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佣的故事：我只想让我女儿有个家
Author: [美] 斯蒂芬妮·兰德
Date: 2020-08-14 16:00:00+00:00
Keywords: 文学; 美国; 外国文学
Description: ★★★ 《纽约时报》畅销书；《华盛顿邮报》杰出非虚构作品； 《底特律新闻报》最受瞩目新书；《福布斯》最受期待图书；《魅力》年度最佳图书； 光是养活自己，那不叫活着； 直面当代美国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社会福利制度。 …………………… ◎ 编辑推荐 ★ 本书是一位美国底层单亲妈妈的回忆录，内容源自她做清洁工以及独自抚养女儿的真实经历，涉及时下热门议题：女性独立、家庭暴力、医疗制度、贫富差距等； ★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将本书选为2019年的个人夏季书单；Neflix已购下影视版权，兰德的故事即将以影视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社会学家芭芭拉·埃伦赖希为本书亲撰序言。 ★ 《纽约时报》畅销书，2019年百本值得关注图书；《华盛顿邮报》2019年50部杰出非虚构作品；《底特律新闻报》2019年最受瞩目新书；《福布斯》年度最受期待书籍；《魅力》杂志2019年度最佳图书；《米苏拉人报》最佳图书；Amazon2019年百本最佳图书、最佳非虚构图书、最佳回忆录；美国巴诺书店2019年春季选书；波士顿城市网站最期待新书；Hello Giggles社群网站推荐新书；《时代杂志》《Vulture杂志》《卫报》《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周刊》《圣地亚哥娱乐杂志》联袂推荐。 …………………………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社会纪实，讲述了一个女人在社会底层挣扎与奋斗的故事，关乎女性独立、家庭暴力，也
Publisher: 低音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佣的故事/（美）斯蒂芬妮·兰德著；孟雨慧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6（2020.6重印）

ISBN 978-7-5596-3727-7

Ⅰ.①女…Ⅱ.①斯…　②孟…　Ⅲ.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Ⅳ.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5048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20-1764

MAID：Hard Work, Low Pay, and a Mother's Will to Survive Copyright © 2019 by Stephanie Lan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Folio Literary Management, LLC and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女佣的故事

作　　者：[美]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

译　　者：孟雨慧

出 品 人：赵红仕

出版监制：刘　凯　马春华

选题策划：联合低音

责任编辑：唐乃馨　周　杨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内文排版：黄　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0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0.5印张

2020年6月第1版　2020年6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5596-3727-7

定　　价：4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258472-800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欢迎来到斯蒂芬妮·兰德的世界 Welcome to Stephanie Land’s World

第一部分

01.小屋 The Cabin
02.露营地 The Camper
03.过渡住所 Transitional Housing

04.露天游乐场旁边的公寓 The Fairgrounds Apartment

05.七种不同的政府补助 Seven Different Kinds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06.农场 The Farm
07.世界上最后一份工作 The Last Job on Earth
08.色情之家 The Porn House
09.搬家大扫除 The Move-Out Clean
10.亨利的房子 Henry’s House

第二部分

11.一居室公寓 The Studio
12.极简主义者 Minimalist
13.温迪的房子 Wendy’s House
14.植物之家 The Plant House
15.大厨之家 The Chef’s House
16.唐娜的家 Donna’s House
17.三年之内 In Three Years
18.悲伤之家 The Sad House
19.洛丽的家 Lori’s House

20.“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21.小丑之家 The Clown House

22.与米娅共度的平静生活 Still Life with Mia

第三部分

23.做得更好 Do Better
24.海湾之家 The Bay House
25.最勤奋的劳动者 The Hardest Worker
26.囤积狂之家 The Hoarder House
27.我们到家了 We’re Home

致谢

献给米娅：

晚安

我爱你

早上见

——妈妈

我认识到，谋生和生活是两回事。

——马娅·安杰卢

*“我只想让我女儿有个家；光是养活自己，那不叫活着。”灵感即来自安杰卢这句话。由繁体中文版编辑提供。

序言
欢迎来到斯蒂芬妮·兰德的世界　Welcome to Stephanie Land’s World

想要进入这个世界，你需要付出以下代价：抛弃所有对家政工作者、单身家长的成见，以及媒体套在贫困人群身上的刻板印象。在形容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却意外有才华的人时，如果套用精英阶层那套“纡尊降贵”的说辞，斯蒂芬妮是一个勤奋努力且“善于表达”的人。《女佣的故事》一书讲述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历程，这位母亲竭力想要为她的女儿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与家园。与此同时，她还要东拼西凑地靠着公共资源与当女佣赚来的微薄薪水苦苦生存。

“女佣”可谓是个别致的词，不免让人联想到精致的茶盘、浆过的笔挺制服和《唐顿庄园》。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女佣的世界被污垢和屎渍所包围。这些劳动者帮我们疏通下水管道里的阴毛，在实际意义和比喻意义上，她们亲眼见识过我们的肮脏衣物。尽管，她们依然都是隐形人——我们国家的政治和政策看不见她们，我们站在门前俯视她们。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我创作《我在底层的生活》这本书时，作为一名记者曾短暂地亲身体验过各种低收入的职业。和斯蒂芬妮不一样，我完全可以随时过回我作家的惬意生活。和她不一样，我并不用依靠自己的收入来抚养一个孩子。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也没有兴趣和我一起住在活动房屋停车场里，体验疯狂的记者生活。所以我知道清洁房子的工作是什么样的——那意味着精疲力竭，以及穿上印有“国际女佣”大字的公司背心后，在大庭广众之下所面对的蔑视。那么多同事心中的焦虑与绝望，我仅能猜测到几分。和斯蒂芬妮一样，从事这种工作的女人大多是单身母亲，她们靠打扫房子为生。白天为了去工作，她们不得不忍受与孩子分离的痛苦，有时候还要偷偷摸摸地离家。

幸运的是，你从来没有体验过斯蒂芬妮的世界。在《女佣的故事》一书中，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被“短缺”所统治。钱永远不够，有时候还会饿肚子；花生酱和拉面常年唱主角；麦当劳是稀有的一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依靠——没有车，没有男人，没有住房。食品救济券是重要的生存支柱。最近刚颁布的法案要求人们为自己的食品救济券工作，你听了之后会攥紧拳头。没有这些政府资源，这些工作者、单身家长根本无法生存。这些并非施舍品。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渴望在我们的社会里站稳脚跟。

或许在斯蒂芬妮的世界中，最让她受伤的一点就是敌意——来自那些远比她幸运的人。这就是阶级偏见，尤其是对体力劳动者的中伤。这些穿着西装坐在办公桌前的人居高临下地从道德和智力角度去批判他们。在超市里，其他购物的人在看到斯蒂芬妮用食品救济券购物时朝她的推车投来批判的目光。一个老人高声说道：“不客气！”就好像是他自掏腰包替她埋单似的。经历过此种遭遇的不止斯蒂芬妮一人，老人的态度代表了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观点。

斯蒂芬妮的故事犹如一艘方舟，正驶向分崩离析的境地。首先，这其中包含了每天6到8小时的汗水与泪水，从整理、吸尘到擦洗。在我曾工作的那家清洁公司里，我的每一位同事（最小的只有19岁）似乎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神经性肌肉损伤——背痛、肩袖损伤、膝盖与脚踝的损伤。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斯蒂芬妮每天都要服用剂量大到惊人的布洛芬。有一次，她因为看到客户卫生间里的阿片类药物而眼热不已。但是她没有服用处方药的选择，按摩理疗或是去疼痛治疗专科就诊也不在她的可选范围之内。

在她的生活中，远在生理疲惫之上，或者说与之交织而来的，是她要面对的情绪挑战。她堪称心理治疗师在辅导穷人时的“坚忍”典范。当她面对难关时，她虽然能够想出办法继续前进，但重重的难关接连而来。出于对女儿源源不绝的爱意，她没有崩溃。这是一道点亮了整本书的耀眼光芒。

现在告诉你这本书有个欢乐的好结局也不算“剧透”。多年来的挣扎与艰苦奋斗滋养了斯蒂芬妮的作家梦。我在几年前见过斯蒂芬妮，那时她的写作事业刚刚起步。除了作家的身份，我同时也是经济困难报道项目（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创始人。这个组织致力于推动针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高质量新闻报道，尤其鼓励那些处在挣扎边缘的人参与进来。斯蒂芬妮当时给我们发来了问询，我们选中了她，与她一起构思定调，打磨草稿，尽我们所能将作品放到最佳的渠道上发表，包括《纽约时报》与《纽约时报书评》。

如果这本书真的激励了你，请别忘了，它差一点儿没能诞生。斯蒂芬妮本有可能在绝望与疲惫之下放弃创作，也有可能在工作时受重伤。想一想那些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无法说出自己的故事的女人吧。斯蒂芬妮提醒着我们，还有千千万万和她一样的人，践行着自己的英雄主义，等待我们去聆听她们的故事。

《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

芭芭拉·埃伦赖希

第一部分

01.小屋　The Cabin

我的女儿是在一间收容所里学会走路的。

那是六月的一个下午，就在女儿满一周岁的前一天。我坐在收容所里那张破旧的双人沙发上，端着一台老旧的数码相机捕捉下她迈出第一步的身姿。只见米娅努力地蜷曲脚趾，尽力保持平衡。她顶着一头卷卷的头发，穿着细条纹的连体宝宝衣，棕色的眼睛里倒是充满了坚定。透过镜头，我清楚地看见她脚踝处的褶皱，肉鼓鼓的大腿，还有那圆滚滚的肚子。她嘴里咿咿呀呀地朝我走来，光着的脚丫踩在瓷砖地面上。成年累月的污垢深深嵌进了地缝里。任凭我拼了命地刷洗，却始终刷不干净。

房屋管理局将城镇北边的一间小屋分配给了我们这种无家可归的人，人们可以在里面住90天，而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接下来，我们就要搬到过渡住所去了——在一栋水泥地面的破公寓楼里，权当一处临时住房。可就算再“临时”，为了女儿，我还是尽全力将这间小屋打造成了一个家。我给这张双人沙发铺上一条黄色床单，不仅是为了让惨白的四壁与灰蒙蒙的地板增加几分暖意，更是想给这段黑暗的时光平添几丝明快与欢欣。

靠前门那儿的墙面上，我挂了一本小小的日历，上面标满了与社工的预约信息，我能向他们所在的机构组织寻求帮助。我找遍了所有地方，窥探过每一间政府援助住房的窗户，站在长长的队伍里，和那些拿着乱糟糟的文件来证明自己身无分文的人排在一起。为了证明自己有多穷，要办的事情排山倒海一般向我压来。

这里不太允许我们接待访客。我们有一袋行李。米娅有一小篮玩具。架子上放了一小摞书，正好隔开了生活区和厨房。我把一张圆桌固定在了米娅的高脚椅上。还有一把椅子，我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看女儿吃饭，一边喝着咖啡来抵消腹中的饥饿。

我瞧着米娅迈出她人生中最初的几步，竭力忍住不去看她身后那只绿盒子。那里面存放着我与她父亲争取抚养权的法律文件。我逼迫自己将目光锁定在米娅身上，向她露出微笑，表现出一切安好的样子。假使我调转镜头，恐怕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我那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上，我仿佛是另一个人，这或许是我有生以来最消瘦的模样。我干着一份景观园丁的兼职，每个星期要花上数小时修剪灌木，清除疯长的黑莓丛，还要把多余的细小草叶一根一根地摘掉。有朋友听说我急需用钱，有时便让我去一些他们的熟人家里，给人清洁地面、打扫厕所。这些朋友并不富裕，但他们至少还有些家底，可我没有。对他们来说，丢了工作可能意味着日子会苦些，却也不至于沦落到住进收容所的境地。他们还有家人亲戚能掏钱出来救急，让他们免遭厄运。可是没有人会给我们雪中送炭。我只能和米娅相依为命。

房管所的登记表上有个问题，问到我接下来几个月的个人目标是什么。我写道，我将试着和米娅的父亲，杰米，一起努力。我想着要是我能尽力一试，我们就能渡过难关。有时我也会幻想着，要是我们组成一个真正的家庭会是什么光景——母亲，父亲，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将这些白日梦紧紧地攥在手里，就仿佛细索的另一头拴着一只巨大的气球。这只气球会带着我飞离杰米施与我的虐待，以及我独自一人成为单身母亲的苦难。只要抓牢这根细索，我就能高高地飘在空中，远离这一切。要是我能专注于这幅理想中的全家福，我就能将那些糟糕的部分当作是虚假的；仿佛这样的日子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而非一种新的现实。

米娅在生日那天收到了一双新鞋做礼物。为此我攒了一个月的钱。这双棕色的小鞋子上绣着粉色和蓝色的小鸟。我就像一位寻常母亲一样给杰米发出了一封聚会邀请，仿佛我俩就是一对寻常的离异夫妻，一同养育着孩子。我们来到汤森港（我们在华盛顿州生活的城市）的切兹莫卡公园，在一处可以俯瞰大海、绿草青青的小山坡上摆了野餐来庆祝女儿的生日。人们带着毯子，笑呵呵地坐在上面。我带了柠檬水和麦芬，都是我用那个月剩下的食品救济券换来的。我的爸爸和爷爷坐了两小时的车从城市的另一头来参加这次聚会。弟弟和几位朋友也来了。还有人带了把吉他。我请朋友给米娅、杰米和我拍照。我们三个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实在是太难得了。我希望能给米娅留下些值得回顾的美好记忆。可在照片里，杰米的脸上却挂着冷漠与愤怒。

我妈妈和她的丈夫威廉从伦敦一路飞了过来。也可能是从法国，反正就是从他们当时住的地方赶过来。米娅生日过后那天，他们还来了我们的住处一趟——打破了收容所“禁止访客”的规矩——为了帮我搬去过渡公寓。看到他们的打扮，我不禁摇了摇头——威廉穿着黑色的紧身牛仔裤、黑色的毛衣和黑色的靴子；母亲穿着一条黑白条纹的连衣裙，屁股包得紧紧的，下面穿了一条黑色打底裤，脚蹬一双低帮匡威鞋。瞧他们的打扮，更像是要去喝一杯意式咖啡的样子，根本不像是来搬家的。由于我之前从未向任何人展示过自己的住所，在这两个操着英式口音、欧洲人打扮的人闯进这间小屋后，我家被衬得越发邋遢了。

威廉见我们搬家时只装了一个行李袋，似乎很惊讶。他把袋子拎到屋外，妈妈尾随在后。我转过身去看了瓷砖地最后一眼，恍惚中似乎又看见了坐在双人沙发上看书的自己、在篮子中翻找玩具的米娅，还有她坐在双人床内置抽屉上的模样。我很高兴我们终于能离开这里了。这短暂的一刻让我审视了自己是如何从困境中挺过来的。我再一次苦乐参半地向我们苦难的起始点道了个别。

新入住的公寓楼名为西北航道过渡家庭住房工程。其中有一半居民和我一样，是从收容所搬来的，而另一半是刚出监狱的人。这里的条件确实要比收容所更进一步，但也失去了小屋附带的私密性。在这里，在这幢楼里，我觉得自己的真实面貌统统暴露在了所有人面前，包括我自己面前。

妈妈和威廉跟在我的身后，等着我迈向新家的房门。我使劲转动钥匙，又把箱子放下来，为了使出更多力气开锁。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才进了屋子。“也好，至少这个锁挺牢的。”威廉打趣说。

我们走过窄小的玄关。前门正对着卫生间，我刚好注意到里面的浴缸，我和米娅可以坐在里面一起洗澡。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泡澡的奢侈了。两间卧室在右侧，都有一扇窗户对着道路。厨房很小，冰箱门打开后还会擦到对面的碗柜。我走在铺着大块白色瓷砖的厨房地面上，这和我们先前收容所的地面很像。接着，我又打开了一扇可以通向天台的门，宽度刚好能让我坐在门前伸展双腿。

朱莉，帮助我的社工，在两个星期前就领着我简单地参观过这个地方。上一户在这间公寓里住了24个月，这是许可范围内最长的居住时间。“你是个幸运儿，这里刚好空出来。”她说道，“你待的收容所也刚好到期了。”

和朱莉第一次见面时，我坐在她对面，支支吾吾地回答这些问题：我的计划是什么，我要如何为我的孩子提供住所，我取得财政稳定的途径有哪些，我能从事什么职业。朱莉似乎能理解我的慌乱无措，给了我一些如何生活下去的建议。搬入保障性住房似乎是我唯一的选择了。麻烦之处就在于如何找到一间空房。家暴与性侵保护中心的律师会为无处容身的受害者们保留一处庇护所，而幸运的是，房管局提供给我一处私人空间以及稳定下来的门路。

在第一次会面时，朱莉将这张足有四页纸的简章仔细审读了一遍，我只有同意了上面的规定，才能入住他们的住所。

房客须谨记：此地仅为一处临时收容所

不是你的家

会不定期要求随机尿检

本收容所禁止访客

无例外情况

朱莉重申，他们会来抽查，确认最基本的家务是否完成，比如清洗碗碟、清理流理台上的食物、保证地面清洁之类的要求。我再次确认了同意这些条款，包括接受随机尿检、入室抽查以及十点钟以后的宵禁；访客非经同意不得过夜，停留天数不得超过三天；一切收入情况的变化必须及时上报；上交的月度清单需详细附上钱款入账、支出的途径以及原因。

朱莉的态度一直很亲切，说话的时候也是笑眯眯的。我欣慰地发现，她的脸不像其他政府办公室里的社工那样，拉长着，总是很不耐烦的样子。她把我当成一个人那样对待。说话时，她会把那缕棕红色的短发别到耳后。可我的思绪却在她说我是个“幸运儿”的时候猛地一震。我可没觉得自己幸运。确切来说，我确实是心怀感恩。可要说我“幸运”，绝不是。我要搬去的这个地方，那里的规则条条指向“我可能是个肮脏堕落到把自己的生活搅得一团乱、需要强制宵禁和验尿来管制的嗑药鬼”。

身无分文，穷困潦倒，这一切看上去如同一场缓刑——因缺少活路而获罪。

威廉、妈妈和我不紧不慢地把东西从我借来的小皮卡上搬到通向二楼住所的楼梯口。在搬进收容所小屋前，父亲替我弄到了一间存储仓，现在我们把里面的东西都取出来了。妈妈和威廉穿得太讲究了，于是我给了他们两件T恤，可他们没要。从我记事起，妈妈一直都是胖胖的模样，只有和爸爸闹离婚那会儿她才瘦下来。她把减肥成功归功于阿特金斯食谱。可后来爸爸才发现，她突然兴冲冲地跑去健身房并非是为了塑身，而是有了外遇。她生出了一种新的渴望，迫切地想要逃离妻子、母亲身份带来的桎梏。妈妈的转变是一次宣告、一次觉醒，她发觉为了家庭已经牺牲掉了自己一直以来想要的生活。在我眼中，她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那年春天，弟弟泰勒从高中毕业，而父母离婚了。妈妈搬去了一间公寓。那年感恩节，妈妈瘦了很多，还留长了头发。我们一起走进一间酒吧，我看见她亲吻了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男人，接着就消失在了卡座里。我觉得尴尬，可之后这种感觉又转变成一种无从悲伤的失落。我想要妈妈回来。

爸爸也在一段时间后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离婚后，他和一个嫉妒心很强的女人在一起了，她还带着三个儿子。那个女人不喜欢我出现在周围。“自己照顾自己吧。”有一天在他们家附近的丹尼斯餐厅吃完早饭后，爸爸这样对我说。

我的父母都往前看，不顾我的感受，把我孤零零地扔下。我发誓绝不会和他们一样，离开米娅，疏远米娅。

我望着如今的妈妈，她嫁给了一个只比我大七岁的英国男人。她的身材像吹胀的气球，胖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感觉她自己都被这副沉重的身体所累。当她站在我身边强操着一口英音说话时，我禁不住地盯着她看。她搬去欧洲已经有七年了，可我见她的次数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搬书搬到一半，她提议要是能来个汉堡就好了。“再来瓶啤酒。”我俩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时，她又补充道。快到中午了，不过她仍在休假状态，这就意味着喝酒的时间要提前了。她建议我们去塞壬——市中心一家有露天座位的酒吧。我的嘴里顿时涌上口水。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在外面吃饭了。

“搬完家我得去工作了，不过我可以跟你们一块儿去吃饭。”我说。我在朋友的幼儿园里得到一份工作，每周去清洁一次，可以赚45美元。我还得把皮卡还了，再把米娅从杰米家接回来。

那一天，妈妈还清理了几个她自己的大箱子——她存在朋友车库里的一些老照片和小玩意儿。她把这些东西作为礼物，统统带去了我的新家。我带着满腔怀念毅然收下了，把它们当作我们先前在一起生活的见证。每一张毕业照、每一张万圣节照片，她全都留着。有我第一次钓到鱼的照片，还有学校音乐剧会演后我捧着花束的模样。妈妈在台下的观众席里给我打气，笑眯眯地举着照相机。现在，在这间公寓里，她只是把我看作屋里的另一个成年人，一个和她一样的人。而我站在那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我需要家人。我需要他们在我面前点头、微笑，鼓励我，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

趁着威廉到楼上上厕所时，我靠近母亲席地而坐。“嗨！”我说。

“怎么了？”她问道，仿佛我准备向她讨什么东西一般。我总觉得她生怕我会问她要钱，但我可从来没向她要过。她和威廉在欧洲过着简朴的生活，把威廉在伦敦的公寓房租出去了，两人住在距离法国波尔多不远的一栋小房子里，他们正准备把它改成一个家庭旅馆。

“我在想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待一会儿？”我问道，“就我俩。”

“斯蒂芬妮，可我觉得这么做不太合适。”

“为什么？”我挺直了背问道。

“我是说，要是你想和我待在一起，那你必须得让威廉也在场。”她回道。

说到这儿，威廉朝我们走过来。他正拿着一块手绢使劲地擤鼻涕。她握住他的手，看向我，挑起眉，摆出一副她为自己能划分好界限而感到骄傲的样子。

我不喜欢威廉并非什么秘密。几年前去法国看他们时，我和威廉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致使妈妈难过得躲进了车里大哭。这次探访，我希望能够重新修复与母亲破裂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想找个人帮助我照顾米娅，我也渴望有一个妈妈，一个我能信任的人，这个人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我——哪怕我现在生活在收容所里。如果我有一个能让我与她倾诉一番的妈妈，或许她能跟我聊聊我的遭遇，或是让我好受一些，开解我，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失败者。在如此迫切的心情下，奋力赢取母亲的关注何其艰难。所以威廉每说一个笑话，我都会哈哈大笑。在他打趣美国人的语法时，我也笑。我也没有对母亲拗出来的口音或是她高人一等的样子发表什么意见。她现在这副样子，就仿佛外婆没有用罐装水果和人造奶油拌过沙拉似的。

妈妈和爸爸是在斯卡吉特县两个不同地方长大的。西雅图往北走一小时就能到达这个以郁金香花田闻名的地方。他们两家都经历了几代人的贫困。爸爸家扎根在克利尔湖山区的深处，据说他的远亲至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在酿造私酒。妈妈生活在山谷里，那里的农民以种植豆子和菠菜为生。

外婆和外公结婚快四十年了。我对他们最早的记忆就是树林旁小溪边的那辆拖车，他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家。父母白天去工作时，我就和他们待在一块儿。外公会用神奇牌切片面包夹上蛋黄酱和黄油做成三明治给我们当午饭。他们没有多少钱，可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永远都是一副慈爱关怀的模样。外婆会在炉灶上搅动金宝牌的罐头番茄汤，手里还会拿一罐汽水，支着一条腿站着，另一条则高高地折起来，大腿绷得紧紧的，活像只火烈鸟。不远处的烟灰缸里总会有一支燃着的香烟。

后来他们搬去了邻近阿纳科特斯城区的一间屋子，那个住处已经多年无人问津，破败得几乎不适合人居住。外公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要跑各式各样的样板房。有时会带着玩具冲进家门送给我。有些是他觅来的，有些则是他从保龄球馆的抓娃娃机里赢来的。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如果没有住在他们家，我还会给外婆打电话。我总是给他们打电话。在那一盒子照片里，还有好几张我四五岁时站在厨房里拿着一只巨大的黄色听筒打电话的模样。

后来，外婆患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经年累月，这毛病让她几乎不可能和我们正常对话。她开始有了妄想症。上一次我和米娅去看她时，我给她带了一盒墨菲老爹家的比萨，那还是我用食品救济券换的。在我们做客的大部分时间里，画着浓重的黑色眼线、涂着荧光粉唇膏的外婆一直站在外面抽烟。我们不得不等到外公到家后才吃饭。外公到了家以后，外婆说她根本就不饿，还指责外公搞外遇，甚至说他在和我调情。

无论如何，阿纳科特斯保管了我的童年回忆。尽管与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少，我总会跟米娅说起欺骗海峡下的鲍曼湾——一道分隔了菲达尔戈岛和惠德比岛的海湾。我幼年时，爸爸曾带我去那里远足过。华盛顿州里的这个长着高耸入云的冬青树和浆果鹃树的小地方，却成了唯一一个能给我带来家的感觉的地方。我探索过那里的每一个角落，知晓每一条路径，以及洋流的细微变化。我还曾经将自己的名字缩写刻在一棵浆果鹃树橙红色的树干上，现在我依然能一眼找出它的位置。每次回阿纳科特斯看望家人时，我都会去欺骗海峡大桥下的沙滩上走走，沿着罗萨里奥路，经过悬崖上的大房子，一路走回家。

我想念我的家人。不管妈妈在欧洲的哪个地方，每星期还是会给外婆打电话。这令我欣慰，仿佛我还没有完全失去母亲，至少她依然给被她抛在身后的人留了些念想。

在塞壬餐厅，午餐的账单送来时，妈妈又叫了杯啤酒。我看了眼时间，在接回米娅之前，我至少要给自己留上两个小时去幼儿园打扫。我看着妈妈和威廉嘻嘻哈哈地闲聊着他们法国邻居的琐事，十五分钟后，终于跟他们说我该走了。

“哦，”威廉挑起眉毛说道，“你是想要我帮你叫下服务员给你埋单吗？”

我望着他。“不是。”我说道。我们凝视着彼此，僵持不下。“我没有钱埋单。”

我理应请他们吃顿午饭的。他们来看我，还帮我搬家，可是他们毕竟是我的家长。我真想提醒提醒他，他刚刚还帮着我从一间收容所里搬出来，可是我没接话。我一脸恳求地望向妈妈。“那啤酒就用我的信用卡付吧。”她提议道。

“我账户里只有10块钱。”我说。我的声音越发哽咽了。

“那你连你自己吃的汉堡都付不起了呢。”威廉脱口而出。

他说的没错。我的汉堡要10.59美元。我点了一样只比我银行账户里的钱少28美分的食物。我的内心涌动着羞耻。那一天我终于从收容所搬出来了，可那份喜悦顿时荡然无存。我连一个该死的汉堡都吃不起。

我的目光从母亲转向了威廉，接着借口说要用下洗手间。我不是去小便。我只想哭。

镜子中的我骨瘦如柴，穿着件童装T恤和一条紧身牛仔裤，我还把裤管卷上去了，这样就看不出来它其实短了一截。镜子中是这样一个女人——她超负荷地工作着，但没人知道她其实身无分文，连一个该死的汉堡都吃不起。我经常压力大得吃不下饭，每次只是看着米娅一勺一勺地把食物送进自己的嘴里，她每吞下一口，我都要为她庆幸。我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其他地方则瘦得凹陷下去。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间厕所里大哭一场。

很多年前，想到自己的生活时，从来没想过贫困会和我的生活沾边儿。我根本想不到，自己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而现在，经历了生子和离婚，我被现实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甚至不知道要如何走出困境。

回到座位后，威廉依然坐在那里，他的鼻孔张大着，活像只玩具喷火龙。妈妈靠着他，朝他耳语着，他不同意地摇摇头。

“我能付10美元。”我坐下来说道。

“好吧。”妈妈说。

我无法接受她居然答应了我的提议。距离我拿到薪水还有好多天。我从包里摸出钱包，掏出卡，把她的钱也算上了。在账单上签完名后，我把卡一把塞进后袋，敷衍地抱了抱她，作为告别，准备走出餐厅。在隔着桌子几步路的地方，我听见威廉说：“真好，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高尚的举动呢。”

02.露营地　The Camper

1983年的圣诞节，爸爸妈妈送了一个椰菜娃娃给我。在杰西潘尼商场开张前，妈妈就已经在门口等了数个小时。商场经理在顾客头顶上比画着棒球棍，制止人群涌向柜台。妈妈像个战士一样，用手肘使劲推搡着左右的人群，在另一个女人下手之前够到了货架上最后一盒娃娃。她就是这么讲给我们听的。听完后我睁大了眼睛，满心欢喜地意识到她是在为我而战。我的妈妈是一个英雄、一个冠军，她带回了我梦寐以求的娃娃。

圣诞节早上，我把这个椰菜娃娃抱在怀里。她长着卷卷的金色短发和绿色的眼睛。我站在妈妈面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道：“我和这个椰菜娃娃相遇了，我知晓了她的愿望，我保证一定要成为安洁莉卡·玛丽的好妈妈。”接着我签署了领养证书，这是椰菜娃娃这款产品中的重要环节。它体现了家庭观，有助于培养责任感。拿到一张印有我名字的娃娃出生证明后，妈妈当场给了我和安洁莉卡一个骄傲的拥抱。那天我和娃娃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扮隆重。

从记事起，我就一直想当一名作家。长大后，我写过故事，埋首在书里，把书本当成我的老朋友。我最喜欢下雨天的假日，一早坐进咖啡店里，打开一本新书，到了晚上，再去一家酒吧把它读完。遇见杰米是我27岁那年的夏天，米苏拉市的蒙大拿大学寄来的明信片让我深深迷上了他们的创意写作课程。我想象着自己置身于照片之中，穿越蒙大拿的田园风景，如同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携犬横越美国》。“我真切地爱着蒙大拿。”他用隽永的笔触如此简单地书写道。当我正寻觅一处人生中的新家园时，正是这些字句引领我来到了这座“长空之乡”。

我是在从酒吧回家的路上遇见杰米的，我和同事们下班后去泡了吧。时间已接近午夜，蟋蟀在仲夏夜的草丛中鸣叫着。我跳了一夜的舞，出了一身汗，便把连帽卫衣系在了腰间，后来又把它拿在了手里，希望能找一辆自行车骑回家。在咖啡店打工时溅上去的咖啡渍还留在工装裤上，我的嘴里依然泛着之前喝下的威士忌的味道。

在清爽的微风中，我听见公园长椅上飘来了一阵吉他声，我能确定那歌声属于约翰·普莱恩。我站了很久才听出放的是哪首歌，还看到一个男人举着MP3，腿上放了个便携式扬声器。他穿了件红色的法兰绒大衣，头上戴了顶软呢帽，弓起身子坐着，轻轻摆着头，沉浸在音乐中。

我想都没想，便坐到了他的身边。胸口被威士忌蒸得暖融融的。“嗨。”我说。

“嗨。”他微笑着回道。

就这样，我们两个一起坐了很久，听着他最喜欢的歌，在汤森港的市中心呼吸着夜间的空气。岸上，高耸的维多利亚式砖房投下阴影，层层波浪拍打着码头。

起身离开时，我依然沉浸在邂逅一个新男孩的喜悦中，我在笔记本上草草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并将那页纸撕了下来。

“有空的时候就出来玩吧！”我将那页纸递给他。他抬眼看着我，又扫了一眼刚从塞壬出来的人们，他们喝得烂醉如泥，正在放声大笑。他从我手里接下电话，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

第二天晚上，正当我开车前往市区的时候，电话响了。

“你去哪儿呢？”他问。

“市中心。”我猛打转弯，却没能换对挡。我握住方向盘，同时抓紧了手里的电话。

“在低价超市门口等我。”他说完，挂断了电话。

大概五分钟后，我驶入了停车场。杰米斜靠在一辆组装的红色大众甲壳虫后面，穿着和前一天一样的衣服，正在等我。他朝我酷酷地一笑，露出一口我昨晚没留意到的歪牙。

“咱们去喝点儿啤酒。”他说，随手把一截卷烟的烟蒂扔到了人行道上。

他掏钱买了两瓶塞缪尔·史密斯黑啤，接着我俩就爬进了他的甲壳虫里，驱车前往一处悬崖看日落。他说话时，我翻看着一本从他副驾驶座上找到的《纽约时报书评》。他跟我讲述了他的自行车骑行计划——沿着101号公路一路骑到太平洋海岸，再骑去旧金山。

“我已经在上班的地方请好假了。”他说着，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眸是比我的还要深邃的棕色。

“你在哪工作呢？”我问道，意识到除了他喜欢的音乐，自己对他一无所知。

“泉水咖啡馆。”他深吸一口香烟，“我之前是副厨。不过现在就在那里做做甜点。”他猛吐一口气，一道烟袅袅地消失在悬崖上方。

“你会做提拉米苏喽？”我问道，犹犹豫豫地也想给自己卷上一支烟。

他点点头。我就知道我该和他上床。提拉米苏可真是太好吃啦。

那周晚些时候，杰米第一次把我带去了他的露营拖车。我站在狭小的空间里，仔细打量着这里的木头镶板、橘色的懒人沙发以及满满的书架。

杰米注意到我正四处观望，便说了声抱歉，支支吾吾地解释自己是为了给自行车骑行攒钱才住在拖车里的。不过我却在桌上的那排书里瞧见了布考夫斯基和让-保罗·萨特，根本顾不上拖车里是什么光景。我转过身，立刻亲吻了他。

他慢慢地把我推倒在铺着白色羽绒被的床上。这场亲吻持续了好久好久，仿佛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他抱紧了我。

最终，杰米和我打算分开旅行——我往米苏拉，他往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他建议我搬来他的拖车上一起住，这样可以省钱，我立刻就答应了。我俩住在一辆二十英尺长的露营拖车里，每人只要交150美元房租。我们的关系注定拥有一个鲜明的结局——帮助对方走出这座小镇。

汤森港的劳动力主要由服务业构成，招待外国游客，服务那些只在温暖季节过来度假的人。届时，摆渡船会载满游客，在大陆和半岛之间颠簸穿梭，把人们送往森林地带以及海岸边的温泉。建在滨水区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商店和咖啡馆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财富，也转而让许多居民获得了生计。然而涌入这座城市的财富数目并不巨大。汤森港的本地居民除非做起了生意，否则普通的工人阶层并没有多少收入，无法挣得一个好的前程。

镇上有许多老一辈居民，已经在这个地方扎下稳固的根基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伙嬉皮士迁来汤森港，得益于镇上一家雇用了大量本地居民的造纸厂，他们在这个鬼镇一样的地方勉强生存了下来。政府曾许诺会把这座城镇建设成西部的最大海港之一，但失败了，因为大萧条时期，西雅图至塔科马港的铁路改道缺乏资金。当年那群嬉皮士里，还有人成了我现在的雇主和忠实客户，他们买下那些荒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维多利亚式大宅，花上数年把它们修缮成历史地标，建起了面包房、咖啡店、啤酒厂、酒吧、饭馆、杂货店和旅馆，给镇上的面貌带来很大改善。停泊在汤森港的小木船很出名，随之还兴办起了一座正规的造船学堂，每年还会举办相关的节日。如今，这些老一辈的居民致力于复兴小镇的闲适情调，放慢节奏，开始适应中产的生活。我们这些服务从业者就是来服务他们的。我们这些住在小屋里、圆顶帐篷里或一居室公寓里的人，以不同的形式为他们工作。我们被这里的天气吸引——奥林匹亚山脉形成了雨影气候——也被这片富有艺术气息、距离西雅图只有摆渡之遥的社区吸引。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感受港口海浪带来的沉静，在喧闹拥挤的厨房里尽情挥洒汗水。

杰米和我都在咖啡馆工作，挥洒自己的青春，享受这份自由。我俩明白自己都有更为远大的志向。他在他朋友的餐馆里帮忙，所有能接到的私活他都干。除了咖啡厅里的工作，我还在一家宠物狗日托中心打工，还在农贸市场卖面包。我们两个都没有大学文凭——杰米承认自己连高中都没毕业——为了攒钱，能干的活我们都去干了。

杰米履行的是标准的餐厅排班，从傍晚到夜里，所以大部分时间，等他结束工作、喝完一杯到家时，我已经睡了。有时我会去酒吧和他碰头，用我赚到的小费买上几杯啤酒。

后来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一连呕吐了几个早上，觉得胃沉甸甸的，整个世界突然开始无止境地缩小。我把运动衫撩起来，检查起自己的肚子，在卫生间镜子前站了很久很久。这孩子应该是我28岁生日那天怀上的，第二天杰米就走了，开始了他的自行车骑行。

要是选择留下这孩子的话，我就得留在汤森港。怀孕的事我想保密，继续践行我前往米苏拉市的计划，可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得给杰米一个当爸爸的机会——剥夺他的这个机会总让我感觉不妙。可是待在这个地方就意味着要推迟自己的作家梦了。推迟这段我向往的人生，晚些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伟大人物。我不确定要不要放弃这个梦想。我一直有避孕措施，当时也不觉得去堕胎是什么大罪。可是我不禁想到了我的妈妈，她很可能会盯着我的肚子，像以前一样，对我的人生选择评论不休。

尽管一门心思地想要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我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渐爱上了即将为人母的感觉。我告诉杰米有孩子的消息时，他刚刚结束自己的旅行。他一开始温和地对我好言相劝，要我拿掉孩子。在告诉他我拒绝堕胎后，他的态度就骤然大变。我只认识了杰米4个月，他向我投来的怒火和恨意令我怕极了。

一天下午，杰米冲进拖车，那时我正坐在电视旁的折叠沙发上，准备喝鸡汤，电视里播放的是《莫里秀》[1]，正准备揭晓亲子鉴定结果。杰米瞪着我，往前走了几步，那模样和电视里大吼着不想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出生证明上的男人如出一辙。“我可不想你跟在我屁股后面讨那该死的赡养费。”他指着我的肚子不停说道。和往常一样，我对他的长篇咒骂一言不发，只盼着他别乱扔东西。不过这一次，随着声音越来越响，他的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大。他控诉我犯下的巨大错误。他越是凶狠，我越是抱紧了自己保护孩子。他走之后，我声音颤抖着给爸爸打了个电话。

“我做的决定真的对吗？”我把杰米说的话和他讲了，“我真的真的不知道。可是我想要确定。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该死。”他骂道，沉默了一阵子，“我本来指望杰米能准备好当爸爸的。”他又沉默了，大概是想听听我怎么回应，可我没有话说。“你知道你妈和我在发现有了你时，和你是一个处境，不过我俩那时还没成年。你也看到了，日子并不美满。我说不好我们的日子是否曾算得上美满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可你、你弟弟、我，还有你妈——我们都挺好。后来我们都挺好。我也知道你、杰米，还有这个小孩也会好好的，就算接下来不是你想的那样。”

打完那通电话，我望向窗外，试图不让周遭的环境——营地坐落在树林里一家大商场旁边——干扰我设想自己的未来。我开始用不同的声音对自己说话，以打消自己的顾虑。或许杰米能想通，或许这要花上点儿时间。要是不行，我想我也能应付，尽管我现在也没主意。我不能让他按照我的想法做决定，让他和我生下这个孩子，可我知道，我至少已经给了他一次做爸爸的机会。我的孩子值得拥有一个爸爸。尽管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会尽父母的责任，一如几代人为人父母的样子——我能让这一切行得通。毫无疑问，别无选择。现在我是个母亲了。我的余生将会以这份责任为荣。我站起来，走出去，撕掉我的大学申请书，工作去了。

03.过渡住所　Transitional Housing

7岁那年，父母带着我离开了所有亲人，举家迁出了华盛顿州。我们家坐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地区楚加奇山脉的丘陵地带。我们加入的当地教会将服务延伸至流浪者与低收入群体之中。小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假期给困难家庭派东西。礼拜日结束后，妈妈会让我和弟弟从教堂大厅的圣诞树上摘下一只纸天使。用完早午餐之后，我们会在指定清单上挑选一些物品，比如新玩具、睡衣、袜子或球鞋，送给那些与我们年龄相仿的陌生孩子。

有一年，我和妈妈一起去一户人家派晚饭。我在一间阴湿的公寓门口，等着把自己精心包装的礼物送上去。这时，一个男人来应门了。他有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白色T恤下是一副饱经日晒的躯体。我把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他，妈妈又给了他一只盒子，里面装了火鸡、土豆和罐装蔬菜。他点点头，便轻轻地合上了门。我失落地走开了。我以为他会请我们进屋，这样我就能和他的小女儿一起打开我为她精心挑选的礼物了，我多想看看她见了礼物后那高兴的模样啊。我会告诉她：“这双锃亮的新鞋子可是商店里最漂亮的。”那时我还不明白她父亲为什么就不能高高兴兴地把礼物给她呢。

十几岁的时候，我有时会在下午到安克雷奇的市中心给流浪人员派发简装午餐。我们到那里是去“见证”并向他们传递福音的。为了让他们来听我们布道，我们请他们吃苹果和三明治。我说：“耶稣爱你。”这时，有个男人朝我笑笑说：“他看起来应该更爱你一些。”为了去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的孤儿院，以及芝加哥的儿童圣经营，我靠洗车筹到了路费。回顾起过往的努力，再看看我如今的处境：拼命地找工作、找可靠的住处。我不禁觉得，过往的那份努力尽管崇高，却只不过是将穷人脸谱化的怜悯施舍和表面工程罢了——就好像挂在圣诞树上的纸天使，毫无意义。我回想起当初给那个来应门的男人送礼物的情景。如今，换我来应门，去接受施舍了，接受那些我无法提供给家人的东西，接受他们的小小心意——一副新手套、一个玩具——来满足他们冲动的善心。不过他们的清单上，可没有地方给“医保”或“儿童保育”留地方。

父母带我们离开了祖辈生活的地方，我和弟弟是在距离华盛顿州老家千里之外的地方长大的。我们的家境在美国姑且算得上是中产阶级[2]。我们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但父母也还是承担不起上舞蹈课、空手道训练之类的昂贵费用，也没有供我们上大学的积蓄。我很快就知晓了金钱的重要性。11岁起，我就做起了婴儿看护工作，之后也总会打上一两份工。工作一直在我的血液中流淌。那时候，我和弟弟被信仰和父母的财产庇护着。

安全感一点一滴地注入我的内心。我很安心，这一点我毫不置疑，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这份安全感。

我跟杰米说，我打算带着米娅去我父亲和继母夏洛特那儿住。他听后眯起了眼睛。当时米娅刚满7个月，已经见识过他太多次的突然暴怒。他猛烈的抨击和充满毁灭性的举动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

“我上网查过了，”我说道，一手抱着米娅，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有一个子女抚养费计算机制，算出来的费用相当公平。”

他一把夺过那张纸，揉成一团，朝我脸上扔来，死死地盯着我的双眼。“我不会付你一分钱的抚养费，”他最后说道，“你应该付钱给我！”他来回踱着步子，声音越来越响。“你哪里都别想去，”他指着米娅开口道，“我马上就能夺走米娅，快得让你一眨眼就见不到她。”他说完，转身就走，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一拳砸穿了门上的树脂玻璃。米娅跳起来，发出一声我从未听到过的高声惨叫。

我颤巍巍地拨响了家暴热线，在电话里，我把杰米频繁造访之前发生的事情勉勉强强地解释了一遍。对方建议我先挂了这通电话，找警察来。几分钟后，巡逻车的警灯照亮了拖车的一侧，一位警察轻轻敲开了破着洞的车门。他长得真高，头几乎快碰到车顶了。他一边听我叙述事情的经过，一边做了几页笔记。他检查完门后，点点头，问我们是否还好，是否觉得安全了。我已经遭受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虐待、威胁以及高声辱骂，听到这个问题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杰米的暴怒行径大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没在我身上留下瘀青或是红痕。但是这个洞——这个门上的洞——我能清楚地指认出来。我可以请其他人看。我可以说：“是他做的。他是冲着我们来的。”他们看到了这个洞，点点头对我说：“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他对你做了什么。”警察留下来的出警记录确认我神志清醒，没有发疯。我将它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把它当作一张认定书。

过渡住所位于主街上一栋公寓楼里，在那里度过的头几夜，我简直魂不守舍。墙壁与楼道中回荡的任何一丝声响都能吓我一跳。我们在家时，我要反复检查门是否锁好，以前我可从不这样。不过现在只剩女儿和我两个人了，而我是那唯一的保护伞。

住在收容所的时候，私家车道直通我们的小屋门口，我们要是想马上离开的话，我的车就停在屋子旁边。我从来没见过邻居，也没听见过他们的声音。大家分散地住在各自的小屋里，被大自然包围着——树木和旷野营造出一种祥和的氛围，不会让人心生烦恼。那是一片属于我自己的小天地，我并不会害怕有人闯入。可是在这栋公寓，墙壁和地板看上去是那么单薄，涌动着那么多陌生的声响。楼梯井里，陌生人上上下下，冲着对方嚷嚷。我瞪着公寓门，那是隔绝我与外面世界的唯一屏障，似乎随时都会有人闯进来。

我们被灰色的墙体包围着，对我来说，其他住客的行迹仅限于墙后传来的说话声、垃圾箱里越积越高的垃圾，以及驶入停车场里的汽车。或许见过邻居、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以后，我能更有安全感一些。他们在夜里发出的声响——高跟鞋踩过地板的咯噔声，要不就是小孩的笑声——会把我从睡梦中搅醒。我会在半夜起来好几次，去查看米娅，她就睡在隔壁房间的一个折叠式摇篮里。

有几个夜晚，我彻夜未眠，脑海中与杰米对簿公堂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站在一位法官面前，就在杰米和他的律师身旁。无家可归的我上了法庭，争取米娅的抚养权。显而易见，杰米连续几个月以来对我的怒言相向导致了我的抑郁。现如今，他将我的这个症状作为他的武器，声称我不是抚养女儿的合适人选。我的落魄像是裹尸布般笼罩着我，法官和杰米的律师似乎都认为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仿佛我认为就算没有稳定的居所也能抚养孩子，似乎在有限的能力下，我没有每时每刻想尽办法去改善自己的处境。不知为何，并没有人看出我正带着米娅搬离一个让我饱受折磨与虐待的地方，在那里，我蜷在地上，哭得像个稚儿。没有人注意到，我正努力为女儿争取更好的生活——他们只看见我试图把她从一个他们认为适合成长的稳定家庭中带走。

我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股近乎原始的力量，居然赢得了抚养权。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空间，找到了一处可以让米娅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地方。尽管如此，困苦的窘境还是会让我被愧疚包围。有一段时日，这份沉重的愧疚甚至让我羞于面对米娅。我不得不打起精神给她读睡前故事，坐在那把当年母亲给我读故事的椅子上轻轻地摇她。我对自己说：第二天会好起来的；我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

有时我坐着看米娅吃饭，或是在厨房里踱步，啜饮着咖啡，凝视着墙上挂着的预算开支和我的工作时间表。要是出门去买菜，我还会花上整个早晨翻来覆去地浏览我的银行账户余额和EBT（政府电子付款）卡，看看我们还剩多少钱。EBT卡是一张由政府出资、用于购买食物的借记卡，这类卡是从2002年才开始启用的新东西。怀孕那阵子我还申请过食品救济券。杰米记得他母亲用这些票券买过菜，提起那段记忆，他总是嗤之以鼻。对于这些能够照顾到我家庭的东西，我是心怀感恩的，可每次又都是提着满满一袋的羞耻回到家里，总会在脑海里纠结那些收银员是怎么看我的：一个背着婴儿的女人靠着政府援助购买食物。他们看到的只是食品救济券，印着WIC（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补充计划）缩写字样的票券，我们就是用它们买到鸡蛋、奶酪、牛奶和花生酱的。但他们没有看见我的账户余额，这笔钱的数额会根据我的收入在200美元上下浮动，是我能用来购买食物的所有金额。我必须控制好支出，尽力匀到月底，直到下个月初有新的款项打进来。他们没有看见我啃着花生酱三明治和煮得硬邦邦的鸡蛋，早上喝咖啡时绞尽脑汁地计划怎么分摊这笔钱。我那时并不知道，那年政府为了洗掉“救济券”的难听名声，花心思将2900万人使用的“食品救济券”换了个名字：SNAP（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可是不管你叫它SNAP也好，食品救济券也罢，大众头脑中那种“穷人偷取美国公民辛勤上缴的税金去买垃圾食品”的看法从未更改。

我的思绪一片混乱，“我是不是一个好母亲？”这个问题困扰着我。我确实不及格，比起关注我的孩子，我渐渐适应了“如何撑过这一星期”的节奏。还和杰米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在工作，我可以陪米娅待在家里。我想念那段母女俩整天待在一起的日子，可以停下奔忙的脚步四处看看，学点儿新东西，有些新发现。现在的日子只能算是勉强过得去；总是急匆匆地赶时间，总是在车上，总是匆匆忙忙吃完饭然后收拾，总是在迁移，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喘口气。生怕自己落在后面，生怕忘记什么事情，导致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糟——我根本没有时间陪米娅一起观察人行道上蠕动着前进的毛毛虫。

我已经把公寓居民们冷不丁发出的马桶抽水声和椅子挪动声听了个遍，住在楼下的那位女士很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每当米娅在屋里跑动，她都会用扫帚柄或拖把柄捅捅天花板或者大喊大叫。入住那天，当我在露台上扫落叶和蜘蛛网时，她在楼下放声大骂：“这他妈的怎么回事？”除了“咚咚咚”地戳扫帚柄，那还是她第一次和我间接地说上话。“这是什么狗屎？”她继续吼道，“你个该死的在我头顶拉屎是不是？！”我逃回屋里，轻轻合上门，呆坐在沙发上，祈祷她别冲上来砸我的门。

楼上那户邻居——一位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基本上不在家。头几个星期，我只是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在晚上10点左右上床睡觉，他们刚好上楼进屋。约莫20分钟后，他们就都安静了。

有一天一大早，我听见他们出门了，便跑到窗前去看，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这些处境和我相似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那个女人个子高高的，穿了件红紫相间的短夹克和白球鞋，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是学生模样，走在她身后。我想象不出她都经历过什么。我只有一个孩子要照顾。此后，我也时不时地会看到他们。小姑娘的头发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扎着玉米辫，上面还绑了鲜艳的蝴蝶结。我想知道他们白天都是到哪里去了，她是如何把家里的孩子教得安静又乖巧的。她看上去是个好母亲——孩子们尊敬她，这一点让我很是眼红。我的孩子刚学会站直走路，只要醒着，她不是想要从我身边跑开，就是想跟我对着干。

“你得学着喜欢上你的咖啡。”邻居布鲁克这么跟我说，我俩在一次房屋检查后见了一面。她指的是禁止饮酒的规定。之前我们曾尴尬地擦身而过，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和布鲁克的相识似乎让我回到了过去的日子，我在酒吧里请她喝了杯啤酒。我想知道她是遭遇了什么才落到这个境地的。可我从未问出口。就像我不想她来问我一样。

我从来没和生活在这片公寓另一头的男人讲过话。我见他们穿着汗衫拖鞋站在通向他们住处的小路上抽烟。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家里会有人时不时来接他走。不过其他人似乎就无处可去了。或许他们就是在路上打发打发时间。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无聊。

我想念能去酒吧的日子，想念想喝啤酒就能喝上一杯的时光。并不是说一定要喝啤酒，只是想念那种不用担心房管局会突然出现的轻松和自由。我想念过去的自由自在：出门，外出过夜，工作，想吃就吃，睡上一整天，放上一整天假。

米娅和我过着看似寻常的日子，白天的时候，我们都有各自要去的地方。我有资格领幼托补助金，不过只有半天。一个朋友的丈夫约翰经营着一家小型绿化保养公司，他会以每小时10美元的价格雇我拔除杂草、修剪灌木，以及清除杜鹃丛里凋谢的花朵。我要开车绕着奥林匹克半岛的东北角转一圈，到一户户装着门禁的社区里去干活。车子后备厢载着一只巨大的垃圾箱，里边装着一桶白油漆和粉刷工具，还有几副手套。有的人家会专门指定堆放野草和杂物的区域，否则我就得把它们装起来，捆紧，再费力把它们搬到我的后备厢里。约翰的公司没有几个花园大到需要我经常帮忙修剪的常客。所以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做自己找到的工作，通过努力一步一步将自己的时薪提升到20到25美元，可我一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这还包括路上花掉的时间。

园林修剪是一份面朝地、背朝天的辛苦工作。很多人会雇我清除山坡上的杂草，上面还铺满了木屑。我戴着手套穿着膝盖加厚的工装裤，把野草往桶里、垃圾箱里，以及垃圾袋里塞，就这样工作几个小时。客户付我钱，让我用所谓的“有机手段”消灭野草，其实就是把它们从地里拔出来罢了。可是杂草是季节性生长的，这项工作也就能持续几个星期，我不知道这一季结束后我还能干些什么。汤森港的劳动市场也是季节性的，赚个盆满钵满还是饿肚子，全部取决于游客。在这里，并没有多少提供“母婴时间”的“正常”工作，也都不是我有相关经验的工作。曾经在咖啡店上班以及打的那点儿零工根本写不上简历，包括每个星期天给学前班做的清洁工作。可眼下我非工作不可，我试着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

中午我要把米娅送到托儿所去。一星期里有三天，她爸爸会把她接过去，一直照顾到晚上7点。米娅偶尔会和杰米一起过夜，那时我就会到露台上坐着，背靠着墙。一位邻居似乎总是和她的女儿待在外面，就在大楼和树林间的一块小草坪上。她的女儿比米娅要小一些，她俩的肤色特别浅，几近透明。我有时会听到那位母亲温柔地开口问：“你想滑滑梯吗？”她的女儿会一格一格爬上那架褪色的塑料旧滑梯，这很可能是前几任房客留下来的。“哟吼！”小孩滑下时，妈妈会这样欢呼。她是个比我好上许多的妈妈，我想。女儿上上下下地玩着滑梯，她陪在一边，我听见她发出温柔的絮语，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像她那样表现出一副兴致高涨的样子。

