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Author: [美] 乔治·鲁德
Date: 2016-07-14T16:00:00+00:00
Keywords: 法国; 社会史; 历史; 政治史
Description: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领导者相结合。从最早的制宪会议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开始，广大民众积极参加的制宪会议三级会议就开始对公职王权和限制贵族教士的权力起了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推动了各个党派尤其是雅各宾派与巴黎公社派的政治计划一步步取得成功，是法国革命一步步深入的助推剂。本书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此做了深入讨论，很有学术价值。
Publisher: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目录

序

第一篇 引论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第四章 1789年7月
第五章 向凡尔赛进军
第六章 马尔斯教场“大屠杀”
第七章 王政的倾覆
第八章 山岳党的胜利
第九章 热月
第十章 芽月—牧月
第十一章 葡月

第三篇 革命群众剖析
第十二章 革命群众的构成

第十三章 革命群众的动机
第十四章 革命活动的产生
第十五章 历史上的“革命群众”

附录
名词解释[1]
参考资料
返回总目录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Acknowledgement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5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英）鲁德著；何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ISBN 978-7-303-19900-6

Ⅰ.①法… Ⅱ.①鲁… ②何… Ⅲ.①法国大革命－研究 Ⅳ.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1883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mm×980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80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王艳平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序

本书是过去九年中常去访问巴黎和巴黎各档案馆及图书馆的收获。因此，我谨向国家档案馆，警察总局档案馆，塞纳、塞纳-瓦兹和塞纳-马恩三个省的档案馆，国立图书馆和巴黎市历史图书馆的档案专家及工作人员表示最热诚的感谢，感谢他们始终如一的合作、善意的关切以及和蔼的态度和良好的意愿。

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兼合作者利夏·科伯和亚尔培·索布尔，他们经常给我提供意见和材料，并慷慨地允许我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我们近年的合作是如此密切，因而在本书中很难确切地辨别哪些是他们的特殊贡献，哪些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所以，实际上，本书是一部集体创作，而不纯粹是一部个人著作。乔治·勒菲富尔教授对本书的贡献也不小，他的治学榜样，精辟的见解和亲切的鼓励使我和无数其他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一样，受惠匪浅。

我也要感谢多年来一直帮助和指导我的阿尔弗列德·科本教授，以及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并费神和我一起校阅清样的阿隆·戴维斯先生。最后，我应该特别感激我的妻子，她的耐心、谅解和亲切的照顾使我感到写作本书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

乔治·鲁德

1958年6月15日

第一篇 引论

第一章 导言

历史学家一直甚为忽视的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革命群众的性质问题。当然，人们很久之前就承认这次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的，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动乱，城市和农村的法国普通群众对革命的进程和结果都贡献了力量。巴黎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巴黎革命史上，人们已经公正地承认了那些伟大的“骚动日”的，也就是1789年至1795年间不断爆发的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的特殊重要意义，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各政党和各集团之间的关系，把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卷入了革命活动。

这些都是早已得到普遍承认的常识。但是，1789年7月攻陷巴士底监狱，10月进军凡尔赛把国王和王后挟回首都，1792年8月推翻君主制度，以及在热月9日冷眼旁观罗伯斯庇尔失败的那些群众，究竟是由哪些人构成的？领导或影响他们的是谁？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是哪些动机？他们的参加有什么特殊意义？带来了什么结果？我并不是说研究这次革命的史学大师没有解答这些问题，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由于缺乏更为精密的研究，他们往往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政治态度或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来解答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几类：一类是柏克和泰讷这样的作家，他们对革命和革命所维护的一切显然采取一种明显的敌视态度；一类是共和派历史学家，如密什勒和奥拉尔，他们认为大革命标志着法国人民伟大的再生风暴；此外还有卡莱尔这样的浪漫主义者，虽然大体上同情“无套裤党下层社会”，赞佩他们的“英雄气概”，但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些人似乎要造成的“疯狂世界”或“无政府状态”怀有极端的恐惧。

在柏克看来，革命群众起的完全是破坏作用，并且认为他们是由社会上最可恶的不良分子组成的：1789年10月侵入凡尔赛宫的群众是“一群满身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残酷的歹徒和凶手”；王室家族是被“那些地狱冤鬼化身的、卑贱丑恶到难以形容的妇女”一路挟持着返回巴黎的。国民议会迁移到首都以后，被迫在“一群凶恶的暴徒和无耻的女人的喧嚷中”考虑问题[1]。然而，柏克的诋毁还远抵不上泰讷，这位1848年时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被1871年的经历吓坏了的先生，他那一套咒骂的词汇以后一直为研究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所引用。1789年初夏的外省起事群众，被他说成是“逃税者、私盐贩、偷猎分子、流浪汉、乞丐、多年积犯”。巴黎革命党人和攻陷巴士底监狱的群众都是最下层的社会渣滓：

社会渣滓浮上了表面……首都似乎落入了贱民和匪徒的手中……这些流浪汉、乞丐，许多人都“几乎赤身露体”，大部分像野人一样地武装起来，面目狰狞，他们是“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些人”。

10月间向凡尔赛进军的女商贩以及其他人在他的笔下是：

罗亚尔宫的侍女们……加上洗衣妇、乞丐、穷老太婆、几天前花钱雇来的卖鱼妇……这些乌合之众包括她们碰到的女看门人、女裁缝、家庭妇女，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妇女。此外，还有流浪汉，在街头闲荡的二流子、土匪、盗贼，这些人都是汇聚在巴黎的社会渣滓，他们每逢动荡就浮上了表面……这就是前前后后卷入群众浪潮中的垃圾。

1792年8月10日把路易十六赶出图伊勒里宫的起事者变成了：

几乎都是一些最下贱的人……或者是那些操下贱行业的顽民，杀人不眨眼的好勇斗狠者和妓院小厮……来自各处的无法无天的冒险者，马赛人和外邦人，被驱逐出境的萨瓦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2]

直到今天，还有人像泰讷那样把上述的以及类似事件的参加者一般称为：“暴民”“最下贱的人”“土匪”和“强盗”。[3]

另一方面，密什勒和共和主义传统的维护者用完全不同的字眼称呼革命群众。每逢革命群众提出或似乎提出革命资产阶级的愿望时，他们便被认为是人民的和共和主义的一切美德的体现者。在密什勒看来，巴士底监狱不是必须以武力才能攻破的堡垒，而是罪恶的化身，不可避免地要被体现着美德的人民所战胜；“巴士底并非被攻陷……而是自己投降的。它那罪恶的心灵受到谴责，它自己已经感到完全绝望。”谁攻陷它的呢？“人民，全体人民”。同样，在10月5日，当革命领袖们正在为危机寻求解决办法时，他说：“只有人民才能想出补救办法：去把国王找回来。”妇女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决不仅是偶然参加而已：“群众中最能够代表人民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最有良知良能和勇敢精神的人，无疑就是妇女们。”[4]路易·勃朗对群众的评价虽然没有密什勒那样热情洋溢，但也相差无几[5]；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激进派教授奥拉尔，尽管措辞十分谨严和引证十分丰富，但也具有同样的传统：“整个巴黎都站起来了，武装起自己，攻陷了巴士底监狱。”[6]

虽然这两个敌对的学派对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编纂和教学有很大影响，但在英国，卡莱尔惊人的想象力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教师和教科书作者发生的影响也许更大。他用多种多样的辞藻来描绘为大革命所解放出来的，构成革命每一个决定性阶段的积极因素的社会力量：“激怒了的国民猛虎”“喷出熊熊烈火的世间怪兽”“胜利了的无政府状态”“席卷一切的火葬……世界的死亡之鸟”，等等。从这一切描写看来，卡莱尔郑重警告他的读者不要企图对法国大革命作更精确的分析就不足为奇了：“千万不要试图估计和衡量这一无法衡量的事件，为它作什么说明和把它化成僵死的逻辑公式。”[7]

尽管这些说法差别很大，所发生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却都贯串着一条共同的线索：不论革命群众被泰讷和柏克说成是“暴民”或“卑贱的乌合之众”，或被卡莱尔说成是“胜利了的无政府状态”，或被密什勒和奥拉尔说成是“人民”或“整个巴黎”，这些作者全都按照个人的好恶或偏见，把革命群众看成是不具体的抽象概念和善或恶的化身。我们对此也许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在这些作者多数所属的19世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几乎完全局限于政治方面或思想意识方面：19世纪20年代的君主立宪派如米涅和梯也尔是如此，那些受到1848年二月革命鼓舞的人如密什勒和路易·勃朗等也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愤愤不平的自由主义者如泰讷还是如此，甚至如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激进派奥拉尔也未能例外，虽然不是那么明显。尽管他们对于革命传统的态度和大革命的领袖或牺牲者的爱憎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却全都惯于“从上层”[8]——也就是从公安委员会办公室、国民议会或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或者革命报纸专栏文章的角度来观察历次事件及其参加者。这就使他们看不见有血有肉的革命群众，使革命群众的面貌随着革命领袖、他们的批判者或拥护者的兴趣、见解或理想而改变，因为群众的呼声是很少反映在政治家的演说或者小册子作家及新闻记者的文章中的。

然而，近50年来，许多优秀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使我们有可能用比较公正，也就是比较科学的态度来接触这一问题。这并非由于他们发现了很多前人所不知道或者得不到手的新档案材料；虽然有时是这种情形，但是至少就巴黎来说，情况却正好与此相反：密什勒和恐怖时代的历史学家莫提梅-泰诺曾经利用过的重要史料后来已经被毁。促使历史学家为新问题寻求答案，并由于这种探索的结果，而促使他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大革命史的，毋宁说是20世纪新的社会标准和新的问题。他们研究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构成无套裤党人的群众成分——农民、工匠、帮工和一般劳工——已经作为具有自己共同特点、利益和愿望的各个社会集团开始出现，他们的行动和态度再不能被看成仅仅是首都知名的记者、律师、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演说与命令的响应或反映。对于大革命的这种新认识——由下而上所看到的——首先表现在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中，这本书尽管题目就带有倾向性，却得到当时担任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奥拉尔的极大赞扬[9]。此后五十年中，亚尔培·马迪厄关于1792年至1794年间巴黎社会运动的著作[10]，拉布鲁萨教授关于18世纪物价和工资的著作[11]，特别是乔治·勒菲富尔教授关于农民、革命群众心理和1789年革命动乱的著作[12]，都大大扩充了这方面的研究领域。

如果没有这些著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指出新的方向和提供新的动力，我也许不会想到写这本书。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因为有适当的文献资料可供利用。显而易见，参加大革命时期伟大人民运动的广大群众不像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他们很少以书信、小册子、演说词或会议记录等形式留下关于他们的活动和愿望的永久记载。还有，巴黎的情况是，1871年的大火焚毁了大批市政和财政档案，因此我们丧失了一个宝贵的资料来源。如果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就可以提供有关工匠和小店主的收入、税额及流动资本的可靠材料，而巴黎无套裤党人中最富有斗争性的分子正是来自这两种人。不过，我们还保存着一项重要的，对本书的写作也许是更为可贵的资料来源——国家档案馆和巴黎警察总局的警政档案，这就是本书所依据的主要文献。18世纪法国的警察制度远比当时的英国发达，因此留下了丰富得多的档案。此外，警察的反复审讯的方法及其传统的审讯笔录，为史学家提供了关于案犯职业、住址、籍贯、年龄、文化程度和以前犯罪记录的详细材料。50年前，亚历山大·图埃特伊和马瑟勒·罗夫在一些著作中，就已经表明了这些案卷作为社会历史资料来源的巨大价值[13]。然而，不知为什么，马迪厄和他的学生却忽视了这部分资料[14]，直到近年来史学家才重新注意到这些档案。在本书中，我大量引用了1787年至1790年间巴黎市警察局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15]和1790年至1795年间巴黎各区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16]，并部分引用了1793年至1795年间治安委员会的同类报告[17]。这些文件帮助我们对发生在巴黎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的若干次群众运动有了新的认识，而过去的史学家对于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注意得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件使我们能够对于参加这些运动的形形色色社会分子作更加全面和更加清晰的描绘。当然，它们只涉及一小部分参加者——被逮捕、被杀害、受伤或者被人向警察告发的人——但是，从这方面得到的一些代表人物，却常常足以使我们从他们身上推出一般的结论。不过，关于这段时期主要革命运动——1789年7月、1792年8月、1793年5—6月和共和国三年牧月暴动以及四年（1795年）葡月暴动——的参加者，我们就必须另外参考其他资料来源： 巴士底监狱攻克者名单[18]、1792年8月申请领取恤金[19]和1793年6月申请领取从军时间损失补偿金的申请者名单[20]，及专为审判牧月和葡月起事者而成立的军事法庭的记录[21]。

当我们从这些记录中或多或少地看清楚革命群众的构成时，我们反而更难断定把他们聚集到一起和导使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参加这些运动的动机（也许这并不足为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警察局记录和那些回忆录作者、记者、国民议会代表以及政府报告人通常带有倾向性的记载相比，仍是一种丰富得多的资料来源。除去上述警察档案以外，另一种宝贵的资料来源是由希米特、卡隆和奥拉尔分别编纂的，从1792年至1795年巴黎公社、中央警察局和内政部警探的报告或舆论调查[22]。这些报告是关于小有产者以及工资劳动者特别对于那几年各种事件反应的一座资料宝库。关于早期，还没有和它们完全相等的资料，虽然关于革命爆发前夕和爆发时的资料，哈代的日记手稿比它们更有价值[23]。

此外，警察的调查报告对于在本书中起有重要作用的物价和工资变动情况来说，是一个有用的资料来源。不过，这方面的主要来源是在国家档案馆文件F^12和F^13类中发现的各种统计表和一些不常有的材料[24]。

亚尔培·索布尔曾经加以整理和在研究共和国二年情况时充分利用过的1789年的《陈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 ）和1790年至1795年的巴黎各区文件[25]没有被充分地利用，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可是我们要知道，绝大部分暴动者和起事者来自其中的无套裤党人，在起草《陈情表》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巴黎尤其少。此外，在1792年8月以前，他们在各区的群众大会和各委员会中也很少起作用，或者不起作用，而只是在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这一个短时期内起过主要作用；但这段时期，由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除1793年9月是特殊的例外，在巴黎，是一段唯一没有发生群众政治骚乱的革命时期。

本书主要研究的虽然是1789年至1795年的革命运动，但我也试图对1787年和1788年的群众运动作一番描述，它们虽然发生在1789年暴动以前，却是革命从之产生的社会和政治骚乱的一种突出的表现。早期的史学家虽然赞赏这些年中的贵族反叛对革命本身起了开锣戏的作用（即使不是一个组成部分），但却往往忽视了这些群众运动——正如他们在革命末期，往往忽视共和国四年葡月（1795年10月）的群众运动一样，这些运动虽然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起事，可是却引起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重大响应。因此，本书也许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色，即力图描绘出1787年至1795年整个时期的巴黎革命群众（在它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明他们怎样行动，由什么人构成，怎样被吸引到革命活动中来，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实现了多少愿望。为此，本书准备首先叙述巴黎革命和紧临革命爆发的前几年中的那些事件，而这些事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主要由普通男女构成的群众在街头和市场上参加活动。除去1790年（这是一个显著的社会平静时期）而外，这些骚动几乎是革命爆发前两年左右和爆发后最初六年间首都生活中不断发生的现象。叙述了这些事件之后，本书将从参加各种运动的群众的成分、举动、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上，得出一般的结论。

但是，必须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巴黎革命发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1] 埃·柏克：《法国革命感言》（E.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951年伦敦版，第66—69页。

[2] 希·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H.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La Révolution ），1876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8、53、54、130、272页。

[3] 例如，勒·马德林（L.Madelin）提到1789年7月巴黎起事者时任意使用“匪徒”和“强盗”等字眼〔参看他的《大革命》（La Révolution ）（1914年巴黎版）第60、66、68页〕；又如，在普·加佐特的《法国大革命》〔（P.Gaxott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48年巴黎版〕中，也随处都有这种字眼。

[4] 让·密什勒：《法国大革命》（J.Michelet，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8年至1900年巴黎版，9卷本，第1卷，第248、377—379页。原版于1847年至1853年期间出版。

[5] 路·勃朗：《法国革命史》（L.Blanc，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68年至1870年巴黎版，12卷本，第2卷，第352—353页；第3卷，第184页。初版于1847年至1862年间出版。

[6] 阿·奥拉尔：《1789年至1804年法国大革命政治史》（A.Aulard，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5年巴黎版，第37页。

[7] 托·卡莱尔：《法国大革命》（Th.Carlyle，The French Revolution ），1869年伦敦版，3卷本，第1卷，第226、258、264—266、303等页。值得注意的是，1837年的本书初版有一个副标题是：“无套裤主义史”（A History of Sansculottism）。

[8] 乔治·勒菲富尔（Georges Lefebvre）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短语，最近还在为瓦·马尔科夫和亚·索布尔合著的《巴黎无套裤党人》〔W.Markov and A.Soboul，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1957年柏林版）〕所写的序言（第8页）中用过。

[9]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J.Jaurès，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年至1904年巴黎版，4卷本；1922年至1924年修订版，8卷本。

[10] 亚·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A.Mathiez，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 ），1927年巴黎版。

[11] 塞-埃·拉布鲁萨：《18世纪法国的物价和税收变动研究》（C.-E.Labrousse，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ⅩⅧ Siècle ），1933年巴黎版，2卷本；《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危机》（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1944年巴黎版。

[12] 乔治·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诺尔省农民》（G.Lefebvre，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24年巴黎—里尔版； 《革命群众》（“Foules révolutionnaires”），载《法国革命史年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11期（1934年），第1—26页；《1789年的大恐怖》（La Grande peur de 1789），1932年巴黎版。

[13] 例如，参看亚·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A.Tuetey， Répertoire général des sources manuscrites de l’histoire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0年至1914年巴黎版，11卷本，第1卷导言；再参看马·罗夫：《1789年巴黎最初几次骚动中的人物》（M.Rouff，“Le Personnel des premières émeutes de ’89 à Paris”），载《法国大革命》，第57期（1909年），第213—231页。

[14] 因此，连《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 ）这样的社会史巨著也几乎是完全以国民大会、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发言记录为根据的。

[15] 国家档案馆文件（Archives Nationales），Y类：巴黎市警察局案卷（archives du Châtelet de Paris）；Z类：一般和特殊司法案卷。

[16]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rchive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Aa类：巴黎各区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F^7类（一般警务）。

[18] 这些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国家档案馆文件T类514（Ⅰ）奥斯林文件（Osselin papers）中的巴士底监狱攻克者的662人名单。

[19]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67—3274；F^7 4426。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W 546—548，556—558。

[22] 阿·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A.Schmidt，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7年至1871年莱比锡版，4卷本；皮·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内政部密探报告》（P.Caron，Paris pendant la Terreur.Rapports des agents secrets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1910年至1949年巴黎版，4卷本；阿·奥拉尔：《督政府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A.Aulard，Paris pendant 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et sous le Directoire ），1898年至1902年巴黎版，5卷本。

[23]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S.Hardy，Mes loisirs，ou journal d’événements tels qu’ils parviennent à ma connoissance）， 1764年至1789年巴黎版，8卷手稿本。国立图书馆，法文图书部，6680—6687号。

[24] 读者如果要知道更详细的资料来源，请参看附录的书目。

[25] 亚·索布尔：《巴黎各区文件（1790年至共和国四年）》〔A.Soboul，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de Paris（1790—an Ⅳ）〕，1950年巴黎版；《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6月2日至共和国第二年热月9日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政府》（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 Ⅱ ）， 1958年巴黎版；和瓦·马尔科夫合著：《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至1794年群众运动历史文献》（A.Soboul and W.Markov，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Dokumente zur C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1793—1794），1957年柏林版。

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在革命前夕，从表面上看，巴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的变化。这种情况在它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中世纪城市的周围一度是菲力普-奥古斯都在13世纪建筑的坚固城墙，后来查理五世向外扩大了这个城市，他在14世纪建立起巴士底城堡保护城东的通路。路易十三时代，沿着现在的内城各大街修建了一道新的围墙或者说一圈关卡，划定了城市的正式入口[1]。18世纪，建筑的飞跃步伐和商业及社会生活的加速发展使人们感到有进一步改建的必要：旧桥边的房屋被拆除或任其自行倒塌，在新的路易十六大桥——现在的协和桥——上开始了建筑工程；从城市中心清除了中世纪的公墓，新的街灯开始代替了街角上阴森森的老式灯笼，街上逐渐有了模仿伦敦的人行道[2]。最主要的是，城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1785年，新的围墙竣工，这是一圈围绕着首都的设有54个关卡的城墙，高10英尺，全长18英里。它不但把市区向外扩大到东边包括圣安东郊区，北边包括圣马丁和圣丹尼郊区；而且第一次把西边的巴塞和夏约两个村庄和南边的圣维克多、圣马瑟勒、圣雅各和圣日尔曼等旧郊区都划入首都范围[3]。但是，建筑新城的意图不仅是想划定新的京城外围，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市内关税制度和通过杜绝走私来大量增加王室收入。它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1789年，巴黎关税收入不下于2800万里弗到3000万里弗，而全国关税收入不过为7000万里弗[4]。这当然不会使当时推行这项计划的大臣卡龙和负责制订与实施这项计划的总包税人受人欢迎。聪明人写道：“包围着巴黎的城墙使巴黎怨声载道。”[5]这种敌对情绪很快就在巴黎“城外”神父的《陈情表》中和某几个选区的第三等级身上表现出来[6]。这种情绪也表现在巴黎“贱民”更为激烈的行动中，这些关卡甚至在人所痛恨的巴士底监狱陷落以前就已被愤怒的人民毁掉[7]。

尽管那一时期试做过许多统计调查，巴黎新市区究竟包括多少人口仍是难以计算的：最可靠的估计是在52.4万人到66万人之间[8]。正如内克尔见到的一样，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不仅要测定比较固定的人口[9]（按照出生和死亡、户口、面包证或警察局报告等各种资料计算），而且要测定较难以掌握的旅馆和公寓中的流动人口，这种流动人口一年四季变化很大，很少能够得到有关他们的官方统计资料[10]。我们记住这一点，便可以认为内克尔非正式估计的64万和66万[11]之间的人口数目可能比1788年至1789年人口普查得出的52.4万人的较低数字更接近于真实（若干作者曾经认为这个较低数字是一个合理的估计）[12]。

在以上两种调查中，特权阶级或比较有钱的阶级都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里·卡昂曾经试图计算出18世纪中叶居住在巴黎的各种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人口，他得出的结论是：教士约1万人，贵族约5000人，金融、商业、制造业和专门职业的资产阶级有4万人左右[13]；其余的人——绝大多数人口——是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帮工、一般劳工、流浪汉和城市贫民，这些人组成了后来一般所称的无套裤党[14]。

当时巴黎的外貌正在改变，上流社会的中心区正在向西迁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进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迎合他们的社会虚荣心。教士们由于有140座修道院仍然分散在旧城和郊区[15]，并且在这些修道院里拥有大宗财产，所以对大规模扩建计划不感兴趣：有人甚至说，路易十五企图把老城区完全拆毁、重新改建，只是由于受到教会的阻碍才没有实行[16]。贵族、银行家和富商没有这种顾虑，很早就在罗亚尔宫、莱茵宫和圣端诺累郊区这些比较现代化的西区竞相建筑崭新的市内住宅。以上这些地区是随着路易十四时代宫廷迁移到凡尔赛开始繁荣起来的[17]。河右岸马莱旧贵族区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代曾经是上流社会的中心，这时已经日趋萧条；18世纪80年代，塞巴斯梯恩·麦塞把这块市区描绘成“满目凄凉的地区”[18]，在这里，布尔哥尼府的塔楼和塞恩、克吕尼等邸宅都已改为商用，它们都目睹过往日的繁华，而现在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19]。

同时，麦塞写道，在最后这25年里，修造了一万座房屋，三分之一的巴黎都经过重建[20]。建筑工人的队伍是从中部各省招募来的，建设速度往往是惊人的：75天建成了歌剧院，6个星期建成了巴加岱尔宫[21]。特别是在北区和西区，开辟了全新的街道。研究过1789年巴黎的史学家莫南使我们对于旧制度最后15年间这种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有一些了解。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当时这里是新式住宅区的最西端边缘），国王的弟弟亚多瓦伯爵修建了贝里街和盎哥莱姆街，不久之后，柯列塞街和米莱大街（今天的马提农大街）也陆续建成。在邻接的圣端诺累郊区，准备修建达斯脱街——虽然到1789年还没有完成；在那些林荫道以北和以东，银行家拉保德获得修建普罗凡斯街、亚多瓦街（今天的拉菲特街）、泰布街和荷赛依街的许可证。由此再向东，是马特尔、里塞尔、圣尼古拉、蒙德隆、布福、朗克里等大街。在罗亚尔宫附近，夏巴奈侯爵和路瓦侯爵用他们的名字为其市内住宅附近修建的街道命名。肖梭尔公爵出售了他在林荫道上的一部分地产，这就为兴建意大利喜剧院和开辟新圣马克、托朗特、唐波阿斯和台拉斯等大街准备了条件。革命爆发前两年，在鲍依诺斯府旧址上建起了布累杜伊、鲍依诺斯和克罗斯涅等大街[22]。王族中最有钱和最孚众望的亲王奥尔良公爵修建的罗亚尔宫的花园和连环拱廊，更是辉煌壮丽，很快就成了一个游乐的中心和记者、小册子作家以及好谈政治者的聚会场所；同时，在河左岸，不久以前用300万里弗购买了孔德府旧址，并于1789年在那里建成了法兰西剧院（后来的奥地昂剧院）[23]。不过，饶勒斯指出，在所有这些狂热地大兴土木的人士中，首都不动产最大的所有者仍是有钱的资产阶级。他写道：“除去几百家豪门望族而外，连贵族本身也沦为资产阶级的房客。”他下结论说：“在接近1789年时，巴黎的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和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24]

尽管有这些变化，但是，中世纪旧巴黎的风貌仍然基本保存着，并且继续保持了75年。巴黎圣母院和圣教堂的宏伟建筑仍然俯瞰着老城区的入口；无数的修道院、寺院以及拘留所仍在和那座过去封建时代的遗迹——峙立着8个堡楼、狱墙达80英尺高的巴士底城堡竞相媲美。特别是，巴黎仍然保存着古老的住宅、庭院和狭巷、作坊、客店，十分之九的巴黎人就在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在老城和中央市场各区，在巡礼大道以东的郊区都是这种情况（巡礼大道由圣马丁和圣雅各大街以及它们的延伸部分组成，从北边的圣马丁关卡到南边的圣雅各关卡，把全城划分为两部分）。

这时还没有明显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只有到第二帝国时代，它们才完全出现[25]。当时至多不过有一些街上有客店和公寓，如市政厅邻近的毛特奈里街或者离巴黎圣母院不远的加朗德大街、公园大街等。在这些地方居住着河岸工人、搬运工人、石匠和其他季节性工人，他们花1～4苏[26]拥挤在公寓里过上一夜[27]。不过，一般讲来，小作坊老板、独立工匠和帮工都是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在巴黎革命期间，我们将会看到作坊老板和帮工从拉坡街或圣安东郊区街上同一所房子里走出来，参加攻打巴士底监狱[28]。在这一郊区，甚至有钱的制造场主如累维伊扬（他在蒙特娄街拥有一座雇用350名工人的“制造厂”）和著名的啤酒酿造商安东-约瑟夫·桑代尔都住得离他们的工人很近。在这些地区中，作为一个集团而出现的并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小作坊老板、工匠和劳工等组成的全体“贱民”。从这些人的住所、语言、服装、生活方式和他们每星期外出到库提厄、鲍雪隆或新法兰西这些酒馆和小酒店中消遣一番的特征上，大致可以辨识出他们这个社会集团[29]。

然而，某些地区已经具有了由本区居民的行业形成的显著特征。这里面当然有莫培广场和中央市场的著名的卖鱼妇或女商贩，有钟表码头、金匠码头和市内多飞内广场，或罗亚尔宫拱廊上的金匠和宝石匠。新发展的夏约郊区因皮耶兄弟巴黎水利公司而闻名，这家公司拥有蒸汽动力设备，是法国第一家按照詹姆斯·瓦特的设计制造蒸汽引擎的公司[30]。由伦巴底、圣丹尼和格拉维叶等大街组成的市场以北的市区是主要商业中心，在那里住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城市的家庭工人，例如“两万”名丝织工人，他们曾在1791年11月向立法议会请愿，抗议采用机器设备[31]。新纺织厂（其中有一些雇用400、500乃至800名工人）大多数设在圣马丁和圣丹尼大街两侧的北郊[32]。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和季节性建筑工人使市政厅和格累夫广场周围的街道带有一种熙熙攘攘的显著特色。一贯是群众骚动中心的圣安东郊区[33]有几家啤酒厂和一家雇用500名工人的玻璃厂，但主要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小手工业——特别是制造家具和室内装饰品的小作坊的中心[34]。

圣马瑟勒郊区及其邻近的圣雅各和圣维克多郊区的人口成分更加复杂，而且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更加不安静。长期以来，那里最出名的工业就是制革，这种行业在100年前被柯尔培从老城码头赶到了圣日纳维叶山的山坡上；不过，它们在革命爆发前几年似乎已经衰落，因为根据1791年一项调查报告的记载，当时只有十来个老板，雇用的助手还不足200人[35]。其他行业包括染坊、呢绒制造业和洗衣房，此外还有路易十四在1662年兴办的著名的戈布兰挂毯工场[36]。许多染工和呢绒制造者都是弗兰德斯或荷兰血统，他们在沿着这个郊区的主要通衢莫弗塔大街散布着的许多家啤酒馆里开怀畅饮（莫弗塔大街从枫丹白露关卡蜿蜒曲折地一直通到圣日纳维叶山的外崖地方）。麦塞写道：“这些人可以连宵酗酒，达一周以上”，他认为这些人是危险分子，说他们“比其余各区的人更邪恶、更容易被激怒、更喜欢争吵和更容易走向暴动”[37]。

这些郊区包括一部分市内最穷的各区，常常领取最多的在旧制度和革命时期随时发放的贫民救济金。例如，当1790年2月巴黎公社议决向贫民发放64 000里弗救济金时，位于圣马瑟勒和圣雅各郊区中间的圣埃纳山区分到7000里弗；圣雅各郊区的维尔格累斯和上坡口的圣雅各地区领到5300里弗；圣安东郊区的孤儿区和圣马格里特区分别领到5100里弗和4800里弗：这些是数目最多的拨款[38]。1791年，所有这些领救济金的人当中几乎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圣马瑟勒郊区的四个区内[39]。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所以甚至于最近的史学家都把这些不久就在革命中显示特殊作用的郊区说成是工人阶级郊区[40]。可是，这个名词是易于使人产生误解的，这有好几个理由。第一，正如布莱希先生指出的，靠工资生活的人主要集中在中央市场区和首都北郊——不是集中在圣马瑟勒郊区，更不是在圣安东郊区或者小手工业者占大多数的任何其他地区。1791年初，巴黎市政当局为了查明首都48区每一个工业企业雇用的工人人数，曾作过调查，调查的结果说明了上述情况[41]。这些调查报告（尽管不十分详尽）表明：当时靠工资生活的人口总数（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将近30万人。把各区人数和1792年人口调查表明的人数[42]联系起来看，我们发现：靠工资生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北部和中北部7区[43]的居民人口中占三分之二，在中央市场4个区[44]占居民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而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只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45]。

但是，即使在这些工资劳动者构成当地人口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也不具有一个社会阶级的显著特征。在18世纪的法国，工人这个名词可以指普通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也可以随意用来指那些独立的工匠、小作坊老板——甚至偶尔也可以指有钱的制造场主；它最常使用的意思和工匠一词同义[46]。这种用法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那时，靠工资过活的人还不具有一个生产者的明确地位，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往往还存在着许多中间阶层。典型的生产单位仍然是小作坊，这些作坊一般只用数目很少的帮工或学徒。即使在巴黎，虽然工人和雇主比起来人数较多而行会制度所规定的限制也比其他地方松弛[47]，但是，帮工仍然经常和老板一桌吃饭，同屋住宿[48]。挣工资的帮工和独立工匠，乃至与作坊老板之间还没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在1724年举行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的2000名巴黎织袜工，一方面依靠工资为生，另一方面仍然从雇主那里租用织袜机，在自己家中工作[49]；我们还可以看到：1789年8月，有很大一群巴黎理发匠帮工坚持他们有自行开张营业的权利，不管他们的雇主是否愿意[50]。

1791年调查报告中记载，所有靠工资生活的人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建筑业[51]；他们大部分是季节性工人或刚从克鲁斯和里摩日来的移民（所以他们的绰号叫“里摩日人”），住在莫弗塔大街或市中心那些家具很少的房间里[52]。在他们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帮工兼雇主，或“老板工人”，他们一方面依靠建筑承包商付给的工资生活，另一方面又按日或按季计酬雇用自己的伙伴或小伙计[53]。广大的搬运工人、运输工人和河岸工人常常是从皮卡尔迪、萨瓦或欧维尼迁来不久的移民，住在各市场周围或码头附近，他们的地位更难确定；不过，在一般体力劳动者和高度组织化的由巴黎市场的挑夫或更加贵族化的各类没有技术的小工组成的团体之间，一定隔着无数的等级和差别[54]。 住在济贫院和贫民医院中的14 000人成分更为复杂[55]，不久以后，又有成千上万没有工作的农民、小商贩和农村工人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人在革命前夕涌进首都，被赶进圣母山和其他地方的救济工场[56]。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可能占全部劳动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57]的北郊新纺织工场工人中，才能开始看到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显著特征；但是我们也将看到，和小工匠和帮工不同，他们在革命当中只是起一种比较次要的作用。

不过，尽管巴黎的帮工和体力劳动者缺乏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团结，但是，他们早就学会了怎样提出他们特殊的经济要求——常常是通过暴力手段。随着古老的中世纪行会存在目的和组织的崩溃，帮工发现自己已经降到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的地位，成为老板的希望非常渺茫[58]。老板和帮工这种物质利益的逐渐分歧反映在那一世纪日趋剧烈的罢工和社会运动上，而随着工资追不上逐渐上涨的物价，这种罢工和社会运动就变得更为剧烈[59]。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在1724年，织袜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举行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是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捕而引起的[60]。1737年，织布帮工起来反对管理和限制升为老板的新规定[61]。1749年，巴黎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禁止制帽帮工干涉雇主雇用工人的自由[62]；1765年，一个类似的判决，禁止这些工人佩带刀剑和行猎匕首[63]。1776年，书籍装订工人爆发了一次争取14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64]。1785年，建筑业工人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结果赢得辉煌胜利：在几百名建筑工人和警察局长伦诺发生争论，其他工人游行示威要见布洛依宫里的国王以后，最高法院宣布了有利于他们的决定[65]。第二年书商兼日记体作家塞·哈代报道了一次包括木匠、马掌铁匠、锁匠、面包师和石匠等在内的规模更大的罢工运动[66]；同年，搬运和运输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宫廷宠臣发起的垄断竞争，他们去凡尔赛向国王请愿，引起群众广泛的同情[67]。1789年6月，就在巴黎革命爆发前夕，制帽工人又举行了一次罢工——各个对立的帮工协会都参加了这次罢工[68]。

如马瑟勒，罗夫所见到的，这些运动可能有助于1789年革命气氛的形成[69]，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冲突一般还居于次要地位，工资劳动者最关心的往往是食物价格——特别是面包价格，而不是他的工资数目。这一部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全国性的工会运动，尤其是因为面包在工资劳动者的支出中，像在一切小有产者的支出中一样，占很大一部分。1789年，巴黎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每日工资大约是20～30苏，石匠帮工可能挣40苏，而一个木匠或锁匠可以挣50苏[70]。按照拉布鲁萨教授的说法，一个18世纪的法国工人平常要在面包上用去其收入的50%左右，在蔬菜、油脂和酒上用去16%，衣服15%，燃料5%，照明1%[71]。所以，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收入少的劳动者主要关心的是面包价格，在巴黎，一块4磅重的面包在“正常”时期售价为8苏或9苏。如果它的价格飞涨到12苏或15苏（或至20苏），显而易见，大部分工资劳动者就要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所以，如果他们常常想到的是更便宜和更充足的面包——而不是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那就不足为奇；除去极少数例外，在革命期间也同样是这种情形[72]。因此，当时传统的和典型的群众抗议形式仍然是食物暴动而非罢工；在这种暴动中，不仅有帮工、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而且有小店主、工匠和作坊老板参加，来共同反对农场主、磨粉商、面包商、囤积者、粮商和市政当局。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被证明是把组成大革命时期无套裤党的各社会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根最坚固的链条。

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在整个18世纪中一直受着这种骚动的威胁。为了平息这种骚动，当局曾拟定一套复杂的制度以保证郊区的磨粉商按时得到充足的小麦供应，巴黎的面包商按时得到充足的面粉供应——这种办法常常使粮食供应区本身受到损害，或者使粮食运往首都所经过的河流和道路附近的村庄受到尽人皆知的损害[73]。但是，这种保证在最大的限度上也不足以抵抗歉收、旱灾、冰雹、霜灾和交通不便的打击，或者粮食垄断者与投机者的侵吞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这套制度终于崩溃，抢购使面包价格猛涨并引起巴黎“贱民”的愤怒暴动。在1709年的大饥荒中，这种崩溃几乎是全面的，而且时间很长，以致有好几百人因饥饿而死[74]。1725年8月，据达冉松侯爵记载，面包价格高过1709年，为了平息民愤（“当时巴黎已发生严重骚乱”），将当时的负责大臣敦布里弗尔免职[75]。1740年9月，4磅重面包价格涨到20苏，相当于一个非熟练工人的一天工资；人们向国王大呼：“发发慈悲吧！面包！面包！”红衣主教弗劳里遭到一群愤怒妇女的攻击；比塞特勒监狱的50名犯人因抗议减少囚粮而群起暴动之后被枪杀[76]。1752年12月，由于巴黎大主教拒绝给一个有扬森派嫌疑的垂死修女施行圣礼，引起人们愤怒的游行示威，面包暴动也就同时与这场示威结合起来[77]；6个月后，面包价格仍然高得惊人，有人散发煽动性传单，传单上写着：“法院万岁！打倒国王和主教”[78]，还是那个国王——路易十五——人们认为是他制定了狠毒的“饥荒协定”[79]。

范围更广而且也是使当局更加吃惊的，是1775年春天在巴黎和邻近各省爆发的粮食暴动。1774年8月，杜尔果被任命为财务总监。他刚一上任时，在一般人眼中还没有什么丧失民心的特殊记录，事实上，他的前任和他的死对头、修道院院长塔莱在他被任命以后不久，就受到了被圣安东郊区的人们焚烧肖像的侮辱[80]。然而，使杜尔果在宫廷中的敌人高兴的是，他由于操之过急地把重农主义学说应用于粮食贸易，不久就失去了人民给予他的宠爱：他于9月13日下令恢复粮食和面粉贸易的自由。这道命令再加上歉收，便造成了第二年春夏两季谷物、面粉和面包的缺乏和价格飞涨。3月初，巴黎4磅重面包价格涨到11苏半，到4月末便涨到13苏半。粮食暴动已经在波尔多、第戎、都尔、麦茨、里姆和蒙托榜等地爆发——紧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历史上称为“面粉战”的特别骚动。骚动从一个市场扩展到另一个市场，采取了由群众控制小麦、面粉和面包价格的形式——面包价格一般被规定为2苏一磅，面粉20苏一蒲式耳，小麦12法郎一塞第（等于200千克）。4月27日，骚动从首都以北20英里的瓦兹河畔的博蒙开始，29日扩展到潘托塞，5月1日蔓延到圣月尔曼，2日蔓延到凡尔赛，3日蔓延到巴黎城。巴黎中央面粉和面包市场遭到劫掠，市中心和郊区面包商不是被抢就是被迫廉价出售面包，直到军队开出来才恢复了秩序。骚动接着沿塞纳河和马恩河流域向东和向南发展，在布里埃的市场和乡村中继续了好几天，9日发展到加提讷河畔的博蒙（巴黎以南50英里），10日在米隆附近逐渐平息[81]。

这些暴动使人们看到了某些革命事件的惊人预演——特别是对于主要商品的群众限价或群众平价，这在1789年至1793年成了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这些骚动还远不是为了反对现存的制度，而是对于一种新式主张提出严重抗议——这种主张就是放任食物价格上涨到它们的自然或市场水平，而不从社会正义的考虑出发来加以控制。运动并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这也许不足为奇。这基本上是一次工资劳动者、工匠和乡村与城市贫民的运动——无论是资产阶级或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参加。然而，它使政府和“上层”阶级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12年后，曾经目睹巴黎市场和面包店受到袭击的哈代，谈到当时有再度出现1775年5月场面的危险[82]。

至少在巴黎，这次运动是旧制度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骚动。以后的12年是粮食价格和社会秩序都比较稳定的时期[83]。哈代所记载的大部分是反对新建关卡的抗议，有些是市场上的关于肉类和木柴价格的不满，还有一些是表现反教会情绪的突出事件[84]。尽管中央市场和郊区居民的平静仅仅是表面的，但他们并不比同时代南瓦克、威斯敏斯特和中塞克斯大主教教区的英国人更倾向于暴动和骚乱——这些英国居民曾经因反对瓦尔波尔制定的消费税和烧酒法案发生暴动，并在60年代和70年代高呼过“威尔克斯和自由”的口号。无论如何，巴黎同伦敦、威斯敏斯特市以及中塞克斯相比，有一套更为有效和权力集中的警察系统，具有一支力量大得多的武装供其调遣。伦敦那些地方的治安推事和警察的权力有限，镇压机器分散而指挥不灵，因此，几乎常常无法阻止暴动和骚乱。

另一方面，巴黎的警察总局局长的管辖范围包括首都的全部地区，48名警务委员则分别掌管全城各区警务，他们拥有对付犯罪和民众骚乱的雄厚实力。这些武装包括150名法警，接近于1000人的三连巴黎近卫军，以及300到400名警察。总括起来，他们可以直接指挥1500人左右，此外还有5000到6000名法兰西警卫军、瑞士警卫军和枪兵的预备部队——大部分都驻扎在首都——可以在紧急时调动[85]。虽然这些联合起来的武装力量远不如后来革命当局能够调动的武装力量强大，但只要他们仍然效忠于政府和地方官吏，他们就是一支比伦敦治安推事所能随便调遣的队伍实力雄厚得多的武装部队。

所以，当1780年6月戈登暴动爆发，伦敦大部分地区有好几天一直被“反罗马教皇”的暴动者控制时，法国观察家就有资格扬扬得意了。例如塞巴斯梯恩·麦塞在巴士底陷落的9年以前评论伦敦骚乱时写道：乔治·戈登勋爵在伦敦造成的恐怖和惊慌，在巴黎这样一个警政完善的城市是难以想象的[86]。我们在事后都聪明起来，当然可以嘲笑塞巴斯梯恩·麦塞的天真，然而他在写作当时，似乎也有其自满的合理根据。

但是，在这种表面平静的背后，各种力量正在成熟中，不久就要粉碎这种幻觉，并把巴黎人卷进远比前一世纪所经历到的任何事件都更大的灾难中。当时就连最聪明和最有远见的观察家都没有看出这种情况。尽管这些事变的结果竟然没有破坏巴黎的外观[87]，然而却使巴黎公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

[1] 阿·德马让：《巴黎，城区及近郊》（A.Demangeon，Parts.La Ville et sa banlieue ），1933年巴黎版，第16页。

[2] 阿·巴波：《1789年的巴黎》（A.Babeau，Paris en 1789），1889年巴黎版，第23页；赫·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H.Monin，L’Etat de Paris en 1789），1889年巴黎版，第10—13页。

[3] 阿·德马让：《巴黎，城区及近郊》，第16页。

[4] 莫·马里昂：《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制度辞典》（M.Marion，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x ⅩⅦe et ⅩⅧe siècles ），1923年巴黎版，第402—404页。〔里弗（livre）为法国旧币名。——译者注〕

[5]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8页。

[6] 克-勒·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C.-L.Chassin，Les Élections et les cahiers de Paris en 1789），1888年至1889年巴黎版，4卷本，第2卷，第410、421、425、432、442、443、444、448、455、465、519页；第4卷，第406、451页。

[7] 参阅本书第55—56页。

[8] 1788年至1789年的人口调查是按户计算的，调查出的居民总数为524 186人〔《法国统计资料》（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第3卷：《土地、人口》（1837年巴黎版），第277页〕。按照内克尔1784年的私人计算，总数为64万到66万人〔日·内克尔：《法国的财政管理》（J.Necker，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de la France ），178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277页〕。1792年人口调查的结果是635 504人〔纳·加雷埃夫：《革命时期巴黎各区人口密度》（N.Kareiev，La Densité de la population des différent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912年巴黎版， 第14—15页〕。1795年进行了两次人口调查，一次是部分地依据面包证登记资料，另一次是依据消费者的数目，得出的数目分别为626 582人和636 772人〔普·摩里奥：《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P.Meuriot，Un Recensement de l’An Ⅱ ），1918年巴黎版，第33—34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 3688^4〕。关于这些估计数字可靠性的讨论，请参看乔·鲁德：《1789年至1791年的巴黎工资劳动人口和起义运动》〔（G.Rudé，The Parisian Wage-Earn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surrectionary Movements of 1789-91），以下简称为《巴黎工资劳动者》（未发表的哲学博士论文两卷集，1950年伦敦大学印），第1卷第34—43页〕。关于1790年至1800年巴黎48区的人口估计数字，参看后文附录二。

[9] 这里使用的“固定人口”一词当然只是就相对意义而言。整个18世纪，迁出和迁入巴黎的人口一直继续不断（虽然大部分都是从外省迁入巴黎的）。警察局和其他公共机关的档案记录表明，革命时期的巴黎居民中，外省籍贯的人占很大比例。

[10] 非定居人口的数目——那些住在出租旅馆和各种类型公寓中的人口数目——在1795年两次人口调查的第一次中有记载，但是48区中只有25区有这种资料（摩里奥：《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第32页）。

[11] 内克尔：《法国的财政管理》，第1卷，第277页。

[12] 例如，可参看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F.Braesch，La Commune du 10 août 1792），1911年巴黎版，第14页；亚·朗德里：《旧日巴黎的人口统计》（A.Landry，“La Démographie de l’ancien Paris”），载《巴黎统计学会会刊》（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statistique de Paris ），第76期（1935年），第34—45页。但是，摩里奥倾向于那个较高的数字（《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第34—35页）。

[13] 里·卡昂：《18世纪中叶巴黎人口》（L.Cahen，“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milieu du 18 siècle”），载《巴黎评论》，1919年，第146—170页。

[14] 1792年6月以后，这个名词同样带上了一种政治意义，一般指极端共和主义者——甚至也应用到本人很有钱的共和主义者身上。但是我在本书中，仍然只是在社会意义上使用它。

[15] 按照埃德梅·维尼克（Edmé Verniquet）的1789年巴黎地图（巴黎市政会议于1889年出版），当时有68座男修道院和修会，73座女修道院和修会。

[16]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9页。但是也有例外，譬如，圣安东广场王家修道院女修道院长和会众就在巴士底以东他们的地产上新建了一条街、一个市场和一座喷泉（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16页）。

[17] 德马让：《巴黎，城区及近郊》，第16页。

[18] 耳·塞·麦塞：《巴黎年表》（L.S.Mercier，Tableau de Paris ），1783年阿姆斯特丹版，12卷本，第1卷，第258—261页。

[19]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8页。

[20] 麦塞：《巴黎年表》，第8卷，第190页。

[21]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7页。

[22]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15—16页。再参看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38页。

[23]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4页。

[24]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J.Jaurès，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2年至1924年巴黎版，8卷本，第1卷，第149—150页。

[25] 耳·谢瓦利埃：《19世纪巴黎人口的构成》（L.Chevalier，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ⅩⅨe siècle ）， 1950年巴黎版，第122页以下。

[26] 苏（sou）为法国旧铜币。——译者注

[27] 这些钱数出现在1789年至1792年间的各种警察报告上。再参看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58页。

[28] 参阅本书第63—65页。

[29] 亚·索布尔：《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A.Soboul，“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载于1956年7月《史鉴》（Miroir de l’histoire ），第91—99页。

[30] 到1791年，该厂已制造出40台蒸汽机，并且开始出口。参看亚·马迪厄：《18世纪下半期的法国经济》（A.Mathiez，La France économique dans la secondemoitié du 18e siècle ），1927—1928年巴黎文学院现代史补充研究征文，1928年巴黎版，第84页。

[31] 国家档案馆文件：F^12 1430；转引自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24页。

[32] 弗·布莱希：《1791年左右巴黎工业人口统计》（F.Braesch，“Un Essai de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ouvrière de Paris vers 1791”），载《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63期（1912年），第289—321页。

[33] 克·勒弗夫：《巴黎旧宅第，巴黎各宅第和各街道史》（C.Lefeuve，Les Ancicnnes maisons de Paris.L’histoire de Paris， rue par rue， maison par maison ），1875年巴黎版，5卷本，第1卷，第3页和第147页。

[34]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6—8页。

[35]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10页。

[36]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10页。

[37] 麦塞：《巴黎年表》，第1卷，第257—258页。

[38] 亚·图埃特伊：《革命时期巴黎的公共救济》（A.Tuetey，L’Assistance publique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895年至1897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133—135页。

[39] 在118 784人中占27 158人〔夏布罗尔·德·渥尔维克：《巴黎市区统计研究》（Chabrol de Volvic，Recherches statistiques de la viiie de Paris ），1821年至1829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43页〕。据说在1794年，68 000名领救济金的人中，住在圣安东郊区一地的就有15 000人（索布尔：《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入》，第96页）。

[40] 例如，参看汤普逊：《法国革命》（J.M Thompson，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7年牛津版，第49—66页。

[41] 弗·布莱希：《1791年左右巴黎工业人口的统计》（F.Braesch，“Un Essai de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ouvrière de Paris vets 1791”），载《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63期（1912年），第289—321页。布莱希先生的发现根据的是48区中的41区应巴黎市政当局的请求在1790年后半年所作的调查报告，那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需要分配给雇主的低额指券（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的数目。这些调查报告收在国家档案馆文件F^30 109—124、129、131—134、136—160各辑中。关于布莱希估计的讨论，请参看《巴黎工资劳动者》（Parisian Wage-Earners ），第1卷，第46—51页。

[42] 纳·加雷埃夫：《革命时期巴黎各区人口密度》，第14—15页。

[43] 这些区是博堡、格拉维叶、崩索、莫孔赛耳、新崩纳、普瓦松尼、圣丹尼郊区。

[44] 这些区是：罗浮、奥拉托利、老实人市场（后来的市场区）、伦巴底。

[45] 参看《巴黎工资劳动者》，第1卷，第52—53、277—280等页（附录A）。

[46] 《法兰西学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1772年版）给工人一词下的定义是：“用手工从事操作和制造某种东西的人”。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对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一般说来为从事某种行业的工匠。”按照一个工资劳动者的现代含义给这一名词下定义的最早的《学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是1935年的版本。关于在研究社会史时对这一名词难下定义问题的讨论，可参看阿尔弗列德·科本的《社会史中的名词》（Alfred Cobban，“The Vocabulary of Social History”），载《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71期（1956年），第14页。

[47] 阿·富兰克林：《旧时代的私人生活：如何成为雇主》（A.Franklin，La Vie privée d’autrefois：comment on devenait patron ），1889年巴黎版，第281—284页。

[48] 除去警察记录的证据以外，我们还可以在1789年7月《安丁大道加比桑区技工、工匠和工人的提案》中找到这种说法，提案中说：“我们居住在老板家里，我们的父辈住在公寓里。”（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42号，对开本第13—15页）。

[49] 弗·芬克-布伦泰诺： 《旧制度下的工人问题》（F.Funck-Brentano，“La Question ouvrière sous l’Ancien Régime”），载《旧事评论》（Revue rétrospective ），第17期（1892年），第1—24页。

[50] 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51] 关于当时巴黎这一行业和其他各行工人的情况，参看《巴黎工资劳动者》，第2卷，第277—280页（附录A）。

[52] 格·莫科：《19世纪初期法国工人们的迁移》（G.Mauco，Les Migrations ouvrières en France au début du ⅩⅨe siècle ），1932年巴黎版，第29—31页。

[53] 日·日·列特莱：《17和18世纪巴黎泥水匠雇主联合会》（J.-J.Letrait，“La Communauté des maitres maçons de Paris au ⅩⅦe et au ⅩⅧe siècle”），载《法国和外国法律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cais et étranger ），1945年，第256—257页；1948年，第113—117页。

[54] 关于后者可参看马·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M.Rouff，“Une Grève de gagne-deniers en 1786 à Paris”），载《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 ），第105期（1910年），第332—348页。布莱希所分析的1791年调查报告中，没有这种工人。

[55] 这是1791年的数字〔克·布洛和亚·图埃特伊合著：《1790年至1791年的国民议会乞丐委员会的笔录和报告》（C.Bloch and A.Tuetey，Procès-vetbaux et rapports du comité de mendicité de la Constltuante ，1790—1791），1911年巴黎版，第482页〕。

[56] 拉斐德估计攻陷巴士底以后一周内巴黎的“外乡人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三万以上”；不过，这个数字也许由于党派目的而被夸大了〔《拉斐德将军的回忆录、通信和手稿》（Mémoires，correspondance et manuscrits du Général Lafayette ），1837年巴黎版，6卷本，第1卷，第272—273页〕。

[57] 《巴黎工资劳动者》，第1卷，第58页和注83。

[58] 阿·富兰克林：《旧时代的私人生活：如何成为雇主》，第90—95、173—217页。

[59] 拉布鲁萨教授指出：食物和其他群众消费必需品的价格在1726年至1741年和1771年至1789年这两段时期之间上涨了62%，名义工资同时期只增加了22%〔拉布鲁萨：《18世纪法国的物价和税收变动研究》（C.-E.Labrouss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ⅩⅧe siècle ），第2卷，第597—608页〕。

[60] 弗·芬克-布伦泰诺：《旧制度下的工人问题》。

[61] 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第333页。

[62] 阿·富兰克林：《13世纪以来巴黎各手工艺行业辞典》（A.Franklin，Dictionnaire des arts，métiers et professions exercés dans Paris depuis le ⅩⅢe siècle ），1906年巴黎版，第372页。

[63] 阿·富兰克林：《13世纪以来巴黎各手工艺行业辞典》，第573页。

[64]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3卷，第281页。

[65]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6卷，第149—150页。

[66]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6卷，第315页。

[67] 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第334页。

[6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016（1789年6月12日）。

[69] 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第347页。

[70] 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的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Prices，Wages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Paris during the French Révolution”），载《经济史评论》（Econ.Hist.Rev.），1954年，第6卷，第3期，第248页。但是，由于在旧制度下有许多天节日，所以工人的平均“有效”工资远比这些数目为少：这些节日每年达到111天左右（同上）。并可参看附录七。

[71] 拉布鲁萨：《18世纪法国的物价和税收变动研究》，第2卷，第597—608页；勒菲富尔：《物价变动和法国革命的起因》（G.Lefebvre，“Le Mouvement des prix et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4卷（1937年），第289—329页。

[72] 这种趋势明显地反映在流传下来的几份外省工资劳动者的《陈情表》上。在巴黎没有这种证据，因为有特殊的规定，把工资劳动者和小有产者排除在巴黎人预备会议之外（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1卷，第373—376页）。

[73] 里·卡昂：《18世纪末叶巴黎的面包问题》（L.Cahen，“La Question du pain à Paris à la fin du ⅩⅧe siècle”），载《法国革命纪事》（Cahie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第1号（1934年），第51—76页。关于巴黎运粮道路和1752年至1789年期间水陆路巴黎运粮队经常遇到袭击的情况，可参看罗·克·科伯：《共和国第二年和第三年勒芒地区和下塞纳流域的饥荒》（R.C.Cobb，“Les Disettes de l’an Ⅱ et de l’an Ⅲ dans le district de Mantes et la vallée de la Basse-Seine”），载《巴黎和伊耳德法兰西历史考古学会联合会报告》（Mémoires de la féderation des societés histor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de Paris et de l’Ile-de-France ），第3卷（1954年），第227—233页。

[74] 阿·德·包瓦斯勒：《1709年的严寒和饥荒》（A.de Boislisle，“Le Grand Hiver et la disette de 1709”），载《历史问题评论》（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第73期（1903年6月），第442—509页；第74期（1903年12月），第486—542页。

[75] 达冉松：《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ls d’Argenson ），1859年巴黎版，9卷本，第1卷，第54页。按照另一个回忆录作家，律师巴比尔的说法，4磅面包每个几乎涨到28苏到32苏这种骇人听闻的价格（巴比尔：《路易十五时代的历史记事与逸事》〔（E.J.P.Barbier，Journal historique et anecdotique du règne de Louis ⅩⅤ），1847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224—225页〕。

[76]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3卷，第169—173页。

[77]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7卷，第353、357页。

[78]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8卷，第35页。

[79] 勒·此奥莱：《饥荒协定及其对粮食的影响》（L.Biollay，Le Pacte de famine et les opérations sur les grains ），1885年巴黎版。

[80] 参看米特拉：《路易十五去世后……的政治与文艺秘密通信集》（Métra，Correspondance secréte，politique et litteraire... depuis la movt de Louis ⅩⅤ），1887年至1890年伦敦版，18卷本，第1卷，第87页。塔莱和杜尔果不同，他是一个极端赞成国家干涉粮食贸易的代表人物，在他任职期间，粮食贸易的管理大部分掌握在一群有钱的“垄断者”手中，因此，他的名字在群众中已经和臭名昭著的“饥荒协定”联系在一起。1768年11月，当塔莱在任的时候，巴黎的4磅重面包的价格业已上涨到16苏，并且已经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S.Laeroix，Actes de la Commune de Paris ），续集，8卷本，1900年至1914年巴黎版，第6卷，第398页〕。

[81] 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G.Rudé，“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à Paris e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载 《法国革命史年鉴》，1956年4月至6月，第239—279页。

[8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123页。

[83] 这一时期，4磅重面包的价格保持着显著的稳定，一般售价在8～9苏之间；只有在1784年短时期内曾经上涨到10苏半或11苏（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散见于第3—7卷各处）。

[8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5卷，第322—323、394—395、410页；第6卷，第18、35、330、332、435、479页。

[85] 赫·德·蒙特巴：《路易十六时代的巴黎警察》（H.de Montbas，La Police parisienne sous Louis ⅩⅥ），1949年巴黎版，第78—84、93—101页。并可参看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79、543页。

[86] 麦塞：《巴黎年表》，第6卷，第22—25页。

[87]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11—12页。当然，唯一突出的例外是巴士底监狱，它在1789年至1791年被有计划地夷平了。

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研究法国革命的传统方法，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一的长时期的事件，开始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举行的三级会议，或者开始于7月巴士底监狱的陷落。不过，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倾向于修正这种观点，既把革命看成是一连串界限分明而又互相关联的事件，又把革命爆发的日期推前两年——推到1787年5月，当时，贵人会议的解散引起了“贵族反叛”或“贵族革命”[1]。把大革命看成是通过具有革命爆炸性的连锁反应而逐渐展开的许多小规模革命运动的论点，毋庸在这里详加解释；但是，关于革命爆发的日期问题，我们要谈一谈。有人认为，“贵族反叛”应该看成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因为强迫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是贵族和法院——长袍贵族，如果没有三级会议，就不会有1789年的革命；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公开向君主专制挑战，才把主要参加革命的各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群众——吸引到活动中来[2]。夏多布里昂写道：“贵族使革命开始，人民把革命完成。”[3]就一切大革命都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深刻的分裂和危机而言，这一论断确实包含一条重要的普遍真理。研究17世纪的学者将会在英国历史中找到有趣的类似情况。然而，这种论点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掀起“贵族反叛”的特权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分裂虽然是深刻的，但并不是根本的；当包括资产阶级和城乡广大群众的第三等级的力量参加进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范围更广泛的要求时（像他们在1789年春天开始做的那样），这些分裂便很快地得到了消弭。根据这种观点看来，只有在农民、城市工匠与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律师及三级会议代表的分散行动汇合成为1789年7月的共同斗争时，革命爆发的真正时间才算到来[4]。

