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
Author: [美] 拉尔夫·林顿
Date: 2017-01-31T16:00:00+00:00
Keywords: 文化; 历史; 文化史
Publisher: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美）拉尔夫·林顿著；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

（西学经典书系）

ISBN 978-7-303-21388-7

Ⅰ.①文… Ⅱ.①拉… ②何… Ⅲ.①世界史－文化史 Ⅳ.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38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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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张：10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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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第二版序

这篇小序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推出《文化树》的中译本第二版？分两个部分：第一，不朽经典；第二，认真修订。

一、不朽经典

1988年6月，在本书的第一版译者后记里，我断言：“在较新的专著问世之前，《文化树》的价值是不可取代的。即使有了新的专著问世，它纵横驰骋的思路、挥洒自如的笔墨、宏富经纬的睿智、阐幽抉微的条分缕析，仍将具有经久的魅力。”

如今看来，这一判断是站得住脚的。

这一判断以该书的五大特点为依据，容我在这里做简要概括（亦见“第一版序”略微展开的文字）：第一，多源并行、相互影响、交相辉映的人类文化；第二，人类文化演进的重点和核心是技术发明、科学发现、制度演进，而不是帝王将相；第三，各文化区有特色，亦有共性，不存在所谓的“西方中心”；第四，“水向高处流”：低文化影响高文化，“蛮族”影响文明；第五，精当分析一神教和多神教，摒弃褒贬偏见。

为了支持这一判断，容我引用四段文字，借以管窥作者胜人一筹的学术追求和视野。

他展现色彩斑斓的人类文化：“本书试图说明的是，各种文化的专门化发展是如何产生、如何整合、如何传播的，是如何使现代世界文化丰富多彩、繁复多样的。”（p.260）

他对非洲文化的复兴充满信心：“我们预料，非洲文化的复兴可能在下个世纪发生。在这个复兴过程中，对上述长期扎根的传统，看来是被忽视的。把民主政治的现实和外在形式强加于非洲文明之上的任何企图，尤其是非常不恰当的。”（pp.181-182）

他观察中国文化似乎比我们中国人更胜一筹：“他们的文明太悠久了，所以他们不可能以俄国人热爱共产主义的那种宗教狂热去拥抱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中国人的心理是智慧老翁的心理，他们阅尽了人间世态，饱尝了人间沧桑，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兴奋狂热了。”（p.241）

他对中国文化的光明前景似乎比我们中国人更有信心：“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确信，两百年之内，中国又会出现一个强大的‘朝代’，中国将像过去一样，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p.242）

二、认真修订

近年来，我反复重申，我的译作要做到“五个对得起”：对得起作者、读者、出版社、译者本人和后世。为了兑现这一庄严的承诺，第二版的修订做了以下努力。

首先，贴近原书的两大风格：严肃、平易。作者治学严谨、理论功底深厚、田野经验丰富，反映在文字风格上就是滴水不漏，是为严肃。作者驾驭复杂课题举重若轻、删繁就简，行文极其流畅，不通历史和考古的读者一般也能一气卒读，是为平易。为了贴近严肃的风格，我将过分口语化的词汇改为书面语，如将“那儿”改为“那里”，“这儿”改为“这里”，“哪儿”改为“哪里”。

同时，正是为了反映原书平易的风格，我们又不过分迁就欧化句式。仅举一例：英文“…，although…”的句式尽量改为更符合汉语句式的“虽然……但是”，或改为“……，不过，……”

其次，校勘时更注意约定俗成和规范，如“字谜文字”（rebus writing）改为“画谜文字”，“有史时期”“有史时代”改为“历史时期”，“亚利安人”改为“雅利安人”，日本的“郡”改为“藩”。

再次，矫正和充实译者注。仅举一例，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戈登·柴尔德的注释由“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对欧洲史前史和中西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著述甚丰”扩充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公认的史前考古权威，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著有《历史的重建》《历史发生了什么？》《人类创造了自身》《考古学导论》《欧洲文明的曙光》等。”

最后，纠错。亦举一例。由于1988年检索困难，并不知道Francis L.K.Hsu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几年以后读到他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时，已来不及纠正。所以，第二版予以订正，并详加注释：“许烺光（Francis L.K.Hsu，1909—1999年），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心理人类学创始人之一，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会长，1943年受本书作者拉尔夫·林顿邀请访美，随即留美任教，著有《中国人与美国人》《云南西部的魔法与科学》《宗教、科学及人类危机：研究转变中的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家元：日本的真髓》《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文化人类学新论》《美国梦的挑战》《边缘人》等。”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3年12月22日

中译本第一版序

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文明史，理由如次：

（1）作者把人类文化比作一棵热带大榕树。这棵大树扎根在史前文化悠远的土壤之中，它的不定根和气生根落地之后，长成了许多附生的树干；它枝杈横生相互绞结，最终长成一片盘根错节、枝杈交叠的丛林。换言之，人类的文化源头在人类祖先的亚人动物的进化之中；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源头并行发展的，是各种文明相互影响、交相辉映的，人类文化的演进不像一般进化论者所描绘的那种进化树，不是只有一条主根、一条主干的进化树，而是附生根众多、枝干绞结的大榕树。

（2）本书以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制度演进为重点和核心，对一般的历史事件和帝王将相却不予重视。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帖木儿之辈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作物栽培、动物驯化、纸的发明、织布机的问世，反倒是影响深远的重大里程碑。

（3）作者在横向的空间平面上，将人类文化分为若干大文化区。各文化区在文明兴起的时间和发达程度上千差万别，各文化区自有其显著的特色，亦有其共同的模式。这些文化区，有一般人比较熟悉的西南亚／两河流域文化区、埃及文化区、希腊罗马文化区，又有不大为人所知的南亚／印度文化区和东南亚文化区。这些文化区不是封闭的板块，而是相互影响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渗透和流动的文化复合体。就其共性而言，各文化区在生存手段、技术模式、城市组织上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就其特色来说，两河流域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模式、发达的形式法典和咄咄逼人的一神教引人注目；印度文明以宗教哲学、漠视历史、宽容精神最为显著；埃及文明以神秘主义最为突出；中国文明以庞大统一、绵延不绝、周期振荡、仕宦政治、文白分离、祖先崇拜、宗教宽容为绝无仅有的特色。

作者以雄辩的事实，强烈批判了欧洲中心论，言他人所不能言，历数了许多既令人震惊又令人信服的观点：希腊人并不是科学方法的始祖、罗马文明打上了蛮族（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深深烙印……

一般人所不熟悉的东南亚文化圈，包括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在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岛上的移民。作者述及太平洋岛民的超自然力崇拜和禁忌，东南亚新石器文化对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影响时都不乏精彩之笔。

（4）本书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蛮族文化对古老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影响。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摧毁印度河的古老文明，凌驾于印度土著之上，使《吠陀》经典和吠陀教义成为印度思想和文化的主宰。雅利安人尚武骁勇、蔑视学术的传统影响欧洲贵族达千年以上，直至近代为止。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对罗马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影响。突厥人、鞑靼人、蒙古人把中国文化带到了西亚、南亚和欧洲。上述现象说明，文明程度迥异的文化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低文化也可以向高文化逆向流动。

（5）本书对世界各民族形形色色的宗教做了精当的分析和比较。宗教是解析和阐释文化要义的一把重要的钥匙。本书描述和透视的原始宗教，有中国人的巫祝，波利尼西亚人的自然崇拜和禁忌，日本人的神道。它着力比较的一神教，是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紧紧抓住原始吠陀教—婆罗门教—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这条演化主线，用以剖析印度文化不重历史、亚文化严重分歧、长期割据、无法抵御外来入侵的历史现象；这是独具慧眼，出手不凡的学界泰斗方能驾驭的思想。本书作者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年）确乎是一位学界泰斗。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人类学界的四大台柱之一（费孝通语），也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类学家。和美国其他人类学家一样，他在人类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志、民族学上有极高的造诣。有别于其他著名人类学家的是，他还对世界文化史有深刻的研究。

本书是林氏的遗著，是其毕生心血的结晶。原书卷帙浩繁，中译本是她的夫人艾德琳·林顿（Adelin Linton）整理浓缩的节本。这个节本保留了原书的精华，删去了人类进化、史前文化和美洲文化的章节。对专家学者而言，这固然引以为憾。可是对一般读者而言，这倒是一种赐福。我们可以在一本小书之内线条清晰、脉络分明地把握世界文化史的轮廓和骨架，而不至淹没在浩瀚的汪洋大海之中。

该书从世界文明多源头的平行发展和横向交流这两根轴线上，对人类文化演进、文明兴起、各文化区相互影响、各文明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立体、多层次、多侧面的描绘、分析和阐释，展示了人类文明和地区文明绚丽无比的图景；既有浓墨重彩、工笔描绘，又有速写勾勒、大笔写意，所以它能使读者兴趣盎然地漫游于上下数万年、纵横数万里的文化史画廊之中。作品的权威性、可靠性、可读性，是毋庸置疑的。

林顿博士在书中提出了文化突变的思想，他把人类文化发展的爆发期比作生物的遗传变异。用这个思想来考察世界文化史，它提出了三次文化突变期。第一次突变期的标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起源，第二次突变期表现在农牧业的兴起，第三次突变期始于工业革命。此外，林顿博士抓住刚露端倪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林氏去世于1953年），预言了第四次文化突变的来临。

198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文明分为三期（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引起了强烈的震撼。1953年，林顿将人类文明史分为四期。这一思想多么言简意赅、发人深省，谁知道托夫勒从中受到了多大的启发！

何道宽

1986年6月

- 第一章 洪荒时代

- 第一节 人猿揖别

- 第二节 向智人进化

- 第二章 基础发明

- 第一节 火与工具的使用
- 第二节 作物栽培与动物驯养
- 第三节 冶金术
- 第四节 文字
- 第五节 技术发明
- 第六节 城市

- 第三章 东南亚文化复合体

- 第一节 东南亚新石器时代
- 第二节 大洋洲文化
- 第三节 东南亚后新石器时代

- 第四章 西南亚和欧洲

- 第一节 西南亚新石器时代
- 第二节 欧洲新石器时代
- 第三节 雅利安人
- 第四节 突厥—鞑靼人
- 第五节 闪米特人

- 第五章 最早的文明

- 第一节 两河流域

- 第二节 埃及文明

- 第六章 地中海文化复合体

- 第一节 克里特
- 第二节 希腊文化
- 第三节 蛮族文化
- 第四节 罗马半岛
- 第五节 伊斯兰文化

- 第七章 非洲

- 第一节 非洲史前文化
- 第二节 历史时期的非洲民族
- 第三节 非洲诸文明

- 第八章 印度

- 第一节 史前印度
- 第二节 历史时代早期的印度
- 第三节 佛教
- 第四节 前殖民地时期

- 第九章 中国

- 第一节 史前中国
- 第二节 历史时代早期的中国
- 第三节 晚期王朝中国

- 第十章 日本
- 结束语
- 中译本第一版后记
- 中译本第二版后记
- 译者介绍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洪荒时代

第一节 人猿揖别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记录人类学家所谓文化的源头和发展过程。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中的人从长辈那里学到又传给下一辈的众多的行为。然而，在我们一头扎入文化之前，值得在此约略谈谈产生奇异文化行为的这一动物的起源和品质。这种介绍更为必要，因为时至今日，和任何时候一样，在科学家的知识和普通人的信仰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鸿沟。人类学家和反进化论者之间的搏斗，就反进化论者这一面来说，主要是与假想对手的拳斗，这场搏斗早就以人类学家的胜利而告终了。除了一些地理或智能的死胡同之外，今日已无人怀疑：我们是某种动物的后裔。如今的问题是：我们的祖先是什么动物，人类进化的轨迹又是什么。我们可以立即排除一个普遍的误解。现已肯定，人不是现存任何一种类人猿的后裔。这些猿类不是我们的祖先，而是我们的亲属。它们的血统至少在一百万年前就与人类的血统分道扬镳了。

在重构人类祖先的尝试中，我们只能依赖数量不多的化石作为物证。这些化石是由我们了解的进化过程提供的，是由我们对灵长目普遍的进化模式相当清楚的认识提供的。如果我们握有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和半人半猿化石，那当然不错，但是大量的化石来源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直到晚近一些时代，直到人学会了通过栽培作物和饲养动物解决自己的食物之后，人仍然是比较稀缺的物种。我们半人半猿的祖先更为稀少，因为它们探索环境的装备不及最早的真人。即使在有利的地域，每50平方英里[1]才能维持一位个体的生命，也是保守的估计。况且，化石的形成需要特殊的条件。荒原中的一具死尸在自然界的秩序中只不过成为秃鹰、豺类和所有食腐肉动物的一块食物而已。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我们仍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人类化石和亚人化石。这些化石仅仅是进化轨迹上分散的点子。把它们连成一线来看，我们就可以从自己开始将这一进化轨迹延伸到遥远的往昔。从我们现已了解的一切来看，我们最遥远的祖先似乎是猴类。为此而烦恼的人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家族血统的老祖宗至少是在文化树较高的树枝上接受教育的。

这种小动物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游动方法之后，向人进化的第一步随之来临。它们不再是在树枝上跳跃前进，而是从一根树杈荡到另一根树杈，颇像运动员借助吊环表演空中飞人。这使它们的身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为后来人体演进的更为典型的特征打下了基础。在树上的飘荡运动中，身体靠上肢悬垂，因而形成与四足行走动物截然不同的一种姿势。

结果产生了一连串身体结构的适应性变化。躯干收短变紧，以便能荡得更远，就像拴在绳子末端的重物。骨盆接过了支撑内脏的任务，过去内脏是靠吊带似的腹部肌肉支撑的。骨盆加深，更加接近碗钵形。肩关节过去只有一定程度的旋转活动度，正如现代猴类一样；它们的自由度逐渐加大，直至发展成现代人这样的关节，使人今天能完成棒球手投球的那种动作。这是一步极其重要的发展，姑且不论别的发展，仅靠投掷石块和矛枪、挥舞棍棒，人的攻击能力就得以延伸。最后的一点结果是，那些在树间跳跃和漂荡中不能判断距离、不能牢牢抓住树枝的个体常常被淘汰，这就导致立体视觉模式和神经肌肉协调模式的稳步发展。换言之，使现代人成就今日体格的大多数结构特征，发端于猴类用上肢在树间跳荡前进的适应过程之中。

在树间跳荡时期的某个时候，人类和类人猿的血系就分道扬镳了。类人猿的祖先继续沿袭树间运动的路线，我们的祖先却开始了陆栖生活。我们无法判断他们为何要下地生活。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在第三纪中新世人猿分手时，世界许多地区普遍发生了气候变异。可能与其说是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森林，毋宁说是森林撇下了他们。然而，有一点可以确信：我们的祖先下地时，他们的手臂和眼睛已经颇能适应在树间的跳荡生活，但是他们的躯干尚未完全适应这种生活，所以他们不能很顺当地开始地上的生活。连最早的半人半猿化石都表现出充分发达的现代人式的腿足。然而，诸如尼安德特人这样原始人的上肢却比现代人的手臂略短一些。

从体格来看，人仅仅是一种大型的地球灵长目动物。实际上，在身体结构的专门化方面，他的进化不及其他亲缘动物类人猿。他区别于其他灵长目动物，甚至区别于其他哺乳纲动物的地方，在于他了不起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以及他与旁人交流知识和思想的能力。在这类问题上，正如在他的身体结构上一样，可以看出他是某些普遍的进化趋势的产物。然而，这里的记录甚至更不完全。使人和最近的亲缘动物区别开来的断面是非常之大的，其间的差别不是简单的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

在评估人的独特能力时，今天的大多数人大概会把智能放在首位。这是我们当前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直接反映。当前的文化价值强调人的推理能力，这一点显示在智商测验中。实际上，人的两种最重要的品格，也许是无与伦比的学习能力和语言能力。能够靠推理而不是靠尝试和错误来解决问题，固然是了不起的；然而我们往往忘记，思维的结果不一定比思维开始的前提更加可靠有效。推理的前提一定得经过学习才能到手，而且往往是从旁人那里学来的。学习的能力绝不仅限于人。学习能力在我们这个物种身上的高度发达，是一个可以确认的进化趋势的终极结果。一切生命形态都以本能行为或后天学习的行为对环境做出回应。

在较低的进化层次上，多半的行为是由本能控制的，不过，即使蚯蚓和蟑螂这样的动物也可以在后天学到一点东西。随着动物神经系统复杂程度的增加，动物行为从以本能行为占主导地位向以学习为主导的转移稳步渐进。到了进化阶梯中的灵长目阶段，本能行为实际上已经消失。到了人类这个阶段，未经学习的自动反应，似乎只局限于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反应，因为人是越来越复杂的神经组织的进化趋向的终极产物。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反应包括消化过程、眼睛适应光强度的调节过程以及与此类似的非随意反应过程。一个物种具有的本能越少，它可以发展的行为范围就越宽广。这一事实，加上人独特、出色的学习能力，产生了人丰富多样的后天学会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其他物种无法匹敌的。

由于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学习过程有了相当精当的了解。遗憾的是，我们对思维过程的认识要少得多。思维过程再现着我们业已学会的反应的重新组合，其效能是对付陌生的情景。尝试和错误的过程也可以达到同一目的，然后，这一过程要缓慢得多、弄拙得多。思维能力的萌芽在除人之外的许多哺乳动物身上可以看到。但是在这方面，即使是最愚笨的一个人和最聪明的一个类人猿的鸿沟，也是难以弥合的。类人猿的推理能力至多能达到三四岁小儿的水平。

语言的使用和无与伦比的思维能力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在交际能力方面与其他动物的差别，远远超过他在学习能力或思维能力方面和其他动物的差别。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可以发出诸如表现饥饿、气恼、惧怕、快乐或痛苦的叫声，并做出这样的动作。它们这些叫声和动作由同种的其他个体识别之后，就成为交流的手段。凡是喂养过宠物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然而，唯有人这一物种才可以将交流发展到可以传达抽象观念的程度。我们使用的交际符号通常是言语。我们通常将言语和语言当成是一回事，可是上述类型的交际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实现。唯一必需的条件是，所用的符号对交际双方应有相同的价值。因此，平原印第安人的手势语可以用于复杂的交际目的，如给予地理信息、布道、以恰当的经济担保求婚。不过，手势语之类的交际形式并非典型的人际交流形态。多半的人类语言以言语为基础。虽然研究证明，言语发端于语音模式的形成和固定，而且语音模式在儿童咿呀发音的变异范围之内，但是言语多半是靠模仿学会的。奇怪的是，除人之外的哺乳动物都不会模仿发音。人在教猿类说话过程中遭遇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似乎是因为不可能使它们模仿发音引起的。

我们对语言发生的早期阶段绝对是一无所知的。不妨断言，语言的使用是极其悠远的，但是没有记录的语言消失得无影无踪。文字出现在埃及和近东时（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语言的进化才得以完成。最早留下记录的语言在语法上和任何现代语言一样复杂，在传情达意上和任何现代语言一样恰当充分。而且，一切迹象表明，人类历史初期的语言比现在的语言多得多。每一个小型的地方原始群大概都有自己的语言。

所谓原始语言表现出大量着实令人困惑的观念，这些观念以语法形式来表示。这类语法形式有以事物形态和一贯性为基础的“性”的概念，有代词和动词的单数、双数和多数的“数”的概念，只需稍许改变少数词根的形态就可以表达多数的概念。在几乎没有语法（作者所指应为没有词的曲折变化——译注）的语言里，如在汉语和英语里，必须要有较大量的词汇。如果要用英语来准确传达思想的话，浩瀚的词汇应是必备的条件。与之同样缺乏语法的汉语，由于其词汇远远少于英语，所以它具有电报式的语句简洁性和语义不确定性。

尽管语言之间千差万别，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任何思想都能用任何语言来传达。语言的差别在于：社会是否对某一思想熟悉到一定的程度，或关注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要造出一个单词来表达这一思想。因此，用澳洲土语传达飞机的概念也许要数百个单词，而英语中一个单词就足以说明问题。但是，用英语来表达澳洲土著人阿尔丘林格（Alchuringa）祖先这一概念同样需要几百个词，而澳洲土语用一个单词就足够了。

语言创造的符号系统极为有助于个体的思维，不过，他借以思考的语言结构中体现的概念也可能对思维的结果产生影响。这是新兴的语义学刚刚开始探索的领域。印欧语没有无生命性这一语法范畴，所以操印欧语的人以万物有灵的态度去对待一切抽象的东西。倘若我们的语法将宇宙的内容分成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类，如阿尔贡金印第安语言那样，我们的哲学家就不至于踏进许多逻辑上的僻静小道了。

我们的思维多半是借助语词进行的，虽然别的符号也可以使用。画家和音乐家用一套与此不同的、非言语的符号来思考和构想，所以他们用语词描述创作过程时遭遇困难。个体借助符号可以解决问题、求得结果，他不必经历缓慢而笨拙的、外显的尝试和错误过程。思维中使用语词酷似计算中使用数学符号。数学符号使我们可以在不衡量和计量实际物体的情况下解答各种问题。语词符号使我们可以在不实际完成具体行为的情况下判定其结果。

极其发达的学习能力和语言能力在人身上的组合，使人类可以把宏富的知识业已验证的行为模式世代积累和传承下去，其他任何物种真是望尘莫及。在其他哺乳类身上，后代能够并且确实靠模仿父母学会少许行为模式，然而其可能性很受局限，因为它们的亲辈不能把抽象概念传给子辈，而且亲子两辈共同生活的时间相当短。就人类而言，儿童对父母的依赖和继后与父母的联系最低限度要持续10年至12年。前4年结束之前，儿童已经习得语言，父母可以用语言传授恰当的反应，不仅使儿童对亲子共处的情景做出合适的反应，而且使之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情景做出恰当的回应。父母可以告诉儿童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一旦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如何去应对。

人是万物之灵，也是最好教的动物，所以我们自然可以指望人是最具有个性的动物。没有两个人在体质和智能潜力上是十分相似的。毫无疑问，没有两个人的经历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在同一家庭里长大的同卵双生子的经历也不完全相同。因此，从潜在的因素来看，人的个体相似性比其他任何物种的个体相似性都要小得多。因此，非常奇怪的是，人们竟然选择在组织紧密的群体之中生活，其成员从事各种专职活动，同时又相互依存，以便满足全体成员的一切基本需求。许多其他哺乳动物也有群居的习性，可是它们的群体的组织程度是极为低下的。其中的唯一活动分工，是赋予雌雄两性在生殖上的不同角色；社会控制仅仅是弱小的斗士让位于强壮的斗士。如果要寻找与复杂的人类社会哪怕是最细微的相似之处，就必须要到社会性昆虫中去找，如到蚂蚁和蜂群中去找。在它们身上，维持社群生存必需的合作，靠身体上专门化的各种群体（比如，工蜂工蚁、兵蜂兵蚁等）来确保，靠高度发达的本领来确保。人缺乏合作的本能。如果要成功地行使社会成员的职能，人们就必须接受漫长而繁复的训练。事实上，我们就是试图按白蚁的方式来生活的猿类，而且，亦如任何富于哲理的观察家所能确证的那样，我们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做得并不是太好。

第二节 向智人进化

我们不知道，可以识别的、最早有代表性的人是在哪里出现的。但是，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人类不是出现在某个小范围的、边界分明的地域之内。不存在一个伊甸园。在我们祖先血系范围之内的亚人动物化石，已经在分布广泛的中国、西欧和南非找到。可以相当确信，许多比人略低的种属占据了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一切温带和热带地区。我们不知道，上述种属中的哪一物种是我们的祖先，亦不知道是否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种促成了现代人的形成。同一物种或近似的物种里的任何两只灵长目动物相遇，其正常反应似乎都是眉来眼去、互送秋波。许多半人半猿的种属没有发生基因混杂，大概并不是它们的尝试不够充分。

前已述及，化石记录是极其支离破碎的。然而，人类最早的化石遗存说明，这些化石在各方面都像现代人。显而易见，这些最早的智人代表很像我们，甚至到了具有我们一样的心理潜能的程度。他们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是由于可供他们学习和传承的知识量和我们的知识量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自从人类出现之后，人对环境的适应多半靠习得、传承行为的变化来完成。诚然，人类之所以产生多种体质的人种，部分原因是对环境因素要做出回应，部分原因似乎是偶然机缘。但是，这样的体质变异中没有任何一种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后果在所谓人种里是看不见的。

根据最新的估计，文化的滥觞距今至少60万年，表现在使用工具和火的痕迹中。现代人这个种属迟至1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可以确定无疑地认为，他们最早的文化说明，他们使用的工具和武器，比一些至今尚存的部落的工具和武器的种类还要多。除过去的7500年之外，在这段数以万计的漫长时期中，所有的人都靠采集和狩猎生存。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对后来文化演进路线的模式而言，其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个阶段的了解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凡是有勇气扎进卷帙浩繁、技术性很强的、研究人类进化史早期阶段的文献里去的人，无不因为以下的对比而留下强烈的印象：旧世界大约十分之九的地区要不是缺乏信息，就是可悲地信息不足；另一方面，有些小地区范围内，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研究工作是极其详尽的。这些小地区的研究资料全是以小型地区文化命名，每一种文化都受到发现者的钟爱，他们对这些局部文化的阐释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不懂专业的人感到误入迷宫，难觅出口，他们的感觉是不该受到责怪的。

欧洲是世界上早期进化史被研究得最精深的地方，这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是欧洲地区发明科学方法的副产品。然而，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偶发事件。因为它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构拟人类文化演进而言，其他任何初民栖居地区都是蹩脚的响导。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人类起源不在欧洲。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进化史的大部分时期，欧洲的功能与其说是新型文化发展的贡献者，毋宁说是新型文化发展的接受者。四次冰川推进和三次冰川退缩交替进行，使人类被迫退出和回到欧洲的现象交替出现，所以欧洲文化的发展是以离散间断的方式出现的，而不是以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出现的。试图把研究欧洲材料得出的分类学和断代序列用来研究中亚、东亚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只能导致混乱，正如它已经导致了混乱一样。如果把欧洲类型学用于分析美洲的材料，混乱会更加严重。

人类定居美洲的时间很晚。其文化发展又是在非常独立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独特的，所以任何探讨美洲史前史的尝试最好是予以推迟。文化发轫于旧世界，多半早期文化的发展也发生在旧世界。旧世界早期文化记录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在我们已知的最悠远的时代里，已经同时并存着许多种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地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同时并存于同一地域之内。同一地域内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它们可能属于利用不同环境的人群，如栖居在森林和草原上的人；它们代表的也可能是不同时期栖居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的人群；只不过他们栖居的时间太短，考古记录难以揭示这些文化的差异罢了。

尼安德特人是一切早期人种中我们最熟悉的亚种。他双膝略为弯曲，头部略为前倾，他粗大扁平的下颚成了许多博物馆的装饰品，人们推断他所具有的生活习惯成了科幻作家喜爱的素材。他在进化中的地位尚不大确定。然而，最后一批尼安德特人很不像现代人，较早的尼安德特人反而更像些。除了短时期内冒险进入北非之外，他们似乎停留在纬度较高的地区，他们在第四次及最后一次冰川期的前半部能够待在欧洲。他们的智人特征足以使他们与我们在巴勒斯坦的直系祖先混血。两个人种在这里共享着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 culture）。二者之间差异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似乎是，尼安德特人是紧靠北极圈的人种，他们正在走向消亡。他们与我们的直系祖先的大多数差异，与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其他哺乳动物有相似性，与欧亚大陆西南部分布广泛的亚人物种反而不太像。

无论如何，尼安德特人的行为似乎完全是人的行为。第四次冰川气候酷寒的，凡有洞穴可以栖身的地方，他都已转入洞穴。至少可以说，他的卫生概念还是相当原始的，所以他留下了相当多的能说明他生活习惯的证据。啃完的骨头、用火的灰烬、丢失和损坏的工具干脆就踩在洞底，后来竟形成几英尺[2]厚的沉积。埋藏其中的工具包括三角形的片状石，它们一边光滑，可能用作矛头或割刀，还有一些弧形刃口的石片，迹象表明它们曾用作刮削器。有几个洞穴里发现了加工成形的石球，往往是两三颗大小相近的石球位于很近的地方。毋庸置疑，这些石球是套猎动物的绳球。尽管这一武器制作简单，然而其发明必然需要大量的观察和创新。当然，这样的石球距离简单的手斧之类的工具仍然相距甚远。

可以断言，尼安德特人制作了许多木器，大概还用树皮制作了容器甚至是粗糙的篮筐。而且，鉴于他们生活在欧洲的许多时间里遇上了冰川气候，大概他们还学会了穿兽皮。可以说，关节炎在中年的尼安德特人中是常见病。

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只有少量的事实可以略有把握地推测出来。他们一定有了某种原始群的组织，就像今天最落后的狩猎民族一样。在一个洞穴的同一层面上，往往发现几个炉台，说明几个家庭生活在一起。猎捕大型动物一定需要若干男子的合作，大型动物是他们喜爱的食物。猜想尼安得特人的群体如何组织、家族像什么样子，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常常可以找到吃人习俗的证据，说明群体之外的任何人都被认为是可以猎食的对象。

最后一次冰川即将结束之际，一个新的民族进入了欧洲。他们带进了一种新的文化，迎来了一个新的考古时期，即旧石器文化的高级阶段。冰川退走以后，欧洲大陆气候寒冷，但比较干燥。大部分地区是很好的猎场，在空旷的原野上，河谷里树林翳茂，汇集雪水的低洼地亦有树丛。这样的地区尤其有利于食草动物的繁衍，所以这里的猎物成群，数量极多，类似非洲高原地区首批欧洲移民定居时猎物繁多的盛况。此地必定是冬季寒冷、夏季炎热，许多动物可能一年一次地随季节的交替而南北迁徙。新到欧洲的这批人主要以狩猎为生，他们的猎具比在此之前的莫斯特人的猎具，大大地改进了。

尼安德特人居住在洞穴的入口，旧石器时期高级阶段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首次住进了洞穴深处。他们在洞穴深处的岩壁画廊前举行仪式，祈祷猎物增多、狩猎成功。他们的画匠常常在难以进入的洞穴深处作画，看来他们似乎从未指望自己的画完成之后要让人观看。大概，岩画是创生的一种举动，据信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人类的创造力。除了这些难以进入的地方隐藏着岩画之外，一定还有个别的巫医的巫术。因为洞穴中确有庙室，室内装饰着精心描绘的系列画，甚至还摆设着泥塑的动物。

这些最早的欧洲人不太可能蓄意挑起战争。毫无疑问，不同的地区群体之间进行着友好的接触，大概多少有点像近代澳洲土著的“联欢会”。在这样的聚会中，澳洲土著用没有多大伤害的仪式化战斗来解决过去的冒犯和忌妒。欧洲最早的居民进行聚会和贸易的情况已经得到证明，因为在远离产地的地方发现了物证。地中海的贝壳被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通过贸易传到了远至中欧的地区。在法国沿海（大概在布列塔尼）和西班牙沿海之间的某个地方，还进行着海豹皮交易，因为我们在海豹生存范围以南很远的法国洞穴中找到了海豹头骨，而没有找到海豹的其余肢体骨骼。据推测，用以贸易的海豹皮是连着头骨一道出售的。

正如尼安德特人的情况一样，我们对这批定居欧洲的克罗马农人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情况一无所知。可以推测，正如现代北极圈地区的狩猎民族一样，所有的成人都是要结婚的，这些现代民族肯定是他们的后裔。因为这样的文化以大型动物为主食，所以他们中的寡妇肯定比鳏夫多，大概最优秀的猎手为多余的女子提供了配偶，由一位猎手照顾几个妻子。在治理管束方面，巫术显而易见至关重要，这一点与北极圈的现代猎人相同，社群中最显要、地位最接近酋长的人是巫师。这些人是专司巫术的行家，他们知道如何画符念咒，有时甚至能调遣自己的灵魂离开肉体，让灵魂去看远处发生的事情。

古代猎手和采集人的工具，按现代标准来衡量虽然粗糙，但是它们使我们人类占领了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哺乳动物所占据的空间环境。处在这种技术水平的人到达了无须远洋航行的一切地区，几乎在今天遍布人类的地区定居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的是变化范围很大的许多种气候和资源，可是他们对这两方面的变化都能适应。很可能，中石器时代的语言和文化的种类，比此后世界上曾经有过的语言和文化的种类还要多。然而，所有这些文化都受到一定的局限，这是和狩猎采集经济不可分割的。

[1] 1英里等于1.609344千米。

[2] 1英尺等于0.3048米。

第二章 基础发明

第一节 火与工具的使用

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普天之下全人类共有的特征，而且是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鲜明标志。当然，和人的历史相比，火的历史是无限悠远的。火山爆发能起火，闪电能起火，自燃能起火。甚至两根枯枝在风吹摇摆摩擦之下也能起火。大多数动物都怕火。人制服野火、学会用火千万年之后，才学会生火。一旦得到火种，就尽量让其不灭，这一习俗至今仍是许多以农耕为生的人群的特征。用朽木、地衣、带木髓的枝干等来保存火种是颇为容易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种时用的，就是干燥的茴香秆。澳洲土著和大洋洲矮小黑种人迁居时，总是带着火种。只有在祭礼期，定居的村民才暂时熄灭炉膛里的火，此外，火总是与住所的寿命一样长。

一旦被驯服，火就成为人最有用的奴仆与合作者，被人用于最早的化学反应过程和一系列的制品之中。我们容易这样去看问题：以为火对最原始的人的主要用途是取暖和照明。然而，由于最早的用火人居住在热带和暖温带，所以取暖对他们并不重要；由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取暖和照明的意义不大。也许，火有助于防御大型食肉兽的侵害。不过，其主要价值肯定是与工艺技术有关。

火的使用最早与工艺和木器加工有关。木杆末端经过烧灼，再刮掉炭末之后，就可以做成尖锐的工具。湿树枝可以用火拉直并使之变硬。落在木头上的火可以人为地加以控制和摆布，这一发现使加工木器、独木舟和家具的新方法成为可能。除了更加耗时之外，用火加工木器的方法，和用非金属的砍削工具加工木器的方法一样，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几位欧洲学者解释道，用火烹饪能使肉食更加细嫩。这个想法反映了现代人的困扰和咀嚼能力。直至今天，爱斯基摩之类的民族仍然以生肉为主食，他们咀嚼生肉毫无困难。实际上，凡是煮食的肉原本是可以生吃的，大概只有几种海鲜除外。生吃熟吃的差别，只不过是一个颚部咀嚼肌肉的力量和口味嗜好的问题。

根茎食物容易保藏。但是，除了极少的几种例外，根茎全部需要烹饪方能食用。如果生吃的话，连甜菜土豆之类没有异味的根茎也可能使肠胃不适。芋头是波利尼西亚人最重要的主食，里面含有大量的水杨酸晶体，除非经过烹饪，否则它对肠胃极为不适。木薯是南美丛莽部落人的主要作物。它含有氢氰酸，氢氰酸有致命的剧毒，必须要加热才能将其破坏。各种果实作物如谷物和豆类，除了少许例外，未经烹饪是不能食用的。这些作物最容易长期保藏和储存，因此成为预防饥荒的最可靠保障。这些物种先是野生草本植物，后经驯化成为栽培作物；它们分布在热带以北的广袤地区。火的使用使我们的祖先能从类人猿以水果为主的膳食改变为以果实和块根为主的膳食。这样的食谱拓宽了可食用的草本植物范围，增加了食物来源，使人的生活范围扩展到更北的高纬度地区和干燥的地区。沙漠植物果实特有的高淀粉食物，因此而成为人们的一种主食。

使用工具，更确切地说，制造和储备工具，反映了人脑的特征，而且比使用火更加直接地反映了人脑的特征。使用工具并非人类独有的特征。大猿也用顺手的木棍和石头去戳东西和砸东西。甚至有一些昆虫使用工具的非常奇特的记录。然而，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一种动物对一件天然物体做过加工，使之适于用作工具，从来没有一种动物把用过的东西储备起来再次使用。人类使用的工具又是人脑一种神奇的特征，它使我们意识到过去和未来，使我们在谋划自己的行动时既看到过去，也看到未来。

连最简单的工具也需要技能才能制造出来。任何人试一试最简单的物体，看看自己能否复制一件匀称的棍子或石头的砍砸器，都可以发现这一点。普天之下的专业分工模式，使最简单的人类社会中的成员也能制造种类繁多的工具和器具。

只要阅读描写非常悠远的原始人的文献，赋予石器重要意义的描写必然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人类历史大分期中的第一期就叫作石器时代。这不是因为原始人用石头比用其他材料多。看看穴居人实际使用的装具大概就可以发现，他们使用的东西有木棒、木矛、树皮篮子、皮囊、毛皮衣服，只是偶然才使用石刀、石头刮削器和石头砍砸器。不过，唯有石器和稍后的骨器才能残存下来，并得以记录在案。初民的石器主要是用于制造其他东西的。它们是初级工具，正如现代的斧、锤、刨、刀一样是初级工具。而且，有趣的是，一切现代的手用工具都是在历史的黎明期之前开发出来的，大部分的手用工具自古至今几乎完全没有改变其初始形态。

工具与火的使用赋予人控制环境的能力，使人无与伦比地超过了任何其他哺乳类。这使人的分布范围前所未有地得以拓宽，再也没有什么温血动物像人这样分布得如此宽广了，除非算上人的忠实朋友狗，因为人走到哪里就把狗带到哪里。尤其突出的是，猎具的开发使人深入北方地区，而我们的任何素食灵长目祖先都不能深入这些地区。人可以依靠肉食生存。爱斯基摩之类的人群能达到人丁兴旺的地区，唯一能吃的植物是浆果、地衣、驯鹿吃的苔藓。这种苔藓只有经过驯鹿在胃中半消化之后，方能供人食用。极其广袤的空间分布，使智人从实实在在的稀有物种转变为数量极为繁多的物种。没有任何现存的哺乳动物能接近人的数目。事实上，过去使人口与食物供应维持平衡的因素，受到了现代科学的阻碍，所以，在拙著写作的此刻，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将人口控制在适当的数字上，以便使地球的资源能给普通人提供美好的生活。

第二节 作物栽培与动物驯养

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养术的发明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伟大的时期。它使人类从最稀有的一种哺乳动物转变成数量最多的哺乳类。而且它极大地加速了文化发展的速度。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由此而产生了余暇时间和经济资源。不过，发展速度的增长可能与人口的增长也有关系。

早期研究文化演进的学者认为，动物的驯化走在农业的前面。根据他们富有浪漫色彩的理论解说，狩猎的男子驯化了猎物之后，采集食物和理家的女子温柔地劝告他放弃狩猎和放牧，说服他安居下来从事种植和农耕。然而，似乎非常肯定的是，除了极少的例外，农业是走在动物驯养的前面的。只要一群人处在不断迁徙游动之中，驯化动物并使之依恋于人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人们开始栽培作物、固定居所之后，才驯化了我们今日所有的大部分家禽家畜。

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家犬。人与犬的联系，很可能早在中石器时代即以开始，很可能二者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狗的听觉嗅觉非常敏锐，它可以追踪猎物，敌害来临时能发出警报，因此猎人把美餐之余的残骨余肉给它作为犒赏。同时，凡是养狗的人都知道，人和狗的个性模式非常接近，所以他们容易相互理解会意，容易形成相互依恋的关系。

农业走在驯化动物之前的规律，还有一条例外，这就是驯鹿。在欧亚大陆大部分的极北地区，驯鹿给人提供了可靠的食物来源。这个地区要发展农业是绝无可能的。由于驯鹿有大群密集迁徙的习性模式，所以人群可以和这些野生的鹿群密切相处，既保护它们不受天敌狼群的伤害，又可以在需要食物时屠宰驯鹿而不致引起它们的慌乱。驯化它们并不难，虽然它们从未成为完全可靠的家畜；每年放牧之后，人都得打乱鹿群才能驾驭它们。除了用作肉食来源之外，驯鹿的其他用途似乎是在模仿南方的牧牛人和牧马人时学到手的，驯养驯鹿的民族与南方的牧民有接触。

等到人完成了村落中的定居生活以后，其他动物的驯养才能发生。无疑，驯养动物是从喂养宠物开始的，最初的动机并非经济动机。直至今日，许多尚未开化的民族也喂养许多飞禽走兽，而且纯粹是为了娱乐和宣泄感情。幼小的动物憨态可掬、逗人喜爱。猎人猎杀母兽之后，常常把幼仔带回家供孩子玩耍。幼儿和幼兽总是彼此亲近。然而，大多数种类的动物幼仔长大之后，要不是逃跑，就是给人添麻烦，所以一旦出现食物储存短缺的迹象，它们就立即成了釜中肉和盘中餐。

各种动物的适应性有所不同。要变成家畜的物种必须有较强的生命力，能在受到虐待、缺少照管的情况下活下来，而且能对人或地方产生较强的依恋。即使在没有圈养的情况下，它们也能在村子附近待下来。

有一点至为重要，动物是否能被人驯化的真正标准，是看物种在圈养的情况下能不能繁殖后代。许多种动物可以驯化，而且能用于经济目的，可是它们经受不起这样的检验。驯化和驱使大象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两河流域平原的一首宗教诗叫《吉尔伽美什史诗》[1]，至少是公元前3500年完成的，诗中提到的一定是一头驯化的大象，一行诗中有这样的字句，它“甩掉了裹在身上的毯子”。尽管驯化和训练大象的历史如此悠久，然而直到前不久，都无法使大象在圈养的情况下繁殖。时至今日，尼泊尔、缅甸等地虽然把大象当作役畜使用，可是它们仍然留下大片的保护区，让大象生存和繁殖。少壮的大象被捕获后，很容易接受训练，连非洲象也是如此，虽说非洲土著从未成功地驯养过任何大象。

有趣的是，没有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是在历史时期之内驯化的。事实上，若干曾被人驯化的物种后来又回归到野生状态了。比如，埃及人曾经驯养过许多种类的瞪羚和羚羊，让它们与牛群一道放牧。可是，后来证明这些动物的产奶量和产肉量都不如牛，于是就放弃了对它们的驯养。埃及人还驯化了鬣狗，因为它与狗的习性非常相似，能成为善于猎取和追踪野兽的动物。很难说他们为何让鬣狗回复到野生状态，除非是这样一条原因：它的异味太强烈，连对臭味感觉不灵敏的远古埃及人也受不了。

我们总是称初民为猎手和采食者，这一说法反映了人们现今对肉的重视，正如肉食被列为主菜反映了人们对肉食的重视一样。事实上，初民主要不是以狩猎为生，除非他们有幸生活在猎物丰富的地方，或者是生活在地球上极北的地区，因为这里的植物性食物非常匮乏。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人类依赖果实、块根和水果类食物的程度大大超过了肉食。在栽培作物、饲养动物的地区，人们往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野生植物为生，而且已经习惯于采集块茎和果实的艰苦劳动了。在猎物丰富的地区，就连引进外地发展的农耕技术也要遇到顽强的阻力，因为耕耘远不如狩猎富有乐趣。

栽培作物的整个复杂过程涉及一系列的技术：种植、培育、施肥、休闲，干燥地区还需要灌溉。不过，农业的发展不是一个进行性的逻辑演进过程，人们并非总是首先学会栽种，继而依次学会培育和施肥的，这些技术在现存原始民族中的分布是没有定规的。一种技术往往仅见于这一群人或那一群人，这一技术成为他们从简单的采集食物往上升迁的第一步。

譬如，澳洲土著人发现，他们在吃野薯时削一下皮或扔掉薯类的地方，如果那里的土壤是黑土，来年回到同一地方时就会看到薯苗长了一地。他们有意识地摘下顶芽栽入土中，但是从来不培育施肥。这种无计划的种植是他们唯一的农业成就。

另一方面，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加拿大一省——译注），印第安人却不栽种作物，只有靠南的部落偶尔烧荒以后撒上几颗烟草籽。但是，他们珍爱草木樨和臭菘，把它们当蔬菜吃。臭菘是春回大地时最早生长的植物，其根部需要用来烹饪上年春季留下的干鲑鱼。大概它能佐餐调味。如果有位妇女发现了一片长势很旺的草木樨或臭菘，她就会用围栅将它圈起来，除去杂草，扎上草人吓唬野鹿。其他妇女会尊重她对这块地的产权。然而，谁也没有想过要在这样的土地上栽种或施肥。

施肥是罕见的农业技术之一，可是我们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却学会了施肥。新英格兰的印第安部落栽种玉米时，在每一窝玉米苗脚埋一条鲱鱼，然后就外出打猎，让玉米自生自灭，直到收割时方才返回，收获那些在杂草和虫害侵袭之后成活下来的玉米。

在洛矶山脉高原上，派尤特（Paiutes）印第安人既不栽种也不培育，他们只灌溉。他们喜欢一种苋属植物，春天当蔬菜吃，秋天则吃其果实。他们在不深的山沟里修筑小型的堤坝以拦蓄雪水。堤内的苋菜长起之后，每个氏族都正式指定一个人负责灌水。他不时地巡视菜地。如果地里太干，就在堤上开个口子，让水流遍菜地，然后再把口子堵上。

由此可见，农业发展中没有划一的模式。每一种庄稼、每一种气候都有独特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栽培作物的发展中，东起印度西北部西到小亚细亚，再往南到红海和西奈半岛的广阔地域，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七八千年前，整个地区似乎都适合放牧。然而，猎物并不丰富，人们显然主要依赖植物的果实作为食物的来源。这里的野生草本植物种类极多，其中就有现代小麦、燕麦、裸麦和大麦的原生品种。

中石器遗址中遗存有经过打磨的镰刀燧石，说明人们开始栽培粮食作物之前，就已经在收割这种草本植物了，虽然上述作物是最容易人工栽培的。起初，粮食作物是混合播种的。但是，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尤其是西南亚种植粮食的人口迁入其他地区之后，不同的粮食作物逐渐才分开来种植。最初，大麦似乎是西南亚最受人欢迎的作物。但是，农夫北迁时，发现大麦的收成不如小麦好，他们就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主要作物。小麦收成最好的地区以北，裸麦和燕麦的收成不错。裸麦与燕麦原来是无意之中与小麦一道撒下的野草籽。燕麦是能在最靠北的地带繁茂生长的作物。当然，还有适合特殊土壤和局部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更强的亚种。

起源能追溯到西南亚地区的所有后起的文化，主要是栽培谷物的文化。不过，这个地区还培植出了其他几种作物。几种甜菜—甘蓝科的植物经过人工培植，洋葱和黄瓜也是这样。苹果、梨树、杏树以及稍后的葡萄、无花果和枣树都是在这里培育出来的。此地培育的作物还有亚麻。亚麻有两个亚种：一是纤维用亚种，二是榨油用亚种（亚麻子油）。虽然亚麻子油现在是用做工业用油，但是它当时已成为石器人膳食的一部分，当时的食物显然缺少脂肪。

另一个完全独立地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中心产生于东南亚。低地的主要作物是芋、薯、香蕉和面包果。椰子也起源于这个地区。但是，由于它只在海边生长，所以它在大陆上没有经济意义。然而，在太平洋的海岛上，椰子确实成了生活必需品。

东南亚驯化的两种动物成为世界经济中极为重要的动物。它们是猪和鸡，猪同时又是在西方独立地驯养成功的家畜。然而，这两种动物在东南亚驯化，似乎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出于宗教原因。时至今日，它们对当地的食物供给仍无贡献。东南亚人有肠卜术的占卜习俗，即用动物的肠子来占卜吉凶祸福。罗马人也使用这种占卜法。元老院开会之前，祭师杀一只动物作牺牲，观察其内脏以观兆象。罗马人阻止开会的办法是，少数顽固派设法让占卜师宣告，兆象险恶，元老院不该于当天集会。

鸡的驯养似乎也有巫术目的。原始鸡是丛莽中的野雉，它还有魔力偶尔在夜间啼叫，而且总要在黎明前啼叫，而黎明前又是一切鬼魂必须匆匆赶回世间的时刻。

在东南亚的山区里，开发出了另一种类型的农业经济。山里人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薯类和稻类。旱稻的培植一般认为是在阿萨姆（印度一个邦——译注）开始的。水稻的栽培起源于何方尚不清楚。但是，完全用水灌溉的、复杂的水稻文化需要使用一种家畜，即水牛。水牛既可用来产奶、产肉，又可以在热带地区用于拖曳重物。旱牛不能在热带地区生存。从东南亚开始，稻米文化向北传入中国，最后又传到朝鲜和日本。在上述各个地区，稻米都成为密集而稳定的人口的基础。

我们熟悉的大多数家畜似乎是在西南亚地区驯化的。在这里，各种野生动物繁殖成了各种品系的牛、绵羊、山羊和驴子。猪似乎也是在这里驯化的。然而，即使这样，东南亚也是另一个独立驯化猪的中心地区。无论如何，猪在西南亚经济中并不像它在东南亚或西亚森林地区那样崭露头角。同样是在西南亚，过了很久以后，单峰骆驼才被驯化而加入了当地人的装备之中。

到公元前3000年，马被引进了这一地区，不过那时的马为数稀少，所以只用于展览或战争。马最初被驯化的地址肯定不在这里。僻静小道似乎可通往中亚草原。但是马的驯化可能是极为悠远的分布广泛的习俗。马性喜群居，马群由若干牝马和马驹组成，由一匹牝马支配。由于牡马总是急于增加它的妻妾数目，所以驯化牝马就成了对猎马人颇有价值的诱惑。马的驯化也许就是这样开始的。

马用作食物或诱饵似乎比牛要晚一些，因为在最早显示马为人使用的岩画中，马的套具显然是在牛轭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马挽具绝无满意可言，因为轭具或胸带影响了马的呼吸。然而，直到中世纪，马颈圈在北欧发明之后，才有可能用马来牵引重物。到了历史上很晚的时候，马仍未用作坐骑。又过了好些时候，才开发出了一种有效的用于军事的马鞍。

西南亚的古人还发明了挤奶术。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革命意义的经济发展之一。这一发明似乎只成功了一次。美洲印第安人没能开发出这一技术，虽然在他们生活的各个地区，都有一种具有产奶潜力的动物——美洲驼。甚至在华南和日本，挤奶也是上一世纪才被引进的。

用于产奶的动物恐怕首先是山羊，因为人在大小和体重上与山羊最匹配。留传至今的最早岩画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图画中，人从牛的屁股后面去给牛挤奶：如果挤奶的试验最初是在牛的身上进行的，那么人挤奶的这个位置显然会遭受挫折。后来，挤奶术推广到一切比猪高大的家畜身上，甚至包括对我们而言似乎不大可能的物种，如马和绵羊。挤奶术的经济潜力是非常之大的。只要家畜只限于给人提供肉食，定居的人就不可能在每英亩[2]土地上培育出足够的食物，就不可能摆脱对其他蛋白质资源的依赖。相反，学会了挤奶术之后，如果在人走路所及的范围内放养一小群家畜，就能够提供稳步增加的必需的食物成分，使村民能摆脱对其他蛋白质资源的依赖。

第三节 冶金术

近东地区的谷物种植业和产奶业建立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极为迅猛的文化发展。古代文明的大多数基础发明，似乎早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即已完成。其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基础发明是冶金术。很早以前，当地的金属就已经为近东人所知。甚至早在中石器时代，它们就已经为人所注意，人们就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过金属加工。然而，由于本地的金属供应不多，故这种新物质材料的发现并未对文化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彼时，人们把金属当成是一种坚韧可塑的石头，只是用锤打和磨制对之进行冷加工。直到人们可以从矿石中提炼金属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冶金术才开始出现。即使在中石器时代，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任何一种金属都极其稀缺、极其珍贵，以致其使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制造武器和装饰品。直到冶炼术发明之后，金属工具才成为常用的工具。

近东的冶金术大约发轫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铜似乎是首先熔炼的金属。碳酸铜矿，包括孔雀石和蓝铜矿，已在开采之中，它们被研磨成粉末用作绘画颜料。它们冶炼成金属铜的温度比较低。人们禁不住把炼铜术的滥觞与一次不幸的经验联系起来：一天晚上，近东一位先生不慎将他作画的颜料袋落入火塘，时值天刮大风；火熄灭后，他发现他徒具虚荣的颜料袋失落之处有一小团铜块，这种材料已为人知，而且比铜矿更为人珍惜。石头可以烧制成金属这一初步发现完成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试验，随即就比较迅速地发明了一连串的金属加工的基本技巧。

金属可以从一些石头中提炼出来，这一发现一定是激动人心的。一切迹象表明，一旦发现熔炼金属之后不久，冶金工匠就用各种可能的矿石进行试验了。大多数矿石凭重量和质地就可一望而知。银、铅、锑、锡很快就被发现了。炼铜时掺入少量的另一种金属，就造成熔化温度、熔液流动性和成品强度的变化，这些令人吃惊的变化，一定给古代的工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显然，他们用这种方法进行了试验，并且最终碰上了锡和铜的混合冶炼法。这种冶炼法使那个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

为何到公元前2000年结尾时铁器才投入使用，这个问题必定是长期难解之谜。铁矿石比上述各种矿石普遍得多。赤铁矿由于其重量和质地尤其使人一望而知。如果说近东的冶金工匠没有像尝试冶炼其他矿石那样试炼铁矿，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且，铁金属很早之前就以陨铁的形式为埃及人知晓。有趣的是，埃及人似乎猜到了陨铁的来源，因为象形文字里的“铁”字读作“星星金属”。我认为，人们早期忽视铁的现象有一种最好的解释：成功冶炼铁所需要的技术，与冶炼铜及铜合金所需要的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炼铜时，熔液集中在炉子底部，矿渣却浮在表面。炼铁时，至少以古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温度而言，铁绝不可能完全熔化。相反，它形成一种灰色的海绵状团块，专门术语中称它为海绵铁块（bloom）。铁块的裂隙之间充满了熔化的矿渣。只有趁熔铁白热之时猛力锻打，方能清除这些杂质。打铁的过程颇像从海绵中挤水的过程。熔炼的铜水可以直接从熔炉流入模型之中浇铸。但是，炼铁却需要很高的温度，而且还需要原始的铁匠进行第二道加工。铁中的含碳量越高，熔点就越低，铁水的流动性就越大。但是含碳量高的铁硬度极高、极易脆裂。我们熟悉的铸铁就是这样一种合金，主要用于铸造铁炉和装饰性的铁栏杆。即使做成这样的铁器，铸铁依然极易脆裂，几乎可以像同等重量的玻璃器件一样轻而易举地被砸得粉碎。纵然早期的冶金工匠成功地炼成了铸铁，他们也会面对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因为任何使之韧化的人们熟悉的铜加工工艺（即退火工艺），都可能引起危险的爆炸。即以熟铁而论，如果借用铜加工的退火工艺，那也徒然使之更硬，更难以加工。早期的金属工匠们没有试图熔炼铁矿和加工铁器，而是放弃了这项艰难的工作，这一点是极为可能的。

无论是何原因，反正我们知道，铁金属常被用来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时间发生较晚，而且首先广泛使用铁的是野蛮人。这些蛮族生活在青铜文化主要地区的边缘地带。也许，正是由于蛮族缺乏其他金属加工的技艺，才使他们试验新的工艺，最终导致他们开发出冶炼和使用这种新金属铁。

最早成功炼铁的地区似乎是哈萨克斯坦南部或小亚细亚北部。也有可能在印度南部有一个独立发展冶铁术的中心。无论如何，冶铁术是在西南亚首先发明的。如果铁含碳量高，铁就又硬又脆。较低的含碳量使铁变成钢，又硬又韧的钢。印度南部至今有人以极为简单的方法炼钢，这种炼钢法说不定就是那种原生的炼钢法。

第四节 文字

文字也是近东的发明，它对文明的贡献超过了金属对文明的贡献。如果没有记录和保存观察结果的技术，科学是绝不可能诞生的。古代的祭司是最早的天文学家。倘若他们只能凭大脑记天体的运动，他们就绝不可能意识到天体长时期运行的精度和可预测度，也绝不可能得到天体运动自然法则的观念或宇宙的机械主义观念，这些观念是一切后续科学研究的基础。

