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诞生：人类最伟大发明的故事
Author: [美]丹尼尔·L.埃弗里特
Date: 2020-02-12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语言的诞生：人类最伟大发明的故事

作者:[美]丹尼尔·L.埃弗里特

译者:何文忠 樊子瑶 桂世豪

出版时间：2020-01-01

ISBN:978752171144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语言不是一种本能，不是基于离散皮质“语言器官”编码并通过基因来传递的知识，而是一种习得的技能……分布在人类大脑的许多部分。

菲利普·利伯曼

献给我的导师和朋友约翰·戴维

序言

1920年左右，在得克萨斯州拉伯克市市郊，一条响尾蛇咬死了我的外曾外公。当时外曾外公邓根和家人一起穿过棉花地，从教堂往家走，就在他告诉孩子们要当心有蛇时，突然被蛇咬到大腿。他的女儿，我的外婆克拉拉·贝尔告诉我，外曾外公遭了三天罪，痛苦地跛着腿尖叫，最后在卧室里过世。

人们无须在事发现场就知道，这条蛇一定在袭击前“警告”过我的外曾外公，因为那是一条响尾蛇。但是，从后果来看，外曾外公邓根和响尾蛇之间的交流一定是失败了。外婆目睹那条蛇咬了她的父亲，她在我小时候经常说起这件事。她经常想起那条蛇“警告”她父亲的时刻，仿佛如果可以，那畜生就会使用真正的词语。然而，知道响尾蛇会交流的人往往会把摇尾巴和语言混为一谈，将它们拟人化，并加上人类自己的诠释，比如，人们会说响尾蛇会摇动角蛋白构成的环状空心尾巴末端，发出响亮的响环声，来“告诉‘有威胁的动物’远离它们”。尽管严格来说这种行为并不是语言，但蛇的响环声仍然携带了重要的信息。外曾外公因为未留意到那个信息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然，响尾蛇并不是唯一会交流的动物。实际上，所有动物都会与其他动物交流，互相接收和传递信息，无论是与相同物种还是与其他物种。但是，后面我会解释一下，我们不应该给蛇的响环声贴上“语言”的标签。响尾蛇的信息传递非常有效，但仅用于特定目的。蛇不能告诉你它明天想做什么，或者它对天气有什么感觉。传递这样的信息需要语言——地球上迄今最先进的交流形式。

人类如何产生语言的故事几乎不为人知，充满了发明和发现，我通过这个故事得出的结论是以一长串和语言进化有关的科学为基础的，这些科学包括人类学、语言学、认知科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和灵长类动物学。然而，跟所有科学家一样，我的解读是基于我的背景。就本书而言，我的背景是自己对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的40年实地研究，尤其是对巴西亚马孙地区的采猎者进行的研究。我在自己关于心理学和文化学交叉领域的最新专著《心灵的暗物质：文化表达的无意识》（Dark Matter of the Mind: The Culturally Articulated Unconscious）中表明，我不承认语言是任何形式的本能，同时我也不承认语言是天生的。

早在20世纪初心理学家库尔特·戈尔德施泰因（Kurt Goldstein）的著作中，研究人员就提出，不存在只和语言有关的认知障碍。这似乎表明，语言来自个体，而不仅仅来自大脑特定的语言区域。而这反过来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语言不是一种相对较近的发展，它只有5万年到10万年的历史，且只为智人（Homo sapiens）所拥有。我的研究表明，语言起源于100多万年前的直立人，并且已经存在了6万代。

因此，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直立人，也就是当时世界上出现过的最聪明的生物。直立人是语言、文化、人类迁徙和冒险的先驱。在直立人转变为智人的大约75万年前，直立人社群在海上可航行200英里远，在陆上则几乎走遍了整个世界。

直立人社群发明了象征符号和语言，这些发明如今似乎仍未过时。虽然从语法上而言，其语言与现代语言不同，但那也是人类语言。当然，随着世代的更迭，智人毫不意外地改进了直立人的发明，但今天仍有许多语言使人想起人类最初所说的语言，而且它们并不逊于其他现代语言。

拉丁词Homo意为“人”。因此，任何人属（Homo）生物都属于人类。在拉丁语双名生物命名法中，属是广义的分类，其下的分类是种。因此，Homo erectus（直立人）表示这个物种（erectus意为“站立的”）是人属的一员。因此，“直立人”意为“站立的人”，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物种。“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意为“尼安德山谷的人”，因为其化石最早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山谷。“智人”意为“智者”，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错误地暗示现代人（我们都是智人）是唯一有智慧的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最聪明的人，但我们并不是世上唯一聪明的人。

直立人也发明了人类认知的另一个支柱：文化。今天的人类，部分是由直立人的智慧、旅行、试错和力量锻造出来的。这值得一提，是因为太多的现代人未能反思早期人类对现代人类形成的重要性。

我对语言及其演变很有兴趣有个人原因。我小时候在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边界上长大，从那时起，我的一生都迷恋语言和文化。怎么可能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语言都至少有一些共性的语法特征，无论是表示事物的词，表示事件的词，还是用于排序和组织声音与词语的规约，或者是组织段落、故事和对话的规约。但是，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更大。然而，无论这些差异是否容易发现，它们总是存在的。今天，不存在通用的人类语言，无论在遥远的过去这样的语言是否存在。人类没有天生的语法思维模板。语言的相似之处并不源于语言的特殊基因，而是随文化和共同的信息处理解决方案形成的，并且拥有各自的演变轨迹。

但是每种语言都能满足人们的交流需求。当今世界，很多人本不应该花较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但正是语言交流的需求促使人们这样做。有些人不管有多忙，都很难避免利用手头的电子设备加入一些“对话”，对自己平时不太了解也不太关心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办公室闲聊，从电视中获取信息，还是与他人讨论剧本，自己阅读或写作小说，交谈和写作都让人类更紧密地融入社群。

因此，语言——而不是交流——是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分界线。然而，如果不了解语言的起源和演变，就不可能理解语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语言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了各种看法。他们想知道人属众多物种中第一个拥有语言的物种是什么。他们还提出问题：在人类历史早期，语言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答案很简单。语言逐渐从一种文化中产生，这种文化是人们通过大脑相互交流而形成的。语言是为文化服务的。

《语言的诞生》以独特而丰富的方式讲述了语言这项人类发明的演变史——从我们物种的出现之日直至拥有7 000多种语言的现在。这种复杂性和广度是我们物种创始的，后来演变成各地的变体，每一个新的语言社群都会调整语言以适应自己的文化。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所讲的第一种语言也受到人类神经生理学和人类发音器官的限制。所有语言都是逐渐形成的。语言不是从手势开始，不是从唱歌开始，也不是从模仿动物的声音开始，而是始于文化中产生的象征符号。人类对这些最初的象征符号进行了排序，并由此形成了更大的象征符号。同时，象征符号还伴随着手势和声音的音高（语调）而调整。手势和语调既可以合作生效，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使话语中的某些象征符号——对听者来说最具有价值的符号——更容易引人注意，更容易让人察觉。这种象征符号、语序、手势和语调的系统是协同出现的，每个组成部分增加一些东西，都会使整体系统更复杂、更高效。这些元素以前都不是语言的组成部分，直到将近200万年前，它们整体组合为语言——整体赋予了各部分意义。语言是由我们巨大而复杂的大脑在文化层面上发明和塑造的。大脑与文化相结合，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说话。

有些作者已经将语言定义为“发明”，但又以“它并不是真正的发明。那是一个隐喻”对这个合理评价进行了限定。但是“发明”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是一个隐喻。它体现了它的意思——人类社会创造了象征符号、语法和语言，而这些东西以前并不存在。

什么是发明？发明是一种文化的创造。电灯不是爱迪生自己发明的，其工作需要建立在将近200年前富兰克林电力学成就的基础上。没有人发明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彼此的创造力、想法、早期尝试及其所在的知识世界的一部分。每一项发明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建立起来的，语言也不例外。

1.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2. 苏珊娜·埃尔库拉诺-乌泽尔（Suzana Herculano-Houzel）清楚地解读了人类大脑独特的神经元密度，详见其著作：《人类优势：人类大脑与众不同的原因新解》（The Human Advantag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How Our Brain Became Remarkable，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6年）。

绪论

太初有道。

《约翰福音》1:1

并非如此。

丹尼尔·埃弗里特

1991年一个闷热的早晨，我们乘坐一架单引擎飞机，沿着巴西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基提亚（Kitiá）河飞行，距离最近的城镇有200英里。我给两个身材瘦削、饱经风霜的男人沙巴唐（Sabatão）和毕都（Bidu）戴上了头戴式麦克风。通常这个时候，他们会手持8英尺长的吹箭筒，背着装着毒飞镖的箭囊，前往丛林狩猎西貒、鹿、猴子和其他栖息于他们这片伊甸园上的动物。但是今天他们会进行一场谈话，还会不时受到录音设备和音量调节的干扰。

开始之前，我再一次向他们解释，我想要他们在交谈时既说其本族语巴纳瓦语（Banawá）又说葡萄牙语。“你们相互交谈，可以谈任何事，可以给对方讲讲故事，可以谈谈参观村庄的美国人和巴西人，或是任何你想谈的东西。”因为我急于探寻令语言学田野研究人员趋之若鹜的圣杯——自然对话（涉及多人互动的自发交流），所以我把他们哄到这里，许以一定的酬劳。我从自己过去的失败中发现，记录自然对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田野研究人员带着录音设备，影响了被试者对任务的感知，严重干扰了实验结果，因而往往只能得到一段既生硬又不自然的交流，没有哪个母语使用者会将其看作真实对话。（想象一下，有人让你和一个朋友坐在一起，帮你戴上头戴式麦克风，然后跟你说：“聊吧！”）

但今天，在测试录音质量时，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他们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沙巴唐：毕都，毕都！今天聊聊吧。

毕都：嗯。

沙巴唐：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聊吧。

毕都：嗯。

沙巴唐：丹尼尔非常喜欢我们的语言。

毕都：是的，我知道。

沙巴唐：我先讲。之后你可以讲讲关于那只美洲虎的故事。

毕都：好的。

沙巴唐：让我们回忆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吧。

毕都：好的。我记得。

沙巴唐：很久以前，白人来了。很久以前，白人来到我们的村庄。

毕都：那些人我知道。

沙巴唐：他们找到了我们。我们将与他们一起干活。

毕都：是的。那些人我知道。

一个小时内，他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

尽管我离家数千英里，实验过程中汗流浃背，还要时不时地驱赶黄蜂和吸血的蚊虫，但是沙巴唐和毕都的谈话结束之后，我又持续工作了45分钟，那时我几乎筋疲力尽了。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为我提供这一语言财富。他们带着吹箭筒和毒飞镖，笑着离开，前去狩猎。我继续独自工作，转写（写下每一个语音上的细微差别）、翻译和分析录音内容。经过几天辛勤工作，我获得了可靠的数据。我把录音、笔记和剩下的大部分分析工作交给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她陪我一路到了亚马孙。

这天结束时，我们研究小组——包括我和三名学生——享用了我向巴纳瓦人购买的豆子、米饭和西貒肉的晚餐。饭后我们围成一圈坐了下来，谈论丛林的炎热气候和各种各样的虫子，许多虫子我们之前从未见过。但我们主要谈的是毕都和沙巴唐的谈话录音，以及我们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这是对话中的对话，关于对话的对话。

眨眼间亚马孙丛林里就日落了。不一会儿，巴纳瓦人便按照他们的习俗前来拜访。我们四人泡了果汁和咖啡，并为他们开了一包甜饼干。我们首先迎接的是巴纳瓦女性。招待巴瓦纳女性的主要是女学生，因为巴瓦纳人实行严格的男女隔离，这一做法符合他们的文化。很快，巴纳瓦男性也可以坐下了，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咖啡、果味饮料和甜饼干。我们一边吃喝，一边与这些男性聊天，主要回答他们有关我们家庭和住房的问题。就像世界各地的人每天都做的那样，我们和巴纳瓦人通过对话建立关系和友谊。

这种自然对话对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以一种其他语言表现形式无法办到的方式展现了复杂而又完整的语言。对话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也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彼此，主要是因为对话在意义和形式上可能是开放的。对话对于理解语言的本质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语义欠明”——说话点到为止，话外之意是交给听者自行领悟。语义欠明一直是语言的一个特征。

沙巴唐和毕都的对话就是一个语义欠明的例子，试看两人对话的第二行。沙巴唐对毕都说：“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聊吧。”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很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在用自己的语言聊天了。事实上，这些人很难用葡萄牙语进行自然对话，因为他们对葡萄牙语的了解极其有限，主要用它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沙巴唐的话包含某些并未明说的意义。他说这样的话是为了间接地让我知道，他们不会用葡萄牙语进行交谈，因为他们知道我正在试图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交谈，并且他们想帮助我。这些话没有明说，没有显现在对话中，但隐含在了上下文当中。

同样，在“让我们回忆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吧”这一行中，两人对于他们试图回忆的事情的大致范围是心里有数的。哪些事情会涌上心头呢？仪式？狩猎？与其他部族的关系？多久以前的事情？美国人来之前？巴西人来之前？一百代以前？毕都和沙巴唐（或者其他巴纳瓦人）都了解正在谈论的内容，但其他文化的人起初并不清楚。

会说巴纳瓦语的人仅剩80个左右，沙巴唐和毕都就包括在其中。这种语言已经帮助科学界了解了很多关于人类语言、认知、亚马孙丛林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具体而言，他们教会了我们特别的声音结构和语法、飞镖和箭头上毒药的成分和制作过程，以及他们对于亚马孙动植物的分类以及与其他亚马孙人的语言联系。这些经验自然是通过分析不同社群的知识结构、价值观、语言学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得出的。这些社群都像巴纳瓦人一样，花费了长达千年的时间掌握特定的生活方式。

任何人类社群，无论是巴纳瓦人、法国人、中国人还是博茨瓦纳人，都使用语言来建立社群成员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人类已经交谈了很长时间。地球上所有语言表现出的语义欠明、社会关联、语法限制、意义驱动的思想表达都能追溯到早期人类，追溯到直立人甚至更早。根据有关直立人文化的证据，例如它们的工具、房屋、村庄空间结构和前往地平线外想象之地的航海之旅，可以推断出人类在大约6万代以前就开始交谈了——距今很可能超过150万年。现如今，在经过100多万年的练习之后，我们觉得人类在语言上应该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而且我们也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语言应该都发展了，能更好地适应我们的认知和感知限制、听觉范围、发音器官和大脑结构。然而语义欠明意味着在每一次谈话中，在每一篇小说的每一行中，以及在每一篇演讲中的每一句话里都包含“空白点”——未明言的、假定的知识、价值观、角色和情感。我将这些未定内容称为“暗物质”。如果没有一套共享的内化价值观、社会结构、知识关系，语言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理解。在这些共同的文化和心理因素中，语言会过滤所传达的信息，引导听者理解他人所说的话。人们使用语境和文化来理解语言。人们还使用手势和语调，以解释所传达信息的全部含义。

像所有人一样，从头开始构建语言的最初的人属物种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从来没有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有违语言的基本设计特点。同时，这些原始人也并非只是发出随机的声音或手势，而是会用它们相信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交流。而且它们也认为听者可以“填补空白”，可以将所听到的话与它们的文化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理解。

这些原因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不能有效讨论人类语言的起源，除非将谈话视为需要理解的事物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类语言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所进化，人类大脑和身体的组成部分也在进化，以参与对话和社交生活。当最初的人说出第一个单词或句子时，语言并没有真正诞生。它是在第一次对话时才诞生的，对话是语言的源头和目标。事实上，语言改变了生活。语言筑造了社会，表达了我们最崇高的期望和最卑鄙的想法，以及我们的情感和人生哲学。但是，所有语言最终都是为人类的互动交流服务的。语言的其他组成部分，诸如语法和故事，相比于谈话而言是次要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关语言进化的有趣问题——最先开口说话的是什么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有太多的人类祖先被怀疑是最先开口说话的人了，比如来自南非、爪哇、北京、尼安德山谷和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的众多人类祖先。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又提出有可能是另外几个人族（hominin）物种，这导致人类的进化拼图显得更加混乱。为了避免陷入一大堆不确定的答案之中，只有三种能够使用语言的人族物种需要讨论——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

很少有语言学家认为直立人有语言。实际上，许多语言学家认为直立人没有语言。目前，关于人类从何时开始讲话，人们尚未达成共识；但在人类进化方面，人们对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人类机体和认知能力演变的大致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共识。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指出，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诞生地，因为非洲也是大多数猿类的所在地。他推断（已被证实）人类和猿类可能关系密切，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在关于早期人族［人族是指人属及其直系祖先，如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的重大发现问世之前，达尔文就写下了这些先见之明。另一组亲戚是人科动物（hominids）。这个群体包括人类、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及其共同的祖先。人类进化故事中的角色包含了直立人的分支，直到现代人类。为了理解这些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是否会说话，我们必须了解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人类起源的部分争议在于人族有过多少个物种，但我们在研究人族的迁移对人类语言发展的意义之前，仍然有必要了解所有人族物种的潜在认知能力（基于脑容量的大小、制作的工具以及迁徙情况）。我们既可以关注生理层面，也可以关注文化层面，还可以同时关注二者，但一些最有趣的证据来自文化层面。

象征符号（将基本可以说是任意的形式与具体含义相关联，例如使用“狗”这个词的声音来指代犬类）是将人类推上语言之路的发明。因此，我们不仅要了解象征符号是如何出现的，还要了解它们如何被整个人类族群采纳，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有个观点可以说是关于人类各个时代语言起源的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但我不认同。该观点认为，语言是因为大约5万年前到10万年前的单个基因突变而产生的。据推测，这种突变使智人拥有了构建复杂句子的能力。这一整套想法被称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但仔细研究我们物种的生物学层面和文化演化方面的证据，可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即语言起源的符号发展（sign progression）理论。这个术语的意思是，语言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标引符号（index，代表与被描述物有直接联系的事物，比如动物的足迹）逐渐演变到图像符号（icon，又叫相似符号，代表与其外形相似的事物，例如人像），最后演变为象征符号（symbol，表示意义的规约方式，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

最终，这些象征符号与其他象征符号会结合起来产生语法，简单的象征符号会构建成复杂的象征符号。这种符号发展最终会达到语言进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手势及语调与语法及意义会结合形成完整的人类语言。这种整合可以传递和突显说话者要告诉听话者的信息。它体现了语言起源过程中至关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一步。

语言演变是一个艰难的问题，所以最早尝试解决它的努力效果不算太好，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有一些理论没有依靠数据和相关知识，而是诉诸猜测。有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语言都起源于希伯来语，因为人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语言。就像这个希伯来语是第一种语言的猜测一样，许多假设都被抛弃了，尽管其中一些假设包含不错的想法。然而，这些假设间接催生了如今人们对语言起源的理解。

但是所有这些早期努力都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缺乏证据，诉诸大量的猜测，许多科学家对此非常恼火。因此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宣布不再接受关于语言起源的论文。

好消息是现在禁令已经解除。相较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研究工作，如今人们的研究不再全凭猜测，有时候还能以翔实的证据为基础，因而结论更有说服力。在21世纪，尽管困难重重，但科学家们还是设法将足够多的语言进化拼图的微小图板拼在了一起，对人类语言诞生的问题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尽管如此，正如许多人已经觉察到的，关于语言起源的最大谜团之一的“语言鸿沟”（language gap）仍未得到合理解释。人类与所有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鸿沟。动物王国的交流系统与人类语言不同。只有人类语言具有象征符号，只有人类语言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其话语能够分解成更小的有意义的部分。例如故事能分解成段落，段落能分解成句子，句子能分解成短语，短语又能分解成词语。每个较小的单位都对其所属的较大单位的含义有所贡献。有人认为，这种语言鸿沟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人类是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殊生物。另一些人则声称人类语言的独特性是上帝设计的。

更有可能的是，这种鸿沟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由文化激发的相应变化形成的。没错，人类语言确实与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存在显著不同，但跨过认知和文化层面上的“语言门槛”的那几步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小。有证据表明，人类独有的语言特征不是“蹿”出来的，人类的语言是经过人属和我们更早的祖先（可能是南方古猿）不断发展，才逐渐出现的。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确凿无疑。早期人属物种的这种缓慢进步最终导致人类的语言与其他动物的交流方式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进化鸿沟。最终，人属物种发展出了比其他所有生物都要优越的社会复杂性、文化以及生理构造和神经构造。

因此，人类的语言最开始并不起眼。作为早期人科动物的交流系统，它与其他许多动物的交流系统没有什么不同，但比响尾蛇的更有效。

如果仅剩的80名说巴纳瓦语的人突然死亡，而他们的遗骨直到10万年后才被发现，会是什么情况呢？语言学家已经出版了关于巴纳瓦语的语法、字典和其他研究，我们就当这些事没发生过，试想一下，巴纳瓦人的物质文化会留下什么表明他们有语言能力和符号推理能力的证据呢？他们留下的语言证据大概还没有我们已知的尼安德特人或直立人的语言证据多。巴纳瓦人的艺术品（如项链、篮子图样和雕刻品）和工具（包括弓、箭矢、吹箭筒、飞镖、毒药和篮子）均可生物降解。因此，他们的物质文化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所需的时间与最早的文化出现以来已经经过的80万年到150万年的时间相比要短得多。当然，从土壤使用情况来看，我们可能会推断出他们有一定规模的村庄、小屋等等，但很难通过他们手工制品的残余物推断出他们拥有语言，这就和判断许多古代的采猎者团体有没有语言同样困难。我们知道，如今的亚马孙人已经拥有相当完善的语言和丰富的文化，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因为史前记录中缺乏关于语言或文化的证据就过早地断定古代人类缺乏这些重要的认知属性。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有证据可以表明最早的人属物种确实拥有文化并且能够说话。

解决人类语言起源的奥秘，首先要考察唯一幸存的具备语言能力的物种——智人，或者说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谓的“说话的人”（Homo loquax）——的禀性和进化过程。有几个独特的观察角度标志着语言演变的道路。

首先，人类语言是在广泛的动物交流现象中产生的。交流不过是信息从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实体（通常是有意的），无论是蚂蚁之间的信息传递、黑长尾猴的呼唤、狗尾巴的位置和摇动，还是伊索寓言，或者写书和读书。但语言不仅仅是信息传递。

关于语言演变的第二个视角来自对生物和文化观点的考察。大脑、发音器官、手和人体其他部分是如何与文化一起影响和促进语言进化的？许多关于语言进化的解释都集中在这些方面，不是关注生物方面的原因，就是关注文化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关注其他方面。

最后一个必要的视角可能会令人感到好奇。它是以语言学领域研究人员的视角看待语言进化的。这种视角引出了两个基本问题：现如今各种人类语言有多相似，以及现代语言的多样性揭示了人类初始语言的哪些特点。人类首次发明语言是进化过程的里程碑。这些视角对于理解这一进化过程大有裨益。

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回答。手势对人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吗？对，很重要。是否一定需要与现代人类相似的发音器官，才能有语言？并非如此。人类语言需要复杂的语法结构吗？不需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们存在于很多现代语言当中。各个社群交流或使用语言交流的程度是否不同？很有可能。直立人有可能掌握了语言，但仍然不愿意开口说话。

1. 1英尺≈0.3米。——编者注

第一部分
最早的人族

第1章
人族的崛起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

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

《以西结书》37:1-2

争论常常难以解决。2011年6月，一位名叫凯西·安东尼的年轻母亲因涉嫌谋杀她2岁的女儿凯莉·安东尼而受审。检方支持这一指控，说她在大约32.2℃的天气里将女儿的遗体存放在汽车后备厢里好几天，而这辆车只有她有钥匙。他们传唤了目击证人，证人声称闻到了汽车后备厢内腐尸的臭味。检方还在后备厢里找到了在炎热天气下容易在尸体上大量繁殖的臭虫。证据确实令人毛骨悚然，但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如果审判只进行到这一步，凯西·安东尼很可能会被判有罪。

然而，辩方还没开始为自己辩护。辩方也有自己的证人，其中包括一名法医专家。该专家辩称，人们提到的气味可能来自一袋垃圾，这袋垃圾被凯西留在汽车后备厢里一个多星期了（没有人为她的邋遢辩护）。此外，法医证人声称，如果凯西汽车的后备厢内真有一具腐烂的尸体，实际发现的臭虫类型和数量会大不相同。在专家和律师多次争辩之后，陪审团最终决定支持辩方。十二名陪审员觉得被告的陈述充分可信，足以对发生在凯莉身上的事情提出合理怀疑。

一些陪审团面临的合理怀疑的问题在科学界中也很常见，但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是通过合理怀疑蓬勃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像怀疑一样，科学家既不是要确认理论，也不是要否定理论，而是想评估理论。科学家拒绝那些包含过度合理怀疑的理论，即使只是暂时的。换句话说，怀疑作为一项智能工具，可以缩减科学家需要关注的理论数量。

专家之间意见不一致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专家之间达成共识通常比存在分歧更为罕见。科学进步往往起源于针对某些论题的正反面证据的解释之争。科学不是要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理论，而是要随着科学家摸索理解的方式，寻找最好的理论。

探索人类及其语言的起源，比探索任何谋杀案都更艰巨、更复杂。这一努力需要描绘人类从初始状态到现状的轨迹，并且总是充满争议和分歧。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进化记录中不同人类物种的推理复杂性究竟有多不一样，我们尚无权威答案。甚至关于现代人在五个“S”方面，即智力（smarts）、速度（speed）、身材（size）、性别（sex）和力量（strength）方面的差异有多大，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

那么，为什么人类能力的局限性与理解物种进化有关呢？因为专家和非专业人士对新发现的解释不同，对新证据的意义达不成共识。我们不应天真地期待大家达成一致，但是判断各种说法的分量还是可以办到的。如果一种解释能够对另一种解释提出合理怀疑，大多数专家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告诉别人该选择何种解释，也没有人能预测别人会选择哪种解释。科学的选择是从智力、文化和心理层面上得出的。

想要了解人类，就必须分析人类是怎样在认知层面上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物种的。人类无处不在，就像蟑螂和老鼠一样，适应性强，繁殖速度快，迁移迅速。他们坚强又有韧性。他们很聪明。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或昼行，或夜出，或黄昏时活动。他们可能善良，抑或恶毒。无论是好是坏，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的领主。如果恐龙存活至今，人类会杀死它们，作为荣誉的象征，或者吃掉它们，又或是把它们放在公园和动物园里。恐龙绝非智人的对手。人类才是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顶尖的食肉动物，而不是恐龙。这种成功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关系，那就是智人虽然体型小，皮肤柔软，没有尖牙利爪和强大的力量，但他们能够彼此交谈。因为人们可以交谈，所以他们能够制订计划，分享知识，甚至可以为后代留下知识。这里面蕴藏着人类对所有其他陆地物种的优势。

那么究竟人类的这种能力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我们不可能在对某种特性（比如语言）缺乏认识的情况下谈论这种特性的演变过程。

语言是意义（语义学）、使用条件（语用学）、声音的物理特性（语音学）、语法或句子结构（句法学）、声音结构（音系学）、词语结构（形态学）、话语会话组织原则、信息和手势的交互作用。语言是一种格式塔——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也就是说，整体不能仅仅通过分析其各个部分来理解。

事实上，整个语言学家群体都是由不同的研究领域来确定自己身份的，具体可以分为：语用学家、会话分析师、语法学家、形态学家、语音学家、语义学家等。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只是对专业领域内他们感兴趣的部分进行研究。句法学家之于语言，就好比眼科学家之于人的全身。两者都是必要的，但不难理解的是，这两者都只是解决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问题而已。

那么完整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语言是一个交流系统。这就是进化和当代证据所指向的问题——语言的最终目的和成就是建立社群，塑造文化和社会。这些都是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故事和对话构建的，每个故事和对话都有助于确立和证明文化或个人的共同优先价值。事实上，语言构建了特定文化特有的知识结构，比如能够识别出来的颜色、被认为最具吸引力的职业类型、医学知识、数学以及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认识的所有其他事物。语言也有助于解释文化所承认的不同社会角色，例如父亲、老板、员工、医生、老师和学生。

语法对语言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也有助于思考，但它在任何语言中都只是一小部分，其重要性因语言而异。有些语言没有多少语法，也有些语言语法非常复杂。

人类走向语言的道路所遵循的过程是由自然符号到人类象征符号的发展过程。这些符号和象征符号是参照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著作中的符号学理论解释的。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也许是史上最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对数学、科学、语言和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符号学和实用主义这两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实用主义是美国独有的哲学学派。尽管才华出众，但皮尔士从来没能获得长期的职务，因为他对社会习俗抱怨不休，且多加抵触。皮尔士的符号学与语言的演变并无直接关系，但事实证明，符号学是研究语言进化阶段的最佳模型。

皮尔士的理论间接推测了从自然符号（标引符号）到图像符号再到人为创造的象征符号的发展过程。这一进展使得符号类型日趋复杂，同时也推动了人类语言能力的演化。符号（sign）是指形式（如词、气味、声音、路牌或莫尔斯电码）与意义（符号所指）的配对。作为语言进程中最原始的一部分，标引符号是一种与其所指有实际联系的表现形式。猫的足迹是一个标引符号，它表明并让我们期望看到一只猫；烧烤牛排的气味让人想起牛排和烧烤；烟标志着火。图像符号与其所指的实体特征相像：雕塑或肖像通过相似的外形来指代本体。像“嘣”或“哐哐”这样的拟声词则让人想起那些声音。

象征符号是与所指内容的约定联系，比其他符号更复杂，因为它们不需要与其所指有任何相似性或具有任何实际联系。它们的意义是社会公认的。数字“3”指的是三个物体的基数，这就像“丹”指的是叫这个名字的人一样，并不是因为“3”与其指代的基数有实际联系或相似之处，也不是因为所有名为“丹”的人都有什么共同的实体特征。这种形式和意义的任意约定联系正是使象征符号成为语言的开端和社会规范的证据。象征符号是最初的社会契约。

图1-1向我们展示了大体基于皮尔士观点的语言进化的相对顺序（不过把标引符号放在了图像符号之前）。

一旦人类有了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的某些部分就会比其他部分更有意义。如果我在英文写作中把S写作Ŝ，把P写作Ƥ，母语是英语的读者会忽视这些修饰，立即认识到这些修饰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将S写为P，就会造成混乱。这是因为一旦象征符号有意义的部分遭到改变，其身份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尽管无意义部分的改变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因此，象征符号并非结构单一的原子，而是包含“垃圾”部分（对其含义而言并不重要的部分）以及关键信息。对皮尔士而言，这些信息对符号的解释项（interpretant）或含义至关重要。

从象征符号和解释项来看，语言发展到称为“形式的二元性”（duality of patterning）现象是一小步，它将较小的单位组织成较大的单位。形式的二元性使得语言能够转换到G1、G2和G3这三个复杂等级，它们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语法，如图1—1所示，而人类社会就是围绕语法构建语言的。

图1-1：符号的发展

有种假说认为，语言是随皮尔士的符号复杂度的逐渐提升而演变的，这一假说得到了考古记录的支持。然而图中的图像符号跳到象征符号是“不自然的”，这一步需要人类发明。进化本身没有创造出象征符号或语法，造就这一创举的是人类的创造力和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语言如何诞生的故事必须谈发明，而不仅仅是谈进化。进化造就了我们的大脑，自那以后，人类接过了创造的工作。

尽管如此，要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还是不能仅仅针对语言本身进行讨论。为此，我们必须将语言的发展与生物层面的发展联系起来。根据现有的证据，智人就像每个家庭一样，处于一组特定的关系中，这种关系通常被称为进化系统树或进化枝（图1-2）。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推测出来的，但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点。人属物种中较低的分支可能与图中所示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所有动物都会交流，因此研究重点指向了动物王国。并非所有动物都有语言，而语言似乎是随着人属的演变才出现的。

就像所有复杂的和有争议的事情一样，关于生命是如何在地球上开始的，有许多种说法。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神灵创造了生命。任何关于神创生命和神创语言的讨论都必须承认，两者的起源对于神学家来说是重要的底线。关于DNA（脱氧核糖核酸）和之后生命形式的演变，一个常见的有神论答案是“钟表匠理论”。钟表在提出这个隐喻的年代是最尖端的技术。由于许多原因，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讨论往往绕不开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钟表匠理论”认为，钟表结构精密、复杂、层次分明，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如果有人在遥远的星球上发现了一块表，那么这块表证明某个地方有一位设计师有心为之，设计并制作了它。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于1802年在《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一书中说：

假设穿越荒地时，我脚踩在一块石头上，有人问我石头是如何来到那里的，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它一直就躺在那里。这个答案很难说是荒谬的。但是，假设我在地上找到一块表，那就应该问问它是如何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了，我不太可能给出相同的答案：就我所知，那块表可能一直存在于此……在某个时刻以及某个地方必定存在一个设计者或工匠，他制作钟表的目的才是我们找寻的答案；他洞悉钟表的构造，设计出了它的用途……钟表中蕴含的所有精密设计无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作品中，不同的是，大自然表现出了更大的构思，更复杂的设计，超出人工制品的程度无法计算。

图1-2：人类的进化

佩利的“钟表匠理论”比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学说早了半个多世纪。近代有些神学家和有神论科学家认为这种论点是合理的，他们用眼睛等复杂器官代替钟表阐释了这一观点。但哲学家大卫·休谟指出，钟表的类比存在三个严重问题。首先，钟表的材料并非来自大自然——钟表是用人造材料制成的，因此钟表的类比不自然。正如休谟所说，使用完全由有机材料组成的东西，比如南瓜，而不是钟表，会更有意义，因为人们可以观察南瓜自然生长的过程。

休谟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人不能用经验知识来得出关于非经验知识的结论。如果你知道钟表是什么，那么你必然也知道钟表是人创造的。人们甚至可以观察钟表是怎样造出来的。然而，谈起创造世界，就没人有直接的经验了。因此，由钟表具有设计师而推断出宇宙也存在设计师，这不仅在经验上是不合理的，而且逻辑上也行不通。最后，休谟表示，即使钟表确实表明每个复杂的事物，特别是宇宙，都有一位设计师，我们对这位设计师的本质仍是一无所知。因此，这样的推理即使没有被证明是无效的，也无法支持任何已知的宗教或神性的观念。

但是，反对钟表匠隐喻的最有效论据可能来自文化。任何人都不能自己制作钟表或其组件材料。钟表是文化的产出，而不是设计师的产出。如果宇宙是设计出来的，那么这种设计就需要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神，除非这个神与主要宗教描述的完全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宇宙的神创论失败了，因为科学是这样说的。进化论具有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而这是神创论所缺乏的。

进化是一个得到确认的事实。只有对进化的原因和过程——自然选择、遗传过程和家族树——做出的解释才可以称为理论。但进化本身不是一个理论。为了理解语言的起源，我们必须对更宏观的生命起源加以探讨，这样才能为接下来的讨论奠定基础。而这需要谈到进化。

地球大约有45亿年的历史，开始时可能有一片不断冷却并凝固的旋转的云，后来里面的水逐渐结束了降雨和蒸发的循环，降低了我们这颗红色星球的表面温度，在前寒武纪的太古宙时期积聚形成了汹涌澎湃、了无生气的炽热海洋，任何生命都无法在其中生存。但是磷酸盐、糖以及氮都混杂在海洋中，由此形成了第一批碳水化合物和其他生命的基础组成部分。这至少是一个可能符合事实的解释。

科学家提供的另一个说法是，复制的DNA完全来源于太空，是由陨石或小行星带到地球的。这种关于DNA来源的说法被称为“有生源说”（panspermia）。根据这个观点，核苷酸更容易在彗星的寒冰中形成。我们的星球就像一个飘浮在太空中的巨型卵子，太空尘埃、流星和小行星等宇宙的精子则将DNA带给我们。这个观点甚至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陨石经常进入地球大气层。其中一些可能曾将DNA从宇宙或太阳系的另一部分带到地球。也没准流星带来的不是DNA，而是来自太空其他地方的核苷酸。

无论发生了什么，反正核苷酸最终在海中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周围开始形成膜。在这些膜内，RNA（核糖核酸）和DNA一起形成了。在某个时候，这些核酸出现了使所有生命得以诞生的特性——复制。从地球的形成到分子生命开始形成，用了大约5亿年的时间。在此后的5亿年至8亿年时间里，生命变大了，足以在化石中显现出来。

从这种核苷酸汤出现之时起，地球进入了前寒武纪元古宙的“早期生命”时期。生命的基石DNA不断由糖、磷酸盐和氮组合而成。

我们了解DNA，所以知道人和狗在分子层面上的区别在于DNA的组成及其构成基因组的排序方式。因此基因组是各种DNA和RNA及其组合的总和。稍微换个说法来讲就是，犬科动物和人类不仅仅是通过DNA的组成部分来区分的，而且是通过DNA的句法（syntax）来区分的。DNA及其相关单位的等级是：

*组蛋白（Histones）围绕着DNA，控制着基因的激活和失活。——作者注

如果从地球诞生一直算到今天，那么这个星球99.997%的历史都是在更新世（280万年前）之前，也就是在人属的第一个物种能人（Homo habilis，或者是直立人，取决于如何分类）出现之前发生的。智人之类的物种在这以后才出现。最早的人族向现代人的演变是从中新世（2 300万年前至530万年前）晚期开始的，经过上新世（530万年前至280万年前）和更新世，直到现在的时代——全新世（1.1万年前）。

人类享有一项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不具备的特权，由此他们可以思考自身的起源。然而，所有的人类观点都是由文化塑造的。因此，伴随着人类身上超强的精神力量，文化不仅引导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而且还定义了值得关注的东西。文化制约了人类证明自身推理的方式。科学由文化价值、不同社会角色以及社会认可的知识结构（知识是什么，以及知识的不同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的方式）产生并受其影响。

文化是不同科学家对化石证据意见不同的原因之一。这不仅仅是对事实看法不同，尽管这一点也很重要。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是较早注意到物理实验的结果趋于接近已发表的预期结果，而非其他预期结果的人。这指向了科学中的一种文化效应，即“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即使只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思考，也不能逃离文化影响的阴影。人们对很多化石记录的解释会经常变化。我的结论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只有以后得到更多的数据，我们才能知道哪些结论更准确。

智人通过语言和西方文化积累下来的科学记录证明：人类是灵长类动物，人属的根源可以从灵长类动物的起源中找到。那么，灵长类动物是什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灵长目在5 600多万年前就出现了，智人就是其中的一个物种。因为进化是渐进而又持续的，所以在正常的“灵长类动物”之前有“原始灵长类动物”。已知最早的原始灵长类动物过渡化石是北美的更猴（Plesiadapis tricuspidens）化石，这种动物生活在大约5 800万年前。

但灵长类动物进化的故事始于目前已知的第一批真正的灵长类动物——德氏猴属（Teilhardina），它们是所有其他灵长类的前身，包括我们人类。德氏猴（以耶稣会神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命名）是小型生物，大小与现代绒猴相似。随着这些生物进化并找到独立的生态位，它们形成了不同的变体，并最终成为新物种。新物种汇成了新的属。

许多灵长类动物是根据其鼻子的形状或状态划分成属的。例如，今天的湿鼻类或者叫原猴亚目动物几乎只剩马达加斯加的狐猴科动物。人类被列入了简鼻亚目（或者叫干鼻猴类）。简鼻亚目又可分成跗猴型下目和类人猿下目，类人猿下目也就是人类的祖先猿猴，然后再进一步细分为狭鼻小目（长鼻）和阔鼻小目（扁平鼻或向下鼻）。所有新世界猴（阔鼻小目）都有侧向鼻孔，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旧世界灵长类动物都鼻孔向下。图1-3总结了人类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的分类。

图1-3展示了灵长类进化系统树。如前所述，人类属于狭鼻小目。除此之外，人类还和所有猴子和猿猴一样，也是类人猿。美洲的阔鼻小目不同于旧世界的亲属，没有进化出猿，只进化出了猴。因此新大陆没有进化出人类。

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可以爬树。虽然我承认我不能像毛茸茸的猴子那样爬树，但所有人都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身体至少有一部分是为爬树而设计的。人类从哺乳动物中脱颖而出，靠的是一些远比攀爬重要的能力：脑部大、嗅觉退化、具有立体视觉——这些特征帮助他们成了猿猴行星的统治者。

图1-3：灵长类进化系统树

进化是生命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物种被拉伸、切分或修改以适应其生态位。在大约6 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期间，恐龙灭绝，随后“哺乳动物大爆发”，灵长类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异军突起，开启了另一长串认知的飞跃。最终，这种漫长的哺乳动物的进步产生了人科动物。

大多数现代科学家使用hominid（人科动物，复数的英文形式是hominids）这个词，即拉丁文hominidae的单数形式来指代所有的人猿（great ape）。还有一些人更喜欢使用这个词原本的意思，不是指所有的人猿，而是指人属。但是大多数现代学者还是坚持用hominid一词来指代全体人猿和人族。人族是从人与黑猩猩在灵长目的进化树上分支时起出现的，包含了人类及其所有直系祖先。用人科和人属这两个术语加以区分，不会增加人类进化的复杂性，只会有助于避免含糊不清。

相比之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则简单得多。事实上，该理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之所以优雅，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简洁性。该理论由三个假设组成：

首先，原则上种群扩张的能力是无限的，尽管环境能支撑的种群总是有限的。

其次，每个种群内都存在差异。因此，没有两个生物体完全相同。变异会影响个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有些个体在特定的生态位中可产生更多的可存活后代。

最后，不知何故，亲代能够将变异传递给子代。

这三个假设可以总结为“经过自然选择的继承”。在皇家海军军舰“小猎犬号”1831年至1836年的著名旅行中，达尔文注意到动物似乎会主动调整以适应环境。在其科学生涯中，达尔文还注意到不同的生物（如著名的达尔文雀）是如何迅速适应环境中哪怕微小的变化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论的同时，捷克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正在奠定基因理论的基础。孟德尔从事豌豆研究工作长达七年（1856—1863），提出了两项基因研究的重要原则：

第一是“分离原则”，即特定性状会分为两部分（现在称为等位基因），每个亲代只将其中一部分性状传递给其共有的子代。传递哪条等位基因是随机的。

第二是“独立分配原则”。亲代单倍体细胞组合产生的等位基因对会形成新的基因组合，这些基因在母本和父本中都不存在。

虽然孟德尔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只有现代遗传学才能克服。首先，正如托马斯·摩尔根在其著名的果蝇突变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基因是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它们有许多特性是协同工作的。这与孟德尔的观点相反。孟德尔认为每个基因的行为都是独立的，这是在摩尔根的研究之前许多遗传学家认可的观点。摩尔根的发现意味着基因的独立分配原则是错误的，孟德尔是错误的。摩尔根的研究也激发了他对细胞结构的长期兴趣。他的工作表明，染色体是细胞中的真正实体，而不仅仅是原先假设的基因载体。其次，孟德尔认为变异总是不连续的，而实际上则通常是连续的。如果一个2米高的母亲与一个1.5米高的父亲配对，那么他们孩子的身高不会要么是1.5米要么就是2米，而是很可能介于这两者之间。换句话说，许多（实际上大多数）特征都是混合在一起的。这仅靠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得出的独立分配原则是解释不了的，孟德尔在实验中研究的所有特征都是不连续的，而且出于其研究目的，这些特征也都是不相关的。

关于进化的另一个关键事实是，自然选择的目标是表型（由基因和环境产生的外部可见的实体和行为属性），而不是基因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表型的遗传信息）。因此，自然选择是以生物的行为及其总合的实体特性为基础作用于生物（选择生存者）的。基因是这些特性和行为的基础，但表型不是单单由基因决定的，它还受组蛋白、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组蛋白控制着遗传信息展开的时机，从而控制了基因产生表型的方式。

非生物学家想到进化时，往往会想到与新物种有关的事情，然而这只是进化的一个副产品。仅仅把物种的形成视为证据是具有误导性的。如果一个身为造物的“科学家”说生物不能转化为其他生物，因此进化必定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真正争论的是宏观进化——宏大规模下的进化。但是，宏观进化不是唯一的进化形式。事实上，宏观进化通常是较小的进化变化的积累，这种较小的变化可能小至单个等位基因的突变，这被称为微观进化。

根据定义，微观进化不太明显，特别是对于寿命短的人类观察者而言，然而这是真正的行动发生的地方。因此，如果能够解释这些微小的变化，更大的变化也将随之得到解释。进化科学家试图理解所有形式的生物变化（进化）是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宏观进化和微观进化只是自然选择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中的点。

突变是引发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的方式之一。有些突变是中性的，有些突变是致命的，但还有一些突变为其宿主生物提供了生存优势。如果突变的生物比没有突变的生物产生了更多可存活后代，那么在特定环境中自然选择所青睐的这种变化就是有利的。

中性突变对于进化理论很重要，尽管它们从定义上讲对于宿主的生存既无害也无用。历史上唯一一位独享两项诺贝尔奖（诺贝尔化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以及遗传测年的先驱艾米丽·祖卡坎德尔（Emile Zuckerkandl）于1962年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性变化会以不变的速度发生。这种稳定性就像分子钟一样，可以帮助确定两个相关物种何时向不同方向发展。今天，它已成为了解生物之间进化差异的重要工具，尽管它们本身并不导致这些差异。

然而，自然选择所支持的突变并不是进化的唯一途径。对于地球上的全体生命这样复杂的事物来说，没有哪个概念可以将其彻底解释清楚，这并不令人惊讶。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并非仅仅出于自然选择，而是还有其他来源。其中之一被称为“遗传漂变”。从技术上讲，遗传漂变的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会减少。想象一下，人类总共只有来自100个家庭的1 000个人。现在假设1 000个人中的5个家庭的50个人缺乏产生感光色素的基因。这些人是“色盲”。接下来，想象一下，由于某些文化原因，这些色盲个体被大多数人讨厌，因此他们50人决定搬家。最后，假设在色盲个体离开后，原始人群的非色盲个体由于疾病或自然灾害而被消灭，而色盲个体没有受到影响。这种未必会发生但有可能出现的系列事件将导致留在物种中的唯一基因是产生色盲的基因。色盲群体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产生许多后代，从而创造出全新的人类群体。这种情况会导致人类物种发生重大变化，而这并未取决于自然选择。

遗传漂变是自然发生的遗传多样性减少的现象，是根据孟德尔提出的等位基因随机传递的原理产生的。再强调一次，这不是由自然选择造成的，因为物种的适应性对结果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遗传漂变的一个特例被称为种群瓶颈（population bottleneck）。种群瓶颈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等位基因比例的改变，就像刚才那个排斥色盲患者的例子所展示的。迁移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引发种群瓶颈。迁移种群是主要种群的一些样本，其等位基因比率与总体种群中发现的不同。任何由外部事件引起的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减少都属于种群瓶颈。例如导致每个家庭损失一名成员的疾病。遗传多样性的减少可能会改变整个种群的基因分布状况，从而产生种群瓶颈。这也可能会导致“创始者效应”（founder effect）——与原始种群等位基因分布不同的亚种群反而产生出可存活后代。换句话说，如果最初离开非洲的直立人与留在非洲的人群的等位基因比率不同，那么前者和后者将分别成为各自后代的创始者。

另一种演变形式是受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这种形式被称为“鲍德温效应”，尤其与人类语言的演变有关。“鲍德温效应”1896年由心理学家詹姆斯·马克·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首次提出，是进化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上的进步，这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它强调了自然选择的表型（可见行为和实体特征）的重要性。其次，它展示了文化与自然选择可能存在的互动作用。假设有一群直立人在夏天进入西伯利亚，后来才发现西伯利亚的冬天很冷。群体中每个人都要学习如何用熊皮制作冬季服装，而有效拼接这些毛皮需要灵巧的双手，这对整个社群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甚至完全做不到——除了一个幸运者，基因突变令这一个体可以将拇指弯向食指，可以在制作熊皮大衣时缝出更有效更结实的针脚。因此，这人为家人制作出了防寒效果更好的大衣。这反过来使其家庭成员相比于手指不那么灵活的家庭能够孕育更多的后代。最终，这种突变将增加原始突变体将自身的“灵巧基因”遗传给后代的机会，而这些后代反过来比手指不灵活的后代存活率更高（至少在冬季）。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巧基因将在整个人群中传播。

另一环境中的相同基因突变也许不会在整个人群中遗传下去，因为它可能对生存没有任何帮助。在另一个环境中，这只是一种中性突变，而中性突变有很多。如果在非洲等温暖的地带，制衣表型是中性的，就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可以将中性突变转变为正突变。鲍德温效应也被称为双重遗传理论，它将文化和生物学联系在一起，试图解释那些不能由单个原因做出解释的演变。

现在，让我们再次发挥一下想象力，假设一个女人是在人类发展出语言的时候出生的。我们将这个女性称为句法女士。社群的其他人说的都是“你朋友。他朋友。她，不朋友”这样的话，句法女士说的则是“你朋友和他朋友，但她不朋友”。或者其他人都说“男人打我。男人坏”，句法女士则说“打我的男人坏”。换句话说，句法大师有能力造复句，而其他人只能造简单句。复句进入人类语言，是否是通过鲍德温效应或其他机制（如性选择）传播的一种基因突变的结果？这不太可能。语言与身体技能的基因情况不同。

句法来自在人群中传播或受鲍德温效应支持的基因突变的这种说法值得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这种基因不太可能提供生存优势。特别是考虑到当今仍有语言缺乏复杂的句法（我们稍后会对此加以讨论），这种说法就尤其值得怀疑了。缺乏复杂句法的语言与拥有复杂句法的语言在相同的世界中留存了下来。而且，就算目前认为缺乏复杂句法的语言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复杂句法，这也只会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在99%的情况下都没有使用复句，然而他们活得很好。

对于句法女士来说，更重要的是，为了解释复句，一个人需要拥有解释复杂句法的能力。在缺乏这种能力的人群中讲出复句——换句话说，你是唯一能够解释或讲出复杂话语的人——就像向聋哑人和盲人发出大声警告一样。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人类之外的灵长类动物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似乎能够使用复杂的句法有效回应请求（这让人想起倭黑猩猩坎兹）。但是，这与能够完全理解复句相差甚远。例如，按照递归句的指示行事，可能是获取或进化出递归的第一步，但仅此而已。以复杂方式进行思考的能力出现的时间一定先于用复杂句法结构进行交谈的能力，否则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些话语。

但是这种复杂的思考是如何产生的呢？人怎么可能会以无法言说的方式思考？有一种可能是，通过图像中的图像计划事件中的事件，甚至像当今世界上许多演讲人似乎在做的那样，通过更大的故事来进行思考，尽管用的是简单句，却将复杂的想法编织在一起：

约翰钓鱼。

比尔钓鱼。

约翰抓鱼。

比尔停下来。

比尔吃约翰鱼。

比尔返回。

约翰同时回来。

这个完全由非复句组成的故事说，约翰去钓鱼了，后来或同时——取决于语境——比尔也去钓鱼了。约翰在比尔之前钓到了鱼，所以比尔不再钓鱼并和约翰一起吃鱼。比尔决定不再钓鱼并返回家中。约翰和他一起回家了。实际上，许多语言中的复杂故事就是像这样用简单句编织在一起的。

没有使用复句就进行复杂思考的另一个例子是没有说话便完成的高难度任务或计划，比如编织一个结构复杂的篮子。正如刚才假设的钓鱼故事展示的那样，复杂的思考或叙事并不需要复句。复杂的思考或许使说出和解释复句成为可能，但这种思考并不需要它们。然而，反过来却不是如此。要想解释一个复句，就必须能够理解复杂的意义。

另一方面，复杂句法可能会通过性选择在人口中传播。异性成员可能喜欢听到复句的韵律，因此可能会更频繁地与句法女士或句法先生交配，从而传播句法基因。但这不太可能。复句通常需要有词语来表明它们是复杂的。然而，这些词在其作为信号出现的复杂句法之外基本上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为了买奶酪，约翰和比尔去了镇上”是一个复句，因为其中有一个“为了买奶酪”，还因为它的主语是并列名词短语“约翰和比尔”。“和”这个字只有在能够以复杂句法思考的情况下才能理解。复句本身也需要复杂的手势和音高模式，这些手势和音高模式是单独出现的，单个基因突变无法做到这一点。

更有可能的是，复杂的思考受到了自然选择的青睐，体现了真正的鲍德温效应，因为它赋予了人复杂规划的能力。它后来可能会——很可能已经——在某些语言中以复句的形式出现。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的有趣结论是：自然选择很有可能将语言句法的基因视为一种中性突变，因此该基因不受自然选择的影响。

递归是人类思考和交流的一个关键方面，肯定在人类认知的早期就出现了。这是一种对思考进行思考的能力，比如“玛丽觉得我认为婴儿快哭了”，或者“当比尔发现约翰认为他的妻子对自己不忠时，比尔会感到难过”。递归也体现在将任务分解为其他任务的能力当中，比如“先构建弹簧。然后将小弹簧放入锁内。然后将锁置于另一个锁内，最后将弹簧放入较大的锁内”。它还体现在拥有复杂句法的句子当中，比如“约翰说比尔说彼得说玛丽说欧文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哪个非人类物种能够进行递归式思考，也不清楚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能否讲出递归句。但是它们无须递归的能力就可以拥有语言，至少根据将语言进化视为一种符号进展的简单想法以及一些现存语言的证据来说是如此。

想象一下复杂思考或递归思考诞生的情景并不困难。假设某些人生来就有递归思考的能力，那么这种递归思考（不一定要说话）的能力将使这一个体比其他成员拥有更多的认知优势，使其能够更具战略性地、更快速地、更有效地进行思考。他们可能会成为更好的猎手，更好的社群守护者，或复杂工具的制造者。这确实可以帮助他们生存，并且很可能使他们在争夺异性的欢心时更具吸引力，从而拥有更多交配权，生出更多后代。这也可能会让儿童有能力进行递归思考。这种能力很快就会传遍整个种群。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人们才有可能讲出递归句，因而这种新特质才能被纳入群体的语法。换句话说，递归句法的基因从来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跨认知任务的递归思考基因。递归是思想的属性，而非语言本身的属性。

通过思考一个物种的这些不同变化来源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某种特定行为（如语言）的单个突变无法保证所有人都拥有与原始变化发生时相同的遗传性。基因型可能已被鲍德温效应、遗传漂变或种群瓶颈改变。

尽管如此，进化论中还有另一种力量可以在语言的传播和修改过程中发挥作用。这就是“群体遗传学”。

群体遗传学与整个种群中等位基因的分布和频率有关。种群是如何适应环境的？新物种是如何形成的？种群的划分或结构是怎样的？群体遗传学是进化理论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因为其应用需要在数学方面非常精确——同时控制许多个体中的许多变量以及变量和个体之间的许多关联。

这个领域的先驱之一是摩尔根的博士后助理狄奥多西·多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多勃赞斯基在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之间架起了桥梁。多勃赞斯基对身处自然栖息地的种群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表明，这些群体无论在表型上多么相似，表层以下都藏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虽然这种遗传多样性是看不见的，但多勃赞斯基证明它们始终都存在，并且由于各个亚种群在基因组成方面不同而至关重要。由于基因流（亚种群之间交配的频率）的压力和限制，这种多样性使得每个亚群都受到了不同的表型适应和物种形成的影响。

多勃赞斯基只是众多研究人员中的一员，他们研究了小种群里的交叉育种和遗传漂变及其推动种群远离“适应峰值”（一种局部的平衡，在此平衡期间，环境和生物体相互契合）的机制。后来的事实证明，群体遗传学的基本思想对理解个别的语言和语言群体的变化至关重要。

对遗传学和演变的各个子领域的概述使人们认识到，化石不是人类起源拼图中的唯一拼版，分子生物学的资源也需要全面了解。随着各种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组接受测序，我们可以开始估算不同灵长类谱系在进化过程中分化的时间。由于我们知道人类和黑猩猩共享96%左右的DNA序列，比任何其他两种灵长类都更接近，因此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与其他人猿的祖先不同。进一步工作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共同祖先是在大约700万年前从其他人猿中分化出来的。因此人类是新的猿类之一。通过这个谱系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人类都是从达尔文推测的非洲来的。

所以我们对早期人类以及生命在我们的星球上诞生的过程有了一些了解。但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光凭DNA证据是不够的。重建我们物种的进化过程需要艰苦的野外工作，需要去发现、研究化石并为其分类。进化论在此呈现出了探险小说的特征。这些化石猎人是些什么人？他们为我们理解人类进化做了什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如何推动人类语言演变背后的科学的？

1. 在这里我跟皮尔士的观点略微不同。对皮尔士来说，标引符号比图像符号更复杂，因为它是人类使用和制造的。但由于人类以外的物种也会用标引符号，而且它还在不断演变，所以我认为标引符号出现的时间比图像符号早。——作者注

2. 这张图里的细节比本书其他地方提到的相关内容更丰富。它应该被看作包含在图1-3的灵长类图中。——作者注

3. 核苷酸，包括DNA在内的核酸的基本组成单位。——编者注

4. 还有其他关于生命起源的假设。一个虽然不被普遍接受却得到广泛支持的假说是“RNA世界假说”（RNA world hypothesis）。根据这个假说，由于生命的本质是自我复制，并且由于RNA具有这种属性，所以RNA的存在先于蛋白质和DNA。随后出现的DNA为RNA提供了储存或记忆能力。蛋白质是最后被合成出来的，接管了RNA的一些功能，不过正如我们所知，RNA对生命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作者注

5. 生态位是生物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或地位。——译者注

6. 属（genus，复数为genera），生物分类法中科与种之间的一级，包含一组拥有直接共同祖先的物种。——作者注

7. 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出自古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汝斯忒斯将路过的旅人掠到家中，强迫他们躺在一张大床上，把个子高的砍掉一部分，把个子矮的拉长一部分，使其与床的长度相等。后世以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比喻强求一致的做法。——编者注

8. 不幸的是，达尔文关于特征如何“转嫁”的观点与我们现在所知的遗传学差异悬殊，鉴于他在现代遗传学发展出来之前就去世了，这并不奇怪。——作者注

9. 我们现在知道孟德尔不清楚的一些东西，即单个等位基因是通过减数分裂（meiosis）过程选择的，单倍体细胞（haploid cell，只含有一半物种正常染色体的细胞）会在此过程中形成。两个单倍体细胞（卵子和精子）在生殖之前分别由两个亲代贡献。——作者注

10. 西达尔塔·慕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在《基因：亲密历史》（The Gene: An Intimate History，斯克里布纳出版社，2016年）一书中对此有全面而生动的描述。

11. 坎兹（Kanzi），出生于1980年的雄性倭黑猩猩，会使用手语，而且能够对人类的复杂指示做出回应。——编者注

12. 除了多勃赞斯基的工作外，许多其他人的工作也很重要。这项研究成果在生物学中被称为“现代演化综论”（new synthesis），主要研究人员包括以1930年出版的《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The Genetic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著称的罗纳德·费希尔（RonaldFisher）和1932年提出“适应性地形”（adaptive landscape）概念的休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作者注

