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经济学家
Author: [英]琳达·岳
Date: 2020-06-18 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伟大的经济学家

作者:[英]琳达·岳

译者:赵亚男

出版时间:2020-05-01

ISBN:9787521716290

引言
伟大的经济学家帮助我们应对经济挑战

在面临根本性变革的时候，我们急需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就此而言，还有谁比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更能帮助我们塑造未来的经济呢？他们的思想曾经让现代经济走向空前繁荣，甚至最贫穷的国家的情况也大有改观。这些过去的思想在现今的经济环境下依然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挑战。

现在正是评估世界经济走向的理想时机。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之后，美国、英国、欧盟、日本、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方面的重大挑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但目前民众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使其前景堪忧，并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在英国，生产率的增速呈现疲软态势，而2016年6月的历史性脱欧公投也将在此后数年中影响该国经济。同时，欧盟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改革欧元区的经济才能在共享单一货币（欧元）的同时实现增长。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困扰，目前该国正在实行一系列的创新经济政策，目的是改变其低迷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中国在试图加入世界富国行列的进程中也面临着结构性挑战。亚洲、非洲、拉美和东欧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也备受关注，这些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强劲增长之后也在减速。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些国家是否还有足够的经济动力消除境内贫困？另外，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这很像工业革命时期，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因此，我们还将对推动创新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探讨。

哪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曾用理论改变了世界，而他们的思想依然能指导我们应对今天的挑战呢？这个名单很难取舍。其中一个衡量标准是，他们的成果必须对我们当前的经济问题有直接影响。虽然这个标准可以起到一定的筛选作用，但我的名单中仍会遗漏很多本应收录入册的人物。比如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本书在介绍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章节中谈到了这位经济学家，这两个人的思想结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危机的本质。还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他提出了国际贸易的分布性影响理论，该理论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成果为基础，提供了相当深入的见解，有助于那些全球化中的输家更好地应对困境（本书结语处将做探讨）。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限定标准，即我选定的名单反映了我所关注的问题。由于必须做出选择，所以我着眼于经济增长（即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对庞大的名单进行了精简。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银行业崩溃之后，各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兴市场的崛起，是过去几十年中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并将持续产生影响的两个根本因素。这场金融危机表明，一些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快速繁荣也让我V们认识到，现在是时候审视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方式及其对消除贫困等全球重大问题的意义了。有些国家已经具备了应对某些问题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英国如何重新审视各自的增长驱动力，以及中国如何这么快就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其他可以借鉴的经验包括，欧洲如何通过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日本如何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干预结束数十年的经济停滞状态。正像之前说的，本书将着重探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本质。

你可能会注意到，我选择了许多较为早期的经济学家。显而易见，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都是基础性的大问题，比如增长、创新和市场的本质。当然，目前也有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致力于重点问题的研究。最近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在积极参与当前的政策讨论，比如提高经济增长率和评估政府支出的作用，但他们的研究毕竟根植于前人的成果，而前人建立的通用模型才是经济学的基础。本书对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究了他们的想法来自哪里，以及他们的见解对经济思维有何影响。

毋庸置疑，我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在遇到经济问题时都会首先搬出他的理论，这已经是共识。我由此想到最近主持过的一档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其间我曾问一位学者，为什么我们总是忽略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而把重点放在仅占英国和美国经济1/10左右的制造业上？他当即提到了亚当·斯密，说斯密认为服务业没有生产力，这个行业是由“丑角、音乐家、歌剧演唱家”组成的，他们的产出无法进行交易，因此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增加国家的总产量。在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工业化的到来使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空前提高，而他于1776年完成的《国富论》就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开创性著作。亚当·斯密的影响几乎渗透了经济学的每个角落，我们至今仍然会从他设定的视角审视经济问题。

作为本书首推的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指供给和需求的内在影响，而非政府或其他机构的直接干预），该主张构成了经济理论的基础。正如我在BBC第4频道的节目中探讨的那样，在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过度依赖金融服务的弊端之后，英国政府正试图通过回归制造业重新平衡经济，不过至今仍未取得成功。历经10年，服务业已经恢复到了衰退前的水平，制造业却不见起色。不仅是英国，美国、中国等主要经济体也在寻求经济的再平衡，以实现可持续性增长。亚当·斯密会如何看待这些举措？他青睐于制造业，但又反感政府对“看不见的手”横加干预，他会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

还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受到亚当·斯密的启发，他后来被誉为“国际贸易之父”。1817年，大卫·李嘉图正式提出了比较VII优势理论，以此阐明各国如何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即使一个国家的各项制造业都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该理论也同样适用。这个国家应当着重发展本国相对不那么糟糕的制造业项目，通过专业化操作和贸易交换，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获利。然而，如果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贸易的结果是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持续出现贸易逆差（进口商品的价值超过了出口商品的价值），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李嘉图会建议政府怎么做呢？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工业革命的看法与亚当·斯密截然不同。尽管马克思也经历了19世纪西方经济的戏剧性转型，但他反对由市场主导结果，并主张共产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他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剥削性和不可持续性，这一观点推动苏联和中国等国家采取了共产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

人们普遍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中央计划经济导致的后果。通过进行市场化改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中国似乎正在经历其市场化进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阶段。马克思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又会做何评判呢？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与卡尔·马克思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其观点却与马克思的计划市场理论截然相反。马歇尔并不主张由政府管理经济，他正式阐述了斯密理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如何通过市场力量实现经济均衡，同时说明了供求关系如何决定一件商品的价格和数量。马歇尔相信市场有自我修正、趋向均衡的能力。这意味着国家只需放开管制，政府没有必要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例如商业周期的起落进行大量干预。但是，面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我们如何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呢？经济增长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都聚集到了只占总人口1%的富人手中，对于这些不平等现象，马歇尔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毫无疑问，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它提醒我们不能只考虑经济增长的速度，还需要让经济保持良性增长。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撰写过一本关于不平等现象的畅销书。该书大受欢迎的程度反映出一种普遍的担忧，即美国目前的不平等程度已经与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一样高。最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甚至指出，不平等问题是大衰退之后造成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人们常常以不平等现象控诉资本主义制度，马歇尔会如何看待这种不断加剧的收入差距呢？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不平等的吗？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担忧有增无减。这场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处于震中，英国深受影响。即使多年过后，债务水平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也不够强劲。目睹了这场危机的欧文·费雪曾经警告人们，此类危机过后会有债务通缩螺旋上升的风险，这正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崩盘后所经历的IX灾难。在偿还债务的过程中，产出的下降还会导致物价下跌或通货紧缩。为了确保这些国家不至于面临“失落的几十年”，费雪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过二次衰退和收入增长停滞问题，我们是否有重蹈覆辙的风险？

可以说，自近期经济衰退以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人们讨论最多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智库——经合组织给出的数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长期失业（失业超过一年）率增长了惊人的77%。在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两位数。美国和英国的就业情况稍好一些，但其他形式的隐性失业（比如不充分就业和兼职工作）则令人担忧。因此，政府在推行公共政策中的首要工作就是促进就业和恢复增长。

众所周知，凯恩斯不相信市场有自我修正的能力，这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背道而驰。凯恩斯主张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和必要时生成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他的这种观点源于大萧条之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而凯恩斯的思想使他成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甚至在他去世后还影响着战后时期设立的福利国家等大型政府计划。

另外，与今天类似的一个情况是，自2009年大衰退以来，人们一直围绕着紧缩政策，即通过削减政府支出和提高税收减少预算赤字的经济问题展开争论。紧缩措施的一个结果就是政府/公共/国家投资会出现大幅下降，而这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公共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重要驱动力，如果着眼于未来，凯恩斯会建议当今政府在公共投资方面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

另一个有关经济问题的重要议题是如何提高经济生产力。以历史标准来衡量，金融危机以来的复苏速度一直较为缓慢。许多发达国家的生产率都停滞不前。要想实现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而这需要通过创新寻求突破。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政策问题，而最适合解决这一问题的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和凯恩斯同一时代的“创造性破坏”的倡导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熊彼特的理论中，企业家和创新者不仅处于经济复苏的中心，而且是整体经济增长的核心。那么，为了提高生产率和创新力度，熊彼特会建议各国政府在当前阶段做些什么呢？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对那个时期的经济政策有着重要的贡献。哈耶克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旗手。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成员，该学派拒绝接受关于商业周期的标准解释，这使其有别于其他学派。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观点截然相反，他相信市场力量占主导地位。哈耶克反对使用货币政策（指调整经济体中的货币成本和数量，以影响经济增长），也反对凯恩斯的财政激进主义，这使他与许多经济学家意见相左。尽管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找到了一席之地，但他的理论仍然没有被XI学术界广泛接受。随着资本主义在大萧条之后受到占领运动以及其他活动的攻击，哈耶克的观点又重新流行起来。这些思想可以帮助我们从这场金融危机中甄别经验教训。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是20世纪的另一位杰出人物。她是本书中的唯一一位女性，这也反映了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女性专家的匮乏。我在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发现罗宾逊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很有见地。例如，她提出低工资问题是最亟须应对的一个挑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G7（七国集团）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年平均工资增幅赶不上通胀水平的国家，这有些令人不解。“实际工资”普遍缺乏增长，这一问题已经不只是上一次大衰退的余波，而且也不限于英国本土。在日本和德国，中等收入的工人（即那些收入在工资分配范围内处于中间位置的工人）在20年中没有涨过多少工资。美国的情况更糟糕，国内的工资中值已经停滞了40年。这就是罗宾逊所研究的问题。在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关键要素市场中，罗宾逊用完全竞争（所有市场都有效运作）假设下出现的偏差解释了低工资现象，以及为什么工资不能反映工人的产出。我们要问罗宾逊的是，有什么补救措施可以用来应对困扰主要经济体的工资停滞问题。

接下来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来不缺少关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过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他认为，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数量只会影响价格并引发通胀，但不会影响长期的国民产出，这也是他众所周知的货币主义经济学观点。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弗里德曼一直是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他甚至一开始认为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的成立是一个错误。尽管弗里德曼后来承认美联储是控制货币供应的必要机构，但他坚持认为美联储应该局限于这一作用，而不应该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意料之中的是，他不认同凯恩斯理论中关于财政政策对经济具有持久影响的观点。

1963年，作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员，弗里德曼与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Anna Jacobson Schwartz）合作出版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一书，这是关于货币政策的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他们重新审视了大萧条的成因，以便了解那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为何这么久才从1929年的股市崩盘中复苏。两人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是罪魁祸首，尤其是美联储过早地收紧货币供应的做法，他们认为正是这一货币政策导致了1937—1938年的经济崩溃，并引发了第二次经济衰退，即“萧条中的衰退”。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历史重演之后，弗里德曼会如何看待“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呢？目前，各国央行已经实施了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政策，其中包括量化宽松（现金注入），甚至负利率（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收取的存款手续费），以向经济体中XIII注入更多的资金。弗里德曼将如何看待几乎是在盲人摸象的央行措施呢？

接下来的两位经济学家针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都对当前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他认为制度体系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由于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为何一些国家变得富有，而另一些国家仍然贫穷，所以人们对诺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二战结束后，经济学家们将目光转向了诺斯关于制度作用的研究，以理解为什么很少有国家在战后富起来。因此，法治等体系问题已成为制定发展政策过程中首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将要问询的是，诺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

与诺斯同时代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持有不同的观点。索洛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但诺斯认为索洛的理论并不完整。索洛模型旨在通过考察工人的贡献、企业对经济体中生产性资本的投资以及技术进步的作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现象。与其他出现V形产出下降并迅速复苏的衰退不同，在2008年的危机中，国民产出或GDP（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但复苏乏力。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我们共同的前景充满忧虑。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甚至重新启用了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个增长缓慢的世界——长期性经济停滞。20世纪30年代，最近一次系统性银行业危机发生之后，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曾用这个词来描述在某种程度上由社会老龄化等问题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现象。 作为一个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经济体，日本已经先行经历了这个阶段。索洛将如何评价危机后缓慢的复苏速度？他也认为我们将面临一个经济缓慢增长的未来吗？这是未来几年里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最后，有关全球化的共识正在面临挑战。几十年来，实行全球经济开放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但人们对贸易中产生的收益不均问题越发不满。虽然国家的整体经济可以从中受益，但在一国之内仍然有赢家和输家之分。最近，美国和英国的民众都在公共投票中反对现状，包括对当前贸易状况的否定。伟大的经济学家们会认为全球化进程遇到了麻烦吗？

战后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国际贸易的扩张带动的，因此经济繁荣与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特别是1995年成立的WTO（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全球市场，这使得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贸易发挥的作用更胜以往。全球化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了一起，它不仅实现了资源的传递，而且使世界各国的思想得到传播。例如，伦敦共享单车项目的概念可以在全球迅速推广，并在北京通过一款应用程序得以实践。但是，贸易发展正趋于停滞，多边体系正在分化为新兴的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体X系V。此外，由于全球化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各项贸易协定遭到了选民们的强烈反对。这对于作为未来经济增长引擎的贸易意味着什么？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对此有何看法？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抵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著作详细阐述了贸易对经济体中的工人产生的不均衡影响。整个经济从中受益，但有些人（例如制造业工人、农民）蒙受损失，这种分布影响应该如何解决？他们的思想有助于均衡贸易中的赢家和输家，并为全球化的未来指明方向。

本书将借鉴伟大的经济学家们的见解，揭示一些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重大经济问题的答案。从工业革命到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再到如今的数字时代，这些人的集体智慧塑造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格局，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水平在这段时期有了显著提高。或许他们的见解也能指导我们的经济未来。

1. Adam Smith, 1979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s. R. H. Campbell, A. S. Skinner and W. B. Tod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k II, ch. 3, para 2.

2. Alvin H. Hansen, 1939,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1), pt I, pp. 1–15.

第一章

亚当·斯密：
政府应该重新平衡经济吗

亚当·斯密被公认为经济学领域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人物。他见证了工业革命的开端，正是这场革命使西方世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那段时间以及后来的几十年里，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工业化经济体。在这段不寻常的时期，有一本书出版问世，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之一。

亚当·斯密花了10年时间写成了巨著《国富论》。该书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指看不见的市场力量通过平衡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该词已成为指代“自由放任”经济的真言。尽管斯密本人从未以这种特定的方式使用该词，但他的确在其著作中设想过国家仅发挥有限的作用：

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的、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了。

斯密对于税收问题的疑虑更甚：“一个政府，向其他政府学习技术，其最快学会的，无过于向人民腰包搜刮金钱的技术。”

亚当·斯密对干预市场力量运作的政策制定者持怀疑态度。但英国和美国等后工业化国家当前采取的做法是，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并降低服务业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以扭转去工业化进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推动经济再平衡的呼声不断涌现。金融危机暴露了大型银行业的脆弱性，正是这种脆弱性导致经济陷入了瘫痪。鉴于此，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戴上了安全帽，并积极推动“制造业大前进”运动。在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先进或者说高科技制造业上加大了投资，其继任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公开倡导企业将工厂迁回美国。

亚当·斯密会如何看待这些做法？政府是否应该重新平衡经济，使之朝着制造业的方向发展？那些服务业占国民产出3/4以上的国家能否像英美那样重新平衡经济？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其他可能会效仿英美，走上典型的去工业化道路后再回归工业化的经济道路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

英国历经18世纪末和19世纪中叶，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后是德国和美国。这个阶段被称为工业革命时期，它见证了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工厂为标志的社会，而商人是这些工厂的拥有者和经营者，他们在国内外进行商品交易。

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发达经济体经历了另一个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去工业化。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时代推动金融自由化以来，尤其是1986年的“大爆炸”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后，英国的工业已经让位于服务业。（这是相对而言的情况，如今英国依旧是全球排名第九的制造国，在2004年左右还能排到前五名。）同样，尽管美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制造国（最近已被中国超越），但其服务业在美国国民产出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在欧盟，虽然服务业占其GDP或国民产出的70%，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盟成员国也都在全球制造业大国之列。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仅处在中等收入水平），也见证了其服务业产出超越了工业。

国家在发展时期往往侧重于工业化进程，所以会从农业转移到生产率或人均产出更高的制造业，并由此产生更高的工资。工业化是各国跻身中等收入阶层和发展繁荣的方式，而随后便是去工业化过程。一旦发达经济体变得更加富裕，其服务业、零售业和金融业便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就业岗位也从工厂转移到了办公室或商店。这样一来，制造业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就开始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拥有庞大金融服务业的经济体存在着弊端。银行变得更加复杂且互相关联，同时它们的业务变得更难理解和监管，从而导致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促使英美民众开始呼吁政府加强对银行的监管。这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英国政府再次将目光转向了制造业，希望以此寻求经济的“再平衡”。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制造业仅占英国增值产出的11%左右，而我们之前提到过，服务业占到了英国经济的3/4还多。英国制造业对国民产出的贡献已从1980年的1/4降至20世纪90年代的20%，而在21世纪前10年这个数字仅为12%。美国也是这样的情况。相比之下，如果按同样的附加值计算，制造业仍占德国经济的20%左右。在鼎盛时期，仅金融服务业就占英国国民产出的8%左右，并不比英国所有制造业的总和低多少。这就是去工业化的实质，即工业已经让位于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就像亚当·斯密时代的农业被制造业取代一样。

问题是，美国（或许还有英国）能否逆转去工业化的进程？这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反复提出的疑虑。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制造”和“英国制造”成为政府和企业经常提到的词汇。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扭转去工业化进程并非易事。

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而信息和通信技术又降低了物流成本，因此全球化让富有的国家更难与低成本生产商竞争。事实上，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甚至指出，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正从农业直接转向服务业，从而“过早地去工业化”。对于那些尚未在中等收入阶层站稳脚跟的国家来说，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可能令人担忧。

我们处在一个未知的领域。英国和美国曾经对于去工业化的诉求比其他国家更加强烈。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国家都渴望变革。

这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这只手让市场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定价，不过他对服务业的评价并不高。作为那个时代的人，斯密不相信服务业能像工厂或面包店那样产生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斯密并不接受构成现代经济的诸多因素，例如，他不认同股份制公司，而股份制公司是现代企业的基础。

斯密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即便是在收集国家统计数据的过程中，人们也会在汇总众多服务业产出的同时，非常详细地分离出制造业的数据。这可能是因为，统计学家很难统计出某位顾问坐在电脑前工作时做出了多少贡献，或者某个会议增加了多少国民产出。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全然不知道其具有生产性！

那么，政府应该试图重新平衡经济吗？由“看不见的手”驱动的市场力量可以被国家重塑吗？亚当·斯密会有什么看法呢？

亚当·斯密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附近一个名叫柯克卡迪的海港城镇，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关官员。斯密家境富裕，家里人还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成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涌现了伏尔泰等一批杰出作家、以注重科学和理性为特征的欧洲启蒙运动几乎同时发生。这一时期被称为苏格兰的黄金时代，而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在当时的主流思想家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和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一样，亚当·斯密并非经济学专业出身。1737—1740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的是物理和数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对斯多葛派哲学产生了兴趣。早期的经济学家大多是哲学家，比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们在塑造经济思维方面也颇具影响力。

之后斯密前往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直到1746年。由于他不是英国国教徒，无法被学校正式录取，所以斯密更像是一个走读学生。总而言之，他在牛津大学过得很不开心：“学院和大学的学科设计并不是为学生着想，而是着眼于教授们的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安逸、更舒服。”

因此，牛津大学素来有自学的传统，于是斯密把时间都花在研习经典著作上，并沉浸在现代语言的文字中。在他看来，“这么多年来，牛津大学里大部分的公共课教授甚至连教学的样子都懒得装了”。

之后，斯密回到苏格兰，并于1748年在爱丁堡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演讲。他在那里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大卫·休谟成了朋友。从那时起，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就开始形成了。他认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是对市场“自然进程”的破坏，并且后来在《国富论》一书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在这本开创性著作中，斯密主张建立一个允许市场自由运作的有限政府。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要使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走向最丰裕的程度，除了和平、宽松的税收政策和可接受的司法制度外，其他全无必要。”

斯密的演讲很成功，这使他获得了在母校担任教授的机会。1751—1764年，斯密一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先是讲授逻辑学，后来又被安排了道德哲学的授课任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伦理学讲座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759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出版，这使他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著名人物。他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学术研究阶段描述为“迄今为止最有价值，因此也是最幸福、最受人尊敬的时期”。

尽管如此，斯密在1764年还是为了丰厚的报酬离开了学术界，去给第三代巴克卢公爵当私人教师。这位公爵是政治家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的继子。1764—1766年，斯密陪同年轻的公爵在海外游历了两年，途经巴黎、图卢兹和日内瓦。

正是在法国，斯密遇到了重农主义者。这是一群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农业（而不是制造业）是财富的来源。对斯密来说，这与英国工业化的经验相悖，而且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斯密认为制造业优于服务业的论点与重农主义的观点有些相似。

回到英国后，斯密搬到了伦敦，并在1766—1767年为时任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研究公共财政。随后，他回到柯克卡迪镇和母亲一同居住，并在接下来的6年里集中精力撰写《国富论》。1773—1776年，他回到伦敦完成了这部著作。该书的创作意图在于影响英国国会议员，使其支持以和平方式平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斯密在《国富论》的最后一段中写道，英国应该“努力使将来的企图与计划，适应它的实际情况”。这句话在该书后来所有的版本中都被保留了下来，它反映了斯密的一贯信念，即在各方面（包括殖民主义）推动经济发展的应该是市场，而不是国家。

1776年，也就是美国宣布独立的那一年，亚当·斯密退休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在柯克卡迪镇撰写了另一本关于“模仿艺术”的书，内容涉及绘画、音乐和诗歌。但在1778年，他又重新出山，并追随他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苏格兰海关专员。他搬到了爱丁堡，又和他的母亲珍妮特·道格拉斯（Janet Douglas）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他的表侄子，也是他的继承人兼管家大卫·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大卫后来成为莱斯顿勋爵，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

1784年，斯密完成了《国富论》的第三版。几年后，他又写完了《道德情操论》的第六版，书中包括他对制定宪法的想法。在北美殖民地独立革命时期，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也在酝酿革命，所以宪法的制定在当时是一个高度热门的话题。

尽管亚当·斯密写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但他对自己缓慢的写作速度非常不满意。1785年的时候，他称自己“越老越懒惰”，不确定自己能否写完“模仿艺术”或另一本有关法理学理论的书。斯密曾设想他的著作三部曲——《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和一本关于法律和法理学的书，但第三部作品从来没有开始过。令人十分不解的是，斯密总认为自己没有取得足够的成就，他对此表示失望，并坚持要求在他死后将其手稿烧掉。

为什么要重新平衡经济

在评估亚当·斯密会如何看待这一做法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为什么会出现关于经济再平衡的讨论。作为服务业规模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英国当前面对的就是经济再平衡问题。如前所述，尽管美国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震中，但它仍是全球第二大制造国，而英国的排名则出现了下滑。因此，英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开始转换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政府领导了一场被称为“制造业大前进”的运动，希望借此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使英国回归制造业，并将更多的产品销往海外。在全球化时代，制造业和贸易息息相关，制造出来的很多产品也都用于外销。鉴于几年前银行业的崩溃，英国政府希望减轻对金融服务业的依赖，但制造业仅占英国经济的1/10左右，而服务业则构成了英国国民产出的主体。此外，英国出口到爱尔兰的产品数量一直高于其向新兴市场——“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总出口量。英国希望将侧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并帮助国内企业打入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

显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英国需要向海外市场推销正确的产品。然而，英国的贸易逆差（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减去出口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之差）急剧增长，并在2008年之后的几年里达到了历史新高，这说明经济再平衡的做法并未取得预期成效。银行业崩盘后，英镑贬值1/4，英国希望能像20世纪90年代早期英镑脱离绑定德国马克的汇率机制那样，以货币贬值的方式刺激出口。英国上一次出现贸易顺差是在1997年，其背景因素就是英镑贬值。

在此之前，英国的经常账户自1984年以来每年都出现赤字。值得注意的是，商品贸易赤字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随着去工业化的进一步实施而增长。自1980年以来，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已经减半。

英国的服务业贸易起到了一种平衡作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总体的贸易逆差。至少自1966年以来，其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且数额较大，一般是GDP的5%左右。经济史学家尼古拉·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指出，如果把来自海外投资收益的顺差也计算在内，那么从1816年开始的两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的“无形”服务业贸易总体上一直处于顺差状态。

英国尤以服务业见长，其全球服务业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这些服务项目不仅包括金融服务，还包括法律、会计、建筑、设计、管理咨询、软件和广告等一系列商业服务。此外，服务贸易往往具有较高的附加值。由于竞争力来自服务质量而非服务成本，所以利润率往往会更高。英国越来越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为主，这一情况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近期英镑贬值未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推动贸易增长。虽然价格依然重要，但或许不再像从前那样关键。

英国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其所见长的全球服务贸易没有达到制造业那样的开放程度。二战以来，随着WTO等多边组织及其前身实行了降低关税、取消限制的措施，全球货物贸易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然而，全球服务业贸易还没有达到这种自由化的程度，这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损伤。相比之下，在服务业贸易比较开放的领域，英国往往表现优异。高等教育就是英国服务业成功打入海外市场的一个例子。

因此，无论是经济再平衡还是再工业化，都是说得容易做得难。经济复苏或许已经到来，但究竟是哪些行业在推动经济复苏？哪些行业已经复苏？这些问题的答案表明，经济复苏并非得益于经济的“再平衡”。

最近10年来，制造业的产出总体上还没有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之前的经济衰退导致了英国制造业的重新洗牌。危机过后幸存并繁荣起来的行业往往更加专业，更有科技含量。

有些行业表现得很出色，酒精饮品的产量就高于2008年的水平。有报道称，苏格兰威士忌酒厂占英国食品和饮品出口的1/4，其产品在全球市场大受欢迎，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英国的航空工业也发展得很好。劳斯莱斯在德比和布里斯托尔两个城市都设立了制造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之一。范堡罗地区的英国BAE系统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之一，目前正在负责建造新型航空母舰。

尽管油气行业正在走下坡路，但由于剩余的石油“更难获取”，开采成本越来越高，所以石油行业的运营支出一直在猛涨，并且停运费用也在增加。此外，英国在维护开采设备、勘探和在高难度地区开采碳氢化合物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世界各国对此都有很高的需求。

再来看房地产市场。与制造业一样，尽管整体经济已经复苏，但建造业依旧难以维系，房屋建筑业也陷入了萧条。每年新落成的住宅数量只有15万套左右，这一数字不但低于危机前的水平，也远远低于专家认为满足长期需求所应达到的每年25万套的水平。

然而，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崩溃后不久就恢复并超越了衰退前的水平。但由于这是一个庞大的行业，涵盖范围非常之广，因而总体成功的表象下依然隐藏着一些内在的难题。银行业和政府政务的表现很糟糕，这并不令人意外。2015年的最新年度数据显示，尽管养老金和保险类项目有所改善，但金融服务产出相对于危机前的水平仍然较低。公共行政和国防部门的产出一直在逐步下降，而政府对公共支出的持续紧缩很可能会进一步推低这一水平。

电信和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出得到了迅速恢复。尽管经济衰退严重，但家庭和企业对新技术的需求仍有增无减。

商业和专业服务，包括法律、会计、管理咨询、建筑、科学技术研究和咨询、行政和支持服务、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广泛的企业对企业服务，在经济衰退期间急剧收缩。与2008年第一季度相比，2009年第三季度的产出下降了15%。但经济低迷只是短暂现象，该行业表现出了强劲的复苏势头，目前已经超过了衰退前的水平。

很明显，英国是一个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它能够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事实就凸显了这一点。尽管英国曾经被准确地描述为“世界工厂”和“小店主之国”，但这两种说法已经有一段时间名不副实了。

制造业和零售业曾经是英国经济的支柱，如今却让位于专业人士提供的服务。这些专家面向全球提供有关投资方式和地点的建议，组织公司运营，提出更好的产品设计方案，撰写合同，编制账目，并在工程、信息技术、建筑和金融领域提供技术咨询。这些行为的产出形式包括规划、设计、说明、建议、计算机代码、想法、报告、数据库等。在商业活动中，坐在电脑前开会评估项目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

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和创新程度有多难？政策制定者在衡量服务业的重要性时出现了多大偏差？如果能准确地评价服务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由于服务是无形的，所以相对于制造业来说，针对服务业制定政策更加困难。然而，服务业是后工业化经济体的产出主体，所以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推动服务业创新能否遏制我们后面即将讨论的发达社会生产率下降（从而造成工资停滞不前）的趋势？

在衡量咨询类的专业服务时，我们很难像生产小部件那样计算出一小时的产出。例如，伦敦一家咨询公司在经济开始复苏后将同样一份报告的价格提高了一倍。由于这个价格是由更大的需求量决定的，所以即使报告提供的内容保持不变，但其费用还是增加了。我们很难将价格上涨或质量改进的影响分离出来，难怪我们很难对这个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进行衡量。一些公司同时涉足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服务业”一词表明我们低估了劳斯莱斯等公司的业务发展。劳斯莱斯通过维修和维护发动机赚的钱比其销售发动机的盈利还多，但它依然被视为制造商，而不是服务提供商。

不仅是无形的服务业产出难以衡量，投资也是如此。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讨是否可以通过更好地衡量无形资产来提升GDP。如果将研发和其他的无形投资也计算在内，美国的GDP就会增长3%。经合组织认为，对于英国而言，包括教育和软件等人力资本在内的无形投资，与有形的机械和设备投资同样重要。自2014年以来，私人研发投资已被纳入英国的GDP。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的GDP增长了约1.5%。

服务业中的大多数公司都在做无形投资。它们对人员进行投资，而大部分服务公司所投资的人力资本就是其主要资产。创新来自能够提供更优质服务的人。即使咖啡机是一样的，但咖啡馆里早已不再供应那种不温不热的煮咖啡，而是由咖啡师调制出各种各样的浓缩咖啡和卡布奇诺。在提升咖啡师技能以提升咖啡品质上进行的无形投资几乎无法得到衡量。如果服务业的产出实际上高于衡量值，那么英国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问题或许就更容易解释了。英国WPP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该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苏铭天（Martin Sorrell）爵士表示，其公司在培训项目等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是实体资本投资的25倍还多。他认为，以WPP提供的服务为代表的服务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低估了。

如何准确地衡量服务业公司的无形产出与投入是一个大难题。当咨询报告的费用翻了一番，官方统计数据中该项服务的产出就翻了一番。那么，价格上涨反映的是服务的改善，还是仅仅为账面金额的增加呢？还有一些会议可以不开，却有可能影响决策的提出和创意流程的开启。开会是浪费资源还是可以创造利益的头脑风暴集会？由于这类因素无法衡量，所以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英国国民产出的测算中存在多少误差。由于无形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最多，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其做出更好的衡量。

更好地衡量服务业的产出还将影响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尽管英镑在2008年危机后出现贬值，但英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居高不下。该国可以通过扩大可交易服务的出口来支付进口商品的费用。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市场也在不断扩大，服务项目涵盖英国所擅长的高技能专业领域，如教育和法律。不过这些国家也有新兴的服务门类，因此会对英国构成竞争，进而危及其全球第二大服务业出口国的地位。

当然，要想有效地促进服务业在国内外的发展，就必须对其进行清晰的量化。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做有困难，所以政策制定者才专注于发展制造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英国经济再平衡的做法并没有真正取得成效：服务业在没有得到政府多少帮助和关注的情况下就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制造业却在危机发生近10年后依然萎靡不振。

那么，英国应该继续努力实现经济再平衡吗？亚当·斯密会怎么做？

亚当·斯密如何看待经济再平衡

亚当·斯密的经济体系中有三个支柱：劳动分工、价格机制和交换媒介（货币）。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以及生产者的工资都是由价格机制（被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决定的。货币在市场中用来支付商品/服务，国家不应对货币供应进行干预，例如通过重商主义政策获得贸易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和增加国家的金银储备。

让我们深入这些概念当中，以了解斯密将如何看待有关经济再平衡的争论。

斯密显然受到了工厂兴起的影响。他强调劳动分工的效率，这种分工可以使包含若干因素的生产过程更加专业化。例如，生产羊毛大衣的过程可以细化为羊毛采购、纺织、染色、编织和裁剪阶段。斯密用别针的制作过程来说明专业分工的优势。他观察到，如果10名工人各有分工，每天可以生产4.8万个别针；而所有制作程序都由一个人完成的话，每天只能生产出10个，最多200个别针。在斯密看来，专业分工可以使国家变得富有起来。

斯密还说，由于收入可以用来交换商品，所以商品的价格和资源的配置一定是相互关联的。他认为每种商品都有一个“自然”价格，即生产成本。他把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也就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区分开来。因此，供需关系控制着价格，而“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达到均衡。

但斯密担心，干预行为可能导致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相差太远。在他看来，国家和企业都可以通过干预市场力量扭曲价格，前者的手段是征税，后者是人为地抬高价格。他总结道：“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监管（政府政策）就是顺其自然。”这种模式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不过斯密本人从未以这样特定的方式用过这个词。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思想家，他们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对法国商人产生了影响，而路易十四是一位热衷于重商主义政策并实施经济干预的君主。据报道，当一位法国部长向一位商人询问政府能为他做些什么的时候，这位商人回答说：“不要管我们，该死的，不要管我们！”

根据斯密的理论，市场机制的一个结果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在自我利益的引导下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消费。正如他的一句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来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要唤起他们的利己心，而不是利他心。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多个生产者在销售他们的产品时会产生竞争，而竞争会推动价格走向均衡。他们获得的收益又可以用来支付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的工资，因此，经济受益于社会中每一个为自身利益而行动的人。斯密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利行为的不良后果，他指出，那些判断力差的人会“焦虑、恐惧和悲伤；患病、遇险和死亡”。但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可以提高社会的经济福祉：

每个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以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斯密创建的经济体系的前提。他曾经接触过以重农主义闻名的法国经济运动，并由此进一步理解了经济结构的要素。虽然他不认同重农主义的观点，却以之为基础创建了自己的理论。重农主义者重视自然和农业，他们认为制造业不具有生产性。在他们的理论中，农业是唯一的财富来源，而其他人只是在消耗农民生产的东西。而在斯密看来，英国正在经历一场工业革命，制造业在此过程中提高了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斯密甚至见证了一场新兴的消费革命：中产阶级开始购买服装等大规模制造的商品。

斯密进一步推演了这些想法，并精心创建了一个重视制造业和商人生产潜力的经济体系。在《国富论》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中，他认为只要不受干预，资本就会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利用。

在回顾经济史之后，斯密找到了一条通往繁荣的道路：首先发展农业，其次是制造业，最后是对外贸易。服务业没有得到他的重视，因为斯密没有想到技术革命会使服务项目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地作为商品或制成品进行交易。例如，对他来说，人们只能在现场欣赏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而不是下载或听CD（激光唱片）。如果斯密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可能会改变主意，转而支持一些可以交易并具有持久价值的服务项目。这也是斯密为什么会担心政府重新平衡经济的另一个理由。在其理论的核心，斯密强调的是建立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只有市场上存在竞争，斯密的体系才能有效地运作。但斯密也表示，市场运作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和规则。以银行业为例，他认为银行之间应该存在竞争，以降低道德风险。例如，如果银行自知可以得到救助，就很可能不会自律。政府的监管可以迫使银行更加谨慎，“所发纸币，亦必对现金额数，保持适当的比例”。换句话说，银行应该根据现金和储备金开展贷款业务，而不是以复杂的方式进行杠杆化操作，让自己陷入麻烦。

比较有争议的是，斯密也表现出了对于银行业的担忧。他支持设定利率上限，认为这样“挥霍者和投机家”便无法获得信贷，也就不会把那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贷款的“诚实人”排除在外了。［他的哲学家同侪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这是对斯密自由市场原则的背叛！］

就此而言，斯密认同危机过后改革金融服务的必要性。他主张改善银行监管并增加竞争，以确保信贷能够自由流动。沿着这些思路延伸，斯密认为政府的一些干预行为是必要的，但他没有具体指出是在哪些领域。举例来说，国家应该维持良好的交通设施（道路、运河、通航河流），因为这样可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他倾向于这些设施由地方政府监管，甚至可以为了降低维护成本而解除监管。

斯密还主张政府在教育上进行投资。他担心劳动分工会对人们产生影响，尤其是重复性的装配工作：“（工人）自然因此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愚钝、无知的人。”他认为，政府有义务通过提供一些普及教育消除这种影响。斯密还赞成通过公共考试设定教育标准，并且把重点放在科学领域，这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特点：“科学是消除狂热和迷信毒害的良药，一旦上层社会的人从这些毒害中得到解救，下层社会的人也就不至于大受其害了。”但斯密也明确地指出政府不应该干预某些领域，其中包括限制工人和资本的流动，以及制定阻碍竞争的政策。斯密尤其指出，对贸易自由的限制和偏重某些贸易领域的政策将迫使经济失去活性。有着自利企图的人们会根据自身优势决定开办哪些企业、在哪里工作或者进行什么交易，无须政府对某一行业进行市场干预，否则必然会降低效率。重新平衡经济的做法与斯密的警告相冲突，斯密曾告诫各国政府不要认为自己有能力选择生产率最高的行业。

我们在探讨再平衡问题时，要将该国的经济产业与其贸易地位结合起来看，这是因为国内经济的专业化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作为最早的工业强国，英国在专门从事制造业时，其进口的是农产品。斯密无疑看到了贸易和英国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事实上，斯密关于国家应扮演有限角色的理念源于他对当时重商主义政策的深入抵制。他强烈反对重商主义者为了寻求贸易顺差干预国际贸易。

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中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解释了为什么试图通过实施限制改善贸易平衡的政策是无效的。他特别反对英国在谷物贸易中实施的管制。他不是孤军作战，启蒙运动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普遍反对保护主义。斯密认为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与有效运作的市场完全相抵。斯密对欧洲商人在美洲殖民地实施垄断的重商主义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表示：“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

尽管斯密将自由贸易等同于经济自由，并使之成为贯穿其著作的主题，但他也留出了余地，表示政府可以在必要时获取海关收入：

鉴于上述考虑，英国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港，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不应进行任何干预。如果有可能通过其他方法填补政府支出，那么所有的关税、海关和特许权都应当废除。自由贸易和自由交换应该针对所有国家和所有东西开放。

和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斯密有机会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作为苏格兰海关专员，他主张消除所有的贸易壁垒，并认为只有出于适当的治国目的才可以通过贸易壁垒增加收入。他支持对进出口商品征收适度的关税，但不要高到使走私有利可图的程度。根据斯密关于政府政策不能干扰市场的观点，他会为不同的生产商和进口商设定平等的关税，这样就不会有某个集团或某个国家独占优势了。例如，他认为免除（供富人饮用的）私人酿酒的消费税，而对穷人喜欢喝的烈酒征税，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

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阐述了国家财富的构成，以及各国政府可以如何促进或至少不阻碍经济的增长，并在此后对“国防”这项必要的公共支出进行了讨论。但斯密反对英国对其北美殖民地开战。他敦促立法者从帝国的“黄金梦”中醒来，避免“一场漫长、费用浩大并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斯密甚至主张允许殖民地居民在议会中享有代表权。1775年10月26日，他在与威廉·斯特拉汉（William Strahan）议员（同时也是斯密和休谟的出版商）的通信中写道：“每年强制实现60万~70万英镑的产品贸易，这样的垄断并不稳固，不值得争取；（而且）即使北美殖民地的港口向所有国家开放，我们也应该能够保留住大部分的贸易份额。”

此外，斯密强调放弃北美殖民地带来的经济收益。他认为市场可以有效地自我运作，即使美国不再是英属殖民地，英国也可以与美国进行贸易并从中获利。事实上，斯密愿意与任何人做贸易。选择一个国家而排斥另一个国家，这是政府政策的产物，它扭曲了斯密所倡导的自由竞争的市场。

总而言之，亚当·斯密不会赞成政府通过干预市场运作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做法。尤其是在涉及贸易问题时，他的态度更为强烈。斯密认为这种限制性政策不仅会降低市场运行的效率，而且会影响到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和美国都未能通过经济再平衡转向制造业，也未能消除贸易逆差。相反，在这些后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依旧占主导地位，而且贸易逆差持续存在。这应该在斯密的意料之中，在他的经济模型中，政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而只会扭曲市场的运作方式。

然而，斯密并没有说过国家不能对经济进行规划。他赞成政府设立监管机制并推行旨在提高市场效率的政策。在斯密那个时代，英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就是在政府设定的条件下实现的。工业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国家能够影响科技的进步，而科技又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性质。21世纪的数字革命甚至有可能改变斯密对于非生产性服务业的观点，因为服务产品已不再终止于“用”，例如，我们现在可以购买并无限次地欣赏我们最喜爱的音乐表演了。

最后，关于如何重整一个国家的优势，使其在一个不那么自由的贸易体系中更具竞争力的问题，斯密肯定会提倡自由化和开放政策。但如果全球体系未能达到他所要求的标准呢？下一章我们将介绍第二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并探讨他将如何看待当前并不完善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英国和美国是否应该担心在这样的体系下会产生巨额的贸易逆差。

经济学家中的巨人

他可能是“经济学之父”，但像所有的经济学家一样，斯密也曾饱受批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主张殖民地居民应在议会中享有代表权！例如，他的朋友、同时代的大卫·休谟就驳斥过斯密关于农场租金构成农产品价格的一部分的观点。休谟认为，租金不会影响到市场上交易的商品价格，因为价格完全由供给量和客户需求决定。

尽管如此，亚当·斯密在世期间仍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不过他也有一点古怪，其众所周知的怪癖之一是在口述《国富论》时会用头撞墙（他不得不口述，因为他的字写得很糟糕）。虽然他有一个指定的继承人，但斯密还是给了别人很多钱，大部分都是秘密赠予的。

当然，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最大。毫无疑问，斯密是“经济学之父”，他关于自由竞争市场的理念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他相信人类的努力胜于一切：

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况所做的努力……具有独立性，不需要借助其他因素，不仅可以使社会走向富裕和繁荣，而且足以突破千百个难关，并能够克服人类法律中的愚蠢障碍。

1. Adam Smith, 1979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bell, A. S. Skinner and W. B. Tod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k IV, ch. 2, para. 10.

2. Ibid., bk V, ch. 2, pt II, appendix to arts. I & II, para. 12.

3. Ibid., bk V, ch. 1, pt III, art. II, para. 15.

4. Ibid., bk V, ch. 1, pt III, art. II, para. 8.

5. Dugald Stewart, 1793,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L. D.’, read to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and published in Adam Smith’s posthumous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of 1795, London and Edinburgh: T. Cadell Jun and W. Davies,pp. lxxx, lxxxi.

6. Ian Simpson Ross, 2010, The Life of Adam Smith, 2nd ed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xxxi.

7.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V, ch. 3, para. 92.

8. Ross, Life of Adam Smith, p. xxxi.

9. Brian R. Mitchell, 1988,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69–73.

10. Stephanie H. McCulla, Alyssa E. Holdren and Shelly Smith,2013, ‘Improved Estimates of the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Results of the 2013 Comprehensive Revision’,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Washington, DC

11. OECD, 2013, ‘New Sources of Growth: Intangible Assets’,Paris: OECD; www.oecd.org/sti/inno/46349020.pdf

12. Adam Smith, 1978 [1763],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alternative title for the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ed. Ronald E. Meek, David D. Raphael and Peter G. Stein, Oxford:Clarendon Press, p. 499.

13.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I, ch. 2, para. 12.

14. Adam Smith, 1759,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A. Millar; Edinburgh: A. Kincaid and J. Bell, pt IV, s. 1, para. 10.

15. Ibid.

16.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IV, ch. 2, para. 9.

17. Ibid., bk II, ch. 2, para. 106.

18. Ibid., bk II, ch. 4, paras. 14–15.

19. Ibid., bk I, ch. 11, pt 1, para. 5.

20. Ibid., bk V, ch. 1, pt 3, art. II, para. 50.

21. Ibid., bk V, ch. 1, pt 3, art. III, para. 14.

22. Ibid., bk IV, ch. 7, pt 2, para. 44.

23.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p. 514.

24. Ibid., bk V, ch. 3, para. 92.; Ross, Life of Adam Smith, p. 315.

25. Ross, Life of Adam Smith, p. 302.

26.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IV, ch. 5, 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Corn Trade and Corn Laws, para. 43.

第二章

大卫·李嘉图：
贸易逆差的问题很严重吗

从别国购买的商品的价值超过了本国卖出的商品的价值——这个问题很严重吗？许多国家都受此困扰，尤其是英美等发达经济体，它们的贸易逆差规模最大。正如在上一章介绍亚当·斯密时讨论过的，贸易与去工业化具有相互关联性。因此，这是其他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很可能遇到的问题。但对英国和美国来说，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两国的应对方法将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那么，巨额的贸易逆差对经济的健康运行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但随着英国经常账户赤字（涵盖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最全面的指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达到历史新高，这一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英国出现的贸易逆差无疑令人担忧。英国央行表示，如果外国人在英国脱欧后停止在英国投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将导致经常账户赤字更难获得融资。

美国也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其拥有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优势。这意味着外国人更愿意借钱给美国来填补赤字。但是，美元的地位随着人民币等货币的崛起而受到了质疑。

问题的核心是：如果美国或英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吗？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地缘政治的局势可能会更为紧张，但赤字的经济可持续性有没有太大变化？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对贸易问题进行分析，尤其是针对英国的情况。国际贸易是18世纪晚期经济学家探讨的首要话题之一。人们反对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谷物法》，并支持面向世界经济的开放政策，这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开始，而全球化又促进了英国的繁荣。

正是在这个时期，大卫·李嘉图撰写了一本关于国际贸易的开创性著作。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简称《原理》）被认为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那么，李嘉图会如何看待英国以及美国等其他去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持续贸易逆差呢？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各国都能从贸易中获益，即便其在所有领域的生产效率都低于其贸易伙伴）改变了人们对国际贸易的看法，并说明了全球化为何能带来重大利好。但要想理解李嘉图经济理论的背景，我们首先要了解他的生平。

大卫·李嘉图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虽然从未上过大学，大卫·李嘉图却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他的思想至今仍渗透整个经济学领域。李嘉图生于1772年，后来他与一位贵格会教徒结婚，因而被犹太家庭剥夺了继承权。尽管如此，李嘉图还是利用父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人脉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他成为英国的一位富豪，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晚年还是一名国会议员。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李嘉图是一位成功的投资者。他实际上是一个股票经纪人，和他父亲一样主要经营政府债券。与同时代的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一样，李嘉图当时被称为“借贷承包商”，他大量收购政府发行的债券，然后风险自负，将其卖给市场。滑铁卢战役期间，李嘉图投资了英国证券，押注法国不会获胜。就这样，他成了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李嘉图去世时，他的身家约为70万英镑。

李嘉图的另一个投资手段是购置土地。他43岁时赚了60万英镑，并用这笔钱买下了格洛斯特郡的盖特康比公园，这个公园自1976年以来一直归安妮公主所有。李嘉图之所以购置土地，可能是因为他想成为一个乡村绅士。他的投资为他带来了约2.8万英镑的年收入：1万英镑来自房地产，1万英镑来自其他抵押贷款，8 000英镑来自法国股票。按照今天的价值计算，他的房地产估计价值为3.5亿~4亿英镑，年收入约为1 500万英镑。他的财富和地位为他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贡献，而该理论以社会中的三个阶层为基础。

李嘉图成为富豪之后，就不再那么专注于自己的生意了。出于偶然的原因，他开始撰写经济学书籍。1799年，李嘉图在访问巴斯这座城市时无意中发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而对经济学（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直到10年后，他才写了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李嘉图30多岁时，在《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学的文章。一年后，他的著作《黄金的高价：证明了纸币的贬值》（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notes）发表。英法战争使英格兰的黄金供应出现短缺，因此英格兰银行停止使用黄金兑换纸币。李嘉图认为，央行在摆脱了这个限制后印了太多的纸币，这导致当时出现了高通胀。《黄金的高价》这篇评论文章引起了当时一些主流思想家的关注，其中包括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杰里米·边沁和著名的哲学家约翰·穆勒之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815年，《谷物法》对进口小麦加征关税，这促使李嘉图发表了第二篇论文——《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a Low Price of Corn on the Profits of Stock）。他反对以《谷物法》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态度为他以后的开创性著作奠定了基调，也为经济学中的贸易模型建立了基础。1817年，李嘉图的《原理》问世。他的理论不仅使《谷物法》得到废除，还使他成为一名立法者。

在出版《原理》一书时，李嘉图既住在伦敦的格罗夫纳广场，也住在盖特康比公园。1818年，他被选为格洛斯特郡的高级治安官，同年进入议会当职，直到几年后去世。

1823年，年仅51岁的李嘉图意外地死于耳疾，留下了妻子普丽西拉和8个孩子中幸存下来的7个。他的两个儿子追随父亲进入了议会。李嘉图的遗产分给了他的家人，他还把一些财产遗赠给了他的好友马尔萨斯和穆勒。

李嘉图作为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可能很短暂，但在此期间，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巩固了他作为“国际贸易之父”的历史地位。

和亚当·斯密一样，李嘉图生活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毫无疑问，他的贸易理论来自有关农业保护主义的争论。

这个时期的英国发生了很大变化。1751年，不到1/5的英国人生活在英国北部。到了19世纪初，由于工业化发展，这一数字已上升到了1/4，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从1751年的1/4上升到了1/3。英国已经成为西欧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工业革命还使英国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但农业产出的增速不及人口的增速。因此，粮食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在英国因殖民扩张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国的时期，这两类商品几乎占据了该国所有进口商品的份额。

然而，与人们的普遍认知不同，19世纪早期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和手工业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当时最热门的职业是面包师、铁匠、屠夫、瓦匠、木匠、泥瓦匠、酒店老板、鞋匠、裁缝，当然还有店主。而且，尽管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实际工资增长（即工资增幅减去通货膨胀）却未能跟上1760—1850年的人均生产水平。1780—1820年，人均消费甚至停滞不前。

但工业革命的成果正在持续累积。地主和资本所有者都过得不错，他们开始投资于工厂和机器，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现象。1810年，10%的富人拥有约85%的总财富。到了19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90%以上。19世纪初，美国1%的家族拥有全国50%以上的财富，这一比例在20世纪初升至近70%。李嘉图身家超过60万英镑，未能跻身英国179位百万富翁之列，但他是338位拥有50万英镑以上的富豪之一。

在李嘉图所处的时代，英国超过一半的富人都是地主，这一统计数据更令人惊讶，因为当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让实业家赚得盆满钵满。除了土地，富人还来自商业和金融领域，例如银行家、经纪人、商人和船主。李嘉图出身于世界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而且拥有庞大的乡村地产，因此他在当时的两个精英阶层中都有一席之地。新产生的工薪阶层处在社会的底层。到19世纪中叶，赚取行业工资的工人比例已增至80%左右，在一个世纪内增长了一倍还多。这样简化的三阶层社会结构构成了李嘉图经济模型的基础。例如，《原理》设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三个阶层。在这种经济结构中，资本的积累取决于英国实业资本家创造的利润。

李嘉图还认为，英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奉行保护主义的地主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斗争。他说：“地主的利益总是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相抵触。”李嘉图指出，地主们推动的保护主义法律（例如《谷物法》）能够使自己受益，却会损害国家经济。

李嘉图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遵循了边沁对社会效益的定义，即提倡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他为自己支持自由贸易的论点奠定了功利主义基础。贸易体系是最具生产力的经济体系，因此很可能符合边沁的标准。在李嘉图的贸易模型中，由于经济可以整体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因此分配结果不那么重要。

从李嘉图的贸易模型中可以看出，他相信政治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与当时的普遍观点相悖。李嘉图进入议会时受人尊敬，但在他提议对资本征税以偿还国家债务后便情形大转，甚至他的朋友也认为这是一种“疯狂的想法”。实际上，18世纪的每一位经济学家都认为国债是一个坏主意，需要通过一些重大的举措偿还。李嘉图的不幸在于，他或许是最强有力地提出这一说法的人。

从那以后，人们对李嘉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被人们视为理论家，不过这个称号没有任何恭维的意思。李嘉图拥护经济学理论，反对那些只注重事实的做法。的确，经济史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曾表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分离，从来没有比在李嘉图经济学全盛时期更加彻底”。这使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编辑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等主流人物对李嘉图批评道：“事实上，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研究抽象概念，却不知道它们是抽象的；他完全相信自己在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甚至创造了“李嘉图恶习”一词，以凸显李嘉图“夸张假设”的习惯。熊彼特批评李嘉图为了得到预期的结果而将假设引入简化的经济模型中。

无论如何，李嘉图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影响不局限于国际贸易领域。李嘉图提出了“经济租金”理论。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农民耕种，生产力高的土地会越来越少。但是一蒲式耳的谷物售价是相同的，这并不取决于土地的生产力。因此，有些农民必须更努力地耕作才能生产一蒲式耳的谷物，却不能因此赚得更多。由于土地稀缺，只有土地所有者才能从更高的土地价格中获益。他们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就从农民那里赚取了更高的租金。这与李嘉图对土地所有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他们是寻租者。寻租是当今使用最广泛的经济概念之一，它解释了为何一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存在政治腐败，因为有些人试图独占石油出售过程中产生的“租金”，而不是与整个国家共享。

