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
Author: [美] 劳伦斯·斯通
Date: 2018-01-14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英国
Description: 英国内战导致国家分裂，造成浩大的政治变革，至今仍是英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和戏剧性的冲突之一。对所有对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之间激烈权力斗争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部经典著作都是必读书。在这部开创性著作中，劳伦斯·斯通研究了革命的诸多理论，追踪引发了这个不稳定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变革。本版增添了约翰·布鲁尔的一篇新序言。
Publisher: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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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美）劳伦斯·斯通著；舒丽萍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

（新史学译丛）

ISBN 978-7-303-22616-0

Ⅰ.①英… Ⅱ.①劳…②舒… Ⅲ.①英国-中世纪史-研究-1529-1642 Ⅳ.①K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45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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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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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2nd Edition

Copyright ©2002 by Lawrence Stone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a member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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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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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

目前最精彩的历史分析之一，智识的杰作，同类著作的楷模……精炼紧凑，无一冗词。

——约翰·凯尼恩，《观察家报》

极可能是现有最佳的对英国革命起因的全面分析。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跨学科研究手段对历史问题之价值的突出典范。

——《平板周刊》

英国内战导致国家分裂，造成浩大的政治变革，至今仍是英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和戏剧性的冲突之一。对所有对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之间激烈权力斗争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部经典著作都是必读书。在这部开创性著作中，劳伦斯·斯通研究了革命的诸多理论，追踪引发了这个不稳定时期的社会与经济变革。本版增添了约翰·布鲁尔的一篇新序言。

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1919—1999），以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历史而声誉卓著的学者。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1947—1962），后一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1963—1990），主要著作有：《贵族的危机（1558—1641）》《英国16至18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交战中的帝国：1689—1815年的英国》等。

致我的学生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在他们友好而无情的批评下，这些想法得以形成。

致谢

本书所包含的想法是以下各项导致的结果发展和修正而来，这包括数年间我的研究生研讨课上所受的批评，与我的同事们多次交谈以及一次正式会议。尽管我的学生和同事决不能为此结果承担责任，但成品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发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自由而坦诚的学术交流活动和批评。一如既往，我同样深深感激我的妻子，她在风格和内容上给出了建设性意见。

我的关于当代世界革命爆发的经历也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我，对于所有这些我可能并非全然知晓。作为1968年巴黎“五月事件”的被动观察者，同时作为1970年5月入侵柬埔寨在普林斯顿所引发的危机的积极参与者，我对革命的性质和过程了解到很多。特别是我认识到革命场合的紧张气氛、醉酒般的欢欣感以及对人类状况改善之无限可能性的信念。在决定革命情绪是否会导致身体暴力和毁灭，抑或是导致和解及建设性调整这个问题上，我也相信，持权柄者的反应至关重要。[1]

至于本书准备工作的资金支持，我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基金GS1559X）和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基金会。

[1] 劳伦斯·斯通：《为大学欢呼两声》，载《纽约书评》，1968年8月22日；《为国家服务的普林斯顿》，载《纽约书评》，1970年6月18日。

序言

1966年春天，我购买了我当时所拥有的最昂贵的历史书——劳伦斯·斯通的《贵族的危机》一书，600多页——遍布图片和表格，花费了奢侈的5英镑，但在我看来，物有所值。因为它本应写于20世纪下半叶——对一个社会现象热情而严格科学叙述，如果斯通所言属实，这个现象深刻地影响到英国的历史进程。只有同时代的其他两本著作——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和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1971年）——能够与斯通的说服力、磅礴的气势和深度的解释相媲美。所有这三本书，尽管在政治和方法上迥异，但共同代表了后来被称为“新社会史”的胜利。[1]

正如在1985年发表的自传性演讲中所解释的[2]，斯通最初受基督教社会主义者R.H.托尼的吸引，进入17世纪研究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海军休假时，斯通定期拜访托尼。托尼被斯通描述为居住在布鲁姆斯伯里污秽之地，穿着布满黑洞的衣服，这些黑洞由其烟斗落下的烟灰所致。斯通从这位“圣洁的，如果不完全是实际的人物”那里，接受了一个关于17世纪英格兰的革命性观点[3]：

我认识到，在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发生了西方历史上几乎最伟大的变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从大一统的天主教转向基督教多元主义，随后又转向世俗主义；清教主义的兴衰；向全能民族国家进化的夭折；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激进革命；相对自由政体的第一次大范围建立，它拥有弥散性权力、宗教宽容和一个权利法案；创建了一个由土地贵族统治的社会，这些土地贵族以其企业家精神、父权主义和对政治权力的近乎垄断而在欧洲独一无二。

几乎所有这些问题在《英国革命之起因》长篇大论的第三章中都得以论述。正如托尼一样，对斯通而言，17世纪的剧变对现代性叙述至关重要。

那么，斯通是如何撰写这个过程的历史呢？一个显而易见的方式——描写现代英国政治制度出现的历史，创作一部宪政史，是其完全不予考虑的。斯通愉快地承认自己是“略微过时的人，辉格派的最后一人，以及……启蒙运动时代的人”[4]，但是，正如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执拗地反对狭隘的维多利亚政治史——叙述伟大政治家——这种模式统治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大学的课程体系。他认为“正式的宪政史”是“切入历史变迁错综复杂局面最无效和最无意义的方式之一”，因而不予理会，斥之为“历史古文物研究的削片和碎屑”[5]。

然而，尽管斯通与托尼交往甚密，但他并非一个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他反而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吸引：后者的著作“较之任何一个学者的作品可能对我影响更深”。吸引斯通的并非韦伯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更多的是这位社会学家的方法：“韦伯在阶级与地位之间进行细微区分，他密切专注观念和意识形态与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些指引了我的思考，启发了我的研究。”[6]

在一剂社会理论良药的帮助下，历史学能够走向现代化，这个信念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的普遍想法。1966年，即《贵族的危机》出版后的一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专辟特刊《历史学的新路径》。几乎所有撰稿人都认可基思·托马斯的观点，即历史学的未来需要“在社会科学方面更为系统的灌输”[7]，他们同意摩西·芬利的观点，“社会学分析不仅补充和强化了更为传统的方法，它还引入了激进的修正”[8]。社会学的吸引力来自三部分：它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中的进步政治联系起来——它使得历史学更为目的明确；它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不只是对治安法官、文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员这个（男性）统治精英阶层的政治教育；它遵循了对科学和技术的迷恋，在工党中曾如此宣称这种迷恋，他们以其对“白热化技术奇迹”的大众化承诺来对抗保守党的外行做法和特权。

在《英国革命之起因》一书中，斯通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模型的谨慎运用，使其深深扎根于这一传统中。他的辩解是对摩西·芬利的直接回应——“历史学家倾向于古文物研究的事实搜集，社会科学家能够对此进行匡正”；后者提供“一般相关性”的洞察力和“新问题”“新的审视方式”“新范畴”“新想法”。[9]社会科学能够使历史学不断进步，变得现代化，并且与当代社会相关联。然而，这样的方法带来了棘手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吸引力在于其普遍性——它声称提供对社会的洞察力，而非对特定社会。这种主张有利于使社会科学历史与今天产生关联，但却付出了丧失历史学的传统要求的代价，即解释一个时代或重要时期的特殊性。这种历史关注大的社会力量——例如现代化——这看起来忽略或无视人类能动性和经验的特殊性，并加强了这一倾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斯通所称的“直接叙述”及他采用的模型和“多因分析”之间的结合，远非一个十分满意的结合。

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解释中社会的至关重要性这个问题上，斯通观点中的这些冲突。斯通写道，“社会结构与政治机构之间有直接关系，以及前者倾向于决定后者，这个观点在今天被广泛接受，即便是强烈反马克思主义思维模式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亦不例外”（第39页——此为原书页码，下同）。但是，《英国革命之起因》最迷人的特点之一是，斯通如何力图展现这一观点，然而似乎又被迫去限定这个观点。他承认，“社会原因仅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第40页）；阶级和社会地位无法解释政治忠诚（第71～72页）和宗教信仰（第99页）。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冲突是关于在何种程度上历史事件是由结构决定的或者是人类能动性的结果。斯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创制了三个时间间隔递减的年表，用以识别革命的前提、促变因素和诱因。[10]年表越短，偶发事件和个人行动则越发重要。但是，其叙述的主体——接近60页——专用于前提，他认为前提“导致权力的些许再分配几乎不可避免，并使得教会改革极为可能”（第117页）。斯通叙述中的矛盾情绪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对比1972年出版的《英国革命之起因》初版和他在1965年关于英国革命的叙述[11]，这种矛盾情绪看起来甚至更为显著。

斯通写作《英国革命之起因》之时，正值社会科学历史的矛盾性成为历史学家辩论的一个主题。20世纪60年代的情绪高涨，甚至爱德华·汤普森在1966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也表达了对社会科学历史的些许（有限的）热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过时的政治史共有敌意的推波助澜，这种敌意掩盖了其支持者之间的分歧。社会史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宣称客观性和普遍真理的社会科学历史，其范围宏大，通常基于定量数据；另一方面，社会史逐渐意识到其（主观的）政治目标，范围缩小，转向讲述故事和地区性细节，希望恢复群体的历史，而这在以前被边缘化或者忽略。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家在光荣的“历史学号”船上作为盟友受到欢迎，并将推动这条船驶进新的水域，然而，现在他们遭到了猜疑。在爱德华·汤普森对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一书的评论中，可以很好地捕捉到这种情绪：“在一些人看来，对历史学家系统灌输所有社会科学，让人想起受精的场景，克利俄（九位缪斯之一，掌管历史、史诗的女神——译者注）呆滞而冷淡地平躺着（可能眼珠转动），人类学或社会学将自己的种子射入其子宫。”[12]

斯通本人既不属于“理性的”社会科学历史的阵营，也不属于新左派和新社会运动诸如女权运动的社会史一派。然而，至20世纪70年代，他的观点急剧转变。在1975年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讲座中，他继续苛责传统政治史，并就某个社会科学非常荒谬、幼稚机械论的断言提出警告。他沉思地说，“或许是时候重申除一般理论模型和程序上的洞察力之外，具体情况、特殊情况和偶然情况的重要性”。[13]至1979年，斯通宣告历史写作中他所称的“叙事的复兴”的到来，批评社会史的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倡导的历史变迁三分法观点，而斯通在《英国革命之起因》中曾经使用过布罗代尔的这个观点。在他自己的写作中，他从未放弃过广泛的结构论，但是，在其有关家庭、婚姻、性和离婚的著作中，他也乐于讲述故事，并着迷于轶事。

斯通视历史为一种理解和分析的方式，它永远存在于当下，无法从中逃离，这就是斯通的巨大力量。尽管他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一些人会说过分坚定），他始终意识到历史知识的暂时性，并总是准备寻求新途径来强化它。正如他所说：“从早年起就意识到历史认知的暂时性，我转入对理论、概念、路径和模型的无休止追求中，喜新厌旧；同时转向寻求方法论灵感，从马克思到韦伯，再到一些现代美国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接着政治理论家，最近则转向人类学家。”[14]他在《英国革命之起因》中试图为了历史原因调度社会科学，这种尝试具有如下特征，即战后自由主义和左派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充满信心。但是，这种尝试也是斯通永无停歇的求知欲的一部分，这使得他成为我所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之一。他是无畏的，总是准备在他对某一新想法或项目的热情中不顾一切。他是一个永无休止、精力充沛的探索者，如同每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谈及他的“学术生涯中多变的奇幻历险”，斯通总结道：“我不断遭到来自食人魔、龙和海蛇怪的攻击；我曾几次受到外表妩媚动人的女海妖的引诱；我曾犯下航行错误，这至少一度使我濒临船舶失事的境地。尽管我幸存下来，并继续航行，但我仍未看见伊萨卡岛的海岸。”[15]

《英国革命之起因》是一篇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的简短论文，它提供了对这个论题的一种解释，该论题随后成为英国史最具争议性的论题之一。斯通在写作时的大胆，使其成为整整一代历史写作的靶子，其中绝大多数致力于打破斯通的全局，将17世纪的剧变去激进化。然而，现在很明显的是，尽管少数学者准备攻击斯通所提供的大综合体（我们生活在不那么嗜血的时代），历史编纂学又一次开始认识到斯通所力图阐释的冲突和激进主义。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世的话，这将不仅会博其一笑，也会唤起那些热情的劝告之一，斯通正以这些劝告而闻名。

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

[1] 我或许应该加上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全部著作。尽管其中没有一本能够与斯通、汤普森和托马斯的著作相提并论。

[2] 劳伦斯·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见《学问人生：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演讲集》，道格拉斯·格林伯格、斯坦利·N.卡茨主编，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36页。

[3]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21～22页。

[4]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22页。

[5] 斯通：《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年》，1986年，第ⅻ页；斯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载《历史学的未来：范德比尔特大学百年论坛论文集》范德比尔特大学出版社，纳什维尔，田纳西州，第6页。

[6]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27页。参见《英国革命之起因》，第170页（此为英文版原书页码，下同——译者注），斯通形容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韦伯主义者”。

[7] 基思·托马斯：《工具与职业》，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66年4月7日，第275页。

[8] M.I.芬利：《解冻经典著作》，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66年4月7日，第289页。

[9] 斯通：《英国革命之起因》，第22页。

[10] 这种对时间的三分法来自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三个历史时间，即结构、事态和事件史，但又不尽相同。见斯通在《英国革命之起因》中援引的结构和事态，第117页。

[11] 《社会根源》，载《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社会变迁和革命，1540—1640》，朗曼，伦敦，1965年。

[12] E.P.汤普森：《基思·V.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评论》，载《米德兰历史》，第1卷，第3期，1972年，第41～55页。

[13] 斯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载《历史学的未来》，第39页。

[14]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34页。

[15]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36页。

自序

本书所有三章的早期版本均公开发表过。《革命的理论》刊登在《世界政治》（第八卷，1966年）上；《社会根源》刊印在我所著的《英格兰的社会变迁与革命》（朗曼，1965年）一书中；《英国革命之起因》发表于《近代早期欧洲革命的先决条件》（R.福斯特和J.P.格林主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0年）。前面两章更新了参考书目，囊括了近来的出版物，最后一章的篇幅扩充了一倍有余，并依据后续经历、讨论和反思，对其中许多结论进行了大幅度修正。第一章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审视，这些模型中的一些要素被用于组织特定的历史解释；第二章讨论中心问题的历史编纂学，在过去30年中，这个问题曾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第三章试图对英国革命为何爆发进行概要的因果分析。尽管自克拉伦登以来，英国革命成为历史学家反复著述的主题，同时，它还被视为英国现代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很难找到关于英国革命爆发原因的简要解释。历史学家们迥异的观点，必须从他们附带的评论以及构建叙述史时对史实的选择中推断得出。本书偏重于分析，并刻意避免叙事形式，仅在最末部分当事件的次序明确决定了结果时有所例外。有人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尽可能如实且富有艺术性地讲述故事，历史中的因果解释从哲学上讲是错误的。因此，这本书不免会招致这部分人的批评。然而，事实上，叙事史家和分析史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一个充满理论模式和假设的框架内进行著述，但他们并非始终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后者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并明确这么说。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试图弥补作者前期著作中被评论家和朋友们经常指出的缺陷。他们认为我只关注历史进程的社会层面，过于忽略宗教、政治、行政和宪政的层面，而且我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认为它们都不重要。我承认，我仍然认为孤立地对待正式的宪政史（在许多英国大学曾经是这样，可能依然如此），这是切入历史变迁错综复杂局面最无效和最无意义的方式之一。卡尔·马克思和沃尔特·白芝霍特（Walter Bagehot）两人从迥然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然而，政治意味着运行于社会中的权力的性质、所有权和等级，它对任何历史发展而言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有组织的民族国家如英国来说，更是如此。毫无疑问，行政机构一旦创立，就拥有自己的生命，可能对有关功能或组织变革的呼吁极度无动于衷。因此，忽视中央政府、众多地方政府机构、教会、教育机构或军队的管理角色，也就错失了整体历史经验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本书试图论述这些更宽广的视角，只有在这些视角中，社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才能够被正确理解。书中专章论述革命的社会根源，之所以如此，并非缘于这是最重要的一组起因，更别说是唯一起因，而是因为它在上一代学者中引发的探究和争论最多。

在过去30年间，英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及其各个方面得到了最广泛的研究，相较于英国史其他时期而言，这些研究可能更为细密。因此，现在正是置身事外的恰当时机，试着去只观森林，不见树木。我受惠于该研究领域许多杰出的学者，这一点从脚注中清晰可见，尽管他们对我从其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并非全然满意。这是一个曾经激烈争斗过的战场，遍布着地雷、陷阱和埋伏，并有凶猛的学者加入进来，准备继续战斗。鉴于此，这种高度个性化的解释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但是，本书的意图并非提出最终解决方案，而是提供一个学者关于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发生的解释，它无可避免地是不完善的。如果这本小书能够抛砖引玉，引来进一步的、方法论上更为复杂的讨论，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第二版序言

自1972年本书写成以来，大量有关这个主题的新研究和解释发表。因此，在准备第二版时，有两个选项可供选择。第一个是重写，吸收诸如看上去令人信服的新材料；第二个是写一篇附言，概括和评价新材料，并指出1972年版本现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我最终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因为事实证明，许多新作要么支持，要么至少不直接反驳最初的说法，此外，需要严重修改的地方相对较少。因此，读者受邀阅读本书时，其起始部分同它在1972年写成时一样，接着转入“1985年的重新考虑”，后者描述和评价了一场朝气蓬勃且正在进行中的争论，其历史编纂学涉及英国革命的原因。

- 第一部分 历史编纂学

- 第一章 革命的理论

- 第二章 英国革命的社会根源

- 第二部分 解释

- 第三章 英国革命的起因

- 一、预设
- 二、前提条件，1529—1629年
- 三、促变因素，1629—1639年
- 四、诱因，1640—1642年
- 五、结论

- 第四章 1985年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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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历史编纂学

第一章 革命的理论

在着手研究革命问题时，如同历史上其他绝大多数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一样，我们历史学家在摒弃社会科学领域同事提供的帮助之前，需要再三考虑。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同事碰巧在这个特别现象的类型学、动机和演化模式的理论化上特别活跃。本章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任何新假说，而是就正在进行的工作提供一份概览和批判性检查。

任何探究的第一要务是对术语的谨慎界定：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革命？依据一种观点，革命是暴力的使用所引起的政府和/或政权和/或社会的变动。[1]社会意味着共有的团结的意识和结构，它可能是部落、农民、亲属、民族等；政权是宪法架构——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君主政体；政府是特定的政治和行政机构。应该注意的是，暴力并不等同于武力；它是非必要密集地、不可预见地、通常毁灭性地使用的武力。[2]这种革命的定义相当宽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两个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和路易斯·戈特沙尔克，会更喜欢将这个词的使用限定于他们所熟悉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剧变，正如乔治·S.佩蒂称之为“大革命”。[3]

更宽泛的定义允许历史学家在以下两者中进行区分，一个是，攫取权力并导致政府或社会的重大重建，一套新的分配公平价值观的建立和新掌权者取代以前的权贵；另一个是，政变仅涉及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改变统治集团。后者在拉丁美洲是一种常态，在1945—1955年这十年时间里，那里曾发生了31次这样的革命。默尔·克林对拉丁美洲这种现象给出了一个富有启发的解释，该现象指长期政治动荡，有限度却经常使用的暴力，以及几乎完全没有社会或机构的更迭。他认为，主要经济资源的所有权，包括农业和矿产，集中在一个极小的、非常稳定、极为富有的单一经营地主和矿业资本家精英集团手中。这个精英集团在国内无所不能，反对派团体无法攻击它；然而，在外部，它在市场和资本上依赖于外国利益集团。一个靠外国支持、由封闭的富豪统治的国家，处于殖民地境况中，对非统治集团成员而言，迅速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军队夺取政府机器，这是仅有的获取财富和权力的途径。掌权人物容忍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其条件是自身的利益不受影响。因此，不稳定、有限度的暴力和社会或制度变迁的缺失全都是矛盾的产物，这个矛盾是由富豪统治集团经营的殖民地经济的现实与政治主权国家的表象之间的矛盾——经济精英名副其实的、稳定的权力与政治家和将军们有名无实、不稳定的掌控之间的矛盾。[4]

因此，对革命的这种宽松定义既适合研究重大社会变迁的历史学家，也适合研究宫廷政变的历史学家。然而，它确实带来某些困难。第一，暴力带来大范围的政权变动，这既非仅仅占据权力位置的个人的替换，也非社会重建的前奏；第二，保守的反革命几乎不可能纳入这个模型；最后，在区分殖民地战争、内战和社会革命上仍然存在困难。

为了避免这些困难，主要在普林斯顿从事研究工作的一群社会科学家近来提出一个替代性表述方式。他们完全放弃“革命”这个词，用“国内战争”取而代之。[5]这被定义为通过使用暴力在社会中改变国家政策、统治者或制度的任何尝试，在这些社会中，激烈竞争并非准则，并存在明确的制度模式。[6]这个概念好像是社会学家近年来专心于一个社会模型的逻辑结果，这个社会存在于一个稳定的、自我调整的国家，并保持永久均势。在这个普遍和谐的乌托邦世界，所有形式的暴力冲突都是异常现象，就像对待一个类似物种的病态失调一样。这个模型尽管对分析目的有用，但与历史学家所熟悉的现实联系甚少。它期待一个社会没有变化，在价值观上达成普遍共识，绝对的社会和谐，并与外部威胁相隔离；类似于这样的社会从未见到过。

不成熟的相反模型是基于纯粹利益理论，并假定社会秩序依赖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身体胁迫，以便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分配物质奖励和权力。国家宣称对暴力的垄断，随之而来的对内乱的镇压是它存在的理由。社会动荡仅仅是因为当局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很显然，这个模型相较于与其相反的模型而言，与现实并无更多联系，因为社会事实上是一个道德共同体，由共享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给予国家合法性，同时，社会也是一个控制系统，不得已时会运用必要的武力来阻止异常行为和动乱。一个更合理的模型会承认所有社会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其稳定性经常受到许多政治冲突的威胁，但是，一个社会通常能维持平衡，部分是通过社会规范和思想信仰，部分是通过身体制裁。[7]不稳定性可能缘于有关稀有经济资源或政治权力分配的物质冲突；或缘于价值观的崩溃，这种崩溃起源于年轻人的不充分社会化，互不相容的角色间的冲突加剧，或者对规范的群体不认同。这些冲突通常由适当的调节机制来予以解决，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社会会极为动荡，并引来重大结构变动。

对内战的包罗万象的公式的第一个异议是，通过囊括各种形式的肢体冲突，从罢工和恐怖主义到内战，它将使用暴力与社会调整的正常过程隔绝开来。尽管这个术语的部分使用者陈述了他们的认识，即为政治目的使用暴力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但是，他们所创立的定义事实上将所有内战很常见的时代和地点摒弃在外。因此，它遮蔽了世界上迄今为人所知的绝大多数社会，包括中世纪的西欧和今天的拉丁美洲。再者，它将一个特别的手段，即身体暴力，与它被设计去服务的政治目的隔离开来。克劳塞维茨对对外战争的著名定义同样适用于国内战争、内战或革命：“战争不仅是政治行为，也是真正的政治工具；它是政治交易的延续，并通过不同方式实现它们。战争所独有的特性仅在于其手段的独特性。”[8]

社会通过任何手段施加压力或控制力，无论这些手段是行政机构、宪法、经济利益还是体力，其本身可以构成一个成果丰富的研究领域，只要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正在考虑的仅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暴力有其特殊之处，正是因为人类对于屠杀同类有着极为矛盾的态度。从某种角度上说，人类认为，作为一种对他人行使权力的手段而言，身体力量在性质上不同于经济剥削或心理操纵。但是，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对这种区分并不大感兴趣，在革命中，暴力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存在。国内战争这个概念，包含了所有类型的暴力，从内战到罢工，因此过于宽泛；它局限于正常的非暴力社会，因此过于狭隘；它仅关注众多手段中的一种，因此过于局限；它将这种手段与指望中的目标隔绝开来，因此过于武断；同时，它极少关注社会动荡的复杂根源，而这对它有较大的实际价值。

关于革命最富有成效的类型学是查默斯·约翰逊提出的，他在一本小册子中进行了阐明，这本小册子值得被广泛阅读。[9]他将革命划分为六种类型，由所选择用于攻击的目标确定类别，无论政府全体职员、政治体制还是作为社会组成单位的社区；由革命载体的性质确定类别，无论群众或精英；特别是由目标和意识形态来确定类别，无论改良主义的、末世论的、怀旧的、民族建构的、精英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第一种类型，扎克雷起义，这是一种自发的农民起义，通常在传统权威即教会和国王的名义下进行，其目标仅限于清洗地方或国家的上层人物。其例子有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1549年诺福克郡克特叛乱以及1773—1775年俄罗斯的普加乔夫起义。第二种类型，千禧年起义，它与第一种类似，但是多了一个特征，即乌托邦梦想，这由一个活着的救世主所唤起。这种类型在所有时代，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均能找到，从1494年萨沃纳罗拉所领导的佛罗伦萨革命，到1533—1535年由约翰·马泰伊斯和约翰·伯克尔斯领导的明斯特再洗礼派叛乱，再到1890年由派尤特人先知沃沃卡发动的苏族鬼舞叛乱。近年来它引起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一部分是因为希特勒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关于“魅力型”领袖的巨大历史意义的压倒性证据，另一部分是因为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兴趣日渐增长。[10]第三种类型是无政府主义叛乱，对进步变革的怀旧反应，还关涉对旧秩序的浪漫主义理想化；恩典朝圣（the Pilgrimage of Grace）和旺代战争是其中的典型。

第四种类型是极为少见的现象，即雅各宾派共产主义革命。这种类型的革命仅发生在高度集权化的国家，那里信息畅通，且拥有大型首都城市，革命的目标是政府、政权和社会——全体。其结果可能是创建一个在中央集权的军事管辖下的新国家意识，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由特权、裙带关系和腐败交织而成，业已陈旧不堪、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废墟上，建立一个更理性，因而更高效的社会和官僚政治秩序。

第五种类型是阴谋政变，即受主张寡头政治的派系意识形态所激发，极少数上层人士有预谋的行动。只有在其实际上促使了一场群众运动并带来了社会变迁，才算作一种革命类型——例如，埃及的纳赛尔革命或古巴的卡斯特罗革命；因此，它与宫廷政变、暗杀、王朝更迭斗争、罢工、盗匪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截然不同，而后述这些都归于“国内战争”这个类目下。

最后，还有一种类型是军国主义化民众暴动，这是20世纪的新现象，因为它是蓄意谋划的民众革命战争，由热诚的精英领导。游击战的结果由政治态度决定，而非取决于军事战略或物资，这是因为造反完全依赖于广泛的民众支持。在所有有记录的案例中，吸引群众追随的意识形态是排外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且更为强调前者。这种类型的斗争曾经发生于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等。

尽管如同任何对历史进程的图式化一样，这种六分类型学关注理想类型，并且在实践中单个革命有时可能展现出几种不同类型的特征，但是，事实是，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令人满意的分类；它是工作中的历史学家能够识别和有效使用的一个分类。唯一明显的批评是语义上的，即反对使用“雅各宾派共产主义革命”这个说法。[11]约翰逊所举的例子中有一些是共产主义革命，例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其余的是雅各宾派革命而非共产主义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或1908—1922年的土耳其革命。更好的做法是重归到佩蒂所提出的“大革命”类目，把共产主义革命列为子类目，作为现代化革命进程的一种类型，但并非唯一类型。

对革命的这种划分和定义，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所有人一致同意长期的根本原因与直接的偶然因素之间有明显区别。前者是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可能一触即发的局势，并能够在比较的基础上得以分析；后者是促变因素，它触发了革命，这个因素也许是个人的，不会反复出现，并且是偶然发生的。这有效地解决了那些历史学家的不同意见，他们因对概念图式化的反感而采取了另一种天真的方式，即坚持每个历史事件的独特性。

模型建立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克兰·布林顿，早在1938年就提出了四个西方大革命共有的一系列一致性，这几个革命分别发生在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这些一致性包括经济上不断发展的社会、日渐上升的阶级和地位对立、疏远的知识分子阶层、心理上不安全和政治上无能的统治阶级以及政府财政危机。[12]

对特定革命——如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这种及其他分析，其主观性、模棱两可和局部自相矛盾，曾被哈里·埃克斯坦无情揭露。[13]他指出，通常举出的假设是在特定情况的范围内，从智识上（不充分的政治社会化、冲突的社会神话、逐渐起破坏作用的社会哲学、知识分子的冷漠）到经济上（日益加剧的贫困、快速发展、生产与分配之间的不平衡、长期增长外加短期衰退），再到社会上（由于上层人士流动受限带来的怨恨、因过多补充上层人士带来的混乱、社会流动过度带来的失范、新社会阶级的兴起引发的冲突），再到政治上（无能的政府、分裂的政府、软弱的政府、压制性政府）。最后，在一般进程这个层面也有解释，例如快速的社会变迁、不确定的社会变迁或国家结构与社会之间缺乏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和谐。这些解释本身并非不能成立，但是，它们经常难以或无法彼此协调，而且它们在范围和种类上如此不同，以至于几乎不可能纳入一个有条理的分析框架。那么，怎么办呢？

无论对于历史学家如布林顿和戈特沙尔克，还是对于政治学家如约翰逊和埃克斯坦，所有分析的基础是承认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缺乏协调。约翰逊称这种情形为功能障碍，该词源自社会学家的结构功能均衡模型。这种功能障碍可能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些原因仅仅是随机的或者周期性的，例如由于世袭君主制或一党制政权的个人弱点，可能导致功能障碍。在这些情况下，革命将不会呈现出可怕的规模，仅限于攻击统治精英，或至多攻击统治机构，并不触动政权和社会。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包括那些极为重要的情况，功能障碍是某个新发展进程的结果，作为其结果，某些社会子系统发现自己处于相对被剥夺的状态。按照次序，高速的经济增长、帝国征服、新的形而上学信仰和重要技术变革是四个最常见的相关因素。如果变革的进程足够缓慢和稳健，功能障碍可能不会上升至危险程度。作为一种选择，掌权人物可能足够迅速并极有技巧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经受住风暴，并不负众望。但是，如果变革迅速且深刻，它会引发剥夺感、疏远和失范，并立刻蔓延至社会的许多部门，即约翰逊所说的多重功能障碍，而这在现有政治体系中几乎无可救药。

不论哪种情况，造成革命形势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根深蒂固的上层人士的状况和态度，这是埃克斯坦极为强调的一个因素。上层人士可能丧失其操作技能、军事优势、自信或凝聚力；它可能疏远非精英分子，或被财政危机击溃；它也许无能、软弱或残暴。这些特征中任意两个或更多个进行组合都将是危险的。然而，最终致命的是因不妥协导致的其错误的混合。如果上层精英未能预先考虑并满足改革的需要，如果其阻挠所有和平的、合宪的社会调适手段，那么，它将联合各种被剥夺的元素，去专注地反对它自身，并带着它们沿着狭窄的道路驶向暴力的深渊。正常而自然地，社会中一连串无足轻重且不断位移的紧张和冲突，分化为两个紧密结合的团体或联盟，这个两极分化的过程，被彼得·安曼和威尔伯特·摩尔视为雅各宾派革命爆发的必要准备。[14]因此，总而言之，当毫不妥协的上层人士遭遇多重功能障碍的境况时，革命成为可能：恰好这样的结合出现在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爆发前的数十年间。

然而，当某些特殊因素介入时，革命才成为可能（约翰逊可能会说“必然”）：即“促变因素”或“催化剂”。在这些因素中，三个最常见的因素分别是受神灵启示的领导人或先知的出现，秘密军事化革命组织的形成，和对外战争中武装力量的彻底失败。最后一个因素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打碎了统治精英的威望，而且破坏了士兵的士气和纪律，从而为暴力推翻现存政府开辟了道路。

约翰逊在1964年提出的模型存在不足之处，他在1966年对其进行了修正，部分地解决了问题。其主要缺陷在于它过于关注客观的结构条件，并试图将这些条件直接与政治行动相关联。在修正后的模型中，思想和价值观作为条件与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获得了更大的影响面。约翰逊现在认识到，价值观的改变，如来自于“边缘人”或创新精英的新思想的传播，以及环境的改变，如工业技术和组织、现代医学或对外贸易的变革，这两者是一样的，都可能推翻社会制度。他不必要地把他的分类复杂化，将它们细分为外源的和内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技术或价值观是本国出产的还是进口的，这个问题为何重要？同样的，同时强调环境和价值观，这种新做法使解释下列问题成为可能：在过去，为什么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出现相似的政治活动？为何在相似的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的政治活动？将诸如社会失范、知识分子的冷漠、受挫的大众渴求、上层人士失和、精英丧失自信等情况同等并重，这种路径相较于坚持客观社会形势的路径，更有可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历史解释。

在约翰逊稍后出版的一本书中，他进一步修正了其1964年模型的第二个主要缺陷，即它决定论地忽略独特事物或个人的作用。他似乎把催化剂视为自动扳机，忽视了不可预测的个人选择这个领域，即便在催化剂加剧了多重功能障碍的境况中，统治精英和革命领导人仍经常保有个人选择。革命从来不是必然的——更确切地说，其必然性的唯一证据是它事实上发生了。因此，证明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沉溺于那种假设论证，而这正是历史学家尽量谨慎避免的。如此一来，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在没有出现革命的情况下，现代化可能发生于摩洛哥和印度。在19世纪，德国和英国出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但并未伴随着革命（尽管能够提出理由反对，在后一种情况中，以20世纪标准来看，这个进程十分缓慢，此外，现在变得十分明显的是，其现代化远未完成）。一些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通过精明的政治行动，避免了潜在的革命形势。在其1966年提出的模型中，约翰逊认识到个人作为半独立变量在社会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随心所欲地在限制范围内起作用，这个范围被用绳索隔开，并被贴上了“犯罪”或“精神疾病”的标签。

约翰逊的模型中一个未解决的难题是它对以下事实不留余地，即为纠正功能障碍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本身经常促成了变革。这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假说：设计用于恢复平衡状态的措施事实上打乱了平衡。约翰逊以他的结构功能平衡模型为起点，因此，他是有意的后果这个谬误的受害者。在历史上，往往无意识的结果才是真正要紧的：仅举一个例子，路易十六姗姗来迟的、半心半意的改革尝试，激起了贵族的反抗，这反过来为中产阶级、农民和无套裤汉革命开辟了道路。最后，在具体的历史个案中，功能障碍这个概念并不太容易运用。如果社会被视为处于一种连续不断的多重冲突状态，那么，一定程度的功能障碍总是存在的。由于不可避免的社会变迁进程，某个团体总是处于相对被剥夺的状态。

认识到这个事实后，埃克斯坦指出妨碍革命的那些力量的重要性。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在西方自由传统中接受教育的历史学家，不愿意承认那无情而有效的镇压——如同反对装模作样的、半心半意的镇压——涉及对革命领导者的肉体毁灭和对传播媒介的有效控制，能够镇压早期革命运动。当政府明了指望什么时，当他们目睹了其他地方其他政府被革命者推翻的不幸例证时，镇压会特别有效。事实上反动正如革命一样，具有传染性。此外，转移力量和注意力到成功的——而不是不成功的——对外战争能够避开严重的内乱。寂静主义——而不是行动主义——的宗教运动可以充当人民的精神鸦片，正如阿莱维对英国循道宗的看法。面包和马戏观赏可以分散民众的注意力。及时——而不是不合时宜——的政治让步能够把持温和观点的人争取过来，从而孤立过激分子。

埃克斯坦以这个启发性分析为依据，创建了一个可普遍应用的范式。他看到四个积极的变量——上层人士的无能、迷失方向的社会进程、颠覆活动和可利用的反叛工具，和四个负的变量——转移注意力的机制、可获得的现任者的工具、调解机制和有效镇压。他提出，每种国内战争以及其中每一步，都能够根据这八个变量进行解释。尽管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公正地指出，一些变量本身就是更深层次因素的产物，其他的变量只是行政措施问题，这些措施由个人的偶然因素决定。破坏性的社会进程是一个深刻的起因；上层人士的无能是一种行为模式；有效镇压是意志力的作用；工具是地理学的副产品。因此，反对埃克斯坦范式的理由是：首先，它包含了不同层面的解释，未能坚持前提条件和促变因素这两者间的基本区别；其次，它关注效力于或不利于成功操纵暴力的因素，而不是关注有助于产生革命可能性的潜在因素。这是因为该范式试图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国内战争，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还因为各种形式的国内战争所拥有的全部共同点是使用暴力。直到该范式被运用于特定的历史上的革命时，才可能判断这些批评有多么严重。直到那时，它的价值才会显现出来。

如果我们采取行为主义的方法，那么，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现了痴迷的革命心态。但是，主观心态与客观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究竟有多么紧密？在每种革命局势中，人们会发现，一群人——盲信者、极端主义者、狂热分子——如此相信他们自己的正义以及在人世间创建一个新耶路撒冷的迫切需要（在灵感来源上就形式而言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并不重要），以至于他们准备突破习惯、风俗和社会习俗的正常约束。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18世纪法国的雅各宾派、20世纪早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以及20世纪后期巴黎和纽约的毛泽东主义者正是这种人。但是，什么造就了这种人仍远未确定。是什么造成了他们在抑制罪恶上如此冷酷无情，以及对纪律和秩序有这样的热情？快速的社会流动，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特别是城市化，无可否认滋生了无归属感和焦虑感。在高度分层的社会，甚至一些新兴要素都可能发现自身处在压力之下。[15]虽然一些野心家被幸运地吸收到新阶层中，但其他人仍然心神不安、充满愤恨。如果他们由于自身的新财富和地位，渴求进入另一个社会阶层，却遭到该社会阶层群体中老成员的冷落和拒绝，他们很可能会强烈意识到自身的社交自卑，并可能被迫摆出维护别人的利益比其本人更起劲的姿态，或者渴望摧毁整个社会秩序。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可能试图用武力把他们的规范和价值观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借此来减轻他们的不安全感。如果他们可以获得像清教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道德主义意识形态，并能依附于这种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还就他们自身的正直给予了其不可动摇的信心，那么，情况尤其会如此。

但是，为何个人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来做出反应？有些人会提出理由，即革命者的性格是由青春期或早期成年生活中突然的意识形态转变所造就的（转向清教主义、雅各宾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这种信仰转变是摆脱这种焦虑状态的一个避难所。[16]流行的保守主义的陈词滥调，即革命者和改革者只不过是童年时期不幸心理障碍的偶然产物，这是不可接受的。有可能这就是这种感觉产生的机制，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到至少是后青春期，人的性格都具有持续的可塑性，此外，绝大多数现代激进分子都拥有快乐的、完全适应环境的童年。无论如何，这种粗略的心理学还原论并不能解释为何一些个体通过接受激进思想来应对压力，而其他人则无可责难地过着顺从的生活。反对这个理论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它未能解释为何这些特别的态度仅在某些时间某些地点的某些阶级和年龄组中很普遍。这个失败强烈暗示：这种心理状态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体或他们父母的个人调适不良，而在于造成那种失调的社会条件。塔尔科特·帕森斯把不满或“异化”视为一种普遍现象，它可能显现为犯罪、酗酒、药物成瘾、白日梦、宗教狂热或严重的政治骚动。用罗伯特·默顿的提法，仪式主义和退却主义是两种可能的心理逃逸路径；革新和叛乱是其他两个逃逸路径。[17]因环境情况所造成的挫败给个人带来了强烈影响，个人可能因此呼酒买醉、殴打妻子、退隐寺院、著书立说、扔炸弹或者发动一场革命。

即便我们采纳一般的行为主义方法（我正是如此做的），事实仍然是：无论革命者的异化还是现任掌权人物的软弱，其潜在原因中有许多从起源上看是经济上的；一些有趣的工作曾以这个领域为中心展开。尤其是马克思和德·托克维尔所提出的两个相对立的模型，都采取了新的看法，其中一个声称人民革命是穷困日渐加深的产物，另一个则断言人民革命是渐趋繁荣的经济的产物。阿瑟·刘易斯爵士和曼瑟尔·奥尔森这两位经济学家曾指出，前工业社会和高度工业化社会由于其基础社会的稳定性，相对而言可免遭革命动乱之苦。[18]在前一种社会中，人民极少怀疑地接受了家庭、阶级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公认权利和义务，穷困、压迫和社会不公被当作人间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特色，从而被动忍受。骚乱通常发生于正经历着快速经济增长的社会。刘易斯主要思考了非洲的新兴国家，他把引发革命的挫败感视为如下事实的结果：首先，四个新阶级的出现，即无产阶级、资本家雇主、城市商业和专业中产阶级以及职业政治家，导致旧有地位模式的错位；其次，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财富和新的贫困，两者紧密并列，引人注目，这种增长所造成的影响断断续续且分布不均，扰乱了过去的收入格局。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只是过渡时期的，因为在一个经济上充分发展的国家，降低机会、收入和地位上的不平等成为一个强烈的趋势。

这个模型与对历史上革命的唯一详尽分析极为一致，在这个分析中，运用现代社会学方法已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在查尔斯·蒂利近期对旺代省的研究中，他认为，反革命形势是特有的紧张所带来的结果，这些紧张是由以下事实的直接并存所造成的：一方面，教区神职人员与当地社区、在外大地主和旧式自给农业关系密切；另一方面，立足于包买制的纺织工业大规模存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19]这本书倾向于用笨重的社会学大锤去敲裂历史学这个简单的小坚果，这成为该书的缺陷，但是，就把新假说和技术运用于历史材料而言，它依然是一部富有启发的、成功的开山之作。

奥尔森凭一己之力对刘易斯的理论进行完善，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他认为，革命者是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摆脱了家庭、职业、村庄或庄园的社会束缚；这些个体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这种增长不仅造就了新富人，也造就了新穷人。前者通常为中产阶级和城市手工业者，他们在经济上较为富有，但却迷失了方向，无所寄托且焦躁不安；后者可能是工资增长未能与通胀保持同步的工人，或者是身处因技术过时而日渐衰落行业的工人，再或者是社会中的失业者。在这些失业者所处的社会中，扩展家庭和村庄这些旧缓冲器已经消失，而社会保障这种新缓冲器尚未确立。在最初增长阶段，由于再投资需要相对庞大的强制储蓄，这很可能造成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其结果将会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由期望与日常生活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所引发，对新富人而言，这里的期望是指社会和政治上的，对新穷人而言，则是指经济上的。

社会学家詹姆斯·C.戴维斯同意奥尔森的观点，即走向革命形势的根本推动力是由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但是，他将这种增长与普遍上升的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普遍下降的生活水平相联系。他还认为，只有当长期增长阶段之后尾随着短期经济停滞或衰退阶段时，潜在革命时刻才会到来。[20]这个被他称为“J状曲线”的结果是，由发展时期新近带来的连续高涨的期望，突然远远领先于需求的实际满足程度。成功的革命既不是赤贫者的使命，也不是心满意足者的使命，而是那些实际境况改善的速度低于他们预期的人的使命。

这些经济模型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的不同之处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以解释：刘易斯和奥尔森主要关注造成不稳定性的长期经济力量，而戴维斯则集中关注可能促成一场危机的短期经济力量。此外，他们的分析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增长类型，其中三种近来被W.W.罗斯托和巴里·苏普莱确定：有前工业社会出现的生产扩张阶段，这可能不会造成任何重要的技术、意识形态、社会或政治变革；有快速增长阶段，这涉及每一种重大变革；有走向技术成熟的持续增长阶段。[21]历史学家很快看出这些模型，特别是罗斯托的模型，仅能用于有限数量的历史个案。问题并不在于在任何一个特殊个案中，阶段——特别是后两个阶段——倾向于相互融合，而在于在不同社会中，不同部门的变革在时标上不规则、出人意料的地方发生。将增长阶段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至于其有效性，奥尔森和刘易斯的革命模型限于第二种类型，戴维斯的模型可用于所有三种类型。

戴维斯的模型极为适合西欧的历史，因为看上去似乎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极度僵化的条件下，第一种类型的经济增长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挫败。在17世纪40年代，正值欧洲长期增长阶段宣告终止二十年之后，整个欧洲都爆发了革命。[22]C.E.拉布鲁斯曾证实，法国自1778年以后，出现了类似的经济衰退[23]；从1914年开始，俄国经济在经历多年的飞速增长后，因战争消耗而陷入混乱。无论其在任何一个特定情况中的局限性，聚焦于需求的实际满足的J状曲线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在历史学家深究历史上剧烈的社会动乱时，能够被有效地牢记于心。

正如德·托克维尔所指出的，这个后退紧随着发展的公式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如果开明政府让步阶段之后出现了政治镇压，那么动乱将会发生。经过大规模开放通往上层人士的补充通道这一阶段后，紧接着出现了贵族的抵触以及阶层的固化，以及削弱身份隔阂阶段之后出现了重申特权阶段，这些都将带来动乱。J状曲线还适用于除纯粹经济满意度之外的领域，曲线的顶点是根本原因、前提条件与直接因素、促变因素几者相结合的那个点。因此，革命的秘诀是通过经济改善及一些社会和政治改革造就新的期望，紧接着出现经济衰退、政府极端保守和贵族复活的情形，这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扩大。

将经济繁荣和渴望这两者之间的相对变化与功能障碍联系在一起，所有这样的尝试受到两件事情的束缚。首先是在弄清实际情况方面极为困难。在一个特定社会，要准确发现在财富的分配方面正在发生什么，这绝非易事。即使是现在，即便在高度发达的西欧社会，那里有着巨大的官僚政治控制力和很多统计数据，但就实际情况也未能达成一致看法。多年前，人们曾深信，在英国和美国，收入正被拉平，贫富两端的差距正在逐步消除。今天，没人能够确知在这两个国家中正在发生着什么。[24]而且如果在现在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过去社会中更是如此，因为那时的信息是零碎的、不可靠的。

其次，即使它们能够被清楚地展示，经济趋势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对财富和权力变迁的心理反应不仅与物质变迁本身不准确相关，而且从政治上看比物质变迁更重要。正如马克思本人在某个阶段所认识到的，对现状的不满并非由绝对现实所决定，而是由相对期望所决定。“我们的欲望和快乐源自社会；因此，我们通过社会来测量它们，而不是通过服务于其满意度的物品来衡量。因为它们具有一种社会属性，也具有一种相对属性。”[25]挫败可能起因于实际收入在上涨后又再度回落。但是，或许更可能是由渴望上涨引起的，这个渴望超过了实际收入的上涨；或者由正在讨论中的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对经济地位的上升所引起的，而紧接着是一个该群体实际收入继续增长，但与周围其他群体相比，上涨较为缓慢的时期。或者这种状况可能代表地位的上升，接着又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收入并不相关；再或者如果地位和实际收入之间存在关联，两者可能是一种倒置的关系。例如，社会科学家试图解释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60年代早期美国激进右派兴起的原因，将之归因于巨大的经济繁荣和加重的地位不安感两者的结合。[26]这是不是右派而非左派革命运动的一般公式，我们尚不清楚。