第2章
化石猎人

我们会看见什么主要取决于我们在寻找什么……在同一片地里，农民会注意作物，地质学家会留意化石，植物学家会关心花朵，艺术家专注于色彩，运动员则在意比赛。虽然我们可能都看着相同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看见它们。

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

尽管达尔文的“非洲起源假说”起初看上去是错的，但证明其正确的第一个证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被发现了，发现者是德国地质学家汉斯·雷克（Hans Reck）。雷克是第一个看到东非大裂谷中的奥杜威峡谷的欧洲人，最早在那里认出人族化石的则是他的团队。

作为达尔文理论和更宽广的古生物学的证明，东非大裂谷在人类进化研究中可谓至关重要而且享誉全球，那里的地质特性不同寻常，因而保存了丰富的化石资源。大裂谷这个术语原本描述的是从黎巴嫩到莫桑比克的一条3 700英里长的深沟，这是地壳分裂产生的惊人地质构造。而今天大多数研究人员只是把其中位于东非的那部分称作大裂谷，这里正在形成新的板块，要将非洲大陆撕裂开来。要在地球上找到这样一处地方就如同寻找时间机器一样。沿着大裂谷的地质层向下行走，就像穿越历史回到史前时代，一趟长达几百万年的旅程展现在眼前。尽管地壳隆起、洪水、火山活动等因素造成化石遗址混杂和腐化，导致解释谷中的发现通常极其复杂，但大裂谷始终对进化论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以后也是如此。

1913年，27岁的雷克在那里研究地球历史和挖掘化石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工作得到了回报。长达三个月的艰苦工作即将收尾时，在东非赤道附近的酷热当中，雷克团队在峡谷最古老的地层之一中发现了一具蹲伏的骨骼。雷克认识到，他发现的遗骨属于一名更新世的智人，这个智人可能是15万年前在那里溺亡的。

当然，1913年是不祥的一年。不久，“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启了残酷的大规模杀戮，古人类学研究被迫中止。因而此后没有人再在奥杜威峡谷中发现太多别的东西，直到20多年后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来到这里。

利基是一个有争议的研究人员，他以像乔姆斯基对语言学和爱因斯坦对物理学一样的方式给古人类学注入了活力（虽然利基并未作为理论家引领这一学科）。他用宏大的说法重整了这一领域，这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领域及他本人极大的兴趣。一路上，利基和其家人在东非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利基还对自然栖息地中的灵长类动物进行了研究，招募了简·古多尔（Jane Goodall，研究黑猩猩）、戴安·弗西（Dian Fossey，研究大猩猩）和蓓鲁特·高尔迪卡（Birutė Galdikas，研究红毛猩猩）等研究人员，并鼓励她们开展自己的实地研究。

在推进了汉斯·雷克的早期研究并最终与雷克一起工作之后，利基及其团队发现了许多东西，诸如奥杜威文化和阿舍利文化的工具等人工制品，以及鲍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当时被称为鲍氏东非人（Zinjanthropus）］和能人的头骨。利基和与他有关的头条新闻报道使许多科学家对古人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无论他有什么缺点，他都成了古人类学领域的创新者和奠基人之一。

更重要的是，利基和其他古人类学家的发现让我们对自己这个物种的进化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我们现在知道，人类的骨骼在过去7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不断进化，由最初的人族发展而来。我们拥有了一些可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的特征，包括直立行走、脑化（机能皮质化）、两性异形现象减少、隐藏发情期、视野更广、嗅觉衰退、肠道变小、体毛脱落、汗腺发育、U形抛物线牙弓、下巴突出、茎突（耳朵后面的一块细长的骨头）、喉下垂等。这些特征对化石分类和理解人族分支中不同化石的地位十分重要。

进化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运动形式，于是人类骨骼开始适应其周围环境。人类是唯一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其他灵长类动物喜欢爬行或爬树。但为了习惯于走路（不像黑猩猩、红毛猩猩或只能偶尔短暂直立行走的熊），我们的骨骼需要在灵长类动物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变，以支持这种直立的姿势。这带来了许多变化，其中之一是在我们头骨底部的孔中发现的，这个孔名为枕大孔。我们的脊椎与大脑就是通过这个孔相连的。如果这个孔位于颅骨底部的后方，我们就能知道该生物不会经常直立行走，因为这会令它感到非常不舒服。用四肢行走的动物的脊椎几乎与地面平行，如果这种生物直立行走，那么脊柱就会使其头部倾斜，而这会令其很难受。

人类的头部和大脑作为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通过一个长期的所谓“脑化”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脑容量逐渐变大的过程实现的。人族的大脑容量从南方古猿的450立方厘米左右增加到了智人的1 250立方厘米。人族的头部显示出了越来越大的脑部构造，直到智人出现（尼安德特人的脑部比智人更大，男性平均大约1 400立方厘米）。与我们人族祖先的小脑腔和厚头骨相比，智人头盖骨更大，更圆，也更脆弱。人族头骨顶部固定咀嚼肌肉用的特殊脊部消失了，功能也许是遮挡太阳的厚重眉脊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大脑。我们的头部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为思考提供空间和马力。

男性和女性的身材也变得更加相似，也就是说，我们的两性异形减小了。虽然人类中男性的体型平均比女性大15%左右，但这种体型差异比任何其他灵长类物种都小。灵长类分支中两性异形的减少具有社会意义。对灵长类动物而言，雄性和雌性的体型变得更相似时，就会产生配偶结合或单配制。雄性灵长类动物会花更多时间帮助雌性哺育孩子。这对灵长类动物中的人类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孩子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成熟。

在西方一些工业文化中，长达个人总体预期寿命三分之一的是“童年”，即达到自主成年所需的时间长度。如果雄性和雌性为了生活或仅仅为了抚养孩子而结合在一起，那么雄性就不再需要为交配与其他雄性交战了。雄性不再急需更大的身体、更长的犬齿和其他战斗特征，不用战斗就可以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了。

与直立行走和两性异形现象的减少同时出现的，是人类更加依赖视力。人类可以看到其他灵长类动物和其他大多数动物看不到的远处的东西，因而能够更快地朝着可见的目标奔跑。此外，从直立人出现开始，人类获得了“持久狩猎”的能力，可以一直追杀猎物，直到猎物筋疲力竭，被狩猎者用石斧或棍棒杀死，或是因疲惫和过热而死为止。例如在巴西欣古河盆地稀树草原地区的葛社群［Gê communities，包括美本郭克尔（Mebengokre）、吉塞洁（Kĩsedje）、切棱特（Xerente）、乔克棱（Xokleng）等］，时至今日仍在持久狩猎。

进化也是终极节约者。随着人类对视力越来越依赖，人类嗅觉的敏锐度降低了，感知范围也有所减少。如果大脑的一部分变得更大或更好，另一部分往往会在进化过程中变小。例如随着大脑视觉区域的能力增强，人类的嗅觉退化了。今天，大脑可用于视力的部分大约为20%。（幸运的是，如果有人生来就是盲人，那么大脑中负责视觉的区域就会执行其他功能——进化通常是一个毫不浪费的高效过程。）

人类生理的其他变化尽管并不都具有立竿见影的智力效益，但也可能增强了我们的智能。在进化过程中，人族的肠道长度缩短了。肠道和消化过程需要消耗的卡路里越来越少，人体得以将其更多的能量资源转移到越来越大的头脑当中。但这一改变并不能全部归功于自然选择。文化创新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直立人在100万年前就学会了控制火种。由于直立人之前的人族已学会吃熟食，所以他们摄入的脂肪和蛋白质更易于被消化系统分解。在此之前，人族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需要更长的肠道来分解食物中的大量纤维素。而人族学会了烹饪以后，就能吃更多的肉类，消耗更多的高能量食物，并显著减少对难以消化的生植物的依赖。由于人族的消化器官需要较少的能量和较小的空间，同时可以更快速地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假设可以获取肉类），这种用火造成的饮食变化促使人族在自然选择下进化出了更大的大脑。烹饪也改变了我们的面孔，使人属出现以前的人族物种的巨大下巴上的肌肉变得多余，并使我们的脸变得不那么前突。这反过来又减轻了颅骨的负担，使其无须再提供支撑的结构，例如南方古猿身上可能会抑制人脑增长的中矢状嵴。

用火造成变化的这个假设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认为直立人是食腐者和猎人，早在具备用火能力之前就从腐尸和捕获的猎物中获得了丰富的肉类。无论是什么原因，肠道尺寸缩小代表了人类向现代人体结构的迈进。因此，在化石记录中遇到这种情况时，它便成了一条线索，表明由特定化石所代表的物种可能会沿着进化线向智人进一步发展。

我们成为现代人需要的另一些重要生理变化包括直立的姿势及其副产品。随着人类站立起来并习惯于直立行走，人体在体温调节方面变得更有效率了。而且，由于直立时暴露于直射阳光下的身体表面区域比四足动物的暴露区域更少，所以体毛对于人类来说不太必要了。褪去体毛带来了附带效益，那就是人类的身体更容易降温。褪去体毛的同时，人类发展出了汗腺，使体温调节效率更高。在炎热干燥的气候中，体毛的消除和出汗使得人类比许多其他动物能够更快地恢复正常体温。如果人们不喜欢多毛的伴侣，性选择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体毛的消失。这对于维持人类的新陈代谢速度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迅速消耗卡路里的大脑也至关重要。

现代人的另一个特征是抛物状牙弓。人类齿系的发展有许多原因和影响，齿系对化石分类也很重要。人属的牙齿相对于其整个身体而言尺寸缩小了，尤其是犬齿，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人属男性不再需要像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通过较大的牙齿来争夺交配权。

随着人类的牙弓在形状上变得更像抛物线，人类的面部拥有了更多的空间，可用于发出不同的辅音，让元音产生更大的共鸣，从而使人类能够发出更多的声音。

为了总结人类相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进化结果，更好地理解化石记录，有必要回顾一下第18页对灵长类进化系统树的综述。

从发现的化石年龄顺序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人类（和黑猩猩）相连的灵长类进化树中的第一个节点很可能是乍得沙赫人（Sahelan thropus tchadensis，又名乍得人猿），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萨赫勒地区的乍得人（萨赫勒与撒哈拉是同源词，撒哈拉沙漠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乍得沙赫人是人类和黑猩猩之间潜在的直接联系，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它与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又名千年人、千禧猿或土根猿）和地猿（Ardipithecus）一样，是图2-1右下部分的最早人族之一。系统树分叉上下名称的重复体现了关于这些人类化石的两个主要假设。乍得沙赫人生活在大约700万年前。虽然我们只有乍得沙赫人的一部分颅骨、下颌骨和牙齿，但这是对智人进化很重要的化石记录，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进化的几条截然不同但同样重要的线索。它甚至可能是黑猩猩和人类在进化系统树中分叉的节点（图2-1）。

图2-1：人族进化系统树

在总结关于人族起源的讨论之前，我们来比较一下其他人猿的认知和交流能力，以便更有效地反映向语言进化的不同路径的性质——如果存在不同路径的话。

哺乳动物是动物界最聪明的生物，灵长类动物是最聪明的哺乳动物，人类是最聪明的灵长类动物，因此，人类是最聪明的动物。这个结论可能等于没说。毕竟，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互相残杀和打仗的原因，我们的大脑是利弊并存的事物。水母并没有大脑，但它们相处融洽。

尽管如此，只有具备这种更高的智慧，人类语言才有可能出现。人类是唯一已知的使用象征符号和通过合作进行更有效交流的生物。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交流时，几乎从不说出自己所想的一切，而是让听者推断意义。

语言需要一些先决条件或通常称为“平台”的东西。其中包含文化和“心智理论”，即对所有人都有认知能力的意识。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现在心智理论尤为值得讨论，因为这也有助于衡量一个认知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经常声称拥有其他动物没有的东西——“阅读”别人心灵的能力。尽管能够真正看到或听到别人的想法近似科幻小说，但人们可以猜测别人在想什么，然后将这些知识作为交流的关键，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

对于罗伯特·卢尔茨（Robert Lurz）这样的认知科学家而言，“读心术”就是“通过在环境脉络中使用相对简单和间接的手段观察他人，将心理状态（如信仰、意图和感知经历）归因于他人的能力”。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是，看到一个男人一只手拎着两袋食品杂货站在门口，空着的那只手在口袋里摸索。一个知道锁和钥匙是什么东西以及习惯锁门的人应该能够猜测出此人正在找钥匙，打算开锁进入房子。即使这个看似简单的场景，也包含大量的文化知识。缺乏锁和钥匙相关知识的亚马孙人可能不明白该男子将手放在口袋里要干什么。然而，所有人都很可能会认识到这个人有意图、目的或目标，其行为不是随机的。那是因为所有人都有非常相似的大脑，心智理论实质上就是讲的这个。自闭症患者可能不了解这一点，因为相关证据表明，这类疾病的某些形式是由于缺乏这种意识而引起的。

语言之所以起作用，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其他人跟他们一样，经过充分思考后，能够理解自身想要告诉他们的内容。人们说出其思考的东西时，会认为听众能够理解和推断出结论，并将话语与自身经历相匹配。因此，当前的问题是，在动物王国中，是否只有人类具备这种能力？如果其他生物拥有这一能力，这对其交流系统、认知能力和人类语言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研究动物行为（就像研究人类婴儿说话之前的认知能力一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存在过度诠释的风险。不妨以我的亚马孙野外研究为例，来谈一下亚马孙马蝇。被这种令人讨厌的小生物咬伤比被大多数昆虫叮咬都疼，因为马蝇（仅雌性）是通过撕裂皮肤来吸血的。更糟糕的是，被叮咬部位会长时间痛痒。在丛林中徒步旅行几乎总会受到这些害虫以及它们的犯罪伙伴——蚊子、黄蜂和小型的吸血苍蝇——的多次叮咬。不过，马蝇有一点特别的是，它们似乎知道哪里是这一刻你没有注意的地方！

在某种程度上，亚马孙马蝇似乎必须具备可以弄清楚人类行为的心智水平。虽然马蝇在选择叮咬的身体部位时似乎是有策略的（对其而言，衣服绝非障碍，因为它们可以轻松地穿透牛仔裤和棉质T恤衫），似乎是基于对其他动物行为的理解，但难道我们可以认为马蝇是在解读受害者想法的基础上制订吸血计划的吗？不太可能。

另一种解释相对简单：马蝇是按基因编定的程序去咬受害者身体相对较暗的区域，也就是附肢的阴影部分的。你身体的阴影部分是一个可见度也大大减少的部分。人们总倾向于拟人化，将极有可能是身体决定的行为解释为认知驱动的行为。

再回到灵长类动物和其他动物身上。有许多严格的研究避免了对动物行为的过度解释。在关于动物是否具有与人类相似认知能力的长期科学对话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死循环假设：认知需要语言，人类的语言，因此动物不可能具备认知能力，因为它们缺乏语言。这无非是在研究之前就裁定只有人类具备认知能力罢了。这些想法被人类中心论的框架误导了。

这些观点来源于17世纪勒内·笛卡儿的著作，他认为只有人类才会“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观点可以说是人类认知研究的倒退，因为他不支持心智进化的比较研究。而且，单是他宣称动物缺乏精神生活，就影响了非人类研究。

在笛卡儿看来，非人类没有意识，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此外，他认为，人的心智与身体经验是互不相干的，这自然导致他得出了以语言学为根据的认知理论，认为只有语言使用者才有能力思考。

但正如哲学家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所说的那样：“除了许多其他缺陷之外，（只有人类能够思考，因为思考需要语言）这一思想还否认非人类动物存在任何理论上的理解，因为动物不以句子或命题的方式互相联系。”

任何忽视非人类动物的认知观点都是在忽视演化。无论我们是在谈论不可言喻的知识的性质还是任何其他类型的认知或身体能力，我们的解释都必须源自比较生物学，如果解释有足够说服力的话，还必须可应用于比较生物学。动物认知有助于我们理解进化论和比较生物学对于理解我们人类认知的重要性，还能帮助我们洞察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身体如何受认知影响。

忽视动物认知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样做的话，我们基本上忽视了在掌握语言之前，我们祖先的认知能力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在语言诞生之前的状态体现了语言出现的认知基础。如果在语言诞生之前人类没有认知能力，对于笛卡儿和其他许多人而言，理解语言的演化过程会变得尤为棘手。

当然，有些人声称语言并不是逐渐演变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期望从其他物种中找到语言的根源。持此观点的研究人员认为，语言的语法核心通过突变而突然形成，由此诞生了一位掌握语言学的普罗米修斯，他的“X战警”基因在整个物种中迅速传播。

还有些人则通过实验来解决灵长类动物是否有信仰和欲望以及其他灵长类动物是否具备“读心能力”的问题。迄今为止的证据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初步肯定的回答——其他灵长类动物似乎确实以某种形式具备这些能力。

所以人类在思考和解释他者的世界中并不孤单。但是，如果其他灵长类动物，如拥有275~450立方厘米大脑的黑猩猩能够读懂其他生物的意图，并拥有信仰和欲望，那么拥有500立方厘米大脑的南方古猿或950~1 400立方厘米大脑的人属物种肯定具有更加发达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理解力。

动物和化石对人类逐渐获得独特能力的观点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我们能获得这些知识，应归功于化石猎手。收集化石并试着用文化和解剖学证据拼凑出我们物种起源的全图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坚韧的意志，要承受古生物学田野研究的酷热，付出辛劳的汗水，身处偏远地区，还时不时会面临危险。有时这一事业竞争激烈，甚至你死我活，要面对来自各方的恶意毁谤。

尽管古生物学家进行了艰苦的田野研究，但《自然》杂志1987年1月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威胁要从古人类学家手中夺过所有的荣耀、权力和科学知识，并将其归功于穿着实验服的遗传学家。这篇由丽贝卡·L. 卡恩（Rebecca L. Cann）、马克·斯通金（Mark Stoneking）和艾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共同撰写的论文《线粒体DNA和人类进化》（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指出，基因证据清楚地表明，当前所有智人的DNA可以追溯到大约20万年前位于非洲的单个雌性线粒体DNA。

这项研究如同一颗炸弹。难道这三个人在舒适的实验室里结束了围绕“（晚近）源出非洲”的假说与“多区域假说”的争议？前者声称智人起源于非洲，随后迁移出去取代了全球其他人属物种。后者提出，所有现代人都是从世界各地的直立人中进化出来的。

事实证明，多区域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线粒体夏娃”理论首次公开时，遭到多区域假说支持者以及很多其他人的批评。但该理论经过了严格的审查，现在已被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广泛接受。在这一点上，实验室工作人员打败了田野研究工作人员。

然而，在理解线粒体夏娃对语言起源的意义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结论背后的科学，也就是线粒体夏娃的故事所依据的分子钟概念背后的理论。这一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首次发表在莱纳斯·鲍林和艾米丽·祖卡坎德尔的论文中。研究人员注意到，各物种的氨基酸的变化速率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由此提出了分子钟的概念。因此，了解两个物种之间氨基酸的差异可以说明这些物种何时从一个恒定的祖先中分化出来。

与大多数科学发现一样，一些人很快就完善了这些想法。1968年，木村资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现在很著名的文章——《分子水平上的进化率》（Evolutionary Rate at the Molecular Level）。木村资生的论文奠定了分子进化中性理论的基本思想。这里所说的中性理论是非达尔文式的，这意味着木村将大多数进化中的变化归因于生物体中的随机和中性变异产生的遗传漂变，而非自然选择。由于这些变化不影响生物体的生存能力，因此生物体能够将其基因正常传递给可存活的和繁殖能力强的后代。

将分子钟理论应用于从世界各地收集的人类线粒体DNA，得到了一个假设：所有现存的智人都来自约20万年前非洲的一名女性（称为幸运女人或线粒体夏娃）。换句话说，只有她一个人的后代不间断地延续至今，从而将她的线粒体DNA传递给所有现存的人。

因此，人属是从非洲母亲那里兴起的。但是如果非洲的生活如此美好，我们的人属祖先为何离开非洲？何时离开的？又是如何离开的？

1. 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的《人类头部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Head，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旗下的贝尔纳普（Belknap）出版社，2011年］是关于人类头部进化及其对人类认知影响的精彩讨论。本章的很多讨论直接来自我的《语言：文化工具》［Language: The Cultural Tool，普罗费尔/文特吉（Profile/Vintage）出版社，2012年］。

2. 人类能够追到猎物有多种原因。首先，与所有四足动物不同，人类在跑步时能够用力呼吸。其次，由于缺乏体毛、能够排汗和直立姿势（汗液蒸发的表面积较大），人类比四足动物更容易降温。一个人追逐马，只要其他条件一致，马最终会被人捕获。——作者注

3. 这在两本较新的书中有所讨论：弗朗西斯·D. 伯顿（Frances D. Burton）的《火：点燃人类进化的火花》（Fire: The Spark that Ignited Human Evolution，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的《获取火种：烹饪如何成就人类》（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培基书店，2009年）。

4. 这些平台在我的书中有详细讨论，详见《语言：文化工具》。

5. 罗伯特·卢尔茨，《读心动物：关于动物知晓他者思想的争论》（Mindreading Animals: The Debate Over What Animals Know About Other Minds，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1年）。

6. 附肢是动物躯体主干以外的部位，如肢、尾、鳍等。——编者注

7. 仅举几例：罗伯特·卢尔茨的《读心动物》，苏·泰勒·帕克（Sue TaylorParker）、罗伯特·W.米切尔（Robert W. Mitchell）和H. 林恩·迈尔斯（H. Lyn Miles）编的《大猩猩和猩猩的心态：比较视角》（The Mentalities of Gorillas and Oranguta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达里亚·马埃斯特里皮耶里（Daria Maestripieri）编的《灵长类动物心理学》（Primate Psychology，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卡尔·萨菲纳（Carl Safina）的《超越语言：动物的思想和感觉》（Beyond Words: What Animals Think and Feel，霍尔特出版社，2015年；这本书是为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而写的），哈尔·怀特黑德（HalWhitehead）和卢克·伦德尔（Luke Rendell）的《鲸鱼和海豚的文化生活》（The Cultural Lives of Whales and Dolphin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4年）。

8. 保罗·丘奇兰德，《柏拉图的照相机：物理大脑如何捕捉抽象宇宙的景观》（Plato’s Camera: How the Physical Brain Captures a Landscape of Abstract Universals，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第3章
人族启程

我们会去旅行，去探索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生活，其他的灵魂。有些人永远在路上。

阿娜伊斯·宁

直立人是最伟大的猎人、最伟大的交流者、最勇敢的旅行者，或许还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奔跑者。直立人是当时无与伦比的奇迹。没有任何其他生物能与当时存在过的所有生物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尼安德特人和智人是由直立人进化而来的第一批物种。我们不是全新的物种，它们是。智人只是人属的进化版。直立人才是最先踏上旅程的人，它们是由想象力驱动的旅行者的始祖。

当然，旅行本身并不是从人属开始的。许多物种会从一个环境迁移到另一个环境。外来物种会与当地物种形成竞争。人属也不例外。然而，人属踏上旅程的时间是如此之早，以至于尽管它们诞生于非洲，但它们的第一批化石不是在那里发现的，而是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发现的。后来，其他人属化石在欧洲的西班牙、法国和德国被人发现。这些化石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地方？对于人类来说，走遍世界似乎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它们做到了。对于拥有近乎前所未有的耐力的人属而言，这一旅程并不像听起来那么艰难。

最初，直立人和其他人属物种都是采猎者。它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耗尽特定地区的可食用动植物，因此它们需要频繁迁移。采猎者通常每天都会迁移到距离其原始村落更远一点的地方。它们有时可能会回到一个固定的营地，但随着原始村落周围地区的食物越来越稀缺，采猎者会迁移并在新的动植物食物源附近建立新的定居点。

一个普通的搜食者每天行走15千米。假设它们的社群每年迁移4次，并且相邻营地之间相隔一天的行程，那每年就是60千米。以这样的速度，一个直立人社群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非洲迁移到北京或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发现了直立人化石的地方？如果用1万千米（大约是从东非到中国发现直立人化石地方的距离）除以60（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得出的直立人一年迁移的千米数），那么以此正常的速度行走，直立人需要167年的时间才能穿越欧亚大陆。但是，如果直立人社群还因其他因素而迁移，比如逃离敌对的邻近社群，或洪水、干旱等气候事件，其行动可能会更快，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所需的时间可能仅为一年。同样，如果它们因为在沿途发现了丰富的食物供应而行进得更慢，那么就会花费更长的时间。当时，在1 000年内走遍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对直立人来说轻而易举，而这段时间从进化的角度而言微不足道。

在早期旅程中，直立人没有遇到过任何其他人，它们总是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眼前的所有自然资源都归它们所有，目光所及的所有土地都任它们处置。直立人的男性和女性是我们这个物种最伟大、最无畏的先驱。

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总是有难民和移民，人们为了逃离战争或饥荒而寻找更好的生活，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流浪癖而出发。人属——包括智人及其祖先——就一直在流浪。但与其他物种不同，人属物种很可能会谈论他们的迁徙。他们关于旅行的对话会使旅行更加让人愉快。人类的迁移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的迁移。我们智人会为旅行做出计划，为之回顾，为之庆祝，为之哀叹。而从化石记录来看，直立人似乎也是如此。

这种有意识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体现了人类在进化为智人的道路上出现的一种认知能力。他们这种新生的意识超越了单纯的动物意识。渐渐地，我们祖先的意识中出现了自我指涉的反思：他们的思想不仅包括“我意识到了x”，而且包括“我知道我意识到了x”。这种“有意识的意识”会推动他们开展旅行，促进他们对产生于日益复杂的文化背景的象征符号进行思考。人属物种很可能是带着自觉的目的开展旅行的。直立人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也是第一个有想象力的物种。（想象是对“事物本不是但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种洞察。）

直立人可能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价值分享的创始者。角色分工开始出现，因为大家发现不同的社群成员各有所长。我们这些祖先开始记住并组织它们从周围世界和彼此身上收集来的知识，然后把这些东西教给它们的孩子。这可以从化石记录中发现的不断改进的工具、居所、村落和社会组织中推断出来。人类变得更聪明，并开始拥有文化。他们已经跨越了语言交流的门槛。

直立人经历了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从未经历过的变化。直立人自我意识的认知很可能使它们（最终）能够对其情绪——爱、恨、恐惧、欲望、孤独和快乐——进行讨论、描述、情境化以及分类。我们的祖先极有可能在其旅行中开始留心观察它们的亲朋好友。随着文化的发展和旅行的持续，其中产生的知识不断累积，最终需要它们发明某种语言（用它们相对较大的大脑）。持续增长的文化促使直立人发展出更加高效的语言能力，以及充分利用这些能力所必需的大脑、身体和发音器官。与此同时，在文化和语言的缝隙中，直立人可能一直在发展可被称为“心灵的暗物质”的东西——不言而喻的结构化知识、优先价值和社会角色。心灵的暗物质对人类统觉（这是一种影响我们发展的经验，存储在塑造个人心理的潜意识中）的解释和安排至关重要。

直立人新产生的心理会与社群成员互相作用，培养出文化。直立人沿着更适宜居住、易于通行的非洲东部迁徙，离开非洲大陆，以黎凡特为起点穿过欧亚大陆，抵达大洋彼岸的岛屿。它们是更新世的阿尔戈英雄。它们到达目的地时，比离开时更老练，也吃得更好了。

高超的狩猎技艺和肉食的优势推动了直立人的旅行。狩猎带来的远不止脂肪和鲜肉。采猎者会吃掉猎物的皮肤、骨头和内脏，几乎把整个动物从头到脚都吃掉。它们吃骨头时会掰开骨头并刮出其中的骨髓，然后刮掉那些非常薄的骨头碎片，这些骨片非常薄，因此直立人可以毫无困难地吃掉，或者煮熟后吃掉。接下来，在摄入了大量的动物蛋白质和钙之后，它们可以休息一两天再去捕猎，休息时间长短取决于这次猎物的大小。像现代采猎者一样，直立人也会用火。直立人不仅可以更高效地杀死猎物，而且可以使猎物尝起来更美味，吃起来更健康。这改变了直立人的身体和大脑。在旅途中，火会给它们带来极大的帮助，让它们每天走得更远，到了晚上它们则可以在篝火旁聊天，建立起牢固的社群关系。

要是和采猎者一起追逐猎物，奔跑几英里而不曾休息片刻，你就会明白，夜晚围绕篝火谈论那场狩猎多么富有乐趣。有时候它们累得没力气返回村落，于是就睡在猎物旁边。第二天早上饱餐一顿后，直立人可能会用藤条把猎物剩下的部分捆起来，或者干脆把猎物的前腿或后腿扛在肩上带回家。如果它们的家人本来就在身边，也许它们会在最后的猎杀地附近多待一段时间。它们可能会待上一天左右，在吃完前一天的猎物后，在新营地周围进一步探索。也许它们会把村落迁移到它们杀死猎物的地方，尤其是那里有更多可食用植物或更多猎物的时候。

在直立人时期，环非洲旅行有多容易？在大约200万年前的这段时间里，非洲的气候与现在非常不同。所谓的“撒哈拉泵”（Sahara pump）在那时非常活跃，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当时并不存在。相反，整个北非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这些森林同时遍布整个中东并延伸到亚洲。那时植物群和动物群在当今这个贫瘠的沙漠无处不在。这种肥沃富饶的生态气候与如今的北非气候形成了鲜明对比，很明显有利于直立人的探索和流浪生活。人类基因的重大变化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我猜想即使没有撒哈拉泵，这些变化也会促进直立人扩大其地理范围。

直立人真是了不起。但是，尽管它们理应得到充分的赞美，这些人比不上智人，甚至比不上尼安德特人。它们只是第一批习惯直立的人族物种以及第一批人类。它们是最先阐释自己愿景的物种，因为它们是文化的第一批承担者和地球上最早的讲述者。它们是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祖先。它们的头盖骨和身体变得更现代了，尽管它们的下颌依然突出，使它们看起来有点像猿类（图3-1）。

关于直立人我们真正了解些什么？它们真的有语言吗？还是说它们只不过是会咕噜咕噜的洞穴人？就像人类努力探索的大多数领域一样，对此我们还是知之甚少。我们还需要了解很多，才能充分理解这些祖先及其在人属进化中所起的作用。

图3-1：直立人（艺术复原图）

另一方面，许多事情还只不过是许多研究人员大胆提出的假说，人们知之甚少。因此，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去思考那些由事实所支持的观点，无论这种支持目前是多么薄弱。大约180万年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一部分直立人决定离开非洲。其旅行始于它们出现后的几十万年。在此之后不久（从地质角度来看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仅约20万年），确凿证据显示，它们的足迹遍布了南非、中东、今天的格鲁吉亚、欧洲、中国和爪哇岛。

直立人在更新世由南方古猿进化而来，它们的身体变得更大，大脑也变得更大。它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技术发展的速度更快。为什么在更新世期间会出现这种转变？为什么没有晚点或早点？这仅仅是巧合吗？大多数人认为不是巧合。更新世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问题。更新世迅速变化的气候、增减的冰川、动植物群的变化，是迫使人族适应的几大挑战。

根据一些分类标准，在直立人出现的相同时期，能人、匠人（Homo ergaster）、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卢多尔夫人（Homo rudolfensis）和其他人属物种在地球上共存或接连出现。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忽略大部分人属物种，而聚焦在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身上。大多数其他人属物种血统比较模糊，也许只不过是直立人的变种。然而，无论直立人和匠人是否为同一物种，人类语言并没有发生重大的进化。

在这个简化的人属物种清单中，很可能直立人直到大约190万年前才开始发明语言。它们会使用工具。它们需要改进工具，需要更好地与同伴沟通来维持社会关系，需要旅行以及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这些压力使其脑容量有所增加。随着东非的气候变得更加干旱和寒冷，直立人跋涉到了大陆南部。

在更新世期间发生的人类生理、认知、社会、交流、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化和创新（使今天的任何发明和发展都相形见绌）并非巧合。在此期间，北半球多次被冰川覆盖。一些人属出现以前的人科动物从生理上适应了更干燥的环境。傍人属是与直立人同时期的由南方古猿发展而来的强壮灵长动物，它们长出了更大的牙齿，其牙齿上具有更厚的釉质，以便吃掉在此期间变得更大、更难以咬碎的种子。

但是直立人依靠文化解决了不稳定的环境带来的问题。直立人不是用牙齿，而是用石块来砸碎种子，从而增加了文化压力，迫使它们提升智力，以制造更好的工具。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次文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的祖先在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以回应环境带来的新挑战。

正是在200多万年前的这段时间里，一套常用的石器——奥杜威工具（薄片状石器，由利基团队发现，因其最早的发现地点奥杜威峡谷而得名）——首次出现在考古记录中。这种工具组合最初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南方古猿使用的。与之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工具甚至可能被黑猩猩和其他非人的猿类使用（与人类的使用方式截然不同），尽管需要大量练习。然而，不管最初的使用者是谁，这套工具被直立人和其他人属物种广泛使用。工具的产生标志着文化的诞生。文化在此期间的诞生对语言进化和生理进化都有影响。

奥杜威工具套件是用剥片制作而成的，这个过程开始非常简单，但最终产生了相当复杂的技术。

虽然偶尔会有人说，像水獭、黑猩猩和猩猩这样的动物也有“文化”，因为它们也会使用工具，但真正的文化远不止这些。同样，文化不仅仅是通过模仿或教学将工具技术或其他知识传递给下一代。文化给人类及其创造物赋予了价值、知识结构和社会角色，这意味着即使工具也有意义。这些工具使他们想到文化中的成员的任务，即使当时并没有执行这些任务。地上的一把石斧可以唤起他们对旅行时光的记忆，也可以让他们想起以前的使用者。

因此，在认知复杂性方面，工具的文化含义超越了纯粹的工具使用。猩猩会将一根棍子用作矛在婆罗洲抓鱼，黑猩猩会借助一把椅子爬上篱笆，水獭会用一块石头打开贝壳，但是即使它们的后代学会使用这些工具，也并不意味着它们拥有文化。它们是在没有文化的情况下使用（甚至可能传播）工具的。尽管工具的使用令人印象深刻，但文化将人造物置于情境之中，因而超越了工具使用的层面。这使得源自特定文化的工具即使在不被使用时也能唤起意义。使用铲子或剪刀的文化里的成员即使没有进行相关的活动，也知道铲子或剪刀的作用。仅靠这些工具就可以让他们想起这些活动。在文化之外，工具不能唤起与价值、社会角色或知识结构的抽象关联。人们只能通过判断工具是出自一个系统还是出自一次性或特殊的发明（比如单个家庭或个人偶然使用的工具）来区分这种差异。我们可能要弄清楚那种工具是否能区分社会角色或是否与其他工具有关，或试着确定其相对于文化中其他工具的价值。这一工具仅由某些人还是由所有人使用？有专门的使用目的吗？

直立人早期文化的另一些证据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直立人在生理上适应了动物中相对罕见的生活方式——配偶结合，这是一种男性和女性长期交配的社会结构，男性喂养并保护女性及其后代，以换取近乎专属的性接触权力。配偶结合不仅可以从直立人村落的考古记录中推断出来，诸如直立人的犬齿尺寸更小，男女两性的异形度减小等现象也印证了这种推断。配偶结合和工具使用是家庭单位和合作的证据。

直立人可以进行合作的观点得到了考古记录的有力支持。直立人穿过黎凡特，到达死海南部和胡拉谷北部之间靠近约旦附近的位置，此地今天被称为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遗址（Gesher Benot Ya’aqov）。这个遗址的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79万年前，这里有证据表明直立人使用过阿舍利（Acheulean）工具、勒瓦娄哇工具，用过火，并过着有组织的村落生活，此地还有执行不同社会任务的棚屋，以及直立人的其他文化证据。这里可能是直立人走出非洲之路的停靠点。

直立人的技术令人印象深刻。从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遗址可以看出，直立人建造的村落看起来几乎是中央计划的产物，或至少是在社会的指导下逐步建设起来的。这是文化价值、系统知识和社会角色的明显证据。但这些村落只是直立人的技术和组织创新的一个例子而已。

另一个例子可能会在它们的旅行路线中看到。专家们描绘直立人环游世界的旅程时，发现了一项有趣的观察结果——直立人似乎有意前往了地质不稳定的地区。直立人的旅行路线被称为上新——更新世特提斯海路线（Plio-Pleistocene Tethys，当时古地中海的海岸），它提供了一条自然的地理路径，这条路线的地质状况不稳定。

不管这最终是否正确，在直立人迁徙的过程中，它们不是简单地在地球上漫无目的地瞎逛，而是有确定的路线，并且地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观点为研究该物种的思考过程提供了线索。所有人都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了决定，并留下了证据。如果说直立人在旅行时毫无理由就选择了某一方向，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虽然文化也发挥了作用，但上新—更新世特提斯海路线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可能性——直立人跟随了“大地的方向”。直立人选择的路线符合地质最优条件。如果没有搞错的话，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发现。然而，我们需要先比较直立人与其他离开非洲的动物的迁徙路线，然后才能确定这条迁徙路线是基于文化与认知还是像其他动物一样，只是简单的捕猎行为。之后，我们必须确定直立人到底是仅仅追随其他动物的路线，想要觅食，还是追随文化价值或知识结构的指导。

然而，有其他记录表明，直立人至少是部分以文化指导或以智能决策为基础来迁徙的。2004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雷斯岛（Flores）发现的阿舍利工具是考古史上众多最令人惊奇的发现之一。此前还有一个发现。1957年，荷兰考古学家、传教士西奥多·费尔赫芬（Theodor Verhoeven）在同一个岛上发现了剑齿象的骸骨。剑齿象是已经灭绝的长鼻目动物（乳齿象、猛犸象和大象的亲缘动物），和现代大象一样，是卓越的游泳运动员。据观察，大象曾成群游水长达48小时，穿越非洲湖群。据了解，它们在海上的游泳距离长达48千米（这在75万年前比从最近的大陆到弗洛雷斯岛的距离要远）。

弗洛雷斯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小巽他群岛。24千米的海峡把弗洛雷斯岛和最近的陆地，也就是剑齿象的起源地分开，这不会对游泳穿越海峡追求漂浮植物的这种大型哺乳动物构成巨大的挑战。但后来在这些生物烧焦的骨头附近发现的工具确实是一个谜。这些工具是如何到达那里的？它们已有近80万年的历史。这座岛从来都没有与其他陆地相连，一直被深水与大陆隔离。不知何故，直立人去了弗洛雷斯岛。它们是怎么去的？

与剑齿象不同，它们不能游过去。即使它们发现了地平线上的岛屿，并决定前去一探，水流条件也不允许它们游到那里。“太平洋洋流”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洋流围绕印度尼西亚的岛屿流动，包括弗洛雷斯岛。除最优秀的运动员以外，其他人都会被这些水流击败。然而，有证据表明岛上有过相当多的直立人，最初在此扎根的群体至少得有50个人。而且，它们不太可能使用圆木渡水，或者试着游过危险的水域，即使它们可能目睹过剑齿象这样做。肯定有动机促使它们去岛上，岛上肯定有很多食物。

有人认为，先驱们并没有统一的规划指导，而是逐个跨过了海峡，这一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那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至少50艘“船骸”，而且所有人都幸存了下来。它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以确保活下去，这需要大量不可思议的巧合。当然也有可能它们发动了一支圆木小船队，其中的50根或更多的圆木到达了该岛。这个说法尽管不会减少直立人穿过大海到达弗洛雷斯岛的意图和风险，但用来解释它们定居在索科特拉岛和下面提到的其他岛屿，就有点勉强了。索科特拉岛因为距离遥远，在大陆上并不能被看到。要想解释大批直立人如何在足以确保活下去的短时间内到达那里，就需要丰富的想象和深入的研究。此外，考古学家罗伯特·贝德纳里克（Robert Bednarik）等人提供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直立人在约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横渡海洋的75万年之前）建造了船只，并多次穿越了海洋。贝德纳里克相信直立人曾建造竹筏，他甚至使用当时直立人可以企及的技术建造了一个复制品并下水航行。其中水箱是用竹子制作的。

许多考古学家已经提供了关于直立人的技术水平（尽管这些技术对于智人来说平凡无奇）的证据，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种普遍的观点，即直立人的交流仅限于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并没有真正的语言。直立人的技术和艺术产物包括装饰品、骨器、石器、上色工艺、木质手工制品、有背的刀具、打火刀和原始图像艺术。

鉴于所有这些证据，几乎可以肯定，直立人已经发展出了文化。但是，得再次强调，“文化”不仅仅意味着它们可以制造工具，或者向后代传递制造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文化需要象征符号推理和将意义投射到世界，这意味着意义不是关于事物本身，而是关于如何被使用它们的社群所理解、使用和感知。文化将“事物”转化为象征符号和意义。如果直立人有象征符号，它们就有语言。

人们得知弗洛雷斯岛不是直立人唯一到过的岛屿后，直立人拥有文化的论断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尽管现在并没有它们可能使用过的真正百万年的木船或竹筏的任何遗存，但它们居住的孤岛既不能游泳到达，也无法从海岸上看到，这有力地表明，它们是有意识地横渡数十千米的海洋的。尽管迄今发现的最古老船只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独木舟，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这个结论似乎是确凿无疑的。

就在最近的2008年，俄罗斯研究人员在索科特拉这个孤岛上发现了非常原始的石器，该地距离非洲之角240千米，距离也门海岸400千米。时间上与弗洛雷斯岛的情况大致相同——这些发现估计已有50万年至100万年的历史。

人们可以想象出直立人造访弗洛雷斯岛的动力——它们目睹了一群剑齿象游往那里。但是，这并不能解释直立人航行至索科特拉岛、克里特岛、弗洛雷斯岛和其他岛屿所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对未知事物的应对能力及其抽象思维能力。事实上，在那次航行中，它们似乎一直在探索，这需要抽象思维的能力，超越此时此地，超越眼前的景象，到达想象中的世界。想象力的证据就是抽象思维的证据。总之，直立人到达弗洛雷斯岛必须克服洋流阻碍，在到达索科特拉岛的航途中还需要挑战诸多未知事物，这明确表明，直立人会利用创新技术，靠合作来实现共同目标。这样的成就意味着它们一定具有高于此前所有生物的交流能力。

当然，也有可能直立人并非有意航行至这些岛屿，只不过是制造了筏子在近海捕鱼，但是被海风吹离海岸，到达了这些岛屿（或死在海上）。这种情况可能时有发生。现代水手偶尔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然而，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也会证明直立人拥有足够的语言来建造筏子。但是，“被海风吹离海岸”的说法并不能解释我们在弗洛雷斯海和亚丁湾之间各岛上看到的定居点。每个能持续发展的定居点和随后的文化发展，至少需要四五十个成年直立人和孩子同时到达。

但是，直立人讲什么样的语言呢？它们需要的最低沟通形式是什么呢？答案似乎是我所说的G1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象征符号（词语或手势）在说话时以固定的方式排列（例如主语—动词—宾语，如“约翰看见玛丽”），但是，有些矛盾的是，人们对这种约定顺序的符号的解释可能非常松散。因此，“Mary hit John”首先意味着玛丽打约翰，但根据上下文可能有其他意义，比如“玛丽被约翰打”或“玛丽撞到约翰”等等。说话的语境以及说话者和听话者对玛丽和约翰的了解，连同文化常识和约定的词序，将决定预期的解释。尽管如此，G1语言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它不是某种“原始语”（原始语与“真正的”语言有着质的不同）。实际上，这种语言可以表达一种特定文化所需要的一切，并且如果文化变得更加复杂，它可以“扩展”以适应额外需求。再想想下面这些例子：“无衬衫（No shirt），无鞋子（No shoes），无服务（No service）。”这可能有多种意思，但至少美国文化的成员会将这个短语解释为来自商业机构的告诫，尽管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暗示这种意思。文化可以作为意义的过滤器。语法是另一个过滤器。因此，句子“Mary hit John”可能意味着玛丽打了或者撞了约翰，但难以解释为约翰撞到了玛丽，因为语法规定了语序，此时语法就是这个句子可能含义的（弱）过滤器。尽管语法过滤器总是存在于所有语言中，但只要它不那么精细，比如在G1语言中出现的情况，文化对于理解意义的帮助就会变得更大。

由考古证据可以得出直立人具有创造性思想和文化的结论。换句话说，尽管遭到了有些研究人员的怀疑，但直立人确实很有创造性，它们可以讲话，并且通过文化原则组织社群，否则文化证据就无法解释。直立人是航海者和制造者，它们不仅利用技术制造了有趣的手动工具，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奥杜威工具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穆斯特（Mousterian）工具，而且还制造出了能够横渡广袤水域的船只。直立人社群，比如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遗址的直立人，发展出了文化专业化的任务。直立人会控制火，几个直立人遗址都表明了这一点。

尽管直立人的话语和语言与现代人的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直立人的语言可能是全语言。只要它们拥有象征符号，能对象征符号排序，并且拥有部分由这些组成元素连同其语境所决定的意义，它们就拥有语言。出于各种原因，很明显的是，它们不仅会讲语言，还会使用手势作为交流的辅助手段。最先产生的（见第10章）既不是手势语言，也不是音乐，也不是对音高有控制的使用（如在唱歌中）。简单的（G1）语言随语法出现，伴随着音高调制和手势，产生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交流系统。这是可能出现的最低语言形式。

然而，直立人的言语无论听起来如何，都是一个既重要又次要的问题。智人那不断变大的大脑、更长的语言使用时间、更加发达的发音器官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这意味着，由于具有更大的词汇量和更复杂的（分层和递归）句法，智人的语言更加先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假设直立人使用一种低于人类的“原始语”。

根据定义，原始语不是一种发展完备的人类语言，而仅仅是一种用于非常基本的交流的勉强“还可以”的系统。但是，由于各个文化的需要不同，直立人使用的语言也许不仅适用于直立人，也适用于现代智人，因为G1语言几乎可以像G3语言一样传达信息。

直立人几乎走遍了整个世界，尽管基于目前的证据，它们未曾涉足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其足迹遍布很多其他地方。以下是直立人遗址和时间范围的简要总结：

中东

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79万年前）

俄科阿玛（195万年前）

乌贝迪亚（Ubeidya，140万年前）

比才茹哈玛（Bizat Ruhama，196万年前）

意大利

皮鲁诺德（Pirro Nord，160万年前）

土耳其

杜尔顺卢（Dursunlu，早于100万年前）

伊朗

卡沙弗鲁德（Kashafrud，早于100万年前）

巴基斯坦

里瓦德（早于100万年前）

伯比山（Pabbi Hills，早于100万年前）

格鲁吉亚（早于100万年前）

西班牙（早于100万年前）

印度尼西亚（100万年前左右）

中国（早于100万年前）

值得重申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直立人社群不得不一起照顾孩子并制定战略。它们需要计划当天的行动，以及去哪里捕猎，让哪些男人留下来照顾女人孩子，让哪些男人去觅食。它们需要分享关于眼前符号的信息、附近动物出没的信息，或者示范如何照顾家里的病人，即使它们的照顾仅仅是喂饭。当然，直立人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直立人社群对要做的事情能理解或规划到什么样的程度，它们如何照顾彼此，以及它们如何进行日常生活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靠想象来推测。但是，根据当前采猎者社群的例子，以及考古证据所呈现出的直立人达到的智力水平，这些想象距事实应该不会太远。

直立人社群还必须学会评估他人并与它们打交道。旅途中会有骗人者，会有落后者，也许还会有杀人者、受伤者。它们迫切需要一起工作。这些压力每天都在开发其智力和文化联系，发展其价值观和优先选择的能力。

直立人并不是简单地在世界范围内沿直线行走或随机漫游，而是有组织的。它们很聪明，是一个有文化的社会。它们一定有语言。

但语言究竟是什么？在对人属物种的语言经过以上所有讨论之后，现在是时候更加详细地研究人类语言的本质了。

1. 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岛屿及邻近国家。——译者注

2. 阿尔戈英雄是希腊神话中乘“阿尔戈号”与伊阿宋一起寻找金羊毛的人。——译者注

3. “撒哈拉泵”指植物群与动物群在欧亚大陆与非洲之间通过黎凡特地区的陆桥进行的迁徙。——编者注

4. 在网上的讨论中（http://www.athenapub.com/13sunda.htm），俄亥俄州欧几里得海岸文化中心的罗伊·拉里克（Roy Larick）、艾奥瓦大学人类学系的拉塞尔·L. 乔昆（Russell L.Ciochon）和印度尼西亚万隆理工学院地质系的亚赫迪·扎伊姆（Yahdi Zaim）声称：早期直立人的代表性化石发现于东非大裂谷的高原地区，介于欧洲东南和亚洲西南部之间的高加索山脉，以及巽他俯冲带的火山坡。地中海周边的直立人考古遗址包括阿尔及利亚北部的艾因哈奈什（Ain Hanech）遗址、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奥尔塞（Orce）遗址和以色列南部内盖夫的俄科阿玛（Erq el Amar）遗址。奥杜威亚期末段的考古遗址包括喜马拉雅山前坡［巴基斯坦的里瓦德（Riwat）］和中国重庆巫山的龙骨坡遗址。希腊的米格多尼亚盆地（Mygdonia Basin）也发现了与人类有关的上新—更新世的食肉动物遗存。这些遗址的共性要求我们对早期直立人进行新的解释。所有这些遗址都位于跨大陆的古地中海地质走廊，这是欧亚大陆板块南部边缘的大缝合线，向南延伸进入东非大裂谷和巽他俯冲带。而全球所有的遗址都指向同一个时期，即奥杜威亚期（196万年前至179万年前）。了解了这条走廊和奥杜威亚期以后，我们可以讨论直立人的生物地理属性了：它们既不是非洲人，也不是东亚人，而是上新—更新世的古地中海人。——作者注

5. 有背的刀具是“通过用力剥落刀片的一个边缘而制成的。这种设计允许使用者用食指向钝边施加压力，以尖锐的边缘切割物体。实验表明，石制有背刀具可以像钢刀一样快速地剥掉动物的皮”。（www.lithiccastinglab.com/gallery-pages/aurignacbackedknifeag7large.htm）——作者注

第4章
每个人都说符号语言

……“指号过程”的意思是……一种行动或影响，它是（或涉及）三个主体的合作，即符号、其对象和其解释项……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907年）

什么是语言？语言确实是直立人发明的吗？在此应当重申一下基本原则：语言来源于人类发明、历史、物质和认知发展的融合。将人类引向今天所说的语言的第一个发明是图像符号，然后是象征符号。

考古学证据实际上支持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在符号发展理论中推测的顺序——标引符号首先出现，然后是图像符号，再然后是象征符号。我们发现，在史前时代的记录中，标引符号早于图像符号出现，图像符号早于象征符号出现。此外，可能所有生物都会使用标引符号，为数不多的生物可以识别图像符号，只有人类惯于使用象征符号。尽管皮尔士其实认为图像符号比标引符号简单，但他首先考虑的是人类对标引符号的阐释，而不是——在我看来——这些符号本身是如何在自然界被发现的。

报纸大标题、商店管理条例、电影字幕和其他非典型现代语言形式偶尔会提醒人们语言可以多么简单。有一些著名的语言例子让人想起电影中出现的早期语言：

你简。我泰山。

吃。喝。男人。女人。

还有商店的标语：

无衬衫。无鞋子。无服务。

无票。免洗。

甚至布告板上也可以找到这种例子：你喝。你开车。你进监狱。

尽管语法简单，但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些例子。事实上，在所有语言里，人们都可以造出类似的句子，所有以之为母语的人也都可以理解，就像这些来自巴西葡萄牙语的例子。

Olimpiadas Rio. Crime, sujeira.

奥林匹克运动会，里约。犯罪，肮脏。

Voce feio. Eu bonito.

你丑。我好看。

Sem lenço. Sem documento.

