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幽暗国度

印度：受伤的文明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自由国度

米格尔街

模仿者

魔种

奈保尔家书（2019年版）

南方的转折

全民选举

失落的黄金国

世间之路

守夜人记事簿

斯通与骑士伙伴

半生

通灵的按摩师

我们的普世文明

信徒的国度

游击队员

重访加勒比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2019

不止信仰

大河湾

抵达之谜

非洲的假面剧

看，这个世界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目录

印度之旅序曲：申请一些证件

第一部

第一章　想象力停驻的地方

第二章　阶级

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

第四章　追求浪漫传奇的人

第二部

第五章　达尔湖中的童话屋

第六章　中古城市

第七章　进香

第三部

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

第九章　枕上的花环

第十章　紧急状态

第十一章　还乡记

尾声：奔逃

版权信息

书名：幽暗国度

作者：【英】V. S. 奈保尔

译者：李永平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10-01

ISBN：978754429366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弗朗西斯·魏德哈姆

印度之旅序曲：申请一些证件

船上的检疫旗刚降下，孟买港务局卫生处派来的最后一批打赤脚、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刚离开我们这艘轮船，果亚人柯艾略[1]就立刻跑上船来，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头，向我招了招，把我引进船上的酒吧，悄声问道：“您身上有没有起司？”

柯艾略被旅行社派来协助我通关。他身材高瘦，衣着寒酸，脸上带着一副紧张兮兮、焦躁不安的神情。我猜他说的“起司”是某种违禁品。我没猜错。他向我要干奶酪。在印度，这可是寻常人家吃不起的珍贵食品。印度政府限制干奶酪进口，而一般百姓还没学会制作这种食物。说来挺有趣，直到今天，印度人也还没学会漂白新闻用纸。但是，对于柯艾略的要求，我却爱莫能助。这艘希腊货船供应乘客的干奶酪，实在不怎么可口。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起航后，在三个星期的航程中，我常常向那位面无表情的侍应生领班抱怨，他们的干奶酪实在难吃。如今，我怎么好意思向他开口要一些干奶酪带上岸去呢？

“没关系，没关系。”柯艾略说。他不相信我的说辞，更不愿意浪费时间听我编造理由。他走出酒吧，蹑手蹑脚沿着一条走廊来回逡巡，查看嵌在舱房门上的每一个名牌。

我走进自己的舱房，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凑上嘴巴，啜一小口，接着又打开一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同样啜一小口。我打算把这两瓶酒带进禁酒的孟买市。在印度政府观光局工作的一位朋友事先提醒我：把整瓶酒原封不动带上岸，肯定会被没收。

稍后，我跟柯艾略在船上餐厅会合。他的神态和举止自在多了，不再那么紧张兮兮。他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希腊娃娃。娃娃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柯艾略那身寒碜的衬衫和长裤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亮丽。她脸庞上那两块红扑扑的腮帮子和一双湛蓝的一动不动的眼睛，使柯艾略那张瘦长的脸孔显得更加阴郁浮躁。柯艾略看见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酒，脸色登时一变。

“干吗把它打开呀？”

“法律规定的，不是吗？”

“把它藏起来啊。”

“这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瓶身太长，怎么藏啊？”

“平着放不就得了？”

“这种瓶子的软木塞并不可靠。朋友告诉我，他们准许你带两瓶酒上岸，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帮我拿这个娃娃，把她抱在手上，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纪念品。你身上带着‘游客介绍卡’吧？好！这份文件很重要！只要亮出这张卡片，他们就不会搜你的身。干吗还不把这两瓶酒藏起来呢？”

柯艾略伸出双手，猛一拍，霎时间，一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男子打着赤脚，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二话不说，拎起我们的行李就走。自从柯艾略上船以后，这家伙就一直躲在一旁静悄悄等候着。我们怀里搂着布娃娃，手里拎着那只里面装着两瓶酒的袋子，爬下船舷，跳进一艘汽艇。柯艾略的随从把行李放好，然后独个儿在船尾蹲下来，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跟主人共乘一艘汽艇，让他感到局促不安，仿佛违反了什么戒律似的。这位主子，只偶尔瞄一两眼我怀里的娃娃，在整个航程中，他只管睁着眼睛，凝视前方，脸上写满了不祥的预兆。

对我来说，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东方世界就已经展现在我眼前了。还在希腊时，我就已经感觉到，欧洲在我眼前逐渐隐没消失。希腊的食物甜腻腻的，充满东方风味，有些我小时候曾经品尝过。希腊的街市到处张贴着印度电影海报——据说，希腊观众最欣赏的是一个叫娜吉丝的印度女明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热情好客，颇有东方人之风。对我来说，希腊之旅是为埃及之旅作准备的。埃及——黄昏的亚历山大港，宛如一座无比壮阔的、亮晶晶的大拱门矗立在冬季的海洋上。防波堤外，细雨雰雰，前任国王[2]的白色游艇悄无声息，幽然浮现碧波中。船的发动机突然停了，骤然间，码头上响起一阵喧闹声，成群身穿脏兮兮无领长衫的男子仿佛听见信号似的，叫嚷着，争吵着，叽叽喳喳，争相爬上这艘已经满载乘客的轮船，在船中奔跑穿梭着。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不是在希腊，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脏乱、盲动、喧嚣、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你突然发觉，四海之内皆非兄弟，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

就在这种地方，你体会到向导的重要性。这种人了解本地习俗，能够帮你摆平一切问题，连那些印刷粗糙、文法不通的表格和申请书，他都看得懂。“我教你怎么填。”在海关大楼，向导指着表格对我说。偌大的一间屋子，挤满了脚夫、导游、官员、闲人、警察和观光客，闹哄哄的，活像一个市场。一个希腊难民凑到我耳朵旁悄声说：“听着，他们打算今晚下手打劫观光客。”他（我的向导）却指着表格上那条标明“日期”的虚线，吩咐我说：“在这儿填写‘一部柯达照相机’。”然后他又指着“签名”那一栏命令我：“在这儿填写‘未携带黄金、首饰或宝石’。”我提出异议。他说：“填！”这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听在我耳中却很像阿拉伯语。这位向导个头高大，脸色阴沉，带着几分好莱坞式的邪气。他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手里握着一根藤杖，不停敲打着他的大腿。我遵照他的指示把表格填妥。他这一招还真管用。“现在，”向导脱下他头上那顶绣着“旅行社”字样的毡帽，换上另一顶代表“×旅馆”的帽子，对我说，“咱们到旅馆去吧。”

此后，一幅接一幅景象次第展现在我眼前，让我看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认识的东方世界。在我心目中，每一幅景象都是一个新发现：头一遭，看见那被无数照片和文章描绘得几近神秘的阿拉伯无领长衫，活生生地穿在街头那些男人身上，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启示。在那家年华老去、风光不再却依旧充满旧王朝遗风的旅馆，我嗅到了印度种姓阶级制度的气息。那位年纪颇为老迈的法国侍应生只负责招呼客人，替他跑腿打杂、端盘送碗的是一群头戴毡帽、腰缠束腹带、眼神忧伤、一个劲儿绷着脸闷声不响的黑人小厮。旅馆大厅聚集着成群身穿花哨制服的黑人服务生，他们不停钻进钻出，忙得不亦乐乎。跨出旅馆大门，来到街上，你期待的那个东方世界霍然展现在你眼前：面黄肌瘦的儿童、脏乱、疾病、向观光客讨取小费的声声哀唤、沿街叫卖的小贩、四处兜售不知什么票券的黄牛、一抬头就可以瞥见的伊斯兰教寺院尖塔。城中随处可见帝国主义遗留的痕迹：暗沉沉、冷清清、四面嵌着玻璃的欧洲风格商店；发廊里，满脸哀伤的法国美容师压低嗓门说，市面上再也找不到法国香水了，只好将就使用气味浓郁的埃及香水；市场上，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商人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本地人”。他说他不信任这帮人，除了他的助手，而后者却背着他的主子悄悄告诉我，总有一天，黎巴嫩人和欧洲人全都会被驱逐出埃及这个国家。

一幅景象接着一幅，你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东方世界，如今，一一呈现在你眼前。在开往埃及首都开罗的火车上，那位坐在过道对面的先生忽然清起喉咙来，一连咳了两声。他鼓起腮帮子，用他那根无比灵活的舌头，把嘴里那团浓痰卷成一颗小球，然后伸出拇指和食指，从口中撮出这颗痰球，凑上眼睛，仔细观赏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放在手心上缓缓揉搓着，直到它消失。这位男士身穿三件式西装，身边放着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开罗到了！东方市集的万种风情霍然展露在眼前：堆满垃圾的狭窄街巷，即使在冬天也臭烘烘的；栉比鳞次的小店里摆满各种仿冒品；人群熙来攘往；满街汽车喇叭齐鸣，让原本已经够刺耳的市嚣声，变得令人更加难以消受；颓败的中古世纪建筑物，一幢一幢，依旧矗立在瓦砾堆中，四处散布着青绿色和宝蓝色瓷砖，让人联想起那早已经消失的“美”和“秩序”的时代——一座座水晶喷泉旁发生的一桩桩风流韵事，唉，在那个其实也不怎么讲求秩序的时代，也许真的发生过吧。

市场中有一个补鞋匠，头戴白色瓜皮小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钢框眼镜，颏下蓄着一部花白胡须，脸庞上布满皱纹——这位仁兄应该摆个姿势，让美国《国家地理》拍张照片：双手灵巧、一脸坚毅的东方匠人。我的鞋底松脱了，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能不能帮我修补一下？他蜷缩着身子坐在人行道上，低头干活，听我这么一问才抬起头来，眯起眼睛瞄了瞄我的鞋子、长裤和雨衣：“五十披亚斯德[3]。”我说：“四十。”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脱下我的鞋子，然后拿起一把铁锤，二话不说就开始把一根长达一寸的铁钉敲进我的皮鞋。我慌忙伸手抓住鞋子，他笑了笑，一手举起铁锤，一手抓住鞋子不放。我使劲一扯，他终于松手。

埃及的金字塔早已沦为公共厕所——这一点，旅游指南之类的书当然不会提起。四处人潮汹涌：导游、“守门人”、赶骆驼的和成群的男孩（他们的驴子全都名为“威士忌加苏打”）。讨取小费的叫唤声此起彼伏：爸客施舍！爸客施舍！“进来喝杯咖啡吧。我可不是要你买东西哦。我只是想跟您聊聊。尼赫鲁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咱们不妨坐下来谈谈，交换交换意见。我可是大学毕业生啊。”我赶忙搭乘空荡荡的公共汽车回到亚历山大港，提早两天，登上了那艘希腊货轮。

接下来就是一段烦闷而漫长的航程：一个又一个非洲海港，看起来就像辽阔的大陆边缘上的一块块小空地。就在这儿，你终于领悟到，尽管埃及有很多黑人，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非洲；尽管街上到处可见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和阿拉伯男人的无领长衫，但埃及毕竟不是东方世界——它是欧洲的最后疆界。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男人们身上披着的无领长衫显得干净许多，簇新的美国轿车满街奔驰，十分拉风。当局不准我们上岸。我们只好待在船上，眺望吉达港码头上的风光。一只只骆驼和山羊，被一艘艘脏兮兮的不定期货轮上的起重机和吊钩卸到码头上，斋月即将结束，这些畜生将被宰杀，让人们解馋。高高悬吊在半空的骆驼们惊慌失措，只管拼命伸张它们那突然变得毫无用处的四肢，降落到地面时（有时轻轻地，有时砰然一声），它们赶紧蹲伏下身子，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然后朝伙伴们跑过去，挨挨擦擦，互相抚慰。港中一艘汽艇突然失火。我们的轮船拉起警报。几分钟之内，好几辆救火车就赶到现场。我们船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巴基斯坦学生说：“独裁政府办事可真有效率啊。”

我们已经到过非洲，但船上竟然有四位乘客还没打黄热病预防针。从巴基斯坦传出的天花，这阵子正在英国蔓延。我们担心，轮船抵达卡拉奇港口，会遭受巴基斯坦当局刁难。进港后，一群巴基斯坦官员爬上船来，接受船长招待，几杯酒下肚，检疫的程序也就免了。然而在孟买港口，印度官员却滴酒不沾，连船长敬奉的一杯可口可乐也没喝完。他们感到很抱歉，但那四位没打预防针的乘客必须被送到圣克鲁斯的隔离医院，否则，这艘船就得停留在外港。这四个乘客中，有两位是船长的父亲和母亲。这一来，我们只好待在外港了。

这是一段非常缓慢的航程。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虽然复杂，却十分肤浅。但它毕竟是东方之旅的一段必要的序曲。见识过开罗的市场，卡拉奇的街市风光就不会让人感到格外惊讶。在这两个城市，人们都管小费叫“爸客施舍”。气候的转变非常急遽，从地中海的冬天骤然转换成红海的溽暑，其他改变则缓慢得多。从雅典到孟买，一路上你会察觉到，对人的定义正在逐渐转变，你会发现一种对你来说崭新而陌生的权威和服从关系。欧洲人的身材容貌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人的体型和五官，然后，经由闪米特民族聚居的阿拉伯半岛，融入雅利安人种控制的那一部分亚洲地区。一路上你看到的人，仿佛缩小了，变形了。他们一路跟着你，伸出手来苦苦哀求你赏几个钱。我的反应只能用“歇斯底里”来形容。生平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不容人侵犯，因此，在恐惧心理驱使下，我对那些人的态度颇为凶暴残忍。至于我究竟用怎样的眼光看待东方世界，这一点都不重要。这会儿，我还没有时间进行这样的反省。

唉，肤浅的印象，过度的反应。这一段旅程中，倒有一件事永远铭刻在我心间。轮船停泊在孟买外港那天，我就想起这件事。那时，我伫立在甲板上，眺望着泰姬陵大陆酒店背后的落日，心里想，如果孟买只是这段航程中我们经过的许多港口中的一个，高兴时上岸走走，探险一番，不高兴时就待在船上，不去理睬它，那该多好啊。

那件事发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这座城市，马车四处横行，只管骚扰游客。马儿骨瘦如柴，车身破破烂烂，就像马车夫身上的那件衣裳。马车夫向你打个招呼，然后把车子驶到你身边，一路跟随你，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直到另一名游客出现在眼前，他才转移目标放过你。每次摆脱这帮家伙的纠缠，逃回船上，我就会大大松一口气。站在甲板上观看马车夫骚扰别的游客，感觉上就像观赏一部无声电影：不幸的人一出现，马车夫就驱赶马车飞窜到他身边，纠缠上他，比手画脚，一路跟随着他，配合他的步伐，最初健步如飞，然后夸张地放慢速度，最后不疾不徐，亦步亦趋。

一天早晨，空旷冷清的偌大码头，忽然热闹起来，感觉上，就像一部无声电影变成一首寂静的史诗。一长排又一长排的双色出租车络绎不绝地开过来，停泊在码头大楼外；一组组黑色马车散布在码头四周，好像只等导演一声令下，就大举出动。右边码头大门，更多的出租车和马车如潮水般不断涌进。马儿踢踏踢踏奔跑不停。马车夫扬起右手，飞扬着马鞭。但这股兴高采烈劲儿只能维持短短的一下子。很快，每一辆马车都各就各位，安静下来。大伙儿期盼的访客终于出现在眼前：一艘巨大的白色远洋邮轮，船上乘载的可能是多金的观光客，但也可能是身上只带了十英镑、准备迁居到澳洲的移民。邮轮缓缓地、悄悄地驶进亚历山大港。更多出租车闯进码头大门。更多马车发狂似的奔驰在码头上，到头来却落得一场空，车夫闲着没事，只好喂马儿吃草。

邮轮一大清早靠岸。直到中午，第一批乘客才走出码头大楼，进入那闹哄哄、乱成一团的码头广场。仿佛听到导演一声令下，马车夫们从柏油地面上卷起草料，塞进驾驶座底下的箱子，然后蜂拥上前，把从船上下来的每一个乘客团团围住。这些乘客看起来活像一只只大肥羊：粉扑扑，怯生生，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拎着照相机，头上戴着草帽，身上穿着光鲜亮丽的棉布衬衫，以抵御埃及冬天的寒气（一阵凛冽的朔风正从海上吹来）。但我们的同情心早已经转移：我们现在站在亚历山大港马车夫这一边。他们乘兴而来，意气风发，却被困在码头上，苦苦等候一整个早晨，所以，这会儿我们都想看到他们一拥而上，劫持这帮观光客，把他们押上马车，穿过码头大门扬长而去。

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就在邮轮乘客被马车和出租车团团包围，准备弃械投降束手就擒的当儿，两辆簇新的、亮闪闪的游览车驶进了码头大门。从船上俯瞰，这两部车子看起来活像两个精工打造、价格高昂的玩具。一前一后，两辆游览车穿梭在成群的马车和出租车中，缓缓地兜了一圈，转了一个大弯。转眼间，码头上聚集的那群身穿五颜六色棉布衬衫的观光客全都消失无踪，地面上空荡荡的，只剩下冷清清的柏油。马车夫眼睁睁看着肥羊跑掉，不甘心，纷纷追上前，但没追上几步就垂头丧气跑回来，守候在原来的位置上。马儿张嘴衔起柏油地面上四处散落的草料，自顾自吃起来。

一整个下午，成排的出租车和马车依旧逗留在码头上，守候那些没坐上游览车的邮轮乘客。这类乘客并不多。他们三三两两走出码头大楼，举手招呼出租车。尽管不受欢迎，马车夫们的热诚和斗志依旧十分高昂。一有乘客露面，他们就跳上驾驶座，挥动马鞭，催促马儿快跑。这群身上披着破旧大衣、脖子上环绕着围巾、懒洋洋无所事事的马车夫，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浑身充满活力和意志。有时，马车夫们缠上了落单的邮轮乘客，他们为了抢生意，一言不合就争吵起来，把乘客吓得直往后退缩；有时，一辆马车跟随一个乘客，亦步亦趋来到码头大门口，就在那儿，我们望见这位远远看起来身形十分渺小的乘客停下脚步，认命似的叹一口气，乖乖爬上马车。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天色渐渐暗下来。马车不再奔驰追缠客人。它们缓缓地兜着圈子，在码头上闲荡。北风越来越凛冽，码头陷入黑暗中。华灯初上，但那成排马车依旧在码头上逡巡。直到邮轮灯光大亮，连烟囱都被照耀得宛如火树银花一般，马车夫们才死了心，一个接一个悄悄溜走，把零零碎碎的草料和一堆堆马粪遗留在码头上。

那天夜里，我独自走到甲板上。不远处，街灯下孤零零停放着一辆马车。从晌午到现在，它就一直待在那儿。早些时候，码头大楼周遭闹得不可开交，马车夫们争相抢夺客人，它却静悄悄退隐到一旁。一整天，它没载上一个客人，这会儿深更半夜，当然更不会有客人出来叫车了。车上点着一盏灯，昏昏黄黄。马儿把嘴巴伸到马路中央一小堆干草上，自顾自地吃草。寒风中，车夫身上裹着大衣，手里抓着一大块抹布，不停擦拭着晶亮冷清的车篷。擦完，他拿出一根掸子，拂拭车身上沾着的灰尘，然后又拿起抹布，在马儿身上擦拭一番。不到一分钟，他又钻出马车，重新擦拭起来。一整晚，他就这样钻进钻出，擦拭不停。马儿只管低头吃草，车夫身上的大衣闪闪发光，马车亮晶晶的。整天整夜没等到一个客人。第二天早晨，邮轮驶离亚历山大港，码头又变成一片荒芜。

而今，坐在汽艇中，即将登上孟买码头（奇怪，岸上的起重机和建筑物上的名字全都是英文），我心里想的却是那只不吭声、只管蹲伏在主人身后的动物。同样让我感到不自在的，是码头上的那群衣衫褴褛、身材瘦弱、跟周遭的石砌建筑物和金属打造的起重机形成强烈对比的身影——这些异国身影可一点都不像通俗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浪漫。我忽然领悟到，在孟买，就像在亚历山大港，权力并不值得骄傲。动辄发脾气，摆架子，到头来只会让你瞧不起自己。

当然，柯艾略（教我填写各种表格，帮我摆平一切纠纷的向导）说得一点都没错。孟买果然实施禁酒令，而且雷厉风行。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酒，被身穿白色制服的海关人员没收了。他们召唤一位脸色阴郁、身穿蓝色制服的男士前来，“当着我的面”查封这两瓶酒。这位蓝衣男子慢吞吞进行这项因属于体力劳动而略显低下的工作，但他仿佛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似的。他的神态举止告诉我们，他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国家公务员，尽管这会儿他正在从事一项低级的体力劳动。海关人员交给我一张收据，告诉我，只要我申请到许可证，我就可以领回这两瓶酒。柯艾略却没那么乐观。他说，洋酒一旦被查扣，瓶子总会莫名其妙被打破。但他自己的问题却解决了。海关人员没仔细搜查我们随身携带的物品，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让柯艾略的希腊布娃娃过关了。他从我手里抱过娃娃，收下向导费，掉头就走进孟买市街，转眼就消失无踪。这辈子，我再没见过这个人。

待在孟买挺累人的。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奄奄一息。磨蹭了几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领回我那两瓶酒。早晨，我作出这个决定，下午，我准备出发。站在“教堂门车站”的阴影中，我犹豫着，究竟要不要跨越那条暴晒在毒日头下的大马路，一路步行到观光局。内心挣扎了好几分钟，我终于鼓起勇气穿越马路。眼前出现一排石阶。我奋力爬上去，坐在一台风扇下歇息。一股比那张许可证还要强大的诱惑力，把我从昏睡中唤醒过来——楼上的办公室开着冷气。在那儿，印度可是一个井井有条，甚至称得上奢侈的国家。办公室的装潢还挺时髦的：墙上挂着一幅幅地图和一张张彩色照片，木架上陈列着各式传单和册子。很快就轮到我了。我依依不舍站起身来，走上前填写表格。办事员也得填写表格，总共三份，而我只需填写一张。接着，他打开好几本各式各样的账册，在上面不知书写什么。最后，他把一沓阔页纸递到我手中——原来，这就是“持有洋酒许可证”。这位先生办起事来干脆利落，待人彬彬有礼。我向他道谢。他说不必客气，只是一点文书工作而已。

一天只做一件事——这是我的生活准则。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搭乘出租车回到码头。身穿白色制服的海关人员和身穿蓝色制服、从事低等体力劳动的那位男士，看见我回来，颇感诧异。

“你落下什么东西了吗？”

“两瓶酒。”

“你搞错了！我们从你身上查扣了两瓶酒，当着你的面查封的。”

“是啊，我现在打算把它们领回去。”

“可是，我们不会把查扣的洋酒留存在这儿呀。我们没收和查封的每一件东西，都立刻送到‘新海关大楼’。”