所以，本书中把“贵族反叛”看成是这场革命戏的前奏曲或正戏前的开锣戏，而不是它的第一幕。不过，我们并不否认它对于本书主题的深远意义和特殊重要性：它不仅为第三等级的胜利直接铺平道路，而且由于把城市群众吸引到行动中来，使社会平静时期告一段落（就巴黎而言，自12年前的“面粉战”以来，一直或多或少地维持着这种社会平静）。这段新的社会紧张斗争时期既包括革命的六年，也包括革命以前的两年。所以，我们对于巴黎革命群众做比较广泛的研究，必须从这时开始。

自法国在1778年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国家的财政一直陷于绝境。1787年2月，几乎空空如也的国库和不断增加的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彻底的补救办法：为了能立即找到某种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专门召开了贵人会议。财务总监卡龙提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措施，包括扩大印花税和普遍征收新土地税在内。正如杜尔果和内克尔在以前召集的贵人会议一样，实际上，政府希望应邀参加会议的特权阶级能够做一种亡羊补牢的贡献以挽救国家免于破产。然而贵族有他们自己的不满和要求，他们拒绝合作。于是，卡龙在4月8日被免职，由塞恩和图卢兹大主教洛默尼·德·布里盎继任，他很快就被提升为红衣主教。布里盎的建议和卡龙的建议同样地不能被接受，同样地遭到了反对，这一回是贵人会议在5月25日被解散，接着便发生了“贵族反叛”。就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打头炮的是宪法上对其权限规定得非常含混的巴黎法院。巴黎法院一方面接受了布里盎提出的放宽对粮食销售与出口限制的计划，并在抗议之下同意了印花税；另一方面断然拒绝给征收土地税的法令注册，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当8月在国王亲临法院的情况下照样颁布了这些法令以后，各省法院群起支持巴黎法院，结果布里盎被迫屈服：9月21日，撤销了土地税和印花税的法令，被流放的巴黎法院法官几天后又重新复职[5]。

法院重返首都这件事引起了群众在多飞内广场、哈莱街和其他通往法院的街道上举行热烈庆祝的场面。 8月开始出现反保王派的小册子[6]，当局已经做好应变的准备。裁判所周围驻扎了500名巴黎近卫军，还有一团法兰西警卫军作为支持。哈代本人是法院的拥护者，他告诉我们：“一群狂热的青年”聚集在新桥和它的通路上，放焰火鸣鞭炮，向军队扔石子，他们当中有裁判所的职员、多飞内广场奢侈品行业的学徒和帮工。9月28日，骚动达到最高潮，有几名兵士被激怒而开了枪，那是法兰西警卫军的一名军曹下了一道野蛮而有意思的命令：“给我开枪打这群流氓的屁股！”不过并没有伤亡，只有一个过路的律师被流弹打穿了大衣。军队逮捕了5个年轻人，并在群众纷纷嘲骂和继续投掷石子的情况下，把他们押到伦巴底大街警务委员弗朗的办公处去进行审讯[7]。从弗朗的报告中，我们知道被捕者（其中有4人送进了阜尔斯监狱）中有两人是小手工业学徒，两人是金匠帮工，还有一个是裁缝师傅；两人住在裁判所的紧邻，另外两人住在河对岸的大学区[8]。

骚乱持续了一星期，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在裁判所前广场上点燃焰火，散发反对保王派的小册子，焚烧卡龙和国王子女的女教师波列略伯爵夫人的肖像[9]。最后，法院子4月3日发布告示，严禁一切在裁判所附近举行集会和放焰火的活动[10]，嗣后运动便平息了——不过，哈代还记下了之后的一次小骚动和直到11月12日还动员600名军队的事情[11]。虽然时间拖得这样长，但这仍是一次局部事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参加的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也许是因为面包价格一直稳定，所以郊区和市场并没有卷入。

但是，在以后几个月内，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主要是因为实行杜尔果的自由贸易政策引起了粮食价格的飞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布里盎采取了借债的权宜办法，巴黎法院表示愿意接受这种办法，但必须召开三级会议。谈判在11月又告决裂，深得人心的奥尔良公爵和两名法官被流放；当公爵在4月重返首都时，人们又放了另一场焰火来欢迎他[12]。1788年5月，法院颁布公诉状，指责包括密札制在内的专制政府的整个制度，因而更受到人民的欢迎。政府的回答是又一次派军队包围了裁判所，强迫法官把他们的首领交给王家法官审判，并且颁布了掌玺大臣拉玛扬拟定的六道敕令，这些法令限制法院的管辖范围，削减法官人数，并赋予王家法庭和官吏以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一次只是因为有军队在场，才阻止了愤怒的群众没有把王家法庭焚毁[13]。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新的暴动时期——最初主要是在外省。6月，在格累诺布和勒恩有群众骚动；7月，在多飞内，贵族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国王。7月初，在巴黎老城内出现了以群众暴动威胁国王的愤怒的传单：“发抖吧，暴君，你的统治要结束了！”哈代担心一场严重的群众暴动眼看就要来临[14]。政府预见到局势将进一步恶化，于8月初开始选拔新的团队进驻首都附近的村庄——这一次，政府害怕的不是裁判所的职员和学徒，而是市场和郊区的“贱民”[15]。

这种恐惧证明是有根据的。政府被迫在风暴面前低头，答应一定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8月24日，内克尔接替了布里盎的职务，不久又召回了法院。人们为了祝贺这双重胜利，两天后在多飞内广场及其附近又一次举行庆祝：在警卫军眼前放起了大量鞭炮，点起焰火，群众强迫坐车通过新桥的人向亨利四世骑马像鞠躬致敬，并高呼“打倒拉玛扬！”但是，一种新的因素扩大了这些骚乱，使它们远远地超出了上一年的范围。8月17日，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长期保持在9苏以后，涨到9苏半，20日涨到10苏，9月2日涨到10苏半，9月7日涨到11苏[16]。在第一次涨价以后，哈代注意到圣安东郊区已经有轻微的骚乱[17]； 8月28日，市场和郊区的“工人”和“贱民”参加了两天前裁判所职员在多飞内广场发起的骚动，使骚动的整个性质发生了变化[18]。第二天，骚动更为猛烈，并扩大到其他各区：新桥上和河两岸的军队哨所遭到袭击并被焚毁。在此期间，1775年5月的平乱“英雄”贝朗元帅，受命指挥首都全部驻军，并下令近卫军要以武力对付武力。当晚，在格累夫广场举行示威的600多人遭到巴黎近卫军射击，有七八人被击毙[19]，其余的人被驱散。巴黎有半个月是比较平静的。

但是，在9月14日，不得人心的拉玛扬被免职这件事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骚乱，断断续续地拖延到月底。群众得以在多少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在新桥上高呼亨利四世万岁，在格累夫广场焚烧拉玛扬的肖像以表达他们的满意心情；但是，群众企图袭击圣马丁街那边的巴黎近卫军司令杜布瓦爵士的市内住宅时，却引起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当时军队向被围在狭窄的梅莱街上的群众开枪射击——据哈代说，有50人死亡，25人被捕，不过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夸大[20]。一星期后，法院回首都一事引起进一步的骚乱。这一次，在大学区发生了一场流血冲突，在那里，有200名青年拿着火炬和月桂花束高呼“亨利四世万岁！法院万岁！打倒四条腿的坏蛋[21]”，这时法兰西警卫军在哈普街向他们发动袭击，造成若干伤亡[22]。9月30日，杜布瓦爵士在接受一万里弗奖金和彼龙涅武官勋位后提出辞呈，骚乱也就告一结束[23]。

后来，最高法院和巴黎警察局编制了由于这些暴动而负伤、被捕或被判刑者的名单，这些名单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参加暴动的是什么人和他们来自哪些地区。约有50个人注明了职业，其中24名是帮工、学徒、体力劳动者和其他工资劳动者；10名是手工业作坊老板；16人是小商贩和小店主。他们大多数来自骚乱的主要中心——老城区、圣日尔曼郊区和首都中央及北城各区。奇怪的是，尽管哈代坚持说圣安东郊区的“贱民”曾经在8月末参加了暴动，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从这个区来的[24]。总的说来，这些记录表明： 巴黎的无套裤党人已经作为决定性力量参加了反对政府的斗争，但是还没有作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来参加；真正的革命危机还没有到来。

1788年至1789年的冬天，这种情况有了发展，并且使各阶级做了一次彻底的重新配备。当时发生普遍歉收现象，7月，在巴黎地区，一场意外的雹灾打坏了谷物。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因此使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并进一步使成千上万的乡村居民涌进了首都；12月，据哈代记载有8万人失业。巴黎市场上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11月8日上涨到12苏，28日涨到13苏，12月11日涨到14苏，最后，在2月1日涨到了14苏半；直到巴士底监狱陷落前，面包一直保持这个价格[25]。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登上了革命舞台。冲突的原因深深植根于旧制度中。一方面，近百年来，殖民地贸易、土地价值和奢侈品的消费已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资本投资和制造业的扩展到处受到特权组织、封建地主和政府的限制，限制资本家的根本自由：雇用劳动力的自由，生产的自由和购买与销售的自由。不过，虽然是由于这种深刻的社会对立，才使得接着发生的冲突终于变得十分尖锐和得到那样的结局，但是，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冲突，在开始时仍是从三级会议的代表和表决问题上引起的。巴黎最高法院在9月已经开始失去其作为人民自由代言人的声誉，因为它要求三级会议应该按照1614年的方式组成，也就是说每一个等级应该选出同样多的代表，并且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12月，王族发表宣言，更加直接地表示他们要坚持维护自己的特权。然而，内克尔说服了国务会议准许第三等级选出名额多一倍的代表；可是，关于“以人为单位”（如资产阶级所要求）或者“以等级为单位”（如贵族和僧侣所坚持）来进行表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终于在勒恩地方导致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到1月，各种力量的重新配备已经日趋明显，马勒·杜班注意到，这时已经不再是国王和特权阶级之间的立宪冲突问题，而是“一场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的战争”[26]。 2月，修道院院长西哀士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出版以后，把冲突推到更高潮；在这本小册子中，资产阶级第一次要求掌握国家的命运，而不顾及其他等级的愿望或特权。

就是在这种危机加深和政局动荡的情形下，圣安东郊区在4月末发生了累维伊扬骚动；这些骚动被人们称为革命的第一次群众大暴动[27]，虽然把它们叫作旧制度下的最后一次暴动也未尝不可。累维伊扬是一个获得成功的糊墙纸制造场主，他的总厂坐落在圣安东郊区大街附近的蒙特娄街上，约雇用有350名工人。他曾经因为对工业有贡献而获得过王家勋章。他很有钱，他的图书馆里有5万卷藏书，据说，单是他的家具就值5万里弗，而他的酒窖甚至在暴动中被抢劫后，还有两千瓶酒完整无损。他有一个好雇主的名誉：他声称自己的工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日工资少于25苏，而一个工人领取20苏以下的工资在当时仍然是平常的事；在1788年至1789年那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当工业由于缺乏燃料几乎完全停顿的时候，他曾经付给200名暂时被解雇的工人以每日15苏的失业工资[28]。那么，何以这样一位完全的公民、善良的雇主和当地选举人会议中受尊敬的代表会变成圣安东区的帮工和工人暴力破坏的对象呢？让我们简略地研究一番以下的事实。

4月23日，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区选举人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抱怨生产成本过高和高额工资给工业增加了负担；他是否曾主张削减工资这一点不能肯定，但是他似乎很惋惜工人每天领15苏就行了的日子已成过去。同一天，在孤儿区（也在圣安东郊区）的会议上，科特街的一个香粉制造场主亨利奥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论说这些话的动机如何，它们都立刻引起了这一区工资劳动者自发的不满，这种情况从巴黎警察局长梯鲁·德·克罗纳第二天早晨向路易十六呈递的报告上可以明显地看出：

〔他报告说〕昨晚十时左右，圣安东郊区某处发生某些轻微骚动；骚动只是某些工人对两个制造场主表示不满，这两个人曾在圣马格里特会议上对工资定额发表了轻率的评论。[29]

在暂时平静之后，于27日又吹起了风暴，这一天是星期一，是工人的休息日。据梯鲁·德·克罗纳报告，下午3时，有五六百名工人聚集在巴士底狱附近；他们把累维伊扬的肖像吊起来以后，又举着这两个制造场主的假人像在首都各处游行[30]。当天下午，哈代（他的书铺“金柱书店”设在圣雅各大街，这个位置最便于看到这些游行队伍）在日记中记的是，“叛乱”已经蔓延到巴黎圣母院区；后来，他在圣日纳维叶山大街上，遇到了几百名工人，手持棍棒，以鼓手为前导；他们在圣马瑟勒郊区补充了生力军以后，便回到市政厅前的格累夫广场，人数达到3000人[31]。以后有三个第三等级选举人描写他们那天傍晚和示威者相遇的情况，示威者当时正再度出发前往圣马瑟勒郊区；他们三个人把示威者劝散了[32]。但是，不久以后，群众又在蒙特娄大街累维伊扬工场附近聚集起来，当他们发现累维伊扬的住宅已经有50名王家轻骑兵团的兵士守卫时，便前往附近科特街上的亨利奥住宅，捣毁了他的家具和私人物品。后来，军队驱散了他们——并没有人死亡（据梯鲁·德·克罗纳说）。除去驻扎在累维伊扬住宅附近的卫队以外，另有100人一队的两个分队被调来守卫圣安东郊区各处，并且从疯人院地方调来100名骑兵作为应付紧急情况的预备队。当局派出了这些兵力以后，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33]。

但是，第二天早晨，又发生了骚动并蔓延到更广大的地区，使户主们感到非常惊慌。当更多的军队被调来时，一群群工人在各区用说服或威胁的方法召集到了新的支持者。当天的码头上没有人做工，工场工人和作坊帮工刚一过午就来到了街上，许多人加入骚动者的队伍。警察局发出明确指示，要强迫雷依里大街的王家玻璃制造厂（离累维伊扬的工场只有200码远）的500名工人继续工作；但是，巡行各处的人群破门而入，劝说或强迫工人们参加他们的队伍。在大教堂区，有人企图把工人从他们的住所中拉出来[34]。根据哈代所记，到5点时，群众在新桥、商业桥（邻接警察局）、圣安东门和林荫道附近聚集在一起[35]。

傍晚6点到8点之间，骚动达到了高潮。群众冲进了累维伊扬的住宅，50名王家轻骑兵团的卫兵被赶开了，比前一天晚上规模更大的破坏重演了一次。法兰西警卫军司令沙特勒公爵下令开枪，于是在窗户边和屋顶下挤满几千人的狭窄街道上展开了大屠杀。尽管如此，群众毫不退缩，高呼“自由……我们决不让步！”以进行反击[36]。有的人高呼：“第三等级万岁！”甚至高呼：“国王万岁！ 内克尔万岁！”[37]斗争一直坚持到8时；10时，梯鲁·德·克罗纳向国王报告：“局势正在恢复平静，在圣安东郊区，还没有走散的只有不多几伙人了。”[38]哈代担心第二天还会重演这类事件，据他记载，暴动者在解散以前曾经宣布，“为了让面包减价，明天还要举行大暴动！”[39]

剩下的就是法律审判了。4月29日，地毯工人吉尔伯和搬运工人布拉在格累夫广场被绞死。三星期以后，书记员马利在圣安东门被绞死；还有一名妇女叫玛丽-贞尼·特鲁摩也被判绞刑，由于被发现有孕才得到缓刑，最后被赦免了。另外5个人在累维伊扬的酒窖中喝醉了，犯了以暴力和辱骂抵抗军队的罪行，被系上足枷在圣安东门马利的绞架旁边示众，以后被烫上烙印，送到船上终身服苦役。其他26名被捕的人最后被释放了。大部分都是在三个月以后由于公众的压力而获释的[40]。

累维伊扬暴动中死伤的人数一直没有确定。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舆论，当局谨慎地少报了牺牲者的数字，这样一来，便引起了种种胡乱的传说和揣测。里姆地区贵族代表西勒里侯爵在向他的选民报告发生的事件时，估计被杀死的人有“几百人”[41]。哈代估计的人数更多，有900人以上[42]。另一个作者谈到单单在蒙特娄街一座房子的花园里就有七八十具尸体[43]。与此相对照， 各警务委员的报告说死亡者只有25人，受伤者只有22人[44]。这些数字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完全的，虽然我们无法对它们加以纠正。

然而，尽管有这些缺陷，这类报告仍然有助于我们确定暴动者的身份和与骚乱最有直接关系的地区。历史学家在后一点上的意见还没有能趋于一致。饶勒斯认为大部分暴动者是从圣安东郊区那边来的[45]；而一位较近代的作家让·科洛则认为，暴动者所受的主要煽动来自另一个一贯喜欢闹事的圣马瑟勒郊区[46]。科洛的看法从古林的口供上得到了支持，这个被告在受审讯时告诉警察说：“乘机暴动的是圣马瑟勒郊区的人，这是我听我哥哥和别人说的。”[47]但是，其他证据否定了这种说法——不仅梯鲁·德·克罗纳的报告始终说暴动者大部分来自圣安东郊区[48]，而且警务委员关于死伤及被捕者的报告也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些报告或许是比较确实的。事实上，在报告中提到住址的63个人中，只有5个人住在圣马瑟勒郊区[49]。这看来符合事实——当然，如果另有证据证明，在躲避子弹和逃脱侦缉方面，圣马瑟勒区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大的本领或更好的运气，那又当别论！

饶勒斯的论断比较近于事实：在上述的63人中，我们知道只有32人住在圣安东郊区——显然只能勉强算是多数，可是如果把住在邻接和紧密毗连的圣保罗区和圣日瓦区的人加上去，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在有案可查的那些人中占绝对多数。所以，大体上，这些暴动可以说主要是一次圣安东区事件，重要的煽动和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圣安东区各地。不过，由于累维伊扬发表的评论不只对于圣安东郊区有重要意义，因此，骚乱事实上也就不难从邻近教区得到支援——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局部事件，它的反响并不像以前8月和9月事件那样普遍。

累维伊扬暴动在大革命史上之所以是突出的，在于这些暴动代表工资劳动者的起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的一切暴动中，只有这些暴动是工资劳动者显然起了主要作用，并且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工资劳动者提出了号召（虽然提得还不够明确）。巴黎革命将看到各行业不止一次地同心协力为工资而进行斗争——如1791年和1794年——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能采取过起义的形式。在上一章提到“工人”这一名词的意义以后，我们当然要慎重，不能认为哈代和梯鲁·德·克罗纳所用的“工人”一词就一定意味着所说的那些人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50]，但是，在这次事件中，这一名词的意义却基本上证明与现代的意义相吻合。我们已经看到，示威者向码头、工场和公寓旅店中的工人发出了直接的特殊的号召；而对警察局报告的研究表明，在注明职业的75人（被捕者、受伤者或死者）中，不下于58个人是工资劳动者——圣安东区小手工业帮工、圣保罗和圣日瓦区河岸工人、一般工人以及少数制造厂工人。其余的包括一个雕刻师、一个酒商、一个家具铺老板，还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这也许有些不协调）[51]。他们当中有一个妇女——据说是首领之一——名字叫玛丽-贞尼·特鲁摩，她被认为曾经高呼：“啊，第三等级万岁！”“打倒累维伊扬！”以此煽动暴动者焚烧和抢劫。我们已经看到，这几乎使她送掉性命[52]。

是什么东西驱使这些帮工、体力劳动者和小工匠愤怒地参加这些暴乱和采取这样奋不顾身的勇敢行动的呢？骚乱的直接原因当然很清楚：它直接产生自累维伊扬和亨利奥关于工资过高的“轻率”言论。这两个人是否如人们所普遍相信的那样，真正主张减低工资；或者他们是否如替他们辩护的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叹息今不如昔[53]；或者是否如他们自己所坚持的，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传说的那些话[54]，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圣安东郊区的工资劳动者认为他们说了些什么，这些话对工人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些比较老实的被告在审讯时承认，驱使他们参加暴动的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资似乎受到了威胁。例如，马具匠勒·勃朗承认他曾经冲进累维伊扬的住宅，把家具从窗子里扔出去，他解释自己参加示威的理由如下：

尽管他是因为爱看热闹，被人群拥到那里去的，但他和这一区的其他工人一样，对累维伊扬先生感到气愤，因为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的第三等级会议中曾说：工人每天有15苏就可以过活。他还说：他厂子里的工人每天挣20苏，衣袋中装着怀表，工人们不久就会比他还要有钱。

勒·勃朗又说（也许是含有深意地），告诉他这些话的就是他自己的雇主，罗克特街上一个有名的瓷器制造厂主奥列弗[55]。

当这些暴动发生在一个政局极端不稳定时期，当局必然会认为这不仅是关于工资问题的自发的骚乱。既然所有被捕的工人看来都不像是领袖，那么是谁通过收买或其他手段把他们煽动起来的呢？哈代提到暴动者的时候，把他们说成是“受到匪徒煽动的……工人”[56]；一本题为《略论4月28日事件》的小册子的作者，指出这是一个贵族或教会的阴谋，在这个阴谋中：

大多数各行业的工人都不是主动参加的，有的受钱引诱，有的迫于暴力，才加入了暴徒的行列。[57]

所有调查委员的报告都表明他们怀有暴动是由外人策动的先入之见；他们没能够从任何被捕者那里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满意证据，于是在5月3日逮捕了修道院院长罗伊，在此以前，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政府的密探和累维伊扬的私敌。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使人失望的证人，所以几天以后他就被释放了[58]。在警察局方面，认为有教会阴谋家从中策划的这种意见似乎很有力量，因为当被告之一、造纸工人西里叶供称，在暴动发生几天以后，有人在圣端诺累街上给了他钱时，警察局就问他“给他钱的是修道院院长还是别人”[59]。不过，就像1775年的暴动一样，认为有教会阴谋看来并没有真凭实据。

另一种认为有人阴谋指使的理论——说暴动者经过收买，看来也没有什么根据。据极端保王派刊物《国王之友》的编辑蒙勺瓦报道，每一个送进市立大医院的受伤者身上，都发现有12法郎，大多数都是用纸包着，好像刚发放的一样[60]。看来这是一种捏造，因为警察有一切理由愿意证实他们对于教会、奥尔良分子或其他阴谋的怀疑，但是却没有从任何受过人身检查的被捕者身上发现可疑的物品。在18具送往蒙特罗公墓和经过警务委员奥丹检查过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一文钱——只有几个廉价的烟荷包、钥匙、本行工具；有一个人身上有一件也许是偷来的小小的银器[61]。唯一承认领取金钱报酬而且在他的口袋中找出一大笔钱的人，是造纸工人西里叶，而他却是在暴动结束一星期以后才开始与本案发生关系[62]。

泰讷指责暴动者是“匪徒”的说法也同样经不起深究，除非他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词。在这些被捕者中， 只有三个人有过任何一类的前科，而且，其中两个人只不过是在阜尔斯监狱中被拘留过短时期，只有一个人有过某种犯罪记录——这就是码头工人达代涅，人们发现他身上有一个“V”字烙印[63]。事实上，这些犯人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人，他们大都有职业[64]，参加暴乱以后并没有得到金钱的好处或进行过抢劫。

但是，在这些骚乱的背后的确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因为在背后隐藏着比表面的直接原因更为深刻的经济因素。两个本地制造场主对于工资随便发几句议论这件事本身，很难引起这样一场猛烈的大火。还有一件突出的事实，就是累维伊扬本厂的350名工人中，没有一个人属于死伤或被捕者之列，也没有任何报告提到人们在4月28日曾经打算把这些工人拉出来参加其他工人的队伍。所以如果想把累维伊扬暴动解释成工人为反对一个不得人心的雇主而举行的罢工或简单的工资抗议，那就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这是一次反对当时面包缺乏和价格高涨的极为猛烈的——虽然一部分是不自觉的——抗议。我们看到，4磅重面包从2月以后一直保持着14苏半的惊人高价。这次抗议的矛头固然是指向累维伊扬和亨利奥，但这并非因为他们两人是坏雇主，也不是因为工人受到教会或贵族代理人的煽动。如这两个制造场主自己所怀疑，他们的私敌在挑起众怒上可能起有某些作用，但是这种挑拨之所以得逞，完全是因为累维伊扬发表了关于工资的议论，以致触犯众怒，使公众认为他和他的同事同那些令人憎恨的垄断者或粮食囤积人有关系，而后一种人正是大家最痛恨的对象。小册子《上国王书》的作者似乎已经了解到这种动机，他写道：“陛下，最近这些骚动完全应该归罪于面包的高价。”[65]我们也看到哈代在日记上记着，暴动者在捣毁累维伊扬的住宅以后，宣布他们的意图是要求面包减价[66]；除去累维伊扬和亨利奥的私人财产外，在暴动中唯一被侵入的场所是食品店，这也是暴动的一个显著特点[67]，事实上，所有证据都指明饥饿是这些骚乱背后的主要动力。

当然，这并不完全排斥有其他外因加入，起煽风点火作用的可能性。是否有累维伊扬和亨利奥的政敌或商业竞争者蓄意煽起群众的愤怒来反对他们呢？前者似乎不大可能，我们看到暴动者在开始进行破坏时，曾高呼新的流行口号“第三等级万岁”。由于累维伊扬本人就是当地第三等级中的知名人士，这种情况看来也许更难令人理解。但是，对于参加累维伊扬暴动的人，正如对于后来在7月破坏巴黎关卡的人一样，“第三等级”这个名词在应用上有一种更为狭窄的社会含义：在他们嘴里，这句话似乎是一句号召穷人反对富人的口号，而不是如修道院院长西哀士所了解的那样，全体国民反对一小撮特权人物的口号。在这种意义上，“第三等级万岁”这句口号当然可以用来反对像累维伊扬这样有钱的制造场主。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瓷器制造场主奥列弗的态度，据说他曾经把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区会议上的一时失言用最可怕和最有挑拨性的词句向他自己的工人报告[68]。是否在当地有某些雇主和累维伊扬有私仇，故意煽动自己的工人和这一区的贫民来反对一个生意兴隆的商业竞争者呢？

这是一种有趣而又可能的事，然而它不能提供根本解释：无论是商业竞争者或教会冒险家，无论是奥尔良分子或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他们在累维伊扬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也只占很少一部分。骚乱的主要原因，正如旧制度时期（以及革命时期）发生暴动时常有的情形一样，主要在于面包缺少和价格昂贵，买面包的费用几乎已经达到工资劳动者支出的四分之三[69]。另一个使暴动具有特点的原因是两个制造场主不谨慎的言论，他们把面包问题和工资问题联系起来的说法激起了工资劳动者的极大愤怒。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然是当时的政治空气，在这种空气中，革命资产阶级已经为掌握三级会议而向特权等级发出挑战，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口号已经开始在“贱民”中生根，并且被他们用来为自己谋求利益。这种空气将被以后几个月的事件推向一个更高的高潮。

[1] 参看亚·马迪厄：《法国革命史》（A.Mathiez，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2年至1927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2章（中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版）；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Quatre-vingt-neuf ），1939年巴黎版，第11页以下。

[2] 亚·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1卷，第1、2章。

[3] 转引自勒菲富尔：《1789年》，第7页。

[4] 关于更详细的论述，参看乔·鲁德：《法国革命的爆发》（G，Rudé，“The Outbreak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载《今昔》（Past and Present ）， 1955年11月，第28—42页。

[5] 关于“贵族反叛”的一般叙述，参看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1卷，第1、2章；勒菲富尔：《1789年》，第24—42页；阿·葛德文：《法国革命》（A.Goodwin，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53年伦敦版，第27—42页。

[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178页。

[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250—251页。按照哈代的说法，开枪的士兵后来被囚禁起来。

[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014。此外，9月2日，有一个家庭佣仆被带到警务委员里日那里，罪名是煽动群众反抗巴黎近卫军（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34，对开本第81页）。

[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014，第252—255页。

[10] 大英博物馆文件（Brit.Mus）：27 D 13（43）。

[1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287页。

[1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11页。

[13]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70页。10天以后，在伦巴底大街又发生了另一次小骚动（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81页）。

[1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10—11页。

[1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5、72—73页。

[1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9—68页。

[1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9页。

[18]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61—62页。用哈代的话说：“由于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的群众增加了那个地方的闹事人数，骚乱越来越厉害了。”

[19] 国家档案馆文件：Ⅺb 8989；1788年9月24日巴黎法院文件选录；转引自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2—487页。

[2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80页。但是，根据警察局文件，并没有人死亡，只有14人在圣马丁街和圣日尔曼郊区（那里发生另一场冲突）受伤，有18人（其中8人受伤）被捕（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6页）。

[21] 对骑兵的一种通常的蔑称。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206；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100页。

[23]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9页。

[24] 国立图书馆，朱里·德·弗劳里丛书（Collection Joly de Fleury），第1113册，国家档案馆文件：Y 9491，9989，11206，11517，15309A，18751，18795；Ⅺb 8989（转引自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9页）。

[2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154—155、168、408、426页。

[26] 转引自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Lefebvr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54年巴黎版，第113页。

[27] 勒菲富尔：《1789年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e 1789），第69页。

[28] 乔·鲁德：《巴黎工资劳动者》，第2卷，第36页。

[29] 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160/146号，对开本第58页。

[30] 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160/146号，对开本第53页。

[3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7—298页。

[32] 《第三等级三名选举人的爱国行为》（Acte patriotique de trois electeurs du Tiers État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20。

[33] 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160/146号，对开本第49、54页。

[34] 参看达代涅（搬运工人）、纪勒（大理石匠）、海利叶（马掌铁匠）、古林（造纸工人）、夏罗（铜匠帮工）的审讯笔录。（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101、13454、13582、12218、11033）；并可参看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第160/146号，对开本第51页。

[3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

[36] 让·科洛：《累维伊扬事件》（J.Collot，“L’affaire Réveillon”），载《历史问题评论》，第121期（1934年至1935年），第35—55、239—254页。

[37] 国家档案馆文件：KK 641，对开本第17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第160/146号，对开本第52页。

[3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530，对开本第129—133页，Y 18795，对开本第444—445、447—450、457、462页；BB^16 702；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03、329—331页。

[41] 国家档案馆文件：KK 641，对开本第16页。

[4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13页。

[43] 《上国王书》（Lettre au Roi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156，第15页。

[44]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033、13582、15101；克-勒·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3卷，第72页以下。

[45]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142页。

[46] 科洛：《累维伊扬事件》，第42—49页。

[4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218。

[48] 1789年5月8日，他在写给警务委员约朗的一封信中说：“你要叫他们知道，这些暴乱大部分来自圣安东郊区……”等（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981）。

[4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491、10530，对开本第131—133页；13582、15019、18795，对开本第444—445、447—450、457、462页；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3卷，第72页以下。

[50] 参阅本书第21页。

[51] 参阅44页脚注②。此外，据哈代记载，5月2日在普列特利·圣塞佛林大街（在大学区）上逮捕了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两名搬运工人（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07页）。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人加到被警察逮捕并出现在警察报告中的35名男女中，我们便发现在37个被捕者中，工资劳动者就有32人——这甚至要比上述数字还更有意义，因为这些人和偶中士兵流弹的牺牲者比起来，大概都与这次事件更有直接关系。

[5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981、13454。

[53] 国家档案馆文件：KK 641，对开本第16页。

[54] 《累维伊扬先生的辩护状》（Exposé justificatif pour le sieur Réveillon ）和《亨利奥先生的辩护状》（Exposé justificatif pour le sieur Henriot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Bib.Nat.）：Lb 39 1618—1619。

[55]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319。雕刻师达尔戴维兹和装修木匠维庇也说了类似的话（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218）。奥列弗后来以其制作的巴士底监狱瓷器模型而出名〔参看《巴士底监狱与陶器模型》（“La Bastille et les faienciers”），载《法国革命》，第1期（1881年），第116—118页〕。

[5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

[57]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158。

[58]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08—309页；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3卷，第104页；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卷，第44—45页。我们在警察局的档案中已经找不到关于罗依的案卷。

[5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4119。

[60]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卷，第45页。

[61]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019。

[6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4119。

[6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101、13454。

[64] 35名被捕者中只有5名是失业者，25名受伤者中只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历史学家可能被暴动有意在“工人”休息日——星期一举行这件事迷惑了。

[65]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156。

[6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

[6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033，16005。

[6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319。

[69] 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的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第6卷，第3期，第247—249页。再参阅附录七。

第四章 1789年7月

一个在1788年至1789年冬天访问法国的人没有预见到正在酝酿中的巨大事变，或者甚至没有看到老百姓对当时各种问题的态度有任何特殊变化，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当然，特权等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对国王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但是，这是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路易十五时代就曾这样做过，虽然不如现在这样有成效。再有，经济危机确已日益严重，低级消费者对于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价格上涨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但是，这难道不能像1740年、1768年和1775年那样地结束吗？虽然1789年1月的严寒使已经让人感到恐慌的工人失业现象更加严重（一般认为这种失业现象是由韦尔然同英国签订的“自由”通商条约造成的[1]），但是，这场严寒并没有使当时的局面发生根本的变化。一般流行在学术界的关于“革命”问题的谈论已经继续了许多年。诚然，政府最近已经答应在5月召开三级会议——这自然是最近以来没有先例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三等级会顺从地接受发动召开会议的贵族和僧侣为其规定的卑下地位吗？事实上，完全改变法国时局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不是召开三级会议的决定，而是这一决定带来的后果。这些后果是会议的发起人所预料不到的。

第三等级一经决定接受贵族和僧侣的挑战，像阿瑟·杨格这种有见识的旅行家或者像马勒·杜班这样机敏的本国观察家，就能够看出来这种区别——第三等级接受挑战的方式是，不仅要求在三级会议中有加倍的代表人数（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的让步），而且要求以每个代表为单位来进行表决的权利，也就是每个代表作为一个单一的审议团体的一部分来表决；这样，在这个团体中，第三等级如果能把即使是很少一部分贵族和僧侣争取过来，就能够获得胜利。正是为了促进这种要求的实现并且从资产阶级以外的人那里获得支持，修道院长西哀士才写出他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才有关于“第三等级”“国民”和“人权”等的言论。这些思想一旦像1789年春天那样在一般人民中传开，已经为经济困难和一贯的不满所孕育成熟的群众不安就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标。的确，单是想到三级会议即将召开和《陈情表》中所提到的人民疾苦可以诉之于会议这件事，就引起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巨大希望”。

一件惊人的大事（勒菲富尔写道）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无限美好而又模模糊糊的希望——一个全民新生的希望，一个大家都将享有更多幸福的新时代的希望[2]。

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当然是阿瑟·杨格所提到的那件事，他有一次在香槟省遇到一个老农妇，她告诉他说：

据说，有些大人物在动手替穷人做些事情，但是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将怎么做，不过，愿上帝让我们生活得好点吧，因为人头税和租税已经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啦[3]。

当时的另一面情况是：人们坚信特权等级将想尽一切办法粉碎这些希望——因此，就同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贵族阴谋”的观念。哈代说明了这个观念和“饥荒协定”的旧观念是怎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告诉我们，当面包在2月涨价到14苏半时，人们开始说：

亲王们公开垄断了所有的粮食，以便能够更容易达到推翻内克尔的目的，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把内克尔赶下台[4]。

同年夏天在凡尔赛发生的事件加深了这种恐惧，刺激了已经在首都发展起来的暴动情绪[5]。三级会议由于第三等级（它很快就把自己组织成为国民议会）和大多数贵族及主教们提出了互相敌对的要求而陷入僵局。为了加速解决问题和恐吓巴黎，外国军队正在巴黎外围集中：6月3日，哈代已经看到了德国和匈牙利军队的到达，他们被召进首都的借口是防止圣安东郊区重新爆发骚乱[6]。宫廷派围绕着玛丽·安东涅特和国王的兄弟亚多瓦伯爵结成一党，他们的意图越来越明显：6月22日夜间，国王被说服把内克尔免职，并且陈兵耀武恫吓国民议会。这场阴谋失败了：数以千计的人涌进王宫的庭院要求保留内克尔的职务；孔提亲王指挥下的士兵拒绝服从开枪的命令；被米拉波一席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鼓舞起来的代表们拒绝解散。国王被迫屈服。

到这时为止，在巴黎发展起来的革命情绪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领导。专门职业者和商人阶级一直准备静观事态发展，并且目睹郊区和市场区的愤怒情绪而无动于衷，但是，随着从凡尔赛传来最新的消息，他们开始对各种事情发出指示，如果没有这些指示，七月革命就很难发生。从这时起，奥尔良公爵（他在凡尔赛已经站到第三等级一边）周围的小册子作家和记者开始在罗亚尔宫建立起一个常设的本部；每天晚上有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这里，听取哈代称之为“极端革命派”的各种口号和指示——可能还领有经费[7]。与此同时，407名巴黎第三等级选举人（他们原来的任务是选派巴黎第三等级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代表）开始按时在首都的中心——市政厅集会。这两个团体在七月事件中起了各不相同然而却是互相补充的作用。不过，在早期，给予群众运动以积极指示的只有罗亚尔宫。当市政厅满足于起草各种建立资产阶级武装或民兵的纸上计划时，罗亚尔宫就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通过公开鼓动和慷慨地花钱来争取法兰西警卫军，使他们不再为宫廷效忠。 6月30日，从罗亚尔宫派出的群众强迫当局把11名警卫军从亚培监狱释放了出来，他们是因为于6月22日夜间在凡尔赛拒绝向人民开枪而下狱的[8]。有人在巴黎卫戍部队中散发支持第三等级立场的小册子：7月8日，一个报贩由于向驻扎在马尔斯教场上的军官和士兵兜售这种资料而被捕[9]。7月10日，从伤兵医院军营中冲出来的80名炮兵在罗亚尔宫和香榭丽舍区受到公开的招待。

宫廷派对于这些事态发展的反应是企图冒险做最后一试： 7月11日，内克尔被放逐，代替他的是布累杜伊男爵。这证明是燃起巴黎叛乱的火花。消息在12日中午传到首都，下午，巴黎人群集在罗亚尔宫，在那里，演说家们（其中有年轻的卡米累·德姆连）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一支支游行者队伍迅速组成；人们扛着当时的英雄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塑像在大街上游行；剧场被迫停演来表示悲愤；在路易十五广场上，示威者和奉命驱散图伊勒里宫花园中人群的朗贝斯克亲王指挥的骑兵发生了冲突。巴黎卫戍司令贝桑伐尔带兵撤退到马尔斯教场，首都落入了人民的手中。

当警钟敲响以后（不久，就成为巴黎人所常听到的熟悉声音），一队队的起事者加入两天前就已经开始烧毁关卡的那些人中；这些关卡一贯敲诈勒索，深为小店主、酒商和低级消费者所痛恨，并且早已是时常发生骚乱和试图走私的场所[10]。从9个月后对这些袭击者提出的控诉看来（在审判过程中，听取了80多个证人的证词），我们知道在四天的暴动中，54座关卡中有不下40座被烧毁[11]。破坏是有计划的：文件、登记册和关税收据被焚毁，铁栅栏被推倒，办公室和家具被烧掉，收税官员（如果他们没有逃掉的话）被赶跑。事出意外，许多人连他们的个人财物都没有来得及拿走，因而受到巨大损失。特隆关卡的一名官员后来声称，他的财产损失价值25 213里弗，其中包括8100里弗现款；另一个人的损失达到27 470里弗10苏[12]。可是，抢劫并不在暴动组织者的计划之列，在圣马丁关卡上，一个抢劫的人受到一个一同暴动的人谴责：“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放火，因为上面有命令，但是我们不要抢，命令上禁止我们这样做。”从这种和甚至更为明显的证据看来，罗亚尔宫方面显然与焚烧关卡事件有关：两座据说是属于奥尔良公爵的关卡被纵火者特意保存了下来，这件事无疑是能说明问题的。看来，“极端革命派”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使消费物资自由进入首都（虽然这是必然的结果），而在于消灭总包税人的垄断并控制武器和人的出入。但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常常独立行动）对于一种使酒类、木材、鸡蛋和牲畜的成本大为增加的制度有他们自己的账要清算。这些人是小商贩、酒商、桶匠、建筑工人、码头工人等体力劳动者和公共工程计划雇用的工人。文件告诉我们，他们在这场事变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无疑也影响了它的结果。

当天晚上，武装的平民、法兰西警卫军和当地的穷人，攻进了城北边缘上的圣拉扎尔男修道院，搜寻武器，释放囚犯，并且把52车粮食和面粉搬到中央粮食市场[13]。搜寻粮食是进攻这个修道院的主要目的。一个失业的马车夫带着从修道院找到的700枚金币逃到布艮第的夏劳勒，后来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他，这个人曾谈到他如何“被那些像样的人带到修道院去……为了把那里的粮食运到市场上去。”[14]另一个马车夫在受警察讯问时，也谈到两次运过粮食，每次都得到40苏的报酬[15]。虽然这方面的行动是受罗亚尔宫的指挥，但修道院也同样遭到了当地失业者和“贱民”——文献上谈到的是搬运工人和其他体力劳动者，很少有作坊帮工——的彻底洗劫，金钱、食物、银器和埋藏的珍宝被抢掠一空。一切想得到的真正值钱或者被认为是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一个屠夫的儿子（后来因为偷窃被判罪）承认他拿走了一个干枯的公羊头；另一个狂热分子甚至捎走了一具骷髅，经过五段楼梯拉到自己的房间里！这种行为给警察和新组成的民兵一个现成的借口，使他们逮捕了许多嫌疑犯，主要是失业工人和流浪汉，其中许多人后来都以参加这次事件的罪名受到控告[16]。

但是7月12日夜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武器：各修道院都受到了搜查，首都各区的枪炮匠、造甲匠和马具匠的作坊都遭到了抢劫。一些要求赔偿的声明一直保存到现在。例如，圣列厄教区格勒讷塔大街的枪炮作坊老板马瑟勒·亚洛报告说，他的作坊在清晨2时遭到了一群人的抢劫，带头的是让·罗培大街上的造甲匠帮工；他们拿走了价值24 000里弗的毛瑟枪、手枪和刀剑。圣米契尔桥的马具匠报告说，他有价值390里弗的皮带和吊带被抢走。巴杜贝克街（圣让安格累夫教区）的枪炮和刀剑作坊老板布鲁恩呈递了一份要求赔偿4348里弗的申请书，说他的铺子被抢劫不下30次，一共被抢去150把剑40打刀片，58把猎用匕首，10对手枪和8支毛瑟枪。圣塞佛林教区的另一个刀匠诉苦说，他的铺子在7月12日和13日遭到了好几次抢劫，有大量刀、剑和没有安刀柄的刀片被许多人拿走，这些人不肯付钱，理由是“将用这些东西来保卫首都”，他的损失达6684里弗。巴黎枪炮匠最后向国民议会呈递的报告说明全部损失达151 118里弗。据我们所知，这些人始终没有得到赔偿：他们是革命中倒了小霉的牺牲者[17]。

七月革命第一夜事变的目击者让-尼古拉·丕平的叙述也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油烛制造工人是被法院传审的圣拉扎尔事件的证人，他后来谈到他如何被卷入向前推进着的市民和法兰西警卫军的人群中，他们潮水般地通宵在街上通过，高呼刚刚学来的爱国口号，敲起警钟，搜寻粮食和武器。从他的叙述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当时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是罗亚尔宫，愤怒、惶惑而又扬扬得意的市民向那里而不是向市政厅寻求领导和指示[18]。

然而，在13日早晨，选举人采取了控制局势的坚决措施。他们组成一个常设委员会，作为临时市政府，并且决定不让全体人民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武装起来。他们为关卡被焚和圣拉扎尔修道院被抢劫事件而感到惊恐。对他们说来，一帮帮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一定作用）对于公民的安全和财产的威胁，并不亚于在凡尔赛酝酿阴谋的特权阶级[19]。因此，他们迅速地通过了建立一支正规民军或者是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计划，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保卫首都不受外来的军事威胁，也防止首都陷于内部“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毋庸多说，国王在第二天被说服表示同意，完全是因为后一种理由[20]。户主被召集到60个选区里开会：每一区要出200人（后来增到800人）。巴那夫写道：这一天登记并武装了13 000名公民[21]。两天以后，他高兴地宣称：

“巴黎的大部分军队都是善良的资产阶级，这就使城市的公众治安有了保障，而且也是反对暴政的强大力量。”[22]

事实上，因为各区各自规定本区的入伍条件，所以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有财产和居住资格——甚至要有雇主证明品行端正的证书——的限制，这就实际上把一大部分工资劳动者排斥在外；失业者和流浪汉当然更不包括在内了[23]。所有流浪汉、漂泊者和其他“非正规军”都要立即解除武装。据一位英国观察家里格比博士记载，这一天晚上，这项措施已经大体上完成，“那时（他写道），正规武装公民几乎已经完全占领了各街道。”[24]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说明选举人建立权威的迅速程度。但是，只要叛乱还在继续，解除武装的手续是否像里格比博士所说的已经完成，却大可怀疑。甚至在解除武装完成以后，新市政当局还认为不能不号召巴黎工人和工匠交出武器以领取每人9里弗的报酬[25]；在7月22日到8月3日期间，单是圣洛赫区就用这种办法收买了250支毛瑟枪和12支手枪[26]。此外，群众还在继续包围市政厅，要求领取武器和弹药。巴黎市长和临时市政机关领袖雅各·德·弗勒塞尔一心想限制武器弹药的分配，因此作了含糊其词的许诺，打发许多人到军火库和卡尔特修道院去白跑一趟；这种“背叛”使他在第二天送掉了性命。与此同时，选举人委派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修道院长勒菲富尔，守卫他们收集起来藏在市政厅地下室中的大量军火。这位修道院长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务，但是他迫于包围着市政厅喧闹的半武装群众的声势，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把他保管的火药迅速地和不分青红皂白地交出。他仔细记下了一笔账，我们看到他在7月13日发放了8桶火药，14日发放了46桶——其中有3桶“用以攻打巴士底”，15日又发放了42桶。在这项记录的结尾有几行致歉的附言：

“由于这一次发放得过于仓促，所以没有能填写领据。上述的96桶共重96 000斤。”[27]

对于武器和弹药的搜索一直在继续着：14日早晨，河对岸的伤兵院遭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抢劫。按照目睹这种事情的撒克逊大使萨尔摩的说法，有七八千市民参加了抢劫[28]；哈代写道，在混乱中，许多人都被挤伤了[29]。院长松布罗叶侯爵部下的士兵不再支持他，于是他被迫打开大门。他后来报告说：有3万支以上的毛瑟枪被抢走了，其中至少有12 000支落入了“危险分子的手中”[30]。同时，人们开始高呼：“到巴士底去！”

保王派历史学家嘲笑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冲向巴士底监狱去释放犯人的情况，因为当时堡内只囚禁有7个犯人，他们不是疯子就是品行恶劣的坏人[31]。这种批评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攻打巴士底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释放囚犯，而是为了寻找弹药，因为人们知道不久以前曾经从军火库送去一批军火。无疑地，这里面也有其他动机，人们相信这座堡垒里有很多兵士；堡上的大炮当天早晨曾经对准圣安东街，它们可能对密集的房屋造成很大损害。在夜间，谣传有3万名保王党军队开进了圣安东郊区，并已开始屠杀那里的市民。此外，虽然巴士底监狱已经不再是主要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但是作为君主专制的象征，它遭到人们普遍的痛恨： 巴黎各区的《陈情表》就证明了这一事实[32]。不过，看来当时并没有真打算用暴力把它攻陷[33]，在巴黎选举人常设委员会方面更没有这种企图——这个委员会当时正在手忙脚乱、拿不定主意地从市政厅来指挥一切行动。他们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和司令官德洛纳谈判，要求他把保存的军火交出来，并且把大炮从城堡上撤掉。这项计划的失败和巴士底只是在遭到正面进攻的威胁之后才陷落，完全是由他们所不能控制的环境造成的。

许多围攻巴士底事件的目击者，或者看来像是目击者所写的记载都保存了下来，这里边所记的许多事实常常是真假参半，而最可信的资料或许就是选举人本身留下的文件[34]。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派去和德洛纳谈判的第一批代表在上午10时到达巴士底。他们受到了亲切的欢迎，并且被邀请进午餐，所以有好长时间没有露面。等在外面的密集的群众担心代表们中了诡计，于是高呼要塞投降，否则就进行攻打。为了消除怀疑，邻近的文化区又派出第二批代表催促司令官投降。这批代表的领导人图里奥·德·拉·罗塞勒给常设委员会带回了这样的话：司令官拒绝投降，但已经撤除了大炮，并且答应除非有人进攻决不开火。直到这时，从圣安东大街涌来的群众才进入了通向巴士底主要吊桥和大门的两个院子的外院。和通常一样，外面的院子并没有人守卫，有一道墙和一座吊桥把它和里面的办公院隔开。不知为什么德洛纳只把这座吊桥吊了起来而没有派人把守。图里奥走了半小时以后，有两个人从邻近的一座建筑物上翻上了那道墙，放下吊桥，德洛纳以为马上就要受到正面进攻，便下令开火。在接着发生的混战中，包围者牺牲了98人，有73人负伤[35]；防守者只有一人中弹。在混战过程中，派往巴士底的另外两批代表遭到射击，没能够进入要塞。

这时，可尊敬的选举人没有办法了。他们的和平谈判政策已经证明完全失败，如果不是由于各队武装市民愤怒地坚持，他们肯定会放弃自己的努力。这些武装的市民拥挤在市政厅的办公室里、外面的格累夫广场上以及所有通往巴士底的路上，号召为流下的血和可疑的背叛复仇。这时候，排列在市政厅外面的两分队法兰西警卫军响应前士官皮埃尔·奥古斯丁·胡林的号召，带着当天早上从伤兵院运来的5门大炮，跟着他开往巴士底。他们和要塞前的几百名武装平民联合在一起，冒着炮火冲进了内院，对准正门架起了大炮。这一招起了决定性作用。司令官提出愿意投降，但是守军必须被赦免；可是愤怒的群众根本不肯讲什么条件，继续进行围攻。这时，德洛纳似乎着了慌，威胁着要炸毁要塞，但是守卫的士兵劝阻了他，结果，他在绝望中下令放下大吊桥。巴士底就这样陷落了。

愤怒和胜利的群众冲进巴士底要塞敞开的大门以后，并没有更彻底和无区别地进行报复，这也许是令人惊奇的。他们已经神经紧张地度过了好几天，一直担心着突如其来的袭击和灾难；他们认为某些领袖把他们出卖了；他们有150名以上的伙伴已经牺牲或负伤。在110名守军中，只有六七人被杀死。德洛纳尽管已经领到去市政厅的安全通行证，却在路上被打死了。他的头被人用屠刀割了下来。杀死他的人狄诺，是康帕龙街上的一个厨师，尽管他声明德洛纳先踢了他，后来却夸耀自己的勇敢，说他这样做是一桩爱国的行为，应该获得一枚勋章[36]。德·弗勒塞尔由于不愿意分发武器，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当他随着谴责他的人走出市政厅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37]。

这些群众复仇的行动——一星期以后又杀死了富龙和贝梯埃——当然要被有些人挑出来，用它们来诋毁巴士底的进攻者，把他们说成是流浪汉、刑事犯或者是花钱在圣安东区小酒馆中雇来的一群乌合之众。这是一种难以消灭的传说；然而，不仅仅没有支持这种传说的证据，而且所有现存的资料都是对这种传说的直接驳斥；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把他们笼统地称为“圣安东郊区工人”“人民”或者“整个巴黎”。事实上，我们很少有这样做的理由，因为直接参与进攻要塞的不过才几百人，而且，至少在他们这种情形下，保存下来的证据足以使我们比较能看清楚他们的面貌。

后来被人们称为“巴士底攻克者”的那些人，数目大约在800人到900人之间。他们就是经过仔细查证以后，才被正式承认为曾经直接参与进攻要塞的那些人。他们的名字被仔细编载在册子上，并且分成三份名单保存到今天。每份名单都在1790年各个不同时间经过制宪议会的承认[38]。这些名单中有一份——由“攻克者”的秘书斯塔尼拉-马伊雅制订和保存的那一份——包括662名活下来的人，其中将近600名是平民[39]。虽然它并不完全[40]，却是仅有的一份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名单，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份名单上才能找到有关的那些人的住址和职业，乃至于所属的军事单位的记载。当然，只有根据这种证据，才能认清巴士底攻克者的社会地位或职业身份，而不必靠着猜测或者不确切的推论。

这里面很少有富人，正如饶勒斯所说：

人们并没有把那些放利为生者，那些资本家列入战斗者名单，尽管所进行的革命一部分也是为了他们。[41]

名单中有3个制造场主、4个商人、酿酒商桑代尔、3名海军军官、4名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也许还有一小撮有钱的店主，其余的人，除去61名兵士和15名国民自卫军骠骑兵——没有列出他们的非军事职业——而外，几乎全是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这些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二是来自约30种小工业的小作坊老板、工匠和帮工[42]；其余的是从事制造、分配、建筑、专门职业和一般行业的人[43]。工资劳动者不是经常都能被明确地指出来，但是他们似乎（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预料到的）只占绝对的少数：从事各种小手工艺的也许有60人，从事其他职业的也许有85人或90人[44]。他们当中有一名妇女——她叫玛丽·夏潘提叶，是何塞恩的妻子，一个圣马瑟勒郊区圣希波里特教区的洗衣妇。

这些就是没有被打死的人；关于所说的在围攻中牺牲了的98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更少。饶勒斯引用了记者路斯塔洛的话，他写道：“有三十多个人在这场不幸中丢下了他的妻子儿女，现在这些家属急待救济。”[45]此外还有证据表明：牺牲者中包括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据哈代报道，7月18日人们曾在圣塞佛林教堂为胡西特大街上的刀匠帮工，31岁的查理·杜松举行葬礼[46]。此外，桑代尔的一个酿酒工人让·马利·塞尔瓦思·戈戎在7月14日下午带着武器到巴士底去，这个17岁的青年也牺牲了[47]。还有5个平民的尸体被运到警察局进行检验：他们包括圣安东郊区的一个制鞋匠帮工和马保广场附近诺耶大街的一个街灯点火夫；其余的都没有人来认尸，也没有验明他们是谁[48]。

至少在没有死的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圣安东郊区的市民。诚然，在635名已经查明籍贯的人中间，有400人是外省籍贯[49]；但是，他们大都已经变成了这一区的定居居民：在602名知道地址的人中间，不下425人住在该郊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教区[50]。剩下的有60人来自圣日瓦、圣保罗和其他与巴士底毗邻的西部各区，有30人来自中央各市场[51]，约12人来自圣马瑟勒郊区。从离巴士底一二英里路以上的地方来的人寥寥可数：其中有一个来自圣端诺累郊区的锁匠和一个来自马尔斯教场附近格罗卡尤的洋铁匠。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来自圣安东郊区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绝不是流浪汉和无业游民，而是有一定住所和职业的人。或许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绝大部分巴士底攻克者都是作为新组成的资产阶级武装或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地方单位的入伍者[52]带着武器到巴士底去的。当然，这不仅进一步反驳了所谓攻克者都是流浪汉或社会渣滓的无稽之谈——这种分子当然已被严格剔出民兵队伍，而且也说明了这次围攻可能远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发的事件。

不过，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密什勒的说法，这就是：攻打巴士底并不只是和这件事最有直接关系的圣安东区几百个市民的事情，它是全巴黎人民的事情。在暴动达到最高潮时，也许有25万巴黎人（有些人认为还要多）武装了起来[53]。但是，即使采信这种广泛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圣安东郊区和其他地区的广大巴黎小手工艺者、商贩和工资劳动者所起的作用。由于好几个月来生活费用上涨和随着危机的加深而日益相信三级会议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希望正在遭受着贵族的阴谋破坏，这些人的革命情绪已经酝酿成熟。

虽然巴士底的陷落没有多大军事意义，可是却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国民议会被保全，并且得到了国王的承认，宫廷派开始瓦解，亚瓦多伯爵自愿流亡。在首都，政权转移到选举人委员会手中，委员们建立了市参议会，任命贝野为市长，拉斐德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7月17日国王亲来巴黎，在市政厅受到胜利者的接待，为了表示默认这次事变的后果，他戴上了革命的红白蓝三色帽徽。虽然在哈代看来，14日是“一个悲惨的日子”[54]，但这一周是群众狂欢和彼此亲切地互相拥抱的一周。然而，这段时期并没能持久。革命虽已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可是还远没有完成，庆祝和欢乐不久就为一系列新的严重而悲惨的事件所代替。

[1] 查·希米特：《1788年的法国工业危机》（C.Schmidt，“La Crise industrielle de 1788 en France”），载《历史评论》，第97期（1908年），第78—94页。不同的看法，可参看里·卡昂：《1786年至1787年英法条约的新解释》（L.Cahen，“Une Nouvelle interprétation du traite franco-anglais de 1786-7”）， 载《历史评论》，第185期（1939年），第257—285页。

[2]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第112页。

[3] 阿瑟·杨格：《法国和意大利游记》（Arthur Young，Travels in France and Italy ）（人人丛书，1915年伦敦版），第159页。

[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50页。

[5] 关于1789年6—7月间的事件，曾经参考过下列权威著作：皮·卡隆：《1789年6—7月的反革命阴谋》（P.Caron，“Une Tentative de contre-révolution en juin-juillet 1789”），载《现代史评论》（Revue d’histoire moderne ），第8卷（1906年至1907年），第5—34、649—678页；让·弗莱马蒙：《1789年7月14日记事》（J.Flammermont，La Journée du 14 juillet 1789），1892年巴黎版；普·沙韦：《1789年巴黎的暴动和巴士底监狱的攻占》（P.Chauvet，1789.L’insurrection parisienne et la prise de la Bastille ），1946年巴黎版；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第107—138页；日·姆·汤普逊：《法国革命》（J.M.Thompson，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3年牛津版，第45—59页。文献史料另行列明。

[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42页。

[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62页。

[8] 《圣日尔曼亚培监狱事件概述》（Relation de ce qui s’est passé à l’Abbaye St.Germain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882；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73、383页。

[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818。

[10] 5月1日，10名走私者在圣丹尼关卡上被捕，5月6日又有两人因为引起骚动和侮辱收税官被捕（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第446—447页；18763）。

[11] 国家档案馆文件：Zla 886。（可特别参看标明为《1790年3月29日及以后数日的关于烧毁关卡事件报告》）。

[12] 国家档案馆文件：Y11987，15403。

[13] 《1789年7月20日圣拉扎尔警区财务官的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14] 索恩-卢瓦尔档案馆文件（Arch.Saône-et-Loilre）：B.705。

[15]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16] 大约50个这种人的名字出现在国家档案馆文件中，Y 10634，对开本第149页；10649，对开本第17—21页；18795，对开本第462页；115181；12708；12218；14240；15101；15683。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218，12698；C134，第8卷，第12宗；D Ⅵ 6，第39号，第19宗。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19] 由于从阜尔斯和比塞特勒监狱释放了囚犯，这些人很快就扩大了队伍；不过，其中有些囚犯并不乐意享受这种自由，第二天又向警察局投案（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454）。

[20] 《贝野回忆录》（Mémoires de Bailly ）（1821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67页。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197—199页（1789年7月15日的信）。在7月14日，据哈代记录，已经有3万人编入队伍（《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6页）；据巴那夫估计，到7月15日，入伍者已达48 000人（同上），7月18日达9万人（国家档案馆文件：W 13，对开本第105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197—198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C 134，第1卷。

[24] 《1789年里格比博士自法国等地来信》（Dr.Rigby’s Letters from France etc.in 1789），伊斯特莱克夫人（Lady Eastlake）编（1906年伦敦版），第55页。

[25] 《1789年7月14日于市政厅召开的巴黎选举人大会会议记录》（Procés-verbal des séances et délibérations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électeurs de Patis ）（1790年巴黎版，3卷本），第2卷，第156—158页。大英博物馆文件：F602—604。这些记录大部分都转载在罗·乔·威克翰·莱格的《法国革命……文献选辑》（L.G.Wickham Legg，Select Documents...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05年牛津版）中，第1卷，第49—95页。