没有手帕。没有文件。

这样的短语很有趣，因为它们证明人类可以理解并不具有语法框架的语言。直立人的语言可能和这些例子一样简单，不过可能更难以理解。然而，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跟直立人的语言一样，智人的所有语言在语义欠明的情况下也能被人准确地理解。在理解语言、人或文化时，语境至关重要，解释必须从整体角度来进行。其有机结构是怎样的？与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创造的东西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是从整体角度来看待语言的发明和演变的。

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人类学家奥古斯丁·富恩特斯（Agustin Fuentes）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扩展演化合成”（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富恩特斯的这个术语意为，研究人员不应该谈论物种个体特征的进化，如人类语言之类，相反，他们需要了解整个物种的进化，了解其行为、生理和心理，了解其生态位及其与其他物种的相互影响。富恩特斯主张，人类物种的全貌同时与生物、文化和心理有关，这都是扩展演化合成的一部分。同时，富恩特斯声称目前的文化模型（文化是什么以及它与人类心理和身体的相互作用）是很不发达的，人们至少对于文化是什么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但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及文化与我们互动的方式似乎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将环境的许多特征和属性视作语言进化的一部分，并由此对语言进行解释，但这些特征和属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义，其含义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专家的普遍认同。对语言演变理论而言，理解社会角色、文化及其与个体认知功能的相互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对于这些概念的含义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虽然我们对身体了解得多一点，但即使关于我们的身体构造，也存在很大分歧。

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我们进化的环境因素，先对社会环境加以定义会有很大帮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难以捉摸的“文化”。文化理论是理解语言演变的基础。事实上，没有一个完备的文化理论，就没有完备的语言发展理论。（我）关于文化的一个想法如下：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网络，塑造和连接社会角色、分层的结构化知识领域以及层级价值观。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并不断被重新诠释。文化的作用、知识和价值只存在于其成员的身体（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和行为中。

文化是抽象的，因为它摸不着、看不见、闻不到，是不能直接观察的。然而，文化的产物，如艺术、图书馆、政治角色、食物、文学、科学、宗教、风格、建筑、宽容与偏执，都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有形的。文化作为一种动力，只存在于社会个体中。社会成员在对一系列价值观和价值观的相对优先序列达成一致时，他们就共有了一种文化。文化成员反过来会共享知识和社会角色。人们通过社会个体成员的行动，观察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应用，还有不同社会角色的期望。这是行动中的文化。

就像直立人一样，每一个现代人，都要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了解作为社会成员哪些更重要哪些更不重要，以及所有成员共有的知识。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将这些传授给后代。所有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学习这些东西，其他生物也一样。

如今，关于语言起源有一种与我的理论大相径庭的说法，并且在一些人当中很流行。这种说法认为语言是跟数学公式一样的无形对象。在这种观点中，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语法。如果在交流系统中找不到这种类型的语法（分层递归语法），那么这种交流形式就不是一种语言。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还认为，语法是在大约6.5万年前到5万年前因为突变而突然出现的。尽管这一说法被人们广泛接受，但令人吃惊的是它并没有多少证据，而且与“语言是发明出来的，但后来被人属不同物种逐渐改变，以适应不同的文化”的说法相比，该说法并不那么符合事实。

尽管人们最好将语言理解为一项发明，但突变观点却很有影响力。这个理论来自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版的著作。有些人认为，乔姆斯基是当今世界顶尖的语言学家。但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递归语法，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早在1972年，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就指出，乔姆斯基的语言概念实际上有多么奇怪。

乔姆斯基的观点非同寻常，因为我们知道语言不需要复杂的语法结构。有些人可能就像本章开头的例子一样，只是将单词和简单的短语结合起来，让语境来引导他们理解。语言就是语法这个观点存在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缺乏对语言中意义的来源和作用的理解。而本书的观点是：语法对语言是有帮助的，但是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包括直立人已经灭绝的语言。而且，不同语言的复杂性可能相去甚远。换句话说，语言并非仅仅是语法的同义词，它是意义、形式、手势和音高的组合。语法辅助语言，但其本身并不是语言。

无论其生物基础如何，语言都是由心理、历史和文化所塑造的。这里解释一下图4-1的含义。

为了深入了解语言本身如何发展的真实细节，必须对两种发展观加以区分，即均变论与灾变论。

均变论认为事物现在的运行方式就是其过去的运行方式。也就是说，现今正在改变世界的力量，就是自古以来一直在塑造世界的力量。均变论并不否认自然巨变或灾难性事件可能在历史和进化中发挥了作用。毕竟，均变论的科学家们接受这一说法：大约在6 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向尤卡坦半岛，导致了恐龙大灭绝的事件。但该理论提出，灾难性变化不是进化的主要驱动力，如果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就不应该用灾难来解释历史。

图4-1：语言是一条纽带

而灾变论则常常将地球的生命起源和进化归因于重大的剧变，如挪亚经历的大洪水或突变率的提高。尼尔斯·艾崔奇（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提出，大量演变是由突然的宏观进化引起的，他们称之为“跃变”（saltation）。跃变模型可能适用于某些进化的例子，但总是需要额外的证据。

在大多数科学领域中，被视为基本真理的是均变论，而不是灾变论。在物理学领域，很少有人质疑均变论假设。物理定律显示，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没有证据表明宇宙的自然现象发生了变化。在地质学方面，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1833年的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在一定程度上以提倡地球历史研究中的均变论而闻名。通过均变论的假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自然选择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古代生命形式是以渐进的“婴儿蹒跚学步”向现代生命形式转变的。

而谈到语言演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像乔姆斯基那样的灾变论观点，原因包括这种观点对相关的遗传学理论缺乏论述，以及未能解释文化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此外，灾变论无法解释这个事实：突变对于语言是多余的，因为没有突变也可以解释语言的演变。在没有独立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突变理论并没有说服力。事实上，语言是突变的产物这种说法，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理解语言演变的见解。也就是说，在没有突变的情况下，语言的演变也可以基于渐进、均变的假设得到解释，因此关于特定语言基因和特定语言突变的说法是多余的。

当然，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突变或其他任何观点来构建一个理论，突变也确实是进化的驱动因素之一。但根据经验法则，对进化记录提出突变说必须遵循“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要假设发生了奇迹”的原则。提出突变是人类语言演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时，必须完整解释是什么样的进化力量导致突变传播的，否则不过是在呼唤奇迹。即使语言能力是一种突变，讽刺的是，它也只能在没有语言的时代产生学习语言的能力。除了需求和突变之间缺乏同步，提出突变说的人还必须解释，在突变发生时，某一特征（如语言）的生存优势是什么。这样的解释必须超越推测而诉诸证据，不能仅仅是“语言或语法使思维更清晰”这样的解释。这一解释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没有证明语言或语法是何时形成的、如何形成的，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语言如何传播的细节，无论是从基因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轻率地使用“突变”这个词是毫无根据的，只是臆测而已。这是跃变论或人们所谓的语言起源的“X战警”理论的主要弱点。而且，这种猜想是不必要的。过去的优秀的达尔文式自然选择说已经提供了一个更有科学依据的解释。

古生物学家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在其多部著作中响应的“语言是突然出现的”这一语言起源理论，还十分依赖缺乏证据的论点。举个例子，想象一下这样一张照片：天空中有一只鹰，旁边附有图注“这里有鹰”。除非是用照片软件修改过，否则这张照片很好地证明了图注的真实性。但假如一张晴朗的天空照片旁边上写着“我住的地方附近没有鹰”，这就很成问题了。第二张照片缺乏证据，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那里没有鹰。这可能只是巧合：这片天空经常出现鹰，但照片没有捕捉到鹰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更多的数据，比如缺少鹰喜欢的动植物以及适宜鹰生存的气候。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那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比如语言起源于突变，或者直立人缺乏象征符号表征。当然，如果直立人没有象征符号的说法是对的，那么直立人没有语言的说法就有道理。但事实上，人们最多只能说，迄今为止没有人发现任何此类陈述的证据。但这种证据确实存在于直立人认知爆炸（以迁离非洲为标志）的记录当中。

此外，当今世界上有一些语言的语法会让人想到直立人的语言的可能形式，也就是按照文化惯例排列的象征符号。在这种语言中，象征符号遵循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顺序。例如，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提到国旗时喜欢说“红、白、蓝”，而不是“白、红、蓝”。象征符号和顺序有时可能是含混、有歧义的，因此直立人需要利用语境和文化来充分理解其他人所说的话。

为了详细探讨那些缺乏证据的论断之本质，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亚马孙语言，这些语言毫无疑问是全语言。但是，如果讲这些语言的人都死光了，考古学家在50万年后才发现他们的骨头，那么这些语言会留下什么记录？假设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不曾出版任何关于亚马孙人交流和文化的语法书、字典和其他研究，这些文化和语言会不会留下一些物质证据，在几千年后证明他们有能力使用语言或进行象征符号推理？很可能不会。如前所述，除了少数制陶的文化，例如发现于亚马孙河口三角洲（面积相当于瑞士）的著名的马拉约拉（Marajoara）文化，其文化印记甚至少于尼安德特人的文化。就像许多远古采猎者的情况一样，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他们有语言的直接证据。

我们也无法证明最初离开非洲的智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直立人拥有语言，虽然基于文化证据，它们不太可能没有语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仅仅由于没有艺术品或史前记录中的象征符号，就得出早期人族没有语言的结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关于语言进化最简单的观点是，语言是在象征符号发明之后，通过自然渐进的过程逐渐出现的，而人类大脑和文化的逐渐进化使象征符号的发明成为可能。这意味着，需要证明自己观点的是那些提出语言突变论的人，而不是将语言演变视为渐进、均变过程（而且与其他已知的人类进化相关知识吻合）的人。

近年来，一些古人类学家已经推断出工具制造与语言演化之间的联系。这些研究者并未接纳“缺乏证据”的论点。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似乎是基于一个不寻常的概念，即语言就是语法和词汇，没有从抽象文化的层面来思考象征符号的整体作用及象征符号的起源。他们认为现代语言的语法总是包含复杂的句法装置，比如层级和递归，用于组合象征符号，基于这样的假设，他们研究了日益复杂的工具使用情况，并将其与据说日益增加的语言复杂性联系在一起。此外，这些研究者还讨论了早期人属物种缺乏象征符号的问题，并将其与智人普遍使用象征符号的情况进行了对比。

基于考古记录解释语言的努力令人钦佩。不幸的是，他们经常从语言学中借鉴糟糕的思想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最糟糕的思想是，日常物品本身不具有象征意义，工具只有在作为文化产品时才是象征符号。如果人们发现了体现社会共同价值观和知识的工具，那么就没有必要到工具之外寻找象征符号了。工具可能不是黑猩猩的象征符号，但它们可能是直立人的象征符号。其次，语法不需要复杂的句法，因此，语言也不需要。今天有许多群体拥有效果良好、完全够用的语言，但缺乏复杂句法。古人类学家有时认为是这样的复杂句法将复杂工具与复杂语言联系起来的。但这种文化也会使用复杂的工具，这对于语言和工具复杂性稳步并行增长这样的理论来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对自然语言进化的理解还必须考虑到语言是社群建设的文化工具这一事实。在许多现代语言中发现的较为复杂的句法结构，例如从句、复合名词短语、复合词等，对于语言来说并不重要，而且是后来因文化原因而添加的。有一些人认为语言存在的理由是“表达思想”，但这只是语言的一个次要特征。当代语言的现成证据和进化记录反对这一观点，而且表明交流是语言的主要功能。同时，语言的思维和交流用途无疑是相互依赖的，两者相辅相成。

然而，一些语言学家、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提出，如果交流是语言的基本功能，那么人类语言与其他生物的交流就没有太大不同了。毕竟，交流在动物界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只不过是最好的交流者，而不是唯一的交流者。但人类语言的独特性恰恰就在于这种特质。

当然，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其他假设，只有在证据最终不利于它们的情况下才可否定。以下引用比较典型：

交流，外化语言的一种特殊用途，不能作为语言的主要功能以及定义语言能力的属性，这表明传统的语言观念——语言是一种思维工具——可能更准确。那么，每种语言都至少是通过满足这一基本性质的句法计算过程建构起来的……我们把语法规则的结构依赖性视为核心。

为什么许多研究者，比如这段引文的作者，认为交流不是语言的主要功能？这个想法与大多数人的直觉背道而驰。当然，科学的观点可能与常识不符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将这个论断归于错误的一方，因为科学判断与普通人的观点不同的情况时常出现。然而，这一推断似乎表示人类并不善于交流。举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和“Visiting relatives can be a nuisance”。这两句话都有歧义。第一句话的意思可能是“飞行中的飞机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掉落在你身上”，也可能是“驾驶飞机有时是有风险的”。第二句话与之相似，可能意味着“前来拜访的亲戚并不总是受人欢迎”，或者“拜访我祖父母可能会令人厌倦”。有些人认为，虽然交流中会出现歧义，但思考时却不会出现歧义。因此，语言在交流想法和信息方面表现不是那么好。如果这些人的看法是对的，那就表明语言的主要目的是辅助思考，而不是交流。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麻省理工学院大脑和认知科学系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在交流系统中出现歧义是正常的。歧义的产生是因为在保持有效交流的同时，需要保持较低的记忆量。因此，如果有人说“I want two”，通过语境，你知道其意思是“two”，而不是“too”或者“to”。（这显然是一个纯英文的例子，但所有语言中似乎都有同音异义词。）其次，歧义和含混的问题很少会遇到，因为语境通常使听话者能够辨别出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有人说“He came into the room”，那么句子中的代词“he”的含义是不明的。人们只能在与对话者共享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才能理解“he”具体指代的是谁。最后，书面和口语的歧义不是语言固有的问题。歧义往往是计划不周的结果。如果有人在穿过教室走向门口的路上撞到了学生课桌，人们并不会认为这证明走路不是好的移动方式。相反，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行人应该注意路上的情况。语言也是如此——大多数歧义、含混和其他言语的缺点都可以通过说话或写作前的计划和思考来避免。对交流做出计划，就像计划大多数事情一样，是有益的。

语言不是用来交流的观点还有其他问题。进化从不设计完美的系统，而是利用已有的设备，一块一块地构建应急设备。就像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样，语言是不完美的。交流会出问题，思考也是一样！有人断言思想对思考者来说没有歧义，但这仅仅是断言而已。它需要被检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无法证明所有人总是或大部分时间都用语言来思考。许多人，例如生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和作家坦普尔·葛兰汀（Temple Grandlin），都声称自己用图像而不是用语言思考。我们需要用实验来检验这些所谓的思维模式。

在之前关于语言和交流的引文中，作者声称交流是“外化语言”的“特殊用途”。这一说法很罕见。他们认为唯一可以真正研究的语言是所谓的内部语言，或简称I语言。I语言就是说话者为了产生他们所说的外部语言（简称E语言）需要知道的东西。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是E语言，而使用者关于语言背后的知识是他们的I语言。

有些人声称我们只能研究I语言，但这是一种误导。E语言也可以研究。事实上，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发现，对说话者的内部语言进行推断的唯一方法就是检查他们E语言的话语。E语言是通往I语言的门户。

此外，我们对任何句子或句组分析的推论总是基于一个特定的理论。无论我们使用哪种测试方法，从说话者身上观察到的互动都是说话者知识储备的重要证据来源。当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个给定的E语言标签，比如“英语”，是一个抽象概念。“英语”究竟是什么？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牙买加人和加利福尼亚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英语，但是哪种语言是“真正”的英语或与之最接近？“真正”的英语如何发音？它的语法规则是什么？世界上英语的变体太多了，谁都无法断定英语到底是什么。此外，构成探讨英语的数据库的句子、故事和对话本身并不能完全穷尽一种语言。世界某个角落总有正在使用的英语变体的数据尚未被收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语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与此同时，人们所听到的话语或读出的句子都不是抽象的。它们是说话者所知道的、文化所产生的以及人们实际所做的非常具体的经验性的来源。有人声称，忽略人们实际所说的——有人称之为“语言运用”（performance）——是为了理解他们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意指人们对语言的了解，而非对语言的运用），这就像声称大学考试显示不出什么，因为考试只是衡量表现（学生给出的答案），而不是衡量能力（学生真正知道的）一样。然而，之所以会有考试，正是因为成绩是衡量能力的唯一途径。无论人们想要了解的语言能力是如何参与对话，是如何讲故事还有如何说出单独的句子，人们都只能通过他们如何说话来弄清楚他们知道些什么。

从来没有人直接研究人们知道些什么。否认这一点是常见的思维错误。人们其实是通过行为推断知识的。还应该记住，第79页上的引文忽略了化石记录，这些化石记录清楚地表明文化、交流和语言属于人类认知的社会演变特征的同一群集，而且还表明符号的缓慢发展是由自然选择推动的。

此外，将交流视为语言的主要目的有助于理解语言最有趣的地方，即语言的社会应用。因此，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在语言研究中，比如对会话交互模式、语篇主题跟踪、隐喻、基于使用的语法形式的解释、对词语的文化影响以及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等问题的研究中，语法被置于次要地位。沿着这些想法，同时基于此前关于人属物种进化的所有讨论，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出现了三个假设。对于语法在人类语言进化中的相对重要性，这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假设被称为“语法最后出现”。根据这种观点，语言进化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初的步骤是象征符号的发展。语法只不过是一个附加物。语言在语法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这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其他元素先于语法而存在，语法才能生效。换句话说，语言首先需要象征符号、话语和对话，然后才创造出语法结构，从而加强我们的交流。

第二种观点非常受欢迎，那就是“语法最先出现”。根据这一假设，语言的进化主要是由于语言的计算属性的起源，比如句法。没有这些属性就没有语言。象征符号、手势和其他组成元素以前可能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但是模式的出现使它们第一次作为一种语言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特定计算法则。但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观点，那就是把单词或符号“打包”成更大的单位（短语、句子、故事和对话）的能力是所有语言计算的基础。这种“组合性”为我们解释词语提供了依据——如果没有它，我们实际上就无法很好地理解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想想这串词语，“if the girl is pretty then he will run up to her”（如果那个女孩很漂亮，他会向她跑过去），再拿它和这个词串比较“run the up pretty her if then girl is will he to”（跑向很漂亮的她，如果那个女孩会他过去）。结构决定了对词语的解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还使词语的含义更加细致，产生了名词、动词、介词和修饰语。有些人认为这种例子意味着形式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递归的层次化实体。这个观点表明，语言不仅仅是下面的图4-2这种示意图所表示的东西。

这种树形图通常被语言学家用来表示句子的组成结构。虽然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并非如此），但是为了理解现代英语使用者如何构建他们的句子，树形结构确实很有必要。在这个例子中，树形图所展示的这句话里，“Bill saw Irving”（比尔看到了欧文）是以“John said that”（约翰说）为开头的较长的句子的组成部分。同样，动词短语“saw Irving”（看到了欧文）是较长句块“Bill saw Irving”的组成部分。此外，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研究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样的结构不仅仅是人造的产物。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其语言的了解。每个母语使用者掌握的语法结构都比他们在写作课程中学到的任何语法要复杂得多。

图4-2：约翰说比尔看到了欧文

第三个重要假设介于前两者之间，那就是“语法稍后出现”。虽然象征符号是最先出现的，但语言的发展需要语法、象征符号和文化的协同作用，这三个要素会相互影响。在这种观点看来，结构、象征符号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共同产生意义、手势、词语结构和语调，形成语言的每一种表达。

“句子形式产生于象征符号之后”的论断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引入其他两个假设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

这三种假设都与语言发展过程中结构发挥的一种作用相一致。这是因为语言形式对于人类的交流和思考极其重要。同时，如果认为句子的设计对于语言至关重要，那便会引发问题。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图4-2中的树形图对于人类语言来说是必要的还是充分的。

对于“语法最先出现”的支持者来说，层级结构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方面。而且，这种假设的许多支持者认为，语言是突然出现的，就在5万年前。他们认为，不仅智人之前不存在语言，而且不是所有智人都有语言（因为这个物种已有20多万年的历史）。一个突如其来的突变（比方说发生在5万年前），不会影响所有智人，只会影响有幸获得语言基因突变的“普罗米修斯”的后代。有种观点认为，突变最终会让物种中的大多数个体处于不利地位，或者用达尔文的术语说，“不适应环境”。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一些昆虫发生了滴滴涕（DDT）抗体突变，使它们和其后代能够在富含滴滴涕的环境中大量繁殖，而其同类却相继死去。但是任何提出这样假设的人都有义务解释这在进化层面有何意义。语法突变若要与语言进化扯上关系，必须使语法的拥有者和其家庭比其他智人更“适应”环境，也就是说，更容易生存下去，或者使其在性选择上更受青睐，由于更健谈而对异性更有吸引力，从而发生更多性行为，生育更多后代。第三种可能是，一个拥有语言基因的家庭离开了原有地区，通过种群瓶颈，成为后来智人的始祖，从而确保所有智人都拥有神秘的“语言基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语言是在过去的至少300万年中以极其缓慢的方式出现的，而今天所有的人，可能还有过去所有的人属物种，都拥有语言。

十分重要的是，层级语法，那些需要树形图来显示结构的语法，那些在语言分析和语言进化的许多方法中被吹捧为对语言至关重要的语法，仅仅是信息处理任务的副产品，与语法本身无关。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篇著名论文《复杂性的架构》（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中写道：

贯穿我评论的中心主题是，复杂性经常以层级结构的形式出现，并且层级系统具有一些共同属性，这些属性与它们的特定内容无关。我认为，层级结构是复杂性架构师使用的核心结构方案之一。

此外：

我前面已经举了一个在社会科学中经常遇到的层级制度的例子：一个正式的组织。商业公司、政府、大学都有被清晰明确的大单位套小单位的内部结构。但正式组织不是唯一的社会等级体系，甚至连最普遍的也谈不上。几乎所有社会都有被称为家庭的基本单位，这些单位可以组成社群或部落，进而组成更大的群体，等等。如果我们做一个关于交谈双方身份的社会互动图表，图表中密集互动的集群将显示出一个相当明确的层级结构。这个结构中的集群可以通过衡量这个社会度量矩阵中的某一交互频率来有效地定义。

对于人属物种来说，层级结构可以作为理解和构建社会关系、组织任务甚至构造语言的一种方式。我们在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直立人定居点的组织中看到了这样的等级。但是，随着信息流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人们只需要与交流内容（正在讨论的事情）的复杂性的增长成正比的层级结构。正如西蒙推测的那样，富含信息的交流，尤其是以人类语言这种典型的高速率方式出现时，将以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来辅助双方交流。

例如，对于一般听众而言，前三句话很可能比后三句更难理解：

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彼得说。

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彼得说。约翰说。

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彼得说。约翰说。玛丽说。欧文说。拉尔夫说。

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

约翰说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

拉尔夫说欧文说玛丽说约翰说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

原因是第一组话语缺乏递归（句子都是独立的，并列的），而第二组有递归（一个句子嵌套另一个）。事实是，由于多重引用的复杂性，递归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处理句子。虽然这样的句子听起来有点人为地脱离语境，但在英语中是可以观察到的。然而，某些没有递归的语言只能产生类似于第一组那样的句子。尽管每个社会——语言对都必须被单独研究，但随着社会复杂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互动，对语法的要求也在增加。简单的社会可能有复杂的语法，反之亦然。

语言突变说的提倡者必须解释，为什么除了大脑用于执行各种任务的反复使用的部分之外，并没有完善的专用于语言或言语的特定皮质，就像许多人提到的那样。不断生长的前额皮质与工具制作和顺序行动有关，它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力，使人可以按照程序或临时的顺序行动，帮助大脑做好了应对语言的准备。这是一种扩展适应形式：原本因某种任务而进化出来的东西在进化过程中得到重复利用，执行了另一项任务。比如舌头进化出来是为了摄取食物，但后来也执行了发出言语的任务。

没有象征符号就没有语法。这意味着语法即使细化了象征符号的含义，它也必须在语言历史演进过程中遵循象征符号的变化。

非人类生物似乎也会使用句法。因此语法不是人类专有的。以鹦鹉亚历克斯（Alex）为例，根据艾琳·佩伯格（Irene Pepperberg）多年的研究，亚历克斯会说（一些）英语，甚至还能通过递归和树形结构理解语法。

人类已经从僵化认知（本能的副产品）发展到灵活认知，可基于当地文化甚至环境约束来学习。根据这些假设，世界各地的语言在语法上存在相似之处并不是因为语法是与生俱来的。它们表明的其实是超乎文化层面之上的有效沟通的功能性压力，或者只是信息传递的效率。功能性压力的一个例子是，在大多数语言中，语义内容较少的介词短于内容较多的介词，比如“to”“at”与“about”“beyond”。信息传递效率的一个例子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即不频繁使用的单词词形比那些更频繁使用的单词更容易预测。所以“bequeath”作为一个不太常用的动词，词形很简单：“I bequeath”“you bequeath”“she bequeaths”“we bequeath”“everyone bequeaths”［这一普遍原则被称为齐普夫定律（Zipf’s Law）］。但常见动词“be”是不规则的，比如“I am”“you are”“he is”“we are”“they are”。功能性压力和信息传递的要求优化了语言，从而提高了交流的质量。

因此，语法在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中既不是最先出现的也不是最后出现的，但其出现必然要晚于象征符号。这一结论是基于这样的证据：在人类互动中，意义第一，形式第二。语法的确有助于意义传递，但语法既非语言意义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不过，如果语法是稍后出现的，那么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基本上，人属在走上语言道路之前需要两个先于语法的基础性发展。我们是通过化石记录了解到这一点的。在古生物学记录中，图像符号、标引符号和象征符号先于语法出现，就像符号发展理论所推测的那样。第二，文化出现的前提部分表现在象征符号出现时必定是意向性的和约定俗成的。最后，世界上也存在不具备结构依赖性语法的语言。语言的进化遵循图4-3所示的“符号发展”的路径，在此处重复一下。

让我们看看图表中呈现的皮尔士符号学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对语言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产生的是标引符号。标引符号非常古老，远远先于人类而存在。每种动物都会使用标引符号，这些标引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有实际联系，如气味、脚印、断枝和粪便。标引符号是非任意的，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和意义之间非意向性的联系。如果动物不能理解标引符号，那么狮子永远不会找到猎物，鬣狗寻找腐肉会徒劳无功，猴子会很难避开蛇和猛禽。人们甚至可以培养发现和识别标引符号的能力。美洲原住民、训练有素的追踪者，以及猎人和其他人都是很好的例子。

图4-3：符号的发展

发展这种能力是明智的。我在亚马孙和墨西哥的丛林中与不同的原住民一起行动时看到，很明显他们会用标引符号来确定方位，判断他们周围视线无法触及的地方有什么动植物，哪里有水以及什么方向最适合狩猎。人们一路嗅着、听着、看着、摸着、尝着穿越森林。不熟悉丛林中常见标引符号的人往往会忽略一路遇到的标引符号，他们感知到杂乱的气味、景象等等，却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

对当地标引符号含义的深入了解可以被称为“位知识”或“内部知识”。标引符号是人类交际进化阶梯上的重要一级。随着文化使标引符号不断丰富，标引符号在交流中的意义变得更大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引符号是一种与自然进行的转喻式交流，即利用某物的某些部分来感知整个事物（例如，鹿的粪便代表鹿，马的脚印代表马）。尽管识别和解释标引符号的能力可以通过文化获得，但标引符号还不足以构建一种语言。这些标引符号与单个物体或生物有着不可分离的实际联系，因此它们缺乏任意性和意向性，而这两个组成部分对符号语言来说十分关键。这种原始标引符号在人类语言中的作用有限，因为对人类语言至关重要的是文化联系，而非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

文化联系无须意义和形式存在直接的实际联系，也无须意义与形式之间存在相似性，因而大大增加了可与意义相关联的形式。在英语中，我们将狗称为dog，西班牙语称为perro，葡萄牙语称为cão。这些只是特定的语言为狗选择的任意象征符号。“dog”这个词的发音与拼写和狗没有深层次的联系。这只是狗在英文中的叫法。因此，其形式是由文化约定俗成得来的，而不是必然的。标引符号缺乏任意性，因此标引符号不能作为语言的基础。任意性是符号发展的下一阶段。意向性先于任意性。（语言确实有添加了意向性和任意性的标引符号，超过了大多数物种都会使用的最原始的标引符号，比如“I”“here”“this”等等。）

意向性是指精神上指向某物的特性，需要精神上的操作或将注意力指向某物的“姿态”。意向性是所有动物心智的特性。图像标志、绘画、酷似脸孔的鹅卵石、类似阴茎的骨头等等，包含着呈现意义的意向性，因为它们会经过诠释（并且通常会经过设计），以看起来、听起来、尝起来、摸起来像是或体现它们所代表的事物。这些图像符号，如马卡潘斯盖卵石（Makapansgat pebble），或伊尔富德人工搬运物（Erfoud manuport），或拉姆湖的维纳斯（Venus of Berekhat Ram），显示了一些从由非意向性标引符号过渡到有意创造符号的早期尝试。这些物体是通过实体相似性被选中的。这些图像符号是“关于”某些东西的，即使它并非是被有意创建出来的。即使是非图像性艺术品，也表现了对于所有人类语言都至关重要的意向性和表现性的融合。当意向与图像符号表征相结合时，人类原则上至少能够展开更有效的交流。毕竟，现代的表情符号（emoji）能够充当一种基于图像符号的语言。然而，表情符号依赖于现代语法，而且出自现代语法，是为了应对解释和组织的复杂性而产生的。

下一个阶段是所有语言符号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象征符号同时具有意向性和任意性，与标引符号和图像符号（尽管这两种符号在所有语言中仍然存在）相比，代表着向现代语言迈进的更大的一步。虽然象征符号通常被认为是词语的代名词，但它们也可以是完整的句子。

由于这种进化过程是在人属物种中逐渐传播的，没有人会在某一天醒来时就会说一种复杂的现代语言，就像没有猿类会在某一天醒来时变成男人或女人一样。我相信，也没有人是突然获得在脑海中建立递归语法并寻找所需词汇的能力的。

但是，图像符号可以超出单纯的图像或拟声词来塑造语言。有些地区的象似性（iconic）声音表征是非任意性的，也是文化层面上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图像符号在过渡到对发明语言至关重要的象征符号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仅生活于巴西亚马孙地区的皮拉罕人（Pirahã）的语言中有一个例子，涉及男人和女人的言语差异，可以说明这一点。

首先，皮拉罕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印象性的“喉音”。这是由于皮拉罕人发音器官的使用由两种文化驱动。其中之一是，相对于男性的语言，大多数皮拉罕女性的语言都是在口腔后部发音。男人将舌头顶在上牙的后面发出一个/ n /音，然而在女性的发音中，发出/ n /音会将舌头放在更加靠后的位置，上颌的牙槽嵴之前（将舌头放在上牙的后面可以感觉到）。

另外，皮拉罕女人比男人少一个音。皮拉罕男人有辅音/ p /，/ t /，/ h /，/ s /，/ b /，/ g /和/ ʔ /（喉塞音），女性会用/ h /来代替/ s /。对于男人来说，代表木薯粉的词语是ʔágaísi，而对女人来说则是ʔágaíhi。人们使用不同的发音以及不同数量的音素，从而通过声音象似性地表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和性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迈克尔·西尔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广泛研究了这类语言现象，并将它们称为社会关系的“指示”标记。

当涉及发声时，指示词是更大的语言现象——语音象征——的一部分，语音象征也被研究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奈梅亨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已经为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研究中心。

我们至少在语言演变的两个潜在阶段发现了语音象征、指示词、皮拉罕男人与女人的言语差异等因素与语言进化的相关性。第一个阶段是模仿声音。这种模仿可以创造词语。在第二个阶段，声音符号的使用可以建立文化关系和对自然的理解。研究巴纳瓦人时，我用磁带录下了几个男人模仿（使用语音象征）其猎物的声音。几个星期后，我为皮拉罕人——一个与巴纳瓦人无关的采猎群体——播放了这盘磁带。他们的回应是“巴纳瓦人了解丛林。他们模仿得很像”。这种语音象征可以被培养出来（如同识别动物的标引符号以及发现一个群体的生态位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将巴纳瓦人的语音象征播放给皮拉罕人足以让皮拉罕人知道，巴纳瓦人比美国人更像他们（皮拉罕人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人准确地模仿出周围动物的声音）。

但根据皮尔士的理论，标引符号、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仍然不足以产生语言。语言还需要一种皮尔士称之为“解释项”的东西。正是解释项使得通过符号来理解其对象成为可能。“解释项”是依赖符号的特定方面生效的。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象征符号“eye”（眼睛）。这个书面文字符号有两个组成部分——字母“e”和“y”——它们是分开使用的，但是在这里结合成一个英语单词来表示我们的视觉器官。这个词的拼写受到构成文字的字母e、y和e的形状和顺序的文化习俗的限制。出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将/ e /倒转为/ ә /，那么这个字母的解释项就丢了，整个单词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写一个很小的/ e /或者一个很大的/ e /，解释项将毫发无伤。因此，大小不是“eye”解释项的一部分，字母的方向才是。由此可以看出，象征符号本身被分析成有意义的部分，从而产生解释项。皮尔士又对了。

当然，语言进化不仅与符号学和文化有关，也与构成人类语言能力的生物学基础有关。认识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后，有些人可能会为人类身体上没有任何专门的语言器官感到惊讶，认为这是违反直觉的。一个独立的语言器官都没有，大脑中没有，嘴巴里也没有（除了舌头所在的位置），但这不应该让人感到震惊。相比于创造全新的东西，进化总是更喜欢修补或者利用已经存在的东西。发出我们美妙人声的器官不过是我们执行其他任务所需的身体部位的临时集合。这告诉我们，语言不是生物性实体，而是符号性实体。它不是来自基因，而是来自文化。

发音器官的每个部分都具有和言语无关的功能，这些功能具有更基础的进化作用，其他灵长类物种也具备这些基础功能。进化产生的人体和大脑，随着时间推移，为随后产生的语言和言语所利用。因此，与人类语言有关的构造，如我们的舌头、牙齿和其他器官，不仅是现代人生理的一部分，而且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找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只是由均变论的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连续性的结果。人类发音器官的唯一独特之处（似乎也是专门为人类言语而演变的）在于，它的形状是由舌头的位置和发音（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塑造的。

手语也能让我们对大脑神经认知平台有更多了解。手语的使用者可以像使用发音器官的说话者一样快速有效地交流。这就意味着我们大脑的进化不是完全与语音联系在一起的，否则，所有其他的表达形式或渠道都无法用于语言，或者无益于语言。每个人都在进化过程中拥有独立的神经网络，一个专用于手语，另一个专用于口语，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假设人类的大脑能够处理不同模式的信号，而手和嘴提供了最有效的肢体语言表达方式，那就显得简单多了。手语，就像口语/口头——听觉语言一样，也显示出类似音节的手势组合。这意味着人类预置了这样的组合，因为我们的思想很快就锁定在音节组合上，使其成为更有效的处理方式。这对于理解语言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种运作模式是如何发明的非常重要。然而，抛开其他模式不谈，口头语言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的唯一交流途径。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确实可从中看到进化为了语言而改变人类生理系统的证据。虽然人类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但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做。仅仅通过使用一小部分辅音（甚至只有一个）与一个或多个元音混合，就可以传达人类社会所有的意义（实际上仅用一个元音就可以传达）。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确实存在对发音器官的声音区分程度很轻微的现代语言。

在人类历史上，图像符号有很长的历史。除了脚印化石等标引符号外，像马卡潘斯盖卵石这样的图像符号是我们有据可考的最古老的符号——正如皮尔士推测的那样。它们在象征符号之前就存在，吻合我们对符号发展的推测。300多万年来，从南方古猿到智人，人类一直在收集视觉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表明，图像符号拥有者很可能掌握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而图像符号正是意义的视觉表达。人们在南非马卡潘斯盖洞穴发现的5厘米宽、8厘米长的石头就是一例（图4-4）。

然而，这颗石头比人属古老得多。它只可能是由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收集的。在一起被发现的工具中，“人工搬运物”十分显眼，因为它显然不是一种工具，而是被从其他地方带到山洞中的。而它之所以会被带回山洞，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它形似人脸。它也不同于洞穴中的其他石头。这个“人工搬运物”表明，早在300万年前，早期人族就认识到了周围物体的图像符号特性。就像人们察觉到亚马孙地区的树木根部的蛇形图像符号特征一样，马卡潘斯盖的南方古猿在岩石上看到了图像符号性的图案，即两块圆形凹痕位于与其垂直的凹槽上方。

图4-4：马卡潘斯盖的人工搬运物/卵石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人工搬运物类似人形的面孔并没有被起初收集它的南方古猿所注意到，只是现代人用我们尺寸更大的大脑和语言去观察它，才发现它是人脸的象征物。然而，这个观点会引出更复杂的问题。在一个被非洲南方古猿占领的山洞中，石器之间有一块卵石，虽然其他所有石头都被制成了工具，但这块卵石却没有。所以，它到底是不是被有意带进洞穴的呢？如果是，原因是什么？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个解释——因为它看起来像一张脸。另一种解释是，它有其他用途。但它的外观看起来是最简单的解释。另外有种说法认为，它是被无意中带到那里的，也许是被夹在脚趾之间的泥浆中带了回来，但这似乎不大可能。所以，虽然无法证明那块卵石是因为看起来像人脸而被带回来的，但这似乎是现在最好的解释。

图4-5：伊尔富德人工搬运物

30万年前，另一个人工搬运物出现在现代摩洛哥。它是直立人拾取的，是一种形状像阴茎的乌贼骨（图4-5）。

图像符号虽然不是被有意创造的，却是被有意占用、识别和收集的。“所以呢？”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的图像符号性物品对于语言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这个嘛，答案取决于你问谁。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递归操作“合并”的输出，也仅仅是一种语法。这排除了这些偶然的图像符号和语言本身发展之间的所有重要联系。如果语言只不过是一个计算系统，是一套由当地文字修饰的结构，那么显然一根阴茎形状的乌贼骨并不能使人类更接近这样一个系统。而如果语言是关于意义和象征符号的，计算不过是对交流的辅助，那么图像符号对于语言进化的重建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因此，艺术、工具和象征符号中的任何一项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两项，并有助于构建催生每一项出现的文化和心理“暗物质”。艺术是一种共享意义的视觉形式，通过共享的隐性文化知识来进行情感、文化和观念的交流等等。要欣赏艺术，就有必要学习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去观看。如果是绘画这样的艺术形式，人们需要学会识别三维物体的二维图像。如果是雕塑这样的艺术形式，人们需要学会在具有象似性或者不具有象似性的物体中，看到艺术家想要呈现的真实世界或想象的物体。

工具，比如早期人类的“工具套件”，表明了共享目标、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存在，特别是当它们已经普及并在不同的地方被发现时。例如，具有三四十万年历史的舍宁根矛（图4-6）是海德堡人的文化证据（海德堡人也许是直立人的一种），它表明这些人是靠蛮力而不是靠抛掷石器捕猎的，并且狩猎有计划。因此矛代表了文化目标、文化知识和文化技巧。对于使用舍宁根矛的文化成员来说，舍宁根矛是这些事物的象征符号，如果考虑到直立人文化的大量证据，就更能确认这一点。

图4-6：舍宁根矛

由于工具是象征符号，它们也表现出大多数理论家所认同的一项对语言至关重要的属性——移位性（displacement）。这一术语指的是不在场的对象或指称所引起的意义感，比如当你的母亲不在身边时，你母亲所喜欢的歌会让你想起她。工具也具有意向性——它们是创作者精神聚焦的产物。作为象征符号，工具也具有文化意义，代表着从工具的形式和意义上移位出来的一种活动。矛意味着“狩猎”，即使这矛实际上并没有用于狩猎。最后，由于只有工具的某些部分与其任务具有意义关联，所以工具还可以展示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产生解释项。从意义层面上讲，刀的刀刃比刀柄的颜色和材质更重要。斧头可以是空心的，也可以是各种材质的。重要的是切割的特性。因此，仔细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工具会显示与意义相关联的认知阈值，这些意义并非完全是任意的（为了执行其旨在执行的任务，工具的设计方案很有限，从这个层面上讲，工具是非任意的），但其任意性仍然足够使其被算作象征符号。

在西方的老电影中，骑兵侦察兵可分辨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箭属于哪个原住民群体。“这是一支科曼奇人（Comanche）的箭，朋友。”这种文化身份是象征符号性的、任意的、约定俗成的、有意向性的。换句话说，它是象征性的。任意性存在于工具的风格、任务的文化特性或工具使用的文化规则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著名的舍宁根矛。对于其最初的使用者而言，它们引发了关于狩猎、勇气、照顾家人和死亡的思考，从而具有了象征意义。一些舍宁根长矛是用于刺杀的，而不是用于抛掷的。男性直立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是海德堡人）必须让睾酮飙升，才能做到用矛刺向猛犸象。跑到那里，刺进去！一个刺象者诞生了。这种矛就像画在法国岩壁上的肖像一样，充满了意义和象征性。

另一个工具是象征符号的例子来自爪哇岛的直立人贝壳雕刻（图4-7）。这些贝雕不仅因年代古老而引人注目，还因为其位置和制作它们的直立人艺术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与弗洛雷斯岛的情况不同，直立人的贝雕者可以穿越当时没有被海水淹没的巽他大陆架徒步到达爪哇岛。

图4-7：爪哇岛的直立人贝雕

爪哇岛贝壳上的几何设计可能只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装饰，一定程度上由大脑可能偏爱几何设计的感知约束塑造而成。这些标记也可能是再也无法得知其原初意义的象征符号。它们甚至可能代表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之间的中间物，是意义表达的前体。我认为第一个猜测是正确的。无论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知道其设计师——一个直立人男性或女性——拿起鲨鱼的牙齿，非常用力地刻下了这些形状。注意这些线条是连续的，没有中断。为了做出这样的标记，我们的这位人类祖先不得不足够用力，使刻痕穿过褐色外层（现在已分解并消失了），切入坚硬的白色壳体。雕刻时不能停下来，否则线条会有明显的中断。这些标记具有意向性。

无论这些图案表明了什么，它们至少是意向性活动的表现，可能是图像符号性的，也可能是象征符号性的——也许它们代表了海上航行的波浪。有趣的是，它们是在大约54万年前制造的。贝壳本身被用作刮削和切割的工具，甚至可能被用作武器，17世纪和18世纪时，一些美洲原住民就曾这样使用贝壳。

托马斯·摩尔根和他的同事们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断言工具发展与语言的出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假设：人族对制造石器的依赖产生了对教学和语言的选择，这意味着：（1）低保真社会传播如模仿/仿真等可能导致了奥杜威技术复合体停滞到约70万年前；（2）教学或原语言的出现可能是阿舍利技术出现的先决条件。我们的研究支持语言渐变说，简单的符号交流出现的时间比行为现代化早了数十万年。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通过大脑发展将工具制造与语言发展联系起来。因为工具本身可以被解释为象征符号，所以社会中工具的存在证明：工具制造者已经实现了一种象征符号表征，尽管它有时夸大了工具复杂性与语言复杂性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

在讨论与语言相关的工具时，人们还会注意到语言和工具所展示的文化特性、共有意向和将形式和功能匹配的能力。这是象征符号的概念基础。图4-8中的奥杜威工具是已知最早的象征符号。其使用时间大约始于260万年前。这些工具的用途包括斩、刮、捣，它们很可能是能人（如果你愿意将这个名字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属物种，而非直立人的话）发明的，也可能是南方古猿发明的，但是奥杜威峡谷中的工具显然是由直立人搬运和制造的。奥杜威工具中包含一些经过粗糙打磨后用作武器和工具的石器，如锤子和手斧。它们可能无法与后来的精密工具相媲美，但代表了人族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是文化的前体。

图4-8：奥杜威工具

制造奥杜威工具时，人们会用一个圆形的“石锤”敲击“岩芯”的边缘。这种打击会产生锐利的薄片，在岩芯上留下贝壳状的裂痕。薄片通常还有其他的用途。

图4-9：阿舍利工具（https://en.wikipedia.org/wiki/Acheulean#/media/File:Biface_Cintegabelle_MHNT_PRE_2009.0.201.1_V2.jpg）

工具的制造需要计划和想象力（对工具最终的样子有所设想），并且需要某种交流来指导他人制造工具，至少最终是如此。有序的操作会调用前额皮质，产生文化选择压力，获得更多的皮质马力和更多的智慧。这种压力在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效果。与南方古猿相比，早期人属工具制造者具有较大的前额皮质，这可能就是对这种压力的反应。因此，大约176万年前，即直立人崛起的大约30万年后，直立人制造出了奥杜威工具以外的其他工具，其中当属阿舍利工具最为典型（图4-9）。许多人认为，这个漫长而神秘的无创新时期远远长于（但仍令人想起）欧洲的黑暗时代，是由于“低保真社会传播”。换句话说，因为直立人缺乏语言。但这不是必然的推论。文化守旧是一股强大而普遍的力量，模仿比创新更容易，尤其是在文化阻碍创新的情况下，这在全世界仍然普遍存在。

如果直立人确实拥有语言，那么我关于直立人语言成就的理论就面临一个问题：直立人花了数十万年的时间才发展出代表技术进步的阿舍利工具吗？很可能是这样，尽管直立人在大约190万年前的第一次认知和语言革命中发明了工具和象征符号，但它又花了大约60万年不断进化，然后才发明出语言。著名古生物学家伊恩·塔特索尔在几部著作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尽管如此，结果并不见得是这种悲观的结论。

众所周知，即使在21世纪，人类文化也抵制变革。正如一些人类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当被模仿的东西仍然有效时，模仿比创新更受青睐。这种滞后可能是由于缺乏认知发展或语言发展。但它也可能源于“追求最低程度的满意”这一几乎普遍的原则，换句话说，自然倾向于满足于“刚刚好”，而不是追求最好。它还可能源于宗教保守主义。这段时间确实久到令人惊讶。但关于这一“创新鸿沟”的解释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并且从所有其他证据来看，它也不会动摇直立人发明语言的假设。

尽管拖延了很长时间，直立人最终还是改进了奥杜威工具套件。虽然早期人族曾经使用奥杜威工具和阿舍利工具执行相同的任务，但阿舍利工具更加先进。大约90万年前，它们被直立人从非洲带到欧洲，首个目的地是西班牙。阿舍利工具在创造之初并不是像奥杜威工具一样仅仅是敲击石头的石器。在用骨头、鹿角、木头和其他工具切削对象之后，它们被用来为其塑形，这个程序为工具制造者提供了更多的控制空间。此外，与薄石片相比，阿舍利工具制造者更喜欢将石芯作为主要工具。因此，它们是对奥杜威工具的改进和补充。

在阿舍利技术的基础上，直立人加入了其他创新改进，发展出了更先进的勒瓦娄哇技术（大约50万年前）。然而，在所有这些工具的传播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交流（如果不是明确的指导或语言的交流，那便是其他人族通过这些工具本身得到的启发），因为这些工具的传播、使用和设计得到了广泛的了解和模仿。

勒瓦娄哇技术需要沿着岩芯边缘进行精细的工作，先通过敲击制出锋利的边缘，最后把整个薄片敲下来。这些工具通常由燧石制成，这种材料更适合敲击，因此可以使边缘更加锋利，如图4-10所示。

勒瓦娄哇工具的复杂性和一致性使得有人认为语言与这些工具的制造有关联，以便纠正制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非得说话不可。学习往往是先观察，然后怀着谨慎的态度反复试验，需要很少的言语交流，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是如此。然而，即使在很少使用语言的情况中，也必须有某种形式的高级交流来进行反馈。此外，毫无疑问，人们一起制造工具和纠正学习者有缺陷的技术，有利于语言的发展，因其对教学有益。这发生在最早的人族身上，它们有意地创造了图像符号和几何艺术。直立人能够进行某种复杂的交流，例如使用G1语言，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直立人的艺术和工具的证明，也通过其旅行得到了印证。有人认为它们是在没有象征符号交流的情况下在陆地和海洋上旅行，并形成定居模式的，这一说法不足为信。

图4-10：勒瓦娄哇工具（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vallois_technique#/media/File:Pointe_levallois_Beuzeville_MHNT_PRE.2009.0.203.2.fond.jpg）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像马卡潘斯盖卵石和伊尔富德人工搬运物这样的图像符号可能已经塑造了新的神经通路，使人可以识别可能代表另一种东西的物体。虽然相关证据太少，似乎不足以证明这一说法，但我同意新的思维方式可能会给大脑带来新的进化压力。图像符号可以增强理解力，使人理解比单纯的标引符号更复杂的表征。更重要的是，可能在大脑改变之前很久，象似性的人工搬运物就已造成了文化变革。

图4-11：拉姆湖的维纳斯

象征符号进化过程中的另一个有趣证据来自早期的艺术，比如25万年前的拉姆湖的维纳斯（图4-11）。有些人否认这是艺术，声称这不过是一块状似人类的岩石，就像马卡潘斯盖卵石一样。然而，一些专家认为，经过仔细检查，有证据表明这块石头被人处理过，因此它更有可能是“维纳斯肖像”。有迹象表明，石头上还添加了一些红色赭石作为装饰。尽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并不属于完全由人工创造出的艺术品，但证据有力地表明，这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艺术作品，因为它是从零开始雕刻的，并且它是人类对自然形态的改造。

从标引符号或图像符号发展到象征符号是概念发展过程中相对较小的一步，但在语言演变过程中是巨大的飞跃。我第一次到雨林时，一直留心附近的蛇。每次在路上看到被树叶盖住一部分的“扭动”的树根，我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它们是蠕动的、威胁我的蛇，后来才发觉它们是不会动的植物。也许在讲述类似的经历时，两个直立人会把树根重新诠释为蛇的图像符号，甚至最终会把它当成蛇的象征符号。（在对最早和最近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或中国文字系统进行比较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演变——图像符号变成了象征符号，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符号的任意性更强了。）

象征符号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心智中的，这种心智根植于文化，能够学习、保留和整合知识，形成个人和群体的认同感。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心智利用错误的例子，可能是从知觉错误到图像符号再到象征符号，用一个图像“代表”另一个图像。

但它们也源于自然对文化惯例的适应。人类学家格雷格·厄本（Greg Urban）提出了一种处理这种符号化途径的方法。厄本在研究巴西葛（Gê）语言的仪式化哀歌时指出，自然的哭泣在文化上被转化为仪式化的哭泣。这说明自然的情绪反应声音转化成了一种“策略性的声音操纵”，这是一种悲伤情绪状态的象似性表征。此外，他声称“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的策略性声音欺骗可能是真正的社会构建和共享的元信号的前体，而这又可能是现代人类语言的始祖”。虽然新创建的图像符号并不能完全算作象征符号语言，但它们似乎确实为表征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而自然的来源，因此也许是象征符号发明的来源。

产生象征符号的另一个领域要追踪社会关系。在众多其他生物当中，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通过亲属关系，如一雌多雄制（polyandry）、一雄多雌制（polygyny）、支配关系、表亲和堂亲，发展出了社会组织原则。这些概念是通过互动来学习的，最初是基于实际的对立，比如雄性对雌性，强壮对虚弱，可塑性对非可塑性，或者母亲对孩子。人们使用概念，并开始理解概念。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说，即使没有语言，许多动物在处理社会关系时也会使用一些概念。就像一些人类学家所宣称的那样，留意这些关系会增加象征符号的文化和认知选择压力。

许多研究人员写过关于象征符号演变的文章。然而，正如这些讨论所体现的那样，它们有着共同的缺陷——符号演变、语法与完备的文化理论之间的联系没有说清楚。有人声称，地位象征符号（比如昂贵的运动鞋）与语言象征符号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这一说法正确，这便意味着文化对地位象征符号的使用与人们是否拥有词语等象征符号无关。对于直立人埋葬地发现的个人饰物最省事的解释是，这些只不过是地位标志。一些研究人员拒绝承认地位象征符号具有潜在语言意义，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象征符号缺乏“移位性”，也就是缺乏在当前语境中所没有的东西。由于我们经常谈论非当下非此处的事物，所以移位性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

换句话说，衣着和珠宝首饰除了代表一个人在当前环境下的品味和地位之外，并不能代表其他任何东西。但是，稍加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缺乏对文化的充分理解。地位既不是装饰品固有的，也不是个人固有的，装饰品也不会带来地位。如果有人发现皇冠，把它戴在头上，这不仅不能使他们成为君主，还会使他们受到冒名顶替的指控，因而降低他们的身份。地位来源于文化。地位象征符号是社会符号。其含义依赖于抽象的、移位性的文化价值。因此，虽然可以说地位象征符号不是语言象征符号，但是语言象征符号和地位象征符号都具有任意性、社会标引性和移位性。因此，二者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拥有一个就意味着拥有另一个。二者在同一个社会中的概念复杂度应该是相似的。

一些人声称地位象征符号中缺少移位性这个要素，但移位性本身也受文化的限制。发展象征符号的关键因素是任意性和意向性，移位性次之。但是对于地位象征符号和工具来说，移位性都是存在的。地位象征符号和工具都涉及抽象实体，包括在一个文化中的所有成员思想里存在的文化价值、社会角色和结构化知识。

象征符号发展的一般演进路径是什么？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树根的例子。我在丛林中行走的时候，遇到树枝或树根，如果没看清楚的话，我就会往回跳，担心那会是一条蛇。错误地将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联系起来，可能会导致后来有意使用让人产生错觉的物体来表示它错误关联的事物。人们可以画一个树根来表示一条蛇，或者用表示“根”的词语来表示“蛇”。正如早期世界各地的象形文字书写系统所表明的那样，基于相似性的表示法可以进一步发展，以至于所有的相似性消失，使有意向的使用发展为意向性任意象征符号。发生这种情况时，一幅画就从图像符号变成了象征符号。正如文字系统一样，这种情况也很可能发生在口语系统中，不同的声音组合成为惯例，与特定的意义相关联。

在进化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亲属关系的发展会创造出需要形式的概念。也就是说，亲属关系对人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超越图像符号，去创造象征符号。概念起身去寻找文化交流的形式。我有一个父亲。我应该如何向你表达这个意思？我应该怎么表示“父亲”？如果像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的那样，非人类动物也有概念，那为什么动物没有发展出象征符号呢？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因为动物缺乏语言基因，但这并不是很有见地，只是把解释推回到基因进化的层面而已，并未在象征符号演变的层面上加以探讨。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某种特定的语言基因（经常被引用的FOXP2基因当然不是语言基因，尽管有人声称它是），但我们对人类智力的进化已经有了很多了解，而且很明显，人类比不使用象征符号的生物更聪明。因此，一系列更丰富的需要象征符号的概念以及更广泛、更有意向性的智慧都面临着压力，它们需要找到一个联合方案，解决概念交流的问题。语言象征符号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它们可能来自地位象征符号、埋葬象征符号等。

人类学家迈克尔·西尔弗斯坦分析了人类思维的递归属性，认为这种属性使人同时在多个层面上运用语言来表达文化意义。另一个探索类似主题的人，认为递归思维（对于思考的思考、思维中的思维）是人类认知的基础，他就是斯蒂芬·C. 莱文森（Stephen C.Levinson）。

然而，皮尔士比莱文森和西尔弗斯坦都更有见地，他提出象征符号是由其他象征符号构成的。在皮尔士的著作中，短语“无限指号过程”意味着人类语言可用的象征符号的数量是无限的。这又基于符号拥有多功能的观点。每个符号决定一个解释项，但解释项也是一个符号，所以每个符号都包含第二个符号。这是一种概念递归，概念内的概念，代表了人类交流的巨大进步。这意味着一串符号总是包含其他符号。根据皮尔士的说法，简单的序列也具有无限性，如下：

符号_1 /解释项_1 →符号_2 /解释项_2 ... →符号n

这种表示看起来是有限的，直到我们意识到，这个序列不能在符号n处终结，因为如果它缺乏解释项，它就不是一个符号。同样，符号1也不是真正的开始，因为根据定义，它与前面符号的解释项相关联。因此，象征符号和符号没有开始或结束。创建它们的过程是无限的，因为它是递归的。任何随机符号的组成部分都包含另一个符号。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象征符号的起源和组成清楚地表明，人类语言和其他生物功能一样，并不简单。语言是从以下各项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意义（语义学）、语言在何种条件下如何使用（语用学）、语言声音的物理属性（语音学）、语法、音系学（语言的声音结构）、形态学（语言创造词语的方式，例如加后缀或前缀或无任何添加）以及其故事和对话的组织。然而，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当我们听到母语时，我们听到的不是语法或特定的声音或意义，而是听到整体谈论的内容并立即理解，无论是在谈话或故事中单个人说的还是大家一起说出的内容。

语法不仅对语言实现其文化建设功能非常重要，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思考。尽管许多语言学家把语法作为语言的同义词，但语法本身并不比任何其他语言成分更重要。

有几个理由可以用来反驳语法是语言的中心的观点。第一，皮拉罕语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语（Riau）等语言都是现行语言，但它们似乎没有任何层级语法。其“语法”只不过是像一串珠子一样排列的单词，而不是有固定结构的组块。第二，有很多证据表明，在人类语言学历史上，象征符号早在语法出现很早之前就逐步形成了。第三，层级语法在被发现时只不过是副产品。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说，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层级结构的独立处理优势是众所周知的。层级化组织在处理和检索任何类型的信息方面都有极大的帮助，而不仅仅局限于检索人类语言中的信息。反对某一结构是语言核心的观点的第四个理由是，非人类的生物似乎也会使用句法。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学习句法的能力就不是人类独有的。会使用某种形式的语言结构的动物包括鹦鹉亚历克斯和大猩猩科科（Koko）。它们的句法既没有明确的层级也没有递归，但它们确实是基于某种结构进行理解的。第五，人类已经摆脱了僵化认知。动物需要本能，因为它们缺乏灵活认知。但这与人类进化的方向相反，人类进化的方向是语言和认知灵活性，而不是其他动物的本能驱动的行为。人类所了解和学习的东西是以当地的文化甚至环境约束为基础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发展出非常不同的、非基因编码的结构。世界各国语言的相似之处可以告诉我们人类的交流是如何运作的，但不能告诉我们人类进化的过程，也不能证明人类生来就有语言本能。

那么，直立人发明了什么呢？象征符号。象征符号离语言很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直立人的形式和意义单位可能会被有序地组织起来，最终产生更高级的结构，比如现代语言中的结构。但是其他生物都不能做到的事，人类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很简单。人类所有的发明和语言都是由人类大脑所支持、塑造和增强的。而语言则通过给人类施加文化和性选择的压力，实现更好的沟通，帮助大脑变得更聪明，来报答大脑。

因此，以下证据有力地支持了直立人拥有语言的说法：文化证据——价值观、知识结构和社会组织；工具的使用和改进（尽管与智人相比进展缓慢）；对陆地和海洋的探索超越了眼前的景象，达到了想象的景象；象征符号——以装饰和工具的形式存在。只有语言才能解释直立人的认知革命。

第一批象征符号出现后，语言进化得相对较快。但随着人类交流的好处越来越多，产生更清晰声音、更长话语和更复杂对话的进化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果不理解人体从生理上是如何进化以支持更复杂和更有效的交流的，那么人类语言发展的故事就无法完整讲述。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谈一谈我们的大脑和声音能力的演变。

如果皮尔士派学者不同意我的解释，那么这只能说明我在此处与皮尔士的观点略有不同。——作者注

最后一个短语实际上是俚语，意思是某人匆忙地离开。在1964年到1984年的巴西军事独裁时期，这也是一种大胆的说法，因为如果被抓到没有携带“文件”（国民身份证的缩写），公民可能会被逮捕，如果他们有不良的政治背景，还会受到折磨。——作者注

选自我的《心灵的暗物质：文化表达的无意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1972年塞尔在《纽约书评》发表的关于乔姆斯基革命的评论：www.nybooks.com/articles/1972/06/29/a-special-supplement-chomskys-revolution-in-lingui/。

在《人类进化中的石器：会技术的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差异》（Stone Tools in Human Evolution: Behavioral Differences Among Technological Primate，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中，古人类学家约翰·谢伊（John Shea）讨论了工具和语言之间的联系。

本段引自约翰·J. 博惠斯（Johan J. Bolhuis）和马丁·埃弗里特（MartinEveraert）编的《鸟鸣、言语和语言：探索心灵与大脑的进化》（Birdsong, Speech, and Language: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Mind and Brai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729页。

史蒂文·T. 皮安塔多西（Steven T. Piantadosi）、哈利·蒂伊（Harry Tily）和爱德华·吉布森（Edward Gibson），《语言歧义的交际功能》（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Ambiguity in Language），《认知》（Cognition）122（3），2012：280-291；DOI：10.1016/j.cognition.2011.10.004。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并教会人用火的天神。——编者注

如果5万年前［贝里克和乔姆斯基的假设中提出的“合并跳跃”（Merge leap）时间，他们认为递归能力就是在此前后进入人脑和语言的］真的存在没有语言的智人的话，那么没有理由认为不存在一小批不具有语言的人，也就是没有递归思想或递归表达的人。这个预测似乎很奇怪，但应该很容易验证。如果能找到不仅缺乏而且完全不能理解或产生递归语言的人类，这将有力地支持语言起源的普遍语法/递归理论。——作者注

比如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2014年的著作《后颅相学：神经再利用和交互式大脑》（After Phrenology: Neural Reuse and the Interactive Brai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和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的《大脑中的阅读》（Reading in the Brain，维京出版社，2009年）。

可参见罗伯特·贝里克（Robert Berwick）和诺姆·乔姆斯基的《为什么只有我们？语言和进化》（Why Only Us? Language and Evolutio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6年）；马丁·埃弗里特等的《结构，而非字符串：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Structures, Not Strings: Linguistics as Part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认知科学趋势》（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19（12），2015：729-743，我希望这一绪论能对其他实践工作有所补充，详见玛吉·托勒曼（Maggie Tallerman）和凯瑟琳·R. 吉布森（Kathleen R. Gibson）编的《牛津语言进化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Evolu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比尔·汤普森（Bill Thompson）、西蒙·柯比（Simon Kirby）和肯尼·史密斯（Kenny Smith），《文化塑造认知演变》（Culture Shapes the Evolution of Cognition），《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13（16），2016：4530-4535；詹姆斯·R. 赫福德（James R.Hurford）的《意义的起源：进化中的语言》（The Origins of Meaning: Language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没有一种语言不具有规约意义。然而，规约意味着文化（参见我于2016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灵的暗物质：文化表达的无意识》），因为它们是一般的文化约定，如词义。最后，还有动物的思想——如果我们说语言依赖结构，而且是思考的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促进思考），那么，我们不仅会得出其他人族不进行思考的结论，而且还会认为所有其他生物也都不进行思考，因为其他生物缺乏建造结构的能力，也就是缺乏被乔姆斯基视为语言的基础的“合并”。——作者注

这些术语来自美国人类学语言学家肯尼思·L. 派克（Kenneth L. Pike）的《语言与人类行为结构的统一理论》（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修订第二版，德古意特出版社，1967年）。

解释项与皮尔士的许多术语一样，具有许多不同的潜在含义，包括术语如何翻译以及人们如何解释。我在这里指出的只是皮尔士这个术语所表达的复杂含义的一个小方面。其含义比我在这里讨论的要多得多。——作者注

www.zmescience.com/science/archaeology/homo-erectus-shell-04122014/。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等，《人族工具制造、教学和语言共同进化的实验证据》（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the Co-Evolution of Hominin Tool-Making,Teaching and Language），《自然通讯》6, 2015:6029；DOI：10.1038/ncomms7029。

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是研究模仿与创新在文化进化中作用的领头人，出版了许多相关作品。可参见他们的《文化的起源和演化》（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ures，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或《文化与进化过程》（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

“追求最低程度的满意”的说法来源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1962年的著作。可参见：《复杂结构》（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美国哲学学会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06（6）：467-482，以及他1947年的著作《行政行为：行政组织决策过程研究》（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麦克米伦出版社）。

格雷格·厄本，《元信号与语言起源》（Metasignaling and Language Origins），《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新系列，104（1），2002：233–246。

“由于FOXP2和CNTNAP2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而且FOXP2调控着数百个基因，包括许多具有非语言相关功能的基因，语言甚至言语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的突变导致的……”卡尔·康拉德·迪勒（Karl Conrad Diller）和丽贝卡·L. 卡恩，《语言的天赋：遗传学观点》（The Innateness of Language: A View from Genetics），见安德鲁·D.M. 史密斯（Andrew D. M. Smith）、马里埃克·肖夫斯特拉（Marieke Schouwstra）、巴特·德·布尔（Bart de Boer）和肯尼·史密斯编的《第8届国际语言进化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07—115页。

对皮拉罕语缺乏语法的分析感兴趣的人应该看看理查德·富特雷尔（Richard Futrell）等人合撰的文章《皮拉罕语句法嵌入的语料库研究》（A CorpusInvestigation of Syntactic Embedding in Pirahã），网址为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45289。

科科是一只雌性西部低地大猩猩，学习了大量的美国手语。科科的看护者弗朗辛·帕特森（Francine Patterson）声称它可以准确使用多达1 000个手势，可以理解多达2 000个英语单词。亚历克斯是一只非洲灰鹦鹉，由动物心理学家艾琳·佩伯格研究了30多年。据说，亚历克斯拥有与海豚和人猿一样的推理和语言能力。佩伯格声称亚历克斯确实能够理解英语这门递归的G3语言。——作者注