离开码头时，他们竟然搜查我搭乘的出租车。

新海关大楼是公共工程处兴建的一栋庞大的双层建筑物。整栋房子弥漫着政府机关特有的阴森气息，屋里人潮汹涌，挨挨挤挤，热闹得就像一间法院。车道、走廊、阶梯、通道，到处都是人。“酒！酒！”我一路嚷着，一路跟随服务人员从一间办公室走进另一间办公室，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钻进钻出。每一间办公室都坐满身穿白衬衫、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男子，他们坐在办公桌前，形容枯槁，一脸憔悴，面对桌上乱七八糟堆放着的各种文件。一位官员把我打发到楼上去。爬上楼梯，我看到一群打赤脚的男子坐在石板地上。最初，我还以为他们在玩纸牌，那是孟买街头随处可见的休闲活动，仔细一瞧，才发现他们在整理包裹。其中一个说，我走错地方了，我应该去后面那栋楼房。这栋建筑物楼下的一个房间挤满衣衫褴褛的男女，看起来就像一间大杂院，但是，另一个房间却堆满布满灰尘的破旧家具，乍看之下，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间旧货店。无人认领的行李就存放在这儿。我终于找对地方了。我走上楼，站在一列长长的队伍后面，缓缓向前移动。队伍尽头，孤零零坐着一位会计师。

“你找错人了。你应该找那位穿白色长裤的先生。瞧，他就坐在那儿。他人很好。”

我朝这位官员走过去。

“你的‘持有洋酒许可证’带来了吗？”

我掏出那一沓签过名盖过章的阔页纸，递到这位官员眼前。

“你的‘运输准证’带来了吗？”

这玩意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你得去办一张运输准证。”

我满身臭汗，筋疲力尽，一急之下险些迸出眼泪来。“但他们没告诉我啊。”

这位官员很有同情心。“我们一再叮咛他们，需要办这个准证。”

我掏出身上所有文件，一股脑儿扔到他眼前：持有洋酒许可证、海关收据、护照、码头使用费收据和“游客介绍卡”。

他煞有介事地把我的文件从头到尾翻看一遍。“没有。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儿没有我需要的运输准证。从纸张的颜色一看就知道。运输准证是浅黄色的。”

“运输准证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为什么不发一张给我呢？这个准证到底有什么用处？”

“我必须先看看你的运输准证，才能把被查扣的东西交还给你。”

“拜托了。”

“对不起。”

“我马上就给报社写信，揭发这件事。”

“请便。我一再嘱咐他们，记得叫那些领取查扣品的人申请一张运输准证。不单是为了你！昨天，有个美国人到这儿来领取查扣品。为了这张准证，他气得发誓，一领到被查扣的那瓶酒，他肯定会把它砸碎。”

“帮个忙，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这个什么运输准证。”

“发给你收据的人，应该同时给你运输准证呀。”

“可是，我刚从他们那里来呀。”

“我不知道。我们一再叮咛他们。”

“回旧海关大楼！”我告诉出租车司机。

这回，大门口的警卫认出了我们，不再搜查我们的车子。这座码头是我进入印度的大门。只不过几天前，这儿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黏湿的黑色柏油，旅客兑换外币的小亭子，各式各样的摊位，身穿白色、蓝色和卡其色制服的海关人员——我兴致勃勃，仔细观看码头上的这些人和这些景物，因为在我心目中，它们是码头大门外那个印度的缩影。如今，我却懒得再看它们一眼。尽管感觉迟钝，我内心深处却感受到一股报复的快感：这几个穿白色制服的海关官员和那个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低等的家伙狼狈为奸，玩忽职守，被我当场逮着了，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可是，他们却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运输准证？”其中一位官员说，“你没搞错吧？”

“你告诉他们你打算离开孟买？”另一位官员问道。

“‘运输’准证？”又有一位官员离开自己的办公桌，朝向一位官员走过去，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运输’准证啊？”

这位官员倒是听说过这玩意儿。“他们曾经行文通知我们。”

原来，运输准证的作用，是让人们把领回的查扣品，从海关大楼运送到旅馆或民宅。

“拜托，发给我一张运输准证，好吗？”

“我们这儿不签发运输准证。你得去……”他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心肠软了，“呃，我把地址写给你吧。瞧，我把你的编号也写在上面。这一来，你到新海关大楼后就不必再像没头苍蝇那样四处乱找了。”

出租车司机一副气定神闲、见怪不怪的模样。看来，这种场面他早就见多了。我把地址念给他听，没等我念完，他就猛踩油门，飞驰进晌午时分满城汹涌的车潮中，一路穿梭蛇行，来到一栋外面悬挂着黑白两色布告板的巨大砖砌建筑物前。

“去吧，”从司机的口气，我听得出他蛮同情我的。“我在这儿等你。”

每一间办公室门外都挤着一小堆人。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我一路叫嚷。

在几个锡克教徒[4]指点下，我终于来到大楼后面一间低矮的库房。旁边有一扇门，门上标示着“禁区”。一群工人排列成一纵队，鱼贯走出门来，举起双手，让把守在门口的武装警卫搜身。

“运输准证！运输准证！”

我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看见那儿聚集了一群锡克教徒。他们是货车司机。

“洋酒准证！洋酒准证！”

好不容易，我终于找到了这间办公室。它坐落在底层的一间低矮的长方形房间，避开天上那一轮火热的日头，整间屋子阴阴暗暗的，就像伦敦城里的地窖，但四处弥漫着老旧纸张散发出的一股暖烘烘、灰扑扑的霉味——文件堆满各个角落：在那一排排直伸到灰色天花板的架子上、在办公桌和椅子上、在办事员和身穿卡其色制服的信差手中。那一沓沓卷宗被翻阅过无数次，皱巴巴、软趴趴的，几乎每一页都打起了折角。许多档案贴着早已褪色的粉红纸条，一样皱巴巴、软趴趴，上面标示着“速件”“急件”或“立即办理”。在这一堆堆、一沓沓和一捆捆的文件中，一群面无表情的办事员四处散坐着。他们有男有女，拱起肩膀，垂着头，躲藏在办公桌上堆叠的卷宗后面，脸色显得十分苍白——印度人特有的那种苍白。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独自坐在房间角落一张办公桌前，脸有点浮肿。我猜，大概是消化不良的缘故。别看他这副德行，若不是这位老先生坐镇这间办公室，说不定他手下那群办事员早就被堆积如山、无所不在的文件淹没了。

“运输准证？”

老先生慢吞吞抬起头来，瞅了我一眼，脸上并没显出惊讶或愠怒的表情。各种贴着粉红纸条的文件，散布在办公桌上。一台台式电风扇恰好放在那儿，不断吹拂桌上的纸张，却没把它们弄乱。

“运输准证。”他嘴里喃喃地念着，仿佛在咀嚼这几个听起来冷僻的字眼。但他在脑海中的档案搜索了一会儿终于恍然大悟。“填写一张申请表格吧，一张就够。”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表格？”

“这种表格到现在都还没印好呢。你就写一封申请函吧。呃，把这张纸拿去，坐下来写。写给‘孟买市间接税务暨禁酒事务局局长’。你的护照带来了吧？把护照号码写上去。哦，别忘了写下‘游客介绍卡’号码。我会立刻办理这件事。”

我遵照指示，把“游客介绍卡”号码〔TIO(L)156〕抄录下来。老先生果然立刻办理这件事。他把我的文件递交给一位女性职员。“德赛小姐，能不能请你马上填写一张运输准证？”在他的口气中，我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在这间办公室待了一辈子，他依旧能够体会和感受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无穷乐趣，而且，尽管不动声色，他也愿意将这种乐趣传递给他的手下，与他们分享。

不知怎的，我却连最简单的句子也写不出来，连最普通的英文单词都会拼错。情急之下，我把办公室主任给我的那张纸揉成一团。

主任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带着责备的口气，温和地说：“一份申请书就够啦。”

在我身后，德赛小姐正在填写表格。她使用的是前大英帝国政府机关普遍采用的那种粗钝、无法擦除、字迹又难辨识的铅笔——这种书写工具的唯一优点，是它能够应用在复写纸上，减少抄写的麻烦。

好不容易，我终于把申请书写好了。

就在这当口，我带来的女伴忽然头一垂，身子向前一倾，砰然一声，整个人昏倒在椅子上。

“水！”我对德赛小姐说。

她一面书写，一面伸出另一只手来，指了指架上一个满布灰尘的空玻璃杯。

办公室主任正皱着眉头批阅其他文件，这时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昏倒在他前面那把椅子上的女人。

“身体不舒服吗？”他的口气还是那么的温和平稳。“让她休息一会儿吧。”说着，他伸出手来，把桌上那台电风扇挪开。

“水呢？”我问道。

躲藏在文件堆后面的女职员们纷纷抿起嘴唇，扑哧扑哧笑起来。

“水！”我扯起嗓门，朝一位男职员呼喝了一声。

他站起身来，一声不吭，朝房间尽头走过去，转眼消失无踪。

德赛小姐把表格填妥，抬起头来，惊恐地望了我一眼，然后抱着厚厚的一本拍纸簿走向办公室主任。

“运输准证准备好了，”主任对我说，“你把申请书写好，就过来签个名吧。”

那位男职员回来了，两手空空。他一声不响，径自朝办公桌走过去，一屁股坐下来。

“水呢？”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来自顾自处理他的文件。他没开口，也没像一般印度人那样耸耸肩膀，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一股厌恶。

这种态度比不耐烦还要令人难以忍受。这简直就是粗鲁、没教养、忘恩负义。就在这当口，一个身穿制服、骄傲得就像一位军官的杂役，趾高气扬地走进办公室。他手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杯水。我现在总算弄清楚了：职员是职员，杂役是杂役，各司其职，不相混淆。

危机宣告结束。

我在表格上签下三个名字，终于领到运输准证。

主任打开另一个卷宗。

“纳德卡尼，”他柔声呼唤一位男职员，“这份备忘录我看不懂呢。”

他早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出租车内闷热不堪，座位滚烫。我和女伴来到朋友的公寓，一直待到天黑。

朋友的朋友走进屋里来。

“怎么了？”

“我们去申请运输准证，她昏倒了。”我故意轻描淡写，免得让朋友难堪。随后我又补上一句：“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吧。”

“这跟天气毫无关系。你们这些从国外来的人，老是怪罪这里的天气和水。这位小姐根本就没事！来到这个国家之前，你们就对印度存有成见。你们读了太多西方人写的、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

那位打发我去申请运输准证的官员看见我回来，显得非常开心。但这还不够。我必须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向他查询缴交仓库费用的手续。问清楚该缴多少钱后，我得马上赶回来，跟身穿蓝色制服的职员接头，然后到出纳室走一趟，把仓库费用付清，再回头去找库尔卡尼先生，领回我那两瓶酒。

我手里握着一沓文件，找不到库尔卡尼先生。有人想把它拿走。我知道他只是好奇和好心，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肯放手。他瞪着我，我瞪着他。我终于放手。他翻了翻那沓文件，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走错地方了。

我扯起嗓门尖叫一声：“库尔卡尼先生！”

周围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有人跑过来安抚我，把我带进隔壁一个房间。原来，库尔卡尼先生就一直躲在这儿！一群民众正在排队等候。我冲到队伍前头，高高举起那沓文件，一面挥舞，一面朝库尔卡尼先生大声叫嚷。他赶忙伸出手来，夺下我手里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队伍中的几个锡克人开始抱怨。库尔卡尼先生哄他们说，我是一位大人物，有急事，而且我比他们年轻。说也奇怪，听到这番说辞，那几个锡克人登时就安静下来了。

库尔卡尼先生吩咐手下，把相关账册全都搬过来，堆放在他办公桌上。他低着头，一面翻阅账册，一面举起手里拈着的那支黄铅笔，做出一个灵巧而优雅的手势。聚集在办公桌前的那群锡克人，立刻向两旁散开。库尔卡尼先生拿起眼镜，架在鼻梁上，抬起头来瞄了瞄对面墙上挂着的日历，扳起手指头，计算一番，然后摘下眼镜，又低下头来查看账册。他举起黄铅笔，又做了一个心不在焉的手势。锡克人又排成一队聚集到他的办公桌前，把墙上的日历挡住。

接着，我又回到楼上。身穿蓝色制服的职员拿起印章，在库尔卡尼先生交给我的那张纸上盖个印，然后打开两本账册，把这笔账登录进去。出纳员又在文件上盖个章。我掏出钱来，把仓库使用费付清。出纳员把这笔收入登记在另外两本账册中。

“嗯，办好了，”海关官员接过那份盖着两个关防大印、外加三个签名的文件，匆匆浏览一番，然后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大名。“手续完备，你可以领回你那两瓶洋酒了。赶快到楼下去找库尔卡尼先生吧。办公室快关门了。”

[1]果亚是印度西海岸一个地区，濒临阿拉伯海，距孟买约400公里，原为葡萄牙属地，1961年12月并入印度，现为印度联邦一个行政区。柯艾略（Coelho）是葡萄牙姓氏。——译者注（本书中除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这里指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Farouk I, 1920-1965），1936年登基，1952年逊位。

[3]披亚斯德，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和苏丹的货币单位，符号为P。

[4]锡克教徒信奉的锡克教为印度教的一支。一般人印象中的锡克人身材魁梧，头缠红布巾，蓄着络腮胡，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

第一部

第一章　想象力停驻的地方

南太平洋的对跖群岛（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我们想起孩提时代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疑问。只不过几天前，我还期盼，这一座荡漾在大海中虚无缥缈的堡垒会成为我们返乡航程中的一个定点，但是，现在我发觉，就像我们的想象力停驻的每一个地方，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阴影——向前迈进的人永远捕捉不到的东西。

——达尔文

《小猎犬号航海记》（Voyage of the Beagle）

那位做生意的朋友批评我：你读了太多西方人写的、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这么说对我并不公平。他认为正确、值得一读的书，我读过不知多少本。况且印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我童年生活的背景。我外祖父来自印度，但他从不曾向我们描述这个国家的山川文物，因此对我们来说，印度并不是真实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存在于特立尼达这个小岛外面的茫茫太虚中的国家。离开印度后，我们家族的旅程就算终结了。印度是虚悬在时间中的国家。它跟我后来发现的那个国家——许多经过格兰茨出版社和艾伦与安文公司出版的立论“正确”的书籍，以及《特立尼达卫报》刊载的发自印度的电讯——实在联系不起来。在我心目中，印度依旧是一个特殊、与世隔绝的地方，它哺育过我外祖父和其他出生在印度以契约劳工身份来到特立尼达的乡亲，但即使是这段历史，后来也湮没在茫茫太虚中（就像印度这个国家），因为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卖身契约遗留下的痕迹，甚至看不出他们当过劳工，做过苦力。

如今，回想起特立尼达岛上的童年生活，我记得一位老太太。她是我母亲娘家的朋友，皮肤白皙，满头华发，平日喜欢穿金戴银，显得十分阔气。她只会讲印地语。她那优雅的举止言谈，配合她丈夫的翩翩风采（他唇上留着浓密、花白的八字胡，身上总是穿着一套纤尘不染的印度服装，却十分沉默寡言，跟他妻子的聒噪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开始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心目中，这对夫妇简直就是高不可攀的外国人，虽然他们跟我们家非常亲近，平日往来十分密切（他们经营的那间小铺子，就在我外祖母的商店附近）。他们来自印度。这样的出身和背景赋予他们一种神秘而迷人的魅力，但这份魅力到后来竟也变成一种障碍。他们漠视特立尼达，不，应该说，他们自绝于特立尼达。这对老夫妻根本不想学英文，而英文正是孩子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老太太嘴里有两三颗金牙，因此，人人都管她叫“金牙婆婆”。这个混合了美式英语和印地语的称呼显示，她所属的那个世界如今已经渐渐消退、隐没了。金牙婆婆一辈子没生养过儿女，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她常来我们家走动，在孩子们面前扮演祖母的角色。这份苦心并没得到回报，大伙儿还是不怎么喜欢她。此外，她老人家还有一个缺点：贪吃，就像一个小孩，常常不请自来，到我们家吃饭。你若想整她老人家，很简单，只要拿一块巧克力通便剂请她吃。有一天，她在我们家发现一大玻璃杯看起来像椰奶的东西，二话不说，端起来就往嘴里直灌，一口气喝个精光，结果却生病了，躺到病榻上。她老人家终于忏悔了——但她那种悔悟听起来却像是责备。原来，她喝了一大杯白色颜料。令人诧异的是，她老人家竟然硬着头皮把它喝光，眉头也不皱一下。在饮食方面，金牙婆婆倒是充满实验精神，喜欢尝新，一点都不像印度人。这个耻辱一辈子跟随着她，直到她去世那天。就这样，一个“印度”在我们眼前垮掉了。长大后，我们搬进城里，金牙婆婆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便渐渐缩小了，贬低了，变成一个古怪的乡下老太婆，不值得我们交往。那时她的世界显得那么遥远，那么死气沉沉，然而事实上，时间并没把我们跟她老人家分开。

我还记得一个叫“巴布”的人。他也留八字胡，十分严肃沉默，平日不苟言笑，一如金牙婆婆的丈夫。在我外祖母的家庭中，巴布占有一个奇怪的职位。他也是在印度出生，但他为什么会待在我们家，独个儿居住在厨房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我们小时候居住的那个世界实在很窄小闭塞。关于巴布，我只知道他出身武士阶级（即刹帝利），如今，这个雄赳赳的大男人，每天黄昏却孤零零蹲在阴暗的房间里，给自己弄一顿简单的晚餐——揉面，切菜，做一些在我看来只有女人才该干的活儿。难道，这位印度武士也当过劳工？在我们小时候，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后来却被证实了，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乎这种事情了。我们已经搬家，外祖母要找人帮我们挖一口井。巴布从他仍居住的那个房后的小房间来了。井越挖越深。巴布乘吊床进入井中，把挖掘出来的泥土堆放在吊床上，让人们拉上去。有一天，吊床没有运载泥土上来。巴布挖到了石头。最后一次，他乘吊床回到地面上，随即收拾行囊，返回他那个太虚幻境中。往后，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偶尔看到板球场边缘那个深洞，我才会想起这位印度武士。井口已经铺上木板，但每次看到精力过人的守场员奋勇追逐边线球时，我就会感到心惊肉跳，生怕他们一脚踩进坑洞中。

严格说，在特立尼达，“印度”并不是显现在我们周遭那些人物身上，而是存在于我们家中的一些器物上：一两张破旧不堪、脏兮兮、不再能够睡人的绳床，这些年来一直不曾修补过，只因为在特立尼达实在找不到拥有这种技能的工匠，但我们还是把绳床保存下来，让它占据家中一点空间；几张用稻草或麦秆编织成的草席；各式各样的黄铜器皿；好几台木制的传统手工印染机，早已报废，因为现代工厂生产的印花棉布花样又多，价格又便宜，况且，印染技术也早已经失传了，在特立尼达再也找不到一位印染师傅；大本大本的书籍，纸张粗糙易碎，油墨浓浓腻腻；大大小小的皮鼓和一架残破的簧风琴，一幅幅五颜六色的图片，画中的印度神祇或坐在粉红莲花座上，或光芒四射地背对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琳琅满目的祈祷用具——铜铃、铜锣、模样很像罗马油灯的樟脑炉、用来舀取和分配“神酒”的长柄汤匙（印度农民的神酒，平日喝的是红糖和水，加上几片菩提树叶，节日里喝的则是加糖的牛奶）、各式各样的神像、一颗颗光滑圆润的鹅卵石、用檀香木削成的棒子。

我们家族的旅程已经终结了。如今，在我个人的这趟印度之旅中，我会发觉，我们家族的迁徙和转变——从印度北方邦东部，漂洋过海来到特立尼达，到底有多彻底，究竟能不能再回头。当初，我外祖父从老家的村庄出发，走好几个钟头的路，来到最近的铁路支线车站，搭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港口，然后搭船在海上度过三个月，最后才抵达特立尼达。而今，“印度”只存在于我们家的一些器物中。但我们的印度小区，表面上看起来自给自足，却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很快，我们就不再使用传统的扫帚。木匠、泥瓦匠和补鞋匠的技艺，本地人可以提供，但我们到哪里去找织工、印染师傅、制作黄铜器皿和印度绳床的工匠呢？因此，我外祖母屋里的许多东西是无法替换的。这些东西备受珍惜，因为它们来自印度，但外祖母继续使用它们，直到这些东西彻底残破、腐朽了，而她老人家并不会因此感到懊恼悔恨。后来我才领悟到，这就是印度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习俗必须保持，因为它是古老的东西，这就是薪火相传。至于究竟有没有一个古老的过往文明支撑这种传承，却不是那么重要。古老的东西，无论它是一尊笈多王朝[1]神像还是一张绳床，不管它有多神圣崇高，都必须被人使用，直到它残破腐朽、不堪使用为止。

小时候，对我来说，哺育过我周遭许多人、制造出我家中许多器物的印度，是一个面貌十分模糊的国家。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把我们家族迁徙的那段日子看成一个黑暗时期——从大海伸展到陆地的那种黑暗，就像傍晚时分，黑夜包围一间小茅屋，但屋子四周还有一点光亮。这一圈光芒就是我在时空中的经验领域。即使到了今天，尽管时间扩展了，空间收缩了，而我也已经在曾经被我看成黑暗的地区，神志清明地畅游过了，但那团黑暗依旧残留着，残留在今天我再也无法接受的那种人生态度、那种思维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当年，我外祖父鼓起勇气，完成了一趟险阻重重的航程。生平第一次离乡背井，他面对的是一个崭新、令人惊愕的世界，包括距离他那座村子好几百英里的大海。可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一旦离开家乡，他老人家就不再观看这个世界了。后来，他曾经返乡，但只是为了带回更多印度的东西。在特立尼达，为我们家兴建一栋住宅时，他拒绝参照岛上各式各样的殖民地式建筑风格，而是自己动手设计蓝图，建造出一间笨重、平顶、怪模怪样的屋子，而这种房舍，日后我在印度北方邦那些残破的小镇一再看到。外祖父他老人家遗弃了印度，然而，就像金牙婆婆，他也弃绝特立尼达。可是，他却能够脚踏实地活着。他那座村子外面的任何事物都打动不了他的心，没有人能逼迫他走出他的内心世界，不论到哪儿，他都随身携带着他的村庄。一小群亲友，加上几亩土地，就足够让他老人家在特立尼达这座岛屿中央，心满意足地重新建立一个北方邦东部的村庄。在他心目中，这儿就是辽阔浩瀚的印度大地。