文字几乎同时于五六千年前产生于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另一种同样原始的文字大约在两千年以后出现在中国，中国文字是以西南亚为源头的文化复合体的一部分。上述地区最早的文字是迥然殊异的。这说明文字的起源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源头。同时，所有这些地区又有一个共同的遥远的文化系谱，这个系谱就是西南亚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化的文化复合体。大概，这个始祖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用图画记事的倾向。其结果是在几个地方同时独立发展出几种象形文字，最初的地域差别由于书写材料和技术的不同而有所加重。于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因为被用于绘画和浅浮雕而受到影响；在两河流域平原，文字刻在黏土上，因而产生了高度约定俗成的楔形符号。在中国，最早的文字技术似乎是用龟甲兽骨或竹子刻画符号。后来，汉字用毛笔书写，这一技术改变了初始可辨的象形文字，使之成为约定俗成的方块字。

在上述一切地区，文字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步似乎都是使用象形字，即名副其实的图画文字（pictographs）。然而，这些图画要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要对作画人之外的任何人都能达意，就必须使之既简化又定型。字符代表的事物的某些特征不得不加以夸张，使之一望即可识别。如此，倘若要画一只狗和一条狼，使之栩栩如生，一望而知其为不同的动物，那就只有极为高超的画师才能完成。然而，如果一个图形的尾巴上翘，另一个图形的尾巴夹在屁股后边，那就不可能看错了。狗的尾巴向上翻卷，而狼的尾巴是绝不会向上翘起的。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一系列如此定型的图形就会普遍被人意会，并能用于交流思想。北美一些印第安部落已经独立地达到了这一阶段，他们能在桦树皮上刻画这样简单的书信。他们这一符号系统的主要困难，在于交流中需要数量极多的符号，除了最简单的交际是例外；要画出许多画表示许多不同的事物，是不大可能的。因此，谁也画不出风或光的样子，幸福之类的心态或能源之类的抽象观念要画出来，更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出现了未来文字发展的两条路。一条路赋予符号纯粹约定俗成的价值，如用涡形表示言语，用几条波浪号表示水，用一块状如石头的图形来表示坚硬的品质。这样的图形名之为会意字。另一条路给图形赋予语音的价值，这些图形所指的事物在口语里是单音节的词，然后再用这些单音节的声符去组成更长的词。后一种技巧名之为“画谜文字”（rebus writing），我们自己有时用来给儿童作画谜玩。操几种不同语言的人采用这种文字系统时，象形文字向真正意义文字的转移才得以完成。对这些人而言，每一个画符只能有一个意义。它只能指代一个具体的音节的语音，而不能指代任何别的东西。任何语言使用的音节都是有限的。大多数音节文字的音节都不会超过二百，这种“画谜文字”就叫作音节文字。音节文字使任何人能学会读书写字，而不必投入毕生的精力。然而，即使最简单的音节文字也是相当复杂、难以学会的，也可以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即抄写职业的基础。

古代的抄书人掂量了技术上失业的可能性，他们不情愿接受简化文字的好处，不愿意让文字在社会上较为广泛地传播，他们对现状心满意足。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尽管人们在很久以前就探索过各种文字的可能，发明了音节文字和会意文字，甚至还发明了真正的拼音符号，然而这三种文字全都保留下来，而且还混用于相同的文书之中。虽然这些字符经过简化后已被用于日常交流，然而那些抄书员既支配着学问也控制着政府的行政管理；他们宁可保持文字的神秘感。在古埃及的全部历史中，抄书人是以此为业的专业人员，他们经年累月地学习抄书的工艺。在两河流域，文字要简单得多，似乎商人和专业抄书人都普遍地略通文墨。然而，即使这样的文字也够复杂的，所以大多数人依然目不识丁。时至今日，在许多东方人的集市上，代写书信者仍然是以此为生的专业人员。

真正的拼音字母表使学问平民化，正如铁的使用使金属平民化一样。现在使用的一切拼音字母表，都可以追溯到西奈半岛上的一个起源地。埃及人在这里进行广泛的采矿。除了使用罪犯和战俘之外，还使用大群的闪族劳工。闪族人的食物供应不敷消费时，被迫沦为埃及人的劳工。闪族人的酋长担任矿山的工头，埃及人要求他们就产量和发工钱的名单提出报告。因为埃及人常用的文字太复杂，他们学不会，所以他们用简单的符号来代表单个的语音，这本来是埃及文字系统中的一部分符号。于是，第一个拼音字母表就应运而生了。

这件事大约是公元前1800年发生的。这个字母表从西奈传播到闪族人居住的其他地区，最初是传到那些古代的经商者和航海家即腓尼基人的手中。因为远距离从事贸易的商人需要签约和通信，所以这些腓尼基人很快就认识到，一种学习简便并能广泛传播的文字系统，是大有裨益的。他们把这个字母表带到西方传给希腊人。希腊人一贯敏于抓住新东西，所以他们立即接过这个字母表，并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了一大串的调整。所有的修正与原有的腓尼基字母表的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字母表使用了元音字母。在喉音重浊的各种闪族语中，没有必要使用元音字母。然而，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元音字母却是极为重要的。从希腊出发，这个字母表又向西传入了意大利，它在此采用了罗马字母表的形式。此后很久的一次传播，又把希腊字母表向北传入了斯拉夫语系的国家，并使之成为后来西里尔字母表的始祖。西里尔字母与拉丁字母不同，俄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之所以缺乏了解，其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的文字经历了与欧洲文字一样的进化模式，直到音节文字可能出现的时候为止。然而由于某种不大清楚的原因，中国的文字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没有发展为真正的拼音文字，而是向会意文字的方向演化。换言之，汉字成为表示意义组合的文字，而不是音符组合的文字。原因也许在于，很早的政治统一体的管辖区，拓展到超越方言的界线之外，所以它削弱了拼音文字的价值。原因也可能是，这种文字反映了士这个阶层的哲学兴趣和分析兴趣。他们既控制着教育，又控制着政府行政管理。无论原因何在，这一演进过程产生了一种可以被视为另一种语言来学习的文字。就其长处而言，它使根本无法用口头语言交谈的人用汉字交流，如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和安南人（即越南人——译注）自由地你来我往地通过写字来求得完美的相互了解。就其不足之处而言，它要求书面字数与口头词数相对应。一般的读写就需要数以千计的字符。汉字总数大约25000个到30000个。

第五节 技术发明

西南亚文化区还给文明发展提供了三种机械发明，其重要性仅次于冶金术和文字。这三种发明是轮子、犁头和织机。直到几年前，人们依然认为，轮子仅仅是西南亚地区的发明。然而现已确知，古代的墨西哥人也发现了轮子的原理。奇怪的是，他们的轮子只用来做玩具。现在仍然不妨说，一切用于实际用途的轮子，无论是用于运输还是用于力学原理，都可以追溯到西南亚地区。

轮子原理的发现开拓了技术发展的广阔领域。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大多数机械装置的基本原理。用在车床上，它使木材甚至石头可以加工成匀称的圆柱形。同样的原理用于加工黏土，就生成了陶工的转轮。陶轮最简单、最普遍的形式，实际上是带有车轴的一对圆盘车轮的古代样式。

耕犁和织机的社会效应比轮子的社会效应更直接，更具有深远意义。西南亚新石器时代的劳动分工中，妇女似乎从事着最早的农业，承担着制陶、编草席、编筐子的手工活，分担着烹饪和育婴的家务，很像今日妇女承担的工作。另一方面，男子则从事狩猎、作战、饲养家畜（当然是在驯养了动物之后）、加工木器和石器的工作。耕犁发明以后，正如车轮用上之后一样，是需要牲畜牵引的，于是男子便转入了农业。男子工作的这种转移，在大批量生产作物时，是最为彻底的。对小型的园圃而言，犁头是不经济的工具，因为小园圃破土之后用锄头进行田间管理反而更省事。妇女在农业中保留的地位，表现在农忙时节参与种植和收割大宗作物，表现在菜圃中，菜园在她们的密切关照之下才最为兴旺。

织机使衣物的质和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它可能又引起了最早的个人卫生观念。过去的皮衣不能洗涤。织物却可以洗涤，无论是毛纺品还是植物纤维纺织的衣物都可以洗涤。织物还可以大量生产。它给忙碌的家庭主妇提供了一个增加收入的理想办法。织机可以架在家里或就近遮风避雨的地方，妇女可以在时间不紧的情况下，频频上织机去织上几寸。纺织品有相当大的规范性、适用性，且不易毁损，以至可以被用作货币。因此，我们发现在埃及最早的纳税单上，完税的形式既可以是谷物，又可以是麻布。另一方面，迟至公元10世纪，一种粗糙的用途很多的毛织品，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被当作交换媒介来使用。

第六节 城市

凡是研究文化的学者都承认，农民社区的文化与文明之间，不只是存在着量的差别；然而，究竟两者之间的差别界线应该画在哪里，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意见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也许，最好的划分标准是有无城市。甚至到了今天，人们也几乎完全没有认识到，城市这种人的聚集形式，是何等重要、何等独特。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发明。就其对文化发展之重要意义而言，这种社会发明完全能与任何技术发明相匹敌，也许只有人工生产食物这一技术发明算是例外。

城市的建立需要一些先决条件。首先需要相当稠密的人口，以便生产剩余的食物；维持城市的核心群体就需要多余的食物。在很早的时代，这一条件只有在河谷地带才具备。因为那里肥沃的土壤使栽培作物的收获甚为丰富，而且使永久性定居成为可能。与稠密人口一样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存在有效的技术以运输大宗的货物。即使在缺乏这类运输技术的地区或时期，奢侈品也可以远距离交换。因此，在北美洲俄亥俄地区，霍普韦尔文化[3]时期修筑土方的印第安人，从黄石河地区换来了数量有限的黑曜石，从苏必利湖换来了铜，从北卡罗来纳获得了云母，从墨西哥湾得到了贝壳。然而，大宗货品运输构成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大宗产品由水路运输比用其他任何运输手段都要便利。如果没有水路，那就只好依靠畜力运输，包括借助有轮的运输工具和无轮工具的畜力运输。用人力运输大宗货物，尤其是大宗食品，是不经济的，运货人必须携带自己的食物；这就严格限制了他能搬运有效载荷的距离。

在前机械化的时代里，近东、中国和印度的所有大城市，全都在河谷和海滨。在这方面，灌溉系统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浇灌的田地支持稠密的人口，水网又提供水上交通。在美洲用于运输的轮子根本就不存在，用于驮运的役畜仅限于南美的部分地区，所以真正够格的城市寥若晨星。古代墨西哥的特诺克蒂特兰（Tenochtitlan），很可能是巴拿马地峡以北唯一真正的城市。它位于一个大湖的湖心岛上，大湖周围土地肥沃，所以它可以从湖上运来本地的物产，以解决吃的问题。它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使它可以不去考虑陆路运输的消耗，奢侈品和比较贵重的材料靠贡品解决。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Cuzco）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此地有役畜用于运输，它又是一个组织程度很高的庞大帝国的行政中心，所以它能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无论城市在何处出现，它们都引起一连串新的社会问题。许多问题根源于简单的生物学事实：我们这个物种尚未完全成功地适应大群聚居的生活。直到大约5000年前，人们一直生活在比较小型的社群里，社区里的人与外人的接触是很少的。直到今天，世界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依然遵循着这种居住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疾病的爆发受到局限，小型的社区难得遇上被迫对付病毒的情况。这些病毒是细菌在许多宿主的身上迅速传播时引起的。生活在城市之中，互相传染疾病的机会大大增加，病毒突变的机会大大增加。城市不仅使大群人密集拥塞，而且城市赖以生存的贸易使疾病感染不断增加。历史上蹂躏欧洲的大瘟疫，几乎都可以追踪到具体的城市疫源，这些瘟疫又是外国商品或外国旅行者带进来的。

在前机械化时代城市里，成人的死亡率已够严重，婴儿的死亡率甚至更高。这样的城市纯粹靠生殖来维持人口数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现在，尽管现代的环境卫生技术已经使死亡率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但是否有城市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人口，仍然是值得怀疑的。虽然疾病减少，但是其他因素又冒出来控制人口增长。城市居民面对着住房拥挤而带来的育儿困难，面对着与城市生活无法分离的经济上的不安定因素，他们自然要限制子女的数目。高度紧张的生活造成不育症，这个因素亦有可能。然而，无论复杂的原因何在，结果是一样的。城市人口不会靠生殖增长，古今如此。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增长，始终是靠村庄和农场人口的流入，这些村子和农庄位于城市的榨取范围之内。这个范围是城市细胞的细胞质。这些移民是原料，城市将他们加工塑造为都市化的居民。用通俗的话来说，村子和农庄把乡下人和城市赖以生存的其他原料一道喂入城市，城市把乡下人转换成一种专有的产品——城里的滑头。

流入前机械化时代城市的农民，绝不是农村人口中一种随机抽样的成分。他们多半是不太适应村里生活的人，在这个社会阶梯的底端，是从来不会干事的人和小偷小摸的人。村里人失去耐心之后只好把他们赶走。这就是历史悠久、普天相同的“到城里享乐”的模式。在汪洋大海的城市人口中，人容易隐姓埋名，这些人可以继续小偷小摸，而且他们受惩罚的危险远不如在农村那样大。有些农民丧失了地产，他们流入城市，希望找到某种就业机会。他们给城市提供了更加宝贵的材料。这样的移民给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形成了最早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他们又可以被视为商品的最早的劳工，因为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不是血缘或熟人的关系。

最后，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自觉自愿进城的。因为他们知道，城市环境提供了更多出头和就业的机会。换言之，古代社会主要是从社会底层吸收人。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吸收农村居民中的精华。从一开始，这就给城市人口以显著的特色。城市的天平倾向于不稳定的个人一边，这些人缺乏成功农民那种乐天安命的心态。

在邻里中生活的安全感，在与亲族共同活动中的安全感，城市居民失之而不可复得。同时，城里人的成功也不会受到穷亲戚的妨碍。大家族纽带的瓦解，似乎是一切时代、一切地方城市生活的特征。一般地说，移民城里的人似乎觉得，他们可能得到的报偿值得去冒这个风险。不妨指出，农民一旦进城，几乎无论如何再不愿意回去过乡村生活了。昔日有首老歌的主旋律是这样的：“你怎能让他们再待在农场，既然他们已经看见了巴黎？”这一思想在苏美尔人时代和在今天一样，似乎都是说得通的。

甚至在今天，任何城市的人口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由异乡客组成的，而且这些人是社会生活难以对付的异乡人。这就提出了社会控制的新问题。舆论的非正式压力在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群中，足以使一般人循规蹈矩；可是在城市人口中，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起作用。城里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在做什么，你也不关心不相识的人在想什么。在现代城市里开会的人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们在会议期间自由活动去城里游乐时，就无拘无束。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社会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以正式的强制模式为基础。警察和违警罪法庭在历史上出现极早，其形式与它们今日保存的形式相差不大。

在我们现有的历史记录中，有一个最早的城市生活的副产品，这就是法律和法律诉讼程序的高度形式化的模式。村庄生活既可能承认也可能不承认形式法，形式法与简单的禁忌和民俗是不同的法律。然而，即使在形式法律存在的文化中，在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区中，仍然可以在不借助形式的情况下相当公正地解决纠纷。在人人都认识的小型社区中，可能犯罪的人无论如何都非常有限，罪犯肯定是有所畏惧的；在人际争执中谁是谁非的问题，几乎是明白无误的。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可能犯罪的人数要大得多，抓错人的概率就相应增加。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不可能做出村子里自然而然就会解决纠纷的那种裁决，因为他不知道当事人的人格，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相互关系的背景。形式法律和法律诉讼程序的整个观念的产生，实在是城市环境的附产物，这一点似乎是非常可能的。面对与许多当事人和纠纷打交道的需要，处在法官对案件中的实际因素了解极少的情况之中，用巫术习俗取代认证实情的企图便应运而生。因此，倘若法庭大声宣告，法律铁面无私、不尊重个人，倘若法庭坚守这一原则，它就会立即失去执法公正的可能性。法律和法庭的运演过程笼罩在庄严的仪式之中，既是为了给旁听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为了给它添上一点巫术魔力的色彩。诉讼程序以僵硬呆板的形式进行，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以便恰如其分地接近于超自然的魔力。人们发现，蔑视法庭所受的惩罚实际上和法庭的历史一样悠久。

律师和法官应运而生。他们是非常精细地研究法律条文的技术专家。他们征引过去的判例，案例越古老，查明它们所需要的研究工作越多，它们的魔力效果就越大。唯有在中国，对过去的判例才有意识地予以忽视，他们偏重当前的情况；中国的文明在此与别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如她在其他许多方面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样。

形式法典和程式化的法律诉讼程序，也可能存在于非都市化的社会中，如多半的非洲部落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这样，印尼的形式法叫亚达特法（adat）。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和法律诉讼模式，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区也能很好地正常运行，但城市却是绝对无法正常运转的。耐人寻味的是，虽然美洲印第安人显然是缺乏法律观念的，但是在城市生活出现的那几个地区里，却形成了形式法典和程式化的法律诉讼程序。

城市给它所支配的地区提供专门的服务，以此回报它所得到的原材料和人口。其中最重要的服务与宗教、行政和贸易相关。城市通常是周围居民的宗教活动中心，农民在此诉诸令人难忘并因此而大概非常有效的祈求超自然力的仪式。定期的宗教典礼使人们汇聚一堂，自然有利于贸易和交换。虔诚的朝圣者带上剩余的农产品，换取村子里不能提供的货物。在这一方面，城市还提供了外域产品的集散地。这样销售异域产品，比在分散的村子里进行小宗的销售，经济而省事。

庙宇和集市是大多数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毋庸赘言，城市既是交换货物的地方，也是交换思想的场所。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焦点的功能。旅行者和商人不光是从远方来走一走，这些异乡人还有在城里建立异域居民区的强烈倾向，结果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进行密切和连续不断的交往，使思想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在这些古代城市里，正如在我们的现代城市中一样，有一个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城内定居的异域人士借此给予并接受新事物。

早期城市作为行政中心的重要性，常常被人忽视。每一座古城都有其宫殿。宫殿不只是君王的寓所，而且是城市管理所需的各种办事机构的驻所。在古代城市里，世俗统治者和宗教统治者的关系即使并非总是相互同情，至少总是相当密切的。人们常发现，宫殿和行政机构兼容在庙堂里。

古代城市还支持着多种多样范围更广的活动和专业工匠，它超过了村子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技术熟练的工匠如首饰匠、盔甲工，小型社区只断断续续需要他们的服务；在城里，他们可以变成专职的工匠，这是市场扩大的结果。许多同行工匠的存在，外域产品的进口，不只是刺激了技术的改进，而且还提供了一批领会技艺的人，他们能鉴赏超群的技艺，赋予其威望。城市还给医生、律师、抄书先生、教师等以连续不断的就业机会。这些专业人员实际上依附于庙宇，协助它支配社区的精神生活。与熟练工匠的情况非常相似，同一行业中许多专业人员的存在，刺激着思想的发展。在城市里，第一次，哲学家或原始的科学家可以与情趣相投的同好邂逅接触，并且在与别人的思想撞击中磨砺自己的思想。

[1] 《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Gilgamesh Epic），古阿卡德语史诗，四千多年前已在苏美尔人中流传；吉尔伽美什为半神半人英雄，精于土木，勇于争战，世间万物无不知晓。

[2] 1英亩等于4046.86平方米。

[3] 霍普韦尔文化（Hopewell culture），北美中东部最著名印第安人古代文化，极盛期约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主要集中在今俄亥俄州南部。许多遗址上发现了土方工程，是坟岗、庙宇或其他建筑的基础。他们的制品在遥远地区亦有发现。公元400年后，这一灿烂文化逐渐消失。

第三章 东南亚文化复合体

第一节 东南亚新石器时代

东南亚冰川末期及冰川之后的历史还比较朦胧。这里的技术进步似乎日益走上了木竹并用的形式。木材和竹材易朽，所以考古记载给人一种文化简单的错觉。许多证据表明，东南亚的作物栽培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的新石器复合文化在这里发展起来。在缺乏考古实证的情况下，我们得求助于该文化区边缘的遗存。文化复合体扩散到相当广阔的地区之后，其在原发中心地带已经消亡，但其较早的文化形式往往在边缘地区和比较隔绝的地区保存下来。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国歌谣，仍然在美国南部的山民中传唱，就是这样的例证。

马来—波利尼西亚诸语言起源的中心地带是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无论今日它们散布到何方，我们都可以很有把握地假设，它们是由这一地区的移民带去的。古代的印度尼西亚人善于航海，他们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向东传播到太平洋最尽头的海岛，向西传播到了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在这个广阔范围的两极，在偏远、与世隔绝、文化上保守的印度尼西亚岛民中，在东南的高山地区发现同样特色的文化成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些相同的文化成分可以归因于东南亚古文化的底层。我们无法断定，这些文化成分是否是古老的旧石器文化，但可以断定，它们属于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引进之前就存在的比较原始的生活模式。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民族从东南亚及其邻近岛屿的家园向外迁徙，是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象之一。尽管原子型的政治模式使他们不能组织宏大的社区工程，尽管他们学会使用金属工具比较晚，然而他们竟然可以在航海探险中囊括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区，竟然可以在遥远的马达加斯加岛和复活节岛定居，马达加斯加岛距非洲东岸仅有250英里，复活节岛距南美洲西岸仅有2200英里，与美国的丹佛市正好南北遥遥相对。

印度尼西亚人向外移民肯定始于新石器时代，且一直延续到近代。直到今天，马来西亚捕捞海参的渔民仍然到澳大利亚北部沿海作业，他们在此留下了混血的后代，对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过，移民的高峰期似乎是在公元前2000年，大量移民的浪潮在公元500年即已结束。此时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受到印度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移民之初，美拉尼西亚群岛上住着尼格罗血统和澳大利亚血统的黑色人种，他们是文化上的落伍者。美拉尼西亚群岛处在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家园的边缘地带，所以他们常受到入侵者的困扰。历史时期初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已经在这个群岛上扎根，只有几个大岛的腹地除外。然而，尽管岛民的体型有许多地区性变异，长期的社会隔绝和近亲繁殖使今日的人口依然以尼格罗血统和澳大利亚血统为主。原始的马来移民和第二期的马来移民只有在偏远的几个小岛上才有发现，就连他们似乎也是晚近从东方漂回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后裔。

语言和体型分布不一致的奇特现象，似乎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马来—波利尼西亚移民发现美拉尼西亚的环境不适合他们生存，土著人的敌视倒不是主要问题。就连借助现代医药的欧洲人也觉得难以在此地生存。有许多流行病，其中尤以多种疟疾最为可怕。初期的马来—波利尼西亚移民大概在岛上建立了许多居民点，与当地土著通婚。其后裔是地地道道的混血人。他们操若干种不同的语言，但是所有的语言都以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成分为主。他们的文化有各种地方特色，但是全都是土著文化和马来—波利尼西亚文化特质的组合。然而。由于土著人的体型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所以他逐渐取代了入侵者的体型，在一些欧洲人建立的较早的热带殖民地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欧洲语言和欧洲文化保存至今，居民却显示不出多少欧洲血统的体型特征了。

从南线进入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初期移民的后裔保存下来，进入历史时期之后，他们仍然住在马克萨斯群岛、芒加利瓦岛和复活节岛上。他们构成12世纪向新西兰的大批移民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他们并不显露或很少显露美拉尼西亚人的血统，可是他们与美拉尼西亚地区的文化有相同的特质。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盛行头颅崇拜，崇尚猎头术，崇尚保存颅骨，把敌人和祖先的头骨一并保存下来。吃人的习俗是为了口福，而不是为了仪式的需要。极端的政治分化和频仍的部落战端也算一个特质。阳刚的艺术讲究曲线美，常把人体作为表现的对象。

北线的移民占据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他们似乎是夏威夷的首批居民。对卡罗林群岛中的塞班岛上一个居民点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定说明，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年。断断续续的移民浪潮延续到近代。密克罗尼西亚人是第二期的马来移民，而不是初期的马来移民。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占领菲律宾群岛、进入密克罗尼西亚，只不过是他们向东迁徙的第一步。跨越了这两个群岛之后，整个太平洋上众多的岛屿都向他们敞开大门，等待他们去殖民了。一条迁徙路线，似乎是经美拉尼西亚群岛向附近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延伸，再经汤加岛到萨摩亚再向东到达社会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并最终伸向复活节岛。另一条路线在遥远的北太平洋，它把移民带进分散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这一路线的移民最终到达夏威夷。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向西移民的路线比较难以重建，但是移民的规模绝不会小。其证据是，马达加斯加岛民不光保存了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和文化，而且还保留了初始移民和第二批移民的体型。印度洋是地球上最赐福人类的大洋。季风给人以航海的顺船风。东西季风随季节而变化。很可能希腊人在红海口和印度之间荒凉的海岸边爬行的时候，善于航海的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已经发现了从爪哇和苏门答腊到东非的航线。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向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移民的最初年代，只能靠推测。具有东南亚新石器特征的石器尚未在以上两地发现。这并不是说，深入的考古发掘不可能发现这类新石器。但是根据现有的知识判断，移民发生时，移民们尚不知铁加工为何物。反过来说，非洲的铁加工技术，非洲工具和武器的形状，根据东亚活塞式风箱略加修改而成的若干非洲式风箱都暗示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铁加工是从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学来的。

第二节 大洋洲文化

马来—波利尼西亚的边缘文化残存于大洋洲和马达加斯加岛，它们对文化演进的主流几无贡献。然而，它们给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学者提供了一些最为有趣的比较研究材料。许多岛屿相对隔绝，马来—波利尼西亚人趋于在小型的同族通婚部落中生活，甚至在避免外部接触的村落中生活，这就给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研究独立的文化发展的结果。围绕一小串文化主题你可以发现各种可以想象的变化，这些文化主题在此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毋庸赘言，这种文化多样性使归纳概括难以进行。平行的独立发展似乎发生在一些地区，然而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生性喜欢航海，自由漂泊，结果使文化分布发生一连串的中断，使人无法进行大陆上那样的文化区域分类。因此，在对波利尼西亚人的一般描述中，适用于大多数波利尼西亚岛屿的若干表述，根本不适用于萨摩亚。萨摩亚人建立的是一种贵族式的共和制。他们极少注意家谱，对宗教的注意甚至更小。波利尼西亚普遍流行的神祇，在此以令人愉快、饶有趣味的神话面目出现，然而，这里的萨摩亚人既没有一间庙宇，也没有一位专职的祭司。群岛其余地方无所不在的祖先灵魂，在此受到的关注却少得可怜。

马来—波利尼西亚地区最有名的“原始”地区是波利尼西亚。遗憾的是，它又是土著文化地区中为人所知最少的地区之一，因为它受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教士热情、疫病和商业盘剥的充分影响。等到搜集和分析文化材料的现代人类学方法推出的时候，大多数波利尼西亚文化已濒临绝境。早期的来客留下了珍贵的见闻录，但是这些记录中常有误解。它们把波利尼西亚人说成是自然人的结合。那时的自然人被卢梭[1]及其浪漫主义的追随者理想化了。波利尼西亚人贵族式的、按阶级组织的社会对那时“思想正常”的绅士们是如此亲切。波利尼西亚性习俗的随便，波利尼西亚妇女的姿色，尤其是在经过几个月海上漂泊的水手的眼里更显得美丽的妇女，都使它成为世上天堂的一幅美景。可惜，误解和浪漫虚构产生了对波利尼西亚人的一些固定看法。后来许多游记作者和严谨的学者，都毫无疑问地追随了这些老框框。甚至在今天，人们仍然倾向于用欧洲君主政体的观点去看波利尼西亚人的政治组织，倾向于用古典神话和传统教堂的模式去看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

遗憾的是，早期笔录见闻的来客中，连一位“服饰华丽的苏格兰高地人”也没有，苏格兰高地人本来是可以看出波利尼西亚部落和苏格兰家族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在二者之中，同氏族的人都团聚在一个地区，自称是同一远祖的后裔，通常是族内通婚。在二者之中，酋长或族长只不过是远祖血统最直接的后裔。他绝不会缺少继承人。倘使部落里的人从辈分最高的继承人开始一个接着一个被人抓走了，最后的一位幸存者也有权接受酋长的封号和徽标。同宗人对酋长表示的尊敬和服从，与其说是对他个人的尊崇，毋宁说是把他视为氏族的象征。酋长和追随者由相互承担的义务团结起来，这种相互的义务又是从其血缘关系中派生出来的。

在这个程度上，波利尼西亚人和苏格兰人颇有相似之处。在新西兰、马克萨斯群岛和其他几个地区，每一个部落除短暂的结盟之外都独立自处，这一点颇像苏格兰高地人。在那些后来的移民建立了国家的波利尼西亚海岛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上，占支配地位的部落的酋长成为国王，他接受其他部落的朝贡。朝贡常常被说成是对国王代表他们使用超自然力量的回报。国王这一部落的其他成员享受额外的特权，但是他们没有转变成为封建贵族。除非他们由于和其他部落中门第高贵的家族联姻，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否则他们就得像别人一样干活。

波利尼西亚国王生活在宫廷环境中，宫廷靠强令臣民纳贡来维持。朝臣一部分由王族血统的人组成，但主要由经过挑选的有特殊才能的人组成，无论其血统和门第背景如何。其他岛屿的来客被吸引而来，如果他们具备必需的资格，就可以被朝廷接纳为王室的仆人。因为他们不是当地祖先的后裔，所以他们不能传导当地那种超自然力，他们可以触摸王室成员和王室财产，而不至于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危险。有名的武士也进入朝庭，组成禁卫军，而且成为执法的力量。选拔谋士的标准是智谋，不论其出身如何。最后，每一个宫殿还包括大批男女演艺人。在南波利尼亚群岛，这些演艺人组织成一个社团，其成员立誓过独身生活，虽然这绝非等于是严守贞操。他们在宫廷之间巡回演出，上演奇特的舞蹈和戏剧。有趣的是，土著人认为王室宫廷是懒惰挥霍的中心。

波利尼西亚的社会制度有两个特点。波利尼西亚人不眷顾一个伟大的时代，而是展望未来。他们把部落构想为一棵“向上生长、向外伸展的大树”。每一代都比上一代的超自然力强大，家庭里的长子长女在超自然力上都胜过自己的父母。这一构想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许多地方，酋长的继承人一旦出生，酋长就立即失去了部落首领地位，而只能以摄政王的身份统治部落，直到他继任酋长的儿子长大到能接过权柄为止。

波利尼西亚社会组织的第二个特点，给学者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混乱，这就是他们计算血统和地位的独特系统。头胎出生的孩子，无论男女，在家庭里的地位最高，行二的孩子的地位居于其次，其余孩子的地位依次下降。在计算家谱时，血统的追溯是通过每一代先辈中地位最高的那一位祖先来进行的，无论这一位祖先是男还是女。故此，波利尼西亚人的血统既不是母系血统，也不是父系血统，而是长子女继承制的血统，这种血统的排列不见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从理论上说，个人的社会地位既由本人排行决定，又由其祖先的排行决定。既然部落全体成员都是部落始祖的后裔，所以任何两位部落成员相对而言的地位排列，均可以简单地靠追溯家谱来确定。家谱中历代的长子（女）越多，后人在部落中的地位就越高。因为家谱又用来确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权利和其他的特权，如在部落圣地中的席位，所以家谱被精心地记录下来。记录可靠、长达20至30代人的家谱，并不异常。在一些家谱的早期世代中，也许存在着一些神秘的成分，这些家谱可能长达80代人之久。

计算血统和地位的长子女继承法，对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意味着，许多姐妹比兄弟的地位优越，许多妻子比丈夫的地位优越，如此，等等。结果产生了男女之间异常程度的平等。虽然女性所受的一些禁忌限制并不影响男子，但是两性各有其规定的利益和活动。大概再没有任何其他“原始”人群中的男女两性，享有如此相近的社会平等了。

长子女继承模式对政治组织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假如酋长最年长的孩子是女儿，她在部落中就享有最高的地位，而且她将把这一地位传递给自己最年长的孩子。同时，她又不可能行使酋长的全部职能，包括担任指挥作战的首领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酋长的职务就暂时交给她最年长的兄弟；不过，假如她最年长的孩子是儿子，酋长的职务就交给这位长子。如果血统最高贵的世系连续几代人中的头胎孩子都是女儿，而血统低的世系所生的头胎都是儿子，酋长的职务又趋于固定在血统低的世系之中。与此同时，高世系继续维持高地位，甚至会一代接一代地加大它与占统治地位的低世系之间的鸿沟。因此，在18世纪的汤加岛，地位最高的人成了国王的姐姐的头胎生女儿，因为国王的姐姐也是头胎生的长女。所以，每次碰见他那个地位最高的外甥女，国王都得弯腰屈膝、脱掉上衣，以承认她优越的地位。据说国王对此极为不满，每当他听说外甥女就在附近时，他就派出许多人去探查外甥女的动向，以此作为保护的屏障。这样，探子就可以即时发出警报，使他避免遇上外甥女。

血统高贵却不掌权的世系一旦有了头胎生的男孩子，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掌权的低位世系并不想拱手交出权力，这是可以理解的。通常的体制是将高贵血统的代表人物立为神圣的酋长，这一神圣的封号使他的地位固定下来。在极端的例子中，凡是神圣酋长接触过的东西都成为不可触摸的禁忌，甚至他走过的地皮，他的身影触及的树木都带上了神性。所以他只能晚上出门，而且即使那时出门也必须由人抬。除了专门选定的贴身仆人外，谁也不能接触他的身体，不能侍弄他的衣服。凡是他吃喝用的器皿都必须即刻销毁，以防使别人受到伤害。这不禁使人想起幕府时期的日本天皇，那时的天皇陷入了同样神圣而无权的困难处境。

波利尼西亚人的几个社群发现，解决长子女继承所造成的困难的简易答案，是兄弟姐妹开亲。如果最年长的孩子是女儿，就把她嫁给弟弟。这样，争夺酋长职位的一切要求都消除干净了。姐弟婚姻所生的子女取得了双重的世袭的超自然力。然而，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任何形式的兄弟姐妹婚姻都受到严厉的谴责，就像它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受到严厉的谴责一样。然而，在夏威夷，增强超自然力的欲望似乎导致了兄长和妹妹的婚姻。这种匹配的婚姻被其他波利尼西亚人视为丑事。

如果不考虑“马那”（超自然力）和“塔布”（禁忌），那是不可能理解波利尼西亚人的政治组织和政府形式的。可惜，这两个词都不能直译成英语。与“马那”最相近的英语是“成就的力量”（power for accomplishment）。因此，凡是具有超常表现力量的人或物都表明自己具有“马那”，无论具有超常表现力量的是钓到异常多的鱼的一个钓钩，抑或是具有超常外交手腕的一位酋长，都是具有“马那”的。其他许多未开化的民族中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概念，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使之成为波利尼西亚人那样系统的信仰。波利尼西亚人使之成为一个逻辑的、哲学的观念，借助这个观念，卓越能力的一切表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共同的标准。

“马那”完全是无生命、无感觉的，就像我们的力的观念和能量的观念。据认为它无处不在，只要技巧正确，人就可以利用它。可以把它比喻为无线电波，把体现“马那”的人或物比喻为收音机。神祇和精灵以及人的力量，归之于它们各自接收和聚敛“马那”的能力。它们的能力差别很大，所以一位活着的酋长实际上可能具有比鬼魂更多的马那，甚至比一些小神具有更多的“马那”。“马那”的感染力很强，凡是接触过具有很多“马那”的人或物的东西，无不变得非常危险，它们会危及“马那”较少的人的安全。

“马那”信仰表面上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莫尼顿”（moniton）和“奥伦达”（orenda）之类的观念相似。然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最根本的差别，它反映了波利尼西亚人和印第安人对我们所谓的超自然力所抱的不同态度。印第安人靠主体的试验去确认超自然力的存在。他知道它的存在，因为他感觉到了它使人敬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即戈登魏泽[2]所谓的“宗教震慑”（religious thrill）。波利尼西亚人不进行主体试验去感受“马那”。只有在他看见“马那”发挥神力后，他才能认识到它的存在，正如只有做过试验之后才知道电线已带电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凡是受“马那”影响而变得危险的物体和地方，就一定得标记出来。波利尼西亚各地，“塔布”信号被用来表示一个地方是神圣的，或者表示某种财产受到魔力的保护。

“塔布”也没有准确的英语对应词。这个词最初为欧洲人熟悉，是通过18世纪末库克[3]船长著作的发表而实现的。由于它非常合适地填补了英语中原先缺乏的词汇，所以它立即成了英语的借词。对波利尼西亚人而言，“塔布”意指某种禁忌之物，它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危险的超自然力。“塔布”并不含有不道德或非法的意义。标明“塔布”的物体或行为总是与“马那”联系在一起。如果“马那”力量较小的人犯忌，触犯了“马那”力量较大的人的名字，他自然就要大难临头。

只有在被征服的小国里，“塔布”制度才被用于剥削，这些地方的统治者和臣民没有血缘关系。这种剥削在夏威夷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加米哈米哈一世于18世纪征服夏威夷人之后，继后的统治者和组织严密的祭司阶级强加的“塔布”越来越多，直至平民沦入穷困和绝望的境地。祭司团与国家经过了一场斗争以后，平民才摆脱了这一困境。国王亲自动手破除“塔布”，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王后共用一个菜盘。公众看见国王和王后都安然无恙时，消息如燎原之火不胫而走。整个“塔布”制度遂土崩瓦解。平民站起来，推翻祭司的统治，捣毁了庙宇。所以首批传教士到来的时候，夏威夷没有官方的宗教。

和他们的政治组织一样，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也遭到广泛的误解。各地（萨摩亚除外）崇拜的超自然神只有部落祖先的幽灵。每个部落各有自己用于膜拜的圣地，这一圣地与葬礼也联系在一起。已故酋长的亡灵力量尤其强大，因为他们与整个部落是结为一体的。与祖先比较而言，对他们情感距离比较疏远的，但未必就是更加强大的，是许多职司高度专门化的神祇，它们掌管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活动。所以，不仅有掌管营造独木舟的神祇和渔夫的神祇，而且有掌管盗贼的神祇，甚至有掌管据信是变态性习俗的神祇。许多职司专门化的神祇，似乎是精于自己行当的死者的鬼魂，这些死者最好是部落的成员。凡是人们要求助的神祇都有供人膜拜的圣地，需要求助的人在此进行小型的祭献。

最后，还有一连串大神与创世相关，或者执掌着宇宙的一部分。故此，汤加洛（Tangaloa）是海神；很容易理解的是，它成了波利尼西亚上层阶级专门的守护神，因为他们追溯自己的祖先是较晚从密克罗尼西来的入侵者。容戈（Rongo）是掌管植物的神祇，经过延伸，它成为森林和农业的守护神。在国家形成的地区，这些大神成为国民正式崇拜的对象，但在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它们“被温文尔雅地归入第一动因的混沌中”。它们是真正的神祇，大多数研究波利尼西亚的著作都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在部落群已经组成国家的地区，如在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修建了精致的庙宇，以国家和统治者名义的祭礼在这里举行。臣民一定得参加祭礼，这被当作是政治忠诚的表现，不过，并非所有的臣民都被允许去参加实际的祭礼。在夏威夷，只有地位高的社群才能进入庙堂；平民却站在庙外，按照祭礼的要求行屈膝礼，一位祭司站在墙上发出信号，指挥他们参加祭礼。祭品是精细繁复的，大多数国家的崇拜都有用人做牺牲的特点。祭礼又冗长和繁复。和古罗马时一样，任何祭礼中的任何一点细小的疏忽，都使祭礼有必要从头再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祭司不敢粗心大意，凡是出错的祭司都得处死。

即使部落祖先崇拜也需要专职的祭司。祭司分两类，仪礼祭司和神启祭司（inspirational priests）。仪礼祭司通晓各种仪式需要的程序，他们又熟悉部落里的各种口头传说。神启祭司是歇斯底里的人，他们能沉浸在令人心醉的状态，使神祇和祖宗灵魂附体缠身。他们沉入痴迷癫狂状态时，就成为神的代言人，发布神谕，要求人们祭献牺牲，如此，等等。神启祭司和偶像都被视为中介，神祇和崇拜者借以密切接触。神灵在崇拜者的祈祷中进入偶像，来接受祭献，听人祈祷，正如他附在神启祭司身上来说明自己的欲望一样。各地的仪礼祭司的地位，都大大超过神启祭司的地位，所以两种祭司不至于发生冲突，这一点能说明波利尼西亚人的一般态度。

波利尼西亚人对生活的态度是从活动的角度切入的，而不是从情绪出发的。人们把握现实的方式是随遇而安地在现实中去做事情，他们发现，宇宙是规则有序、可以理解的。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明这一文化的特点，最恰当的字眼就是操作性的文化。技术最熟练的技师享有最高的威望。无论他从事的是什么活动。甚至在人际关系中，技巧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行为准则烦冗而拘谨，绝不能予以忽视。社会交往带上了棋赛的特征。棋步正确、棋路有条不紊展开的棋手，能迫使别人顺从他的要求。性被当作是和吃同等重要的、愉快的生理功能。浪漫色彩的恋情被视为青春期的性出轨，人们钦羡的是恋爱手腕高明的男女两性，而不是忠于爱情的人。

即使波利尼西亚文化的残存里也保留了这类基本的人生态度。欧洲客人一般都被他们的待客之道倾倒，他们也为自己的待客之道而感到自豪，就像瑞典客栈老板为自己的热情好客而感到自豪一样，但瑞典人不像他们那样情感投入。

第三节 东南亚后新石器时代

如上所述，东南亚及其相邻地区包括菲律宾在内构成了一个文化区。虽然该区各民族的文化复杂性差别很大，但是他们的共同背景都扎根于悠久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复合体中，它们都受到印度和中国伟大文明的影响，因为这两种文明是它们的近邻。尤其在村落这一层次上，它们的文化相似性大大超过差异性。因此，似乎有理由将整个地区视为一个单位来处理，把它称之为东南亚文化区；只是在小区之间表现出重要的差别时，才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大陆加以区分，或者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大陆的政治单位加以区别。

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偏远地区和非洲海岸附近确立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时，东南亚地区的情况绝非是静止不前的。事实上，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建立的前哨基地之间的差异，很容易这样来解释：我们可以假定，建立这些基地的人们是在不同的时期分别离开东南亚的，因此他们带上了相应的、不同的文化装备。东南亚、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在这种接触的历史记载很久之前，肯定就建立起来了。到公元160年，希腊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城的托勒密就已经听说，东南亚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并提到该区在开掘金银。当时，马来半岛的银肯定已为人所知，并且在此之前很久就已在开采了。古代的矿山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制作精良的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不过没有发现金属制品。似乎可以断定，当地人采掘锡矿是为了出口。因为此地的锡矿几乎是纯锡，所以它在铸造青铜器的任何地方一定能找到畅销的市场。而且以体积而论，它所具有的高价值，使它很适合原始的运输。

我们不知道古代马来西亚的锡运往何方，不过中国似乎最可能成为它的市场。中国的青铜铸造术在商代（公元前1765—前1122年）已经达到完美的境界。在之后的一千年中，青铜是中国最重要的金属。另一方面，印度东部和南部似乎绝少使用青铜，可是这两个地区在同一时间里学到了炼铁。自历史的黎明期起，中国的南方人已经拥有适于航海的大型船舶，他们很容易到达马来半岛。同时，东南亚人同样能到达中国南部的海港。最后，中国和东南亚的陆上贸易路线不能忽视。尽管有上述的长期接触，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是微小的。虽然中国人愿意娶土著女子为妻，可是他们按中国人的文化把子女培养成中国人，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文化，而土著人也维持自己的文化。来自中国的多种物件和技艺融入了东南亚的土著文化，然而中国的社会、政治或宗教模式似乎并没有迁移到土著文化之中。

和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文化渗透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在更加原始的部落里都留下了印记。印度统治者存在于印度尼西亚的最早的证据，是东婆罗洲一连串的四篇石刻文字。这些文字的年代是公元前400年。如果印度人此刻已渗入婆罗洲，那么他们必定已经在此之前相当久的时候就到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苏门答腊南部已经找到了一尊2世纪的佛像，不过它也有可能是制作很久之后才运进苏门答腊的。

从首批居民住定之时起，爪哇和苏门答腊就成了受印度影响最大的两个地点。在苏门答腊岛，室利佛逝帝国[4]在7世纪初已经存在。这里的统治者信奉的是小乘佛教，但在8世纪初他皈依了大乘佛教。

爪哇最初的王子是印度教徒，他们似乎被当作湿婆[5]的化身。他们施行大兴庙宇的政策，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这一政策。到8世纪中叶，在室利佛逝帝国那个时代，苏门答腊岛上又建立了强大的萨伦达拉（Shailendra）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信奉大乘佛教，他们似乎来自孟加拉。

11世纪以降，似乎再没有大量的从印度迁入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成分的融合稳步发展，印度教习俗和佛教习俗也稳步地融合起来。13世纪下半叶，爪哇岛上新柯沙里王国[6]的一位国王修建的一座庙宇，底层供奉的是印度教的湿婆，上一层供奉的是佛陀。历代国王将自己的骨灰分成两份藏于湿婆和佛陀的陵庙之中，这成为一时之尚。这种文化和宗教的综合还受到一种辅助力量的推动：这两种宗教对上层阶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乡下人把上述宗教仪式作为优越的法术来接受，不过他们并不试图弄懂其教义。

紧随而至的对东南亚文化影响重要的事件，是伊斯兰教的传入。伊斯兰教传入的初始年代能十分准确地断定。马可波罗于1292年以中国皇帝使臣的身份访问苏门答腊时，他发现苏门答腊北端的小镇帕拉克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移民苏门答腊的大多数穆斯林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印度人。他们传布的教义已经完成了大多数必需的改变，以使这种为沙漠游牧民创造的信仰适应季风气候区域农民的需要。

伊斯兰教的传播进展很快。它使皈依的信徒从种姓制度中解放出来。印度传来的种姓制度肯定与东南亚人不相宜。伊斯兰教强制异教徒皈依的教义，很受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和马来族海盗的欢迎，当时的海盗在海上横行。任何一位首领，只要他能纠集一小股力量，迫使一个异教徒（即印度教徒）控制的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他就可以十拿九稳地得到报偿。虏获的财物对教徒是直接的刺激。战死的教徒能升入天堂的许诺，对教徒是更重要的报偿。

穆斯林尚未站稳脚跟，欧洲列强就染指东南亚了。首先到此的是葡萄牙人，到1515年，他们已经控制了海路。接踵而至的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开始了外国势力控制东南亚的时期，这个时期直到才结束。

今天研究东南亚的各种文化，犹如是攀登一架时间机器，你渐次回到欧洲人、穆斯林和印度人支配的时代，直至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为止。你从爪哇岛向东走到菲律宾群岛时，或者从大岛的沿海地区深入它们的内陆地区时，你遇见的文化显示出来的外来影响逐渐减少。然而，有一些文化特征是所有的东南亚文化共同的特征，或者几乎是其共同的特征。还有一些文化特征的分布明显地标示着其发祥之地。

东南亚大陆地区近临中国和印度，所以它很早就与这两种伟大的文化发生了接触。除了老挝山地以东的地区之外，整个东南亚大陆地区中，印度文化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似乎是这样一个原因：印度人到这里来是当殖民者和传教士，中国人到这里来是做征服者和商人。即使征服一个地区之后，中国人很少在此建立永久性居民点。纵然建立了殖民地，他们也维护了不同于土著的文化。中国人从来不迫使别人皈依自己的信仰。然而，印度人在殖民过程中都要传教，印度教徒、佛教徒或穆斯林都是如此。

[1]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激励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浪漫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其“社会契约论”超过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孟德斯鸠的实证论；提出“世俗的宗教”和“自然教育”等伟大思想；所著《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 戈登魏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1880—1940年），俄罗斯出身的美国人类学家，师从美国人类学先驱博厄斯。

[3] 库克（James Cook，1728—1779年），英国航海家，太平洋探险家，南极探险家，1779年2月在与夏威夷人的冲突中被杀。

[4] 室利佛逝帝国（Shrivijaya），7世纪～13世纪的海上商业王国，兴起于苏门答腊巨港，与群岛诸国、中国、印度建立了商业和文化关系。

[5] 湿婆（Siva），印度教三大神主之一，破坏神。

[6] 新柯沙里王国（Singhasari），13世纪上半叶东爪哇出现的国家，忽必烈曾派使节前访。

第四章 西南亚和欧洲

第一节 西南亚新石器时代

旧世界最重要的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中心在西南亚。公元前5000年，村社生活在西南亚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起来。食物生产之后紧接着的文化进步很快，所以各个时期文化发展水平的内容，并非一下子就能识别出来。即使在新石器初期，人们就已在村落里定居。似乎没有孤立的居室，说明村社之间常有战端。相邻的居民点无疑常发生争夺牧场的纠纷。家畜常诱人去偷窃。同时，村落周围不建防御工事又说明战事并无特别的摧毁力。

房屋呈长方形，由土坯砌成，或在木架上缚以席棚，再抹上泥灰。土壤肥沃的地方，尤其是在村边，有小块的耕地。较远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用来放牧，看来牧场不属于个人所有。主要的作物是小麦和大麦，小扁豆、豌豆、葱和黄瓜可以调剂膳食。收庄稼用木镰或鹿角镰，镰刃上镶以燧石。每村皆有打麦场，麦场呈平台，环以石墙。打麦场有双重目的，皆有供村民聚会的功能。粮食储存在坚硬的黏土地窖或蜂窝形的土仓里。鼠害是最大的灾难。最早的埃及莎草纸文书记载着烟熏谷仓和带有魔幻色彩的防止鼠害的方法。

麦子磨成粉，再烤成面包，或做成面粥。发酵面包还要等许多世纪之后才出现，但是用麦芽酿啤酒至迟在公元前4000年已经发现了。

家畜中常见者有牛、绵羊、山羊，不太常见的有猪，驴用于运输，马很少。在中东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马是奢侈的家畜，只用于战争和观赏。人们也许记得，以色列一位国王骑马竟受到指责，有人说他骄狂不骑驴子。一个村子的牲畜集中在一起由儿童放牧，并由少数成人持械保护。早晚挤两次奶，很早就开始做凝乳和黄油。黄油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用作化妆品，而不是用作食物。但是干凝乳和黄油使储备多余的畜奶成为可能，以备应对不时之需。除了祭礼中杀牲之外，家畜太珍贵，不能宰杀。故肉食极少。

妇女做饭、制陶、织席、编篮、用手工织机织粗布。服饰简陋：妇女穿短裙，男子胯间束带。主要财富是畜群，不过价值高的物品肯定要用于交换。

高于村社的政治单位不大可能，但是语言和文化相同的若干村社大概承认彼此的纽带关系，并且可以联合起来抵御外侮。村社首领指挥战争，指导村社活动。他无疑还行使权威，解决纷争，维持内部安宁。首领的权位大概是在某些家族内世袭继承的，但实际上，首领的权位是传给最能干的继任候选人。因为村社是人人谋面的小群体，所以村社的实权由族长和其他的要人行使。这种控制方式仍然可以在当今许多农业村社里看到。它既是非正式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村社里的人在大家爱去的地方聚会，聚会地点常常是打麦场，时间往往是凉爽的夜晚。凡有兴趣的事都可以讨论。任何人可以就任何事情发表意见，但年轻人和小人物受到冷遇，而要人则使人洗耳恭听。最后的决议常获一致通过，因为长期养成的习惯使大家的感觉指向同一方向。谁也不想看到自己成为持不同意见的唯一代表。正如一切小社区一样，每一个新石器文化的村落无疑有许多控制各种行为的风俗。与人际关系有关的风俗快要结晶为法律，但尚未完全达到演化为法律的阶段。西南亚另一个伴生的传统，是把法律当成自上而下强加于人的手段，人们觉得不应当用法律来解决村社内部的纷争。这一传统与东南亚常常诉诸亚达特法的传统特点相似。

每个村社有其圣地，圣地常位于村外高台上。大概还有部落的圣殿，几个村社的人常去膜拜。膜拜通过祭司的中介进行，祭司知道何种仪式恰当。他们从祭献的贡品中分到一分酬劳。从本地最早的文献来看，许多仪式实际上是魔符，用以乞求神的庇佑，也祈求神的助力，因为神被认为具有完全和人一样的形象，所以神和人一样有衣食之类物质需求，神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往的关系。如果神不显灵，膜拜者也不必上前膜拜。

谷物和奶制品生产是村社生活的基础。初期的农业和产奶业是依靠非常简单的方法进行的。耕犁、转轮和织布机的发明增加了生产潜力，但早期的生活方式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同样，金属加工的出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早期的生活方式。掌握青铜器的部落比只有石器的部落具有更大的作战潜力。但起初青铜器非常罕见，所以掌握青铜器的部落的优势是微乎其微的。

铁器的引进产生了更大的革命性后果，因为它导致了戈登·柴尔德[1]所谓的金属工具的“贫民化”。铁矿丰富，且分布广泛，使这一新的金属价廉而充裕。因此它可以用来打制工具，甚至是农具和武器。它肯定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被坚执锐的征服者横扫欧亚大陆温带大部分地区，可是村民继续他们的牛耕生活，春播秋收，穿着妻子织布做的衣服，遵循古已有之的习俗，安抚自己田地的守护神。

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转移。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转移的标志，是人口的显著流动和文化的突然变迁。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使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术语。但是要记住，欧亚文化连续体的这些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地区的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阶段转移的时间在各地区发生的时间也不一样。因此，到公元前4500年，中东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铁器，可是铁器传入不列颠的时间却不会早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小亚细亚已进入铁器时代，然而欧洲再等1000年后才稳步进入铁器时代。欧亚文化连续体最近的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动力的生产和科学方法的使用，这个阶段是18世纪中叶在西欧兴起的，然而它至今尚未传到世界上一些遥远的地区。

城市是一种社会发明，其后果比任何技术发明都要深远。因此，城市的兴起可以被确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终点。一种文化演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和带上都市特色的文化，其准确的时间有时是难以断定的，然而城市作为一种制度是明白无误的。它首先在西南亚出现。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两河流域的城市已经充分发展了。几乎与此同时，埃及也出现了城市，但埃及城市的形式略有不同。尼罗河流域造成了居民点的独特模式，初期的埃及城市，只不过是整个河谷地带稠密人口连续体中的宗教和行政中心而已。印度河流的城市属于比较常见的模式，它们与两河流域的城市相仿。虽然印度河流域城市兴起的时间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大概可以定在公元前2000年。中国城市的兴起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转过来看欧洲，希腊在公元前900至前800年时很少有真正的城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城市直到公元1000年才建立起来。

新石器村社生活从西南亚向外传播，既包含着移民的成分，同时也是一个扩散的过程。农业和产奶业的结合使食物增加，结果一定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最佳状态下的人口可以每25年增加一倍。原始的粮食生产方法不施肥，不实行轮作，很快就导致地力的衰竭。这就给人口的迁徙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实际上，移民的浪潮从西南亚地区涌向四面八方。

凡是适合农业的地区都提供了野生的食物，都已经被狩猎和采集的部落占据。但是，这些部落人数稀少，无法进行认真的抵抗。他们的生存地域不断被变为农田和牧场，食物来源不断减少，人口更是不断减少。这个情景与印第安人和白人在美国边疆的情况，肯定是有相同之处的。

第二节 欧洲新石器时代

首批抵达欧洲的新石器时代移民显然来自小亚细亚，他们在现今的巴尔干地区站稳了脚跟。由此开始有两条迁徙干线。一条沿地中海岸逐渐侵入意大利半岛和伊比里亚半岛，航海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地中海岛屿上的移民也定居下来。稍后，迁徙运动由于地中海东岸向西的海上迁移就大大强化了。

另一条迁徙干线是沿多瑙河及其支流进入中欧。中欧移民的后裔，加上后来从小亚细亚以东的草原地区迁入的移民，最后抵达法国东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两条干线把移民带入显著不同的两种环境，产生了显著不同的文化发展进程。

农耕民族向欧洲移民的初期，地中海地区覆盖着松林。降雨不丰富使该区的松林难以恢复。松林被毁的地区，密集的灌木丛取而代之。灌木为科西嘉岛的“马基”或干燥带香味的欧石楠属灌木。降雨集中在冬季，所以中东原有的作物都可以在此栽培，不需要培植新的作物。主要的障碍是缺少平地，地中海地区多山。