[26]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70号，对开本第55页。

[27]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78号，对开本第47页。

[28] 亚·马迪厄：《伟大的国民议会时代（1789年至1791年）》（A.Mathiez，Les Grandes iournées de la Constituante 1789—1791），1913年巴黎版，第22—23页。

[2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90页。

[30] 《选举人大会记录》（Procés-verbal de l’assemblée des électeurs ），第1卷，第371页。

[31] 亚·贝吉：《1789年至1792年巴士底监犯登记簿》（A.Bégis， Le Registre d’écrou de la Bastille de 1789 à 1792）（1880年巴黎版）。

[32] 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散见第2卷各处。

[33] 参考哈代所说的“郊区的工人企图在形式上包围这座要塞”（《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8页）。

[34] 重要各段见于威克翰·莱格所编的文献中，第1卷，第49—95页。

[35] 这些是杜索几个月后在他第一次向制宪议会提出的正式报告中所列的假定数字〔《巴黎人的暴动和巴士底狱的陷落》（De l’insurrection parisienne et de la prise de la Bastille ），1790年巴黎版，第161—162页。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972〕。哈代列出的数字较低，只有20～60人牺牲，17人负伤，他根据的是最初的传说（《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8页）。

[3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823。根据狄诺自己说，他在7月13日加入地方民兵，参加了对伤兵院的进攻。

[37] 关于这些不同的牺牲者的记录，可参看国家档案馆文件：Y11285、14604、10634，对开本第149—151页。

[38] 《攻克巴士底的公民名单》（871名），国家档案馆陈列品，第1166号；《巴士底攻克者名单》（954名，其中许多姓名有重复），收于F.布农：《巴士底》（F.Bournon，La Bastille ），1893年巴黎版，第219—223页；《巴士底攻克者名单》（662名），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40] 显然被漏掉的人当中有：砍掉德洛纳头颅的狄诺，修道院长伏契，美洲人富尼叶，建筑师帕罗伊以及马伊雅本人。

[41]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03页。

[42] 这些人包括49名装修木匠、48名桌椅匠、41名锁匠、28名皮匠、20名雕刻匠和塑型工人、11名金属浮雕匠、10名旋工，10名理发匠和假发制造者、7名陶工、9名纪念碑石匠、9名钉匠、9名小工艺品商、8名印刷工人、7名黄铜匠、9名裁缝、9名翻砂工人、5名宝石匠、5名金匠、5名炉匠和3名室内装饰工人。关于类似的分类，可参看考·博尔：《1789年的共济会叛乱》（G.Bprd，“La Conspiration maconnique de 1789”），载《通讯杂志》（Le Correspondant ），1905年5月，第521—544页。博尔在得出自己的结论时一定利用了马伊雅的名单，但是他没有说明参考资料的来源。

[43] 这些人包括11名酒商，3名咖啡店老板，2名客栈老板，21名商店老板，9名帽商，3名制造场主，4名商人，6名园丁，3名木匠和7名石匠。

[44] 人数最多的几个职业种类是：桌椅匠（8～10），装修木匠（8），锁匠（7～9），皮匠（5），印刷和造纸工人（4），织袜工（4），纱布工（22），搬运工（17），河岸工人和船夫（8），船坞工人（5），马车夫（4），石匠（5），石工（4），丝带工（3）。

[45]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03页。

[4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8页。

[4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4119。

[4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34，对开本第150页；12698；10598。

[49] 让·杜里埃：《巴士底攻克者》（J.Durieux，Les Vainqueurs de la Bastille），1911年巴黎版，第261页以下。

[50]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巴士底附近各条街道——圣安东郊区大街和附近的各街道（245人），拉坡大街（53人），疯人院大街（44人），贝塞大街（12人），蒙特娄大街（7人）。

[51] 所以，美洲人富尼叶所说的从圣尤斯塔区的800名附和者队伍中带领了400人前来参加围攻这件事，我们不应该完全信以为真〔《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ecrets... de C.Fournier，Américain ），国家档案馆文件：F^76504〕。

[52] 在马伊雅的名单上，有七分之六的平民注明了国民自卫军的连和营的番号。我假定其余七分之一（他们中间包括一个14岁和一个16岁的男孩子以及一个妇女）的人不属于民兵之列。

[53] 资产阶级武装的最初鼓吹者尼古拉·德·邦涅维尔后来写道：在7月14日，巴黎有30万人武装起来（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集，第5卷，第31页）；巴那夫写道：在7月18日，有18万人拿起了武器（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105页）。

[5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90页。

第五章 向凡尔赛进军

10月5日进军凡尔赛的结果使国王回到首都，从而完成了巴黎的七月革命。只要宫廷和国王还留在凡尔赛，少数活跃的代表还能够和宫廷勾结起来破坏国民议会的制宪计划，那么，实际政权就仍然是由革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少数开明贵族的支持）和旧制度的拥护者分别掌握着。国王拒绝同意人权宣言和国民议会的最终会导致废除封建地主制度的8月4日有名的决议，关于“否决权”的长期斗争以及经常有人阴谋把国王拐到远离巴黎的安全地带，所有这些都表明七月革命的成果是如何靠不住。

十月暴动就为的是巩固这些成果。把国王置于国民议会、巴黎市政府和各区大多数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并在国民议会内部摧毁保守的“英国派”的势力，这就使君主立宪派确立了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在巴黎从贝野长期担任市长和拉斐德长期担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上得到了反映。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 由于把国民议会本身置于巴黎“贱民”——其中比较活跃的分子已经开始拥上讲坛，而且经常影响议会中的辩论——同样严密的监视之下，这就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种发展既不是10月的胜利者所能预见的，其结果也不是他们所欢迎的；不过，这当然还是未来的事。

然而，君主立宪派（他们显然是暴动的直接受惠者）并不急于夸耀他们的成功，或者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怎样取得了这些成功。当警察局关于10月6日事件的调查报告在1790年3月发表的时候[1]，它得到了国民议会大多数人的同意；然而，它不仅没有暴露事件的真相，而且起了一种真正的烟幕作用，转移了人们对10月“骚动”事件真正主使人的注意。这份调查把国王被人们粗暴地和匆忙地挟持到巴黎，说成是解释得很含混的奥尔良派阴谋或者是丧失名誉的米拉波险恶的计划所造成的结果。这种说法很能迎合宫廷、警察局、巴黎市政当局和议会中统治党的心意；如果把事变的真相暴露，说它是控制国民议会和巴黎市政厅的可尊敬的资产阶级和开明的贵族对于一个长期酝酿着的计划的执行，那就太没有政治头脑了。毫无疑问，米拉波、奥尔良甚至拉斐德在事件中起的真正作用是蒙着一层神秘的幕布的——警察局的调查有效地加厚了这层幕布。本章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清有关的各党派各有什么罪行或责任；亚尔培·马迪厄在已有的条件下，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2]。我们在这里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那些最直接受惠于这些事件的人一点也没有对十月暴动进行有效控制，就像他们对巴黎七月革命进行过控制一样，那就实在太奇怪了。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在10月会和在7月一样毫不犹豫地利用“贱民”的愤怒和革命动力来达到他们确定的政治目的。国民议会中间派的一位深受尊敬的成员杜索院士在8月26日就已经和总包税人奥日阿说过，一定得把国王弄回巴黎来——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难道他没有这样说过吗？[3]巴那夫在事变发生后曾写信向他的多飞内区选民解释暴动的必要性——尽管事变的某些现象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且赞扬巴黎城又一次挽救了“公众自由”，难道他没有这样写过吗？[4]

关于十月事件的主要政治后果和责任，就简要叙述这些；但是，巴黎的“贱民”已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从犯，他们并不愿意在10月仅仅为君主立宪派的利益进行暴动，正如他们在7月不愿意仅仅为了罗亚尔宫或者巴黎选举人而举行起事一样。他们虽然可能和所有的“爱国者”一样，对于凡尔赛策划的新“阴谋”抱有一般的恐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特别迫切的要求。巴那夫经常表现出比他的大多数同事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现实，当他写信给他的选民时，他唤起他们注意这种利益的分歧，他指出：在十月事件中“资产阶级”和“人民”虽然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携手合作，但前者完全是受着想要击败贵族阴谋的驱使，而后者在具有这种愿望的同时，也同样关心面包的缺乏[5]。这种双重利益决非十月事件所特有；但是认清了这一点，就是对于这一事件至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我们知道，这一事件在某些方面是比其他类似的革命事件更为神秘莫测的。如果我们先试着追究一下这些不同趋向的根源，研究它们的发展，看看它们怎样汇合成为10月5日的共同行动，我们也许对于这一事件就能了解得更清楚。

和七月事变一样，首先被卷进积极抗议中的仍是“贱民”，而不是资产阶级；而他们的运动也没有随着当前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停止。在他们看来，七月革命以后的平静不过是短时期的。从政治运动的角度看来，7月和10月的事件虽然有共同的联系，但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件；可是从群众社会运动的角度看来，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是：这几乎是一个继续不断的骚动，从4月和5月就开始发生，7月达到高潮，10月又达到另一次高潮，一直到11月初才最后平息下来。在这一运动中，面包问题是首要的，凌驾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把最大多数人吸引到共同抗议中来。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它们虽然只影响少数人，却增加了普遍的不安，因而对于愤怒程度和10月5日示威者的人数也一定起了推动作用。

首先，当时有一批从事于公共工程计划，或者仅仅是集聚在救济工场中的失业者，他们的人数在急剧增加，到8月份，救济工场中的失业者已经有22 000人，其中单是圣母山就有18 000人[6]。在七月革命中，他们在关卡上甚至在巴士底都起过一定作用[7]，但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说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同盟者。当局对于他们的厌恶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一批新征召到圣母山的工人于8月9日聚集在蒙苏的奥尔良公爵府邸外面等待一个办事员分配工作或发工资时，15个人被以非法集会的罪名被捕[8]。不久以后，就出现了一本作者叫博勒帕勒爵士的小册子，说圣母山的工人正在修筑为架设指向全城的大炮而准备的炮台[9]。虽然从小圣安东区来的考察代表团在一份作证报告中否认了这些臆测[10]，当时却引起了关闭这座工场的要求。市政当局在8月12日同意这样做，并且在15日委派拉斐德向圣母山的工人们说明这项决定。拉斐德没有受到工人们的欢迎，这或许是因为国民议会刚刚决定减低他们的工资[11]。接着便发生骚乱。同月末有两个圣母山的挖掘工人由于威胁说要杀死他们的工场经理而被捕下狱；有10名在巴士底做工的工人（其中包括3名妇女）由于闹事被桑代尔逮捕[12]。圣母山的失业工人被及时遣散了，大多数在巴士底义勇队（这是一支武装部队，不要和巴士底攻克者混淆）的协助下被送回各省原籍[13]；但是，其他救济工场并未关闭，并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逐渐为向凡尔赛进军以前的政治鼓动所渗透。

与此同时，有一些行业决定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以考验新市政当局是否忠实可靠。这些人当中包括面包师、假发匠、裁缝、鞋匠、药剂师和家庭仆役。一般讲来，他们发现新市政当局对他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并不比以前的当局更有同情心：他们提出的准许集会的要求被断然拒绝了，而且有时是靠着国民自卫军的帮助这样做的[14]；根据哈代的记载，只有裁缝的增加工资要求胜利了——他们的工资每天增加10苏[15]。

如我们所能设想的那样，假发匠和家庭仆役由于奢侈品行业的衰落和大规模的移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有4000名假发匠在香榭丽舍区开会要改组他们的劳工介绍所；在和国民自卫军发生了冲突以后，他们的代表团受到了市政厅的接见，被安排了和作坊老板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最后起草了新的规章[16]。仆役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他们要求具有全部的公民权利，出席区议会和参加国民自卫军的权利（作为奴仆，原来不被准许参加），并且要求不许萨瓦人从事他们的职业。经过说服，他们安静地散去，第二天并没有实行他们原来威胁着要在香榭丽舍区或者大教堂广场举行的4万人以上的示威[17]。但是，情绪很激昂： 几天以后，一个失业的厨师——欧埃尼·葛维，因为煽动家庭仆役和一般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而在罗亚尔宫被捕；他最后被判处打上烙印做九年划船苦工，后来改判在监狱中服两年徒刑[18]。

10月5日发生在凡尔赛的事件的一个特点是，（当妇女们在国民议会正在开会时冲进会场时）对于教士代表表示了轻蔑和敌视，人们向教士们高喊“打倒瓜皮小帽！”和“教士该死！”的口号[19]。虽然这种敌视情绪是不久以前教士们拒绝放弃什一税所引起的，但当然也有其更深的根源。哈代于7月12日在罗亚尔宫听到了“打倒教士阶级！”的口号[20]；同月初，在一本题为《卖鱼妇和市场挑夫的第一次对话》的小册子里看到了人们对于教会不尊敬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时，这种不尊敬在市场中已经是普遍的了[21]。一个月后，哈代注意到，在圣母升天节，一支宗教仪仗队伍在巴黎圣母院附近遭到了“打倒教士阶级！”和“把他们吊上灯柱”这类口号的威胁[22]。9月末，在波雪里的圣雅各教堂和圣尼古拉广场教堂（两个教堂都位于中央市场区）发生的事件表明，在一般“贱民”中反教士情绪正在增长。当圣雅各教堂的神父因为没有得到23里弗的全部报酬而拒绝埋葬一个木匠帮工时，群众愤怒地冲进了教堂，神父被迫屈服，最后，在集合起来的群众的喝彩声中，为死者举行了庄严的亡人弥撒。附近圣尼古拉广场教堂的唱经班指导宣布他自己由于参加这个葬礼已被免职，这时群众的情绪很快又转为愤怒。大批群众冲进这个教堂，威胁着要吊死神父；后来，靠了国民自卫军的力量，在逮捕了一个暴动者和答应使唱经班指导复职以后，群众才散去[23]。对教会僧侣的这种极端敌视——首先起因于缴纳什一税或者埋葬费等经济问题——对将来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哈代对于各区市场妇女、洗衣妇、商贩和工人几乎每天举行的宗教游行的纪律和盛大规模表示惊恐，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在8月和9月，经常有这样的游行，蜿蜒通过圣雅各大街，去到新建造的圣日讷维叶教堂举行谢恩祈祷的仪式。虽然这些游行具有半宗教的目的，但这些市场和郊区“贱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已经对向凡尔赛进军作了预先的尝试。哈代在写到圣安东郊区于9月中旬举行的有1200人参加的游行时，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潜伏的可能，他写道：

许多人都发现，从游行的布置、参加者成分和盛大规模看来，这里面蕴藏着某些可怕的东西。凡是有见识的人都看到了公众这些动作十分荒谬，它们的进行既不可能被打断，而它们的动机不幸也不是完全出于虔诚[24]。

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7月22日曾经从14苏半回降到13苏半[25]。接着来的平静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8月初，由面包涨价或缺少而引起的群众运动时断时续地发生，一直继续到11月。运动所采取的形式是，用暴力行动对付面包商和被认为是囤积居奇者，举行抗议集会或派代表去见市政当局。8月2日，巴黎北边圣丹尼区区长助理夏特耳被一群愤怒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杀死：据他们说，他曾经人为地造成粮食的缺乏，并且用轻蔑侮辱的口吻拒绝降低面包售价——他说“不应该让这些贱民吃上2苏一磅的面包”。夏特耳似乎被赶到了教区教堂的尖塔上，在那里被人刺死，他的头被一个普罗凡斯联队的士兵割了下来。这次凶杀的结果，有21个人（包括4名妇女）被捕，他们当中有2名工匠师傅、4名商贩、9名工资劳动者。另外还有18个人逃走了，受到缺席控告，其中有12名是工资劳动者。1790年4月，查出了他们当中的两个人——一名印刷工人和一名裁缝帮工——有罪，他们的假人像被吊上绞架[26]。

8月8日，在市政厅外举行大示威以后，4磅重面包价格又降低到12苏[27]。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收获。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这样的减价意味着一个建筑工人在2月和7月之间必须花费80%的实际工资去购买面包，现在只用收入的67%就可以买到同样多的面包；再如一个锁匠或木匠帮工（他们挣的工资比一个累维伊扬工场工人多一倍）以往要花48%的收入购买面包，现在只要用40%[28]。因此，在8月的第二或第三周，哈代能够报道说面包危机已告平息：供应比以往充足，面粉的质量有了改进，武装卫兵也从面包房撤走[29]。但是，在8月21日，再度发生十分严重的危机：当时收成很好，但是由于长期干旱，磨坊主不能够磨他们的谷物。面包价格仍然保持稳定，但是引起的供应奇缺局面造成了饥饿，使人们排在市场和店铺门前的队伍越来越长。8月24日，高松纳里大街上一个假发匠师傅由于以可怕的“吊上灯柱”的话威胁一个面包商而被控告；25日，巴塞杜兰帕大街上一个铜匠因为辱骂市政厅故意造成面粉缺乏而被捕；两天以后，一个家庭仆役在排队购买面包时被捕，受到制造骚乱的控告[30]。以后又是短时期的平静；但是在9月1日，卫兵又在面包房门口出现，在那个月内一直守卫了16天。同时，哈代气愤地抱怨说，他的口粮被降低到只能购买“半个味道很坏的4磅重面包”[31]。9月3日，在弗隆纳里大街上，一个盖屋顶的帮工被捕，因为他公开攻击拉斐德参与制造面粉缺乏和抬高面粉价格的阴谋——他说：“他是一个叛徒；他给自己准备下了绳子，应该把他绞死。”[32]“饥饿协定”又回来复仇了。

当工人们因排队购买面包而损失了他们的日工资的一部分时，他们的精神失去了常态。

〔哈代写道〕为了获得面包，人们竟把家里的女人赶开，他们甚至虐待妇女，以使自己首先吃上面包。[33]

9月13日，在凡尔赛发生了一次面包暴动，愤怒的群众企图把一个面包商吊死，因为他以18苏的价钱把好面包卖给有钱的顾客而以较低的价钱把坏面包卖给其余的人。在危急万分的时候，当地的民兵恰好赶来割断了面包商的绞索。“为安定人心”，国王都出面了。有几个人受伤，有21人被捕，其中有3个人在10天后被绞死[34]。

这时候，妇女们开始加入运动。面包危机特别关系她们的切身利益，从这时起，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便是妇女，而不是男人。9月16日，据哈代记载，妇女们在夏约截住装载粮食的五辆大车，把它们带到巴黎市政厅。17日中午，愤怒的妇女包围市政厅控诉面包商的行为；贝野和市政会议接见了她们。据哈代记载：“妇女们大吵大嚷说：男人们什么都不管，现在妇女们要来管这些事了。”第二天，市政厅又被包围，当局作出了保证。同一天晚上，哈代看见妇女们在特罗瓦·马利广场截住一辆粮食车。把它押到当地区政府里[35]。这一运动一直继续到10月5日的政治示威前后[36]。

同时，和6月一样，为了应对在凡尔赛发生的宫廷与国民议会之间争执不下的局面，巴黎已经开始发展起一个政治运动。带头的仍是奥尔良公爵周围的记者和律师，他们的总部就设在罗亚尔宫。按照马迪厄的说法，在巴黎的“爱国派”中间起领导作用的是杜波尔、德姆连、丹敦和《巴黎革命》的主编路斯塔洛；马拉和他的《人民之友》，和往常一样，仍然是单独行动。正是这批人通过他们的报纸、俱乐部和自己的选区，提出并扩大宣传这样的口号：应该使国王离开凡尔赛宫廷的阴谋，并把他带回巴黎来[37]。

国王应该回到首都，住到“美好的巴黎市”他的臣民中间来，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在巴黎第三等级的《陈情表》和7月份的一本小册子里已经看到这种意见。当路易十六在7月16日来到革命的首都时，许多向他高声欢呼的人大概都有这种想法。现在，为了应对新的特殊的政治局势，这种想法又得到了复活，而且比以往更为坚持。当前的问题是“否决权”问题——也就是根据凡尔赛正在讨论中的宪法，国王是否应该拥有修改、保留或根本否决国民议会的立法提案的权力。大体说来，右派或者温和派希望授予国王以绝对否决权，而以巴那夫为首的“爱国派”则主张国民议会有最高的立法权；不过，和他们的罗亚尔宫的盟友不一样，他们准备靠赞成妥协的中间派的帮助来进行谈判。8月末，当这种谈判正在进行时，据说杜索院士曾宣布，为了打开僵局，必须使国王回到巴黎来，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三天以后，当谈判破裂时，杜波尔在罗亚尔宫发动了一个反对否决权的公开运动，而德姆连虽然没有得到巴那夫的同意，却提出了国王必须回到首都的口号。

罗亚尔宫的极端“爱国派”就这样（也许有国民议会的某种秘密支持）企图加紧进攻，其结果是：企图在8月的最后一天第一次发动向凡尔赛进军，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一个真相不明的事件，可是从警察局的警察报告看来，在这次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圣杜律治侯爵、坦托男爵、修道院长柏纳、某一个叫圣日尼的人以及伏依咖啡馆的主顾们等。在警察眼中，这座咖啡馆是“破坏公共安宁的骚乱分子的集会之所”，在别人眼中，这是“商人和资本家的社交中心”。[38]看来，也曾有一个代表团企图说服巴黎公社发布一项要求国王回到罗浮宫的声明[39]；并曾有人在罗亚尔宫和伏依咖啡馆发表演说，号召大家敲响警钟，各区进入警戒状态，并把市民武装起来。自然，这些手段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非常明显的：据说修道院长柏纳曾在伏依咖啡馆说过下面一段话：

必须到凡尔赛去寻找国王和王储，把他们送回巴黎的图伊勒里宫，置于巴黎人和全国的保护之下。

虽然他事后否认这样说过，但他承认自己打算号召市民在各区开会，“反对国王的否决权”[40]。

由于国民议会中的“爱国派”还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谋求解决的希望，所以这次进军计划没有实现；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计划还没有在巴黎“贱民”中得到能够使之实现的那种程度的支持。9月份，局势突变。正如我们看到的，由面包危机引起的愤怒首先指向面包商和市政当局；有时也表现在对市政厅或国民自卫军或作为自卫军总司令的拉斐德个人所发起的猛烈攻击上：8月和9月初，由于这种罪行而被捕的有许多工匠、职员、仆役和其他工资劳动者[41]。一方面，记者们——马拉以及和罗亚尔宫有关系的记者——并不反对让他们所不信任的拉斐德成为群众辱骂的对象；另一方面，无论是国民议会的还是巴黎各区的“爱国派”，都希望把群众的愤怒引导到更符合他们的直接政治目的的道路上去。不久就看到了它的结果。9月初，马路埃的记载是，“有人看到在国民议会外面，有许多轿夫对否决权问题表现得很激动”[42]。17日，特鲁塞瓦大街上一个领年金的军人在格累夫广场上被捕，因为他说了这样的话：

国王在凡尔赛有一座行宫，在巴黎有一座罗浮宫；我们一定得去找国王，把他带回巴黎来，我本人也愿意去寻找国王[43]。

失业者也激动起来了。贝野在9月22日写给在凡尔赛的国王的一位大臣拉·都尔·杜宾的信中说：

现在我获悉，军校区救济工场所有那些不幸的工人都想要到凡尔赛去，并且为了这一件事，当局已派出军队。[44]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虽然巴那夫和他的同事们预备在否决权“悬而未决”的基础上和宫廷达成妥协，可是为国民议会中“温和派”所支持的宫廷却决定再显示一下威力以打破僵局。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骚动，调来了弗兰德斯旅团。结果迫使“爱国派”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把首都的革命运动推向高潮。最后使“爱国派”决定采取行动的，是保王派在10月2日禁卫军于凡尔赛举行的宴会上表现出来的傲慢，据说人们在宴会上把国民自卫军帽徽抛在地下践踏，王后和她的子女受到了几乎是想象不到的狂热的欢迎。第二天，这件事传遍了巴黎，“爱国派”报纸号召人们复仇。丹敦在哥德利埃俱乐部通过一项催促拉斐德带着最后通牒到凡尔赛去的决议，德姆连再次号召巴黎人把国王弄回首都。10月4日，星期日，一群群“中等人家的”妇女出现在罗亚尔宫，一个“衣着打扮说明她的身份在中等阶层以上”的30来岁的妇女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人们纷纷谈论第二天要到凡尔赛去[45]。十月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研究10月5日和6日事件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警察局所作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询问过388名证人之后于1790年3月发表的。这样一种报告看来不仅可以为研究事件本身，而且可以为研究参加者的成分和目的提供宝贵的资料。泰讷在描写把王室逼回巴黎的男女群众时，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份资料[46]。不过，如前所述，这是一份非常片面的报告；事实上，在公布以后，它便受到巴黎多数各区的攻击，用首先提出抗议的哥德利埃区人的话来说：“在证人的名单上，除了贵族的姓名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了。”[47]这固然是一种夸大，然而警察局的调查报告也显然具有明显的预定目的，因此，在利用它的时候必须提高警惕，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补充其他资料——少数残存的警察报告（在行动过程中只有二人被捕）和其他证人的叙述。

在10月5日早晨，暴动在中央市场和圣安东郊区同时开始。在这两个地区起领导作用的都是妇女；从许多人的各种叙述中看来，参加以后各项活动的有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市场卖鱼妇和女摊贩，这个郊区的劳动妇女、衣着漂亮的资产阶级和“戴帽子的女人”[48]。根据一个警察局证人的证词，运动是由一个小姑娘发动的，她从圣尤斯塔区出发，敲着一面鼓，攻击面包缺乏；这样，就吸引了一大群妇女，人很快多起来[49]。当地国民自卫军队长和该区主要的煽动者美洲人富尼叶在7时听到警钟声后，急忙赶到市政厅[50]。与此同时，在圣安东郊区，妇女们强迫圣马格里特教堂司钟人鸣起警钟，号召市民武装起来；据他说，在这些人当中有两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个妇女，“他也不像是一个普通人。”[51]在7点和8点之间，这一区的一个律师看到有四五十名妇女在圣安东门高呼要求面包[52]。几乎是在同时，斯塔尼拉·马伊雅率领了一小队巴士底义勇队来平定附近拆除巴士底堡工人的骚乱。工人们无疑还记得，正是这一支军队几星期以前在圣母山曾经强迫解散过他们的同伴，所以表现得非常凶恶；但是马伊雅（据他自己这样说）却能够未经流血就把他们说服解散了[53]。

在开始这些行动之后，妇女们就聚集到了市政厅[54]。她们的首要目的是面包，其次或许是为她们的男人寻找武器和弹药。一个在8时半路过旧市场的绸布商看到成群的妇女在大街上截住行人，强迫这些人和她们一起到“人们应该从那里领面包的市政厅去”。卫兵们被解除了武装，妇女们把他们的武器交给了那些跟在后面并催促她们前进的男人。另一个见证人，一个市政厅的出纳员，描述了在9点半钟左右，大群杂有男人的妇女如何冲上台阶，闯进市政厅所有的办公室。一个证人说，她们拿着棍棒和梭镖，另一个证人坚持说她们带的是斧头、铁橇、大头棒和毛瑟枪。一个出纳员壮着胆子向侵入者提出抗议，但是群众告诉他说，“他们才是上述市政厅的男女主人”。示威者在搜寻弹药和武器的时候，撕毁了文件和账簿，账匣里一叠100张1000里弗的钞票从橱柜中不翼而飞了。但是，群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抢劫：据市司库员后来告诉警察说，350万里弗的现金和票据丝毫没有缺少；丢掉的钞票在几星期以后又完整地被人送了回来。示威者到尖塔上敲响警钟以后，于11时左右退回外面的格累夫广场[55]。

正在这时，马伊雅和他的义勇队赶到了现场，根据他的说法，妇女们正在威胁着贝野和拉斐德的生命。不知道马伊雅是想设法转移这场灾难呢，还是完全为了服务于“爱国派”的政治目的，他居然答应率领妇女们游行12英里，到凡尔赛吁请国王和国民议会为巴黎供应面包[56]。当她们在刚一过午出发时，她们移去了警察局的大炮，并且（哈代写道）强迫她们遇见的各式各样的妇女——“甚至戴帽子的妇女”——参加他们的队伍，一起到凡尔赛去[57]。

游行者这样扩大了队伍以后，过河到老城区，经过奥弗勒码头到新桥，再过河到罗浮区，经过图伊勒里宫花园，这一支六七千人的队伍在路易十五广场停了下来。马伊雅告诉我们，妇女们在香榭丽舍区的大教场同意不带武器继续前进。按照传统的记述，游行者这时继续沿着河右岸到夏约街、塞弗里街、维罗弗累，最后到达凡尔赛[58]。然而，从其他资料看来，主要的游行队伍虽然随着马伊雅穿过夏约街，另一支队伍却可能在大教场分道扬镳，走的是穿过沃吉拉的南边的路线。这件事至少可以从一个面粉厂工人向凡尔赛警察局所交代的话中看出来，这个工人叫柏纳-萨拉培，在军校区工作，是由于在凡尔赛禁卫军驻所抢劫刀剑和其他武器而被捕的两个工资劳动者之一。从他的话里我们知道，他当时正在沃吉拉吃午饭，被一队三四千人的妇女硬拉着去参加了游行[59]。

游行者在下午到达凡尔赛以后，直接进入国民议会会场，拥进议席和惊愕的代表们站在一起，裙子上挂着剑和猎刀[60]，等待马伊雅呈递她们的请愿书。马伊雅在他的演说里毫无顾忌地引用了当时新流行的小册子《我们什么时候才有面包》中的话，按照这本小册子的看法，造成面包缺乏的与其说是面包商，不如说是政府当局[61]。他在演说结束时提出两点要求——为首都供应面包和惩处侮辱国民自卫军帽徽的禁卫军，许多代表作了保证性的答复。人们曾经对教土愤怒地呼喊：“打倒教士！”但当罗伯斯庇尔发言时，群众都肃然无声，也有人喊“我们可爱的母亲米拉波！”[62]妇女们选出六名代表等着谒见国王——帕罗伊侯爵认为她们当中有两个人“样子很不错”[63]——于是比较有秩序地散会了。

这时，在巴黎，由警钟召集起来的国民自卫军拥到格累夫广场。他们纷纷喊叫“到凡尔赛去！”拉斐德的用意在这一事件中是暧昧不明的。看来，他踌躇了好长时间才置身于一场显然是武装叛乱的队伍的前列；他采取了拖延的手段，按照富尼叶的说法，他曾发表冗长的演说，但是最后在群众呼声的催逼之下，不得不下令向凡尔赛进军[64]。当晚10点钟和午夜之间进入凡尔赛的军队包括三连掷弹兵，一连枪兵，三门大炮，两万名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还有700到800名武装着毛瑟枪、棍棒和长矛的杂色队伍。

第二天清晨，巴黎人和守卫王宫的禁卫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一部分示威者想办法冲进了王宫，一直深入到王后寝宫的接待室。在发生这一事变过程中，一名禁卫军从窗户里开枪打死了下面庭院里的一个17岁的志愿军，他叫热罗梅·累里提埃，是圣安东郊区的家具匠帮工[65]。被激怒的群众杀死了两名禁卫军，并且砍下了他们的头颅[66]。巴黎国民自卫军恢复了秩序，同时大批群众拥在王宫外面等待着事情的解决。对于国民自卫军——至少是对于损失一天工作而伴随着拉斐德到凡尔赛来的小商贩、小作坊主和帮工——来说，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不管他们的总司令愿意与否，国王必须回到巴黎去[67]。从“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女人”伊丽莎白·吉拉的证词看来，的确存在着这种想法，她后来向警察局说：

在凡尔赛，所有民众，尤其是许多锁匠帮工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损失了工作日，并且说，如果国王不回巴黎，如果不把禁卫军消灭，就用长矛挑起拉斐德的脑袋[68]。

要说动妇女也许更费事一些。不管怎样，富尼叶认为有必要对一群卖鱼妇鼓动一番，他用他自己认为最容易被她们听懂的话说：“动手吧……你们看不见拉斐德和国王要把你们收入后宫么……必须把这个王廷小店整个搬到巴黎去。”[69]不管情况怎样，当国王、王后和拉斐德在王宫阳台上露面的时候，人们大声呼喊“国王到巴黎去！”几小时以后，巴黎国民自卫军和游行妇女簇拥着国王一家，浩浩荡荡回到了首都。

根据关于妇女们向凡尔赛进军的传统记载，妇女们在游行时高唱“我们去找那个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指国王、王后和王储——译注）人们认为，国王御驾亲临他的子民中，就会保证面包的充分供应。这种希望并没有立即实现，面包危机仍然继续了一个月。在王室回首都后的第二天，一群妇女拥进了谷物市场，把面粉样品送给国王过目以后，将150桶发霉的面粉倒在河里[70]。10月21日，在市政厅地区的一次面包暴动中，面包商弗朗索瓦被吊死在格累夫广场众所周知的灯柱上。为了这件凶杀案，市场搬运夫弗·布兰被判处死刑，镀金匠日·阿德韦讷被判处9年徒刑[71]。第二天，在离中央市场不远的泰彼耳奥德街上，妇女们由于坚持要进一所房屋搜查暗藏的粮食和面粉引起了一场骚动[72]。11月2日，贝野不得不命令军队保护圣日尔曼市场的一家面包商[73]；第二天，一个妇女由于在哥德利埃街一家面包铺外面引起骚动而被捕[74]。最后，10天以后，磨粉工人尼古拉·比隆被捕，他的罪名是在10月和11月两次引起骚动并威胁要吊死军校区的面包商[75]。

但是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在逐出“温和派”和在首都确立了它的地位以后，没有必要再来利用“贱民”暴动的力量；这些暴动已经使他们达到了目的。因此，在10月21日，为了镇压社会骚乱和马拉的《人民之友》所进行的煽动，采取了新的措施，其中包括处“叛乱者”以死刑、报刊检查和戒严令。这些限制自由的法令的第一个牺牲者叫米契尔·阿德里安，他是一个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在当天由于企图在圣安东郊区鼓动起一场“叛乱”而被绞死。[76]

不过，公社和议会同时也采取了有力措施来解决粮食危机。虽然面包价格在以后好些个月里始终保持12苏，但烘面包商都能够得到面粉的正常供应。随之而来的是一段社会秩序相当平静的时期，在此期间，国民议会比较不受打扰地继续它为全国制定宪法的工作。1790年7月14日在马尔斯教场举行的第一届结盟节，是全国团结与和平进步的伟大象征。大多数人一定以为革命几乎已经大功告成了。

[1] 《关于10月6日事件巴黎警察局……的刑事侦查记录》（Procédure criminelle au Châtelet... de Paris sur la journée du 6 octobre ），1790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c 29 980。

[2] 亚·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Etude critique sur les journé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载《历史评论》，第67期（1898年），第241—281页；第68期（1899年），第258—294页；第69期（1899年），第41—66页。我在准备这一章的时候，大量利用了这一研究。

[3] 转引自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载《历史评论》，第67期，第249页。

[4]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3，对开本第317—318页。不过，他把事变说成是“一个可怕的运动”，他认为，如果没有拉斐德和国民议会起作用，可能发生不幸的结局（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200—201页）。

[5]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200—201页。原文如下：“在我们商量的时候，巴黎市民早已怒不可遏；在各区中，资产阶级和民众都集合了起来，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反对政府和贵族最近的行动才激愤起来，而民众的激愤原因则是关心面包问题，因为面包已经开始缺乏了。”（重点是作者加的）

[6] 《贝野回忆录》，第2卷，第257页。

[7] 马伊雅的《巴士底攻克者名单》中包括4名来自救济工场的参加者——两名挖掘工人，一名工头和一名领班（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079。

[9] 博勒帕勒爵士：《给小马杜林区各位先生的报告》（Chevalier de Beaurepaire，Rapport à MM du district des Petits Mathurins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40285。

[10]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54号，对开本第156页。

[11] 《贝野回忆录》，第2卷，第265页。

[1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102、18766、18795，对开本第463、466—467页。

[13]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56页。

[1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4、438—439、455页；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1集，第1卷，第123—124、381、416、547页；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G.M.Jaffé， Le Mouvement ouvrier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7年巴黎版，第65—73页。

[1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8—439页。

[1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39页。

[1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55页；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6。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据说他曾说过：“所有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和穿军服的人都是些纨绔子弟，咱们一万个当仆人的都有资格加入那些穿着白边蓝制服的纨绔子弟队伍：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是纨绔子弟，一个也不例外，我们只能看到一群轻佻无用的年轻人在罗亚尔宫里胡闹。巴黎有六万名家庭佣仆可以和各种工人联合起来，要这么一干，大家就会看到所有这些穿漂亮制服的纨绔子弟都会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虽然葛维说原话不是这样，但是他承认说过类似的话。

[19] 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载《历史评论》，第68期，第261页。

[2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5页。

[21]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882。

[2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5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50；10649，对开本第42页；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93—494、497页。

[2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29、431、437—438、441、443、445—446、453、455—456、462、467—470、473、475页。

[2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01页。

[2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079、10479、10649，对开本第27页；10530，对开本第181—183页；18795，对开本第463、470—471页。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17页。

[2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26页。

[28] 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的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第6卷，第3期，第248页。

[2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29—440页。

[30]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对开本第465—467页；18766。

[3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58页。

[3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33]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60页。

[34]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Arch.Seine-et-Oise）：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讯记录。15个被告中（都是男人）包括两个车匠和一个垫子工人（被绞死），两个建筑工人，四个搬运工人，两个茶房，一个兵士，两个体力劳动者和一个马鞍匠。

[3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78—480页。

[36] 参看哈代1789年10月3—7日和12日的记载（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99—505、512页）。日记结束于10月14日。

[37] 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7期，第266—268页；第68期，第269—273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39] 《老箴言报》（L’Ancien Moniteur ）（重印），第51期，第417页；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7期，第251页。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41]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对开本第463—464、467—469页；10530，对开本第149—151页；18766；18767。

[42] 《马路埃回忆录》（Mémoires de Malouet ）（1868年巴黎版），第2卷，第367页。

[4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44] 国家档案馆文件：C 31，第262号，对开本第3页。

[45] 《刑事侦查记录……》，第62号证人；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8期，第292—294页。

[46] 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30—136页。

[47] 《哥德利埃区会议议事录》（1790年巴黎版）。大英博物馆文件：R.655（6）。

[48] 参看《刑事侦查记录》，第35、62、91、92、119、126号证人；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1—502、506页；帕罗伊侯爵（Marquis de Paroy）于1789年10月写给他妻子的信〔《革命评论》（Revue de la Révolution ），第1卷（1883年），第1—7页〕。

[49] 《刑事侦查记录……》，第43号证人。

[50]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国家档案馆文件：F^7 6504。

[51]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第92号证人。

[52]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第12号证人。

[53] 《刑事侦查记录……》，第81号证人（斯塔尼拉·马伊雅）。

[54] 然而，哈代把它仅仅说成是“市场区和其他各区的妇女集众到市政厅去的一次暴动”（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1页）。

[55] 关于上边的叙述，可参阅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319中的12个人的证词；再参阅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卷，第950号。

[56] 关于这时和以后的许多情况，可参看《刑事侦查记录……》，第81号证人（马伊雅）。

[5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2页。

[58] 根据马伊雅在警察局的证词所作的这一叙述，和巴蒂福耳（M.L.Batiffol）的说法相同，见《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凡尔赛暴动》（Les Fourné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 à Versailles ），1891年巴黎版，第15—17页。

[59] 《1789年10月6日对于贵族出身的萨拉培的审讯记录》。赛纳瓦兹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判记录〔载《巴黎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tis ）〕。虽然没有提到沃吉拉，却也认为妇女分成了两队，各走一条路线，“一队穿过圣克卢，另一队取道塞韦。”（第13期，1789年10月3—10日，第15页）

[6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6页。

[61]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2344；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9期，第42—43页。

[62] 《刑事侦查记录……》，第81号证人；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31页。

[63] 《革命评论》，第1卷，第1—7页。

[64]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并可参看巴那夫（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201页）。

[65]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判记录。

[66] 累里提埃以及两名禁卫军的安葬记载于《凡尔赛圣母院王家教堂死者安葬登记册》第82卷中（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E集）。三个人当中，只有累里提埃一人完全按军礼安葬。

[67] 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9期，第45—46页。在这方面，如果能知道当时巴黎国民自卫军的社会成分和职业，将有很大的意义；但不幸的是，只有极少的名单保存下来可供参考。圣安东郊区和中央市场各区的队伍（他们可能是10月5日国民自卫军武装起义的主要煽动者）看来只包括少数帮工、码头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大多数是店主、作坊老板和独立工匠。例如，我们知道家具帮工累里提埃是圣马格里特区的一名义勇军；埃德梅·法基是一个金匠帮工，他是附近圣日瓦区的一名义勇军，也是因为抢劫禁卫军驻所而被捕的。此外，1789年8月中央市场圣奥波顿营的花名册上包括一群小作坊主和商贩，26名商人雇用的职员，4名“店员”和4名“雇员”，2名市场搬运夫，1名珠宝匠帮工，1名枪炮匠帮工和1名镀金匠帮工（大英博物馆，F830〔6〕）。与之对照的是，1789年11月小圣托玛营（布塞附近）征募的150名掷弹兵中，25名是资产阶级（一般指有独立财产的人），29名公务员，6名律师，7名商人，2名银行家和3名股票经纪人，只有16人是商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工资劳动者（国家档案馆文件：W 357，第750号，第一部分，第100件）。

[68] 《刑事侦查记录……》，第90号证人。

[69]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

[7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5页。

[71]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对开本第476—477页；10530，对开本第157—159页；18768。

[7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8。

[73]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8，第375号，对开本第2页。

[74]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172。

[75]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9。

[7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530，对开本第157页；18768。

第六章 马尔斯教场“大屠杀”

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上发生的剧烈骚动代表着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和雅各宾派，自由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争夺政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巴黎，这直接导致作为市政领袖的贝野和拉斐德的失尽人心；但是，在国民议会中“立宪派”的失败却由于战争爆发而推迟，直到1792年8月王室倾覆时才完全垮台。从巴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马尔斯教场事件一方面代表第三等级内部的第一次流血冲突——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代表几个月来社会不安和革命骚动的高潮，其结果是组织在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民主派成为无套裤党的不容争辩的领袖。在这一运动过程中，首都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更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是争夺政权的主要领袖们所不能忽视的因素，而他们的利益至少也是革命民主派所要勉强维护的[1]。在这一意义上，马尔斯教场的示威本身应当被看作一个进程的顶点，并且像十月暴动一样，应当结合着它以前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来加以考察。

那一段偶有小骚动的社会平静时期一直维持到1791年春天。1790年6月的面包价格已经降低到11苏；不久以后，管制便解除了，面包价格自1788年初以来第一次降到8苏的正常水平[2]。截至1791年8月——马尔斯教场骚动以后的一个月，面包价格始终没有显著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面包的价格或供应在刺激革命活动上至少并不占主要地位。

治安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发生在2月28日，当时，曾有人企图拆毁万森堡（它正在改建成为一个首都临时的装满犯人的监狱）的一部分。“爱国派”想到这座建筑物过去曾经囚禁过被“密札”拘留的人，开始对这种改建提出抗议，1月28日，雅各宾俱乐部有人谈到由“一个郊区”[3]进行有计划的攻击。一个月以后，运动成熟了，1000名以上的圣安东郊区的工人（其中有拆毁巴士底堡的工人[4]）推举桑代尔为国民自卫军孤儿院区步兵营的指挥官，正如拉斐德在1789年10月所处的地位一样，他们簇拥着他，强迫他带领他们到万森堡动手拆毁望楼。然而不久，拉斐德带着1200人赶到了，他把桑代尔公开斥责了一顿，在圣安东区人们的嘲笑声中带着64个犯人回到巴黎[5]。犯人被囚禁在贡西尔日里监狱，三个星期后在引起民主派轩然大波的情况下被释放；在民主派的活动中，桑代尔的辩护律师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领袖人物皮瑞特·韦里勒起了重要作用[6]。

民主派在1791年春夏两季就不断地努力向首都小商人、工匠、在业和失业工人进行宣传并争取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在7月17日的大会上，这种激动达到了顶点，当时人们完全为了在哥德利埃俱乐部起草的呼吁书上签字这一政治目的而从城市各区聚集到了一起[7]。

整个这一时期，在巴黎的无数被捕者中间，失业者所占数目之庞大令人惊异，其中有些人来自市政厅兴办的救济工场，他们是由于公开表示他们仇视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而被捕下狱的。这说明在工资劳动者中间已经有某种政治觉悟，也说明在许多行业中间失业者的人数正在增长。我们看到在这些失业者中有以前的油漆匠、雕刻匠、裁缝、理发师、家庭仆役、珠宝匠、装修木匠和编篮工人[8]。同时，进入救济工场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贝野在1月的统计数字是24 000名，到6月就增为31 000名[9]。除了要用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外，他们对于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也经常是一种威胁：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反革命阴谋的现成工具（甚至像马拉等极端民主主义者也抱有这样的看法[10]）；他们在关卡上时常和税务人员发生冲突（当局仍然希望保持这种关卡）[11]；像巴士底工人向万森堡进军的这一类事件也会引起公众的不安。简单地说，当局并不需要很多说服就作出了解散他们的决定：5月8日，贝野宣布关闭巴士底工场的决定，这里的工场从1789年7月以来，经常有800名工人工作；6月中旬，制宪议会颁布普遍关闭救济工场的命令，同时作了开办其他新工场以吸收失业者的某些空洞的诺言[12]。

工人们眼看就要丢掉仅足糊口的每天20苏的生活费，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巴士底的工人们虽然被军队驱散了，但是在以后几个星期里积极活动，争取圣安东郊区帮工对他们的支援[13]。其他工场的关闭引起更大的骚动，在这些骚动中，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的民主派起了一定的作用。三份不同的请愿书递到议会，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第一份是由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附属机构技工联合会协助起草的，于6月28日递到议会，措辞极为缓和：它认为从公共治安着想而关闭工场是合理的，但是同时请求稍予延期[14]。第二份是由卡米累·德姆连代表巴士底的工人在7月3日呈递的，他声称这个请愿书已经得到罗伯斯庇尔的同意：请愿书要求公民有生存权，并且提议由出售教堂土地获得的收益中拨出一部分来维持救济工场[15]。第三份请愿书是紧随着第二份递上去的，带有几乎是强烈的威胁口气，请愿书说不论用这种方式还是用那种方式，工人们一定得有面包：“使他们采取这样一种口气的，绝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需要——一种最迫切的需要。”[16]

议会对这些请愿书置之不理；但是，这时候失业工人已经采取了更直接的施加压力的形式。 6月24日在万多姆广场举行的示威发出了成立共和国的号召[17]。在这以后的一星期中，又有两次示威游行，这时有风声说，22 000名失业者计划于7月3日在圣端诺累大街集会[18]。两天之后，据一家敌视革命的小报《杂谈》报道，有400名失业工人到市政厅示威，万多姆广场发生骚乱，两名工人在路易十五广场因为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捕[19]。结果政治气氛日益紧张，有地位的公民开始公开地说，应当使用武力给失业者以教训。

（《杂谈》在7月6日报道）各阶层市民对工人们开始忍耐不下去了。国民自卫军、商人、制造厂主、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都发生怒吼，反对这些受捣乱分子收买的人……人们大声疾呼，必须用大炮来清除这一帮家伙[20]。

自然，这样一种态度很能够说明，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和商人，在不到两星期以后驱散马尔斯教场的示威者时，为什么是那样地凶狠。

与失业者的运动同时进行的是各行业的帮工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这里边也牵涉到民主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帮工的工资据我们所知道的，从七月革命以来没有显著增加过。运动于4月开始，当时木匠们议定每天最少要领到50苏工资；少数的活跃包工头感到烦恼，而大多数包工头则似乎很愿意接受帮工的条件。但是，帮工们请来作仲裁的市政厅却判定他们的组织是非法的，并且拒绝最低工资的提议，认为它违反自由的原则；后来，市政厅的公报甚至威胁说，要以扰乱治安罪对帮工的领袖们起诉，不过这种威胁并没有见诸实行[21]。

其他行业的工人很快地就学会了木匠的榜样——其中有制帽工人和印刷工人。马掌铁匠师傅在6月初递交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警告说巴黎存在着一个80 000工人的“大联合”，包括锁匠、装修木匠、皮匠以及他们本行的工人[22]。他们的数字可能夸大了——马掌铁匠师傅们自然倾向于把他们的情况说得过分一些——但是这个运动有许多理由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1794年对罗伯斯庇尔的垮台起了某些作用的那一次运动以前，这是首都一次最广泛的工资运动。第二，正是马掌铁匠师傅和木匠的这些请愿导致了议会通过著名的“霞白立条例”规定“工人的联合组织”或者说工会是非法的——应该注意的是，甚至“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在雅各宾最民主的时期，也没有认为这个条例应该取消，事实上，在以后将近一百年，这个条例一直是有效的法律[23]。第三（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论点尤为重要），木匠帮工得到了革命民主派相当大的帮助和鼓励。因此，我们看到木匠们不仅在哥德利埃俱乐部使用的大厅里开会，并且事实证明，指导他们运动的“木工工人联谊会”就是哥德利埃俱乐部在1791年5月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不仅如此，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弗朗索瓦·罗培和他的妻子路易丝所主编的《内外新闻》，虽然在原则上反对帮工强行规定最低工资，但对他们的运动却给以某些支持[24]。马拉也在他的报纸上辟出工人通讯栏，在1791年6月12日工资运动达到高潮时期，一封意在代表修建圣日讷维叶教堂的560名建筑工人观点的措辞激烈的信出现在《人民之友》上。这篇文章严厉地斥责包工头是“无知的压迫者，贪得无厌”，是“吸血鬼”，以及“无所事事、吞噬劳动人民用血汗所取得的果实， 而且永远不为国家做任何事情的坏蛋”。[25]

然而，哥德利埃俱乐部所做的决不限于参加工资劳动者已经从事的经济斗争。通过与罗培的中央委员会有联系的各联谊会，俱乐部开始十分细致地用革命民主派的政治思想教育巴黎的“贱民”——这是一个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

（马迪厄写道）“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正是各联谊会。这些联谊会是无套裤党的摇篮和掩蔽所。”[26]

这些新的社团尽管处在资产阶级坚强领导之下，却对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消极公民[27]敞开了大门。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每月只收会费2苏；在这年夏天被国民自卫军逮捕的人中间，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工艺品制造工人、一个厨师和一个家庭佣仆都是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28]。在这一时期“平民俱乐部”和其他联谊会都被描写成是由“穷挑水夫”“工匠”“鲁钝的工人”组成的[29]。受民主派和他们的报纸公开鼓动影响的人，其数目当然要比这里所举的多得多，他们的鼓动涉及每一个想象得到的政治问题——包括这样一些迫切的时事问题，例如“消极”公民没有选举权的问题；事实上等于把体力劳动者排除于国民自卫军之外的问题；或者请愿权利受到各种限制的问题等[30]。

从警察局档案中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鼓动对许多普通巴黎人的心情和思想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7月17日，格雷讷累街64号一个23岁的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因为辱骂当天下午曾参加马尔斯教场大屠杀的一个国民自卫军军人的妻子而被捕。格雷讷累喷泉区警务委员曾经对她进行审讯，审讯记录的大意如下。

问：她去马尔斯教场了吗？

答：去了，她和里昂太太及她的女儿一起去的。

间：她为什么上那儿去？

答：为了“像每一个善良爱国者那样”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

间：那份请愿书上说的是什么？

答：她明白请愿书的目的就是“要另行组织政权机关”。

问：她时常参加公众集会吗？

答：她有时到罗亚尔宫和图伊勒里宫去。

问：她是属于任何一个俱乐部的吗？

答：她有时到哥德利埃俱乐部去，不过她实际上并不是会员。

问，她在马尔斯教场曾经和什么特殊的人混在一起吗？

答，她曾经登上“祖国之坛”，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问：她扔过石头没有，或者看到有人扔石头没有？

答：没有。

问：谁邀她去在请愿书上签名的？

答：没有人邀过她，可是她听到许多人说，在马尔斯教场上有一个请愿书要人签名。

问：她的名字上过报这件事是真的吗？

答；是真的，她的名字上过《巴黎革命》，因为她曾经对路斯塔洛的死亡表示过哀悼。

间：她读哪些报纸？

答：她读马拉、奥杜安和卡米累·德姆连办的报纸，还经常看《人民喉舌》[31]。

以马尔斯教场大屠杀告一结束的这场政治运动，直接起因于6月20日的国王企图逃往帝国边境。从这时起，民主派和激进的记者们的鼓动便具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唤起民众对将来的国王和行政权问题发表意见。在瓦雷讷逃亡事件之前，在鼓吹共和思想方面几乎得不到响应的那些记者和其他人，现在第一次能够拥有一些信徒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失业者及其他工人在6月末和7月初举行的会议中高喊共和口号上看出来，也可以从各联谊会的决议和请愿书上看出来[32]。但是，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大，就连会员中包括许多著名共和派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在发表到当时为止还很难希望得到“贱民”支持的那些言论时也是审慎的。毫无疑问，在国王出走又丢脸地从瓦雷讷回来以后的一星期中，由于发表煽动性看法而在各区被捕的15个或20个人，更不会发表多少这类的意见[33]。

但是，俱乐部对于新的发展的反应肯定并不迟缓； 6月21日，它请求议会在和各省商量之前暂时不要作出有关国王未来命运的决定，俱乐部呈递了17份类似这样的请愿书，这是其中的第一份并且张贴在巴黎各处[34]。三天以后，发生了所谓“3万人大请愿”，据罗兰夫人说，圣安东郊区全力支持了这次请愿[35]。7月中，骚动在继续；但是斐扬派占多数的制宪议会15日宣布对路易十六不加追究，并且主张重新信赖他作为行政首脑。

这项决定导致民主派阵营的分裂。哥德利埃俱乐部于7月16日起草请愿书，号召人们举行抗议示威，这一号召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的赞助；可是同一天晚上，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雅各宾派又撤销了他们的支持[36]。哥德利埃派现在不能不于取消示威游行和独自继续干下去的两种办法之中选择其一，他们决定采取后者。结果是7月17日由弗朗索瓦·罗培起草了一份措辞更激烈的请愿书。请愿书没有指明要求成立共和国，然而他请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制宪机构作为代替，并着手于组织一个新的行政机构”[37]。签名运动立刻发动起来了[38]，各联谊会和俱乐部被邀请于上午10时或11时在圣安东门集合他们的全体会员[39]，从那里出发到马尔斯教场去举行和平示威。

那天早晨，在请愿者到达之前，在马尔斯教场发生了一件对他们来说是不幸的怪事，这件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张的情形下，给当局提供了—个干涉的借口。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有两个人潜伏在“祖国之坛”下面——可能是为了更清晰地观赏女士们的大腿——被起疑心的旁观者拽了出来，并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吊死在附近一个窗户上。下午，5万名公民按照计划集合起来举行和平示威[40]，其中有6000多人在军队赶来之前， 已经在请愿书上签了名[41]。与此同时，因为市政厅官员警告贝野要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戒备，于是他就实行了一个看来早已拟订好了的计划[42]。戒严令发布了，执行武力镇压的红旗展开了，在拉斐德的指挥下，10 000名国民自卫军冲向示威群众[43]。关于以后的情况，记述各有不同；但是人们似乎向自卫军（包括拉斐德本人）扔了石头，大约有50人死亡，十余人受伤[44]。一个裁缝在两天后因为抗议国民自卫军的行为在亨利四世区被捕，用他的话来说，“人们向工人开枪射击就像扫射飞禽一样”[45]。很多人被捕：在马尔斯教场被捕的只有十余人；在各区被捕的却可能有200多人，其中有少数哥德利埃俱乐部会员和其他被认为是暴动领袖的人，绝大多数是敢于批评市政当局和自卫军行为的普通请愿者[46]。有许多被捕者在一个月之内获得释放，其余的在9月13日大赦令颁布后被释放[47]。这就是马尔斯教场的示威和“大屠杀”。

要把这些和平请愿者叫作“革命群众”，也许我们会感到犹豫。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个名词是适合的；探讨一下他们是如何组成的，来自首都的哪些地区，这对于本书的研究肯定是有意义的。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尽管比十月暴动的证据充分，却仍然寥寥无几。在军队到来之前征集的6000个签名中，据组织者声称，有2000以上是属于国民自卫军、市政厅职员和选举人的[48]。另一方面，布舍和卢曾经见过被1871年大火焚毁以前的完整的请愿书，他们坚持说“广大的签名群众几乎都是不识字的人”，并且举出请愿书上画的许多十字来支持他们的论点[49]。还有，《杂谈》曾带着惯常的恶意描写示威者说：“在这些人中，我想，没有一个人识字。”[50]

即使我们认为《杂谈》怀有极端党派成见的说法中有夸大成分，而且根据文化程度来从事社会分析并不可靠，我们也应该接受布舍和卢的推论，即示威者大部分是由巴黎比较贫穷的各区居民组成的。巴黎档案馆中仅存的不多几件与示威参加者直接有关的文件也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市政厅官员费越在马尔斯教场附近的格罗卡尤军医院检验了在教场上被杀死的尸体，他提出的报告书表明：在验明的九具尸体中，有三个是作坊帮工，一个是女人，穿着用“杂色布块拼凑起来的裙子”，其余的是一个马鞍师傅，一个酒商的儿子，还有两个衣履比较整齐的资产阶级中人[51]。巴黎各区的警察报告只提到一具尸身，7月17日运到罗亚尔宫警察所那儿的一个伤兵医院区的皮匠。[52]不幸的是，阜尔斯监狱登记簿上的12个于马尔斯教场被捕的人中间，只列出了一个人的职业：他是一个名叫帕罗舍的修道院长[53]。示威后在各区被捕的人中，只有5个人承认那天下午在马尔斯教场，他们是：一个厨师，一个裁缝，一个桌椅匠帮工，一个咖啡馆侍者和一个擦皮鞋的失业者[54]。在这些人当中，擦皮鞋的说，抵抗军队的“全是理发匠和其他工人”；据裁缝说（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人们向工人开枪射击就像扫射飞禽一样”。《杂谈》的报道进一步提供了工资劳动者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的证明。它说，码头工人们曾经到帮工的作坊和住所去发动他们参加示威[55]； 当皮瑞特·韦里勒以煽动工人到马尔斯教场集合这种罪名被控诉时，他回答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因为那些听他讲话的人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到那里去。”[56]

除此之外，我们还具有虽然大部分是间接的然而数量却多得多的证据——与马尔斯教场示威前后数月内因政治犯罪而在各区被捕的250人左右有关的警务委员的报告和阜尔斯监狱的登记[57]。我们承认：这些资料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参加哥德利埃请愿书签字或愿意签字的确切证明。但是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研究哪些阶级的人和首都的哪些地方被吸引到这场以7月17日的请愿和示威为其高潮的政治运动中来说，却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

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小撮人是因为发表了可以勉强解释成为反革命的言论而被捕的；差不多在每一个案子里，那些被捕者的罪状都是辱骂或批评了政府、国民自卫军或者拉斐德本人。从他们辱骂时所说的话里边可以看到当时民主派和群众团体在这一时期中对巴黎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发生的影响。因此，在1791年4月14日到7月15日之间被捕的、有详细职业可查的52个人中，有34人是就业或失业的工资劳动者；其余的人主要是小店主、作坊师傅或独立的工匠。在7月16日到11月15日期间被捕的另外186人中（大多数人是因为批评国民自卫军或市政当局对马尔斯教场请愿者使用暴力而被捕的），有102人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雇主、工匠和其他小有产者。这些证据虽然是间接的，却似乎可以支持我们从研究直接与马尔斯教场事件有关的文献中得到的看法，即：7月17日马尔斯教场的请愿者和示威者是典型的“贱民”——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这些人构成郊区和市中心人口密集地区居民的主要部分。

