小个子男人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也是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使印度摆脱殖民统治的关键人物，也是非暴力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是印度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正因为这样，甘地被称为圣雄，意思是“伟大的灵魂”。

年轻的甘地是英属印度打造出的模范公民。他在1869年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后去伦敦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移民到南非担任律师。作为大英帝国精英统治的产物，甘地有充分的理由忠于女王和大英帝国。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南非的经历，他仍然会是英国的好臣民。甘地在南非时惊愕地发现，那里的印度人和黑人都遭受种族歧视。有一次，他因为拒绝从已经买了票的头等车厢挪到专为有色人种服务的三等车厢而被赶下火车。在这次创伤性经历之后，甘地成为大英帝国和欧洲殖民统治的敌人。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他把余生贡献给这个国家的独立事业。他不再穿西装，而是穿上白色长袍，凉鞋也成为他反殖民斗争的主要标志之一。作为和平主义者，甘地拒绝使用暴力手段实现目标，他成功地通过和平手段，将非暴力不合作确立为印度国大党争取独立的方法。

印度没能获得内部自治权，也没能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因此，1929年，在尼赫鲁担任国大党主席期间，印度国大党宣布独立是其官方目标，非暴力不合作与和平抵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结果，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已经无法控制印度。然而，英国政府仍然拒绝放弃这颗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

在殖民世界的其他地方，虽然没有什么组织比得上印度国大党，但是确实也有地方精英和印度中产阶级一样，接受过欧洲国家最好的教育，他们认为自己和殖民地的统治者一样有能力，可以自我管理。但是他们还缺乏争取独立的意愿和能力，因为殖民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并未现出衰退趋势。相反，日本在1931年入侵中国满洲里，意大利在193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殖民趋势似乎仍在继续扩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有两大因素阻碍了独立事业的发展。首先，殖民地对欧洲国家非常有用。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帝国控制了地球上1/3的土地，有殖民地的支持，它们的力量就强大得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英国在二战中得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部队的支持，印度派出了250万大军。其次，战争在各帝国激发出一种爱国主义和团结意识，殖民地的臣民也受到感染。

但是，从1942年起，形势已经很明朗，只要盟国赢得战争，欧洲帝国就注定会消失。我在前文中曾提到，1941年，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首次会见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丘吉尔迫切希望说服美国加入战争，站在英国这边。但他也意识到，这意味着要接受美国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后，《大西洋宪章》签署，其中一个要点是，两个缔约国同意不从这场战争中寻求领土收益。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一致认为，领土变更必须考虑到居民的利益，而且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

这份协议更多地反映的是北美而不是英国勾画的国际关系远景。罗斯福总统严厉批评了欧洲的殖民主义，并利用他的优势地位要求欧洲国家允许殖民地独立，于是帝国解体。丘吉尔急于表明英国的立场与美国完全一致——美国是他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他不想冒犯美国总统，所以接受了罗斯福提出的条件。

在这次历史性会晤之后，英国首相接受自决原则这件事引发了许多辩论。在丘吉尔回到伦敦后，被问到关于殖民地达成了什么协议时，他故意淡化了它的重要性，在谈自决问题时只提到了欧洲。毕竟，丘吉尔曾说过，他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解散而成为英国首相的。但是，《大西洋宪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从美国加入战争的那一刻起，因为美国会要求按照它拟定的条件来实现和平。

在人类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战争——二战结束后，不同于传统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的处境非常不稳定，不但没有获得任何领土，而且它们很快就决定，不能坚守殖民帝国不放，英国与法国在新世界秩序中属于少数派，因此更难赢得支持。在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中，英国和法国占据了5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中的2个，另外3个分别是美国、苏联和中国，这3个国家的共同目标很少，但在新世界秩序中，它们都决心不给欧洲殖民帝国留任何余地。因此，丘吉尔把他的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卷取名为“胜利和悲剧”。

去殖民化因为两个事实率先从亚洲开始，第一，那里的独立运动取得了更大进展；第二，欧洲国家在几次交战中曾被日本打败。一旦殖民地的人民看到欧洲人被击败，就不愿意再回到被欧洲人统治的生活。

1945年9月，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法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印度支那后，不得不从美国发放的贷款中调拨部分资金，用于向越南派兵，他们陷入了一场非常复杂的战争。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也面临同样曲折和不确定的命运。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领导人苏加诺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得到荷兰殖民地居民的广泛支持。虽然荷兰在东南亚有14万军队，但是荷兰政府决定把军事力量用在保卫这个地区的其余殖民地上。

和法国、荷兰对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的态度相比，英国对印度的态度更加务实，英国人决定最好是体面地结束在那里的殖民统治，而不是诉诸武力。对于印度，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曾评论说：“只要统治着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旦失去它，我们会立即降为三流国家。”丘吉尔曾在下议院说：“失去印度，对我们来说会是致命一击，从此，我们肯定会萎缩成一个小国。” 尽管如此，他的继任者、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毫不犹豫地启动了放弃这颗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的计划，否则可能为时太晚。艾德礼任命蒙巴顿勋爵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这位享有盛誉的海军司令与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他肩负的使命很微妙：和平地结束英国对印度次大陆300多年的统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印度国大党提出支援英国，条件是在战争结束后获得独立地位。但是英国政府拒绝了。从那时起，英国就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警察的强势镇压来制约独立运动。尽管甘地的追随者以和平方式抗争，但是其他独立运动团体支持武装斗争。到1945年，英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违抗4亿人的独立意愿。

作为英属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的使命不仅包括通过谈判确定如何结束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还包括监管从英属印度独立出来的两个新国家。从1940年起，印度穆斯林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一直要求由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单独成立一个国家。尽管甘地反对，但是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的其他领导人接受了按照宗教划分两国的方案。最困难的是怎么约定两个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印度独立法》授权从未到过印度的英国律师西里尔·拉德克里夫完成这项划定国界线的任务。他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划出巴基斯坦的边界，同时尽可能把印度教和锡克教的教徒留给印度。1947年8月14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立，随后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波及1 400万人。印度各地的穆斯林去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则前往印度。这条边界线几乎把旁遮普邦和孟加拉邦分裂为两半，最糟糕的是在此过程中引发了宗教团体之间的暴力事件，造成100多万人死亡，1 000万人被撵出家园。虽然蒙巴顿成功完成了结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使命，但不论是他、尼赫鲁还是真纳都没有能够阻止印度独立后的血战以及宗教和种族之间的仇恨。

1948年，在印度宣布独立后不久，圣雄甘地被印度的民族主义分子杀害。从那时起，他的非暴力主义在从英属印度独立出来的两个国家几乎消失了。1947年以后，印巴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个世纪以来因反抗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死亡人数，这摧毁了印巴关系，两国的冲突一直延续至今。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将面临成为新民族国家的重大挑战，包括要合并在英属印度时期实际上独立的王国，把法国的殖民地和飞地并入印度，合并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巴基斯坦由两部分构成：西巴基斯坦位于印度以北，东巴基斯坦在孟加拉邦——这注定会引发激烈冲突。1971年，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发起独立战争，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尼赫鲁、真纳等人的国家梦实现了，但是大英帝国统治下的盛世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却一去不返。

在结束对印度殖民地的统治后不久，英国人也撤出了巴勒斯坦，如释重负。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1917年宣布支持犹太人建国，英国成为第一个正式支持建立犹太国的国家。另一方面，阿拉伯的劳伦斯不断向阿拉伯人灌输建立自己国家的梦想。他们设想的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折中方案，都在巴勒斯坦建立新国家。但是这给这个地区和整个中东地区的英国人带来了许多问题。

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迅速增加，巴勒斯坦的纠纷越来越多。1936年爆发了一场阿拉伯人的叛乱（即巴勒斯坦人民起义），英国随即撤销了当初承诺支持建立犹太国的决定。而且，在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英国为了防止与阿拉伯人发生冲突限制犹太人移民，这一立场被所有受到影响的人视为不人道。在大屠杀的残酷细节暴露之后，英国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面对这种困境，英国政府宣布希望结束其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并按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建议，希望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划分领土的艰巨任务转交给联合国。这加快了巴勒斯坦的分裂和以色列成立的过程。在以色列成立后，阿拉伯联盟成员（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埃及、黎巴嫩）立即向这个新国家宣战，以色列迅速占据上风——这只是以色列努力生存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一场重大冲突就这样开启了。

英国把关于以色列建国的所有责任都转交给了联合国。但是，对阿拉伯人来说，殖民帝国、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对在（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新国家都负有责任。从殖民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也不太支持以色列，因为它们认为以色列是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的代表。

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欧洲人并非都是自愿撤出殖民地的，有时是被强制驱逐。在印度尼西亚，荷兰人与苏加诺的独立运动部队苦战了4年，徒劳无果，不得不撤离。1949年，荷兰女王朱丽安娜亲自把印度尼西亚的主权交给了对手苏加诺。

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苦撑了更久。1949年后，胡志明的部队得到了强大的新中国的支持。

在中国诞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表明，共产主义不仅会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在工业国家取得胜利，在农业国家也可能取胜。毛泽东不仅坚定地主张去殖民化，而且也愿意帮助反抗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农民运动。

在中国的支持下，胡志明的部队躲进越南的丛林中，法国人根本无法打败他们。而且，这场战争在法国越来越不得民心，法国左翼有很多人支持胡志明，认为他是正义事业的斗士。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1954年，法国政府就从印度支那撤军开始与越南共产党谈判，其结果深受朝鲜战争结果的影响，朝鲜分裂成由共产党执政的朝鲜和继续得到美国扶持的韩国。同样，越南也分裂成由胡志明控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由吴廷琰控制，得到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在持续了9年的冲突之后，法国终于把与越南的共产主义势力作战的责任转交给美国，而美国最终也无法打赢这场战争。

去殖民化迅速改变了1945年之前以欧洲霸权为特征的世界秩序。20世纪50年代，一些曾是殖民地的国家开始组织起来，捍卫它们在国际上的利益。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就是一例。26个去殖民化的国家召集了这次会议。除了东道主国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尼赫鲁代表印度出席会议，中国也派出周恩来总理参会。与会代表都同意，殖民地是一个应尽快根除的罪恶。大会还谴责了西方列强，敦促曾被殖民的所有国家都远离它们。尼赫鲁担任不结盟国家的发言人，谴责大西洋联盟是“殖民主义最强大的保护者”，还警告说，加入这个组织是亚洲和非洲国家无法容忍的耻辱。在与会代表中，有一个人似乎特别关注这个话题，他就是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

早在去殖民化运动开始之前，埃及就已经独立。1956年，埃及勇敢地顶住英法两国的压力，迫使它们撤出埃及。由此，埃及树立了一个坚持原则、战胜欧洲强国的榜样。

苏伊士运河是殖民扩张的一大象征，埃及独立后，苏伊士运河仍然被法国和英国掌控。纳赛尔掌权后不久，把这两个国家的人从埃及赶了出去。1954年，因为埃及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密切，美国拒绝向埃及提供贷款。于是，纳赛尔决定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苏伊士运河危机成为英国和法国的一大耻辱，因为这表明它们不再是强大的帝国。在面临可能危害它们在世界各地利益的危机时，所有殖民大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都会采用武力来对付冒犯帝国利益、财产或其在国外的公民的反对力量。当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时，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法国总理居伊·摩勒也和他们的前任们一样，面临威胁帝国利益的危机。然而，1956年已经进入去殖民化时代，从前的策略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不再适用。第一，在新世界秩序里，从前的殖民地和欧洲帝国在利益上完全平等。第二，欧洲帝国不再统治和主导世界。第三，在法国和英国之上，还有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决意要阻止这场冲突，它们认为这是殖民时代的遗害。

英国与法国在1956年难以战胜埃及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再也无法赢得国内公民的支持。此前，英法两国的公民在新闻的感召下，要求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的荣誉。但是在1956年，情况完全反转。英国舆论严厉批评英国政府卷入战争，英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并不公正。法国舆论也极度分化。在战后时代，大多数欧洲人还没有忘记战争带来的伤痛，不再相信使用武力的效率。

埃及最终赢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全部主权，这极大地鼓舞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它们也开始敢于面对殖民大国，捍卫自己的利益。摩洛哥在1956年从法国独立出来后，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宣称对与摩洛哥接壤的几个西班牙领地拥有主权。1956年，摩洛哥伊夫尼爆发了一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穆罕默德五世派出军队进入该城。1958年，西班牙和法国联手，协调双方的军队发起攻势，西班牙成功收复那里的殖民地，又维持了几年。

法国有充分理由协助西班牙反击摩洛哥。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仅仅一年后，更多阿拉伯人的反抗事件爆发，使得法国更加难以坚守它最钟爱的一个殖民地：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对法国来说地位非常特殊，很多法国人已经移居到这个北非沿海地区，把它变成了非洲大陆上的小法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阿尔及利亚人口中占多数的穆斯林的代表提出独立请求，但地中海两岸的法国人对此都不予理会。1946年，法兰西联盟成立，法属阿尔及利亚被并入法国，法国政府希望以此表明它并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这一措施也未能平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要求。

1954年，为了赢得独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发动武装斗争。起初看起来只是一场地方叛乱的事件很快升级为去殖民化时代的一场大战，法国军队陷入了与阿尔及利亚境内不同群体的交战。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改变了法国舆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态度，最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全力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是造成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垮台的主因之一。此后，戴高乐再次掌权，他被法国政界视为保住阿尔及利亚的希望。“法属阿尔及利亚万岁！”这位将军在1958年访问那片土地时高呼道。然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坦承，从一开始，他对法国保住阿尔及利亚的态度就很悲观。

1960年，哈罗德·麦克米伦接替安东尼·艾登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南非议会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演讲，“改变之风正吹遍这个大陆。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民族意识都在不断增长，这是一个政治事实。”这篇“改变之风”的演讲标志着英国决定依循新的时代精神，让英属非洲殖民地独立。这次演讲使英国成为去殖民化的先锋，其他欧洲大国不得不效仿英国，否则前景不妙。不久后，戴高乐总统宣称自己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位法兰西帝国曾经的忠实卫士明白，在去殖民化时代，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势不可当，如果逆势而为，法国政府必将付出很高的代价。

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达成协议后，1962年6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就是否独立进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人赞成。法国把这个国家的权力交给艾哈迈德·本·贝拉。这个阿尔及利亚的传统主义者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第一语言是法语。在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后，有近100万人立即离开了阿尔及利亚，返回法国，这个新阿拉伯国家因此经受了严重的人才和经济损失。

法属阿尔及利亚成为历史，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其他殖民地也逐渐消失。法国和其他殖民大国一样，起初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领地的去殖民化持保留态度，认为那里的居民还没做好建立独立国家的准备。尽管如此，到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也选择了顺应去殖民化的趋势。

1958年8月，戴高乐访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他在布拉柴维尔承诺说，所有法国殖民地都有机会选择独立或归属法国。由于绝大多数殖民地更倾向于独立，所以法国政府启动了快速去殖民化的计划。1960年，从毛里塔尼亚到乍得，从马里到马达加斯加，法国殖民地纷纷独立。