各地的情况由初始经济发生的某些变迁来决定。缺少平地靠梯田来补偿，这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没有搞水浇梯田，大概是由于雨量不足。水源供应随季节而变化。梯田里种的是树。地中海的两种树，无花果和橄榄树，经过了培植和改良。许多种坚果树由人工栽培和护理。青铜时代后期又增加了人工栽培的葡萄。葡萄似乎是由亚洲引种的，可它完全适合在地中海岸边多石的山坡上安家落户。橄榄油成为地中海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用于烹饪，给面包和色拉调味，用来照明，保护皮肤免其冻伤，免其被海水盐渍。葡萄园酿制的酒不仅使经营葡萄的园丁精神爽朗，而且是他们颇有价值的出口货。早在爱琴海青铜时代结束之前，橄榄油和葡萄酒已经输往天时地利较差的地方了。最早的精美包装大约始于公元前1500年。克里特人把橄榄油装在色彩艳丽的彩绘陶罐里出口。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把进出口的趋势再向前推进了一步。希波战争时，雅典大部分的粮食是从黑海北部的西塞亚（Seythian）地区进口的。

地中海地区的居民从西南亚带进了各种家畜，但是环境使畜牧业也发生了变化。牛继续用作牵引负重的牲畜。山羊取代了牛和绵羊成了最重要的经济家畜。山羊靠山坡上干燥的灌木为生，山坡上的松林被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矮小的灌木。密集的羊群啃吃嫩枝树叶，尖锐的山羊蹄加重了土壤的侵蚀，构成了阻碍山林恢复的又一个因素。

补偿畜产品相当稀缺的不足时，大海就近在咫尺。地中海各民族与印度尼西亚人一样依靠海鱼为生。每个海滨渔村都有渔船队，干鱼是与内陆交换的重要货品。历史黎明时期之前很久，滨海的部落和海岛上的部落就已成为出色的航海人。最早有历史记载的强大的海上部落以克里特岛为中心。

有些文化模式发源于地中海，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此地环境导致的食物经济的变化，上文已经提及。依赖渔业是这一经济的组成部分，结果是世界上首批优质海船的出现。它们似乎起源于东地中海，这里众多的岛屿成为训练深海作业水手的优良的学校。地中海海面较为平静，但潜流变幻不定。只靠风帆的帆船可能卷入危险的潜流，亦可能陷入数天静止不动、原地上下颠簸的困境。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船形说明，地中海的船上架了橹，但没有桅杆和风帆。虽然桅杆和风帆是公元前2000年引进的，但是战船之类的海船需要的是速度和机动性，它们主要是靠船桨驱动的，直到18世纪中叶都主要靠船桨。顺便需要提及的是，用橹摇船而不是用桨划船的技术似乎也是地中海地区的发明。没有这个技术，后来的单层甲板以及橹和帆皆用的大战船是不可能出现的。

地中海的弄海人闯入大西洋之后，碰上了风向莫测、汹涌狂暴的大洋。航海多半只能在夏天进行。然而，他们还是进入了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维京人[2]狭长的北欧海船，看来是由早期的地中海海船经过简化改进而成的。与此同时，大西洋沿岸也发展了造船术。巨大的独木舟适合短距离航海，它们不像是由地中海海船原型演化而来的。在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这种独木舟。恺撒在《高卢战记》里描述了维内蒂人[3]的战船。这种船船体庞大。用坚硬的橡木建造，用皮革作帆，能抗御比斯开湾[4]的巨浪。这种橡木战船体积庞大，罗马战船无法将其撞毁，后来罗马人割断维内蒂人战船上的缆绳和风帆，使帆船失去动力，才取得了胜利。恺撒的记述清楚地说明，这种战船是靠风帆驱动的，而不是靠桨划动的。我们说不准，这种造船术是何时问世的，但我们知道整个维京人活跃于海上的时期都用这种船。北欧人航海贸易多半靠的是这种船头平直、速度不快的橡木船。它与北欧人的长船的关系，很像现代的货船与驱逐舰的关系。

地中海地区由移民首批定居以后，出现了两个文化中心，一个在伊比利亚半岛，另一个在爱琴海的海岛上。爱琴海文化处在发展中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的边缘，因而深受这两种文明的影响，爱琴海文化中心在克里特岛开花，演化出了迈锡尼文化。由于迈锡尼文化与后世的古典文明关系密切，需要在另一章专门介绍。

新石器时代的移民从伊比利亚半岛迁入不列颠群岛，他们的体形至今在不列颠的许多人中表现出来。他们沿大西洋岸边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定居下来，最后深入欧洲内陆到达瑞士，在此与务农的乡民融合。这些农夫是沿着中欧的移民干线而来的。

伊比利亚半岛与不列颠群岛的接触特别密切，整个青铜时代都是这样。伊比利亚半岛仿佛是所谓西欧巨石柱建筑的发祥地。巨石柱文化包括巨石坟墓和粗石雕制的巨大纪念碑。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文化模式是大规模移民的伴生物。看来它表明的，是一种宗教崇拜的传播过程，再加上部落主义表现癖的一种新形式。在波利尼西亚东部，每一个部落都建造最大的石头仪式建筑，因为这种建筑代表着每一个部落的人力的规模。我们也可以设想，西欧的巨石结构也是受类似动机的激励而修建的，因为数吨重的巨石要经过长途运输，并且完全靠人力竖立起来。

金属加工术输入地中海地区后提高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经济地位。伊比利亚有丰富的铜矿和其他的金属矿。最早的采矿模式和金属加工模式大概是从东边传入的，但是这个半岛似乎是一群奇特的宽口陶器人[5]的发祥地。这一文化遗存分布于整个西欧地区，集中在有原始采矿业遗迹的地区。他们似乎只在不列颠群岛、布列塔尼和荷兰建立了殖民地，其殖民线路是沿着新石器时代从伊比利亚往北的移民路线延伸的。他们在其他地方没有留下广泛的遗存物，只留下许多墓地，墓地里有许多遗物说明他们接触的地区很宽广。宽口陶器人可能是一群生意人和探矿人，听说北欧有矿物就深入北欧的“蛮族”地区，利用当地的劳力开采矿物。猜想他们如何取得土著人的帮助去采矿是饶有趣味的。他们的人数看来不多，既无力征服、也无力奴役土著人。墓地里的遗物不丰富，没有发现与他们相关的大批贸易商品。“比克尔”是他们根据自己烧制的平底宽口陶罐命名的。这种小陶罐大概是啤酒罐。人们禁不住要猜想，正像许多早期的欧洲商人一样，他们的黏土陶罐也主要是用来盛酒的。

关于地中海文化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没有任何一群在此定居的或从此向外迁徙的新石器时代人操的是印欧语。他们所操语言的唯一线索是东地中海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铭刻，是比利牛斯山脉地区的巴斯克语和北非的柏柏尔语这样的历史遗存。根据这一非常有限的信息看来，这些语言残存物是属于几种不同语族的。

西南亚文化传播的第二条路线，是通过陆路从小亚细亚进入巴尔干，再上溯多瑙河及其支流而越过北欧分水岭，然后再沿大西洋水系到达海边。这条线路使中欧移民与早些时候的地中海移民产生接触。这两个传统融合而成为各种地区文化。

中欧的首批新石器时代居民栽培几种小麦、大麦和豆类作物，饲养一些牛，不过牛没有多大的经济价值。栽培作物时用石锄。似乎没有渔猎。村落很小，且因地力消耗而频频迁徙。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些贸易。地中海的贝壳传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石斧和陶瓷传到相当遥远的地方。考古记录总的说明，这是一个勤劳和平的农业社会，几乎不存在财富和地位的差别。

青铜时代的中欧和北欧增加了两件重要的装具：犁和马。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人用石锄种庄稼，石锄很适合在放火烧荒以后的土地里刨石头。青铜犁的使用说明，清整后的土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耕地，一种连续使用耕地的耕作方法已经取代了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

马引进中欧是一件具有首要文化意义的事件。一种鬃毛浓密、骨骼粗壮的林中野马原产于西欧，它与别的野兽一样是猎取的对象。看来它在新石器时代尚未被驯化，不过往后它与引进的另一种马完成了杂交。它的血统可能在今日西北欧肥壮的牵引马中还保留了一部分。最初驯化的马是在青铜时代早期的中欧出现的。这是一种善奔跑、骨架小的中亚马。养马并非特别有利可图，产奶产肉都获利不多。毫无疑问，它是作为战马引入欧洲的，是东方入侵者的一种重要装备。然而，这些青铜时代的驭手绝不能与后来战斗力更强大的马背上的入侵者混为一谈。根据现有的材料，马在欧洲最早用做坐骑的考古证据，是来自铁器时代早期的哈尔斯塔特文化[6]。

双轮双驭手的轻便马车在青铜时代后半叶出现于中欧，但是骑马的习俗出现还要晚一些。青铜时代的墓葬中没有鞍子的迹象。整个铁器时代都有骑马的习俗，但是很久以后欧洲才出现了有效的骑兵。即使在恺撒时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骑兵实质上也只是骑马的步兵。它们的乘马只用作快速机动的手段，骑手通常下马作战。由于没有合适的马鞍和马镫，骑手的坐姿太危险，使他们无法进行搏斗。

青铜时代晚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发生了重要的社会变迁。地中海东部出现了王国甚至帝国，同时，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新型的贵族模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支持着生活小康的自由农，但是其他地方的农民受到部落酋长和小国国王的统治。这些统治者把社会经济的剩余产品聚敛在手，用以雇佣外域匠师、购买外域商品，给自己来世准备宏大的排场。

总之，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陆地的迁徙路线比地中海的迁徙路线对欧洲文化的发展更为重要。从西南亚抵达欧洲的大多数技术和社会发明首先出现在东欧和中欧。奠定欧洲文明基础的连续不断的迁徙浪潮全都来自中欧和东欧。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这条迁徙路线之所以被人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历史结果，因为欧洲史的早期研究是沿大西洋岸边展开的，中欧丰富的遗存只是在过去50年间才显露出来。古典文明像符咒一样迷住了欧洲学者，然而必须承认，欧洲现代的机械化文明首先要归功于北欧文化及其蛮族背景，而不是归因于希腊和罗马。

第三节 雅利安人

西南亚村社文化的传播，不仅将其经济和社会模式向西传入欧洲，而且将这些模式向北带进了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区。这里的居民遇到的情况，与美国拓荒者到达北美大草原时所面对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其中，靠西的草原提供了极好的牧场，但是这里的土壤难以用于种植作物。没有森林作为刀耕火种的基础，经过漫长岁月的草原表土又不能用原始的犁头开垦。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这里的大草原与我们美洲的大草原一样有很长的周期性气候：若干年多雨的气候与若干年干燥的气候交替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民越来越从农业转向畜牧业。因为牧场的肥沃足以使养牛比养羊更有利可图，所以他们的文化的情感重心和经济重心，都集中在养牛业及其副产品上。显然，这里的马首先是在更靠东部的草原上驯化的，养马是第二位的事情，其重要性不及养牛。

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养牛的部落从大草原向南逼近，从东起印度西至巴尔干半岛的全线向南推进。他们所攻击的、业已开化的民族留下的记录说明，这些入侵者全都操印欧语。侵入印度的部落自称为阿利亚（Arya），被人滥用的雅利安（Aryan）因此而得名。可以用雅利安来指称那些养牛的并且操印欧语的部落。然而，不应当用这个字眼来称呼缺少上述两个特点的部落。

雅利安人离开大草原南下时，他们似乎是不太精心耕作的农民，同时他们又生产奶制品。他们高高兴兴地把庄稼交给他们征服的臣民种植。贸易被视为替代暴力掠夺的不太光彩的方式，只是不得已时才最后诉诸的方式。放债取息和偷窃同等对待。社会的主要兴趣是战争，是养殖或偷盗牛马。耐人寻味的是，绵羊和山羊在史诗中绝少出现，虽然许多被他们征服的农耕社区肯定在养殖绵羊和山羊。马占有重要地位，既被人驱使来牵引重物，又被人作为坐骑使用，虽然后期的史诗中很少提及骑马作战的场面。早期的酋长和英雄尤为喜爱的交通工具是马车。

雅利安人在技术上追随西南亚的普遍模式，对这些模式，他们极少或根本不做调整以适应游牧生活。他们没有与突厥—鞑靼人相似的、便携的帐篷。凡是要住上几天的地方，他们都用枝条和泥土修建棚屋，这种棚屋建造方便，弃之不用也不足惜。服装是纺织的呢子做的，只是裹在身上的呢子并未经过裁缝，不过，北欧部落中很快就流行穿裤子了。轮子和犁头已为人知，陶器亦在烧制之中。他们从草原上冒出来的初期，已在加工除铁之外的所有金属。武器种类繁多，包括矛枪、刀剑、多种斧头、弓箭、头盔和盾牌。早期是否使用护身甲迄今尚难断定。富人男女都佩戴许多金首饰，最体面的礼物是从身上摘下一件金首饰直接赠人。早期有雅利安人从事手工艺，尤其是铁匠；那时的匠人社会地位颇高。后来，多半的手工制作都交给了被征服的民族了。

雅利安人并非名副其实的游牧人，但是他们对土地的依恋肯定是比较淡漠的。一有任何理由，他们就把财产装上沉重的牛车，放火烧掉棚屋，向未知的地域长途跋涉而去。他们的入侵完全缺乏很久之后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那种闪电般的速度和机动性。整个部落作为一个背负沉重的单位迁移，驱赶着牛群前进。战胜就意味着夺占新的牧场，战败就意味着整个部落的毁灭。

所有的史诗都描绘出由三个阶级组成的社会，包括贵族、平民和农奴，贵族和平民形成雅利安人的主体，农奴是被征服的人。不存在那种被接受的普遍意义上的国王，不过，能干的酋长可以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连续几代人产生首领的家族构成地位最显赫的贵族，这种贵族成员遇到推举高级首领时受到优先考虑。早期的奴隶似乎极为稀少。雅利安人相互作战时很少留下男性俘虏；女性则成为战胜者的偏房，并最终同化到部落中去。平民与贵族经常联姻，二者的区别主要是财富和威望的差别。史诗中很少提到农奴，一旦被提及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尚不及贵族的马和犬。雅利安人非常喜爱这些家畜，它们的名字和品质常常和主人的名字一道出现。

一支雅利安部落由许多人家组成，每户由户主、一位或几位妻子、儿子、兄弟及兄弟的家庭组成。这些人家的生活由于械斗和偷袭而变得活泼热闹。行吟诗人登门吟唱，他们住在人家门户里的时间以主人的慷慨应允为限。赌博习以为常，酗酒已成惯例。雅利安人初期对性事和婚姻的态度，可以描写为漫不经心。虽然没有公认的婚前性试验的生活阶段——东南亚文化区就有这样的习俗，然而人们几乎不赋予童贞任何价值。虽然结婚时男女两家要交换礼品，但正式的彩礼习俗并不存在。由于缺少经济稳定，所以婚姻趋于脆弱。

雅利安人对超自然力的态度也是漫不经心的。最初，族长行使祭司的职能，这一习俗在斯堪的纳维亚继续保存下去，直到基督教传到这里为止。在其他地区，出现了专职的祭司，但是其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寄食于贵族门下，其职责是确保仪式的准确，但是他们被视为贵族家庭豢养的门客。

也许，雅利安人对后世文明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贵族政治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欧洲保存下来，直到不久之前。凡是具有民族规模的文化，必然由许多亚文化组成。许多欧洲国家的农民和资产阶级的亚文化，一直维持了自己的特色，然而欧洲的贵族阶级的亚文化却如此相同，以至于一国的贵族对另一国贵族的态度和价值的了解，大大超过了他对本国下层阶级的态度和价值的了解。自历史的黎明期以来，户外狩猎生活始终是贵族阶级的显著特点。等到无须依靠狩猎补足食物时，打猎变成一种运动，变成贵族阶级成员的一种象征。贵族必须精通马术。事实上，德语的骑士（ritter）和法语的骑士（chevalier）就可以译解为这一特征。据说，甚至在19世纪的英国，贵族阶级的任何一位年轻人宁可让别人咒骂他品行不端，也不愿意让人指责他马术不精。

欧洲贵族从事的职业有严格的限制。他不可能去种地而不冒失去阶级地位的风险。唯一为他开放的有利可图的追求是养马和养牛。有趣的是，英国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可以借助人类学家所熟悉的那种迁移，成为汽车推销员而不必违犯不能从商的禁忌。精神和艺术追求受到一定的蔑视，这又是在追随雅利安人初始的文化模式。贵族可以担当艺术和科学的庇护人，可是他不应当亲自从事艺术，也不应当亲自从事科学。直到最近，大多数欧洲贵族的教育程度都不高。贵族子弟学校感兴趣的是“性格养成”，而不是给学生提供有用的知识和实用的技能。有人说，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在伊顿公学[7]的运动场上赢得的。不妨再补上一句：新加坡的丢失是在伊顿公学的课室里决定的。

贵族尤其非长子贵族可以上教堂，但是宗教狂热会引人皱眉不满。违背基督教的禁忌而不是遵守这些禁忌，更受到别人的尊敬。性风尚保持着古老的雅利安式的无所谓态度。贵族理所当然要在自己的阶层中婚配，以保证血统的纯正。但是，无论婚前或婚后都无须高度的贞操。利用下层阶级的女子进行漫不经心的私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尽管形式上要求基督徒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欧洲贵族直到最近的时代里，始终实行着一夫多妻制。一位国王或一位地位显要的贵族娶几位嫔妃，是意料中的事情，嫔妃常常娶自各种贵族家庭。这些高攀的贵族希望借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嫔妃所生的庶子被排除在继位之外，然而他们在贵族的等级系统中仍然享有公认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被排除在继位之外，而且其机运仰赖父王的好意，所以一般地说他们比继位的嫡子更可以信赖。他们常常被放在继位的嫡子容易发动叛乱的位置上。因此，所谓“勃艮第显要的杂种”[8]按惯例被委任为勃艮第军队的统帅，这是一个像“威尔士亲王”[9]一样独特的头衔。

沉湎于赌博和酗酒的贵族，并无失去贵族身份之虞。唯一的要求是，他赌博时要诚实，要把赌债放在一切债务之上；大概是因为，债主通常是和欠债人同等地位的贵族。玩纸牌时欺骗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仅仅比致命的贪生怕死罪略轻一点。从雅利安人入侵欧洲的初期算起，人们就期待着酋长率领部下冲锋陷阵，以出生入死的形象给部下树立效法的楷模。因为贵族阶层至高无上的地位建立在无与伦比的勇武和好斗之上，所以凡是缺乏这些品质的人都被视为贵族阶级的叛徒。

第四节 突厥—鞑靼人

欧亚大草原的养马人，是世人见过的游牧、畜牧经济最完善的例子。追随这一经济模式的部落非常讨厌农业经济。有的时候，他们也播下一些小米，让其自生自灭，但是他们种小米是为了防备饥荒。一般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利用农业生产的粮食或材料。他们的家畜是绵羊、马、双峰驼和牛，这是就其经济价值而做的排序。绵羊数量极多。富有历史盛名的哈萨克人计算羊群的单位，不是绵羊的头数，而是牧羊犬的头数。有时他们也挤羊奶，然而绵羊的主要价值在于产羊肉和羊毛。羊肉是日常的主食，羊肉的消耗量极大。每人每天吃一头羊是标准的食量。羊毛用来织毡子。

马的重要意义是用于作战。马供人乘骑，或用于驮运，从不用作耕畜。马肉是常用的食品，小母马的嫩肉被视为美味佳肴，一般是留待盛宴时品尝。食物短缺时，骑兵常放马血充饥。母马常用来产奶，马奶经发酵做成马奶酒。马奶比牛奶的含糖量高得多，如果发酵恰到好处，酿出的酒就有相当的烈度和醇香味。牧马民族一般是嗜酒豪饮的民族；盛宴结束时，所有的客人都烂醉如泥。据传成吉思汗曾说：“醉酒者如遭当头棒击，其智谋及判断力无从发挥。醉酒以每月三次为限。从来不醉当然更好。但谁能做到滴酒不沾？”

骆驼既用于驮运重物，也用于牵引行李车。很少用骆驼挤奶，很少有人吃骆驼肉。在蒙古高原上，牛占据次要地位；但是随着牧马人文化的向西扩张，牛的重要性渐次提高。牛既产奶，又提供肉食，而且还用作耕畜。

有趣的是，牧马民族对家畜的态度似乎是高度的功利主义态度。他们的史诗中没有描写过作为个体的马或狗。牲口是大批生产大批消费的。蒙古武士携带着一群没有命名的坐骑，当它们体力耗尽不能再让人骑时，就被武士弃之不顾，或被人宰杀而食之。也许，蒙古高原上的生活太艰苦，不容许人对爱畜培养脉脉温情。牧马民族似乎把狩猎生活的态度带入了畜牧时代。狩猎时代的人只把动物视为潜在的肉食。甚至到了蒙古人征服的时代，狩猎依然是他们务实的活动，而不是消遣游乐。他们不时地组织大型的围猎，凡是陷入包围圈的动物都在劫难逃，一律被射杀而成为美餐。

狩猎和畜牧既生产食物也生产衣服。通常的服装包括裤子、尖跷的皮靴、有袖的衬衣式上装；男上装的下摆短，女上装的下摆长；此外就是毡帽或头巾。天冷时再穿一件罩袍。所有的衣服都用畜皮或毡料制作，唯一的例外是偶尔才穿的节日布装。这是通过贸易换来的或掳掠而来的。最受喜爱的衣服是羊毛在里的羊皮衣。

大概在轮子引进之前，蒙古高原上就已经在用马驮运重物。可以推测，最初的马鞍是驮运东西的马驮子，最早骑马的人是儿童；部落迁营时，他们被置于马背上的行囊之间。甚至到了继之而起的牧牛民族从马车上卸下驭马、开始骑马之后，他们也只会把马驮子当鞍子骑，所以他们的骑兵就缺乏效力了。

牧马民族靠征服所建立的大帝国一般是短命的。他们所到之处都席卷一场灾难，凡是他们懂得的东西都被掳掠一空，据为己用，凡是不懂的东西他们都摧毁干净。据说，蒙古人征服中国之后，曾经认真打算把中国人斩尽杀绝，把中国人的地盘改成牧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生活在被征服者的包围之中，他们都保存了自己的宗族和部落组织。他们总是集中居住，竭力固守昔日的游牧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难以找到什么能用于统治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模式。辽国或后来地域广袤得多的蒙古帝国之类的牧马民族所具有的高度组织程度，是由于采纳了汉人的文化模式。实际上这些大帝国主要是由中国的官吏执掌管理的。

与雅利安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牧马民族似乎从未适应征服者的生活。也许，他们游牧生活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与他们统治定居民族的角色格格不入的。无论如何，凡是在放弃游牧生活的地方，他们都迅速被征服者同化了，在中国被同化成中国人，在中亚被同化成穆斯林和波斯人。在牧马民族最后一次向西的大迁徙即突厥人的大迁徙中，他们实质上被同化成了穆斯林和拜占庭人。

也许，关于蒙古人完成征服之后牧马民族的命运，还应该再说一二。已如上述，这几次征服把西部草原地带原有的牧牛民族的最后一点残存也扫荡干净了，他们在整个辽阔的被征服地区建立了蒙古人和突厥人的部落联盟。蒙古人的一支建立了金帐汗国，他们被伊凡雷帝[10]征用打仗，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他们被默许在俄罗斯南部羁留，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11]在位时期。在俄国政府日益强大的压力下，他们且战且退，回到东方的蒙古故乡[12]。他们到家时人口已经锐减。中部草原由突厥血统的游牧部落占据，在蒙古人席卷欧亚大陆之前之后都是如此；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骁勇善战民族的温床，尤其是培养干练将军的温床。这些突厥人孤身一人或成群结队地渗入南方较高的文化中，最后控制了近东地区，但蒙古西征以后，这些草原民族再没有发动过重大的攻势了。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草原民族停止进攻的原因，是蒙古人皈依了佛教。然而，蒙古地域以西的大多数草原民族皈依的却是伊斯兰教。真正的答案，大概在于战争日益增长的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是由于大草原之外火药的引进、纪律严厉的军队的建立和技术熟练的技术人员的出现。草原民族具有的是微型的居住点模式和相当粗糙的手工艺，他们没有能力生产新环境所需要的武器。造成他们没落的影响，甚至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在发挥作用。在后期的战役中，他们的军队带着大队的中国技师和工兵。这些中国人的装备包括火药抛掷器，也许还有火药制的炸弹。只要草原民族保持着纪律上的优势，他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己技术上的不足。然而，等到其他军队和他们的军队一样具有铁的纪律时，他们失败的命运就被注定了。曾经是“上帝之鞭”的骑射民族在欧洲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拿破仑的战争时代。一支吉尔吉斯骑兵被编入俄国军队。法国士兵看见骑马弯弓的吉尔吉斯人觉得很滑稽，给他们取的诨名是“丘比特”[13]。真可谓尘世繁华转眼即逝矣。

第五节 闪米特人

西南亚干燥地区的人再一次证明了这个论断：在一个天然屏障很少和生态环境同一的地区，语言和文化也会趋于同一。实际上，西南亚干燥地区的一切居民操的都是闪米特语，坚持的都是村民和游牧民相互依存的共生模式。西南亚生态环境横越了北非大部分地区，语言和文化共同性也横跨了北非。虽然这个地区的两种语言即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历史意义，使西方学者把闪米特语当作一个独特的语系，可是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它只不过是一个更大语系的语支而已，这个语族的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北的整个非洲地区和亚洲西南部地区。大概没有别的例子更能说明一个独特的语族和一个独特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了。闪米特语尤其在非洲有这样广泛的分布，似乎是相当晚近的现象，部分与伊斯兰教的兴起有关。不过，非洲—亚洲语系的其他语支，肯定在非常悠久的时代就已经在非洲的干燥地区扎根了。

有些闪米特部落完全转向游牧生活的过程，无疑因单峰驼的驯化而有所加速。单峰驼对炎热沙漠条件的适应性，颇像双峰驼对寒冷沙漠条件的适应力。骆驼能在连山羊都无法存活的地域生存，尤其在阿拉伯半岛和稍后在非洲，它们的驯化为人类活动开辟了大片辽阔的沙漠地区，骆驼的口腔和消化道仿佛是镶了一层铜甲，它们能嚼烂并消化骆驼刺，这种植物在“柔嫩多汁”上堪与铁丝网媲美，驴子只能饿死的地方，单峰驼也能增加脂肪。驼峰提供储存脂肪的机制，所以它们在进食极少的情况也能行走几个星期。它们的几个胃提供了一个相似的储水机制。故此，骆驼是沙漠居民的无价之宝。不过，凡是见过骆驼的人都免不了感到惊诧，它竟然能被人驯化。对欧洲人而言，即使最温顺品种的骆驼都非常暴躁、倔强，并奇臭难闻。必须承认，阿拉伯人在这一点上与欧洲人的看法不一致。他们把骆驼当作美德的典范和可爱的体现。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文学中，赞颂骆驼美德的诗文俯首即是。

农耕地区的缩减、骑骆驼的游牧生活的出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模式，这一模式对当地条件的适合性几乎是到了理想的程度。城镇辅以相连的农业区，成为人口聚居的中心和制造业及商业的中心。许多城镇专注于特产以供外销。城镇之间的地区是游牧部落的地盘，他们代表着初始的农牧双重文化中的牧业生活。城镇生活模式是典型的西南亚模式，牧业生活模式却是独特的闪米特模式。游牧民的主要家畜是绵羊、山羊和骆驼。这三种动物都很能适应贫瘠的牧场。农业区之外的地区很少养牛，即使在农业区，牛的主要价值也仅限于耕地。唯一重要的驮运动物是骆驼。骆驼很少用于产奶，用于肉食就更不多见。

有名的阿拉伯马的用途只限于作战和游行。马从不用于驮运，连部落迁徙时也不用作坐骑。因为牧草通常短缺，马要用从农业区购买的粮食来饲养。常常是拴在主人的帐篷里喂养的。阿拉伯人用马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就是喜欢把母马用作战马。纯种阿拉伯马只有两种步态：慢步和急驰。虽然游牧民精于马术，可是他们从未学会使用严格操练的骑兵，也没有学会骑在马上射箭的娴熟技能。他们的战马只用作长途奔袭时的运输工具，而不是用来构成骑兵作战的战斗队形。

如果考察游牧民的生活，他们对城镇人的完全依赖就显而易见了。他们的妇女用山羊毛编织粗糙的黑毡，黑毡用于制作帐篷。男子知道如何修补鞍子等装备。然而，游牧部落实际上毫无制造业。近代游牧民居所里的一切装备，都是通过贸易或掠夺获取的。亘古至今，似无变化。就连他们的标准食品即未经发酵的面包，也是用从农业区购进的小麦做的。这种面包只不过是很稀的面糊摊在滚热的石头或沙子上做成的。比较卫生的一种制作法已为许多美国人熟知，就是犹太人过逾越节所吃的薄饼的那种烤制方法。

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建立在部落的基础上，部落实行同族通婚，按父系续谱，占据特定的地盘。更大的社会组织是朝生暮死的。一旦占支配地位的部落失去控制，部落联盟就随之瓦解。部落里的全体成员均有亲戚关系。任何家庭要改属另一部落，是难以想象的。部落的控制权委予酋长。酋长的职位名义上由某一家族世袭。酋长的第一夫人所生的长子有优先继承权。然而，继承之事没有绝对的规则，因为在游牧条件下酋长的职位绝不是一个闲职，必须由最优秀的人来担任。酋长与部落成员的关系，以家长对家庭成员的关系为模式。他指挥部落的活动，负责执法维护公正。很难说在前伊斯兰教的时期里，形式法典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所公认。但是，人们指望酋长执法时断案精明，判明真犯，量刑恰当。近东民间传说中所罗门国王断案如神的故事，就符合游牧民和定居者的最佳模式。实际上，酋长受部落舆论的影响，他尽力靠说服而不是靠武力行使职权。然而，他的权力是独断的，理论上说是绝对的。毋庸赘言，这些模式对伊斯兰模式的政治演进产生了影响。

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不仅实行族内婚，而且赞同某些近亲婚配模式。他们不仅允许而且优先选择堂兄妹开亲，这是全世界少数几个实行堂兄妹开亲的民族之一。这一模式被纳入伊斯兰习俗之中，至今在许多阿拉伯国家里保留了下来。游牧民的婚俗通常是单偶制，然而对于那些有财力的人来说，多偶制也是允许的。无疑，早期的希伯来人就有多偶制的婚俗。

一切闪米特文化的一个令人注目的方面，似乎是绝对要求新娘的童贞。迄今为止，展示处女象征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仍然是婚礼中常规的部分。这一习俗反映的价值观念，无疑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这一顽强的婚俗，仅仅是一种文化对性和性器官的执着追求的一个侧面，这种执着的追求反映在割礼术中。实际上，一切闪米特民族都共有这一习俗。与此对应的女性外阴割除术也非常普遍，在苏丹有些地方这一习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的人们把女性的所有外生殖器全部割掉，外阴部的伤疤几乎完全封闭了阴门，使性交不再可能。如此，新郎就可以保证新娘是处女；征得新娘同意后，让她再做一次手术，方能完成婚礼。

游牧生活的各种需求使妇女隐居闺房的生活成为不可能，少数最富有的家庭除外。不贞的女孩子或不忠的妻子及其恋人都要被处死。因为男子的不贞受到指责，所以他们进城玩时就尽量寻花问柳。进城的贝都因人[14]的性欲和浪迹水手的性欲一样广为人知。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时代里，男子的这种需要由寺院中的神妓来解决，这是常见的制度。与此相关的一个结果是男子同性恋的盛行，直到今天，这一现象在伊斯兰国家里也普遍存在。搞同性恋的人，主要是未婚男子和少年。结婚以后，同性恋就让位于正常的异性婚恋关系了。

家庭控制是严格的父权制。父亲终生甚至死后对妻儿都有完全的控制权。父亲的祝福是重要资财，父亲的咒骂可以毁掉儿子的前程。请注意雅各和以扫[15]的故事。女儿出嫁前受父亲控制，出嫁后受丈夫管束。一般的父亲似乎以自己的严厉态度而不是以公正态度而感到自豪。儿子对父亲抱有恐惧和尊敬的态度。尤其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里，最强有力的情感纽带是在母亲和儿子之间。母子关系中存在真挚的深情，母子双方友好携手策划密谋对付父亲，司空见惯。

整个情况就是如此，这就使个性发展中产生强大的、批判的超我意识成为意料之中的事情。希伯来人描绘全能的神，只有靠人的完全服从和奉献才能使神不震怒；无论神的行为举止多么不公正，人都必须完全服从与忠诚。这位全能之神的形象，是由闪米持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情况直接衍生出来的。这种家庭生活还产生了另一种后果，就是被夸大了的超我意识，致使其行为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繁复的禁忌系统。这样的系统记录在《摩西十诫》[16]中，这些戒律绝不是孤立的现象。所有的闪族部落都制定了类似的法典，只是其内容略有差别而已。这样的法典给遵守法典者以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与我们文化里的好孩子的安全感有类似之处，好孩子牢记父亲告诉他所不能做的一切，小心翼翼地不犯戒律。希伯来人的耶和华是闪族父亲的形象，是一家之长的权威被抽象和夸大的结果。父权制高压和性剥夺给闪族人的基本人格打上了印记。从摩西到弗洛伊德，闪米特人都很关注罪孽和性。

亚洲闪族人的地理位置对文化进步尤其有利。他们始终不断地与世界最悠久的两大文明中心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两大文明中心是两河流域和埃及。到公元前2300年，他们征服了两河流域，吸收了此地的文化。他们有热衷经商的天性，这使他们与许多民族发生了接触，使他们对文化差异有切肤之感。新的器具用品和新的艺术风格，凡有益者，无不悦纳。与此同时，各种闪族文化又表现出一种基本的连续性，也许任何其他民族文化的连续性都无法与之匹敌。无论借用什么，闪族人都用自己的价值和兴趣对之进行重新阐释，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兴趣绝少变化地保留下来了。

闪米特人对文明的最重要贡献，一方面是数学和天文学，另一方面是宗教。奇怪的是，我们的机械宇宙观念和完全服从独一无二、威力无比的神的观念都要归因于他们。第一个观念是从两河流域的祭司长时期观察旋转的天象中演变出来的。第二种观念是从对部落神的狂热忠诚中衍生出来的，这种忠诚如此强烈，以至于一切其他存在物和力量对崇拜者来说都不复存在。闪族人追求的总是绝对的东西。不幸的是，他们的文化继承人竟然找到了两位绝对的神，而且这两位神又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17]。我们所有的一切一神教信仰都可以回溯到闪族人那里。所有的一神教信仰都面对着一个难解之谜：在一个自然法则支配的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全能的神。

[1] 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1892—1957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公认的史前考古权威，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著有《历史的重建》《历史发生了什么？》《人类创造了自身》《考古学导论》《欧洲文明的曙光》等。

[2] 维京人（Viking），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善航海。

[3] 维内蒂人（Veneti），古凯尔特民族，居住在今布列塔尼半岛，恺撒于公元前56年击败他们由200多条战船组成的舰队。

[4] 比斯开湾（Biscay），介于法国西海岸和西班牙北海岸之间。

[5] 宽口陶器人（Beaker Folk），大约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期，好战，到处找铜，促进了青铜器的发展。

[6] 哈尔施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奧地利考古遗存，用以指中欧和西欧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文化，1846—1899年发掘，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7] 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培养英国上层政治人物的贵族学校。

[8] 勃艮第显要的杂种（Grand Bastard of Burgundy ），指法兰西国王和勃艮第公爵，见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

[9] 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英国王储的称号。

[10] 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1530—1580年），俄国大公，首任沙皇。

[11] 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Ⅱ，1729—1796年），亦称叶卡捷琳娜大帝，俄国女皇，急剧扩张，使俄国成为“欧洲宪兵”。

[12]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摆脱沙俄压迫，冲破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胜利返回祖国。

[13] 丘比特（Cupid），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其形象为背生双翼，手持弓箭的美童。

[14] 贝都因人（Bedouin），沙漠地带游牧的阿拉伯人。

[15] 雅各和以扫，典出《圣经·旧约》，二人为孪生兄弟。以扫为长子，雅各以红豆汤换取哥哥的长子权；为了得到双目失明的父亲以撒的祝福，披上羊皮冒充哥哥以扫（以扫生下来时即浑身披毛）。

[16] 《摩西十诫》（Ten Commandments），人类历史上第二部成文法，载入《圣经》，传由上帝授予摩西，刻于石碑上。

[17] 指伊斯兰教的真主和犹太—基督徒信仰的上帝；创建这两种一神教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是闪米特人。

第五章 最早的文明

第一节 两河流域

一切迹象表明，西南亚形成的村社生活模式传播到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和北非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一模式在适应各地环境条件中所做的修正，在前面几章已经讲过。然而，最古老文明的兴起就难以用类似的文字来解释了。它们并非必然非从其发祥地兴起不可。西南亚村社文化在旧世界温暖地区传播所产生的结果，与这样的结果相仿：用饱含细菌的溶液在盛着动物胶的盘子里画一个圆圈；过一定时间，在许多地方就会出现密集的、彼此分离的菌群。同样，村落文化所到之处，人口密集的居民点就会出现。稠密人口和某些文化因素及环境因素相结合，使城市生活成为可能，在这些地区，文明就会兴起。

城市作为一种崭新而风格独特的社会组合的重要性，第二章已做了介绍，与之同时探讨的，还有城市存在的条件。城市不仅需要稠密而定居的人口，而且还需要技术装备，把食品和笨重的原材料运到城里就需要这些技术装备，把城里熟练工匠生产的商品输往各地也需要这样的装备。凡是上述条件得到满足的地区，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几个地区，城市生活都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其他一些地方，外地城市生活模式通过传播，创造了当地城市兴起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旧世界，最早的文明中心都兴起于大河之滨，这些中心可以被视为城市生活的同义语。河谷地带的肥沃土壤可以支持众多的农业人口，水运又给城市所需提供了交通便利。都市组织在这些中心建立之后，逐步从中心渐次传播到越来越宽广的地区。对原材料的需求，大河谷地灌溉技术应用到较小的地区，都推动了都市组织的传播。最初的文明中心都是独立兴起的，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们之所以相似，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它们都源于西南亚的村社文化模式，新型的社会组合给它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相似的。

最初的城市建立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黄河之畔。城市生活在欧洲到来极晚。早期的希腊和意大利城市，实际上是很小的城镇，而且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欧洲最早的、繁复程度足以被划入文明类型的文化，是克里特文化，这一文化亦不是城市文化。岛上的人口虽然稠密，但是分散在许多小型村落之中，这使笨重商品的运输减少到最低限度。生产克里特人出口商品的熟练工匠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地方，海船可以运来原料，运走成品。直到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776年）之后，希腊才出现名副其实的城市。意大利城市的出现，则是在希腊移民定居意大利（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之后，也可能是在伊特鲁里亚人定居意大利（公元前8世纪）之后。在欧洲其余地区，城市来临得更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城市，几乎是在中世纪末才出现的。

埃及和两河流域大概是最初的城市生活中心。城市生活在以上两地的发端似乎是各自独立的，实际上是同时产生的（约公元前4000年）。虽然早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和两河流域就有偶然接触，但是这两种文明真正的互动，等到埃及成为一个卷入亚洲事务的军事大国才会发生（公元前1500年）。印度河谷文明的发轫期比较难以断定，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当地的纪年史。然而，这一中心与西南亚村社文化的源点如此之近，所以此地的定居生活肯定在很早的时代里就已确立。贸易交换的物品证明，到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与两河流域地区已有接触。华北黄河流域的文明比其他几种文明确立的时间要晚得多。即使赋予商代之前的黑陶文化以文明的地位，此地文明开化的最早年代也不可能早于公元前2000年之前很久。

两河流域文明对我们文明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早期文明中心对我们的影响。对于古典希腊文化受惠于此地文明的深重，我们的认识仅仅才开始。希腊化时期的各种文化受其恩惠就更为深重了，那时的中介是亚述文明和波斯文明。借助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两河流域文明的模式传播到罗马帝国，因此而成为西欧传统的一部分。

埃及文明对我们文明的贡献，在重要性上位居其次，可以历数的贡献要少得多。主要集中在技术和神学领域，这些贡献到达西方之前，经过了希腊化文明的过滤。埃及文化追随的是一条与我们分歧的道路，其价值和兴趣基础是难以理解的。它对来世生活的执着追求，它狂热地把法老当作神来接受，国民的幸福建立在法老的幸福之上，这一切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

两河流域文明是我们知道并能理解的那种文明的最早的例子。许多迄今在西方社会里运转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地区。据说，倘使乔治·华盛顿被送回古代巴比伦汉穆拉比[1]的宫廷之中（约公元前2067—前2025年），他会比置身于以他命名的首都更感到宾至如归。除了语言上的困难之外，他在汉穆拉比王国里遭遇的东西，很少有他不熟悉或难以理解的。然而，倘若他置身如今的首都华盛顿，他反而会不知所措、困惑不解，原因是过去两百年间巨大的技术变迁，以及我们的社会为技术变迁所做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却是很笨拙的。

苏美尔人的技术，基本上维持了西南亚新石器文化中心的技术，再加上一些添加的成分和工艺技能上的显著提高。苏美尔人实际上已经知道并且加工除铁之外的一切金属。只有陨铁可供开采，所以它太稀缺，不能派作一般的用场。他们用生蜡铸造法铸铁、抽铁丝，且能把铁块焊接起来。他们的珠宝显示出金银细丝工艺和金银细粒工艺。苏美尔文化早期，金属的价值相差微小。黄铜和青铜都极为稀缺，所以它们与金银的价值相差无几。矛头、匕首和战斧是实际用于作战的武器，而不是仪式用品，它们是由金铜合金或金银合金制造的。这些合金是实用的、用于加工的金属，硬度高，耐腐蚀。陶器用陶轮制作，由陶工进行大批量生产。显然陶工是专业人员。陶器制品规范，并严格用于功利目的。奢侈器皿是用金属、宝石或贝壳制作的。

苏美尔人始终受到相邻的闪族语村民和游牧民的威胁，最后被闪族人的征服所压倒，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入侵的闪族人迅速接过了苏美尔文化的许多成分。两种民族的关系，也许在众多的雕刻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这些雕刻显示，闪米特国王身着绣花王袍、头戴王冠，长发长须做成卷曲的样式，随侍一旁的是一位苏美尔文书，他剃成光头，身披斗篷和折叠短裙。几代人之后，这两个民族发生了融合。闪米特人胜利了，然而苏美尔人被征服时业已相当稳定的文化，却几乎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后来的技术中，没有一项是由入侵的闪米特人带进来的。

苏美尔人的城市有泥砖修砌的巨大城墙，城墙的外表砌有几层焙烧过的火砖。每一个带城墙的城市都有一座筑在高地上的庙宇，庙宇也绕以围墙，占地几英亩，包括庙中祭司们的生活住房在内，庙中亦有储藏室和工作间。庙宇正中筑一座假山，称为庙塔，庙塔之顶供奉城市守护神的神龛。庙宇之内还修有几位小神的神龛，不过小神龛修在平地上。

城市的主神常享有圣殿，其中的陈设与世俗统治者宫廷的陈设相仿，只是更见豪华。主神还被供以各种级别的祭司，拥有后宫的嫔妃，后宫的设置仿照世俗国王的模式，嫔妃之首是主神的正宫娘娘“恩杜”（entu）。这位女子应该忠于她神圣的丈夫，她处于严密的监护之下。她照例是该市统治者的姐妹或女儿。在有些情况下，她常常安寝在主神的后宫中。在做出重大政治决策的前夕，她总是在此就寝。其想法是，她神圣的丈夫晚间将要会见她，把决策的答案告诉她。城市的世俗统治者遇到难题时也可能住进圣殿。晚间，主神将来托梦，告诉他如何解决难题。既然主神的正宫娘娘同时又是世俗统治者的近亲，所以神的命令与统治者的意志绝少发生冲突。

处于正宫娘娘社会地位之下的，是主神的其余嫔妃，称为“萨尔梅”（Sal-me）。这些女子似乎是正式嫁给主神的，似乎带有嫁妆。她们通常住在庙里，但是可以自由出入，或者在庙外另有住宅。她们可以占有财产，经营买卖。唯一不得从事的生意是开酒店。宗教与酒精显而易见的冲突，迄今已为我们所熟知；这一冲突至少可以回溯到公元前2000年，因为汉穆拉比法典规定，开酒店的“萨尔梅”将用火刑处死。这些嫔妃不必宣誓保持贞洁。她们生的孩子一律被视为主神的子女。这能说明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为何常常自称是神的儿子。一条颇为奇怪的规定允许“萨尔梅”结婚，但是其凡胎俗体的丈夫不能和她生孩子，因为这被认为是侵犯了神的权限。如果“萨尔梅”生了孩子，她就会被处死。显然，“萨尔梅”常常为世俗丈夫买妾，让小妾接过生子的职能。人们猜想，这样的婚姻，通常是年纪较大的妇女缔结的，她们结婚的目的是做生意或寻觅合意的伴侶。

正如神塔居于庙宇之上一样，神庙居高临下地支配着城市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它是一个巨大的合营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财富被聚敛到它的手中。城市的守护神是一切土地的占有者，十分之一的农产品要作为地租上缴给他。农民和工匠用实物上什一税。征税得到的原料在神庙中进行加工，其成品输往外地，由其他社区的代理人销售。这种神庙贸易需要大量的职员和会计，他们全都正式纳入低级祭司的等级。高级的祭司组成神庙公司中自封的长期不变的董事会，他们任职的时间和王朝维持的时间一样长。一旦进入神庙，金钱和商品就不再被重新分配。同时，神庙放债的利率又相当高。这就加速了财富的集中。财富积聚于宗教组织之手这一倾向，在许多文化中均可见到。在新教改革的时期，教会大约占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而且还继续蚕食剩下的土地。

神庙是唯一的教育中心，它们维持的学校，理论上是男女同校的，虽然实际就学的女子极少。这些学校培养学生从事文书、医生、律师和祭司等职业。一切专业人员都被视为祭司，虽然他们多半是独立开业，仅仅形式上与某个神庙有一定的联系。有两个系列的祭司：负责仪式的祭司确保仪式（包括祭礼）准确无误地进行，负责占卜的祭司在各种占卜术的基础上回答问题、做出预言。

两河流域的占卜师给后世文明的最大贡献，来自他对星象的研究。诚然，埃及人也研究天象，知道一年的准确长度，发现了天狼星一千多年一次的运行周期——它在地平线上的某一点升起再回到那点降落的时间。然而，两河流域的人使天文学的精确性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黄道12宫的概念要归功于他们，认清行星和恒星的差异要归功于他们。有趣的是，他们把地球和月亮也纳入行星。两河流域的观星人，记录了千百年间行星的运行情况和日蚀月蚀的情况。最后，他们至少学会了非常准确地预报月蚀，并且能将这一知识用于预测。虽然他们的天文学知识通过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传给了我们，可是他们无疑也是迄今依然兴旺的伪科学占星术的始祖。比他们的天文学发现远为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机械主义的宇宙观。可以提前千百年预告行星运动和日蚀月蚀的世界，再也不是听凭神祇任意主宰的世界了。研究规律和自然法则的工作，正是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的，这就是科学家的基本活动。

苏美尔人似乎是首先把奴隶制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人。他们创建的奴隶制模式在近东地区保留到晚近的时代。奴隶主要是战俘，亦有少量的罪犯和债务奴隶。在此之前，人们把战俘杀掉。但是，苏美尔人生活在定居的社区里，这里有许多粗活要做，所以他们认识到，即使是敌人，让他们活着比杀死他们更为有利。罪犯奴隶和债务奴隶常被人误解。把罪犯贬为奴隶的目的，与其说是惩罚，毋宁说是确保这些不安分的罪犯安分守己。这些奴隶主要是罪行不重的惯犯。购买这种奴隶的主人要对奴隶的任何罪行负责，所以他们肯定会督察奴隶，一旦奴隶行为不当，主人就会给他们吃一顿鞭子。

债务奴隶只不过是一种制度的终极产品，在这一制度下，一个人可以超越自己资财的偿还力去借债。他举债以求安生，一旦无力在约定的时间里还债，举债人就成了债权人的奴隶，用他的劳动去补偿债务人借款的损失。

苏美尔奴隶的负担并非特别沉重。因为奴隶是从附近的城市虏获的，或者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所以奴隶和自由人在体型上没有差别。奴隶可以占有财产。如果他能保证还债，奴隶还可以举债。奴隶可以赎买自己的人身自由。奴隶可以打官司抗议主人出卖他，如果他可以证明，想买他的人怀恨在心，可能要虐待他，他就可以打官司。逃奴要受到严惩，帮助逃奴的人也要受到严惩。女奴自然成为主人的小妾。然而，主人一死，小妾及其孩子即获得自由。奴隶受伤时，主人会得到补偿，奴隶主的其他财产受损时也可以得到补偿。奴隶造成的损毁，又必须由奴隶主来赔偿。

苏美尔人是有史以来最早组织和训练武装力量的人。最初的战争是局部的战争，只不过是城邦之间为争夺土地和水源的争吵而已。后来，城邦扩张之后，远距离的征伐才揭开序幕。到公元前3000年，我们看见苏美尔城邦已经在为争夺商路而发动战争。最早的纪念碑上展示出驴拉的四轮战车。然而，指挥这样的驴车作战肯定是极为困难的，甚至驾驭这样的战车冲入敌阵也极为困难。因为驴子和马不一样，它们往往根据情况而各行其是。到阿卡得王国时代，马已经进入两河流域平原，性能优良的两轮马车已被采用；不过，尚无迹象表明，已经采用了有效的马车战术。

苏美尔军队的力量在于它操练有素的步兵。苏美尔人首先发明了方阵，多半的历史学家误将其归功于两千年后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2]将军。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纪念碑显示方阵作战的情况，国王英勇地走在方阵的前面，头戴金盔，手执偃月刀或权杖。在双方的方阵交兵之前，他一定会跳到侧翼。敌对的方阵作战的队形，略像夜总会招待员熟悉的楔形。两军的方阵快速前进，越冲越快，直到面对面交手冲突为止。

征服苏美尔的闪米特人遭遇到后来一切征服者面对的问题。闪族人是村民和游牧部落人。一旦接过业已开化的苏美尔人的统治，他们就发现，治理一个大帝国是繁忙的差事。游牧人掳掠一个国家是容易的，但是他们试图迁入这个国家来征收赋税、维持生产并在征服中得到实惠时，就不得不转向已经懂得行政管理的人。阿卡得人征服苏美尔之后不过几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已经在利用苏美尔人原有的官僚制度了。不过几代人的时间，剃光头的苏美尔文书已经重新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久前，他们还不得不卑躬屈膝地侍奉衣着华丽的阿卡得国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笔是比刀更致命的武器。

两河流域是最早把商务作为主要兴趣之一的文明。贸易对任何文明生活都是必需的条件，因为这个河谷地带提供的唯一大宗原料是黏土、芦苇和粮食。连建房的栋梁和雕琢偶像的石材都要靠进口。随着苏美尔人使用的金属日益增多，他们的商路延伸得越来越远。苏美尔商人建立的贸易站伸展到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以远的地方。他们似乎通过波斯湾海路进行着相当广泛的贸易，因为文献记录表明，一次远程贸易历时三年，回来时无疑满载着“象牙、猿猴和孔雀”。两条大河上游的商品——苏美尔木材和动物产品的主要来源——靠水路运到下游的苏美尔城市，这一方法仍在广泛使用之中。这种运货的牛皮浅水船简单地用柳条编结起来，外面再扎上牛皮；除了有效载荷之外，足以容纳两三人再加上一两头驴。船抵达目的港后，就被拆卸开来与货物一齐出售。驾船人把个人用品与所购之物驮在驴子背上，徒步赶着毛驴回家。

到公元前3000年，便利贸易的一切器具都已具备。标准的衡器和量具已经发明。各城市的商用器具最初大概各不一样，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况相同。但是，帝国的拓展造成日益增加的标准化趋势。最早的交换媒介是标准固定的计量大麦的“斗”。许多情况下，这一只斗都用石头雕刻而成，并被置于市场之中。如果农夫认为，他交换的大麦不足量，他就可以用“斗”量一量。到公元前3000年，金属货币开始取代大麦“货币”，政府开始担心货币短缺的问题。汉穆拉比法典试图稳定大麦与货币的比价，对违犯兑换标准的人处以重罚。拒绝接受大麦让人换货的商人被判处死刑，任何拒绝按现行比率用金属货币换取大麦的人同样也处以极刑。

每次换货时都切割和称量金属。苏美尔人没有金属辅币。困难当然在于如何估量金属的纯度。在稍后的时代里，私立银行在金属铸块上烙上自己的印记，保证货币未掺假。这些烙印锡克尔[3]就是我们现行金属货币的始祖。在苏美尔—阿卡得时期，银对金的比价是12∶1。

我们握有记录复杂财务交易的楔形文字泥板；借贷的固定利息高达200%～300%，如果债务人没有财务担保的话。最低的利息是年息25%。既有委托人、经纪人，也有合资事业，相当于我们的股票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趣的是，有关委托人和经纪人的法律条文规定，欺骗委托人的经纪人所受的惩罚，只相当于欺骗经纪人的委托人所受的惩处的一半。显然，财经力量已经在排挤小人物，而法律就试图保护小人物，使之不受大财东的伤害，尤其是不受寺庙财东的伤害。

苏美尔人习惯于就一切重要交易签署合同，所以我们看到一幅完整得令人吃惊的苏美尔人的生活画图。不仅保存下来了大量的文件与合约，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私人信函。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一块泥板上记载着世人熟知的哀叹，一位老人叹息年青一代堕落的现象。另一份私人留下的文献表现出格式上的高度连续性，这是一位少年给父母的家信，信中抱怨了学校的伙食。

从法律文件和私人信函中，我们得到苏美尔人家庭生活的一幅绝妙的画图。苏美尔人的家庭颇像我们的家庭。不存在大家族或扩大式血族。这大概是城市生活的反映，因为在城市人口中维持扩展式家庭模式是非常困难的。城市人口处在经常的迁移中，而且经常接纳外来的人员。任何城市的人口都趋于由孤立的个体组成，因此，仅由亲子组成的小家庭是最强有力的社会单位。

婚姻是单偶制，唯有富豪和位高权重者例外，他们可以纳妾。家庭的金钱由全家共有共用。妇女可以经商、借债，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可以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简言之，她们享有平等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她们的法定地位超过了1926年“已婚妇女财产法”之前的英国妇女的法定地位。妇女不对丈夫婚前的负债承担责任，反之亦然。但是，婚后夫妻双方的债务均为家庭的债务，夫妻双方都可能要对之负责。有些情况下丈夫可以卖妻，但必须征得妻子本人同意。倘若她宁可到一个富人家做妾，而不愿在穷人家做妻子吃苦，她可以请丈夫出卖她。

苏美尔在历史上是最早拥有充分发育的法律观念、成文法及正式法典的地方。印度尼西亚的亚达特法难以断代，但是它的年代肯定比苏美尔法典晚。第一部保留下来的完整的两河流域法典即《汉穆拉比法典》，是公元前1940年制定的。然而，更悠久的一些法典残片遗存下来了。这些法典应被视为拿破仑法典性质的法典，意在简化并统一许多城市中业已存在的法律体系。之所以产生统一法系的需要，那是因为苏美尔—阿卡得帝国的扩张，汉穆拉比是帝国的统治者。

汉穆拉比是闪族人。从较早法典的残片来判断，闪族人的征服导致了刑罚的加重和妇女处境的恶化。有一点顺便在此一提，据汉穆拉比本人记述，他刚出生时被人从灌溉渠道中的一只芦苇篮子里救起，由一位园丁养大，所以他比同样遭遇的摩西早约五百年。