事实上首都的哪些地区与这次运动有关系呢？就马尔斯教场的集会来说，组织者的意图无疑是想使它成为一个全巴黎的事件。虽然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就设在左岸的多飞内大街，各俱乐部和联谊会的集合地点却是圣安东门，而第一次发出示威号召的7月16日的请愿则是在圣端诺累街、圣马丁门和圣安东郊区街等相距甚远的地区发动的[58]。至于这个目标究竟实现到什么程度，由于和马尔斯教场参加示威人数直接有关的官方文件比较少，所以现在很难断定。但是，就是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圣安东郊区对于这次示威的反应是微弱的。拉斐德曾在巴士底广场布满了军队，这很能说明为什么美洲人富尼叶发现那天清晨到那里聚合的人非常少； 市场协会派出去的委员普里梅里不仅发现到集合地点来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当他在这一区努力唤起人们兴趣的时候，遇到的反应也是不大的[59]。从圣安东门到马尔斯教场的直线距离为3英里半，这可能也有些关系；此外，雅各宾派的撤销支援也可能影响了很多人——例如，在富尼叶看来，桑代尔的行为就有些躲躲闪闪[60]。但是，我们研究一下作为间接证据的警察报告就可以看出，圣安东郊区和整个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什么关系。在4月到9月间被捕的，而且住址业已查明的约240人中，只有10人住在圣安东郊区，其中仅有3人是在桑代尔那一区——盲人收容院区。

应当承认这些记录是有很多缺陷的，因此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巴黎48区有关的警察报告，现今只有25区保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收禁过将近130名囚犯的阜尔斯监狱的警察登记中所包含的资料加进去，我们就可以弥补一部分这种不平衡；除此之外，有许多情形是，被捕人的就捕地区并不是他居住的地区。根据这些综合的资料我们发现，无论是被杀死在马尔斯教场的还是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整个时期中被捕的240名巴黎市民，来自于不下47个区——只有圣路易岛区不在其内。这件事本身就显著地证明了民主派的政治思想已经广泛地散布在首都的“贱民”中间；既然情况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支持者是从城市各地区汇集到马尔斯教场上来的。

然而证据并没有表明这种支持分配得很平均，我们已经看到圣安东郊区的反应就是冷淡的。最集中的支持力量似乎是来自距离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不远的左岸几个区。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一地带，仅仅三个区（四国区、朱利昂温泉区和圣日讷维叶区）的被捕者就达38名。还有50名被捕者来自中央和中央偏北的五个区——阿尔西区、崩索区、格拉维叶区、罗浮区和奥拉托利区。以上两地似乎是支持者的重要力量所在地。市政厅区罗浮区之间居民密集的市中心各区，对于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请愿运动照例给以积极的赞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圣马瑟勒郊区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仅在几个月之前，市政当局还特别单独称赞这一区的居民，认为他们的行动自革命爆发以来一直是和平的和守秩序的[61]。这个好名声以后再也得不到了：从现在起，圣马瑟勒郊区在这一时期的每一次政治骚动中都始终站在最前列。

我们已经看到，面包的供应和价格问题对于支持马尔斯教场请愿或民主派的其他政治活动并没有起多少鼓动作用。这一问题只是在这次政治运动被镇压下去，运动的领袖们被捕或者逃往国外以后才重新出现。8月中旬，由于歉收和面包商缺乏面粉，4磅重面包再一次开始涨价，到9月，似乎已经涨到12苏或者甚至还要多[62]。《革命日报》9月7日报道，贝野在粮食市场曾经受到含有敌意的接待：受到要被“吊到街灯柱子上去”的威胁而被迫退出了市场[63]。第二天一个纽扣工人皮恩奇在邻接中央市场的迈尔区被捕，并被解往阜尔斯监狱，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买到2苏一磅的法国面包，不然就拼命。”[64]

但是，政治运动到这时候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而当局所担心的穷人们将为马尔斯教场的屠杀进行惊人的报复是不会实现的[65]。假使面包危机在5月或6月发生，情况就可能不同了，而马尔斯教场事件的发生也可能更具有决定性。事实是这样，所以警察密探拉保德能够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巴黎一直过着十分平静的日子。”[66]

[1] 用饶勒斯的话来说：“一部分资产阶级力求在人民中间寻求支持，以反对资产阶级温和派的可怕威胁。贤产阶级的这种分裂增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这时，无产阶级虽然软弱，但却已经表现出他们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人。”（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67页）我认为：这段话里的“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指的是“无套裤党”或“贱民”，而不是“工资劳动者”。

[2] 《市政会议议事记录摘要。关于面包价格与销售的决议》（1791年8月17日）。大英博物馆文件：F59*（18）。

[3] 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130页（贝野—拉斐德通信集）。

[4]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56号，对开本第159—162页（拉斐德的侍从武官德木特关于当天事件的叙述）。据一个目击者说，其中也有来自圣马瑟勒和圣马丁郊区的人〔《狂暴的日子：1791年2月28日革命骚动》，农学家阿列克赛·乌佐（Alexis Houzeau）的手稿，现在保存于芳特纳苏布瓦的M.埃斯塔培先生（M.Estabert）手中，承他借阅这份资料，谨此致谢〕。

[5] 关于官方记载，可参看：《1791年3月4日万森市镇当局公布的1791年2月28日万森事件的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201页；关于桑代尔的辩护状，可参看：《桑代尔先生……关于万森事件的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202页）。

[6]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151—156页（韦里勒文件）。

[7] 关于这一过程的最详细的记载，参看亚·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Le Club des Cordeliers pendant la crise de Varennes et le massacre du Champ de Mars ），1910年巴黎版。

[8] 在1791年4月14日到11月15日期间巴黎各区被捕的238人中，知道职业的人里面，有45人是失业者，或者是由于失业已经沦为报贩，其中10人曾从事公共工程。他们当中，有8个家庭仆役或马车夫，2个油漆匠，2个装修木匠，2个裁缝，还有几个人过去在奢侈品行业〔参看巴黎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不同匣装）和Ab集324，第7—60页〕。

[9]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73号，对开印刷本第229页；国家档案馆文件：C 71，第695号。

[10] 《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 ），第422期，1791年4月7日，第6页。

[11] 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235、239、246—248页（贝野—拉斐德通信集）。

[12] 巴黎市历史图书馆手抄本，10441；国家档案馆文件：C 71，第695号。

[13] 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254—259页。

[14] 国立档案馆文件：C 71，第700号。

[15] 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5卷，第261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第1册，对开本第14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6号，对开本第28页。

[17] 《杂谈》（Le Babillard ），第21期，1791年6月25日，第6—7页。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6号，对开本第28页。

[19] 《杂谈》，第23期，1791年7月5日，第7页。

[20] 《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6日，第3页。

[21] 《巴黎革命》，第96期，1791年5月7—14日；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3卷，第700页以下；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第二篇。

[22] 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第124页。

[23] 一直到1884年议会通过另一个法案。

[24] 《内外新闻》（Mercure national et étranger ），第25期，1791年5月11日。

[25] 《人民之友》，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5页。

[26]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66页。

[27] 凡未缴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租税的人，就是消极公民，按照1789年12月的一项法令，这种人没有选举权。以后这项规定被采入1791年的宪法中，立法议会于1792年9月解散前通过的最后一批法案，其中之一就是取消这项规定。

[28]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48，对开本第30页；206，对开本第217—219页；220，对开本第142页。另一个仆人说，他曾经在4个月内对雅各宾俱乐部捐助24苏基金（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6，对开本第365—366页）。

[29] 《杂谈》，第21期，1791年6月25日；《内外新闻》，第8期，1791年4月23日。并可参看伊·布丹：《革命时期巴黎的民众团体》（I.Bourdin，Les Sociétés populaires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931年巴黎版，第15—44页。

[30]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下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31—32页。

[31]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148，对开本第30页。

[32] 《杂谈》，第21期，1791年6月25日，第6—7页；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集，第5卷，第378页；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53页。

[3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4、84、134、157、167、172、182、206、215。

[34] 弗·布莱希：《马尔斯教场的请愿》（F.Braesch，“Les Pétitions du Champ de Mars”），载《历史评论》，第143期（1923年），第17—18页。

[35]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52页。

[36]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118—120页。

[37] 《巴黎革命》，第106期，1791年7月16—23日，第60—61页。

[38] 阿·埃·普里梅里，一个杂货制造工人兼自由市场协会会员，当天因为征集签名，在圣安东郊区街上被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142页）。

[39]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157页。

[40]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53页以下（弗·罗培对于事件的叙述）。

[41]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Buchez er Roux，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33年至1838年巴黎版，40卷本，第11卷，第113页。

[42]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138—139页。

[43]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53页以下。

[44] 当时对死者数字的估计相差极为悬殊，据官方报道数字仅有13人，而据最荒唐的谣传则达3000人之多（国家档案馆文件：W 294，第235号；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15，对开本第460页）。《巴黎革命》〔罗培（Robert）的记载〕刊载的数字是50人（同前引处）。根据官方记录，有11或12人（包括一名国民自卫军）被送到附近的格罗卡龙军医院治伤〔《7月17和18日的调查记录》，第12页（印刷本）。国家档案馆文件：C 75，第737号〕。

[45]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215，对开本第463页。

[46]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Ab（详情参阅本书第103页注①）；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132页。

[47] 《革命日报》（Le journal de la Révolution ），第402期，1791年9月18日。

[48]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53页以下。

[49]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第11卷，第113页。

[50] 《杂谈》，第36期，1791年7月19日，第4页。

[51] 国家档案馆文件：W 294，第235号。

[5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85，对开本第768页。

[5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4，第60页。

[54]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4，第33、38页；Aa 148，对开本第30页；215，对开本第463页；182，对开本第312页；国家档案馆文件：T 214（3）。

[55] 《杂谈》，第36期，1791年7月19日。

[56]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3，对开本第104页。

[5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56、72、74、76、84、85、134、137、148、153、155、157、166、167、172、173、182、198、205、215、216、219、220、224、239；Ab 324，第7—60页。此外，还有几个案子见于国家档案馆文件：W294，第235号（贝野文件）；T 214^3（检察官柏纳的文件），和DXXIXb，第34与36号（调查委员会）。

[58]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6，对开本第363—369页；220，对开本第142页。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2号，第7—10页。

[59] 《巴黎革命》，第106期；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142页。

[60] 《拉斐德对法国犯下的罪行》（Crimes de La Fayette en France ）（印刷本，1791年）。国家档案馆文件：F^7 6504。

[61] “市政当局借此机会对圣马瑟勒郊区一带地方自革命以来一贯遵守秩序和保持安静的情况表示赞扬”（市政会议议事记录摘要，1791年3月4日，印刷本）；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149—150页。

[62] 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6卷，第455—463页。

[63] 《革命日报》，第391期，1791年9月7日。

[64]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67，对开本第73页。

[65]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3，第347号，对开本第9—10页。

[66]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3，第348号，对开本第10页。

第七章 王政的倾覆

国王逃往瓦雷讷所引起的直接后果，虽然由于议会的宽容原谅和把全国团结在1791年宪法周围的企图而被掩盖过去，但却有其深远的影响。8月，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在法国流亡者的怂恿下，发表了旨在纠合欧洲列强反对法国革命的庇尔尼茨联合声明。这个声明虽然并不包括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却使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有了一个纲领，从而促成了他们的联合；另一方面，也给议会中聚集在布里索和吉伦德省代表周围的新左派提供了必要的借口，以号召全国发动向欧洲各君主进攻的十字军。他们的鼓动，加上内部经济困难的影响，得到了巴黎各区义勇兵的热烈响应；当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时，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主政治派（罗伯斯庇尔最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和巴黎“贱民”们的支持。军事上的失利，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人们日益相信宫廷方面在“奥地利党”的指引下，正在利用战争诱入敌人，用武力来摧毁革命，这一切都进一步刺激了这种革命情绪的高涨。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结合，所以在1792年的春季和夏季，群众运动几乎一直处于不断的兴奋状态中，最后带来了王政在8月里的倾覆和巴黎各监狱在9月里所进行的大屠杀[1]。

像1789年一样，最初把“贱民”吸引到活动中来的仍是经济危机；但是，这一次引起物价上涨和惹起群众骚动的，不是小麦或面粉的缺乏而是通货膨胀。当时的战争加剧了这个过程；不过，早在战争爆发以前，指券[2]的价值已经开始下落，而法国里弗的外汇率在国外也开始猛跌。1791年6月，法国里弗在伦敦的售价为票面价值的70%，1792年3月已经下降到50%；在巴黎，1791年11月，指券的售价为票面价值的82%，到1792年1月跌到63%，6月跌到57%[3]。但是，首都重新爆发骚动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食糖和某些其他殖民地产品的缺乏，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场主和土著居民之间发生了内战。在1月，食糖价格几天之内就从每磅22～25苏涨到3里弗或3里弗半[4]；于是在圣安东、圣马瑟勒和丹尼郊区，以及格拉维叶和博堡中心区发生了骚动。骚动者相信——他们确实有几分理由——食糖缺乏的真正原因是商人囤积，殖民地的动乱只是一个借口而不是原因，他们闯入一些大批发商和推销商的店铺与货栈里，要求按以前每磅20、22、24或26苏的价格出售食糖；同时，在某些地区，把要求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面包、肉类、酒以及别的商品在内[5]。这是1775年骚动以来，首都第一次大规模“群众平价”运动。

巴黎各区1月份和2月份的警察报告说明了这些事件的某些真相。我们知道，1月20日在博堡区大约有12名妇女——“是女商贩的样子，穿戴还整齐”——闯进圣默里教堂街的一个批发商孔马尔·塞尼奥尔的铺子里，拿出一张上面记着某些批发商和推销商姓名的名单来，名单上就是被认为要特别为食糖和咖啡的涨价负责的人。她们声言，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抢劫和烧毁这些人的铺子。但是当孔马尔太太机智地拿出钱来行贿时，她们却把这些钱看作对于为“公众利益”服务受到的时间损失的赔偿而欣然予以接受，并安静地走开了[6]。三天以后，群众聚集到离圣安东郊区街不远的圣马格里特街的一个杂货商贝野的铺子里，强迫他按25苏一磅的价格卖给他们食糖；他们向蒙特娄区的警务委员杜蒙解释说，

糖的突然涨价使他们必须采取这样一种措施来降低价格并惩罚垄断商。

与此同时，这一区的五六个杂货商都曾经同样被迫减价出售食糖，直到警察和国民自卫军来到现场，驱散了各铺子里的群众，并逮捕了一些人[7]。

另一次骚动浪潮爆发在2月14日早晨，圣安东郊区的警察和宪兵最初就陷于寡不敌众的状态——“全郊区都发生了骚乱”——仅圣安东郊区大街就有20家以上的杂货铺有被袭击的危险，其中有若干家在秩序恢复以前被迫以每磅20苏的价格出售食糖。夜间，向里昂运输货物的车辆在经过这一区的时候被群众截住，市政当局只有请求国民自卫军勉为其难地来保护商人的财产[8]。

同时，一种更具有爆炸性的形势已经在圣马瑟勒郊区发展起来了。戈布兰区的两个染坊主，奥日和蒙讷里，预料到食糖售价一定会日趋上涨，从上一年的11月以来就一直大量囤积——据说他们囤积的食糖有8万磅——堆放在圣希波里特街的一座货栈里。1月，有一次抗议示威很容易地被驱散了；但是当2月14日，谣传这批存货将分散放在全巴黎各处时，事情就变得严重了。那天一清早，群众就聚集起来，截住了在武装护送下离开货栈的第一批装载着食糖的货车，然后就在街上以每磅25苏或30苏的价格出售[9]。第二天，接着发生了多次企图闯入货栈的行动，货栈由一支当地国民自卫军不怎么心甘情愿地守卫着。包括洗衣妇在内的妇女们敲响了圣马瑟勒教堂的警钟。结果反而促使市政当局采取了行动。新当选为巴黎市长的佩迪昂带着大批武装部队到场，肃清了街道并逮捕了若干人。关于这些被捕者和骚动时期其他被捕者的详细状况，都可以在警察档案中查到：1月里送到贡西尔日里监狱的14个人，大部分是市中心各区的工匠、帮工和体力劳动者；在2月，有5个人——其中3个或4个是妇女——因为参加了圣马瑟勒郊区事件被送进了贡西尔日里监狱[10]。这些犯人很容易得到当地人的同情，2月26日呈给立法议会的一份要求释放他们的请愿书有150个当地公民签名，其中有两个人是教士[11]。

在接着发生的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属于这两个郊区的公民。这次示威于当年的6月20日发生在图伊勒里宫。表面看来，这纯粹是一个政治事件——它的目的是迫使国王答应巴黎各区和雅各宾俱乐部的要求——不过，情况很可能是：对于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所感到的愤懑使示威群众的人数大为增加，他们借此机会，在王宫中威胁地列队走过路易十六的眼前。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还有其他更实际的不满和不安的原因：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国王拒绝批准对不肯宣誓的教士进行放逐的法律；以及现在“爱国派”（吉伦德党）部长们又于6月13日被免职（国王当初曾经被迫十分不情愿地把他们包括在杜木里厄的战时内阁中）。上述最后一项行为给6月20日的示威提供了借口。16日，佩迪昂接到一份申请书，签名的是戈布兰区的少数公民，但是用意在于代表圣马瑟勒和圣安东两个郊区的集体愿望，要求在20日，即1789年的网球场宣誓纪念日，允许这两个郊区的公民武装列队游行以种植一棵自由之树，并向议会和国王呈递请愿书[12]。接到佩迪昂转来的这封请愿书的巴黎市政当局和巴黎省政府都不愿意支持武装的示威游行；但这里已有先例：不到三星期前，圣马瑟勒区的两千居民，就曾携带着矛、干草叉和枪炮等各种武器在议会前游行[13]。佩迪昂本人是一个吉伦德党分子，他想两面讨好：表面上，他劝告组织者放弃武装示威游行的想法，同时却关心怎样才不至于在这两个区里失去人望。所以，他提出了一项折中的建议，允许两个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在连队指挥官的率领下武装游行——不过不能在国王面前这样做；对于他们携带武器的权利应当让步，因为指挥官们曾经表示过这样的顾虑，那就是如果不带武器游行，他们很可能落入圈套[14]。正如所料，巴黎省政府断然驳斥了这个建议；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至少是戈布兰区对此满不在意。早晨5点钟，武装起来的号召响遍了圣马瑟勒郊区。沿着医院大道，从莫弗塔街的转角处起，成群的形形色色的公民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国民自卫军的成员，也有其他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按照佩迪昂自己的叙述，这些人里有“伤病兵、国民自卫军、拿短枪的人、没有武装起来的人、妇女、儿童等”[15]。

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是在这一天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戈布兰营的指挥官，他受他那一区的指示，要和桑代尔指挥的圣安东郊区的队伍会师。因此他带领自己的队伍越过图内累桥和玛丽桥，穿过圣路易岛和桑代尔在圣安东大街汇合到一起。这支联合的队伍在桑代尔的指挥下从这里前进，顺利无阻地通过韦勒里街、伦巴底街、圣端诺累街到达万多姆广场，起事者在此停下来等待议会表示意见。他们被邀请递入他们的请愿书，并在代表们面前武装列队走过[16]。

这天下午和傍晚发生在图伊勒里宫的更为热闹的场面，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17]。事情的经过似乎是这样的：王宫的一座侧门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上锁，于是以圣安东郊区的公民为前导的示威群众就从这个缺口涌进了王宫内部[18]。这样，一直到晚上8时或10时，男女群众的示威队伍一刻不停地从国王面前走过。戴着自由帽的国王这时不得不倾听群众永无休止地反复呼喊的各种口号：“取消否决权！”“召回爱国的部长！”里边大概还掺杂着更粗野、更有挑战性的词句，如“昏庸的路易”，“暴君颤抖吧！我们就是无套裤党”，等等[19]。佩迪昂胸前佩满市政机关的勋章赶到了，并且作了讲演；最后示威群众虽然没有得到什么革除时弊的诺言，却和平地散去了。

我们对于6月20日的起事者没有确切的了解。由于缺乏警察局报告和国民自卫军的花名册，要想获得一些关于他们的印象，我们不得不依靠最一般性的叙述。巴黎省政府两星期后停止了佩迪昂的职务，并且，无疑是为了说明它这样做是正当的，所以把那些没有组织在国民自卫军里的人说成是这样：

绝大多数是些面生的流浪汉，业已在各方面公开背叛的人……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其中还有惯匪和杀人犯……混杂着妇女和儿童。[20]

但是这段描写，除去十分明显地带着别有用心的目的以外，并没有比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佩迪昂自己关于这些人的叙述——“拿短枪的人、没有武装起来的人、妇女和儿童”——使我们对其有更多的了解[21]。然而，根据其他记载看来，在示威游行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似乎是小店主、作坊老板、郊区的手工业者，他们得到了帮工和劳动妇女的大力支持。例如，在圣安东郊区，店铺和作坊继续停业几乎有一星期[22]；在圣马瑟勒郊区，根据亚历山大的详细叙述，我们明显看出，主要的推动力来自组织在国民自卫军中的积极公民，那时候大多数工资劳动者和小有产者是不能加入国民自卫军的。同时，亚历山大记载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既显示了这个郊区的劳动妇女对于事件的积极关心，同时也为以前的2月杂货骚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联系：当局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和示威游行有牵连而下令拘捕他，但是持拘票的公差几乎受到私刑，而亚历山大由于一些妇女的援救竟得免于被捕。这些妇女正是他在几个月以前为了保护奥日和蒙讷里的财产而曾经和她们作过对的[23]。

在回顾时，把8月10日事件（在这一天，图伊勒里宫被武装攻占，国王被停止行使权力）说成是6月里王政威风扫地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当然非常简单省事。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很正确，因为反王室的骚动在郊区继续发生，并且在7月这一个月里，不仅在本地得势而且扩展到其他各区域：到7月末，巴黎已经有47个区宣布赞成国王退位。除此而外，虽然路易十六表现了个人的勇敢，但王位的尊严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将在进攻图伊勒里宫中起主要作用的各地结盟军也已经应召到达首都；此外，甚至更重要的是，一小群坚决的共和主义者早就决定要在6月20日小试锋芒之后，于有利时机到来时，给王政以决定性的最后打击。从美洲人富尼叶的回忆录来看，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富尼叶受命和7月29日到达的马赛结盟军领袖在疯人院协商的时候，告诉他们说：

6月20日发动了大规模的初步进攻之后，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逮捕那名为国王的独夫和王室，并把阴谋造成法国人民全部损失和奴役法国人民的那些罪恶分子和匪徒逐出王宫。[24]

但是，这样描绘出来的图景并不完整。一则，虽然各区反对王政的骚动是一个经常的因素，但是，骚动领导人的目的和组成却不是这样。威胁国王离职是吉伦德党发动的；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山岳党（非吉伦德党的雅各宾派开始被这样称呼）的最高领袖在6月20日的事件中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在7月14日结盟节那天，佩迪昂仍然被看作当时的英雄；只有在7月中旬以后，当吉伦德党慑于他们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社会影响而退缩为王政的保卫者时，山岳党才把运动的领导权抓过来；但是，即使到7月末，罗伯斯庇尔还强调说，王政的将来，和整个宪法的将来一样，要取决于群众选举出来的国民大会而不是取决于武装暴动[25]。再则，王室手里仍然有很多张重要的王牌：各省责难6月20日对国王个人进行侮辱的决议大批涌来；在巴黎，作为抗议的请愿书很快就收集到了两万个“积极”公民的签名；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几个师的指挥官（包括圣马瑟勒郊区的指挥官）公然表示他们是国王的人；当拉斐德在6月28日提议采取积极措施来驱除民主派时，竟受到立法议会的欢迎，他打算动员一大部分巴黎国民自卫军对雅各宾派发动一次武装政变，而这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王后以她那特有的愚蠢拒绝了他的帮助[26]。但是，甚至在拉斐德失败和回到部队上以后，主动权还仍然常常在保王派手里。佩迪昂在7月初被停职（虽然，必须承认，他一星期后又复了职）；西部各区的青年人志愿担任图伊勒里宫的保卫工作，以表示他们支持王室的某种决心；几营“保王派”的国民自卫军甚至觉着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袭击图伊勒里公园的和平群众[27]；在此同时，盛传即将对“爱国派”进行讨伐，而揭露保王派“密谋叛国”的告发书像潮水一般涌入巴黎公社和警察局[28]。

“爱国派”，甚至或多或少置身于事外的中立派，都把这些事情看得很严重，亚历山大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亚历山大本人虽然是一个保王派，是6月20日事件的一个冷淡的——即使不是冷淡，也是非心甘情愿的——参加者，但由于害怕他认为即将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所以变成了8月10日起事的积极支持者[29]。8月1日的布伦斯威克宣言自然更使人们感觉到这种恐惧是真正有根据的，这项宣言威胁巴黎各区和国民自卫军说，如果他们敢于拿起武器抵抗军队，就要被就地正法。所以，从这个意义说来，八月革命绝对不是一个前前后后都想好并按照计划来执行的一套行动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防止真正的和想象的危险的自卫行动[30]。

然而，到7月的最后一周，一个或多或少决定了的行动计划已经形成；8月10日的爆发是一系列不成熟的发难的高潮。7月26日夜间，巡行圣安东郊区的蒙特娄区的结盟军发出了武装起来的号召；工人们在圣马格里特教堂敲起警钟；桑代尔从床上被拖起来；各作坊在第二天一直停工[31]。30日，议会通过允许“消极”公民参加国民自卫军的法令，这就给运动和它的成功增加了动力。7月30日[32]，8月1日和5日[33]有更多的不成熟的发难或关于这些发难的谣言。8月6日，巴黎人和结盟军在马尔斯教场举行盛大集会要求路易十六退位[34]。圣安东郊区从7月中旬以来一直就是各区运动的领导者，这时它警告议会到9日必须废黜国王或停止其职权，否则各区将采取武装行动。

当天夜间，警钟响起来了。48区的“通信”委员会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革命的公社，把佩迪昂软禁在他的屋子里，同时，国民自卫军武装队伍开向图伊勒里宫。

虽然最后结局是不容怀疑的，但守卫者仍有可能进行更坚定的抵抗。守卫王宫的是900名瑞士兵，200名到300名圣路易骑士和2000名国民自卫军——他们后来全部投向进攻的队伍。围攻者集结的力量要大得多：到9点，在开始进攻前，他们可能已经有了20 000人，其中包括400名马赛人和来自布列斯特、卢昂以及其他城市的较小的队伍[35]。在枪响之前，侍奉国王的巴黎省检察官洛德莱劝国王偕全家到附近正在开会的议会去避难，这样也许可能避免流血，并由议员们找出一个解决方法而不必经过武装叛变的强迫命令。守卫者被国王丢弃之后，只有瑞士兵和一小撮金融界的掷弹兵准备抵抗。马赛人上前和防卫者表示亲近，但却遭到瑞士兵的开枪扫射。正如在巴士底一样，谴责背信弃义的喊声响起来了。猛烈的进攻开始了。在王宫被摧毁之前，国王传令停火；但是这并没有挽救瑞士兵被成批地屠杀，他们一共被杀死了600人，其中有60名被武装押往市政厅，经过设在那里的革命公社下令或默许而被杀死。进攻者这方面大约有90名结盟军和差不多300名巴黎各区的人战死或负伤[36]；后一部分人中间有3名妇女，其中一个叫路易丝-瑞讷·奥都，来自图书馆区，是10月5日事件中的老战士[37]。

在描写参加进攻图伊勒里宫的结盟军和巴黎各区居民时，敌视革命的见证人和历史学家特别滥用了许多可怕的形容词。他们被图尔泽耳夫人称为“武装匪徒”，被比戈德·圣克罗瓦写成为“造反的匪党”，在泰讷的笔下成了“差不多全是最下流的人，操贱业的平民”，在珀耳提尔的笔下是“一群被抛弃的柏伯尔人、马耳他人、意大利人、热那亚人、皮蒙特人”[38]。就这些描写意在说明所描写的这些人的职业、社会出身，或者甚至国籍而言，我们可以参考巴黎各区送来的死伤者名单和以后被国民大会认为有资格由本人或其家属领取恤金的名单，来对证这些描写是否可靠[39]。

结盟军的死伤者在有记录可查的全部伤亡数字中大概不足四分之一[40]，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对他们进行详细的社会分析。我们只要指出下面的情况就够了：在这些名单上所见到的那些人的姓名都是典型的法国发音，而标明他们是意大利人或其他外国人，无疑是意在制造偏见。在300多名巴黎市民中[41]，有120人注明了职业[42]；这就是我们估量当时参加者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所必须依据的蓝本。在这120人中间，有95人来自首都50种小商业和小手工业，不是店主、小商贩和制造商、作坊老板、工匠，就是帮工[43]。他们中间只有2名资产阶级和3名可以叫作专门职业者的人：1名建筑师、1名外科医生和1名绘图师。其余的是小职员（2）、音乐师（2）、家庭仆役（9）、码头工人、体力劳动者和马车夫（7）、玻璃工人（2）。考虑到几天以前“消极”公民还一直被排除于国民自卫军之外，他们当中工资劳动者之多是惊人的：一共有33个帮工和18个其他工人。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远不足全部人数的一半[44]。那么总体来说，他们是典型的无套裤党，夹杂着少数比较富裕的公民；但是他们绝不是“最下流的人”，如抱有成见的泰讷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

从下面的意义说来，他们也是典型的：他们几乎来自首都各区，因为除去四个区以外，首都各区在名单上全见到了——例外的四个区是西边的鲁列区、马莱旧贵族区中心的罗亚尔广场区、两个岛区，后者也就是亨利四世区（现已改名为新桥区）和圣路易岛区（友爱区）。这一次，圣安东郊区又以它的传统地位出现：仅盲人收容院区就有不下于8名死亡者和50名负伤者；其次是蒙特娄区（死伤共18名），菲尼斯太勒区（19）和天文台区（18）——最后两个区属于圣马瑟勒郊区。两个郊区合计约占死伤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在这些枯燥的统计数字的后面，隐藏着许多个人英勇牺牲的故事，隐藏着许多在焦急的期待、恐怖和艰难困苦中度过的日子。已故的日·姆·汤普逊就曾记述过卡米累·德姆连的妻子露西，当人们在8月9日夜间进攻图伊勒里宫的时候，在哥德利埃区的一个公寓里，焦急而忧虑地等待着战斗的结果[45]。但是德姆连是一个社会上有名的新闻记者，他个人固然可能遭到生命危险[46]，他的家庭却不至陷于经济困难的境地。如我们所看到的占进攻者大多数的小商贩、工匠、帮工和体力劳动者，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如果他们受伤或者残废归来，就是那一夜的进攻得到了胜利的结局，也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困难和痛苦；如果他们战死，在当局可能决定给寡妇孤儿一笔恤金之前，也要等候一段漫长的岁月。例如，圣安东郊区大街254号的一个50岁的网纱工皮埃尔·杜蒙，被他那一区——盲人收容院区列入了1792年10月残废者的名单，两年后因伤致死，他的妻子并没有领到恤金。安东·洛布瓦，39岁，格雷讷累喷泉区博讷街的一个镶玻璃师傅，遗留下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其中只两个有领恤金的资格。路易·勒·罗伊，21岁，伤兵院区小圣让街金匠帮工，抛下了靠他养活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幼儿。皮埃尔·欧迈特，49岁，大教堂郊区街21号的一个家具匠帮工，在8月10日伴同他的雇主列格罗去攻打图伊勒里宫：他虽然是一个工资劳动者，却做了一年八个月的国民自卫军战士；他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两个孤儿。

许多情形表明，那时的当局和今天的一样，花起公家的钱来很吝啬，对于申请补偿的人往往百般刁难：阿尔西区古特勒里街22号的运水工人路易·沙韦，因为未能按法定手续拿出证明诊治性质的医师证明，他的申请就没有被批准；玻宾库尔区的菲利普·布韦同样被拒绝发给补偿金，因为他一年后所患的疝气病看来不是由于参加8月10日事件所引起的。其他人比较幸运一些，但是补偿金的数目比起本人的牺牲来常常是微小的。比如，蒙特娄区的让·道本通，虽然在图伊勒里宫负了伤，伤还没有痊愈就被征入伍，派往前线去了；他养了143天的伤，以后被奖给前线薪俸50里弗和214里弗的恤金。另一个久经锻炼的战士，似乎叫亨利·布太，是戈布兰街87号的珠宝匠，41岁，他的左手曾经在巴士底负伤，事后得到了6个月养伤的假期；他这次在图伊勒里宫又负了伤，养了两个半月的伤，得到了112里弗10苏的补偿金。另一个“巴士底攻克者”（在这些名单中，一共有4个这样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他是盲人收容院区德利格勒街的码头工人，名字叫埃·伯诺瓦，在图伊勒里宫牺牲了，他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战斗员——1761年至1779年间在正式军队中服役，担任中士，后来退休到圣安东郊区做染工，参加过1789年攻打巴士底的战斗[47]。

在攻下图伊勒里宫之后，紧接着就是到前线去的招募；很多攻打图伊勒里宫的战士都是喘息未定，就重新上了火线——这一次是和普鲁士人作战。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另一个到前线去的是路易·沙万，他是圣安东郊区特拉韦尔西勒区的一个锁匠师傅，也是属于盲人收容院区的，最初，人们传说他已经战死在图伊勒里宫。他的内兄也负了重伤，而在他走后不久，他的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孩子得了病。他的妻子在这些遭遇之后，心情的苦痛可想而知，她写了一封词意悲切而文理欠通的信给公共救济委员会，请求给她本人和她的家庭以帮助，她写道：

我的丈夫不得不随着市民们出发去替祖国报仇雪耻，我回忆起这些日子十分伤心，因为总起来说，我的哥哥（他是孤儿区的，名字叫达莫瓦）也受了伤，几乎死去，他告诉我，我丈夫已经阵亡。[48]

这一类事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忧虑和痛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巴黎许多公民甚至从图伊勒里宫发动政变的危险中解脱以后，还继续处于狂热的激动状态中。国王已经被停止行使职权，瑞士兵（国王的最忠实的保卫者）已经被屠杀或囚禁；许多公开的宫廷支持者已经被一网打尽，并且他们家里私藏的武器或信件也被进行了搜索。但是外国敌人离大门不过才几百英里远；监狱里满是（人们想的比实际上还要满）反动的僧侣、革命的政敌，还有一群伪造货币犯，人们认为正是他们伪造的指券引起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这些监犯被认为都是布伦斯威克公爵的党羽，他们正在一心等候着义勇队开赴前线，以便从监狱里冲出，屠杀留在后方的老弱妇孺。这种心理在巴黎各区的战斗员——毫无疑问，他们就是属于攻打图伊勒里宫的同一类人——中间渐渐滋长起来，终于导致9月初对监犯的可怕屠杀。这决不是一刹那的感情冲动所造成的，或暂时的恐惧所引起的突然爆发。早在8月11日，即图伊勒里宫陷落的第二天，珀隆和维讷这两个警官就已经写信给新任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桑代尔，警告他说：

“先生，据报告有人计划要到巴黎各监狱中抢走所有囚犯，给他们一种迅速的裁决。”[49]

六天以后，佩迪昂写信给桑代尔说：

有人告诉我……今天夜晚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一定会敲起警钟集合市民，把他们带到监狱去杀害所有被监禁的人犯[50]。

但是，这一运动并不限于郊区： 同一天，市中心的格拉维叶区和崩索区传出了类似的威胁[51]；9月2日，凡尔登被普鲁士人攻陷的那天，普瓦松尼区议会决定向其他47个区发出决议的抄件，声明：

为了避免危险，为了提高市民们向国境线出发的爱国热情，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想，唯有立即裁决在押的为非作歹和阴谋叛乱的人[52]。

当天下午，有一部分犯人被武装押赴圣日尔曼·代·普雷教堂附近的亚培监狱，刚一到就被正在那儿等候的群众抓住当场处决了。屠杀扩展到沃吉拉街的加尔美教堂；夜间又扩展到贡西尔日里监狱、沙特勒监狱和阜尔斯监狱；在阜尔斯监狱，屠杀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6日或7日。3日，又在圣维克多街的圣斐曼神学院和贝尔纳丹修道院执行死刑，在这里，一般的罪犯正等待着被送往土伦、布列斯特和罗舍福等地去做划船苦工。这天下午和第二天，收容贫民、流浪汉和疯子的比塞特勒监狱医院的犯人们遭到屠杀；作为女贼和娼妓拘留所的萨柏特里埃监狱也有少数死者。只有两个监狱没有被触动——科勒夫街的圣佩拉纪债务人监狱和圣丹尼郊区的圣拉扎尔监狱（现在是妇女监狱）。屠杀到6日或7日停止。以上谈到的9座监狱的犯人共2800名，到这时为止，被屠杀的约为1100名至1400名（其中只有37名是妇女）。略多于这个数目——也就是1500或1600名——的犯人被仓促成立的法庭宽恕了，这些法庭中最有名的就是亚培监狱中由马伊雅主持裁判的那一个。使人惊异的是，这些监犯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僧侣、贵族或“政治犯”，而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菜园窃贼、娼妓、伪造犯和流浪汉等[53]。

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和在以后的几天内，有些当权的人准备称赞这些屠杀，说这是必要的群众审判行为，甚至认为这是其他人可以效仿的榜样。9月3日以巴黎公社名义发给各省的一个通告（常常是由马拉执笔）是很有名的，其中说，“全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当然渴望采取此种必要的手段”。还有圣马瑟勒郊区的菲尼斯太勒区议会，它在9月6日向所有48区发出下列号召的时候，也不过是表明了当时巴黎流行的看法而已。[54]

兹特郑重声明，人民已经复了仇，对于那些可能逃脱公正报复的阴谋家一定要给以法律制裁。[55]

但是危急的时刻一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任何党派会认为这场屠杀是应该的，或者是有功的；而对于挑起或组织这场屠杀——或者甚至对于仅仅是没能制止这场屠杀——的攻击却成了各党派彼此斗争的公认的武器，山岳党用它来败坏吉伦德党的信誉，而吉伦德党则用它来给山岳党脸上抹黑；同时，保王党和“温和派”则无区别地用它来对吉伦德党和山岳党进行同样的攻击。在热月罗伯斯庇尔败亡之后，斗争变得更为尖锐，最常见的给雅各宾派加上的形容词，除了“恐怖主义分子”或“嗜血鬼”之外，就是“九月事件制造者”。要想证明究竟谁是真正的屠杀者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人数很多吗？他们是少数心狠手辣的狂热分子吗？他们在任何意义上能够代表整个巴黎吗？不可能得出确切的回答。皮埃尔·卡隆在详细研究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考察了每一件他能够找到的证据，来确定许多意在列出“九月事件制造者”全部和详细名单的文件的正确性；他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文件，即使是诚心诚意提供的，也是真伪难辨。除掉目击者关于到场的结盟军、国民自卫军和其他个人的记载以外——这些记载中很多是相当真实的——唯一可靠的证据是共和国第四年（1796年），对于被认为曾经参与1792年屠杀的39个人的司法审讯记录。虽然由于证据不足，除去三人以外，全被宣告无罪——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一些例证，这样一来它的比例就减少到了可笑的程度——这张名单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在当时的人看来，那些屠杀者可能是从哪些人和哪些阶级里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包括小作坊主和工匠、店主以及少数退伍军人和宪兵；在他们受审判的时候，几乎每人的年龄都超过了30岁。卡隆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得出结论说：法布尔·德格兰丁的说法比大多数说法更近于事实，他于1792年11月5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冲进亚培、奥尔良和凡尔赛各监狱的人就是8月10日的那批人”[56]。

这一插曲本身尽管很令人不快，但是这场屠杀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在义勇军于9月20日在瓦尔美击败布伦斯威克的军队并把他们赶出边境线的几个星期以前，这场屠杀已经把内部敌人消灭殆尽。这样，这年秋天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就是建立在最初看来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革命已经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

[1] 关于本章的政治背景和事情的主要经过，可参看乔治·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217—256页。

[2] 指券原来是作为教堂土地拍卖资金而发行的有息公债，后来渐渐成为革命时期公认的纸币，并且用于所有的金融交易。

[3]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5页；拉·格·霍特莱：《法国指券的崩溃》（R.G.Hawtrey，“The Collapse of the French Assignats”），载《经济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 ），第28卷（1918年），第111期，第300—314页。

[4]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1页。

[5] 关于骚动的一般叙述，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6—49页。关于2月中旬圣马瑟勒郊区的骚动，参看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J.Godechot，“Fragments des mémoires de Charles-Alexis Alexandre sur les journées réivolutionnaires de 1791 et 1792”），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26期，1952年4月至6月，第148—161页。

[6]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72，对开本第54页。

[7]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173，对开本第39页。

[8]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173，对开本第39页。

[9] 参阅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48—161页。

[1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拘捕材料），对开本第103—137，200—204页。

[11] 国家档案馆文件：D Ⅲ 256（4）。

[12]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佩迪昂文件）。

[13]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64页。

[14] “他们对于不携带武装游行表示反对和疑虑”（国家档案馆文件：BB 30 17；与1792年6月20日事件有关的资料）。亚历山大对于这项建议是有功劳的（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1—172页）。

[15]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67号，对开本第46—53页。

[16]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3—175页。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4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18] 图伊勒里区的警察记录，在1792年6月20日那一天的记事里记载着，“业已证实王储寝宫有好几扇门被砸坏了，公主的寝宫也有一扇门被砸坏了，而且还砸开了公主屋子里的两个箱子。”（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2，对开本第31页）

[19]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6页。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21] 其他记载还提到“一个带着军刀的市场搬运夫”（国家档案馆文件：BB^30 17）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6页）；但是，这里提到的人太少，当然不足以作为依据。比较有启发性的是某些图伊勒里宫的侍从的叙述，他们声称曾经从示威者当中认出了“奥尔良先生的留有小胡子的那些人”（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387，第2号卷宗）。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23]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9页。

[24]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

[25]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246页。

[26]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7—187页。

[2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6，对开本第30页。

[28]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387，第2号卷宗。

[29]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87—221页。参看以下一段：“宫廷派在准备作一次更激烈的斗争的同时，一直在进行卑劣的操纵、迫害和诽谤造谣……而反对派则取守势，但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即要对宫廷做有力的抵抗”（《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87—188页）。

[30]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247页。

[31]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63页。

[32] 根据富尼叶的说法，这一天的计划由于没有得到桑代尔和佩迪昂的支持而失败了。

[33]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关于8月10日事件的文献资料》。8月3日，圣安东郊区的建筑工人举行罢工，但是它似乎和8月起事没有任何关联（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19，对开本第30页）。

[34]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0728a（印刷本）。

[35] 关于这些数字以及其他历史学家和观察家提供的数字，可参看普·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P.Sagnac，La Chute de la royauté），1902年巴黎版，第277页以下。

[36] 关于围攻者的死伤数字，参看亚·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1—21页；再参看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300页以下。

[37]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4—5页。

[38] 转引自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134—136、181、190、300—302页。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69—3274；F^7 4426。

[40] 图埃特伊记载的376名进攻者伤亡名单中，结盟军有89名（《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21页）。

[41] 图埃特伊的287名巴黎市民的数目看来是估计少了。

[42] 图埃特伊的名单上只注明了84人的职业（《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24—25页）。

[43] 他们中间有12名制鞋匠，8名家具匠，6名网纱工，4名假发匠，4名制帽工，3名木匠，3名锁匠，3名油漆匠。

[44] 图埃特伊令人吃惊地把大多数人说成是属于“工人阶级”（《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3页）。

[45] 日·姆·汤普逊：《法国革命的领导者》（J.M.Thompson，Leaders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8年牛津版，第118—121页。

[46] 马迪厄怀疑这一点，他写道：“即使卡米累·德姆连去时拿着枪，他也不是为自己用。”（《八月十日》，1931年巴黎版，第119页）

[47]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69—3270、3272。

[48]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74，第1592号，对开本第111页。

[49]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关于8月10日事件的文献资料》，对开本第29页。

[50]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603页。这两项文件都没有被卡隆引用。

[51]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5卷，第3874号。

[52]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203页。然而，屠杀在这项决议发生影响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皮·卡隆：《九月大屠杀》（P.Caron，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 ），第338—339页〕。

[53] 卡隆：《九月大屠杀》（1935年巴黎版），第3—7、76—102页。

[54] 关于同时代人对于一直延续到9月底的屠杀的评论，可参看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21—165页。

[55]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42页。

[56] 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03—120页。

第八章 山岳党的胜利

路易十六的被推翻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不仅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且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宣布赋予一切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1789年至1791年的立宪派所十分喜欢的东西——被取消了，每个成年男子从此有权在所有地方的、省的和全国的选举中投票[1]。这样，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的平等观念就具有了更充实的内容。尽管有这一切成就，可是，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一段历史仍是一个充满内部深刻矛盾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和谐融洽的时期。代替旧的矛盾的是新产生的矛盾，而这与对外战争问题完全无关，因为新选出来的国民大会中的各党派在不同程度上都给战争以热烈的支持。吉伦德党在这次选举中一跃而成为议会的多数党，并且有地方上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巴黎，由于他们在八月革命中采取的暧昧态度，因而失去了武装民众的支持。与吉伦德党对峙着的是山岳党，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丹敦和马拉现在都被选进了国民大会。他们深得巴黎各区和俱乐部的拥护，因为他们在八月事件中起的作用使他们在各区和俱乐部中间享有极高的声誉。斗争逐渐在秋天展开，随着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许多新的叛变行为与战争的失利而日益激烈，到了初夏便爆发为公开的暴力行为。这场斗争一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才获得解决，这时，吉伦德党的领袖们被加入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无套裤党人强行赶出国民大会。然而，只有到9月群众进一步暴动之后，雅各宾派的专政才得到巩固，专政的工具即共和国第二年革命政府才宣告成立。

但是，成为革命第二阶段中最显著特征的山岳党和巴黎无套裤党的联盟，并不是没有经过困难和紧张时期就实现了的。除了政治权利以外，无套裤党人并没有从八月革命中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新的巴黎公社曾经领导由他们积极参加的暴动，但它既不是由他们缔造的，也不合乎他们的理想：虽然同1789年和1791年的公社比起来，坐在里面的律师和商人少了一些，但是，小店主、作坊师傅和帮工只占公社成员的三分之一；而律师和记者虽然是少数，却占据着领导地位[2]。不过，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变化。当时存在着更为直接的迫切问题，如工作和粮食价格问题等。11月，圣安东郊区的玻宾库尔区议长曾向国民大会呼吁，要求给“工人公民这一人数众多的阶级”准备面包和工作[3]。曾引起1792年9月骚动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在夏季和秋季有所缓和[4]，但是1793年最初几个月又猛涨起来：比起上一年春季，这一次来势要凶猛得多，波及的消费品范围也更为广泛。到2月，精制砂糖（1790年售价为24苏）卖到47～60苏，粗糖（1790年售价为12苏）卖到40苏，牛油蜡烛（1790年售价为15苏）卖到18苏半～20苏，咖啡（1790年售价为34苏）卖到40苏，肥皂（1790年售价为12苏）卖到23～28苏。结果引起了比上一年食糖暴动更广泛更持久的群众骚乱。巴黎各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卷进了这次骚乱，它大概比革命中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清楚地标志着“贱民”和有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冲突。这些有产阶级中包括曾经在雅各宾俱乐部作过演讲或者鼓过掌，或在国民大会中同山岳党同坐过最高一排椅子的极端民主派在内[5]。

星期日，也就是2月23日这一天，有两个妇女代表团到国民大会请愿，其中一个是洗衣妇组成的，她们抱怨肥皂涨价[6]；第二天便发生了局部骚动，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真正的爆发开始于25日早晨，骚动的形式是群众冲进杂货铺和蜡烛商店，强迫店主按照骚动者的规定降低价格。上午10点钟，从市中心的商业区——由伦巴底、格拉维叶和马尔舍等区[7]组成——开始，运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到全城各处[8]。从保存下来的警察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出它从这一区发展到那一区的路线。先从向东发展说起：刚过10点不久，运动就发展到公社大楼（市政厅），中午发展到结盟广场（罗亚尔广场）区，2点发展到兵工场区，3点发展到人权区，3点至4点之间到盲人收容院区，4点到蒙特娄区和武装人（马莱）区。同时，向北发展的情况是：运动在两点半发展到祖国之友区，5点到崩迪和白山区。向西的发展是：两点半到达法兰西警卫军区，4点到博物院（罗浮）区，7点到布特·代·莫兰（罗亚尔宫）区，8点到图伊勒里区，10点到共和（鲁列）区。运动可能从图伊勒里区越过国民大桥（以前的路易十六大桥）扩展到河左岸；不论怎样，格雷讷累喷泉区那天晚上8点到9点之间是有骚动的。第二天，在若干区里发生了一些较小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中心区的女商贩和圣马瑟勒郊区比厄富尔街的洗衣妇起了更显著的作用。但是25日离开巴黎到凡尔赛去的桑代尔早就动员了国民自卫军，很快便驱散了群众，恢复了法律和秩序。

这次运动的目标不仅指向食糖，而且同样指向全部其他杂货和殖民地产品。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有一个普遍现象是：城市这一区和那一区所规定的价格标准是显然一致的——所有这些都暗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一致行动。下面是骚动者最普遍需要的货物和他们订出的价格范围： 食糖，18～25苏；粗糖，10～12苏；牛油蜡烛，12苏；肥皂，10～12苏；咖啡，20苏。如果严格按照这些价格出售的话，我们将看到店铺老板所得到的货价大约相当于市价的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但是，实际上，很少是这种情形。骚动者中间无疑掺杂有趁此大好机会进行抢劫的人——特别是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国民自卫军出动（有些自卫军甚至还参加骚动）。此外，在随之产生的混乱中，就是世界上心地最纯正的人也往往易于顺手牵羊，拿些货物，而不会交出钱来领一张付款收据。不过我们看到，圣马丁街一个杂货商交给警察下面这样一张收款和损失清单：

这张账单表明货物出售后实收的货款差不多只有市价的五分之二。另一个杂货商， 罗亚尔广场区的皮埃尔·麦尔维埃能够证明他在价值1547里弗[9]的货物出手后收回521里弗15苏。但是这些店主是特别幸运的，其他店主有的只收到他们商品市价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例如，阿尔西区的卡安从价值26 267里弗的货品上只收到2829里弗，法兰西警卫军区的孔马尔，被拿走的货物市价是27 043里弗，他费尽气力只收到了1158里弗4苏的“包在茶巾里的指券”[10]。

骚动还有其他一些显著的特征。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它们的主要牺牲者是大商人和批发商，一般认为这些人应该对囤积和促成物价上涨负责。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运动开始于格拉维叶和伦巴底区，因为这两区是这类商人的麇集地。但是当骚动向四周扩展以后，似乎就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了，小蜡烛商和杂货商的店铺也被殃及。例如，在盲人收容院区，警务委员开了一张25家杂货商的名单，其中有13家都受到了某种损失——有几家只损失了几里弗[11]。这里有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参加这些主要是对于高物价的自发的抗议的，不仅仅是很穷苦的人。根据目击者所引证的，有许多例子证明，的确有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参加骚动：我们听到的有屠户的学徒、建筑工人、运水工人、码头工人、女商贩、厨师和家庭仆役，他们在全市各地区起了极其显著的作用；而在由于骚动而被捕的49个人中间，有28个人是各种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店主和工匠[12]。可是，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他店主——有时候甚至还有资产阶级——也十分踊跃地利用杂货商不幸受窘的机会，派他们的厨师、仆人、学徒或帮工混在侵入杂货铺的群众中间，以非常有利的价格购买食糖、肥皂、蜡烛和咖啡等[13]。

我们很难判断这次骚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预定的行动计划的结果。市议会、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大会中的各党派在承认物价上涨造成生活困难的同时，全都对骚动作最露骨的斥责，企图用“幕后有人指使”、反革命阴谋或者是政敌的诡计一类的说法来解释这次事件。例如这时还没有参加山岳党的巴累别有用心地说，“这是暗藏的贵族背信弃义的煽动”。为了加强他的论点，他坚持说糖和咖啡这类“奢侈”品不至于激起群众的愤怒；但是当他说出下面一段话的时候，便透露了他的成见，他说：

我们不要忘记了一切社会原则；因为在一切不再尊重私有财产的地方，我们是不会再看到社会秩序的[14]。

马拉的报纸曾经主张把一部分杂货商吊死在他们的大门口，也许是为了分散大家对于马拉的注意，山岳党和公社选中了格拉维叶区的“红色教士”雅各·卢，认为他是暴动的主要煽动者——如我们所见到的，格拉维叶区是这次骚动的起点。马迪厄也趋向于同意这种看法[15]。雅各·卢在此之前固然要求过对一切消费品实行最高限价，但是他的影响能够扩展出他本区以外到什么程度，是很难说的；而且，无论怎样说，也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证明他在这次事件中起过任何直接作用。

这次骚动并没有产生直接后果：2月27日警局督察处的报告力言食糖、咖啡、油脂、皮革、肥皂和板油售价仍然保持以前那种“过高”的水平[16]；但是公社却在3月4日趁机规定4磅重面包价格为12苏，并且用补助面包烘制商的办法维持住了这个价格水平，虽然其他消费品价格和工资都在增高[17]。然而，正如警察局以后几星期的报告所表明的， 当局继续提心吊胆地等候着不久的将来再爆发一次群众平价运动[18]。

但是，不久，又慢慢发生了其他问题，引起了骚乱。4月中旬面包一度缺乏，于是风传妇女要列队到市政厅和国民大会去抗议；圣端诺累街一家面包店被愤怒的妇女冲入，店里的东西大部分被抢走了。4月和5月，谣传女商贩和其他人等正在准备一场新的监狱大屠杀；从这时候起，竭力鼓吹迅速作革命裁判的马拉成了“贱民”心目中的英雄。5月2日，一万名非武装的圣安东郊区公民代表在国民大会前游行，要求为零星消费者的利益而控制物价；从凡尔赛来的妇女在国民大会吵闹，并且拒绝离开会场[19]。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大会才非常勉强地投票通过了第一道限制全国面包和面粉最高售价的法令[20]。

和过去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时，争夺权势的党派开始利用运动谋求私利并把它引向符合自己政治主张的道路。吉伦德党和山岳党的斗争已经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从吉伦德党企图把丹敦牵连进杜木里厄的叛国阴谋案中和接着逮捕马拉以及革命法庭对他的传讯看来，很明显，如果山岳党不及时下手的话，他们自己就会成为反对派的牺牲品。

然而，首先发难的并不是山岳党，也不是雅各宾俱乐部，而是以让·华尔勒和雅各·卢为首的极端革命忿激派这一个集团。忿激派企图推动巴黎公社和各区掀起一次不成熟的暴动。在离图伊勒里宫数步之遥的斐扬派平台上，华尔勒的讲演吸引了大批支持者；但是华尔勒的暴动委员会策划于3月10日发动一场群众性暴动的企图却流产了。它的目的是要清算吉伦德党领袖罗兰和布里索并处囤积者和投机者以死刑，但是雅各宾俱乐部、公社和圣安东郊区的坚决反对注定了它的失败[21]。不过忿激派仍然有它的信徒，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还有人谈到，有必要举行一次群众性暴动以清洗整个国民大会和控制所有必需品的价格[22]。

山岳党和雅各宾派的领袖们倒是不慌不忙的。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增长了智慧；他们虽然和自己的敌手吉伦德党不同，愿意而且也能够利用群众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们决不想让运动的领导权转入旁人手中，不论是转入忿激派或者是转入艾贝尔手中，艾贝尔是《杜歇老爹报》的主编，他的影响正在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巴黎公社中日益增长。此外，他们还担心太早的起义会带来对于国民大会的过于严酷的清洗，经过这样清洗后的国民大会将无力抗拒无套裤党的各种经济要求；他们还担心暴动会带来一场新的监狱屠杀，因而使巴黎在各省的联合反对面前孤立起来[23]。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到4月初，他们准备提出自己的纲领，争取各区议会的支持（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其中大多数的支持）并从两种“极端派”手上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夺过来。于是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于4月5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公开号召各区去国民大会请愿，并“迫使我们逮捕那些不忠实的议员”[24]。反应很迅速：三天以后，崩孔赛耳区的一个代表团要求国民大会审判吉伦德党最著名的领袖微尼奥、加德、蒲佐等人；10日，它的邻区粮食市场区，更进一步地提出了22名议员的名字[25]，打算从议会中赶走这些人，这样做一方面能满足群众清洗这个不受信任的国民大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山岳党在议会内部获得起作用的多数。这现在已经成了口号， 围绕着这一口号形成了5月到6月的暴动。到4月中旬，48区中已经有35个区分别表示了它们对于这种主张的支持；巴黎公社同意群众的要求，5月19日邀请各区选派委员商讨实施办法。正是从这样形成的大会中，最后出现了组织和指导5月31日到6月2日的巴黎革命的中央革命委员会[26]。

我们要想知道各区议会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经过是很容易的，但是，关于巴黎“贱民”对于这些发展有什么反应，组织者采取了什么步骤吸引他们给予起事以积极的支持，我们知道的就很少。不过，他们正在得到这种支持，似乎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食物涨价已经使“贱民”感到惊慌，他们已经提出了不仅要控制面包和面粉，而且要控制所有重要消费品的价格与供应的要求，忿激派有时就是他们这方面的代言人。山岳党对于这样的方案虽然并不热心，但主要的反对正如一切聚集到议会中上层旁听席那些人自己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来自吉伦德党和它的国民大会中的支持者。物价在继续上涨，4月和5月的警察报告反映了群众的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雅各宾派所倡议的清洗国民大会可能促使对于囤积者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从而保证物资供应[27]。同时，也有迹象表明：雅各宾派及其支持者正在利用俱乐部和群众团体来取得男女“贱民”的支持。例如，一个警察局密探在5月13日向内务部长报告说：

妇女们坚持要求22个议会议员退职，并且希望男子给她们以支持[28]。

5月29日我们听到伟人祠区的一个前雅各宾派书籍装订工人说：

最无耻的是，有人竟要使圣日讷维叶教堂区那些在区议会会场外和会后聚合到一起组织成为俱乐部的全体工人们来代替资产阶级。[29]

在紧急关头到来时，我们将看到，革命组织者有一种更切实有效的办法，来保证自己的武装支持者不致因为担心工作时间受到损失而脱离队伍；但这只是最后一分钟才采取的措施，对于在事变发生以前取得支持上并没有起作用。

同时，暴动或多或少是按着计划发展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在5月29日一直开会；第二天晚上，公社正式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一位过去的海关职员安利奥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此外又决定在各区成立一支由无套裤党组成的两万名革命民兵，在服役期间，每人每天发给饷银40苏[30]。31日清晨3点，警钟敲响了，关卡被封锁了——这是重大事件发生时必然会有的前奏曲。但是，这天是一个工作日（星期五），到这时为止，响应的工匠和工人并不多，所以国民大会感觉他们所受的外力压迫比较小，能够争取时间，并把这一不可避免的请愿转交给新成立的公安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报告。然而中央革命委员会决定加速步伐：6月2日，星期日，它派遣国民自卫军的忠实部队，加上无套裤党分遣队的支持，包围了图伊勒里宫。议员们企图勇敢地冲出宫去，但在他们发现每一个出口都被堵死之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屈服于暴动者的各种要求之下。29名议员和多数党的两名部长被软禁在住宅里[31]。食物价格问题暂时还没有谈到，但是山岳党已经达到它当前的目的了。

吉伦德党议员被驱除，和巴士底被占领及图伊勒里宫被围攻一样，主要是通过有组织的军队进行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不能希望从警察的报告中看到暴动者的面貌[32]；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胜利者和死伤者的名单作为线索。不过，关于各区为了这次事件而特别征召和武装起来的那些队伍的人数和组成的情况，我们从各区和巴黎省公安委员会[33]的通信中得到了一些印象；这些信件是关于因参加民兵以致失掉工作的那些人请求发给补偿费问题的讨论。例如，我们知道31个区送上来的要求发给补偿费的数字为114 291里弗[34]，还有两个区另行申请[35]，在这些区里边，以下各区所召集起来的无套裤党的队伍人数最多：