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模型

李嘉图的国际贸易观根植于他的时代背景，而他对经济学的兴趣是受《国富论》的启发，所以他进一步发展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斯密写道：“如果别国供应的商品价格比我们自己生产更为低廉，那么最好从他们那里购买……”相应地，李嘉图比较关注效率问题，他强调的不是实现贸易顺差或避免赤字，而是加强贸易，并以此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李嘉图和斯密都反对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即贸易顺差和资本（包括积累黄金和白银）带来经济增长。他们认为通过贸易顺差实现经济增长而忽视高效工作和生产商品的做法很荒谬。

李嘉图关于贸易的著作离不开他对当时三大问题的思考：货币稳定、国债和农业保护。国际贸易理论关注的不仅仅是进出口行业的表现，他更倾向于将贸易活动看作国内企业及其消费者之间的跨国界销售和消费行为。因此，李嘉图认为贸易分析应与国内经济政策挂钩。1813年6月，国会就体现保护主义的《谷物法》展开了辩论，该法对进口谷物征收关税并施加限制，旨在维持国内的谷物高价。这一事件对李嘉图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除非农业有所改善，或者谷物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口，否则总利润必定下降”。李嘉图的模型建立在他的观察基础上。根据收益递减定律，由于单位价格会随着供应的增加而下降，所以每边际单位产生的利润会有下降的自然趋势。因此，对英国来说，能够自由地进行海外贸易（尤其是食品贸易）对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李嘉图看到了土地所有者，即体现保护主义的《谷物法》的支持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冲突：“粮食的短缺、高价让（土地所有者）空前获利，而其他人则受益于廉价获取食物。”

李嘉图和《谷物法》

在《谷物法》颁布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对市场进行了长期的干预。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英国政府曾严重干涉贸易的管理与征税。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基本上遵循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谷物法》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而《航海法》规定所有的英国贸易都要使用英国船只，以此保护本国航运。

自威廉和玛丽统治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向其主要选民，即土地所有者提供财政支持。英国的谷物是欧洲最昂贵的谷物之一，但由于政府的补贴，直到1760年英国都是主要的谷物出口国。18世纪晚期，英法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贸易自由化时期，不过因为拿破仑战争而告终。之后，《谷物法》于1815年恢复实施。在19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贸易活动并不是很自由。

亚当·斯密在捍卫自由贸易时曾经把粮食排除在外。相比之下，李嘉图对于粮食依赖外国供应的问题并不太担心。他指出，即使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在法国出口商的游说下，法国仍然继续向英国出口谷物。李嘉图还驳斥了谷物自由贸易将加剧粮食价格波动的说法。他指出，荷兰几乎完全依赖外国供应，却没有出现粮食价格不稳定的情况。

李嘉图认为，贸易带来了专业分工，进而提升了生产效率。在他看来，谷物自由贸易将“明显提高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所有资本家，无论他们是农民、制造商还是商人，都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虽然有些行业可能会出现损失，但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重要得多，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如果只为特定阶层考虑而限制了国家的财富和全民的发展，我将深感遗憾”。

1846年，也就是李嘉图死后23年，其反对贸易管制的倡议在最终废除《谷物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反对英国央行发行过多货币的观点促成了1844年的《银行特许状法》，也被称为《皮尔条例》，该法案为英国央行确立了严格的反通胀货币标准。

在经历了这两次历史性的政策变革后，英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对外出口制成品。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美国崛起之前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宰者。

贸易逆差双城记

尽管英国仍然是全球最具主导性的经济体之一，但自19世纪鼎盛时期以来，英国也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上一章对贸易逆差的广泛概念进行了探讨，本章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外部赤字已创历史新高。2015年，英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5.2%，至少是194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经常账户是一个广泛的衡量标准，它涵盖了贸易商品和服务，以及流入和流出一国的资金。因此，赤字中包括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境资金流动，这方面没有问题。然而，商品和服务（不包括货币流量）的结构性贸易逆差占GDP的2%左右，这就值得讨论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质疑，英国是否应该担心其从海外购买的商品总是多于售出的商品。如果情况持续如此，英国能否负担得起？这一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否得到了准确的衡量？提出第二个问题的原因是，英国经济的主要部分——超过国民产出的3/4，是由教育和金融等服务业构成的。

这两个问题具有相关性。如果英国经济的主体部分不能被准确地衡量，那么服务业的出口也很可能没有得到准确的分析。因此，英国在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逆差可能不像官方统计数据那样严峻，这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们的忧虑。

英国的服务业在海外有很大的市场。2015年，其服务业出口顺差达到了GDP逾5%的创纪录水平，这与整体贸易逆差不断恶化的局面正好相反。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服务业出口国。相比之下，其在货物贸易中的逆差达到了GDP逾7%的历史新高，从而导致净逆差达到2%。

服务业的顺差最终会推动贸易逆差趋于平衡吗？这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及其合著者费德里科·斯特泽内格（Federico Sturzenegger）估计，如果那些产生了收益的不可见资产得到恰当的核算，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实际上会是顺差。英国很可能也是如此。

那么，衡量英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又不可见的服务业到底有多难呢？既然服务的出口被称为“无形的平衡”，自然很容易出现测算误差。还有“制造服务业”，比如既生产商品又提供服务的工程和软件公司的产出，这些都很容易被统计学家错误地分类。如果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衡量服务业，或许可以稍稍减轻贸易逆差带来的困扰。

服务业出口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并没有在战后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取得多少进展。WTO所管辖的多边协议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全球货物贸易当中。相比之下，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却没有这么高。服务业的自由化发展将有助于改善英国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最大的服务业经济体之列。目前，相对于制造业或资源领域的出口商，英国的服务业出口商面临着更多的贸易壁垒。然而，如果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目前正由一些WTO成员进行协商）得以实现，将为服务业贸易打开世界市场，使其像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那样面临更少的障碍，从而减少英国的赤字。

即使没有新的多边贸易协定，服务业贸易也在发生改变。如前所述，英国高度专业化的服务，比如教育和法律，在新兴市场中需求量越来越大。虽然这可能不足以弥补商品贸易造成的逆差，但服务业的前景十分乐观。

与英国一样，美国经济的主体也是由零售业、创意产业和银行业等服务产业构成。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去工业化进程一直伴随着高收入体力劳动岗位的减少和工资的停滞不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化和离岸外包的兴起有关，即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已经援手了低端制成品的生产。

与英国的情况类似，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过去10年中，不断有工厂重返美国。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实现复兴吗？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表示，“先进产业”正在引领美国经济的复苏。有些行业在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更加注重科技。“美国制造”的复兴在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之前就开始了。

出乎意料的是，田纳西州是引领制造业复苏的几个州之一。北美最大的汽车厂（由日本日产汽车公司拥有）坐落在乡村音乐的发源地，而不是密歇根州。近年来，日产汽车将更多的汽车生产基地设在了田纳西州，并向全球60多个国家出口汽车，但如今的生产线已不再是亨利·福特那个时代的配置了。在机器人手臂组装汽车的同时，其他机器人则围绕着一个530万平方英尺的超大面积工厂运送物资。因此，即使制造业扩张了，所需的工人也比以前要少。

不只是外国公司来美设厂。选择在中国等国进行生产的史丹利百得等美国公司，如今又开始重返美国，而在过去数十年中，生产行业一直在不断地远离美国。史丹利百得公司最近在美国生产了25年来第一款电动工具。推动美国制造业发展的一系列有利因素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美国从页岩中开采到了石油，从而降低了能源成本，使美国再次获得了竞争力。中国等新兴市场工资上涨也是一个原因。史丹利百得公司通过计算得出，如果将物流和运输成本考虑在内，在美国生产的成本与在中国生产的成本大致相同。此外，美国一直保持着技术领先的优势，因此生产率很高。

至于田纳西州，该州有着悠久的创新历史。原子弹就是在田纳西州东部研制出来的。如今，联邦政府投入资金用于培植先进产业，以及那些研发支出占比很高的产业，还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工作者。例如，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资金支持了3D打印（也被称为“增材制造”）的发展。这一自动化过程通过人类编程只需一个机械臂就能制造出汽车外壳，并喷涂一层又一层的塑料。提供零部件和分销产品的相关厂商也从这项技术中获益。有公司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合作，制造出了坚固的塑料车身，足以承受路压。这提醒人们，在科技高度发展的进程中，制造业仍以工厂为基地，融化塑料的气味和机器运转的响亮声音都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要想稳住回流和再工业化的趋势，就需要人们从新的角度审视工业。美国人真的会考虑重返工厂工作吗？企业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是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我对田纳西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项非正式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并不打算将来从事制造业工作。有些人想投资这样的工厂，而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的数学水平不够高，无法在先进产业中工作。但这些人都觉得制造业存在一个形象问题：该行业可能为他们的父辈提供了合适的就业机会，却不适合他们。

尽管如此，创新活动仍在盛行。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每天都有100名学生在放学后聚集到一起，比赛谁能制造出最棒的机器人。我看到过一个牌子上写着“美国制造”，用的却是中国汉字。他们用这种方式表明，服装和电子产品标签上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制造”很快就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当各国之间进行贸易并相互激励时，就会刺激竞争并提高经济产出，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预测。

先进制造业如何改变贸易模式

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显示，1980年以来，日产自动化工厂等先进产业的增速比美国GDP的增速高出30%。即使在工资增长缓慢的时期，先进产业的收益增幅也是美国平均水平的5倍。自2009年大衰退开始，这些产业增加了约100万个就业岗位。

然而，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重现归因于经济从深度衰退中复苏。这一观点得到了田纳西大学商业和经济研究中心的赞同。据其预测，制造业就业机会将再次出现下降，海外竞争和自动化的发展将使该行业回到长期裁员的状态。这与长期趋势是一致的，即美国工业产出的绝对值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随着服务业的增速加快，其在GDP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

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过去几十年，英国制造业的绝对规模也像美国一样出现了增长。但作为GDP的一部分，制造业现在仅占国民产出的约1/10。尽管经历了上一次的经济衰退，英国仍是全球前十大制造商之一，而且大部分研发经费（超过70%）都投到了这一行业。与占GDP的比重相比，制造业对出口的贡献更大，几乎占英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但英国对制成品的进口仍高于出口，因此还是存在贸易逆差。英国向海外销售产品的行业往往属于先进领域，这一点也和美国一样。因此，拥有STEM工人的技术导向型企业也构成了制造业的新面孔。但化工、制药或汽车等高科技行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并未出现反弹，只有航天工业在经济衰退近10年后出现了就业增长。此外，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工人的产出）也很低，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却落后于美国和德国等国家。英国也会经历制造业的回流吗？英国雇主面临着一大障碍，那就是商业调查中经常提到的STEM工人稀缺的问题。

那么，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又将何去何从呢？即使重新回到美国或英国，制造业也不太可能成为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机器人和自动化进程也会带来就业压力。尽管如此，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经验为英国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使其了解如何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变得更具竞争力，进而探索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提升贸易地位的因素。

在前一章中，我们了解了亚当·斯密对于政府试图重新平衡经济的看法。那么，制定贸易政策的相关问题又怎样呢？面对这些趋势和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大卫·李嘉图会建议各国政府采取什么行动呢？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每个国家都应该生产产品，并在其相对最不擅长的领域通过贸易满足需求。即使中国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所有的产品，但美国仍应生产它相对擅长的产品，中国也应如此。因此，每个国家都应专门生产其擅长的产品，并通过贸易获得其不再生产的产品，这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没有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完全隔绝（即使是朝鲜，也与中国进行贸易）。只有所谓的“自给自足”不会产生贸易。因此，所有国家都要参与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提升经济效益和民众的消费水平。

李嘉图利用英国布料和葡萄牙葡萄酒的例子说明了他的理论。如果生产葡萄酒需要80名葡萄牙工人，生产布料需要90名工人，那么葡萄牙就应该出口葡萄酒，进口布料，因为生产葡萄酒比生产布料更有效率。葡萄牙应该从英国购买布料，即使生产这种布料需要100名英国工人。这可能会令人不解，但葡萄牙生产葡萄酒的效率更高，因此通过专业制酒和进口其弱势产品，该国可以生产出更多的葡萄酒。

就英国而言，生产布料和葡萄酒都比葡萄牙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比如要用100名工人生产布料，120名工人生产葡萄酒。鉴于此，英国应该专攻布料生产，因为它在织造方面相对更有效率，但这不是绝对优势，因为葡萄牙可以用更少的工人生产布料和葡萄酒。然后，英国需要进口葡萄酒，因为其在制作葡萄酒方面的效率较低。

通过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两国均能超越其自行生产所有产品时的消费水平。这个概念不是很容易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指出，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比较优势，是经济学原理的最佳例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很多聪明人看不透。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判断是否应该担心贸易逆差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理论受到过一些批评。人们指责李嘉图忽视了国际贸易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如他提出了一个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模型。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国家不能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会专注于农业。但有时国家也会营造专长来获取比较优势，例如通过政府政策促进某些行业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新贸易理论”。李嘉图模型的这项延伸理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提出，他曾因研究动态贸易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根据新贸易理论，即使英国没有人口优势，但仍可以促进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不必被低成本的制造业国家彻底挤出市场。

人们对李嘉图的另一种批评是，他对劳动力和资本的不流动性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假设。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不像在国内那样自由。如果同样自由的话，英国的资本就会转移到葡萄牙，而且布料和葡萄酒也可以在那里生产。李嘉图很少提到劳动力的流动问题。

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李嘉图设想的是完全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化专业分工。一个国家通常不会完全放弃某个行业，所以完全的专业分工非常少见。但李嘉图没有审视不完全专业分工的影响，也没有弄清楚贸易商品应该怎样定价，只是假设该价格处于两个贸易国的价格中间点。

或许比技术性异议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李嘉图忽视了贸易的“分布”影响以及各国在进行贸易时的政治因素。例如，他假定国家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并且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部门都有自行调整的能力，但通常这两项假设都不能成立。另外，有些行业因专业分工而被淘汰或缩小规模，李嘉图也没有提及这些被裁减下来的员工应该如何安置。与以往一样，即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了，也总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受益更多。

李嘉图还因忽视了英国和葡萄牙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受到批评，而这两个国家是他在《原理》中使用的例证。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李嘉图向来“默认贸易国之间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发展水平。这就排除了帝国主义和强权营造经济优势的情况”。她补充道：

在现实情况中，葡萄牙受制于英国海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葡萄牙才不得不接受英国的贸易条件，致使其纺织品的生产和工业发展都受到了阻碍，也使葡萄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英国。

……当（资本）积累被纳入考虑范围时，葡萄牙显然无法从自由贸易中受益。扩大制造业的投资会带来技术进步、经验累积、产业专业化以及加速积累，而对葡萄酒的投资则会走进死胡同并陷入停滞。

值得指出的是，李嘉图在《原理》中只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讲贸易理论。如果他在这本开创性著作中更多地关注贸易，而不是其他经济理论，那么有些批评的声音或许就可以平息了。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有助于从根本上解释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原因和方式。他们指出，作为一个整体，国家会从贸易中获益，但在这个国家的劣势行业中也会有人遭受损失。他们还发现，一旦考虑到政治因素，欠发达经济体可能难以与向其提供援助的富国就贸易条款进行谈判。

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后工业化经济体来说，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造价更低，所以英国在制造业的竞争中举步维艰，于是转而加快发展服务业。因此，全球化增加了经济再平衡的难度。李嘉图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大卫·李嘉图不会把政府政策的重点只放在经常账户赤字上面。他的理论核心是，决定经济繁荣的是生产和交换，而不是他那个时代用来促成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与亚当·斯密的观点类似，后者认为这种促成贸易顺差的做法是“荒谬的”。

与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也会敦促政策制定者关注国内经济的健康状况，而不是仅仅关注贸易状况。一个国家可以根据其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效率确定自身的相对优势，然后进一步实现贸易平衡。李嘉图认为，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而不考虑如何调整国内经济以使其出口商品更受欢迎，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贸易逆差是否重要

毫无疑问，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在他那个时代和现在一样具有影响力。贸易壁垒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弱化。1843年，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创办了《经济学人》周刊，以支持自由贸易和市场的兴起。该杂志还刊登过威尔逊的女婿沃尔特·白芝浩的文章。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后来英国成为工业强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18世纪下半叶美国成立时，关税几乎占新政府收入的100%。到1910年，关税占政府预算比例已降至50%，之后降至不到2%。

但是，即使服务业和农业仍然存在贸易壁垒，WTO的自由化进程却在21世纪停滞不前了。

因此，在不完善的全球贸易体系下，美国和英国的比较优势并不能带来李嘉图假设的所有利益。他还会对国际贸易中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感到担忧。李嘉图会更加努力地推动全球市场的开放，尤其是相对封闭的服务业市场。鉴于服务业占全球GDP的70%以上，服务业贸易的自由化将有利于提升美国和英国的贸易地位，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随着服务业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开放，如果英国的主导行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其国内的逆差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同时，李嘉图也不会过分担心英国从别国购买的商品会超过其销售的商品。他会把英国的贸易逆差视为经济结构的表征。具体来说，英国专注于服务业，而与制成品不同，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交易的。因此，英国的贸易逆差源于商品进口，而其生产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本国内销。无论如何，李嘉图都会敦促英国保持自《谷物法》废除以来的开放态度。最后，鉴于他认识到了阶层之间的冲突，所以如果李嘉图有机会扩展他对贸易模式的阐述，他很可能也会接受重新分配贸易收益的措施，将更多的收益从寻租者手中转移到遭受损失的人手中。当一个经济体开始专注于某些领域而较少关注其他领域时，那些落在后面的国家便有了发展的机会。

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这个问题，并探讨李嘉图等伟大的经济学家会以何种方式帮助那些在贸易中遭受损失的人，以及各个发达国家中出现的经济复苏现象对全球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1. John E. King, 2013, David Ricardo, Basingstoke: Macmillan,p. 5.

2. Ibid., pp. 15–16.

3. Thomas Piketty,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14–15.

4. Nicholas Crafts, 2005,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Resolving the Slow Growth/Rapid Industrialization Paradox’,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3(2/3), pp. 525–34.

5. David Ricardo, 2011 [1817],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vol. IV, ed. Piero Sraff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1.

6. Murray Milgate and Shannon Stimson, 1991, Ricardian Politics, Prince 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44.

7. King, David Ricardo, p. 36.

8. Mark Blaug, 1956, ‘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icardian Econo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1), pp. 41–58.

9. Walter Bagehot, 1895, ‘Ricardo’, in Walter Bagehot, Economic Studies,ed.Richard Holt Hutton,London:Longman,Green&Co.,pp.197–208.

10. Mark Blaug, 1985,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Cambridg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36.

11. Joseph Schumpeter, 1997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pp. 472–3.

12. Adam Smith, 1979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s. R. H. Campbell, A. S. Skinner and W. B. Tod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k IV, ch. 2, para 12.

13. Ricardo,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IV, p. 23.

14. Ibid., p. 21.

15. King, David Ricardo, p. 88.

16. Ricardo,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IV, pp. 28, 32.

17. Ibid., p. 35.

18. Ibid., p. 33.

19. Ibid., p. 41.

20. Ricardo Hausmann and Federico Sturzenegger, 2007, ‘The Missing Dark Matter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Imbalances’, Economic Policy, 22(51), pp. 470–518.

21. Mark Muro, Jonathan Rothwell, Scott Andes, Kenan Fikri and Siddharth Kulkarni, 2015, ‘America’s Advanced Industries’, Brook 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www.brookings.edu/wp content/uploads/2015/02/AdvancedIndustry_FinalFeb2lores 1.pdf

22. 1平方英尺 ≈ 0.093平方米。——编者注

23. Paul A. Samuelson, 1969, ‘The Way of an Economis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ed. Paul A. Samuel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Se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1, at p. 9.

24. Joan Robinson, 1974,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ectures Given in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 1.

25. Ibid., pp. 1, 6.

26. Mark Skousen, 2001,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p. 18.

27.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IV, ch. 2, para 43.

28. Skou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 p. 103.

第三章

卡尔·马克思：
中国能变得富有吗

卡尔·马克思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和他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语中宣称：“迄今为止所有现存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拥护工人阶级，自己却保持着文雅的生活状态，只是有些贫穷而已。这在当时并不少见，因为大多数19世纪的欧洲革命者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劳动者。例如，尽管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是一位革命者的妻子，但她使用的信纸仍然印着“冯·威斯特法伦男爵之女”的字样。

虽然卡尔·马克思的影响力很广，但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约翰·穆勒从未听说过他，这也许是因为马克思在世时很少用英语发表文章。马克思的开创性著作《资本论》是用德语出版的，他在德语辩论界广为人知，但在英语国家中的名气就没有那么大了。

在马克思死后，其创建的共产主义理论改变了一些世界大国的经济状态。20世纪初，苏俄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以此替代美国引领的资本主义模式。马克思倡导经济平等和共同努力的理念，这也是苏联倾向马克思理论的原因之一。1917年，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国，并与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国在冷战期间展开了对抗，这场冷战从二战结束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

中国最能体现马克思的成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1956年之后实行了社会主义，此后一直由中国共产党执政。但从1979年开始，中国已从计划经济转向更加市场化的经济。此前中国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因此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美国的劲敌。但中国目前仍处在困难重重的转型过程当中，其面临的艰巨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维持经济的增长。

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与大卫·李嘉图一样，卡尔·马克思也是在工业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不过德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起步较晚。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在一个名叫特里尔的农业城镇长大，很久之后这个地方才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马克思的童年时代，那里没有任何工业，而且直到1860年才通上铁路。直到18世纪末，这座城市都是以“秩序社会”的形式运行。权利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基于出身或宗教信仰组成的群体，这一点甚至写进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宪章当中。在这种制度下，天主教牧师和小贵族们可以从农民那里肆意敛财。这与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哲学中反复提到的公平或公正相去甚远。

一般认为，马克思是特里尔犹太人的后裔。马克思的犹太祖先必须向他们的领主缴纳特别的税金，才能享有在其领地内居住的特权，而且他们的职业通常限于商业和金融领域。关于犹太人可以居住的地方，甚至他们与基督教徒的社会关系方面，常常会有特别的限制。

这种社会秩序在法国大革命后以暴力告终。1797年，特里尔并入法兰西共和国，该国从神圣罗马帝国手中夺取了领土。从那以后，特里尔的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812年，普鲁士总理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王子颁布了犹太人解放令，给予他们居住和选择职业的自由，以及参军的权利。对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Heinrich Marx）来说，法国大革命让他有机会成为一名律师，而此前犹太人无权选择这一职业。

但就在几年之后，政府改变了主意，禁止犹太律师设立私人事务所。海因里希决定改变他的宗教信仰。不只他一个人这样做，18世纪德国犹太人社区里的大家族基本上都在19世纪30年代改宗基督教。大多数人选择了天主教，但马克思的父亲选择了新教，因为他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他的藏书中就有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人权》（Rights of Man）等著作。他属于中产阶级新教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希望能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融入宗教信条之中。

尽管如此，马克思家族仍然受到尊敬。作为德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海因里希·马克思用妻子亨丽埃特·普雷斯堡（Henriette Pressburg）的嫁妆建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卡尔·马克思的母亲来自荷兰，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马克思的姨妈嫁给了利翁·飞利浦（Lion Philips），而利翁的孙子创办了荷兰电子巨头——飞利浦公司。此外，海因里希·马克思还从普鲁士政府那里获得了司法顾问的头衔，这是律师非常渴望的一个荣誉称号。

在那个人们很少有机会读中学的时代，马克思就读于特里尔体育学校，这所预科学校是德国教育体系中的翘楚。在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后，马克思选择了法语而不是希伯来语作为第三种进修语言，这也说明他父亲希望他从事法律行业，而不是神学事业。就这样，法国文化和历史成为马克思思想架构的一部分。他在德语和拉丁语考试中取得了高分，但有点讽刺的是，他的数学成绩很差，而数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考入波恩大学。但在不久后的1836年，他去了柏林大学，并在特里尔的家中与燕妮·冯·威斯特法伦订婚。燕妮的父亲约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Johann Ludwig von Westphalen）是一位普鲁士高级官员，而且出身贵族。在1848—1849年反对普鲁士统治的革命被镇压之后，燕妮一家作为政治难民在伦敦生活了10年，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费迪南德是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但是，威斯特法伦家族和马克思家族之间的社会差异并不大，燕妮父亲的薪水甚至比海因里希·马克思还要低。因此，燕妮没有可观的嫁妆，而卡尔·马克思正面临着10年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燕妮订婚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叛。马克思后来还有更多的反叛行为。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对古希腊哲学家著作中自然理论的比较。这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当马克思完成论文的时候，他已经超过了最长4年的法定期限，而且没有申请延期。于是，他把论文提交给了耶拿大学，这是德国唯一一所既不要求住校期限也不需要正式答辩的大学，而且自称博士学位的费用最低。1841年4月，马克思获得了博士学位。

23岁时，马克思回到自己的家乡，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在此之前，他在大学里接触到了黑格尔的思想，并加入了一个名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团体。1831年黑格尔去世后，学生们组织起了这个激进团体，他们对普鲁士大失所望，并试图用革命思想对其进行颠覆。像其他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一样，马克思放弃了任何有关学术生涯的想法。尽管他的父亲认为儿子受到了误导，但并没有因其加入激进团体而恼怒。不过他指责儿子花钱过多。马克思收入微薄，而且既没有遗产继承，也没有资产傍身。

一年后，卡尔·马克思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成为《莱茵兰新闻》（Rhineland News）的非正式编辑，并在1842—1843年工作了6个月。马克思通过《莱茵兰新闻》了解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喜欢当一名报纸编辑，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新闻工作不仅是他谋生的基础，也是他政治活动的支撑。

1844年，马克思开始了他与恩格斯长达一生的合作。马克思当时住在巴黎。他和新婚妻子在一年前搬到了那里，因为他在德国没有多少工作机会，所以决定前往更加包容的法国。恩格斯和马克思观点契合，曾经有过书信交流。因此，恩格斯在从英国去往德国的途中专程在巴黎停留见了马克思。本来应该是短暂的停留，结果变成了长达10天的会面。

在为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辛勤工作的同时，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同情也与日俱增。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全球象征与发展中心。恩格斯的女友是一位名叫玛丽·伯恩斯（Mary Burns）的爱尔兰移民，她既是工厂工人又是家庭女佣。通过玛丽的遭遇和他在家族开办的Ermen & Engels棉纺厂的工作经历，恩格斯观察到工业化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资本家的郊区住宅和工厂工人的贫民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45年，恩格斯将自己的经历写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工厂和磨坊雇佣工人受到的剥削，但正是这些工人为资本家创造了财富。因此，恩格斯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是一个典型的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资本家，但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者，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政治危险人物”保持着联系，并为他们提供资金。

1845年1月，由于普鲁士政府抵制马克思的一些言论，马克思被驱逐出了法国。只要他踏进普鲁士的领土，就会遭到逮捕。由于只有10天的时间离开这个国家，他把怀孕的妻子留下来处理未尽的事务。之后，马克思一家搬到了比利时，并在那里居住了三年。

到1846年年中，由于经济状况恶化，马克思已经典当了家里所有的金银。恩格斯的处境也同样艰难，他搬到布鲁塞尔和马克思一起组织德国工人，靠父亲每月的接济度日。马克思不得不搬离他的公寓，住到一个配备家具的旅馆，雇用的仆人也更少了。在马克思的一生中，经济“困境”虽然给他带来贫困，他却一直保持着一种文雅的生活状态。由于他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领导人，所以还有其他方面需要开支。追随者们都希望得到财政支持，并被奉为上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反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不得不继续依靠那些以前给过他钱的德国科隆的富人朋友和支持者。马克思试图以自由作家的职业养活自己，但德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太严格，他几乎不可能出版任何书籍。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要求下，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于1848年2月出版，书中写道：“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整个世界。”

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曾被翻译成“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或“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这句箴言被铭刻在了马克思的墓碑上。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政府制定了10条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废除继承权，以及建立一家垄断信贷的国有银行。他们在论述共产主义时强调了建立新政权的革命过程，这与竞争形式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事实上，他们否定社会主义仅仅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反应性批判。

马克思预料到资本家们会拒绝与这样的共产主义政府合作。这将引发一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马克思认为，危机会引发革命，而正是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并使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1792年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是一个短暂的政权。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宣布自己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1815年第一帝国覆灭。）

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马克思支持的1848年革命促成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这种在欧洲新出现的激进政府形式受到了革命者的欢迎。

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就在1848年3月再次遭到流放，这次他只有24小时的时间离开比利时。事实上，警察在那之前就把他和他的妻子关进了监狱。虽然两人第二天被释放，但不得不立即带着孩子离开这个国家，并放弃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但仅仅几周后，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就应法兰西共和国的邀请来到巴黎。德国和奥地利也卷入了这场革命运动。当时，像马克思这样被流放的德国激进分子是有可能回国的，于是他搬到了科隆，成了《新莱茵兰新闻》（New Rhineland News）的编辑。这份报纸为他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以传播《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包括呼吁德国工人进行革命。这场革命没有发动起来，马克思却因为他的叛乱活动而受审，并于次年被驱逐出德国。

马克思与1848年革命的其他积极分子一起于1849年移居伦敦，当时伦敦对政治难民实行自由主义政策。马克思那时已经和共产主义者同盟闹翻了。只有31岁的他原本打算回到德国继续他的革命活动，却留在了英国，直到去世。

当时伦敦有240万居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英国首都是资本主义的中心。无论英国央行和伦敦证交所发生了什么，都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马克思曾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居住区生活过一段时间，那里居住着大量德国移民。他们家住在苏豪区，当时那里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个移民区，波希米亚人居多。他仿照自己在科隆编辑的报纸创办了一份名为《新莱茵兰新闻：政治经济学评论》（New Rhineland New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刊物，并试图在德国发行。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家庭状况变得越来越差。

虽然马克思一家勉强糊口，却给孩子们雇了一名家庭教师和一个女佣，这对于那些文雅的贫困家庭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寻常。不过马克思一家连连遭受打击，他们在布鲁塞尔出生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幸存了下来，而在伦敦出生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在成年前就夭折了。

马克思在事业上也遭受了打击。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通过政变在法国掌权。在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称自己为拿破仑三世皇帝。作为回应，马克思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一书，并在开篇指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但由于马克思流亡他国并且他的追随者在科隆遭到监禁，所以这本书的影响微乎其微。

但至少，马克思一家的经济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1853—1862年，马克思担任了多家报纸的通讯记者，并得以把家搬到了伦敦北部的肯特镇。他对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其他国外事件的报道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曾写下对资产阶级的这样的观察言论：“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

这场战争证实了他的理论，即经济危机将引发革命，而第一次全球危机最终发生在1857年。美国铁路股的暴跌引发了1857年经济大恐慌，不仅美国的投资者被拖下水，全球的投资者也深陷其中。由于金融市场具有相互关联性，所以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都受到了影响。燕妮看到，这场危机使马克思走出了自1855年8岁儿子离世以来的漫长忧郁期。恩格斯甚至告诉马克思，他正集中精力练习骑射，以便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准备。但一年后的1858年，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这场经济危机并没有引发革命。然而，此次事件的确使马克思再次在政治上活跃起来。

这场经济衰退还导致他的雇主《纽约论坛报》削减了欧洲记者的数量。在这段绝望的时期，马克思在1862年甚至转而去商界谋求职位。他第一次涉足商界就被伦敦一家铁路公司拒绝了，而恩格斯再一次（并且不是最后一次）在经济上对他施以援手。

一年后，马克思的母亲于1863年11月去世，马克思继承了她的遗产。出人意料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盟友威廉·沃尔夫（Wilhelm Wolff）也在流亡曼彻斯特期间去世，并将自己的大部分资产遗赠给了马克思。尽管马克思仍然没有稳定的收入，但他们全家搬到了更大的房子里。命运使然，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在那一年急转直下。他皮肤上生有痈疮、疥疮，并因压力而恶化。这意味着他在未来两年的政治动荡（包括美国内战和波兰反对俄罗斯的起义）中只能做一名观察员，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

无论如何，马克思的影响还在延伸。他加入了被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联合会，该组织由一系列欧洲工人协会组成。第一国际解散后，1889年，社会主义国际（又称第二国际）成立。1919年，共产主义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成立。第一国际借鉴了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他生前出版的两本书：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和1867年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编辑的。

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爱上了一名激进的法国流亡学生，他也是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成员。最终劳拉和那名法国学生结了婚，恩格斯也一直给他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马克思主义

185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开始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于两年后出版。他分析了当时主要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特别是亚当·斯密和他的主要门徒大卫·李嘉图，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詹姆斯和约翰·穆勒等人。

尽管李嘉图是一位资本主义者，马克思却和他一样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充满矛盾。回顾上一章可知，李嘉图看到国际贸易使各阶级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也是在论述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这个社会所固有的不平等为其自我毁灭埋下了种子。马克思预言这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他认为李嘉图只是没有在他的分析基础上得出结论而已。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参加工会以及资本主义如何终结。他认为，相对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机械、燃料和原材料等投入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变得更加机械化，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将会下降，从而造成失业。失业者形成了一支“后备部队”，压低了所有工人的工资，因为雇主可以雇用失业者来取代有更高工资要求的工人。另外，机器更昂贵意味着工厂需要延长工时才能赢利。而工会提倡缩短工作时间，虽然这样对工人有利，但是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马克思认为，利润下降和劳工骚乱将把资本主义制度引向终结。

1857年的全球危机没有引发革命，这使马克思淡化了危机对于终结资本主义的重要性。马克思最初预测资本主义制度在兴盛过程中充满动荡和危机，而这将导致该制度走向灭亡。现在他开始强调不平等现象的重要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痛苦。马克思记录了许多体现剥削和贫困的事例，这些事例与工业生产给上层阶级带来的与日俱增的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的情况尤为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本认为，革命将开始于最发达的国家，因为那里最有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危机。在他们看来，工人们不可能和平地获得权力，一场暴力革命将随之而来。马克思看到了革命与美国内战的相似之处，当时反对奴隶制的倡导者上台执政，于是南方奴隶主发动了一场战争。

19世纪末，马克思终于看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发挥了作用。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经济频繁衰退，并伴随通货紧缩或物价下跌。这段时期被称为19世纪的长期萧条或大萧条。19世纪70年代，欧洲和北美地区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股市崩盘导致经济严重衰退，进而推高失业率，引发劳工骚乱和罢工。在长期萧条期间，欧洲建立了19个社会主义劳工党，此外还有贸易联盟。由工业化的弊端所致，工人运动不仅在欧洲出现，而且蔓延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

这也是马克思思想在俄国扎根的时期。《资本论》最早被翻译成了俄语，其读者之一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虽然乌里扬诺夫从未见过马克思，但他协助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团体，并于1895年创建了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被监禁和流放到西伯利亚数年后，乌里扬诺夫于1900年前往西欧继续他的革命活动，并化名列宁。1903年，列宁在伦敦会见了其他流亡在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俄国爆发了反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革命，列宁也回到了祖国。此后十多年俄国都处于政治动荡时期，直到1917年列宁掌权。1922年，俄国更名为苏联（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是列宁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中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

列宁领导的苏联或许是最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口最多。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于1956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距离马克思去世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中国至今仍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要想研究马克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观察当今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很好的结合。

由于计划经济显现出了大量弊端，中国在1979年实行了市场化改革，紧接着中国迎来了近40年的显著增长，目前其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趋势，中国已经开始了另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以期跻身富国行列。

中国经济的转型

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979年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保持增长。家庭调查和其他数据显示，中国不仅使其GDP或国民产出以及国民收入每8年左右就翻一番，而且还使数亿人民摆脱了赤贫。中国有约14亿人口，约占全球总人数的1/5。世界银行表示，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处在终结极端贫困（指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进程之中。

中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经济体制正在转型。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此外，中国还是一个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开放型经济体”。

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独有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独特的增长模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早在1949—1979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实现了工业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遵循了苏联式的工业化模式，即重点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中国通过中央计划体制建立了国有企业，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产业。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再工业化的进程，其间将陈旧的国有工厂和厂房改造成了更先进的机械工厂（主要是私营）。正如亚当·斯密所深知的，工业化可以加速经济的增长，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大多数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工厂投资、研发投入等活动，而这又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市场化改革开始之后，多年投资积累的新增资本大约占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半。换句话说，中国的成功可以用投资等标准经济因素来解释，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些特征，尤其是中国当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其再工业化的做法在那个不同寻常的环境下具有一种特殊性。

中国独特增长模式的另一个表现是，其生产率还受到了要素再分配的驱动，例如劳动力从效率较低的国有产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私营部门。要素再分配的过程是在产业部门内部发生的，因此没有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而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源于工人从农村和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和制造业工作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此外，中国的情况也并非与那些将全球经济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简单地契合。正如大卫·李嘉图所说，这些理论着重解释开放程度和发展速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面向全球经济开放的经济体增长尤为迅速，因为出口商品和进入全球市场的经验使其竞争力得以提高。国内企业还可以向拥有更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外国投资者学习。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学习其他国家现有的先进技术并由此加速增长，那么开放就能让其在增长率方面迎头赶上，甚至最终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中国制定了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并利用这一政策进一步推动本国的积极产业政策，发展国内企业，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并将其推向全球。但这些简单的开放措施并没有完全体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质。根据这一政策，中国于1979年首先在对外领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1992年之后，中国加快了这一进程，并于2001年加入WTO。

要衡量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多个尺度。例如，中国在改革初期是一个穷国，家庭储蓄率很低，仅占其GDP的10%。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作为国内投资的补充，占到投资总值的1/3。自此以后，中国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一路高升到50%。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比例过高，因为有些钱被投资到了一些不具有生产性的项目上，比如“鬼城”，即那里建造了住宅，但没有人居住。由外商直接投资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以出口为导向，最初位于经济特区。所谓的经济特区就是出口加工区，这种做法在东亚很普遍。中国因此与东亚融为一体，并加入了区域和全球生产链，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毫无疑问，外商投资和出口导向措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然而，中国的政策都是根据具体国情量身定制的，因而难以对其进行简单归类。

2009年年底，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现象加剧，即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和中东石油出口国）顺差规模不断扩大，而美国则出现了更大的贸易逆差。全球失衡和中国效应（又称“中国价格”，即中国廉价劳动力压低了全球制成品的价格）等其他方面表明，我们有必要将中国视为一个庞大的开放型经济体。换句话说，中国像美国一样，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影响。因此，开放政策无疑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只是在影响方式上有些细微的差别。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所需的技术进步来自国内创新，而不仅仅是依赖外国技术。创新技术的开发需要研究人员和研发投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加大了对专利和研发投资的重视，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和成为富裕国家的关键领域。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方面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目前情况正在改善。

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最复杂的因素之一是法律体系的作用。主流观点认为，市场支持体系（例如那些保护产权和提供合同保障的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关系性合约（即与你信任的人进行交易）有助于减少对司法体系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呼吁对其发明专利给予更好的保护，因此，将良好的法律体系视为经济增长要素的制度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但我们同样要考虑到一些细微的差别。

社会资本等非正式体系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国文化注重人际关系，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可以极大地促进自主就业的发展和私营行业的涌现。中国允许企业家出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当中，这或许不是马克思所预料到的。

在21世纪初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中国认识到了重新平衡经济、以更加可持续性的方式实现增长的必要性。这个国家能否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指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以上水平后经济开始放缓，无法变得富有起来）取决于其自身的能力。穷国倾向于通过出口和廉价制造业实现增长。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本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推动，这会使经济更加多元化，不再严重依赖面向其他国家消费者的出口贸易。对中国而言，要想重新平衡经济，摆脱旧的增长驱动模式，就需要提振内需（消费、在生产率更高的行业中进行的投资、为提供社会服务而产生的政府支出），使其增长速度超过出口。中国还将重点转向了服务业，目前这个“世界工厂”的服务业规模已经超过了制造业。中国仍在提升制造业水平，扩大海外投资，并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此外，中国还在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或者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或全球化。中国要发挥经济潜力，就必须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

此外，还有金融稳定问题。一场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持续低迷（取决于其原因）。当然，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避免的情况。中国也有可能因债务过多或银行体系中的其他问题而产生金融危机。所有的主要经济体迟早都会经历危机。据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估算，中国的债务总额约为GDP的260%，这个比例与欧美相当。但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企业债务规模庞大，这比政府债务的风险更大，如果出现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可能就会拖垮银行体系。而其中一部分债务是向影子银行系统借贷的，影子银行是正规银行之外的一个阴暗行业，放贷者都没有银行执照，其中就包括高利贷者。鉴于此，影子银行的债务无法得到准确的衡量，因此中国债务的总体情况令人担忧。

影子银行的发展与国有银行体系竞争不足有关。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都有信贷需求。由于正规银行系统主要贷款给国有企业，而不愿意给私营企业提供资金，所以无照贷款便发展了起来。影子银行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西方兴起的。由于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美国和欧盟经济衰退的冲击并影响到了本国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政府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壮大。于是，一些私营企业通过向影子银行借款扩大规模，地方政府也举债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以提振经济。

自2009年西方经济大衰退结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打击影子银行。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债务危机的风险，这种危机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内阻碍其经济的增长，就像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经历的那样。中国与日本的一个相似之处是，几乎所有的债务都是国内债务。因此，国内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一定会蔓延到中国边境以外的地方，但如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遭遇了严重到足以导致经济停滞的金融危机，显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为了阻止人们向影子银行借款，政府试图开发出允许企业和地方政府借款的金融工具，比如建立针对企业和政府债务的债券市场。这也是其他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措施，这样一来企业和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债券或发起债务，并从资本市场借款，而不是通过影子银行筹措发展资金。此外，如果中国的银行体系不是以国有银行为主，而且有其他新的银行参与竞争，很多借款者就不会选择影子银行了。主导中国金融体系的国有银行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

因此，要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就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马克思和中国

中国革命似乎符合马克思的范式。尽管马克思在1849年之后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他最终笃信农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农村社会冲突对革命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从法国重农主义者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那里获得了这些观点，他们都认为农业部门是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农业是资本主义冲突的根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的是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而在19年前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他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就此而言，相比于俄国，马克思的三级制社会更适合中国。苏联是在无产阶级起义中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推翻了土地所有者。这些人主要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反抗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农民劳动者。这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类型：被剥削的劳动者与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社会冲突，将导致旧制度的颠覆，新的政权将采取公社或共产主义所有制。

马克思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把银行家称为“寄生虫”。《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的方案。它包括以下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1949—1979年，中国经历了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一度采用了苏联的模式。1953年推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方案。国有企业由以前的私营企业演变而来，并由国务院下属的大约20个部委集中管理。在建立城市工业、实施长期规划、提供科学和技术教育方面，中国经济全都是苏联风格。但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不到10年就破裂了。两国的分歧之一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

中国在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其经济政策也偏离了苏联模式。

不过，中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遵循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提出的一些原理。例如，马克思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所以中国创造了一个由公司和银行组成的国有部门。1949年后，中国废除了私营企业，这意味着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于是每个人都是马克思所倡导的工作者。

马克思还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初阶段，工人的工资不是货币，而是以劳动时间标示的票据。在扣除用于投资和维护的“共同基金”后，工资将与工作时间相对应。这些票据可以用来购买商品，而商品的价格又取决于生产这些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这个体系将是平等的，不会有资本家剥削工人。1949年后，中国的用工制度建立在工人每天赚取工分并以工分换取商品的基础上，这一制度与马克思的设想类似。马克思也赞成妇女参与政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男性不相上下。

计划经济的一个弊端是，人们都不愿意卖力工作，因为不管生产出什么，国家都会按天数计算工分。这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预测，他认为更大强度的工作应当获得更多的劳动工分，这样工人就能公平地获得报酬。事实上，马克思反对收入的“公平”分配。此外，在他设想的制度中，工人们得到的不是他们全部的产出价值，剩余部分将收归集体，用于公共服务支出。

支撑马克思分析的一个关键概念是他对利润率的假设，这个概念可能有助于解释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的分歧。亚当·斯密是首先断言利润率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的人，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后来发展了这一说法。利润率下降将使经济进入“静止状态”，即经济停止增长，因为利润下降幅度太大就会导致新投资无法赢利。李嘉图和穆勒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停滞的顶点，不过马克思进一步预见到了随之引发的工人起义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

正是利润的下降使中国开始了市场化改革。中国转型为主要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并仍由共产党领导，这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在当前的改革阶段正在设法重新平衡其增长动力，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增加对消费的重视；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国内需求；减少对农业和低端制造业的投资，增加对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入。他和亚当·斯密在服务业方面的观点相同。马克思没有看到牧师和律师的价值，觉得他们没有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这些只是用钱来换取服务而已。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在他之前其他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们都不认为无形产出可以像制成品一样具有价值。

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也没有看到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冷战，更没有看到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他死于1883年，就在他妻子死后仅仅一年多，很有可能是肺结核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父亲和4个兄弟姐妹都死于肺结核。马克思和妻子都葬在伦敦北部的海格特公墓。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对资本主义不再抱有幻想，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或多或少又重新流行起来。伟大的经济学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当时的政策辩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曾在政府任职，并积极致力于改造经济政策，其中就包括废除保护主义立法。当然，马克思更具有革命性，而且走得更远，他毕生都在组织工人站起来反抗资本家。对他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哲学原理只是解释和试图影响政策，经济学必须超越哲学原理。

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2015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p. 9.

2. Todd Buchholz, 2007,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Penguin, p.129.

3. Ibid., p. 116.

4.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p. 39.

5. Ibid.

6. Karl Marx, 2008 [185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Rockville, MD: Wildside Press, p. 1.

7. Karl Marx, 1978 [1853],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 York Daily Tribune, 8 August 1853, in Robert Tucker,ed.,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revised edn, New York: W. W.Norton, p. 662.

8. Linda Yueh, 2013, China’s Growth: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Super-power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5.

9.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2013,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and Creative Society’, Washington, DC;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81101468239669951/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10. Karl Marx, 1991 [1883], Capital: Volume III, ed. Frederick Engels,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p. 678.