凯莱布·埃弗里特（Caleb Everett）在关于气候、海拔和湿度与人类声音系统、语音系统的相互作用的广泛研究中证明了这一观点。（见“推荐阅读”部分。）

第二部分
人类对语言的生理适应

第5章
人类获得了更好的大脑

稻草人：你觉得，如果我和你一起去，这个大巫师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多萝茜：这很难讲。但即使他不给你脑子，你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稻草人：这倒是真的。

《绿野仙踪》

如果不是一个虚构的角色，稻草人不可能既没有大脑，又能感到无聊。当然，没有大脑，人类也无法进行对话。但有人怀疑这个虚构出来的可怜稻草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请求。如果没有大脑却可以说话，稻草人可能生活得更好。这是因为大脑在萌发爱情及分享精神、音乐、美好、科学和艺术的同时，也会滋生恐怖主义、偏执、战争和大男子主义。大脑既是我们取得最伟大成就的原因，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遭受最大失败的根源。但是进化并不在意文化意义上的成功和失败，也不直接关注邪恶和善良。进化关乎物质世界的适者生存。

人族大脑生长并进化了700多万年，从乍得沙赫人开始，到大约20万年前发展出智人。自此之后，大脑似乎就停止了生长和进化。自从智人首次离开非洲以来，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人类的脑容量有所增加。如果智人比20万年前的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更聪明，那为什么现在的人没有比最初离开非洲的那些智人更聪明？这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可能是由于智人出现以来，大脑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20万年不过是整个进化史中的短短一瞬。然而根据某些理论，海德堡人进化成尼安德特人只花了10万年时间。

而另一种理论——“大跃进理论”（great leap forward）——表明，由于艺术的出现和文化演进的飞跃，过去5万年间人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种考古记录中的变化是生物层面进化的结果。文化发展和新的经验可能会慢慢累积，最终引发对于较早先辈而言似乎是奇迹般的突破（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原则上来讲，这段时间足以产生至少两三次这样的飞跃。那为什么过去20万年来大脑似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其实人类大脑进化出现这种明显停顿，我们并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似乎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对我们这个物种来说，生活已经不错了。智人通过农业和技术开发了一个物资充足的星球，享受着其他物种从未企及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自从世界诞生以来，包括人类前身在内的其他生物从未像智人一样占据进化浪潮的顶峰。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从未达到可以从牙科、科学和相对先进的医学中受益的文化水平。它们缺乏足以让其身心健康和生活富足的文化资源。它们缺乏智人那样强烈的创新精神。这是语言导致的吗？智人是因为拥有更好的语言能力，才取得了更伟大的文化成就吗？答案是：“这不好说。”

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语言是一个真正复杂的谜团，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语言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语言是一系列象征符号的集合，顺序是其核心，而这些对于发展出我们这样的大脑来说，并非必需因素。然而，拥有要谈论的东西可能很难。这取决于文化和个人的智力。随着人属大脑不断进化以及整个物种的智力不断增长，语言并没有太多改进，但我们使用语言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更聪明的人可以更好地使用工具，而且，是的，他们还可以改进工具。但最关键的是，与直立人相比，我们的大脑给了我们更多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更抽象地思考，并利用直立人祖先赋予我们的符号体系，将其投射到艺术和我们的故事之中，投射到工具技术之中，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和更高级的智力不断紧密结合，引发了10万年前智人自非洲出现后的第二次认知革命。

更高级的智力，以及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如欧洲的早期智人克罗马侬人（Cro-Magnon）——身上发现的不断增长的相对地理根基性，允许现代人通过更大的社会专业化来构建更复杂的文化。采猎社会通常是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完美例子，因为除了集体共识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架构。这种状态别具吸引力。这样的社会往往缺乏神职人员、专职音乐家、木匠和所有其他专业人员。这是因为采猎者接受的文化挑战（他们认为什么事情值得做，环境允许他们做什么，他们选择什么生活方式）只能提供很少的专业化机会。专业化要求社会向生产非食品相关服务或产品的社会成员提供食品或物品。如果有人花一整天时间演奏乐器，让别人感到快乐，那么表演结束时，他们需要得到一些食物。但如果没有人给他们食物，音乐就会停下来，他们会开始做农活，不再演奏或歌唱。具有语言的文化是将人类认知群体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

因此，我们很容易再次得出简单的结论，如同许多研究人员所表现出的那样，认为相对于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智人明显要更加复杂的文化手工制品和社会组织是单单由语言催生的。与其他人属物种相比，智人可能拥有更多词语和更复杂的语法。智人的大脑更发达，但更重要的是，智人的文化和历史更丰富。智人从其他人属物种那里继承了很多。他们将古老的智慧融入智人的文化、语言和思想。智人成为独立的新物种后，他们所有独特的发展，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有这些积淀的功劳。当然，在过去的大约190万年中，人属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人属在生理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直立人和其他人属物种的发展方式与我们不同。

生物人类学家已经书写了不同人属物种的“生活史”。智人比其人属祖先发育得更慢。人属物种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生活史方面的一些区别包括更长的妊娠期和更长的生长期（相比于任何其他灵长类，包括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在内，智人都拥有更长的婴儿期、更长的青春期、更长的成年期）。为了活得更长，人类必须放缓生命的步伐。放缓生长速度通常意味着活得更长，这在动物界很普遍。然而，人类的生理有些混淆这个简单的图景，因为人类的出生间隔时间很短，这通常是短命生物的特征。在这方面，人类是鲸和兔子的混合体。

如果生活史、大脑发育以及来自父母、其他亲属和整个文化的更多培育也是智人和直立人差异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已经在生物人类学家的研究中得到分别确认的非语言事实，而不是语言，可以在很大范围内解释智人的文化和语言发展。尽管考古记录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直立人缺乏语言，但有证据表明直立人不像智人那样聪明，而且其进化程度也不同。但这些问题不应混淆。人属物种，包括直立人，展示了大脑进化的几个阶段。通过考察这些阶段，我们可以了解后期物种相对于早期物种的优势。

古人类学家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和同事在多年研究化石记录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大脑进化的四个主要阶段。

零阶段是基础阶段，始于人族与黑猩猩在进化树上的分离。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大约800万年前至600万年前的乍得沙赫人、地猿和图根原人，当时它们的大脑有三个特征可将它们与其后代区分开来。

首先，人们发现，这些生物的月状沟（大脑中的新月状沟槽）更靠近大脑前部。这个沟槽将视觉皮层和额叶皮层区分开来。既然我们知道大脑的额叶皮层是用来思考的，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脑皮层的这一部分越大，思考能力就越强。月状沟的位置表明了大脑的相对思维复杂度。因此，月状沟位置越靠后，思维越有机会得到延伸，物种就越聪明。

其次，乍得沙赫人用来连接多个大脑组件的部分很有可能不甚发达。这个部分被称为“后联合皮层”。大脑的这一区域同时连接多个区域，可加快思维速度。后联合皮层可让我们大脑的几个部分同时处理一个问题。

最后一点是，最初的人族大脑很小，体积平均为350~450立方厘米。这可能意味着它们小而简单的大脑无法像现代人类那样思考。

下一阶段，即霍洛韦的人族大脑进化理论的第一阶段，从约350万年前开始，当时出现了非洲南方古猿和阿法南方古猿。相对于其在早期人族中的位置，这些生物的月状沟已经进一步后移。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其化石头骨（颅腔模型）内部的印痕。南方古猿的视觉皮层缩小了，而额叶皮层变大了，认知能力不断提升。

南方古猿的后联合皮层也更大。其大脑总体上显示出重组的迹象，更专业化的区域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体积扩大到约500立方厘米。

南方古猿的大脑（位于大脑皮层下的大脑）显示出不对称的迹象，左右半球呈现出不同特征。这在现代人类中是非常明显的，导致出现了一些关于“左脑人格”和“右脑人格”的浪漫化说法。

人类大脑的下一次进化发生在大约190万年前的直立人出现时。这时候，人类大脑已经变得更大更专业——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认知能力组合。在人属出现之前的40亿年进化过程中，从未发生过如此现象。

这与霍洛韦理论的第二阶段相一致，其标志是脑容量和脑化的总体增加，以及类似现代智人大脑的不对称性的出现（例如，左脑负责语言和右耳的听力，右脑负责左耳的听力，等等）。在这一阶段，大脑开始在布罗卡区周围形成显著分区，这对于顺序行动很重要。他们也可能拥有更好的语言能力。智人出生后的发育程度会提升，在工具制造、狩猎等领域的社会学习能力也会提升。

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霍洛韦的第三阶段，即大约50万年前，大脑的两个半球已经达到了最大体积和细化程度。

因此，直立人呈现出了现代人典型的大脑不对称特征，比如发达的布罗卡区。这意味着存在某种形式的语言，或者至少存在这种可能。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除了直接观察直立人的大脑外，其文化成就也证明了它们有语言。早期人属大脑的这些特征也意味着人属婴儿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成熟，因为脑细胞发育成熟所需的时间最长。因此，从这些变化中可以推断出直立人在狩猎、采集、觅食和繁殖策略方面具有社会学习能力。

现在，要避免得出错误印象，这很重要。直立人并不等同于智人。事实上，与智人相比，它们有许多许多缺点。尽管直立人已经很聪明了，但直立人相对于智人有几点不足之处值得讨论。

首先，其言语可能传不了太远。这是由于它们无法发出与现代人相同的元音范围，从远处可能很难听清它们在讲什么。另一方面，像皮拉罕人和其他群落一样，直立人有可能通过简单的叫喊和独特的音高模式来克服这种缺陷。无论是哪种情况，其言语都传不了太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语言。

与智人相比，直立人的言语可能听起来更混乱，更难听出词语之间的区别。这可能导致其交流效率低于现代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缺乏语言。歧义、同音异义、混淆和语境对某人理解他人所说话语的重要性，对现代言语也很关键。直立人可能说话说得含含糊糊，部分原因是它们缺少现代人的舌骨（hyoid，在希腊语中意为“U形”），也就是固定喉部的咽部小骨头。将舌骨连接到喉部的肌肉使用舌骨锚来抬高和降低喉部，发出更多种类的语音。直立人的舌骨形状更像其他人猿的舌骨，尚未呈现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舌骨的形状（这两者几乎完全相同）。正如后面将会看到的，直立人非现代状的舌骨对言语和语言的演变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些并不是直立人与其他人属物种之间唯一的区别。我们知道，直立人的前颌比现代人更突出，这可能会妨碍它们发出言语（但不会导致它们无法发出言语）。

这些身体差异的背后是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遗传差异。FOXP2基因虽然不是语言基因，但对人类认知和控制语言所使用的肌肉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基因似乎是自直立人时代以来在人类身上进化而来的。FOXP2为人类提供了更强的言语控制能力。由于直立人的FOXP2基因较为原始，它们说话时喉音较少，因此对言语中感情的控制也较弱。FOXP2还延长了神经元，使认知更快、更有效。没有这个基因，直立人肯定会比现代人更“迟钝”，但这并不令人意外。

FOXP2基因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直立人缺乏平行处理语言的能力，这也是它们思维迟缓的另一个原因。现代人类的FOXP2基因还增加了基底神经节的长度和突触可塑性，有助于运动、学习以及完成复杂任务。

因此，我们也不清楚直立人是否具有和我们同样程度的认知可塑性。与现代人相比，直立人可能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迟钝生物，但这并不意味着直立人是无语言的生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直立人是那个时代有史以来最聪明的生物，只是没有智人那么聪明。二者智力上的差异可能很大，也可能比其大脑体积所显示出的差异要小。这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直立人常用的工具在某些方面与更早的非人属灵长类使用的工具更为相似，这支持了其智力不发达的观点。直立人最简单的工具较为同质化和非组合化（不是由多个部件组成的，例如斧头没有柄）。而另一方面，复杂工具的最早证据在智人之前就出现了。这种工具是直立人（如果用更加精细的人属分类的话，也可以说是直立人的后代之一）制造的带柄长矛。当然，直立人也有用来在海上长距离航行的水上用具，这只能被归类为复杂工具。因此，考古记录中虽然没有出现复杂的石器，但它提供了间接证据，表明直立人的确用其他材料制作了复杂的工具。

再重复一下，基于石器的理论经常忽略来自非石器的证据。古人类学家约翰·谢伊认为技术和语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解释说，技术和语言的结构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尽管他依据的几乎只有石器研究。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石器是唯一能够用于直接研究的工具。如果直立人有较为简单的技术，那么它们也会有较为简单的语言，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成立的。然而，这一点都不明确。只聚焦于石器是不够的。较为简单的工具并不意味着缺少语言，甚至并不意味着语言的性质有所不同。一些古人类学家似乎将复杂的工具制作与复杂的语法混为一谈了，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现代语言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异——一些语言会使用复杂的词源工具，但句法可能没有这些工具所暗示的那么复杂。

文化和生物学共同解释了为什么智人的大脑没有出现明显的进化。智人似乎已经跨过了复杂性的门槛，已经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因此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进化的帮助。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这可能来自智人不同的生活史、累积的文化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起来的语言以及不同动力驱动的大脑。现代人类因文化而生活、生存、繁衍后代。

这并不是说现代人类没有微观进化。可能现代人的大脑在产生更多可存活后代的方式上与其他人类不同。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智人的大脑正在变得更大、更专业化，无论是现在还是自智人诞生以来。也没有人声称，智人的大脑在未来不可能进化到现在的人类完全无法相比的地步。人们可以想象出比智人聪明得多的生物。但进化并不是想要创造脑怪，它只在乎创造出刚好足以繁殖可存活后代的生物。

还有另一件事。自然选择能让人变得更聪明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更聪明的人拥有更多的后代，但文化改变了一切。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对成员的关怀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在人类进化生态位的定义上，文化福利已经开始与自然的进化压力相抗衡。随着新的文化压力出现，传统的生物学压力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文化由此创造了一个不再纯粹是生物学的生态位，改变了进化过程。那些没有现代人获得的文化支持水平就可能无法生存的个体，现在可以将其基因传递给可存活的后代。这可能是因为身体虚弱或天生羸弱的个体在培育文化的环境中没有进化上的劣势。这对人类有好处，因为文化生态位的变化有利于增加物种多样性，孕育更多的文化，提高那些曾经可能无法生存的人的变化机会和生存能力。优生学倡导改善人类基因遗产，但由于未能认识到文化塑造人类进化的力量，优生学错了。文化不仅是改善整个人类物种和所有人生存能力的关键，而且也将我们从绝对的生物性中解放了出来。

人类是通过可能让某些人感到惊讶的变化到达这个皮质稳定的阶段的。他们对安全、旅行、气候、住所和食物等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和文化上的回应。正如我们先前提过的，他们学会了烹饪食物，这反过来使他们可以吃更多的肉，从而有助于缩小他们的内脏。再次提醒大家，这样一来，过去用于消化食物的卡路里被释放到了人的大脑中。

结果就形成了现代大脑和身体，以及更强的人类思维、道德和情绪控制。这一进化过程清楚地揭示了器官的相互关系以及大脑作为整体器官在身体中的体现。人体的内脏更小时，大脑会更聪明。从直立人到智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自力更生的，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沿着进化和语言的轨迹前进。直立人开启了人类进入现代世界的漫长思考过程。

回顾人类大脑和文化进化的过程，可以发现一些很重要的现象，即早期人类加速的文化演变过程和长期文化停滞的现象。

随着智人的崛起，伴随着更快的文化变革，深刻的创新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将智人时代（区分于其他人属物种）称为“创新时代”是恰当的。智人的创新比其他任何物种都要多。大约1万年前，在苏美尔和危地马拉，智人在地球（可能）相对的两边开创了农业经济，创新呈指数增长。然而，在农业崛起之前，创新似乎就发生了，发生的时间是在物种达到大脑和文化的临界值之后。但是，一个“时代”，无论是叫发明时代、模仿时代还是铁器时代，都不能体现种群的整体特征。在铁器时代，人们仍然使用木器，而在我们这个创新的时代，大多数智人并没有以任何有建树的方式进行创新。

要想了解人类的大脑及其如何承载多种来源的语言，我们必须求助于神经学、古神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必须通过关于神经多样性的临床和神经科学研究，从患有特定型语言障碍（SLI）、失语症或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等疾病的人那里了解。人类需要将其大脑与早期人猿的大脑进行比较。

正如直立人首先认识到的那样，没有哪个大脑是一座孤岛，人脑是联网的。首先，大脑在身体中是网络化的，在进化层面和生理层面上与其他器官相连。但同样重要的是，大脑还与其他大脑相互连接。正如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多年来所宣称的那样，文化“大大扩充”了我们的大脑。大脑是与文化海洋中其他脑器官相连的器官。这一点值得强调。事实上，没有这个概念，人们就无法理解大脑在语言和进化中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审慎接受这个流行但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想法，即大脑是一台计算机，一个非常不同于寻常器官的人工制品。事实上，电脑没有文化。

应该问的问题是，大脑的构造、功能和整体结构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作为人体众多器官之一的大脑在身体中的作用？文化如何帮助我们将大脑理解为众多大脑社交网络的一部分？最后，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提出这个“关键问题”：大脑需要成为什么样子才能让其主人拥有语言？最好的结论是，大脑是一个多用途的器官，是为快速灵活的思考而进化出来的。它必须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正因为如此，它与其他物种的大脑相比，不那么依赖本能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预先规定的知识。

幸运的是，自然选择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人类的认知选择。这种自由照亮了我们使用和拥有自然语言和其他高级认知能力的道路。然而，当我们因为不同的认知或语言障碍而失去其中某种自由时，我们大脑的性质会更清楚地显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仔细研究与正常语言活动相关的能力出现的故障。这些语言障碍可能会妨碍人们正常参与对话，组织或理解句子，或者在正确的语境中使用正确的单词。令人惊讶的是，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类大脑具有专门化的语言基因组织。这一惊人的论断得到了一个事实的支持：迄今为止，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存在特定的可遗传语言缺陷。语言障碍源于其他身体或精神问题。

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但如果真的有专门用于语言的组织或神经元网络，可能会更让人意外。因为造就语言的是人类的神经可塑性（在一定程度上，神经可塑性是指神经元改变自己，以更好地适应其所属有机体的需求的能力）。当然，还有突触可塑性——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突触）在人类学习、成长或遭受大脑损伤时发生改变的能力。

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不只是人类。人们发现，如果一只夜猴的第三指被切断（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我希望能终止），那么它的大脑就会发生变化。夜猴的每个手指都对应着大脑不同的区域。手指被切除后，与那根手指相关的区域将承载其他大脑功能。换句话说，夜猴的大脑是灵活的。人类大脑更是如此。完好的神经元能在其他地方派上用场时，大脑是不会让它们闲置的。就像《终结者》里的阿诺·施瓦辛格一样，人类的大脑会在受损区域周围重新布置，并重新利用那些不再需要执行其原有功能的未受损区域。

人类大脑在一生中也会经历巨大的突触变化。大脑确实会改变——增加连接，从而产生更多的白质，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或身体状况，如大脑损伤。突触修剪和在大脑中建立新的突触连接是青春期前人类大脑发育的显著特征，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人类发育和学习的“关键期”。目前尚不清楚这个阶段在认知（如语言学习）理论中是否如有时所声称的那样至关重要，但它肯定是人类认知发展和神经可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大脑不是计算机。在当前背景下再次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许多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核心信念。把大脑看作机器的愿望可以追溯到伽利略把宇宙比作时钟的想法。

这个比喻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因为计算机和大脑都处理信息。但是，将一个生物器官，无论是大脑还是心脏，想象成一台计算机，对于人们理解它们是一个障碍。举个例子，大脑似乎不像计算机那样被组织成不同功能的独立模块（或工作单元）。另外，大脑是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进化的，它是生物性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常见回答是，计算机是由什么构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做什么，如何做。然而，大脑赖以生存的生物性物质离不开与生物组织和生物液的相互作用，而生物组织和生物液将大脑作为系统的一部分与重要的非计算功能（如爱）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用人类的神经元制造一台计算机，但它仍然不是大脑。与计算机不同的是，大脑的构成和位置都很重要。现在人们可能会回应说，计算机也是网络的一部分，连接到电网并通往其他计算机，等等，但神经学终究与电子学不同。计算机没有生物功能、情感和文化。

另一个区别是，计算机除了运行程序，其他什么也不做。而大脑虽然并没有真正的软件，但是有一些人将某些现象看作一种软件，一种“生物程序”，来解释语言学习。但这一比喻未能回答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未能解释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事实。所有人都没有与生俱来的概念性内容的来源。概念从来不是天生的，它们是习得的。正如由亚里士多德提出、阿奎那对其加以解释的那样，“智力中没有什么东西不是首先在感官中出现的”（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sit prius in sensu）。

另一方面，知觉能力（视觉、听觉、感觉、味觉和某些情绪，如恐惧）似乎是天生的。这种先天的生理倾向是在语言习得和文化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有些人在收集数据时更多地使用视觉而不是听觉。人类对彼此的情感需求和社会交往的渴望有利于语言的发展。所以大脑肯定具有特定个体属性。但更重要的是，要避免把大脑想象成一个特定概念区域的囊胚，一台计算机，或者是关于一切实际知识的预先编程而成的东西。

能量消耗是一些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跳过大脑的原因之一。大脑消耗的能量很多。人脑平均每天消耗大约325~350卡路里的热量。这大约是人类休息时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1 300卡路里）的1/4，活跃人士每天燃烧的热量（2 400卡路里）的1/8。换句话说，大脑是需要高度维护的设备。正如研究人类脂肪消耗系统演进的专家所观察到的：

与其他与我们身材相仿的灵长类和哺乳动物相比，人类每天分配给大脑的能量比例要大得多。我们分配给大脑新陈代谢的能量占有很高的比例，这对我们的饮食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适应我们较大的大脑的高能量需求，人类吃的食物质量比我们的灵长类亲戚要高得多（能量和脂肪密度更高）……平均而言，我们摄入的膳食脂肪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要多，而且对大脑发育至关重要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LC-PUFA）摄入量也要高得多。

除了消耗卡路里之外，一些生物缺乏大脑的另一个原因是冗余。寄生虫可以在人类肠道中生活，不需要思考，宿主的大脑决定吃什么，它们就跟着吃什么。它们不需要大脑，因为它们用我们的。为什么要浪费这个资源呢？缺乏大脑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没有正确的进化历史。对人类来说，这段历史比其他任何动物都复杂。在过去的200万年里，人类的大脑、身体和文化都在一个巨大的共生关系中进化了。身体（包括大脑）与文化的关系，就像蜂鸟为花朵授粉一样。人类的身体和大脑是由文化增强的，就像文化本身是由我们的思维和语言增强的一样。自北美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以来，我们就知道文化会影响体型、语言的使用、我们所谓的“天赋”，以及人类表型的其他方面。如第1章所述，双重遗传理论，也称为鲍德温效应，指出文化会间接影响基因型本身。自然选择有利于我们等位基因的改变，这些改变产生了文化想要我们的表型出现的成分。

现在总结一下我们对大脑的了解。人类体积相对较大的大脑只有克服三个重大缺陷才能进化。首先，我们已经知道，脑组织是人体代谢耗能最高的组织之一。第二个问题是更大的大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成熟。人类儿童至少有12年的时间无法自卫、谋食、穿衣和庇护自己，在有些文化中甚至更长。最后，较大的大脑的第三个重大缺陷是两足动物的矛盾需求：一方面需要臀部狭窄，以便移动，另一方面是需要足够大的产道以产下大脑袋的婴儿。由于产道很狭窄，婴儿大脑较大可能会导致母亲在分娩时死亡。产道狭窄，母亲就能走路，而大脑体积大，孩子则能思考。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脑需要多大才能支撑人类的智力。许多古神经学家使用了脑化指数（Encephalisation Quotient）这一概念。这是一个物种的大脑与其体形相仿的哺乳动物的大脑的平均体积之比。脑化指数背后的理论是，智力的增长并不取决于大脑的绝对大小（抹香鲸的大脑大小约为8 000立方厘米），而是取决于物种的大脑与身体的比例。这似乎确实是一个相对可靠的观点。印第安纳大学的托马斯·舍尼曼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大脑的绝对大小也很重要，因为较小的大脑无法实现的大脑的专门化。舒尼曼列举了直立人、人属其他物种以及所有其他生物拥有更大大脑的几个好处。

首先，“脑化程度高的物种……倾向于战略性地觅食（或狩猎），而且会在觅食过程中考虑其食物（或猎物）的习性，而脑化程度低的物种倾向于依靠机会来捕食（或狩猎）”。此外，“随着大脑体积增加，大脑皮层不同区域之间的直接联系越来越少”。这种连接性改变的结果是，“随着大脑体积增加，各个区域越来越能够独立于其他区域进行处理……这种独立性使得并行处理变得越来越有可能，这造成了重大的结果，因为它催生了行为反应的高度复杂性”。

苏珊娜·埃尔库拉诺-乌泽尔在其2016年的著作《人类优势：人类大脑与众不同的原因新解》中指出，人类的大脑之所以优越，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神经元密度更大——我们每立方厘米有更多的神经元，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更多。

如果我们认为文化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外表、智力和表型的其他方面，那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我们大脑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大脑中的什么东西让语言成为可能”，而是“大脑、文化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共同产生语言的”。答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在帮助对方进步。因此，如果不了解大脑的进化，就无法理解语言的进化。同样，如果不了解文化的演变，就无法理解大脑。

要理解600万年前人族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分道扬镳（无论是通过地猿、乍得沙赫人还是图根原人）时人族大脑的进化，我们不仅要知道人类大脑是如何变大的，还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变大。我们知道，脑容量从南方古猿时代的大约500立方厘米增长到大约1 300立方厘米，只花了12.5万代（300万年）的时间。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增长，就有必要了解当代智人的大脑，并根据化石和文化证据找出理解大脑进化的方法。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迫使人类大脑扩大以获得更好的智力。幸运的是，我们知道这些变化的起点是南方古猿，我们对人族进化的终点——智人——也了解甚多。我们只要解答南方古猿是如何进化为智人的就可以了。这需要我们弄清楚这个过程当中的各个阶段。因此，有必要研究化石记录中关于大脑进化的证据，以及可能对人类大脑进化造成选择性压力的环境变化。

大脑生长和发育的一个方面，即脑化，是很容易观察出来的。体形大的生物往往拥有更大的大脑。化石表明，人的体形增大时，大脑也在增大。这个公式看起来很简单——身体发育，大脑也随之发育。那么，大脑只是随着身体生长而来的吗？也许不是。事实上，脑化与身体生长的关系可能恰恰相反。可能是外部压力导致了大脑的生长，也导致了人体的变大。大脑和身体的大小是由一些相同的基因控制的。正如马克·格拉博夫斯基（Mark Grabowski）所说：

结果表明，在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增加大脑体积的强选择是大脑和身体的大小都在增加的重要原因，而在从南方古猿到直立人的转变过程中，这两种特征增加的唯一原因也在于此。这重要的转换对人类起源的适应说有深刻影响。

而且，他还说：

可能只是一个更大的大脑需要一个更大的身体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量需求，脑—身体共同变异而产生的进化约束是维持这种关系的一种方式。

这一切都意味着大脑和身体的大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要么大脑进化了，身体也随之进化，要么身体进化了，大脑随之进化。但无论哪个在先，我们都要不断去理解导致人类智力增长的压力。我认为，看待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就像生物发展和生存的许多方面一样，把它看作一种共生现象——两个或多个生物或生物的一部分（比如大脑）一起发展或进化，彼此需要，相互影响。

大脑的构造和大脑作为人类身体和文化的一部分的功能会影响我们对大脑和语言进化的理解，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到古神经学来进行进一步讨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从理解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成长得如此之快，相对于身体的其他部分而言，已经达到了如此巨大的体积，这在过去意味着什么，现在还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正如神经语言学家约翰·英格拉姆（John Ingram）所言，这代表了进化时期“大脑的失控增长”。

古人类学家迪恩·福尔克（Dean Falk）对大脑的体积和生长进行了精彩的讨论，他将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发现汤恩（Taung）幼儿化石——由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和迈克尔·莫伍德（Michael Morwood）在弗洛雷斯岛发现的一种直立人微小变种的化石——比作发现“霍比特人”。人们早就知道直立人是在大约90万年前到达弗洛雷斯岛的，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前哨基地，但“霍比特人”的发现出人意料。关于它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它们为什么这么小？”另一个是问题是：“它们是如何与智人共存这么久的？”霍比特人显然一直存活到1.8万年前，甚至1.4万年前。由于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除了尼安德特人以外的所有非智人人属物种在大约20万年前已经灭绝，因而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这些人现在被称为弗洛雷斯人（Homo floresiensi），它们的大脑比其直立人祖先的大脑要小得多。事实上，弗洛雷斯人的大脑比许多南方古猿小，大约426立方厘米。直立人大脑体积惊人地缩小，这对于理解人类智力的发展意味着什么？霍比特人的大脑体积更小，这是否表明它们的智力有所降低？如果是这样，这将代表着进化中有趣的倒退。霍比特人的大脑体积和南方古猿差不多，并且身高都是3英尺11英寸（1.19米），但前者是和后者一样聪明，还是更聪明，抑或没有那么聪明？弗洛雷斯人是否和其他直立人一样聪明，尽管其大脑还不到几十万年前离开非洲的直立人的一半？

根据弗洛雷斯人对工具的使用和其他考古证据，它们似乎比南方古猿更聪明。有证据表明它们拥有文化，至少在工具使用和制造方面是如此，而且正如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我们也发现了其祖先最初航行去弗洛雷斯岛的证据。霍比特人可能已经失去了其祖先的文化，但这并不是令人信服的推测，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会用火，会用经过打磨成型的石器处理木头和骨头等较软的材料。然而，这意味着智力不仅仅完全取决于大脑的体积。除了头骨大小之外，没有证据表明弗洛雷斯人的智力逊色于直立人。事实上，如果它们同样聪明，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直立人的大脑体积大约是现代人的2/3，它是否可能和智人一样聪明呢？问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一个人正在寻找与过去人类的智力有关的证据，那么文化证据可能比物质证据更重要。大脑大小本身不能反映智力，这就意味着要理解人族祖先的大脑，我们需要了解它们的细胞结构、神经密度、文化和语言的精确信息。以当前的数据和方法，我们不可能了解这些信息。

综上所述，考古学记录支撑了这样一种观点：使语言成为可能的是一般智力，而非像某些人假设的那样，大脑先天就拥有语言专区。大脑中没有发现先天的语言专区。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有人可能会认为，依赖于大规模非先天的专门神经连接可以带来更大的可塑性。大脑区域的专门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大脑区域的细胞结构，加上个体（其生命道路）本身的发展，包括其在生理、文化和个人心理层面的发展。然而，总体而言，当大脑的主人在世界上活动时，大脑会同时调动所有的力量。

因此，关于弗洛雷斯的霍比特人，我们要吸取的一个教训是，由大脑形态来推断智力高低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当然用这种方法可以解释一些迹象，例如我们知道的，大脑不同区域的发育与现代人类的智力、语言、计划和问题解决有关，但是，我们从头骨研究中获得的知识仍然不足以让我们理解人类智力的增长，这种知识必须让位于文化证据。如果没有直立人在村庄、航海、工具等方面的证据，我们很有可能会断言，由于其大脑体积为950立方厘米，与现代人相比，直立人只不过是愚蠢的野兽。而与此相反，文化证据表明，这种推测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从文化证据中看到的是，直立人是聪明的，有能力使用人类的语言，掌控环境。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声称，促使人类更聪明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复杂性的增加。邓巴认为并不是生态变化所带来的问题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增长，而是人类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给人们带来了智力和脑化的压力。人类在更大更复杂的群体中生活。他们的群体大小和复杂性超过了其他所有灵长类动物。邓巴的论点与社会关系数量的指数增长有关。即使是整体群体规模适度增长也会造成社会关系数量呈指数增长。与人类关系最近的黑猩猩生活在大约由50个个体组成的社会群体中，而每个人类采猎群落平均约有150个个体，这个大200%的群体所需要维持的社会关系数量给大脑增加了巨大的压力。社会的个体成员就像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样，数量越多，它们之间的联系就越多。换句话说，就像神经元之间的关系使大脑如此复杂一样，随着社会成员数量的增加，社会关系呈指数增长，需要更多的智力来维持这些关系，至少邓巴是这样认为的。换句话说，随着群体规模的增长，人类大脑皮质也会随之增长。

为了证明这个假设，邓巴指出，很多物种的皮质大小都会随群落大小而变化。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邓巴是本末倒置。也许是大脑的发育和更强大的智力使人类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而不是相反？但因果关系支持邓巴的论断：社交规模→大脑体积，而不是大脑体积→社交规模。如果一个人在社会变革之前有一个更大的大脑，那么他可能更愿意成为一个隐士。也就是说，如果率先增加的是大脑体积，产生的就可能是不同的社交模型；但如果率先增加的是社交规模，那么它确实会对大脑施加压力，迫使其适应新的社交规模。

另一个诱发智力增长的社会压力是合作的增加。人类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开始一起工作。通过合作，最早的人类群体得以存活。当然，在绝大多数团队中都会有一两个浑水摸鱼者，他们满足于从别人的努力中获得充分的利益，而自己却不尽力付出。因此，为了让团体关系更有效地运作，自然选择会趋向于更高的智力，以发现欺诈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达尔文很早就注意到性选择是进化改变的主要力量。性选择可以对美丽（如雄性孔雀的羽毛）和一些身体特征做出解释，如人类女性相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拥有较大的乳房（甚至早期的人族男性就更喜欢看起来胸部丰满的女性），人类男性拥有更长的阴茎。

自然选择偏好更高智力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智力更高者更有可能躲过心智或神经系统疾病（如脑膜炎）的侵害，这些疾病的副作用会降低幸存者的智力。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性选择，因为男性和女性更喜欢那些从疾病中幸存下来的、受疾病损伤较小或长期影响较小的伴侣。

很可能上述所有原因都是促成人类智力提升的自然选择压力。然而，似乎哪一个都不是促成我们认知能力重大飞跃的主要贡献者。事实上，认为“聪明”只能通过大脑化石的体积或大脑的整体体积来理解，甚至可以证明大脑的这个或那个区域更好或不够发达，似乎并不谨慎。智力并不只是随大脑大小或大脑组成部分的大小而变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现代人当中，男性几乎总是比女性更聪明，因为男性大脑几乎总是比女性的大，而且通常要大得多。一些现代欧洲女性的大脑只有950立方厘米左右，与直立人的大脑几乎一样大。然而，她们看起来的确和拥有更大大脑的现代男性一样聪明。

那么，是什么使人类获得了与大脑体积、细胞结构、突触复杂性、白质、胶质细胞等等都有关系的更高智力呢？人类智力进化的最强大推力很可能是语言和文化的结合，这可以通过符号、语法、音调和手势的使用而表现出来。人们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交流时，他们可以一起思考，增强彼此了解周围世界和预测未来形势的能力。这样一些问题开始占据智人祖先的脑海：“几秒钟后那只动物会跑到哪里？”“火会往哪个方向烧？”“什么时候会再下雨？”“这条河流向哪里？如果沿河而上，我会发现什么？沿河而下，又会发现什么？”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人类需要使用语言来让社交互动产生秩序，为亲属和其他关系命名，这使其认知能力有了普遍的提高。

现在我们大体上对大脑进化有了一些了解，我们需要问下一个问题。人类大脑中有哪些特定特征决定了我们的语言能力？这些特征是专用于语言的吗？还是说它们同时也会扮演其他角色？这是认知科学和古人类学数十年来争论的核心问题。

1. 拉尔夫·霍洛韦、道格拉斯·C. 布罗德菲尔德（Douglas C. Broadfield）和迈克尔·S. 袁（Michael S. Yuan）合著的《人类化石记录，第三卷：大脑内分泌：古神经学证据》（The Human Fossil Record, vol. 3: Brain Endocasts: The Paleoneurological Evidence，约翰·威利父子公司，2004年）。

2. 布罗卡区是大脑中经常被看作语言区的区域。我们将在下面的第6章和第7章中详细讨论这一问题。——作者注

3. 白质是因其白色（因为脂肪）物质（用术语来说是髓鞘）而得名的，这些物质围绕着连接不同大脑部位的神经纤维，用于高级认知功能。参见：提摩太·凯勒（Timothy A. Keller）和马塞尔·亚当·贾斯特（Marcel Adam Just），《改变大脑皮层连接：矫正引发的阅读困难者的白质变化》（Altering Cortical Connectivity: Remediation-Induced Changes in the White Matter of Poor Readers），《神经元》（Neuron）64（5），2009：624-631；doi：10.1016 / j.neuron.2009.10.018。——作者注

4. 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在其著作中提到了这一点，比如在《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他给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明我们只有通过使用概念来推断才能习得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人类只有在充分了解了概念并将其用于推理之后，才能拥有概念。在《心灵的暗物质》中我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作者注

5. 威廉·R. 伦纳德（William R. Leonard）、J. 乔希·斯诺德格拉斯（J. Josh Snodgrass）和马西娅·L. 罗伯逊（Marcia L. Robertson），《人类脂肪摄入和代谢的进化学观点》（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Fat Ingestion and Metabolism in Humans），载于让-皮埃尔·蒙马耶尔（Jean-Pierre Montmayeur）和约翰尼斯·勒库特（Johannes le Coutre）编的《脂肪检测：口味、口感和摄食后效果》（Fat Detection: Taste, Texture, and Post Ingestive Effect，CRC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集团，2010年），第1章；www.ncbi.nlm.nih.gov/books/NBK53561/。

6. 印第安纳大学古人类学家托马斯·舍尼曼（Thomas Schoenemann），《人脑大小和功能区域的进化》（Evolution of the Size and Functional Areas of the Human Brain），《人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35，2006：379406；www.indiana.edu/~brainevo/publications/annurev.anthro.35.pdf。

7. 托马斯·舍尼曼，《大脑大小的意义：概念复杂性的演变》（The Meaningof Brain Size: The Evolution of Conceptual Complexity），载于凯西·希克（Kathy Schick）、道格拉斯·布罗德菲尔德、尼古拉斯·托特（Nicholas Toth）和迈克尔·袁编的《人类大脑进化：纪念拉尔夫·霍洛韦的古神经学研究》（The Human Brain Evolving: Paleoneur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Ralph L. Holloway，石器时代研究所出版社，2010年），第37—50页。

8. 马克·格拉博夫斯基，《大脑越大，身体越大？人类大脑和体型的相关进化》（Bigger Brains Led to Bigger Bodies?: The Correlated Evolution of Human Brain and Body Size），《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57（2），2016：174：DOI：10.1086/685655。

9. 福尔克在一本有意思的书中给出了古神经学领域最受欢迎的阐述。《化石编年史：两个有争议的发现如何改变我们对人类进化的看法》（The Fossil Chronicles: How Two Controversial Discoveries Changed Our View of Human Evolution，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员戴维·吉尔（David Gil）告诉我，在当代印尼人的民间传说中，森林里有类似人类的小型生物的踪迹。想到霍比特人可能仍然存在，或者有关它们的故事可能在1.8万多年前进入印尼地区的文化，并且现在仍然流传着，这是很有趣的。然而，令人不那么兴奋的是，吉尔听到的描述更有可能是完全虚构的，是当地文化的产物。它与小直立人的相似之处可能只是巧合。——作者注

11. 在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男性拥有相对于体形而言最长的阴茎。这可能是因为人类是灵长类动物中唯一习惯于面对面交配的动物，这反过来又可能加强了男女之间的结合。换句话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人类女性可能更容易被基因更优质的男性吸引。——作者注

12. 胶质细胞和肥大细胞构成了大脑神经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与保护身体其他部分的免疫系统是相互独立的。——作者注

第6章
大脑如何使语言成为可能

神经系统是如此复杂，其各种联合系统和细胞团是如此繁多、如此具有挑战性，以至于我们就算努力到极点也无法完全理解。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1909年）

无论人类大脑是如何达到目前状态的，智人现在都是地球历史上最佳认知装置的骄傲的拥有者。因此，现在是时候问问这个装置是如何运作、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了。特别是，人脑是如何使人类语言成为可能的？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人脑与发音器官（帮助发出言语的器官，包括我们的肺、舌头、牙齿和鼻腔）有一个共同的组织特征。就像发音器官一样，大脑会再利用已有的系统，利用它们来达到其最初进化目的（或者至少是用于语言之前的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这是许多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大脑和发音器官都不是专门为语言而进化的。然而，为了更好地支持人类语言，它们经历了大量的微观进化。人们常说大脑中有特定语言的区域，比如韦尼克区或布罗卡区。其实并没有。另一方面，尽管大脑缺乏专门的语言区域，但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被称为基底神经节的皮层下区域对语言很重要。基底神经节是一组脑组织，它们似乎是一个整体，与各种一般功能有关，如自主运动控制、程序学习（惯例或习惯）、眼动和情绪功能。该区域与皮质、丘脑以及其他脑区紧密相连。这些区域和言语活动及整个语言都有关。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将脑中产生语言的不同部分称为功能语言系统（Functional Language System）。

基底神经节（有时被称为“爬行类动物大脑”）的一般性质，以及它们在言语中的作用和它们对形成习惯的影响，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首先，这一区域是语言功能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并不是专门为语言而进化的。众所周知，神经节对语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受损会导致许多失语症症状。然而，如果小脑和爬行类动物大脑的这些残留部分是功能语言系统的一部分，那就表明，大脑的各个区域都对语言有影响，这些区域以多种方式和较高的组织水平影响我们的心理或皮层，而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这告诉我们，语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系列习得的习惯和惯例，就像滑雪、骑自行车、打字等等，因为习惯和惯例就属于基底神经节的操控范围。

基底神经节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在语言中的作用说明了微细遗传学（microgenetics）理论的重要性。这个理论认为，人类思维首先始于大脑最古老的部分，并且与整个大脑有关。或者，就像最近的一项研究所表述的那样：

微细遗传理论的含义是，语言理解等认知过程与动机和情感等更基本的大脑功能仍有紧密联系……语言和非语言功能应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当它们反映了共同的处理途径时。

许多研究人员强调，人们不应对于在特定脑区发现某些知识的重要性妄下结论，其原因是：

人类所知道和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大脑提供和表现的……我们最好的朋友的电话号码和我们配偶的鞋码一定是存储在大脑中的，并且很可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储的，这可能会在将来的某天显示在脑成像机器上……心理事实和神经事实之间存在关联，这本身并不能说明脑区的先天性、专一性或任何其他有争议的认识论划分。

作者补充说：

经验可能会使大脑中出现专门负责某一特定功能的明确区域。换句话说，学习可能会让局部的神经系统负责特定领域，但这并不是先天的。

因此，在推测任何人类知识都是与生俱来的之前，要谨慎行事。大脑是为学习而生的。把在大脑任何部分发现的任何信息都归因于学习，这总是最好的做法，至少比声称这些是天生的知识要好。

当然，也有可能有些概念是与生俱来的，但这种想法有问题。要将信息先天植入大脑，人类基因型需要被预先指定来负责不同的概念、实际的命题式知识。也就是说，每个所谓的先天概念，比如“高处很吓人”“不要和骗子来往”“名词指的是东西”“你不能不确定从句中的主语”，都需要一个基因或一个基因网络。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区域的细胞类型和细胞结构，或某些区域与其他区域的联系，大脑的细胞结构有可能使得某些东西在不同区域更容易习得。事实上，除了纯粹的实体特性外，没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大脑具有专门的先天网络或者与学习无关的模块。尽管缺乏证据，仍有许多研究人员坚持认为概念是与生俱来的。与此相关的是，一些人相信大脑中存在天生的语言专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区域之一是布罗卡区，这个假设的区域位于大脑左侧。（用专业术语来讲，这部分位于大脑额下回岛盖部和三角部。）

布罗卡区的语言专用性最早是在19世纪提出的。这一理论来自法国研究者、内科医生皮埃尔·保罗·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的研究。研究中他曾与一名患者合作，他给这个患者起了个绰号“Tan”，因为这是患者唯一能说出的词。

对许多现代神经科学家来说，这一理论不再像布罗卡最初提出它时那样令人信服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布罗卡区并不作为大脑中一个清晰划分的区域而存在。正如一位作者进一步阐释的那样：

……对于在皮层区域运作的特定语言功能来说，解剖学上的定义通常是相当不精确的。因此，通过分析语言材料的功能成像研究或者探索布罗卡失语症的损伤研究来定位布罗卡区，可能会指向完全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具有不同的细胞结构、连通性以及不同的功能。

尽管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对布罗卡的研究持怀疑态度，但仍有很多人认为他的研究对象Tan的受损脑区是专门负责语言的区域。奈德·沙辛（Ned Sahin）和其合著者声称：

对布罗卡区进行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在相同病人于相同任务激活的一个区域中，相邻探针显示出了不同的神经活动，词汇处理约200毫秒、语法处理约320毫秒，语音处理约450毫秒，名词和动词一样。这表明，基于计算基础预测的语言处理序列在大脑中是以细致的时空模式活动实现的。

然而，这种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即便人们可以用某种有效的方式界定其位置，布罗卡区的功能也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大脑中确实有一些与语言有关的区域。事实上也必须有这样的区域，但它们通常不专门用于语言。将语言或语法聚焦于大脑某个区域，如布罗卡区，就像声称叉子可以搞定厨房的所有工作一样。

然而，更准确地说，现在有人会说，大脑的某些区域参与了许多认知任务，它们可以进入执行不同任务的不同神经网络。对语言来说，通常被草草称为布罗卡区的这一区域，是前面提到的功能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根据语言的需要连接大脑可执行多任务的各个部分。证明布罗卡区不是“语言专区”的证据具有讽刺意味——如果研究对象足够年轻，布罗卡区损坏并不会影响到其语言。换句话说，布罗卡区不仅不是专门用于语言的，还经常参与一系列认知任务，如与运动相关的协调活动。

要想给这个所谓语言专用的脑区执行其他功能找个例子，只需想象一下人们看到手影模仿的动物时会发生什么就够了——经典的布罗卡区附近的区域会被激活。人们聆听或演奏音乐时，该区域也会被激活。但这些显然不是语言专属的任务。相反，它们表明，布罗卡区的功能广于语言。它似乎是大脑的“活动协调部分”。语言产出只是众多活动中的一种。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布罗卡区，也不是说可以确定大脑中没有遗传的语言专区。我只是说这些区域还没有被发现。

此外，最新收集到的证据表明，这些区域可能永远不会被人发现。研究表明，与功能语言系统相一致，大脑是由多价（做不止一件事）网络组成的，可以被改造或被再利用，以执行各种不同的功能。麻省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视觉皮层”——视力正常的大脑中通常与视力相关的区域——可用于非视觉任务。

这项工作对于任何试着将认知功能与大脑特定区域联系起来的尝试都是极其重要的。对于那些想要把“大脑的这个区域执行的任务之一是X”和“大脑的这个区域被基因指定做X，只做X”这样的说法合二为一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这完全是两个问题。在大脑中发现某种东西并不意味着某种认知能力天生就被指定位于大脑的那一部分。

这项由麻省理工学院领导的研究绝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大脑的可塑性有多么强大。负责让不同认知功能在大脑不同区域定位或专门化的基因转录因子，似乎不是由不同认知功能与大脑局部构造之间与生俱来的联系所决定的。肺、喉、牙、舌、鼻等器官都对非手语语言至关重要，就像手对于手语至关重要一样，但是它们无论单独或集体都不是语言器官。说手是语言器官是多么奇怪啊。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所有关于语言专区的神经解剖的论断中。另一个通常被称为语言专区的区域叫作韦尼克区。它位于个体的主导脑半球的颞上回后部。这意味着，对于右撇子来说，它位于左半球；而对于左撇子来说，语言区似乎更分散。虽然左撇子的韦尼克区仍然存在于左半球，但左撇子中风后恢复语言的能力要好于右撇子，因为左撇子的语言功能定位程度要比右撇子小得多。曾经，人们认为大脑后颞叶区域是专门用于理解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

对于那些热衷于为语言与生俱来的观点搜集解剖学证据的人来说，不幸的是，韦尼克区并不是专门甚至不是主要致力于语言的区域。就像布罗卡区一样，韦尼克区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虚构出来的，因为人们对其位置或范围没有达成一致定义。因此就连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个区域都很难说。而且，最近的研究显示，这一区域与布罗卡区一样，与大脑的其他区域相连，而这些区域的功能远比语言广泛，包括运动控制，例如潜在活动的运动前组织——比如说在开始演奏吉他之前使手指做好准备。此外，正如上面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就算有人在一个甚至百万个研究对象身上发现了负责某一特定功能的区域，其下一个研究对象可能会由于个人发展历史不同，在很多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那个脑区。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每个人大脑的各部分会发展为一个大本营，执行尽管相关却十分繁多的任务。

但是，如果大脑结构的可塑性那样强，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现有的形态和形状的呢？答案是，大脑的生长和发育不仅受基因的控制，还受控制“转录因子”的组蛋白控制。转录因子是一种蛋白质，能够连接（结合）特定DNA序列，并以此决定转录速率。基因信息就是这样从DNA传递给信使RNA的。这些转录因子对进化至关重要。它们调节着基因的呈现或“表达”方式。在所有生物体的进化过程中，转录因子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基因组越大，调控基因表达所需的转录因子就越多。不仅如此，基因组更大的有机体的每个基因往往会有更多的转录因子。

现在我们也知道，大脑的专门化和结构可以受到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很难从受学习或环境影响甚至被其取代的生物学特性中梳理出“纯”生物学的证据。心理学家发现，那些阅读能力差的儿童在接受了6个月的强化阅读辅导后，大脑中产生了新的白质连接。这项研究只是众多发现文化可以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之一。另一些研究表明，根据个人的文化经历，大脑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或增强。

因为文化可以改变大脑形态，而且由于大脑中没有哪个区域生来就具有特定认知功能，因此很明显，人们很难使用脑组织或解剖学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语言是天生的。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的论断是，大脑的特定区域会经过遗传来专注于特定的任务。大脑会利用、再利用其各个区域，来应对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所有挑战。进化使人类能够比其他所有生物更自由地思考，因为进化使大脑能够在文化中学习，而不是依赖于认知本能。从一个有利的角度来看，大脑的功能定位是不重要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在我们大脑的某个地方。因此，发现这种或那种知识位于大脑的特定部位并不能证明这些知识是与生俱来的。我出生在南加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注定会出生在那里。每个人都得出生于某个地方。

我们偶尔会发现语言学研究报告称语言存在于大脑中，由特定的基因决定，就像视觉、成长的手臂、听觉和其他我们天生就拥有的能力一样。但语言跟视觉不同。视觉是一种生物系统。语言可能有点像在感知中使用视觉，因为它需要以文化来解释和使用（比如在艺术和文学中）。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语言是社会、计算、心理、文化约束和文化需求的纽带。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习的深入，经验不断累积，大脑的某些部分开始专门负责和储存语言的组成部分。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如此。我知道如何烧水。这一知识存储于我大脑的某个地方。但关于烧水的知识和语言并非仅仅由于出现在大脑的特定部位就是天生的，就算它们是在所有人大脑的同一部位被发现的，这也不能证明它们是天生的。

罗格斯大学的哲学家杰里·福多尔（Jerry Fodor）等人也经常声称，语言是一个被封装的心理模块（意思是它独立于大脑其他部分运作）。但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叶韦利娜·费多伦科（Evelina Fedorenko）的研究表明，当我们使用语言时，我们总是同时利用特定知识和一般知识。首先，一个人可能会调用存储在其大脑中的一个特定单词的意思，但随后也会调动其所拥有的一般文化知识，以便在当时的情境中解释这个单词。因此，语言不是封装的，也不是一种自发的能力。在大脑中并没有一个遗传而来的专门的语言大本营。但是天生的功能定位和自主性常常被用来宣称语言本身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个封装的模块。

每个神经科学家都担心自己的大脑不够用来全面地理解人类的大脑。有些人，比如本章开头引用的拉蒙-卡哈尔，认为确实如此。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悲观主义是毫无根据的，人们必须坚持下去，逐步取得进步，就像研究其他任何复杂的对象一样。乐观主义者相信，完全理解大脑可以通过顺势疗法来实现——每次了解一点，通过实验一点一点积累关于大脑的知识，就像其他科学一样。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大脑对于语言来说必不可少，但这无法解释大脑是如何运作语言的。

由于这些原因，在过去的50年里，人们对大脑的兴趣大大增加。1970年，神经科学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成立，有500名创始成员。截至本文撰写时，该学会在全球拥有超过3.5万名会员，所举办会议的观众平均每场1.4万人，共有3万名与会者。另一个最近很流行的领域是神经科学哲学，据其大多数实践者的观点，它起源于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1986年出版的《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一书。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中，信仰、理论和研究兴趣均有巨大的变化，但在新达成的众多（尽管不是全部）共识中，有个共识认为大脑只是整个个体生理机能的一个器官。认知、活动、能力归属等等都是整个个体及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属性。

神经怀疑主义相信人类永远无法理解大脑，下文提到的是其部分原因：

就事论事，大脑无疑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我们知道，我们连其基本轮廓都还没有搞清——尽管它如此重要，我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没有门捷列夫、爱因斯坦和达尔文掌握和阐明其构造的一般原则，也没有人就其功能组织提出连贯的理论……神经科学家们甚至没有对（大脑）有哪些基本部位达成一致。

头骨里那个从最早的灵长类动物进化到智人的东西，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大脑不是也不包含精神或灵魂等虚无缥缈的存在。大脑只不过是神经系统的主要器官，就像心脏是循环系统的主要器官，肺是氧合作用的主要器官，鼻子是嗅觉的主要器官，眼睛是视觉的主要器官一样。大脑不能自己生存或发展。就像其他的身体器官一样，大脑受到身体所有其他生理系统的塑造和制约，同时也受到文化体验、个人感知、食物、运动的塑造和制约，总的来说，受到我们生活方式的塑造和制约。大脑存在于头颅之中，而头颅为适应和保护大脑经过了进化，随着大脑的变化而变化，对脑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我们关于人脑的大部分知识是通过对活体动物大脑进行的实验了解到的。对人脑的实验方法没有那么残忍，包括不同类型的功能性神经成像和脑电图（EEG）记录等。这些更人性化的大脑研究方法为大脑如何支持人类语言提供了大量的见解。

3磅重的人脑由神经元、胶质细胞和血管组成。它们都在人脑的正常运行、智力和其他认知能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脑中平均有1 000亿个神经元，也有大致同等数量的非神经元细胞。近20%的脑神经元位于脑皮层。

人脑最大的部分是大脑，大脑分为两个半球。人们说“左脑”或“右脑”时，指的就是大脑的两个半球。

从图6-2所示的脑腹（下侧）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位于大脑下方的是脑干。脑干后面是小脑，其中包含近690亿个脑神经元，占脑神经元总数的80%。

大脑皮层是褶皱的（脑回，有许多脊和谷），这是较大大脑的共同特征，无论其属于哪个物种。大脑很柔软，如果没有头骨包裹着，很容易受伤。我们在所有脊椎动物的脑中都发现了人脑的许多组成部分，包括延髓、脑桥、视顶盖、丘脑、下丘脑、基底神经节和嗅球。

人脑的前脑、中脑和后脑这几个主要分区在整个动物界中同样很普遍。然而，哺乳动物的大脑比一般的脊椎动物的大脑更发达。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都有六层。作为灵长类动物，人类的大脑皮层比非灵长类动物要大。正如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的大脑形状也受到直立行走这一姿势的轻微影响。

但是，人类不仅仅是脊椎动物、哺乳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他们还是人族，拥有可能是整个生物界占身体比例最大的大脑，尤其是他们的神经元密度在各种生物中是最大的。大脑是通过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大脑和专门细胞（胶质细胞和肥大细胞）周围有屏障（血液和脑脊液），这些屏障组成了与身体其他部位免疫系统不同的独立神经免疫系统。人类的大脑结构与其他人族（如南方古猿和直立人）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尽管智人的大脑比其他人族物种更大、更专门化、更复杂。

如果把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整个大脑皮层的褶皱平展在地板上，表面积约为2.6平方英尺，即0.24平方米。大脑皮层高低起伏的褶皱，有槽有脊，被分别称为脑沟（凹陷部分）和脑回（凸起的部分）。

每个大脑半球被分为四个脑叶：额叶、顶叶、枕叶、颞叶。这基本上是根据紧靠它们的头骨位置来命名的。神经科学文献中经常提及这些脑叶，但它们主要是指笼统的区域。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和界定太过模糊，无法将大脑整体行为的任何重要功能归因于它们。事实上，不同的大脑功能通常会跨越不同脑叶的假定边界。更复杂的是，每个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两个大脑有完全相同的脑回和脑沟模式。然而，尽管脑回和脑沟模式不同，大脑功能都是相似的。这表明，要么脑褶皱的功能没有被完全理解，要么脑褶皱对大脑功能的影响不大，要么是大脑区分个体特征的方式尚未被我们识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看法都很可能是正确的。

不管目前我们对大脑的理解有多么原始，很明显，大脑的解剖结构对理解我们物种的语言和其他认知功能非常重要。但是，除了大体解剖结构之外，还有另一种结构，它就算不是更重要，至少对人脑功能同样重要，那就是细胞结构（cytoarchitecture）。

在人脑正中矢状视图（图6-1）中，脑干、小脑和大脑均可见。然而，在这张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势”，以及大脑的特定区域是我们最常找到的某些身体能力控制中心所在地的事实。这些能力在大多数被试中被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认知科学家伊丽莎白·贝茨（Elizabeth Bates）和她的同事实际上开发了一个大脑专门化模型，该模型是按照事物最初被学习的顺序和方式，以及相关细胞结构的物理性质构建出来的，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用到未知基因。这并不是说基因在大脑结构中不起作用，它们当然有用，但如果不了解它们的作用，就不应该求助于它们。另外两种显示大脑整体复杂性的视图是腹侧（下）和背侧（上）视图（图6-2和图6-3）。

对大脑区域认知功能更详细的体现来自“细胞结构”。这一术语涵盖了在特定脑区发现的个体细胞构建差异。科比尼安·布罗德曼（Korbinian Brodmann）根据皮层的不同细胞形态，给出了基于这种细胞结构的脑区划分（图6-4）。根据我们所见的皮质所在区域以及该区域的功能，这种组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细胞之间的联系、细胞或细胞部位的形状、特定细胞区域皮质的厚度。这种脑区划分被称为布罗德曼分区，布罗德曼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大脑分区的人。他提出的大部分分区都与身体的某些部位或更高的认知功能有关。

在依据细胞结构将大脑划分出的布罗德曼分区的基础之上，最近人们提议从这些区域中找出语言专区，这些区域也许可以解释只有人类拥有语言的原因。其中有些提议假设智人的语言具有神经学基础，这种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在所有关于脑解剖或进化的提议中，对任何认为神经学可由高度特定的语言理论所推测或支持的观点，人们都应该持怀疑态度。具体来说，布罗德曼分区并没有直接支持“X战警”的观点，即语言是由突变引起的一种特殊变化。思考这一提议并摒弃它，为讨论语言所必需的更普通的大脑特性铺平了道路。