但有一天傍晚，医护人员和消防员走上草坪，把那架滑梯搬走了。他们全都往那位母亲的住处走去。我没有听见她孩子的动静。我探出身子，靠在门廊的围栏上，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有几户人家也和我一样。一个消防员抬头看见了我们，我下意识后退一步躲了起来。他重重地摇了摇头。我在想，那时我们都是什么模样呢？我们这群住在过渡住所里的男男女女，正从围栏里探出头向外张望。我在想那些警察和消防员会怎么谈论这栋楼，谈论我们；他们到底为什么来这里呢？进屋前，我瞧见那位母亲躺在担架床上，被他们抬了出来。就算她的眼睛是闭着的，我也不想让她看见我正在张望。我想要保留她应得的尊严。我也想要同等的尊严。

一个小时后，我出门去接米娅。布鲁克走出屋子，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双颊通红，似乎准备跟我闲话一番。“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吧，啊？”她朝我快步走来。

我摇摇头。她说，有人把小孩送回来时，发现母亲在床上，已经失去了知觉。他们叫不醒她。她吃了安眠药，还灌下了一整瓶伏特加。“不过他们及时发现了。人还活着。”布鲁克肯定地说。接着她耸耸肩，叹了口气道：“说了不准喝酒还喝那么多。”

我的第一反应并非是去关心那位母亲和她的女儿是否安好。我只盼望杰米不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一直活在惴惴不安中，担心米娅会遭遇什么不测，生怕她在日托中心出什么事，这会严重影响到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全日抚养权。

我令米娅陷入了一个贫困的世界，被那些身世悲惨、走投无路的人所包围。这些人里，有的在监狱或戒毒所待得太久，以至于无家可归，有的因为厄运缠身而愤怒暴躁，还有一些则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有那么一瞬间，想到有人竟然可以轻易地选择一了百了，我甚至有些嫉妒。

04.露天游乐场旁边的公寓　The Fairgrounds Apartment

“朱莉在吗？”我问道，等着橱窗后的女人给我的房租支票开收据。每个月的房租数额都不一样，这取决于我上报的收入有多少，不过始终维持在200美元左右。

那个女人扫了一眼办公室后面的一块白板，回答道：“不在呢。”她叹了口气，“她出去见委托人了。你想给她留个便条吗？”

我留了。

“我在这间公寓里碰到了点儿麻烦。”第二天，我在会议室里对朱莉说道。

我长舒了一口气，朱莉并没有问我是什么原因。

一切都让我喘不过气来：忧心会有房管所的人来敲我的门；在屋里踮起脚尖走路，生怕楼下那个女人又大喊大叫，用扫帚柄捅天花板。有一次，我甚至因为感觉孤寂在侵蚀自己，留了杰米一起吃晚饭。我从不出去和朋友玩，也没有邀请他们来过。我感觉与世隔绝。世上没有我可以待的地方。

“等着，”朱莉说，“我们可以注册TBRA。”她说的“提博拉”指的就是“住客租房补助”（Tennant-Based Rental Assistance）。“这个和‘第8类房屋补助计划’差不多。现在我就把你放到‘第8类’的候补名单里，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第8类”可谓是政府补助中的海市蜃楼——你耳闻已久，却还没听说过有谁争取到了。那是一张租金优惠券。如果你的住房花费超出你收入的30%～40%，这张优惠券可以完全抵扣超出的那部分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拿最低工资，月收入只有1000美金，有了这张券便只用付300美元的房租，政府会替你付清剩余的部分。只要符合条件，这张券可以让你住进两居室或三居室。入住的房屋需要符合“第8类”的标准——都是些相当基础的要求，比如不含铅涂料、改造管道之类的。如果有谁争取到了“第8类”，那就可以在全国适用无阻，而且永远有效——只要你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此项条款的房东。

我在三个不同县的候补名单上排着。汤森港所在的杰斐逊县是排期最短的一个，只需等上一年，而其他地方至少要等5年以上。还有一些地区甚至因为需求量实在太大，已经停止接受新的申请人了。

朱莉将我引荐给一位新的社工，她是专门负责“第8类”和TBRA项目相关工作的。她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一头深色的短卷发衬着一副不苟言笑的面孔。她让我填了几张申请表，上面是一些关于我明年以及之后计划的问题。我一个月需要给这套两居室公寓支付700美元租金，随后我详细列出了我的收入证明与计算结果，再加上每个月275美元的抚养补助，申请条例下来后，我每月只需要支付199美元的房租。

“这个金额会根据你上报的收入上下浮动。”朱莉补充道。我非常感激她在这期间能够陪着我。

TBRA还要求我去听一堂课，让我了解这个项目，上课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教我如何挖掘潜在的房东，让他们愿意让我用TBRA（甚至是“第8类”）来支付房租。“多数房东操作过第8类，”朱莉说，“至少他们都听说过这个。不过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可以促成一件好事。”我并不确定她说的是什么意思，这难道还会是一件坏事吗？可我没多问。

我们在停车场里待了一会儿，她把上课的时间地点写在了我的房屋补助单上。“你真走运，明天就有一节课，”她乐呵呵说道，“你很快就能搬到新的地方去住啦！”

我微笑着朝她点点头，不过我对申请这些项目能否奏效并没有抱很高的期望。无家可归的这6个月给我带来的创伤太深刻了，和杰米打交道让我担惊受怕，我的整个身体系统都崩溃了。我的大脑、肠胃、神经，身体的每一寸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没有一丝安全感。没有一丝安定感。每天我都如履薄冰，仿佛行走在万丈深渊的边缘。我看着人们朝我投来微笑，朝我点头，反复说我能申请到项目、住处是有多么幸运，我根本不觉得自己行了好运。我的整个生活都大变样，我都认不出来了。

社工们告诉我该去哪里，该上哪儿去提交申请，该怎么填表格。他们会问我需要什么，我会说“我要个住处”，或是“我要吃饭”，或是“我要找个托儿所，这样我就能工作去了”。说完，他们就会帮助我，或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帮我，也有可能根本不来帮我。但这也是他们能做的全部了。从创伤中恢复过来才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是最关键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一点上帮到我。我还不知道自己需要这么做。一连几个月的贫穷、漂泊与不安导致我极度容易恐慌，这可能要花上数年时间来平复。

“你或许认为房东会喜欢这样。”一个男人站在前面说道，这个小房间里，有20个人挤在两张桌子旁。他叫马克，同时还是LIHEAP（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的讲师，他那门长达三小时、教人们如何有效用电的课程我已经听了一年，讲的都是些常识性内容。我曾试着从中找些乐子，把自己从现状中剥离开来，就当是为了争取到400美元的暖气费拨款。为此，我一定要学会如何关灯。我越来越发觉，这些需要政府补助的人被想当然地视作一帮教育缺失的人、一帮需要区别对待的人。真是可耻啊，因为需要钱，我必须去学习如何把水电费降到最低。

现在，我正准备花上数个小时了解房租补助是如何向房东支付款项的，以后我要凭借这些知识向房东保证他们能够拿到钱。对于政府，还有其他所有人来说，他们其实不应该相信我。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徒劳的。我请了假，找了人看孩子，才抽出时间来这里。我坐在那里，望着站在前面的马克。他穿着一件和上LIHEAP课程时一样的长袖法兰绒衬衫，蓝色牛仔裤提得高高的，盖住了肚子。他那条稀疏的马尾辫比一年前初见他时长长了一些。想到他之前教我们怎么省电费，我不禁微笑起来，他让我们不要预热烤箱，想冷却的时候把门打开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他说在泡完澡或是淋完浴后，别急着把热水排走，因为水的热度能够进到屋里，让房间暖和起来。

“‘第8类’对房东来说是个好东西，因为它能保证房租到手。他们只是不喜欢那些通过‘第8类’租房子的人。”马克说，“你们的任务就让他们知道这么做很值。”

我想到了过去几个月里，那些警察、消防员还有急救人员来我们这里跑了多少次。他们来做随机抽查，确认生活空间的清洁程度，或是确认停车场里的故障车辆是否修理了，还会检查我们有没有在做一些他们认为穷人会做的坏事，比如任由脏衣服或垃圾堆积起来，但实际情况是，做完那些没人肯做的繁重工作后，我们早已被掏空了精力。我们以最低工资活着，在不同时段里干着好几份工作来维持基本生活，还要给我们的孩子努力争取一个安全的住所。可不知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们的辛苦，不管一个人如何被生活的反复无常打击，他们只看得见结果。好像不管我在其他方面如何努力地去证明自己，“贫穷”总是和龌龊脱不了干系。声名狼藉的标签越垒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要怎么在房东面前表现出我是个可靠的房客呢？

“你们这些在TBRA项目里的人，需要跟房东解释清楚这个项目是如何向‘第8类’过渡的，你们一定要记得强调双方都能同等获利。”马克认真地说道，“这些绝佳的项目可以将房租分摊为两块——你出一部分钱，剩下的由这个项目来出。”说到这里，他表现得激动不已。看他那样子，你大概以为他是在主持竞拍，而不是在介绍“第8类”。“房东并不喜欢8号条款的钱在指定日期汇过来，他们希望钱能在每个月的头一天就到账，不过你们可以说服他们！”说着，他又拿起一摞纸开始分发，“‘第8类’的钱是有保障的。”他反复说道。

打破成见的壁垒，说服一名房东接纳你成为房客后，你还有重重难关要跨越。尽管推动项目中的资金获批看起来是房东的职责，但出租的房子或是公寓必须符合安全标准，包括正常运行的烟雾警报器，以及其他的家庭安全设施。大多数时候，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个住处不符合标准，即使有家庭持有那张优惠券，也是无法入住的。这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稍微好些的社区的房东并不愿意把房子租给“第8类”使用者。我们只能寻找一些破旧的社区，还得冒着无法通过入住检查的风险。

“租出的屋子需要符合‘第8类’的要求，不过大多数房东不愿意这么干，”马克顿了顿，“那是他们的选择。也不是不合法或者歧视——”

“那根本就是歧视。”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大声说道。

我是在海滨比萨屋认识她的。我俩相视一笑。我记得她叫艾米，但也不确定。

“我男朋友和我找到了一间特别棒的小房子，”她说，“结果被我的朋友租走了。房东说他不想租给使用第8条的人，因为他们到最后肯定会把屋子搞得跟垃圾桶一样。”她抚摸着隆起的孕肚又说：“他说他可不想当个恶房东。”

所有人都转头望向马克，刚刚他把双手插进了口袋里。

最后我居然在一个星期内就找到了一个住处。不仅如此，那个地方刚好可以接受“第8类”租住而且还通过了安全检查。我们马上就能从过渡住所搬出来了。那栋公寓楼正对着一座露天游乐场，距离北部沙滩只有几个街区远。女房东格蒂听完我的房租支付方式后只是耸耸肩。她会拿到我支付的一部分，我跟她这么解释道，剩下的那笔钱要等到每月10号才能到账。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她说着，又朝米娅笑了笑，小姑娘的头正埋在我的肩膀上，“她是不是需要个婴儿床或其他什么的？”

我想说不必了。每当有人准备来帮我们，我总是下意识地先拒绝。或许还有人比我们更需要帮助。可是我又想到了米娅那张破了洞的婴儿游戏床。

“是啊，”我说，“她缺个床呢。”

“哦，正好，”格蒂说，“之前的房客还留了些东西下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呢。”她走到她车子的后备厢那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婴儿床，和米娅在托儿所里用的那款一样。小床里还有一件小小的红衣服。我捡起来递给了格蒂。

“你要的话就拿着吧，”她说，“这好像还是件戏服呢。”

我用闲着的那只手把衣服抖开，只见帽子上缝了一对眼睛，背后还有一条鼓囊囊的尾巴。“这是只龙虾吧？”我终于露出了一点儿微笑。

格蒂笑道：“我猜应该就是吧。”

米娅连一件万圣节服装都没有。已经是9月了，我都没考虑过这件事情。我满脑子都被“找一个新住处”给占据了。

格蒂帮我把婴儿床搬进了屋里，接着就把钥匙留给了我们。我们住在一间底层公寓，有一个通向一片小草坪的门廊。走过去以后是一大片空地。连接厨房的餐厅安装着全景视野的玻璃。我弟弟还给我组装了一台电脑，把它安在了厨房流理台的内置式桌子上。我往光驱里放入一张CD，米娅伴着音乐跳了一会儿舞，后来就绕着桌子跑了起来，跑进客厅，把脸埋进沙发里，又跑过门厅，再沿着原路跑回来。

我的书填满了客厅里的架子。我把妈妈给的几幅画挂了起来，画里都是白雪覆盖的大地。这些画均出自阿拉斯加的艺术家之手，而我就在那里长大。挂完最后一幅画——画上是一棵桦树，杰米来电话了。我之前给他留了言。

“你想要什么？”我接起来后，他直接问道。

“我，嗯，我有了一个在星期六工作的机会，就在想你能不能多花点儿时间帮我照看米娅？”

“要多久？”

除了月末的最后一个双休日，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需要他把米娅接过去照看几个小时。“上班的地方要出城，”我说，“这份工作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你能照看多久就照看多久吧。”

几秒钟里，杰米一言不发。我听见他猛吸了一口气，他一定是在抽烟。最近我为了能在旺季结束前尽可能地多打几份工，让他花了更多时间照看米娅。

“不行。”他最后说。

“为什么不？杰米，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工作了呀。”

“我不想帮你，”他突然爆发了，“我的钱都被你们花了，你送她来的时候也没带上尿布，我还要喂她吃午饭。所以，不行。”我不停地劝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不行！”他拔高声音吼道，“我才不会管你的烂摊子！”他挂断了。

我的心跳开始失去节奏，每次结束和他的对话后，我的心总是快得几乎要蹦出胸口，他总是在破口大骂后挂断电话，这次也是一样。不过这一次，我胸口闷得更加厉害，快喘不上气了。家暴中心的治疗师贝阿特丽丝告诉我，当这种症状出现时，找一个纸袋套上，开始喘气。我闭上眼睛，开始用鼻子呼吸，心里数了五下，又用嘴巴吐了五次气。我循环了两遍，睁开眼后发现米娅站在我面前——她望着我。“你——你在——干什么呀？”她问我。她嘴里叼着奶嘴，所以声音断断续续的。

“没什么。”我说着，弯下身把她抱起来，手指蠕动着，开始疯狂地挠她痒痒。我装成怪兽发出咆哮声，她兴奋地尖叫起来，挣脱我，开始绕着桌子跑，我紧紧跟在后面。我在沙发上一把抓住她，挠她痒痒，她把嘴里的奶嘴都笑出来了。我双臂环住她，把她抱起来，将她小小的身躯抱在怀里，感受她的温热，细嗅她的味道。

她开始扭动。“别停，妈妈！”她笑着说，“再来！再来！”

我紧跟着她跑进了卧室。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朝我大喊大叫或是用扫帚柄捅我们的地板了。

05.七种不同的政府补助　Seven Different Kinds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我摸到雨衣的帽子戴起来，可是夏末的雨就是这样来势汹汹，我的头发早就湿透了。我向一面嵌着鹅卵石的墙走去，我的搭档正站在那里，雨衣的帽子遮着他的脸。“好了，我们现在干什么？”我叫道，为了让声音穿过瓢泼大雨，我还拔高了嗓门。

“我们回家。”我朋友艾米丽的丈夫约翰说道，就是他半年前雇了我在他的绿化保养公司里干活。他朝我耸耸肩，试着挤出一个微笑，深绿色的雨衣上残留着下大雨前砸下来的冰雹。他摘下眼镜，抹去上面的雾气和雨滴后又重新戴上了。

我丧气地垂下头。由于大雨，我们不得不缩短工作时间，这种事我们碰得多了。旺季快要结束了，可这份活计是我主要的收入来源。

我们把垃圾桶、修剪器和耙子装上了约翰的黄色皮卡，他上车离开前还朝我笑了笑。我望着他驶远，目光又回到自己的车前。车子就停在路边，前车窗没有关。该死的。

到家的时候，我一只脚努力在门口的油毡布上站稳，跌跌撞撞地想把胶鞋脱下来。我解开工装裤的扣子，把它拉到膝盖以下，这样就能从裤子里出来了。吸饱了泥浆和雨水的裤子变得很厚，我拔出腿后，它没有瘫在地上，而是依然立在那里，活像把手风琴。真正的阿拉斯加人有一句老话：工装裤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要洗，那就是当你脱下后它还能自己立着的时候。

米娅要在杰米那儿待到晚上7点，我不知道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该干些什么。餐桌上有几本教科书，提醒着我现在每天都要做作业。我开启了攻读学位的艰难旅程，报了十二个学分：两门网络课程，还有一门课要去米娅日托所附近的一幢楼里上。和招生官碰面的时候，我跟她说我想取得一个可以转换学分的副学士学位[3]。我在高中时的大部分学分是通过英才[4]项目修到的，可以让我在高中学分的基础上修大学的课程，阿拉斯加大学承认这个。在社区大学取得一个两年制的副学士学位可以说是一个最简单的开端了，而我还要尽可能以最低廉的方式完成我的核心课程。接下来，我就能相对容易地转进一所四年制大学里。可是，和许多无法负担学费的单亲家庭一样，我可能得花上好几年才能达成目标。

我已经给米娅报了税务减免[5]，这样一来，就能申请让政府为我支付学费了。我把米娅作为受赡养人上报，还提供了纳税申报表，以最简单的方式证明了我是以最低（或是说没有）工资来抚养孩子的。

佩尔助学金是联邦政府为低收入学生提供的一项补助，提供的费用足以支付我整一个学季的全日制学费，还能余下1300美元。再算上每个月275美元的抚养补助以及每星期45美元的幼儿园清扫费，这意味着我们每个月多了700多美元的可支配收入。还有食品救济券，大概有300美元不到，以及WIC的支票。多亏有TBRA和LIHEAP项目，我们的房租支出在150美元左右，这样我就有余钱支付汽车保险、电话费以及网费了。到了冬天，我便不再工作，米娅的日托补助也因此没有了。我还失去了领取儿童保育补助的资格，但因为要去上课，所以去上每个星期两次的法语课时，我还要找人照看米娅几个小时。这课不仅是必修的，人也一定要到，尽管某种程度上我讨厌这样的安排，可这也是我在大多数时间里为数不多的能和其他人坐在一间屋子里的机会。

有很多个夜晚，在米娅睡去后，我会给自己煮上一大杯咖啡，熬到凌晨一两点钟来完成自己的作业。米娅从不打瞌睡，她永远说个不停、动个不停。她需要我不间断的注意与关怀。我找不到可以填补我日程空档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去海边或是树林里散步，一走就是很远。米娅还是小时候比较好对付，那时她还不会走路，只要抱着摇一摇哄睡了，她便不会再闹了。可如今，她执拗的性子开始显露出来。显然，米娅有着独立的个性，一个早上就能磨光我的所有精力。

不过她睡了之后，我就能静静地坐在厨房里看我的课本了。冗长的阅读作业和章节末尾的问题讨论摊在眼前，加深了我的孤独感。那年夏天，我一直都在不停地迁移，就为了找到一个安全稳定的住所。现在都安排稳妥了，我的心思本可以安定一些，可一想到我正独自一人抚养着一个小孩，思绪便又被阴霾缠绕。为了米娅的照看时间，我和她的父亲争执不断，每次他只来照看两三个小时，我感觉自己从来没休息过。米娅的精力无穷无尽。我们走在路上，她总是坚持要自己推婴儿车，速度却慢得和蜗牛一样。到了公园里，她总是要我不停地给她推秋千，好像怎么都玩不腻。要么就是看着她从滑梯上滑下来，反反复复。我快30岁了，周围许多朋友都结了婚，买了房，组建了家庭。他们全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和他们彻底断了联系，太羞于向他们启齿自己的悲惨遭遇。要是现在停下来算一算，佩尔助学金、SNAP、TBRA、LIHEAP、WIC、医疗补助计划还有托儿补助，我总共已经申请了7项补助。我需要靠7项不同的政府补助才能活下来。在这片由孩子、漂泊与高压组成的混沌中，我的世界寂静无声。

我过生日的那个月，家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这件事，这还是第一次。杰米一定是对我感到有愧，带我和米娅出去，一起画了一组生日马克杯。我们在橄榄园吃的晚饭，只见杰米把女儿抱在膝上，米娅把意大利面抹得满脸都是。

杰米把我们送到公寓后，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才出去。

“你要进来吗？”我问他。

“干什么？”他敲打着方向盘，问道。

我忍着眼泪，渴求着他的陪伴。“或许你能哄米娅睡觉？”

他苦恼地抿住嘴唇，却还是转动钥匙熄了火。我望着他，又笑眯眯地看向米娅。杰米和米娅是我仅剩的家人了。

我希望杰米能在这儿过夜，哪怕他只是睡在沙发上也好。

平日里，每当想到要独自入睡，就仿佛有一头狰狞的怪兽要破胸而出。我蜷成一团，有时会紧紧抱住枕头，可是没有一样东西能缓解由内散发出的空洞感。我很想放这只怪兽出来，可是一到夜里，这种感觉总是连绵不断，挥之不去。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过的那么多个生日里，还是第一次没有人让我依偎着入睡。我与那种感觉做着斗争。

“也许你可以留下来？”我嘟囔着，没去看杰米，而是盯着地板。

“不了。”他快要笑出来了。他走向房门，连一句“再见”“生日快乐”也没说。我后悔开口让他留下。

我往地上一坐，打电话给爸爸。快夜里10点了，可我知道他还没睡，也许正在和他妻子夏洛特收看微软有线台的《凯斯倒计时》，他们每晚都看。和他们住一块儿也不错。杰米把我们赶出去后，我因为无处可去在他们家住了几个星期。

“嗨，爸爸。”说完我便沉默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我需要他，可我说不出口。我们一家的秘密语言就是没人开口。

“嗨，斯蒂芬妮。”他回道，听声音他有点儿惊讶。我一直没打电话给他。自从3个月前米娅过完生日后，我俩没再见面也没再说话，虽然他离我们也就几个小时的车程。“怎么啦？”他问。

我深吸一口气：“今天是我生日。”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哦，斯蒂芬妮。”他深深叹了口气。

我俩静默不语。我没听到电视的背景音，眼前浮现出他们昏暗的客厅，唯一的光源来自被定格的电视屏幕。或许夏洛特出去抽烟了。我在想，他们周末还喝不喝红酒了。

一开始，就在离开杰米投奔爸爸后不久，爸爸会看着我坐在餐桌边埋首于成堆的文书和法律文件直至深夜。我猜想，爸爸一定是在努力搞明白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只知道我没有钱、没有家，而当时米娅只有7个月大。他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的处境。他可以供养我，但他其实无力承担。作为一名电工，房市的崩溃给他的事业打来了巨大打击。2008年，开发商因无地产可开发，都在挣扎。为了减轻家里多了我们俩的负担，我还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食品救济券给全家人买吃的。晚饭或是早饭都由我来做，白天我还会打扫屋子——但我知道这远远不够。爸爸和夏洛特为了糊口，本已经很艰辛了，而我向他们索取的太多太多。四五年前，他们从自己的不动产里搬了出来，本打算先住进拖车里，再一边打造自己的梦想之家。然而，随着那处地产的价格疯狂下跌，他们的计划就此化为泡影。夏洛特在家里工作，为了给保险公司做医疗编码工作，她还要回到课堂，以取得一张证书。而爸爸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当电工。

夏洛特在与前夫离婚后就买了一辆拖车，在那里，她用微薄的薪水独自把儿子养大。爸爸拼尽全力把这个地方变得像个家，在车后建了一个巨大的门廊，他们还在上面装了十几个不同的野鸟喂食器。米娅喜欢透过客厅的窗户看冠蓝鸦飞扑下来啄食花生，她会挥舞双臂，开心地尖叫。她的这副模样每次都会引得爸爸大笑。“你像她那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他的语气中不无感慨。

有一夜，爸爸回家晚了，两手提着沉甸甸的食品。把米娅哄睡后，我和夏洛特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爸爸带着一瓶红酒滑进放了热水的浴缸里。在电视机发出的嘈杂声音里，我和夏洛特似乎听见了抽泣声。是一个男人在抽泣。我之前从未听过。夏洛特时不时地跑出去看他。

“别哭了！”最后我听见她大喊，“你吓坏你女儿了！”

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过爸爸哭，他哭得像个小孩。我猜那是我的错。我成了他的拖累，在他无力负担的时候向他寻求帮助。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他对我说我得搬出去了。我把这事告诉夏洛特后，她安慰我说想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我不知道他们因为我争吵了几回。

爸爸的崩溃预示着我们得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我无比同情爸爸的处境，可是一想到自己没有工作，却要和米娅搬到一个需要付房租的地方，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会遭遇什么呢？沦落为一名无家可归的单身母亲之后，我根本还没来得及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夏洛特说得没错。他吓坏我了，但原因并非她想象的那样。

夏洛特第三次从外面进来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们俩默默不言。她把电视音量调小，继续看起了《凯斯倒计时》。我忍住不转头看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冷静。

最后，我站起来准备去睡觉。叔叔之前开了辆露营拖车过来，就在私家车道上停着，那里就是我和米娅临时的家。车顶在漏水，车里的小厨房和卫生间也用不了，不过倒是有一台电暖器，也有地方给我们睡觉。

“你要去睡了吗，斯蒂芬妮？”夏洛特问，竭力表现出今晚其实没发生任何事情。

“是啊，我累坏了。”我撒谎了。我站在门口望着她，说道：“你让我们住在这里，真是太感谢了。”

夏洛特笑了笑，和往常一样说道：“这里，你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现在，这句话听上去已经不像是真心话了。

我打开门，把头悄悄探进小拖车里，望见米娅在折叠沙发床上睡得香甜。我攥紧毯子，紧靠在她的外侧躺下。我不累，我只想躺下，听听她夜里发出的声音，忘却一切。我翻来覆去，爸爸的抽噎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或许我可以在房车露营地租一个车位，把这辆拖车停去那里。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开到爷爷奶奶在阿纳科特斯的家的后面，可是我无法想象和奶奶住得那么近会是什么光景，我听说她在那里喂养了50只野猫。

一个小时后，隔着拖车薄薄的外壳，我听见主屋的房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爸爸和夏洛特吵得很凶。我听见东西乒乒乓乓地摔在上。接着是一片寂静。

我悄悄溜进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厨房里，原本吸附在冰箱门上的磁铁散落一地。桌子变了位置。空气中的寂静令人不安。我听到他们在后门廊那里。爸爸依然在哭，对夏洛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

第二天早上，我和米娅起来吃早饭的时候，爸爸已经出门上班了。夏洛特坐在还未恢复原位的餐桌旁。我坐下来，下意识地去碰她的手。她抬起头，双眼红肿失神。

“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她嘴里念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墙。突然间，她又注视着我说道：“他就像只可爱的泰迪熊。”

她开始向我吐露前一夜发生的事情：她开始打包行李，跟爸爸说自己准备搬去姐姐那里住，她甚至说自己准备把狗一起带走。我充满钦佩地望着她，想着要是自己在怀孕的时候也能像她一样，勇敢地从杰米的暴戾下出走就好了。我想像她一样坚强。

“是我的错，”夏洛特对我说，低头望着依偎在她脚边的杰克，“我不该这么说。”她把咖啡放到桌上，小心翼翼地卷起袖子，露出了深紫色的瘀痕。

我低头看向米娅，见她正在厨房里和狗玩得正欢，她轻抚着杰克的背，摸一下，嘴里说一句“狗狗”。因为刚醒，她的头发还乱蓬蓬的，身上还穿着连体睡衣。

我闭上眼睛。我得走了。

那天，我开始给收容所打电话。一间收容所至少为我们提供一阵子庇护，往好里想，它可以让我和女儿生活在一个没有暴力威胁的地方。爸爸上班上到一半打电话回来要我走的时候，我都已经把东西打包好装上车准备离开了。

在我跟姑姑和弟弟说起夏洛特身上那些瘀青时，爸爸已经先一步跟他们说了，说我编造了一切来博人眼球，我和杰米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也是我编出来的，只为了博取关注。

“我很抱歉，斯蒂芬妮。”生日那晚，爸爸在电话里反复说道。他开始说自己工作太忙，可是我已经无心再听了，开始后悔打这通电话。

他试着为我这个被遗忘的生日做出些补偿。一星期以后，我在信箱里收到了一张100美元的支票。我凝视着这张支票，意识到他这是给了我一大笔钱。我依然无法原谅他把我赶出去的行为，所以决定将这笔钱用在任性的地方。我没有把它存起来，用在日后付账单或是购买必要的日用品，而是带着米娅去了镇上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厅吃午饭。餐厅里供应着椰奶调味的香甜米饭和杧果做的甜点。米娅把饭吃到自己的卷发上了，回去后该洗澡了。我把她抱在膝上哄她睡着。

厨房里，我坐在电脑前，决定为自己一个人做些事情。

一连几天我的电脑都开着Match.com这个婚恋交友网站。我已经把自己的资料都填妥了，上传了几张照片，还看了几个头像看起来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我的双亲都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了自己现在的伴侣，姑姑也是。我并不确定自己能在这上面找到伴侣，然而目前我的生活中缺失了一样东西：社交圈。在过去一年里，我和多数朋友断了联系，因为我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躲在狼狈的生活背后。到了夜里，等米娅熟睡后，我终于可以静静地坐下来。我渴望有人陪伴，哪怕能有个人给我发封邮件或在电话里说说话也好。但我不想那些来找我的是知晓我一切悲惨境况的朋友。我已经厌倦了一遍一遍地说那些事情。我想要调调情，化身为在遭遇这一切之前的一个全新的人，那个把一头及肩棕发包在头巾里的文身女孩，把运动衫围在腰上伴着音乐跳舞的女孩。我想交些新朋友。

以我的现状来看，去婚恋网站似乎太操之过急了，但我不在乎。和我聊天的男人都远在盐湖城、犹他州或华盛顿的温斯洛普。我比较倾向于找那些生活在离我很远的地方的男人，万一对他们产生了感情，也没关系，因为我不可能大老远地跑去见他们，毕竟米娅和她爸爸的探视时间没那么长。他们也不会过来和我一起生活。不管怎么说，这一切看起来都太费工夫了。我只需要笑一笑，提醒自己要做那个成为母亲之前的自己。贫穷影响了我性格的方方面面，我已经不像真正的自己了，那个来去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见朋友、为了旅行打着三份工攒钱的自己。我需要知道那个自己依然还在。

如果我肯对自己诚实一些，就会承认自己正在寻找伴侣，或是说内心悄悄地盼望着能找到一个伴侣。可我的不安，或者说理智、现实的那个我很清楚，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我靠着政府补助生活，焦虑频频发作，依然不知道要如何处理刚刚遭遇的精神虐待，也不知道虐待给我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深。某种程度上，我的生活在进入这个新身份后停滞了。成为母亲后，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是说，有哪个脑袋正常的人会和这样一个人交往呢？

在这个网站上刷了一个月后，有个男人在我的万般不情愿下过来见我了。他住得不远，在一个叫斯坦伍德的镇上。有几次我曾开车去那里，想找一个汤森港以外的住处。斯坦伍德位于斯卡吉特县南部，是一个农业小镇，也是我所有家人生活的地方。这地方确实近，但未免也太近了，就在卡梅诺岛旁边，那里有无人踏足的野沙滩。这个男人不仅知道那些沙滩的位置，而且他写邮件的语气就像约翰·斯坦贝克本人似的，聊起自己住在曾祖父造的房子里，曾祖父还是在那栋房子里开枪自尽的。

特拉维斯说起自己从小长大的农场时，带着满满的自豪，他的大部分时间应该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他说他还留着自己小时候在一个水斗里洗澡的照片，现在他也天天在这个水斗旁刷牙。他的父母从他的祖父母手里买下了这座农场，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完全自主地经营着自家的马房。他妈妈在工作日照看五个孙儿之余，还干着记账的工作。特拉维斯答应我，只要想骑马随时可以找他，对此我倒是动了心，答应了他请我吃晚饭的邀约。

他托他爸爸那晚帮忙喂马，自己则兴致勃勃地赶来汤森港见我。当我在渡船码头见到他时，他瞪大了眼睛。

“我还从没坐过那种船呢，”他惊讶地说，“我甚至不知道这个镇原来就在这里。”他紧张地笑着，我提议去塞壬酒吧吃饭。当时是下午4点，那里应该没有什么人。我知道，要是有人看见我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块，很快就会把话传到杰米那里。几个月前，在完成了漫长的花园修剪工作后，我来到市中心，想一个人来杯啤酒。有人就去跟杰米打小报告，他还指责我醉醺醺地来接米娅。自此，我尽量不去光顾这间酒吧了。

我们在里面找了一张桌子，点了汉堡和啤酒。我望见了6个月前，我搬去过渡住所时和妈妈还有威廉吃饭的那张桌子。我瞧着特拉维斯点菜时那笨拙的样子，看得出他也不是那种经常出去吃饭的人。我猜他是紧张，反正我对他很感兴趣，所以也不在乎了。

“所以，你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尽管他在邮件里和电话里都和我说过，我还是问道。

“一早我要清理马厩，晚上喂马，白天就做点儿需要处理的事情。”特拉维斯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好奇和接连不断的问题，当我们其中一个人试着活跃气氛时，他还笑了，“不过到了割稻草的季节，就得整天干活了。”

我装作听懂了似的点点头。“所以你们自己种稻草来喂养那些寄养在你们马房里的马喽？你有多少匹马啊？”

“我父母在马舍里养着一对，还有几匹马是朋友放我们这儿帮忙照看的。”他啃了一口汉堡，我等着他说下去。他穿的衣服应该是干活时穿的——破洞的蓝色牛仔裤，上面还沾着油污，棕色的皮靴，褪色的T恤外面套了件连帽运动衫。我的打扮倒是和他挺相称的，除了我那条漂亮的好运牌牛仔裤，是有一年夏天在寄销店买到的。“还有苏珊，她出租了一整个马场，还会在自己的马舍里教马术课。大马舍里本来能养120匹马，不过我们现在只有一半了。在我们这儿寄养马的人把钱都输光了，付不起养马的钱了。甚至连转卖的费用都掏不起。”

我从来没想到供养一匹马要那么大开销，可是我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工作。小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住的时候，一整个夏天我都在土路尽头玩耍，爸爸也是在那里长大的。爷爷退休前是一个伐木工，在我只有米娅那么大的时候，他就把我放到马背上了。在学会跑之前，我已经可以不用鞍骑在马背上跑得飞快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米娅骑马的模样，像我那样。

和特拉维斯走回渡船码头时，天开始黑了。我们拥抱告别，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想要把脸埋进他的胸膛、不让他走的冲动。他的味道闻上去像马，像稻草，像机油和锯末。他身上有工作的气息，这在我头脑中就是稳定的代名词。这股复合的气味勾起了往事，在我心头萦绕不去。在车上工作、和爷爷一起骑马、小时候给爸爸递钉子，特拉维斯的拥抱让我想起了这些点滴，抚慰了我，似乎又把我带回了家里。

06.农场　The Farm

我折起嘉宝单刃小刀，把它装进工装裤的后袋里。我的脸感受到了秋日里湿漉漉的空气。特拉维斯和我把一打重达70磅的干草捆装进一个粉碎机里，机器会把干草打碎成半寸大的碎屑，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和木块混在一起，给马做草垫。我抹了抹额头，抹去深黄色的灰尘，接着从腋下拿出手套重新戴好。我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拉开面前的红色捆绳。如果对着绳子打结的一侧把捆扎稻草的绳子割开，那就能很顺利地把绳子抽出来，整捆稻草也不会移位，我也能更方便地把它们扯碎，扔进粉碎机里。可是我在绳结的另一侧把绳子割断了，稻草扎了出来，很难拿，草屑成堆地落到地上，导致我们的进度变慢了。

“你做得不对！”草屑在我脚边堆起来时，特拉维斯叫道。

“对不起！”我高声回应道，尽力表现出诚恳的态度。我不停地干着这些活，在堆积成山的稻草捆里忙活，把它们变成一座体积更大、切得更细碎的干草山。

在我们初次约会的4个月后，我和米娅搬去了斯坦伍德，和特拉维斯一起住，米娅那时候快满2岁了。特拉维斯在农场和房子外面工作得相当辛苦。在家里，他的眼睛基本没离开过电视。我们的关系很稳定：一个家。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被烙上了一个代表着“接受”的无形印章。和特拉维斯在一起后，我成了某个家庭的一员。我完整了。但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失去独立，没有意识到独立性能给我的母亲身份赋予多大价值。在特拉维斯眼里，我的价值取决于我在家以外、在农场里做的工作，因为我在家中——打扫与做饭——于他而言没有价值。可是我找不到别的工作，我的价值等同于帮他干的活。问题在于，我只能靠从杰米那里获得的一小笔抚养费以及食品救济券来照料米娅。我只能看着特拉维斯通过这份工作赚到钱。尽管我也出了很多力，却不得分文。

一开始，每晚出门给客人寄养在这里的50多匹马喂食、喂水还挺有意思的。每到周末，马厩清扫工不干活的时候，特拉维斯还主动接过活，能多赚上100美元，此外，因为帮父母养马，他还能从父母那里拿到100美元。米娅和她爸爸过周末的时候，除了晚上喂马，我还要早上7点起床出门，帮着打扫马厩。我眼见着特拉维斯把他父母付给他的一沓钞票塞进口袋，但他一分钱也没给我。

“特拉维斯，”第二次看到这场景后我说道，“我不应该分点儿吗？我也帮忙了呀。”

“你要钱做什么？”他厉声质问道，“你一张账单都没付过。”

我竭力忍住因羞耻而生的眼泪，挤出一句“我要给汽车加油”。

“拿去。”他从钞票里抽出一张二十块的纸币甩给我。

我们开始闹别扭。每当我拒绝帮忙喂马，每当晚饭没有按时出现在餐桌上，每当我选择睡过去，我都知道自己会遭受沉默以待的惩罚。我很着急，把发布在克雷格列表网[6]和本地报纸上的工作几乎申请了个遍，一个星期内四处投递了十几份申请表，可几乎收不到回复。后来，有位朋友给了我一个女人的电话，她的清洁公司正好在找新雇员，我当场就被录用了。这份工作听上去大有前途：每小时可以拿10美金，老板希望我每星期可以干20个小时。那我一个星期就能赚到200美元。我甚至可以不在农场工作了。

“这是份好差事。所有要清洁的屋子都在斯坦伍德。”特拉维斯从拖拉机上爬下来时我对他说，“我甚至觉得他们连培训期都不用。只要去干活，我当场就能拿到报酬。”尽管我俩已经好几天没怎么说话了，我还是试着挤出一个甜美的微笑，“反正看上去都挺好的。”米娅快两岁半了，跟特拉维斯在一起生活，她过得相当开心。其实说句实话，我也很开心，不过大多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后，“单身母亲”这个耻辱的头衔能摘掉了。

“你说什么？”特拉维斯问。他看上去很恼火，而且我的话他似乎只听了一半。他穿着我们初次见面时那身衣服。我试图回忆起第一次拥抱他的那种感觉。一年前，我在他的怀抱中获得了安全感与安慰。现在，他的怀抱满是怨憎，不会再拥抱我了。

“如果我只在早上去做兼职，”我和他讲道理，看着他把拖车连到了拖拉机后面，“剩下的时间里把米娅放在日托所里，我就能在农场里帮上忙了，这样怎么样？”我说服自己在农场的劳动就相当于支付我的房租和账单。我受不了自己去向他讨要汽车的油钱。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会努力工作。我会清理马厩，”我说着，无视自己卑微到近乎乞求的姿态，“我会给马喂食喂水。我也会尽全力做晚饭，即便我讨厌做晚饭。”

“只要你在农场里干活，晚饭我无所谓。”最终，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等着他的回应。

“帮我把这堆稻草碎了。”他说着，又爬回了拖拉机里。

“所以你觉得这份工作可以喽？”我隔着拖拉机的引擎声高声问他。他粗粗地瞥了我一眼，没有回话。我只能气呼呼地跟在装满稻草堆的拖拉机后面，向马棚走去。

那是2009年的初冬，经济不景气，人们供不起马来消遣了。特拉维斯和他父母的马厩生意也一落千丈，可是苜蓿饲料和用来做草垫的木块却涨价了。他们的大部分装备都陈旧而破烂。他爸妈苦苦支撑着这门生意，指望特拉维斯能赚回钱来。在稻草收获的季节里，他没有一刻停歇，每天都要坐在拖拉机里干上12个小时的活，到了天冷的时候，他还把冻住的水管修好了，每天早上冲洗40到80间马厩。

隔着飞扬的草屑，我惊奇地看见特拉维斯正冲着我微笑。我们正在粉碎第二堆稻草。稻草盖住了他头上的红色棒球帽和连帽运动衫的肩头。他伸出一直戴着手套的手企图弄乱我的头发，我躲开了，还朝他扔了一把扎绳。特拉维斯笑着，蓝眼睛炯炯有神。

在我看来，珍妮的清洁公司井然有序。她在一本钱包一样的贴身记事簿上给客户排期。我上班的第一天，她给了我一套清洁工具和一卷卫生纸。在一位客户俯瞰整座山谷的豪宅外面，我和其他几个女人见到了她。珍妮没介绍我的名字，就说了句“这是我们新来的姑娘”，其他女人点点头，也没有停下来和我握握手或是交流下眼神，只是继续手上的动作，从自己的后备厢里把工具篮取出来。客户应门，是一位老妇人，她有一头白色的卷发，笑起来的模样像是来迎接用晚餐的客人一样。每个人进屋后都走到自己的包干区，而我只能站在那里，等着有人来给我介绍。

“你有时间的话就把主卫和卧房打扫了。”我的一位同事，最年长的那个开口说道。我记得她叫崔西。她指着一间屋子，只见里面有一张床，旁边还放了一把巨大的椅子，粉色的软垫塞得鼓囊囊的。还没等我开口提问，她就走开了。

收拾到差不多一半时，珍妮进来检查我的工作。她一开始面无表情，接着绽开了微笑说道：“瞧着真棒！”说完后她又不见了。我从屋里出来时，见其他人都开始打包了。珍妮说道：“跟我去下一家吧。”我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每天都是一样，一整支队伍进到一座房子里打扫一个小时，每个人都被派去不同的角落和房间，一路打扫到门口。打扫完以后，我们回到小小的旧车队里，继续前往下一家。

珍妮永远是我们的中心，她粉金色的头发紧紧绑成一个马尾。她给人一种感觉，像是一个受欢迎的女高中生，等着别人来给她献殷勤。每当指导我如何打扫房间，不管是床还是卫生间，她总会笑着说：“把它擦得亮晶晶就好！”我把清洁剂喷洒在物体表面上，用卫生纸抹一遍，再用荧光色的鸡毛掸子掸一遍，走之前还在房里喷洒了空气清新剂。

对这份工作，每个姑娘似乎都有着各自喜爱的部分。有的喜欢清洁厨房，有的则喜欢给客厅和卧室吸地。不过没人爱打扫卫生间。这个差使自然留给新来的姑娘。

卫生间看上去应该是干净又漂亮的，挂着粉色的帘子，马桶坐垫和浴帘相衬，地毯和毛巾上还铺着玫瑰花瓣。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桶就不可怕了。一开始，最恶心我的就是马桶里散落的阴毛。但零星的数量也逐渐不让我那么震惊了。我研究出了如何在不碰到——甚至连手套也不用碰到——卫生棉、安全套、挤满鼻涕的卫生纸以及一团团头发的情况下把小垃圾桶倒掉。人们会把处方药瓶子留在洗脸台上，放在牙膏旁边或是杯子旁。显然我也得打扫这里，但我也希望人们可以讲究一点儿，管好自己的东西。我花了得有5分钟的时间把各种东西拿起来，擦一擦，再抹一抹底面，接着再整整齐齐地把它们摆好。

跟着小组干了一星期以后，我甚至有了一个搭档，安吉拉。她有着一头及肩棕色卷发，大概比我大10岁，每个人都会在背后偷偷抱怨她，但她们会压低声音，不让珍妮听见。安吉拉的牙齿和指尖因为常年抽烟被熏黄了。直到有一次珍妮让我们自己开车去下一家干活时，我俩才算真正被介绍认识。

“安吉拉知道那家在哪里。”珍妮说，“她会告诉你怎么走。你可以开车送她回家，第二天早上再去接她。安吉拉，我今晚会发消息给你，告诉你明天要去哪几家做，明白了吗姑娘？”珍妮招招手，和另外两个女人上了车。我的培训期似乎就此结束了。

在屋里，安吉拉和主顾们——一对穿着熨挺的卡其裤的中年夫妇聊着天，而我则忙着打扫厨房和卫生间。她似乎没有在工作，直到我从主卫出来准备和她一起走时才听见几声吸尘器响。

“你好啦？”她问，笑眯眯地关掉了吸尘器。

珍妮让我和安吉拉配成一组后，另一个同事悄悄地提醒我，打扫时，得对安吉拉留个心眼儿。“她会偷主人家里的海绵和卫生纸。”同事小声说。要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支付采买的。有时，在我们打扫完一间屋子后，安吉拉会从碗柜里摸出些零食，要么是拿着吃了一半的薯片或是一桶咸饼干跳进车里。我看着她拆掉包装，知道这些吃食不是我们进屋前就有的。

“你想来点儿不？”她指了指身前的袋子说道，直勾勾地迎上了我轻蔑的目光，惹得我想大叫。

“不了。”我等着另外两名一起干活的同事把她们的车开出车道。开车的那个叫崔西，留着黑色短发，发根处已经白了。她停下来点了支烟。

“喂，我能在车里抽根烟吗？”安吉拉不知第几次问我了。她就和米娅一样，知道我厌烦了就会松口。

“不行。”我直接回绝。

“那我就去问问崔西可不可以和她坐一车。”她打开车门，朝我后面那辆正要倒出来的汽车跑去。

我没在珍妮面前提过安吉拉的举动。我把头埋得低低的，也不发牢骚，能找到这份工作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而且我想要更多的活计。珍妮说起她手下的清洁工时，口吻总是充满关爱。我还感觉到，安吉拉已经跟着她干了很久了，或许是我们中最久的那一个。我在想安吉拉到底是遭遇了什么，为什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是什么事情让这些女人沦落到这个地步，为了那么点儿钱去洗马桶？

“她曾是我最好的一个手下。”难得有一次只有我和珍妮两个人开车去下一家打扫，她跟我说起了安吉拉，“她现在很困难。我很同情她。”

“是啊，”我说，“我看得出来。”可是实际上我看不出来。安吉拉和我一起打扫时，会在屋里四处乱转，在杂志堆里和碗柜里翻翻捡捡，而我的速度要比她快将近一倍。过了一阵子，我的指尖都快裂开了，身上也泛着一股怪味，来自氨水、漂白剂，还有吸地毯前要喷撒的粉状怪玩意儿。

冬天潮湿的水汽充斥着我的肺。做了几个星期后，我就得了一次严重的支气管炎。我竭力靠冷水浴和感冒药掩饰住病症，但却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安吉拉和我正把车停到一条铺着碎石的私家车道上，我们要去打扫的那座深蓝色屋子几乎隐没在树林里。我开始猛咳起来，发作得太厉害，都喘不上气了。

“哦，”安吉拉充满好奇的口吻里还带着一丝病态，“你也病了呀？”我试着深呼吸，要是能有块湿毛巾捂着会更好。“或许我们该给珍妮打个电话，”她说，“这里的住户都是老年人。我觉得现在给他们打扫不太好。”说着，安吉拉拿出电话，开始翻找珍妮的号码。

她背过我，走了几步。我还没来得及制止，她已经拨出去了。我冲她直挥手，摇摇头，用口形示意“别”。可她继续和珍妮讲着电话。

“斯蒂芬妮病得很重。”安吉拉用粗哑低沉的嗓音说着，听上去就和那些赖学孩子说话一样。“而且我觉得我也被传染了呢。”她用肩膀夹住电话，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见里面空空如也，她皱起眉头，把烟盒扔进了自己的清洁篮里。

我不想刚上班就请病假，这也会让我失去一天的收入。我需要这份工作，也不想让珍妮把我当成一个懒鬼。我走下车，开始一门心思地把清洁工具从车上拿下来，可安吉拉无视了我。“星期四下午我可以的。”安吉拉朝我绽开一个巨大的微笑，竖起拇指，有了半天假期，她可开心了，“太棒了。”她对着电话说道。她依然笑眯眯的，甚至忘记把自己的嗓音装成生病的状态。“好的，我们一会儿和你说。”

“我跟你说了别打电话。”她来到车后和我一起搬东西时，我对她说。我开始头昏脑涨。还得跟特拉维斯解释——我知道，要是他发现我早回家，他会不高兴的。但更让我难过的是这一天的收入没了。“我不能失去工作，你懂吗？”

“没事的，姑娘。”她说，把自己快用完的清洁工具提回了我的车上，“明天会有更多的活干。”

送她回去的路上，我俩一言不发，于是我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安吉拉跟着音乐摆头，还用脚轻轻打着节奏。我无法相信她居然对少了今天的收入无动于衷。想到自己走上了单身母亲的道路，无家可归，生活贫困，我也想问问她的孩子如何，她的生活境况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我也更能知晓她这样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原来安吉拉的家离我们的住处并不远，这地方已经被定位成危房。尽管已经被下了驱逐令，可她拒不搬走，就这么停水停电地过活。

下车前，她转过身来问我：“能借我点钱买包香烟吗？”

“那是我一个小时的工钱。”我回答。我有几丝退却，知道就算我不给，她也会逼着我的。

不过她只是点点头，大概是知道我有多沮丧。甚至也知道我只有那么丁点儿钱了。

我等着她从车上把自己的清洁工具篮搬下来，逼着自己别去看她住的房子。我不想让她觉得尴尬，因为我想到了自己去年住在收容所里的光景。其他清洁工偷偷议论着，说她就是因为住所才失去孩子抚养权的。我不确定，不过送她到家的时候，我确实没见到有孩子。

“我很好。”她关下后备厢后冲我吼道。我点点头，试着不去想她今天剩下的这些时间将会如何度过。我只希望第二天早上来接她时，她都收拾妥当了。

一星期后，我们回到了那对老夫妇家里打扫。在那里，我看到了两个人共同构筑生活的样子，被家人的照片包围，如今相伴到老。我在一旁看着，丈夫一边给妻子端起麦片碗，一边和安吉拉说笑。在妻子坐下来前，他还拿来了她最喜欢的毯子。我想到，他们中要是有一个人先走，那该多么令人痛心啊。从我的视角来看，我很难不被主顾们的生活所打动。

我成了一名见证人。尽管这一个月里，我在他们家度过了数个小时，可奇怪的是，我成了一个隐形人，一个无名者。我的工作是拂去灰尘与脏污，把地毯铺整齐，始终保持着隐形的状态。我甚至觉得自己对主顾的了解比他们的亲人还多。我知道他们早饭吃什么，他们看什么节目，有没有生病，病了多久。我看得见他们，即使他们不在家，通过他们留在床上的痕迹和床头柜上的纸巾就能知道。很少有人，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能像我一样去了解他们。

07.世界上最后一份工作　The Last Job on Earth

一个月过后，珍妮派我更多工作的许诺并没有兑现。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反正她看起来不怎么喜欢我。可能是我不太健谈，也不太关心谁和谁出去约会的八卦。或许是因为不规律的工作安排影响到了我的财政预算和带孩子的时间，我总是频频将不悦显露在脸上，或许是因为我整个人看上去脾气不太好。

尽管如此，珍妮给我派多少工作，我就接多少，继续忍受着她糟糕的管理能力。安吉拉越来越不靠谱，所以到了晚上，珍妮转而给我发送消息安排工作了。我渴望能有正常的工作日程。珍妮原先计划的工作时长是一星期20个小时，实际上现在连10个小时都不到，而这完全取决于安吉拉来不来工作。然而这一点珍妮从来没有明说。就算早上要坐在安吉拉的房子外面干等15分钟，等着她梳洗完毕，最后到客户家的时候已经迟到了，我也没办法抱怨。珍妮将我们的抱怨视为缺乏团队精神的表现。当安吉拉兴高采烈地吹嘘自己通过在私底下结算工钱来争取更多政府补助时，我紧紧地攥住方向盘，指节发白。她那种心安理得的模样让我讨厌极了。一开始，我总感觉我们理应互相照顾，可现在，我更忧心于怎么照顾米娅和将来的打算。

与此同时，特拉维斯把我的新工作视为和去书友会一样的消遣，觉得它妨碍了我在家和农场里干正事。我拼了命地在照顾米娅的同时打扫家里。每当特拉维斯期待地看着我，想要我去喂马时，我的火气就会上来。作为“农民之妻”，家庭生活演变得越混乱，我心中的不安与惶恐就越强烈，我感觉自己在特拉维斯家里待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工作能力和赚钱本领是我唯一的“安全网”，能够防止我们脚下的踏实生活再度崩塌。然而珍妮给我的工作没有多到能够保障这一切，一点儿都没有。

典范清洁是一家拥有全面担保和经营许可的清洁公司，总是出现在当地的分类广告里，用粗体字印着：“招收清洁工！”我在考虑，如果珍妮这里的工作一直不理想，就去找这家做。现在，时候到了。

“嗨，斯蒂芬妮吗？”前来开门的女人问道，“地方还好找吧？我知道这里楼太多，能把人绕晕了。”

我试着挤出一个完美的微笑，尽管之前我还因为特拉维斯把污泥弄得满厨房都是含着泪和他争执了一番。“你们的位置再棒不过了。”我说道。那个女人看上去很高兴。

“我叫朗尼，”她说着，伸出手，“典范清洁的人资经理。”