深受法国影响的比利时在同一年结束了在非洲的殖民冒险。多年来，比利时人一直拒绝考虑退出他们唯一的殖民地，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比利时政府的态度改变了。在帕特里斯·卢蒙巴的领导下，刚果民族运动党争取独立的斗争越来越强劲。1959年，利奥波德维尔（后改名为金沙萨）爆发叛乱，造成数百人死亡。比利时政府决定尽快让殖民地独立，以免卷入殖民地战争。

1960年6月，刚果举行独立仪式。此时，殖民者和殖民地原住民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有明显分歧。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很不明智地向他的祖父利奥波德二世致敬，而利奥波德二世给这个殖民地留下了太多苦难的回忆。卢蒙巴在发言中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严厉批判了殖民主义强加给当地人民的苦难。

尽管比利时需要确保刚果和平过渡，但是在移交权力几天后，刚果就爆发了反抗，全国陷入混乱。刚果的局势非常紧张，以至联合国出面，才撤出了原计划在刚果独立后继续留在那里的8万比利时人。此后不久，卢蒙巴也被杀害。蒙博托·塞塞·塞科接过卢蒙巴的权力，建立了典型的一党制政府——这种模式后来成为非洲大陆的主流。1971年，刚果改名为扎伊尔共和国，民族主义和对殖民象征物的敌视使得刚果的外国公司和外国人都被迫离开，整个国家陷入贫困。这个国家还发生了严重的行政混乱和腐败。1960年，比利时人离开刚果后，在政府的1 000多个领导职位中，只有30名大学毕业生。这个空白极难填补。

与此同时，大英帝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也在消失。加纳在1957年独立。3年后，尼日利亚和其他英属西非殖民地独立。英属东非殖民地的去殖民化过程更加复杂，尤其是肯尼亚。在此前几十年中，它已成为白人定居者最喜爱的地方。

为了应对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肯尼亚殖民地建立了议会，所有种族都有代表：黑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和白人——但是白人占据了大部分席位。这种依照种族分配代表配额的民主制毫无意义，反而激起有色人种的愤慨，还导致基库尤部落一群反殖民主义的自由斗士发动了茅茅运动。为回应茅茅运动，英国政府在1952年宣布进入非常状态。要恢复这个殖民地的秩序，只有采取非常不得人心的措施，比如像英布战争一样，通过集中营控制参加叛乱的人。尽管当地白人坚持认为这些措施非常合理，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为了保住肯尼亚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1960年，独立谈判开始。乔莫·肯雅塔是这个英属殖民地的代表，他也是肯尼亚国父，是后殖民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之一。

南欧国家整顿其殖民地的速度稍慢于北欧国家。刚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渴望在后法西斯时代增强对欧洲的影响力，所以相对较快地处理了殖民地事务。而西班牙、葡萄牙，尤其是葡萄牙，则用了更长的时间才放弃殖民地。

佛朗哥将军以非常务实的态度处理去殖民化事务。他不希望西班牙卷入殖民地的冲突，所以在1968年，西班牙准予赤道几内亚独立，一年后伊夫尼也被交还给摩洛哥。1975年，暮年的佛朗哥在西属撒哈拉目睹了“绿色进军”的爆发（由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发起的大型游行示威）。西班牙政府担心摩洛哥国内局势，所以开始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谈判，最终在1976年放弃了西属撒哈拉。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想获得西撒哈拉领土的愿望也受挫，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主张西撒哈拉完全独立。就这样，不仅欧洲大国受到自决原则的制约，那些依据此原则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出来的新国家同样受制于这一原则，这成为去殖民化过程中爆发许多领土冲突的肇因之一。

在萨拉查独裁统治下的葡萄牙出于几方面的原因拒绝让任何殖民地独立。对萨拉查来说，这是一种威望的象征，可以平衡当时葡萄牙这个昔日强国正在被边缘化的痛苦。有一次，萨拉查总统被问及他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去殖民化计划，他回答说，大概要到500年后才可能考虑。

然而，在去殖民化的大潮中，葡萄牙资源短缺，需要维持的殖民地又极其广阔，这个挑战非常大。1961年，印度政府下令占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葡萄牙除了抗议之外无计可施。在失利之后，葡萄牙决定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控制，特别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安哥拉共有约500万人口，包括50万欧洲人。20世纪60年代，那里发现了油田，这更加坚定了萨拉查政权保住这个殖民地的决心。但是安哥拉反殖民运动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活动使这一目标越来越难实现。莫桑比克的情况也很相似。为了维持这些地区的法律和秩序，葡萄牙不断增加那里的驻军人数，到60年代末，每4名葡萄牙军人中就有一个驻扎在非洲殖民地。

葡萄牙军队不满于驻扎在非洲殖民地，这是1974年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康乃馨革命）的一大原因，葡萄牙的独裁统治终结，安东尼奥·德·斯皮诺拉将军的临时政府开始着手推动去殖民化，但这个过程很不顺利。葡萄牙军队撤出后，约100万葡萄牙人离开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人撤出后，安哥拉的对立派系之间爆发内战；莫桑比克和几内亚因为革命游击队的活动陷入混乱状态。

从20世纪中叶起，民族主义思想在非洲迅速蔓延，成为支持殖民地独立运动的主要思想。非洲人和19世纪的欧洲人一样，基于语言、文化、宗教、种族等因素，在建立国家的同时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认同。除了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之外，非洲白人也想把自己确定为一个民族，白人民族主义成为非洲冲突的另一个根源。

布尔人是非洲的第一批欧洲定居者，两个世纪以来，他们发展出南非白人的民族主义，这使他们凝聚成一个民族，共同面对环伺南非的外来人口和敌对人群。布尔人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们认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包括一些关键的区分要素，如白种人、南非语、新教信仰以及某些保守习俗，这让他们把自己定义为被上帝选择的人。所有这些身份标志不仅使他们有别于南非的其他种族，也使他们不同于英国人。

南非的民族主义导致南非政府建立了颇受争议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制度把白人和黑人、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隔开，允许只占人口少数的白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和特权。

在去殖民化时代，属于少数派的非洲白人只能通过镇压来维护种族隔离制度。1960年，南非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平息反抗种族隔离的运动。在一次示威中，有60多人被警察打死。大多数反抗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都被关进监狱，其中有一位年轻律师名叫纳尔逊·曼德拉。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不仅使南非与邻国发生冲突，也引起英联邦的反对。所有英联邦国家都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南非政府的反应是宣布退出英联邦。1961年，南非宣称自己是一个与英国王室没有任何正式联系的共和国。毕竟，布尔人认为他们是第一批受害于英国殖民主义的非洲人，应该利用去殖民化运动的时机，切断与英国的关联。

非洲白人民族主义也导致另一个国家独立——罗得西亚。在塞西尔·罗得斯创建的这个殖民地上，只有不到10%的人口是白人，但是他们也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这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很大麻烦。1965年，白人民族主义党派，罗得西亚阵线的领袖伊恩·史密斯宣布希望使罗得西亚独立，但是英国政府要求他建立真正的民主制，让黑人和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罗得西亚阵线拒绝接受平等主义的民主制，因为白人只是少数派，那样白人会失去一切权力。于是伊恩·史密斯在1966年单方面宣布罗得西亚独立。自美国独立以来，这是另一个公然反抗英国政府的殖民地。事实上，伊恩·史密斯本人也提到了美国这个先例，以此证明他的决定合情合理。

英国的公共舆论基本支持罗得西亚白人维护他们文化和传统的愿望，但是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不愿意违背去殖民化的精神去容忍一个种族主义政权。因此，他决定对罗得西亚实施经济制裁。

对刚独立的罗得西亚来说，生存的主要障碍来自邻国和国际社会——联合国谴责它，只有南非承认它。不过伊恩·史密斯政府最不稳定的因素还是来自内部，少数白人民族主义者与罗伯特·穆加贝以及其他原住民团体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后者得到了邻国的支持，到70年代末，伊恩·史密斯看到自己的政权无法再继续下去，于是和穆加贝就重建罗得西亚进行谈判。而后津巴布韦在1980年正式成立，成立后不久就进行了全民选举，黑人和白人公民享有同样的投票权，穆加贝当选这个新国家（90%以上为有色人种）的总统。

在去殖民化的大潮中，伊恩·史密斯想让非洲白人继续受益和享受特权，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挑衅，最终成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湮没在排山倒海的反对力量中。在黑人的非洲，没有白人民族主义者的位置。

在罗得西亚的白人失败之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很快也步其后尘。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给南非施压，要求南非终结种族主义政权。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少数白人长期以来把南非建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邻国的富裕、繁荣的国家，成就可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和西方的公共舆论看来，忽视人权的种族主义政权是不可接受的。

在联合国的经济制裁和西方政府施加的压力下，南非政府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并在1991年举行了第一次普选。所有公民都参加了选举，纳尔逊·曼德拉成为南非这个多种族国家的第一任黑人总统。

非洲的去殖民化是欧洲帝国衰落的最后一个篇章。欧洲国家创建了巨大的殖民帝国，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分布在各处的零星飞地。这些飞地的居民大多通过自决原则，选择继续保留旧宗主国的主权，不愿意被声称对它们拥有主权的邻国吞并。

殖民帝国留下的一些领地也引发了冲突。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总统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为争夺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向英国宣战。这些岛屿离阿根廷很近，所以阿根廷宣称拥有它们的主权。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不顾美国的建议，派出皇家海军，经过短战，收复了这些岛屿的统治权。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失败的耻辱。然而，在加尔铁里的独裁统治结束后，阿根廷的民主政府仍然声称拥有福克兰群岛的主权。

西班牙也不得不面对摩洛哥对休达和梅利利亚的领土要求——它们早在摩洛哥这个国家出现之前就一直是西班牙的飞地。一些非洲国家质疑加那利群岛是否应该属于西班牙，但无济于事，因为这一次，自决原则有利于西班牙。

但有一个地方，欧洲人毫无可能继续留在那里——香港。香港是大英帝国的成就之一，是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清政府后建立的殖民地，对英国的商业利益非常重要。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座城市不断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制造业和金融中心之一，与新加坡一样，香港为亚洲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香港与其他欧洲殖民地的区别在于，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99年的租赁协议，才得到这座城市。

对中国人来说，香港象征着欧洲殖民主义对中国的羞辱。因此，中国外交部要求，在1997年租约到期后立即恢复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这次自决原则毫无用武之地，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和容忍香港的殖民地状态，而英国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力量采用武力来保住香港。

在1997年租约到期时，香港举行了历史性的主权交接仪式。查尔斯王子、英国首相布莱尔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等贵宾参加了这一仪式。当英国的米字旗降下时，英国结束了在中国数百年的盘桓，而中国向成为全球强国又迈进了一步。

澳门是欧洲人在中国建立的另一个殖民地，其结局和香港很相似。葡萄牙人从未与中国签署有关租赁期限的协议，理论上可以无限期地占领这个城市。但是，在“康乃馨革命”之后，葡萄牙重新建立起民主制，政府决定通过谈判把澳门归还给中国。中葡双方同意，在1999年，葡萄牙将结束对澳门400年的殖民统治，而且和香港一样，澳门也适用“一国两制”原则，这可以让澳门人民延续以前的做事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这样，1999年，葡萄牙转交了澳门的主权，没有给当地人造成巨大影响。

后殖民世界被称为第三世界，因为它既不属于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第一世界，也不属于与苏联保持一致的第二世界。但是，令美国及前殖民帝国沮丧的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两极对抗中并不一定中立，而是成为冷战的另一个战场。

社会主义国家批判殖民主义，这使许多后殖民世界的领导人自然而然地支持苏联和中国。苏联经过工业化和现代化，快速改变了国家面貌。这种发展模式成为许多贫穷落后的殖民地想要效仿的榜样。

去殖民化为苏联和中国发展共产主义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越南是最明显的例子。胡志明在中国的支持下，打赢了与法国和美国的战争。苏联为非洲的共产党、反抗殖民主义革命团体、独立后的政府以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内战中的革命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刚果和贝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曼德拉领导的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当时的南非当权者认为，终结种族隔离会使南非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冷战时期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都实施“反共”外交政策，它们支持扎伊尔的蒙博托等非洲独裁者。第三世界有不少国家没有被共产主义模式吸引，但它们也并不一定赞成民主制。1947年后，全世界民族国家的数量急剧增长，但是民主国家的数量并没有如同西方国家所期望的那样，出现同比例的增加。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体制？后殖民世界的领导人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

就印度而言，国大党这个民主党派已经有长期的经验，明确宣布未来的印度是伟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独立后，这个人口数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对在英国读过大学的尼赫鲁、甘地以及其他来自中产阶级的印度领导人来说，民主是唯一合法和可接受的政府制度。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同样致力于建立民主制，但是军政府在1958年接管了巴基斯坦的民主政府，最终产生了多数主义的伊斯兰民主制，完全不同于印度的自由民主模式。民主制在印度尼西亚只维持了几年，因为苏加诺总统认为它不利于了国家利益，他在1958年用专制政权取代了民主制。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可以说是唯一实行民主制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大多建立了君主制政权或一党制政权，由通过政变执掌权力的强者统治。埃及的纳赛尔成为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领导人的榜样。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仅实际上不存在民主制，而且大多数国家的专制政权在暴力政变或部落战争中不断更迭，往往是最残暴的独裁者得以掌权。乌干达第一任国家元首伊迪·阿明以无情独裁者的形象闻名世界。在他掌权的9年中，他侵犯了所有人权，造成至少25万人死亡。

在所有非洲独裁者中，最奢侈的无疑是中非共和国总统让—贝德尔·博卡萨。他曾在法国陆军服役，在1966年发动一场政变后，博卡萨成为中非共和国绝对的独裁者，统治这个国家达13年。他不满于终生总统的权力，在1977年决定加冕自己为皇帝。为此，他举办了一个非常奢靡的仪式，花掉了国家整整一年的预算。他的反共立场赢得了法国的支持，但是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对自己与这位独裁者的友好关系感到懊悔，在1979年派出军队协助推翻博萨卡的野蛮专政——这被称为法国的最后一次殖民探险。

另一个典型的非洲独裁者是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蒙博托建立了盗贼官僚政权，不仅聚敛了巨量财富，而且他对卢旺达胡图族的支持也导致了现代史上最恶劣的种族灭绝——卢旺达大屠杀，胡图人在卢旺达对图西人实施了残酷的种族灭绝，造成近100万人死亡。这导致了一场破坏性更大的冲突：第一次刚果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蒙博托政权被入侵的卢旺达部队推翻。民族对抗又导致了第二次刚果战争，约20个代表不同派系的武装群体加入战争，9个非洲国家卷入其中，因此这次战争也被称为“非洲的世界大战”。2002年，各方签署了和平协议，并组建了一个过渡政府，负责恢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稳定（在1971年，蒙博托将刚果国名改为扎伊尔共和国）。这场战争造成550多万人死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死伤最多的一次战争。

在后殖民时代的最初几十年里，非洲大陆遭受的恐怖与凯斯门特在20世纪初所谴责的恐怖行径不相上下。约瑟夫·康拉德曾把非洲大陆称为“距离文明最远的一个点”。一个世纪后，它仍然没有真正缩小与文明的距离。