蒙特娄区　　　2946人　　圣母山区　　1438人

盲人收容院区　2039人　　崩孔赛耳区　1400人

红十字会区　　1458人　　伤兵院区　　1358人

格拉维叶区　　1457人　　玻宾库尔区　970人

在总数22 000多名的申请人中，圣安东郊区差不多就占6000名，实际上居于首位，而圣马瑟勒郊区——天文台区的申请者为907名，菲尼斯太勒区为660名——似乎起的作用比较小。但是在这方面无须深究，因为这些统计数字缺陷很大[36]。诚然，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各区募集的无套裤党人的数目；但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全部武装人员中占多大的比例。

我们固然有理由肯定以上列举的数字指的都是无套裤党人——虽然不一定就能肯定他们分别属于哪些分遣队，但我们不能分清哪些是作坊老板，哪些是帮工或工资劳动者，也不能分清哪些是城市贫民，哪些是店主和独立的工匠。不错，在少数情况下，我们看到了这种区别：在新桥区13个申请者名单中，在工匠和店主中间发现了一个烟草工和一个店员；我们看到，在伤兵院区第五连中，有一个农场主（作为一个巴黎人这是很少见的职业！）为他自己和他的两名助手安排了一个轮流服军役的日程表[37]。此外，在团结区所召集的武装力量中，至少也有相当数目的帮工，因为5月31日黎明它曾经决定所有作坊一律停工，并命令“全体工人”分别向他们所属各连报到；不过，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小雇主和普通工人[38]。

然而，亨利·卡尔弗认为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各区武装公民中无产阶级所占的比例[39]。他的论点是根据下列假设：要求工作损失赔偿的申请者一定是手头无钱的人，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央革命委员会在国民大会中提出这项计划的用意，无疑是每日40苏只发给那些如果不发，参加革命就会给他们带来困难的人[40]；并且，公社在要求各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提出名单的时候，强调只限于确实需要补助的那些人[41]。有些区严格遵守了这项指示[42]，但有些区——由于种种原因——竟没有这样做；我们发现这些区统计的名单中不仅有“贫穷的义勇军”“不太宽裕的公民”或者“每天做工的公民”，而且还有店主和雇主——包括伤兵院区的农场主葛勒，甚至不加区分地开出整连的名单[43]。

在这同时，食品和物价问题仍然存在。5月到6月的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物价的上升与指券价值的盘旋下降和从前一样在继续。6月，指券降低到票面价值的36%，8月又跌到22%[44]。从革命初期以来，熟练帮工的工资可能增加了一倍，可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却超过了这个数目——在6月和9月之间，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下面的比较数字可以说明：

这张价目表所不能显示出来的是引起群众突然爆发出愤怒的物价陡涨。六月革命刚过一星期，就有对杂货商和肉商再发动一次总攻击的风声。几天以后，面包房门前又排上队；甚至警察局密探也说有必要对富有的店主和批发商的贪得无厌加以制裁：“广大群众才是唯一应该从革命当中获得利益的阶级。”[45]6月25日和28日之间发生了肥皂骚动：这类事件之一是，在25日，圣拉扎尔街的群众截住了一辆载有10箱肥皂的大车，按20苏一磅的价格在街上出售肥皂，警察只有站在一旁看着，无力进行干涉[46]。同一天，雅各·卢代表哥德利埃俱乐部向国民大会呈递一份请愿书，攻击山岳党不能让穷人吃饱饭，因此在国民大会中被哄下台来。虽然面包缺乏情况在7月间稍稍稳定了一些，但8月和9月又继续发生：这几个月里，在因破坏公共秩序而被捕的各类人中，我们发现有若干由于辱骂国民自卫军或在面包房闹事而被拘押的工资劳动者和小店主[47]。

9月4日和5日的“暴动”接续发生，巴黎公社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将其置于卵翼之下[48]。早晨5点，“暴动”开始于市政厅北边的大教堂区和圣阿瓦区，工人们是从工场和建筑工地被招呼出来的。同时，另一起示威游行似乎发生在陆军部附近的林荫大道，艾贝尔的一个助理——万森的办公处就设在那里。示威者一面高呼着要面包，一面向格累夫广场前进[49]。公社的领导人艾贝尔和硕默特最初想用一套动听的言辞把他们骗走；但在艾贝尔的提议下，大家同意他们可以在第二天上午11点重新集合，到国民大会去，要求对囤积者和政治嫌疑犯采取严厉措施；雅各宾派也答应参加。当天下午，公社命令所有作坊于第二天停工，以便老板们和帮工们都能参加游行示威。但是，假设我们因此就和丹尼尔·古林一样认为9月4日的“暴动”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事情[50]，那我们应当注意到，公社在同一次会议里还下令集合一部分军队来驱散为面包和增加工资而游行示威的建筑工人[51]。

虽然4日最初骚动的主要动因是物价和物资供应问题，可是在5日示威游行时发表的许多演讲中，它们似乎又一次被轻易地忘掉了。不过却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 各区一星期内只能开会两次，贫穷的无套裤党人每次到会可以领40苏的补助金；要拘捕嫌疑犯；要把拖延已久的“革命军”建立起来，这支军队作为恐怖时期的有力工具，要保证巴黎附近乡村对这个城市充分供应食粮和肉类。但是，当前的问题仍然存在，危机一直没有平静下来[52]。国民大会在试行了并且讨论了各种其他办法之后，终于在群众压力下屈服，于9月29日通过了有名的普遍实行最高限价的法律，限制大批生活必需品以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服役的价格[53]。

因此而产生的新问题是将来的事情。就目前说，店主、师傅和帮工们都热烈欢迎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最高限价。一个内政部的密探这样写道：“人民都欢迎国民大会关于重要生活必需品限价的法令。”[54]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的联盟似乎很顺利，至少在巴黎，这种联盟是共和国第二年建立革命政府的基础。

[1] 然而，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以前，住在由别人供应家具的房屋以及公寓中的工人和其他人似乎还不能参加选举（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20，对开本第53页）。妇女和家庭仆役当然仍然没有选举权。

[2]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公社》（La Commune du 10 août 1792），第267页；汤普逊：《法国革命》，第297—298页。

[3]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8卷，第395期。

[4] 斯·埃·哈里斯：《指券》（S.E.Harris，The Assignats ），1930年哈佛大学版，第102页。

[5] 关于详细记载（主要是根据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中巴黎各区的警察报告），参看乔冶·鲁德：《1793年2月25、26日的骚动》（“Les Émeutes des 25.26 février 1793”），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33—57页。

[6] 亚·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45—146页。

[7] 不幸的是，这三个区属于在整个骚动时期没有保存下任何审讯记录的30个区之列。但是，从警察局和监狱登记处以及警局督察处的一般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14个区的一些情况。

[8] 参看1793年2月27日巴黎公社给国民大会的报告：“骚乱突然猛烈地爆发了；从发生骚乱的中心以闪电一样的速度蔓延到本市各边缘地区。财产遭到了侵犯。”（国家档案馆文件：C 247，第360号，对开本第36页）。

[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5，对开本第265页。

[1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59，对开本第92—94页；153，对开本第78—81页。

[11]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240—241页。

[12] 有证据表明被捕的人数实际上要多得多；但是有关文献（和市政厅以前保管的大量其他资料一样）一定是在1871年大火中焚毁了。

[13] 我们在1775年的粮食骚动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许多小农利用“群众平价”的机会，以只有市价五分之二左右的低价从较富裕的“农户”手中购买便宜麦子。

[14] 《高等法院档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 ）（第1集），1789年至1799年、1868年至1914年巴黎版，80卷本，第59卷，第272—274页。

[15]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39—161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

[17] 皮·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Paris pendant la Terreur ），第1卷，第9页，注1。从此以后，面包价格一直到1795年冬天都不再成为问题（参看后文第十章）。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关于1793年3月1、4、7、18日的报告）。

[19]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4月4日，4月5—8日，4月15—16日，5月2—3日，5月14日的报告）。

[20] 《高等法院档案》，第64卷，第56—57页。

[21]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40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3月11—16日和4月16日的报告）。

[23]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33页。

[24]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第25卷，第294页。

[25] 《箴言报》（Moniteur ）（重印），第16期，第100页。

[26] 关于详尽的叙述（但稍有偏颇）可参看普·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P.Sainte-Claire Deville，La Commune de l’an Ⅱ），1946年巴黎版，第42—76页。

[27]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4月到5月的报告）F^7 3688^3，第2号卷。

[28]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4月到5月的报告）F^7 3688^3，第2号卷。

[29] 阿·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A.Schmidt，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7年至1871年莱比锡版，4卷本，第1卷，第330页。

[30] 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16号卷。

[31]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41—342页；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77—97页。

[32] 然而警察们当时正在注意带刀或带手枪的妇女，人们怀疑她们当时正埋伏着以伺机袭击毫不疑心的右派议员。人们猜想她们这样做是出于克累勒·拉刚布的“妇女革命会”的鼓励。从两名劳动妇女——一名是5月3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附近被捕的，另一名于6月2日在图伊勒里宫外被捕——的审讯上，我们知道这样一些情况（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90，对开本第562—563页；138，对开本第476页）。

[33] 这是起义以后已经清洗了华尔勒和他的党羽的前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新名称。

[34] 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7号卷。

[35] 崩孔赛耳区的一份个别的通知声称，6月2日该区曾有1400名男子武装起来（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11号卷）：新崩纳区为了供应“武装弟兄”，在6月1日曾从11家面包房征集了490个4磅重面包，6月2日从4家面包房征集了213个（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7，对开本第45页）；该区坚持曾经送上清单，但委员会可能把它弄丢了（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7号卷）。蒙特娄区关于供应食品给本区“贫穷的义勇队”有更详细的清单：我们发现，他们在6月2 日征集了56个4磅重面包、44.5磅腊肠、30磅乳饼等，共值542里弗8苏（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73，对开本第92—93页）。

[36] 例如，除去没有呈送统计数的15区而外，伟人祠区只送上33个连中20个连的统计，博物院区承认只报告了一部分统计数字（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20，对开本第52、54页；BB^3 80，第7号卷）。

[37] 这位农场主安排他自己出勤一次，他的两个工人出勤共4次（同上）。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07，对开本第22页。

[39] 亭·卡尔弗：《各区参加1793年5月31日—6月1日—6月2日运动的情况》（H.Calvet，“La Participation des sections au mouvement du 31 mai-1er-2 juin 1793”），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5卷（1928年），第366—369页。

[40] “凡是无法牺牲工作日来为共和国服务的工人，每人每天发给40苏津贴”等规定（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16号卷）。

[41] “把所有入伍而需要帮助的人造出名册”（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17，对开本第14页）。

[42] 参考粮食市场区、蒙特娄区和人权区的统计名单（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5号和7号卷；F* 2497，对开本第29页）。

[43] 参考伟人祠区、新桥区和博物院区的统计名单（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20，对开本第52、54页；BB^3 80，第7号卷）。后一区的说法是，“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得到津贴，但却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得到一份。”

[44] 哈里斯：《指券》，第166—176页。

[45]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1470（6月7—10日、14日、16—17日、25日、27—29日的报告）。

[46]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6，对开本第329—330页。再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226—227页。

[4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7（阜尔斯监狱登记簿），第367—375页。

[48]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22页以下。埃·索罗：《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中的工人》，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4卷（1937年），第436—447页。

[49] 这天，在面包房门口曾逮捕了若干人（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39，对开本第134页；139，对开本第96页；208，对开本第143页）。

[50] 德·古林：《共和国第一年的阶级斗争》（D.Guérin，La Lutte de classes sous la le République ），1946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130页。

[51] 《箴言报》（重印），第17卷，第577—578页。

[52] 参看国民自卫军和警局密探9月份的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F^7 3688^3，第1号卷；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56—210页。

[53] 《箴言报》（重印），第17卷，第775—776页。

[54]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210页。

第九章 热月

1793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参加了公安委员会，这正好是他败亡的前一年。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战友的圣鞠斯特和库通当时已经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9月4日到5日的“暴动”之后，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哥德利埃俱乐部两个领袖俾约·瓦楞和科洛·德布瓦[1]。这些人形成了共和国第二年革命政府的核心。这个政府在革命最紧要关头这一年，治理着整个国家，抑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供应军队以粮食和装备，挽救了法兰西免于战败和受侵略。即使是最仇视他们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这些功绩。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个政府的一般历史，甚至也不是它在共和国第二年热月（7月27日到28日）解体的一般原因——而是侧重于这个政府如何失去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支持和无套裤党人如何在它的领导人失败前夕离弃了他们[2]。在此以前，本书一直在探索造成一种革命形势的人和物的因素的发展情况，介绍行动中的革命群众并分析其构成，而现在这样来研究问题自然是和以前采取的研究方法恰好相反，这一点笔者是认识到了的。另外，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是最有关系的人物离弃革命的原因，而不是他们参加革命的原因。我们知道，如果把一小撮身处高位出谋划策的人物除外，那么，与其说罗伯斯庇尔的败亡是由于他的反对者的革命行动，毋宁说是由于他以前同盟者的离弃，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现在这种研究方法也许是正确的。

这样看来，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的联盟怎样逐渐遭到破坏，并反映在热月9日到10日的戏剧性事件中。

首先，政府的力量和行动最初在巴黎“贱民”及其在各俱乐部和各区委员会里的斗士中间获得了信任与支持，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上文已经提到，仅仅发布最高限价法令就在他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欢欣鼓舞反应。9月29日的法案和11月1日的补充修正法案规定产品的出场价格比1790年6月只能增加三分之一，外加按每3英里计算的运输费，批发商的利润为5%，零售商的利润为10%。这一法案包括39种一般消费物品，但是，木柴、鱼、烟草、盐、牛奶和家禽不在其内。在工资方面，它规定比1790年6月的工资增加50%[3]。1793年6月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1790年以来，以全国而论，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一倍乃至两倍；而在同一时期的工资，虽然各地区和各工种有显著的差别，平均大约增加100%到150%[4]。以6月这次调查为基础，现在命令各区按照9月29日法案的规定制订一份物价和工资的最高限度表——当然，这就意味着此项工作一旦完成，现有物价和工资水平将大大降低。

很明显的是，在一个依靠千万小生产者的产品的国家发布这样的法案，并且交给基本上相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和官员们去执行，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是，不论作为一项社会立法它有什么缺点，也不论它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最高全面限价法令的发布无疑是有直接的重要影响的，因为它既遏制了通货膨胀，也加强了政府与无套裤党人的联系。就法案本身而论，它对囤积和投机并不见得能起多大限制作用；但是在提出它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加强政府职能、保护币制和用恐怖手段强制推行这项法令等的其他措施，这样，它就帮助——至少在一个时期内——稳定了物价并保证了军粮和民食的充分供应。法案通过后，头三个月内指券价格的突然回升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从1793年8月是票面价格的22%，到11月上升到33%，12月上升到48%[5]。在这些日子中，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似乎是建立在两种希望上：政府的政策会保证公民得到廉价和足够的食物供应，并能够对共和国的敌人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我们在9月30日的一份警察密探报告中读到这样一段：

在当地公社大楼里看到许多工人在吃饭的时候对商品的减价、征兵时青年的热情应召，尤其对于即将到来的共和国的胜利感到十分高兴。[6]

甚至于在12月底——这时肉类、杂货以及蔬菜早就供应不足，由于面包暂时缺乏已经发出食粮配给票——我们还听到市场上的妇女对罗伯斯庇尔、山岳党（圣山岳党）和共和国立法者的热烈称颂。“这些市场女商贩是活泼愉快的，她们在歌颂着国民大会。”[7]这样的忠心本来是可以延续较长时间的，因为这一时期无套裤党人本身第一次成为巴黎行政的中坚：他们的战士控制着多数的区议会和委员会——特别是最重要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公社的大会和执行机关。亚尔培·索布尔曾经发现，共和国第二年，在巴黎担任各区革命委员会委员职的454人中，有9.9%为工资劳动者，63.8%为店主、小作坊老板和独立的工匠，只有26.3%为租金收入者、制造商、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8]。同样，圣克累勒·德维厄指出，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任职的132名公社委员中，他们的职业是：小制造商、工匠和小商贩82名，体力劳动者2名，中产阶级靠薪金生活者9名；同时，还有8名是商人和承包商，31名是自由职业者[9]。自然，这并非由革命浪潮偶然造成的公务员职务的分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罗伯斯庇尔的继任者在热月以后是怎样恢复社会平衡的。

同时，政府无力把现在这种形式的最高限价法令付诸实施也越来越明显。甚至在革命委员会和“检查囤积委员”十分警觉并受到舆论有力支持的巴黎，商人和店主也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破坏最高限价法。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种植者、生产者和维持首都供应的中间商处在比较容易逃避监察的有利地位，他们发现限价法规定的价格太低，于是就把物资扣留起来，等待良好时机，到“黑市”上出售，或者与零售店或商人进行非法交易。结果是，巴黎杂货商和肉商在进货时已经付出高于限价的价钱，他们必须把这笔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从12月到4月，当肉类实行定量供应时，肉商的售价经常高出合法价格的25%到50%[10]，猪肉商为了逃避限价，专卖熟肉（只有生肉的价格受管制）。成群的商人和投机倒把者潜入僻静的街道和市场，以高于规定的价格出售食糖、黄油和切块的瘦肉[11]。在12月和1月，据内政部的密探报告，巴黎市场上的黄油每磅售价为36～44苏（限价：22苏），鸡蛋每25个为80～100苏（比较一下：1790年6月为21苏，1793年6月为27苏半，9月为50苏）[12]。无套裤党人虽然对于这种使他们受损失的逃避限价深为不满，却认为作恶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商人和店主，他们坚持要求当局继续有效地利用镇压机构来消弭这种弊端。事实上，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由政府加深恐怖来彻底实施现行的法令，或者设法放松限制和增加利润率以取得农民和生产者更为热心的合作。政府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巴累说，“对于商业应该调剂而不是扼杀”[13]。但是，这便意味着在另一方面要失掉朋友和同盟者。从1793年春天就控制着公社、鼓吹对住宅实行搜查和进行更严厉的革命裁判的艾贝尔和他的朋友们，于3月22日被处死了；此后不久，“革命军”以及地方群众团体和委员会由于搜索囤积者而被解散。自上年12月末起，流通券投机分子就从隐藏的地方开始露头[14]； 指券再次回跌： 到7月， 已经下降为票面价格的36%[15]。最后，3月底，公布了修正的最高限价，规定的价格和利润率都提高了，正如一个警察局密探所说，这似乎“有利于商人而不是有利于人民”[16]。

但是，在此以前，无套裤党已经开始用更直接的形式来表示抗议，并且有时候还把愤怒发泄到政府身上。2月20日，在莫培广场群众拥挤的市场上，一个妇女嚷道：“要不是我在克制自己的话，我非打倒新政权不可。”听到的人并没有起来反对。第二天，也是在这个市场里，愤怒的妇女们从一个商人手中夺去黄油，聚集在市场上的其他妇女截住了5辆装着黄油和鸡蛋的大车，强迫赶车人以黄油每磅22苏和鸡蛋每25个24苏的价格出售[17]。艾贝尔及其追随者的审讯和执行死刑，在无套裤党人中引起的并不是愤怒，而是迷惑和冷淡：“杜歇老爹”虽然没有马拉那样受人爱戴，却是群众所熟悉的发泄情感和偏见的喉舌，他的被除掉打断了巴黎公社和群众的联系。人们听到妇女在库提厄酒店问道：“既然我们最信任的人都出卖我们，我们怎么办呢？”一个警局观察员写道：“人民不再相信任何人”；在艾贝尔被处决一周后，“在咖啡馆中……过去说话很多的人，现在竟一声也不响了。”[18]

市场上的骚动还在继续着。3月17日，天文台区的妇女们因为不满意一家杂货铺中鸡蛋和黄油的配售而吵闹。19日，市政厅附近一个失业工人被捕，因为他威胁一个杂货商人，并且喊道：“我们有美好的自由，它是专门供有钱的人享受的，并且专和穷人作对。”又过了几天，一个洗衣妇因为在圣保罗街一家肉铺中制造骚乱而被捕，她说她好几天买不到鸡蛋和黄油了。28日，伤兵院区附近“军火工场”的一名军火工人向他的同伴诉苦说，工资固然有了提高，可是生活比以前更苦了：“人们拿这点工资什么也买不到。”两星期后，阿尔西区的两个军火工人被捕：其中一名被认为说过这样一句话，“必须让工人和别人一样地活着”，因而被送进了监狱[19]。一个月之后，圣马瑟勒郊区洗衣妇写给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安利奥将军的威胁信，更能说明人们正在变化的心情。这些洗衣妇以前是雅各宾派的坚强同盟者，现在，在这封信里，她们却对他破口大骂，老实不客气地骂他是“一个胆小鬼”，“一个罗伯斯庇尔的浑蛋跟班”[20]。

在工场作坊中，局势的发展更为严重。在大革命的历史上，这确是不多见的一段时期。这时，工资劳动者对于食品价格的关心远不如对工资额的关心，而更常采取的和更有意义的社会抗议形式是罢工和派遣代表进行工资谈判而不是食物暴动[21]。虽然如此，这并不像丹尼尔·古林一定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这标志着劳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2]。这毋宁说是一系列不会再发生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高全面限价法规定现行工资水平要和物价同样降低；各地区要自动拟定新的工资标准——只有政府新建立的军火制造工场和有政府的派驻代表（这种代表具有高出于地方当局的无限权力）的地区除外。结果，造成了一套支离破碎、标准相差悬殊的工资制度，最高工资限额的有效或无效随着当局的社会成分，当地无套裤党对于现行工资额的任何降低有无抵抗和政府或政府代表的干涉情况而有所不同。在巴黎，问题仅仅集中在两方面：军火制造工场的工资决定于公安委员会，私营工业的工资决定于公社。政府由于不受雇主和工人互相对抗的压力的阻挠，所以能立即对军火制造工人实行最高工资限额：10月和12月，一些新工场中熟练工人的工资定为每日5里弗，非熟练工人为3里弗，这就是通常的标准。同时，颁布了一套纪律严明的工场法，所以在12月我们已经看到，有两三家工场的“闹事者”受到了惩罚[23]。但主要的麻烦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还在后面。

“艾贝尔派”仍然控制着公社，并且，只要他们这样继续下去，他们看来就无意按照9月29日的全面限价法制订出一套最高工资标准[24]。这是一个劳动力缺乏和工资上涨的时期；两个政府密探，格里佛耳和西勒，在1月里所作的报告中声称工资自1790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三四倍，这个说法并不算过分夸大：

一个工人或一个搬运夫，过去每天挣4里弗或5里弗，现在每天能赚到20到24里弗，有时还要多一些[25]。

我们发现烘面包的工人拒绝接受每周15里弗的工资（包括食宿），而在不久以前，他们的工资还只有8里弗；巴黎省直到3月还为建筑工人规定了多于1790年一倍以上的工资标准；即使在军火工场，虽然政府有降低工资的意图，我们仍然能听到工人工资已经涨到1790年的二三倍或四倍[26]。

但是艾贝尔和他的朋友们在3月被消灭了；他们一被肃清，当局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来实行对工资加以限制的1793年9月的最高限价法。同时，他们采取了有力措施以制止工资的继续增长。4月，烟草工人代表到市政厅请愿，改组后的罗伯斯庇尔派巴黎公社国家代表柏依安援引禁止工人集会的霞白立条例，把这件事交给警察局，警察局逮捕了5个人。而别的罢工和工资要求接踵而来，其中包括泥水匠、面包工人、宰猪工人和码头工人等。除了逮捕更多人以外，公社还威胁着要起诉下列人等：

要向那些藐视法律、放弃工作的人提出起诉，因为这些工作是国家存在所必需的，所以他们应该愈加热爱这些工作[27]。

以后一个月是平静的——可能是由于这种威胁生了效，也可能是由于有人企图暗杀罗伯斯庇尔和科洛·德布瓦而使人们暂时不再注意这个问题。但是，6月中运动又开始了，直到热月以后也没有平息。这次是从12月以来一直保持相当安静的军火工人发起的。被认为领导暴乱的人在许多工场被捕，其中包括为提高工资而在原地闹事的人及离开原来的工场到工资较高和限制条件较少地方去的人[28]。运动似乎扩展到了政府其他雇用部门，因为我们发现巴累以委员会的名义命令革命法庭的检察官对被他称为“在生产指券、武器、火药及硝石的工场中有犯罪行为的反革命分子”[29]进行起诉。别的行业的人也参加了进去，在6月和7月，我们看到建筑工人、陶器工人和从事于各种官方包工工程的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7月7日，连委员会自身所属的印刷工人也罢了工，结果有3名工人被捕。

当这种骚动还在继续时，巴黎公社于7月23日最后决定公布在首都实行的工资定额。这份贻害无穷的文件无视近日工资或食物价格的增长，死守着原来最高限价法的条文，使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大大降低，有时要减少现在所挣工资的一半或者更多[30]。

在政治危机如此深刻的时期，这种挑拨性的措施不能保证社会的安宁，也不能把工人们紧密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公社犯了这个轻率的错误之后，似乎了解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以预防进一步的骚动。25日，安利奥接到了这样的警告：若干军火工人“无疑已受到人民之敌的诱惑而误入歧途”，离开了他们的工场；热月9日早晨（7月27日），市长佛路里奥·勒斯科，显然还并不知道在政府委员会里和国民大会的休息室里，新的戏剧已经揭幕，他下令武装部队第二天要阻止住工人们，因为第二天是个休假日[31]。

与此同时，政治危机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刻。 自从共和国在弗勒律斯获得胜利（6月26日）之后，国民大会中沉默地坐在“平原”的席位上的占大多数的议员，对于政府表现出不愿再继续给予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个政府的口号仍然是恐怖和束紧腰带，而在两个主要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内部和彼此之间，政策和人事的冲突也已经公开化[32]。热月9日刚过中午，议员们拒绝听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上的发言，他和他的主要同伴一起被下令逮捕。消息传遍了首都之后，紧接着发生了一个长时间的复杂的争取巴黎各区和无套裤党人忠诚支持的斗争，特别是争取控制巴黎武装部队的斗争。这个部队的大部分在名义上仍然处于公社和总司令安利奥的指挥之下[33]。

公社的形势开始时虽然很有利，但如众所周知，结果却失败了。实际上还是同一支武装部队，率领它的还是同一个司令官，它在1793年6月曾强迫国民大会服从它的意旨；而这一次，在少数部队经过短时间的犹豫之后，它却放弃了公社和雅各宾派的领袖而和他们的敌人联合在一起。虽然我们承认安利奥的手段是拙劣的，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不愿或者没有能领导群众举行起义来反对国民大会中敌对的多数派，而且，在一系列的错综复杂事件中也有种种幸与不幸，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仍然是：他们失去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支持。

各区的武装人员对于正在作生死斗争的两派向他们提出的重大问题，有一切机会来做出决定。整个下午和晚间，两派向这些武装人员发出互相冲突的命令、威胁和声明，要求他们效忠：到底他们应该站在“被压迫的爱国派”一边呢，还是应该反对和放弃这些爱国派，让他们被人们判定命运，最后被合法组成的国民大会宣布他们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呢？公社方面最初是占上风的：留在首都的30个炮兵连（他们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一部分）中的17个连服从了开到格累夫广场列队示威的命令；其中有来自圣安东郊区的2个连，来自市场区的2个连，来自左岸的红帽区和卢森堡区的2个连。此外，还有十几个区派来了火枪营和梭镖营，里边有圣马瑟勒郊区的伟人祠区派来的1200人的有力部队。某一个时候，市政厅外面有3000多武装人员列队待命。但是他们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当各区委员会和议会正在进行辩论时，整个这一部分部队主要是闲在那里没有人管，因此便渐渐散去了。热月10日凌晨一时半，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伴的最后一批武装支持者，来自菲尼斯太勒区的200人，也不声不响地开回圣马瑟勒郊区去了。[34]

更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从各区的民政当局得到响应。传统上属于资产阶级的西部各区——图伊勒里区、香榭丽舍区、共和（鲁列）区、罗浮区、革命区（新桥区），甚至于皮克区（罗伯斯庇尔自己那一区）——很快宣布它们站在国民大会一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一开始就支持国民大会的各区中也同样包括像盲人收容院、团结和公社大楼这样激进的各区。圣克累勒·德维厄曾对当天各区议会和委员会的行动和倾向作过详细的研究，他发现只有不足五分之一（连半心半意的也在内）的首都民政当局表示愿意（但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公社的一边；这里边包括12个革命委员会，其中菲尼斯太勒区的革命委员会表现了最热烈的响应。最后——也是最确凿的证明——有39个区通宵开会进行辩论和接受报告。其中35个区断然宣布拥护国民大会； 另外两个区——无套裤区（安利奥的区）和菲尼斯太勒区——最初是犹豫，后来也合在了一起； 只有两个区——圣马瑟勒郊区的天文台区和沙利尔（克吕尼）区——明确表示他们同情罗伯斯庇尔派，不过，在反对意见的压力下，同时看到大势已去，因此在天明之前，也就向多数投降了[35]。

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大部分是在事后写成的——这时候热月的胜利者已经坐稳了雕鞍。因此，赞成公社的少数人的意见就很少被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在这些报告当中还可以找到个别并不那么容易动摇的忠诚的无套裤党人的意见。例如，我们看到，四国区有一个公民，在充满敌意的阻挠声中坚持安利奥的一封信应该当众宣读，不应该被当作“叛变的公社”送来的东西而置之不理。旁人挑战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坚强地回答说：“我的名字叫朗布里纳，住在墓园街，格腊索的伙计（帮工）。”[36]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查理·约利，他是再团结区（博堡区）的一个糊墙纸工人和班长，当他听到一个卖报妇女叫嚷着安利奥被捕的新闻时，把她手上的报纸撕碎了；他作为公社的共谋犯而被捕，直到12月才被释出狱[37]。但是这不过是些个别的例子；形势一经开始变化，罗伯斯庇尔那一天的声援者就仅仅成了微弱无力的少数人，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反雅各宾的反动的汹涌浪潮中。

尤为明显的是工资劳动者所抱的特别敌对的态度，他们已经为罗伯斯庇尔派公社最近宣布的最高工资限额所激怒。工人们大概还不知道刚刚公开爆发的政治斗争，所以那天下午4点聚集在格累夫广场举行抗议大会：这一举动一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附近5个区的民政委员会的议事录上都记载了这件事。这种举动也一定使看到的人有些莫名其妙，因为示威者聚拢到广场去的时候，差不多正是首批武装队伍响应公社号召开始在广场上出现的时候；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报告对于这次工人集会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的很正确地说它是“对最高工资限额的反抗”，有的说工人将要向国民大会进军，甚至有人说罗伯斯庇尔已经被示威者杀死[38]。公社虽然正在操心别的事情，但对于工人们的这次抗议很重视，并且没有企图用武力来驱散他们而给自己招致更多的不满。当晚8时，市长佛路里奥·勒斯科在告公民书中，公开地把事情推到罗伯斯庇尔的主要敌人之一巴累的身上，说他应当负削减工资的责任：

“这个反复无常依次参加各派的巴累，规定工人每日的工资，意欲使工人饥饿而死。”[39]

但这种做法已经为时过晚，对于事变的进程不能有任何影响。工人们对于这种辩解不是仍抱敌意，就是无动于衷。那天傍晚，据目睹者报告，安利奥将军为被捕的议员们寻求同盟者，向二三十名铺路工人讲话，要求他们放下工作，因为他们的“保护人”和“父亲”正处在危险中。“工人们听了一会”，报告结尾说，“喊了几声共和国万岁，又做起他们的工作来了。”[40]另外有些人表示出了更明显的敌意。两天以后，在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主要副手已经被处决，并轮到公社委员们被解赴刑场时，据说工人们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这样喊道：“打倒最高工资定额！”[41]从其他一些记载中我们看到，构成巴黎无套裤党最大一部分的工资劳动者似乎相信，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信被除掉，将意味着可恨的最高工资限额的结束，而且为提高工资扫清了道路[42]。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其后果却既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也不是他们所能预料的。

[1] “大”公安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巴累、卡诺、罗培·林德、让彭·圣丹得累、科多尔的普里欧和马恩的普里欧。

[2] 关于整个问题的最近、最详细和最有根据的研究，请参阅亚·索布尔的著作：《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43]。

[3] 黑·埃·鲍恩：《1793年至1794年的法国最高限价》（H.E.Bourne，“Maximum Prices in France，1793—1794”），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23期（1917年），第107—113页；并参看同一作者：《法国革命时期的食物管制和限价》（“Food Control and Price-fixing in Révolutionary France”），载《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27期（1919年），第73—94、188—209页。

[4] 《1793年6月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12 1547c，第2号卷。报告只包括48个省的统计材料，涉及38种消费品的价格和约15种行业的工资，日工的工资也在其内（巴黎除外）。

[5] 哈里斯：《指券》，第176—185页。

[6]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241页。关于同样的说法可参看第168、197页。

[7]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14页。

[8] 亚·索布尔：《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探讨》（Une Discussion，“historique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载《思想》（La Pensée ），第65期（1956年），第28—29页。

[9] 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361—379页。由48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市政委员会）中，有25名小制造商和商贩、4名薪金工作者、4名商人和商业经营者，还有12名属于自由职业者。

[10]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178、229，251、299、330页；第3卷，第30页；第4卷，第11页。

[11] 鲍恩：《1793年至1794年的法国最高限价》，第206—207页（根据警局密探格里佛耳和西勒的报告）。

[12]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344页；第2卷，第20、26—27、102、185、251、310页。

[13] 《箴言报》（重印），第19期，第631页。

[14]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61、194、281页。

[15] 哈里斯：《指券》，第176—185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F1c 111塞纳13（1794年3月29日的报告）。

[17]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4卷，第237、263—264页。

[18] 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第2卷，第157、173、193页。

[1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98，对开本第260页；139，对开本第410页；70，对开本第418、439—441页。德·古林：《共和国第一年的阶级斗争》，第2卷，第160页。更多的例证可在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中找到：Aa 94（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139（忠诚区=市政厅区），201（伟人祠区），240（大教堂区）。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7，第368册，对开本第37页。

[21] 参阅上文第24—27页。

[22] 德·古林：《共和国第一年的阶级斗争》，第2卷，第155页。

[23] 参阅阿·奥拉尔：《公安委员会文献》（A.Aulard，Recueil des act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1889年至1923年巴黎版，26卷本，第6卷，第486页；第9卷，第322、400、515、696、751页。克·利夏：《公安委员会和恐怖时期的军火制造》（C.Richara，Le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et les fabrications de guerre sous la Terreur ），1922年巴黎版，第699—709页。

[24] 参看乔·鲁德和亚·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Le Maximum des salaires parisiens et le 9 therrnidor”），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4期（1954年），第1—22页。

[25] 这份报告接着说：“他们（指日工）做一点轻活就要索取100苏，而一年以前，这点活计最多只值10苏”（转引自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86—587页）。再参看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7页。

[26] 莫·马里昂：《革命时期的最高限价法和对工资的限制》（M.Marion，“Les Lois de maximum et la taxation des salaires sous la Révolution”）， 载《国际社会学评论》（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第25期，1917年，第487页。马里昂夸大了雅各宾派不愿实行最高工资限额的程度。

[27] 鲁德和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第10—12页；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91页。

[28] 利夏：《公安委员会和恐怖时期的军火制造》，第709—727页。

[29] 《箴言报》（重印），第20期，第699页。

[30] 例如，原来挣8里弗的木匠要降低为3里弗15苏，军火工场里高工资的铁匠或装配工人的工资将要从16里弗10苏降低为5里弗5苏（鲁德和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第16—17页）。

[31]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7，第368册，对开本第38页；AF^11 48，第374册，对开本第10页。

[32] 参看阿·奥尔丹：《公安委员会的警务处》（A.Ording，Le Bureau de police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1930年奥斯陆版；亚·马迪厄：《关于罗伯斯庇尔》（Autour de Robespierre ）（1926年巴黎版），第149页以下；关于巴黎各区及无套裤党人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可参看亚·索布尔：《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入》，第917页以下。

[33] 关于热月9日到10日事件的确实记载，可参看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189—314页。

[34] 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201—214页。

[35] 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273—278页。

[36]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242页。

[3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63，对开本第293页。还有关于皮埃尔·罗斯的一段混乱的记载。他是武装人区（马莱）的军火工人，他因为向街坊们报告了那天晚上他在格累夫广场上听到的一个消息而被关闭起来。那个消息说，凡是公开宣布罗伯斯庇尔等人已经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将为公社所逮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56，对开本第2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7，第365册，对开本第8、28页；第366册，对开本第1、6、34、50页。奇怪的是，圣克累勒·德维厄竟没有提到这件事。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432，第1册，对开本第40页。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第9册，对开本第4页。

[41] 阿·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Paris pendant la réaction，thermidorienne ），1898年至1902年巴黎版，5卷本，第1卷，第11页。

[42] 后来，据伦巴底区一个毛刷制造者报告，他的工人欢迎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信被处死，并且说：“最高工资限额这一下子完蛋了！”并且很快提出了增加工资33%的要求〔罗·科伯：《伦巴底区毛刷工人的一次“大联合”》（R.Cobb.“Une ‘Coalition’ des garcons brossiers de la section des Lombards”），《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67—70页〕。

[43] 亚·索布尔：《巴黎各区文件（1790年至共和国四年）》〔A.Soboul，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de Paris（1790—an Ⅳ）〕，1950年巴黎版；《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6月2日至共和国第二年热月9日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政府》（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 Ⅱ ）， 1958年巴黎版；和瓦·马尔科夫合著：《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至1794年群众运动历史文献》（A.Soboul and W.Markov，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Dokumente zur C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1793—1794），1957年柏林版。

第十章 芽月—牧月

共和国第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日到4日（1795年4月1日和5月20日到23日）的群众暴动标志着巴黎无套裤党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把他们的意志加在统治者身上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努力。牧月失败之后，直到19世纪初期革命卷土重来以前，他们就再也没有起任何实际作用。这些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山岳党和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想在国民大会和巴黎各区中恢复他们的政治优势的最后挣扎；这一次，虽然他们对于群众运动（这次运动首先起因于对于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提出抗议）给了一些政治指导，但是他们懦怯和没有自信的干预注定了这次运动的失败。要了解这次运动的规模和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1794年秋天热月党人的政策和这种政策在无套裤党人中间引起的不满[1]。

罗伯斯庇尔的继任者很快拆散了雅各宾派所建立的政府机构，并恢复了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以符合国民大会中新多数派的愿望和利益。8月24日公布法令，成立了16个委员会，执行以前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工作，治安委员会虽然继续存在，它的权力和独立性却大为削弱：尤其重要的是武装部队（包括巴黎国民自卫军）不再由这些委员会管辖，而被置于特别成立的对国民大会负责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地方政府也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改组。旧的各区监察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曾经是雅各宾专政的主要支柱，这时都被整个废除或者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在各省，只有区级的这种组织还存在。在巴黎，公社被取消，48个区的革命委员会合并成为12个行政区委员会，凡是雅各宾派的斗士都被排除，在其中占优势的社会成分不再是小店主和工匠，而是商人、公务员或从事专门职业的人[2]。各区的民政委员会同样也被清洗，并归国民大会直接控制，由国民大会立法委员会遴选的人员组成。在这一过程中又经历了一次社会变化，在新出现的各委员会中，共和国第二年的无套裤党人和雅各宾派让位于1793年6月以前曾经控制各区的真正有产者和“温和派”[3]。在区议会里，由于取消40苏的津贴，无套裤党人的势力被进一步地彻底削弱，此外，议会只能每10天开会一次[4]。

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与此相适应的。虽然战争在继续进行，物资缺乏，政府对于支持它的人——城乡大生产者、商人和造船业者，那些“从战争中大捞一把的铁青面孔的人”——负有解除它的前任所实行的经济控制的义务。第一步是在10月修改了最高限价法，准许物价比1790年6月上升三分之二； 12月23日，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最高限价： 4磅重的配给面包仍然保持12苏的售价——但却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另外的面包；每5天半磅肉的基本配给仍然保持着，但新价格是每磅21苏；其他物品的价目可以自由上涨到自然水平。于是，这样引起的通货膨胀反映在指券价值的逐步下跌上：从7月的36%，下降为10月的28%、11月的24%、12月的20%、2月的17%，1795年5月跌到只有票面价值的7.5%[5]。

虽然巴黎和各省的大城市——那里已经完全取消了物价管制，公民们忍受着半饥饿的痛苦[6]——比起来，是一个特别受优待的地区，但由于实行新政策，首都的平民遭受了长时期的极大困难。这里现在紧挨着仍受管制的限制市场，发展起来一个自由市场，这个市场上不仅出售不实行配给的货物——鸡蛋、黄油、食糖、木柴、油脂和蔬菜等，而且同样出售肉类和面包。随着全面限价法的废除和穷人预定购买的每一项物品的日益缺乏，巴黎“贱民”不仅必须以高得惊人的市价购买面包和肉类以外的物品，而且由于政府说的话不兑现，不能按规定价格充分供应面包和肉类[7]，而不得不拿出他们收入的更大部分去自由市场上购买这两种东西。这样，自1791年秋季以来，面包价格就又一次成为社会问题。它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事实判明： 自由市场上的面包价格从1795年3月28日的25苏上涨到4月11日的65苏，4月21日涨到6里弗，5月11日再涨到9里弗，一星期后——牧月1日事件爆发的前两天——涨到16里弗[8]。同时，自由市场上的肉价从12月的36苏涨到4月1日的7里弗10苏[9]。以1790年6月为基数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795年1月的500上升为4月的900[10]。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资情况，我们知道的比较少。最初，热月党人想通过废除巴黎公社倒台前夕颁布的工资等级表把工资劳动者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他们确曾于8月9日公布了修正的最高工资限额，规定比那不幸的7月23日的最高工资限额增加约二分之一[11]。但是这种增加很快就被政府故意实行助长通货膨胀和恢复自由竞争市场的政策所抵消。从可以得到的有限证明资料上看来，巴黎工人1795年4月的实际工资远比1793年至1794年的工资要低，大概曾经降低到1789年最初几个月的悲惨水平[12]。

但是早在这时以前，甚至于在12月废除最高限价法以前，巴黎一般民众已经开始对政府政策流露出敌意，虽然起初只是表现为冷淡和愤懑。内政部的一名密探于11月末对当时人们的情绪作过如下描写：

人们不断听到诉苦和埋怨：配给面包的迟迟得不到，面粉的缺乏，市场和广场上面包、木柴、酒类、煤、蔬菜和马铃薯的价格的昂贵。这些物品的价格每天惊人地高涨，这一切把人们投入一种可想而知的悲惨和绝望的境地。[13]

第一次和当局发生公开冲突的是军火工人，这些工人自罗伯斯庇尔败亡之后，一直是比较安静的。11月17日到18日，两个工场的代表团请求国民大会考虑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过了几天，接着来的是伟人祠区工场的350名工人，他们强迫他们的经理领着他们游行到图伊勒里宫。其他工场纷纷效尤。国民大会对于这种似乎是普遍工资运动的复活感到震惊，于是命令所属两个主要委员会提出适当对策。最后的决定是：从1月20日起，政府的军火工场全部停办。工人们面临着隆冬失业的前景，产生了强烈反应，在举行一系列示威游行（在游行中有许多骚乱领袖被捕）之后，终于说服当局允许展延几个星期，1795年2月8日工场停办[14]。但是12月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工资运动的事。一旦人们感觉到了通货膨胀的全部影响，工资劳动者就和其余的无套裤党人联合起来，共同抗议各种消费品价格的狂涨。粮食暴动再一次替代罢工被提到了日程上。

事实上，12月末的废除最高限价法已经给群众运动点了一把火，这一运动除去短时间的平静外，一直持续到初夏。12月27日的一份警察报告发出了社会日益不安的警告：“贫困阶级使和平的市民对于物价过分高涨的后果感到不安。”从最高限价法废除以来，到1月初许多物价已经增长一倍。工人们聚集在图伊勒里宫，威胁要用暴力对付商人和店主：“至于商人，他们都是些应该宰掉的肥猪。”有人喊出保王派的宣传：“共和国，去他妈的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有钱的人才什么都不缺少。”谣传圣安东郊区准备要再一次进军国民大会，这次是要求降低食品价格；甚至有人提出应当用武力解散国民大会[15]。

但是，使这一运动始终存在下去的原因不只是生活费用的高涨，这里面也夹杂着政治斗争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迫害1793年至1794年“爱国派”，封闭雅各宾俱乐部，取消40苏的津贴，捣毁马拉半身像，鼓励投机者、发战争财者和中等阶级青年（也就是“纨绔子弟”，他们的飞扬跋扈特别引起了无套裤党人的愤怒和仇视）；另一方面是由勒布瓦主编的《人民之友》和一些俱乐部与社团继续进行雅各宾派的宣传。这些俱乐部和社团设法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以及格拉维叶区残存下来——其中最出名的是天文台区的共和道德社和韦尔布瓦街俱乐部，后者被说成是大部分由“受教养不多，很容易走上歧途的工人”组成的。这种宣传有时也反映在警察报告中，例如，11月末，当新崩纳区的人列队到国民大会去祝贺议员们决定封闭雅各宾俱乐部时，所遇到的奚落和讥笑的喊嚷是：“看哪，这些就是到国民大会去的新崩纳区的小花花公子。”再一个例子是：一个军火工人因为于2月9日在图伊勒里宫制造骚乱被捕，他在批评国民大会不该停办工场时，攻击议员在人们快要饿死的时候中饱私囊，并且不该毁坏马拉的纪念像；而各区到国民大会来表示赞成这些措施的请愿者则被骂作：“阴谋者、大腹贾、乱党、一群穷光蛋、穿女人衣服的人。”这种阶级仇恨的气氛——使我们想起了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大屠杀前夕笼罩着首都的同样气氛——由于国民大会的反动措施而进一步加深。其余的俱乐部都遭到封闭，有些地方领袖——其中有巴贝夫——被逮捕。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向治安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更好地利用弗累隆领导的反雅各宾青年组织“青年团”来和“反政府派”的活动相抗衡的建议。

它（委员会）既然没有任何镇压的手段，没有任何完全可靠的武装力量，使用这一种对抗力量就更有必要了[16]。

正如以后发生的事情所表明的，这项建议并没有落空。

在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达到高潮的起义运动，就是以此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引起运动爆发的新因素是配给面包的日益缺乏，这种情况在1月里已经开始被感觉到，3月末达到了近于饥荒的程度。关于起义爆发前两周情况的警察报告，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幅愤怒和失望情绪日益高涨的图画，这些情况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3月16日 格拉维叶区妇女集会。

3月17日 圣雅各区和圣马瑟勒区的代表团向国民大会请愿：“我们缺少面包，我们正在后悔我们为革命所作出的一切牺牲。”

3月18日 一名在蒙塔纳（罗亚尔宫）区被捕的饭店侍者诉苦说，“看到法国人每天面包配给量减少到只有一磅，吃只有猪才应该吃的马铃薯，这是多么可怕”。

3月21日 国民大会接见了圣安东郊区的代表团；工人们和“纨绔子弟”在圣丹尼门动起武来。

3月22日 格拉维叶区和武装人区（马莱区）的面包配给完全停顿；两名绅士在平等宫（罗亚尔宫）受到工人的侮辱；一名制纸工人在新桥被捕，因为他喊嚷“有钱的人都是坏蛋”。

3月23日 有一些“青年人”冒险到圣安东郊区和工人们握手言欢，兵工场妇女们威胁着要把这些“青年人”扔下河去。

3月24日 蒙特娄区有4个人因为想“鼓动这一郊区闹事”被捕；没有面包分配给人权区、不可分割区、市场区和伦巴底区。

3月25日 一个圣马丁街的珠宝匠被捕，因为他威胁国民大会并且诉苦说：“靠半磅面包过活真不容易。”

3月26日 圣马丁街的妇女们斥责男人们是“胆小鬼”，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面粉工场的女工们试图组织起来到国民大会去示威。

3月27日 格拉维叶区和大教堂区广泛发生面包骚动，男女工人们到国民大会去示威，对只有半磅面包的配给表示不满，有几个人被逮捕；祖国之友区和格拉维叶区举行非法区议会。

3月28日 格拉维叶区和大教堂区继续发生骚动；国民自卫军把到国民大会去示威的人驱散，并在歌剧院附近逮捕8人。

3月29日 一个母亲因为怕挨饿而把他的三个孩子杀死了两个。

3月30日 人权区和北郊区有面包骚动。

3月31日 人权区非法区议会向国民大会呈递了一份请愿书： 工人为要求更多的面包罢工； 4个区向国民大会请愿：盲人收容院区的代表团提醒国会议员们说，必要时的暴动是神圣的义务，并且要求对被囚禁的“爱国派”公平处理，要求采取减轻饥饿的措施，并要求实行1793年的宪法[17]。

第二天（芽月12日）提出来的要求比这些更为广泛。一清早就组织起集会和游行示威。有些区的面包配给完全停顿；其他各区，每人只分到4两或8两。人权区的妇女在面包房里动起武来。圣母山街建筑工人开会，抗议3月31日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凡是住在有家具设备的住房里的人不得按限价购买面包[18]；附近工场的工人们应邀一起参加对国民大会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圣马瑟勒郊区和圣雅各郊区联合到图伊勒里宫去示威；传说格拉维叶区和其他13个区相约采取同样的行动。当国民大会主席波亚西·唐格拉斯正在演说时，起事各区的男女群众冲进会场，高喊“面包、面包”；有些人的帽子上戴着起事者的标语，“面包和1793年的宪法”。但是示威者缺乏领袖，也没有确定的行动计划：老城区的发言人要求实行1793年的宪法，而其他两个区的发言人却因为作了温和的讲演而受到国民大会多数的称赞。当热月党领导者之一默兰·德·迪昂维尔在西郊各区效忠的国民自卫军和“青年们”（为了对付这种形势，他们事先就已经聚集在罗浮区）的簇拥中出现时，侵入者没有作任何抵抗就解散了。山岳党的议员们在这些活动中不仅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他们之中的两个议员还首先提议闹事的人们要赶快把事情交代清楚，有秩序地退出议会大厅[19]。

这一天和第二天，首都各地区还发生了不少小骚动。有些区——玻宾库尔区、老城区和伟人祠区——连续举行会议；格拉维叶区的炮手队（“绝大部分由工人组成”）说要向香榭丽舍区进军，将“爱国派”从狱中释放。但是国民大会采取了恢复秩序和防止重新发生暴动的严厉的措施。巴黎宣布戒严，它的武装部队被置于正规陆军军官庇什格律将军的最高统率之下；社会契约区、格拉维叶区、阿尔西区和圣母山区的地方领袖们被捕；12名议员（包括勒奥纳尔·布尔敦、亚马尔、坎蓬——全是热月中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者）也被捕；热月政变的3名领袖——巴累、俾约·瓦楞和科洛·德布瓦，这时被斥为恐怖主义者并被判处流放[20]。

当局在应对食品危机方面并没有尽心尽力。4月2日，国民大会发布法令，规定面包配给不足的地方，应以大米和饼干补充，分配的时候“工人、工匠和穷人”有优先权。但是，这自然解决不了更大的供应问题，配给面包依然继续缺乏。我们看到，4月和5月的配给仍然是每人2两、4两或6两，外加少量大米。此外，据报道乞丐越来越多，街上有人饿得奄奄一息，时常有人自杀[21]。保王派宣传又复活了：“我们（有些人这样说）大家再稍许忍耐一下，15天之内我们就会有一个国王；那时我们就有面包吃了。”但是，一般人都抱着绝望和听天由命的心情，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战斗精神。

可是，无论政府怎样炫耀武力，企图威慑“贱民”，在短时间的平静之后，又爆发了群众运动。4月4日，在市场上又听到了熟悉的诉苦声音；9日，一个瓷器画工在圣丹尼门被捕，因为他在一大群人面前激烈攻击国民大会，抱怨面包供应不足和质量太差。第二天，有人大呼：“打倒军队！我们不要士兵，因为没有面包了。”听到这种喊声，大约有500名妇女在自由帽区（红十字区）聚集起来。4月17日，格拉维叶区和伦巴底区的妇女们拒绝接受她们的面包配给。20日，新桥区一个家庭仆役被捕，他的罪名是说这样的话：“8个月以前我们有面包吃，现在我们没有面包了，我们简直和奴隶一样。”第二天，兵工场区有两个工匠因为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捕，其中的一个为他的行为辩解说，他认为这是为了面包的缘故。

警察局在下一个月里发表的舆论公报里几乎天天报道类似的事件[22]。此外，我们有时还发现一种较有组织的运动再度开始形成的迹象。例如，4月29日蒙特娄区宣布它已召开旨在讨论食物供应问题的长期会议，并号召其他各区召开同样的会议；植物园区企图也这样做，由于为首的一些人被捕，在刚一酝酿时就被镇压下去了。5月12日，建筑工人威胁说，如果不增加配给面包，就要举行罢工；一个警探忧虑地说，不可能把咒骂政府的人全数逮捕，“因为那就要拘捕半数以上的巴黎居民”。第二天，若干中心区——博物院区、伦巴底区、市场区——的示威者依次到每一家面包房，劝说妇女们拒绝接受她们的面包配给。16日，当配给减少到每人2两时，警探说由恐怖分子煽动的群众暴动眼看就要爆发；18日，谣传说，如果不增加配给面包，圣安东郊区就要在牧月1日（5月20日）再度起事，并邀请巴黎其余各区采取同样行动。第二天，一般人都谈到将要向国民大会进军：伤兵院区的工人（据警察报告）准备和圣安东郊区工人联合起来。人权区和盲人收容院区举行非法议会，在那里，人们认为“必须举行一次群众性武装游行，向国民大会要求面包或者死亡”。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一份匿名的宣言散发到市中心和郊区各处，宣言的标题是“人民为得到面包和恢复他们的权利而起义”[23]。这就是号召人们武装起来进行一次最突出的和最顽强的群众革命反抗。

牧月1日清晨，圣安东郊区和植物园区的警钟敲响了。像1789年10月一样，这一次又是妇女带头，并让她们的男人们随着她们一起行动。在北郊区（圣丹尼郊区），她们在早晨7点把男人从工场中叫出来。在玻宾库尔区、格拉维叶区和人权区都有食物骚动和妇女们在面包房里集合。在图伊勒里区，成群结伙的妇女强迫面包房前排队的家庭主妇们和她们一起到国民大会去。在河左岸的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植物园区和菲尼斯太勒区（那天早晨，这些地方每人只配给2两面包），妇女们闯入民政委员会的会场，要求委员们领着她们到图伊勒里宫去。在忠诚区（市政厅区），妇女们抓住一面鼓敲起来，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让我们向国民大会进军！”在附近的兵工场区，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评论道：“制定法律不是女人家的事。”在圣安东郊区，妇女们强迫商店关了门并在下午1点半开始向图伊勒里宫进发， 男人们带着武器结队跟在后面，“其中许多人在自己的帽子上缀着这类字样：面包或死亡”。据一个目睹者说，她们在行进时，强迫商店里、私人住宅里和乘车的妇女们加入她们的行列。2点她们到达了图伊勒里宫前的卡罗瑟勒广场。她们的帽子上和罩衫上缀着起义的两个口号“面包和1793年的宪法”。她们这样装备着闯进了议会大厅，但是很快被驱逐出来。1小时之后，她们带着成群的国民自卫军武装部队重新返回。

同时，圣安东郊区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男人们很快武装起来，准备跟随妇女们到图伊勒里宫去。在圣马瑟勒郊区和中央各区开始了类似的行动。有些地方，少数起义者强行打开武器库，把武器分配给同伴，强迫他们的指挥者带领他们到国民大会去。在其他地区，“维持秩序派”占了上风，但也进军国民大会，以响应那天晌午政府发出的普遍拿起武器的号召。所以，那天下午3点半，跟随在示威妇女们后边于卡罗瑟勒广场上集合的是一支起义者和自谓国民大会保卫者的杂乱队伍[24]。

很快便发生了图伊勒里宫第二次被侵入的事件。议员费罗反对人们进入会场，当时就被打倒，他的头被割下来挂在枪尖上示众。这一次，妇女们得到了起义各区武装公民的充分支持，虽然只有很少几个营全部闯进会场，可是示威者的众多人数和鲜明耀眼的武器，足以把多数议员压服得安静下来，并鼓励山岳党的少数残余议员提出他们的主要要求——释放雅各宾派犯人，采取步骤实行1793年的宪法，进行新的管制以保证食品的充分供应。这些要求很快就被表决通过了，并且成立了一个负责执行的特别委员会。可是起义者和芽月时一样，缺乏领导和任何明确的纲领或行动计划。他们在达到了直接目的之后，用好几个钟头来发表空论和进行讲演。这就使热月党领袖们有时间号召效忠的各区前来支持——为首的是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博物院区（罗浮区）和累珀累提尔区——起义者终于被从图伊勒里宫赶了出来[25]。

武装起义第二天还在继续。从凌晨两点起，盲人收容院区就响起了武装起来的号召。10点以前，忠诚区（市政厅区）和人权区敲起了警钟。这两个区和阿尔西、格拉维叶以及玻宾库尔区，都组织了非法议会。圣安东郊区的3个区迅速地拿起了武器，向国民大会进军，领头的是一个西印度人，叫吉洛梅·德洛默，他是一个车匠兼玻宾库尔区的炮手长。他们在市中心的几个区的支持下，于下午3点半出现在卡罗瑟勒广场，装好枪炮，瞄准了国民大会。指挥政府军队的杜布瓦将军手下有4万人，起义军可能有2万人。这是自革命以来在巴黎列阵备战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武装对垒。但是并没有放枪；当国民大会方面的炮手和宪兵们投向起义者时，起义军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有所作为。薄暮，双方开始谈判；请愿者在议会厅中受到接待，重述了他们的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要求，议会主席对他们表示欢迎。起义者陶醉于空虚的幻想，希望政府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分别退回各区[26]。

但是国民大会却决心要结束这种事情。牧月3日早晨，政府除“青年团”和西部各区的队伍之外还召集了正规军，从四面八方把圣安东郊区包围在政府势力之内。“青年团”向这个郊区发动了一次过早的突击，结果被迫退回，圣安东郊区的工人们从警察手里抢救下来一个杀害费罗的正被解往刑场的人。但是，政府在这一天夜里平定了其他大部分起义区的抵抗，4日，要求圣安东郊区交出杀害费罗的凶手和所掌握的全部武器：如果拒绝，政府将宣布该区处于叛变状态，并将号召所有各区联合起来用武力对它进行征服，或者以饥饿围困使它投降。同时，默努将军指挥下的军队也准备向起义者进攻。

起义者大势已去；但其他各区也有试图对他们加以援救的。在普瓦松尼区，有一个补鞋匠埃田纳·舍夫松，他是一个“革命军”老战士，因为企图组织奥特维尔街和财政部街的建筑工人去援救圣安东郊区而在之后被捕；在阿尔西区，人们听到妇女在街上喊：“必须援救我们圣安东郊区的弟兄们，打倒那些代表，对商人和花花公子们不要讲任何客气。”在菲尼斯太勒区，甚至在斗争失败以后，仍然有人喊“武装支援圣安东郊区”。在圣马瑟勒郊区和市中心，也有其他各区答应声援。我们在当天下午5点半警察局发出的关于当时形势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情况：

（起事者的）大炮在以前的圣安东门对准全城架了起来，郊区大街充满了武装着长矛和不多几支老式毛瑟枪的市民队伍；在夏隆讷、尼古拉、蒙特娄和特拉韦尔西勒等街上没有武装哨兵，但是老百姓似乎决心不让他们自己被解除武装。妇女们聚集在每一条街上，发出很大喧嚷。面包是他们起事的物质原因；但是，1793年的宪法是起事的灵魂；这一点他们也承认。似乎伟人祠区、无套裤党区（植物园区）、菲尼斯太勒区、老城区、格拉维叶区还有朱利昂温泉区的大部分，都声明支持他们[27]。

但是，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援助；圣安东郊区在几小时后，未放一枪就投降了。运动完全被镇压了下去。两天后，一个警探记录说：

“据今天的报告，巴黎情况昨天是最平静的一天……男人们都面面相觑，妇女们也沉默无言。”