我也伸出手和她握了握，接着递上了我的简历。朗尼看上去很惊讶，似乎很少见到面试人这样的举动。

“哦，好吧，我看看。”她说道，看上去很满意。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这是世上最后一份工作。只要别再让我沦落到去收容所名单上排队，我什么钱都愿意赚。想到这里，我感到身心俱疲，甚至对自己落到这个境地感到生气。一个正常的工作安排与一份真正的工作将会成为我通向独立的入场券，引领我们生存下去。我们的未来就指望这份工作了。

朗尼冲着正方形办公室后方的一张桌子点点头。这间办公室设在大楼的其中一间外屋[7]里。之前她在电话里就告诉过我，工作是由总部的帕姆来布置的。“你不如先找个位子坐下来，把我们的申请表填了。需要先做一个犯罪背景调查，需要你的配合，你看行吗？”

我点点头，照着她说的做了。过了一会儿，朗尼坐到了我身边。“你大概能从我的口音里听出来，我是泽西来的。”她开口说道。没错。她听上去就像是丹尼·德维托[8]的小妹妹。朗尼生得又矮又胖，黑色卷发前短后长，发顶打理得很蓬松——看着就像那种你想和她处好关系的人。她做事直接又有条理，语速很快，但也会停下来给我点儿时间消化，这时她会扬起眉毛，直到我说“知道了”，她再继续下去。

“这是我们的日程安排。”朗尼指着办公桌后面的一块告示板说道。那块板很大，她得站在一个小凳子上才能够到顶部。“每个客户的名字都会显示在标签上，会在A、B、C、D周循环排布。看到这里的箭头了吗？我们现在处在C周。有些客户是每个月打扫，有的是每星期都要去，不过大多数是每两周打扫一次，也就是一个月两次。每位清洁工都会分配到一个彩色的点来代表自己，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哪一个清洁工去了哪一家。”她停下来看着我，“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她问我，我点点头。“所以要是你的背景调查一切顺利的话，我不是说一定会出什么问题，但你要知道，你会惊讶于我们都能查到些什么。”说到这儿，她扑哧笑了一下，“反正，调查结束以后你就可以过来上班了，来这里领取清洁篮、吸尘器和工作服。你穿几号？小号？中号？你大概不会想要小号的。最好还是留点儿空余喘气。我记得我们还留了几件中号的。总之，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有很多问题——能赚多少钱，要工作多少小时，他们提不提供工作保险，能不能休病假——这些似乎也都不重要。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我接替的那个人是用黄点表示的，这意味着告示板上那颗黄点现在就是我了，意味着每两周的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还有每个月里的星期一我都要工作。

朗尼指着墙上写着“每小时8.55美元”的海报——那是华盛顿州目前最低的时薪标准。“你在培训期间就是这个价，”她说，“不过等培训期过后，就是9块了。”如果最终能做上全职，那我一年能有18720美元的收入，不过我不可能拿到那么多。公司政策不允许员工一天工作超过6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雇员会因为疲劳而受伤，她是这么说的。我用在路上的花费也不能报销，但珍妮会折算我开车从一户人家到下一户人家的时间，每天多给我一两块钱。得到这份新工作后，我一天里会多出没有收入的两个小时，用来辗转各家、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清洁剂洗工作时要用的抹布和那几件公司名字旁边绣着小红鸟的“典范清洁”黑T恤。

朗尼似乎不在意我站着，一边盯着日历，一边继续介绍她们的工作体系。许多房子需要打扫两到三个小时，有几处需要4个小时，还有的地方要花上6个小时。我被分配到的每座房子都会附上一张打印出来的单子，详细记录了每一个房间、如何打扫的指导以及需要花费的时间。她抽出一张单子给我看：多数房间还会附上标签，提示清洁工哪里有松动的瓷砖，哪里是容易被忽略的角落，需要仔细打扫，以及如果客户忘记把干净床具拿出来你可以在哪里找到。每一件他们希望我能做到的以及我需要做到的事情都用白纸黑字事无巨细地一一罗列好。不会在深夜交代事情，计划都会列在书面文件上。如果我想的话，可以提前计划好，牢记于心：从现在起的3个月里，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三我要在一户人家换好床单，然后再驱车前往3公里外的下一户人家……这种稳定可靠的安排是我再渴望不过的了。我几乎要冲上去拥抱朗尼。我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哭出来。

第二天朗尼给我打了电话。那时候我刚和安吉拉打扫完一座房子，正坐在车里等她在里面收拾东西。她准是又在人家家里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我试着不去这么想。

“你通过了。”朗尼说，“我就知道你能过，不过我们还是得确认几件事。”

“嗯，我明白。”我说道，真想告诉她，听到她们的安排后我心里有多高兴。

“你下午有空过来拿点儿东西吗？”她问，“帕姆的办公室离这里不算近，我可以帮你都安排好、准备好。或许你可以到我家——离这里就隔着一条街——我可以让你打扫我的卫生间，再做点儿其他扫除，顺便稍微教教你怎么干活。”

我试着消化她所说的话。这就意味着我被录用了。那个下午我就能开工了。我有一份工作了。一份真正的工作，有着稳定的收入和固定的日程安排。“好啊！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几乎吼着说道，一瞬间喘不上气来。朗尼笑了，要我中午后去她办公室一趟。

我从小就在每个星期六早上帮家里做大扫除，直到都打扫完以后，妈妈才会换下睡衣。飘进卧室里的煎饼、培根或是香肠的香味把我逗弄醒，还会有乔治·温斯顿的钢琴声。吃过早饭，我们就会各自去完成事先定好（尽管不怎么情愿）的任务。我负责打扫所有的卫生间。一开始，我只和弟弟一起打扫一间卫生间。后来，由于我清扫得太干净，妈妈把我表扬个不停，让我产生了把主卫也包下来的想法。妈妈会和她的朋友们夸耀我洗的浴缸是多么干净，夸得我有些飘飘然。

妈妈总是很注意外貌。“你肯定会弄脏的。”每当我想要白色衣服时，她就会这么说。小时候，她也不允许我涂指甲，她说每次看到小姑娘的指甲油掉得斑斑驳驳，她就觉得邋里邋遢的。我五六岁时，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在外公外婆家过。外婆会给自己的手指甲和脚指甲刷上深粉色的甲油，接着再小心翼翼地给我涂。尽管我和她说过，要是让妈妈知道了准会气疯的。第二天上教堂，当我们双手合十开始祈祷时，我会把手指蜷进掌心，把指甲藏起来。

典范清洁派清洁工去客户家里的方式和珍妮大不一样。我成了一缕无名的幽魂，在早上9点或下午1点前出现在客户家里——这也取决于客户的日程安排，或是他们在不在家。反正不会晚于一点。我很少会在下午3点半以后干活。“你懂的，妈妈也要有自己的时间，”朗尼说过，“把孩子送去学校以后。”我需要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打扫房屋，动作与时长要和在我之前的清洁工保持一致，不能让人察觉出是换了个人在做。我必须勤奋努力，擦亮眼睛。厨房的水槽要擦洗得光洁一新，要把枕头都拍松，每次都要把卫生纸折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小三角。

我最初的训练就是在朗尼家和老总帕姆家打扫厨房与卫生间，我完全有自信可以做到最好。她们的房子非常漂亮，是两栋位于树林里的二层民宅。不是很大，却也不小。朗尼开着她的起亚智跑载着我一路开到她家，领到了我的全新清洁工具，经过清点，这些东西一丝不苟地登记在了我的雇用档案里：两个喷瓶、一罐彗星牌粉末清洗剂、两块海绵、一副黄手套、50块白抹布、两支掸子、一台欧莱克吸尘器、两支拖把柄，等等。朗尼指示我，只能用提供给我的工具打扫，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带回办公室重新补充清洁用品。我们聊了一会儿，她发现我开工需要的东西都齐了。我和她说我晚些时间得把米娅送到她爸爸那里去过周末。

“哦，好吧。”朗尼说，“我知道是什么情况，相信我，我懂的。”她告诉我，她再婚那年女儿已经10岁了。“还有帕姆，你认识的，她也是一样的遭遇。实际上她就是单身母亲起家的。我打赌你们以后一定有很多可以聊的。”珍妮也是个单身母亲。我不禁在想，失业母亲去当清洁工是件多么普遍的事啊。既要兼顾家务又要想着在外找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夹在中间苦苦挣扎。这份工作看似无足轻重，实则是最后的避风港了。

朗尼让我用她家的电话打给办公室，正式开始打卡。“嗨，”自动语音一播完，发出“哔”的一声后，我说道，“我是斯蒂芬妮·兰德，我现在准备在朗尼家开工了。”说完便挂断了。

“不对！”朗尼急切的语气把我吓了一跳，“你应该报上日期和时间。”接着她马上又更正了一下，“语音播完以后确实会直接提示日期和时间。但每次你开工和收工时都要这么说。电话要从客户家拨出去，这样就能显示出来电信息。这么做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实时跟踪。”我点点头，眼睛瞪得有些大。这些事在之前她给我那个装满指定客户单的活页夹时就都交代过了，可是都被其他信息给打散了。想到这些指示，我感觉她可能要重复自己的话好几遍。

朗尼指了指她的卫生间，和狭小的厨房就隔了一条玄关。“在这间卫生间里，你需要尤其注意台盆还有水槽后头的墙面。”朗尼说自己会用许多定型水，我便看到她的镜子前精心收着两罐水之网发胶。“这里的一切陈设都相当规范。你知道该怎么清洗马桶、浴缸和淋浴间吧，”她拍拍我的肩说，“尽你的全力，过会儿叫我来检查工作。”

几年前怀着米娅时，我迫切地希望能有一份咖啡店之外的工作，还向“快乐女佣”在本地开设的分公司申请过工作。我上班的第一天就是坐在咖啡店里观看四部教学影片度过的。片中出现了一个金发女人，森林绿的POLO衫整洁地束在斜布裤子里。她笑眯眯地戴上护膝，这时，一个扭捏的女声说道：“接下来，我们要如何清洁地板呢？没错。用我们的手和膝盖使劲。”我看了一阵哆嗦，但是这部教学视频里有一些内容确实相当有用：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房间，每一处地板，都像是覆了一张绘有网格线的地图。“快乐女佣”指导她们的清洁工按一个方向开始做清洁：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此以后，每当做扫除时，这段录像总是在我脑海中浮现——从左上角开始，一直干到底下，直到工作完成。

几乎是出于本能，我在朗尼的卫生间里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从卫生间门的左侧开始，先清洁镜子的左上角，再往右下。就算有清洁剂没喷到镜子上，反正也会落到需要清洁的表面上，这样一来，我也不会漏掉需要清洁的角落了。对女佣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打扫遍一间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有些人家有四间卧室，两间带洗浴的卫生间，两间基础的半卫生间，一间厨房，还有餐厅、客厅以及娱乐室。如此大的空间很容易令人不知所措，不知道要如何打扫到每一个角落。

我和朗尼说我打扫完卫生间了，她抿紧嘴唇，准备检查我的工作。她只在卫生间里消失了几秒钟，便高声叫道：“斯蒂芬妮！”

我急忙跑进去。她面朝镜子，直直地弯下身，然后迅速站了起来，随后又弯了下去，接着让我做一样的动作。她指着镜子上我遗漏清洁的地方，这几处不低下身子还真看不见。接着她的手又拂过了台盆。“所有的你都得重来，”她摇了摇头说，“台盆和墙上沾满了定型水呢。”

我瞪大了眼睛：忘记清洁墙面了。

我用手拂过洗脸台，亲自感受表面上的黏腻，接着又摸了摸整个卫生间的墙面，这才发现，定型水在各处已经结成了一层膜，甚至马桶背后也有，那里也是我遗漏的一处。

“不过浴缸和淋浴房看上去打扫得还不错。”她走之前拍拍我的肩说。

我站在空荡荡的浴室里，望着镜中的倒影，想到母亲在她朋友面前夸耀我时说的话。“斯蒂芬妮能把浴缸擦得亮晶晶。”她这么告诉他们。镜中浮现出一个自感蒙羞、佝偻着背的倒影，她不想给一个坐在隔壁屋里看着表格的女人洗马桶，更不想听那女人的话再打扫一遍。

正当我的工时长度有了起色时，珍妮把我开除了，当然是以书面的形式。晚上8点，在我拒绝了她让我第二天去一户人家里打扫的安排后，她发了条消息给我。我要去给典范清洁打扫另外一户，她是知道的，但忘记了，反正她就借着这个由头把我开除了。

“是你跟我说你想多做几个小时，我才给你争取到这份工作的，”她写道，“你这样做就没办法了。我需要有团队精神的人。”

我没有为自己辩解，也知道如果我能完全成为朗尼的手下，她会很高兴的。典范清洁的收入比较低，但有序的组织、规范的运作倒弥补了这一点。至少目前为止还不错。必须如此。这是我们仅有的指望了。

08.色情之家　The Porn House

头几周，我顶替了凯瑟琳，接下了她手里的活儿。这姑娘比我高，年纪比我大，开着一辆新款的吉普切诺基。她说她准备去给她丈夫的建筑公司做全职簿记员。清洁工只是她生意惨淡时的额外工作。最后一次去客户家打扫时，她看上去很疲惫，却也很高兴。

两个星期里，我尾随着凯瑟琳的吉普车跑了不同的人家，试着学着她的样子，轻松冷静地到人家里去。圣诞节的前几天，我注意到她还从客户那里收到了小卡片，一起附上的还有大概10块钱。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两位清洁工上门，或许也没想到我会顶替她来干活。每当有客户给她礼物时，她都会表现得像收获了一个特别惊喜一样，我感觉这对她来说是一份平日难得的节日奖金。可能我也得干上一整年的活，每个马桶都要用双手擦上二十几遍，才能拿到10块钱的小费吧。

根据指示，我们往往要从后门或是厨房的边门进入屋内，进屋时还要带好一只整齐地装着清洁剂和刷子的工具篮、一只装满了白色方巾的大包、一台吸尘器和几根拖把。一开始，我对它们的用法知之甚少。典范清洁的工作和珍妮那儿的大不一样——我们需要用双手把所有的东西都擦洗干净。我的工作不再只是掸掸灰，擦擦亮，让它们闻上去香喷喷，看上去亮闪闪的。现在，我有了一大堆海绵、刷子、有机肥皂和醋。

我艰难地进入屋内，试着一次就把所有的装备从车里搬进屋里，再照着指示搭建一个“工作站”。我打开活页夹，翻到自己的工作记录，写下客户的姓，接着打电话给办公处，语音留言打卡，说明开工时间。一开始，我勉强能在规定的三或四个小时里打扫完指定的人家，争分夺秒地收工打卡。

我又过上了有规律的日子，开始把米娅送到家附近的日托所去。我觉得送她去日托所不好，可只有那里才接收我的育儿补助。我感觉那个地方不仅冷冰冰的，人员拥挤，而且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工作似乎也憎恶无比。米娅旧病刚好，回到家后又生了新的病。我必须工作，所以也只能把她送去那里，哪怕牺牲掉的是她的健康。我能够赚到的钱是我俩目前唯一的指望。有一次，我站在日托所门前，手里握着她冰凉的小手。我知道她需要我。她需要和我待在一起，但我无法向她解释如果我陪她待在家，我就会失去工作，我不能对她说这意味着什么。我俩在进门前停驻良久。我低头看向她。只见她的上嘴唇沾着一串绿色的鼻涕。

“你鼻子里冒出来的是什么呀？”一个深色头发的女人问。她朝我们晃过来，我猜她是这里的护工，但之前从没见过她。她直接冲着米娅发问，但我知道这话是向着我来的。米娅探出身子要我抱时，护工摇了摇头，背过身走开了。一想到要把米娅留在这个地方，我就感觉糟透了。她吃了那么多泰诺，前一晚还吐了，但我别无选择。

直到米娅在日托所里无精打采，昏昏沉沉，反复呕吐，或是发高烧了，那里的人才会打电话要我接她回去。有时候，我把她接回家后，就把她留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给她盖上毯子。米娅软绵绵地捧着一个装了橙汁的鸭嘴杯，直到吃晚饭或该去洗澡睡觉时才动一动。特拉维斯会坐在她身边，在我煮饭打扫的时候，他俩会一块儿看卡通片。

尽管对这样的安排日益不满，我却能看到特拉维斯对米娅的关爱。在沙发上看电视时，有个小家伙儿能在学步车里或坐在身边陪着，他喜欢这样。相比我们真正的处境，我觉得自己更喜欢我们呈现出来的样子。他是个好父亲，弥补了杰米不在身边的缺憾。他是个愿意努力干活的人，像我爸爸一样。等工作节奏放缓了，他会乐呵呵地去做些薄饼。但对我来说，这股乐呵劲无法弥补他双眼紧盯电视屏幕时的死气沉沉。可是，我见过米娅看向他时露出的欣喜眼神。我真是嫉妒。我也想和他亲近亲近。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看着他们就那样坐在沙发上，我的心里感到了一丝安定——或许一切都会变得顺利的。

凯瑟琳离开后，我和朗尼在工作上建立了一种仪式感。每到一处新房子做清洁，她都会将我“引荐”给这栋房子，仿佛每一户都有一个我需要结识的幽灵。

我很乐于见到朗尼这副样子。她似乎确实与这些房子建立起了一种私人关系。“你们可以互相认识一下。”她眨着眼说道。

有许多东西在我们接收到的书面客户文件上是看不到的，只能在与朗尼碰头时，由她来告诉我每栋房子的详细情况。有一些客户自己也不会看到和指明的要点，比如“你得进到淋浴间里，使劲擦洗，里面相当脏”，或是“注意那个与小房间连接的简装卫生间，地面上的尿都积起来了”。这样一来，我开始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审视这份工作，越过职业的表象，我们隐隐知晓了自己这份工作的恶心本质。

在典范清洁，我开始作为几户人家唯一的清洁工轮班工作。星期三是漫长的，这一天里我要工作6个小时，去给两户比邻而居的小房子打扫。这两座房子坐落在一处可以俯瞰大海的悬崖之上。

我有许多客户住在卡梅诺岛的社区里。从米娅的日托所开车过去要半个小时。许多客户都在埃弗里特或是西雅图上班，通勤大概要一个小时。我也不清楚，只是猜测把这些地方称为“家”的人肯定都是大城市里的医生或律师，这样才能负担得起如此高昂的房产税。卡梅诺岛嵌在大陆和惠德比岛之间，所以我打扫的房子多数是海景房。星期三要去的房子是我打扫的房子里最小的两栋，但附带的独立车库却是居住空间的两倍大。

朗尼让我先去那对夫妇家打扫，给另一家住户一些时间离开家里。那天一早，我俩一起走到第一户人家，朗尼冲着隔壁那扇门点点头，示意道：“我们要给他点儿时间起床和离开。他病得很重。你一会儿就能看见。真让人伤心。”

自此以后，我就管那座房子叫悲伤之家。我想不出其他的称呼了。渐渐地，我对那些房子了解得越来越深入，它们甚至有了自己的昵称：抽烟女士之家、农场之家，等等。

开始工作后，我总感觉有些怪怪的，星期三去打扫的两户人家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来了个新的清洁工，而我与房子却正式打了照面。我觉得除非有指示，朗尼其实没必要知会客户，因为我们本就是隐形的。要是让客户们知道我们这儿的流动性有多大，影响也不好。那么多陌生人轮番进入他们的家，他们或许会觉得十分奇怪吧。我不是什么私人女佣，而是公司的一部分，他们出于对公司的信任，购买的是公司的服务，而不是因为我。一个月里，我要在他们的房子里度过好几个小时，但我觉得他们甚至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把星期三去的第一户人家叫作“色情之家”。这栋房子只有三个房间，有一面朝向悬崖的巨大窗户，屋后有一个玫瑰园。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住着两个人、一条狗和一只猫，这就意味着这里充斥了灰尘、毛发还有皮屑。我必须特别注意壁炉架、电视机顶和洗衣房这些地方。

“这间淋浴间，”朗尼边移开一扇滑门边说道，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淋浴间，里面覆盖着毛发，洗发水瓶散乱地堆着，还有一团鼻涕似的东西，“你得全部打湿洗一遍。”

我们的清洁用品相当有限。我篮子里只有一瓶兑了一半水的布朗纳博士牌橄榄皂水，用完可以再补充。另一个瓶子里是一夸脱兑了水的白醋。我还有一罐彗星牌粉末清洁剂、一块浮石、一支牙刷、几块绿色的清洁海绵，还有两把尺寸不同的长柄硬毛刷。这间淋浴房表面覆盖的肥皂沫和污垢用肉眼就能看到，要清洗它得动用一整套程式。

首先，我要把瓶装的洗发水、面巾和丝瓜络拿出来，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外。接着，我用典范清洁号称的“万能清洁剂”将整间淋浴房打湿。清洁完台盆和马桶后，我往一只剪掉一半的塑料牛奶桶里装上水，放在淋浴间里。随后，我要用上一块海绵、一把硬毛刷、两个喷瓶还有几块抹布。我要给里侧的玻璃门再喷一次清洁剂，把粉末清洁剂撒在海绵上，开始全方位的擦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接着，我用醋水冲洗，再用一块抹布抹干，检查出漏掉的角落后，再擦洗一遍，直到擦得干干净净，再去清洁淋浴间的剩余部分，同样的操作还要再来一遍。第一次来这家时，我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清洗淋浴房，我多么希望自己拥有“真正的”万能清洁剂。典范清洁并没有标榜自己是一家“绿色”清洁公司。但她们会通过使用天然产品来降低成本，指望清洁工靠着卖力气让东西变得干净。尽管我没有跟经理提过，其实我的脊柱神经受损了，惯用的右手也因此连海绵和刷子都握不紧。我患有脊柱侧凸，脊柱会左右弯曲。这个症状从孩提时就有了，然而最近的清洁工作直接影响到了连接我右手的那根神经。为了擦洗那间淋浴间，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右手攥成拳，将海绵放置在手和墙壁之间，然后用指节拼命往下按。擦洗淋浴间地面时，为了不让手受伤，我会夹紧自己的手肘，将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都施加到右手，去擦洗肥皂沫和污垢。右手干累了，我就用左手代替。但头几个月里，每当完成一天6小时的清洁回到家后，我连餐盘都捧不住，食品袋也拎不动了。

头几次上门我都超时了，这让帕姆大为不悦。典范清洁不能向客户多收钱，只能自己掏钱补贴我超出的时间。钱并不多，但帕姆会抱怨她们的财政负担，仿佛我是故意超时15分钟来伤害她的。一想到要多费口舌，我就倍感压力，我也想不明白，一整栋房子，哪怕是一栋那么小的房子，居然能在3个小时里打扫完毕。

在我去了几次之后，那座房子才获得了“色情之家”的“雅号”。有一次，我走进卧室准备换床单，在床头柜上看到了一瓶润滑剂，后面是一个电子钟，鲜红的数字照亮了瓶身，我望着这东西，仿佛被它狠狠砸中了。我快步挪到床脚想避开。床头柜的抽屉微微拉开，露出了一本《好色客》杂志。脚边是一双脏袜子。

我畏畏缩缩地拉开床罩，迅速撤下床单，又隔着床单把脏袜子捞起来。所有的东西都要扔进洗衣机。接下来就是把干净的床单铺到床上去，就像培训时学的那样——床脚处要折成干净利落的45度角收进去，再把整条床单在顶端拉平。到了除尘的时候，为了不去碰那瓶润滑剂，我决定把床头柜留到最后收拾。尽管我并不会怪罪别人一边看色情杂志一边自慰，但我会怨他们把这些玩意儿大剌剌地留在外面给清洁女工看到。

或许他忘记今天是星期三了。我心里暗暗想道。

可时间久了，我意识到这瓶润滑剂只是色情之家背后庞大故事中的小小表征。住在这栋屋子里的夫妻似乎是分居状态。妻子是名护士，工作时间不固定。我是通过后屋里那件精心搭在椅子上的外科手术服看出来的。我推断不出那男人是做什么营生的。尽管默认他俩是夫妻，可墙上一张结婚照都没有——只有那张两人穿着情侣毛衣的照片。这座房子看上去昏沉沉的，两位主人似乎偏爱大地色调，比如海军蓝或深绿色。厨房水槽上方的窗台上还支了一个画框，上面写着“我们是为了猫咪才在一起的”。

色情之家卫生间里的垃圾桶装满了卫生纸团、卫生巾、护垫还有牙线。他们医药柜的门开了一条小缝，露出了几排处方抗生素。从淋浴间里的纸巾和鼻涕来看，他们其中一个人一定饱受着鼻炎折磨，就和我一样，也和米娅一样，或许也和大多数生活在西北潮湿气候中的人一样。在这里，黑色的霉斑一夜之间就会从家里各处、地下室，还有窗框上一块一块地冒出来。

客厅里有一张沙发，还有几把椅子，全都正对着电视和壁炉。护士似乎喜欢待在沙发上，而他们的猫经常坐在灯旁的一块地方。显然，丈夫常常坐在椅子上，一旁的篮子里还有往期的《好色客》，夹杂在一堆旅行杂志里。有那么一个月里，餐厅的桌子上散落着几本度假酒店套餐的小册子，可是我猜他们去都没去过。如果客户要去度假的话，往往会取消清洁服务。

在后面一间与洗衣房相连的屋子里，有一张收拾得很干净的双人床，几套护士穿的手术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旁的椅子上。椅子后面的一角放着几本言情小说，就是那种放在杂货店书报架上，封面上画着赤膊肌肉男搂着长发女人的书。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睡在后屋。卧室里有一张超大的双人床，旁边窄小的梳妆台上放着一只瓮，上面还挂着一个狗项圈。或许那个男人睡觉打鼾，也许她的作息时间不规律。

但是这间房子里的色情杂志和言情小说震惊了我。我想象着两人睡在不同的床上，不同的房间里，各自肖想着心目中不同的伴侣，以及不同的生活。

特拉维斯和我的日子也渐渐与他们相似起来。虽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但特拉维斯现在收工回到家里，吃完我做的晚饭就坐到沙发上看电视，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接着再爬到我们的床上继续看那台带定时设置的小电视。他通常会定一个小时。

我刚搬进特拉维斯家里时，就看到他有一台足有双人床那么大的电视机，安置在他自己组装的家庭影院里。他把电视机调整到适当的角度，用巨大的链条把它固定在墙上。第一次到他家见到这个时，我还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后来又升级成一台平板电视，他还从商店里购入了一整套家庭影院。不过，屏幕尺寸还是没有变化，我对此始终感到愤懑不已。

特拉维斯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送给我，作为我31岁的生日礼物。晚上，米娅上床睡觉后，我会坐在餐桌旁，写我的网络日记。自从右手使不上力、握不住笔后，我就改用电脑了。有时我会用电脑写我的作业或是和朋友聊天，全程背对着看电视的特拉维斯。

09.搬家大扫除　The Move-Out Clean

对我来说，做母亲往往意味着要学着与获得同等信任的期望说再见。对心理治疗师讲述了我和米娅在与杰米相处时的艰难遭遇后，我学到了很多事情。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想要培养他们的情商与坚强的性格，有一个稳定的照料人是十分重要的，至少这个成年人在选择答应照顾他们后需要做到不离不弃。在他们的人生中，有多少个照料人来来去去、出现又消失并不重要，只要那个最关键的人一直在旁就可以了。米娅还很小的时候，便不得不去日托所，或者去她父亲那里过周末，在二者之间频频切换。我开始严格遵照日程表行事，以一种可预测的模式去过家庭生活。每次洗澡结束后，我都会开启一系列新的活动：将毛巾铺在马桶盖上，把米娅抱到中间，另拿一条毛巾给她擦干净身子和头发，再挠她痒痒。每天晚上都有睡前故事，亲吻她，跟她说：“晚安，我爱你，明早见。”适时地重复她熟悉的日程。作为一位母亲，这成了我赠予她的最大的礼物，因为我保证自己会永远在她身边，绝不会离弃，这样一来，我就得无时无刻不守在那里。我希望，哪怕她的生活一片混乱，至少她能知道，不管我们把哪个地方当成家，在那里，她总会有一块煎饼，连切法都是她熟悉的形状。

就像我要学会和一个虐待我们的男人一起抚养米娅一样，“说再见”这件事无比艰辛。送米娅去日托所的那些早上总会上演一幕幕夸张的场面，我一把车开进大楼的停车场，她就会发作。我刚把她送进教室，护工就不得不把正在踢打、尖叫的她从我身上剥开。我硬下心转身离开，嘴上说着：“再见，甜心，我爱你。等你吃完点心我就来接你啦。”但米娅仍然哭喊着要我。有时候，护工把她从我身边带走后，会抱她一会儿。可多数情况下，把她从我身上弄下来后，他们就把她往地上一放。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米娅朝窗外哭喊，拍打着玻璃。

把米娅送去一家和养老院在一起的日托所似乎是个好主意，反正她没怎么和自己的祖父母见过面。我一天里要经过这些走廊两次，会遇到护工让住在这里的老人排好队领药，听到他们当面抱怨老人们身上的味道难闻。我正在亲眼见证生命的终点。相比之下，悲伤之家或许是其中最为悲惨的一个。

悲伤之家并不是很脏。只是有时我要擦洗卫生间地面上的血滴，马桶更是一场灾难。除了这些，其他东西都不过是覆着薄薄一层灰。只要没在住院的话，这位老人大部分时间会住在这座房子里，但他似乎不怎么使用这座屋子。

从照片上看，他的妻子似乎在80年代末就去世了。起初，我还以为她是最近才走的，可我没有找到她近几年出镜的照片。窗台上依然摆着她收集的小玩意儿，比如小小的墨西哥娃娃和鸟巢，整齐地排成一列放在那里。厨房里的桌子上方还钉着一块告示板，她手写的待办事项也留在那里。卫生间里有两个洗脸池，妻子用的那个旁边还挂着一只吹风机，插头都没拔。我来时会掸掸灰。丈夫用的那个上面有一个杯子，里面放了把木梳和他吃的药——我每次来都发现药不一样。我曾经研究过这些药，想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我更相信是他的心碎了。

卫生间里，他照的镜子的后面是一个柜子，里面存放着妻子和儿子的骨灰。我首先看到了一张照片，是他的儿子。他站在山顶比着V字手势，留着大胡子，头上绑着条绿色的宽头巾。相框里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句：

不要站在我坟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我未曾沉睡。

照片下方并排摆放着两只小盒子：粉色那只是陶土做的，雕刻了玫瑰花；另一只是锡质的。我打开盒子，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原来那里面装着骨灰以及殡仪馆的标签和声明。

他吃的糕饼和三明治是从杂货店里买回来的熟食，喝的咖啡里还会加上许多咖啡酒。他应该在70岁上下，依然喜欢高尔夫球，喜欢上印第安保留地的赌场玩几把。车库里有一艘漂亮的高速游艇和一辆CJ型吉普车，但都开始生锈了。客厅的墙上有一张他妻子站在这辆吉普车前的照片，她戴着太阳镜，微笑着。他会在卧室里抽不装滤嘴的骆驼牌香烟，就站在滑动玻璃门前，天气好的话则会站在前门廊里。他小儿子的住处离这里有数小时的车程，小儿子似乎不怎么来。他独自一人，在这座妻子死后就没有改变过的圣殿中缓缓走向死亡。他一生未入歧途——体面的工作，豪华的宅邸，娶了心爱之人，他们曾一同去旅行——却抵不过一人等死的现实。

第一次打扫完悲伤之家回到家里后，我止不住地想我的客户们。这份工作用不着脑子，赚到的钱可以支付我的账单，可现在想来，却意外地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印记。尽管我从未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碰过面、说过话；尽管其中有很多人并不知道我的存在。可我觉得，我的客户们仿佛成了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会为他们担忧、思虑，远远地关心着他们。我在想，到了夜里，我的客户们会做些什么，他们会坐在哪里，前一天他们吃了些什么，又看了些什么。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们觉得如何。我的生活变得如此寂静。这些人给了我一些盼头，寄托了我的期望，除了自己，我也想其他人能过得好。

由于日托所里人员流动性很大，员工时多时少，米娅不得不在不同的班里辗转。有几个星期，每次碰到早上带米娅的那个老师，我都会看到，在把我的孩子带离我的身边之前，她会直接擦掉孩子的眼泪，根本不管她是否还在哭闹、挣扎着吵着要我抱。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她向一个家长抱怨，说自己在这个收入那么低微的地方工作是多么艰难。“就为了这么一份工作，我甚至上了大学。”她愤怒地说道。一想到要把米娅给她带，我就心生怨恨，却也恨自己没钱把她送到一个薪水至少能养活员工的地方。

有一天早上，我好不容易才和米娅说了再见，回到车上，我哭了，我允许自己花上几分钟时间给予这份悲伤应得的爱与关怀。这次我已经比平常早了几分钟把米娅送去日托所，可是在门口的一番纠缠让我俩都迟到了。我无比焦虑，没有和她吻别就离开了。我想到自己也许会死，这个噩梦般的想法吞噬了我——如果我今天出车祸死了，留给女儿的最后记忆难道就是我任凭她在一群陌生人中哭号、匆匆离开的背影？

那个早上，这些想法萦绕在我的心头，异常深刻。我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要去卡梅诺岛上一处偏僻的房子里打扫，那里的手机信号很差。我不想离米娅太远，也不愿把她留在一家冷冰冰、缺乏关爱的日托所里。想到她白天里要是出了什么事，没人能联系得到我，我就怒从中来。可是这是份好差事，我不能放弃。

“这次是搬家大扫除，”朗尼在电话里跟我讲，“这活我们现在接的可不多了。”

对于大多数清洁工作，典范清洁会给客户一个预估的价格。他们会和屋主人会面，打探出他们所希望达到的工作强度，尽力推测出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时间（有时也包括人员）。一些常客，比如每周、双周或是月度清扫的客户们会有固定的时长和费用。但是装修后清扫和搬家大扫除这类，一般会有一整套预算方法。

我的工作被安排在五六户人家轮流进行，不过这几户的打扫工作都是两月一次或一月一次，这意味着我的薪水是按照两星期共计20个工时来计算的。由于我的工作日程每星期都会变一变，所以接不了其他的工作。不管有什么活，我都会被日程束缚住，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才有空。当朗尼问起我是否有兴趣接这个搬家大扫除的活时，我热切地答应了她，甚至还谢谢她没有把这个工作给别人而是来找我。

我要打扫的是一个两辆拖车组成的住宅，它就位于我另一位客户“大厨之家”所在街道的另一头。那栋房子之所以叫“大厨之家”，是因为里面有个巨大的灶台。有一次我上门的时候，屋主人难得在家，见他霸占着灶台到厨房中岛之间的所有空间。“为了买这个，我还动用了个人贷款，”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温柔地拂过灶台，“它可能有你的两辆车那么贵！”我并不否认他这话的真实性，在听到他指出我开着一辆破旧的斯巴鲁货车时也竭力不去皱眉头，只是问他清洁炉灶时还有什么额外指示。托他的“福”，他无比热衷于使用炸锅，灶台上还有无数瓶调味橄榄油，每隔两星期上门一次，我们一定会看到整片灶台区都覆上了一层油垢。一个星期内，他肯定要开好几次炸锅，因为整间屋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油烟味。“没错，”他强调道，“不许用海绵的糙面擦！”所以我还不能留下任何擦痕，只能用上五六块抹布来清洁。

把车开上那户人家的私家车道时，我已经晚了10分钟。帕姆在那里，跟当天和我一起干活的同事站在一起。我赶忙朝她们奔过去。“抱歉我迟到了，”我的语气尽量诚恳，急匆匆地解释道，“今早米娅不肯让我走。”

帕姆哼了一声，嘟囔着说小孩子应该理解并尊重他们家长需要工作的心情。我没有让她再重复一遍，把话讲清楚，只是猜想她之前也应该是和我一样的处境，因为工作，她似乎都不怎么见得着自己的孩子，可她还是熬过来了。帕姆朝另一名清洁工点点头——这个金发束起的胖女人看上去脾气很坏，倒像是因为感到无聊而不是我的迟到而显得怒气冲冲。“这是希拉，”帕姆说，“她这个星期就要走了。”我和希拉点点头，相视一笑。我们已经往车上装满了清洁工具，里面有各种各样陌生的喷雾，反正不是用来进行每周清洁的。这些强效清洁剂能去除霉菌、油垢和污渍。她把清洁篮和几袋抹布递给我，不耐烦地等我把咖啡装进一只回收瓶里。

“进去之前，我得花点儿时间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屋子。”我们站在屋外，听帕姆说道，她让我和希拉凑近点儿。希拉看看帕姆，而我盯着希拉，心里在想她为什么要辞职，将熊熊燃烧的妒意咽进肚里。

帕姆转头望着一片茂盛的草地，示意道：“穿过这片草地，就是‘赤脚强盗’他妈妈住的地方。”

在当时，“赤脚强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号。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叫克尔顿·哈里斯·摩尔，但我知道我和他一样，都出生在斯卡吉特县。赤脚强盗只有19岁，前阵子在这片区域大肆搞破坏，趁主人睡觉时闯进有钱人家里。有一次，一间车库灰扑扑的地面上留下了他的足印。就在一星期前，他闯进了大厨之家，用一台电脑盗取了主人的信用卡信息，订购了一罐驱熊喷雾、一套夜视镜，还在电脑上查询过无人看管的小型飞机。我想象得出，他坐在那张我每隔两星期就要掸灰的桌子前，也知道他能在一堆散落的纸张里轻易找到信用卡号。当地的新闻报道，说他持有武器，是个危险人物，而且很有可能躲藏在他母亲的住处。

尽管我对此心存怀疑，但这个地方作为一出恐怖故事的开场再契合不过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正身处一辆废弃的拖车之中，要沿着一条肮脏狭长的小径走到树林深处。搬家大扫除总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就好像在清理犯罪现场似的，将一切人类活动的痕迹抹除干净。

我们向前门走去，一路上，帕姆仍在向我们介绍里面的情形。她解释道，这个屋子属于一对离异夫妇。妻子已经搬走了，丈夫和几个室友住在里面。“屋主人手头很紧，所以我们要十分高效地完成工作，”开门前，帕姆转过身来对我们说道，“今天我会在这里待上几个钟头带你们开工，斯蒂芬妮——明天你要过来收尾。”

我不确定“十分高效”是什么意思。现在已经不准我们午休了，因为公司认定我们开车从上家前往下家的路上就“休息”过了，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车上把苹果和花生酱三明治往嘴里一塞。可是今天又不用赶路。接下来的两天里，我要在这座两户移动拖车住宅里工作6到8个小时。房子在小树林深处，在室内连手机信号都搜不到，所以我联系不了任何人，万一米娅有什么紧急情况，更是找不到我。

“注意补充水分。”帕姆抚摸着门锁说。她将装着额外清洁剂和卫生纸的拖把桶往地上一放，又道，“记得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小歇一下。”

听到这话，我的眉毛一扬。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允许我们在上工的时候休息。也许搬家大扫除的费用包含了短暂的小歇，而一般扫除没有。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连坐下都是不被允许的。

在这之前，大多数我打扫的房子，主人都能负担得起费用，成为一户人家第一个上门打扫的女佣的情况也很少。搬家大扫除往往看上去容易。整栋屋子空荡荡的，不用给桌上的灯罩掸灰，架子上没有书也没有零碎的小玩意儿，所以第一眼看过去，这活好像不难。但实际上，这种工作往往是最冗长、最要命，也是最脏的。决定卖掉房产前，多数屋主会把房子租给别人，而且多年来都缺乏定期的打扫。在这种房子里，厨房表面会积着一层厚厚的污垢，像胶泥一样。马桶四周的地面被尿浸黄，瓷砖缝隙里卡着头发。每次擦洗完一块表面，就会露出它本来的颜色，这么一瞧，把其他颜色不一样的地方衬得更脏了。

走进屋内，我首先注意到了玄关处发黑的瓷砖。已被踩出一条黑色痕迹的地毯直通向客厅。来到餐厅时，我看见一盏吊灯，刚好擦过我们的头顶，灰扑扑的蜘蛛网从上面垂落下来。

“我去打扫客卫，”帕姆主动提议，这倒让我对她多了几分喜欢，“这里真是糟透了。”她双手搭在屁股上，望着蜘蛛网说道：“希拉，”她向正在琢磨客厅一角百叶窗的女人喊道，已经弯曲的百叶窗又黑又脏，“你来掸灰。记得百叶窗也要弄。”帕姆望着我，深吸一口气道：“我想让你去收拾厨房。”

我跟着帕姆走进下一个房间，盯着那台电冰箱瞧。她之前过来检查时就把冰箱门打开，切断了电源。她似乎是扮了个鬼脸。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因为污垢变了脸色。多数时候，哪怕在训我们的时候，她也总是和颜悦色的。“你得把所有抽屉都拿出来，泡在水里。”她面向我说道，眼睛却依然盯着冰箱里面。我走上前，越过她的肩头朝那里看去。“把所有的玻璃隔板都取出来，尽量都泡上水。”她又扯了扯冰箱门上手风琴一样的橡胶垫条，“换我来的话，我会用牙刷把门周围的垫条刷一遍。注意要把卡在缝隙里变硬的食物碎屑清理干净。要帮忙的话跟我讲。”她拍拍我的肩笑道，“这些从袋装肉里滴下来的血水已经干了，很难清除。”

我们继续在小厨房里打转。帕姆指着灶台上方的抽油烟机，只见那里面已经积着一层厚厚的橘棕色油垢。我们站在污垢下面，目瞪口呆。似乎有辣椒溅到了天花板上。控制钮上也结着一层棕色的食物残渣。这间厨房的每一寸，哪怕是碗橱里面，都需要彻彻底底地擦洗一番。

我站在水槽边，透过窗户刚好可以看见“赤脚强盗”童年居所的一角。我不禁想看看他会不会突然从草丛里冒出来。我对我的宝贝斯巴鲁有着强烈的保护欲，毕竟得靠这辆车来上下班。我想象他拿枪顶着我脑袋，逼我交出车钥匙，接着开着我的车逃跑。

我得站在厨房流理台上清洁天花板。这时，帕姆过来检查进展，警惕地盯着我。她说，等我这边做完了跟她说一声，然后会带我去主卫交代要做的工作。她还在打扫客卫。尽管已经戴上了白色的一次性口罩，我还是能听见她被漂白剂呛到的咳嗽声。这东西并不能给我们隔绝多少有毒气体。帕姆在我们面前戴好口罩，并关照我们也要戴上。如果在工作现场受了什么伤，上头会最先质问我们有没有穿戴公司提供的安全装备。

帕姆进厨房时正好撞见我放松了手臂在休息。在这之前，我在流理台上站了快半个小时，忙着擦除天花板上的污渍。可我失败了。

她示意我跟在后面，朝着屋内我还没去过的另一半空间走去。主卧的家具还在，衣柜也只清了一半。水床上盖着一条印着狼群的厚羊毛毯。我忍不住皱起了眉，想象出这个厨房需要用两个小时清除食物残渣的男人在这间卧室里玩女人的样子。我在想，愿意在他这条毛绒绒的毯子里翻腾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对客户生出的猜测和臆想帮我熬过了这些日子以来的不安、疲惫和孤单。屋子里，空想出来的住客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我看见他们在工作日的清晨从床上坐起，在淋浴间里用湿毛巾擦身体——团成一团扔在地上的那块，我隔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收拾过。他们本身和自己的动作都留下了痕迹。我能看见他们站在厨房的窗户边，喝着早上的咖啡，而我在一旁擦着咖啡杯留下的一圈水渍。

16岁那年，我曾在宠物店里干过清扫笼子的工作——仓鼠、田鼠、沙鼠、雪貂，还有鸟。店老板说起话来气冲冲的，很惹人厌，音调高得让人难受。有一天早上，我感觉自己对这份工作已经忍无可忍，感觉自己不想再多花一天时间把手伸进鸟笼——里面的鸟一感知到我的手就会使劲扑腾翅膀。

“这工作压力太大，”我冲进老板的办公室说道，“我得辞职。”

“行吧，”她坐在办公桌后酸溜溜地开口道，身旁就是一只装着配种公鼠的笼子，“我一定得让你在感觉压力爆炸之前就走呢！”

过了好几个礼拜我才收到寄来的薪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提出过辞职，可这间屋子的主卫差点儿击垮了我。

第二天，我一个人回到这里。我在私家车道上停好车，锁好车门，接着把自己反锁在房子里。我不去看窗外，生怕瞧见“赤脚强盗”过来。那天早上，米娅有些发烧，我给她喂了泰诺哄睡后，把她送到了日托所。前一天我就发现，这间屋子里根本收不到手机信号。要是米娅的病情加重了，在一段时间里是联系不上我的。想到自己一个人被锁在这间屋子里，不安逐渐笼罩了我，根本挥之不去。这种不安与压力交织在一起，消失在工作日的无底洞中。作为一位家长，我总是卑微地盼望着，万一出了什么状况自己能够随叫随到。

前一天，我们已经打扫了房子的主要部分，但我还要把希拉的工作再过一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抽屉还泡在水槽里。厨房地上铺的油毡布——一块破旧的棕色地毯——紧贴着水槽、炉灶和冰箱组成一个三角地带，也要擦洗。不过今天的大部分时间我要花在主卧里。

前一天，帕姆就关照过我，要在喷洒清洁剂和擦洗之间找准节奏。她建议我先在卫生间里喷上几小块地方，然后去屋子的另一头，接着再回到卫生间处理剩下的地方。我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策略似乎对眼前这个烂摊子不太好使。淋浴间里，黑色霉斑侵占了大半个天花板以及上半段墙面。我用了两瓶霉菌去除喷雾，把它们全部喷湿，接着用力擦洗。在清洁时，我戴好了护目镜和手套，以防吸入灰尘。

淋浴间的角落和缝隙里生出了粉色的霉菌。滴下来的清洁剂在我脚边汇成一条小溪，棕色和黑色的脏污与霉菌淌了出来。我原本想一点一点来，但很快就后悔了，因为这意味着我要把一小间淋浴间的每一寸都使劲擦洗一边。我拿掉了口罩，改用衬衣领子挡住口鼻。我从里面出来进去了好几次，逃进昏暗的主卧里呼吸新鲜空气。

当跪在马桶边，凑近看了一眼里面的样子后，我立刻起身跑到外面。我受够了。我坐在门廊下，在小雨中淋了一刻钟。我多么希望自己手里能有一支烟，有一顿像样的午饭可以吃，有除了水以外的饮料可以喝。早上带来的咖啡和花生酱三明治早就吃完了。

坐在门廊下，我的内心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其中就有愤怒。想到自己要用双手去擦洗一只溅满屎尿的马桶，却只能挣到比最低薪资标准多一点点的钱，我气极了。哪怕这份工资翻几番，也抵不上我的付出。这座房子主卫的马桶底座积着一摊摊干掉的尿渍。马桶座下面、马桶圈及其上缘都是些棕色的斑点，我猜那些都是屎。还有一些橙黄色的小点应该是呕吐物。我戴着一双黄色的洗碗手套，准备好了彗星牌清洁剂。但这个屋子的男主人之前可能想让马桶留下一个干净的表面，他买了些蓝色的马桶清洁球贴在上面。这些玩意儿沿着吃水线留下了一道道深蓝色的痕迹。我不得不把手伸进去，用浮石一遍又一遍地使劲擦洗，直到把它们擦干净为止。

“想让我干这个，他们付的钱根本不够。”我嘟囔着。我冲着树林大喊大叫。我独自坐在门廊下，雨水滴滴答答地从屋檐落下。我声音里的怒火甚至把自己吓了一跳。自从我遭遇杰米毫无征兆的突然爆发后，我就变得无比隐忍，我感觉自己的膝盖被锁住，肺被攥住，胸口紧绷，仿佛有一个巨人用粗壮的手臂牢牢锁住了我。脚下的路已经崩塌了数次，我始终如履薄冰，知道哪怕只是一个不顺利，我就会被打回原形，回到收容所去。我必须保持冷静。面对眼前的一切，尽管仍有无法控制的未知数，我依然需要冷静，成为米娅的依靠。我要去工作，把该做的工作完成。“绝不能让自己崩溃！”我反复默念。这句话成了我脑海中念诵的箴言，有时甚至会直接念出声。

我那辆深红色的斯巴鲁在雨中泛着光。突然，云破开了，一道阳光落在车身上。我从来没有这样抗拒过一份工作。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来自那只马桶，那个把现场搞成这副模样的男人，那家只付我这么点儿薪资的公司。我望着我的车，想象出自己逃离的样子。

我别无选择。特拉维斯几乎不和我说话了。他正在跟我怄气，因为我把米娅送去她爸爸那里过周末，因为我睡过了7点，没去给他的农场帮忙。我早就不在乎了，他也知道。我俩在怒火中共处了好几个月。显然，我没有钱租新的住处，我只能回到那个马桶边。拒绝这份工作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月我将面临没有收入的绝望境况。我拿到的育儿补助仅能勉强付我的油钱。每个月里，有整整275美元的花销得用在米娅见她爸爸的来回路程上。失去工作意味着我将欠特拉维斯债，意味着我将失去自尊。

我攥紧拳头，站起身，走回屋内，咬紧牙关。这不是我的命。这不是我的结局。我决心证明自己是对的。

这个屋子给我带来梦魇。我梦见自己开车回家时，手机频频振动，或是有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接起来后，电话那头有个女人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我听不明白的事情，直到听见“医院”两个字。我仿佛看见米娅躺在一张病床上，短短的棕色卷发上沾着鲜血。而这时，那个女人冲上前来质问我人去哪儿了，为什么一个紧急联系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啊！”我在梦中反复吼道，“只有我一个！”

这座房子自有办法阴魂不散。花了12个小时打扫完它之后，朗尼隔了几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里少了几分平日的轻快。客户不满意这次的清洁，她说。“我得让你回去打扫干净，”她轻声说，“而且根据你的劳动合同，”她顿了顿，吸了口气又说，“我们不会额外付你费用。”

我的心跳骤然加快，在胸口“怦怦怦”地剧烈跳动。“我可不能这么干。”我近乎哽咽着说道。往那里跑一趟至少要40分钟车程，也就是说，油钱都贴补不了。和朗尼说“不”可能会令我丢掉这份工作，但让我再回去，恐怕会让我彻底辞了这份工作。“我觉得我回不了那里，那只马桶能逼得我辞职。”

朗尼叹了口气。她知道我多么急切地想要工作，也知道我连多余的油钱都付不出。“我会想想办法的。”说完，她挂了电话。我一直都不知道她是否让人回去再打扫过。或许她们叫希拉回去了，也许是帕姆完成了这份工作，但她再没跟我说起过。

10.亨利的房子　Henry’s House

我站在水泥浇筑的门廊前，等着朗尼把我介绍给新客户。我们敲了敲红色的木门，站在外面等了一会儿。门里传来了几声交叠的狗吠，有人走了过来，试图让狗安静。一个披着浴袍的男人踩着拖鞋打开前门，浴袍下是白衬衫和深蓝色的裤子。

“你们到啦！”他兴奋地说道。两条精力充沛的澳大利亚牧羊犬摇晃着粗短的尾巴，兴奋地上蹿下跳。

“亨利，”朗尼开口，“让我来为你介绍我们最好的清洁工斯蒂芬妮。”

“好啊，请进。”他说道，伸出手帮我拿清洁工具。朗尼笑着感谢他。亨利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门，将一袋子叠起来的抹布放下后，他说道：“让我带你们看一下这活要怎么干。”

亨利想要一名新的清洁工。朗尼常常说起我，让他相信我能比前一任干得好，我可以完全按照他的要求来清洁整栋房子，可以按照他的顺序来，从来不迟到，从来不超时，永远都能做到最好。这项长达4小时的清洁工作，要在每两周的星期五进行一次。“做好大汗淋漓的准备吧。”朗尼跟我说。

亨利早就把我吓到了。先前朗尼就跟我说过这个人有多挑剔。所以一见到他，我就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缩。他站起来后比我高上几乎一个头，身板很直，自信满满，还挺着个大肚子。

我们从客厅前部开始。亨利和他妻子把这块地方当作书房，两人各自有一张巨大锃亮的桃花心木书桌。亨利把桌子安在前窗下，换作别人，往往会在这块地方放一张漂亮的长沙发。靠墙的书架上摆满了西方小说、旅行读物以及电脑编程手册。他那张L形的书桌上摆了两台显示器。亨利从夏威夷的技术工作退休后，夫妻俩就搬来这里定居。他的书桌被账单铺满，上面还放着照相机和工作手册。相比之下，他妻子的桌子看上去小一些，也整洁一些——一台扫描仪、一台覆膜机、一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菜谱和写手账的技巧，还有他们家猫猫狗狗的照片。

我打扫的时候亨利也会在家。我需要配合着他的日程以一定次序来打扫整个屋子。在他吃完早饭看新闻时，我需要打扫书房和正餐厅。《价格猜猜看》开播后，我得跑到房子另一头。打扫客卧前，得先把洗衣房打扫干净，接下来再清洁主卫。

打扫客卫时，我得先把四块抹布摞在门外，这是一会儿回过头要拿来清洁用的。我要先把马桶刷干净。马桶对面是一间巨大的、装着双喷淋头的淋浴间，还围着一圈卵石，亨利说了，这个他要自己来清理。把毛巾折起来后，我要先把按摩浴缸的各个角落擦一遍。据我所知，这个浴缸他们还没用过。他们只用门廊下的那个热水浴缸，亨利指了指门下挂着的泳衣解释道。擦完浴缸，我开始擦镜子。这面镜子大到我不得不跪在洗脸台上才能够到顶。接下来，我要掸掉灯上的灰，清洗两个水槽，整理杂乱的洗脸台。妻子用的那侧上方有几个透明的塑料抽屉，还有几个带有各种形状洞眼的化妆刷架子，以及一些我叫不上来的美容工具。亨利这头则摆着几个药瓶，瓶盖上还标注了每一天的首字母加以区分。他有好几把牙刷，牙膏溅得到处都是。

我要先把墙仔细地擦一遍，然后拖一遍地板，接着再给地毯吸尘。把地毯放回去原位的时候，我还要小心避开吸尘器的电线。在整理他们的卧房之前，我要先给步入式衣帽间里的一排排架子掸灰，接着再一路扶着吸尘器出来。