文化和身份认同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往往存在争议。独立运动领导人利用历史和当地习俗这些非常有用的工具确定新国家的特征，塑造凝聚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作品被用来颂扬过去的辉煌。和欧洲领导人一样，这些前欧洲帝国殖民地的领导人也将历史、文化、宗教甚至种族特征视为民族自豪的标志。他们的民族凝聚力往往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形成，敌方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被拒绝。因此，许多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发起了去西方化的运动，目的是根除旧殖民帝国的影响并消灭它们的权力象征。在这方面，最激进的是柬埔寨的独裁者波尔波特，他在反对西方和资本主义的运动中甚至禁止使用西方医学。

尽管如此，后殖民时代的民族认同并非总能强大到能根除殖民地的影响或取缔欧洲人的习俗。圣雄甘地呼吁印度人恢复当地习俗，拒绝所有从西方进口的东西，找到印度人的灵魂。尼赫鲁则对坚持印度古老的传统很警惕，因为它使许多人陷入贫穷。他倾向于工业化和世俗化，跟上现代化的趋势，在印度实现西方世界那样的繁荣和进步。

但是，有一个英国文化因素非常重要并且很实用，印度人根本无法抗拒，那就是英语。大部分印度人的母语是印地语，有近1/4的印度人说这种语言。但英语是印度唯一通用的沟通语言，所以印度宪法确定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官方语言。1965年，想要清除英语，让印地语成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少数族裔的代表拒绝接受。印度人即使不懂印地语，也可以担任高层的政治和管理职位，但是如果不懂英语，则毫无可能。巴基斯坦独立后，英语在这个国家同样具有很强的活力，英语与乌尔都语都成为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在新加坡，英语是通用语，学校、行政机构和法院都使用英语。对香港来说，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的法定语言。

在加勒比地区，英语仍然是官方语言。异乎寻常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广泛使用英语。从尼日利亚到肯尼亚，从塞拉利昂到南非，英语不仅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而且实际上成了通用语言，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工商界尤其如此。在尼日利亚，英语特别有用，因为住在一起的不同部落没有任何通用的语言。

在前法属殖民地，法语和阿拉伯语被确定为北非的官方语言，非洲南部地区也把法语和其他当地语言并列为官方语言。由于政治、外交和工商活动都使用法语，所以法语成为个人自我提升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工具，所有受过教育的家庭都会教孩子讲法语。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在更名为扎伊尔后，主要城市都用非洲名称，以加强当地特色，消除殖民的遗留影响。尽管如此，法语仍然是当地人唯一的通用语言，与当地语言并列为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

葡萄牙曾经的非洲殖民地也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甚至前西班牙殖民地赤道几内亚也以西班牙语为通用语。西斯内罗斯主教曾对卡斯提尔王国的伊莎贝拉女王说，西班牙语和帝国同在。这不仅在西班牙帝国成为现实，在其他欧洲帝国曾经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去殖民化对此没有产生影响。在欧洲对世界的影响中，语言是最不可磨灭的标志之一。

在习俗、社会习惯和礼仪方面，去殖民化运动的领导人都希望捍卫和传承自己民族的习俗，但他们也无法完全消除殖民者留下的影响。就穿着而言，虽然苏加诺、尼赫鲁和蒙博托选择穿民族服装，但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和突尼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穿西装；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则把西服与民族服饰中的帽子结合起来。在工商界和外交界则盛行西方礼仪和服装。在欧洲国家建立的国际机构中，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都身着西服，遵守西方礼仪，因为这是唯一真正的国际礼仪。

欧洲的影响还隐藏在所有国家的组织架构中——国家议会和地方议会、司法系统和国家法院、学校和大学、武警和军队。后殖民国家的军队体现出前宗主国的持续性影响。这些国家军队的制服、等级结构和纪律基本上都和曾经统治甚至镇压他们的宗主国军队相同。不少国家出现了军事独裁统治，军队成为这些新国家和政权的支柱，这也和欧洲过去的传统一样。经历了战争的欧洲对军队的角色非常谨慎，而且欧洲公民倾向于拒绝接受军事价值。但是在后殖民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军国主义非常盛行。

许多新成立的国家在文化价值和道德态度方面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殖民统治结束后，大多数基督教使团并没有终止传教的使命。在加勒比地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基督教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信仰。传教也是欧洲人向殖民世界传播其信念的非常重要的渠道。

然而，去殖民化带来了一个重大变化，伊斯兰教开始兴起。在阿拉伯世界和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身份认同，也是抵制殖民影响，与全球西方主流文化斗争的手段。宗教激进主义在部分伊斯兰国家崛起。此外，改宗运动也很盛行。阿拉伯国家付出极大努力，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推广伊斯兰教，他们试图将伊斯兰教描述为非洲真正的宗教，以区别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基督教。这导致许多非洲人选择《古兰经》而放弃了《圣经》。伊斯兰教还吸引了许多反对世俗主义、现代化和西方特色发展道路的人。

政治上的独立比经济领域的独立容易得多。大多数后殖民国家非常依赖与前宗主国的经济联系，它们不可能切断这种关系，否则就会面临破产。英联邦和法兰西共同体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并促进旧帝国成员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联系，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在后殖民时代，虽然每个去殖民化的国家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与任何国家开展贸易，但是殖民统治的影响仍然很强大，与欧洲公司、投资者和金融机构保持联系对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要真正清除前欧洲宗主国的经济影响，唯一的办法是采取极端措施，把欧洲国家的资产收为国有，并驱逐其代表。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尝试了这个办法并取得了成功，如埃及的纳赛尔。但是，另外一些国家为此付出了代价，国家陷入贫困，比如扎伊尔。在去殖民化早期，另一个流行的做法是没收白人地主的土地。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都采用了这个办法，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大规模推行了这一方法，并得到整个第三世界的支持，他们视此为匡扶正义——100年前白人占领了非洲人的土地，现在应该还给非洲人。

虽然西欧国家与它们曾经的殖民地之间在某些情况下依然保持强大的经济联系，但也出现了许多竞争对手，尤其是美国。去殖民化为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曾经被欧洲帝国控制的地区商机遍布。从20世纪50年代起，北美的跨国公司持续增加，美国各种令人向往的产品进一步扩大了西方的影响，在旧殖民地最偏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和可口可乐。

另一方面，石油使欧洲国家越来越依赖它们曾经的殖民地。虽然工业强国已经在发展的第一阶段实现自给自足，但是20世纪出现的新技术终结了能源独立。汽油成为运输业必不可少的能源，带动了消费社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黑金时代”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的资源非常稀少。事实上，全世界80%的石油储量都在中东地区，这让中东国家获得了不同一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非洲的尼日利亚、安哥拉以及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文莱来说，石油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也是它们对外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

1960年，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委内瑞拉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主要目标是调控石油价格和保护它们的共同利益。对西方国家来说，石油是其经济的致命弱点，尤其是西欧，因为那里没有石油。对进口石油的极度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国家对石油输出国所在的中东地区的政策。

去殖民化加剧了南北半球之间的分化。南北半球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更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石油生产国都有一个共同点：经济不发达。当然，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明显是例外，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都与北半球的国家相当。但其余国家（甚至包括石油生产国）的经济都不发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一些地方极端贫困。

从殖民帝国独立出来的许多国家很贫穷，经济前景不佳，这一事实引发了大量对欧洲帝国和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上欧洲人移民到非洲是为了把文明带到那里，促进那里的发展。可是这个崇高的理想怎么变样了？贫困不是殖民失败最有力的证据吗？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公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公共舆论也越来越批判殖民主义的消极影响。

欧洲国家的代表们回应了这些批评意见，他们认为去殖民化进行得太快，而且两个新出现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压。他们还指出，作为独立国家，一些新国家缺乏必要的经济能力和政治成熟度，更不用说实现繁荣发展了。欧洲人以及许多在欧洲国家生活或做生意的人常用一个比喻形容这种情况：一个小孩子被赋予一个成年人的责任，但是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为此，欧洲的决策者总体上有一种负疚感。

为了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南北半球之间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发达国家开始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援助计划逐步增加，从经济援助到人道主义援助，有时还包括国防援助。欧洲强国、美国和苏联向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帮助。西欧国家的援助重点是它们曾经的殖民地；美国的援助目标则定位在反共的盟国；苏联则将援助计划的重点放在其卫星国以及有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就这样，各国援助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想借此疏解因殖民的不利影响导致的负疚感，有的是为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标。对所有援助方而言，这是对外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们相互竞争，期望施加最大的影响。

对外援助的成效差异很大。如果说人道主义援助在帮助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经济援助的有效性非常值得商榷。主要挑战是如何确保援助资金能够到达真正需要的人手中，不被低效的政府管理机制或腐败官僚不当使用。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瑞士银行账户中有大量财富，大部分都来自他国援助该国发展的基金。英裔匈牙利经济学家彼得·鲍尔曾评论说，对外援助是把富裕国家穷人的钱转交给贫穷国家的富人的好方法。

对曾是殖民地的每个国家来说，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欧洲国家实践过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大举开采自然资源。结果，从殖民时代开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断恶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这一理念迅速传遍去殖民化后的所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从加尔各答到马尼拉，从开罗到拉各斯，涌现出大量人口稠密的城市。这些城市将重现西方国家在工业时代初期曾经出现的问题——但这次规模更大，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的管控措施更少。过度拥挤且环境恶劣的城区和棚户区、剥夺工人权利、疾病、婴儿高死亡率、交通混乱、黑社会、腐败、违法犯罪、青少年犯罪——所有这些罪恶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城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就农村而言，去殖民化不仅没能恢复那里的生态，而且往往还有反作用。殖民地独立后，那里的人民继承了欧洲人开发农业、畜牧业和林业的方法，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开发土地。在许多野生区，对动植物群的破坏仍在继续。欧洲定居者把狩猎变成了一项运动和生意，在非洲和印度尤其典型。孟加拉虎、狮子、犀牛、大象以及其他许多珍奇动物都变成了备受推崇的、可供炫耀的战利品；利润丰厚的全球市场催生出销售皮革和象牙的生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发财过度开采动物资源，导致一些物种濒临灭绝。最终，西方国家开始谴责这一做法，并在国际上禁止了象牙贸易。但是，非洲国家往往缺乏执行这一禁令和阻止偷猎的手段。

在帝国主义时代，为经济目的开发利用大自然资源的行为在西方世界广为接受，所有文明社会都不反对这种行为。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们，不论是尼赫鲁、费迪南德·马科斯，还是苏丹·夏赫里尔都继承了这一观念，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认为这是实现繁荣的最佳方法。但是，在欧洲人开采地球资源的时候，地球资源看上去无穷无尽，而且可用的技术手段还不太发达。但到20世纪下半叶，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决定通过开采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时候，地球资源已经越来越有限。在20世纪之前，大自然可以从欧洲殖民运动造成的损害中自我修复过来，但是几十年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欧洲国家曾经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未必行得通。

在欧洲帝国的衰落和解体过程中，有一个了不起的幸存者：苏联。俄罗斯帝国几乎和西班牙、葡萄牙同时开始向外扩张，而且在20世纪，在欧洲所有帝国解体很久之后，它仍然在扩大疆界。自决原则没有影响到苏联，而且在二战后，欧洲大国也没有要求在被苏联占据的领地上推行去殖民化。其中的原因很明显，苏联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殖民帝国。此外，那时斯大林刚打败纳粹德国，苏联红军驻守在整个东欧地区，正处于权力巅峰时期，他不会放弃一寸苏联领土。列宁已经预料到这个问题，所以在推翻沙皇统治后，将俄罗斯帝国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列宁猛烈批判殖民主义，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从未认识到，俄罗斯帝国也是它们的产物。

苏联不仅在二战之后保住了强大的联盟，而且通过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在第三世界宣传共产主义而发展壮大。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然后是古巴。在非洲和亚洲，苏联一边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力量，一边采用传统的武装入侵手段扩大影响。1980年，苏军占领阿富汗就是这种情况。

在欧洲向外扩张建立的所有帝国中，苏联的崩溃方式最出人预料，而且最快。在1980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时，没有人敢预测这个国家会在11年后解体。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两个月后，中欧和东欧部分国家的政权垮台。民众的不满像点着的火药一样，愈演愈烈。

1989年，波兰和罗马尼亚爆发革命，不仅把东欧国家制度的巨大问题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苏联政府的弱点和低效也暴露无遗。当苏联政府放弃调用军队应对任何东欧国家的叛乱时，在它统治下的人民开始意识到，摆脱克里姆林宫原来一点都不难。一旦政府出现明显的疲弱迹象，任何国家都无法长存下去，苏联尤其如此。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动了改革，但是，和改革派政治家常有的遭遇一样，他最终被自己发起的变革推翻了。

东欧剧变后，戈尔巴乔夫想要进行改革，保持苏联统一，但最终他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苏联的瓦解始于1991年夏季，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宣告独立。12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竞争对手，新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叶利钦签署《别洛韦日协定》，苏联分解为数个独立的共和国：南部有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高加索地区有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东欧有摩尔多瓦；北方出现了两个大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并没有随之改变，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人争取独立，俄罗斯拒绝了这一要求，导致了两次战争和一次大规模的恐怖威胁。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边界冲突导致两国在2008年爆发战争。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意义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随着这个超级大国的消失，冷战也随之结束，造就苏联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国际影响力日趋式微。这个出现在欧洲的伟大的意识形态在1917年后演变成革命思想，影响遍布世界各地，但是随着苏联解体，它也迎来了危机。

俄国十月革命15年后，苏联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工业强国之一；1945年，又一个10年后，它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可以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是，它瓦解的速度比所有欧洲帝国都快。1980年，苏联达到最巅峰时期；11年后，苏联完全解体。

关于苏联取得的成就有很多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消灭了文盲，在沙皇统治时期这个国家有80%以上的人无法读写。苏联让所有国民都享有受教育、住房和健康的权利，尽管后两项的质量往往不太稳定——这个问题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20年里尤其突出。在促进平等、消除因财富和社会背景造成的社会差异方面，苏联比其他国家都走得更远。

另一方面，苏联时期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诞生于欧洲，但它从未真正在欧洲生根发芽。共产主义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不相容。正因如此，共产主义革命最初只能在俄国取得成功，在中欧和东欧最后都失败了。

另一方面，从共产主义在其他大陆，尤其是在亚洲的成功来看，这是欧洲在20世纪输出的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伟大的文明古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为这一意识形态增加了巨大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吸取教训，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经济转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激励了邻国越南，越南也开始逐渐开放市场和旅游。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政权也同样出现了动荡。从60年代起，古巴的共产主义政权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魅力和苏联的援助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在苏联的经济援助结束后，古巴进入了艰难时期。

殖民帝国的解体速度比1945年时预期的快得多。总体而言，从宗主国的角度看，这个过程进行得很和平。帝国历史上从没有欧洲国家这样的先例，它们在战后自愿解散自己的帝国。当然，如果它们坚持保留殖民地，大多也会前景暗淡。

1991年以后，把所有国家划分为三个世界已经意义不大。原先属于第二世界的俄罗斯尝试建立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开始接近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个指代所有距离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很远的国家的术语也过时了，至少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苏联解体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所有在苏联模式中寻找灵感的国家都进入了关键阶段。

随着欧洲殖民帝国消失，世界主权国家数量大幅增加。非洲在1920年只有两个独立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超过了50个。在帝国拆分的过程中，欧洲人在17世纪发明的“民族国家”概念大行其道，在后殖民世界，形成民族和组建国家的进程往往非常复杂。后殖民世界发生了许多动荡，由此造成的死亡有时比帝国时期更多，在印度、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都是如此。

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第三种声音——第三世界的声音。它的主要特点是强烈的反欧洲和反西方的感情。在苏美主导世界的两极时代，第三世界的国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和西欧国家都竞相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所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时期成为它们的棋子。

苏联解体后，把世界分成三个集团的结构随之终结。从那时起，我们无法再按照三个世界的框架讨论世界格局，而是把全世界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者主要指老牌欧洲强国，后者包括大多数前殖民地。要成为发达国家，必须遵循欧洲国家和西方世界设立的经济发展趋势，保持体制和政治稳定——这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解读。不少国家决心追随这些趋势，最终成功融入世界，成为全球繁荣的一分子。因此，欧洲帝国的遗风并未随着其解体而结束，而是在后殖民时代仍然继续影响着这个世界。

1. Séamas Ó Síocháin, Roger Casement: Imperialist, Rebel, Revolutionary (Dublin: Lilliput Press,2008).

2. Roy Jenkins, Churchill: A Bi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1).

3. Jenkins, Churchill.

4. Alex Von Tunzelmann, Indian Summe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d of an Empire (New York:Henry Holt, 2007).