这一次是彻底的和无情的镇压。它不仅打击了起义的首领，或者是被认为的首领，而且也打击了将来可能成为同样起义首领的人：为了一劳永逸地除掉无套裤党，使它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政府认为有必要打击国民大会中各区议会和国民自卫军中的雅各宾派残余分子。有12名议员被逮捕，其中有6名曾经在牧月1日支持示威者的要求。 5月23日（牧月4日），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对于所有因携带武器或佩戴起义标志而被捕的人进行简单审讯和执行死刑。委员会工作了10个星期，审讯了132人；其中有19人（包括6名山岳党议员[28]）被判处死刑。各区被邀于5月24日举行特别会议，痛斥所有“恐怖”嫌疑者和雅各宾派同情者，并且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结果是大批人被剥夺人权，在这里面，清算旧账和考验政治上是否纯正起了同样的作用。据《法兰西报》统计，截至28日，已经有一万名受到这种惩处的人。被捕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的最后总数一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因为，在好几个区里，所有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所有“革命军”的士兵，不论他们在芽月和牧月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都一律被捕或被解除武装。这样树立起来的先例在督政府和执政府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地为人们所仿效[29]。

当局对于已经发生的危机拿不出其他解决办法，所以他们自然愿意把芽月和牧月的暴动说成是反对政府的雅各宾派、以前的恐怖分子和被解散的群众团体与俱乐部成员阴谋叛变所造成的结果。一份牧月1日的警察报告非常简单明确地表明了官方的观点：

我们认为食品的缺乏只是一个被骚动者用来迷惑轻信者的借口，这个借口只是太巧妙了。长期以来发生群众运动的真正原因是以前那一派政治领袖们的煽动，他们不仅唆使人民起来要求面包，而且要求恢复公社和1793年的宪法，要求从狱中释放所有山岳党议员和前革命委员会的委员[30]。

在上述运动中，政治动机和雅各宾派的煽动当然起了一定作用。我们看到，在芽月12日以前的几个月中，少数几个残存的群众社团对运动给了某种政治指导，否则它一定会成为盲目的对于物价上涨和食物缺乏的愤怒的发泄；这些从芽月起义者喊出来的政治口号——释放爱国者和恢复1793年宪法——上看得很清楚。在牧月里，我们也看到在郊区和市中心有些区采取了组织非法议会并宣布长期开会的纯政治性的行动。更为有意义的是起义者提出了“面包”和“1793年宪法”这两个口号。警察局把第二个口号看作“运动的灵魂”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它，运动就会缺乏团结力量，甚至在开始时缺乏一种自觉的政治方向。但是，如果说在这两次事件中国民大会里的少数山岳党议员起了很大作用，这便是错误的：在芽月，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只是急于劝告示威者尽快退出议会大厅；在牧月，他们不过是跟在起义各区的后边和响应妇女与武装的无套裤党人向他们提出来的要求而已。

归根结底，这次运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而不是政治煽动。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运动的所有阶段，从1794年12月最初开始时起，经常不断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物资缺乏和食品价格上涨问题——特别是配给面包的缺乏和自由市场上面包的突然增多。这主要是政府既定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政策就是在战争和物资缺乏时期匆忙地把整个经济从管制中解放出来；不过自然因素，如1795年冬天从来没有过的严寒，也使情况更为恶化。起义者心里所想的主要是面包和黄油问题，从妇女们在芽月和牧月里所起的突出作用（仅次于她们在1789年10月所起的作用）上可以得到确切的说明。

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大多数骚动者都是平民聚居的各大郊区、市场附近各区和市中心各区的男女群众。在因为直接参加牧月1日与2日事件而被捕的几百人中[31]，有168人的职业在我们所参考的文件中有记载。这里面约有45～50人似乎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店主、作坊老板、工匠和小职员。他们来自不下于40个区——其中最主要的是玻宾库尔区（13人被捕）、兵工场区（12人）、盲人收容院区（10人）和阿尔西区（10人）[32]。

但是，比较少数的被捕者的档案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各区参加芽月和牧月事件的情况极为有限。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一幅更为完整的图画。从这些事件看来，主要参加在芽月12日达到高潮那一运动的各区是盲人收容院区和玻宾库尔区（圣安东郊区），天文台区和伟人祠区（圣马瑟勒郊区），老城区、人权区、祖国之友区和格拉维叶区（中心区）以及大教堂区和圣母山区（北区）。在牧月，有更多的区参加——有的整个参加，有的仅仅一部分。领导这个运动的仍是圣安东郊区的3个区和圣马瑟勒郊区的5个区中的4个（只有天文台区除外）。他们受到市中心各区——阿尔西区、人权区、忠诚区（市政厅区）、老城区、伦巴底区、市场区、格拉维叶区和粮食市场区——的密切支持；也得到了（虽然不是全心全意的）北部的普瓦松尼区和北郊区以及南部的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和伤兵院区的支持；甚至还有来自西部图伊勒里区和博物院区的妇女队伍的支持。但是，一般说来，西部各区形成了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的坚强保卫者。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葡月（1795年10月），它们在某种程度起了与此相反的作用。

那么，既然有这些可靠的支柱，为什么巴黎无套裤党人还会在1795年5月失败呢？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部分是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一部分是由于山岳党议员的软弱；一部分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和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相应地有比较高明的手腕和丰富的经验，并且能从——即使没有正规军的积极干涉——“青年团”、商人、公务员和西部各区的有钱阶级取得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牧月，无套裤党人没有能像他们在1789年至1793年各次伟大起事中所做的一样，至少与资产阶级的激进一派取得和保持真正的联合。当在这一点上犹疑不定和失败时，他们的运动就会像1775年一样，尽管范围广泛和富有战斗精神，也终将成为没有希望取得政治成果的于事无补的暴动[33]。

[1] 关于这些事件的一般叙述，可参看亚·马迪厄：《热月的反动》（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1929年巴黎版，第186—209、236—258页；乔治·勒菲富尔：《热月党人》（Les Thermidoriens ），1937年巴黎版，第111—139页。关于更详细的研究参看埃·塔尔累：《芽月和牧月》（E.Tarlé，Jerminal i prerial ），1951年莫斯科版，1953年柏林德文版；克·德·汤纳逊：《无套裤党人的失败：共和国第三年巴黎的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的反动》（K.D.Tönnesson，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mouvement populaire et réaction bourgeoise à Paris en l’an Ⅲ）（1959年，奥斯陆大学博士论文）。本章特别依据的是罗·科伯和乔治·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R.Cobb and G.Rudé， “Le Dernier mouvement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Paris：les journées de germinal et de praral an Ⅲ”），载《历史评论》，1955年10月至12月，第250—281页。后者广泛地引用了这一时期最丰富的资料——警察局档案，包括奥拉尔主编的“社会舆论”公报（《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1—756页）、治安委员会的文件〔国家档案馆文件：F^7（字母顺序）（警察总局）〕和巴黎各区警务委员会的审讯记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集）。

[2] 布路瓦苏：《巴黎行政区监察委员会》（M.Bouloiseau.Les Comités de surveillance des’ arrondissements parisiens ），1930年巴黎版，第88页。

[3] 大英博物馆文件：F* 61，第11，20，21，27号（印刷名单）。

[4] 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4—110页。

[5] 哈里斯：《指券》，第186页。

[6] 哈里斯：《指券》，第99页。

[7] 肉类配给常常完全不兑现（哈里斯：《指券》，第107页）；面包配给，在1795年3月规定为每人一磅到一磅半（《箴言报》，第23期，第700页），3月到5月中降为每人8两、6两、4两，甚至于2两（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各处）。

[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610、654、675、715、729页。

[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41、629页。

[10] 哈里斯：《指券》，第107—108页。

[11] 鲁德和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第20—23页。

[12] 关于以上两段，可参看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第6卷，第3期，第261—264页。

[13]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3688^4（作者自法文译成英文）。

[14] 关于上述经过，主要参看：《国民大会的会议记录》（Procés-verbaux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第47卷，第132页；第49卷，第244—263页；第50卷，第89—90、115页；第51卷，第155—157页；第54卷，第266页。

[15]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343、357—358、367、369—370、377、380页。

[16] 参阅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57—259页。

[17] 参阅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59—262页。

[18] 警察局认为这项法令是芽月12日工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627、630页）。

[19]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06页。

[20]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01—208页。

[2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660、714—715、719、721、724、728页。

[22] 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367—370页。

[23] 关于这本小册子的梗概（其中出现了牧月1日到4日暴动者的所有口号和政治要求），可参看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43—244页。

[24] 马迪厄的叙述虽然在其他方面有很大价值，但并没有把这件事弄清楚（《热月的反动》，第244—245页）。至少有两个起义的营——格拉维叶区和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根本没有在图伊勒里宫出现（国家档案馆文件：W 546—548）。

[25]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45—253页。

[26]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54—255页；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23—124页。

[27]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43，第3号卷（重点是作者加的）。

[28] 他们是罗姆、杜格诺瓦、戈戎、步尔波特、杜罗瓦、苏布朗尼。关于前三个人戏剧性的自杀，参看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56—257页。

[29] 关于这一时期有计划地镇压雅各宾和无套裤党干部的情况，可参看罗·克·科伯：《1795年至1801年对无套裤党人进行镇压的记录》（“Note sur la répression contre le personnel sans-culotte de 1795 à 1801”）， 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4期，1954年1月至3月，第23—49页。

[3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33页（重点是作者加的）。添加的一项要求——恢复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无疑是警察局的故意罗织：在芽月或牧月的起义者所提出的口号和政治纲领中，找不到这种要求的一丝痕迹。

[31] 不要把这些人和牧月5日以后数目大得多的各区被捕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相混（参阅本书第156页）。

[32] 格拉维叶区有7人被捕，崩迪区7人、伦巴底区6人、粮食市场区6人。更使人惊奇的是——图伊勒里区和博物院区各有6人。

[33] 关于无套裤党人在牧月以后最终失败的原因的看法，可参考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80—281页。

第十一章 葡月

革命时期巴黎群众起义的历史虽然以上述事件而告终，但并不代表它们是革命群众以武装叛变或街头示威向政府当局挑战的最后一次。构成最后一个插曲的是葡月12日到14日（1795年10月4日到6日）的事件。所以，即使闹事者的出身与目的以及导致这次暴动的各项事件的类型和前几章所叙述的截然不同[1]，本书对此也不能略去不谈。这次暴动并非企图推动革命朝着更彻底的方向前进或者建立或加强共和国，它的最后目的是摧毁共和国和为王政复辟开辟道路。暴动的倡导者不是民主派、雅各宾派或无套裤党人，而是盘踞在首都西部各区的最顽固的金融集团和保守派，他们曾经最热心地站在热月党人一边反对罗伯斯庇尔，并且在芽月和牧月起义中曾经是国民大会的主要捍卫者。在这次事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套裤党人所起的作用和态度，他们虽然在牧月被镇压了下去，但仍然是一个应该加以考虑的因素。他们虽然面对着和前一章所述的同样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并没有给保王派（或者近于保王派）叛徒以支持；他们自己不能开展一个独立运动，但他们宁可联合起来支持（诚然有些消极）政府当局来反对那些想用武力推翻共和国的人。

葡月事件在另外一点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政府和巴黎公民的关系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这些事件自1789年以来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议会即使没有首都任何有力的社会集团或舆论团体的积极支持，也仍然可以维持住自己的地位和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全国。在热月，国民大会能够依靠巴黎多数区——包括那些无套裤党仍然有巩固阵地的各区——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值得感谢的中立来推翻罗伯斯庇尔。在牧月，为了战胜无套裤党人和活跃的雅各宾派残余，国民大会能够号召“可尊敬的”西部各区的武装公民予以援助。在葡月，国民大会已经消灭了雅各宾派干部，镇压住了无套裤党人，逮捕了他们的领袖，并把他们赶出了各区议会和委员会，因此，当它处在正好是西部各区要发生暴乱的境地时，除了依靠军队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此例一开，再也不容易消除；从1795年10月起，军事政变已经作为政治纷争的最终裁决者而隐约地在地平线上出现。

引起葡月暴动的直接原因是1795年8月22日的法令（“三分之二”法令），该项法令提请为新选举而召集的预选议会同意上届国民议会的议员中有三分之二仍然连任议会代表。这样明目张胆地企图延长一个团体的政治生命，而这个团体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失去了它一度享有的大部分的尊敬和信任，这就使首都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有了借口和机会把巴黎多数各区集合起来反对国民大会，并为接着发生的武装叛乱取得有力的支持。大体说来，这就是葡月事件的政治背景[2]。但是，完全用这些政治术语来介绍这幅图画，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所以，在开始叙述9月中旬——当时正在开始形成对于“三分之二”法令的反对——的各种政治事件以前，我们准备先研究一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对有关各方面的影响[3]。

尽管零星消费者的惨况在春季和夏季已经十分明显，但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改它们的经济政策，战争的扩大和自然因素的继续不利，不断使经济政策的恶果趋于严重。指券在实际作废以前，在10月更进一步下跌到票面价格的5%[4]。规定按每磅3苏的价格配给面包（名义上每人得到1磅到1.5磅）仍旧公然不兑现：至少一直到7月底，我们看到每人只分到2、4、6、7或8两；而且人们常对面包商超过规定价格售货表示不满[5]。8月里，情况有些好转：一般都达到半磅，月末增加到3/4磅；但是在9月里，又常听到人们抱怨面粉质量太差，在10月以前，配给量又减低到半磅或者更少[6]。同时，在“自由”市场中，面包仍然卖15～20里弗一磅[7]。肉类按照21苏的规定价格往往买不到，在“自由”市场中，肉价从6、7月的每磅8里弗涨到9月底的15里弗[8]。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上涨：黄油从7月的16～18里弗一磅涨到9月的30里弗；食糖从1月的11里弗涨到9月的62里弗；鸡蛋从7月的每打9里弗涨到9月的12里弗；马铃薯从5月的34里弗一蒲式耳涨到10月的56里弗；牛油蜡烛从1月的5里弗涨到6月的30里弗和8月的50里弗；煤从6月的75里弗一伏阿涨到10月的175里弗；木柴从5月的160里弗涨到9月底的500里弗[9]。

生活费用这样继续上升对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收入微薄或固定的人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工人们为了要求更多的面包而在8月罢工，他们聚集在圣马丁门，提出这样一个应当问的问题：“我们用每天挣的12法郎怎么能买15里弗一磅的面包呢？”[10]一切小有产者在这种情形下的惨况，在7月16日一个密探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切概括的说明：

“工人的工资按他每天必需的生活费来说是太低了；不幸的租金收入者为了生活不得不卖掉他的最后一件家具，使贪得无厌的投机者发一笔横财；产业主别无生路，只能连收入带本金一起吃光；完全靠薪金生活的公务员也在忍受着穷困的煎熬。”[11]

事实上很多观察家都认为，租金收入者和小业主所遭受到的这种痛苦，比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还要大一些[12]。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像累珀累提尔、布特·代·莫兰（罗亚尔宫）和万多姆广场这些西部各区——这些区里很多人都是这种社会成分——早在“三分之二”法令引起政治危机以前，就对国民大会表示极端仇视[13]。但是从这些地区当然不会产生出有效的行动来结束它们所抱怨的经济情况，因为所说的这些区同样也是投机者和股票经营者的主要巢穴，他们利用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大发其财，而政府的政策是有利于他们的活动的[14]。

在无套裤党这方面，他们以其独特的形式做出了反应。像在牧月以前的几个月一样，有些人流于悲观失望而只关心目前的面包和生活问题。

“（一个观察家在7月写道）公众似乎只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生活需要……政治问题已经从咖啡馆里绝迹了。”

“政府并不怎么重要”（一个公民说），“只要我能够维持生活就行了。”

在8月，据另一个观察家报告：“公众……既不注意法律，也不注意宪法；他们只注意自己所要求的面包。”[15]不过，另外有些人反应很强烈：在6月和7月，我们听到群众在罗亚尔宫为工人们抢夺在自由市场上出售面包的商人的存货而欢呼助威；而且人们认为，只要面包继续缺乏，圣日瓦教堂就应当停止在圣餐仪式上送面包的习惯[16]。有些人开始惋惜旧制度，痛斥共和国，把希望放在王政的复辟上。7月，有人听到圣安东郊区的公民说，他们才不在乎敌人是不是进入巴黎呢，“因为我们反正不能拦住物价上涨，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不都是一样。”还有一个观察家写道，“下层”群众虽然没有公开宣布赞成有一个国王，但是，只要君主制能给他们面包，他们似乎也并不反对。据说，某些公共场所在8月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国王或者面包”；一个密探写道，“和旧制度比起来……共和国并没有增加声誉”[17]。不过，至少在无套裤党人中间，这种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在葡月事件之前已经不存在了。

雅各宾派煽动的复活而造成的影响是比较持久的。8月，有人要求重新控制物价和必需品供应：“（一个观察家写道）公众似乎期望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有一个合理的限价。”[18]同一月稍后一点，有人报告说很多人惋惜罗伯斯庇尔的时代：“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人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那时候人们并不觉得这样的穷困。”9月8日，一个士兵在罗亚尔宫说，“如果不实行恐怖”，事情会继续坏下去。两星期后，有人听到一个妇女在圣马丁门说，她很惋惜断头台时期，她希望那个断头台永久存在。到月底，由于有些区释放了前恐怖党人，以及保王派在其他一些区里大肆煽动，人们又在图伊勒里宫花园和圣丹尼门、圣马丁门附近的人口密集地区公开地宣扬雅各宾派的主张了[19]。

同时，虽然牧月暴动失败了，但仍有人谈到将有一个新的无套裤党人起义。

〔一个观察家在6月底写道〕在排队或集会中，人们谈论着，大家认为工人是安静的，因为他们的武装已被解除，不过，他们懂得使用和大革命开始时同样的方法来取得面包。

一星期之后，监察官布伊龙把正在发生的群众议论和牧月事件爆发前的情况作了一个比较。8月20日，人们看到，“聚集在马丁门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第二天，一般的骚动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们相信他们准备在最近就举行起义”[20]。但是，这时政府和各区之间已开始发生政治冲突，我们要看一看这对于无套裤党人的骚动将有什么影响。

在6月里已经召集了预选议会（在巴黎，相当于各区的区议会）。召集这个议会的目的是通过新起草的宪法并推举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推举定于秋季召开的新的革命议会的议员。这时保王派的煽动日益猖獗，并且正在巴黎、各省城镇和乡村赢得一些徒众[21]；毫无疑问，为了保卫共和政体不至于被保王派的反动搞垮，同样也是为了延续它自己的政治生命，行将解散的国民大会的多数派于8月22日和30日公布了有名的“三分之二”的法令。法令要求预选议会同意500名新议会的议员一半由国民大会的现有议员中选出，只有其余的250名议员由选举人自由选举。国民大会预料到将有不利的反应，因此，在同一天开始调动正规军进入首都；并且为了缓和舆论的不满，通过9月2日的法令，允许以前的恐怖党人参加预选议会[22]。

收到这些提议的巴黎各区从热月以后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接连不断的清洗已经把所有的雅各宾派不仅从西部各区而且同样从郊区与市中心区的委员会和每星期开会的区议会里驱逐出去。当各区召开普选议会投票表决宪法的时候，大约有12个区——包括阿尔西区、人权区、格拉维叶区、植物园区、伦巴底区和朱利昂温泉区等这样一些最近起义的区在内——特别把所有前雅各宾派排除于审议之外[23]；在6月，植物园区曾经宣布逮捕不下于38名所谓“9月2日和3日的屠杀者”[24]。不受欢迎的社会成分受到同样认真的清洗：从牧月以来，国民自卫军中的工人和工匠不是被批准免予服务，就是被特别排除于军职之外；9月，据一个观察家记载，“出席各区议会的工人寥寥可数”[25]。事实上，区议会已经日渐贴近热月以来为统治集团所喜爱的“有产者共和国”，9月24日的《法兰西报》确切地说明了它们的社会哲学：

在所有文明社会中，只有有产者是组成社会的成员。其余的都是无产者，他们属于广大的市民阶级，正在等待时机，以便取得一笔财产[26]。

这类公民在接受共和国第三年的宪法草案前是不会有长时间的犹豫的。这部宪法和1793年的宪法最显著的差别是：它重新采用了间接选举制度，并且甚至在预选阶段就只限于纳税人才有选举权，而在选举国民大会代表阶段则只限于殷实的有产者才有选举权。事实上，到9月6日，所有各区都以大多数通过接受了这部宪法[27]。至于对待“三分之二”的法令就与此完全不同了。在激烈辩论和对国民大会及其各委员会进行了猛烈的反攻之后，国民议会最后宣布投票结果，人们发现巴黎不下于47个区否决了这项法令——唯一的例外是圣安东郊区的盲人收容院区，以433票对139票通过了这项法令[28]。

不仅是8月22日和30日法令本身引起了各区的政治反抗，选派军队进入首都以及允许前恐怖党人（仅仅在几个月以前各区当局才费尽心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和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参加议会和他们的政敌一起投票的决定，也引起了进一步的敌意。正是这些为首都主要保守集团所深恶痛绝的因素的结合，给了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以可乘之机，他们想以巴黎普选议会作基础建立一个反对中心，并把许多人罗致在内。如果保王派公开宣布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些人一定会表示拒绝。

保王派骚乱的主要核心在累珀累提尔区，这是一个“富户住宅区”和金融及股票投机的中心。在革命早期的一些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区的领导人和军事单位倾向于保王派和温和派。这一区的掷弹兵曾经在1792年8月反对马赛人和保卫王室；在热月事件中，这一区曾热心支持国民大会反对罗伯斯庇尔；在1795年2月曾首先捣毁马拉半身像[29]，并且曾经带头以武力反对芽月和牧月的起义者。一开始，他们在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找到了同盟者[30]，不久又在其他各区找到了一些。9月初，累珀累提尔区在各区中率先反抗；但是它最初想在由48个区组成的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暴动中心的企图却遭到了失败[31]。在随后一周中，叛乱各区中发生了剧烈骚动，这期间有人向团结区议会报告说，5000名恐怖党人已经到达首都，并且已经在圣安东郊区散发了100万里弗[32]——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保王派的宣传资料；9月16日，累珀累提尔区努力争取到30个区的对于巴黎公民致全国预选议会书的支持（“明确表示和全体一致地”）[33]。同时，布特·代·莫兰区单独给国民大会一份建议书，重新提出从1793年吉伦德党和山岳党之争以来再没有听到过的要求，认为巴黎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和地理形势，“应该有主动选举立法和执行机构的权限。”[34]

9月23日（葡月1日），国民议会宣布预选议会投票结果：全国各地都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宪法，8月22日和30日的法令也同样被通过，但是反对者也不在少数[35]。预选议会受命于10月2日以前结束工作；复选议会须于12日召集，并将于11月6日召开新的立法议会。这些决定揭开了一幕新的冲突。有几个巴黎预选议会声明：这些选举结果是假造的，并且准备对解散的命令置之不理[36]。同时，在一些区里和保王派站在一起的“青年团”[37]开始侵犯公民并在罗亚尔宫与军队发生冲突。有一次，他们竟高呼：“打倒三分之二法令！”“国王万岁！”“打倒国民大会！”“打倒步兵队！”[38]另一方面，雅各宾派或国民大会的支持者也公开地谴责各区的“保王派暴徒首领”。9月25日夜间，在球场区和累珀累提尔区有三个这样的批评者遭到了侮辱和殴打，并且被带到布特·代·莫兰区的警务委员那里，因为他们曾经说预选议会是由“强盗”组成的，并且曾公然表示支持国民大会：

等到明天敲起战鼓和发出征兵令的时候，如果对他们非法发出征兵令，他们就将束手无策；到那时候，他们就要到国民大会来啦[39]。

各区的骚乱在继续着。骚动者企图使盲人收容院区和其他区议会联合在一起，好几个代表团到这个区来，劝他们取消对“三分之二”法令的支持；但盲人收容院区在几经踌躇之后仍然拒绝了。玻宾库尔区虽然反对这项法令，但9月28日却拒绝了累珀累提尔区的邀请，没有指派委员（1793年8月10日和5月31日的影子！）“参加起草声明”[40]。然而，第二天，累珀累提尔区却交给了国民议会一项声明，这个声明虽然并没有得到它意欲代表的巴黎多数各区的直接支持，但却有23个区的签名，其中包括没有签署9月16日致全国预选议会书的布特·代·莫兰区、忠诚区（市政厅区）、友爱区和球场区[41]；这是对国民大会权力的直接挑战，因为两天以前，它曾禁止各区议会审议有关选举以外的问题[42]。政府为阻止巴黎各区和首都附近各行政区采取联合行动所采取的措施[43]招来了更加严重的威胁：10月2日，累珀累提尔区和法国剧院区邀请首都其他预选会的选举人第二天在武装保护下到法国剧院区的大会堂（现在的奥地昂剧院附近）开会。20个区接受了邀请，但是只有15个区出席。那天晚上，累珀累提尔区、布特·代·莫兰区、法国剧院区和市中心的4个区宣布它们对国民大会处于“反抗状态”[44]。不久以后，暴动就发生了。

然而，除去各区很少数的“体面绅士”或有产者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种步骤是有意识的进攻行为， 更没有认识到这是有意识地企图削弱和推翻共和国，而只认为这是反对国民议会的一种自卫措施，因为它的法令破坏了主权在民的神圣原则，并且正在企图用武力和成批地释放可怕的恐怖党人或嗜血鬼来强制推行这项法令。在他们看来“有产者的共和国”正在遭到破坏和威胁，这种破坏和威胁并不是来自叛变各区而是来自国民大会本身。政府为自卫而采取的每项措施和无套裤党人的日益不听支配，帮助人们形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这在许多方面使人回想起巴黎资产阶级在1789年夏季从防御到进攻的态度。政府面对着各区的威胁，不仅召集了更多的武装部队，并且还特别招募和武装了1500名义勇队，其中包括许多在牧月后被解除武装的人[45]。同时，由于物价的进一步上升，在市场和郊区再次发生威胁巨商和囤积者的事件，人们都在担心会像1793年2月那样发生到处抢掠或进攻食品商店的事[46]。但是无套裤党人和工人们非但没有为了向国民大会算账而和各区的叛变者联合起来，而且为了共同保卫共和国反而更靠近了国民议会，并斥责各区分裂者为保王派和大腹贾。下列9月和10月初的警察报告的摘录说明了这一点：

9月10日，“工人们在各区集合起来，声明拥护国民大会，并且把对于一切反对果月5日及13日（8月22日及30日）法令的人的逮捕归罪于保王派和各区首领。”

10月1日，“反对各区、反对商人和囤积者的运动……极为活跃。”

10月2日，“由一部分手工业者组成的圣马丁门和圣丹尼门的群众全部倾向于国民大会，如果不是由于商品、木材和煤炭的昂贵使他们感到苦恼，他们的意见会表达得更为明确。”

10月4日，“工人们在许多市区中集合起来，尽管他们对物价昂贵表示不满，但他们仍然说，虽然保王派领导各区，他们却支持国民大会。”[47]

在香榭丽舍区，当地消防工人比此更进一步：他们把会场锁起来不让区里的分裂派开会，并且警告选举人说，如果选举人参加反叛者，“他们就要给以教训”[48]。

同一天（葡月12日），各区大都为保护似乎受到来自这方面或那方面威胁的财产而武装起来。在一些区里，公民们带着武器去参加预选会，并且公开向国民大会挑战；在其他区里，他们做了准备但没有任何进攻意图，或者由于意见分歧大而不能采取任何行动[49]；还有一些区的情况是：他们在本区选举人的逼迫下，不得不勉强武装起来，或者是相信了匪徒和囚犯逃脱的谣言而武装起来。在市场区，谣传恐怖党人要解除巴黎的武装，砍掉居民的脑袋。在球场区，武装公民在“打倒恐怖党人”的口号声中列队行进。当比塞特勒监狱中的在押犯逃出的谣言散播开的时候，群众纷纷在卢森堡区和团结区的交界处德布西十字路集合起来。在法国剧院区，武装的区分裂派看守着监狱；在团结区，公民受命在亚培广场举行武装游行，“因为政府委员会今天武装了所有的嗜血鬼、恐怖党人和恶徒”[50]。只有在累珀累提尔区，公开宣布了保王派的目的：在小圣托玛街（现在的布塞）的区司令部外边，号召过往行人拿起武器，“和国民大会及恐怖党人作战，除非有一个国王，我们才能有好日子过”[51]。

当晚，政府命令指挥巴黎军队的默努将军的队伍进攻累珀累提尔区的司令部并逮捕其领袖。默努将军实际是一个保王派，所以和叛乱分子进行谈判，并允许他们各回各家。同一天晚上，布特·代·莫兰区、球场区和图伊勒里区在“打倒恐怖党！”“共和国万岁！”的喊声中集合起来支持累珀累提尔区；继之而起的是布鲁特斯区、祖国之友区和法国剧院区。这时，一个公然在君主派指导之下的参谋本部出现了，保王派记者里塞尔·瑟里西担任主席，法国剧院区的唐尼康将军担任总司令[52]。控制商业桥要冲的阿尔西区在第二天早晨9点钟宣布它站在骚乱者一边[53]，于是河两岸两个叛变的主要中心建立了重要的联系。到这时各区叛乱者大约已有25 000人武装起来，但是大多数都是处于防御状态，等候并不存在的嗜血鬼进行攻击；其中只有7000至8000人——大半来自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附近各区——参加了不久以后对图伊勒里宫的武装进攻[54]。

与此同时，政府已经组织了防御工作。默努被逮捕。巴拉受命代之为巴黎军队总指挥，正规军数目为5000名，此外还有几百名义勇军，包括盲人收容院区派来的250人在内[55]。这时在公众中还默默无闻的波拿巴将军被指定率领炮兵队；他派谬拉带领300人到撒布龙运来40尊大炮，把图伊勒里宫变成了一座要塞，并把每一条通路都把守起来[56]。当叛乱者离开防守坚固的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大本营由北向南推进时，遇到了摧毁一切的炮火——波拿巴有名的“镇压民众运动的密集射击”。连接圣端诺累街和图伊勒里宫的国民大会大街（现在的多飞街）上发生了一场激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57]。6点钟，叛乱者被击退，但仍然占据着圣洛赫教堂、共和国剧院（法国喜剧院）和罗亚尔宫；后两个地方在天黑后不久就陷落了。在人权区，阜尔斯监狱发生骚动，在押犯人害怕——也不无理由——9月“大屠杀”的重演[58]。

在这场事变中，最后的也是最著名的事件是10月6日（葡月14日）早晨进行的圣洛赫之战[59]。夜间，在累珀累提尔区、法国剧院区和布特·代·莫兰区，准备战斗的号召又响起来；人们筑起了街垒，但是反应是不太热烈的。圣洛赫很快地被瓦肖将军攻克；不久以后，巴拉便占领了累珀累提尔区的司令部。第二天，委员会下令将叛变的累珀累提尔区的巴黎国民自卫军掷弹兵及射击手和所有公民一律解除武装，现在这个区几乎遭到了普遍的谴责，认为它是“保王派、股票投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巢穴”[60]。所有区级预选议会都再次被命令停止工作，并分别成立三个军事法庭审讯那些未及逃脱的“这次叛变的主要制造者和煽动者”——这些法庭在法国剧院区、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开庭。10月9日（葡月17日），警察局又用熟悉的和安心的口吻报告说：“巴黎呈现出一片特别安静的景象”，然而他们也觉得不能不加上一句：“不过，仍然有些人为物价高涨而不满并口出怨言。”[61]

政府镇压了叛乱以后，渴望它和曾经反对过它的各区之间不至于产生太深的裂痕。因此，决定把叛变的群众看成是被引入歧途的无罪羔羊，而仅仅对少数“煽动者”——新闻记者、有名的保王派和各区议会的议长、秘书等采取镇压的措施。即使这些人，大多数也让他们逃跑了，因为关卡并没有封锁：仅仅在剧院区，警察准备于两星期内逮捕或传讯的15个人中，就有12个人逃脱[62]。在委员会逮捕的或者想要逮捕的约200人中[63]，只有30名在设于叛变中心区的三个军事法庭上受到审讯（本人或到案或缺席）。在这些人中，有2名执行了死刑（还有5名被缺席判处死刑），8名宣告无罪，其余被判罚款或监禁。一年之后，那些受到缺席裁判的人的判决作为大赦的一部分被撤销了[64]。总而言之，葡月的叛变者比牧月起义者受到了远为宽大的对待——这一事实没有逃开公众的注意和批评[65]。

但是，这两次事变除去目的完全不同而外，其参加者当然也有很大差别。当局意在于葡月的死伤者中找出多数的国外流亡者和死硬的保王派。“（巴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受伤者当中主要是国外流亡者，系绿领结或黑领结的人，很少有商店主……”[66]10月12日的报纸报道中谈到许多尸体穿着粗劣的外衣，里面却包着精致的饰以百合花国徽的内衣[67]。但是，政府和它的代理人力求把骚乱者说成是一小撮保王派的意图过于明显了，因此使群众很难相信这种报道。这种分子可能存在于参加叛乱的“青年团”中间；但是，他们和骚动者队伍中喝醉了酒的工人（警察局侦察员的一份报告曾经谈到，葡月12日累珀累提尔区召集的武装公民中有喝醉了酒的工人[68]）一样，都不能代表全体骚乱者。更有代表性的积极分子至少是叛变被镇压后政府逮捕的或想要逮捕的那几百人。各区那些住宅和文件被警察搜查的人主要是（就能够鉴别其身份者而言）记者、印刷商、公务员、议员和股票投机者，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是酒商。受军事法庭审讯的那些人，除了他们在原来各区的公职以外，都是职业军人、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此外还有一个前王室官员、一个杂货批发商和一个商店助手（他们里面唯一的无套裤党人）[69]。毫无疑问，在累珀累提尔区、布特·代·莫兰区、布鲁特斯区、法国剧院区、阿尔西区、卢森堡区和其他积极参加葡月13日叛变的各区的武装公民的队伍中还有其他社会成分；但是，除去为此目的而特别招募的人以外[70]，他们一定主要是由首都的纳税人、店主和有产者构成的，唯有他们逃脱了自热月以来进行的社会清洗。这些公民曾经称赞过对巴士底的围攻，曾经支持或是不反对推翻王室；但是在巴黎革命的年代里，他们自己在革命群众中成为主要分子或者在巷战中一马当先，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虽然无套裤党在这些事件中起的作用很小，他们像热月以来常有的情形一样，仍然是主要的牺牲者。不错，国民大会为迎合群众心理起见，曾于10月6日发布法令，规定所有负担得起的人要放弃自己的面包配给而到自由市场上去买[71]；但这项措施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物价依然高昂，物资继续缺乏，随着冬日的逼近，这种情况更趋严重。11月，面包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涨到24里弗1磅，煤300里弗1伏阿[72]。20日，在崩孔赛耳区，群众强迫一名商人按10里弗1磅出售他的面包[73]。但是，面对着看来没有什么解决希望的日益严重的困难，一般人都抱着悲观绝望的心情。

“（当时的一个观察家写道）匮乏已经到达极点。巴黎街头呈现出一片妇女和儿童因缺乏营养而奄奄待毙的凄惨景象，医院和救济院不久将容纳不下大批的病人和不幸者。穷困和饥饿几乎使他们完全无话可说；有时偶然说出话来，也是对政府的喃喃诅咒。”[74]

这幅图画使人们想起警察局刚好在一年以前描绘出来的景象。和那时一样，在以后几个月里，生活更为困苦：12月，1磅面包涨到45和50里弗，1796年5月涨到80里弗； 肉价到1月涨到75里弗，3月涨到97里弗[75]。但是，这时，雅各宾派的余众哑然无声，无套裤党的武装战士灰心丧气、东零西散，或被监禁或被解除了武装，再也看不到1795年春天的战斗精神了。巴黎市民也适当地受到了葡月以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分子的威胁和控制： 国民大会召入首都的军队，在督政府时期一直驻扎在巴黎[76]，为波拿巴的军事独裁铺平了道路。“革命群众”——不论是由无套裤党还是由意见不同的资产阶级组成的——的时代在以后许多年内不复存在。

[1] 诚然，热月事件在某种程度已经不属于这种类型，但是那种区别还不像葡月事件这样明显。

[2] 关于这次暴动及其政治背景的最详尽的叙述，可参看黑·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H.Zivy，Le Treize vendémiaire，an Ⅳ），1898年巴黎版。虽然作者充分利用了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往来信件、区议会的议事录、希米特编纂的警察报告（《法国革命年表》）和葡月15日成立的审讯被捕暴徒领袖的军事法庭的记录，但因他的著作问世太早而未能利用奥拉尔编纂的更完全的警察报告（《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

[3] 为此而引用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75页；第2卷，第1—319页（1795年5月29日到10月14日）。

[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26页。

[5]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60、767页；第2卷，第8、34、48、108、120、138、145页。

[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02、151、181、186—189、199、208、210、213、277页。

[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6页；第2卷，第36、139页。

[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4、34、113页。

[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368、376、750页；第2卷，第3、8、36、61、113、191、271、291、327页。一伏阿相当于56立方英尺。

[1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42页。

[1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86、50页。

[1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7页；第2卷，第48—49页。

[13] 累珀累提尔区、万多姆广场区、布特·代·莫兰区在5月到7月中都感到食物缺乏并发出了怨言，甚至于谈到“最近再来一次暴动把那些代表和商人都赶进坟墓”。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可参看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67页；第2卷，第48、60、65、108页。

[14] 参看10月5日（葡月13日）的一份报告：“所有投机商人都是从这两个区（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作者注）的中心来的，他们在平等宫做最卑鄙的交易，既危害国家利益也危害私人利益。”（《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00页）

[15]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53、65、177页。

[1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2、43—44、67页。

[1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70、77—78、161页。

[1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08页（并可参看143页）。

[1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82、233、254、276页。

[2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47、65、182、184页。

[21] 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73页；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4、77—78、161、182—183页。

[2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87、218页。

[23] 其余各区是万多姆广场区、崩孔赛耳区、西区（红帽区）、累珀累提尔区、布鲁特斯区和布特·代·莫兰区（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28页；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23页）。

[2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9页。

[25]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8页；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27页。

[2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67—268页。

[27]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24—25页。

[2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04—265页（各处）。

[2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467页。关于1789年至1794年整个时期累珀累提尔区始终存在着反革命阴谋的情况和它的社会基础，可参看阿·德·勒斯塔皮：《关于海军上将的阴谋》（A.de Lestapis，“Autour de l’attentat d’Admiral”），载《法国革命史年鉴》，1957年，第6—18、106—120页。

[30] 回想起来，崩孔赛耳区的一个无套裤党人敏锐的政治眼光是值得注意的，这个人在牧月4日鼓动人们武装支援圣安东郊区时就曾说过，“我们要打倒……布特·代·莫兰区，累珀累提尔区的贵族和花花公子以及其他该死的坏蛋”（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62，第2号卷）。预选议会讨论新宪法后，投赞成君主制的少数票在下列各区的记录是：团结区（6）、布特·代·莫兰区（6）、老城区（5）（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85页；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327—328页）。

[31]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29页。

[3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卷，第236页。

[33]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41 4598；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1—32页。这些区是：祖国之友区、兵工场区、崩孔赛耳区、崩迪区、新崩纳区、布鲁特斯区、香榭丽舍区、老城区、人权区、格雷讷累喷泉区、粮食市场区、武装人区、不可分割区、植物园区、累珀累提尔区、卢森堡区、市场区、白山区、天文台区、西区（红帽区）、万多姆广场区、普瓦松尼区、新桥区、再团结区、大教堂区、法国剧院区、图伊勒里区和团结区等。

[3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46页。

[35] 表决结果是：赞成宪法的有914 853票，反对的有41 892票；赞成“三分之二”法令的有167 758票，反对的有95 373票（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5页）。

[36] 这些议会包括祖国之友区、兵工场区、老城区、人权区、格雷讷累喷泉区、白山区、新桥区、再团结区、法国剧院区、忠诚区（市政厅区）和球场区等——后两个区没有在9月16日的致全国预选议会书上签字（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6页）。

[37] 他们参加了布鲁特斯区，累珀累提尔区和卢森堡区的议会（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3页）。

[38]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6—37页；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布特·代·莫兰区），第480—481、483—488、489—490、502—505页。关于在罗亚尔宫和其他地方对于个人进行的袭击，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对开本第462、463—464、465—466、467—468、508页。

[3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对开本第472—478页。关于类似的话，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对开本第499—500页和Aa 189（博物院区），对开本第208、211页。

[4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327—328、240—241页。

[41]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43页。

[4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79页。

[43] 从德勒到巴黎的两个代表被捕；在诺农库尔，地方民兵队和正规军曾发生冲突（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44页）。

[44] 这四个区是布鲁特斯区、普瓦松尼区、大教堂区和社会契约区——后者不是9月16日声明的签字者。

[45]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52页。

[4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83、290页。

[4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32、283、290、297页（重点是作者加的）。

[4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95页。

[49] 例如，伦巴匠区民政委员会拒绝了区议会发出战斗号召的请求；然而第二天早晨，不经该委员会的同意，号召的钟声却响了起来（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176页）。

[5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93—299页。关于葡月12日和13日在阿尔西区、格拉维叶区、西区和大教堂区的对于“匪徒”“恐怖党”和“恶徒们”的同样恐惧，可参看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6—558。

[5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97页。

[52]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66—69页。

[53] 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7—558，第2号卷。

[54]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84—85页。

[55] 在此以前“效忠”于国民大会的其他各区——蒙特娄区、玻宾库尔区、格拉维叶区、法兰西警卫军区和伟人祠区——拒绝响应召唤。格拉维叶区实际上已经表决和累珀累提尔区联合在一起（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69页）。

[56] 和传说相反，事实上，在这次事件中，波拿巴起初只是巴拉手下服役的六七名将军之一。只是在战事结束后，在巴拉的请求下，波拿巴才被正式承认作为他的副指挥（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73—78页）。

[57] 双方各伤亡二三百人（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95页）。关于图伊勒里区由于战争而受到的财产损失的情况，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52，对开本第378、417—418页。“国民大会大街一个要求赔偿损失者有些激动地说，他家里的玻璃窗大部分都被砸碎了，给他所造成的损失就是对他的财产的一种侵犯，而法律却是保证他的财产的安全的”（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

[58]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36，对开本第224—225页。

[59] 具体事例可参看巴尔扎克：《恺撒·比罗托》（Balzac，César Birotteau ）（第1版，1837年）。

[6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06页。

[6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13页。

[6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43，对开本第23—60页。

[63] 我曾在16个区里发现66起这种案件，但是警察局记录很不完整：例如，关于这一时期累珀累提尔区的情况就没有记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1、74，75、77、134、158、168、175、177、202、211、214、219、242、243、252）。

[64] 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6—558；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99—101页。

[65] “有些人评论说：比起葡月13日暴动者的罪过，牧月暴动者的罪过要小得多，因为后者只是要求面包，而前者则企图攻击和消灭国家代议机构；可是……牧月暴动者却受到比葡月13日的暴动者远为严厉而轻率的裁决。”〔1795年10月13日警察局侦察员的报告，见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19页〕

[66]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85页，

[6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18页。

[6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97页。

[69] 参阅本书第176页注②和注③。

[70] 军事法庭的记录里报告了少数这样的例子，但我们不能估计出它们的重要性（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6—558）。

[7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08页。

[7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75、434页。

[7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4，对开本第608页。

[7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434页（11月26日的报告）。

[75] 埃·勒伐塞：《1789年至1870年法国工人阶级史》（E.Levasseur，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1902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36—244页。

[76] 关于驻军对巴黎市民构成威胁的早期的事例（偷窃东西、损坏财物、伤害生命），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52（图伊勒里区），对开本第356—368、373—375、378、417—419页。

第三篇 革命群众剖析

第十二章 革命群众的构成

虽然以前各章所描述的各种革命骚乱和暴动，在范围、组织和目的上各不相同，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在它们当中是否贯串着一条共同的线索。首先，在这些运动参加者的社会成分上，就显然有着某种类型的一致性，因为除了葡月武装叛变者是唯一的例外，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巴黎无套裤党人——首都的作坊老板、工匠、工资劳动者、店主和小商贩。因此，关于社会出身，我们在示威和起事的广大群众与指导这些活动或从这些活动中取得政治资本的政治领袖——1789年5月到7月的巴黎选举人、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或者国民议会的代表、哥德利埃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之间，就看到了一种明显的区别。这些政治领袖，除极少数例外，都是来自商业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的贵族[1]。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一种领导人和参加者在出身上的不一致，怎样反映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目的的不一致上。

可是，虽然参加这些事变的革命群众绝大部分是由无套裤党组成，但他们绝不是来自同样的社会集团。如果把他们说成是巴黎下层社会性质相同的、无名的“乌合之众”，只要政治领袖一发命令就会立即采取行动，或者由于饥饿或暂时不满的刺激就会自发地产生反应，事实上，那将是一种明显的过分简单化。然而在回忆录作者和历史学家的笔下，他们却经常被描绘成为这种形象。

要纠正这种错误的描绘，我们不能不研究一下隐伏于这些革命暴动后面的根本动机；可是，在这样做以前，我们先必须再看一看参加这些暴动的都是哪些人。如我们所看到的，1787年秋和1788年骚动的爆发是对于巴黎法院在贵族反叛时期和国王及其大臣进行斗争当中所做的鼓动的反应。最初推动这些骚动的是律师的书记和法院的传达员；可是，当骚动继续下去的时候，老城区的学徒工和帮工便参加了法院书记员的斗争，而在1788年，许多市场区、圣马瑟勒和圣日尔曼郊区的“贱民”也参加了进来。事实上，那些被捕者主要是由小店主、工匠和帮工组成的，其中有半数是各种行业的工资劳动者[2]。作坊帮工和体力劳动者在1789年4月的累维伊扬暴动中起的作用尤为显著。当时，愤怒的群众曾经在圣安东郊区捣毁了两家制造商的房屋。我们看到，这一次，构成骚动者中间最积极成分的巡回队曾经特别努力在工资劳动者的工作地点——码头、作坊和工场——和住所召集他们参加骚动；而骚动的结果是：在大约70名死伤和被捕的人当中，有50名以上的各种工资劳动者。这个比例数固然高得非凡，然而，考虑到在物质极度缺乏和面包价格高涨时期，累维伊扬竟然或隐含或有意地对工人的生活水平提出威胁，因而引起了郊区及其附近地区帮工和体力劳动者的特别仇视，这也许就不足为奇了[3]。

我们可以非常符合事实地说，1789年7月的巴黎革命是由全部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进行的：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些武装起来的人可能达到25万之多。但是，那个伟大起义的几个主要事件当中最积极的分子，在数目上就少得多了，并且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那些人。直接进攻巴士底监狱的人，大多数是新成立的国民自卫军的成员，在数目上只不过有几百人。这些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是生意兴隆的商人或其他资产阶级，绝大多数是来自范围广泛的各行各业的工匠、店主和帮工，虽然他们主要来自圣安东郊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建筑业、家具业和奢侈品业[4]。在巴士底，乡村失业工人（他们大量流入首都是预报革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一种明显表现）起的作用很小或者没有起作用；一般工资劳动者，甚至作坊的帮工，似乎也显然是少数。 7月11日到14日焚毁税卡和13日洗劫圣拉扎尔男修道院的群众，在构成上就与此完全不同了。在关卡事件中，同在巴士底一样，突出的骚动者中间有少数资产阶级——甚至有贵族。有人在通向圣马瑟勒郊区的两个关卡上看到贵族冒险家圣费利的谬斯基讷。在北面两个关卡的纵火犯中，“有两个衣冠楚楚的人”。龙场地方骚动者的领袖“带着贵族风度”，在巴塞，有“穿着白礼服的人”。检察长后来发出逮捕状要逮捕的80人里面，有一个人被描写成身穿“蓝衣服，带着一根金柄手杖”，另一个“骑着白马”。但是这些都只是例外，目睹者最常描述的骚动者是服装简陋的男女老百姓——当地的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他们里面还有不少的酒商和所谓职业走私者，但是也有从事劳动的家庭主妇、挑水夫、建筑工人、桶匠和来自附近救济工场的失业者[5]。在圣拉扎尔修道院的抢掠和破坏，似乎也主要是由小商贩、在业和失业的体力劳动者及当地穷人做出来的，而不是由工匠和帮工干的。当然，这一事件和其他两个事件不同，它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性事件，参加的人几乎全是城北圣丹尼郊区大街和圣拉扎尔郊区大街交界地方附近一带的住户[6]。

至于把路易十六逼回首都的10月5日向凡尔赛的进军，我们没有参与者的名单可以参考，警察关于被捕者和死者的报告涉及的人数也太少，因此不能从中得出任何一般的结论。但是从哈代的日记和其他各种报告者或目击者的证明中我们看到，是市场妇女发动了9月和10月的整个面包运动，而在向凡尔赛进军的第一支大队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市场妇女；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妇女的游行队伍中，除去有特许证的小摊贩、卖鱼妇和市场劳动妇女以外，还包括有服装整齐的资产阶级（哈代把她们叫作“戴帽子的女人”）和其他各社会阶层的妇女[7]。在报道那些拥挤在凡尔赛国民议会议席中的妇女所呈现的奇观时，哈代说：

许多妇女的打扮使这种景象显得格外奇特，她们穿着相当漂亮的女服，可是短裙上却佩带着猎刀或短剑[8]。

关于那两万名国民自卫军（他们那天早晨在格累夫广场上列队，当天下午强迫显然很勉强的拉斐德带领他们跟在游行妇女后边到凡尔赛去），我们知道的就更少了——不过，从见证人在巴黎警察局提出来的证据以及从在凡尔赛逮捕的少数人的装束来看，他们仍然是由圣安东郊区及其邻近各地区的作坊老板、工匠和帮工组成的[9]。但是，这一次按地区来说，光荣无疑地要归于中央市场的女摊贩和卖鱼妇女。妇女在这次事件中，比在任何其他类似的革命事件中都更起主导作用，并且始终是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1790年的长期平静之后，我们看到：由民主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又于1791年春季爆发。这一次，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几乎席卷了巴黎的每个区，并且采取了明显的政治形式。1791年7月17日在马尔斯教场环绕祖国之坛举行的大会是这次运动的高潮，当时有5万人集会，准备在哥德利埃俱乐部起草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路易十六退位。在颁布戒严令和国民自卫军开枪之前已经签了名的6000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请愿书上签名的地方散布着许多圈起来的十字[10]。从警察报告的间接证明中我们知道：在夏秋几个月里，因政治嫌疑而被捕或者在示威时当场死伤的大约250人中，一半以上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主要是独立经营的工匠、店主和小商贩，也杂有少数租金收入者、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小职员，每20个人中约有妇女一人[11]。

1792年8月进攻图伊勒里宫与两年前进攻巴士底的情况相类似，主要是一个军事行动，执行这一行动的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队伍，并得到了一些从外省来的队伍的支持。由于工资劳动者在几天以前实际上还不能参加巴黎民兵队，而妇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被编入，所以我们不能期待8月10日的起事者和卷入1791年政治运动的起事者一样，能够大体上代表巴黎的整个无套裤党。但是，从本人或家属申请恤金的那些名单中我们看到，仍是郊区和市场区的无套裤党人起了主要作用：在名单中标明职业的123人中，绝大多数是工匠、店主、帮工和“一般”工人，工资劳动者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二[12]。

就我们从不完全的记录所知道的，参加1792年和1793年最初几个月粮食暴动的群众，其性质有些不同。我们可能还记得，这些暴动是在物价陡涨时期反对食品商人特别是杂货商人的一种多少带有自发性质的骚乱。所以，在闹事的时候有许多妇女参加就不足为奇了：杂货商的证词说妇女成群结队地侵入他们的店铺，并且特别提到圣马瑟勒郊区的洗衣妇和市场妇女。一个名叫阿尼埃斯·贝尔娜的妇女因为参与1793年的骚动被判处两年徒刑[13]；不过，妇女实际被捕的人数——约为被捕者的八分之一——并不能充分反映她们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另一个特点是被卷入的厨师和家庭仆役的数目较大；在被捕的工资劳动者中（在有记录可查的那些人中占五分之三），事实上绝大多数是仆役、码头工人和其他非熟练工人或一般工人，而不是传统手工业的帮工[14]。

共和国第三年牧月（1795年5月），在群众反对罗伯斯庇尔的热月继任者的伟大起义中，重新出现了大批的妇女和工匠。在这方面，这次骚动和1789年10月那一次有显著的相似之点，那时，巴黎人向凡尔赛进军，具有抗议面包缺乏和把国王带回首都的双重目的。在这两次事件中，市场和郊区妇女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紧接着妇女为面包而暴动之后，就是编入国民自卫军队伍的商贩和工匠们的起义。在牧月事件里，这个特点反映在因参加这次骚动而被捕的市民名单上：和人数虽少却有相当影响的妇女在一起的，我们看到有很多作坊老板、独立工匠和各行各业的帮工[15]。

从这一简单的回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骚动者和起事者在成分上的共同之点，也能看到某些显著的差别。共同之点自然是除去一次以外，在所有这些骚动中，都是无套裤党占重要地位。不过其他社会成分也起了某一些作用：在共和国第四年的葡月事件中尤其是如此；这里边也有少数资产阶级、租金收入者、商人、公务员和专门职业者参加了破坏关卡（可能是罗亚尔宫奥尔良派直接派遣的人）、攻陷巴士底、马尔斯教场事件、进攻图伊勒里宫和牧月的暴乱[16]。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在进军凡尔赛、1792年到1798年的粮食暴动和牧月事件中，妇女的作用特别明显。这当然完全不足为奇，因为在这些事件中，粮食价格和面包、牛油等问题完全是主要的；我们看到，在最后发展成为马尔斯教场大屠杀的本质上属于政治性的运动中，妇女起的作用就不太显著；至于主要是军事行动的进攻巴士底和图伊勒里宫以及从国民大会中逐出吉伦德党议员们的事件中，妇女的作用当然就更小了。再有，虽然工资劳动者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起了实际的作用，但他们只在唯一的一次重要暴动中起了显然是主要的作用，这似乎就是圣安东郊区的累维伊扬事件。这个原因并不难发现，因为这次事件虽然不能说它是罢工或工资运动（累维伊扬自己的工人似乎并没有参加），但它是唯一带有一点工人和雇主之间直接冲突痕迹的行动。还有一点无疑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手工业者——无论是老板、独立工匠或帮工——在某些暴动中比在其他暴动中显得更突出。当一个小手工业区大部分被卷入暴动——像老城区被卷入1787年和1788年的暴动及圣安东郊区被卷入其他许多暴动——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但这似乎也是比较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如马尔斯教场事件和武装进攻巴士底、图伊勒里宫等——的一个特点，这时主要推动力无疑是小店主和作坊老板，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带着自己的伙计、帮工和学徒一起参加。与此有关，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行业如装修、建筑、五金和制衣各业的成员，特别具有持久的战斗精神。在所有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制锁匠、细木工、家具制作工、鞋匠和裁缝；其他常常表现较突出的是石匠、理发师和雕刻匠；在从事于相对非专门技术行业的人当中，有酒商、运水夫、搬运工人、厨师和家庭仆役。工场（纺织、玻璃、烟草、花毯和瓷器）雇用的工人们，除网纱工以外，在这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都不太显著[17]。

对于这些记录的研究证实了一种传统的看法，即最经常和最热心参加革命暴动和起义的巴黎地区是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圣安东郊区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区的工匠和帮工曾发动并控制累维伊扬暴动、巴士底的攻占和王室的推翻，在1793年5月至6月的革命和牧月的群众起义中也起了突出的作用；事实上，我们从警察报告中看到，只有在1787到1788年的事变和马尔斯教场事件中，圣安东郊区才没有起很大作用或根本没有起作用。圣马瑟勒郊区固然在1788年9月到10月的骚动中有一些实际的贡献，并且也派出了一些义勇队参加围攻巴士底，然而它只是在1791年春季和夏季才开始起有真正的突出作用。此后，它在1792年8月和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以及牧月暴动中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圣安东郊区[18]。当然，在葡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虽然有产者和“温和派”当时甚至已经掌握了有名的各区，但是，带头和掌握主动的不是这两个区，而是传统的属于资产阶级的累珀累提尔区（图书馆区）和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另外，圣安东郊区的盲人收容院区，却表现了自己的特色，单独派遣了一支武装义勇队去对抗反革命的叛徒。

但是，即使能够证明，除去最后一次以外，在所有革命暴动中占压倒多数的参加者都是巴黎无套裤党人，可是，究竟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他们来自于其中的社会集团呢？泰讷和他的追随者虽然不否认在革命群众中有商贩、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然而却坚持革命群众中的主要成分是“流浪汉”“罪犯”和“无家可归的人”[19]。考虑到流浪汉、小偷和失业者在各个革命阶段对大小有产者造成的恐惧，那么进行这种攻击也许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当时怀有敌意的记者、回忆录作家和警政当局也曾不止一次地肯定这样说。但是，至少是把这种攻击施之于首都，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有详细情况可查的累维伊扬事件的68名被捕者、受伤者和死者中间，只有3名没有固定住所——一名补鞋匠、一名车夫和一名挖掘工[20]。烧毁关卡后预定逮捕的将近80人和4个因为打碎圣丹尼关卡窗户而被逮捕的人全都有固定的住所和职业[21]。在1789年7月抢劫圣拉扎尔修道院时被捕的约60个人，只有9人是没有固定住所的失业工人，他们是在7月革命期间对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以及公寓寄宿者进行大举搜查时被捕的，可能根本和抢劫修道院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22]。巴士底攻克者662人以及1792年8月由本人或家属申请补助金的那些人，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住所和一定的职业[23]。马尔斯教场示威前几个星期中，一名乞丐因辱骂国王和王后被捕，另一个乞丐因为赞扬他们从巴黎出亡而被捕；还有两名是因为闹事和侮辱国民自卫军被捕；其他三个人被描写成为“没有职业的人”；这一时期其余250名被捕者看来全有固定住所[24]。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的被捕者中，记录上也没有提到流浪汉和乞丐；也许更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与1792年和1793年杂货暴动有牵连的那些人中，也没有提到这类人。毫无疑问，这些分子在这些场合下是混在骚动者和起义者中间的，而且我们知道，他们在1789年7月革命时期引起了巴黎选举人的忧虑[25]；但是在这些运动中，看来他们起的完全是次要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失业工人或寄居在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间或公寓中的工人和工匠（往往被人轻视的“无固定住所的人”），不是构成革命群众的有力因素。在革命初期那几年特别是这种情形，那时，除乡村失业者大批涌入城市外，在很多的巴黎手工业部门中都有大批的失业者；不过在1791年秋天以后，这个因素已日趋下降。我们在累维伊扬暴动中发现，大约50名被捕或受伤的工人中，有8名是失业者，而在与马尔斯教场事件有关的被捕者中，这个比率还要高一些[26]。1789年7月，也有间接的证据表明，在参加攻击巴士底的那些人中间有失业的工匠、帮工和体力劳动者（只有极少数来自救济工场）。例如，我们知道在巴士底陷落以后，曾募集了相当数量的款子来救济这个郊区的困难，而在后来请求国民议会给以失业救济的900名石匠当中，有几个人声称他们参加了进攻巴士底[27]。我们也曾看到来自邻近救济工场的失业工人在破坏关卡和圣拉扎尔修道院的抢劫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28]。无固定住所的人在首都的工资劳动者、小工匠和小商贩中占有相当比重，而绝不仅限于失业者或临时工，虽然当时一般都传说客店或者备有家具出租的房屋是专为外地人、外国人、凶犯、窃盗和无家可归的人预备的。实际上这些客店或出租房屋的主人或租屋人必须依法每天统计所有的寄居者，并向警察局报告[29]。从无固定住所者的数量看来[30]，他们在各次骚动的参加者中间占相当比重是不足为奇的——在累维伊扬事件的被捕者中大约占四分之一，在巴士底攻克者中占十分之一，在马尔斯教场运动最积极的活动者中占五分之一，在杂货暴动的被捕者和下狱者当中占六分之一[31]。但是这当然和泰讷所说的无家可归的人不是一回事，并且不能进一步说明这里边有多少流浪汉。