在亨利家的第一天，我们在玄关处的一个玻璃柜前停下脚步。亨利有做木工的爱好，他声称玻璃柜里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由一些比他强得多的艺术家创作的。他的半个车库都成了木工坊。他有些害羞地表示，他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家具了。

我在整个参观过程中一言不发，试着尽可能多地记下亨利的要求，担心要是自己没照着他的意思来，他会不会生气。家庭娱乐室里放着一台电视机，比我的车还大。下面的电视柜里放着好几种不同的电子设备，有放DVD的，有接网线的、接电源的，还有控制整个房间扬声器的音量按钮。这种规模的娱乐室我只在商店里见过。另一面墙的下方是一个壁炉，装着砖砌的壁炉架和长凳。为了搬动两张皮椅和中间的一张桌子，我不得不在它们下面垫上家具滑块，搬的时候还要当心别晃掉桌上的五个遥控器。开始吸脚下的红地毯时我才发现，吸掉表面的一层狗毛以后，这张地毯真正的颜色其实是偏砖红色的。打扫完家庭娱乐室，我开始清洁早饭桌，然后是擦洗不锈钢冰箱和大理石流理台，再把厨房的地给拖了。最后，我要去清理玄关处的简易卫生间。

头几次上门打扫时，亨利只要一发出声音，我心里就一颤。我不停地干活，只会偶尔点一下我的iPod随身听，或是看一眼手表确认自己有没有超时。我头几次超时了，这让朗尼十分担忧，还打电话给帕姆说了这个情况。她还敦促帕姆给我电话，询问我是否一切都正常。可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了：哪些地方需要清除毛发，哪些角落只需用抹布轻轻一擦，哪些地方要使劲擦洗，或根本擦不掉。每一件事情都叠在一起，最后融为一系列不需要动脑筋的动作。这样一来，我便有时间去担心其他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了。

后来，每次一早到亨利家时，我俩都会聊上几句。他会在厨房里晃悠，给自己做早饭——通常是两块夹着番茄牛油果的厚土司。之后，我会把他吃饭的木桌子擦一遍，清理掉他留在上面的面包屑，把沾着各种盐和辣酱的底座擦一遍。等我一路清理到门厅时，他已经开始在办公桌旁工作了，直到我离开，他都不会再动地方。

有一个星期五，他问我能不能在下周多做一天。

“不好意思，不行，”我说，“下星期五，我要去你们家对面那栋房子里做。”农场之家也很新，而且我发现他们家和亨利家惊人的相似：我进公司前，几乎所有清洁工都去那户人家做过。这两栋房子都要求我们在短短4个小时里吃力地打扫完，屋里的毯子特别脏，还养了很多动物。想到对面那家铺满整个楼梯的深蓝色地毯，我差点儿没忍住打个战。

“哦。”亨利说道，低下头。

“不过我可以这个周末过来，”我说，“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我女儿每隔两个星期就会去她爸爸那里，我可以在打扫完你这里之后再把她送过去。”

亨利挺起身，看起来很高兴。“太棒啦，因为我要办个晚宴！”他说。他示意我跟他过去。我们走出玻璃滑门，来到他屋后带着顶棚的露台。“我需要你给我把这个烤架擦洗得亮晶晶的。”

我冲那个油腻的烤架点点头，注意到角落里那个热水浴缸里放着瓶香槟。我的身子隐隐作痛，极度渴望着——哪怕只有一次，自己可以坐在热水浴缸里来上一瓶香槟。

我回到屋里，打开吸尘器继续打扫餐厅。亨利在那里放了一套古老的扑克游戏机，吧台上有半瓶高级杜松子酒。我发现自己憧憬起了退休生活，仿佛我的一切都已有了着落。我绝对不可能拥有一座大到自己都清扫不来的房子。花钱雇一个人用吸尘器去吸出几道两个礼拜前也在那里的地毯纹路真是太浪费了。我遵循着以往的套路打扫，陷入深思，音乐敲击着我的鼓膜，而这时，亨利拍了拍我的肩。我摸索着关掉了吸尘器，赶忙拔掉耳机。

“你喜欢龙虾吗？”他问我。

我眨眨眼。

“我一般会在星期五做顿海陆大餐，”他说，“我从超市里买了几只龙虾回来。”

我点点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打断我吸尘，开始回想自己是否见过谁直接从水缸里买过龙虾。

“你今晚要做几人份的晚饭呀？”他问。

“两个人。”我说。

“好啊，那我给你两只，”他说，“我得谢谢你，为了我的晚宴，你要做额外的工作。”

我结结巴巴地吐出了一句“谢谢”。我从没碰到过对我这么好的客户，他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我不知道如何接受这份馈赠。此外，我这辈子大概只吃过一两次龙虾，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想到我那仅能勉强下口的厨艺，怕是要糟蹋了这份大礼，我已经开始感觉愧疚了。

几分钟后，亨利带着狗出门了。这还是第一次他出去，留我一个人在房子里。见他如此信任我，我开心极了。我已经习惯了被人猜忌怀疑，这让我想到了农场之家那个女人。第一次去她家打扫时，她就在周围晃悠，在我旁边兜兜转转。她没去把珠宝收进抽屉里却摊在外面，我总感觉她是在给我下套。

尽管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看着我，我还是四下环顾，手伸进口袋里掏出手机，拨响了特拉维斯的电话，兴高采烈地跟他说了龙虾的事情。我让他去冰柜把我上次大减价时买的牛排拿出来。我很乐于跟他分享这个喜讯，这份幸运让我感到再度充满了希望。

可他根本没在意龙虾和牛排，只是冷淡地问：“你检查过传动液了没？”

“看过了，该加了。”我感到很沮丧，望着亨利家那幅挂在玄关处、泛着金属色的灯塔油画，低头看自己穿着丝袜的双脚在锃亮的地板上摩挲着。

或许特拉维斯示爱的方式就是关心我的汽车，可我没能领会到。我与家人之间只有零星的交流，我需要他。同往常一样，挂断电话前，我对他说了“我爱你”。可他毫无回应。

挂断电话后，我望着亨利的卫生间，与特拉维斯通话后的失落心情依然挥之不去。亨利到家时，我刚好把一块抹布伸进马桶里，准备擦洗。

“你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吧？”他问道。他的声音在室内回荡，吓了我一大跳。我回过身，看到他朝我点头，示意我跟他到洗衣房去。在我刚刚擦洗过的洗衣机上面有两只龙虾，我从没见过那么大个的。红棕色的大龙虾活蹦乱跳。现在它们归我啦。

亨利给了我一份打印出来的烹饪指南，还有一把亮闪闪的破甲钳。

“你知道吗？”我用拇指摩挲着这把银色工具，说道，“你可是拯救了我的一段恋情。”

“哦，是吗？”他问道，半是好奇半是高兴地看着我。

“真的。”我说道，仿佛没什么大不了的耸了耸肩，“我们总是吵个不停。为了钱之类的事情。”

“是吗？”他抱起双臂，“很抱歉听到你这么说。”他直直地望向我，眯起双眼，拿着一把破甲钳指着我的鼻子说道，“等乐趣过了，这段恋情也就到头啦。”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盘桓了一整天。特拉维斯跟我追求的乐趣不同。他喜欢开着巨大的旅行车急速飞驰。而我只喜欢啜饮着啤酒，聊聊时政，看看书。我们曾试图互相妥协。他常常在晚上陪我坐在屋外喝啤酒，望着我们在院子一角一起建造的小花园。即便有这些差异，我们之间还有米娅——她蹦蹦跳跳，开开心心地伸开双臂抱住我们两个。在这些时刻中，我们像是真正的一家人。我努力与米娅感受到的爱和欢乐产生共鸣。但我从来无法理解为何特拉维斯会对散步、思索和学习兴致缺缺。最终我们心生怨怼，为两人之间的差别责怪对方。

因为有米娅，所以我试着抓住美梦。农场，马匹，前院那架用轮胎绑成的秋千，无边无际的田野。我心中装满对她的歉意。去年夏天，看着米娅只穿着内衣、踩着小靴子，双手满满地捧着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我默默地对着她说着抱歉：“真对不起，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打扫完亨利家，他帮我把工具搬上了车。我把一大包龙虾抱在胸前，其实我很想给亨利一个拥抱。因为他是那么善良，他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女佣看待，而是将我视为一个值得拥有爱与欢笑，偶尔也该享用一顿龙虾大餐的人。我向亨利道了谢，他朝我绽开微笑，挺起了胸膛。“回家去吧。”他对我说，尽管我意识到“家”已经成了一种捉不住的东西，它是一枚滴答倒数的定时炸弹，一场势必降临的爆炸。

我在道路尽头的停车指示牌下，把车停在了路旁。我倾下身子，额头靠在方向盘上。与亨利的交往让我想到自己的爸爸。

过去一年，我经常产生这种情绪。每当因为失落感到痛心时，我的胸口就空荡荡的——我发觉最好的办法是及时停下来等这感觉过去。但这份痛楚可不是那么好被忽略的。它渴望爱，就像我也渴望爱一样。我坐在车里，副驾驶座上放着那包龙虾。我吸气又吐气，每次持续五秒钟。“我爱你，”我对自己低声说，“有我在呢。”

做出自爱的保证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从日托所接到米娅把她送去她爸爸那里的路上，她睡着了。快下午2点了，要是再晚一点儿走的话，就要开始堵车了。我把米娅捞起来，给她穿上外套，让她在安全座椅里坐好，她闹个不停。我们先回了一趟家，我把车往私家车道上一停，跑进屋把龙虾放好，拿起米娅过周末用的背包，往里面塞了几件衣服、一条毯子、我们一起做的相册，还有她的《好奇乔治》动画片。我开车的时候，米娅一直在打瞌睡，我便有了机会放那张前阵子刻的唱片。这首滑稽的乡村歌曲唱的是一个收干草的农民。每次米娅坐在特拉维斯的卡车上时，他都会放大音量播这首歌。歌曲的前奏是轰隆隆的引擎声，低音能让你的心房为之震颤。我笑了，想起米娅让他一遍又一遍播放的样子，她大笑着，印着小马的小靴子踢来踢去。大海映入眼帘时，我转过身，摇了摇米娅的腿，把她弄醒。

我回到家时，已经过了下午6点。我独自一人待在厨房里，往一锅水里加了些盐，放在炉灶上煮。水开始滋滋滚起来的时候，我用身体挡住龙虾的视线，把读了好几次的烹饪指南又看了一遍。特拉维斯选择在门廊里弄烤架，他可能打算烤牛排，把龙虾扔到沸水里烫死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

我这口锅一次装不下两只龙虾，只能一只一只来。爸爸曾用这口大锅煮辣肉酱。他们离婚时，这口搪瓷锅碰巧被我继承了，里面还衬了一只滤芯。我20岁出头时，和一个前男友一起住在阿拉斯加的一座小木屋里。小屋里连自来水都没有，方圆五里内都是冻土。爸爸来这里住的时候，带了一张辣肉酱食谱，还在最上面写着“爸爸的辣肉酱”几个字。我把这张纸放进了一个干净的口袋里，收在我存放食谱的透明活页夹里。

这个食谱很普通——碎牛肉、洋葱、花腰豆，再加点儿小茴香。我很肯定他就是从《贝蒂·克罗克的烹饪书》里抄来的。可在我还小的时候，爱死了他煮的这道菜。我们围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辣肉酱，把苏打咸饼干捏碎，还把饼干屑撒得到处都是，惹得妈妈直皱眉头。在杰米砸穿门，把我们赶出去的一个月后，米娅和我第一次出现在爸爸和夏洛特的家门口，那时夏洛特还缠着爸爸给我做过一顿辣肉酱。对此我很感激她。我望着滚烫的沸水，龙虾等着它们的死期，这些回忆涌上了心头。我想到了夏洛特。我已经记不起上次看到她、和她说话是什么时候了。

把第一只龙虾扔进沸水的时候，它并没有像我料想中的那样发出尖叫或疯狂挣扎。它的壳立刻变得通红，接着水面上浮起一层绿色泡沫。一只熟了后，我撇掉浮沫，准备煮第二只。

餐桌已经布置好了——两块牛排、两只龙虾、两瓶啤酒。我开始思索，我们这张餐桌和亨利家的有什么区别呢？或许他们会取出只在重大场合才用的碟子，把亚麻方巾铺在膝盖上。特拉维斯和我一言不发地吃了起来。我试着朝他微笑，想要在这顿心情复杂的晚餐中无视掉他不爽的情绪。他打开电视看起了电影，留我一人收拾餐桌。我打开洗碗机，洗好大盘子，擦干净餐桌和流理台，随后和他一起坐在那张他从父母那里得来的棕皮沙发上。电影看到一半，我走到门廊，点燃一支香烟。现在，米娅不在家的时候，我会抽烟。我在几个礼拜前买了包烟，就在打扫完那部拖车之后。对我来说，抽烟这件事的仪式感越来越重。特拉维斯出来抽了半支烟后，跟我说他要去睡了。

“你想要我和你一起吗？”我问他，掸了掸烟灰。

他沉默了一会儿。“无所谓。”他说道，回了屋里。

我猜，那个周末没和他一起打扫马厩，或许他也没那么生气，毕竟我还要工作。我甚至希望我们可以做做爱，不是平时他把手摸上我屁股的那种——我小小的身子从后面紧抱着他巨大的身躯——有些晚上，我们的脸甚至不曾相触，只有路过的汽车大灯会打破那份黑暗与寂静。

第二天早上，亨利在他的大红门前和我碰了头。“怎么样？”他问道，接过我还给他的精致器具。

“这是我吃过的最豪华的东西了。”我朝他笑着说，之后却一顿，才反应过来他问我的真正意思，“但这顿饭依然没有挽救我的恋情。”

“啊，”他低头看着器具说道，“或许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你不像是那种要靠男人来拯救的人。你是个勤奋努力的劳动者。”

听着亨利的夸赞，我意识到自己从来都不够努力。在学校，在家里，还有米娅，我应该尽可能多的赚钱维持生计。无情的工作无穷无尽，可我的收入看上去像是根本没干那么多活一样。但是亨利尊重我。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的客户。

龙虾大餐过后不久，我和特拉维斯分手了。那一夜，我下班回到家做晚饭，打扫，给米娅洗澡，再送她去睡觉。我把书和笔记本电脑放到餐桌上，塞上耳塞屏蔽掉电视机的声音，开始写作业。接着，我看到厨房的垃圾桶快溢出来了。我站起来，走到特拉维斯面前，挡住了他的电视。

“能不能请你把垃圾给倒了？”我双手托着屁股说道。

他毫不迟疑地开口道：“我觉得你该搬走了。”接着他站起身，把我推开，重新坐回去。电视里爆发出一阵大笑，特拉维斯又神采奕奕地看起电视，笑了起来。我回到桌边，埋进座位里。这些沉重的话语把我压倒在地，将我推入深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爬出来。

第二部分

11.一居室公寓　The Studio

特拉维斯给了我一个月时间搬走。我没告诉米娅——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让她难过，一部分是自己心里都还没谱。我在网上发布了广告：征室友，用劳动抵房租，以及租房子。全都石沉大海。每一套我看过的公寓，租金都比我的薪水还高。我每月800元上下的所有收入，连头两个月的月租都交不起，更不用说押金了。我也没办法赚到足够的钱去支付燃气费、水电费和房租，哪怕只是一间房间的钱，我都没有。公寓的租金都在700块左右，至少是这个数目。要租下超过一个卧室的公寓，更是想都不敢想。我没有积蓄，也没有可仰赖的信用额度。不仅如此，我还需要供电和网络，才能做作业。我还需要一个路由器。我需要那么多东西。

联系了几个朋友后，他们建议我在PayPal上建一个“捐款”按钮，然后把链接放在自己的博客主页上，附上以下留言：

特拉维斯要求我在六月底搬离他家。不幸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押金。我开通了一个PayPal账户。哪怕你能捐献出5美金，也能帮到我许多忙。感谢你。

我讨厌伸手要钱，我讨厌承认自己又一次搞砸了一段关系。多数人并不知道米娅和我一度沦落到住收容所。可历史似乎总在重演。没多久，朋友们通过脸书给我发来了消息，满满的都是鼓励和爱意。有人给了我10美元，甚至还有100美元。每一笔捐赠，不管数额多少，都让我热泪盈眶。我把在沃尔玛上建的心愿单分享到了脸书上，没多久，特拉维斯的门口开始堆起快递盒，里面装着锅碗瓢盆、给米娅的衣物，还有些银器。我确实陷入了一个新的低潮，但不会就此沉沦。我不会再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自从爸爸跟家里人说我编造故事来博眼球后，乞求帮助成了一件最难办的事情。这让我饱受批判的目光，仿佛我就是自作自受，尤其是还把米娅牵扯了进去，好像我本就知道这段关系注定会失败似的。我害怕别人的看法。可是每一个伸出援手的朋友都拉了我一把。我一步一步地爬了出来。

住进收容所的时候，我给老朋友梅丽萨打了电话。她听我讲述了自己重塑生活的计划。这些计划几乎都离不开某种政府补助：食品救济券、WIC的牛奶券、燃气券、低收入房贴、能源补助，还有育儿补助。

“不用谢啦。”梅丽萨尖刻地说。

“不用谢什么？”我问她，隔着收容所陈旧的蓝色窗帘向外张望，只见一头鹿从后院经过。米娅在隔壁房间里睡觉。

“这些可都是用我交上去的税换来的。”她说，接着重复道，“不用谢啦。”

我没有说“谢谢你”。我没有说过“谢谢你”。我不确定该说些什么。

“嘿，”我装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米娅哭了，我得挂了。”

我嘎吱一声推开米娅的房门。我坐在床沿，望着她起起伏伏的胸脯。梅丽萨起初听上去还挺乐意帮忙的，但我知道，她内心并非如此。我曾听她不悦地批判过那些利用福利机制的人。她不喜欢自己继女的亲生母亲，抱怨她很可能是钻了政策的空子。

我盼着能有勇气为自己正名，为数百万和我一样艰苦求生的人发声——那些领着工资的家政工作者、单身家长。然而我退缩了。我默默取关了梅丽萨的脸书账号，不再去理睬那些在媒体上对福利受领者恶言相向的评论或人群。“福利死了。”我想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福利，至少不是那些人想的那样。我根本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走进政府办公室，跟他们说我需要一大笔钱来补贴我微薄的薪水，让我有钱租房子住。如果饿了，我还可以一个月拿到几百块去买吃的，我可以去“食物银行”[9]这样的福利机构。但我着实没有一分现钱能保障我真正的生存需要。

朋友捐给我的钱一点一点积攒起来，我已经收到了将近500美元。特拉维斯还给了一些钱凑了个整数。最后，我终于可以在芒特弗农的一座老房子里租下一套一居室公寓，那座老宅被隔成了三套公寓。我所在的那套之前是房子里的前厅，一个月的租金是550美元：连通着一间阳光房，还有一个带浴缸的卫生间、一间附有冰箱的小厨房，屋里还有一排能够俯瞰全市的窗户。

我给房东杰发了邮件，他很快就回复了，说我可以开车过去看一下。下班那天，在接米娅之前，我去了。我知道这地方会很小——毕竟叫“一居室”。可是站在里面后，我发现这套屋子比我过去一年里和特拉维斯一起看电影的那个房间还要小。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回头拒绝他。我想到了我和米娅在汤森港住过的那套公寓——位于露天游乐场旁边，有两个卧室、一间餐厅，还带洗衣机、烘干机的公寓。这套一居室里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间位于高速公路上方、脏兮兮的房间，而我勉强出得起房租。

我脚下的地板很老旧，或许是原木的，板材之间露着大大的缝隙。穿过落地玻璃门，是那间可以俯瞰城市的阳光房。窗台下是一张工作台，我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那儿，不过已经有人在那里堆了一堆帘子、杆子了。地上铺着深绿色的毯子，我心里默默想象着米娅的床和玩具应该怎么摆，我的梳妆台不知道放不放得下。另一头是一套L形的橱柜，上面有一个电磁炉，还有一台电冰箱和水槽，这就构成了一间厨房。我从墙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只用了30步。

“太棒了。”我给杰打电话说，“我就在房子里。我觉得我们可以住进来。”

“你女儿3岁了？”他问我。我希望他不是在重新考虑要不要把房子租给我们。

“快满3岁了，”我说，“不过我工作很忙，周末会把她送去她爸那里。”我朝厨房的窗户边走去往下看，不断有汽车开过。“我们不会在屋里待太长时间的。”我不情愿地屏住呼吸。这话至少一半是真的。

“行吧，没什么问题。”他说，“你要不要这星期过来取下钥匙？还能顺便把租金和押金交了。”

“我能先用押金抵房租吗？”我脱口而出，感叹自己的鲁莽。或许站在这样一个地方，已经让我感觉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我每月能多交个50、100的。这次搬家比较突然，我现在还没什么积蓄。”

对面一阵沉默。我咬紧了下唇。“当然可以，没事。接下来的5个月，租金额外再加100块就行。”

我长舒一口气，差点儿笑了：“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你啦。”

我和杰在公寓里碰了头，把第一个月房租的支票给了他，拿到了钥匙。那时，他和他的妻子正在给我新客厅的天花板和厨房刷油漆。他长相普通，头发是棕色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他的妻子叫曼迪，在各个方面上都比我小上许多。他们看上去挺不错的，善良，可靠，或许又勤奋又诚实。但愿如此吧。

“看来你们要自己做准备工作了？”我看着他俩把一根长杆接起来。

“是啊，”曼迪说着，翻了个白眼，“至少爷爷奶奶今天肯帮着带孩子。”

“这正是我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想做的事情。”杰补充道，和她对视了一眼，叹了口气。

我笑着和他们挥手道别，感谢他们同意我缓交押金的请求。我想象着一个与伴侣共度的星期六，一起给自家的一座老房子刷漆，然后出租掉。孩子由爸妈帮忙看着。这才是我想过的星期六。开回特拉维斯家时，我一路想着。我开始打包我们的东西，还要弄清楚自己缺什么大件，比如床、床垫，还有碗碟、杯子等。离搬进新公寓还有几天，不过房东说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直接过去打扫一下。把新家碗柜里和地板上的污垢擦干净在我眼中就算是个体面的入住仪式了。

朋友莎拉在网上看到我的请求帮助公告后，发了消息来问我有什么需要的。我厚着脸皮列了几样东西，都是急需的东西。她回信说可以把自己女儿的双人床给我。特拉维斯和我一起过去拿了床。全程他依然面无表情，心情平静。如果进屋后见到我面对命运时满脸泪水的样子，他就会消失在谷仓里。除非有必要，我们彼此不会说话。但我还是能感觉得出，他依然愿意帮着我们搬家。米娅在杰米那儿过周末时，我去了莎拉家几次，我们坐在桌边吃点心喝红酒。现在，我站在她家的门廊里，脑袋和肩膀止不住地往下塌。

“就在这里。”莎拉扫了一眼特拉维斯说道。我们跟着她穿过玄关，来到她女儿的卧室。“我们要给她弄一张大号的床。以她的个儿，这张床装不下了。”

或许她以为这张床是给米娅而不是给我睡的。不过我没有更正她。

走之前，她抱了我一下。“哦！”她说，“我还有东西要给你。”她消失在洗衣房里，之后带着一个箱子出现了，往门厅的长凳上一放。原来是一整套全新的碗碟，鲜艳的蓝色和我与米娅春天在农场里发现的罗宾鸟蛋壳一样。我惊讶地捂住嘴。这箱四件套——餐盘、沙拉碟、咖啡杯和碗——全都是新的。这意味着我们新的开始。我紧紧抱住了她，说着谢谢。接着，我深吸一口气，提着一箱碗碟走向卡车。

这仅仅是个开始，我有太多工作要做——不只是搬家，还有糊口的工作。

在特拉维斯家的最后两个星期，把米娅哄睡后，我把尽可能多的东西打包好塞进车里。在新公寓里，我擦洗了流理台、水槽和浴缸。我连墙都好好地擦了一遍，把妈妈给我的几幅挂画挂了起来。我最喜欢的两幅印刷品出自芭芭拉·拉瓦雷的作品《妈妈，你爱我吗？》，打小起，这两幅画就在我身边。这些典型的阿拉斯加风情的插画让我想到了快乐的童年时光。那时，到了夏天，我们全家就会去钓鱼，车库的冰柜被三文鱼和比目鱼塞得满满的。我们的公寓很小，只有不到40平方米，却有10扇窗——8扇在睡觉的地方，2扇在木地板的上方。我试着不让自己用像待在收容所时那样挑剔的眼光去审视这一切。这不过是我们又一个小小的开端。可我担心米娅不会这样想，担心她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件事。

回到特拉维斯家时已临近午夜。他已经上床睡觉了，我只能钻进沙发上的毯子。米娅3岁生日前的一个星期里，我把最后一批家具，还有一点儿东西搬进了小公寓。我选择在米娅去杰米那里的一个周末搬家。特拉维斯和他的朋友帮忙搬了一些大件，甚至拆掉了他爸妈给米娅的阁楼床，再在新家组装好。他们忙活的时候，我在农场之家打扫。那天早上，我把米娅从日托所接出来，送去她爸那里，之后，她就再也回不到住了一年半的那个家了。我本想自己一个人做，不想让特拉维斯帮忙。可那个星期工作的时候，为了搬一张床，我傻乎乎地拉伤了自己的背。为了坚持这份工作，我一天要服用两三次布洛芬，高达800毫克剂量。身体上的疼痛压倒了我因米娅而生出的心碎。

星期六晚上，我把所有东西都搬进去了。星期天下午，米娅的玩具也被放进该放的桶里，我们的衣服都理出来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我接上米娅，把她带去了我们那套狭小的一居室公寓。就像所有父母盼望的那样，我希望她能够喜欢自己的新天地，希望她能感受到家的氛围，感受到归属感。可是她环视了四周，看了眼卫生间，便要求回到特拉维斯家去。

“我们要住这儿了，宝贝。”我抚摸着她的头发说。

“特拉维斯会住这儿吗？”她问我。她坐在我的腿上，我坐在莎拉给我的那张双人床上。

“不，”我说，“特拉维斯住在自己家呢。他睡在那里。我们睡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屋子。”

“不要，妈妈。”她说，“我想要特拉维斯，特拉维斯爸爸哪里去了？”她开始大叫，埋在我的怀里。小小的身躯因为伤心颤抖着，我对她说着抱歉，和她一起哭。我向自己保证，今后一定要更谨慎。我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可我不能伤她的心。

12.极简主义者　Minimalist

只要你能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用双手刷洗马桶，那就不愁找不到工作。为了补偿在典范清洁损失的时间，我开始自己找客户了。我在网上和脸书上发布了广告。我接了唐娜家里的活，每两个星期五做一次。那天，我不用把米娅送去杰米家，省下了路上的时间，这意味着我可以去那里打扫4个小时。唐娜的家在斯卡吉特山谷深处，靠近喀斯喀特山脉，离我家族生活了六代的山区也不远。

她参与了当地人道家园的一个项目，她告诉我，最近有几户人家通过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买到了第一个居所——那个项目被称为“人力资产”，项目中，家庭成员们或朋友们会一起参与体力劳动，例如钉钉子、上油漆或是修剪花园，以此来抵首付。想要符合这些要求可不容易，得花费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带着孩子的成年人，我一个月的净收入需要达到1600美元才能行。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这个。”我说。总之，她还是鼓励我去联系这个项目。但正式考虑起这件事情后，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要在斯卡吉特山谷买个房子——当然不包括阿纳斯科特和欺骗海峡那一带，反正我的收入也供不起那里的住房。可我真没有想把斯卡吉特当家。而且对于在县里的哪个地方安家，人道家园也没有提供选择。

“你的家人全在这里，”她说，“没有比这儿更像‘家’的地方了。”

“好吧。”我说，掸掉她大客厅里摆着的相框上的灰，“我还是想再看看蒙大拿的米苏拉。我一直计划着想去那儿上大学，也是在那时候发现自己有了米娅。”

唐娜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在餐桌上做着剪贴簿，听到这里，她停下手里的活，从一堆报纸、照片和贴纸里抬起头看向我，问道：“你想知道怎么能引上帝大笑吗？”

“啊？”我问，不明白这问题和我想搬去米苏拉有什么关系。

“跟他说说你的计划，”她说，“如果你想引上帝大笑，就跟他说说你的计划。”接着她开始放声大笑。

“好吧。”我转过身，继续清理蔓延到玄关的霉菌。

唐娜雇我打扫她的房子，每个小时付20美金，还关照我以后开的价不能低于这个。典范清洁为客户打扫房子，公司收25美金每小时，但我只能从里面赚到9块。算上税和成本，最后拿到手的只有6块。自行寻找客户并进行排期花费了我大量时间，上门参观后但没有把新客户谈下来的情况更是浪费时间。尽管自己去找客户排期很花时间，但依然值得这么做（如果我没有弄坏什么东西的话），因为我的整体收入提高了。

从特拉维斯家搬出去后，我每天的通勤时间增加了40分钟。我在典范清洁唯二的两个客户分别住在斯坦伍德和卡梅诺岛，可米娅的日托所依然在特拉维斯家附近。每当开过他家，我都会忍不住放慢车速，探出头去，希望能看到特拉维斯穿着他泥泞的靴子从里面走出来的样子。除了想念伴侣的陪伴，还有一样东西我不舍得放手。一天里，我要经过那个地方好几次，几个星期后，我问特拉维斯我能不能在路过的时候顺便去照看一下花园。看到那里杂草疯长、萎靡不振的样子，我心里恨极了。那么多好吃的都白白浪费了。

“行吧。”他沉默了很久之后答道。

“我还可以把米娅带来，让她在外面玩一会儿。”我说。他似乎对此也没什么意见。特拉维斯曾表示，他会试着尽可能多地参与到米娅的生活中。可是夏季是稻草的收割季，多数时间他都在田里，从早忙活到晚。他割草的时候，米娅喜欢坐在他的膝上。至少她能在他膝盖上多坐一坐了。

我们每天的新生活从早上7点开始。我从床上爬起来，伸伸懒腰抖去一身睡意，接着烧上一壶水煮咖啡。倒一杯早上喝，剩下的灌进保温瓶里路上喝。米娅早上一般会吃些燕麦粥或是麦片。有时，我往煎饼粉里掺水，米娅就在一旁看着，我捞起一个个热气腾腾的煎饼盛到盘子上，接着浇上黄油和糖浆。我常常在自己的工装裤口袋里装些花生酱夹心饼干，还会用纸巾包上一个花生酱果酱三明治，外面再裹上一张锡纸。这张锡纸我会反复用，直到它散架为止。

算上房租、车险、油费、电话费、网费、洗衣钱，还有卫生用品的费用，我的月度花销大概在1000美元上下。当米娅和我需要买双新鞋，哪怕只是一支牙膏，我都要核算一下钉在墙上的预算表，上面列好了每项账单到期的时间，以及我银行账户的进账日期。上面显示，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比如电费突然超支，我大概只有20块钱可以应急。要不是还领着政府给的育儿补助，我根本没有去工作的本钱。由于收入高了，我每月付给保险公司的共付医疗费[10]达到了50美元，而且每个月拿到的食品救济券也相应减少了——现在每月只有200美金了。但这也是我能用于购买食物的所有资金了。收入提高了，要支付的账单也多了，而政府的补助却少了。所以有好几个月里，我们手里只有50多块钱，用于日常活动或是购买日用品。体力劳动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我却连生活中的必需品要快买不起了，这种锥心之痛与日俱增。

新公寓坐落于闹市区，是个好地段。那里有一家食品合作社，每次去那里买东西时，米娅都能凭她的“香蕉卡”[11]免费获得一个苹果、橙子或是香蕉。我可以用我们的食品救济券给米娅买点清仓甩卖的三明治、酸奶或是鹰嘴豆泥，还有巧克力牛奶以及她可以选购的水果。我们坐在靠近落地窗的一张桌子旁望着街上。我花了1美元买了杯咖啡。我们坐在一块儿，冲着对方笑眯眯的，庆幸自己可以到外面来吃饭。

街道的一头新开了一家名叫“萌芽”的寄售店，一个叫萨迪的年轻金发姑娘是这家店的老板。她总是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不是用绑带把她挂在胸前，就是把她放在婴儿围栏里。

“你能再收一个这样的旅行婴儿床吗？”正当萨迪分拣我带来的一大袋衣服时，我问道。她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

“东西还好吗？”她问，一边检查着货品，一边轻轻摇晃着哄孩子睡觉。

我不得不告诉她，婴儿床的一侧网眼里有个破洞。“不过那东西没用过几次，”我想了想又补充说，“我还有一个运动型婴儿车。”

“装备类的物件我只能给你换成积分，在这里买东西时可以抵扣，”她失落地擤了擤鼻子说道，“不能给你现金。”

“行吧。”我嘟囔着。

她拉开收银机，拿了20块收衣服的钱给我。“里面真是有不少好东西呢。”她笑着说。

“我知道，”我低声道，“一直想攒着……”我突然止住了话头。我想到自己还悉心保留了几件连体婴儿服，那时还想过和特拉维斯有孩子的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攒这些东西。”

萨迪还是领会到了我的意思，或许她只是表现出自己领会了。她在脸书上当地妈妈们建的小组里看到了我发布的工作广告后，我俩就认识了。她发现自己因为忙于开店，再加上要照顾一个两三岁的幼儿和一个小婴儿，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打扫过自己家了。于是她便雇了我来做清洁。我曾问过她店里是否需要人帮忙，最初她回绝了。后来我又问她能不能通过给她打扫店里的卫生间来换点儿买衣服的抵扣积分，她笑了。她看着我，又见米娅紧抓着我在男孩区找到的一件托马斯小火车新睡衣，最终点了点头。有了这份工作，米娅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店里选上一条裙子或是她看中的衣服。我抽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出来——先去合作社吃午饭，接着去“萌芽”给她挑些衣服。米娅的衣柜里装满了二手衣物和沃尔玛清仓甩卖的弹力裤。可每当去店里选条裙子的时候，她的头总是扬得高高的，仿佛自己进了一间高档商店。

搬进过渡住所时，妈妈给了我一箱以前摆在家里当装饰的老古董。现在看来，在我们有限的空间里，这些东西更像是她不愿多交保管费才扔给我的。许多大件被我拿到慈善中心或寄售店去了。一居室公寓的地方实在太小，就跟我们先前住的收容所一样，只能容我放一个包，根本没有放别的东西的空间。生活区域如此有限，我只能把空间留给必需品。我曾翻找过许多杂志，研究过那些配着夫妻头像的文章，里面描述了他们在搬进一栋小房子后，是如何精心选择自己的东西，把所有物最小化，夸耀自己面对局限环境时发挥的收纳本领。他们本来可以选择搬到一栋正常的房子，里面有两个卧室、一个办公室和两个简装卫生间的那种。要是我也能租得起一座大房子，那每个月给这套一居室公寓交房租时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搬离特拉维斯家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帕姆把她店里的一部分阁楼借给了我，在我安顿好一切之前可以给我放东西。那天我本来是去典范清洁的办公室填装清洁用品，然后领工资，再正式改地址的。

“新地方怎么样？”帕姆愉快地问我。我试着给她一个正面的回应，至少要装出一副和她一样开心的样子。

“挺不错的，”我说，“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我的那堆东西。特拉维斯不想我在他家里留什么东西，可我也租不起保管库。”说到这里，我没再继续，生怕将自己的所有压力都倾倒给我的老板。她是如此真诚地问起我的境况，认真倾听我的话，甚至填补了我一生中都极度渴求的母亲角色。

决定留下什么，捐掉什么，或是变卖点儿什么不是件容易事。我囤的那些东西几乎没什么用处，却也是无价之宝——小人书、相片、旧信件，还有不值什么钱却相当占地方的年鉴。我开始削减我的衣物：在阿拉斯加购入的冬衣和钓鱼装备，不怎么穿的裙子和衬衫。家居用品是最难取舍的，不仅仅要看新住处是否有地方能放下这些东西，还要考虑某些不可替代的价值。我爸的辣肉酱大锅是没多大用处了，可是在情感上却沉甸甸的，还有父母结婚时买的一套炖菜锅。东西，它们不过就是些东西，可我没多少地方给它们。所以，我和米娅只各留了两条毛巾、擦脸巾和几套床单。最初用来放扫帚拖把的柜子成了我的衣柜，我留下了这些衣服：两条牛仔裤、一条工装裤、一件衬衫还有一条我自己掏钱买的连衣裙，剩下的就是几件典范清洁T恤和工作裤。我不想送掉太多米娅的东西，便想出一个新招，将她的毛绒动物、书和玩具保存下来，成为屋内的一部分装饰。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东西需要整理，我不得不决定它们的去留，失去的那些让我痛心。我把一部分东西放到公寓下面的地下室去了，可是也怕它们被底下的潮湿、霉菌和老鼠破坏。我就是舍不得这些东西，它们是我们的历史。

所以，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帕姆的感激，她望了我一眼后，似乎下意识地明白了我的处境。或许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曾面临过和我相似的窘境。突然，她的眼神流露出和圣诞老人相似的神采，她嘱咐我在她后面跟好。

我们走进了位于她办公室和住所之间的一间小商店里，她指了指顶上一小片隐蔽的空间。“这上面有一大片空地，都没人用。”帕姆耸耸肩说。我要把我的东西举起来，顺着摇摇晃晃的梯子爬上这间小阁楼。我环顾四周，这里放着各种各样的老物件——都是些你会在车库甩卖里看到、被人翻来覆去很多次的东西。“你需要什么，尽管拿。”见我在张望，她指了指几个大水罐和塑料架子说道。“想要什么都可以拿。我们教会正要办一个大型的庭院旧物出售，会有人捐东西来，你要是看中了什么，直接拿就好。”

我低头看见一只小脚凳。“我可以把它当咖啡桌用。”帕姆笑着点点头道：“这个罐子说不定可以给你当厨具。”

“如果你还要其他什么东西，即便是需要我给你洗抹布，就直接告诉我。”她主动提议道。我想抱抱她。我万分渴望一个来自母亲的拥抱。我竭力忍住打转的眼泪。我想抱抱她。“我需要有人在庭院里帮我搭把手，你要是有空的话。”她补充道。

“我下个周末绝对有空！”我急切地说，“要是你想早点儿开干，我可以调整一下日程。”

“那太好了，”她说，“不用急。”她打开阁楼下的一扇壁门，露出存放清洁用品的储存间。“你可以打扫一下这间屋子。”她把灯打开，我看见一条长长的玄关，堆满了多余的吸尘器、一台地板磨光机还有一卷卷抹布和许多瓶子。

我脑子里已经计算起自己可以拿到的额外收入了。

帕姆笑着看向我，眼里闪烁着兴奋的神采。我望着她粗短圆硕的身子，感受到她善良的灵魂，不知道其他清洁工是否和我一样，觉得她是如此亲切。

在空闲的周末，我开始整理放在帕姆阁楼里的东西。我把信件、书和纪念品收拾到两个储物箱里，其中的大部分不是扔了就是拿去了二手店。我终于把那些曾经小心折叠存放起来的东西处理掉了。有一天下午，我知道那房子里没有人在，于是直接进去了，处理我存下来的最后一点儿婴儿衣服——有几件一直留着的新生儿小衣服，我曾盼望过有那么一天自己还会生个小宝宝。不过，我现在要把它们送到寄售商店里，给我现在的孩子换些像样的衣服，她几乎无时无刻不需要添些新裤子和鞋子。不过，或许我也从这件事上学到了些道理——珍视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和拥有的生活，利用你已获得的空间。我多么希望我不是迫不得已走上这条道路的，但那已经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13.温迪的房子　Wendy’s House

第三次去新客户温迪家打扫时，我便发现她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癌症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她突然开口，双肩失落地塌了下来。这时答什么话都不合适，所以我照着她的样子，沉重地点点头，悲戚地表示同意。但温迪的衬衫依然浆得笔挺，她的房子还是干干净净的。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何她还要出钱让我来打扫呢。

有时打扫完厨房后，温迪会给我做上一顿午饭，执意让我坐下陪她一起吃。我们在铺着白色蕾丝桌布的餐桌边聊着自己孩子的趣事，吃着切成三角形的吞拿鱼白面包三明治，碟子里盛着胡萝卜，作为配菜。她还会冲上一壶咖啡，我俩端着茶杯小口啜饮着，用银质小勺子搅动加在里面的奶精和砂糖。我跟她说，这感觉就像我小时候拉着奶奶开茶会过家家的场景。温迪笑着摆了摆手：“趁你还能用得上时，多用用这些漂亮的杯子吧！”她的手颤抖得厉害，震得杯子摩擦着雕花碟子，沙沙作响。

温迪的房子里有许多玻璃陈列柜，展示着各种小玩意儿、她子女和孙辈的照片，还有一张她结婚时的画像。有一次，温迪发现我盯着它瞧。我盯着它看了很久，思考那时她和她丈夫才多大，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一瞬间就变老了。他们恩爱了一辈子，他们的灵与肉合为了一体。她微笑地指着一束玻璃做的红玫瑰告诉我：“我丈夫总是要确保我有红玫瑰收。”那一瞬间，泪意和妒意忽然一齐涌上我的心头。

温迪的房子是典型的“奶奶家”，让我心痛地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和老祖母。厨房的流理台上堆满了烹饪书和纸张——购物清单和绿色果昔的配方。她喝咖啡的时候会往里面放小包的代糖，咖啡壶旁的一个盒子里全都是，盖子就没盖上过。

温迪的房子和我之前打扫的那几幢比简朴多了。我擦洗了流理台、碗柜和地面；然后打开吸尘器；我还打扫了楼下的盥洗室。她坚持要自己打扫楼上那间。

厨房地上，靠近吧台的尽头有一小块地方，那里的油毡磨损得都翘起来了。有次一起吃午饭时，我问了她，她说那是她丈夫以前坐着抽烟的地方。回想到这里，她还做了个苦相。“我总是很讨厌他抽烟。”她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道。我点点头，想起特拉维斯踩着泥泞的靴子一路走进厨房的样子。“但别让这些小事破坏了回忆。”她又说，抚摸着披在细条纹衬衫外的白色开衫。

“我也这么觉得。”我说。她看向我，白发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如同一轮光晕。“我最近和男朋友分手了。我们在一起同居了一年多。我女儿才3岁……他们关系很亲密。”我端起杯子，喝下最后一口咖啡，企图掩饰脸上的红晕。把这些话通通说出来让我难过得心痛，更让一切显得那么真实，让我意识到它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而不是一场噩梦。

温迪沉默了一阵。“我需要许多帮助，”说着，她从桌旁站起身，收拾起碗碟，我连忙也站起来收拾，“你把东西留这儿吧。先跟我来。”

我跟着她上了楼，经过那台她靠着撑过那些“不爽的日子”的机械椅。她看上去没有多少访客，我不禁猜想，她是不是因为我才穿上体面的衣服，梳好了头发。除了有一两次去吸地，我还没怎么上过楼。她的卧室位于楼梯平台的右侧，她的那条大白狗也睡那里。这条睡觉时打呼的狗还会自己拉响门铃，叫人拉开玻璃门放它出去。她打开客卧的门，光线照亮了我们站的过道。

一打打的鞋盒、塑料盒子还有橡胶筐贴墙堆放着。床头边还有很多箱子，垒得高高的。温迪叹了口气。

“我一直试着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她说，“得了癌嘛。”我点点头，看着她整理出来的东西。“给我儿子的东西多数都在车库里——都是些工具之类的。不过我的侄子、侄女还有他们的小孩都想要这些。”

我看着她一边指着这堆东西，一边告诉我什么是归谁的，内心充满敬仰。在做女佣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历过不少整理工程，比如把车库里的东西理一理甩卖或是丢掉。不过眼前的这项工程可不一样，这是一项身后事——温迪正把死后要留给亲戚的东西一件一件整理好。

我不确定温迪是否知道自己还剩多久可活。就算知道，她也未曾与我提起。7月份，她额外派了工作给我。那时我和米娅突逢搬家，又多出了300块修车开支，要不是有这份差使，我真的不知所措。我把她花园里的杂草除掉，把东西分门别类地堆好，还把她房子的各个角落好好清洁了一遍，这样一来，她家里人就不用再打扫一遍了。温迪实事求是地跟我交代了我要做的事情。我仰慕她。尽管这么说有些奇怪，我希望自己能以和她一样的姿态，平静地面对自己生命的终点；冷静地把东西都整理好，而不是在一张清单上匆忙地涂改。

国庆日的那个周末，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她家院子里度过的。我一路清除着花圃和常青灌木丛周围的杂草。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做这个工作了，都忘记了自己有多喜欢在户外干活。我的大多数日子都是在闷热的房子里度过的，那里不是停了暖气就是关了空调，仿佛屋主人不在，这里面就不会有人了似的。

在家里，我和疯长的黑色霉菌做着斗争。我们睡觉的区域大半面墙都是由玻璃窗组成的，在落日的照耀下，俨然成了一个桑拿房。要是哪天下了雨，屋子就跟温室没区别。米娅几乎都睡不着了，这孩子，即便外面放着烟花，她也能安然入睡的。特拉维斯有一晚来看米娅，就被屋内的热气吓退了，马上开着卡车走了，一个半小时后，他带回一台空调，帮我嵌在了窗台上方。他把冷气开到最大，我和米娅伸长脖子，接受冷风的吹拂。这种感觉太昂贵、太奢侈了。或许我只能在到家时或者上床睡觉前开一会儿，把屋里打凉一些，这样电费不会高出太多。我很怕湿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助长了屋里黑色霉菌的滋生，在我们睡觉时，它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

在户外，我可以深呼吸。干活时，我可以不用听iPod的音乐，听着居民区的喧哗就好。国庆日的周末，温迪的很多邻居都已经放起了烟火，或是燃起了烤架。我嗅到一丝汉堡肉排的香味，嘴里顿时涌上了口水。我想象着肉排上铺满新鲜的生菜、厚切的番茄片、奶酪、番茄酱和蛋黄酱，再配着一瓶啤酒灌下去。站在常青树下，我想象着孩子们在住宅区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烟火棒。那个周末，米娅和杰米待在一块儿。我希望她可以和她爸爸吃一顿烧烤，身边围满了和她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我希望那一夜，她能看到烟花。

温迪颤巍巍地给我写了张支票，执意把我的午休时间也算进时薪里。“你的时间可宝贵了。”她说，把印有粉色玫瑰和她姓名地址的支票递给了我。

几个月后，温迪取消了她的清洁。“我再也负担不起这个服务啦。”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觉得我甚至在她虚弱的声音里听到了遗憾。

我不知道她是何时过世的，但我在想，可能是在我停止上门不久之后。我总是回想起我们一起午餐、喝咖啡时的对话。她面前的胡萝卜条动都没动过，或许她的那盘午餐只是个摆设。尽管她再没有胃口，我们也没有独自用餐。与温迪共度的午后回忆让我意识到，不仅仅是我的时间有价值，甚至连“我”也是有价值的——当我擦洗她家马桶，把杜松子花丛里的糖纸捡出来的时候。

没有工作、米娅不在身旁的那些周末是寂静中的喧嚣。佩尔助学金只够支付常规学年的学费，因为房租的关系，我出不起夏季学期的学费。这样一来，我也没有作业要赶，没有院子可以闲溜达，也没有闲钱出去和朋友喝杯啤酒。开车去西雅图或是去贝灵汉海岸也太费钱了。所以我就待在家里。我试着去公园，在草地上铺条毯子看看书。可是我在那里看见了和乐的家庭和吃着便当盒饭的情侣，看见爸爸和孩子们玩耍，妈妈坐在树荫下哄小婴儿。我心里充满了妒意。

鉴于我的食谱相当单调，购买、烹饪以及吃下食物更像是日常需求而不再是享受。买不起食物的时候，我会在星期天煮上一大锅土豆泥，然后捏成小饼和黄油一起炸，配上一个鸡蛋就可以充作一顿早饭或是下班后的点心。除了能量棒和花生果酱三明治，我还会吃下大碗的拓普牌速食拉面。我已经学会用米醋、泰式辣酱、酱油、一点点糖和芝麻油调配自己的独门酱汁。虽然一口气买下这些调料的开销很大，要20块钱，但我已经吃不下自带的调味包了。大碗的速食拉面配上酱汁就是我的豪华大餐了。我还会放点儿煸炒过的卷心菜、花菜、洋葱或是任何特价蔬菜，再加上一个煮得硬硬的鸡蛋，以及几片清仓特价的熟食肉。新鲜食材成了我的美味佳肴。我只会买一块钱以内、不满一磅重的新鲜蔬菜吃，而且只在月初买。

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米娅生病去不了日托所，要比平时吃的多一些，我要给她做早饭、点心和午饭，又或是她的身体开始疯长了——一个月里第二次的食品采购一定是只能买到让我们勉强果腹的量，我们永远都吃不饱。我会买便宜的面包和不贴牌的苏打饼干，还有我明知道含有高糖分和人工添加剂的果酱，高果糖的玉米糖浆以及一些有的没的。可我还是得把正在长身体的女儿喂饱。我还会买点儿冷冻快餐和半成品。有几个礼拜，我连咖啡都喝不起，换成红茶后，我哭了。尽管我知道自己可以去，但我从来没去食物银行或施舍站拿过吃的。我们的选择是很有限，但还不至于到快饿死的地步。所以我不能让自己去那里。显然，还有更多人比我更需要它们。

谢天谢地，米娅从不会注意到我是那个吃得更少的人。但有一天下午，我把她从爸爸那里接回来后，她滔滔不绝地和我讲了20分钟她去小朋友家过的一个生日派对。并不是那些朋友或是游戏让她念念不忘，而是那里的吃的。“他们有好多莓莓吃呀，妈妈。”她说个不停，“草莓、蓝莓，有那么多莓莓，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那一夜，在她上床睡觉后，我开始在脸书上浏览我在汤森港的朋友的主页，想看看谁发布了派对照片，最后，我找到了几张。我没有在上面看到米娅的身影，倒是清楚地看到了那些莓果。整张桌子上摆满了碗碟。我顿时明白了米娅为何会如此兴奋。一小盒莓果，要5美金，这对她来说就是极美味的好东西了。她通常能在几分钟里吃完。

在这几个月里，还有几个客户主动加钱，给我派了额外的工作。我渐渐有了兴趣，在克雷格列表上发布了一则广告：

作为一名专职清洁工，我一周工作25个小时。

但我依然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账单。

多数同类型的、和我会产生竞争关系的广告都是些夫妻店，他们有卡车，做着些把杂物清理出来丢去垃圾场的差事。也有一些做着和珍妮一样的生意：有执照，投过保，带着一点点人搞定一大堆工作。我感觉自己的广告不会脱颖而出，不会给自己带来哪怕一丁点儿额外收入。不过每次修改一下重新发布后，我总会接到几个电话。

莎伦，一个个子矮小、眼睛明亮的女人，雇我打扫她的出租屋。打扫完之后，这里就可以迎接新房客入住了。这套公寓脏兮兮的，但不至于脏到可怕的地步。她带我参观的时候承认自己从来没雇过清洁工。她想让我把烤箱和冰箱清洁干净，但不用动百叶窗。我试着估算出自己打扫完成的时间。去那套公寓查看的时候，我抱着米娅，所以没有办法仔细看那个地方。

“四五个钟头吧？”我猜道。米娅一直想去够流理台上的东西，这令我心不在焉的。

“哦，我刚算了下，我要给你100块。”我们走到玄关时，莎伦说道。接着，她塞给我一叠现金。我审慎地望着她，面无表情，不知所措。这远比我之前接一次私活拿到的钱多多了。不过，她催促着我把她手里的钱接下。“我喜欢你的广告，”她说，“我记得那是什么感觉，为了养家糊口，你不得不苦苦奋斗。”她望着米娅，小姑娘怯怯地躲避着她的目光，把头埋进我的肩膀。

“谢谢你。”我说，试着不流露出那种侥幸成功的心情，“你绝对不会失望的。”

把米娅在车里安顿好之后，我坐在方向盘后面，看着仪表盘。“我做到了！”我对自己说，“我他妈真的做到了！”我回过头看看米娅，心潮澎湃。我俩一起共度过那么多苦难，我依然带着她撑了下来。“去吃快乐儿童餐好不好？”我问她。我口袋里有一沓鼓囊囊的钞票。我的胸口被骄傲填满。米娅面露喜色，高举双臂。“耶！”她坐在后座上欢呼道。我笑了，眨着眼睛挤掉几颗泪珠，和她一起欢呼。

14.植物之家　The Plant House

我的闹钟响了第三次，离我把米娅带去专科门诊接受耳管手术的预约时间还剩不到半小时。他们指导我给她在早上洗个澡，穿上舒适的衣服。然而，我现在却想打电话给那里准备取消手术。米娅的脸上和胸前沾满了绿色的鼻涕。前一夜，她还吐了，早上也吐了一次，吐得到处都是。她病得这么厉害，根本无法接受手术。不过我还是要走个过场，把她收拾好，准时开车到达诊所。

米娅似乎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我跟她说，医生需要再看看她的眼睛，不过这一次我没法在屋里陪着她。因为她耳朵的毛病，我已经带她去看了好几次医生了，还有一次去见了专家，来决定她是否适合接受手术。比起手术的实际过程，光是想到麻醉，我的神经就不由得绷紧了。

“我儿子耳朵里的耳管是我亲手安的。”专科医生这么跟我说道，“我会以同样的手段治疗你女儿。”

我们在早上8点到达诊所，他们催促着我们进了一间屋子，里面已经放好了一套手术服，一只罩头发的帽子，还有一个装米娅自己衣服的包。每过来一个护士问问题，我的心就沉下去一分。米娅依然紧绷着，不说话，也不看人。她们带她称体重，量体温，检查含氧量，听她的胸音，甚至用宝丽来相机给她拍了张照。

“她病得很重。”我对第一个护士说道，她只是微微点点头。“她得了重感冒。咳个不停，还有绿色的鼻涕。我觉得她是有感染。”我跟第二个护士说：“专家只是打算检查一下她是否需要摘除淋巴，他不是真的准备要拿掉。他就是检查一下。”