11. Linda Yueh, 2010, The Economy of China, Cheltenham:Edward Elgar, chapter 4.

12. Buchholz,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p. 136.

第四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不平等问题不可避免吗

毫无疑问，不平等是政策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例如，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是英国人挂在嘴边的口头语，英国现任首相对“工薪家庭”（首相的演讲稿撰写人称之为“收入刚够养家的普通工作者”）表示了担忧。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关，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撰写过一本关于不平等现象的畅销书。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谁会想到一本685页、基于详尽经济研究的书籍会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呢？这本书的流行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担忧，即如今美国的不平等现象与19世纪末镀金时代一样严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人指出，不平等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2009年大衰退后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斯蒂格利茨认为，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恢复得更加缓慢，因为经济增长主要惠及富人，而他们的储蓄大于支出。但推动经济复苏的是消费，而不是储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实现平等吗？如果有解决之道，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是不是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45年在英国国会下议院所言，“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是不平等地分享福祉，社会主义的内在美德是平等地分担苦难”？

在丘吉尔发表此言论之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他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了以市场自由放任原则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中。关于不同因素如何在经济运行中改变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和数量，马歇尔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这位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设计出了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马歇尔会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呢？

马歇尔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1842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生于伦敦下层社区伯蒙西，父亲是英国央行的一名职员。马歇尔在5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就读于一所私立学校。在奖学金和叔叔的经济资助下，马歇尔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

1865年毕业后，马歇尔被选为研究员，并在1868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道德科学讲师。在那里，他遇到了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丽·佩利（Mary Paley）。玛丽曾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女子学院自学经济学，她的父亲和曾祖父都是剑桥大学的教员。他们结婚后，由于当时剑桥大学规定研究员要像牧师那样独身，所以马歇尔被迫辞去了研究员的职位，后来他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担任了政治经济学教授兼校长的双重职务。该学院成立于马歇尔就职的前一年，后来更名为布里斯托尔大学。

马歇尔与妻子合著的教材《工业经济学》（Economics of Industry）于1879年出版。玛丽是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第一位女性经济学讲师，也是英国最早的女性经济学讲师之一。几年后，马歇尔从布里斯托尔大学辞职，夫妻两人在欧洲大陆待了一年。从那时起，他开始撰写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回到英国后，马歇尔又回到布里斯托尔大学教书，但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回归。

1883年，马歇尔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担任研究员，同时也带研究生。马歇尔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吸引学生来这所大学学习，因为他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确立为可以授予正式学位的学科。马歇尔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但至少在几个学期里，贝利奥尔学院都把他和亚当·斯密算为该院的一员。为了让自己顺利离职，马歇尔请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接替了他的位置。内维尔在牛津大学做了短暂的尝试，最终还是决定选择剑桥大学。令人好奇的是，如果内维尔留了下来，并且他的儿子在牛津大学长大，历史是否会变得不同呢？

1885年，在禁止研究员结婚的规定被取消后，马歇尔又回到剑桥大学担任教授。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首先是1861—1865年在圣约翰学院读本科，然后是在1865—1877年担任研究员，1885年他又被任命为政治经济学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在1924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是荣休研究员。1903年，马歇尔创立了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经济学专业，该学科在剑桥大学广受好评，后来他又创立了经济和政治系。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就当时主要经济问题达成了政治共识的时期，例如人们普遍地接受自由贸易。回想一下，我们在介绍李嘉图的章节中提到过《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这标志着自由贸易时代的开始。半个世纪后，当自由贸易再次受到威胁时，马歇尔也为其进行了辩护。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曼彻斯特学派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这种理念的信徒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像马歇尔一样，支持由政府对工作场所进行管理并发挥其他限定作用的经济体系。

直到马歇尔40多岁时，人们在重大经济问题上的共识才开始瓦解。在19世纪80年代的长期萧条时期，经济学得到了重新审视，而马歇尔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理论为竞争性市场经济打下了基石。结合严谨的分析，马歇尔得出了更有力的结论。他率先使用图表阐明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概念，比如需求与供应，而这些图表至今仍用于教学并被人们实际应用。

通过展示生产和消费如何决定于经济，马歇尔的研究成果激化了关于什么是适当经济政策的争论。在生产方面，马歇尔的图表描绘了追加单位资本和劳动力导致回报率下降所造成的影响。他指出，当追加成本等于附加回报时，这就是追加或边际单位应该达到的均衡。例如，一家公司生产一种小部件的前提是其成本不能超过售价。如何达到均衡是目前支撑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至于消费方面，马歇尔对于边际效用的分析可以解释消费者的行为。当人们在工作或休闲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知道一个小时的工作可以获得薪酬补偿，而休闲的代价就是要损失这笔收入，但从休闲中获得的效用或享受可以与收入的损失相平衡。把每个人获得的效用加总是一种评估社会福利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马歇尔曾考虑将其学科命名为社会经济学，而不是简单地称其为经济学。

他编写的教科书《工业经济学》及其绘制的图表可以说明企业和个人是如何做出最优决策的，这些成就使马歇尔跻身当时英国顶尖的经济学家之列。但他还在继续做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马歇尔很快就通过他的《经济学原理》使经济学领域发生了改变。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890年7月，这是可以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的一本著作。在马歇尔百年诞辰之际，《经济学原理》获得了如下评价：

无论如何，这类思想很可能已经渗透到英国的政治经济当中，并且正在得到传播。但事实上，这些思想的流行要归功于马歇尔。在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齐名，这三本著作被视为经济思想发展领域中的三大分水岭：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将英国政治经济的历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李嘉图时期以及马歇尔或改革后的李嘉图时期……《经济学原理》必须被视为现代美国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与亚当·斯密编写《国富论》相似，马歇尔花了10年时间撰写《经济学原理》一书。他原计划要出版第二卷，但没有付诸实践，而是在1920年出版了做出重大修订的《经济学原理》第八版。此后还有第九版，当中收录了对前八版做出的所有修订，这一版本在马歇尔死后由皇家经济学会于1961年以第二卷的形式出版。总之，马歇尔花了大约40年的时间编写这本富含图表的书籍，可以说他一生中大约一半的时间都致力于此项开创性的工作。

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兴趣有其独特背景。他对于福利和机会均等的关注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对他来说，这两个方面是社会繁荣的基石。马歇尔因此前往德国学习德语，以便能阅读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原著，之后他又阅读了卡尔·马克思和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著作。马歇尔后来曾用下面这段话教导他的学生：

有时，有人会告诉我们，任何努力促进人类社会改良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他相信国家可以比个人的努力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这样说来，在我懂经济学之前，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且我的确想知道在国家和其他机构推行的社会改革中有哪些措施是可行的，这促使我在40年前阅读了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克思和拉萨尔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那时起就一直在稳步地成长为一个更加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他并没有接受这些人所有的观点，比如卡尔·马克思所提倡的财产公有制和革命促成变革的思想。反之，马歇尔相信政府可以发挥一系列的功能来改善社会福利和提供机会。例如，他支持国家提供全民教育，这样即使是最穷的孩子也能获得技能，并在经济环境中竞争到工作机会。在改善社会条件方面，马歇尔信守其在毕生之作中提到的观点，他相信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力量可以提高穷人的工资：“如果非技能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减少，那么从事非技术工作的人就可以获得高薪。”

虽然马歇尔的研究基于效用理论，但他也没有对其所有的原则一概接纳。杰里米·边沁的理念进一步强化了效用理论：“衡量对错的尺度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特别指出了边沁对19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但是马歇尔的观点不同于边沁，也不同于约翰·穆勒关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的观点。马歇尔对于为大多数人寻求最大幸福的观念持批判态度。相反，他认为整体可能大于部分之和。我们后面会讲到，这种重视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而较少关注效用分配的观念，可能是一些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不平等现象迅速加剧的原因。

马歇尔在研究过程中一直对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保持关注。1893年，他向皇家老年贫民委员会宣称：“在过去的25年里，我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而我的研究很少涉及任何与此无关的调查。”

在21世纪初的美国，不平等程度与镀金时代时一样严重。那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如何看待发达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呢？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一些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已经将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上了政策议程。例如，收入流向富豪阶层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程度，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占到全国总收入的1/5。在这个富有的国家中，10%的富人占有美国全民总收入的一半。

托马斯·皮凯蒂指出，欧洲的情况稍好一些。不过，英国10%的富人依然占有40%以上的收入，而在德国和法国，这一比例超过了1/3。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富人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都有所上升，但上升程度不及镀金时代。不过在美国，这已经使得一些人将这个时代称为美国的第二个镀金时代。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自1990年以来急剧下降，并且已经有10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收入不平等状况自1960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与此同时，由于新兴经济体增长相对较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所以国家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

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不平等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在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的表现仅仅略好于其他人群，他们获得了约5%的新增收益。但自大衰退以来，这个人群占据了95%的新增收益，而底层99%的人群只能分配剩余5%的收益。在经济衰退时期，低利率使借贷成本降低，并推动了经济复苏，从而提振了股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股市屡创新高，但这些涨幅主要流向了持有股票的半数美国家庭。在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中，93%拥有股票，而在最贫穷的1/5的家庭中，持有股票的比例仅为11%。

不平等对经济复苏的影响有多大？答案绝不是清晰可见的。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于不平等问题是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存在着分歧。

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平等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富人缴纳的税收占其收入的比例低于穷人，因此，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增加税收收入。此外，穷人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高于富人。富人这种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初是由约翰·凯恩斯发现的。换句话说，穷人的可支配收入更少，花在食品等必需品上的钱更多。而富人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更小，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可以花。这意味着增加穷人的收入将按比例产生更多的消费，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而克鲁格曼说他没有看到富人“消费不足”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富人比穷人花得多。如果一个人将1万英镑收入的20%用于消费，他将为英国经济带来2 000英镑的增长，而如果一个人仅将10万英镑收入的3%用于消费，他将为英国经济带来3 000英镑的增长。克鲁格曼还指出，这种比较是静态的：你可以衡量两个收入水平不同的人在任何给定时间点的行为，但我们很难预测如果收入提高，一个人的支出会发生什么变化。

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可能对不平等在缓慢复苏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致认为，高度的收入不平等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收入不平等一直是个问题。在镀金时代和咆哮的20年代之后，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人均GDP（衡量平均收入的指标）在所谓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增长良好。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收入差距停止缩小，然后在1980年后开始急剧扩大，直到现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平等。

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真的是一个由富人和穷人组成的社会吗？美国现在的经济环境只是让富人更富吗？这场争论中有一个主题很明显：富人越来越富，挤压了中产阶级。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数首次低于工人阶级和上层阶级。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都有所加剧，尤其是最富有的1%的人群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说过，富贵之人与你我不同。但也许世界各地的富人都是一样的？

任何开车穿过上海旧法租界狭窄街道的人都能立刻明白，这座城市为何曾被称为东方巴黎。普拉达等高档商店与旧时期的老房子共处一个街区，这在高层公寓占据城市天际线的中国是罕见的。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和中国人混杂在这个被认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里。如今，随着中国财富的快速增长，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镀金时代。

南京路是上海为数不多的步行街区之一。它从外滩向西延伸，而外滩是黄浦江沿岸的一块滨海空地，两岸商铺、酒店和咖啡馆鳞次栉比。中国新崛起的中产阶级每天都很忙碌，他们最终过上了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但也有乞丐蜷缩在设计师商店的门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亿万富翁比美国还多，而且数量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大约10年前，中国只有3位亿万富翁，而现在则有数百个。

新一代的企业家中有人通过数字革命发家致富。《福布斯》富豪榜上大约有1/4的新上榜者来自中国，其中很多都是年轻人。这些人主要来自科技领域，这个领域不仅为年轻商人带来了财富，还造就了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这样的中年富豪。阿里巴巴IPO（首次公开募股）就曾打破纪录：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筹集到了250亿美元。

这些以新中产阶级需求为导向的企业家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上一代人主要是通过房地产赚钱，新一代的企业家利用的则是持续偏向消费的经济趋势。

中国一半以上的富人都是企业家，其余是投资者和少数的高薪高管。他们的共同点是几乎都是白手起家。（和世界上大多数超级富豪一样，中国的亿万富翁主要是男性。）但下一代人已经成年，财富再一次在中国得到传递。

这些继承人被称为“富二代”，而最引人注目的财富不平等案例往往就发生在超级富豪的子女当中。虽然他们的父母往往比较节俭，但有些“富二代”挥霍无度（不过他们当中可能也有努力工作的人），媒体对他们的跑车和奢侈的消费水平提出了批评，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在一个仍在宣扬社会主义美德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我在为BBC电视节目采访某中国企业家时，他告诉我，随着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对富人的怨恨与日俱增。他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例，表示随着两地富有程度的增加，当地已经出现仇富心理。

他的观察结论与一项研究相呼应，该研究发现不平等和贫困是两个关联概念。事实上，事关幸福感的富人和穷人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不是全部。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差距：如果所有人收入相同，基尼系数为零；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国家的所有收入，那么基尼系数为1。但随着中产阶层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这种比较便有了相对性。事实上，在发达经济体中，定义贫困的是相对于收入中值（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的收入。根据该指标，英国近200万领取养老金的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成本不到收入中值（以可支配收入减去住房成本计算）的60%。

对中国来说，社会上对于不平等的看法正在发生转变，这源于中国最近向中产阶层社会的转型。200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 000美元，这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标准。直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才超过了4 000美元，这是一个定义中高收入社会的标准。即便是现在，中国在按人均收入排名的国家中也只居于中游的位置。

但是，平均水平掩盖了收入分配的真相：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约占全民收入的1/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沿海地区的财富也超过了内陆地区。但不平等的格局正在缓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08年达到顶峰，此后不断下降。然而，与其他新兴国家一样，中国在短时期内在诸多领域也显现出了不平等。

为什么不平等现象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加剧了

发展中国家出现不平等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更快的增长。那些进入工业领域和城市的人比没有进入的人赚得更多，因此收入不平等往往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剧。但各国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减少收入不平等。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体系，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将会高得多。

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问题源于另外一些原因。一个因素是，全球化压低了工资中值，而那些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人（即技术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会赚得更多，但发达国家中那些技能水平中等或较低的人则深受损害。另一个因素是所谓的“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随着经济越发受到技术驱动，获得最大回报的还是技能最娴熟的工人。这两个因素当然具有相关性。

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当资本回报率（r）超过经济增长率（g）时，不平等就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房地产、公司、股票等）持有者的收入增速将长期快于平均收入的增速。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以法国和英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私人资本的价值占收入的份额已经飙升至500%以上，而美国的这一比例高达400%。财富的传递加大了富人和其余人之间的差距，所以财富继承是造成不平等问题的另一个原因。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0个人中，约有一半继承了大笔财富。

劳动所得是不平等的另一个驱动因素。例如，美国大型上市公司（列入标准普尔500指数）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同一公司普通员工的200多倍，而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20倍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认为，原因之一是工会的减少削弱了工人在工资问题上的议价能力。

所有这些观点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因素有很多，它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方案解决。例如，累进税对富人征收的税率高于穷人，这有助于缩小部分工资差距。如果技术变革加剧了不平等，那么可以利用财政体系进行再分配。这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杰森·弗曼（Jason Furman）称其采取的措施。但包括贝恩资本创始人爱德华·科纳德（Ed Conard）在内的其他人则认为，通过增税减少不平等不是一个长期解决方案，并且可能会损害企业的发展。

那么，在政府控制之外的全球力量如何发挥作用呢？皮凯蒂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对财富征收国际协调税。但发达经济体的智库——经合组织的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Angel Gurria）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表示，不平等问题需要通过国家的而不是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和税收政策解决。具体来说，应该通过减税鼓励就业，还可以提高包括绿色税在内的某些税收以作弥补。

主张通过税收体系进行再分配的人和反对政府干预的人之间出现了分歧。那些支持政府采取更多行动的人也支持提高工资的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创造更多的高薪、中等技能的工作。另一些人倾向的政策可能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谋生机会，并且通过市场力量减轻不平等程度，而不是事后征税和重新分配。他们担心，再分配政策会对成功人士增加征税以补贴穷人，从而产生错误的激励效应，使富人和穷人都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正如一个政治笑话所讲：“问：你怎么区分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答：当共和党人看到有人溺水时，他会扔出一根特别短的绳子，然后大喊‘剩下的就看你了’；民主党人则会抛出一根特别长的绳子，然后撒手不管了。”

这的确是一场难分难解的争论。马歇尔这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父”将如何看待不平等的加剧呢？不平等问题已经如此严重，以至有人对催生该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马歇尔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观点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国家在解决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应考虑以下方面：

姑且认为财富的较为平均的分配是适当的，那么，这一点就可证明改变财产制度或是限制自由企业是合理的，即使财富的总数因而会减少也在所不顾，究竟合理到怎样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增加穷人的收入和减少他们的工作为目的，即使这样会减少国家的物质财富也在所不顾，则应当以怎样的程度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不会不产生公平，也不会使进步的领导者松懈，那么这样做究竟能达到怎样程度？赋税的负担应当如何分配于社会上不同阶级的人？

这是争论的核心。马歇尔看到了较为平均地分配收入的政策和这些政策对于工作积极性的抑制作用之间的权衡。在他看来：

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不在于它倾向于较为平均地分配收入，因为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害处，而在于它对那些逐渐使世界从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精神活动所产生的抑制作用。

马歇尔和约翰·穆勒都对生产和再分配进行了区分。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提出，关于生产的经济规律不容易改变，而再分配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是可以改变的。但马歇尔最初并不支持通过税收进行“财政”再分配。他认为所得税会抑制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工作效率。但在1894年引入累进遗产税（对较大的房地产征收更高的税率）之后，人们的工作意愿并没有受到抑制，而累进遗产税就是遗产税的前身。这使马歇尔改变了想法，他以前曾经表示鼓励慈善事业不足以减少不平等。

因此，在一战期间和之后，马歇尔开始相信累进税率是有益的。他逐渐接受了财政再分配的做法，但他不支持通过广泛的再分配措施平衡收入，认为这充其量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成果。从长期来看，如果人们失去工作的动力，这些政策就会损害经济的增长，而这意味着用于再分配的资金将会减少。如今的再分配方案并不是平均所有人的收入，这符合马歇尔所持的观点。

累进税是目前用来重新分配收入的标准工具之一，但再分配的程度因国家而异。例如，美国的再分配程度就不及欧洲等福利国家。不过，样样都管的大政府与马歇尔并不合拍。

马歇尔认为，政府的角色更像是监管者，而不是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应当确保企业的行为合法、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并且价格合理，同时不应该有太多官僚作风：“政府的职能就是尽量少管事情，但不是尽量少做事情。”

马歇尔还赞成权力下放。他看到了实验和本地竞争的益处。不过，他强烈反对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授权管理者。他认为，教育和城市规划是地方政府可以最大化发挥能动性的两个领域。而对于比较大型的任务，例如水、电和煤气的供应，如果私营部门不能有效地接手，就要由政府承担起来。

马歇尔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穷人的技能使他们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减少贫困。如前所述，他提倡通过教育减少非熟练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回报。他还提议控制移民，以限制竞争。

和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马歇尔强调任何旨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政策都会对一个人的性格产生影响。他担心人们会对慈善产生依赖，因而更加强调自助与互助，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但马歇尔认识到，就业不稳定、失业、疾病和年老等因素在穷人中很常见，这些人并非“活该”受穷。

马歇尔的学生、继任者、遗稿保管人，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认为，马歇尔会赞同政府在二战后为进一步促进收入平等所做的努力。除了对储蓄课以重税表示忧虑外，马歇尔不是那么担心税收对工作动力的抑制作用。因此，他更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式的政策，只要这些政策对经济无害。尽管如此，马歇尔还是担心“官僚主义做法的负面影响”会对生产率产生不良作用。例如，马歇尔原则上反对国有化，但自然垄断除外，因为公用事业等行业在由一家企业经营时会更加高效。另外，他认为政府参与进来的前提是其能够更有效地执行任务。这符合他曾经提出的观点，即经济繁荣取决于竞争的力量。因此，他不会支持社会主义化的生产实验，但会接受旨在减轻贫困的财政政策。就此而言，国家参与收入再分配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马歇尔会在任何旨在减少不平等的税收政策与其产生的抑制效果之间进行仔细权衡。经合组织提出的减税以鼓励就业的建议符合马歇尔的观点。鉴于他比较注重实证，那些对二战后福利国家建立以来所采用的财政再分配政策的研究，可能会对他产生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适度的再分配性税收和政策进行了调研，认为这些税收、政策不会造成损害，而且可能会减轻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关于什么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马歇尔会将其视作一个政治决策问题，而经济学只是在决策过程中提供分析工具，以确定哪些利益和成本需要考虑在内。美国的再分配程度不及欧洲，欧洲有能够提供更高福利的国家和一些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尤其是北欧国家）。美国人则把重点放在促进机会平等上面，由此产生了“美国梦”的概念，即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有一所房子和一份好工作。但过去几十年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急剧上升表明，美国的做法中存在一些问题。欧洲则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福利国家（其中只有某些国家需要采取再分配政策）日益负担不起其巨额的财政支出，例如，由于社会日趋老龄化，所以养老金的支出一直在增加。因此，重新审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平等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

马歇尔留下的财富

1908年5月，马歇尔在他66岁生日前夕从大学教授的职位上退休，开始撰写他在近20年前就宣称要写，却一直没有完成的《经济学原理》第二卷。（他在1901年的时候就想退休，但经济条件不允许。）不过他在退休后放弃了第二卷的编写，并将“第一卷”的标记从1910年的《经济学原理》第六版中删除。1919—1924年，他又对《经济学原理》做了三版修订。

原因之一是，像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一样，马歇尔发现自己退休后非常忙碌。除了修改《经济学原理》，他还与议会委员会保持通信，同时承担了其他占用他时间的活动。玛丽·佩利曾经这样描述她的丈夫：“他不在乎生活，只在乎工作。他说他很高兴能尽自己所能推动世界向前走。”他做到了。马歇尔退休后活跃了近20年。1924年，就在他82岁生日的前两周，马歇尔因心力衰竭在家中去世。

在剑桥大学的最后10年里，马歇尔教出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而凯恩斯与庇古一道，成为创立继承了马歇尔思想的剑桥学派的主要人物。众所周知，凯恩斯没有正规地学习过经济学。他像当时许多剑桥学生一样，在正式学习数学的同时选修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凯恩斯学习经济学的经历包括，参加过马歇尔和庇古的讲座和督导（大概有一个学期的时间），并且阅读了马歇尔的著作。他得到的可能是当时英国最好的经济学教育，因为更加专业化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直到1895年才建立起来。因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基础来自马歇尔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在经济学需要提供政策性解决方案方面。

这促使马歇尔和他的一些同辈人将他们的学科名称从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他主张改名的原因是避免将该学科同政治问题而不是国家目标联系起来。这一变动无意缩小经济学的范围。

如前所述，马歇尔也曾考虑将该学科称为社会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理论根植于社会科学之中，而社会科学必须到考虑人们对政策的反应。因此，在社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背景下，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财政措施本应该符合马歇尔的经济理念。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另一个“镀金时代”，它甚至比马歇尔在世时的第一个镀金时代更加不平等。马歇尔很可能会对这个制度表示不满，并且肯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他的侄子克劳德·吉尔博（Claude Guillebaud）曾经回忆，马歇尔在邀请他的学生共进午餐时，学生们都很怕自己在表达分析结论或观点时不甚严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马歇尔超强的逻辑能力所碾压。

尽管人们认为马歇尔是一位强调经济学严谨性的经济学家，但他曾经教导学生们要把经济学看作一套工具和一种思维分析方法，而不要认为教科书反映的就是现实世界。他将其应用的方法描述如下。

用来研究经济假说的数学定理未必是有益的经济学原理，以下方法我用得越来越多：

1.把数学用作一门速记语言，而不是一种探究引擎；

2.坚持记录，直到完成；

3.翻译成英语；

4.然后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实例加以说明；

5.丢掉数学；

6.如果你做不到第4条，那就放弃第3条，我经常这样做。

1. Joseph Stiglitz,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2. Peter Groenewegen, 1995, A Soaring Eagle: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 227.

3. Ibid., p. 294.

4. Michael J. Turner, 1994, ‘Before the Manchester School:Economic Theory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History,79(256), pp. 216–41.

5. John Maynard Keynes, 1924,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Economic Journal, 34(135), pp. 311–72.

6. Gerald F. Shove, 1942, ‘The Place of Marshall’s Principles in the Devel 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52(208),pp. 294–329.

7. A. C. Pigou, ed., 1925,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London:Macmil lan, p. 334.

8. Alfred Marshall, 196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 II,London: Macmil 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pp. 598–614.

9. J. H. Burns and H. L. A. Hart, eds., 1977, A Comment on the Commentaries and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 393.

10. John Cunningham Wood, ed., 1993, Alfred Marshall: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ume IV, London: Routledge, p. 290.

11. Branko Milanovic, 2016,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66.

12.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No Longer the Majority and Falling Behind Financially’,9 December;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13. Robert Reich, 2012, Beyond Outrage: What Has Gone Wrong with Our Economy and Our Democracy, and How to Fix It, New York:Vintage Books, p. 142.

14. OECD, 2012, ‘Income Inequality and Growth: The Role of Taxes and Transfer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Policy Notes, No.9, Paris: OECD.

15. Alfred Marshall,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 I,London: Macmil lan, pp. 96–7.

16. Talcott Parsons, 1931, ‘Wants and Activities in Marshall’,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6(1), pp. 101–40, at p. 128, n. 7,citing Alfred Mar shall’s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Post Office and Private Enterprise’, 24 March 1891.

17. John Stuart Mill, 184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John W. Parker, pp. 13–14.

18. Pigou,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p. 363.

19. A. C. Pigou, 1953, Alfred Marshall and Current Thought,London: Mac millan, p. 56.

20. Jonathan D. Ostry,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G.Tsangarides, 2014,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International Monet ary Fund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4/02;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4/sdn1402.pdf

21. Groenewegen, A Soaring Eagle, p. 737.

22. Pigou, ed.,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p. 427.

第五章

欧文·费雪：
我们是否有可能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

1929年10月，就在大崩盘前不久，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了一个令他名誉扫地的观点，他宣称股市已经达到了像“永久性高原”那样的平稳时期。但就在几天后的10月24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色星期四”，股市便出现下跌，而这只是更大幅度下跌的前兆。股市暴跌发生在下一周的10月29日，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黑色星期二”。在那几天里，股票市场损失了1/4。

费雪对全国信贷人员协会那些惊慌失措的听众表示，他认为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大家应该能够安然度过市场中这场暂时的风暴。费雪说：“谷底已经临近，随之而来的反弹将使市场迅速回到此前的高点。”但众所周知，费雪的预测是错的。大崩盘变成了大萧条，由此引发的市场暴跌使费雪失去了1 000万美元的财富。但他一直保持乐观，或者纯粹出于绝望，依然预测股市和美国经济即将复苏。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复苏的迹象。

费雪不仅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名声扫地。他发现自己在商人和政客圈子里都遭到了排斥。没有人会尊敬一个在公众面前颜面尽失、一败涂地的人，费雪已经给自己打上了失败者的烙印。

然而，历史对待费雪的态度不仅温和得多，而且承认他对经济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颇具影响力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他有可能是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追溯到费雪的理论。

费雪是第一位有名望的美国经济学家。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思想家相对比较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极少做出经济干预，所以经济学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很有限。费雪的研究成果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即学术经济学的大本营从欧洲迁到了美国，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与数学和统计学紧密结合起来。1930年，费雪成为计量经济学会联合创始人和首任会长，该学会推动了定量经济学的发展，几乎每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

费雪是这样看待经济学的：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去描绘出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因素在他的眼中越清晰越好；他能同时掌握和把控的因素越多越好。经济世界是一个迷雾重重的区域。第一批探险家只能凭借有限的视觉进行摸索，别无他法。数学是一盏灯，以前隐约可见的东西，现在被这盏明灯照出了清晰、分明的轮廓。古老的幻影消失了，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东西，而且看得更远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大学课程中教授的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文·费雪创立的。然而，他很少像现在这样被记载进书册当中，也很少被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所关注。这可能是因为，与约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相比，费雪从未将自己的观点整合成统一的经济学理论，而凯恩斯的《通论》抢走了他的风头。费雪也没有收过几个弟子，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工作，而且很少指导研究生。

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可能是费雪最接近《通论》这一类型的著作。该书在很多方面汇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费雪几乎预见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宏观经济理论家的很多成果，但他没有坚持到底，费雪对于建立一种理论来解释国民收入水平及其变化不感兴趣，而在几年后凯恩斯完成了这项工作。相比之下，费雪从未真正推进过他的工作，他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项目，而不具有实用价值。

费雪在工作后不久差一点死于肺结核，这使他更倾向于做一些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的研究工作，因为他担心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完成那些历时很长的任务。虽然他没能实现每年写一本书的目标，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每两年就能写出一本书，此外还有几十篇专业论文和数百篇普及性文章。

虽然费雪完全称不上一个全职学者，但他涉足了很多领域。费雪经常会因为参加其他的活动而将他的学术工作搁置一边。他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公众人物，而大多数非经济学家在提到费雪时想到的是他针对公共卫生提出的观点、他对国际联盟的主张以及他支持禁令的立场。除此之外，费雪还是一名商人兼公司董事，他积累了一大笔财富，后来在股市大崩盘中化为乌有。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费雪是一个骄傲的人，他讨厌人们指出他的错误。对他来说，大萧条事件是一次磨炼，他想弄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输得一无所有，以及为什么经济和股市未能摆脱大萧条的利爪。1932—1937年，他先后成为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无偿顾问。显然，他的动机是挽救美国的经济并以此恢复自己的身家。这推动了他对于债务通缩的研究。债务通缩是指，在背负债务的情况下，人们不再消费，企业停止投资，经济随之停滞，价格下跌，进而有可能使经济陷入持续的通缩螺旋。

费雪的研究工作与2008年危机后的情况相呼应，当时通缩问题再次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困扰。全球经济增速已经放缓，通胀率也持续低于各国央行的目标。纵观历史，通缩现象并不多见。然而，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失去的几十年”已经成为一记警钟，预示着金融危机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一直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趋势，全球通胀率大幅下滑，这使许多国家处于通缩的边缘。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的大量积累表明，全球经济形势已经趋于债务紧缩，而费雪认为债务紧缩正是造成大萧条的原因。那么，我们是否有重蹈20世纪30年代覆辙的风险？费雪对此可能会提出什么建议呢？

欧文·费雪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欧文·费雪的父亲乔治·怀特菲尔德·费雪（George Whitefield Fisher）是新英格兰清教教堂的牧师。1865年，他和妻子埃拉搬到了纽约哈得孙河畔索格蒂斯地区的第一座公理会教堂。两年后，费雪在那里出生。

1883年，欧文·费雪的父亲得了肺结核。在那个时代，这几乎等于宣判了死刑。次年6月，费雪高中毕业后不久，他的父亲离开了人世。在费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数学成绩就出类拔萃。1884年，费雪被耶鲁大学录取，从此一直在这所美国顶尖的大学里学习、任教。

然而，他当时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只留给了他500美元，他知道只能靠自己支付大学学费，而且他还要养活母亲和弟弟赫伯特。读本科的时候，费雪做过数学家教并参加了很多比赛，赢得了拉丁语、希腊语和代数竞赛的奖金。

他的才能很快在耶鲁大学得到了认可。1888年毕业后，费雪继续攻读研究生，但他的视野远在数学之外。据传，他学习了耶鲁大学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科学课程，并开始考虑从事法律或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费雪透露：“我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愿望。我想读更多的书……我想写很多东西，我想赚钱。”1891年，他决定攻读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

费雪的博士论文《价值与价格理论中的数学探究》（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The ory of Value and Prices）仅用了一个学年就完成了，而且在若干方面具有独到的价值。费雪在论文中创建了一种机制来计算经济体中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称赞这篇论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博士论文”，进一步推动了用数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的进程。

第二年，费雪被分派到耶鲁大学数学系任职。此后不久，他娶了玛格丽特·哈扎德（Margaret Hazard），家人都称呼她为玛吉。玛吉的父亲罗兰是一位富有的羊毛制造商，也是罗得岛州和平谷小镇的“族长”。19世纪60年代，罗兰建立了自己的公理会教堂，并邀请乔治·费雪担任牧师。费雪一家于1868年8月搬到这里。虽然费雪在这里长大，但他和玛吉不是儿时的朋友。

由于费雪从小在清教徒式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在耶鲁大学没有沾染学生中的轻浮风气。但是在1891年秋天，24岁的他应邀到朋友家吃饭，并在那里遇到了玛吉。对费雪来说，这是场一见钟情的会面。他们随后订婚，并于1893年6月举行了婚礼。在接下来的14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在欧洲各地一边蜜月旅行一边工作，其间生下了他们三个孩子中的第一个。

1894年秋天，费雪回到耶鲁大学，成为数学系的一名助理教授。一年后，新成立的经济学系出现了一个永久性职位。费雪申请了这一职位，经过短暂的系内竞争后胜出。费雪希望做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情，他认为数学太抽象了。

当时，美国大学的经济思想主要由德国学派主导。他们主张以历史为基础，只有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对过往一切都有透彻把握的人提出的理论才会被接受。然而费雪是数理经济学的先驱，这让他成为别人眼中的激进分子，并最终使他不太被自己所在的学院接纳。

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几经争取才把费雪吸纳进来，当时的经济系却与他保持着一种很边缘化的关系。费雪并不是很赞同他的学术同行，他认为他们宁愿躲在教室里，而不是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应用到改善人类的状况上。尽管他长期任教于耶鲁大学，但他很少在学校教课，与同事们相处得也并不融洽。

1898年，费雪被授予教授职位，终身年薪为3 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8.5万美元）。情况一路好转，他的妻子玛吉家境富裕，她获得的信托款可以让两人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房子位于纽黑文展望街460号，这是哈扎德家族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房子很大，配置齐全，并有许多仆人照料。费雪还有能力雇用秘书来协助他的学术和竞选工作。

就在费雪事业家庭双丰收的时候，灾难却不期而至。他在30时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费雪笃定地认为是父亲把这种病遗传给了自己，只是此前致病基因一直处于潜伏阶段。费雪用了3年时间才战胜病魔，恢复了体力，但这场病成为改变他一生的大事。

费雪尊敬他的父亲，尽管他本人并不公开信奉宗教，但他承袭了父亲强烈的道德和清教徒标准。尤其是在患病多年之后，他开始注重饮食和健康。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喝茶；他从来不吃巧克力，也很少吃肉。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早餐吃得很清淡，而且吃早饭前还要在附近慢跑一会儿。中午的时候，他又会在家里的健身房或院子里锻炼。费雪经常在傍晚时分到公园里散步或慢跑。到了晚上10点半，他做一点健身操后就上床睡觉了。旅行时，他也坚持自己的健身计划并严格控制饮食。有时候，他甚至会走进酒店的厨房，给厨师们一些具体的指导。

后来，费雪成为全美闻名的健康专家。1915年，他出版了《如何生活》（How to Live），阐述了公共卫生的基本规则。该书在美国共售出40万册，并被翻译成10种语言，其影响力超过了他的经济学著作。费雪将7.5万美元的版权费捐给了生命延续研究所，这是他两年前与他人共同创办的一个组织，旨在促进健康生活并鼓励人们经常体检。

费雪加入的协会当中有一些颇具争议。他是美国优生学协会和优生学研究协会的主席。费雪对优生学的信仰建立在维持和改进人种的基础上。然而，他要么是不承认优生学与种族优越主义之间的联系，要么就是对这种联系视而不见。

费雪生平参与的最主要的一项运动和禁酒有关。1920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禁止致醉酒类的酿造和销售。该法案实施了13年，直到被第21条修正案废除。费雪认为酒精是一种破坏生产力的毒药，而喝酒就类似于自残，所以禁酒符合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利益。他在1926年出版的《最糟糕的禁酒令》（Prohibition at its Worst）一书中指出，尽管禁酒令并没有完美地发挥作用——他对禁酒令引发的犯罪和走私行为感到不满——但与酒精合法化相比，社会的境况仍然要好得多。问题不在于禁酒令本身，而在于禁酒令出台得太快，而且公众还没有充分了解禁酒令带来的益处。他倾向于支持那些赞成第18条修正案的总统候选人，并且对于1933年废除该修正案的做法表示反对。

费雪参加了竞选活动并在公共事务中表现积极，这源于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为公众服务的信念，也许也是出于对政治体制的不信任：

只要政治权力冠以人民群众的名义，经济权力披上阶级的外衣，我们的社会就永远不能稳定下来，而是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最终，其中一种力量将会统治世界。要么财阀买下民主，要么民主把财阀赶下台。与此同时，腐败的政客将会作为两者之间隐秘的中间人而从中获利。

费雪也意识到了经济学家的缺陷：

由于学术经济学家们的思想非常开放，所以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所处环境中出现的偏见带离轨道。

以华尔街为社会背景的经济学家很容易接受华尔街抛出的观点，而位于农业地区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维护农业方面的利益。

费雪一家在纽黑文过着舒适的生活。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授，费雪的薪水比中产阶级的收入要高。此外，许多其他活动也给他带来了额外的收入。但费雪的开支也很大，尤其是他雇用了越来越多的助手和秘书帮助他完成大量的工作。他住在一所大房子里，还有许多仆人，而且他的孩子们都接受私立教育，这些情况都反映出他的妻子嫁妆丰厚。他不能不承认，是妻子的钱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他们家的生活水平。

费雪一直认为发明是创造个人财富的关键。他做了很多尝试，而他的可视索引卡系统可以算作一个突破。这个想法很简单，他在索引卡的底部打了一个缺口，并将这些卡片安放在金属条上，可以垂直或水平排列，甚至可以像鼓一样围成一圈。这种方法比在卡片盒里来回翻找更为高效。1910年他就有了这个想法，却找不到任何人来制造这种设备。最终，他在1915年的时候决定自己生产。不过他对公司的日常运营没有兴趣，而是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了经理和员工。

到1919年时，尽管费雪家族的投资超过了3.5万美元，但他开办的索引可视公司仍处在力争扭亏为盈的阶段。不过由于这个方法既实用又简单，所以当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存档记录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时，全国各地的公司都采用了他的发明，而费雪也很明智地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随着20年代蓬勃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强，索引可视公司也一样获利颇丰。20世纪20年代初，费雪在纽约开设了一家办事处，甚至说服纽约州的电话公司也采用了这一系统。

1925年，费雪把自己的企业卖给了另一家公司（该公司后来并入兰德公司）。企业和专利一共价值66万美元，另外他还获得了新公司的股票。在58岁的时候，他终于靠自己的努力发了一笔小财。而小财变成更大的财富往往需要一些不寻常的机会，对费雪来说那就是疯狂的牛市。

费雪在股市进行了大量投资，他比较青睐那些拥有创新产品的初创公司。费雪把所有的收益和股息都重新投入快速上涨的股市当中。不过他更进一步，借钱购买股票，这种做法被称为“保证金购买”，投资者可以利用投资组合进行交易。例如，假设你购买了1万美元的股票，但只有1 000美元是你自己的钱，剩下的都是借款。如果股市上涨20%，你现在1 000美元的投资将获得2 000美元的回报（减去9 000美元借款的利息）。通过这样利用经济杠杆，完全有可能从一个强劲上涨的股市中迅速获取一笔巨大的账面财富，而费雪估计已经通过这种方式积累了1 000万美元的巨款。

当市场下跌时，保证金购买的负面效应就会显现出来，资产的价值会低于购买行为产生的债务。借钱投资和杠杆化操作在经济繁荣时期带来了非凡的收益，不过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会导致灾难性的损失。

费雪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是近一个世纪后整个金融业状况的预演。当持有的资产变得一文不值时，那些杠杆率高、看上去很完善的机构可能会突然陷入困境。1929年，当市场崩溃时，费雪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费雪一直是看涨牛市的坚定支持者。1928年年底，他为《纽约先驱报》写了一篇文章，预测牛市将持续到1929年。1929年年初，当越来越多的少数派担心崩盘即将到来的时候，费雪仍然对股市保持着坚定的信心。毫无疑问，他诚实地给出了意见，但很遗憾这是灾难性的误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费雪后来将大崩盘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其他人对股票价值的投机。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是，费雪是推动经济数据发展的先驱。他于1923年创建的指数研究所每周和每月都会发布经济活动和价格指标。因此，费雪本应能够很好地观察到农业、住房和制造业经济的脆弱和失衡。

历史告诉我们，1929年10月29日（又称“黑色星期二”）并不是最糟糕的日子，未来三周股市还在继续下跌。当银行开始倒闭时，崩溃演变成了萧条。1929年有659家银行倒闭；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个数字增长了8倍。

这次股市崩塌给费雪一家的财务状况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他的债主纷纷登门，而他所能偿还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股票。火上浇油的是，美国国税局还要追究他在经济繁荣时期未予申报的收入。

哈扎德家族的财富再次给了费雪一线生机。玛吉的姐姐卡洛琳比妹妹年长11岁，她继承了家族的大部分财产。经济崩溃对她的打击极大，但由于她的财富可观，所以仍然是一个富有的女人。她借给费雪股票，费雪以此作为抵押，获得更多贷款来偿还最初的债权人。如果没有这些帮助，费雪夫妇很可能在1930年就破产了。在接下来的10年里，费雪不断地向妻子的姐姐求助，为的是避免破产，不过卡洛琳最关心的可能是妹妹的幸福。随着费雪一次又一次地向她求助，卡洛琳感到了厌倦，尽管他们是一家人，但她还是把与费雪之间的经济事务交给了她的代理人去处理。

1935年，68岁的费雪达到了耶鲁大学的法定退休年龄。当时他无力偿还展望街460号的抵押贷款，于是把房子卖给了大学。耶鲁大学允许他和玛吉继续做终身房客。最后，连房租他们都无力承担了，于是不得不离开这所房子，搬到了另外一间公寓房，直到终老。

对费雪来说，1930年宣布破产不是更好吗？如果这样做了，他将失去他的房子和股票投资组合，而这两样费雪都不愿意放弃。他一直相信经济迟早会好转，他的股票也会随之升值。他仍然认为，经济和金融复苏是最有可能解决其经济困境的办法。他的乐观令人印象深刻。不幸的是，每次他断言已经到达拐点的时候，情况通常会变得更糟。

到1941年时，费雪的资产估值为24.4万美元，却欠债110万美元，其中近100万美元是欠他妻姐的。这使他的净资产赤字达到87万美元。1945年3月，卡洛琳·哈扎德去世，她在遗嘱中免除了费雪的债务。

欧文·费雪对经济学的影响

1903年，欧文·费雪的肺结核病康复。他回到耶鲁大学后，对经济学做出了生平最有价值的一些贡献。他出版了两本著作：1906年的《资本和收入的性质》（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和1907年的《利息率》（The Rate of Interest）。这两本书把投资和利率联系了起来，构成了他最著名的经济理论著作《利息理论》（1930年出版）的基础。

然而，或许费雪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他提出的交易方程式，该方程式旨在预测当货币供应发生变化时，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经济中货币的数量与价格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这种关系通常被称为货币数量理论。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漫长的通货膨胀时期正好与巴西发现黄金和秘鲁发现白银的时期相吻合。尽管已经成为传统智慧的一部分，但在费雪之前，这种关系从未被正式确立或投入使用。

交易方程式在代数上记作MV = PQ，其实质就是经济中货币的总易手量等于商品和服务的总销售价值。方程式的左边是货币总供应量（M）乘以流通速度（V），这是衡量货币在经济中流通频率的指标。右边是在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用销售总量（Q）乘以销售价格（P）表示。尽管费雪并不是第一个用公式表达这一关系的人［加裔美籍天文学家兼数学家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在其188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已经写下过MV = PQ］，但是他为这个理论设定了一个目标，并用统计方法对其进行了验证。

费雪认为，从长远来看，流通速度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例如习惯、商业惯例、支付和信贷制度等。他还假设，经济产出由劳动力和资本决定，这些都是与价格或货币供应无关的因素。因此，如果V和Q是固定的，并且MV = PQ，那么货币供应量（M）的变化必然与价格水平（P）有直接的联系，这就是货币数量理论的本质。从长远来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对物价水平产生直接、成比例的影响。虽然该理论在因果关系上强加了一个有力的预设（特别是从货币到价格的导向），却成了货币主义的核心原则。颇具影响力的货币主义理论认为，货币量的增加只能导致通货膨胀，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才说：“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货币数量理论中关于经济处于长期均衡状态的假设至关重要。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一般情况下经济都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此外，从经验上看，流通速度似乎没有那么稳定。因此，如果V和Q是可变的，那么货币和价格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直接而稳定的关系。

然而，这个理论给费雪提供了一个空间，使其得以观察货币和价格如何影响国民产出，以及这些短期波动如何影响商业周期。他认为，公众有可能会误以为推动物价不断上涨的是持续增长的经济需求，而非流通货币量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者认为经济运行良好，物价上涨可能会暂时刺激消费，他将这一误解称为“货币幻觉”。为了检验这一观点，费雪试图寻找价格与产出之间的短期相关性。他引入了分布滞后模型，在该模型中，当前的产出变动滞后于价格变动7个月。他的结论是，90%的短期产出变动是由最近的价格变动造成的。他相信自己的发现对所有其他商业周期理论都是一个冲击，因为只有大约10%的周期性波动无法用价格波动来解释。不过，费雪本人也给出了有力的论断，特别是假设价格与产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但不接受这些结论。

费雪长期关注经济中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1911年，他出版了《货币的购买力》（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一书。费雪想让公众了解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的后果，因为他认为人们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故而无法使自己免遭通货膨胀的影响。他后来提到了一战后欧洲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对于此次通胀，人们列举了许多原因，但费雪认为这些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货币供应量的失控性扩张。他还想让人们了解通货膨胀的代价以及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通货膨胀将财富从储蓄者的手中转移并重新分配给了借款者，因为通胀减少了这些存款的购买力，而借款者则因为所欠款项实际价值的下降而获益。此外，固定收入工作者的实际工资出现下降，而在价格稳定的虚假前提下签订合同的公司也受到了影响。

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认为，稳定的货币供应是价格稳定的关键。他所说的稳定货币是指对商品和服务保持恒定购买力的货币。他曾经使用恒定的美元、标准化的美元、不缩水的美元和商品美元等术语描述可以购买恒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的美元。他的商品美元促使人们在制定价格和签订合同时要考虑到美元的购买力。

当时事实上的经济政策是金本位制，而费雪的观点与这一制度形成了直接对比。金本位制规定美元可以兑换一定数量的黄金，但这不一定能成功地保持价格稳定。费雪提出的商品美元的概念要求一美元可以固定地购买一组商品（货物），而其所能兑换的黄金量需要进行调整，以保持其购买力不变。

费雪观察到，1873—1896年，美元的价值随着美国物价的下跌而上涨。他认为这导致了萧条期的延长，因为货币供应量由黄金数量决定，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低于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交易数量的增长速度。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减少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数量以降低其价值。如果该做法导致通胀过高，那么可以提升支撑美元的黄金数量。实际上，费雪的想法是将金币从流通中移除，代之以“黄金券”，而这种“黄金券”将在金块的支持下流通。这样的话，一美元能够兑换多少黄金就不再取决于黄金的数量。该想法是要改变支撑美元的黄金数量，以维持美元的购买力。或者正如费雪所说，美元背后的黄金权重会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货币的购买力》这本书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凯恩斯称其比其他书籍更好地阐述了货币理论。然而，在呼吁放弃金本位制的过程中，费雪与政治和商业舆论的共识相左。那些反对费雪观点的人至少看到了其观点中的逻辑性，但他们不相信费雪的理论可以很容易地付诸实施。这些人还担心，这将削弱人们对金本位制运行的信心。此前，金本位制作为价格稳定体系已经显露出了它的不可靠性，但人们并不打算撼动这一货币制度。任何称金本位制有缺陷，或称美元的价值可能需要调整的说法都被视作颠覆性的言论，人们认为这样的观点可能会破坏公众对系统运行和美元价值的信心。

费雪没能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信服他的方案，于是他转而寻求公众的支持。1914年，他试图通过将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改编成非技术性的大众读本达到这一目的。1917年，费雪还发表了关于稳定美元的演讲，后来费雪将演讲稿集结成同名著作。1927年，他在日内瓦做了关于货币幻觉问题的讲座，并将讲座内容改编成一本面向大众的大字小册子。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讲的是货币幻觉是如何造成经济周期的。第二部分是应对政策，概述了货币当局应该做些什么，以及个人如何才能避免产生货币幻觉，以确保实际生活水平不受影响。费雪的努力徒劳无果，尽管1912—1934年他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并发表了无数演讲，但他无法说服政策制定者接受商品美元的原理。

尽管商品美元的想法从未付诸实施，但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工资和养老金等类似方案已被广泛采用。价格和数量指数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费雪，他认为在战时通胀时期，要对工资进行指数化处理，以保护实际工资不受影响。他那时已经把这个概念应用到了自己的员工身上。

1922年，费雪出版了《指数的编制》（The Making of Index Numbers），这是他最具技术性的著作之一，书中描述了如何构建价格和产出变动指数。一年后，费雪创建了指数研究所，这是一家为出版物编制和发布经济指数的企业。1926年，他在指数研究所中增加了一个经济分析部门。到1929年，该研究所编制和发布的一些统计数据已经覆盖了超过500万的报纸读者。

指数化的概念也适用于债务，这样投资者的收益就不会受到通胀影响了。费雪在担任兰德公司董事期间，率先推出了第一种通胀指数化债券，无论通胀率如何，投资者都能获得固定的实际回报。这种债券没有流行起来，因为当时大多数投资者不知道他们在卖什么。如今，虽然大多数债券发行时仍以票面价值计算，未考虑通胀因素，但通胀保护债券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的一部分。

尽管指数化方案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但或许智利是最接近费雪构想的一个国家。1967年，该国引入了UF（发展单位）这一金融单位。UF表面上是智利货币，但针对通货膨胀进行了修正。例如，今天智利的工资合约中仍然会使用UF，所以工资增长是以扣除物价因素的实值计算的。UF使通胀指数更加透明化，而智利是世界上通胀指数最高的国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延续了欧文·费雪的理念，他提议美国的各项合约应以反映消费者需求（或者用费雪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所需购买的一组特定商品）真实价值的一篮子货币表示。席勒还建议，政府可以发行债券，因此可以出售与名义GDP数字挂钩的政府债券，并提议将这种债券称为“兆券”（Trills）。这种债务每个季度分红一次，每次分红数额相当于一个国家国民产出的一兆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股息将自动根据通胀走势得到修正。

费雪研究经济学的动力源于他在大萧条中丧失财产的经历。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他急于探求其中的原因。费雪讨厌被证明是错的，他需要了解当前发生了什么。他仍然相信市场和经济会出现复苏，但首先他觉得有必要对这次戏剧性的大崩盘做出解释。

费雪在1930年出版的《股市崩盘及以后》（The Stock Market Crash-and After）一书中指出了股市在崩盘前几年过度上涨的原因。首先，过于急切的小额投资者将市场推高至超出其基本价值的水平，并利用信贷进行了过度扩张。某些股票的保证金交易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费雪自己就一直在这样做。）

到1932年时，美国经济还远未进入复苏模式，而费雪预测的1929年崩盘后的快速反弹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实现。失业率从1929年的4%左右升至25%，并且GDP下降了逾40%。自大崩盘发生以来，已有近6 000家银行倒闭。尽管这些可怕的消息接踵而至，但费雪仍然相信衰退已经触底，并预测经济将在1933年迅速摆脱萧条状态。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事情之后，费雪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其早期著作中货币主义理论的商业周期理论，这就是他在1932年出版的《繁荣与萧条》（Booms and Depressions）一书中阐述的债务通缩理论。一年后，他在1933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的著名文章《大萧条的债务通缩理论》（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中总结了这一理论。费雪认为所有大萧条都是从过度负债开始的。

公众为了赚钱而负债的心理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1）受到未来获得巨额预期股息或收益的诱惑；

（2）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卖出获利，并实现资本收益；

（3）不顾后果地推销，这个过程中利用了公众想大赚一笔的心理；

（4）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诱导那些轻信和容易上当受骗的公众。

就大萧条而言，过度负债的现象源自企业不计后果的借款行为，而这些企业一直受到投资银行家高压推销策略的鼓励。债务泡沫的破裂导致了资产价格不断下跌的持续恶性循环，进而使得债务的偿还变得更加困难，这一点费雪深有体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贷款变成了坏账，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不良资产的抛售、破产企业的不断增加，甚至是银行挤兑。

接着，他描述了债务通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之而来的价格下跌进一步推高了债务的实际价值，因而试图通过清算资产减少债务的努力也成徒劳。换句话说，借款的实际成本是票面利率减去通胀，因此通缩会增加债务成本，而通胀会降低债务成本。费雪说过：

未偿还债务中的每一美元都增加了价值，如果我们负债足够多，那么债务的清算就无法跟上其所导致的价格下跌。在这种情况下，清算就无济于事了。虽然它能减少所欠的美元数额，但其减速可能不如所欠每一美元的价值增速快。这样的话，个人减轻债务负担的努力反而增加了债务负担，因为蜂拥清算的规模效应正在使他们所欠的每一美元的价值发生膨胀。

对费雪来说，摆脱危机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让价格水平再度膨胀起来，这样就可以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尽管费雪的著作后来重新流行起来，他的预测却被约翰·凯恩斯忽视。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通论》。他认为，过度储蓄和总需求不足是造成当前经济衰退的原因，并敦促政府通过财政赤字扩大支出，从而恢复充分就业。

本·伯南克和金融加速器

针对费雪提出的债务通缩解释的一种批评是，价格变化只是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产生了再分配效应。价格下跌导致债务的实际价值增加，并将财富从债务人转移给了债权人。因此，债权人得利，债务人赔钱，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受到的影响应该接近于零。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在2006—2014年连任两届美联储主席，并负责监督美联储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他此前曾是一名学术经济学家和研究大萧条现象的学者。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伯南克称其通过加入信贷紧缩的概念拯救了费雪的债务通缩假说。信贷紧缩是通缩与名义收入大幅下降之间缺失的一环。

随着价格下跌，债务人的实际债务负担就会增加。这非但没有益处，反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因为资产价格下跌、贷款减值和破产的不断上升都会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价值下降。这些副作用降低了债权人的放贷意愿，并导致信贷紧缩，而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又对经济总需求构成了进一步的打击。

这一观点触及了金融加速器概念的核心，这个概念描述了金融环境如何对商业周期形成推力。这主要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思想。相比于债权人，那些希望借钱投资的人对项目有着更好的了解。因此，债务合同往往需要提供抵押品，即借款人为了获得项目款而质押的资产。例如，借款人可以把他的房子作为抵押进行贷款。抵押品实际上就是债务人的资产净值，而资产价格的不断下跌使该净值出现了下降。因此，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融资环境收紧和信贷供应减少。

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通缩导致借款人普遍陷入困境，同时降低了他们的抵押担保能力。由于借款人的平均财务状况出现恶化，这也增加了贷款人的风险，进而阻碍了经济活动中的信贷流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银行业恐慌导致银行关门，以避免面临存款挤兑的风险。然而，这使它们与客户隔绝开来，并加剧了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一步抑制了面向家庭和企业的正常贷款活动。

70年后的今天，金融加速器效应显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后期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抵押贷款是以房屋价值为担保时，不断上涨的房价往往会改善贷款人的财务状况，并使违约风险下降。这使抵押贷款活动更加活跃，从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这种贷款也可能面向具有较高风险的抵押贷款市场，这就是次级贷款，或者叫低于优质信用等级的贷款。随着房屋价值的增加，贷款价值比也会增加，这就给了房主以较低利率为抵押贷款再融资的机会。

如今，银行为自身融资的方式可能放大了金融加速器对放贷活动的影响。纵观历史，银行一直被视为介于存款人（储户）和借款人（获取贷款一方）之间的中间人机构。然而，如今的银行对存款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规模庞大的全球货币市场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批发资金。

这意味着银行自身可能与其他的借款人没有什么不同。相比于资本不足的银行，资本充足的银行更容易以更低的利率筹集到批发资金。对银行来说，在公开市场上筹集新资本的成本通常比较高昂，因此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主要取决于盈利和资产价值。反过来，与监管标准相对的银行资本水平可能是决定银行融资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银行的资本状况往往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因为资产往往会在繁荣时期增值，在衰退时期贬值。这进一步增强了金融加速器的潜在效能。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抵押债务的大量堆积和金融部门的高杠杆率都体现了这一点。

这还意味着银行体系在金融危机过后会发现自身存在过度放债、背负不良贷款和资本不足的弊端，这可能会造成流向经济活动的信贷量大幅下降。日本就曾出现这种情况，银行与企业的金融问题导致日本经济在几十年里没有增长。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表现令人瞩目，其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5%。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甚至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日本的繁荣是由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大幅上涨推动的。自从1991年的急剧型调整后，日本一直难以恢复元气，迎来了超过20年的增长停滞和价格下跌。

1992年以来，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9%，还不到1991年以前的1/4。按货币计算，日本的国民产出直到2016年才超过了1997年的水平，这是因为伴随着价格下跌，实际增长呈疲软态势。自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崩盘以来，日本的基准股指也未能恢复之前的状态。日经225指数在1990年年初达到了38 000点以上的高峰，而在1992年8月就跌到了14 000点。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后，其股市曾跌至9 000点以下，随后回升至20 000点左右。尽管日本股市近期表现良好，但目前的估值仍只有崩盘前的一半左右。

面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和来自亚洲邻国的激烈竞争，日本的复苏一再受阻。然而，对于经济持续疲弱（物价一直下跌）的预期造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通缩思维。由于预期较低，家庭和企业可能会抑制支出，这又进一步引发了人们所担心的通缩问题。

摆脱通缩陷阱

欧文·费雪关于经济萧条的债务通缩理论仅以1837—1841年、1873—1879年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三次短暂通缩时期为样本。虽然在某些行业或产品市场中价格下跌并不少见，但在日本发生通缩之前，总体或平均价格水平持续通缩的情况的确比较罕见。

在这种情形下，费雪的基本解决方案就是通货再膨胀，正如他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和同事的信中反复建议的那样。费雪提议，央行应该按照他提出的货币数量理论，通过扩大货币供应将价格水平提高到接近1926年的水平。他还建议通过为银行存款提供政府担保稳定金融体系，以遏制有害和具有破坏性的银行挤兑。他认为，金本位制阻止了必要的货币扩张，因为流通中的美元受到了黄金数量的限制。取消金本位制的做法可以解放美元，并使美元在经济萧条时期贬值，这样可以提振出口，进而提振经济。

他还提议向雇用更多劳动力的雇主给予奖励或提供贷款。除此之外，他对财政政策或公共工程项目没有任何热情，费雪认为这些项目只是将私人部门的债务变成了公共部门的债务。财政刺激可能会在短期（约两年）内促进产出和就业，但不会解决导致萧条的根本问题。因此，这只是一剂止痛药，而不是治疗方法。

美国的确采取了让本币贬值的方法，并终止了金本位制，但直到1933年，美国经济仍未复苏。费雪曾认为自信心会让经济立即恢复繁荣，事实却并非如此。

近一个世纪后，日本的经验表明，让经济再膨胀并不像费雪所想的那么容易。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货币政策，并由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资金，但对抗通缩的战争似乎不可能仅仅通过央行的有力行动打赢。

遏制通货紧缩需要改变消费者的态度和企业的行为，因此这是一个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的过程。本·伯南克在2002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日本应该考虑“用直升机撒钱”。这样可以直接向经济注入资金；从本质上说，这是免费赠送给公民的钱财。这份永久的礼物可能会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通胀预期产生强烈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型央行或财政部采纳伯南克的建议。这肯定是非常规的手段，但对于债台高筑的经济体来说，可能需要考虑一些激进的解决方案。

除了通缩以外，日本的经济增长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障碍。第一，该国欠下了大量的公共债务，这使得政府不愿采用财政政策。第二，经济和金融改革方面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变动。伯南克在2002年指出，日本的长期通缩是政治制约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缺乏政策工具。

日本在2000—2002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后遭遇了通缩困境，在考虑美国是否会重蹈覆辙时，伯南克正确地预测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他的主要理由是，与日本相比，美国经济的结构相对稳定，并具有更强的吸收冲击和实现增长的能力。他特别提到，年轻的劳动力、灵活的市场、企业家精神和对技术变革的开放态度都有助于增强这种恢复力——言外之意就是，这些都是日本缺乏的因素。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2009年经济大衰退的出现，很多人都觉得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可能会再次出现，而伯南克的理论也将很快面临考验。

明斯基崩溃

欧文·费雪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由海曼·明斯基重申。明斯基在阐述自己关于宏观经济模型中被忽视的私人企业债务将导致金融危机的理论时，吸收了费雪和其他人的观点。他警告称，资产价格上涨引发的投机泡沫将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描述了信贷泡沫是如何形成的，而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讲的是这些泡沫如何破裂并将经济拖入衰退与萧条。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繁荣之后，往往会从稳定的金融结构转向不稳定的投机性金融和庞氏融资。他认为，这种周期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其严重程度取决于这种金融体系的动势和制约经济的法规。

1996年，77岁的明斯基去世，当时他还没有想到《经济学人》杂志会将2008年的次贷泡沫称为“明斯基时刻”。在明斯基生前，他的作品很少受到关注，但全球金融危机使明斯基及其观点的曝光率得到了提升。

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曾在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在本·伯南克手下担任副主席，并发表过题为“明斯基崩溃：央行行长的教训”（A Minsky Meltdown: Lessons for Central Bankers）的演讲。她指出：“正如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所表明的那样，当乐观情绪高涨、可供投资的资金变得充足时，投资者最终往往会转向……风险投机和庞氏骗局。”她还说：“回想起来，这种发展趋势导致债券价格和房价出现了不可持续的上涨，这并不令人意外。一旦这些价格开始下跌，我们很快就会陷入明斯基崩溃。”

明斯基为经济发展开出的处方和费雪的一样，都需要认识到债务对经济繁荣的重要性。耶伦表示同意：“不管人们对利用货币政策减少泡沫有什么看法，显而易见的是，监督和监管政策有助于防止出现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类问题。事实上，这是明斯基为缓解金融动荡开出的一剂重要处方。”

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费雪和明斯基的兴趣。然而，金融不稳定假说中的债务通缩阶段迄今仍是一种威胁，而非现实。

全球金融危机

正如大衰退与大萧条有相似之处一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债务问题再次成为困扰各大经济体的一个问题。2015年年底，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43%，美国为105%，欧元区为92%，英国为90%。如果再加上私营部门的负债，这些数值将增加一倍以上。

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有所不同，那时是通货紧缩使债务与GDP之比飙升。而现在之所以债台高筑，是因为近期借贷太多。

巨额债务当然是债务通缩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尽管通胀率已跌破许多大型央行设定的2%的指标，实际通缩仍未到来。不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躲过了债务通缩呢？政策制定者是否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他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根据欧文·费雪的观点，当通胀处于低位并且经济崩溃的时候，央行应采取比平常更为积极的行动，以避免通缩的出现。实际上，各国央行正是这么做的，它们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然而，这又产生了一个“零利率下限”的问题。

正如伯南克所言，眼看政策利率降至零的央行并非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可能需要从非常规政策的角度考虑通缩问题，以避免像日本那样出现价格暴跌。央行可以设定负利率，向存款于此的商业银行收费，这样各商业银行就会想办法把钱借贷出去。这就是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机构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即使利率接近于零，政府仍应出台政策性的应对措施。开动印钞机不失为一个选择。国家可以通过量化宽松等资产购买行为向市场注入资金，或者采取相当于“直升机撒钱”的更激进的方式。这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实现，比如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但政府支出的资金来源不是借款，而是通过央行印钞提供。费雪认为，通货再膨胀的方法完全有可能使经济回到应有的水平。在他看来，如果各国央行需要对抗通缩，办法还是有的。

费雪在20世纪30年代还呼吁让货币政策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稳定金融体系，阻止债务通缩进程，恢复信贷体系。他曾经强调剧烈的金融危机与伴随着总需求和价格水平普遍下降而出现的资产贱卖之间的联系。因此，费雪很有可能会赞同在2008年3月对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进行救助，这意味着在贝尔斯登进入清算阶段时没有出现一系列的违约行为和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如果几个月后雷曼兄弟也得到了救助，是否有助于彻底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呢？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并不认为雷曼兄弟会产生与贝尔斯登同样的系统性风险。费雪很可能会问，拯救这家银行能否阻止一系列的违约行为，进而避免这些违约行为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但全球金融危机是否还有其他引发因素？

费雪应该会同意，一个监管良好的金融体系可以通过避免大量的、无法维持的债务累积，从而防范债务通缩风险。设计到位的监管权力可以通过维护金融稳定在防止通缩中发挥作用。监管机构可以采取行动遏制产生于危险的金融创新、实践和态度的大量融资活动。除了最后贷款人工具以外，监管和改革也势在必行，以遏制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央行一味地救助银行，银行就不会那么自觉地谨慎行事，而监管可以降低这种风险。在这方面，费雪应该会赞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赋予各国央行新的宏观审慎监管权力，即在维持价格稳定的同时，还要以金融稳定为目标。

费雪最后的日子

1933—1939年，费雪为解决国家以及他自身的经济困境疯狂地努力着。但他在这两方面都没有成功。美国政府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他自己的资产也没有失而复得，而且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还清债务。

1945年，费雪的妻姐去世了，临终前免除了费雪欠她的100多万美元的债务，这使费雪的生活有所缓解。妻子玛吉在1940年的时候突然去世，那一年费雪还失去了展望街460号的房子，因为他再也付不起房租了。1940年时费雪已经73岁了，不出门的时候就独自一人待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

费雪的死从多方面讲都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这也反映了他的性格特点。1945年9月，费雪认为他的肠阻塞是由于下肠扭结造成的，就像他15年前经历过的一样。虽然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不适，但最终都自行消失了。他相信可以通过调整饮食和锻炼恢复健康，所以就没有多想或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

1946年秋天，当他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时，X光片显示他的结肠里有一个无法通过手术摘除的肿瘤，并且肿瘤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肝脏器官。他本可以再多活几年，如果在前一年进行治疗，他的癌症是有可能治愈的。1947年，费雪去世了，葬在妻子和女儿的旁边。他的墓地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而纽黑文是耶鲁大学的所在地。

费雪死后的财产净值估计在6万美元左右。他一定会感到失望，这笔钱少得可怜，显然不够建立一个欧文·费雪研究所，而他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巩固他在经济学和健康方面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他所留下的东西——智力财富，而非钱财——却是相当可观的。费雪在1891—1942年写了30本书，这些书的英语和外语版本多达150多种。

我们从欧文·费雪的画像中可以看出，他是个刻板、拘谨的人，而且在一生中的所有事情上都严于律己。由于费雪比较严肃，致力于改革运动，并且有时其信仰颇具争议，所以包括他的经济学同侪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他古怪而无趣。尽管费雪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他仍然没有像其他伟大的经济学家那样受人赞颂。费雪是现代经济学的先驱，在整个银行体系濒临崩溃的时候，他让当时掌控局面的主要央行行长受到了很多启发。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 ‘Fisher Sees Stocks Permanently High’, The New York Times,16 Octo ber 1929, p. 8.