身为他的子孙，我们却无法弃绝特立尼达。我们家那栋房子外观很奇特，但也不比岛上其他房屋独特多少。从小我们就察觉到，我们这座岛屿聚居着各色人种，汇集着各式各样的房屋。毫无疑问，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器物和习俗。我们吃某种食物，举行某些仪式，遵守某些禁忌，我们了解到别的种族也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我们不愿分享他们的东西，也不想让他们分享我们的东西。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没有人教导，但从小我们就体会到这点。我们从不刻意去想，我们身为印度人在这个多元种族社会的处境。别的种族难免会批评我们（长大后，我才领悟到这点），但这些话不会传进我们家里，而就我记忆所及，小时候我们家从不讨论种族问题。尽管生活在一个充满种族差异的社会中。说也奇怪，我在这方面却能够一直保持赤子之心，纯真得不得了。记得，在学校念书时，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却让我感到很迷惑，因为他有一头纠结成一窝的鬈发。百思不得其解，我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位老师跟我一样，这会儿还在长大中，再过几年，头发自然会长得又长又直。我们家里从不讨论种族问题，但不知怎么回事，从小我就觉得穆斯林比其他族群更特别。他们不值得信任；他们会陷害你。穆斯林一走近我外祖母的屋子，大人们就会指点着他那与众不同的帽子和灰白胡须，警告我们，可千万要小心，莫招惹这种人。在我们眼中，我们家族之外的每一个族群所具有的特征，在其他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身上比较容易察觉，因此也比较让人放心。种族意识迟早会进驻我们这些小孩的心灵，但在这之前（一直到最近），我们凭借古老的、印度式的阶级区分来面对社会上那种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些许情趣和风味的族群敌对关系，尽管这种区分在今天的特立尼达早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家庭外面的每一件事物都具有这种歧异性。离家时，我们得面对和接受这种差别，有时甚至可以把它忘掉，譬如在学堂里。然而，每次跟别人交往，一旦发现对方咄咄逼人，侵犯到我们的信仰和习俗，我们就会开始退缩，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记得有一回（其实这件事是后来发生的，那时我们的家庭生活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我被带去探访一家人。他们跟我们家并没有亲戚关系，这使得我们的造访让人觉得有点突兀。不知什么缘故（也许是听别人说的吧），我心里早就认定他们是穆斯林，因此，在我眼中，这家人的生活方式确实与众不同，简直就是非我族类。这种差异显现在他们的外表、衣着、房舍以及我最担心的——食物上。他们请我们吃一种又硬又脆、跟牛奶搅拌在一起的细面条。不知怎的，我就是相信，这种食物肯定跟某种神秘诡异的仪式有关。望着手里的一碗面条，我实在吃不下。后来我才晓得这家人是印度教徒。我们这两个家庭，后来还成为亲家了呢。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和生活方式总会无可避免地渐渐凋萎变质。我们搬到特立尼达首府后，由于城里印度人很少，这种改变进行得更快了。外面的世界大举入侵。我们变得越来越退缩，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仿佛见不得人似的。然而有一回，我们却公开向这座城市提出挑战。我外祖母想在一株菩提树下举行一种叫“卡塔”的印度教诵经法会。整个特立尼达岛，只有一株菩提树，而这棵树生长在府城的植物园。我们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请。出乎我们的意料，许可证竟然发下来了。于是，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一家子围坐在挂着植物园标签的菩提树下聆听印度教大师念诵卡塔经文。燃烧供品的火堆，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整座植物园弥漫着松脂、红糖和印度奶油的气味，铜铃、锣鼓和海螺等法器的吹吹打打震天价响。早晨在植物园中散步的市民，男女老少，纷纷驻足围观。一位谨守星期六为圣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派信徒只管瞪着我们，显然把我们当成异端看待。在幽静的植物园中，一场古老的、源自另一个大陆的、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宗教仪式，正在一株菩提树下举行，距离特立尼达总督官邸不过数百码之遥。整个场景充满田园风味，宛如一首牧歌。但直到长大后，我们才体会这一点。那时，我们还在学校读书，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众目睽睽之下参加这种仪式，实在让人觉得很难为情。我们羞答答怯生生地端坐在菩提树下，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我们那个原本隐秘的世界，很快就缩小了，渐渐消失了。尽管如此，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少数几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偶尔还会供养婆罗门，而我们这一家正巧属于这个阶级，于是我们就去接受供养，大吃大喝，临走时还接受主人的馈赠——几匹布和一个红包。我们从不怀疑自己的好运。高高在上接受供养，确实是一种好运道。吃完一顿大餐后回家，穿着普通的衬衫和长裤走在街上，我们又变成普通的孩子，跟城中其他男孩没什么两样。

在我看来，这样的好运道难免有些许欺诈色彩。我的家族栽培过无数梵学大师——印度教的智者和贤人，但我从小就不信宗教。我对宗教仪式毫无兴趣。这些活动往往拖得太长，没完没了，而食物到最后才端上来。我听不懂印度教祭典使用的语言（家中的长辈似乎以为，凭着本能和直觉，小孩子应该听得懂这种语言），从没有人向我解释仪式和祷词的含义。在我眼中，每一场仪式都是一样的。神像对我毫无吸引力，我不想花心思探索它们的来历和意义。我不信宗教，厌恶仪式，没有能力从事玄学上的思考——这似乎违背了遗传规律，因为我父亲天生喜欢思索宗教（尤其是印度教）的问题。因此，生长在正统印度教家庭的我，对印度教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我毕竟受过印度教熏陶。那么，印度教对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印度教提供给我一套修身养性、待人处世的哲学吧。我不清楚。我叔叔常对我说，我的弃绝其实是可以被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印度教精神。剖析自己的内心，我只找到印度教对我的三种影响：人类的差异性（这点我在上文已经解释过）、模糊的种姓阶级意识，以及对一切不洁事物的排斥。

直到今天，每次看到有人用自己的盘子装食物喂养猫狗，我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洁的行为，就像小时候在学校，看见同学们分享一支棒冰，你吮一口我舔一下，或者就像在别人家里，看到妇女们手里拿着一根长柄勺，一面搅动锅子，一面舀取食物往自己的嘴里送。这样的情景总是让我感到恶心。这不仅仅是族群的差异性，它还牵涉到印度教的一大禁忌：不洁。说也奇怪，在形形色色的食物禁忌中，只有甜食被豁免。我们在街边摊购买木薯糕，吃得津津有味，但黑人工人逛街或看球赛时最爱吃的黑布丁和各种腌制食物，我们打死都不敢尝一口。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家里吃的食物，千百年来从不曾变换过，吃来吃去总是那几样东西。实则不然。族群之间的食物交流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我并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们家族不断采纳其他族群的烹调方式，诸如葡萄牙人的西红柿和洋葱炖锅（里面几乎可以加入任何食材），以及黑人用山药、大蕉、面包果和香蕉制作的各种食品和点心。其他族群的菜式一旦被吸收，就变成我们家庭食物的一部分，但外面餐馆和路边摊卖的东西，我们还是不敢品尝，我的偏见是那么的深，以致十八岁生日前几天离开特立尼达时，我只在餐馆吃过三次饭。从特立尼达出发，转眼就抵达纽约市，但这段旅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梦魇。我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又饿又怕的一天。搭船前往英国的南安普敦港，一路上我只吃甜点和糖果。我给服务生小费时，他忍不住对我说：“别的客人拼命大吃大喝，就像猪一样，先生您只吃冰淇淋，真难得啊。”

食物是一回事，种姓又是另一回事，两者可不能相提并论。年纪稍长后，我很快就发现，种姓阶级制度在特立尼达其实只是我们关起门来玩的一种私人家族游戏，但有时候它却能够影响我们对外人的态度和看法。有一位远亲结婚了。听人家说，她丈夫出身“查玛尔”阶级——所谓“查玛尔”就是皮革工人。这个男人很有钱，交游广阔，很有见识，在他那一行中称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他毕竟是个“查玛尔”。也许，这只是个谣言（印度人的婚礼总会出现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和毁谤），但往后每次见到这对夫妻，我就会想起这个谣言，而这种对种姓差异的敏感性是不由自主产生的。这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我用种姓阶级的眼光看待一个人。这场婚礼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举行的。在印度，一般人也会被他们所属的种姓阶级染上特定的色彩，尤其是事先公布种姓身份，不管这样做是出于善意或恶意。然而，同样是种姓阶级制度，在印度和特立尼达，它给我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在特立尼达，种姓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偶尔提到种姓，也只不过用它来彰显一个人的潜在特质——它传达出的讯息，跟一位手相家或字迹鉴定专家的见解，实在没什么两样。在印度，种姓却意味着一种强制而且残酷的劳力分工：可以把一个打扫厕所的人贬到社会最底层，让他受尽屈辱，而这是我在特立尼达时从没想到过的。在印度，种姓可不是好玩的东西。待在印度那段日子，我从来不想知道我遇到的那些人出身什么种姓阶级。

我没有信仰，我不喜欢参加宗教仪式。在这种活动中，我总是看到荒谬的一面。我拒绝跟堂兄弟们参加“贾内瓦”—新生儿生命线仪式。典礼结束时，接受仪式的小伙子顶着一颗大光头，拿起一根簇新的丝线，捡起行囊和手杖，向族人们宣布，他准备前往圣城巴纳拉斯[2]求学。（两千年前，住在印度乡村的小伙子就是这么做的。）他母亲哭哭啼啼，哀求他别走，但他坚持要去圣城求学。就在这当口，家族中一位长辈被召唤前来，劝导这个小伙子。小伙子心一软，终于放下手里的行囊和手杖。这出戏看起来还挺精彩的。但我没忘记，此刻我们身在特立尼达岛上，距离南美洲海岸只有十英里，而我也知道，如果我的一位学业成绩并不怎么好的堂兄弟，打扮成印度教托钵僧的模样，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西班牙港街道上，假装前往印度圣城巴纳拉斯求学，那肯定会引起路人围观，指指点点，我才不想蹚这浑水。如今回想起来，我却觉得，在特立尼达岛上一间庭院中演出的这出古老印度戏剧，乍看之下荒诞不经，实际上倒是很感人很有意义的。

我拒绝参加这类活动，不过话说回来，童年时代有关印度教的记忆，却也并不全然是负面的。有一天，学校上自然科学课，老师要我们用虹吸管做实验。这项实验的目的，我现在忘了，只记得老师拿出一个烧杯和一根管子，要全班同学依序传递，接到烧杯和管子的同学，必须凑上嘴巴吮一吮管子，然后观察烧杯里的化学反应。传到我手里时，我没吮那根管子，就把它传到下一位同学手中。我以为没人发觉，但却听到后排一位同学压低嗓门悄声说：“这家伙是真正的婆罗门。”这位同学也是印度人，家住西班牙港，是班上最难缠的男孩，大伙儿都怕他，但他说这话时语气却相当友善，甚至还带着几分赞许。这让我感到有点惊讶。我原以为出身西班牙港的男孩对印度教的传统一无所知，没想到他却一眼看出我的身份和阶级。同样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他竟然在公开场合把我们的另一半生活（隐秘的那一半）揭露出来。听到他那句话，我却也觉得很开心。从此，我对这个印度男孩有了好感，对他格外亲切，但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共同的悲哀、共同的失落：我的失落（他并未察觉到）是我自己的个性造成的，可说是咎由自取；而他的失落，从他的行为看来，却是历史和环境造成的。这种感觉，日后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又会强烈地涌上我的心头——那时我客居伦敦，整个人都迷失了。

西印度群岛的一些作家，尤其是乔治·拉明，对我的作品颇有微词；他们觉得，我不够关注特立尼达岛上的其他非印度族群。根据拉明的说法，不同族群间的冲突和对立是西印度群岛最基本的生活经历。这话没错。西印度群岛的族群问题越来越严重。然而，把我童年时代那个文化的衰微看成是族群斗争产生的结果，不免会扭曲事实。在我看来，各个族群的文化在西印度群岛并存，互相排斥，壁垒分明。其中一个文化日益萎缩凋零，这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因为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人只依靠记忆过活；表面看来，这个文化依旧完整，但那只是个假象。它衰颓了，并不是因为遭受外力攻击，而是因为它不断遭受另一种文化的渗透。我只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提出我的看法。我在这本书中描述的家庭生活，事实上在我六七岁那时就已经开始消散，我十四岁时，它就已经不复存在。我弟弟虽然只比我小十二岁，但我们之间却存在着一道比寻常代沟还要难以跨越的鸿沟。对我们家族那个隐秘的、苟延残喘的、一直撑到二十五年前才崩塌的世界和文化，我弟弟毫无记忆，而这样的一个世界和文化，是从东半球一个神秘幽暗的国度——印度，一路延伸到西半球的特立尼达。它日渐衰弱呆滞，终至败亡。

对我来说，这样的世界能够存在于特立尼达（即使只是在一个小孩的意识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而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居然能够接受两个分离而并存的世界，一点也不觉得扞格不入。在其中一个世界中，我们仿佛戴上眼罩，只看得见我外祖父的村庄，一旦走进外面的那个世界，我们才会有充分的知觉，才会有完整的自我意识。而今来到印度，我会发觉，我那个比较新的、现在也许比较真实的自我所排斥的许多东西（自以为是、对批评无动于衷、拒绝面对事实、说话含糊其辞、思想矛盾的习性），在我的另一个自我中都能够找到响应，而我却以为，这个自我早已经被埋葬了，想不到一趟印度之旅就足以让它复活。我了解的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多，还要深。我在这本书中描述的成长经历，虽然因很早就被中断而失去意义了，但却能够在我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不能不算是一桩奇迹。印度人是古老的民族，也许，他们会永远属于那个古老的世界。印度人对已经确立的、历史悠久的事物，怀抱着一种莫名的敬畏。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态度固然显得有点笨拙荒诞，令人难以理解，但却会让人联想起古罗马的喜剧——滑稽而认真，这展现了罗马人虔诚的一面。我早已弃绝传统，然而，当我听说在孟买举行的印度教“排灯节”庆典上，现在使用蜡烛和电灯泡，取代我们在特立尼达仍旧使用的那种用陶土制造的古老油灯，我心里就感到非常气愤。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天生不信宗教的人呀。可是，当我听到那位同学悄声说“这家伙是真正的婆罗门”，我心里感到莫名的悲哀——我是为了古老习俗的衰微和宗教信仰的沦丧而哀伤啊。多年后，在伦敦，当我接到拉蒙的死讯时，我再一次感受到这种悲哀。

拉蒙约莫二十四岁。他死于一场车祸。这样的结局倒也在人们意料之中。他玩车玩了一辈子。为了汽车，他跑到伦敦，把他的父母和妻儿丢弃在特立尼达。拉蒙刚抵达伦敦，我就结识了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切尔西区[3]一套脏兮兮暗沉沉的出租公寓里。这栋楼房的正面，看起来跟这条体面的、欣欣向荣的街道上其他房子的正面一模一样：白色的墙壁、黑色的围篱、色彩明艳的长方形门户。若不是门口散置的牛奶瓶和窗口悬挂的廉价窗帘，我们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套出租公寓。就在屋里的一条走道上，一个昏黄迷蒙的四十瓦电灯泡底下，我第一次看到拉蒙，他个头矮小，头发浓密，发梢翘起，脸上的五官刚硬粗糙，就像他手上那十根又粗又短的手指头。他嘴唇上留着两撇八字胡，下巴布满胡楂，看起来好几天没刮过脸了。他身上那件套头毛衣，显然是借来的。这件衣服原来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前不久来过伦敦的特立尼达人，此人把毛衣带回家去，向亲友炫耀他到过温带国家。拉蒙上身裹着这件套头毛衣，整个人看起来邋里邋遢，十分寒碜。

他这个人的形象跟这套出租公寓的陈设倒是挺相配的：脏兮兮的绿色墙壁、黏腻腻的油毡、门把手四周的一圈汗渍、廉价椅子上早已经褪色的椅套和坐垫、污痕斑斑的壁纸。无数过客住过这套公寓，但从没有一位肯花心思把房间打扫、整理一番：窗台底下堆积着一层煤灰；天花板被烟火熏得黑黝黝；冷清空洞的壁炉里残留着很久以前一位房客遗留下的一堆灰烬，让人想起野外的露营地；破旧的地毯散发出阵阵恶臭。没错，拉蒙看起来跟这套公寓挺相配，但不知怎的，却又显得格格不入。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特立尼达岛上那一个个没有篱笆的后院，和一间间在主屋旁边加盖的小屋，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应该脱下套头毛衣，打着赤膊，黄昏时分迎着沁凉的晚风，漫步在终年苍翠欲滴的特立尼达乡野中，观赏那一群群嬉戏了一整天、终于合上眼睛打盹儿的小鸡，眺望邻家院子里升起的袅袅炊烟。而今，同样是黄昏时分，他却身上裹着别人的套头毛衣，呆呆地坐在一张低矮的床铺上——这张床多少人睡过啊，多久没清理过啊！它是坐落在伦敦市切尔西区一栋出租公寓里的一个附有家具的房间，灯光昏黄，迷迷蒙蒙。屋里的那部电热器，被人吐了不知多少泡口水，奄奄一息，根本抵御不了伦敦的潮湿和酷寒。拉蒙的伙伴们早已经溜出公寓找乐子去了。他不像这帮人那么机灵，他不在乎衣着。他不能体会他们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

拉蒙很害羞，一天到晚闷声不响，你问一句他答一句。瞧他回答问题的口气，你会以为他是一个坦荡荡、没有任何秘密、从不考虑未来（反正未来也没什么目标）的人。他离开特立尼达，只因为他失去了驾驶执照。他的犯罪生涯很早就开始了。那时，他只不过是个孩子。第一次被捕，是因为无照驾驶。第二次落网，是因为故态复萌，在禁令犹未解除的情况下私自开车。一桩罪行导引出另一桩，直到后来，他在特立尼达再也待不下去，必须走人。拉蒙得找个地方继续玩他的汽车。他的父母亲四处张罗，凑了一笔钱，把他送往英国。两位老人家这么做，只因为拉蒙是他们的儿子，而他们一直很疼他。然而，每当拉蒙谈到父母亲为他所作的牺牲，他的口气总是淡淡的，仿佛那是他们该做的事情。

拉蒙这个人不懂得如何评估行为的道德标准和意义。对他来说，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还能怎样。他把妻子留在特立尼达，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我想我总可以在别的地方混出一点名堂来。”说这话时，他的口气却丝毫不带特立尼达黑街好汉的傲气。他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他不想对遗弃妻儿的行为或英雄气概作出任何道德上的评断。

“拉蒙”（Ramon）是西班牙名字。他取这个名字，因为他母亲是委内瑞拉混血儿。他曾经在委内瑞拉待过一阵子，后来被当地警察驱逐出境。但他是印度教徒，根据印度教的习俗和礼仪迎娶他现在的妻子。我看得出来，他跟我一样，并不把这些习俗看在眼里，甚至比我还要轻视这些玩意儿，因为他从小就在外面闯荡，年纪轻轻就被迫接受一个陌生的、对他来说跟伦敦市切尔西区一样怪异的文化，哪像我，从小受到家庭的保护，在温室中长大成人。

拉蒙很纯真。他是个迷失自我的灵魂。若不是他对汽车有一份强烈的感情，他和一般动物实在没有两样。人类的心灵，分成好几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专司评断和感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部分存在于拉蒙的心灵，那么，它肯定是一张白纸，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涂写。他想开车就开车。他看上一辆汽车，二话不说，就立刻动手把车门弄开，把车子开走。他偷车可是一把好手。早晚他会被逮到，这点他倒不怀疑，但他很看得开。你跟他说一声：“我的车子需要一个轮毂盖。你能不能帮我弄一个？”他立刻走到街上，四面望望，二话不说，就从一辆汽车身上卸下他看中的第一个轮毂盖，大大方方拎回家。他果然被逮到，但他从不责怪别人。这种事情早晚会发生，责怪别人也没用。他的纯真（你别以为拉蒙只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令人不寒而栗。他像一部复杂的机器一样纯真。这样的人，竟然也有温柔的一面。出租公寓里住着一位未婚妈妈。在拉蒙无微不至的呵护和照顾下，这对母子才不会遭受别人的欺凌。

但他的最爱却是汽车。在这方面他是个天才。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来到伦敦才几个星期，就有人看见他穿着沾满油污的衣裳，埋头修理一辆破旧的汽车，一个身穿厚斜纹布制服的男子站在他身边，跟他讲价钱。拉蒙大概赚了一些钱。但他挣的钱全都花在购买新车和缴付罚款上——为了帮客户修车，他隔三岔五就跑到街上，偷一盏车头灯或其他零件，结果给逮到好几回，被判罚款了事。其实他大可不必偷东西，但他还是偷了。尽管如此，街坊邻里很快就传扬开来，这个特立尼达人修车还真有一套。找他修车的人越来越多。拉蒙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然后，我听说他给自己惹上了一个大麻烦。住在出租公寓的一个朋友，央求他帮忙烧一部小型摩托车。在特立尼达，如果你想烧一辆汽车，就把它开到浑浊的卡罗尼河畔，放一把火，然后把烧成一堆废铁的车子推进河中，神不知鬼不觉。伦敦也有一条河。一天傍晚，拉蒙把摩托车抬进他当时拥有的一辆厢型货车中，然后把车子开到河堤上。还没来得及放火，一个警察就突然冒出来——这就是拉蒙的命：警察总是在节骨眼上出现在他眼前。

我本来以为，既然这部摩托车还没被放火烧掉，事情应该不会闹大。

“你别想得太天真，”住在出租公寓的一位仁兄说，“我们犯的可是阴——谋——罪！”他带着敬畏的口气，把那几个字从嘴巴里吐出来。这位仁兄也被起诉，罪名是共谋犯罪。

拉蒙的案子在巡回法庭审理。我特地去旁听。这个法庭可真不好找。一位警察问我：“先生，您可是收到传票前来应诉的？”这个英国警察的问题和他的礼仪一样令人感到迷惑。好不容易找到巡回法庭，感觉上我仿佛回到了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圣文森特街。“共谋者”全员到齐，排队站，模样极像一群做坏事被逮到的学生。他们全都穿上西装，仿佛准备接受未来的雇主面谈似的。这帮平日喜欢喧闹、把切尔西街的邻居吵得鸡犬不宁的小伙子，星期天早晨，会聚集在屋前人行道上，互相修剪头发，就像在西班牙港那样，而这个时候邻居都在街上洗车子，这会儿却乖乖坐在法庭里，噤若寒蝉。前后简直判若两人。