其中一个年纪略长、深色头发的护士手冷冰冰的，激得米娅一缩。她一边听米娅的胸音，一边问我家里有没有加湿器。

我摇摇头说没有，想到了家里窗户上的水珠，接缝处的黑色霉点。我曾经使劲擦掉过，可下完雨它们又长出来了。“我没——”我开口道。

“好吧，那你现在就要去弄一台。”她说道，在米娅的表格上写了几笔。

“我……”我低下头，“我没有钱。”

只见那护士直直地站了起来，噘起嘴唇，双手环胸，不看我而是看向米娅。“她外公外婆呢？孩子总有外公外婆吧？这要是我外孙女，我肯定会给她买一台的。”

“我家里人帮不上忙。”我飞快地解释，或许跟陌生人透露太多信息了，“我爸和继母帮不上。我妈住在欧洲，也帮不上。但我爸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

护士弹了下舌头。米娅依然盯着自己的小手，她双手合十夹在腿间。她一定是觉得冷。要不就是想去尿尿。可我每次问她要不要去，她都摇摇头说不。“我不知道会有哪个外婆会离自己的外孙女那么远。”那护士说道，接着紧盯着我，像是非要我给她个回应似的。这时，米娅小声在我耳边开口了。

“我要尿尿。”她说。她呼出来的鼻息夹杂着浓厚的病气。总之，闻起来和平时不一样。

护士指了指走廊尽头的方向，接着便离开了。我带着米娅进了厕所，把她抱上马桶。她身子垮了下来，整个人对折起来，呕出一大捧绿鼻涕。有一个护士站在我们房间外面，问前台的女人，我们哪里去了。我朝她招招手，让她看这里出了什么事。“你要的证据来了，”我想对她说，“我的宝贝病得那么重，做不了手术。”

“我来处理，”护士说，“你们先回房间去。”

我们在里面可能只待了5分钟，但也久到让我不耐烦。我拿过包，开始给米娅穿衣服。

有人敲了敲门，专科医生进来了。他没有打招呼——他从来不打——灰溜溜地坐下了。我们坐在那里对视了几秒钟。他打量着我们。“她很有可能是太紧张了才吐的，”他说道，“你紧张，她也紧张。”

“我没有时间去紧张。”我嘟囔道。

他坐直了，双手抱臂，接着又站在我们面前，开口道：“要是你不想做手术，也没关系。反正也省了我的时间。”

“不是的。”我皱起了眉。我很想知道，要是我身边站着我的丈夫，或者米娅用的不是医疗补助计划，他还会不会这么跟我说话。“我没有其他意思。她一直病着。她病了。我感觉她病得太厉害了，今天做不了手术。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来这儿。我好累，考虑不了这些了。”

“手术可以帮到她，”他说，“我在试着帮她。”

我点点头。我很沮丧，试着不哭出来。我努力克制住蹲下身抱头大哭的强烈冲动。我几乎快要放弃了。太难了，既要照顾一个生了重病的孩子，又要为了房租像个战士一样拼命干着一份收入甚微的工作。可如果我不去客户家，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上门了。我倒不是从未料想过这样的状况。匮乏的福利往往意味着工作的报酬只会在最低收入线上下浮动。这福利看上去已经像是大发慈悲地为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人开出的特例了。“我相信你。”我说道，看着米娅。我紧紧抱着她，我知道她应该跟着医生去的。

来了一名新护士把米娅领去做手术了。又有一名护士给我拿了一些文件：米娅术后几周的康复指南。

“你是丹和凯伦的女儿是不是？”她问我。我点点头。“我猜我认出你了。哦天啊，米娅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她跟你小时候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见我一脸迷惑，她终于做了自我介绍。原来16岁时，那个替我处理了一起撞车事故的诉讼律师就是她的丈夫。“你爸妈开始去伯尼教堂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啦，那时你还在穿尿布呢。”

“穿尿布”这话倒是让我想起妈妈以前总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当年，他们在某个礼拜天早上匆匆忙忙地冲进教堂，布道都已经开始了。爸爸把我递给妈妈，她的手摸到了我的光屁股。那时我还不到两岁，他们也才21岁。他们匆忙出门的时候，忘记给我换尿布了，身上也没带。不知这位护士那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我想知道，她那时有没有搭把手。

她的闲聊陪着我打发了米娅手术的那段时间。我在网上读过很多文章，说小孩子从麻醉中醒来后会有各种状况。可是我心理上还是没有准备好。能有人帮我转移注意力是好事，她陪着我，让我的呼吸保持顺畅。失去孩子、孩子没能从麻醉中醒来，或是手术出了什么大问题——我必须摆脱这些胡思乱想的念头。我需要保持坚强，就算不是为了自己，至少为了米娅。我俩都承受不起额外的压力了。

9点的时候，米娅被送进我在的房间。她躺在一张轮床上，嘴里塞着纱布。她的脸上全是泪水，可能是出于愤怒，小脸通红。她的眼睛四下打转，因为害怕，瞪得大大的，仿佛看不见似的。他们把轮床推到屋里的一张固定病床旁边，好方便她爬过去。我弯下身子靠近她，一只手托住她的背，在她耳边轻轻说话，不知道她听不听得到，不知道她的耳朵痛不痛，他们在里面做了什么。没有我在身边握着她的手，她一个人在手术室里会多么害怕啊。“好啦，宝贝，都好啦。”

米娅蜷起身体，侧躺着，整个身体都是僵硬的。接着，她开始打滚，低吼，开始拉扯手上的输液针。一个护士和我尽力阻止她。米娅摆动着四肢，把嘴里的纱布吐出来，然后跪起来。她伸出双臂要我抱，手臂把接在上面的输液管带起来了。护士和我对视一眼，朝我点点头，允许我抱住我的女儿。我把她稍微举起来，放在膝上，把她搂进怀里。我轻轻摇着，在她耳边反复说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想喝果汁。”她低低地说，无力地瘫在我的怀里，或许是因为痛得厉害，她话都说不完整了。我听见她的低语。护士递给米娅一只鸭嘴杯，她坐起身，喝了大半杯，接着又钻回我的怀里。

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带着穿戴好的米娅站在了停车场上。她依然黏着我，但我不急着把她抱进车里，开过几个街区回家去。这时候，医院里的几个人匆忙地拥着我们一起出来了，还借给我一台米老鼠造型的加湿器。“啊，我们这儿做事手脚都很快。”一名护士帮我把加湿器往车盖上一放，这样说道。我在停车场里抱着女儿站了一刻钟，望着这幢大楼，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那个早晨，我们撑过去了。米娅撑过了这场手术。可在那一刻，沉甸甸的心事又袭上了我的心头。这一刻并不值得庆祝一番，因为我们还会踏入一个新的深渊，我必须在孤独的深渊中学会一呼一吸。这是一层新的生活困境。我要在这样的生活中醒来又睡去。

下个星期一，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植物之家做月度清洁。在我到达之前，这家的女主人已经把地上的所有东西都搬空了。她把毯子卷起来，把一堆一堆的杂志放到椅子上，成堆的书、健身器材和鞋子扔到了床上。她的要求最为强硬，也是我所有客户中要求最为具体的：深度清洁地面、厨房和卫生间的所有地方，把窗台、窗框的黑色霉菌清理干净。

植物之家的主人是两位空巢老人。儿子搬出去后，他的房间似乎就没怎么动过。他的一些奖杯依然摆在床后的窗台上。妻子上钢琴课的时候，他们会搬进一张桌子和一台电子琴。我在想，直接用靠前门的那台直立式钢琴会不会方便一些。丈夫可能是个牧师，反正是在教堂里工作的。他们的墙上没有挂画，但挂着他们用框裱好的手写祷词。

女主人往小板车上放置了巨大的绿植，我要把它们推到旁边去才能清扫下方的地面。客厅里的每扇窗户旁都有好几盆吊兰，不是搁在窗台上，就是挂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钩子上。旁边还有很多蟹爪兰。几盆喜林芋长长的藤蔓被窗帘杆引着，垂落下来。我曾经偷偷掐了几棵吊兰的幼苗，把它们带回去，种在家里的小盆里。我也渴望被生机勃勃的绿植环绕。可是我没有钱从店里买幼苗。

卫生间里一盆植物也没有。但里面有霉菌。我从浴缸边缘一路清理到墙壁和天花板交接的缝隙处。女主人把浴帘卷起来挂在杆子上。她把脚垫和毛巾都扔进了洗衣机里。我上门的时候，发现卫生间里一片空荡荡、赤裸裸的雪白。我把她的空气净化加湿器关掉，这样一来，我的一举一动都发出了回声。我喜欢在卫生间里唱歌，听自己的声音在墙壁间回响。

我还小的时候，就在学校里的合唱队、秋季剧团还有春季音乐剧里表演过。我从没唱过独唱，可我喜欢上台。和朋友在街上走路时，我们会突然来上一段和声。空荡荡的房子再一次给了我放声歌唱的机会，不必担心有谁会听到。所以我能引吭高歌阿黛尔、泰根与莎拉[12]，还有蔓延恐慌[13]的金曲。

米娅术后的那个星期一，我站在植物之家的浴缸里放声歌唱，声音涌动着，直到我突然泪如泉涌，哭个不停。

最后把淋浴间的墙擦干净时，我的眼眶中依然翻滚着泪水。我连忙用手擦了擦。我捂着眼睛，发出一声哽咽，跪倒在地，想起当时匆忙离开术后康复室的情景：米娅小口喝完了她的果汁，上过厕所后，我们就要走了。我甚至不能陪她在康复室里多坐一会儿。可是我依然会抱紧她。看她那个样子，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法好好开车看路。我斜靠在吸收了太阳温度的微热车身上，让她靠着我。余光看到她那双粉色的闪光凉鞋，我探出手掐掐她的小腿，接着是大腿。接下来，我伸开双臂抱住了她，将头埋进她的颈间。我可以为米娅守候，可是我也需要有人牵着我的手，为我守候。即便是母亲，也渴望得到母亲的爱护。

米娅很少见我哭。哭泣意味着承认失败。那感觉就像肉体与神志都宕机了。我尽可能去规避这种感觉。我最怕自己哭得停不下来，要竭力地喘气才行，混乱的脑海中甚至会产生自己应该去死的念头。坐在浴缸里那样号啕大哭给了我相同的感觉。我在身体失控的状态下彻底迷失了自己。万事万物都在身边打转，我觉得自己控制不住它们。但至少，我能控制住自己对它们的反应。如果每次有困难、有坏事在面前发生时，我都要哭，那我可真的会哭到停不下来。

当我处于放弃的边缘时，转机出现了。植物之家的四壁将我紧紧包围，我感觉到了安全。这座房子在同我说话。它见证了我搜寻电话簿、企图联系那些愿意募集资金帮助我支付房租的教会的经历，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在“第8类”上排到了5年以后。这栋房子知晓我，我也知晓它。我知道屋主人有慢性鼻窦炎，还囤了一堆偏方，我知道女主人会在卧室里跟着80年代的健美操录像带跳操。这栋房子见证了我给社工拨出的一通通电话，绝望地问他们有没有合适于我的现金补助。打扫这里的厨房时，我坚强地与杰米做着斗争。打扫客厅时，我会停下来，等着我的食品救济券续期到账。有时候，我会蜷缩在浴缸的怀抱中，植物之家的四壁用无声的寂静保护着我、安抚着我。

15.大厨之家　The Chef’s House

我们住收容所的那阵子，夜里米娅睡熟后，我会坐起身，在长夜漫漫中描绘起“幸福”生活。有一栋草地修整一新的院子，大树上拴着一架秋千。我们的房子不会大得吓人，但可以让米娅肆意地绕着它奔跑。或许还有一条狗，米娅可以在桌椅的横杆下面建造她的堡垒。米娅不仅有自己的卧室，还有自己的卫生间。或许还会有一间像样的客卧，或是一间我可以在里面写作的书房。一张真正的长沙发，一张配套的双人沙发。还有一间车库。要是真的能拥有这些，我想，我们会很幸福。

我的多数客户都拥有这些东西——这些我在半夜坐起来妄想的东西。不过，他们的日子看上去似乎也没比我的好过。多数人都要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好几个小时，为了保全自己的房子。他们的通勤时间可能比我的还久。我开始留意起他们厨房流理台上堆放的东西：一张有我车子那么贵的地毯收据，可以买下我半个衣柜的衣服的干洗账单。相比之下，我会把我的时薪折算成一刻钟的收入，再一点点累加起来，换算出我的血汗钱能付多少油钱。我一小时赚到的钱刚好能抵上我开车去第一个工作地点的油钱。而我的客户则要工作好几个小时来供养豪车、小船，还有一直用床单盖着的沙发。

他们也会为了购买典范清洁的服务而工作。而这家公司付给我最低的工资，要求我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让所有人满意。他们雇我来打扫家里，以为自己请到了一名魔法扫除小精灵，但实际上，我更像一个游走在房间里的鬼魂。由于缺少阳光照射，我的脸色灰白，因为缺觉，还挂着大大的黑眼圈。我没洗头发，就只在后面扎一个马尾，或是用头巾包住，有时候也戴帽子。我的那几条工装裤，膝盖都已经磨出了大洞，最后是老板看不下去了，要求我换掉。我工作赚到的钱很少能花到衣服上，哪怕是工作服。我还要带病工作。女儿明明应该待在家里，我却只能把她送去日托所。我的工作不含带薪病假，不含带薪休假，我也不指望加薪。尽管事实如此，但我依然渴望更多的工作。我的车的状况尤为重要，哪怕里面的一根软管断了、恒温器坏了或是瘪了一只轮胎，都会让我们破产，把我们打回原形，逼着我们退回到无家可归的边缘。我们生活，我们生存，生怕失去平衡。当我将别人的生活打磨得光洁如新时，我的困境却无人察觉。

大厨之家有两片厢房，一端是客房和书房，另一端是主浴室，旁边的走廊通向一间改装车库。这户人家养的两条白色威斯敏斯特狗总是在那里撒尿。我去打扫的时候，它们不是跟着伦德先生就是跟着他太太去上班了。有一次我没注意到，有一条狗在餐桌旁拉了一泡屎，我一脚踩了上去。我发出一声咆哮。米色的地毯。浅米色。要命得近乎纯白。我根本不可能把这摊屎渍擦洗干净。

我隔周的星期四要在这个大厨之家里打扫3个小时，但6个月以来，我只见过屋主人一回。这户人家是帕姆最早的一批客户，她之前每个礼拜都会来这家打扫2个小时，听说这事后，我对她肃然起敬，因为这房子大得不得了。在那里干活，我肯定会汗流浃背，忙得连消息和电话都不敢接，生怕自己没法在指定时间内做完。我绝对不可能停下来——就为了把地毯上那摊棕黄色狗屎擦干净。

那一天，我还要做一户人家——抽烟女士之家，也是上门3小时，从这里过去不到20分钟的路程。把日程排得满满的不啻一种逃避手段。3个、4个，哪怕6个小时，我都要动个不停——从流理台的左面擦到右面，擦洗水槽，扫地，掸灰，清洁狗留在玻璃滑门旁的污渍，给整个走廊吸尘，擦马桶，把镜子擦得干干净净，但不会停下来看一眼自己的倒影。不去想自己日益酸痛的肌肉。火辣辣的刺痛已经蔓延到了我的四肢。连续几周的相同活动——从开始做到结束，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方式，每隔一个星期——已经让我停止了思考，不再去想接下来要干什么。这些活动已经成了我的日常，全然自动化。因为操劳，我的肌肉紧绷绷的。房子里的劳动日常更像是我急需的喘息之机，可以让脑子放空一下。因为在生活的其他层面，我要面对一个比一个艰难的抉择。但我感觉这种逃避似乎过于无脑，致使我陷入了狗屎般的困境里。

大厨之家是让我眼热的一户人家。看看这里的风景还有院子：树上结着苹果，任凭它们掉下来烂在草地里，被除草机碾过。我想拥有一个他家这样的后门廊，搭配着一整套光亮的木质家具和深红色靠垫。我想象着这户人家在周末午后慵懒地待在这里的样子——烤架上烤着大虾，手里端着高脚杯，坐在从屋里延伸出来的条纹凉棚下，小口啜饮着冰凉的粉红起泡酒。像梦一样。这些人住在玄关挂着巴黎风景画的房子里，每天都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他们厨房的流理台上堆满了食物，整齐摆放着许多罐高级饼干，看得我直流口水。到了圣诞节，那布置更是精美绝伦。我曾经停下来仔细打量过他家圣诞树的装饰。他们每年都会买上一套霍尔马克公司的“冰雪小友”。我们在阿拉斯加的时候，妈妈也收集了很多年这东西。父母离婚后，妈妈把这些都留给了我，不过我在搬来搬去的时候搞丢了一大半。我望着印有1985年标签的装饰品，回想起我们在阿拉斯加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我把小装饰紧紧攥在手里，回想起妈妈揭开包装，露出里面坐在独木舟上的因纽特小人和小狗，她让我把小饰品挂到圣诞树上的场景。距离圣诞节还有半年，我却意识到自己可能买不起一棵大到能在上面挂饰品的圣诞树，放在我们的小公寓里。米娅往往会和杰米一起过圣诞，我则带她一起过感恩节。我多么希望她每年过圣诞节时，树上都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小饰品。在我小时候，这一小小的传统不曾让我留意，而如今，这一切却让我无比渴望。

在大厨之家，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楼上度过的。有时我会靠在车边，弯下身子，用一只手按摩脊椎底部的肌肉。我对疼痛并不陌生，弓着背连续工作几个小时让我吃足了苦头。我的脊柱弯得像个问号，我还为此跑了好几次急诊室。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它，要一直吞服800毫克剂量的布洛芬。最近，我犯了一次错误：我稍稍弯下腰，试图抬起沙发一边，往墙壁挪一点儿。它似乎有我的汽车那么沉，但我的背部肌肉只准备好抬轻的物件，像一根皮筋猛然松脱。一连几天，我只能咬紧牙关忍受着痉挛，疼得睡不着觉。我不是很清楚止疼药有什么副作用。但它们让我变得呆滞，像喝高了似的觉得恶心。

看到大厨之家的柜子上开始放满大瓶的氢可酮镇痛药时，我简直想顺一点儿走。我打扫的大部分房子里，都能在卫生间和医药柜里看到处方药。但这座房子，几乎每一个房间里都放着一大瓶镇痛药，而且我每两个星期来一次，都能看到它由满变空。

朗尼和我从来不会提起那些没有人的房子里显露出的秘密。我的多数客户会服用助眠剂，还有一些在吃抗抑郁药，或是止疼药。或许他们能更轻易地接受医生的治疗，或是拥有医保，里面的条款能让他们慷慨地开处方药。或许他们享受的医疗保健制度直接将处方药作为了解决方案。尽管帮米娅争取到了医疗补助，但我的收入已经超出了享受医疗补助计划的范围，所以我不能因为背痛、慢性鼻窦炎或是咳嗽而大摇大摆地去看医生。谢天谢地，至少米娅有补助，我不用担心她。这份补助的申请流程和申请食品救济券要填的表一样。我掏不出钱供她去做常规体检或是接种疫苗，更不用说送她去做先前的那种手术了。可我总会想，那些医生护士在看到我使用的保险类型后，是否会因为米娅用的是医疗补助计划，对我们进行差别对待。尽管常规检查、理疗甚至妇科检查对我大有好处，但我根本出不起钱。我必须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受伤，不让自己生病，自己处理好身上的伤痛。然而，即便是维生素、治疗感冒发热的成药，甚至泰诺、布洛芬这种药，也是一笔很大的花销。我只能根据自己的收入，精打细算地分配预算。与疾病和疼痛相随，是我的日常，也是我疲惫的来源之一。但为什么我的客户也有这些问题呢？拥有健康饮食、健身房会员、医生，以上这一切就能保证一个人健康快乐地生活吧？不是这样吗？或许，要保住一栋两层的房子、一段糟糕的婚姻，维持显赫生活的错觉所带来的压力压垮了他们，如同贫穷击倒了我一般。

我打开所有车窗，一路开去抽烟女士家里。外面应该有30度左右了，那就意味着等我回到家后卧室会有30多度。我浑身淌着汗。她家的多数窗户朝北，所以会凉爽一些。但这些窗一直都紧闭着，屋里闷闷的，残留的烟味和芳香蜡烛的气味混在一起，让我直犯恶心。进屋后，我把活页夹放到流理台上，上面还有一台无绳电话，旁边是一本记事簿，记录着她去美容院和水疗馆按摩的预约。我注意到她留了个便条给我：“我觉得你会想在家里放个香氛蜡烛的！”我拿起那个银色小罐子，打开后，看到了里面的橘黄色蜡烛，它散发着一股美妙的熟桃气味。我最爱的香味。我笑了，又深深嗅了一口，随后把它收进我的小包里，接着打了卡。

抽烟女士对我来说是个谜。有一次，我比她预约的时间早到了两个小时，我们便在厨房里简单地打了个照面。我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她便急匆匆地跑出去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她已经一丝不苟地化好了妆、做好了头发，这倒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我总是会在她的卫生间里看到全新的化妆品包装，有抗皱霜的，或是一些小东西的，每样东西的标价都超过50美金，不过我还从没见过空瓶或是快用完的产品。每隔一个星期，她就会去做按摩、脸部护理、美甲和修脚。我常常会想，这些东西是不是她去那里时有人劝她买下的，实际上，她并没有多大兴致去用——不过，她的外形却证明并非如此。她的脸完美无瑕，哪怕是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四下午。

她的房子坐落在一座高尔夫球场旁边。高尔夫似乎是她投入了许多时间的爱好。楼下洗衣机上方的柜子上放着她的积分卡，还有一张她和泰格·伍兹站在一起的合影。照片里，她穿着一件白衬衫，搭配着紧身白短裤，头发高高盘起，还戴了一顶遮阳帽。时光仿佛在这栋房子的楼下停住了。每当我拖着吸尘器，拿着抹布和清洁篮下楼时，都感觉自己像是走在一座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住宅里。白色地毯上放置着过时的家具，客卧里摆着加拿大鹅的装饰摆件——我发誓跟我小时候家里的那种一模一样。书房里有一张刨花板书桌，一台看上去像是老古董的缝纫机，对面还放着一台老式电视录像一体机，跟我家里的那种一样。

至于楼上，陈设就现代多了——硬木地板，新的流理台，还有不锈钢门的电冰箱。据我观察，那里面主要装着瓶装水和生菜。

楼上的家具时髦又现代，可是从上面的积灰来看，似乎没人用过。她的衣柜里有一件棕色绒开衫，让我眼馋不已。每一次在那里吸尘时，我都会停下来，拉开它的拉链，披到身上，把帽子戴到头上，感受袖子盖过手掌，拂过脸庞的柔软。

很难看得出这房子里有人在住，除了与主卧连通的那间小卫生间和厨房旁的客卫。每次把马桶盖掀起来擦洗里面时，我都会皱眉，边缘上总会有溅上去的呕吐物。

去过几次后，我的眼前开始浮现出她在家中的生活。她丈夫在镇上开着一家建筑公司，离这里有一小时的车程。当时是2010年，建筑生意似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他们或许深陷于朝不保夕的焦虑之中。屋子里的布置好像一直在准备迎接着一场晚宴似的，桌上装点着假蜡烛，还铺着餐垫。可是从桌椅上的积灰来看，我相信宾客满堂的喧嚣晚宴几乎没办成过。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坐在炉灶对面的那个吧台边。灶台后面有一个接着通风管的风扇，离她很近，那里总是积满了烟灰。她的位子旁有一台小电视，旁边就是她的记事簿和无绳电话，地上散落着面包屑。

餐桌旁的一个柜子上摆着几只电子香氛炉，里面散发出的混合香气让我头疼。有一次，她把一只打火机留在了记事簿旁，但是除了在水槽下看到的一只洗干净的烟灰缸，我并没有发觉她抽烟的迹象。不过有一天，在从车库出来的路上，我留意到一台冰柜。我打开盖子，看到了里面成箱的维珍妮牌女士香烟。我望着它们，露出了微笑。谜底揭开啦。

我似乎看见她的下巴搁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掐着香烟，深深吐出一口烟，任凭它们消散在排气扇后，接着，她站起身，理理头发，把烟灰倒在车库的地面上，接着把烟灰缸擦洗干净。我不知道她是否随身带着香烟，或是只会在家里的哪个角落抽一根。这并不是抽烟的问题，我自己也会时不时抽几口，所以我完全不介意她抽烟。不过，她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维持完美整洁的表象，这份神秘感让我着迷。

16.唐娜的家　Donna’s House

那年夏天，让福利受领人进行药检的提议又开始活跃。随着经济的衰退，数以百万计的人开始向政府寻求帮助。越来越多苦苦挣扎的中产阶级纳税人愤怒地指出，政府的施舍不公，导致了正在接受补助、使用食品救济券的人与那些不够资格领受福利的人之间产生了紧张的矛盾。苛刻的药物检测给我们这些领着补助的人扣上了一顶新的帽子，遭受批判。我们被描绘成一群好吃懒做、钻政策空子、向政府伸手要钱的人，现在又新增了一个“毒虫”的身份。网上充斥着恶搞图，把我们这些人比作野生动物。有一张图，上面是一头坐在野餐桌边的熊，下面配文道：

当代绝佳讽刺：食品救济券工程——农业部门下的一个分支，将发放一批有史以来数量最为庞大的食品救济券，令人喜出望外。与此同时，公园管理处——同样作为农业部门下的分支，要求我们不要给动物喂食，以免它们变得过度依赖，从而丧失生存能力。

还有一张很火的图，上面画着一只工装靴，下面配文：“如果你要接受药检才能工作，那你最好为了领救济再去做一次。”还有一张写着：“如果你买得起毒品、酒精还有香烟，那你根本不需要食品救济券。”我在脸书上的一个好友在食品超市工作，她也开始取笑那些在她店里用食品救济券买食物的顾客，她这样写道：“一包洋葱圈？要用上食品救济券？还要配个汽水？”她还鼓动她的朋友去开那些饭都快吃不起的穷人的玩笑。

那一年，大约有4700万户家庭向政府申请了补助。EBT卡成了收银台的常客，这张由健康与公共事业部派发的卡片与食品救济券和现金补助有着相同的功能。外带比萨店现在也接受EBT卡，但我不太用我的那份救济券买这个。芒特弗农是斯卡吉特县最大的城市，人口数为33，000。在旺季时，这里成了大量外来打工者的家园，还有不少家庭决定全年待在这里。但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这个地区的保守主义也日趋膨胀。

唐娜似乎对这一现象深表担忧。去她家打扫，我能获得20块钱的时薪以及她每次留给我的10块钱小费，但去她家来回一趟，会损失我一小时的工作时间。我到的时候，有一半的概率她碰巧在家。有一天，她正好要出门去买果昔原料，因为她刚买了一个特别型号的料理机。她叫道：“我这次要去合作社买。我再也不要去大超市买东西了。”

“嗯，怎么啦？”我假装好奇地问她。唐娜爱用玫琳凯的精油，用完后，浴缸表面会覆上一层薄膜，像尼龙搭扣似的把每一根毛发、每一片从她身上掉下来的死皮粘起来。每次跟她说话，我都很难不想起那口亮晶晶的浴缸。我从来不知道她是希望我停下来跟她说话，还是一边擦浴缸一边和她说话。要知道，擦洗她的按摩浴缸时，我要亲手把她的阴毛和腿毛从出水口里抠出来。

“上次我去大超市，排在了一家墨西哥人后面，”她说，“他们用食品救济券买吃的。他们那些小孩穿得可是漂亮的不得了呢！”

我走到她的前厅，继续掸着窗台上的灰，上面摆了一整排双手合十祈祷的小天使雕塑。我咬住舌尖。想到米娅是有多爱自己的漂亮裙子和亮闪闪的鞋子。那都是我用积分在寄售店里换到的。唐娜并没有意识到，我也是使用食品救济券的人之一。

我很想告诉唐娜，那家墨西哥人买什么、吃什么、穿什么都不关她的事。每次在超市结账时，听到收银员大声地说：“用你的EBT卡付啊？”我有多恨啊！那人的声音响亮到排在我后面的人都能听到。我真想告诉她，那些没身份的人拿不到食品补助或是退税，尽管他们也交税。他们根本领不到政府补助。这些补助都是给出生在这里或是有居住证明的人享受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拼了命地想要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其实和我的女儿一样，是理应接受政府援助的公民。我曾无意间听到这些人隔着玻璃窗口和社工说话，却因为语言不通而交流失败。但是，针对这些移民的成见一直在扩散，说他们来这里窃取我们的资源，他们和我们这些要靠政府补助生存的人背负着相似的骂名。凡是用食品救济券的都是那些不肯勤恳工作，或是失足掉入社会底层的人。人们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认为我们钻制度的空子，偷走了他们上缴给政府的税。这些纳税人——包括我的客户们——似乎越发相信，他们的钱都补贴给懒惰穷人买吃的去了。

唐娜出门买菜去了，完全没在意我听完她那番话后的心情。这件事之后，每次去超市里买吃的都会让我变得无比脆弱。社交媒体上的反对声越来越多，我深信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别人看在眼里，生怕自己买的东西太高级或者太铺张。需要用食品救济券去超市里买点儿复活节糖果或是给米娅买圣诞节礼物袜子时，我会选择在晚上去，走自助结账通道。尽管确实很需要，但我已经不再使用WIC券买牛奶、奶酪、鸡蛋和花生酱了——我似乎总是搞不清楚正确的尺寸、品牌、鸡蛋的颜色、果汁的类别以及麦片的盎司数。每一张券上都有特定的要求，只能用在某些指定产品上。每次收银员拿起来扫码时，我都会屏住呼吸。我总是搞不清楚，结果堵住了队伍。或许其他人也有和我一样的遭遇。反正，每次收银员在传送带上看到带有巨大WIC字样的购物券时，脸色就会立刻变差。有一次，在我跟一名收银员沟通失败后，排在我后面的一对老夫妻开始生气地摇头了。

WIC办事处的社工甚至提醒我做好准备。因为最近，这个项目将他们的牛奶标准从有机降级到了非有机，这导致我的食品预算上出现了一个补不回来的大窟窿。条件允许的话，我尽量只给米娅喝全脂的有机奶，2%脂肪含量的非有机奶对我来说跟白色的水没有区别，更别提里面那些糖、盐、抗生素和激素了。这些购物券是我让米娅摄入有机食品（还有她自己那盒安妮牌奶酪通心粉的婴儿食品）的最后机会了。

我嗤笑着跟社工说，我失去了购买有机全脂奶的优惠。她只能叹着气点点头。“我们的资金已经不够享受那个了。”她告诉我。我也明白，毕竟半加仑的有机牛奶标价将近4块钱。“儿童的肥胖率正在上升，”她补充说，“这个项目专注于提供最佳的营养方案。”

“他们就没意识到脱脂奶里全是糖吗？”我问道，让米娅从我的膝上爬开，去玩角落里的玩具。

“所以他们在新鲜农产品这一项里增加了10块钱！”她无视我的恼怒，兴奋地说，“你想买什么新鲜菜品就能买什么，除了土豆。”

“为什么不能买土豆？”我想起自己煮来果腹的一锅锅土豆泥。

“人们喜欢把土豆油炸，要么就是加许多黄油进去。”她说，自己也面露疑惑，“不过你可以买到红薯。”她跟我解释，购物的金额一定要凑整10块，要么就得比这个数额少，不然就结不了账，或者收银机过不了。如果我买的菜金额小于10块，那我拿不到一分钱找零。这些购物券跟货币根本不是一回事。

那天我去了店里，那是我能买到有机奶的最后一个月，我想要拥有每一样能够争取到的东西。

“你的牛奶不能用WIC，”收银员又说道，“这样是扫不出来的。”她叹了口气，转过身去交代那个正在给我的食物装袋的年轻男人。我知道她是在吩咐他跑着去换个正确品种的牛奶。每次买鸡蛋的时候，我也总能碰到这事。

我的票券还没过期呢，可是商店已经升级了他们的系统。按平常，我或许会退一步，拿好非有机奶，奔出超市，尤其是我身后还有两个老人正在恼怒地摇头。我又看了他们一眼，只见那个男人正双手抱胸，歪着头上下打量着我膝盖破洞的裤子。我的鞋尖也有破洞了。他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要求和经理说话。那个收银员扬起眉毛，耸耸肩，在我面前举起了双手，就好像我拿了把枪顶着她，要她把所有钱给我似的。

“行吧。”她冷淡地说道，用那种客服面对一个不讲规矩的顾客时会用的语气，“我帮你去叫经理。”

经理过来的时候，他那个慌慌张张的下属就跟在身后，脸色通红，手舞足蹈，甚至还指了指我，向他描述着自己版本的故事。经理飞快地说了声“抱歉”，挤进收银台，接着把我的有机奶扫成WIC商品装进袋子，最后还祝我好。

我推着我的购物车走了，双手依旧颤抖，那个老人冲我买的东西点点头，说道：“不用谢！”

我勃然大怒。不用谢你什么？我想冲他吼回去。谢他不耐烦地排在后面，气呼呼地冲着自己的妻子发牢骚？本来不会这样的。全都是因为我这个穷光蛋大中午的出来买东西，而不是在工作。他并不知道我请了一个下午假去WIC领券，损失了我和米娅赖以生存的40块钱工资。我的确带着一本与损失的收入价值相当的购物券小册子离开了WIC，但我还要因为改期面对不悦的客户。要是再换一次时间，他们可能就要换一个人了，因为我这份工作的寿命是那么短。反正在他眼中，这些购物券是由政府出钱的，而这些钱是他纳税上缴的。对他来说，他自己或许可以买上一桶我坚持要求的高级牛奶。但我一看就是个穷光蛋，所以我不配。

像我的客户唐娜这样的人，私下里把我当成好朋友，还会送一些涂色本和蜡笔给米娅，如果看到我在超市里这样的表现，会不会有一样的反应？会如何看待仰赖食品救济券的清洁女工呢？会把她看成一个勤勉的劳动者，还是一个失败者？因为这些事情，我变得过于自省，会尽量将这些细节掩藏起来。和人们聊天聊到一半时，我都不禁要想，对方在知道我用食品救济券后，会不会改变对我的看法？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没出息？

我有时会琢磨，等自己有钱请得动别人给我打扫房子时会是什么光景。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也十足怀疑自己是否有机会享受。但如果有这么一天，我想我会留给他们一大笔小费，给他们点儿吃的或是送个香喷喷的蜡烛。我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客人，而不是鬼魂。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就像温迪、亨利、唐娜，还有抽烟女士对我那样。

17.三年之内　In Three Years

据我所知，我的众多客户里只有一户人家——植物之家——用了摄像探头。女主人对我实话实说了，倒让我措手不及。我勉强点了点头，就好像安装摄像头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农场之家有两层楼，地上都铺了深蓝色的地毯，上面沾满了她家猫猫狗狗的白色毛发。楼梯上也铺有地毯，毛发就卡在角落里和台阶的每道接缝里。去这家做之前，朗尼说她研究过公司里所有的清洁工，想找一个适合的人去植物之家打扫——我是能留住这家客户的最后人选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和其他清洁工与众不同，因为我很少跟她们一起搭伴干活，我也没法比较我们的技艺和职业操守。我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没在干活。在与杰米无数次的争吵中，他老是教训我：“你整天就知道坐在这里，除了带小孩什么都不干，卫生间里都一团糟了。”想到这话我就会发抖。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种感觉。哪怕感觉自己把能干的都干了，我还是觉得做得不够到位。

自从在超市里偶遇了那对老夫妇后，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救济受领人的身份钉在了更沉重的耻辱柱上。我仿佛戴上了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仿佛有人无时无刻不拿着摄像头盯着我。人们和我聊天时很少会想到我也是要靠食品救济券过活的，他们总是把“那种人”挂在嘴上。尽管我绝不是“那种人”——外来的移民、有色人种，或是常常被视为社会渣滓的某些白人。

每当想到使用食品救济券的人，人们眼前绝不会浮现出我这样的人：一个平平无奇的白人。一个他们从高中起就认识的文静好姑娘，一个邻家女人，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或许我的真实处境会让他们担忧起自己的境况。或许看到我，他们会想到自己也有可能遭遇到这种惨状，丢了工作，离了婚，他们也会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

社会上似乎总有些人寻找机会去批判、斥责穷人，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不配接受救济。看到有人拿着一张EBT卡买了些贵的肉，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用食品救济券的人都是这副德行。有些人会紧紧盯着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待在家里才有安全感。即便不去工作，或是不照看米娅，我也要找些事情去照料。我感觉坐下来就表示我做得还不够到位——就和别人眼中那些吃救济的懒人一样。懒洋洋地躺下来看本书太过于放纵，这种闲暇时光还不如再上一节课。我必须不停工作。我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领政府的补助。

尽管有时候，我也会出去约个会来逃离这种生活。我会给以前的男朋友打个电话，去见网友，或者去见表亲珍给我介绍的对象。在尴尬的几个小时里，我可以摆脱母亲的身份、女佣的角色，做回自己。这能让我相信我做回了自己，这远比约会重要。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聊起书和电影时，我感觉都不像是自己了。可有时候，这种平行的人生正是我需要的，可以让我从现实中剥离出来。然而，出去约会渐渐变得无趣、乏味，这加剧了我的孤独，如同与世隔绝。发出去的信息没有回复，打过去的电话直接被转入语音信箱，这一切都意味着拒绝，证实了没有人爱我。我憎恨这种迫切的渴望，我也肯定男人们都感觉得到，就如同一股扑鼻的臭气挥之不去。除此之外，与人交际时，我也不断被提醒着——其他人都拥有正常的生活。这种提醒让我感到很痛苦。他们买得起音乐会门票，吃得起外卖，可以出去旅游，不会因为这些开销晚上愁得睡不着觉。尽管米娅黏糊糊的小手无时无刻都会来拉我的手，我依然渴求着关怀，渴望被触碰，渴望爱。我一直渴望着这一切。我想坚强起来，不再需要它们，但始终做不到。

我陷入了无望的深渊。每天早上，我都要顶着万分的焦虑出去工作，尽力开着完好的汽车回到家里。我的背疼个不停。我会猛灌咖啡来遏制饥饿。我感觉自己再也爬不出这个无底洞了。唯一真实的指望就是去上学：接受教育将会为我带来一些自由。这一定得行得通，否则就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我像个度日如年的囚犯，计算着自己还有多久才能修满足够的学分、拿到学位。还要3年。佩尔助学金和英才计划只能应付学费，但修的课程要用到的教材我得自己掏腰包。有时候我会去亚马逊买点儿旧版的二手书。3年来，无数个黑夜里，我埋首读书、写论文，应付考试。做一个卑微的女佣只是我短暂的生活。有时我含着眼泪入睡，唯一的慰藉便是我知道自己绝不会止步于此。

所以我不再出去交际了，而是让工作填满空余的周末。我找到了一个新客户，星期六要打扫4个小时。周末把米娅送到杰米在汤森港的地方开车只要45分钟。我把这户人家称作周末之家，因为我去打扫的时候家里总是有人在，但我们一直都不怎么熟悉。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只有几周大的宝宝住在这里。奶奶之前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忙带孩子，她的临别赠礼就是雇我每两个星期上门打扫一次。

他们不想在家里没人的时候让清洁工上门打扫。这也没什么，但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刚把厨房流理台擦过一遍，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进来烤面包片；刚拖完地，他们就踩了上去。他们和带小孩过来玩的朋友们谈天说地，我却要像个隐形人一样给他们送吃的。

第二次开车上门时，我发现他们的前门锁掉了。我敲了好几次门，最后只能拢起手压在车库的窗户上往里看。透过异常干净的玻璃，我发现里头空无一人，尽管那是星期六的一大早。我只能打电话给朗尼了。

“他们家里没人，朗尼，”我几乎冲她吼起来了，我很少发这样大的火，但这情况太让人生气了，“他们就没说过会在哪里放把钥匙吗？”

“没有，”她说，“老太太只跟我说过他们会一直在。我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可能就是临时出去了，正在往回赶呢。”

我没有交通贴补，竭力不去计较跑这一趟要花费多少油钱。可不用多想我也知道，跑这趟要花掉10块钱，还不算要上缴的税和自己洗抹布的钱，这些就已经比我一个小时赚到的钱还要多了。听到朗尼回电跟我说他们忘记有这回事了，我不安地抿紧了嘴唇，拼命忍住眼泪。

“他们有说希望我明天再来还是怎么安排吗？”我问，“要是时间早的话，我也能来。”

“不用了，”我听见朗尼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们取消了。”

我沉默了有一分钟。朗尼从电话那头唤了唤我。“在呢。”我回应道。她问我是否还好，我说不好。“你可以问问帕姆吗？至少，能不能把这次的油钱补给我？我花了一个钟头开着自己的车来到这里。我没剩多少钱了，你知道吗？”我抹了抹脸，还是没忍住，眼泪顺着面颊滑落下来。我只能尽力别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太哽咽。朗尼说她会想想办法，但我之前听帕姆说过，经济倒退让生意变得难做，她们不得不将额外的费用控制到最低。我开始后悔提这个要求了。

两个星期后，我又回到了那里上门清洁。在门口搬工具的时候，男主人朝我走来。“我真的很抱歉。”他说。我点点头，从后裤袋里抽出一条抹布。“我们不太习惯有人在周末上门来打扫。”

“没关系。”我牢牢握住了瓶子说道。

“给，”他掏了掏后裤袋，拿出两张西雅图海军棒球比赛的票，“是明天晚上的票。”他作势要递给我，“你拿着。”票面上描绘着棒球队员投球以及滑入三垒的英姿。这票不便宜，还是好位子。我小时候去现场看过比赛，1995年的季后赛，那时候场上还有小肯·格里菲、埃德加·马丁内茨，还有兰迪·约翰逊。不过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我俩站在他母亲要我抛光的石砖地上。在我把抛光机从汽车后备厢搬下来之前，帕姆还给我演示过怎么用。这东西在我后备厢里已经放了三个星期，占据了大半的储存空间。显然，他也不想我在那天给地砖抛光，因为那天会有人在他家给卫生间重新铺地砖。我知道，他压根不知道这事让我多不高兴。

我又一次低下头看着那两张票。我根本出不起开车去体育馆的油钱还有那里的停车费。我望着他疲惫却又幸福的笑脸，他肩上披着一条蓝色的婴儿毯，应该是刚刚给他喝完奶的儿子拍饱嗝了。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熟悉的疲惫。他有了宝宝之后的生活应该和我的截然不同——一座大房子，好车，秋千架和蹦床，还有带着吃的上门、随时可以来搭把手的亲朋好友。不过，作为父母的责任是共通的。甚至和我的也是一样。

“没有关系，”我说道，尽力表现出我真的不在意，真的不再生他的气了，“你应该把票留给自己看，或者给能去的人。我去不了。”我不想告诉他我出不起油钱，可我也怕他直接给我钱。

“没事，你可以转手卖了它们，”他说，又把票往我面前伸了伸，“你挂到克雷格列表上去，我保证一定马上就能出掉。这可是前排的好位子。”

我眨眨眼。“真的吗？”海军队比赛的第四排座位。我像米娅那么大的时候，做梦都想要这样的位子。我又看了看他，在想他是不是那种半夜起来给孩子换尿布的爸爸，是不是那种一边在厨房温奶瓶一边摇晃着宝宝，最后两人在沙发上睡着时他依然抱着孩子贴在胸口的好爸爸。我认为他是。

“好啊。”我低头看着票说道。他又一次把票递了过来。我伸手去接的时候，他伸出手捏了捏我的肩，似乎想给我一个拥抱。

他说得没错，这票很好转手。第二天下午，我在网站登了条广告。我和买家在洗衣店碰了头，最后以60多块钱的价格愉快地成交了。

“这是我给儿子的生日礼物，”他说，“他要4岁了。这可是他看的第一场棒球赛！”

我笑着祝他们玩得开心。

18.悲伤之家　The Sad House

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和米娅都会在老时间起床，尽管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会给她做煎饼，撒上去年夏天摘下又冷冻起来的蓝莓。我坐在她对面，咖啡端在面前，望着她一口一口、啊呜啊呜地吃着。她冲我绽开开心的笑脸，小嘴上沾着蓝莓汁。我也朝她笑，竭力藏住眼中的泪水，拼命在脑海中记录下这一刻，在我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回味一番。混乱的工作、晚餐和就寝时间，让我们的日子过得飞快。我知道，她那头齐耳的波波头开始长长了。她很快就不会再摆弄自己的彩虹小马，把它们围成一个半圆对着吃饭了。每当想念她的时候，不管是我去工作了还是她被送去杰米那里，我都会在脑海中回放这些片段，我还把它们写了下来。

米娅去洗澡或是忙着其他事情时，我就会练习写作：将脑海中想的东西在10分钟里连续不断地用键盘敲下来。有时，我会在周末早上写作，大量的段落里充溢着好天气、享受周末的计划，以及我兴奋地想要和女儿分享的小秘密。其他时候，我也会在米娅睡了以后，在筋疲力尽地与米娅度过充满波折的一天后，开始写作。我会试着将美好的记忆抽取出来，将母女间应有的原始联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书写下来。这些文字与其说是我的日记，更像是米娅的成长记录。我也深知，多年以来，我已经背负了太多决定与重任，但我依然会带着爱意去回顾这些时光，因为她那么快就长大了。尽管我们住在这样的地方，我干着一份糟糕的工作，我们可以拥有的并不多，但我绝不会再让她重回这样的日子。将这些日子书写下来是我自己的一套方式，去珍惜、去描绘一幅生活与冒险的美好图景。我想，或许有一天，我能将这些文字印成一本书给米娅读。

我们最喜欢去的沙滩是位于阿纳科特斯西面的华盛顿公园。我们坐在礁石上，等着退潮后寻找留在小水洼里的小东西。

“看呀，有螃蟹，妈妈！”米娅会说。我蹲下身，把黄色的铲子从红色塑料桶里拿出来，试着把它舀起来让米娅凑近了看。“小心别被它蜇到。它会蜇你的，妈妈！”远处，渡船来来往往，我们总能见到海豚、海狮和老鹰。我把米娅的小自行车装在后备厢里带来了。我把车搬下来，让她在两英里的环路上骑一会儿，也不知道骑了多少路。到最后，总是我一手抱着米娅一手拎着自行车走完最后半里路。回家的路上，我们会在一家冰激凌小摊旁停下，这家店自我孩提时代就有了。我们管这叫“冰激凌晚餐”。米娅只吃巧克力味道的，吃得满脸都是，黏糊糊的。

有些周末，我会上网搜一些隐蔽的瀑布、有天然泳池的小溪流。我会往一只皮手柄的篮子里装上一条毯子、换洗的衣服、一条毛巾还有米娅的点心。不一会儿，我们就能出门，唯一的花销就是往返的油钱。

这些都是我们的快乐时光，或许是因为这些都不难办到。去店里买苹果时，我会让米娅在闹市区骑车，自己则跟在后面一路小跑。如果不凑巧下雨的话，我们就待在家里拼拼图，或是造一个堡垒。有时候，我们会把双人沙发拉出来，米娅想看什么片子我就给她看什么，就像给她过周末狂欢一样。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周末，这些与米娅在一起的宁静日子，现在想来却是最最怀念的。尽管有几次出行真的糟透了，以米娅大发脾气和尖叫告终，我俩都筋疲力尽。可是这些与3岁女儿一起共度的时光是相当珍贵的。她会爬到我的床上，把我叫醒，小小的胳膊环住我的脖子，软软的卷发贴着她的小脸。她凑在我耳边低声问，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当熊猫。那一瞬间，我一星期以来咬牙切齿的焦虑都烟消云散了。我们仿佛被装进一个泡泡里，飘浮在空中，只剩下我和这个小小的奇迹。

也只有在这些时光里，我的心神才会安定下来。我不用再去纠结自己是否应该去工作，或是思考自己是否做得不到位。我不用去想是否有人会把我们看作占尽政府便宜的“低保户”。我们就在公园里铺条毯子坐下来，分食着奶酪。和她在一起的这些时光里，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在那些下午，我们是一方小天地中彼此的月亮和太阳。

仲夏来了，我在典范清洁干满半年了，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每周25小时的工作日程。不仅如此，我还额外找到了自己的客户，一个月给他们的房子或院子做一两次清洁。除了抽烟女士时不时会送些小礼物，其他客户也开始在厨房台面上留些东西给我了。亨利一直会给我留东西。他知道我在离开他家后要去接米娅，再开车把她送去她爸爸那里。有一次，他给了我一盒甜甜圈，还有一次是一大罐高级品牌的苹果汁。

亨利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好。卫生间里，他洗脸池边的药片越来越多了，而且从他用过的马桶来看，这些药让他的胃很不好受。他的妻子最近也有几次在家，不过大多数时间都在讲电话，不是和保险公司争论就是和她妈妈通电话。听起来，她似乎要把她妈妈转去另一家养老院。我喜欢看见他们两个在一块儿，亨利热情的举动触动了我内心的柔软，我也渴望自己的生命中能有一位伴侣。他会给她泡茶，他们还会一块儿讨论要去店里买些什么做晚饭。亨利说他会为“那一道”她最爱的菜奔出家门，在此之前还会给她一个热切的拥抱。她总是记得跟我说再见，称呼我的名字，话语中充满了恳切，有时我甚至希望她也能来抱抱我。

在清洁色情之家的时候，我试图回味起这些片段。那幢房子里充满了愤怒和不满。我不喜欢待在里面。厨房柜子上有张便条，上面写着：“请把床单换了。”至少说了个“请”字。

父亲节前夕，我在电话里和杰米狠狠地吵了一架，那时候，我正在色情之家里打扫。从此以后，这座房子总会让我想到他，不管怎样拼命去消除这种联想，都无济于事。

吵架是为了米娅的姓。我想让她跟我姓。她总是要上学的，而且每次带她去看医生，他们总会问我是不是她妈妈。既然米娅几乎是和我在一起过日子，那随爸爸姓根本没有意义。

杰米激烈地反对这件事情。他争辩说，我几乎不怎么带她，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家“恶心的日托所”里度过的。对此，我很后悔，因为有一次，由于要上晚班，我让他妈妈去接了米娅，从此以后，杰米就用他妈妈在日托所里看到的一面之词找我的碴儿。不管我怎么做，都是错的。要是我待在家里或是减少工作量，他就会指责我不去工作，声称孩子的抚养费是他出的，倒白白便宜了整日无所事事的我。我要是去上学，那就是在浪费时间。而现在，太多工作显然也是错。

他打电话来的那天还说：“你从来没有祝过我父亲节快乐。”这时，我快要打扫完厨房了，正在擦洗砖红色炉灶上的油污。

“你说什么？”我并没有真的想问他的意思。杰米也从来没有祝我母亲节快乐。他从来不会说我是一个好妈妈。他对我最近似赞美的言辞就是称我够聪明，能踩中他的痛处，以此来摆布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便是那年夏天我们还在约会的时候，他似乎也从没夸过我好看。在我怀孕以后，有好几次他还说我丑，米娅生下来以后更是变本加厉。

“你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一个好父亲。”他说。

“杰米，那是因为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父亲。”我说，“你把一切事情都怪罪到周围人身上。反正总归是其他人的错，这能让米娅学到什么好？你能教她些什么？”我直起身，开始给悬在餐桌上的吊灯掸灰。

“我能教埃米莉亚许多事情！”他说道。听到这个名字，我又一次感到意外，我想，汤森港的每个人难道还都以为我的女儿叫“埃米莉亚”？他不愿意叫她米娅，因为那是我取的小名。我试着解释过，米娅已经习惯这个名字了，如果我叫她全名的话，她会发脾气。有一段时间，杰米试着唤她“米拉”，她根本不理。每当他叫起这个名字，我都会想，米娅在她爸爸那里时是不是潜意识地改换了自己的身份。

“杰米，你连游泳都不会。”我道。这样跟他讲话，我觉得很奇怪。做着一份全职工作，一切都靠我自己，我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不会再因为他的话感到不好受。“要是她把数学作业带回来做呢？要是她有报告要写呢？你准备怎么帮助她。”

说这些并非是想激怒他。这的确是需要担忧的问题。杰米总是说要去读GED [14]拿个高中文凭，他保证过今年夏天会拿到，还说自己要去学游泳。可他说的这一切都没办到。相反，他总是找借口，要么就是叽里呱啦地怨怪他的母亲要他照顾自己的弟弟。现在，这都成了我的错，是我逼着他当了父亲，逼着他过上他从不想要的生活。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好爸爸。”他说。我能想象得出，他现在挺着胸，直直冲着你的样子，就像在对着镜子顾影自怜一般。“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好爸爸，因为她需要我。”我听见他猛吸了一口气。啊没错，他正在外面，叼着香烟走来走去。

现在该轮到我换口气了。我拿着掸子在客厅与卧室间穿梭。每次我要把米娅接走时，他就会哭丧着脸，假装自己要哭出来了，这时米娅会走过去给他最后一个拥抱。“你在操控米娅，让她觉得自己离不开你。”

这狠狠地踩到了杰米的痛处。我太了解他动不动就大吼大叫的臭脾气了。“镇上的每个人都在说你就是个该死的渣滓。”他说，“你就知道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发到网上，发到脸书上，哭哭啼啼的，写点儿狗屁不通的网络日志。你一个真朋友都没有。没有人会爱你，你这个奶子下垂的丑八怪。”

听完这话，我挂掉了杰米的电话。他一旦发作就会不可收拾，他会开始挖苦我要么太胖，要么太瘦，要么就太高。“奶子下垂的丑八怪”还是第一次听。“没有人会爱你”是他最爱的台词。我知道，他说出这句话时嘴角会上扬，是几近微笑的弧度。和他一起住拖车时，他叫过我“蠢货”或是“疯母狗”，不过现在，他说这些话是真的想要伤害我。