2. Ibid.

3. Joseph Schumpeter, 1951,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23.

4. Irving Fisher, 1892, ‘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Prices’, Transac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9, p. 119.

5. Robert Loring Allen, 1993, Irving Fisher: A Biography,Cambridge,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p. 229.

6. Ibid., p. 17.

7. Irving Norton Fisher, 1956, My Father: Irving Fisher, New York: Comet Press Books, p. 26.

8. Irving Fisher, 1997, The Works of Irving Fisher, 14 vols., ed.William J. Barber, assisted by Robert W. Dimand and Kevin Foster,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vol. I, p. 4.

9. Allen, Irving Fisher, pp. 147–8.

10. Irving Fisher and H. Bruce Brougham, 1928, Prohibition Still at its Worst, New York: Alcohol Information Committee.

11. Irving Fisher, 1919, ‘Economists in Public Service: Annual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Supplement: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p. 5–21, at p. 16.

12. Ibid., p. 10.

13. Simon Newcomb, 1885,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p. 346.

14. Milton Friedman, 1963, Inf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p. 17.

15. Irving Fisher, 1933, ‘The Debt 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 sions’, Econometrica, 1(4), pp. 337–57, at p. 349.

16. Ibid., p. 344.

17. Ben Bernanke, 1983,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3), pp. 257–76.

18. Ben Bernanke, 2002, ‘Deflation: Making Sure “It” Doesn’t Happen Here’, remarks by Governor Ben S. Bernanke before the National Economists Club, Washington, DC, 21 November; www.federal 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2/20021121/

19. Hyman P. Minsky, 1992,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The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Working Paper No. 74.

20. Ibid.

21. ‘Minsky’s Moment’, The Economist, 30 July 2016; www.economist.com/news/economics brief/21702740 second article our seriesseminal eco nomic ideas looks hyman minskys

22. Janet Yellen, 2009, ‘A Minsky Meltdown: Lessons for Central Bankers’, presentation to the 18th Annual Hyman P. Minsky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US and World Economies –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www.frbsf.org/our district/press/presidents speeches/yellen speeches/2009/april/yellen minsky meltdowncentral bankers/

23. Ibid.

24. Allen, Irving Fisher, p. 9.

第六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投资还是不投资

自银行业崩溃以来，最为突出的问题无外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和欧洲政府是否应该削减公共支出，采取紧缩政策？

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这个问题也是与1929年大崩盘类似的另一事件中的争论焦点，并引发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革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增加支出，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贯回避通过积极使用财政政策应对经济低迷的态度截然不同。凯恩斯给出了一个例子：

假设财政部以旧瓶装满钞票，然后以此旧瓶，选择适宜深度，埋于废弃不用的煤矿中，再用垃圾把煤矿塞满，然后把产钞区域之开采权租与私人，出租以后，即不再问闻，让私人企业把这些钞票再挖出来……如果能够这样办，失业问题就没有了；而且影响所及，社会之真实所得与资本财富，大概要比现在大许多。

虽然意识到这并非理想做法，但凯恩斯认为其具有必要性，他补充道：“当然大兴土木比较合理，但假设有政治上或实际上的困难，使政府不能从事于此，则以上所提对策，也聊胜于无。”如今，人们再次围绕政府支出的作用展开辩论。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过后，政策制定者在复苏乏力之际，还要应对高额的公共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凯恩斯之所以颇具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卓著。他还是一位锋芒毕露的作家，一贯以用词犀利著称，例如：“（经济学）应该由牙科等专业人士来做研究。如果经济学家能够给人以谦逊、能干的印象，就像牙医一样，那就太好了！”另一个例子：“投机者是知道自己要承担风险的人，投资者是不知道自己要承担风险的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二战前一直主宰着英国的经济学，而且他的影响遍及全球。在大西洋彼岸，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是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旗手。他将凯恩斯主义思想融入了后来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综合派”（显然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术语）的、支撑现代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因此，虽然凯恩斯的思想并不一定很明确，却贯穿了整个主题。这些观点无疑为危机后围绕紧缩政策和最佳经济政策方向展开的激烈辩论提供了框架。

约翰·凯恩斯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1883年，凯恩斯出生在一个“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家庭。而他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看法是：“贵族是荒谬的，无产阶级总是‘很粗野’，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都来自中产阶级。”

他获得了伊顿公学的奖学金，之后又获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在英国政府印度办公室工作后，他于1909年回到剑桥大学担任讲师，并于1911年被评选为国王学院的院士，直到1946年去世前他都在国王学院任教。

凯恩斯的父亲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内维尔·凯恩斯，这也是他经常被称为梅纳德·凯恩斯的原因。凯恩斯的著名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描述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时写道：“通往成功学术生涯的真正障碍不是缺乏独创性，而是焦虑感。” 1894年，内维尔·凯恩斯拒绝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这或许是因为他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剑桥大学。那时他是剑桥大学的教务主任，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写过两本书，其中第二本书让他在38岁时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又活了60年，但很少再写作了。尽管如此，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还是认为内维尔·凯恩斯是他最好的学生，并邀请他担任《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的编辑，这是一本创办于1890年的著名杂志。内维尔·凯恩斯拒绝了，但他的儿子梅纳德·凯恩斯在成为国王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后，接受了这一邀请。梅纳德·凯恩斯在其他学术领域也超越了他父亲的成就。

凯恩斯的曾祖母曾提醒他：“当你一直住在剑桥，人们会对你的智商有更高的期待。”梅纳德·凯恩斯没有让她失望，从小就表现出色。在预科学校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智力上，他都“远远超过其他的男孩”。在伊顿公学，他获得过39个奖项，包括历史和英语的最高奖项、所有重要的数学奖项，甚至还有一个化学奖项。他勤奋好学，并且和他的父亲一样，有着精准管理时间的习惯。他曾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一分半钟后，我就要熄灯了，在此之前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毕业后，凯恩斯在印度办公室做了两年的公务员。讽刺的是，在参加公务员入职考试的时候，他的经济学成绩很差。因为这个原因，本可以考取第一名的他只能屈居第二。这个排名很重要，因为通过考试的应征者可以根据他们的名次从各个公职部门挑选职位。财政部的工作是一份美差，但那一年该部门只有一个职位空缺，而最优秀的候选人——牛津大学的古典主义学者奥托·尼迈耶（Otto Niemeyer）获得了这个职位。因此，凯恩斯不得不在印度办公室当差。如果凯恩斯考了第一名并进入财政部，他可能会一直在那里留任。但我们可能就永远不会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革命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回归经济学。他竭力推行主张政府增加支出的非正统政策，反对正统的“财政部观点”，而当时他的主要反对者正是曾经获得过大英帝国大十字勋章的财政部的奥托·尼迈耶爵士。根据《牛津国家人物传记词典》的记载，奥托是“战后杰出的财政部官员”。凯恩斯后来在他的《通论》序言中写道：“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于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

在印度办公室工作期间，凯恩斯确实给他的顶头上司巴兹尔·布莱克特（Basil Blackett）留下了深刻印象。布莱克特后来去了财政部，在1914年8月的金融混乱中，他想起了凯恩斯，并请他临时过去帮忙。凯恩斯在整个战争期间都留了下来。因此，他进入财政部时享有特权，而且有点像自由职业者：凯恩斯在战争融资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与所有高层政界人士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成为财政部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的首席代表。

一战的余波为凯恩斯的一些经典理论提供了背景，促使其写成《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并影响了他以后的职业生涯。凯恩斯在书中表示，德国没有能力支付1919年规定的战后赔款。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打破了销售纪录，并使凯恩斯名声大噪。

凯恩斯发现，虽然在印度办公室的工作很轻松，却没有创造性，这可能就是他不久后决定重返剑桥成为一名学者的原因之一。事实证明，凯恩斯在政府任职的工作经历很宝贵，使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在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鼓励下，凯恩斯回到剑桥大学担任讲师。凯恩斯在经济学方面接受的全部正式训练就是马歇尔早期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凯恩斯当时在给他的朋友、作家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一封信中写道：“马歇尔总是缠着我，希望我成为专业的经济学家……但你真的认为经济学里有什么东西吗？我很怀疑。”

凯恩斯经常有机会回到伦敦，因为他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一员。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许多成员都居住在伦敦地区，其中包括斯特雷奇、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爱德华·福斯特（E. M. Forster）。他们所有人都喜欢艺术，比如芭蕾。在与同性恋人调情多年之后，凯恩斯在1921年看了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Lydia Lopokova）的表演后爱上了她。他们开始了一段婚外情。4年后，洛波科娃与丈夫离婚，并与凯恩斯结婚。当时他42岁，她33岁。这段婚姻持续到了凯恩斯终老。

与李嘉图和费雪一样，凯恩斯也是一位投资者，这对于一位学者来说颇为不同寻常。他发了一大笔财，但有几次差点破产。1936年的时候，凯恩斯的身家超过了5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 700万英镑，足以令人咂舌。之后，他在1937—1938年的经济衰退中几乎失去了一切。当时他负债累累，借钱投资股市。不过，1946年他去世时，他的投资组合价值4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 200万英镑），并拥有价值8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50万英镑）的艺术和书籍藏品。

凯恩斯亲历了战后的经济繁荣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停滞，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与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可以迅速对冲击做出反应不同，凯恩斯认为这种反应要缓慢得多。例如，人们存钱之后没有将其用于投资，比如购买新设备。相反，凯恩斯亲眼看到这些存款被用来搞投机活动。当时，投资者购买股票时只需支付15%的款项，这种高杠杆率加剧了投机狂潮，促使投资者继续下注。

这段经历使凯恩斯提出了“动物本能”的著名说法，用以描述投资和投资者的角色。他将“动物本能”定义为“一种油然自发的驱策，想动不想静，并且不是先把可得利益之多寡，乘以得此利益之或然性，求出一加权平均数，然后再决定”。这勾勒出了他对投资者的看法：

从事职业投资，好像参加选美竞赛：报纸上发表一百张照片，要参加竞赛者选出其中最美的六个，谁的选择结果与全体参加竞赛者之平均爱好最相接近，谁就得奖。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一参加竞赛者都不选他自己认为最美的六个，而选他认为别人认为最美的六个。每个参加者都从同一观点出发，于是都不选他自己真认为最美者，也不选一般人真认为最美者，而是运用智力，推测一般人认为一般人认为最美者。这已经到了第三级推测，我相信有些人会运用到第四、第五级，甚至比此更高。

正如凯恩斯曾经挖苦的那样，“处世之道，宁可让令誉因遵守成规而失，不可让令誉因违反成规而得”。

凯恩斯主义革命

正是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缓慢的经济复苏时期，凯恩斯主义革命爆发了。凯恩斯的开创性著作诞生于大萧条时期，当时失业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由于19世纪晚期的长期萧条造成了经济困境，“失业”一词于1888年首次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不过大萧条时期的情形要严重得多。1929—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从3%升至25%，而且1933年的收入水平低于1922年。英国也进入了长期萧条，失业率翻了一番，上升到20%。

凯恩斯对财政部的古典观点（即被动地等待复苏）持批评态度，因为这些人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是可以自我修正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长期”的确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现代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固定资本的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当时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人口也必须得到调整，所以出生和死亡也是长期调整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凯恩斯的贡献是将人们的关注点从长期目标转向了短期目标。由于短期内调整乏力，因此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他有一句名言：“但‘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离开人世。如果经济学家们只会在狂风暴雨的季节告诉我们，风暴迟早要停，海洋会再次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未免太简单、太没用了。”

在1936年出版的《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关注的是短期调整。他将矛头指向需求不足，其中包括疲弱的家庭消费和较低的企业投资热度，这些都是导致大萧条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即使在正常时期，投资动机也很弱，而囤积现金的倾向又太强烈。在缺乏必要投资的情况下，经济往往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即所有劳动力都得到有效配置。如果投资需求也受到“冲击”，比如股市崩盘，那么产出和就业率都会下降，并导致经济下滑。因此，凯恩斯提出，政府应该举债，以推动经济回归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他强调，如果经济水平低于预期，那么政府借贷支出的行为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他还提倡赤字支出，即政府在经济低迷时借入资金用于支出，并在经济景气时偿还债务：紧缩的正确时机不是衰退，而是繁荣。作为一名务实的经济学家，他提议成立一个公共投资委员会来筹划一些储备项目，以备其他类型的投资出现下滑时使用。

尽管不是尽如他意，但凯恩斯的一些想法的确付诸实践了。他认为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推行的《全国工业复兴法》（俗称“新政”）将使美国的银行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罗斯福新政下政府支出或财政刺激的力度远小于凯恩斯认为必要的“GDP或国民产出的11%”。因此，他对这种将改革置于复苏之前的立法提出了批评。在凯恩斯看来，英国的情况甚至更糟，该国政府采取的是平衡财政预算的做法。尽管缺乏政府支持，但汇率贬值和低利率的共同效应带来了复苏，虽然这只是暂时现象。1937—1938年，两国经济再次陷入严重衰退。

和现在的情形一样，当时人们围绕着增加支出对预算赤字和高水平政府债务有何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如果政府在某一年的支出超过收入，就会产生预算赤字，而政府债务就是长期累积的赤字总额。凯恩斯批评英国财政部将资本支出与政府“赤字财政”混为一谈。他认为，公共投资是对经济运行低于预期进行纠正的一种工具，但他的批评者则表示这样做将会产生更大的预算赤字。

凯恩斯还担心不确定性会对投资产生抑制作用，而且他在利率的作用方面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意见相左。这些人认为利率是平衡储蓄和投资的代价，凯恩斯则认为储蓄是随收入增加或减少的。他指出，不确定性是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即使这不是最明智的投资决定：“众所周知，货币作为财富的贮藏方式是没有收益的；而实际上财富的每一种其他贮藏方式均会产生一些利息或收益。因此除了头脑有问题的人以外，怎么会有人将货币作为一种财富的贮藏方式呢？”

他接着说：“部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部分建立在本能基础上，我们将货币作为财富贮藏手段的欲望，是对自己关于未来的估算以及惯例的不信任程度的一种丈量。”

这意味着，赤字支出将使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增加储蓄，进而为政府累积的巨额债务埋单。

这并不是凯恩斯唯一一次参与政府政策。二战期间，凯恩斯参与拟定了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该报告为英国建立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设计了一整套惠及全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制度。这符合凯恩斯关于财政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的理论。换句话说，失业救济就像“自动稳定器”，在经济低迷时期可以增加政府支出，而无须政府做出行动选择。

总之，凯恩斯革命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凯恩斯指出，经济社会往往不能实现充分的就业和产出。由于需求可能不足，并不是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够售出，所以政府支出在恢复经济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两次受到石油价格的冲击，70年代时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然英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却饱受通货膨胀和货币疲软的困扰，这些问题导致石油和其他商品的进口价格出现上涨。1976年秋天，英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该组织借给英国40亿美元，并要求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以减少英国的负债。1976年，英国时任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表示，国家将不再通过花钱摆脱衰退，他甚至还说，以前向市场中注入资金的做法只是让“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了”。这番言论显然标志着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结束。

比较特别的是，20世纪70年代也是失业高峰期。这种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组合（即滞胀）并不符合一般的关系标准。这个时代见证了新古典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的出现。货币主义者的代表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理论对滞胀做出了解释，他也由此登上了公众舞台。凯恩斯的理论就此失宠。与此类似的是，凯恩斯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风行一时，也因为它可以解释当时的紧迫问题——失业。

到1980年时，随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自由放任主义已成为美国的主导理论。在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与在任的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竞争时，里根曾打趣道：“衰退就是你的邻居失业了，萧条就是你自己失业了，而当吉米·卡特失业时，经济就开始复苏了。”结果里根赢了。

不过，20世纪70年代还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者，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因为在里根和卡拉汉的保守党继任者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的经济革命之后，失业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新凯恩斯主义者辩称，鉴于失业率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高不下，政府有必要采取有限度的干预措施。但他们也引入了有关人类行为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以此解释为何经济恢复平衡的过程比较漫长。

到20世纪末时，新新古典主义综合理论出现了，这与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主义综合派出现的运动类似。新新古典主义综合理论将新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纳入了一个框架，并对各理论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整合，以解释经济是如何运行的。

因此，新新古典主义综合理论包括关于消费者如何在不同时期做出决策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并吸纳了理性预期理论。根据理性预期的假设，如果消费者知道今天的减税意味着未来的增税，他们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那么减税措施就不能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有趣的是，只有出人意料的政府政策才会奏效。由于理性预期假设消费者有着完全理性的行为并且可以分析大量的信息，这种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实际上，政府的财政政策，比如凯恩斯所倡导的那些并不“出人意料”的政策，确实产生了影响。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尽管消费者在对减税做出反应时并非完全理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合乎理性。

21世纪初，随着赤字和公共支出在2009年的大萧条后重新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凯恩斯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预算赤字与财政紧缩

虽然英国的预算赤字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可能已经减少了一半，但在2014/2015届议会结束时，预算赤字仍然占到GDP的5%左右。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英国的时候，该国的预算赤字为GDP的6.9%。但这一次的赤字并没有那么令人担忧，1993年的时候曾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7.8%。这是因为英国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场危机提高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债务与GDP之比曾经上升到90%左右，远远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EU Maastricht Treaty）规定的60%。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中有两家认为，这一债务水平与AAA最高信用评级并不相符。2016年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后，英国的AAA评级被下调。

英国政府已经降低了政府开支的增速，以减少年度赤字和稳定整体的债务水平。紧缩政策是正确的措施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敦促英国在经济完全复苏之前重新考虑实施紧缩政策。不仅英国如此，在经济复苏的最初几年，从欧洲到美国的各国政府都在削减公共支出，而私人需求也较为疲弱。英国的复苏进程不温不火，国民产出有时甚至出现萎缩。事实上，2012年时英国的GDP有两个非连续季度出现了负增长，不过由于“衰退”的正式定义要求有两个连续季度出现负增长，因而这段时期并未被定义为衰退期。

在英国，财政紧缩的步伐已经随着经济的放缓而放缓，而这种政策是否有其必要性呢？削减政府支出的部分理由是，如果英国没有正在削减预算赤字的行动，投资者就不会愿意借钱给英国。不这样做的话，政府的债务可能会升至无法支撑的水平。2010年年初爆发的欧元危机加剧了这种观点。当然，英国没有在这场危机中陷入困境，甚至还可能因投资者在非欧元区国家寻求更安全的投资而受益。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开始了对赤字和紧缩政策的思考。

在2009年年底的大萧条期间，希腊承认其政府财会并不可靠，因此需要寻求救助。投资者纷纷抛售希腊政府的债券，最终其他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的欧元区国家的借贷成本也出现上升。由于愿意借钱给希腊的投资者越来越少，希腊政府借钱维持正常运营的成本就越来越高，最终难以维系。葡萄牙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爱尔兰、西班牙以及塞浦路斯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都对本国银行给予了援助。但在此过程中，这几个国家的预算赤字都出现激增，最终还是需要“三巨头”施以援手，而负责监督欧元区国家纾困计划的“三巨头”就是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欧洲各国政府认为，要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就必须采取财政自律措施，因此纷纷推行紧缩政策。在危机之前，由于债券市场将欧元区视为一个整体，所以希腊在借款时能够享受与德国相同的低利率，而这导致希腊政府举债过多。尽管这种情况不太可能重现，但欧元区领导人还是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强制推行财政紧缩政策。他们强调，如果成员国要使用同一种货币和共同的货币政策，就必须实行财政自律。

其中一项举措是建立一个财政联盟，这个联盟可以逾越欧盟委员会集中执行的预算赤字规定，并对未能实现目标的国家设定惩罚。甚至有人提议建立一个欧洲财政部，以此作为欧元区的中央财政权威机构。这无疑给关于紧缩的讨论增加了政治层面的内容，也让人们开始怀疑欧盟是否正走向由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分摊财政权力的联邦制。

在欧元危机的严峻事态缓解之后，人们对经济疲软的担忧促使欧洲央行采取了在大萧条期间拒绝采取的行动。2015年，欧洲央行首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并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向经济大举注资。通过简单的供需机制，更多的可用于放贷的资金量起到了压低借贷成本的作用。自那时起，借贷成本一直保持在低位。这是在全球政府债券收益率较低的背景下采取的措施，在经济增长缓慢的环境下可以考虑。

缓慢增长和低借贷成本的结合，为有关紧缩问题的讨论带来了一个新的维度。政府应该利用低利率进行更多的投资吗？在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的情况下，预算赤字和债务是否应该成为次要的考虑因素？

投资和低利率

欧洲和美国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在美国，尽管国会的共和党人仍然担心财政赤字会加重，但他们还是在推动着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当然，共和党人传统上奉行一种不干涉主义的哲学，他们对政府在投资和整体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持怀疑态度。正如共和党前总统里根在谈到政府干预时所说的那样：“政府对经济的看法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如果经济高涨，就对其征税；如果一直高涨，就对其做出调整；如果经济停滞了，就给予补贴。”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说过：“英语中最让人害怕的几个词是：我是政府派来帮忙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计划依赖私人投资者为其项目进行融资。

在大西洋彼岸，围绕投资的争论有了更多的政治共同点。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导致英国央行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以来，英国已成为这场辩论的焦点。量化宽松有助于将借贷成本维持在低位。英国脱欧公投后，英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跌至约1%的创纪录低点。20年和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创下了历史新低。这意味着，英国政府可以在10年内通过支付1%左右的利息出售债券，这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自银行业危机以来英国政府于2017年首次进行了加息，但借贷成本仍然相当低。那么，对于政府现在是否应该借钱投资的问题，低利率是否会成为影响因素呢？

凯恩斯指出，当经济运行低于预期的时候，私人投资不会受到挤出效应的影响。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借贷进行投资的行为推高了市场利率，从而使其他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难以获得贷款。然而，英国在2008年的经济衰退期间损失了超过6%的产出，贷款利率也很低，这使得挤出效应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英国经济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产出，所以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其资金需求推高借贷成本之前可以进行广泛的投资。此外，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并产生“挤入”效应。换句话说，政府投资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效率，例如一个完备的电信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光纤网络为私营公司提供更快的服务，从而提高其投资的回报率。

在英国，公共投资被大幅削减。削减公路维修等项目的资本支出，要比削减当前由公共部门服务主导的预算更加容易。在2008—2011年财政紧缩最严重的时期，公共投资占国民产出的比例从3.3%下降到了1.9%，降幅达到40%之多。这一情况会有所改观吗？更确切地说，这种低投资的趋势会发生逆转吗？这可能意味着要接受凯恩斯的观点，即公共投资应该与政府日常支出区分开来。凯恩斯认为，与当前的支出不同，投资可以产生未来的回报，而且在评估政府预算时，不应将投资与公务员的日常薪酬混为一谈。事实上，随着2015年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的成立，同时在低借贷成本的背景下，英国政府现在的目标是通过投资扭转多年来削减公共投资的局面。

欧盟也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并将重点转移到以不应导致预算赤字膨胀的方式利用低利率上面。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即欧洲战略投资基金，通常被称为容克计划）成立于2015年。该组织计划通过与欧洲投资银行合作，在3年内筹集3 150亿欧元的可观资金。欧洲投资银行以发行债券的方式为发展数字、交通、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项目融资，并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这的确是一种将较小金额的资本杠杆化到巨额资金池中的方法。欧盟本身已经投资了160亿欧元，欧洲投资银行又投资了50亿欧元。然后，AAA最高评级的欧洲投资银行可以利用低利率发行债券，将最初的210亿欧元杠杆化成足够多的基金，用于强力助推欧洲经济的增长。欧盟委员会计划扩大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组织的规模，并延长它的期限。在初步胜利的鼓舞下，欧洲政策制定者开始热衷于振兴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数字时代，许多国家都需要更新基础设施，以跟上企业的需求。

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希望鼓励私营企业进行投资，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基础设施支出对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但这意味着国家和私人之间要展开合作，而在维护铁路等长期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公私合作的记录好坏参半。

不过，该基金组织将重点放在中小企业上的做法是恰当的。中小企业为欧洲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但在金融危机后银行体系自我重建的过程中，银行的贷款规模大幅缩减，中小企业受此影响最大。

这些中小企业还将从基础设施的更新中受益。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期间，欧盟与英国一样采取了紧缩计划，其中包括大幅削减公共投资，这极大地影响了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欧元区的投资较危机前的水平已下降了约15%。因此，经合组织认为公共投资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可以减少政府债务。

那么，为何自金融危机以来增加投资的措施一直难以实行？其中一个制约因素是，政府重点关注的是预算赤字，而预算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投资产生的，因此政府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直到最近，经济增长问题才重新被优先考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公共部门投资下降的原因，但自经济衰退以来，私人投资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例如，德国企业的留存现金在过去10年翻了一番，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一样。美国跨国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积累的现金创了纪录。我们只有弄清楚这些公司不投资的原因，才能对于理解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投资为何未能在复苏期间发挥作用。

政府和消费者的支出水平都受到重创，而且恢复缓慢。这导致公共和私人部门的需求不足，未来的销售预期并不乐观，不利于企业投资。大衰退的剧烈程度和持久度也为长期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此外，欧洲和美国遭受重创的银行体系用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元气，这迫使一些公司对其收益进行保留，以备在银行放贷依然受限之际急需现金时使用。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还可以选择其他更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例如，各大市场的低利率将股市推至史上最高水平。但自大衰退以来，全球股市一直在从制高点处往下跌。美国也存在不确定性，该国比世界其他地区更早地开始实行利息正常化（即加息），这意味着基础设施等固定收益投资可能相对而言更具有吸引力。一般来说，尽管在道路或能源领域的投资比较稳定，但往往不能获得高额回报。公用事业和收费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收益率通常由监管机构设定在3%~4%。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这个回报率还不错。当然，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重大公共项目的审批速度非常缓慢。不过，欧盟成员国并不缺乏此类投资目标。无论如何，如果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实现了增长，那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不仅欧盟委员会，各国政府也将关注点放在了经济增长上面，这为重新考虑凯恩斯提出的投资与增长的关系创造了更多契机。至于政府是否应该借更多的钱进行投资，以及这种资本支出是否应该像凯恩斯所提议的那样在预算中单独考虑，这些问题尚在争论当中。那么，凯恩斯会如何看待当前有关财政紧缩问题的争论呢？这场争论已经更像一场有关政府投资的讨论了。

凯恩斯如何看待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凯恩斯主张政府支出是抵抗经济增长缓慢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从衰退或萧条期复苏的过程中，由于私人需求不足，因此政府需要加大支出，以确保总需求仍足以维持充分就业。不过，关于政府在危机或衰退的危急时期过后举债投资的行为，凯恩斯会持怎样的看法呢？

他预测的现金囤积行为成为危机后显而易见的经济现象。尽管利率很低，但很多公司都不愿借贷用于投资，这是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鉴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当利率不能像正常时期那样对投资造成影响时，货币政策也就不足以提振经济了，这意味着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并产生更多的经济增长。

投资是构成经济总需求水平的要素之一，这一点凯恩斯已经确认。人们普遍认为，消费比投资更加稳定。当收入增加时，消费水平往往会上升，但其上升的幅度不大，反之其下降的幅度也较小。由于部分收入会被储蓄起来，其余收入用于消费，所以如果要保持充分就业，消费和产出之间的缺口就必须通过投资填补。

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假定储蓄会自动变成投资，凯恩斯不这样认为。他发现了一种节俭悖论，即当越来越多的人设法储蓄时，一个经济体的储蓄总额实际上反而会下降。这是因为随着储蓄的增加，消费水平就会下降，从而使总产出下降，而总产出的降低反过来又让作为储蓄来源的收入减少了。社会越富裕，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因为富人倾向于将一大部分收入存起来，这也是凯恩斯提倡重遗产税的原因。重遗产税可以将财富（尤其是不劳而获的财富）重新分配给那些更倾向于消费而非储蓄的人。因此，富人财富的再分配有助于投资，但凯恩斯担心过度的再分配会损害经济增长。

凯恩斯认为，正常趋势是边际储蓄倾向强于投资动机。他支持政府借款投资，因为他认为经济运行通常低于潜力，所以应该用公共投资补充私人投资。他的想法是利用财政政策维持高水平的公共或半公共投资。投资可以通过提高整体产出水平提高用于消费的收入，从而鼓励消费。消费越多，国民收入越高，因此可以用于投资的社会储蓄也就越多。长期高水平的公共定向投资将抵消私人投资的波动，并有助于经济保持“准繁荣”。凯恩斯认为，政府是投资者，这符合其在提供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角色，不过他也曾经担心贝弗里奇福利国家的成本过高。

凯恩斯建议政府在必要时加快或推迟投资项目：“我期待看到国家……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因此，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是确保接近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

凯恩斯敦促政府在投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这么做的必要性。他的“投资社会化”概念中很可能包括政府支持的旨在帮助项目启动的基础设施银行或基金。凯恩斯可能不认为私营部门有必要参与其中，但应该赞同那些愿意与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基础设施的私人投资者加入进来。我们之前提到的欧盟投资基金就是利用公共资金吸引私人融资，这两种情况较为相符。

这一政策会不会导致持续的预算赤字？这是针对凯恩斯的一种批评，也是政府不愿借钱投资的原因。政府担心借钱给它们的债券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回报，从而增加国家的借贷成本，并有可能危及经济的增长。

人们对此各持己见。芝加哥货币学派表示，凯恩斯的反周期政策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因为这些政策的潜在影响会立即或很快显现出来。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认为，投资者和储户会把政府将来为弥补赤字支出而增加的税收计入长期利率。这会推高未来的利率，从而提高政府的借贷成本，并使预算赤字更加难以承受。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根据李嘉图的等价理论，理性的人知道政府债务迟早会以更高的税收形式偿还，因此他们会事先做好储蓄，而不是马上用这笔钱消费，而没有消费就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尽管如此，通过权衡增加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即使是在非危机时期，人们也已经更倾向于凯恩斯的主张了。此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资本与政府账目中的当前支出分离开来，因此投资并不等同于日常公共支出。鉴于有关低投资、低借贷成本的讨论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忧虑，虽然凯恩斯的公共投资见解没有他在政府赤字支出方面的观点更为人所知，但其对经济结构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大。

凯恩斯的遗产

在帮助建立了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姐妹机构之后，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他的追悼会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那个地方离议会很近，而凯恩斯曾担任上议院的议员。他的遗孀莉迪亚·洛波科娃继续在英国艺术委员会工作，并于36年后去世。

洛波科娃去世时正值撒切尔时代的开端，而撒切尔时代见证了凯恩斯主义的倒退。尽管凯恩斯的观点时兴时衰，但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一点凯恩斯早有预测，他在《通论》的最后一段写道：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无论对错，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凯恩斯认为，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只要经济体运行良好，就会实现经济繁荣。他曾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中预测：“经济问题可能在100年内得到解决，或者至少有望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不会永远困扰着人类。”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期待每周工作15个小时，因为“一天3个小时就足够了”。但是，这将产生一个更大的问题：

人类会失去其一贯的目标……因此，人类自诞生以来将第一次面临这个真切的、永恒的问题——在摆脱经济重压之后，他们将如何利用科学和复利为其赢得的闲暇时间，明智地、愉快地、幸福地生活。

1. John Maynard Keynes,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129.

2. Ibid.

3. John Maynard Keynes, 1963 [1931],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Norton, p. 373.

4. John Maynard Keynes, 1971–89,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30 vols., ed. Elizabeth Johnson and Donald Moggridge, vol. XII, Economic Articles and Correspondence:Investment and Editorial,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09.

5. Robert Skidelsky, 2003,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Economist, Phil-osopher, Statesman, New York: Penguin, p. 53.

6. Ibid., p. 53.

7. Ibid., p. 36.

8. Ibid., p. 43.

9. Ibid., p. 45.

10. Ibid., p. 60.

11. Keynes, General Theory, p. 5.

12. Todd G. Buchholz, 2007,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Penguin, p.210.

13. Robert Skidelsky, 2010, 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London: Pen guin, p. 62.

14. Keynes, General Theory, p. 103.

15. Ibid., p. 158.

16. Ibid.

17. Keynes, Collected Writings, vol. IV: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p. 65.

18. Keynes, Collected Writings, vol. XXI: Activities 1931–1939:World Crises and Polic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p. 390.

19. John Maynard Keynes, 1937,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1(2), pp. 209–23.

20. Ibid., pp. 215–16.

21. Ibid., p. 216.

22. Skidelsky, 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 p. 107.

23. Ronald Reagan, 1986, ‘Remarks to State Chairpersons of the Na tional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Small Business’, 15 August;www. reaganlibrary.archives.gov/archives/speeches/1986/081586e.html

24. Ronald Reagan, 1986,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12 Augus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7733

25. Graeme Chamberlin and Linda Yueh, 2006, Macroeconomics,London: Cengage, ch. 4.

26. Keynes, General Theory, p. 373.

27. Ibid., p. 322.

28. Ibid., pp. 164, 378.

29. Ibid., pp. 383–4.

30.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p. 366.

31. Ibid., p. 369.

32. Ibid., p. 366.

第七章

约瑟夫·熊彼特：
是什么推动了创新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或者如约瑟夫·熊彼特所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熊彼特的观点是，在新技术被采用，而现有技术被淘汰的过程中，经济要经历几个漫长的周期循环。而这些新技术将促进经济的增长。

约瑟夫·熊彼特或许是第一个定义“资本主义引擎”的经济学家，他在1942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概念。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反，“资本主义”一词并非亚当·斯密所创，而是首次出现在一本1854年出版的，名为《纽克姆一家》（The Newcomes）的小说中，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以《名利场》（Vanity Fair）而闻名的作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萨克雷使用“资本家”一词指代资本所有者。当然，卡尔·马克思在1867年的《资本论》中也提到了资本主义，此后资本主义常常被用作马克思主义的反义词。

熊彼特认为，“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他围绕着资本主义引擎如何驱动经济的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框定。受技术创新浪潮的影响，经济会一直处在不断变化当中，这也解释了国家如何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多产。在他看来，“稳定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很矛盾的说法”。

例如，蒸汽机、电力以及近代发明的计算机都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这些创新提高了生产率，从而增大了经济的增长潜力。与马克思相反，熊彼特从事的都是价值中立和分析性的研究，因而不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熊彼特不关心革命，而是详细、深入地研究那些致力于开创性发明的企业，然后探索这些创新如何提高经济水平和我们的生活水平。

熊彼特不仅在经济政策方面富有经验，对商界也很熟悉，这都对他有所助益。20多岁时，他就是一名律师和学者；30多岁时，他成为奥地利的财政部长。虽然赚了一大笔钱，但他在一次股市崩盘中变得一无所有，这或许是因祸得福，股市崩盘迫使他重返经济学，最终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并在那里写下了一些在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文章。

根据自己的职业经验，熊彼特认为破产和某些行业遭到淘汰的现象只是经济周期的一个侧面，而经济增长却能使数百万人从中受益。有一次他这样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受到了威胁，在成立之初就处于守势。”还有一次他说：“廉价的布料、廉价的棉花和人造丝面料、靴子、汽车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成就……资本主义的进程逐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的机制使然。”

但是熊彼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充满活力的创业精神和审慎的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一个引擎。就像物理引擎一样，资本主义需要燃料，否则就会崩溃。

对于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创新挑战，创造性破坏概念的提出者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在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日益数字化的经济中，熊彼特如何看待创新挑战？这是英国、美国以及包括德国在内的多数后工业化经济体的状况，这些经济体或许保留了规模较大的制造业基地，但服务业仍是其最大的经济组成部分。此外，创新是中国能否跻身富裕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因素，熊彼特会如何看待中国的创新呢？

约瑟夫·熊彼特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约瑟夫·熊彼特于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布拉格东南部的小镇特利希。奥匈帝国的疆域非常广阔，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波兰、乌克兰、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熊彼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市长兼商人。事实上，正是熊彼特家族开创的纺织生意为小镇带来了第一台蒸汽机。

在熊彼特成长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引擎正在改变着社会。电动机和内燃机使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以前蒸汽机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一样。随着电话和铁路的出现，这些发明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使老企业变得不合时宜了。

1901年，世界上最大的三家工业公司是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烟草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德国企业，如钢铁行业的克虏伯和蒂森、电气设备行业的西门子以及化工巨头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都已成为工业巨擘。但是在奥匈帝国，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农场里，而小企业正被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廉价产品所取代。

1913年，尽管奥匈帝国的人均收入是匈牙利的两倍，却只有英国的一半左右。大多数人家没有室内管道，不能喝上干净的水，也穿不上大批量生产的鞋子和衣服。电话和中央供暖也只有富人才享受得到。尽管打字机已经应用了20年，但奥地利的官员们仍然手写文件。

由于熊彼特成长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所以他的哈佛学生、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称他“完全有资格扮演‘被疏离的陌生人’这个重要的社会学角色”。

在熊彼特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之后他和母亲搬到了格拉茨，那个地方坐落着奥匈帝国为数不多的大学中的一所。一个年轻的寡妇搬到另一个城镇去住是极不寻常的事情。在那里，熊彼特的母亲嫁给了一位奥地利贵族。那个人是一位65岁的退休将军，比她年长30多岁。搬到格拉茨和母亲再婚这两件事让熊彼特有机会进入最好的学校学习。他精通六门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们一家后来去了维也纳。最终，熊彼特就读于当地的一所著名大学。

当时，讲德语的大学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而且维也纳大学是经济学方面的顶尖学府之一。与当时其他的欧洲大学一样，维也纳的经济学教授也是法学院的教员。熊彼特在1906年获得的不是经济学学位，而是民法和罗马法学位，因此他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储备。后来，他成为一名律师，这为他提供了接触商界的机会。

与那些对改革公共政策很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同，奥地利学派努力使经济学更加严谨，并将其从政治中完全分离出来。这形成了熊彼特的主体概念，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中立的”，不受政治影响，否则有损于客观的分析。

熊彼特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了三种主流的经济学方法。首先是由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人创立的古典学派。该学派主要由英国经济学家组成，他们都积极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过熊彼特批评他们缺乏想象力：“这些作家生活在经济发展飞速起步的时代，这是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景象，无数的可能性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变成了现实。不过，他们看到的只是经济拮据，以及日益难以维持的生计。”

尽管卡尔·马克思拒绝资本主义，并且有自己所属的学派，但他是唯一一个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动态变化的人，这一点影响了熊彼特。

德国历史学派也对熊彼特产生了影响。该学派注重各种行业和机构的历史细节，并以柏林为中心阵地。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和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都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熊彼特认为该学派没有给予经济理论足够的信用。但他欣赏韦伯，因为韦伯愿意把理论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尽管德国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存在冲突，但还是会偶尔进行合作。两个学派的共同点是研究个人如何优化其工作和消费决策的新边际主义学说。19世纪后半叶，边际主义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从而开启了新古典主义革命的早期篇章，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Stanley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都是经常被人提及的重要引领者。

奥地利学派的兴起离不开奥匈帝国的特殊历史。这个帝国幅员辽阔，保守而有贵族气派，并且其经济政策由国家一手控制。奥匈帝国曾经是，而且当时仍然认为自己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中欧国家，大多数重点产业都由国家控制或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

这样做的好处是，国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精英管理部门。部门里的关键职位不是由政治家担任，而是由财政部的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öhm von Bawerk）等专业人士担任，他们在学术界和管理部门中轮岗。（熊彼特追随了庞巴维克的脚步，成为战后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这些政策使奥匈帝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国家的社会组织井然有序，而且很稳定。

但坏处也很显然，一切程序都是缓慢的、僵化的，而且抗拒改变。由于企业家没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因此经济缺乏适应性，而且投资受限。这使奥匈帝国严重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后起之秀普鲁士。在表象之下，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在一战的冲击下，这个体系土崩瓦解。

奥地利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因此其典型特征是：企业家精神、反对均衡和反对计划经济。就像所有的经济学理论一样，奥地利学派植根于那个时代。正如亚当·斯密对18世纪英国政府效率低下的反应一样，奥地利学派也对19世纪奥地利政府的弊端做出了回应。

奥地利学派的领导人是教过熊彼特的几位教授。1905年，熊彼特参加了由门格尔以前的学生庞巴维克主持的一场研讨会。庞巴维克曾三度担任奥地利帝国的财政部长，他的同学包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凭借自己和学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成为20世纪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之一。

熊彼特在本科阶段的5年里发表了3篇文章，那时他还只有22岁。他既想当教授，又想像他的导师庞巴维克一样在政府部门任职。然而，他并不富裕，又是中产阶级背景，这都是他需要克服的障碍。

婚姻使他的情况大有改观。1907年，年仅24岁的熊彼特迎娶了英格兰国教会一位官员的36岁的女儿，格拉迪丝·里卡德斯·西弗（Gladys Ricarde Seaver）。格拉迪丝属于上流社会，他们的婚姻把熊彼特推到了贵族阶层，就像他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将她带入上流社会一样。

熊彼特发现，没有任何从业经验的他可以在开罗（当时的埃及实际上是英国的保护国）当一名律师，而这在维也纳或伦敦是不被允许的。于是，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开罗。在那里，熊彼特在10个月的时间里挣的钱就足够全家人开销几年了。

之后他们回到了维也纳。1908年，熊彼特出版了《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内容》（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一书。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竭力调和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边缘主义，以结束欧洲大陆的经济学之战。这与马歇尔将新边际主义与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主义传统结合起来的做法类似。

尽管这本书的销量不佳，却有助于熊彼特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在他通过考试并进行了标准系列讲座的授课之后，熊彼特获得了在奥匈帝国任何一所大学任教的资格。

他曾希望留在维也纳，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现今乌克兰的切尔诺维茨大学。熊彼特本不想搬到帝国东部边界的偏远城市去，不过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长。28岁时，他离开那里，前往规模仅次于维也纳大学的格拉茨大学任教，并成为奥匈帝国最年轻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于1911年出版。这本书使他声名鹊起，并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193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其副标题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熊彼特这本早期著作中的观点构成了熊彼特经济学的核心，这些观点后来在《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 1939）和他最受欢迎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中得到了发展。

熊彼特在美国做过5个月的演讲，这使他的知名度大幅提高。但就在他回国后不久，一战爆发了。他的妻子格拉迪丝已经回到英国，因此与丈夫断绝了联系。到1920年时，尽管这对夫妇并没有离婚，但熊彼特开始自称单身。

到32岁时，熊彼特已经写出了3部重要的书籍和20篇文章。他凭借一场题为“税收国家的危机”的演讲进一步提高了知名度。在演讲中，他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批评，称该制度导致企业家“移民到了税率较低的国家”，从而阻碍了创新。他还强调，对社会服务的过度需求可能会削弱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那次演讲之后，熊彼特成为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财政部长。对于一个政治新手来说，36岁就成为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是很不寻常的，但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战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奥地利从欧洲最具历史意义、最幅员辽阔、最稳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前景黯淡、濒临革命边缘的国家。

1919年离开政府后，熊彼特想留在维也纳，过上舒适的生活，于是他成为一名银行家和专业投资者。他获得了经营比德曼银行的执照，并认为这是对他短暂而富有挑战性的财政部长任期的补偿。他甚至在1921年辞去了格拉茨大学的职务。

通过新职业，熊彼特深入了解了银行在为企业家提供资金信贷方面扮演的角色。1920—1922年年底，奥地利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如此，熊彼特还是在40岁时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但一年后，也就是1924年，维也纳股市崩盘，市值蒸发了3/4，令人惊愕。熊彼特也遭受了类似的损失，因为他不愿意在股票贬值时抛售股票。甚至对深陷困境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创业型的公司，熊彼特仍然抱有希望。这样看来，即使是创造性破坏概念的提出者，似乎也很难接受公司倒闭的事实。

虽然仍在比德曼银行任职，熊彼特却负债累累，被迫辞职。他最后向朋友借钱还了银行的贷款。他还需要10年才能还清债务。熊彼特在商业和政治上都遭遇了失败，他本人就是后来他所描写的企业家精神的缩影。

并非一切都糟糕透顶。在连遭重创的时候，熊彼特爱上了安娜·约瑟菲娜·赖辛格（Anna Josefina Reisinger）。熊彼特从小就认识安娜，安娜的父亲是他幼年居住的维也纳公寓大楼的看门人，而安娜比熊彼特年轻20多岁。安娜的父母反对他们交往，但当安娜18岁时，他们还是不情愿地允许她接受了熊彼特的求婚。

熊彼特进入了著名的波恩大学任教，这意味着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可以结婚了。两方的父母都不支持这桩婚事，熊彼特的母亲嫌弃安娜的工人阶级背景，安娜的父母则担心熊彼特的年龄太大，而且是个花花公子。此外还有他和格拉迪丝的婚姻关系，熊彼特在格拉迪丝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份民事豁免声明书。

熊彼特和安娜最终于1925年11月5日结婚，当时熊彼特42岁，安娜22岁，双方父母都没有出席婚礼。一年后，安娜死于难产，而他们的儿子也在刚出生后就夭折了。熊彼特的母亲也是在这前后去世的。他无法从那一年的情感打击中解脱出来，于是试图通过发狂的工作暂时忘却心灵上的苦痛。在波恩大学的7年里，熊彼特成果颇丰，发表了65篇文章。他还通过写一些通俗文章和给商业人士授课偿还债务，并且一直都给安娜的父母寄钱直到去世。他忠于自己的信念，不喜欢参与政策性补救，因为他认为这会有损于他的客观性。但在20世纪30年代，很难不涉身政策。因此，他在世界和德国遭受大萧条时期写出了一系列文章。他反对向老工业或低增长行业提供救助，但支持政府通过干预措施帮助那些具有强劲增长势头的公司。不过熊彼特认为，作为获得公共援助的一个条件，这些公司必须进行创新实践。

尽管面临着这些挑战，熊彼特还是见证了规模宏大的商业革新，这推动他形成了使创新者蓬勃发展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德国的中小型企业（大多为家族企业）都进行了业务升级，并以质量享誉全球。许多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至今仍然存在，例如生产口琴的Hohner、生产贴标机的Krones和时尚品牌Jil Sander。