汉穆拉比命人把他制定的法典刻在石柱上，把镌刻着法典的石柱竖立在帝国各城市的集市里。法律行文简明扼要，我们的法律中则难以找到这样简明的措辞。国王握有重要的司法权，代表着最高上诉法庭。这一模式至今被一些近东的统治者继承下来，它似乎是闪族人典型的模式。它提供了一个办法，使臣民能见到国王，以此博取臣民的拥护。断案精明、能估量相互矛盾冲突的证词并发现伪证的国王，其威望定会剧增。所罗门国王以典型的闪族方式开庭断案，他就是一位威望很高的国王，他断的案子至今家喻户晓。

国王任命边疆大吏，委任他们代行国王的司法职能。既有较低级别的宗教法庭，也有较低级别的民事法庭，但是二者的权限范围框定得并非非常清楚。也许，司法制度原来倚重宗教法庭，这一点与苏美尔文化的其余部分一样。但是，民事法庭僭越了多余的权力。到汉穆拉比王朝时期，宗教法庭可以审理宣判有关庙宇事务的案子；然而，即使这些判决也要接受国王的审查。普通的民事诉讼由国王指派的法官在民事法庭受理。

主犯和证人宣誓提供证词，出示的文件由法庭审查，判决以先例为基础。在重大案件中，被告由辩护人代为出庭。推翻自己原有判决的法官要被处以罚金，被褫夺法官资格，因为他大概是接受了贿赂才翻案的。然而，如果对判决不满，那就可以上诉，也可以给法庭提供新的证据。法庭书记员把所有案件都用楔形文字记录在泥板上，然后把泥板掺和着沙子置于大罐之中。对提供伪证和蔑视法庭者判以重刑。事实上，整个的法庭审案程序对现代的律师而言，完全是非常熟悉的。

汉穆拉比法典中大部分有趣的条文，是关于经济事务的。价格稳步上涨，贫穷的土地拥有人不断被排挤而离开自己的土地。有些条文是针对无人使用的农业用地的再分配而制定的。在这些法规中，我们可以看到控制工资、租金、工时等因素所做的最早的尝试。事实上，有一块最近译解的苏美尔时期的泥板上，记录着一场围绕进出工场统合工资的纠纷。这一场纠纷带进了法庭，法庭的判决有利于劳工，这一结果在苏美尔法庭里并非异常之举。在两河流域的历史上，人们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固定物价和工资，然而，我们还是看到，生活消耗在稳步上涨，这一现象与那时以降的趋势类似。

苏美尔王国甚至实施过自上而下的“新政”[4]，是公元前2630年拉格什[5]城的乌鲁加吉纳（Urukagina）国王发动的。在他留下的文书中，乌鲁加吉纳王对其祖先含糊其辞、躲躲闪闪；这表明他出身平民，是平步青云爬上国王宝座的。他最早的施政措施之一，是减轻赋税，减少祭司收取的过高的丧葬费和占卜费。事实上，他试图实行占卜术的社会化，让占卜师领取统一的政府薪金，禁止他们索要额外的费用。他同时试图实施农业改革，解散大庄园，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这自然使他遭到所有家境富裕者的仇视，富人们向附近城邦的统治者求助。在由此而发动的右翼革命中，乌鲁加吉纳被杀，一切又回复到往常的状況。有一份遗存至今的最隐私的文书记述了这一次事件。在拉格什城墙外的一堆废墟中，发现了一块未经焙烧的泥板。在这块泥板上，一位职位不高的祭司记录下保守派请来的外邦联军所捣毁和掳掠的神庙，他用尽各种咒骂之词，诅咒右翼叛徒，以解心头之恨，他必定是乌鲁加吉纳王的朋友和党羽。

第二节 埃及文明

虽然埃及文化的基础是孕育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西南亚新石器文化，然而它发展成了非常独特的文化。埃及是历史考古学家的理想领地。它有源源不绝、难以穷尽的铭文和手稿。干燥的气候保存了娇脆易朽的材料，使之完好无损。埃及人笃信来世，坚信来世生活与现世生活酷似。他们给死者配备了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结果就给我们留下了几乎是完整无遗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一个清单。然而，史前考古学家的处境与历史考古学家相比却很不尽人意，因为尼罗河每年汛期沉积的淤泥把近至新石器的居民点都埋在若干英尺的地底下了。

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亚洲移民把栽培作物、家畜和新石器技术带进了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美里木第恩人（Merimdeans）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牛、绵羊和山羊。稍晚一些时候，上埃及[6]出现了一种比较后进的新石器文化，叫塔西文化[7]。塔西人似乎过着半游牧的生活。

公元前4500年，下埃及[8]由一个国王统一起来，大约250年之后，下埃及征服了上埃及。上埃及被征服的时间不长，到公元前4000年，上埃及和下埃及又各自独立了，此后700年各自独立的时间奠定了后来埃及文明的基础。

公元前3300年，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自己的国王和法庭、王朝徽号和神祇。上埃及的王冠用白色，其守护神是女鹫神奈赫贝特[9]，王朝徽号是类似菖蒲的臺草。下埃及用红色王冠，受蛇神布托[10]的庇护，其徽号为蜜蜂。上下两个埃及的差别贯穿埃及的全部历史，一直保存至今，埃及南北两部分不仅在政治组织上有分歧，它们的分歧其实要深沉得多。可以在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之间看到类似的差异。尼罗河上游的埃及人骁勇善战，争强好辩，对高雅的东西抱有戒心，且心直口快。埃及人认为他们清心寡欲。尼罗河三角洲的人却喜爱嬉戏游乐，心灵手巧，热望猎奇，他们宁可斗智而不喜欢动武。他们视上埃及人为蛮夷，喜欢戏弄上埃及人重浊的口音和粗犷的生活方式。

即使两个王国被上埃及的美尼斯[11]统一起来之后，美尼斯也以精明的手腕不去完全巩固自己在这两个政府中的统治。相反，他以两个埃及国王的名义同时治理埃及，他既是下埃及之王，又是上埃及之王。很像奥匈帝国的皇帝治理奥匈帝国的模式，同一皇帝既是奥地利的皇帝，又是匈牙利的国王。法老在上下埃及各有自己的王宫和官僚机器，他有时到上埃及去行使王权，有时又到下埃及去行使王权，其王位由他当时所戴的王冠决定，红冕是下埃及的王冠，白冕是上埃及的王冠。

两个埃及统一之后的一段时期，是埃及文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公元前3300—前2563年，整个埃及呈现出文化突变期那种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文化突变的原因，至今仍然是文化动力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埃及统一后的第一个500年间，完成了它的一切技术的最后形态，只有建筑术是例外。统治集团支持的专业匠师们，用质地最坚硬的石头生产精雕细刻的花瓶。他们生产数不胜数、美不胜收的黄铜器皿，还有不胜枚举的黄金、天青石、绿松石制作的装饰品。就比较实用的技术而言，王朝时代一开始就引进了犁耕的技术。

象形文字得到完善，并且非常牢固地与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整合在一起，以至于经过这段文化突变期以后，象形文字再也没有经历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各种精神活动如火山爆发。首批诊治疾病和外伤的科学论文就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宗教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精细繁复的神庙仪式和法庭程式非常具体地固定下来。最后一点是，埃及的统治集团建立了古今世界上组织最透彻、政治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到这个文化突变期结束之际，吉萨地区的几座巨大的金字塔均已建成。这些建筑非同凡响。如果你意识到完成这些金字塔时，离埃及人首次尝试用石头作建筑材料的时间，还不到两百年，你就可以理解这些金字塔是多么无与伦比。它们是用最简单的器械修筑的：斜面、滚筒和杠杆。彼时，连滑筒都尚不为人所知。组织和提供这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去修建这一工程，是行政管理方面最了不起的成就。

古王国时期的最后两个时代热衷于征服努比亚[12]，常常发动对努比亚黑人的战争。长期的战乱，加上修建金字塔和寺庙的非生产性劳动，终于耗尽了农民的耐心，也耗尽了国家的资源。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古王国时期在政治崩溃和天下大乱中结束了。到公元前2065年，有效的中央政府重新出现之时，老百姓已经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虽然仍然要向国王缴纳赋税，虽然沦为王室和寺院的雇农，但是他们已经享有更大的自由，而且此后一直维持住了更大的自由。尤为重要的是，个人有可能在世上升迁。许多高官在祭文中自诩，他们是靠个人奋斗发迹的，是中产阶级的子弟，甚至是农家的子弟。

埃及对世界文明演进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技术和宗教这两个领域。它的政治形态太僵硬，神权政治模式的渗透太深，所以在尼罗河谷之外不能被人接受。习惯于保卫自己免受外来进攻的农民，谁也别指望他们会匍匐在人数众多的祭师和官吏脚下。埃及的安全有相当保障，并由于沙漠的阻隔而得到强化，所以它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极权主义，别的地方是不可能推行这种极权主义的。

埃及人在世界的前古典时期，是无与伦比的最灵巧的工匠。他们最优秀的技艺花费在制造奢侈品上。用奢侈品陪葬的风俗造成了对奢侈品极大的追求，产生了一个奇特的附产物。法老和贵族的坟墓里充塞着黄金和宝石。虽然盗墓人盗走了许多财宝，并将其送回流通领域，但黄金和宝石仍然供不应求。死者不难欺骗，埃及工匠很快便开始生产赝品。仿造的黄金制品用镀金或镏金工艺使胎体金属貌似黄金。正是在仿制珍宝、寻求替用品的过程中，炼丹术即化学的老祖宗兴起了。最早的炼丹术文献出现于托勒密王朝时期，不过这些文献体现的素材肯定更加悠久。除了极少例外，它们全都记载着貌似黄金的合金冶炼法和镏金术。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文献中还有仿制昂贵的提尔红紫[13]这种染料的配方。炼丹术滥觞于寻找廉价代用品的过程中。它被弄得混乱不堪，变成寻找点金石的神秘方术，那是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把它从工匠手里夺走之后的事了。

现代西方人是在希腊逻辑传统和常衡因果链的传统中成长的，对他们来说，埃及宗教看上去很难理解。我们知道埃及两千个神祇的名字。其中没有一位神祇能划入善神恶神的范畴。乞求神灵施惠时，既可以出于道德的目的，也可以出于不道德的目的。埃及人崇拜神祇时并不抱深厚的感情，并不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无能为力。只要知道适当的程式，人人都可以绕开神、控制神。神庙里繁复的仪式，既是顶礼膜拜的行为，也是摆弄神的咒语。

神祇的重要性随着它们所在城市和地区重要性的升降而浮沉。然而，有一些中心地区的神祇，在埃及历史上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影响力。因此，最古老的主神是日城（Heliopolis）的日神，叫作瑞（R），或阿图姆（Atum），或瑞—阿图姆。此神是太阳神、创世神，常被描绘成人形。在日城的神谱中，主神瑞之下有八位神祇，包括奥西里斯（Osiris）和伊西丝（Isis）。奧西里斯和伊西丝的儿子霍努斯（Horus）又居于九个支系的神祇之首。然而，在地道的埃及宗教模式之下，霍努斯又与瑞—阿图姆合而为一，叫哈拉克特（Harakhte），霍努斯被认为是瑞的儿子。说具体一点，霍努斯被比作初升的太阳，瑞被比作正午的太阳，阿图姆被比作下沉的夕阳。阿图姆被描绘成一位疲惫的老人。奥西里斯的传说分两部分，它们的联系似乎是偶然的。第一部分说，他与其王后伊西丝共同统治埃及，他的兄弟塞特（Set）渴望夺取王后伊西丝。塞特谋害了奥西里斯，将他的遗骸抛入海中任其漂走。遗骸漂到了叙利亚的比布鲁斯。王后伊西丝追随而至，将遗骸运回埃及，令坟茔神安努比斯[14]将奥西里斯的遗骸制成木乃伊。奥西里斯的灵魂沉入阴间，主宰阴曹地府。伊西丝带着奥西里斯的木乃伊，隐身于下埃及沼泽地中，设法使自己受孕（神话传说中不一致的矛盾，大概可以用护卫灵“卡”[15]的信仰来解决，但是埃及人似乎并不因这种不一致而感到困扰），最后生下了霍努斯。与此同时，兄弟塞特也在寻找奥西里斯的尸骨。他趁伊西丝不在时盗走了木乃伊，将其肢解后扔到埃及各地。伊西丝寻回这些被抛在各地的残肢，将其重新组合复原。霍努斯成年后着手报杀父之仇，一场史诗般的搏斗开始了，可是未分出胜负。最后由地神盖布（Gep）仲裁叔侄争端，霍努斯得下埃及，塞特得上埃及。但是，后来地神又将上下埃及都置于侄子霍努斯的统治之下。

奥西里斯神话传说的第一部分，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近东植物神。许多事件颇像比布鲁斯（Byblus）的阿窦尼神和两河流域的坦木兹神。和它们一样，奥西里斯也是被杀害、肢解、埋葬，然后又死而复生的。这是用神话形式复制了收获和打场、种植和生长的、一年一度的作物栽培收藏周期。

该神话传说的第二部分，是比喻埃及的历史，它赋予法老的统治以神授的特许。伊西丝是理想的王后姐妹和忠实的妻子。霍努斯是完美的儿子。他保护父亲的遗骨，报杀父之仇，上下埃及最初由霍努斯和塞特分治的传说，是史前时期埃及的实际分裂留在民间的记忆。最后把整个埃及置于霍努斯统治之下的传说，是对埃及首次统一的纪念，这次统一是由下埃及的国王完成的。

奥西里斯是仁慈的法老，阴曹的主宰，他愿意让所有臣民分享其不朽的灵魂，所以他成为埃及最得人心的神祇。其他神祇主要是上层阶级崇拜的对象，奥西里斯这个三位一体神却受到所有阶级的崇拜，从法老到农民莫不如此。在阿比多斯（Abydos）宏大的圣殿里，每年都要演出奥西里斯从生到死再到复活的圣剧，演出一连进行好多天。国王指派高级官吏扮演剧中重要角色，扮演霍努斯这位理想儿子的角色尤其被认为是一种殊荣。当地人和成千上万的朝圣者都投入狂热的演出过程。庆典达到高潮后，以霍努斯和塞特率领的两支军队的史诗般大战而告终。当然，演出混战中没有人会被杀死，但是许多人会被打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

埃及神祇中最后一位神就是法老本人，最后这位神绝不是最不重要的神。法老加冕时成为霍努斯，死后变成奥西里斯。埃及的太平幸福仰仗法老。他的精神潜力由于王室血统的纯净而得到加强。因此，法老在童年时代就要娶同胞姐妹中或同父异母姐妹中的一位为妻。成年之后，他可以随意娶若干王后和妃子，后妃人数不限。不过，选中的太子最好是王室血统最多的人。为了保证太子血统的纯净，法老选中亲生女儿为后妃的现象也并非罕见。

还有数以百计的神祇，我们顶多只知其名字或形象。埃及人有一种癖好，他们表现的神祇均取动物和人体掺半的形式。后来，他们把动物作为神灵的化身来崇拜。许多神的名字以动物为象征。这些动物既不能宰杀，也不能役使。整个的安排强烈地暗示着图腾崇拜。这些动物神祇及其象征具有两个奇特的方面。虽然埃及王朝以前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亚洲的，可是代表神祇的野生动物全部是非洲的动物。与此同时，给人印象最深的两种动物大象和犀牛却不见于在神名中，这一缺失引人注目。

埃及人关于人的精神要素的观念，关于人死后命运的观念，和他们的其他宗教信仰一样，是杂乱无章、不合逻辑的。其中一些观念在埃及历史上历经变形，这就加重了描述它们的困难。王朝时期之前的埃及人肯定相信，各阶级的人死后都灵魂不灭，因为所有死者的墓穴里都安置了家具，当然，家具的质和量因死者家庭的财力而不同。然而，旧王国时代的中央集权不仅剥夺了人民的自由，而且剥夺了他们永垂不朽的希望。至少有一个时期，只有法老和法老传以魔力的某些贵族才能享受来世的生活。法老允许这些贵族葬在他的周围，让他们分享他神授的生命力。我们不知道，平民是否同意法老这一旨意，但是，他们从不放弃对灵魂不朽的渴求。旧王朝崩溃以后，对奥西里斯、伊西丝和霍努斯的崇拜迅速增强，这就是平民追求灵魂不死欲望的佐证。

埃及人相信，至少有两种精神实体与个人的肉体相连，可能还不止两个精神实体。在这些护卫灵中，界说最清楚的叫“卡”，它是酷似肉体的幽灵。有理由相信，埃及最悠远时期的卡与胎盘是同一回事。“卡”与人同时降生，人活在世上时“卡”维持着自己独立的存在，人一死“卡”就立刻与遗体合而为一。如果遗体被严重毁损，它也会随之而死亡，所以埃及人有把遗体做成木乃伊的习俗，而且要在坟墓里放上死者的遗像。万一遗体腐烂，“卡”就依附在这个塑像上。它在坟墓里生活，享用给死者供奉的祭品。墓里的物品和壁雕也是供它享用的。每一位埃及人都尽力确保自己的“卡”有一个住所，有不断更新的食品供应。后代对祖宗的崇拜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因为死者可以掌握世上子孙的命运。献给祖先的祭品比给神祇的祭品多得多，祭品包括全牲祭、血祭、牛奶祭和酒祭。金字塔中的一些文书可能表明，法老在生前就用过人祭，以确保他来世有人伺候。

在历史时期中，埃及社会是阶级社会，但是下层阶级向上爬的流动性还是相当大的。在旧王朝时期，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王族和平民。举凡重要的政府官职和高级祭司，都是由王亲国戚来担任。王族的后宫内室非常庞大，成群的后妃保证王族能得到庞大的官吏和祭司的后备军。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及社会分裂为农民、中产阶级工匠、职业军人、贵族、政府官吏和祭司。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是法老，他的神权神性使他超乎世人之上，他是不能与世人同日而语的。

埃及人对打仗从来就没有兴趣。旧王朝时期几乎没有职业军人。军队地位变得更重要并成为常备军之后，外籍士兵构成了军队的主要成分。有些是自愿兵，许多是奴隶。外籍士兵和奴隶骁勇善战，因为他们要接受最严格的纪律约束。从奴隶的观点来看，作战远远比采石有可取之处，远远胜于修建公共设施的劳役。由此确立的奴隶—士兵模式一直保留到后世。突出的例子是土耳其的禁卫军[16]和埃及后来的马穆鲁克[17]。

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有一个文书阶层。古语云，知识即力量，此话在埃及最为准确。要学繁复的象形文字非花多年的苦功不可。然而文书人员的训练绝非到此为止。人们指望他们通晓古代文献，而且要通晓数学和工程，这样他们才能记账，设计建筑，督导公共工程。他们的王室主人甚至命其率军出征。一些飞黄腾达的书记员留在祭文中的传记说明，他们的多才多艺足以与达·芬奇的才干媲美。

上层阶级由政府官吏、世袭贵族和祭司组成。上文刚刚提及，官吏可出身于平民或贵族，但是高级祭司通常只能由贵族担任。情况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不无相似之处。官吏分为行政官和宫廷官两种。宫廷官吏专管侍奉法老的起居饮食和财产。

位居行政官僚金字塔顶端的是首相（Vizier）。他代行法老的一切世俗政务，其职责繁重。他行使最高法院的职务，要受理各级法庭呈上的案子。他高效率审理案子的能力极受青睐。他监察公共工程，每年三次审批各省呈上的报告。税吏将账目送他审查，他向税吏开出收据，表明国库已经收到上缴的税金。他还替法老的卫队招募卫兵，负责安排法老出巡的一切事务。每天早上，他都要朝拜法老，向法老请安，然后才报告国家大事。

与首相关系密切的是仅次于他的掌玺大臣。这位大臣主管王国的财政。他估定税收金额，负责征收赋税。因为征收的赋税是实物，所以他还得负责把征收的实物分发出去。后来，掌玺大臣还得负责把这些实物折合成现金。此外，他还要负责王室的殡葬事务和庙产，这些事务的繁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最后，他还得为王室庄园和神庙里的劳务报酬确定等级。这个等级成为全国劳务费参照的普遍标准。埃及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只设一位首相和一位掌玺大臣。但是到了新王朝时期，政务太繁忙，首相和掌玺大臣只设一人已无法总理全国事务，所以上下埃及分设了首相和掌玺大臣。

宫廷官吏人数极多。国王有一群贴身的谋臣，他们被称为“受尊敬的人”。谋臣自然包括王室成员，但主要是有多年行政工作经验的干练的官员。谋臣俸禄由国王支付，但他们最珍视的殊荣是国王恩赐的极为排场豪华的葬礼，是国王恩准他们葬在身边的礼遇。他们被委派担任与法庭相关的官吏，被恩准担任国王的贴身侍从官。这些官职被授以荣耀的头衔，如“王室秘事爵爷”，即掌管王冠珍宝的官员。宫廷礼节极为繁缛。国王有一位贴身的衣袍侍从官，这位侍从官手下又有一位侍奉国王御手的侍从，一位分管国王润肤油和药膏的侍从，一位照管国王假发的侍从。王后和妃嫔的侍从更加名目繁多。就连御厨中的侍从也有严格的升迁次序。三位荤菜御厨名分最高，其次是糕点厨师，甜食厨师又位居其次，再往下才是果酱师。

世袭贵族中最重要的集团由各省省长及其亲属组成。这一群贵族是埃及统一前各小国国王的后裔。虽然每一个强盛的王朝都竭力限制他们的权力，尽可能削弱他们的地位，可是他们仍然保住了省里人对他们的忠诚。每当中央王朝的权力衰弱之际，他们都成为土皇帝。省长实际上是本省的总督，他把本省的行政职务和高级祭师的职务集于一身。一般说来，世袭贵族依靠法老恩赐的庄园生活。许多贵族可以夸耀自己世代为贵族的悠久历史，但是能干的平民也可以受到法老的宠爱而被册封为贵族，成为豪门家族的开山祖。有趣的是，埃及贵族首先不是一个尚武的阶级。确有少数几家名门望族连续几代产生过富有指挥才能的将军，然而许多家族主要关心的还是宗教和政务，或者仅仅安于当朝臣而已。

祭司是埃及社会最重要的构造成分之一。他们监察日常的仪式，主持每年一次的祭神节，祭神的庆典常常持续几个星期。除此之外，他们还宣示神谕，代人向神灵祈祷，收取适当的报酬。可惜，我们对神庙祭司的了解仅限于其中若干神职官员的名字。大体上说，祭司分为两类：预言祭司和普通祭司。无论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两类祭司的职司是什么，这样的划分似乎是普天之下的分类法。一种祭司是专为神灵显圣宣示神谕的，他们神情恍惚，神灵借其宣示神旨。另一种是专司宗教仪式的祭司，他们负责保证宗教仪式准确无误。每一所神庙都设大预言司、助理大预言司、大祭司、助理大祭司各一位，如此等等。女祭司有自己的等级系统。但是，她们在宗教事务中的作用不及男祭司重要，她们的主要职司是给宗教仪式提供音乐和舞蹈。多半的神庙里都设有神职的神妾和神妓，专门有一类祭司负责监察王室灵庙的崇拜和奉祀。

最后尚需指出，大多数从事高级教育的学校都与神庙相联系。埃及的专业人员、医生和律师都习惯于接受神庙的指令，并且与神庙保持着名义上的联系。中世纪的欧洲也有类似的安排。

研究埃及文化后给人留下这样一种感觉：埃及人聪明能干，可是他们的进步被世界上最僵化的、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阻碍了。埃及的政教完全融为一体，臣民的人身和思想完全受这种体制的钳制。这样的政治体制，只有靠僵硬地维持现状才可能正常运转。埃及的发明最后都汇入发展欧亚文明的主流中去了，可是这些发明几乎全部是在埃及历史时期的头五百年里完成的。埃及人在技术之外的贡献，究竟是人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所做的那种经典的错误解释呢？抑或是埃及文明要素确实传播到了欧亚文明中去了呢？这个问题尚要存疑。

[1] 汉穆拉比（Hammurabi，？—前1750年），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第6代国王（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他颁布的法律汇编称为《汉穆拉比法典》（Hammurabi Code），分序言、正文和结语，共282条，是世界上留存最完整、最早的法典。

[2] 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约公元前420—前362年），古希腊底比斯将军，公元前371—前362年三次战败劲敌斯巴达。他在底比斯施行政治军事改革，使底比斯成为希腊强大的城邦。

[3] 锡克尔（shekel），古巴比伦和希伯来金币单位，含金量约0.5盎司。

[4] 新政（New Deal），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摆脱严重经济危机而制定的施政纲领。1933—1941年实施两期。要旨是救济、复兴和改革。主要内容是通过政府干预稳定金融。扩大投资，紧缩农业，兴办公共工程，增加救济等。这里借用“新政”表示乌鲁加吉纳的社会政策。

[5] 拉格什（Lagash），古苏美尔最重要都城之一，今泰洛赫，属伊拉克。在此曾发掘出5万余件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亦有大量石刻和砖刻铭文。建城于欧贝德时代（约公元前5200—前3200年）。阿卡得的萨尔贡曾在此称王。

[6] 上埃及（Upper Egypt），埃及地理和文化区，包括三角洲及北纬30度以南的尼罗河谷地区。

[7] 塔西文化（Tasian Culture），上埃及最早的文化阶段（约公元前4600年）。

[8] 下埃及（Lower Egypt），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有大片肥田沃土。下埃及与上埃及有明显差异。上埃及的河谷居住中心离沙漠地区很近。

[9] 奈赫贝特（Nekhbet），埃及宗教所奉祀的女鹫神或女蛇神，保护上埃及，尤其是其统治者，其状展翅隐蔽法老，握王权戒指或其他王权象征物，全身白色，与下埃及女神布托的红色适成对照。或作女人像，有时为鹫头白冕。

[10] 布托（Buto），古埃及宗教所信奉的女蛇神，为眼镜蛇，盘绕在纸莎草秆上，象征君权。它和上埃及的秃鹫女神奈赫贝特都佑护国王，两神之合像往往见于王冠，象征法老对埃及南北两部的统治。

[11] 美尼斯（Menes），古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一位法老，亦称为米恩（Min）、米那（Mena）。约于公元前3100年征服下埃及，统一埃及，开创第一王朝，称“上下埃及之王”。

[12] 努比亚（Nubia），苏丹北部和埃及南部地区，古希腊人称之为埃塞俄比亚。

[13] 提尔红紫是古腓尼基海港城市提尔生产的一种染料。

[14] 安努比斯（Anubis），坟茔神，豺头人身，为死者通往阴间引路。

[15] 护卫灵“卡”（Ka），人生而具有的“灵体”，各个人的守护者，人死后继续附于其尸体或雕像，太阳神和国王的护卫灵可多达7至14个。

[16] 禁卫军（Janissary），14世纪至1826年奥斯曼帝国精锐部队，原为奴隶，后拥兵自重，成为重要阶层。

[17] 马穆鲁克（Mameluke），埃及中世纪军事统制集团，初为奴隶，后拥兵自重，1250—1517年控制了国王，1811年后失势。

第六章 地中海文化复合体

第一节 克里特

克里特文明从西南亚新石器文化演生而来。西南亚新石器文化同时又是上一章述及的两种古老文化的始祖文化。然而，克里特文明似乎受埃及文明的影响比较深，受亚洲文明的影响比较少。克里特岛处于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居中的位置。这一位置非常有利，它使克里特人后来能够支配希腊和埃及两个文明中心之间的贸易通道。约在公元前5000年，克里特岛上首次有人定居，大概是来自希腊半岛的移民。移民文化处在简单的新石器时代。他们可以采取从岛屿间跳跃的方式到达克里特岛，不必在任何地方渡过五六十海里以上的海面。每当风平浪静之时，乘独木舟可以轻易完成海岛之间的航行。从种族特征来看，这些移民是长头、黑发、身材纤细的地中海人。即使到希腊古典文化时期，克里特岛内地的居民所操的也不是希腊语。由此观之，再加上发现了米诺斯（即早期克里特）文字，我们有把握说，岛上原有的语言并不属于印欧语系。

克里特与埃及的接触，似乎早在埃及前王朝时期结束之前就建立起来了，大概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在此后的1000年中，克里特文化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埃及文化成分，以至有些权威学者认为，肯定有埃及人移居克里特岛。在希腊文化的古典时期，克里特知名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箭术和撒谎癖。似乎早在米诺斯文明时期，他们就在使用复合弓了。这一技术大概是与小亚细亚的贸易中学来的。而说谎癖似乎是从本岛兴起的。希腊古人云：“像克里特人那样地撒谎。”这句古话承认克里特人的撒谎艺术占了上风，因为希腊人自己绝不是撒谎的新手。

即使在新石器时代，克里特岛肯定也是较为贫瘠、不宜农耕的地区。然而，岛上茂密的森林给造船提供了木材。森林被砍伐之后留下乱石嶙峋的山坡，又很适合橄榄树生长。克里特人似乎是最早栽培油橄榄的民族之一。只有世代定居的人才能从油橄榄中受益，因为橄榄树要30年才能进入盛产期，而一旦开始结果，它可以维持百年以上的产出。在克里特岛的历史中，橄榄油始终是主要的出口产品。克里特人生产精细的陶罐，用于出口橄榄油的精致包装。这一陶制品前文已经述及。

克里特岛主要的家畜似乎是山羊。米诺斯文化被颠覆之前引进了马，但是马的用处并不大。此外还饲养牛。公牛显然被用于祭祀和宗教。然而，克里特人主要靠吃鱼获取蛋白质。克里特土壤贫瘠，但大海近在咫尺，所以克里特人转向航海和贸易。他们是第一个推出近代商业型文明的民族。克里特人在极盛时期的生活，和近代英国人的生活模式极为相近：控制海上贸易通道，出售制造品。他们的食品必定大半要依赖进口。到了荷马时代，克里特文明已近于崩溃；即使如此，克里特岛也人口稠密。荷马史诗中常常提及“人口众多的克里特”。此时的希腊人对克里特众多的城镇，熙攘的市井，印象尤深。

到公元前3000年，克里特人从塞浦路斯岛进口铜。我们的英文字“铜”经过许多语言辗转而来，究其语意原来是“塞浦路斯的金属”。到公元前2400年，青铜、白银、黄金已在使用中。因为岛上没有丰富的矿藏，所以上述三种金属一定是靠贸易换来的。米诺斯文明崩溃以后，铁才进入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后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200年），克里特工匠冶炼合金的技术，连后世也难以匹敌。他们尝试各种金属的混合配方和精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各种金属涂料进行彩绘。金属制品在岛上发现较少，使人不得不猜想，它们主要是供出口的产品；这里的工匠为希腊本土的王公生产奢侈品。也许，金属彩绘制品过分华贵矫饰，情趣高雅的克里特人并不欣赏吧。

从克里特最初的居民开始，制陶术已经兴起。虽然他们与埃及人的接触颇为频繁——而埃及人的彩釉陶器是极为精美的，但是克里特岛的陶器却并不上釉。然而，他们的陶器造型非常优雅，且装饰美丽，笔调潇洒自如，显示出专业工匠的高超技艺。只有等到希腊彩绘陶器的伟大时代，我们才能看到堪与之媲美的陶器。

米诺斯人定然还精于木材加工，虽然这样的木制品并未保存下来。我们知道他们会制造马车和海船。这两种交通工具都需要预先精心设计，亦需要精湛的木加工工艺。有趣的是，在米诺斯时期遗存下来的少量工具中，有一块青铜横锯的残片，大概是船工用来锯木造船的。米诺斯时代的其他工具更加近似于现代欧洲人使用的手工工具，而不太像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的工具。现代的工匠无须改变使用肌肉的习惯，就可以使用这些工具了。

克里特人的聪明才智和工艺技巧，在后世的希腊传说中得到了确认。工匠大师代达罗斯[1]为米诺斯王发明了许多东西。归功于他的万向球窝关节，很可能就是克里特人的发明。据传他失宠之后，插上人造翅膀与儿子伊卡洛斯一道亡命而去。伊卡洛斯驾着蜡做的翅膀飞得太高，羽翼被太阳烧化，不幸坠海而死。这个故事至今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其教喻是，骄傲必遭灾难。

米诺斯王朝的艺术代表着希腊艺术的早期繁荣阶段，其特征是敏锐观察自然，力图表现自然，设计平衡和谐，所有这些都是希腊后世艺术的突出特征。与后世的希腊艺术一样，米诺斯艺术充满活力。它的艺术家不去表现遥远而可怕的神祇，不表现神圣的王公，而是表现自豪而幸福的人。米诺斯陶器上饰有许多花草图案和海洋生物图案，其造型之自然逼真令人吃惊。相似的形式，尤其是海豚的图形，在壁画中反复出现。米诺斯王的宫殿常饰有许多壁画。

幸亏有遗存的壁画和雕像，我们才能构想出克里特人装备的各种细节。青年男子日常的衣饰很少，只是在腰胯间围一方布，腰扎宽带使之细如黄蜂。长者穿长袍，冷天及盛典时显然再披一件斗篷。女子的衣饰颇具现代女装特色，这一特点使人感到奇怪。女衬衣为波莱罗式（西班牙式——译注）短袖衫。偶尔外罩一件质地薄的白色上衣。她们下穿荷叶边喇叭裙或宽大的睡裤，饰以褶皱。女装色彩绚丽。男女鞋都具有十足的现代特征。男子有时穿凉鞋，常见的男靴颇为结实，酷似现代军用鞋。女子穿高跟鞋，系鞋带。高跟鞋与纽约第五街商店橱窗里夏天陈列的女鞋几乎一模一样。女子装饰华贵的大檐帽，宛若法国名牌莉莉·黛诗（Lily Dache）的精品。男女两性都酷爱佩戴精湛的金饰和珠宝。壁画和雕像中衣饰的细部种类繁多，说明米诺斯女士和美国女士一样，追逐着频频变换的时装。

米诺斯人首先建成了适宜海上航行的大型船舶。从珠宝上的镌刻和陶器上的彩绘可以判断，这些海船只有一层甲板，用单排桨。甲板与船体一样长，船上竖桅杆1～3根，挂方形帆。船头船尾高翘。船头的龙骨前突，一定是用来撞击敌船的。我们知道，米诺斯文明末期的战船增加了撞角，撞角上包裹着青铜。如此，米诺斯人首创了被后世希腊古典时期采用的主要的海战战术。此外，还可以指出，米诺斯人首先发明了迄今广泛采用的这种样式的船锚，他们的船锚已配有完备的爪子和铰链。

假如米诺斯战船真能撞击敌舰，它们一定又快捷又机动。米诺斯人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海洋帝国。为了维护海上霸权，他们在东地中海建立了许多海军基地。尼罗河三角洲的基地是向埃及人租借的，然而他们在文明后进地区建立的基地却是用武力夺取的。这些基地是世界上最早有意识建立的殖民地，后来的希腊人把海外殖民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主要是为了促进贸易。但米诺斯人同时又从事海盗活动，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人们也许记得，《奥德赛》中的国王涅斯托尔[2]彬彬有礼地问俄底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是商人还是海盗。当时的人把这两种勾当都看成是完全受人尊敬的职业。显而易见，这两种行为只不过是航海人可供选择的谋生方式而已。

显然，直到米诺斯文化崩溃之前一个世纪，克里特岛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虽然如此，全岛的村社都是不设防的城镇。米诺斯人控制了海洋，这就使岛上不用设防。岛上似乎没有防御工事，这说明各地区肯定形成了一种联邦制。显而易见，克里特人是和平共处的，只不过家族之间难免有宿怨世仇。克里特岛各地居民和平共处的情况，与希腊本土上城邦之间相互征战的情况，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

克里特岛上的社区，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初期的文明都要繁荣。经济的盈余必定比其他地区都分布得更加平均。埃及的城市由几个巨大的神庙和宫殿组成，它们的周围往往是大片的贫民窟。两河流域的中产阶级人口比埃及的多。然而，即使两河流域中产阶级的比例，也赶不上克里特。米诺斯时代的城镇人口以有产阶级为主体。

克里特岛上最大的设施是克诺萨斯的建筑，一般称为米诺斯王宫，米诺斯是克里特国王祭师的称号，正像埃及神圣的国王称为法老一样。整个宫殿是一个庞大的复合体，显然是几百年间扩建起来的，最后成为一座拥有一千多间屋宇的宫殿。屋宇都不大，不用很大的劳动量也能完成，有一间设有御座的正式觐见室。居室显然是王室的内宫。不过，大多数的屋子都用作储藏室和作坊。整个建筑群更像是一个居民区和加工厂，而不像一座宫殿。觐见室里有一尊灰泥修砌的御座，两侧饰以守护神，守护神是鹫头狮身带翅的怪兽。内宫里的浴室和盥洗室，比今日克里特岛上大多数村子里的浴室和盥洗室还要现代化。宫殿里修建了一个良好的排水系统；雨水从房顶上冲下去流入下水道，将其冲干净，使之畅通。下水道开有入孔，人可以下去疏浚和修缮管道。克里特人是历史上最早的环境卫生工程师。

宫殿和工厂相结合，如克诺索斯宫那样的结合，完全符合贸易和制造业在克里特经济中的地位。克里特与埃及之间的贸易早在公元前6000年即已兴起。到公元前2000年，两地的接触已趋密切而持久。克里特艺术品被认为是值得法老陵寝收藏的珍品。埃及壁画立有身着典型民族服装踏上埃及土地经商的克里特商人。甚至克里特的米诺斯王和埃及的法老也在做生意，只不过他们用交换礼品的美丽辞藻来表达生意经罢了。因此，我们今天就能看到一封法老致米诺斯的商务信函，法老在信中抱怨上一批运抵埃及的橄榄油不符合规格。肯定还有许多商人在做生意。我们发现的一些遗址，只能被解释成为乡间别墅，这说明当时存在着一个富有的商人王公阶级。

克里特的贸易和制造业，使岛上的居民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去观赏体力竞技。克诺索斯宫里有一个大型的竞技场，从残存的壁画看，这个竞技场主要是用于斗牛的。使用的牛是欧洲野牛，外形酷似现代西班牙斗牛场中的斗牛。不过它的体形更大，性情更为凶猛。我们有一些金杯是稍晚一个时代遗存下来的，金杯上的图案表现的是用罗网捕猎野牛的情形。壁画上表现了系腰带、蹬便鞋的男女青年斗牛的情形。显然，斗牛士的诀窍是正面迎击公牛，抓住它的双角，趁它摇头时跳将起来，顺势飞身翻上牛背。这种诀窍必然要求斗牛士准确无误地把握出击时间，具有完美的杂技本领。既然斗牛士赤手空拳不带武器，所以牛自然会安然无恙，可是斗牛士必然会伤亡惨重。显而易见，公牛与古地中海宗教里的克托尼（Cthonic）神有一些联系。即使斗牛能被称为运动的话，它大概也含有宗教的寓意。

米诺斯文明的突然终结，令人吃惊。我们不敢断定谁侵入了克里特岛。但是，入侵是出乎意料的，猝不及防的，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克里特人在打击降临之前构筑过任何防御工事。克诺索斯宫正在大兴土木建造新殿，建筑工具和材料井然有序地存放着，准备第二天继续施工。突然的袭击凑巧和地震的袭击同时发生。地震摧毁了宫殿的部分建筑，可是它未能阻止入侵者将其洗劫一空。克诺索斯宫被摧毁之后，克里特岛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很快就衰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克里特文化已经在希腊本土扎根了。

最后，还可以再说一点克里特文化的贡献。很可能是克里特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令人神往的神话，即大西洋岛（Atlantis）湮灭的神话。柏拉图讲述这个神话，很可能有他的象征性目的。但是要说他完全凭空虚构这一神话，似乎又不大像。根据这个传说，埃及人告诉雅典的梭伦[3]，古时有个岛叫大西洋岛，其船队控制着地中海。它迫使雅典纳贡，同时与埃及平等贸易。一场大地震几乎于一夜之间将其摧毁殆尽。等到希腊人从黑暗时代解脱出来之时，米诺斯的文明已经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净。当他们面对需要去寻找大西洋岛的确切位置时，与我们今日的处境相仿——如果我们没有文献可考的话。倘若阿比西尼亚人[4]告诉我们，几个世纪之前有一个强国征服了整个非洲东部海岸，夺取了印度的城市，征服了香料群岛[5]，以平等的地位与英国交战，而且我们又找不到历史记录的话，我们今天也会与当年的希腊人一样陷入迷惑不解的困境。今天的美国人，很难将昔日那个强大的葡萄牙和如今的葡萄牙画等号。由于相同的原因，当年的希腊人也不会想到，所谓的大西洋岛就是克里特岛。因为柏拉图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译注）的希腊人对地中海已颇为熟悉，而地中海地区似乎又没有与大西洋岛相符合的地区（克里特文明已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湮灭——译注），所以他们认为大西洋岛在赫拉克勒斯海格立斯之柱[6]之外未经探险的大西洋水域之中。实际上，传说中的大西洋岛居民的生活习惯的那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并非与克里特人的生活习惯有何矛盾之处。摧毀大西洋岛的最后那场浩劫，就可能是夷平克诺索斯宫的大地震留在民间的记忆。

第二节 希腊文化

由于希腊文明的兴起，欧洲从史前时期进入了历史时期。记住两河流域和埃及在此之前两千年就完成了这一转折，这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颇有裨益的。公元前7世纪之后，我们的史料日益完备，史料在欧洲的覆盖面越来越宽，直到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都有文献记载。凡有文献记录之处，都可以用历史学家的技巧去鉴别文献的真伪，去断定具体事件的年代。我无意去侵犯史学家苦心经营的领地。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古典文化，我亦颇感踟蹰。几百年来，对这些文化的研究已经耗尽了欧洲最优秀天才人物的精力。研究希腊罗马的哲学和价值系统的论著，真可谓难以计数。晚近一些时候，有关它们的经济以及社会模式和政治模式的著作，亦可谓汗牛充栋。我最大的企图，只能是简要描述古典文化的某些特征。在我看来，现有的文献对这些特征的强调不够，可是它们对后世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需要提醒一般读者注意的第一个事实是：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极盛期，绝不是同一时代出现的。伯里克利[7]时代和屋大维[8]时代相隔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从发现美洲起至目前所相隔的时间（约长达4个半世纪——译注）。雅典上升时期，罗马仅为一弹丸小村。希腊人习惯称亚洲人为蛮族，罗马人与这些亚洲人相比，又岂能望其项背。等到罗马人征服了邻族伊特鲁里亚人和意大利人，并且向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发动战争时，亚历山大大帝已完成对伊朗的征服，希腊—亚洲杂交文化即所谓的希腊化时代文化已在迅速形成之中。罗马突然之间出人意料地成为世界强国时，希腊—亚洲杂交文化已经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牢牢扎根。罗马人接受了这种杂交文化以后才完成了从野蛮向文明的转变。古典希腊文化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的相同之处，既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正如我们18世纪先辈的文化与我们今天的文化一样，其相同之处既可以说很多，亦可以说很少。正是在希腊化文化这种杂交文化之中，希腊人和罗马人才能够与亚洲人和埃及人结成一个“世界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它第一次成为超越地理区域的概念。

希腊化时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必须单独加以论述。同样，前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有许多大相径庭之处，任何将二者相提并论的企图都只会造成混乱。凡是要研究欧洲历史时期的文化，显然都必须以希腊文化为出发点。但是，贯穿欧洲文明的古典希腊影响，宛若一条绚丽斑斓的彩带，而不是像绕成团的一条宽带子。织成这条彩带的一些线头取自罗马，甚至来自北方的蛮族，北方蛮族的文化又发端于中欧。

不考虑希腊文化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希腊文化，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我们业已讨论了爱琴海地区的民族和克里特人，讨论了入侵希腊地区的操印欧语的民族，他们的血统和文化相融合而产生了希腊人及其文化。还有一种成分融进了希腊文化，虽然其重要性难以评估。米诺斯海上霸权被摧毁之后，一个闪米特民族称雄地中海。这就是前面已论述过的腓尼基人。他们最早的城市建立在叙利亚海岸。但是，正如他们之前的地中海霸主米诺斯人一样，他们很快发觉有必要建立海军基地。而且，他们在地中海西部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其中之一叫迦太基，在以后的历史上，它注定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东地中海，腓尼基人一直与希腊人和埃及人争雄。但是，他们独霸了西西里岛以西的地中海海域，并且从西班牙富饶的矿藏中获利盛多。此外，腓尼基人还沿着大西洋岸边向北向南探索前进，到达了不列颠群岛。

腓尼基人的兴趣主要是贸易赚钱。只要做生意不受干扰，他们对政治关系就不在乎。他们心甘情愿将自己并入在亚洲西部先后称雄的几个大帝国。他们留下的记录非常之少；罗马人对迦太基文化的描绘又是战争宣传，所以要对之大打折扣。腓尼基人对希腊文化和其他地中海文化发展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中间人的作用，他们是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中介。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字母表，字母表是闪米特人的发明。作为精明的生意人，腓尼基人很快就认识到这种简易书写系统的好处，因为有了它就不用再雇请专职的书记员了。在克里特文明崩溃之后的黑暗时代里，米诺斯时代的书写系统在希腊完全湮灭了。根据希腊人的传统神话，腓尼基人卡德摩斯王[9]把字母表传入希腊。这一点确信无疑：希腊字母表是由腓尼基人的字母表修改而成的。

字母文字在希腊碰上了特别有利的社会环境。作为生意人，希腊人立即意识到字母文字的优越性。然而，他们做生意的兴趣，是与范围广阔种类繁多的其他兴趣结合起来的，是与生机勃勃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的。而腓尼基人就缺乏这样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希腊人喜欢探索新事物，并将其尽量广泛地告诉旁人。此外，他们的宗教简单，其组织程度也不高；他们的宗教中没有一个强大的、可能抢先霸占新兴书写技能的祭司阶级。在希腊，书面文献终于从两个源头流泻出来：账房和神庙；文字成了交换和保存思想的一种媒介。

希腊文化不仅源头混杂，而且表现出生物学家所谓的杂种活力。他们在接触任何文化的过程中，都既有输出又有输入。世间一切文化中，都有许多内容是彼此借用的。希腊人利用了当时当地许多难得的机会，这丝毫没有不光彩的地方。亚洲西部先后兴起的几个大帝国，在广袤的地域里打破了鸡犬之声相闻的部落模式，造成了对雇佣兵的极度需求。在克里特文明崩溃之后的黑暗时代里，希腊人在近东的一切角落里游荡，在埃及、亚述和诸多小国里当雇佣兵。到了希腊古典时期，他们周游天下就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这一点与现代的旅游者已无不同。希腊哲学家又是科学家，每到一地，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好接触。在这些早期希腊旅行者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日本人颇为相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根本胜人一筹从未丧失信心；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己在某些不及别人之处有痛切的认识。所以，他们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学习激情。他们不齿于借用别人的东西。在希腊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因子是不能追溯到外族源头的。希腊环境中的独特文化成分，是希腊人具有催化作用的头脑。聚合在这个催化剂周围的思想一经化合，就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果。

每一种比较古老的文明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人以其建筑之宏伟给希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及人自称的难以追忆的极为悠久的文明尤其使希腊人难以忘怀。他们视希腊人为可笑的暴发户。由于希腊人忘记了自己是米诺斯文明的老祖宗，所以他们自惭形秽地同意埃及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埃及的动物神、埃及宗教的混乱性和非逻辑性，对高度讲究逻辑的希腊人，又说不上有什么感染力。埃及的祭师声称，这些神祇隐藏着神秘莫测的东西，这一点也没有给希腊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埃及政治体制中的神—王观念，也是与希腊人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虽然希腊人向埃及人学习一切可以学到的天文和数学知识，但时间证明，埃及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不如两河流域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与此同时，埃及人擅长的技术知识却被希腊人忽视了，因为希腊人认为工艺技术是君子不屑一顾的。埃及艺术引起了希腊人的强烈共鸣，因为埃及艺术中的人物画和动物画笔力遒劲——即使它们趋向于程式化；埃及画表现人物和动物的动态时栩栩如生非常成功。在希腊艺术尤其希腊雕塑中，可以追溯到埃及艺术的强烈影响。

希腊人在两河流域找到了适合其口味的科学，找到了一种机械主义的宇宙观。在神祇干涉人事的程度和性质上，这种机械主义的宇宙观与他们自己的怀疑论是完全一致的。通过与两河流域的接触，他们带回大大改进了的天文知识，带回更为发达的数学。这两种知识都摆脱了祭司控制的枷锁。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因此而大大拓宽。米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和数学与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相结合，与他们生机勃勃的行为相结合，就产生了希腊的哲学——从根本上说希腊哲学是宇宙的不可知论，同时也产生了希腊的科学——它对后世科学的影响大大地被人们估计过高了。

后人赋予希腊人很高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是基于如下认识：对希腊哲学的研究显示，在他们的各种猜度中，偶然有这样那样的一点东西预示着大多数的现代科学发现。然而必须记住，这些猜度仅仅是猜度而已。它们是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逻辑系统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可以被认为是科学证据的东西支持他们的猜度。在试图全面解释宇宙中，希腊哲学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但如果全面考察他们提出的一切理论，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得分是相当低的；有一种被后世科学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至少就有十来种被后世科学证明为是错误的学说。

希腊哲学有一个使人困惑不解的副产品：希腊的早期基督教神父觉得，既需要建立宇宙学，又需要建立神学和伦理学。如果不对宇宙做出某种解释，早期的基督徒就觉得，自己在与别人的哲学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争夺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中，其他哲学是他们最危险的敌手。由此可见，现代原教旨主义存在的基础实际上是异教徒的假科学模式。

希腊古典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城做出了一些虚弱的姿态，向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真科学迈出了一步。然而，整个的希腊思想体系有一个不可救药的缺陷。一般的希腊人喜欢清谈，而不喜欢实干。希腊哲学家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仅仅靠言词的操作就可以达到终极的真理。希腊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弄清过外界客体和言语符号的区别——我们自己也难以弄清二者的差别。他们是分析方法的首创者。借助分析法，他们把现象的轮廓加以切分，以便从概念上把具体的细目和序列分离出来单独予以研究。他们从未认清现象的外形轮廓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多种因素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只根据其中的几个因素提出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进行逻辑推理，那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逻辑推理者就会离实际越来越远。现代科学家则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料，以资料为基础进行逻辑推理，提出理论，再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理论，或用其他需要取代实验方法的技巧去验证理论。希腊哲学家着手推理时，几乎并未占有任何资料，他们只是靠逻辑推理提出理论，然后就止步不前了。

希腊哲学家这种治学态度的影响，反映在希腊的技术之中。进入希腊化时期很久以后，希腊技术的特征依然是：手工技艺日益灵巧，完全缺乏基础发明，甚至连技术引进也接近于零。本来，借助一些技术引进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希腊原有的技术模式的。结果，拱形结构和圆屋顶这两种近东已使用数千年的技术，并没有被希腊人采用，尽管它们在许多用途中显然是大有裨益的。希腊建筑术最大的革命性变化，开始于迈锡尼文化的后期，此时的公共建筑用石材取代了木材。即使在这个方面，木材建筑的陈旧形式，几乎仍然被盲目地照搬下来。与此同时，他们操作原有技术的技能又发展到令人惊叹的高度。原始古朴的建筑形式经过反复的提炼之后，表现出完美的平衡和谐和精湛的细节，巴台农神庙[10]的石柱就是这样的。这些石柱上大下小，圆柱表面从上到下略显外倾，给人一种柱身上下一样粗，上下线条垂直的视觉幻象。

希腊的政治体制对我们特别有趣，因为希腊的城邦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我们美国人今日的市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无相同之处。这两种文化基本上都是从乡村生活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都继承了极端重视个人独立性和独创性的价值模式。它们都面对着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问题，面对着经济结构深远变革所带来的问题。古典时期来到之前不久，希腊才出现名副其实的城市。前已述及，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维持生活，主要靠出口制成品，靠出口橄榄油和酒等农产品。用出口主要农作物的农业模式来取代自给的农业模式，总是要打击小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只好听凭中间人摆布。虽然希腊人没有像后来的罗马人那样发展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大种植园，可是仍然有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城市里集中的人口日益增多，原有的大家族随之瓦解。个人淹没在人的海洋中，谁也不认识谁，这个潜在的趋势日益严重，正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一样。

希腊人对付这个情况的办法，部分靠的是限制公民的规章制度。他们把选民的范围限制在城市居民的后代之中，甚至只让有公民权的人参加选举。每个城市里都有大批的异邦人，尽管他们可能受人尊敬，生活富裕，可是他们无权参与政治活动。城市人口太多，不可能形成一个面对面参政的单位，但即使在雅典和柯林斯这样比较大的城市里，任何竞选公职的候选人，都必须是许多选民认识的人，他的履历都必须为全体选民所熟悉。限制选民人数使代议制政治的问题得到了简化。可是，许多选民的教育程度低，再加上希腊人的基本个性是个人主义、情绪外露和强烈妒忌的结合；所以，选民参政这个本来已经简化了的问题又被抵消而变得复杂了。

希腊文化模式使公民参政不仅成为一种特权，而且成为一种义务。希腊公民似乎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来议政，他们在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权术谋略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此相连的是，原始部落式的忠诚和对自己群体的激情残留下来，进入了城市生活中。一位剧作家不在自己的城市里首先演出他写的剧本，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连艺术家和剧作家也觉得有义务把自己天才的首批成果贡献给自己的城市。只有当他们的成果被本城人拒绝时，或者等到他们的天才受到普遍承认并且给家乡人带来了声望时，他们才会转向比较陌生的城市去。

大多数希腊城邦政府的发展，以过去的印欧部落模式为雏形。这个政治模式由国王和部落议事会组成，贵族家族的族长控制着议事会；不过部落中可以自由讨论，允许任何人畅所欲言。国王首先是作战的领袖和执政官，他执行议事会的决定。没有迹象表明，他有神授的特权，就连他的祭师职能也不重要。新型的商业文化和都市文化兴起之后，国王和贵族的特权像气泡一样化为乌有，代之而起的是暴富阶层支持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随后又反过来被民主政治取代，民主政治很快又被一位领袖人物把持。最后，总会有一位铁腕人物站出来夺取政权，以国王的方式实行统治。但是，他通常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王朝的徽号。这位铁腕人物的地位，与我们城市里牢牢扎根的政治机器的老板的地位大致相当。虽然民主的外表象征通常保留下来，可是一切权力都被他抓在手里。希腊人给这类城市政治机器的老板取了一个名字，叫“僭主”。英语里的暴君就从这词转借而来。不过，在希腊语原有的用法中，它缺乏英语中暴君一词所具有的大多数残酷和压迫之类的内涵。任何城市的第一位僭主通常是能干而仁慈的统治者。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一位继任者总是会变成压迫人的统治者。接着，一位“较开明的统治者”又会站出来把这位暴君赶下台，以寡头政治取而代之。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寡头政治又会让位于民主政治。随后，民主政治又让位于另一位暴君。希腊人看出了这个循环规律，视之为自然而然的现象，认为它可以推迟，却难以避免。

以上述模式为起点，希腊人确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可是，似乎没有一个章程成功地运转过很长的时间。制定一个章程，是建立一座新城前所做的超前规划的一部分。这些章程代表着希腊政治理论的最高成就。遗憾的是，它们从来没有得到长期的贯彻执行。没有一个章程提供过一个成功的文官系统，而成功的文官系统本来是能稳定政局的。在政治事务中，希腊人和别人一样是只能贏不能输的。被击败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可能会煽动叛乱。放逐制度的根据就在这里。失意的候选人要被逐出城邦去流亡若干年。

至少在一个方面，希腊城邦比后来的罗马城市幸运。希腊城邦中没有游手好闲、一贫如洗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俯首听命于任何政客，甘心情愿为任何企图制造动乱的政客效犬马之劳。在希腊古典时期，没有公民权的人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公民的人数又比较少，这就防止了动乱的产生。可以肯定，希腊贫穷的公民也相当多，不过其人数尚未多到需要经常不断施舍的地步，相反，罗马的贫民阶层就需要这种经常不断的施舍。前古典时期的晚期和古典时期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希腊的城市穷人和乡间涌向城市的剩余人口被新建的城市吸收了。大多数新建的城市位于地中海西部，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南部的新城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