拉蒙站在一旁，离伙伴们远远的。他也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光看他脸上的表情，光听他打招呼的口气，你会误以为我们是在出租公寓见面。一个女孩依偎在他身边。她相貌平平。看她那身装扮，你会误以为她正准备去参加舞会呢。他们俩脸上都没有表情，仿佛一点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这个女孩跟拉蒙一样，常常莫名其妙给自己惹上麻烦。拉蒙的雇主比他们俩还着急。他是开修车厂的。今天他特地穿上硬邦邦的咖啡色粗呢西装，上法庭来为拉蒙的“品德”作证。他那张脸红扑扑的，有点浮肿，显示他的心脏有毛病。作证的当儿，他那两只眼珠在他那副粉红框眼镜后面只管眨个不停。他站在拉蒙身边。

“他是个好孩子，好孩子，”修车厂主人一个劲儿地说，眼泪夺眶而出。“千不该万不该，他交上一帮坏朋友。”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种单纯的男人间关系的简单说法会具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感人。

这场审判到头来却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开始时还煞有介事：证据呈堂，交叉讯问。（控方引述拉蒙被逮捕时说的一句话：“喂，条子，你终于把我逮着了！这次我认栽，长官。”我可不相信拉蒙会讲出这种话。）替拉蒙辩护的是法院指派的一位年轻律师。这小伙子穿着时髦，一走进法庭就兴奋得像一只公鸡。他比他的当事人拉蒙还要起劲，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断回头来给拉蒙加油打气。有一回，他发觉主审法官的某一个动作违反了法庭礼仪，他霍地站起身来，严正地提出责难。主审法官竟然不以为忤，笑眯眯地聆听他的指责，然后郑重地提出道歉。感觉上，我们仿佛置身于幼儿园：拉蒙的辩护律师是全校风头最劲的学生，法官是幼儿园园长，至于坐在旁听席的我们，则是一群骄傲的家长。法官清清喉咙，开始以他那法院式的洪亮嗓音，缓缓作出他的总结陈述。霎时间，法庭内的冷肃气氛消散了。显然，这位英国法官并不了解特立尼达人的心态和作风。他说，在他看来，一群年轻人聚集在河堤上，企图放火焚烧一部小型摩托车，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充其量也只是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生闲着没事的恶作剧。不过，如果这帮人企图欺诈保险公司，讹取保险费，情况就非常严重了……旁听席上坐着一位美艳绝伦的印度少妇。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每次法官嘴里冒出一句俏皮话或者精彩的句子，她就得强忍住，不笑出声来。法官显然早就注意到她。他的总结陈述听起来就像两人之间的一场对话——这对男女，一个是白发苍苍、自信满满的英国绅士，一个是温柔端庄的印度妇人。陪审团的紧张情绪（一位戴着帽子和眼镜的女士把身子倾向前，双手紧紧抓住陪审席的栏杆，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和庭上的气氛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法官宣判被告无罪，当庭开释。对这项判决，连警方在内，都没有人感到意外。拉蒙的辩护律师得意极了。拉蒙却还是那副德行：面无表情，爱理不理。他那群伙伴（共谋者）听到判决，一个个都瘫倒在被告席上，浑身虚脱。

没多久，拉蒙又给自己惹上麻烦，但这回可没有一位修车厂主人出面，替他辩解。听说，这次他偷了一辆汽车，也有人说，他把车子的引擎破坏得不能再修复。反正，他被送进牢里蹲了一阵子。出狱后他告诉人家，他在布里克斯顿待了几个礼拜。“然后，我到肯特郡的一个地方走了一趟。”这是出租公寓一个房客转告我的（在那桩焚烧摩托车的案子中，这家伙是共犯）。在出租公寓，拉蒙变成了大伙儿消遣的对象。再过一阵子，我就听说拉蒙死于一场车祸。

他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的男人，一位另类创作家。在他看来，世界既不美丽也不丑恶，人生虽然不算美好，但也不值得悲哀。我们的世界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这种人安身立命。“然后，我到肯特郡的一个地方走了一趟。”他不懂幽默，也不会伪装。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就像另一个地方，没什么分别。世界充满这种地方，而我们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对周遭的世界视若无睹。拉蒙死了，我必须替他讲几句公道话。他是我们家族信奉的那个宗教的一分子，而我们都是这个宗教的不肖子孙，但我却觉得，我们的这种沉沦是一种纽带，我们是那个巨大、朦胧、神秘国度的一部分——小小的但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只有在我们想到她的时候，这个国家才会对我们产生意义，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她的一群远房子孙。我希望拉蒙的遗体受到应有的尊敬。我期盼，他们能够依循古老的印度教礼仪，让他安息，只有这样做，才能赋予他的生命些许尊严和意义。也许，当年流落在卡帕多西亚[4]或不列颠群岛的罗马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吧。今天的伦敦距离我们那个世界的中心十分遥远。伫立在格洛斯特郡[5]一座罗马别墅的废墟，罗马人肯定会感觉到，英国距离家乡十分遥远。这个国家，一如那幅象征性的、有许多图像的、四周有折角的古老地图所显示的，部分地区被小天使[6]吹出的云朵覆盖，显得十分阴冷、迷蒙、荒凉，流落在这儿的旅人都渴望赶快回到温暖而熟悉的南方家园。可是，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这样的家园并不存在。

我没参加拉蒙的葬礼。他的遗体没被火化。他们把他安葬在墓园。主持葬礼的是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学生。他出身的阶级，使他有资格主持这类仪式。他读过我写的书，他不想在葬礼上看到我。出席的权利遭到了剥夺，我只好凭空想象葬礼的情景：一个腰缠白布的男子站在拉蒙遗体旁，叽里咕噜不知念诵什么经文，四周矗立着一座座墓碑和一支支十字架（一个晚近兴起的宗教的表征），远方蹲伏着伦敦郊区一堆堆低矮的房子，天空灰蒙蒙的，弥漫着无数工厂排放出的废气。

我们应该感到悲伤吗？拉蒙死得其所，他的葬礼也够体面，而且，他的葬礼是免费的——替拉蒙办理后事的那家殡仪馆，车子在半路上抛锚，拉蒙死的前几天碰巧路过那个地方，自告奋勇，帮他们把车子修好了。

就这样，小时候，印度存活在我的心灵中，是我的想象力驻留的地方。它并不是后来我在书本和地图上认识的真实的印度。我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连贝弗利·尼克尔斯写的那本书《审判印度》（Verdict on India）都会让我感到很生气。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维持不了多久。第二年，印度独立了，而我对印度的兴趣也随之消散。我学会的一点印地语，如今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然而，把我跟我认识的那个印度分隔开来的，不仅仅是语言。在我看来，印度电影太过冗长沉闷，但却又让人感到不安——他们总是喜欢描写腐败的生活、痛苦的经历和死亡，连葬礼上的一首挽歌或一个盲人的悲叹，都可以改编成电影，风靡一时。诚如格兰茨出版社旗下一位作家指出的，印度人全都沉迷在宗教中（这位作家对这种现象似乎颇为赞许）。我既没有宗教信仰，对信仰本身也毫无兴趣，我无法崇拜上帝和圣人。因此，我没有机会接触到印度文化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

然后，从印度又涌来一拨新移民，但这个印度可不是金牙婆婆和巴布的那个印度，而是另一个不同的、在我看来跟我毫无瓜葛的印度。在我们眼中，这批来自古吉拉特[7]和信德[8]的商人简直就是外国人，跟叙利亚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关起门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那时我真担心，他们这样活下去总有一天会窒息死掉。这帮人成天只管拼命工作赚钱，难得出门走一走透透气。他们家中那些皮肤白皙面无血色的妇女，终年足不出户。凄厉哀怨的印度电影歌曲不断从他们屋里传出来，吵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他们对特立尼达的社会毫无贡献，也从不参加印度人族群的公益活动。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是一群精明狡黠的生意人。如今回想起来，我发觉，当时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其实也正是岛上其他族群对我们的观感。然而，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旅程还没终结，他们的私密世界还没开始凋零萎缩。他们时不时就回乡一趟，进行买卖和嫁娶活动，带来更多新移民。我们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

我来到了伦敦。这座城市变成我的世界中心，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我才来到这儿。但我迷失了。伦敦并不是我的世界中心。我被哄骗了，而我没别的地方可去。伦敦倒是一个让人迷失的好地方。没有人真正认识它，了解它。你从市中心开始，一步一步向外探索，多年后，你会发现你所认识的伦敦，是由许多个小区乱七八糟拼凑而成的城市，小区与小区之间阻隔着一片又一片阴森森的、只有羊肠小道蜿蜒穿过的神秘地带。在这儿，我只是一座大城市中的一个居民，无亲无故。时间流逝，把我带离童年的世界，一步一步把我推送进内心的、自我的世界。我苦苦挣扎，试图保持平衡，试图记住：在这座由砖房、柏油和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构筑成的都市外面，还有一个清晰明朗的世界存在。神话的国度全都消退隐没了。在这座大城市中，我困居在一个比我的童年生活还要窄小的世界里。我变成了我的公寓、我的书桌、我的姓名。

印度越来越近了。近乡情怯，尽管我极力克制，尽管我熬过了许多个年头，历经了伦敦的生活，克服了和各种各样的恐惧，模糊了对亚历山大港那位马车夫的记忆——印度，我童年生活中的神话国度，我对它的一点情感，这会儿又在我心中苏醒过来。我知道这是很愚蠢的感觉。我现在搭乘的这艘汽艇够坚实，也很脏。好天气和坏天气，各有一套收费标准。热浪一波一波袭来，令人浑身不适。放眼眺望，我们看见漫天迷蒙的热浪中幽然浮现出一座巨大的、繁忙的城市，它的居民，成群攀附在海港中其他船只上，看起来非常瘦小，预示着我们即将面对的那些可怕的事物。岸上的建筑物逐渐逼近我们。码头上的憧憧人影，渐渐变得清晰起来。那一排排建筑物洋溢着伦敦风情，散发出英国工业城市特有的气息。尽管心里早有准备，这幅情景乍然出现在我眼前，虽然有点眼熟，却也显得无比怪诞突兀！也许，所有的神话国度都是这个模样：阳光灿烂耀眼，景物灰暗破败，直到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海滨水湄都乱糟糟散布着一堆堆废弃物。

生平第一次，我发现自己变成了街头群众的一分子。我的相貌和衣着看起来和那一拨一拨不断涌进孟买市“教堂门车站”的印度民众简直一模一样。在特立尼达，印度人是一个独特的族群。在那座岛屿上，每一个族群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变成了那儿每一个人的属性和特征。在英国，印度人是与众不同的。在埃及，印度人显得更加独特。如今在孟买，每走进一家商店或餐馆，我总会期待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反应和接待，但每次都大失所望，感觉就好像被人剥夺了一部分自我似的。我的身份一再被人识破。在印度，我是个没有特点的人。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时遁入街头汹涌的人群里，霎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是特立尼达和英国制造的产品，我必须让别人承认和接受我的独特性。在印度，我渴望重申我的独特性，但我不知如何着手。

“您需要一副墨镜吗？先生，听您的口音，我猜您应该是刚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因此，您一定能够理解我说的话。您瞧，这些镜片能够调和阳光，提升色彩。由于这种镜片的发明与问世，先生，我敢向您保证，人类光学史上最新的一章已经写成了。”

原来，在这帮人眼中，我是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印度学生。我跟这位店主东拉西扯，聊得还挺开心，但我没买他推荐的那种镜片。我向他买了一副“克鲁克斯牌”太阳眼镜，贵得吓人。它的夹式镜框是印度制造的，我前脚才跨出店门，它就坏了。我实在太疲累了，不想回到店里，说着连我自己都觉得荒谬刺耳的欧式英语，跟店主理论。我躲藏在墨镜后面——镜片在破裂的镜框中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孟买市的街道白花花，在我眼前一个劲儿闪烁摇晃。我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缕游魂，悄无声息，一路走回旅馆，经过那个身材丰腴态度傲慢的英印混血女郎，经过那位獐头鼠目身穿黄褐色丝质西装的英印混血旅馆经理，钻进自己的房间，一头扑倒在床上。头顶天花板上一台电风扇兀自旋转不停。

[1]笈多王朝于公元320年至540年间统治印度北部，文治武功极为昌盛，是印度历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印度古典文学和艺术在这个时期发展至巅峰。

[2]巴纳拉斯，现称瓦拉纳西。

[3]切尔西区是伦敦的文化区，位于伦敦市西南部，泰晤士河北岸，艺术家与作家多居于此。

[4]卡帕多西亚，小亚细亚东部一个古国，公元17年被罗马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

[5]格洛斯特郡，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罗马古迹处处可见。

[6]小天使，基督教神话九级天使中的第二级天使，掌管知识，常以有翅的儿童姿态显现，十分可爱。

[7]古吉拉特，印度半岛西部一个地区，濒临阿拉伯海。

[8]信德，位于印度河下游，现在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首府为卡拉奇。

第二章　阶级

他们告诉我那个锡克人的故事。听说他离乡多年后回到印度，一个人坐在孟买码头上守着他那一堆行囊，默默哭泣。他已经忘记印度到底有多贫穷。这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故事——它的人物和情节安排，它的通俗剧色彩以及它的感伤，都流露出印度特有的风味和情调。然而，在这个故事中，最能够体现印度精神的却是它对贫穷的态度：对成天忙着其他事情、偶尔思索贫穷问题的印度人来说，贫穷能够在他们心中引发出最甜美的情感。哦，这就是贫穷，我们国家特有的贫穷，多悲哀啊！贫穷激起的不是愤怒与改革，而是源源不绝的泪水，是最单纯的一种情操。“那年，这家人变得那么贫穷，”备受读者爱戴的印地语小说家普林禅德在作品中写道，“以至于连乞丐都两手空空离开他们家门口。”这就是我们的贫穷：让人感到悲哀的倒不是乞丐本身，而是这群叫花子竟然两手空空离开我们的门口。这就是我们的贫穷：以印度各种语言文字写成的无数短篇小说中，这种贫穷逼迫一个又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出卖身体，赚钱偿付家人的医药费。

印度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因此，对它的贫穷感到愤怒是没有用处的。在你之前，多少初履斯土的外国人像你一样，看到了印度的贫穷，说出了你现在说的那些气话。不只是外国人，我们自己的子女从欧洲和美国回来时，看到家乡的贫困，肯定也会说出同样的气话。别以为只有你才会感到愤懑和不屑，只有你才会那么敏感。你也许会看到更多：你也许看过街头那一群群小叫花子脸庞上绽露的天真笑靥；在孟买市区人行道上，满街席地而卧的人群中，你也许看见过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小婴儿）相拥而睡，自成一个天地，自给自足，仿佛有一堵墙把他们跟外界（包括你在内）阻隔开来似的。在沁凉的孟买早晨，一家三口醒过来，看见你正睁着眼睛，瞪着他们瞧，心里肯定会觉得很别扭——正是你的凝视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你的义愤和不平惹恼了他们。你也许看见过那个独自在孟买街头过活的小男孩，他拿起一根扫帚，把他在人行道上的地盘打扫干净，铺上草席，然后躺下来。在他那瘦小的身躯和枯萎的脸庞上，你看见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的生活遗留下的斑斑烙痕，但他只管仰躺在地面上，自顾自地把玩着一把短小的蓝色塑料手枪。那成群穿梭在草席之间、走过街边一栋栋闪烁着广告和竞选标语的房屋的路人（包括你在内），他视若无睹，不理不睬，置身于孟买城中那浓浊的、热烘烘的空气中，这个小男孩竟能自得其乐。正是你的惊讶，你的愤怒和不平，剥夺了他身为人应该享有的生活权利。别急，你在这儿再待六个月看看。随着冬天的来临，会有一群新的观光客涌进孟买城。跟初来乍到的你一样，他们也会谈论印度的贫穷，也会表现他们的气愤。你会同意他们的看法，然而，内心深处，你却会感到莫名的恼怒，因为那时你会觉得，他们看到的也只是表面的现象而已。发现自己的感觉被别人如此精确地重现模仿，你是不会感到开心的。

十个月后，我重访这座城市，对自己当初抵达孟买时所表现的歇斯底里，感到颇为惊讶。天气比较凉爽了。在科拉巴区，家家庭院张灯结彩，五颜六色的圣诞灯饰从窗口探伸出来，繁星一般，闪闪烁烁映照着孟买城上那一片黑漆漆的天空。这座城市并没改变。我自己的一双眼睛却改变了。我已经见过印度的乡村：狭窄残破的巷弄，流淌着绿色黏液的排水沟，一间挨着一间、狭小逼仄的泥巴屋子，乱糟糟堆挤在一起的垃圾、食物、牲畜和人，肚腩圆鼓鼓、沾满黑苍蝇、身上佩戴着幸运符、躺在地上打滚的小娃儿。我亲眼看见过一个饥饿的小孩，蹲在路旁大便，身边一只癞皮狗虎视眈眈，等着吃小孩的屎。在安得拉邦[1]，我发现那儿的居民个头非常瘦小，身体十分孱弱，让人怀疑大自然是不是在开玩笑，把印度人的进化过程往后推。在这样的地方，悲悯和同情实在派不上用场，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希望。我感受到的是莫名的恐惧。我必须抗拒内心涌起的一阵轻蔑，否则，我就得抛弃我所认识的自我。也许到头来我感受到的只是深深的疲倦，就在歇斯底里的当儿，我心中骤然间感觉到一种宁静祥和。我终于学会了把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分隔开来。如今，我终于懂得如何区分美好的和丑恶的事物，如何区分彩霞满天的苍穹和那一群群在夕阳下干活、身形显得格外渺小的佃农，如何区分美丽高贵的手工艺品——黄铜器皿与丝织物，以及制作这些东西的那双干瘪瘦小的手，如何区分雄伟壮观的历史遗迹和蹲在废墟中大便的小孩儿，如何区分“物”和“人”。我终于领悟，在印度这个国家，你随时可以找到逃避的窍门。几乎每一座城镇都有一个比较祥和而且干净的角落，让你躲藏在那儿，疗伤止痛，恢复你的自尊心。在印度，最容易也最应该被视若无睹的东西就是那些最显眼的现实。因此，尽管出行前阅读过许多有关印度的书，但抵达这个国家后，我却发觉，这些著作并不能帮助我做好心理准备。

初抵印度，令人怵目惊心的现实宛如排山倒海一般直向我逼近，而我却不能像在亚历山大港、苏丹港、吉布提港和卡拉奇时那样，逃回船上去。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可以把丑恶的现实从美好的东西中（从自尊和自爱的领域中）分离出来，在它们中间画一条界线。滨海大道，马拉巴尔山，从卡玛拉·尼赫鲁公园眺望到的满城华灯、城中矗立的一座座帕西寂静塔[2]—这些景点是印度观光局所推销的孟买市，也是一连三天我们被三位热心的友人带去游览的地方。然而，另一个孟买，另一个令人心悸的孟买，却隐藏在这些观光胜地背后。这才是真正的孟买：里面居住着数百万身穿白色衣裳的人，宛如白色潮水般不断涌进和钻出“教堂门车站”，就像赶着去或离开一场无休无止的足球赛似的。这就是即将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孟买城：郊区那一条条宽广壅塞、纵横交错的马路，路旁乱糟糟挨挤在一起的店铺，高耸的廉价公寓大楼，破落的阳台，密如蛛网的电线和四处张贴的广告；戏院门口的印度电影海报，比英国和美国的电影海报还要清凉性感，剧照中的印度女明星，展示着比好莱坞姐妹们还要丰硕的臀部和乳房，浑身洋溢着无比旺盛的生殖力。隐藏在大马路背后的一户户人家，一间间庭院：密不通风，闷热不堪，静止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不知名堂的臭味，窗口显示的不是一窗椭圆形的灯光，而是满院子的晾衣绳、衣裳、家具和各式箱子，堆堆叠叠，乱成一团。通往北部的道路两旁，散布着一间间被花园环绕的红砖工厂。这些工厂令人联想起英国的米德尔塞克斯郡，唯一不同的是依附在工厂旁的，并不是一排排半独立式的或连栋住宅，而是一座座贫民窟和一堆堆垃圾。娼妓（印度报纸管她们叫“欢乐姑娘”）四处出没。可是，在这些大杂院中的一栋建筑物里开设三家妓院，阴沟和厕所臭烘烘的，连勒克瑙[3]出产的檀香油都遮盖不了，还能到哪儿去寻找欢乐呢？情欲就像怜悯，是希望的改良品。面对这种情欲，你只会感受到你的性冲动究竟有多脆弱。你犹豫不决，逡巡不前，不敢贸然探索。你把全副心神集中在你的厌恶上。手握棍棒的男子把守在妓院门前。这帮人究竟在防备谁，又在保护谁呢？暗沉沉的、臭气弥漫的走廊里，呆呆地坐着一群非常苍老、非常肮脏、整个身子萎缩得不成人样的妇人。这时你会觉得有些人是多么微不足道。这群妇人是清洁工，讲得白一点，就是专门服侍妓女（孟买市普罗大众心目中的“欢乐姑娘”）的用人。她们还算幸运，总算还有一份工作可做。就在妓院门口，你窥见到了印度那令人惊悸的、一个层级一个层级不断倒退的堕落。

我说“层级”，因为我们会渐渐发现，在印度，人类的堕落是经过缜密的测量和界定的，就像绘制地图一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印度的普罗大众（那一拨拨身穿白衣，有如潮水般汹涌在街头的人群）是不可能被分类或被评定等级的。这种情形就像印度的土地：尽管从火车上眺望，印度那广袤无垠的乡野是由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杂乱无章的田地所组成（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百姓随意处置他们的田地），事实上，这些土地全都已经被彻底勘察测量并绘成图籍，保藏在政府属下的各个收税区。在那儿，一捆一捆包扎在红布或黄布中的地契资料，堆积如山，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这得归功于英国人。他们不辞辛劳，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为的是满足印度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需求：界定和区分。界定自己，你就能够把你的自我从周遭人群中抽离出来，你就能够确定自己在社会的位置，你就能够摆脱印度那无所不在的随时会吞噬你的乱象——莫忘了，印度是一个无底洞，而“欢乐姑娘”的用人就坐在深渊边缘等着你。戴某种特定样式的帽子或头巾，留某一种型款的胡子，穿西装或穿政客们最喜欢穿的手织棉布服装，身上佩戴克什米尔印度教徒或马德拉斯婆罗门的阶级标志——这些东西全都是一个人的表征，证明你属于某一个社群，证明你是一个有价值，有正当职业，对社会有贡献的男人，就像保藏在收税区里的地契，证明你拥有某一块土地。

这种需求是普世的、全人类共通的，但印度人的做法却是独一无二的。“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这是《薄伽梵歌》的一段经文。早在莎士比亚笔下的俄底修斯之前一千五百年，印度的史诗已经在倡导阶级观念了，而它的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今天。在旅馆负责整理床铺的服务生，若被客人要求打扫地板，他肯定会觉得受到侮辱。在政府机关办公的文员，决不会帮你倒一杯开水，就算你昏倒在他面前，他也无动于衷。你如果要求一个建筑系学生画图，他肯定会把它当作奇耻大辱，因为在他看来，身为建筑师却从事绘图员的工作，不啻是自甘作践。就是这个缘故，蓝纳士（根据他办公桌上竖立的一块三角形木牌，他的正式职称是“速记员”）才会拒绝上司的要求，把他用速记法写下来的一封信函，用打字机打出来。