此外，参照组理论的展开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27]人的满足与现状无关，与个人衡量其处境时所用以对照的社会群体的状况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廉价收音机随处可见，即便在穷困的文盲群体中也很普及，有关其他地方高消费标准的消息迅速传播，因此，参照组可能是另一个更为高度发达的国家甚或是洲。在这些情况下，革命条件可能在工业化真正开始进行前业已具备。

所有有关革命行为的现代理论都基于“相对剥夺”假设，即它由期望与现实感知之间的鸿沟生成。心理学的因果关系链将鸿沟与挫败、挫败与攻击性联系在一起。这是格尔教授的革命研究的中心主题。[28]这本书行文含混晦涩，诸多术语掩盖了对显见事实的严肃陈述，全书充斥着众多令人发狂的以编号标记的假设和推论，满是方框和朝向各个方向的箭头的图表令人困惑不已，使其大为减色，尽管如此，该书仍有有趣的事情可说。相对剥夺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在关于价值观的三个一般集合上期望与感知能力之间的差距：“福利”，即经济条件、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三个旧的韦伯式分类。这个差距可能通过递减性剥夺拉开，涉及稳定预期以及能力下滑。这可能由普遍的经济萧条引起，或者更有可能是由一个特定群体的选择性经济贫困造成的，例如19世纪早期英国的手工织布机织工，或者20世纪的教区教士。或者可能是由政治镇压和某个群体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所导致的；再或者它可能是由竞争团体的崛起导致相对地位下降所造成的。第二种类型是渐进性剥夺，在这种剥夺中，能力在长期提高之后急转直下，与此同时，基于过去的经验，期望仍继续上升。这就是戴维斯的“J状曲线”，现在扩展至不仅限于物质环境。第三种类型是期望性剥夺，即能力保持不变，而期望上涨。在过去，这种类型相当罕见，尽管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待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中，对神职人员宗教热情的世俗期望日益上升，而神职人员未能满足之。现今，这种类型在不发达国家很常见，因为人民从其他地方得知现代化的益处。剥夺的强度随差距的大小而变化；随群体赋予受影响的价值观的重要性而变化——穷人将绝大多数价值观与经济条件连在一起，富人则将之与政治参与相联系；随替代性满足可获得的范围而变化；以及随差距存在的持续时间而变化。

导致期望上升的因素被确认为城市化、识字率、其他地方惊人进步的示范效应、新意识形态特别是千禧年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以及财富、权力和地位这三个变量之间的不一致。G.伦斯基极为强调最后一个因素，它本身是社会流动的产物。[29]向上的流动趋向于发现，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与其财富并不相称，因为旧权贵不会承认他们为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或者与他们分享权力。向下的流动使他们暂时保有地位，却丧失了财富和权力。不论哪种情况，不一致引起焦虑，焦虑酿成怨恨，怨恨诱发攻击，这种攻击可能在激进意识形态和行动那里找到一个出口。格尔指向所有商品分配的“零和”方面。即使经济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按相对价值估价，与亲近的参照群体的财富进行比较，权力和地位根据定义是相对的；但如果某个人或群体获得的财富、权力或地位越多，其他人或群体可获得的就越少。另一方面，权贵的欲望有节制，炫耀富裕适度，主张社会优越感上的克制，容忍从社会下层流动到权贵阶层，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抑制怨恨的怒火。

这一切就目前情况而言是很有帮助的，无论是在社会系统中识别怨恨的起因，还是设计出评估其强度和传播的方法。但是，在权贵和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物质力量的强制性平衡上，或者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上，或者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复杂互动导致一场革命上，格尔并非特别有用。特别是他忽略了个性和选择的“未知因素”，他的模型是如此机械化和图式化，以至于很难应用于任何特定情况。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相对剥夺的类型和原因的分析。

另一个新近理论把“大革命”视为不发达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30]革命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统治精英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实现必要的转变，进而提高生产率、增加贸易、扩大教育、重新分配和利用资本资源。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强化政府机构来执行这些任务。革命的现代化理论看上去很像新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一个非常适用于20世纪后期落后国家革命的理论，但是，很难将更早的革命纳入这个模型。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的革命前政府通过什么方式在其现代化职责上以失败而告终？1640年或1789年议会领导人以何种方式试图为头脑中的这个目的进行革新？近来对革命起因和后果的政治和现代化方面的强调，对一些早前的理论家过多强调社会和经济决定论而言，是一个合理的矫正，但是，它对社会变迁和观念创新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轻描淡写。[31]它没有解释过去的“大革命”中强烈的平等主义成分，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他们迫切要求在决策上有更大的参与权，而这几乎不是使国家官僚体制合理化，以便采取坚定的现代化行动的方式。一党专政，相较于萌芽阶段的民主摸索，是一个取得成效的更可靠方式。

最后一个领域是有关“大革命”的社会阶段假设的系统阐述，在这个领域，人们已经做了一些新的理论工作。针对这个问题的最好攻击之一是由克兰·布林顿所做出的，他主要考虑法国大革命，但是，他将其展开来与其他三个重大的西方革命运动进行比较。他认为第一个阶段由温和的资产阶级分子统治；随后他们被激进分子所取代；接着是恐怖统治；热月政变；建立军事统治下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以巩固革命的有限成果。根据大众心理学，他将革命与热病进行比较，后者严重程度上升，影响几乎所有国民，接着逐渐消失。

一个更粗糙、更基础的模型由一个研究1848年革命的历史学家提出，即彼得·安曼。[32]他视现代国家为一个机构，该机构在物质力量、行政工作和广泛区域的司法上占据垄断地位，其垄断更多依赖服从的习惯，而不是依赖高压统治权力。因此，革命可能被定义为垄断的崩溃，而这应归咎于那些服从习惯的失败。它始于两个或更多权力中心的出现，结束于除了一个以外所有权力中心的消除。安曼加入了“缓期革命”的可能性，即存在两个或更多的中心，但尚未陷入暴力冲突。

这个模型无可否认地避免了由对革命更复杂的分类所带来的一些困难：如何区别政变和革命，如何界定社会变迁的程度，如何纳入保守的反革命，等等。它无疑提供了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的一些解释，即推翻现任政权的力量中的各种权力集团逐渐被根除；它解释了为何民众对革命的参与度越高，摆脱服从的习惯就越广泛，故而秩序和中央权威的恢复越缓慢。但是，它不分好坏全盘否定。任何一个分权的传统社会或所有现代联邦制社会，都不可能纳入这个模型中。此外，即使在可能适用的地方，这一模型也没有提供分析革命根源的框架，没有提供识别权力中心的线索，也没有提供区分各种革命类型的方法，它的“缓期革命”概念不过是文字规避而已。

对革命的社会阶段最有说服力的描述是由雷克斯·D.霍珀概括的，尽管它以一种有点混乱、太过复杂和不必要地抽象的方式予以陈述。[33]他认为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任意的且缺乏合作的群众骚动和不满，这是传统价值观不再能满足当前愿望这个模糊认识的结果。在下一个阶段，这种模糊的不安开始汇集为有确定目标的有组织反抗，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效忠对象的改变，从政府现任者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邪恶分子”理论的提出，以及被遗弃并被“邪恶制度”理论所代替。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两种类型的领导人——先知和改革家，前者勾勒出新乌托邦的轮廓，人们的希望集中于这个乌托邦上，后者朝着特定目标有条不紊地工作。第三个阶段，即正式阶段，目睹了严格意义上的革命的开始。动机和目标得以阐明，组织得以建立，政治家式领导人物出现。接着，革命运动中左派和右派的冲突变得尖锐化，激进分子取代了温和派。第四个即最后一个阶段见证了革命的合法化。它是心理耗竭的产物，因为改革积极性燃烧殆尽，道德热情消退，以及经济困难上升。行政官员接管，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建立，社会按如下路线重建，即包含了旧体制的大量要素。结果是远未达成早期领导人的乌托邦抱负，但是，革命通过部分更改抱负和价值观，成功使二者融为一体，从而得以重建一个稳固的社会秩序。

当代社会科学家的一些著作是用深奥难懂的语言进行文字变戏法似的独创性技艺表演，这种表演环绕着抽象模型的图腾柱演出，并被一望无际的由术语定义和数学公式构成的干旱沙漠所包围。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新经院哲学，也难怪历史学家发现消化新经院哲学的这碗含沙砾的饭很困难。然而，更有历史观念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笔好买卖。史学史，与科学史一样，表明了进步部分依赖于事实信息的积累，但更依赖于假说构想，这些假说揭露了表面上不同的现象间的隐藏关系和共同特性。尽管社会科学家有种种缺点，但他们能够为古文物研究的挖掘事实提供匡正，而历史学家易倾向于这种挖掘事实；他们能够引导注意力到一般相关性的问题，远离纯粹历史研究中枯燥乏味的琐事；他们能够提出新问题，并提出看待旧途径的新方法；他们能够提供新范畴，结果可能启发新思想。

[1]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和社会制度》，胡佛研究所研究丛书，第3卷，斯坦福，1964年。

[2] 谢尔登·S.沃林：《暴力和西方政治传统》，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第33卷，1963年1月，第15～28页。

[3] C.布林顿：《革命的剖析》，纽约，1938年；L.戈特沙尔克：《革命的起因》，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50卷，1944年7月，第1～8页；G.S.佩蒂：《革命的进程》，纽约，1938年。

[4] 《关于拉丁美洲权力和政治不稳定性的一种理论》，载《西方政治季刊》，第9卷，1956年。另请参阅D.比维：《拉丁美洲的政治不稳定性：一个因果模型的跨文化试验》，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3期，1968年；W.迪安：《拉丁美洲政变和经济波动，1823—1966年》，载《社会科学季刊》，1970年6月。

[5] 哈里·埃克斯坦主编：《国内战争》，纽约，1964年；《国内战争原因论》，载《历史与理论》，第4卷，第2期，1965年，第133～163页。感谢埃克斯坦先生允许我在发表前阅读这篇文章。

[6] 历史学家彼得·帕雷特曾运用过这种方式，见《国内战争与和解：旺代，1793—1796年》，普林斯顿，1961年。

[7] 巴林顿·穆尔：《社会科学的策略》，见《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58年；拉尔夫·达伦多夫：《走出乌托邦：社会学分析的重新定向》，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4卷，1958年9月，第115～127页；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纽约，1959年；威尔伯特·E.穆尔：《社会变迁》，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3年；T.R.格尔：《人们为什么叛乱》，普林斯顿，1970年。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均衡和社会冲突这两种观点都有非常体面的起源，均衡模型追溯至卢梭或许阿奎那；冲突模型追溯至霍布斯、黑格尔和马克思。

[8] 转引自爱德华·米德·厄尔主编：《现代化战略的制造者》，普林斯顿，1943年，第104～105页。

[9] 《革命和社会制度》，斯坦福，1964年；对于其中的一些观点，其篇幅更长且经修改的版本包含在他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波士顿，1966年。

[10] N.R.C.科恩：《追求千禧年》，纽约，1961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原始的叛乱》，曼彻斯特，1959年；S.L.斯拉普：《行动中的千禧年梦想》，附录二，《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海牙，1962年；A.J.F.克本：《作为表达社会抗议的先知运动》，载《国际民族志档案》，第49卷，第1期，1960年，第117～164页。

[11] 这个说法在他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未曾使用过。

[12] 《革命的剖析》，见前引书。

[13] 《国内战争原因论》，见前引书。

[14] P.安曼：《革命：重新定义》，载《政治科学季刊》，第77卷，1962年。

[15] 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自由出版社，芝加哥，1951年，第246～254页；A.B.霍林斯黑德、R.埃利斯、E.柯比：《社会流动与精神疾病》，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9卷，1954年。

[16] M.L.沃尔泽：《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清教主义》，载《历史与理论》，第3卷，1963年。

[17] T.帕森斯：《社会制度》，自由出版社，芝加哥，1951年；R.K.默顿：《社会结构》，自由出版社，芝加哥，1957年，第四章。

[18] W.A.刘易斯：《联邦演说》，见《横跨大陆会议》，多伦多，1963年，第46～60页；M.奥尔森：《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去稳定力量》，载《经济史杂志》，第23卷，1963年12月，第529页。感谢奥尔森先生引我关注亚瑟·刘易斯爵士的文章，并给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19] 《旺代》，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64年。

[20] 《迈向一种革命理论》，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7卷，1962年2月，第1～19页，特别是第6页的图表。

[21] 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60年；B.苏普莱：《经济增长的经验》，纽约，1963年，第11～12页。

[22] E.J.霍布斯鲍姆：《17世纪危机》，见T.H.阿斯顿主编，《欧洲危机，1560—1660年》，伦敦，1965年，第5～58页。

[23] 《旧制度末期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巴黎，1944年。

[24]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美国的财富与权力》，纽约，1962年；理查德·M.蒂特马斯：《收入分配与社会变迁》，伦敦，1962年。

[25] 戴维斯，见前引书，第5页，引自马克思：《选集两卷》，莫斯科，1955年，第1卷，第947页。

[26] 丹尼尔·贝尔主编：《激进右派》，花园城，1963年。

[27] 默顿，见前引书，第9章。

[28] 《人们为什么叛乱》。

[29] G.E.伦斯基：《地位定型：社会地位的非垂直维度》，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9卷，1956年。

[30]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学：比较史研究》，纽约，1966年。

[31] J.R.吉利斯：《政治衰败与欧洲革命，1789—1848年》，载《世界政治》，第22卷，1970年。

[32] 《革命：重新定义》，第22卷，见前引书。

[33] 《革命进程》，载《社会力量》，第28卷，1950年3月，第279～297页。

第二章 英国革命的社会根源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英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已经历了四个界定清晰的阶段。首先，我们有关于革命的政治叙事，是由伟大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S.R.加德纳，以其细致负责和学识实现的。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宗教宪政解释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规模抨击，令人舒适的旧辉格派范式瓦解，被新兴资产阶级和腐朽封建阶级之间的鲜明冲突所取代。接下来是短暂的战后时期，在这一时期，基于最细微的文件证据，进行令人眼花缭乱且极度自相矛盾的理论化工作，直至就问题的每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几乎为零，英国革命逐渐陷入那种碎片化混乱，今天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编纂学正沉溺于这种混乱中。对于这两场革命，一旦历史学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解释并不比辉格派解释好太多，那么，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并没有非常有把握的解释来替代它。然而，过去20年见证了最引人注目的专业化历史专著的全盛期，即大西洋两岸学者的著作。这些学者曾煞费苦心，任何有永恒价值的历史研究都需要这种功夫，这些学者也拥有整理他们的发现并进行归纳的洞察力、想象力和智识。历史学家也采用了更复杂的历史解释模型，这些解释涉及近代早期社会的性质，以及经济、社会结构、思想和机构各自间的反馈效应，更不必说纯粹机会的干预。结果，大量光线最后开始穿透迷雾：真相——部分的、不完美的、临时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17世纪英国革命的社会根源问题，首先由R.H.托尼于1940年引起历史学家的全面注意。[1]他认为在内战前的那个世纪，财产所有权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守旧的土地所有者阶层衰落，乡绅这个新阶层上升到最高层。他把这个变迁主要归因于面对上涨的价格、新农业技术和新市场销路，土地所有者在地产管理适应性程度上的差异，部分归因于有无非农业财富来源。他将1640年事件解释为政治结构的转型，从而容纳了新兴乡绅新阶层的权力。他的社会变迁论点得到两组数据的支持，其中一组数据意在显示与乡绅相比，贵族的庄园地产有显著下降，另一组数据意在表明庄园地产规模的转变，从大地产转向中等规模土地所有者。

1940年到1945年间，英国学者被其他方面吸引了注意力，直到1948年，这个问题都处于搁置状态，是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伊丽莎白时代贵族的文章，不经意间引发了一场论战。[2]在这篇文章中，我选取了托尼论文中一个要素，即贵族的衰落，将它大大推进了一步，不是将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低效的土地管理，而是归因于超支，并给出了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关于债务的数据，来支撑我的令人吃惊的观点，即“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的最后几年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伯爵和男爵因此迅速接近或悬在财政破产的边缘”。如果这种破产在大多数情况下得以避免，我将之主要归因于詹姆斯国王的慷慨赠予。

三年后，这篇文章遭到H.R.特雷弗-罗珀的犀利批评，他指出用语的过度，在解释债务统计证据上所犯的极严重错误以及对多数补充证据的非学术性处理。[3]我予以答复，退一步，承认统计解释和事实上的诸多错误，但是，通过利用一些在庄园持有上的修正后的统计数据，我保留基本观点不变。[4]

两年后，即1953年，H.R.特雷弗-罗珀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托尼的论点本身进行了全面的攻击。[5]他非但不认为乡绅的兴起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典型特征，反而认为“纯乡绅”——小的或中等地主大量衰落，后者受到通货膨胀的紧逼，同时缺乏可供选择的收入来源来维持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对H.R.特雷弗-罗珀而言，那些兴起的群体首先是约曼农，他们因直接经营，在开支上厉行紧缩以及有计划地储蓄所得的利润而兴旺发达；其次是那些可以得到国王赠予的丰厚礼物，或者从事商业和法律活动的乡绅和贵族。因此，兴起的乡绅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廷臣、出庭律师和垄断商人。为所有这些慷慨的赠予买单的“纯乡绅”属于“乡村党人”，他们在17世纪40年代推翻了宫廷政府，与国王交战并取得胜利，最终成为新模范军的激进派领导人以及独立派。他们的政策是非集权化、降低诉讼费用、根除受人憎恶的宫廷、废除国家垄断贸易和制造业垄断的财政扶持、买卖官职、监禁及类似物。

这个才气横溢且系统阐述的论点最初所向无敌。托尼试图为他的一些统计方法辩护，但是，他现在缺乏活力去回应曾发起挑战的论争。[6]J.P.库珀列举一连串事实和论据来论证托尼和我的统计方法毫无价值，并使人对如下整个观点产生怀疑，即以某种方法计算庄园的数量能够被迫提供一个有关社会流动性的有用指示物。在此之后，在1956年，普遍接受特雷弗-罗珀论点的道路似乎被开辟出来。[7]

直到1958年和1959年，特雷弗-罗珀的论点才反过来遭到严厉批评。J.E.C.希尔和P.扎戈林指出论证链上某些链环的极端脆弱性——在某些情况下链环甚至缺失：将“纯乡绅”与小乡绅等同，将小乡绅与衰落的乡绅等同；断言在通货膨胀时代无法从农业赚取利润；假设宫廷是致富的平坦大道；将宗教激进主义解释为经济衰败的避难所；论述1642年议会领导人上的失败；独立派与“纯乡绅”阶层之间的密切联系；将独立派的政策描述为非集权化的一种。[8]

几乎在同一时刻，J.H.赫克斯特发表论著，强有力地抨击了托尼和特雷弗-罗珀的论点。[9]他声称，托尼着迷于资产阶级兴起和封建主义衰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将17世纪英国的事件放入这个预设的模型；特雷弗-罗珀痴迷于经济动机，并以忽略理想和意识形态为代价，把政治仅视为“内部的人”与“外部的人”、宫廷与乡村的斗争，这是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在20年前针对18世纪中叶英国所建立的模型的变体。赫克斯特对1640年前社会变迁的解释是我的有关贵族衰落论点的新版本。他丢弃了我的经济衰败的概念，但是，他认为，较大乡绅之上的贵族对军事的控制出现瓦解。这意味着政治领导权从上议院转到下议院手中，尽管他将17世纪40年代政治崩溃的直接原因归于传统的宗教和宪政因素。

到目前为止，再清楚不过的是，假设的丰富远远超过了史实研究。我们所需的是对那个时期地主阶级有关经济和个人的现存档案进行大规模猛攻，而对各种文章脚注的检查表明，没有人曾沿用这些方法做过大量工作。然而，碰巧材料正好变得可获得，并且材料丰富到令人困惑。在1945年后，旧地主阶级的迅速衰落导致大量私人家庭文件流向新近成立的郡档案局，在那里，它们被编目并列表，以供查阅。结果，1955—1970年这15年见证了一批博士论文的问世，这些论文或研究单个家庭如珀西家族或黑斯廷斯家族的财政情况，或研究某些地区如北安普敦郡或东安格利亚一组有良好档案记录的家族的财政情况，或研究单个郡如约克郡的乡绅的财政情况。[10]

1965年，我出版了一本关于贵族的著作，它立足于对私人档案和公共档案的长期研究。[11]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这是我的一些早期想法以及J.H.赫克斯特观点的混合物。我认为，贵族丧失了军事权力、土地财产和威望；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他们的实际收入急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炫耀性消费，但是，在17世纪早期，其实际收入同等程度地强势恢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上涨的土地收入和慷慨的国王恩惠。我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证据来支撑这些经济观点，其中一些证据基于对以前受到怀疑的庄园计数的方法的重新规划。但是，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相对收入的变化，而是相对于较大乡绅而言，贵族在权力和威望上的变化。我认为，当他们开始采用极为不受欢迎的宗教和宪政政策时，将国王和教会置于了危险的境地，因此，1640年的崩溃因贵族权力和权威的先行下降而成为可能。

这个假设曾遭到强有力的批评，主要基于贵族的分类不利于社会分析，因为它包括法国人所称的“最高贵族”，即少数极为富有和有权势的宫廷家族，也包括那些在收入和生活方式方面与最上层地主别无二致的家族。暂时性经济衰退的事实所依赖的统计数据也遭到严重质疑。[12]另一方面，贵族威望和权力经历了暂时而严重的衰退这个主要论点，似乎相当不错地幸存下来。最近许多有关特定郡乡绅的博士论文最终公开发表，这对摒弃某些假说而言大有裨益，因此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异议。人们几乎不再可能认为处于衰落中的纯乡绅是英国革命的中坚分子[13]；或者对远离伦敦的地方乡绅而言，宫廷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中心[14]；或者对于有抱负的绅士而言，政府机构或私掠巡航是致富的捷径。[15]社会中的紧张局面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以传统形式呈现，即一些地方权力精英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冲突，以及清教徒与国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16]在权力、财产和威望向地方地主精英群体转移的过程中，这些紧张局面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形成，这些群体逐渐以全国和郡为基础组织起来，反抗国王的政治、财政和宗教政策；类似的转移也出现在伦敦的新商人利益集团身上，他们组织起来挑战根深蒂固的商业寡头的经济垄断和政治控制。

我们有把握这么说，在过去50年中，没有一个历史争论曾吸引了如此多的注意力。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意见分歧的领域似乎是囊括一切的：对术语定义的分歧，我们用这些术语解释正在讨论中的现象；对发生了何事的分歧；对事情发生方式的分歧；对所发生事情的结果的分歧。这般完全缺少共同点是十分罕见的，它的出现似乎引起对历史学家权利的怀疑，即历史学家被认为是经验主义者，其探究基于理性和证据。其次，主要参与者聚集了一群给人印象深刻的天才。三个主要论争者，R.H.托尼、H.R.特雷弗-罗珀和J.H.赫克斯特，有各自不同的方式，都是极为杰出的自成流派者；他们是少见的也是有能力对过去用综合性以及原创性的概念来归纳论述的人。第三，争论很快发展为一种学术格斗表演，而且这场表演并没有提供预告。我所著的第一篇有关伊丽莎白时期贵族的衰落的文章，遭到了H.R.特雷弗-罗珀的攻击，他论证了我论文中的夸大和不准确，在学术期刊中很少有比这更为野蛮残忍的攻击。“误入歧途的同事并不是被连腿带屁股地痛打的亚玛力人”，[17]R.H.托尼在护理自己的伤口时抗议道。也许吧；但是，这场争论凶猛残暴地进行，这种残暴不仅吸引了我们所有人中的虐待狂，而且提供了一把利刃。

然而，这里有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根据。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的未来在于谨慎且有选择性地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杂交，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乡绅论战使任何那样的尝试所引起的问题尖锐地集中在焦点上。首先，它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方法论上的基本问题。今天，每个历史学家，无论他的政治信仰是什么，都非常强调社会力量是历史中的有效因素。我们都张口闭口地谈论社会流动性、中产阶级的兴起，等等。这样一来，我们如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示社会变迁这个问题就浮现了出来。上一代社会史学家，例如G.M.特里维廉，基于易获得的私人文件——帕斯顿信札、佩皮斯日记诸如此类——辅以一定数量同时代人的评论，和出自从乔叟时代到狄更斯时代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的引语作为支撑，来构建他们的假说。[18]在关于乡绅的论战中，这些方法被各方予以运用。关于上升的贵族、衰落的贵族、上升的廷臣、衰落的廷臣、上升的乡绅以及衰落的乡绅的个别例证，被成功地来回反复讨论。一连串同时代的评论被广泛引用，或者当场合合适时，被认为有偏见和误导性而予以摒弃。诗人和剧作家被征召入战斗的行列。在聪明的善辩论者手中，结果是扑朔迷离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证据，对于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来说，处在冲突的硝烟和喧闹声之上，这些证据看上去根本不能确切地证明什么。

这是表面上的评价；但是，相较于以前更明显的是，争论揭露了传统得多的历史方法论的劣质基础。颇为矛盾的假说找到似是而非的合理根据；因为每个理论的支持者均自由选择自己的证据，还因为这儿有太多的单个事实，以太多不同的方式起作用，这种理论化不能被——这里显示未被——事实所控制。哲学家将这个批评扩展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方法论，在羞辱同类型职业时并非没有一些极为满足的迹象。[19]

引用个别例子来论证一个社会学观点，这是徒劳无益的。为了应对这个缺陷，R.H.托尼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定量测量、系统抽样和统计检验，试图为其理论提供一些科学基础。另外，大量的争论聚焦于所运用的统计方法——庄园统计的可靠性抑或相反。因此，具有一些普遍意义的第二个结论浮现出来，也就是说，使用这样的方法极大地提高了证据的质量，但是，作为最后的解决办法，由人为判定它的可靠性：关于资料含义的判断，关于其处理方式的判断，关于所涉错误程度的判断，关于结论重要性的判断。尽管可怕的错误已被揭露，尽管分歧仍旧存在，但通过引入新的、可能更实证的证据，争论的整体水平上升至一个更高的层面。在估量过去社会变迁的速度以及确定变迁方向这些问题上，争论的这个部分指明了新的路径；它还强调了在没有统计训练或指点的情况下从事统计计算的危险。

D.布伦顿和D.H.彭宁顿以及G.尤尔试图利用群体性传记技术，分析17世纪40年代不同政治群体的构成，这引起类似的方法论争论。[20]再清楚不过的是，在学艺不精者或胆小者手中，这项工具将无用武之地或必定引入歧途。J.E.C.希尔对布伦顿和彭宁顿的方法进行批判，D.昂德唐对尤尔的方法予以批评，这再次证明，如果社会科学的新技术要对历史学科起作用，且作用不限于术语、混淆和一种虚假的确定感，那么，就有必要提出合适的问题，并采用恰当的分类。[21]

对参与有关乡绅争论的主要人物而言，最严重的指责不是他们在系统提出假说上的不成熟，而是他们在分类问题上思虑不周，以及他们不愿认可大量已得到满意解答的问题。正如19世纪早期英国工人生活标准，或者17世纪后期马萨诸塞州教育质量一样，这场争论产出了大量矛盾的证据和有争议的统计数据。对于后一个争论，贝林教授曾写道：“我们好像在这里处理那些‘提得很糟糕的问题’中的一个，这些问题在被回答之前需要重新陈述。”[22]这在乡绅论战中同样适用，寻求对术语的新定义以及新分类已进行了15年之久抑或更长时间。

如果历史学家要将他的证据归纳为可理解的次序，他不得不运用抽象的概念和集合名词。在讨论社会时，他用归类为农民、约曼农、乡绅和贵族的群体标签来论述；或者用佃户和地主、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群体标签来论述；或者用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群体标签来论述；或者用宫廷党和乡村党的群体标签来论述；或者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群体标签来论述。在这些分类中，有一些如有爵位的贵族，是以地位划分的群体；有一些如资本家，是从类似来源赚取相似收入的、以经济划分的阶层；还有一些如“宫廷党”，形容那些收入、利益和地理位置都临时性地基于单一机构的群体。每个个体可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分类，另外，当处理流动性社会时，例如17世纪英国社会，如何选择最有意义的分类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困难。在1640年，以头衔地位划分的群体类别，与基于财富、威望和财富来源的差异而进行的阶级划分，这两者是否有统计学上的重大关系？绅士这个类别是否已扩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就分析目的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应该用什么取而代之？乡绅应该如何再细分？未能首先厘清这些问题，这导致随着争论的继续，误解和反责频频出现。此外，还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把这些抽象概念当作个性化的实体来对待。单个个体是计算与情感的确切混合物，在评估其动机时，遗传与环境的作用都极难弄清楚，即使在证据异常多时亦如此。当这个问题关乎处理这些抽象名词并仔细分析它们，也关乎认识构成集体而非个体行为模式的各种线索的精确相关性时，这一切变得更为复杂。

这个问题并非仅困扰了社会史学家，因为它同样适用于处理这个革命时代的宗教或政治史，这是缘于诸如保皇党人或议会党人、长老派或独立派这类术语，被显示只有在关乎某些问题或某些特定时间时，才可适用于个人。[23]一个单独的政治或宗教标签可以贴在极少数活跃于公共事务的人身上，比如说，从1638年至1662年，这仍然是有效的。这是因为英国革命，正如其他所有我们熟知的革命一样，倾向于吞噬自己的果实。1640年的各势力结盟与1642年的截然不同，至1642年，一大批前议会党人不情愿地转向了保皇主义；到1648年，情形又大为不同，议会党人中的保守分子，误导性地被称为长老派，他们掉头转向国王这边。在1640年或1642年，事实上无人是共和主义者；在1649年，英国是一个共和国；在1640年或1642年，事实上无人赞成宗教宽容；到1649年，对新教徒的广泛宽容业已实现。对英国革命起源的思绪混乱，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未能精准确定正在讨论的是革命的哪一个阶段。由于每个阶段是由不同的即时事件引发的，由于每个阶段因各种长期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运动从而成为可能，并由于每个阶段由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所引导，这些区别显得极为重要。英国历史学家思想的褊狭体现在于，他们未能从法国大革命研究留下的教训中获益，在后者那里，一个多世纪以来，当提出社会因果关系理论时，进行严格的时期划分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个方法论上的困难源自一个可悲的事实，即单独个体可能被归类为乡绅、中产阶级、乡村党、资本家和清教徒，对于某一分析目的而言，每种归类都是有效的，但没有一种归类足以成为一个囊括一切特性描述的分类。此外，在每个标签下，个体将发现自己与他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中只有一些在其他标签下是他的同伴，仅有少数人在所有标签下都是其同伴。正是这种分类的多样可变性，导致社会史学家的工作极为困难。

在使用概念的相对分类方面，如中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乡绅和贵族，宫廷党和乡村党，长老派和独立派，J.H.赫克斯特曾特别积极地展示这可能招致的危险和混乱。[24]他的解构工作极为珍贵，但是，历史学家必须使用一些这样的集体词汇进行研究；因此，其他词汇、其他概念必须被发明以取而代之，或者旧的词汇和概念必须以更复杂、更多意识到其人为性的方式予以使用。正如R.H.托尼所观察到的：“分类是如此普遍，并非毫无作用，亦不能被丢弃。除了在历史学家的相互不断攻击中可用作导弹之外，它们还可提出问题，即便有时它们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政治观念同样易于被误读，J.施克莱出色地展示了哈林顿是如何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改造，以适合评论者的先入之见和偏见的。[25]关于学术主观性，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让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同样地，在处理同时代的证据时，有必要特别谨慎。例如，克拉伦登后来重申，王党的宣传致力于让人怀疑其反对者动机的纯洁性和社会地位。因此，王党宣称，议会党人受自私的追名逐利的野心刺激，他们出身寒微，很多人靠肮脏的交易谋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法（它们是关于任何反叛群体的老一套官方思路的一部分，从求恩巡礼事件到埃塞克斯叛乱）在特雷弗-罗珀的论点中均有体现，特雷弗-罗珀认为，处于衰落中的“纯乡绅”受成为“圈内人”而不是“圈外人”的渴望驱动。这个假说与现代假定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后来的表现形式如布热德主义、麦卡锡主义和阿格纽主义的基础是衰败的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惊人的类似。

最后，还有客观性的问题。很明显，在历史学领域，正如在社会科学领域一样，事实和价值观念的严格隔离这一假设是极为不切实际的。E.H.卡尔认为，在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时，学者必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作者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以及社会背景。[26]对英国内战的社会根源和叛军首领的抱负极为不同的解释拐弯抹角地增加了这个假设的正确性，这些解释的提出者有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保守的反教权主义者如H.R.特雷弗-罗珀，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如R.H.托尼，以及极富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J.E.C.希尔，还有美国自由主义者如J.H.赫克斯特以及持不可知论的英国自由主义者（这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我自己。我们看待17世纪的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自身对待20世纪的政治和宗教态度的影响呢？

除这些方法论问题之外，这场论争还提出了重要的本质问题，后者普遍适用于历史研究的广泛领域。它们都以某种方式与“什么诱发了革命”这个问题相关联。此外，因为看上去似乎20世纪超越了其他任何世纪，将成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时代，这是政治家、设计者稍感兴趣的事情，也是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事情。首先，是否有可能构建一个革命形势的“模型”？再或者，P.扎戈林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式，虽然类比研究最具启发性，但是，相较于相似性，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差异性要多得多”[27]，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假定存在一致性的话，17世纪英国革命是何种类型的革命呢？它是一个处于绝对衰落状态的阶级的革命吗？抑或是一个期望值上升速度高于客观境遇的阶级的革命呢？它是在社会上遭受挫折、在经济上停滞不前或下滑的纯乡绅所发起的一场抗议运动吗？抑或是富有的、处于上升势头的乡绅因任意征税、宗教政策和十一年暴政（the Eleven Years’ Tyranny）的独裁统治，致使其志向暂遭挫败，进而掀起的抗议运动呢？另一方面，是否存在一个朝廷团体，其不断增长的规模、财富和傲慢激怒了外部人士以至于发起反叛呢？抑或是国王、宫廷、教会和贵族在权力、财富和声望上全都出现了绝对或相对的下降，故而诱使外部人士去夺取控制权呢？英国内战的两边真的能够如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等同于一边是处于上升态势的资产阶级，另一边是处于衰落状态的封建阶级吗？

最早由H.R.特雷弗-罗珀以这种特别方式提出的一个相关问题是，英国革命是不是一场一般性欧洲运动的一部分？[28]民族国家，以其复杂的官僚结构、对其国民私人生活的广泛干涉以及庞大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可能是过去五百年中西方文明对世界的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如果不是最值得称颂的贡献的话。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关键性步骤发生在15世纪末，此外，在绝大多数欧洲主要国家中，17世纪中叶见证了某种重大危机：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全都遭到革命运动的大规模破坏。这些革命在特性和原因上是否相似？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呢？H.R.特雷弗-罗珀认为，它们是类似的，其基本特征为它们是被剥夺基本社会权益的人和税负过重的“乡村党人”掀起的叛乱，以反对这个时代日渐扩张的、压制性的、腐败且专制的朝廷和官僚机构；他还认为，事实上，这是在绝对主义时代到来之前，意图终止国家中央集权进程的最后的、徒劳无功的尝试。这个论点后来被P.扎戈林大规模地应用至英国，但是，仍存在争议的是，英国是否拥有在规模上能完全比得上布鲁塞尔、巴黎或马德里的官僚机构和宫廷？还有，1640—1642年议会反对派的志向事实上就本质而言，是不是反宫廷和分权化呢？[29]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即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是否应被视为欧洲领域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抑或被视为最好进行孤立研究的特殊运动？

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同重大事件必定有极重要的起因。有些历史学家认为，1640年的崩溃和1642年的战争，仅仅是某些掌权者所犯下的一系列政治上的愚蠢错误而导致的结果。[30]如果接受了这个观点，那么，关于英国内战之前半个世纪的社会运动趋势的整个争论则显得完全不切正题。然而，对此的异议——在我看来，是具有决定性的异议——在于，它混淆了两个极为不同的东西：先决条件和诱因，前者指长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趋势，这些使革命成为可能，并受到比较分析和归纳；后者指个人决策和事件的随机模式，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起革命爆发，此外，它们是独特的、不可归类的。

最后，对于卡尔·马克思提出的三个观点，人们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确实，在某个阶段，这个讨论可能与“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混为一谈）。这个理论，由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17世纪时因哈林顿得以复兴，19世纪时马克思对它进行了修订。该理论认为，政体是社会和经济力量分布的直接反映；因此，如果要避免大动乱，这两者必须同时同步发生改变。哈林顿学说的主要缺点，以及将他的学说与马克思的学说最为清楚地区分开来的那个方面，是他过度专注于地产，有意不考虑所有其他形式的财富。但是，在17世纪英国的背景下，这并非完全不切实际，尽管伦敦商人团体和金融团体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在不断增长。此外，正如H.R.特雷弗-罗珀所认为的，这个观点并不仅仅限于罗塔俱乐部（the Rota Club）的少数成员。[31]1659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有关恢复第二个下议院的议会辩论表明，下议院中相当多的人认同哈林顿的论点，这个论点是关于政体与土地财产的平衡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尽管只有共和主义者认为——结果证明是不符合事实的——贵族失去了绝大多数地产，因此，平衡被破坏而不是被改动。

我们今天能够看出，这个假说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予以限定，特别是需要把更多的权重给予意识形态热忱、军事力量和服从的传统习惯，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抑或孤立地，可能通常比天然的经济压力重要。如霍布斯一样，哈林顿对于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知之甚少，这个网络完全除开合作和服从的经济需要与身体需要，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他全然未能认识到感情和偏见的力量，尽管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罗马共和国不切实际的赞美的影响。他确实认识到，在某些实例中，如英国的诺曼征服和西班牙征服中美洲，暴力曾被用于分配财富和权力，这是以一种与这个崭新且黏着力极强的政治权力结构相称的方式进行的。更常见的是，政治权力被操纵，用于将财富输送到统治精英手中，因此，通过调整社会结构，使之适应于政治体制，而不是相反，从而保持两者一致。托马斯·莫尔给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32]：

现今共和国在各处蓬勃发展，当我在头脑中考虑和权衡所有这些共和国时，愿上帝保佑我，我所能够察知的只有富人的某个阴谋，即他们以共和国的名义，设法获取他们自己的有价值物品。他们发明和设计了所有的方法和手段，首先是如何安全持有他们非法聚集的财产，使无失去之虞，接下来是如何用尽可能少的钱，雇佣和滥用穷人的工作和劳动力。富人在百姓的幌子下，换句话说，以穷人为幌子，颁布命令对这些手段予以维护和遵守，于是，它们成了法律。

有了这些重要的限定性条件之后——哈林顿对其中一些限定并非完全不认同——如下观点如今被人们广泛接受，甚至持有坚定地反马克思主义思维模式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也未曾有异议，这些观点包括：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之间肯定存在着直接关联，还有，前者对后者往往有决定性影响。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在拉丁美洲，土地改革是引进民主制度和理想的必要准备工作。

宪政史和行政史能够在社会真空中予以研究，并作为自由或官僚体制或诸如此类事物发展的孤立历史来研究，这种想法现在已很少有历史学家准备赞同。权力和权力分配的问题被视为与整个集合体有牵连，这个集合体，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养育、教育和家族系统，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土地法、身份等级和社会的经济结构。主要问题是解释不同部分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全部整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理论的第二个观点是，欧洲社会的第一个重大转变是从封建主义阶段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在英国，这个转变出现在17世纪；在法国，则出现在18世纪后期。英国革命是如何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对此恩格斯最先提出了成熟的解释。恩格斯实现这一点，是通过一些干脆利索的“花招”，即把贵族和乡绅变成“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从而使视英国革命为一场“资产阶级动乱”成为可能。最终结果是基于1689年妥协的国家创建，通过该妥协，“由‘钱财和地位’组成的政治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条件是金融、制造业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巨大利益得到足够的照应。”[33]托尼把新兴的乡绅定义为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是资本家；把王党支持者定义为守旧的人，是封建主义的。恩格斯的这个理论给托尼的定义提供了支撑。直到20世纪50年代，J.H.赫克斯特和P.扎戈林才基于逻辑的和事实的理由，对乡绅等同于资产阶级这个旧等式提出严厉批判。[34]

马克思的第三个观点，在论战中会涉及，它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一方面是社会和经济力量，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马克思倾向于视后者为受社会促动的上层建筑，同样地，H.R.特雷弗-罗珀似乎把宗教视为由经济决定的。[35]对于思想与利益之间的关系，托尼有着更为复杂的看法，但是，他的解释也特别强调物质动机。在判定17世纪40年代动乱的起因时，他是否准备较多地强调政治自由和宗教改革这些明显的议题，这一点是不能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思想只不过是上层建筑，它们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在那里，其本身作为历史力量持续增强地隐现出来，对于这个假设，希尔已从中醒悟过来。[36]人类个性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性和情感、利益和道德不断被混淆，它们交替浮出水面。这个问题没有最终解决方案，每个历史学家必须根据个人判断开展研究。实质上，这似乎主要涉及其对人性是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乐观主义者强调理想，悲观主义者强调物质利益。

现在回顾这场争论，似乎很清楚，在早期阶段，对于革命的起因，各方均持站不住脚的狭隘观点。他们过于关注财富分配上的变化，极少关注较抽象的因素，如变化中的理想、抱负和服从的习惯。他们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一个是统治精英在物质和道德上的衰减，另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在规模和强度上的走强。最重要的是，他们未能意识到革命有着极为复杂的起源，社会原因仅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然而，能为这些首创者辩解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开拓性的工作和愚蠢的错误，针对英国革命的起因，更为复杂的看法开始浮现。

[1] R.H.托尼：《哈林顿对其所处时代的释读》，载《英国科学院会刊》，第27卷，1941年。R.H.托尼：《乡绅的兴起，1558—1640年》，载《经济史评论》，第11卷，1941年。

[2] L.斯通：《剖析伊丽莎白时期的贵族》，载《经济史评论》，第18卷，1948年。

[3] H.R.特雷弗-罗珀：《伊丽莎白时期的贵族：再剖析》，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3卷，1951年。

[4] L.斯通：《伊丽莎白时期的贵族：再次声明》，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4卷，1952年。

[5] H.R.特雷弗-罗珀：《乡绅，1540—1640年》，载《经济史评论》，增刊第1期，1953年。

[6] R.H.托尼：《乡绅的兴起：附言》，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7卷，1954年。

[7] J.P.库珀：《庄园的计数》，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8卷，1956年。

[8] C.希尔：《近来对英国内战的解读》，见《清教与革命》，伦敦，1958年。P.扎戈林：《英国革命的社会解读》，载《经济史杂志》，第19卷，1959年。

[9] J.H.赫克斯特：《历史中的重新评价》，伦敦，1961年。

[10] G.R.巴索：《一个伊丽莎白时期贵族的财务状况：亨利·珀西，诺森伯兰郡第九代伯爵》，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9卷，1957年。G.R.巴索：《诺森伯兰郡第九代伯爵亨利·珀西的家庭文件》，载《卡姆登社会》，第3辑，第93卷，1962年。C.克罗斯：《清教徒伯爵，1536—1595年》，伦敦，1966年。M.E.芬奇：《北安普敦郡五个家庭的财富，1540—1640年，北安普敦郡档案协会会刊》，第19卷，1955年。A.辛普森：《乡绅的财富，1540—1660年》，芝加哥，1961年。J.T.克利夫：《约克郡的乡绅：从宗教改革到内战时期》，伦敦，1969年。

[11] 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牛津，1965年。

[12] D.C.科尔曼：《乡绅论战与危机中的贵族，1558—1641年》，载《历史》，第51卷，1966年。J.H.赫克斯特：《英国贵族、它的危机与英国革命》，载《英国研究杂志》，第8卷，1968年。E.L.彼得森：《伊丽莎白时期的贵族：剖析、分化与再评价》，载《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史评论》，第16卷，1968年。

[13] J.T.克利夫，见前引书，第351页。W.G.霍斯金斯：《查理一世时期乡绅的地产》，见《德文郡研究》，W.G.霍斯金斯和H.P.R.芬伯格主编，伦敦，1952年。

[14] J.T.克利夫，见前引书，第85页。W.T.麦卡弗里：《伊丽莎白时期政治中的社会地位与恩赐权》，见《伊丽莎白时期的政府与社会》，S.T.宾多夫等主编，伦敦，1961年。G.E.艾尔默：《英国历史中作为影响因素之一的公职担任，1625—1642年》，载《历史》，第44卷，1959年。

[15] G.艾尔默，见前引书。L.斯通：《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官职：以1585年王室管家亨斯顿勋爵为例》，载《历史杂志》，第10卷，1967年；P.扎戈林：《爱德华·斯坦诺普爵士关于爱尔兰代理人职务的建议，呈温特沃斯子爵托马斯·温特沃思》，载《历史杂志》，第7卷，1964年。A.安德鲁斯：《伊丽莎白时期的私掠巡航》，剑桥，1964年。

[16] T.G.巴恩斯：《萨默塞特郡，1625—1640年》，剑桥，马萨诸塞州，1961年。J.T.克利夫，见前引书，第12、13章。A.埃弗里特：《萨福克郡和英国内战，1640—1660年》，载《萨福克郡档案协会》，第3卷，1960年。A.埃弗里特：《肯特郡共同体和英国内战》，莱斯特，1966年。A.埃弗里特：《外省的变迁：17世纪》，莱斯特，1969年。

[17] R.H.托尼，见前引书，1954年，第97页。

[18] G.M.特里维廉：《英国社会史》，伦敦，1942年。

[19] P.加德纳：《历史阐释的本质》，牛津，1952年。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言》，纽约，1960年。

[20] D.布伦顿、D.H.彭宁顿：《长期议会议员》，伦敦，1954年。G.尤尔：《英国内战中的独立派》，剑桥，1958年。

[21] C.希尔：《革命前的英国社会与清教主义》，伦敦，1964年。D.昂德唐：《重思独立派》，载《英国研究杂志》，第3卷，1964年；另请参阅G.尤尔：《独立派和革命者》，载《英国研究杂志》，第7卷，1968年，以及D.昂德唐：《再论独立派》，载《英国研究杂志》，第8卷，1968年。

[22] B.贝林：《美国社会成型中的教育》，纽约（未注明出版日期），第80页。

[23] J.H.赫克斯特：《长老派的独立派教徒》，见《历史中的重新评价》，伦敦，1961年。G.E.艾尔默：《国王的官员：查理一世的文职官员，1625—1642年》，伦敦，1961年，第393页；V.珀尔：《英国内战中的王室独立派》，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第5辑，第18卷，1968年。

[24] J.H.赫克斯特，见前引书，第5、6、7章。

[25] J.施克莱：《思想体系探寻：以詹姆斯·哈林顿为例》，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3卷，1959年。