5. Harrison,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6.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7. Martin Meredith, Fortunes of Africa: A 5,000 Year History of Wealth, Greed and Endeavour(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4).

8. Meredith, Fortunes of Africa: A 5,000 Year History of Wealth, Greed and Endeavour.

9. 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Vintage, 2010).

10.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11. Ramanchand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York: Picador, 2008).

12. Paul Nugent, Africa Since Independence (Palgrave, 2004).

13.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1914—1945年，欧洲经历了历史上最可怕的噩梦，欧洲文明几乎被摧毁。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实现了最不寻常的梦想——欧洲联盟问世。

1945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战争摧毁了欧洲。必须根除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果断处理好引发战争的民族主义。二战后的欧洲分成两大集团，分别依赖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这个事实导致了一个结论，欧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要恢复欧洲经济以及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只有一个途径——组建超国家联合体。也就是说思维应突破国家框架，代之以欧洲框架。

欧洲联合的想法由来已久。从18世纪起，一些哲学家、文学家，甚至一些政治家都认为，欧洲划分为民族国家仅仅考虑了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欧洲文化和文明是超越民族的。哲学家康德在其作品《永久和平论》中提出欧洲应该是一个国家联邦，各个国家不需要常备军队，彼此愉快地开展贸易，而不是陷入徒劳无益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联合的想法不再是空想，而是已经赢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1923年，奥地利哲学家和政治家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出版了《泛欧论》，他在书中提出欧洲联合的计划。1926年，泛欧运动在维也纳举行第一次大会，出席会议的有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名人。

从1945年开始，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合不再仅仅是理想，而成为一种必要，这被视为西欧国家从战后惨态中重新崛起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建设欧罗巴合众国！”丘吉尔在1946年苏黎世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中表态说。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宣布支持欧洲联合，大大促进了这项事业的发展。两年后，丘吉尔受邀担任由新欧洲运动组织的一次欧洲大会的主席，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丘吉尔参加的这次1948年在海牙举办的历史性会议取得了成功。这次会议共有来自16个国家的750名代表参会，包括康拉德·阿登纳等政治家以及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等未来的政府首脑。参会的还有让·莫内、保罗—亨利·斯巴克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等后来被称为欧洲之父的领导人。这次大会讨论了关于如何促进欧洲统一的基本思想，最重要的是起到了催化作用。从那时起，欧洲的政治和外交精英开始将欧洲大陆的未来与欧洲统一联系在一起。

在通过一些决议后不久，促进欧洲统一的机构开始出现。1949年，欧洲委员会成立，这是第一个泛欧机构，尽管它还没有实权。不久，布鲁日学院（即欧洲学院）成立，这是第一个泛欧研究生中心，旨在将新一代欧洲大学毕业生培养成建设统一后的欧洲的主力军。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战后重建与欧洲经济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向受战争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其中一个条件是，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必须努力推进与美国更密切的经济合作。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诞生。

不久后，欧洲一体化进入基础阶段。让·莫内这位法国商人和政治家以“欧盟之父”的美誉名垂历史，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合并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和钢铁行业，由一个超国家的部门管理。这样，法国和德国的这两个行业不仅会因为合并而受益于规模经济，迅速提升生产能力，而且肯定能够终结两国交战的风险。因为煤炭和钢铁是当时发动战争所必需的两种基本产品，如果把它们置于一个超国家部门之下进行管理，国家间就不太可能发生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并非闻名遐迩的战时领导人或传奇人物，而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幕后工作者。

让·莫内正是其中典范。这个平凡的法国人原是葡萄酒商人，从未被选任公职。但是，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法国政府服务，协调盟军的战事行动。这一经历使他获得了推动政府间合作的远见，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的认识都达不到这个层次。

让·莫内必须充分说服法国政府官员，让他们相信与过去的敌人结成非传统联盟是一件好事。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舒曼认识到这种结盟的历史重要性，并在1950年5月9日发表了著名的《舒曼宣言》，他宣布：“欧洲的建设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按照某种总体规划进行。它将建立在坚实的成就之上，首先要创建实际的团结。”

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同样热衷于这个倡议，深知要克服当时所说的“德国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属于欧洲的德国。因此，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他完全支持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将推动构建欧洲联邦。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也被《舒曼宣言》吸引，决定把自己国家的煤炭和钢铁工业与法国和德国合并在一起。就这样，6个欧洲国家在1951年创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

1957年3月25日，欧洲一体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罗马条约》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还出现了“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约定彼此之间不设任何贸易壁垒，并对其他国家执行同样的外贸关税。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不仅集中协调主要工业和经济，而且开启了政治统一的进程。为了监督这一进程，欧洲国家设立了4个超国家机构：其一，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其二，代表各国政府的部长理事会；其三，欧洲议会；其四，欧洲法院。这4个超国家机构负责落实欧洲共同体的各项决定，发挥控制作用，并根据欧洲共同体法律进行立法，这些法律将优先于成员国的国家法律。就这样，欧洲出现了一个在国家之上的超国家实体，这是欧洲史和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欧洲经济共同体之所以能在最初阶段取得成功，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经济环境特别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和建立关税同盟。从1950年开始，西欧经济从战后废墟中崛起，迎来了“丰裕时代”，西欧经济实现了持续20多年的空前、辉煌的增长。1957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次保守党集会上这样描述蓬勃发展的英国经济和美好生活：“我们的人民，大多数过上了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这种乐观的评价在当时的西欧领导人中很常见，战后经济繁荣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仅在10年前，这个大陆几乎被战争摧毁。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马歇尔计划奠定了西欧经济复苏的基础。1948年之后，美国向欧洲国家注入资金，使它们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马歇尔计划使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产品和服务增长了25%，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欧洲的工业产出已经比二战爆发时高出30%。这些非凡的数字不仅造就了欧洲社会的丰裕，而且影响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马歇尔计划有双重目标：防止受援国因为经济危机转向共产主义；继续向西欧出口美国的产品——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都在那里。因此，西欧的经济繁荣对美国来说必不可少。

战后的经济繁荣充实了西欧国家的财政，并推动了福利国家的诞生和发展——福利国家是欧洲对现代世界的又一项重大贡献，在现代欧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俾斯麦为了防止因社会主义引发社会动乱，在19世纪80年代推出了第一个老年社会保险制度。从20世纪20年代起，法西斯政权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不过，奠定欧洲目前这种福利国家形式的是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在1942年发表的这份报告指出社会的五大痼疾：肮脏、无知、贫困、懒惰、疾病，他认为国家应该使用通过税收筹集来的公共资金解决这五大问题，确保所有公民能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同时，应促进机会均等，消除因财富、社会环境、健康等不公造成的不利影响。

1948年，英国推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的全面医疗保健服务。在同样的原则下，英国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教育，向所有工人提供失业补贴，保障工人在65岁以后或不再适合工作时拥有领取养老金的权利。福利国家制度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开始影响西欧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发达工业国家提供的条件比南欧国家更好，所有西欧国家政府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一个原则：公民必须享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失业补贴和养老金，国家负有确保有足够的公共资金投入其中的责任。

福利国家无疑是战后时代西欧国家的一大成就，反映出国家对“所有公民平等”这一原则的响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补救办法，可以终结欧洲普遍存在的与贫穷有关的罪恶。从那时起，工人区和农民区极度贫困的现象一去不返。欧洲创建出一种更加平等的新社会模式，没有人因为贫穷被排除在外。福利国家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平等方面成绩显著。不久，西欧的这一社会模式在全球产生了吸引力。起初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能力复制这种模式，因为它需要国家的经济非常繁荣，而且各方面协调良好。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在努力建设公平社会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都受到西欧国家这一模式的启发。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公民不仅受益于福利国家，技术进步也使他们的生活更轻松、更愉快。冰箱和洗衣机等发明改变了家庭生活；电视进入欧洲人的家庭，成为一个重要的娱乐工具；从20世纪50年代起，即使经济条件稍差的欧洲人也买得起汽车。汽车彻底改变了交通方式，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因此开始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还得益于消费信贷，这是消费社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在这种新社会模式中，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可以满足大量物质需求的能力之上。

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中产阶级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个社会阶层最初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他们的特点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中从事重要的职业并获得了成功。中产阶级的数量、财富和政治权力不断增长，促发了一场持久的社会革命。北美成功地再现了这个现象。中产阶级提高了社会活力，是一支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他们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创造了不少财富，这些都是他们成功的因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中产阶级因为工会运动而穷困潦倒、名誉扫地，马克思主义理论广为流传，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并认为他们会随着必定要灭亡的资本主义一起消失。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明显复苏。这不仅是因为经济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乐观情绪，与中产阶级规模的大大增长也有关。传统上，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小。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免费教育使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可以从事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工作；平等主义和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中产阶级的覆盖面更广，其数量和开放程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这成为西欧国家的一个稳定因素，外部观察家们对此赞赏有加。许多国家的政府因此致力于缔造稳固的中产阶级结构。

从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的艺术界和文化界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复兴。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传遍欧洲的一条新原则：国家有责任利用公共资金在公民中推进文化发展。这让歌剧、戏剧等各种层次的文化活动都获益良多，英国著名剧作家劳伦斯·奥利弗的戏剧和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现代主义作品非常红火。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任命小说家、知识分子安德烈·马尔罗为文化部部长。这个政治职位在西方政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为人们认为文化非常重要，不能简单地任由市场力量或大众口味左右。文化是文明社会的支柱，不仅能增益公民的智识，也是一个能产生大量财富的产业。西欧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向世界传递这个信息。从那时起，许多国家在这个理念的激发下，努力发展艺术，加强文化传承。

正是在这个时期，巴黎再次成为伟大的文化之都，萨特、波伏娃和加缪等著名作家都在这一时期到达其艺术生涯的巅峰。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成为新的文化思潮，共产主义仍然吸引着毕加索和萨特等名人。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是一种世俗宗教。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后斯大林主义时代，欧洲又出现了一些影响极大的共产主义批评家，雷蒙·阿隆、卡尔·波普尔和以赛亚·伯林的影响越来越广。反对核扩散的斗争吸引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许多杰出人物，包括罗素和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欧知识分子引领了和平主义的新潮流，警告核时代军国主义的危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经预言，欧洲的资本主义会终结，资本主义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已经过去，即将进入最终阶段。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欧的经济状况与这一预言并不相符。市场经济复苏，而且各方面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活力。当东欧面临经济紧缩、物资匮乏时，西欧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在这种有利的大背景下，欧洲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1960年，英国和其他6个希望促进欧洲自由贸易的国家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作为欧共体的补充——因为有些国家对任何形式的超国家统一都不感兴趣，拒绝加入欧共体。但它们可以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而且对这个组织期望很高。1961年底，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明确认识到，英国不能继续置身于欧共体之外，因为英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都加入了这个组织。1961年12月，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因为这清楚地表明，欧共体所倡导的超国家统一将成为主流。不过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还需等待批准。1962年1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要否决英国的申请，因为他认为，英国并不是真正对这个组织感兴趣，而是要当“美国的特洛伊木马”。

戴高乐不仅阻止了欧共体的第一次扩大，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哈尔斯坦在欧洲一体化的模式上意见相左。哈尔斯坦主张通过改革加强欧共体的执行力并实现预算独立，为此他建议扩大欧洲议会的预算权，尤其赞成部长理事会引入多数通过制。这些想法让戴高乐很恼火，因为他坚信欧洲只可能是由国家组成的大欧洲，任何建立超国家机构的企图都会挑战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必须加以阻止。在196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对欧盟委员会进行了口头攻击，嘲笑哈尔斯坦的计划，还嘲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是没有国籍的人，说他们使用的专家术语是“胡言乱语”。戴高乐说：“当今，只有一个由国家组成的欧洲，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欧洲。当然，欧洲还有神话、文学和盛大的舞会。”

1965年，戴高乐的“国家—欧洲”理念与哈尔斯坦的“超国家欧洲”理念之间的冲突达到临界点，当时哈尔斯坦提议部长理事会的表决机制从全体通过制改为多数通过制。这意味着，少数派的成员国将不得不接受多数派成员国的决定。戴高乐认为这触犯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宣布法国代表不会参加下一届部长理事会，引发了“空椅子危机”。一年后，欧共体成员国达成“卢森堡妥协”，解决了欧共体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协议规定，当成员国认为某个议题对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时，可以使用实际上的否决权。这基本上是同意保留分歧。

戴高乐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直到他辞职后才得到解决。1973年，欧共体终于扩大了，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就在此时，石油危机使西方世界陷入衰退，20多年稳定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都忙于应对通胀和失业问题，欧洲一体化几乎没有进展。

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促进欧洲的政治统一，欧共体成员国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欧洲议会是大欧洲主义者的梦想，欧洲议会创建于1958年，其议员由欧共体成员国议会指派。最初它只是一个协商会议，几乎没有立法权，其成员也不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欧洲一体化，认为这是精英主义的阴谋，因为他们没有询问成员国公民的意见就建立了欧共体。解决民主缺失的方法是举行普选，选举欧洲议会代表。最终，这个决定在1979年付诸实施。

1979年，欧共体9个成员国进行了第一次欧洲议会代表普选。和国家或地区选举一样，由成员国的公民选出代表。就这样，有史以来第一个超国家议会第一次通过选举产生了。欧洲已经发明了一种广受欢迎的制度——民主，以及该制度的主要运行机构——国家议会。这一次，欧洲又创造了一个新机构：超国家议会。它的诞生证明了民主不仅可以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实现，还可以在超国家层面上实行，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体制、法律框架以及同样的民主文化。

在第一次普选出欧洲议会的同一年，让·莫内去世。他在欧共体成员国被尊称为欧洲之父，在去世前几年他出版了一部回忆录，成为宝贵的资料，帮助人们理解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创新思想以及欧共体的发展过程。在他的不懈努力中，贯穿了两个主要思想：欧洲要建立在实际成就的基础上，而不是停留在愿景和概论中；欧共体要持久，关键在于共同的机制，而不是政府间合作。让·莫内认为，只有通过机制化的经验知识库和共同价值观，人类才能积累智慧，并传给子孙后代。