蓝纳士是在政府机关中服务的文员，月薪一百一十卢比，觉得非常满足，直到月薪六百卢比的公务员马贺楚被调到他的部门，担任他的上司，情况才改变。马贺楚出身东非共和国一个印裔家庭，在英国大学受教育，后来被派到欧洲工作，最近才回到印度。蓝纳士和他那伙月薪一百一十卢比的同事，私底下很瞧不起从欧洲回来的印度人，但对马贺楚这位长官，他们却颇为敬畏，因为他们听说这人很厉害。据说，马贺楚熟读《公务员行为守则》的每一个篇章和每一项条文，他了解自己的职责，也知道自己享有哪些特权。

新官上任没多久，马贺楚就把蓝纳士召唤进办公室，以很快的速度向他口授一封信。这难不倒蓝纳士。他把上司讲的每一句话记录下来，得意洋洋，回到他那张标示着“速记员”的办公桌。那天，长官没再召唤他，但隔天早晨他一进办公室，马贺楚就把他叫进去。蓝纳士进得门来，看见上司铁青着一张脸孔，气咻咻的，两撇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小胡子直往上翘，两只眼睛只管瞪着他。马贺楚刚洗过澡，刮过胡子。蓝纳士望望长官身上穿着的那套欧洲剪裁定制的灰色西装，再看看他脖子上系着的那条英国大学领带，然后低下头来，瞧瞧自己那身松松垮垮的白色长裤和领子敞开、下摆拖得长长的蓝色衬衫，心里不免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然而，他表面上却依旧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在蓝纳士看来，长官向下属发脾气，不管什么原因，都是挺自然的事——他自己也常常无缘无故责骂每天两次前来孟买市玛哈姆区帮他打扫公寓厕所的清洁工。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发发脾气骂骂下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它只是在显示两人之间身份的差别和阶级的不同。

“你昨天记下的那封信，到底怎么了？”马贺楚劈头就问，“昨天，你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打好，拿进来让我签名呢？”

“还没让您签名吗？真对不起，我马上就去查查看。”蓝纳士出去一会儿，然后回来向上司报告：“长官，我已经催过打字员奚雷拉尔，但他这几天实在很忙，手头上有一大堆信件要打。”

“奚雷拉尔？打字员？难道你不会打字吗？”

“哦，不，长官，我是速记员。”

“你以为速记员是干什么的？从今天起，我向你口授的信函，你都得自己动手打出来，明白吗？”

蓝纳士的脸色嗖地一白。

“听到没有？”

“长官，那不是我的工作。”

“不是你的工作？好！现在我就向你口授一封信。午餐之前你把它送回来，让我签名。”

马贺楚开始口述。蓝纳士颤抖着手，握住钢笔，歪歪斜斜记下长官口授的内容。口述完毕，蓝纳士朝向马贺楚一鞠躬，转身走出上司的办公室。下午，马贺楚按了按桌上的蜂音器，召唤蓝纳士进来。

“你今天早晨记下的那封信，在哪里啊？”

“还在奚雷拉尔那儿，长官。”

“昨天那封信，现在也还在奚雷拉尔那儿。我不是吩咐过你，从今天起，我向你口授的每一封信，你都得自己动手打出来吗？”

蓝纳士不吭声。

“那封信在哪里？”

“报告长官，那不是我的工作。”

马贺楚举起拳头，猛一敲桌子。“今天早晨，我们不是讲清楚了吗？”

蓝纳士也以为事情早已经讲清楚了。“长官，我是速记员，不是打字员。”

“蓝纳士，听着，我要向上面举报你抗命。”

“那是您的权利，长官。”

“别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肯帮我打字，对不对？让我听你亲口说一次。你说：‘长官，我不愿意帮您打字。’”

“我是速记员，长官。”

马贺楚把蓝纳士打发出办公室，然后自己去见部门主管。长官让他在接待室等候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叫进去。这位老先生今天已经够累的了，但他还是打起精神，接见马贺楚。他知道，像马贺楚这种刚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个性都有点毛躁，求好心切嘛。可是，在他这个部门，以前从没有人要求速记员打字呀。当然，从宽解释，速记员的职务或许也包括打字。但这样来定义打字员未免太宽泛了点儿。何况，这儿是印度。在这个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得考虑考虑对方的感受。

“报告长官，如果这真是您的看法，对不起，我只好把这桩案子呈报‘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让他们来处理。我现在向您举报蓝纳士抗命，然后通过您，要求委员会对速记员的职务展开全面的调查和质询。”

主管叹了口气。马贺楚简直在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这小子偏要把事情闹大，也只好由他了。展开这样的一项调查，肯定会给他这个部门带来一大堆麻烦：成堆的文件、问询和报告。

“马贺楚，你就劝劝他吧。”

“请问长官，这就是您对这件事情的结论？”

“结论？”主管支支吾吾，“我的结论是……”

电话铃响了。主管伸出手来一把抓起电话，回头朝马贺楚笑了笑。马贺楚立刻起立，告退。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马贺楚发现蓝纳士并没遵照他的吩咐，把打好的信摆在他桌上，让他签名。他立刻按了按桌上的蜂音器，把蓝纳士召唤进来。蓝纳士应声出现在长官面前。他绷着脸，弓着腰，把拍纸簿紧紧搂在穿着蓝衬衫的胸前，眼睛只管瞪着脚上那双鞋子。这副恭顺严肃的德行却也遮掩不住他脸上流露出的那股得意和兴奋。原来，他已经知道马贺楚去见过主管，而且他也明白，主管根本不吃马贺楚那一套。他没受到任何惩处，连一句训斥也没有。

“蓝纳士，我现在向你口述一封信，记下来。”

蓝纳士打开拍纸簿，掏出钢笔，开始在画线纸上歪歪斜斜涂写起来。他越写心里越慌，背脊忍不住冒出冷汗。原来，马贺楚要他记下的这封信，是要求主管把他开除，罪名包括：抗命、未能胜任速记员的工作、顶撞上司。把一件事情记录在文件上，已经够严重的了，更糟的是，这封信会交到奚雷拉尔手里，让他用打字机打出来。蓝纳士这次肯定要受羞辱了。他咬紧牙关，强作镇定，把长官口授的信函一字一字记录下来，然后垂着头，等待长官开释。马贺楚终于把他打发出办公室。蓝纳士如逢大赦，立刻逃到主管那儿。他在接待室苦苦等候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被传唤进去见主管，但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

那天下午五点钟，蓝纳士伸手敲了敲马贺楚办公室的门，然后恭恭敬敬站在门口，等待召唤。他手里捏着一沓打好的信函，哆哆嗦嗦，一个劲儿颤抖不停。马贺楚抬起头来，看见蓝纳士眼眶里噙满泪水。

“啊！”马贺楚说，“奚雷拉尔终于加把劲，把我的信全都打好了。”

蓝纳士一声不吭跑到马贺楚办公桌旁，把手里那沓信函放在桌面那块绿色的吸墨纸板上，扑通一声，双膝下跪，整个人趴在地上，双手合十，触摸马贺楚脚上那双油光水亮的皮鞋。

“起来！起来！这些信是奚雷拉尔打的吧？”

“我打的！我打的！”蓝纳士跪伏在地板上铺着的那张破旧的草席上，只管哀哀啜泣起来。

“把你们当人看待，你们就来劲了，开始作怪了。把你们当畜生看待，你们就乖了，趴在地上像狗一样。”

蓝纳士一面啜泣，一面伸出手来不停抚摩擦拭马贺楚的皮鞋。

“从今天起，你愿意帮我打字了？”

蓝纳士伸出额头，一个劲碰撞马贺楚的皮鞋。

“好吧，咱们现在就把这封信给撕掉。在我们这个部门，要想提高办事效率，也只好用这个方法了。”

蓝纳士泪眼汪汪，不停地在马贺楚鞋子上磕头，直到那封信的正副本全都被撕成粉碎，扔进废纸篓，他才站起身来，擦干眼睛，跑出办公室。这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现在，他跟随满街推推挤挤的人群踏上归途，回到他那套坐落在孟买市玛哈姆区的公寓。一时间，他还不习惯面对这个新世界给他带来的耻辱。他心灵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他的自尊）被人侵犯了。若不是担心他会一头栽进那个无底深渊，他怎会容忍这种侵犯呢？这是人生中一出小小的悲剧。他已经学会服从，他应该能够存活下来。

类似的悲剧在孟买不断上演着，在无数男人（就是我们在街头看到的那一群群身穿白衣步履轻快的上班族）心中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就像世界上每一座城市的上班族，朝九晚五，这些男人每天匆匆出门，匆匆回家。媒体上的广告全都是为这些男人设计的，电车为他们按时行驶，电影海报把目标指向他们。瞧，海报中的女明星，一个个浓妆艳抹，搔首弄姿，争相向这些男人展示她们的豪乳丰臀——她们是古代印度雕像中那些女神的后裔，而这些女神像，跟创造她们的人分开之前，一直代表印度普罗大众内心中那股卑微的悲剧性渴望。

印度社会和它所遭受的亵渎，对身穿意大利式西装、打着英国大学领带的马贺楚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经历。在东非、英国大学和欧洲待了这么些年，他带着殖民心态回到印度，恍若一个异乡人，难免觉得格格不入。在自己的祖国，马贺楚举目无亲。他只是一个月入六百卢比的人，因此，平日他也只能够跟月入六百卢比的其他人交往。但在这个阶层，像马贺楚这种刻意扬弃阶级标志（食物、种姓和服装）的“外人”，毕竟不多。他很想结婚，而这也是他父母亲的愿望。但他抱着殖民者的心态求亲，眼光未免太高了些。“别打电话来。我们会打过去给你。”“谢谢你对这门亲事感兴趣。等我们把应征者的数据处理完毕，我们会通知你。”“我们并不觉得，月入六百卢比有什么了不起。”最后这句话可是女方家族的长子说的。马贺楚觉得，如果再降低标准，那就只好到乡下找老婆了。就这么样，马贺楚的终身大事一再蹉跎。久了，连他父母亲也灰心了。马贺楚满肚子怨气，但也只能向朋友们发发牢骚。

马立克就是常常听他诉苦的朋友。在印度，马立克也是一个“新鲜人”。身为工程师，他月入一千两百卢比，比马贺楚多一倍，但两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经常聚在一块儿互吐苦水。他居住在孟买高级住宅区一套设备完善的公寓。以伦敦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在孟买本地人眼中，他的生活非常优渥奢华，令人艳羡。可他一点也不快乐。能力都不如他的欧洲籍工程师，在印度人经营的公司充当专家顾问，月薪高出他三倍，只因为他们是欧洲人。这就是马立克的遭遇。游子返乡，但在孟买，他却永远是个异乡人，甚至比那帮应聘前来担任客座的欧洲技师，还要像一个外人——印度公司的大门，永远向这些老外敞开。凭马立克的能力，他绝对有资格晋升“管理阶层”，担任初级行政主管，但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好几次他向别的公司试探，结果却都碰了一鼻子灰。他是一位工程师，这很好。他从北欧留学回国，那更好。他现在服务于一家有名望的跟欧洲关系密切的印度公司，这更让人刮目相看。然后对方问他：“你有车吗？”马立克没有汽车。事情就这么样吹了。对方甚至还没问起他的家世和出身。

坐在他那套过时的现代主义风格公寓里，马立克只顾哀哀诉说着。最近这阵子，他心灰意冷，实在提不起劲来把屋子好好收拾整理一下。整个公寓乱糟糟的：横七竖八的书架、四处摆放的陶艺品、堆满杂物的咖啡桌。访客稀落，把屋子收拾得再整齐，给谁看呀？就像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女孩，花了一番功夫细心打扮，准备出门。时髦的家具就如同时髦的衣裳：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赞赏，只会让你感到更加悲伤。凌乱的咖啡桌上摆放着一张镶在镀金框子里的巨大照片。照片中的女孩是白种人，长得很漂亮，一头褐发披肩，脸颊两旁的颧骨高高凸起。我没问他这女孩是谁，但马立克后来主动告诉我，这女孩早已经死了——多年前，在北欧家乡。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录音机播放马立克在欧洲留学时录下的歌曲（天哪，这些歌曲连我都觉得古老）。就这样，我们坐在孟买城中一套公寓里。周遭环绕着一个又一个光影迷离的街道，底下闪烁着弧形的滨海大道灯光。就这样，我们坐在中央摆放着北欧姑娘遗照的客厅，一面聆听那一首又一首哀伤而古老的歌谣，一面翻看那几本不知被人翻了多少次的相簿：披着大衣的马立克、马立克和朋友们、马立克和那个女孩。照片的背景不外乎是白雪皑皑或松树丛生的高山，再不然就是露天咖啡座。马立克和马贺楚哥俩，一个月入一千两百卢比，一个月入六百卢比，这会儿聚在一块，相濡以沫（书架上摆着几部易卜生原文剧作），暂且忘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耻辱，暂且沉湎在回忆里：遥想当年，在北欧留学，身为一个男人和学生就已经足够被社会接受，而身为印度人，更为他们的身份增添些许神秘的魅力和光彩。

十三四岁那年，吉凡离开家乡的村子，到孟买找出路。在这座大城市，他举目无亲，晚上只好在人行道上打地铺。好不容易，他终于在法特区一家印刷厂找到工作，月薪五十卢比。他没找房子，晚上依旧睡在人行道上。根据孟买的习俗，你只要在人行道上同一个地方一连睡几天，这个地盘就归你所有，别人不得侵占。吉凡能读能写，天资聪颖，待人殷勤。在孟买混了几个月后，他就开始帮他那间印刷厂承印的一家杂志拉广告。老板一再给他加薪。这小子如果好好干下去，厂长的位子早晚是他的。突然有一天，他跑进老板的办公室，向他提出辞呈。

“我总是留不住好员工！唉，这是我的命，”老板说，“我苦心栽培他们，训练他们。把本领学到手，他们就离开我了。你找到什么样的新工作啊？”

“老板，我还没找到新工作。我想请你老人家帮我找找看，可不可以呢？”

“啊！原来你要求我给你加薪。”

“您误会了，老板。我不是来向您要钱。这阵子每天骑着脚踏车在街上跑，我觉得有点累，而且我也不再年轻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我希望拥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只要能在办公室工作，薪水少一些也不打紧。老板，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

吉凡已经拿定主义。老板心肠很好，二话不说，就把这个得力助手推荐给另一家公司。晋升为办公室职员的吉凡，工作十分勤快，对老板忠心耿耿，一如当初他在印刷厂工作时那样。老板十分器重他，没多久，就把整个公司交给他管理和经营。吉凡省吃俭用，存下八千卢比，相当于约六百英镑。他利用这笔钱购买了一部出租车，以每天二十卢比的租金（马贺楚一天的薪水）把它租给别人开。他继续在公司工作，但他依旧睡在人行道上。吉凡那年二十五岁。

华桑特在孟买一座贫民窟长大。小小年纪，他就离开学校，出外找工作。一大早他就跑到孟买市证券交易所周围徘徊逡巡。厮混久了，所里的交易员都认得他，隔三岔五差遣他到外面去办点事，帮他们跑跑腿。华桑特渐渐地变成了交易员们专用的信差，替他们送电报。一天，一位交易员把一封电报交给华桑特，要他拿到电信局拍发，但没给他钱。“没关系，”交易员告诉华桑特，“月底他们会跟我结账，把账单寄给我。”就这样，华桑特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商业机密：如果你每个月拍发的电报超过一定的数量，电信局就会让你赊账。于是他灵机一动，向证券交易员们提议：每天，他到交易员办公室收取电报，拿到电信局拍发，月底结账。他只收些许服务费，但集腋成裘，没多久他就存了一笔小钱，甚至可以租下一个小房间，充当电报收发室。收进来的每一封交易员电报，他都仔细看过一遍。没多久，他对证券市场的运作就了如指掌。他开始进场买卖股票，着实赚了一笔钱，变成一个富翁。如今他年纪大了，在孟买商界也有了一点地位，他在高级商圈拥有一间装潢颇为高雅的办公室，雇用了一个接待员、许多秘书和职员，但这只是充门面而已。重要的工作，他都拿到那间狭小拥挤的电报收发室去做，因为在别的地方，他实在没办法静下心来思考。当初过穷日子时，华桑特白天从不进食，发迹后，他依旧保持这个习惯。白天吃东西，会让他觉得昏昏欲睡，提不起劲来做任何事情。

在印度，制作皮革的工人是最低贱最肮脏的一种人。因此，在阶级意识十分强烈的印度半岛南端，发现有两位出身婆罗门阶级的兄弟，竟然从事这一行，心里难免会感到非常诧异。他们的工厂规模不大，却也自给自足：住家、工作坊和占地四英亩的菜园。兄弟俩，一个身材比较高瘦，身体强健，成天在城中各处奔走拉生意，争取订单，他的眼光十分敏锐，对外国皮革制品（公文包、日记簿封面和照相机皮套）的最新型款和设计都了如指掌。另一位兄弟身材比较肥胖，个性沉稳，负责管理工厂，监督工人干活。兄弟俩感到最得意的，是时不时就会有一位顾客对他们说：“这真的是你们自己做的吗？看起来像进口的。我敢打赌这肯定是美国货。”每次听到这种赞美，兄弟两个就会乐得一个劲儿扭动身子，哧哧笑个不住。对于“劳资关系”（这是那位身材比较高瘦，星期天早晨会穿着汗衫和卡其色短裤的兄弟的用语），他们两人的看法倒是很开通进步的。“你必须想法子，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工作。我不能做这种工作。我也不能让我的儿女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必须想法子，让工人们开心。”从街上捡来的一个“流浪儿”，刚开始在皮革工厂干活，日薪一卢比，干到十四五岁，薪水调高到每天四个卢比；制作皮革的师傅，月薪一百二十卢比，外加一笔年终奖金，约莫两百四十卢比。“对！”另一位兄弟接着说，“你必须想法子让他们开心。”这家工厂生产的皮件全都是手工制造的。为此，兄弟俩感到颇为自豪，但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却是创建一座以他们的姓氏为名的“工业园”。他们出身一个贫穷家庭。刚开始时，他们制作信封。今天，他们的工厂除了生产皮件，也制造信封。在工厂一个角落，一个男孩站在堆集得十分整齐的一沓信封纸上头。一位师傅挥舞着一把宽刃大刀，把男孩脚趾旁的纸张剁成一块块。其他男孩蹲在另一个角落，把依照规定样式切割好的纸张，折成一个个信封。这两位兄弟的身家财产，总值七万英镑。

在印度的阶级体制中，稍稍逸轨，出外冒点儿险是被容许的，但阶级意识早已根深蒂固，没有一个印度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它就像一种肉体的渴望：商场大亨一天到晚窝在他那间狭小简陋的办公室，舍不得离开；崛起中的年轻企业家，依旧睡在人行道上；出身婆罗门阶级的皮件制造商，不让儿女介入这个行业，以免遭受污染。西方新世界输入的现代商业机制（股票买卖、电报、劳资关系、广告等等），表面上看起来跟印度社会格格不入，但实际上，这些玩意儿全都已经被吸纳进阶级制度中，与之融为一体。很少印度人能够置身于阶级体制之外。马立克和马贺楚是例外。对印度社会所能提供的、所能容忍的那种冒险，他们不感兴趣，但他们的愿望和野心，却不能见容于印度社会，因为它会带来纷扰不安，破坏社会的稳定。排斥阶级标志（服装、食物和职业）就等于排斥阶级制度本身，结果，马立克和马贺楚发现，他们被这个社会遗弃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他们竟然寻找积极进取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式的冒险，难怪会到处碰壁。

“不义的混乱一旦在社会蔓延开来，女人就会犯罪，变得不贞洁。女人一旦失贞，克里须那啊，种姓就会混淆，社会就会紊乱。”这句话也是出自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但你大可不必担心，即使在今天的印度，也不可能发生种姓混淆，社会紊乱的现象，更不可能让老百姓恣意越轨，冒险犯难，尽管每个星期天早晨，老旧的英国俱乐部都会举行宾果游戏，尽管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英国八卦报纸《每日镜报》黄色首版的海外版（身穿莎丽装的印度女士伸出玉指，争相购阅）和《女性杂志》的亮丽封面（上街购物的美艳少妇，把它当作阶级标志搂在怀里，身后跟着手挽菜篮，亦步亦趋的用人）。尽管在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的夜总会，你可以听到乐队弹奏哀伤的乐曲，英印混血女歌手握着麦克风，演唱哀伤的歌谣，看客们说着过时的英国俚语，高声谈笑：“哦，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扔到那儿去吧。”“哟，我的妈呀！”在这种场所大伙儿都使用英国名字：邦迪（Bunty）、安迪（Andy）、弗雷迪（Freddy）、吉米（Jimmy）和邦尼（Bunny）。这些人可都是真实的。他们身上的装扮（外衣、领带和领子）和他们嘴里的英语，使他们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像极了英国的邦迪、安迪和弗雷迪。但那只是表面而已。实际上，安迪是安南德（Anand），丹尼（Danny）是丹德华（Dhandeva）—这都是典型的印度名字。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将来他们子女的婚姻也得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生命中遭遇任何疑难，他们都会去找占星家，请求他指点迷津。舞池中每一对翩翩起舞的男女，都受命运之神眷顾。度完假，搭乘邮轮从果亚返回孟买的帕西教徒（可能是弗雷迪的朋友或远亲），也许会聚集在船舱中，旁若无人，引吭高唱英美流行歌曲《芭芭拉·艾伦》《白杨树丛》和《我不是铁石心肠》。但他们在孟买创造的那个欢乐的小英国，却具有强烈的德鲁伊教色彩。他们崇拜火，他们的教义褊狭而诡秘。在他们人生旅程的终点，矗立着阴森森的“寂静塔”，门口镌刻着古代图腾，墙后举行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

与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人不同的是，对这儿的印度人来说，内在和外在世界是分不开的。两个世界和平共存。印度只是假装成殖民社会，因此，它的荒谬很容易显露出来。它的模仿既是殖民地式的模仿，又不纯然是殖民地式的模仿。那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特有的一种模仿——这个古国，在过去一千年间，并未拥有自己的王室和本土贵族统治阶层，早已经学会挪出一些空间（但那也只是在社会的顶层）容纳外来的入侵者。在这一千年中，外在的模仿对象不断变换，但内在世界永远保持不变，而这正是印度人生存的秘诀。因此，像奥文顿这样的一位十七世纪末期的旅行家，他所撰写的旅游指南，直到今天，在很多方面仍旧适用于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前，印度人模仿的对象是莫卧儿人[4]，未来，他们也许会模仿俄国人或美国人，今天，他们模仿英国人。