还有一种争论是：在革命暴动中，罪犯和匪徒起了显著的作用。如果我们细加研究，这种争论也是不易站得住脚的。警察局审讯押犯的时候，习惯于询问他们以前是否判过徒刑，而且在他们犯过比较严重罪行的情况下，很容易验明他们是否被打上了臭名昭著的盗窃犯V字或船役囚徒G字的烙印。审讯累维伊扬案犯人的8个警务委员只能发现三个以前有过前科的人——2名曾因轻微犯罪而在阜尔斯监狱中被短期拘留过，另一个码头工人达代涅烙有V字[32]。但这是一个例外。在因抢劫圣拉扎尔修道院而被捕的人当中，只有一名服过徒刑——屠夫的学徒卡特勒沃，他以前曾被判在阜尔斯监狱监禁17天[33]。1789年8月，圣丹尼发生了一次食物暴动，杀死了区长助理夏特耳，在与该案有关的21名被捕者中，没有一个看来有过犯罪记录；在9月凡尔赛的类似暴动中被捕的15个人中，只有3个人以前服过刑——一个因为在1788年偷过四块木头，两个因为轻微地违犯过军纪[34]。在马尔斯教场事件前后几个月内，巴黎各区因政治犯罪而被捕的150人中，只有4人有过前科，而他们的犯罪情节也很轻[35]。共和国第四年，因被认为参与九月屠杀而受审的39人中，没有一个人以前在法庭上出现过[36]。不幸的是，我们得不到关于其他重大革命暴动的这类材料；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说，以上这些证据是有巨大力量的，应当说是无可辩驳。整体看来，参加到革命群众中的那些人，事实上并不比其他巴黎普通公民更倾向于犯罪，或者更倾向于暴动或扰乱秩序。

当然，有人可以争辩说，这样的人并不能完全代表巴黎“贱民”，因为就他们参加革命事件的情况看来，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少数斗士。但是，这一点却不能过分强调。诚然，对于一小批“领导人”或者（如卡隆所称呼的）“活动家”（这些人甚至在看来好像是最自发的运动中都可能起过一些作用）说来，认为他们与众不同可能是正确的；关于这些人，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还要谈到。而且，这种说法无疑也可以用到这样一些无套裤党人身上，他们在共和国第二年曾在各区起过积极作用，或者担任过地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乃至于公社的委员（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很少是工资劳动者）：他们自然就是“无套裤党”这个名词在其社会政治意义上所最常指的那些人。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把公认的巴士底攻克者、1792年8月猛攻图伊勒里宫的或在牧月武装向国民大会进军的那些人，乃至在1791年春天和夏天用直率的政治语言斥责制宪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几百人（我们已经看到过厨娘康斯坦·埃符娜的例子），看作是少数斗士。但是我们却很难同样有把握地把这个名称用到捣毁累维伊扬住宅的体力劳动者和帮工身上，很难用来指那些在1792年至1793年闯入杂货商店强行规定他们自己的群众性物价管制形式的男女，很难用在那些赞扬九月屠杀的许多人身上（甚至用在屠杀者本人的身上），或者用在10月向凡尔赛进军、在牧月为面包和1793年宪法而示威游行的那些妇女身上。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作出这种区别呢？这自然涉及比本章所讨论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在我们研究了把群众吸引到一起并使他们发挥出革命精神的各种动机和其他形式的推动力量以后，我们也许就能够更有把握地来回答这一问题。

[1] 米拉波和拉斐德自然是贵族——正像不太著名的人物如圣费利的谬斯基讷与圣杜律治侯爵等也是贵族一样。罗伯斯庇尔和丹敦以前是律师、德姆连、布里索和艾贝尔是记者，马拉由医生转为记者。西哀士和雅各·卢是教士，桑代尔和勒冉德尔是生意兴隆的商人，马伊雅是法庭职员，美洲人富尼叶是一个小康的资产阶级的儿子。甚至于共和国第二年巴黎国民自卫军所谓无套裤党总司令安利奥，也是以前的海关职员，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佣仆。在次要的但尚为人们所知的革命领袖中，也许唯一的真正无套裤党（就这一被滥用了的名词的真正社会意义而言）是罗西诺耳将军，他以前是一个金匠帮工。

[2] 参看附录三。

[3] 参阅本书第40页以下。

[4] 参阅附录三和附录四。

[5] 国家档案馆文件：E1a 886。

[6] 国家档案馆文件：E^2 4691。

[7] 参阅本书第77—80页。

[8]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6页。

[9] 参阅本书第81—83页。

[10]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第11卷，第113页。

[11] 参阅附录四、附录五和本书第95—98页。关于1789年至1791年起事者和骚动者社会成分的详尽研究，可参看我所写的《1789年至1791年巴黎起事者的社会成分》（“La Composition sociale des insurrections parisiennes de 1789 à 1791”），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27期，1952年，第256—288页。

[12] 参阅附录四和本书第109—113页。

[13] 赛纳瓦兹省档案馆文件：B集，凡尔赛刑事法庭，1793年5月。

[14] 参阅附录四和乔·鲁德：《1793年2月25日和26日的骚动》（“Les Émeutes des25，26 février 1793”），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46—51页。

[15] 参阅附录四和附录五。

[16] 参阅附录四。

[17] 参阅附录四。我们自然也注意到了从事军火工场工作的工人在1794年和1795年最初几个月里所表现的特殊战斗精神（参阅上文第138—142、149—151页），但是这些人一般都是从小作坊来的从前的制锁匠、细木工和五金工，关于他们我们已经提到了。

[18] 参阅附录三。根据研究过的记载来看，其他比较一贯“革命”的是市政厅附近的各区（如阿尔西区和兵工场区）和某些中心区（如罗浮区、奥拉托利区、莫孔赛耳区、老实人市场区、格拉维叶区和伦巴底区）——北部的大教堂区、崩迪区和圣母山郊区以及西南部的伤兵院区，有时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精神。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只是那些全区积极参加或区内有大批个人积极参加街头示威和暴动的各区。所以，我们这里没有谈到那些提出纯属初步革命倡议的各区（例如1793年4月的粮食市场区和崩孔赛耳区）。事实上，在区委员会办公室或区议会里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常常采取向其他团体发出请愿书或决议书等形式——和住在同一个区里的示威者与起事者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并不完全相符合（除去短时期内圣安东郊区的情形可能是例外）。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二者的社会成分——除去1793年至1794年的短时期以外——有显著的差别。

[19] 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8、41、53—54、81、130、135页；普·加佐特：《法国革命》，第122、133—134、146页。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Y18795，对开本第444—461页。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Z1a 886；Y 10649，对开本第18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Z1a 886；Y 10649，对开本第20—21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F^15 3269—3274；F^7 4426。

[24]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67，对开本第51页；157，对开本第134页；Ab 324，第28—29、32、36、37页。

[25] 《巴黎选举人大会……会议记录》，第2卷，第156页以下。

[26] 参阅附录五。

[27] 国家档案馆文件：C 134，第6号卷，对开本第14—15页；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集，第5卷，第260页。

[28] 参阅本书第182—184页。

[29]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21页，注5；第419页，注4。

[30] 在1795年的人口调查——这一时期唯一的一次把无固定住所的人计算在内的调查中，无固定住所者在25个区中的数目是9792人〔普·摩里奥：《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第32页〕；但这时是人口大量外移时期，使住在客店和公寓的人大为减少〔让·德·拉·蒙内雷：《革命时期巴黎公寓业的危机》（J.de la Monneraye，La Crlise du logement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928年巴黎版，第12—13页〕。

[31] 参阅附录五。随便从马伊雅的巴士底攻克者的名单中举一个例子：日·阿·拉木勒，锡匠，寄住在拉坡街公寓经理人布瓦尚那里；马克-安东·圣保罗，独立的渔夫，住在圣马瑟勒郊区的公寓；让·加布里勒，印刷工人，寄居在莫培广场附近普拉特勒街的一个酒商那里；冈比和塞曼，河畔工人，寄居在圣保罗教区菲基埃街沙龙客栈（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3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101，13454。

[33]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34]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497；塞纳瓦兹省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审讯记录，1789年，对开本第7—21页。

[35]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37，对开本第177—178页；173，对开本第24、25—26页；215，对开本第451—452页。再参看附录五。

[36] 皮·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11页。

第十三章 革命群众的动机

泰讷和他那一派史学家坚持说，收买、贿赂和企图抢劫是煽起革命活动的主要原因。在谈过以上各种情况之后，我们也许就不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惊奇。莫提梅-泰诺说：“在大部分群众运动中，金钱比热情起的作用更大”[1]。按照泰讷的说法，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的市场妇女，是为这一目的而被雇用来的[2]；较为晚近的作家加埃，甚至于更具体地断言，工匠和帮工都是被收买来参加进攻巴士底的：“有人在工场里（他写道）以每人一个金路易的代价进行收买。”[3]1792年8月猛攻图伊勒里宫的队伍，被莫提梅-泰诺说成是“那些无耻的人，借忠诚爱国之名肆无忌惮地从事杀戮和抢劫”[4]。

自然，在大革命当时就不乏似乎足以证实这种观点的说法。无论是反对革命的保王派还是革命当局，他们在认为这样做对于自己有利的时候，都会特别随便地进行这种攻击。例如，《国王之友》的主编蒙勺瓦，声称他掌握有可以证明有人向累维伊扬暴动者散发金钱的直接证据：

我问过许多这种穷人（他写道）……我毫不怀疑，他们每人都得到了12里弗的收买费。[5]

为平定骚乱而征集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贝桑伐尔根据警探的一致证明声称，“人们看到有人煽动暴乱，甚至于散发金钱”[6]。暴动的两个主要牺牲者，亨利奥和累维伊扬都作过同样的攻击[7]。

此外，1789年7月，一个圣拉扎尔事件的见证人声称，他曾看见有人出示装满银币的口袋；同时，在关卡上，一个见证人报告说，他曾听到一个骚动者夸耀自己接受了米拉波的钱，据说还有一个网纱工，“为了参加这些骚乱”，他每天接受9里弗钱[8]。哈代在他那本日记上记载说，那些面包骚动者的首领曾经企图于9月在凡尔赛吊死一个面包商，后来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衣袋里都有33里弗[9]。为调查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而设立的警方调查团，曾要求许多见证人提出关于弗兰德斯旅团士兵、巴黎市场妇女和其他职业比较可疑的人曾受过厚贿收买的证明——推测收买者是调查团准备予以中伤的奥尔良派。泰讷及其追随者曾经随便引用这些资料来充实自己的论点。[10]

在马尔斯教场冲突事件前的社会紧张时期，批评当局的人动不动就被看成是被新政权的敌人以金钱收买的密探分子。小报《杂谈》把救济工场新近解散的工人说成是“被叛徒收买的人”[11]。在这以前，巴黎市长贝野就曾把1790年5月圣安东郊区的骚动（当时有3名窃盗被激动的群众处死）归之于同样的原因：“政府知道有人分发金钱来达到制造危险暴乱的目的。”[12]做这种群众受贿攻击的，不仅是仇视革命的人，还有如贝野这样的君主立宪派。在1793年2月的雅各宾派议员和巴黎市政当局看来，如果说杂货暴动者的动机纯粹是希望得到便宜的咖啡、食糖或肥皂，那也是难以想象的；在警察局密探提出的报告中，有许多地方提到带着成捆的指券或者大把分发金银的男女[13]。在牧月里，警察局也根据其密探的证明声称：“据说有人在圣安东郊区分发指券来鼓动暴乱。”[14]

至于对待在这类骚动中被捕、受伤或被杀死的人，当局自然有一种现成的方法，那就是不仅宣布他们的怀疑，而且还要证实他们这种怀疑的正确。在他们接触到这一问题时，当时法国的警察局和市政委员会或政府委员会同英国的或其他地方的同等机关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在面对着“下等人民”对于现存秩序挑战时，总是臆断群众被人收买，而对于群众起义的补救办法是搜捕假定的阴谋叛乱者而不是解除社会的不平。所以，在累维伊扬骚动之后，警务委员在审讯被捕者和受伤者时，问他们是不是知道有人用钱鼓动暴乱[15]。当官方对油脂运输工人让-尼古拉·丕平进行审讯，审问他和圣拉扎尔抢劫事件以及7月12日到14日在罗亚尔宫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般事件有什么关系时，就曾问他“是否接受过某些人的钱”[16]。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后来以在圣安东郊区犯下“倡乱罪”被绞死的米契尔·阿德里安，在被审讯时，人们曾问他“在7月12日前后是否收到过不同的人给他的钱，让他在巴黎发动暴乱”[17]。弗朗索瓦·比隆，由于1789年秋季在军校区威胁着要吊死一个面包商人而被控告，审讯人问他，“是否受过某些居心叵测的人的煽动……那些人想用钱来对他进行诱惑”[18]。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叙述下去——1791年夏季和秋季被捕的人，受过与杂货暴动有关的审讯的那些人，以及在共和国第三年牧月被军事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传讯的那些人都受过这种讯问[19]。通常的回答是完全否认，但是有时候这种回答却更有意思。例如，我们发现，在1791年，一个万多姆广场区的家庭仆役用意料不到的反驳回答了这个老问题，他说他不仅没有因为参加政治事件而接受过金钱，而且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他为此而花去了24苏——显然指的是他作为一个雅各宾俱乐部会员所缴纳的会费[20]。在牧月，一个盲人收容院区的炮手，当问到他是否知道有人在郊区散发金钱时，他的回答是“不知道”，虽然他又加上了一句，说，“他听到有人说过，要发钱和两磅面包来鼓动暴乱”[21]。但是没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人直接承认，或有一个犯人或其他见证人曾经于进行这种交易时被捕。

况且，警察局还有更为有效的搜查犯人的方法。而且如果在犯人身上搜查出可疑的物品或者一定数量的金钱，他们有一切理由予以公布。可是几乎在每一个我们有记录可查的案件里，这种搜查的结果都是一无所获。不错，在累维伊扬暴动后，一个被捕的造纸工人被发现身上带有4里弗，并且承认这笔钱是他在罗亚尔宫碰见的两个人给他的——但是这是发生在骚动已经平息足有一个星期之后的事[22]。贝桑伐尔和蒙勺瓦提出的，并且为作家们在《历史问题评论》中所重复过的群众被人收买的说法，看来所根据的只是这样一种极不可靠的基础。此外，1789年7月14日在圣丹尼关卡被捕的4名青年工人中，有一名被发现衣袋里装有157里弗12苏银币；但十分明显的是，这笔钱如果不是偷自关卡，便是（如犯人所坚持的那样）在圣拉扎尔寺院的暴动中拾到的[23]。甚至通常是一个可靠见证人的哈代，似乎也完全受到了报告的迷惑，竟认为1789年9月的凡尔赛面包暴动者的钱袋里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钱，可是关于这次事件的警察报告对此却只字未提[24]。至于在警方调查十月事件的过程中对于群众被收买所进行的大量攻击，由于缺少旁证，大部分都不能相信，因为他们的说法很含糊，并且多数见证人都是可疑的[25]。

虽然广泛收买的证明可以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但我们却不能过于不假思索地否认一切，认为抢劫完全不是使人参加革命活动的一个刺激因素。不过，即使是这样，它也被过分夸大了，并且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很少有滥肆抢劫的现象。在累维伊扬暴动期间，我们看到有些食品商店被抢——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这些骚动的根本原因[26]。在关卡上也发生过抢劫税关职员财物和积蓄的事件，虽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27]。在袭击圣拉扎尔修道院的事件中，抢劫的情形较严重；但是即使在这里，主要的活动也是用大车把粮食运往中央谷物市场，而抢劫不过是附带的[28]。1793年杂货暴动中，也有抢劫的情形，虽然比较轻微[29]。在革命的其他骚动里，根本没有多少抢劫的情形。不过，我们看到，有一位历史学家曾把1792年8月人们进攻图伊勒里宫的动机说成是抢劫。在王宫陷落以后，确实有过一定的抢劫；实际上我们看到那年8月10日到9月2日有134人因为抢劫或被怀疑抢劫各种各样的物品而被拘留于阜尔斯监狱[30]；在各区也有几个人因为同样罪名被捕[31]——虽然他们之中看来没有一个武装进攻者。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普通公民（其中包括工资劳动者）曾特地绕道把在图伊勒里宫发现的珍贵物品交到自己的区里保存[32]；而且，即使是最敌视革命的见证人也不得不承认，武装队伍不但没有宽恕或者参加抢劫，而且立即处决了他们那些非武装的支持者中间企图从事抢劫的软弱弟兄[33]。在九月屠杀中，许多企图抢劫的人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34]

那么，如此众多的巴黎无套裤党人参加这些事变，到底是受了什么动机的驱使呢？他们和鼓励他们、发动他们的人在革命目的上有何种程度的不同呢？首先，显而易见的是，革命群众不但远不是消极的工具，而是受到了在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争夺政权的各政治党派的口号和思想的感染。例如，在贵族反叛时期，我们看到从事骚动的职员和帮工群众怎样在新桥焚烧不得人心的掌玺大臣拉玛扬的肖像和高呼法官们的口号“打倒拉玛扬！”“亨利四世万岁！”[35]以后，在累维伊扬暴动时期，当人心已经归向于即将到凡尔赛开会的第三等级时，示威者（虽然很多人相信这是由于保王派密探们的煽动）高呼当时的革命口号：“国王万岁！ 内克尔万岁！第三等级万岁！”[36]在7月里焚烧关卡和洗劫圣拉扎尔男修道院时，群众也喊出了同样的政治团结的口号“第三等级！”——虽然有时候它的意义似乎已经变成号召穷人起来对富人进行反抗[37]。在“贱民”的头脑中也逐渐有了“自由”“人权”等新思想，我们看到，在8月，一个由于发表蔑视拉斐德的言论而在凡尔赛被捕的制炮匠帮工，就曾以“人权”为理由要求当局对他进行公正的审理[38]。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当国民会议中君主立宪派和宫廷派在国王否决权的问题上发生矛盾的时候，巴黎“贱民”公开地拥护前者反对后者，并且我们还看到军校区的失业工人以及格累夫广场和罗亚尔宫的工资劳动者和士兵，在事件正式爆发前几天，就表示他们准备随时去把王室弄回巴黎[39]。这一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自然是示威者和骚动者采取了反教士的口号；在凡尔赛，示威者对待教士议员们很少有礼貌，并且向他们高呼“打倒瓜皮小帽！”[40]。

在1790年的社会平静时期，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响应国民大会的号召到马尔斯教场集合，庆祝革命爆发的第一周年。但是，没过几个月，民主派和共和派的社会政治观点就开始至少在比较积极的无套裤党人身上得到了反应。这种思想教育的结果，很清楚地表现在1791年7月的马尔斯教场示威上，哥德利埃俱乐部号召这次示威完全具有一种政治目的——签署请愿书，质问国王在出亡瓦雷讷以后是否还有权继续在位。在国民自卫军到达之前，有6000人已经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或画了十字，其中可能有许多人并没有清楚地了解请愿书的内容；但是，至少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在审讯时十分清楚地表明，她相信请愿的目的是“为了改组政权机构”。在由于和示威有关而被关入阜尔斯监狱的将近130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对国民议会、市政当局或武装民兵表示政治上的反对而被捕的[41]。

在1792年8月武装推翻王室和1793年5月到6月驱逐吉伦德党这些事件上，我们不能提出同样的文件证据；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些起义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它们的贯彻执行不是依靠非武装的（或大部分非武装的）革命群众，而是依靠集中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前一事变中，还有来自马赛、布列斯特和其他城市的武装部队的支援）展开战斗。同样，这些行动也标志着把巴黎无套裤党人完全卷进去的多月政治酝酿的最后成熟。一个重要的新因素是，布里索派发起的反对欧洲各王室的革命战争运动，这一运动正如战争本身在开始阶段一样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关于这一点，1791年秋季志愿去守卫边疆的工人、工匠和帮工的长长的名单就是证明[42]。另一点证明是大批作坊和工场工人们的捐款，他们把这项“爱国捐款”送到国民议会，以供应1792年部队的粮秣和装备[43]。此外，我们还看到了攻陷图伊勒里宫以前的一场开幕战——6月20日群众闯进了王宫，由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成千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公民向国王呈递请愿书并高呼流行的“爱国派”口号；就在8月10日革命爆发的前四天，大批公民也曾聚集在马尔斯教场要求国王退位[44]。在1793年5月至6月的革命爆发前，也有同样的政治酝酿。那年3月警察密探的报告就已指明，人们在俱乐部和市场上公开讨论有必要举行一次新的起义来清洗国民大会。在4月，如我们所看到的，雅各宾派决定给这一运动规定一个明确而固定的目标，在他们的领导下，在实际行动爆发以前就有无数的代表团和请愿书要求驱逐吉伦德党的议员[45]。最后，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的暴动中，闯入国民大会的群众要求给山岳党的政治纲领以支持和释放被捕的雅各宾派；用针缀在他们的便帽和罩衫上，与“面包”字样并排在一起的，是“1793年宪法”这一政治口号[46]。

所以不容怀疑，这些革命群众对于国民议会中的政治集团哥德利埃和雅各宾俱乐部的目标、思想和口号给予了热烈的支持并且也有所领会，他们接受这些政治团体的领导，并且为它们的利益而示威、请愿或者拿起武器。这些本来是自由、民主和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目标、思想和口号（以革命向左发展所达到的阶段为依据），但巴黎“贱民”（起义者和示威者大部分来自他们中间）中的积极分子接受它们作为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摧毁旧制度和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中，看来是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符合的。但是不能把它们看作工资劳动者、小店主和作坊老板本身的特定要求[47]。所以，我们虽然和泰讷以及他那一派的见解相反，承认领导者的政治思想对刺激群众革命活动起有作用，但是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部分的解释来接受。它对于如累维伊扬暴动、导致向凡尔赛进军或推翻吉伦德党的社会不安、1792年和1798年袭击杂货商店等这种非政治性的运动，以至芽月和牧月骚动的基本性质并不能作出解释——而这些运动却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而且被卷入的人民大体上是来自猛攻巴士底、推翻王室和签署马尔斯教场请愿书的同一个社会集团。尤其是，它不能解释几乎始终存在于“贱民”中间的造成社会不安的一般要求，而这种要求正是我们所研究的整个时代的特征，如果没有这种要求，互相斗争的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在本身是巨大的政治骚动中动员群众队伍。要想得到一个更为满意的解释，我们必须于领导者时常变换的政治口号之外找出更固定的因素，必须详细研究参加者本身的社会要求，并证明乔治·勒菲富尔论点的正确性：“群众的参加意味着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动机。”[48]

这种研究表明，在革命时期，正像在整个18世纪一样，我们最常看到的群众骚乱的动机，就是“贱民”迫切需要廉价而又充分供应的面包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对此有保证的必要的管理措施。这一点也许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他们的这种迫切要求因为和一切资产阶级集团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财产观念相矛盾，往往在他们和甚至最进步的政治领袖之间的联盟上造成紧张关系。如果市场和郊区的普通老百姓只满足于戴上三色帽徽和红帽子，空喊几句激进的爱国口号，而不十分关心于满足他们自己的特殊需要和解除他们自己的特殊疾苦（例如，如果累维伊扬的骚动者，在高呼无可指摘的“第三等级万岁”口号的同时，没有坚持捣毁像亨利奥和累维伊扬这样真正第三等级的忠实同志的财产；或者，如果市场妇女仅仅满足于向凡尔赛进军把王室逼回巴黎——如君主立宪派所需要的——而不那样猛烈地骚动和呼喊着要求更多的面包和更好的面粉），那对于罗亚尔宫的记者们、革命议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议员与演说家们说来，当然是很令人愉快的。1792年和1793年的杂货暴动也许最能说明这种利益的分歧。第一，雅各宾派郑重提议，只要零星消费者自动地不去购买像咖啡、食糖等这种“奢侈品”——也就是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商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第二，在当局拒绝采取措施，骚动者强制执行他们自己特殊形式的物价管制的时候，马拉和罗伯斯庇尔都斥责他们受了皮特和反革命分子的欺骗。“7月14日的人们并不是为糖块而斗争。”[49]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矛盾，很少有革命领袖——雅各宾派也不过是在1794年的短时期内——准备解决这种矛盾。但是，至少巴那夫对于这一问题及其在革命上的重要性有些认识，当他在向自己的选民谈到1789年10月事件时，他把资产阶级的纯政治目的和人民所主要关心的经济要求划分得很清楚——“这里边掺杂着面包开始缺少的问题”[50]。

拉布鲁萨教授研究了革命爆发前若干年的物价波动和预算情况，他的研究重新强调了物资缺乏和物价高昂（特别是面包）是18世纪法国社会动乱主要原因的这一课题。他指出，在这些年中，特别是小麦长期缺乏和价格高涨给城市居民中较贫穷的人群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这种情况在1787—1789年期间达到了高峰[51]。当我们了解到，比如说，一个巴黎建筑工人为了维持他的正常消费而不得不用在面包上的钱在他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788年8月的约50%上升到1789年2月和7月之间的80%以上，我们就能更好地领会为什么巴黎工资劳动者对于旧制度如此仇视和他们为什么愿意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这个旧制度[52]。

所以，从当时的文献中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面包的价格和供应问题经常是1788年起义运动和革命最初几年期间的群众骚动的根源，这并不奇怪。例如我们看到，1788年8月审判厅书记在多飞内广场和新桥上发起庆祝召回最高法院的运动，与面包价格的突然猛涨正好是在同时——几天以后，郊区和市场的“贱民”参加了骚动，并使骚动的性质有了变化。再有，半个月的暂时平静之后，骚动又以再生的力量重新爆发，其原因可以归之于拉玛扬被免职所引起的狂热，也可以同样归之于9月初面包价格的进一步上涨[53]。在11月和12月，面包继续涨价，到4月累维伊扬暴动事件发生的时候，4磅重的面包在整整三个月内一直保持着14苏半的奇高价格。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面包的昂贵和欠缺正是骚动的主要根源，虽然它并不是骚动的直接原因[54]。姑且不谈其他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警察局长梯鲁·德·克罗纳在骚动中间呈给国王的报告也着重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骚动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反对累维伊扬，但实际上却为的是要求减低面包价格。”[55]在这种临时性的爆发之后，面包原因几乎在长期的群众运动中一直是主要的刺激力量，这一运动发生于5月末，到7月12日至14日达到了高潮，到10月5日至6日达到了另一高潮，直到11月初也没有看到它的平息，这时，使君主立宪派得以牢固掌握政权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早已完成。

在以攻占巴士底为高潮的七月革命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哈代在他的日记里生动地描述了群众心理，以及当局不断担心会爆发一次比4月底圣安东郊区规模更大和更猛烈的骚乱。在5月、6月和7月初，他曾经9次记载在市场布置特别岗哨以平息面包骚动的情况。6月13日，他记述了警察局为怕发生社会骚乱曾经批驳面包商把4磅面包的价格从14苏半提高到15苏的请求。在这次政治革命的前几天，一群人公开焚毁了《人民的希望》这本小册子，因为它提议要有两种价格的面包——每磅3苏的和5苏的。哈代写道：“下层阶级的人民不了解这样做的目的。”[56]在七月革命期间，同样的问题经常出现。7月13日早晨，人们有组织地进攻圣拉扎尔修道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修道院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到中央市场，并且还可以听到在各屋子里抢劫的当地人高呼“让我们找面包”；同时，对于那些接受罗亚尔宫政治领袖的命令去烧毁关卡的工资劳动者、店主和小商贩来说，问题更是十分简单——保证有廉价的食物和饮料：如一个在捣毁夏约关卡办公室家具的制锁匠所说的，“我们有3苏钱就可以买酒喝了。”[57]

自然，我们已经充分证明，在政治上达到了把王室拥回巴黎这一目的的10月5日到6日的骚动，显然与巴黎饥饿群众的面包供应问题有更大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在7月22日杀死了富龙和他的女婿贝梯埃之后的平静只是短时期的。8月初，在丰收以后，面包价格曾降到12苏；但是，一部分由于干旱，预期面包房能有充足的面包并未实现，结果是一直持续到11月的面包缺货使群众运动始终在兴奋状态中。接着就是市场妇女和其他人在市政厅和面包房的引人注意的一系列示威，最后发展成为向凡尔赛的伟大进军。这次骚动值得注意的特点自然是示威者所喊的口号——“去找那个面包房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以及妇女和她们的代言人马伊雅坚持要求国民议会使巴黎人民有东西吃[58]。

另一方面，马尔斯教场的示威虽然在巴黎多数各区里受到“贱民”的广泛支持，但在许多方面都是巴黎各次伟大骚动中的一次纯粹政治性的事件。1789年11月初，由于国民议会和公社采取了有效措施，向巴黎供应了廉价而充足的面包，并稳定了公共秩序，革命最初几个月的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这时已告结束。由于指券贬值和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特殊问题还没有到来，所以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的示威，是巴黎各次大骚动中唯一一次在任何方面都与群众要求管制面包或任何其他主要必需品没有关系的运动。诚然，在示威前曾发生过一次相当大的工资运动，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各行各业帮工；示威以前也发生过因救济工场停办而受到饥饿威胁的失业工人的连月骚乱。但是这些运动虽然受到了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它的所属团体的支持，却不能说它们和马尔斯教场示威事件本身有直接关系；而且，对于这一时期在巴黎各区被捕的许多工资劳动者、店主和作坊老板的审问也并没有反映出这些工人的要求[59]。在这一方面，马尔斯教场事件似乎并不属于这里所说的一般形式的社会骚乱。在这次事件中，普通人民很少提出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60]。他们的要求和抗议所采取的毋宁说是一种政治形式——证明是，在这一运动中被捕的人曾经给国民自卫军以种种侮辱并对国民议会和市政机关有许多抱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马尔斯教场事件和1791年春、夏季的群众运动标志着巴黎无套裤党作为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随着革命资产阶级的分裂和民主派以及共和派决定要在人民中间获得可靠的支持，他们正在开始起一种更为独立的作用：他们不仅提出资产阶级比较激进部分的特殊纲领，而且正在开始（虽然不是十分坚定地）以政治形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到1792年春天，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群众运动具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指券的贬值已经开始在1791年秋季的物价上有了反映；但是带来长期的通货膨胀灾难的却是战争的爆发，在这一时期，无套裤党人的注意力几乎一直集中在物价问题、食品缺乏及必须迫使当局不得不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方面采取管制措施上。从社会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整个时期都受这种迫切要求的支配。但是，巴黎无套裤党人在艾贝尔派，甚至更多是在忿激派的帮助下，才一步步地找到了一个适合于他们特殊需要的社会要求方案，最后迫使雅各宾派掌握的国民大会以最高限价的形式在短时期内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的愤怒矛头，像以前指向面包商和磨坊主一样，首先指向了杂货商，表现在革命群众试图强迫食品商人（特别是他们当中较殷实的商户）按革命前的价格出售货物上。第一个这样的运动——1792年1月到2月的运动——只发生在少数的中央北部各区和圣安东与圣马瑟勒郊区，并且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它和不久以后发生的6月20日和8月10日的政治骚动是没有多大关系的[61]。1793年2月的骚动规模要大得多，也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62]。这一次，在动员了国民自卫军、逮捕了数十名骚动者和采取了一些不重要的行政上的缓和措施以后，运动并没有停止。一般说来，1793年9月公布最高限价法以后，经过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府以及它在热月的垮台时期，到共和国第三年牧月的无套裤党人的最后一次起事，甚至在起事以后，运动一直没有平息。这一运动一发生就立即与雅各宾俱乐部所领导的更为广泛的运动汇合到了一起。后一活动导致了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推翻了吉伦德党，这时，至少在比较积极的无套裤党人看来，吉伦德党和可恨的垄断者或食物囤积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分析那年4月到5月的警察局和国民自卫军每天的报告，但是它们足以清楚地证明，在这几个月为了纠正和清洗国民大会而发生的骚动背后，存在着群众对于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深切的关心[63]。

吉伦德党的被逐虽然使政权转到了山岳党手中，但并没有能立即消除这种不安。6月里警察密探呈交的报告几乎和4月或5月的完全相同。面包房缺少面包又开始引起3月里的忧虑，到8月末，排队购买面包和面包骚动又成了巴黎生活中常见的特点。这就是由艾贝尔和硕默特掌握的巴黎公社所领导的1793年9月4日至5日的暴动的直接背景。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国民大会最后决定颁布最高限价法，并开始着手组织拖延已久的“革命军”，作为恐怖时期的一种工具，其用意在于保证巴黎从四郊获得粮食和肉类的充分供应。[64]在这种不间断的群众压力之下，国民大会和公安委员会靠管制政策设法制止了通货膨胀，使指券的价值在几个月内未再下跌。但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农民的敌对，造成了食物供应的不足，这些农民常常把他们的农产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或者是因为害怕征收而根本不从事生产。由此产生的困难和委员会企图满足大生产者和大商人的欲望， 自然会给政府与巴黎无套裤党人的联盟带来十分紧张的关系。我们已经指出，由此产生的不满再加上工资劳动者对于政府决心实行最高工资限额的特别怨恨，使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伴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在热月9日决定命运的那一夜他们本来是可以指望得到这种支持的[65]。

当然，有许多巴黎人后来都为罗伯斯庇尔的灭亡感到惋惜。但是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有这种反应，而在当时，他们对于雅各宾派领袖的被捕、地方委员会的清洗、政治团体的封闭，乃至他们自己创立的最高限价法的废除等，都或多或少是无动于衷的；不过，当主要由于政府的政策而造成疯狂的通货膨胀和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时，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运动就形成了。这一运动在1795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得到了动力，最后在芽月和牧月爆发成为严重的骚动。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运动与残存的群众团体和雅各宾派残余分子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合在一起并从其中吸取了力量，但是它的始终不变和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仍然是对面包的迫切需要[66]。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某些历史学家曾经对之屈服的诱惑，惯于把革命时期的群众起义说成几乎完全是受暂时的经济原因的支配——好像每一个运动实质上都是“饥饿暴动”一样。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我们不仅看到，随着革命的进展，无套裤党已经完全接受了范围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和响应了行动号召；而且还特别看到，马尔斯教场示威和导向这个示威的整个准备活动，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更不必说无套裤党人对于像攻打巴士底和图伊勒里宫以及从国民大会里逐出吉伦德党等这些纯属军事政治的行动所给予的积极支持了。至少在马尔斯教场事件的情形下，饥饿的威胁或物价的高涨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套裤党人对于共和国第四年葡月事件没有进行任何直接的政治干涉——和几个月以前，他们积极参加芽月和牧月事件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这两次事件中群众对于面包缺乏和通货膨胀都是同样地十分关切[67]。根本区别当然在于政治情况有了变化和葡月叛变者抱有与牧月起义者完全不同的目的[68]。所以尽管通货膨胀继续，半饥饿状态仍然存在，积极的无套裤党人却不准备把他们对于热月国民大会的敌视扩大到使共和国的公开敌人感到愉快的程度。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可以据此驳斥一种论调，这种论调说，“贱民”由于政治上不成熟，所以会不顾自己的利益或意图而准备盲从任何煽动者；另一方面，它表明如果要满意地解释群众为什么参加或不参加这些运动，必须把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都适当地考虑在内，如果只集中考虑一方面而不考虑另一方面，结果只能产生一幅被歪曲了的画面。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可避免的结论仍然是：这一时期推动革命群众的主要的和最常看到的动机，是对廉价而充分供应的食品的关心。这一点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充分解释群众革命的根源，只有这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持续不断地发生社会骚动——这是首都这些年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切重大政治事件本身都是从这种骚动发展来的。它还更可以说明“贱民”为什么有时候会爆发出独立的行动，超过或者违反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利益，并且被这些同盟者指责为“反革命”——例如累维伊扬骚动者爆发出来的盲目愤怒，或者是巴黎市民在1792年和1793年杂货暴动中强制执行一种群众限价的比较有建设性的努力等。但是，如果没有主要来自资产阶级领袖的政治思想的推动，这些运动就会由于无目的而成为不可思议的，并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无套裤党果真像某些作家所说的那样，没能够吸收这些思想，那么，他们对于革命进程和结果，就不会起正如他们事实上所起的那么大的影响。

[1] 莫提梅-泰诺：《恐怖时期史》（M.Mortimier-Ternaux Histoire de la Terreur ），1862年至1881年巴黎版，8卷本，第8卷，第455页。

[2] 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29页。

[3] 阿·加埃：《1789年的骚动者》（A.de Gallier，“Les Émeutiers de 1789”），载《历史问题评论》，第34期（1883年），第122页。

[4] 莫提梅-泰诺：《恐怖时期史》，第2卷，第105页。

[5] 蒙勺瓦：《回忆录》（Montjoie，Mémoires ），第1卷，第91—93页；转引自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3卷，第58页。

[6] 贝维厄和巴里埃勒：《贝桑伐尔男爵回忆录》（Berville and Barriére，Mémoire du Baron Besenval ），见《法国革命回忆录选辑》（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1年巴黎版，两卷本，第2卷，第346页。

[7] 《亨利奥先生的辩护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19）；《累维伊扬先生的辩护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18）。

[8]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Z1a 886。

[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88页。

[10] 巴黎警察局的刑事审讯记录（特别参看第20、29、45、71、87、89、91、144、161、164、373、387各号证人的证词）。

[11] 《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26日。

[12] 《箴言报》（重印），第4期，第465页。

[13]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 1470（1793年2月26到28日的报告）。再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53页以下。

[1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42页。

[15] 参看1789年5月1日警务委员博瓦累在市立大医院对23名受伤者的审讯（国家档案馆文件：Y11033）。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1789年7月29日）。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8（1789年10月21日）。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9（1789年11月16日）。

[1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集；国家档案馆文件：W546，F^7（字母排列顺序）。

[2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6，对开本第366—367页。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35，第4号卷（重点是作者加的）。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4119（1789年5月5日至6日）。再参看警务委员奥丹对于运到蒙特罗公墓待认领的18具尸体的检验（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019）和上文的第44—45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34，对开本第149页；15683。

[24]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讯记录，对开本第7—21页。

[25] 参阅本书第76—80页。

[26] 参阅本书第49页。

[27] 参阅本书第54页。

[28] 参阅本书第55页。

[29] 参阅本书第121—122页。

[30]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6140。

[31]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88，对开本第514—544页；153，对开本第48页；157，对开本第200页；173，对开本第43—44页；262，对开本第40—41页。

[3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88，对开本第546—571页；219，对开本第32页；262，对开本第42—44页。再参看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297—298页。

[33] 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136、195页。塞涅克引证了保王派图尔泽耳夫人的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帮强人相互禁止在图伊勒里宫抢劫，如果发现某一个人想把宫中的某些物品据为己有，就毫不姑息地把他处死。”

[34] 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11页。洛德莱向拿破仑说，“屠杀者并不抢劫”。

[3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9—68页。关于本章以后所谈的大部分资料，可参看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群众起义的动机》（“The Motives of Popular Insurrection in Paris during the French Révolution”），载《历史研究所学报》（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 第26期（1953年），第53—74页。

[3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国家档案馆文件：KK641，对开本第17页。

[37] 阿瑟·杨格也趋向于把“第三等级”和“穷人”等同起来（关于例证，可参看《法国和意大利游记》，人人丛书版，第172—173页）。再参看本书第49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6。审讯他的警务委员的反驳也很有趣，这位委员说：“他不断谈到自由、人权等字眼，这就足以说明他在精神上已准备参加暴动。”

[39] 参阅本书第75—77页。

[40] 参阅本书第70—73页。至于革命中的反僧侣运动和以后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贱民”自己的深刻感情和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非群众的来源，如专门职业阶级或开明贵族等，这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有利于后一种说法的证明似乎相当有力量。

[41] 参阅本书第90—93、96—97页。

[42] 沙森和昂讷：《革命时期的国民义勇军》（Chassin and Hennet，Les Volontaires nationaux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899年至190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6—136页。

[43] 亚·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258—392、1403、1422、1747—1749号。的确，1792年3月，大约有250名店主、工匠和帮工（帮工只占少数）签署了一份《巴黎市工人的声明》，公开地反对革命和反对鼓动战争（国家档案馆文件：C284，第115号，对开本第249bis，250—251页〔手抄本〕；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1162〔印刷本，有重要改动〕）。不容置疑，1792年秋季以后，战争日益变得不受欢迎了，虽然从文献上很难充分说明这一点。

[44] 参阅本书第105—106页、109—111页。

[45] 参阅本书第124—126页。

[46] 参阅本书第153—156页。

[47] 这并不等于说无套裤党人——特别是店主、作坊老板以及他们当中的其他小有产者——在任何阶段都没有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在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期间，如我们所看到的，当这些分子在巴黎各区非常活跃的时候，有许多表明他们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要求的请愿和决议〔参看马尔科夫和索布尔：《巴黎无套裤党人》（Markov and Soboul，Die Sanskulotten von Paris ），散见于第2—5章〕。然而，除去1793年9月4日到5日的运动以外，这些在鼓动参加革命运动上并没能起任何作用。

[48] 乔治·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a révolution de 1789），第141—142页。

[49]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46—49、151—157页。

[50] 国家档案馆文件：W12，第200—201号。

[51] 塞-埃·拉布鲁萨：《法国的经济危机》（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第42—50页。

[52] 参阅附录七，第一表。

[53] 参阅本书第36—38页；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72页。

[54] 参阅本书第47—49页。

[55] 国家档案馆文件：C221，第160/146号，对开本第48页。

[5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10、312、320、332、341、344、348、351、378、384页。

[57] 国家档案馆文件：Z^24691；Z1a886。

[58] 参看本书第二篇第五章。

[59] 参看本书第二篇第六章。尽管工资劳动者的这些独立的运动——特别是1791年和1794年的运动——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但它们在鼓动参加这一时期的骚动上似乎并没有起任何显著的作用（当然，除非我们把热月9日工人在市政厅前的示威也包括在内）。最常推动工资劳动者的经济动机，自然是他们和全体“贱民”所共有的那一种——对于价廉而充足的面包的需要。

[60] 然而，当一个妇女在以侮辱拉斐德和国民自卫军罪被控时，她尖刻地回答说，如果控告人和挣面包吃的人有同样的痛苦遭遇，她就不会这样袒护他们了（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53，对开本第7页）；还有一个厨娘，当她被问到如何解释对国民自卫军的仇视时，她说，由于面包商缺少找零的钱，因此感到买面包时很困难（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85，对开本第117页）。

[61] 参阅本书第101—103、105—107页。

[62] 参阅本书第119—124页。

[63] 国家档案馆文件：F^73688^2；AFⅣ 1470；F1c111赛纳27。

[64] 参阅本书第131—132页。

[65]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九章。

[66]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十章。

[67]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十一章。

[68] 诚然，这里面也牵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牧月彻底失败之后来从事一致行动有纯技术性的困难；但是这丝毫也无损于这一论点。

第十四章 革命活动的产生

但是，其他问题仍然存在，其中有一些我们可以试着作出一种回答。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是怎样传播给群众的？标志着革命群众特点的那种紧张、猛烈、大胆和英雄主义的特殊气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巴黎的各次革命暴动是怎样酝酿和组织的？在领袖和时常组织起来响应他们的战斗号召的群众之间有什么联系？群众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

当然，群众意见——作为构成革命群众主体的那些个人的意见——显然大部分是由无套裤党自身的直接经验形成的。有些历史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关于他们对经济危机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反应已经说明很多了，因而没有必要再多做论述。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贱民”从其他社会集团那里取得的和吸收了的那些思想和口号，这些思想和口号，如我们看到的，不但使他们有了一套新的政治语汇，而且也使他们在各次革命大骚动中作为革命记者和政治家的同盟者参加了战斗。这些思想是怎样传播给他们的呢？至少在乡村里，几乎全都是文盲，这种传播一定主要是口头的[1]；即使在省城和市镇（阿瑟·杨格发现那些地方也是报纸奇缺[2]），1789年第三等级代表的报告也都是在大广场上或市政厅外面向他们的选民高声宣读的[3]。我们也可以假定，艾贝尔的《杜歇老爹报》（1793年陆军部免费发给各军事单位[4]）也是用来在营房里达到同样目的的工具；我们听说1791年的宪法在制宪议会通过以前，也是通过在工人和其他人的集会上朗读来加以讨论的[5]。

但是，如果认为至少巴黎无套裤党人没有直接读过政治思想家和记者的著作，那就不免是一种错误。在首都，识字者看来要比外省多得多，同时代的观察家和警察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在1789年这样写道：

近来，首都的工人们变得难以驾驭了，因为他们在我们的书中读到了一条他们认为非常有力量的真理：工人是最宝贵的人[6]。

他这样说无疑是有些夸大，但是警察局和各区的关于这一时期骚动被捕者的警察报告表明，绝大多数小作坊老板、商贩和一大部分成年男子工资劳动者——特别是帮工——至少能签署自己的名字[7]。虽然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直接阅读卢梭或任何其他哲学原著的无套裤党人并不多[8]，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些小册子的作者和政治作家是直接向他们（包括他们当中的妇女在内）喊话的。许多小册子不仅意在反映郊区和市场的看法，而且是用通俗的语言写成的，这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艾贝尔的《杜歇老爹报》是一个明显的恰当例子。有趣的是我们看到1789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卖鱼妇和市场挑夫的第一次对话》的小册子，里面用一个市场妇女的口吻说：“太太，我盼望我们能读书识字。[9]”1791年，民主派特别努力于打动挣工资的居民：马拉的《人民之友》刊登了补鞋匠帮工和建筑工人的来信[10]；路易·罗培于1791年6月在联谊会叙述“国民中最没有知识的阶级”入会情况时写道：“报纸已经不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它们唤起了这个阶级教育自己的愿望。”[11]同年警察局所作关于马尔斯教场事件的报告中，也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一大部分活跃的帮工和其他工人阅读革命报刊。例如，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告诉格雷讷累喷泉区的警务委员，说她阅读普律多姆、马拉、奥杜安、卡米累·德姆连作品，还常看《人民喉舌》[12]；一名烟草工人被捕时，发现带有《人民之友》；一名流动商贩讲述他的观点来自马拉和普律多姆；一名鞋匠帮工力言他的意见是由于阅读民主报刊而形成的[13]。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因政治犯罪而在巴黎各区被捕的250人中，有12人是报贩，他们的罪名是向这类主顾分发小册子和报纸[14]。如果积极的工资劳动者的情形是如此，我们就只能认为民主派的报刊在小作坊老板和商贩中销路一定更为广泛，这些人的文化通常高于他们的帮工，而且常常左右他们的观点。

所以，情况似乎很可能是：期刊和小册子在形成群众对当时主要政治问题的意见上起了主要作用，并且至少也有时候在为首都的巨大革命事件直接准备这样的舆论上起有重要作用。我们已经见到民主报刊和哥德利埃俱乐部在1791年的骚动中所起的作用。马拉在1793年2月25日的《政论家》上猛烈地煽动群众反对商人和杂货店主，无疑助长了随之而来的杂货骚动的紧张气氛。此外，根据警察局告密者的说法，在共和国第三年牧月1日起义前夕，有人把500多份《人民起义》的小册子分发给适当选定的首都各区[15]。不过，大体上说来，这些事件的大部分参加者可能是用其他方式吸引来的。

由于无套裤党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尤其是加入了各俱乐部和各社团以及各区委员会，他们就更有系统地接受了先进政治集团的思想教育。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无套裤党人怎样最初被排斥于这些团体的权威地位之外，后来却逐渐“攻占”了这些团体，甚至于——虽然是短时期的——把这些团体变为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而不是表达建立这些团体的政治领导人观点的工具。当1789年7月国民自卫军组成的时候，巴那夫高兴地说，它至少大部分是由“善良的资产阶级”组成的[16]。不久以后，“消极”公民无形地被排除于它的队伍之外[17]；但是，这种界限在1792年夏季被取消了；从1793年5月安利奥被任命为总司令起，它便成了主要由无套裤党人组成的部队，并且在许多个月中一直是听命于雅各宾派公社的工具。毫无疑问，未来的牧月武装起义的军事干部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

俱乐部和各群众社团在以雅各宾派的主张对巴黎“贱民”进行政治教育上一定也起了更为显著的作用。我们已经谈过，在1791年马尔斯教场示威和请愿之前的那几个月中，某些俱乐部和社团，也就是所谓联谊社团，在厨师、运水工人和其他非技术工人的意见形成上起了相当的作用——在这段时期“母”社哥德利埃俱乐部由于把会费降低到每月2苏，已经向“消极”公民敞开了大门[18]。在这一时期，像雅各宾联谊俱乐部、市场区俱乐部、暴君主敌协会等社团，主要都是由这些分子组成的，它们的每次集会能够吸引300人至800人不等[19]。到1792年初，到处都在成立这类社团，同年5月，戈布兰区挂毯工场曾抱怨工人们“长期守在俱乐部”[20]。一年之后，伟人祠区的一个书籍装订商在抗议雇来建筑圣日讷维叶教堂的工人行为越轨时说，“他们组织了俱乐部，并且在区议会之外或开会以后另外开会”[21]。

各革命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由无套裤党人组成的。在其代表的就职会议上，它们曾请求公社和国民大会给它们的成员以补偿，“因为他们全都是以劳动为生的工人”[22]。甚至于在现代化居民区西部边界上的香榭丽舍区，在1793年6月也有了一个“由工人组成的杂有几个资产阶级分子”的委员会[23]。从以前引用过的数字上，我们看到共和国第二年绝大多数委员是店主、小作坊老板和独立工匠，只有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委员是租金收入者、工场主、公务员、承包商和专门职业者[24]。虽然关于巴黎人民团体的组成，我们知道的要少得多，但看来大体上与此相似[25]。这一时期的巴黎公社的组成也是一样[26]。政府对损失工作时间的人发给40苏的补助金保证了为数可观的无套裤党人经常出席各区大会[27]。情况既然如此，这些团体时常成为无套裤党人本身观点——诚然，一部分是从革命领袖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国民大会多数派观点的传播中心这件事就不足为奇了。这当然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1794年春季这些社团大部分都被封闭和各区的独立性受到限制[28]——热月以后“温和”的国民大会用大批“清洗”和改组公社、民政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及停发40苏补助费等方法更快地完成了这一过程[29]。如我们所看到的，到1795年9月，已经没有任何直接表达无套裤党人意见的社团、俱乐部、委员会和区议会了；当召开预选会讨论共和国第三年宪法草案时，只有很少几个工人参加会议[30]。从此以后，他们又只能在街头、作坊和市场上进行鼓动和发泄他们的不满了。

尽管如此，公共集会场所、作坊、酒店、市场和食品商店等处的谈论在传播思想和形成意见上一定仍起有相当的——也许是很大的——作用。警察报告和其他关于这一时期骚动的同时代评论都充分证明了这种看法。在贵族反叛时期，新桥和多飞内广场是议论政治和革命骚动的主要中心：这当然是由于它们紧邻法院，是法官和他们最有力的支持者、律师的书记和庭丁们的活动场所。1789年6月，一度在东部郊区的骚动中心，转移到罗亚尔宫，奥尔良公爵和追随他的那一群演说家、小册子作者和记者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总部。6月30日夜间，群众就是从这里出发去释放亚培监狱里的11名法兰西自卫军士兵，他们被关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曾经拒绝向一星期前因反对宫廷企图解除内克尔职务而在凡尔赛示威的巴黎市民开枪[31]。也是在罗亚尔宫，卡米累·德姆连等人于7月12日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点燃了巴黎革命的烈火；人们也是从这里出发去破坏关卡，在寺院和枪炮作坊里搜索武器，并从圣拉扎尔男修道院把粮食运到中央市场[32]。在为10月的进军凡尔赛作舆论准备上，罗亚尔宫也起了作用；就是在罗亚尔宫花园里和咖啡馆里，圣杜律治侯爵和他的同伴企图以煽动巴黎市民在8月底进军来加速解决问题；这里的演说家在10月4日的重新煽动上却获得了更大的成就[33]。在以后几年，罗亚尔宫（不久更名为平等厅）的拱廊和花园成了臭名远扬的娼妓、投机者和赌徒的出没场所，而不再是政治记者和演说家的活动地点；但在热月之后，它又重新成为骚动中心：在1795年春季，它成为“纨绔子弟”和无套裤党人的舌战之地，在葡月以前的日子里，这里曾发生过保王派青年和共和派军队之间的更为猛烈的冲突。在其他场合，罗亚尔宫可能不如格累夫广场有名，因为这个广场和人烟稠密的各区很近，并且就在市政府的门前（我们已经看到它在7月13日、1789年10月5日和热月9日的重要性）[34]；此外，罗亚尔宫也可能不如马尔斯教场有名，因为这个教场已经成了有组织的盛大庆祝或示威的集合地点，或者不如斐扬派平坛有名，因为它就在国民大会的入口处。其他当地的集合中心是圣安东郊区大街和莫弗塔街。

小作坊在为舆论作准备上所起的作用在文献上能够找到的证明比较少，老板和帮工们就在这些小作坊里一起劳动，并且也常常一起吃饭和睡觉，在这里，老板们对于时局问题的看法常常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警察报告里也能偶尔看到这种关系。例如我们看到瓷器制造商奥列弗，或有意或无意地、不厌其详地转述了累维伊扬据说在圣马格里特地方议会发表的关于工人工资的演说，借以煽动他的工人反对累维伊扬。更典型的例子是师傅同帮工一起肩荷着武器去参加革命武装暴动：我们看到酿酒者桑代尔如何带着自己的一名帮工到巴士底去（在圣安东郊区，当时类似这样的例子一定很多）；此外，我们看到皮埃尔·欧迈特，一个细木工帮工，在1792年8月10日伴同他的雇主到图伊勒里宫去；伤兵院区农场主葛勒在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中曾安排他的两个农场助手轮流服役。在其他场合，我们也听到作坊老板受到敌对的见证人的控诉，说他们煽动自己的工人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和牧月起义这一类运动。[35]

酒店也可能是沟通革命思想的同样有力量的地方。不仅酒商看来是最坚持革命的一个集团——注意他们在攻打巴士底的人中所占的数目，在烧毁关卡当中，他们的数目还要大[36]——而且他们的酒店也是郊区和市场“贱民”的公共消遣之所，特别是在星期日和星期一，这些人成群地越过关卡聚集在众所熟知的库提厄、鲍雪隆和新法兰西酒店里。这些酒店成了谈论国事和交换新闻与谣言的方便中心，就因为这个以及其他原因，巴黎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在周末发生或得到推动也许就不是偶然的了[37]。考斯道夫·博尔的那篇文章是言过其实的，但是他断定许多攻打巴士底的人都来自圣安东区的酒店的说法却不无正确之处[38]。例如，贩运大理石的约瑟夫·夏诺在累维伊扬骚动中被一块落下来的瓦片砸伤了，他承认是在一个酒店里坐着喝酒的时候被一群巡回的骚动者拉出来的；那一次的其他被捕者也有类似的说法[39]。一个蜡烛商的油脂搬运工让-尼古拉·丕平，在详细叙述他在7月革命中的经验时说，“在新法兰西酒馆卖金太阳酒的老夏维那里”酒足饭饱以后，于12日夜间加入了圣马丁关卡附近的骚动者[40]。

食品商店和市场更是显而易见的骚动中心。在物资缺乏和价格高昂的日子里，人们在杂货店、肉铺和面包房排队之际很容易发脾气。根据哈代的证明，我们已经看到，在巴黎革命爆发前的若干星期中，政府为预防骚动曾调派军队进入市场并在面包店门前设置岗哨；并且也看到，在随之而来的夏天和秋天里，当这种措施不再成为可能时，面包商怎样不止一次地成为群众暴动的牺牲者。虽然在1789年以后不再采取“灯柱上吊人”的办法，但如已经充分证明的，面包房和杂货店，仍然是一般骚动的中心和常常达到起义程度的群众示威的出发地点。

聚集在市场、面包房和酒店的工匠、工资劳动者和家庭妇女怎样从这种规模较小的团体开始发展成为带来一切恐怖表现、英雄主义和破坏性暴行的伟大革命群众的呢？历史家们似乎不大愿意探讨这类问题，认为它们特别属于社会学家或群众心理学家的研究范围[41]。但是，由于缺乏历史眼光或可靠的文献，专家们也同样容易误入歧途，正如写了不少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的考斯道夫·勒朋一样。按照勒朋的说法，革命群众往往是由犯罪分子、堕落分子和具有破坏天性的人构成的，他们都是或多或少消极地响应“领导者”的号召[42]——这表明作者不仅是拾泰讷的牙慧，而且表明作者想把他的革命群众的一般化概念同样应用于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乔治·勒菲富尔与此相反，曾经论证革命群众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虽然符合于某些一般的发展规律，可是它是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并且是特殊的社会压力和思想影响的结果；法国革命的情况正是如此[43]。

在这一方面，当然有必要把群众为了直接响应领导人的号召而集合起来的示威运动和其余的骚动分开——如1791年7月17日马尔斯教场事件，1792年8月武装进攻图伊勒里宫和1793年6月2日驱逐吉伦德党议员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等都是这一类的示威运动。在这些情况下，无论一般的或特殊的参加者都是心悦诚服地为同一目标而战斗，群众的共同心理和组织这个示威运动的个人或集团的心理完全一致，没有从这一种心理到另一种心理的突然变化[44]——自然，除非某些意想不到的新因素参加进来破坏了平衡[45]。1792年6月20日一类的示威似乎属于另一种类型：这一次，公民们在他们公认的领袖率领之下的和平游行，由于冲入图伊勒里宫（可能纯粹出于自发），竟一变而成为对于国王本人权威的猛烈而自发的挑战。

事实上，标志着革命群众的最典型的形式的正是这种变化或转化的因素——在革命开始阶段，国民自卫军组织还没有建立，各区还没有设立一种可以更有计划地来组织对当局挑战的机构，这种形式是最为常见的[46]。例如我们看到，1788年法院书记和老城区帮工的并没有多大害处的庆祝，由于郊区和市场区的小作坊老板、帮工的参加，就转化为达到起义程度的暴动了；这种转化并不是领导人伺隙煽动的结果（如泰讷和勒朋所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由于面包价格的暴涨对零星消费者发生了影响造成的。构成累维伊扬骚动事件的原因，在累维伊扬和亨利奥于4月23日作了激怒群众的演说后已经存在，因此在骚动的过程中就没有这种突然转化。然而，这次骚动却从酒店、作坊里的群众发牢骚和通过邻近各区的结队游行发展成为28日夜间在圣安东郊区的疯狂的破坏和对于枪弹的英勇抵抗。这里，暴动速度和性质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干预，不如说是由于参加示威者人数的增多和当时存在的因三级会议即将到来而产生的紧张激动的气氛。

1789年夏季和秋季的两次规模巨大的巴黎起义，足可以作为这种转化的典型例子。第一次起义是星期日，在罗亚尔宫里散步的心境和平的群众，听到了内克尔解职的消息和奥尔良公爵周围演说家发出的准备战斗的号召，像触电一样突然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力量。从这以后产生了即使最机敏和最坚决的宫廷反对派也无法计划或预见其一切的一系列事件：举着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肖像在大街上游行；对关卡和圣拉扎尔修道院的袭击；在枪炮作坊、寺院和兵工场里搜索武器；在正在组成新市府的市政厅外面示威；为了寻找武器以武装新成立的资产阶级民兵而展开对于伤兵院的进攻；最后（一部分是有计划的，但主要是整个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是对巴士底的正面进攻和杀害德洛纳与弗勒塞尔[47]。在10月，我们看到了同样类型的发生和发展，虽然起义的最后阶段比较明确地带有政治方向。自然，对于10月5日清晨要求供应较廉价和较充分面包的绝大多数家庭主妇及市场妇女来说，正如对于偶然在场的观察家一样，暴动的开始放枪一定看来不过是9月里整个一系列同样示威的继续。甚至于群众闯入市政厅也不过是前几周同样形式的抗议在一个更大的和更猛烈的规模上的重演。但是妇女们的转趋凡尔赛（一部分是由于“爱国派”几周来的鼓动，一部分是由于马伊雅和他的巴士底义勇队的参加）却赋予了她们的示威一种全新的政治内容。从这时起，虽然示威所抱的仍然主要是经济目的，但它已经与“爱国派”所发动的并受到巴黎国民自卫军游行队伍支持的政治起义合二为一了[48]。