在有利的位置有计划地建立殖民地的能力，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文化成就。显然，德尔菲城的神谕宣示所，就发挥着新殖民地消息发布所的作用。指望建立殖民地的城市要朝拜神谕宣示所，祭师们则利用从其他香客那里获取的知识给这个城市建议一个最佳的地方去殖民。殖民者是从自愿报名的公民中选拔出来的。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设备和粮食，使他们能维持生活，直至他们能够种植并收获自己的庄稼。母城要帮助他们，直至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母城与子城之间没有持久的联系，但殖民者仍有强烈的恋母情绪。作为继续联系的象征，神圣的火种从母城被带到新居民区去点燃第一批火苗。许多新城后来比它们希腊本土的母城更富裕，拥有更多的人口。但是，在艺术上和思想上，他们被认为是乡巴佬，而且他们自己也接受这样的看法，凡是小有名气的希腊人到殖民地周游，必然像英国大文豪到美国观光一样，无疑会捞到很多好处。

希腊人殖民模式的过程难以追溯。毫无疑问，希腊以西的地区尚未开化。然而并非不友好的部落刺激了他们殖民的欲望，蛮族部落给希腊商人提供了高额的利润。然而，建立一座新城要重新安置数以百计的人，这与单纯的建立一个贸易货栈，是迥然不同的，它需要周密布置，许多美洲殖民失败的遭遇就证明了精心安排的重要。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也在建立殖民前哨基地，虽然他们在周密系统的安排上不如希腊人。希腊人可能模仿过腓尼基人的殖民模式。更大的可能性是，希腊人和腓尼基人都在与米诺斯人的接触中学到了向外殖民所必需的技巧。米诺斯人广泛建立海军基地的情况已如前述。此外，亚述人也长期执行广泛的移民计划，将其作为自己帝国政策的一部分。希腊人也可能从亚述人那里借用了一些向外殖民的技术。

还应该提一提希腊城市化的另一个结果，因为它对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虽然当时每一座希腊城市都修建了奥林匹斯神庙，都选择了奥林匹斯神系中的一位神祇作为本城的守护神，作为本城特别奉祀的神祇，可是这些神祇日渐成为盛大游行和仪式的借口。人们从中得到美的满足，而不是精神上的充实。据说，在萨拉米战役[11]之后，奥林匹斯神系的神祇全都死去了，这一点大概是真实的。

另一方面，前印欧部落时代的宗教习俗又抬头，并且在城市环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许多地中海地区特有的地方性的古老宗教仪式，又重新组织起来，超越了原有的地区局限，变成了各种神秘宗教，其特点是狂欢作乐。城市人口，尤其是许多没有公民权的人，强烈感到需要某种组织系统，以便与他人平等。人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要求，人需要社会接触，需要归属于一定的内向集团。从这个角度来看，各种神秘宗教的兴起可以被认为是人遭遇挫折后的必然结果，同样的挫折导致了今天美国社会中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组织。凡是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打破了亲属群体和地区群体的地方，取而代之的社会组织一定要兴起。

仅用以上原因还不能圆满解释何以会出现神秘宗教。希腊人缺乏与较大的社会群体无意识认同的机会，这就加重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倾向，本来他们的个人主义就已经相当强烈了。仅仅靠思考亲属群体和部落的世代延续，再也不能满足无所归属的、默默无闻的个体对来世的向往。他开始渴望个人的永生，随之而来的是向往来世过愉快惬意的生活。阴曹地府对城市贫民来说，显然比对乡下人更加枯燥无味。神秘宗教的兴起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对村民伦理行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在城市中再也无法运转。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成年人是在较小的社区中出生和长大的，对他们而言，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不再发挥作用，无疑，他们觉得这是重大的缺失。在没有适合个人需要的舆论时，就需要一种有效的东西来取代。按照他们的观点，过去的神祇是超道德的。新的神祇是超自然力对人实施制裁的源泉，它们惩恶扬善，即使同时代的人没有察觉到神祇的惩恶扬善也罢。

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系列教派，所有的教派都有一些共通之处。任何人入教前都要预先接受教育，行入教礼。这个过程旨在使入教者做好心理准备，以便日后与该教派的神祇与教义实现认同，保持一致。其程序是与别的教徒一道重温该教派神祇的一些经历。所有的神秘宗教都保证入教者能祛病延年、来世幸福。所有的教徒都有伦理义务，至少对教友承担着一定的伦理义务。因此，神秘宗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帮会，教徒有义务相互扶助，教会的伦理准则使教徒在相互交往中获得安全感。

希腊古典时期转入希腊化时期之后，城市人口更加集中，人口的空间流动大大增加，神秘宗教随之增多，并且加注了新的含义。地区教会中不但包含享受公民权的教徒，而且包括异族教徒，甚至还接纳奴隶入教。希腊人常常把整个城市的人口都作为战利品变卖为奴隶，考虑到这个常见的模式，必然有许多人是先入教，后来才沦为奴隶的。教会不得不照旧把他们当兄弟看待，否则神秘教会的秘密就无法保住。各种神秘宗教都强调自己的独立自主，有它们自己的名分等级制度，其根据是入教的不同等级。所以，在教会外面为奴的人，在教会内部有可能占据着最高的地位。

人们转向神秘宗教的倾向发端于希腊的古典时期，这一倾向在希腊化时期迅速发展，因为神秘宗教产生的条件被强化了。不仅印—欧部落进入地中海之前的神祇和仪式得到复活，而且异邦人的神祇也被接受下来。对这些神祇的崇拜成为跨越国界的国际现象，对它们的崇拜按照神秘宗教的模式经过了重组。因此，到了希腊化的后期，就出现了崇拜埃及女神伊西丝和波斯太阳神密特拉[12]的神秘宗教。稍后不久，又出现了基督教。基督教兴起时仅仅是犹太人中的一个小教派。由于圣徒保罗的传教，它向异邦人敞开了大门，许多异邦人遂皈依基督教。这些人按照自己熟悉的神秘宗教模式重组了基督教。

希腊文化对我们文化总体贡献的范围非常广阔，而且是如此的尽人皆知，所以上述简要的总结刚涉及人们重视不够的一些方面，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需要记住的最重要之点是，如同旁的一切留下记录的文化一样，希腊古典文化也是广采博取的。与此同时，它又将借用的东西重新整合、重新阐释。它重新整合、重新阐释的能力不同凡响，因此，它生成的文化复合体自有其独特的品格。挖掘希腊文化背景的人，发现它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它不断地分枝发叶，从不同的源泉中去吸收养分。但是，希腊人特有的强烈好奇和分析态度，却是他们自己的贡献。

第三节 蛮族文化

在欧洲历史的基石周围，自始至终都流动着“向西进击”的狂潮，东方民族强行涌入欧洲的压力持续不断。亚洲大草原是源源不断培育骁勇民族的温床，野蛮部落后浪推前浪，从大草原汹涌而出。我们不知道这些民族迁徙的原因。大概，正如埃尔斯沃思·亨廷顿[13]在《亚洲的脉搏》中所提出的，其中的一些原因是，长期大量降水和干旱交替的气候迫使游牧民迁徙。充足的降雨使水草丰盛，人口增加，长期的干旱使多余的食物消耗殆尽。我们还知道，纪元前不久，蒙古民族开发了优异的军事装备和技术，结果把许多战斗力欠佳的部落逐出家园，使之向西迁徙。然而，我们不必去寻求什么独一无二的原因。对于游牧或半游牧的部落而言，迁徙是对任何压力的最简易的回答，也是对贪欲的最简易的应答。当草原民族发现，在边境之外更为开化的地区能够掳掠到很多东西时，无须本地遭灾，他们也会动身迁徙的。

在史前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从东向西的移民似乎是以小群小股的方式进行的。迁徙的性质是逐步渗透，而不是大规模的征服。新到的移民分散到前已存在的人口之中，逐渐被融合同化了。自青铜时代起，直至罗马陷落之后匈奴人和阿瓦尔人[14]侵入欧洲为止，所有入侵蛮族的文化，似乎都是上文描述过的雅利安人那种类型的文化。狩猎和牧牛的贵族支配人口多得多的农业人口，这样的文化模式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从一个入侵部落传给了另一个入侵部落。征服者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文明程度的差别，差别的基础是他们与南部开化民族接触的程度；在日耳曼人的情况下，还要加上他们从北极圈的邻居那里借用来的一些东西。

记述蛮族的最早经典文献说明，地中海盆地以北的西欧地区存在着两个野蛮部族，即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罗马文献里非常突出的高卢人是凯尔特人的一支，他们以现今法国的地域为中心。日耳曼人当时主要分布在莱茵河以东和以北的地区，其开化程度更低，因为他们离南方的文明中心相距更远。罗马时代的塔西佗[15]对日耳曼人的描述说明，日耳曼人是牧牛人。根据他的记述，和现代非洲的牧牛部落一样，日耳曼人以饲养牛的数量来估价他们的财富，极少注意牛的质量。他们只栽培粮食作物，每年在新的土地上种植。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森林茂密，所以上述事实大概意味着，他们的农业技术可能是砍树烧荒、刀耕火种。

对罗马人馈赠的金银器皿，日耳曼人赋予极少的价值。他们不擅于金属加工，连铁矿也供不应求。他们的武器是长而直的双刃剑、矛头短小的轻便长矛和盾牌。少数兵士戴头盔，头盔常用皮革做成。但是，护身甲并不多见。年轻人在庄严的成丁礼上被授予携带武器的权利。毫无疑问，这一仪式标志着他获得了完全的成年地位。如此的授权仪式使人想起中世纪乡绅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在这样的晋升仪式上，乡绅首次被授予佩剑的权利。

发迹的唯一道路是战争，正如在缺乏贸易和制造业时发财的唯一道路是抢掠一样。战绩卓著的平民所享有的荣誉，几乎和酋长家族的男子享有的荣誉一样高。与此同时，高贵的血统被赋予很重要的地位，凡是没有高贵血统却觊觎酋长宝座的，都被认为是篡位者。塔西陀称，日耳曼人挑选酋长遵照世袭制，遴选将领的根据却是能力。

部落里的男子每月集会一次，时间定在新月或望月时，会议由祭司主持。这种议事会兼有立法和司法的职能。酋长执行议事会的训令，受议事会决议的束缚。法典区别侵害社区的行为和侵害个体的行为。前一种侵犯行为被视为犯罪行为，犯罪人的人身要受到惩罚，通常是处以死刑。后一种侵犯行为可以用赔偿损失来补过。杀人罪被视为第二等级的罪行，可以用向被害者的血亲偿还钱财的方式来抵罪。

高卢人占据的地区位于日耳曼人居住区的南面和西面。亲属关系密切的凯尔特部族占据着不列颠和爱尔兰。高卢人与地中海地区的诸文明的接触已达数百年之久，时而与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时而又掳掠这些地区，并且吸收了大量地中海地区的文化。紧靠阿尔卑斯山的西部地区的遗址说明，到公元前5世纪时，高卢人在加工金银铜铁方面业已掌握非凡的技艺。金属制品上装饰着精湛华丽的涡卷形图案，装饰着彩色釉、珊瑚和宝石。这个遗址称之为拉坦诺文化[16]遗址。该文化生产的许多器物，堪与当时地中海盆地的任何器物相媲美。耐人寻味的是，即使被罗马人征服之后，高卢的工匠继续按照自己的风格生产金属制品，用以与罗马人进行贸易。

南方文化对高卢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希腊人的影响。公元前400年时，今日的马赛地区有一块希腊人的聚居地，希腊商人深入到内地与高卢人进行贸易。到公元前3世纪时，一位名叫皮西亚斯[17]的希腊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甚至沿着大西洋海滨乘船北上，直至抵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在此听说西北方向有一座海岛，这一座海岛也许就是冰岛。在希腊人自高卢引进的东西中，货币的使用尤其引人注目。高卢酋长铸造的金属货币上的图案，在希腊图案的基础上表现出一连串令人着迷的简化了的特征。

高卢人与伊特鲁里亚[18]人亦有接触。伊特鲁里亚人于公元前800年在亚得里亚海定居下来。早期高卢人广泛使用的轻便马车，很可能是根据伊特鲁里亚人的原型开发的。到恺撒执政的时代，这种马车在欧洲大陆上已不再使用。恺撒发现凯尔特族的不列颠人仍然在使用车轮轴上装有镰刀的战车。在爱尔兰，这种战车保留到更加晚近的年代。

古典时期的作家留下的对高卢人的描写，主要涉及他们的作战能力，以及他们给南方的邻居所造成的损害。他们接二连三地入侵意大利。恺撒“平息”高卢人时，使罗马人欣喜若狂的，与其说是领土的增加，毋宁说是根除了一个他们长期认为是随时存在的威胁。高卢人还入侵希腊和小亚细亚。帕加马[19]城著名的雕像，我们认为是表现垂死的角斗士，实际上它表现的是垂死的高卢人，这是为了纪念远征小亚细亚而塑造的雕像。

罗马人征服高卢人的结果，是当地文化的崩溃和幸存者的拉丁化。对不列颠的征服时间略晚，亦欠彻底。然而，即使在不列颠，罗马文化的表层也使征服之前的文化特征变得朦胧不清。凯尔特早期文化的最明晰的画图是由爱尔兰提供的。这里的凯尔特人，在罗马帝国时代始终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独立，直到克伦威尔时代才完全沦入外族人的控制之下。连爱尔兰人热情洋溢接受的基督教，也经过了凯尔特文化的修正。

爱尔兰的经济主要以饲养牛马猪等家畜为基础。牛不仅用于产奶，还要定期放血，牛血经过煮熟后用作食物。马用于产奶或产血。最初用马牵引战车，后来用马作为坐骑。骑兵在爱尔兰武装力量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原因大概是他们从未得到树形马鞍。在14世纪时，英格兰当局制定法律，爱尔兰血统的英格兰人，若以“爱尔兰方式”不用鞍子骑马，就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和后来一样，猪一直是小农的经济支柱。火腿和熏猪肉似乎是凯尔特人的发明。连罗马人都对高卢人腌制的火腿赞不绝口。

爱尔兰的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大陆上的凯尔特人的生活。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几个家庭组成的血亲大家族。家族共同拥有耕地，可是各个小家庭分别向贵族租赁牛。大多数家庭是一夫一妻制，但是允许男子纳妾。

没有人口集中的村落。不过，几家有亲属关系的人通常毗邻而居，共同耕种共有的土地。政治单位叫“图阿什”（tuath），有时被人称为家族。

位居“图阿什”之首的是一位国王。国王每一代人更换一次，从一个家族中产生，这个家族的成员全都是王族成员。许多爱尔兰“王国”比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大不了多少。这两个事实加在一起就可以解释“爱尔兰太子”何以会频繁出现在爱尔兰和欧洲大陆的传奇故事中。国王之下是贵族，贵族之下是“受尊敬的人”。所谓“受尊敬的人”是自由民，他们有权养牛，有权参与耕种土地。最后是农奴。在社会阶梯的底层是奴隶，他们可以被人任意买卖。女奴与牛一样被用作计算价值的单位。贵族和“受尊敬的人”又细分为若干小的等级，划分的根据是财富和血统。

与上述世俗组织并列的，是一个有学问者的等级系统，包括吟游诗人、祭司和精通法律的人，他们使爱尔兰文化一体。尽管存在着表面上的割裂，尽管存在着常衡不断的王国间的相互袭击，然而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社会单位在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系统中，都自有其固定的位置。无论走到哪里，每个人都维持着自己的等级。在法律事务中，每个人的等级都是由他的“荣誉价值”表明的。私人财产受损或人身受到伤害时，索赔的数量由“荣誉价值”来决定，罚款的金额也由个人的荣誉价值来决定。

在这种荣誉价值体制下，级阶和财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家庭地位升降的根据是它保有的家产情况。所以，如果一个“受尊敬者”的家庭积累的财富相当于贵族的财富，而且能在三代人的时间里维持住这么多财富，它就被认为是一个贵族家庭。反之，如果一个家庭在三代人的时间里保不住贵族的经济地位，它就会降到“受尊敬者”的等级。这种三代人的准则被用于血亲制时，就成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保持动态的制度。如果一个家族的族长未能连续三代人保住王位，它就被降为贵族，就会丧失将来再统治王国的权利。国王的所有儿孙都是王族血统，但只有其中一人能继承王位，只有他能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后代，所以，随时随地都有许多儿孙觊觎着王位，故同胞兄弟相煎火并是继承御座的最常见的道路。爱尔兰皈依基督教之后，这一情况有所缓解，国王可以指定继承人，他与继任者共同治理国家；然而，声称受到蔑视的觊觎者刺杀国王发动入侵的事变，仍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凯尔特文化的同一性，由庙会和部落议事会来维持，尤其靠专业的吟游诗人、祭司和司法官来维持。他们受到一切凯尔特人的敬重。在爱尔兰，吟游诗人可以坐在国王的左侧，司法官和他对面，坐在王后的右侧。根据反浪费的法律规定，吟游诗人的服装可以有五种颜色，而国王的御衣也不过七种颜色而已。有名的吟游诗人在宫廷间巡回吟唱。由于他们控制着舆论宣传，所以他们从事的工作与现代的专栏作家不无相同之处。如果国王款待不周，就会受到诗人的讥讽。国王之所以怕讥讽，是害怕嘲笑之上笼罩着的可怕的魔力。诗歌和诗人都具有雄浑强大的力量。御用诗人在交战时随侍左右，以他嘲讽的吟唱贡献他具有魔力的神效，同时也是为了观察国王的英武战功，以便用诗歌使国王扬名显身。

有关爱尔兰凯尔特人的文献记录都是从一个时期流传下来的。此时离欧洲大陆上的凯尔特人给地中海地区的邻居造成恐怖的时期已经相距甚远。爱尔兰的社会制度比恺撒时期高卢人的社会制度更为繁复，这一点颇有可能。然而，下述一切特征似乎在高卢人的社会中已经存在：部分的王位世袭制；部分“图阿什”（tuath）似的地方政治组织；地方酋长从属于一位至高无上的酋长；自由民分为祭师、贵族和平民三个阶层，三个阶层再分等级；人们向酋长租赁牛，而不是租赁土地的采邑；有专业司法官，法制齐备；大量的文学材料靠口头传承；尊敬有学问的人，且有一丝过分。

人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文字材料的缺乏和城市的稀少之外，高卢人在文化上并不亚于共和时期[20]的罗马人。被罗马人征服之后，究竟有多少高卢文化保留下来，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在罗马帝国灭亡[21]之后西欧出现的新社会中，日耳曼成分和拉丁成分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凯尔特人的社会制度在罗马人征服之后的很长时期里，必定在农村保存下来了，这个制度使人们对封建制度做好了精神准备。

第四节 罗马半岛

学者们对罗马文化的研究和描写，比对希腊文化的研究和描写更加透彻。罗马文化对后世欧洲文明影响的深度，对于任何熟悉近半个欧洲所操语言的人而言，都是一目了然的。拉丁字母表，我们的政府机关庄严而恢宏的建筑，我们严守法律条文和法律程序的传统，我们相互制衡、相互牵制的政治制度——这仅仅是我们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中的几个例子而已。此外，还有罗马是世界国家的传说，罗马是天下太平缔造者的传说。上述的一切都遮掩了一个事实：直到罗马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人自己依然是野蛮人。甚至连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22]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一百年与罗马人接触时，都把罗马人当作野蛮人，不过他惊奇地发现，罗马人指挥作战的方式绝没有野蛮之处。他们在短短的50年之间，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城邦，并且以惊人的扩张速度在东地中海建立了霸权。这些地区已经开化的民族，必定把罗马人的扩张当成和野蛮的高卢人入侵一样可怕的东西。

从文化上说，意大利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落在爱琴海地区各国的后面。这只是下述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反映：任何文化模式从原生地向外传播都需要时间；而且，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离原生地越远的地区，文化上的落后就落得越远。意大利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来自东方，有的走海路，有的沿海边进入意大利。在新石器时代欧洲的殖民过程中，他们是地中海侧翼移民的一部分。这些首批移民的文化相当简单。他们到达意大利之后，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再者意大利的新石器比北欧的新石器时代短，因为它的金属矿藏尤其丰富，丰富的矿藏引诱外族矿主和商人。爱琴海地区的商人和西班牙的宽口陶器到公元前1200年时已经到达意大利，不过，他们对意大利各地区的文化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使用青铜器的入侵者在波河[23]流域站稳了脚跟。这些特拉麦尔人[24]显然来自中欧，大概是来自匈牙利，他们操印欧语。他们建立了设防的村落，凭借这些村落支配并最终融合了原有的新石器文化的居民。自此，反复出现外族袭扰意大利北部的情况。首先是典型的哈尔斯塔特文化的部落入侵，后来是凯尔特部落入侵。罗马人自己历史上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时，是一群商人和农夫。这批最早的罗马人在台伯河[25]左岸的一群浅丘上定居下来。这个居民点成为一个兴旺的贸易中心。到公元前753年，它发展成为国王统治的一个小型的城邦。罗马人对共和制度的感情，显然是很早就灌输到心上了，因为在公元前509年，他们废黜了国王，灭掉了王朝。这位国王是来自台伯河彼岸的伊特鲁里亚人。在此后的150年里，他们与邻族不断发生战端，征服了他们，把他们纳入罗马的轨道。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把罗马洗劫一空，后来才被逐出罗马。然而，到公元前338年，罗马已经控制住了整个拉丁姆（意大利中西部古地区——译注）。此后，罗马的国势迅速发展。经过一连串成功的战役，它降服了撒姆尼人，他们是意大利中部山区几个强悍的部落。伊特鲁里亚地区被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罗马人取得了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贸易随之而增加。到公元前270年，罗马做到了没有任何一个希腊城邦做到的事情：她把整个意大利南部地区结合成为一个联邦，使之置于她的完全控制之下。不过，高卢人继续从北方南下骚扰罗马；直到恺撒扭转双方交兵的方向为止。反过来他侵入高卢地区，平息了高卢人。

有一群入侵者进入意大利留了下来，他们给罗马文化留下了深刻而经久不衰的印记。伊特鲁斯坎人实际上是到达意大利的最早的开化民族。他们留下的文字材料几近于零。即使这些少得可怜的文字，也主要是简短的墓志铭[26]。从中所能了解的，至多不过是：他们使用的字母表是从闪米特原型衍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希腊原型中衍生出来的[27]；伊特鲁里亚语既不属印欧语系，也不属闪米特语系。学者们给他们的族源语源裹上了一层神秘的迷雾。但是，征服他们，把他们的许多文化成分融入自己文化中的罗马人，无疑是知道他们来自何方的。罗马人相信，这些第瑞尼人（伊特鲁里亚人的自称）来自小亚细亚半岛。直到罗马帝国历史的晚期，每当罗马人庆贺自己对伊特鲁里亚人的最早一次胜利的周年纪念时，也是由哑剧演员身着亚洲人的服装在街上游行，旁观者则高呼：“卖撒丁人啰！”

伊特鲁里亚人似乎是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800年到达意大利的。他们的迁徙似乎是小亚细亚“岛民”（People of Isles）向外散布中的最后一次行动。显然，伊持鲁斯坎人的迁移既不是大规模的移民，也不是有计划的殖民。他们每批移居意大利的只有几船人。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定居，成为统治土著的贵族阶级。每一座伊特鲁斯城都似乎是由一个血缘家族建立，这些城市的遗址都表现出重大的文化差异。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和雅利安人在其他地方完成征服后，所建立的关系十分相似。虽然伊特鲁斯坎人的贵族内部组织模式与雅利安贵族的组织模式迥然不同。

伊特鲁里亚人的社会组织是贵族主宰的世界。位居社会顶端的是“卢库莫尼斯”即伊特鲁里亚血统的贵族。贵族之下是有产者的中等阶级，他们是依附于贵族的门客，其血统大概比较混杂，包括熟练工匠和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系统底层的是农夫和普通工匠，主要由土著血统的人组成。阶级身份似乎是严格的世袭制。有产阶级的成员或农夫要成为贵族，是走投无路的。贵族为自己纯净的血统而感到非常骄傲，留下了大量的家谱。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衰落之后，许多贵族家庭融入了罗马城邦，许多罗马贵族家族常夸耀自己的伊特鲁斯坎血统。

所有财富似乎都聚敛在贵族阶级的手里。他们的坟墓宏大，由岩石凿成，随葬器物甚多，这一点和下层阶级的简单火葬形成鲜明的对照。墓壁上画满了男女参加盛大宴会的场面，罗马人过着极为节俭寡欲的生活，早期的罗马人尤其如此；他们对伊特鲁里亚人的放荡堕落不乏微词。不过，有关他们穷奢极欲的真凭实据留下来的确实太少。罗马人不能在别人面前宽衣解带，而伊特鲁里亚人却追随希腊人的传统，在艺术中大量使用裸体。显然，他们知道如何享受，如何过奢侈的生活。所以，伊特鲁斯坎人的黄金制品在古代世界中最为精湛。壁画中显示的伊特鲁斯坎人身披紫绛色镶边的斗篷，这种斗篷成为后来罗马元老院地位的标志。

墓中的器物说明他们与外族的接触广泛。伊特鲁斯坎贵族和后来的意大利贵族一样，直接参与贸易，这一点的可能性很大。他们是精明的农夫，葡萄和橄榄就是他们引进意大利的。也许，引进耕犁和轮作制的也是他们。后来罗马人对农业的兴趣，罗马贵族务农的习俗，大概就是起源于伊特鲁斯坎人的。此外，伊特鲁斯坎人还是他们那个时代中最擅于制作青铜器的人。他们技艺的优势甚至得到了希腊人的确认。

罗马人最后成功地摧垮了伊特鲁里亚的势力，把他们和其他意大利部落的残余势力并入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妨指出，在吞并这些残余势力中，罗马人并未表现出他们著名的治国天才。他们不允许被征服的部族参与政治。虽然指望他们给罗马军队提供夫役，可是他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受到的盘剥竟如此之彻底，以至于他们大多数人都愿意和罗马的任何敌人站在一边。罗马人巩固了北方之后，逐渐将其势力向南推进，渐次征服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这些定居意大利的希腊人在文明程度上大大地超过了罗马人。罗马人以忌羡和蔑视交织的感情看待这些希腊移民。此时，城市居民中的父辈千方百计想阻止年青一代接受希腊文化。然而，希腊文化的吸引力太大，岂能用审查和压制性立法来阻挡。

征服了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之后，罗马人与迦太基正面抗衡了。迦太基人是一群腓尼基殖民者。当时，他们凭仗着北非、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基地在西地中海称霸。布匿战争[28]之后，迦太基终于被罗马人摧毁，地中海的强权阵线中留下了空白，罗马人卷进去填补了这一空白。在阅读历史记录时，你不禁要产生这样的感觉：罗马帝国的海外版图是偶然得到的，而不是有意得到的。罗马人中的孤立主义者与美国的孤立主义者不无相同之处。罗马帝国初期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他们的抗议。等到罗马发现自己成了世界强权，深深陷入世界事务之时，她仍然没有对付这种形势的建设性计划。在50年之间，她从一个处在文明外围的、微不足道的野蛮城邦一跃而为一个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盆地的大帝国，她控制的地区还包括地中海沿岸的亚洲国家。过去唯一能与罗马帝国扩张相提并论的扩张，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在这两次大扩张中，权力都集中到征服者一人之手了。

罗马共和制，由于其使权力瘫痪的繁缛的政治制衡，证明为不适合扩张以后的新情况。罗马人的美德，是贫穷、勤劳的农民的褊狭的观念。共和时期的罗马没有受过教育的阶级，也没有有闲阶级。当时贫穷的贵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他们没有财力去沾染自己谴责的恶习。当财富源源不断地从东方滚滚流入罗马城的时候，他们的美德证明为没有扎实的基础。共和时期的最后年月的显著特征，是狂热追求金钱，是意料之中的暴发户的铺张浪费，是对一切人的价值的冷漠无情。远征军的将领和尾随而至的元老院派出的总督都一心一意进行前所未有的掠夺。东方人民意志坚强的反叛——那里的人民所受的屈辱，甚至连亚洲的农民也不能忍受，再加上将领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使罗马共和时期悠久的制度大部分都分崩离析了。

唯一能保留下来的，而且在上述情况下依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是罗马的军事机构。军队忠于国家的旧传统日渐被对将领的忠诚所取代。然而，军纪仍然保持严格的传统，罗马人的军事技术胜过了任何敌手的军事技术——只有帕提人（伊朗北部古国——译注）是例外。帕提人披甲骑马的弓箭手，是罗马军团无法匹敌的。除了在与帕提人交战的前线外，罗马的武力征服受到的限制，仅仅为他们所接触的部落一个胜过一个的贫困和文化落后所决定。罗马人始终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在预期的收入无法满足战争和行政管理消耗的地区，建立起边疆前哨，止戈息兵，不再推进。

征服战争阶段的罪恶，在马略[29]和苏拉[30]进行的战争中达到了高潮，这就给屋大维统治的罗马帝国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时期，罗马元老院和罗马共和国的陈旧形态为了心理效果被保存下来了，但是元老院和政府被挖空心思地剥夺了权力。由此而兴起的国家，是泛希腊时代君主专制型的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尝试和错误，这种国家已经在近东地区建立起来了。对皇帝的崇拜是希腊化时期政治体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罗马帝国早期的几位皇帝比较勉强地接受了这样的崇拜，因为他们觉得它颇为滑稽。屋大维本人小心翼翼地避免接受皇帝沿用的尊号，因为这些尊号对习惯共和制的人来说，听上去有刺耳的含义。然而，屋大维完全控制了帝国的权力。罗马帝国被当作皇帝的私产，帝国的财富和他的私产没有被区别开。因为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所以他能把人们尚存的对国家的忠诚和士兵对统帅的忠诚集于一身。

罗马帝国的组织要求产生一个诚实和尽职的专业文官阶层。在共和时期，各省官员侵吞公物，被视为理所当然，颇像今日美国官员的中饱私囊一样。到了帝国时期，帝国官员贪污帝国的财产。有趣的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屋大维的国务秘书——相当于美国总统的内阁——全都是希腊人，有几位秘书还是获得自由的希腊奴隶；他们在近东长大成人，所以他们既熟悉希腊化时期的政治模式，又熟悉大财产的管理模式。由于他们的帮助，屋大维的罗马帝国建立在非常健全的基础上；结果，虽然皇帝是不道德的、无能的，且问鼎紫袍的冤家对头发动了争夺王位的内战，但罗马帝国还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征伐战争的初期阶段结束之后，在争夺皇位的斗争没有达到内战规模的长时期中，罗马帝国给臣民带来了实惠。它维持了臣民的和平相处，保护了臣民，使之免遭蛮族的侵犯。帝国建立了新的贸易线路，改进了旧的商道。它给古代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开化地区带来了一个共同的法系和共同的语言，彼时，西方未开化的地区日益流行的是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

罗马人的最后一点长处是，他们最早利用经常奖赏公民的手段，利用与此伴生的权利和特权来奖赏臣民中精心挑选的个体。这样的安排不仅给臣民带来最终实现社会平等的希望，而且直接制造分裂，使许多能干的潜在领袖人物依附统治集团。

尽管罗马人具有上述长处，可是他们从未形成有效的财政政策。从帝国建立时起，罗马的资源就逐渐减少。即使在干练的皇帝统治下，用财政支撑反对蛮族入侵的战争也越来越困难了。应当指出，罗马借用的希腊化政治模式，是在近东发展起来的。在近东，从远古时期起，稠密的乡村和城镇人口就是由灌溉、轮作制和高度发展的贸易和制造业支持的。相比而言，欧洲甚至意大利却相当落后；其乡村人口稀少，且日益减少，地力日益衰竭，城市极少，且微小而不足道。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罗马帝国是希腊化文明的向西延伸，而希腊化文明的源泉和持续不断的中心却是在近东。许多文化向前推进时进入了它们在生态学上无法适应的地区；和这些文化一样，希腊化文明从未真正在西方扎根。过了一段时间，凯尔特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又重新抬头，希腊化文明遂向东退却。它退到拜占庭保存下来，成为所谓的东罗马帝国，直到15世纪（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攻灭——译注）。希腊化文明的退却把对欧洲的控制让给了野蛮人部落。这些蛮族文化通过与希腊化罗马的接触得到了充实，但是肯定未发生转换。他们发现，希腊化文化的许多成分与自己长期扎根的制度是格格不入的。虽然伟大的罗马传说使他们容易接受罗马国家的外部形态，可是他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对这些外部形态做了重新解释。

在西欧，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天下大乱，封建制度形成。正如威尔斯[31]所言，这个封建制度不是一个系统，其“组织粗糙混乱”。由于权威的瓦解，早期中世纪社会的普遍需要是寻求保护。政府控制缺乏，而公民的权利是要靠政府控制得到保证的。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很容易成为任何入侵流寇的猎物。所以，他们饥不择食地寻求保护——无论保护来自哪里，无论需要支付什么以求保护。因此，若强大的地主拥有替自己打仗的随从，他可以迫使弱小的邻居依附于他，以换取他的保护。如此，贵族占有采邑制度随之形成，采邑里的农民以农奴的身份为他劳动，并在需要时为他打仗。

封建主义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贵族在采邑里定居。城里住着一小群市民，他们生产少量的专门化产品，乡下的农民是不能制造这些产品的。城市兴起之后，欧洲的封建主义随之瓦解。事实上，在地中海周围地区，由于城市格局在罗马陷落之后保留了下来，封建主义从来不像在欧洲北部那样强大。

封建主义表现为僵化的分层社会。在封建社会里，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说，谁也不能超越他出生的地位而往上爬。然而，正如在大多数整合的社会制度里一样，要提供一个安全阀，让下层阶级中能干而富有攻击性的成员释放能量，否则他们就可能造反。社会升迁的这条出路就是教会。农奴被锁在土地上，领主可以将他和土地一道出卖。但是，农奴的儿子，如果他能干且雄心勃勃的话，可以进教会。在教会组织里，从理论上说，他可能爬上教皇的宝座，与皇帝平起平坐——皇帝是世俗等级制度的首脑。这样，一代复一代，教会成功地抽干了社会的精英头脑，而且给躁动不安和攻击性强的人提供了一条宣泄的途径，他们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制度里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

教会采取精明的措施，阻止教士成为世袭的贵族，它制定了两条基本的规章制度：禁止教士结婚和私生子不能担任圣职。结果，教会中升迁的道路总是畅通的，新鲜血液总是继续不断地从社会各阶层被吸收到教会中去。

教会的组织模仿帝国的组织模式，在罗马帝国崩溃之时，它甚至接过了许多帝国的世俗职能，所以教会成为希腊文化在西欧的唯一的堡垒。它与蛮族文化格格不入，这使它与国家无数次冲突，政教的冲突最后以宗教改革而告终。

第五节 伊斯兰文化

西罗马帝国在西方衰落之后，东罗马帝国继续维持下来。近东出现了两个大国。一个叫拜占庭帝国，这个名字比东罗马帝国更恰当，因为其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其文化背景是希腊文化和叙利亚文化。另一个大国，位置更加偏东，叫波斯帝国[32]。罗马人一直未能征服帕提亚人，这个民族居住在现今的波斯；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边界扩展到西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地区。在这里，公元后最初的几百年间，一个强大的高度文明的大国涌现出来了。

萨珊王朝[33]是波斯帝国直接传下来的王朝，希腊人曾经与波斯帝国交兵作战。经过一段时间，王朝发生了更迭，然而一般的模式还是继承下来了。萨珊王朝的组织程度和文明程度都很高。琐罗亚斯德教[34]为其国教；有一段时间，琐罗亚斯德教成为基督教的劲敌。这种波斯宗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二元论宗教。它以下述信念为基础：宇宙由两极对立的力量所控制，即黑暗与光明、恶与善。奥尔穆兹[35]神是光明之神，阿里曼[36]是黑暗之神。二神的斗争势均力敌，其结果常常悬而未决。二者都不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被认为是全能的神。好人有义务与奥尔穆兹密切合作，积极参与对恶神的斗争。基督教从琐罗亚斯德教借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魔鬼的观念，即上帝与魔鬼势均力敌的斗争悬而未决的观念。

波斯人以西，拜占庭帝国在发展之中，它变得日益僵化和程式化，不过它取得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成就。它把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融入帝国，而且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成功。在它的官吏、皇帝和将领名单上，有文化背景相差悬殊的人物。比如，拜占庭伟大的将军贝拉萨里亚斯，就是巴尔干半岛一位斯拉夫农夫的儿子，有几个拜占庭皇帝是阿拉伯人，其余的皇帝中还有斯拉夫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

拜占庭的国力不断遭到消耗，一方面是由于它和萨珊王朝的战争，另一方面是由于北方的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等屡屡不断的袭击。到公元7世纪时，拜占庭与波斯的战争进入了僵持状态。住在拉锯争夺战土地上的农民，陷入了完全绝望与冷漠无情的境地之中。统治者征税的手段是委派当地最富有的人担任征税官。如果在撒手让他行使各种方法征税的情况下，他也无法征收足额的赋税，他就不得不用自己的钱财来补足余额。这一政策难以激发地方官对中央政府的热情。

正是在这样的舞台上出现了紧随穆罕默德的接班人。这些阿拉伯人发动了征服战争。之所以要描述以上背景，那是因为这一常见的、富于戏剧性的画面说明，从沙漠里杀出来的小股阿拉伯军队为何打垮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的军队。然而，除非大帝国从内部开始腐烂，否则小军队征服大帝国又谈何容易。在此，我们发现的情景与蛮族部落对罗马的入侵极为相似。但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异促成了阿拉伯人的征服战争：过去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拥有的是部落组织，部落组织意味着对外来人加入部落有一定程度的抵抗；相反，阿拉伯人却由一种共同的宗教纽结在一起，伊斯兰教是一种强有力的、迫使人改宗的宗教；阿拉伯人热衷于使人皈依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主义，更恰当地说，伊斯兰教，发端于穆罕默德的教导。他是一位历史人物，其生平材料极为充分。公元570年他出生于麦加的一个名门，是一位遗腹子，六岁时又丧母。他的童年生活没有保障，困难重重，孤苦无依的穆罕默德屡次转辗于养母和亲戚之家。少年时他当过羊倌，这给他许多沉思默想的时间。17岁时，他跟随伯父去叙利亚，参加了当地的宗教战争。24岁时，他成为一支商旅的商务代理，商队的主人是一位富有的寡妇。一年之后，即公元595年，他娶这位寡妇为妻，寡妇已年届40，她与前夫育有二子一女。婚后她为穆罕默德生了两个儿子，可惜二子均幼年夭亡。她又为穆罕默德另生四女。从公元595年至公元610年，穆罕默德是麦加城里一位受尊敬的商人，被尊称为“阿明”，即精明公正的人，因为他的决断英明。然而，到40岁时，他不满足于清静和富有的生活，隐居到城外一个山洞里去沉思，启示以梦境的形式来临，他坚信自己是真主阿拉遴选出来传递启示的人物。

麦加城既是商路上的一座重要城镇，又是一个宗教朝觐的圣地，阿拉伯古老宗教里一位重要神祇的圣地。故此，麦加人与宗教很协调。而且，与过往商人的接触使他们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穆罕默德的启示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开始布道，进一步吸收皈依改宗的信徒。和一切阿拉伯城镇一样，麦加城分裂为不同的宗派。一个强大的集团不喜欢穆罕默德的宗派，把他新兴的教义看作是对悠久朝圣贸易的威胁。他们暗杀穆罕默德，但未能成功。穆罕默德携少量的忠实信徒逃亡到麦地那城，那是公元622年6月16日。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希吉勒”（Hejira）（即逃亡）的日子，正如基督徒依据基督的生日开始纪年一样，穆斯林以“希吉勒”这一年为伊斯兰教历的起点。

麦地那位于麦加以北；麦地那人欢迎穆罕默德，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麦加人的老对头。当时的城镇都执行接收流亡者的政策，意在扶植他们，使之成为显要的公民，以便给他们逃离的城镇制造麻烦。

公元630年，穆罕默德回到麦加。他捣毁古老宗教崇拜的偶像；除了伊斯兰教虔诚的信徒外，他禁止任何朝圣者入城。他规定，崇拜偶像者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就被处死。但是，“信奉圣经的人”即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犹太教徒被允许按自己的方式去拜神，虽然他们被课以一种特别税。

穆罕默德回到麦加城两年后去世，享年62岁，对先知而言这是一个成熟的年纪。多半的宗教领袖去世时，他们激发的宗教思想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表述清楚。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灵的性质等基督教原始教义之后才兴起的神学上的概念——这些概念是若干世纪以来为神学家们所关注的，大概会使生于拿撒勒的耶稣迷惑不解的。然而，穆罕默德担任麦地那和麦加两城的宗教领袖时，他处理的是眼前的教义问题。他遵循阿拉伯酋长的传统，行使司法权，他许多断案的决定流传下来。

穆罕默德去世时事业成功，家境富裕。这也是他与一般先知模式的不同之处。他是一位阅历丰富的人，曾当过牛倌、干过武士、做过生意。他对阿拉伯文化有透彻的了解。他的教导适应人民的需要，不要求扰乱人民的生活模式。他努力谋求团结，把部落忠诚纳入新型的宗教忠诚。毫无疑问，穆罕默德的教义比索罗亚斯德教或基督教的教义更直截了当，更容易把握。伊斯兰教兴起之日就不得不与这两种宗教竞争。

阿拉伯人熟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思想，他们感到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既没有经文，也没有任何书面文献的传统。那时，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刚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他们对文字记录抱着敬畏的感情，这是一切目不识丁者的典型特征。从穆罕默德宣讲的教导中产生了《古兰经》，它满足了阿拉伯人生活中长期感到的一种需求。《古兰经》里的很大一部分经文是穆罕默德精神恍惚时口授的。他的口授用阿拉伯诗歌写成，神秘的祷词和对信徒的告诫混合其间。其他部分是各种各样的宣示。虽然《古兰经》里有许多模糊朦胧的幻觉，这些幻觉对现代读者既枯燥又混乱，但是当年《古兰经》成书时，这些文字所指的是当时的事件，当时当地人对它们一定是了如指掌的。穆罕默德的宣讲有时是在恼怒之下做出的。比如，在受理一位倔强老妇所提出的诉讼遭遇困难时，他一时冲动，宣告老妇一律不能进天堂，因为天堂是宁静的处所。后来，他后悔不该做这样的断言。然而，时至今日，在老妇是否有灵魂这一点上，伊斯兰教各宗派教义仍不一致。

穆罕默德在世之前没有来得及回答所有的问题，但他制定了教义的基础和法制的基础，后继的追随者补充完善了他的教义和法制。《古兰经》里包含了难以计数的法律，它们涉及各色各相的人的行为。补足《古兰经》的还有《训经》（Hadith），记载着穆罕默德的真言和断案的决定，是他去世之后由教徒追记的。有些记录是根据认识他的人的报告写成的，有些是根据传闻证据集录的。穆罕默德去世之后，伊斯兰教的书记员全都着手狂热地收录他的言论和逸事；回忆的素材既有第一手资料，也有第二手资料。这个辑录整理的工作进行下去，直到与穆罕默德同时代的最后一人去世为止。这两本圣书形成伊斯兰圣史的独特类型，这一圣史构成伊斯兰教的背景。

《古兰经》的法律内容，大多数是从前伊斯兰时代的习惯法演生而来的，只是由穆罕默德略加修订而成。所有这些条文全都比过去的习惯法有所改良，因为穆罕默德是社会改革家。《古兰经》中记载着他的一条言论，大意是主人必须对奴隶仁慈；另一条所有的穆斯林都非常重视的规定是，所有虔诚的信徒都是兄弟，都是社会地位平等的人。与此相连的是无与伦比的垂直流动性。无论出生时的地位如何，纵然出生时即为奴隶，任何人都可以爬到任何高度。从逻辑上看，这是不矛盾的，因为既然安拉掌管着宇宙万物，他可以今天贬一个人为乞丐，明天又升他为苏丹（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译注），如果这是安拉的意志的话。伊斯兰教的历史始终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社会流动性。

虽然伊斯兰教的宗教生活目前大概有一点守旧，但它仍然是强大有力、生机勃勃的宗教，它的力量寓于信徒的生活之中。在伊斯兰国家里，清真寺的礼拜和诵经总是用阿拉伯语进行的。这就是说，在分布广泛的伊斯兰国家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颇像欧洲中世纪，彼时，凡受过教育的欧洲人都懂拉丁语，因为拉丁语是教会的语言。故此，在伊斯兰国家所有政治分歧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相同学问和相同理解的共核。伊斯兰教的利益高于国际政治路线的地位。我们在世界危机中试图预计伊斯兰世界的反应时，要考虑这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代达罗斯（Daedalus），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为米诺斯王建造了迷宫，由于他协助忒修刺杀了迷宫中的半人半牛怪物米诺陶斯，被米诺斯王囚入迷宫。代达罗斯携儿子伊卡洛斯逃亡，父子二人用蜡粘鸟羽做成双翼装在自己身上飞翔。

[2] 涅斯托尔（Nestor），皮罗斯王，特洛伊战争中的名将。

[3]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8—前558年），雅典政治家，希腊“七贤”之一。公元前594年出任首席执政官，进行政治改革，卸任后曾游历埃及、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等地。

[4] 阿比西尼亚人（Abyssinian），今埃塞俄比亚人。

[5] 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亦名东印度群岛，今属印度尼西亚。

[6] 海格立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直布罗陀海峡海岬，建有大力神灯塔（Tower of Hercules），系古罗马遗存，初为腓尼基人所建。

[7] 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前429年），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袖、古代世界著名政治家。

[8] 屋大维（Augustus，公元前63—14年），罗马帝国开国君主、元首政制创始人、恺撒侄孙，被尊为“奥古斯都”（Augustus）。

[9] 卡德摩斯王（King Cadmus），腓尼基王的儿子，发明腓尼基文字，信奉阿波罗神谕，修建底比斯城，成为底比斯王。建城之前曾战胜凶龙，将龙牙拔下，种在地里。龙牙长成了全副武装的武士。

[10] 巴台农神庙，奉祀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位于雅典卫城。

[11] 萨拉米（Salami）战役，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国入侵希腊，在萨拉米岛（靠近雅典）被希腊人击败。

[12] 密特拉（Mithra），原为上古印度—伊朗神灵之一，逐渐西传，进入西亚、希腊和罗马。有推论认为，它对早期基督教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13] 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gtington，1876－1947年），美国地理学家，研究气候对文明的影响，曾在土耳其和美国的大学执教，曾对亚洲、美国、墨西哥、中美洲的气候进行调查，主要著作还有《巴勒斯坦及其变迁》《文明与气候》《文明的主要动力》等。

[14] 阿瓦尔人（Avars），北高加索地区民族，4世纪时遭匈奴人侵袭，曾向西迁徙，先后受阿拉伯人、鞑靼人、乌兹别克汗、金帐汗国、沙皇俄国的统治。今主要分布在苏联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等地。

[15] 塔西佗（Cornelieus Tacitus，约公元56－120年），罗马政治家、史学家、雄辩家。著述极丰，以历史著作名垂千古，主要著作为14卷《历史》和30卷《编年史》，可惜多已散失。

[16] 拉坦诺文化（La Tene culture），瑞士纳沙泰尔湖东端的考古遗址，这一名称已用来概括欧洲凯尔特人铁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约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50年。

[17] 皮西亚斯（Pythias），希腊航海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成就卓著。

[18] 伊特鲁里亚（Etruscan）公元前1000年左右分布在亚平宁半岛中部伊特鲁里亚地区，族源语源尚无定论，对罗马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 帕加马（Pergamum），小亚细亚的希腊化时期城市，今属土耳其伊兹密尔省。

[20] 罗马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30年。

[21] 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9月4日，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迫退位，西罗马帝国灭亡。1453年，奥斯曼帝国扩展，东罗马帝国灭亡。

[22] 皮洛士（Pyrrhus，公元前318－前272年），伊庇鲁斯（Epirus）国王。伊庇鲁斯指希腊西北部和阿尔巴尼亚的南部沿海地区，直到公元5世纪，它仍然是希腊的偏远落后地区，当时的史学家希罗多德称伊庇鲁斯人为“野蛮人”，可见800年前的皮洛士必定也是“野蛮人”。皮洛士曾两次打败罗马人。皮洛士称罗马人为“野蛮人”，可见罗马人并不先进。

[23] 波河，今名帕得斯河，位于意大利北部，在威尼斯注入亚得里亚海。

[24] 特拉麦尔人（Terramare people），史前意大利波河流域人，居住在湖上木排屋或村落里。

[25] 台伯河，流经罗马城的名河。

[26] 伊特鲁里亚的铭文迄今尚未破译，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第220页。

[27] 对伊特鲁里亚字母表的原型认识不一，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第220页。

[28] 布匿战争（Punic wars），罗马与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的战争，共三次（公元前264—前146年），迦太基亡，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省”。

[29] 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年），古罗马统帅，政治家，罗马共和国后期最有权势和影响的人物之一，曾七次出任执政官，与贵族派苏拉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互相杀戮。

[30] 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公元前138—前78年），古罗马统帅，独裁者，初为马略部将，后与其争权，互相杀戮。其军事独裁是对罗马共和国的沉重打击。

[31] 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年），英国文学家、史学家，代表作有《世界史纲》《时间机器1895》《隐身人》《莫洛博士岛》《星际战争》《不灭的火焰》等。

[32] 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居鲁斯一世所建，由波斯湾的安息国扩张而成，故名。国势强盛时西至地中海，东至印度河，北至高加索，后被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4—前331年在位）征服。

[33] 萨珊王朝（Sassanian Kingdom，公元224—651年），古伊朗王朝，为阿达希尔一世（241—272年在位）所建，东至印度河，西至两河流域。

[34]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史称“祅教”“火祅教”“火教”“拜火教”等。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公元前6世纪创建，信《波斯古经》，主张善恶二元论，分善端（火、光明、清净、创造、生）和恶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在善恶两端之争中，人有自由选择之意志，有决定自己命运之权。

[35] 奥尔穆兹（希腊文为Orzmasd或Ormuz，波斯文为Ahura Mazda），琐罗亚斯德教中善界的最高神、火神、智慧神。

[36] 阿里曼（希腊文为Ahriman或Orimon，波斯文为Angra Mainyu），琐罗亚斯德救中恶界的最高神，即恶神或凶神，在与奥尔穆兹善神的斗争中遭到最后的失败。

第七章 非洲

第一节 非洲史前文化

文化史家发现，“黑暗大陆”的命名非常贴切。虽然非洲是人类栖居最早的大陆之一，可是它的过去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一旦超出埃及、阿比西尼亚和滨海地区，就不存在比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笔录的更早的记录了。撒哈拉以南，横贯大陆的那些黑人王国有口头的传说，它们使非洲的记录再往回推二三百年。然而作为历史来看，这些口头传说自然有其局限，一切口耳相传的记录都是有局限的。

人类栖居非洲大陆的遗存处处可见。然而，就一切实用的目的来说，广袤的地区仍然是考古学上的未知领域。最早的非洲制刀业，在许多方面与欧洲和近东的制刀业相仿。毫无疑问，非洲制刀业是以发达的形式从外地引进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头骨化石材料特别有趣，因为它们揭示了非洲的种族史。尽管头骨化石不多，它们仍能说明以下两点：当时存在着若干不同品系和体形的人；尼格罗人种的体质特征不如后来明显，分布亦不如后来明显。和旧石器时代早期器物相连的北非人口，主要是高加索人种，他们表现出与现代北非居民许多相同的体质特征。从苏丹东部到南部非洲的非洲高原分散的考古发现说明，布须曼—霍屯督[1]体型的人曾经比历史时期之中的分布更加向北，而高加索体型的人的分布则更加向南。由于缺少皮肤色素、毛发形态等方面的线索，有些东非发现的人类化石大概会被归入高加索人种，倘若它们是在其他地区发现的话。

非洲新石器文化起源于西南亚新石器文化中心，这一点毋庸置疑。两个地区的技术基本相同。撒哈拉以北的一切地区，非洲新石器时代的经济似乎是建立在西南亚的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之上的。许多引进的作物可能与北非种属相近的植物有过杂交混种。然而，经济意义重要的家畜之中，没有一种是在非洲大陆上驯化的。不错，埃及人驯化了猫，但是这种动物给人的贡献，与其说是身体上的满足，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满足。

今日西非和苏丹种植的作物多半起源于美洲或东南亚。其余作物似乎多半是在阿比西尼亚驯化的。那些早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就在撒哈拉以南栽培的作物，是各种小米和块根作物。

显然，进入非洲的新石器移民的主要迁徙路线，是经过西奈半岛越过红海的这一条路线。畜牧经济所需的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发生了许多次从阿拉伯半岛进入非洲之角的迁徙。移民的浪潮在史前时代的末期自始至终都在继续。在非洲之角，这个移民期一直延续到基督纪年之初。再往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一次大规模移民的原因，它使阿拉伯半岛的游牧部落遍布于半干燥北非的很大一部分地区。

就此而论，应该指出，马和骆驼到达非洲的时间都比较晚。非洲大陆任何地点出现马最早的时间，似乎都与公元前1500年左右喜克索人[2]入侵埃及有关系。埃及人从这群短期内征服他们的人那里接过了马，但是他们只将马用于作战。马被用来牵引一人驾驶的战车。驭手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作战时，他把缰绳缚于腰部，腾出双手搭箭弯弓。埃及人的独创性和手工艺使他们的战车成为古代世界最轻便、最坚实的战车。托勒密王朝之前，埃及人尚未使用骆驼，虽然至少有一座石雕确定无疑是骆驼，而且是早期王国时代的作品。

非洲大陆没有青铜时代，原因常常被认为是由于铁发现得早，而且铁是非洲人独立发现的。现在看来，原因更可能是，直到在相邻的欧亚地区已经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石器仍在非洲继续使用之中。技术、工具形制和武器形态强有力地说明，黑人居住的非洲地区的铁加工，是从印度或印度尼西亚传来的，而不是从欧洲或近东传来的。

第二节 历史时期的非洲民族

整个历史时期，非洲自始至终在种族和文化上都被撒哈拉大沙漠分为两半。在这片浩瀚的荒漠以北，非洲人口始终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此地的非洲诸多文化基本上是欧亚大陆文化。北非首先是经典的泛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而后，从8世纪直到目前，它成为分布广泛的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以尼格罗人种为主，此地的诸多文化，尽管偶然添加了一些外来的源头，却始终保持了独特的性质。没必要在此写下北非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文化，显而易见，各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文化，与先后统治者的文化模式有很大的一致性，这些统治者有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在阿特拉斯山脉[3]和撒哈拉沙漠中的一些地区，不多的降雨可以容许游牧经济；在这些地区，古老的文化成分历尽沧桑保存了下来。然而，无论从考古材料还是从经典材料中所了解到的有关这些文化成分的信息，都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伊斯兰教的征服，大多数典型的北非文化遗留成分都被消灭了。北非的环境与伊斯兰教起源的阿拉伯半岛的环境如此之近，以至于伊斯兰文化模式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全部引进北非。此外，游牧的阿拉伯人往往整个部落移居北非内地。由于伊斯兰威望的支持，他们就确立了对当地人口的文化优势。

埃及以东和以南的非洲东北部，形成了一个文化和种族的独特地区。当地的居民一般称为“非洲之角的人”。体质特征使他们介于尼格罗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之间。他们兼有极深的肤色和高加索人种的五官特征。他们的毛发和典型的尼格罗人种的毛发截然不同；尼格罗人的毛发又粗又硬，浓密而卷曲，任其生长时，尼格罗人的头发会长得像一丛浓密的灌木。