“模仿”也许是一个太苛刻的字眼，不太适合用来描述影响印度社会这么深远、这么广泛的东西：建筑物、铁路、行政体系、公务员的培训和经济学家的养成。描述一位印度科学家特有的行为比较适当的字眼也许是“精神分裂”：就任新职位之前，他会事先请占星家替他选个良辰吉日。但我还是坚持要用“模仿”这个词，因为取得了很多成就，这种“精神分裂”的症状就被掩盖了，因为我们看到的现象，有太多只是单纯而荒谬的模仿，令人啼笑皆非，而根据我的观察，在全世界各色各样的人种中，印度人最具模仿天赋。那位第一次跟我见面的印度陆军军官，乍看起来，跟英国陆军军官简直一模一样。他刻意把自己装扮成英国人：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全都是英国式的，连喝酒也讲求英国品位。摆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社会，这种印度式英国模仿简直就像一首狂想曲。你越看就会觉得越荒谬。你刚抵达印度时的感觉，渐渐获得了确认和证实：印度人模仿的并不是真实的英国，而是由俱乐部、欧洲老爷、印度马夫和用人组成的童话式国度—“盎格鲁-印度”。整个印度社会仿佛被一个漫不经心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说他漫不经心是因为这个骗子玩够了，不感兴趣了，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那帮“盎格鲁印度人”，每个星期天早晨，成群拥进加尔各答的教堂，膜拜早已经被它的欧洲子民遗弃的神祇，留下弗雷迪和他那满口英国俚语：“安迪，把你的外套脱下来，扔到那儿去吧。”留下那个同样满口怪腔怪调的印度陆军军官：“唉，我的天！今儿个我感到好累！”这个骗子还留下一大堆词汇，诸如“民防线”“兵营”和“开小差”……这些充满魔幻色彩的字眼，如今已经被印度人全盘吸收，变成“印度化的盎格鲁-印度”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度，主宰大众品位的是琐碎无聊、充斥着八卦新闻的《女性杂志》和《每日镜报》，而霍克斯比太太就像住在城郊的米勒曼特[5]，是优雅举止的权威。

社会顶层倒还存留着一些空间。在这一股模仿风潮中，一个新贵族阶级渐渐形成了，崛起了，但它的成员并不是政客和公职人员，而是那群在外国（主要是英国）公司服务的企业主管。印度人管这帮新贵叫“箱贩”。当初保留给外国人和征服者的特权，如今全都归属他们。这个新兴商业阶级，也正是马立克（每月“支领”一千两百卢比的工程师）和马贺楚（月薪六百卢比的公务员）全心全意追求的目标，却不得其门而入。两人失望之余，就开始讥笑起这批新贵来。我们现在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一等哦，就像他们比蓝纳士高一等那样。记得蓝纳士吗？那个身穿印度式宽松白色棉布裤子，下班后赶搭通勤火车回到玛哈姆区公寓房间的速记员。而蓝纳士又比佛法特路那位“欢乐姑娘”的用人高一等。至于低贱的帕西教徒，那就更不用说了。度完假，搭乘邮轮从果亚返回孟买，同乘一艘船，我们却根本听不到他们引吭高歌《阿夫顿河水慢慢流》。

邦迪是一位“箱贩”。全印度的人都妒忌他，嘲笑他。“箱贩”这个名称的来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身为企业新贵的邦迪，有时也会半开玩笑地说，这个名称肯定跟街头小贩的箱形摊子有关，但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是，它源自英印时代仆人身上背的文件箱——英国小说家吉卜林在《自述》中曾经以感性的语气提到这种箱子。别人都羡慕邦迪拥有公司提供的一套豪华公寓、一份高得离谱的薪水和一种特殊的本事：他能够跟现实的印度（独立后的印度）保持距离，心里却不会感到愧疚。这种疏远也引起别人的不谅解，让他饱受奚落。他是个好靶子。在商贾阶级中，邦迪是新入门的人，而这个阶级非常古老，虽然从事买卖，但受过征服者的提携奖励，俨然变得高贵起来。邦迪就是受到这两样东西吸引（征服者的光环和做生意的利润），才决心加入这个阶级。

邦迪是“好人家”的子弟，祖上当过兵，干过公务员，甚至有人说他们家拥有贵族血统。他们家脱离真正的纯粹的印度已经有两三代了。跟他父亲一样，邦迪可能就读过说印度语或英语的公立学校，上过说英语的大学（本地有两所英语大学），在那儿学会了英国腔调的英语——这种口音，到现在他还努力保持着，尽管他没办法完全摆脱印度人讲英语特有的怪腔调。他结合东西方两种文化，自认“心胸开阔”。他让他的印度名字转化为最近似的英语名字，就像征服者口中的印度地名。佛道斯（Firdaus）变成了英语中的弗雷迪（Freddy），詹姆谢德（Jamshed）变成了吉米（Jimmy）。至于昌德拉谢卡尔这个典型的印度名字，实在没办法转化为近似的英语名字，只好变成最普通的英语名字“邦迪”或“邦尼”了。邦迪知道，身为旁遮普省的印度教徒，如果他敢娶孟加拉省的穆斯林或孟买市的帕西女子为妻（虽然在目前这个阶段，这样做需要一点点勇气），对他的前程肯定大有帮助，因为大伙儿都会说，他自诩“心胸开阔”，这可不是胡说。邦迪摆脱了一个禁忌，却不能不遵守另一条戒律：你千万不能把吉米（他那间陈设简单的冷气办公室，是跟别人共享的）带到安迪家做客（他那间陈设豪华的办公室，可是一个人专用的），否则就会触霉头，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

邦迪的祖父也许抽着水烟袋，又也许是在一个脏兮兮的房间斜躺在长枕上，跟客人谈买卖。邦迪做生意，则是在俱乐部跟客户边喝边谈，或是在高尔夫球场上边挥杆边谈。“箱贩”的圈子很小，对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兴趣，但雇主却要求他们学会打高尔夫球，以便建立“人脉”。因此，在全印度的乡村俱乐部，你常会看到邦迪和安迪两人，郁郁寡欢，徜徉在高尔夫球场上，陪客户挥杆——每次走进南印度班加罗尔城的蒙蒙细雨中，安迪总会怀念起英国的雨季。他们这个圈子还保存着其他一些传统，因城市而不同。在加尔各答，每个星期五下午，他们聚集在周林希区一家叫费尔波的餐馆，举行狂欢派对，痛饮一番。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时候，他们举行这种派对是为了送别启航去往英国的邮轮，顺便庆祝周末的来临（那时每周工作四天半）。如今，寄往英国的邮件都是飞机运送，但阶级意识强烈的邦迪却坚持保留这个传统，尽管在一般印度人心目中，它的起源并不怎么光彩。邦迪可一点都不会感到尴尬。

一般印度人觉得邦迪很滑稽可笑，因为在他们眼中，邦迪的行径和作风实在有点怪诞：他让他那从小讲英语的儿女们喊他“爹地”；他刻意模仿西洋人的礼仪，一看到妇道人家走进房间，就霍地站起身来；他讲究室内装潢，强调西方品位；他把浴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准备一大堆毛巾，让如厕的客人随时取用（在印度，这可是打扫厕所的用人干的活儿——印度家庭的厕所和厨房，是访客心中的最大梦魇）。但邦迪可不是一个小丑。他刻意和现实的印度保持距离，但他可也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欧洲人。他欣赏欧洲的迷人光彩和魅力，然而，天天跟欧洲人接触，基于民族自尊，他不得不在这帮老外面前保持印度人的身份。他努力融合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也许太过努力了，以致他对印度艺术和手工艺品的赞助，在别人眼中，跟外国游客的品位实在没什么两样。他家客厅墙上悬挂着当代印度织锦和好几幅来自康格拉、巴索里和拉贾斯坦的古怪素描画。印度画家贾米尼·罗伊的一幅色彩鲜艳的充满东方市集风情的作品，竖立在毕加索的石版画和法国画家希斯里的复制作品旁边。邦迪家日常吃的食物，糅合印度和欧洲风味，但他平日只喝欧洲酒。

邦迪家中的这些糅合东西方风格的陈设，反映出来的是他更深层的自我，而这是他的朋友和敌人从不曾察觉到的。事实上，邦迪只是假装成一个殖民者。在他自己心目中，他跟每一个人都平等，但同时却又高出大多数人一等。在他心灵中，就像在每一个印度人心灵中，内在世界依旧保持完整，不曾遭受任何侵犯。邦迪也许会欣赏他妻子和儿女的一身白皙诱人的肌肤，甚至会为它感到自豪。他也许会努力装出一副轻率、不屑的态度和口吻，要求你仔细观察他子女的肤色。你会发觉，他们的白皙并不是欧洲人的那种白皙（在邦迪看来，欧洲人的白皙就像罹患白化症的印度人，显得很不健康）。事实上，尽管欧洲人备受荣宠和嫉妒，人人都以模仿欧洲人为荣，但在印度人心目中，欧洲人却是“不洁”的民族。邦迪和客居印度的欧洲人同属一个社会阶层，但内心深处，邦迪却隐藏着一股强烈的排他的古老雅利安人种的意识。出于这个缘故，英印混血儿皮肤再白皙，思想再英国化，也不可能打进邦迪的社交圈子，除非他们拥有显赫的家世。在印度，英印混血儿只能以外人的身份存活在社会的下层。（事实上，他们也不想永远待在印度。他们的最大梦想是移民到英国。果然，他们来到了英国——皮肤比较白皙的则移民到白色的澳洲。来到伦敦后，他们聚居在福里斯特希尔这类地方，形成一个个闭塞且哀伤的小聚居区。每个星期天，他们穿着很短的衣裳上教堂做礼拜——这身装扮在印度会被视为“反印度”，在英国则被看成“非英国”，充满殖民地风情。《女性杂志》和《每日镜报》一上市，他们就争相购阅。他们的浪漫梦想总算实现了。）邦迪对待欧洲的态度，就像一位好色的清教徒：他瞧不起被他诱奸的女人。

礼拜天早晨，邦迪总会邀请朋友到他的公寓喝酒。如果他住在孟买，这套公寓肯定坐落在马拉巴尔山，如果他住在加尔各答，他的寓所肯定远离为他的工厂提供劳力的贫民窟。

“昨天，我陪副局长打了几洞高尔夫球……”这是安迪说的。

“呃，局长告诉我……”

邦迪和安迪说的可不是生意。他们讨论的是中印边境战争[6]的事。在这种时候，他们竟然感到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结识了一位权贵人物。他们的谈话让人感到不安，倒不只是这个原因。我们听到的是一种非常奇特、非常诡异的闲谈。我们应该怎样描述这种谈话呢？它不偏不倚，只陈述事实，不作任何结论。听到这种谈话，你会恨不得站起身来，走到邦迪和安迪面前，抓住他们的肩膀，使劲摇一摇，对他们说：“说出你自己的意见，告诉我们，你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至少你应该说：‘如果我是国防部长，我会怎样怎样。’告诉我们，你究竟站在谁那边。不要老是装出一副漠然的无动于衷的模样，仿佛在谈论跟你们无关的一些小灾祸似的。生气呀，激动呀，为印度的安全担忧呀，设法把你们那零零碎碎的闲聊串联起来，理出一个脉络，好让我们了解你的看法和立场，就算你的看法有偏颇，充满偏见，也没关系。瞧你们现在这副德行！就好像在谈论知名的历史事件似的。”

听了他们之间的闲谈，我们不免开始怀疑邦迪和安迪两人，表面装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开始察觉，他们内心中有一个隐秘的世界，他们随时可以退缩进去，却很难真的进入。霎时间，这栋公寓仿佛悬浮在一个太虚幻境中。真实的印度就在大门外，近在咫尺，然而，住在这栋公寓的人却拒绝承认它的存在，眼不见心不烦：满街出没的乞丐，纵横交错的臭水沟，骨瘦如柴、面如菜色的成年人，肚腩鼓胀、身上爬满黑苍蝇、躺在垃圾堆中悲伤哭泣的小孩儿，市场中满街散布着的一堆堆牛粪和人屎，成群脏兮兮瘦巴巴怯生生、随时龇起牙来扑向同类的癞皮狗——就像它们周遭的人类。公寓里的装潢非常时髦，非常西方化，但里头许多装饰品却是印度式的。整个陈设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缥缈，欠缺根基。书架上陈列的那些小说，跟其他国家书架上陈列的几乎一模一样——看来，通俗的品位是没有国界的，而且流行得很快。但小说讲的毕竟是人的故事，而住在这套公寓里的人，却一点都不关心人类遭遇的问题。瞧，那个受过高深教育的婆罗门，这会儿，手里不正捧着英国通俗作家丹妮丝·罗宾斯的言情小说，读得津津有味吗？（他把罗宾斯女士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同印度马德拉斯省政府出版的一卷卷厚重的古代占星学文献资料并列在一起。）瞧，那个目前在旁遮普大学就读的小伙子，手里不正捧着“女生文库”的平装书，读得如痴如醉吗？邦迪的太太每次到俱乐部，不是抢着阅读《每日镜报》和《女性杂志》吗？她不也常常去找占星家，央求他指点迷津吗？

显然，在某个环节上沟通出了问题，但大家都没察觉到，因为表面看来沟通的渠道早已经建立。成群年轻人聚集在咖啡馆，热诚急切地讨论如何将“剧场”引进“群众”中。乍看之下，你会误以为你在孟买撞见一群英国剧场工作人员，他们就像印度军官模仿英国军官，在装扮上、在举止谈吐上，印度戏剧工作者效法英国戏剧工作者。就像他们在英国的同行，印度戏剧工作者心目中的“剧场”，只不过是《怒目回顾》（Look Back in Anger）[7]这出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凭着专业知识把剧名减缩成《回顾》（Look Back）两个词。他们张开双臂接纳西方的东西，但内心深处却不自觉地排拒这些东西蕴含的价值观。于是，在邦迪的公寓里，闲谈继续进行着，没完没了，而就在这一刻，中国军队即将突破印度防线，长驱直入阿萨姆平原。这时，你不会再觉得这帮人的模仿滑稽可笑——不像刚抵达孟买时，身心交瘁，你在肮脏酷热的街道上看到一幅巨大的海报，错愕之余，只想捧腹大笑。原来，这幅海报告诉印度民众，牛津和剑桥剧团即将在孟买市公演英国经典名剧《不可儿戏》[8]。

退缩、排拒、价值观混乱——这些都是非常抽象含糊的字眼。我们需要更具体直接的证据。一九六三年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发行的一部印度小说——曼诺哈尔·马冈卡尔的《王侯》（The Princes），在这方面倒能提供我们一些具体的例证。这出中古世纪式的悲剧，讲的是一个印度小王侯的故事：印度独立后，他骤然丧失权力，饱受屈辱，一时想不开，竟然赤手空拳跑去追捕一只受伤的老虎，结果惨死在畜生爪下。这是一本非常坦诚的小说，作者的写作技巧也颇有可观之处。马冈卡尔对当时印度贵族的户外生活，显然相当了解，描写起来头头是道，连对狩猎不感兴趣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它那魔幻般的迷魅气氛。

这位王侯的祖先是一群出没于印度南部德干高原、不属于任何种姓阶级的土匪。取得政治权力后，他们奉献十万卢比给印度教上师，以交换阶级特权。这帮强盗多年来积聚的财富，如今全都贮藏在国库中，变成了具有宗教神圣色彩的宝物，由一群精挑细选的家臣看守。对这个侯国的王室来说，这批财货是他们的祖传之宝，绝对不可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王侯反对改革。在这方面，他的立场十分明确。英国人决定在邻近地区兴建水坝时，他鼓动当地的原住民投票反对。王侯每年颁发五份奖学金，每份价值七十英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童。他对自己倒是慷慨得多。他拥有两座宫殿和三十辆汽车，外加每年七万英镑的零用钱。花一千五百英镑从西姆拉[9]带回一个艺妓，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王侯殿下平日无所事事，整天进行各种休闲活动。他是一个神射手，最擅长追捕受伤的老虎。“我出身高贵，家道殷实。”王侯殿下最爱引述《薄伽梵歌》的诗句。“谁敢跟我平起平坐？”他可是言行一致的人。一九四七年，一群爱国志士占据这个侯国的行政大楼时，王侯殿下单刀赴会，排闼直入，二话不说，一伸手就抓住刚升上去的印度国旗，硬生生给扯下来。他无法接受联邦政府内政部提供的优惠条件。当他发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他的心碎了。但他没发脾气，也没哭泣。他念诵着《薄伽梵歌》的诗句走出宫殿，赤手空拳追捕一只受伤的老虎，结果惨死在畜生爪下。这位出身高贵家道殷实的王侯，终于陨落了。

这是中古世纪的悲剧观。

人生的教训可归纳为一点：

我们崛起，亲爱的斯宾塞，所以我们活着。

斯宾塞，我们活着是为了死亡，崛起是为了陨落。

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位王侯的故事竟然是透过他儿子（也就是这部小说的叙事者）的观点，呈现在读者眼前。王子诞生于一九二〇年，在英国人为王子们办的英国式公立学校受教育。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英国陆军，担任军官。他说：“随着年岁增长，我发觉我越来越能认同我父亲的价值观。”在公立学校受过教育，体验过大侯国王子对小侯国王子的势利作风（英国人试图扫除这种势利作风），在陆军混过之后，他来到避暑胜地西姆拉，结识了一个英印混血女郎，两人坠入爱河：

英国人确实懂得如何抗拒改变。在喜马拉雅山区，春天已经来临了。西姆拉这座城镇看起来跟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一模一样。霍克斯比太太也许就住在附近。转个弯，走几步路就到她的家。

“我喜欢你的香水，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

“香奈儿五号。我那瓶快用完了，只剩下一点点，我把它全部搽在身上——跟王子约会嘛！”

“哦，谢了！下回我买几瓶送你。”

在印度首都德里的几家俱乐部混过之后：

“辩论？”我大叫起来，“可以啊！我们当然可以来一场辩论。我们不是每天都当父亲，他妈的！你到底想跟我辩什么啊？”在新德里待了将近两年，我总算学会了交谈的艺术：鬼扯，言不由衷，但很轻松。做人莫太认真严肃，放轻松点儿，这是最要紧的。

这是王子长大后，离开他父亲那个破败的侯国和他就读的那间本地小学，周游印度各地的经历。小说开始时，叙述者（王子艾布海拉吉）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查鲁杜特还是小学生。在学堂里，兄弟俩跟出身贱民阶级、只能坐在教堂后面地板上听讲的同学保持距离，不相往来。一天早晨，孩子们趁着下课休息，在走廊上玩起一种“芒果籽足球”游戏。那群小贱民站在远处观看。其中一个跑上前来加入这场球赛，把查鲁杜特绊了一跤。出身高贵阶级的孩子们（包括艾布拉海吉）纷纷伸出手臂，指着小贱民们破口大骂：“剥牛皮、吃牛肉的浑蛋，满身臭烘烘！”他们把那个胆敢冒犯他们的小贱民抓住，连人带书包一股脑儿抛进池塘里。“私生子！”满身湿淋淋的男孩指着查鲁特叫嚷，“你根本不是王子。你娘是娼妓！”

“私生子”这个字眼引起艾布拉海吉的好奇。他跑去问英文老师莫尔顿先生，这个英文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莫尔顿老师支支吾吾。艾布拉海吉后来回忆：“我能够理解他的尴尬。他这个人心思敏锐，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查鲁杜特和我们家那群庶子的出身来历，他早就探听得清清楚楚。”那天在学堂，师生俩从头到尾没有提起发生在走廊上的事。

小贱民卡纳克昌德丢了书包，第二天两手空空来学校上课。老师不让他进教室。那天下午，王子艾布海拉吉发现他“蹲在墙头，垂头丧气，一脸忧伤”。隔天早晨他依旧蹲在那儿。艾布海拉吉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他不敢待在家里，因为如果他父亲发现他丢了书本，肯定会把他痛打一顿，而他又没钱买新书，老师不准他进教室。艾布海拉吉把自己书包里的书全都送给卡纳克昌德，其中有一本小说叫《拦路大盗的宝藏》（Highroads Treasury），是莫尔顿先生送给王子的礼物。那天，不知什么缘故，莫尔顿老师忽然问起这本书。王子据实回答，老师点点头表示理解。隔天早晨，卡纳克昌德到学堂找艾布海拉吉，把《拦路大盗的宝藏》还给他。“这是别人送给你的礼物。我把它带回来还给你。”

这段插曲非常直率，却也十分感人。从吵架、遗忘到良心发现，整个过程描写得栩栩如生，颇为写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笔锋一转，作者突然冒出一句话，把这段插曲的感人效果全都抵消掉了。身为读者的我们乍然听到这句话，难免感到错愕。作者通过叙述者艾布拉海吉，评论卡纳克昌德这个人：“小时候他很可爱，就像一枚印度银币。长大后怎么会变得那样暴戾、那样难缠呢？”卡纳克昌德像印度银币一样可爱！这个吃牛肉、满身臭烘烘、蹲在教室后面地板上听老师讲课、丢了书本后一连两天坐在墙头上的小贱民，竟然跟印度银币一样可爱！因为他接受世袭阶级制度，所以他很可爱、很健全？他把人家的东西还给人家，不肯据为己有，在王子眼中这个小贱民就变得很可爱？

不管怎样，这对王子和贱民之间渐渐发展出一段友谊。一天，卡纳克昌德送给艾布海拉吉一个礼物：几颗巨大的豆子，没什么用途，只适合放在手掌中把玩观赏。“第一次碰触穷人从森林里捡来当玩物的豆子，我心里感到些微不安。”王子回忆他当时的心情。他接着说：“如今回想起来，我才领悟，通过卡纳克昌德，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印度那颤抖的贫穷。”这是很奇特的措辞—“颤抖的贫穷”。乍看之下，“颤抖”这个形容词似乎是多余的，但仔细玩味，它虽然显得有点夸张造作，却也让人觉得十分生动写实。也许这个词作者只是随手拈来，没什么特别的用意。

在作者笔下，卡纳克昌德的贫穷确实让人怵目惊心，颇具戏剧效果。他的午餐只是一小块烤焦了的面包、几根红辣椒和一颗洋葱。

对他来说，连洋葱都是难得尝到的珍贵食物。平日午餐只有一片粟米面包，蘸着辣椒粉和花生油吃。我坐在一旁，目瞪口呆，看他吃东西。看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模样，仿佛饿了好几天……他一手抓着烤焦的粟米面包，一手捏着洋葱，轮流咬着，直到吃完最后一口，才伸出舌头把手指舔干净。