大型企业也在自我重塑。在熊彼特搬到波恩的时候，德国十大公司中有5家是钢铁公司。而在他离开的时候，几家公司已经合并成了欧洲最大的钢铁和矿业公司——联合钢铁公司。

随着丰硕的研究成果提高了知名度，熊彼特收到了许多学术工作邀请，包括来自哈佛的邀约。有一个精英经济学院承诺了很高的薪酬，于是他在1927—1928年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去那里工作了一年，同时保留了他在波恩大学的职位。最终，和许多访问教授一样，熊彼特发现自己更喜欢哈佛，并在1932年接受了哈佛大学的一份永久性工作。鉴于声望很高，熊彼特拿到了哈佛教授的最高薪水，这让他可以定期给欧洲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寄钱，还能偿还在维也纳剩余的债务。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熊彼特于1930年与挪威经济学家、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拉格纳·弗里施（Ragnar Frisch）和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共同创立了计量经济学会。他们希望促进数学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由此弗里施将其命名为“计量经济学”。熊彼特为学会的第一期《计量经济学》杂志撰写了第一篇文章，该杂志于1933年开始出版，至今仍是主流刊物。

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喜欢教学和研究，可以说很少有人同时擅长这两个方面，而熊彼特是少有的例外之一。他组织了几个讨论小组，比如包括熊彼特的“七智者”小组，组员们都是冉冉升起的新星。这个小组吸纳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精英：道格拉斯·布朗（Douglas V. Brown）、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西摩·哈里斯（Seymour Harris）、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奥弗顿·泰勒（Overton H. Taylor），以及熊彼特最喜欢的同事，也是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俄罗斯人华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他的学生中包括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等明星人物，而萨缪尔森后来纠正了熊彼特的一些数学错误。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熊彼特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但私下里，他饱受焦虑和沮丧的困扰，并把生活的焦点放在研究工作上面。正如熊彼特自己宣称的：“我的工作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兴趣。”他甚至每天给自己的效率打分，比如0、4/6、0、0、1/3、5/6、1，而每周的分数只有50%。

但并不是学术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适合熊彼特。他不喜欢部门会议，并称他的同事为“傻瓜”［借用德语发音把“full professors”（全职教授）说成“fools”（傻瓜）］和“蠢驴”［把“associate and assistant professors”（副教授和助理教授）说成“asses”（蠢驴）］。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成为德国总理后，熊彼特积极地为美国大学招收人员，并努力为德国人尤其是犹太人经济学家争取入职机会。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人离开了维也纳，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院也开始走下坡路。

大约在那个时候，熊彼特遇到了35岁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伊丽莎白（Romaine Elizabeth Boody Firuski）。伊丽莎白来自一个富裕的旧时新英格兰家族。1920年，她获得了拉德克利夫学院（哈佛大学的姐妹学院，专门招收女子入读）的第一个最高荣誉学位。在结束了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后，她回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为熊彼特等人做研究助理，并继续写她有关英国贸易的论文。1934年，伊丽莎白从拉德克利夫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虽然1933年时熊彼特已经50岁了，比伊丽莎白大15岁，但他们是学术研究上的好伙伴，而且很快就不止于此了。1937年8月，他们在纽约结婚。这是熊彼特的第三次婚姻，这场婚姻一直持续到他1950年去世。

熊彼特的三部主要著作都是在哈佛完成的：1939年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和1954年他去世后出版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尽管熊彼特在写《商业周期》时耗费了很大的精力，这本书却没有获得广泛的赞誉。这让熊彼特很失望，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而他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这本书。更糟糕的是，他的学生本来组织了一场哈佛研讨会来讨论《商业周期》，最后讨论的却是凯恩斯刚刚出版的《通论》。熊彼特的文字拖沓冗长，与凯恩斯的简洁文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可能是学生们选择《通论》的原因之一。有几个人表示，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见到熊彼特如此生气。

自1936年凯恩斯的巨著出版以来，这位英国经济学家的光芒就超过了熊彼特。凯恩斯没有过多提及熊彼特或其他欧洲大陆经济学家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作为回应，熊彼特甚至对《通论》的书名提出了质疑，特别是“通论”的“通”字，因为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只适用于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

《通论》为大萧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从而为世界经济指明了一条前进的道路。相比之下，熊彼特不相信经济政策可以解决问题，这与他长期以来的观点一致，即政治损害了客观的经济分析。熊彼特在《商业周期》的序言中写道：“我没有任何的政策建议，也没有提出任何计划。”在公众正为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寻找答案之际，这番说法无疑降低了这本书的吸引力。

熊彼特曾是欧洲经济政策的积极参与者，所以他并不是没有主张。尽管熊彼特不支持罗斯福的新政，也反对凯恩斯通过赤字支出为财政激进主义提供资金的做法，但他一直认为美国需要公共投资。1933年，失业率升至25%的惊人程度。新政出台后，虽然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在30年代发生了第二次衰退之后，1939年失业率再次升至17%以上。就在那时，熊彼特开始编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以此针砭时弊，发表看法。该书最初由一系列反映动荡时期的文章组成，包括大萧条、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以及二战。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出版于1942年，但由于二战的影响，所以直到第二版（1947）和第三版（1950）这本书才受到瞩目。这本书抓住了那个时期的争论焦点，触动了大众的神经。当时，全球40%的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另有1/4左右的人生活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社会化的经济体中。

熊彼特经济学

约瑟夫·熊彼特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探讨了经济如何运行的基本问题。熊彼特想知道资本主义是否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注定要失败。如果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经济就会繁荣起来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讲的就是民主能否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并存。

熊彼特尤其强调了资本主义的情况。他认为，“创造性破坏”使人们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

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以及从手工作坊、工厂到美国钢铁公司那样规模企业的组织发展，说明了这种产业上的突变过程——如果我可以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改革经济结构，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

熊彼特认为公司并非无力影响经济环境，这与标准经济模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使用“商业战略”这个术语时，挑战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即所有公司都是一样的，其销售的产品也都是同质的，因此没有战略决策要做）。他认为，企业可以在就业、生产和投资方面做出决策，而这些决策都能够影响经济的增长。他也不认可那些在没有律师、会计师或其他实体企业运营项目的情况下就可以无缝交易的经济模型。

他对当时美国普遍存在的反大企业情绪也持否定态度。美国拥有全球约一半的大型企业，但也拥有强烈的创业文化。熊彼特认为，这种“形成托拉斯的”资本主义不会扼杀创新，也不会阻止新企业的壮大。数以千计的新公司与美国跨国公司一道涌现了出来。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最具创新性的一批公司存活了下来。熊彼特指出，1897—1904年，4 227家美国公司合并成了257家大公司，其中包括著名的固特异轮胎、百事可乐、家乐氏、吉列、孟山都、3M和德士古。

在熊彼特看来，鉴于“创造性破坏”的规律，很少有垄断企业能够长期存在。成功的创新者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获得垄断利润，但同行业的其他竞争者很快就会试图模仿这种产品。企业家将通过专利、进一步的创新和广告宣传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利润，这些都是“针对实际和潜在竞争对手的攻击”。但每个企业家的利润都是暂时的，因为竞争对手最终会对创新产品进行复制，并导致该产品的市场价格下跌。这种情形（熊彼特称之为“竞争降价”）在所有行业中都可以看到，那些受到政府保护的行业除外。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也可能很难察觉，却是不可避免的。熊彼特认为，由于高利润是可能实现的，所以即使只是暂时性的，大企业也对创新和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为什么垄断者总是成为焦点呢？熊彼特的观点是：“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在谈垄断？……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显然都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向来都会激起公众的敌意。”

熊彼特还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脆弱的体系。大企业的崛起削弱了小企业的生存力，而小企业从工人那里获得的忠诚度更高，并且往往对其所在的社区有着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此外，社会可能会抵制重大的创新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往往会破坏现状。他观察到，“企业家不一定会被掐死”，但“他们也并非很少面临生命危险”。例如，英国的手工艺同业公会曾援引中世纪的法律，请求政府制定禁止开办工厂和使用机械设备的法规。19世纪30年代初，农民们捣毁了威胁到他们生计的新型脱粒机。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满了暴力破坏与灾难”。熊彼特还认为，人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做出有悖于自己经济利益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的面包可能比资本主义的面包更甜，这仅仅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面包，即使面包里面有老鼠也是如此。”

因此，熊彼特提醒道：“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读者……我得出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资本主义正在被它自己的成就所扼杀。”因此，政治监督是有必要的。熊彼特认为，由企业家引起的剧变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引擎熄火。因此，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尤其要具有完备的法治，同时私人财产受到保护。他最欣赏的体制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由下议院和上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他高度认可英国行政部门的政治中立性，正是这一体制使资本主义制度更加稳定。只有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才能生生不息。

在熊彼特的体系中：“新生产方法的引入、新市场的开拓——通常是新业务组合的成功实施——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风险、尝试和错误、克服阻力、突破常规方法。”这些对于常规的破坏可以说明经济为什么会扩张并经历一段“毁灭”时期。熊彼特认为，特定行业的创新影响到了其他的经济组成部分，比如其供应商、分销商，以及最终的客户。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系列的突破性进展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具体来说，主导经济发展的5个行业是：棉纺织、铁路、钢铁、汽车和电力。这种特定行业的创新“不会跟进，但会产生扩张”。

熊彼特的创新观并不是一种经济回归均衡的经济概念，而是包含了持续的非均衡阶段。这种非均衡是由企业家主导的，他们使广泛的经济行业发生了变革。

为了培养这样的企业家创新者，熊彼特强调信贷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能让人们在有创业的资金之前就能成为企业家的制度：“重要的是领导力，而不是所有权。”不仅需要能够维持企业经营的银行信贷额度，而且要有用于新风险投资的资金——如果企业失败，这些资金可能再难收回，却不会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熊彼特在做银行家和投资者的时候就是为这样的公司承保，不过这也让他赔光了家当。

这也是为什么他相信大企业的崛起能够惠及经济，因为大企业有在创新上赌一把的能力。它们还可以进入资本市场，比如通过在债券市场上发行债券以及留存收益筹集资金，因此这些大企业对于比较保守的银行贷款不必那么依赖。例如，在20世纪初，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伊士曼柯达和杜邦等公司都成立了研究部门开发新产品，把创新作为其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后期，世界各地的大公司纷纷效仿这种做法。

要阐述熊彼特关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概念，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20世纪中叶经历了“增长奇迹”的东亚经济体，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 1931年年初，熊彼特在日本各地发表了演讲，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各大媒体也竞相对此进行报道，很难想象如今还有谁的经济讲座能够引起这样的轰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策的制定者采用了熊彼特的方法。他们强调储蓄和投资，并积极推动各行业的广泛创新。最终，索尼、三洋和本田等一批新的日本跨国公司具备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的持续增长率在各大经济体中最高，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创新企业引领着国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甚至威胁到了美国的地位。

尽管企业家精神本身不能简单地用数学模型描述，但熊彼特还是通过研究确立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在他看来，创新“不是智慧的壮举，而是意志的壮举……是体现领导力的一种社会现象特例”。按照熊彼特的定义，企业家不是企业高管，甚至不是一家成功企业的所有者或首席执行官，而是“痴迷于寻求创新优势的‘现代行业领袖’”。企业家甚至难以识别：“没有人永远都是企业家，也没有人永远只能是企业家。”特别是在大公司里，企业家经常不只是开拓创新，还要负责管理工作。简而言之，熊彼特将企业家精神视为启动增长引擎的关键因素：“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功绩，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利润，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对熊彼特来说，“资本主义的演进必然伴随着扰动不安。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经济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来自创新型的企业家。他概括了企业家创新的5种情况：

●引进新产品，例如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者质量更好的新版产品。

●采用新的生产方法。

●开拓新的市场。

●掠取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

●建立新的行业组织，比如形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托拉斯），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综上所述，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创新者保持领先地位面临的挑战

诺基亚和黑莓

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创新产品将取代旧的产品。总之，企业在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其获得经济效益的关键。然而，从旧到新的转变很少是无缝衔接的，这个过程不仅包含单个企业的兴衰，还包括整个行业的沉浮。

诺基亚和黑莓手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很好例证。诺基亚曾经价值1 500亿美元，但最终以70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这些市场价值是如何消失的？

芬兰企业诺基亚演绎了一段快速的兴衰史。1987年，诺基亚推出了第一款手机。到1998年时，它已取代摩托罗拉，成为全球手机销售的领导者。2005年，诺基亚售出了第10亿部手机。其巅峰时刻可能出现在2007年，当时诺基亚在全球手机市场中占据的份额已经达到了40%，并且占据了智能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其市值更高达1 500亿美元。在诺基亚被出售之前，其全球市场份额已降至15%，而且主要是依靠其廉价手机系列。其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更是跌至3%。

加拿大的黑莓公司也经历了类似的繁荣与萧条。早在2003年，该公司就推出了黑莓手机，让人们可以轻松地发送电子邮件，因此该手机很快就大受欢迎，而且其安全网络也受到了企业和政府的青睐。这款手机让人上瘾，因此获得了“可卡因莓”的昵称。到2008年年中时，该公司的估值约为700亿美元。

随后，情形一落千丈。就在黑莓成立10年后，公司报告显示亏损了10亿美元，这意味着黑莓公司要对其40%的全球员工进行裁减。2013年，总部位于多伦多的私募股权集团枫信金融牵头的一个财团只用了49亿美元就买下了黑莓公司，当时黑莓的现金大量流失，而且有价值9.3亿美元的手机库存。诺基亚和黑莓的市值总计蒸发了约2 000亿美元，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2007年，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走上旧金山莫斯科尼会展中心的舞台，从口袋里掏出一部iPhone（苹果手机），然后谈到了一款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品。其余的手机——就像他们说的——都将成为历史。苹果公司的腾飞，以及谷歌推出的安卓系统，映射出了诺基亚和黑莓的衰落。

那么诺基亚和黑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它们只是数字时代创造性破坏的最新牺牲者吗？

它们不是第一批倒下的公司。2012年1月，有着130多年经营历史的柯达公司申请破产。这家美国公司售出的胶卷曾经占据90%以上的美国胶卷市场，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柯达的黄色小盒子。柯达没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在已经领先了一个多世纪的技术领域里丧失了创新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柯达在1975年就开发出了数码相机的原型机。但当它想要改变游戏规则时，为时已晚了。日本佳能和富士已经在数码相机市场确立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

柯达的故事并非个例。对于一家已有数十年成功经验的大型公司，它在传统业务领域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很难做出改变去适应新的技术。一旦整个行业彻底转型，它就会被抛在一边。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个教训：要么改变，要么死亡。

诺基亚和黑莓不也是这样吗？诺基亚在硬件方面具有创新性，并在初期的智能手机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苹果和安卓相继看到了软件方面的价值。触摸屏技术改变了人们使用手机的方式，而且这两家公司都拥有易于操作的应用程序商店。

或许诺基亚缺乏一种紧迫感。在iPhone时代的早期，诺基亚全球市场份额的下降过程是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所以当时诺基亚依然能够保持其作为市场领导者的地位。黑莓的问题在于，它主要面向的是商业用户，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手机市场的创新逐渐以消费者为主导，这让黑莓陷入了困境。黑莓公司未能对信息技术的消费化做出回应。

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消费者希望产品能够不断创新，并且会迅速抛弃落后的产品。创造性破坏的步伐加快了，品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恢复力。

从过去几十年股市动荡的加剧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1958年，标准普尔500指数所列公司的平均入选期限为61年。到1980年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5年，现在已经下降到了18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目前标准普尔500指数中3/4的公司将在2027年被取代。

苹果和三星

作为颠覆者的苹果公司会怎样呢？作为美国科技巨头的苹果帝国也会倾覆吗？苹果公司的产品畅销国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到2017年时，苹果已成为历史上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那么，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导者——韩国的三星呢？

日本的索尼就是一个前车之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索尼相当于那个时代的苹果。这家公司在电子工业领域就是质量的代名词。1979年，它推出了标志性的随身听产品。即使在廉价的个人音响充斥市场的时候，随身听的需求量仍然很高，因为人们都信任这个品牌。20世纪90年代，索尼与荷兰电子巨头飞利浦合作，在光盘媒体格式方面进行了完善，但这可能就是它的巅峰时期了。

2001年10月苹果推出iPod（苹果音乐播放器）时，索尼因在MP3（音乐播放器）市场反应迟钝而受到批评。从那以后，这家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由于在提高销售和盈利能力方面存在着严峻的问题，该公司的股票已降至垃圾级，其核心业务也面临着产品过时和技术迅速变化的挑战。

虽然现在就预测苹果终会衰落还为时过早，但索尼、柯达、诺基亚和黑莓等公司都证明了创造性破坏的潜在力量。自第一批iPhone热销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苹果和三星一直是智能手机革命的先锋，这两家公司主导着全球的智能手机市场。但有迹象表明，全球智能手机的销量增长开始放缓，而且新的竞争对手正在涌现，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者。对于这两家智能手机巨头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有迹象表明，发达国家的市场已经饱和，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更为强劲。根据国际数据公司的统计，在不包括销售税的情况下，全球销售的智能手机中，有一半售价低于100美元。随着智能手机技术趋于标准化，并且众多制造商都在瞄准低端市场，智能手机的价格已经下跌。在成熟的市场中，消费者对价格越来越敏感，而且对品牌也不那么在意了。Wiko是一家由中国公司控股的法国初创企业，其部分手机的售价低于100美元的基准价格。该公司迅速占领了法国市场，并将目光投向了欧洲其他地区。

消费者也从标准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受益，所以低价格并不一定意味着低质量。2012年，售价在80美元以下的智能手机中，处理器速度超过1千兆赫的不到一半。而在几年后，这个价格的手机9/10都能达到这一标准。廉价智能手机还紧随了屏幕尺寸变大的趋势。

中国的公司也加入了这场竞争。排在三星和苹果之后的三家智能手机制造商都来自中国，它们正在蚕食三星的全球市场份额，使其从1/3降至1/5左右。对苹果而言，2/3的销售额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而在这些市场中，iPhone正面临着来自廉价品牌的激烈竞争。

这样的廉价品牌有很多，仅深圳就有6 000家手机制造商。深圳曾经只是中国香港附近的一个渔村，现在则是可以与加州硅谷抗衡的大型科技中心。中国大部分的手机都是在这里生产的，而世界上每年售出的25亿部手机中，一半以上都产自中国。

鉴于这种竞争态势，未来几年智能手机的先驱苹果和三星可能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它们将如何应对日益成熟的市场和廉价智能手机制造商的不断涌现？

iPhone是苹果公司的主要盈利产品，其售价也十分高昂。随着近3/4的智能手机使用了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iPhone越来越像是一种奢侈品和小众品牌。苹果从来都不是一家彻头彻尾的硬件公司，它可能会通过开发自己的配套软件和服务应对市场变化。iTunes（苹果的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拥有约10亿用户，苹果还通过收购Beats音乐进军视频和音乐流媒体业务。另外，苹果还与万事达和维萨公司合作开发了一项移动钱包服务。

虽然三星生产各个价位的智能手机，但也面临着来自廉价手机制造商的激烈竞争。该公司已通过一系列的智能手表产品向所谓的可穿戴技术领域拓展。苹果也发布了一款智能手表。然而，可穿戴设备的普及一直很缓慢。至于智能服装、智能眼镜或智能手表是否会挑战甚至取代智能手机，现在说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智能手机还可以变得更加智能。最近大屏幕手机越来越受到青睐，因此制造商有可能会利用柔性屏幕或内置投影仪来实现更大的屏幕尺寸。增强现实技术能够让我们与周围的环境实时互动，于是我们可以借助智能手机屏幕实现更多的功能。

迄今为止，电池技术的发展还未能跟上复杂设备的供电需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移动技术越来越先进，但我们需要更加频繁地去墙壁插座上充电。

对苹果和三星这两家公司来说，找到下一个创新目标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它们即将面临竞争之际。世界第三大手机制造商，华为推出了一款大屏幕智能手机——平板手机（手机+平板），旨在挑战三星和苹果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地位。在熊彼特的理论中，这些公司如何管理“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不仅关系到自身，也关系到它们的本土经济。熊彼特把公司的兴衰看作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企业家创建新公司和创新产品的过程中，经济也随之繁荣起来。标准的经济模型没有赋予个体企业任何角色，只是将其视为同质的小部件生产商，而熊彼特则认为企业家在以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创新挑战

作为当前的主要经济体，中国面临着成为创新者的巨大挑战。“中国制造”有可能变成“中国设计”吗？日本实现了这一转变，但更多的国家都以失败告终。

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J. Fox）饰演的马蒂·麦克弗莱（Marty McFly）回到了50年代。他遇到了一位科学家，这位科学家要求他证明自己来自未来。尽管布朗博士对演员（指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的想法嗤之以鼻，但马蒂还是说服了他。不过当马蒂说未来日本生产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时，布朗博士就更加不信了，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日本制造”是廉价和低质量产品的代名词。

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日本逐渐能够与美国匹敌，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制造业从生产低成本产品，转型为推出丰田等世界级企业。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中国的公司会成为下一批全球竞争者吗？正如一家公司可以超越另一家公司一样，一个国家也可以超越另一个国家。

当然，创新有多种形式，但都源于才能。熊彼特指出，创新来自创新者。中国能培养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吗？会有创新者通过他们的发明和创造力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吗？这些有关中国创新性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制造业的范畴，而是涉及了包括创意产业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投资创新项目，并已加大研发资金投入。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研发支出甚至会超过美国。当然，创新不仅仅取决于资金的投入或者申请了多少专利，而是要看这些发明的效果如何。不过目前中国还没有相关的数据来说明这点。

更复杂的是，现在许多制造业都参与了全球供应链。例如，中国一半的出口产品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所以在中国生产产品的不仅是国内企业，还有跨国公司。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认为，从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来看，这些产品应该来自一个人均收入高得多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在生产创新性的出口产品呢，还是表明中国就是一个全球组装基地？

华为就是一个例子。这家电信设备巨头由任正非于1987年在深圳创立。它最开始从邻近的中国香港进口电信设备。如今，华为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网络提供商。沃达丰等公司就在使用华为生产的USB（通用串行总线）适配器实现移动互联网的连接。如前所述，华为也进入了智能手机市场。任正非可能会成为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之一，他把自己的企业从一个电信设备进口商转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电信公司，并在研发和技术创新方面大举投资。

任正非甚至把华为庞大的园区设在了美国硅谷。绿色开放的环境旨在提倡创新与合作，园区内还有篮球场和乒乓球桌。很多毕业生表示，华为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公司。有抱负的年轻工程师们都想成为全球创新公司的一分子，他们甚至自称“华为人”，即中国版的谷歌人。

然而，华为等中国非国有企业面临着许多障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消费市场才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私营企业的出现发展起来。国有企业仍在经济和银行信贷的关键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一家私营企业，华为只能通过创新和削弱竞争对手获得市场份额。

中国对待创新态度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创新。换句话说，这些公司不会去创造一些全新的东西并为其寻找市场。例如，华为开发了一种“消声室”，可以消除回声，以便对天线或手机的干扰进行测试。这样的消声室在世界上为数不多，其设计初衷是满足需求，而华为可以从其海量的数据中获得竞争优势。由于华为的业务遍及150个国家，并且全球超过1/3的人都在使用该公司的产品，所以该公司拥有大量的数据可以用来测试、调整和改进其产品。

但下一个阶段仍然需要发明创造，这一点在中国是公认的。在华为等科技公司中，约有10%的营收用于研发，这与全球最大的创新企业处于同一水平。华为15万名员工中有一半从事研发工作。该公司拥有逾5万项专利，是全球五大专利申请商之一。当然，研发支出不一定能转化为创新产品。中国大约1/4的专利属于产品设计，人们认为它的创新性不如新型产品，但熊彼特认为这也是一种创新，他看到了提高现有产品质量的价值。在美国，这个数字要低得多，不到10%。

华为也在进行前沿研究。在与硅谷的竞争中，华为正在开发一种通用翻译器，可以翻译句段，而不只是几个词，从而使人们可以借助软件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通过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翻译器甚至可以翻译笑话，而笑话是最难翻译的一种东西。例如，下面的笑话该如何翻译呢？

英文原文：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直译：小鸡为什么过马路？为了到马路对面去。）

中文译文：怎么把大象放进冰箱里？打开门，把大象放进去。

在这个笑话中，象和小鸡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华为的下一个战略举措是，不仅要让业内人士知其大名，还要让全世界70亿人了解华为。作为第一家进入全球品牌百强的中国公司，华为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市场的领导者，因为其创新导向是客户的需求。但它能否在智能手机领域超越三星和苹果，成为全球消费者的首选呢？如果华为取得了成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能够实现从模仿者到创新者的艰难跨越？而这一点也将帮助中国走向繁荣。

历史很少会重演。中国公司相对于日本的一个优势是其拥有超过10亿人的国内市场，所以这些公司从一开始就具有规模优势，从而先人一步。由于它们的产品有10亿受众，所以在不离开国境、不用面对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就可以对新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测试。然而，不利的一面是，这些公司可能会在不参与全球竞争的情况下变成大型企业。尽管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但下一个全球巨头很可能就来自中国。

这正是“走出去”政策的目的所在。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零售商。在该公司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前，可能很少有外国人听说过它，因为这家公司主要在中国运营。但是，和其他正在成熟的中国公司一样，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一家跨国公司。如果阿里巴巴真的打入了海外市场，那正是中国所希望的。如果“中国制造”仍被视为低质量的代名词，那么中国的商品就不能够畅销全球。但如果中国品牌成为世界顶级品牌的代名词，这也将标志着中国正向创新型国家转变。

创新企业的出现与本国增长前景之间的关联，符合熊彼特关于创新如何推动经济引擎的观点。作为一个案例研究，中国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依然面临着障碍。对于那些没有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受益的国家来说，它们由此面临的挑战更大。

创新到底

对于当代企业和国家应该如何创新的问题，约瑟夫·熊彼特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熊彼特的理论表明，资本主义依赖于企业家，而企业家反过来又需要一个支持性的体系。他否定了经济学家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运作的简单假设。他认为，需要对实际企业（例如前面讨论的那些企业）进行实证分析，以了解企业家们的创新活动。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才可以判断经济增长引擎的动力来源。

在过去几十年里，前面提到的几家公司在竞争中起起落落。很明显，在这个数字时代，创业成本大幅下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变得比以前更加容易。互联网的兴起让企业几乎可以在零成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使得个体经营（尤其是在服务业）变得更简单、更廉价。因此，只要各国能够为企业家的投资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熊彼特就不会认为服务业领域的创新比制造业领域更难。因此，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中（如英国、美国和许多西欧国家），熊彼特不会认为今天的创业过程比他那个时代制造业巨头的崛起更具挑战性，虽然那些企业的启动成本要高得多，但依然取得了成功。

正如熊彼特预见的那样，创新型企业有助于引领本国的经济增长。苹果和谷歌的主导地位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顶端的统治地位。作为挑战者，中国的初创企业纷纷崛起，这些企业正在蚕食老牌科技巨头的领地。与国有企业不同，阿里巴巴和华为等许多中国跨国公司都是由企业家创办的。熊彼特在描述影响经济增长的公司时，就想到了这样的企业家创新者。他会做出这样的预想：只要中国继续涌现创新型的企业，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会转型为创新型经济体，“中国制造”将成为优质的代名词。

熊彼特认为，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日本，都将由企业家决定该国的增长潜力。正如《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企业创新是推动经济朝着“创造性破坏”过程演变的动力因素，无论是熊彼特那个时代还是今天，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由于企业家精神促使经济不断地创新和优胜劣汰，所以创造性破坏的提出者很难预测资本主义制度将如何演变。熊彼特不太可能在会议桌上预测接下来哪一项技术将颠覆现有市场！

他曾经有充足的机会这样做。到60多岁时，约瑟夫·熊彼特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他一生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广受赞誉。

熊彼特于1947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经济学家在美国所能享有的最高职位待遇，而且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外国出生的经济学家被选为会长。1949年，他还被选为总部设在巴黎、拥有5 300名成员的国际经济协会的主席。

人们的赞誉让熊彼特踌躇满志。1949—1950年年初，他完成了12篇文章，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多产的一段时期。他在67岁生日的前一个月死于脑出血。熊彼特的最后一本书《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于1954年他去世后出版。

熊彼特积极进取，直到终老，这与他笔下的企业家精神颇为相似。他相信企业家（甚至消费者）永远都不会满足。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都将自己置身于创新者的行列，其中许多创新者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熊彼特认为，创新型企业家有“征服一切的意志……这类人不畏艰难，为了改变而改变，乐于冒险”。

Joseph Schumpeter,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 84.

Thomas K. McCraw, 2007,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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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p. 500.

第八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我们能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

2011年10月15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成员试图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外的帕特诺斯特广场设立抗议营地。但他们受到了阻拦，因为这个地方由私人拥有，所以任何抗议者都不得擅自闯入，而且警察可以在任何人进入这里之前封锁入口。不过，这3000名左右的聚集者又将抗议地点选在了圣保罗大教堂附近，并在那里安营扎寨。一个月前，类似的占领营也出现在了纽约的华尔街。不久后，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掀起了不同规模的抗议活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是“我们是99%的人”，意指全球财富的大部分都由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这反映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公众的普遍愤怒。抗议者呼吁进行金融改革，要求更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并对财政紧缩政策提出了抗议。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自20世纪以来的持续斗争的现代版本。20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铁幕后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书被秘密翻译出版并在黑市上销售，被人们广泛阅读。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如果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还活着，那么信奉自由市场主义的他一定会质疑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的繁荣是由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驱动的，而这些只有在推崇自由市场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

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20世纪40年代，他否定了席卷整个经济学领域的凯恩斯主义革命。他抨击社会主义时，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正在构建福利国家。哈耶克认为，在技术发展方面，如果不允许人们进入新的领域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不会有任何进步。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哈耶克表示极权主义政权不仅没有生产力，而且压制了这些自由权力。［《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最著名的一本书，书名来自法国作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经用过的一个短语：“奴役之路”。］他认为应该由市场生成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这才是引导经济的最有效方式。

哈耶克并不怎么关心不平等问题，因为他坚信社会进步是由少数人的想法推动的，这可能会令“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感到愤怒。关于金融市场的问题，他会说这些市场已经受到了过度监管，而不是监管不足。毫无疑问，哈耶克在金融危机后的世界里会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于21世纪资本主义的未来，他一定会有很多话要说。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1899年出生在维也纳。他的父亲是一名受雇于市卫生部的医生，母亲来自一个拥有土地的富裕家庭。

哈耶克（他母亲称他为弗里茨）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学者。他父亲真正的爱好是植物学，并且曾在维也纳大学做过兼职讲师，但他最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这对年轻的哈耶克产生了影响。他帮助父亲收集植物标本，并逐渐相信成为教授是最高荣誉。

尽管如此，与本书中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不同，哈耶克并不是一流的学生。事实上，他不但对学校的学习生活没有什么兴趣，反而相当叛逆。14岁时，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都不及格，只得留级。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认为他很聪明。

哈耶克15岁时，他的注意力被政治动荡吸引，当时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一战和奥匈帝国的解体。那时他的关注点就转向了政治哲学，包括伦理学、道德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1917年3月，战争仍在继续，哈耶克参军了。当时离他的18岁生日还有两个月，经过7个月的训练，他被派往意大利前线当军官。哈耶克差点在战争中丧生。他的一块头骨被弹片削去。他在没有摘下头戴式耳机的情况下从一个观测气球上跳了下来，差点丧命，而且在一场空中格斗中差点被击中。他本来决定加入外交部门，但最终加入了空军，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

然而，战争的结束比哈耶克预想的要早。1918年年底，他从意大利回国，就读于维也纳大学。他学习法律，却对心理学很感兴趣。最终，他选择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对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兴趣不分伯仲，但最终不得不在这两门学科之间做出选择。经济学至少有一个法律承认的正式学位，而心理学什么都没有，就业出路很暗淡，所以我决定学习经济学。”

哈耶克相信，经济学作为法学院的一部分，可以为他提供最好的职业前景和财富预期。

战后，生活在新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维也纳十分艰难。奥匈帝国的100多万年轻人都在战争中丧生。粮食和燃料长期短缺，恶性通货膨胀（或价格的急剧上涨）使经济陷入了困境。

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社会主义兴起的条件已经成熟。人们突然开始接受并尊重马克思主义、福利国家和计划经济。然而，哈耶克从不信奉马克思主义。虽然当时的改革和革命情绪高涨，但他不认为社会主义是出路所在。

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牢固地建立在奥地利学派主张的自由市场传统之上，而卡尔·门格尔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构建者，这种思想流派强调个人及其自由行为的重要性。门格尔描述了自发秩序的概念，在这种秩序中，仅仅依靠法治创造人们赖以发展的社会结构，就可以形成一个和平的社会。因此，政府的作用不是指导经济，而是制定和执行财产法和贸易相关法律，使个人能够以互利的方式相互交易。自由是法律至上的反映，而不是法律的缺失。自发秩序是哈耶克后期思想的核心。

1921年，哈耶克开始跟随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在奥地利会计办公室（该办公室旨在解决国际债务索赔问题）工作。米塞斯是著名的货币理论家，也是维也纳大学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年后，哈耶克搬到纽约，以加强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积累。他在纽约大学担任研究助理时，他的奥地利同事约瑟夫·熊彼特为他写了介绍信，介绍他认识了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正是在那里，哈耶克开始研究商业周期理论。他还起笔了一篇博士论文，但没有完成。战后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让他家破了产，他也只能过起贫困的生活。仅仅过了一年，他就回到了奥地利。

1924年，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再次在会计办公室任职。但不久之后，他与赫拉·弗里奇（Hella Fritsch）结婚并开始寻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哈耶克和米塞斯是好朋友，而米塞斯曾经在维也纳协助建立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1927年，哈耶克成为所长。起初，他只有两名文书助理，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又给予了更加慷慨的资助。哈耶克在这段时期成果显著。通过前往美国进行短暂访问，他认识到了如何将新的经济和统计技术引入经济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哈耶克写了许多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开始阐述商业周期理论。他反对1913年成立的美国中央银行体系——美联储。哈耶克否定了美联储在经济起落中所发挥的作用。

不仅仅是货币政策。哈耶克还对使用财政政策调节商业周期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过度储蓄假说（或节俭悖论），而哈耶克的著作就是对这种假说的早期抨击。其中一篇发表于1929年的文章，《储蓄的悖论》（Paradox of Saving）引起了年轻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注意。罗宾斯那时刚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与哈耶克同龄。

罗宾斯想以更加全面的形式把英国经济学带入20世纪，所以他想找一位有资质并且贯通古今的理论家。他试图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为英国在经济学国际化进程的领先机构，并与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展开了一场辩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宾斯反对凯恩斯关于增加公共事业支出以对抗大萧条的观点。罗宾斯曾和凯恩斯多次发生冲突，并把哈耶克视为盟友。因此，哈耶克于1931年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了4场系列讲座，之后他受邀加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哈耶克VS凯恩斯

说实话，观看经济学方面的视频有时会让人感到无聊。然而，2010年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推出的《好怕经济忽好忽坏》（Fear the Boom and Bust）的确值得一看。在YouTube上，哈耶克和凯恩斯的两位代表就商业周期的原因展开了一场说唱之战。到目前为止，该视频的浏览量已经超过600万次。在续集中，这两个人表明了他们对经济大萧条的看法。如果大家感兴趣，也不妨一看。他们的辩论虽然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使人们重新提起对这场辩论的兴趣。人们突然对凯恩斯和哈耶克关于繁荣和萧条的看法产生了新的兴趣。

哈耶克被许多人视为罗宾斯对抗凯恩斯主义的堡垒，当时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和政策上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较量，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的较量。尽管哈耶克和凯恩斯在大多数事情上存在分歧，甚至是相互对立，但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事实上，哈耶克和凯恩斯在二战期间走得越来越近。1938年，哈耶克成为英国公民，但由于出生在奥地利，他无法参加战争。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迁到了剑桥，以躲避德国空军对伦敦的轰炸时，正是凯恩斯在他的国王学院为哈耶克安排了房间做研究。据称，这两位竞争对手甚至在学院教堂的屋顶上共度了一晚，一起铲除德国的轰炸机投下的燃烧弹。 1944年，凯恩斯提名哈耶克为著名的英国科学院院士，而不是他的弟子琼·罗宾逊。 1946年凯恩斯去世后，哈耶克写信给他的遗孀说，凯恩斯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伟大的人，我对他无比钦佩”。相比之下，哈耶克从未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表达过这样的赞赏，尽管他们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主张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哈耶克很早的时候就很钦佩凯恩斯，尤其是因为凯恩斯曾直言不讳地对《凡尔赛和约》发表了看法，他批评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的条款，认为这样只会导致违约。凯恩斯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甚至受到了哈耶克的称赞，而凯恩斯也慷慨回应。在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世界各地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声誉，而哈耶克还很年轻，母语不是英语，而且远未成名。然而，凯恩斯对哈耶克的来信做出了优雅的回应——如此优雅，以至哈耶克可能高估了凯恩斯对他的专业看法。

也许是在罗宾斯的要求下，考虑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关系，哈耶克后来经常批评凯恩斯。尽管凯恩斯对新兴的德国和奥地利学派持肯定态度，哈耶克却在评论凯恩斯1931年出版的《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时极尽批判。不过凯恩斯也以同样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他对哈耶克同年出版的《物价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毫不客气，将其描述为：“这是我读过的最混乱的东西之一，简直是一团糟……这本书简直是一个特例，说明了一个毫无情感的逻辑学家如何从一个错误开始，最终陷入一片混乱”。在凯恩斯的一生以及去世后，哈耶克都会在访谈中质疑凯恩斯对最基本经济概念的理解。在他看来，凯恩斯著作中的前后矛盾之处，以及其在经济问题上改变立场的倾向，往往令他感到恼火。

哈耶克会说，他和凯恩斯在经济学的大多数方面都存在分歧。凯恩斯是一位注重实用主义的英国经济学家，他关注的是这一学科的实践性，所以很少有时间研究更为系统化的欧洲思维模式，而哈耶克恰恰相反。因此，在技术问题上，他们很难就术语的含义达成一致，更不用说相互理解了。他们最为人所知的争论集中在经济或商业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上。凯恩斯认为，衰退是总需求疲弱的结果。当时，经济受到被称为“动物本能”的乐观和悲观情绪的影响。然而，政府的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这些因素对国民产出和就业的影响。

哈耶克的商业周期模型要微妙得多，也更难理解。这可能是当时以及后来该理论没有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哈耶克的模型如下：首先，在制造商品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生产阶段。每一种最终产品都反映了初级和中级产品的加工过程。在生产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企业安装机器等生产资料。不同的工厂所需的生产资料各不相同，而且不能轻易地跨部门或跨生产阶段性地进行转移。因此，一旦安装完毕，存量资本就只能用于生产某些商品。

因此，如果资本流向需求暂时得到提振却无法持续的领域，那么资本在经济中就有可能被低效率地配置。由于资本投资是不可逆转，也是不可转让的，所以资本在利用不足的情况下基本上会被困住或舍弃。这笔用于投资的存款本可以在其他经济领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结果却被浪费了。哈耶克认为，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资本配置不当。特别是，如果利率水平过低，就会很容易产生不良投资。

哈耶克认为这就是大萧条的原因。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一直将利率维持在过低水平。因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资本投资都是不适宜的、不可持续的。随着资本积累遭到舍弃，经济衰退接踵而至。

与凯恩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耶克认为政府应该克制干预的冲动。他认为衰退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只不过是源于以往资本过度积累的清算时期。这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所称的衰退“宿醉理论”类似。刺激经济的政策可能会起到短期的作用，但由于这会使资本存量维持在低效水平，所以最终会对复苏造成阻碍。这相当于经济上的“解醉酒”。在一整夜过量饮酒之后，一杯伏特加可能会让你清醒一个小时左右，但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宿醉。

作为一种商业周期理论，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被人们所接受。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横扫大西洋两岸。甚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本质上也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后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指出，大萧条与银行体系崩溃时的收紧货币供应有关，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相比之下，哈耶克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低利率导致了大萧条的观点几乎没有人认可。

凯恩斯是一个十足的表演家，不但机智而且善于表达。相比之下，哈耶克缺乏领袖魅力和沟通能力。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奥地利口音，有人说他是一个差劲的老师。据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要求他改用德语授课，因为这样还能多听懂一些东西。他的文字也不总是那么容易理解。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哈耶克的忠实崇拜者，但就连他也说哈耶克1941年的《资本的纯理论》（Pure Theory of Capital）晦涩难懂。

凯恩斯比哈耶克更主张对经济进行干涉。他赞同哈耶克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罪恶的观点，但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总是有效地自我调节。凯恩斯并不提倡政府干预商业活动，但他认为政府应该为此类活动提供条件。不过当凯恩斯告诉政客们，他们可以让情况变得更好时，哈耶克却告诉他们，他们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政客们更容易被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所吸引，这并不完全令人意外。

哈耶克的成名之路

20世纪30年代末，哈耶克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已逐渐被人遗忘，他的观点也不再是学术讨论的话题。哈耶克本人也不再研究技术经济理论，而是转向了更广泛的社会调查问题。他没有忘记自己属于奥地利学派，这个学派坚决反对社会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同时代的米塞斯曾提出质疑，如果没有分配和激励经济活动的价格机制，还有哪种经济制度可以存在？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很多这类人），许多都没有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才能妥善地组织经济。没有价格，面包师就不可能知道他的面包卖多少钱。

哈耶克1935年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规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标志着他从经济理论转向了政治哲学。他认为，当规则或法律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志运用知识和能力，而不是遵从中央权威的计划时，社会就会更有效率。有人想通过中央集权管理一个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社会，哈耶克否定了这样的想法。他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帮助个人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才能、想法和知识。哈耶克的基本观点是，知识的碎片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大脑中。鉴于技术和生产过程的复杂性，这当中需要的知识不是任何个人或委员会可以掌握的。然而，在对私有财产、合同、法律、社会规范和商品交换能力予以认可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带有利润激励机制的定价体系建立起一个市场。

随着二战的结束，哈耶克日渐沉寂。然而，随着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这种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这本书将使哈耶克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战前的大萧条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并且人们已经对战时的中央计划经济习以为常。哈耶克想警告英国公众，政府持续通过中央计划控制经济决策的做法会带来危险。他认为，抛弃个人主义不仅会导致自由的丧失和社会压迫，而且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极权主义和个人奴役。集中计划缺乏民主性，因为只有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且法治和个人自由都被牺牲了。

《通往奴役之路》一经出版便受到好评。那时二战还没有完全结束，但轴心国的战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英国各地，人们已经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本书让哈耶克声名鹊起，并使他的知名度超越了经济或学术界的范畴。凯恩斯称其为一本“巨著”，这本书的销量远远超过了哈耶克的保守预期。此前，他曾向出版商劳特利奇描述说这是一部半通俗的作品。最初的2 000册在几天内就卖光了。劳特利奇又加印了2 000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本书一直供不应求。战时的纸张配给十分紧张，这给书籍的印刷造成了困难，哈耶克经常把《通往奴役之路》称为“难得的书”。

这本书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更是远远超出了预期。该书主要是为英国读者编写的，而且带有学术倾向，这原本意味着它很难在美国获得畅销佳绩。此外，这本书与当时美国战后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并且已经遭到一些美国出版商的拒绝。然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这本书。该书的美国版于1944年9月出版，比英国版晚了6个月，首次印刷量为2 000册。

《通往奴役之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纽约时报》上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很快出版商就意识到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于是又发行了5 000册，并于几天后再次发行5 000多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也紧随《纽约时报》，将该书描述为“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且刊登了长达20页的书籍摘要，此时这本书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没有电视的日子里，《读者文摘》多达600万人的读者群足以引发一时的轰动，这让哈耶克在美国家喻户晓，此时人们开始关注战后的生活。

在英国，这本书并没有像哈耶克所希望的那样产生政治影响力。二战结束后，英国建立了福利国家。1945年，在反对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工党的竞选活动中，英国保守党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大量引用哈耶克的著作，并将其作为反社会主义的依据。然而，随着工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并没有在英国公众中引起多少共鸣。公允地说，哈耶克并不是新干涉主义政府的支持者。

哈耶克倾向于由私人掌控大多数活动，但他也认为政府有必要在市场中发挥有限的作用，以完成市场无法完成的任务，包括禁止有毒物质流入市场并预防犯罪事件的发生，同时还要提供基本的安全网络。他写道：

毫无疑问的是，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可向每个人提供保证……在那些避免这种灾害的愿望和克服这种灾害的后果所付出的努力，通常不会因政府提供了援助而被削弱的领域，如疾病和事故——简单地说，这里所探讨的，是真正可保险的那些灾害——在这些领域里，要求政府协助组织一种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哈耶克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其个人名誉和声望的顶峰。他的想法是建立一个使德国学者在二战后重返主流古典主义思想的学会。1947年4月1—10日，首届朝圣山学会会议在瑞士召开。哈耶克邀请了支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总共来自10个国家的39个人。哈耶克是第一任会长，并且直到1961年才卸任。时至今日，该学会仍延续着同样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已有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成为学会成员。

哈耶克一直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在《通往奴役之路》获得成功后，他便全身心投入了自己的下一个项目——《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中。该书于1952年出版，书中对社会知识进行了分类。哈耶克认为每个人的认知都极其微妙，这就使每个人能够获得的知识受到了限制。

这时，哈耶克正在逐渐远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准确地说，他不再从事教学工作了。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这使哈耶克无法再与之交流，而这也是他失去动力的原因之一。他与妻子赫拉的离婚丑闻也让他在伦敦众叛亲离，包括他曾经最大的支持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他对哈耶克对待前妻的方式感到震惊。哈耶克一直认为他娶错了人。他承认，在发现青梅竹马的心上人、远房表亲海伦妮·比特利希（Helene Bitterlich）嫁给了另一个人后，他一直处于失望、沮丧之中。1949年，他离开了赫拉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并提出离婚。面对赫拉的反对，他于1950年在美国阿肯色州的一家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当时哈耶克是阿肯色州的一名客座讲师，那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这时候海伦妮刚刚丧偶，几周后哈耶克就和她在维也纳结婚了。后来，哈耶克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辞职。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美国芝加哥，开始了新的生活。

芝加哥经济学派是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意志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思想学派。它和大学里实际的经济学系不太一样。尽管芝加哥学派很认同哈耶克，认为他与他们的观点比较一致，但经济学系本身并不觊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被公认为一部重要的著作，但基本上仍被视为通俗读物而非学术著作。在经济学界看来，哈耶克现在已经脱离了经济学研究的轨道，也不再处于大学研究工作的前沿。

此外，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大不相同，人们对哈耶克的主要研究方向——商业周期理论——也不是很感兴趣了。坦白地说，哈耶克和经济学界之间可能相互都缺乏热情，因为哈耶克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曾以社会和道德科学教授的身份加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这所多学科学院中有很多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其中包括作家艾略特（T. S. Eliot）和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这让哈耶克得以研究主流经济理论之外的兴趣。

他接下来的一部主要著作是《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哈耶克开始展示自由如何推动财富和经济增长，而不是反过来。政府受到的限制越多，个人自发性和创造性就越有可能出现，这对知识和文明的进步至关重要。哈耶克还重申了以前提出的关于知识分类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的头脑不可能理解和有效地利用指导社会所需的一切知识。这暗示了政府能够在经济和社会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在这本书中，哈耶克还阐述了他对各国间不平等现象的看法。他并不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不平等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进步，而这将使其他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发达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达到的水平。基于同样的理由，哈耶克对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也不以为意，他认为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没有不平等，就没有共同进步。哈耶克说，这不是伦理上的考量，而是历史所见证的：“最近欧洲的经验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这里的富裕社会通过平等主义政策迅速地变成了静止的，甚至是停滞的社会，而贫穷但高度竞争的国家却变得非常进步、有活力，这是战后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哈耶克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成功人士的行为方式会被他人采纳和模仿。社会的进化是由相对少数人的新思想所推动的。更好的想法带来更好的发展；因此，市场是一种进化机制，而经济人才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可以在平等和生产力之间做出选择。然而，他并不认同有些人根深蒂固的地位，以及他们被赋予的权力、财富和特权。

哈耶克花了4年时间才完成《自由秩序原理》的编写。1959年，他完成了手稿以纪念自己的60岁生日。该书于1960年2月出版，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哈耶克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他的代表作，并相应寄予很高的期望。他将《通往奴役之路》描述为一本受众不太广的书，而他希望《自由秩序原理》成为20世纪的《国富论》。

让哈耶克感到遗憾的是，这本书与《通往奴役之路》的热门程度相去甚远。这一次，《时代周刊》或《生活》没有刊登该书书评，《读者文摘》也自认不太适合刊登这本书的浓缩版。《通往奴役之路》当时成功地捕捉了人们在二战后放眼未来的心绪，或许《自由秩序原理》没有做到这一点。196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他也感觉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62年，哈耶克出于经济原因离开了美国。他与赫拉的离婚事件以及频繁的欧洲旅行给他造成了一些经济压力。他决定在联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重新进入德语世界。哈耶克在那里一直待到1969年，在回到奥地利和萨尔茨堡大学之前，他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1977年，他带着海伦妮回到弗莱堡，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在此期间，哈耶克主要致力于撰写《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一书，《自由秩序原理》的续篇。可以这么说，《法律、立法和自由》比他早期的著作要抽象得多。这次哈耶克没有刻意把这本书写得很通俗，他假定读者都熟悉他以前的作品。

该书共分三卷出版：《规则与秩序》（Rules and Order，1973）、《社会正义的幻象》（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1976）和《自由人民的政治秩序》（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1979）。他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写作的原因之一是，1969—1974年，疾病和抑郁症使他的创作进度中断了。然而，有两件事情又让他恢复了活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9年。有传言称，委员会非常希望将该奖项授予瑞典福利国家的先驱之一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但该奖项在设立之初就规定，瑞典人在前五年不能受领该奖。第六年是1974年，默达尔在那一年如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与他同时获得这个奖项的还有哈耶克。据报道，两位经济学家都很惊讶，哈耶克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而默达尔没有想到他会与人分享这个奖项。

哈耶克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竞争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从事技术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了。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完全忘记了哈耶克这个人，而且他离开芝加哥已有十多年了。最高荣誉的经济学奖使他恢复了活力，并帮助他重拾健康和动力。

20世纪70年代，主要经济体在1973年油价飙升后遭遇了滞胀（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结合）。哈耶克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将导致与大萧条同等规模的经济危机，这与他40年前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相一致。他认为，即使是以牺牲短期产出和就业为代价，通货膨胀也必须得到遏制。

1976年，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几年后，哈耶克出版了《货币的非国有化》（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一书，他在书中大胆提出了货币应该由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发行的观点。哈耶克认为，货币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将有利于流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有助于加强自我监管。他的观点受到了众人的嘲讽。弗里德曼曾指出，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使用各方都接受的交换媒介进行双边贸易。最近加密货币的兴起就是非政府货币的一个例子，比如比特币就是一种可以用来在互联网上购物的数字货币。

然而，哈耶克的著作给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将自由市场经济引入英美经济的政治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1955年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成立以来，哈耶克一直与这家位于伦敦的智库机构保持着联系。在读完《通往奴役之路》之后，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创始人、企业家安东尼·费雪（Antony Fisher）与他取得了联系。该机构致力于促进自由市场和限制政府干预经济，而且与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关系密切。1979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她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经常在内阁和其他会议上引用他的理论。有一次，她打断了一个人的讲话，当时那个人正在敦促保守党在各种政策问题上走中间道路。她拿出一本《自由秩序原理》放在桌子上，大声疾呼：“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撒切尔夫人让哈耶克再次成为重要人物。在她担任首相10周年之际，她曾写信给哈耶克，感谢他在意识形态和政策领域做出的贡献。

《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是哈耶克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出版于1988年。在很多方面，这本书都是对他一生研究工作的最高总结，也是《法律、立法和自由》的终曲。该书提出的见解是，价格体系是一种工具，它使数百万人能够根据他们不能具体、直接认知的事件和条件调整行动：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出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我逐渐发现经济学的基本功能就是解释人类如何根据没有信息的数据调整行动的过程。因此，整个经济秩序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有人通过使用价格作为指导或信号引导我们去服从需求，并为他人带来权力和能力，而我们则对这些人一无所知……从根本上说，价格是一个信号，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协调着成千上万个人的行动……这成为我研究工作背后的主导思想。

从本质上讲，哈耶克的思想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该理论尤其关注价格在决定经济中商品和服务价值方面的作用。有了价格认知，人们就可以选择生产哪种商品或在哪个行业工作。尽管没有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但整个经济体可以有效地运行。虽然哈耶克花了7年的时间才写成这本书，却没有收获好评。这标志着他专业研究工作的结束。

1992年，哈耶克去世，享年92岁。

哈耶克和全球金融危机

在哈耶克弥留之际，他似乎看到了资本主义显现出的优势。然而，仅仅20年后，资本主义制度又要面临另一个巨大的挑战。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过度幻想破灭了。

哈耶克会如何看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哈耶克曾表示，美联储在20世纪20年代将利率维持得过低，这导致不良投资在1929年的大崩盘中达到顶峰，从而促成了大萧条的急剧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他很有可能对于美联储的政策提出类似的观点。

哈耶克可能会追溯到美联储大幅降息之时。当时，美国经济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萎靡不振。2000—2004年，美国将利率从6.5%下调至仅1%。当时通胀水平较低，经济增长疲弱，因此美联储采取行动，试图通过降息提振投资和消费，以缓解经济放缓的势头。但这造成了房地产市场借贷过多，从而进一步加大了风险，并在短短几年后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方面的更大问题。哈耶克不会相信央行能够成功地干预经济周期。

哈耶克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会提出什么建议呢？在他看来，经济衰退可能会令人不悦，但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从原则上讲，他不会反对清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或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政府支持的贷款机构。从理论上讲，他多年来的观点就是，那些无力偿债或借贷严重的机构就应该被准许破产。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对这些机构进行援助，以防止那些原本健康的企业遭遇倒闭企业引发的系统性破产。

我们可以更加肯定的是，哈耶克会强烈反对各国央行向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注入大量现金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他在20世纪70年代曾表示，政府不应该实施干预，即使是以短期内失业率上升为代价，也要让经济自行恢复正常。他会认为，量化宽松只不过是对破产机构的纾困，其主要作用就是平衡这些企业的负债，并向危机前那些不负责任的银行提供流动资金。低息货币的流动只不过是延长不良投资的清算和重组时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r）将量化宽松描述为“货币产业政策”，因为它代表着政府为支持某些行业而随意干预经济。

当然，哈耶克的基本论调是，所有这些做法本来就没有必要。如果没有信贷繁荣和大规模信贷扩张，经济衰退之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调查金融市场造成的破坏时，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监管力度不够。但哈耶克理论的支持者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会说，这不是金融市场太过自由的问题，而是没有足够的自由。在危机之前，大量的监管措施就已经付诸实施。实际上，政府的监管让投资者产生了一种错误的预期，以为自己没有了风险和违约之虞。哈耶克认为，如果金融市场不受监管，它们自然会形成确保信用和声誉的机构。

自1992年哈耶克去世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在经济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年度哈耶克演讲中得到传播。例如，2012年约翰·泰勒发表了题为“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读哈耶克的著作”的演讲。泰勒在演讲中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动荡事件，以及哈耶克会对美国经济中的后危机问题提出怎样的想法。

泰勒提出了自由市场原则，他认为美国的繁荣得益于此：“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购买什么、在哪里工作以及如何帮助他人。”这些选择应该“在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内做出，该框架的基础是法治、来自市场体系的强大激励以及政府的有限作用”。

这些原则有时遭到抛弃，并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大萧条之前，美联储大幅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政府提高了税率和关税，并逾越了《全国工业复兴法案》中的市场原则。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工资和价格管控，还有短期的经济刺激计划。最近的金融危机说明哈耶克原则遭到了抛弃。各国政府都在为金融机构纾困，并以激进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

哈耶克认为，不采取干预措施才能使经济恢复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而非政府政策推动的。一旦市场经济的基础建立妥当，包括对金融体系的适当监管，经济繁荣就会重现。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让人们重拾信心。

哈耶克可能会同意他的支持者温斯顿·丘吉尔曾提出的一种想法——用“资本主义”代替“民主”：“没有人假装民主是完美的，或者没有任何缺陷。确实有人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那些不时被尝试过的其他形式。”

哈耶克的影响

1979年，哈耶克曾说：“我已经确信，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不去认真地探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从纯粹的科学问题转向价值问题时，都心存胆怯，不敢弄脏自己的双手。”

哈耶克并不胆怯，他大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这位狂热的资本主义捍卫者肯定会支持自由市场制度，并认为自由市场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正是以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信念的一位哈耶克崇拜者：“亚当·斯密是自由企业经济学的最伟大倡导者，直到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出现……”撒切尔还说：“所有支持自由的普遍主张，要么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要么是我从夜读（保守党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哈耶克的著作中获得的……”

然而，哈耶克担心的是经济学家被捧得过高。他在1974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说过：

我必须承认，如果有人向我征求意见，问是否应该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肯定会表示反对……诺贝尔奖赋予了个人一种经济学上的权威，但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威……经济学家的影响主要是对普通人的影响：政治家、记者、公务员和公众。一个对经济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对社会上的所有问题都面面俱到，而媒体却往往将他捧上神坛，让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了。这样的人甚至觉得，自己对某些问题发表意见是一种公共责任，而这个问题他可能从来没有专门做过研究。

哈耶克无疑是有影响力的，不管他是否愿意这样，他的影响力在今天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谈到哈耶克时曾说：“如今从经济学课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我想让学生们相信，‘看不见的手’比‘看得见的手’更强大。无须指示、控制和计划，事情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这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这就是哈耶克的遗产。”

1. Milton Friedman, 1999, ‘Transcript for: Friedrich Hayek’,Think Tank withBenWattenberg, pbs.org;www.pbs.org/thinktank/transcript726.html

2. Bruce Caldwell, 2004, Hayek’s Challeng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 A. Haye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2.