让·莫内知道一些政治家和国家不愿意支持他关于的欧洲统一理念。他曾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很清楚英国政府最初不愿加入欧共体的原因。但英国的实用主义也让他坚信，只要能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组织，英国一定会在欧共体中发挥主导作用。“我们不是要创建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是要团结人民。”这句话很好地表达出了让·莫内欧洲梦的精髓。

20世纪80年代是欧洲一体化的黄金十年，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促进了这种进步。首先，西方经济复苏，政府能够专注于推进大计划；其次则是欧洲领导人杰出的政治领导力。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都是坚定不移的欧洲主义者，法德轴心主导了欧共体的发展。在这10年间，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是该机构最成功的主席，他决心把欧共体转变成能够使欧洲发挥全球影响的组织。

1980年，希腊加入欧共体；5年后，西班牙和葡萄牙被接纳为成员国。有了12个成员国的欧共体开始进一步推动经济一体化：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向前一步，建立单一市场。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签订，欧共体正式启动新的单一市场计划。从此，欧共体成员国的公民享有4项自由：商品流动自由、人员流动自由、提供服务的自由、资本流动自由。

在《单一欧洲法案》签署几个月后，1987年5月29日，欧共体的旗帜第一次伴随着贝多芬的《欢乐颂》在布鲁塞尔升起。从此，在欧共体的官方机构都可以看到这个在深蓝色背景上由12颗五角星围成一圈的旗帜。这些举措是为了建立起“人民的欧洲”形象。欧洲的大众一直把欧共体视为由政治领导人议定，由公务人员执行的政治经济决议机构，对它的认同感很低，甚至带有怀疑情绪地称其为“商人的欧洲”。因此，有必要提高欧共体对大众的感召力。在这方面，一个机构的徽标、旗子、歌曲等符号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欧共体还向成员国公民签发了新护照。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要让成员国的公民像认同自己的国家一样，对这个代表他们的超国家机构产生认同感。

《单一欧洲法案》出台后，欧共体开始实施一些重要计划，促进各成员国公民之间的社会一体化，推行欧洲社会基金等福利国家计划。欧共体不仅要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还要缩小欧洲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为此，欧共体创建了结构基金和凝聚基金，向欠发达区域发放资金，改善其基础设施和经济。

当西欧国家享受繁荣，向统一迈进时，东欧正在经历剧变。在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集团内部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危机的出现推动了这个进程。1985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并敦促苏联集团的国家也实施类似的改革。与此同时，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运动迅速增加，它们的共同目标是终结共产主义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

1989年11月9日，全世界通过广播见证了柏林墙倒塌，柏林市民推倒了这堵标志着欧洲一分为二的墙，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引发了更多不寻常的事件。柏林墙倒塌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欧洲许多国家的政权在短短两个月内倒台。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经过非暴力革命，和平过渡。但是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前政权的终结方式则较为艰难和痛苦。苏联的政权在此后又持续了一年，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恢复了“俄罗斯”的旧名，也恢复了在十月革命前的许多身份认同，包括圣彼得堡这个城市的名字以及亲欧的感情。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天里，戈尔巴乔夫谈道：“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俄罗斯和所有欧洲国家都属于这个大家庭。”

1945年以来，欧洲同时存在着两种发展模式：西方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东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苏联解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西方模式的影响力更大，更加成功。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曾指出，美国总统里根对苏联集团的蔑视和对抗策略，加速了共产主义的终结。但是苏联集团消失后，欧洲强国和欧共体必须迅速行动，抓住这个难得的契机，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扩大影响。二战后40多年来，欧洲人一直觉得欧洲是“被绑架的西方”——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这样描述道。因此，他们特别珍惜欧共体这个自由和繁荣的象征。

西方国家决定支持两德统一。1990年，欧洲理事会在柏林举行会议，决定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纳入欧共体。另一个问题的挑战更大：如何帮助部分欧洲国家过渡到民主制，如何回应它们加入欧共体的愿望。所有这些问题使欧共体确信必须加速欧洲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为能够应对后苏联时代挑战的全球行动者。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的通过是欧洲一体化的转折点，该条约提出了确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并且引入了建立政治联盟所必需的机构和政治改革，其总目标是为欧洲的统一进程做好最后阶段的准备，最终使欧洲成为全球舞台上的关键角色。从那时起，欧共体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这个新名字也希望向各成员国公民灌输一种团结感，就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感受一样。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启了构建欧洲货币联盟和使用单一货币的进程，造就了欧洲经济统一的巅峰。统一货币的优点包括：为欧盟内部贸易消除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使跨国旅行更便利；增强对抗通货膨胀的能力；在国际关系中形成统一的欧洲身份认同。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货币是国家主权最有力的象征之一，在怀疑论者看来，一个国家的货币被欧洲统一的货币取代，与其说是出于经济目的，不如说是为了政治目的——要实现欧洲统一的乌托邦梦。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因为反对单一货币，她成为欧元怀疑论者中最突出的代表——这些人或反对欧洲超国家层面的一体化，或对推进欧洲统一的机构持怀疑态度。

金融与货币联盟意味着使用德国马克的经济强国与希腊等最贫穷的欧洲国家将使用同一种货币，只有实力强的经济体补贴实力较弱的经济体，并严格控制其货币政策，这项试验才可能成功。因此，欧洲理事会宣布，只有在通货膨胀、利率、预算赤字等方面符合标准的国家才能加入。

2002年，欧元正式开始流通。在符合标准的15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开始使用这种新货币。英国、丹麦和瑞典决定不参与这个项目，希腊于2001年获准加入欧元区。欧盟在法兰克福设立了一个中央银行，它和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样，负责欧元的发行和制定货币政策。尽管所有不看好欧元的人都曾预言，一旦欧元开始流通，就会出现管理混乱和经济崩溃，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欧洲最古老的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共用一种货币。

使用单一货币是欧洲一体化的一大进步，欧元的流通进一步深化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情形一样，货币统一增强了欧盟公民的认同感，周游欧盟国家不再需要兑换货币，用同一种货币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贸易是革命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欧洲内部人员和资本的流动。

最重要的是，使用单一货币标志着欧盟这个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诞生。欧元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之一，可以与日元、美元匹敌。1945—2002年，美元一直是世界经济市场的主导货币，但从欧元诞生开始，美元受到了挑战。

欧元之所以从诞生之初就威胁到美元的主导地位，有几重原因。首先，欧元有最强大的商业力量支持——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近5亿消费者，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名列当时世界上12个最大的经济体，它们都使用这种货币。其次，欧元区国家受益于在几个世纪的扩张中建立起来的国际网络。最后，欧盟成功合并了欧洲的主要经济体，实现了让此前互为对手的国家使用单一货币的目标。这些成就使欧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不久，欧元成为与美元竞争的另一种储备货币。从2002年开始，全世界约有150个国家将其货币汇率与一个参考货币锁定，其中51%的国家将欧元定为参考货币。2003年，俄罗斯的欧元储备增加了25%，中国也完成了相似的操作。美元霸权的更大威胁来自一个传言：欧佩克国家考虑转用欧元标定石油价格。相对于欧元来说，美元的疲软是导致一些欧佩克国家考虑此举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政治原因，大多数欧佩克国家更倾向于推动欧元主导世界经济，而不是美元。

不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欧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多数欧盟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再由各国央行制定，而是由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制定，这一事实有力地加强了欧盟的凝聚力及其全球角色。

在使用单一货币成为现实的同时，欧盟也在为其历史上最大的扩张做准备。从欧洲一体化初期开始，就一直有许多国家申请加入欧盟。这也许是欧盟成功的最好证明。与最高级的私人俱乐部一样，欧盟也有很长的潜在会员候补名单，而且欧盟有权力设定非常高的会员标准来筛选候选者。到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12个成员国的欧盟准备把规模扩大一倍。从申请量来看，欧盟的成员国可能发展到30个，覆盖5亿多人口。

接受前苏联集团的国家加入欧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不仅经济比欧盟成员国差，它们的社会制度往往也不太一样。1993年，“哥本哈根标准”出台，确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有资格加入欧盟的标准，包括民主制度、人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等。1995—2013年，共有16个国家达到了这些标准，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和捷克，以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等地中海岛国。2013年，欧盟最后一次扩充了成员国。

随着欧盟的边界拓展到俄罗斯边境和黑海，一个尚未明确的地理问题亟待回答：欧洲的东部边界在哪里？欧盟是否应该接纳那些领地不全在欧洲的国家？在1987年摩洛哥申请加入欧共体时，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当时摩洛哥被拒绝加入，理由是它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当时欧共体第一次援引了《罗马条约》的条款，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资格成为欧共体成员。此后不久，土耳其申请加入欧共体，起初也被驳回，但后来欧盟又接受土耳其为欧盟候选国，再次引发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因为从地理和文化角度看，并不能确定土耳其是否是欧洲国家，而且土耳其是否达到民主制的标准，是否具备这一资格也引起了许多怀疑，特别是那时土耳其正从凯末尔主义转向威权主义。

俄罗斯能加入欧盟吗？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国显然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因此这个问题并不紧要。但是，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在地理上位于欧洲，显然是可能申请加入欧盟的潜在候选国。这意味着在2013年已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可能会继续扩大，成员国的数量可能增加到30个以上。

在最后一次增加成员国时，欧盟的疆界已经覆盖了欧洲大陆的很多地方，其范围比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以及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更大。从古罗马到纳粹德国，一些统治者梦想要统治整个欧洲，但他们都没能实现目标。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和议会代表离实现这一梦想越来越近，最不寻常的是，历史上的欧洲帝国都图谋征服欧洲却从未成功，而欧盟没有给欧洲人施加任何压力，和平地达到了目标——欧盟对欧洲人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欧洲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不仅得益于欧盟的发展，也是欧洲经济圈不断扩大的结果，许多国家因为欧洲的投资、经济合作、经济外援而面貌一新，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欧盟及其价值观的影响。

二战后，欧洲各国领导人一直担心欧洲会很不舒服地被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地区利益，却没有全球性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共体的领导人并没有就制定全球性政策达成共识，也没有相应的机制。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共体内部开始实施第一批措施，开始塑造其全球角色。“欧洲政治合作”计划启动，欧共体成员国的外交部部长定期举行会议，就国际事务中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一机制使欧共体能够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非民主政权实施制裁，也非常有效地促进了这3个国家向民主制过渡，因为它们都希望加入欧共体。欧共体还谴责利比亚等国家的行为。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盟才确立了真正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配备了相应的机构和代表。

《阿姆斯特丹条约》确立了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位。西班牙的哈维尔·索拉纳被任命为第一位高级代表。2009年，欧洲对外行动署成立，这是一个新的欧洲外交机构。传言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这样问：“如果我想和欧洲对话，该打电话给谁？”——这凸显了欧盟缺乏机制化领导和代表的问题。在设置了这个新机构和新职位后，欧盟终于有了国际政策方面的代表。

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项目的致命弱点在于缺乏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战争中暴露无遗。1992年，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以及其他同属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开战。这是当代欧洲历史上最可耻的时刻之一，因为欧洲大陆再次发生了种族清洗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丑恶行径。最后，美国和北约出面，终结了这场战争。在结束科索沃战争的过程中，北约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99年，北约轰炸科索沃，成功迫使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军队撤离。

在经历这些冲突事件之后，欧洲领导人决心设立一个军事部门，建立一支能够干预和防止武装冲突失控的快速反应部队。2003年，“欧洲安全策略”通过，口号是“一个安全的欧洲，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目标是“人道主义干预”，并据此向海外派军。2003年，欧盟派出多支部队前往马其顿，防止那里的冲突升级成另一场民族战争，避免在此前10年里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幕重演。美国和北约在成功干预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之后，北约在2004年将波斯尼亚的控制权移交给欧盟。同年，欧盟部队被派往更遥远的地方。为响应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欧盟派出1 400名士兵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欧盟出兵的理由是通过军队行动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欧盟没有只关注自身利益，派遣军队也不是为了保护欧洲的海外资产或重大经济利益，而是专注于国际和解与保护人权。

尽管欧盟一直在努力组建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但是欧盟向海外派遣的总兵力上限是8.5万人，与美国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因为美国可以轻松地向任何需要的地方派出40万军人。然而，这并不会影响欧盟的有效防务政策，或是坚守欧洲的原则和利益。对欧盟决策者来说，欧洲要为21世纪的防务和安全做好准备，在新世纪，不会再打传统的战争，所以传统的大型部队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出现的世界新秩序中，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支持它们的流氓国家，以及它们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施扩张计划的野心。小型但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以及情报部门的支持是欧洲防务政策成功的关键——情报部门拥有应对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时代其他威胁的最先进的技术。

进入21世纪后，欧盟的防务政策似乎越来越不同于美国的政策。2004年，美国以独裁者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进攻。这不仅导致欧洲和美国意见相左，也造成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据此把欧洲划分为新欧洲（支持战争的国家）和旧欧洲（不支持战争的国家）。欧盟对这种情况没有进行干预，那些支持美国的欧盟成员国，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波兰都以单个国家的身份参与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这是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对部分欧洲国家不愿使用武力言简意赅的解释。无论美国多么坚持对流氓国家进行预防性攻击是一种自卫策略，欧盟仍然坚持，只有在需要捍卫欧盟的决议、推行国际法时，才会采用军事干预。

欧洲的防务政策背后有很多厌战情绪。数百年来，如果战争是一门艺术，欧洲人已经成为这门艺术的大师，欧洲人比其他大陆的人更饱尝战争的苦果。他们觉得与其信服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不如享有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因此，欧洲更加明确了21世纪的一种趋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不再相信战争是解决冲突的合法方式。

最重要的是，欧盟在21世纪初超越了传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创新的方式对世界施加影响。欧盟在世界上奠定了重要的商业地位后，欧盟领导人开始运用更复杂的机制来影响其他国家。2004年，欧盟成员国又一次大幅增加，欧盟通过了“欧洲睦邻政策”，旨在促进欧盟与邻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包括那些位于北非、中东和东欧的邻国。这一政策的总体目标是缩小欧盟与邻国在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防止富裕的欧洲与贫穷、不稳定的邻国之间出现分裂。通过与邻国签署广泛的协议，欧盟希望能够与邻近国家培育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它们各方面的发展。那些与欧盟建立牢固联系的国家将被给予合作伙伴的地位和待遇，包括免关税进入欧洲的单一市场。其他国家则只能得到某种财政援助。与邻国签署的所有协议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它们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改善法治和人权状况。

2011年，欧盟委员会宣布了更加宏大的新欧洲睦邻政策。尽管这一政策推出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它有超过12亿欧元的资金做后盾，总投入达到70亿欧元左右。这个新政策强调要用更多的资金换取更多的改革，使受援国更有动力改进民主制度。