非洲之角表现出三种独特的文化，两种在低地，一种在阿比西尼亚高地。两种低地文化都建立在畜牧经济的基础之上。其中之一是索马里文化，在许多方面，它遵循着为人熟知的闪米特人的畜牧文化模式。其经济以骆驼、绵羊、山羊为重心，偶尔也有人养少量的牛。另一种家畜型的经济以盖拉人[4]的经济为典型。这是典型的非洲制奶业文化，牛是最重要的家畜。而阿比西尼亚的文化却是建立在农业和家畜饲养基础上的混合经济，不过其中的农业最为重要。因为阿比西尼亚人在3世纪已改宗基督教，而且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他们起初与其他基督教社会、后来与穆斯林社会保持接触，所以他们的文化与其说是非洲文化，毋宁说是近东文化。它表现出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强烈影响，其政治制度基本上是闪米特类型的政治制度。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自撒哈拉南缘苏丹[5]东部起，直至南部非洲的尽头。人们在非洲南部遇见的，是成分变异较大的科伊桑类型的人，即布须曼—霍屯督体形和文化的若干民族集群。尽管有许多地域变异，整个南部非洲的民族集群中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看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不同文化都具有共同的远祖。各族的差异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最为明显，这些文化侧面最容易受自然环境和外族接触的影响。此外，在政治集团的规模和组织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地普遍存在某些共同的社会模式。多偶制普遍存在，这与普遍存在的女多于男的现象相关。女多于男的现象，部分原因是男子的活动危险性更大，部分原因是女性出生率和存活率明显地超过男性的出生率和存活率。聘金的现象普遍存在。聘金主要与补偿娘家的损失相联系，用来支付娘家失去女儿所蒙受的损失，也弥补她婚后可能将蒙受的损失。这使妇女不至于沦为丈夫的奴隶，这使她因愤怒而需要离婚时，不至于受到阻拦。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基本的、普遍的宗教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的对象主要是血亲部族的始祖和留在记忆中的建功立业的英雄。人们坚信，已故的先人对后代的所作所为抱有浓厚的兴趣。祖先既可以给人帮助，也可以给人带来损害；可以用祈祷，尤其是用祭献来影响祖先。在这种基本的信仰之上，又发展出了许多地区性的信仰和习俗。除了祖先的精灵之外，还有许多非人的神祇，但是各地神祇的数目相差甚远。在几个大的王国之外，神灵崇拜不及祖先崇拜那样重要。

人们深信各种巫术，土医和江湖郎中受人尊敬，地位颇高。职业祭司主持各种神庙的各种事务，指导祭神仪式。执掌祖先崇拜通常是血亲群族长的职能。此外还有专业占卜师，他们只施占卜术。土医的活动主要是治病。

新石器时代移民带往非洲的作物，经过苦心经营之后，在一些地区栽培；在这些地区，移民带来的牛能迅速繁殖。结果就发展出一种类似欧亚大陆制奶业的非洲制奶业。在非洲奶制品经济的社会中，牛是非洲人情感和文化的中心。对他们而言，男人享有一切工作的优先权。他们的文化带有强烈的男性族长制和父系制的色彩。聘金总是用牛来计算。任何男子的财富都是以牛群的头数来计算，无论其品质的优劣。这种态度在近代的结果，是牲畜品质低劣和严重的放牧过剩。

历史时期的制奶业社会，大多数都组织大规模的围猎，以便歼灭狮子和其他的食肉兽。然而，他们却极少靠狩猎取得肉食。既然猎物在非洲高原各处都异常丰富，忽视这一重要资源真使人大惑不解。在一些情况下，制奶业经济的部落与地位较低的狩猎部落共享领地，乳业部落从狩猎部落得到羚羊等野兽的毛皮，用兽皮做衣服。所有的制奶业文化中，技术都不发达。铁用来制造工具、武器，甚至用来作装饰品。在非洲高原北部，铁似乎非常丰富，铁加工技术非常高明。各处的铁匠都形成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独特阶层。这大概说明，铁加工技术是外族工匠引进的。人们编织席子，但是名副其实的编织机并不见传。

从肯尼亚往南，非洲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居住着操班图语的部落[6]。他们到达这一地区的时间较晚。虽然欧洲最初和他们接触时他们的经济以养牛为主，可是他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比苏丹和东非的制奶业部落要高得多。依赖农业的趋势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加重：欧洲人初到此地时，他们已经在栽培美洲的一些作物。毋庸置疑，这些操班图语的部落侵入非洲高原时，他们的文化颇像西非农业村民的文化。班图人似乎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政治组织模式，因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一地区建立了几个历时不长的帝国，每一个帝国都以一位伟大领袖人物和军事组织家为中心。但没有一个帝国形成了专职的行政管理阶层，而农业王国正是靠专职的行政人员才维持住连续性的。最有名的帝国是祖鲁人[7]建立的帝国，恰卡（Tschaka）酋长创建了这一帝国。

在南部非洲的尽头，霍屯督人实行一种高度畸变了的制奶业。他们与布须曼人在体型和语言上都非常接近。他们的主要家畜是牛和肥尾绵羊。两种家畜都用于产奶。挤奶是妇女的工作，牛用于驮运重物。这些习俗被非洲其他的制奶业民族视为对神灵的亵渎。他们不居住在永久性的村落里，而是以帐幕栖身，短暂逗留，经常迁徙。此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狩猎，猎食是男子的事情。

在非洲，农业文化和制奶业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与降雨量密切相关。从撒哈拉南沿起，经过苏丹西部和中部，直到沿海低地和刚果盆地湿热的热带地区，降雨量渐次增加。这个转折的过程是渐进的，所以农业文化和制奶业文化能够在从东到西一个相当宽广的带状地区同时并存。虽然有些部落同时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可是主要的模式是一种共生关系的模式，制奶业的牧民和农夫并肩劳作并交换产品。然而，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政治支配是常见的模式。另一方面，非洲高原西沿，气候带的转变是骤然发生的；制奶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分界线之后，紧紧跟随着40英寸[8]的年降雨线。年降雨量超过40英寸的地区，一种采采蝇在牛群中传播致命的疾病，使制奶业无利可图。

农业经济给规模宏大、历时较长的王国提供了发展的基础。除了无文字使用之外，用一切标准来检验，这些王国都够得上文明开化的资格。这些王国将在下一节里进行论说。苏丹南沿的紧邻地区，这样的王国数量最多，发展程度最高，虽然帝国的模式也深入刚果河流域，可是那里建立的国家缺少更加靠北的国家那种繁复的组织程度，它们无疑代表着较为后进的一个发展阶段。再往南，政治组织就完全消失了，剩下的是各自为政的社区和小群的村落，这些社区和村落只承认自己的酋长。刚果地区以南的整个地区，农民的生活模式非常相近，其经济主要依靠农业。这使人不得不断定：此地曾经有过一个文化底层结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曾经自上而下地强加在各种地域文化之上，可是它并未显著地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在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仅有的家禽家畜是鸡、山羊和狗。养猪文化也是非常稀罕的。在农耕区的边缘，人们饲养少量的牛；然而，正如在其他经济活动里一样，养牛业里的专业化趋势也是非常强烈的。养牛的部落与农业部落的分布犬牙交错，两种部落交换农牧产品。降雨量大的地区的主要作物是香蕉、薯蓣和芋头。文献中常称芋头为“牛薯”。香蕉和芋头原产于东南亚，一定是越过印度洋引进的，至少有一种薯类原产于东南亚。引进这些作物的人，大概就是在马达加斯加岛定居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航海者。既然除了薯类之外，非洲湿热地区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作物中，没有一种原产于非洲，所以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这些地区都让给了原始狩猎和采集部落。降雨量较少的热带地区栽培玉米、木薯、各种小米、高粱、花生和块根作物。但应当指出，大多数有历史意义的主要作物都不是原产于非洲的，降雨量较少的热带地区也是如此。不妨设想，任何精耕细作的农业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都是相当晚才发展起来的，精耕细作使稠密和不迁徙的人口成为可能。因为没有这样的人口，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文明一定是比较晚近才发源的。

一切具有共同农业经济的社会，都拥有完善的法典和法律诉讼程序的正规体系。法律条文措辞严密，司法先例具有重要意义。证人被传上法庭宣誓提供证词。原告被告双方都雇请辩护人和律师。整个诉讼程序显然类似于欧洲的诉讼程序。而且，和欧洲的中世纪一样，当双方的证词非常矛盾，法官无法做出判决时，或者在审理无法证实的恶意巫术时，法庭往往就诉诸试罪法[9]。服毒试罪法相当普遍，但是对于被告而言，这一断案法远非一贯都是致命的。

一般地说，宗教在农业社会里的地位比在制奶业社会里重要。祖宗被认为无时不在，他们给后代以帮助，同时又惩处后代道德上的失常之举。在后人心目中，男性祖先尤其使人多几分敬畏，而不是多几分感情。不妨指出，改宗基督教以后，这些具有无形守护神地位的祖先被贬到无人注意的地位，结果是土著风习和道德的显著崩溃。除了祖先崇拜之外，常常还有井然有序的神谱，它们通常以人的血亲群为组织的蓝本。这些神多半与自然力相联系。不过，地位较高的神祇常常有超自然力的使者和仆人。使者和仆人是神祇与人打交道的中介。人们谋求使者和仆人善意的认真程度，超过了谋求居于其上的神祇的善意的认真程度。正如可以预计到的那样，神祇崇拜在那些大型的王国中最为发达。对普通的村民而言，神祇只不过是书里的神，只不过是引人入胜的神话中描写的存在，人们和村民说不上有何交往。

应该在此一提的是男子的秘密社团。农业部落中普遍存在着秘密社团。奇怪的是制奶业的民族似乎从未采用过这一组织形式。秘密社团的起源难以说清。有人说，它们是在模仿北非穆斯林穆拉比特[10]社团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们也可能是在普遍存在的为少年举行的成人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无论起源是什么，秘密社团是非洲农业文化最令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社团是狂热崇拜的组织。不过，它们同时又是互助的组织，具有社会控制功能的组织，而且往往是敲诈勒索的组织。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面具和典型的服装，偶尔举行一些公开演出；演出时展示其面具和服装。据信，妇女、儿童和社团之外的男子都应该相信，戴面具的舞蹈者是超自然的神灵，凡是发现蒙面人真实身份的人，一律要被处死。这些秘密社团有正规的身份标记和暗语，成员宣誓相互扶持，这一情况与共济会[11]颇为相似。

由此可见，在大型政治单位缺少的地区，这些秘密社团提供了使人抱团的因素，其成员在离乡外出时能确保相当程度的安全。在政治控制强大的地区，当局常常以不赞成的态度看待它们。在达荷美，这些组织被禁，违者将予以处死。其活动因地而异。然而，秘密社团的一个主要职能似乎是推行当地的风俗习惯。“高傲的”妻子和其他与众不同的人，可能会遭到痛打，甚至可能被戴面具的社团成员杀死。三K党与西非的这些秘密社团的相似之处，也许并非偶然的巧合。除了这些社会认可的秘密组织之外，还有一些组织的活动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的活动。前已提及的巫师的社团，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然而，确有一个组织叫作“豹子社”，它的成员常常进行凶杀，并有吃人肉的恶习；这些恶习显然是黑巫术的伴生物。

第三节 非洲诸文明

欧洲人接触非洲文化的初期，很少有人意识到，许多非洲社会的文化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在大多数美国黑人的祖籍地区，有一连串强大而持久的王国；除了使用文字这个标准之外，从所有方面来说，这些王国都够得上文明的称号。在艺术和手工艺方面，这些社会并不比中世纪的欧洲人逊色。在政治组织的彻底性上，在使用社会制度确保政治结构稳定性的技巧上，它们都大大超过了16世纪之前的欧洲。在他们的故土之上，非洲黑人表现出建国安邦的天才，任何民族都未能与之匹敌，也许只有秘鲁的印加人除外。这一论断并不夸张。

每一种文明都从许多源头吸收了若干文明成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文明亦无例外。从古代开始，它们与埃及文明和地中海之滨的文明就有接触。至迟自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据信埃及就与尼罗河上游的黑人部落进行贸易，发生战端。在埃及第18王朝时代（公元前1580—前1320年），努比亚被埃及人征服占领，埃及人派总督治理努比亚。努比亚人被埃及文明震撼，他们热情地接受了埃及文明。

埃及、近东、希腊和罗马的影响通过东苏丹地区到达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撒哈拉的气候比现在宜人，有一段时间，定居于尼罗河谷的含米特人[12]曾经将其占据的地区扩展至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区。一切迹象表明，高加索人种的含米特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渗透到南方尼格罗人种的部落中了。柏柏尔人[13]是撒哈拉地区含米特人的后裔，他们继续维持往南渗透的过程。柏柏尔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他们往南的渗透就带上了圣战的色彩，得到了认可。结果只能是加速这个早已确立的伊斯兰教模式。到9世纪时，柏柏尔人混入了少量的阿拉伯血统，他们开始在西苏丹地区建立一连串的王国。其中最重要者有松海[14]和加纳，两个王国都位于尼日耳河流域。公元14世纪时，梅尔王（Melle）治下的曼丁戈王国[15]征服了西苏丹的整个地区。

柏柏尔人和尼格罗人在通婚混血上没有限制。甚至上述苏丹王统治下的各个朝代期间，也是以尼格罗人占支配地位。然而，这些王国的柏柏尔人和尼格罗人在文化上的自我感觉是伊斯兰文化。他们的政治组织遵循十足的伊斯兰路线。人们普遍认为，再往南的异教徒黑人国家，是从苏丹地区的异教徒国家衍生而来的。然而这些异教徒国家的结构与伊斯兰国家的结构非常悬殊，看来只能用一种刺激扩散说来解释它们的差别。在政治组织的繁复程度上，在利用现存制度去加强王权上，这些异教徒大大超过了穆斯林。

两个最大的异教徒王国是乌干达和达荷美。乌干达位于这条带状王国的东端，它受到的伊斯兰影响微乎其微。达荷美靠近这个带状地区的西端，它建国的年代要晚得多。它位于首先受到现代欧洲人渗透的地区。虽然无法说，这样的接触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土著的制度，然而毋庸置疑，它改变了土著经济，使之把重点从普通的农业生产转向了攫取利益的战争。由于篇幅有限，我在此仅就乌干达王国（巴干达人的文明）做一些描写。

乌干达王国（Kingdom of Uganda）位于维多利亚湖西北。有一片相当宽广的滨湖区，湖岸外有岛屿拱卫，所以湖滨地区的交通十分便利。巴干达人既没有发明风帆，也没有开发出胜过独木舟的工艺，可是他们高水平的技术反映在精美的独木舟中。独木舟用于对相邻部落的讨伐。船队的指挥地位显赫。比较单调乏味的生活是捕鱼，捕鱼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鱼制成鱼干，通过贸易运送到全国各地。

根据土著的传说，巴干达王国（Kingdom of Baganda）最初是由从事制奶业的含米特人组建的。大约五百年前，他们侵入此地，建立了王朝，至今依然统治着乌干达。与欧洲人接触前，他们在体质上和文化上都已被土著同化。由于经常相互通婚，王族和平民都成为相同的尼格罗类型。各阶级的主要经济都依靠农业。他们也饲养少量的牛，但牛基本上已成为奢侈品。最常见的家畜是山羊；有幸占有牛的平民，常常把自己的牛并入酋长的牛群一起放牧。牛倌是一个世袭的阶层，称之为希玛，其社会地位不高。

巴干达人培植许多作物，但是主要的食物来源是香蕉和芭蕉。香蕉和芭蕉很少生吃。他们喜欢蒸熟后捣成香蕉泥，香蕉泥是本地食谱中最重要的食品，与东方的大米相似。其他食物也吃，却是偶尔可取的替代品，仅作为佐餐食品变换口味、增加花样而已。不妨指出，牛奶和山羊都很少用作肉食。除了各种食用作物之外，还栽种了一种无花果树，这种树提供树皮布，土著人最初的衣服就是用树皮布做的。

巴干达人的农业对他们的生产、居住和社会组织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香蕉栽种之后，会继续不断地出苗发枝，连续结果达25年至30年之久，这就使人的定居相当持久。况且，香蕉产量很大，可以养活相当稠密的人口，不过，种香蕉的活计完全由妇女承担。据说，一位妇女照管的香蕉足以养活四位男子。结果使社会具有绰绰有余的时间和精力，因而有可能开发出相应的精美制成品和繁复的仪式。

巴干达王国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特色，毋庸置疑，它有助于中央集权政府的运转。这个特色就是非同寻常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道路常常有12英尺宽，路面是硬质的，每过沼地时都筑成高高的堤道。各地酋长的义务之一，是维持其领地通向京畿的道路，各地的贵族必须维修从自己的领地通向酋长领地的道路。道路系统使快速调动军队成为可能，使制成品的广泛交换成为可能。市场众多，专业工匠和当地农民把产品带到市场上交换。徒步可达的市场上，赶集的日子有所不同，巡回流动的商人在一个市场散市的时候，可以收拾货物，赶往另一个市场。每个市场都有一个官员管理，他负责维持秩序，惩处不公平的交易。政府要征收10%的销售税。

巴干达人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证实了巴干达王国的起源。只有三个世袭的阶级：奴隶、平民和王族成员。因为实行多偶制，但正如其他的威望象征一样，国王的妃嫔比臣民的妻妾多，所以王族人丁兴旺。然而，作为预防措施，每当一位新王登基时，按惯例都要杀死他的大多数兄弟；他的姐妹中凡是结婚生子者也是要被格杀勿论的。结果，每一代的王族成员都要经过很大程度的重组。

王族成员被禁止担任行政职务。在他们之下是许多行政官吏。表面上看，这群官吏与欧洲的封建贵族有相似之处。然而，全体官吏都由国王本人任命，并直接对国王效忠。因为一旦国王驾崩，任命自然随即终止，而且任何自由人都有任职资格，所以这些行政官吏从未形成一个独特的世袭阶级。

虽然也有巴干达籍的奴隶，但大多数奴隶是战俘及其后代。巴干达血统的奴隶是债务人的子女，他们用劳动偿还债务的利息。一般地说，奴隶受到良好的待遇。女奴成为主人的小妾，一旦给主人生下孩子，她们就获得了自由。对男性奴隶而言，主要的损害是可能被用于人祭牺牲仪式，巴干达仪式中的人祭是很多的。

平民最初分为36个按父系续谱的族外婚氏族。但是，与欧洲人接触之初，其中的6个氏族由于混血几乎失去了巴干达氏族身份。每一个氏族都有其酋长，由氏族长者组成的议事会挑选。每个氏族都有两种图腾，图腾通常是动物，氏族的名字用其中比较重要的那种图腾动物命名。对自己的图腾动物，他们禁止本氏族的人猎杀或利用，但不反对其他氏族的人猎杀和利用。一个氏族又分为若干小的家族。家族的主要特征是家族成员的墓地。墓地经过三代人之后，连同其周围的种植园，就成了该家族不可转让的财产，连王族也不能夺占。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族长，有自己的祠堂，祀奉家族的老祖宗或家族的神祇。

氏族和家族的组成，肯定比巴干达王国的组成久远。含米特入侵者自上而下将国家的行政框架强加于巴干达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国家的行政框架和氏族家族的组织严格区别开来。一般地说，酋长和族长都不能参与国家的政务，官员被派往家乡去管理自己的同族同宗的现象，也极为罕见。与此同时，由于把许多带有荣誉的头衔委派给各个氏族，对氏族的忠诚就与臣民对中央政府的忠诚拴在一起了。仅举几例予以说明，王族看陵人的职位由猴子氏族的人世袭，御林军从老鼠图腾的氏族中招募，用肩头驮着国王出巡的侍仆从野牛氏族中招募，王室的羊倌来自蘑菇氏族，王室的鼓手来自河马氏族，一位选自水獭氏族的妃子负责照料国王的起居。每一个氏族都选送妃嫔。有的时候，还要从各氏族征用童男童女，让他们到王宫里去当侍从，或者到高级官吏的家庭里去当仆人。

国家的整个构架以国王为中心，国王的职能既是政治的，也是宗教性质的。仅次于国王的两位官吏是首相和保存国王脐带的官吏。首相负责王国的行政事务，后者负责照管国家的神庙。二者的职务相当于国王职能的两个侧面。全国分为10区，每区由一位大官“巴萨萨”（相当于欧洲的伯爵）治理。“巴萨萨”在所辖区域里的主要职责是行使司法权，维持秩序，督察公共工程。一旦战争爆发，他还必须提供一支部队。他负责修葺王室的一些庭园。每年十个月中有一个月，他要为王室提供生活物资。每区的“巴萨萨”还有一些专门的职责。卡亚东多的“巴萨萨”在国王隐居的时候，负责代行国王的职能——王宫就建在他所辖区的土地上。由于国王职务是神圣的，所以国王隐居的时候相当多。布素古地区的“巴萨萨”地位显赫，因为他负责照料国王的子女——国王的子女必须住在这里，因为这位“巴萨萨”在遴选新的国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布西罗地区的“巴萨萨”看管王室陵园，他的职位是唯一固定于一个氏族的职位。其余各区“巴萨萨”的任期在国王驾崩时自然终止，不过，某些“巴萨萨”可能重新获得新王的任命。无论如何，新王继位后要重新任命“巴萨萨”，继任的“巴萨萨”通常从同一氏族中遴选。每一位“巴萨萨”在京城都有自己的官邸，在本区有另一座官邸，他在区内的官邸中主持政务。每一座官邸都设一位管家，“巴萨萨”不在时由管家代行职权。

“巴萨萨”之下有六级较小的官吏统治各个小区。这些小区的贵族官吏由国王任命，任命时国王听取大区“伯爵”的建议，但是这些小官只对国王负责。和大区的伯爵一样，他们也在京城建有官邸，他们要在京城度过许多时间。所有的贵族合在一起组成王国的庞大议事会，这个议事会几乎总是不停地开会。

除了在宫廷里供职以外，所有官吏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执法。除了旧王驾崩和新王登基之间这一段无法无天的时间之外，泄私愤图报复是绝对禁止的。有一套繁复的法典，根据历代国王的敕令不时地对这套法典进行修订。法官由当地贵族担任，允许通过法庭逐级上诉，直至向国王上诉为止。打官司的时候，原告和被告都付一笔金额相等的保证金，败诉者的保证金将被没收。这一机制有利于阻遏不必要的官司。证据不足以判案时就诉诸试罪法。获取供词常用肉刑拷问。怀疑对象等待开庭审判时常戴足枷。然而，由于监房不足，所以轻罪的惩处常常是损毁肢体，从割耳削鼻到处以宫刑或剁去手足。处以极刑的犯人常用作人祭。

征税是不定期的。每当王室的金库耗尽之时就进行征税。但是征税的方法却是有条不紊的。每个大区都任命了六名税务官，分别由国王、王姑、太后、首相、执掌偶像崇拜的官吏和该区的伯爵委任。税吏登门拜访每一位贵族，根据他属下的村寨数来确定征税的数额。税的形式是实物。从确定征税数额到征收实物之间有两月的间隔，以便于农民凑集所需的实物。税金一半归国王，其余的一半由太后、王姑和两位大臣分享。各区的伯爵从本区所征的税金中分到一份。农民被征召去当兵，被征用去修建公共工程。有一条奇怪的规定，被征用去做苦工的农民要付给工头一笔钱，然后才开始干活，虽然他的劳动是没有报偿的。

王族与平民和行政官员的区别非常鲜明。中心人物是国王、太后和王姑。他们三人，尤其是国王，都具有神圣的威望，这使人想起古埃及的情况。国王被一整套繁复的仪式包围起来，任何人朝觐国王都必须五体投地。国王受婚姻羁绊，他有成群的妃嫔。妃嫔是作为赠礼或贿赂奉献给他的，或者是从他的父亲的后宫里继承下来的，抑或纯粹是他看中的女子。在众多的妃嫔中，先王给他选中的嫔妃地位最显要。所有的妃嫔都住在王宫里，都要受到严格的监护，以确保她们所生的子女都带有王室的血统。所有的子女都保留母亲的氏族图腾，以确认他们与母亲的氏族是同一血统。此外，他们全都尊敬狮子和豹子这两种图腾。

一旦断奶，每一位王子都送交他母亲那个大区的伯爵；由伯爵给王子指定一位监护人，分给他一小块领地。最年长的王子不能继位，他与伯爵共同监护自己的兄弟。最年长的公主同样有责任监护自己的妹妹。父王驾崩之后，王子们难免在短期内遭到惨死。一旦被选定之后，太子就与太后一道，把所有可能觊觎王位的王子召集起来，王子们被送到指定的地点去囚禁起来，在严密的看守下饥渴而死。公主们很受尊敬。她们不能结婚，亦不能生子，但是不要求她们严守贞操。有些公主成为祭师，有些公主靠小小的领地过活，她们过着乱交的生活。

国王一旦驾崩，两位大的朝臣、监护王子的伯爵和最年长的王子急忙开会磋商。确定了王位继承人之后，立即宣布国王死讯。宣布国王驾崩的方式是熄灭王宫前的圣火，扼死看管圣火的官员、敲响专门的报丧鼓；报丧鼓只能在国王驾崩时使用，鼓声将噩耗传遍全国。鼓声一响，全国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伯爵男爵互相征伐。强者抢掠弱小的邻居。所有的王子都被召到议事会，听候伯爵监护人宣布继承王位的王子是谁。继后，首相挑战失望的王子及支持者，比武决斗。新王的母亲成为太后，新王的一位同胞姐妹或同父异母姐妹被选为王姑。有些最重要的官吏也在这时委任。国王要经过一个非常繁复的仪式使自己的登基合法，仪式的名称叫“品尝全国佳肴”。但是，登基礼推迟到六个月之后举行。在此期间，他为先王服丧。

王陵官伯爵把国王的遗体接往他管辖的大区，将遗体做成木乃伊。木乃伊做完之后被送往一间房子，房子被用作陵墓。臣民献上树皮布。树皮布被堆放起来。直至塞到屋顶为止。接着就把门封上。四位国王的贴身侍从，四位嫔妃，数以百计的奴隶和俘虏被乱棒打死；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丢在陵墓的周围。六个月之后，房门打开，木乃伊的头颅被摘下来清洗干净。一个人用国王的颅骨喝啤酒和牛奶。此后，他就成为先王鬼魂向人民说话的媒介。先王的颅骨随后被放回陵墓。但是，他的颚骨和脐带被送往宫廷中的一所圣殿之中。每一位国王的宫室都永远保存，以兹纪念。先王的大臣、宫廷官吏、众多的嫔妃继续祀奉他的亡灵。每死一位官吏，都要委任一位新官接替他的职位。在位的国王要拜谒亡父的陵墓一次。拜谒完毕，他发出信号，数以百计的出巡随从就被抓起来作为牺牲，祭献给先王的鬼魂。

哀悼先王的时期一结束就举行新王的加冕典礼。国王和王姑宣誓就职、被授予王袍。从大路上抓来的两个人被蒙上眼睛送到国王的面前。其中一人被国王用箭射中，不幸的中箭人被一支奇袭队带到边境，被打得遍体鳞伤，任其惨死。另一位被带往祭坛。八个人作为牺牲一个接一个被杀死，他们的内脏被挂到这个人的脖颈上。此后，他被授予专门头衔，负责侍奉国王的嫔妃。最后，各区的伯爵共同为新王、太后和王姑修建宫室。太后和王姑都有各自的宫廷、大臣和宫廷官，这些官吏与国王的官吏在头衔和职能上都有相似之处。

巴干达人的超自然力信仰带上了强烈的巫术色彩。和非洲各地一样，这里也有巫医。巫医的活动包括制造偶像、施行法术和医治疾病。巫医和祭师有明显的区别。祭师专门祀奉与自己相关的神祇。但是二者的职能有交叠之处，因此，本来是巫医重要活动的占卜，祭师也参与进行。巫医占卜时看玛瑙贝掷下时的纹路，看鸡肠的纹理，或者用其他客观的技法。祭师所得的神谕则藏于神庙之内。

巴干达宗教以亡灵崇拜为中心。据信，一般人的灵魂几年之内在本氏族的儿童身上投胎。儿童用亡灵的名字命名之后，氏族对这个亡灵的崇拜随即停止。从人去世到亡灵投胎这段时间之内，要给鬼魂献祭。一般地说，鬼魂对亲属是以礼相待的，若稍有不恭，鬼魂就要立即报复，惩处不恭的行为。鬼魂的怨气常常被认为是后人生病的根源。

巴干达最大的神祇实际上也是鬼魂，因为据信所有的神祇全都是曾经在世上生活过的人。每个氏族都把自己太祖宗的亡灵作为主神来崇拜。同时，这位祖先又以酋长的化身出现，酋长任职时改为这位祖先的名字。作为一位鬼魂，他享有庙宇、祭师和神灵应有的一切其他设施。如此复杂的信仰造成了逻辑上的不一致，却没有使巴干达人感到困扰，正如古埃及人不会为此而感到困惑一样。所有已故的国王都被认为是全民的神祇，在位的国王常常向他们请教。所有黑人王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都有许多共同的特色。它们基本的制度，似乎都代表着颇为相同的主题，是同样主题的各种各样的发展。在所有的王国中，农民组成大同小异的扩展了的血亲群；血亲群的酋长既调节群体成员的纠纷，又担任祖先崇拜中的祭司。这种血亲组织与官僚组织有严格的分野，国家的运转建立在官僚组织的基础之上。即使官僚组织中的职位是世袭制，血亲组织的首领也不能染指其间。所有黑人王国都是高度专制主义的王国，国王有生杀予夺之权。此外，他还代表着最高上诉法庭，他的重要职能之一是执法公正。国王的仁慈固然使人感恩戴德，然而如果他从来不独断专行，他就可能被当作是软弱的国王。国王的御体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据信，他的健康情况会影响国家的安宁。与此相联的是有正式的条文规定，病弱和衰老的国王要被杀死。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王族的祖先都是民族崇拜的对象，都是王国的守护神。王族的机构设置得非常繁复，耗去了国家岁入的很大一部分。其配备包括禁卫军、组织繁复的宫廷官吏和数以百计的嫔妃。虽然嫔妃的生活并非严格的隐居，但是常常防范着她们与人私通。所有的黑人王国都没有立法机构，也没有代表民意的任何政府机构。虽然国王有一个议事会，但是议事会成员由国王指定，他们的职责全部是咨询性质的。和血亲部落酋长一样，国王的血亲通常也不能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王室的女子都享有高度的性生活自由，却被禁止结婚生子，若生孩子，其孩子无权继承王位。

我们预料，非洲文化的复兴可能在下个世纪发生。在这个复兴过程中，对上述长期扎根的传统，看来是被忽视的。把民主政治的现实和外在形式强加于非洲文明之上的任何企图，尤其是非常不恰当的。

[1] 布须曼—霍屯督（Bushman-Hottentot），既可算作一个民族集团，亦有学者将其分开算作两个民族集团，今居西南非洲。为南非和东非最古老的居民。2500年前分布甚广，遍布南非和东非。近代受西方殖民主义者压迫，濒于灭绝。属尼格罗人种科伊桑类型。

[2] 喜克索人（Hyksos），又译“海克索斯人”。自亚洲进入埃及的古代游牧民族。族源不明，一说为腓尼基人的一支，一说为闪米特人与胡里特人的混合后裔。公元前18世纪侵入埃及。据传有6代国王为喜克索人，他们统治埃及长达一百多年。公元前1580年被埃及人逐出。

[3] 阿特拉斯山脉（Atlas），非洲西北部山脉，位于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之间。

[4] 盖拉人（Galla），又译加拉人，自称“奥罗莫人”，非洲十大民族之一，多半住埃塞俄比亚，信基督教。

[5] 此处的苏丹不指现代的苏丹国，而是一个地理区域，泛指撒哈拉沙漠以南赤道以北的整个地区。

[6] 班图部落（Bantu），分布在非洲南部，尼格罗人种班图类型。

[7] 祖鲁人（Zulu），亦称“阿马祖鲁人”，非洲南部民族之一。1816—1828年，恰卡任酋长期间，实行政治和军事改革，形成部落联盟。与布尔人和英国殖民者进行长期斗争，现属南非。

[8] 1英寸等于2.54厘米。

[9] 试罪法（trial by ordeal）亦译神明裁判。假借“神”的力量证明诉讼当事人有罪无罪。作法是对双方进行各种考验，如水、火、决斗等。水的考验即是将双方捆绑抛入河中，淹死者有罪，反之无罪。再如决斗考验，裁判时令双方决斗，死者有罪，反之无罪。

[10] 穆拉比特（marabout），阿拉伯语，指居住在兼有宗教和军事双重功能的堡垒式寺院中的伊斯兰教社团成员。

[11] 共济会（Freemasonry），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互相扶助，由中世纪行会衍变而来，随英帝国的扩张而传至世界各地；强调道德、慈善、遵守当地法律，带有许多宗教色彩。

[12] 含米特人（Hamites），又译含族，北非、非洲之角及东非部分地区操含语的民族的总称。北支主要指柏柏尔人，东支包括古埃及人等。

[13] 柏柏尔人（Berders），北非民族集团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区类型。操柏柏尔语，属闪含语系柏柏尔语族。

[14] 松海国（Songhai），7世纪建国，首都加奥；15世纪至16世纪达鼎盛，为西非强大贸易帝国；曾对西非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11世纪接受伊斯兰教，16世纪摩洛哥人入侵后衰落。

[15] 曼丁戈国（Mandingo），曼丁哥人在西非建立的国家，在西非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

第八章 印度

第一节 史前印度

欧洲之所以获得大陆的地位，要归因于希腊人褊狭的观念。同样，印度之所以被剥夺了大陆的地位，也和希腊人褊狭的观念有关。除了俄国，庞大的印度半岛的规模堪比欧洲大陆，而且，印度半岛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从冰川覆盖的山峰到郁郁苍苍的热带丛莽，再到和撒哈拉一样人迹罕至的沙漠，印度的气候表现出应有尽有的各种变化。在整个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与之匹敌的广大地区拥有如此众多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直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距现代大都市二三百英里的范围之内，就可以看见名副其实的以原始的狩猎和采集方式为生的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的传动带与村子里的工匠比肩而立、相映成趣。乡间工匠从事世代相传的职业，他们的手艺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旁遮普省前就传承下来的古老手艺。一卷之书无论如何不可能充分描写这样一个古老和复杂的国家。所以，本书的研讨必然要有所局限，它仅限于印度生活的一些侧面。这些侧面有助于说明印度文明在世界文明图景中的地位，有助于说明它作为文化成分的接受者和贡献者所扮演的角色。

印度在地理上比欧亚大陆的任何其他部分更为隔绝。在北方，喜马拉雅山脉的巨大屏障把它和欧亚大陆的其余地区隔绝开来，这条大的山脉好比是防御侵略的马其诺防线。这个堡垒的西端以沙漠和俾路支山脉为依靠，东端的屏障是同样令人生畏的丛莽和阿萨姆沼泽。和任何静态防御工事一样，喜马拉雅山这条屏障也曾经被屡屡攻破。然而，在喜马拉雅山的背后，印度以其纵深防御更加令人生畏。一位蒙古将军侵入印度河流域之后写信报告说：“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国家。这里的水不好，太阳毒得足以杀人。”一浪接一浪从北方南下的入侵者，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拥挤而长期有人居住的国度。在这里，无论入侵者多么善于使用兵器，无论其最初的入侵是多么迅速，他们此后都面对着与气候和疾病做斗争的没完没了的战争。每一次新的征服和占领之后都有一场漫长而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原有的人口总是能占上风。只有与被征服者混血，只有接受印度生活方式中的许多东西，入侵者才能生存下去。他们的后代成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社会和宗教那繁复而富有弹性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印度，文化的马赛克模式达到了高峰，我们在论及近东文化时已提及这个模式。在印度，许多文化渊源迥异的小社会镶嵌起来，构成了一幅构图有序的画面，一个运转正常的整体；每一个结构单位各就其位，受到专门分工的活动和宗教认可的保护。印度文化的整合问题，就是靠创造这样一种拼板玩具似的格局解决的。正由于此，印度文明始终能保存一种独特的，极易识别的文化本质，它保存自己文化本质的时间至少已达3000年之久。和一切的文明一样，它广泛借用了异域文化成分；但是，它的借用是有选择的，它将借用的成分加以塑造，使之适应自己的文化模式。

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看，印度不存在种族的问题。体质作为社会地位的指针，只不过是偶然现象。虽然“色”这个梵语字用来指四大种姓的划分，而且对种姓一词的经典诠释又表明：种姓的出现是为了保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人，使之不与其他民族混血；但是今天，南印度黑皮肤的婆罗门种族并不会因肤色黑而使自己的贵族地位有所逊色，印度北方一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也不会因肤色淡白而使自己的身价略有升值。不过，肤色淡白是评价美的一个标准，正如它在美国黑人中是评价美的标准一样。

对于将种族作为一种体质现象来研究，印度提出了一连串使人神往的问题。完全不顾印度种姓制度的入侵者，从当地人中掳掠妻妾。然而，在几代人的时间之内，他们便改信种姓的传统习俗，开始不自觉地进行将人种混杂特点固定下来的试验了。聚众打劫的冒险家，趁混乱之机控制一些地盘，很快就宣称自己的种姓地位得到了升迁，他们全然不顾自己五花八门的背景。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每一位在印度出现的宗教改革家起家时，首先就否定种姓，欢迎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改宗信奉他的宗教，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是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将自己新的宗教改变成为一个新的种姓。目前，你看见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把印度的种姓当作是种姓制度基础的地方性的功能社群，那么任何种姓的成员，哪怕是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种姓，都趋于表现出家族血缘上的相似性。

我们对印度史前史的了解，迄今依然是极为粗糙的。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只建立在一些表面发现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系统发掘的基础上。然而，这些发现说明，自从最遥远的古代开始，印度就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文化复合体相会的场所。在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印度西北部是手斧文化的场所，而手斧文化是属于非洲和西亚两地的共同传统。另一方面，印度东部和西部是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而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又是它与东南亚共同的文化传统。两种文化复合体的边界目前尚不能精确追踪。在这两种共生的传统并存于印度半岛的数万年中，这一条分界线很可能随气候变迁而不断波动。你可以期望，每一传统的分布都与具体的生态条件有关，手斧文化占据的地区与西南亚的自然环境相似，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占据的地区是东南亚或印度尼西亚类型的生态环境。

最迟在公元前3300年，印度河流域已经为一种伟大的文明所占有，这一文明是从西南亚新石器基地的文化演化而来的。它遵循着西南亚的文化传统，顺次经历了粗铜时代和青铜时代。铁文化引进之前，这一文明已经消亡。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和大麦。迄今尚未找到这一文明栽培水稻的遗迹。许多艺术作品以牛为表现对象，其中包括把牛用做耕畜的描绘，这说明它的经济基础是农耕和制奶业的混合经济。轮子和织机似乎从一开始就为人所知。无法说清耕犁用于何方，因为迄今为止既未找到实物也未找到表现耕犁的艺术品。耕犁出土材料缺乏的情况，与许多微型车出土的情況，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小车或是用黏土做的模型，或是用青铜浇铸而成。它们似乎是印度河流域儿童宠爱的玩具，谷物显然是用木臼脱皮的。一个木臼遗迹周围的铺砖地面上有许多圆窝，这是打谷人世代赤脚踩出来的脚印，遗址中间是安放木臼的地方。

大概棉花已是栽培作物，因为在此发现了棉布。燧石、砍砸器和后来的青铜器都加工成许多形状。工具包括扁斧、手斧、齿尖交错的锯子，有趣的发现之一是一把尺子的残片，尺上的刻度非常精确，说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人已经意识到细小而精确的度量标准。此外还发现了级阶复杂的一连串衡器。陶器的发现颇为丰富。甚至迄今挖掘的最低的一个堆积层里的陶器，也是陶轮制造的，且烧制精良。许多陶器是烹饪用的粗陶器。但是，比较精制的陶罐是红底色上黑釉再加一层油漆之类的拋光剂烧制而成的。陶器上的图案以花草为主，很少显示出遒劲的笔力或具有新意的构图。小型的黏土人像难以计数，据信是制作的玩具。一个遗址里这类玩具很多，想必是一个制造外销玩具的中心。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城市，是按网络结构精心设计的，每个城市有一条干道或数条干道，另有许多背街小巷与干道相连。毫无疑问，它们是精心设计、精心建造的，这一习惯在印度历史上自始至终保持下来。迄今发掘的所有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城中没有任何可以被解释为是庙宇或宫殿的建筑。在莫亨若达罗（Mohenjo Daro）遗址中，有一处宽大的遗迹是一幢带屋顶的大建筑，有许多柱础，但没有内墙分隔，大概是一个市场。还有一幢大建筑，里面有许多屋子，也许是一个行政中心。另有一个修建得非常出色的大型游泳池，四周有许多小房间，看上去是更衣室。也许，这个游泳池是用来举行涤罪礼的地方，这种涤罪礼与现代印度教徒的涤罪礼相似。莫亨若达罗遗址没有防卫工事，未发现武器，这一情况引人注目，考古学家的早期报告描绘了一个田园诗似的和平宁静的社会。但后来的发掘说明，有一些城市有城墙，至少一个城市还修建了一个设防坚固的卫城。然而，即使莫亨若达罗遗址也有迹象表明，该城曾受到攻击，城中的居民曾受到杀戮。

雅利安人是入侵印度的民族中受到最多宣传的民族。有关他们的许多传说实际上已成为宗教教条。据经典记载，他们约在公元前1500年侵入印度，杀戮土著，或将其贬为奴隶。为了保存纯净的雅利安血统，他们建立了种姓制度。后来他们从征伐转向神秘主义，形成了泛神论的观念和灵魂演化的观念。后来的一切印度哲学都建立在上述观念的基础上。雅利安人成为三个地位最高的种姓的祖先，他们的语言传到印度的大部分地区。

毕竟，雅利安人的入侵仅仅是许多次移民浪潮里的一次入侵而已。这些迁徙使许多操印欧语的民族从欧亚大陆的东部大草原移入更加开化的地区。入侵者在各地创作并留下了许多口耳传承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些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生活都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他们原有的文化可以相当准确地构拟出来。这幅重构的生活图画是半游牧部落的生活图画：他们牧放牛群，驾着马车驰骋征伐，嗜好赌博和烈酒，只有在危难的时候才对超自然力感兴趣。

构拟雅利安人生活必须依靠的材料，与构拟印度河流域所能依赖的材料形成绝妙的对比。印度河流域留下丰富的遗物，但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献。雅利安人简直没有留下任何遗存，但是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这是一种详尽的证物与详尽的证词相对的情况。已经发现一些石柱，可能是《吠陀》[1]中所描绘的用于祭礼的石柱。然而，雅利安人的居所和墓地迄今都尚未找到。构拟雅利安人早期生活的文献收入了名为《吠陀本集》的四个集子中。根据文字判断，《梨俱吠陀》（意译为《颂赞明论》——译注）必定是古老的文献，包括祭祀中吟唱讽颂夹半的颂歌。就内容而言，《阿闼婆吠陀》（意译为《禳灾明论》——译注）是诸书中内容最古老的一部，然而其语言并不是最古老的。这是一部巫术汇集，收录的主要是咒语和药方。《娑摩吠陀》（意译为《歌咏明论》——译注）是祭祀颂歌的汇集，它包括《梨俱吠陀》中的许多颂诗和后来写成的一些颂诗。《夜柔吠陀》（意译为《祭祀明论》——译注）集录的是《曼恒罗》，即祷辞和神秘的表白书。

雅利安入侵者定居之后，不可能不从过去居民那里接受许多血统成分和文化成分。然而他们似乎很不情愿承认这一事实。吠陀经书中使人最迷惑不解的特点之一，是提及土著居民中的达西尔人（Dasyus），这一民族肤色黧黑、鼻子扁平。这两个形容词可以用来描述印度南部的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肯定不能用来描述印度西北部的以地中海人口占压倒优势的人口，而西北部地中海型的人肯定是雅利安人首先接触的人，并且是他们仇视的人。在一些颂诗中，达西尔人被描述为野蛮人。在另一些颂诗中，雅利安人祈求神灵襄助他们攻陷城市，夺取石墙环绕的要塞。

毫无疑问，印度河文化对后世印度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事实上，它与历史时期的印度文明之间可以看出更多的相似之处；相反，印度历史时期的文明与雅利安人原籍的大草原上的半游牧的牧牛文化却相去甚远。这不得不诱人去相信，自雅利安人入侵至吠陀经书整理成书的时间之内，发生了入侵者和印度文明幸存者之间的融合。在混血民族口头传说的发展过程中，印度河流域祖先与印度西北部的原始澳大利亚人种之间所留下的记忆，与雅利安人和已经削弱的、文化颓败的印度河文明土著之间的战斗，很容易混淆在一起。

吠陀经口头传承的后期和历史时期的主要分别，存在于社会结构和宗教中。吠陀经口头传承时期，种姓制度尚未形成，只有武士、农夫、工匠和祭师之分。最早的波斯人中也存在类似的分类安排；在波斯语和雅利安语中，武士、农夫、工匠和祭师都是意义对应的同源词。印度的雅利安人和波斯人血缘相近。耐人寻味的是，在波斯人和印度的雅利安人的两种社会体系中，都没有与印度后世的不可接触的贱民相当的种姓。甚至祭师都尚未明确地分化出来。在吠陀宗教要求的频繁祭祀活动中，每一位族长都行使祭司的职能。当时的婆罗门是一小群专职的教士，他们侍奉贵族武士家庭。只有遇到繁难的仪礼需要准确无误地进行时，才有人请他们服务。他们仍然依附于贵族，显然需要屈从于贵族。

在吠陀时代的末期已经有苦行僧存在。他们离群索居，遁入山林，不进行一般的社会接触与活动。在那里，他们给人以指点，那些谋求洞悉宇宙本质和人的天性者请求他们指点迷津。即使在这个阶段，苦行僧还是把重点放在人身上。后世印度教把物质世界视为空幻的观念至少已经处于胚胎孕育期。苦行僧的生活所需由当地村民自愿捐助。他们乐意将印度气候条件下需要的食品和最低限度的舒适条件献给苦行僧，以此换取苦行僧的存在给当地人恩赐的法术。接受献礼时，苦行僧用手触摸敬献者，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赐给他们。

后世的印度教，究竟有多少成分归之于雅利安人，这是一个仍然有讨论余地的问题。然而，雅利安人对印度教的贡献，肯定比婆罗门经文作家算在他们身上的贡献要小。在吠陀典籍里提到的所有神祇中，唯有毗湿奴[2]保留下来，成为成熟的印度教中一位活跃的神祇。就连他的特征也变得面目全非了。投胎的教义是后世印度教的基本教义，早期的雅利安人似乎没有这样的思想。苦行僧主义、世袭祭司阶级支配社会的模式，与雅利安人悠久的价值观念完全是格格不入的；祭司靠学识和技术与超自然力互动，以此来支配社会。这些价值观念仍然出现在印度之外的与雅利安人相关的文化中。如果直接转向原始的证据，忽略后世文献中大量的推理和解释，就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与后世大多数入侵的模式相吻合。原始的证据显示，入侵者起初实施政治和军事统治，随后吸收原有的文化，如此，本土文化随之复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雅利安人的入侵，也许被证明是独特的印度文明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

针对这个观点的主要反驳意见是，印度大多数地方都接受了雅利安人的语言。然而，这一现象并不限于印度。几乎在操印欧语的民族入侵的一切地区，虽然入侵者的文化甚至体形很快就荡然无存了，但他们都成功地使自己的语言扎根。事实上，上述情况没有发生的唯一地区，似乎是地中海地区。在此，印欧语和同样有力的和外来的闪米特语相互竞争。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为何某些语言可以保存，而一些语言未能保存下来，这个问题是文化动力学（culture dynamics）中最有趣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迄今尚无任何答案。

第二节 历史时代早期的印度

印度人对历史缺乏兴趣，这一特性使人对印度历史的任何研究都复杂化了。他们认为宇宙虚幻、万事轮回的世界观对时间和空间的细节不感兴趣，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婆罗门怡然自得地垄断着教育，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哲学和宗教上，而不是集中在过眼烟云似的皮相景观上。而且，由于他们总是宣称找到了确认当前习俗的古代依据，所以他们对追溯文化发展就不大感兴趣。结果，构拟印度文化史的时候，学者们就不得不倚重传奇和宗教文献中偶然发现的背景材料，以及考古遗址和外国游人的记述。

连印度政治史里的许多地方也是模糊不清的。直到穆斯林第一次入侵以后，印度政治史才开始达到了西方人治史的精确标准。对于不是专攻政治史的印度人来说，过去2500年里许多的朝代和国王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朝代的更迭和国王的浮沉无关紧要。故此，人们提及的政治事件，仅仅是那些似乎具有永恒文化意义的事件。

根据能够掌握的关于最早的历史时期的原始材料，可以把印度分为三个地区。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西北部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接触。那时，大流士一世[3]把旁遮普和信德并入了阿契美尼德族建立的波斯帝国。随即而至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对印度的征服，不过这次征服只不过是一次突袭而已。接着，从西北部的山区和大草原涌进印度的入侵者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所有这些王朝都接受了更为明显的希腊化文化成分。欧洲人对印度西北部的描述起始于希腊人斯库腊克斯（Skylax），他受大流士一世的派遣去考察印度河流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年。

关于印度东北部的情况，我们没有任何外国人留下的早期原始材料，本地的历史材料也几乎没有。然而，早期的佛经中大量提及本区早至公元前5世纪的情况。在印度南部，最早的历史记载稍晚一点才开始出现，最早的著述仅在公元前略早一点的时候才出现。该地与其他古老文明有频繁的接触。公元1世纪以降的希腊古籍中记载着许多有关该区的情况。

在它们各自的历史黎明时期，印度的三个大区已有许多共同之处，亦有许多的地区差别。印度北部和南部有鲜明的言语分界。北方操印欧语的民族继承更多的雅利安传统。南方操德拉维语的民族保存了许多肯定是非雅利安人的习俗。

到5世纪时，印度北部形成了许多保存至今的文化特征。从那时起直至今日的革命性变化时期，一般村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当今这场革命是由于收音机的来临和方便的交通而引起的。倘若现代游客回到那个时代，辽阔的森林和普遍使用木材的建筑将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连孔雀王朝[4]首府的华氏城[5]之类的大城也完全是木结构的建筑（王宫和寺庙亦是如此），城区由木栅保卫，外面再绕以护城河。可是今天，在同样的地区之内，农民却难以找到足够的木材作椽子，他们做饭的燃料只得用干牛粪饼。在该区的东部，人们衣着极少的现象也会给现代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男人普通的服装仅限于胯间围一圈很窄的棉布条。妇女只穿一条短裙。富人补偿衣服花销不多的特点，靠的是华贵的衣料和大量的首饰。首饰之多一定令妇女觉得是十足的包袱。

给现代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在历史时代早期似乎就已经存在。彼时，村民的经济境况似乎胜过今天，但他们直接缴纳的赋税高达收成的六分之一。此外，他们受到的盘剥中，还有国家对盐实行的专卖政策、销售税和其他各种苛捐杂税。然而，即使在那个时代，收入差别似乎更多地反映在炫耀夸饰上，而不是反映在生活水平上。阿育王[6]宫殿的石柱上包着黄金，然而他睡的是草席，吃的是粗茶淡饭，即使佐料下得较重，他吃的也是一般农家的饭食。阿育王年老退位，遁入山林之时，他并不需要放弃多少人间烟火中的享乐习惯。

那时的印度北部，四大种姓业已存在，它们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但是，没有迹象说明，当今种姓中典型的小类划分已经存在；也没有迹象说明，当今种姓关系中那些繁复的礼节当时就已经存在。那时，印度东北部婆罗门和刹帝利两个种姓之间的争权斗争尚无结果。婆罗门尚不甘心接受国王谋士的角色，尚未认识到不承担责任的权力是有许多好处的。刹帝利也尚未放弃垄断知识和直接与超自然力神交往的资格。有趣的是，刹帝利的活动比婆罗门的活动更符合早期雅利安入侵者的活动。

到了历史时期的初期，印度北部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呈现出许多特征。其中突出的，是轮回投胎的信仰和因果报应的观念。虽然希腊人毕达哥拉斯[7]传授过投胎的观念，而且凯尔特人的神话也提及投胎的传说，但是这一信仰似乎并不见之于早期的《吠陀》经书中，也未构成印欧语的民族普遍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轮回转世的信仰在世界许多地方独立地涌现出来，它的印度形式是前雅利安时代的哲学家提出的。面对人们坚决否定自己死亡所引起的问题，这些哲学家们试图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答。

无论其渊源何在，灵魂的命运之印度描述，在逻辑条理和精神满足上，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说法。尽管印度各宗派的教义在灵魂的起点和归宿之上众说纷纭，然而它们在灵魂旅程的中间阶段的教义是基本一致的。这一段旅程与个体的前世和来世直接相关。灵魂形成之初，它是精神力量的无形无体、杂乱无章的聚合，它注入了一种低级生命体。一个宿主的肉体死亡后，灵魂传入另一位宿主的肉体，把上一次肉体化中累聚的经验带入下一次投胎的肉体身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投胎，不断积累的经验塑造并强化了灵魂。除了经验之外，每一个灵魂还积累了一本可以叫作精神收支的流水账本，也就是投胎以后的善恶言行所产生的结果。上述诸点构成了个人的因缘，因果报应决定个人下次投胎时的社会地位，决定他将遭遇的祸福。

灵修（spiritual advancement）的最佳捷径是当苦行僧。印度人苦行的主要目的，是与法力无边的神灵的交感认同，体验心灵领悟宇宙后的极乐境地。苦行僧一步一步地达到修行的目标。第一步是断绝一切世俗的关系，退隐山林去打坐冥想，去练习各种控制身体的办法。第二步是完全支配精神活动，个人能抑制思维过程，让灵魂脱壳去进行更深层的体验时，就进入了这一境界。无论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对上述观念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必须承认印度人的苦行作为社会机制的价值。苦行生活对三种上层种姓的成员是开放的，其功能与欧洲中世纪的牧师地位一样。它对神秘主义者有吸引力，对那些不能面对世俗生活压力的人同样有吸引力。不仅追求灵修的人，而且厌烦自己角色的王子，觉得妻子令人难以容忍的丈夫，甚至受债主逼债的商人，都可以加入虔诚的苦行僧的行列。

从历史时期之初起，婆罗门与苦行僧之间就有明显的区别。婆罗门可以成为苦行僧，但是大多数的婆罗门并未成为苦行僧。婆罗门精于和超自然力交感，是专职的祭司，他们熟悉印度教规定的冗长而繁难的仪式。除了宗教职责之外，他们就过着一般人的生活，只不过还要受到婆罗门种姓规定加之于他们的种种限制。许多婆罗门都热衷于聚敛财富，谋求对社会的控制。显然，在历史时代初期，他们不断在印度北方加强自己的势力，谋求使土著人皈依印度教。

婆罗门越来越自命不凡，只有他们才能完成的宗教仪式越来越繁复昂贵。到公元前6世纪时，这一趋势受到了一场宗教革新的挑战。发动这场革新的两位领袖是乔答摩[8]佛陀和筏驮摩那大雄[9]，筏驮摩那是耆那教[10]的创始人。二人均生为刹帝利种姓的成员，并且都成为苦行僧，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轮回投胎和因果报应的教义。然而，两人的教义与婆罗门教的繁难祭礼却绝然相对。耆那教作为一个小的宗派保存至今，其特点是高度发育的仪式和极端厌恶伤害任何生物。耆那教僧人在举行仪式时用扫帚扫去路上的虫子，然后才举步投足。他们不愿在暗处喝水，以免误吞并毁伤了水中小小的生命体。耆那教最重要的教义是坚持“不害”[11]，即始终坚持不抵抗。已故的圣雄甘地，虽然本人并非耆那教徒，可是他受到耆那教教义的强烈影响。虽然耆那教的传教士在印度南部使许多人皈依自己的教派，可是它从未传至印度半岛之外。相反，佛陀的教义已经成为两千年来世界事务中的一支力量。

第三节 佛教

佛教是印度给人类文明所做的最大贡献。虽然它如今在其故里确已绝迹，但是它成了一种世界宗教。它教派纷杂，信徒相当于基督徒人数的一半。佛教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宗教，而且它又是印度基本哲学的一种表现形态。悉达多又名乔答摩、释迦牟尼、佛陀，他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生于公元前563年，卒于公元前483年或公元前486年。欧洲人觉得这许多名字难以分辨。悉达多是他童年的本名，乔答摩是他的姓氏，释迦牟尼是他作为苦行僧人的称号，“佛陀”是他神圣的称号。他一生聚徒传道，指导佛教的组织工作。他的言行记录靠口耳相传，至少达一百年之久，可能是准确可靠的。然而，正如一切伟大宗教的创始人一样，关于他的神话传说变得比事实更为重要了。