图6-1：人脑正中矢状视图

图6-2：人脑腹视图

图6-3：人脑背视图

图6-4：细胞结构/布罗德曼分区

这个提议部分是建立在大脑有多种进化创新的事实之上的。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声称，智人的大脑与其他物种大脑的差异是由于语法的突变造成的。突变论的支持者还声称，除智人外，过去或现在的所有其他物种，比如直立人，都没有语言。据他们讲，这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直立人甚至尼安德特人具有象征符号表征，因此，只有智人才拥有语言。这个想法错在两方面，而且这两个问题很清楚。第一，直立人确实有象征符号表征——工具、地位象征符号和蚀刻。第二，其方法是错误的。这一想法蕴含一个缺乏证据的论断，即在非智人人属物种中没有发现象征符号艺术。而缺乏证据的论点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其实是有证据的。也许还有第三个问题：认为直立人缺乏语言，忽视了它们的成就。请记住，直立人航行过。仅此一项活动就表明，直立人能够提前思考、想象和交流。即使直立人的语言缺乏层级句法，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与现代语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换句话说，直立人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G1”（早期语法）语言，可以天衣无缝地演变成当代的“G3”（后来的语法）语言——一种具有递归和层级结构的语言。G1语言由直立人发明后，很可能被尼安德特人和智人所采用，在经过若干年（可能是几千年，或者几十年，也可能仅有几年）的完善之后，演变为G3语言。一些研究人员已经正确无误地表明，语言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到大约5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时期。但是没有理由说语言不能回溯到更早的时期。在语言发明这一问题上，尼安德特人跟智人一样，被其祖先直立人抢先了。

与大脑中存在专门负责语言的特定封装模块这种看法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从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安格拉·弗里德里齐（Angela Friederici）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看到。弗里德里齐就语言背后的假设大脑机制写了大量文章。她假设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复杂语法。其主张中值得仔细研究的是这个观点：布罗德曼44区（以下简称BA 44）是一系列具有特定功能（用于特定任务）的组织（BA 44在图6-4中可见）。弗里德里齐声称，这个区域与颞叶皮层相连，这是触发或使智人具备句法能力的神经差异。在研究这个大胆的论断之前，需要考虑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开始研究之前，研究人员对其被试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有助于发现“确认偏差”（期待实验结果能够证实一个人的已有信念）的早期迹象。

这个特别的研究首先假设了一个狭隘的观点，即语言是一种递归语法。从这个角度看，任何缺乏这种特性的交流系统都无法称为语言。在许多关于大脑支持语言的实验中，研究者都有这一假设。在相当多的案例中，研究人员假定一种叫作“合并”的语法规则是所有人类语言的基础。合并是一个简单操作，将两个对象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对象。假设一个人想要说出或解释“the big boy”这个短语。这个短语并不是通过简单地把“the”“big”“boy”放在一起就形成的。在语法的合并理论中，人们先把“big”和“boy”结合起来，然后再把“big boy”和“the”组合在一起。按照设计，合并规则一次不能处理两个以上的单词或短语。这意味着该规则是“二进制”的过程，因而所有语言都是一个“二进制”过程。其理念就是语言是结构，而不是意义和互动。

在假设人类语言＝合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可能高估了句法的重要性。句法作为一种组织信息流的手段在人类语言中只起很小的作用。它就像一个过滤器，帮助引导听话人去理解话语的意图。语法是一起使用的象征符号。句法就是排列这些一起使用的象征符号。然而，与象征符号的发明和其意义的文化基础，以及关于在讲故事、交谈和使用多种形式的语言时如何恰当地使用象征符号的知识相比，可以说句法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但并非必不可少。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类语言中都有“合并”操作。在一些现代语言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其中存在二进制句法操作。因此，合并不是人类语言的先决条件。此外，即使是，合并也不是语言特有的。下面这个联想学习过程的例子众所周知，正是这种联想学习使巴甫洛夫的狗成了明星狗。巴甫洛夫的狗学会了把铃声和食物联系起来。食物一端上来，铃就响。最后，狗“合并”了铃声和食物这两个概念，听到铃声就流口水。

然而，如果合并仅仅是一种联想学习的形式，那么它就不可能是语言独有的。联想学习在句法和语言之外以及大多数物种中都很常见。可以说，所有动物都具有联想学习的能力。这是弗里德里齐论断的第一个问题，她的句法概念是错的。

但概念神经语言学的问题不止于此。对试图证明大脑中存在语言专区的努力造成损害的不只是错误的句法概念。主要问题不仅仅是认为语言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句法操作，而且是认为人们可以在大脑中找到语言与生俱来的位置。这个想法就像在问大脑：“句法在哪里？”当然，句法是存在于大脑中的某个地方，但不能仅仅因为在大脑中发现了句法，就认定句法是天生存在于此的。此外，大脑细胞结构的某些区域可能确实有利于存储或操作句法。但这并不是说BA 44和其与颞叶的连接就是从灵长类大脑中进化发展出语言的区域。和大脑其他区域一样，BA 44具有一系列广泛的功能，这些功能并不完全是句法专属的。BA 44至少有6个独立的功能，包括声音处理或音位处理、句法处理、意义理解或语义处理以及音乐感知。它还用于回应“走”与“不走”的决策，甚至与手部动作有关。所以BA 44并不是“句法专区”。句法需要它，但是这就像说使用铅笔需要手一样。BA 44的不同角色说明我们需要对其作用有一个更全面、更高层次的理解。我们不能称之为语言器官。

类似弗里德里齐这种研究的错误之处不仅是因为它假定句法对语言比实际更重要，还因为大脑的相关部分并不像该研究所假定的那样专门化。这一观点的研究人员似乎还认为，语言比我们所观察到的证据所显示的更简单，形成时间更近。但是语言不仅比弗里德里齐假设的要复杂得多，而且，如果我是对的，语言也要古老得多，可能要再早将近200万年，甚至可能早于弗里德里齐所声称的对语言至关重要的大脑相关部分开始进化的时间。

不过，这确实为大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语言的确是那样古老，那么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也有BA 44吗？也就是说，没有现代大脑中被称为BA 44的区域，语言还能存在吗？没人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区域是否存在于其他人属物种中，我们就不知道在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的脑中，哪些脑区支持句法。这意味着我们不知道BA 44对于句法是否必要。有人怀疑，因为大脑相当灵活，所以在直立人之后的人属进化史上，不同的大脑部分会在不同的时间被利用。现代人使用的大脑部分可能只是现代人类大脑神经生物学让其利用的部分。早期的物种可能使用不同的大脑结构来处理句法。

弗里德里齐对BA 44的分析的另一个问题是，其灵感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绢毛猴实验，这个实验是特库姆塞·费奇（Tecumseh Fitch）和马克·豪泽（Marc Hauser）在21世纪初进行的。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实验存在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实验可能不可靠。2007年，我曾观看费奇对皮拉罕人进行的一次此种实验，这次实验失败了（当时他是我在亚马孙的客人）。而如果这些实验在人类被试身上失败了，很有可能它们在绢毛猴的实验中也没有那么成功。也许它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对句法敏感。

然而，这些实验最严重的问题是，支撑它们的科学是有缺陷的。皮埃尔·佩吕谢（Pierre Perruchet）和阿诺·雷伊（Arnaud Rey）在《心理规律学通报与评论》（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上发表了这一观点：

在最近的一篇科学论文中，费奇和豪泽声称已经证明了绢毛猴无法学习由短语结构语法产生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产生中心嵌入的句子，成年人很容易学会。我们对一项在人类身上复制费奇和豪泽结果的实验做出了报告，表明参与者在不利用中心嵌入结构的情况下学会了这种语言。当实验步骤被修改为强制处理这种结构时，参与者不再显示学习的证据。我们就费奇和豪泽任务中观察到的人类和绢毛猴之间的表现差异提出了一种简单的解释，并且认为，除了这种研究固有的特定缺陷外，对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为什么无法在基于乔姆斯基的语法层级（原文如此）构建的框架内掌握语言的研究是一个概念上的死胡同。

马克·利伯曼教授在阅读量很大的博客“语言日志”（Language Log）上发表了自己的回应，进一步加深了对费奇和豪泽研究结果的怀疑。他得出的结论是，费奇和豪泽的研究结果很可能与记忆有关，而非和语法本身有关。但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研究就与弗里德里齐的说法毫无关系，既不能支持她的研究方法，也不能支持她的结论。

这种怀疑表明，那种认为大脑天生就具有语言能力的流行观点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尽管人们经常这样声称。然而，自从大脑研究真正开始以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诱惑，即把大脑的结构——它的叶、层、区和其他大体解剖特征——与不同种类的智力或不同任务联系起来。过时的颅相或大脑功能定位的“科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人试图将我们头骨的生理特征与包裹在其中的大脑的认知、情感和道德属性联系起来。这是过度使用伽利略将宇宙或大脑比作时钟的比喻所导致的错误。

大脑必须能够将对话进行下去，恰当地使用词语，记住并执行发音，解码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发音，跟踪对话中的故事，记住被谈论的人，通过长时间的讨论来跟踪话题。这只是语言需要记忆的诸多方面中的一小部分。没有记忆就没有语言。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但语言需要一套特殊的记忆，而不是随便什么记忆。构成语言基础的各种记忆是感觉记忆、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

感觉记忆在很短的时间内保存着来自大脑中五种感觉的信息。它能够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捕捉视觉、听觉或触觉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感官记忆使人能够看一幅画，听一首歌，或感觉某人的触摸，并记住那种体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起来是什么样子，或摸起来是什么感觉。这种记忆对于从新体验中学习至关重要。这对语言学习尤其重要——记住新单词的发音，不断重复它们，直到将它们建立为长时记忆。感觉信息就像一种反射，似乎只是一瞬间。它并不足以支持语言，会很快消失。如果一个人看到一个数字序列，他可能会记住（虽然感觉记忆的上限是12个项目），但很可能他还没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它们都写下来，就忘记了。感觉记忆有三种类型：回声记忆（或称余音记忆），用于声音；影像记忆，用于视觉；触觉记忆，用于触觉。

另一种记忆，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在语言使用中也是至关重要的。1956年9月11日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因一系列精彩的讲座被人们铭记，并且被有些人称为“认知革命”。会议上，那时还是贝尔实验室的一员，随后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治·A. 米勒展示了一篇名为“神奇数字7 +/− 2”（The Magical Number 7 +/− 2）的论文。米勒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经过练习，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内，人们一次最多能记住9项东西，大多情况下可以记住5项。一些人不同意米勒的观点，认为工作记忆实际上比这个效率要低，一次大约能记住4项。然而，米勒发现，如果项目被“分块”，那么人们能够记住更多的事项。这对科学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果，对贝尔实验室来说也是如此。贝尔实验室发现，一个人可能很难记住5831740263这串数字，但如果它被“分块”成“583”“174”“0263”的话，人们将很容易记住。该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工作记忆偏向于基于声音的记忆，这意味着它不仅对记忆和解码言语很重要，而且似乎已经为这个目的进行了部分进化，语言再次帮助塑造了人类的进化。

下一种记忆是长时记忆。大多数人都有很多童年记忆。这些记忆可能多少有些不准确，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与之相关的不同谈话所改变，但是这些早期经历的某些记忆会伴随人的整个一生。长时记忆可以回忆起一生中几乎无限时间范围内的大量数据。

长时记忆分为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程序性记忆是与运动技能的过程有关的隐性记忆。在尝试记住密码时，你的陈述性记忆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你无法记住为密码选择的所有符号的名称。但你只需要把手放在键盘上并开始输入密码，你的程序性记忆就会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手指“记住”了你的意识记忆已经忘记的代码。再举个例子，有人可能想教另一个人在吉他上弹奏一个不断重复的乐句但忘记了音谱。但是，他仍然可以通过为学习者慢慢演奏而教授这个乐句。但要注意，不能演奏得太慢。程序性记忆似乎更倾向于保持事物的节奏。

程序性记忆对于发音或手语中的手势至关重要。与陈述性记忆相比，程序性记忆使得人们加快使用、获取词汇和手势，就像一个人的手指可以更好地记住他的电脑密码一样。没有程序性记忆，语言和大部分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显然，任何能快速完成日常活动的生物都有一种程序性记忆。这不是人类独有的。

陈述性记忆被细分为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语义记忆与独立于语境的事实相关联，例如“单身汉是未婚的男性”。这对语言意义至关重要。此外，它对脱离语境的长时记忆也至关重要，比如“‘9·11’是个可怕的日子”。

而情景记忆是与特定语境相关联的长时记忆，因此往往更个人化。你可能会用这种记忆来回忆“那就是我们第一次水枪大战的地方”，或者“那是墨西卡利酒吧，我第一次喝龙舌兰酒就是在那里”。

工作记忆是随着大脑额叶皮层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而产生的。而长时记忆则广泛分布在大脑中，最初似乎是由海马体进行处理的。海马体会将记忆“固定”到其他地方进行长期存储。这三种记忆是人类生存和说话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拥有能够支持人类频繁使用这三种基本记忆的大脑。

有几种文化传统将各种功能归结于特定的身体器官及其部位，比如情感集中在心脏，思想在大脑的某些部位被加工，语言根植于大脑的其他部位。但文化只能在科学的方法、产出和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以后得出正确的认识。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心脏与情感无关，它只是一个血泵，仅此而已。同样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知道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尽管大脑是处理我们所有认知功能的基础，但它不是这些功能的唯一栖息地。我们整个身体的资源都在思考中被整合，正如它们在交流中被整合一样。（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想象一下疾病或宿醉会如何影响你清晰思考的能力。）而大脑的思维主要来自它所储存和修饰的我们个人经历的总和。这些被称为统觉，也即造就人们的经历。但我们要提个问题。大脑是如何让人们说话的？是什么阻止了其他动物拥有语言呢？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是文艺复兴的晨星，是西方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试金石。笛卡儿是一个先锋，将创新性的和原创性的思考拉回了人们的视线，而此前的五个多世纪里人们一直在谈论人而不是思想。在笛卡儿和其他几个人出现之前，人们陷入了近1 000年压迫的黑暗时代阴影之中，在那个时代“理性”是一种特权。正因为如此，当时批评他人意见的标准做法是进行人身攻击，也就是攻击论者的声誉而非论点的核心思想。

笛卡儿关于心灵的研究围绕着他流行的心物二元论观点展开。心物二元论认为心灵是我们的灵魂，是非物质的、精神的、柏拉图式的，或者简单来说是脑力的，而身体是物质的。笛卡儿认为，这两种实体不可调和。他认为灵魂和身体通过松果体相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由于反对灵魂和身体的宗教传统），在接下来的400多年里心物二元论一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其《笛卡儿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笛卡儿的工作是乔姆斯基关于思想和语言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乔姆斯基似乎支持笛卡儿的观点，即虽然身体是一台机器，但心灵显然不是生理的。

心物二元论对人类思维进化的理论是不利的，原因很简单，即它认为非物质的东西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接受这种二元论，我们就拒绝了大脑是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观点。公开演讲和书面作品中经常会引用自然选择的共同发现者、前有神论者艾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话，来支持心灵与身体不同的二元观点。华莱士确实相信心灵这个笛卡儿理论中的非物质实体是不可能进化的。然而，最好的前进之路似乎不是二元论，而是更简单的观点，我们在提出新的实体或存在之前，应该先尝试用自然的、物理的术语来解释事物。如果一个人认为思维没有物理基础，这一点就尤其适用。要论证这一观点，人们需要先从化石、DNA、语言和文化理论以及比较灵长类学的平常证据入手，然后再对语言、人类智力或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思维提出非物理解释。

关于大脑和思维的理论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学者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区分大脑（brain）与心智（mind）这两个词，这种区分最终受到了二元论和宗教的鼓励。在这种区分中，“心智”一词指的是人们目前无法用生理术语解释的脑活动和属性。但这就相当于是认为，从原则上讲，科学最终可以为人们今天所说的“精神”提供神经生理学的解释。

早些时候有人提到，古神经学家在研究颅骨化石的颅腔模型（颅骨内部而非外部）时，采用了一种与颅相学相反的方法。一些颅腔模型是自然形成的，因为死去生物的头骨充满了化石化物质，并保留了头骨内部的物理形态。另一些颅腔模型是由古神经学家制作的。研究者拉尔夫·霍洛韦总结过这一过程。第一个步骤是用乳胶层填充头盖骨。当乳胶厚度约为一二毫米时，将颅骨放入烤箱中加热三四个小时，然后将乳胶从脑腔中取出。霍洛韦说，这可以通过挤压乳胶，使用婴儿爽身粉来防止乳胶粘在化石上实现。最后小心地将乳胶通过枕大孔从化石中挤出。乳胶挤出来后，会立即恢复其在颅骨中的形状。

从与颅相学相反的角度对颅腔模型进行解读没有错，只要古神经学家牢记一点，那就是颅腔中识别的脑区仅仅反映了可能存在的大脑形态，绝非明确支持或反对不同认知或语言能力的证据。颅腔模型的信息量可能不够充足，因为它们对以下的内容说明甚少：化石的细胞结构、白质和灰质分布、细胞类型的相对比率，如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比率，以及大脑解剖学的其他方面，如神经元密度等等，这些颅骨之下或颅骨之外的东西从未得到揭示。

另一个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大脑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不像心脏，有单独的心室。在大脑中，不同的任务都是由自发的或预先存在的连接完成的，这些连接首先利用对任务最有助益的部分，然后调用越来越多的火力，直到任务完成。频繁接触类似任务后，许多最初自发形成的联系变得更加常规，表明学习已经进行。激活有一个系统，但与其说该系统是解剖学系统，不如说其是电化学系统。该系统更具流动性和动态性，而不是静态和固定的。

在大脑组织中，化学物质起主导作用。我们的情绪、思维过程、饮食和整个机体的整体状态所产生的激素控制着我们的大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神经科学家接受了大脑“具身化”的理论——大脑被构造成一个受其结构、化学、电和物理约束的系统，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对于这类研究人员来说，与其说是大脑在思考，不如说是整个个体在思考。因此，大脑是一个身体器官，是身体的组成部分，就像其他所有器官一样。具身化以及文化在我们思维中的作用，意味着大脑是一个器官，通过身体而不是计算机与世界进行物理整合。

因此，这里出现的大脑图景就是一个非模块化的认知器官，并没有天生的专门语言组织（或专门的烹饪、吉他弹奏组织）。这一理论就与天生专门脑区理论形成了直接的对比，天生专门脑区理论认为这些脑区是为身体能力而存在的，而非为文化或概念能力而存在。如果语言是一种文化产物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大脑中没有专门的语言脑区就是可以预料的了。而如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那么语言就更像是视觉，并且应该有证据表明语言天生就与特定的大脑区域相关联，该区域专门用于语言。

来自语言障碍和言语障碍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人的大脑是通用的。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文献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但事实证明根本就不存在可遗传的语言特异性障碍，这支持了大脑的非区域化理论。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1852—1934），西班牙病理学家、神经学家，19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译者注

本章开头的大部分内容摘自我的《语言：文化工具》。

菲利普·利伯曼，《人类语言和我们的爬行动物大脑：言语、句法和思想的皮层下基础》（Human Language and our Reptilian Brain: The Subcortical Bases of Speech, Syntax, and Thought，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

唐·M. 塔克（Don M. Tucker）、格温·弗里施科夫（Gwen Frishkoff）和刘潘（Phan Luu），《语言的微生成》（Microgenesis of Language），载于布里盖特·施特默尔（Brigette Stemmer）和哈利·A. 惠特克（Harry A. Whitaker）编的《语言神经科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Neuroscience of Language，爱思唯尔出版社，2008年），第45—56页。

杰弗里·埃尔曼（Jeffrey Elman）等，《反思先天性：关于进化的联结主义观点》（Rethinking Innateness: A 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41页。

“……观察到‘布罗卡区’（以及‘韦尼克区’）这个术语在文献中并不是惯用词，应该不足为奇。这不仅仅是命名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概念问题。”卡特琳·阿穆兹（Katrin Amunts），《体系化的语言研究》（Architectonic Language Research），载于布里盖特·施特默尔和哈利·A. 惠特克编的《语言神经科学手册》（爱思唯尔出版社，2008年），第33—44页。

“……观察到‘布罗卡区’（以及‘韦尼克区’）这个术语在文献中并不是惯用词，应该不足为奇。这不仅仅是命名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概念问题。”卡特琳·阿穆兹（Katrin Amunts），《体系化的语言研究》（Architectonic Language Research），载于布里盖特·施特默尔和哈利·A. 惠特克编的《语言神经科学手册》（爱思唯尔出版社，2008年），第33—44页。

奈德·沙辛、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西德尼·S. 卡什（Sydney S.Cash）、唐纳德·绍默（Donald Schomer）和埃里克·哈尔格伦（Eric Halgren），《布罗卡区词汇、语法和音位信息的顺序处理》（Sequential Processing of Lexical,Grammatical, and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Within Broca’s Area），《科学》（Science）326（5951），2009：445-449; DOI: 10.1126/science.1174481。

米格尔·尼科莱拉（Miguel Nicolelis）、罗纳德·西屈雷尔（Ronald Cicurel），《大脑相对论：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以及为什么它不能被图灵机模拟》（The Relativistic Brain: How it Works and Why it Cannot be Simulated by a Turing Machine，基沃斯出版社，2015年）。

玛丽娜·贝德尼（Marina Bedny）、希拉里·理查森（Hilary Richardson），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盲童视觉皮层对口语的反应》（“Visual” Cortex Responds to Spoken Language in Blind Children），《神经科学期刊》（Journal of Neuroscience）35（33），2015：11674-11681；DOI: 10.1523/JNEUROSCI.0634-15.2015。

鉴于人脑中音乐的重叠，最近有大量文献讨论鸟鸣及其与语言可能存在的联系（参见博惠斯和埃弗里特合编的《鸟鸣、言语和语言》）。然而，所有这些讨论都忽略了文化对人类语言的贡献。正如我在《语言：文化工具》一书中所论证的那样，因为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比如鸟鸣，缺乏我在《心灵的暗物质》一书中进一步定义的文化成分，因此它们不能有语言。文化可以推翻先天偏好，如果先天偏好存在的话。——作者注

叶韦利娜·费多伦科，《领域——一般认知控制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TheRole of Domain-General Cognitive Control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5, 2014: 335。

拉里·斯旺森（Larry Swanson），《大脑建筑：了解基本计划》（Brain Architecture: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Plan，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见丹尼尔·利伯曼，《人类头部的进化》。

1磅≈0.45千克。——编者注

大体解剖（gross anatomy），即对肉眼可见的器官、部位、结构进行的解剖。——编者注

贝里克、乔姆斯基，《为什么只有我们？》。

乔姆斯基在1965年的著作《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5年）首次提出句法是过滤器的观点。——作者注

例如，合并理论对亚马孙的瓦里语做出了错误的预测［请参阅丹尼尔·埃弗里特和芭芭拉·克恩（Barbara Kern）的《瓦里语》（Wari，劳特利奇出版社，1997年）］。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和伊娃·维滕堡（Eva Wittenburg）声称，在印尼廖内语中寻找合并操作是徒劳的［“没有句法可以说些什么：语法复杂性的层级结构”（WhatYou Can Say Without Syntax: A Hierarchy of Grammatical Complexity），https://ase.tufts.edu/cogstud/jackendoff/papers/simplersyntaxwritten.pdf］。杰肯道夫和著名句法学家彼得·库里卡弗（Peter Culicover）合著了一本书，书名为《更简句法》（Simpler Syntax，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作者在书中声称并非所有语言都使用相同句法操作。——作者注

皮埃尔·佩吕谢和阿诺·雷伊，《对中心内嵌语言结构的掌握是否区分了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Does the Mastery of Center-Embedded Linguistic Structures Distinguish Humans from Nonhuman Primates?），《心理规律学通报与评论》12 (2), 2005: 307-313。

http://itre.cis.upenn.edu/~myl/languagelog/archives/000434.html。

诺姆·乔姆斯基，《笛卡儿语言学：唯理主义思想史之一章》（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66年）。

在我看来，关于人类心智的理论史，最好的作品是玛格丽特·A. 博登（Margaret A. Boden）的权威二卷本著作《心灵即机器：认知科学史》（Mind as Machine: A History of Cognitive Scienc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另一本重要的心智研究史著作是威廉·J.M. 勒韦（Willem J. M. Levelt）的《心理语言学史：前乔姆斯基时代》（A History of Psycholinguistics: The Pre-Chomskyan Era，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

拉尔夫·霍洛韦，《脑化石：颅腔模型》（Brain Fossils: Endocasts），载于拉里·R. 斯夸尔（Larry R. Squire）编的《神经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Neuroscience，学术出版社，2009年），第2卷，第353—361页。

第7章
当大脑出了问题

……语言障碍不会孤立地发生；失语症障碍很少发生在没有记忆障碍或注意力/执行力问题的情况下。

伊夫·特金（Yves Turgeon）和乔尔·马克尔（Joël Macoir）

有人提出语言先天就固定于人脑的某一部分，检测这种推断的方法之一是探究语言障碍的本质。如果语言是人脑与生俱来的固有模块，那么就有可能观察到只与语言脑区有关的语言问题。而如果语言是一种文化习得的发明，那么就不应该有特定的语言障碍。虽然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即不存在遗传性的、只关乎语言的障碍，但有一系列学术地位崇高的研究人员却持不同观点。为了帮助确定真相，这里需要考虑所谓特定语言障碍的证据。

首先是具有挑战性的障碍——特定型语言障碍。特定型语言障碍据说只影响语言功能。一些研究人员称，在这种综合征中，人脑的其他部分或我们认知功能的其他方面都没有受到影响。一些人断言，特定型语言障碍表明人脑某部分天生就负责特定语言知识的能力，因为这种以语言命名的缺陷只影响语言知识。

事实上，这个标签是误导性的，因为它暗示着已经发现了一些事实上从未被发现的东西，即一种只影响我们语言能力的障碍。相反，这种障碍似乎也总是影响我们认知的非语言方面。因此，无论这种损伤的性质如何，它们都不是语言特有的。

上面提到的那种特定型语言障碍即使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人脑中有一部分是天生由语言基因控制的。这是因为除语言外，习得的技能和知识也会受到影响。语言障碍可由诸如失忆症、钝性外伤、酒精和受到枪击等因素导致。因此，从表面上看，有障碍存在无法体现受障碍影响的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另一方面，将语言视为人类天生能力的模型确实将语言障碍高度特定化了。而认为语言是一种发明、一种文化产物的观点相信，出现语言障碍的情况和出现烘焙面包的障碍一样罕见。

事实证明，认为大脑是一种通用装置的观点与我们已知的发现是完全吻合的。影响语言的障碍是多方面的。语言本身不过是整体症状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对一些所谓的语言障碍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乔治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厄尔曼（Michael Ullman）和伊丽莎白·皮尔庞特（Elizabeth Pierpont）对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定义如下：

特定型语言障碍通常被定义为在无明显神经损伤、严重环境剥夺或智力迟钝的情况下的语言发展障碍……其他术语也曾经用来概括这一障碍，如发展性失语症、语言损伤、语言学习障碍、发展性语言紊乱、语言发展迟缓和语言偏差。

有研究人员认为特定型语言障碍是人脑“语言模块”（专门负责语言的精神能力）的功能障碍或缺陷。因此，对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几种解释都是从句法学（句子结构）、音系学（声音结构）或形态学（单词结构）几个方面阐释的。在一些理论中，这些方面是得到明确定义的子模块或语言的子组件。对特定型语言障碍的一种猜测是，患有这种障碍的儿童在精神上无法构建正确的句法树形图，然而这种结构是在人脑中实现的。语言学家可能会推测，有些人或许天生就没有执行语法操作合并的能力。

厄尔曼和皮尔庞特对这种疾病提出了另一种分析方法，认为所谓的特定型语言障碍应该被理解为“程序缺陷”。这一反对意见声称“相当一部分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的大脑网络存在异常，导致依赖该网络的语言和非语言功能受损”。此外，他们认为布罗卡区（该脑区不仅与语法相关，还与大多数程序运动技能和活动有牵连）与程序性记忆（让我们记住如何按顺序做事情的能力）也与此有关，这意味着虽然我们能看到语言受到了影响，但特定型语言障碍的根源不是语言本身，而是更高阶的因素——作为许多人类活动（语言只是其中一个）基础的记忆和程序性学习。用厄尔曼和皮尔庞特的话来说：

程序系统的不同结构提供了不同但又互补的计算和功能贡献。例如，基底神经节对于学习新程序特别重要，但对于处理已经习得的程序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系统中不同结构的异常应导致不同类型的程序记忆障碍。

虽然相关研究已有许多，如这里提到的反对存在特定型语言障碍的研究，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在撰写本书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定型语言障碍不能支持语法或语言与生俱来的观点。这种观点反对语法和语言是可塑的文化工具。其实，语法和语言随时间而变化，并且每一个孩子在与群落其他成员进行自然对话和互动时，都会重新学习它们。

然而，在2014年发表在《细胞》（Cell）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史蒂文·平克和希瑟·范德莱利（Heather van der Lely）就特定型语言障碍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声称，特定型语言障碍是“高度可遗传的”，并且是语言特有的。特定型语言障碍的遗传性是一个有趣的发现。这意味着这种障碍来自某些天生的、基因决定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可能会成为故障基因的缺陷。

但另一些研究认为，特定型语言障碍具有遗传性可能不过是一个尚未成形的个人观点而已。你对某种疾病的定义会决定你的发现。这类研究的其中一个结论是：“人们对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可遗传性的估测并不一致……‘双胞胎早期发育研究’（Twins Early Development Study）的最近一份报告发现，遗传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可遗传的范围远远大于语言障碍。认知的其他方面也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基因问题与其说是语言问题，不如说是一般的大脑处理问题。有证据表明，如果没有大脑语言模块（进化记录似乎表明了这一点），可以推测出特定型语言障碍是一种一般疾病。

正如另一些人所说：

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工具的选择以及对于结果的解释不仅高度依赖于临床医师自己的语言概念，而且依赖于其所参考的评估模型……语言障碍不会孤立地发生；失语症障碍很少发生在没有记忆障碍或注意力/执行力问题的情况下……语言生成和理解是复杂的认知技能，在评估程序中不应孤立地考虑。

影响人类语言的另一个问题是完全或部分丧失言语能力，这被称为失语症［aphasia，来自希腊语中的“无”（a）和“语”（phasis）］。失语症是由脑损伤引起的，仅在美国就有100万人患有失语症。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血液流向脑的过程出现了问题，这通常是中风的附带效应。

失语症患者有几种不同类型的表现。他们可能在理解所听到的话语（听觉理解）方面有问题，或者在沟通上有困难，或者在阅读和写作时有困难，或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失语症最常见的原因是大脑左半球，也就是长期以来被认为与语言和其他任务密切相关的一侧大范围受损。然而，由于左半球并不专门用于语言，这意味着失语症永远不会只影响语言。过去，一些研究失语症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进行的，人们将失语症定位到曾经被认为是特定语言脑区的位置，比如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如我们所见，确实，有些特定类型的失语症与这些一般脑区有关。布罗卡失语症也被称为“运动性失语症”或“表达性失语症”，其特点是理解能力相对较强，但说话困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失语症患者的右肢——胳膊或腿，或两者都包括在内——存在瘫痪现象，或者至少是虚弱无力。

另一种著名的失语症是韦尼克失语症，也被称为“接受性失语症”或“感觉性失语症”。患有这种失语症的被试能够流利地说话，但无法理解他们听到的话。此外，他们“流利”的语言常常充满了不正常的东西，比如一些符合母语发音模式但毫无意义的词语，要不就是一些根本就不是词语的东西。失语症还有其他形式。当然，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语言有很多方面，人们能想象出许多语言出故障的方式，尤其是把它看作人造物的时候。

在《失语症学》（Aphasiology）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爱德华·吉布森和他的合著者对克服失语症患者自身所发展出的失语症语言理解问题的策略进行了有益的分析。这个团队的发现让人想起G1语言。吉布森研究中的失语症患者比非失语症患者更频繁地使用语境线索来理解他们所听到的内容。直立人，至少在我的模型中，会说出高度模糊或模棱两可的话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话语能否被理解，取决于他或她的对话者是否有能力将话语与语境联系起来，或多或少地对说话者大致的意图进行正确的解读。因此，直立人可能使用了克服失语症的类似策略来理解句子。但所有人都这样做。所有讲出的话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对文化、语境和世界的了解。

然而，不讨论另一系列认知障碍（统称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关于语言和大脑的讨论就不完整。自闭症谱系障碍揭示了社会对语言的重要性以及会话在语言经验的顶端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必须慎之又慎。塔夫茨大学的理查德·格里芬（Richard Griffin）和丹尼尔·C. 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似乎找出了贯穿许多自闭症病例的主线，即自闭症患者都有一种“关注局部而非全局特征的普遍倾向”。这有时被称为“弱中央统合”，意味着患者很难在语境中把握整个社会状况。

谈到自闭症谱系障碍，我首先想到的两个人是我的朋友。一个是红头发的哥们，他是我文法学校同学的哥哥，另一个是我的远房兄弟。

我以前不知道我这个同学还有个哥哥，直到有一次我去他家，赶上他哥哥从另一所学校来看他。他哥哥看起来还没到上大学的年龄，所以我很不明白他哥哥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上学。当同学介绍我们互相认识时，他哥哥很安静，不时地四处张望。我那时大约12岁，他哥哥大概14岁。我猜他不会回答我，所以我问我的同学：“嘿，你哥哥怎么了？他是不是脑子不太灵光啊？”我的同学笑了起来：“不，不是的。他很聪明。想看看吗？”我立即回答：“想！”我很好奇我同学的哥哥会如何展示他的智慧。

很快就有了答案。我同学从他卧室的墙上取下年历，递给我。他让我随便挑一个月份，问他哥哥其中的某一天是星期几。“为什么这么做？”“问问他就知道了。”我翻了翻日历，选了年初的一天。我想我当时问的是：“1963年1月21日是周几？”他哥哥迅速给出了正确答案。我挑选了那一年二十几个日期来问他，还选了其他年份的几天来问他。他哥哥回答得毫不犹豫，一次都没有出错。我觉得他哥哥的智力远远高于我的智力。我每次提问他哥哥，他哥哥都咯咯笑个不停，我再问新的日期，他哥哥笑得更响了。在我12年的生命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更不用说目睹过这样的例子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追问。“不知道。”我的同学回答。他对他哥哥说：“干得好！”

我通过这件事了解到——后来我也一直在思考那天所见——我同学的哥哥至少有两个不同寻常的特征：一是表面上缺乏社交能力，二是他的大脑可以优秀地完成人们平时很少尝试的事情。然而，社交困难意味着他很难进行交谈。我同学特别关心他哥哥。“他现在做完了，”他宣布，“我们走吧。”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回想起来，我第二次遇见的可能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者，是我在学校每天都会见到的一个远房兄弟。其他孩子会无情地戏弄他。有一次，他冲欺负他的人大吼了一声，口齿很不清晰：“不，该死的！”然后开始用双手打他们。那些孩子刚开始只是大笑，然后真的被他打疼了，所以向他道歉。我的兄弟停了下来，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都没有神经多样性的概念。所有行为不完全符合我们预期的人，我们都认为是“残疾人”。

所以，每次想到我的那位远房兄弟，我都很同情他。后来有一天，在我和他都要参加的全体初中生大会上，校长开始颁奖。校长颁发的最后两个奖是当年的两个主要奖项——奖学金和公民奖。当校长说，这是第一次两个奖项同时颁发给同一个人时，我并不感到意外。我以为这两个奖项会属于我的一个好朋友，但不是。令我惊讶的是，校长念出了我那位远房兄弟的名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我不会判断人的品质。我哭了，因为我知道他每天在学校忍受屈辱，然而他赢得了公民奖！谈话对他来说极其困难。他开口说话时，很快会变得情绪化，口齿不清。但他去上学了。他一个人吃饭。然后他的智慧和善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没有一种疾病或病因与普通大众所谓的“自闭症”相对应，只有专业人士决定归类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系列症状。不是每个有这种障碍的人都有一样的症状，从我童年遇见的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症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为几个不同的领域：

交流：自闭症患者很难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会使用异常的交流方式：从事例行或重复行为（有时被称为刻板行为）。自闭症患者一周岁时无法在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时做出反应，也不能轻易解释他们想要什么。一般来说，自闭症患者不听从指示。有时他们似乎能听到，有时却听不到。一般来说，自闭症患者既不会用手来指某些人或物，也不会挥手说再见。

社交行为：患有自闭症的人一般看到他人对自己微笑时不会回以微笑，不擅长眼神交流，似乎更喜欢独自玩耍。在取东西或捡东西的时候，他们通常只拿自己的。自闭症患者的心智与年龄不符，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们表现得好像对别人漠不关心，对其他孩子不感兴趣，在14个月大的时候不能指出感兴趣的物体（一般婴儿在这个阶段是可以办到的），而且也不喜欢玩“躲猫猫”。自闭症患者不会试图吸引父母的注意力。

刻板行为：受自闭症障碍影响的人会一再做同样的事情，并且不会转向其他事情。他们对玩具、物品或常规习惯具有不同寻常的依恋（总是拿着一根绳子或在穿裤子前必须先穿上袜子），会花很多时间把东西排列好或按一定的顺序摆放。他们讲话时会重复单词或短语：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言语模仿症（echolalia）。

其他行为：自闭症儿童在18个月大的时候可能不会玩装扮游戏。尽管他们强烈依恋玩具，但他们有奇怪的运动模式，不知道玩具该怎么玩。一些事情是自闭症患者“早”于其他孩子开始做的，比如踮着脚尖走路，但不喜欢爬楼梯等东西。这些孩子不会扮鬼脸，总是眼神空洞地盯着某处，或者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们会大发脾气。自闭症患者可能过于活跃、不合作或抗拒，对噪声过于敏感。受自闭症障碍影响的人也不喜欢在父母的膝盖上摇摆或弹跳，等等。

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不良的社交、不良的父母教育、不良的基因、神经发育问题、过量的睾丸激素和“思维盲症”（所谓的“思维理论缺失”，指的是研究对象无法认识到其他人也有和其相似的思维方式）。研究结果往往很杂乱，尽管研究人员往往更喜欢简练的结果。简单概括来讲，自闭症谱系障碍是由“思维盲症”引起的，但这似乎并不能解释自闭症障碍的谱系。以上的因素没有一个可以解释。但是，每个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对自闭症谱系障碍施加了一些影响。正如世界领先的自闭症研究人员之一海伦·塔格-弗卢伯格（Helen Tager-Flusberg）博士所说：“自闭症是一种复杂的、异质性的障碍，不应该被归结为单一的潜在认知障碍。”

我是这种研究的门外汉，缺乏真正专业人员的临床专业知识。以我外行的独特视角来看，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产生是由于一种能力出了故障。这种能力构建了心灵暗物质的组成部分以及结构化的文化知识（构成了每个个体作为文化存在的心理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我同意文献中的一般评估，即自闭症谱系障碍根本上讲是社会问题。但它确实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社会问题，它影响着人们正确理解他人意图和想法的能力，以及通过文化知识的背景来理解他人的能力。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症状是这样的：无法将他人的价值观、观点、意图、社会角色和知识结构的优先级或“等级”纳入自己的心智构建。因此，他们很难理解自己统觉的社会意义。但他们表现出的异常还不止这些，包括某些体验上的异常。一种可能性是，一些生理上的厌恶和偏好会在他们的脑海中产生类似的体验。而且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非常不喜欢他人侵入他们的精神生活。诸如声音、触摸、玩耍、他们无法解决的混乱以及应酬语言都让他们很痛苦。但是，当然，这些对于构建清晰的无意识是至关重要的，而无意识对一个人认同其所在的文化并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有重要作用。

使用应酬语言的困难尤其突出，包括告别、问候、感谢等等。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将应酬语言视为一种“梳毛”的形式，用于表示你将对方视为你所重视的人，哪怕只是表面上的重视。有趣的是，虽然使用英语——具有应酬语言——的大多数群体并没有将梳毛作为一种常规的文化仪式，但是讲皮拉罕语这种亚马孙语言的群体却有日常的梳毛仪式——男性和女性成排地坐在一起寻找虱子，或者只是抚摸彼此的头发，但他们没有应酬语言。换句话说，也许所有的文化都发展出了一种机制，无论是语言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以表明同一群体的成员彼此的归属感和关怀。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似乎缺乏这种相互“梳毛”的能力，这种行为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归属”在一起，并接受彼此。

换句话说，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往往无法对他们所处的文化形成一套理论，也无法判断与他们互动的对象的意图。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发展出全面的文化知识、价值观和对社会角色（用来构建社会身份）的鉴别。

有人认为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孤立和功能障碍可能部分是由于他们不能正常地与他人交谈，而这本身是由于他们不能感到“共同的归属感”和分享“共同的想法”的社交能力缺陷。正常的交谈需要并有助于合理地掌握对话所使用的语言的语法，理解对话语境、对话目的、对话者的心理状态、文化背景知识和一般世界知识。这些不同的能力和不同形式的知识都可以归结为辨别文化并努力融入一种文化。这些似乎是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群体所面临的主要语言困难。

谈话不仅是语言的顶峰，而且许多研究人员已经表明，参与谈话可以建立文化联系和知识，同时构建对话所必需的语法。换句话说，正如我们多次看到的那样，语言是协同的，语言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组成部分或用途会相互促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存在凸显了语言与文化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这个关于自闭症患者难以构建文化角色或对文化进行到位理解的讨论衍生出了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一些关于语言进化的讨论中很受欢迎。这就是所谓的“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理论，它认为人类和一部分环境（比如婴儿期和谈话）融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特定的生物——文化生态位和心理生态位，从而丰富认知和语言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构建越来越大的生态位。也许，有人可能会说，生态位构建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关键——孩子不能构建适当的“生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但我们已经不需要另一个特殊的理论。自闭症谱系障碍，就它与文化和心智之间的联系而言，已经完全得到现有理论的解释，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

生态位理论是一种解释儿童和物种发展的详尽机制，其关注的是个体通过会话互动构建关系。有很多值得称赞的生态位构建工作。然而，与此同时，有三个问题使我相信，它对个体人类语言发展或成熟的建模以及理解人类语言进化都不是很有帮助。首先，心理学家所说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解释了许多生态位构建案例，这种理论旨在确定是否存在支配婴儿和照顾者之间关系发展的原则，如果存在，还要确定这些原则是什么，以及这些原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是否相同。（看起来它们可能是不同的。）

其次，人们可能不会把生态位理论作为语言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生态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隐喻，象征着人们已经充分了解到的发展心理学的各个阶段。最后，这个理论对人类语言进化做出的推测是错误的，它的结论是人类语言出现在大约10万年前，本书认为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

这个问题出现在语言发明的各个方面，比如语言只是“刚刚好”这个事实。语言远不是一种完美的生物系统，它只是凑合可以，常常不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很好地交流，它的听众使用环境语境和世界知识的一般事实来解释所听到的内容。这与失语症患者和直立人的策略是互相呼应的。语境和一般知识对于人们理解所听到的话语的意义以及理解在谈话过程中如何回应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来说，语言甚至达不到“刚刚好”的程度。它是有缺陷的，因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语言无法与社会知识联系起来，而对社会的了解对于语言的主要功能——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从影响语言的障碍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不存在只影响语言功能的遗传障碍。本书提到的语言进化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的原因——这样的障碍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不存在特定语言脑区。语言是一项发明。人脑并不是专为语言而运作的，就像它不是专为制造工具而运作的一样，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都影响了人脑的发展，使其更能支持这些任务。

语言障碍是了解人脑及其语言准备状态的窗口。但语言并非仅仅局限于大脑。语言是整个身体的功能，包括了从肺到嘴巴的所有使口语成为可能的组成部分。虽然我们知道语言和言语是不同的，并且“言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视觉言语、手语和口头言语——但世界上所有语言的主要言语形式都是口头的。因此，既然我们对大脑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进化是如何让我们准备好说出我们的语言的。

1. 伊夫·特金和乔尔·马克尔，《失语症和后天语言障碍的传统和当代评估》（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Assessment of Aphasia and Acquired Disorders of Language），载于布里盖特·施特默尔和哈利·A. 惠特克编的《语言神经科学手册》（爱思唯尔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

2. 迈克尔·厄尔曼和伊丽莎白·皮尔庞特，《特定的语言障碍并非特定于语言：程序缺陷假说》（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is Not Specific to Language: The Procedural Deficit Hypothesis），《皮层》（Cortex）41（3），2005：399-433。

3. 迈克尔·厄尔曼和伊丽莎白·皮尔庞特，《特定的语言障碍并非特定于语言：程序缺陷假说》（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is Not Specific to Language: The Procedural Deficit Hypothesis），《皮层》（Cortex）41（3），2005：399-433。

4. 多萝西·维拉·玛格丽特·毕晓普（Dorothy Vera Margaret Bishop）和玛丽安娜·爱玛·海尤-托马斯（Marianna Emma Hayiou‐Thomas），《特定语言障碍的遗传性取决于诊断标准》（Heritability of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Depends on Diagnostic Criteria），《基因、脑和行为》（Genes, Brains, and Behavior）7（3），2008：365-372；DOI：10.1111/j.1601-183X.2007.00360.xPMCID：PMC2324210。

5. 伊夫·特金和乔尔·马克尔，《失语症和后天语言障碍的传统和当代评估》，第5页。

6. 希拉·黑尔（Sheila Hale）的杰出著作《失去语言的人》（The Man Who Lost His Language）是对失语症灾难的最好描述之一，这本书写的是她中风的丈夫约翰·黑尔（John Hale）。约翰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其对英国学术界的贡献而被授予爵位。他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理事主席，著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等杰出著作。约翰中风所引发的失语症将他重新变回了生命伊始时没有语言能力的婴儿。这个悲剧的故事（以及对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控诉）对这种可怕的障碍进行了精辟、感人、深刻的描述。——作者注

7. 爱德华·吉布森、查利斯·桑德伯格（Chaleece Sandberg）、叶韦利娜·费多伦科、莱昂·伯根（Leon Bergen）、斯瓦提·基兰（Swathi Kiran），《失语症语言理解的理性推理方法》（A Rational Inference Approach to Aphasic Language Comprehension），《失语症学》30（11），2015：1341-1360；DOI：10.1080/02687038.2015.1111994。

8. 这让人想起了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ek Bickerton）所说的“原始语”。然而，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不赞成比克顿的这个术语，因为它表明（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直立人的语言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语言，而我认为直立人的语言完全发育成熟了，而不仅仅是现代语言的先驱。——作者注

9. 理查德·格里芬和丹尼尔·丹尼特，《自闭症研究能让我们对民族心理学有何了解？》（What Does the Study of Autism Tell Us About the Craft of Folk Psychology?），载于特里西娅·斯特里亚诺（Tricia Striano）和文森特·里德（Vincent Reid）编的《社会认知：发展、神经科学和自闭症》（Social Cognition: Development, Neuroscience, and Autism，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8年），第254—280页。

10. 转述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网站：http://www.nichd.nih.gov/health/topics/autism/conditioninfo/Pages/symptoms.aspx。——作者注

11. 躲猫猫（peek-a-boo），大人遮住眼睛，发出一些声音，然后快速打开双手。——译者注

12. 雅各布·A. 布拉克（Jacob A. Burack）和托尼·查曼（Tony Charman），《自闭症发展：理论和研究的视角》（The Development of Autism: Perspectives From Theory and Research，劳特利奇出版社，2015年）。

第8章
用舌头交谈

……如果这部戏剧能让公众意识到存在语音学家这样一个群体，并且他们属于目前英国最重要的人物，那么它就达到了目的。

乔治·萧伯纳，《卖花女》前言

1964年，我读八年级，我所在学校的军乐队在南加州帝王谷的一次地方比赛中胜出。我吹的是上低音号，并且演奏得很有激情。我知道，赢得这场比赛后，我们就可以去洛杉矶参加更高级别的地区性比赛了。新比赛地点位于我们的霍尔特维尔（Holtville）小镇西北约210千米，靠近墨西哥边境。

我们的指挥想让乐队在洛杉矶地区接触一些更高级的文化，所以向学校董事会请求让我们观看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学校董事会拒绝了，因为这个歌剧对初中生来说太过淫秽了。不过，学校允许我们观看乐队指挥的第二选择——在好莱坞埃及剧院上演的《窈窕淑女》，由雷克斯·哈里森和奥黛丽·赫本主演。观看前，乐队指导老师向我们介绍了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窈窕淑女》就是由这部戏改编而来的。

这部电影最终对我决定成为一名语言学家起了推动作用。通过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和本来无意于训练自己谈吐的学生伊莉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的故事，这部电影告诉人们，人类的言语具有变革性力量。这个叫作言语的东西，这个所有人都拥有，被萧伯纳看作人生成功关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言语的王国》（The Kingdom of Speech）中声称，言语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它不仅能使我们相互交谈，而且能让我们以此为根据立即分辨出人们的经济阶层、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如果直立人生活在今天，人们会因为它们说话的方式而认为它们是野蛮人吗，即使有人把它们打扮得像个古怪的现代人？

虽然交流自古就有，但人类言语是不久前才进化出来的。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菲利普·利伯曼声称，现代智人的发音器官只有大约5万年的历史，这个时间距离我们非常近，甚至早期智人也无法像我们今天这样说话。不过，不要把这与其他作者提出的语言于5万年前出现的观点相混淆。言语产生于语言之后。因此，如果利伯曼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将会驳倒语言于5万年前突然出现的观点。如果直立人确实发明了象征符号，并开启了由象征符号发展到语言的演化进程，那么晚些时候就会出现更高级的形式——言语。人们认为最早的语言逊于我们现在的语言。没有哪个发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所有的发明都被改进得越来越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直立人讲的是一种低等的语言，而是说，由于生理原因，它们缺乏完全现代化的言语，而且它们的信息流动速度较慢——它们谈话不像我们一样频繁，似乎也没有足够智力像现代人一样迅速地处理和产生信息。直立人的生理缺陷为逐步的生物进化所克服。文化进步导致了信息处理的发展和语法能力的提高。6万多代人类的生物上和文化上的演变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能力。

在2016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特库姆塞·费奇和其同事们认为利伯曼关于人类声道进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表示发音器官的历史要长于利伯曼提出的5万年——事实上，人们甚至在猕猴身上发现了发音器官。尽管费奇和其同事们的研究很有趣，但是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在理解语言进化方面不是特别有用。首先，猕猴产生和人类相似的极端舌头位置的大部分情况，都出现于猕猴打哈欠的时候。费奇和其合著者的假设似乎是，如果他们能让猕猴把舌头放在合适的位置，在打哈欠的同时发出特定的人类元音，如果猕猴会说话的话，就能重复这个发音。然而，这个假设令人生疑，因为打哈欠并不像发一个后元音（与打哈欠时的舌头形状类似）那么容易，舌头会以一种费力的方式缩回。而且令人怀疑的是，语音是否会从打哈欠时特定形状的声道中产生。这项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作者将猕猴的语音与档案中的人类语音进行比较。但是作者应该用他们在猕猴身上使用的相同方法重新测试人类语音属性，以便更加公平地比较二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言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十分需要言语。语言可以是口哨、哼唱，或只用一个元音，附带一个辅音甚至不用辅音。文化和人脑的融合，馈赠了人类语言。我们的现代言语是一种不错的功能附加品。

从表面上看，人类的言语很简单。元音和辅音的发音原理类似于用单簧管吹出音符。两者的根源都是基础物理学。空气从肺部向上流入口腔，当它通过单簧管或人类发音器官的管道时会发生变化。在单簧管中，气流通过音键和簧片来改变，这样它就能发出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发出的美妙声音，或初学者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在到达口腔之前，气流通过喉部、舌头、牙齿，经过位于喉部上方的咽部、鼻子和嘴中各种各样的形状和不同形式的运动，转化为语音。

但言语比单纯的风管效应更为复杂。这是因为人类的言语管道是由复杂的呼吸系统控制的，而这个系统又是由更为复杂的人脑所控制的。言语的产生需要精确控制一百多块肌肉，包括喉部肌肉、呼吸肌肉、横膈膜和肋骨之间的肌肉（肋间肌肉）以及嘴部和脸部的肌肉（口面肌肉）。在发出言语的过程中，所有这些部位的肌肉运动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程度。做出这些动作的能力需要进化来改变大脑的结构和人类呼吸器官的生理机能。不过这些后续的顺应都不需要语言。它们都只是将言语表达为我们今天所知的语言传输的高效形式。尽管如此，女性直立人不可能扮演伊莉莎，其外表永远欺骗不了任何人。

进化需要为人类的言语能力提供三个基本部分，以使我们能够像现代人一样说话和唱歌。其一是下呼吸道，包括肺、心脏、隔肌和肋间肌；其二是上呼吸道，包括喉部、喉咽部、鼻咽部、口咽部、舌头、硬腭、上颌、嘴唇、牙齿；最后还有目前为止提到的最重要的人脑。

普通人每分钟可以说出135~185个单词。其中有两方面让人印象深刻。首先，令人惊讶的是，人类可以这么快地说话，并将其视作正常情况。第二，几乎不可思议的是，人们能听懂如此快速的言语。但是，当然，人类健康的时候，可以毫不费力地快速产生和感知言语。言语产生（讲话或打手势）和言语感知（听到并理解）是言语的两个方面。要想掌握言语的产生和感知是如何进化的，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是如何进化的，还要知道人脑是如何又好又快地控制言语的物理成分的。

要讲述言语的故事，我们需要审视一下发音器官和各种各样的人属物种的言语能力的证据。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清楚地了解声音是如何发出的，声音是如何被感知的，以及人脑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但在此之前，了解当今人类言语的状态至关重要。现代人如何使用言语？知道了这种问题的答案，就有可能判断出其他人属物种的言语相对于智人的言语来说效果如何，以及它们是否真的有发出言语的能力。

言语是从嘴巴里发出来的，通过空气传播，进入听者的耳朵，并由人脑来解释。在言语的发出、传播和理解的三个步骤中，每一个步骤都拥有一个语音学（声音科学）的完整子领域：声音的发出属于“发音语音学”，声音通过空气传播属于“声学语音学”，对声音的接受和解释属于“听觉语音学”。但是我们也会遇到按照其他功能分类的子领域名称。关于言语感知和言语产生的物理学和力学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这些不同的研究通常被统一归类为“实验语音学”。要理解言语的演变并不需要了解所有这些，但稍微了解一下就会有所帮助。

喉部对于理解人属物种的语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使人类能够发出言语的声音，而且还能够用语调和音高来表示言语的哪一方面是新内容，哪一部分是提到过的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帮助人们理解对方是在问问题还是在做陈述。喉部是控制来自肺部的气流以产生发音，汇合能量、肌肉和气流以产生人类言语的地方。

喉是一个位于气管顶部的小变换器（transducer），其顶部被称为会厌，可以闭合，防止食物或液体通过喉部进入肺部（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图8-1显示了其复杂性。

所有言语进化的研究者都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的言语产生是随着我们的言语感知一起进化的。或者，正如克雷林在其开创性著作中所说，“广播带宽和知觉敏锐度调谐之间往往存在精确匹配”，以及“拥有清晰的言语意味着言语产生和言语感知是相互协调的，因此携带大量言语信息的参数在产生和感知中都得到了优化”。换句话说，耳朵和嘴巴在一起配合得很好，因为它们已经一起进化了几百万年。

图8-1：喉部

言语始于气流，气流从嘴里进入或呼出时，就能发出人类的声音。前者被称为“内吸音”（ingressive），而后者则是“外挤音”（egressive）。在正常言语中，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只使用外挤音。在这些比较常用的语言中，“内吸音”是很少见的，通常只在感叹词中出现，比如在发出“huh”时，空气被吸入。发音时，气流开始运动的地方被称为“引发器”（initiator）。在所有英语语音中，肺部都是引发器。所以有人说所有英语语音都是肺音。但是，世界上许多语言还使用另外两种主要的气流引发器：声门（喉部的开口处，用于声门音）和舌头（用于舌音）。英语中没有此类语音。

引用我《语言：文化工具》一书中的话：

在泽塔语（Tzeltal）、乔尔语（Ch’ol）和其他语言中，所谓的“声门”音——内爆音（implosives）和挤喉音（ejectives）——很常见。

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语言学生涯时，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的泽塔群岛生活了几个月。我最喜欢的一个短语是c’uxc’ajc’al（外面很热），它包含了三个声门辅音（在泽塔语拼字法中以撇号表示）。为了发出这些声音，声门，也就是喉部两条声带之间的空隙，必须关闭，切断来自肺部的空气。如果在肺部或舌头切断从口腔流出的空气时，整个喉部也被迫向上移动，则会产生压力。当舌头或嘴唇将空气从口中释放出来时，就会发出类似爆炸的声音。泽塔语中这种类型的声音被称为“挤喉音”。我们也可以产生与“挤喉音”相反的声音，也就是所谓的“内爆音”。要发出“内爆音”，喉部要向下而不是向上移动，但是其他的步骤都和“挤喉音”相同。喉部向下运动将产生内爆音——由空气突然冲进口腔造成。在英语中没有类似的发音。

我记得有好几天我不断练习“外爆音”和“挤喉音”，因为和我一起共事的泽塔人经常使用这两种语音。这些语音很有趣——不仅有趣，而且将人类语音的范围扩展到了欧洲语言中严格由肺发出的语音之外。

声门可以用来以其他方式修饰声音。再次引用我的书《语言：文化工具》中的话：

另一种值得一提的声门音几乎会关闭但不完全关闭声门，并使肺中的气流几乎不流出。语言学家称之为“紧喉嗓音”（creaky voice）。早晨起床后，人们经常不由自主地发出紧喉嗓音，尤其是当他们的声带因喊叫、饮酒或吸烟而拉紧时。但在某些语言中，紧喉嗓音起到了普通元音的功能。

还有一些被称为搭嘴音（clicks）的声门音。它们是用舌头阻止空气流入或流出口腔，使得压力在声门后积聚而产生的。与肺音和声门音一样，舌音也可能是外挤音或内吸音，其产生方式是用舌尖关闭气流，同时用舌头后部向内或向外施加压力。我们可以在一小部分语言中找到搭嘴音，它们都在非洲，而且几乎都是班图语支（Bantu）的语言。我记得第一次听到搭嘴音是在米丽娅姆·马凯巴（Miriam Makeba）的“搭嘴歌”（click song）中。马凯巴的母语是科萨语（Xhosa）——班图语的一种。