援助计划使欧盟的影响更深更广。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欧洲对欠发达国家或处于困境的人民的援助一直在增长，这也许是出于对前殖民地的一种责任感，或者是对殖民主义造成的不利影响问心有愧。这也可以视为一种自卫机制，因为改善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条件能够防止因大规模移民造成的问题。援助计划不仅在政府间签订协议后通过官方渠道进行，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欧盟在其成员国的影响下，承担起援助责任，成为全球最大的援助提供者。2000年，欧盟在贝宁的科托努市签署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援助计划，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79个国家从中受益。欧盟也深知，援助资金往往并不能全部到达受援者手中，导致援助计划不能产生预期的影响。所以，欧盟与受援国签署全面伙伴关系协定，以确保援助的有效性，使发展计划得到遵守。欧盟的援助计划在目标上也实现了突破，不再仅仅聚焦于消除贫困，更把它与促进可持续发展，促使民主和区域一体化等更广泛、长远的目标联系起来。

2013年，一项新的援助计划——“变革议程”启动，重点目标是扶助世界上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确定具体的援助项目，并与联合国当时正在讨论的一个千年目标挂钩。欧盟通过这个新援助计划帮助了49个国家，其中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些援助项目缓解了一些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从埃塞俄比亚和萨赫勒地区的大干旱到叙利亚、马里的武装冲突，这些地区的人们都受益匪浅。

欧洲睦邻政策以及各项援助计划大大提升了欧盟在欧洲经济圈的影响。欧洲经济圈包括全世界明显受到欧洲影响的100多个国家，包括所有以欧盟为重要贸易伙伴的国家，以及那些依赖欧盟信贷或外援的国家，欧盟是主导其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外部力量。欧盟的世界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独创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不断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世界的经济合作协议猛增，显然是受到欧盟的启发。1991年，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签署《亚松森条约》，建立了南方共同市场，其目标是在成员国范围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统一对外关税。这和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如出一辙。南方共同市场很快在南美洲扩大，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苏里南都成为它的联系国。

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目标是建立一个三国贸易集团，应对欧洲单一市场的挑战。早在北美之前，加勒比地区为了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在1973年建立了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南方共同市场不同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种纯粹的经济协议，其目标还包括促进政治一体化。其条约中有一项民主条款，在打击拉丁美洲的独裁倾向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7年，委内瑞拉因为建立独裁政权被取消了成员资格。

亚洲也在向同样的方向发展。1967年，5个东南亚国家组成了地区性政府间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2007年，其成员国同意东盟向类似欧盟的政治联盟靠拢。另一方面，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5个国家也建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21世纪，世界上最落后的大陆也在发展区域一体化。2001年，55个国家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了非洲联盟，主要目标是加速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2004年，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开罗峰会上，其成员国的代表们讨论成立阿拉伯联邦的计划，旨在把所有阿拉伯国家合并为一个政治联盟。他们还讨论了泛阿拉伯议会和单一货币计划。

上述各个区域组织虽然目标各不相同，有的仅仅想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有的考虑在超国家层面实现政治统一，但它们都受到欧洲模式的启发——正是因为欧盟取得了成功，它们才向这个方向发展。

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一样，区域一体化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因为每个成员国都越来越离不开它。当然，许多区域组织也许会像过去的王国和帝国一样崩溃或解体，但是大多数都将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它们在21世纪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

欧洲在约500年前创建了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逐渐扩展，先蔓延到整个欧洲，然后是美洲，到20世纪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要素。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唯一能引人关注、赢得国际尊重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国家。在20世纪，欧洲又创建了一种在民族国家之上的新政治组织。欧盟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之上的国家，或者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系列由共同机构统治的国家。

当然，由区域组织组成的世界不一定比国家组成的世界更好。内向型区域集团彼此之间发动商业战争，可能会导致严重冲突，就像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一样。但这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类型。欧盟奠定的是一个促进地区合作、创造财富的模式，推动了全球的发展和繁荣。它还树立了一个榜样，示范如何应对新千年的巨大挑战，如保护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应对全球变暖——民族国家极难独自应对这些挑战。

欧盟之所以能够成为激励和影响众多国家的典范，原因之一在于其成员国的社会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欧倡导和推行一种社会模式，将个人主义、个人自由这两个西方生活方式的支柱与消除贫困、促进平等相结合。这要归功于福利国家的发展。前文曾谈到，福利国家机制在50年代取得了初步成功后，在欧洲稳步发展，使政治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欧洲梦变为现实。

在20世纪中叶之前，唯一具有足够吸引力，能够被称为“梦”的社会模式是美国梦。美国梦的信念基石是：任何生活在美国的公民都能实现个人抱负——通常是获得财富或物质财产；美国公民不论来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或种族，只要努力工作，有成功的决心，就能实现美国梦。美国梦吸引了数百万移民来到美国，成为践行美国生活方式的支柱，这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赏和羡慕，为美国发展成全球最大经济体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也实现了杰斐逊为美国勾画的愿景——成为一个自由的帝国。

到20世纪末，西方世界又出现了一个新梦想——欧洲梦。欧洲梦的第一个思想基础是，所有公民，不论来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或种族，都可以在欧洲社会中实现他们的梦想，而且还可以享受到这个社会高品质的、安全的生活。美国梦与财富有关，欧洲梦则与生活质量有关，它的指向是，生活中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物质财富来衡量，比如享受休闲、丰富的文化生活以及重要的自我变革。此外，享受健康的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感到安全也都是欧洲梦的重要因素，因为如果犯罪得不到控制，社会关系紧张，公民就不敢去城市街道自由行走。欧洲梦的另一个思想基础是，每个公民在社会中都有一席之地，无论一个人成功与否，都会得到关照。欧洲的社会模式构建了一张安全网，使公民能够得到最低生活标准的保障。欧洲梦把公民从陷入困境的噩梦中解放出来，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到福利国家的保障。

美国梦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就很突出，而欧洲梦则创造出更和谐的社会，防止社会贫富分化，避免人们落入一种被戏称为“老鼠赛跑”的生活方式——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做着压力很大、毫无意义的工作。欧洲梦使人们认识到，经济不能以无限的物质增长和开采有限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必须力促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欧洲梦的核心价值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这增强了欧盟的全球影响力。各国政府都在研究欧洲的社会模式及其依赖的价值观，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复制这种模式。当然，和福利国家模式一样，许多国家并没有负担欧洲梦的能力，但是它仍被视为一种长期的渴望和目标。

欧洲梦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证据是移民。在20世纪以前，欧洲人一直移民到其他大陆。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欧洲人不再移往其他大陆，欧洲大陆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起初，只有那些西欧工业强国和最富裕的国家吸引移民，但是随着欧洲国家普遍变得富有，加上欧盟公民身份的优势，欧洲大陆各处的移民激增。到21世纪早期，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15个国家的移民人口比例超过10%。2010—2013年，每年约有140万移民来到欧盟国家。2016年，有2 070万非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在欧盟生活。

另一方面，欧盟在21世纪初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欧洲的经济，甚至撼动了金融机构和政治机构的支柱。这场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后来逐步升级为国际银行业的重大危机。金融界日益宽松的管制助长了企业的贪婪，加上宽松信贷泛滥，是引发危机的两大主因。欧洲人在这方面尤其脆弱，因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导致这一结果的文化中。自50年代以来，欧洲人已经习惯了依靠信用卡的生活，政府也支持这种负债文化，以实现福利国家所承诺的一切。欧洲的政党相互竞争，推出各种政府计划，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养老保障、学校和医疗系统。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政府财政赤字，直到国家债务过高，难以为继。希腊的情况尤其糟糕，引发了欧元区的危机，严重威胁到欧洲货币联盟的存续。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以及所有经济大国都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经济相互依存，如果欧元消失，可能会导致一场新的全球危机。欧盟不仅是美国和日本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也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这4个新兴国家刚实现工业化，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它们都得益于与欧洲的商业交易，也都持有欧元的外汇储备，尤其是中国。如果欧元崩溃，失去一个超过5亿消费者、拥有世界上最强购买力的市场，世界经济的前景无疑令人惶恐不安。随着欧元区度过金融风暴，不仅欧洲人民松了一口气，各经济大国也都如释重负。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欧洲梦不利的一面——它严重依赖高水平的政府支出，但是这并非总可以持续，福利国家也难以为继。在欧洲历史上，国家负债并不是新鲜事。快速浏览一下欧洲的金融史就会发现，负债与大国衰退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在1557—1697年破产了14次；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当时的法国政府需要用62%的预算来偿还债务；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为一个帝国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当时英国需要花约44%的财政预算支付债务利息。欧洲政府和私人的债务都在增加，而经济增长速度却在下降。欧元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4%，80年代则下降到2.4%，到90年代下降到2.2%，在2001年和2009年，经济增长率仅为1.1%。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在危机爆发之前，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决策者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欧盟的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为25.8%，社会福利支出的全球占比为50%，而人口占比仅为7%。整个欧洲似乎都被福利账单淹没了。尽管如此，欧洲各国人民总体上并不想改变现状。

负债和依赖国家提供所有的基本生存需要，这种文化也最终造成了危机。21世纪初的欧洲人与他们的祖先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没有养成勤俭节约、努力工作的习惯，也没有为了更好的生活做出牺牲的精神，他们只是抓住那些政府再也负担不起的特权不放。欧洲的公共舆论常常讨论公民的权利，却不谈他们的义务。如果公民更多关心的是获取个人利益而不是做出贡献，任何文明都注定要崩溃。

欧洲梦也受到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发展多元文化为荣，吸引了大量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移民到欧洲，他们愉快地与欧洲本土居民共处。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神话在宗教恐怖主义面前破灭了。

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基地组织”为了让西方世界臣服，在欧洲各地发起恐怖主义活动。2004年，马德里发生毁灭性的恐怖袭击，192人死亡；一年后，伦敦受到袭击。然后，自称“伊斯兰国”的“圣战”组织“达伊沙”成功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在欧洲主要城市（尤其是巴黎）杀害了无数无辜者。

令人惊讶的是，在欧洲被捕的大多数与宗教恐怖主义有关的人并不是最近才来到欧洲的外国人，而是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后代。他们在欧洲出生和长大，但是他们不像第一代移民那样，对欢迎他们的欧洲国家心存感激，而是排斥欧洲文化。恐怖分子就是从他们中间招募的。在欧洲崛起、夺得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欧洲人曾与许多敌人作战，但是现在敌人就在欧洲内部。

欧元区发生经济危机，中东地区的难民为了逃离宗教恐怖主义涌入欧洲，这严重削弱了欧盟的声望，甚至使欧盟岌岌可危。欧盟成为欧洲各国发生的所有问题的替罪羊，各国的公投使得情势进一步恶化。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就欧盟制宪进行公投。结果，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用同一部宪法管理几个民族国家的努力就这样失败了。

欧盟生存的最大威胁无疑来自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大多数英国公民投票反对继续留在欧盟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消息。英国是欧盟三大经济体之一，在塑造现代欧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英国却决定退出欧盟。这一事实违背了欧洲团结的精神，并磨灭了欧盟的许多成就。

“但是它是动的”，这句话出自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这是他在17世纪时，被教皇强迫放弃地球绕着不动的太阳旋转的主张时说的。同样，在经历了所有逆势之后，欧盟可以说是“失去了10年”，但是它仍在前进，尽管所有末日预言家都急于宣布它已死亡。

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和美国越来越趋向孤立主义的时候，欧盟继续以全球重要角色的身份表现出影响世界的决心，特别是当它认定的价值观在其边界之外受到挑战时。“阿拉伯之春”和2011年爆发的利比亚内战都属于这种情况。欧洲人民对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大潮给予支持。这一系列革命被称为“阿拉伯之春”，是借用欧洲历史上对几次重大革命的比喻，例如1848年的欧洲革命被称为“民族的春天”，还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1989年的东欧革命。在最近这次事件中，由社交媒体推动的民众起义迅速从突尼斯蔓延到叙利亚，从埃及蔓延到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有的国家还推翻了独裁政权。在利比亚，卡扎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异见，导致内战爆发。

欧盟本可以选择和其他大国（包括美国）一样冷眼旁观，或者只通过支持反叛力量进行介入。但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更主动，他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被允许对利比亚采取干预行动。最后，欧盟联军领导了针对卡扎菲的军事行动，几个月后，卡扎菲的独裁政权被推翻。这是欧洲在联合国支持下进行的正确、有效的干预。卡扎菲政权曾是西方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它的倒台让利比亚有机会走向民主和法治。

2012年，欧元区正在经历金融风暴，欧盟因“60多年来为促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民主与人权做出的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21世纪，欧洲和世界上的许多人认为和平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一项不菲的成就，也一直是欧盟政策的基石——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丘吉尔在战后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说，欧洲应该“像今天的瑞士一样自由、快乐”。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欧洲人似乎一直在遵循丘吉尔的建议。纵观历史，瑞士总能巧妙地远离所有欧洲战争，致力于创建繁荣的社会，让这个社会中的公民感到自由和快乐。从50年代起，欧洲的国家，无论大小，似乎都受到瑞士的鼓舞，努力奠定“和平”和“内部发展”这两个铸就公民幸福的基石。

在欧洲人向世界各地扩张5个多世纪后，哥伦布、达·伽马和库克的精神以及他们开拓新视野的愿望似乎都消失了。曾经指导腓力二世、威廉二世等帝王外交政策的理念在现在的政策制定者眼里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他们建立世界帝国和捍卫国家利益的愿望——不论这些地方有多远。相反，他们专注于建设城市中心和大型购物中心，聚焦于防止内部挑战，因为那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与欧洲历史上的航海家、传教士、帝国主义政治家以及激励了几代人，靠自我奋斗致富的移民相比，现在的欧洲人似乎更像伏尔泰那句名言所说的，“种自己的田要紧”。欧洲人认为，在这个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塑造的现代世界中，他们的作用更多在于内部发展，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为世界树立榜样。

在新兴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全球化世界中，欧洲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有广泛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虽然整个地球都开放了旅游业，但很高比例的游客最喜欢的目的地仍然是欧洲。在最吸引游客的10个国家中，有5个是欧洲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在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20个艺术博物馆中，有14个在欧洲；在全球排名前980名的大学中，有400所是欧洲大学，在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欧洲大学，尤其是英国的大学总是与美国的大学一起名列前茅。

这些事实也表明，欧盟已经具备成为新型权力领导者，对当今世界施加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被称为软实力。政治学家约瑟夫·奈首创了这个词，用来形容通过感召力和吸引力来塑造他人行为的能力。这种施加影响的方式比传统的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更微妙、更有效。有几家智库基于影响力和全球分布分析了各国和各组织机构的软实力，欧盟排名最高，而且在前10强中，有6个是欧洲国家。

因此，进入21世纪后，欧盟继续影响、塑造着全世界。这个由几个曾经的强国组成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壮志得酬，不再像新兴国家那样热衷于竞争，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以和平与稳定为主的世界秩序。事实证明，欧盟拥有全球良知，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的行为，积极应对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变暖等重大挑战。欧盟发展成了一种引领变革的力量，以有效的方式促进变革。欧洲通过欧盟继续积极地影响世界。

1. Jenkins, Churchill.

2. Judt, Postwar.

3. François Duchêne, Jean Monnet: The First Statesman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W.W.Norton, 1994).

4. Charles William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Hoboken, N.J.: Wiley, 2000).

5.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Wars: A Personal View (London: Sinclair Stephenson, 1994).

6. Galbraith,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Wars.

7. William Hitchcock,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a Divided Continent 1945 to the Present (London: Profile, 2004).