3. Friedrich A. Hayek, 1994,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ed.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40.

4. Caldwell, Hayek’s Challenge, p. 150.

5. Bruce Caldwell, 1998, ‘Why Didn’t Hayek Review Keynes’s General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0(4), pp. 545–69, atp. 556.

6. Nicholas Wapshott, 2011, 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W. W. Norton, p. xi.

7. Sylvia Nasar, 2011, 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the People Who Made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 402.

8. Ibid.

9. John Maynard Keynes, 1931, ‘The Pure Theory of Money: A Reply to Dr Hayek’, Economica, 34, pp. 387–97, at p. 394.

10. Paul Krugman, 1998, ‘The Hangover Theory’, Slate, 4 December; www.slate.com/articles/business/the_dismal_science/1998/12/the_hangover_theory.html

11. Alan Ebenstein, 2001,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New York: St. Mar tin’s Press, p. 81.

12. Athol Fitzgibbons, 1988, Keynes’s Vision: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78.

13.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 128.

14. Friedrich A. Hayek, 2001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 pp. 124–5.

15. Caldwell, Hayek’s Challenge, p. 133.

16. Friedrich A. Hayek, 2006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44.

17.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p. 196, 238.

18. Ibid., p. 261.

19. John Ranelagh, 1991, Thatcher’s Peopl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Politics, the Power and the Personalities , London: Harper Collins, p. ix.

20. Friedrich A. Hayek, 1986, ‘The Moral Imperative of the Market’, in The Unfinished Agenda: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Honour of Arthur Seldon,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1. John B. Taylor, 2009, ‘The Need to Return to a Monetary Frame work’, Business Economics, 44(2), pp. 63–72.

22. John B. Taylor, 2012, ‘Why We Still Need to Read Hayek’,The Hayek Lecture,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New York City, 31 May; 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hayeklecture.pdf

23. Winston Churchill, 1974, ‘Speech, House of Commons,November 11, 1947’, in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1897–1963, ed. Rob ert Rhodes James, London: R. R. Bowker, vol.VII, p. 7566.

24. Friedrich A. Hayek, 1979, A Conversation with Friedrich A. von Hayek: Science and Socialis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 6.

25. Margaret Thatcher, 1993,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Harper Press, p. 618.

26. John Campbell, 2008, Margaret Thatcher, vol. II: The Iron Lady, Lon don: Vintage, p. 628.

27. Nobelprize.org, 1974,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 Banquet Speech’, Nobel Media AB 2014;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 sciences/laureates/1974/hayek speech.html

28.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1998,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p. 150.

第九章

琼·罗宾逊：
为什么工资这么低

这是美国经济政策中最紧迫的一个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杰森·弗曼曾对我说，总统最常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工资涨没涨？这对未来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世界最强国的领导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而且对英国和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来说都是个大问题。考虑到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美国普通工人的工资已经停滞了40年之久。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实际收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趋势。在德国和日本，工资中值，也就是处于收入分配中层的群体的工资已经停滞了大约20年。

随着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复苏，失业率已大幅下降到了不足5%，并且长期保持在这一水平。这样看来，就业情况似乎已从衰退中复苏。较为健康的劳动力市场通常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和较好的工资待遇。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些年的工资却一直没有怎么涨。

这不是那些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模型所能预测的。在这些理论中，工人的工资是按其产出的价值支付的，所以只要经济在增长并且市场对他们生产的产品有更多的需求，他们的工资就应该不会低。然而，正如第七章中约瑟夫·熊彼特所说，完全竞争是一个不现实的经济学概念，这个概念有助于解决数学方程，但不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

琼·罗宾逊是本书所介绍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中的唯一一位女性，她在上述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她否定完全竞争的说法，并力图解释“不完全性”如何导致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工资和就业差异。由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琼·罗宾逊被视为“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她取得伟大成就的那个时期，女性经济学家实在是寥寥无几。即使是现在，女性在经济学专业中的比例也明显偏低。在全球5万多名学院派经济学家中，女性的占比不到1/5。

罗宾逊的第一本书《不完全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于1933年出版，并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她仅仅学习了3年经济学理论就写出了这本著作。该书改变了我们思考价格和工资的决定因素时的方式。她分析了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在这种条件下，市场中存在垄断力量，不能形成完全竞争。换句话说，市场上并非只有弱小的、无法影响行业、商品价格或工人工资的公司。她认为，在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地方，工人的工资就会低于其劳动力的市场价值。这本书在大西洋两岸被广泛阅读，很快成为不完全竞争这个新研究领域的标准范本。1933—1965年，这本书被再版了13次。

罗宾逊的研究遵循了凯恩斯主义思想，因此该理论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概念提出了质疑。换句话说，她站在凯恩斯一边，反对他们的剑桥前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主张。1936年，在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后，罗宾逊出版了《就业理论文集》（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对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进行了专门的提炼和扩展。同年，她又出版了另一本书——《就业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这是第一本将凯恩斯主义概念融入经济学的教科书。

尽管罗宾逊一直是凯恩斯的追随者，但她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无法解释长期的经济结果。不过她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比其他的理论都要卓越。因此，她的最后一部主要著作试图解释经济是如何发展的。她在1956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中提出了一种关于经济体中的资本积累（包含企业和政府投资）如何随时间变化的理论，以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

罗宾逊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屡获殊荣，但也备受争议。她从1932年开始发表论文，一直到1983年罗宾逊去世后的两年还有她的论文发表出来。尽管她是当时最有影响力、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她却从未获得过最高荣誉的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说：“我很惊讶她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萨缪尔森还补充说：“她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20世纪70年代中期，罗宾逊曾被瑞典学院考虑纳入候选名单，但屡次遭到淘汰。

罗宾逊走出凯恩斯的核心圈子成为局外人的原因可能有很多。除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琼·罗宾逊甚至拒绝接受自己早期基于凯恩斯主义完成的著作。她在以长远的眼光寻找新的答案。她还拒绝接受欧文·费雪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学中重点应用数学的观点。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学过数学，所以我不得不去思考。”当被邀请加入计量经济学会理事会时，她拒绝了，理由是她无法阅读该学会内部期刊《计量经济学》上发表的有关量化和原理的技术性很强的文章。

她在突破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写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这使她遭到了部分经济学家的排斥。而她对中国和朝鲜的支持也让她不太受人欢迎。罗宾逊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她甚至穿着越南农民的服装去讲课。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她在男性主导的时代和职业中所面临的挑战。

然而，琼·罗宾逊是将不完全竞争引入经济学的先驱，这一概念使经济学领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正如罗宾逊曾经说过的：“经济学的问题就要用经济学的方法解决。”她向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相关的技术和工具，以帮助他们分析低工资带来的问题。

琼·罗宾逊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琼·罗宾逊原名莫里斯，1903年出生于英国萨里郡的一个精英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准男爵，并在一战期间担任英国陆军少将。她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曾在剑桥大学任教，那里正是罗宾逊学习和工作的地方。

她曾在格顿学院攻读经济学，1925年毕业时成绩平平，获得二等学位。第二年，她嫁给了奥斯汀·罗宾逊（Austin Robinson）。罗宾逊的丈夫后来成为剑桥大学一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但他的风头还是被罗宾逊盖过了。他们搬到印度住了两年，因为奥斯汀要去印度的瓜廖尔做年轻王公的经济学导师。

跟随丈夫回到剑桥大学后，琼·罗宾逊开始参加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以先进价值理论（当时经济学中的标准术语，现指有关价格决定因素的理论）为主题的课程学习。1926年，斯拉法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彻底抛弃了竞争市场的假设，转而关注垄断部门。在此之前，垄断理论仅用于分析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公司，如公用事业公司或铁路公司。在他的文章发表后，人们对分析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兴趣日益浓厚。他的理论激励了剑桥大学和包括罗宾逊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这些人将不完全竞争确立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分支。

那个时代的女性经济学家并不容易。1881年，虽然剑桥大学的两所女子学院（格顿学院和纽纳姆学院）的学生可以和男生一样获准参加荣誉考试，并且可以得到论文评估，但她们不能获得学位。剑桥是英国唯一一所不允许女性担任讲师和行政职务之外的大学。直到1925年，也就是罗宾逊毕业的那年，女性才可以担任大学职务，但她们仍然不能进入男子学院任职，而男子学院才是剑桥大学教学和研究的核心。

除了女性在剑桥大学所面临的障碍，罗宾逊还没有获得一级学位。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严肃的经济学家，她不得不发表一些研究论文，以代替一篇成功的奖学金论文。作为一个中上阶层的女性，她有女佣为其操持家务，因此她的研究时间很充裕。1931年3月至1932年10月，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就完成了后来成为开拓性著作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考虑到那些拥有垄断权力的公司，罗宾逊对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有关价格决定因素的理论进行了重塑。在此过程中，她还调和了经济学的两个派别。一派是那些使用图表建立精确理论关系（例如价格和数量）的人。另一派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认为数据胜过理论。罗宾逊的图表是基于对市场实际运作方式的实证观察得出的，而市场的运作并不完美，结果导致工人的工资低于其产出价值。

罗宾逊成为剑桥经济学核心人物的另一个因素是她与剑桥经济学家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的关系。1930年，他们交流了思想。1931年，他们有了婚外情，而发现他们出轨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凯恩斯：“1932年年初，凯恩斯的出现吓到了在卡恩书房的地板上的他们，‘尽管我认为’，他告诉（他的妻子）莉迪亚，‘他们只是在探讨《完全垄断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Monoply）’”。

1934年和1937年，罗宾逊相继生下两个女儿，但这似乎并没有改变他们夫妻的关系。1938年，罗宾逊精神崩溃，并开始和丈夫分居。 1952年，她又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不过没有第一次那么严重。

理查德·卡恩本来可能是发展不完全竞争新理论的潜在对手，但他成了一个支持者。卡恩是凯恩斯的门徒。琼·罗宾逊加入了卡恩、她的丈夫、斯拉法和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所在的“圈子”。1935年，罗宾逊成为凯恩斯委托对《通论》进行反馈的5位经济学家之一。这让琼·罗宾逊成为剑桥经济学的中心人物。凯恩斯甚至为她的《就业理论导论》写了引言，这本书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第一本教科书。

1934年，罗宾逊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的兼职见习讲师。到1937年时，她成为一名全职的实习讲师，并在第二年获得了永久讲师的职位。她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1938年，凯恩斯、斯拉法和卡恩都是剑桥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此外还有约翰·希克斯（J. R. Hicks）和亚瑟·庇古。约翰·希克斯后来获得了爵士头衔，并在1972年获得了经济学的最高奖项。他与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们将福利概念引入经济学中，比如评估人们的效用或幸福感如何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亚瑟·庇古更全面地发展了“外部性”的概念，即没有被考虑在内的他人（例如污染者或种树的人）的成本或收益。庇古税是对污染者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使他们将污染活动的社会成本内部化。

尽管琼·罗宾逊声望很高，但她在倡导并引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时却面临着竞争。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在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问世3个月前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但在1933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举办的一次圆桌会议上，他们采纳了罗宾逊，而不是张伯伦的理论来设定新研究领域中的参数。这得益于卡恩通过多次访问美国大学给罗宾逊提供的帮助，使她在书中引用的内容比张伯伦更多。不过，张伯伦依然继续在颇有研究价值的产业组织领域深耕，研究寡头垄断互动等问题，以此分析少数公司如何能够主导一个行业，例如航空业。罗宾逊后来在劳动经济学，而不是公司理论方面发展她的理论方法。有意思的是，论文评审工作由约瑟夫·熊彼特主持，而张伯伦是评审委员之一。熊彼特后来推荐罗宾逊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我知道，在这个反女权主义的国家，如果我提名一位女性为荣誉会员，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琼·罗宾逊夫人在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在国际上大获成功，这使她在最热门的一个前沿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罗宾逊的下一本书补充和扩展了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3月，凯恩斯的著作出版仅一个月后，她发表了一篇题为《长期就业理论》（The Long-Period Theory of Employ ment）的文章。由于凯恩斯的假设着眼于短期情况，所以罗宾逊对他的研究进行了扩展，以对长期条件进行分析。同年6月，她的另一篇文章《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发表，再次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了扩展。凯恩斯认为是需求不足导致了工人失业，而罗宾逊假设，工人下岗后，他们会为了生存从事生产率较低的工作，甚至是在街角卖火柴。虽然严格地讲，他们是有工作的，但这种工作实际上是隐性失业，这意味着官方的失业率并没有说明全部的情况。1937年出版的《就业理论文集》进一步探讨了《通论》中提出的就业问题。

琼·罗宾逊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速度十分惊人。1930年，她还是剑桥大学一位教员的妻子。到30年代末时，她已经成为一位国际上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处于凯恩斯主义革命的核心。然而，直到1965年，也就是她丈夫从教授职位退休的那一年，她才成为剑桥大学的正式教授。

琼·罗宾逊在1956年出版了她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资本积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是对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该书摒弃了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方法，以便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繁荣起来。与罗宾逊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样，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尤其是她没有用方程和复杂的数学模型，而是用图表和数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沿着这样的思路，她在20世纪60年代的工作重心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针对印度，也包括中国和朝鲜。

这并不是她唯一的研究新方向。罗宾逊还研究了经济学的基础，正如她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一书中所言：“（经济学）一直在力争摆脱情绪化的东西，为自己赢得科学地位。”她补充说：“由于缺乏实验方法，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到必须将形而上学的概念简化为可证伪术语的程度，也不能强迫彼此就已证伪的内容达成一致。因此，经济学在前行中步履蹒跚，一只脚踩在未经验证的假设上，另一脚陷入无法验证的口号里。”

不过，罗宾逊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尽我们所能把意识形态和科学结合起来。对于其产生的问题，我们找不到清晰的答案”。

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市场

琼·罗宾逊关于不完全竞争的研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工资没有跟上生产率（即人均产出）的步伐，这是因为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经济学家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这一点！事实上，人们很难举出许多完全竞争市场的例子。这表明，市场在“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完美高效运转的理念已变得多么根深蒂固。直到凯恩斯挑战了新古典主义关于市场迅速自我纠正的观点，才为罗宾逊等人发展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会选择在其销售量与生产成本相符时进行生产。工人的工资就是他们生产的最后一个单位的产值。由于剥削（即所谓的“经济租金”）受到竞争的侵蚀，例如另一家公司能够支付更多的工资，直到工资与其所售最后一个单位的产品价格持平为止，所以雇主将无法肆意压低工资。因此，最后一个或“边际”单位揭示了工人所生产产品的价值，进而确定了工人的工资。

但罗宾逊指出，如果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企业就可以赚取经济租金，因为租金不会完全被竞争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以拥有市场势力。这种势力可能是偶然的结果，例如有些公司第一个进入市场，有些拥有专利，还有一些因为创始人的企业家精神而对市场产生着影响。

她提出了一种买方垄断理论，指企业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市场势力，即我们所熟悉的垄断权力。这些在产品市场中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可以对商品或服务收取高于其成本的费用，从而赚取垄断利润。在买方垄断力的作用下，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产出的价值，并从中获取了更多的利益。

关于是否存在买方垄断的问题一直引发着激烈的争论。经济学家们一向对企业能否控制劳动力市场持怀疑态度。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就是一个例子，其主要雇主就是政府（差不多是唯一的雇主），所以政府能够设定工资和雇佣条件。其他的例子包括许多城镇的本地劳动力市场，这些市场通常由一两个主要产业主导。（罗宾逊把采煤作为她那个时代最极端的例子。）的确，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有点令人意外的观点：显而易见的是，雇主的人数总是大大少于工人。与雇员不同，雇主通常不会担心他们的下一笔收入从哪里来。雇主通常比工人有着更强烈的共同利益。最终的结果是，卡特尔或垄断组织屡见不鲜，后来这些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被工会平衡。

然而，这类公司不如拥有垄断权力的公司那样普遍。因为工人可以改变行业，所以买方垄断不像垄断部门那么常见。我想到了许多垄断行业的例子，比如一些公司垄断了手机市场，一些搜索引擎垄断了互联网。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它们利用了市场势力，其中一些公司已经成为反竞争行为的监管调查对象。

罗宾逊认为，如果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并导致了不完全竞争，那么这些不完全性可能就会造成工资差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是同质的，也不是完全可以互换的。例如，工人有不同的工作意愿或能力，这就是劳动力供给弹性。全职工作和兼职工作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个工人希望或能够为就业市场提供多少劳动力。如果女性有照顾孩子的责任，那么她可能只做兼职工作。这意味着，即使对产出效率相同的工人，雇主也可以提供不同的工资。雇主“利用”这些劳动力供给差异，通过提供低于产出的工资赚取“租金”。（租金也可以在其他情况下获得，比如当垄断者获得了本应属于消费者的东西时。）如果要素（劳动力）和产品（例如铁轨）市场都存在不完全性，那么潜在的“租金”甚至会更高。

工资也会影响就业水平。如果一些群体的“保留工资”（即促使他们决定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否接受一份工作的工资水平）更高，那么就业水平也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以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劳动力参与率中看出来，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通常较低，如果她们的工资仅够支付育儿或其他家庭开支（例如照顾年迈的父母），她们可能不会选择工作。

罗宾逊的理论表明，如果不存在完全竞争（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那么工人的工资就会低于他们的产出应得，而公司就会赚取“租金”。只要市场结构不发生改变，这种对工人的“剥削”就将持续下去，直到竞争导致企业失去能使其支付低于工人产出的工资的市场势力。

罗宾逊的思想为研究工资的决定因素铺平了道路。她的理论表明，低工资问题超出了劳动生产率的范畴，而且与市场结构有关。

薪酬问题

低工资问题并非一直存在。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资在所谓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出现了强劲增势。然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爆发了。世界各地的工资增速都有所放缓。特别是在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资中值（处于收入分配中段的普通人的工资水平）的增长开始停滞。

尽管如此，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放缓之后，二战后时期的工资平均每年仍然增长4%。但随着2009年的大衰退来袭，并引发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产出和工资都出现了大幅下降。

一些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前后都做得很好，中国的表现尤其出色。中国经济自1979年以来持续保持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依然出现了两位数的年度工资涨幅。印度的表现也相对较好。许多新兴经济体都在向工业化转型，因此工资增长的问题没有发达国家那么严重。

相比之下，英国的工资水平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2008年后的6年里，英国实际工资（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工资）下降了10%以上。2013年左右，工资水平开始回升，但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只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过。

2009年以来，英国名义工资的增速已放缓至2%左右。这样的工资增速仅为大衰退发生前20~30年水平的一半左右。当通胀率达到2%时，就相当于实际工资出现了停滞，因为物价的上涨抵消了工资的涨幅。2014年，英国自危机以来首次见证了实际工资的增长，但这只是由于通胀不太严重而已。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两年。到2017年时，通胀水平开始回升，实际工资再次下降。

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已经复苏，失业率也回落到了5%左右的长期水平以下，工资涨幅却一直滞后。这很奇怪，因为工资通常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从长期来看，工资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新技术和新思想推动了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企业有能力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

但国际劳工组织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几个大型发达经济体中，工人的生产率增速超过了他们的平均工资增速。而在法国和英国，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速相当。此外，英国的生产率增长表现也很差（这一点将在第十二章中进行讨论）。因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速都超过了工资增速。为什么公司能够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它们实际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关系断裂了呢？

全球化是原因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全球化的例子比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一更能说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自民主德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距离东欧不远、生产成本低廉的场地，给联邦德国带来了全球化的挑战。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工资差别很大。随着竞争的加剧，联邦德国工人的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停滞。就在那时，德国获得了“欧洲病夫”的称谓。其经济增长率在0~1%之间，经济前景堪忧。但就在大衰退袭来之前，德国曾有过一次显著的转变。

当时德国正处于有利地位，因为很多国家都在购买德国的制成品，特别是亚洲和欧洲各国。中国需要德国的生产资料来建设工厂，以生产该国在21世纪头十年开始转向的高端消费品。因此，当经济衰退来袭时，德国经济正处于强势地位。

全球化带来了转变，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于21世纪初加入欧盟之后。德国工业有可能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工资低得多的新欧盟国家，而德国企业也发出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工会或工人代表就得同意限制工资，并在就业条款上更加灵活。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威胁，工会妥协了。随之发生的一项重要变化是，工资的商定事宜从行业和区域一级下沉到了公司一级。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协议可以反映出特定公司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的需求。

因此，德国以工资为代价提高了产出的竞争力，而工资则开始下降，尤其是在低端行业。工资中值的水平基本上停滞不前，这也是德国工业更具竞争力的部分原因。当然，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工资的增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雇主和工会的灵活做法帮助德国许多核心制造业部门保留住了国内的生产基地，并维持了国内的就业水平，只是工人的收入比较低。这与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邻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一些制造业已经离开了本国。德国是第一个走出衰退的欧洲国家。后来，德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超级经济明星，不仅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向欧洲和美国出口了大量商品。然而，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要求提高工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最低工资标准在2015年1月首次出台。

但全球竞争并不是造成发达国家工资水平较低的唯一原因。日本成功地参与了全球经济竞争，而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日本工人一直拥有终身就业保障。然而，日本现在出现了非固定或临时工人，这一现象导致了低工资问题。

在富裕国家，临时工的比例有所上升。经合组织是一家以发达经济体为中心的智库。该组织发现，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西班牙），临时工的平均工资比固定工人的平均工资低50%，而在更为平等的国家（德国），也低了近20%。

在日本，临时工占劳动力的比例自1999年以来翻了一番。签订临时合同的人大部分是妇女。近40%的劳动力由临时和兼职员工组成，他们的工资往往比固定员工工资的一半还要低很多。作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奇迹的一部分，终身雇佣制最终在10年后走向崩溃。

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企业为了寻求短期利润，不得不降低劳动力成本，而使用非正规工人代替全职工人就是一种解决方案。这些替代人员通常是临时工。他们的就业缺乏保障，挣的工资也不到普通工人的一半，而且与固定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加薪保障。

压低工资的另一个因素是，日本工人很难跳槽。在终身雇佣制创造的劳动力市场中，很少有人在找到固定工作后更换雇主。因此，日本工人没有很强的议价能力，而来自临时工的竞争压低了所有工人的工资。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工资中值在过去20年里一直停滞不前。提高工资水平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一项要务。政府迫切地希望通过提高收入推动消费的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复苏，并避免一些社会后果，例如从事临时工作的男性可能无法安定下来，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

然而，不只是日本人的工作危机感有所加剧，临时工也不是造成低工资问题的唯一原因。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就见证了另一个最突出的因素：自动化。

制造业中的机器人数量正在急剧增加。它们主要集中在汽车生产等行业，但在发达经济体中大有蔓延之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技术水平都有了飞跃式的进步。由于计算机补充并提高了专业人员的技能，因此高端技能工作岗位正在增加。但这些科技创新也使那些中等技能人群丢掉了工作，例如在自动化工厂中就不再需要中等技能的工人。低端工作受到的影响较小，快餐店等服务行业仍然需要人工。因此，高、低两端的工作岗位都在增加，而需要中等技能的工作岗位正在减少。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工资围绕收入中值上下浮动50%的人群）首次缩减至不到美国人口的一半。我们可以从上一次的经济衰退数据中看到原因：2010年以来出现的就业岗位中，有一半以上是低工资岗位。这个已经持续了超过25年的现象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空心化”。

因此，技术带给人们的利益并不均等。尽管技术有助于提高整体的经济增长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和工人能平等地分享收益，而琼·罗宾逊对此并不感到意外。2015年，美国的GDP约为18万亿美元。大约有10万亿美元以工资和福利的形式支付给了工人，但剩余部分基本上都是公司利润。在过去几十年里，以工资形式流向工人的收入比例下降了，而以利润形式流向企业的收入比例上升了。这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各国的工资水平没有像预期那样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因此，即使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可能也不会相应提高。

工会成员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美国过去100年的数据显示，当工会工人的比例下降时，流向最贫穷美国人的收入比例也下降了。目前工会密度不到10%，而收入最低的90%家庭的收入占比也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低点。简而言之，工人较弱的议价能力和技术进步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此外还有全球化和兼职工作岗位的增加，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低工资现象。

当然，富国工人的绝对工资并不低。德国的工资水平甚至比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都要高很多。即便如此，工资的增速仍然是个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收入停滞不前的中产阶级而言。

琼·罗宾逊会如何看待这种低工资问题呢？

罗宾逊的工资决定理论

在罗宾逊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中，企业通过比较产出和成本决定雇用多少劳动力。考虑到产生收入的多少，公司在雇用人员时的标准是，生产的“边际产品”刚好等于雇用下一单位劳动力的“边际成本”。这与产品或要素市场是否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无关。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雇主拥有市场势力，可以通过支付低于工人产出的工资“剥削”工人。由于这种剥削源于雇主和雇员的议价能力不平等，所以减少剥削的一个办法是增强工人的议价能力，例如通过工会或集体进行谈判。另一个途径是以立法的方式使工人与雇主享有更平等的地位。德国通过在董事会赋予工人法定代表权实现了这一点。非工会工人的权利也需要受到保护。

在许多情况下，议价能力很重要。但在罗宾逊的理论中，通过议价提高工资并不是解决剥削问题的唯一方法。这可能会导致失业和继续剥削更高水平工资的情况，因为拥有市场势力的公司对劳动力的水平有着更多的选择。一种解决方案是，通过增加竞争消除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根源，这样可以削弱公司的垄断势力或买方垄断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剥削工人的公司比不剥削的公司更容易丧失劳动力来源。对于工人的竞争越激烈，就越能防止公司将工人的工资降得太低。罗宾逊认为，解决低工资问题的办法是通过监管增加竞争，从而弥补市场本身的缺陷。这将提供一个更持久的解决方案。

但罗宾逊也认为，竞争的加剧也可能会压低工资，因为激烈的竞争会引发价格下降，工人的工资也会按边际产品的价值进行支付，甚至可能比以前遭受剥削的工资还要低。她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干预在改善剥削结果和增加市场竞争方面的作用也很重要。

因此，她可能会赞同经合组织的建议，即改革劳动力市场，使其更具竞争力，从而提高工资水平。通过规范市场，减少进入壁垒，提高竞争力，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率更高的公司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并将吸引工人离开生产率较低的公司。这种工作的重新分配有利于经济发展，并让工人拥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经合组织还对临时工数量的增加感到担忧。这个问题肯定也会让琼·罗宾逊感到担忧。临时或兼职工作的增加可以归入她的“隐性”或“变相”失业理论。美国不仅在统计正式失业的人数，还在测算那些想要并且可以做全职工作但不得不接受兼职工作的人数。如果这个数字加上官方失业率，再加上那些可以工作却不找工作的人，美国的失业状况看上去就不那么乐观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U—6失业率和官方失业率已有所下降，徘徊在9%左右。在大衰退期间，U—6失业率曾高达17%，是经济崩溃前（8%左右）的两倍还多。

隐性失业也是导致低工资问题的一个因素。我们之前在研究发达国家中兼职工作岗位的增加时曾讨论过这一现象，正是罗宾逊的观点改变了我们对失业的看法。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从表面上看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就业不足也是失业的一种形式，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识别另一个压低收入的因素。罗宾逊认为，当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岗位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作岗位时，只要市场竞争激烈，这些工人就应该获得更高的工资。通过采纳罗宾逊对失业的定义，美国对其劳动力市场有了更真实的了解，并以此评估其经济政策。鉴于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兼职工作岗位的增加和低工资带来的挑战，其他一些国家（如欧洲国家）自然而然地也开始采取这样的做法。

罗宾逊认为，只要政策制定者仔细研究低工资的深层原因，政府政策就能在解决低工资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只要企业掌握了市场势力，它们就会持续对工人进行剥削。但与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类似，罗宾逊认为企业的垄断势力将不复存在。任何一家赚取“租金”的公司都会吸引其他公司进入同一行业，而更激烈的竞争意味着垄断不会持久。不过，罗宾逊与她曾经的导师凯恩斯一样，认为解决工人在剥削他们的垄断时期所面临的短期问题，比等待市场结构的长期自行调整更为重要。考虑到低工资问题已经持续了很久，以及工人收入占资本所有者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罗宾逊认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解决这个问题。她的理论并没有指出低工资的所有原因，却有助于找出一些可以解决工资增长缓慢问题的补救方法。

卓越的一生

毫无疑问，罗宾逊的研究帮助经济学家们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为什么薪酬表现不像完全竞争市场所预测的那样。但正如她所强调的，如果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证据，经济分析就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为指导。因此，罗宾逊指出了我们都应该学习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学习经济学不是为了获得一套现成的经济问题的答案，而是学会如何避免被经济学家欺骗。”

在度过了漫长而有影响力的一生后，琼·罗宾逊于1983年去世。她的研究打开了一种审视市场的全新方式，罗宾逊不仅摒弃了经济学中对于工资的标准看法，而且抛却了那些基于完全竞争理论提出的观点。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可能存在，但低工资问题是现实。

可想而知，薪酬问题的解决方案非常复杂。正如罗宾逊所预期的那样，不完全竞争、工人受到剥削和由此导致的低工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链条。不过，对于有工作的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罗宾逊所说：“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与根本不被剥削的痛苦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1. ‘The Inquiry’, presented by Linda Yueh, BBC World Service,8 March 2016.

2. Nahid Aslanbeigui and Guy Oakes, 2009, The Provocative Joan Robinson: The Making of a Cambridge Economist,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p. 1.

3. ‘Prof. Joan Robinson Dies at 79; Cambridge’, The New York Times, 11 August 1983.

4. Paul Flatau, 2001,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igou Robinson”The Story of Exploitation’, 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 33, pp. 1–16.

5. Aslanbeigui and Oakes, The Provocative Joan Robinson, pp.2–3.

6. Joan Robinson, 1932, Economics is a Serious Subject: The Apologia of an Economist to the Mathematician, the Scientist and the Plain Man, Cam bridge: Heffer, p. 4.

7. Aslanbeigui and Oakes, The Provocative Joan Robinson, pp.48–9.

8. Robert Skidelsky, 1995,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II: The Economist as Saviour, 1920–1937, London: Penguin, pp. 448–9.

9. Alec Cairncross, 1993, Austin Robinson: The Life of an Economic Advis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p. 172.

10. Aslanbeigui and Oakes, The Provocative Joan Robinson, p. 9.

11. Ibid., p. 133.

12. Joan Robinson, 1962, Economic Philosophy, Harmondsworth:Pelican Books, p. 25.

13. Ibid., p. 28.

14. Ibid.

15. Joan Robinson, 1969 [1933],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ch. 18 on monopsony.

1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4,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 10.

1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the Inter 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Bank Group, 2015,‘The Labour Share in G20 Economie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G20 Employment Working Group, Antalya, Turkey, 26–27 February.

18. Joan Robinson, 1980, ‘Marx, Marshall and Keynes’,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II,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 17.

19. Robinson, Economic Philosophy, p. 45.

第十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
央行是否做得太多了

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了许多新的经济术语，比如央行进行的量化宽松（或资金注入）、前瞻指导（各国央行对未来利率的预期）、负利率（央行向商业银行收取存款手续费）和宏观审慎政策（央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而采取的监管措施），等等。除了利用利率实现物价稳定或控制通货膨胀之外，这些措施都是“非常规”或相当新颖的货币政策工具。

所有这些引出了一个问题：央行是否做得太多了？它们正在做的事情有助于恢复经济吗？这一点尚待验证。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曾经打趣地说，他们正试图让“理论赶上实践”，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则重新演绎了那个经典的经济学玩笑：“量化宽松的问题在于，它在实践中行得通，但在理论上解释不通。”

量化宽松是一种主要的非常规政策。英国在2016年6月脱欧公投后再次启动了量化宽松计划。尽管美国央行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但欧元区国家和日本仍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鉴于利率已降至零甚至负值，为提振经济而注入资金的做法成为近年来最具争议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降低利率可以降低贷款成本，使家庭和企业增加借贷，用于消费和投资，进而促进经济的复苏。但是由于那时利率处于最低点，所以央行需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增加经济中的信贷量，于是就有了量化宽松政策。简单地说，量化宽松就是各国央行以电子形式“印刷”货币，并用这些货币购买政府或公司债券。这样就可以将资金注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而这些企业则可以通过出售债券换取现金。央行希望这些现金能够用于投资，并推动经济复苏。

这代表着货币政策的新纪元。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货币经济学的前沿学者，他以研究上一次系统性银行业崩溃导致的1929年大萧条的成因而闻名。弗里德曼的结论是，糟糕的货币政策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那段时期以及后危机时代金融政策的理解。

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认为弗里德曼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这种争议不是源于为他赢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研究，而是源于他后来公开表达的支持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立场。他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政府背后的关键影响力量之一。里根和撒切尔政府都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推行更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策。两位领导人都招致了批评，其中一些批评不可避免地指向对他们两人的经济思想影响颇深的弗里德曼，说他是一位固守己见的保守派人士。

和大多数学者一样，弗里德曼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已经过了足以使他获奖的研究巅峰时期。一般来说，重要的奖项都是如此，而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设立后的几年里尤其如此，当时为了表彰经济学的先驱做了很多回溯工作。20世纪3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弗里德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他关于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概念的理论（比如是什么驱动人们消费）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议题和公共政策。

直到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才开始转向政治论文的创作。他一直都在参与公共事务，直到2006年走到生命的尽头。2003年，他公开支持好莱坞演员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竞选加州州长。（事实上，这位“终结者”曾声称亚当·斯密和弗里德曼都对他产生过影响。）

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他是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后期则成为一名有政治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职业生涯后期的光环已经盖过了前期。我们现在有必要回顾一下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之大、之久了。

弗里德曼针对大萧条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策制定者竭力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错误，其中大部分错误已被弗里德曼指明。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央行都在努力重振受损的经济，以避免再次犯下弗里德曼指出的那些错误。

2005年，也就是弗里德曼去世的前一年，他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分析了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以及美联储犯下的严重错误。如果弗里德曼还活着，他无疑会对几年后发生的若干事件、政策制定者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及我们今天的处境有很多话要说。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12年出生于布鲁克林。他的父母在19世纪末背井离乡，分别从奥匈帝国的喀尔巴阡山罗塞尼亚（今乌克兰、斯洛伐克和波兰一带）移民到了美国。两人在纽约的犹太人社区邂逅。弗里德曼一岁的时候，他们搬到了距离纽约市20英里的、位于新泽西州的一个名叫拉威的通勤小镇。弗里德曼和他的三个姐妹都在这里长大。这个家庭并不富有，他们在家里开了一间小店，勉强维持生计。

弗里德曼从小就成绩优异，他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在当地图书馆度过。他没有上过幼儿园，而且提前一年上了一年级。六年级上到一半，他就跳级到了七年级，所以比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小两岁。虽然比其他孩子年幼，但他很健谈，而且是个大嗓门。

1928年，弗里德曼在离他16岁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完成了高中学业。同年，他考入了新布伦瑞克省的罗格斯大学，第一次离开家住进了校园。弗里德曼的考试成绩十分优异，再加上家境一般，所以屡屡获得奖学金。

他最初打算主修数学。在很小的时候，弗里德曼就注意到“数学能力出众的人很早就受到尊重，他们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充满信心”。然而，与当年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本书中列举的几位）一样，他也从“正统”科学转向了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当时对弗里德曼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人是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他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也就是美国央行的行长。弗里德曼的父亲在他15岁即将进入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在罗格斯大学，伯恩斯是弗里德曼的教授，正是他让这个年轻人相信，经济学是一门有用的学科，可以帮助美国摆脱大萧条的困境。弗里德曼将伯恩斯称为“替代父亲”。他说伯恩斯和罗格斯大学的另一位经济学教授霍默·琼斯（Homer Jones）使他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琼斯后来成为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高级副行长。

在弗里德曼进入罗格斯大学时，“咆哮的20年代”已接近尾声。1932年，他获得了经济学优等荣誉（而非杰出荣誉）学士学位，这时大萧条已经到来。失业大潮已经波及1/4的劳动力，经济问题显得十分紧迫。

许多人都审视过弗里德曼的生平，想从中找出他的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思想的早期源头。然而，即使真的有什么人物或事件影响过他，我们也难觅其踪了。大萧条的困境以及经济学在缓解危机方面的可能性，似乎是激起弗里德曼兴趣的重要因素。

从罗格斯大学毕业后，年仅20岁的弗里德曼前往芝加哥大学学习，并与这所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芝加哥的两大名人是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和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维纳是一位著名的贸易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而奈特则以研究不确定性对市场的影响而闻名。在芝加哥大学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维纳和奈特共同编辑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直到今天，该杂志仍然是经济学核心期刊之一。

正是在那里，弗里德曼遇见了他的妻子罗丝。他们都是研究生，而且在维纳的课堂上坐邻座。维纳按学生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座，而两人之间没有其他人。弗里德曼和罗丝有很多共同之处。1911年，罗丝出生在俄罗斯。1914年，在一战爆发前，她随家人移居美国。罗丝也是犹太人，但她的家庭更为正统。（事实上，弗里德曼从13岁起就一直是不可知论者。）罗丝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她的本科学业。和弗里德曼一样，她也擅长数学，高中毕业时刚刚16岁，也就是说她至少跳了一级。

他们的恋爱过程很长。1932年开始约会后，他们异地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弗里德曼因工作需要调去了其他地方。他们最终在1938年结婚，当时两人都是26岁。他们养育了两个孩子：1943年出生的珍妮特和两年后出生的戴维。他们结婚后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弗里德曼不得不改变了他的工作习惯。他年轻时喜欢从午夜时分工作到凌晨4点。

他们堪称学术伴侣，罗丝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两人还一起著书。弗里德曼回忆说，“有很多愉快的夏夜都在热烈地讨论消费数据和理论”。

1933年，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年，然后返回芝加哥。但是随着学业的结束，他需要寻找一份工作。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把很多人才吸引到了华盛顿特区。弗里德曼在芝加哥的朋友艾伦·沃利斯（Allen Wallis）去了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工作，弗里德曼也紧随其后。1935—1937年，他致力于编制生活费用指数。这份工作帮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为《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一书奠定了基础。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他最具技术性的一项研究。再加上他在货币经济学和商业周期方面的研究，弗里德曼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华盛顿工作两年后，弗里德曼回到纽约，并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之一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是该研究局的主任。弗里德曼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授课，并为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担任研究助理。库兹涅茨后来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鼓励弗里德曼研究实证数据，这在当时是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领域，后来实证数据成为弗里德曼经济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9月，欧洲爆发了战争，但几乎没对弗里德曼和美国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都没有参战。因此，弗里德曼的生活依旧。在1940—1941学年，他以客座教授的身份来到威斯康星大学。那时他28岁，这是他第一次正式获得学术任命。尽管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非终身职位，但弗里德曼没有接受，因为他要返回华盛顿，担任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助手。摩根索曾在罗斯福新政的制定和融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3年，弗里德曼重新回到纽约，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这是一个成果丰硕的研究阶段。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开发改进计量战争物资的方法。他所在的部门职能强大，由他的朋友艾伦·沃利斯担任主管。1945年5月，欧洲战争逐渐平息后，弗里德曼重返教学岗位。他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好朋友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后来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奖，当时斯蒂格勒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微观经济学，他为弗里德曼美言了几句，使其开始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宏观经济学。在1945—1946学年，他们共用一间办公室，并被称为“微观先生”和“宏观先生”。

那个学年快结束的时候，芝加哥大学出现了一个职位空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蒂格勒是目标人选，但没能通过大学校长的面试。当时芝加哥大学是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所在地，该委员会注重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而斯蒂格勒的数学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无独有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说自己是因为类似的理由遭到拒绝。但这意味着弗里德曼的机会来了。斯蒂格勒很大度，他说自己遭拒就是对芝加哥大学的一大贡献。

1946年，弗里德曼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这所大学在当时是（现在仍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学院之一。其师资力量非常强大：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已有2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有一定渊源。但自弗里德曼作为学生入学以来，这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弗里德曼的两盏指路明灯已经无法为他照亮前路了：维纳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而奈特在经济学上的影响力随着他进入政治哲学领域而减弱了。

1939年以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一直是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总部。弗里德曼当然也很认可考尔斯带给这所大学的学术理念，但他最终选择从另外一个视角观察世界。鉴于他在国家资源委员会、统计研究小组和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背景，弗里德曼采用了统计法来表述经济数据，而不是考尔斯委员会青睐的公式化表述。他坚信，经济理论必须经过实证验证，只有这样才能检验其与现实世界的相关性。预测是关键；对理论和政策的评价不应以其假设的真实性为基础，而应完全以其预测的准确性为基础。他认为考尔斯委员会过于形式化，过分关注繁复的数学，而不是专注于解释世界。

弗里德曼在教员中的威望提升促使考尔斯委员会脱离了芝加哥大学。1951年，他获得了第三个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这是一个两年评选一次（自2009年起变成一年评选一次）、颁发给40岁以下的美国最佳经济学家的奖项，当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尚未设立，所以这大概是那个时候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奖。当时的弗里德曼就像以前的维纳一样，是系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事实上，他所教授的就是维纳以前开设的价格理论课程。

弗里德曼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要求很高的严师。很多时候，他在整个学年里都没有给过学生“A”。为了鼓励学生叙述得更清楚、更简洁，他常常只阅读他们论文的前500~1 000个单词并做出评分。如果有学生上课迟到了，他通常会在这个学生坐到座位之前停止讲课。学生们必须有可以展示的成果才能参加他的研讨会。尽管上他的课很有压力并且有获得低分的风险，但由于他的真知灼见和解释力，学生们还是蜂拥到了他的课堂上。在课堂之外，他被公认为一个温和、大度的人。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罗丝花了一年时间环游世界，当时弗里德曼以前的许多学生都对他们热情款待。

“芝加哥学派”的概念开始与货币主义（认为经济中的货币总量不能永久地改变经济）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好是在弗里德曼于1946—1976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也许“芝加哥学派”真的应该被称为“弗里德曼学派”？

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该奖项才刚刚设立7个年头，但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而且毫无疑问是经济学中的最高奖项。弗里德曼的获奖令人大骇，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与当时执政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Augusto Pinochet）领导的智利军政府关系密切。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特别是在历来推崇社会民主并且收留了许多智利难民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来自智利的学生都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弗里德曼与他们几乎没有直接接触，除非他们选了他的课程或参加过他的研讨会。在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之前，自由市场政策在智利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1975年3月，弗里德曼通过芝加哥—智利研究项目访问了智利。他和皮诺切特进行了45分钟的会面。在许多人看来，这次访问是在“芝加哥男孩”对智利经济政策的影响日益扩大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人们认为弗里德曼与该政权关系密切，《纽约时报》甚至认为他本人就是智利军政府经济政策的指路明灯。芝加哥大学爆发了抗议活动，在接下来的10年里，弗里德曼经常因此成为公众讨论的中心。当他站起来发表获奖感言时，一名观众喊道：“打倒资本主义，让智利获得自由。”弗里德曼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遭到质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尽管他是智利经济改革的倡导者，但他从未公开支持过这一政权。事实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压制自由的行为与他的信仰背道而驰。他本人认为这些抗议都是无稽之谈。在智利的一次演讲中，弗里德曼曾批评政府采取了过多的限制措施，并宣称自由才是实现国家繁荣的最佳途径。他拒绝了智利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因为他不希望人们认为他是智利政权的支持者。

应该说，包括《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新闻周刊》在内的大多数媒体都支持他获奖。毕竟，他获奖是因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与政治无关。

就其政治倾向而言，米尔顿·弗里德曼强烈地推崇自由主义观点。他曾写道：

幸运的是，我们正在觉醒。我们再次认识到过度管理社会的危险，认识到了良好的意愿可能会因为手段不当而事与愿违……幸运的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仍然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应该走哪条路——是继续走我们一直在走的政府干涉越来越多的道路，还是停下来改变方向。

他还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让联邦政府来管理撒哈拉沙漠，5年内就会出现沙子短缺的状况。”他的观点与亚当·斯密遥遥呼应：“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商人们普遍倾向于自由企业，但在涉及他们自身时却予以反对。”

他的观点出现在他最畅销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一书中，该书销量超过100万册。尽管这本书大获成功，却没有得到广泛的好评，这让弗里德曼感到有点沮丧。或许因为弗里德曼在经济学界和学术界之外还鲜为人知，所以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主流出版物忽视。只有《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顶级经济学期刊对其进行了评价。

《资本主义与自由》基本上是由弗里德曼在1956—1961年的沃尔克讲座内容整理而成，该讲座由威廉·沃尔克基金组织，旨在宣扬自由主义观点。这本书深受约翰·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的影响，主张政府应该在自由社会中发挥有限的作用，而把更多的工作交由市场来完成。弗里德曼着重指出了政府的一些不当行为，包括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他反对农业价格支持、关税、租金管制、最低工资、最高上限价格和固定汇率。他还反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尤其是政府的管控过宽，比如对工业的过度监管，对广播和电视、收费公路、公共住房和国家公园的管制，以及禁止以牟利为目的运送邮件的法律。弗里德曼还赞成毒品合法化、学券制、健康储蓄账户，以及在和平时期终止征兵制。

简而言之，弗里德曼主张政府应发挥有限的作用，并以“反对自由市场的大多数论据从根本上讲是对自由本身缺乏信心”的观点来驳斥反对意见。对弗里德曼来说，政府每颁布一项政策都需要仔细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在他看来，“最大的错误之一是根据意图，而不是结果来判断这些政策和计划”。

他还主张通过征收负所得税取代过多的社保和福利计划，并确保最低收入水平。该主张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但在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出家庭援助计划时，这一主张承载了严肃的政治意义。它与目前正被热议的普遍基本收入有一些相似之处，即政府为每个公民提供一份基本的收入保障。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概念将使收入低于临界值的人重新获得收入。这比普遍基本收入的概念稍微复杂一些，但比当时的福利制度更加简明。弗里德曼最初的想法是要确保工作报酬高于国家福利。然而，工作条款最终被取消了，这让弗里德曼非常恼火。直到1970年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予以否决之前，这一概念一直是有关福利改革讨论的主导思想。弗里德曼还主张统一税制，完全消除税收体系中的任何阶梯（即收入水平较高的人要将其收入的较高比例用于纳税）。这不仅是为了调动工作积极性，而且可以提高制度的简便性，降低编制纳税申报单的较高成本。最后，他提议将最高税率从70%大幅下调至28%，这一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被罗纳德·里根总统所采纳。

在此之前，弗里德曼于1977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时年65岁。之后他在斯坦福大学的保守派胡佛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办公。弗里德曼想以一种更悠闲的节奏从事学术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和罗丝合作撰写了许多论文、散文和书籍。

1980年，弗里德曼出版了《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这是当年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图书，销量约有40万册。该书立足于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提出的政治自由：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第二个是亚当·斯密关于经济自由的概念，即自由交换有利于经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政府干预。

当时，弗里德曼的老朋友艾伦·沃利斯已成为公共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并推荐他参加了一档节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那时拍摄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纪录片。人们认为，弗里德曼为加尔布雷斯更倾向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平衡。因此，这部包含10集的纪录片节目筹集了250万美元来完成拍摄。在每期节目中，弗里德曼就一个特定的话题做半个小时的陈述，然后用同样的时间进行讨论。《自由选择》为弗里德曼带来的版税比他所有其他著作的版税加起来还要多，而其衍生的电视节目也让弗里德曼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弗里德曼的政治影响力

1963年，弗里德曼出版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此后，他退出了学术经济学研究，转而进行更多的政治写作。虽然弗里德曼从未在早年生活中真正表现出任何强烈的政治倾向，但那时他已经大大减少了教学量，并且降低了学术工作的强度。他觉得美国正朝着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方向前进，而且在越南战争期间的强制征兵制度背景下，他的思想受到了大学生们的欢迎。当时正是像艾恩·兰德（Ayn Rand）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时代。

米尔顿·弗里德曼越来越以主流保守派经济学家为人所知。1964年，他参与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总统竞选活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曾暗示，他可以像加尔布雷斯为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所做的那样为戈德华特做点什么。尽管当时的在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以压倒性优势赢了戈德华特，但这次竞选活动使弗里德曼获得了曝光率，并大大提升了他的公众形象。1966—1984年，《新闻周刊》为他开设了一个专栏，他为此撰写了300多篇文章。

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又一次站在了共和党一边。他的前导师亚瑟·伯恩斯当时是美国总统顾问和美联储候补主席，并曾受邀成立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在理查德·尼克松赢得竞选后为其提供建议。1970—1971年，弗里德曼曾多次与尼克松总统会面，但两人的关系后来变得紧张起来。尼克松曾试图说服弗里德曼利用他与伯恩斯的关系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低利率，但弗里德曼拒绝了。尼克松在1971年实施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政策对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正统学来说就是一种诅咒。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称，这是尼克松对美国所做的最具破坏性的事情，更甚于导致他在1974年辞职的水门事件。他最初对尼克松表示大力支持，但在1972年就变得相当冷淡了。