我们已经看到，革命群众的性质和行动的转化可能是由于插进了各种极为不同的因素造成的。领导者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他们并不起泰讷和考斯道夫·勒朋为他们规定的那种突出的作用；关于他们以后还要谈到。但是有一个因素我们必须在这里予以注意，虽然它并不是法国革命事件所特有的，事实上它可能是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造成某种群众心理状态的永久性的要素之一。这就是由谣言造成的恐怖和疑惧——在交通困难、消息迟缓和不容易得到的情况下，特别易于发展。不论它在其他情况下的直接起因是什么，这里，这种恐惧产生于对极其重要的三件东西——财产、生命和生活资料的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威胁。我们看到这种恐惧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发生在革命年代里——既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乡村——并且随着1792年4月里战争的爆发而更为常见。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人们对于“饥荒协定”怀着恐惧，根据这个协定人们认为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在有意识地制造一种面包缺乏以饿死广大人民。在1775年的粮食暴动时期，一种类似的想法为人们所相信——虽然这次说的是杜尔而不是国王——因而大概帮助了暴动的扩展和延续。在革命时期，新的当局，有时候是磨坊主和面包商，往往被加上类似的罪名，因为我们在累维伊扬暴动以后几个星期里的圣安东郊区的不安中，在反对垄断者的不断呼声中，在对磨坊主和面包商以及圣丹尼区的区长助理夏特耳的暴力攻击中，都看到了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几乎是一直存在的，虽然在10月5日到6日的骚乱中暂时被“爱国派”转移了方向。在1792年和1793年的袭击杂货店事件中，在牧月和葡月前夕，这种想法都曾经再次出现。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曾利用它对艾贝尔和他的同伙提出控诉，于是他们在1794年春天连同其他罪状被冠以阴谋制造动乱以断绝首都供应的罪名。[49]

另一个时常想到的问题是担心财产遭受攻击，这种恐惧对于资产阶级、富农和农业经营者特别有影响，但是它也与无套裤党人中间的小有产者有重要关系。我们看到，这种恐惧在人们不断谈到“土地法”的可怕中得到了清晰的说明，并且被用来有效地动摇了雅各宾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派威胁着要实现一部分财产分配的决心。但是，它的最突出的表现是1789年夏季袭击了大部分巴黎郊区，并且影响了巴黎本身的恐惧——历史家称为“大恐怖”的那一个插曲。它的起源一方面是产生自1787年至1789年经济危机中农村人口的失业和流离失所，一方面是人们普遍相信特权阶级准备粉碎召开三级会议所唤起的希望和幻想。因此，乡村的流浪汉——漂泊者或匪徒——被认为是执行“贵族阴谋”的爪牙，他们随时都会进攻农村小有产者，因而引起了普遍的恐惧。在村庄里，农民武装起来应付后来证明并不存在的危险，他们的这种防御性组织不久就变成了焚烧城堡和消灭庄园契据的进攻性集团[50]。巴黎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成千上万的农村失业者出现在市内，他们当中许多人被赶入圣母山上的救济工场，其他的人在街头游荡，这就引起了同样的恐怖。这自然就是巴黎资产阶级义勇队建立的一部分背景，这个义勇队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对付可怕的流浪者对财产的进攻，另一方面是为了防备凡尔赛宫廷派在首都发动军事政变，哈代在叙述巴士底陷落后第二天的事情时，就曾反映了这种恐怖[51]。1791年春季，再度发生这种恐怖，特别是在国王出走瓦雷讷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对于巴黎市政当局和制宪议会的多数人来说，不久以后终于要从救济工场中解散的失业者是科布兰兹流亡者手下实际的或潜伏的特务——《杂谈》称之为“被乱党雇用的那些人”[52]。有些民主派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如激进派的记者路斯塔洛把“无产阶级”和“所有容易被人收买的公民”两种人等同起来；即使对穷人十分同情的马拉也担心救济工场的工人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的现成工具[53]。1791年7月示威运动的前夕，谣传有人阴谋劫走王室并在主要来自于失业者的4万人协助之下在首都纵火[54]，并且人们普遍相信，穷人将为马尔斯教场的“大屠杀”而对有产阶级采取大规模的复仇行动[55]。这种恐惧可能在革命民主派和西部各区的保守分子中引起战斗的反应。关于前一种倾向我们看到的例证是，谣传即将发生监狱暴动——各种监狱阴谋——所引起的许多恐惧和1794年春季比较不著名的那一次军事阴谋事件[56]。关于第二种倾向，我们看到的典型例证是，葡月前夕笼罩于巴黎各区的恐惧。当时，店主、公务员、有产者为了反对可怕的恐怖分子或嗜血鬼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而迅速拿起武器来，他们认为这些人正在释放惯匪和监狱中的囚徒来对他们进行袭击。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保王派为了于己有利，会把这种恐惧转变成反对国民大会的武装叛变[57]。

第三种恐惧是从对生命的威胁中产生的，这种恐惧自然和前一项恐惧有密切关系，并且，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有时候同时出现。在围攻巴士底时我们看到了这种恐惧。当时，德洛纳向集合群众开枪的愚蠢行动引起了“有阴谋”的呼喊和对要塞司令与若干守军的屠杀[58]。在1792年8月进攻图伊勒里宫时发生了几乎相同的情况。不过，这些恐惧只是暂时的，虽然影响了围攻者和支持他们的人的行动，但并没有怎样改变事变的进程。规模更大和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路易十六被赶出图伊勒里宫以后发生的恐惧。当时，在义勇军开赴前线的同时，谣传说监狱里的犯人正在等待机会越狱出来屠杀妇孺和老人，因此造成了群众的紧张气氛，导致了9月的大屠杀。

这种自卫行动是无套裤党人、小有产者甚至于资产阶级对于在法国革命前夕和革命进程中发展起来的许多情况的典型反应。只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所以从柏克以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和作家把革命说成是持续不断的革新，或者说成是“政治救世主义”的信徒对于哲学家们孕育已久的方案的有计划的揭露[59]。这种设想除了有其他错误之外，再一次把无套裤党降低到消极工具的地位——自然，除非能够证明无套裤党人也渗透有这种“全面革新”的愿望。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无套裤党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革新社会或者按照新的标准来改造社会，而是为了收回传统的权利，维持他们认为由于部长、资本家、投机者、农业“改良家”或市政当局的革新而受到了威胁的标准。这种对于事情的守势反应是导向革命或标志革命发展的每一次巨大暴动的特点。1788年8月到10月参与骚动的书记和帮工为了反对国王的大臣们的革新，曾高呼亨利四世万岁并声言最高法院是“古代自由”的保卫者。累维伊扬暴动是圣安东郊区工资劳动者的一种自卫行动，它的产生据说是因为反对本区两个雇主对于工资和生活标准发出威胁。1789年7月的巴黎革命开始时是对于一名深得人心的大臣被免职的抗议，以后发展成为反对显然产生在凡尔赛宫的“贵族阴谋”的群众自卫行动。在以后几个星期中，成群结伙的农民攻击贵族城堡和焚毁财务契据，是对于领主们的革新的有力回击——这些领主对于封建契据实行分类和扩大领主的权利对农民的传统产权构成了一种侵犯。十月暴动所采取的形式是要求恢复较为廉价而供应充足的面包和反对宫廷正在准备的军事措施的自卫行动；而强迫国王回到首都则是在王室和巴黎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复活了一种古老的传统。甚至王室的被推翻也同样既是一贯的共和派所拟定的那些计划的必然结果，又是在对抗反革命阴谋的一种自卫运动中的一个最后行动。我们已经看到，在葡月以前武装起来的多数各区不但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反对依法组织起来的政府当局的叛徒，而且相信他们是为保卫自己而对一个暴虐的国民大会进攻作战。屡次爆发的群众物价管制或群众平价运动，难道不正是零星消费者主张他们有受保护的传统权利来反对资本家的“自由市场”和新奇的供求原则的革新运动吗？然而，在当时的革命危机的状况下，每一次这样的运动，除去葡月以外，都是推动革命前进的，都有助于把封建主义更深地埋进坟墓和使比较自觉的激进集团的目标得到实现。

这些暴动者和示威者的行动往往在表面上采取传统的形式，而且我们能在许多革命骚动中看到过去事件的映射，这也许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破坏城堡或屠杀引起群众不满的人，如德洛纳、弗勒塞尔、富龙和贝梯埃等，这里边并没有什么革新：起事者是在走15世纪和17世纪的农民暴动与其他时期较近的群众爆发愤怒的老路。1789年和1793年的群众平价运动有1752年[60]和1775年的先例。卡隆告诉我们，1792年9月的监狱大屠杀标志着人民主张一种古老的权利，即“保留的裁判权”——统治者不必通过正常司法程序来处理案件的特权。这种权利在传统上是授给国王的，但是从8月10日以后就落到自主的人民手中了[61]。请求国王作为人民的保护者出面仲裁的凡尔赛进军，也有1775年骚动[62]和较晚的1786年的巴黎运输工人的罢工[63]作为先例。甚至于进军者所高唱的“我们去找那个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和那个小老板”所表现的情绪和1674年波尔多农民的“国王万岁，取消盐税”的口号，以及1775年5月一名巴黎锁匠师傅喊出的“国王万岁，面包减价”[64]的口号所表现的情绪都是相似的。1789年7月叛乱农民的领袖把他们焚烧和破坏贵族财产的行为说成是国王授予的权限（“受命于国王”），也同样表明人民把国王当作保护者的观念；与此相呼应的是，在1775年粮食骚动期间，人们也相信国王曾亲自干预，把谷物、面粉和面包价格降低到一个公平合理的水平[65]。除去1793年6月2日和8月10日的武装起义以外，我们也许只能在1791年7月和1792年6月的请愿以及1794年军火工人的骚动中看到在未来的工业城市社会出现的新的行动方式。

我们固然不应该低估下列两种情况，即一方面革命领导人虽然寝馈于新的哲学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以前事为师；另一方面，他们不但没有采取一种首尾一贯的全面革新纲领，而且还时常急不暇择地从这一种政治手段改取另一种政治手段——战争的紧急情况、社会的需要调和和缺少传统的政治经验，这一切，在整个过程中都起有作用。但是他们的利益或环境却在引导他们企图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如我们已看到的，不止一次地导致他们和无套裤党人发生冲突，或者使他们企图采取迂回的路线与无套裤党人和解，或者是把无套裤党人的力量引导到“安全”的政治道路上去。如我们看到的，这些企图在从攻克巴士底起到斥逐吉伦德党为止的各次巨大政治骚动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在无套裤党要走他们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如在累维伊扬暴动和1793年2月的粮食暴动中，这些企图就失败了；不过，这些失败还不是不可挽救的灾难。最严重的失败是雅各宾派在1794年夏天没能再得到无套裤党人的效忠，那时，革命政府和无套裤党之间的裂痕已经无可弥补，因而加速了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在热月的灭亡[66]。这只能再一次说明：革命群众的组成分子虽然吸收了雅各宾派和进步的民主派的政治思想，但仍有他们自己的社会要求，为了坚持提出这些要求，他们甚至会违反革命领导人本身的劝告，有时甚至会违反他们的利益。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这就是：不论无套裤党人是直接卷入或者被号召参加革命时期的巨大政治示威和暴动，或者是在自发地行动，所通过的人事媒介到底是什么呢？自然，十分明显的是，每一次巨大的政治骚动，虽然很难预测其准确的结果，但都经过相当的准备工作，并且常常是在当局充分了解之下进行的，这里面包括各区的决议案和代表团、演讲、报纸文章，甚至于建立各区的通信或联络委员会以在指定的日子里协商和指挥一切行动——如1793年5月、6月、8月10日以及葡月时的情况。这当然已经足以说明无套裤党人是怎样被吸收进来和怎样取得他们的同情的，特别是在地方社团、议会和委员会为他们中间最积极的分子所塞满或支配的年代里。此外，当正在发生的活动是由军事单位在自己的司令官指挥之下进行的时候，领导者和参加者之间的沟通途径是没有什么秘密的。不过，在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仍有一个因素是我们所没有注意的，而各种文献也常常很少谈到这个因素：群众是怎样并且在什么阶段参加革命的， 口号和行动计划是怎样传达的？我们偶然也能看到这种正在进行的传达方式——例如，在焚毁关卡事件中，我们从许多见证人的证明那里知道，地方领袖是在罗亚尔宫的直接命令之下行动的[67]。再如在10月5日，我们发现斯塔尼拉·马伊雅和妇女的代言人商议着怎样指挥行动；美洲人富尼叶怎样匆忙赶回他的圣尤斯塔区鼓动对游行者给以支持，并在凡尔赛煽动卖鱼妇要求国王回到巴黎[68]。但是，这种偶然看到的材料非常稀少，而暴动的真正关键之所在是我们一般所发现不了的；不过，根据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假定，在这些和相似的事件中，最高领导人和广大参加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像马伊雅和富尼叶这些次要的领袖以及其他人如圣杜律治、圣费利、太鲁瓦思·德梅库尔和克累勒·拉刚布等来保持着的。

但是，来自其他社会集团的这些中间人本身并不是无套裤党人。因此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无套裤党究竟有没有他们自己的领袖来和资产阶级各集团及各党派的代理人合作或接受他们的命令呢？而在他们自己行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领袖来鼓动和领导他们呢？他们是不是在这一方面的自发性特别强呢？毋庸置疑，在这些场合下当然有人表现得比他们的伙伴更热情、更积极、更勇敢，或者采取了更惊人的暴力行为，因而引起了警察、国民自卫军或旁观者的注意。例如，在累维伊扬暴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个名叫玛丽-贞尼·特鲁摩的女人，她是伯尔的妻子，一个市场妇女，曾因高呼“干哪，第三等级万岁”和“去找累维伊扬”等口号来煽动骚动者抢掠和放火而被判处死刑（虽然之后被赦免了）[69]。据目击者说，在焚烧关卡的那些无套裤党人中间，带头的是一个酒商助手巴塔厄和一个码头工人杜蒙（化名卡德）[70]。在妇女进军凡尔赛时，据马伊雅说，她们的主要发言人是一个不识字的护士，一个搬运夫的妻子拉瓦朗讷太太，虽然她声称自己是被迫参加的[71]。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的那些人里面，我们曾提到惹人注目的厨娘康斯坦·埃符娜——虽然她在政治意见方面的成熟要比她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更引人注意[72]。在1793年2月的杂货暴动期间，根据警察记录，有几个人在鼓动群众不满和规定食粮、蜡烛及咖啡应有的售价上起了突出的作用。兵工场区警务委员的一份详细的报告中说，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漂亮女人……身高约五尺一寸，30来岁……穿着一件时髦的深蓝色布便服，披着一块黑色丝绸披肩，并且有一块带钢链的金怀表……这个妇女尽可能地扩大暴动范围……也正是她规定了肥皂价格为每磅12里弗，糖18里弗[73]。

牧月事件以后，有些人被向治安委员会和特别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告发为骚乱的带头者；这些人有的是过去“革命军”的成员，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曾经因为具有人所共知的共和国第二年的军事履历而被选出来领导本区起义的国民自卫军部队[74]。在这一例子中，我们所谈的是有经验的雅各宾派干部，他们是在革命的年代中成为领袖的；但这只是后来的现象，在1791年夏季以前我们很少看到有这种情况[75]。在以前所引证的例子中，那些被认为起主要作用的可能都是以前完全没有战斗经历的人，他们之所以知名也许是由于他们在那一特殊事件中特别活跃或勇敢；我们甚至可以完全接受这样一种人们常听到的说法，就是这类领袖的产生是出于有意，也同样可以说是出于偶然，他们有的是受邻居或游行的队伍所劝说或裹胁。事实上，不管玛丽-贞尼·特鲁摩或拉瓦朗讷太太怎样表现了暂时的斗争精神，她们也不会和1775年布里埃-孔特-罗培地方粮食暴动中作为暴动领袖出现的乡村妇女有什么不同的经历。当警察要这个乡村妇女解释她的不法行为时，她朴实地回答说，

她是被拉来的……她的脑袋长得和别的女人的脑袋一样，她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76]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公认的那种意义上的领袖，战士或积极分子与普通参加者之间的分别也消失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革命后期就不是这种情形，那时，俱乐部和社团有充足的时间从无套裤党的群众中间挑出人来把他们训练和装备成战士与领导者。但是，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在我们对小册子、杂志，及公共集会场所、食品商店和市场中的口头宣传等在产生革命行动上所起的作用作过说明以后，这里仍然存在我们不能予以精确分析的自发性这一因素。

[1] 关于这一时期农民文盲，可参看埃·商皮昂：《从1789年的记事看当时的法国》（E.Champion，La France d’après les cahiers de 1789），1921年巴黎版，第209—210页；德·莫内：《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D.Mornet，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33年巴黎版，第420—425页。

[2] 阿瑟·杨格：《法国和意大利游记》，第174、178—179、182、185—186页。

[3]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第83—84页。

[4] 陆军部每日订阅的份数从1793年9月18日起，由8000份增为12 000份（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0卷，第2221号）。

[5] 《内外新闻》，第8期，1791年4月23日。

[6] 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我的随笔录》（Restif de la Bretonne，Mes inscriptions.Journal intime ），第130页；转引自德·莫内：《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第426页。

[7] 参阅附录五。识字的程度当然随着工资劳动者的工种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一种和那一种无套裤党人之间差别更大。正如我们可以想到的那样，作坊老板的识字程度比帮工高，帮工比“普通”工人或工场工人高，男子比妇女尤其高得多；在男工中，最低的是革命最初几个月中挤满了救济工场的失业工人和农民。

[8]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看德·莫内：《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第281、449页。

[9]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577，第16页。

[10] 《人民之友》第468期，1791年5月24日，第7页；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5页。

[11] 《内外新闻》，第24期，1791年5月10日，第376页。

[12] 参阅本书第91—93页。

[1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4，第44页；Aa76，对开本第40页；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36，第376号，对开本第37页。

[14] 参阅附录四。

[15] 阿·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35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第197—198号。

[17] 莫·图诺：《法国革命时期巴黎历史书目》（M.Tourneux，Bibl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2年至1913年巴黎版，5卷本，第2卷，第6702号。

[18] 参阅本书第89—91页。

[19] 伊·布丹：《革命时期巴黎的民众团体》，第131—139页。布丹小姐的叙述只包括1790年至1792年这一时期。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O^1 2053。

[21] 1793年5月29日杜达尔给加拉的报告（阿·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第1卷，第330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0。

[23] 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第2卷，第52页。

[24] 参阅本书第135—138页。

[25] 巴黎社团的这类名单，现存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我所见到的最完整的是法国剧院区“人民共和统一协会”的名单，在1794年1月，它的280名会员中包括大约260多个行业的工匠和店主（15名细木工，24名裁缝和39名鞋匠）、28名小职员、16名各种工资劳动者以及若干商人、承包商和股票投机者等〔大英博物馆文件：F·827（5）〕。我所知道的外省各社团会员的一点情况得自从事于法国外省档案广泛研究的科伯·利夏先生。

[26] 参阅本书第135—137页。

[27] 埃·梅伊埃，《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各区》（E.Mellié，L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8年巴黎版，第145页。

[28] 仅在1794年5月到6月间，巴黎就有39个这样的社团被封闭〔亚·索布尔：《罗伯斯庇尔和1793年至1794年的群众运动》（“Robespierre and the Popular Movement of 1793—4”），载1954年5月号《今昔》，第69页〕。

[29] 参阅本书第147页。

[30] 参阅本书第167—169页。

[3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73页；《关于圣日耳曼修道院事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882；马·罗夫：《1789年6月30日和8月30日暴动中的巴黎工人》，载《法国革命》，第63期，1912年7月至12月，第430—454页。

[32] 参阅本书第53—56页。

[33] 参阅本书第75—78页。

[34] 警察局在1793年至1794年往往到格累夫广场探听无套裤党人的意见；然而，以后在1795年，人们常做这种活动的中心似已向北移到圣马丁门和圣丹尼门（参看卡隆和奥拉尔搜集的这一时期的警察报告，散见各处）。

[35]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153，对开本第6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4707，第2号卷；F^7 4735，第2号卷。

[36] 参阅本书附录四。

[37] 累维伊扬骚动和1793年的杂货骚动发生在星期一；1789年的巴黎革命开始于一个星期日；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示威在一个星期日举行；1793年6月2日（反吉伦德党革命中有决定性的一天）也是一个星期日；另一方面，1792年8月10日则是星期五。

[38] 考斯道夫·博尔：《1789年的共济会叛乱》（G.Bord，“Ld Conspiration maçonnique de 1789”），载《通信杂志》，1906年5月10日和25日，第521—544、757—767页。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033，15101。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41] 参阅卡隆：《九月大屠杀》，第6页。

[42] 考斯道夫·勒朋：《法国革命和革命心理》（G.Lebon，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évolution ），1912年巴黎版，第55—61、89—93页。同一作者：《群众心理》（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年巴黎版。

[43] 勒菲富尔：《革命群众》（Foules révolutionnaires ），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1卷（1934年7月），第1—26页；由《法国革命研究》重登（1954年巴黎版），第271—287页。虽然勒菲富尔的研究主要是关于1789年的，他的结论却一般可以应用于1787年至1795年的整个时期。本章的讨论内容主要是我从他那里得来的启发。

[44] 勒菲富尔：《革命群众》，第272页。

[45] 例如，马尔斯教场示威初期，两个不知名的人被发现藏匿在祖国之坛下面，再如1792年8月10日瑞士近卫军士兵的“背信”，他们出乎意料地向马赛人开了枪。这两件事情都引起了惊恐和挑起了杀戮。

[46] 勒菲富尔：《革命群众》，第279页。

[47] 参阅本书第52—62页。

[48] 参阅本书第77页以下。

[49] 国家档案馆文件：W76，78；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1卷，第1—171号。

[50]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

[51] “当时有一种可怕的阴谋，有3万人准备在匪徒支持之下于14日夜间进入首都”（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95页）。并可参看博勒帕勒爵士在1789年8月发表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声言圣母山区失业者正在构筑工事以便对准巴黎架设大炮（《给小马杜林区诸位先生的报告》，国立图书馆文件：Lb 40 285）。

[52] 《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6日，第3页。

[53]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3卷，第388页；《人民之友》，第422期，1791年4月7日，第6页。当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最初几年，反革命分子曾企图在郊区的工资劳动者、特别是在救济工场的失业者中间煽起不满——对革命和新政权不满；虽然当局和民主派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但是，反革命分子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参看埃·塔尔累：《制宪议会时期的工人阶级和反革命派》（E.Tarlé，“La Classe ouvriére et le parti contre-révolutionnaire sous la Constituante”），载《法国革命》，第57期（1909年），第304—326、385—404页；和拙著《巴黎工资劳动者》（Parisian Wage-Earners ），第1卷，第260—269页〕。

[54]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33，第348号，对开本第26页。

[55]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33，第347号，对开本第9—10页。

[56] 罗·克·科伯：《共和国第二年风月的军事阴谋》（R.C.Cobb，“Le Complot militaire de ventôse an Ⅱ”），载《巴黎与法兰西岛》（Paris et Île-de-France ），第7期（1956年），第221—250页。

[57] 参阅本书第173—178页。有产者的恐惧转而在监狱犯人中引起了恐惧，他们害怕1792年9月事件的重演。

[58] 参阅本书第59—61页。

[59] 例如，可参看日·耳·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J.L.Talmo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2年伦敦版）。这本书把革命说成是卢梭、马布雷、摩雷利等人的思想和他们的信徒（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及其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必然结果，这些人“受到了一种全面革新的革命力量，和一种有意识地按照一种合理的终极的标准来改造社会的思想的推动”。

[60]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7卷，第229页。

[61] 卡隆：《九月大屠杀》，第435—445页。

[62] 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à Paris e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43期，1956年，第148页。

[63] 参阅本书第24—25页。

[64] 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第177页。

[65]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第111—117、141页；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第147—160页。

[66] 参阅本书第134页以下。

[67] 例如，杜昂耳——以前的一个制锁匠和几个关卡纵火案中的首领——向一个见证人说，“他们是奉命这样做的，并且还要完成别的任务”；在圣马丁关卡，一个骚动者用这样的话斥责另一个人：“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放火，因为有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不能抢劫，因为命令禁止我们这样做”；在布朗希关卡，一个男子要大家安静下来听“罗亚尔宫来的命令”（国家档案馆文件：Z1a886）。

[68] 《警察局刑事审讯记录……》，第81号证人；《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

[69] 国家档案馆文件：Z13981，13454。

[70] 国家档案馆文件：Z1a886。

[71] 《警察局刑事审讯记录……》，第81—82号证人。

[7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48，对开本第30页。

[7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69，对开本第296页。在一般认为骚动从那里开始发生的伦巴底大街上，警察选出粮食市场区卖鱼妇阿尼埃斯·贝尔娜作为特别注意和惩罚的对象；她之后被判处两年徒刑（参阅本书第185—186页）。

[74] 罗·科伯和乔·鲁德：《巴黎革命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79页，注2。

[75] 我们在1791年7月的马尔斯教场运动中发现了最早的这类情况：在各区因抗议国民自卫军暴行而被捕的人当中，有3个人是巴士底攻克者（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85，对开本第85—86页；167，对开本第460页；206，对开本第370—372页）。

[7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141（对于厄尔省日雇工汤通太太的审讯）。

第十五章 历史上的“革命群众”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中心问题——参加巴黎伟大革命事变的群众的性质这一问题上来。从我们的分析看来，这些群众是作为革命进程中的积极动因出现的，是由具有自己独特的身份、利益和愿望的社会成分构成的。然而，他们在这些方面既不是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有矛盾也不是和它们全然无关。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革命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实际上之所以能够爆发——正是因为组成革命群众主体的无套裤党人能够领会并接受开明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宣传的新政治思想。不过，即使革命群众的头脑中充满了这些思想并为它们所鼓舞，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只是中产阶级领袖和利益集团的被动工具，更不能把他们贬为没有任何社会特征的愚昧的“暴民”，或者，把他们说成不过是城市人口中的犯罪分子或社会渣滓。那样的人固然也起了作用，但那完全是次要的，和泰讷或其他作家恶意描绘的到处横行的“暴民”形象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密什勒以“人民”称呼他们当然是更接近于事实的，例如，我们看到巴那夫就曾对既非贵族又非资产阶级的革命事变参加者应用过这一名词。然而，这个名词的意义太含混了，因为整个说来，构成暴动者和骚动者主体的固然是“贱民”或“无套裤党”，但他们的组成分子——妇女、工资劳动者、工匠、帮工、小商贩或作坊师傅——所起的作用在这一次或那一次中却迥然不同。当然，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一点，这就是：革命群众绝不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概念，正相反，它是由具有各种社会要求的普通男女组成的，这些人对于各式各样的刺激发生反应，在这些刺激中，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以及要求消除眼前和特定的不满的冲动都起了作用。

这种结论是否只是在法国革命这一比较狭窄的范围内有效，还是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应用于其他“革命群众”呢（许多历史学家或者是为了方便，或者是缺乏同情，往往把革命群众描绘成为“暴民”或社会渣滓[1]）？当然，如果我们从本书所研究的事例中作出过分自由和自信的推论，那就要流于狂妄和贻误读者；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历史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事例，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在英国和法国爆发的这些和其他的群众运动，仍然有某些共同特征。至少在这一范围内，我们或许可以把我们的结论应用于比较广泛的领域。

我们已经看到革命时期的某些“经济”运动和法国旧制度晚期的经济运动——特别是1775年的运动有相似之处。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断上涨的面粉和面包价格引起了同样的自发反应；在市场和面包铺发生了同样的骚动；群众强制限价，其规定价格由群众从一个市场传到另一个市场；群众同样几乎是毫无疑问地相信王权的有效和仁慈；谣言对群众活动起了相同的刺激作用；城乡“贱民”的各集团也积极参与了运动，而在他们中间，犯罪分子和地痞流氓并没有起什么重要的作用。 晚至1848年的法国农村暴动，这些特征中有若干（虽然绝非全部）又重新出现[2]。在19世纪初叶的城市革命中，1789年的特征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被保留着，虽然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逐渐变革，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特征。在1848年，巴黎的外貌及其人口的地理分布大部分仍然和60年前一样[3]；小作坊仍然占主要地位，它们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有势力[4]；而“贱民”的主要集中地仍然是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以及市场以北各区[5]。就我们从有限资料中所知道的而言，1830年7月“光荣三日”的参加者的成分和巴士底攻克者的成分相去不远[6]。 和1792年8月10日的先辈一样，1830年的工人离开作坊拿起了武器，他们不但没有鼓励抢劫，而且把抢劫者就地枪决[7]。1848年，作坊老板和帮工仍在一起游行，并且共同把守街垒和在二月暴动中占领了下议院[8]，德·托凯维尔对于2月24日和5月15日群众拥入议会会场的描写，读起来活像是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国民大会中群众大示威的情况[9]；甚至在以后的六月革命中，虽然工人和资产阶级已经到了针锋相对地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步，我们看到，暴动者大部分仍属于曾经攻占巴士底和图伊勒里宫的那些人所熟悉的行业：在这次事件中被捕和受控告的11 693中，有554名石匠、510名装修木匠、416名鞋匠、321名家具匠、285名锁匠、286名裁缝、283名油漆匠和191名酒商[10]。但是差别也是同样惊人（如果不是更为惊人）的。即使在2月，工资劳动者在起事者中所占的比例也要比1789年大得多——德·托凯维尔确曾认为革命的胜利者（至少到5月为止）是工人阶级，而其唯一的牺牲者是资产阶级[11]。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却是，在当时的暴动和骚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工资劳动者和独立工匠这时已经在他们自己的政治俱乐部中组织起来，在他们自己的旗帜和领袖的领导下前进，他们这时非但不再响应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口号，而且已经深受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2]。路易·菲利普时代的工业革命带动了铁路和工业开始机械化。我们在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当中发现，除传统手工业和小作坊的装修木匠、家具匠、锁匠等之外，还有大约80名铁路工人和257名机器匠的名字[13]。正如1848年6月标志着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一样，同时它也标志着无套裤党最后的衰微和工资劳动者的兴起，从此，工资劳动者就成了暴动中的新突击队和革命群众中的主要成分。

我们发现在英国发生的过程也与此相类似，虽然它开始的时期较早。在英国，18世纪的典型农村暴动和法国比起来，甚至更多的是起因于谷物、面粉或面包价格的高涨，其表现形式是各式各样的直接行动——从对于磨坊主、农场主或地方长官的人身攻击，破坏篱笆、关卡栅栏、房屋或磨坊，劫夺储存的粮食和阻截食物运输车辆，到农业工人、矿工和乡村工匠在当地市镇上的巨大示威。这些活动当然会使我们想到同时期法国农民和乡村商贩所进行的类似活动；但是最为酷似的要算是普遍采用“群众平价”或群众限价的办法，英国乡村发生的这种事例似乎比法国还要多：仅在1766年一年间，据韦尔谟思博士记载，在全国市镇和乡村中发生的这类事例就不下22起[14]，地方档案所揭露的无疑更要多得多。到19世纪，这种事件在都市社会中早就中止，唯有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地区，这种类型的暴动——以及它对于群众或“自然”制裁的强调——还在一直继续着。时间可能最晚而规模肯定最大的这方面的事例，是1839年和1842年两次在威尔士西部爆发的“里贝卡暴动”——表面上是反对通行税征收卡，实际上却反映了威尔士农民对于什一税、“外国”地主、作威作福的地方长官、教会捐税、高额地租以及新济贫法的积愤[15]。这两次暴动虽然时间晚，但仍然与18世纪末某些法国的城乡暴动和骚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暴动者的宣传和装束都采用了传统的形式[16]，不时出现当地的领袖或“里贝卡”[17]；在破坏通行税征收卡和济贫院时明确提出“自然制裁”的口号；农夫和农业工人采取联合行动；暴动好像燎原的烈火般从一个地区自发地蔓延到另一个地区[18]。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在起作用；“里贝卡”夜间闹剧的停止和群众集会以及向国会请愿的代之而起，肯定是十分有意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政府的镇压奏效，而是由于在雇工坚持要实现自己的特殊要求时，农场主改变了他们的心意[19]。

英国城市暴动性质的改变，也是由于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18世纪，尽管涉及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始终保存着一种令人联想到法国暴动的类型。除了最大的都市以外，在市镇和一切其他城市中流行的形式始终是食物暴动。在伦敦，它很少采取这种形式，虽然食物价格的高昂可能是引起骚动的原因之一[20]。由于历史学家经常重复托利党或威尔克斯派“暴民”的时髦名词，所以这些骚动的真正性质往往被模糊了，同时也模糊了这一事实：参加运动的群众具有自己的社会特征，推动他们的是各种特定不满和与抢劫或获得钱财无关的一些动机。1736年7月的伦敦东区暴动的参加者大部分是帮工和工人，因为爱尔兰工人愿意领取较低工资，他们愤而以暴力反对当地爱尔兰人[21]。但是，其他因素，如那一年的烧酒法案和对于瓦尔波尔的使人们受到威胁的消费税的记恨等，也都起了作用。在1768年至1769年的“威尔克斯与自由”暴动和12年后的戈登暴动中，参加者大部分是帮工、学徒、仆役、体力劳动者、小工匠和小商贩。虽然骚动的直接原因在两种场合下截然不同，但这两种运动都是社会抗议运动，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隐藏在背面的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冲突，虽然还不是劳资冲突。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当时英国和法国典型的城市群众运动，在这些运动中，由地方领袖领导的工资劳动者、工匠和小商贩等“贱民”，通过捣毁橱窗、焚毁他们当时的敌人的肖像或“拆毁”他们的住宅、酒馆或磨坊等形式，施行了一种粗暴的和方便的自然制裁[22]。在戈登暴动中，这种活动的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单是事后要求赔偿的私人建筑和个人财产损失的数额就达到7万英镑以上。这一特殊情况主要并不是由社会敌对情绪加深造成的，而是因为对于想象中的罗马天主教徒的人数和影响的增加所带来的后果抱有恐惧： 当时甚至谣传最高法院院长曼斯菲尔德勋爵在一夜之间“使国王成了一个天主教徒”！所有这一切的一个有趣的附带结果是：伦敦城的商人和房主面临着双重威胁——政府的军事措施威胁他们的自由，“下层人民”的破坏狂威胁他们的财产——因而提出了巴黎的商人和房主于9年以后提出来的组织资产阶级民兵来保卫自己利益的要求[23]。

在新的工业时代到来以后，这种形式的群众示威没有长期维持下去。随着这一世纪末的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工场制度的兴起，工会变成了更常见的和更稳定的组织，工资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直接冲突成了工业和城市社会更为平常的现象。从18世纪80年代起，罢工开始代替食物暴动和其他的自然制裁运动，成为典型的社会抗议形式。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资劳动者正在开始代替“城市贫民”“下层人民”或“贱民”（较早时期适用的名词）这样的社会集团，成为城市社会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在英国，这一过程没有带来1848年在法国看到的那种暴力事件或迅速成熟的政治思想；但是一般的过程开始得比较早，到宪章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时，这一过程业已完成。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期，西欧正在发展起一种具有新的社会目标和新的表现方式的新型的“革命群众”（就这一名词最广泛的含义而言）；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它也迅速地在其他地区出现。这种新型群众或许要比法国革命时期的旧型群众较易于辨认，因此，研究工会或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在利用现有的研究材料来对他们加以说明上并没有落后。可是，旧的坏习惯是不容易消除的，一般的历史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往往喜欢用方便和现成的词汇来掩盖自己的意图，这些词汇尽管因为袭用已久而变得神圣化了，但仍然是不恰当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毫无疑问，在代表外界利益从事活动的受雇党徒这一意义上，“暴民”一词在写作社会史时是可以使用的，可是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应该特别谨慎，而且只能在当时的特殊情况要求使用这一名词时使用。就本书中所能得出的任何一般有效的结论而言，这种情况恐怕是很少的，而泰讷笔下的“暴民”应该被看作他信手拈来的名词，或者显然是他怀有偏见的证明，而不是一种符合事实的历史现象。

[1] 当然，史学家也时常在群众身上贴上密什勒那种更同情的（如果不说是更有辨识力的话）“人民”或“爱国派”的标签。英国史学家对于19世纪欧洲和南美的民族运动所作的描述往往如此，在这类运动中，群众所推动的事业，显然是那些作家所同情的。有时候，由于时论或官方政策的改变，评价某一个运动的态度甚至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昨日的“匪帮”会变成今天的“爱国派”或“自由战士”。

[2] 参看高赛兹：《骚动纪实》（R.Gossez，“Carte des troubles”），载于埃·拉布鲁萨编：《19世纪中期（1846年至1851年）法国经济萧条与危机一览》〔E.Labrousse（ed.），Aspects de la crise et de la dépression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milieu du ⅩⅨ siecle（1846—1851）〕，1956年巴黎版；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第61—65页。

[3] 参看克·塞格诺博：《1848年的革命》（C.Seignobos，La Révolution de 1848），1921年巴黎版，第344—345页。

[4] 耳·谢瓦利埃：《19世纪巴黎人口的组成》（L.Chavelier，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XIX e siécle ），1950年巴黎版，第77页。

[5] 格·伏蒂厄：《1831年工人的贫困》（G.Vauthier，“La Misère des ouvriers en 1831”），载《1848年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e 1848），第22卷（1925年），第607一617页。

[6] 参看由于参加巴黎1830年7月27—29日事变而被杀害和受到表彰的人的一份极不完全的名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369—370、420）。

[7] 《关于1830年7月暴动的一封未发表的信》（“Une Lettre inédite sur les journées de juillet 1830”），载《1848年的革命》，第7卷（1910年），第272—275页。在1848年，德·托凯维尔（de Tocqueville）也注意到（他还说这并不奇怪）并没有发生抢劫事件〔《阿列克赛·德·托凯维尔回忆录》（The Recollections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48年伦敦版，第80页〕。

[8] 阿·克雷梅：《1848年2月23日加普善路的激战》（A.Crémieux，“La Fusillade du boulevard des Capucines du 23 février 1848”），载《1848年的革命》，第8卷（1911年），第99—124页；弗·杜塔克：《1848年2月暴动记事》（F.Dutacq，Un Récit des journées de février 1848），载《1848后的革命》，第9卷（1912年），第266—270页。

[9] 《阿列克赛·德·托凯维尔回忆录》，第51—59、135—145页。

[10] 《按姓名首母排列的1848年6月被控告人总名单》。国家档案馆文件：F^72585—2586。

[11] 《阿列克赛·德·托凯维尔回忆录》，第78页以下。

[12] 塞格诺博：《1848年的革命》，第24—25、57—58，67—70、89—106、138—139页；苏扎纳·华兹曼：《1848年拉贝尔的俱乐部》（Suzanne Wassermann，“Le Club de Raspail en 1848”），载《1848年的革命》，第5卷（1908—1909年），第589—605、655—674、748—762页；高赛兹：《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巴黎工人组织》（R.Gossez，“L’organisation ouvrière à Paris sous la Seconde République”），载《1848年，当代革命评论》，第41卷（1949年），第31—45页。

[13] F7*2585—2586。并可参考格·杜沃，《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工人生活》（G.Duveau，La Vie ouvrière en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1946年巴黎版，第42—43页。

[14] 罗·华·韦尔谟思：《18世纪的美以美教派和普通人民》（R.W.Wearmouth，Methodism and the Common Peopl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45年伦敦版，第19—50、51—76、77—91页。

[15] 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David Williams，The Rebecca Riots ）（1955年威尔士大学出版社）。

[16] “里贝卡”的信提醒威尔士人要记住自己受着“亨吉斯特”的英格兰“后裔”的奴役（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第192页。可参照英国固有的认为英国人为“诺曼枷锁”所奴役的传说）；暴动者一般都涂黑自己的面孔，或者化妆成为妇女（最后一点是人们经常攻击1789年10月5日向凡尔赛进军的巴黎市民的借口）。

[17] 这些人大都是佃农，虽然偶尔也听说有“绅士”、酒馆老板乃至工人（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第190、195、198、221、250页）。

[18] 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第212页。在1830年至1831年英国农业工人的暴动（英国农村中最后发生的这一类运动）中也可以看到某些这样的特征。

[19] 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第243、262页。

[20] 1736年的反爱尔兰和烧酒暴动中以及1768年3月到5月的“威尔克斯与自由”暴动，可能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虽然1768年至1769年的威尔克斯运动或1780年的戈登暴动也许不是这个缘故。关于与这些运动有关的这些和其他问题，可参看乔·鲁德：《“本国烧酒”与1736年的伦敦暴动》（G.Rudé，“‘Mother Gin’ and the London Riots of 1736”），载《公会杂谈》（The Guildhall Miscellany ）1959年第10期；及其《1768—1769年的“威尔克斯与自由”运动》（“Wilkes and Liberty，1768—69”），《公会杂谈》，1957年第8期；《戈登暴动：暴动者及其牺牲者的研究》（“The Gordon Riots：a Study of the Rioters and their Victims”），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第5集，第6卷，1956年，第93—114页。

[21] 不论其起因是什么，这些暴动和50年后的巴黎累维伊扬暴动一样，与19世纪的工资运动很少有共同之处。

[22] 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1790年至1792年的“教会与国王”暴动中也看到了这些特征；但是在这些暴动中，还掺杂有其他需要单独研究的因素。

[23] 乔·鲁德：《第一次“戈登暴动”》（“I ‘tumulti di Gordon’”）（1780年），载《工人运动》（Movimento Operaio ）（米兰），1955年版，第852页。这一要求受到冷遇和不得不放弃并不足为奇。

附录

附录一 1790—1795年的巴黎各区

（前面是1790—1791年使用的名称，括号内是后来使用的名称）

1.图伊勒里区

2.香榭丽舍区

3.鲁列（共和）区

4.罗亚尔宫（布特·代·莫兰、蒙塔纳）区

5.万多姆广场（皮克）区

6.图书馆（1792年、累珀累提尔）区

7.船夫谷仓（米拉波、白山）区

8.罗浮（博物院）区

9.奥拉托利（法兰西自卫军）区

10.粮食市场区

11.邮局（社会契约）区

12.路易十四广场（球场、吉洛梅太尔）区

13.蒙莫朗西喷泉（莫里哀喷泉、布鲁特斯）区

14.新崩纳区

15.崩索（祖国之友）区

16.莫孔赛耳（崩孔赛耳）区

17.老实人市场（市场、商场）区

18.伦巴底区

19.阿尔西区

20.圣母山（蒙马拉）郊区

21.普瓦松尼区

22.崩迪区

23.大教堂区

24.玻宾库尔区

25.蒙特娄区

26.盲人收容院区

27.格拉维叶区

28.圣丹尼（诺尔）郊区

29.博堡（再团结）区

30.红公主（马莱、武装人）区

31.西西里王（人权）区

32.市政厅（公社大楼、忠诚）区

33.罗亚尔广场（结盟、不可分割）区

34.兵工场区

35.圣路易岛（友爱）区

36.圣母院（老城、理性）区

37.亨利四世（新桥、革命家）区

38.伤兵院区

39.格雷讷累喷泉区

40.四国（团结）区

41.法国剧院（马赛、马拉）区

42.红十字会（红帽、自由帽）区（西区）

43.卢森堡（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

44.朱利昂温泉（博勒帕勒、沙利尔、再造、温泉）区

45.圣日讷维叶（法国伟人祠）区

46.天文台区

47.植物园（无套裤党）区

48.戈布兰（拉佐夫斯基、菲尼斯太勒）区

附录二 1791—1795年巴黎各区的人口

续表

附录三 巴黎各区与1787—1795年的起事者

（在各次骚动中被捕、伤亡或参加者的数目）

续表

附录四 巴黎各行业与1787—1795年的起事者

续表

续表

续表

附录五 1775—1795年的巴黎起事者和暴动者

附录六 革命日历[1]

附录七 1789—1793年的巴黎物价和工资

（转载自《经济史评论》，1954年，第6卷，第3期，第248—255页）

表（一） 1783年巴黎工人消耗在面包上的收入百分比

表（二） 1789年6月和1791年6月巴黎工人的假定预算

表（三） 1790年6月和1793年6月巴黎工人的假定预算

关于1793年至1795年工资和物价的预算及统计表，可参看《经济史评论》，1954年第6卷第3期，第257—264页。鉴于它们不够详细并且需要作更多的文字说明，所以这里没有选录。

[1] 革命（或共和）日历自1793年9月22日（共和国第二年葡月一日）正式使用，至1805年底（共和国第十四年雪月十一日）始被废除。在闰年（1796、1800、1804），风月十一日相当于2月29日，革命日历多出的一天则在以上日历的五天“无套裤党日”中再加一天（称为第六日或“补余日”）。

名词解释[1]

囤积者（Accapareur）

囤积居奇者（大都指实际和被认为的粮食囤积者）。

革命军（Armée révolutionaire）

1793年秋天在各中心地区成立的民兵，一般认为由可靠的无套裤党人组成。成立革命军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迫农业生产者以其产品供应巴黎和其他城市。1794年春“艾贝尔派”倾覆后，革命军旋即因丧失信誉而被解散。

指券（Assignat）

革命政府发行的，1791年夏季以后通用的纸币。

祖国之坛（Autel de la Patrie）

建立在马尔斯教场中央、献给祖国的市民祭坛。

关卡（Barrièrs）

革命爆发前不久由总包税人围绕巴黎城设立的税卡。

资产阶级（Bourgeoisie）

这里作为一般名词使用，多少和“都市中等阶级”——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商人、大制造商和各种专门职业者——同义。

嗜血鬼（Buveur de sang）

共和国第二年热月后泛指雅各宾派和专指罗伯斯庇尔派的诬蔑性名称。这类诬蔑性名称还有“恐怖分子”或“九月凶手”等。

陈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

由特别召开的城乡居民和三个等级的代表大会起草的陈述各种不满的文件，是为1789年的三级会议准备的。

马尔斯教场（Champ de Mars）

位于河东岸（今埃菲尔铁塔所在地），原为本城主要的军事检阅场。革命时期是市民用以庆祝节日和举行盛会（例如7月14日的结盟节和主宰节）的中心，也是群众起草请愿书的中心（例如1791年7月16—17日和1792年8月6日）。

民政委员会（Comité civil）

区级的政治或行政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原为监察委员会，热月后改为行政区委员会。属于区的地方性委员会，负责警务和内部安全。

检查囤积委员（Commissaires aux accaparement）

各区任命的官员，负责保证在本地贯彻最高限价法，并调查关于囤积食物和饮料的控告。

治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

政府的两个主要委员会之一，共和国第二年成为雅各宾专政掌握政权的机关，特别负责警务和内部安全。

公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共和国第二年两个主要政府委员会中更为重要的一个，既管内政又负责外交，它在警务和司法方面的权力和治安委员会重叠。

公社（Commune）

这一个充满传统和革命含义的名称，指攻克巴士底后出现的巴黎本地政府。热月事变后不久消失，在1848和1871年又重新（短期地）出现。

贵族阴谋（Complot aristocratique）

宫廷派在1789年夏季，企图陈兵威吓巴黎，解散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当时群众就称这种企图为“贵族阴谋”。后来，对于其他真实的或被怀疑的反革命阴谋，也应用了这一名称。

君主立宪派（Constitutional Monarchists）

“英国派”（他们赞成国王有绝对否决权和议会中有第二院）在十月“骚动”中被击败和崩溃后，国民（和制宪）议会中出现了新的多数，这里的“君主立宪派”一词即随便应用在他们身上的名称。他们在议会中的领袖是巴那夫、杜波尔和拉默兄弟，在巴黎政权机关中是贝野和拉斐德。

哥德利埃俱乐郡（Cordeliers Club）

革命时期巴黎两大俱乐部中更加“平民化”的俱乐部，设在左岸的法国剧院区，收取的会费比雅各宾俱乐部还要低，一般采取的都是比较进步的政策（例如在1791年7月和1794年春）。该俱乐部最有名的领袖是丹敦、马拉、艾贝尔和隆撒。

反革命分子（Counter-revolutionary）

在本书中使用时的意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指在任何革命阶段中反对革命的人。

宫廷派（Court Party）

本书中使用的这一名词，具体说来，专指1789年夏季以亚多瓦伯爵为首的集团，就比较广泛的意义而言，指1792年8月以前各时期受国王和王后信任的人以及在报刊上和议会中支持王室的人。

旬（Décade）

按革命日历，每月为三十日，每十日为一旬。

（旧）区（Districts）

1789年4月，巴黎划为60个区以进行选举。然而，在七月革命以后，它们实际上掌握了地方政府机构的权力，谓之旧区。并且一直保持着这种情况，到1790年5—6月才被48个新区所代替。

忿激派（Enragés）

由雅各·卢、特奥菲累·勒克雷克和让·华尔勒领导的极端革命集团，他们虽然遭到哥德利埃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同声谴责，在1793年春季、夏季和秋季对于无套裤党却有相当影响。

郊区（Faubourgs）

郊区（字面是“郊外”的意思）原来位于旧城城垣之外，到1785年已经被圈到市区以内。本书使用的这一名词既指以前的一般“郊外”，也专指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区——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史学家有时用这一名词表示“工人住宅区”，这是不正确的。

结盟军（Fédérés）

从外省到巴黎来参加1792年7月14日结盟节的武装部队，在本书中，特别指参加进攻图伊勒里宫的马赛、布列斯特等地的结盟军。

斐扬派（Feuillants）

在1791年6月国王出亡瓦雷讷事件发生后，当时掀起了废黜国王或停止国王职权的运动。一部分保王派代表及新闻记者因抗议这个运动而与雅各宾派决裂，另外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他们便被称为斐扬派。

国民自卫军（或资产阶级民兵）（Garde Nationale，〔milice bourgeoise〕）

最初由巴黎各区在1789年7月成立的公民武装或民兵。

法兰西自卫军（Gardes Francaises）

革命前夕驻防巴黎的保王军主力。他们虽然在1789年4月累维伊扬暴动中效忠于政府，但在6月已经开始被革命者争取过来，在7月暴动中一般都站在人民一边。

无家可归的人（Gens sans aveu）

即没有固定住所的人或流浪汉。

吉伦德党（Girondins）

本来指立法议会中的一群左翼代表，他们在1791年秋冬两季支持布里索的“革命战争”政策，其中许多人（如布里索）都来自吉伦德郡。后来，使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凡是反对雅各宾派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纲领方面多少相同的人都被称为吉伦德党。

青年团（Jeunesse dorée）

罗伯斯庇尔被推翻后，由记者弗累隆组织的反雅各宾派青年团体，他们在共和国第四年葡月支持了保王派的反对国民大会的暴动（见“纨绔子弟”条）。

骚动日（或革命日）（Journée〔Journée révolutionnaire〕）

群众（一般均由无套裤党构成）参加的革命斗争日。

沼泽派（或平原派）（Marais 〔Plaine〕）

指共和国第二年国民大会中的中间集团，由于他们在热月9日不支持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才被他的敌人孤立和逮捕起来。

最高限价法（Maximum）

最高限价法有二，一是1793年5月颁布的，只限制谷物价格；一是1793年9月颁布的，范围比以前扩大，几乎对一切主要必需品都实行了限价，连劳动力也不例外（最高工资法）。

首领（Meneur）

即领导人（经常带贬义）。

贱民（Menu Peuple）

普通人民：工资劳动者和小有产者（见“无套裤党”条）。

山岳党（Mountain）

以罗伯斯庇尔和丹敦为首的雅各宾派议会代表的名称，因为他们在1792年9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坐在会场高处座席上，故有此名。在吉伦德党被驱逐后，由他们组成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

纨绔子弟（Muscadins）

无套裤党对于热月政变后那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公民和中等阶级青年的蔑称，表示这种人衣衫华丽，行为放荡。

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

旧制度下有钱的地方长官，他们通过购买或继承职位，取得了贵族地位。

无固定住所的人（Non-domiciliés）

居住在旅馆、公寓或租借家具的房间（出租公寓）中的人，在1793年6月以前，这种人一般都不计入当时的人口调查中，也没有参政权。

工人（Ouvriers）

在18世纪，这一名词指用双手劳动的一切城市居民，而不论他们是小制造者、独立工匠，还是工资劳动者。

饥荒协定（Pacte de famine）

群众认为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两朝各届政府施行的政策就是饥荒协定，也就是有意囤积，使市场缺粮，以便抬高价格，造成饥荒。

卖鱼妇（Poissarde）

按字面解，就是卖鱼的妇女，一般扩大指市场妇女。

巴黎市长（Prévôt des marchands）

革命前巴黎城敕立的政府高级长官，最后一任雅各·德·弗勒塞尔，在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陷落后，被愤怒的群众杀死。

审讯笔录（Procès-verbal）

警务委员审讯犯人的正式记录，切勿与“警察局报告”相混，后者可能是关于“形势”或舆论情况的报告或记录。

贵族反叛（Révolte nobiliaire）

1787—1788年巴黎贵族和法院对国王的反叛，它是1789年大革命的“开锣戏”。

无套裤党（Sans-culottes）

本书完全按照其社会意义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名词来使用，它包括城乡小有产者和工资劳动者；就巴黎无套裤党而言，包括小店主、小商贩、工匠、帮工、体力劳动者、流浪汉和城市贫民。当代人往往只把这一名词用于政治上比较积极的阶级，或者扩大到不论来自哪个社会阶级的“群众”领袖身上。史学家时常在这一政治意义上使用这一名词。

（新）区（Sections）

按照1790年5—6月的市政法，原来分为60个区的巴黎改划成48个区，以便进行选举并为一般政治目的服务。

联谊社团（Sociétés fraternelles）

1790年和1791年成立的早期各激进派俱乐部和社团的名称，它们是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附属机构或支部。

群众团体（Sociétés populaires）

泛指1791年夏季以后的地方俱乐部和社团。许多这类社团都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支部，但是，由于它们倾向于（至少在巴黎是这样）宣传进步观点和独立的政策，深为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所厌恶。许多这样的社团（尤其是1793年9月9日以后成立的纯粹是各区的团体）在艾贝尔倾覆后都被封闭，热月后被封闭的更多，只有少数几个残存到1795年年初。

群众平价（Taxation populaire）

暴动群众强迫面包商、杂货商等按较低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谓之“群众平价”（本书中举的例子是：1775年5月，1792年1—2月，1793年2月）。

恐怖（Terror）

本书使用的这一名词主要并非指一种方法，而是指一段时期——从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在此期间，雅各宾政府通过军事、司法和经济等各种强迫性措施实行专政。

热月（Thermidor）

革命日历中包括部分7月和8月的一个月（参看附录六），在本书中更常用来指罗伯斯庇尔及其最亲密同事被推翻的共和国第二年热月的两天（9日和10日）。

第三等级（Third Estate 〔Tiers État〕）

按字面是指奉召参加三级会议的三个等级的非“特权”代表，但在本书中使用的意义较为广泛，指除贵族、上层僧侣或有特权的地方长官以外的一切社会阶级——也就是“贱民”和“资产阶级”。

巴士底攻克者（Vainqueurs de la Bastille）

可以证明自己曾积极参与攻陷巴士底的800～900人的荣誉称号。

[1] 这里的注释仅限于一个目的，即对书中某些可能引起混淆或误解的名词作一些很粗浅的说明或解释。读者如欲了解更全面和更精确的定义，可参看马里昂：《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制度辞典》以及布尔森与夏拉梅合著：《法国大革命辞典》（Bourssin and Challamel： Diction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参考资料

关于写作本书时利用的资料，其全部名称已见于直接列出或指出转引来源的脚注中。此处如再重复所有参考过的第二手著作的名称，既无此必要，也使读者和作者厌烦，所以不再赘述。

以下所列仅限于原始资料的简介，手稿本和印刷本兼而有之；但是，关于后一种，开列的只是那些不容易以回忆录、通信或出版的资料集（如奥拉尔、克·布洛克、卡隆、沙拉瓦、沙森、拉克罗瓦、莫南、图诺和图埃特伊等人所编的）形式得到的文献。

手稿本来源

国家档案馆文件：

AA集（立法与司法部分），第46—47号。

AF集（行政部分。国务大臣），Ⅱ，第47—48，50—57号；Ⅱ*.294，298；Ⅳ.1470。

BB集（司法）：BB^373，76，80，222；BB^16702；BB^3017，79，87。

C集（国民议会发言记录）：第27，31，35，71，75，134，167，184，203，221，238，246—247，251号。

D集（议会各委员会），第Ⅲ，Ⅳ，Ⅵ，ⅩⅩⅨb，ⅩLⅢ号。

F1c集（公共舆论。选举），塞纳13，27。

F^7集（警察总局），第2476，2491，2513，2523，3299，3688，3281，4387，4411—4776（使用了65卷），6504号。

F7*集（登记簿），第2497，2505，2507，2517，2520，2585—2586号。

F^12集（工商业），第1430，1544，1546—1547号。

F^13集（民用建筑），第1137—1138号。

F^15集（济贫院和赈济），第3267—3274，3564号。

H 集（一般事项，市政局），第1453，2121号。

KK集（历史纪念碑。登记簿），第641，647号。

O^1集（王室），第500，1036，2053，2057号。

T集（产业部分。查封），第214，514号。

W集（司法部分。革命法庭），第12—13，24，76，78，81，170，174，294，319，343，357，444，546—548，556—558号。

Y集（巴黎警察局档案），刑事科：第9828—10598号（使用了25卷左右）；登记簿：10626，10634，10648—10650；警务委员档案：10790—16022号（使用了有关1775年、1787年至1790年部分的150卷左右）；法兰西岛省长官：第18748—18770，18794—18796号等。

Z集（特殊与普通司法），第Ia/640，886号；2/4691。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

Aa集 （巴黎部分。警务委员审讯记录，1790年——共和国第九年），第9—266号（使用了有关1790年——共和国第四年部分的80卷左右）。

Ab集（案犯入监登记簿），第132（贡西尔日里监狱），319（圣佩拉若监狱），324—327（阜尔斯监狱），356（其他）号。

塞纳档案馆文件：

V.D.*集（1790年——第四年部分），第645，650，826，1012，1635，1656，1661—1662，1681号。

塞纳马恩档案馆文件：

B集 （司法），第2247，2387，2695，3698号。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

B集 凡尔赛：宫廷检察官。1775年诉讼记录，1789年审判厅诉讼记录，1789年诉讼记录，1793年5月刑事法庭记录。圣日尔曼-安拉夷：宫廷检察官记录。1775年审判厅文件。

国立图书馆文件：

法文珍藏资料，第6680—6687号：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1764年至1789年，8卷本）；第11697号（贝野—拉斐德通信集，1789年至1791年）。

新得法文资料，第2654，2666，2669，2670，2673，2678，2716，2811，3241号。

同时代印刷本资料采源

写作本书时参考了法国国立图书馆Lb集第39—41号所包括的各种小册子、请愿书、公民名单、各区报告等，同时参考了大英博物馆F，F.R.和R（克罗克藏书）等集中的同类印刷物。

我也利用了某些革命报刊，特别是《人民之友》《杂谈》《革命日报》《内外新闻》《法国和布拉本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 ）以及《巴黎革命》等。

我也参考了下列同时代（或接近同时代）人对于各种事变的记述（不过，从这些材料中得到的收获却较少）：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1833年至1838年巴黎版，40卷本；马维达尔和洛伦（编）：《高等法院档案》第1集，1789年至1799年，1868年至1914年巴黎版，80卷本；《重印老箴言报》，1858年至1863年巴黎版，31卷本；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以及国民大会的发言记录。

Table of Contents

-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 序
- 第一章 导言
- 第一篇 引论
- 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 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
- 第四章 1789年7月
- 第五章 向凡尔赛进军
- 第六章 马尔斯教场“大屠杀”
- 第七章 王政的倾覆
- 第八章 山岳党的胜利
- 第九章 热月
- 第十章 芽月—牧月
- 第十一章 葡月
- 第三篇 革命群众剖析
- 第十二章 革命群众的构成
- 第十三章 革命群众的动机
- 第十四章 革命活动的产生
- 第十五章 历史上的“革命群众”
- 附录
- 名词解释[1]
-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