作者仿佛在描写一只稀有动物的进食习惯。他把贫穷当作一种奇观：这就是我们印度人的贫穷。王子艾布海拉吉请小贱民卡纳克昌德吃巧克力。卡纳克昌德接过来，连包装纸一块儿把巧克力一股脑儿塞进嘴巴。艾布海拉吉惊叫一声。卡纳克昌德赶紧把巧克力吐出来——莫忘了，这个小贱民十分可爱，就像一枚印度银币，然后说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哦，我不知道。我还以为殿下跟我开玩笑，要我吃绿色的纸。”

卡纳克昌德天资聪颖，但英文很差。王侯设置奖学金，每年资助五个本邦子弟进入中学就读，但申请者必须提交一篇英文作文。艾布海拉吉捉刀，帮卡纳克昌德写了一篇文章，果然获得奖学金。王侯殿下颁发奖学金那天，卡纳克昌德的父母亲莅临观礼，“高兴得快疯了”。殿下勖勉学子们：“真理、诚实、信仰，以及最重要的——忠义，是人生四大美德，其价值远远超过世俗的财富和报酬。”说着，他举起马鞭，嗖地挥向卡纳克昌德。小贱民摔倒在地上后，殿下又挥动马鞭狠狠抽了他两下，然后“掏出手绢，仔细地擦了擦手”。王子艾布海拉吉吓坏了。后来他说服他母亲拿出一笔钱来，资助卡纳克昌德进入中学就读。日后回忆起这件事，艾布海拉吉告诉读者，卡纳克昌德从不曾表示过“感恩”之意。这位王子备受折磨，不是因为卡纳克昌德曾经遭受他父亲当众羞辱，而是因为“他把这个善良、上进的男孩子送去中学读书，结果却使他变成一个狂热的革命分子，贻害邦国”。瞧，这部小说的作者在节骨眼上又冒出一句突兀且歪曲事实的评论，让身为读者的我们猝不及防，仿佛被人暗算了一下。

岁月递迁，光阴荏苒，我们再看到卡纳克昌德时，他已经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积极参与印度的独立建国运动。他没忘记小时遭受的羞辱。印度独立了，报仇的时机来临了。如今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面目可憎、时而狂妄自大、时而卑躬屈膝的家伙。王侯统治的小侯国，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更令人不齿的是，卡纳克昌德竟然率众在街上游行，高呼：“王侯死了！”

卡纳克昌德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我永远不会饶恕他。他欺侮一个已经倒下却依旧不肯服输的男子汉。他羞辱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这个人是一只绵羊，他的报复是绵羊的报复——一如我父亲生前所说。

这般倨傲顽强的态度和口气突出的是过时的、中古世纪的阶级观念，公立学校式的公平竞赛观念激发了一种反抗的热情：这场骚乱的原因显而易见。尽管表面上，艾布海拉吉以公理为名，发誓要替父亲报仇。他决定仿照他父亲生前的做法，当众羞辱卡纳克昌德——如今回想起来，这个贱民当初实在应该被鞭打一顿，免得他忘记他的阶级身份。艾布海拉吉决定在公开场合，用马鞭狠狠鞭打卡纳克昌德。“这种人，一挨打就会扯起嗓门尖叫。这个可怜的家伙还没学会咬紧牙关，默默忍受惩罚。”小说就在这儿结束。作者显然希望我们赞许这样的结局。王侯惨死后，作者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叙述者（王子艾布海拉吉）的内心恢复平静，也才能让读者感到欣慰和满意。

印度的贫穷在“颤抖”。艾布海拉吉为他父亲当众鞭打卡纳克昌德感到罪疚，归根究底，与公立学校的道德准则无关。他只是为自己的过失（把一个善良的男孩转变成一个革命分子）而自责。这部小说就像变魔术一样，印度社会的残酷现象全都消失在教科书式的空空洞洞的西方词汇里（诸如“颤抖的贫穷”）：叙述者告诉我们，他父亲拒绝将“基本人权”赋予“人民”；他跟我们谈论“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我都没看到我认识的那个印度：那一畦畦贫瘠不堪的田地；那一窝窝只有三只脚的狗儿；那一群群身穿红衣出没在火车站、汗流浃背、头顶上扛着笨重的马口铁衣箱的脚夫。书中写道：“雨过天晴，山峦苍翠欲滴，空气中弥漫着松脂和花香，四野寂沉沉静悄悄，只有偶尔响起人力车夫尖锐的呼叫声。”人力车夫，跟驮载货物的动物没什么两样，他们看起来不能再低贱卑微了。而他们竟然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只听到他们那宛如节日歌声般、为避暑胜地西姆拉镇增添几许浪漫气氛的呼叫。这就是印度式的逃避现实；这就是印度人的“盎格鲁-印度”乱象的一部分。

旅人也必须面对这样的印度。劳苦大众的面目变得模糊了。剩下来的印度人（模仿西方人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那些男女）也许就能成为温和的嘲讽对象。但首先，你必须漠视存在于那个背景中真正的、显而易见的印度。

[1]安得拉，印度东南部的一个邦，人口十分稠密，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4800万人。

[2]帕西教徒是公元7-8世纪从波斯逃亡到印度以躲避伊斯兰教迫害的祆教徒（拜火教徒）的后裔。“寂静塔”高约30英尺，是帕西人遗留亲人尸体，让兀鹫啄食的地方。帕西人称之为“达克马”。

[3]勒克瑙，印度北部城市，北方邦首府，以生产香水闻名。

[4]莫卧儿人，16世纪征服并统治印度的蒙古族及其子孙，他们在印度半岛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于1857年被英国消灭。

[5]米勒曼特，英国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的戏剧《如此世道》中的女主角。——编者注。

[6]这里指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7]《怒目回顾》，英国当代剧作家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1929-1994）的代表作，1956年首演，轰动一时，被视为战后英国戏剧的里程碑。这出戏道出年轻一代的心声，英国剧作家竞相仿效，形成所谓的“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运动。

[8]《不可儿戏》，英国剧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的著名喜剧作品。

[9]西姆拉，印度北部一个市镇，为避暑胜地。

第三章　来自殖民地的人

好吧，印度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

——甘地

往来市中心和郊区之间的通勤火车上，那个男子穿梭在人堆中，钻进钻出，散发传单。他手上的一沓传单脏兮兮、皱巴巴的，用印度通行的三种文字诉说一个难民家庭的悲惨遭遇。有些乘客接过传单，认真阅读起来。其他人看都懒得看一眼。火车开到一个站上，停下来。散发传单的男子从一扇门钻出去，一位妇人带着一个小男孩，从另一扇门钻进来。这对母子并不是传单上描述的那个家庭。出现在传单上的亟待各界伸出援手的，是一位贫困的孟加拉妇人和她六个挨饿的子女，而不是眼前这个身材瘦弱、衣不蔽体、浑身邋里邋遢的瞎眼男孩。他高高举起双手，哀哀地向乘客们乞求。两行泪水不断从他那红肿的眼眶中流淌出来。一个妇人跟随在男孩身后，推着他，从车厢这头走到另一头。她扯起嗓门，一面哀号一面伸手，从那群懒得抬起头来的乘客手里，熟练地接过一枚枚小硬币。她忙着收钱，没工夫停下脚步来，央求吝于施舍的乘客赏几个铜板。火车靠站之前，这对母子已经走到门口，准备更换车厢。火车停下，娘儿俩钻出车厢，另一个男子钻进车厢。他匆匆忙忙穿梭在人堆中，赶在火车抵达下一站之前，收回先前散发的传单。

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迅速。车上的每个人，包括乘客在内，对这一幕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脏兮兮的木制车身上张贴着油印的告示，用三种文字警告乘客不得在车上施舍，也不可接受陌生人的香烟，因为“这些香烟可能掺有麻药”。但没人理睬政府的警告，看见乞丐进来，依旧大大方方掏出铜板儿，布施一番。在印度，做乞丐可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他能唤起每个人的慈悲心，包括穷人在内。刚才那个男孩的眼睛，说不定是被弄瞎的，以便在郊区通勤火车上乞讨，而散发传单的那个慈善团体，显然摆了个乌龙，向乘客发出错误的传单。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施舍，这种自动自发的慈善行为，反映的是人对神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虔敬，一如在神像前点一根蜡烛，或在祈祷时转动法轮。就像祭司，乞丐也有他的天赋职责。和神职人员一样，他也需要一个属于他的组织和团体。

但有一位观察家提出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有权力，我会封闭每一个供应免费餐点的慈善团体。它使我们国家堕落和沉沦，因为它鼓励懒惰、游手好闲、伪善，甚至犯罪的行为。这样的慈善并不能增加我们国家的财富，不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财富……我明白，成立一个机构，让人们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然后才让他们吃饭，比成立一个慈善团体难得多……但我相信，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样做毕竟划算得多。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成几何级数增加，把我们国家整个淹没掉，我们就应该立刻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这位观察家乍看之下似乎是个外国人，他不明了乞丐在印度社会扮演的角色。他使用欧洲的标准，衡量印度这个东方国家。即使掌握权力，他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太过激进。当然，在解决乞丐问题上，他失败了。

俯瞰达尔湖的商羯罗查尔雅山是斯利那加城[1]最美丽的景点之一。攀登这座山，你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因为山坡上有好几个地点被印度游客当作厕所使用。上山途中，如果你撞见三位女士结伴儿并排蹲在山腰，你不必惊慌。她们会瞅着你咯咯笑，仿佛对你说：不要脸，跑来偷看人家大便。

在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旁边的巴士站是最常被人们当作公厕使用的地方。旅客抵达车站。为了打发时间，他就撩起身上穿着的缠腰布，旁若无人蹲在排水沟旁解决。巴士抵达，他放下缠腰布，从容上车。一位女清洁工拿根扫帚，把他拉出的那堆东西给扫掉。在南印度这座大城，有时你会看到一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道貌岸然的老先生，漫步走过坐落在海港的大学。突然，他停下脚来，撩起缠腰布，露出只系着一条细细薄薄丁字带的光溜溜的屁股，当街蹲下，就在人行道上撒起尿来，撒完，从容起身，慢吞吞整理好丁字裤，放下缠腰布，若无其事继续散步去了。傍晚时分，滨海大道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没有人看这位老先生一眼，也没有人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

在果亚，清晨时分，你也许会想出门走一走，沿着曼杜威河畔的回栏大道散散步。往下一瞧，你却看见距离路面六英尺的水边，蹲着长长一排人影，乍看起来，就像一丛丛被浪潮冲刷到岸边的海草似的。在这一点上，果亚的居民和古罗马帝国的公民看法一致：大便是一种社交活动，从事这种活动时，他们得蹲在一块儿，边拉边聊天。拉完，他们站起身来，光着屁股涉水走入河中清洗一番，然后回到马路上，跳上脚踏车或钻进轿车里，扬长而去。整个河滨散布着一堆堆排泄物。就在这一团臭气中，人们讨价还价，买卖刚从船上卸下的鱼货。每隔约莫一百码，河边竖立着一块蓝白两色的搪瓷牌。这个告示是用葡萄牙文写的：污染河水的人，必受严厉惩罚。但没有人看它一眼。

印度人喜欢随处大解。通常他们蹲在铁路两旁，但兴致来时也会蹲在海滩、山坡、河岸和街道上，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解决个人问题。深闺制度下长大的伊斯兰教妇女，在这档子事上可就含蓄得多。但这是一种宗教上的克己行为。据说，农民（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一旦被迫使用封闭的厕所，就会罹患幽闭恐惧症。我在北方邦一座纺织城镇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的伊斯兰教小伙子。他在一所有趣的学院就读，身上穿着雅洁的尼赫鲁装——连纽扣都跟这位印度总理身上的一模一样。对这个现象，他却有另一种解释。他说，印度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民族。他自己就常常跑到旷野上大解，因为他是个诗人，热爱大自然，而大自然正是他用乌尔都语写的那些诗歌的题材。在他心目中，人世间最美好、最具诗情画意的活动，莫过于黎明时分迎着朝阳蹲在河岸上。

在外国旅客眼中，这一群群蹲着的人影，简直就像法国雕刻家罗丹的作品《沉思者》一样永恒，一样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但印度人从不提起它——不论是在日常谈话中，还是在文学作品和电影里。如果这只是一种掩饰，那倒也无可厚非。但事实是：印度人对这些随处蹲着大便的同胞，根本视若无睹。他们甚至会板起脸孔，义正词严地否认这些人的存在。这种集体的盲目，源自于印度人对污染的恐惧——他们自诩为全世界最清洁最爱干净的民族。他们遵照教规，每天沐浴一次。对他们来说，沐浴可是人生一桩大事。印度人想出各种办法保护自身，以免遭受任何形式的污染。排便时，必须遵循一套正规、纯洁的程序。做爱只能使用左手，吃饭只能使用右手。人的一切活动都被严格规范、净化。因此，刻意观看蹲着的人不啻是歪曲事实——你应该看穿表面现象，探寻隐藏在背后的真理。聚集在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俱乐部的女士们先是否认印度人在街上公然大解，接着她们会皱起眉头，一脸嫌恶地提醒你，欧洲人的生活习惯才真的令人不敢恭维：做爱、上厕所和进食，全都使用右手；每个礼拜洗一次澡，把身子泡在一缸脏兮兮的臭水中；洗脸、漱口、吐痰，全都使用相同的盆子。她们举出这类夸张的、充满情绪性的例证，并不是想证明欧洲人究竟有多脏，而是想凸显印度的清洁和安全。这是印度式的辩证法，印度式的观察。如此一来，在他们眼中，光天化日下成群蹲着的男女和路边那一堆堆粪便就会消失无踪，眼不见为净。

且让我们再听听那位观察家怎么说：

散布在这块土地上的，并不是一座座景致优美的小村庄，而是一堆堆粪便。进入印度的村庄，可不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经历。通常，我们得闭上眼睛，捏住鼻子。周遭的一堆堆垃圾和一阵阵臭气，实在太碍眼、太刺鼻了。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向西方学习的一门科学就是公共卫生。

由于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污染了神圣的河川，把圣洁的河岸转变成苍蝇的滋生地……一把小小的铲子，就足以铲除印度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一大困扰。随地弃置排泄物、在大庭广众间擤鼻涕、把痰吐在街头——这些行为都是一种罪过，不但亵渎神圣，而且糟蹋人性。这种人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实在太过自私。不把自己的排泄物遮藏起来的人，即使住在深山里，也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位观察家看到的是一般印度人视若无睹的现象。他的眼光和理想是西方的、外国的。印度人自吹自擂的每日一浴，却被他讥为“这是哪门子的沐浴”。他可没耐心慢慢去探索隐藏在仪式行为背后的意图，并在意图中寻找真相。他一心只想搞好印度的公共卫生。在伦敦，他读过有关素食主义和洗衣技术的书。旅居南非时，他学过簿记。如今回到祖国，他开始阅读探讨公共卫生的著作。

在他那部探讨乡村卫生的著作中，蒲尔博士指出，排泄物应该掩埋在距离地面不超过九到十二英寸的泥土中。根据他的观察，地表的土壤充满各种微生物，而阳光和空气又能轻易穿透它，因此，只需一个星期，排泄物就能够被转化为柔润、肥美、香喷喷的土壤。任何一位村民都可以测试蒲尔博士的理论。

这段话所呈现出来的，是这位观察家独特的眼光和特有的语调。他对公共卫生的关心（在印度传统中，这可是厕所清洁工人的职业），并未受到一般印度人的肯定和认同。不信，你就到新德里国际机场，瞧瞧那儿的厕所吧。印度旅客随地大便——在地板上，在男厕的小便池中（在小便池中如何大便？恐怕得施展印度人最擅长的瑜珈术）。由于担心受病毒感染，大便时，印度人都不敢坐在马桶上。他们采取半蹲的姿势，以至于厕所的每一个隔间，地板上都沾满他们拉撒出来的屎尿。没有人在乎。

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搭乘卧铺旅行时，一般人都会选择上铺。睡在上铺，一来可以享有比较多的隐私，二来不必遭受别人的臭脚和不断打开的车厢门的干扰。在印度搭火车旅行，睡在上铺还有一个好处：灰尘比较少。可是说也奇怪，印度人偏偏喜欢睡在下铺。这倒不是因为把寝具摊开来，摆在下铺比较方便（脚夫和服务生会帮你这个忙），而是因为爬到上铺睡觉，多少需要耗费一点体力，而在印度传统中，任何需要体力的活动都被认为是低贱、堕落的，能免则免。

这回，我搭乘特快车到德里，车票是印度铁路局一位高级官员帮我订购的，因此，顺理成章地，我分到了下铺。我的室友年纪约莫四十，西装笔挺，模样看起来像是一位高级职员或大学教师。分到上铺，他显得有点不开心。他先向服务生抱怨一番。火车开动后，他开始喃喃自语，怨这怨那。我看不过去，便主动提议跟他交换睡铺。他登时眉开眼笑。可是说也奇怪，他依旧站在睡铺旁，一动不动。原来，他的寝具是服务生帮他摊在上铺的，如今他必须等待火车抵达下一站，找另一个服务生，帮他把被褥搬下来。这一等就是两个钟头。我困了，想早些安顿下来。于是我自告奋勇，充当服务生。他只管笑眯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我忍不住发脾气。他登时收敛起脸容，刹那间变得面无表情——印度人以这种方式告诉你：沟通的渠道中断了，他不想再跟你这个不可理喻的家伙打交道。体力劳动是低贱、堕落的。只有外国人敢提出不同的看法：

脑力和体力分离的结果，使印度人成为世界上寿命最短、最缺乏随机应变能力、最受剥削的民族。

这位观察家，这位失败的改革者当然就是甘地：圣雄、伟大的灵魂、印度国父、老百姓心目中的神。他的名字被赐予全印度的街道、公园和广场；他的雕像和纪念碑矗立在全国各个角落和首都德里的河阶浴场——游客必须打赤脚，踩着滚烫的沙砾步上台阶；他的画像被供奉在每一间槟榔店，悬挂在无数办公室中——戴着眼镜，赤裸着胸膛，浑身散发出慈悲和智慧的光芒；他的形象无所不在，甚至被简化成卡通人物，用霓虹灯描绘出轮廓，装饰每一个举行婚礼的新房。尽管如此，他却是现代印度政治领袖中最不像印度人的一个。他观察印度的方式，和一般印度人截然不同：他的观点和看法是直接而坦诚的，而这种态度在当时（今天仍然如此）是革命性的。他看到的与外国游客看到的完全相同。他不刻意漠视、回避明显的现象。他看到乞丐和恬不知耻的所谓贤人智者；他看到印度教圣城巴纳拉斯的脏乱；他看到印度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令人咂舌的卫生习惯——他看到印度人的麻木不仁和拒绝面对现实的习性。印度人的习气、印度社会的种种问题，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剖析这个有如一潭死水般停滞的、腐朽的社会，探索它的病根。呈现在他三十多年前著述中的印度，至今依然存在——这足以证明，身为改革者，他是失败的。

甘地能够以如此清晰透彻的眼光观察印度，是因为他在殖民地住过。回到印度定居时，他已经四十六岁，在南非居住了二十年。南非有一个远离祖国、孤悬海隅的印度小区，这种对比使甘地更能清晰、严正地进行自我分析和批评。在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的甘地，一身结合东方和西方、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与甘地相比，尼赫鲁可说是地道的印度人。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尼赫鲁有一种浪漫的、近乎盲目的感情，他的著作所呈现出的印度，跟现实似乎有一段差距。观察祖国时，甘地从不曾丧失他那批判的、比较的、源自南非的眼光。对古代印度的光辉历史，他从不曾像尼赫鲁那样狂热地歌颂，只是偶尔含糊其辞地讲几句捧场话，应酬一番。但是，在国大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是甘地（而不是尼赫鲁）要求印度民众，除了关心大会通过哪些决议案，还要特别关注他在大会上观察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来自南印度的讲泰米尔语的代表独自进食，因为他们担心，跟非泰米尔语族共食一堂，会使他们的身心遭受污染；有些代表明知清洁工人已经下班，没人清理排泄物，却依旧公然在走廊上大小解。

甘地要求民众关注这些现象，可谓用心良苦，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从一个看似琐碎、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出席重要政治会议的代表，在走廊上随便拉撒），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探讨整个印度社会的病根。公共卫生牵涉到种姓阶级制度；种姓阶级制度造成印度人的麻木不仁、欠缺效率和无可救药的内斗；内斗使印度积弱不振；积弱不振导致列强入侵，印度沦为殖民地。这就是甘地看到的印度，而这个印度在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眼中是不存在的。若想看到这样的印度，你必须具备西方人的那种直接单纯的眼光。值得一提的是，刚从南非回到祖国时，甘地以一种崭新的、充满启示性的热诚，向印度民众阐释西方基督教的简单真理：“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终将受到审判，而他的判决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是我们生前吃过什么东西，结识过哪些人，而是我们到底帮助过谁，以什么方式帮助他们。一生中，只要我们帮助过一个遭逢不幸的人，我们就会受到上帝的恩宠。”这种新的圣经式的训诲，正是当时印度所需要的。在甘地启发下，我们发觉，在西方，如今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基督教道德观，当初肯定曾经被视为异端，充满革命性。印度教徒也许会在这种服务精神和理想中，尝试寻找《薄伽梵歌》所赞颂的“无私行为”。但这只是印度式的歪曲——自古至今，印度人总是试图吸纳外来观念，然后加以摧毁、废弃。《薄伽梵歌》所表彰的那种无私行为，说穿了，只是为了达成一己的愿望，满足个人的需求。这样的无私只会进一步巩固种姓阶级制度。它跟甘地（印度的革命志士）所倡导的那种实用的日常服务精神和理想，完全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

服务精神、排泄物、用劳力换饭吃、清扫街道的重要性，然后又回到排泄物。这些都是甘地毕生关注念兹在兹的课题（暂且不谈他提倡的非暴力主义和其他思想，而把焦点集中在他对印度社会的分析）。乍看之下，这些课题显得杂乱无章，而且有时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实际上，它们可以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观念，而这个观念是透过甘地那源自殖民地的直接而单纯的眼光呈现出来的。