打扫完色情之家的卫生间，我提前打了卡，因为我全程都是怒气冲冲地在擦洗。我擦了一遍地，等它干。在把洗脸池和马桶前的毯子铺好之前，我先走到玄关去透了口气。门右边的墙上挂着这户人家在摄影棚拍的全家福，他们炯炯有神的眼睛都望着同一个方向。

我走在通往卧室的过道上。某种程度上，这栋房子和我向往的生活十分接近——一座带大花园的漂亮房子。不一定非得是一座可以看到海景的顶级豪宅，不过，要是能有一个院子还有几棵参天大树围上一圈，那就很棒了。我望着床头柜上闹钟旁边的那管润滑剂，禁不住想，这两个人多久才会行一次房。

或许这只是我以为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真正梦寐以求的日子，实际上在隔壁的悲伤之家里。和杰米吵完架那天，是我在进入典范清洁几个月来第一次去那里打扫。房屋主人不是病了，就是住院了。据我所知，这个男人娶到了一生所爱，可是妻子走得太早，在他最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却只能独自生活。色情之家和悲伤之家似乎叫嚣着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教训，却也都诠释了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到头来我们都是孑然一身：色情之家的丈夫在妻子上夜班或睡在隔壁屋看言情小说时自慰。那个鳏夫，也是独自一人。

对我来说，形单影只开始变得不那么痛苦了。米娅与我组成了一个团队。我不用去担心家里的另外一个成年人是不是开心，是不是压力过大，或是显露出想要离开我们的迹象。我不用再去询问某个人晚饭想吃什么。我们可以直接把冰激凌当晚饭，无须顾虑家里那个人会觉得被抛弃了，或是端着家长的架子来批判我。

我们住的屋子是破了点儿，可这是我们的空间。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摆放家具。我可以乱糟糟地把东西丢在地上，也可以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米娅可以尽情地跳踢踏舞，从沙发上往下蹦，反正没有人叫她安静。刚开始当女佣时，我觉得自己整日都在羡慕眼红。现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我会想回到那个不仅仅称为家，更是给我家的感觉的地方。这是我们小巢穴，而总有一天，我们会从这里飞出来。

打扫完色情之家后，我试着把我的工具一次性运到悲伤之家。外面正在下雨，天气似乎发了霉一般，让我的皮肤直起鸡皮疙瘩。因为拎着工具，我用小拇指打开了玻璃滑门。一走进厨房，我就闻到了木屑混杂着须后水的味道，那是属于悲伤之家的熟悉气味。正当我要把清洁篮放下时，我转过身，发出了一声尖叫。

他满脸痛苦。尖叫声过后，我马上后悔了。我想哭。我来打扫的时候，他总是不在，我从没见过他。可这次，刚看见他的脸，我就尖叫了一声，可见他正承受着多大的痛楚。

“非常非常抱歉。”我说道，差一点儿把手里的篮子、干净抹布和装满了脏抹布的垃圾袋掉在地上。

“不，不，是我吓着你了，”他说，“今早我起得有些晚了。我会给你让路的。我正准备出门呢。”

我从玻璃滑门旁走开，好让他通过。我俩谁都没主动介绍自己，也没有握手。隔着窗户，我看着他那辆米色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驶出私家车道开远了。我不禁要想，他是去哪里了，在这几个小时里，他觉得自己该去哪里呢？

厨房看上去和往常一样，只不过水槽里和流理台上多了几只盘子。吧台的一头摆着一摞药品账单、服药指南还有出院单。朗尼打电话让我去悲伤之家打扫的那个星期曾跟我说，色情之家的女主人一直在照看这个老人——或许因为她是个护士，或许因为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床罩被拉开了，他早上起来后，就没再躺回去。另一头铺得好好的，和我上次整理过的一样，几个装饰用的枕头还在老地方。床单上沾着点点血迹。我把床罩挪到一边，小心翼翼地捏起床单四角往中间拢起来。接着，我剥掉枕套，把所有东西都往洗衣篮里一装。在把床具拿到洗衣机洗的路上，我经过了卫生间。地上还有几滴血，马桶边和淋浴间里还安了新扶手，浴缸里也装了一个新坐垫。

他的妻子生前喜欢收集石头、小鸟屋还有鸟巢，把它们码放在客厅里的窗边。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在美国的中部和南部旅行。我能想象得出，她会用旅途中收来的小娃娃和艺术品装饰自己的教室，或是展示给学生们看。不知道她会不会教学生们西班牙语。

悲伤之家看上去像一座度假住的房子，或许这是一个空巢老人逃避哀悼逝者的方式，不去哀叹这些早已没有孩子居住，一潭死水的房间。他俩有两个儿子，一个已经过世了，另一个似乎从不来看他。我时常猜想，他的一个儿子和妻子是不是同时离世的，两个人莫非是在同一场事故里丧生的？巨大的悲伤让他与另一个儿子渐行渐远。基于在屋里看到的东西——照片，草草写就的小纸条，一张带框的画片，上面是一对手拉手的赤裸男女的卡通画，写着“小屋规定：节约用水，一起冲凉”——我开始编造起故事来。悲伤之家似乎在时光中凝固了——做了一半的作业，搁在衣帽间里、还没有挂上墙的画作。他妻子的作业清单依然钉在厨房的公告板上，而纸张已经泛了黄。“买个新的胶水软管。把大门上的门闩修好。”我能想象出她在花圃里拔除野草的样子，接着又进到厨房里，随手拿一瓶喝的，往嘴里一灌，然后继续干活。告示板下面有一张她签过字的庭院修剪收据。上面没有日期。

就在我6小时的工作进行到一半时，我长叹一口气，将喷瓶塞进了裤子口袋里。我往一块抹布上轻轻喷了一点儿醋水，然后把它塞进另一个口袋，打算用它来擦灰。接着，我又拿出一块抹布，用来把清洁剂抹开。不过，悲伤之家从来都不脏。

我每次过来都会发现，卫生间里的药品种类似乎在逐步增加。为了擦洗脸台，我要把它们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要转过身擦洗浴缸。那里有一个柳条编的柜子。第一次来的时候，纯粹是出于好奇，我打开了柜子里的骨灰盒。自此以后，我会时不时地再去看看它们还在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老人是否撒掉了部分骨灰，只给自己留了一部分作为念想。每当他梳头的时候，身后的这些盒子是否能给他带来些安慰呢？我不知道。

厨房边的吧台上有一沓照片，被医院的文件盖住了一角。我试图在照片中找寻线索，觉得自己能看到些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它们总是大同小异——人们站在盛满了肉排和鱼的烤架旁，悲伤之家的男主人喜气洋洋地站在那里，和一群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孩子在一起，手里高举着起泡酒。每个人都对着镜头摆出微笑，而这个男人笑得格外灿烂，像一个钓到了第一条鱼的孩子。他走对了每一条路。这些小玩意儿和照片无不彰显着一个美国梦成就者的生活。然而他就在这里，孑然一身。

他从来不会在流理台上给我留纸条或是卡片。我不指望也不认为他有必要发我额外的小费或是节日奖金。尽管这么说听上去有些奇怪，但这个男人确实给了我一份礼物。

悲伤之家让我审视起我与米娅共同生活的那方小天地，那个我们住在一起的小房间，我把它当成了一个家，一个被我们注入了满满的爱的地方。尽管没有好车，没有海景房，我们却拥有彼此。我可以尽情享受她的陪伴，而不是独自生活在一个空余关于她的回忆的地方。我依然在孤寂中挣扎，对陪伴的渴望依然萦绕不去，可我不是一个人。米娅将我从那一切中解救了出来。

19.洛丽的家　Lori’s House

夏日渐渐过去，缓缓落下的太阳给我们的小屋带来了粉、橘、紫的色彩，不会再有让我们在床铺上大汗淋漓的暑气。米娅又可以在晚上9点前入睡了，留我一人坐在餐桌旁。在这些夜里，我听见一辆辆疾驰的汽车驶过高速公路，隔壁的男孩子们蹲坐在路肩上闲聊抽烟，烟雾飘进我的窗户。我坐在桌旁，累得看不进书，只是把日程本摊在眼前，便于回想起每星期、每两个星期以及每个月轮流上门的20个客户。多数房子需要我花上3个小时来打扫，一天里我一般要跑两户人家，但有时要跑三户。

作为一个32岁身上还带着几个文身的单身母亲，我总是觉得自己和米娅与周围的传统氛围格格不入。米娅一连几天都穿着她的猴子套装或是蓬蓬纱裙，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卷发。我们一起买菜时，与那些整洁光鲜的全职妈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一天早上，我们在麦片货架前与她们擦身而过，瞥到她们手上巨大闪亮的婚戒，还能看到她们蹒跚学步的孩子被牵引绳拴得牢牢的，身上的衣服一尘不染，梳着马尾辫，别着漂亮的发卡。

其中一个女人朝我这边看了过来，脸上立刻绽放出温暖的笑容。我认出她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不过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她问了我们的近况，还问我们住在哪里。我一一回答后，她又问我有没有把米娅送去麦迪逊后面的日托所，就是我们举家迁往阿拉斯加之前，我读了几个月二年级的那所小学。我摇摇头。

“能送她去的地方很有限，”看到她露出疑惑的神情后，我继续解释，“如果要去学前班，需要从我的育儿补助里扣，而且私立学校不接受这个。”我曾经给蒙台梭利当地的一些私立学校打过电话，提出以提供清洁服务来抵学费，可是没有一所愿意接受。米娅一定能在一家像样的学前机构里体验到更为丰富的环境，远比待在日托所里强得多。我试着每天在她睡前为她读上半个小时书作为弥补。

“朱迪奶奶的日托所是基督教青年会托办的，我很肯定他们那里接受国家补助。”那个女人说道。

“朱迪奶奶？”我问道，把第三次试图躲到我裙子下面的米娅一把抱了起来。女人轻轻摸了摸米娅的脸，可是米娅僵着身子别过头去。

“她在经营这家日托所。她就像孩子们的亲奶奶一样。”女人跟我说，“我家里的几个孩子有时候还去她那里呢。日托所就开在那所学校的副楼里，朱迪人特别好，孩子们在她那里就像去自己奶奶家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朱迪奶奶敞开温暖的怀抱迎接我们的到来。我们刚认识时，她有一次热情地把我拉进自己办公室，坐下来聊，让我们熟悉彼此，她大概是注意到我度过了艰难的一天。那时我感觉自己无助又沮丧，坐进她的办公室后聊起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开始哭个不停。朱迪递给我一张纸巾，开口道：“你是个很棒的母亲。我看得出来。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个好妈妈。”我望着她，抽噎着，意识到之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些话语让我从朱迪奶奶身上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米娅可以在这样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里度过一天，我离开她去工作时也觉得好受了些。我尽可能多接几户人家，用自己的客户填满公司安排的工作的空隙，收入也翻了一番。那年夏天的某个月里，我把所有账单都付清了。我和米娅成了不可分割的两个人，一起高歌着沙福赞·史蒂文斯的《永恒的自我》，米娅管这首歌叫“啊哦”歌。“失去了一切！啊哦！”我们把这首歌当作了我们晨起的欢乐歌谣，在我们奔出家门去各自该去的地方前都要听一遍，这感觉棒极了。我们养成了一套习惯。秋天来了，我牺牲掉睡眠时间，埋头苦读了一大堆网络课程。课业繁重的时候，晚上我会喝上一大杯咖啡，来完成作业。在周末，我也会努力学习。上课的时候，虽然身体上会筋疲力尽，但我脑子里很清楚：上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能让我们获得地位的事情。

帕姆和朗尼根据自己的工作速度来估算每个房子的打扫时间。不过她们都是身材走样的中年女人了，而我却像一个飞檐走壁的忍者。在做了一个月全职后，我需要在裤子上束一根腰带，因为我怎么都长不胖。如果我在指定时间之前完成了工作，她们会让我做慢一点儿。客户会因为打扫的时间少了而少付我钱。她们还是希望拿到报价上的数字的。为了保证接替我的人的公平，我需要在预估的时间里完成工作。

在有些房子里，这种情形就意味着我可以停下来歇一会儿，翻阅放在床头柜上和流理台上的书。我开始留意到那些房子里逐渐增加的酒瓶，藏起来的巧克力，从商场里买回来的、几个月都没拆开购物袋的东西。这些人是如何对付日子的？我对此渐渐生出了兴趣。我四处窥探，因为我觉得无聊，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的应对机制。

我爱上了这些没有空荡回音的屋子。我喜欢在亨利家度过的那几个星期五早晨。在他们屋里的日历上，我有自己的名字——“斯蒂芬妮”，而不是“清洁工”或是“女佣”。但我不会在那些把我当透明人的家里四下窥探，也不会去探看典范清洁以外的客户家的东西。我们彼此留有尊重，随着时间流逝，我还和几户人家成了朋友。这种窥探就如同剥落线索，那些人看似过着体面的日子，在种种迹象下，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秘密。尽管拥有财富，拥有众人美国梦中的双层豪宅——装着大理石洗手池的卫生间、能够透过落地窗看到海景的办公室——他们的生活却始终缺了些东西。那些隐藏在黑暗角落里的物件，那几本为了寻找希望的自救读物，都让我着迷。也许他们需要更长的走廊和更大的衣柜，来把那些令他们害怕的东西藏起来。

洛丽的房子是专门为她（她患有亨廷顿舞蹈症）和那些知道如何看护她的人打造的。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正对着电视的一张软椅上度过。她几乎说不了话，不过她的看护似乎能明白她的意思。她的四肢有自己的想法，两条腿有时会直直地蹬在半空。洛丽的看护要喂她吃饭，扶她上卫生间。每当我给电视剧和摆满照片的架子擦灰时，洛丽深色的眼睛都会警觉地望着我。

每两周的星期二，我要在她家干上6个小时。这幢房子很大，是由她丈夫设计的。许多个周末，他就睡在楼上的一间复式公寓里。洛丽有一群看护轮流照顾她，不过我每次上门的时候都是贝斯在。她会主动问我要不要咖啡，但我很少接受。有时我会一边打扫一边和她聊天。

在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上门打扫的那个早晨，米娅的DVD机坏了，那是特拉维斯买给她的生日礼物。米娅坐在车里哭闹不止。我们一直靠着这台机器撑过漫长的车程。埃尔莫那首唱耳朵鼻子的歌我已经听了无数遍。那天早上到洛丽家时，我的心里一团乱麻，带着所有的清洁工具冲进主卫——这间屋子比我住的公寓还要大。

我扎进那间屋子，躲开贝斯，试着恢复冷静。这是主屋里唯一带门的一个空间。浴缸四周被窗户包围，我要爬进去把窗台擦干净。“你甚至都不能换一台新的。”我的脑海里回荡着这句话，心里一阵暴躁。我将身体团成一团，坐了起来，喘着气，抱紧自己的大腿，开始摇晃。DVD机连100块钱都不到，可我就是连个新的都买不起。想到这里，一连串我给不了我女儿的东西接连浮现出来：一幢漂亮的房子，一个家，她自己的房间，装满了食物的储物柜。我把自己抱得更紧了，无暇去抹掉脸上的泪，开始默诵着我的祷词，试图消散足以吞噬我的消极恐惧情绪，试着安抚自己的心神，不让这股源源不断的下坠力量将我拖下恐惧的深渊。

我爱你，我守候着你。我爱你，我守候着你。

无家可归那阵，有位治疗师向我介绍了祷词疗法，反复默念“没人会死于惊恐发作”之类的话语，或是想象女儿荡秋千的样子，再伴随着钟摆的节奏进行深呼吸。这些都没用。我需要知道有一个人可以改善我们的处境。那年夏天，我咬紧牙关，我认定，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不是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家庭，那个人只能是我自己。我要停止妄想有个人会来爱我。我要靠自己，埋下头，在生活带来的苦难中艰难前行。

在DVD机坏掉的那个早晨过后，每当清洗洛丽的浴缸时，我都会邂逅自己留下的阴影——那个早晨，我蜷缩在浴缸里摇晃、低语着，等着自己喘过气来。有时我会站在那里，低头望着自己的残影——先前的那个自己。我满心同情，此刻更为老练睿智的我，仿佛要给那个影子送上一份关切的安慰。在惊恐的时刻，我开始试着向那个睿智的自己寻求帮助，那个过了10年、撑过一切艰难的自己。我必须相信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有一个星期二，我打电话给帕姆询问能否把在洛丽家的打扫拆成一天3小时，分两天来做。因为鼻窦炎，米娅病了好多天，还转成了急性结膜炎。我不能把她送去日托所，但也承担不起错过工作的代价。我打电话给杰米，拜托他先帮忙照顾几天。我打算先把她送去急诊室处理一下，然后开车去渡船码头和杰米碰头，随后回到洛丽家，干到晚上，完成工作。

米娅和我经常睡在同一张双人床上，哪怕她身体还好的时候，这么睡也不舒服。她睡觉时会乱蹬被子，还会踢我，手甩来甩去，常常一拳砸在我眼睛上。过去几天里，她鼻子堵住了，发起烧。她身上一直不舒服，到了夜里就会哭闹不止，要我哄。我已经连着几天没睡好了。

成为单身母亲后，我往往会把我们的近期状况概括为“精疲力竭的新高度”。我的大部分日子像一艘拖着破败马达在大雾中漂浮的小船。有时，重担会减轻些许，让我能够看见，能够思考，能在一个午后轻松地调笑，活回自己。自从我俩相依为命地过活，这样的时刻也不多了。无家可归之后，为了不再回到收容所而日日拼命后，这样的时刻就不多了。可是我在心里做好了准备，去迎接又一个新的高度——在排满工作的日程表上加上繁重的课业。我不怎么去思考这些事要怎么做到。我只知道自己必须做到。而我也真的做到了。

我在药房外的停车场里给老板和杰米打电话。我跟老板说，几个小时里我就能赶到洛丽家——把米娅送到杰米那里只要一个钟头。电话那头，杰米的声音火冒三丈，但我没理会他。他不肯给米娅吃药，也不相信医生，怪日托所害得她总是生病。那天早上我没空再多搭理他，搞得他火更大了。我打断他，告诉他我会带上药，把米娅送去，怎么吃药都要照着医嘱来。

“这种抗生素只会让她病得更重。”他酸溜溜地说。每次米娅鼻子或耳朵感染需要吃药时，他都这么讲。我也不愿给她吃抗生素，因为我知道这些药遮掩掉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让她生病的。可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

“你就照着办吧，杰米。”说完我翻了个白眼，挂断电话。接着，我转过头看了看后座上的米娅。她穿着一件红T恤，上面印着一匹戴着牛仔帽的卡通马，下身穿着一条膝盖上破了洞的弹力裤。她的膝上放着我花了5块钱在沃尔玛给她新买的浴盆玩具——一条小美人鱼，蓝色的尾巴碰了热水后会变成紫色。她望着我，呆呆地擤了擤鼻子，眼睛红通通的，眼角积着黏液。我拍拍她的膝盖，揉揉她的腿，接着转过身，深吸一口气，发动了汽车。

我们沿着20号高速公路往海湾方向开。自出生以来，我就在芒特弗农和阿纳科特斯之间来回奔走了。有一段路让我想到，自己在米娅这么大时从我们家去往外公外婆家的路上抬头看星星的情景。那天是圣诞夜，我瞪大眼睛看着天，寻找鲁道夫的红鼻子。米娅是我们家族的第七代了。我也曾希望这些深厚的根源能将我们维系起来，但没有。它们早已不存在了，埋葬在过去了。我的家族故事依然与我们俩没什么联系。我已经厌倦了去问家人想不想见见米娅，我曾渴望过，或许我的祖父母、阿姨们、叔伯们能像我的那些客户一样，在家里摆满照片，把自己的孩子设成自动拨号的第一栏，在一个角落里给孙辈攒满一筐玩具。我对高速公路的熟悉程度不过尔尔，但这些记忆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几乎像一个物件一样传承下去了。

每当在绝望的深渊中困顿不已时，我就会想想这些事情。我还是庆幸杰米能照看米娅一个星期，我也知道自己势必会付出一些代价。他会拿着这些来对付我，羞辱我只顾工作，以此为理由认为米娅应该和他过。

“妈咪，”米娅在后座说道，“妈咪。

“怎么啦，米娅。”开车时，我的手肘抵着车窗，手扶着额头。

“我能把车窗摇低点儿吗？”她问我，病中的嗓音有些嘶哑，“我想让爱丽尔的头发像电影里一样飘起来。”我打开车窗，不去想那看上去有多可笑。我需要赶着去工作，我需要把工作完成。我要睡觉。

我们开上了将大陆和惠德比岛分开的运河。右边，一辆棕色的福特野马从我们旁边开过。我看向里面的司机，他朝我笑笑，指了指米娅的车窗。这时我看到，一绺红头发从米娅的窗口飘了出去。

“我的爱丽尔！”她尖叫道，双腿猛踢前方的座椅。她把爱丽尔拿得太外面，手没握住。

我收紧下巴，目视前方。米娅大声哭闹着，就好像我碾过了一只小狗一样。到了下一个路口，我看到一个掉头灯。还有时间，我想。我可以调转车头，在高速公路的东侧停下来，跳下车，捡起她的娃娃，然后开到下一个出口，走桥下面，再转回去，我们就能继续上路。在我困意正浓、以60迈的速度行驶时，后座上还坐了个哭闹不止的孩子，以上一系列行动听上去完全可行。

“我开回去帮你去捡。”我高声叫道，不想让她再发出这些要命的尖叫了。因为缺觉，我头痛得很，早上灌了两大杯咖啡才压下去。我已经连续照顾这个生病的孩子好几天了，我迫切地想要歇一歇。我只想让她停止尖叫。

转了一个弯后，我开到了左侧车道，先加速又减速，往左路肩靠过去。已经是9月了，可那天热得不像话。我从车上下来，踩上了沥青马路，疾驰而过的汽车带起阵阵暖风，吹起我身上那件穿了好多年的绿色旧T恤。我在隔开东西路段的草坪里搜寻着，马尾坠下来扫到脸，我便用一只手挡住。我看上去一定怪极了，站在草地中央，在一堆糖纸和装满尿的塑料瓶里寻找一只娃娃。

终于，我看到了一抹红发。走进一瞧，是爱丽尔。不过只有她的头。“该死。”我喘着粗气说道，又望向我的车，随后一哆嗦，心里一沉。这真是坏主意。米娅会因为这个坏掉的娃娃一路哭到汤森港，还不如弄丢了。或许她爸爸能把它修好，说不定能用胶带把头粘回去。接着我又看到了她的鱼尾，散成了两半。可就是没看见她穿着贝壳比基尼的上半身。“该死。”我又骂道。正当我把它捡起来时，我听到一声巨响。

一声金属的撞击声，紧接着是玻璃爆裂的声音。我小时候就知道，这是车祸的声音，可我还从没听过这样的声响。

一辆车撞上了另一辆车。我的车。我的车后座上还有米娅。

那是玻璃在我宝贝女儿的脑袋边爆裂的声音，像一只玻璃球炸掉的声音。

我丢下爱丽尔的脑袋，尖叫着跑过去。不会的，我边跑边想。我来到车边，嘴里只剩下“不！不！不”的尖叫。

打开驾驶座后方的车门时，只见米娅的安全座椅背冲着我，已经从原来的位置脱落了。后窗不见了。她大大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张大嘴巴却叫不出来。我深吸一口气，她冲我张开双臂。我把安全座椅搬了出来。她脚下的汽车底板已经弯曲，里里外外被撞了个粉碎，差点儿割到她的脚。她的两只小脚仅被那双带彩灯的凉鞋保护着，抬得高高的。

我解开她的安全带，立刻被她抱住了脖子，她使劲地一蹬座位，让我俩离汽车远远的。她的双腿紧紧环着我。我站在草地上，离这辆我们俩赖以为生的汽车仅有10尺。我紧紧抱着我3岁的女儿，感觉周身的一切都天旋地转起来。

另一个司机是个留着刺猬头的瘦小伙子。他把车停在几十米开外，朝我们走来。他的左眼旁有道口子。微风吹起他的短袖衬衫，露出下面的条纹背心。

“你没事吧？”他问道，双眼盯着米娅，“我的天啊，她是在车里吗？”

“她当然在车里，你这个该死的白痴！”我大吼道，那声音自己听着都陌生，不像是我的。“该死的，你怎么可以撞我的车？”他一言不发。“该死的，你凭什么撞我的车？”我反复质问道。我质问了一遍又一遍，其实这话并非是冲着谁去。话语淹没在米娅的肩膀间。我们怎么会遇上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站在高速公路中央？就我们两个人，还有一辆我连钱都没还清的汽车，我要靠着它去工作，我们靠着它过活啊。那是我们的汽车，能让我们在路上移动的汽车，它和我们的手脚一样重要。

男孩退开了，我抵着米娅的额头，问她有没有事。

“我没事，妈妈。”她说。这孩子的声音异常平稳与冷静：“我们没事。”

“我们没事？”我吸了一口气问道，“我们没事？”

“我们没事，”她重复道，“我们没事。”我紧紧抱住她，感觉自己的身体从惊恐走向了悲伤。

一只冰冷的手拍上我的肩膀，我猛地转身，正打算将那个男孩胖揍一顿。这时我发现，那是一个小个儿金发女人的手。她哆哆嗦嗦地说着话，我根本听不清，可她的脸上显露出了担忧。

“你们还好吧？”她问。我不回话。我看着这个女人，她通透的样子犹如一个天使。这算什么问题？我还好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差点儿失去了我的孩子，我怀里的这个孩子，这个每天早上用双手捧住我的脸低声说“我爱你”的孩子，这个和我睡在一起、爱吃煎饼的孩子。这个孩子刚刚差点儿死了。

“我的女儿。”我大声说。这是我唯一能吐出来的话，我将脸深深埋进米娅的头发里。

又有一辆车停下了，就停在那个女人的雪佛兰越野车后面。司机正打着电话。我只能抱紧米娅。我哭个不停。我的车。我的车在路的那一头报废了。我那辆无可替代的车，那辆我根本换不起的车。那辆我需要它正常运转的车，能够保住我的工作、让我活下去的车。

警察到达现场，并对事故做出了评估。他们问我出了什么事，耐心地听我一边大喘气一边描述事情的经过。几个警察开始检查起我的汽车被撞后向左移动了至少有一英尺的轮胎痕。右后轮凸了出来，后方的金属已经扭曲破碎了。我车里的所有东西都因撞击挪了地方。播放机里的磁带被撞了出来，晃悠悠地吊在空中，随时都会掉下来。我忍不住去看米娅先前坐着的后座，她的安全座椅离那扇破碎的后窗不能再近了，还有拱起来差点儿碰到她脚趾的车底板。幸好，在撞击下，她的座椅被晃到一边远离了后窗，她没有受伤真是奇迹。

其中一个警察掏出一个卷尺，开始丈量。

“你干什么呢？”我问道。一股新的战栗爬上心头。

“我们得确定事故责任，女士。”他说，“请往旁边站站。”

责任。我的责任。当然是算我的责任。是我自己在该死的高速公路上掉头，是我跑下来去找一只该死的娃娃，把我的孩子留在车里，把她留在危险之中。

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救护员，一个奔向那个男孩，一个奔向我们。又来了一辆救护车，接着是一辆消防车。路上的车越堵越多，我试着无视那些探头探脑的张望，不去想那种犹如置身在一个鱼缸里的该死的感觉。

我和米娅在救护车里的长凳上坐好，我给她解开安全带后，紧紧环在我脖子上的双臂终于松了下来。救护员问了她几个问题，要她把胸露出来检查一下。救护员给了她一只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的泰迪熊，它闭着眼睛，如祈祷一般双手合十。

“要观察一下她今晚如何。”他说道。看着这人棕色的头发和眼睛，还有深色的皮肤，不知怎的，我想到了我的弟弟。“如果你在她身上看到瘀痕，或是发觉她哪里痛，马上送她去看医生。”他又检查了一下米娅，“你也可以现在就把她带去急诊室，拍个X光。”我看着米娅，试着厘清他说的话。我想到，整个情形本来有可能变得更糟，米娅可能会鼻青脸肿，断手断脚，血流不止，直接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抢救。我摇了摇头。整件事情的流程太让我迷惑了。我不知道医疗补助计划能不能报销救护车的钱，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几千块、我根本付不起的账单。我也不能丢下我的车——它几乎就是家里的一分子，它的后备厢里还装着我的清洁工具，是我们靠着吃饭的家伙。如果那些东西坏了，我还要自己掏钱买新的，我根本出不起这钱。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前，我可不能这么走了。

米娅抱紧小熊，望着救护车里的器械。我眼前突然又浮现出她戴着氧气面罩奋力呼吸的样子，她的头发上凝结着血迹，脖子上戴着支架。这时，她张开怀抱要我抱她。我把她带回我们的车里，从包里掏出相机，在等待警察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候给她拍了几张照片。

一个警察朝我走来：他个头最矮，谢顶，腆着个大肚子。他将几个我已经回答过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为什么要停车，我是怎么停下来的，我倒了多远，有没有把自己的应急灯打开。

“女士，我们会继续调查，并且向你的保险公司报告，”他说，“我们不确定那个撞了你车的男人是否有保险。”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双膝几乎支撑不住了。我有没有无保险驾驶人补偿？我必须有。我的车贷还没还清，那意味着我不仅能追责，还有全险，不是吗？该不该去问问？我记不得了。

他拿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张单据，连同我的驾照、行驶证和保险卡一起递给我。

“先生。”看见罚单上70美金的金额，我不敢去接。我试着说服自己是罪有应得的。我望着他蓝色的小眼睛问：“这会给我的财政状况带来什么影响吗？”

他看看我，又看看头转过来望着他的米娅。“我不知道，女士，”他不耐烦地说道，执意把罚单递给我，“你可以在法庭上起诉。”可我明白，这意味着我得做出反抗，和一个警察对着干。这个冷酷的男人，把一张罚单塞进一个差点儿失去孩子、满眼是泪的母亲手里。这个女人连车都换不起，别说交罚款了。

我看见罚单上开的是“违法停车”，又见一辆拖车朝我们驶来。

“女士，有人能来接你吗？”警察问道。从他的语气判断，他肯定已经问过好几次这个问题了。

“我不知道。”我能想到的能联系的人不是在工作就是远在千里之外。警察建议让拖车捎我们一程。我问他这样需要付钱吗，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人知道要花多少钱呢？”我质问道，又一次哭了。他耸耸肩走开了。消防员帮我把后备厢里的清洁工具取了出来，连同米娅的安全座椅和装有去她爸那里过周末的东西的Hello Kitty小包。

我们站在路边，望着我们的车子被挂上拖车。脚边的草地上搁着我的清洁工具、一袋抹布，还有两只断掉的拖把柄。米娅依然抱着我的脖子。现场的人渐渐散了。我们像是被留了下来。

20.“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杰米隔着电话冲我大吼，他的音调越来越高，语气越来越急，“你到底为什么要在高速公路上停下？你怎么就他妈的蠢成这样？”这些话语早已经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多次，甚至还带着他的声音。

“好吧，我晚点儿再打来。”挂断前我说道。

米娅开始哭。她想和爸爸说话。她想让爸爸来接她。我的内心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沉重，害怕他会以此为要挟争夺抚养权，这件事可以让他打赢官司，每当我做了什么他不喜欢的事，他就拿抚养权来威胁我。他想让我付给他抚养费。他想让我受苦。

外公那辆浅蓝色奥尔兹莫比尔汽车缓缓驶过因为事故依然拥堵的车流。几个警察招手示意他开过来。尽管外公的个子比其中最矮的那个警察还要矮一些，他跨出车门的那一刻却风度翩翩，他冲依然在场的急救人员颔首示意。然而，向我们走来时，他却涨红着脸。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生我的气。“这些东西我们也要带走吗？”他指着那些乱糟糟地堆在路肩上的东西问道。我点点头。

我给车后座的米娅系好安全带，接着，我爬进他那辆大车里。这时外公说他要去加个油。我们把车开进一家加油站，在油泵旁停好。外公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看看米娅。他的眼睛突然涌上了泪水。

“我的钱不够。”他说着，脸又红了。

“我来付吧。”说着，我伸手拉开车门。

“要不我去买杯咖啡，”他说，“你应该想来杯咖啡吧？我又想喝个绿茶了，你喝不喝绿茶？”

本来想和他开玩笑说自己想喝几口威士忌，可我马上意识到他会当真。“当然行啦，外公，”我挤出一个微笑，“有咖啡就太好啦。”

外公照顾了外婆大半辈子，后来外婆的精神分裂越来越严重。一年半前，外婆走了，留下外公一个人面对无尽的孤独与绝望。他们在幼儿园时就认识了。作为夫妻，外婆比外公高上许多，尤其是她还留着一头高耸蓬松的头发，外公一米五出头的身形就显得格外矮小了。我像米娅那么大时就和他们住一起。外公会抓住每一次机会向他的朋友们炫耀我会唱《大力水手》的主题歌，还录下来播给他们听。

外婆死后，外公就搬出了房子。除了他们之前住的拖车，那栋房子是我唯一知道他住过的房子了。听说外公搬出去了，我还觉得怪怪的。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外公在镇上一个女人的房子里租了一间房住。我记得自己还去过，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我从小玩到大的小玩意儿。看到他一个人住在那儿，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外公依然做着房产中介的工作，然而经济衰退给这个行业带来巨大打击，他从此一蹶不振，开始睡在办公室的储藏间里。想到自己无力替他改善处境，我感到深深的愧疚。之前和特拉维斯吵架时，他还收留过我们。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帮上他。

每当看见他，他都会给我一些“传家宝”或是封面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妈名字的涂色本。有时为了让他高兴，我会带几件走，接着就把它们放进车里等着捐掉。我没有那么多地方放这些东西。外公总是坚持要我收下，给我讲它们的故事：“你的曾曾曾祖母卖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才换到了这台缝纫机。”我留不下这些传家宝，也没有地方好好安置它们。我的生活里没有留下能让我细细品味这些物件的空间。

加油的时候，特拉维斯回我电话了。他什么也没多问，只想知道要去哪里接我们。我几乎都快忘记自己在他的语音信箱留过言了。我觉得他很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或许我也想让他知道。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着急，电话那头传来了柴油机的轰鸣声。

“你在干什么呢？”我问。米娅隔着车窗望向我，我冲她挤挤鼻子，笑了笑，用手点了点车窗，她伸出手指，轻扣着玻璃。

“我正把我爸妈的卡车挂到拖车上。”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在想他是否会考虑过来帮我把撞毁的汽车拉走。

“没事，特拉维斯，”我说，“我们没事。都搞定了。”我在他发现我说的是假话之前就挂断了电话。我现在太脆弱了，不该见他。我现在依然浑身颤抖，但我也知道，如果特拉维斯来解救我们，帮我们将所有事情引回正轨，我一定会忍不住想要再回到他的身边。我花了那么多时间靠自己独立起来，就算刚给他打了电话，我也不想再回到他的怀抱中。

回家的路上，下起倾盆大雨。我让外公在沃尔玛前停了一下，低下头急匆匆地冲进去，不和任何人对视，生怕有人认出来——我就是那个差点儿让自己的女儿在20号高速公路的路肩上被撞死的女人。我很想在沃尔玛中央放声尖叫，这种濒临失控的感觉吓坏了我。车窗爆裂的声音不住地往耳朵里钻，那声音反反复复，是那么响亮，吓得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关说不出话来。

“那该死的美人鱼娃娃到底在哪里？”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望向我，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多大。娃娃都卖完了，货架上空荡荡的，可是下面有一排更高级的版本：尺寸更大，头发更多，还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就能说话，售价19.99美元，我抓起一个。之后再把账轧平吧。那天下午，我非要把女儿的娃娃弄回来不可。

回到公寓时，雨仍然下个不停。外公和我把清洁工具搬进屋里，包里有一小块玻璃落到地上，扎进了米娅的脚后跟。过了好一会儿，米娅才感觉到疼痛。这是那天她受的唯一的伤。无论如何，这伤我自己就能搞定。

外公站在公寓门口，四下环顾。他从没来过。没有一个家人来过这儿。我在想，他能不能看出我把他给我的东西都处理掉了。

“你连微波炉都没有。”他望着角落里的小厨房说。

我看着流理台，上面只有一块砧板和一个碗架，没有放其他东西的空间了。“没地方放微波炉。”我说。

“你可以放到冰箱上面，”他指了指我放着盆栽的地方说，“我办公室里有一台，反正也不用，我给你拿来。”

“求你了，外公，”我弯下腰抱起米娅，“我没地方放。”

他眼眶又湿润了。口袋里的手机开始振动，我认出那一长串国际来电是来自妈妈的。

“你打电话给我妈了？”我问他，没藏住语气中的愠怒。

“我当然要打，”他说，“她应该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出车祸了。”

我绷紧下巴。我就知道，外婆走后，妈妈每个周日下午都会打电话给外公。我知道她会问他有没有和我们见面，我们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打算。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她没有权利知道我们出了什么事故。那年夏天，米娅病得那么重，要做耳管手术，我是那么需要她。可她搬去了欧洲。我那么需要她，可我不能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已经连话都说不上了，通电话时，威廉会往她旁边一坐，什么都能听到，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喘气声。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每当妈妈讲一个笑话，他就咯咯直笑。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彻底不和她说话了，我意识到，让她远离我的生活要比让她参与进来好受一些。我恨她的离去。恨她离我们远远的。我永远都无法明白，她怎么可以这样。我也不想知道。

外公走了，我把新玩具给了米娅，带她们洗了个泡泡浴。妈妈又打电话来了。我坐在浴缸旁的马桶上，看到手里的电话亮起灯。我就当没看见，专注地看着米娅玩她的新美人鱼。米娅坐在浴缸里，泡泡下面的皮肤滑溜溜的，头发贴在小脸上。我想扑向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用耳朵抵着她的胸口，听她的心跳。

我不知道妈妈是否会有与我此时一样的心情。我想知道她为什么从没在抱抱我说晚安后再紧紧搂住我，让她的存在带给我安心，让我知道她是那么那么爱我。有时我想象着自己问她这个问题的画面，在电话里质问她，可我也知道，其实得不到什么结果。她曾经在，她认为自己做的够多了。或许她也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位了。

米娅那晚很晚才睡，不仅是因为鼻塞和眼睛瘙痒，其实也是我不想送她上床睡觉。她雀跃的笑声引得我落下眼泪。她望着我时，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坚强下去。我们躺在双人床上，枕着同一个枕头，面对面。她闭着眼睛睡着，小小的身体微微起伏着。她吐出一口气，转而变为富有节奏的呼吸声。我望着她，静静听着。

米娅才睡了一个小时便被咳嗽弄醒了。我把她能吃的药都喂给了她。她咳个不停，越咳越厉害，还夹杂了被弄醒的恼怒与疲惫。我试着哄她，唱起她近日最爱的《车轮歌》，可是没有用。到最后，我脑海里浮现出《晚安月亮》这首儿歌，便对着她唱了起来：

晚安房间，晚安月亮。

晚安跃上月亮的奶牛。

晚安阳光，晚安红气球。

晚安椅子，晚安小熊。

米娅静下来开始听我唱，后来便睡了过去。我伸出手指反复触摸着她的眉宇，压低声音哭泣着，依然不敢相信她居然活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看着米娅吃她的燕麦片，我如坐云端，依然沉浸在她毫发无伤的奇迹中，开始觉得不真实起来。前一天，我给朗尼打了电话，告诉她出了什么事，请了一天假，把当时不知道要如何处理的事情都厘清。之前，我的身心都处于“自动驾驶”的放空状态。吃完早饭，托德来接我们了。我们见过几次面，本来约在这个周末一起出去玩的，我居然记得在前一天打电话通知他约会取消了。尽管不想承认自己陷入了连家人都帮不上忙的麻烦，可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只能如实告知。托德一定要把他那辆不用的车借我，我顿时退缩了。我想不清楚自己对他的感觉，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认真的。我发现，有些男人跟我约会时会展露出一些英雄主义情结。他们想及时赶来，拯救他们的公主于水火之中。我并不想扮演此等角色，但我已经到了这种处境，别无选择。显然，我们一定得有一辆车。

我告诉米娅，托德是“我的朋友”，他要带我们出去，把他闲置的一辆车借给我们开一阵子。

“接着呢，我就把你送到爸爸那里去。”我一边洗早餐盘，一边跟她说。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每当心跳要开始加速时，我总会这么做。我得去往与前一天一样的路线，开上相同的道路，再带着米娅开车回来。尽管我是那么想躺在床上，和米娅黏在一起。但我必须得去工作。第二天，我还要去一户人家打扫——这户人家有一栋大房子，占据了我星期四的大部分时间。除了这些，下周就要开始上课了，我需要整理好课本以及获取学习材料的密码。我还意识到，我要想个办法来庆祝自己的生日。

托德载着我们上了I-5公路去取车。米娅安静地坐在后面。她的安全座椅看上去挺好，不过我清楚它已经经历过一次车祸，等到有钱换新的，我要立刻把它丢掉。每当看见这个座椅，我就会想到死神离我的女儿有多近。

突然，米娅冒出一句：“红宝死了，妈妈。”红宝是她给我们那辆斯巴鲁取的名字，这源自它深红色的车身。我第一次把所有的清洁工具装上后备厢拿回的时候，就开始叫它“斯巴红宝”了。

我回过头，摸摸她的腿，感觉到她的脆弱与渺小，眼眶中顿时又涌满泪水。红宝虽然用旧了，但状态依然完好，里程表的记录显示车只跑了10万公里。米娅和我有时要在这辆车里待上大半天。红宝有20多岁了，可这是我这些年来开过的最好的车。我们的损失巨大，难以想象。我简直不敢去想。

“红宝是因为我死掉的，妈妈。”米娅望着窗外小声说着，“因为爱丽尔跑出窗外了。”

“哦，宝贝，”我试着转过身看着她，“不是，是因为出了事故。不是你的错。就算有错，那也是我的错。”

“你哭了，”米娅红了脸，噘起嘴巴，眼眶里的泪水开始打转，“你只是想去救爱丽尔。”

我无法再面对她了，可我的手依然抚着她的腿。我想用手把脸遮住，让面容在手掌下尽情扭曲，只发出一记无声的哽咽。但我没有，我只是与托德对视一眼，朝他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我一定要好好的。我别无选择。

托德下了高速，开过几条街，在一辆双门的本田雅阁后面停下了。这车让我想到了高中男生开的那种车，就是我弟弟小时候玩过的真人尺寸玩具车的样子。他检查了油箱，调试了信号灯、刹车和前灯，熟练的动作一气呵成，让我觉得他迷人极了。托德身上有诸多我倾慕的品质——他正在汤森港附近的一处林地里建造自己的小木屋——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中意他。

“我反正也打算卖了它，你想开多久就开多久。”他把钥匙交给我说道。

“谢谢你。”我爬出车，抱住了他。我希望他能知道，是他将我从绝望和流离失所的边缘解救了出来。可这之后，他又能怎么样呢？我还没有跟他说过自己深处在什么样的绝境之中。我想以平等的面目与他交往，而不是现在这种连自己也说不上来的身份。这种情况下，和谁约会看上去都像个笑话。

把车开出停车场后，我的手不住地颤抖，身体像是灌下十杯咖啡一般兴奋雀跃。我不应该再开车的，我心想，我还没准备好。我觉得自己肯定会再出一场车祸的，可是也只有我能带领我们俩开车去想去的地方。

开到一盏信号灯下的时候，我意识到接下来就要上高速了，我真希望可以有个人能让我打个电话求助，或是聊上几句。可是我想不出有谁能明白我经历了什么，除非他们明白像我一样独自带着孩子勉强过活的单身母亲是什么样子的。

我会和朋友聊起自己的生活，说到我需要顾到的方方面面，要承受的压力，面临的挣扎，哪怕只是向她们透露一点点。之后，我总是会收到这样的回答：“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办到的。”当她们的丈夫要离开一下小镇，或是她们工作到很晚，她们总会一边摇着头，一边说：“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办到的。”我尽量不去回答。我想告诉她们，你们丈夫离开的那几个小时根本不能和一个单身母亲要承受的相比，可我还是让她们相信这两种感觉是一样的。跟她们争论反而会暴露太多自己的真实境况，我从来都不想博取谁的同情。而且她们根本无法明白，除非亲自尝到贫穷的滋味——无路可走，被绝望逼着向前的滋味。她们永远无法与我感同身受：出车祸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要开着车走上那条还散落着我车窗碎玻璃的路，若无其事地继续我的生活，因为我别无选择。

尽管客户们能理解我的处境，电力公司却不能。我只想和我生病的女儿一起窝在沙发上，给她的鸭嘴杯里装满果汁，陪她一口气看上三遍《好奇乔治》。可我要回去工作，我还要开车。我不知道哪件事看上去更不可思议。

从来没有什么“你是如何办到的”。我确定每个家长都能办到。作为一个单身家长，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要一个人带孩子，不仅仅要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去喘口气以及哄孩子洗澡、睡觉，在我看来，这些都不算什么难题。我背负了一大堆责任。我要把家里的垃圾清除出去，还要去食品超市里挑挑拣拣地买菜。我要做饭，要打扫，要换卫生纸。我要带米娅去看医生，带她去她爸爸那里。如果能找到一所提供奖学金的芭蕾舞学校，我还要接送她上下课。我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看着她在滑梯上上下下。她会坐在秋千上等着我推，我还要把她送到床上，等她睡着后落下一吻。我一坐下，就开始忧心忡忡。压力搅得我胃疼，我担忧个不停，担心自己的薪水付不起这个月的账单。我为圣诞节怎么过而发愁，尽管还有4个月。我担心米娅的咳嗽会转成鼻窦炎，让她连日托所都不能去。我害怕杰米的行径变本加厉，导致我俩吵架，最后他会拒绝在那周去日托所接米娅，这会让我的日子更加难过。我担心自己不得不重新安排工作日程，甚至不得不统统取消。

每一个在贫困线边缘挣扎的单身家长都会如此。我们去工作，我们去爱，我们去奋斗。这一切的压力、疲惫掏空了我们，抹消了我们。昔日的自己成了一缕幽魂。车祸过后的那几天里，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走路时感觉脚都踩不到地上。我知道，哪怕有一丝微风，都能随时随地把我刮走。

21.小丑之家　The Clown House

我给小丑之家打了个电话。女主人酷爱托马斯·金凯德的风景画，这些画占据了一楼的许多面墙。不过，沿着通往楼上的长楼梯边，却挂了一排小丑肖像。悲伤的小丑。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的小丑一路追随着我。她还有小丑的小雕像，可是那些画是最吓人的，它们让我感到无助。我怀着一种既恐惧又恶心，还带着点儿好奇的心情望着它们——怎么会有人把这东西挂在墙上呢？万一哪天停电，恰巧有一束光打在其中一张脸上呢？那还不把他们吓得尿裤子？

每个月我都要给小丑之家打扫一次一楼。那里的两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是给女主人的两个儿子用的，不过这两个已经成年的男孩子似乎从没在这两个房间里住过，但他们童年的纪念品倒是干干净净地放在屋里。我给它们一一掸灰：贝尔、比夫和德沃组合（Bell Biv Devoe）的磁带，纪念册，米老鼠闹钟，毛绒绒的枕头，还有被端正地摆在后面的泰迪熊。那一天，就是事故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再次率先进入了这个小房间。

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小的厕所里似乎是一个能将体内空虚尽情释放的正常应激反应。卫生间是躲藏的好场所。我想蜷起身子，趴在地上，手指紧紧扒着脑袋，就像在做龙卷风演习一样，仿佛头顶的天就要塌下来一样。车祸之后，小丑之家——从这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能看到我和特拉维斯昔日一起生活的小镇——似乎证实了我的生活已经彻底失控。我的未来是多么无常啊。我们穷得快活不下去了。

我跪坐在马桶前，深呼吸一口气，在心里默数五秒，然后长长地吐了出来。接下来，我把卫生纸的末端叠成一个三角——先折一边下去，再折另一边，最后形成一个利落的小尖角。我把手探入清洁篮里，准备摸副黄手套出来。一时间，碎玻璃撒了一地。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这间厕所在几分钟前还是一个充满安慰的怀抱，现在看上去却像一台垃圾粉碎机。我慌张地摸到门把手，一头冲了出去，大口喘着气，嘶哑的大吼最后转变为破碎的抽泣。前一天，杰米在渡船码头上对我怒目而视，他冲上来，一把将米娅从我身边带走，像一个从企图害死他女儿的坏巫婆手里拯救了女儿的超级英雄。米娅哭个不停，要我抱。“别去，宝贝，”他一边说着，一边朝我投来怒视的目光，“你应该跟我走。”

我坐在淋浴间前，额头抵着膝盖，手指抠弄起红褐色脚垫上的纤维。车窗炸裂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的胸口紧紧地揪了起来。“我正在上工呢，”我对自己说，“我在上工的时候爆发了神经衰弱。”

手套的指尖里藏着碎玻璃。把它们抖掉后，我戴上手套，可眼中依然满是泪水。我只能摘下手套，将脸埋进双手之间。

我掏出电话，直接拨了帕姆家里的电话。“我哭得停不下来，”我说，“帕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是哭得停不下来。”我气都喘不过来。

“斯蒂芬妮？你还好吗？你在哪呢？”她的声音饱含担忧，像妈妈一样。我抽泣得更厉害了。

“我，哦，”我用手捂住嘴巴，生怕露出更尴尬的声响来，我想不起屋主人叫什么了，“就在那户有很多小丑画像的人家里。”

“加里森家？”她问。

“对，”我回答，是这个名字，“我今天打扫一楼。”我说起话来像在奔跑似的，“我的工具里面有碎玻璃。之前米娅身上也溅了碎玻璃。她差点儿死了。”

“听着，”她开口，却又沉默了，似乎在组织语言，“你根本不可能知道……都说人开车时会冲着眼前看到的东西反打方向盘……你停在路边时也不会想到会出这种事，对吧？”

我想到那个司机——我猜他之前要么在发消息要么在点香烟，总之心不在焉的——难道他看到了我站在草地中央，是我让他分了心，导致他开偏了？

帕姆知道我手头很紧。她知道我需要这几个小时的工作，不干活的话就没钱可赚，我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结果。那天早上，她听我讲了自己不得不开车的经历——我的手抖得有多厉害，我不得不再次经过事故发生地，逼着自己不去看那地上的黑色车辙还有散在路边的碎玻璃，可它们还是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我只有小丑之家一户要打扫。可我干不下去了。

“不如你给自己放个假？”她倾听完，温柔地向我建议道，“明天也休息一天。”

“我明天就能工作了。”我争辩道。明天刚好是农场之家，那儿很有挑战性。“我会没事的。”与其是在说服她，我更想让自己相信，“我今天大概可以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订下计划，接下来我就能定下心来处理后面的事情了。”我说着，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

“行啊，”她应该是笑了，“那我现在要你回去工作。你一定得回去工作。再这样崩溃下去，你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她顿了顿，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电视机的声音，“相信你自己的力量。”她又说道。可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拥有力量。

我挂掉电话，叹了口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需要一些怜悯。前一天，爸爸隔着电话冲我大吼，因为我把车祸的照片发到了脸书上。他说要是有人看到我那辆报废汽车的照片，说不定会拿它来对付我。

“只有我的朋友看得到。”我告诉他。他的疑心病让我心生不满，而且最令我受伤的是，他似乎只在意有人会来找事。“我需要跟别人说说这事，爸爸。”

“我觉得你完全不应该再去提这件事了，”他打断我，“你不觉得保险公司会认定这都是你的过错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层？”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根本意识不到，此时此刻我是多么需要他人的支持，哪怕有人在照片下留几句言，哪怕这些人远在千里之外。

“是啊，爸爸，”我无力地说，“是啊，我想过。”我沉默了，听到他在电话那头点燃一根香烟，深吸了一口。我盼望着他能邀请我过去，给我叫个比萨吃。什么都可以，就是别来一顿说教。“我，嗯，我该挂了，爸爸。”我注意到他在挂电话前都没说“我爱你”。所以，同样地，我也没说。

我没回家，而是去了废车场清理我的汽车。那几串念珠和一块画着雏菊的彩绘玻璃依然挂在后视镜上。我拾起朋友给我做的咖啡杯——它刚好能装满两小杯意式浓缩，现在已经碎裂了。我把后窗上“阿拉斯加姑娘最呛”的贴纸撕下来，给红宝面目全非的破损车尾拍了几张照。油盖附近原先凹下去的地方现在朝前弯曲着，像一张拧巴的废锡箔纸。

我把手放在车后盖，触摸后窗与车身相接的地方，又放到角落里，落在了雨刷触不到的地方。我闭上眼，垂下头。我发誓，我能感觉到它的痛。

这辆坚固的汽车保住了我的女儿，却面临着被拆得粉碎、卖掉零件后整个被压扁的命运。“谢谢你。”我对它说。

快下午3点时，我坐在沙发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感觉过不了多久大雨就要倾盆而下了。出事那天是星期二，天很热，太阳很大。而此刻天气重回湿冷，是华盛顿州入秋时的典型天气。我庆幸当时没下雨，没让我俩站在雨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就发生在两天前。

我在公寓入口处的空地上来回踱步，耳朵贴着电话，听着里面嘈杂的古典音乐。有个警察告诉我，撞车的司机持有最低额度保险，所以我决定先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可以，先把安全座椅的型号发给我，之后我们会给你寄一张支票。”几分钟后，又有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对我说：“我们还可以补偿你的误工费。还能给你租辆车，帮你把你的车拖到另一个停车场去。我们还可以把你修车的费用补还给你，会在——”

“等一下，”我问，“所以这次不是我的过失？由你们来负责？”

“没错，”她说，“这起事故我们来负全责。你把车开到了路边，开了双闪灯，你还把车停好了。这次事故不是你的过失。”