[26] E.H.卡尔：《历史是什么？》，伦敦，1962年，第48页。

[27] P.扎戈林：《英国革命的社会解释》，载《经济史杂志》，第19卷，1959年，第389～390页。

[28] H.R.特雷弗-罗珀：《17世纪的总危机》，载《过去与现在》，第16卷，1959年；第18卷，1960年。

[29] P.扎戈林：《王党和乡村党》，伦敦，1969年。

[30] C.V.韦奇伍德：《王之和平，1637—1641年》，伦敦，1955年。

[31] H.R.特雷弗-罗珀：《乡绅，1540—1640年》，第46页。

[32] T.莫尔：《乌托邦》（普及版），伦敦，第112页。

[33] F.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伦敦，1892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政治和哲学基本著作选》中再版，由L.S.福伊尔主编，纽约，1959年，第57页。

[34] J.H.赫克斯特，见前引书，第5章。P.扎戈林，见前引书，第381～387页。

[35] H.R.特雷弗-罗珀，见前引书，第31页。

[36] 这个转变可通过下述材料进行追溯：J.E.C.希尔：《英国革命》，伦敦，1940年；《教会的经济问题》，牛津，1956年；《17世纪英国革命（关于解释的尝试）》，载《历史杂志》，第221卷，1959年；《革命的世纪，1603—1714年》，爱丁堡，1961年。在对自身立场的一次新近陈述中，他富有洞察力地将思想描述为历史的蒸汽动力：“对驾驶铁路机车而言，蒸汽动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机车和铁路线路都不能用蒸汽动力来建造。”（C.希尔：《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牛津，1965年，第3页）

第二部分 解释

第三章 英国革命的起因

一、预设

在对历史事件作出解释之前，首先有必要确定需要解释的事件属于什么类别的事件。在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什么？它是一场“大叛乱”吗？就如克拉伦登所认为的，它是中世纪众多叛乱中最后的、最激烈的一场叛乱，这些叛乱尤其反对不讨人喜欢或不受欢迎的国王。在整个中世纪，一个世纪复一个世纪地，上述叛乱由地主阶级中持不同政见者筹划。[1]它仅仅是由特殊政治形势导致的暂时性政治崩溃所引发的一场内部战争吗？这是C.V.韦奇伍德小姐的观点，她赞成将英国内战史的开端定在1637年，这个时间点比政府的垮台早了三年，比武装暴力冲突的爆发早了五年。[2]它是一场清教徒革命吗？这是S.R.加德纳的观点，他认为整个事件背后的驱动力量是宗教制度与思想的冲突。[3]它是自由对抗国王暴政的第一次大冲突吗？就如麦考利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为了启蒙运动和辉格党原则而展开的第一次攻击，这次攻击使英国踏上了通往议会君主制和公民自由的渐进道路。[4]它是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吗？在这场革命中，社会中进步的、有活力的成分奋力从其封建制度襁褓中挣脱出来。这是恩格斯看待它的方式，20世纪30年代的诸多历史学家，其中包括R.H.托尼和C.希尔，往往也是这样认识它的。[5]它是现代化的第一场革命吗？这是改头换面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这场现代化革命现在被看作为改造政府机构所作出的努力，使之满足一个更高效、更理性主义、经济上更发达的社会的需要。[6]再或者它是一场绝望的革命？这场革命由社会中处于衰落状态的、守旧的群体策划，即H.R.特雷弗-罗珀所说的纯乡绅。纯乡绅心中充满了由教派激进主义催生出来的憎恨、猜忌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不宽容，在其毫无希望且过时的幻想中，他们希望时光倒转，重建一个地方分权的、看重乡村和农业的、内向型的社会，这个社会很稳定，在经济上处于停滞状态。[7]在上述这些理论中，每个理论都包含了一丝真理。每个理论提出者都展现了多方面整体中的一面，却往往忽视了不符合其固定模型的那些方面，而且选择过于专一地聚焦于多阶段进程中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最有效地例证了他个人的假说。

为了给接下来的长期分析扫清道路，首先有必要提出某些基本预设，整个体系皆依赖于对这些预设的接纳。第一个预设，也是最重要的预设，即在詹姆斯·哈林顿的断言——“这个政府的垮台引发了战争，而不是战争导致了政府的垮台”[8]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这意味着专注于克拉伦登所说的“大叛乱”和韦奇伍德小姐所说的“内部战争”将错过关键问题。战争的爆发本身相对容易解释；困难的是通过研究找出为何绝大多数国家和教会已设机构在两年前如此不体面地崩溃，这些机构包括君主、宫廷、中央行政机构、军队和主教制度。

第二个预设是，这不只是一场反对特定国王的纯粹叛乱。西格蒙德·诺伊曼曾把革命定义为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财产管理权以及社会秩序主导神话的彻底性、根本性改变，从而表明在发展的持续性上出现了大断裂”。[9]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定义，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英国革命满足了上述部分必备条件，但并非所有必备条件。毫无疑问，政治组织和社会秩序主导神话曾一度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平等派的确要求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尽管得承认他们很快就遭到了镇压。另一方面，许多（但并非所有）旧政治组织在1660年得以重建，尽管经济财产管理权被（暂时地）从国王和主教手中夺走，但是，独立派和长老派都对社会中既有的私有财产分配感到满意。他们也决心保留现存等级制度以及该等级制度与权威模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即便是克伦威尔，他在废除君主制、上议院和主教制度上发挥了带头作用，但最终在社会问题上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到1654年时，他已经明了自己的立场，还赞同地说：“人的地位和社会等级，以及这些社会等级的区别，数百年来英国对此已是家喻户晓：贵族，绅士，自耕农。那是这个国家的正当利益集团，而且是重大利益集团。英国天赋的地方行政官，没有被信奉平等原则的人践踏于脚下吗？”[10]

为了改变财产分配曾做过的尝试，尤其是通过没收和出售重要保王党人的地产的方式，目前已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此外，从社会群体之间，甚至个体家庭之间财富分布的角度来看，1660年革命结束时的英国，与1640年革命开始时的英国相比较，几乎没有区别。[11]然而，在这些限定条件下，在近代早期欧洲众多叛乱中，英国革命因其政治和宗教上的激进主义，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不能轻易地与爱尔兰、荷兰、加泰罗尼亚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叛乱，或与福隆德运动中的贵族和官方叛乱，又或与那些撕裂了17世纪欧洲的运动相比较，后者从加来到乌拉尔，由农民和城市贫民掀起，充斥着大众愤怒情绪，绝望、盲目且充满血腥。

英国革命的性质，部分通过它的行为、部分通过它的话语得以展现。它的成就不仅包括弑君（英国人长久以来就有谋杀讨厌的君主的传统，从威廉·鲁弗斯到爱德华二世再到理查德二世），还包括以“英格兰人民”的名义审判国王，并定以违反“这个王国的基本法”的叛国罪罪名。[12]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英国革命不仅涉及以一个君主取代另一个君主，还涉及废除君主制度；不仅涉及处决那些人，没收少数贵族的财产，还涉及废除上议院；不仅涉及针对霍布斯所说的“讨厌的教士”、神职人员和主教的抗议活动，还涉及清除英国国教以及没收主教的财产；不仅涉及攻击不得人心的官员，还涉及废除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政府行政和司法机构。英国革命的革命性质，通过话语而不是通过行为，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地展现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异常多言的革命，在1640年到1661年之间，有远超过22000份布道词、演讲、小册子和报纸公开出版，[13]单凭这个事实就强力表明，英国革命与针对不受欢迎的政府的常见抗议活动极为不同。印刷文字这股洪流是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碰撞的明证，也是激进观念涌现的证明，这些观念影响到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社会上各种机构，从家庭到教会再到国家。

一些人提出异议，因为尤其是在革命早期，许多修辞是从回归过去某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的角度进行表述的，因为“革命”这个词本身通常并非意指变成全新的东西，而是指呈圆形或呈椭圆形旋转至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某个更早的时刻曾被占据过，所以，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因此完全不是一场革命，就像今天“革命”这个词被定义得那样。在1640年，改革者和保守派各自回顾（不同的）神话般的过去，现在看来，这是完全正确的。清教徒无论何种派别，都寻求回归到他们所想象的早期教父时期原始基督教会的状态，此时的教会未被后来有罪的累加物所扭曲和腐化。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如威廉·普林，想要进行一场文化上的反革命，变革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从土地上革除长发、舞台剧和通奸，他们的信念以种族背离原始纯洁状态的理论为基础：“这很奇怪，仔细考虑起来也很可悲，我们民族最近已从先前时代的状态退化了多么远啊。”[14]律师寻求回到他们所认为的中世纪境况中——首席大法官爱德华·科克爵士在无限博学的纸卷中没有向他们保证，这只是历史真相吗？——当国王、政府机构和教会法庭都由普通法律师的观点和普通法惯例所引导和控制的时候。[15]古文物研究者为更超前的律师和议会议员提供诺曼枷锁（Norman Yoke）理论，该概念指在1066年之前，盎格鲁—撒克逊人以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生活，通过代议制机构享有自治，但是，这些自由被诺曼征服所强加的外来国王和贵族的暴政毁坏。[16]在17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稍微鲁莽地被地主阶级为反对国王所利用，平等派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曾利用诺曼枷锁理论作为武器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地主。同时，议会中的乡绅梦想着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国王和议会之间政治和谐，并执行新教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他们认为，这样的时代曾存在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美好旧时光，他们希望返回到这个时代。

查理一世和他的独裁主义支持者同样回顾了富有而强大的国王统治时期，如亨利二世、爱德华一世或亨利八世，正值行政部门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劳德羡慕中世纪晚期极为富有、政治上强大、社会关系良好的教会，而查理一世本人和他的一些顾问想象着重建一个古老的过去，那时社会等级制度受到尊重，服从占绝对优势，社会流动处于最低限度，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些概念被浇铸在一个远古的模具里，这一事实未能以某种方式改变它们所代表的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程度。这必须在当时条件下进行评价，无论理想化的黄金时代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这都无关紧要。正如霍布斯所观察的，“没有人能够在其脑海中形成未来的概念，因为未来迄今还未到来。但是，我们脑海中有过去的概念，我们据此创造未来”[17]。因此，要紧的是，当今的现实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于过去的映象，以及为了使一个符合另一个，克服所有障碍的决心程度。

1640年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乡绅和贵族是改革者，并不是革命者，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没有任何左右社会结构的企图，尽管他们希望对教会和国家的基本机构进行广泛的变革，但因远缺少推翻已有机构的计划而停止。在1640年，没有人梦想废除君主制或上议院，仅有少数人希望废除主教制度或什一税。参与民主制的想法开始在更为激进的清教徒集会中传播，但是，没有一个掌权人物把它视为灾难的征兆之外的东西。

另一方面，即使议会反对派领导人是政治和宗教上的温和派，也无可否认地是社会保守主义者，此外，虽然他们的绝大多数辩论是尊重法律的、守旧的，但不应忘记的是，早在1640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使用并满足地倾听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在语气和内容上都是激进的，真诚且坦率。[18]即便是那么谨慎的人物如爱德华·海德爵士，未来的王党领导人，也陷入了兴奋的时刻，被人听见在谈论“这个王国一个公正、持久的幸福日的黎明”。在1641年11月，卡农斯阿什比的约翰·德赖登爵士，下议院议员，一个非常体面、富有、已被广泛接受的北安普敦郡绅士，从伦敦写信给他乡下的叔叔，信中描述了长期议会的活动：

我请求得到您的祈祷……对于这项伟大工作，我仅能尽微薄之力。愿上帝受到赞美，这项伟大工作不需要巧妙的手段；迄今为止，它进展飞快……围墙被迅速筑起，尽管它们未能立即完成。教会和国家的废墟是如此荒芜，几年之内将很难修复所有的裂痕。

表面上，约翰爵士谈到让事情复归原位，恢复秩序，谈到修复腐烂组织，还谈到回归到以前就存在的状态，但是，目前的现实与他对过去和未来的幻想是如此不同，他的语言在神秘的暗示上又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怀疑其抱负是否节制成为合理的事情。许多俗世信徒采用更为千禧年的腔调，这为上述论点提供了证据。塞缪尔·哈特利布曾受到皮姆的庇护，在1641年，他充满希望地谈论“整个世界的革新”，并表达了他对议会将“为世界的幸福奠定基石”的信心。1642年的夏天，一个约克郡的绅士写信给下议院议员，表达了他“对彻底改革教会和国家的衷心渴望”，并向他的朋友保证，他对议会“在需要的情况下有能力建造一个新世界”很有信心。[19]

如果说下议院议员和他们的朋友彼此之间使用乌托邦式的语言，那么，他们所接触到的一些说辞甚至更为放肆。1641年，杰里米·伯勒斯给下议院聚集而来的议员们布道，定名为“天国的欢乐”。在布道中，他心醉神迷地谈论“真正的欢庆日以及教会和国家的复兴”，与此同时，托马斯·凯斯用天启的语言，号召议员为了改革事业投入更大的热情[20]：

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所有地方、所有人和行业。改革审判官、下级官员……改革大学，改革城市，改革郡，改革较差的学派。改革安息日，改革圣餐礼、上帝崇拜……相较于我所能说的，你有更多的工作要去做……不是由天父种植的植物将被全部连根拔除。

这不是贵族叛乱或内部战争的语言——这些叛乱或战争设有有限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目标是个人的目标；而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语言，并且还是“文化革命”的语言。然而，这次布道发生在1641年，即在战争开始之前，它面向持赞同意见的听众，他们是议会中严肃的议员，尽管得承认由于禁食所带来的物质剥夺，这些听众的易受影响性已人为提高。与此同时，在大街小巷以及酒馆中，大量的小册子印刷品唤醒了公众舆论，它们把权力这个根本问题直接带至广大热切的公众面前。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几年，霍布斯把王国描述为“沸腾着有关统治权以及臣民应有的顺从的问题”。确实，亨利·帕克为了议会议员的利益，已经系统地阐述了统治权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政治权力的来源在于所有臣民的一致同意，议会代表了整个共同体，因此是至高无上的，此外，臣民保留了最终抵抗权，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21]这的确是新颖的思想，在这个十年走完之前，它们结出了奇怪的果实。

确实，十年后，议会领导人激动地谈论着在整个欧洲输出政治革命，并使用那些在20世纪听上去很熟悉的语言和策略。1651年，在英国舰队访问加的斯的时候，海军上将布莱克引起了国王菲利普四世无可非议的恼怒，因为他向主人宣布[22]：

在公共广场那里，借由伦敦所提供的榜样，所有王国将废除专制统治，成为共和国。英国已经这样做了；法国正紧随其后；由于西班牙人天生严肃，致使他们行动稍微缓慢，为了在他们国家发动革命，他给了他们十年时间。

鉴于这种语言的使用者并非激进的边缘群体，而是地位显赫的当权者，因此，那些历史学家否认“革命”这个词可代指17世纪中叶英国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有点儿难以理解的。

从所有这些当中，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到1640年政府崩溃的时候，在相当多数量的通常持保守观点的贵族和绅士中间，存在着强烈的进行广泛变革的渴求：对政治神话的变革，远离君权神授说；对政体的变革，远离行使无上权力的行政领导人，走向“均衡政体”，在这个政体中，权力在国王、国王的官员以及政治国家的代议制议会三者之间更为均衡地分配；对法律和行政安排的变革，摧毁绝大多数所谓“特权法庭”；对英国国教会的权力、财富和组织的变革；最后是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概念进行适度却严格限制的变革，通过这种变革，绅士且不论头衔级别上的差异，或多或少地会被平等对待。

这篇文章所基于的第三个预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理论对17世纪而言只有有限的适用性。就对这个时期的解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强调了在英国革命前的一个世纪里，早期资本主义在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发展程度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者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进展时起了带头作用，认识到他们的研究对所有后续的解释有多大影响，这是很重要的。然而，其弱点在于，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通过阶级斗争理论，将这些发展同英国革命联系起来。阶级斗争理论可能相当适用于19世纪早期的英国，但它严重扭曲了更早时期的社会现实。将社会和经济变迁与革命联系起来的更富有成效的方式是通过地位不一致理论，该理论认为，当社会中较大比例的人口拥有高流动性时，该社会有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23]

英国革命无疑不是一场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因为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乡村民众、公簿持有农和农业工人几乎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与法国或俄国革命期间的农民起义（或者实际上在17世纪的法国或俄国）形成对比的是，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英国的乡村贫民几乎全部是中立的。在1640—1642年，很多圈地的围墙被骚乱的农民拆毁，这些农民依照并非不合理的设想行事。该设想认为，在政府局部崩溃的情况下，“他们将利用这些时机，唯恐不再有类似的时机”。[24]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掘土派进行了几次尝试，试图到处接管公共用地，这些举动极为无力且易遭镇压；然而，这就是全部。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乡村贫民唯一严重的干预是“俱乐部人”的聚会，在战争的后期阶段，他们在几个郡聚会。[25]这些只是乡村贫民绝望的尝试，试图保卫他们的土地、庄稼、牛群和妇女免遭议会军和王党军的破坏，同时使自己免遭两军征募新兵的军官的控制。确实，议会军和王党军如此快地被迫求助于征兵制度，以征召较小规模军队的普通士兵，这是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这个事实提供了穷人对战争缺乏热情的证据。

城镇中靠工资度日的人同样是被动的，即便在伦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社会阶梯上再上一个台阶，即在乡下小自由持有农和约曼农中间，在城镇的学徒、手工工匠和小店主中间，存在倒向议会的确切的倾向性。但是，城市中的富有商人寡头要么小心谨慎，自私地保持中立，要么倒向国王，视国王为他们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保护者和赞助人。这条规则唯一的例外是宗教信仰或对先前虐待的憎恨胜过利益计算。因此，资产阶级或者中立，或者分裂。此外，裂缝并非沿着雇主反对雇工的阶级线索进行，而是沿着相对财富和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线索进行。

乡绅同样是中立或分裂的，并没有按财富线索清晰明显地划分。很多富裕的乡绅是积极的议会党人，特别是在早期阶段。此外，对长期议会中较富有的乡绅议员的政治倾向进行分析，显示几乎两边各占一半。[26]较为贫困的教区乡绅也不能合理地归为其中一方。在17世纪4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在长期存在和无结果的战争压力下，议会党开始激进化，少数小乡绅在地方郡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中挤到了前面。许多也可能是大多数“政治独立派”来源于小乡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纯乡绅”可被形容为议会党人。在北部和西部，这些小人物，这些原型的纯乡绅，构成了17世纪40年代王党军队和党派的支柱，而且他们在后革命时代是最狂热的拥护教会和国王的人。肯特的纯乡绅构成了王党反对派的核心，也构成了议会党郡委员会的核心，这个发现同样摧毁了如下假设，即“纯乡绅”主要是议会党人。[27]总之，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控制了议会力量的激进团体中的许多成员是次要的乡绅，这个事实一点也不意味着次要的乡绅作为一个整体绝大多数是议会党人。在这个逻辑链中，有一个逻辑谬误，这是如此明显，值得进一步深思。[28]

关于革命中乡绅的分裂问题有一个更有前途的论点，即一心只想着钱的、富于进取且具有创业素质的乡绅（即资产阶级）倾向于支持议会，具有家长式作风、保守且拥有固定地租收入的（即封建制度的）乡绅倾向于支持国王。[29]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见解，但是，目前毫无证据能够支撑它。南部和东部大多掌握在议会党人手中，北部和西部掌握在王党人手中，这无疑是事实。但是，从这种地理上的分割转移到这两个区域个体特征的确认上，这将陷入众所周知的区位谬误。[30]为何地理上的分割本应以这种方式出现，我们可能想到许多理由，如离伦敦的距离更近或更远，清教徒倾向更强或更弱，当战争爆发时来自伦敦的议会力量在初期占领时，与其接触面更大或更小等，并无须推断出它必然代表了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的二分法。

因此，概括地说，乡下约曼农和城镇与工业地区的中等群体有支持议会的倾向，该倾向清晰而明显；贵族和商人寡头有支持国王的倾向，该倾向没那么显著。就战争早期阶段而言，这是唯一看似合理的社会学结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雇主/雇工、富人/穷人、处于上升状态的乡绅/处于衰落状态的乡绅、郡乡绅/教区乡绅，这些两极对立中没有一个看上去与17世纪40年代早期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大关联。我们必须解释的是社会等级和同一社会阶层群体的复杂斗争，这些斗争主要限于各种上层人士。宪政安排、宗教抱负和文化模式上的差异，利益冲突和效忠的冲突，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影响，上述这些因素使上层人士分裂并碎片化。在内战能够爆发之前，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失去其公信力并走向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只有结合社会和经济变迁因素，危机才变得可以理解，但是，首先必须得到解释的不是社会中的危机，而是政权中的危机，即很大一部分上层人士疏远了早已确立的政治和宗教机构。危机的第一阶段是上层人士内部的冲突，而不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挑战。这是一场政治革命，伴随着潜在但却夭折的社会后果，反之，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却伴随着已部分实现的社会后果。正如1647年平等派直言不讳地向下议院表述的那样：“国王与你之间这场新近的战争，其原因是一场斗争，该斗争围绕着究竟是他还是你来向我们行使最高权力展开。”[31]换句话说，这场战争以已有权威结构中相互矛盾的成分彼此之间的权力斗争为开端。

诸如对已建立的政权进行革命性挑战这样复杂的事情，要对之进行任何分析，即便是主要从统治精英内部开展工作，都必然要向后延伸很长一段时间，此外，如果希望抓住导致这场危机的所有线索的话，在方法上必定是多重动因的，既强调制度缺陷和意识形态热情，也强调社会运动和经济变迁。这种方法带来严重的结构问题，为了分析的目的，似乎最好分阶段地解开发展中的危机这一团乱麻，首先调查长期的前提条件，接下来是中期的促变因素，最后是短期的诱因。上述材料组织方式并非意味着无缝的历史之网将利索地扯开，变成这种固定不变的分类，因为它无疑未做那样的事情。所有主张表明，这看上去是组织材料的最合适的方式，它将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易于理解且逻辑上必然的顺序。此外，在相对短的篇幅内写下极为复杂的一连串的事件，诸如此类的尝试无可避免地涉及一定程度的过于简单化和过于武断的教条主义。如果读者要跟随论证思路而不迷失，限定性条件、含义的细微差别以及模棱两可的话切不可被过分强调。相较于明显地平铺直叙或围绕单一的决定性原因展开解释，多重动因方法更为接近于实际生活的无限复杂性。

然而，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按相对重要性等级次序罗列的原因排列开来。如果我们不尝试这种排序的话，读者面对的是一大堆无关紧要的原因，但是，读者必须意识到，强加排序最终并非取决于客观的、可测试的标准，而是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判断力、感受力或偏见。把问题分解成前提条件、促变因素和诱因这些不同的类别，其方法论上的重大收获是，把历史学家从徒劳无功且智识上不诚实的工作中解脱出来，那种工作试图用单一的等级次序来排列所有原因。例如，历史学家不再被要求去裁决在促使革命爆发问题上，查理一世的固执和口是心非是否比清教的传播更为重要。每一组原因都可以在它自己的类别中单独进行处理，与此同时，由于这些类别自身循序排列，所以，它们不需要相互之间进行比较。

二、前提条件，1529—1629年

（一）都铎王朝政体的不稳定性

如果有人用尽所有后见之明的智慧，去思考都铎王朝鼎盛时期的政体结构，也即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第一个25年，那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代，正值16世纪80年代后期暴风雨开始聚集的前夜，那么，他会看出，该政体结构实质上是不稳定的。这里不是重启都铎王朝早期要努力达到什么目标这个问题的地方。它仅仅是一个中央层面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吗？它只是一种政治平衡吗？存在于“王在议会”原则中的最高统治权这个概念概括了这个政治平衡的最典型特征。1498年，西班牙大使向国内报告，亨利七世“想要以法国的方式统治英国，但是，他做不到”，[32]或者他的话更接近于都铎王朝政体的特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亨利七世，尤其是亨利八世，向英吉利海峡对岸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他们迫切渴望获得那些权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强有力的君主政体正是基于这些权力之上。亨利八世曾坦率地告诉爱尔兰人“我们的绝对权力，我们高于法律”。在都铎王朝早期王室成员对待法律的真实态度这个问题上，17世纪的爱德华·洛德·赫伯特似乎比一些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有眼光。相较于对该精神的忠诚，这些历史学家更容易对文字上的一致产生兴趣。洛德·赫伯特曾这样评论亨利七世：“他过去经常转弯抹角地接受他们的（普通法律师）建议，而且只限于了解他自己的谋划有多么安全，这样一来，与其图谋不同的危险会更少。对于尚存在的偏差，他将如此调整，就像他在国内一直采取的行动，即如若不属于他们的范围，但至少从普通法中找到它们的借口。”[33]很多年以来，在学术界使用“都铎专制主义”是不被接受的。在那些年之后，“都铎专制主义”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渴望得到的东西——如果不是作为一种现实，最终成为能够再次被谈论的事情。[34]有证据证明，在1470年至1558年期间，特别是1529年至1547年期间，英国官方为了构建强大的君主政体，渴望获取一些工具；就本性和倾向而言，亨利八世并不是一个立宪君主，而是一个强有力的专制君主，他必然通过法律和宪法途径来获取新的权威来源。在16世纪30年代，国王和他的顾问扩展了叛国罪的定义，使之涵盖了口头言论，从修道院手中夺取巨额财富，控制了大学，强化特权法庭的权力并编纂成了法规条款，把威尔士纳入英国的行政和法律系统，粉碎了英格兰北部的一场叛乱并最终使之从属于来自伦敦的控制，宣传君主是教会的首领，试图扩大布告的法律权威，对于这一点，我们仅能猜测其实施方式，但是，它无疑激起了议会的充满怨恨的敌意，此外还有不太认真地考虑组建常备军的计划。

上述走向绝对主义的努力步履蹒跚，接着突然停止，这部分归因于强大的中世纪机构和政治传统的残存，尤其是普通法和议会，还有部分归因于国王和他的主要大臣都未曾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这项工作。然而，一个同等重要的理由是偶然性因素，即在太短的时间内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国王除了要面对宗教改革问题之外，还要勉强掌控中世纪的封建贵族，改善摇摇欲坠的财政状况，恢复法律和秩序的一些表象。由于与罗马决裂，对合法性和公众支持的绝对需要迫使国王与议会进行积极磋商，无论他是否喜欢这样做。只要议会是合作的，这个过程增加了行政领导的立法权力。但是，在16世纪40年代早期，由于两个宗教导向的贵族派别之间裂痕加深，危机进一步加剧，那时，国王采取了致命的步骤，即从1543年到1551年，在与法国之间的重要对外战争中，国王转移了政治能量，浪费了财政资源。这场战争就其结果而言特别地徒劳无功——夺得了一个港口城镇布洛涅，就其手段而言尤其浪费，这个事实只是加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冒险活动的历史悖论，这场冒险可能帮助改变了英国历史进程。[35]到它结束的时候，国王已出售或送掉了大部分修道院和小教堂的财产，统治阶级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宗教狂热派别，维护绝对主义王权所需的雇佣兵因缺乏资金而被解散。议会愈发坚持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现在牢固地立足于其财政权以及在取得宗教和解这个问题上需要它的立法援助之上。1558年之后，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顾问放弃了建立一个欧洲大陆风格君主政体的所有雄心，专心致力于管理政治机构，就如他们创立这些机构一样。对于他们自身而言，很不幸的是，他们所继承的制度是一个特别脆弱的制度。

沿着这些路线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任何未建立在高度共识之上的社会都易于瓦解。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中间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严重低估了冲突的程度，以及基本上过时或功能失调的机构的数量，这些机构存在于任何社会中，它们能够被吸收，其间并无太多不适。直到19世纪早期，我们的祖先容忍一定程度的不经意的个人暴力，以及一定程度的公众骚乱，而这些在今天文明社会中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都铎时期的国家缺乏强力来打倒反对派，联合支持使得强力显得没有必要，但国家仅暂时地拥有这种支持。当上层人士开始争吵时，要么结构必须改变，要么整个系统在重压下开始摇晃和震动。

伊丽莎白时期的国家在权力的一些基本组成部分上有显著缺陷。让我们从金钱开始，这是所有政府的主要依靠。这是都铎王朝早期似乎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1522年，一个新的、相对可靠的估价已经完成，它成为议会对财产征税的基础，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也是一百余年来的最后一次。此外，随着贸易的增长，关税收入猛增，复活的财政封建主义从地主阶层那里压榨出财富。[36]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下事实，在1536年至1552年期间，国王得到了修道院和小教堂的巨额财产，一般估算（没有太多确凿的统计证据）至少达到全国财富的四分之一。[37]如果这笔财产得以保留和利用，以其能够创造出的财富以及所带来的政治和宗教庇护而言，将为国家提供压倒性的资源，这会使国家实际上不依赖于议会征税。但是，在这笔财产被消化和吸收之前，其中大部分已被廉价出售，用于支付战争费用，因此，到1562年时，国王仅剩一份足以自给的收入，这份收入就和平时期而言，若严格控制开支的话刚刚够用，但远不充裕。[38]一旦有战争出现的迹象，国王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议会乞求资金。

国王失去了没收的教会财产所带来的财政以及政治上的好处，也未能开发出可供替代的收入来源，后者对其他欧洲大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主要矿物的专卖权是其中之一。明矾是罗马教皇的主要经济来源，西班牙是黄金和白银，法国是盐，瑞典是铜。在1568年的诺森伯兰郡伯爵讼案中，普通法法官作出了不利的裁决，剥夺了英国国王从英国几乎无限储量的煤和非贵金属中获利的机会。国王最先试图开采铜，接着又开采盐和明矾，但都未能从中获利。[39]

欧洲大陆国家第二个主要资源是出售行政机构和法律系统中的官职。但是，英国政府机构仍然小得可怜，伊丽莎白女王想增加法律官员的数量，但这个企图在1587年的卡文迪什案中被法官所挫败。此外，已有的这样的官职被官员和朝臣拿来买卖，国王从中一无所获。[40]（詹姆斯一世很晚才进入这个领域，即1616年，但是，他从中获得的好处未能抵消因此带来的不得人心。）同样严重的是如下事实：君主制在行政管理上的弱点以及由此导致的依靠乡绅和商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取支持，这使得它不能或不愿意调整旧税以适应新形势。伊丽莎白时期的政府把政治亲善置于财政效率之前，结果，它未能调整税收以应对通货膨胀或者对新财富征税。海关的关税税率表表明商品的价格，尽管进口商品价格稳步上升，但在80年时间内，该表仅被改动了一次，与此同时，从监护权所得的收入实际上呈下降态势，议会特别津贴被估定的金额维持不变。在1603年之前，有产阶级习惯于避税，斯图亚特王室试图强化措施，通过征税、为监护权征收罚款、强制性借贷或征收船钱，从实际层面上对富人征税，这必然遭遇严重的法律和政治障碍。[41]斯图亚特早期君主政体在财政上全面收缩，这是因为它只能以政治危机为代价，获得财政偿付能力和税负的公平分配。

如果英国君主政体缺少钱，那么也会缺少军队。在16世纪30年代，政府的一些成员正在考虑一个计划，即用没收的教会财产供给经费，创建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另外，在40年代，一支数量可观的意大利和德国雇佣兵军队驻扎在英国本土。[42]它们有效地镇压了1549年的农民起义，但是，1551年，作为节约措施，在付清工资后这支军队被解雇。此后，国王不得不依赖于装备很差且缺乏训练的地方民兵组织，还有数量极少的私人卫队，在紧急情况下，召集权贵和他们的侍从、佃户以及仆人这些传统势力。[43]在没有臣民自愿进行军事支持的情况下，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无法针对内部叛乱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国王为了加强自身的司法权威，设立了一系列新法庭，对某些地理区域（威尔士法庭、北方法庭和西方法庭）、某些类别的人（监护法庭、财政法庭）以及某些类别的犯罪行为（星室法庭、申诉法庭、海事法庭），行使司法和行政管理权力。相较于普通法法庭，这些法庭更多地受到国王的控制，它们的诉讼程序更为迅捷和廉价，它们的官员更关心严格的司法管理，较少关心对过时的法律古语的维护。但是，普通法法庭幸存了下来，随之保留下来的还有普通法传统，这些传统在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44]

在16世纪上半叶，政府成功创建了一个统一的中央行政机构，以财政大臣为首脑，枢密院为主要执行机构。这不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工作成果，在他逝世时，遗留给国王的是一片混乱状态，各财政机构彼此竞争。这是其继任者的工作成果，后者坚定地恢复复兴的财政部的中央财政权威。但是，即使如此，异常现象还继续存在，比如独立的监护法庭，此外，守旧的官员们继续进行各部门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持续很久并经常取得成功，这对效率不利。[45]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即便是试图在城镇和乡村建立属于自己的官僚机构，且不仅仅是最基本的官僚机构，政府也遭遇了失败。失败的原因仍然模糊不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学家未曾问过自己，为何16世纪早期所谓“行政革命”仅局限于威斯敏斯特。看上去已发生的事情是都铎王朝早期的国王慎重地加强乡绅的权威，以此作为摧毁过于强大的臣民即中世纪晚期大领主的地方势力基础的一种手段。这些大领主构建了对地方权力、特权和庇护的最令人生畏的完全控制，由是该地区的乡绅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们的公正统治，而不是依赖于国王的统治。[46]对于政府革命问题，近来听闻很多。相较于改进中央行政机构，即所谓都铎王朝政府革命，摧毁这些地方垄断是一项更加困难和棘手的工作，在加强王权上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一进程的全部细节，其中包括通过逐步形成一个依靠王权获得晋升和权力的富裕乡绅阶层，从而逐渐削弱领主的权威，这些细节已被挖掘殆尽，对英格兰北部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详细说明，那里的情况最为严重。[47]

国王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问题，即16世纪30年代的宗教改革以及40年代的战争和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此时旧贵族还没有完全臣服。正如所见，结果是使得国王严重依赖于议会，以寻求政治和财政支持。下议院所代表的阶级很乐意在宗教和政治政策上支持国王，但前提是依靠他们统治乡村和城镇。因此，国王无法进入创建强大君主制的下一个阶段，用自己的带薪官员取代地方乡绅。结果是达成了一份心照不宣的协议，划清责任界限，地方行政的主要责任必须交付给无薪的乡绅和城市知名人士，他们的忠诚和效率依赖基于其利益、特权和偏见的仔细考虑。[48]地方特殊主义非但没有被逐渐削弱，反而随着中央政府的发展而逐步成长。

为了消解这些离心倾向，亨利八世在由于王朝安全的缘故与罗马决裂后，竭尽全力创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教会，这个教会将整个国家团结在国王周围。尽管有残忍的叛国罪和异端法，他的这个尝试还是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缺少执行其意志的行政官员。一旦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亨利发现自己正骑在一只老虎的背上；他既不能控制它的行动，也不能在它勇往直前时跳下来。尽管他可能希望固守相对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但政治逻辑和日渐增长的公众舆论压力迫使他走向新教方向，这个方向飘忽不定，但最终却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不挑战圣彼得继承者的宗教最高地位，他很难与罗马决裂；如果不抛弃贞洁和贫穷的理想，他很难废除修道院，因为修道院的修士或修女代表了这个理想；如果不否定圣徒代人祈祷的价值和对圣徒遗物的崇拜，他就不能从圣徒的圣殿中夺取珠宝和贵金属；如果不摈弃为死去的人祈祷和炼狱的概念，他就不能去做准备，废止为做弥撒用的捐赠。无论他多么反复无常、摇摆不定，通过诸如在同一天内以异端罪烧死三个新教徒，以叛国罪绞死两个天主教徒这样的姿态恐吓两边的教徒，事件带来的压力不可阻挡地将英格兰带向了宗教统一体的分裂。

接下来的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出现了极端的宗教振荡，各自通过极少数宗教狂热分子强加给不情愿且不知所措的人民，这反而加重了混乱状态，预示着宗教上无政府主义的到来。教士与他们的女管家结婚，接着又被迫与他们的妻子分居；[49]他们从用拉丁文进行的天主教弥撒仪式，转变为用英语进行的慈温利教义的圣餐礼，接着又转变回来。在16世纪20年代，教会执事花费了大笔钱财在教堂的墙上描画圣经中的场景，增加新的圣徒偶像；1549年，他们把墙壁刷白，移走了十字架圣坛；1553年，他们又匆忙地把它们放回原位；1560年，他们又将它们拆卸掉。伊丽莎白时期的官方政策是用冷淡的、愤世嫉俗的国家全能论来支撑英国国教难以令人信服的政治妥协。在冷却宗教热情以及避免教义战争的爆发上，它无疑是成功的，这些教义战争与敌对的贵族派别相联系。但是，它并非被设计——的确就其本质而言它不能被制造——用于满足急需精神食粮的这个群体的需要。这群饥饿的人被迫到其他地方去寻觅。即便是它的首席设计者之一，威廉·塞西尔爵士，也承认更狂热的新教徒必定把它视为“伪装的天主教或大杂烩”。[50]官方教会缺乏坚实的教义基础，这阻碍了任何过分自信或传教热情的发展。很少人相信它能够持续下去，更少的人仍然能够满腔热情地团结在一个教会的周围，这个教会甚至不能就圣餐的性质作出决定。伊丽莎白时期教会抱负的象征以及其嗜好是从许多乡村教堂的圣坛隔屏的十字架上移除基督的形象，用王室纹章取而代之。与其半心半意地迫害持异议者相结合，这种漠不关心容忍了狂热的非国教徒群体的发展——甚至使之不可避免——这些群体是实质性的且有影响力，它们偏向左边和右边，即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此外，在16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国王心不在焉地把许多国教会教士的有俸职位的授予权连同修道院的地产一起，赠送或出售给了俗众，回想起来，这一步棋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意味着绝大多数神职人员的任命不是受国家或教会的控制，而是由个体的世俗地主控制。国王和主教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教堂的主人。

社会结构上同等严重的缺点加重了宗教领域的这个弱点。由于剥夺财产和公民权以及没收财产的王国政府政策，再加上人口自然缩减的强有力协助，到1540年时，中世纪晚期过于强大的臣民大部分——如若不是全部的话，都已被除掉。但是，为了获得地方和国家对宗教改革协议以及王朝继承的支持，亨利被迫用新的公职贵族或军事贵族取代这些大领主，在修道院和旧贵族的废墟上扶植这些新贵成为地方性大地主。这一进程的经典例证是封授拉塞尔家族为贝德福德伯爵，使其成为英国西南部各郡的重要权贵，以便保持朝廷对偏远、危险地区的控制力。[51]这在当时是非常好的举措，但是，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将来有一天，这些贵族的继承人可能运用这个权力和圣职授予权转而反对国王。此外，这个新“亨利派”贵族刚被封授，16世纪40年代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就迫使国王廉价抛售新近获得的教会地产中的更大份额。通过直接出售或转售，这份地产落入地方约曼农和乡绅手中，由此创立了一个地主阶级，在政治体制中，这个阶级的愿望和利益最终必须被想方设法给予照顾性考虑。[52]

最后总结这一连串潜在的或实际的弱点，即政府对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控制力不够。新闻审查制度在法律上牢固确立下来，但是，由于贵族对清教徒小册子作者的保护、从国外走私图书以及英国地下印刷机的运转，该制度的有效性受到削弱。[53]当时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是布道坛，然而，国王和主教丧失了许多有俸教士职位的授予权，该权力转给了俗界人士，这些俗界人士本身存在着分歧，这意味着从未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讲道者没有对他们的教堂会众力陈那些触怒政府甚至危及政府的思想。此外，文法学校和大学也充斥着大量教师，这些教师对国教会的同情决非绝对的。[54]在一个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不能严格掌控传播媒介，对政府而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利因素。

如果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代表机构未曾从中世纪历史中幸存下来的话，所有这些弱点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机构经历了16世纪早期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关于这场斗争的完整故事尚未被讲述），成功为自己保留了同意征税和就立法进行表决的基本权力。[55]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确定所谓“君权”的不明确的权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王权渐增的超凡魅力性质。霍尔拜因所绘的亨利八世的画像，像巨人一样，双手叉腰，两腿分开站着，完美地展示了新君主制的形象。[56]伊丽莎白继承了一些她父亲的易怒、独裁主义的性情，连同他的魅力，并且适当地运用，所以，毫不令人惊讶的是，第一，她从登上王位那一刻开始，就与她的议会发生了严重的纠纷；第二，从短期来看，她通常设法做到了为所欲为。[57]但是，日常战术上的灵活性，并不能替代在基本战略方针和从宪法上划分责任这两个方面创建共识。

1671年，查理二世王政复辟的缔造者，乔治·蒙克，阿尔伯马尔公爵，发表了《防止内战的一些说明》。他制定了四个原则，其中前三条是对战略要塞的可靠控制、“国家只有一种宗教”以及“充裕的公共财富”，然而，第四条是对绝望的穷人的牵制、占领和控制。[58]依照蒙克的标准，伊丽莎白时期的政治结构存在不足。无论从其政治支持、财政资源、军事和行政力量、社会凝聚力、法律从属关系、宗教团结或是对宣传的控制来看，它似乎充满了矛盾和弱点。从1559年至1629年这70年间，这些矛盾和弱点的发展成为目前的研究必须关注的内容。

（二）不稳定期的发展，1529—1629年

1.经济增长

由于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是国家越来越无力适应新的社会力量，所以，从产生那些力量的经济变迁开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首先，从大约1520年开始，在人口和总经济资源上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增长。在内战前的120年间，人口翻了一番，这是这个时期关键性的变量，这个事件的后果扩散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与农业、商业、工业、城市化、教育、社会流动性和海外殖民上的重大变迁有因果关系。[59]它极大地刺激了农业产量，在1500年至1660年期间，农业产量增长得十分快，能够供养两倍于人口总量的人口，尽管这无疑降低了生活标准。穷人的命运可能恶化，但是，英国成功避免了那些大规模的人口危机。这种危机每隔三十年左右就会撕裂法国北部的社会结构，一直持续到18世纪早期。这一非凡成就部分地归因于耕种面积的扩大，改造了荒地、林地、山坡，甚至是沼泽地。但是，它也是农业技术改进的结果：“到处耕种”、更好的施肥、更多的排水、浸水草地的漂浮、改进过的作物轮作、更科学的家畜繁育以及新饲料作物。这里有一些证据表明，在某些地区，在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期间，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与播种的种子之间的比率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增长。[60]然而，这种农业产量的增长只能以打乱先前的社会平衡为代价才可实现。在农村出现了巨大变迁，摆脱了地主和佃户之间封建主义的、家长式统治的关系，迈向更排他性的基于市场经济中利润最大化的关系。在16世纪，飞速上涨的食品价格与停滞不前的租金这两者的结合改变了农业利润的分配，使之不利于地主，有利于佃户。在17世纪早期，租金上涨的速度比价格更快，利润远离佃户，回流至地主那里。伴随着向经济地租的转变，产权出现重组。通过产权重组，越来越多的土地通过圈占荒地和公地变成私人掌控。上述进程以及独占庄园成为更大的生产单位，其结果是开始出现后来的英国乡村社会的三方模式，即地主、兴旺的租地农场主和无地产的劳工。对于供养增加的人口来说，这些变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被从土地上驱赶出去或者降为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其他人发现，由于大农场主和地主侵占公地或在公地上过度放牧，他们的经济地位遭到动摇。对土地进行如此重大的重新分配和再分配，混乱是在所难免的，对此，圈地成为多数人接受的替罪羊，但是，毫无疑问，额外的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以许多小农个体所遭受的苦难为代价，才得以供养。

尽管在1551年至1604年期间，海外贸易并未出现很大的扩展，但此后飞速增长，此外，它使市场和进口来源极大地多元化，这为17世纪后期更令人吃惊的增长作好了准备。[61]它扩展到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特别是进入印度和美洲。强大的股份公司兴起，它们很快将要求外交政策的照顾。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来说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一次贸易下滑在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引发反应，并且首次主宰了政治舞台，成为议会和行政当局的主要关注点。特别是纺织业，成为社会上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因为其繁荣影响到拥有羊群的地主阶级，羊出产羊毛，影响到纺羊毛的贫穷劳工以及他们的妻儿，影响到织布的工匠，影响到经销它的服装商，还影响到将之出口的批发商。正如托马斯·米德尔顿在1622年所评论的，“王国的服装业或布业……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关系到君主和臣民，贵族和贱民，甚至是这个共同体中所有种类、所有行业和所有处境的人……这是……一个纽带，把几个社会群体的臣民联结在一起。”[62]地主阶级、工匠和批发商团体在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构成了最重要的力量，这股力量围绕征税、不公平的负担、专卖权和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联合对抗，并使得国王在其中挑拨离间变得非常困难。结果，在1621年，议会中的乡绅极度专注于纺织业的萧条，另外，到1652年为止，英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场纯粹的商业战争，对阵它的竞争者荷兰人。

英国其他方面的经济增长促进了国家统一，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开拓精神，这两者提高了国王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最终使它们遭受批评。为了供应不断增长的人口，国内贸易大幅度地增加。国内贸易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助推：在主干道上组织定期的运输工具，专业市场的发展以及在小旅馆外面经营的流动小贩和叫卖的小贩的数量激增。[63]国内贸易的上述发展得到如下事实的大力帮助：在河流或者道路或者城镇的入口，几乎都没有国内通行费。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这一来自中世纪历史的幸运遗产，把英国置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在欧洲其他国家，由于在每个路线改变的地方征收通行费以及课税，国内贸易受到税费激增的阻碍。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立场的转变，从在法律上禁止资本利息——事实上只有在利率过高时才可实现——转向金钱能够按条款进行借贷，这些条款与任何地方和任何时期的条款相比都毫不逊色，其中包括我们自己所处的地点和时代。在1620年至1650年这30年间，利率从10%下降至5%，这意味着英国企业家（和英国挥霍者）这时候能够以与除荷兰人之外的任何欧洲人相等的利率借钱。[64]利率的骤减既是下述两件事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一是流动资金的增长，二是其服务机构设施的发展，如股份公司及拥有放债人和金匠的存款银行业。它也是下述两件事的结果，一是地主阶级发放有息贷款的意愿日渐增加，二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极少量的资金被用于购买政府官职和政府公债。

英国主要的工业活动依然是呢绒的制造和加工，迎合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但是，在1540年以后的那个世纪里，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新发展。纽卡斯尔地区的煤矿业成为西方世界首个真正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工业，与此同时，在众多其他工业中，从金属线制造业到制皂业，英国取代了德国技术领先者的位置。依据投入的资金、所生产商品的价值以及所雇佣劳工的数量，与整个经济相比较，这个新工业活动的效果是微弱的，谈及“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夸大其词。[65]17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保持了一直以来所处的状态，是一个欠发达社会。另一方面，毋庸置疑，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发展了小规模工商业，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也更为富裕，相较于其他同时代的社会来说更是如此，荷兰联合省可能是个例外。在1641年的大抗议书中，全面列举议会对国王的不满，这是伟大的行动，其中强调了国王的经济政策和专卖权所带来的弊病，以及拥有不确定合法性的苛捐杂税对贸易和工业造成的损害，这丝毫不令人惊讶。