一条古老的印度教教义认为，世界大难临头时，总有一位神祇要投胎入世来拯救世界。主护持之神毗湿奴曾多次下凡。根据正统的佛教教义，释迦牟尼仅仅是一连串的佛陀中的一位佛陀，这些佛陀过去曾多次来到人间，将来还将下凡。释迦牟尼已经多次投胎人间，这些投胎人间的故事保存在《本生经》[12]里，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民间传说故事集。他修行的功德达到顶峰，成了菩提萨埵[13]，与九重天外的神祇住在一起。他对众生怀着慈悲心肠，承担了最后一次下凡投胎的义务。他召集众神聚会，传授佛法，并且把自己的继承人弥勒[14]介绍给他们。佛界众僧至今相信，弥勒下凡的时间快要到了。接着，乔答摩寻找一位母亲以投胎再生。他选中尼泊尔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妻摩耶夫人（Maya）为母，这个小国靠近印度东北边境。当他宣布这一决定时，众生为之欢呼雀跃。一大群鸟儿在王宫上歌唱，所有的树木都提前开花。摩耶退入后宫，弥勒化为一只有六根红牙、毛色为珍珠白的大象出现在她眼前，这位造访者的形象当然比基督的报喜天使更绚丽动人。临产时间到来时，摩耶来到城门外的龙毕尼公园，她站着从身体右侧生出了佛陀。因陀罗[15]和梵天[16]两位神祇把新生的佛陀抱在怀里，那加斯国（Nagas）的两位国王，印度土著人中的蛇神，用冷水和热水交替给婴儿沐浴。甫一坠地，悉达多就迈开大步，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跨出七步，于是他就占据了整个世界。

母子乘坐着天使驾驭的马车降临宫殿。母亲分娩之后的第七天在极乐之中安然去世，立即获得再生，回到天上的天使之中。悉达多由姨妈摩诃波阇波提[17]养大。据传，悉达多生就一派福相，趾间有蹼、前额隆起、大耳垂肩、脚掌上有轮回的胎记。一位大贤见状预言道，小儿将来必成世界之王、人类之救星。他第一次被人带到庙中时，庙里众神的塑像竟匍匐在地、顶礼膜拜。他与智者和老师驳难论辩，其智慧使辩者愕然失色。少年时代他第一次在树下打坐静虑时，阳光投下的树影竟然为之不动，以便为他遮阴，以免使他惊扰。

悉达多成年时，父王为他选妻成婚。他未来的岳丈怀疑，这位仪表堂堂、耽于幻想的年轻人是否有力量成为一位贤婿和圣君。所以，他决意让求婚者比试较量。这一主题出现于世界各地的传说之中。他愿意把女儿许配给拉最硬之弓、射最远之箭的求婚者。当然，悉达多远远胜过一切竞争对手。于是，他娶约琐达拉（Yosodhara）为妻，同时陪嫁的还有成群的妾。然而，后宫欢乐并不能使他满足，他静思默想的是普天之下的苦难和邪恶。

他遇见一位老人、一位病人，看见一具尸体，他的驭手肯定，生老病死是人不可逃避的命运。生老病死遂成为他不满情绪的焦点。他恳求父王让他苦练修行。父王拒绝他的要求，并且想方设法用欢愉享乐来转移他的注意力。第一个儿子出生之后，举行盛大的庆典。然而，悉达多对这一喜讯的态度却是：“又增加了一种束缚。”庆典当晚，他带着驭手（车匿）驾车逃离了王宫。神祇举着驭马的四蹄腾空而起，不让禁卫兵听见马蹄声。来到林边，悉达多告别驭马和驭手。他削发为僧，与见到的第一位农夫交换了衣服。当然，毋庸赘言，农夫是神祇乔装的。他登门求教各色各样的圣贤，最后成为阿拉达·卡拉马（Arada Kalama）的弟子。他经过一般的冥想训练和苦行练习后，成为虔诚的苦行僧。最后他定居于比哈尔南部，之所以挑选这里是因为此地风景优美。他收了五位弟子传道。他苦练修行，声名远扬。

最后，悉达多的苦行变成了非常严重的自戕，天上的神灵怕他死去，决定派他母亲下来求他放弃当苦行僧的念头。用比较实在的字眼说，他断定，苦行不能使他得到追求的顿悟。于是，他开禁饮食，沐浴，宣告放弃斋戒和瑜伽术。五位弟子立即告辞而去。他云游四方，过了一阵才回到菩提伽耶（Bodh-Gaya）。他坐到一棵菩提树下去静思默想，终于找到解脱的道路。

自此，根据传说，佛陀的生涯是不断创造奇迹的生涯。事实上，他达到顿悟后似乎活了40年，明智而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创立新宗教中面对的许多问题。在传教之初，虽然曾遭到一些人的怀疑和公开的仇视，但是他从未受过迫害。他甚至顺顺当当地通过了任何先知都必须经受的严酷考验，回到家里使家里人皈依佛法。他告诫信徒要安于贫困、禁绝淫欲、慈悲为怀，要求他们穿一种特殊的服装，即黄色的袈裟，并要求他们削发剃头。他将信徒组成僧团，僧团的管理模式模仿当时北印度尚存的小型共和国的模式。每逢旱季，和尚和尼姑——当时已勉强同意吸收女尼入寺——都外出传布佛法。雨季一到，他们又回到寺庙，打坐冥想，念经辩经。

佛陀在顿悟后的40年生命历程中，向信徒传授佛法，逐渐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教义。他否认种姓的价值，当时当地否认种姓的价值并不如后来困难。他还否认了仪式和牺牲的效力，这是对婆罗门至高无上地位的沉重打击。他并不否认神灵的存在，但是他声称，神无助于人达到终极目标，而且神灵自己也受到生死轮回的束缚。尤为重要者，他抨击灵魂轮回投生的信仰，虽然这一信仰在印度思想中是深深扎根的，并且成了正在兴起的佛教的最基本的教条之一。他甚至对灵魂作为一个独特实体的存在提出质疑。他认为，灵魂只不过是善行和恶行的因果报应的积累而已，是由欲念将善行和恶行汇聚而成的。一位弟子问他世界如何创生，他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值得追究。这就一劳永逸地使佛教免于陷入一场冲突之中，免于陷入原始宇宙学说和不断演化的有关宇宙本质的知识的冲突之中。这一冲突严重地折磨着基督教，使之始终不得安宁。

上述一切否定态度意在剔除迷信，使个人能自由地追随八种“正道”，以求解脱。第一种正道是正见（right views），主要是指坚持逻辑推理所能求得的真理。第二是正思（right aspirations），指的是用以代替佛陀谴责的卑俗贪念的欲望，正思包括为他人服务的抽象之爱，对正义公理之爱等。第三是正语（right speech），第四是正行（right conduct），第五是正命（right livelihood）。第六是正精进（right effort），意指精明地谋划自己的行动去追求教义所指示的目标。第七是正念（right mindfulness），所指者似乎是根除自满，正视自我之不完善。第八条正道是最不明确的，叫正定（right rapture），它似乎指的是从冥思静虑中所得的乐趣，以区别于希腊酒神型的那种极乐狂喜。

远东各民族泛灵论的信仰，面对印度佛教传播佛法时推理严密的逻辑体系，没有招架之功。与此同时，佛教意象型和图画型的法器和与之共现的华丽而庄重的仪式，都具有使人神往的魅力。即使在中国，尽管佛教面对的是一组界定明确的哲学体系，然而它形而上的教义和广泛的感染力，仍然在2世纪至6世纪天下大乱的时期赢得了相当大一部分人口的拥护。后来，当佛教在印度消亡以后，新的佛教宗派反而在中国兴起，这是由于热心的求经圣徒带回的梵文佛经的影响。这种新的教义由中国传至日本。直至今日，佛教在日本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

佛教是最早派出高僧传教的宗教。佛陀本人在世期间，派出了数以百计的弟子到印度各地去弘扬佛法。佛陀在世时业已扎根的苦练修行和遁迹山林的宗教模式，给这一传教的复合体加入了一种重要成分。化缘的托钵僧可以在敌对的民族和混乱的国家之中自由云游，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因为他们一贫如洗，不值一抢，而且他们还罩着一层奉献于超自然力的神秘气氛。如果抢劫或杀害一个人竟一无所获，尤其是杀人抢人又极可能同时触怒力量更高的神灵，那么谁也不会轻率地伤害人的。一千年以后，佛教僧人面对穆斯林的狂热举动时，他们才丧失了不受伤害的豁免地位。在此之前，他们能在东西方各地古老的商道和海路上云游四方，把佛法带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村民和国王都一样地对其表示欢迎。

第四节 前殖民地时期

近代印度文化的发展是许多不同渊源的文化成分综合的结果。雅利安文化与许多土著文化的融合在几千年中不断进行。从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入侵算起，印度西北部一直是许多外族入侵的战场，这样的征服往往是短命的，事件的周期似乎都大同小异。迅速的征服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入侵者渐渐被融合，最后是近邻的土著小国推翻异族征服者的统治。然而，后来的穆斯林入侵者输入的将是另一种模式。

公元718年，阿拉伯人征服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省，使其成为印度境内的第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自8世纪到11世纪，印度西部通过贸易、文化关系和布道者与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大约于1000年，阿富汗加兹尼省的突厥人马哈茂德[18]残酷地掠夺了印度北部，吞并了旁遮普。马哈茂德死后直至12世纪末叶，都没有外族入侵。12世纪末，另一位阿富汗人征服了德里，这次入侵建立的是一个苏丹国。此后的150年间，这个苏丹的管辖范围随着从穆斯林政权下南逃的难民而逐渐向南扩展。在此期间，由于征服者是与印度人关系密切的印欧—雅利安民族，所以他们通过文化综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印度化。14世纪末，德里城被帖木儿[19]残酷无情地洗劫一空，他使整个印度北部一蹶不振。1526年，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20]，攻占德里城，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尔帝国，这是一位文雅的突厥—蒙古人。

入侵的莫卧尔人不是蛮族，而是中东悠久文化的代表，这种悠久的文化经过穆斯林的宗教狂热而得以复兴。印度北部的文化没有给莫卧尔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它已陷入衰落的境地。他们怀念中亚故土的豪华生活。比如，巴卑尔亲自设计修建了阿格拉城（Agra），他的孙子沙·贾汗（Shah Jahan）修建了泰姬陵[21]。他们也不珍视印度人抽象深奥的哲学，虽然印度人在这个领域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继续不断的关系，加上教义所规定的麦加朝圣，使这些入侵者不但与穆斯林文化中心保持接触，而且与伊朗的萨菲王朝[22]复兴保持接触。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之间，有一条无法弥合的鸿沟。难以找到两种比它们更加对立的文明了。穆斯林是毫不妥协的一神教教徒，他们对一个高度人格化、以人的形体出现的固有的神有狂热的信仰。印度教徒是多神教的信奉者，甘愿承认许多神灵的存在，因为说到底，他们认为这些神灵只不过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世界灵魂（即婆罗门）的各种表现形态而已。穆斯林强烈厌恶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印度教徒数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凭借物质材料代表的形象去接近神和崇拜神。穆斯林坚持认为，一切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都是兄弟，事实上他们在个人社会地位上允许很大程度的流动性。家喻户晓的《天方夜谭》的主题，表现乞丐一夜之间一举成为富豪、跃居显赫政治地位，这一主题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理想的富有浪漫色彩的表现形式而已。印度教徒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固定的世袭制地位。最为重要的是，穆斯林的价值观念是动态的。“伊斯兰”的意思就是“顺从真主的意志”；然而，事实上，只有等到其他选择不可能时，他们才在维护自己尊严的条件下接受自己的处境。相反，印度教徒赞美消极的出世和来世。穆斯林入侵之后，印度教徒失去了政治权力，这无疑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消极趋势，加重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现实的消极态度。他们把自己包裹在超凡脱俗的一层保护性外衣之中。种姓制度固定下来，妇女避居深闺的习惯迅速加重，“不可接触”的贱民制度也固定下来。不过，深居闺房的习俗、消极出世的态度和对来世的关注在穆斯林入侵时业已存在。我们已经看到，既然这些观念和信仰对于最早的吠陀宗教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它们的渊源也许是印度南部的德拉维人。在佛教处于上升状态的漫长时期内，这些观念和习俗给印度人留下了越来越深的烙印。

与欧洲人初次接触时，印度的社会和宗教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追踪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上所述，印度人对历史和应用科学非常不感兴趣。婆罗门[23]始终死守这样的模式：声称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和一切形式的东西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渊源于吠陀经典。到了殖民地时期，印度宗教和社会已经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仪式化的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大型的世界文明，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一切细节都受到超自然力的约束。甚至连种姓制度也用繁复的精神修行理论来加以辩解。千百年来许多圣人阐释的结果是，印度教的宗教和哲学被熔为一炉，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整体。

在吠陀教时期，雅利安人信奉的神处处相同没有变化，而印度南部的德拉维人（Dravedians）似乎有许多各地不一的小神，这一点形成对照。由于婆罗门的泛神论观念和生死轮回的教义，所以他们可以把南印度的地方性神灵和英雄与他们神谱里的主神联系在一起，结果使德拉维人及其信奉的神祇都可以改宗印度教。这些被接纳的小神往往有互相矛盾的特性，与它们相关的传说往往也相互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总是能得到解释的，因为神灵和人一样也要不断地生死轮回，相互矛盾的传说故事指的是神灵的不同化身。许多过去在德拉维人中流行的地区小神有相当大的感染力，所以对这些小神的崇拜扩展到了印度教徒居住的大部分地区。佛教和耆那教都是正宗婆罗门教[24]派生出来的旁门左道。我们知道，佛教尤其早期佛教基本上是哲理性质和禁欲主义的宗教，所以它一直不断地和普遍流行的地方神灵信仰发生冲突，虽然许多地方小神纳入了佛教的神谱之中。当佛家得不到王室的庇护而受到迫害时，这些土著人的小神又重新抬头，以复兴的印度教的形式出现。到6世纪左右，复兴的印度教开始削弱佛教在印度的势力。

后期印度教的两大主神为湿婆和毗湿奴。古时的两位主神因陀罗和梵天陷入了默默无闻的地位。毗湿奴原来是苏利耶[25]的一种形态而已，可是他此时已成为护持宇宙的大神。他的各种具体形态说明，许多不同的神灵何以在一位主神的身上被巩固下来。甚至连佛陀都被解释为毗湿奴的化身之一。湿婆似乎是前吠陀时代的神，他的居所卡拉萨山在喜马拉雅山脉之中。印度教寺庙的形制多半都反映着湿婆山间居所的轮廓。

实际上，印度教是多神教。然而，由于所有的神祇都被认为是一种普天同在的力量的不同侧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不妨说它是一神教。印度教的哲学思想假设世界的基本力量有三种伟大的存在即三种表现。它们是主创造的梵天[26]、主护持的毗湿奴[27]和主破坏的湿婆[28]。这与操印欧语民族的模式是一致的。在这个文化模式中，三是最神圣的数字，男性主神的地位总是超过女性主神。然而，湿婆教派的教徒认为，印度教的三位主神都体现在湿婆神的身上。许多印度教徒还认为，湿婆和毗湿奴仅仅是一位神的两个侧面而已。这种富有哲理的态度使印度教的各教派能相互容忍。结果使几乎完全不同的习俗和思想方法能在一种宗教中被接受下来。对生命力的崇拜在湿婆教派中最为重要，其他的教派却信奉萨克提（Sakti）即女子精气，七八世纪期间，奉爱（Bhakti）的教义即信奉一位亲切的神取得了突出的地位。此后不久，伟大的哲学家兼传教士商羯罗[29]建立了婆罗门教的第一个教阶制度。在令人叹为观止的云游传教中，商羯罗鼓吹各种信仰和宗派的统一。他在世期间及以后修建的数以千计的寺庙，反映了印度教复兴的热情。

印度教许多教义的渊源是《薄伽梵歌》[30]，这是一首对唱式的富有魅力和戏剧性的长诗，其教喻主要是伦理。他谴责无为，提出解脱（moksha）的三条道路：行（Karma）即业、智（jnana）和奉爱。《薄伽梵歌》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二世纪，它是《摩诃婆罗多》[31]史诗中的一篇。这篇著作是印度神话、传说的历史和早期哲学思辨的宝库。另一首史诗《罗摩衍那》[32]始终是印度教徒启示的源泉，尤其是在中世纪有了它的白话文译本之后。千百年来，这两首史诗中诸神和英雄的故事，编织进了人民的生活之中，从众多的神灵和英雄之中，不同的教派挑选各自的神祇，包括主神和小神。

信奉印度教的农民让婆罗门去从事哲学思辨，他们自己则遵守规定的宗教仪式，以求得到实惠。除了崇拜自己教派的神祇之外，他们还崇拜地区性的神灵和传说中的英雄，这些神灵和英雄与他们的种姓或地区有一定关系。他们有时甚至要向自己祖先的灵魂祈祷。一生之中，他们至少要到一个贡奉自己庇护神的大庙去朝觐一次。祭祀各个神灵的节庆的时间和地点各不相同。这样的庆典使许多崇拜者从四面八方云集一地，给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提供了一个受人欢迎的休息机会。在不朝圣的时候，他们也许在家里供奉自己崇拜的神，同时他们也不会怠慢供奉地方神的土地庙。祭土地神的仪式由祭师主持，这位主祭并非总是婆罗门。一旦需要繁复的祭礼时，才请婆罗门主祭。此外，农民膜拜任何能给他当前的需求以襄助的神灵。商人向象头人身的财神甘尼许（Ganesh）祈祷，以求生意兴隆。天花流行时，人们就祀奉天花女神杜尔加（Durga），她是湿婆神不大受欢迎的配偶之一。一般的印度教徒，无论是农民或婆罗门，对难以计数的神祇都深信不疑，对其他印度教宗派都具有宽容的精神，正如一位基督教圣贤的信徒对追求其他基督教圣贤的教徒抱着宽容的态度一样。

前殖民地时代的乡村生活的经济基础处于农业和工业的微妙平衡之中。城市基本上是行政和宗教中心。除了海滨河谷的城市之外，城市规模一般较小，水运使海滨河谷的城市供应问题较易解决。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是设防城市的修建和市镇规划的发展，市镇规划作为一种艺术是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共同特征。一位统治者总是想逃避上一任统治者的影响，于是他选择新址，建造一座精心规划的城市，兼用软硬两手把一部分居民迁至新城。新城维持的时间，一定程度上依赖选择新址的技巧。在许多地区，方圆不大的地区里常常形成鳞次栉比的新城和老城的丛结。

印度人口的主体居住在村子里，每村的平均人口在400人左右。成群的村庄常常结成一体，隶属于一个县议事会，县议事会行使的职能是最高民事法庭。许多社区与世隔绝，同外地几乎毫无接触。土地所有制沿袭近东悠久的模式，耕地紧靠村子，比耕地更远的地方是牧场。村民公用财产的所有权、生者对死者的公共财产享有的继承权，也沿袭近东的模式。这就避免了把土地占有分割得太细的倾向。联合家庭给家族成员中的每一位劳动人口和非劳动人口都提供他们需求的东西。村子的粮食分成制，每年都给村中的木工、铁匠、陶工、祭司、理发匠等人提供一份收割的庄稼，以换取他们一年之中所提供的服务。经济模式稳定不变，工艺上的机械改进非常之少。手工艺技巧在世袭的群体（种姓）中世代传承，被当作行业的秘密被保护起来。物质生活上的缺乏进步，可能是这些职业垄断的结果。垄断限制了竞争，阻碍了发明。

印度文化的特点，是将命定的地位和角色推向极端，这就使它成为最静止不变的、迄今整合最完善的文化。社会的基础有三大支柱：村社自治、种姓制度和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由于一连串超自然力的束缚，由于从高度繁杂和高度形式化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中推衍出来的各种解释，种姓制度受到了强化。一个种姓由一群组织严密的人组成，他们具有共同的传统和强烈的团体意识。每一个种姓有一位首领和一个议事会。议事会不时举行会议，这种会议或多或少拥有绝对的权威。议事会成员参加一些节日庆典，议事会对其成员有司法裁判权，有权对其成员实行惩罚，最严重的惩罚是把种姓的成员驱逐出种姓。

无论种姓的渊源多么千变万化，从理论上说，一切种姓按社会地位排列成等级，社会地位的根据是：人是从梵天身体的不同部位衍生出来的。四大种姓的每一类又细分为数以百计的小的等级，每一个小的等级在社会级阶中都处在一个等级之下，一个等级之上。因为印度人口相对静止不动，所以这样的种姓等级排列是可以维持的。虽然个人不能在种姓等级中升迁，然而整个种姓是可以整体升迁的。只要特别严格地遵守祈祷、仪礼性的沐浴净身等方面的明确规定，整个的种姓就可以升迁。一位首陀罗不能升迁为一位刹帝利。没有哪一个种姓能全体升迁为婆罗门，然而，可以使用上述方法使一个小的等级在同一种姓的范围之内升迁一二个小的等级。

在维持一种极为繁复然而又是极为静止的文化并使之正常运转的过程中，种姓制度有完美的适应力。种姓成了印度生活的一个基本格局。任何新的社会成分都用种姓的字眼来阐释和调节。甚至连当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分成了小的等级，虽然他们并未接受印度教的等级和教阶制度。另一方面，许多“不可接触的”“贱民”信仰伊斯兰教和后来的基督教，以便逃避悲惨的地位。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尤其给村社生活的自治性和自足性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使种姓制度发生进一步的分裂。如今，在独立的印度，其他重要的社会关系形式在急剧形成之中。由于新法律的制定，种姓关系、土地所有制和大家庭的结构都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些事件的后果尚待产生，本书不打算探讨这些事件。

[1] 《吠陀》（Vedas），也意译为“明”，即知识。《吠陀》有广狭二义，是印度上古典籍汇编，成书于公元前2000—前1000年。狭义的《吠陀》指《吠陀本集》，广义的《吠陀》还包括《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经书》。

[2] 毗湿奴（Vishnu），意译为“遍入天”“遍净”等，与梵天、湿婆并称为婆罗门教三大神。始见于《梨俱吠陀》，说他三步跨过了大地。到了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时代，发展成为仅次于梵天的婆罗门教第二大神。

[3] 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约公元前558—前486年），古波斯帝国国王（公元前532—前486年），极盛时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小亚细亚沿岸，南至埃及，北达欧洲的色雷斯，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曾发动希波战争，在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中失败。

[4] 孔雀王朝（Mauryan Dyansty，公元前322—前185年），古印度王朝，版图包括印度半岛大部分地区。

[5] 华氏城（Pataliputra），今比哈尔邦之巴特那城，世界著名古都之一。

[6] 阿育王（Asoka，约公元前304—前232年），雀王朝第三任国王（公元前269年—公元前232年），其知名度和影响在印度帝王中无与伦比。

[7]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前500？年），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教团创始人，提倡禁欲主义，认为万物和谐、万物皆善、万事健全、万象丰盈，认为数为万物之本。

[8] 乔答摩（Gautama），又名悉达多、释迦牟尼、佛陀，乔答摩原为其姓氏。

[9] 筏驮摩那（Vardhamana），耆那教创造人，尊称为大雄。

[10] 耆那教（Jaina），“耆那”原为创始人筏驮摩那称号，意为“胜利者”“完成修行的人”。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与佛教同时兴起。

[11] “不害”（Ahima），耆那教、佛教名词，即慈悲为怀，不害众生。

[12] 《本生经》（Jatakas），巴利文《小部》里的一部经典，载佛陀前生曾为国王、婆罗门、商人、女人、大象、猴子等所行善行功德的故事。

[13] 菩提萨埵（Babhisatlva），略称“菩萨”，指求无上菩提（觉悟），利益众生，成未来成佛的修行者。佛经中常见的菩萨有弥勒、文殊、普贤、观音等。

[14] 弥勒（Maitreya），意译为慈氏。他继承释迦佛位成为未来佛。

[15] 因陀罗（lnbra），婆罗门教、印度教神名，被佛教吸收，雷雨神和战神。

[16] 梵天（Brahma），婆罗门教，印度教创造之神，与湿婆、毗湿奴并称为上述两教的三大神之一。

[17] 摩诃波阇波提（Mahaprajapoti），摩耶夫人之妹，净饭王第二夫人。后随释迦牟尼出家，成为第一尼僧。

[18] 马哈茂德（Mahmud，971—1030年），又译马默德，伽色尼王朝苏丹，在位期间不断对外征伐，从1001年起，在26年内先后入侵印度达17次之多，夺取了旁遮普，大肆破坏掳掠，摧毁了曲女城。

[19] 帖木儿（Timur，1336—1405年），帖木儿帝国国王，其帝国兴盛时西至两河流域，东至锡尔河，北至高加索，南临波斯湾。出身于中亚—突厥化蒙古贵族家庭。1398年侵入北印度，陷德里，屠战俘近10万人。纠集20万大军远征中国，至锡尔河病死军中。

[20] 巴卑尔（Bāber或Bābur，1483—1530年），印度莫卧尔帝国国王，1525年攻占德里，灭德里苏丹国，建莫卧尔帝国，次年打败印度诸侯联军，接着征服了北印度大部分地区；提倡文学艺术。

[21] 泰姬陵（Taj Mahal）位于印度阿格拉城郊，沙贾汗国王为纪念宠后蒙泰吉建造；马哈尔（讹称泰吉·马哈尔，意即“宫中之首”）耗时22年（1632—1654年），造价4000万卢比，为世界著名古迹。

[22] 萨菲王朝（Safavid dynasty，1502—1736年），伊朗王朝，创建者为伊斯梅尔一世伊本·海达尔。1587年阿拔斯一世嗣位之后，伊朗复兴，成为当时强国之一。

[23] 婆罗门（Brahman），意译为“清净”。印度第一种姓，在婆罗门教、印度教中亦被当作“人间之神”。婆罗门有六法：学习吠陀、教授吠陀，为自己祭祀、布施、受施。

[24] 婆罗门教（Brahmanism），印度古代宗教之一。源于约公元前2000年的吠陀教，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以《吠陀》为最古经典。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它们分别执掌创造、护持和毁灭。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认为达到“梵我同一”即可使人获得解脱。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的宗教革新（佛教、耆那教的兴起）使之衰落。八九世纪间经过商羯罗改革形成现代雏形的印度教，即新婆罗门教。

[25] 苏利耶（Surya），婆罗门教信奉的太阳神。

[26] 梵天（Brahma），因魔鬼、灾难也是他创造的，故在三神中地位不高，崇拜者不多，称号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原人”。

[27] 毗湿奴（Vishnu），曾十次下凡救世，据说有一千个称号。

[28] 湿婆（Siva），既是毁灭之神，又是苦行之神、舞蹈之神。后来印度教中的三大宗派之一湿婆教奉他为主神。

[29] 商羯罗，（ankara约788—820年），婆罗门教改革家，印度教吠檀多派哲学家。婆岁门教经他的推动而得以复兴，改称印度教。

[30] 《薄伽梵歌》（Bhagavadgita），意译为“世尊歌”，印度教经典之一，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第六篇《毗湿摩》，是综合性的哲学诗。

[31] 《摩诃婆罗多》（Mahabarata），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世界最长史诗之一，与《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描绘班度和俱卢两族征夺王位。

[32] 《罗摩衍那》（Ramayana），意译为“罗摩游记”或“罗摩传”，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描绘罗摩战胜邪恶的故事。

第九章 中国

第一节 史前中国

尽管中国文明绝不是最古老的文明，然而它文化大一统的历史绵延不断，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的历史都要长。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比印度河流文明、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都要晚得多。然而，中国文化整合一体的局面很早就完成了。而且，有别于其他古老文化者，中国文化从未崩溃。相反，自从实现整合以后，中国文化始终以不同程度的有效性继续发展。它与其他文化的接触非常之多。中国人曾经被几个外来的蛮族征服并统治，但是他们总是能用自己的文化去影响并征服外夷，并最终同化这些蛮族，以恢复自己血系的王朝。中国文明最早建立了有效而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能够管理城市和乡间的庞大人口。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被外族推翻过。

中国历史学家（原文如此——译者）孟子认为，中国历史以500年的周期做循环往复的运动。其格局总是：先是被外来的征服者统治，接着是外来征服者被同化，然后是天下大乱的时期，最后是在一个新王朝统治下实现中国人的重组，这个重组的时期是推行强势的世界政策和对外征服的时期。倘若历史真会重演，中国应该能够脱离俄国人的羁绊，在两三百年内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认为中国人纯朴、友好、不好战的观点，离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在自己的几个历史时期曾经是世界强国，曾经把她的征讨推进到令人震惊的遥远地区。

中国可以断定的最早纪年，是公元前2250年，其根据是《史记》所载的天文观测。但是中国的发展迅捷。商代初年，约在公元前1750年，中国已经与西方的各种文明并驾齐驱了。此后，中国始终保持着令人钦羡的高水平的文化，保持着世间无与伦比的绵延不断的传统。

有几个因素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优势，现代的科学农业推广之前，中国的农作物和栽培方法在世界上大概是最为优秀的。这使中国有能力支持与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密集的人口，而且使中国人口密集的地区更加辽阔。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人就关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早在基督纪年之前很久，他们就形成了一套网罗精英人才参政的技巧。心术不正的男子和女子统治过中国，但脑子不灵的笨伯统治中国的情况却极为少见；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统治也非常短命。由于这一套培养和遴选精英的技巧，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中国的统治体制成功了，它兼有英国政府公务员制度的长处和美国民主制度对人力资源的广泛利用。最后的一个因素是，在极为悠远的古代，中国人就创造了文字，这种文字又与口语脱节，所以许多操不同方言的人能够纳入一个单一的民族和单一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且，这种文字使行政官员能利用过去统治者的经验；西方的行政官员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每个欧洲国家的历史都发生过频繁的文字变革。

与印度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一贯富有历史头脑。中国的历史文献真可谓汗牛充栋。遗憾的是，他们借古喻今的欲望，他们对系统条理性的爱好，常常导致重修过去历史记录的后果。所以，早期竹简上记载的历史，不如经典著作里记载的同一时期的社会那样富有田园诗似的美景。然而，所有史籍记载的文化信息中，很大一部分有确凿的事实根据，这倒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北方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阶段，显然是北极圈共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遗址，常包含圆形的地穴，通常被称之为地穴式居室。但是地穴如此之小，所以它们用做地窖式粮仓或储藏室的可能性更大。即使被用做居室的话，恐怕也是冬季避寒才用的居室。最早的农作物是一种高大硬秆的粟，叫高粱，就像今天华北栽培的高粱。陶器上一些偶然的印痕被解释成稻谷留下的印迹。但如果真是这样，至迟在公元前2500年时华北就已经在出产水稻，这就令人困惑生疑。与粟、稻（？）文化同时出现的，还有猪和狗的饲养业，华北人养猪养狗是用于肉食。早期新石器阶段结束之前，绵羊和牛也相继出现。遗址中偶尔能见到的马骨说明，当时的马仍然是狩猎的对象，而不是家养的牲畜。

商代以前无文字可考。论述事物起源的《易经》云，汉字发明之前，古人绳结记事传递书信。秘鲁印加人使用的结绳记事法说明，绳语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易经》屡次三番经过修改和编纂，故其中所言不能尽信。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易经》的编修者均为学者兼哲人，他们认为宇宙自有其逻辑组织；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远古半神半人的君王通晓神谕，洞察宇宙的逻辑结构。远古君王要洞察天理，方能加强并维持天理。只有在洞察天理之后，他们才将聪明才智转到功利器物的发明上去。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始于商代（公元前1766年—公元前1122年）。尽管商代在经典中常有记载，然而几年前它仍然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时期，直到黄河河套地区前不久发现了很古的甲骨文。自那时起，人们对商代的王陵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易经》中记载的历代商王，大部分在当时的甲骨文中得到了证实。出土的商代文物，当时的甲骨文，再加上传统的文献，使我们对商代的了解胜过了对其后若干历史时期的了解。继商代之后的周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然而迄今为止，尚未用令人满意的现代科学考古法发掘出任何周代的遗址。中国人收藏古董的兴趣给青铜器和石刻文物提供了市场。最迟在纪元初期，盗墓之事已屡见不鲜；虽然盗墓者声名狼藉，但职业盗墓贼已司空见惯。盗墓者使许多艺术珍奇重见天日，但孤零零脱离遗址的古物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安阳殷商帝王陵墓的发掘，迄今仍然是科学考古的唯一的孤立佐证。此地发掘的文物中，最能说明上层阶级日常生活的文物是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商王对占卜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用几种方法进行占卜。他们最喜爱的方法是用火烧灼牛的肩胛骨，以问吉凶。商代的祭司在甲骨上刻契占卜师的问题，用火烧灼，然后从甲骨上的裂纹看兆象、定吉凶（此为原文所述占卜顺序——译注）。占卜的问题主要是宫廷大事、礼仪良辰、风雨气候、作物收成、出征吉凶等。

商代的贵族似乎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证据见之于商王墓葬之中。他们的陵寝被视为死者的居室，其中的铺陈摆设与宫廷无异。墓里放置着青铜的兵器和甲胄、石刻和玉雕、青铜的礼器。青铜器的造型雄浑精湛，其浇铸技艺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

商帝国的结构，似乎介于征服性帝国和部落联盟之间。帝国各地的诸侯在政治上是自足的实体，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皇家参议会或贵族议事会之类的机构。各地区由世袭贵族统治，各地贵族臣服于商王，并且从商王主持的祭礼中分享好处。中央政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商王的品格。商王弱，贵族就互相征伐。在任何时候，商王都在与华夏族之外的蛮夷交战。甲骨卜辞中反复提及一个叫作“牧羊人”的部落，这个部落生活在商帝国西部边陲之外。商王常常袭击蛮族部落掳掠奴隶，尤其掳掠战俘用于祭祀的牺牲。在卜辞所列的牺牲之中，可以看见这些“牧羊人”与家畜是相提并论的。

商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宗教和巫术取向，虽然它同时又缺乏神秘主义。每个村子都举行每年一个周期的庆典，都祀奉自己的祖先。各地的贵族还主持其他一些典礼，为本区的人民赐福。显而易见，各地都有崇奉自己特有的二等神祇，亦有其信仰的山精水怪。最后是由商王主祭地位最高的神祇，尤其是天上的神灵，以祈福禳灾。商王和贵族主持的祭礼均有其严格的程式。祭礼用何祭器祭品，亦有严格规定。毋庸置疑，每种典礼的程序也有严格的规约。

商人的族源尚不明确。显然他们的祖先从西北进入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征服者进入中原时始终遵循的路线。而且，商代的开国年代（约公元前1500年），与雅利安人侵入印度、草原民族入侵近东的年代颇为接近。雅利安人和北方草原民族和商人一样，已驯化马，已在使用马车。人们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商人把许多西方的文化成分带入中国，尤为显著者有小麦和大麦的栽培、马的役使，以及战车、青铜器和文字的使用。小麦和大麦在商代确已出现，这两种作物起源于西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此前龙山文化[1]的各部族已经知道驯养马牛羊。没有迹象表明，商代的建立导致了畜牧业的大发展；而且，商人亦不知道挤牛奶喝牛奶；如果说商代文化是由草原民族的共生传统衍生而来的，那么，他们不喝牛奶就令人费解了。

无论商人的族源是什么，商代建立之初，华北地区有许多独立的部族，它们的新石器文化变化多样。可是，到了商代末年，华北已经形成统一的、毋庸置疑的华夏文化。在许多方面，商代预示着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商代起始于外族的入侵，随后是外族被同化。商代使文字的地位上升，此后的中国文化亦重视文字。对学问的尊重亦肇始于这一时期，宗教仪式也形成于商代；在人与超自然力的关系中，技术已战胜了情感。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商代使这样一个模式明确固定下来：将最重要的世俗和神圣两种职司授予同一个人。有知识的贵族阶级也形成于商代，他们兼有祭司、武士和统治者的职能，这样一个贵族阶层的出现使政教成为完全合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且，贵族阶层的出现根本没有产生神权政治。中国人办事的态度是非常实在的，这样的态度使宗教成为政府的补充。上述商代的文化模式在从古至今的中国保留了下来，使中国免受了祭司和君王的倾轧之苦，正是这样的倾轧使许多别的文明分崩离析。早在商代没落之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宣传战的格局，后来历代的改朝换代者都利用了这样的格局。周人侵入中原推翻商朝时，把末代商王描绘成罪恶和残暴的怪物，自称是上天派遣的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拯救黎民、惩罚暴政，恢复天下太平。

第二节 历史时代早期的中国

周代建立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完全明朗化的新阶段，中国文化大多数典型的模式此间已呈现出来。其中的许多模式在商代业已形成，但是到了周代它们才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其说周朝是一个朝代，毋宁说它是一个时期，在历代王朝的纪年表中，周朝大约起始于公元前1000年，灭亡于公元前221年，但是周天子对全国的控制时间大约到公元前770年就已经结束了，这一年是都城东迁至洛阳的一年。甚至在此之前，封建制度固有的破坏力量就已经在削弱周天子的中央集权。周王朝的成就，是建立起全国彻底整合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中国原已存在的文化模式和从西部蛮族借用的文化模式可以得到发展，可以被组织起来。周朝的开国元勋在把先前业已存在的文化模式整合成一个体系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个人作用，这一点难以判断。周代初期的几位天子，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把夏文化成分与草原蛮族文化成分整合起来的经验。

据《竹书纪年》[2]载，历代周天子的历史显示，这是坚强的权力意志、大治崇尚和礼仪崇尚的结合。直到周人对商王称臣的历史结束之前，周人对商王的权力、秩序和礼仪在外表上都非常之敬重；然而与此同时，他们逐渐把商王之下的小国越来越多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周文王灭商纣王建立周朝时，他表现出最大的惋惜和遗憾，并且立即着手去整顿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秩序；根据竹书记载，他按照严格的体制整顿天下的秩序。中国历史学家总是笃信伟人理论，根据他们的记载，周天子建立的新体制甚至改变了家庭的组织结构。显然，贵族血统的继承有所变革，不过，任何社会家庭结构的改变都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所以，周代实际的变革可能是这样的：鼓励商朝遗民中的贵族改变一些风俗习惯，使商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与周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一致起来。因为农民的主要职能是纳税，所以新王朝曾试图改变农民家庭的组织习惯，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周代贵族组成大家族，颇像后世历代王朝的贵族家族。家族的核心，是同一祖先传下来的一群男子，整个家族住在一起，像一个股份公司，由最年长的男子控制。大家庭及由其组成的姓氏群，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家族和氏族的控制是强有力的父系控制。大家庭中出生的女子实际上不被视为本族人。她们不会被引介给祖先的亡灵，而是在出嫁时被引介给丈夫祖先的亡灵，出嫁之后她们就成为丈夫大家族的成员。从理论上说，婚姻是单偶制。但是，贵族家庭的闺秀出嫁时常常带着一位妹妹和各种女仆，实际上妹妹和女仆自然就成为陪嫁的媵妾。妇女的地位相当高。贵族妇女虽然静居独处，但是她们并不被禁锢在后宫之中。这个时期的妇女常常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许多迹象表明，常常有丈夫与妻子共议朝政的现象。

在周帝国的组织中，家族内部男子的基本关系被当作仿效的模式。这种关系里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被认为也反映在天子与上帝、天子与臣民的关系之中。周代创设了帝王的名号“天子”，上帝与天子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天子与臣民的关系也是父子关系。据信天子对臣民履行父亲对儿子的双重职责：施之以仁爱，教之以德行。周代着力坚持的第二种家族关系，是辈分之别而形成的长幼关系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幼者应该始终尊敬和服从长者。这一关系反映在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之中。最后还有一种关系，它并非起源于家族关系，这是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作为封建领主及其贵族追随者互表忠诚的基础。

商代的城市不断发展，周朝也保持了这个发展趋势。周代贵族住在城里。城市设防坚固，是行政中心，也是集中和储存实物税的中心。此外，城市又成为贸易中心和宫廷用品的制造中心。封建宫廷由封建君主的家族、追随他们的贵族以及他们的谋士和官吏组成；不过，并非所有的谋士和官吏都是贵族出身。城市成为学问和享乐的中心，并且给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

周代开国君王所创立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很快就证明为不能运转。几个原因促成了中央集权制的迅速瓦解。它赋予天子的责任过多过重；王位继承的规定又非常僵硬，常常对继位者的个性听其自然，以致使虚弱或邪恶的统治者得以登基。北方和西部蛮族对帝国的压力持续不断。周朝贵族日益成为军事贵族，他们只擅长武功。和他们乐于保卫周朝社稷一样，他们还乐于兼并相邻贵族的地盘。晚至公元前700年，周王朝的军队仍然沿袭商王朝的排兵布阵：贵族驾战车，轻装步兵簇拥战车前进。可是，征调未经训练的农民的老传统，逐渐被常备的职业士兵所取代。这就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既要支付王侯府邸的消耗，又要支持领主的军事设施。这样的府邸在许多城市里建立起来，它们互相竞争，比奢侈讲排场。国境上的诸侯招募越来越多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军纪败坏，他们的抢掠加重了平民的苦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原因之一，是贵族出猎时给农民的庄稼和财产所造成的破坏。这说明周朝贵族所进行的大规模围猎和追猎，与元朝贵族组织的围猎和追猎相仿。

在频仍的战争压力下，贵族把越来越多的教育和行政事务托付给新兴的专业仕宦阶层。过去被贵族阶级垄断的教育，如今被平民化了。许多城市兴办了学校，学校里传授贵族们过去所学的一切课程，可能只有箭术和驾驭战车的兵术除外。封建领主的政治谋士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前程。学过历史和政治权术的平民谋求统治者的庇护。他们离开故国游说四方，谁给最优厚的待遇就在谁的门下做食客，他们觉得这很符合自己扬名显声的理想。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圣哲如孔子孟子等，就出自这个仕宦阶层。根据这一背景来看，他们的哲学体系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长期的征战，动荡的局势，越来越多的蛮族被纳入中国社会，对祭献灵验的信仰随之削弱。因为祭礼是天子的主要职司——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对祭礼信仰的动摇就削弱了中央集权。到公元前700年，帝国分裂为14个互相征战的诸侯国。周天子的角色随之而变，颇像中世纪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一角色声威显赫，但它实际的权力和财力却非常之小。天子在政治上的控制范围只限于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就是历代天子直接统治的那个小国。天子的财政收入仅限于那个小国农民所缴的捐税。

约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战术。在此之前，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于装甲战车。公元前4世纪时，西北部各诸侯国开始用骑兵作战。看来这个时期是有效的骑兵战所需的装具和战术兴起的时期，骑兵战兴起的地方大概是在大草原上。树形马鞍、马镫和复合弓，再加上既可以一字排开冲锋又可以迅速机动的训练有素的骑兵——这个战术发明在战争中的革命性，堪比后世坦克飞机的革命性。它改变了中国与大草原接壤的整个边境线上的力量对比。

随着蛮族雇佣兵的出现，中国的战争带上了一层新的更加血腥的外观。顽强防守之后，坚固设防的城镇还是要落入敌手；破城之后所进行的精心安排的大屠杀，使城里的平民百姓丧失了坚决抵抗的勇气，本来坚固设防的城市是封建社会防卫上的长处。而且，在过去的战争中，战俘通常在战役结束之后会被释放的，他们的遭遇无非就是割去耳朵之类的屈辱；可是现在，他们现在被蓄意屠杀净尽，以削弱敌方可资利用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被屠杀的人数被精心地记录下来。据说长平城陷之后，被斩首者达40万之众。即使考虑东方书籍里常有的夸张，继续不断的杀戮一定造成人口锐减的后果，这就给相邻蛮族移民强大的滚滚洪流腾出了空隙。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人口的纳税，所以这个移民浪潮很可能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入侵者很快被融合，所以移民浪潮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尽管遭受天灾人祸，战国之前的一段时期，精神活动极不平凡——或许正是灾祸推进了精神活动吧。私塾兴起，与官学并立，并最终接过了官学的主要职能，它们吸收平民入学。私塾造就了古代世界中最庞大的一群知识分子，这一点不容置疑。这群知识分子全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找到一种减轻苦难的办法。苦难的生活显然是政治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不清明使生活难以忍受。不同的哲人对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由此而生的哲学体系中，以孔子、老子和孟子创立的体系最为重要。前两家学派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学派的影响尤其深远。由于官方的支持，它对许多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不通汉字的欧洲学者来说，要清楚了解这些哲学派别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汉语句子像电报一样精练简短，可是它们并不像电文那样语义清晰。我们看到，中国学者自己对古代文献的释读就是见仁见智、颇有歧异的。

孔子生于华北，他在鲁国创办私学。在他那个时代，统治鲁国的仍然是周天子分封的公侯。孔子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他深切关注历史先例，坚信周武王建立的组织严密的王国是黄金时代。他编修周朝古籍，使之理想化，经他整理的古籍仍以当年的面貌流传至今。他的学说意在伦理，完全不带超自然力的痕迹。他的观念难以翻译成西方的文字。他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天生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在家族里表现得最为强烈，但是理想的境界是把这种同情弘扬开去，直至它包容全人类为止。为了使同情心发挥作用，有必要首先端正“名分”。在孔子的哲学中，“名分”使人想到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名分”被视为理念世界中存在的客观实体。

在实践中，孔子讲究道德并力求精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阐明各种社会角色的身份和作用。与同时代的其他仕宦一样，他到处游说，寻求圣君贤王庇护并贯彻他的学说。最后他被任命为鲁国的一位小官。据说他晚年在鲁国宫廷供职期间，在跟随鲁公出巡时喟然长叹曰：出巡的队伍顺序说明世风日下，骄与恶（公侯及其宠妃）走在前面，智与德（即孔子）却远远落在后面。

儒学在孔子的两位追随者孟子和荀子的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二人在孔子最初提出的“名分”观念上意见一致；然而，在德性与人性是否一致上，在“仁爱”是否是善行的动力上，两人的主张却截然相反。孟子信奉人性善。他认为，个人不受干扰会自然趋向善行，亦如水往低处流一样地自然而然。因此，他的弟子坚决反对各种社会强制措施。与此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天生的恶与善（原文如此——译者）。他认为，仁义是习惯使然，唯有通过反复的善举才能养成仁义的品性。因此，他可以被认为是个性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与此观点一致，他对远古的权威持怀疑态度，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当代的圣贤则最能透彻了解并指导这一进程。

孔子学说几经坎坷沉浮，到汉代后期被接受下来，并尊奉为帝国组织的指针。有这样一个传说——也许它并不可信：汉代有一位皇帝看到复活之中的贵族势力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日益严重的袭扰，于是就召见一位儒生，问他有何良策免除贵族的威胁。儒生答曰：“让其子平分其封地。”儒生的智谋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使皇帝决定把儒术尊为汉王朝的官方哲学。

即使上述传说真有其事，一件事也好，官方施舍的什么恩惠也好，都不足以解释，何以儒学能在近两千年内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解释这个问题的线索，或许是许烺光[3]所谓的中国人“随遇而安”的典型的性格特征。根据这一深刻的分析，中国人很想把握他们所处的许多不同的情景，以便于调节自己的行为。他们看重成功的自我调节，胜过任何抽象的价值体系。儒家哲学把人的各种地位和作用区分得清清楚楚，阐明了各种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给人提供了明确界定了的行为模式。

在一切方面，老子的学说实际上都与孔子的学说形成强烈的反差。儒家重人际关系，只是在坚持恰当的礼仪方面才注重超自然力。老子的学派不注重人际关系，只注重理解天理，包括我们认为是超自然力的一些东西。儒家谋求使概念日趋明晰，在探求概念明晰的过程中，强调钻研学问，尤其是强调研究历史。老子转向沉思和内省，他乐意让自己学说中的基本观念模棱晦涩，满足于谋求用灵感而不是用先例来解答问题。

有趣的是，这个学派常常被称为道家，它兴起于中国南方。显然它谋求把华南早已存在的态度和信仰组织成一个体系。显而易见，道学是从古老的自然崇拜和混乱无序的超自然力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统一之前这些原始崇拜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民俗传说进入了道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老子是否真有其人。道教崇奉的神祇很多，有些是超自然力神，如玉帝和慈悲女神。慈悲女神叫西王母，等同于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在接受了基督教的地区，她又等同于圣母玛丽亚。道教的其他神祇是古老的英雄传说。战神是3世纪战死的一位将领（指关公——译者）。有趣的是，是否可以设想，道教的神秘主义和印度的神秘主义是否可以回溯到东南亚古老的共生文化传统，因为这个共生传统对两种宗教都产生了影响。

老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观念是宇宙处在常衡不断地变化和重组之中；两条对立的原则阴和阳形成一个动力场，生生不息的宇宙就处在这个动力场中。这位中国贤人并不认为阴阳二原则是矛盾冲突的。它们像一根磁铁的两极，实现了平衡。两种力都完全是非人力的、非道德的力量。宇宙是一个战场如祆教中的创世神奥尔穆斯与妖魔阿里曼相斗、基督教中的上帝与魔鬼相斗的思想，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站在其中一边积极参与斗争的思想，与道家的哲学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它认为阴阳通常保持着平衡，只是在偶尔之间受到干扰而暂时失去平衡。智者追随中间道路，此谓之道。个人要靠沉思才能受到启示而悟道，尤其是要在未受人影响的自然界中去沉思才能悟道。典型的中国山水画中，高山飞瀑，古木参天，画面的前景中独坐一人沉思默想，这样的画面表现道家思想最完美的意境。在大自然的面前，在庄严肃穆的自然力面前，人确乎是微不足道的；明智的做法就是谋求了解自然力，避免扰乱自然。

作为其学说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道家逃避政治活动，它劝说个人通过沉思冥想以回到自然，并从中求得安稳和满足；它劝说人要放弃行动，以免打破阴阳平衡。道学初创时不关注社会关系。然而，处在哲学思想最终必将转向政治问题的社会环境里，道家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政治学说。道家对自然的态度构成了自然人即幸福人观念的基础。这样的人骨骼强壮、肌肉发达、头脑空虚，这些品质正是专制国家所要求的臣民的品质。统治者的职责就是让臣民吃饱肚子、埋头苦干、乐天知命、麻木不仁。他不应该教化臣民，不应该开启民智，这既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对农民有好处。尤为重要的是，受制于人者应该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应该被剥夺了解政治的可能。这些信条自然激起了儒家的强烈反对。

墨家兴起的年代与儒家相同。它的基本原则是兼爱，但是它不注重以关系亲疏为基础来决定爱的程度；以差等亲疏来决定仁爱是儒家强烈坚持的主张。墨家主张，个人的爱应该平等地施与天下一切人。墨家与儒家和道家都相对，它毫无疑问是信奉神的宗教，事实上，它几乎是一神论宗教。世界不由命定，而是为“天意”所定。墨家又承认其他超自然力的存在，可是它们处在次要的地位。墨家非常注重来世的真实存在。它教导的兼爱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后天学会的，而是被视为一种宗教义务。墨家信徒的态度带有强烈的苦行色彩，他们应该牺牲一切安逸和欢乐去为天下人服务。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实用的态度和苦行结合起来，根据功利效用来评判各种行为的价值。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谴责传授艺术的行为，尤其是反对教音乐。墨家的哲人以勇敢无畏、忠心耿耿著称，他们常担任王侯的谋士。根据他们的教义，他们乐意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肝脑涂地。和平主义是墨家教义的突出特征，但是他们讲究实际，主张把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区别开来。

墨家的教义和基督教教友派的教义有相似之处。墨家依靠严密的逻辑，缺少初期教友派痴迷的特色，可是两家在人与神直接交流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在个人全心全意献身于人类的同时又保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方面，两家也是完全一致的。在两者的和平主义态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世代饱受战争灾祸的人所表现的由衷的同情。

上述儒道墨三个学派并存了几百年，不但对中国的制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彼此之间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它们的争鸣驳难中，产生了若干较小的学派。其中对中国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只有一家，即法家。法家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国家的模式。它的思想在秦国的组织中发展得最为完备。几百年之后，秦国崛起，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彼时，颓废的封建制度引起无休无止的战祸，把中国折磨得虚弱不堪。法家的基本观念是实行法治，尽量根除人治的因素。他们专注于制定成文法，使法律条文的意义非常准确严密，以便使个人的意见无法侵入法律的实施过程。他们大概是世界上首先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家。此前，周朝贵族免受周朝法典的制裁，考虑到这个背景，法家的思想就是一场革命。法家的严刑峻法、不徇私情把秦国锻造成一柄可怕的利剑，使之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团结一致。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新王朝统治下，法家这一学派销声匿迹了；不过，在儒家色彩的掩盖之下，它的原则保存了下来。有趣的是，主要是由于法家学说与欧洲法制思想相似，所以它在中华民国初期曾得到短暂的复活。

诸子百家的种种思想都不能阻止周朝最后几百年间天下大乱的势头。骑兵战兴起后的战争更为血腥残酷，人口因此而急剧下降。滥杀战俘的结果，是贵族的人数大大减少。秦国位于黄河上游北岸，这使它幸免于上述的灾难。秦岭山脉的天然屏障使它免遭攻伐，而秦国的历代君王及谋士都是卓越的政治家。尽管其终极目标是夺取天下、统一中国，然而他们避免打无胜算的战争。他们自始至终遵循增强实力的国策，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秦王的谋士主要是法家；在他们的指导之下，秦国由一般的封建小国转变为一个面向征服霸业的、极权主义的国家，它所具有的现代性质使人吃惊。

秦国的军队据有受宠的地位。人人都可能会终身服役。一切官吏均兼任将领，带兵打仗。凯旋将领和骁勇士兵荣获重赏，败将懦夫常被处死。法家务求赏罚分明，以严厉手段确保上述奖惩条例的严格执行。这个奖惩体制的最大弱点是，它给农民的只有惩罚，而没有奖赏。这样的体制可以使人服从，但是它不能使人尽忠，不能激发献身精神。在秦国最杰出的君主——史称始皇帝——的统治之下，秦国终于征服了全中国。然而，秦朝的统治很快就夭亡了。

秦始皇集屋大维的行政管理才能和希特勒的自大狂于一身。从长远的历史来看问题，他巩固中国的业绩、他为后世统治者创建的模式，是非常显著的成就，然而他过激的政策给他带来的却是千古骂名。他企图摧毁古典教育和仕子参政的模式，这尤其使他被后人唾骂。始皇帝幼年登基，继续推行先王开始的扩张伟业。每当征服一个诸侯国或地区之后，他都要将当地的世袭贵族杀戮灭绝，并设置新郡，将其并入日益膨胀的大帝国。征服霸业完成之后，全国共设置了36郡，以后又增加了4郡。每一郡下再设置若干个县，以便于管理。

始皇帝登基时，北方蛮族匈奴的地位日益加强。为了保卫刚刚并入的疆土，他将原来各诸侯国修建的戍边城墙和屯兵点联结起来，筑成了万里长城。有人认为，万里长城不仅是用来防御蛮族入侵的，而且也是用来防止农民外逃的。正如后世的情况一样，秦朝的经济也是完全依靠庞大的农业人口，依靠他们给国家提供的剩余产品。农民在始皇帝统治下所受的残酷压榨，必定给农民逃避赋税和徭役以强烈的刺激。无论修筑万里长城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它包含了多少原有诸侯国的边墙，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它永远是一座纪念碑，它铭刻着名副其实的始皇帝那超人的精力和超人的组织才能。

秦始皇个性太强，不可能巩固他的江山。他这种个性的人绝不能容忍儿子具有与自己一样的才华。他刚去世，全国就陷入民怨沸腾的乱局。虚弱的秦二世企图保住江山，但不出几年就被推翻了。王朝统治下的太平让位给军阀的混战，饥饿的暴民蜂拥而起、四处抢夺，饥民所到之处，每每造成灾难。经过天下大乱，终于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才能迅速得到证明，全国很快恢复了太平和大治。这位君主名叫刘邦，即使不是他开创了军阀夺取天下的模式，至少可以说他夺天下的模式与后世军阀夺天下的模式一致。他出身于农家，不知书识字，系流寇起家；后来自封为沛公，最后登基称帝建立汉期。汉代时期的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大国。