8. Hitchcock,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a Divided Continent 1945 to the Present.

9. Jean Monnet, Memoires (New York: Knopf, 1978)

10. Monnet, Memoires.

11. Mark Leonard.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Madrid: Taurus, 2006）.

12. Hitchcock,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13. Leonard,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14. Robert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Versus Europ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Atlantic Books, 2003).

15. Leonard,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16. Jeremy 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How Europe’s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Quietly Eclipsing the American Dream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05).

17. eu.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

18.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2008).

19. eu.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

从埃尔南·科尔特斯与阿兹特克的统治者蒙特祖玛的第一次相遇，以及马戛尔尼与中国的乾隆皇帝的第一次相遇以来，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使朝鲜的统治者金正恩不屈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成为西方世界的挑战，全世界文明之间的潜在冲突仍然因为一个正悄然超越所有文明的全球文明而得到缓解。

全球文明出现在21世纪，它的许多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然而他们不会承认自己属于这个文明，因为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仍然觉得自己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和许多其他特点都不同于其他民族。即便如此，在现代社会，各文明彼此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有很多共同之处。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国际市场之下，并从中得到日常生活的许多必需品。他们居住的房子以及周围的城市景观都是现代技术和设计的产物——在世界各地都能获得这些技术和技能。他们的日常经历也非常相似，全球性的公司和品牌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日常需求，养成了他们的消费习惯，甚至还为他们提供休闲活动。全球文明融合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标志是，不同文明的成员读过同样的书，看过同样的电影，甚至支持同一支足球队。

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来自不同文明的人能够和平交流、相互学习，通过学习对方的历史和思想，丰富彼此的生活。旅行服务逐步向大多数公民开放，使他们能够去其他国家，与全球文明的其他成员互动。掌握英语和其他全球化的欧洲语言也有助于这种交流互动。

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事实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全球文明的一员：我们都通过互联网这个共同的途径获得信息，学习知识的方法也非常相似。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主要归功于美国。我们知道的主要互联网商业品牌都来自北美：微软、戴尔、苹果、谷歌、脸书、推特等。但是，开启互联网时代大门的是欧洲人，欧洲开创了这个现代化的时代，并创造了使这种非凡的文明融合成为可能的思考方法。

全球文明的成员生活在同一个国际社会中，联合国有各个国家的代表——他们根据联合国各机构制定的条例制定各自的规则，而欧洲的思想在这些组织中具有相当大的分量。自由民主不仅成为传播最广的政治制度，而且与其他体制相比赢得了更多国际社会的尊重。诞生于欧洲的法治、新闻自由和人权等理念也赢得了全球的广泛支持。

世界各地的地理课和导游用的地图是欧洲人首先绘制出来的。在最常见的版本中，欧洲大陆出现在地图的正中间，周围是地球的其他地方。其他大洲将此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投射，其实这是因为欧洲人率先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制图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其他文明的好奇心一直是欧洲各族人民的共同特点之一，他们的探索并非始于15世纪，而是始于远古时代。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将希腊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归因于一种冒险精神和对发现的渴望——这是其他民族所缺少的。“每年我们都派出船只前往非洲，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付出巨大的代价，目的就是要问那里的人，你们是谁？你们用什么法律？你们说什么语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派船过来问我们这些问题。”

每个欧洲帝国都在他们建立的殖民地留下了重要的标志和影响，包括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此外，殖民帝国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对从各殖民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第一批移民的个人主义、社群意识和参与政府事务的决心奠定了美国建国时坚实的民主制度。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定居者有共同的特点，因此英国的民主传统和民主制度也在这几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得到展现。伊比利亚帝国的特点是政府的等级制和官僚结构，公民参与政治的余地很小。因此，拉丁美洲国家在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法国倡导公民理念，理论上所有公民无论来自什么种族或背景都是平等的，但是从法属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总体上都与拉丁美洲国家存在类似的问题。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把独裁制和半封建制传遍了所有殖民地。

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在美洲殖民地促进异族通婚，使印第安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共存。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情况则大为不同，那里的第一批定居者把印第安人驱逐到西部，最后他们几乎完全灭绝。

因此，我们能看到欧洲帝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本书中谈到了帝国之间的种种差异，但是它们又都明显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所有大国在扩张中都意识到自己代表着欧洲文明，也深信自己是这一文明的最好代表，因此他们认为，占领的领土越多，对全人类的益处就越大。

殖民帝国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因此，许多商业路线被开创出来，把欧洲的主要城市和世界其他地方连接起来。在此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各大洲得以发展。为了管理和规范殖民地经济，还必须建立法律制度，这使得基于罗马法或英国判例法的欧洲司法制度传至各殖民地，法治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输出品之一。各大帝国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欧洲人创建了市场和各种网络，依靠指南针、印刷机、铁路和电报等科技进步，欧洲人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道路。

欧洲帝国的殖民地也反映出欧洲的文化、思想和信仰，尤其是基督教。在伊比利亚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符号。在俄罗斯帝国，每一个定居点都会建造一座教堂。在大英帝国，信仰基督教更多是定居者个人的事情，殖民政府并不负责，但是即便如此，基督教也在殖民地造成了极大影响。欧洲帝国的教会——无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教都利用帝国扩张的机会传播福音。基督教的传教士使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在教化各地人民、传播欧洲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所有帝国，包括那些提倡异族通婚的帝国都相信白人更优越。这种信念解释了为什么殖民世界发生了那么多暴行，它为虐待、杀戮和种族灭绝提供了借口，也是宣扬奴隶制并把这种祸害变成有利可图的国际生意的借口。

另一方面，正是通过欧洲国家建立的帝国和网络，那些最重要的、决定现代世界进步的思想才得以传播。其中人人平等是一个基本观点，与种族、政治或宗教无关。诞生于18世纪欧洲的关于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思想彻底改变了欧洲和殖民世界，最终导致奴隶制被废除。使奴隶贸易全球化的欧洲最终禁止和取缔了奴隶贸易，并将这一禁律强加给其他文明。

公民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是导致帝国解体和新国家独立的两大意识形态支柱，这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国家。不仅遭受殖民主义之苦的人认为殖民不公平、不道德，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到罗伯斯庇尔等殖民国家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有这样的想法。从18世纪开始，欧洲培养了许多独立运动领袖，塑造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尼赫鲁，许多现代国家的领导人都从欧洲获得了思想，明确了自己要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类型。在起草宪法、建立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式方面，欧洲也提供了主要的思想体系。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所有思想都诞生于欧洲，通过各帝国在殖民过程中打开的渠道传遍整个地球。欧洲也率先开始工业化和现代化，并逐渐影响全世界。

欧洲人一直是历史上最坚决的移民，欧洲帝国的扩张及其遗产使这成为可能。欧洲人大量移往其帝国的殖民地以及从中独立出来的国家，尤其是美洲。美洲最大的国家到处都有欧洲人——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如此突出，与大西洋彼岸的联系也不会如此紧密。美国更加如此。

在帝国史上，欧洲时代的结束非常反常，因为终结欧洲霸权的并非外敌入侵，也不是新文化势力，而是欧洲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是导致欧洲霸权时代戛然而止的主因。在1870—1914年发生的欧洲霸权之争可以解释为，欧洲国家想一决高低，以决定一旦它们几个国家成功控制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哪个国家能够无可争议地行使世界霸权。它们只关心来自其他欧洲强国的竞争，好像只有欧洲国家拥有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发起挑战和反抗，但是它们没有认识到欧洲霸权也可能受到来自欧洲大陆之外的新兴大国的威胁，这些国家也遵循同样的发展趋势。事实上，在欧洲大陆以外，唯一成功击败过欧洲强国并实现扩张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西化的日本。前者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力克西班牙，后者在1904年打败了俄罗斯。如果不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欧洲时代和欧洲帝国会持续得更久。

20世纪早期，独立运动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动摇欧洲帝国（印度和爱尔兰除外）。欧洲在15世纪没有任何预兆地飞速崛起，同样，在20世纪初，人们完全想不到欧洲会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突然衰落。

但是，欧洲国家与其殖民地的关系并没有随着民族独立而结束，这在本书中有所论及。欧洲与后帝国时代的诸多国家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牢固和紧密，首先是因为欧洲文化的影响，其次得益于经济和贸易联系，最后是前殖民地居民的外移。后帝国时代的欧洲是不同文化共存的典范，这是开放社会必有的特征之一。

在过去500年里，如果所有欧洲人都留在自己的祖国，世界历史可能会和平很多，许多冲突和许多人的苦难可能都会幸免。但是，如果欧洲文明没有扩张，历史也可能会更加动荡不安。所有文明都具有扩张的本能，如果欧洲人没有先到先占，世界上许多地区可能会被其他民族占领。

如果美洲大陆被中国人、日本人或者阿拉伯人殖民，它会如何发展？如果非洲不是被欧洲列强瓜分，而是被北边的阿拉伯人接管，那么这个大陆会有怎样的现代史？如果蒙古人能够固守其帝国和权力，一直坚持到现代，欧亚大陆会怎样发展？假设印度被另一个亚洲国家而不是英国殖民，或者如果印度自己的一个民族成功占领了印度次大陆……显然，如果是这样，包括欧洲在内的各个文明的历史都将有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当前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也会大不相同。

近5个世纪的欧洲霸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欧洲衰落，让位给美国。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最初的建设者和定居者大多是欧洲人，他们受到诞生于欧洲的诸多思想启发。但是，美国人一直拒绝被看作一个帝国，也不愿意被视为有帝国的扩张野心。他们倾向于简单地把美国看作拥有各方面丰富资源的伟大国家，并成功晋级为超级大国。和黄金时代的欧洲国家一样，美国也一直信奉一个原则：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有利于这个星球上的人民，可以创建托马斯·杰斐逊所渴望的“自由帝国”，因此，美国政府和军队都必须履行霸权国家的义务，就像过去伟大的欧洲帝国为其霸权所付出的努力一样。

美国为延续西方霸权做出了贡献。然而，当世界贸易的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超级大国衰落的迹象隐约可见时，“后西方时代”这个词开始出现。这个若隐若现的后西方时代并非是由一个新的非西方超级大国控制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文明能够统治其他文明。在这个时代，合作与互动取代了过去的竞争与对抗，成为必然的选择，因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且它们拥有相同的知识和几乎相同的技术来应对问题。

今天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以及主要架构都来自欧洲，首先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其次是民主，再次是法治、新闻自由和人权等使得各项机制能够正常运行的要素，最后是科技进步。这些思想也已成为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思想，但对他们来说，这些思想是外来的。世界上其他地方越采纳西方的技术、原则和思想，欧洲的影响力就越强大。当然，现在还有国家和民族拒绝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坚持迷信和传统而不是科学和实证主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们往往只是少数派，而且无法让它们的选择成为国际主流。

在全球文明中，欧洲文化的优势和影响力大于所有其他文化。人文主义把人放在一切事物的中心，这存在于每一个取得进步的社会中；实证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大学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项伟大发明，在19世纪后已成为全世界教育年轻人的机构；只有欧洲产生了全球语言。在国际语言中，使用英语的广泛程度首屈一指，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等全球语言都发源于欧洲。从穿西装打领带，在餐桌上用刀叉吃饭，到选用座椅，欧洲的习俗和礼仪盛行，在国际领域尤其如此。支撑全球文明的柱石都来自欧洲。

因此，欧洲是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要参照。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里，超过2/3的国家在其历史的某个阶段曾隶属于欧洲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在全球文明中的角色相当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在欧洲文明中的地位。欧洲人如果不溯源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无法理解自己的历史。同样，生活在当今世界文明中的人们需要参照欧洲或某个欧洲帝国的情况，才能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些人可能会为欧洲的遗留影响感到骄傲，有一些人可能会抗拒甚至厌恶，但是，无论他们是否喜欢，离开欧洲的贡献，就无法实现今天的全球文明。欧洲的社会模式曾激发无数钦羡，使许多国家的政府竞相模仿。其他国家的人民会继续参照欧洲模式，从中汲取灵感，克服他们的政治或经济挑战，迈向现代化。

最后，欧洲不仅诞生了民族国家，也创建了一种超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模式，在全球化时代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21世纪初，世界秩序越来越多极，美国已经放弃了超级大国的许多责任，特朗普总统违弃了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杰斐逊原则和威尔逊原则。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决心以牺牲西方为代价，巩固自己的全球角色；当世界陷入无序，当现行的国际规则似乎不再适用时，一些小国也浑水摸鱼，从中渔利。锐实力（Sharp Power）在崛起，威权国家借此胁迫其他国家，操纵国外舆论。在这样的世界，欧洲的角色极其重要。这个世界能发展到今天，欧洲比任何其他国家或文明的贡献都更大，因此它不仅有继续影响这个世界的道义责任，也有强大的实力实现这种影响。

欧盟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全球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欧盟成员国名列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20强，人类发展指数名列前茅。在经历了极端民族主义的苦难之后，欧盟创立了最具创新性的国家间一体化模式，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形成。在欧洲人不得不捍卫他们对世界的积极影响之际，这种身份认同尤为重要。

欧盟知足知止，其成员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力量主导这个世界，也不再想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化。它们希望为自己和世界做一些更有用的事情，确保为全球文明带来真正进步的思想和原则能够发扬光大。欧盟是最能够制止世界秩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力量，避免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现有大国，最终陷入战争。诚然，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想要征服他国领土，但是它们会征服其他国家的市场和人民的思想。21世纪不一定会发生公开的战争，但是世界秩序很容易蜕变成激烈的竞争模式，陷入混乱的局势，这会削弱这个全球时代的许多成就。

欧盟一直致力于维护以和平与合作为主的世界秩序，对21世纪最严峻的挑战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决心，并积极应对全球变暖、国际恐怖主义以及与贫穷和不发达相关的问题。

当前世界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人民政府的民主在几个国家退化成暴民政治或暴民统治，不同的政党派别为了追逐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地获得更多选票，这通常违背了法治，甚至更糟糕，牺牲了真相。新闻自由被虚假新闻破坏，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在这方面，欧洲再次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那就是保持它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民主以及使民主有效运作的社会模式。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革命时代到欧洲一体化，欧洲创造了能够释放人类非凡创造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使文明发展到最高形式，为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欧洲的历史糅合了光耀和阴影、胜利和悲歌，是指引人类的一盏明灯。

长久以来，欧洲一直没有一部宏大的记述，展示欧盟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剖析欧洲在现代史中的角色和意义，以及杰出的欧洲人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缺。

致谢

我想对几位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表示感谢。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查理·瓦伊尼，他以出色的技能和专业精神代理我的作品。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一直向我提供宝贵的建议。其次，我想感谢克莱本·汉考克，他为我争取到飞马出版社（Pegasus Books）编辑本书的特权。我还要感谢杰茜卡·凯斯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最后，感谢洲际文学代理公司（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的尼基·肯尼迪和她的同事们，感谢他们努力把这本书推向国际，甚至远到中国。

为了帮助我抓住欧洲霸权时代这个宏大主题的要旨，几位学术界的同事不吝贡献他们的智慧，丰富了我的想法。特别感谢休·托马斯勋爵，他对他审阅的几个章节提出了中肯的评论。能从他的智慧和历史观中获益是一大幸事，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谨以此书怀念他。

我的父母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并对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建设性评论。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她忠诚、忍耐，而且以她的幽默方式包容我的文学职业。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孩子们，爱德华多和桑德拉，他们是我的骄傲和快乐，他们的热情、鼓励和好奇精神极大地鼓动了我。撰写这本书的一个好处就是我能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度过许多个夜晚，他们也因此比大多数同龄人更了解自己的欧洲之根。

参考文献

Abernethy, David B. 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1415–198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kçam, Taner. 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7).