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集中于首都伦敦。这个城市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从1500年的大约6万人上升至1640年的大约45万人。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大约2.5%增长至大约8%，此外，在它以拥有50万居民而自豪的时候，这个国家中没有别的城镇拥有超过大约25000个居民。[66]乡村人口增长所创造的剩余劳动力中有很高比例最后来到了伦敦。这个城市也是英国最重要的海外贸易中心，凭借其位置和垄断贸易公司获得的支配力，英国贸易中有很大比重要流经伦敦的码头。到1550年为止，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即呢绒，其中90%要经过伦敦，这个钳制在17世纪的商业扩张和重新定位中成功地保持下来。1700年，伦敦处理英国80%的出口商品和70%的进口商品，这一状况与60年以前即英国革命前夜的状况相比可能并无多少不同。[67]法庭集中于威斯敏斯特大厅以及出庭律师集中于律师学院，这意味着伦敦成为几乎唯一的诉讼地点，与此同时，渐渐减少的流动法庭导致越来越多的诉讼委托人和起诉人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古老的宫殿周围。至17世纪中叶，伦敦主导了国家舞台，欧洲的其他首都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比，即便是巴黎也如此。经济资源、政治影响、专业技能和人口的极大集中营造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许多权力手段。如果国王失去这座城市，正如1641年所发生的，那么，它将大规模地丧失军事、财政和政治资源。法国国王能够，也确实从失去巴黎中幸存下来，但是，对于英国国王来说，从失去伦敦中幸存下来要困难得多。

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革命”发生在原始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两个社会之一，这并非偶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国家，其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受市场规律而非习惯法上的劳役关系支配达到了这种程度；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其私有财产权如此广泛地侵蚀村庄的共有权，而且私人保有地的合并进展到这种程度。极少数国家发展了这么普遍的乡村工业，在诸如格洛斯特郡这样的地区，相当大比重的劳动力全职或兼职从事工业和经销业。[68]没有其他一个国家拥有纽卡斯尔煤矿这种规模的采掘业。没有一个其他国家的首都城市像17世纪中叶的伦敦那样，与全国人口比较起来是如此庞大，或者像这样聚集了大量的设施和活动。没有一个其他国家的地主阶级如此广泛地参与对海外贸易和殖民的投资，尽管他们贡献的金额相对较小。极少数国家或者没有一个其他国家的大土地所有者更积极地投身于其土地上的矿产资源的开采工作，或者开发他们的城市地产。

这些新情况与斯图亚特王朝旧制度的崩溃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从鲜明的经济利益冲突这个角度进行证实，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企业家阶层、工业家和商人支持议会，赞成这个断言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1642年各种政治力量的组合沿着这些路线使国家分裂。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这些经济发展解除了劳役和义务的古老约束，创建了基于市场运作的新关系，此外，斯图亚特王朝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未能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形势作出回应。新社会群体变得富有起来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衰落引发了不满、妒忌和紧张，再加上行政机构处理不断变化的形势的方式不仅笨拙，而且腐败，这导致了17世纪早期的众多政治冲突。[69]在王政复辟时期，很多事情得以恢复，但是，在那些没有被恢复的事情中，有封建土地保有制、对圈地的限制、诸如不为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提供便利之类的垄断和经济管制，以及不重视商业目标的外交政策，这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2.社会变迁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注意力应该更少指向财富的绝对增长、赚取财富方式的变化以及财富的地理集中，更多指向随之发生的社会不同地位和阶层的人数比例以及他们所占有的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而且因为英国政治史的缘故，1540年至1640年期间英国社会史的核心事实，是地主阶级和专业人士在数量上和财富上的增长。贵族的数量从60人上升至160人；从男爵和爵士的数量从500人上升至1400人；绅士的数量从大概800人上升至3000人；有佩戴徽章资格的乡绅的数量从大概5000人上升至15000人。地主阶级因此在数量上增加了两倍，而当时的人口数量勉强翻番。[70]各地乡绅大量持有土地，为自己建造乡间邸宅。宅邸充当家人和住户的家，充当地产管理的中心，还充当政治权力的据点，从那里发号施令，统治地方。这一时期治安法官数量的扩充——以赫特福德郡为例，在1558年至1662年期间，治安法官的人数从23人上升至58人——不仅仅是一种提供更高效的地方政府的措施，它同时认可了有资格当选的地方精英在数量上的大扩张。[71]

这一数值的增长成为可能，主要是通过大量地产的转让，首先从教会转至国王手中，接着从国王转至俗人手中，其中多半是乡绅。为了负担对外战争的费用，国王一连串地大规模出售手中的地产。在1536年至1636年这一百年时间里，国王向市场抛售土地——它自己的遗产以及新近从教会手中夺取的土地——按1630年的价格卖了大约650万英镑。[72]由于官员腐败或无能导致的价值低估，许多地产以人为的低价售出，所以，其真实价值一定高得多。[73]一个人对16和17世纪英国历史反思得越多，教会地产的没收和重新分配就显得更加重要。在这些地产开始出售之前，土地市场正变得更为活跃，但是，在1538年至1563年这25年时间里，这批地产的大量转让改变了这个局面。所有证据表明，在十年时间里，地产交易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种增速，再加上1540年遗嘱法所带来的法律限制的放松，创造了一种心理氛围，在这个氛围中，出售土地不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74]结果是土地市场上长达80年的大规模活动，这意味着在地主阶级中间出现80年之久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第二个结果是大量土地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圣职授予权从机构转向私人手中，这导致产生了一个人数多得多的、在政治和宗教上更有影响力的乡绅阶层。此外，尽管在修道院解散后，贵族立即通过购买或赠予获得了大量教会地产，但其中很多在16世纪后期转售给了乡绅。[75]与此同时，许多小公簿持有农和租佃持有农受飞涨的物价和租金上涨的挤压，被乡绅和富有的约曼农买下了全部产权。土地从社会阶层的两端涌向了乡绅。

乡绅的数量在增长，与之相伴随的是他们的实际收入以及资本积累和消费资料积累的显著增加。这种富裕的证据可从建筑施工的激增中看到——英国历史上乡间别墅式建筑物的最繁荣时期——还可从同时代的财产目录中出现了更多的、更奢华的家具设施中看到。一项估计认为，沃里克郡乡绅的净动产的平均值——考虑到物价膨胀予以调整——增长了3.5至4倍。也就是说，在16世纪3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期间，这个地区普通乡绅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将近400%。[76]

在日益增加的数量和繁荣这幅快乐的图画上必须绘上阴影，即囊括如下事实：许多乡绅正走向衰落，虽然其他乡绅处于上升态势；此外，许多较穷的乡绅好不容易才设法维持住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有钱有势的乡绅阶层，即每个郡少数有权势的家庭，以及大多数较小的“教区乡绅”，后者的人生观和志向要受限得多，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很重要。即便如此，后者的住宅和财产目录表明，尽管他们有抱怨和债务，相较于其生活在1540年的祖先来说，他们在1640年的生活事实上要舒适得多。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期望可能超过了现实，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开始负债并为还债而变卖财产。但是，在把处于衰落状态的乡绅这个部分考虑在内之后，事实仍然是：乡绅阶层，包括上层的和下层的乡绅在内，其总体地位明白无误地显著提高。无论相对地讲还是绝对地讲，乡绅作为同一社会阶层的群体，就数量和财富而言，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崛起，尽管组成这个群体的个体家庭中有一些家庭的命运可能有一些变动。

如果没有第三个发展，即一方面对地方权贵的态度，另一方面对国家的态度，出现了深刻的变化，那么，乡绅在财富和数量上的增长将仅带来有限的政治影响。由于贵族权力和影响的衰落，人们的忠诚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7]贵族越来越多地长期在外，再加上向经济地租的转变，后者严重降低了地主—佃户关系中的劳役部分，结果，贵族对依附他的乡绅和佃农的控制力遭到削弱。中央政府的持续行动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它稳步渗入边远地区，把地方忠诚纳入效忠于它自己，通过行政和法律压力消磨顽抗者的斗志，还凭借其庞大规模的资源恫吓叛乱者。学校教育取代了贵族家庭教育；在地方政府效力，比如治安法官或政府特派员，取代了在地方权贵的日常管理中效力。从短期来看，贵族影响力的下降意味着乡绅对国王的依赖增强；然而，从长远看来，它意味着乡绅从贵族或国王的影响下解脱出来。至1640年，乡绅既不是地方伯爵的忠诚家臣，也不是朝廷中掌权的政治派别的顺从官员。他们是共同体的完全公民，是独立的有权势的人。他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学和律师学院，他们填满了法官席的位置，他们在下议院排挤其他社会群体。他们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任何妨碍其利益或公然冒犯其信念和价值观的政府，很有可能陷入严重的政治困境。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这些人通过策划像恩典朝圣这样的地方叛乱，来表达他们对王国政策的不赞成，这些叛乱注定失败，而且的确几乎不打算大大超出抗议的姿态。[78]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他们通过阻挠地方行政，在下议院中要求昭雪冤情，来表达他们的不赞成。

乡绅的兴起，被解释为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而是更为深刻和复杂得多的事情，在政治上，它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发展。[79]专业人士阶层的兴起依然紧随其后。数量最多、最富有以及最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士群体是律师，他们的数量显著增长，直到1688年，据格雷戈里·金估算，整个律师行业达到10000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努力奋斗的法律代理人和初级律师，处于中产阶级体面的边缘，但是，还有许多人是富有的伦敦高级律师和法律官员。在16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期间，律师入行仪式的数量增长了40%，这个行业中更成功的成员积累了巨额财富。医生职业经历了相似的扩张，与此同时，更时髦的行医者赚取了以前闻所未闻的财富。[80]

第三个在财富和影响力上不断增长的重要群体是商人，特别是伦敦和主要省市如埃克塞特、布里斯托尔和纽卡斯尔的商业精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贸易和城镇政治权力的控制不断加强，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日渐增长的财富和自信。[81]

简而言之，在1540年至1640年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是相对财富的大规模转移，从教会和国王手中以及从极富者和极贫者手中流向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手中。这个转移是由下述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政府因被催逼支付战争开销，被迫出售土地和特许垄断，再加上物价上涨以及旧富所维持的奢侈消费模式；另一方面，新富的创业活动，再加上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对专业服务的需求日渐加大。社会经济平衡正在发生变化，这与清教的兴起和教育的普及相结合，意味着传统的权力行使者，即国王、廷臣、高级教士和贵族，与正在成长的但截至当前远非同种类的势力，即由乡绅、律师、商人、约曼农和小店主组成，这两者之间必定有冲突。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后者富有成效且彼此合作地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

3.外部威胁的减少

在17世纪初叶，有钱人和有产者允许这个问题达到议会和国王发生公开冲突的阶段，主要因为他们不再害怕，更确切地说，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在整个16世纪后半叶，穷人发动的农民暴动、与宗教分裂相关的有争议的继承权所引发的内战以及外敌入侵，对这三者的恐惧使统治精英团结在一起。然而，至17世纪早期，所有这些恐惧大幅度减轻。最后一场严重到让乡绅惊恐地逃离家园的农民起义发生在1549年，那时起义遍及了英格兰南部。[82]残暴的镇压很快扑灭了所有的反叛火焰，只有诺福克郡例外，但是，对这次使人惊恐的经历的记忆难以消除，而且几乎肯定地成为执行反圈地立法的促进因素，尽管效果不过如此。然而，至1640年，自那次大恐慌以后，已过去了两代人的时间，记忆也变得模糊不清。此外，大规模暴动重新爆发的威胁，尽管确实可能，但现在看来相当遥远。人口增长放缓，实际工资保持稳定，或者甚至略有上涨，节省劳力的用作牧场的圈地被劳动密集型的用作耕地的圈地所取代。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全国性的济贫制度业已运行，连同一定数量的私人慈善救济一起，共同照顾老人、病人以及不断增加的失业者。这个全国性的靠税金维持的济贫制度，在1600年左右，以系统规模开始运行，其后在范围和开支上稳定增加，成为英国和欧洲大陆更重要的独特区别之一。[83]早在17世纪，英国已是一个福利国家，而且并非太不人道的福利国家。由于那些我们还未曾全然明白的原因，英国有产阶级很早就认识到，济贫的财务成本是为由此带来的国内稳定和社会顺从所支付的很小的代价。福利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是地方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的唯一可行的替代品。

导致英国与欧洲如此不同的另一件事情是强加于穷人的税收负担非常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完全是被免税者。因此，他们没有最重要的不满，这些不满使法国同时代的人处于悲惨的境地，并刺激他们用激烈的叛乱来反抗国家。所以，尽管在17世纪30年代，老林区比如威尔特郡发生了一些小规模起义，但这些起义严重地方化，从未显得非常危险。[84]1642年，有产者谈论民众起义的危险性，想要使彼此打消拿起武器的念头，但是，他们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问题以便阻止起义者。正值公开战争爆发的前夕，西蒙兹·迪尤斯徒劳地告诫他的议会同伴：“我们不知道地位低下的人可能利用什么有利条件，以便在他们中间瓜分来自富人和贵族的赃物。”东英格兰的一些天主教贵族的宅邸遭到混乱无纪律的暴民洗劫，这似乎证明迪尤斯的预言正成为现实。甚至有人认为，招募军队的议会法令——事实上是为对付国王——被萨福克的乡绅所接受，以此作为维持内部秩序的保证。[85]但是，太多东西并不能由这一切构成，1642年乡绅和贵族心甘情愿地诉诸战争，这与1688年的情形形成了对比。在1688年，群众暴动非常普遍，在说服有产者紧密合作并迅速团结在威廉三世的身后这方面，它显然有影响力。[86]

第二个担忧在整个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持续存在，即她的死亡会因有争议的继承权而引发一场内战，宗教对抗使继承权问题复杂化。这个担忧是确实存在的，它萦绕于政治家和议会成员心头长达45年之久。枢密院顾问和下议院坚持不懈地努力劝说伊丽莎白或者结婚并生育一个继承人，或者宣告她的继承者——这些努力断然违抗了女王的意愿——证明了他们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有多么严重。在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被处决后，这个担忧消退了一点，但是，它正隐于16世纪90年代塞西尔-埃塞克斯长期争斗的表面之下，在1603年伊丽莎白弥留之际，突然公开化。伦敦人疯狂地购买武器和囤积食物，与此同时，一个有事业心的学者做好了成为记录一场从未发生的内战的历史学家的准备。[87]詹姆斯和平即位，最终平息了这些忧虑，但是，应被人铭记的是，他的儿子，查理一世，是自亨利八世以来以毫无争议的头衔登上王位的第一个英国君主。

就延缓内战而言，一方面，伊丽莎白高明的无为政策和政治妥协政策是非常成功的，而同时代欧洲的广泛地区被内战所撕裂，其中最显著的是英国最近的邻居，法国和低地国家。另一方面，社会所面对的问题无一得到解决，而是仅仅延后，后来以一种更危险的方式达到了危急关头，而正是伊丽莎白的成功这个事实有了自相矛盾的结果，使得未来的内战变得更有可能，而不是减少了可能性。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内战的爆发得以避免，这蒙骗了英国精英，使他们有了虚假的安全感，因此，他们在1642年更愿意冒险去武力对抗。这与17世纪80年代的对比最为明显，在17世纪80年代，政治国家又一次陷入僵局，只有靠战争才能化解。“毫无疑问，如果对1642年的记忆不那么清晰的话，那么，1681年可能会发生一场革命。然而，1642年的教训，已被彻底吸取：革命意味着社会动乱、生命和财产无保障以及军事独裁。”[88]结果，地主精英和城市精英退却，沙夫茨伯里流亡国外，危机消失。由于伊丽莎白成功避免了内战，其身后1642年的有产阶级没有这样的经验，从这种经验中可以吸取节制和妥协的教训。

第三个担忧是对来自国外的入侵的忧虑，但是，至17世纪早期，这个担忧也大大减少，的确几乎完全消失。西班牙入侵的威胁，在伊丽莎白时期是如此真实，最终却随着1604年的和平而消失。爱尔兰可被西班牙军队用作入侵的中转站这个可能性，似乎已被消除，这一方面是由于1600—1601年爱尔兰人口饿死所导致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89]，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移民带来的新开垦地和经济恢复。由于苏格兰贵族改信新教，以及1603年詹姆斯一世和詹姆斯六世这两顶王冠的合并，苏格兰不再被作为法国军队入侵的中转站。法国遭宗教战争削弱，以至于不再呈现出其在弗朗西斯一世统治下一度表现出的威胁，这种威胁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将再度出现。人们无疑担忧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势力的增长，但是，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胜利制造了一个僵局，这似乎是最可能的结果，在17世纪20年代早期之后，很少人认为英国受到直接威胁。结果证明，英国内战是近代史上结局未受到外国势力（除苏格兰之外）强有力影响的极少数战争之一。它发生在一个少有的时期，其时欧洲大陆的邻近国家忙得无暇干涉。

因此，至17世纪30年代，三重巨大压力也许会使统治精英聚集在一起，阻止他们内部争斗，所有这些压力较之此前一个多世纪要轻得多，或者较之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又严重化来说，要轻得多。

4.信任危机

任何政府或机构出现衰败的最重要原因和征兆，是在一般公众中丧失了威望和尊重，以及领导者本身对他们的统治能力失去自信。就在尼克松总统就职之前，他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提醒他：“机构是合法的这种感觉——特别是政府机构——是使社会团结一致的黏合剂。当它变弱时，事情变得失控。”[90]这种信任感遭到缓慢却不可阻挡的侵蚀，这可以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英国政府机构的各个部门观察到。信誉差距，就如今天所称呼的，最早在教会显露，在那里，自伊丽莎白女王以下的俗众一致蔑视神职人员，特别是主教，这是空前绝后的。教会与国王和朝臣进行买卖圣职的交易，这在随后的历史中并无类似事件，由于这种交易，伊丽莎白时期的主教不得不转让主教管辖区世袭的地产，作为对他们任命的职位的报答。1558年法令是空前绝后的，它授予国王权力，用国王的土地中大量不值钱的零星碎片作为交换，来夺取值钱的主教地产。一个非常体面的约克郡绅士，罗伯特·斯特普尔顿，设置了一个小心引诱的性陷阱，去套住约克的尊敬的大主教桑兹，历史上确实没有类似的事件。16世纪80年代马尔普雷莱特小册子的暴行，或者17世纪30年代低俗下流的反主教小册子的编写，都无法与之相比。[91]

高级教士受这种舆论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的主教中有许多人愿意，甚至急于放弃他们的权力和头衔，成为教会纯粹的教士，并与富有且热心的平信徒合作共同管理教会。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坚信詹姆斯后来的格言，“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应该没有接受这些改革的建议，因此，主教继续存在，他们的权力名义上没有削弱，但是，他们的财富减少，威望也在下降。大主教桑兹绝望地写道：“上帝之道的牧师，基督的信使，被认为是人类的排泄物。”[92]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的主教多半是中产阶级下层出身，有着受限的前景和经历，但事情并未因上述事实而得以改善。在宗教改革之前，许多主教曾是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他们作为使节游历欧洲，在宫廷中身居高位，或者是乡绅和贵族的儿子或亲戚。但如今，约翰·塞尔登犀利地评论道：“他们处于低谷状态，他们的教育并非那样的。”[93]他们不再能依赖于有影响力的俗世信徒的尊重，他们职位的尊贵、他们的政治和管理经验以及良好的教养曾一度激发了这种尊重。

在英国国教的早期，对其前途造成同样损害的是从宗教改革之前的过去遗留下来的教区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满足信众不断变化的需求。此外，在1540年至1560年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里，进入牧师行业的人数急剧下降，这意味着在英国国教存在的最初二十年里，它遭遇了严重的、任何类型的人力短缺，更不用说高素质人才了，而后者是现在所需要的。在1560年的坎特伯雷主教管区，共有274个有案可查的有俸牧师职位，其中有107个空缺，在这107个中，42个仅由助理牧师供职，65个没有得到教会的任何关注。在牛津副主教辖区，1526年这里有371名教区牧师、教区教堂牧师和助理牧师，迟至1586年，仍只有270名。[94]

在北部，这些情况最为持久，1628年，一名下议院议员会回忆说：“在英国的一些地方，基督教徒很罕见，在那里，人们对上帝的认识仅比印第安人好一点……在那里，大众的祷告更像魔法咒语，而非祈祷。”[95]即使在更为敬神的地区，1533—1560年这一时期令人眼花缭乱的宗教变动，再加上对那些不够机敏跟不上官方教义最新趋势的人进行的残忍迫害，使民众和神职人员茫然失措，惊恐不安。不足为奇的是，大众的设想是“在宗教上最安全的做法是追随绝大多数人”——几乎不是一个有助于点燃巨大的宗教热情的信念。[96]正是为了应对这种冷漠，更虔诚的平信徒对神职人员的要求越来越多。

因为对教堂礼拜仪式的强调下降，信众愈加期望教区神职人员是常驻的、受过良好教育且值得尊敬的传道士，他们在道德上完美无缺。16世纪的神职人员没有能力达到这些标准。直到这个世纪很晚的时候，神职人员的数量才变得充足，其教育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这时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从总体上开始满足绝大多数新要求，虽然他们的经济回报仍然是不足的。伊丽莎白时代晚期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有相当一部分致力于增加教区神职人员的数量，以及提高他们的知识和道德水平。如果乡绅的兴起被主要解释为地位和标准上的提高而非收入上的提高，那么，教区神职人员的兴起和乡绅的兴起一样，是时代的特征。中世纪晚期的教区教士不过是半文盲的自耕农而已，道德上也靠不住：查理一世时期教区的牧师拥有大学学位，有强烈的宗教信念，有舒适的住宅，书架上摆放着一些书，还有妻子和孩子构成的最后依靠，这把他从对酒或女人的无节制追求中转移开来。一个17世纪后期的主教能够貌似有理地声称：“在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国王漫长的统治时期里，英国改革宗教会（Reformed Church）的神职人员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博学的人。”[97]

神职人员的素质提高，具有智识、历史和神学基础的胡克和其他人的建构对此给予了支持，而教会迄今为止缺乏这些基础。他们的合力足以在王政复辟时期促成英国国教的最终胜利。但是，这两者都不能解决教会所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此外，改善来得太迟，没能阻止强大的不顺从国教群体的形成，因为新神职人员中许多最有活力者，连同他们的教育一起，获得清教徒的支持。至1640年，其他新神职人员中有许多是几乎同样狂热的英国国教徒，所以，神职人员在教育和宗教上的革新实际上加重了宗教的分裂。

在伊丽莎白时代早期，如此多的英国国教主教和教士没能跟得上信众的期望，导致许多认真的男人和女人去寻找更鼓舞人心和更有说服力的宗教体验，以及更迅速积极反应的宗教组织。被伊丽莎白定为国教的教会教士不布道、不劝诱改宗且在外居住，他们制造了一个宗教热情的真空，两个虔诚、坚定的群体填补了这个真空，这些人在宗教忠诚和信仰上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信仰的强度和传教热情上非常相似。第一个群体是神学院教士，他们涌回英国，逐步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少数派，它由有影响力的贵族、绅士以及他们的仆人和佃户组成。[98]这个新天主教团体建立在旧的、宗教改革前的教会废墟上，但是，更多地归功于在英国国教中缺乏值得尊敬的替代品，以及传教士的强大道德力量，较少归功于信仰和忠诚的持续性。

在另一侧出现了一群虔诚的清教牧师和传道士，其中许多人是玛丽一世统治时期逃亡欧洲大陆的新教徒。他们得到了大量有影响力的贵族、廷臣和乡绅的支持，后者迫切要求从内部净化英国国教，并利用他们对教会牧师的有俸职位以及大学职位的授予权，使牧师免遭官方迫害。伊丽莎白顽固不化地拒绝了这个温和的改良主义群体提出的妥协方案，这是她的生涯中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这个错误将给英国历史带来重大影响。这不仅使她与议会之间的关系恶化达多年之久，还迫使许多温和的清教改革者明确表达了在教会组织上进行彻底变革的要求。尽管在伊丽莎白时代，她成功镇压了长老派运动，但清教主义作为大学和教会中一股持异议的力量，在俗界许多有影响力的有圣职授予权的人的保护之下，幸存了下来，并未受到削弱，1603年随着千人请愿书再次显露出来。妥协方案再一次遭到拒绝，主要是被主教拒绝，在随和的詹姆斯国王去世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大主教阿博特退隐后，一场更加激烈的对抗已蓄势待发。[99]

1558年，围绕着一个统一的国家教会整合舆论的可能性无可否认并不是很大，但是，尽管不怎么好，至1610年时，这种可能性大概已完全消失。结果，当英国国教试图两线作战的时候，即在右边与天主教徒作战，在左边与分裂教派成员作战，它甚至没有享受到它自己的牧师的忠诚。几乎所有同时代的人都怀疑，如果臣民在宗教信仰上处于分裂状态，这个国家能否幸存下来？而且历史记载倾向于支持他们的看法。如果曾经有一个温和的、宗教上的政治实用主义者的话，那么伯利勋爵就是，他认为，“在有分裂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政府，此外，在容忍两种宗教并存的地方，国家永无安全可言”。他的儿子，索尔兹伯里伯爵，同样确信宽容公开的不顺从国教者是“挣脱所有团结的纽带的捷径，也是助长教会和共同体分裂的捷径”。[100]大主教劳德认为“教会应该融合，国家应该站稳立场”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其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同意他的看法，尽管他们在其他事情上持不同意见。1648年，纳撒尼尔·沃德，一个新英格兰牧师，代表东部地区协会向下议院递送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请愿书，陈述宗教多元主义的弊病，认为国家不能容忍“在同一个政体中有两种不顺从国教的政教形式，除非在这个国家中宗教仅仅是形式和政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7世纪的传统观点是哈佛大学校长尤里安·奥克斯所持的观点，他认为“不受控制的宽容是所有恶行的长子”。[101]直至17世纪后期意识形态热情消退，在宗教问题上深深分裂的英国人在维持和平状态上常常极其艰难。当宗教宽容来临时，它并非道德原则战胜了政治权宜之计，而是政治权宜之计战胜了宗教原则。只有当宗教热情退去，相较于引入宗教宽容，强制执行统一性理想被认为对政治体系的稳定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同时代的人才勉强同意设法在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中共同生活。宗教宽容是冷漠的产物。

如果说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最初几年，英国国教的主教威望和权力呈下降趋势，那么，有爵位的贵族也是如此，尽管后者衰落的速度更慢，时间上也稍晚一些。[102]他们的兵权最先失去。从前的中世纪大贵族的庞大庄园被分解，随之而去的是对大量潜在士兵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效忠的义务开始消除，贵族对受庇护的乡绅和佃农的影响力受到削弱，这一方面是由于地主长期在外的现象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由于转向经济地租的趋势，经济地租严重减少了地主—佃户关系中的劳役成分。贵族本身既丧失了与其君主对抗的军事能力，也丧失了在战争时期以军事首领身份为君主效力的军事能力。他们致力于宫廷生活、行政工作或乡间消遣活动，未能获得在文艺复兴时期战争中进行军事指挥所需的技术能力和经验。当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受到希望、恐惧和责任的束缚，被绑上了国王的战车时，他们也丧失了自信。

在伊丽莎白时代后期，贵族遭受了土地资产的严重流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保持他们所认为的维持地位所必需的生活方式，毫无远见地出售了地产。他们出售部分土地后，开始对剩余的地产进行严格的经济开发，以便使收益最大化，如此他们的确恢复了自己的财务状况，但却是以牺牲佃户的诸多忠诚和感情为代价。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影响力和威望来挽救自身的财务状况。这特别地不幸，因为其他因素联合起来，降低了其影响力和威望。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基于金钱而非功绩来授予荣誉头衔，获得这些头衔的人在数量上泛滥成灾，其中有的人品行卑劣不堪，这两点削弱了人们对等级制度的尊重，激怒了那些在向上爬的过程中失败的人。正如托克维尔就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所指出的，相较于完全封闭流动渠道，这样一种向上流动体制的不公正性在社会精英中引发了更大的怨恨和敌意。

对贵族的尊重减少的其他原因包括：由于出现了深切感受到的政治和宗教问题，贵族在选举上的影响力遭到削弱；他们愈加偏好城市中的奢侈生活，而不是乡下热情好客的生活；他们对宪政理论、征税的方式和范围、崇拜的方式、审美趣味、财务诚信以及性道德的态度受到与日俱增的怀疑，无论是真实的态度还是想像中的态度。只有身为清教徒的贵族，如贝德福德伯爵和沃里克伯爵，维持了他们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力，甚至可能有所提高。

社会现存权力的拱形结构，除教会和贵族之外，其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宫廷，这是一个由顾问、仆人、政府官员和食客构成的不断变化的群体（其中一些是主教或贵族），这些食客围绕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周围，其数量持续增长。[103]随着地方重要职务的任命权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国王手中，随着国家赋税收入的不断增加，随着官僚结构的扩张，宫廷不仅成为政治权力的垄断性中心，而且成为对数量上不断增长的金钱、补助金、工作、专卖权以及各种恩惠进行支配的市场。宫廷系统的成功运行依赖于一个微妙且极其复杂的政治平衡的维持。通过这种政治平衡，没有一个派别永远被允许去支配政策的制定或恩惠分配机制。在这种政治平衡中，分配的恩惠分布得足够广泛，满足了大部分有权势的乞求者，但又不会太过慷慨以至于激起纳税人的愤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在这两个方面均失败了。在1618年至1629年这11年间，他们允许政策和恩惠由单个宠臣来处置，即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在1603年至1629年这四分之一世纪期间，他们用奢侈的礼物和无理性的豪华宫廷庆典来挥霍王室资源，此外，他们将大部分慷慨行为输送至少数受宠的人手中。这激怒了许多有权势的贵族和廷臣，他们遭受冷落；也激怒了下议院的乡绅，给他们提供了拒绝外加的议会征税许可的合法理由。这一拒绝反过来迫使国王拍卖掉他在经济管制、任命官职和授予新荣誉上的权力，这些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

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早期和中期，宫廷成功地在多重制衡的单个政治系统中容纳了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观念和利益的代表：英国国教徒和清教徒、大贵族和乡绅、绅士和商人、宫廷党和乡村党、外交和军事政策上的鹰派和鸽派、特权的支持者和议会与普通法的支持者、一方是塞西尔家族的拥护者和受庇护者以及另一方是达德利家族和德弗罗家族的拥护者和受庇护者。在1600年埃塞克斯伯爵叛乱和处决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这个中央政治交换台失效，这些各不相同且日益敌对的群体开始局部地组织起来，并联合在一起，它们独立于宫廷中的国家政治进程之外，甚至公开反对它。

“宫廷党”在政治上与“乡村党”日渐疏远，并被平行的文化上和道德上的疏远所强化，后者是思想发展，这在稍后探讨。综合结果是情感上的分离以及政策上的分歧。至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在共同体之内，和谐和合作的观念几乎彻底瓦解，宫廷党和乡村党这两个词逐渐意味着政治上、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对立物。

对官僚机构的信任和尊重正在减少，对宫廷和廷臣的信任和尊重也在减少，两者下降速度一样快。首先，在各级政府，腐败正在迅速扩大，特别是最高级别政府。[104]在1536年至1551年这个没收教会地产并在市场上出售的狂热年代，这里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腐败，但是，更有能力的行政官员，如威廉·塞西尔爵士，逐步重建了一些秩序感和责任感。在1552年至1588年左右，腐败本身以及对它的抗议这两者的级别似乎已经下降。但是，在16世纪90年代，王国政府发现自身极其缺钱，无力为英西战争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年龄的增长加重了伊丽莎白对贪婪和吝啬的喜怒无常的本能反应。结果，国家较大的官员通常被奖赏恩惠，可恩惠流动却急剧减少，恰逢此时，通货膨胀降低了所有官员的固定报酬和薪水，无论官职大小，若按实值计算，均缩水至微不足道的部分。官员因此被迫贪污，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么做，其无可避免的结果是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詹姆斯统治时期海军的状态是一个经典案例——以及公愤的上涨。这个螺丝的最后一拧是由白金汉公爵在17世纪20年代给出的，因为他不加掩饰且兴高采烈地把所有东西拿出来拍卖，从主教职位到法官职位再到贵族头衔。[105]

动摇公众对行政部门信心的第二个发展是使用国王的权力进行经济管制，首先是伊丽莎白这么做，接着是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君主。在16世纪中期，热切的议会坚持要政府接受经济管制。这是历史上人们首次从国家那里要求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法律、秩序以及抵御外敌的安全措施。这一时期快速的经济变迁打乱了旧的社会关系，创造了新的阶层，这些人不再适合旧有的、有序的等级系统。现在有更大数量的冷酷雇主，他们拥有积极进取的物质主义动力，追求经济收益，从而扰乱了公共秩序；现在有更大数量的无助且充满危险的穷人，他们无处可住，没有可供养活自己的工作。为了应付这些新压力，都铎王朝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即“共和主义者”，逐步发展了有关国家职责的新观念，国家的职责现在包括有头脑地运用权力去抑制威胁到稳定的过分行为，增加国民财富，甚至还包括提高所有公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对快速的社会变迁步伐的回应，法律不再是习惯与传统的集中体现，它成为塑造社会的一股积极有效的力量。理想仍然是有关社会稳定的中世纪理想，但是，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下维持它的渴望，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角色。[106]

都铎王朝君主制所面临的困境是，公众舆论把实施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任务强加于它，却没有给它提供执行这个任务的行政权力。为了经济自足、国防、稳定的工资和物价水平、工业产品的质量标准、扶贫惩惰以及其他值得拥有的社会目标，议会通过“大量的法令”，控制了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107]但是，由于没有有薪酬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央行政和司法机构的不足，国王被迫依靠使用为获取酬劳而工作的职业告密者。这些人自然地倾向于从社会渣滓中招募，并迅速开始进行敲诈勒索，相较于通过执行法律的方式，他们无疑把敲诈作为利润最大化的一条捷径。[108]在伊丽莎白的晚年，女王在奖赏其官员时资金拮据，开始利用这些经济管制的权力，把钱放进有影响力的廷臣和受庇护者的口袋里，这是通过许可他们实施独家经营而获取收益的方式实现的。[109]这种做法起初是在社会工程上进行大胆立法尝试，最终沦为卑劣的行政管理操作，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品质恶劣的剥削。专卖者成为17世纪早期代表邪恶的典型人物。议会做出努力，企图通过1624年的《垄断法》抑制专卖者的活动，但是，这些努力劳而无功。此外，1640—1642年出现了对那么多行政单位和权力的抨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公开滥用经济管制的被压抑的愤怒。在唤起公愤，及败坏行政机构的名声上，几乎没有事情更甚于垄断。

最后，拱形结构的拱顶石，即君主制本身，声名扫地。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是奉承的焦点，这种奉承在某种程度上明显源自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的滔天巨浪，虽然上述情绪的许多成分在今天看来，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和对君主的阿谀奉承令人恶心。两位君主都从早期新教改革家的君权神授理论和后期英国国教徒极端民族主义的坚定信念中受益匪浅。威廉·廷代尔在1528年宣称：“反抗国王就是反抗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国王不受法律约束，随心所欲地做正确的事或错误的事，仅须向上帝作出说明。”难怪八年之后，亨利八世无畏地告诉他的臣民：“我在上帝的庇护下主管你们，包括你们的灵魂和身体。”未来的主教拉蒂默开始谈及“英格兰的上帝”，而未来的主教艾尔默在1559年向前推进了一步，宣布“上帝是英国人”。这个主题于1580年被约翰·利利在他的自赞颂歌中论及：“啊，天佑的和平；啊，快乐的君主；啊，幸运的人民。永生的上帝仅仅是英国人的上帝。”这个学说把上帝民族化，并将上帝与伊丽莎白女王联系起来。约翰·福克斯在《殉道史》（Book of Martyrs）中把伊丽莎白女王即位解释为上帝眷顾的最终行动，这为世界上所有教徒保全了真正的宗教。该书的广泛流传，给予了上述学说巨大的推动力。[110]

在肖像画、歌谣、诗歌和散文的铺垫中，一场精心组织的宣传运动使伊丽莎白女王个人与民族认同感的这种关联得到加强。歌谣流传甚广，并伴着不断重复的句子：

一个最著名的童贞女王，

世界上从未见过与她相似的人。

诗人们进行源源不断地夸张吹捧，强调伊丽莎白的双重角色，即“宗教的保护者，和平的庇护者”，她的作用是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人物，为新教保留了英格兰，并控制住内战的毁灭性火焰。在许多更流行的歌谣中，对童贞女王的崇拜潜意识地成了对圣母玛丽亚崇拜的世俗替代品。[111]这个特别的运动无疑为确保伊丽莎白统治的稳定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个人崇拜的麻烦在于它使后来者相形见绌。伊丽莎白个人与民族命运之间的象征联系对于她的继任者来说具有危险性，因为它趋向于模糊“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区别，模糊现任君主终有一死的肉身与君主制这个不朽的制度之间的区别。伊丽莎白个人与英国宗教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越紧密，把这种密切联系传给她的继任者就变得更为困难。斯图亚特王室必须为对伊丽莎白的吹捧支付政治账单。

如果这个任务因困难而难着手，那么，国王自身的个人缺陷导致情况更加如此。詹姆斯没有任何个人魅力，查理的个人魅力微乎其微；这两个国王都未受到那些与他们相当亲近的人或者一般民众的爱戴，也未能令他们畏惧。詹姆斯身为受憎恨的苏格兰人，从一开始就遭到英国人的怀疑，他难看的仪态、含糊不清的言谈和卑鄙的手段没能使人心生敬意。有关他公然的同性恋情感和酗酒的传闻持续不断地扩散至受到震惊的乡村居民那里。世人怎样看待给一个年轻臣民写信的国王，如同詹姆斯对白金汉公爵所做的那样：

鉴于上帝如此地爱我，以至于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要为你们而活，而且我宁愿与你们一起被放逐至尘世的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也不愿失去你们过悲伤的丧偶生活。因此，上帝保佑你们，我可爱的孩子和妻子，并准许你们可以永远是你们亲爱的爸爸和丈夫的安慰。詹姆斯R.

在有关白金汉公爵的随意会话中，沃尔特·罗利爵士评论道，国王的宠臣“经常被命令去从事不像样的、有时不合人情的活动”；一个在圣保罗十字架像下进行五朔节通俗布道的传道士公开谈及国王和“他的娈童”；来自宫廷的通信者用对纵酒欢宴的详细描述来款待他们的朋友，在纵酒欢宴中，男人和女人环绕着国王，皆步履蹒跚、呕吐不已；据报道，在打猎的时候，国王并不下马去解手，因此通常地这一天会在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情况下结束。根据这些故事，很显然，君主制本身的神圣性将很快受到质疑。[112]

更糟糕的是如下事实，詹姆斯的亲西班牙外交政策，以及他与西班牙大使贡多马尔的密切联系，使他遭受了同情天主教和背叛英国国家利益的（完全无正当理由的）指控。这诸多不足之处也没有被任何谋求公众赞赏的努力抵消。一个精明的外国评论家指出：“他未曾重视他的臣民，也没有以同样的热诚接待他们，而伊丽莎白女王过去经常用这种热诚去赢得民心。因此，女王得到了民众的强烈爱戴，而现任国王却遭到民众的憎恨和鄙视。”正是因为这些记忆留存于脑海中，在内战及君主制垮台之后，纽卡斯尔伯爵向查理二世建议，当他重新获得王位时，他应该“像上帝一样，向人民光荣地展示自己，就如同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那样”[113]。就个人习惯而言，较之于其父亲，查理一世要更为体面些，但是，在赢得民众赞赏上，他没能做得更成功，此外，他态度冷淡、傲慢自大，却又鬼鬼祟祟，这在与他打交道的那些人中间引起敌意和猜疑。最糟糕的是下述事实，他挚爱其身为天主教教徒的王后，并任用天主教教长，这使他遭遇了严重而广泛的对罗马天主教的猜疑。

至1640年，“环绕国王的神性”已所剩无几，另外，英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这个仍然流行的神话的当前拥护者现在把它当作棍子使用，用来抽打查理国王。在下议院进行煽动性布道的传道士告知议会，议会而非查理国王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真正继承者，现在成为上帝选定的工具，用来重建天国和推翻伪神。这助长了对君主的更进一步的不妥协。至1640年，清教传道士把下议院称为“众神的议会和凡间众神的议会”。神授之权从英国皇宫转移到威斯敏斯特。在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的民族主义神话被用来召集更激进的议会支持者，此外，在1643年，约翰·米尔顿以其权威的方式宣告：“由于上帝命令在他的教会中开启一个崭新的、伟大的时代，甚至改革宗教改革本身，上帝接着所做的只是向他的英国子民表明身份；我说，正如他的态度所示，首先对我们如此。”[114]旧沙文主义神话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新进展，其必然结果不仅是毁灭了堕落的英国国教，而且处决了国王，国王是不敬神的——并因此是非英国人的——活动的首要实践者。这儿有论及在白厅处决国王的庄严仪式的，这不仅仅是暗示教士之王的人祭，其目的是为部落的罪行赎罪以及净化罪恶曾降临之地。

尽管君权神授理论的最精华部分，即罗伯特·菲尔默的《国王的自然权力》，在王政复辟之后才得以流行并获得影响力，但是，它似乎更像是维系摇摇欲坠的制度的最后努力，而不是意识形态成功复苏的征兆。在王政复辟后，教士和托利派乡绅持续不断地谈及他们对君权神授原则的忠诚以及对合法君主的不抵抗主义，但是，其声明的十足强硬泄漏了内心的不安全感。1688年，他们面临着令人不快的现实，即一个身为天主教徒的国王和同为天主教徒的王位继承人。在如此情况下，他们突然抛弃了所有这些观念，这表明在所有的喧嚣与愤怒之下，该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事件，使受神的启示和命定的君主制这个观念受到了几乎不可补救的打击。

对于教会和国家这两者中的那么多权威要素的信心和尊重逐渐减少，还受到下述因素的极大推动，即一小部分“情报员”，也就是最早的专业新闻工作者，每周一次地向全国散布有关伦敦这个舞台的八卦新闻，这些新闻颇有见识，详尽且怀有恶意。这些书信定期从伦敦发出，并用有关宫廷性丑闻和行政部门财政丑闻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增添趣味性。诽谤性文字和淫诗也以手稿的形式广泛传播。上述三者在逐渐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上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王政复辟后一个保王党教士评论道：“结果是种下了未来暴动的种子，伴随着一份关于大卫政府的恶行报告，所有的人可能厌恶它，随后起来反抗，拆毁它。”此外，纽卡斯尔公爵向查理二世建议，一旦他重返王位，一定要镇压书信作者和诽谤者。[115]

5.反对派的崛起

政府腐朽的对应物是反对派作为一支具有自我意识的政治力量开始崛起。反对派在议会、特别是下议院中构建它的制度基础。这个全国性代表机构继续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其重要原因在于，与法国的省不同，除了在很有限的范围以外，英国的行政区即郡始终太小以至于不能充当政治活动的中心。结果，中央代议制机构没有重要的对手，平稳地获得了威望和权力，直至人们确实为成为其中一员而竞争，甚至为此支付费用，而不是将必须给他们的开支买单作为为其服务的一个诱因。伴随着议会对征税，特别是为战争征税的控制，以及对立法，特别是与宗教相关的立法的控制，它在战略上被用于强令消除不平。在16世纪中期和后期，许多事情碰巧提升了议会的权力，降低了君主控制它的能力。下议院人数从大约300人上升至500人左右，其中乡绅成分从大约50%上升至75%左右，尽管事实是绝大多数新议席属于自治市议席。[116]由于在1590年至1614年期间，议会开会频率提高，议员们获得了经验和一种延续感。他们制定了有效的委员会制度，这将他们从国王任命的下议院议长的操控下解放出来，此外，至17世纪早期，议会领导人开始出现，他们依靠在辩论中起关键作用以及议会委员会来创建其事业。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国王与这个团体一直有着严重的矛盾，然而，矛盾的性质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具威胁性。在伊丽莎白统治早期，两者在特定问题——宗教或征税或外交政策——上存在有争论，但是，至17世纪早期，明显可见的是正式反对派开始出现，人们怀着在广泛范围的议题上挑战国王的坚定决心，向议会靠近。他们不甚严谨地称呼自己为“爱国者”或“乡村党人”，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策略。[117]

宪政议题往往首先起因于对特定政策问题的不满，而不是起因于对权力分配的理论关注。只要绝大多数人对官方行动感到满意，统治权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处于休眠状态。但是，一旦政府政策遭到有影响力的公民群体的挑战，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决策过程中起多大作用？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人们能够察觉到，由特定不满所引发的正是这样的理论问题，而对此的意识在日益增强。伊丽莎白拒绝朝着更清教徒主义的方向改变她的宗教政策，拒绝结婚或解决继任权问题，以及她的谨慎而暧昧的外交政策，最后还有她强硬地捍卫其对于经济垄断所持的道德上站不住脚的立场，对上述这些问题的不满逐渐促使下议院中更为积极的议员提出全新的宪政主张。他们偏离了如下立场，即要求在对提交其考虑的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并转向了下述立场，即要求有权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议题上发起讨论以及影响政策。这个要求最先由伊丽莎白统治后期的激进分子明确提出，在詹姆斯统治时期，由于对其在财政上的无能及亲西班牙外交政策的不满加剧，该要求变得日趋迫切。对平息不满的需求优先于资金供给，承认这一点会使议会有权支配任何政府的政策，而政府不能靠它的世袭收入供养。正因为如此，政府不得不改变其政策，或者转向另外的非议会筹款方式。这些反过来直接引发了有关其合法性的新宪政问题。尽管下议院用先例来支撑他们的观点，这些先例是从过去发掘出来的，这多亏了普通法律师的博学好古研究，但是，事实上，宪政要求无疑是革新的和咄咄逼人的。下议院赢得主动权是革命性的一步，这是在回归过去这个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幌子下取得的。

有关具体政策的争论，就事物的本质而言，其存在期常常相对短暂，与它相比，通过正常的仲裁和妥协程序解决宪政争论要困难得多。因此，至17世纪20年代，国王与下议院所争论的不再是16世纪60年代的王位继承权或修改祈祷书这样的具体问题，而是转向了根本性问题，其中包括弹劾国王的大臣、言论自由、同意征税以及免遭任意逮捕的权利。一旦这些问题以原则问题的理论形态提出，它们就凭自身的力量成为行动的重要动机，并驱使人们表明立场，且不论它们暂时所适用于的特定情况。绝大多数党派继续在口头上支持如下理想，即“均衡政体”“古代法”以及“王在议会中”的至高无上性。但是，这样的口号不再能够起到共同纽带的作用，因为关于它们的解释所达成的共识业已瓦解。一旦这个共识消失，左右两边自然出现了激进分子，他们的解决方案采取了下列形式，即大规模强化君主特权的传统权力，或者同等地大规模转向由议会来控制和命令。