她的声音里充满恳切。不是我的过失。不是我的过失。我甚至有底气相信这是真的了。

我作为母亲的大部分日子都是万分艰难地踮着脚尖行进，这是个比喻，但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我变得难以相信表象。每当在原地重建起地基、墙面、地板，甚至头上的屋顶后，我都会确切地感觉到它们可能会再度崩塌。我的任务就是在一切崩塌后存活下来，拍拍身上的灰，再建一遍。所以我决定相信自己的勇气。复工后，我告诉帕姆，我一天只能打扫一座房子。把米娅送去日托所后，我要开着车去一户人家打扫。清洁完一幢房子后还要开车去下一家，这实在太累了。我受够了。

两星期后，我回到了小丑之家。我把自己的工具搬上楼梯，扫了一眼主卫。这个卫生间里有两个洗脸池，独立淋浴间足有一张正餐桌那么大，角落里的台子上还有一个按摩浴缸。那个浴缸再度让我驻足，想要被拥抱、被笼罩的念头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坐进浴缸，支起一条腿，拨响了代理律师的电话。我依然得想办法走出这场车祸带来的经济困境。

我向律师描述了车祸的经过，告诉他保险公司愿意理赔，但赔偿的款项远不够让我还清车子的贷款。可我急需一辆车。他跟我说了几个关键措辞，让我接下来去和负责这个案子的代理人交涉。几个小时后，我拨通了那个女人的电话，我颤颤巍巍地重复着排练过的语句。

“我女儿和我因为这次车祸受了很大影响，”我说道，试着让自己听起来没有在照本宣科，“她睡得不好，而且很容易被响声吓到。”我对她说，有一次邻居的车回火了，米娅被惊得跳了起来，让我难过得直流眼泪。我还提到了自己遭受的压力，之前我能轻而易举完成的任务，放到现在却难以应付。“我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重压，这次车祸的影响依然时不时地来侵扰我们。再加上经济困难，我无力再购入一辆新车，我们两个的日子非常艰难。”我深吸了一口，“我们需要心理治疗。我需要心理辅导，甚至还要服药。米娅也需要帮助。新车的费用太高昂了，我根本无力承担。”我又深吸了一口气，“要是你们公司不肯承担我们的精神损失，我会寻求法律手段来争取合适的赔偿。”我照着一张小纸条念出了这些话，读到最后一行时，指尖发凉。我坐在浴缸里，颤抖着等待对方的回话。

“那让我来想想办法，之后给你回电话。”她说。不到一个小时，她来电话跟我说，公司可以支付我的贷款，除了补偿误工费，他们还可以给我1000块钱买辆新车。我试着一本正经地向她表示感谢，也希望她可以看到我挂掉电话后脸上露出的笑容。我已经有很久都没笑得这样开心了。

这几天里，我一直在网上浏览分类广告，可是想用1200美金买到一辆好车可不容易。啊，我找到了。一辆本田思域小汽车，1983年的，天蓝色。特拉维斯和米娅一起去看了这辆车。一对经营着一家汽车美容店的老夫妇花了几千块钱给这辆车做了整修，准备留给他们的侄子开。他们重新组装了引擎，换掉了刹车，还换上了全新的轮胎。不过他们的侄子最后决定不要了，所以严格来说，卖家其实是这位侄子。这辆车发动时轰轰作响，还是手动挡的。老夫妇还保留了当初购入这辆新车时的单据原件。我出价1100美元，他们接受了。米娅和我给新车取名为珠儿，那可是黑暗时刻里最闪亮的一件东西了。

珠儿非常顺利地承载了我俩平时的日常出行。有了这辆车后，我紧绷的神经也缓和了许多。谢天谢地，我的工作日程依然排得满满的，让我无暇顾及别的问题。要是有一个下午空出来的话，我会把自己的客户插进去。这一次，我选择去脸书上的本地母亲群里发自己的清洁服务广告，因为我之前在克雷格列表网站上收到过太多要求我脱光了或是穿着性感女仆装打扫的回复。这种事第一次发生时，那个男的还假模假样地说他是出于好心要帮我一把，就好像清洁工还不算底层的工作似的。

扣除工作路上的油费，我从典范清洁那里拿到手的净工资只比我时薪的一半多上一点点。取消了周末之家的打扫之后，我试着把路上的通勤时间缩短到45分钟以内，并且停止接收超出这个时间段的新客户。可是朗尼坚持要我接下一户新人家。“值得去，”她说，“他们人很好的。”新客户有一座大房子，有精巧的木工家具和卵石步道。去那里打扫了几次后，我决定把它叫作爱之家。驶过一条蜿蜒曲折、两旁种植着高耸常青木的单行道，才能到达这户人家。从位于山顶上的房子往下看，能看到坐落在山谷之中的农田。我打扫的时候，丈夫和妻子都在家里。冰箱门、架子上摆满了他们已经成年的女儿和外孙们的照片。厨房旁边空置的卧室似乎随时欢迎他们的归来。

男主人在门口迎接我，急忙走上前来替我搬运清洁工具。一条毛绒绒的金毛寻回犬摇着尾巴凑上来，嗅我的脚。我脱下鞋子，朝女主人笑笑，她坐在椅子上和我打了个招呼。她就那么坐着，不怎么起身。朗尼先前跟我说过爱之家的情况，这位丈夫全天候在家照顾自己久病多年的妻子。我猜想她得的是癌症或是其他什么重病，说不定已经到了晚期。电视一直开着，大声播放着《奥兹医生秀》和家庭装修类节目。不过每当妻子开口说话时，男人都会冲过来把音量调小。我很难听清楚妻子在说什么，她的嗓音有些含糊，但很轻柔。丈夫会亲自喂她吃午饭，接着再把她抱进玄关处的卫生间。

他们结婚后一起去了不少地方旅行，孩子也要得很晚。客厅的架子上摆放着鼓、木雕、大象石雕还有登山类书籍。每当丈夫提起往事，他都会问妻子是否还记得往日的快乐时光。如果她说还有印象，他的笑容里会充满亲切与爱意，那感情是那么浓烈，甚至让我对他们这样的生活生出向往。

第一次来这家干活时，我就估算过打扫这座房子需要的时间。厨房和几个卫生间已经很久没被仔细打扫过了，要耗费额外的时间擦洗。完工后，我披上外套，朝椅子上的女主人挥手告别。她示意我走近，朝我伸出一只手。她的另一只手里有一张10美元的钞票。

“这比我平时一小时到手的钱还要多呢，”我惊讶于自己就这么脱口而出了，“都快翻一番了。”

她笑了，我低声道着谢，转身往外继续走去。快到门口时，我克服了尴尬，转过身说道：“天啊，我今晚可以带米娅吃顿快乐儿童餐了呢！”我俩都咯咯笑了起来。

我整理完东西，男主人跑出来叫住我，说雨下大了，一定要我从车库走。

我们把清洁篮、干净的抹布和一袋袋周末要洗的脏抹布装到车上后，他让我跟他回一趟车库。“我们这儿很久没客人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递了个小零食让我喂狗。听到他叫我“客人”，我差点儿羞红了脸。于是我问起后墙边停着的那辆摩托车。他告诉我说，每年夏天，他女儿都会回来住一个礼拜，这时候他就能和几个朋友骑着摩托去旅行了。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站在一起，欲言又止。我想问问他妻子的情况，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他到底是如何一直保持这样平静和乐的样子。我没有说出口，而是说自己也想来次公路旅行。“哪怕只是放上一两天假都很好。”我很意外自己会说出这种话。之前，我从来不会跟客户聊到给他们家的打扫工作强度有多大，能拿到的薪水有多低。

“哦，是吗？”他听上去很有兴致，“那你有想过要去哪里吗？”

“米苏拉，蒙大拿。”我说着，俯下身去摸那条金毛，心里想着，总有一天米娅会很乐于踏上一次旅途的，“我是从阿拉斯加来的。米苏拉是仅次于我老家的第二好的地方。”

“是啊，”他笑着说，“漂亮的地方。开阔得不得了。有人说那里的天空都更广阔些，是真的。”

我笑了，仿佛梦想已经成真，眼前浮现出了那般景致。“真希望我们能有个机会去那里啊。”我说。

他冲我点点头，说我该去接女儿了。我把车倒出私家车道后，还朝他挥了挥手。这座房子引领我目睹了爱的真切模样。其间的爱意如此浓烈，满得要从敞开的车库大门中溢出来了。

这座房子真是不同寻常。回家的路上，一想到过去，我就不住地叹气。我的多数工作日都是被麻木不堪的孤寂填满的。我一直都是靠自己一个人——开车，工作，通宵做完网课布置的作业。只有晚上和米娅共度的两个小时空闲时间：我们一起吃饭、洗澡，给她讲睡前故事。我在斯卡吉特山谷社区大学的顾问在听说我是一个干着全职工作的单身母亲后瞪大了眼睛。“你想要这样安排，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指的是我的课业负担，毕竟我还有其他担子要扛。面谈过后，我走到停车场，坐进车里，过了很久才发动汽车。

不过作业并不难，只是很烦人。我需要完成一些像数学和科学这样的核心课程，那些都是高等教育机构认定你需要完成、需要交学费的课程，只有这样，你才能拿到学位。一些课的学分我在20多岁的时候已经修过了，可以转过去。但我依然需要实打实地上些课，做些交流。这一切，我都得自己坐在电脑前，通过网络来完成。这看上去无比讽刺。

如果没能在平时完成作业，我就要趁米娅去杰米那里时抓紧补上。我可以提前做作业。课与课都混在了一起。我修了人类学，还修了个与气候相关的课程。开卷考刚过，这点儿知识便立刻在我脑子里消失无踪了。花那么多金钱、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上没有意义。一开始，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我只知道要学完，要把那些关于各种云朵名称的作业都写完。啊，对了，还要自己编一个日常练习作业。

米娅不在身边的这几个漫长的周末，我被作业包围着，坐在圆形餐桌旁，无可避免地长时间凝视着窗外。每一扇玻璃上都积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在家时，我一天要擦好几次，能感觉到“外面”和“里面”唯一的区别就是几度的温差，和旧旧的窗玻璃。

天气雾蒙蒙的，我陷入了与黑色霉菌的持久战。这些霉菌让我俩生病。米娅的鼻子下面似乎总是挂着一坨鼻涕。我咳起来就像在煤矿里工作似的，有时还会呕吐。有一次，我在网上查了自己的症状后陷入恐慌，立刻驱车赶往急救中心。我的扁桃腺肿得连脑袋都动不了，我觉得自己得了脑膜炎。两周后，就因为和医生聊了几分钟，我收到了一张200美金的账单。我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医院的计费部门，做好了一分钱也不付的准备，我不在乎自己的信用会受什么影响。在填完几张表后，我成功说服他们启用一个针对低收入患者的项目来降低我的费用。我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过去，然后提出要求。我总是很震惊，这种项目从来没人提起过。计费部门只会让你自己选择付费方式，却不会告诉你费用是可以降低80%的。

天气会逼着你待在屋里，逼着你仔细审视这个你称之为“家”的空间。我想到了那几个独自生活的客户。想象他们走过一间间空房间，地毯上依然留有吸尘器扫过的痕迹，我不想终其一生和他们一样。像客户那样生活，住在辛劳一生换来的大宅里——我不会再去幻想这些了。尽管已经不再做这样的梦，我却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收拾那些铺满鲜花、娃娃的粉色房间，我依然渴望能给我的孩子带来这样的生活。但我也不禁会想，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家庭会不会在那一间间充满电子游戏、电脑和电视的房间里迷失了自己呢？

这套小公寓尽管破败，却是我们的家。我不需要豪华的大浴缸或是车库，我只知道，要把它们收拾干净可是很费力的。尽管我们的生活环境恶劣，可每天早上我都是在爱的怀抱中醒来的。我就在那里。在那间小小的屋子里。我就在一旁见证着米娅的舞姿和傻气的小脸，全身心地爱着这每一刻。这方小天地成了一个家，因为有我们住在里面，我们相亲相爱。

22.与米娅共度的平静生活　Still Life with Mia

气温逐渐下降，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每当听到踢脚板供暖器吱吱嘎嘎作响时，我都会忧虑地咬起嘴唇。米娅和我紧凑地挤在一张小床上取暖，我把毯子和床单挂在窗边，隔绝刺骨的寒意。然而冰霜依然顽固地覆上了地面和窗玻璃，我不得不把睡觉区域的落地玻璃门关上。我们住着的这个小小单间既是客厅又是厨房，大概也就和我打扫过的那些客卧和书房差不多大。我把双人沙发翻出来睡觉，米娅兴奋地在上面蹦蹦跳跳，她把这当作了睡衣派对。尽管我俩睡觉的地方更宽敞了，米娅睡觉时依然蜷成一团贴着我的背，一只手还要绕着我的脖子，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肩胛骨上。早上，每当闹钟在黑暗中闪烁、嗡嗡作响时，我便不得不翻过身来舒展一番。米娅勾住我的脖子，又把一只手贴到我的脸上。

圣诞节的第二天，冬雨转成细小的雪花落到地上，积了有十几公分那么厚。前一晚。我和米娅折腾到很晚，早过了她睡觉的时间，反正我们也知道第二天不用开车出门。米娅穿上了她的滑雪衫，借着街灯的光在花园里堆起天使雪人。而我则在一边测量起珠儿引擎盖上雪的厚度——有30多公分厚。我在阿拉斯加生活了那么久，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第二天。帕姆打电话跟我说要我待在家里。她不想让我冒险开车去客户家，以防被堵在半道。尽管雪才下了10多公分，可西北段的道路都封了，就连我们公寓下的高速公路都变得静悄悄的，只有几辆被车主抛弃的车子零星靠在路肩上。

米娅很快就全副武装好了，也不在乎前一夜湿乎乎的裤子还没干透，就问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我以前的一个老师和我住在同一片街区，他在脸书上发消息问我需不需要雪橇，说他那里有一副特别好的雪橇，带绳子的，而且装备齐全，他可以把东西留在门廊前。我刚和米娅一说，她便高兴地上蹿下跳，问道：“就现在？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吗？”我迟疑了。我的每一寸身体都渴望着埋进沙发，我想穿上羊毛袜子，一杯接一杯地喝热茶。说起我现在的梦想，那一定是坐在暖洋洋的火炉边看书，脚边还蜷着一只狗。

“我们要走很多路的。”我告诉米娅，却也知道她不在乎。我甚至可以跟她说我们要走上一整天，但是米娅的兴致依然不会减少一分。让一个3岁小孩踏着齐腰深的雪上山可是一件苦差事，大半路程还得我背着她走。距离那个放着雪橇的门廊还有一半路要走，在到达那里举起战利品之前，我不得不停下了脚步。我回过身俯视着整座城市，只见眼前的一切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与深深的寂静。

米娅和我的大半个上午都在外面，她在雪橇上，我沿着社区一路把她拖回了家。她躺在雪橇上，捧着雪大口吃着。我看见主路段上有铲雪车开过的痕迹，不禁想着它们会不会去我们那儿。我们住的地方位于一条小巷地势最低的一个角落里，每一条伸出去的路都是上坡路。珠儿像是一辆给小孩开的车，轮子只有我陪米娅玩的小推车的轮子那么大。我没有雪地胎，连可以绑的铁链都没有，反正我也买不起。

白天里的阳光化掉了大半的雪，到了晚上，温度降到零下，第二天就更冷了。我们的街道结了厚厚一层冰。我眼见楼上的邻居试着把他们的车推出小巷，可是失败了。又一个工作日泡汤了。或许我可以不还那个月的信用卡，或是直接从可透支的额度里拿钱，然后存到我的银行账户里，用那笔钱来还款。现在已经过了月中，这意味着我多数的账单已经付掉了。不过我目前的薪水至少还要等两星期才能到账。再加上天气原因，到手的钱可能要少100块。

大雪天里，我们大部分的时光是在客厅和厨房里度过的。睡觉的地方实在太冷了，隔着百叶窗都能看见结在玻璃窗上的窗花，米娅去那里拿玩具之前还要先裹上一件外套。我们的电视机只能收到本地台，她就把自己最爱的DVD影片放上一遍又一遍，就是芭蕾舞仙女Hello Kitty那部，里面尖厉的配音让我头疼。最后我们终于关掉了电视，转去画水彩画。

米娅画着图，我时不时赞许地点点头或是给她读故事。我没有多少时间陪米娅——一般都是每隔一周她不去杰米家的那个周末。由于没有多少钱可以支出，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新花样来逗这个精力充沛、头脑灵活的小家伙儿开心。要是下雨了，我也没有钱带她去儿童博物馆，甚至去不了麦当劳的儿童乐园，让她消耗过剩的精力。即使出了太阳，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动物园和水上乐园。

有时候，哪怕在街上看到父母成双的家庭都会激起我作为单身母亲的羞愧之心。我细细打量过他们——穿着我永远都买不起的衣服，高价婴儿推车里放着精心收拾过的尿片袋。这些妈妈能够说出我永远讲不出来的话：“亲爱的，能给我拿下这个吗？”或是“来，帮我抱她一下吧。”孩子能从一位家长的怀抱到另一个的怀抱。我曾无数次要米娅自己走，因为我的双手实在太累了，抱不动她。

在第一个下雪天里，我将自己惭愧与羞耻的心声狠狠压了下去，因为我居然在想米娅要是和别人一起生活是否会过得更好，我将她带来这个世界是否是个错误的决定。我用手抵着下巴，望着她小心翼翼地画出又一张笑脸。我俩都穿着厚厚的长袖套衫，脚上套了两双袜子。空气里闻上去都有霜的味道。

这几个月里，我看着米娅在她爸爸那里和我这里辛苦地辗转，心痛不已。要来回开车3小时去接米娅的那些周日下午，让我俩都咬紧牙关、惊惧不已。过去一年里的多数时间，每次去接米娅，她往往都会在回家的路上熟睡起来，原来，她爸爸总在周末带着她到处串门，就为了向朋友展示自己的好爸爸风范，这累坏了米娅。有时候，她会哭着要爸爸，生气地对我又踢又打。和我接受去经历这些个下午一样，我从不后悔自己留在华盛顿州的决定。贫穷犹如一个污浊的泥塘，死死陷住我们的双脚，绝不放我们离开。

风暴来袭前的一个周日，把米娅从渡船码头接回家的90分钟车程里，她冲着我尖叫了一路。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杰米对她说了什么，惹得她这样生气。她的声音就像先前做完手术时一样，动物般粗野地嘶吼了一个下午。

“我恨你！”她双腿踢打着，嘴里反复说，“我要杀了你！你去死！”她的爸爸抓住每一个机会给她洗脑，让她以为是我不让他们父女俩见面的，说米娅不在身边时他是多么伤心。要是杰米真的想和米娅多相处一会儿，他其实是可以争取的。他可以争取到的，但至少先保证米娅能有自己的房间。不过米娅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想让米娅相信他说的话而已，他喜欢看到米娅为了他流泪。她刚一岁大的时候，回到我身边时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只能抱着她，好几个小时不撒手，她的身体因为愤怒和伤心绷得硬邦邦的。她哭闹个不停，直到喊累了、哭不动了为止。我能做的只是抱紧她，除了她的安好，我也别无所求。

那个风暴降临的下午，我们就窝在自己家里。我心满意足地啜饮着咖啡和茶，望着女儿，她哼着小曲，用笔刷蘸取下一个新颜色。米娅年纪还小，还不知道用言语表达自己的心情：失落、迷茫、悲伤、渴望，或是愤怒。然而就算知道，也不会让她怒气迸发的那个下午变得好过。我会本能地去抱住她，可现在，她会踢打尖叫得更厉害。有时我会吼回去。我确定，隔着公寓薄薄的墙，这吵闹声足以令邻居们心生忧虑。在这种时候，我不知所措。我没有可投奔的人，没法打电话给爸爸妈妈，也联系不上一个育儿指导或心理治疗师，周围连熟悉的妈妈都没有。我要求我的孩子变得坚韧，去忍受在不同照看人手中辗转的生活，而她在这些重压之下发出尖叫。一个待在家里、宝宝只会因一些寻常事发发小脾气的全职妈妈，怎么会理解我女儿的愤怒呢？

我并非没有试过和其他人交流。那年秋天，米娅的日托所办了个家长派对之类的百乐餐。我在那里徘徊了一阵子，去和别人交际。多数和米娅年龄相仿、上着学前班的孩子是父母都在身边的，他们围着朱迪奶奶，被她快乐活泼的天性所感染。米娅和一群孩子跑进跑出，留我一个人站在一旁。听到身边有两个女人在抱怨自己的丈夫，我忍不住转过头看着她们，她们意识到我听见了。

“你靠自己一个人真是太难了！”那个听着朋友抱怨的女人对我说。我点点头，逼着自己的嘴角挤出一个微笑。

“这么说，斯蒂芬妮，”另一个女人说道，“你是个单身母亲喽？我朋友刚刚经历了一场恐怖的离婚，现在她的日子不好过。你知道有什么组织能帮帮她吗？”

“嗯，当然啦。”我紧张地眨着眼。我们身边的一张桌子旁围着三个女人，她们端着一小碟胡萝卜条和花菜，蘸着沙拉酱吃。所有人开始齐齐望向我，这个全场唯一的单身妈妈。我吐露了一个与食物和育儿相关的补助项目。

其中一个妈妈个子很小，棕色的波波头下面有一张圆脸蛋。她嗤笑一声，头一扬。“去年冬天，杰克被开了，”她说道，“我们三个不得不搬到我爸妈家里去住。还记得吗？”她挤了挤旁边的一个女人，“那么小的房间，吉利的小床都挤到墙上了。搞得我们像无家可归一样！我们可是无家可归过！”那个被她挤过的女人点点头，露出难过的表情。“不过谢天谢地，我们有存下应急的钱。”

另一个妈妈点点头。她们纷纷转过头看我的反应。我低头看着早就被米娅遗忘的那碟薯条，还有我给她包好的、已经软掉的热狗。我什么吃的都没带，所以我决定一口都不动。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们会如何谈论我和米娅住的地方呢？我给不了米娅像样的家和食物，只能接受些施舍物来维持我们居住的那一小块地方。深陷于这样一个机制，最令我绝望的一点在于，为了改善生活，我还会遭到惩罚。在一些情况下，如果我的收入超了水准线几块钱，那就意味着我将失去几百块钱的福利补助。由于我的雇主就是自己，我必须每隔几个月就上报自己的收入。多赚50块钱会导致我付给日托所的分摊费用上涨50块。有时，这甚至意味着我会彻底失去育儿补助金。我失掉了任何存钱的想法和机会。整个机制把我牢牢地锁在底下，压着我洗刷底层的地板，根本不打算让我从深渊里爬出来。

其中一个妈妈又问起那个刚离婚的朋友是谁，接着又兴奋地挤到一起聊她们的八卦，我便悄悄溜走了。

或许她们真的与我有那么一点点共鸣。或许她们在婚姻中比我所看到的更感寂寞。或许我们都渴望有一些我们曾经拥有但都失去过的东西。

我想到了米娅的怒火，想到了差点儿在车祸中失去她，想到我们因为开不起暖气不得不在家里穿上外套，想到一个个没有米娅、我还要洗马桶擦地板的周末。

那年冬天，我又做了一个决定，带着全新的目标去写我的网络日记。这个博客一直写到现在，都是一些我经历过的挣扎和不知所措的迷茫。每过一阵子，我会写一些美妙的时刻，清明的时刻，对我和米娅在一起的生活的赞叹。我决定将所有焦点都对准这些方面，改掉我们生活的主题，将这一系列命名为“与米娅共度的平静生活”。我想要捕捉这些时刻，就像我现在身处的这一时刻：坐在桌边，一边望着米娅画画，一边陷入深思。我要将这一刻鲜活地保存在记忆中。

网络日记成了一道我不停雕琢的生命线，一扇呈现言语和照片的窗户，一条切断我生活中压力与恐惧的大道，让我专注于我的最爱——女儿和写作。我拍下过一张米娅满脸好奇的照片，那短短的几秒钟让我感觉到，自己就是早早在那里为她而存在的。

这不是我想让我们过的生活，可这就是我们正在过的日子。不会永远都是这样的。我坚持对自己说道。把这个房间称作家，我心里有愧，一想到要告诉米娅，这一小间屋子和这一点点食物是我们仅有的，我就会被绝望淹没。我多么希望她可以拥有一座房子，屋后是带着篱笆的小花园，里面是铺了水泥的天井和小径，可以让她跳房子玩。每当和米娅玩起那个“畅想你的梦想家园”的游戏时，她总说想要一个和学校里一样的沙盒玩具和秋千。去尽情想象我们的归处、我们的住处、我们的未来对她来说很重要，于我亦然。

这是我们旅程的起点。一个开始。坐在桌边，我感觉时间突然停滞了，就在她画下一笔的一瞬。在那一刻，我们俩都很温暖。我们有彼此，我们有一个家，我们知晓最深沉最强烈的爱。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一次接一次地摸爬滚打，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到达终点后再重新开始。我从来不会忘记在美好与平静的细微时刻深呼吸。

帕姆在那个下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坐在餐桌旁，望着窗外的雪和她通话。“你能出门吗？”她问道，声音中隐含着一丝期许。

“我先前试着挪过车，”我说着，站起来朝我们的卧室走去，朝窗外一望，“它从停车位一路滑到了街上，轮胎也止不住地打滑。”我摇摇头，作为一个从阿拉斯加出来的人，我说的听上去句句属实。“邻居还跑出来试图帮忙把车子弄回我的停车位，可是我们就是办不到。”我刮擦着窗玻璃上的霜。我的珠儿依然停在老位子上，保险杠在路上探出了一点。多数主干道没什么问题了，可我有几家客户位于树林深处或是小山坡上。要是陷在了那种地方，我极有可能无法准时接到米娅，而且在紧要关头，我也没人可找来帮忙。

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禁在想，帕姆会不会因为我没法工作把我开除了。我还从来没缺席过那么多工作，至少之前的记录能给我加分。不过没一会儿，我就完全不在意了。我憎恨这份工作，也同样憎恨我对这份工作的依赖。我憎恨自己需要它。我憎恨自己不得不心怀感恩地接受它。“我会补偿的。”我对帕姆说。

“我知道你会的，斯蒂芬妮。”她说道，我们挂断了电话。

我又刮了刮玻璃上的霜。米娅又把电视打开了。我的吐息结成一小团雾气。我把米娅的几只毛绒小动物从窗边拿开时，发现它们的一小团人造毛已经凝结在玻璃上。

太阳开始落山了。我决定给米娅做些煎饼，再浇上一勺巧克力薄脆冰激凌给她当晚饭。我自己呢，则选了一袋拉面，配上两个煮得硬硬的鸡蛋和剩下的冷冻花椰菜煮了吃。米娅洗澡时，我输入了一个新标题，开始写我的网络日记，把我们走去取雪橇的路上拍的照片贴在上面。米娅的小脸红通通的，卷卷的头发从帽子里钻出来。只见她戴着粉色的露指手套，小心翼翼地舔着指尖上的雪。万籁俱静，只剩下我俩踏在雪地上的沙沙声。

在浴缸边缘，米娅把她的彩虹小马排成一排。这套旧玩具还是一个朋友留给我的。“我洗完澡啦，妈妈。”她呼唤道，我把她从浴缸里抱出来。她身上还沾着泡泡，刚从热水里出来的皮肤泛着玫瑰般的粉色。我把她抱到了早先铺好了毛巾的马桶盖上。距离她还是个我怀里抱着的小婴儿，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到那一晚，我俩已经在拉出来的沙发床上睡了整整两个礼拜。米娅上蹿下跳，兴奋得像准备开一个睡衣派对，我们准备再看一遍《海底总动员》。

电影放到一半她就睡着了。我站起来关掉暖气。距离我困倦还有3个小时，我却发现自己很想来上一杯红酒，甚至是去咖啡因的咖啡——一些能让我暖和的东西。然而我却爬回了床上，紧贴着米娅温热的身躯，感受她睡眠中的呼吸与抽动。最后，我也渐渐睡着了。

第三部分

23.做得更好　Do Better

“埃—米—莉—亚？”护士叫道。我动了动被米娅脑袋压住的肩膀，把她摇醒。

“这儿呢，”我说着，站起身来，抱直女儿的身子，“我们都叫她米娅。”

那个女人既没有注意我说了什么，也没意识到我正抱着个3岁小孩，只是吩咐我们跟在她后面。过了一会儿，我把米娅放在一台秤上称完重，我俩就坐在椅子上等着了。

“我女儿上周夜里咳得特别厉害。”我说道，试图回忆起她到底遭了多久的罪，有多少次她理应待在家里我却把她往日托所送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鼻窦炎或者过敏之类的吧？她眼睛有时候红红的，还跟我抱怨说自己的耳朵好痛。”

那个护士是个看上去脾气很差的高大女人。不知怎的，她依然无视我，现在她倒是朝坐在我腿上的米娅投来了同情的目光。“哦，小宝贝，你耳朵疼是吗？”她用童稚的嗓音问道。

米娅点点头，她太累了，懒得躲也懒得闹。她让那个女人给她测了体温和含氧量。接着，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着。我把头靠在墙上，闭上眼睛，不去想自己错过了多少工作。又错过了植物之家的打扫，女主人因为我不得不换时间而恼怒不已，朗尼跟我说，她甚至拿取消服务来威胁我们了。米娅又深咳了几声。她年纪太小，还不能喝咳嗽糖浆，反正我也买不起。她一夜要醒两次，两手紧抓着脑袋，咳得特别厉害，甚至睡着了还在咳。

我发现开门的那位儿科医生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因为我是当天才打电话约的。这个女医生个子不高，有些男子气，留着和米娅差不多的波波头。“好的。”她看着表格，眨眨眼说道，“米娅。”所以那个护士是把我的话听进去喽，我暗想道。一旁的米娅听到自己的名字，也立刻抬起了头。

“你怎么不让她坐到这儿来呢。”她说着，拍了拍铺着纸垫的检查台。我说话时，她望着米娅的小脸蛋，接着又与她对视起来。“你们的生活条件是什么样的？”她问。听到这个问题，我皱起眉头，竭力不去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中伤和侮辱。她本可以这么问我——“家里怎么样？”或是“家里有没有养宠物？”问什么都行，就是不该问我们的生活条件是什么样的。搞得好像我们住在一个……可一想到我们住的地方，我的肩还是垮了下来。

“我们住在一个一居室公寓里。”我轻轻答道。不得不说，我有些藏着掖着，生怕实话实说了我们真实的住宿环境后，她会打电话叫儿童保护机构来。“我们窗台上一直会有好多黑色霉菌冒出来。我觉得那都是从地下室里跑上来的。我们的卧室下面连着一个竖井，要是你顺着往下看，可以看到底下很脏。”医生停下检查，双手紧紧抱在胸前站着。她手上戴了一块特别小的手表。“屋里有很多窗户的，”我低头盯着地面，“我费了很大的劲让屋里保持温暖和干燥。”

“按照法律要求，你的房东应该尽力把这些霉菌去除掉，”说着，她开始检查米娅的耳朵，“这只耳朵有细菌感染。”她嘟嘟囔囔地摇了摇头，似乎在说这是我的错。

“他清洗过地毯，”我说道，突然想起来了，“我们搬进去之前，他还刷了墙。我觉得他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那你们应该搬走。”

“我搬不走，”我说着，把手放到了米娅的腿上，“其他地方我根本住不起。”

“好吧，”她朝米娅点点头说，“她需要你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只能点点头。

我望着米娅把搅在一起的小手搁在自己的膝头。小手依然胖嘟嘟的，看不出骨节的手指依然带着一个个小小的凹陷。每当打开我们公寓的房门时，我都会感到自己作为家长的失败，但这一次，前所未有的羞耻感刺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抱着米娅回车里的一路上，我让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用鼻尖搔搔她的头发。那名儿科医生给我们又开了一剂抗生素，并且把米娅转诊到了一年前给她做过耳管手术的专科医生那里。

几天后我们又去看了专科，他们把我们安排到了一间屋子里，那里有一张长长的、带着棕色软垫的诊疗台。我们在里面坐了一会儿后，专科医生没提前打招呼就冲了进来，嘴里说着：“为什么不把她放到那张台子上呢？”我抱着先前还坐在我膝上的米娅站起身，让她坐到诊疗台上。“不对，让她躺下来，”他说完，转过身去摸索盒子里的看诊工具，“我需要让她的头置于灯光底下。”

我刚对米娅说“没事的，米娅，他就是想看看你的耳朵”，她就立刻瞪大了眼睛，看着医生四下摸索，叫护士来帮忙，接着又猛地转过身对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我很难拿出诚挚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医生坐在诊疗台旁的一张转椅上，迅速将一个器械捅进米娅的耳朵里。我的女儿，不吃布洛芬就难以安睡、出门时会小心翼翼地用手捂住耳朵的女儿，此时张开小嘴，发出一记无声的尖叫。医生的动作很快，先是检查了她的耳朵，接着剪下一块米娅耳道大小的棉花，往里滴了几滴液体，塞进她的耳道里。

“看好了，”他说道，“你得把抗生素滴耳液像我一样处理好放进去。”

“可她已经在服用抗生素了呀。”我插嘴道。

“你还想不想让你女儿好起来了？”

我不知道该回什么话才好。“我以前给她用滴耳液的时候，她总会变得昏昏沉沉、跌跌撞撞的。我不得不压住她，才能给她放进去。”

“你是当妈妈的。”他说。他站在门口，低头望着抱住米娅坐在一旁的我。“不管用什么办法，你必须要做到。”说完，他打开门走了。那扇猛地合上的门还给我带来了一阵风。他的话和先前那个儿科医生说的一样，烧得我脸火辣辣的：我没有给予米娅她所需要的东西。

斯卡吉特山谷的春日被称为郁金香花季。大片的黄水仙、紫色的鸢尾花，还有零星的番红花率先绽放。几个星期后，各种颜色的郁金香争相盛开，大地化为一层花毯。本地人总爱说斯卡吉特开的郁金香比荷兰的还要多。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而至，将乡村小道和高速路上下口堵了个水泄不通，饭店和公园里也挤满了人。漫山遍野的郁金花呈现出一道道红色、紫色、白色和橘色的迷人景致，但我对这些花朵毫不在意。

郁金香花季的到来宣告了漫长冬日的终结，但也意味着雨水、湿气和霉菌的到来。到了四月，植物之家里的除湿机已经被调到了最高挡位连轴运转，卧室里也多了一台空气净化器。我擦洗着黑色霉点，只见它们像小蜘蛛似的爬上了窗台，深知自己家里也需要这些设备。

米娅仍在夜里咳个不停。有几个晚上，我们一走进屋里，她的眼睛就变得通红，积满了黏稠的分泌物。很显然，就是这栋房子，我选择安家的这个地方，这间房子有一个通风口把地下室积攒了百来年的发霉空气带进来，这令我们生病。

除了一直生病，我自己的一些病痛倒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非处方抗过敏药我还是买得起的。一年前，在我的收入依然低到可以使用医疗补助的时候，我去做了个过敏源测试。结果显示，我对狗、猫、某些品种的草和树、尘螨和霉菌有过敏反应。“室内过敏源。”医生如是说。刚为珍妮工作那会儿，我就患过一次支气管炎，病了好几个星期，他们给了我一些吸入剂和盐水鼻喷。从特拉维斯的拖车里搬出去的时候——墙里的黑霉菌和在车底安家的野猫——让我吃了不少苦头。连续几个小时在山谷里那几户人家清理尘螨、猫毛、狗毛还有霉菌孢子时，依然会令我起过敏反应。

在猫咪女士家里，我眼睛灼痛，鼻涕流不停，要等到换下衣服冲个澡以后，咳嗽才会停止。早上到了那里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她的主卫。卧室里铺着粉色地毯，上面放着两个猫砂盆和三个猫抓板。我把猫砂盆搬开，开始吸下面的地时，床上的猫箱排成一排，关在里面的四只猫盯着我。我的出现意味着它们就要遭殃了，因为它们要被关在箱子里一整天。如果我靠得太近，它们就会发出威胁的咕噜声。

去她家打扫的日子里，我吃下去的抗过敏药剂量会加倍。打扫完以后，我依然觉得像是嗑了辣椒粉一样。那些日子里，我会开着窗户打扫，以便让自己喘口气。但我从来没和朗尼或是帕姆说过这事。

那年春天，我用特波税务管理软件（Turbo Tax）报税时，看到了让我差点儿从椅子上跌下来的消息。算上我的低收入劳动所得补助和儿童税收抵免，我可以拿到将近4000块的退税。“这要比我3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还要多。”在黑漆漆的公寓里，我喃喃出声。我焦急地等待着国税局接收我的表格，感觉像是要带着什么东西远走高飞似的。我在笔记本上列出了这笔钱的花法——调校一下本田车的发动机、换下机油和驱动轴；把信用卡的债还了；终于可以采购一点儿厨房海绵和洗洁精、牙刷、洗发水和护发素、泡泡浴液、维生素药片和抗过敏药了。我们或许还能搞一次公路旅行。

有不少人，至少我身边的大部分人，对米苏拉市的认识都是从诺曼·麦克林恩的《大河恋》里读来的。人们会去米苏拉探访那些可以飞蝇钓的地方，这足以证明那部小说（或是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吸引力。可于我而言，促使我搬离阿拉斯加，动身前往长空之乡的是约翰·斯坦贝克的《携犬横越美国》。而选择米苏拉市，并非是因为诺曼·麦克林恩，而是创作了《大河问询》（The River Why）的戴维·詹姆斯·邓肯。他在西雅图的书友会上承认，自己在那里定居，还在当地的大学执教。这个消息驱使着我做起一个梦：在夏日的某一个早晨醒来，驱车9个小时向东行进。这个平淡的梦成了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又生发出一种持续不断的嗡嗡低语，在我耳边萦绕了五六年之久。

米苏拉的工资很低，房租却很高。这一点还是我同一些在那里生活过却因为负担不起而搬离的人聊过才知道的。在这个拥有将近7万人口的大学小镇上，工作并不好找，而薪资却不高。大学生的父母会给他们租房子，这抬高了小镇里热门地段的房价。在那里，一间位于地下室的单人公寓至少要价800美元。当我考虑是否要搬家时，这个棘手的问题始终率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每当和那些生活在米苏拉的人聊天时，他们都会表现出对这个地方的喜爱之情。迁往那边的人表示，尽管放弃了体面的薪资和高收入，但依然值得，因为他们可以生活在米苏拉。

我想知道为什么斯坦贝克要把这个地方写得如此美妙，为什么麦克林恩会称这个世界上的浑蛋越多，离蒙大拿米苏拉的距离就会越远。人们说起这个地方，仿佛在说他们某次度假时吃到的一种冰激凌，美味无比，还是季节限定的口味，后来他们再也找不到了，以至于生出了一种似真似幻的疑惑。

税款退到我账户的那一晚，我们出门去吃了顿红罗宾汉堡，我让米娅点了个巧克力奶昔。我们走进商店，往购物车里装满了平时买不起的好吃的：牛油果、番茄、可以放在煎饼里的冷冻莓果，我还买了一瓶红酒。一个礼拜后，我又买了个相框、一张足够大的床垫，还有一块电热毯，这样一来，我就不用给一整间屋子开一晚的暖气了。我在清仓甩卖区里淘到了隔热垫和几根便宜的钓竿，还给米娅买了个儿童尺寸的蹦床，这样她就不用在沙发上和床上乱蹦了。我花了200块给自己买了件渴望了好几年的东西——一枚嵌了钻石的钛金戒指。我已经厌倦了去等待一个男人出现在我生命里给我买这个。这枚戒指已经超出几年来我给自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花的所有的钱。尽管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我需要向自己做出一个承诺，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我能做到，全部都可以，靠我一个人就能过得很好。那枚戒指滑落到我左手中指上，一刻不停地提醒着我这一点。

有了钱，哪怕只是暂时的，日子就可以称得上是无忧无虑了。给汽车加满油的时候，不用再精打细算自己账户里的余额还有多少。在商店里，不用再为了日期进行一系列心算——哪些账单已经付掉了，哪些账单快要到期了，我有多少钱，我付了多少钱，哪几张信用卡还有剩余额度，然后考虑自己是否买得起几卷卫生纸。睡觉时，我不用再多穿几件衣服保暖，也不用饿着肚子，整夜忧心忡忡了。可是米娅翻来覆去，又咳嗽又流鼻涕的，醒来后抱怨自己疼痛的嗓子和耳朵。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抽空带她去看医生，我并不能阻止米娅的健康被鼻部和耳部感染吞噬。

深夜时分，我想脱离作业歇一口气，于是浏览起了分类广告。我眼热地望着那些房子的照片、两居室的公寓，都是远超我心理价位的住宅。我的收入勉强能支付现在单间公寓的房租，只够得上其他地方租金的一半。尽管现在有了一笔额外收入，但并非长远之计，那是垫在我们身下，以防遭遇不幸的财务储备。而且据我得过的教训来看，每当你在勉强糊口的边缘摇摇欲坠时，你总会失去平衡掉下去。我摇了摇头，关掉广告页面，继续做作业去了。哪怕在梦里，都有那么些东西是我负担不起的。

一连几天，那个儿科医生的话都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她需要你做得更好。”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已经竭尽全力，一头扎进出现在我面前的一个个套索，它们紧紧箍住我，让我不得动弹。

那个礼拜，我提交了一份典范清洁手写工资条的复印件，想要给幼托补助金续期。一个来自DHHS（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的女人打电话给我，要求我提交一份原件。我不停地跟她解释这张工资条就是我老板手写的、正式开具的，她却威胁说她会当即撤掉我的补助许可，并取消我的救济金。我开始哭个不停。她让我第二天去当地的办事处把事情厘清。

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办事处开门前，人们早就在外面排起了长队。起先我还不知道会是这种情形，在开门后30分钟才到。等候室里的每一张椅子都坐满了。我捏着张号码牌，靠墙站着，看着人们的互动：母亲和孩子、社工和他们的委托人，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申请被拒，为什么还要带着更多的文件回到这里。

一个位子空出来，不过我让给一个略年长的女人坐了。她穿了一条长裙子，拉着个怯生生的小孩。我扫了眼手表，一个钟头已经过去了。等我第二次看表的时候，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我开始担心，没准儿等到该去日托所接米娅的时候，自己还没被叫到号。如果她在这里，一定会围着我蹦蹦跳跳的，肯定不会像现在我周围的这群孩子一样，静静坐着，小声地问自己可不可以去厕所。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人们眼中所谓“穷人”的那些刻板印象。队伍中的人群面带忧虑，他们急着离开这里，想要去店里买点儿吃的，或是回去工作。他们和我一样，彻底失去了希望，两眼盯着脚下枯等，万分地想知道自己还要提交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帮助。我在这里寻求帮助，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

当我的号码终于在黑色屏幕上亮起，我冲到窗口前，生怕自己去得太慢，他们直接叫下一个了。我把我的紫色文件夹放到柜台上，把我从客户那里拿到的支票复印件和那张手写的工资条统统拿了出来。那女人一边检视着文件，一边听我解释。她又检查起了那张工资条。

“你得让你老板打印一张正式的工资条出来。”她望着我说道。我眨眨眼。她的表情没有变化。

我跟她解释，我一整个上午都耗在这里，我老板的办公室距离这儿有40分钟的车程。我不能再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在这里干等。

“要是你想保住你的育儿补助，那你必须这么做。”她说道。我就这么被打发了。那时候已经快下午1点了。

朗尼摇摇头，给我拉工资条。这张工资条上的支付时段是好几周前的了。我所有的自营收入都来自那些客户手写的支票，我不明白这种状况要怎么说得清楚。不过到了第二天，我站在办事处外等开门，接着又排了好几个钟头，还是把过去几个月的收入证明交上去了，包括一张我目前工作时长的书面记录，以及几封由客户正式开具、证明我在他们家工作时长属实的信件。

没有食品救济券，我们就会变成食品银行和教堂免费餐食的常客。没有育儿补助，我就没法工作。那些有幸还没进入这个机制或者仅在机制外徘徊的人是不会看到要维持这些资源有多困难的。他们看不到我们多么迫切地需要这些东西，根本不在乎他们正逼我们入这些圈套。

那个星期五去亨利家打扫时，他注意到我的心情低落。我还留有四分之一的退税款，这笔钱是准备用来对付紧急情况的，比如车坏了、米娅病了、客户取消预约了，以上种种情形都可能会发生。尽管我依然依靠着做一个关于米苏拉的美梦入睡——在克拉克福克河上方的桥上漫步，躺在田野里仰望无际的长空——但是现在，出行的计划似乎泡汤了。

“我觉得自己是没钱去蒙大拿了。”亨利问我出了什么事时，我这么回答他。他挥了挥手，就好像我的口气很难闻似的。一年以来，他常听我讲起米苏拉，不过都是那种“我要找个时间去一次”的口吻。说出那句沉重的话时，在他眼里，我的表情看上去一定特别悲痛，沉重得让他从桌边起身，走到书架前，搜寻起上面的旅游图书和地图来。接着，他递给我一本冰川国家公园的书和一份蒙大拿的折叠地图。

他把地图摊开在桌上，把我想去的地方指给我看。他不信米苏拉之行是个不可能的想法。尽管被他的举动、鼓励和支持所感动，但我脸上的微笑并不真诚。我的内心有一份极大的恐惧，并非是因为旅途本身——尽管我确实担心车会坏——而是害怕自己会深深爱上米苏拉，却不得不回到斯卡吉特山谷，回到那套位于高速公路上方、满是霉菌的小公寓里。这就像是与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说永别，那是一种我怎么也过不上的日子。

想要过上那样的生活，想要继续往前冲，我在典范清洁的工作便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我三分之一的工资用在了给汽车加油上，在和帕姆提过这个问题后，她确实给了我一点点补贴，不过这点儿钱仅仅抵得上我去下一栋房子的开销的四分之一。此外，当个无名氏让我日渐消沉。不管是独自工作还是上网课，我始终都是孤寂的一个人。我希望可以和人交流互动，哪怕是有人雇我工作。我需要一份有目标、有意义的工作，至少让我感觉我能帮上什么人。

24.海湾之家　The Bay House

一天下午，我走进斯卡吉特山谷社区大学的助学金办公室，跟他们说自己想要申请一笔最高额度的学生贷款。这不是个简单的决定。我等待着柜台后面那名工作人员为我提供帮助，人却开始发抖。获得这些贷款意味着我将减少工作，现有的工作，并且背上债务。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退无可退。没有其他缘由可以解释这个仓促的决定。米娅看上去一直病着，可我每天只能陪她3个小时。白天我的背疼极了，睡觉的时候还会发僵，我会在凌晨4点痛醒。有了贷款便意味着我只用接点儿私活、做点儿打理花园的工作，而不是去典范清洁上班。这样一来，我就有更多时间和米娅在一块儿了。

同时，这也意味着我有了去家暴和性侵保护机构当一名志愿接待员的机会。我把这个经历视为贷款为我“垫付”的一次实习机会。志愿服务能给我的履历上增添经历与多样性，还能获得推荐信。我在社区大学的课程也是在为律师助理学位做准备。我能允许自己幻想的职业仅限于那些能给我带来健康保险和养老金的实务类工作。

“法官阁下，这位父亲有全职工作。”3年前，杰米的律师这样说道，接着就揭露了我无家可归和事业的境况。站在那名法官面前，听着杰米用辛勤工作、坐拥那个他把我们赶出去的稳定住所赢得的赞誉和尊敬，让我气馁不已。那次经历在我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的种子。尽管那将是自米娅出生后我俩的第9次搬家，我依然想搬去一个条件更好的住所。

在我们多数的住处里，米娅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我曾听过传言，每当母亲们争取单独监护权——尤其是那些想要逃离虐待的女人——她们需要证明自己可以提供根本无力取得的生活条件；我听说，有的法官还会说：“我才不在乎孩子是不是要睡在水泥地上！他们的爸爸可以行使过夜探视权！”法庭上，杰米的律师把我描述成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无法作为一个全职妈妈照顾好自己的小孩。我必须竭力证明自己有能力照顾我这个还在哺乳期的小宝宝，这个杰米尖叫着要我流产掉的小宝宝。我几乎要被那个法官碾碎了，就好像要离开那个威胁过我的男人是我的错一样。我知道，这世界上有数不清的女人和我遭遇过同样的情况。

或许我可以上个法学院，成为一名人权律师。我可以帮助那些和我一样、遭受过杰米那种暴力的人，我可以为她们发声。但我身体里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念叨个不停，那股响亮的声音不容忽视——有一部分的内心，渴望我成为一名作家。可是我安抚着这个执拗的声音，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米娅还那么小——我可以在以后成为作家。这个承诺如同在我心中仅剩的一捧火焰上浇下一桶水，那是我内心里唯一的敢于揣着梦想的部分。

在寻找更好的住处的一个晚上，我发现一套建在车库上的两居室公寓，前门对着山和大海，租金远超我的心理价位。这则广告解释道，屋主人带着三个女儿住在主屋，他们养了三条狗，还有一只猫，主要待在车库里捉老鼠。我并没有关掉窗口，再度为这般可望却不可即的生活心痛。不过，我给他们发了一封邮件，询问他们是否接受让我以打扫屋子和打理院子的方式来抵部分租金。

第二天下午，我开着车驶入这户人家长长的私家车道。我经过了一栋被清空的大房子，院子里有几棵巨树，远处的海湾、山峦一览无余。他们的车道向左拐去，这个地方几乎被高大的树木和一整排黑莓灌木围了起来。这栋房子位于邻近的一个小镇，离我多数客户的住处很远。我意识到，住到这里就意味着我再也不能给典范清洁工作了。或许，我一边驶入车道一边暗忖，如果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住处，哪怕那地方很远，就算辞掉这份工作也值得。

当这栋房子终于出现在眼前时，我被它的美丽震撼得几乎睁不开眼。太阳正渐渐下沉，落到山的背面，整片天空被染成深粉色。我在一个羊圈前停下，两旁是一幢公寓和一栋有着一整排落地窗的房子。

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车库前的一片水泥地上摇摇晃晃地蹬着一辆木质自行车。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穿着旧旧的灰色帽衫和牛仔裤，在一旁看着她。他看着我下了车。他的妻子艾丽斯和我通过邮件，告诉过我他叫科特。我们握了握手，我先做了个自我介绍，解释了一下我女儿正待在她爸爸那里。他揉了揉自己那头乱蓬蓬的棕发，试图把它们轧平一些。“跟我来，”他说，然后拉住那个小孩，一把把她抱起来，“我带你转转。”

我们走着，我顿时感觉到这栋屋子把我紧紧攥住了。冥冥之中，宇宙里似乎有一股力量推着我，往一个我应该奔的方向去，就像是命中注定，而我只要紧紧跟随就可以了。我跟着科特来到车库一侧，站在一座比我那个一居室公寓还要大的花园旁。他告诉我这里有蔓越莓和蓝莓丛，旁边还有一大片草地。

“根据我们和房客达成的协议，需要由他们来修剪这片花园。”他抱起双臂说道，“我们的前房客似乎对此有异议。”我望着他的女儿跌跌撞撞地走进草丛，想象起米娅和她一起玩耍的情景。

“除了用我的打扫来抵房租，这是额外的工作吗？”我问道。

“打扫来抵房租？”他重复道。他抬头望望天，看上去听过这说法，却又不是很确定。

我点点头说：“我给艾丽斯发过邮件。她说我或许可以靠给你们打理院子和打扫屋子来抵部分房租的。”

他的表情变了变，先前还是一脸疑惑。接着他似乎想起了妻子和他提过的话，便点点头确认了这个想法。尽管他可能还没同意，看上去迷迷糊糊的，就和我费尔班克斯的那群朋友在一天里任何时候都会露出的神情一样。他和我是一类人，我猜。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

他低下头朝我笑道：“等我带你上去再说吧。”他朝车库上方的那套公寓点点头。

科特走在我的前面，抱着那个小孩上楼梯。他告诉我，他与艾丽斯这一大家子之前曾住在车库的这套公寓里，一点一点把他们的房子建起来。我们拐过楼梯的第一个弯后，我就迈不动步子了。科特回过头，笑眯眯地看着我惊愕的脸。

太阳的最后一道余晖将里面的每一样事物都染成了橘红色。在那一刻，我完全想不起自己还在哪里见过比这更美丽的日落。

“每晚都是这样子的吗？”我问道，声音轻若耳语。

科特笑了。“是啊，只要是出太阳的时候。”他说道。他是在跟我打趣。因为华盛顿州西北部的冬天盘桓不去，几乎长达半年，出太阳的日子寥寥无几。“好消息是，夏天快到了。”

这套公寓有两个卧室，中间被一个带浴缸的卫生间隔开。洗脸盆下面有个柜子，还有搁毛巾的架子。厨房里有丙烷炉、洗碗机，还有一台大冰箱。透过窗户还能俯瞰整个后院，他们在院子里养了鸡。

所有的地面都铺了木地板。前门和厨房里都有天窗，就连卫生间里也有。打开落地玻璃门就能通向带顶的门廊。客厅西侧的一面墙上装了整整一排隔热窗。

“这里还有有线电视哦。”科特冲着从墙里伸出来的缆线点点头说。我望着他眨了眨眼睛。“不知道你需不需要，”他继续道，“我算是个球迷呢。”

“我长大后就没怎么看过有线电视了。”我说道。我想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大笑，我想掐一掐自己，看看是否是在做梦。

“这里真的很小。”他说着，打开了卧室的壁橱，“所以我弄了很多壁橱。墙上头的这些柜子都开着呢，空间超大。我猜艾丽斯是把寝具和其他什么东西收拾在里面了。”

“哇哦，”我说道，“真是太棒了。”

“是吗，”他说，“我可不会这么说。”

“怎么会，”我说道，“我现在住处的壁橱说穿了就是个扫帚间。我们整个地方只有这套公寓的一半大。”

“嗯。”他试图缓和现在尴尬的气氛。突然，他像是记起了什么事情，朝厨房走去。“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来拿点儿鸡蛋。”他指着下方的鸡舍说道，“我是说如果你肯把手伸进去的话。”我笑了，问他们会去哪里。“哦，”他打了个响指，猛地才想起来要告诉我这回事，“每年夏天我们会和朋友去米苏拉过几个礼拜。那地方拖家带口地去最棒了。你有没有去过？”