1976年，弗里德曼改为支持罗纳德·里根。他第一次见到里根是在1967年，当时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客座教授，而里根刚刚当选加州州长。他们在高等教育经费问题上的看法相似。里根在意识形态上与弗里德曼很接近。他读过一些极力推崇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包括路德维希·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作品。据说他还在竞选州长时读过《资本主义与自由》。1975年，里根卸任州长。不久之后，弗里德曼表示他将支持里根竞选总统。

那年，里根未能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不过他在1980年获得了候选人资格。里根明确表达了他的经济理念：控制联邦开支，控制监管，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引入可预见的健康稳定的货币政策。所有这些思想可能都来源于弗里德曼。里根以绝对优势战胜了当时的民主党在任总统吉米·卡特。尽管弗里德曼没有在里根政府任职，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幕后大师。

尽管弗里德曼观点鲜明，直言不讳，不过他从未想过要在政治领域谋一个全职。他曾多次拒绝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席位，而该委员会是为美国总统提供咨询的最高机构。虽然他很有可能会接受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但似乎从未收到过邀约。他和罗丝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在芝加哥、佛蒙特、加利福尼亚，当然还有华盛顿，度过一年中不同的时光。或许他还认为，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就要受到党派路线的羁绊，这将损害到他的长期影响力。

在大西洋彼岸，弗里德曼的思想在英国找到了另一个归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意识形态上与里根相似，而英国正准备从根本上调整方向。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经济政策辩论实质上就是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辩论。弗里德曼甚至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上与知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进行过辩论，这说明他是一位有效的交流者。弗里德曼能够非常简单、有力地传递信息，并且一以贯之。他的对手指出了所有的复杂性和困难之处，但观众可能无法理解。在一次辩论之后，有位记者曾经问一位凯恩斯主义者，如果弗里德曼与凯恩斯本人进行辩论，谁会胜出？得到的回答是：弗里德曼会赢，但凯恩斯是对的！

此外，弗里德曼的大部分思想都是通过右翼智库，即经济事务研究所进行传播的。他针对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的不足之处以及低税收、低监管和稳定货币的好处给出的观点赢得了热情的听众。在里根和撒切尔身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挖掘出了两位世界级领导人，他们都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货币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在过去20年里，弗里德曼一直在捍卫这些意识形态。

弗里德曼的影响不止于此。他在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对现代央行的运行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小。《美国货币史（1867—1960）》或许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由他与安娜·施瓦茨合著而成，两人于1948年开始合作，但直到1963年，他们的884页论文才得以出版。这项工作最初是受国家经济研究局委托进行的。亚瑟·伯恩斯在取代韦斯利·米切尔出任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后，他曾委托弗里德曼研究经济活动中的货币因素，尤其是商业周期中的货币因素。

这项研究是为了质疑凯恩斯主义者对大萧条的看法。凯恩斯曾认为，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储蓄过剩和投资不足导致的总需求疲软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这使人们相信，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计划帮助解决了这场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很少考虑到货币因素。在利率已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改变利率刺激经济的积极货币政策就像在“牵动一根细绳”。正如牵动一根细绳没有任何实质作用一样，低利率的做法同样无法推动经济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因此，凯恩斯主义者的结论是，美联储已尽其所能，货币政策已经失去了效力。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明确地表示反对，并认为货币因素可以在危机中发挥核心作用。这是一个数据密集型项目，主要因为许多关于资金存量的必要资料尚未收集到位。直到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开发出了衡量货币供应量的M1和M2指标，美联储才得以衡量经济中的货币总量。两人认为，如果美联储在1929—1933年发布了这些数据，股市崩盘可能就不会演变为大萧条，或者至少经济下滑的程度和持久性会减轻，因为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会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1929年的股市崩盘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美联储在1928年所采取的行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股市出现高涨，这使美联储在1928年春季实施了一项审慎的紧缩政策，以遏制华尔街的投机行为。颇具影响力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对使用货币政策抑制经济繁荣的做法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但他于1928年10月去世了。美联储的决策反馈来自12家地区性银行，而斯特朗的去世造成了其中一家银行的领导力真空。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如果不是斯特朗过早去世，美联储后来犯下的许多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斯特朗的继任者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在推动加息方面与美联储的其他人想法更为一致。随后，利率升至5%，达到19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足以减缓美国经济的增速，而美国经济在1929年8月达到周期性峰值。经济低迷是10月份股市崩盘的先兆。

然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并不认为大萧条是1929年股市崩盘的必然结果。股票市场在9月到11月之间确实损失了一半的价值，包括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的大幅下跌。然而，股市在之前18个月翻了一番，而在股市崩盘后的6个月里，股市实际上反弹了20%。在近代史上，股市大跌过很多次，但都没有导致大萧条。美国经济经历过更大的冲击，但随后并没有出现长期低迷。

在大萧条的第一年，美国GDP下降了12%，失业率上升到9%。然而，1920—1921年的价格下跌或通缩导致国民产出下降7%，同时失业率上升到9%~12%。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其余时间美国经济还是经历了一段疯狂的时期。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发现是1929—1933年的“大收缩”。他们指的不是GDP或物价的大幅下降，而是因为银行普遍倒闭，经济活动中可用的货币数量下降了。在股市崩盘后的一年里，由于美联储降息并大举向银行业放贷，美国货币的供应量下降了2.6%，降幅相对较小。向银行注入大量现金的做法为其提供了一些急需的流动资产，并防止了股市崩盘引发一场迫在眉睫的银行业危机。然而，美联储认为，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推高股市泡沫，并且导致通胀。

1930—1933年，美国货币供应量收缩了逾1/3，同时大量银行破产倒闭。1930年10月至1933年3月，美国发生了4次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大都发生在1931年8月至1932年1月，这期间有1 860家银行倒闭，而货币供给则以每年31%的速度下降。储户们害怕血本无归，都去银行兑取存款，致使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这样一来，经济活动的信贷供应蒸发，进而带来产量和价格的下行压力。

银行存款正在大量流失，银行急需资金，而美联储之所以不愿向美国经济注入资金并不仅仅是因为担心股票等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美国一直保持着金本位制的成员国身份，这是一种固定汇率的国际体系。1931年9月，一波针对英镑的投机攻击迫使英国退出了这一体系。投机者认为经济疲软会使货币走弱，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货币对黄金的汇率是固定的。他们对英镑进行抛售，这意味着英国政府需要利用其黄金储备来维持货币的价值。这样做的代价过于高昂，所以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随着投机者将矛头转向美国，美联储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美元。他们在1931年8月至1932年1月间收紧了货币政策，以阻止国际投资者清算美元存款导致的黄金外流。

弗里德曼并不提倡固定汇率。他认为，金本位制的继续存在，阻碍了美联储出台更具信服力的货币刺激措施。他注意到，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表现最好的国家是那些没有实行金本位制、已经放弃金本位制，以及那些实行金本位制但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国家。这三类国家在应对经济萧条时，都可以在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金本位制可能会妨碍美联储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应对措施。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32年4月至8月发生的若干事件，当时美联储在国会的压力下进行了一次10亿美元的公开市场采购（注入的货币量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成功地阻止了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并刺激GDP和工业生产出现了小幅上涨。但是，当国会休会、经济似乎也开始好转时，宽松的政策终止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如果不是这样，经济很可能会继续得以改善。

美联储还是银行体系中的最后贷款人。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和地区储备银行之间缺乏协调。此外，使用美联储的贴现窗口工具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该工具允许金融机构在面临压力时从美联储获得紧急融资，以免银行暴露自己的困境而引发存款挤兑。无论如何，该窗口工具受到限制，只有关联银行才有资格使用。这种为银行系统提供流动资金的支持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

1932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赫伯特·胡佛，而且民主党人在国会参众两院都获得了多数席位。然而，罗斯福直到1933年3月才上任，与此同时，银行的倒闭潮仍在继续。人们普遍认为，罗斯福会让美元贬值，或者干脆放弃金本位制。维持货币与黄金挂钩的做法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的时候。这会促使大量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而美元存款的撤出会给银行系统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罗斯福上任后的首批举措之一就是为期一周的银行休业。此后，有5 000家银行再也没能重新开门营业。不过，这使得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都被淘汰出局了。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以提振经济的新政计划也在实施之中，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指出，更能防止经济大收缩的做法是让美元贬值60%并且退出金本位制，这可以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重获货币自由。

1933—1936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复苏迹象和通货再膨胀。1933年和1935年的《银行法》对联邦储备系统进行了改革，以增强美联储稳定银行系统的能力。这些措施包括，增强美联储在接受抵押品的基础上放贷的能力，包括向非金融企业放贷；《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带来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职能的分离、存款利率的调控，以及市场准入制度的严格限制。同样重要的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于1933年成立，目的是遏制毁灭性的银行挤兑问题。该保险公司至今仍然存在，并确保储户在银行破产后不遭受经济损失（目前保额高达25万美元）。

《美国货币史（1867—1960）》的主旨是，美联储未能向经济注入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支持银行，从而将股市崩盘转变为全面的萧条，并引发了这场危机。美联储任由银行存款挤兑发展下去，致使银行倒闭，产出和价格都出现了严重通缩。200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纪念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一次演讲中代表美联储做出了道歉。他说：“你说得对，我们做错了。我们非常抱歉。但多亏了你，我们不会再干这种事了。”伯南克在讲话时还不知道，不久后他就有机会去实践这番话了。

弗里德曼和2008年金融危机

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使金融市场和跨越国界的全球联系变得更加多样化。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取代了曾将零售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开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投资银行承担的风险可能会更多地转移到（持有存款的）零售银行。在2008年的危机中，我们正处于1929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银行倒闭的风口上，而正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得以通过。

欧洲银行受到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影响，一些银行还从美国的批发货币市场借了款。这意味着欧洲银行的贷款对存款的依赖程度降低了，因为它们可以和美国一样获得廉价资金。2007年北岩银行倒闭时，英国发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银行挤兑。英国与美国金融市场关系密切，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英国也面临着系统性银行业崩溃的威胁。

那么，各国央行是否采取了足够的行动，以避免重蹈1929年崩盘的覆辙？各国央行是否已从大萧条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那些经验中（他的开创性研究改变了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看法）吸取了教训？

与弗里德曼一样，本·伯南克也是一位研究大萧条的学者。因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正好由他担任美联储的主席，这才避免了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

与大萧条一样，最近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也曾出现过资产价格的飙升，但这一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而不是股市。根据凯斯—席勒重复销售房价指数，美国房价在1999—2007年翻了一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住房信贷进行了大幅扩张。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准政府企业极力地支持政府政策，即通过有效地承销抵押贷款，降低首付比例和提高房价收入比，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拥有住房。其结果是，收入不稳定的家庭能够获得的抵押贷款增加。NINJA（没收入、没工作、没资产）和NO-DOC（没资质）成了抵押贷款市场上常见的缩写。次级抵押贷款和次优级抵押贷款这两个风险最大的市场组成部分增势迅猛，这两种贷款都低于“优质”或标准的信用衡量标准。

尽管如此，银行业还是找到了（至少自认为找到了）一种减缓贷款风险增加的方法。风险较高的抵押贷款可以与其他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一起重新打包，并根据债务的信用价值给予最高的信用评级（AAA），同时还提供比国债等其他安全资产更高的回报率。购买CDS（信用违约掉期）可以为违约带来的损失提供保险。银行家们创建了SPV（特殊目的载体）和SIV（结构性投资载体）等基金形式，以吸收这些经过金融工程改造的、回报率高于政府债券等安全资产的证券，并将SPV和SIV出售给客户。这些特别基金通常在货币市场上大举借贷，而且其作为离岸基金可以规避资本要求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常规监管。2001—2005年，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贷款热潮。

2007年房价暴跌引发了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大规模违约。负资产的房主纷纷放弃了他们的房产。这意味着，抵押贷款的发起者，或那些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的资产价值低于负债。银行也陷入了困境。

诚然，此次金融危机在几个重要方面都有别于大萧条，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教训或许不能全盘照搬，不过将两者进行比较仍然很有帮助。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分析的大萧条在本质上是一场流动资产危机。面临存款挤兑的银行需要一个强大、有力的最后贷款人以避免流动资金短缺。在这一点上，美联储没有成功。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最大的问题是偿付能力，而不是流动性。那些复杂而不透明的证券很难定价，其背后一系列资产的价值、质量和风险都难以确定。因此，信贷市场无法确定哪些公司有偿付能力，哪些没有。自然，贷款人不愿意在无法确定借款者信誉的情况下发放贷款。这些问题大多出在投资银行身上。

美联储对危机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它采取了大幅降息的措施，并扩展了贴现窗口工具。由于吸取了上次危机的教训，TAF（定期拍卖工具）使银行能够匿名向美联储投标，从而避免被人们视为一家陷入困境的机构。政策透明向来是被提倡的，但在危机模式下，不透明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美联储也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行动，这一过程被称为量化宽松。2008年11月至2010年6月，美联储购买了约1 750亿美元的长期证券，从而向经济中注入了等量现金。2010年11月，随着经济的动荡，美联储又在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中购买了6 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最终，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于2012年9月启动，当时美联储宣布无限期地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抵押担保证券。这被投资者称为“无限量化宽松”。最终的量化宽松计划额度在当年12月提高到了每月850亿美元，然后在2013年6月逐渐减少到每月650亿美元。到2014年10月量化宽松政策停止时，三轮量化宽松计划使美联储累积了4.5万亿美元的资产。

其结果是，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大幅增加之后，曾在大萧条期间遭遇重创的货币供应量M2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迅猛上升。同时也避免了1930—1933年银行恐慌和挤兑的重演。

弗里德曼会赞成量化宽松和其他用于应对2008年危机的政策吗？

在购买国债等政府债券以压低长期利率并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资金方面，他无疑会表示支持。然而，弗里德曼可能会将购买抵押担保证券的行为视为对不良资产的救助。他为大萧条开出的处方是让美联储提供流动性，而不是救助。

美联储对此次危机的反应还包括，直接救助某些对整个体系具有重要性而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敞口尤其大。2008年，在美联储的大力支持下，摩根大通出手拯救了贝尔斯登。这是由贝尔斯登所具有的风险性决定的，如果贝尔斯登倒闭，可能就会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2008年7月，美国财政部对处于危机核心的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了救助，并将它们部分收归国有。

然而，几个月后，雷曼兄弟获准破产。其后果是，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演变成了全球金融危机。伯南克后来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辩称，由于雷曼兄弟资不抵债，而且系统性风险比贝尔斯登更小，所以美联储没有利用公共资金进行救助的法律依据。然而，就在第二天，美国国际集团得到了救助，因为美联储担心，如果任由其倒闭，会对信用违约掉期市场造成冲击。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向有流动性需求的特定市场和企业直接提供了贷款。而弗里德曼在大萧条时期推荐的做法，只是向经济活动注入大量的一般性流动资金，让偿付能力问题自行得到解决。他可能会认为，美联储有针对性的干预（即拯救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却任由雷曼兄弟破产）削弱了其独立性和可信度，并将自己卷入了具体的案例之中。

然而，2008年的世界与1929年有所不同。现在，金融领域的一些参与者确实是“大而不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有可能会拖垮整个体系。而在大萧条时期，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当时任何一家银行倒闭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都相当低。考虑到这一点，弗里德曼可能会不情愿地接受伯南克的做法，并认为只有这一条出路了。当然，他一开始就会反对政府支持的企业介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并将此次危机主要视为政府未能成功干预抵押贷款市场的结果。

毫无疑问，弗里德曼的理论改变了人们对大萧条的看法。该理论通过关注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了最近的金融危机。但随后用来支撑复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又如何呢？

量化宽松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于运转不良的银行体系。创造资金的做法很好，但这些资金必须进入经济之中，特别是要让小企业能够贷款和投资。有证据表明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发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也有人担心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会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一些资金流入了全世界的疯狂股市之中。客观地说，对于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定论。

不过，米尔顿·弗里德曼总体上是支持量化宽松的，他亲自见证了日本实施这一政策。日本是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第一个采取量化宽松措施的国家，因此该政策的初次登台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差不多20年的时候。弗里德曼赞同日本央行的做法，并对其实施的政策发表了评论，他说：“实现经济健康复苏的最可靠途径就是提高货币增长率。”他认为，日本央行应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因为当时利率已降至最低水平，而日本经济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央行的捍卫者会说：“怎么做呢？央行已将贴现率下调至0.5%。它还能做些什么来增加货币供应量？”答案很简单：日本央行可以在公开市场上用货币或被经济学家们称为“高能货币”的日本央行的存款购买政府债券。这些钱中的大部分将流入商业银行，增加它们的准备金，使其能够通过贷款和公开市场采购扩大负债。但无论它们是否这样做，货币供应都会增加……如果日本央行希望增加货币供应量，那么其增加货币供应的程度是没有限制的。

既然弗里德曼支持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他就会认为美国、英国、欧元区和其他国家采取非常规政策（如现金注入）对于推动这些经济体的放贷同样必要。设定了负利率的日本和欧洲央行也会使用新的工具来增加经济中的资金流。

但弗里德曼应该是以更加谨慎的态度看待宏观审慎政策，该政策赋予央行更直接的权力来监管市场，以实现其货币政策的若干目标。然而，如今的金融体系要复杂得多，也更加全球化，因此弗里德曼的拥护者很可能会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维持信贷和债务水平已成为央行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也是保持货币体系稳定的一部分。在经济学家们正在为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时代设计框架之际，弄清楚如何协调这些针对通胀和金融稳定制定的政策，肯定是弗里德曼所关心的问题。

最后，对于那些质疑非常规工具，尤其是量化宽松有效性的人来说，弗里德曼或许会指出，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这一政策可能会在成功发挥作用后逐步放缓。即使这些政策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比如推高股价，但其首要任务是保持货币政策的支持性，直到经济站稳脚跟。

弗里德曼会说，没有采取行动保持货币在系统中的流动性，是大萧条之所以“大”的原因。为了回应有关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的批评声音，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写道：“在经历了美国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及80年代的反通货膨胀和利率下降之后，我以为将银根紧缩等同于高利率和将宽松货币政策等同于低利率的错误不会再重演了。显然，古老的谬论永远不会消亡。”

他警告说这种错误不应再犯。毕竟，美国经济在1933年开始复苏，又在4年后重新陷入衰退。在政策制定者考虑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类似之处时，弗里德曼想必会敦促他们吸取这一教训，不要过早收紧货币政策。

两个幸运的人

弗里德曼和罗丝的长期婚姻和伙伴关系不只是家庭生活那么简单。他们一起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们后来在胡佛研究所的时候，当时弗里德曼已从学术经济学领域退出来，专注于他的通俗著作。正是在这段合作时期，他们共同撰写了畅销书《自由选择》（1980）和《现状的暴政》（Tyranny of the StatusQuo，1984）。他们还共同撰写了《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Two Lucky People: Memoirs），这本书于1998年出版。

弗里德曼本人认为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比20年后出版的畅销书《自由选择》要好。他认为这本书“更哲学、更抽象，因此也更基本”。在他看来，后一本书是对前一本书的补充。弗里德曼甚至把他在佛蒙特州山顶的家命名为“资本主义与自由之屋”。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是他最好的著作。

罗丝比弗里德曼多活了3年，她于2009年去世，享年98岁。如果再晚几年，她就可以目睹丈夫的研究成果被援引并应用于自20世纪30年代危机形成时期以来的第一次系统性银行业危机了。

如果罗丝能看到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应用，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定会很高兴：“对任何学者的作品的真正考验，不是他同时代的人怎么说，而是他的作品在未来25年或50年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我去世很久之后仍然被教科书引用，这会让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1. 原话是“这在实践中行得通，但在理论上解释得通吗？”

2.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1998, Two Lucky People: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22.

3. Ibid., p. 262.

4. Ibid., p. xi.

5. Ibid., p. 165.

6. Lanny Ebenstein, 2007, Milton Friedman: A Biography, New York: Pal grave Macmillan, p. 100.

7. Ibid., p. 47.

8. Ibid., p. 52.

9. 芝加哥男孩，是对一群拉丁美洲经济学家的非正式称呼，这些经济学家都是男性，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教育，回国后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创立了经济系。——编者注

10.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1980, Free to Choose, San Diego:Harcourt, p. 310.

11. ‘Milton Friedman in His Own Words’, 2012, Becker Friedman Insti tute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https://bfi. uchicago.edu/news/post/milton friedman his own words.

12. Ibid.

13. Ibid.

14. Ebenstein, Milton Friedman, p. 187.

15. Ben Bernanke, 2002, ‘On Milton Friedman’s Ninetieth Birthday’, Remarks by Governor Ben S. Bernanke: At the Conference to Honor Milton Fried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8 November; 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2/20021108/default. htm

16. Milton Friedman, 1997, ‘Rx for Japan: Back to the Future’,Wall Street Journal, 17 December.

17. Ibid.

18. Ibid.

19. Milton Friedman, 1991, ‘Economic Freedom, Human Freedom, Polit ical Freedom’, address by Milton Friedman, The Smith Center, Seattle Central College, 1 November; http://seattlecentral.edu/faculty/jhubert/friedmanspeech.html

20. Milton Friedman, 2002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xii.

21. Ebenstein, Milton Friedman, p. 182.

22. ‘Milton Friedman in His Own Words’.

第十一章

道格拉斯·诺斯：
为什么富有的国家这么少

我们这个时代一直难以破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富有的国家这么少？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吗？我们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以至世界银行不再将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是改用区域分类。我们真的即将见证贫困的终结，并使“为什么富有的国家这么少”这个数十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吗？

有多少才算少？在世界上能够提供经济数据的不到200个经济体中，只有大约50个经济体被列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一个很难加入的团体。世界银行估计，在1960年被列为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仅有13个变成了发达经济体。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已接近美国的经济体有：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西班牙和中国台湾。

为什么过去半个世纪只有13个经济体变得富有？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支撑经济体经济的制度类型进行分析。在重点研究制度问题之前，经济学家首先关注的是标准的经济因素，如资本、劳动力（包括教育和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以及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指定的技术进步，但这些因素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一些经济体富裕起来，而另一些却没有。

对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开创性研究是由道格拉斯·诺斯发起的。他和他的同伴系统地分析了一些国家如何采用好的制度，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改革坏的制度。诺斯认为：

从中世纪黑社会性质的政府演变为体现现代法律制度和功能的政府，这是自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许多经济学家目光短浅，这部分内容往往遭到模糊或忽视，他们坚持将政府塑造为庞大的窃取和收入再分配形式。

在诺斯看来，现有的模型无法回答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这个基本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它们迥然不同的特性？这一差异如果从标准的新古典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来看会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在这些理论看来，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经济体在交换物品、服务与生产要素时，最终将逐渐趋同。尽管我们确实观察到某些主要工业国之间在相互交易时确实有某些趋同，但是最近一万年的一个主要特征却是，世界已演进成许多在宗教、种族、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根本不同的社会。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比过去更大了。

这种观点算不得激进，但诺斯把经济学带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不是考察劳动力和资本等更容易衡量的投入，而是引入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成功，有些则以失败收场。

诺斯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和他的同事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起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领域。这项工作后来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进行了扩展，尤其是在他们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中。另外，许多以诺斯提出的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研究基础的人也做出了贡献。

诺斯一直致力于寻找经济差距背后的原因，他将其正式表述为：“如何解释社会中经济福利的长期停滞或绝对下降？”这就是本章提出的问题，也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关键经济挑战。

道格拉斯·诺斯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他的父亲是一名保险公司的高管。由于工作原因，他们一家在诺斯的童年时期经常搬家。诺斯曾居住在加拿大、瑞士以及美国的几个州。他的第一个学位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的，当时他攻读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重专业。诺斯在回忆自己的学业时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我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时可以说是成绩平平。”

毕业后，他在二战中成为商船队的一名领航员。他本想上法学院，但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使他跟随了商船队。诺斯解释说：“我是一个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人。我不想杀任何人，于是选择了即使别人朝我开火，我也不会还击的工作。”

诺斯说，正是在这三年的航海时光里，他有了时间阅读，并放弃了从事法律行业的计划。他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或摄影师，选择是多种多样的。至于前者胜出的原因，正如他回忆的那样：“我这辈子很想改善社会，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找出是什么让经济得以顺利运行或无法运转。”

二战快结束时，诺斯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婚姻，随后生下了三个儿子。他的第二次婚姻开始于1972年，妻子叫伊丽莎白·凯斯（Elisabeth Case）。他们相识时，伊丽莎白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此前曾在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工作。婚后，伊丽莎白因编辑了诺斯的一些文章而受到好评。

战争结束后，诺斯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51年，他在华盛顿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学术工作。诺斯在华盛顿大学待了32年，后来他加入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还在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莱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不过诺斯长期任职的学校中没有一所是顶尖大学。这不仅表明在顶尖大学之外也有可能取得成功，还说明要让这些大学接受非正统的观点是多么困难。

如前所述，经过40年的研究，诺斯获得了经济学科的最高奖项。1993年，他因在制度及其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研究生涯的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引起了诺斯的兴趣。就连他的博士论文也专注于解释美国不同地区的增长率，这也是他196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790 to 1860）的基础。

1966—1967年，诺斯获得了在日内瓦生活一年的资助。这改变了他的研究重点，转而研究欧洲经济。这是他学术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我很快就相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工具无法解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经济所特有的那种根本性社会变革。我们需要新的工具，但这些工具根本不存在……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我们无法对长期表现很差的经济状况进行解释。于是我开始探究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最终，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政治科学家进行了合作。这项研究在他1990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中达到顶峰。他的研究填补了经济学的一个空白，解释了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贫穷的国家：

经济绩效的差距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为什么会持续存在，这在发展经济学家那里也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尽管他们为此做出了40年的艰辛努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他们所用的理论对于要说明的问题是力所不逮的。

……简言之，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对人们之间合作与协作性质的理解。这一点在斯密的信徒们那里肯定是毫无疑义的。斯密不仅研究了会产生合谋与垄断结果的协作形式，还讨论了能够实现贸易所得的协作形式。

通过将人类行为置于核心位置，诺斯开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这不仅开启了他漫长的研究生涯，而且让他长期地参与了政策制定。在诺斯80多岁的时候，他曾建议世界各国从制度方面分析其经济增长政策。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理解经济发展的关键。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序言中写道：“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联结起来的。”

他不是第一个将历史运用于经济论证的学者，但他开创了将制度纳入经济分析的先河。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减少不确定性。”因此，制度可以是正式的，比如法律，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比如那些监管社会行为规范的制度。诺斯认为两者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解发展是如何发生的过程中，历史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反对将政治和社会制度从经济运行中分离出来。

诺斯认为：“制度通过影响交换和生产成本对经济绩效造成影响。”换句话说，糟糕的制度成本高昂，至少会产生沉重的监管负担，并增加商业的成本。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存在导致战争或冲突的不稳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就无法实现增长。

理解制度与发展之间的这种联系，为必要的改革指明了道路。例如，诺斯将美国的成功归因于它的制度：“美国经济史的特征是，有一个联邦政治体制、检查与平衡机制，以及一个促进长期契约关系达成的基本产权结构，这种长期契约关系对于资本市场的创立以及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他还将美国与其南部邻国进行了对比，这些国家一直在努力谋求发展，以期超越中等收入水平：“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经济史却承袭了西班牙、葡萄牙的集权与官僚化传统。”

通过对这些经济体进行研究，诺斯得出结论：有利于发展的制度包括法治以及对全球化的开放性。这些制度能够激励人们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商业和生产性活动。他特别指出，市场支持体系也很重要：“基本的制度框架不断增强了对从事生产活动的组织的激励。”诺斯尤其认为，制度在技术进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技术进步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发现这种情况在英国等繁荣经济体中很常见：“产权的稳定和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是英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是其取得政治霸权和最终主宰世界的基本因素。”

他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这种良好的制度。在他看来，许多国家的制度不能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产生正面的激励效果：“提供给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的机会仍然好坏参半，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更多的是有利于促进再分配，而不是促进生产活动；他们所创造的是垄断而不是竞争性条件；他们限制机会，而不是增加机会。他们很少引导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教育投资。”

他还认为，制度会自我延续。这种观点认为好的和坏的制度都将自我延续下去，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中存在路径依赖，诺斯则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贫穷的恶性循环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在良性循环中，政府投资于教育和技术改进，从而带来经济发展，而经济的繁荣又帮助这些良好的制度延续下去。换句话说，路径依赖意味着好的或坏的制度都将成为持续的好的或坏的制度，这些制度强化了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路径——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之前发生了什么。

对诺斯来说，路径依赖的概念有助于解释长期经济发展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改革经济路径的做法很难实行，因为这需要政治和社会也做出相应的变革，而政治和社会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路径的逆转（从停滞到增长或从增长到停滞）……通常是通过政体的变化而发生。”

在了解诺斯将如何应对当前的发展问题之前，我们先详细地研究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没有摆脱贫穷。

发展问题

从某一方面来讲，发展问题可能不会长期存在。在世界各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制定了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的宏伟目标。这意味着，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人的日均生活费将低于1.9美元（该数字将根据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或购买力平价法进行调整）。这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真的能看到贫困的终结吗？

首先，该项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8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在那个时候，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52%）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在每天1.9美元的可比标准下，这一比例已经降至10%左右。

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是，到2015年将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一半。事实上，这个目标提前5年实现了。1990年，世界人口的1/3以上（36%）生活在赤贫之中。2010年，这一比例已减半至18%，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东亚地区的发展。1981年的时候，4/5的人都生活在贫困中，现在这一比例已下降到8%。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能消除贫困。

在过去30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增加的唯一地区。尽管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非洲人口比例比1981年略低，但由于人口的增长，所以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的绝对数量更多了。尽管非洲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11%，但在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中，非洲占了一半以上。

1990年以来，全世界总共有10多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极端贫困人口降到了总人口的1/10，而且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我们正在向消除极端贫穷的历史目标前进，从而在2030年实现于2015年制定的首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真的能成为历史上成功消除全球贫困的第一代人吗？贫困的终结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并不只意味着没有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9美元。世界银行认为，3%的贫困率就相当于贫困的终结，因为间或有人因失业而暂时处于贫困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摩擦性”贫困。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从现在到2030年，贫困人口必须每年减少5 000万，相当于每周要减少100万的贫困人口。这个速度令人望而生畏。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就意味着那时地球上约86亿人口中除2.5亿人之外的人都将脱离赤贫。

哪些政策可能会促成这个目标的实现呢？我们或许可以向快速发展的中国学习一些经验。1990年，中国的贫困率还高于非洲，但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全球减贫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仅靠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够的，非洲虽然是仅次于亚洲的全球增长第二快的地区，但在脱贫方面未能取得类似的进展。

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吸取经验教训需要谨慎。正如马克思那一章所讨论的那样，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过程中。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自主创业，而不是通过开发土地和资源摆脱了贫困。这与非洲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指出的，非洲与中国不同，其收入增长一直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并且收益并没有被广泛分享。

在中国，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使数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也提出了类似的有针对性的增长政策，比如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

与非洲不同，中国没怎么依赖海外援助，而海外援助是扶贫政策的标准手段。这使人们认识到援助对减少贫困的影响有好有坏，从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不过，总部位于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院认为，援助是有作用的，但需要彻底改革援助方法。

因此，将过去的经验教训应用到顽固的贫困地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大约一半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非洲，另有1/3生活在南亚。例如，经济发展良好、没有冲突的坦桑尼亚的贫困人口从20年前的900万增加到了1 500万。南亚尽管也在发展，但在取得的进展方面落后于东亚，因此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就能使剩余的7.67亿人摆脱贫困。

毫无疑问，正如诺斯会强调的那样，各个国家情况不一，发挥作用的机制也各不相同。但是，如果过去几十年取得的进展能够以某种方式得到复制，并为各个国家量身定制，那么剩余的贫困人口就有可能摆脱赤贫。这将意味着，1990年统计的36%的贫困率（2010年已降至18%）到2030年将出现与之前可比的大幅下降，那时我们将见证贫困的终结。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所说：

印度政府是否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使印度经济能像印尼那样增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导致这种情况的“印度本质”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简直令人震惊：一旦人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很难再去想其他事情。

此外，战后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会发生危机，这会使经济增长脱离轨道。根据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些国家一旦陷入危机，危机便会一再发生。

危机史

即使在新兴经济体或新兴市场（指进行了经济改革并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发展中国家）中，过去几十年也发生了一系列金融危机并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几乎没有受到危机的干扰，经历了长达40年的经济增长，也基本上消除了极端贫困，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

第一代货币危机指的是1981—1982年的拉美危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国有三个容易使它们受到冲击的特征：巨额的预算赤字，致使政府举债支出；巨额的贸易或经常账户赤字，说明这些国家的进口大于出口；高通胀，导致了物价的快速上涨。由于这些特征，这些国家共同制定的对美元维持固定汇率的塔布利塔计划变得难以实施。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巨额赤字和通货膨胀，投资者往往会抛售其持有的该国货币，买入其他更稳定的货币（通常是美元），这正是拉丁美洲的情况。一般认为，新兴经济体中的“双赤字”（预算和贸易）和高通胀使其容易受到破坏增长的危机的影响。

第二代货币危机是指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的崩溃。尽管这是一场涉及发达经济体的危机，但和拉美危机也有类似的特点。许多英国人仍然记得“黑色星期三”，当时英镑和其他货币（如意大利里拉）放弃了两年前签订的与德国马克挂钩的协议。由于市场信心的丧失，要想说服投资者购买英镑并维持汇率钉住制，就要将利率提高到不可接受的水平。当时英国的利率已经达到15%，如果该国在经济衰退期间继续留在欧洲汇率机制内，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简直是太不利了。高利率使借贷成本更加高昂，这导致投资减少，经济增长日益恶化。与拉美经济体不同，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在危机后表现得相当不错。由于货币疲软，它们在国外销售的商品更加便宜，因此增强了出口竞争力，例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表现良好。拉丁美洲和欧洲之间的区别是，后者拥有经济维稳机构（例如中央银行），可以对危机进行调控，或多或少地保全国家的声誉，而拉美国家发生的危机会导致投资者对其经济系统丧失信心并选择长期退出。这与诺斯的理论相一致，即好的制度甚至能在危机期间持续促进繁荣。

第三代金融和货币危机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亚洲金融危机与前两次危机的区别在于，这是一场导致货币危机的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入泰国多年后，外国投资者突然将资金撤出，导致泰铢暴跌。此前借给泰国企业的现金流也“突然停止”。危机蔓延到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和韩国。为了留住当地企业已经习惯的外国资金，这些经济体不得不提高利率，这损害了经济增长。（这在某种意义上与欧洲汇率机制危机相似。）当资金流出这些国家时，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出现崩溃，因为投资者不再需要持有这些货币。这就是其被称为金融危机的首要原因。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第三代危机影响到了亚洲经济体的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美不同，亚洲经济体的增长态势良好，并且没有巨额的贸易或财政赤字。然而，最初涉及其中的5个经济体都陷入了危机，以致多年来都一蹶不振。第三代危机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特征是蔓延性，亚洲金融危机还波及了全球的新兴经济体。这场危机在1998年影响了俄罗斯，在1999年影响了土耳其，并在21世纪初波及了巴西和阿根廷。这并不是因为这些经济体与受影响的亚洲经济体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或投资活动，而很可能是因为投资者对所有发展中市场一律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而使这些经济体也陷入了危机。阿根廷位于与危机爆发地相对的世界另一端，后来却成了现代最大的主权债务违约国，直到10年后希腊背负了这一“称号”。

这段历史所凸显的是，那些最易由外国人持有本国债务的新兴经济体是最有可能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当债权人不想再持有这些债务时，国家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利率来吸引贷款人，从而使其在债券市场上借贷的成本增高。外债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当外国的贷款和其他被称为“热钱”的投资离开该国时，那些投资者也会抛售该国的货币。然后，货币贬值会使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变得更加高昂，从而加剧了债务问题。因此，借入美元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原罪”。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如此受到关注的原因。脆弱的经济体可以用外汇储备证明其足以支付进口商品的费用和所欠外债，而且不容易受到货币和资本流动的影响。

这样的危机会使经济发展长年脱轨。那些克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会延续其经济增长的趋势，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过去20多年里都实现了强劲增长。然而，一场货币或金融危机就能够而且已经阻止了新兴经济体变得富有。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它们不仅能够终结贫困，甚至有可能跻身富国行列。

当谈到持续的高增长率时，还有一个问题令人担忧。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势头在21世纪头10年就已经放缓。在大型新兴经济体即所谓的金砖四国中，巴西和俄罗斯一直难以实现经济增长，而印度和中国虽然在继续发展，但速度已经缓了下来。较小的新兴经济体中也体现出了这一趋势。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些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神话会不会在其摆脱贫困、变得富有之前就走向终结？

但增长放缓的现实也并不出人意料。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强劲增长后，新兴经济体中的许多国家近年来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新兴经济体首次占到全球GDP的一半以上，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富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比贫穷国家慢。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势头已经放缓，这个现象不足为奇。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印度实行开放之后，这些国家马上就从世界市场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它们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帮助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离岸外包等术语开始流行起来，全球化也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到21世纪最初10年，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占全球GDP的比例从20%上升到了30%左右。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外国投资大量涌入了这些成本更低、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这有助于这些国家的企业向更成熟的跨国公司学习，并使新兴国家的新中产阶级不断壮大。

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其增长速度必然会放缓。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是因为它们正在从无到有地开始工业化和贸易进程，因此收益相对较大，而且来得很快。富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缓慢，因为它们必须创新和升级产业，以提高其生产力。对中国而言，4%的增长率可能会令人失望；而对美国来说，这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决定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速度会放慢多少，从而决定其长期发展前景的，是其制度的性质。越南和缅甸这两个新兴的全球化经济体就是两个可供研究的案例。它们都有无限的前景，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南非的情况也值得注意。让我们依次加以分析。

越南的制度问题

1986年，越南政府发起了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被称为“doi moi”（越南语，指经济革新）的改革措施。自那以来，越南一直在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仍由共产党掌权。越南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虽然不能跟中国的13亿人口相比，但其9 000多万的人口也让越南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20个国家之一。因此，考虑到其庞大的人口基数，越南是一个潜在的重要经济体。与中国一样，越南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进行了经济改革。

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越南的国有企业霸占着银行贷款，并对国家一半以上的坏账负有责任。由于越南实现了平稳过渡并且仍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时常被视为“下一个中国”，但有人担心一场债务危机正迫在眉睫。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和中央计划体制的解体，越南试图完成一项改变经济发展道路的挑战性任务，也就是道格拉斯·诺斯所描述的“路径依赖”难题。

最难改革的机构是国有企业。对越南来说，在经济革新计划推出数年后，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及其相关坏账仍是一个问题。与其他国家一样，为了将国有银行的坏账从账面上清除掉，越南创建了“坏账托收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这和中国在1999年的做法相同，当时中国创建了4家这样的公司，试图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对大型国有银行的资产账目进行清理。但坏账的问题不只涉及存量，还有资金流。换句话说，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不断地积累债务，这个问题不容忽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大多数国有企业私有化或重组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到90年代末，大型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 000万左右下降到不足30万。虽然国有企业的规模仍然相当可观，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剩余国有企业的效率减少坏账的流动。实现手段包括实行部分私有化或出售银行等大型国有企业的股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利用银行体系为其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以提振经济，而这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

越南表示要改革国有企业，但进展缓慢。直到2011年，越南才开始大幅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在截至2015年的5年中，越南的国有企业从1 309家减少到958家。为了在2020年达到190家的目标，该国还有更多的私有化工作要做。这样看来，越南已经花了大约30年的时间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与中国一样，越南也决定不走苏联的休克疗法路线。休克疗法指的是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型的做法。与之相反，越南采取了逐渐引入市场力量的做法，包括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市场，这样政府就可以一步步地改革国有部门了。

鉴于之前东欧国家在快速转型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期，越南的做法似乎是明智之举。然而，其改革存在一个重大的障碍，即更快速的转型可以消除国家的低效率之“手”。迅速废除旧体制，可以防止既得利益者在市场化经济中建立新的权力基础，也可以防止那些从正在进行的改革中获益最多、能够阻止进一步进展的人在市场化经济中建立新的权力基础。（当然，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转型也存在许多问题，包括不切实际的期望，即它们认为只要旧的国有经济解体，私营经济就能填补这个真空。）

越南的改革似乎也陷入了困境，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让这些企业实行私有化（哪怕部分私有化）。换句话说，那些从经济改革中受益的人现在却紧紧抓住那些效率低下的企业不放手，而这些企业拖累了银行系统。

这对越南经济造成了影响。越南政府的债务占GDP的一半，更重要的是，超过1/3债务的债权人都是外国人（或机构）。加上国有企业的债务，这一数字就会翻番，达到GDP的100%。当政府所欠债务总额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年度GDP时，人们对潜在债务危机的担忧就会加剧。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切断国有企业的坏账资金流，并推进一定程度的私有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克服大量既得利益者设置的障碍。

正如诺斯所警告的那样，改革国家应该吸取的教训是，既要考虑拟议措施的效率，又必须考虑既得利益集团拥有的保持现状的权力。对越南来说，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缅甸制度的快速变革

缅甸最近也对外开放了。该国面临的挑战与越南不同，但也在用类似的方式改革经济结构和体制，以此改变其经济发展的道路。

投资者称该国为“最后的前沿”。撇开《星际迷航》（Star Trek）里的情节不谈，缅甸还给人一种有待探索的感觉。该国是最后一个与全球接轨的亚洲大型经济体。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军事统治后，缅甸直到2011年才实行对外开放，并解除了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的软禁。

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11年，在缅甸只有6%的人口能够使用移动设备，拥有银行账户的人只有大约10%。几十年的军事统治使缅甸发展受阻，成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这也意味着，通过适当的制度改革，该国经济拥有巨大的快速增长潜力。缅甸位于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拥有完善的全球供应链。如果成为全球制造业网络的一部分，缅甸将在经济工业化和快速发展方面获得助力。与许多较小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同，人口规模与韩国相仿的缅甸可以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并扩大出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跨国公司都喜欢将目光投向服务不足的市场。此外，该国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因此，缅甸是能够吸引外国投资的国家之一，原因有三：自然资源、低成本和新市场。

缅甸是下一个有可能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这无疑引起了那些全球大型企业的注意。但过快地向投资敞开大门也存在着陷阱，我们之前谈到过困扰新兴经济体的众多危机。中国绕过了陷阱，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北京共识”，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在中国成功实现经济增长并且“华盛顿共识”遭到批评之后，中国模式正在流行。在缅甸面向全球经济实行开放的历史性时刻，中国模式能否为缅甸所用？

当然，“北京共识”不一定就是共识，因为中国的发展经验没有那么容易形成模式。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有许多与华盛顿模式类似的因素。“华盛顿共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源自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这种模式的前提是私有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受益于这些处方，这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和80年代的拉美危机中可以看出。于是“华盛顿共识”遭到冷落，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求新的替代模式。一些国家转向了中国，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更为缓慢，并按照顺序先后进行关键的改革。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很缓慢，直到改革进程进行了几十年才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国还建立了吸收下岗工人的非国有部门，从而避免了持续大规模失业的发生。但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种模式的一个后果是改革不彻底，国有企业依然存在。

中国并不是亚洲地区唯一实现快速增长的国家，韩国、新加坡也是如此，而且在中国实施针对性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某种样板作用。中国的改革也推动了全球生产和供应链的融合，使上述国家得以通过参与全球制造实现工业化。政府主导信贷的做法也可以避免过多的资金流向初级（农业、资源）产品等经济效益不太理想的领域。

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北京共识”强调的是逐步地、有管理性地向世界经济开放并放慢现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模式可能比更快速的市场化改革更加适用。“北京共识”的关键是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涉及再工业化的问题，即对现有和新的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鼓励其进入高科技行业。缅甸不是一个转型经济体，因此不像中国一样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于是，这里还要用到更为标准的刘易斯模型。该模型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设计。根据该模型，当工人们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厂和服务业时，经济就会出现增长。虽然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工业化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朝工业转变的做法可能会使缅甸像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进入快速的发展阶段。

因此，和“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源自其东亚邻国的经验，或许能为缅甸提供一套更好的指引方法。缅甸约70%的人口受雇于农业和资源部门，这些部门占该国经济产出的一半以上。这意味着缅甸有很大的工业化空间，可以“迎头赶上”，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正如发生在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东亚“奇迹”一样，这几个经济体是为数不多的在战后时代变得富有的经济体。

然而，作为一个后来者和资源丰富的国家，缅甸必须设法融入区域生产链，否则就会使自身局限在资源领域，并被更具竞争力的外国公司排挤出去。亚洲提供了让缅甸发挥潜力的土壤，因为全球约一半的消费电子产品都是在亚洲生产的。这意味着缅甸有潜力以多样化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而且一旦实现工业化，缅甸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但一些东南亚邻国也走过坎坷的道路，这说明成功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它还取决于政府实施的政策，其中也包括社会稳定。东亚“四虎”还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形式的再分配政策，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其他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另外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体制改革，比如在工业化的同时采取再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平等，可以让缅甸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出现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这些就是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改革方案。缅甸已经开始改变其经济发展的道路，如果能够成功，那么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东南亚经济体就可以重新崛起，并在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占据一席之地了。

以越南和缅甸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亚洲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其经济增长前景使人们预测全球极端贫困可能会被根除。但非洲仍然是一个大问号，因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穷人居住在此。不过，南非也在经历一场由政治变革引导的经济转型，并让我们窥见了一些可能性。

非洲的进步与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当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在南非终结时，人们经常会听到“非洲崛起”这个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洲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第二快的地区，仅次于亚洲。债务减免问题也不再是这个地区的主要讨论议题，不过非洲的贫困率仍然居高不下。

尽管如此，在21世纪头10年商业异常繁荣的背景下，非洲国家的发展势头良好，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迅速，过去10年年均增长5%。这是该地区30年来收入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些国家能否维持这种经济增长势头，并为减贫做出更多的贡献呢？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它们能否成功地利用商业繁荣带来的收益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和机械化。这可以使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因为经济利益将被广泛分享，这对减贫至关重要。非洲国家是否在商业繁荣期结束之际做出了充分的调整，这将很快在其经济中显现出来。

作为该区域的主导经济体，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实施的变革十分引人注目，并成为有效实施体制改革的一个案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近50个国家的全部产出中，南非一度占到了1/3。20世纪80年代，南非的人均收入不足3 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下收入的国家。到21世纪最初10年，也就是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几十年，其收入翻了一番，使南非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南非还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了“金砖五国”。南非是金融市场重点关注的五大新兴经济体之一，并成为投资者获取更高回报的首选之地。这表明南非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参与者。

这并不是说南非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挑战。收入不平等和失业仍然是该国棘手的问题，非洲黑人的平均收入是白人的1/10~1/5。另外，就业问题也长期存在。在失业率超过25%的情况下，就业机会的缺乏，特别是黑人就业机会的缺乏，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些经济困境中有一些是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种族隔离是194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的一种人种分隔制度。1990年，后来当选总统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从监狱获释，这一制度也就此终结。几十年来，曼德拉一直致力于结束这种将南非大多数人口定为二等公民的不公平制度。尽管官方对黑人的歧视政策已经终结，但20多年后，黑人的经济状况仍然较差。这是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例证，也说明了为什么即便有改革的意愿，制度的变革仍然很迟缓。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正式障碍消除之后，弱势群体仍需要时间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因为他们起始的经济地位较低。在纳尔逊·曼德拉领导南非进入新时代的几十年后，这成为阻碍该国发挥增长潜力的挑战之一。

这与人们将南非视为投资圣地的看法相悖。这也是为什么有人称处在第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南非拥有第一世界的金融市场。这个国家需要进一步改革其经济和政治体制来消除这种差距，因为南非不仅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一座灯塔，也是该地区面临发展挑战的一个缩影。对其他非洲国家来说，南非展示了国家在进行体制改革使其更加公平的时候能够取得多大进展。这与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是一致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解制约经济增长的制度性障碍。每个非洲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制度问题需要解决，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的成败将决定全球贫困在未来几年能否被消除。

盘点

那么，道格拉斯·诺斯将如何看待未来几年的发展挑战呢？对于为什么有些国家仍然贫穷而有些国家却变得富有的情况，他会说些什么呢？世界经济的严重分化还会继续下去吗？毕竟，目前的趋势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同时也有人担心在终结贫困之前，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势头可能就会消失。

诺斯肯定会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意味着减贫。他曾表示，糟糕的制度可以持续存在并使一些人富有起来，但这样的经济增长无法惠及整个国家。他认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设计了产权”。因此，诺斯的观点是，制度可能是腐败的，尤其是在谁拥有自然资源和土地等资产的问题上面，而这些资产一直是非洲冲突的根源。

但是诺斯认为国家可以借鉴成功的案例，例如有些亚洲国家就通过制度改革实现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的目的：“很显然，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所存在的更具生产性的制度以及关于这些制度绩效特征的较低信息成本，为那些表现不佳的经济体提供了强有力的变革激励。”

尤其是在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良好的管理秩序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政府政策旨在促进制造业和出口业的发展。它们还致力于在整个社会中推广教育。这就是诺斯眼中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类型。

但好的制度并不容易获得。简单地将一套精心设计的规则甚至整个法律体系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苏联在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曾试图采用西方的法律体系，但并没有成功。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东欧和中欧那些新独立的国家都采用了西方的法治和规章制度。但几十年后，许多国家仍然无法有效地实施法律保护和权利保障。人为强加而非量体定制的法律并不一定适用。各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良好制度。正如诺斯所言：

尽管正规制约可能由于政治或司法决定的影响而在一夜间发生变化，但是，在考虑政策时，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的非正规制约可能更多是不受影响的。这些文化制约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联结起来，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线索。

因此诺斯会说，加强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要随着文化的渐变逐步实施，但如何发展以规则为基础、提供良好管理秩序的制度，最终将决定这些国家的发展走向。当然，政治稳定和没有冲突的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良好的体制将难以站稳脚跟。诺斯很清楚，有益的制度很难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发展起来，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往往混乱不堪。正因如此，他主张将关注点转向非正式制度，包括在法律体系改善的过程中与你信任的人做生意。社交网络（或社交资本）有助于解释法律体系薄弱的国家是如何依靠道德压力（往往来自其所在社区）约束不良行为以维持运行的。例如，如果你的邻居带着你的钱跑了，那么他的家人就会被村里的人排斥。社会如何互动对于理解制度如何演变是至关重要的。诺斯曾经强调：“非正规制约是重要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文化衍生的行为规范以及它们是如何与正规规则发生相互作用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

行为规范将如何影响法治等正式制度的改革？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拓宽经济学视角，看看社会运行的复杂一面。正如诺斯在他最后研究阶段所述：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最讨厌的是经济学家的狭隘，事实上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狭隘，他们没有开拓全新的领域……我想告诉你们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思想和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知识，并朝着创造性的方向发展时，社会结构是如何进化的。

诺斯的研究无疑开启了这一课题。由于他开创性的工作和研究成果，经济学家们更认真地把制度视为理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诺斯著作的基础上，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详细研究了世界各地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糟糕的制度导致了可怕的后果。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当支撑经济的制度是掠夺性的，鼓励剥削而不是生产性劳动时：

当前的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榨取式经济制度无法产生诱因，激励人们储蓄、投资并创新。榨取式政治制度则支持这种经济制度，并为这些因榨取而获利的人巩固权力。榨取式经济和制度永远都是国家失败的根源，尽管因环境不同而有细节上的变化……其结果是经济停滞——正如安哥拉、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利比里亚、尼泊尔、塞拉利昂、苏丹及津巴布韦等国最近的历史所表现的那样——内战、难民、饥荒与灾疫连年，使这些国家今天比20世纪60年代更为贫穷。

他们同意诺斯的观点，即路径依赖会导致持续不良发展的恶性循环，也有可能打破这种循环：“要解决当今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败，就必须将国家的榨取式制度转变为广纳式制度。恶性循环意味着一切并不简单，但这并非不可能。”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指出，博茨瓦纳、中国和南美等国家的成功都“很生动地说明历史并非命定”。但正如诺斯所提出的那样，需要一个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联盟来推动改革，而且还需要一点运气，“因为历史往往都是以偶然的方式揭开序幕”。

现在的成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硕。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到2030年，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将成为中产阶层人士，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预计会涉及86亿人口中的49亿人。2009年，全球约70亿人口中有18亿人每天的收入在10~100美元，这是衡量全球新兴中产阶级收入的一项指标。这笔钱足够买一台冰箱（各国根据1美元的购买力进行调整）。

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全球近2/3的中产阶级（30亿人）将来自亚洲。联合国称这是150年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欧洲和北美的中产阶级将从占世界中产阶级总数的一半以上降至1/3。

得益于道格拉斯·诺斯的见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如何消除贫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国家都按照他的指引成功地实现了发展，这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层空前壮大起来。即使经济学并不能提供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审视制度，我们就有希望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有些国家贫穷，以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而有些国家则走向了繁荣。

诺斯会表示赞同：“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对所有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Pierre -Richard Agénor, Otaviano Canuto and Michael Jelenic,2012, ‘Avoiding Middle Income Growth Traps’, Economic Premise, 98,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 1.