宪政危机的里程碑事件是1604年的下议院辩护、1606年的贝茨案、1621年对国王的大臣的弹劾复兴、1627年的五爵士案、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以及1636年的船钱案（the Ship Money Case），因此，该危机起因于特殊情况的组合。一方面，下议院中被代表的阶级变得越来越自信和有主见，并逐渐获得了摆脱国王对其行动控制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国王——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国王——未能考虑到有产阶级中重要群体的敏感处和意见，进而更改它的宗教政策、外交政策或财政政策，这些群体在议会的众多议员中找到了代言人，并在上议院找到了一群有影响力的持不同政见者。

詹姆斯关于君权神授的理论阐述不应该被过度解读，因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而且有判断力的人都不会把他的主张太当真。无论如何，尽管他的观点是用更为精巧的语言表达的，并更为持续地被反复讲述，但与伊丽莎白女王的观点相比，在任何重要的方面上并无二致。1585年，正是伊丽莎白女王公开宣称：“国王和君主，仅对万能的上帝即所有国王的国王怀有敬意并为之效力，在这方面，他们没有义务向其他任何人作出交代或汇报其行动的理由，只有对上帝即他们唯一的主耶和华负有此义务。”詹姆斯在1609年向议会解释，“国王不仅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理官员，坐在上帝的王座上，而且甚至上帝自己都称呼他们为神”，他提高了修辞水平，但几乎没有改变基本观点。[118]国王与议会中的乡绅之间的争论不断升级，比詹姆斯国王的狂言更严重的事件导致该争论转变成一场宪政危机。早在詹姆斯发声之前，下议院就在许多议题上与国王意见不一致，但它只不过把欠考虑且不得体的国王言语用作敲打国王的手边棍棒。

直至1621年，政治危机向宪政危机的转化才正式开始，但在接下来的8年里，国王和议会迅速步入越来越危险的冲突进程中。亲天主教的外交政策，愚不可及的军事政策，混乱的公共财政，无限度的腐败和裙带关系以及白金汉公爵呈压倒之势地完全控制了恩赐权，这些都令议员们恼怒不已。因此，议会中的反对派被迫提出分享行政权力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史无前例的。詹姆斯和查理有理由因其权威遭到快速侵蚀而心生警觉，但是，后者的不安全感导致他走上了偏激路线，该路线只是成功地使他与更温和的潜在支持者疏远开来。

与此同时，乡绅开始以议员的身份坚持自己的权利，并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治决策，同样是这些人，他们作为治安法官，从地方行政工作中获得的经验日渐增加。执行有关社会控制和社会福利立法的负担日益加重，作为回应，这部分人的数量和经验显著上升，结果，就使其极为不赞同的任一政府运转瘫痪而言，他们的力量也明显增加。逐渐地，郡季审法庭发展成为某种地方议会，附有为民怨发声的政治功能；逐渐地，小乡绅的忠诚越来越多地集中于郡，在这个舞台范围内，他们结婚、争吵、密谋以及玩弄权术。尽管富有乡绅中的精英通过大游学（Grand Tour）对欧洲有了更广阔的体验，并通过议会对威斯敏斯特的阅历渐丰，但是，教区乡绅的眼界几乎完全局限于郡。[119]

乡绅日渐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这个时期见证了文法学校、大学和律师学院入学人数的极大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有产阶级渴望培养他们的儿子，以期承担新的责任。根据其成员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正式入学率，1640年的下议院是英国历史上受过最好教育的下议院，这不仅是前所未有，此后也未曾有过。此外，在乡绅以及他们的选民中，有许多人在文法学校、私立学校和大学接受教育，而这些学校配备了思想上持不同政见者担任教师。托马斯·比尔德是亨廷顿免费学校（Huntingdon Free School）的一名清教徒男教师，他影响了年幼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全国各地发生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案例，这仅是其中更为人熟知的一个。另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拥有有影响力和奉献精神的清教徒教员，他们的布道和谈话肯定对其学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整体基调可能主要是英国国教徒，但那里也有足够的清教学院或潜藏在国教会学院的清教徒教员，去影响整个大学以及形塑大量未来乡绅的看法。剑桥大学的伯利勋爵和牛津大学的莱斯特伯爵以各自大学校长的身份行事，前者力行宽容，后者积极鼓励清教徒，在国教会有时间深入人心之前，这些在削弱国教会的基础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即便在今天，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主要掌控在那些摈弃了国家借以立足的价值观的人手中，那么，这个国家能够存活多久将毫不确定。

霍布斯认为，古典教育的实际内容本身具有颠覆性，更不用说在学校和大学里偶然获得的充满危险的宗教思想：“人们……开始了解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民主政治原理，出于对其雄辩术的热爱，进而爱上了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且愈发痴迷，直至它发展成为一场叛乱。”在其他时间和其他地方，人们学习古典著作，但并未得出如此激进的结论，所以要么霍布斯的意见没有事实根据，要么随后的熟悉造成了冷漠，这与其对新约中的激进信息所做的几乎一样。但是，霍布斯是对的——尽管出于错误的理由——当他声称“大学到这个国家，正如木马来到特洛伊”[120]。大学培养出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和俗世信徒，其人数超过了适合的工作机会数量，由此创造了一个庞大且有影响力的不满的“圈外人”群体。这些人中有许多尊重普通法，有强烈的清教倾向，并受拉米斯逻辑学的教导要独立思考：他们不能轻易接受国王和主教的命令。

同时，约曼、自由持有农和店主中的选民接触到初等教育，这种教育至少教给他们阅读，特别是阅读《圣经》。有人认为，根据20世纪的经验，最可能导致革命的因素组合是“接受初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快速增长，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变化缓慢”[121]。然而这以下述局面为前提，即那里有对生活水平改善的正常期待，但在17世纪，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读写能力的增长以另一种方式带来危险，即它激发了政治和宗教参与的期望，并使大量地位低下的人接触到新约这杯令人陶醉的平等主义葡萄酒。读写能力和清教主义紧密相关，整个平等派运动事实上受到了小册子印刷品的刺激，这场运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只因为在英格兰东南部，极大数量的穷人现在有能力阅读。如果一个人将高等教育的扩张与拉丁语语法的中等教育以及基本读写能力的平行增长结合起来，那么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上述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构成了英国革命独特且极为激进的进程的必要原因，但无疑不是充分原因。

下议院议员与国王展开斗争，施展力量，与此同时，在各种法庭中，司法官员与法官之间的冲突正在发展之中。在16世纪90年代，两个古老的普通法法庭与其骤贵的对手，就司法权、酬金以及诉讼当事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些对手包括教会法庭和海事法庭，这两者都配备了民事律师，此外还有特权法庭，比如威尔士边区法院和北方法院（the Councils of Wales and the North）以及恳请法院（the Court of Requests），最后还有大法官法院（the Court of Chancery）这个笨拙的巨人。这场较量使普通法律师团结一致对付民事律师，但它也有将前者一分为二的倾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满足于其职业生涯，这种生涯通常以出任法官职位或法院官僚机构之一的公职而达到顶点。他们为了获得声望、恩惠和酬金，很乐意参加与竞争法庭之间的游击战，尽管这并非以与国王的公开冲突为代价，他们依靠国王获得晋升。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慢慢地被迫陷入敌对立场，这部分缘于国王给予竞争法庭强有力的保护，部分缘于国王没分寸地主张践踏法律的基本原则。尽管法官和官员大体上继续站在国王这一边——国王在法庭上从未败诉过一起宪政判例案件——在两个普通法法庭中有许多执业大律师日益发现，他们的职业利益和倾向吸引他们去支持下议院中乡村党的政治活动，以及教会法庭的清教徒反对者的政治活动。许多律师得出结论，即通过支持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们将最大限度地推进其职业利益，这场结盟也同与财产权的神圣性以及法律的至高无上有关的政治态度保持一致，他们从律师学院的教育中获得了这些政治态度。

这个进展的年表集中于爱德华·科克爵士的职业生涯上。1606年，科克被提拔为首席大法官，他利用这个职位平台，从这里增加激烈攻击的范围和强度。随着其职位的提升，在竞争法庭的管辖范围内，来自普通法法官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一部分是因为民事律师如《解释者》的作者约翰·考埃尔，是一些更为狂热的国王要求的支持者，还有部分是因为受到威胁的法庭是维持稳定的行政和法律秩序的重要机构，国王意识到自身有义务站在特权法庭的支持者这边，因此，这场争端逐渐演变为对君权本身的权力的法律攻击。1616年，科克充满敌意的不妥协态度及其故意妨碍大法官法庭和高等委任法院的行为导致他被免职，此时事情发展至顶点。5年后，爱德华爵士以针对国王政策的“乡村”反对党的领导人身份出现在下议院，律师、乡绅以及清教徒之间的结盟暂时确定。[122]律师内部的争端被纳入更广泛的政治冲突中。甚至在此之前，地区的地方当局与两个地方性法院即威尔士边区法院和北方法院之间，已就司法管辖权问题产生了冲突，这场冲突在巩固乡绅与普通法律师针对这些机构的联盟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律师，还有特别是普通法法官都是非常保守的人，与国王并无真正的分歧，他们首先主要关心纠缠于与其法律同仁之间的私人宿怨。但是，他们是一个危险的树敌群体，众多普通法律师与反对派乡绅的权宜联姻是一个更明智的政府会尽力试图避免的。

6.新思想和价值观

一场真正的革命需要有思想来添柴加火——没有它们，这仅是一场叛乱或政变——政府反对派的智识和意识形态基础因此是头等重要的。这些智识潮流中的一些，比如忠于普通法，是非常古老的，但更为普遍，而其他的潮流，如清教主义或“乡村党”意识形态，是相对较新的；一些思潮如清教主义和守法主义，制造了两极对立，而其他思潮如怀疑主义，对信仰隐约起到了逐渐侵蚀作用。但是，所有思潮都有助于逐渐动摇对教会和国家中央机构的信心，因此，几乎不需要进一步强调它们在起源和特性上毋庸置疑的差异。

对人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清教主义，尽管这很难精确地确实证明。这里的清教主义被诠释为仅指对需要立足于良心和《圣经》阅读进行独立判断的广泛而坚定的信仰。一个清教徒的典型特性不是接受了某种特定的教义体系，而是对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道德提升有着强劲的热情，正如理查德·西比斯所表述的，“在履行所有职责过程中的神圣狂热”[123]。在实践中，这种热情在如下渴望中表现出来，即渴望简化教会的宗教仪式、提高教会牧师的素质、降低神职人员的权威和财富，以及最重要的是，把特定道德规范的最严格行为准则应用于教会、社会和国家。一些贵族、有影响力的乡绅、大商人，以及非常多的小商人、工匠、店主和约曼持有上述这些态度。清教主义的社会根源仍模糊不清，但是在英国，正如其他地方一样，织布业与宗教激进主义有着一些关联。因此，清教主义在中下层阶级中的传播可能与英国原始工业活动不同寻常的规模有关。[124]看上去特别容易受激进宗教影响的其他群体是静坐作业行业的工匠，在这些行业中，交谈是工作的自然伴随物：裁缝和鞋匠是恰当的例子。在这些下层阶级中，传播的关键媒介物是印刷版《圣经》和口头布道，信息由此传达给数以千计的新近获得读写能力的男人和女人，后者对道德和宗教教导有着无法满足的兴趣。

首先，在乡绅和贵族这一层面，从经济上解释宗教观点没有说服力，社会解释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接受现有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分级，与有关信徒等级制度的潜在的社会分裂思想之间总是存在张力。但是，土地精英正在拼命地为其特权存在寻找一些新的道德上正当的理由，去取代武士贵族的骑士理想，此外，行政机构中公职的理想被清教的天职观神圣化。乡绅只要能使自己和他人相信，他们也是虔诚的，那么，他们的地位就是牢固的。其次，清教意识形态有着坚定的反教皇立场，并赞颂英国人为上帝的选民，并由此与民族主义浪潮的不断上涨相一致。西班牙入侵的威胁历时长久，这极大地强化了民族主义。第三，清教对主教的敌意，赢得了反教权主义以及坚持由平信徒控制教会并接受国家支配论的普遍共鸣。在英国清教运动中，长老派牧师的抱负与俗界有圣职授予权的人的管辖权之间始终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但是，直到17世纪40年代胜利的时刻到来，冲突才走向公开化。与下层阶级一样，《圣经》和布道成为思想传播的媒介，但是大学教育，即在清教徒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加尔文和贝札的著作，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极为重要的因素。

清教主义的政治影响，相较于其起因，并非那么难以发现。它提供了英国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即对反抗原因之正确的确定感，以及对既定权威之卑鄙的道德义愤感。它还有助于构建挑战现有秩序的理论上的正当理由。如果上帝的选民与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一致，将会怎么样？如果英国国教并非圣约的一部分，将会怎么样？对于有罪的地方官员，一个虔诚的人应给予的服从是否有限度？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不同类型的清教徒在得出最终的坚定结论之前，用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最终结论认为，反抗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人们可以貌似有理地认为，单单是问题的提出就具有最终颠覆性，正如其对手一直宣称的，因为权力的合法性依赖于无异议且不假思索的接受。当卡特赖特主张世俗权力应该“根据上帝的规则”行使其权威时，惠特吉夫特迅速指出，他的话可以被解释为“相当于在教会和世俗事务中推翻了君主的权威”。这是一个两难困境，社会上和政治上持保守主义的清教徒——其数量极大——无力解决这个困境。当班克罗夫特询问“如果福音从任何一个世俗地方长官手中夺取了权力”，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时，他们并没有现成的答案。[125]

1596年，弗朗西斯·黑斯廷斯爵士的一份遗嘱开头写道：“万能的上帝……在他的预知中，以及在我被促使去做善功或为恶之前，已选择我作为他的孩子，并预定我永远得救。”这类人对其道德优越感有着坚定的信心。对于政府来说，与这种人打交道并不容易。怀有此种信念的人固执并且自以为是，不轻易服从权威的命令。艾尔默主教断言，清教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地位更低下的那类人行事更为大胆”，他的话是正确的。1630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马修·布鲁克斯告诉阿博特大主教：“这个预定论是清教主义的根源，清教主义是议会及其他机构中所有反叛和不守规则的棘手事的根源，是国家中所有分裂和傲慢的根源，也是教会自身中反对票的根源。”[126]他的话部分正确。如同所有独裁主义的人物评议一样，劳德派首先不能容忍的是“傲慢”，他们最终也认识到，“傲慢”是预定论所指引的。采用阿米尼乌斯派神学理论体系有着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含义，对时人而言，这些含义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查理一世全力支持阿米尼乌斯派教士的原因。

对宗教和政治等级制度进行道德判断的这种自主性，以及稍后宗教多元化的发展，都产生于对本国语圣经进行个人解读的过程。霍布斯认为，自由接触本国语圣经是英国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抱怨道：“在圣经被译为英文之后，每个能阅读英文的人，甚至每个能阅读英文的男孩和女孩，都认为他们在与全能的上帝对话，并能理解上帝所说的话。”[127]

千禧年说这个要素潜藏在这么多清教徒的思想中，该要素对于被动接受现状及服从教会和国家中公认的权威来说，有着同等颠覆性。[128]在绝大多数想法中，清教徒可能是保守的，但是，他们对创建山巅之城即新耶路撒冷的热切期待，可能是导致根本性变革的一个强有力促进因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教俗世信徒抱有希望地期待国王、地方官员和主教采取必要的措施，在人间实现千年王国，但是，到了1641年，他们对公认的权威已不再期待，转而向激进的牧师寻求指导，就如同在下议院所进行的布道显示的那样。如果对自身事业的正确性没有绝对信心，17世纪40年代的议会领导人将无法让自己走到公然反抗国王并向其开战的地步，然而，除清教主义外没有什么能提供这种正确性。他们的行动悍然不顾长达一个世纪的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宣传君主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服从权威的绝对必要性，以此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办法。这个传统的不寻常力量从都铎时期失败的叛乱分子在绞刑台上的最后致辞中最能看出来，所有的反叛分子毫无例外地承认了其行为的罪恶。在其上断头台之前，没有一个人有自信去发表大胆的反抗声明。[129]但是，清教主义最终提供了这种自信，因为日渐明显的是，再“等候地方官员”是徒劳的。如果对神圣化的英国人来说，君主不再是神的意志的活化身——像伊丽莎白，尽管她的错误那么多，但显然就是这种活化身——那么，谁将承担这个角色呢？价值观念逐渐发生了转移，从目前邪恶到无可救药并倾向于天主教的国王和宫廷，转向了下议院议员席上以及乡村小镇季审法庭中的虔诚的地方官员。一旦这个转移完成，反抗国王到底的决心就已建立起来。到1640年，在许多人看来，该转移业已完成。

然而，应该强调的是，清教主义的最终颠覆性特性中有很多是偶然造成的，而不是有意为之。它通过清教徒正在主张的诸多计划和政策的后门悄悄潜入，通常清教徒对此并不知晓或同意。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他们坚信要维护传统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维护传统价值观。但是，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并非这样显现的。尽管在一方面，他们的圣约神学有强化守法主义和契约责任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良心的强调则通往另一个方向。通过强调个人良心的优越性和圣经诠释更甚于法律规定，他们对部分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其中尤以教会法庭和高等委任法院为甚。他们支持神职人员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们强调教士个人价值的重要性，这对于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独立社会团体即授命担任圣职的全体牧师来说，构成了动摇对后者的尊重的一个有力因素。他们攻击主教的合法性，却并不打算攻击社会秩序的其他制度。但是，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把废除主教制度视作只不过是废除社会等级制度的前奏。通过君主制与主教制度之间不明智的联合，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然而17世纪40年代的事件表明，国王有一定的道理。很少有清教徒为参与民主制本身而支持参与民主制，但是，他们的行动无疑助长了后者。清教徒坚持普及读写能力，以便能够阅读圣经，还坚持大众化布道，以便能够正确地解释它们，这些最终使约曼和城市工匠政治化。结果是民众请愿的洪流、频繁的暴民活动以及平等派运动的兴起，这些成为17世纪40年代的特征。这个结果距离先前半个世纪的清教徒传教士的想法非常远。

且不说这些偶发的颠覆性思想的塑造，清教徒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个胚胎组织，从这个组织中产生了真正的激进主义。16世纪70年代的长老派的长老监督会，以及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围绕着城市教堂中清教徒演讲者而群集的宗教集会，是意识形态政党组织的典范。如同20世纪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一样，它们以精英领导下的、由有奉献精神的拥护者构成的排他性单位组织起来。它们践行指导式民主，广泛参与讨论，并与来自上级的强有力指示以及政策执行中的严格纪律相结合。在王政复辟之后，哈克特主教相信，“市镇自治机构中的非国教徒秘密聚会成为温床，从那里产生了反对国王和教会的战士”[130]。

最后，清教主义给反对派提供了必要的领导。伊丽莎白时代的下议院清教徒游说团体被描述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此外，清教牧师发挥了宣传者和联系纽带的关键性作用，把各种各样的反对派分子联合在一起。[131]因为清教主义所提供的不仅是思想和道德信念，还有发展方向和规划。清教徒是议会内外伊丽莎白宗教和外交政策的反对派的宗教和世俗领袖。他们通过城镇中的讲道发动宣传攻势，他们领导了17世纪20年代针对白金汉公爵的人品和政策的攻击。在17世纪30年代，正是通过他们的联合，首先是移交信徒保管的圣俸受领者委员会（Feoffees for Impropriations），接着是天佑之岛公司（the Providence Island Company）的指导者，这些领导人才能够秘密聚集起来，为推翻查理一世的政府制订计划。[132]没有清教主义提供的思想、组织和领导，革命根本不会发生，这种说法同任何对历史的综合性概括一样安全。

英国革命的第二个智识基础是普通法。[133]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早期议会辩论中有多少是依据法律进行的，并提及了法律判例。当时的重大宪政问题被一个判例案件接一个判例案件地以斗争解决——贝茨案、五爵士案、船钱案——而且只有在反对派全部败诉时，才开始进行激进立法，改变法律基本原则。就对17世纪早期心理定式的影响而言，这种集中的守法主义如清教主义一样无处不在。越来越多的乡绅用两三年的律师学院教育来圆满结束其教育，在律师学院，他们学习了一些法律，还与现时的以及未来的大律师和法官接触，并且一起进餐。[134]甚至在这个短期的与法律及其从业者非常亲密的接触结束之后，因每个有产者都会陷入诉讼的迷宫，绅士仍被卷入法律事务中，无论他喜欢与否。上述经历可能增加了他对律师职业的感情与尊敬，也可能没有增加，但是，无疑增进了他的法律知识，而且他以治安法官的身份继续运用和遵守这些知识。

律师从中世纪继承了一套规则和惯例，他们能够并且最终确实利用了这些规则和惯例设置屏障，以保护私有财产、私有利益和个人免遭中央集权化国家的侵蚀。这些防御手段基于中世纪的自由观和私人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但是它们对此非常有效。从那些特定的立场出发，一个更宽泛的普通法思想体系问世。爱德华·科克爵士及其他人开拓了整个博学好古研究领域，他们利用该研究支撑均衡政体的理念，利用，或者滥用大宪章的神话作为基石。詹姆斯一世评论道，自他即位以来，那种受欢迎的律师是在议会两院最为公然冒犯和践踏其特权法庭的人。[135]律师们相信普通法年代久远，这助长了对古老宪政存在的信仰，这个古老的宪政在日期上早于王权，并以某种方式不受王权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之前，他们希望议会担当这个宪政的守护者。长期议会在其存在的第一年的主要成就是废除了特权法庭，这绝非巧合。特权法庭不仅是王权的新支持者，也是普通法法庭的老对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乡绅、清教徒和律师走向了联合。

尽管早前有人认为，普通法法庭与特权法庭之间的争端，始于在司法权和诉讼当事人费用上的竞争，但是，到争端呈现出政治特征的时候，普通法思想体系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独立力量，这一点依然是正确的。中世纪判例的反对派从罗伯特·科顿爵士的图书馆中挑选诉状——图书馆的位置邻近下议院，他们的这种利用不仅仅是为了当前的政治目的而自私地处理不合适判例的问题。学究式的古代法律研究者，如黑克威尔、科克和普林深信他们从过去挖掘出的原则的价值，不管对后世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态度可能看起来有多么自私自利。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对他们而言，就如对他们之后的艾尔顿和洛克一样，是政府拱形结构的拱顶石。另外，正是这些权利似乎遭到了斯图亚特君主制的侵犯，后者首先不顾一切地寻找对富人征税的途径，接着决定让私人利益从属于公共利益。普通法律师坚持从为个人财产权辩护途径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这一事实不应当使我们否定他们在这些议题上的坚定信念和真诚态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自欺者，而非人皆自私论者。

反对派心态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乡村”思想意识。它由诗人和传道士传播开来，并受到有关宫廷所发生事情的新闻信件的刺激，它将自身最清晰地界定为这个负面参照群体即宫廷的对立面。[136]首先，乡村是一个理想。这种对简朴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世外桃源的憧憬，可追溯到古罗马经典著作，并落入了英国新近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极为善于接受的耳朵里，这些绅士曾在牛津或剑桥学习过维吉尔的《农事诗集》。[137]这是一个环境优越于城市的愿景：乡村是安宁的、未污染的，是一个芳草萋萋、鸟语花香的地方，城市是丑陋的、肮脏不堪且喧闹不已，是一个马车哐当响、煤尘与烟雾笼罩、人类排泄物堆积的地方。它也是一个道德优越于宫廷的愿景：乡村是品德高尚的，宫廷是邪恶的；乡村是节俭的，宫廷是铺张浪费的；乡村是朴实的，宫廷是堕落的；乡村是洁身自好的、异性恋的，宫廷是淫乱的、同性恋的；乡村是清醒的，宫廷是醉酒的；乡村是民族主义者，宫廷是崇洋者；乡村是健康的，宫廷是病态的；乡村是直言不讳的，宫廷是阿谀奉承的；乡村是古老习俗和古老自由的捍卫者，宫廷是行政创新和新专制实践的推动者；乡村完全是新教徒，甚至清教徒，宫廷深受天主教倾向的不良影响。

第二，乡村是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这再次不仅通过它不是什么来定义，而且通过它是什么来定义。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它代表安居于乡间别墅，与居住于伦敦的租住房相对照；它还代表家长式统治者在义务上的承担，以及作为家务劳工的雇主、救济物的施与者、佃户的地主和法官席成员所肩负的家长职责。这一切与城里人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形成对比。乡村也代表人们对世界的阅历局限于英国的郡，这与由周游法国和意大利的大游学所造就的人们老于世故形成对照；它还代表保持对客人的热情款待，这不仅面向所有人，而且是开放性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城市中提供奢华的私人宴会；它也代表在詹姆斯一世时期与伊丽莎白时期混合风格的建筑上极为守旧的审美，这与最新流行的伊尼戈·琼斯的古典风格形成对照；它还代表在肖像画上极为保守的品味，这与范戴克的有宫廷气派的欧洲大陆新肖像画形成对照；它也代表在服装上极为守旧的审美，这与宫廷中上流社会令人眼花缭乱、不断变化的流行服饰形成对照。至17世纪早期，英国正在经历由单一社会中两种不同文化的发展所造成的所有紧张局势，这两种不同文化体现在理想、宗教、艺术、文学、戏剧、服装、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上。

第三，乡村是一个地方，也是与之相关的制度结构。当一个17世纪早期的英国人说“我的乡村”时，他的意思是“我的郡”。在内战前的半个世纪，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地方社区情感上的忠诚感的增加，以及带来那种情感力量的制度安排的发展。郡成为有凝聚力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它以其他郡和中央行政部门及其地方代理比如威尔士边区法院和北方法院为参照，并潜在地与后者争衡。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乡绅通过在大权贵家庭中接受教养，并通过随后的“好的贵族统治”（good lordship）这个政治纽带，进而依附于大权贵家族。这些联系超越了郡的界限，并且把郡分割成碎片。但是，权贵家庭作为教育中心的衰落及其被学校和大学所取代，再加上与地方贵族的“好的贵族统治”纽带日渐式微，这些变化把乡绅解放了出来，他们得以重新调整自己的忠诚。焦点之一是郡，它围绕法官席组织起来。乡村中常驻乡绅的数量增加，他们习惯于与同郡的其他家庭联姻。政府将日益加重的行政事务负担压在了治安法官的肩上，法官的数量和专业效率提高，所有这些促使季审法庭作为一种地方议会开始兴起。在季审法庭中，郡的主要人物不时碰面，开展工作，也通过系统阐述“乡村”对宫廷的不满来表达他们的郡团结一致的观念。

但是，乡村中的乡绅并不仅仅对排他主义的地方利益和机构怀有忠诚和感情，因为英国历史的悖论是，一直到19世纪，中央和地方忠诚以及权力共同发展，并行不悖。除了忠诚于乡村之外，绅士之忠诚的另一个焦点是国家，这体现在国家认同感日益增强，对国家首脑即都铎王朝君主的尊敬与日俱增，以及对其代议制机构即议会的尊重不断增强。因此，一个乡村绅士所能拥有的最高声望的身份是郡选议员，即其所在的郡在议会中的代表。乡绅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国王日渐疏远，这是受挫的理想主义所带来的结果，正如后来的托利派君主主义所显示的那样，此外，他们努力去赢得议会选举，并为议会所遭受的粗暴对待感到愤怒，这些都证明了他们对议会的忠诚。所以，他们所想要的是重新定义中央行政机构与地方当局的关系以及宫廷与乡村的关系，以便使两者再次建立和谐稳定的关系。因此，“乡村”的第四个方面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纲领。

这个政纲在整个17世纪变化不大，它以对角色和功能的清晰界定为基础，即使这个界定并不很实用。乡村所支持的政治理论是一个将所谓“古老宪政”理想化的理论，该理论包含政治机构的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议会的作用并不是行使或者与行政部门分享权力，而只是制止这项权力的滥用。

社会由宫廷和乡村组成；宫廷的政府和议会；宫廷和乡村议员的议会。宫廷是行政机构。乡村由有产者构成，所有其他人都是仆人。议会的职责是维护财产权的独立性，人类所有自由和人类所有卓越都建立在财产权的独立性上。政府的职责是统治，这是一个合法权威；但是，统治即行使权力，而权力有逐步侵犯他人权利的自然倾向。相较于支持政府，监督政府更为重要，因为维护独立性是终极的政治上的善（political good）。[138]

当乡绅不是以郡首府季审法庭的治安法官的身份，而是以议员的身份在议会开会时，他们日益把自己看作拥有财产的选民的代表，并使这些选民支持他们，而且逐渐视他们的目标为落实所描述的理论。具体地说，乡村想要地方官职交由地方控制，去除中央政府实行的经济管制，终止主教对地方俗界信徒的教会圣职授予权的干涉，对中央政府课税权的某种限制，废除诸如威尔士边区法院和北方法院之类的地方法院，削减法庭上的开支，以及彻底的亲新教——却并不昂贵的——外交政策。

在每个个体的绅士的头脑中，忠于排他主义的地区与忠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通过争斗来解决的，认清这一点很重要。此外，许多乡绅也受到了其他思想的强有力影响，这些思想仅偶然与乡村思想意识发生关联，例如清教主义和守法主义。因此，试图使宫廷/乡村对立面成为唯一组织原则，并围绕这个原则来构建对内战爆发的解释，这种做法过于简单了。不管怎样，这个对立面仅仅是对中央集权化势力与地方分权化势力之间正常紧张状态的一种描述，这种状态存在于所有有组织的社会中，例如，在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在英国，这个对立至少在1640年后的又一个75年里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因此，它不能被视为政府垮台的全部原因。由于当危机来临时，乡村中的乡绅与廷臣之间的分界线并非以数学精度标出，所以情况尤其如此。许多乡绅看到了强有力的君主统治的益处，另外，当君主统治开始摇摇欲坠时，不少廷臣离开了政治得势派。

最后一个智识运动是最难处理的，或者甚至是最难提供引证的，这就是怀疑主义的传播，它慢慢地侵蚀了对传统价值观和传统等级制度的信仰。培根是新科学态度和发现的倡导者，并且在这个方面是如此精力充沛。新的科学态度和发现之所以重要，与其说因为其自身，不如说因为它们在破坏旧的确定的事上的所作所为。一旦人们发现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那么，立刻受到怀疑的是，人类是不是上帝精选的创造物。正如多恩在一段常被引用的文章中这样表述：

此外，新哲学对所有事物表示怀疑……

所有一切都支离破碎，所有的凝聚力烟消云散，

还有所有的正义供给和所有的关系。

君主，臣民，父亲，儿子都是被遗忘的事物。[139]

最后一行抓住了这段文章的关键，它暗示了国家和家庭中旧权威模式的联合崩溃。一方面是培根的对科学革新潜力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是革命期间的政治激进主义，试图显示这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的尝试并非很有说服力。[140]察觉出在空位时期对培根主义的兴趣出现了复兴，这是有可能的。此外，毫无疑问，在1640—1642年，皮姆庇护了一群教育改革家，例如哈特利布和科梅纽斯。但是，培根本人是一个保皇主义保守派，17世纪50年代聚集在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的那群科学家似乎是宗教自由主义者和政治温和派，而不是清教徒和激进分子。[141]在17世纪早期，如果科学进步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的话，则最有可能采取了强化模式的形式，即教育改革思想与政治改革思想之间松散的联系。但是，甚至这也决不是确定无疑的，现在能够提出的唯一看似合理的假设是，培根哲学强调对有关自然界的公认定论进行经验检验，以及一些科学发现的理论意涵，它们之间促成了一种怀疑和质疑的氛围。

这种对权威的侵蚀并非仅限于世俗事务，它还蔓延到宗教领域。许多积极竞争的宗教派别和非基督教的宗教团体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单单这一点就无可避免地提出了如下问题：灵魂得救的正确途径是什么？对此的答案可能是：任何一个，或者甚至可能一个也没有。如果信仰自由源于漠不关心，那么，漠不关心则是源于宗教多元主义。随着各方面的宗教狂热者在兜售其货物时叫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冷静的人开始接受谨慎怀疑论的自由主义态度，并开始将他们的效忠对象从相互竞争的非基督教宗教团体和宗教派别转向了世俗国家。而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徒中间，对教义的信任度下降，得以补偿的是其对团体的忠诚度上升，该团体指的是独立教会宗教派别或宗教团体。[142]

对已确立的信仰进行双管齐下的攻击，其结果是17世纪早期的一场真正的信任危机。正如德雷顿在1625年所写的，“无疑地，发现几乎没有人目前知晓应赞成什么或否决什么”[143]。这种普遍的焦虑和困惑情绪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用文献予以证实；但是，假设它在逐渐削弱人们对教会和国家既有机构的信心上发挥了作用，这是有道理的。

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经历了移位和烦乱，这极大地增强了那些宗教、智识和思想意识力量的影响。人口翻番，物价增长了六倍，通过出售修道院地产开放土地市场，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和分配的重组，上述这些带来的结果是社会结构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一切导致在几乎所有群体中间出现了一般被视为会引起危险的过度流动性。在17世纪早期，家庭和个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动，一方面是地理上的移动，即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乡村到城镇，另一方面是垂直移动，即社会等级上的上升和下降。一些大致可比较的统计证据现在可用于说明这一时期几个郡上拥有土地的家族消失和出现的速度。只有肯特郡显示出少许稳定性，因为在1640年尚存的乡绅家庭中，75%的家庭在1485年之前业已在此立足。但是，这是一个例外。在1640年，在诺福克郡和约克郡，不到43%的家庭起源于前都铎时代，在萨福克郡、北安普敦郡、埃塞克斯郡和赫特福德郡，这一比例不到33%。[144]其他有关庄园转让的统计资料显示，在1080年至1880年这段英国历史上，就这些地产易主的速度而言，1540-1640年这个时期是独一无二的。[145]相较于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在1540年至1640年期间，有更多的乡绅经历了兴衰。

上层社会出现了上述引人注目的社会流动，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在下层社会中出现了甚至更为令人吃惊的地域流动。在这个时期的乡间村庄，年迁徙率似乎已高达每年5%。在沃里克郡的一个教区出生于17世纪早期的166人当中，24%的人在婴儿时期夭折，另有44%的人没有生育孩子，并离开了村庄。这个移民群中有很多是青少年移民，他们到其他人家中充当仆人，并且年复一年地迁徙，但是，这个移民群中也有很多是成年人和整个家庭。在一个苏塞克斯郡的例子中，这个例子是关于并非完全贫困的乡村社会阶层的，大多数成年男子（每10个当中有6个）在其一生中居住过不止一个教区，每6个人中有一个在三个或更多的教区居住过。尽管几乎一半人的迁徙距离不超过5英里，每10个人中有一个旅行距离超过30英里。这种长距离流动在城镇的学徒档案中找到了证据，城镇当时从异常广阔的地域中招募新人。例如，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伦敦从英格兰北部吸引了相当多的移民，然而，至18世纪，招募人员主要限于伦敦周围各郡。[146]这种引人注目的迁移模式的起因，想必部分在于村庄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村庄中的过剩人口被迫从经济困境中脱身；还有部分在于社会实践，即从大约14岁开始把孩子送出至别人家中工作；另有部分在于农业领域的社会剧变和财产所有权的流动状况，特别是公簿持有保有制（copyhold tenure）。

这个时代的人口不确定性使这场史无前例且分布广泛的地域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变得复杂化。一个又一个城镇以及一个又一个村庄反复遭到瘟疫或热病的袭击，这甚至撕裂了社会的根基。在这些对人的心理造成巨大打击的事件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在几个月内死去，只有不到一半的乡村居民和极少城镇居民能够实现在一个未遭殃的社区中度过一生的愿望。[147]突然失去家庭、朋友和邻居的冲击，再加上随后的经济混乱，社区的一大部分人丢掉工作，依赖救济物生存。

考虑到这个时代传统而保守的价值体系，在1540年至1640年这一百年间，各种各样的流动性的大幅度提高制造了不满，而不是满意，这主要归因于财富、地位和权力这三个因素之间所产生的巨大矛盾。向上流动者和向下流动者都感到对社会不满。一个在经济上上升的群体，即商人，感到自己被拒绝享有社会威望，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土地所有权是地位的判断标准，而且商人憎恨公开侮辱。其他在经济上上升的群体，即成功的律师和较大的乡绅，觉得自己被宫廷排除于权力之外，也憎恨公开侮辱。在衰落的群体中，靠工资过活的人受物价上升和工资滞后的挤压，处于悲惨穷困的状态，这种情况在暴乱和暴民暴力行为中找到了间歇性慰藉。相较于俗世信徒而言，教士的收入和地位降低，他们为此感到失望，此外，在劳德的领导下，教士与国王结盟，试图恢复收入和地位，但徒劳无功。第三个向下流动的群体的困境甚至更为可怜。乡绅的小儿子接受了过多教育却受资助不足，长子继承法迫使其在社会等级上往下滑落，除非他们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拯救自己。但是，对于那些在商业之外的行业中选择职业的人，在17世纪早期，成功的机会背叛了他们，因为有限的空缺职位上挤满了过多的有抱负的人。对这些不幸者中的许多人来说，内战的到来一定是对绝望处境的缓解，并受到了欢迎：他们匆匆加入双方军队，成为军官。在一个不断变迁和日益富裕的社会，甚至稳定性都不能保证满意。教区小乡绅作为个人缺乏安全感，但作为一个群体却是稳定的，他们憎恨自身的停滞不前，而商人、廷臣和大乡绅的显著成功使他们妒火中烧。最靠近伦敦的那些乡绅所感受到的愤恨最为强烈，因为他们最明白机遇上的差异。尽管伦敦周围各郡的乡绅在经济上比北部和西部的乡绅境况更好，但他们因知晓自己正在错过什么而更加愤世嫉俗。因此，在内战中，西部和北部边远地区的穷人忠于教会和国王，而伦敦周围各郡的一部分小乡绅支持独立派事业。

因此，在所有社会层面中都存在不安全感。在上层社会，高社会流动性在失败者中间引起妒忌、羡慕和绝望，并在成功者中间引起地位焦虑。在下层社会，不寻常的地域流动，与因流行病而产生的周期性大灾难相结合，削弱了家庭、亲戚和邻居的传统联系，并把人从他们熟悉的伙伴关系和环境中猛拽出来。

恰恰也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世界的精神支柱正在消失。相互矛盾的宗教思想破坏了过去无异议且渐成习惯的宗教信仰；英国国教未能对自身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导致它任由每个有进取心的大学本科生为教会组织草拟选择性的方案；下议院与国王之间的宪政冲突搅乱了有关国家角色的传统观念，并提出了无法解决的主权问题；类似封建束缚的世袭从属关系走向崩溃，这使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他们能够找到委托关系的地方去寻找它；手工业行会的衰落使劳动力从规章和伙伴关系中解放出来；来自新宗教和政治团体的压力，以及核心家庭中关于爱和自由的新理想所带来的压力，导致亲属关系纽带松弛。因此，由快速的社会流动所引起的社会地位等级体系的倾覆，仅仅是造成不安、焦虑和道德缺失状况的众多因素之一。对17世纪早期的英国人而言，社会流动、个人的不安全感、地域迁徙和思想混乱都是其生活经历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极为令人不安的。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受过高等教育的有闲阶级的数量不断增长，其增速快于合适的工作机会，这构成了又一个使人不安的因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注册入学人数显著扩张，这意味着产生了一小群未被雇用的或大材小用的乡绅，这些乡绅所受的教育使他们为责任重大的职位作好了准备，然而，对他们来说，机遇的通道被堵塞了。中央官僚机构、军队、爱尔兰的殖民扩张，甚至司法界都不能把他们全部吸纳进来。其结果是，在大量贵族、大地主和乡绅中间，充斥着失望和怨恨情绪。另外，大学正培养出拥有学位的教士，其数量远远超出了教会吸纳他们的能力。他们涌入低收入且晋升前景黯淡的副牧师职位，以至于到1635年时，在牛津主教管区的所有副牧师中，98%的人拥有学位。50年前，在伍斯特主教管区中，没有一个副牧师拥有学位。[148]其他许多大学毕业生在城镇担任讲道工作，少数人使自己受聘为贵族家庭的私人牧师。所有人都对这个社会充满愤恨，后者使他们接受过多教育，却不能为他们提供职业，因此，很多人自然而然地陷入宗教和政治激进主义。城镇的讲道者是一个特别具有颠覆性的团体，他们在神职人员机构和等级制度的正规体系之外活动，并拥有广大的民众追随者。他们是中世纪托钵修会教士在17世纪的“对应物”，只不过他们是接受过多教育的托钵修会教士，需要养家糊口，并因未能成功闯入高级教士肥缺这片肥沃牧场而怨恨不已，而他们受到的教育和才能使他们能够胜任这些肥缺。

教育的这种过度扩张，再加上一系列与现状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其结果之一是出现了政治骚乱时期的那个不祥先兆，即知识分子的疏远。[149]城市以及村庄的清教牧师和讲道者，一些隐藏在其学院灰白墙后面的大学教员，律师学院的许多普通法律师，这些人都愈加感觉到他们自身与中央政府机构断绝了往来，不仅在精神上如此，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在一个像17世纪早期英国那样受教育程度如此高的社会中，最善于表达的社会构成部分的许多成员表现出这种疏远，对政权而言并非好兆头。此外，一种是政治国家中的大多数所代表的文化，另一种是宫廷中以及高级教士和法官中的少数人所代表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不断加深，上述疏远只不过是这种分裂的更广泛表现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以明显对立的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出现作为象征的分裂：服从与良心相对，君权神授与均衡政体相对，圣洁之美与清教禁欲生活相对，宫廷与乡村相对。

7.结论

总结上述对前提条件的全面考察，人们可以看出，至17世纪20年代，英国正在进入失衡状态，或者多重功能障碍状态。新社会力量出现，新政治关系形成，新智识潮流涌动，但是，世俗政府和教会都没有展示出适应新情况的能力。由于国民产值的增长，财富分配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普及，贵族在地方事务上政治支配地位的下降，新宗教和世俗理想的系统阐述，以及新行政机构的加强，在1540年后的这个世纪，英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资产雄厚的人，即富有的产权人、专业人士和商人。这些人——郡乡绅阶层中的领导人物，成功的伦敦律师，更著名的清教神学家，以及统治城市的都市贵族——稳步扩大他们的数量、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权重以及他们的政治独立性。在他们身后隐约可见巨大数量的约曼农和工匠，即体面又勤勉、有读写能力、阅读圣经并敬畏上帝的中下层阶级，这些领导人共享、代表和明确表达了后者的诸多抱负。

这些人不仅仅谋求在政治事务上更大的话语权以及同意征税的权利，他们还要求变革：对宫廷道德规范的改革，这指在财政上和有关个人的；公开的新教外交政策；对教会仪式的适度净化以及降低主教权威。他们所得到的唯一回应是关于君权神授的日益刺耳且并不相关的讲道；一群教士的权力得到了提升，这些教士的目标是提高教会仪式的重要性，并增加主教的权威；固执地追求对西班牙婚姻（the Spanish Marriage）的妄想，以此作为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以及在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领导下，宫廷中出现了越发明目张胆的腐败、挥霍无度和不称职。对年老昏聩且因酗酒而痴呆的老国王来说，乔治·维利尔斯是年轻的爱人；对国王的性情严肃的年轻继承人来说，乔治·维利尔斯是亲密朋友。

对一个不断恶化的局势的各个特征进行上述分析，掩盖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正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谨慎妥协和巧妙拖延政策的成功，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一个重要的麻烦来源。首先，成功地避免了国内暴乱，这在有产阶级中间造成了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在温顺服从国王的过分要求与发动内战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中稳步前进。在教会，伊丽莎白一世在宗教问题上的有意中立政策，使清教传道士和天主教教士能够俘获全部人口中最好的、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中的一些人的心灵和头脑。在财政上，对于地主阶级的普遍逃税以及商人团体评估关税严重偏低，伊丽莎白一世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政策，斯图亚特王朝一旦试图改善这个无法忍受的局面，伊丽莎白的政策就直接导致了一场宪政危机。在议会，伊丽莎白草率地听任下议院议员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她缓慢而循序渐进地为她的君权而战，但是，她采取了欠考虑的策略，即在根本问题上持含糊其词的模棱两可态度，这些根本问题应该而且能够被清楚阐明，再加上她在特定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例如王位继承权、温和的教会改革和专卖权，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而且能够采取妥协和让步对策。这些情形联合在一起，不过促使议会中的乡绅系统提出了甚至更为咄咄逼人的宪政变革要求。“爱情花样”从短期来看都很好，但是它们并非一贯政策的替代物，正是这些机会主义的、目光短浅的策略证明了以下这个刺耳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即伊丽莎白是“君主政治事业的显赫但非出自本意的背叛者”。[150]至1653年，第五王国派的一员根据半个世纪的“后见之明”，能够这样描述：“一些人把伊丽莎白女王比喻为一个邋遢的家庭主妇，她打扫屋子，但把垃圾留在了门后。”[151]斯图亚特王朝的许多麻烦是由伊丽莎白在战术上的成功以及她有意避免处理根本问题所直接引起的。她赢得了许多战役，却在输掉战争前逝世。

这项历史分析的主要目标是强调社会势力与事件的相互联系，并展现每件事影响所有其他事情及其被后者影响的方式。但是，如果有人被迫从前面所讲述的各种各样的前提条件中识别出最重要的部分，那么，有四个将必被挑选出来作为头等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国王未能获得两个关键性的权力工具，即常备军和有薪酬且可靠的地方官僚机构。第二个条件，贵族的衰落，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乡绅的兴起：这个兴起部分是就相对财富、地位、教育、行政经验以及郡政府中的群体认同而言的，还有部分是就其作为“乡村”意识形态的代表在下议院议员席上的政治自信而言的。第三个条件，清教主义四处扩散，其传播遍及大部分有产者和中下层阶级，这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造成了一种需要变革教会并最终变革国家的强烈感觉。第四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对高级行政官职持有者的正直和道德价值的信任危机不断加剧，无论是对廷臣，还是贵族、主教、法官，或者甚至是对国王。

次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在各个层面的普及；普通法律师的独立权力和他们的“大宪章”意识形态；随着农业和乡村社会关系的商业化，海外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翻番，经济逐步转型；伊丽莎白一世妥协政策的最初成功带来了虚假的安全感；中央政府机构与宫廷的规模和开支增加，并伴随着效率和廉正的逐渐下降。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列出的因素中没有一个使得政府的垮台必然发生，更不用说内战的爆发或真正革命性的政党的兴起。这些前提条件导致政治权力的某种重新分配几乎不可避免，也导致教会改革变得极为可能，但是，这些变革是否将以和平演进、政治动乱或武力的方式发生，这是完全不确定的，它取决于政府的智慧抑或缺乏智慧，以及反对派的节制抑或缺乏节制。