图8-2所示的国际音标表（IPA）给出了所有使用肺部气流发出的辅音列表。

辅音与元音有几个方面的不同。与元音不同的是，辅音会阻碍（而不仅仅是塑造）从口中流出的气流。国际音标表被所有科学家公认为表示人类语音的方法。图表的各列是发音“方式”。这些方式包括使空气从鼻子流出，产生像［m］、［n］和［ɳ］这样的鼻音。另一些方式是“塞音”或“爆破音”（气流通过口腔时被完全阻断），如［d］、［t］、［k］或［g］。还有“擦音”，即气流没有完全被阻断，但它受到的阻碍足以引起摩擦音、搅扰音或嘶音，如［s］、［f］和［h］。

国际音标表中的各行表示发音部位。从左至右，发音部位从嘴的前部渐渐过渡到从喉咙的后部发出的声音。［m］和［b］是“双唇音”。它们是通过在唇部阻止气流而发出的，上唇和下唇碰在一起完全阻挡了气流。声音［f］的发音位置稍微靠后一点。它是由下唇接触上颌牙齿产生的，只是部分阻碍而不是完全阻碍气流。接下来是［n］、［t］和［d］的发音，在这些发音中，舌头要么挡住了牙齿后面的气流（如西班牙语），要么堵住了牙齿后面不远的硬腭（口的顶部）上的牙槽嵴（如英语）。

我们最终到达了口腔的后部，舌头的后部抬起，以阻断来自软腭的空气，发出［k］和［g］的声音。在有些语言中，更后面的地方也可以是发音部位。阿拉伯语就以其咽音闻名，这种声音通过收缩会厌或将舌头缩回咽部而发出。会厌是一块有弹性的软骨，向下可覆盖喉部顶部的小孔，以防食物或液体进入。嘴里塞满食物的人不应该说话，因为如果会厌没有准备好，这可能是致命的。人类（除了婴儿）是唯一不能同时进食和发音的生物。

图8-2：国际音标图

国际音标表中至关重要的是，其中列出的音段几乎完全覆盖了世界上所有地方人类语言的所有语音。其中的语音元素对于人类来说都很容易发出（至少经过一点练习后都可以发出）。但是基底神经节十分依赖于习惯，所以一旦我们掌握了我们的母语音素，就很难让神经节跳出其窠臼去学习其他语言的发音习惯。

但是辅音无法构成言语。人类还需要元音。举个例子，我的英语方言，南加州的元音，如图8-3所示。

就像辅音表一样，图8-3中的元音表是“象似性的”。元音表中的列代表了发音部位，由嘴巴前部逐渐过渡到后部。元音表中的行表示舌头在发出元音时的相对高度。梯形形状再次以一种象似性方式表明，随着舌头的下降，元音的口腔空间会渐渐缩小。

加州元音，就像所有元音一样，发自舌头上升或下降到口腔特定区域的目标区域。与此同时，当舌头移动到目标区域以升高或降低，舌头肌肉也会相应地收紧或放松。嘴唇可以是圆形或扁平的。紧元音［i］是“beet”这个词中的元音，而松元音［ɪ］则是“bit”中的元音。换句话说，“beet”和“bit”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发“beet”音时，舌头肌肉紧张，而发“bit”音时，舌头肌肉是放松的。许多语言学家喜欢用另一种方式称呼松元音与紧元音，即“舌根前伸”（舌头因在口中前伸和弯曲而绷紧）和“非舌根前伸”（舌头放松，舌根回到口的后部），通常在语言学文献中被写为［+ATR］或［－ATR］。

图8-3：南加州英语元音

样子很有趣的元音字符［æ］是我的方言“cat”中的元音。它是低前元音和非圆唇元音。但是按照图表最上方、最靠后的位置发音，就会听到［u］的声音，也就是单词“boot”中的元音。这是一个后元音，圆唇元音。“后”意味着舌头的后部被抬起，而不是像发出元音［i］时那样前部（前舌或舌尖）被抬起。发［u］音时，嘴唇呈“O”形。任何元音都可以用圆唇发出。因此，要发法语元音［y］，就要发英语元音［i］，同时嘴唇要成圆形。

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人类语言可用的各种语音在概念上都很容易理解。难的不是如何分类甚至分析它们，而是如何发出它们。人类可以在年轻时学会他们想发出的所有声音，因为他们的基底神经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节要建立新联系就有挑战性了。

1976年，我在俄克拉何马大学修习发音语音学的第一门课程（为了学习如何发出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所有语音）时，这门课的助教对每个学生进行了单独的面试，以便根据语音“天赋”（或感知能力）将他们分组。我走进教室参加面试，老师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Hello”（你好），但方式必须是把空气吸进肺里，而不是把空气排出去。“好奇怪。”我想，但我做到了。然后我被要求用声门挤喉音模仿玛雅语言的一些单词。这是一种“爆裂声”，空气从口腔中出来，但从肺部上方发出，通过将声带合在一起而形成压力，然后让声带后面的空气“喷射”出口腔。我试着模仿非洲搭嘴音。我知道，这门课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因为我正准备去亚马孙进行实地研究，研究一门外界仍知之甚少的语言——皮拉罕语。

同样，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从亚美尼亚语（Armenian）到扎波特语（Zapotec），都使用同样的发音动作和语音。原因是人类的听觉系统与人类的发音系统共同进化，也就是说，人类学会了用听觉敏锐地捕捉他们能发出的声音。当然，总会有异常情况，并且还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个人在亚马孙地区发现了世界上其他语言中没有的两种语音，一种属于查帕库兰语（Chapakuran），另一种属于皮拉罕语。

田野研究的语言学家需要学习人们可以发出什么样的语音以及在言语中使用什么样的语音，因为她或他必须准备好一到达目的地就马上开始工作。他们必须知道他们所听到的是什么，才能开始分析与其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言语和语言。

这个简短的介绍只涵盖了三分之一的语音学，即发音语音学的部分内容。但是一旦从口腔中发出之后，语音会变成什么？人们如何区分它们？听者通常无法总能看到与他们交谈的人的嘴巴，那么他们如何判断对方发出的是［p］还是［t］，是［i］还是［a］？

这属于声学语音学的领域。关于声音感知的一个直接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说话的时候，如果空气是从嘴里出来的，听话人只会听到辅音和元音，而听不到空气冲出口腔的声音？首先，喉部会通过声带的振动或喉部其他部分的振动来激荡空气。这会将声音的频率改变至人类可察觉的范围内，因为进化已经使这些频率与人类的耳朵相适应。其次，从口中冲出的空气的声音已经被进化调节了，低于人类听觉系统能够轻易探测到的正常频率范围。这是件好事。否则，人们讲话会像是在喘息，而不是在说话。

由喉部发出的气流激荡被称为发音，它为每一个声音产生被称为“基本频率”（简称“基频”）的声音。基本频率是发音过程中声带振动的频率，它取决于喉部的大小、形状和体积（脂肪）。个头小的人通常声音更高，也就是说，比个头大的人有更高的基本频率。与儿童相比，成年人的声音更低，基本频率更低，男性的声音低于女性，高个子的声音通常比矮个子的低沉。

基本频率，通常写成F0，是人们得以识别谁在和他们交谈的方式之一。我们会逐渐习惯别人的频率范围。人们唱歌以及控制声调语言中音节的相对音高，都是通过声带振动频率的变化来进行的。比如在汉语普通话或皮拉罕语中，音节的声调与辅音、元音一样，对于单词的意义至关重要。这种控制频率的能力对于产生和感知整个短语和句子的相对音高（被称为语调）也很重要。某些语言用口哨吹出来也是F0，要么利用音节的相对音高要么利用个别语音的固有频率。

然而，大家都明白，F0并不是全部。除了基本频率之外，每个语音发出时会产生与之唯一相关的谐振频率或共振峰。这些共振峰使我们能够区分母语的不同辅音和元音。例如，人们不是直接听到音节［dad］。我们听到的是共振峰和语音发出时共振峰的变化。

通过敲击产生“E”音的音叉，并将其置于木吉他表面靠近音孔处，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共振峰。与音叉相同八度的E弦就会振动或与音叉的振动产生共鸣。所有语音不同的谐振或共振峰都会产生共鸣。这些共振峰可以在声谱图中看到，每个共振峰都位于声音基频的特定倍数处（图8-4）。

在四个元音的这张谱图中，图的底部是基本频率，黑色谱带按列排布。每个谱带与谱图左侧的频率相对应，它们是相关元音的谐振或共振峰。从底部左边到右边，测量的是发出一个语音的时长。谱带的暗度表示所产生声音的相对响度。共振峰是所有语音的“指纹”。人类的耳朵已经进化到只听这些声音，挑选出反映我们声带物理结构的共振峰。共振峰由低到高的简称为F1、F2、F3等。它们受诸如舌头的形状、嘴唇的圆平度和发音的其他方面的共振器的影响。

图8-4：元音谱图

元音的共振峰频率见于声谱图中，以赫兹（Hz）为单位。令人惊奇的不仅是我们听到了语音之间的频率差别，而且是我们这么做了而不自知，即使我们如此准确地产生和感知到这些共振峰。正是这种隐性知识常常使语言学家认为这些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当然有些方面是天生的。由于自然选择，人的嘴巴和耳朵是相配的。

关于生理上我们的耳朵和大脑是如何解释语音的，我们知之甚少，因此无法在听觉语音学（听觉的生理学）领域做出详细的讨论。但语音的声学和发音足以引发大家来讨论这些能力是如何进化出来的。

如果说语言先于言语出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直立人虽然发明了符号并创造出了G1语言，但它们仍然不具备顶级的人类言语能力。确实如此。它们的喉部更像猿而不那么像人。事实上，尼安德特人有相对现代的喉部，但直立人却远远比不上。

直立人和智人发音器官的主要区别在于舌骨和人属出现以前的退化器官，如喉部中央的气囊。特库姆塞·费奇是第一批指出气囊与人类发音有关的生物学家之一。气囊使直立人发出的许多声音比智人的模糊。直立人有气囊的证据是由于人们幸运地发现了直立人的舌骨化石。舌骨位于喉部上方，通过组织和肌肉连接将喉部固定。通过收缩和放松连接喉部和舌骨的肌肉，人类能够提高和降低喉部，改变F0和言语的其他方面。另一方面，在所有晚于直立人的化石中，都没有固定舌骨的地方。而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区别。直立人和智人的发音器官如此不同，以至于克雷林总结道：“我判断直立人的声道基本上是类似猿猴的。”或者，正如另一些人所说：

作者描述了一具没有角的舌骨标本，该化石属于意大利罗马圭多堡（Castel di Guido）的直立人，距今约40万年。该舌骨表现出人属的棒状形态特征，与非洲的猿类和南方古猿的球状形态不同。该舌骨的测量数据不同于其他灭绝的人类物种和早期人科动物（凯巴拉尼安德特人和阿法南方古猿）的唯一完整标本，也不同于从现代人身上观测到的平均值。直立人的舌骨腹侧表面几乎完全没有肌肉印痕，这表明抬高舌骨和调节声道长度的能力较差。盾状外形、可能较小的大角尺寸和放射图像似乎表明该舌骨非常古老，也揭示了一些与非人类和前人属的相似之处。这些都表明人类语言的形态学基础并没有在直立人中出现。

因此，直立人不可能像现代人一样，在言语感知或产生中，能够清楚地辨别出相同范围的语音，从而产生出同样种类或质量的言语。但这并不意味着直立人无法使用语言。直立人有足够的记忆来记住大量的象征符号，至少可以记住上千个——毕竟，狗都可以记住数百个——并且能够在利用环境和文化知识的情况下，消除因直立人发音能力较弱而产生的共振峰不够导致的明显符号歧义。然而，可以预料的是，对语言的新依赖将会产生鲍德温效应，自然选择将会偏爱那些拥有更强的言语产生能力和感知能力的人属后代，无论这些能力来自发音器官还是来自人脑的各个控制中心。最终，人类言语从直立人的低质量言语变成了现在的高保真言语。

一种语言需要多少辅音、元音、语调和手势，才能确保它有足够的“载运量”以表达它想要表达的所有意思？语言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思考。看待语言的一种方式，是以能让听者理解说话人的办法将意义和形式及知识相匹配。

如果可以肯定地知道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不能发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所有语音，这是否意味着它们不可能拥有像现代人那样丰富的语言？这很难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智人之前的人族物种和直立人相比，智人更擅长说话。作为现代言语装备的自豪拥有者，我们有无数的好处和优势，可以使言语更易于理解。但是，对于言语或语言来说，智人的增强版声道是没有必要的。拥有它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就像拥有一辆漂亮的旅行拖车和一辆马力十足的四驱皮卡车，而不是由两匹骡子拉着的顶篷马车。

事实上，计算机表明一种语言只需要0和1两个象征符号就可以很好地运作。所有的计算机都通过这两个象征符号进行通信，打开电流记为1，关闭电流记为0。世界有史以来所有的小说、专著、博士论文、情书等都可以翻译成0和1的序列，但这有许多不足之处，如缺乏手势、语调和突出句子重点部分的信息。所以，如果直立人能或多或少一致地发出一些声音，它们就能参与到语言游戏中，和智人比肩。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同于言语。智人很可能说话更清楚，语音更容易被识别。但再强调一遍，这仅仅意味着直立人开的是老福特T型车，而智人开的是特斯拉。但是福特T型车和特斯拉都是汽车，前者不是“原型车”。

尽管很难从化石记录中重建，但人类的声道就像人脑一样，也是在早期的人科动物演变为现代智人的过程中迅速进化出来的。但是为了讲述这部分故事，我们有必要先做些铺垫，谈谈现代人在其语言中使用的声音。这是进化的终点，也是关于现代人类语音的所有讨论的起点。

隐藏在所有语言学研究表面之下的进化问题是：“人类是如何产生在当今世界语言中发现的各种声音的？”然后是：“这些声音是什么？”

人类发音器官使用的所有语音都是由相同成分组成的。

任何语言的任何语音的技术性描述都会介绍某一语音是如何发音的。辅音［p］被解释为：“清辅音，双唇塞音（也叫‘爆破音’），伴有肺部气流外呼。”这个对语音的描述很长，但很有帮助，意思是说，用一个例子来讲，“spa”这个词里的［p］音，是通过放松声带使其免于振动来发音的。因此这种声音是“清音”。（［b］的发音方式和［p］完全一样，只是发［b］时声带是绷紧和振动的，所以［b］是“浊音”。）“肺部气流外呼”这个短语的意思是空气从嘴巴、鼻子或同时从两者流出，且气流起源于肺部。这需要说明一下，是因为并非所有的语音都使用肺部气流。“塞音”或“爆破音”意味着气流完全被阻塞，尽管是暂时的。“双唇音”指的是上下嘴唇碰在一起。“双唇音”与“塞音”连用，意思是气流完全被嘴唇堵塞。如果在发出假想的单词［apa］中的音时，轻轻将食指放在“亚当的苹果”（实际上是你的喉部）上，可以感觉到声带从第一个［a］开始振动到第一个［p］停止，然后在第二个［a］上再次开始振动；但是，如果发出假想词［aba］的音，声带将在发出［a］、［b］和［a］中的每一个音时都保持振动，声带振动会贯穿整个词的发音过程。

虽然世界上7 000多种语言中有数百种声音，但它们都是按照这些程序命名和发出的。更重要的是，这几个简单的程序，利用身体上独立于语言进化的部分——牙齿、舌头、喉部、肺和鼻腔——就足以说出地球上任何语言都能说出的话。这非常刺激。

当然，人类可以完全避开言语，用手语或书面语言进行交流。人类的交流方式，无论是写作、手语还是口语，都会动用“听觉——口头”和“视觉——手头”这两种不同的交流渠道中的一种或两种。在现代人类语言中，这两个渠道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这在人类语言中是必不可少的，人类的每一种表达都是手势、语法和意义的结合体。当然，还有其他方式来表达语言。人类可以使用彩色旗帜、烟雾信号、莫尔斯电码、打字信件、鸡内脏和其他视觉手段进行交流。但是，有趣的是，没有人认为有可能找到一个只用书面语或烟雾信号进行交流的群落，除非他们有某种共同的身体缺陷，或者都与有某些身体缺陷的人一起生活。

有个问题值得一提：人类的言语是有其特殊之处，还是仅仅是由易于制造的噪声组成的？其他噪声是否也适用于人类言语？

正如菲利普·利伯曼所指出的，代替人类语音的一种选择是莫尔斯电码。莫尔斯电码操作员可以达到的最快打字速度大约为每分钟50个单词，也就是大约每分钟250个字母。然而，工作速度如此之快的操作员需要频繁地休息，而且几乎不记得他们转录了什么。但是一个宿醉的大学生很容易就能听懂每分钟150词的演讲！我们能够以大约每秒25个语音的速度发出声音。

言语也通过将我们发出的语音结构化来运作。语流中的主要结构是音节。音节被用来将音素编组，其所遵循的模式对世界各地的语言来说都是高度特定的。最常见的是C（辅音）+V（元音）这种模式，以及C + C + V；C + V + C；C + C + C + V + C + C + C等等（元音两边各有三个辅音，是世界各种语言中可观察到的最大音节上限）。英语给出了一个复杂音节结构的例子，比如单词strength，s-t-r-e-n-g-th，它呈现了C + C + C + V + C + C + C模式（其中“th”代表单个发音）。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迄今为止，在大多数语言中，C +V要么是仅有的音节，要么是最常见的音节。借助音节的组织和助记手段，以及我们的神经进化加上我们的偶然性判断——基于对母语的大量接触，相比于其他语音，我们能够更快地解析我们母语的语音和单词。

假如你想说，“Piss off，mate！”（滚开，伙计！），你怎样才能把这些声音从你的嘴里传到别人耳朵里去呢？就实际说出的口语单词而不是用英文字母写下的书面单词而言，这三个词中有三个音节、五个辅音和三个元音。从专业角度讲，它们分别是［ph］、［I］、［s］、［ɔ］、［f］、［m］、［ei］和［t］。三个音节分别是［phIs］、［ɔf］和［meit］，因此，这串侮辱性字眼的每个单词都是一个音节，这在英语中属于不常见的情况。

从手语中，我们也可以获悉很多关于神经认知——大脑平台的知识。以手语为母语的人可以像说话者使用发音器官一样快速有效地交流。所以我们的大脑并没有与语音联系得过于紧密，以至于无法使用所有其他言语的其他形式和渠道。似乎每个人不太可能通过进化拥有独立的神经元网络，一个用于手语，另一个用于口语。简单的处理方式是做这样一个假设：我们的大脑能够处理不同形式的信号，其中我们的手和嘴发出的是最容易处理的信号。顺便说一下，手语也显示了类似音节的手势组的证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倾向于这样的分组，因为我们的大脑很快就会把音节分组作为更好的处理部分符号的方式。然而，不管其他方式如何，声音言语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专用渠道。这很有趣，因为在这个事实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进化为言语而改变人类生理构造的证据。

人类婴儿最初发出语音的方式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儿童喉部上方的声道结构（喉上声道，SVT）与黑猩猩对应的声道结构非常相似。人类新生儿呼吸时，喉部会上升，锁住通向鼻子的通道（鼻咽通道）。这封住了气管，防止了母乳或新生儿口中的其他东西流入其中。这样，人类婴儿就可以像黑猩猩一样一边进食一边呼吸，而不会呛到。

成人失去了这个优势。随着身体发育成熟，其声道会拉长。他们的嘴巴会变短，而咽部（紧靠嘴后，位于喉部、气管和食道上方）会变得更长。因此，成人的喉部相对于嘴的高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会有食物或液体落进去。如前所述，如果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的气管，人就可能会窒息而亡。因此，有必要仔细协调舌头、喉部、一个称为会厌的小片和食道括约肌（我们食道中的圆形肌肉），以避免在进食时窒息。人们会注意避免在嘴里塞满食物时说话。一边交谈一边进食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不适。人类似乎失去了黑猩猩和新生儿的优势。

但这不全是坏消息。尽管人类发音器官的变化过于庞杂，且涉及较多专业内容，难以在此讨论，但这些发展的最终结果使我们能够比直立人更清晰地讲话。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发出更多的语音，尤其是元音，比如在世界上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的超级元音“i”、“a”和“u”。这些是最容易感知的元音。我们是唯一能完美发出这些音的物种。此外，元音“i”特别有趣。它能使听话人判断说话人的声道长度，从而确定说话人的相对身高和性别，进而为听声辨人提供了可能。

这种发音器官的进化发展为发出语音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语音的产生是从肺部开始的。人类的肺对于发音器官，就像一瓶氦气对于狂欢节气球的作用一样。嘴巴就像气球。气流被释放时，可以通过放松气球、扩大或缩小放出空气的孔、间歇性地切断空气，甚至在空气被排出时“抖动”气球来控制空气声音的音调。

但是如果说人类的嘴巴和鼻子像气球一样，那么和气球相比，它们还有更多的活动部件、更多的曲折和空气通过的腔室。所以人们可以发出比气球更多的语音。而且由于人耳及其内部运作机制与人类发音系统是共同演化的，因此它们进化到能够发出并敏锐地感知一小组语音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进化研究，所有陆生动物的喉部都是从同一个来源演化而来的——古代鱼类的肺瓣膜，尤其是非洲肺鱼、澳洲肺鱼和美洲肺鱼的肺瓣膜。正如我们所知，鱼可以发出语音。这种古老的鱼的瓣膜上的两条裂缝起到了防止水进入鱼肺的作用。在这个简单的肌肉机制中，进化为其增加了软骨，并进行了一些修补，使其可以进行哺乳动物的呼吸和发音。因此我们最后进化而成的声带实际上是一组复杂的肌肉。法国研究员安托万·费朗（Antoine Ferrein）把发音器官当成了一种乐器，首次将其称为“琴弦”（cordes）。

真正复杂的是这个装置的控制系统。人类不会用手来演奏他们的发音器官。人们用大脑控制着数百块肌肉的每一次运动，从横膈膜到舌头，再到鼻咽通道的开口。几千年来，发音器官的形状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更多可识别的言语，更有效地匹配了说话人大脑中语言的细微差别，所以大脑进化出了神经连接来控制发音器官。

人类必须具备有效控制呼吸的能力，才可以发出言语。呼吸包含吸气和呼气，而发音几乎完全是呼气过程。这需要控制气流，调节来自肺部并通过声带的气压。发音能力要求人们即使在“平静呼吸”（空气不是通过正常的肌肉动作以呼气的形式排出肺部，而是被动地从肺中渗出）之后仍能持续发出言语。这种控制使人们能够用长句说话，随之产生的不仅是单个语音（如元音和辅音），而且还包括句段或短语的音调和响度以及持续时间。

很明显，大脑与发音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对大脑某部分进行电刺激可以产生发音运动和一些发音的情况（尤其是元音）。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反应则不同。对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与布罗德曼44区相对应的区域进行刺激，会使其面部、舌头和声带产生运动，但不会像人类一样发音。

显而易见，黑猩猩是不会说话的。但这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其声道。黑猩猩的声道肯定能发出足够多、足够清晰的声音来支持某种语言。黑猩猩不会说话，是因为其大脑——它们不够聪明，不会使用人类的那种语法，也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声道，从而控制发音过程。利伯曼将言语的主要控制器锁定在基底神经节，也就是他以及另外有些人所说的爬行类动物大脑。在此再强调一遍，基底神经节也负责其他的习惯行为。连接基底神经节和皮层的神经回路遭到破坏，可能会导致强迫症、精神分裂症和帕金森病等疾病。基底神经节牵涉到运动控制、认知、注意力和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

因此，结合FOXP2基因的进化形态（它能使现代人类语言用到的发音器官和心理过程得到更好的控制），基底神经节和更大的大脑皮层之间的神经连接的进化对于支持人类言语（或手语）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些变化有助于我们意识到，人类的语言和言语是其他几个物种当中也可见到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有任何特定语言基因或不可逾越的鸿沟突然出现，为人类提供了语言和言语。相反，进化记录表明，语言鸿沟是数百万年来慢慢形成的。与此同时，直立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语言门槛的跨越时间是如何之早，人脑和人类智力的变化是如何一步步使人类获得语言的（即使是与猿类相似的言语能力）。直立人证明，只要大脑足够大，猿类就能够说话。人类就是大脑足够大的猿。

1. 菲利普·利伯曼，《旧时语言理论》（Old-Time Linguistic Theories），《皮层》44，2008：218-226。

2. 特库姆塞·费奇、巴特·德·布尔、尼尔·马瑟（Neil Mathur）、阿西夫·A. 加赞法（Asif A. Ghazanfar），《猴子声道具备言语条件》（Monkey Vocal Tracts Are Speech-Ready），《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2（12），2016；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2/12/e1600723；DOI：10.1126/sciadv.1600723。

3. 这些批评不是我原创的。我几乎完全是在转述迈阿密大学的语音学专家凯莱布·D. 埃弗里特的一封电子邮件的内容（姓氏不是巧合）。

4. 对于那些对人类言语研究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些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埃德蒙·S. 克雷林（Edmund S. Crelin）的《人的声道：解剖、功能、发展和进化》［The Human Vocal Tract: Anatomy, Func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范特基（Vantage）出版社，1987年］一书也许是对人类言语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现代研究的最佳典范。书中包含了数百幅图画和照片，不仅探讨了现代人类的发音器官，研究了早期人类化石的相关部分，还对每一部分进行了技术上的讨论。——作者注

5. 路易吉·卡帕索（Luigi Capasso）、伊丽莎白·米凯蒂（Elisabetta Michetti）、鲁杰罗·达纳斯塔西奥（Ruggero D’Anastasio），《一块直立人舌骨：对人类语言能力起源的可能影响》（A Homo Erectus Hyoid Bone: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 of the Human Capability for Speech），《人类学学院》（Collegium antropologicum）32（4），2008：1007-1011。

6. 要想更全面地了解人科动物语音的进化过程和基本属性，我建议读者参阅菲利普·利伯曼的《语言进化生物学》（Toward an Evolutionary Biology of Language，哈佛大学出版社旗下贝尔纳普出版社，2006年），下文大部分内容摘自该书。

7. 要想更全面地了解人科动物语音的进化过程和基本属性，我建议读者参阅菲利普·利伯曼的《语言进化生物学》（Toward an Evolutionary Biology of Language，哈佛大学出版社旗下贝尔纳普出版社，2006年），下文大部分内容摘自该书。

8. 以下各段大量引自《语言：文化工具》。

9. 转述自利伯曼《语言进化生物学》。

第三部分
语言形式的演变

第9章
语法从何而来

言语是一种非本能的、后天获得的文化功能。

爱德华·萨丕尔

有人可能会用英文这样提问：“Yesterday, what did John give to Mary in the library?（昨天，约翰在图书馆给了玛丽什么？）”另一个人可能会回答：“《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是一个完整的对话。尽管这不是一个意义特别深刻的对话，但它仍然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赖的典型交流。这体现了大脑受文化影响的方式，以及语言在扩大知识方面的作用——将个体的知识，甚至所有生活过、书写过或被书写过的个体的知识，扩展为一个社会所有个体（其实是所有活着的个体）的共享知识。将人类带入信息时代的不是计算机，而是语言。信息时代起源于近200万年前，智人仅仅微调了一下。

话语和会话是语言的顶峰。然而，这个顶峰地位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在上述话语的句子中揭示出来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自然语境中听到那段谈话的第一句话便能理解。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听懂这个复杂句子的所有部分，并利用每个部分来帮助他们理解说话人在问“昨天，约翰在图书馆给了玛丽什么？”时的意图。

首先，他们理解“图书馆”“在”“约翰”等词语的含义。其次，所有说英语的人都能听到振幅或响度最大的单词，并且还会注意到音高最高以及最低的单词。响度和音高可以根据说话人试图传达的内容而变化，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甚至在相同的句子中也不尽相同。图9-1显示了句子音高和响度的一种分配形式。

单词上方的那行线显示了整个句子的旋律，即相对音高。“yesterday”（昨天）以斜体表示，表明它是这句话中第二响亮的单词。“John”（约翰）全部以大写字母表示，意味着它是这句话中最响亮的单词。“yesterday”和“John”被说话人着重强调，表示听话人需要特别关注这些内容。旋律表明这是一个问句，但它还挑出了四个音高更高的词，即“yesterday”“John”“Mary”（玛丽）和“library”（图书馆），表明它们代表了不同种类的需要处理的信息。

“yesterday”的响度和音高表明，说话者在谈论某人昨天给某人的是什么，而不是今天，也不是另一天。这有助于听话人避免混淆。“yesterday”这个词并没有自己传达这些信息，而是借助音高和响度突出了它对于传递的信息和所要求信息的特殊性。“John”是最响亮的一个词，因为对说话人来说，听者告诉他约翰做了什么是尤其重要的。也许玛丽是图书管理员，人们每天都会给她书。说话人问的不是苏茜给她的东西，而只是约翰给她的东西。音高和响度让听话人得知这一点，这样他们就不必对昨天给玛丽东西的所有人进行分类。“John”这个词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音高和响度更是突出了这一点，为听话人提供了额外的线索，引导他们在脑海中对正确信息进行搜索。

图9-1：昨天，约翰在图书馆给了玛丽什么？

现在想一想，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问话者看起来怎么样？可能他们看起来像这样：上臂伸向两侧，前臂伸展，手掌朝外，眉头皱起。这些身体和手部的表达很重要。听者通过这些手部的、面部的和其他身体线索立即明白你不是在进行一个陈述，而是在问一个问题。

现在想一想这些词本身。“yesterday”这个词出现在句子的最左边。在下面的句子中，< >表示“yesterday”可能出现在句子中的其他地方：

< > what < > did John < > give < > to Mary < > in the library < >?

所以我们可以问：

“What did John give yesterday to Mary in the library?”

“Yesterday what did John give to Mary in the library?”

“What did John, yesterday, give to Mary in the library?”

“What did John give to Mary yesterday in the library?”

“What did John give to Mary in the library yesterday?”

“What, yesterday, did John give to Mary in the library?”

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不太可能这样问：

* “What did yesterday John give to Mary in the library?”

* “What did John give to yesterday Mary in the library?”

* “What did John give to Mary in yesterday the library?”

* “What did John give to Mary in the yesterday library?”

上面例子中的星号意味着，除非在特定背景下，否则听到这些句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使用例句的其他单词或短语可以继续这个练习：

“In the library, what did John give to Mary yesterday?（在图书馆里，约翰昨天给了玛丽什么？）”

这个关于单词和词序的练习不需要继续下去，因为现在已有足够的信息表明，组合一个句子不是简单地像穿珠子一样把单词串联起来。

大多数语言中的句子的组成部分是组合成短语的单词。这些短语不应该拆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把单词“yesterday”放在“in”或“the”之后。合乎语法的短语是短期记忆的组块形式。它们有助于回忆和解释。

然而，上面的例子还省略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比如说什么是图书馆？约翰是男人还是女人？玛丽是男人还是女人？提到的是哪个图书馆？约翰最有可能提供什么样的东西？约翰和玛丽彼此认识吗？虽然这里存在很多问题，但如果是上述对话中的说话人或听话人，他们很快就能得出答案。因为人们通常能够（在没有教导的情况下）从周围的社会和文化中吸取知识。人们会使用个人知识（比如哪个图书馆是最有可能被提到的）和文化知识（如图书馆是什么）来缩小他们作为听者的“解决空间”。因此，他们无须对所有可能的信息进行分类以理解和回应，只需在脑海中搜索可能适合眼前问题的文化层面和个人层面最相关的信息即可。句法、词语选择、语调和声音振幅都旨在帮助理解刚才所说的内容。

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比如这个例子中的某些信息。这里有共享的信息。这种信息有时会通过比如短语“the library”中的单词“the”来表示。因为那人说的是“the library”［（那个）图书馆］而不是“a library”［（一个）图书馆］，这相当于是在告诉听话人，这是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图书馆——他们分享这些知识——这是由于对话所处的语境。这句话的诉求是想获得新的信息，如疑问词“what”所指示的那样。这是说话人不知道但期望听话人拥有的信息。句子能够促进说话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而语法只是一个辅助句子的工具。

这个问题也是一种有意的行为——一种旨在引起听话人特定行为的行为。这里预期的行为是“向我提供我希望获得的信息或告诉我在哪可以获得这个信息”。行为各不相同。因此，如果一个国王说“掉脑袋”，而且是字面意义的话，那么预期的行为将是斩首。关于句子如何被发出和理解，字面意义给我们带来了另一层含义——说话人是字面意思还是带有讽刺或比喻性的口吻？他们疯了吗？

通过语言，说话人可以识别承诺、声明、间接请求、直接请求、谴责、法律影响（“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意义的信息点。任何语言理论都应该告诉我们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语言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相互配合的——语调、手势、语法、词汇选择、意图类型等等。听话人在这条信号和信息之河中做了什么？她在回答问题之前是否要先坐下来思考几个小时？没有，她瞬间就能理解这一切。这些线索是一起工作的。作为一个整体，它们让这个句子更容易理解而不是更难理解。证据是，推动这种瞬间理解的最强大力量是信息结构。什么是新信息？什么是共享信息？这不仅取决于词的字面含义，而且取决于我称之为暗物质的隐含文化知识。

在句子的句法表达中，说话人会加入手势和语调。他们以这些手势为注释来表明来自文化的隐含信息以及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个人经历。但总有一些东西不会明说。语言从不把一切都表达出来。细节由文化来填补。

人类语言是如何从简单的象征符号转变为高级象征符号、象征符号内的象征符号、语法、语调、手势和文化的复杂交互的？为什么所有这些因语言和文化而异呢？在英式英语、澳式英语、印度英语或美式英语中使用相同的单词会产生相关但不同的预设知识、语调模式、手势和面部表情。将单一话语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普遍语法”是不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各具特色。

当然，语言具有普遍共享的方面。每种文化都会使用音高和附加手势，按照某种商定的顺序安排语序。这些是语言的必要限制和特征，因为它们反映了物种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局限性。也许（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其中一些体现了直立人讲话方式的痕迹。随着物种不断进化，也许人类在一千年到另一千年之间通过一代代示范传下来了很多语法。现代语言有可能保留了200万年前最初由直立人发明的信息传输解决方案。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回顾我们对象征符号的了解，这一切都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则，即任意的形式可以表示意义。每个象征符号还包含皮尔士的解释项。所有形式的符号是向人类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迈出的第一步，这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形式和意义通过增加手势和语调这些解释性辅助手段构成的三重模式。随着象征符号及其他元素与文化越来越契合，它们从交流演变为语言，演变为区别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视角，即语言学家肯尼思·派克提出的“客位”（外部观点）和“主位”（内部观点）。符号本身无法让我们一下子获得客位与主位，文化在整个过程中都至关重要。

客位视角就好比是旅游者第一次听到外语。“他们说得太快。”“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凭那些奇怪的声音理解彼此的。”但是人们学会说这种语言后，这些声音就会让人觉得熟悉，听起来不像最初那么快，这种语言及其规则和发音模式也逐渐让人感到熟悉。学习者从客位视角走向了主位的文化视角。

通过将意义与形式联系起来以创建象征符号，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区别凸显了出来。而且由于象征符号是由特定群体的成员解释的，因此它们会引发内部及外部人士不同的解读。所以这门语言对母语使用者而言更容易理解，但对非母语使用者来说却很难学习。语言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标引符号→图像符号→（主位）象征符号+（主位）语法、（主位）手势和（主位）语调。

象征符号之后，语言的另一个重要发明是语法。要用象征符号造出更复杂的话语就需要结构，一套组织原则必不可少。这些原则能使我们有效地组织话语，并且最符合听话人的文化期望。

语法同时以两种方式组织——垂直方式（也称为纵聚合组织）以及水平方式（横组合组织）。正如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组织模式是所有语法的基础。语法的垂直和水平组织一起工作，通过将信息打包成单独的话语和短语来促进交流，传递原本无法传递的大量信息。这些组织模式是以象征符号的本质和信息传递的方式为依据的。

如果有了象征符号和声音，那么不需要巨大的智能飞跃就能将它们按照线性顺序排列起来。无意义的声音（“音素”是语音的名称）放在一起形成有意义的词语，语言学家们将其称为“规则双重性”（duality of patterning）。例如，单词“sat”的s、a和t这三个字母本身是无意义的，但是按照这个顺序组合起来所形成的词有意义。要形成单词，就要从给定语言的声音中取出音素并将其置入“插槽”（slot）以形成单词，就如单词“sat”：s处于插槽1，a处于插槽2，t处于插槽3。

一旦这种双重性规范化，并由文化成员达成一致，那么它将扩展，把有意义的单位结合起来。从那以后，使用表示事件和事物的象征符号来陈述就不是什么巨大的飞跃了。假设有一个象征符号列表，这是语法的纵向或者叫聚合组织的一个方面。接下来有一个顺序，把这些象征符号放在一种文化已经认可的象征符号组织中。因此，形成句子或短语的任务是选择一个象征符号并将其放在一个插槽中，如图9-2所示。

知晓语法（这是每个说话人都必须做到的），其实就是知晓将词语组装成句子的说明。这种编造语言的简单语法可能就是：选择一种聚合填充符并将其放置在合适的组合插槽中。

按照特定顺序放置象征符号在认知上并不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此早期人类可能就会用“插槽”和“填充符”。它们是所有语法的基础。

所有这些解释最初是由语言学家查尔斯·霍基特（Charles Hockett）在1960年提出的。他称无意义成分的组合使有意义的成分具有“规则双重性”。一旦人们掌握了象征符号和规则双重性，那么他们就能扩展规则双重性，获得上图中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组织。人类的语言已经近在眼前，但还需要两个东西——手势和语调。象征符号加上手势和语调使语言变得完整，但是，规则双重性才是重点。人们组织其象征符号后，接下来自然会开始将象征符号分析成更小的单位。因此，一个单词，比如“cat”，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被人以水平或者叫横组合的方式组织为一个音节c-a-t。但是这一组织形式也清楚地表明，“cat”也是以垂直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字母“p”代替“cat”中的“c”来形成单词“pat”，或者用“d”代替“t”，得到单词“cad”。换句话说，“cat”有三个插槽，c-a-t，每个插槽的填充符来自英语的语音。

因此，音节本身就是规则双重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音素排列的自然组织约束，能使每个音素更好地被感知。音节还有其他的功能，但关键的一点是，它主要是对人类进化过程中耳朵与发音装置相匹配而产生的感知的一种帮助，而不是预先设定的心理范畴。音节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表征是语音按照顺序排列。语音排列的基本顺序是，在音节中从左到右，将声音按照最不固定的大声、最大声、最小声的顺序排列。如此更易于听到每个音节中的声音。这是另一种组块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跟踪语言中发生的事情。这个属性被称为声音的响度。简而言之，声音越大越响亮。辅音较元音而言不那么响亮。有些辅音（这里我们不需要担心）较其他辅音而言不那么响亮。因此，音节是言语的单位，其中的单个插槽会产生渐强—渐弱的效应。单词的核心或中心部分是最响亮的成分——通常是元音，而在边缘是最不响亮的成分。音节“bad”就能够展示这一点。这是一个可接受的英语音节，因为音素b和d不如音素a那么响亮，同时出现在音节的边缘，而最响亮的成分是在韵核或中心位置。而音节“bda”在英语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低沉的声音b之后是更加低沉的辅音d，而没有提高声音的响度，这使得人们难以听到，或是由于b和d一起放在音节边缘而难以区分。

图9-2：扩展的规则双重性——造一个句子

不同语言的音节组织差别很大。例如英语就有非常复杂的音节模式。“strength”这个词在开头和结尾都有不止一个辅音。辅音s应该跟在辅音t后，因为它更加响亮，所以这个词实际应该是“tsrength”。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是因为基于英语早期阶段的声音模式和影响它的语言以及文化选择，英语一直以来都倾向于“st”的顺序。历史和文化是超越和违反纯粹音节的语音组织的常见因素。

这种音节在感知和发音方面的组织自然而然地给人们带来了语言的规则双重性。通过组织声音，使其更容易让人听到，语言实际上可以自动获得这种规则。每个音节的边缘和核心都是音节水平组织的一部分，而可以进入边缘或核心的声音是填充符。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音节可能是语法和更复杂语言的关键。同样，音节所依据的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将声音组块，使人们更容易听到和记住。”直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音节，因为音节是从我们短期记忆的缺陷以及最容易听到的组织方式当中出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意味着直立人一旦使用音节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语法。当然，在语言进化中，音节很可能比词汇和句子出现得晚一些，但是任何类型的声音组织，无论是智人的音素还是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的其他声音，都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形式来组织一种语言，使它超越单纯的象征符号，变成某种形式的语法。因此，早期的言语会催生句法、形态和语言中其他方面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组织。事实上，有人声称，其他一些动物，如绢毛猴，也有音节。无论绢毛猴能做什么，我敢打赌直立人都能做得更好。如果绢毛猴拥有更加先进的大脑，那么它们就可能会拥有人类的语言。

如果这是正确的轨道，那么规则双重性加上手势和语调就是语言的基本组织原则。然而，一旦这些要素到位，可预计的是我们会在语言中发现层次结构的效用，计算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结构在传输或存储复杂信息方面永远是有用的。

与所有其他形式的人类行为一样，音系学也受记忆——表达张力的制约：语言含有的单位越多，表达信息时歧义就越少，但需要学习和记忆的东西也越多。所以如果一种语言有300种语音，相比只有5种语音的语言，它可以产生意义更加明确的单词。但是这样做有一定的代价——语音越多越难学。音位组织声音，使它们更容易被感知，增加了一些特定社群偏好的本地文化修饰（如英语单词“strength”取代“tsrength”），发音和听觉器官由此而协同演变。人类耳朵和嘴巴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所有人类语言声音的由来。这令人类的言语听起来不同于火星语。

当然，人类的发音器官也很有趣，因为除了其形状，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专门用于说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发音器官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活动部件（发音体）、静止部件（发音点）和气流产生器。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发音器官的演变可能始于语言诞生的时刻。虽然语言可以在没有发达的言语能力的情况下存在（许多现代语言可以通过吹哨、哼唱或手语的方式表达），但没有语言就不会有言语。尼安德特人没有类似智人的言语能力，但是可以肯定它们拥有一种没有智人发音器官的工作语言。尼安德特人无法发出/ i /、/ a /和/ u /（至少根据菲利普·利伯曼的说法）的音，这会成为言语的障碍。但这些“基本”的或者叫“量子”的元音既不是语言所必需的，对语言而言也是不足的（因为有手语存在，所以这些不是必需的；因为鹦鹉可以发出这些音素，所以这些对语言而言也是不够的）。

如前所述，当听觉系统与发音系统共同发展时，言语会得到增强。这只意味着人类的耳朵和嘴巴是一起演变的。因此，人类更容易听到他们最容易发出的声音，也更容易发出他们的耳朵最易于感知的声音。

个人的发音、音素，是由接触或靠近发音点（牙槽嵴、牙齿、硬腭、嘴唇等等）的发音体产生的，其中舌头和嘴唇起主要作用。这些声音中的一些声音比较响，因为它们冲出嘴的气流受到的阻碍最小（大部分气流是从鼻子里出去的）。这些是元音。元音的发音与发音者本人没有直接联系。其他音素完全或部分阻碍空气从嘴里流出，这些是辅音。通过辅音和元音，任何一个说话人产生的声音流都能被组织起来，使信息速率（辅音通常比元音携带更多的信息，因为辅音数量居多）和感知清晰度最大化（在不同位置的语音流中辅音更容易被察觉到，例如位于元音前后和单词的开头和结尾）。由于言语不是一个一个蹦出来的，而是连续的发音运动，所以元音和辅音会相互“同化”，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得更为相似，尽管各种语言的情况不一定是相同的。如果母语为英语的人说出“clock”这个词，那么最后的“k”就会比说出单词“click”时更靠后。这是因为元音“o”在口腔中更靠后，元音“i”更靠前。在这些情况下，元音将辅音“拉”向其发音位置。对声音的额外修饰增强了人们对语音的感知。另一个例子是送气音——发音时产生的一股空气。或者浊音化，即发出声音时声带振动带来的后果。音节结构是另一种修饰，在音节的不同位置发音不同。这可以通过“l”的发音看出：在一个音节的末尾，例如在单词“bull”中，和在一个音节的开始，如在单词“leaf”中，“l”的发音是不同的。如果想“看到”送气音，可以把一张纸放在嘴前两三厘米处，读出“paper”这个词，纸将会晃动。现在重复之前的步骤，读出“spa”这个词。如果发音者以英语为母语，那张纸就不会因为“spa”中的“p”而晃动。

在发音时，这些增强功能经常被母语使用者忽略，因为这些增强功能只是附加功能而不是目标声音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母语为英语的人通常不会听到“spa”中的［p］与“paper”中的［ph］之间的差异，其中辅音后面升高的“h”代表送气音。但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这些声音非常不同。说话人意识不到这些增强功能，通常只有经过特殊的努力才能听到它们。研究声音的物理特性，而不管说话人的感知和声音组织如何，这样的研究就是语音学。而研究说话人的主位知识，即母语使用者忽视的增强手段以及他们的目标声音，这样的研究是音系学。

继续我们对音系学的研究。音系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它把基本的声音即元音和辅音分解成语音特征，对［＋/－浊音］“浊音或非浊音”或者［＋/－舌根前伸］“舌根前伸或非舌根前伸”做出区分，比如在英语单词“beet”中的元音［i］和单词“bit”中的元音［ɪ］之间进行对比等等。但是，如果忽略这些细节，也不会对语言进化的阐述造成任何影响。

在音位层级中向上看，我们会再次回到音节“the”，这将规则双重性引入了语音组织中。为了进一步阐述前面关于音节的内容，请参考图9-3中的音节。

根据之前关于声音响度的讨论，音节［sat］的结构应该是良好的，而音节［lbad］则难以形成，因为其声音更难察觉。

因此音节是语音的层级结构，而非递归结构。音节能增强人们感知音素的能力，并且经常在语言中作为基本节奏单位。再一次，我们可以想象，鉴于其对语音感知极其卓越的贡献，音节在语言将声音与意义联系起来时就开始出现。它们对言语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而简单的补充，显著提高了语音的可感知性。人类听觉和发音系统的自然局限性可能给说话人施加了压力，因此人类早期就可以听到和产生音节组织。

图9-3：音节和声音的响度

然而，一旦引入音节，音段和其他音位层级单位就需要基于文化的阐释。换句话说，变化是为了满足当地的偏好，而不考虑发音或产生语音的简易性。这些阐释有利于群体识别以及在词语中某些地方对声音的感知。因此，有时它们的目的是使语音听起来更容易，发音更容易，有时则是出于文化原因，发出声音以确定某个群体为这些声音的来源，因为一种文化的人可能喜欢某些声音而不喜欢另一些声音，喜欢某种增强功能而不喜欢另一些增强功能，等等。特定语言的声音清单也可能受到文化限制。这一切都意味着在语言历史中出现了一系列文化偏好，这些文化偏好从人类可以产生和感知的声音中选择了一些声音，而这些声音是这种语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定文化在特定时间选择来使用的。选择过后，受新的发音、听觉或文化方面压力的影响，或者通过与其他语言接触，首选的声音和模式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音位层级的单位还包括音位组，它们会将音节组合成音位词或大于词的单位。这些短语或单词也是组块形式，以帮助工作记忆，并促进更快地解释所传递的信息。这一划分借助于手势和语调，这些手势和语调也为感知和工作记忆提供了帮助。这种方式将较小的语言单位（如声音）组合为较大的语言单位（如音节、单词和短语），从而便于交流。短语和单词本身被组合为更大的组别，一些语言学家称之为“语调轮廓”（contours，或称声调曲线）或“换气单位”（breath group），即通过呼吸和语调来标记的声音分组。我们已经提到，音高、响度以及某些词语或短语的延长或缩短可以用来区分新信息，例如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话题（旧信息）和关于该话题的评论（新的信息）。这些也可以用来表示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注意关于传达内容的重点和其他细微差别。随着人类从标引符号转向语法，所有这些音系学应用都逐渐显现出来，其间发展的每一步都很可能伴随着手势。

经过这些基础的步骤，完整的音位层级得以构建。这种等级要求给定语言的声音结构的大多数元素都由较小的成分组成。换句话说，每个单位的声音都是由更小的单位通过自然过程建立起来的，这些单位使得人们更容易听到并产生给定语言的声音。图9-4给出了音位层级的标准语言学视图。

图9-4：音位层级

我们的声音结构也受另外两组因素的制约。首先是环境。声音结构可能会受到语言产生的环境条件（平均温度、湿度、大气压力等）的明显限制。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忽略了这些联系，尽管最近的研究已经清楚地确立了这些联系。因此，要理解特定语言的演变，必须了解其原始文化和生态环境。没有哪种语言是一个孤岛。

一些研究人员总结道，人类最初的话语是独词句（以一个字显示整句意思）。也就是说，最初的交流尝试是非结构化话语，既不是单词也不是句子，只是单纯的感叹词。比方说如果一个直立人反复使用相同的表达来指代剑齿虎，这个象征符号怎么可能被分解成更小的片段？在某些方面手势具有与语调重叠的功能，有助于将一个较大的单元分解成较小的成分，或者加强已经突出的部分，或者表明话语的某些部分是次要的，但是仍然比更次要的部分重要，等等。要想知道这如何起作用，想象一个直立人女性看见一只大猫跑过来，她高呼：“Shamalamadingdong！”其中一个音节或部分话语可能比其他音节响度更大或音高更高。如果她情绪激动，那她必然会通过手势和音调来有意或无意地突出该话语的不同部分，也许是“SHAMAlama dingDONG！”“ShamaLAMAdingdong”，也可能是“ShamalamaDINGdong”“SHAMAlamaDINGdong”等等。如果她的手势、响度、音高（或高或低或中）与相同的音节对齐，那么这些可能会开始被识别为不以任何部分开始的单词或句子的部分。

韵律（音高、响度、音长）、手势和其他突出标记（身体姿势、眉毛抬高等）具有分解话语的联合效应，根据音高或手势将其分解为多个部分。一旦话语被分解，并且只有这样，它们才可以（重新）组成（合成），以建立额外的话语。这就要提到人类语言的另一个必要属性了：语义合成性（semantic compositionality）。这一属性对所有语言都很重要。这是根据其各部分的个别含义对整体话语的含义进行编码或解码的能力。

因此，从连接声音和话语意义的自然过程中，有一条简单的途径可以通过手势、语调、持续时间和振幅将最初非结构化的整体分解成部分，并将各部分重新组合成整体。这是所有语法的诞生之路，不需要特殊的基因。

值得重申的是，肯尼思·派克将形态和句法设为一个层级（而我用的是自己稍微改编过的版本），称之为“形态句法层级”——以较小的部分建立对话。

语言或其他方面的创新是如何传播并成为语言的一部分的，这是一个被称为“驱动问题”的难题。正如当今新词新语或笑话的传播一样，语言创新的起源和传播可能和几种促成因素有关。说话人可能更喜欢直立人新话语的某些组成部分的声音而非其他声音，也可能与其伴随的音高和（或）手势已经突出了话语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其他部分。由于突显部分也被其他人选用并开始流通，出于某种原因，突显的部分在“被驱动”话语的传输和感知过程中变得更重要了。

最初的话语很可能是在与其他人的交流之中产生的。当然，没有目击者。不过语言发展前与发展后的历史强烈地证明了这一点。语言关乎交流。当我们可以用言语思考而不仅仅是用图片思考时，就能产生更清晰的思考。然而更清晰的思考是语言的副产品，并非语言本身。

正如没有必要求助于句法基因一样，有证据表明，声音结构也不是天生的，除了天生的发音器官——听觉感知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人们最能产生和听到的声音）。最简单的假设是，发音器官、听觉器官和语言组织原理的共同演化使得一个组织良好的基于声音的形式系统得以形成，该系统将意义表示为符号的一部分。声音系统的演变受到来自外部、功能、生态方面的制约。

图9-5：形态句法层级

句法随着规则双重性和相应的补充而发展，而规则双重性及其补充则是以文化交流的目标和惯例，以及不同的语法策略为依据的。这意味着，如果这是一个文化上有益的策略，就可以产生递归。一门语言中可以有关系从句，也可以没有；可以有名词短语，也可以没有。英语中不同语法策略的一些例子如下：

“约翰和玛丽去了城里”（一个复杂的并列名词短语）对比“约翰去了城里。玛丽去了城里”（两个简单句）。

“那个男人很高。那个男人在这里”（两个简单句）对比“那个高个子男人在这里”（一个带有关系从句的复杂句）。

形态学研究的是构词法。不同语言使用不同的构词策略，尽管这套可行性策略很小。因此，在英语中动词最多有五种不同形式：sing, sang, sung, singing, sings。有些动词的形式更少：hit, hitting, hits。构建形态（词）结构实际上只有几个选择。词可以很简单，也可以由几部分（称为语素）组成。如果它们很简单，没有内部划分，这就是一种孤立语，中文就是一个例证。在中文中，动词通常没有过去式，因而需要一个单独的词（或光凭上下文）来表明过去时。所以我们用英语说“I ran”（过去时）、“I run”（现在时），用中文你可能会说“我跑过”（三个字）、“我在跑”（三个字）。

另一种语言，如葡萄牙语，构词策略是不同的。像许多罗曼语（从拉丁语演变而来）一样，葡萄牙语的单词可以结合几种含义。我们可以用“falo”为例，它在葡萄牙语中意味着“我说”。

这个动词的结尾“o”同时有几层含义。它表示第一人称单数“我”，也表示这是现在时，还意味着这是“陈述语气”（这又大致意味着“这确实正在发生”）。“falo”中的“o”也意味着这个动词属于-ar动词集合［“falar”（说话）、“quebrar”（突破）、“olhar”（看）等等］。葡萄牙语和其他源自拉丁语的语言，如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都被称为罗曼语，它们都是“屈折语”。

还有些语言，比如土耳其语和许多美国原住民语言，是“黏着语”。这意味着每个单词的每个部分通常有单一的含义，与罗曼语不同。罗曼语中单词的每个部分都可以有几个含义，如“falo”中的“o”。土耳其语中的一个单词可能很长，并且有很多部分，但每个部分只有一个含义：

Çekoslovakyalılaştıramadıklarımızdanmışsınızışına是“你好像是一个我们不会当作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人”的意思。

一些屈折语甚至有种特殊的语素，称为“环缀”（或称“包围缀”“前后缀”）。在德语中，动词“spielen”（玩、打球、演戏）的过去式是“gespielt”，“ge-”和“-t”共同表示过去时，限定它们影响的动词。

还有些语言使用音高来增加单词的含义。这产生了所谓的（用以表示语调顺序或重音形式的）“同缀”。在皮拉罕语中，几乎相同的单词“ʔáagá”（永久性质）与“ʔaagá”（临时性质）仅以第一个元音的高音区分。所以我可以说“Ti báaʔáí ʔáagá”［我（总是）很好］，或者“Ti báaʔáí ʔaagá”［我（目前）很好］。

另一种情况是用辅音表达词语的一部分意义，用元音表达这个词的另一部分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非连续的系统。阿拉伯语属于这种类型。英语也有相关例子。例如“foot”是单数，“feet”是复数，辅音“f”和“t”仍是相同的，但元音变了。

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太可能拥有“纯粹的”构词体系，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策略。语言倾向于混合不同的构词方法。这种混合往往是由历史中的偶然因素、语言发展早期阶段的残余或与其他语言的接触造成的。但是构词的简要总结表明，如果我们放眼世界上所有的形态系统，就会发现基本原理相对简单。图9-6对此进行了总结。

这是每种文化都必须做出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更多组合类型，但简单性（为便于记忆）倾向于更加简单而非复杂的系统。象征符号至少在190万年前就由直立人发明了，因此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这种小范围的可能性，通过语言的语法、意义、音高和手势来建立形态系统。

图9-6：按词的类型对语言分类

可以说，诺姆·乔姆斯基对理解人类语言的最大贡献是，他根据语法的计算和数学特性对不同的语法进行了分类。这种分类被称为“乔姆斯基语法层级”，尽管它受到过埃米尔·波斯特和马塞尔·舒岑贝热成果的强烈影响。

尽管乔姆斯基的工作成果很有见地，并且已经被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使用了数十年，但它否认语言是一种交流系统。因此，尽管它颇具影响，但在这里我们不予关注，而是讨论一种不那么复杂但可以说更有效的方式，来看待语法在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演进过程中的地位。与一些理论相悖，我们主张世界各种语言和文化可以使用各种语法（线性语法、层级语法和递归层级语法）。这些系统适用于所有语言，它们是组织语法的仅有系统。人类句法只有三种组织模板。原则上，这不是太困难。

线性语法将按照文化规定的顺序从左向右排列话语。换句话说，线性语法不是未经思考就将文字串联起来。一种语言可能会规定其话语的基本顺序是主语名词＋谓语动词＋直接宾语名词，产生如“John（主语名词）hit（谓语动词）Bill（直接宾语名词）”这样的句子。或者，如果我们看看亚马孙语言希卡利亚纳语，那么顺序就是宾语名词＋谓语动词＋主语名词。这将形成“Bill（宾语名词）hit（谓语动词）John（主语名词）”这样的句子。如果把这个句子从希卡利亚纳语翻译成英语，尽管源语的顺序正确，但译成英语却是“John hit Bill”。这些语序和人类语言中的所有组成成分一样，并不是脱离交流的神秘语法过程。相反，有数据表明，语法的每个部分都有助于短期记忆和对话语的理解。在迄今为止的所有语言研究中，语法策略被用来了解哪些词更紧密相关。

连接相关词语的一个常见策略是将词语放在最接近其意义的词语旁边。另一种方法（通常与第一种方法相结合）是将词语分层次地放置在短语中，如图9-7中所示的短语“John’s very big book”所示的语法结构。

在这个短语中，语块中包含语块或其他成分。“very big”这一组分是更大的短语“very big book”的一个语块。

图9-7：语法结构

了解哪些词最紧密相关的一种方法是用“格”或“一致”来区分它们。希腊文和拉丁文允许相关的词语在句子中被其他词语分开，只要它们都标有相同的“格”（属格、离格、宾格、主格等等）。

下面这些希腊句子用英文转写后，都表示“安蒂戈妮喜爱超现实主义”：

所有这些句子都合乎希腊语语法。类似的句子很常见。像拉丁文和其他许多语言一样，希腊语拥有比英语更自由的语序，因为它用“主格”和“宾格”这样的“格”将宾语与主语区分开来。而英语则很少使用“格”，英语文化早就以语序而不是格来明确谁对谁做了什么。

但即使是英语，在小范围中也有“格”的现象：“I（主格）saw him（宾格）”“He（主格）saw me（宾格）”是正确的表述，“Me saw he”“Him saw I”是不正确的表述。英语代词是有“格”的（“I”和“he”是主格，“me”和“him”是宾格）。