2. Douglass C. North, 1988, ‘Institutions, Economic Growth and Free dom’, in Freedom, Democracy and Economic Welfare: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d. Michael A. Walker,Vancouver: Fraser Institute, p. 7.

3. Douglass C. North,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 6.

4. Ibid., p. 7.

5. Lennart Jörberg, 1997, ‘Robert W. Fogel and Douglass C.North’, in Nobel Lectures in Economic Sciences, 1991–1995, ed.Torsten Persson, Sin 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p. 1078.

6. Douglass C. North, Gardner Brown and Dean Lueck, 2015,‘A Conver sation with Douglass North’, Annual 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 7, pp. 1–10, at p. 6.

7. Nobelprize.org, 1993, ‘Douglass C. North – Biographical’,Nobel Media AB 2014;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1993/north bio.html

8. Ibid.

9.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p. 11, 12.

10. Nobelprize.org, ‘Douglass C. North – Biographical’.

11.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 vii.

12. Ibid., p. 3.

13. Ibid., p. 5.

14. Ibid., p. 116.

15. Ibid., p. 9.

16. Ibid., p. 139.

17. Ibid., p. 9.

18. Ibid., p. 112.

19. 其他16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消除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20. Paul Collier, 2007,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 Robert E. Lucas,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pp. 3–42, at p. 5.

22.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 7.

23. Ibid., p. 137.

24. Ibid., p. 6.

25. Ibid., p. 140.

26. North, Brown and Lueck, ‘A Conversation with Douglass North’, pp. 8, 9.

27. .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London: Profile Books, pp. 372–3.

28. Ibid., p. 402.

29. Ibid., p. 426.

30. Ibid., p. 427.

31.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 140.

第十二章

罗伯特·索洛：
我们是否面临着缓慢增长的未来

今天，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要慢，但这不仅仅是经济崩溃造成的。2005年以来，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等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速一直在明显放缓。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称，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长期性地放缓，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使生产率下降。这些经济体会面临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所称的“长期停滞”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就令人担忧了。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办公大楼和设备需求就会越来越少，这会造成投资低迷，并使经济前景受到抑制。这个时刻似乎正在接近：2015年，美国劳动力增长放缓至0.2%，低于20世纪60—80年代的2.1%；英国的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略好一些，但仍降至0.6%左右。

人们普遍担心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情况会在西方重演。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时，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让危机掩盖下的经济停滞暴露出来。2010年以来，日本人口一直在不断减少，这使日本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劳动力的减少使生产率和产出难以提升。对英国来说，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问题尤其凸显。现代以来，英国从未像如今这样复苏无力。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教训，虽然国民产出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生产率仍落后于整体复苏水平。

鉴于此，新的正常增长率可能低于从前，或者出现停滞不前这种更糟的情况。对此我们应该担心到什么程度呢？

经济增长模型的主动力的提出者罗伯特·索洛或许能提供一些答案。索洛模型表明，劳动力和资本被添加到经济活动中时会出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只有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才会持续。更先进的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通过减缓资本回报率的递减增加资本积累。例如，假设给一个工作者两台以上的电脑，回报率就会出现贬损。除非有更好的软件可以让人们在不需要一直使用电脑的情况下完成计算工作，否则使用第三台电脑产出的东西不会像使用前两台电脑时那样多。技术进步可以使现有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由技术引发的产出增长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工人的技能和教育）是这种模式的核心。这对发达国家来说尤其紧迫，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人口正在老龄化，甚至在萎缩，而拥有更高技能的工人更是当前所需。如何提高生产力是决定我们未来是否会停滞不前的关键。

罗伯特·索洛的开创性工作帮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他会如何看待主要经济体生产率低下和未来增长缓慢的前景呢？

罗伯特·索洛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罗伯特·索洛1924年出生于布鲁克林。作为犹太移民的儿子，他是家里第一代上过大学的人。索洛把自己的才智觉醒归功于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体制，学校的一位老师让他对19世纪的法国和俄罗斯小说家产生了兴趣。这并不是激发索洛的唯一诱因，他曾说：“就像许多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一样，我对社会的运转感到好奇。”

正是这种好奇心使他在1940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1942—194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后，索洛又回到了哈佛大学，回到了他的未婚妻芭芭拉·刘易斯（Barbara Lewis）身边。索洛在被派遣之前与芭芭拉相识。他在北非和意大利服役期间，两人每天都保持通信往来。战争结束后，芭芭拉从哈佛大学的姊妹学院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毕业。1945年，他们结婚了，并且两人都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芭芭拉最终完成了她的学位论文，在此之前她曾经中断学业13年，其间抚养了三个孩子，后来又在布兰代斯和波士顿大学任教，主要研究爱尔兰和加勒比经济史。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70年，直到芭芭拉在2014年去世，享年90岁。

可能是芭芭拉让索洛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索洛曾问妻子上过的经济学课程是否有价值，索洛被她说服并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师从华西里·里昂惕夫等人。里昂惕夫曾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投入产出表”中对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及其与国民产出的关系进行了测量。作为他的研究助理，索洛提出了第一套衡量资本投资对美国经济产出贡献的指标。

随着索洛的兴趣转向统计学和概率模型，他于1949—195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相关知识。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在这一领域拥有更加丰富的经验，这为他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的论文模拟了工资分配和失业的变化情况，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威尔士奖。获得该奖的论文不但可以出版成书，还能够得到500美元的奖金，这在1951年算得上一笔可观的收入。但重读这篇论文后，索洛认为他还可以对其进行改进，所以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发表，支票也没有兑现。

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索洛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并于1958年成为一名教授。索洛的学术生涯是在这所顶尖的经济学院度过的，不过他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

索洛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于1952年接受了兰德公司的咨询工作。索洛在1962—1968年与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合作期间，帮助起草了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是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政府的标志。1965—1969年，他先后在约翰逊总统的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及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收入维持委员会任职。1975—1980年，索洛担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董事和董事会主席。为了表彰索洛在公共事业上的长期贡献，他于2014年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政府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

索洛从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赞誉。1961年，他获得了著名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专门授予40岁以下最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如今常被视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身。在索洛的职业生涯中，包括1979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期间，他一直备受尊敬。索洛还曾是计量经济学会会长、国家科学委员会成员、英国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因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贡献，索洛在1987年获得了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这或许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索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人们经常认为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恰当人选，以至他常打趣道：“我的朋友们一直跟我说，如果我活得足够长，就能获得这个奖。”

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他的首要关注点。索洛原本打算专注于研究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他认为自己转向宏观经济学纯属偶然。在麻省理工学院，他的办公室紧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索洛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曾自述道：“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经济、政治、自己的孩子、卷心菜和国王，就这样持续了40年。”

索洛于1995年退休，让位于更年轻的学者。不过，他仍活跃在许多学术项目中，而且在萨缪尔森于2009年去世之前，他的办公室一直紧挨着萨缪尔森。

索洛增长模型

在1956年和1957年发表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文章中，罗伯特·索洛为人们理解经济增长的概念奠定了基础。索洛增长模型是标准的新古典主义模型，每一本教科书（包括我的在内）中均会教授。增长模型得出的最著名的结果是索洛余值。索洛余值指的是经济增长中无法解释的部分，而这部分增长并不能归因于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的增加。余值包含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可以使一组投入产生更多的产出。当然，余值还包括与劳动力和投资投入无关的任何其他因素，因此政府支出和货币宽松政策带来的暂时性增长也包括在内。这意味着，索洛余值中所包含的一些（但不是全部）东西就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所需的生产力进步技术。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

纵观各国，高产出增长时期与重大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1950—1973年，发达国家都呈现了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1974—1987年，它们的经济增速纷纷放缓。这似乎与采用类似的技术有关。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强劲增长都与战后的技术进步有关，比如航空旅行和工业机器人的推广。

奇怪的是，最近以信息处理、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进步，似乎并没有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索洛在1987年提出的“信息技术产业无处不在，而它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的观点被称为索洛悖论。他在几十年后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但仍然没有找出问题的答案，而计算机技术的作用仍在演变。索洛指出，既然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被计算机改变，那么这项技术就应该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但在1970—1995年左右这段计算机开始腾飞的时期，生产率增长都较为缓慢。1995—2000年的较短时期内，生产率增速较快，这可能是由于采用计算机技术的滞后效应。索洛认为，企业需要时间来学习如何有效地使用计算机，因此早年计算机技术的优势并没有很好地显现出来。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索洛对生产率增长会恢复到以前的快速水平持怀疑态度，因为“在我看来，将计算机与电力或内燃机进行比较还不太合理”。索洛还透露：“我一直认为，计算机给我办公室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在此之前都是我的秘书为我工作，而在此之后是我为我的秘书工作。”

索洛的质疑反映了一种观点，即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不会像早期的工业革命那样为整个经济带来生产率的提升。第一次工业革命让通用技术发展起来，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蒸汽机，而从19世纪晚期持续到一战时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入了铁路和电气化发展。其他人则持不同意见，并认为一旦这些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真正融入工作实践和企业当中，生产率将会得到提高。索洛的观点面临着一个技术相关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内生增长模型的开发人员一直在批评索洛没有对技术的来源做出解释。

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换句话说，是由一个经济体中的资本和劳动力“内生地”产生的。有人称新古典主义索洛模型是将技术进步视为“天降甘露”。相比之下，内生增长理论试图解释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以此提高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率。这些模型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研究人员和研发投入可以带来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索洛不相信内生增长的某些假设，尤其是内生增长最简单的形式——AK模型（“A”是技术的经济学简写，“K”是资本的经济学简写）。该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技术进步速度与其增长率成正比，换句话说，技术和经济会以同样的速度增长。索洛认为，这个过程似乎过于简单，不太可信。尽管这些模型在增长如何产生的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遵循着索洛模型所设定的含义。内生增长理论扩展了索洛的新古典主义模型，并阐明了创新者是如何推动技术进步的。

另外一种批评与前一章讨论过的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相关。索洛模型的一个难点在于，它只能通过技术进步解释各国增长率的差异。因此，在解释为何一些国家富有，而大多数国家并不富有的过程中，诺斯推崇的那些制度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索洛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同，并预示出我们是否正在走向缓慢增长的未来。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低于其平稳状态，或者低于其能够达到的产出水平，那么经济增长就应该加速。因此，如果一个经济体开始发展，并且资本存量水平较低，那么它的资本回报率应该高于发达国家和资本积累较多的国家。如果这些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投资率和人口增长水平相同，那么由于资本回报率的递减效应，发展中国家将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各国经济都接近稳定状态时，这些国家的人均产出差距就会缩小。新古典主义模型的这一重要预测被称为趋同假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于相同的稳定状态，前者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后者，直到它们的收入水平趋于相同。

这种理论有经验支撑吗？如果存在这种趋同性，那么一个国家的初始收入水平与随后的增长之间应该存在反向关系。日本在战后初期的发展水平比较低，但其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快。1950—1990年，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很多。1880—1973年，富有国家人均收入的初始水平与增长率呈负相关。然而，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明确地显现出这种相关关系。因此，能够证明趋同假说的证据仍然有限。

一些较为贫穷和中等收入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出现了更加快速的增长，并开始赶上更加富有的国家，这正是该模型所预测的。但也有许多贫穷国家增长缓慢。在世界收入分配方面，富国和穷国之间没有出现趋同的迹象，而是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那些发展中国家和正在经历增长放缓的国家会是怎样的情况？如何提高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这是一个其他国家可能最终也会面临的问题。

生产率挑战

经合组织强调，生产率挑战是自2008年银行业危机以来最大的问题之一。

英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英国的生产率（每小时的产出）都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换句话说，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生产率增长已大幅放缓。

在经济崩溃刚刚发生后的一段时间，虽然出现了衰退，但就业率不低。就业情况比产出情况提早一年出现复苏，而且失业人口从未像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那样达到300万的水平。但这段时期的人均产出较低，因为经济衰退时期的产出需求低于正常时期。2008年危机以来，人均产出仅以每年0.2%的速度在增长，这与1972—2007年2.1%的平均增长率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在最近的一次经济衰退中，工资弹性在维持就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工资的下降让人们得以保住了工作。

雇主留住工人而不是解雇他们，这个现象并不能解答整个生产率难题。造成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服务业在英国经济中占有庞大的份额，而这项产业的投资或产出很难进行准确的衡量。但美国经济中的服务业规模也很庞大，该国的生产率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因此，这个问题不能全部归结于衡量不准。

英国央行给出的结论是，每小时的产出比预期低16%左右。与以往发生衰退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生产率在复苏期间没有回升。这就是“生产率难题”的本质问题。

也就是说，生产率的增速在危机之前就已经放缓。经合组织指出，低投资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一种解释。20世纪90年代，英国投资占GDP的比例开始落后于美国、加拿大、法国和瑞士，该国投资占GDP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约1/4，降至略高于15%。低投资意味着可供员工利用的生产性资本减少，从而降低了人均产出。

这也是英国央行的结论之一。这些因素可以解释生产率难题的一半到3/4，测量不准的原因约占1/4。然后，他们研究了与商业周期相关的周期性因素，以及生产率滞后背后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原因，即经济结构与周期性变化的关系。一些周期性因素与留住工人和从事不能立即增加产出的工作有关。结构性原因包括较低的资本投资和资源配置效率，即工人没有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这种现象会在企业存活率很高的情况下产生，因为这时会出现所谓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只是因为国家推行的利率非常低。

然而，这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长期停滞”一词已重新引起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关注，这需要我们重新对我们的增长模式进行审视。鉴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默斯警告发达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缓慢增长的未来，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崩盘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经历了“失去的数十年”，而在初期复苏中存活下来的僵尸企业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帮助，这导致日本那些年的生产率非常低。自那以来，日本推出了世界上最激进的经济政策，试图结束数十年的经济停滞。人口老龄化是造成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富裕经济体，日本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将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日本的“失去的数十年”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在0~1%，并且生产率增长一直表现不佳。2012年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出了旨在重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三大经济政策之“箭”，人们称之为“安倍经济学”。

第一支箭——为结束通缩或价格下跌而大举扩大货币供应——未能持续命中目标。该政策虽然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现象，但要结束多年来价格停滞不前的局面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股市已触及多年高点，但实体经济尚未充分受益。仅凭较高的市场估值，还不足以让企业提高对于维持物价上涨至关重要的工资水平。相反，它们希望每个工人能有更多的产出，这样才能符合更高的工资标准。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平均实际工资目前尚未完全恢复。

第二支箭——财政政策——也没有击中要害。例如，2014年日本政府决定将销售税从5%上调至8%，这是17年来的首次上调。此举使支出受到了压缩，从而使经济重新陷入衰退。紧随其后的是，第二季度的GDP环比收缩了7.3%，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收缩。这与1997年的情况类似，当时销售税上调导致经济陷入衰退，并暴露出需求的潜在疲弱。提高税收是为了减少日本的债务。占到GDP 240%的日本债务是世界之最，而每一次日本政府试图减少巨额债务的措施都会拖累经济，而该国的债务规模表明了日本经济复苏的脆弱性。

最难得分的永远是第三支箭——针对经济构成和运行方式的结构性改革。日本如何在人口和劳动力都在萎缩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在多年的经济停滞造成消费需求低迷，并且人们都担心负债的情况下，企业是否还愿意在这个国家投资？安倍的结构性改革包括240多项提高生产率的举措。这类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部长们都给出提醒，安倍经济学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奏效。因此，日本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感受到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安倍是日本10年中上任的第六位首相。对日本领导人来说，时间似乎是一种奢侈品，但这正是他们扭转日本经济所需要的东西。几十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在苦苦挣扎，结果却是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跌至第三。

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面临着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人口结构与发达国家相似。该国的劳动力人口正在减少，不过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已经结束了独生子女政策。此外，正如前几章所讨论的那样，如果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希望通过创新保持富有，那么中国就需要在增长放缓之前实现这一目标。

欧洲的重点也是经济增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兑现能力。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曾表示，欧洲一体化计划的合法性取决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欧盟也将重点放在了通过投资促进增长上面。

因此，通过提高增长和生产率对抗停滞不前的未来，这是主要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认识到了这一点。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经济增长问题，尤其是特别令人担忧的低生产率挑战。

英国政府重新关注经济增长

在2008年银行业崩溃期间，历届政府都专注于当前危机，而“善意地忽视”了生产率的问题，这意味着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不足。作为受全球生产率放缓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英国自此将这一问题置于其经济增长议程的中心。首先，在英国央行和其他机构的研究基础上，政府已经开始加大投资力度。

例如，政府建立了一个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英国需要在“硬”基础设施（如交通线路）和“软”基础设施（如数字网络）方面进行投资，这对吸引企业投资同样重要。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令人喜忧参半。其数字经济的发展令人瞩目，例如，伦敦的硅环岛吸引的风险投资超过了其他欧洲城市。但英国的某些地区连手机信号都很难获取。另一个需要投资的重要领域是技能方面。商业调查经常指出，技能短缺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这样看来，实体领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方面都需要进行投资。

加大税收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力度，这样可以分散决策权，进而促进投资。这项措施在德国和中国都取得了成功，因为当地银行和政府部门对各自的地区有着更好的了解。但这也会造成地方之间的低效竞争，产生受地方既得利益者保护的重复活动。

私人投资有待增加，因此政策的明确性和监管的透明度至关重要。例如，由于监管改革，一些公司不敢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些投资本来因为回报稳定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还有人担心英国脱欧会增加英国与欧盟未来经济关系的不确定性。

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促进私人投资，因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可能会产生“挤入”效应。换句话说，政府投资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效率，例如，良好的电信基础设施可以提高私人公司投资的回报率。然而，1997年以来，公共投资平均仅占GDP的2.4%，比七国集团中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

正如之前在凯恩斯那一章中提到的，问题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利用非常低的利率借入资金，并增加公共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会主张将政府投资从当前的预算支出中分离出来，因为当前的投资将在未来产生更大的回报。

当然，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只是政府政策。英国央行还将资本错配列为一个相关问题。为了进行投资，企业需要融资。这对大公司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英国绝大多数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小。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构成了融资障碍，这些银行更专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不是放贷。由于英国针对企业的债券市场规模较小，所以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贷款并非来自银行，而是来自债券或股票市场，所以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股票筹集资金。这也是欧盟面临的一个问题，欧盟正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新的资本市场联盟推动形成更大、更一体化的债券市场，以此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毫无疑问，投资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关乎英国生产率难题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在琼·罗宾逊一章中讨论了低工资的问题。低工资意味着一些公司雇用了工人，而没有投入更多的资本单位，从而对投资构成了抑制。

通过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视，经合组织发现是疲弱的产出增长拖累了生产率。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如果整体经济增长保持低迷，那么每名工人或每台机器的产出就无法强劲增长。重要的是，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经合组织表示，由于危机以来劳动力生产率一直“异常疲弱”，所以实际工资和人均GDP或平均收入基本没有增长。因此，受影响的不仅是整个经济，还有个人。

就业岗位的保留减轻了人们对近期人均产出下降问题的担忧，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所以长期的下降趋势仍然令人无比担忧。例如，提高生产率是让我们所有人享有更高收入的可持续方式。生产率低下的原因并非完全未知，其后果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生产率难题成为更加突出的政策议题，政府就可以更好地聚焦于那些对英国民众长期生活水平真正重要的问题了。

索洛如何看待增长缓慢的困境

罗伯特·索洛会提出什么方案来解决增长缓慢的困境呢？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确保投资活动保持活跃是一件尤为紧迫的事情。索洛曾经表示，经济低迷会影响长期的增长前景。多年来，这一直是欧洲面临的一个问题。他认为：

正如欧洲大型经济体1979年以来的经历所显示，均衡增长道路本身不可能不受中短期经验的影响。特别是资本形成的数量和方向必然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无论是通过对新设备的总投资还是通过旧设备的加速淘汰。

低投资往往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因为危机会降低银行的放贷意愿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这会对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被视为短期或中期事件的商业周期可以改变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前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金融危机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英国、欧元区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索洛还指出，与此相关的高失业率（随着对希腊实施救助，2010年欧元区爆发欧债危机，之后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会影响未来经济的发展，失业情况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长期处于萎靡状态：“我也倾向于相信，按照职业、行业和地区划分的失业率各不相同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做出反应，回到平衡轨道上来。”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滞后性概念，而长期失业会使工人的技能过时。这会使工人们难以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使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减少，这意味着失业率仍将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并会损害该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欧元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尤其是一些国家近10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失业率，凸显了索洛的担忧。工人在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不仅是劳动者，也是创新者。

因此，对于需要更多投资来促进增长的观点，索洛很可能会表示认可。在他的模型中，作为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因低投资而受到阻碍。索洛说：“许多或者说大部分技术进步，只有通过使用新的和不同的资本设备才能进入实际生产。因此，创新在提高产出方面的有效性将取决于总投资率。”

扭转投资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给人以新的紧迫感，正如索洛所说：“从理性来看，投资活动可以促使技术从实验室转移到工厂，因此刺激投资有利于中期经济增长。”

简而言之，我们是否面临缓慢增长的未来，这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够增加投资和降低失业率，因为按照索洛的模型，这两个因素会影响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使经济增长丧失支点。既然技术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前景，那么在资本和人力上的投入便很重要。这些生产要素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创新程度，进而决定了它的经济未来或新的均衡轨迹。在索洛看来：

新的均衡轨迹取决于非均衡期间产生的资本积累的数量，还有可能取决于失业数量，特别是长期失业的数量。如果技术变革是内生的（由经济体中的资本和工人数量决定），而不是任意的（创新经常以不那么确定的方式发生），甚至技术水平也可能不同。

无论新的经济增长轨迹是快还是慢，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受到企业和工人决策的影响，所以这不仅仅是老龄化社会或其他因素的必然结果。有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停滞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人口结构有关，因为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年龄最大、老龄化最快的国家。该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巨额投资，或许是利用技术来补充日益萎缩的劳动力的一种方式。机器人可能会取代人工生产产品，但这也增加了机器人导致某些行业失业的可能性。商品和服务的自动化生产可能只是填补退休工人的空缺，但也可能会迫使一些人失业。

索洛认为，我们是否会面临缓慢增长的未来，这取决于投资和工人的表现，因为他们决定了经济的生产率能否增长。政府投资（可以追溯到凯恩斯那一章中关于紧缩政策的辩论）或私人企业有助于恢复危机以来暴跌的资本存量，进而降低未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可能性。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税收激励促进创新或改善基础设施，从而提高投资的吸引力。只要能够增加投资，索洛就不会认为缓慢增长的未来不可避免。索洛模型中的经济增长来自投资和生产性工人积累的资本，因此支持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政策将带来更多的产出。

正如日本的情况所示，这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人口等因素很难改变。但上述建议可能会有所帮助，新技术的出现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人们常常争论数字时代的技术能否像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和电气化那样提高生产力，索洛很可能认为这个问题与投资有关。如果计算机时代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使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更强劲的阶段，那么我们不仅需要投资研发，还需要在人员技能和企业实践方面进行投资，以便将这些技术嵌入企业的运营方式之中。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原则为未来指明了方向。俗话说，人非命定。毕竟，在我写本书时，索洛还是一位活跃的经济学家，直到90多岁还一直工作。

罗伯特·索洛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他认识到了引导公众对于经济学问题的讨论的重要性。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理念如何变得一团糟”（How Economic Ideas Turn to Mush）。他认为，向一个门外汉传达复杂的观点是很困难的。当某个经济理念传达给公众时，就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改变了。索洛向经济学家提出了以下建议：

请试着以非常清晰、重点分明的方式阐述一个经济问题。每次只回答一个问题，并坚持这样做。最重要的是（这确实很难——至少我知道自己往往会忘记）：不要自以为是，只说自己真正相信或能够证明的东西。这样做的困难之处在于，人们想要的是非常明确的东西——尤其是当他们在电视节目的只言片语或《华尔街日报》的两句引语中获得了相关信息时。他们根本不想知道你是否有资格这样说，而只是想获得一个明确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认为我的建议很有用。一位经济学家要想赢得公众的尊重，就不能妄自论断，假装自己是无所不知的专家。

索洛可能也是少数几个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学者之一。每年夏天，他都会去马萨葡萄园岛度假。马萨葡萄园岛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很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索洛会在那里从事研究工作，有时也乘船出海。他还用百万美元的诺贝尔奖奖金的一部分买了一个船首三角帆。即使是在航海休闲时，他依然看到了这项活动与经济学的相通之处：

除了这项活动本身，我喜欢航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让我知道海水和海风并非与你作对，而只是遵循着物理定律进行运动，你要做的就是尽你所能地做出调整。同样，对经济学家来说，学会调整、适应不是一件坏事：要适应世界的变化……你必须让你的模型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让这个世界适应你的模型。

1. Nobelprize.org, 1987, ‘Robert M. Solow – Biographical’,Nobel Media AB 2014;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1987/solow bio.html

2. Barnaby J. Feder, 1987, ‘Man in the News: Robert Merton Solow; Tackling Everyday Economic Problems’, The New York Times,22 Octo ber.

3. Ibid.

4. Nobelprize.org, ‘Robert M. Solow – Biographical’.

5. Robert Solow,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pp. 65–94; Robert Solow,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 pp. 312–20.

6. Paul A. David, 1990, ‘The Dynamo and the Computer: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2), pp. 355–61.

7. Douglas Clement, 2002, ‘Interview with Robert Solow’, The Reg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1 September; www.minnea polisfed.org/publications/the region/interview with robert solow.

8. OECD, 2015, Economic Surveys: United Kingdom, Paris:OECD.

9. João Paulo Pessoa and John Van Reenen, 2013, ‘Decoupling of Wage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Myth and Reality’,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Discussion Paper No. 1246; http://cep.lse.ac.uk/pubs/download/dp1246.pdf

10. Alina Barnett, Sandra Batten, Adrian Chiu, Jeremy Franklin and María Sebastiá Barriel, 2014, ‘The UK Productivity Puzzle’,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Q2, pp. 114–28.

11. Peter Goodridge, Jonathan Haskel and Gavin Wallis, 2013, ‘Can Intan gible Investment Explain the UK Productivity Puzzle?’,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224, pp. R48–R58.

12. Barnett et al., ‘The UK Productivity Puzzle’.

13. Kristian Behrens, Giordano Mion, Yasusada Murata and Jens Süde kum, 2014, ‘Trade, Wages, and Productiv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5(4), pp. 1305–49.

14. Nobelprize.org, 1987, ‘Robert M. Solow – Prize Lecture:Growth Theory and After’, Nobel Media AB 2014;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 sciences/laureates/1987/solow lecture.html

15. Ibid.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19. Robert Solow, 1989, ‘How Economic Ideas Turn to Mush’, in The Spread of Economic Ideas, eds. David Colander and A. W. Coats,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5–84.

20. Clement, ‘Interview with Robert Solow’.

21. Feder, ‘Man in the News’.

22. Clement, ‘Interview with Robert Solow’.

结语
全球化的未来

经济繁荣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在战后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际贸易和投资也在快速扩张。我们在购买商品和获取信息时往往不会考虑国界，全球化的形势已经不太可能出现倒退，但贸易扩张和市场开放还处于停滞阶段。WTO推行的涵盖几乎所有国家进出口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分裂成一系列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全球化未来和世界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伟大经济学家的思想将有所助益。

过去几年发生了几起戏剧性事件，凸显了人们对全球化造成的收入不均现象的强烈抵触。尽管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与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这两件事都揭示了选民对现状的诸多不满，其中就包括全球化问题。

在2016年6月的历史性公投中，英国成为第一个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的主权国家。一些选民调查显示，人们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以及主权和移民等主题，都在英国脱欧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英国政府坚持放眼全球，这有别于该国当前与欧盟和非欧盟国家保持贸易关系的政策，并对未来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在大西洋彼岸竞争激烈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将国际贸易列为美国面临的问题之一。他声称要解决这些问题，“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特朗普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他的政府将根据“美国优先”的原则制定经济政策。他说，这其中包含了两条规则：“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当然，与英国一样，美国选民的不满并不局限于贸易问题。但以全球化作为经济挑战的靶心，反映出人们对开放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不均现象极为不满。民粹主义助长了反建制情绪，并对当前的经济政策构成了挑战。

特朗普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将部分不满情绪归咎于全球化：

全球化连同技术、社交媒体和源源不断的信息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干扰了人们的生活——一家制造业工厂关闭，突然之间整个城镇失去了主要就业来源——人们对自己的国民身份认同或者对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知也变得不那么确定了……毫无疑问，（这）导致欧洲很多国家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民粹运动……当你看到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样高度非常规的候选人取得了巨大成功时，显然存在一些正在被利用的东西：对全球化的质疑，遏止全球化过分之处的愿望，对精英以及治理机构的怀疑，人们觉得这些精英和机构可能没有对他们的迫切需求做出回应。

那么，全球化会陷入麻烦吗？伟大的经济学家们会如何看待这些抵制情绪？最重要的是，他们会提出什么建议来最大限度地帮助全球化中的输家摆脱困境？

自由贸易的面貌正在改变

目前，许多国家都已经偏离了适用于所有WTO成员国（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贸易国）的多边贸易协定。尽管WTO仍在推动达成降低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并采取其他措施促进贸易与投资，但这些措施越来越多地以地区和双边贸易协定的形式出现。欧洲与大约80个国家已经达成或正在达成贸易和海关协定。其中除少数国家外，其余国家都与WTO其他成员国签署了协定。这反映了在WTO覆盖范围之外持续自由化和开放海外贸易市场的重要性。

让我们来看一下关税包含什么，以及为什么关税会引发低效经济。关税是政府对进出口商品征收的费用，其实质是一种税收，因此可以扭曲价格。由于关税增加了成本，因而会降低经济效率，并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掣肘。自由贸易协定，如欧盟的单一市场，旨在消除其中的大部分限制。但是，许多国家都利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使其在发展成熟之前免受来自更强劲的全球对手的竞争。劳工组织也希望保护国内就业。因此，关税不仅仅是为了征税而做出的经济决策。这些强制措施背后往往有政治动机。

此外还有非关税壁垒。这是在不征收关税的情况下实施的另一种保护主义，比如针对某些行业设定标准，以限制进口。例如，美国要求进口的对虾需要使用特殊的渔网捕捞，而泰国对虾出口商发现他们很难达到这个要求。监管条例对服务业的影响更大，而服务业是英国、美国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最大组成部分。这也是欧盟推动达成国际服务协议的主要原因。服务贸易协定有望开放全球经济的最大份额，成为WTO下一轮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服务贸易协定形成于2013年，旨在开放服务市场。该服务市场占全球和欧盟GDP的70%，但仅占全球和欧盟出口的25%。换句话说，在目前的WTO体制下，商品贸易可能已经实现了自由化，但对于主要经济体来说，其国民产出的最大部分（即服务业）仍在全球市场上面临壁垒。

各国都希望减少贸易壁垒，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通过加入WTO以外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实现这一目标。如果特朗普总统没有让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已经通过将北美与包括拉美和亚洲部分地区在内的环太平洋国家连接起来，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曾希望从这一新的贸易协定中获益，因为美国61%的商品出口和75%的农产品出口都流向亚太地区。欧盟也一直致力于与美国达成一项同样富有雄心的自由贸易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将成为一个把美国与欧盟联系起来的自由贸易协定。

大规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源于WTO的发展停滞。自2001年多哈回合促使各国启动了进一步开放全球市场的谈判以来，WTO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出重大倡议了。因此，各国放弃了试图与整个世界达成协议的做法，转而发展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协定——尽管各国如果能以同样的条件与所有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会更好。

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区规则（或者甚至没有收到加入邀请），就会被排除在外，无法分享到其中的利益。被排除在TPP和TTIP之外的中国只能自寻出路。中国目前正在与东盟和其他亚洲国家进行谈判，以达成一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即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还提出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来代替TPP的想法。

与WTO框架下的多边协定相比，这些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或许比没有达成任何新的贸易协定要好。尤其是对较小的经济体而言，加入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动机是，加入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之后，国内企业可以通过这些贸易区获得更大的客户群，从而取得规模性的经济效益。

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也在雄心勃勃地试图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东盟于2015年年底发起的单一市场，即东盟经济共同体，在涉及的人口规模方面与欧盟相当。覆盖6亿多消费者的东盟经济共同体把从富国新加坡到穷国老挝的10个东南亚国家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旨在取消关税和遵循共同标准的集团。与欧盟1%~2%的增长率相比，东盟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以上，这个组织有望与欧盟竞争，甚至有可能最终超越欧盟。东盟经济共同体还在考虑实行单一签证制度，类似于欧洲申根协议的亚洲版本。

东盟政策制定者强调，东盟经济共同体背后的驱动力是要与欧盟、美国，以及邻国中国和印度的庞大市场进行竞争。东盟经济共同体的人口是美国的两倍，与欧盟相仿，因此它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如果它能够像欧盟一样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个共同参照点，并且像美国一样成为全球企业的目标市场，那么东盟经济共同体将取得成功。东南亚人似乎确实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美国也将重点放在了双边贸易协定上，这与该国以前的多边和地区自由贸易议程相比是一个重大变化，并使不确定性增加。特朗普总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美国优先”原则放在了首位。随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出现了转变，如何应对全球化遇到的抵制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的上位或许最能说明那些在过去几十年中遭遇经济困境的人如何寻求政治渠道来表达他们的失望。《纽约时报》对选民进行的投票后民调显示，与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民相比，支持特朗普的选民都认为美国经济表现不佳而且他们的家庭收入越来越差。民众不满的原因还有很多。然而，特朗普将视线转移到了全球化上面，这就使情况堪忧了。

正如琼·罗宾逊那一章所讨论的，美国的工资中值已经停滞了40年。在2009年发生了大衰退之后，这一局面更是不见好转。在上一次经济衰退中，处于薪资区间中段（每小时的薪资为13.83~21.13美元）的人约占60%，但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这一比例仅为27%。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中。我还记得克林顿总统曾经做过一次演讲，当他谈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阶段有多少工作岗位被创造时，一位女士举手说：“是的，总统先生，我有三份这样的工作，但还是入不敷出。”

经济学家将生活水平的停滞归因于两个主要因素：全球化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后者是指使技术工人受益的技术进步。在美国等工业化国家中，计算机化和自动化等创新改革补充和提高了专业人员的技能。但这些创新技术已经取代了过去完成这类工作的中等技能人群。自动化的发展给制造业带来的改变尤其显著。机器人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尽管目前还主要集中在汽车生产等领域，但机器人的应用正在延伸到整个经济领域。因此，位于技能分布两端的就业岗位都在增加，而技能分布中段的就业岗位正在减少。

这与全球化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如李嘉图那一章所讨论的，当一个国家进口的是以前在国内生产的产品时，就会在贸易当中产生“输家”。如果一个国家的优势产业在出口产品，那么在这个行业中工作的那些人就是“赢家”。由于美国进口了越来越多的制成品，所以制造业中的中等技能职位正在消失。自从就业岗位从1950年的1 300万增长到1980年的2 000万的高峰过后，2010年已经降到了大约1 150万的历史最低点。经济衰退后出现的反弹使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上升到了约1 230万人，不过这个数字仍低于1950年的水平。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目前大约有260万人从事制造业，但这一数字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已经减少了一半。制造业占所有就业岗位的8%，低于1978年的1/4。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导致许多处于收入分配中段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上一次总统选举体现了出来。

我对特朗普的上位有着自己的体会，我曾经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过一个纪录片——《琳达竞选国会议员》（Linda for Congress），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开启了一场希望成为美国国会女议员的假想竞选，以此试探选民的情绪。我们“雇用”了一名竞选经理、一名民意调查员、一名筹款人、一名演讲撰稿人等协助政治竞选工作的人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广播员，我很熟悉那些政客，但从未想过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为了保持中立，我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竞选。这一下子使我的处境变得很糟，因为我没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支持，也得不到财政或其他方面的支援，更没有选民基础。弗吉尼亚州共和党领袖约翰·怀特贝克（John Whitbeck）曾经说过，如果我和他的人竞争，他就会“粉碎”我。

我希望这是句玩笑话，因为弗吉尼亚州正是我假设的选区。我们如此选择是因为它是美国总统选举中少数几个摇摆不定的州之一。弗吉尼亚州是紫色的（代表民主党的蓝色和代表共和党的红色混合在一起的颜色）。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该州有一位民主党州长，但国会议员代表基本上都是共和党。我们把重点放在第五选区，因为该地区的现任长官是共和党人，而前任是民主党人。

我到这个州的各个地方去见选民。在基斯维尔市，我遇到了一位烟草农场主，他经营着一家全球企业，并向俄罗斯、越南和巴西等国出售包括大豆在内的作物。我在他那座占地10英亩的气派住宅里见到了他，他还有自己的湖和马。作为一个出口商，他支持开放全球市场，但不认为全球化对美国人有好处。例如，他告诉我，他反对奥巴马总统实施的扩大开放程度的贸易和移民政策。但是，当我问他是如何经营自己的农场时，他告诉我，他曾写信给国会议员帮助自己获得雇用墨西哥人来做农活的许可。

我在法维的卫理公会教堂和坎伯兰的圣诞游行中也有类似的经历。我遇到的选民既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其中有一位祖母和她的大家庭坐在皮卡车的后座上观看游行。这位一家之主告诉我，他们这个六口之家靠着每小时12美元的工资生活，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她和我遇到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是蓝领工人。他们的生计受到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挤压，因为中等技能工人能够从事并获得丰厚薪酬的工作机会缩水了。

她和其他人一样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不过他们对我假设的竞选活动都很友好。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特朗普获得了这么多人的支持，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失去的人。既然特朗普当选了总统，他的支持者自然想在经济蛋糕上分得更大的一块。

帮助全球化中的输家

问题是怎样做最好。这不仅是美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其他未能公平分享全球化好处的国家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市场通过贸易和投资日益紧密相连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穷国“迎头赶上”富国，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的飞速增长也使国家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全球化帮助新兴经济体取得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因为它们受益于西方的投资，同时还能够将本国产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

于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增长相对较快，所以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收窄，它们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然而，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基本上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在国家内部，不平等问题要么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要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得更糟了。

回想一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那一章，我们就知道美国的不平等现象有多么严重。该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严重加剧，以至当前这个时代被称为第二个镀金时代。尽管不平等问题并不总是那么突出，但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不平等现象都是一个问题。在英国，经济差异导致人们对全球化乃至资本主义本身都产生了抵触情绪。“包容性增长”一词在英国受到追捧，它指的是惠及社会所有人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该国中产阶级受到了“挤压”，他们的工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

尽管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全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仅靠贸易政策就能解决问题。正如大卫·李嘉图那一章所详细描述的那样，贸易肯定会产生分配效应——一些人是赢家，另一些人是输家——即使整体经济有所增长。不过，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很难将贸易对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与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区分开来，而技术变革对高技能劳动者的回报要高于处于技能谱系中段的劳动者，影响也就更大。尽管可以在贸易协定中规定一些措施，以确保达到相应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不过再分配和政府对技能的支出等国内政策措施更有可能直接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

我们在凯恩斯那一章中提到过，有助于再分配和经济增长的一个财政政策就是由政府对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正如那一章中所讨论的，由于金融危机后的借贷成本较低，美国、英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无须在债券市场上投入太多资金，因此现在可能正是投资的好时机。基础设施涵盖了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因此该领域的投资可以创造收入丰厚的中等技能就业岗位。这种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可以提高特定人群的收入，而不只是一般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改善基础设施和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中产阶级构成了消费者的主体）都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帮助全球化中的输家和解决不平等问题，首先应该是各国政府需要处理的国内问题，而不是贸易问题。然而，对全球化的抵制使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贸易协定上面，这意味着进一步的开放政策将面临压力。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出现激增，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如此强劲的原因之一，这使得10亿人摆脱了极度贫困，并缩小了它们与富有国家之间的差距。

我们伟大的经济学家们会如何看待这一切？他们会认为全球化陷入了麻烦吗？

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全球化遭遇的抵制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将追求自由贸易视为重中之重。在古典经济学家的时代，《谷物法》被废除，英国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也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无疑将敦促各国关注全球化的好处。

卡尔·马克思可能会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解读为民粹主义者对资本家的反抗。那些资本家从全球化中获益，而工人阶级却遭受了损失。后来支持中国和朝鲜社会主义政权的琼·罗宾逊很可能也有同感。他们都希望看到制度（尤其是在就业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解决不平等问题。

鉴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过减少不平等的政策，他会敦促在税收和转让方面进行适度的再分配，以帮助全球化中的失利者。考虑到他后来将关注点转向了再分配政策，他可能会认为，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分配影响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国内，而不是贸易政策上面。

欧文·费雪会密切关注大国转向内向型经济的迹象，这会加大重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风险。当时，《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Act）等保护主义措施对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了高额关税，从而加剧了大萧条。费雪还会监测反全球化情绪高涨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对国际投资者的影响。这些购买政府债券的国际投资者决定着我们所有人的借贷成本。不那么富裕的人群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因为他们更有可能依赖贷款获得购房经费。

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看来，政府应该积极作为，通过增加支出帮助全球化中的输家。他会主张增大公共投资，以创造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流失的中等技能岗位。他当然不会反对制定一系列国内政策，以应对全球化遭遇的抵制，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与他同时代的约瑟夫·熊彼特会认为所有国家都有必要保持全球视野。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市场加速了创造性破坏的进程，这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大萧条和随后的世界大战愈演愈烈的时期，熊彼特曾写道，他将珍视世界的开放性，并表示这对国家的强劲增长至关重要。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会表示赞同。他们会极力倡导自由市场，确保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英国脱欧等政治事件不会让美国和英国转入内向型经济并损害市场运作。哈耶克认为全球化使具有开创性的国家能够向前发展，而其他国家可以通过模仿成功国家的经验迎头赶上，并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他们都愿意看到世界上有更多开放的市场，并且国家之间更加互联互通。

道格拉斯·诺斯会敦促对当前贸易协定中令输家担忧的地方进行审视，并适时进行改革。在如何处理英国脱欧的问题上，他或许还会给出最切中要害的观点。英国脱欧的做法不符合其寻求重新达成贸易协定的意图。诺斯的理论强调了路径依赖和历史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基于现有制度的发展方式对于英国和欧盟未来的关系至关重要。

罗伯特·索洛会强调，投资是实现强劲增长和创造更好就业的关键。但有关投资的国际协议为数不多（欧盟和中国有意达成一项协议），因此他可能会提倡制定共同的投资标准，并放开服务业。对服务业而言，规则和监管比关税更重要。

毫无疑问，考虑到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大多数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会极力主张推进自由化的进程，而不是转入内向型经济。他们的后继研究者会更加强烈地支持这一主张，因为这些人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鼎盛时期，并将这些深刻的见解纳入了研究当中。许多人都受益于伟大经济学家们的开创性研究，但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脱颖而出。他的理论体现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的融合，这是当今经济学的特点。萨缪尔森进一步发展了“新古典主义综合”方法，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凯恩斯一章中对此进行过讨论。

此外，保罗·萨缪尔森的开创性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大卫·李嘉图的模型，并已成为分析国际贸易对贸易国经济影响的标准理论集。萨缪尔森的研究理论解释了贸易如何促进增长，但同时又以非均衡的方式使工人的利益受损。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贸易中的“输家”。因此，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应对全球化遭遇的抵制。

最后一位伟大的经济学通才——保罗·萨缪尔森

保罗·萨缪尔森生于1915年，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保护主义的抬头使美国经济更加恶化。萨缪尔森是二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不过他自称是“自助餐式的凯恩斯主义者”，因为他只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部分。萨缪尔森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顶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教导，并由此接受了凯恩斯主义。他16岁时在芝加哥大学就读，之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40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

在谈到他的经济学方法时，萨缪尔森说：“我并没有轻率地抛弃我所受的教育，但我所受的教育对于解释我周围的情况毫无用处。那是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与当时的情况非常吻合。”

但1967年后，他改变了主意：“我不信任……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不管怎样，美国的凯恩斯主义都远远超前于它的起点。”

当时，萨缪尔森已将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与作为一种共识观点在战后时期出现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综合”的框架。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推广了这种研究方法。这本书自1948年以来一直连续印刷。较近的版本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修订；第19版出版于2009年，也就是萨缪尔森去世的那一年。《经济学》是数十年来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该书在全球售出了数百万册。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只要我能撰写这个国家的教科书，那法律条文就让别人去拟定吧。”作为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他在197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第二年，而萨缪尔森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美国人。

因此，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研究（包括他关于贸易的观点）体现了本书讨论过的主流经济学流派的遗产。在他94岁去世的时候，《经济学人》将他描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经济学通才”。萨缪尔森是一位多面手，他研究的问题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如贸易和公共财政。他不像后来的经济学家那样专攻某一个领域。

本书最后一章恰当地讲述了“最后一位伟大的经济学通才”会如何看待人们对全球化的抵制。保罗·萨缪尔森刚好错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复苏，这场危机加剧了有关全球化影响的争论。他曾在李嘉图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过贸易的福利效应。鉴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暴露出的政治不满情绪，萨缪尔森的理论有助于评估如何重塑全球化政策。

他的研究结论可以解释贸易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计。具体来说，他说明了贸易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工资和收入。他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表明，当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交易商品的价格就会收敛，而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的工资也会收敛。这意味着，长此以往，美国的工资水平将会下降，并向其贸易伙伴（例如中国）的工资水平靠拢。这有助于解释蓝领工人工资中值为什么停滞不前，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

因此，贸易对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直接的影响。与凯恩斯主义有着近似血统的萨缪尔森会帮助我们确定这种影响，并且很可能会提议通过国内财政政策帮助全球化中的“输家”。鉴于他在社会福利方面做出的工作，他会建议所有的再分配政策都应通过道德观察者的视角进行判断，以决定哪种政策更好。这种方法在实践上有难度，所以政府并不总是能够采纳好的政策。

但如果放任全球化的分配弊端延续下去，那么抵制全球化的消极情绪就会继续存在，甚至会有人质疑全球化是否有利于贸易。这将使全球经济增长本身的前景令人担忧。领导人需要在挑战面前采取行动。美国总统顾问保罗·萨缪尔森曾说：“我想不出有哪位总统会被经济学知识压得喘不过气来。”

尽管解决方案并不简单，但至少我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萨缪尔森会认可这一点。他曾打趣道：“好的问题比简单的答案更重要。”

前进之路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是人们对现状不满的最突出政治表现之一。全球化带来的不均衡影响造就了赢家，也产生了输家，这是现状的一部分。不过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机器人和自动化。尽管如此，人们更容易对全球化感到不满，因为它的影响比技术变革更加明显。萨缪尔森认为，如果贸易不能改善一个国家的福祉，那么各国就不会参与其中，而是会脱离国际贸易，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然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贸易中存在哪些弊病，以及为什么有人不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

这样的挑战正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他们可以借此机会重塑一些基本概念，从而重新定义全球化的管理方式，以便扩大利益的惠及范围。他们肯定愿意激发思考，接受重新审视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挑战。通过解释经济的最佳运行方式，分析哪些地方存在弊病以及如何加以改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集体的印记。

本书介绍的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并精心设计了这一领域应用至今的基础模型。他们通过构造通用模型解释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可以通过一般规律看到有效的市场如何运作以及什么可以带来繁荣。伟大的经济学家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突破经济学的边界，提出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的模型。例如，琼·罗宾逊不满足于市场一直完美运作的假设，所以她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理论。

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被当时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吸引，他们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分析和延伸之路。回想一下，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帮助废除了体现保护主义的《谷物法》，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复苏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米尔顿·弗里德曼探讨了大萧条的原因，帮助央行在2009年的大衰退中避免重蹈上次系统性银行业危机的覆辙。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对世界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总结出来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塑造全球化的未来，并应对当今的挑战。

尽管他们性格迥异，有时在经济运行方式上也存在严重分歧，但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似的。关键在于，他们构建了应对最大经济挑战的通用模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想法在今天仍然很重要。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成果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思想总能对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1. ‘Globalization and Rapid Change Sparked Backlash, Says Obama’,Financial Times, 15 November 2016.

2. Jon Huang, Samuel Jacoby, Michael Strickland and K. K.Rebecca Lai, 2016, ‘Election 2016: Exit Polls’, The New York Times,8 November; www. 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11/08/us/politics/election exit polls.html

3. 1英亩≈ 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4. Derek Thompson, 2009, ‘An Interview with Paul Samuelson,Part One’, The Atlantic, 17 June; 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09/06/an interview with paul samuelson part one/19586/

5. John Cassidy, 2009, ‘Postscript: Paul Samuelson’, The New Yorker, 14 December.

6. Thompson, ‘An Interview with Paul Samuelson’.

7. David C. Colander and Harry Landreth, 1996, The Coming of Keynesi-anism to America: Conversations with the Founder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 28.

8. ‘Paul A. Samuelson obituary’, The Economist, 17 December 2009; www.economist.com/node/15127616

9. Douglas P. Cooper, 1973, The Douglas P. Cooper Distinguished Contemporaries Collection, 1 September; www.wnyc.org/story/paul samuelson/

10. Paul A. Samuelson, 1986, ‘Gold and Common Stocks’, in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Samuelson, vol. V, ed. Kate Crowle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 561.

11. Paul A. Samuelson, 2005, On Being an Economist, New York:Jorge Pinto Books Inc.

致谢

非常感激格雷姆·钱柏林（Graeme Chamberlin）对本书不遗余力的支持。他为本书补充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其贡献难以用价值来衡量，而他的经济学知识也着实令人钦佩。

我也非常感谢马丁·斯莱特（Martin Slater）。他广博的经济学知识，以及对经济学家的了解为本书增色很多。他还提供了很有帮助的历史背景知识，令我感激不尽。

如果没有维京出版社的出版人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的支持和鼓励，本书不可能出版。他是一位富有洞察力的编辑，而且对本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使书稿有了很大的改进，与他合作的整个过程都非常愉快。我感到幸运的是，他提出了编写本书的想法，而这也符合我的兴趣。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我的代理人威尔·弗朗西斯（Will Francis），他来自英国Janklow and Nesbit国际文学社，无论做什么都很出色。我很幸运一直以来都能够获得他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我的美国出版人普罗诺伊·萨卡尔（Pronoy Sarkar），他供职于麦克米兰旗下的Picador出版社。他对本书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有他的支持和鼓励，我感到非常幸运。

我还要感谢多年来与我一起工作的许多出色的记者。正是由于他们专注于讲述与人们生活有关的故事，我才有可能在电视和广播节目中介绍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和商业问题。我很高兴在这里介绍其中一些新奇的经历。

特别感谢汉娜·卢德布鲁克（Hannah Ludbrook）对本书进行热情推广，也特别感谢康纳·布朗（Connor Brown）在整个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另外，非常感谢企鹅兰登书屋的萨拉·斯卡利特（Sarah Scarlett），她将本书的国际版权维护得非常好。我还要感谢特雷弗·霍伍德（Trevor Horwood）对手稿的辛勤编辑，以及戴夫·克拉杜克（Dave Cradduck）对索引的精心编纂。诚挚地感谢埃莉·史密斯（Ellie Smith）和维京/企鹅兰登书屋的整个团队对这本书的大力支持。

我的学生、同事和公众也在整个成书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正是他们帮助我确定了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我们在课堂上、会议上和公共论坛上的互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理解了经济学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能够有这么多机会聆听和讨论经济政策的影响，我心怀感激。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的读者，感谢你们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经济挑战产生兴趣。只有通过你们的参与，我们才能着手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经济未来。

术语表

包容性增长

使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受益的经济增长模式。

长期萧条

19世纪最后25年发生的全球经济衰退。

大崩盘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也被称为华尔街崩盘。

大萧条

大崩盘之后的全球经济衰退，从20世纪30年代初持续到30年代末。

大衰退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经济衰退。

等价理论

李嘉图的理论，他认为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债务会在某个时候以更高的税收的形式偿付，因此纳税人会增强储蓄以应付下一次税收，而不会增加当前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代货币危机

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崩溃。

第一代货币危机

1981—1982年的拉丁美洲危机。

第三代金融和货币危机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放任政策

字面意思是“让（人们）自行其是”，常常用于描述国家或政府不加干预的政策。

负利率

央行向商业银行收取存款手续费。

购买力平价

一种确定汇率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汇率应当确保不同货币兑换时保持相同的购买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机构，致力于全球经济稳定。

宏观审慎政策

旨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央行监管制度。

华尔街崩盘

参见“大崩盘”。

金本位制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实行的一种汇率制度。在金本位制下，参与国要将其货币价值以其所能兑换的一定的黄金数量固定下来。

金砖国家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4国。这是投资银行高盛创造的一个术语，指具有良好增长潜力的大型新兴市场。

经常账户赤字/盈余

流入和流出一国的交易商品和服务以及证券投资资本之间的差值。

经合组织

发达经济体的智囊团，总部设在巴黎。

量化宽松

央行向经济注入现金。

垄断

在产品市场上具有市场势力的公司。

买方垄断

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市场势力的公司。

七国集团

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这七个主要经济体组成，旨在形成全球性的经济政策。

前瞻指引

央行对未来的利率走势提供指导。

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崩溃导致的许多全球领先金融机构倒闭。

WTO

是1995年成立的一个政府间组织，负责管理国际贸易，其前身是1947年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世界银行

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机构，专注于减轻贫困。

收入中值

处在收入分布中间点的人达到的收入水平。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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