三、促变因素，1629—1639年

历史学家在历史因果关系中把作用归于偶发事件和单独的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义务遵循自己的判断。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即某个政治领袖发觉自己处在客观条件中，他在行动自由上受到了这些客观条件的严重限制。此外，领袖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塑造了他的价值观和见解，而这个社会化过程反过来受到了社会和文化决定因素的限制。最后，他有一批追随者和一群事业伙伴，他必须满足这些人的志向和利益。然而，说到底，人们难以回避如下结论，即尽管大范围的历史沿着不可改变的预定路径前进，但是，极其重要的短期决策可能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决定。就关于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来说，这个结论尤其正确。关于战争或和平的决定过去经常带来最为严重的历史后果，今天无疑也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关于英国革命起因的分析已论述了社会势力和趋势，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还论述了长期的政府政策。然而，当我们从结构转向事态时，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强调个人所面临的选择，以及他们作出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当论及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两年时，首要强调的将是主要参与者以及他们在危急时刻的行为。对这些决定的后果作出评论，这必然涉及对一个反事实命题的假设，该假设恰恰是秘而不宣乃至无意识的：如果X作出了不同的决定，那么会发生什么？对于这样的传统做法，我们并不能提供合乎逻辑的科学辩护，而只能提供如下缺乏说服力的理由，即对职业历史学家来说它似乎有意义。

在1640年的这场崩溃之前的那十年间，一系列新情况发生，这些可能被视为危机的促变因素，因为它们把政府机构的崩溃从可能性领域带到了盖然性领域。重点必须放在政府的愚蠢行为和不妥协，它盲目拒绝建设性地回应批评，以及固执地沿引起冲突的路线前进。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即反对派领导人在1629年做得太过分了，他们甚至拒绝了国王在征收关税和控制下议院议长上的传统权利，同时，他们还强行通过了一些公然对抗且言辞放肆的决议案。许多人逐渐认为白金汉公爵是国家所有恶行的根源，而他已经死去，众人期待和解和抚平创伤。但是，1629年后，国王的政策表现出冷酷性和不妥协性，这持续地迫使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反对派的怀抱。

首先，国王全心全意地将自身与强有力的宗教反动联系在一起，后者由劳德大主教领导和迅速推进。[152]劳德视教会和国家为两个被围攻的要塞，两者需要联合起来对抗它们的敌人，此外，通过加强这个联盟，他担保其中一个的垮台，将不可避免地使另外一个与之一起垮掉。早在1625年，他就警告英国国教的批评者：“他们，无论他们是谁，要推翻教会之座，即教会管理机构的主教座，将不会放弃（要是他们获得了权力）拉拽大卫的王位。”若非在接下来的15年里劳德自己的行为在确保它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可能认为这句话是对未来的敏锐洞察。他关于教会和国家关系的观点在其主教代表纳撒尼尔·布伦特爵士颁布的命令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些命令是在一次大主教巡视过程中向林肯郡波士顿教堂提出的。他命令教堂的墙壁要“用圣经中虔诚而神圣的句子进行装饰……潜心于这些句子的人将倾向于规劝人们服从国王的最高权威”[153]。

在劳德的计划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恢复主教的政治权力和威望，而在此前数十年里，主教遭到了忽略和鄙视。主教再次大批地出现于枢密院，而且有一个主教，即贾克森，实际上成为财政大臣，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在设有主教座位的城镇，主教开始与世俗权威相竞争，强烈重申他们的权利和财政特权；主教在法官席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野蛮的肢体切割和密闭的监禁使主教的反对者和诽谤者沉默下来。教会做出重大努力去重新获得它在上个世纪所丧失的财源中的一部分。教会试图在伦敦恢复城市什一税，因为如果它能够征收接近城市不动产年租赁价格的10%的税收，那么，它的财富将快要恢复了。教会采取措施阻止教士俸金移交俗人保管的权力更多地落入身为清教徒的有圣职授予权的人手中，并制订计划以广泛攻击俗众对教士什一税和神职人员的圣职授予权的控制。在礼拜仪式上，教会强调复兴神职人员的宗教仪式和形象化的装饰品，并以已有60余年未曾出现过的方式进行。圣餐台被放回到教堂的东端，并由围栏保护起来；安装管风琴和彩色玻璃窗户得到了鼓励；教会命令教士使用白色罩衣，并命令俗世信徒跪在圣餐台围栏下接受圣餐。

这些措施得到了神学理论体系上的反革命的伴随和支持，该反革命采取了反对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的形式，后者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教会中对各方来说是共有的。那些“阿米尼乌斯派的”观点更多地强调“免责”的恩典（free grace），这种强调很快有了圣礼主义的痕迹，即强调教士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调解者和中介者的角色。一旦穿着白色罩衣的教士后撤至圣餐台围栏后面派给灵魂得救所必需的圣餐，信徒皆祭司的思想便消失无踪。

下层教士的智识、道德、社会条件，或许还有经济条件，都有了提高，这以别的方式起到了加剧与俗世信徒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作用。查理一世时期的教区教士这时候无疑与农民大不一样，而在宗教改革之前，他们与农民相似。现在，他们的教育背景与其教区居民的教育背景大相径庭，因为他们的世界观的形成受到了大学经历和学位尊严的影响，该尊严具有有教养的地位的含义。由于就什一税的全部支付问题，通过法庭施加的法律压力加大，在17世纪早期，教士的收入很可能在上升。这个诉讼增加了教士的收入，但降低了其名望。第三，标准的提高不仅造成了与贫穷的教区居民之间的冲突，也造成了与乡绅之间的冲突。在伊丽莎白时代，清教徒乡绅曾要求教士应受过良好教育，这个要求高于一切，但是，一旦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教士，他们就开始谈论用朴素语言进行通俗易懂的布道的益处，这种布道摒弃了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学会的所有学术性的行头。查理一世时期的下层教士可能仍然来自中下层社会——或者越来越多地来自教士阶层本身，就像一个世袭的职业——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抱负不断提高，此外，他们朝着与地主阶级在社会认同上更接近的方向前行。给一群在社会地位上不稳定却野心勃勃的教士提供精心设计的大学教育，这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尽管这后果是无法预料的，即他们首先拓展了劳德派在教士权威上的主张，接着又拓展了长老派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教士把自己视为乡绅在领导权上的竞争者，另外，首先是主张教权主义的阿米尼乌斯派教义，接着是主张教权主义的长老派主义，这两者对于固执地主张宗教应接受国家支配的俗世信徒来说，都是严重的威胁。这两者都被击败了，但是，直到王政复辟之后，教士才在大学、在餐桌旁以及在狩猎场上，取得了乡绅的顺从伙伴的地位，此外，教士能够依靠乡绅去知晓自己的身份并相应行事。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政治抱负却在下降，所以，在社会控制的任务上，这时候他们成为受乡绅欢迎的合作者。

那些表达了对劳德派措施或教义的反对意见的人受到了折磨和迫害，这种打击坚决无情地持续了下去，情况比惠特吉夫特时期更糟——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跨越3000英里海洋，逃往马萨诸塞州荒野之地。然而，尽管打击是坚决无情的，但并非足够绝情。劳德可能迫使数千人去了美洲，可能使其更为喧哗的敌人沉默下来，但是另有数千人——比如奥利弗·克伦威尔——仍留在国内，他们心怀不满并计划复仇。此外，绝大多数清教讲道者设法幸免于迫害。在城镇中，特别是伦敦，这些讲道者是反对派首要的宣传代理人，劳德竭尽全力镇压他们。正如一个劳德派官员在1636年所说的：“如果陛下在其高贵的庇护下革除了在他的教堂外讲道那个灭鼠药，我们将会拥有如此统一和正统的教会，而基督教世界都未能显示出类似的景象。”但是，作为伦敦讲道者的庇护人以及薪水发放者的会众，为这些讲道者提供保护，在劳德派宗教迫害运动的高峰时期，大约46名清教讲道者仍然每周在伦敦各处布道约60次。[154]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与之同时发生的劳德在执行如下法律上的艰苦努力也遭遇了惨败，这些法律禁止任何书籍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印刷和出版。17世纪30年代，当强制执行的压力最强大的时候，在出版的书籍中，仅有三分之一通过了发放许可证的程序。[155]劳德所面对的反对派作为作者和牧师，在有影响力的世俗庇护人的羽翼下得到保护，另外，教会和国家缺少必要的官僚机构，因此，劳德不能执行他的意志。他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对少数冒犯者施以野蛮的惩罚，而这只不过起到了激怒其他冒犯者的作用。

劳德起草的年度报告向国王提供了对现实情况的描述，这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人想到如下发展结果，即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交流出现了令人惊恐的失败。[156]报告注意到各处的小麻烦和个别持异议者，肯特郡一些城镇的居民掀起的若干骚乱，以及众多教区教士的贫困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大体上，它们描述了一个完全处于掌控之中的局面，在其描述下，英国人普遍虔诚且正统，顺从又忠诚。除非我们将得出结论，即大主教有意欺骗他的国王，否则，他一定是完全不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他的无知加重了他的无能。

相较于镇压力量的薄弱，对劳德的雄心造成更大伤害的是不断增长的猜疑，即猜疑这些政策打算以罗马天主教的全面恢复告终。清教反对派孜孜不倦地煽动这个猜疑，愤世嫉俗的约翰·塞尔登承认：“我们指控罗马天主教的高级教士，从而使他们可憎，尽管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犯下这样的罪过。”塞尔登可能已经知晓这个事实，但是，公众更容易受骗。从火药阴谋事件（the Gunpowder Plot）到天主教阴谋（the Popish Plot），17世纪的英国人在对罗马天主教的恐惧和憎恨上处于高度偏执状态。这使清教徒和其他人用诽谤活动摧毁他们的政治敌人变得容易起来，这些诽谤活动基于含糊的罪行指控，而且指控是通过联想进行的。对于劳德正带领英国走向罗马天主教的指控，得到了一连串明显不祥的事件的支持，这些事件提供了大量貌似可信的旁证：查理一世的天主教徒王后对他施加的影响显而易见且日渐增长；任命天主教平信徒如温德班克担任高级牧师职务；与罗马教廷维持友好关系，并准许后者在伦敦设立代理；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似乎公然地亲西班牙和反新教；在圣詹姆斯宫建造了一个反宗教改革的巴洛克风格天主教礼拜堂，这个建筑造价昂贵又招摇。民众的看法通常比现实重要得多，考虑到当时歇斯底里的恐惧，民众猜疑行政机构受到罗马天主教的玷污且留下了难以去除的痕迹，这给公众对政权的信心带来了毁灭性影响。国王的一个支持者在1640年评论道：“人们被说服或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和公务人员是天主教的，相较于任何一件事，这些人带给了陛下更多的伤害。”一个激进的下议院议员把这个看法升级为指控：“我认为，我们所有不满的根源在于我们与罗马之间预期的联盟。”[157]这项猜疑是军队拒绝与苏格兰人作战的主要原因，而拒绝作战直接导致政权的垮台，此外，该猜疑还是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而信任缺失使随后的和解变得不可能。

与宗教方面的上述极端保守相并行的是政治方面的极端保守，即在传统的自由持有农选民和传统的乡绅代表所被准许的参与程度上的极端保守。早在1626年，查理一世就直言不讳地宣布：“议会完全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有权召集、解散议会以及开会。因此，我会根据它们的结果是好的或者有害的而决定其将继续存在或者不再存在。”[158]三年后，他解散了议会，并声明了他的意图，即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他接着通过玩弄法律条文，以及滥用国王残留的特权，即在国家危难时刻采取紧急行动的特权，开始未经同意加税。中世纪的先例被挖掘出来，用来准许国王向大量乡绅罚款，因为后者未能获得骑士身份；还用来准许国王向选定数量的贵族罚款，因为后者对王室森林的年代久远的侵占——这一步涉及对财产所有权权利的严峻挑战。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向港口城镇征收船钱的权限，转变为和平时期全国性的年度税，这影响了大部分人口，下至小自由持有农和店主都受到影响。来自监护人职责的收入，即随意的遗产税，是封建制度的过时遗俗，它在十年时间里增加了两倍。[159]然而这仍然是不够的。难题之一在于使收入最大化的渴望与对巩固王权、遏制腐败和确保社会稳定的渴望背道而驰。后面的那个动机不利于进一步利用白金汉公爵的那些政策，即把官职和头衔卖给出价最高者，以及控制工业和商业垄断权来使选定的少数廷臣得利。[160]在一些问题上，比如惩罚圈地者，通过对犯罪者处以罚款来提高国家收入的渴望，直接与因在社会上不受欢迎故而阻止这项实践本身的希望相对立。

除上述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之外，这里还有另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没有令人满意的长期政府信贷体系所造成的。国王没有可供借钱的银行，被迫依赖由海关包税人提供的信贷额度，并以有利的合同作为交换，还被迫按照常规无限期地推迟物资采购的现时汇票的结算。[161]但是，这些做法抬高了政府的间接费用，因为海关包税人自然要兑现他们的利润，此外，每个与政府做生意的人都虚报账目，以弥补付款上的长时间拖延。结果是国王不得不采取措施筹款，这些措施就实际利率来说涉及高昂的经济成本，就潜在支持者的疏远来说涉及高昂的政治成本。但是，筹款的总额仍然不足以使国王能够扩大其军事力量和行政人员队伍以达到所需的水平，如果他想要在稳固的基础上确立其专制权力的话。

17世纪30年代的财政政策招致强烈的反对，不是因为国王征税对任何社会阶层来说特别难以忍受——的确，相较于欧洲其他任何地方，英国无疑要轻得多——而是因为这些钱是以违宪的、专制的方式征收的，而且所被用于的目的在许多纳税人看来是不道德的。乡绅要求参与政治决策，并特别要求同意征税权，但查理一世不再认可这些要求，这一点在1629年3月27日他发布的公告中令人不快地清楚表现出来，在这份公告中，他阐明了自己的意图，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将不与议会磋商，独力统治。随着专制统治岁月的缓慢流逝，他的话语的全部意义甚至变得更为明显：

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就议会向我们发出命令，我们将把这视为放肆，议会的召集、持续和解散永远是在我们自己的控制下；当我们的人民更清楚地领会到我们的意图和行动，当像造成这次议会中断的人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以及那些受他们所误导，并受到像这一次出现的恶意报道所误导的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和我们，我们将更倾向于再次在议会开会。[162]

上述通过中止议会和以非议会手段增加税收的行为，侵蚀了身为下议院议员的大乡绅的国家权力，与此同时，来自伦敦的日益严厉的监督，侵蚀了他们作为治安法官所享有的地方权力。压力始于1626—1627年的强行借贷，随着1630年敕令册的颁布，以及随后从枢密院流出的信件，压力变得更为严重。敕令册严密地规定了治安法官的行动；来自枢密院的信件对治安法官的所有活动进行指示、训斥、规劝并强令详细报告。教士强行加入法官席，这伤害了治安法官的自尊心，当他们被告知要协助从不服从命令的群体中评估和征收船钱这项激起仇恨的任务时，使人无法忍受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治安法官完全共用了该群体在宪法上的反对依据。从1625年起，治安法官发现自己一方面被不断增长的乏味烦人且耗时的行政管理杂务负担所压倒，另一方面，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越来越严密地限制，并越来越多地被迫执行他们个人所厌恶的政策。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主要乡绅拒绝在法官席上占据他们的天然位置，这个进程从长远来看可能致使地方层面的政府运转陷入瘫痪。[163]

贵族的政治权威也在下降，这是因为国王决定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进行统治，该决定不仅影响到下议院，也影响到上议院。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所看到的是某种贵族宪政主义的兴起，该宪政主义力图复兴贵族反抗中央官僚机构的中世纪传统。这场运动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反对派律师复兴弹劾习惯，根据该弹劾习惯，针对下议院提出的指控，主要大臣在上议院接受审判。有一些迹象显示，在17世纪20年代，爱德华·科克爵士试图操纵上议院在日益发展的宪政危机中扮演调停的角色，在此之前，他曾试图提升法官至这样的位置，但以失败而告终。清教徒贵族的宪政观点，比如埃塞克斯，并非那么不同，但是，他们的理想注定要失败。[164]国王足够急切地去提高贵族的社会声望，以便提醒乡绅注意自己的位置，但是，国王并不愿意拥立他们为新官僚制国家的监察员。至于乡绅，很显然的是，在1640年甚至更早，尽管他们需要贵族的领导，但他们现在十分不乐意使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议会处于从属地位。

相对剥夺理论通常被应用于经济财物，但是，事实上，当应用于政治商品即决策分担时，它同样有效，甚至更好。截至1629年的近一个世纪里，较大乡绅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第一个30年里，主要的清教徒贵族与宫廷利害攸关，他们在詹姆斯统治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仍然拥有权势。在17世纪30年代，这两个群体都被剥夺了曾被他们逐渐地视为一项权利的权力。革命的“J状曲线”理论强调不断上涨的期望与首先上升接着下降的地位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性，这个理论可直接应用于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中变化发展的政治权力分配。

除宗教和政治上的极端保守之外，查理一世和他的顾问也着手实施社会保守政策来限制社会流动，他觉得社会流动是如此地令人反感。在1629年，他突然终止了拍卖头衔的做法，该做法自1616年以来十分盛行，他还把乡绅和贵族赶出伦敦，让他们返回其乡间寓所，他认为他们属于那里，此外，他尽其所能地支持贵族的特权，并加强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165]他增加了枢密院中第二代贵族的比例，他严厉惩罚任何对贵族无礼的人，他根据社会地位限制人们进入王室住宅的机会，此外，他的一些顾问考虑以欧洲大陆的模式，使政治和经济特权依附于头衔。这种态度合乎逻辑的结局是在1640年召集了中世纪的大议事会，就如何处理由苏格兰战争战败所引发的危机，向国王提供建议。贵族自身忙于著述或委托人撰写家族史，精心制作他们的盾形纹章，并将他们的家谱越来越远地向前推至久远且未必确实的古代，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命令他们的代理人，去充分开发由复兴遗忘很久的封建税捐而得到的经济收益。综合起来，国王的政策和贵族的行为强烈表明贵族的社会保守思想处于萌芽阶段，这种保守思想可能迟早发展成为一场运动，该运动堪比法国那场更为自觉和全面的运动，后者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间。法国那场运动被认为在加剧社会紧张局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1789年的爆发，此外，作出如下推测似乎是合理的，即在英国，公认的发展得不那么好的保守思想在乡绅中间激起了类似的怨恨。它在激发下议院议员对上议院的那种敌意和猜疑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些敌意和猜疑甚至成了长期议会的早期会议的一个如此明显的特征。

最后，查理一世使自身陷入经济上的极端保守。从上面把行会组织强加给许多手工业和商业，其目的是由国王对工业和工匠阶层的小雇主实施严格的控制——科尔伯特之前的科尔伯特主义（指以国家干预和集中控制为特征的法国经济政策——译者注）的一个明显例子；[166]查理一世严格施行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快且无用的垄断，并试图使有关布料质量控制的法规更严格；[167]地主阶级因违反反圈地法而被罚款。[168]对于反西班牙的商业政策即侵入美洲并在那里私掠巡航，政府拒绝给予任何鼓励，这使城市精英之外的、不断发展的重要商业利益集团感到灰心。经济生活的每个方面遭受到官僚机构的狂热干涉，而该官僚机构的唯一目标似乎是通过强迫人们接受大量琐碎而恼人的法规来榨取钱财，其中许多法规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总之，“彻底专横的政策”的目标是一个父权主义的绝对主义政体，该政体基于教会和国王的紧密联盟，它是惯于顺从的，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社会稳定。它包括拒绝向反对派作出任何让步；在温特沃思和诺伊之后，不再笼络反对派领导人；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上的决定和声明，最大限度地冒犯了重要个人和群体的感情和利益；以及一场迫害运动，它造成了数十个殉教者以及数千个被放逐者，却未曾触动过反对派的内心。

当这些政策正被执行时，执政精英们开始分裂，所以，保守政策必须由一个已部分陷入内战的政权来实行。在行政机构里，效率、财政开支紧缩和自律的新鼓吹者——自称的“彻底行动派”——与更年长的、随和且通常可收买的官僚作斗争，后者被他们称为“莫拉夫人”。在枢密院，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以及秘密的天主教徒作斗争。劳德和他的支持者与韦斯顿和王后作斗争。服务费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ees）的活动逐渐削弱了大量低级官员的忠诚，因为这些活动威胁到他们的生计。[169]随着越来越多的贵族被排斥出宫廷或者被拒绝加入宫廷，贵族也分裂了，一些贵族立场转移，加入反对派，甚至领导反对派。随着劳德和他的阿米尼乌斯派盟友与威廉斯主教以及他的朋友们作斗争，上议院的主教处于分裂状态，因为就扩大大主教在管理他们的主教教区上的影响力而言，并非所有的主教都欣然接受这一点。主教对世俗管理工作和政策的干涉日渐增加，许多世俗的廷臣和官员对此表示妒忌。

在国王最自私的支持者中有一些是商业寡头，他们控制了城镇的政治和经济生活。[170]这些寡头的忠诚，特别是伦敦商业寡头的忠诚，在将来的危机年份里将有着决定性的政治重要性，但是，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国王针对他们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不仅贪婪自私而且粗鲁，这些政策严重耗尽了他们的忠诚。首先，国王的顾问考验城市精英的耐心和善意的极限，以便从他们当中索取最多的短期财政上的好处。因此，伦敦城在它承担的伦敦德里殖民上，在它同意按照合约出售的国王土地上，以及在它关于古老的小教堂的财产所有权的要求上，受到了无情的欺侮。在1628—1629年，黎凡特公司目睹了其大约30名主要成员被关进监狱，其原因是就进口无籽葡萄干征收的税出现了任意增长，而他们拒绝缴纳增加的税款。垄断许可的快速增长仅仅起到了增加不同垄断者之间的摩擦点以及激怒所有当事人的作用。格陵兰公司和伊斯特兰公司憎恨制皂工垄断，东印度公司憎恨火药垄断以及给无执照营业者如科腾公司颁发执照；商业冒险家公司对伦诺克斯公爵出口白布的执照不满。通过增加参加组织的利益集团与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行会组织对工业行业施加的负担只不过增加了困难。最后，国王干涉不同公司的内部事务的习惯不断强化，这不可避免地引起怨恨和反抗。这些让人恼火的事情并不足以使伦敦城的精英转而反对政府，因为他们的自身利益在重要性方面超过了他们的不满。归根结底，他们是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城市特许状和公司许可证，前者给予他们政治上的权力，后者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权力。但是，当查理一世在1640年陷入绝境时，过去十年的经历足以减弱他们冲向查理的营救行动的热情。当查理一世为了大规模贷款求助于他们，目的是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坚持下去，这时他们在心理上已足够疏远，准备拒绝同意。斯特拉福德所提的典型的野蛮建议，即为了鼓励其他人，更为不顺从的高级市政官中的一些人应该被绞死，这没能改善国王与伦敦城的关系。拒绝贷款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下列因素引起的，即对政府所能提供的贷款抵押品的价值的严重怀疑，该政府早已提前几年抵押了它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过去的15年中所遭受的虐待，无疑使市长和高级市政官拒绝国王的要求变得更容易。他们的拒绝导致了政权的垮台，并迫使召集议会。[171]最终伦敦城的工商业巨头逐渐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君主制的命运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这个事实没能改变如下事实，即部分缘于国王的政策，在关键时刻，他们未能援助国王。

当支持国王的利益集团和群体开始在其忠诚度上减弱，甚至开始分裂时，国王的战术和战略最终实现了17世纪20年代的反对派领导人所未能实现的事情，科克没能做到，埃利奥特也没能做到：它们把全国范围内迥然不同的反对派力量融为一体。

国王的宗教政策所带来的最显著后果，是自相矛盾地促进了清教感情的巨大增长。劳德可能被理所应当地视为17世纪早期清教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促成因素，这是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情形的一个经典例子，在这个情形中，具体结果不只是没有达到政治行动者的目标，反而实际上是其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专业的神学家围绕除他们自己外与任何人都没有多少关系的问题发动了一场论战。当律师学院的律师相互间围绕普通法和特权法庭的权力进行争吵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员在关于恩典教义（the doctrine of Grace）的晦涩解释上相互挑剔。[172]然而，正如法律争论最终在17世纪20年代变得政治化，并转向了议会，加尔文派教徒和阿米尼乌斯派教徒之间的争论也是如此。国王在两者之间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后者是君权神授说以及教会作为国王盟友的当权地位的最激进支持者。因此，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白金汉和查理一世最终把他们所有的权势和恩惠倾注于支持阿米尼乌斯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对下议院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帮助压制了这些制造分裂的新奇教义。阿米尼乌斯派神学和教士的独断专行以及君主特权联系在了一起，俗世信徒被迫选择立场。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前半期，温和且颇为宽容的主教在教会中占据了优势，在詹姆斯统治时期还是如此，现在却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因此，在这个国家，宗教观点两极分化。劳德和他的支持者臆断，任何反阿米尼乌斯派的人因此也是清教徒，这个臆断成为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在十年之内，他们成功地从旧清教徒团体的中坚力量当中，创造出一个新的、巨大的激进清教徒团体，另有大量现已疏离的英国国教徒仍坚持伊丽莎白时期的传统，即加尔文主义、教会应受国家支配论以及最少量的宗教仪式。对主教执行劳德政策的权力的维护直接导致大量有影响力的世俗舆论的兴起，这些舆论强烈要求“连根带枝地”废除主教制度。作为劳德行动的直接后果，在1641年，亨利·帕克注意到：“世间满是清教徒，别无其他，因为除教会政策中的清教徒之外，现在还增添了宗教方面的清教徒，政府方面的清教徒以及道德方面的清教徒。”[173]

正如英国国教的俗世信徒被迫加入清教徒的阵营，乡绅也是如此，乡绅对律师长期怀有极度复杂的感情，国王利用特权法庭和阿谀奉承的法官来镇压反对派以及征税，这迫使他们接受与律师结盟。其经典例子是废除星室法庭，直到在17世纪30年代被滥用为惩罚持宗教和政治异议者的一项工具为止，星室法庭曾是一个极为受欢迎的、成功的法庭，并受到了诉讼当事人的尊重，他们频繁光顾那里，来寻求它所提供的迅速、廉价和公平的司法。由于星室法庭公平合理的诉讼程序及其对维持低收费的仔细关注，一些普通法律师曾长期嫌恶它，但是，只有当乡绅因政治原因转而反对它时，他们在废除星室法庭问题上才有了足够的政治支持。[174]

为了打破主要廷臣、贵族和官员对选举的控制，乡绅发现自己不得不推动选民规模的扩大。无论他们对“民主”的风险有何保留意见——在17世纪，民主是一个有强烈贬损含义的词——他们在所有场合都建议扩大选民数量，以及把选举权扩大至它的法定极限。通过如此行动，他们使自己与约曼农和工匠联合起来，并鼓励他们要求给予其选举权，以及要求行使这些权利时独立于传统的政治恩主之外。反对派贵族如沃里克，通过操纵这个已极度扩大了的选民群体，逐步建立起一个非常有效的地方选举机器，但是，大体而论，这个扩张的意义在于增加了选民的独立性，阻止了庇护、贿赂和操纵。在从1620年到1720年这大约一百年的时期里，一个非常大的且结成有机整体的选民群体涌现出来，他们专注于议题，并最终围绕党派组织起来，这是17世纪最重大的却研究得最少的宪政发展之一。[175]

在17世纪20年代，爱德华·科克爵士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领导了不断发展的反对派，并把下议院作为他们的机构总部。在17世纪30年代，当议会被暂停时，其他人和其他机构出现了。皮姆、汉普登、塞伊、希利和沃里克接管，顶端的凝聚性组织由天佑之岛公司的董事会取得。行愚蠢之事的政府把反对派所需的殉道者给了它：首先是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由于其在议会中的行动，他未经审讯而被监禁，直至去世，另外，在一次心胸狭隘的死后报复行为中，查理一世坚决要求把埃利奥特的尸体葬在伦敦塔旁边的墓地里，而不是葬在家乡，与其祖先在一起；接着是伯顿、巴斯特威克和普林，他们因攻击主教制度而被迫遭受肉体肢解，这种刑罚被认为只适于下层社会的人。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政府肆意践踏了如下观念，即对于绅士而言，何为合适的刑罚以及何为不适。国王愚蠢行为的最后一击是听任王国中所有不满者的不同的怨愤都集中于对两个人的人品和政策的个人仇恨，这两个人分别是斯特拉福德和劳德。人们认为，这两个人的毁灭将从共同体中清除邪恶，而这些邪恶正在压垮共同体，此外，该毁灭还开辟了通往更好的国家和更好的教会的道路。这种把问题个人化的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其民众号召力，并通过给予议会领导人的追随者一个清晰的毁灭目标，让他们为之效力，从而使议会领导人的工作更容易。11年前，敌意指向了白金汉公爵，到1640年，敌意转移至斯特拉福德和劳德。

对共识的削弱和政治控制的退化而言，最后的促成因素来自如下事实，即这场围绕根本宪政、社会和宗教问题的冲突，是在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176]在1620—1621年的危机中，最重要的布料出口贸易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欧洲市场从未从这次危机中真正恢复过来。此外，17世纪30年代是一个农作物普遍歉收的时期，它开始于一个灾难性的年份，即1630年，此后持续了下去。在这十年里，只出现了一次好收成，在接下来的120年里将仅有一次类似的情形出现。[177]因此，17世纪早期贯彻了常见的“J状曲线”，即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繁荣激起了对持续改进的期待，随后情况急转直下。在对社会许多部门而言经济预期受挫的时候，17世纪30年代极端保守的国王政策开始实行。

另一方面，就在地主阶级中间激起不满而言，恶化的经济形势肯定不是因素之一，而这个阶级在即将到来的戏剧性事件中是主要参与者。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地租收入剧增，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乡绅从未过得如此舒心愉快，但他们与其贵族盟友和伦敦盟友一起，将在1640年推翻政府，并因此开动革命的列车。[178]然而，经济下降趋势有利于加强城镇中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如下两者之间，其中一方是早已存在的垄断商业寡头组织，另一方是新市场的开拓者、旧市场的闯入者以及小商人，他们所有人都被排除在权力和特权的魔术圈之外。此外，布料贸易的停滞必然促使织布工人激进化，正如食物的高价格必定会刺激城市学徒，特别是伦敦的学徒，采取街头政治行动。因此，经济下降趋势的作用是有限的，仅影响了从商人到学徒的城市阶层。乡村精英基本上不受影响，乡村中的穷人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动乱中作用很小或不起作用。

对处于担心中的英国乡绅来说，国王的政策如此造成威胁或显得威胁的，是它们全部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的方式。最令人惊恐的是在两个半殖民地地区事情进展的方式，这两个地区正在采取的措施在许多人看来——不无道理地——是稍后将在英国自身采用的蓝图。[179]在爱尔兰，斯特拉福德冷酷无情地蓄意杀死所有的反对派，并着手从新近英国乡绅移民手中索回教会和国王丧失的权力和财产。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承认自己使用了“一点点暴力和非常规手段”。换句话说，他正在践踏法律进而剥夺乡绅的所有权，从其手中夺取财产和圣职授予权。在爱尔兰叛乱失败后的大规模土地侵占活动中，乡绅在一代人之前通过确实不太可靠的手段获得了这些财产和圣职授予权。斯特拉福德无视普通法赋予的权利，为国王和教会重新获取土地和移交私人保管的教士俸金。

在苏格兰，劳德靠武装力量厉行教会一致，并收回了宗教改革时期让渡给贵族的教会土地。当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实行的这种独裁主义政策，被拿来与劳德在苏格兰的政策相比较时，对许多英国乡绅来说，厄难当头是显而易见的。议会的中止以及枢密院对法院工作的干涉，威胁到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以被遗忘已久的中世纪先例为根据任意征税，这威胁到他们的收入；不完整所有权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Defective Titles）、森林法的复兴以及收回教会地产的假想风险，威胁到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亲天主教的外交政策、罗马天主教在英国的传播显而易见，以及劳德在教会礼拜仪式上进行圣餐仪式和圣礼的变革，这些威胁到他们的宗教；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的政策，以及英国特权法庭的独立运作，威胁到他们的法律——保护财产权的普通法；企图提升贵族为一个单独的特权等级，这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在1640年的英国，那里有许多受到惊吓的、愤怒的绅士。

只有在辉格派英国历史编纂学这个孤立的背景下，查理一世的政策才可以被描述为极端保守和过时的，而不是进步的，这一点应该得到强调。从欧洲大陆的角度来看，查理一世、劳德和斯特拉福德的目标和方法恰好是未来政策所在。加强教会和国家的联系，镇压在各条战线上的持异议者，创建呈压倒之势的强大的宫廷，获取大量的财政和军事权力——这些是欧洲绝对王权几乎普遍增长的基础。如果时代潮流被引向了什么地方，那么，它是朝向查理一世和他的顾问所规划的方向发展。

这可能解释了初看起来似乎反常的现象，即在威斯敏斯特和仅有的两个检验过的郡，持不同政见的议会领导人比忠诚的保王党成员要明显年长得多，就中间值而言年长大约10岁。在上议院，中间值年龄差仅为大约两岁，但是，在那些32岁以下的参战贵族中，4/5是保王党人，仅有1/5是议会党人。在1642年的下议院，20多岁的议员中有2/3是保王党人而非议会党人；50多岁的议员中有2/3是议会党人而非保王党人。相较于今天，这在政治上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这一时期的高成人死亡率，意味着青年人在其事业上非常早地获得了肩负责任的职位。因此，在1640年，大约有一半的下议院议员年纪在40岁以下——在英国历史上，这一比例要高于随后的任何一届议会。[180]对于这个相反方向的年龄代沟最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就被迫走向革命的人而言，他们需要有以下亲身经历：首先是关于17世纪20年代白金汉的腐败，接着是关于17世纪30年代查理一世、劳德和斯特拉福德的专制暴政。如果这两种经历都是必需的，但没有一种单独而言是充分的，那么，这就解释了为何革命没有在17世纪20年代发生，以及为何在17世纪40年代老年人比年轻人更为激进。年轻人出人意料的保守主义仍然令人迷惑不解。然而，这可能是因为大学里的变化在教员中间创造了一种学术气氛，这种气氛有利于保王党人和圣公会高教会派的思想，而这些思想现已开始吸引一些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出来的新生代。[181]如果真是这样，时间在查理一世这边，此外，他煽动与苏格兰人摊牌，并用罗马天主教的细微迹象和专制暴政的威胁来恐吓他的臣民，这些他自己做的鲁莽蠢事毁灭了他。

因此，如下假设是勉强可能的：一个作为个人而言更具超凡魅力的国王，再加上无可挑剔的新教名声和更谨慎、更有远见的顾问，在执行颇为相似的政策时，以慢得多的步伐并运用更多的机智，那么，这项政策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避免了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但是，事实是缺乏地方官僚机构，缺乏宗教统一，缺乏常备军，以及缺乏某种独立的财源，没有东西能够弥补上述这些不足。因此，查理一世和劳德在执行其政策上相对无能，下述尝试的失败揭示了这一点：查理一世和劳德试图恢复国王对森林的权限，试图年复一年地索取全额的船钱，试图停止在加勒比海私掠巡航和侵占他人权益，试图审查新闻舆论，还试图使伦敦的清教传道士保持沉默。从长远来看，查理一世和劳德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遭到挫败，当面临来自苏格兰人的公开军事反抗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让步。必需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只可能来自于天主教大国之一，而来自后者的援助将直接疏远几乎所有的有产阶级，如同詹姆斯二世付出了代价才发现的那样。所以，从长远来看，传统观点是正确的，查理一世的政策，与半个世纪后他的儿子的政策一样，注定要失败。考虑到这些情况，继续把17世纪30年代国王的政策描述为极端保守的和不切实际的，这似乎是合理的。

长达百年之久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宗教、行政和政治变革，所带来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明显分裂的社会。两极分化正逐渐显现出来，而且随处可见：在富人和不那么富有的人之间，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在乡村和宫廷之间，在每个郡和其他所有郡之间，在主教和下层教士之间，在教士和俗世信徒之间，在清教徒和阿米尼乌斯派教徒之间，在贵族和乡绅之间，在普通法律师和民法律师以及特权法庭官员之间，在垄断商人和小商人之间，在高级市政官和市议会议员之间。在17世纪30年代，内部张力全面地上升，在如此多仇恨和猜忌的压力下，民族凝聚力的观念正在减弱。

上述论证基于三个理论命题，即剥夺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必须根据某个被确认的参照群体来衡量它；剥夺导致挫败，而挫败经常只能从挑衅行为中得到慰藉；这种挑衅行为常常并非指向问题的真正源头，而是指向替罪羊。在很大程度上，替罪羊的文化独特性而非经济独特性使其易于辨认，在这个案例中，对于许多受挫的社会群体来说，两个替罪羊是罗马天主教徒和廷臣，这两者被视为所有邪恶的化身。由于国王以及他的顾问明显与宫廷联系在一起，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倾向于天主教，所以，到1639年时，英国出现了一种局面，即流行的替罪羊不是无权的少数群体，而是政府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国家能够长时间存在下去。

四、诱因，1640—1642年

17世纪30年代的促变因素把政治崩溃的前景从可能性转变为盖然性。但是，把盖然性转变为必然性的正是一系列短期的，甚至偶然的事件。查默斯·约翰逊评论道，“革命总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政治组织的创新潜能得以发挥。”[182]在1639—1642年这几年里，国王和他的顾问甚至从未注意到那些潜能。劳德和查理一世决定尝试把英国的礼拜制度和教会组织强加于苏格兰的教士，与此同时，他们用前修道院地产的丧失来威胁苏格兰贵族，这直接导致了1640年的政府垮台。这逼使长老派牧师和贵族结成同盟，并引发了一场全面战争。战争中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不愿意打仗所造成的，它反过来导致国王对其武装力量失去了控制，这是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必不可少的序幕。局部的纳税人罢工，战争的开支，以及苏格兰人所要求的赔偿，这几者联合起来，掏空了国王的国库，并导致财政崩溃。伦敦城拒绝给予经济援助，政府只能通过求助于议会来筹集现金以坚持下去，这意味着屈服于现已完全觉醒的反对派力量，后者反对国王政策的各个方面。军事上的失败和财政破产是“大革命”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前奏，正如英国、法国和俄国革命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至1640年的秋天，查理一世和劳德的愚蠢行为、固执和误判迫使英国政府屈服。正如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这些附属地区的叛乱，使奥利瓦雷斯为西班牙制定的独裁计划落空，英国附属地区的叛乱，首先是苏格兰，接着是爱尔兰，也使为英国制订的“彻底专横的政策”这个独裁计划落空。

1640年的议会选举相较于以前所进行的任何一次选举而言，其竞争要更为激烈和广泛，每个地方的宫廷支持者都被击败。廷臣、官员和逢迎者在1614年议会中所占的比例为28%，但在长期议会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1%，这个比例较之于我们有记载以来的以往任何一届议会都要小。此外，不仅许多正式候选人遭落选，而且除了最坚定、最受欢迎的反对派领导人之外，如沃里克，对于其他所有庇护人来说，旧的贵族庇护体制显示出崩溃的迹象。索尔兹伯里伯爵甚至再也不能使他的候选人得到圣阿尔本兹的一个席位，梅纳德勋爵在埃塞克斯郡受挫，尽管这两个人都支持议会。后者强烈——并且不祥地抱怨道：“没穿衬衫的家伙发起挑战，要在发言权上与我本人几乎一样。”[183]

就1640年的短期议会而言，旧贵族和宫廷在选举上的影响力受到削弱，这一过程可以相当精确地用资料予以证明。保王党贵族提名了78个人为候选人，其中仅有49人当选（在那些当选者中，有19人并不是绝对的保王党人）。对比之下，反对派贵族提名的24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宫廷本身蒙受的屈辱甚至更大。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国王的各种会议代理应该能够影响78个当选名额，但是，他们对此进行谨慎判断，仅干预了47个。把在别的地方所做的努力包括进来，宫廷代理共提名了66个候选人，其中除了14个之外全部落败。在已觉醒的全体选民面前，国王的权威瓦解，对此，人们几乎不能想象出一个更具决定性的例证。下述事实同样意义重大，即这种选举不仅以特定的个人为中心，也以国家政治为中心，这在英国历史上或许尚属首次，因此，人们能够通过口号参加竞选，例如，“选择反对船（钱）的郡长，不选择宫廷中的无神论者，不选择排干沼泽的人，也不选择教会中的天主教徒”。在提出的议题中，那些关于宗教和任意征税的议题占主导地位。[184]

当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时，查理一世发现自己几乎孤立无援。在他的天然盟友中，贵族遭遇了长达数十年的衰退，首先是经济上的，接着是地位上的，他们因此受到削弱。此外，贵族在其宗教和政治忠诚上深度分裂，一个重要的少数派公开支持他的敌人；教会统治集团受到孤立和鄙视，并且在劳德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出现了几乎同样严重的分裂；中央行政部门腐败且不值得信赖；许多廷臣悄悄地离开了这艘正在下沉的船；武装力量受到战败的严重打击，如果他们被迫作出选择的话，许多人很可能支持反对派，或者甚至是苏格兰人。联合起来反对国王的是一群暂时取得一致的敌人——乡绅、贵族、律师和牧师——他们受到了四种有影响力的理想的激励，但到目前为止这几种理想是不同性质的，或者甚至是不相容的：极端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地方特殊主义，宗教上和道德上的清教主义，以及宪政上的守法主义。他们来到威斯敏斯特，嘴里满是关于改革宗（Reformed Church）、虔诚的共同体、大宪章、古老的宪政和乡村的言论。但是，这些都是口号，而不是具体的计划。此外，在1640年，反对派要求维持和提高议会的政治影响力，确立作为财产权保障的普通法的最高地位，使教会摆脱由劳德引入的天主教革新，把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纳入笔直向前的新教轨道，以及降低主教的政治影响力，然而，若认为在反对派的头脑中有比上述要求多得多的想法，这将是愚蠢的。但是，如要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必须拆毁诸如特权法庭之类的机构，该法庭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必须僭取决定自身解散的限期的权力，必须处死国王的一个主要大臣，并迫使另外一个流亡国外，还必须把坎特伯雷大主教扔进伦敦塔。

到1641年夏天为止，团结一致的反对派已实现了其所有的消极目标。它从国王手中拿走了未经同意而征税的权力，以及未经审讯而逮捕的权力；它废除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即威尔士边区法院和北方法院、高等宗教事务法院、恳请法院以及星室法庭；它彻底改变了劳德的教权主义政策和高教会派政策，并停止迫害不顺从国教者；它惩处了国王政策的主要代理人。长期议会的第一次会议有效地摧毁了或削弱了除普通法法庭之外的所有中央政府机构，并使权力不知不觉地轻松落入地方当局手中。中央的这种空缺至少带来两个重要后果，其一是新闻审查制度的终止，这释放了一股小册子和报纸的洪流；其二是终止了对宗教礼拜仪式的控制，这导致了事实上的宗教无政府状态。然而，到这时为止，还没有人从内战的角度来考虑，仅仅是因为除少量极端主义的保王党人之外，并没有人来为国王而战。一系列不幸的偶发事件和被误导的个人决定，改变了这一局面，并首先使战争成为可能，接着使其不可避免。

两个偶发事件极大地增加了紧张局势，其一是贝德福德伯爵的死亡，他一度看上去有可能成为温和的联合政府的领导人，对国王和议会激进分子来说，这个政府将是可以接受的。其二是1641年11月爱尔兰叛乱的爆发，这个事件要严重得多。这是一场暴力且血腥的民众起义，它由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地主和农民发起，反对近来的英国新教移民和斯特拉福德的独裁主义行政管理。以后见之明，人们可以看出，十年间，爱尔兰的局势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爆炸性，但是，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叛乱，再加上与之相伴随的大屠杀，以及英国丧失了对港口城镇以外地区的全部控制，其到来犹如晴天霹雳。叛乱的时间选择不可能更倒霉了，因为镇压叛乱这个朴素的需求使得中央权力以其最极端、最危险的形式进行恢复成为必要，这种形式就是军队。自1640年政府垮台以来，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如果不是为了爱尔兰叛乱，这个局势可能被容许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政治危机得到解决为止。但是，这时候产生了招募军队的需要，因此，由谁控制军队这个问题出现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人因素逐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国王查理一世无底线的奸诈，他的行动及其被拦截的信件清楚地表明，他并没有接受新政治秩序的打算。在1641年的夏天，他访问了苏格兰，妄想通过在长老派主义和地方圣职授予权上予以合理让步，来换得苏格兰的支持，用以对付议会。从1641年10月开始，他无疑正在密谋一场军事政变，12月底，残暴的伦斯福德上校被任命为伦敦塔中尉，它成为1642年1月4日逮捕议会反对派的五个领导成员这场失败尝试的前奏。

国王已被证实不值得信赖，这不可避免地迫使皮姆和他的盟友出于自我保护的纯粹需要，提高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现在真正地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归根结底，正是他们使第一滴血流下——断头台上斯特拉福德的血；此外，他们确信查理一世曾发誓要复仇。因此，为了他们的个人安全，也为了保卫他们在先前的18个月中所赢得的宪政成果，他们不得不强烈要求掌控武装力量，以及掌控大臣的任命。但是，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恢复古老的均衡政体这个有限目标，而且有了真正革命性的含义。下议院出现了一个强硬的党派，它要求彻底废除主教制度，这是向左转的进一步证据。

局势恶化的部分征兆和部分原因，是清教传道士越来越激进的修辞，他们忙于激发下议院议员强烈的宗教亢奋情绪，这种情绪可以轻易地直接引起杀戮。1641年12月，议会正式请求国王：只要爱尔兰叛乱继续，就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实行一系列全国性的公共斋戒。1642年1月8日，查理一世犯下了重大的愚蠢错误，即同意了这个请求，这样做给他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每月一次的理想讲台。关键性进展在于下议院采取了一项政策，即留出这些星期三作为斋戒日以及聆听传道士的布道，这些传道士是由他们自己挑选的。在这些布道中，绝大部分自然而然地具有清教劝导的性质，许多布道词随后被印刷出来，因此影响了更广泛的受众。与其说在影响有关日常事务的政策上，不如说在奠定意识形态的基调上，布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道士给议员提供了一套思想体系和一个对人和事的愿景，通过这些，他们能够引导自己的想法，以及理解他们正在遭受的令人困惑的经历。所以，这些布道的内容担当了通常归属于意识形态的所有功能。[185]它们起到了宣泄作用，把失望和焦虑转移到某个特定的替罪羊身上，首先是天主教徒，接着是保王党人，最后是那个“杀人成性的人”，即国王查理一世本人。它们是士气建设，既提供了对失败的解释，即上帝因国家的罪过而惩罚它，也提供了胜利的希望，即上帝对他的选民予以有远见的照管。仅凭集体的斋戒仪式和到圣玛格丽特教堂聆听布道这一事实，它们是统一的。最后，它们清楚地表述了紧张关系，使观点两极化，并提供了一个愿景，即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有一个神圣的乌托邦，其中有改革宗教会和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倡议性的。夸大它们在1642年至1649年这七年间的重要性是很困难的。