我们看到所有英文句子都有“一致”关系，如“He likes John”（他喜欢约翰）。在这里，“he”是第三人称单数，所以动词带有第三人称单数的结尾“s”，“likes”跟主语“he”保持一致。但如果我们说“I like John”，动词就不是“likes”而是“like”，因为代词“I”不是第三人称。“一致”只是句子中的词语保持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将单词按照线性顺序排列在一起而不用额外的结构，这是一些语言用来组织自身语法的方式，避免了树形结构和递归。即使是灵长类动物，如大猩猩科科，也能够掌握这种基于语序的结构。掌握这种语言肯定在直立人的能力范围内，并且这很可能是它们最先使用的语法策略（一些现代语言也仍在采用这种策略，例如皮拉罕语和印尼廖内语）。

所有语法必须具备将一部分话语的含义汇集形成整体话语意义的能力。“he”“John”“see”这三个词组合在一起是怎样产生“He sees John”这句话的意义的？每个单词的含义都放在了短语和句子中。这就是所谓的合成性，没有它就没有语言。这个属性可以直接建立在树形结构中的短语上，对于大多数语言来说都是如此，例如英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和其他数千种语言。但它也可以用线性语法构建。事实上，即使是英语也表明合成性不需要复杂的语法。“吃。喝。男人。女人。”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一旦将意义放在一起，它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我们的文化知识。复杂（甚至任何）句法的缺失并不影响含义。

句子里没有多少句法甚至完全没有句法，但仍旧有意义，这种情况在许多语言（甚至可以说全部语言）中都存在。［英语的另一个例子是：“You drink（你喝酒）。You drive（你开车）。You go to jail（你进监狱）。”这三句话和语法上不同且更复杂的结构“If you drink and drive, then you will go to jail.”（如果你喝酒开车，那么你将会进监狱）具有相同的意义。］请注意，将分离的句子解释为单个句子不需要事先了解其他句法可能性，因为我们能够利用这种文化上的理解以多种方式解释整个故事。有人可能会反对称，句子缺乏足够句法会含糊不清——它们具有多重含义，会把听者搞糊涂。但是，正如第4章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英语有着精细的句法，即使是“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这样结构化的句子也可能导致歧义。人们可以消除或至少减少给定语言中的歧义，这样做总是会使语法更加复杂或增加单词数量。而这些策略只会使语言比所需要的更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语言中，歧义句都是通过母语使用者对语境、说话人及其文化的了解来解释的。

句法越接近意义，通常解释越容易。但是很多语法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语法的形式不是天生注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线性语法不仅可能是语法的初始阶段，而且还是几种现代语言的可行语法。只要拥有具备象征符号、语调和手势的线性语法，就可以形成G1语言——最简单的人类全语言。

下一种语言是G2语言。这些是具有层级结构（如句子和短语的“树形图”）的语言，但缺乏递归。有人声称皮拉罕语和廖内语就是这种语言。然而，我们不需要专注于孤立的或很少有人使用的语言，比如皮拉罕语和廖内语。研究员弗雷德·卡尔森（Fred Karlsson）声称大多数欧洲语言都有层级结构，但没有递归。

卡尔森的声明基于他的观察：“没有发现任何真正的三重初始嵌入和四重中心嵌入的记录（这里‘真正’的意思是在自然的非语言学语境中产生的语句，而不是专业语言学家在理论论证过程中产生的语句）。”“嵌入”指的是将一个成分放入另一个成分内部。因此，人们可以将短语“John’s father”（约翰的父亲）放在更大的短语“John’s father’s uncle”（约翰的父亲的叔叔）里。这两个短语都是嵌入。嵌入（根据像卡尔森这样的研究人员的研究，嵌入在有层级结构却没有递归的语言中很常见）和递归之间的区别仅仅是递归没有限制，它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所以卡尔森说，在标准欧语中，他只能找到像这样的句子：

John said that Bill said that Bob is nice（约翰说比尔说鲍勃很好），甚至

John said that Bill said that Mary said that Bob is nice（约翰说比尔说玛丽说鲍勃很好），但从没有像

John said that Bill said that Mary said that Irving said that Bob is nice这样的句子（约翰说比尔说玛丽说欧文说鲍勃很好）。

这三行话的第一句话有一层嵌入，第二句有两层，第三句有三层。但是，标准欧语永远不会允许两层以上的嵌入。因此，它们有层级结构（一个成分在另一个成分内），但没有递归（一个成分在另一个成分内部且无穷无尽）。

根据卡尔森的研究，似乎没有任何标准欧语是递归的。他承认有人或许会说，它们是抽象意义上的递归，或者它们是由递归过程产生的。但是这样的方法在他的分析中似乎并不符合事实。换句话说，卡尔森声称——用我的术语来说——所有这些语言都是G2语言。因此按照符号学的进展，卡尔森的工作用现代欧洲语言对G2语言提供了有趣的支持。再说一次，这些是层级语言但不是递归语言。要想以无可争论的方式证明一种语言是递归的，我们需要展示“中心嵌入”。其他形式受到替代分析的影响：

（a）中心嵌入：A man that a woman that a child that a bird that I heard saw knows loves sugar。

（b）非中心嵌入：John said that the woman loves sugar（约翰说那个女人喜欢糖）。

（a）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句“that a woman that a child that a bird I heard saw knows”（一个我听到的鸟儿看到的孩子所认识的女人）被主句的成分“A man loves sugar”（一个男人喜欢吃糖）包围着。而且“that a child”被从句中的“a woman knows”包围，“that a bird”则被其“主句”的一部分“a child saw”包围。但这样的从句很少，因为它们很难理解。实际上，有人声称它们只存在于语言学家的脑海里，尽管我认为这一说法太绝对了。

然而，在（b）中，一句话后面跟着另一句。“John said”（约翰说）随后跟着的是“that the woman loves sugar”（那个女人喜欢吃糖）。另一种可能的分析是“John said that.（约翰说）The woman loves sugar.（那个女人喜欢吃糖）”。这种分析［由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提出］使得英文看起来更像皮拉罕语。

我根据皮尔士思想提出的最终语言类型G3必须同时具有层级结构和递归。正如前面的例子所显示的，英语通常被认为是这种类型的语言。正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语言学家，如诺姆·乔姆斯基，声称所有人类语言都是G3语言，换句话说，所有语言都同时具备层级结构和递归。他甚至声称没有递归就不可能有人类语言。他认为是递归将早期人类及其他动物的交际系统与智人的语言区分开来的。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没有递归的早期人类语言是一种低于人类的“原始语”。

然而，事实仍然是，任何有记录的语言中都没有无止境的句子。声称递归是所有现代人类语言的基础，可能有理论上的理由，但它不符合现代和史前语言的事实以及我们对语言演变的理解。

所有语言中都有很多示例表明句法和语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此外，在话语和会话中，意义是由说话人的不连贯句子和部分句子等组成的。这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对话的各个部分（或“成分”）构成更大意义的能力是由文化来调节的。与G1语言和失语症患者的情况一样，在许多其他情况下，意义也是通过松散地应用文化和个人知识，被赋予不同话语的。不管语法类型为G1、G2还是G3，解释句子时文化总是在场。我们不知道这三种语法中哪一种是（或三种都是）直立人所掌握的，我们只知道最简单的一种语言G1可以作为一种语言，现在仍然适合作为一种语言，并且不受限制。

如果说直立人拥有语言能力，G1语言帮助它们穿越了海洋，引领它们到世界各地，这可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我们不是唯一会思考的动物。我们越能理解和欣赏非人类动物的精神力量，我们就越能尊重我们自己的直立人祖先。关于动物如何思考，生物学家、作家卡尔·萨菲纳的书《超越语言：动物的思想和感觉》里有所介绍。萨菲纳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动物的交流远远超过了研究人员过去普遍注意到的情况。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表明，动物的情绪与人类情绪非常相似。情绪在解读他人、想要与人交流、想要形成一个集体时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动物经常使用标引符号，有些动物也许能理解图像符号（例如，一条狗看到其他狗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会吠叫），但没有证据表明动物会在野外使用象征符号。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人属物种中，有证据表明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都会使用象征符号。象征符号加线性顺序，我们就拥有了语言。在这种混合中加上规则双重性，努力走上几小步，我们就能获得更高效的语言。因此，拥有象征符号，特别是在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拥有可靠的文化证据的情况下，表明它们的群体很有可能会使用语言。

值得重申的是，特意提出“原始语”的概念是没有必要的。所有人类语言都是成熟的语言。没有哪种语言在任何意义上逊色于任何其他语言。这些语言只需使用G1、G2或G3这三种语法策略之一即可。因此，鉴于本书的语言发展理论，我觉得“原始语”的概念没什么用处。

因此，演变的问题最终让我们回到了有关语言本质的两种相反观点。一种是乔姆斯基的观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家约翰·塞尔描述如下：

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是人类思维固有特征的产物，与交流没有显著联系，当然，除了其他目的外，人们确实将其用于交流等目的。语言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结构。例如，所谓的“蜜蜂语言”根本就不是一种语言，因为它没有正确的结构，虽然蜜蜂明显是用它来进行交流的，但它和语言是无关的。如果有一天人类进化到了更高的阶段，采用的句法形式与现在的形式完全不同，并且超出了我们目前的理解范围，那么人类拥有的就不再是语言，而是另一种东西。

塞尔总结说：“乔姆斯基研究语言的整体方法是稀奇古怪的，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对此，一个自然的回答是，一个人的“稀奇古怪”是另一个人的“绝妙原创”。本质上这与逆流而上一样并无过错。最好的作品往往是稀奇古怪的。但我想争辩的是，质疑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进化的观点不是单单因为它是原创的，而是因为它是错误的。几十年来，他越来越坚持这种观点。在他最近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罗伯特·贝里克合著的关于语言演变的新书中，乔姆斯基提出了一种语言进化理论，这个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他60年的语言理论化计划，这正是约翰·塞尔之前质疑的计划。乔姆斯基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是如此新颖和令人震惊，以至于许多人最初认为它彻底改变了语言学理论，打响了“认知革命”的第一枪（有人认为这场“认知革命”是1956年9月11日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开启的）。

但是，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既不是语言学革命，也不是认知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乔姆斯基的前辈、我眼中他的灵感来源伦纳德·布鲁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乔姆斯基博士论文导师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提出了一种非常类似于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语言最关键的是结构而非意义，而且交流是次要的。乔姆斯基的另一位前辈爱德华·萨丕尔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认为，心理（今天视作认知）会以深刻的方式与语言的结构和意义相互作用。尽管有这些影响，多年来乔姆斯基仍然标榜其理论的原创性，而且在他关于进化的新书中又重申了其理论，即“语言”是一个计算系统，而不是一个交际系统。

因此，对乔姆斯基来说，不存在没有递归的语言。但是来自进化论和现代语言的证据描绘了一幅不同的图画。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根据证据，递归是通过手势、韵律及它们对独词句话语分解的贡献才出现在语言中的。

随着语音产生听觉象征符号（单词和短语），这些象征符号被用于更大的象征符号串中。手势和语调无论是精确对齐还是只被感知为与话语的特定部分对齐，都会导致象征符号分解。另一些象征符号可能是从最初几乎没有内部结构的话语衍生而来的，但随后通过手势、语调等分解出来。

这里有一条底线：对交流来说递归是次要的，使最初的人类语言成为可能的基本人类语法是G1语法。

乔姆斯基提出的语法最先出现的理论脱离了人类进化的数据和先进交流出现的文化证据，忽略了达尔文的渐进演化，根本不提图像符号、象征符号、手势、线性语法的语言等的演变，而是赞成基因突变赋予人类突然的递归能力。再者，根据乔姆斯基的这个理论，交流不是语言的主要功能。虽然所有生物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交流，但只有人类具有类似于语言的东西，因为只有人类具有结构依赖性的规则。

这张图来自“角色和参考语法”（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的语言学理论，这是现存唯一一个关注整体话语而非仅仅关注其句法的语言理论。——作者注

手势对于理解双重性和合成性是如何出现的也至关重要。——作者注

见查尔斯·霍基特著名的文章《言语的起源》（The Origin of Speech），《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203，1960：88-111。

在《心灵的暗物质》一书中，我以相当的篇幅对与普遍语法有关的音系学进行了讨论，严厉批评了响度或音位是人类心智天生属性的观点。

一个常用的“响度层级”的表现形式是：[a] > [e o] > [i u] > [r] > [l] > [m n ŋ] > [z v ð] > [s f θ]> [b d g] > [p t k]。——作者注

我写了大量有关亚马孙语言音节的论文，这在理论上特别有意思。——作者注

除了在隐喻意义上，手语没有音系，尽管组织手势的方式会让人想起语音结构。当语音不可用（因为耳聋或缺乏发音能力）或者其他文化价值使手势更可取时，通常会出现充分发展的手语。由于手势与眼睛而不是耳朵相关，因此其组织原则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当然，因为语音和手势语言都是由文化和思想设计的，受计算效用的类似约束，它们也会具有共同的特征，正如文献中经常观察到的那样。——作者注

英语中有一个非连续词缀过程（或称“非毗邻性语素”）的例子：“foot”是单数，“feet”是复数，用一个元音代替另一个。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闪语族，如希伯来语，如下面的例子所示：“他口授”（主动使役动词）是“TB?n ‘hih’tiv’”，而“它是口授的”（被动使役动词）是“nrqri ‘huh’tav’”。——作者注

这里介绍的与埃尔基·卢克（Erkki Luuk）和亨德里克·卢克（Hendrik Luuk）独立提出的一套观点有一些重叠，见《句法的演变：符号、连接和嵌入》［The Evolution of Syntax:Signs, Concatenation and Embedding，《认知系统研究》（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27，2014：1-10］，这是有关句法演变的文献中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像下面谈到的一样，埃尔基·卢克和亨德里克·卢克认为句法最初是从符号连接开始发展的，然后从单纯的连接发展到嵌入语法。然而，我与他们的观点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一方面，他们似乎认为——这很常见——合成性依赖于句法结构，而没有认识到在所有语言中，语义合成都受益于句法结构，但不依赖于句法结构。此外，他们没有认识到文化背景，也没认识到为什么现代语言不需要嵌入。但他们似乎认同我的这一观点，即语言是一种文化工具。——作者注

见理查德·富特雷尔等，《皮拉罕语句法嵌入的语料库研究》，PLoS ONE11（3），2016：e0145289；DOI：10.1371/journal.pone.0145289，这篇文章认为，有些现代人类语言的层级结构低于乔姆斯基推测的层级结构。

埃米尔·波斯特（Emile Post），美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译者注

马塞尔·舒岑贝热（Marcel Schützenberger），法国数学家。——译者注

希卡利亚纳语（Hixkaryana），亚马孙尼亚蒙达河流域的一种语言，仅有约500人使用，可能是人类已知的第一种使用宾谓主结构的语言，这种结构在自然语言中十分少见。——编者注

弗雷德·卡尔森，《从句嵌入复杂性的起源与维护》（Origin and Maintenance of Clausal Embedding Complexity），载于杰弗里·桑普森（Geoffrey Sampson）、戴维·吉尔、彼得·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编的《作为发展变量的语言复杂性》（Language Complexity as an Evolving Variabl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202页。文中是这样解释的：

“I”表示初始子句的嵌入，“C”表示中心子句的嵌入，“F”表示最终子句的嵌入，升高的指数表示句子嵌入的最大程度，例如I-2是第(6)句的双重初始嵌入。像C-2这样的表达式表示单个子句的类型和嵌入深度，例如：C-2是深度为2的中心嵌入子句。

标准欧语（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简称SAE），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93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现代欧洲印欧语系的语言。沃尔夫认为，这些语言在句法、语法、词汇、构词法、词源、习语、语序等方面极为相似，主要由受拉丁语影响较深的罗曼语族和日耳曼语族西支的语言组成，也包括日耳曼语族北支和东欧的语言（如波罗的-斯拉夫语族）。——编者注

唐纳德·戴维森，《论言说这点》（On Saying That），《综合》（Synthese）19，1968：130-146。

请参阅马克·豪泽、诺姆·乔姆斯基和特库姆塞·费奇的《语言官能：它是什么，谁拥有它，它是如何发展的？》（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How Did It Evolve?），《科学》298，2002：1569—1579。尽管三位作者使用了“递归”这个术语，但他们现在声称其意思并不是指在乔姆斯基最简方案之外的研究人员所理解的递归，他们实际上想说的是“合并”（Merge），这是一种特殊的语法操作。这引起了巨大的混乱，但最终，这些问题并没有改变，“合并”在几种现代语法中已被证伪（请参阅我的书《语言：文化工具》等等）。——作者注

这并不是说动物不能使用象征符号。我只是没听说过哪个声称动物能在野外使用象征符号的观点有足够证据支持或得到了广泛接受。大猩猩和其他生物当然可以在实验室里接受使用象征符号的指导，而且有些动物，例如大猩猩科科，在接受指导后能够使用象征符号。——作者注

1972年塞尔在《纽约书评》发表的关于乔姆斯基革命的评论：www.nybooks.com/articles/1972/06/29/a-special-supplement-chomskys-revolution-in-lingui/。

用更专业的话来说，语言不外乎是一组向心二元结构，由一次合并操作创建，仅是间接用于讲故事、对话、社会语言学互动等等。——作者注

递归允许说话人将更多信息打包成单个话语。所以“你犯罪。你蹲监狱。你不应该发牢骚”是三个单独的话语，我们可以用递归在一个话语中说同样的话：“如果你犯罪蹲了监狱，你不应该发牢骚。”——作者注

乔姆斯基挑选了一种只有人类确定具备的特征，也就是结构依赖性，并且声称，因为这种特征定义了语言，所以只有人类才有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循环论证。——作者注

第10章
用手交谈

小小的手势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朱利安娜·马古利斯（Julianna Margulies）

隐性文化知识塑造语法，同样，它对语法的各组成部分——词语、手势、音位、句法、话语和对话也很重要。然而，许多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讨论中常常忽略手势，草率地认定手势是言语的次要装备，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独立方面。但是，持不同理论观点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恰恰相反，手势动作、语言结构和认知之间存在着由隐性文化知识维系的密切联系。对手、嘴和大脑之间的互利关系以及三者如何进化进行分析才能完善语言进化理论。

另外，有人认为这一切表明的还不止如此，手势中语言专属的组成部分也是先天的。这种研究是苏珊·戈尔丁-梅多（Susan Goldin-Meadow）开创的，她对无法获得语言输入的儿童“自发出现”手部动作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如失聪的儿童和父母不会使用手语的儿童。她称这些手势为“家庭手势”。她研究的手势系统确实对于我们探究某些“暗物质”的起源至关重要：这些“暗物质”究竟是天生的还是文化造成的，或者说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要理解手势在语言中的作用，掌握它们如何与语调、语法和意义一起发挥作用就非常重要。关注手势和语调这些信息强调手段，可以了解这些不同能力如何结合起来，帮助听话人从旧信息中挑选出新信息或重要信息，而这些旧信息是说话人想与听话人共享的。要实现这一点，方法之一就是审视从古到今对手势和人类语言演变的研究，尤其是当代科学家目前开展的重要研究。不理解手势，就不能理解语法、语言的演变或语言的使用。手势对于更充分地理解语言，理解语言的起源及其在人类文化、交流和认知中起到的更广泛的作用至关重要。

语言是整体和多模态的。无论一种语言的语法如何，语言都将调动整个人，包括其智力、情感、手、口、舌头以及大脑。同样，语言也需要获取文化信息和未言明的知识，因为我们产生的语音、手势、音高模式、面部表情、身体动作和姿势都是语言的不同方面。我想从这里开始概述世界语言中手势的功能和形式，包括早期人属物种很可能拥有的语言。手势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但无论怎样，人们都能学习并掌握它们。

所有人类言语都会用到的手势揭示了文化、个体经验、意向性以及“暗物质”或者叫隐性知识的其他组成部分的交集。就像大多数事物的知识一样，人类语法知识有两种：静态知识和动态知识。这些很可能与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有关，但它们看起来有点不同。静态知识是我们已知的东西。讲故事的规则是静态知识。动态知识则是理解事物会发生变化并知道如何实时适应变化。如果说静态知识是知道讲述故事的规则，动态知识就是会讲述故事。手势是我们多模态语言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本身在结构、意义和用法上就是相当复杂的。当代研究清楚地表明，手势跟语言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难以分析，在设计和功能上极其复杂。但是，必须重申一下，手势不是语言的扩充。没有手势就没有语言。大多数手势都是无意识的使用，利用的是隐性知识。手势是由它们所增强的语言以及它们产生的文化的需求塑造的。

肯尼思·派克认为语言应该结合人类行为的统一理论来研究，他将手势视为这个观点的证据：

在特定的派对游戏中，人们先是唱起诗节，从“板栗树下……”开始，然后他们以同一曲调重复这段诗节，但改用快速的手势代替语言，手臂快速向外伸展。在原本歌声飞扬的时间里只有曲调。在接下来的重复段中，与之前一样，手势代替了话语。此外，音节也被省略，留下的空白用捶打胸部的姿势来填充。在后续的重复段中，人们用拍打头部来取代发出音节……最后，在进一步重复和替换之后，可能只剩下几个连接词，如the，以及一系列与歌曲的原始节拍一致的手势。

从这个例子中派克得出结论：手势可以代替言语。然而，后来的研究人员表明，他所指的手势是多种手势中非常有限的一种。语言只是一种行为形式，手势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派克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语言及其组成部分是由个人心理和文化引导的人类行为，是心灵的暗物质。

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出于意图，出于我们心智的指向。语言是传达这些意图的最佳工具。交流是一种合作行为，遵循交互的文化原则。

派克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不会把手势或其他噪声与语法中的语音弄混？为什么只有口头发出的声音可以作为音节和更普遍意义上的言语？为什么“slap”这样的词不能是［sla＃］，其中［＃］代表某人拍胸脯的声音？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这不可能是任何一种语言中的词语或音节。我还是一名初学语言学的学生时，曾认为这个问题很有趣，但没有充分理解它对语言理解有多大影响。

手势的目标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所称的“言后效应”，即说话人希望其语言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说话人会通过强调手段来帮助听话人以说话人希望的方式使用或响应信息。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人们对文化和语言——实际上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单一理论的需求，大家可以设想如下的场景。两个人正看着另外几个人将一些沉重的家具搬下公寓的楼梯。一个经过楼梯平台的人正气喘吁吁，全神贯注于沉重的负荷。他的钱包松散地挂在后口袋里，快要掉出来了。如果有人将钱包顺走，他显然不会注意到。第一个观察者看着钱包，然后扬起眉毛看向第二个观察者。第二个观察者看到了第一个观察者的目光，只是摇了摇头表示“不”。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是一种语言么？这是一种与语言平行的交流形式。对于这种交流，共享文化和规约必不可少。对来自同一个文化的两个成员来说，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流。

人们普遍对手势感兴趣，尽管往往没有认识到手势对语言是多么至关重要。以此为基础，2013年雷切尔·多纳迪奥（Rachel Donadio）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当意大利人聊天，手和手指在说话”（When Italians Chat, Hands and Fingers Do the Talking）。意大利人确实在手势使用上有着突出的表现，但我们都是如此，尽管在17世纪，北欧新教徒不认同意大利人“花哨”的手部动作。第一个从现代科学视角研究意大利语的手势或任何其他语言手势的人是戴维·埃弗龙（David Efron），他是20世纪人类学和语言学先驱弗朗茨·博厄斯的学生。70多年前，埃弗龙撰写了关于手势文化差异的最早现代人类语言学研究报告。他专注于近代意大利人和犹太移民的手势，后来与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的手势进行了比较。

埃弗龙的研究《手势、种族和文化》（Gesture, Race and Culture）同时也是对关于认知过程的以种族为基础的纳粹式观点的回应，提出了记录和讨论手势的模式，探索了文化对手势影响。埃弗龙贡献的核心在于他描述了未同化的南方意大利人和东欧犹太人（“传统”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手势，这些人当时移民到美国不久，主要居住在纽约市［尽管他的一些研究对象也来自阿第伦达克山脉（Adirondacks）、萨拉托加（Saratoga）和卡茨基尔山脉（Catskills）］。埃弗龙称，意大利人会使用手势来发出信号，丰富表达的内容。例如，一个“深”谷，一个“高个子”男人，“没办法”。而埃弗龙研究的犹太移民则使用手势作为逻辑连接词，表示场景的变化、故事的逻辑划分等。手势的这些使用表明语言呈三重模式（象征符号、结构和强调手段，如手势和音高），而且是由文化塑造的。

关于手势，埃弗龙想知道两点。第一点，意大利移民和犹太移民在手势方面是否存在标准化的群体差异？第二点，他想了解移民被当地社会同化时，手势是如何变化的。他发现了强大的文化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手势都会美国化。犹太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之间最初的强烈差异会变得不那么明显，最后还会进一步消失，使他们与美国其他公民变得完全相同。

埃弗龙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摄像机，他聘请了艺术家斯泰弗森特·凡·费恩（Stuyvesant Van Veen）来帮助他。埃弗龙是最早想出研究和记录手势的有效方法，以及描述这些手势的语言的人。虽然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在正面回击纳粹式观点，但其整体上还是一个突破。埃弗龙的工作虽然具有开创性，但是源自悠久的传统。

亚里士多德反对在说话时过度使用手势，认为这操纵性太强，不合礼节，而西塞罗则认为在演讲中使用手势很重要，并提倡手势教育。公元1世纪时，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获得了政府拨款，用于出版一本研究手势的书。但是，对于昆体良和其他大多数古典作家而言，手势不仅限于手，还包括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的方方面面，即所谓的“肢体语言”。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对。这些早期的人类语言手势的探索者发现，交流是整体的，多模态的。

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了西塞罗和其他古典学者的作品，引发了欧洲人对手势与修辞之间关系的兴趣。第一本关于手势的英文著作是约翰·布尔弗（John Bulwer）于1644年出版的《手相：手的自然语言》（Chirologia: or the Naturall Language of the Hand）。

到18世纪，手势研究者开始怀疑手势可能是语言的最初来源。这个想法得到了一些现代研究者的响应，但我们其实不应鼓励这种观点。正如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尼尔（David McNeill）所表明的那样，可以代替言语的手势，如手语或模仿性手势，实际上与言语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可以取代言语，而不会被言语取代。如果手势早于言语出现，进化过程中就不会出现言语了。

然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前期，人们对理解手势在人类语言和心理学中的重要性和作用的兴趣急剧减弱。兴趣减弱有几个原因。首先，在这个时期，相比于有意识的思考，心理学对无意识更感兴趣，错误地认为手势完全处于意识控制之下。其次，语言学家对语法更感兴趣，而有些人以狭隘的定义将手势排除在语法之外，所以手势研究衰落了。人们对语言混乱的多模态的兴趣已经减弱。导致手势研究减少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的语言学方法仍然不能科学地研究手势。埃弗龙的工作极其困难，不容易大范围复制，至少当时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雇得起艺术家。

图10-1：手势连续体

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与众不同。他把语言和文化看作硬币的两面。因此，他对手势的看法与目前的研究相似。正如萨丕尔所说：“手势信息和回应的不成文代码是一个复杂社会结构的匿名作品。”所谓“匿名”，萨丕尔指的是隐性知识或者叫“暗物质”。

这引发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问题：什么是手势？手语是手势吗？用手比画算是手势吗？用拇指和食指形成“OK”标志或竖起中指也算手势吗？是的，以上所有都是手势。一些研究人员，如戴维·麦克尼尔和亚当·肯登（Adam Kendon），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沿着一个“手势连续体”进行分类，根据手势的维度及其与语法和语言的关系来审视手势（图10-1）。

用手势表达（Gesticulation）是这个连续体的最核心要素，也是手势理论的核心。用手势表达涉及在手势、音高和言语重合的地方与语法结构相交的手势。实际上，大多数手势理论所关注的就是用手势表达。有些手势并不规范——它们可能差异很大，没有固定的社会形式（尽管它们受文化影响）。可以代替单词的手势，如派克的“板栗树”语言游戏，是填充语言插槽（language-slotted）的手势。如果你要告诉某人，“他（用脚做踢的动作）球”，这里手势替代了动词“kicked”（踢）；或者“她（张开手划过脸部）我”，替代了“她扇我耳光”。这些手势占据了句子中通常由文字占据的位置。它们是特殊的手势。这些手势是即兴的，用于根据所讲故事的类型产生特定的效果。有趣的是，这些填充语言插槽的手势是了解说话人语法知识的窗口。除非人们知道词汇、语法、音高和其他方面如何组合，否则不能使用手势。

我们的手部动作也可以模拟一个没有语音的物体或动作。这样做就是用手势模仿（mime），它只遵循有限的社会习俗。这些形式差别很大。只需与一群朋友一起玩猜字游戏即可发现。约定俗成的手势本身也可以充当“符号”。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文化中两个常见标志是将食指和拇指尖端触碰以形成“OK”标志以及竖中指的骂人手势。

这些都与手语不同。手语是成熟的语言，具有口语的所有特征，如词语、句子、故事，甚至还有代替口语中以手势和语调表示强调的表达方式。手语是借助不同种类的身体和手部动作以及面部表情来进行这些表达的。在我们讨论语言的进化时，记住基于手势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特点是，手语既不增强口语，也不与口语互动。事实上，借用麦克尼尔的一句话，手语与言语是互相排斥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口头语言不是也不可能是以手语开始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手势与语言进化相关性的关键所在。麦克尼尔的研究开创的基本概念被称为“增长点”（growth point）。增长点是话语中手势和言语重合的时刻。有四件事发生于这一时刻。第一，语音和手势是同步的，此时语音和手势传达着不同但相关的信息。第二，增长点还被描述为手势和言语冗余的时刻，此刻手势和言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东西。手势将值得关注的内容从对话其余部分构成的背景中凸显出来。应该指出，语调也活跃于增长点以及所说内容的其他地方。第三，手势和言语在增长点传达了一个心理上统一的想法。在图10-2中，“上”的手势与“上”的词语同时出现。

简而言之，手势研究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语言视为一种交流过程，而不是一套记忆的语法规则。语言不是静态的，不只是遵循形式和意义的严格语法规范，而是动态的，将音高、手势、言语和语法集中在一起，以便进行有效交流。语言是由说话人根据他们关于自己和文化的隐性知识实时制造的。手势是卓越的行为和过程。根据麦克尼尔的说法，手势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这界限就是肢体连续运动之间的间隔。像所有的象征符号一样，手势也可以分解为多个部分。这里我不打算深谈这些，只是想说，这一切都意味着手势、语调和言语变成了一个多模态的整体系统，需要人的大脑来协调其合作。

图10-2：增长点

麦克尼尔创建的语言和手势动态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汇集点（catchment）。这个词比较专业化，但对我们了解手势如何促进交流以及手势在语言起源时的潜在角色至关重要。汇集点表明话语中的两个时间不连续的部分聚集在一起——重复相同的手势，表示具有这种手势的点构成一个单位。实质上，汇集点是通过手势来标记话语连续性的一种方式。麦克尼尔说：

在至少两个（不一定是连续的）手势中出现一个或多个手势特征时，这就被认为是汇集点。其逻辑是，反复出现的图像表明这是一个共同的话语主题，而话语主题将产生具有反复出现特征的手势……汇集点是视觉空间意象的一种线索，贯穿话语以揭示由分散部分串联而成的更大的话语单元。

假设每当你提到一个想要你东西的朋友时，你都会把一只手张开，将手指朝上并做出向内弯曲的动作，这个手势就会与这个朋友相关联，从而突出你关于他的评论，并帮助听话人更容易理解你的评论。

换句话说，通过汇集点，手势能使说话人排列句子及其部分，以便在故事和对话中使用。没有手势，就没有语言。

人们已经设计了各种实验来说明言语和手势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实验叫作延迟听觉反馈。在这项测试中，受试者佩戴耳机，听大约有0.2秒延迟的对话，延迟的时间接近英语标准音节的长度。这会产生听觉口吃效应。说话人试图通过放慢速度进行调整。然而，语速降低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因为反馈速度也减慢了。然后说话人简化他们的语法。最重要的是，说话人的手势变得更加坚定，更加频繁，试图将更多的交流任务放在自己身上。但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手势都会与言语保持同步。或者，正如麦克尼尔所说的那样，手势“不会失去与言语的同步”。这意味着手势并不是通过某种内部计数过程而是通过说话人的意图和意义而与言语联系在一起的。说话人让手势和言语协调一致，以突出表达的内容。

还有些实验也清楚地表明了正常谈话中言语和手势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中一个实验里有一个被称为“IW”的被试。19岁时，IW因感染突然失去了颈部以下的所有触觉和本体感受。实验表明，除非他能看到自己的手，否则不能控制其手部动作（如果他看不到，比如双手放在桌子下面，他就无法控制）。令人着迷的是，IW在说话时使用了与其言语非常协调、未经计划、密切相关的手势，好像他根本没有残疾一样。IW案例提供的证据表明，言语手势不同于手的其他用途，甚至手的其他手势用法。有人认为这种联系是天生的。但是我们对大脑中手势和言语的联系以及IW的病史知之甚少，所以我们难以给出定论。然而，无论如何，这种协调确实发生了，言语中的手势与在其他任务中用手非常不同。

最后，还有一个现象凸显了手势和言语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便是盲人也使用手势。这表明手势是正常言语的重要成分。盲人使用手势对我们还有另一层启示。由于盲人不能看到说口语者的手势，所以他们的手势不会与当地文化认可的手势完全匹配。然而，这一事实表明，手势是交流的一部分，而且语言是整体的。交际时，我们会尽可能多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我们用四肢和面部等等传递的信息，是靠“感觉”接收的。

手势和言语之间的联系也具有文化可塑性。考古研究人员已经证明，澳大利亚的阿伦特人（Arrernte）经常在说话后使用手势。我相信这个原因很简单。阿伦特人只是喜欢将手势放在言语之后。手势和言语之间缺乏同步只是一种文化选择，一种文化价值。阿伦特人手势的解释类似于肯尼亚图尔卡纳人（Turkana），在这里手势的作用是回应并加强言语。

手势对直立人也很重要吗？我相信确实如此。我还是以戴维·麦克尼尔的工作为依据。他提出了术语“同生共源性”（equiprimordiality），意指手势和言语同样、同时出现在语言演变过程中。没有手势，就不会有语言，也不可能会有语言。

如果真是这样，麦克尼尔声称，“那么言语和手势必须一起演变”，“不可能是手势优先或言语优先”。这跟我的“规则三重性”概念是一致的。没有语法、意义和强调手段，你就无法拥有语言。同样的道理，不可能存在没有语言的语调，或者没有语调的语言。

一旦我们了解手势如何变得对人类有意义，克服这个最初的障碍，手势和言语之间联系的进化故事就可以讲出来了。麦克尼尔的理论假设认为，最初的说话人和人类婴儿的早期言语是“独词句”。也就是说，在这些早期的话语中，没有部分可言，只有一个整体。前面我们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直立人看到一头距离他只有百米远的剑齿虎，说出了第一句话“Shamalamadingdong”。他极有可能打着手势在表达，尖叫着，让整个身体去传达所见，除非他被吓得一动不动。他的身体和头部会朝向剑齿虎。后来，也许他重现了这个场景，用了稍微不同的手势和语调（他现在冷静下来了）。第一次也许他说出了SHAMALAmadingDONG，在发shama和dong时加上手部运动。第二次，也许他的语调落在shamalamaDINGdong的Ding上，而手势仍然落在shama和dong上，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其手势与语调的变化紧密相关。直立人极有可能在无意中采用了一种独词句的话语，即单一单位，然后将其转化为具有单独部分的结构体。这就是麦克尼尔关于语法如何开始出现的观点。

随着手势和言语越发同步，手势开始显现两种特征之一：它们要么代表观察者的观点，即说话人的观点，要么代表被谈论者的观点。通过这些不同的观点，突出内容和归因内容所属关系的不同方式，我们为区分诸如疑问、陈述、引用和其他类型的言语行为奠定了基础。

麦克尼尔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在复述他在动画片《傻大猫和崔弟》中看到的东西。当其手部动作是为了模仿或代表傻大猫希尔维斯特的动作时，其视角就是希尔维斯特的视角；但是当其手势表明这是他自己的观点时，那么这个视角也是他自己的视角。

意向性，即针对某种东西，也是拥有语言的先决条件。意向性不仅表现在言语中，还表现在手势和其他行为上。焦虑的犬科动物的尾巴指向，以及所有物种集中的注意力体现了这一点。使用手势的一个原因是有意的行为会影响整个身体。我们的眼睛、身体、双手等都会因我们关注的位置而改变方向。这种表达意图的整体性质似乎是一种被交际利用的非常低级的生物事实。事实上，“动物会使用尽可能多的身体资源来传达信息”。然而，如果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那么手势不可能是语言的最初形式，而是会与语调和发声同时发生。这并不是说前语言阶段的生物不能用某种方式通过指向或手势来表达意向性，而是说真正的语言交流必须始终包括手势和言语。做出这个判断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言语并未取代手势。手势和言语形成了一个整合系统。手势最先出现的语言起源理论认为手势和语音不匹配，因为它们是独立的系统。但实际上它们是同步的（它们在时间上是匹配的），也是单一整体的一部分（手势加语调加语音在单个话语中协调）。此外，人们经常在手势和言语之间切换。如果说言语是从手势演化而来的，那为什么二者仍然维持这种相互迁就的关系？最后，如果手势最先出现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为什么除了聋人语言之外，手势从来不是世界上任何语言的主要交流“渠道”或交流模式？

早在讨论“昨天，约翰在图书馆给了玛丽什么？”时，我们就提到了语调。说话时，我们也会在话语中产生“旋律”。如果需要例子来说明语调的重要性，那么只要想想汽车GPS（全球定位系统）在指示方向时声音有多不自然就够了。虽然计算机科学家早就知道言语需要语调，但他们仍然没有制造出能够很好地使用或解读语调的计算机。语调、手势和言语都建立在稳定的语法之上。唯一能够提供稳定性的手势是手语中约定俗成的和语法化的手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手势也是用来取代或补充言语的。

关键之处在于，手势与言语是共同发展出来的。如果手语、填充语言插槽的手势或模仿的手势先于言语，那么言语从功能上来说就没必要出现了。手势最先出现的想法还体现了另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我们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手势交流系统，却用言语取代了它。而且有一些手势，如模仿性手势，实际上与言语是不兼容的。

这似乎与前面肯尼思·派克的例子相矛盾，那个例子表明手势可以代替言语。但派克讨论的是填充语言插槽的手势，这是一种寄生在言语上的独特手势，而非代替言语的手势类型。另一方面，派克的例子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会有对应言语插槽手势的“手势插槽语言”。这将是一种输出，以言语取代通常由手势表达的内容。毕竟，如果言语是从手势演变而来的，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并且手势插槽语言不难想象。例如，设想一下，使用美国手语和英语的双语者，在观众面前一个接一个地用口语替代每个手语手势。然而，这不会是真正的手势插槽语言的例证，因为这是两种独立语言之间的翻译，而不是用专门语言中的言语替代手势。这对我们的观点很重要，有这样几个原因。手势明显的实用性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了解其起源和传播的明确途径。事实上，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和文化中，每个人似乎都会使用手势，这支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知识是学会的，而不是柏拉图的概念，即知识总是在场。这是因为它表明手势的有用性是其普及的关键。如果一种行为是一个问题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我们没有必要假设这种行为是天生的。如果头脑足够聪明，那么只要存在这个问题就能确保出现这种行为了。这种有用性原则可以解释语言的大部分据称很普遍的特征，而这些普遍特征经常被认为是天生的。换句话说，手势的实用性解释了其普遍性。

当手势通过约定俗成而稳定下来，手势就成了手语。但只有手势取代了所有言语功能，手语才能成形。因此，言语从手势发展而来的想法在功能上和逻辑上都没有意义。“手势最先出现”的理论颠倒了进化的方向。

麦克尼尔通过推理表明，不存在手势最先出现的语言，我对此在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他的推理似乎还是缺少了一些东西。如果其补充的断言或推测是正确的，即两种现已灭绝的人族物种使用过手势最先出现的语言或仅使用手势，并且这是现代语言发展的第一阶段，那为什么认为智人最初用的也是手势最先出现的语言就会令人惊讶呢？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人族物种通往语言的道路是不同的。事实上，我非常怀疑智人以前的人属物种采取的是另一条道路，因为声音交流相较于手势交流有明显的优势。

人类的交流中依然存在其他重要的手势类型，包括像似手势（也称图示手势）、隐喻性手势和节拍性手势。每一种手势都揭示了手势与语言关系的一个独特方面及其与认知和文化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这些，提到它们只是为了证明手势和言语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以及手势和言语都有助于我们在符号学进程中取得进步。

然而，我们还没有在语法、手势或语言的其他方面看到任何需要归因于语言专用的智人基因组的东西。文化学习、统计学习和个人感知学习，加上人类情景记忆，似乎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了。文献中充斥着与此相反的说法，认为语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新生儿只和语言有关的天赋习得的，而且有些现象只有基于这一说法才能得到解释。

有人声称，有些群体的语言特征若非自发出现的，他们便不可能发展出语言，比如尼加拉瓜的手语和赛义德·贝都因人的手语。据称，这些语言是在一个种群需要语言但缺乏语言时突然出现的。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语言都以非常简单的结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交互动频繁而变得更加复杂。通常需要至少三代人才能使一门语言的复杂程度与成熟语言大体相当。但是，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它们不是从先天知识中衍生出来的，而是发明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后代学习中改进。出于这个原因，即使这些例子为天生的语言倾向提供了一些证据，其知识也会非常有限。

苏珊·戈尔丁-梅多的研究认为，使用家庭手势的人发展了物体的象征符号、排列这些象征符号的原则以及不同手势的组成部分。她还指出，这些新创造的手势可以填补类似句子的更大结构中的插槽，即我们之前看到的树形图所体现的结构。她还讨论了家庭手势的其他一些特征。她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知识必须是天生的，否则它如何在一群说话的人当中迅速出现？

但是这些特征都不是语言特有的。一些物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标引符号和图像符号，而这些符号很有可能是手势的早期形式。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家庭手势不容易被人学会。事实上，有一种解释认为，戈尔丁-梅多关于象征符号的所有结果所表明的，无非是儿童很容易学习和采用象征符号而已。物体是一种含有意义的形式。孩子在了解某种物体并产生交流的渴望以后——这也许是我们这个物种最显著的特征，无论是出于互动本能还是情感冲动，孩子会描述那个物体及其在特定文化中的意义。即使没有语言，孩子也会参与他们父母的生活，并尝试交流，就像海伦·凯勒的非凡人生旅程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有了视觉、听觉或触觉，孩子可以从环境中、从看护人那里获得输入。事实上，孩子从大多数看护人那里和大多数环境中都能获得输入。像大多数其他物种（至少是哺乳动物）一样，孩子们能够了解物体的用途、物体对父母和环境的重要性，并就此与人交流，这并不奇怪。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可感知的整体的物体是最显眼的，狗、人和其他生物相对容易了解。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类试图描绘物体，因为人类渴望交流。

这些物体的某些特征对儿童来说较为明显，这同样不奇怪。如果戈尔丁-梅多是正确的，物体的形状和尺寸比许多其他特征更明显，但其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戈尔丁-梅多将其归因于孩子们的天赋。但我建议先了解一下儿童看护者使用、呈现、构造和评价物体的方式。在美国看护者较熟悉的物品环境中，家具、餐具、房屋、工具等物品比其他特征更容易布置也更常见。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愿意对此进行检验，但这至少是可以检验的。

图10-3：“大男孩”

至于家庭手势使用者的言语具备层级结构的说法，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结构和如同串珠一般简单并列的单词在实践中很难区分。图10-3中的图（a）或图（b）所示的三个对象互相有关系吗？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选择一种而非另一种的原因是高度理论化的。例如，在皮拉罕语中，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在这里。他很高”或者“我说了。你正在来的路上”。这两个例子可以被解释为“高个子在这里”“我说你正在来的路上”。但其句法缺乏层级结构，分析起来可能比较简单。

戈尔丁-梅多举了众多例子，意在表明家庭手势使用者的话语中具备层级结构，但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其话语中存在图（b）这样的结构。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构造为呈现信息提供了一个和语言无关的自然解决方案，因此，如果你在某些语言中发现了这些构造，这并不证明存在固有的语言天赋。同样，如果一种结构为交流信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解决方案，那对于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结构，就不需要多说什么了。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信息需求不断增长，层级结构成了许多领域中最有效的信息组织方案。计算机、原子、宇宙和其他大自然的复杂物体都是这样组织的。这是一种自然发生且可观察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任何涉及排序的动作，比如“你必须先做x，然后再做y”，都包含结构。汽车、犬类行为和计算机归档系统用的都是这类解决方案。它们出现在语言中也绝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有人声称家庭手势的使用者为其结构设定了顺序，这种顺序即便存在也是很正常的。首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某种顺序排列象征符号。而且，由于任何话语的主要成分都是被谈及的事物及其相关内容，所以句子倾向于按话题和评述来组织。句子的话题（相对于更大的故事的话题）要么是正在讨论的旧信息，要么是说话人假设听话人会知道的信息。评述是关于该话题的新信息。通常情况下（但并非总是如此），话题与主语相同，评述则与谓语或动词短语相同：

“约翰是个好人。”

这里的旧信息是“约翰”。说话人只提供一个名字，并假设听话人知道被提及的是谁。新信息是“是个好人”。换句话说，说话人说了一些他或她认为听话人可能还不知道的关于“约翰”的新信息。对此的解释可能是“我知道你认识约翰，但你可能不知道他是个好人”。

世界上大多数语言的话题都在评述之前。换句话说，在提供新信息之前，语言倾向于用共享信息或旧信息开始其句子。这个顺序有助于我们的短期记忆。而在提供新信息的评述里，许多语言倾向于将宾语放置在动词之前。所以如果某个地方的人正在吃水果，这可以被描述为约翰水果吃（大多数语言）或约翰吃水果（英语和许多其他语言）。德语、日语和皮拉罕语就是主语＋宾语＋动词语序的语言。而法语和英语等语言使用的是主语＋动词＋宾语的语序。事实上，英语曾经属于前一类（它与德语密切相关，同属西日耳曼语支），但是在1066年诺曼人入侵并征服英格兰之后，英语转向了法语的主语＋动词＋宾语的语序。

有人声称，语序可能会受到不同交流策略的极大影响，以处理交际过程中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破坏信号的噪声。人们说话时，会被背景噪声、孩子的拉扯、远处的动物以及在谈话期间到达的新人分散注意力。因此，语言策略必须能够克服“噪声”对听话人感知说话人话语的影响。这些研究人员声称，这就是主语＋宾语＋动词顺序最常见的原因——它有助于避免混淆主语和宾语、话题和评述（通过将动词“to be”之前的短语置于评论部分中）。另一方面，由于有成千上万种语言使用不同的语序，如主语＋动词＋宾语、宾语＋动词＋主语、宾语＋主语＋动词、动词＋主语＋宾语以及动词＋宾语＋主语，这些顺序没有优劣之分。一种语言采用的语序来自影响特定社会历史的文化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由于诺曼征服者所讲法语的影响，英语在其历史上从主语＋宾语＋动词的语序变成了主语＋动词＋宾语的语序。

家庭手势遵循基本相同的原则。对话者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保持新信息不同于已知信息。因此，家庭成员遵循共同顺序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正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一旦一个基本的话语序列变成常规，说话人就更容易保持一致，而不是在语言的不同部分使用不同的策略。因此，就算你的语言选择了主语＋宾语＋动词的语序，它也会把所有者放在名词前面（例如说“John’s book”而不是“Book John’s”）。这是因为，正如动词是语义核心或句子核心一样，被占有的名词也是名词短语的核心。这种语言的一般规则是“把核心放在最后”。然而，由于这个决定仅仅是基于效率，而语言往往效率低下，这种规则在世界各地经常被违反，因此我们观察到不同语言的语序原则有很多变异。智人的遗传禀赋中也没有人们期望的与信息结构相关的任何特定东西。话题——评述是一种自然的交流安排。但是，许多认为家庭手势的使用者揭示了天生语言能力的人，并未讨论信息应该如何排序才能进行最有效的交流。然而，不提这一点，就无法得出关于家庭手势的最自然的解释，只能求助于一个非常不可信的观点，即语言是与生俱来的。

家庭手势清楚地表明，所有智人成员都渴望交流，也表明解决这一交流问题的方法可以简单直接，易于“发明”和理解。遗憾的是，家庭手势研究者声称语言是天生的，甚至没有对这些语言的语法事实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有证据表明，手势充分受到交际需求的推动，因为非常有用，所以各种手语和手势都会出现。其有用性解释了其普遍性。

1. 我试图在《心灵的暗物质：文化表达的无意识》中开创这样一种理论，本章中有大量材料来自此书。

2. 派克，《语言与人类行为结构的统一理论》。

3. www.nytimes.com/2013/07/01/world/europe/when-italians-chat-hands-and-fingers-do-the-talking.html。

4. 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35—96），古罗马演说家、教育家，罗马帝国第一位领受国家薪水的修辞学教授，早期著作均已散佚，有12卷《演说术原理》留存至今。——编者注

5. 戴维·麦克尼尔，《手势和思想》（Gesture and Thought，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6. 不能就此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无须学习就能使用手势，就像麦克尼尔认为的那样，因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作者注

7. 如前所述，许多研究人员推测，在人类语言的演变过程中，手势可能先于语言。手势以某种方式先出现，先于严格意义的语言，这是有可能的，虽然我认为手势会伴有叫喊声。这一立场，甚至麦克尼尔也并非完全不赞同。——作者注

8. 赛义德·贝都因人（Al-Sayyid Bedouin），活动于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贝都因人部落，先天聋哑的比例很高，约3 500人的人口中，听障者就占了150人。这个部落已知200年前就已出现，在没有明显外力影响的情况下，70年前开始自行发展出一套手语，这也是语言学家记录到的与外界隔绝情况下，语言从最简陋形式逐渐演化的第一个案例。——译者注

9.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戈尔丁-梅多和其他许多人对符号语言学方面的解释过于宽容，而对儿童接收的文化输入以及儿童所面临任务的性质则不太宽容。由于没有认真考虑这一任务或这些输入，这些解释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了。——作者注

第11章
也就刚刚好

至善者，善之敌。

伏尔泰

并非所有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做好。

肯尼思·派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曾将“追求最低程度的满意”的概念引入解决问题的科学当中。其观点是，企业偏好的、纵贯整个人类历史的以及思想本身采取的解决方案通常不是最好的，而是刚刚好的解决方案——“刚好能满足”需要，但并不完美。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进化。就语言而言，这意味着人类语法和声音系统并不要求最佳——事实上，它们从来都不是最佳的。语言把任务完成得还可以，但从来不完美。赫伯特·西蒙响应了伏尔泰，声称：“优秀是完美永恒的敌人。”

语言的这一特点有力地表明，语言是一个古老的发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不断被修补。基本沟通策略通常是有效的，但也经常失败——例如，一个人省略了自认为对方共享的信息，或是在将一种文化、个人或者语言中的概念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时，由于不记得或者缺失一个词，甚至缺失一个句子，导致交流失败。人类语言有漏洞。人类语言不是数学的、完全合乎逻辑的代码。

如果有人喊道，“在停车标志处停车！”，这个人假定他指示的人知道“停车”是什么意思，知道如何开“车”，也知道停车标志是什么，停在停车标志处而不是悬崖边上是什么意思。（人们停车时，前轮可能略微超过停车标志。在悬崖上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这个人在选择词语时用到了这些假设。我想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作为一个基本上统一的驾驶文化的成员，都知道如果他们在停车标志前200米或10英尺处停车，哪怕是让停车标志与后座平齐，都不是“在停车标志处停车”。规范的停车应该使车辆停在停车标志前1~5英尺处。这种理解当中包含了部分文化知识和词汇（词）知识。“常识”不过是经验和习得的文化信息罢了。

下面来举一个更复杂的例子。2016年《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俄罗斯黑客涉嫌窃取总统候选人电子邮件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中蕴含的大部分价值观很容易发现，不过有些值得指出来加以讨论，因为人们往往会在没有注意到这些未言明信息的情况下理解这些信息。我在方括号内做了一些简短的评论，以揭示未言明的文化、语境信息和价值观，这些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对每个北美文化圈的读者来说应该都是能够领会的。想象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报纸上经常看到这样的社论会产生什么样的潜在影响，虽然人们也许是在早餐桌上喝咖啡时，或者在乘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时随意阅读的。这些社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潜意识的，每一篇具有类似价值观的报道都会强化这种影响，某些特定的报纸就是如此，其中《纽约时报》通常是为自由主义发声。

《反对美国的真实阴谋》

蒂莫西·伊根2016年7月29日

回想起来［作者回首过去，呼吁读者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它［因为使用了代词“it”，作者告诉读者：“我假设你知道这一点。”——这将变得清晰］比计划中的好得多。［作者在谈论什么依旧不明确。这种认为读者分享作者知识的假设构建了一种潜在的纽带——“我们联系在了一起！”］谁曾想过一个贱民国家，［作者假设读者知道什么是一个国家。而使用“贱民”这一世俗的字眼是一种价值判断，可能并不被所有读者所认可，但是由于作者假设自己和读者之间建立了联系，读者可能会认同作者对一个实际上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关系的主权国家所做的判断］由独裁者统治［这指的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他在俄罗斯民众中享有80%的支持率——“独裁者”是一种并非所有人都认同的价值判断］，他令自己的政治对手消失，［普京是个凶手］就能如此轻易地劫持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这并没有耗费他太多精力。一个有才华的书呆子可以打倒一个国家的小人物，但是这种程度的政治犯罪需要更精细的机制——你需要每个人都扮演其指定的角色。首先你需要启用一名走狗，一个躲在伦敦的逃犯，以“公开透明”的名义，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发布被盗的电子邮件。网络窃贼依靠犯罪同伙获取赃物。维基解密一直是俄罗斯这个没有公开透明的国家的帮凶。［这篇文章充满了价值判断，这些判断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作者认为《纽约时报》的读者能够接受］……

这里的重点不在于报纸上的文章具有深刻的共同文化知识（尽管何谓深刻可能因文化和读者而异），而是在于作者和读者必须共享文化知识，最好也共有一套相似的价值观，这篇评论的内容才能发挥作用。或者，如果没有共有的价值观，他们至少应该擅长解释“隐藏”在这些词语中的价值观。

任何一篇文章或评论都像这篇文章一样，充满了没有陈述出来的判断、观点、价值观和知识。这种信息的“语义欠明”及其隐含的性质，使我们对本书开篇的巴纳瓦人的对话有了完整的了解。在人际交往中，没有陈述出来的内容总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文化，就没有语言。

英国哲学家保罗·格莱斯（Paul Grice）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概念，以便理解作为所有人类交流基础的文化和交际前提，他把这些概念统称为“合作原则”。正如格莱斯在总结其想法时所说的：“根据你参与的谈话的交流目的或方向，在需要的时候做出你的贡献。”格莱斯说的话好像建议或命令，但实际上只是对交流背后的文化习俗的描述。这些东西我们不用教就能会。这就是我们的行事之道。

更准确地说，如果我们确实希望我们正在与之交谈的人理解我们，格莱斯的交流合作原则就是我们如何运作的准则。每个熟练的说话人和每个熟练的听话人都遵循合作原则。他们的假设进一步建立在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文化知识上。格莱斯将其合作原则分成了几个“准则”，遵守或违反（尤其是违反）这些准则时，就会产生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称之为“会话含义”的东西，也就是对我们所听到或所说的意义至关重要但未说出来的东西。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很快就被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接受。这些准则是：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它们堪称完美的发现——简单、直观又准确。

质的准则假设每个人都会说真话，假定听话人和说话人都不会相信任何明知虚假而当作真实来呈现的东西。该准则还假设，如果没有足够证据，没有人会说某事是真实的。当然，互联网上有许多不实的言论和许多捏造事实的虚假帖子。所以格莱斯并不是说人们不能撒谎，他说的是听话人认为他们在正常的互动过程中不会被欺骗。

事实上，在许多语言中，如皮拉罕语，句子中的实际动词必须有一个后缀，以告诉听话人，说话者所说的话（来自推断、道听途说或直接观察）证据有多充分。所以如果有一个皮拉罕人问另一个人“某某人是不是离开了村庄”，另一个人可能会回答，“是的，他离开了”，动词“离开”会附加一个后缀，这可能表明“我看到他离开了”或“有人告诉我他离开了”，或者“他的独木舟不在这里，所以我推断他已经离开了”等等。

因此，用任何语言撒谎都是无视质的准则。当然，由于每个人都撒谎，有时我们会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但即使我们知道其他人违反这个准则，甚至我们自己也违反它，在其他所有条件对等的情况下，你告诉别人的话，一开始他们还是会相信的。事实上，与皮拉罕语一样，英语也有动词形式可以表明我们言论的真实性程度或确定性程度。在英文中，我们称这些标记为“语气”。有陈述语气：“约翰去了城里”；有虚拟语气：“如果约翰要去城里”；有条件语气：“我希望你能离开”；还有祈使语气：“约翰！干活！”所有这些都以其自身的方式表达了词义与应用于周围世界的这些词义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如陈述语气意味着世界就是描述的这样。虚拟语气意味着说话者想象这个世界有时可能会是描述的样子。条件语气意味着人们希望以某种方式看待世界，或者不想以某种方式看待世界。祈使语气是说话者想让听话者以某种方式变得与现在不同。

格莱斯列出的四条准则中的下一条是量的准则。这又分两部分。首先，不要提供比交流要求更多的信息。其次，传达当前交流所需的所有信息。假设有人经过大厅问道：“嘿，你好吗？”你回答说：“在8：30我有一个牙科预约。今天我肠道不太舒服。我昨晚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除此之外，还不错。”或者有人问：“你是如何遇见你的另一半的？”你告诉他你遇到配偶的那场音乐会的所有细节。在这两种情况下，英语都有一个短语来形容你的答案：TMI——too much information（信息过多）。这些答案的信息超出了要求！当说话人混淆了相关信息与无关信息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TMI违反了量的准则。但是提供的信息过少同样违反量的准则。比如有人问：“你今晚想做什么？”回答是：“无所谓。”虽然这样的回答并非不存在，但它毫无帮助。这种模糊的回答未能提供交流中预期的信息量。故意提供太多的信息或太少的信息是违反关系（或相关性）准则。

违反准则的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推荐信。有人写了一封推荐信，却很少提到候选人的资质。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判断，比如“约翰字写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明白作者违反了质的准则，暗示约翰并不合格。这里发生了什么？回答中的词语的字面意思是如何产生这种含义的？

或者想一想配偶间违反关系准则的例子：

丈夫：“你还要多长时间？”

妻子：“给你自己调杯饮料。”