第三节 晚期王朝中国

上下两千年之间，中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一直是最大的统一的国家。公元100年东汉年间，人口统计报告已达6000万人。应该指出，中国的人口统计总是低估了实际数字，因为农民完全有道理认为，任何官员调查人口都是为了征税，所以他就尽量少报人口。此后的一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几乎静止不变，说明人口增长已经到了极限，资源和技术只能支持这么多人口。公元1100年至1763年，人口统计显示出缓慢的增长。1736年的人口统计是1亿3500万。可是，公元1736年至1881年，人口突然跃升至3亿8000万。此后，中国的人口就稳步爬升了。

在这段历史时期，整个旧世界的人口都突然增长。其原因尚未弄清。欧洲人口的增长，被归因于机械化的兴起和殖民地市场的开拓。然而，人口增长的现象同时还见于中国和印度，当时的中印两国并不存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庞大人口在文化上的统一性，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使在中央政权崩溃的时期，在天下大乱、内战不休的时期，中国人也保持了统一的传统，他们把这样的时期只当作是历史的插曲。

庞大的人口对中国大有裨益，因为它使中国确确实实地坚不可摧。外来的征服者凌驾于这个庞大的、文化上统一的、文明开化的人口时，总是发现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总是不得不接受中国人的文化，总是要最终同化到这个庞大的人口之中。然而，如此庞大的人口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在西方遭遇这类问题已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庞大的人口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较新的问题。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直到18世纪时，还不到2500万人，大不列颠的人口在此之前从未超出过1000万。在集中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管理数以亿计的人口造成了新的问题，恰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没有找到。

要了解中国政治组织的背景，有必要看一看中国的一般社会模式。除了中国东北部之外——东北的农民住在孤零零的大农场里，颇像美国农场的模式，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单家独户的情况极为罕见。真正的居住单位是村庄，许多家庭毗邻而居，村庄周围筑有土墙以防流寇。离村庄很远的地方有若干城镇，城镇的职能是行政中心，是富人的居所（旧中国城里的富人几乎全都是官僚阶级），城里还住着从事服务业的居民，如制造奢侈品的工匠。

经济运转的方式，在某些方面与印度和西方国家都有一些差别。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不存在按种姓世袭的行业。也不存在西方那种把制造业集中于城里的模式——只有在极为有限的地方才存在这种模式。事实上只存在地方特产集中的情况；在一个地区，有些村庄生产一种东西，用以与其他村庄交换别的产品。交换在有集市的小镇里进行，镇的规模介于村子和城市之间。农民上市镇卖自产的东西，用以换取原料或别人的产品。一个地区生产一种全国使用的篮子，另一个地区集中生产一种铁器，如此等等；这种按地区特产品组织经济的方式，反映了统一国家组织经济的模式：强有的中央控制使贸易得以安全进行。即使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当全国贸易不能正常运行时，这种组织经济的方式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人口的主体是自耕农。中国社会里有两条大的分界线。一条界线是有土地的农民（哪怕是一小块土地）和无地农民的界线。自耕农犹如船长，无论他拥有的是大战船还是小驳船，他总是一船之长，总是有别于水手的；同样，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他总是觉得要比雇农高出一头。另一条分界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和工匠与仕宦阶层之间的分界线。

因为中国农民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让所有的儿子平分地产，所以他们的地产总是不断地处在分割之中。这就是说，一部分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地被挤出自己的土地而沦为无产游民，到近代则沦为人力车夫之类的城市贫民。每当饥荒和战争的控制机制丧失之际，中国的人口就迅速增加，体力劳动的产业就无法支持过多的人口，无业游民就被用来从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劳动。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源源不绝的劳动大军，正是因为他们甘愿从事最苦最低贱的工作，所以奴隶制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扎住根。大户人家的女佣是从小买进的，她们可以被认为是奴隶，然而实际上她们是作为家庭成员长大的，她们成年时，主人有责任为她们找婆家。皇宫里使用奴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非常发达的大规模的奴隶制。西方那种奴隶制在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正如机器时代到来以后，我们才因为使用奴隶劳动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一样。在机器生产中，使用雇佣劳动显然是更为便宜的。把工人的劳动当作商品，等他老弱病残就把他撵出工厂，显然更加合算。如果把劳动者当奴隶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残时给他以照顾，那就反而不大划算了。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很大，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一点与英国的情况很类似；英国的阶级划分虽然明显，但是平民可以发财并买到爵位。中国社会中的人口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后代可以逐渐步入仕途，又可能再次破落而成为平民。直到前不久，这种社会流动性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跻身官场的敲门砖，是十年寒窗，在竞争激烈的一系列考试中中举。

士子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颇高。比如，乡村私塾先生是最穷的士子，但其地位也超过不知书识礼的富商。因此，凡是有能力供儿子读书的人家，都要让儿子读书，指望儿子登科及第。在古代中国，科场考试是营私舞弊现象较少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因为科举考试被认为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核心。清代末期和其他的一些朝代里，亦有用捐纳的办法买武秀才之举，武秀才之类的武举相当于士子的科举。中国给买武举的做法取了个名字，叫作“后门及第”。然而，“后门及第”者绝不够做官的条件。

科举兴起于汉朝，大约自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之间。当时，皇帝与士子阶层常有摩擦。据说兴办科举的皇帝称：“士子已如朕笼中之鸟。”然而，事实证明，被困进罗网的正是皇帝自己，因为直到近代，中国政府一直是由士子操纵的。科举到唐代最后定型，大约是在公元700年至900年。清代的科场考试通常要求作八股文两篇，十二行五言诗一首，诗文的题目均临场指定。这个模式沿袭下来，其形式和内容几无变化，直至1912年共和革命爆发之后方才废止。

要做朝廷命官，至少必须通过乡试。一般要求取得两个品第。一共有四级科试：乡试、府试、会试、御试，御试登科的士子总是极少数。御试及第者即使不立即被委以高官，也会立即受到御赐恩宠。他们会享受朝廷俸禄，一旦官位出现空缺，就立即由他们补上去。乡里以上官员均须任命，只有科场及第者才能被委以官职。乡里一级的管理形式高度民主，由村议事会执掌，这一级议事会与新英格兰市政会相仿。这样的管理形式非常有效，因为议事会是由族长组成的，族长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然而，乡里以上的各级政府则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

科场得意者，通常被委派到离故里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做官。其原因是，一旦获悉某人被委任做官，如楚家有人要做官吧，所有沾亲带故的人就会立即找上门来，希望找个差事。避开这群渴求沾光的亲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远离故土。古时交通不便，被遣至遥远道府做官的士子，就能安然甩掉亲戚的纠缠。然而，机动车和其他便利的交通工具问世之后，新省长到任时，成群结队的穷亲戚就会立即踏破他的门槛，希望利用家族忠孝礼义的模式谋求各种贪污贿赂和庇护关照。

科举考试涵盖的范围很广，这一设计意在显示应考士子的智力和能力。此举背后有一假设：科场中榜者均为聪明人，能很快学会官宦所需的特殊技能。这一设想与美国人的信念截然相对。美国人相信，如果一个人具有本职工作需要的技能，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无关紧要；美国人还认为，政治家个人不仅是在一般兴趣上而且是在一般能力上，都要与普通人尽量接近。中国人的观点，是千方百计寻找德才过人者担任立法和行政职务。所谓德才过人者，指的是至诚待人、廉洁奉公、献身公益的人。官吏的俸禄优厚，这与美国的体制不同。训练有素的美国人不任公职时挣的钱，比担任公职时挣的钱多得多，除非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

中国的科举取士制，与英国殖民地公务员的选拔制非常相似。直到不久前，英国的殖民地事务官员仍然是世界上最为有效的行政管理班子之一。英国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也是旨在发现智力过人、富有教养之士；考试范围可能从薄伽丘[4]的藏书癖好到如何识读气象图。同样，中国的官吏也是精心遴选出来的、智商很高的人。凡是在清朝强盛时期不得不与中国官吏打交道的欧洲人，无不知道中国官吏的素养好、能力强。科举制度偶然也会流产，如一位不习水性的四品官被委任去统率北洋水师，结果使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迅速败北。这位官吏遵照士子的优秀传统，向皇帝呈上一首文字精彩的颂诗，然后自尽。然而，除诸如此类的紧急局势之外，科举方法是相当有效的。

六七千学子在乡试中竞争。乡试选拔的秀才大概不及应试者的十分之一。乡试及第者再参加府试，如此等等，直到殿试；殿试金榜题名者不及乡试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即不到60人。乡试及第者可以上府城入府学，以便参加第二轮考试（即府试）。凡乡试登科者已无后顾之忧。他的经济有了保障。即使他家境贫寒，无钱继续求学，邻里也心甘情愿支付他的一切费用，希望他能在府试中再次登科，以谋得一官半职。中国人一向有赌博嗜好，他们乐意为朋友冒险；对于乡邻父老来说，资助秀才进入官场，是有所裨益的。

乡试中榜是一件大事。中榜人的名字镌刻在祖宗牌位上。电报进入中国之前，有一批人专门以报告此类喜讯为生。他们守候在科场之外等候张榜。中榜的喜讯立即由他们驰送中榜者家里。光宗耀祖的家人大喜过望，常常要重赏送信人。

第二级考试在道府举行，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其程序与初级考试（乡试）相仿。府试中榜者被饰以绶带和金花。他们接着准备进京参加第三级考试（会试，即礼部试）。礼部试及第者再留京参加第四级考试（即殿试）。皇帝驾临科场主持殿试，并用朱笔御览试卷。殿试及第金榜题名者分为四组。一组赐以俸禄，等待填补高官空缺。一组成为宫廷侍从。再有一组被任命为中央各部大臣，最后一组被派遣到省府做官。

毋庸赘言，最后一组的官位是追逐最紧的热门，因为省府总督和道台大人在组织高度完善的中饱私囊的体制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贪污受贿已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官职少而不敷分派，所以即使是殿试后金榜题名者，也需要手腕和影响双管齐下，方能争取到官位。经过科场四级筛选出来的中国官吏才华极为出色。只要中国政治实际上让这批正大光明地遴选出来的仕宦阶层来掌管，那就会万事大吉。中国政治体制的弱点是，没有与科举取士一样严格的选拔皇帝的制度。中国人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虽然皇位继承中有嫡长子继承制的趋势，但一般地说，皇帝在嫡子和庶子中指定一位太子。因为皇帝妃嫔众多，且皇后及妃嫔均选自豪门大户，所以围绕争夺太子继位的倾轧和阴谋就可想而知了。太子一经选定，其母必然立即要对他施加影响，竭力为她家族的所有成员谋到高官厚禄。每个朝代行将土崩瓦解的征兆总是这样的：政府的行政管理从科场选拔的仕宦手中逐渐落入了宫廷的宠臣手里。

宦官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崩溃中，起的是致命的作用。中国的宦官与伊斯兰国家的宦官截然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宦官是奴隶。而中国的宦官却是自愿入宫的。其中许多人中年以后方才入宫，他们已经结婚生子，为家族尽了孝道和义务。他们之所以受阉割去势，是因为入宫以后也许能够爬上高位。尽管他们已经受过去势腐术，可是他们宫外已有家室。因此，宦官入宫加重了中国行政机构里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毋庸赘言，在这样的条件下弃家入宫的宦官如果不是失意之徒，就是唯权是渴之辈。他们之所以甘愿做出任何牺牲，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权力。结果，宦官遂成为一帮危险之徒。他们在宫廷里得势之后，就会篡夺行政职务，并将其亲戚塞入高位、带进宫廷；此时该王朝就气数将近、行将就木了。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弱点是在最上层。不过，只要统治者得力，这个体制尚能有效运转，而且能培养并募集一个绝顶聪明的仕宦阶层：仕宦阶层在教育及文化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在迄今推出的体制中，这一体制是维持一个官僚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体制。招募胜任有效管理的行政官员，是现代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这也是美国人处理得很不好的一个问题。

中国古代政治更突出的弱点，是无处不在的贪污和惩治犯罪方法两个方面的弱点。中国的贪污不能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地方官吏俸禄不多，中饱私囊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们究竟能侵吞多少则有一个严格的惯例。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人都预先知道究竟要送多少才合适。这是纽约市民主党人曾经说过的“诚实的贪污”。如果地方官员敲诈太狠，商人和工匠就会进京告状。京师的检察官就不宣而至，封账捉人，然后才开始调查案子。如果调查说明，官吏的勒索超出常理，就迅速对他进行惩处。中国人审案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让案子一拖就是十年，只课贪污犯收入百分之三的罚金，而是迅速将贪官斩首示众。这种严刑对过度的贪污是一种威慑力量。

按我们的标准来看，中国人对付罪犯的方式比较严峻，但它不会使公众感到难堪。我们的做法并非总是这样。他们判案迅速，死刑的方法五花八门。罪犯几无上诉的权利。犯罪现场的目击者受到拷打，据认为拷打目击者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这一做法当然使现场目击者逃之夭夭，所以证词是难以得到的。如果被告是官吏，其罪行不够判死刑的标准，他就会被递解进京城去听候发落。他在京城被监禁数月或数年，周围的人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敲诈勒索，直到把他的油水榨干为止。顺便需要提及的是，这是位高权重的统治者为了聚敛财富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种手段。其模式为：让小官尽情中饱私囊，等候时机成熟，就一口鲸吞他们聚敛的一切财富。纳粹德国就使用这种办法。凡是极权政治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大官敛财的办法。

在世界伟大文明中，唯有中国有如下独特之处。在它的悠久历史中，从未产生过强大的祭师阶层。诚然，在中国早期王朝商周汉这三个朝代中，皇帝本人也是祭师，他代表整个王国祭天。但是，帝王的宗教职能总是从属于亲理朝政的职能，至少是从属于给朝臣理政提供认可的职能。实际的行政管理委托专家即训练有素的官僚进行。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没有建立过庞大的神庙体系；庞大的神庙体系曾经支配过诸如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支配过印度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

中国宗教最重要的成分是祖先崇拜。任何宗教都有一个趋势，它折射出被社会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和兴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家庭的组织和香火的延续。重要性稍次的是礼仪模式，礼仪在经典中有繁缛的规定。上述两种最主要的兴趣，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反映得十分强烈。无论忠于什么教义，他们基本上都实行祖先崇拜。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兼有迷信的因素和求实的成分。民间传说的鬼怪故事是难以计数的。

尽管中国哲学形成之初带有神秘的色彩，然而中国人的态度是彻底务实的。他们对各种宗教一贯抱宽容的态度，凡是最使人受益的宗教元素，他们都甘愿崇拜。他们从来不搞宗教迫害，历史上很少出现过什么殉教者。即使出现过迫害教徒的情况，尤其是迫害佛教徒的情况，也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害怕佛寺继续不断地吮吸国家的财富。中国人十分乐意从信仰一种神祇转而信仰另一种神祇，只要改宗看上去能使人得利。基督教从未在中国扎根的主要原因，除了它是外国列强的宗教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基督救传教士反对祖先崇拜。

有钱人的葬礼中，出殡的行列一侧常常是由和尚念经，另一边常常由道士做道场，道士一面口念咒语驱魔，一面焚烧纸钱赏鬼。据信鬼怪会参加葬礼，所以除非你驱魔赏鬼，安抚它们，否则死者的灵魂进入阴曹地府时就会遇到它们制造的麻烦。

中国是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中心，这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所做的最大贡献。世界各国人民还居住在小村落里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在维持庞大的城市人口了。它遭遇到了一个庞大的近代国家所面临的大多数政治问题，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甚至找到了如何对付少数统治者的办法。中国不仅影响了所有的东方文明，给相邻的文化提供了一个中心，使它们不断充实，而且还影响了欧洲的文明。中国对相邻文化的影响，打一个比方来说，仿佛是罗马帝国与周围蛮族的关系；中国好比是维持了3000年的罗马帝国，而不是只维持了500年的罗马帝国，它影响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切蛮族文化。

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和强盛的国家之一。17世纪和18世纪时，欧洲已进入繁荣昌盛的时期，可是当时中国的富裕程度，是欧洲望尘莫及的。按照大多数标准来说，中国的开化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欧洲。欧洲人与中国进行广泛的贸易，带回大宗精美的丝织品和瓷器，使英国人大多数的桌上餐具都带上“中国”的名字[5]。18世纪初叶，中国的商品引进了一种新的风格，成为一时之尚。墙纸、橱柜、家具和书画都模仿中国的风味，谓之曰汉风（chinoiserie）。法国贵族在自己的庭园里修建中国式的夏季别墅。许多法国耶稣会会士被派到中国，他们指望使乾隆皇帝皈依基督教。他们在清廷受到礼遇，但是乾隆皇帝对他们能在科学、数学和军事上做出的贡献更感兴趣，而不是对他们的宗教活动感兴趣。然而，法国耶稣会会士却学习中国哲学和经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形成法国革命背景的启蒙运动思想实际上是源于中国的，是中国思想对法国思想的渗透。受制于人者忠于治人者，反过来治人者又有义务去保护臣民的福利；如果统治者未尽此义务，臣民就有权反抗——这两种信念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什么时间进入欧洲思潮，是难以证实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它首先露头的时间，是欧洲人对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突然产生兴趣的爆发期。从我们所知的文化传播结构来看，至少可以推想，这个思想的源泉是中国。

有趣的是，在卢梭的著作里，自然人的思想颇像道家哲学中的理想。卢梭是耶稣会会士养大的，当时的耶稣会浸透了中国人的思想。然而，道家的自然人建立在对东方农民的实际观察之上，它与卢梭的自然人不同；卢梭给他神秘的自然人赋予一贯正确的直觉和胜人一筹的道德价值。

当前，中国处在混乱和受人支配的状态之中。也许，他们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才能摆脱俄国人的枷锁，使自己的精力重新聚焦；但是，他们一向有能力融合或赶走外来的征服者。中国人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不可能出现。他们的文明太悠久了，所以他们不可能以俄国人热爱共产主义的那种宗教狂热去拥抱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中国人的心理是智慧老翁的心理，他们阅尽了人间世态，饱尝了人间沧桑，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兴奋狂热了。

中国人比西方人略胜一筹的是，他们的文明史比起我们的长得太多了。西方人只不过是一群乡下人，刚刚被引进城市生活之中的乡下人。我们还在进行身体上和社会生活上的调整，去适应大群人聚居的生活方式。相反，中国人经历了三千多年的非常严酷的自然选择过程，经历了饥荒、疾病和各种各样的竞争。冷峻的事实是，他们在较差的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比我们强。这是将来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未来的局面可能是，几个大洲稀稀落落地住着白人，人口庞大的蒙古人种只占有一个大陆，他们的人口又迅速不断地增强。这样的局面出现时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尤其值得考虑。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确信，两百年之内，中国又会出现一个强大的“朝代”，中国将像过去一样，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

[1] 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800—前23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分布于山东、河南等地；磨制石器发达，制陶已使用陶轮；已出现卜骨；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亦较发达；早于商代文化。

[2] 《竹书纪年》，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共计20篇，叙夏商周三朝（迄至公元前299年）史事，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记。

[3] 许烺光（Francis L.K.Hsu，1909—1999年），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心理人类学创始人之一，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会长，1943年受本书作者拉尔夫·林顿邀请访美，随即留美任教，著有《中国人与美国人》《云南西部的魔法与科学》《宗教、科学及人类危机：研究转变中的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家元：日本的真髓》《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文化人类学新论》《美国梦的挑战》《边缘人》等。

[4]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诗人和作家，反对贵族势力，拥护共和政权，作品有传奇、史诗、短篇故事等，代表作有《十日谈》。

[5] 在英语里，瓷器和中国共用一词，只剩大小写不同而已，中国大写（China），瓷器小写（china）。

第十章 日本

日本人口的渊源尚有争议。我们不知道最早的居民什么时候来到日本列岛。尽管在更新世时代日本与亚洲大陆是断断续续地连在一起的，但这里没有发现任何前人类（prehuman）灵长目的遗存，连最早的人类化石也没有发现。已经发现了印度象和其他热带动物的遗存。倘若这些动物能跨进日本，人也应该能进入日本，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考古的帷幕直到新石器时代才揭开。约在公元前1000年，日本三分之二的北半部为一个奇特的虾夷族人所占据。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被认为是高加索人种的边缘遗存。然而，晚近的研究把他们和澳大利亚土著联系在一起。也许他们是与东南亚人体类型一致的古老民族，由于生活在云遮雾障的北方环境中，他们的肤色比其南方的祖先失去了更多的色素。他们的肤色浅，头形长、面部宽、鼻子短。他们的眼睛呈圆形，而不是呈杏仁形。他们的络腮胡子浓密，体毛众多。稍后出现的日本人体毛较少，络腮胡子亦少，他们始终称虾夷人为毛人。最早的虾夷人文化可以部分地依靠考古发现来构拟，亦可以靠迄今尚存于日本北部的虾夷人的生活来构拟。

虾夷文化是北极圈共生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以捕鱼和采集为生，住的是地穴，用的是新石器：磨制的石凿、磨制的弹射骨矛等。他们用粗沙烧制有绳纹的陶器，这种陶器与北美东部林区的印第安人烧制的陶器难以区别，换言之，他们的陶器是典型的早期烧煮器的北极区模式。

虾夷人的社会组织取小型村落的形式，每村住一个奉行图腾崇拜的族外婚氏族。换言之，每一个氏族以一种神圣的动物命名，对这种神圣的动物抱特别崇敬的态度。他们的宗教是自然神崇拜，不仅崇拜太阳和雨水之类的自然力，还崇拜瀑布、岩石、树木和其他的自然力。他们最重要的崇拜以对神的崇拜为中心。熊是他们这个生存环境中最危险的动物，也是最大的供人猎食的动物。熊被视为另一个部落的人；没有外人在场时，它们就脱下皮大衣，与别的人行为无异。每当猎杀一头熊，虾夷人都要举行特别的仪式以安抚其灵魂，让这头熊的灵魂给其他熊传递信息：如果它们让虾夷人捕杀，它们就会受到良好的待遇。事实上，时至今日，虾夷人仍然因袭这样的习俗：捕熊仔喂养，把它作为村里人的宠畜，对之抱以敬畏的态度，直至它被用作祭祀中的牺牲为止。

与虾夷人形成对照的是，日本南部的早期居民，似乎很早就以农业为生。他们带来芋头，也许还有稻谷。不过他们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捕鱼为生。他们的居住区建在海边，其文化考古实物稀少，因为他们修建房屋和制造工具都使用易朽的竹子和木材。他们不烧制陶器，使用的石器也极少。显而易见，这个南方的民族在体型上颇像原始马来人：身材粗短，皮肤黄褐，体毛极少。他们的面部扁平，鼻子不高，嘴唇薄，眼睛平直。

南部的这些居民和北方的虾夷族，处在大致相同的文化阶段，他们之间的疆界来回波动了一段时间。双方都是尚武的民族，然而由于南方人发展了农业，可以支持较多的人口，所以他们逐渐向北推进，迫使虾夷人不断后退。稍后，到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又一个民族从朝鲜半岛侵入了日本。他们带来的东西有青铜兵器、陶器和发达的农业技术。虽然他们人数较少，然而他们依仗着自己优越的文化四处推进，征服了新石器印度尼西亚型民族占领的南方，把这群被征服的人组织起来同化掉了。虾夷人的祖先被推到北方更远的地区。自此，虾夷人就留在北方，他们对日本文化的贡献微乎其微，唯一的贡献是使南方的邻居不得不保持军事上的戒备。从一开始，日本文化就有一个武士阶层。在日本文化中，武士阶级自始至终占支配地位。相反，在中国文化中，武士却处在次要地位，他们被视为保卫士农商的力量，令人遗憾，又必不可少。

日本的早期历史难以重拟，因为日本扎实的考古发掘工作微不足道。日本人学会写字做书面记录的时间非常晚。传说故事靠口耳交流世代相传。直到公元552年，书面历史记录才开始。那一年有一些朝鲜的书吏和传教士进入日本。而且，从一开始，日本的历史就受到宣传活动的影响，这种宣传活动受到宗教热情和爱国热情的强化。这样的背景不利于做出准确的历史记录。到6世纪时，日本人与富有历史头脑的中国人发生了接触。于是他们感觉到自己也需要写历史，遂开始凭借世代相传的故事来编造历史。彼时，日本尚分裂为许多小型氏族。每一位书吏着手写历史时，都带着虔诚的意图，希望他写的历史显示自己的氏族自古以来就是统治整个日本的氏族。当现在天皇家族的始祖成为支配日本的统治者时，歪曲历史，声称自己自古以来就处在各氏族之上，显然对这个家族是有好处的。同样，这个氏族创生的太阳女神被抬举为天照大神，被放到神殿里的高位，当今的天皇号称是其后裔。其实，她原来无疑是一位小神。

这个氏族最终取得对其他氏族的支配地位，其首领僭称自己是天皇时，日本帝国因此而诞生。此时出现的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社会，里面残存着许多氏族制成分。日本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首领。但是，由于帝国是中央集权制，氏族组织随之瓦解。氏族组织被扩张的大家庭取代。大家庭是父系续谱的血亲群，由若干人组成，比原来的氏族小，亦不会跨越不同的阶级。社会由四个阶级组成。底层阶级叫秽多[1]，即被遗弃的人。这群人的起源尚不清楚，其核心大概是前帝国时期的战俘奴隶，不过它后来扩充到包括各种各样的被遗弃的人、罪犯，甚至偶尔还包括一些贵族。这些贵族是应该切腹自杀却没有勇气自尽的人。

秽多之上是平民，平民分为种植者、手工匠和生意人。从事种植的农民在经济上处于运气不佳的地位，因为谁都可以向他们征税，但是他们有社会威望。务农本身是光荣的职业，甚至连武士也可以改行务农而不至于失去他的武士身份。手工匠人比农夫的地位略低。

起初，日本商人的地位低贱。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锁国时期”，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在此期间，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来了。为了控制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氏族坚持说，每一位贵族都必须住在京城，要不就从本家派一位管家住进京城。原有的封建经济是一种生产型的经济，现在它被改造成一种奢侈的货币型经济，因为贵族及其家眷居住京城后，必然要用现金买礼节需要的奢华的衣饰，要用现金维持其威望所需的住宅。

日本历史上始终存在着行会和工联，它们主要在奢侈品制造中心活动。组成行会的日本城市工人从来就不是一个驯服的下层阶级。如果他们觉得受到贵族的虐待，有组织的行会就要回击。由于城市里集中的人口越来越多，商人遂开始发财，而贵族则维持住了自己的威望。商人也逐步获得了威望。在日本开放之前的一百年间，一位破产的贵族可以通过娶富商的女儿，做上门女婿而重新获得家产，成为富豪。日本人的家庭没有嗣子时，有招赘的习俗，即挑选一位有出息的年轻人作为嗣子，让他改姓。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一些最富有的日本商人家族就是这样用招女婿上门的办法而组建起来的。

贵族构成世袭的武士阶级。因为贵族从农家娶来的小妾所生的庶子也算贵族，所以贵族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地位最显赫的幕府将军这一名号意为“凯旋将军”，它最初是天皇给北部戍边将军的封号，日本人与虾夷人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战争。后来，幕府将军成了僭越皇权的世俗统治者的名号。幕府将军之下是大军阀，名曰大名。大名之下又依附着较小的首领和武士。日本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权力过多地集中在上层，欧洲的骑士直接剥削自己领地上的农奴。在日本，赋税由大名征收，然后才由他们分配给下层的贵族，这就使贵族的高贵地位依附于大名。贵族家的长子继承父亲享受军阀赏赐的津贴，如果贵族家庭无子，它就会失去享受津贴的权利。失去了特权的武士组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叫“浪人”。他们在军阀的手下当雇佣兵。他们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中招之即来，他们许多人在国外服务。因此，数百年间泰国国王的卫队是由日本浪人组成的。

武士形成了自己的伦理准则，叫武士道。他们有独特的服饰，独特的社交礼节。他的护身甲由金属片做成，是用真丝仔细缠绕捆扎而成的。这样的铠甲能抗住刀砍——日本人的战刀只能用来砍杀。这种战刀能进入世界上加工最精湛的刀剑之列。将低碳钢和高碳钢逐层叠加，经反复锻打、折叠和焊接，就制成了这种战刀。最好的日本战刀的叠合层多达两千。

日本人与西方接触后，封建制度强加于人的服从和自律模式证明是显然有利的。它们给日本民族提供了一群爱国主义的领袖人物。广大的民众经过训练愿意追随这些领袖。漫长的封建主义使日本人能够动员民族的精力，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对他们有价值的成分。毋庸赘言，西方的军事战术是日本人最热心吸收的文化成分之一。

处在社会阶梯最上层的是皇族。皇族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原来，皇族仅仅是一个最强大的贵族氏族之一的首领。后来，他们被视为神的后代，被赋予神圣色彩，并且与其他贵族家庭区别开来。虽然皇族的婚姻只允许族内婚，但是王子可以从其他贵族家族中纳妾。小妾生的庶子，根据日本人按父系续谱的习俗，也被认为是具有神圣的血统，而且拥有皇家完备的权力。于是皇族的血统越来越扩大。每当幕府将军与天皇发生麻烦时，总是有许多王子可供利用，幕府将军可以遴选其中一位王子来取代难以挟制的天皇。常用的手腕就是逼迫天皇退位，要他让位于一位年轻而听凭摆布的王子。

日本历史比较能确认的最早年代，大约是公元200年。在邪马台女王（Empress Jingo）治下时，日本入侵朝鲜。我们了解这一年代，不是从日本的史料，因为当时日本尚无史官，而是靠朝鲜和中国史官的记录。邪马台女王似乎是日本中部地区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她成功地团结了足够多的氏族，发动了这场大规模的向亚洲大陆的征伐。邪马台女王使一个大致是中央集权的日本与亚洲大陆发生接触，为朝鲜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日本铺平了道路。

公元284年，应神天皇（Emperor Ojin）从朝鲜请来一位圣人担任顾问。这位谋士首次把汉字传入日本。但又过两三百年，文字才在日本牢牢扎根。只有等到7世纪时，日本才接受亚洲大陆的文化和学问，成为开化的国家。日本的第一座佛寺到公元600年才建成。它是在摄政王圣德太子（Shotoku Taishi）督导下完成的，圣德太子被称为日本佛教的始祖。公元645年，大化革新的发动者孝德天皇（Emperor Kotoku）发动教育和提高人民的运动。这位发动改革的天皇还用过其他一些名号，根据日本风俗，他出生时取乳名，长大后取学名，还可能另有一个尊号，去世后还有一个谥号，如此等等。然而，无论用何名字，孝德天皇都认识到自己的人民不如亚洲大陆上的文明民族，他痛下决心有目的地改变这种局面。这一改革打上了日本人心理的印记。这种心理经久不衰地维持至今。日本人从古至今都愿意学习其他民族的思想和发明，从中得到实惠，虽然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态度和忠诚仍然是日本人的态度和忠诚。

孝德天皇不仅试图使自己的人民受教育被开化，而且努力重组氏族政治，加强中央政权，当然所谓中央政权就是他的氏族的政权。他还努力给平民以更多的认可和自由。在这次借用外域文化组织日本文化的改革中，日本人接触的主要是朝鲜人。在下一个世纪中，日本人离开日本列岛走得越来越远时，他们才发现，文明的中心不是朝鲜而是中国，他们过去模仿的朝鲜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手翻版。于是，天皇就派遣若干使团去中国学习，命其就中国的各种制度写出报告。这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事件，是日本历史记录上唯一的壮举——除了若干世纪之后日本历史上一个相类似的事件之外。在这次派遣使团的壮举中，一个国家有意识地着手按另一个国家的模式改造自己的形态结构。遣唐使在中国羁留了20年左右。在此期间，他们遴选了各种各样最有出息的工匠，鼓励各行各业的工匠把漆器、瓷器、珐琅等技艺跨海带到日本。他们还请许多朝鲜和中国的学者到日本，甚至劝说印度和印度支那的学者和工匠到日本去。

于是，在七八世纪的日本发生了一场改造日本生活的运动，这次革新和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发生的革新相似。这两次革新对日本生活的重组，都以同样的心理需求为特征：感到自己太不如人，渴望赶上并超过世界各国。[2]

按照中国的路子改造日本文化的企图，在某些方面遭到了失败。彼时的中国，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和职业官僚阶层已在形成之中，在以后的一千年中，科举制度和职业官吏制将维持这一形式。虽然日本人试图把这一制度引进日本，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获成功，因为日本贵族的主体仍然目不识丁。当时的日本学者为数极少，日本尚无文学和哲学，没有创立中国式文学和哲学的基础。在中国，封建贵族实际上在汉代之前已经毁掉了自己。在日本，封建贵族从未遭到毁灭，中央政府能控制封建贵族的时间非常短暂。结果，日本人委任官吏是靠“任人唯亲”，没有预选官吏的措施。既然日本人有强烈的对家族和氏族的忠诚模式，所以政府官职趋于世袭，趋于不考虑官吏的诚实和能力。

大化革新之后，把统治权集中于天皇一身的努力归于失败。经过几代能干的天皇之后，这条路线开始消亡。日本人用非常典型的方式去对付这次中央集权的努力，他们维持了天皇的傀儡地位，赋予他越来越多的神性，同时把中央控制权从一个大的氏族转向另一个大的氏族。自9世纪至19世纪，天皇被他的神性和围绕他的禁忌捆住了手脚。比如，天皇静坐时要一动不动，因为如果他的头转动，他目光的方向就会发生地震。他的身体非常神圣，以至其头发和指甲只有在他睡熟后才能修剪。他的个人用品以及他触摸过的一切都是禁忌。皇帝每一次用膳的餐具都必须是新的，用过的餐具立即被销毁。这是皇宫里使用劣质价廉器物的借口。

最初，世俗统治者很敬重天皇，后来，他们的尊敬有所减弱。他们越来越把天皇视为纯粹的象征。神圣的天皇与世俗统治并存的制度在源赖朝[3]的统治下固定成型，源赖朝担任幕府将军的时间是在1186年至1199年。当时两个大的氏族（平氏和源氏——译注）正在激烈交战，其余较小的氏族也参战。源赖朝为首的源氏胜出，于是他着手重组帝国，以便他自己控制。此前，日本人并不特别好战，氏族之间的世仇争斗当然是有的，然而自从源赖朝重组帝国以后，确定无疑的好战阶层出现了，因为这一次帝国重组还涉及官职和俸禄继承模式的变革。这个好战的阶层统治日本，直至19世纪中叶日本的政治改革为止。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美国海军将领佩里[4]访问日本之后发生的。

1192年，源赖朝被授予幕府将军的称号。这一称号并不新鲜，但是在源赖朝之后，它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具有了军事独裁者的意思。源赖朝保留了天皇和京都的宫廷。但是，在没有摧毁过去的文职官吏制度的情况下，他建立了由他控制的军人政府。他与强大的佛教高僧讲和，在各省任命了军事长官和征税官。源赖朝是一位政治天才，他建立的双重形式的政府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叶，历时650年之久。

到18世纪时，幕府将军（Shogun）也成了傀儡。一个统治家族夺取了政权，另一个统治机构就建立起来了。在欧洲化和明治维新之前的两百年中，政府机构包括神圣的天皇，可他处于极端遥远的背景之中，并且被完完全全捆住了手脚；包括天皇之下的神圣的幕府将军也被捆住了手脚；然后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是丰臣秀吉[5]的后裔。丰臣秀吉推翻了幕府的统治，建立了名副其实的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个政府给日本人的训练为后来发生的变革做好了准备。

首先抵达日本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他们1542年到日本，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日本和欧洲进行着少量的贸易。欧洲带来的两样东西对日本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是火器和基督教。火器赋予封建贵族新的力量，使他们取得了脱离中央政权的更大的独立性。他们原有简陋的木房被多少带有欧洲风格的石砌堡垒所代替，因为他们现在需要能抗御炮火的要塞。

耶稣会会士方济各·沙勿略[6]是第一位到日本的基督教传教士。他1549年到日本，同时有几位耶稣会会士陪同前来。传教士在日本人中立即得到了响应。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仪式与佛教的教义和仪式有相似之处。过去强有力的佛教僧人，那时正在失去对民众的影响力。日本人乐意转向新的精神领袖。这种新的信仰也受到中央政府的欢迎，因为它促进了与西方的贸易。沙勿略到日本后的一百年之内，据报日本已有200所基督教教堂和10万名基督徒。封建贵族向罗马派驻了使节。有一段时间，日本似乎要成为一个基督的国家了。

在此期间，日本出现了三位领袖人物：织田信长[7]、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8]。织田信长是一位封建领主，他战胜了相邻的领主，成为京畿主宰。继之而起的是丰臣秀吉，一位出身寒微的人，甚至连武士都不是。在日本历史上，一位平民平步青云，爬到最高的位置，本人又没有一点神圣贵族的血统，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丰臣秀吉，以军事独裁统一日本以后，也进行对外国的征服。他侵入朝鲜，把朝鲜视为通向中国的门户。他声称要以席卷之势横扫中国。然而，日本人征服中国的企图未能成功，正如他们在近代企图征服中国未能成功一样。中国岂容他人席卷。日本军人侵扰中国时，明朝正值天下大乱，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尽管如此，中国人在外族进攻面前一致对外。

同样，虽然朝鲜人从来就不是好战的和富有才气的民族，但在抗击日本人的进攻中，他们表现出难以预料的力量和创造精神。他们发明了最早的“装甲船”，这些新式的“铁乌龟”组成的舰队击沉了日本人的舰队，切断了日本人的补给线。他们还发明了第一枚发射炸弹的迫击炮。彼时，这样的军备改进尚未用于欧洲，虽然此后不久它就在欧洲出现了。丰臣秀吉的进攻被迫停止。他一死，朝鲜人就摆脱了日本的控制。

向朝鲜的扩张实际上是转移目标，把军队送出日本，以便使新政府能更加牢固地站稳脚跟。很久以来，人们就发现，煽动爱国主义情绪的战争是使全民族团结的最好办法。虽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一次征服战争未能成功，但是它把日本人带进了亚洲大陆。而且，相当多的浪人向南进入了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他们在此充当雇佣兵。这些浪人多半是贵族出身，由于破产、出丑或过分的冒险精神，他们失掉了与贵族家族的联系，独自外出闯荡江湖。日本最近一次向印度尼西亚的扩张，实际上还是因袭17世纪扩张的陈旧模式：日本过剩的武装像洪水泛滥一样地涌入亚洲大陆的许多地区。

继丰臣秀吉之后兴起的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初为丰臣秀吉之对手，后来却成为其主要的副将。德川家康把注意转向内部事务，而不是对外的征服。在家康的领导下，日本终于得到强化。1603年，他迫使天皇封他为幕府将军。于是，他成为执掌封建化的军事制度的首领，这个制度是源赖朝400年前创立的。德川家康在远离天皇京都的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德川家康之后继任其职的，是他的儿子和孙子。在德川家族的统治下，日本得到了两百多年的安宁。

在此期间，日本不仅放弃了对外的征服，而且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日本统治者不想让人民知道国外发生的事情，尤其不想让日本人出国。离开日本列岛而后返回的人，一律要被处死。中央政权设立的是十足的警察国家，全国各地遍设路卡。从一藩到另一藩需要有通行证。各地关卡都征收捐税，这一点与法国相同。这种官僚制度很像俄国的铁幕。

在此之前，日本人一直是航海的民族。与欧洲接触后，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他们就在制造横跨太平洋的轮船，就在美国西海岸进行贸易了。锁国期间，日本制定了一条法律，造船超过了一定的吨位就可能处死。所有的外国人都不准入境，只有少数几位荷兰商人被允许在一个海港附近的小岛上居留。日本人承认需要的唯一的外国技术是制药技术。他们允许医学院学生学习荷兰语，以便使他们能看懂医学书。

然而，在此之前的开放时期，日本人借用的欧洲技术和思想数量惊人。日本人在自我强加的障壁之后，继续完善业已学到的许多形态的欧洲器物。他们研制的火器以欧洲的模式为基础，但根据日本人使用的习惯加以改造。他们制造的护甲非常精致，由欧洲的钢板式护甲改进而成，涂漆的钢片和生牛皮用丝线捆扎。金属加工发展为一种高级的艺术。他们的战刀刃口薄如剃刀，同时又能砍砸而不卷刃。武士的佩刀有许多种装饰，有些刀装饰简朴而优雅，用于宗教仪式；有些刀镶嵌黄金，只有在上朝时才佩戴。

日本人自古以来是爱美的民族，他们渴求艺术上的完美。他们的艺术基本上是依靠从国外引进的，主要从中国引进；经过逐渐改造，其艺术适应他们对和谐比例、装饰图案和幽默情趣的感受。于是，七八世纪期间，以及后来在10世纪和18世纪时，日本的艺术几乎纯粹是中国的艺术；中国影响的新浪潮把书画带进日本。在600年左右的德川家康时代，这种画风经过又一次综合，形成了色彩明丽的装饰皇家堡垒和寺庙的屏风。随着有产商人阶级的兴起，一种借助廉价的彩色木刻媒介的新型艺术涌现出来，彩色木刻主要用来描绘日常生活琐事。木刻是最早吸引西方人注意的日本艺术形式。晚近一些时候，我们受到的影响，是日本茶道中装饰用品既精湛又质朴的艺术气息，茶道最初是由禅宗仪式演变而来的。对现代艺术产生的另一种深刻影响，是日本的住宅建筑。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对各种宗教信仰都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佛教是最早加之于土著自然崇拜之上的宗教。到了7世纪，宗教的势力才强大起来，那时的佛教形成了许多宗派。基督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颇有影响，但是接着它受到德川幕府的禁止，实际上它是被消灭干净了。与佛教基督教并存的，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宗教神道教，神道是从土著的自然崇拜中发展而来的。日本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佛教是知识分子和贵族的宗教。禅宗强调个性的发展，其影响更加广泛，尤其在武士中的影响最大。禅宗造成的态度渗透进了整个日本的美学和伦理学之中。神道是偏僻地区实行的一种缺乏组织性的崇拜。日本开放和现代化之后，神道被定为国教。

在幕府时期的几百年中，日本的人口相当稳定。取得人口稳定的原因，部分是性问题上的独创性和避孕的技巧，部分是日本人不喜欢承认的一种办法，名之曰“削减家庭规模”。日本人不实行通常的溺婴，所谓溺婴就是多余的孩子出生不久即予杀死。日本的家长如果子女过多，无力抚养，他要等孩子长到二三岁时再做决定，此时孩子的健康和智力潜能都已明显表现出来。最没有出息的孩子就会被除掉。这种“削减”和给作物整枝间苗是一回事，意在使留下的孩子有机会长得更好。然而机械化之后，日本不断增长的商业利益需要廉价劳动力，天皇又需要士兵；国家遂鼓励快快生育。日本人纪律观念强，又有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他们就开始多生孩子，日本人口随之而猛增。

1636年，日本开始锁国，直至1853年。那一年日本对外开放，可以说它是像罐头一样地被撬开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美国人派了一支远远超过日本实力的舰队到日本，彬彬有礼地说，他们想签订允许通商的条约，否则就……。这次的签约颇有俄国和芬兰的攻防联盟的意味。对这样的条约，日本人和芬兰人一样不会喜欢，他们宁可舒舒服服地与世隔绝。

佩里将军访日几年之后，日本的一些海岸炮向一些欧洲人的轮船开火，而欧洲战舰回击的速度和准确性，使日本人大吃一惊。这一事件明确无误地使日本人感觉到，他们在欧洲武装力量现代化的装备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认识到，如果要再次卷入世界事务之中，他们就必须尽快实现现代化。日本人已经握有慎重模仿其他国家的模式。过去，他们模仿中国，此时的中国正陷入混乱，并且正在迅速陷入欧洲人的控制中。于是日本人转向西方。他们派出代表团到欧洲各国去带回使欧洲人成功的技能。他们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擅长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按照德国人的路子组织日本陆军，根据英国人的路数组建海军，模仿法国和英国的模式组织自己的财政和制造业。当时他们瞧不起美国，以为美国不够发达，不值得研究和模仿。

佩里将军访日的时间是1853年。到1867年，日本的内部革新业已完成。封建领主的争斗被正式废止，天皇又恢复行使政治统治者的实权，而不再仅是一位神圣的统治者。所幸的是，明治天皇是一位精明的天皇。日本人建立的新政府看上去有足够的民主和宪政去赢得欧洲人的尊敬，虽然这个政府的管理建立在日本正统的家族控制的基础之上。有趣的是，在这次改革中，一个大的氏族接管了陆军，另一个大氏族控制了海军，其他的氏族则投身于其他各种行业之中。

有一段时间，日本人生活中一切古老的方面都贬值了。日本人被欧洲人的杰出成就弄得晕头转向，以至于给自己的文化所赋予的重要性微乎其微。许多最优秀的日本艺术品几乎是白送给了有鉴赏力的欧洲人。与此同时，日本人却努力去学会鉴赏维多利亚时代的拉斐尔前派画家[9]的作品。

长期的纪律性使日本人做好了准备，只需一声号令，他们就万众一心行动。他们精心制订计划去实现现代化，去征服世界市场，进而把征服世界作为自己长远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将世界各民族置于天皇的荫庇之下。这些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相当大的进展，然而由于日本人的失算，这些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

[1] 秽多（Eta），从事最低贱职业者如屠夫等。

[2] 这两次革新分别是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

[3] 源赖朝（Minamoto Yoritomo，1147—1199年），日本幕府制度创建人，夺取了天皇政府管理地方行政的权力，成为日本封建领主的最高主宰，他建立的幕府叫镰仓幕府。

[4] 佩里（Mathew Calbraith，1794—1858年），美国海军将领，1853年—1854年率舰远征，迫使日本与美国通商建交，日本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遂告结束。

[5] 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7—1598年），16世纪日本封建领主，曾打败所有的大名，完成统一日本的大业（1590年），企图征服朝鲜、中国等地，1592年侵朝失败，1597年第二次侵朝亦告失利。

[6]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年），西班牙人，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率先在亚洲的马六甲、日本和中国传播天主教，被尊为“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传教士的主保”。

[7] 织田信长（Oba Nobunaga，1534—1582年），10世纪日本将军、战国大名，实际的日本独裁者。在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协助下统一了许多地方，控制了68国中的30国。他打击佛教，支持基督教。

[8] 德川家康（Tokugawa Jyeyasu，1543—1616年），日本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的建立者，织田信长、丰臣秀吉部将。1600年的关原大战，击败40多个大名的联军，成为日本无争议的主宰。1603年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

[9] 拉斐尔前派画家（pre-Raphaelite），1848年以英国画家罗赛蒂、亨特、米勒为代表的艺术团体，以中世纪的历史和古老故事为创作背景。

结束语

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史。在文化发展中，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既赶不上发明织布机的影响，也赶不上冶金术的影响。在令人叹为观止的文艺复兴时期，正如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一样，帝王是匆匆过客，学术有兴衰，然而农民却孜孜不倦地埋头耕地。兴起的城市中，城市生活所必需的安稳生活已经在任何地方发展形成，且都重现了苏美尔人城市生活的模式，都重现了有组织的行会工匠的模式。行会工匠兼有双重身份：生产者和销售者。他们甚至连技术都始终保持着十分显著的相似性，只不过有一些小小的发展罢了。比如，早期的技术主要依靠青铜器，后期的技术主要依靠铁器，仅此而已。铁的价格比较低廉，储量亦较丰富；在一定程度上，铁使金属使用大众化了。早期复杂的象形文字，只有专职的祭司和神职人员才能通晓；后来发明的字母表使文字发生了革命，使读书识字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当然，中国给上述文字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少数的例外。

人类文化发展中，有三次基本的突变。第一次突变是使用工具、火和语言。第二次突变是发现如何栽培作物、驯化动物，由此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和技术进步。农牧业发展后不到一千年，我们文明的基本模式就建立起来了，文化的有效调节也建立起来了——在技术、经济布局的模式和社会形式上都建立了有效的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只有经过若干世纪的试验才能完成。第三次突变是不到两百年前发生的，它的完成靠的是发现如何从热能取得动力，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我们尚在努力使自己的制度和经济生活去适应这些采用不久的新的文化成分，可惜我们的努力还不是非常成功。

第三次文化突变发生之前，旧世界中的各种文明基本上是非常相似的。在旧世界各地，主要的生活模式都是农业经济。那时的经济依靠人的体力，再加上一点畜力相助，比如用牛拉犁，用驴驮运重物等。世界上的工艺技术依靠的是人手的技能，雕刻木器、锻打金属、纺纱织布依靠的都是手工技能。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每一种伟大的文明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所有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不和谐的；换言之，那些对它们似乎重要的文化成分就发展得非常精细，但在其他的文化成分方面它们却落在后面，对这些文化成分它们甚至抱拒斥的态度。两河流域给我们提供的是最古老的城市生活和法律控制的模式。汉穆拉比法典在我们许多现代的法律程序中仍然得到回应。埃及人的神秘主义在世界各国宗教的许多成分中依然有所反映。中国是第一个发展出控制庞大城乡人口的政府及控制体制的国家。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技术上做出了许多伟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太热衷于技术发展，对于如何调节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使之适应机器时代产生的新情况，我们做得还太少。本书试图说明的是，各种文化的专门化发展是如何产生、如何整合、如何传播的，是如何使现代世界文化丰富多彩、繁复多样的。

第三次文化突变的展开，是由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以及接踵而至的技术进步所引起的。与此同时，科学方法也投入了使用。科学方法被认为是希腊人的功劳，但是希腊人开发的科学方法只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希腊科学家陷入困境时，常常又退回去依靠哲理和纯粹的推理；他们不知道，在处理由多种现象起作用的轮廓形态时，逻辑推理的结论未必总是正确的。希腊人做事时，如果一次尝试就得到满意的结果，就停步不前。而科学方法的实质却是：严格控制试验，记录试验的结果和技巧，以便让其他科学家检查验证。这一方法使人们利用并改进试验结果成为可能。所有上述基础发现都是在欧洲完成的。而且，由于这个地区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煤矿和铁矿，所以欧洲文化在第三次文化突变中比世界其余地区抢先了一步——这就是“白人优势论”真正的理论基础。

我们尚未来得及适应第三次文化突变，可是近年利用原子能和进入太空的发现很可能就要产生第四次文化突变了。然而，这些新的基础发现的威力，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威力：它们巨大的摧毁潜力一定会迫使世界各国人民改变对战争的态度。原子能改变我们文化的基础结构的潜力尚待我们去探索，因为这个了不起的动力源泉尚未被驯服——它尚未成为日常经济中的动力因素。但是，除非我们发了疯用这个新的动力去摧毁自己，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将继续变化发展，生活将更加丰富多彩，个人的寿命将更加延长。

中译本第一版后记

数十年来，大陆尚未出版过一本比较系统的世界文化史专著。本书的翻译出版，在时间上虽然较晚，但无疑还是极具价值的。

任何学术著作都必须经历时间的考验，被岁月的长河冲刷、淘选、洗汰；能够在时光的流转中沉积下来，历久弥新的，乃是真正的智慧结晶。作为大师作品的《文化树》正是这样一本堪称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价值的经典著作。

自1955年此书问世以来，时间的车轮已转过了近40年。然而，由于它出自学术巨擘之手，所以它代表了当时学术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尽管此书的论述材料受到当时考古发掘的限制，本书的素材不免表现出作者“此生有涯”的客观局限（尤其表现在中国和印度考古素材上）。但是我相信，对于本书的每一个认真的读者来说，书中的分析和阐论所具有的那种宏博的时代超越性，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所具有的对历史材料和研究方法纯熟的驾驭和运演能力，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预言的智慧，使他不受当时的考古材料束缚和羁绊；这是弥足珍贵的禀赋和成就。

世界文化史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要浓缩成一本小书，谈何容易；由一人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较新的专著问世之前，《文化树》的价值是不可取代的。即使有了新的专著问世，它纵横驰骋的思路、挥洒自如的笔墨、宏富经纬的睿智、阐幽抉微的条分缕析，仍将具有经久的魅力。

译者的学问和译笔难以承受本书这种繁难的译事，殷切期待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为便于年轻朋友阅读此书，有必要处做了大量的注释，其中倘有不妥之处，亦请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1988年6月

中译本第二版后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西学经典书系”，收录我的两种旧译《数字麦克卢汉》和《文化树》，使我有机会尽量完善译本，以期实现我对得起作者、读者、出版社、译者本人和后世的承诺。至此，我的人文社科译作再版已达9种。

《文化树》第二版的修订极其神速，仅用20天。这个奇迹的促成多亏了几个条件：第一，感谢好事者把我的第一版电子文本放到网上，使我修订起来极其便利；第二，感谢作者极其明白晓畅的英文，译者不容易犯理解和表达错误，故第一个译本的质量令人欣慰，错误和疏漏不多，无须大量校勘；第三，学问的长进、一千余万字的学术译著使我能驾轻就熟。

感谢谭徐锋先生的盛情邀约，钦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追求学术精品的胆略。

我极力推崇拉尔夫·林顿的这本书，并不等于宣告，该书白璧无瑕，除了岁月的流失使之无法反映这些年来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史学的成果之外，该书的编辑工作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疏漏：第一章只标示了一个小节的标题：“向智人进化。”为了反映第一章的真实结构和内容，我们追加了第一节“人猿揖别”，将第一章分为两个小节：“人猿揖别”和“向智人进化”。

然而，和该书的永恒价值相比，这小小的编辑疏漏确乎是瑕不掩瑜。我在此重申第一版后记里的判断和宣示：“即使有了新的专著问世，它纵横驰骋的思路、挥洒自如的笔墨、宏富经纬的睿智、阐幽抉微的条分缕析，仍将具有经久的魅力。”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3年12月22日

译者介绍

何道宽，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外国语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著作和译作80余种，约2000万字（著作约85万字，论文约30万字，译作逾1900万字）。

著作有《夙兴集：闻道·播火·摆渡》、《中华文明撷要》（汉英双语版）、《英语·创意导游》（英文版）。电视教学片有《实用英语语音》。

译作约80种，要者有《思维的训练》、《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含一二版）、《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含一二三版）、《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含一二版）、《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含一二版）、《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传播的偏向》（含一二版）、《帝国与传播》（含一二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含一二版）、《中世纪的秋天》（含一二版）、《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麦克卢汉书简》、《传播与社会影响》、《新政治文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含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含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模仿律》、《莱文森精粹》、《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重新思考文化政策》、《17世纪的荷兰文明》、《裸猿》（含一二版）、《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超越文化》（含一二版）、《无声的语言》、《传播学概论》、《新新媒介》（含一二版）、《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迫害、灭绝与文学》、《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互联网的误读》、《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初闯中国：美国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媒介与文明》、《个性动力论》、《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余韵无穷的麦克卢汉》、《指向未来的麦克卢汉：媒介论集》等。

论文50余篇，要者有《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比较文化之我见》《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崇“二”的心理定势》《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和而不同息纷争》《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播种者和解放者》《莱文森：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立体型的多面手》《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等。

Table of Contents

- 封面
-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
- 前折页
- 版权页
- 中译本第二版序
- 中译本第一版序
- 目录
- 第一章 洪荒时代
- 第一节 人猿揖别
- 第二节 向智人进化
- 第一节 火与工具的使用
- 第三节 冶金术
- 第二章 基础发明
- 第二节 作物栽培与动物驯养
- 第五节 技术发明
- 第六节 城市
- 第四节 文字
- 第一节 东南亚新石器时代
- 第三章 东南亚文化复合体
- 第三节 东南亚后新石器时代
- 第二节 大洋洲文化
- 第一节 西南亚新石器时代
- 第三节 雅利安人
- 第二节 欧洲新石器时代
- 第五节 闪米特人
- 第四章 西南亚和欧洲
- 第四节 突厥—鞑靼人
- 第一节 两河流域
- 第二节 埃及文明
- 第五章 最早的文明
- 第一节 克里特
- 第三节 蛮族文化
- 第二节 希腊文化
- 第五节 伊斯兰文化
- 第六章 地中海文化复合体
- 第四节 罗马半岛
- 第一节 非洲史前文化
- 第七章 非洲
- 第三节 非洲诸文明
- 第二节 历史时期的非洲民族
- 第一节 史前印度
- 第三节 佛教
- 第二节 历史时代早期的印度
- 第八章 印度
- 第四节 前殖民地时期
- 第一节 史前中国
- 第三节 晚期王朝中国
- 第九章 中国
- 第二节 历史时代早期的中国
- 第十章 日本
- 结束语
- 中译本第一版后记
- 中译本第二版后记
- 译者介绍
- 后折页
-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