我一时语塞。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要如何告诉他过去6年里我对那个地方是有多心驰神往，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并不是告诉杰米我怀孕了、独自养育孩子，而是放弃了自己的大学计划。我生出一股想要向科特全盘托出的冲动，可我咬住了嘴唇。

“我没有，”我摇了摇头，试着保持冷静，“可我很想去。”

我跟着科特回到主屋和艾丽斯见面。她正在炉灶边忙活着准备晚餐。年长的两个女儿正在地上玩着一整套小小宠物店的玩具。我从来没有一次性见过那么多件这种玩具，立刻想到米娅只有这系列里的一只小青蛙带在身边。我眼前浮现出她坐在地上和小女孩们一起玩耍的场景，想象自己和艾丽斯喝着红酒嘻嘻哈哈的样子。或许，我不仅找到了一个新的住处，还找到了新的朋友。

艾丽斯招呼小姑娘们起来洗手吃晚饭了。“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她望着我问道。她比我矮上几公分，刚到科特的胸口。她棕色的头发朝后梳起来，紧紧地扎了一个马尾，露出了一点儿耳朵。她看上去是那种在上中学时就很讨人喜欢的姑娘——会让我眼红的那种。

“当然好。”我笑了，竭力克制住在眼眶里打转的喜悦泪水，“认识你们我真高兴。”尽管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但艾丽斯还是有点儿吓到我了。我还不怎么认识她，只把她当成和米娅日托所里的妈妈一样的那类人——严格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安排好手工作业、限制含糖点心，以及每一餐都会配好适量的蔬菜水果。一个享有优待、时间和精力来让自己成为好妈妈的母亲，会因为我无法做到和她一样而来批判我。

艾丽斯把我的盘子放到桌上，我就坐在她的两个女儿对面。孩子们正在乖乖地吃她们的胡萝卜。科特给我拿了一瓶啤酒，我接了过来。和特拉维斯在好市多超市买的普通牌子一样，那味道仿佛让我回到了他的家里。他们问起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给人打扫房子，还想当个作家。科特说他看过我的一点儿博客。听完我愣了愣，这才想起来我的邮件签名里还带着博客链接。

“我不知道只靠你自己一个人是怎么做到的。”他说道，与我对视了良久。他的眼神让我有些不自在，我听出了他声音中的赞叹。我的余光瞟到艾丽斯，她在一旁皱了皱眉，低头看起了自己的盘子。

那一晚，我仿若在云端行走。艾丽斯和科特说他们还有个充气泳池，夏天的时候，姑娘们可以在外面玩。艾丽斯在银行里有一份全职工作，科特是老师，所以有假期。他说欢迎米娅和他们一起去海滩，或是到院子里玩。他们甚至还在那里挖了个火坑，可以烤棉花糖吃。

我到家时，艾丽斯已经来了一封邮件，正式问我是否想要入住。我激动地回复了“是”。她很快回信了，跟我说随时都能搬进来。那天吃饭时，我们敲定了劳动抵租的计划，这样一算，我在这里的租金要比住小公寓还少50块。

那是三月中。为了避免付两头房租，我只剩两个礼拜搬家的时间了。几天前，我的经济援助函也到了。感觉一切事情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如此顺利，我都不敢相信了。或许这一切对于我们都好过头了。或许我们不配碰到那么好的事情。

25.最勤奋的劳动者　The Hardest Worker

当我跟帕姆说起我要搬家了，她立刻明白了那意味着什么。她没有开除我，我也没有辞职。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我再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她和朗尼分别在私下里跟我说过舍不得我走。我是她们的主力员工，她们可以托付信赖的那个人。那一年，我拿到了一笔她们从未见到过的高额圣诞奖金，我的一个客户还在不久前打电话跟帕姆说，我是无可替代的。

我知道自己是那些最勤奋的劳动者中的一分子，亨利也这么说。可是我也知道，我是可以替代的。我需要供养我的孩子。想要改善生活环境的执念实在是太强烈了，哪怕这意味着减少工作。继续住在那个单间公寓里意味着米娅将要在动过手术后继续遭受病痛折磨。背上债务、失去一份工作看似风险巨大，可我渐渐明白了其他道理：如果我只是一门心思想着到下个月发工资前要怎么过活，那改变未来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身为穷人，我不习惯于去回顾过去那个月、那一周或是那几个小时。就和我打扫的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一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我把我的生活划分成几个部分。不管是记在纸上，还是记在脑子里，我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修车、开庭日、空掉的食品柜——标在最顶上，从左开始。接着是第二要紧的，列在右边。我一次只专注于一个问题，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这种短浅的目光能防止我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也让我再也做不了美梦。“从现在起的未来五年计划”从来到不了待办事项的顶端。攒退休金或是供米娅上大学从来不在我的“雷达”范围里。我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生活不会总是充满苦难。我妈妈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她的整个生活都建立在打破那个常规圈子上面。她依靠着硕士学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哪怕是以和我断绝关系为代价。可是，她是在一个破房子里长大的，而我是在郊区长大的——或许这一差别促使我产生了一切都会变好的信念。我会想，排在我旁边，等着领救济的那些人有没有什么往事可追忆，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有这份自信呢？当一个人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中陷得太深，可能就再也找不到重新爬上去的轨道了，生活中只剩下苦难。但是对我来说，我做的许多决定，都是因为我相信所有事情到最后都会开始变好。

我辞职这件事并没有大肆宣扬。我多数的客户并不知道我要走了，会被另一个人代替。或许她们吸尘的方式或摆枕头的位置会不一样，或许客户们回家一看，会发现洗发水瓶子放置的样子变了。不过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察觉出一星半点儿。每当想到将有一个新的女佣来接替我的工作，我便不由得想，当你知道有一个陌生人进到你的家里，擦拭每一个表面，把装着带血卫生巾的浴室垃圾桶清空，你会是什么感觉？这几年来，我的客户们渐渐信任起我们之间这层看不见的关系。而现在，将会有另外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地毯上吸出神奇的线条造型。

帕姆知道接下来我就要完全靠自己来营收了，她鼓励我去办个证，上个保险。但这意味着一种永久性，我要把这份工作作为我的终身事业了。我需要一个公司名称，她跟我说，这样看上去官方一点儿。帕姆就是那样起家的。尽管我很感激她给我建议，可我不想把这份事业作为我的起点。我想把它作为通往我的终点的一条路径，而我真正的终点应该是一份学历。这张证书意味着，除了自己家里的，以后我再也不用洗别人的马桶了。

我没有跟猫咪女士之家的女主人说那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打扫。不过，我在洛丽家拥抱了贝斯。我会想念她的咖啡和她的闲聊。

走出大厨之家的门，我先是笑着挥了挥手，接着反手就是一个中指，我很肯定，主人撒尿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自己对准的是哪里。我是蹑手蹑脚地从吸烟女士家离开的，就像我偷偷翻她东西时那样。我会想念她那件羊绒帽衫的长袖子盖过我手背、披上后蹭着我脸颊时的柔软触感，我会想念那段试着拼凑出她的生活、企图探知她是否快乐的日子，我曾想象她坐在厨房餐桌旁吃着脱脂沙拉酱拌的生菜的样子，她抽着香烟，不时地抬头看那台挂在壁橱上的小电视机。离开色情之家后，我一路咯咯咯地傻笑，直到在悲伤之家门口站定，这才意识到我有一个月没来了，不知道他还要被病痛折磨多久，他还要等待多久才能走向生命的终结。

离开亨利家之前，我们聊了很久。我很难说出口，告诉他我无法继续为这家给他打扫了那么多年房子的清洁公司工作了。接着，他又提议我或许可以帮忙打理他们的花园，不过后来他才想起来，他已经让一伙人在外面给他修剪草坪和灌木丛了。我急忙安慰他，说或许他可以给我的简历写封推荐信。听到这里，他又打起了精神，接着便表示他会滔滔不绝地将我的好品德说给所有来打听的人听。

“你是个勤奋的劳动者，”他轻轻跺了下脚，握住拳头肯定地说道，“我所见过的最勤奋的劳动者。”

“我太需要这样的评价了。”

我轻轻说道，笑着看他。我很想跟他解释做这个决定有多么艰难，我的未来充满了多少不确定。我只能靠手上仅有的几个客户和学生贷款撑到秋天。我很想告诉他我怕极了。这是个奇怪的时刻，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渴求安慰。可是，亨利在我心中就像父亲般的存在。

农场之家的女主人在我最后一天上门时正好在家。我开始有点儿喜欢她了。她有一次给公司打电话，说爱死我打扫的主卫了。不得不承认，我为此感到骄傲——尽管要把玻璃淋浴间擦到光亮如新真是要命的费劲。我一直带着我的镊子上她家去，对着那面带灯的放大梳妆镜修眉毛。我走时，她还帮我把清洁篮装到了车上，让我去她SUV里放着的一个箱子里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反正她也要把那些东西送到慈善商店处理掉。我在里面觅到了一口不粘锅，用来给米娅做煎饼再好不过。我坐进车子前，她似乎想要上来抱我一下。可最终，她只是伸手出来和我握了握。尽管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可我俩始终天差地别。她是屋主人，而我不过是个女佣。

我们新家楼下的车库里有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每当米娅咳得厉害时，我就该把她的毛绒玩具放进去洗一洗了。这个地方装有中央风暖系统和空气过滤器，还铺着木地板。我觉得霉菌是不太可能爬进屋里了。

房东在得知我仅仅提前两周而不是一个月告知搬离后很不高兴。他说他要把我的押金扣掉，来补偿下个月空缺的房租。

“我已经改善了很多地方，”我在邮件里写道，“这地方看上去要比我刚搬进来时好上一百倍。”我放上了许多照片，有居住空间新安的窗帘，卫生间里的搁板和毛巾架。我还补充道，我走时会将这里仔细打扫一遍。但是，我搬出去时，即便已经找到了新房客，他还是扣掉了我一部分押金。

我开始抽空往新公寓跑，尽可能多地打包上我的一大堆书、衣服、毛巾和盆栽。科特和艾丽斯有一天请我们吃了顿晚饭，好让姑娘们互相认识一下。她们在院子里撒欢似的奔跑着，那条名叫“靓仔”的黑色大狗时不时地叫几声，两条老狗则在一旁冷漠地看着。米娅快4岁了，和其余两个年岁略长（一个大她两岁，一个大四岁）的女孩正合得来。科特和艾丽斯看上去很兴奋，见识到米娅甜美活泼的性格后，似乎还小小地松了口气。

晚饭过后，艾丽斯拿出几份关于租房的法律文件跟我过了一遍，她还拟了一份劳动抵租的协议。打理花园的工作算下来是每星期5个小时，我需要清除他们家院子里花园的野草。隔周的星期四，从早上9点半到下午2点半，我需要给他们打扫房子。我希望这些时间够用。他们的房子很大，不过她说了，清洁公司一般只需要用上两三个小时就能打扫完。

“那他们动用了多少人呢？”我问道，其实心里清楚肯定不止一个人。

“我不是很清楚。”她望着科特说。

“大概要两三个人吧。”科特说。

“那一开始的话，我至少需要6个小时才能做完。”我说道，只见他们瞪大了眼睛，“等我熟悉了你们的房子，速度就会加快了。我手脚很快。不过肯定要比三个人同时开动要慢上一点儿。”

他们似乎能理解，或者说至少他们表现出理解了的样子。我知道艾丽斯在小女儿出生前包揽了所有家务，但生完孩子后，既要顾全职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她无法再打理房子和花园了。我不确定科特是否出过什么力帮她一把。

我会以邮件的方式记录下我打理花园的时间，像打卡一样提交给他们。对于双方来说，这看上去是个绝妙的交易，不过从艾丽斯准备出具的一小沓法律文件来看，她内心是有犹豫的。她郑重地表示，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双方的利益，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可这看上去依然怪怪的。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进行过很多次交易了，可多数人似乎都比较容易交付他们的信任。

科特承认他读过我的大部分博客，称赞我写得好。我红着脸向他道谢。自从开始在网上写作以来，这几年我都过得很坎坷。此间种种，我并不太想亲自讲述。把这些故事发布出去让别人看到后，能让我感觉到他们已经知晓了我的一切，而我无须再解释一遍了。科特将这形容为“鼓舞人心”。我笑了，却对这个词皱了眉。怎么能把在生存边缘挣扎称作是“鼓舞人心”呢，我不禁想问。

“如果你能一个人照顾好一个3岁小孩，在那么小的地方里，那么差的条件下，那么我也能做到。”有一个评论者留言道。

这个博客是我记录生活之美的窗口，也是我焦虑沮丧的宣泄口。生活依然万分残酷无常，在我刚跨过一道难关后，又会有一道坎出现在眼前，阻挡住我，令我无法继续前进。

我的生活经历似乎和我的同类大不相同——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在日托所碰到的妈妈。在碰到自己喜欢，并真心想要结交的人时，我会试图避免与他们产生交互，或是放弃交朋友的机会。因为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无底洞，会抽干朋友的援助，但却拿不出什么东西作为回报。或许我可以用给他们看一个下午的孩子作为交换，可一想到我连小吃点心都拿不出来，又倍感压力。一个饿着肚子的孩子在周末下午来到我家里，意味着我要花上至少10块钱去买吃的。而且孩子们看上去总想喝大瓶的牛奶。我请不起。

车库上的这套公寓让我感觉自己达成了一个目标。我成功地找到了一处更好的住所，即便是以失去稳定收入为代价。那个星期，我又获得了几个新客户。凭借在家暴与性侵保护机构的志愿者岗位，我的育儿补助也获批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在这个机制里找到了一些能让我进步的时间与空间。

但是，我始终摆脱不掉心中的疑云，这一些好得像做梦一般不真实。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做作业，米娅和姑娘们拿着粉笔在车库门前的水泥地上画彩虹，她们的笑容顺着大开的窗户飘进了屋里。出太阳了，一切都完美得恰到好处。

艾丽斯来叫她的两个女儿吃午饭，她们不开心了，直问米娅能不能一起。我看见她们爬上了门廊，米娅在她们中间，她们气喘吁吁、异口同声地来问我，我笑着答应了，她们高兴得大叫起来。我看着她们奔下楼梯，“咯咯咯”地一路笑闹着，穿过院子，去了主屋，我又坐回我的书桌前。见到米娅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尽情玩乐，不用再一遍一遍地看着同一部卡通片，我忙于工作只能把她关在一个地方的愧疚感稍微减轻了。住在一间霉菌丛生的一居室公寓里的日子似乎已经被远远抛在身后了。

26.囤积狂之家　The Hoarder House

第一次去那栋被我称为“囤积狂之家”的房子打扫时，来应门的女人把门只开了微微一点点。我看着她的眼神从警觉转向了犹豫，又在两者之间切换不定。

“嗨，”我笑着打了招呼，“我是来给你们打扫房子的。是脸书小组里的蕾切尔联系我的。”

她点点头，垂下眼睛，把门又开了一点儿，露出她浑圆硕大的孕肚，腿上还紧紧缠了一个小小的身躯。我站在他们前门廊的那块小水泥平台上，屋里传出一声鸟鸣，几个孩子透过我右手边的一扇大窗户朝外张望着。再次看向那个女人时，只见她紧张地往屋里探视着。

“这是我的小秘密。”她说着，才把门又开了一点儿，好让我进去。

我迈进屋里，心中举棋不定。门前的过道是一处干净的地方，可以说是整个屋子里唯一干净的一块地方。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去大惊小怪。我们先前聊过，她提到需要有人帮着清理垃圾，他们的衣服也该洗了。不过眼前的这一切也太超乎我的预想了。衣物、碗碟、报纸、背包、鞋子、书本，有的东西都扔在地上，地上的头发和灰尘也许久未清理了。

这户人家已经停止给这栋房子还按揭了。我们站在前屋唯一干净的那块地方，那个女人跟我解释了一番。我尽可能专注地听她讲话，竭力不让自己因为这座房子的情况而震惊得不知所措。她语速很快，听上去很激动。他们要搬到一套出租屋去——丈夫、妻子、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宝宝。

“其实我们根本请不起你来帮忙打扫，”她说着，低头抚摸起自己的肚子，“可我就是昏了头了。一座新的房子会是个新起点。我不想把这些东西全都弄走。”

作为回应，我点了点头，环视四周。厨房和餐厅的每一寸表面都堆满了肮脏的碗碟。客厅一角堆着一摞摞书本和学校试卷，夹杂着衣服、玩具，以及更多的碗碟。有一个靠墙放的书架，里面的搁板都塌了，上面的书散落了一地。

她说他们已经付不起账单了。她还提到了食品救济券。向她收钱，我内心不好受，可是我也不可能白干。尽管她还没提出要我降低时薪的请求，但我坚持只收她平时酬劳的一半。

“每给你洗一大袋东西收你5块钱怎么样？”我说着，开始找地方把东西放下，“我可以把它们带回我家里洗。”她没有立即作答。她一只手抚摸着一个孩子的脑袋，另一只手抬起，抹了抹脸颊上的眼泪。她又擦了擦鼻子，接着点点头答应了。她紧紧闭上眼睛，竭力忍住泪水。“那我从厨房开始。”我说。

正当我将清洁篮里的工具往外拿时，之前躲在她身后的小男孩跑过来帮忙。“他不会说话，”女人说道，“他到现在为止一个字都没开口说过。”我朝孩子笑笑，从他的小手里接过自己的黄色洗碗手套。

第一天，我花了4个小时洗碟子。即使隔着手套，我的手指还是泡皱了。热水用完后，我开始擦洗厨房的台面。我在擦洗干净的桌子、灶台和流理台上铺好了毛巾，把洗干净的碟子放在上面晾干。她到底是如何在这么小的地方给七口人做饭的？更别说身边还黏着个小男孩了。我不知道他们都吃些什么，食品柜里多数的盒装、罐装食品都已过期，有的甚至已经过期了10年。我看了一眼冰箱，架子上满是不再新鲜的食物。

玄关处的一个壁橱里放着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通向车库小径的一旁被打造成了一间主卧，里面堆的衣服已经有几十公分那么高了。我开始把它们往袋子里装，准备带回家洗，中途停下好几次，让自己喘口气。这里面一定都是尘螨。它们总会让我像哮喘发作似的咳个不停，我只能边咳边喘气。第二只袋子快装满时，地面终于露了出来。有一只大蜘蛛，还有老鼠屎，还有，我发誓我看见了蛇皮一样的东西。我压下尖叫，点点头，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离开前，那个女人谢了我。她眼眶里有泪水在打转，因为房子的状况不停道歉。“别说对不起了，”我两手提着清洁工具和满满的衣物说道，“明天老时间，我会再来的。”

我许多私活客户都会说，由于我的到来，他们也有了亲自打扫屋子的动力。这些人一般只会让我上一两次门。我的常客——每周、隔周或是每月上门打扫的——知晓其中的关窍：不用管我，让我一个人干活。我不会因为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打扫一幢房子，就报高价。如果哪一次上门打扫的时间超了，我会索性多留一会儿再多干一点儿活。在我自己找来的客户里，我的口碑一直不错。但愿我是他们在朋友面前交口称赞的那个人。如果他们还需要一个人出来陪他们玩，聊聊天，听他们倒倒生活的苦水，再一起把烂摊子收拾了，我也很乐意加入。

第二天去囤积狂之家时，我们一起清理了小女儿的卧室。我们装满了12个厨房垃圾袋大小的袋子，先把它们放到外面，再把剩下的东西扔掉。拨开花花绿绿的纸片，冰棍棒子做的手工、一堆吃了一半的食物、瘪掉的气球、各种小树枝和石头、太破或是太小的衣服，我们终于看见了一个小女孩的房间。我找到了几个从娃娃屋里掉出来的小人，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回娃娃屋的小客厅里。我们把书本和印着彩虹小马的盒子放回架子上，把鞋子收到鞋架上。我把一条裙子和一件外套搭配好挂到衣架上，收进了衣柜里。我还找到了一双闪闪发亮的黑色搭扣皮鞋。

打扫完那间屋子后，我感觉好极了。我想到米娅在她爸爸那里时，我给她收拾屋子的情形。她什么东西都不肯扔掉，为了说服她把玩具送走，我只能带着她去妇女收容所捐掉，或是去寄售店换抵扣积分。可是所有快乐儿童餐的玩具、她画的画和断掉的蜡笔都必须扔掉。在清洁、整理了几个小时后，米娅回到家里，走进她整洁一新的房间，见到每样东西都和新的一样，笑得开心极了。我希望那个比米娅大不了多少的小姑娘也能有这样的感受。

走之前，我把洗干净叠好的两大袋衣物还回来，又装满几个袋子的衣服带走。回到家后，晚上，米娅帮着我把衬衫、袜子和裙子叠起来。她把一条裙子举到腰前，跟我说它好看极了。我看着她举着裙子转圈圈。

“我能留下它吗？”她问道，我摇摇头说不行。我跟她说这是别人家的衣服。“那你为什么要洗它们呢？”她又问。

“因为我在帮助他们，米娅。”我说，“那是我的工作，帮助别人。”

只有在这个时候，亲口说出这句话时，我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想起一个感谢我给他们打扫房子的女人把一团被自己手焐热的现金塞进我的手里，嘱咐我最好在她丈夫回来前离开。我帮忙打理花园的一对夫妇将我称作他们的最佳保密人。

我依然随身带着一本记事簿，在不同的格子里草草写下客户的名字，尽力记下自己的日程安排，万一有人打电话询问我在哪一天哪一个时段有空，我可以答得上。我不用穿制服上班，不用跟着老板去开会，也不会有别人来检查我的清洁工具篮。我不用从很远的地方赶去办公室，把空瓶重新灌满清洁剂。一天要洗5个马桶的工作依然要我的命，可不知怎的，在洗的时候，我的感觉也没那么坏了。

经过每天四个钟头的打扫，囤积狂之家看上去越来越像个正常居所了。我把客厅里的架子扶正，把鸟食都扫干净，还在沙发下面发现了一沓DVD。尽管我试图掩饰这一点，但我真的很感激她没有让我去打扫卫生间。我不知道她家的整洁能保持多久。有一天下午，我发现厨房的流理台和灶台上丢满了锅和沾着红色酱汁的碟子，便把它们收拾干净了。这么做是希望这家人能开开心心的。我希望在宝宝出生之前，她能拥有更多的安宁。我还是很乐意去做的。

我做志愿者的那家家暴保护非营利机构位于芒特弗农铁轨边一个不起眼的办公楼里。我不仅仅是一名能够带去希望的志愿接待员，也是一名委托人。我在后屋和我的家暴代理人见了面，屋子里有一排高高的、接近天花板的窗户，刚好能让阳光照到室内的绿植。克里斯蒂是我的代理人，她去年从米苏拉搬过来。我对她说这个小镇多年来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她说自己依然很想念那里。

“对啊，那你怎么不去？”克里斯蒂问我。

我提到蒙大拿大学每隔几个月都会往我邮箱里寄小册子，就像一个想要痴痴挽回我的前男友似的。都是些明信片，还有关于创意写作项目的宣传册，里面还印了个穿着卡哈特飞蝇钓T恤的大胡子笑脸男。

克里斯蒂听着，边点头边笑。她放下了我请她帮忙修改的奖学金申请书，抬头看向我。

“你应该去看看，然后再考虑一下。”她说。她的声音听上去总是那么冷静平和。“我家孩子爱死那里了。米苏拉是个养育孩子长大的好地方。”

“我为什么要再经历一次呢？”我几乎是有些恼怒地问道，“我是说，如果我真的爱死那里了怎么办？这样只会让我觉得难受。”我从裤子上抠下来一块泥，是早上给别人的花园除野草时沾上的。

“你为什么不搬去那里呢？”克里斯蒂往椅背上一靠，反问道。

“他不会让我去的。”我说。

“米娅的爸爸？”

“是的，杰米不让。”我抱起双臂。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把我的台词跟她背了一遍——那套我对心理治疗师以及任何询问我过往的人反复提及的说辞。从收容所开始，说到禁止接触禁令、法庭官司，再到恐慌发作。我告诉她，杰米住的地方离我们有3个小时车程，米娅隔周会去他那里过周末。今天我又补充了一个想法：我不确定米娅是否还想和他一起生活。

克里斯蒂的声音轻了些许：“不管你们搬不搬去米苏拉，都轮不到他来做决定。”

“可我依然要获得他的允许才能搬啊。”

“这不是他允不允许的问题。你告知他你要搬迁，他只是有反对的机会，”她说道，听上去这事就那么简单，“如果他确实反对，那你们可以提出诉讼，会由法官来做最后判定。”她低头又读起了我的申请。我静静坐着，让她的话语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不准妈妈搬离的情况很少。”她补充说，“如果这些妈妈可以证明自己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胜算尤其大。”

我咬紧牙关，瞪着地面。想到自己要再一次走上法庭，我的心脏狂跳不止。

“别把这事想成是向他请求允许，”她说，“这不过就是一个告知。”

“好吧。”我说道，将注意力转移到坐垫的纤维上。

“那现在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打算的？”她拿起我那包申请文件问道。

之前无家可归时，汤森港也有一位代理律师帮助过我。她曾向我介绍过一个名叫“阳光女性”的奖学金，是一个针对遭受过不幸的妇女设立的项目。不过在那时候，我还不够资格申请。如果不是叫那样一个名字，我绝对想不起来还有这回事，尽管它的正规名称应该是女性独立奖学金项目，但只要在网站上键入“阳光女性”，我就能找对地方。

想要拿到这个专为遭受过家暴的女性设立的奖学金可少不了准备一大堆的纸质文件以及满足一长列的条件。我先前之所以没有考虑这个项目，是因为我欠缺一项主要条件——奖学金接收人从一段虐待关系中脱身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而且我还需要一位赞助方（最好是通过家暴保护项目找到的）为我打理这笔钱。“阳光女性”会将这笔奖学金下放到一个赞助组织，再由我与他们里面的人共同研究出这笔钱的最佳用途。我猜，这种方式能够明确奖学金的去向，然而整个过程令我望而生畏。

“你就申请个5000块，”我们一边过着申请文件，克里斯蒂一边提议道，“最坏的结果就是你拿不到5000那么多。”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靠写作找到赞助方。”与其是在对她说，我更像是在问自己。

她点点头，微笑着给我鼓励。“蒙大拿大学的创意写作系可棒了！”她激动地说道，一边转过身打开网页，“我记得它好像是全国排名最前的？”

“我知道，”我说，“我曾经计划过，在怀孕前。”我试着不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失落。在有孩子需要照料之前，在寻求一份稳定收入和医保之前，在不仅自己的未来还有孩子的未来需要考虑之前，我是有这么一个计划。“一个文学学位听上去不太实用呢。”我说道。就在克里斯蒂差点儿笑出来时，她看到我眼里噙着泪花。

我不想听她给我打气，就像我不愿听见她鼓励我去一趟米苏拉一样。这些梦想听上去太遥远、太难追逐了。那种强烈的渴望就和我当时坐在餐桌边看米娅吃饭，自己只能往空荡荡的胃里灌咖啡时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一样。我对米苏拉的向往无比强烈，强烈到哪怕只是做梦，都会感到刺痛。

可是米苏拉从来没有走远。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一般，它会在我与别人的对话中出现。多年以来便是这样，而我到了现在才开始留心。我放任自己将这种感觉视为一种劝诱和催促。

不幸的是，还有一些事情也不会走远，那就是生活还没有起色，我在渴望休息的时候始终不得安宁。我的新房东艾丽斯实则是我最难对付的客户。一连几个星期，我都会花上十几个小时在她的房子里打扫，尽力做到让她无可挑剔的地步。她会带着我走进厨房，把我漏擦的地方指出来。我是用她的抹布和清洁剂来打扫的，但当她发现我把用过的抹布留在她的洗衣机里时，她又不高兴了。“这些东西你要洗掉的。”她打电话让我过去，这样她可以当面跟我指出问题。“但这样只会增加我的工作。”我真的很想告诉她这么做有多奇怪多不恰当，一般情况下客户是不会这么做的。然而我没有，我只是把抹布从她的洗衣机里拿出来，用车库里的那台去洗，再把它们叠整齐，放回她的门廊里。

艾丽斯还指责我谎报了除草的时间。我以前可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投诉。经历过赤脚强盗老家旁那辆拖车的事情后，我再也没被投诉过。

一天下午，艾丽斯又打电话来了，想要我去她屋里谈谈。我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她说我没有履行好交易合同的条约，因为我没有打扫干净，现在她要终止合同了。

我点点头，转过身，离开了她的屋子。回到公寓里，我四下环顾，不敢相信房租在一瞬间翻了个倍。我望着窗外一片死寂的海湾，胸口似乎越来越紧。

“嘿，你还好吧？”那天傍晚，科特问道，我们正站在院子里的游乐设施旁，“艾丽斯说，她跟你聊完后，你看上去快哭出来了。”

“我不过是收到了些坏消息。”我说道，低头看着草地。

他点点头。“是啊。”他推了一把坐在秋千上的小女儿，“我知道了。艾丽斯压力很大，因为她被解雇了。”

我开始耳鸣，耳朵里响起了电视机变雪花屏时噼噼啪啪的声音。我这下才明白她为什么要开除我。她开除我，是因为她承担不起以劳动抵租的这份合约，或许她想亲自动手来省点儿钱，所以就一步一步地诋毁我。艾丽斯开着车回来了，刚把女儿们放下，她们就朝米娅跑去。我望着她们嘻嘻哈哈地尖叫着奔向自己的自行车。我想到了那些法律文件。要是试着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或许会牵扯出一场我无力负担的官司。我还会失去一段尚算友好的关系，这关系到我女儿是否还能和她家的孩子玩耍。我根本承受不起反击的代价。

“没有奖学金我就租不起现在住的公寓了。”再次见面时，我向克里斯蒂解释了发生的事情。

“你会拿到的。”她语气肯定得就好像他们已经告诉她结果，就瞒着我一个人似的。我的申请材料包已经扩充到近50页之多。我依然在等着几封推荐信。

“你还在考虑米苏拉吗？”

我在考虑。一直在。杰米的行为变本加厉，让我不禁害怕起米娅的身心会出什么状况。我春季结课那阵子，米娅在他家住了一星期，回来时居然轻了好几磅。在她去之前，因为鼻窦炎，我带她去看过医生，可回来后，她的症状更严重了。几磅的重量对于她那么小的身体来说太多了。她又开始尿裤子了，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她已经好几个月不会这样了。

杰米现在住在一艘小帆船上，米娅过去时就和他一起住在里面。米娅和杰米都不会游泳，我真怕米娅在半夜的时候会从船上或是码头边跌下去，她连救生衣都没有。米娅和他待过后，回来会变成什么样呢？我有些担心。每次打电话过去，我都会听到几个男人的声音，问起米娅，她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时甚至不知道她爸爸去哪里了，只有她一个人在船上。把她从杰米那里接走，现在听起来更像是某种营救行动。

我跟克里斯蒂说了那些事——我的房东、我想去米苏拉的愿望。到了秋季学校里的课业会变得忙碌，不过我在夏季却只有两门课。为了支付几乎翻倍的生活开销，我需要申请最高额度的贷款。我需要工作或是当志愿者的时候，米娅就被我送去日托所了。

艾丽斯解雇我后，我花了两天时间寻找收入来源。我知道，在夏季学生贷款发放之前，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交6月的账单。我在学校里找到了一份奇怪的补助来交房租——“主妇”补助，专为有孩子的女人设立的房贴。哪怕能从公共补助金发放部门那里拿到20块的燃气券，那也是有用的。

每次检查邮箱时我都会屏住呼吸。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我只能看到账单和广告，从来都没有奖学金委员会发来的消息。这个月过得飞快，悄无声息，要是再拿不到奖学金，那这个月我们只能搬出公寓了。不过要是拿到了，我们留在这里依然绰绰有余。别再想奖学金了！我带着米娅去了沙滩和公园，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和科特还有他的两个大女儿待在一起。我们一起晃到海湾边，看着孩子们在泥地里打滚。米娅去她爸爸那里时，我就躲进公寓，开门迎入夏日的阳光，在屋里看书或是写作业。

有一个周末，我从书架上抽了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来读。这本小书花上两天就能读完，几乎每一页上都有我画了线的句子。我把这些画线的句子又读了一遍，时不时望向窗外沉思一番。我从阿拉斯加搬到华盛顿州之后，妈妈将这本书送给了我。她解释道，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主角踏上了寻找自己命运的旅程，到头来才发现自己自始至终都在家里。听完这话，我皱了皱眉。的确，华盛顿州西北部在出太阳的时候无比美妙，被20号公路横贯的欺骗海峡有几个地方，那里的树我熟悉得很，像老朋友似的。可是我对华盛顿州的乡愁情怀仅止步于此。我感觉自己并不属于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曾属于这里。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个传奇故事深深吸引了我。25年来，我的愿望一直是成为一名作家。

“我想好了，我准备去那里。”在后来的一次会面中，我向克里斯蒂宣布。

把米娅从日托所接回家的路上，我俩高歌着保罗·西蒙的《镶在她鞋底的钻石》。每当她把“空荡荡的口袋”唱成“空荡荡的可袋”，我都会笑。这张唱片在车里连播了好几个星期——从家里到日托所，还有周末出发去探险的路上。我们嘻嘻哈哈地反复唱着同一首歌——再去吃个冰激凌圣代好了！

我把车停在我的车道上，米娅问她能不能去和姑娘们玩。“等一下。”我说着，在邮箱前停下了脚步。我试着不去查看得那么频繁，每次看到信箱里面空荡荡的，我总是会大失所望。

“米娅！”我站在邮箱边叫住她，举着一个来自“阳光女性”的大信封。这个平邮信封里装着文件。我把它打开，读起了信。

信封里的金黄色纸屑落到地板上。他们接受了我的奖学金申请！米娅捡起地上的纸屑。“阳光女性”不仅要给我发放2000美金的秋季奖学金，还给了我1000美金的夏季奖学金。我们不用再搬家了。在夏秋学期之间的空当，我还有了度假的余裕。我可以去一趟米苏拉了。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的一句话像一条飞洒而出的彩带在我脑海中闪现：“当你渴求什么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愿望。”有了奖学金，我就有办法把工资攒起来了，还能把我的车修好，开着它翻过两座山，到我最爱的作家笔下的那座城市去看看。

27.我们到家了　We’re Home

在斯波坎附近，我沿着90号州际公路向东行驶。眼前的道路变得开阔又平坦，不管是前方、后方还是旁边，都没有任何东西。绿草被阳光烤得焦黄，被风吹弯了腰，却依然顽强地生存着。农民们在农田里驾驶着大型金属洒水车，为了牲口，他们要维护好绿色的草地。在两车道的高速公路上，一个驾驶着绿色斯巴鲁的女孩从我左手边开了过去，我看见她的后座和后备厢里放着箱子、洗衣篮和垃圾袋。相比之下，我只有两个旧的军用背包，里面装满了新的背心和短裤。

我俩前方的路都还长着，我是说那女孩和我的。或许她是开往米苏拉上大学的学生，要不是我在很久之前把那些申请都撕了，或许我会和她一样，不过我们的相似之处也就止步于此了。我想象着自己是她。5年前的自己，不管车上放着什么音乐都能跟着唱起来。我想我本来能和她一样的。

拂去心头的思绪，我踩下油门，追逐起自己的鬼魂。开车去米苏拉不仅是我自己的追梦之旅，更重要的是，我要去找寻一个能称其为“家”的地方。

到达米苏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市中心的大道似乎还在夕阳的余温中搏动。我下了车，站在路缘上，张望着这条大街。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从我身边走过，冲我笑着点点头。其中一个唱着歌，另一个弹着尤克里里，她俩都穿着飘逸的长裙和凉鞋。她们令我想起了在费尔班克斯聚会上碰到的姑娘们。不施粉黛的嬉皮打扮，知道怎么生火，也不怕在花园里弄脏自己的手。我想念这些人。我的同乡人。

到达这里的第一个早上，我四处闲逛，初升的太阳照得我皮肤刺痛。草地踩上去干干的，不像华盛顿州那样湿漉漉的，引得人们想坐下。我坐在校园附近一棵巨大枫树的阴影下读着一本书，看见阳光隔着叶子洒下来，影影绰绰。我在那里待了将近一整天，望着四周的群山，看着人行桥下潺潺而过的河流。我在市中心找到了一座公园，还在一个带着帐篷的广场边缘看到一排小吃摊。人们在草地上漫步，或是坐在长椅上。一支乐队正在舞台上表演。我记不得自己上一次那么开心是什么时候了。上一次尽情地放松、陶醉在音乐中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我在公园里漫步，脸上挂着迷醉的笑容。奇怪的是，我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

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友善缺失的环境里。我与家人疏离、失去朋友、颠沛流离地迁居、和屋里的黑霉菌做斗争，成为女佣这件事，让我丧失了存在感。我渴求着善意降临。我无比渴望人们给予我关注，跟我聊聊天，接受我。我这辈子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善意。而现在，这些事情极有可能在我周身被触发。许多戴着绣有蒙大拿地图轮廓或是区号406的帽子的本地人对我微笑着。有一天早上，我在一家咖啡店吃早饭，所有桌子都坐满了，我数到了16双Chaco牌凉鞋，包括我自己的。我发现这里的女人都保留着体毛，多数人还有文身，男人们背着襁褓或是用婴儿挎带托着小宝宝。我甚至还碰见了在费尔班克斯认识的老朋友。我从来没有那么迅速地被一个地方接纳过。这才过了一天。

我先前并不知道自己选中了夏日里最好的那个周末来到这里。我一路探索着，发现整座城市都因“沿河城市寻根节”变了模样。主街不让通车了，小摊上售卖着扎染衬衫、陶器、手工艺品，还有用链锯切割出来的木头小熊。一小撮人坐在舞台边放置的躺椅上，听了大半天的音乐。街道两侧排列着一辆辆食品推车，正中央设了一个啤酒屋。米苏拉人很喜欢欢乐的派对。

我一路行进着。每一天，我都会在这里探索。我爬上山丘，穿过铁轨，听灌木中传来的呦呦鹿鸣。我沿着溪流前行，任凭尖利的石头划伤脚趾。没过多久，我就来到了城外山谷深处的一座山脚下。我口干舌燥，汗流浃背，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又渴又饿，心中却充满激动。哪怕只有一刻，我迷失在了蒙大拿的旷野中。

我深深爱上了蒙大拿。和斯坦贝克一样，和邓肯一样。

“我要搬去米苏拉，”我给杰米发消息说，“我非要搬去不可。这个地方棒极了。”我等待着他的回复，心怦怦直跳，可是他没有回音。我在想，他会怎么给米娅洗脑，让她不想跟我来呢？我在想，他会不会威胁我要打官司，或是试着把她带走。这些忧虑一直困扰着我，差点儿让我连这次旅行都来不成。不过我已经不是在向他请求了，我只是在告知。尽管这么做看上去不太像样，可我想到，对米苏拉的热爱以及想改善米娅的生活的意愿总是会带我们渡过难关。这份信念会带领我们去那里的。

第二天，杰米让米娅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响起时是上午10点左右，我正躺在克拉克福克河旁绿草茵茵的山丘上。身后，一座旋转木马正缓缓转动着，旁边还有一座挤满孩子的木爬架。我一边读书，一边在日记本上草草写下自己的思绪。

“嗨，妈妈。”米娅招呼道，我能听到杰米的声音，接着是米娅奶奶的声音。他们催着米娅开口。最后，米娅冒出了一句：“我不想搬去蒙大拿。”

“哦，宝贝。”我试着让自己把言语编织成一个拥抱向她诉说。我想象得出那里的场景：米娅站在她奶奶家的客厅里，杰米把电话举在她的耳边，挑起眉毛，一脸期待地等着米娅说出那句他们教过好多遍的话。“米娅，要你经历这些真是对不起。”我说道，杰米一把把电话从她耳边拿开了。

他的声音介于低吼和耳语之间。“我告诉她你要把她从我身边带走，所以她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对我说道，“我希望你自己清楚这一点。你就是那么自私，根本不在乎她以后能不能再见到我。她会知道的。她会恨死你。”

我的眼前浮现出米娅瞪着大大的黑眼睛，望着他说出这些话的样子。我知道他生起气来是什么样子，会有白沫顺着他参差不齐的牙齿聚集到嘴唇上。

“我要跟米娅说说话。”我打断他。

米娅回到电话前时，听上去很高兴。“你给我买粉红色的牛仔靴了吗？”她问我，又回到了俏皮的样子。

我笑了。“买啦，”我说，“我跟你保证过的。”我告诉她，我在一整排都是粉红靴子的货架上给她找到了一双，还买了一个粉色的小马驹，“还有一个金属饭盒，上面画着牛仔呢！”

我们后面几天通话时，米娅听上去昏昏沉沉的，她不知道她爸去哪里了。电话那头传来年长男人的声音，忽高忽低，米娅说自己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后悔没带她一起来，可如果带着她，我不确定我俩是否还回得来。我想象着我俩就地一趴，在当地的法院填写搬迁文件。我想象着我俩一整个夏天里都躺在这里的草地上打瞌睡，去山里的河边探险。

5年来我享受的第一个假期还剩几天，我决定好好利用这段时间。那个星期六，我来到当地的农民集市。那里有好多和米娅年纪相仿的孩子，她们穿着蓬蓬的纱裙，头发乱糟糟的，像鸟巢。在这里，我可以只穿一件背心，露出自己的文身，和米娅走在一起，给她穿上粉色的塑料高跟鞋和仙女裙。我们可以和所有人打成一片。没有人会像华盛顿州的人那样用余光瞟我们。米娅可以和那一大群孩子爬到大鱼雕塑上一块儿玩。这里可以成为我们的家。这些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家人。我很肯定。

开车回去的路上，我沉浸在车厢的寂静和道路的喧嚣中。每离华盛顿州近一英里，我的心就痛上一分。在500英里的路上，过往的5年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回放：米娅在收容所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一想到自己得给她一个美好的家园，我就能感受到紧张和绝望的情绪）；我们一起开车走过很多路，我们一起经历了那场车祸；寒夜里，我们不得不把一居室公寓里的双人沙发翻出来睡在上面……或许《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写得没错，当初，如果我第一步就迈向了自己的梦想，大学或许会向我敞开大门、予我指引。或许，想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家，我需要敞开心扉去热爱自己的家。我已经不再相信家只是山坡上的一幢漂亮房子。家是一个敞开怀抱拥抱我们的地方，一个共同体，一种共识。

几个月过后，就在圣诞节的前几日，米娅坐在我的车后座上，我开车越过重重的山丘，又往米苏拉去了。“你能看到那些灯吗？”我将收音机的声音调小，指向山谷里闪烁的点点灯光问她。我看向后视镜，只见坐在后面的米娅摇了摇头。

“我们在哪里呢？”她望着眼前连绵不断、白雪皑皑的山丘问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到家了。”我说。

连年的辗转，米娅和我最终慢慢安定下来了。搬到米苏拉后的头几个月里，她爸失踪了。他不接电话；在需要费尽心力地制订新的抚养计划时，他也从不在视频聊天里现身。我不知该如何解释个中原因。

米娅开始从我身边跑开：家里，食品超市里，人行道上，大街上。我抱住她，她又踢又叫。我只好弯下身捡起她刚才发脾气扔在地上的粉色橡胶雨靴。我明白，这是面对变化的自然反应。米娅见不到爸爸，她如同被连根拔起，背井离乡，迁居到一个新的地方。自从我们到了这里，就被冬日的天气困在家中。我从没见过米娅起那么大的反应，不知要如何面对。不管把她带去哪里，我都感觉太危险，太吵闹，太费神。有一天早上，我需要分别跑出去两趟办事情：先去邮局，再去商店买卫生棉条。因为米娅闹了整整两个小时。她不肯穿衣服，不肯穿鞋子，又踢又吵，闹腾得厉害，我恨不得把她按到水里去。强烈的恐慌感猛然向我袭来，我匍匐在地，苟延残喘，而这时，米娅高高兴兴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玩她的玩具去了，心满意足地赢下了又一场战役。

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会水到渠成。我在一幢办公大楼里找了份清洁工作，此外，我还找到了几个想要我给他们打扫家里的客户。有一个周末，我在办公楼的等候室里拿起一本名叫《妈妈乐》的杂志，投了一篇短小的稿子。后来，他们把它刊登出来了，我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有些移不开眼睛。

这本杂志上还登着一则流动学前机构的广告，就办在当地的体操中心。我和经营者见了一面，他们同意我以打扫场地的方式来抵扣学费，机构里的一个员工还搬来我家跟我们一起住了，付了一小笔租金。他郑重地告知我，在我清晨出去工作之前，米娅还没醒的时候，机构里就有人了。

在我们搬到米苏拉后的第一个暮春时节，有一天，米娅宣布：“妈妈，我们应该去远足。”她望着窗外的蓝天说道。我坐在市中心公寓的餐桌旁，等着她吃完早饭。我疲惫地眨了眨眼睛。我无比享受可以睡懒觉的周末，喝完咖啡后，再一头扎进课业笔记里。

正因为如此，我迟迟没有答应。我已经没力气和米娅争了。尽管去了学前班之后，她闹得没之前那么厉害，但对我的信任程度依然很低。可是，见她这样热切地看着我——从我们搬来后，我还是第一次从她眼里看到这样的光彩，这是我们经历的第一个暖和、晴朗的周末，它让我想起我在8月份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奇妙感觉——我从桌旁站起身，开始往背包里装能量棒和水壶。“我们走！”我说。那是第一次见她如此迅速地穿好鞋子。

蒙大拿大学坐落在山脚下——这座山的大名叫森蒂纳尔，不过当地人管它叫“M”，因为山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混凝土小路，呈一个巨大的白色大写字母“M”形。几个月以来，我在上学路上都会盯着这个字母瞧，看着点点人影顺着小径爬上山丘。我嫉妒他们，可我似乎总能找到借口不像他们一样爬上山。

我们开着车来到山下的停车场，有几个人站在通往小径的台阶上。他们都穿着适合跑步或是徒步的鞋子，喝着水壶里的水，看上去全然准备好踏上山丘徒步之旅了。

“好啦，”我说道，整了整我的工装裤，后悔自己穿了凉鞋过来，“我们要走多远？”

“一路走到‘M’上去。”米娅说道。仿佛这不算什么，仿佛这不是我第一次只身前来时给自己定的目标一样，仿佛走到“M”不用爬半座海拔5000英尺高的山一样。

我们开始往“M”进发。我意识到，可能走到一半时，米娅就没力气了，我还得把她扛回车里。可是米娅居然越过了每一个弯道，超过了那些坐在长凳上看风景的徒步客。

我不可置信地望着她。我那还不满5岁的女儿，穿着小裙子，蹬着蜘蛛侠的小鞋子，脖子上缠着自己的毛绒长颈鹿玩具，一路奔上了小径。她跑得很快，跑到了其他徒步客前面，还在前方等我赶上来。相比之下，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这是我这些年来走过的最累的路了。我呼唤着前面的米娅停下来，生怕她自己跑上了“M”，从上面的石板上滑下来或是越过了边缘。脚下这条小径和山路都太陡了，我看不见上方的路，但时不时就能看见米娅在小径边缘倾下身子，坚定地握紧小小的拳头。我也一样。

登顶的几分钟前，米娅站起身，宣布我们应该继续前进，我跟在她身后，震惊于她依然想继续前行的意愿。她似乎满心欢喜地想要登顶，时不时蹲下来看看蚂蚁，看看地鼠洞。我催着她喝了几口水，吃了一条蓝莓能量棒，然后继续往小路的前方进发。最后，我们终于来到路的尽头，一起坐在“M”的山顶，饱览眼前的景色。

其实想要登顶森蒂纳尔山，有许多不同的选择，但我们选了一条绕了一大圈的路线。尽管这条从山的背面向上攀登的徒步路线和其他路线相比没那么陡峭，但强度依然巨大。每走10步我就要歇一歇，米娅和我一起休息了几次。或许是因为内啡肽，或许是因为暖融融的阳光，我快乐得像是冒着泡泡。我看得出，最后那几个台阶会让米娅的小脚丫吃苦头。她也看得出我有多累。

到了山巅，她把双手高举过头顶，哈哈大笑。我给她抓拍了几张照片，她在山顶跳着舞，高高地俯瞰着这座城市，我们的家。我们坐在小路边，看着向下倾斜的山坡，俯瞰着米苏拉。从我们坐着的地方往下看，那些高楼就像小小的娃娃屋，汽车化作了点点闪光。我坐在那里，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城市地图——米苏拉对我来说是那么大，占据了我心中、脑海中大片的空间，现在我从上往下看到了它的全貌，这感觉真是奇怪。

山脚下的校园就是我上学的地方。不出两年，米娅将会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看到我走上台，领取一张英语与创意写作的学士学位证书。从山上往下看，只见我去年夏天来时躺过的草地郁郁葱葱，那时的我躺在树荫下，做着想来这里上大学的美梦。我还能看见我们住的公寓，我们一起玩耍过的公园，还有市中心的人行道——我和米娅在冬天时大胆地在上面边打滑边走。我看见了潺潺的河流，如同一条慵懒的大蛇将小城缠了起来。

米娅自己走回了车里，落日的余晖将她的皮肤染成深橘色。她有几次回过头来，自信地看着我。“我们做到了。”她的眼睛似乎在说。不仅是指我们登上了山顶，更是在说我们找到了更好的生活。

我想她说得不错，美好的生活就在前方。

致谢

这本书是由单身妈妈们“养育”的。我一定要这么说，因为单身妈妈在生活中，尤其在爱的层面，展现出了热烈、勇敢、坚韧、乐观，以及强大的品质。我要向这些单身妈妈表达我无尽的感激，是她们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是她们给予这本书自始至终的爱意：

黛比·威恩嘉顿，予以我灯塔般的指引。她读了这本书（以及选题文书）那么多页糟糕的草稿，并及时回复了无数我发给她的紧张的、激动的消息。凯利·桑德伯格，当我深陷恐惧、手足无措的时候，她冷静的声音成了我内心的指引。贝基·马格里斯，最好的邻居、倾听者，以及最佳的晚餐举办人，让米娅有幸拥有了另一个妈妈。安德里亚·格瓦拉，我惊喜地发现，她能够看到人们心中最为纯粹的一面。还要感谢克里尚·特罗特曼，我这位阿歇特出版社的了不起的编辑。

杰夫·克莱曼，我无比重要的代理人。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所有的电子邮件和充满感叹号的文字。

致我的老师：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风景公园小学的四年级老师伯索尔先生启发了我的写作热情。黛博拉，感谢你如此郑重地告诉我，我的“女佣的自白”一文可以成为一本书，这成为我践行的预言，感谢你让我说出自己的故事，感谢。

芭芭拉·埃伦赖希、马里索尔·贝罗、丽莎·德鲁、科林·史密斯、朱迪·布朗特、戴维·盖茨、谢温·比崔、凯蒂·凯恩、沃尔特·科恩、罗伯特·斯塔布菲尔德、艾琳·萨拉丁、克里斯·东布罗夫斯基、埃尔克·格温斯腾，感谢你们全心全意的付出，为我的创作送上了最大的鼓励以及耐心不懈的指导。

致我的女儿们，你们是一切的缘起：卡洛琳，你聪慧的笑容和温柔的偎依伴我度过了漫长的写作和编辑工作。米娅，我可爱的女孩，艾米莉亚·斯托里，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妈妈，感谢你和我一起度过这段旅程，谢谢你相信我，特别是要谢谢你让我总能认识到：你就是你自己，不会是别人。我心里满怀着对你们的爱意，每一天都会多爱你们一分。

致我的读者与多年来的支持者。致这本书的装订工人。致那些身处不健全的政府援助机制中、正在贫困的绝望中经历难关的人。致那些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的人，以及那些自己抚养孩子的人。感谢你们不断的提醒，让我意识到这个故事的生命力和把它分享出来的重要性。感谢手中正拿着这本书的你，感谢你加入我的旅程。

感谢大家与我的一路同行。

[1]The Maury Povich Show，20世纪90年代开播的一档以八卦狗血为卖点的真人秀节目，最吸引眼球的环节是亲子鉴定。（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2]根据美国2016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在3.9万美元至11.8万美元之间，由于各个州生活水平不同，其中产阶级的收入也有所不同。有的州的中产阶级年收入能达到40万美元，有的甚至不到2.5万美元。

[3]在北美，Associates of Arts为文科副学士，是一种类似我国大专学历的初级学位，等同于四年制大学的首两年课程，由社区大学、专科学院以及某些大学颁授给完成副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学生亦可在修读完该学位后第二年直接转入（Transfer）大学的第三年继续学士学位的修读，并于两年内毕业，取得学士学位。

[4]Running Start Program，美国英才教育项目，是经美国教育部核准，在华盛顿州政府正式立项的教育项目。该项目下，华盛顿州当地高一以上学生可以直接修大学学分。目前也向优秀的国际学生敞开，高二、高三国际学生可通过该项目直升美国名校。——编注

[5]美国针对低收入家庭有税务减免福利，孩子小于17岁即可获得退税。后文也提到了作者靠这些福利政策拿到了一大笔退税。

[6]Craigslist，美国的一个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7]Outbuilding，指大楼延伸造出去的附属建筑物，往往作为车棚或是储藏室，统称“外屋”。

[8]Danny DeVito，美国演员，出生于新泽西。

[9]一种慈善组织，号召人们把多余的食物捐赠出来，经过分类处理后，由志愿者运送给育幼院、老人院及其他需要的个人或团体。——编者

[10]co-pay，美国医疗保险中的一个专用名词，指在门诊就医和取药时，由保险受益人分摊的费用。医疗费用超过扣除款项时，由病人支付给保险公司。

[11]食品合作社（低价超市）给低于12岁小朋友的会员福利，每次和家长来超市购物时可以凭这张卡免费获得一个水果。

[12]Tegan And Sara，一个加拿大的双胞胎乐队。——编注

[13]Widespread Panic，美国摇滚乐队。——编注

[14]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普通教育发展证书，为验证个人是否拥有美国或加拿大高中级别学术技能而设立的考试及证书。——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