为了解释妻子的回答，丈夫首先要假设她遵循了关系准则。她的回答虽然似乎不相关，但其实一定是相关的。她在违反这条准则（也可能也在违反她丈夫的期望）。为了理解这个不相关的回答是如何相关的，丈夫必须经过一系列基于文化和个人的推论。丈夫的结论是，他的妻子听到了他的话，理解了他的问题，她的回答虽然不是对问题的回答，但表明他应该放松，她会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他不应该担心或进一步打扰她。而那位妻子则必须凭借她对丈夫的了解，确保丈夫能够理解她话里的意思。这两个例子（写推荐信和制作饮料）都起了作用，因为它们违反了关系准则。会话含义，即人们如何解释违反准则的行为，在认知上十分复杂。它们依赖许多背景文化知识。因此，根据合作原则来解释会话是与特定文化高度相关的。而这些准则本身可能在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格莱斯的准则并不取代文化，而是依赖文化。

现在想一下格莱斯的方式准则。对话者假设每一个人都想在交流中表达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表达清楚”包含四个子组成部分。首先，避免晦涩难懂。人们相信，说话人正在努力避免含糊不清，尽可能简短，同时尊重质的准则，并且讲话有条不紊。再次强调一下，这些准则不是说话礼仪的规则。格莱斯声称，每个人说话时都以他的准则为前提。因此，如果有人使用模糊的表达方式，而听话人期望的却是清晰的表达方式时，他们一定是指非字面意义上的东西——他们一定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违反这个准则的。所以听话人会推断说话人的意思。如果他们来自相同的文化或彼此了解，听话人很可能会做出正确推断。然而，并非总是如此。经常有糟糕的推论导致混淆或误解。

人们也会以善意或者恶意诠释他人。这意味着，我们以善意诠释他人时，我们相信这人心存善意。这是对他们有利的偏见，也可能是情景中的某种含义。如果有人说，“那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陈述”，而听话人以善意诠释其话语，那么听话人会认为这意味着：“你对自己的领域很精通。你前途无量！”但是，如果人们以恶意诠释相同的言论，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你好高骛远，你的陈述失败了。”人们在政治上经常使用这些诠释模式。他们倾向于以善意诠释自己的候选人，而对对手则毫不留情。这类诠释在婚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工作等方面随处可见。人们诠释某人所说话语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大学管理者中间流传的一个笑话是：“哎呀，如果我对某某说‘早上好’，他们会问自己：‘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员工不信任或害怕他的主管，这将影响他对主管所说的话的诠释，无论主管的意图多么无害。如果一个人相信某人，信任并珍视他们的友谊，那么如果那个人说，“我会找到你，无论你在哪里”，听话人至少会相信说话人会尽力找到他们。如果有人说，“我当选总统后，会让美国更加安全”，人们就可能不太相信他们。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并不相识，同时也是因为没有人相信有关政客的任何事情。至少，不管他们在谈论什么，政客都不像“普通人”那样可信。

同样，文化经历（无论在智性层面多么有效）会影响一个人对群体和个人的理解。如果有人认为所有的富人都是腐败的，那么他们不太可能相信富人的如下说辞：赚钱能力对整个社群都有好处，即使只有一个人赚了很多钱。如果有人认为任何接受政府援助、福利的人都是懒惰或不负责任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人说“我必须躺下”，他们会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人是因为懒惰而不是因为疾病或疲惫不堪，即使他们对说话人一无所知。

这和语言进化有密切的关系。即使直立人只能说“吃。喝。男人。女人？”这样的话，另一个直立人也必须知道说话人在想什么样的女人或女性群体，什么时候可能想吃东西，说话人是否在告诉他不要妨碍他的计划，以及其他许多假设的信息。语言对意义的规定不足。无论是智人还是直立人，没有文化就没有交流。格莱斯在提出合作原则时揭示了一些关于语言进化的信息，即使他几乎没有意识到。只有遵循合作原则的生物才能拥有语言。没有必要为我们用善意原则解释他人进行辩护或批评，这只是许多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特征。

上述一切与语言进化相关的地方在于，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都会在逐渐构建关系、角色和共享知识库的过程中，从人们说出第一个音节或做出第一个手势时就开始根据他们对他人的看法和对语境的理解，来解释人们所说的话。直立人它们会像智人一样“填补言语的空白”。这都是语言的一部分，许多语言学家称之为语用学——语言使用的文化制约。这些制约指导着我们对他人的解释。它们帮助我们，正如它们帮助其他人属物种一样，解决言语语义欠明的问题。

证明语言“刚刚好”的另一个例子是“言语行为”，即通过使用语言来实现特定类别的文化目标，这取决于语言使用的文化知识。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和其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教授约翰·塞尔将言语行为的分析和术语引入人类语言的讨论中。每当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时，他们都在从事一种非常特殊的活动。事实上，他们同时采取许多不同的行为。奥斯汀谈到了言中行为（所说的话）、言外行为（什么意思）和言后行为（由于所说和所指而发生的事情）。其中每一项对理解语言的性质和使用都很重要，因此对理解语言的起源也很重要。而且每一项都是语言自诞生以来便具备的一个特征。

言中行为就是说话本身。如果有人问，“比尔在哪里？”，其嘴巴的移动、肺部空气的排出以及所使用词语的排列和选择都是言中行为的一部分。但是任何执行这种言中行为的人都会同时进行言外行为。言外行为是人们想要其话语产生的效果。如果一个人承诺了什么，他们希望听话人认识到其承诺就是承诺。这就是人们想要其话语产生的效果。一个人的言语可以完成的言外行为包括陈述、命令、疑问或施为行为。一位被合法授权主持婚礼的牧师结束合法（非伪造、非好莱坞式）婚礼时说“我现在宣布你们成为夫妻”，这便是施为行为。许多文化认为，正确的权威（哲学家们称之为行为的“满足条件”）在正确的背景下说出这些话可以使夫妇的婚姻合法化。这属于施为行为。这些行为需要比陈述或疑问更具体的文化支持。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在进化晚期出现的。

随着语言的发展，各类言外行为出现了。一种叫“阐述行为”，这种行为让说话人对自己所读或所说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例如证人在法庭上宣誓，或者所有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集体宣誓。还有一种被称为“指令行为”，旨在让听话者做某件事。指令行为包括规劝、直接命令、建议和请求。然后是“承诺行为”，指说话人的承诺举动，包括许诺和就职誓言。“表达行为”传达态度和情感，如祝贺或道歉。“宣告行为”是仅凭执行就能产生效果的行为，如法官宣判。研究者认可的言语行为种类因作者而异。但是对于语言进化来说，言语行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展示了语言的使用是如何根植于文化之中的。直立人很可能使用过阐述、指令、疑问和承诺行为。

最后是言后行为——听话人说话时脑海中的反应，或者说话人希望发生的行为。在劝说某人的尝试结束后，被劝说者被说服或未被说服，这种效果就是言后行为。因此，一本书的译者可能会说，一个好的翻译应该在读者中产生与原作相同的言后效应。换句话说，我们交流是为了有效果，得到言后行为。如果一个人说话、翻译或从事交际活动，则此人意在选择正确的言中行为，来实施正确言外行为并产生期望的言后效果或行为。

请注意，根本不存在没有言后行为、言外行为和言中行为的语言。如果直立人会讲话，那它们也会实施这些行为，它们最终也得学会礼貌。

一个尼安德特人可能只要嘟囔一声，就意味着要一块肉。这甚至可能是它们大多数人的行事风格，因为它们可能没有像我们那样发展出完善的请求形式，至少最初没有。人们对礼貌的解释是，以温和的口吻让他人知道你想要他们做什么。礼貌还可以用来表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比如“我们已经很久没吃饭了”，或是“洗手间在哪里？”，这两者都间接反映了一种需求），并且似乎非常微妙，在语言发展的较晚阶段才出现。当人们意识到与群体成员进行互动时使用武力通常效率低下，他们会开始尝试以说服他人来获得想要的东西。让对方想要帮助我们，或者至少觉得不是被迫帮助我们，这就需要礼貌、机敏和先见之明，这三者的出现导致了间接言语行为的发展。其形式可以是言语、手势或肢体语言，但其功能是一样的——让别人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明说出自己想要他们做什么。这是前面提到过的关于语言核心真相的另一个例子：我们往往不会说出我们真正的意思，而且我们所说的通常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例如，一个男人可能喜欢将空调设置得很冷，以便晾生肉，但他妻子却想把温度调高。假如他妻子往往比他更礼貌，她可能会问“你不冷吗？”，或者“你设置的空调温度是多少？”，甚至是“我很冷”。

很明显，这个男人应该从温度这个话题上推断出，妻子感到不满意，请求他对此做些什么。这种间接请求可能伴随着肢体语言，这使得话语背后的目的更加清晰。妻子可能会夸张地把自己裹在毯子里。但其中蕴含的主要原则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人们从不会说出他们的全部意思。听话人必须使用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是空调温度）来回应。如果那个男人问他妻子：“你想让我把空调温度调高吗？”她可能会回答：“不，我没事。”但是，如果那个男人不能迅速明白妻子的真实意思是“那还用说，难道需要我教你怎么做吗？还不快把温度调高”，那么他就惨了。当然，她传达请求的间接方式比直接命令有效得多。

我无意中听到一位声名显赫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一所著名大学解释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生了气，他可以在不担心法律后果的情况下狠狠地教训他人。他略带幽默地进一步解释说，如果现场有目击证人，而且当事人想逃脱惩罚，他们应该说与所做完全相反的话。例如，把别人推倒，然后说：“哦，你怎么摔倒了！让我扶你起来吧。”然后他可能会踢摔倒的那个人的脑袋，同时说：“哦，不，我绊到自己了。”然后他会肘击那个人的鼻子，说：“小心啊！你怎么又摔倒了。我护着你呢！别担心！”法院可能会看穿这一点，但有可能在证人报告其看到的情况时，被告的律师会问他们听到了什么。然后这个起诉可能就没用了。为什么？答案并不难。法院系统经常预设一个不充分的语言理论，这个理论不重视没有说的话，只关注实际说出的话。但是，没有说的话往往仍然能有力地传达，而实际说出的话只是个诱饵。

这个教训也许有些过头了，不过它再次强调了语言是与整个人和整个文化相关的。事实上，情况比这还要严重。人们可以找到例子证明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别人所说的话。我们对话语的理解程度也就能应付而已。或者，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说，语言只是“刚刚好”——它“刚好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但绝不是完美的交流系统。然而，与文化密切合作时，语言会显得极其复杂、包罗万象。这种复杂性和深度只能是数十万年来身体、大脑与心理、语言、文化一起进化的结果。

然而，会话含义并没有充分利用语境对话语、隐含信息和言语行为的解释所做出的贡献。但是会话含义允许语法指定比所需更少的信息，让说话人从交流的语境和文化中推断剩余的含义。语法和文化在现代语言中是共同作用的，这种结合对于早期人类语言向现代语言的发展几乎可以肯定是至关重要的。语法有助于说话人的推论和解释，但并不决定其推论和解释。

随着语言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更多地思考格莱斯关于合作原则的研究，他们发现了合作有助于将语言结构化的其他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认知科学家丹·施佩贝尔（Dan Sperber）和伦敦大学学院语言学教授戴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合作提出了被称为“关联理论”的人类互动理论。关联理论探讨了合作原则在会话之外的应用。关联理论与格莱斯的研究一样，认为语言形式和互动是由基于文化的语用学所支配的。

语用学（研究主题之一是交谈的语境如何决定哪些解释是合适的）、社会语言学（语言和社会如何相互影响）以及研究使用中的语言的其他学科均反对所谓的语言“管道隐喻”。这代表着通信理论形式化的巨大进步。构想管道隐喻这一概念的是备受尊敬的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这个隐喻的想法认为，交流是线性的。想法先出现在说话人的心智中，接下来说话人为这个想法选择一种语法形式，之后说话人将这种语法形式的想法传达给听话人的耳朵（或者眼睛，如果使用手语的话）。听话人将语法形式拆解，留下说话人的意图。整个过程如图11-1所示。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香农正在撰写其最具开创性的著作，那时几乎没有关于通信理论形式化的研究［尽管艾伦·图灵（Alan Turing）对纳粹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代码的研究无疑是该领域思维的基础］。作为贝尔实验室的一名研究人员，香农的工作是研究出可以转化为数学模型的理解交流的方式，以帮助贝尔公司将电话变得更加有效和高效。

图11-1：香农的通信管道隐喻

如图11-1所示，香农对于通信问题的概念化理解不曾考虑外部影响，如文化、语境、手势或语调，似乎只需两个大脑、两个发声器官和两个听觉系统，人们就可以交流了。香农认识艾伦·图灵和其他计算理论的创始人，他于1948年创立了其理论体系，自那以后，这一理论体系被公认为认知科学、电气工程、语言学、心理学、数学和其他领域大多数其他工作的基础。

但是施佩贝尔和威尔逊追随格莱斯、塞尔、奥斯汀和其他许多人的研究，表示“管道隐喻有其可取之处，但它确实没有抓住人类交流中所有发生的事情。管道只是通信所依据的更大的一组事件和过程中的一组点”。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只要讲一个故事、进行一场对话或者说一句话，就存在一个话语的语境。不仅如此，这组对话者还假设特定交流事件（讲故事、演讲、谈话）的每个成员都知道语境以及语境与所讲内容的关联，因此能够以关联的方式理解并做出适当的回应。除非存在关联，否则一个人不会说些什么。一个人不会暗示或解释某件事，除非它与讨论的语境相关联。因此，如果有人向别人说些什么，听话人会认为这是相关联的，因此他们会努力理解所说或所写的内容。

本书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一本关于语言演变的书中，讨论关联理论或格莱斯合作原则有什么关联？读者会努力处理他们正在阅读的句子，但阅读的时候会假设这些句子以某种方式与我们讨论的一般话题——语言演变——相关联。事实的确如此。但在转而讨论这些观点对语言演变的意义之前，应该先讨论“语言来自语境”这个话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对话。这是我们这一物种进化的顶峰。

对话看似平淡无味，我说点什么，你说点什么，我们想一想对方说了些什么，或没说什么，之后我们结束对话，互相道别。对话差不多就是这样。有关对话的这种简化观点并非完全错误，只不过根本不完整。因此，要理解语言如何进化得“刚刚好”，我们需要从对话入手。下面是我经常观察的一对夫妇的对话片段：

妻子：星期四我们什么时候去接米格尔？

丈夫：我跟你说过了啊。

妻子：是的，但那会儿你说是打算下班后去接他。现在我们是直接开车去接他啊。

丈夫：时间不会变啊。

妻子：但是给我一些时间，这样在离开之前我可以打电话给狗狗的保姆。

丈夫：无论你想何时离开，你都要在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到他那里。

妻子：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确切时间？你为什么要玩这些文字游戏？

丈夫：我给了你一个范围，从这个范围推断时间应该没有问题啊。

妻子：我甚至不在乎我们去不去。

丈夫：好吧。

解释这段对话取决于词语的字面意义，也取决于对话双方的个性、时间的文化观念、接受质疑的人的复杂动机以及两个人都累了的事实。一方希望清楚准确地陈述事情，另一方不愿过多纠结于时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关于时间和精确性的看法可能会颠倒过来）。此外，当妻子说，“我甚至不在乎我们去不去”，她所表达的绝非字面意思。两个对话者都渴望和对话中提到的朋友去海滩度假。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一个特定的时间，那么我的感受对你来说一定不是那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任性的回应“好吧”也不是字面意思，而是说，“如果你想对此大做文章，我不会如你所愿做出回应”。除了娱乐价值之外，这种交流还表明，只有通过广泛的外部文化知识、当地环境、对话者与其个性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话语、解释和整个交流。香农的管道隐喻在这里起不了太大作用。

再强调一遍，语言、心理和文化共同进化，产生了世界、个性、文化理解、当下事件等之间的语境联系，这样才可能全面解读语言。此外，我们看到不同语言之间差异很大。我们来看看皮拉罕语中关于制作弓箭的一些交流以及话语。

先是皮拉罕语的问候：

Ti soxóá.（我已经。）

Xigíai. Soxóá.（好。已经。）

或者这个对话：

Ti gí poogáíhiai baagábogi.（我给你一根香蕉。）

Xigíai.（好的。）

或者另一个对话，如果传达你要离开的信息，说英语的人可能会说，“我要走了，再见”，而皮拉罕人会说：

Ti soxóá.（我已经。）

GíXai soxóá.（你已经。）

Soxóá.（已经。）

皮拉罕语没有表示谢谢、再见、你好等语言学家称之为寒暄语的词语。皮拉罕人让语境来决定离开和到达等明显事情的大部分意义。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说谢谢，部分原因在于礼物不会白收。如果我今天给你一根香蕉，那么当你能办到的时候，你也应该给我一些东西，比如一块鱼肉。这层含义并未言明。这是文化预设的。所以“给予”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形式。如果想实现英文意义上的礼物赠予，也就是说，不计回报，我会说：

“我（违背你的期望）给你一根香蕉。”

添加hoagá（违背期望）这个词实际上使整个句子的意思变成：“与我们通常做的相反，我只是给你这个，不计回报。”这可能听起来有点绕来绕去的，但是这一结果是因为皮拉罕人的假设与大多数西方文化的假设大相径庭。无论如何，在皮拉罕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必要为这种只给予而不期望回报的交流发展词汇。

直立人开始口头交流后，开创一种表达一切的语言就更没有必要了。毕竟，语言是从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中出现的，而且会利用肢体语言、语音感叹词、手势，也许还有直立人计划狩猎时用棍子在泥土中创作的具象绘画来交流。但是让我们假设某个地方的直立人群体已经确定了一些象征符号的雏形。人们不能指望单一象征符号的发明者将世界上的所有意义都包含在那个符号中。事实上，即使对于一组象征符号，人们也不能期望过多，不管其中有多少象征符号。我们光是在解读（而非说出）象征符号的时候，就要用到太多背景语境中的信息、太多记忆中的信息（而且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自己在利用），无论手势、语调和肢体语言如何增强表达力，我们都无法把所有要说的都说出来。因此很明显，随着语言的发展，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对话和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作、隐性（未言明）信息、文化和语境。

第四部分
语言的文化演变

第12章
社群与沟通

在任何情况下，两个人谈话时都会创造一种文化结构。作为人类学家，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人际关系所产生的文化的潜在内容是什么。

爱德华·萨丕尔

欧洲国家在其殖民扩张和探索过程中，发现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社群。这些新发现的社群震惊了具有种族优越感的欧洲人。这些社群截然不同的外貌和生活方式引出了一个问题：看起来像人类的所有生物是否真的完全是人类？他们都有灵魂吗？许多欧洲人认为那些人没有。至少欧洲人相信他们刚刚“发现”的这些人低他们一等，这成为欧洲人剥削、殖民和奴役这些人的理由。上帝啊，这些人和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吗？是不是有的人种优于其他人种？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就是从这些问题中产生的，这些问题是理解语言进化的文化和生物学基础，至今仍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18世纪后期担任英属印度政府法律顾问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充分体现了欧洲人关于文化和语言层面差异的思考。然而，琼斯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律师。首先，他是一个激进的政治人物，大力支持他的朋友、曾经的合著者本杰明·富兰克林为美国独立所做的努力。其次，琼斯还研究了印度的社会制度。但对思想史来说最重要的是，琼斯是一个语言天才，据传他能流利地说13种语言，另外28种语言也说得相当好。然而，他并未仅仅将这种语言才华用于说不同的语言，他还想以科学的方式理解这些语言。最重要的是，琼斯还为这些语言之间的历史联系寻找了证据。

琼斯调查各种来源的数据时，经历了史上最重要的“尤里卡”时刻之一。他重新发现了一个事实。100多年前的1686年，德意志人安德烈亚斯·耶格（Andreas Jaeger）首次注意到这个事实，1767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加斯东-洛朗·克达西耶（Gaston-Laurent Coeurdoux）再次发现这个事实。尽管耶格和克达西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但琼斯对同一事实的独立观察却回响了几个世纪，成为人类交流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他们洞见到的事实是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与德语相关的语言）和凯尔特语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它们是姊妹语言，其母语被称为原始印欧语。原始印欧语也是其他许多有待被发现或以其他方式进入语言谱系的姊妹语言的母语。有了琼斯、耶格和克达西耶，关于语言起源的研究才真正开启。

将近100年后，在德国魏玛附近，另一个研究语言起源的重要工具被开发出来。1850年，29岁的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August Schleicher）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声称人类语言应该作为有机体来研究，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通过属、种和变种来相互联系——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所有动植物之间的关系相同。施莱歇认为，用“树形图”来表示语言之间的进化关系是最好的方法。凭借这个主张，他不仅对语言的历史和进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提出了“自然由来”（natural descent）的概念——比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早了9年。

施莱歇和琼斯的工作激励着他人深入思考语言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使用在印度、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语言树的构建方法，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寻找特定语言是从何时何地起源的。最终人们发现，印欧语是大多数欧洲语言的祖先。然后人们发现它也是波斯语、印地语和许多其他非欧洲语言的祖先。因此，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我们能否发现印欧语的祖先？我们现在知道印欧语是在大约6 000年前开始分裂成现代欧洲语言的。我们能再往前推进一点吗？1万年前？10万年前？我们真的可以用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重建最初的语言吗？

大多数当代语言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坚定的“不”。琼斯的工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其方法似乎无法用于研究大约6 000年前的语言。要想更深入，我们需要其他领域的方法，如古生物学、考古学和生物学，而且我们还需要可能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即保存下来的语言样本。

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能够回到6 000年前，我们最终会在哪里结束？琼斯、施莱歇和其他人的探索会不会把我们带回一种单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处在一棵巨大的人类语言树的根部？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声称，我们可以将所有的人类语言都追溯到单一来源，他和其追随者称其为原始人类语。但另一些学者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存在很多语言树，而且它们可以追溯到不同的人科社群。格林伯格和其学生相信单源论，认为所有人类语言只有一个开端，一种母语。另一些人则主张多源论，认为现代人类语言有多种进化开端。这些人认为离开非洲的现代人类祖先会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群体创造了不同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又是所有现代语言的来源。选择最好的假说，无论是单源论还是多源论，只是我们在试图重建人类语言进化过程时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

我们知道，有一些方法，有一些语言学以外的科学，可以让我们回到更早的时代。但是它们能让我们了解人类语言的开端吗？我们能知道第一个讲故事的是谁吗？或者最先说“我爱你”的是谁？在寻找人类语言起源的故事中，浪漫和科学携起了手。这是一个充满科学争议的故事，它在实现最终目标方面进展缓慢，令人沮丧，因为其最终目标是要了解人类（而不是其他物种）是如何从单纯的交流走向语言的。尽管历史语言学家认为，一旦时间上溯至6 000年以前，他们领域的方法论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其主要观点，即由于文化和语言因素的结合，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对于理解语言进化至关重要。

历史（或“历时”）语言学是琼斯的工作真正开启的领域，这是专门研究语言如何随时间变化的领域。例如，英语和德语曾经是同一种语言（“原始日耳曼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和法语也曾是同一种语言（拉丁语）。我们也知道，大约6 000年前，拉丁语和原始日耳曼语本身就是同一种语言，即印欧语。研究不同语言如何像上述语言一样逐渐分离的科学是语言研究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它与语言进化领域相关。毕竟，如果直立人经过进化成为智人，也许直立人的语言也变成了智人目前所说的语言。然而，直立人语言的任何变化都超出了历史语言学的科学范围。那是因为直立人所处的年代比6 000年以前早得多。语言年代学（一些人称之为“词汇统计学”）是历史语言学家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用来确定一种语言大概于何时分裂成另一种语言。这种工具也帮不上什么忙。发明语言年代学的语言学家莫里斯·斯沃德什（Morris Swadesh）认为，有些词汇项目（如身体的各个部分，代表太阳、月亮等的词语）不太可能被借用。因此，他提出了一份包含200个词语或者叫“词汇项目”的列表，他认为这些词语最不可能改变。但这些词实际上是可能变化的，于是他根据列表中词语的变化率，给出了一个数学公式，用来推测这些最抵制变化的词语随时间变化的速度。在一些已知案例的测试中，比如印欧语，该公式的准确率为87%。尽管许多语言学家仍然对这种方法持高度怀疑态度，但它似乎确实有用。但是语言年代学无法带我们到达6 000年以前，所以它无法成为研究语言进化的工具。

然而，语言年代学和整个历史语言学领域确实表明，语言在继续变化。事实上，语言学家发现，现代语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在有史以来的第一种语言中肯定是有效的。所有的语言都在变化。语言之所以变化，是因为地理上的分离（想想“基因漂变”），或者是因为年龄、经济、种族和许多其他因素的不同偏好。这些形式各异的力量意味着直立人的语言开始随着新社群的形成而改变。历史语言学的很多观点可归结为：“你说起话来就像与你说话的人。”一旦你不再与一群人交谈，你最终就不会再像他们那样说话，至少你的种群不会再像他们一样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到达欧洲的主要河流或山脉时，都很可能在两侧找到曾经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语言。比如英语就是撒克逊人穿越英吉利海峡后，从德语演变而来的。

由于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所以要理解语言，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是像足球队，还是像管弦乐队一样？还是说文化仅仅是生活在一起并一起交谈的个人在价值观、角色和知识上的重叠？更大的问题是文化如何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美国人的座右铭“E pluribus unam”（合众为一）是在何种意义上描述美国文化的？因为我声称文化是抽象的，所以它只能在个人身上找到。这是“格式塔”的结果。从不同个体成员当中，一种大于其各部分总和的文化出现了。理解文化对理解语言进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创了一种文化理论，其中个人而非整个社会是文化的承载者和知识的储存者。我想通过一些例子，比如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来看看文化对国家和地方社会、个人及其语言性质的影响。在我的作品中，语言进化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价值观、知识和社会角色。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语言的重要性，请思考一下两位语言学家之间的以下互动：

A：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色的绿色想法疯狂地沉睡。）

B：They surely do.（它们确实如此。）

讲英语的普通大众可能不知道A的话语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A和B是语言学家文化圈里的成员，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这是乔姆斯基早期著作中的一个著名例句，旨在表明一个句子可能合乎语法却没有意义。对这两位语言学家来说，A的句子是一个内行的笑话，B的回应是一个幽默的回答。这一交流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应酬性的，表达的无非是：“嘿，我们都是语言学家。”然而，经常被忽视的是，B的回答表明，“无色的绿色想法疯狂地沉睡”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告诉我们，不管绿色的想法是什么，它们确实会疯狂地睡觉。换句话说，由于合作原则，所有人都会相信话语具有意义，并且会努力赋予它意义，不管它是由什么词组成的。

现在考虑以下内容。C和D正在观看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对阵迈阿密海豚队的橄榄球赛。爱国者队比分领先。C和D都高呼“好极了！”，两人还“击了掌”。在这次联合行动中，他们展示了对橄榄球比赛的了解，对这场比赛得分方式的了解，对爱国者队相对于海豚队的价值排序的共同认可，对“击掌”是什么及其代表什么的了解，对他们都“支持”同一个团队的了解，以及对以上所有内容的强化。

这些文化活动产生了知识、社群归属感和共享交流。这些例子说明了在一种文化中生活、说一种语言在构建我们的身份和社会时发挥的作用。从这些行动中，个体汇集了自己的经历和理解其文化成员的行为和言语的能力。为了展示未言明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回顾一下北美原住民和欧洲移民征服者之间诸多失败的和约之一。

1867年，阿拉巴霍（Arapaho）、基奥瓦（Kiowa）和科曼奇部落与美国政府在堪萨斯州的梅迪辛洛奇河（Medicine Lodge Creek）签署了著名的《梅迪辛洛奇条约》，这仅仅是欧洲和原住民社群之间众多失败沟通的一个例子。沟通失败的原因是双方误解了彼此，而这又是由于解释语言未言明的意思所需要的隐性文化信息。这份看似简单的条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解释，由此产生了一个存在战争威胁的严重误解。印第安原住民期待的是一回事，政府期待的却是另一回事。从条约的语言来看，双方的期待都是正确的。这是个人之间、跨文化之间和国与国之间误解的共同根源。这种误解可归因于文化填补语言空白的功能，及其决定语言本身解释的作用。我想更详细地探讨《梅迪辛洛奇条约》引发的误解。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在争论文化的定义。特定家庭、社群、社会或国家的成员显然会分享一些知识、价值观和关系。他们可能说话方式一样，穿着打扮一样，厌恶类似的事情，都用杯碟喝咖啡。

这自然会引起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关于社会角色、价值观和社群共享的生存方式的隐性知识和公开实践。我们每个人都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我是父亲、老师、行政人员、丈夫、购物者、病人和研究员。我所在社群的大多数成员都认可这些角色。在这些角色被认可的程度上，我的社群与我分享了关于这些文化组成部分的知识。文化会区分和塑造我们，即使我们的角色看起来很普遍，比如“父亲”，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与文化无关。然而，尽管有意大利父亲和美国父亲，“父亲”的概念在每种文化中并不相同。似乎在任何两种文化中，父亲都会有重叠但不相同的角色。即使是表面相同的文化中的父亲，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角色性质。

有些社会可能认为父亲应该养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可能会认为父亲有责任为孩子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而且，至少在西方，社会和许多父亲自己都认为父亲应该帮助孩子完成学业、拎很重的东西和处理孩子通常很难独自完成的任务。其他世代的父亲可能完全认同这些信仰和价值观。但是这些价值观在不同文化中并不相同。皮拉罕人的父亲不会经常抱起受伤的孩子给予安慰。他们希望孩子卖力干活，在穿越丛林的漫漫长路上不要抱怨。他们也不会像美国父亲那样在许多情况下给孩子提供帮助。其个人价值观部分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的价值观。

当然，在不同的世代，父亲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我父亲这一代人的共有价值观包括体罚、期望妇女承担大部分或全部家务、相信自己的愿望和命令会毫不质疑地得到执行，以及认为孩子不值得尊重或在家庭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在争执中，这些父亲可能会经常站在老师一边指责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孩子及其所有资源只是他们自己或其财产的延伸。而我孩子这代的父亲通常会避免体罚，认为家庭成员人人平等，知道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愿望当作大家唯一甚至主要遵从的愿望，会经常帮忙打扫房子，在学校纠纷中几乎总是站在其孩子一边，等等。在20世纪50年代与在21世纪做父亲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父亲”的文化角色是由不断变化的文化价值观来定义的。

如果我对父亲这一角色在过去几十年的简要总结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变化影响到一整代人的事实同样体现了共有的价值观，即文化。说一个群体拥有一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意思。所有文化角色都表现出类似的跨越时间、空间或人口的历时、地理、经济和其他转变。如果我们从角色转向信仰，或者从信仰转向共同的概念，转向共同的表型（表型是个体的可见外表和行为）、共同的食物和共同的音乐，我们会发现许多共有知识产生不同文化的例子。

这些共有精神项目出现的部分原因是，每个人都在一生中积累了经验、教训和关系。它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融入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在同一个社群长大的人有着相似的经验——气候、电视、食物、法律和价值观（比如肥胖不好，诚实是对的，努力工作是高尚的）。随着文化经验嵌入我们的内心，情景记忆和肌肉记忆将我们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我们的“自我”，至少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只不过是记忆和感知的积累。

一个人如何将另一个人视为同一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化的成员都可以看懂标引符号（事实上大多数物种都可以看懂）。它们是许多生命形式生存所必需的环境线索。因此，我们知道，将一种表征与一种形式联系起来是人属的一种古老能力。人类从未失去这一能力。而图像符号则要求人类付出更多的努力。无论是制作图像符号还是仅仅收集图像符号，读者都必须明白图像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东西在外形上很相似。理解标引符号、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都是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有意行为。（这是因为要理解这些符号，至少需要默认符号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联系。）然而，标引符号本身并不是有意的。人们并未计划将足迹与人联系起来。它们只是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人类解读文化信息的能力是逐渐出现的。每个人出生时都与文化和语言毫无联系。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外星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新文化和语言的了解始于子宫）。出生时，我们置身于母亲的文化之外，靠感官提供信息。但是要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感觉到的、品尝到的、触摸到的和听到的东西需要时间。

在19世纪的美洲原住民和“昭昭天命论”的历史上，文化造成误解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对彼此文化理解不足，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交流失败了很多次，就像21世纪政府之间的交流一样。早先提到的一个例子是1867年的《梅迪辛洛奇条约》。

该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的官方条约失效，至少有一次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诚实，而是因为签署方没有意识到，语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仅仅是一个看不见的理解的世界之可见部分，这个理解的世界来自各个社群的价值观、知识和经验，即文化。尽管人们可能会在条约中读到相同的词，但正如在所有其他交流中一样，我们的解释受制于我们的假设，这些解释是以词语的字面意思很少传达的背景信仰和知识为基础的。

在我们举的例子中，条约要求政府向印第安人提供食物，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养活家人。印第安人的机构负责提供食物。国会负责批准已签署的条约。双方都依赖对方的文化机构，都有自己的截止日期和优先事项。印第安人没有考虑批准条约。但是他们应该批准的，因为他们在批准条约之前便来收集食物，结果食品柜空无一物。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因为该条约尚未获得批准。不管原因如何，印第安人觉得被背叛了。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印第安人同意住在保留地以后，就该永远待在那里，永远遵守“法律”。对于印第安人的价值观和其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解来说，对自己家庭以外的人承担永久义务这样的事情是陌生的。他们永远不可能合法地遵守美国政府期望他们做出的承诺。这没有意义。印第安人的理解植根于其与美国迥异的文化，美国政府对此关注太少了。但政府本应多加关注的。出席这次不幸聚会的科曼奇酋长夸纳·帕克（Quanah Parker）至少从这次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后来与白人交往时学会了尊重没有明说出来的暗物质的重要性。他还询问了他认为白人在签署未来的条约之前可能做出的每一种假设（尽管不属于一种文化的人不可能问出所有正确的问题）。

条约经常因文化误解而破裂。但是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文化导致语言崩溃的例子。如果你跟某人说，“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吃午饭”，你是什么意思？在你的社群，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两个现在应该找家餐馆共进午餐。这也有可能意味着，“我现在必须离开了。我没有时间交谈了”。对话者的解释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关系，他们对彼此文化和个人期望的了解，对周围其他人的脸色以及彼此的表情和手势所做的观察。话里的意思从来不只是或主要是其字面意思。

关键之处在于，人类语言不是计算机代码。人类不是先获得语法，然后明白语法在特定文化中的意义。文化、语法和意义在人类语言中是相互暗示的。语言和心理学都深深扎根于文化之中。要理解人类语言或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人工制品，人们必须借助赖以解释它的文化。理解文化在人类行为、语言和思维中的性质和作用，对于理解人类语言的进化至关重要。

现代研究人员偶尔会用各种论点来否认文化的存在，并在关于人类思维、行为和语言理论的构建中忽略文化。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或他们对文化的定义不明确造成的。一些语言理论和语言进化的理论家无视一个多世纪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认为文化是解读人类的必要条件。

直立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每个社群成员都会彼此熟悉，形成一种“团结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社会角色和结构化知识（“结构化知识”意味着不仅知道有哪些知识，还知道这些知识如何相互关联）。共有这些东西会使他们达到一定程度的文化同质性。他们也许有一个在困难时期使用的通用象征符号，比如紧急警告，或者是口头的，或者是某种信号（烟雾信号有助于识别一些美洲原住民社群）。也可能没有。但是每一群旅行者都必须共有一种支持其交流的精神和文化。

现代组织努力设计给全体民众准备的标语、口号（如2016年共和党针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口号“把她关起来！”）、歌曲和短语。当群体宣言成为个人价值时，社会和个人就会联系在一起。这形成了文化并改变了语言。词语获得新的含义，或者新词新义诞生。文化变化导致语言变化。

文化，也就是吃饭、睡觉、思考和态度等生活方式，是培养出来的。荷兰人不同于比利时人、英国人、日本人和纳瓦霍人，因为其心智接受塑造的方式不同——因为他们在特定价值观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还因为他们对其价值观、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的定义不同、优先级不同、生活方式不同。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将语言和文化放在一起来理解有助于我们对二者本身产生更好的理解。这种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厘清新语言、新方言或任何其他言语变体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你说起话来就像与你说话的人”这一原则代表了所有人类行为。我们吃的跟和我们吃饭的人一样，想的也跟和我们一起思考的人一样，等等。我们拥有广泛的共同属性——我们的交往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行为和外表，即我们的表型。文化会影响我们的手势和谈话，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美国早期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详细研究了环境、文化和身体形态之间的关系。博厄斯有力地证明了人体是高度可塑的，会随着当地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文化呈现了生物学与文化的联系。皮拉罕人的面部特征差异很大，从有点像黑人到类似于东亚人和美洲原住民。村庄或家庭之间的差异可能有其生物学基础，起源于过去200年间不同部落的融合。一大群皮拉罕人（大约三四十人）通常居住在一个村庄，他们是托拉（Torá）人的后代，托拉人是一个说查帕库兰语（Chapakuran）的群体，早在两个世纪前就移民到了迈西-马梅卢斯（Maici-Marmelos）的河流沿岸。即使在今天，巴西人也将这个群体称为托拉，但是皮拉罕人认为他们是皮拉罕人。这群人在文化和语言上完全融入了皮拉罕人，但其面部特征有些不同——鼻子更宽，一些人是单眼皮、大额头——给人一种与东亚人相似的总体印象。但所有皮拉罕人的身材几乎是一样的。我在与他们一起工作时发现，皮拉罕男性的平均腰围是68厘米，平均身高157.5厘米，平均体重55公斤。皮拉罕人的表型相似，并不是因为所有的皮拉罕人都共享一个基因型，而是因为他们共享一种文化，包括其价值观、关于吃什么的知识以及关于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等等的价值观。

这些例子表明，就连人类身体也符合我们早先的观察，即文化和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你说起话来就像与你说话的人”或“你的成长轨迹与和你共同成长的人相似”。对于我们所有的祖先，甚至对于直立人来说，这也同样适用。

人们会无意识地采用与他们交谈最多的人的发音、语法模式、词汇和会话风格。如果一个人住在南加州，他们可能会说，“My car needs washing”或是“My car needs to be washed”（我的车需要清洗），而住在匹兹堡的人更可能会这样说，“My car needs washed”或是“My car needs to be washed”（我的车需要清洗）。这两种方言之间存在语法上的差异。南加州方言采用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而匹兹堡方言偏爱分词的过去式。而在“to be”构句形式上两地文化是一致的。再举个例子，如果你跟我这一代人说话，你可能会说，“He bought it for you and me”（他为你和我买了它），而如果你主要与年轻一代的成员谈话，你可能会（不合语法地）说，“He bought it for you and I”（他为你和我买了它）。

虽然模仿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总是迫使社会走向同质化，但它不是唯一的力量。创新也会迫使社会改变。然而，模仿是文化的种子。构成文化的结构和价值观需要时间来发展。这些结构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话交流而形成的，其中不仅包括言语内容，还包括对正确和错误的行为或想法的看法，对信息新颖性或呈现形式的可接受程度，以及（规则）遵守的程度和标志。人们像与其谈话的人一样说话，就会发生上述情况。

换句话说，互动的人变得更加相似。一起长大的两个孩子，会比分开长大更相似。他们会分享分开长大的孩子无法分享的价值观，至少在早期，他们会分享比分开长大的孩子更相似的知识结构。人们在一起交谈的时间越长，其谈话就越相似。人们一起吃饭的时间越长，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吃相同食物的情况就越多，吃的也越一样。他们一起思考的时间越长，其想法就越相似。

人们的价值观、角色和知识结构重叠越多，他们分享的联系就越多，因此，他们在文化网络中的联系就越强。因此，只要他们分享价值观、知识或角色，他们就可以形成代际网络、CEO（首席执行官）网络、说唱爱好者网络、“西方文化”网络、石器薄片网络和工业化社会网络，甚至智人网络。

许多人声称“人都一样”，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就相当于认可了上面这种说法。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人们认为文化只是表层的。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同样，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为代表的另一个极端也是正确的，它声称没有两种文化是相似的。没有哪两种文化或哪两个人分享完全相同的价值观、社会角色或知识结构。

是什么因素促使早期的人类从一群个体转变为凝聚在一起的文化？首先是价值观。价值观将道德意义赋予具体的行动、实体、思想、工具、人等等（在更多情况下，价值观是直接的解释），还对事物应该或不应该成为的样子做出论断。比方说，“他是一个好人”就表达了一种价值观。这可以分解为更精细的价值观，例如“他对他的孩子很好”“他对流浪动物很好”“他载我回家”“他很有礼貌”等等。我们选择的工具也可体现价值观，例如用短棍而不是用枪来保护家庭，又或是选择一把砍刀而不是用锄头在花园里挖蔬菜。我们对时间的利用也能体现价值观。价值观的集合是巨大而多样的。

我对文化的定义还包括“层级知识结构”，其意思是人类知识至少不是一套无序的想法或技能，这或许也适用于其他动物。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会根据上下文以各种方式被分解。所有的一切都有结构并且息息相关。这个层级结构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格式塔输出，这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的总和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大于我们知道的所有东西之和，正如交响乐大于所有音符的总和一样。

以我对文化的理解，“社会角色”的概念所体现的是，行为符合一个人在文化中所处的特定位置。任何人群都能以其价值观、其所依赖和发展的知识结构以及每个成员依其分类而担负的义务来定义。

以北美、中国或英国的业务经理为例，这些人在价值观、管理知识等方面会有许多不同，但在社会角色（与其职位称呼无关）方面，他们必然会有一些共享的管理知识和价值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管理文化是存在的，它被细分为国家和公司特有的地方亚文化。同样，在高等教育中，人们对于期望的文化价值观非常关注，这些价值观以不同认证机构的形式来实现。认证机构允许学校在分享和执行机构价值观的情况下开展活动。

当人属物种遍历地球时，他们也与同一物种的人共享价值观。事实上，考虑到直立人生活中的相对同质性——所有人都是采猎者——不同直立人社群的文化至少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相似。当然，其间也有重要的区别。其中一些差异可能是由分散的直立人种群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造成的。有些人生活在寒冷的气候中，另一些人则生活在热带地区，还有一些人冒险穿过大洋生活在海岛上。这些因素导致来自非洲的原始移民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文化。

大多数关于价值观的研究都没有提供探讨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理论，因为它们经常假定所有价值观都是普遍的，尽管除了生物层面的价值观，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

价值观的排序或优先次序很容易说明。假设我们正在比较巴黎和休斯敦这两个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同时假设巴黎人和休斯敦人都重视“美味的食物”，不管他们在当地如何定义“美味”和“食物”。再假设两地人都重视身体健康。现在，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以下排位（象征符号“>>”表示左边的价值观“高于”右边的价值观）：

巴黎人认为：匀称的身材>>美味的食物

休斯敦人认为：美味的食物>>匀称的身材

在这个假设的场景中，对巴黎人来说，健康比享受美食更重要。虽然他们确实喜欢美食，但是如果这导致他们不再健康，他们不会吃得过多。美食在健康和腰围面前显得不那么重要。然而，对于休斯敦人来说，身材不如享受美食重要。比如，腹肌和臀肌不如油炸秋葵和鸡肉重要。这样说应该是可以的：这些价值取向会产生不同的体形。如果我们在考察价值排序时再细致地分析一下这两个群体认为哪些是“美味的食物”，这种说法就更准确了。休斯敦人可能更喜欢炸鸡和土豆泥。法国人可能会喜欢红酒焖鸡等等。但是说这两个城市有相同价值观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差异的不是这些价值观，而是其相对次序。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一个群体的价值观，还需要了解价值观的优先顺序。但是，如果不仔细研究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我们就无法得知其价值次序。所以我们没法对直立人社群的文化做出太多推断。但是它们会有价值观，其价值观会影响其日常生活，其中一些价值观会比另一些价值观更重要。

20世纪50年代，肯尼思·派克开始研究“社会语法”。他认为人类语法的原则也是“文化语法”的组织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类似语法。像任何语法一样，只有基于坚实的方法论和对假设的严格检验才能提出文化的语法。

当然，社会和文化并非只是语法，而是以类似语法的方式联系和构建的，尤其是在它们当地的环境、群体和行动中。波士顿投资银行家、亚马孙猎手和直立人水手都是在社会中找到自身位置及角色的。这些角色通常不是由个人发明的。其出现与否会受特定文化的影响。人们知道直立人中不存在全职音乐家，因为完整的技术、社会角色和支付结构没有随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中出现，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角色。我们一出生就属于一种文化语法系统，其结构和作用来自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将文化视为信仰、知识和价值观，将社会视为角色和角色之间的结构关系，社会成员在其中处于文化创造的特定位置，那么人们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至少是更容易想象人们作为文化成员所做的事情。

因此，人们可能会把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想象成文化语法中插槽的“填充者”。大学教室就是一个例子。不同教室插槽的填充者很简单——学生和教授。

直立人社会有什么样的角色和结构？或者说另一种灵长类社会有什么样的角色和结构？如果我们以大猩猩建立的“雄性领袖”社会为例，典型的社会结构会由一个银背雄性（雄性领袖）、未成年雄性和雌性，以及处于交配年龄或年龄更大的雌性组成。在更复杂的大猩猩社会中，可能会有不止一只银背大猩猩，但是典型的大猩猩社会中是一只银背大猩猩加许多雌性和幼崽。雄性有各种各样的职责，包括为群体决策、解决冲突、为群体延续进行交配、决定群体何时睡觉以及保护群体等。直立人社会至少能达到这种组织水平。事实上，作为拥有人属头脑的采猎者，直立人的社会结构可能比一些现代采猎者简单，但与之类似。想一想像皮拉罕人这样的亚马孙社会。这个社会由个体组成，形成了较大的亚单位，包括家庭、男性、儿童、青少年、女性等。而一个不同的部落社会团体可能会被分解成更有条理的亲缘关系等级，包括家庭、部族、祖系或更专业的细化层级。

想要共同行动，一个社会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分享让我们的个人行动产生群体结果的意愿。投票就可以说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参加讲座是另一种方式。这些都是文化语法中的行动，每个人在这种行动中都要独自或共同担任某种角色。在上面举例说明的社会组织中，学生是客体，而不是主角。我们描述的是他们在这个时刻相对于特定老师的社会角色。其角色在下一堂课可能会稍微改变。当然，学生和教师会在聚会、家庭和职业生涯中改变他们的角色。角色就像服装一样，随特定场合而变。

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文化时，比如在《梅迪辛洛奇条约》那个例子中，人们经常假设每个人对其所参与的联合行动的角色、结构和意义有着相似的理解，却很少意识到每个参与者对其联合行动都有不同的解释。在我看来，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科曼奇人认为美国政府在梅迪辛洛奇事件中所做的承诺是无条件的且会立即生效。对他们来说，每个发言的人都是他们人民的全权代表。但是，美国谈判代表认为自己是国会的下属，并认为印第安人应该接受这个更大权威的要求。他们将签署条约的联合行为视为有条件的、延时的初始提议。（美国代表还认为印第安人是低等的，其观点和理解不那么重要）。

直立人的社会可能对何为社群成员、每个社群成员的职责、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关系）、活动规划和其他需求有一定的判定标准。

感知和思维范围会受到文化网络的深刻影响。在欧洲社会中，这意味着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和艾伦·图灵将心智视为计算机的理论代表了认知的核心。但这似乎是一种误导。

自人工智能诞生以来，大脑是计算机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便提出机器当然也能思考，不过他们表达这一见解时往往很情绪化。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说：“将某些信仰、知识、自由意志、意图、意识、能力或愿望归因于一台机器或计算机程序是合理的，如果它所表达的关于机器的信息与它所表达的关于一个人的信息一样的话。”

但是这种说法建立在对信仰的错误理解以及对文化的错误理解之上。人们经常听说的以计算机的人格化来解释信念等等的说法太强大了。这种人格化解释可以用幽默但同样有效的方式扩展到没有人相信的情境中。比如我们可以说空调觉得太热了，所以自己启动了。或者脚趾卷曲起来，是因为脚趾认为这样暖和。或者植物转向太阳，因为植物认为就该这么做。事实上，在皮拉罕和瓦里等许多文化当中，信仰经常归于动物、云彩、树木等等，以便人们谈论。但是，对于我曾经合作的部落而言，它们并非字面上的意义。

信仰是当身体（包括大脑）指向某些事物（从一个想法到一种植物）时发生的状态。信仰是个人浸淫在语言和文化中形成的。

当你思考直立人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角色时，你会想到一些次要问题：工具在文化中起何作用？何时出现？我们如何从文化角度描述工具（这些工具用来帮助各个文化成员完成不同的任务）？工具在不断融入文化知识。人们甚至可以把工具视为凝固的文化，例如铲子、绘画、帽子、笔、盘子和食物等实物工具。但非实物工具也很重要。也许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事实上，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工具。

在语言的故事中很容易看到语言的工具性。故事有劝诫、解释、描述等用途，每个文本都被嵌入暗物质的语境中。当然，包括书籍在内的故事不同于实物工具，因为作为语言工具，它们原则上可以揭示出暗物质的部分来源，尽管能够传达的信息往往很少。原因很明显。人们谈论的是他们认为对方不知道（但是有必要的背景知识来理解）的事情。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隐性知识或者叫暗物质被忽略了。

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也以故事的形式出现。想一想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为解释印度农村地区排便规则而提供的一系列原则：

必须找到一个离房子不太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必须有防护以免被人看见。

它必须能让使用者看到任何接近的人。

它应该靠近水源，便于清洁。

它应该在臭味的上风处。

它不得位于农作物种植区。

第一行使用不定冠词“a”，第二行使用定冠词“the”。之后，“spot”（地方）由代词“it”（它）代替。这是因为英语习惯于通过话语来跟踪某个话题。不定冠词表示它修饰的名词是新信息。定冠词表明这是共享信息。代词表明它是主题。单个词语在整个语篇中被反复引用，其不断变化的角色和与共享知识的关系被用特定语法手段来标记。这是共享却并未明说的，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基本上是难以形容的知识。

这里所提倡的对文化的理解相比于整个社会对文化的更广泛理解有何异同？人们经常听到“美国文化”“西方价值观”，甚至“泛人类价值观”等等。根据之前提到的暗物质和文化理论，这些都是非常明智的想法，只要我们把它们解释为“重叠的价值观、排名、角色和知识”，而不是特定人群中（任何概念）文化的完全同质性。从规则到发音，从建筑到音乐，到性姿势和体形，再到作为社群成员之个体的行为（“喜爱贝多芬的人”“苏格兰羊杂碎肚食客”等等），以及个体的感知和情景记忆，都是暗物质重叠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价值观可以在个人或社群中产生使命感——比如阿非利坎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认同“昭昭天命论”的美国拓荒者和定居者，或者妄想建立一个千年帝国的国家主义者。这种使命感是今天许多企业追求的目标，因为企业已经将文化一词作为“它们的一切”。直立人社群是否有任何使命感？

虽然人类行为和暗物质形成的一般原则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由于个人感知差异以及仅仅接触到较大价值、知识和角色网络的子集这两方面的原因，没有两个人会在任何方面完全相似。当然，也没有两种文化会完全一样。

不过，有一些更好的例子可以表明未说出来的知识是存在的。还有一些例子证明非人类动物在某些方面表现更为优秀。这些动物有信仰、欲望和情感，能学会复杂的行为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然而，它们完全没有语言，因此根据定义，它们无法谈论自己的知识。因此，几乎所有非人类动物的知识都是暗物质。大多数人对这些引人入胜的现象未加重视，将它们冠以“本能”而非知识的标签。

狗、人和其他动物会经历一段依恋期，为情感所驱使，学习技巧，学会服从一系列命令，感受到环境中某些事物的所有权/关系/归属，等等。我那头60多千克的巴西非勒犬，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就会吠叫，例如，一堆书被放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沙发垫子被堆起来清洗，新车停在车道上等等。虽然我的狗不能用英语“告诉”我这一点，但是通过其吠叫和身体的姿势，它可以相当有效地进行交流，尽管它的许多真实感觉仍然无法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其暗物质既有可以传达（通过行为和吠叫）的部分，也有不可传达的部分，就像人类的暗物质一样。直立人可能像智人一样，通过与其社群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与母亲的互动来学习语言。

文化习俗还包括排队。在美国的商店里，无论多么拥挤，大多数人都会自觉地在收银台前排队等候。而在有些国家，如果没有严格的执法，人们不会排队——每个人都会围在收银机前，希望先得到服务。因此排队是某些文化的惯例却不是另一些文化的惯例。跟所有习俗一样，体验另一种文化时，我们总是会被自身文化习俗的缺失所困扰。原因在于惯例通过减少决策，使人对陌生的事物产生熟悉的感觉，从而让生活变得更容易。

社会依靠惯例来发挥作用。直立人社群很可能发展出过一些惯例（习俗）。两个人见面时谁先说话？儿童在成年人面前如何获得食物？谁是第一个离开村庄并开始新旅程的人？哲学家露丝·米利肯（Ruth Millikan）声称，惯例有一系列共同的属性，比如能够被复制，惯例形成之前需要有先例，组织行动要有效（比如人们在影院排队，而不是相互拥挤）。她还指出，出于各种原因和影响，我们都有可能会违反惯例，正如格莱斯观察到我们会违反会话准则那样。米利肯断言，所有人都想要、期待和寻求惯例，比如用手提包放在候车室来占座。

关于惯例和个人对文化之重要性的讨论促使人们将文化理解为认知的核心。其论点在于没有文化就没有语义理解，没有背景，没有支撑新思想的隐性知识。

直立人社会有文化。从一开始，人类就有了更大的大脑和新的经历，创造了价值观、知识和社会角色，使他们能够在地球上漫游、航行和建立地球历史上最初的社群。我们来自这些创建于6万多代以前的文化。我们欠直立人的债是不可估量的。它们不是穴居人。直立人是男人、女人和儿童，是最早的开口说话和生活在由文化联系的社群里的人。

1. “尤里卡”（Eureka），意为“我发现了！”，相传是阿基米德发现检测金子纯度的方法时所说的话，后世以此指代获得重大发现时发出的惊叹。——编者注

2. 美国政府认为其在美洲大陆的扩张是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作者注

3. 显然，在我们能够对这一问题提出自信的观点之前，对其进行DNA研究从科学角度讲是有趣且必要的，但是从政治角度讲很难进行这种研究。因为在巴西，那些受命保护原住民的人对任何可能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研究，特别是由“外国佬”科学家进行的研究都持谨慎态度。——作者注

4. 约翰·麦卡锡，《将精神品质归因于机器》（Ascribing Mental Qualities to Machines），手稿，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1979年（强调处为原文所加）。

5. 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阿林＆培根出版社，1999年），第23—24页。

6. 阿非利坎人，又称布尔人，荷裔南非白人，推行白人种族主义，奴役并剥削南非黑人和其他种族。——编者注

7. 露丝·米利肯，《语言：生物模型》（Language: A Biological Model，克拉伦登出版社，2005年）。

结论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圣经·创世记》11：9

早在6万多代以前，直立人便将语言引入了世界。语言并非只是动物交流的另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表达形式，依靠的是人类独有的认知能力以及信息传递结构的一般原则。

语言的核心是象征符号，它结合了文化认同的形式和文化发展出的意义。人类的感性约束和思维限制指导着这一过程，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价值观、知识和社会结构的产物。

象征符号可能是错误地将两个物体联系在一起的产物，比如把树根和蛇相混淆，也可能仅仅是来自世界上的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或事件有规律的联系，比如巴甫洛夫的狗学会了将食物和铃声联系在一起。一旦建立这种联系，人类就开始使用其象征符号，每个人都从他人那里学习。因为交流需要整个人的努力，手势、语调、肺、嘴、舌头、手、身体动作甚至眉毛都集合在一起用于语言，就像许多其他动物的交流一样。我们努力以语言交流，用这些不同组成部分把象征符号分解得越来越小，同时也将符号构建成越来越大的单位。语音、单词、句子、词缀和音调都是从象征符号最初的发明中产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全面参与，这项发明得到了改进和传播，就像所有其他发明一样。无意义的元素（如声音“s”“a”“t”）被组合在一起形成有意义的项目（比如“sat”这个词），象征符号的规则双重性出现了，进而催生了三种语法。第一种语法G1只不过是像串珠一样排列成行的符号：“吃东西。男人。女人”，甚至“我看见你了。你看见我了吗？”。下一种语言类型G2将象征符号以线性排列（排成一行），就像G1语法一样，与此同时它还进行了分层排列——将一些象征符号组合在另一些象征符号内部，就像许多现代欧洲语言一样。第三种语法，G3，具有上述两种语法的所有特征，但是多了递归这一附加属性，可以无限地将一个事物放入同一类型的另一个事物中。语言就好比俄罗斯套娃。这三类语言现在都存在于世界上，都是适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功能齐全的人类语言。在其遍布世界各地的文明前沿，直立人社群使用着这些语法当中的一种甚至全部语法。

人类语言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推移而变化，有一些地方使语言更加复杂，另一些地方则对其加以简化。因此当代语言的细节与200万年前不同。但事实仍然是，在200万年前的非洲，直立人社群开始通过语言在成员之间分享信息。它们最先说出，“它在那边”，或是“我饿了”。“我爱你”也有可能最早出自它们。

直立人社群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智人社群，但仍然是人类的社会。在其周游世界并将其发明——语言——留给我们时，它们会讨论、思考、辩论和谴责。

由于直立人的工作、发现和智慧，每个活着的人都可以享受它们创造的语法和社会。自然选择让那些对人类生存最有效的东西流传至今，改进了我们整个物种，因此人类才能生活在创新时代、文化时代，生活在言语的王国。

致谢

撰写这样一本书需要许多人的帮助，包括我借鉴其作品的人，以及那些花时间阅读书稿并给予评论的人。感谢吉斯伯特·范塞尔洛、维文·埃文斯、凯莱布·埃弗里特、彼得·里彻森、海伦·塔格-弗卢伯格、杰弗里·普鲁姆和菲利普·利伯曼对书稿的部分内容提出有益的且往往是批评性的评论。玛吉·托勒曼阅读和评论了几乎每一页，对此我极为感谢。这些读者没有一个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事实上，有些人没有多少同意的地方。因此，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是他们的责任，我只对他们宝贵的帮助表示感谢。我要特别感谢我原来的编辑约翰·戴维，几年前，他帮助我构思了这本书。赖福瑞特的菲尔·马里诺和鲍勃·维尔向我提供了我所收到的最有帮助且最详细的编辑建议。如果这本书能在某些方面算得上成功的话，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菲尔、鲍勃和约翰。此外，和往常一样，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的马克斯·布罗克曼，他是一位出色的代理人。

感谢克里斯汀·尼尔，我不屈不挠、深思熟虑的助手，帮我取得本书插图的使用权，并打理我的日常事务。

没有琳达·伍尔夫曼·埃弗里特的支持和关爱，本书和其他许多事情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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