斯蒂芬·马歇尔于1642年2月23日在下议院传道，这次布道题为《被诅咒的梅罗兹》，它很出名并且常被引用。它很好地说明了布道在塑造时代思想倾向上的作用。在这次讲道中，他强烈谴责了所有犹豫不决的人和中立主义者，并要求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清教事业。他解读圣经文句“被诅咒的是每个阻止他的手杀人的人”，认为其意思是鼓励他的听众“去用男性的血玷污他的双手，使妇女和儿童的血流下并涌出，就像每条街道上的水一样”。他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拿小东西撞击石头的神佑的人”。[186]他预期的牺牲品是爱尔兰人，但是，使这种狂热的敌意转向任一反对派群体，无论是英格兰新教保王党人还是爱尔兰天主教反叛者，这无疑并非太大的一步。这种强度的感情一旦被激起，就很难予以引导和控制。梅罗兹诅咒作为一个圣经主题在布道文学中出现，这是国内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此外，它在美洲殖民者对中立者和乔治三世的亲英分子支持者的攻击中，变得如同其在130年前英国议会党人对中立者和查理一世的保王党人支持者的攻击中一样重要，这并非偶然。[187]

在164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反对派的这种强硬化受到了伦敦城里一场政治革命的极大刺激。直到9月，伦敦城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效忠于国王，在11月份，查理一世在没有太过明显地歪曲事实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宣称：“所有那些以前的骚乱和无序，仅由低等人引起，境况较好者以及伦敦城的主体的感情一直忠于和挚爱我个人和政府。”[188]然而，在12月份，议会领导人在地方选区上的巧妙组织，再加上伦敦传道士的协助，成功地使激进分子在市议会选举中获胜。在1月份，市议会成立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组织，它的功能是控制城市的民兵组织，因此实际上越过了市长和高级市政官。议会领导人现在享有伦敦城武装力量的军事保护，享有伦敦城乌合之众在危急时刻的政治援助，享有伦敦城财富的财政支持，以及享有伦敦城传道士的宣传支持。但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采取了一些政策，这些政策至少比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皮姆希望采用的政策更为激进。伴随着伦敦的政治革命，内战的爆发走近了一大步。

打一仗需要两方，而一个强大的保王党的形成使内战的威胁成为现实。直到1641年的夏天，查理一世几乎是无助的，因为他唯一可信赖的支持者是不具代表性的少数极端分子。可是，从那时起，人们可以观察到温和派的缓慢流动，即离开议会回到国王身边。下议院的投票不说自明。1641年5月，剥夺斯特拉福德的财产和公民权的议案以204票对59票获得通过。11月，掌控武装力量的议案以151票对110票获得通过。在同一个月，大抗议书以159票对148票勉强通过，该文件是虚假宣传大爆炸，它反对十年来国王的治国无方和违背承诺。1642年6月，在战争爆发时，302名议员和议会在一起，236名议员离开了伦敦，其中大多与待在约克的国王一起。因此，在一年多时间里，议会中保王党议员的数量从59人上升至236人。[189]随着下议院议员的迁移，大量乡绅也在迁移。

1640年的温和改革者转变为1642年的不情愿的保王党人，这种转变并不难理解。他们反对政治激进主义，即皮姆对掌控武装力量和掌控大臣任命的要求，还反对宗教激进主义，即废除主教制度和扩大信仰自由范围的计划。他们作为有产阶级成员，也反对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乡村的圈地骚乱和拒付租金；危机时刻在议会周围急剧增加的暴民；完全不受限制的新闻业更为疯狂的过分行为；以及许多古怪的宗教派别的兴起。

1642年8月，每个城镇和郡的地方当局被迫作出选择，因为它们面临着两个不相容的要求：支持执行出自议会的《民兵法令》，招募军队来“保护国王”——意味着攻击他；以及支持执行出自国王的《军队任职令》，招募军队来保护他——意味着攻击议会。“国王与我们之间的首要争端是民兵”，勒德洛在17年后追忆说，另外，确实是在这个问题上，内战开始爆发。[190]毫无疑问，大多数有产阶级带着恐惧和忧虑来看待战争。很多有产阶级设法做到保持中立，在那些参与打仗的人中，大量的人既害怕胜利又害怕战败，他们期待一个僵局。许多保王党人担心国王要是赢得了彻底的军事胜利的话将会做什么，很多议会党人认为从军事上毁灭性地击败国王没有意义，他们更喜欢受控制地运用武力来实现折中的政治和解这个政策。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对双方来说，正是激进的局部影响了温和的整体。伦敦城的同盟，即那些与议会领导人在一起的乡绅以及意义重大的少数有影响力的贵族，如沃里克、诺森伯兰、埃塞克斯和索尔兹伯里，该同盟现已足够强大，可以用武力反对国王。但是，同盟的构成不可避免地使影响力的权重投向了伦敦城和下议院中更为激进的派别这个方向，与此同时，皮姆在战争中期逝世，这开辟了通往更为极端主义的领导权之路。

必须记住的是，在战前的清教思想中，大众政治参与有其理论上的正当理由。1641年，汉泽德·诺利斯告诉他的听众：“你们作为出身低等阶层的普罗大众，不要气馁：因为上帝打算利用普通民众从事宣传其儿子的王国这项伟大工作。”这些思想，加上争取到左翼新盟友的需要，促使议会领导人支持政治进程中民众参与的增加，而在更正常的时期，他们会对此怀有疑心，这些议会领导人就本性而言是相当保守的有产者。革命制造了奇怪的盟友，也产生了奇怪的思想。一个例证足以说明这个在起作用的激进化进程。1643年4月，伦敦城东部的圣邓斯坦举行了教区俗人委员的选举，这次选举像往常一样局限于挑选出的教区委员这个封闭的圈子。但是，“大多数居民聚集在同一个教堂，认为涉及选出教区俗人委员的教区委员挑选未经其余居民同意，是非法的，尽管它合乎惯例”，他们宣布选举无效，并请求议会作出判决。一个下议院委员会支持民众投票表决，这次投票迅速选出了一批支持战争的清教徒候选人。[191]这样，议会中的乡绅发现自己不得不在实施战争上寻求民众的支持，由于他们的积极鼓励，民主战胜了精英主义。同样地，在保王党人方面，更保守的乡绅回到了国王身边，尽管正是这个转变给予了国王所需的军队和政治支持，但继续对国王的政策施加最大影响力的仍然是偏激的保王党人。查理一世坚持从其更固执、更过激的顾问那里寻求建议，如鲁珀特王子和亨里埃塔·玛丽亚王后，而不是求助于更谨慎、更愿意和解的顾问爱德华·海德爵士。因此，既然对双方领导阶层中更加有影响力的群体来说，各自的要求变得无商量余地，那么，内战开始，并持续了下去。

尽管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致力于这个主题，但乡绅在战争开始时进行结盟的动机仍未全然明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直到最后一刻，大多数乡绅急于避免武装冲突，非常多的乡绅设法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中立。在约克郡，在该郡总计680名乡绅中，有240名从未委身于任何一边。对下议院议员本身的研究，以及对郡乡绅的地方性研究，都未能成功证明财富与1642年的政见有任何明确的联系，尽管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在1645年后确实出现了。有理论认为议会党人是“纯乡绅”，跟与宫廷有关联的保王党人相对立，但已有事实并不支持这个理论。还有理论认为，议会党人是时运不济的人，因经济状况恶化而心怀怨恨，这个理论也没有表现得更好。在约克郡，在那些看来好像处于经济恶化状态并且选边站的乡绅家庭中，3/4的家庭把他们的命运与国王拴在一起，仅有1/4的家庭站在议会这边。[192]还有一个更为貌似有理的假说，即境遇每况愈下的人倾向于加入保王党，希望通过军队薪水、战利品和没收叛乱分子地产来补偿损失。这无疑是战后许多保王党人当说到就他们的过失达成和解时所提供的借口。亨利·克伦威尔“负债累累，他进入国王的驻地，并参与作战”；罗伯特·韦斯特“受其债务所迫，离开他的住处，去了国王的大本营”。[193]

比任何社会经济关联更具决定性的是与宗教的关联。在约克郡，超过1/3的保王党乡绅是天主教徒，超过一半的议会党人是清教徒。换句话说，在那些选边站的人当中，所有天主教徒中有90%成为保王党人，所有清教徒中有72%成为议会党人。约克郡所有的议会领导人早先都有强烈同情清教的经历。有理由认为，那些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于纯粹的宪政和政治原因反对国王的人，趋向于在1642年时与爱德华·海德爵士一起回到国王身边，而那些出于宗教原因也反对国王的人，更有可能紧跟皮姆，为议会事业而战。最后，还有这个事实，即平均来说，议会党人比保王党人要年长10岁左右。

在贵族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同一社会阶层群体中有多少人依然反对国王或者采取观望态度并避免选边站，这个群体的境遇与君主制的沉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在贵族中间出现信心严重下降的重要证据，既包括对他们自身地位的信心，也包括对支撑它的君主制的信心。占比25%且数量不小的少数派站在议会一边，因此把庇护和体面这些基本要素赋予了这项事业，在他们中间，新贵或小贵族相对较少。仅有一人来自经济状况在此前40年中出现下滑的家庭，大多数来自于有活力和进取心的家庭，这些家庭在经济上处于上升态势。[194]埃塞克斯、诺森伯兰和彭布罗克出身于确立已久的贵族家族，他们和索尔兹伯里是英国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些贵族，如诺森伯兰，是有叛意的廷臣，这些廷臣憎恨“彻底的行动”的政策和人身攻击；其他的贵族，如埃塞克斯，与国王有个人积怨要偿清；许多贵族，如塞伊、希利和布鲁克，在早些时候露出了有关坚定的清教宗教信仰的证据。他们所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宗教改革的同情，以及对国王宪政独裁统治的敌意，这种敌意是传统的、守旧的。

当内战来临时，它不仅把地主阶级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而且使家庭破裂，父子相争，兄弟相斗：每七个贵族家庭中有一个因战争而分裂。一些同时代的愤世嫉俗者认为，这些家庭分裂是精心安排的安全保证策略的一部分，为的是无论哪一方获胜，在胜利者中间总是有有影响力的人物来保护家庭财产，使之免遭没收和瓜分。[195]但是，由这些家庭分裂所经常造成的痛苦清楚地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即使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家庭分裂源于战争中在利害攸关的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出现的真实的意见分歧。[196]

在城镇，领导权掌握在数量有限的一组家庭手中，这些家庭控制了参事会（the Courts of Aldermen）和主要的贸易公司，此外，上述家庭还把他们对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的世袭控制归因于王家特许状和国王的支持。因此，他们通常是公开的保王党人或谨慎的中立者，因为其主要关注的事务首先是维护自身的地位，其次是使他们的城市免于令人恐怖的经历，即在任何一方军队手中惨遭围攻和洗劫。

但是，其他重要的商人群体现在能够被确认，即尤其对美洲贸易、新英格兰殖民和打破东印度公司与黎凡特公司的垄断感兴趣的人。他们是企业家事业新领域中的新人，对更早的老牌垄断寡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压制感到恼怒。他们在宗教观点上一般是清教徒，他们想要重新定位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商业政策，对美洲采取更积极进取、更有活力的攻势，他们还想要对新来者开放地中海和印度贸易。[197]这些人是激进分子群体的重要成员，这些激进分子在1641年的一个关键时刻夺取了对伦敦的控制权，因此使这个城市的权力和影响力决定性地转向了议会这边。另一方面，除了清教主义这个引起渐变的因素、对美洲贸易和殖民的兴趣，以及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垄断性王权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东西把自己与乡村的显贵紧密联系在一起。

沿着社会等级进一步往下，小批发商、零售商、店主、工匠和学徒倾向于同情清教徒，并拥护议会党人，以打破保护根深蒂固的寡头统治集团的特权壁垒为目的。在这些群体能够攫取权力的范围内，在伦敦和纽卡斯尔他们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即将其城市的资源移交给了议会军队。在伦敦，就在军队和金钱方面扭转与保王党人对阵的局势来说，这种行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正是对这个事实的认识，把恼怒的保王党人推到党派谩骂这等反映官方意见的极点：“因此，如果子孙后代询问……谁会把王冠从国王的头上移开，使政府离开它的中枢，废除君主制，支配法律，以及使国家覆灭——答曰：‘它是自以为是、忘恩负义、有分裂趋向且反叛的伦敦城。’”[198]

由于乡村和城市的劳苦大众在英国革命中除了当双方的炮灰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有产阶级和接近于有产阶级的这些群体，连同它们必不可少的智识上盟友，即清教教士和普通法律师，这几者的分歧对战争的结果有决定性影响。

五、结论

这篇文章不涉及英国革命再往前阶段的起因。战争开始于传统精英的分裂，但随后发生的是军事胜利的强硬支持者夺取了议会领导权，在平等派成员中出现了真正激进的中下层阶级的社会和政治计划以及党派活动，三个古老的界标即君主制、上议院和主教制教会被摧毁，几乎不加掩饰的军事独裁取代了共和国，以及1660年革命政权最终垮台和旧秩序的恢复。这篇文章的范围只限于阐述长期因素，这些因素使对政治和宗教制度的某些修正变得极为可能；阐述短期因素，主要是政策失误，这些因素使得变革将很可能采取冲突的形式，而不是调解的形式；以及阐述最接近的事件和决策，它们首先导致中央政府崩溃，接着导致胜利者为基本原则而争吵，以至于国家在两年后不幸陷入战争。

为了理解这些事件，也为了用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解释为什么事情会那样发生，多重螺旋因果链的构建成为必需，这种因果链比DNA本身的螺旋结构要复杂得多。社会进程比大自然的变化过程要难以捉摸得多。要确定任何一个原因并把它说成是决定性的，或甚至是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这并没有被证明是可能的——实际上这明显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查理一世在1629年所作的决定，即开始在教会和国家实施有关社会秩序的强硬政策，尽管它作为导致垮台的原因无疑是关键性的，但其本身仅仅是一个长的前段链条的一步，是对议会反对派先前攻击的几乎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而议会反对派发起攻击的最终原因必须远远地追溯到都铎王朝早期。这里所提供的对英国革命的解释是有条理的，可能过于有条理，但是，它并不简单，也不简洁。

关于英国革命，重要的并不是它在永久性地改变英国的面貌上所取得的成功——因为这是轻微的——而是1640年后各种不同的反对派政纲和成就的智识内容。一个举行过涂油仪式的国王，因对他的臣民违约而遭到审判，他的头被当众砍掉，他的公职被宣布废除，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英国国教会被废止，它的财产被没收，当局正式宣布对所有形式的新教予以相当广泛的宗教宽容，甚至强制执行之。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也可能是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群人，他们颂扬自由而非权利的思想，平等而非特权的思想，友爱而非顺从的思想。这些思想将继续存在，并将在其他时代的其他社会中再次复兴。1647年，清教徒约翰·达文波特正确地预言了“目前在英国发现的光亮……永远不会完全熄灭，尽管我料想相反的观点将暂时流行”。[199]

尽管革命表面上失败了，尽管君主制、上议院和英国国教得以恢复，尽管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选举制度、法律、行政管理、教会和教育制度的改革遭到彻底阻挠，尽管革命后的社会结构相较于以前变得更加等级森严和固定得多，不过，某些东西幸存了下来。关于宗教宽容的思想幸存了下来，对中央行政部门干涉有产阶级人身自由的权力予以限制的思想幸存了下来，基于广泛社会同意的政体这个思想也幸存了下来。这些思想在约翰·洛克的著作中再次出现，并在威廉三世和安妮统治时期表现于政治制度中。它的特征是数量巨大的且自由发表意见的选民，发展良好的政党组织，以及广泛的权力转移至议会手中。权利法案、宽容法案和每年一次的叛乱法案，有效地限制了行政部门的强制权力，这连同普通法法官所赢得的进一步收获一起，使得英国有产阶级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成为18世纪欧洲的羡慕对象。这些好处并没有扩展至穷人身上，穷人仍然完全受其社会上层的支配，但是，这些思想被确立为政治国家的共同财产，这是颇有新意的东西。这些东西为以后这些特权沿着社会等级向下扩展扫清了道路，还能够在其他时期和地方充当榜样。[200]正是这份思想遗产，使得如下断言合乎情理，即17世纪英国的危机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因而在西方文明的演进中是一件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件。

[1] 这章注释打算引起对最近20年出版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关注，本书如此多的论证立足于这些研究。人们早已熟悉的事实以及所有教科书中的事实不再加脚注。
E.海德、克拉伦登伯爵：《英国叛乱和内战的历史》，W.D.默里主编，牛津，1888年。

[2] C.V.韦奇伍德：《王之和平，1637—1641年》，伦敦，1955年。

[3] S.R.加德纳：《斯图亚特王朝前两个国王和清教革命》，伦敦，1876年。

[4] T.B.麦考利：《自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伦敦，1849年；G.M.特里维廉：《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伦敦，1925年。

[5] F.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伦敦，1892年，第xix-xxiv页；C.希尔：《英国革命，1640年》，伦敦，1940年，第9～82页；R.H.托尼：《乡绅的兴起，1558—1640年》，载《经济史评论》，第11卷，1941年；《哈林顿对他的时代的理解》，载《英国学会会刊》，第27卷，1941年。M.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伦敦，1946年，第109～151、161～176、186～220、224～239页。关于新马克思主义解释，参见巴林顿·小穆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波士顿，1966年，第一部分，第一章。关于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该解释容许宗教和思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参见C.希尔：《17世纪英国革命》，载《历史杂志》，第221卷，1959年，以及他的《革命的世纪，1603—1714年》，伦敦，1961年。关于对这些理论的凶猛攻击，参见J.H.赫克斯特：《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神话》，见《历史中的重新评价》，伦敦，1961年。

[6]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1966年，第72～74、90、106～108页。

[7] H.R.特雷弗-罗珀：《乡绅，1540—1640年》，载《经济史评论》，增刊第1期，1953年。

[8] J.哈林顿：《大洋国》，1737年，第70页。

[9] S.诺伊曼：《国际上的内战》，载《世界政治》，第1卷，1949年，第33～34页，注释1。

[10] S.C.洛马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信件和演说》，第2卷，伦敦，1906年，第342页。

[11] J.瑟斯克：《空位时期保王党人土地的拍卖》，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5卷，1952年；《王政复辟时期的土地解决方案》，载《现代史杂志》，第26卷，1954年；H.J.哈巴卡克：《土地所有者与内战》，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18卷，1965年；《议会军与国王土地》，载《威尔士历史评论》，第3卷，1967年。

[12] S.R.加德纳：《清教革命的宪政文献，1625—1660年》，牛津，1906年，第372页。

[13] 《英国博物馆托马森小册子目录，1640—1661年》，伦敦，1908年，第ⅹⅺ页。人们已知晓这个收藏品远不是完整的。

[14] W.M.拉蒙特：《边缘上的普林，1600—1669年》，伦敦，1963年，第30页。

[15] C.奥格尔维：《国王的政府与习惯法，1471—1641年》，牛津，1958年；M.贾德森：《宪政的危机》，新不伦瑞克，1949年，第2章；C.希尔：《英国革命的智识起源》，牛津，1965年，第5章；W.S.霍尔兹沃思：《英国法律史》，伦敦，1937年，第5卷，第425～493页。

[16] C.希尔：《诺曼枷锁》，见《清教主义与革命》，伦敦，1958年，第1部分，第3章。

[17] T.霍布斯：《人性》，见《英文著作》，W.莫尔斯沃思主编，1841年，第4卷，第16页。

[18] J.F.威尔逊：《议会中的布道坛：英国内战期间的清教主义，1640—1648年》，普林斯顿，1969年；H.R.特雷弗-罗珀：《长期议会的斋戒布道》，见《宗教、宗教改革与社会变迁》，伦敦，1967年；J.C.斯波尔丁：《议会前的布道（1640—1649年），依照一名清教徒的日记》，载《教会史》，第36卷，1967年。

[19] C.希尔：《上帝的英国子民》，伦敦，1970年，第55页；《历史手稿委员会》，第2次报告，第63页；C.希尔：《清教主义与革命》，见前引书，第124页；J.T.克利夫：《从宗教改革到内战期间的约克郡乡绅》，伦敦，1969年，第348页。

[20] M.沃尔泽：《圣徒的革命》，剑桥，马萨诸塞州，1965年，第10～11页。

[21] T.霍布斯：《论公民》，1651年，转引自P.扎戈林：《宫廷与乡村》，伦敦，1969年，第347页；H.帕克：《对陛下后期的一些回复与特急公文的观察》，伦敦，1642年；M.贾德森：《亨利·帕克与议会统治权理论》，见《纪念C.H.麦基尔韦恩的历史与政治思想论文集》，剑桥，马萨诸塞州，1936年。

[22] 《国务档案纪事，威尼斯人，1647—1652年》，第129页。我把这条引文归功于R.巴拉奥纳先生。

[23] G.E.伦斯基：《地位结晶化：社会地位的非垂直面》，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9卷，1954年，见上文，第19页。

[24] C.A.霍姆斯：《东部联盟》，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第90页。

[25] S.R.加德纳：《伟大的内战》，第2卷，第230～232、277～279页。

[26] 基于M.F.基勒的《长期议会，1640—1641年》一书中对个人传记的研究，费城，1954年。

[27] A.埃弗里特：《肯特郡共同体与大叛乱，1640—1660年》，莱斯特，1966年，第143、242页。

[28] 关于这个以及其他反对意见，参见C.希尔：《近来有关内战的解释》，见《清教主义与革命》；P.扎戈林：《英国革命的社会解释》，载《经济史杂志》，第19卷，1959年；以及J.H.赫克斯特：《历史中的重新评价》，见前引书，第129～131页。

[29] F.恩格斯，见前引书；R.H.托尼：《乡绅的兴起》，见前引书，第183～189页，第203页；C.希尔：《1640年的英国革命》，伦敦，1940年，第27～29页。

[30] W.S.鲁滨逊：《生态相关性与个人行为》，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5卷，1950年；L.斯通：《再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载《过去与现在》，第109卷，1985年。

[31] D.M.沃尔夫：《清教革命的平等派宣言》，伦敦，1944年，第237页。

[32] 《国务档案纪事，西班牙人》，第1卷，第178页。

[33] 爱德华·赫伯特勋爵：《国王亨利八世的生平和统治》，伦敦，1683年，第4页。

[34] G.R.埃尔顿在1950年代早期提出了有关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的守法主义/宪政观点，随着他的《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伦敦，1955年）一书的出版，该观点成为官方正统。针对它的首个重大抨击开始于J.H.赫斯特菲尔德：《到底有没有都铎王朝专制统治？》，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第5辑，第17卷，1967年。

[35] A.F.波拉德：《亨利八世》，伦敦，1905年，第397～415页，以及R.B.沃纳姆：《在无敌舰队之前：英国外交政策的发展》，伦敦，1966年，第12、13、14章，都试图把战争纳入大战略中。这些谬误被J.J.斯卡瑞斯布雷克指出，见《亨利八世》，伦敦，1968年，第424页。

[36] H.米勒：《16世纪贵族津贴估算》，载《历史研究学会会刊》，第28卷，1955年；F.C.迪茨：《英国政府财政，1485—1558年》，载《伊利诺伊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9卷，1920年，第94页；J.赫斯特菲尔德：《财政封建主义的收益，1541—1602年》，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8卷，1955年。

[37] 约克郡西区的教会财产总计稍多于全部财富的1/4（R.B.史密斯：《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的地产与政治》，牛津，1970年，第73页）。

[38] F.C.迪茨：《英国公共财政，1558—1641年》，纽约，1932年，第10、11、12、14章。

[39] M.B.唐纳德：《伊丽莎白时期的铜》，伦敦，1955年，第6、11章。E.休斯：《1563—1571年期间英国的盐专卖》，载《英国历史评论》，第40卷，1925年；R.B.特顿：《明矾承包》，惠特比，1938年。

[40] G.艾尔默：《国王的官员》，伦敦，1961年，第3、4章；K.W.斯沃特：《17世纪的官职出售》，海牙，1949年，第3章。

[41] F.C.迪茨：《英国公共财政，1558—1641年》，第235、265～266、303～304、362～379、391页；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牛津，1965年，第496～498页。

[42] L.斯通：《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政治纲领》，载《历史研究学会会刊》，第24卷，1951年，第4～18页；W.K.乔丹：《爱德华六世：年轻的国王》，伦敦，1968年，第466页，注释2。

[43] 斯通：《贵族的危机》，第201～217页；G.C.克鲁克香克：《伊丽莎白的军队》，牛津，1966年，第1、2章；L.博因顿：《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民兵组织，1558—1638年》，伦敦，1967年，第1～4章。

[44] E.W.艾夫斯：《宗教改革之前英国的普通法律师》，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第5辑，第18卷，1968年，第162～173页；C.奥格尔维：《国王的统治与普通法》；C.W.布鲁克斯：《英国的普通法律师，大约在1558—1642年》，见《近代早期欧洲和美国的律师》，W.普雷斯特主编，纽约，1981年。

[45] W.C.理查森：《都铎王朝议事厅的行政管理，1485—1547年》，巴吞鲁日，1952年，第433～442页；G.R.埃尔顿：《都铎王朝的政府革命》，剑桥，1953年，第223～224页；《都铎时期的政府》，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第24～26卷，1974—1976年；《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国库：收入上的战争》，见《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政府与社会》，S.T.宾多夫等主编，伦敦，1961年。

[46] W.H.小邓纳姆：《黑斯廷斯勋爵的“契约家臣”》，载《康涅狄格州艺术与科学学会会报》，第39卷，1955年。

[47] M.詹姆斯：《家庭、家系与公民社会……1500—1640年》，牛津，1974年；《英国政治与荣誉的概念》，载《过去与现在》，增刊第3期，1978年。

[48] 关于高水准的地方性研究，参见W.B.威尔科克斯：《格洛斯特郡：地方政府研究，1590—1640年》，纽黑文，1940年；T.G.巴恩斯：《萨默塞特郡，1625—1640年》，伦敦，1961年；P.克拉克：《从宗教改革到革命期间英国的地方社会：肯特郡，1500—1640年》，哈索克斯，1977年；A.弗莱彻：《和平与战争时期的一个郡社区：苏塞克斯，1600—1660年》，伦敦，1975年。

[49] J.F.威廉斯：《玛丽一世时期的已婚教士》，载《诺福克郡考古学》，第32卷，1958—1961年。

[50] 被下列书援引，P.米勒：《马萨诸塞州的正统信仰，1630—1650年》，剑桥，马萨诸塞州，1933年，第19页。

[51] W.T.麦卡弗里：《英国：国王与新贵族，1540—1600年》，载《过去与现在》，第30卷，1965年；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见前引书，第97页；J.C.尤英斯：《德文郡修道院的土地，德文郡和康沃尔郡档案协会》，新系列，第1卷，1955年，第ⅹⅹ-ⅹⅺ页；G.斯科特·汤姆森：《两个世纪的家庭史》，伦敦，1930年，第166页。

[52] S.B.利耶格伦：《修道院的衰落与通往大革命的英国社会变迁》，隆德，1924年。

[53] F.S.西伯特：《英国的新闻自由，1476—1776年》，厄巴纳，1965年，第1和2部分；A.G.迪肯斯：《英国宗教改革》，伦敦，1964年，第26～37、68～82、190～192、264～279页；P.柯林森：《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清教徒运动》，伦敦，1967年，第48～55、141～147、432～447页；《约翰·菲尔德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分离主义》，见《虔诚的人民》，伦敦，1983年；A.F.阿利森、D.M.罗杰斯：《英国在国外秘密印刷的英文天主教书籍目录，1558—1640年》，博格诺里吉斯，1956年，第176页；H.S.贝内特：《英文书籍与读者，1558—1603年》，剑桥，1965年，第74～86页；见前引书：《1603—1640年》，剑桥，1970年，第89～90页。

[54] C.希尔：《教会的经济问题》，牛津，1956年，第4章；E.罗森堡：《莱斯特；文学的赞助人》，纽约，1955年，第4章。

[55] S.E.莱姆贝格：《宗教改革时期的议会，1529—1536年》，剑桥，1970年。关于国际比较，参见J.P.库珀：《17世纪英国与欧洲大陆政府之间的差异》，见《英国与荷兰》，第1卷，J.S.布罗姆利、E.H.科斯曼主编，伦敦，1960年。

[56] J.J.斯卡瑞斯布雷克，见前引书，插图3。

[57] J.E.尼尔：《伊丽莎白和她的议会》，第1、2卷，伦敦，1953年，1957年。

[58] 阿尔伯马尔公爵乔治：《对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观察评论》，伦敦，1671年，第145页。

[59] A.里格利、R.斯科菲尔德：《英国人口史，1541—1871年》，伦敦，1981年，表格7、8；《维多利亚郡史，莱斯特郡》，第3卷，第137～142页；J.瑟斯克：《英格兰与威尔士农业史》，第4卷，剑桥，1967年，第593～609页；I.布兰查德：《人口变迁、圈地运动与都铎王朝早期的经济》，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23卷，第3期，1970年。

[60] E.凯里吉：《农业革命》，伦敦，1967年（参见G.E.明格的评论，载《农业史评论》，第17卷（第2期），1969年，第151～154页）；W.G.霍斯金斯：《收成波动与英国经济史，1620—1759年》，载《农业史评论》，第16卷（第1期），1968年，第25～28页；J.瑟斯克：《17世纪的农业与社会变迁》，见《17世纪的英国》，P.西弗主编，纽约，1976年；R.穆尼耶：《农民的暴怒》，巴黎，1967年。

[61] F.J.费希尔：《16世纪英国的商业趋势与政策》，见《经济史论文集》，第1卷，E.M.卡勒斯-威尔逊主编，伦敦，1954年；L.斯通：《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海外贸易》，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2卷，1949年；F.J.费希尔：《17世纪早期伦敦的出口贸易》，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3卷，1950年；W.B.斯蒂芬斯：《地方性港口的布料出口，1600—1640年》，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22卷，1969年；B.苏普莱：《英国的商业危机与变迁，1600—1642年》，剑桥，1964年；R.戴维斯：《英国的对外贸易，1660—1700年》，见《经济史论文集》，见前引书，第2卷，1962年；R.戴维斯：《英国的海外贸易，1500—1700年》，伦敦，1971年；J.瑟斯克：《农业史》，第466～592页。

[62] E.米塞尔登：《自由贸易》，伦敦，1622年，第40页。

[63] J.克罗夫茨：《驮马、四轮运货马车和商埠》，伦敦，1967年。

[64] 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第528～532页；J.G.范迪伦：《主要国有银行的历史》，海牙，1934年，第95页。

[65] J.U.内夫：《大不列颠的技术进步与大规模工业的发展，1540—1640年》，见《经济史论文集》，第1卷，E.M.卡勒斯-威尔逊主编；D.C.科尔曼：《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工业》，伦敦，1975年。

[66] E.A.里格利：《关于伦敦在不断变迁的英国社会和经济中的重要性的一个简单模型，1650—1750年》，载《过去与现在》，第37卷，1967年；L.斯通：《英国的社会流动，1500—1700年》，载《过去与现在》，第33卷，1966年，第31页；C.菲西安·亚当斯：《中世纪晚期英国城市的衰落》，见《社会中的城镇》，P.艾布拉姆斯、E.A.里格利主编，剑桥，1978年；P.克拉克、P.斯莱克：《转变中的英国城镇，1500—1700年》，牛津，1976年；P.科菲尔德：《16、17世纪城市的发展》，见《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的贸易、政府与经济》，D.C.科尔曼、A.H.约翰主编，伦敦，1976年。

[67] L.斯通：《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海外贸易》，见前引书，第39页；F.J.费希尔：《17世纪早期伦敦的出口贸易》，见前引书，第152页；R.戴维斯：《英国的对外贸易，1660—1700年》，见前引书，第270～271页。（关于1700年的百分比是我从戴维斯教授的图表中推断出来的）

[68] J.瑟斯克：《乡村地区的工业》，见《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经济社会史论文集》，F.J.费希尔主编，剑桥，1961年；A.J.、R.H.托尼：《17世纪职业调查》，载《经济史评论》，第5卷，1934—1935年。

[69] L.斯通：《英国的社会流动》，见前引书。

[70] A.G.迪肯斯：《英国宗教改革》，伦敦，1964年，第163～166页；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附录3、6；J.康沃尔：《都铎王朝早期的乡绅》，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17卷，1964—1965年，第457～461页；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牛津，1962年，第280～281页。

[71] B.L.兰斯多恩手稿，1218第15张；公共档案馆，大法官法庭193/12/3第44张背面至47张。

[72] 国王地产的拍卖

*E.M.费尔普斯-布朗、S.V.霍普金斯：《七个世纪的消费品价格……》，载《经济学》，新系列，第23卷，1956年，第311页。

[73] 仅举一个例子，当威廉·卡文迪什爵士在1602年以6300英镑的价格从国王手中购买四个庄园时，他花费了几百英镑行贿，其中100英镑送给了财务大臣，另有50英镑送给了等级审核官，以便在等级评定上予以方便，还有20英镑送给了首席检察官，使之保持缄默，又给了后者的书记员10英镑——所有这些都是除正常费用之外的花销（查茨沃斯庄园，哈德威克手稿，抽屉143/40）。

[74] R.B.史密斯：《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的地产与政治》，见前引书，第218页；J.克尔：《国王地产的处置与德文郡土地市场，1536—1558年》，载《农业史评论》，第18卷，1970年，第95、101页。

[75] 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第4章。

[76] L.斯通所援引的引文，见《英国的社会流动》，第26页，注释20、21；O.阿什莫尔：《兰开夏郡乡绅的家庭财产清册，1550—1700年》，载《兰开夏郡和柴郡历史协会会报》，第110卷，1958年；V.H.T.斯基普：《阿登林区的经济与社会变迁，1530—1649年》，载《农业史评论》，第18卷，增刊，1970年，第101～105页。

[77] 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第257～268页；M.E.詹姆斯，出处同上。

[78] M.E.詹姆斯：《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的服从与异议：林肯郡叛乱，1536年》，载《过去与现在》，第48卷，1970年，第70页；A.弗莱彻：《都铎王朝时期的叛乱》，伦敦，1968年，第4章。

[79] 对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战的讨论，请参见上文，第2章，整篇。

[80] 斯通：《英国的社会流动，1500—1700年》，见前引书，第24页。

[81] 斯通，见前引书，第27页，注释22；第19页，注释3。R.G.豪厄尔：《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与清教革命》，见前引书，第2章。

[82] W.K.乔丹：《爱德华六世：年轻的国王》，第15章。

[83] 现在毫无疑问很清楚的是，乔丹教授夸大了在处理济贫时私人慈善的重要性，严重低估了靠税金维持的官方体制的范围、规模和持续性。“建设性的活动和绝大部分资金，来自私人捐赠而不是来自法律所预期的机制”，这个断言不再站得住脚（W.K.乔丹：《英国的慈善，1480—1660年》，伦敦，1959年，第18、90、107页）。有关有组织的公共救济的重要性的证据收集在A.L.贝耶尔：《沃里克郡的贫困与济贫研究，1540—1680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9年，第178页。朱利安·希尔先生告诉我，他自己对什罗普郡的研究证实了贝耶尔博士的研究结果。

[84] C.S.L.戴维斯：《英国的民众叛乱，1500—1700年》，载《年鉴》，1969年，第1期；《法国与英国的农民起义》，载《农业史评论》，第21卷，1973年；B.夏普：《藐视所有权威》，伯克利，1980年。

[85] P.扎戈林，见前引书，第323页；C.A.霍姆斯，见前引书，第93页。关于当前的看法，参见C.希尔：《多头怪物》，见《从文艺复兴到反宗教改革》，C.H.卡特主编，纽约，1965年。

[86] W.L.萨克斯：《暴民与1688年革命》，载《英国研究杂志》，第4卷（第1期），1964年。

[87] J.克拉彭：《英国的伊丽莎白》，E.P.、C.里德主编，费城，1951年，第27～28页；G.古德曼：《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宫廷》，伦敦，1839年，第2卷，第57页。

[88] B.贝伦斯：《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辉格派的宪政理论》，载《剑桥历史杂志》，第7卷，1941—1942年，第44页。

[89] C.福尔斯：《伊丽莎白的爱尔兰战争》，伦敦，1950年，第255、258、264、277、284、324、326、329、335、341页；埃德蒙·斯潘塞：《关于爱尔兰状况的看法》，见《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爱尔兰》，H.莫利主编，伦敦，1890年，第143～144页。

[90] P.莫伊尼汉博士致尼克松总统，载《纽约时报》，1970年3月11日，第30页。

[91] 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见前引书，第405～411页；F.D.普赖斯：《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对开除教籍的滥用和教会教规的衰微》，载《英国历史评论》，第57卷，1942年；W.皮尔斯：《马尔普雷莱特小册子》，1588年，1589年，伦敦，1911年；亚历山大·莱顿：《请求议会；或锡安恳求反对高级教士》，伦敦，1628年。

[92] 斯通，见前引书，第406页。

[93] J.塞尔登：《席间闲谈》，F.波洛克主编，伦敦，1917年，第17页。

[94] D.M.巴勒特：《从宗教改革到1660年期间教区教士的状况》，博士学位论文，牛津，1949年，第9页；J.I.戴利：《马修·帕克任期内的多元主义》，载《教会史杂志》，第18卷，1967年，第45页；F.W.布鲁克斯：《16世纪教区牧师的社会地位》，载《英国考古学会杂志》，第3辑，第10卷，1945—1947年；W.G.霍斯金斯：《16世纪莱斯特郡的乡村牧师》，见《莱斯特郡历史论文集》，利物浦，1950年；C.希尔：《教会的经济问题》，牛津，1956年，第9章；P.泰勒：《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教区教士的地位》，载《教会史研究》，第4卷，1967年。

[95] R.豪厄尔：《在长期议会召集之前纽卡斯尔的清教主义》，载《艾利安的考古学》，第4辑，第41卷，1963年，第138页。

[96] W.珀金斯：《基督教的基础》，伦敦，1595年，标记A2。

[97] J.哈克特：《一个世纪的布道》，T.普卢姆主编，伦敦，1675年，第ⅻ页。

[98] J.博西：《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天主教教义的特征》，载《过去与现在》，第21卷，1962年；R.B.曼宁：《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苏塞克斯的宗教与社会》，莱斯特，1969年，第3、8、12章。

[99] P.柯林森：《主教制与改革》，载《教会史研究》，第3卷，1966年；《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清教徒运动》，第191～207、243～248、432～467页；I.摩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虔诚的传道士》，伦敦，1965年；P.西弗：《清教讲道者》，斯坦福，1970年；E.罗森堡，见前引书，第6章；M.H.柯蒂斯：《汉普顿宫会议及其后果》，载《历史》，第46卷，1961年；R.A.马钱特：《清教徒与教会法庭，1560—1642年》，伦敦，1960年，第10章；P.柯林森：《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宗教和解》，见《内战之前》，H.汤姆林森主编，伦敦，1983年。

[100] C.拉塞尔：《英国关于宗教统一的辩论，1530—1650年》，载《教会史杂志》，第18卷，1967年，第204页；E.洛奇：《英国史阐释》，伦敦，1791年，第260页。

[101] C.拉塞尔，见前引书，第213页；N.沃德：《致英国崇高而荣耀的议会》，伦敦，1648年，第5页；《美国传记词典》，第13卷，助理编辑，尤里安·J.奥克斯（我把这些引文归功于J.普鲁厄特先生）。

[102] 接下来的有关贵族的段落是对斯通在《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一书中的论点的直白总结，该书的第1、3、4、10、14章。

[103] 关于欧洲宫廷系统的作用，参见H.R.特雷弗-罗珀：《17世纪总危机》，见《欧洲危机，1560—1660年》，T.H.阿斯顿主编，伦敦，1965年。关于英国宫廷，参见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第8章；W.T.麦卡弗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政治中的地位和庇护》，见《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政府与社会》，S.T.宾多夫等人主编，牛津，1961年；G.V.P.阿克里格：《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盛大庆典》，剑桥，马萨诸塞州，1962年；J.H.赫克斯特：《英国贵族，它的危机以及英国革命，1558—1660年》，载《英国研究杂志》，第8卷，1968年，第57～69页；P.扎戈林：《宫廷与乡村》。

[104] J.E.尼尔：《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政治舞台》，见于他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历史论文集》，伦敦，1958年；L.斯通：《官职的收益：以第一代索尔兹伯里伯爵罗伯特·塞西尔为例，1596—1612年》，见《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经济社会史论文集》，F.J.费希尔主编，伦敦，1961年；J.P.库珀：《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思的命运》，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2期，1958年；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第100～106、489～495页；M.普雷斯特维奇：《克兰菲尔德：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政治活动与收益》，牛津，1966年，第9章；A.J.卢米：《罗伯特·塞西尔爵士与西班牙大使》，载《历史研究所期刊》，第42卷，1969年；J.H.赫斯特菲尔德：《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自由、腐败与治理》，剑桥，马萨诸塞州，1973年，第3部分。

[105] J.赫斯特菲尔德，见前引书。

[106] G.R.埃尔顿：《靠法令改革：托马斯·斯塔基的〈对话〉与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政策》，载《英国学会会刊》，第54卷，1968年；W.G.齐维尔德：《都铎王朝政策的基础》，伦敦，1948年；A.B.弗格森：《善于表达的市民与英国文艺复兴》，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65年，第361～380页；J.瑟斯克：《经济政策与项目》，牛津，1978年，第3、4章。

[107] L.斯通：《16世纪英国的国家控制》，载《经济史评论》，第17卷，1947年。

[108] M.W.贝雷斯福德：《公共告密者、刑罚法令和经济管制》，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10卷，1957年；G.R.埃尔顿：《为获利而告密》，见《星室法庭史话》，伦敦，1958年。

[109] 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见前引书，第426～449页。

[110] W.廷代尔：《一个男性基督徒的顺从》，见《教义论与圣经不同部分的引言》，H.沃尔特主编（帕克协会），1848年，第177～178页；A.G.迪肯斯：《求恩巡礼事件的国王赦免状》，载《约克郡考古学杂志》，第33卷，1938年，第406页；W.哈勒：《约翰·福克斯与清教革命》，见R.F.琼斯：《17世纪》，斯坦福，1951年，第209页；W.哈勒：《福克斯殉道者名录与上帝选定的国家》，伦敦，1963年，第234页。

[111] E.C.威尔逊：《英国的伊莱扎》，剑桥，马萨诸塞州，1939年，第33、120、215～222页。

[112] G.古德曼：《詹姆斯一世的宫廷》，1839年，第2卷，第379页；N.E.麦克卢尔：《约翰·张伯伦的信件》，费城，1939年，第2卷，第243页；J.哈林顿：《古代琐事》，伦敦，1804年，第1卷，第348～353页；F.奥斯本：《在詹姆斯一世宫廷的秘史中关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传说回忆》，W.斯科特主编，爱丁堡，1811年，第1卷，第50页；B.L.哈利父子收集的手稿，6395，第50张反面。这些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其存在这个事实，而不在于其真实性。关于广为流传的有关詹姆斯一世性癖好的小道消息的其他证据，参见F.班福德：《一个保王党人的笔记本》，伦敦，1936年，第196页；J.哈林顿，见前引书，第1卷，第391～395页；E.佩顿：《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家庭的神奇大灾难》，见斯科特的前引书，第2卷，第346、348页；F.奥斯本：《国王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的一些口传历史记录》，见斯科特的前引书，第1卷，第274～276页；A.韦尔登：《詹姆斯国王的性格》，见斯科特的前引书，第1卷，第376页；N.E.麦克卢尔，见前引书，第2卷，第144页；伯德雷恩图书馆罗林森手稿，诗歌，26，第72张反面；伯德雷恩图书馆英国诗歌手稿，C50，第12张。

[113] D.H.威尔森：《詹姆斯六世和一世》，1956年，第20、21章；L.斯通：《贵族的危机》，见前引书，第662～671页；W.B.赖伊：《外国人所见的英国》，伦敦，1865年，第229页；S.A.斯特朗：《维尔贝克……文献目录》，伦敦，1903年，第210页。关于詹姆斯一世讨厌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例证，参见F.班福德：《一个保王党人的笔记本》，见前引书，第196～197页；J.O.哈利韦尔：《西蒙兹·迪尤斯爵士的自传和信件》，伦敦，1845年，第1卷，第170页。

[114] 被W.哈勒所援引，“约翰·福克斯”，第223页；《福克斯殉道者名录与上帝选定的国家》，第241页；以及被P.西弗所援引，见前引书，第68页。另请参阅埃德蒙·卡拉米在1642年所言：“上帝使我们像扫罗一样，在天恩上比所有其他民族要高出一头”（被J.C.斯波尔丁在《教会史》中援引，第36卷，1967年，第31页）。

[115] J.哈克特：《一个世纪的布道》，T.普卢姆主编，伦敦，1675年，第ⅹⅴ页；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第388～389页。

[116] J.E.尼尔：《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下议院》，伦敦，1949年，第7、15章。

[117] M.贾德森：《宪政的危机》，第7章；P.扎戈林，见前引书，第7章；W.M.米切尔：《下议院中革命党派的崛起，1603—1629年》，纽约，1957年，第5章；W.诺特斯坦：《下议院获得创制权》，伦敦，1924年；J.R.坦纳：《17世纪的宪政冲突》，伦敦，1928年；F.D.沃姆斯：《君主特权，1603—1649年》，伊萨卡，1939年。

[118] 《请求女王帮助低地国家受折磨和压迫的人民的原因公告》，伦敦，1585年，署名AI.，见《詹姆斯一世的政治著作》，C.H.麦基尔韦恩主编，剑桥，马萨诸塞州，1918年，第307页。

[119] R.B.史密斯：《亨利八世时期英国的土地与政治》，牛津，1970年，第4章；J.格利森：《英国的治安法官，1558—1640年》，牛津，1969年，第7、8章；T.巴恩斯：《萨默塞特，1625—1640年》，伦敦，1961年，第3、11章。我对这一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同维克托·摩根先生的多次谈话中得以深化。

[120] L.斯通：《英国的教育革命，1560—1640年》，载《过去与现在》，第28卷，1966年，第54～64页，第69页；H.F.卡尼：《学者与绅士》，伦敦，1970年，第3、4章；J.H.普拉姆：《英国政治稳定性的起源，1675—1725年》，波士顿，1967年，第27～28、34～38页；T.霍布斯：《贝希摩斯》，F.滕尼斯主编，伦敦，1889年，第43、40页，另请参阅第23、56、58、155页。

[121] L.斯通：《英国的读写能力与教育，1640—1900年》，载《过去与现在》，第42卷，1969年，第98～102页；M.斯布福特：《读写能力的第一步》，载《社会史》，第4卷，1979年；《小书与令人愉快的故事》，剑桥，1981年；I.K.菲耶拉本德、A.L.菲耶拉本德、B.A.内斯沃尔德：《社会变迁与政治暴力》，见《美国的暴力：历史和比较的视角》，H.G.格雷厄姆、T.R.格尔主编，华盛顿，1969年，第2卷，第524页。

[122] C.希尔：《英国革命的思想根源》，牛津，1965年，第5章；W.S.霍尔兹沃思，见前引书，第5章，第423～493页；W.J.琼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衡平法院》，牛津，1967年，第3部分，观点在其中处处可见。

[123] P.西弗，见前引书，第8页。

[124] J.F.戴维斯：《英国东南部的罗拉德派幸存者与纺织工业》，载《教会史研究》，第3卷，1966年；C.希尔：《革命前的英国社会与清教主义》，伦敦，1964年，第4章。