Archdeacon, Thomas J. Becoming American: An Ethnic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Aron, Raymond. Penser la guerre: Clausewitz; l’age europeen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2017).

———.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Ansprenger, Franz. The Dissolution of Colonial Empires (London: Routledge,1989).

Armitage, David. 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arzun, Jacques.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A Cultural History of Europe (St. Louis: Turtleback Books, 2001).

Beevor, Antony.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2).

Beasley, William.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Birmingham, Stephen. “The Rest of Us”: The Rise of America’s Eastern European Jew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4).

Blixen, Karen. Out of Africa (London: Penguin, 1990).

Bouche, Denise.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1991).

Braudel, Fernand.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Penguin, 1991).

Brook, Timothy.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London: Vintage, 2008).

Burckhardt, Jacob.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Whitefish, Mont.:Kessinger, 2010).

Burk, Kathleen. Old World, New World: The Story of Britain and America (London:Abacus, 2007).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Oxford, England: Oxford World Classics, 2009).

Burns, E. Bradford. A History of Brazi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Butel, Paul. Histoire des Antilles francais, XVIIe-XXe siècle (Paris: Parrin, 2002).

Carr, Raymond. Spain 1808–1975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Carlyle, Thoma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Oxford, England: Oxford World Classics, 2000).

Casas, Bartolomé de las. 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NewYork: Penguin Classics, 1999).

Calvo, Alex & Qiaoni, Bao. Forgotten Voices from the Great War: The Chinese La bour Corp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3(49).

Chamberlain, M. E. Decolonization: The Fall of the European Empires (Hoboken,N.J.: Wiley-Blackwell, 1999).

Champlain, Samuel de. Le Voyages de Samuel de Champlain au Canada, de 1603 à 1618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7)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de. Memories d’outre tombe (Paris: Grasset, 1996).

Churchill, Winston.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Vols. II and III(London: Cassell, 1982)

———. My African Journey (London: Standard Publications, 2007).

———. The River War (London: Standard Publications, 2007).

———.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8, Penguin, 2005

———.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VI: Triumph and Traged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5).

Clark, Kenneth. Civilization: A Personal View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0).

Clarke, Pe. The Last Thousand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the Pax Americana (London: Penguin, 2008).

Clausewitz, Carl von. On War, (Oxford, England: Oxford World Classics, 2008).

Coffey, Michael. The Irish in America (New York: Hyperion, 1997).

Collier, Peter & David Horowitz. The Kennedys: An American Drama, (M W Books, 1984).

Conrad, Joseph. Heart of Darkness (London: Penguin, 1994).

———. Nostromo (London: Penguin, 1994).

———. Lord Jim (London: Penguin, 1994).

Condorcet, Nicolas de.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irit humain. Ouvres completes (Paris: Nabu Press, 2010).

———. Reflexions sur l’esclavage des nègres. Ouvres completes (Paris: Nabu Press,2010).

Cook, James. Th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 (London: Wordsworth Classics, 1999).

Cooper, Robert. The Post 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 (London: Demos,1996).

Cole, Juan. Napoleon’s Egypt: Invading the Middle Ea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Crowley, Roger. Conquerors: How Portugal Forged the First Global Empi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5).

Darlymple, William. Return of a King: 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 1839–42 (London:Bloomsbury, 2013).

Darwin, John. 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London: Bloomsbury, 2008).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Diaz del Castillo, Bernal. 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 (London: Penguin, 2003).

Dickens, Charles. American Note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4).

———. Martin Chuzzlewit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4).

Duchêne, François. Jean Monnet: The First Statesman of Interdependence (NewYork: W.W. Norton, 1994).

Dunn, Mary. William Penn: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Eccles, W. J. The French in North America, 1500–1783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lliott, John H.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El Viejo Mundo y el Nuevo (1492–1650)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2000). Ferguson, Niall.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Money Prophets, 1798–1848 (London:Penguin, 1999).

———.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4).

———.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London: Penguin, 2001).

———.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8)

———.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Penguin, 2011).

———. The square and the Tower, (London: Allen Lane, 2017)

Fernández-Armesto, Felipe. Millennium: 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NewYork: Scribner, 1995).

———. Civilizations: 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NewYork: Free Press, 2001).

———. Columbus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The Americas: The History of a Hemisphe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3).

———. Amerigo: The Man Who Gave His Name to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 1492: The Year the World Began (San Francisco: Harper One, 2009).

Ferro, Marc. Colonization: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Fieldhouse, D. K.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Figes, Orlando. A People’s Traged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96).

———.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2002).

Flynn, Dennys, Giráldez, Arturo Von Glahn, Richard.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onetary History, 1470–1800 (London: Ashgate, 2003).

Forastié, Jean. Les Trente Glorieuses, ou la Revolution Invisible de 1946 à 1975

(Paris: Poche, 2011).

Foreman-Peck, Ja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850 (London: Harvester, 1993).

Franklin, Benjam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York: Henry Holt, 1916).

Frankopan, Peter . 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2017).

Frieden, Jeffry.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York: W.W. Norton, 2006).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Penguin,2012).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New York: Penguin, 1963).

———.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Wars: A Personal View (London: Sinclair Stephenson, 1994).

Gandhi, Mohandas. An Autobiography or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London: Penguin, 2000).

Games, Alison. Mig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arcía Cárcel, Ricardo. La Herencia del Pasado, las Memorias Historicas de Es pana, (Barcelona, Galaxia Gutenberg, 2011).

Gibbon, Edwar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Penguin,1998).

Giddens, Anthony. Europe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06).

Gide, André. Voyage au Congo (Paris: Poche, 2007).

Gilbert, Martin.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8).

Glendinning, Victoria. Raffles and the Golden Opportunity (London: Profile Books,2012).

Glover, Jonathan. Humanity: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Cape, 1999).

Goldstone, Jack. Why Europ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1500–1850(Boston:McGraw-Hill, 2009).

Gobineau, Joseph Arthur. Essai sur l’i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 (Paris: General Books, 2012).

Grotius, Hugo. The Free Sea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11).

Guha, Ramachandr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 York: Picador, 2008).

Haggard, H. Rider. King Solomon’s Mines (London: Penguin, 1996).

Halkuyt, Richard.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Nabu Press, 2011).

Harrison, Christopher. France and Islam in West Africa, 186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Hastings, Adrian. The Church in Africa, 145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Hastings, Max. Catastrophe 1914: Europe Goes to War. William Collins, 1914 .

Havard, Gilles. Histoire de l’Amerique Française (Paris: Flamarion, 2008).

Herman, Arthur. To Rule the Waves: How the British Navy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4).

Hitchcock, William.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a Divided Continent 1945 to the Present (London: Profile, 2004).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Michel Joseph, 1975).

———.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2).

———.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4).

Hobson, J. A. Imperialism: A Stud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7).

Hobston, Joh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olland, R. F.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London: Palgrave, 1985).

Hosking, Geoffrey.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A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Hsu, C. Y. Immanuel.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Israel, Jonathan.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James, CLR.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NewYork: Vintage, 1963).

James, Lawrence. Raj: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Abacus, 1997).

Jenkins, Roy. Churchill: A Biography (New York: Plume, 2002).

Johnson, Paul. Intellectuals, From Marx, Tolstoy & Sartre & Chomsky (London:Harper Perennial, 2007).

Judt, Tony.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 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William Heinneman, 2008).

Kagan, Robert.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Versus Europ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3).

———. The Return and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London: Atlantic Books,2008).

Kaldor, Mary. The Disintegrating West (London: Hill and Wang, 1978).

Kamen, Henry. Empire: 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 1492–1763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2004).

———. The Disinherited: Exile and the Making of Spanish Culture, 1492–1975(London: Allen Lane, 2007).

———. Early Modern European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Keay, Joh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8)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Fontana Press, 1989).

Kissinger, Henry. Diplomacy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4).

———. On China (London: Penguin, 2012).

———.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 Penguin, 2016).

Klein, Herbert. A Populatio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Landes, Davi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London: Abacus, 1998).

Lapierre, Dominique and Collins, Larry. Freedom at Midnight: How England Gave Away an Empi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5)

———. O Jerusale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Lawrence, T. E.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Radford, Va.: Wilder, 2011).

Lenin, Vladimir Ilyich.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London:Penguin, 2010).

Leonard, Mark.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Madrid: Taurus, 2006).

Lévy, Bernard-Henri. Les Aventures de la Liberte(Paris: Grasset, 1991).

Litalien, Raymonde. Champlain: The Birth of French America (Montreal: Mc

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Livingstone, David.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London,PQ Books).

Loti, Pierre. Au Maroc (Paris: Broché, 2000).

Lovell, Julia. 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 (NewYork: Grove Press, 2007).

———.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York: Picador, 2011).

Lucena Giraldo, Manuel. Naciones de rebeldes (Madrid: Taurus, 2010).

———. Francisco de Miranda La aventura de la política (Madrid: Edaf, 1990).

Lynch, John.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New York: W.W. Norton, 1986).

McCue, Jim. Edmund Burke & Our Present Discontents (London: Claridge Press,1997).

Machiavelli, Niccolò. The Prince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11).

Macmillan, Margaret.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Random House, 2001).

Madariaga, Salvador de. Hernán Cortes (Madrid: Espasa, 1977).

———. Bolivar (London: Hollis and Carter, 1952).

———. De Colon a Bolivar (Madrid: Espasa, 1981).

———. El Auge y el Ocaso del Imperio Español en Améri (Madrid: Espasa-Calpe, 1977).

———. Espana, Ensayo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Espasa-Calpé, 1979.

Malthus, Thoma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Penguin,2012).

Marrus, Michael Robert.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zower, M. Dark Continent: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2008).

McCue, Jim. Edmund Burke and Our Present Discontents (London: Claridge Press,1997)

McNeill, John Robert. Atlantic Empires of France and Spain: Louisbourg and Havana, 1700–17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McNeill, W. H.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Mintz, Sidney W.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York: Penguin, 1986).

Mill, James.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vol. 1 (London: Baldwin, Cradock & Joy,1817).

Monnet, Jean. Memoires (New York: Knopf, 1978).

Montesquieu, Charles de. Persian Letters (New York: Penguin, 1973).

Morison, Samuel Eliot.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orris, Ian.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London: Profile, 2010).

Nugent, Paul. Africa Since Independence (Palgrave, 2004).

Nietzsche, Friederich. Thus Spoke Zarathustra (New York: Sterling, 2012).

Oates, Charles G. Matabeleland and the Victoria Falls: Th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Frank Oates, 1873–1875 (London: Jeppestown Press, 2007).

O’Brien, Patrick & Prados de la Escosura, Leandr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from the Conquest of Ceuta, 1415, to the Treaty of Lusaka, 1974 (Madrid: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omica, 1998; vol. 16, no. 1).

Oliveira Marques, A. H de. History of Portug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Orwell, George. Shooting an Elephant (London: Penguin, 1950).

Osborne, Roger. Civilization: A New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Pegasus, 2008).

Osterhammel, Jurg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Page, Martin. First Global Village, How Portugal Changed the World (Lisbon: Casadas Letras, 2002).

Paine, Thomas. Common Sense (London: Penguin, 2004).

Stéphane Courtois, et a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rekh, Bhikhu. Colonialism, Tradition, and Reform: An Analysis of Gandhi’s Political Discourse (London: Sage, 1999).

Pakenham, Thomas.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The White Man’s Conquest of the Dark Continent from 1876 to 1912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arker, Geoffrey.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epys, Samuel.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eyrefitte, Alain. The Immobile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2013).

Pocock, Tom. Battle for Empire: The Very First World War, 1756–63 (London: Michael O’Mara, 1998).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aleigh, Sir Walter. The Discovery of Guiana (Whitefish, Montana: Kessinger,2009).

Ravenstein, E.G. A Journey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1492–149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eid, T. 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The New Superpower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Supremacy (London: Penguin, 2004).

Reynolds, David. One World Divisible: A Global History Since 1945 (London, W.W.Norton, 2000).

Riendeau, Roger. A Brief History of Canada (Markham, Ontario: Fitzhenry & Whiteside, 2007).

Rifkin, Jeremy. The European Dream: How Europe’s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Quietly Eclipsing the American Dream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2005).

Roberts, Andrew. Napoleon the Great (London: Allen Lane, 2016).

Robinson, Ronald, J. Gallagher, and A.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IB Tauris, 1965).

Rogan, Eugene. The Arabs: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2009).

———.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Basic, 2015).

Russell, Bertrand.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Union Paperbacks,1987).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London: Penguin,1978).

———.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Vintage, 1994).

Saenz de Quesada, Maria. La Argentina: Historia del País y de su Gente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2001).

Sassoon, Donald. The Culture of the Europeans: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London:Harper Collins, 2006).

Sebag-Montefiore, Simon.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2011).

———. The Romanovs: 1613–1918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6).

Seeley, John Robert.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Bantam, 2003).

Spengler, Oswal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Knopf, 1926).

Síocháin, Séamas Ó. Roger Casement: Imperialist, Rebel, Revolutionary (Dublin:Lilliput Press, 2008).

Stanley, Henry. How I Found Livingstone: Travels, Adventures, and Discoveries in Central Africa, Including Four Months’ Residence with Dr. Livingstone, (London: Wordsworth, 2010).

———.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Or, The Sources of the Nile Around the Great Lakes of Equatorial Africa and Down the Livingstone River to the Atlantic Ocean (London: Adamant, 2000).

Taylor, A.J.P.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Europe: Grandeur and Decline (London: Penguin, 1985).

Tocqueville, Alexis de. 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88).

———.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2003).

Thomas, Anthony. Rhodes: The Race for Africa (Thomas Dunne Books, 1997).

Thomas, Hugh. Rivers of Gold: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from Columbus to Magell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 The Golden Age: The Spanish Empire of Charles V (New York: Penguin,2011).

———.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 The Conquest of Mexico (London: Hutchinson, 1993).

Tunzelmann, Alex Von. Indian Summe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d of an Empire(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Vargas Llosa, Mario. The Celt’s Dream, Faber & Faber, 2012.

Wasserstein, Bernard.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Europe in Our Time(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Watson, Peter. Ideas: A History of Thought and Invention, from Fire to Freud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 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2002).

———. The German Genius: Europe’s Third Renaissance,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2010).

Whitaker, Arthur.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dea: Its Rise and Decline (London: Forgotten, 2017).

Williams, Charles. Adenauer, The Father of the New Germany (Hoboken, N.J.: Wiley, 2000).

Zakaria, Fareed.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2008).

Zeldin, Theodore. France, 1848–1945: Politics and Anger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Zweig, Stefan. The World of Yesterday, (London: Pushkin Press, 2015).

———. Messages from a Lost World: Europe on the Brink (London: Pushkin Press,2011.

———. Brazil: A Land of the Future, (Riverside, Calif.: Ariadne,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