[125] H.C.波特：《都铎王朝时期剑桥的宗教改革与反应》，剑桥，1958年，第142～143页。

[126] C.克罗斯：《清教徒伯爵》，伦敦，1966年，第51、138页；P.黑林：《历史的和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伦敦，1681年，第539页（被C.希尔所援引：《上帝的英国人》，见前引书，第217页）。对清教神学与革命实践的关系的最佳分析在希尔的书中可以找到，见前引书，第9章。

[127] T.霍布斯，见前引书，第21页。

[128] W.拉蒙特：《作为历史和历史编纂学的清教主义》，载《过去与现在》，第44卷，1969年，第137～146页；《虔诚的统治》，伦敦，1969年；《理查德·巴克斯特与千年王国》，伦敦，1979年。

[129] J.F.威尔逊：《议会里的布道坛》，第224～235页；L.B.史密斯：《16世纪英国的叛国罪审判》，载《思想史杂志》，第15卷，1954年。

[130] J.哈克特：《一个世纪的布道》，见前引书，第xliii页。

[131] M.沃尔泽：《圣徒的革命》，第4、5、7章；《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清教主义》，载《历史与理论》，第3卷，1963年；J.E.尼尔：《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下议院》，见前引书，第251页；《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议会》，见前引书，第2卷，1957年，第141页；P.柯林森：《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清教徒运动》，第278～279、303～306页。

[132] C.希尔：《教会的经济问题》，第252～267页；A.P.牛顿：《英国清教徒的殖民活动》，纽黑文，1914年，第10章。

[133] J.G.A.波科克：《古代法与封建宪法》，剑桥，1957年，第2、3章；C.奥格尔维，见前引书；M.贾德森：《宪政的危机》，见前引书，第2章；E.W.艾夫斯：《社会变迁与法律》，见《英国革命，1600—1660年》，伦敦，1968年。

[134] W.普雷斯特：《律师学院乡绅的法律教育，1560—1640年》，载《过去与现在》，第38卷，1967年。克拉伦登无疑假定，一个绅士会在律师学院学会一些法律。（爱德华·海德、克拉伦登伯爵：《一些小册子集》，伦敦，1727年，第327～330页）

[135] E.W.艾夫斯，见前引书，第126页。

[136] P.扎戈林：《宫廷与乡村》，见前引书，第3章。

[137] H.F.卡尼，见前引书，第43页。

[138] J.G.A.波科克：《马基雅维利、哈林顿与18世纪英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载《威廉与玛丽季刊》，第3辑，第22卷，1965年，第565页。

[139] J.多恩：《诗歌》，J.C.格里尔森主编，伦敦，1912年，第237～238页。

[140] C.希尔，见前引书，第3章，以及几位学者在《过去与现在》上发表的文章和注释，第28～31卷，1964—1965年。

[141] T.K.拉布：《弗朗西斯·培根与社会改革》，见《近代早期欧洲的行动与信念》，T.K.拉布、J.E.西格尔主编，普林斯顿，1970年；H.R.特雷弗-罗珀：《宗教、宗教改革与社会变迁》，第257～258页；B.J.夏皮罗：《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与科学》，载《过去与现在》，第40卷，1968年。

[142] M.德塞尔托：《17世纪宗教史：方法的问题》，载《宗教学研究》，第57卷（第2期），1969年，第233～234页。

[143] C.希尔，见前引书，第8页。

[144] C.A.霍姆斯：《东部联盟》，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9年，附录3，第495页。感谢霍姆斯教授允许我引用他的论文。A.埃弗里特：《肯特郡共同体与大叛乱，1640—1660年》，见前引书，第36页；《萨福克与大叛乱，1640—1660年》，载《萨福克郡档案协会》，第3卷，1960年，第20页；《地方的变迁：17世纪》，莱斯特，1969年，第38页；J.T.克利夫：《约克郡乡绅》，伦敦，1969年，第13页。

[145] R.H.托尼：《乡绅的兴起，1558—1640年》，见E.M.卡勒斯-威尔逊的前引书，第1卷，第192页；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见前引书，第157页。

[146] P.拉斯利特：《克莱沃思与科金霍》，见《历史论文集，1600—1750年》，H.E.贝尔、R.L.奥拉德主编，伦敦，1963年，第177页；E.A.里格利：《伦敦的重要性，1650—1750年》，在上述引文中，第46页；E.E.里奇：《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的人口》，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2卷，1950年，第258～265页；L.斯通：《英国的社会流动》，见前引书，第31～32页；J.康沃尔：《17世纪人口流动的证据》，载《历史研究所期刊》，第40卷，1967年，第147、150页；D.格拉斯：《17世纪末伦敦城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见《伦敦历史研究》，A.E.J.霍兰德、W.凯拉韦主编，伦敦，1969年，第386～387页；V.H.T.斯基普：《阿登林区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见前引书，第108页。

[147] A.埃弗里特：《地方的变迁》，见前引书，第30页。

[148] D.M.巴雷特，见前引书，第50页。

[149] M.柯蒂斯：《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被疏远的知识分子》，载《过去与现在》，第23卷，1962年。

[150] J.E.尼尔：《平民在议会中言论自由的特权》，见《献给A.F.波拉德的都铎王朝研究》，R.W.西顿-沃森主编，伦敦，1924年，第286页。

[151] E.罗杰斯：《第五王国派信徒的生平与主张》，伦敦，1867年，第49页。（我把这个引文归功于彼得·索恩先生）

[152] H.R.特雷弗-罗珀：《大主教劳德，1573—1645年》，伦敦，1940年；C.希尔：《教会的经济问题》，见前引书。

[153] 《威廉·劳德的著作》，W.斯科特、J.布利斯主编，牛津，1847—1860年，第5卷，第2部分，第499页。

[154] J.F.威尔逊：《议会中的布道坛》，第32页；P.西弗，见前引书，第254页；M.柯蒂斯，见前引书，第36页。

[155] F.B.威廉姆斯：《劳德时期的出版许可》，载《图书馆》，第5辑，第15卷，1960年，第97页。

[156] 《威廉·劳德的问题与审判的历史》，伦敦，1695年，第525～566页。

[157] G.阿尔比恩：《查理一世与罗马教廷》，伦敦，1935年，第14章。《国务档案纪事：国内》，1640年，第493，38页。十年后，霍布斯在这个“最奏效的诽谤”的毁灭性后果上重复了该判断（霍布斯，见前引书，第60页）。

[158] J.拉什沃思：《历史典藏，1618—1629年》，第1卷，1682年，第225页。

[159] F.C.迪茨：《英国公共财政，1558—1641年》，第262～268、303页；M.J.霍金斯：《萨默塞特郡监护权的出售，1603—1641年》，载《萨默塞特郡档案协会》，第67卷，1965年，第ⅹⅻ-ⅹⅹⅲ页；G.哈默斯利：《查理一世时期森林法的复兴》，载《历史》，第45卷，1960年。

[160] 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第119～128、424～428页。

[161] R.阿什顿：《国王与货币市场，1603—1640年》，牛津，1960年，第4章。

[162] J.P.凯尼恩：《斯图亚特王朝的宪政》，剑桥，1966年，第86页。

[163] T.G.巴恩斯，见前引书，第299～309页。

[164] V.F.斯诺：《埃塞克斯郡与针对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王室的贵族反对派》，载《现代史杂志》，第32卷，1960年。

[165] 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第34、117～119、397～398、751页。

[166] G.昂温：《16世纪和17世纪的工业组织》，牛津，1904年，第142～171页；V.珀尔：《伦敦与清教革命的爆发》，牛津，1961年，第79～91页；R.阿什顿：《保王党人与资本家》，载《文艺复兴与现代研究》，第5卷，1961年，第165～168页；R.阿什顿：《查理一世与城市》，见《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经济社会史论文集》，见前引书。

[167] G.D.拉姆齐：《威尔特郡的呢绒工业》，伦敦，1943年，第6章。

[168] R.H.托尼：《乡绅的兴起》，见前引书，第203页。

[169] H.R.特雷弗-罗珀：《大主教劳德》，载《历史》，第30卷，1945年；G.艾尔默：《国王的官员》，第193～201页；《英国历史中作为影响因素之一的公职担任，1625—1642年》，载《历史》，第44卷，1959年；J.S.威尔逊：《亨利·斯佩尔曼爵士与服务费王室调查委员会》，见《献给希拉里·詹金森爵士的研究》，伦敦，1957年。

[170] R.豪厄尔：《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与清教革命》，见前引书，第2、3章；V.珀尔，见前引书，第3章；R.阿什顿：《查理一世与城市》，见前引书。

[171] R.阿什顿：《国王与货币市场》，见前引书，第182～183页。

[172] 我把这个段落归功于N.R.N.蒂亚克博士：《宗教与政治中的阿米尼乌斯派教义，1604—1640年》，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8年。

[173] P.西弗，见前引书，第65页。

[174] H.E.I.菲利普斯：《星室法庭的最后岁月》，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第4辑，第21卷。

[175] 我把我对沃里克的活动的了解归功于克里斯托弗·汤普森先生。J.H.普拉姆：《英国选民的增长，1600—1715年》，载《过去与现在》，第45卷，1969年。

[176] E.J.霍布斯鲍姆：《17世纪的危机》，见T.H.阿斯顿的前引书，B.苏普莱：《英国的商业危机与变迁，1600—1642年》，剑桥，1964年，第1部分，第3～6章。

[177] W.G.霍斯金斯：《收成波动与英国经济史，1620—1759年》，载《农业史评论》，第16卷，1968年，第17、20页。

[178] E.凯瑞吉：《地租收入的变动，1540—1640年》，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6卷，1953年；L.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见前引书，第324～334页。

[179] T.兰杰：《爱尔兰的斯特拉福德：重新评价》，载《过去与现在》，第19卷，1961年。

[180] 我把这条关于贵族的资料归功于W.H.舒马赫先生；D.布伦顿、D.H.彭宁顿：《长期议会的议员》，伦敦，1954年，第188页；A.埃弗里特：《肯特郡共同体与大叛乱，1640—1660年》，见前引书，第118页；S.C.牛顿：《17世纪德比郡的乡绅》，载《德比郡考古学协会会报》，第86卷，1966年，第4页。

[181] H.F.卡尼，见前引书，第91～96页。

[182]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性变化》，波士顿，1966年，第ⅹⅳ页。

[183] T.L.莫伊尔：《1614年的糊涂议会》，牛津，1958年，第56～57页；M.F.基勒：《长期议会》，费城，1954年，第23页；L.斯通：《第二代索尔兹伯里伯爵对选举的影响力》，载《英国历史评论》，1956年，第390～391页；J.H.普拉姆，见前引书，第107页。

[184] J.K.格林菲尔德：《短期议会选举》，见《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研究》，H.S.赖因穆特主编，明尼阿波利斯，1970年，第191～192、184、204、217、219页。

[185] J.F.威尔逊，见前引书，观点在书中处处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参见C.格尔茨：《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意识形态》，见D.阿普特：《意识形态与不满》，纽约，1964年。

[186] S.马歇尔：《被诅咒的梅罗兹》，伦敦，1641年，第10～12页。

[187] A.海默特：《宗教与美国精神》，剑桥，马萨诸塞州，1966年，第9章。

[188] V.珀尔，见前引书，第127页。

[189] C.希尔：《革命的世纪》，见前引书，第121页。

[190] J.P.凯尼恩：《斯图亚特王朝的宪政》，剑桥，1966年，第2页，注释1。

[191] A.S.P.伍德豪斯：《清教主义与自由》，伦敦，1938年，第234页；R.P.布伦纳：《商业变革与政治冲突：内战时期伦敦的商人共同体》，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第372～373页。

[192] J.T.克利夫，见前引书，第15章。我在这个以及其后的陈述中修订了克利夫博士的数据。

[193] 《与有过失者和解委员会大事记》，第1558页。另请参阅第897、985、1497页。

[194] 我把这条资料归功于W.H.舒马赫先生。

[195] 历史手稿委员会，第七次报告，第440页。

[196] 例如，埃德蒙·弗尼爵士与他的儿子拉尔夫爵士之间失和（《17世纪弗尼家族回忆录》，F.R.弗尼、M.M.弗尼主编，伦敦，1907年，第1卷，第255页）。

[197] 我把这条资料归功于R.P.布伦纳教授的一篇未发表过的论文。

[198] A.S.巴特勒：《城市信使给乡村信使的一封信》，见《萨默斯小册子》，W.斯科特主编，1810年，第4卷，第598页。

[199] C.希尔：《清教主义与革命》，见前引书，第152页。

[200] C.罗宾斯：《18世纪共和国人》，剑桥，马萨诸塞州，1959年。

第四章 1985年的重新思考

在14年以前即1972年，这本书首次出版，自此之后，“修正主义”学术研究的洪潮席卷了整个领域。如果这本书今天将被完全重写的话，依据新资料和新思想，它必须被改动多少呢？

在第一章中，我必定会使用更少的政治科学术语，并放弃不得当的、模棱两可的措辞如“多重功能失调”。另一方面，过去14年里所写作的东西并没有破坏这些革命模型的有效性，这些模型是从政治科学中获取的，使历史学家进行概念化思考。例如，相对剥夺理论——如果从经济条件扩展到象征性资本和精神状态，诸如社会地位、政治参与、传统自由和宗教信念——仍非常有意义。人们不满于他们的境况，并不是因为这一境况从客观上讲变坏，而是因为它相对于以前关于改善的期望而言变差，或者相对于那些他们用来对比衡量自身的人的境况来说变差，这些对照物一般意味着他们的邻居。

在过去的14年里，“修正主义”史学家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批判我的观点，他们按照国王与议会的关系这个共识模型，投身于重写17世纪早期英国的政治史之中。[1]他们强调四件事。第一，没有诸如下议院“赢得创制权”之类的事情。他们认为，国王总是保持上风，正如查理一世利用休会和暂停所显示的那样，以及议会并无能力通过很多立法；第二，一度被视为关键的程序上的创新，可以全部追溯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个发现当然决没有影响如下判断，即它们被投入新用途）；第三，从1604年的下议院道歉到1636年的船钱案以及1640年的大抗议书，各种不同的宪政危机之间并无连续性，所有这些危机仅是孤立事件；第四，这些事件中没有一个构成了对国王权威的直接挑战，对于国王权威，下议院议员们总是表面上表达热爱与忠诚，因此，这里不存在——的确从概念上没有——一个“反对派”，更不用说一个“反对党”，这个党系统地攻击一个受到如此普遍尊崇的制度。

少数人走得更远，提出第五个论点，即许多起领导作用的、制造麻烦的下议院议员仅是搞派系斗争的贵族的工具和受庇护者，这些贵族因个人晋升或复仇而卷入宫廷阴谋。“一个高水准的历史学家”，一个人宣称，“将期望找到扮演贵族受庇护者角色的下议院议员”。[2]这是一个古怪的发展，因为它是在另一个世纪的背景下，对旧的纳米尔关于18世纪中叶英国政治的论点的改编，在过去的这14年里，历史学家忙于揭露英国政治的缺陷。因此，17世纪政治的“修正主义”历史，正行进在18世纪“修正主义”政治史的反方向上。这个论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尽管毫无疑问，直至最近，上议院在这一时期政治中的作用被严重忽视了。这本书更新的修正将允许给予17世纪20年代上议院反对派政治的发展以更多的分量。[3]

忽视这些极端主义者的立场，几乎每个人现在都同意，议会中反对派的持续性和强度可能稍有夸大，“修正主义”共识学派进行了一个适度有用的修正，即关注对政权的忠诚的持续力量，以及日常政治发展的偶然性因素。另一方面，这儿有一个受到强烈支持的观点，对此我也同意，即修正主义者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结果产生了完全误导性的历史解释。

首先，他们完全忽略了长期问题，诸如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国家与教会的固有弱点，或者乡绅在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以及行政管理上力量的兴起，后者静悄悄地、却无情地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平衡。其次，他们忽略了宫廷与乡村之间不断加剧的文化分裂，这成为查理一世时期英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再次，他们严重低估了从危机到危机的宪政斗争的持续性程度，正如不断重提以前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最后，他们弄错了信息媒介：他们强调议会程序上的共识以及服从君主的修辞，这么做忽略或低估了在有关法律、自由、特权和保留新教的根本性原则问题上深层次冲突的明显迹象。正如赫克斯特以及其他人所指出的，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每个人的口头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也存在于他们的心中。毕竟，即便一个肆无忌惮的地方权力老板，如萨默塞特郡的罗伯特·菲利普斯爵士，恰好就这种原则问题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也会因此使自身遭受监禁或丢掉官职。如果他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为何他会这样冒险并遭受这种羞辱？拉塞尔如何能够认为他“很少谈及理想，而是仅谈政治活动的现实主义。那是他的生命必需的血液，而不是沉迷于自由和特权这些词的情感”？除非我们将得出结论，即菲利普斯是一个完全不称职的政治家，他的命运反驳了拉塞尔关于他的动机的结论。[4]

结果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在17世纪20年代，野心勃勃的君主和不愿从财政上支持它的议会与社会之间的政治张力不断增强，这有呈压倒之势的证据，面对这些证据，拉塞尔描述了政府瘫痪的境况，正如J.H.赫克斯特所指出的，这种境况与我所用的受“多重功能障碍”困扰的社会这个概念几乎完全没有区别。[5]

在尘埃落定之后，蜂拥而入共识的修正主义因此加强了而不是破坏了我的模型。这是因为有关先决条件的总论点返回至都铎王朝早期国家、教会和社会的不稳固基础，这个总论点未曾——的确无法受到一大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仅仅专注于问题的其他两个归类为“促变因素”和“诱因”的部分。因为本书不断强调内战和革命并非不可避免的，所以，从各方面来看，近来注意力集中于偶然性因素并未影响到这个模型。因此，在仔细研究了1640—1642年这个时期之后，弗莱彻正确地得出结论，内战由于“无望的误解”，“不可调和的猜疑”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而爆发。但是，考虑到其有限的时间限制和视角，他完全不能解释这些心态，这些心态的起源要在时间上回溯。[6]

观点的基本分歧存在于以下两者中间，那些相信重大事件拥有重大的以及琐碎的起因的人，如我自己或爱德华·吉本，以及那些视这些重大事件为不过是“交通事故”而已的人，这些交通事故完全是粗心或愚蠢的司机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这并非一个新观点，它至少可追溯至19世纪后期。但是，交通事故模型包含了一个基本的哲学上的缺陷。拒绝历史决定论是一回事，几乎我们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但类推所暗示的否认客观因素所发挥的任何作用则是另一回事。1955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明智的想法：“个人所作的选择的极限就像从必然性这个大圈剪出的一小部分。如果任何这种极限被完全许可，将足以改变所有历史的性质。”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显而易见是轻率地——“没有人会质疑把大面积的人类生活归属于法则和必然性的领域”。[7]

围绕着“修正主义”政治史编纂学这个中心树干，也长出了大量的树枝，其中一些相当异乎寻常。一些学者提出了地方主义派系的论点，关于这点的著作现也已汗牛充栋。地方郡或城市研究的激增诱导一些人主张，在17世纪早期并没有诸如国家政治之类的事情，仅只是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地方政治冲突，每个冲突封闭地受限于地区或郡或城市的事件，其主要人物仅在共同抵制来自中央的干涉上是团结一致的。莫里尔宣称，“每个郡根据特定政策所带来的特定地方负担而反应各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边站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两极化……通常循着纯粹的地方分组的界线”。埃弗里特认为，“每个郡越发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小王国”[8]。这个理论暂时守住了阵地，直至下述事实浮出水面，即地方乡绅和市民领导人不仅具有范围狭小的郡或城市忠诚，而且同样与中央政府保持紧密联系，中央政府不仅是工作、特许、专利、专卖权、特许状等的必要来源，而且是讨厌的税收和政治干预的源头。[9]这里的确存在地方主义的增长，但这个增长仅仅与地方对国家议题的关注的增长保持同步。[10]在1641—1642年，地方就宗教、和平、行政改革、法律等纯粹全国性议题向议会的请愿倾泻而出，对此的发现最终证明了地方精英和“中等人家”对威斯敏斯特的国家政治的密切关注，并有效地终止了如下尝试，即把英国革命拆解为一系列小的地方性冲突，在这些冲突中，站队经常“由事件的偶然性”所决定。[11]

更富有成效的发展是注意力从关注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关系，转向了更彻底详尽地研究国王行政管理本身。这里首先强调从完全不足的过时税基上为必要的军事活动提供资金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接着强调为国家统一而斗争的至关重要性，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这种斗争正在同时进行。因此，论证进一步发展，由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叛乱，斯图亚特王朝未能完成目标，这些叛乱是由他们试图把这些边缘地区并入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宗教结构所引起的，正如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叛乱使奥利瓦雷斯的西班牙屈服一样，它们的叛乱是为了反对类似的中央集权化尝试。这个新思路的一个狂热拥护者甚至试图恢复白金汉公爵的名誉，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的全国性政治家——这与他自己的证据直接背道而驰。[12]

这些有关共识的议会政治、新纳米尔学派的贵族党派之争、郡社区的地方主义和因果偶然论的新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这本书的激进修订？在评论1972年的初版时，G.R.埃尔顿敏锐地注意到，这本书中没有多少令A.F.波拉德或S.R.加德纳惊讶的东西，他说，它几乎等同于穿着现代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外衣的旧辉格派解释。在那时，我受到了伤害（正如我意图如此），但是，我现在从他的观点中看到了一些细微的公正。[13]最近复兴的对宗教冲突和害怕罗马天主教的强调，以及对关于自由和法律的宪政冲突的强调，视它们为到1640年为止削弱政权合法性的两个转折点，这只不过证实了旧模式的持续有效性。[14]

尽管我的解释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保守的，然而，它以多种方式开辟了新天地。它在以下方面是新颖的：它强调都铎王朝政体上的结构缺陷要追溯至宗教改革时期，强调特定事件的表面下在起作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的长期力量。它的新颖也体现在对问题施加影响的因素的多重性，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军事的以及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它的新颖还在于结合了社会史的新发现，以一种坚决地非马克思主义和非决定论的方式利用这些发现，并伴随以更为传统的辉格派的对政治和宗教冲突的强调。最后，它的新颖表现在把原因划分为长期原因、短期原因和诱因，这使得这个混合物从概念上易于处理。

在描述这本书在今天应该如何被有效地修订之前，最好首先收拾这些缺乏实质的批评。一些人认为，把原因三分为前提条件、促变因素和诱因，这是人为构想，打破了历史这张无缝的网。这确实相当符合事实，但是，没有人曾提供过任何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诸如乡绅的兴起、清教主义、“乡村”意识形态、白金汉的政策、查理一世和劳德之类如此相异的因素，至1640年时，这些因素成功地使几乎所有政治国民疏远开来；以及处理在1640—1642年导致战争的特定日常事件和决定。倘若把前提条件、促变因素和诱因这种三分模型视为一个方便的组织手段，用于给大量极为不同的因素分类，那么，该模型不仅有用，而且必不可少。不管多么随意，把原因划分为长期前提条件、短期促变因素和即时的诱因，这使得如下事情成为可能，即回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新辉格派的渐进进化论者和“修正主义”纯偶然论的拥护者的主张。

由于大约40页的篇幅用于长期原因，一些批评者指责本书主张——或者如果不是主张，是暗示——英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读者只需要细查第51页、第117～118页以及第146页（这里指英文版原书页码，下同——译者注），以便自己来判断这是否正确。作为一个真正的韦伯主义者，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即在逻辑上的必然后果与假设的命题之间有明显区别，前者源于特定历史结构的抽象性质，后者把真实的事件和人联系在一起，究其本质只不过是盖然论的，其实现依赖于特定的偶然事件。

然而，这个模型本身现在在一个方面需要进行小小的调整。拉塞尔和其他人的“修正主义”研究，以及赫克斯特、赫斯特和其他人的“反修正主义”研究都表明，把“促变因素”的开端从1629年推回至1626年将是明智的。如果这一步完成了，那么，后者现在不仅包括1628年围绕权利请愿书展开的辩论，也包括1626年强制借款的筹集，这次借款导致大量体面的、受人尊敬的乡绅被逮捕。拉塞尔低估了这个深度创伤事件对乡绅心理影响的重要性，然而，事实上，正是在1626年，通过筹集非法税收、逮捕许多重要的乡绅不服从者以及庇护教会中的阿米尼乌斯派教徒，查理一世、白金汉和劳德首次给了英国政治和宗教猛然一推，使之滑向右边，因此开启了一个全然崭新的政治紧张阶段。现在似乎看起来，这本书中（第134、138页）强调查理一世在招致大灾难上的愚蠢、顽固和奸诈甚至可能是可以被理解的。尽管在他的辩护中有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尝试，[15]近来的研究倾向于加强犯下书中每个错误的人的感受，这些错误结果最终给自己和他的国家带来了灾难。与他的儿子相比，甚至公认地笨拙而愚蠢的詹姆斯一世开始看上去要好得多。[16]

在原版的促变因素和诱因部分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得到了更新的学术研究的大力强化。例证有细致入微地强调宫廷/乡村冲突（第105～108页）；[17]强调劳德派的阿米尼乌斯派教义的革命性特征，该教义许可议会议员在1640年时视自己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教会的保守保卫者（第118～121页）；[18]强调1628年后对罗马天主教的害怕在摧毁都铎王朝君主制的合法性上的重要性（第121～122页）；[19]以及强调1626年至1639年期间的非法财政措施在刺激反对派情绪上的意义（第122～123页）。[20]

然而，本书有一个重要说法需要予以重大修正（第145页）：“劳苦大众……在英国革命中除了当双方的炮灰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近来的研究表明，城镇和乡村的“中等人家”在当时的政治和宗教辩论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人认为，在内战前的数十年间，选民的规模有了引人注目的扩张，毫无疑问，相较于任何此前所进行的选举，1640年的选举上的争夺更为激烈。[21]此外，在1641—1642年，来自郡约曼和乡绅集会的请愿书洪流涌入议会，要求法律、自由、教会改革和和平，这表明对国家议题的广泛而清楚表述的意识令人惊讶地沿着社会等级远远地往下渗透。[22]贵族和乡绅是政治舞台的主要演员，但并非全然自主的作用者，他们受到更大的选民阵营的推力或拉力。同样，看来好像随着战争的进展，甚至小佃农和劳工也发展出了政治忠诚，远不仅是惰性的双方军队的炮灰。[23]考虑到有关大众骚乱的记载，这可能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发生的唯一可预期的、虽小却持续的大众骚乱。[24]

关于清教主义的作用，已经做了很多新研究，在前提条件部分（第98～103页），我相当详细地考察了清教主义思想的尽管无意却最重要的颠覆性特征。另一方面，有人也认为，清教徒“极力赞成维护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在阿米尼乌斯派教义到来之前，他们一般满足于留在英国国教内。上述两个主题近来得到了更深入的展开。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教会的基本的加尔文主义得到了大力强调，清教徒与国教徒之间的分裂被低估。[25]但是，近来这种对清教主义显而易见且无可否认的保守主义的强调走了极端，因为除非它潜在且无意识的激进主义得到了清楚理解，否则，民众运动诸如平等派运动或像约翰·米尔顿这样的人的思想历程，就变得难以理解，与此同时，喧嚣派、掘地派、马格尔顿派以及希尔的《颠倒的世界》中的其他奇怪居民的出现，依然完全不可理解。近来关于17世纪早期伦敦工匠的大部头著作，揭示了清教思想在刺激道德反省和政治独立上的不寻常作用，在这些工匠的封闭世界里，没有共识、妥协和理解的余地。[26]

更重要的是地方史的新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清教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它在乡村或城镇“境况较好者”（better sort）中发挥的作用，即支持个人和社会控制以及证明其为正当的。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经济和人口压力使乡村和城市共同体分裂。新兴的“境况较好者”越来越受到社会崩溃迹象的困扰，诸如不断增加的流民、失业、私生子和轻微罪行。他们接受清教主义作为一种自律的意识形态，内化了它的苦行价值观，并着手利用它们把社会秩序强加于乡村劳工和穷人身上。他们仍然留在英国国教会，仍保留其作为教区俗人委员和穷人监督者的身份，他们开始采取严厉的惩罚行动来反对社会和道德上脱离常轨的人，例如流浪者、私生子的母亲和父亲、那些犯下醉酒或轻微违反禁止安息日工作的人，以及因结婚后八个月内生下孩子被证明犯下婚前同居罪行的已婚夫妇。就乡村的那些“中等人家”而言，清教主义对自己和整个共同体来说是道德自律的一种形式。然而，总有一天，其信仰的强度会突破被他们逐渐视为秘密天主教的和不道德的教会与国家的约束。当1640—1642年那个时刻来临时，这个基要主义信仰体系的追随者要求对国家、教会、社会和法律进行彻底的改革。[27]因此，这项新研究巧妙地把清教主义中的保守和激进类型联系在一起。

第三个重大修正涉及宪政问题。来自“反修正主义”这个侧面的批评者，如J.H.赫克斯特，他们的下述抱怨是正确的，即这本书低估了17世纪20年代后期有关法律、自由和宗教的宪政冲突的重要性。拉塞尔令人钦佩的议会叙述（他从中得出了在我们当中许多人看来是错误的结论），以及由赫克斯特组合的一组人所编的意义深远的出版物，后者关注1628年议会中导致权利请愿书的辩论，这两者都表明了在那时的下议院议员头脑中，这些议题是多么重要。并不是本书忽略了宪政问题——它们无疑在那儿——而仅仅是没有给予它们更大的权重，它们显然值得这个分量。

因此，尽管“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强有力地批评了辉格派的目的论，而这种目的论埋在有关17世纪20年代议会活动的旧观点中，但是，过去几年的新文件材料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这个“宪政”解释，这些材料部分由拉塞尔提供，部分由赫克斯特与他的编辑组所编的那十年的议会日记所提供。玛格丽特·贾德森的《宪政的危机》在今天仍被阅读，就如35年前出版时一样。[28]因此，这本书的修订版相较于它现在所做的，必须贡献更多的篇幅给有关法律和自由的宪政问题。

在解释1640—1642年走向内战的崩溃时，我犯下了一个错误，即把太多的意义归属于贝德福德伯爵的死亡（第137页）。现在看来，这里的不信任感太深，以至于即便他仍然活着，也没有太多机会来成功地消除隔阂。[29]首先是处理苏格兰叛乱，其次是处理爱尔兰叛乱，这两个张力的确被赋予了充分的权重，另外，有人指出，这两者是面对中央集权措施的一般地方反应的相关联事件，这些措施由查理一世、斯特拉福德和劳德所实施，意图在单个教会和政体下统一“大不列颠”（第135页）。在这方面，温特沃斯、奥利瓦雷斯和黎塞留的政策是类似的，并导致了相似的财政危机，但是，结果却显著不同。近来有观点认为，所有西欧政府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为大型且为期更长的战争筹措资金，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结论却是错误的。在英国，战争就持续时间和范围而言仍然相对地微不足道，因此，查理一世时期的税收负担令人惊讶地并不重——在克伦威尔时期，税收负担要大十倍。所以，英国是欧洲唯一一个遭遇全面崩溃的君主制国家，然而它是承担着最轻的战争财政负担的国家，这是一个悖论，诸如拉塞尔那些人因崩溃而责怪战争和小气的议会，他们尚需要解释这个悖论。事实是，问题不在于日益增长的战争开销，因为在英国这并不严重，也不在于原始的信用结构，因为这在所有大国中都很常见。最重要的是纳税人不愿为不受欢迎的政策支付费用，以及他们通过议会拒绝供给的政治能力。这些不足之处加深了结构性原因，只有通过支持国王和其政策的“中等人家”、乡绅以及贵族在心理上团结一致，才能够解决这些不足之处。这种一致的确在1689年后出现了，即在对抗路易十四的战争的早期阶段，目的是保护国家免受“罗马天主教、专制暴政和木鞋”之害，结果是严重的土地税、消费税的开征以及英格兰银行的建立。这场财政革命解决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财政问题，它建立于议会在对政策以及执行它们的开支拨款的控制上的让步。[30]

一些批评指向聚焦于本书的最终结果，即1640年政权的崩溃和1642年内战的爆发，而不是向前至1647年文化革命的发动。在那些谈论“英国革命”的人与那些谈论“英国内战”的人之间进行分隔——正如双方学者所经常做的，这无疑极具误导性。我们确实可以完全赞同1642—1645年这个时期是内战时期而不是革命时期，尽管在布道文学、议会军队和伦敦城中已经有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革命潜在倾向。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会赞同1647—1653年这个时期是全面政治、宗教和文化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所有旧的界标或者被摧毁或者受到威胁。1653—1660年护国公时期是不稳定的成果巩固期，也是保守主义复兴的时期，特别是在社会政策上。

这本书并不试图解释1647—1653年革命爆发的起因，以及此后它在更保守的势力手中受挫的原因。我曾坦率地声明，“这篇文章不涉及革命更进一步阶段的起因”，即1642年后的阶段（第145页）。可能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但是，更进一步的阐述将需要一个全新的章节，以便用令人信服的细节解释这些复杂且完全出人意料的发展。试图解释为何内战在1642年爆发，却未讨论为何革命此后会选择这样的特定路线，这看来足够了。在这项事业中，我未说出口的榜样当然是德·托克维尔关于法国旧制度的伟大著作，这本著作力图解释1789年王国政府的崩溃，但并不追问接下来五年来不曾预料到的事态发展。

然而，有了这些重大修正后，这本书今天能够几乎保持不变。“修正主义者”所尝试的历史编纂学革命，没能成功创建一个基于共识理论的看似合理且可供替代的政治变迁模型，尽管它的确迫使人们更多地承认大部分有产阶级包括清教徒，至少直到1625年和查理一世灾难性的继承王位为止，是基本属于保守主义的。但是，这样一个小修正，在影响长期结构性力量上无所作为，而这些结构性力量正把国家推向丧失对政府的信心，另外，它在1626年后由国王政策所引起的危机的加速态势上也无所作为。结果可能是要么建立一个教会支持的绝对君主制，与路易十四的法国相似；要么，更有可能地，权力在土地精英中间更广泛地扩散，“中等”类别的选民有更多的政治参与，伦敦的商业精英被准许在外交政策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及新教的持异议者被给予更多法律上的宽容和地方政治权力。无论哪个变迁总方向，抵达它的进程可能起因于一次和平调整，或者起因于内战和流血。斗争的手段和结果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君主制、教会和上议院被废除，以及一场来自社会下层的真正的文化革命的所有更怪诞表现，在短期内浮现出来，其出现具有爆炸性并令人恐惧，这些事情在1640年时没人能够预料到，也几乎没人真正希望如此。在“颠倒的世界”这个英国历史阶段，这种短暂浮现所引发的恐惧将给近两个世纪的绝大多数温和改革尝试泼冷水。

这种对战争再现和真正革命的恐惧，也导致了国王的许多战前权力，尽管并非全部，在1660年时归还给了国王，以及劳德式教会的恢复，尽管其伪装成稍微不那么具有侵略性。作为对国王所做的这些让步的结果，以及作为詹姆斯二世相当不寻常的愚蠢和无能的结果，英国人必须再次为两个特定议题而战，这两个议题曾在1642年诱发大量土地精英开战反对国王。它们的目标是为土地精英保留古代的均衡政体、法律、个人自由和同意征税权，防止专制的国王暴政，以及保护他们的教会，防止罗马天主教。这一次，胜利是决定性的：没有来自年度议会的进一步准许，国王从此不再被准予拿足够的钱来继续活动；国王的法律权力受到严重限制；王位继承随意地转移至汉诺威家族，这摧毁了它的半神的超凡魅力；教会转向坚定的，甚至狂热的新教立场，直至19世纪，它仍然处于这种立场。[31]至1720年，英国是一个由土地精英、商业和银行业精英以及新教统治集团管理的国家，也代表了这些群体的利益，它们全部得到了范围广大的中等阶层的支持，并受到了有关自由、财产和宗教宽容法律的保护。

[1] G.R.埃尔顿：《通往内战的大道？》《原因不明的革命》，见《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政治与政府研究》，第2卷，剑桥，1974年；《都铎王朝政府：接触点：一，议会》，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第5辑，第24卷，1974年；C.拉塞尔：《议会史展望，1604—1629年》，载《历史》，第61卷，1976年；《议会与英国政治，1621—1629年》，牛津，1979年；《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议会的性质》，见《英国内战之前》，H.汤姆林森主编，伦敦，1983年；M.凯什岚斯基：《长期议会中敌对政治的兴起》，载《现代史杂志》，第49卷，1977年；K.夏普：《议会史，1603—1629年：正确地或不正确地》，见《派系斗争与议会：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历史论文集》，牛津，1978年。另请参阅：R.C.理查森：《有关英国革命的论争》，伦敦，1977年；J.莫里尔：《17世纪的不列颠，1603—1714年》，伦敦，1980年。

[2] P.克里斯蒂安松：《英国革命的起因：重新评价》，载《英国研究杂志》，第15卷，1976年，第67页；J.E.法内尔：《英国内战时期贵族与议会领导权》，载《现代史杂志》，第44卷，1972年；J.S.弗莱米翁：《17世纪早期上议院反对派的性质：重新评价》，载《阿尔比恩》，第8卷，1976年；P.克里斯蒂安松：《贵族、人民与长期议会最初六个月期间的议会管理》，载《现代史杂志》，第49卷，1977年。

[3] D.赫斯特：《下议院一致同意、贵族阴谋与英国内战的起源》，载《现代史杂志》，第50卷，1978年；E.R.福斯特：《上议院，1603—1649年》，教堂山，1983年。

[4] C.拉塞尔：《议会与英国政治，1621—1629年》，第55～56、136、139、143、243、250、348、379、397页；《英国内战的起源》，C.拉塞尔主编，伦敦，1973年，第9～10页。

[5] 对修正主义立场进行总体上的批评，其中做得最好的是J.H.赫克斯特：《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国王与议会：旧帽子与新浪潮》，载《议会史年刊》，第1卷，1982年；《近代早期英国的权力斗争、议会与自由》，载《现代史杂志》，第50卷，1978年；T.K.拉布、D.赫斯特：《修正主义再修正：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议会史的两种视角》，载《过去与现在》，第92卷，1981年；C.希尔：《17世纪英国的议会与人民》，见前引期刊，第92卷，1981年；S.D.怀特：《对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议会史的观察评论》，载《英国研究杂志》，第18卷，1979年；P.莱克：《17世纪20年代的宪政共识与清教反对派》，载《历史杂志》，第25卷，1982年。

[6] A.弗莱彻：《英国内战的爆发》，伦敦，1981年，第415页。

[7]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关于基督教与历史的著作》，C.T.麦金太尔主编，牛津，1979年，第26页。

[8] A.埃弗里特：《郡共同体》，见《英国革命》，E.W.艾维斯主编，伦敦，1968年，第48～49页；《外省的变迁：17世纪》，莱斯特，1969年；A.埃弗里特：《地方共同体与大叛乱》，伦敦，1969年；J.S.莫里尔：《外省的叛乱：英国内战中的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1630—1650年》，伦敦，1976年，第30、46页；《柴郡，1630—1660年》，牛津，1974年；P.克拉克：《从宗教改革到革命期间英国的地方社会：肯特郡的宗教、政治与社会，1500—1640年》，哈索克斯，1977年。

[9] C.霍姆斯：《斯图亚特王朝历史编纂学中的郡共同体》，载《英国研究杂志》，第19卷，1980年；D.昂德唐：《共同体与阶级：英国宗教改革中的地方政治理论》，见《宗教改革之后》，B.马拉门特主编，曼彻斯特，1980年；A.休斯：《英国内战中的国王、议会与地方》，载《英国研究杂志》，第24卷，1985年；A.休斯：《内战前夕的沃里克郡：一个郡共同体？》，载《中部历史》，第7卷，1982年；C.赫鲁普：《郡与国家：关于17世纪历史编纂学的一些想法》，载《社会史》，第8卷，1983年；D.赫斯特：《1629年之前的宫廷、乡村与政治》，见《派系斗争与议会》，K.夏普主编；C.霍姆斯：《17世纪的林肯郡》，林肯，1980年；A.哈塞尔-史密斯：《宫廷与乡村：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诺福克郡的政府与政治》，牛津，1974年。

[10] A.弗莱彻：《郡共同体中的国家和地方意识》，见H.汤姆林森的前引书；A.伍尔里奇：《再论宫廷、乡村与城市》，载《历史》，第65卷，1980年；D.赫斯特：《1629年之前的宫廷、乡村与政治》，见K.夏普主编的书；R.卡斯特、P.G.莱克：《理查德·格罗夫纳爵士与地方行政官的修辞》，载《历史研究所期刊》，第54卷，1981年；G.G.德斯顿：《伦敦与地方：17世纪早期首都与伯克郡郡乡绅》，载《南部历史》，第3卷，1981年。

[11] A.弗莱彻：《英国内战的爆发》，第6章；J.莫里尔，见前引书，第46页。

[12] H.G.柯尼斯伯格：《王治政体或政治与国王共治政体：近代早期欧洲的君主政体与议会》，伦敦，1975年；C.拉塞尔：《议会的性质……》，见H.汤姆林森的前引书；《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制、战争与地产，约1580—1640年》，载《立法研究季刊》，第7卷，1982年；《议会与国王的收入》，见《英国内战的起源》，C.拉塞尔主编；D.托马斯：《财政与行政发展》，见H.汤姆林森的前引书；L.L.佩克：《詹姆斯一世时期行政管理中的问题：北安普敦伯爵亨利·霍华德是一个改革者吗？》，载《历史杂志》，第19卷，1976年；R.洛克耶：《白金汉：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的生平与政治生涯，1592—1628年》，伦敦，1981年。

[13] 《历史杂志》，第16卷，1973年，第205～208页。

[14] J.莫里尔：《英国内战的宗教背景》，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第5辑，第34卷，1984年；P.R.纽曼：《北方天主教保王党人的激进分子》，载《不服英国国教的历史》，第14卷，1977年；J.H.赫克斯特：《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的权力、斗争、议会与自由》，载《现代史杂志》，第50卷，1978年。

[15] K.夏普：《查理一世的无议会统治》，见H.汤姆林森的前引书；查理一世如何成功地使他的天然拥护者即伦敦市民的领导人暂时疏远开来，关于这点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参见R.阿什顿：《城市与宫廷，1603—1643年》，剑桥，1979年。

[16] M.L.施瓦茨：《詹姆斯一世与历史学家：再认识》，载《英国研究杂志》，第13卷，1974年。

[17] 有关宫廷与乡村意识形态的新研究包括P.W.托马斯：《两种文化？查理一世时期的宫廷与乡村》，见《英国内战的起源》，C.拉塞尔主编；S.奥格尔：《权力的假象》，伯克利，1975年；P.托马斯：《英国的查理一世：绝对主义的悲剧》，见《欧洲的宫廷》，A.G.迪肯斯主编，伦敦，1977年。

[18] N.泰亚克：《清教主义、阿米尼乌斯主义与反革命》，见《英国内战的起源》，C.拉塞尔主编；P.怀特：《重新认识阿米尼乌斯主义的兴起》，载《过去与现在》，第101卷，1983年。

[19] K.J.林德利：《天主教徒所扮演的角色》，见《政治、宗教与英国内战》，B.曼宁主编，伦敦，1973年；R.克利夫顿：《对罗马天主教的恐惧》，见《英国内战的起源》，C.拉塞尔主编；C.希巴德：《查理一世与天主教阴谋》，教堂山，1983年；M.L.施瓦茨：《世俗的英国国教》，载《阿尔比恩》，第14卷，1982年。

[20] D.赫斯特：《17世纪20年代的枢密院与强制执行问题》，载《英国研究杂志》，第18卷，1978年；R.卡斯特：《查理一世、枢密院与强制贷款》，载《英国研究杂志》，第24卷，1984年；H.H.伦纳德：《骑士的财产扣押：最后阶段，1625—1641年》，载《历史》，第63卷，1978年；R.J.W.斯韦尔斯：《1628年的船钱征收》，载《历史研究所期刊》，第50卷，1977年。P.莱克：《17世纪30年代期间柴郡的船钱征收》，载《北部历史》，第17卷，1981年；R.阿什顿，见前引书。

[21] D.赫斯特：《人民的代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的选举人与选举》，剑桥，1975年。

[22] A.弗莱彻：《英国内战的爆发》。

[23] C.希尔：《17世纪英国的议会与人民》；B.曼宁：《英国人民与英国革命，1640—1649年》，伦敦，1976年；D.昂德唐：《外表相似却实质不同：英国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对比》，载《过去与现在》，第85卷，1979年；《英国内战中的民众效忠问题》，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第5辑，第31卷，1981年；J.L.马尔科姆：《寻找士兵的国王：1642年的查理一世》，载《历史杂志》，第21期，1978年。

[24] B.夏普：《藐视所有权威：英国西部的乡村工匠与暴动，1586—1660年》，伯克利，1980年。

[25] P.莱克：《温和清教徒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教会》，剑桥，1982年；R.T.肯德尔：《加尔文主义与直至1649年的英国加尔文教派》，牛津，1979年；P.柯林森：《通过联合讲道：17世纪英国教会生活的结构与特征》，载《历史研究所期刊》，第48卷，1975年。

[26] P.S.西弗：《沃林顿的世界：17世纪伦敦的一个清教徒工匠》，斯坦福，1985年。

[27] K.赖特森、D.莱文：《一个英国村庄的贫困与虔诚：特林村，1525—1700年》，纽约，1979年，第5～7章；W.亨特：《清教重要时刻：在英国一个郡中革命的到来》，剑桥，马萨诸塞州，第3～6章。

[28] 《1628年的下议院辩论》，R.C.约翰逊、M.F.基勒、M.J.约翰逊、W.B.比德维尔主编，纽黑文，1977年；M.A.贾德森：《宪政的危机：论宪政和政治思想，1603—1645年》，新不伦瑞克，1949年。

[29] C.罗伯茨：《贝德福德伯爵与英国革命的到来》，载《现代史杂志》，第49卷，1977年。

[30] P.G.M.迪克逊：《英国财政革命，1688—1756年》，伦敦，1967年；C.布鲁克斯：《公共财政与政治稳定：土地税的管理，1688—1720年》，载《历史杂志》，第17卷，1974年；C.罗伯茨：《1690年财政协议在宪政上的重要性》，见前引期刊，第20卷，1977年。

[31] L.斯通：《17世纪英国革命的后果》，见《三场英国革命，1641年，1688年，1776年》，J.G.A.波科克主编，普林斯顿，1980年。

Table of Contents

- 封面
- 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
- 版权页
- 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
- 致谢
- 序言
- 自序
- 第二版序言
- 目录
- 第一部分 历史编纂学
- 第一章 革命的理论
- 第二章 英国革命的社会根源
- 第二部分 解释
- 一、预设
- 三、促变因素，1629—1639年
- 二、前提条件，1529—1629年
- 五、结论
- 四、诱因，1640—1642年
- 第三章 英国革命的起因
- 第四章 1985年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