瞧瞧这四个正在洗刷阶梯的男子。地点是孟买城中的一家令人不快的旅社。第一个男子提着水桶，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泼水；第二个男子握着一把用树枝编织成的扫帚，使劲刮擦台阶上铺着的瓷砖；第三个男子拿着一块破布，把台阶上的脏水抹一抹；第四个男子捧着另一个水桶，承接台阶上流淌下来的脏水。清洗过的台阶，看起来依旧脏兮兮，黑黝黝的地砖上矗立着的墙壁，如今却沾上了一摊摊污水。旅馆里的浴室和洗手间臭烘烘的；木制家具和装潢每天都得沾一次水，湿漉漉的，早就腐朽了；水泥墙布满黏糊糊的、绿色和黑色的不知什么名堂的东西。你可不能抱怨这家旅馆不干净。没有一个印度人会同意你的看法。四个清洁工人每天准时上班，而在印度，只要准时上班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身为清洁工人，你可不一定要拿起扫帚，认认真真把地板打扫干净。那只是附带的职责。你的真正职责是“担任”清洁工人，当一个下贱的人，每天做一些下贱的动作。譬如说，打扫地板时你必须弯着腰，驼着背。在时髦的德里咖啡馆，打扫地板的工人必须蹲着，像螃蟹一样爬行，在顾客的腿胯间钻进钻出，不得抬头乱瞄，不得碰触顾客的身体，不得站起身来。在查谟市[2]，你会看见成群清洁工人游走在街上，用赤裸的双手捡起地上的垃圾和粪便。这是社会要求他们干的低贱工作，而他们也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屈辱。他们本身就是秽物，他们愿意以秽物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

阶级是一种奖惩制度。印度的种姓阶级把每个人禁锢在他的身份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牵涉到奖惩，职务和责任就变得无关紧要。所谓“人”，就是他对外宣示的身份和功能。在这方面，印度人是直截了当的。穷人一定是瘦子，富人一定是胖子。我在加尔各答结识一个来自玛瓦尔邦的小商人。这位仁兄天天吃糖果和各种甜食，希望自己长胖些，以便向别人夸耀他的财富。在旁遮普，最受欢迎的一句恭维话就是：“您又长胖啦，看起来气色挺好的。”在北方邦的每一座城镇，你会看到一个身材肥大的富翁，身上穿着清爽、干净的白衣裳，大剌剌地坐在三轮车上，而踩车子的肯定是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一副未老先衰模样的瘦子。满街乞丐哀号。印度教圣人弃绝人世的一切。政客们成天板着脸孔，不苟言笑。我问印度政府行政部门的一个见习生，为什么他会加入公务员行列，他想了想，回答说：“这个工作很体面、很有威望。”他身边那些同事纷纷表示赞同。这个回答倒是挺诚实的。难怪，中印战争时，阿萨姆邦的整个行政体系一夕之间瓦解，官员们全都作鸟兽散。

印度人的观念中并没有“服务”这回事——提供服务早就不再是种姓阶级制度的一个理念。商人的功能是赚钱。他打算把鞋子卖到俄罗斯，于是他寄出样品，都是一级棒的货色，接到订单后，他运送一船鞋子给对方，但鞋底却是用厚纸板做的。他好不容易才说服对印度人做生意的方法感到疑惧的马来西亚商人，终于争取到一张药品订单，但他运送给人家的却是一瓶瓶添加颜料的开水。身为商人，他的职责不在于供应货真价实的商品，他的职责是赚钱——不择手段。鞋子被俄国人退回，马来西亚商人对他的颜料水提出抱怨。他只怪自己时运不济，但作为商人，他必须忍受这些考验和磨难。他从一种买卖转到另一种买卖：从鞋子转到药品，从药品转到茶叶。茶园需要细心照顾。到了他手里，没多久，整座茶园就变成一片荒野蔓草。短视和欺诈，可不是经营茶园的好方法。但这个商人只是在发挥他的功能，履行他的职责。后来，为了实现他的另一项功能，这位商人把他的财富全都施舍掉，改行当起游方僧人，以托钵行乞度过余生。

马德拉斯城的裁缝帮你做的长裤，褶边竟然是虚假的。洗过一次后，这条裤子就缩水，再也不能穿了。他把他那家西服店的标签缝在裤腰，央求你帮他介绍顾客。顾客上门，他就有钱可赚，而他吸引顾客上门的方法，并不是制作质量一流的裤子，而是设法打响他那家西服店的名号。一位专门制作衬衫的裁缝，站在街头散发传单，昭告全城百姓：他的店开张了。日本人把他驱赶出西非。“他们的最后润色比较好。”可他一点都不怨恨。他只怪自己时运不济。但他的因应之道并不是改进他的技术，而是挥别“野蛮的非洲黑人”，回到印度老家重起炉灶。他帮你做的衬衫，简直会把你活活气死。袖口太窄，差一英寸；下摆太短，竟然差上好几英寸；才洗过一回，整件衬衫就缩得不成样子。节省布料可以让他多赚几文钱，因此他对你格外热情——每次遇见你，他就会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央求你再到他店里定做一件衬衫。（如果上回你是通过某位有力人士介绍，到他店里定做衬衫，为了防止你报复，下回见到你时，他肯定会对你加倍亲切热诚，帮你做一件宽大得离谱的衬衫，作为补偿。）每天早晨，他总会站在店门口不停哈腰，向过往的路人行九十度鞠躬大礼。这是他持盈保泰的窍门。至于生意，那是他和上帝之间的契约，别人不应该过问太多。

“上钩之后，她就应该施展浑身解数取悦他。一发现他迷恋上自己，她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榨干他的钱财，然后把他甩掉。这是青楼女子的职责。”印度《爱经》如是说。这部古代经典赤裸裸地揭露了一个社会的情欲。在印度，没有一本手册比它更古老、更实用。把人生看成幻觉的宗教，鼓励民众在世俗的虚幻的男女关系中采取务实的态度。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平衡和调剂。青楼女子的职责（请注意“职责”这个字眼）本质上跟商人的职责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想了解，印度人如何把商业欺诈和垄断视为高尚的品德，你只消读一读印度古典文学中的一些短篇小说。牛是神圣的动物。印度人尊奉它，让它活着，但同时却任由它在光溜溜的寸草不生的城市街道上游荡逡巡，不闻不问。在德里——昌迪加尔公路上游荡时，即使它被一辆货车撞倒，一整个下午躺在血泊中，它依旧是神圣的动物：村民们会围绕在它身边，防止任何人杀害它。相反，印度人眼中的邪恶动物黑水牛却被饲养得又肥又壮，浑身皮毛锃亮。它并不神圣，但比圣牛更值钱。《爱经》指出，在十五种情况中，通奸是被允许的，其中第五种情况是“这种秘密关系必须是安全的，而且能为当事人带来一笔财富”。罗列完这十五种情况后，《爱经》告诫读者：“切记，唯有在上述情况下，这种行为（通奸）可以获得允许。它绝不能被用来满足个人的情欲。”这种道德上的模棱两可，事实上跟《爱经》以及其他古代印度修身指南所倡导的文人雅士生活规范和职责是一致的：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从事不会危害来生，不会耗损钱财，但同时又能带来快乐的各种活动”。

《古代印度故事》是一本翻译自梵文原典的选集，一九五九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印行。在导论中，范布伊德能（J. A. B. Van Buitenen）指出：

（在这本选集中）如果我刻意淡化这些故事的“精神”色彩，那是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印度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过度强调印度文化的灵性层面。事实上，古典文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凸显精神价值。在古代印度，连那些携带骷髅的隐士和云游四海的高僧，都对生命充满热忱，能够在一场火葬仪式中看到轻松幽默的一面。历史中朴实无华的佛陀，在这些故事中，也化身为各种各样多姿多彩、充满生命力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层层叠叠形成了一座高耸的万神殿。在某些故事中，连自由意志也可以变成主题。故事中有一个四处飘荡的精灵，在陷入混沌、无形的灵境之前，特地让自己化身为一种生命形式，以便享受生存的乐趣。我们真不敢相信，在一千年间会有那么多生命死亡。

《薄伽梵歌》以一种接近宣传家的热忱强力推广的种姓阶级制度，可被视为古代印度务实主义的一部分。它是古典印度的“生命”。如今，它已随着社会腐朽、僵化，而它的产物——上文所探讨的种姓阶级“功能”，变成了它现在唯一拥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清洁工人的欠缺效率和商人短视无情的作风，又如何能避免呢？最近印度政府设立奖学金，奖励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的青少年，却面临找不到候选人的窘境。孩子们都不敢让父母亲知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但你不能因此一口咬定，印度人是懦弱的民族，不懂得欣赏见义勇为的美德。真正的原因是：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军人的“功能”，别人不应该越俎代庖，多管闲事。一个陌生人失足掉入河中，快被淹死了，在河岸上野餐的印度人会装作没看见，继续吃喝玩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一座孤岛，人人只为自己的“功能”负责，而功能是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实现一己的功能，就是实现《薄伽梵歌》所倡导的无私精神。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毫无疑问，刚开始时，它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有效的分工，但如今它却分隔“个人功能”和“社会义务”，分隔“职位”和“责任”。它变得欠缺效率，充满破坏性。它创造一种心态，阻挠所有的改革计划。它使印度人热爱演说。它使印度人耽于姿态和象征性的行动。

象征性的行动包括：植树周（官员们发表演说后，拍拍屁股走人，种下的树苗自生自灭，结果百分之七十的树苗都枯死了），消灭天花周（据报道，中央政府一位部长基于宗教理由，拒绝接种疫苗；花几个卢比，你可以向医疗人员购买接种证书），扑灭苍蝇周（官员们在某一个邦宣布举办这项活动，招来成群苍蝇），儿童日（报纸第一版刊登尼赫鲁总理针对儿童问题发表的一篇精彩动人的演说，最后一页却刊登了一则报道：为贫穷儿童提供的免费牛奶，通过某种渠道流入加尔各答市场并公开贩卖），消灭疟疾周（在这个讲印地语的村庄，居民大多是文盲，但墙上却漆着用英文书写的标语：“大家集体消灭疟疾”）。

行动一旦沦为象征，标签就变得格外重要——对人、事物、地方都是如此。一个空旷的、四周环绕着围墙的地方，从它的陈设和装置，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用途，但门口却依然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儿童游乐场。另一个空旷的、一端摆放着舞台的场子，门口挂着一个招牌：露天剧院。在前头引导省长车队的吉普车，车身上漆着白字：先导车。新德里是各式各样的标签集中地，满街悬挂的衙门招牌，看起来活像一个公务员开设与经营的市场，连古老神圣的建筑物都逃不掉这种劫难。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一座兴建于八世纪的庙宇矗立在商羯罗查尔雅山上，大门口悬挂着一块五彩缤纷的招牌，让人误以为这是一家男士精品专卖店。马德拉斯附近的马哈巴里普拉姆村，庙宇林立，香火鼎盛。其中一座庙宇的古老石墙上，嵌着一块铜牌，以纪念那位倡导和推动神庙修复工程的部长。马德拉斯的甘地纪念堂，是一栋小巧的柱廊式建筑物，墙上镌刻着纪念堂筹建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姓名。整个名单的长度比一个人还高。

现代国家的机制和体系存在于印度。衙门四处林立。这些公家建筑全都挂着招牌，贴着标签。有时它们会预见民众的需求，而这种预见本身往往就是一种对需求的满足。现在，且让我们瞧瞧，印度观光局散发的一份传单底部印着的几行字：印度政府新闻与广电部广告与视觉宣传署，为交通运输部观光事务局设计并印制。结构太完美了，标签太恰当了。有时我们难免会觉得，它所传达的只是一种美好却十分空洞的意图。我看到的《家庭计划新闻》刊载一系列简短的、花絮式的新闻，报道一些实行家庭计划的家庭的近况。最引人注目的倒是那一张张照片：一群身穿莎丽、风姿迷人的印度妇女，聚集一堂，商讨家庭计划。交通灯是一座现代城市必要的装置。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当然也有交通灯，但在这座城市交通灯只是一种装饰品，而且非常危险，因为部长们为了尊严，绝不会在红灯前停下车子，而这个邦光是部长就有四十六位。戈拉克浦尔市的糖果店，根据本市法规，必须装设玻璃柜，展售他们的商品。玻璃柜倒是装设了，但里面空无一物，旁边却陈列着一堆堆暴露在污浊空气中的糖果。昌迪加尔市最近兴建了一座设备一流的现代化剧院，问题是：谁来写剧本？

危机一旦发生（就像那次中印边境战争），这整个体制和结构的象征本质，就会立刻暴露出来。大官们纷纷发表演说，报纸充斥着政客们的谈话。公众人物摆出的姿态受到广泛的宣扬：印度政府卫生部部长（一位女士）公开捐血，另一位贵妇捐献珠宝首饰。娱乐休闲活动暂时中断。接下来该怎么做呢？没人知道。也许应该制定一项“国土保卫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吧？大伙儿都管它叫“躲啦”（Dora），这给这个正确的标签增添了些许亲切、熟悉的色彩。一连几天，全印度老百姓都在谈论“躲啦”，仿佛把它当作一个有魔力的字眼。一九三九年，英国政府宣布在印度实施“躲啦”法案，[3]而今印度政府也如法炮制。英国人挖掘战壕，而今印度人也在德里挖掘战壕，但只把它当作象征性的动作，这边挖一条，那儿挖两条，在公园挖，在树下挖，把整个德里市弄得乱七八糟。这些战壕可没白挖：它呼应印度人对露天厕所的永远难以满足的需求。不用说，供应军队（军队装备极为简陋，只具象征意义）的补给品，通过某种渠道流入加尔各答市场，被公开贩卖。

建立在象征行动上的、东方式的“尊严”和“功能”观念，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所倡导的那种危险的腐朽的务实主义。象征性的服装、象征性的食物、象征性的膜拜——印度人成天与各种各样的象征打交道，无所事事，懒懒散散。“懒散”产生自公开宣示的“功能”，而“功能”脱胎自“种姓”。贱民制度并不是种姓制度的最有成效的产物，这只是讲求人性尊严的西方人的看法。然而，在这个制度的核心，我们却看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堕落和沉沦，却看到（如同甘地在一九〇一年所看到的）一群衣冠楚楚的政客排排蹲，解开裤裆，旁若无人地在公共建筑物的走廊上大解。

“贱民制度一旦清除，种姓制度就会得到净化。”乍听之下，这句话仿佛是甘地式或印度式的矛盾思想，甚至可以被解释为对种姓制度正当性的承认。但事实上，它是一种革命性的评估和看法。土地改革并不能说服婆罗门阶级把自己的手放在犁上去亲自耕田，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不会因此丧失尊严。把奖状颁给见义勇为的儿童，并不能消解他们心中的疑惧：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把政府职位保留给贱民，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样做，不啻是将重大的职责交由不合格的人承担，出身贱民阶级的公务员，很难安于其位，因为一般民众对他们早已存有成见。需要改革的是制度本身，应该摧毁的是种姓阶级心态。所以，甘地不怕别人嫌他唠叨，一再提到印度人到处丢弃的垃圾和粪便，一再提到厕所清洁工人的尊严，一再提到服务精神和勤劳工作的重要性。从西方的观点来看，甘地的观念不免显得过于狭窄琐碎，甚至有点怪诞，但事实上，他是通过一个在西方殖民地长大的印度人的眼光，把西方的一些简单理念应用于他的祖国。

印度毁了甘地。他变成了“圣雄”[4]。印度人敬仰他的人格。至于他一生所传达的讯息则无关紧要。他的出现激发了印度传统文化中“无形的、弥漫一切的精神情操”。他的形象唤醒了印度人的一项传统美德：在德行高洁的人面前应该自谦自贬，而这种自贬，《爱经》肯定会赞同，因为它确保人们来生会飞黄腾达，因为它不鼓励人们从事任何漫长、艰苦的体力活动，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某种快乐。象征性的行动是一种诅咒，给印度带来无穷的祸害。然而，身为印度人，甘地不得不跟象征打交道。于是乎，清扫厕所变成了偶尔举行的一种神圣仪式，因为它受过“圣雄”那伟大的灵魂的赞许，但厕所清洁工人还是跟以往一样被人轻视、践踏。甘地亲手操作的纺车，并不能提升印度劳工的尊严，它被吸纳进庞大的印度象征体系中，很快就丧失它的意义。甘地一直是个矛盾的悲剧性人物。印度民族主义脱胎自印度教复兴运动，而甘地曾大力支持的这种宗教信仰复兴却使他的改革遭受挫败。在政治上他是成功的，因为他广受印度民众爱戴和敬仰；在改革上他是失败的，而这同样因为他太受尊敬。他的挫败，全都记录在他的著作中——直到今天，甘地依旧是外国人游览印度的最佳向导。这种情况就像南丁格尔在英国变成了圣徒，她的雕像矗立在英国各个角落，她的名字挂在每个英国人嘴边，但她当初所描述的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改善。

甘地失败得更惨。他被封为圣人，这使得他变得更温和、更安静，这使得他看起来有点愚蠢，这使得他丧失了他惯常的优雅风度。

“请问，这是开往德里的火车吗？”在莫拉达巴德市车站，我匆匆跳上火车，钻进车厢中的一个隔间，用英语询问里面坐着的一群农民。

“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国家吗？你想问路，就得讲印地语。这儿只准讲印地语。”

这个人显然是这群农民的首领。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向我宣扬印度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在别的时候别的地点，他或许会对我很客气，甚至恭顺。但这会儿他的身份却是一位身穿黄袍、身材肥胖、脸色红润的贵人（印度的贵人都长成这副模样，少有例外），在他面前，这群农民中的妇女和小孩都得保持毕恭毕敬的态度。

甘地和印度民众的关系也是这样。他是印度精神文明的最新象征。他加固了民众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在印度，甘地只留下这些遗产：他的名字、老百姓对他的画像和雕像的膜拜、探讨非暴力主义的各种研讨会和讲习班（印度人似乎以为，非暴力主义是甘地生前教导他们的唯一东西）、具有崇高道德和象征意义的禁酒运动（即使在中印战争时，有关方面也不忘鼓吹禁酒）、政治人物的行头和装扮。

瞧瞧这位衣着简朴、装扮得体的乡下政客。他出现在地方上的一个政治集会，大谈圣雄甘地的精神和祖国的前途。

“为了当选，这个家伙谋杀了十七个人。”印度政府一位行政官员告诉我。

这一点都不矛盾。圣雄甘地已经被吸纳进印度那混沌的精神世界和腐朽的务实主义中。革命志士变成了神，他生前传达的讯息从此消失无踪。甘地未能把他那直接坦诚的眼光和理想传留给印度。诡异的是，待在印度一整年，我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告诉我甘地究竟长得什么模样的民众，他们可都是甘地的崇拜者。这个问题并不怎么适合向印度人提出，因为一般来说，印度人欠缺描述事物的才能，但我得到的回答却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有些人说，甘地身材瘦小；马德拉斯城一位仁兄却告诉我，甘地身材魁梧，高达六英尺。在一些民众印象中，甘地皮肤黝黑，但另一些民众却记得他的皮肤非常白皙。人人都记得甘地，很多人甚至拥有他的个人照片。但这些照片并不管用，因为大家实在太熟悉甘地的形象了。每当一个传说与神话形成时，情况就会变得如此。你不能在神话和传说中增添或减少任何东西。形象已经固定简化，不可改变，就算你亲眼看见过这个人，也不能改变这种形象。甘地生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几乎全都被记录、保存下来。有关甘地的书目简直可说汗牛充栋。然而，在印度，甘地早已经退隐到历史中。感觉上，他仿佛活在一个古老的时代。那时，人们出外旅行得依靠双脚，文件得抄写在树叶或黄铜板上。

[1]斯利那加，印控克什米尔首府，著名避暑胜地。

[2]查谟，印控克什米尔的冬都，夏都为斯利那加。

[3]那时是为了防备日军入侵。

[4]“圣雄”（Mahatma），梵文，意为“伟大的灵魂”。印度人把这个称号加在德高望重的人士姓名前，以示尊敬，如“圣雄甘地”。

第四章　追求浪漫传奇的人

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但却蕴含着无穷遐想空间的印度电影片名，一直很吸引我。就拿《私人秘书》（Private Secretary）来说吧，在印度，连亲吻镜头都不准出现在银幕上，一般男人想在现实生活中体验电影所描写的那种艳遇，连门儿都没有，但他们可以透过片名遐想一番：“作风开放”的女孩、时髦的办公室（里面一定有打字机和白色的电话）、男女共处、不伦之恋、婚外情、悲剧。我一直没去看这部电影。我只看过海报：一具胴体（如果我没记错）横陈在办公室地板上。《豪放女》（Junglee）是另一个令人难忘的片名：一个女郎伫立在海报中，背景是喜马拉雅山的皑皑白雪。《人生一场空》（Maya）的海报上，一个伤心欲绝的女人在流泪。《摇摆》（Jhoola）显然是一部欢乐的歌舞片，但这样的片名却难免引人遐思，想入非非，如同《私人秘书》和《临时房客》（Paying Guest）。

我们是临时房客，地点是德里——一个充满象征的城市，最初属于英国殖民政府，现在则是印度共和国首都。整座城市的四处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簇簇黑白两色的告示牌，展现了各种狂热的行政活动：××咨询委员会、××研究院、中央政府××部、××局。全城大兴土木，街头巷尾矗立着一座座用竹竿搭成的鹰架，乍看之下活像一窝窝巨大、怪异的鸟巢。德里是一座永远在成长中的城市——我们抵达之前，它已经成长了四十年。这是一座由公务员和承包商组成的城市。在德里，我们是临时房客，而我们的房东马辛德拉太太的丈夫就是一个承包商。

她派遣她家的司机开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这样的接待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钻出三等冷气车厢，踏上那光溜溜热烘烘的月台，你感觉到身上的衬衫骤然间变得滚烫，热得让你透不过气来。你对这个城市的兴趣，霎时间消失了。头昏脑涨，活受罪。在那闷热得像烤箱般的月台上，人们依旧穷忙着。成群脚夫身穿红上衣，头缠红布巾，推推挤挤，吆吆喝喝，争相招徕客人。招揽到顾客的脚夫背起金属打造的箱子——一个衣箱、两个衣箱、三个衣箱，全都沾着从孟买市一路带到德里的灰尘——踉踉跄跄，跌跌撞撞，朝向车站门口走去。电风扇在我们头顶上狂乱地旋转着。乞丐哀号不停。巴基拉斯旅馆派来的那位男士站在人堆中，使劲挥舞着脏兮兮的宣传折页。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对南极探险家来说，中途放弃比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可要容易得多。于是，我伸出手来，从这位仁兄手里接过宣传折页，站在那一拨拨熙来攘往、宛如潮水般从我身边流过的人群中（我对他们的活动已经丧失兴趣），开始集中心神，阅读宣传折页中的法文信函。在德里城的溽暑中，一切都变得扭曲、模糊：

经历一趟艰辛的旅程来到德里，在巴基达斯旅馆好好休息一番，我满心喜悦，彻底消除了疲劳。我特别感谢服务人员的殷勤友善的招待。我没期望什么，但请相信我，住在这家旅馆绝不仅仅是坐在那令人愉悦的庭院中，畅饮美酒而已。

费尔·贝斯·乔治，法国葛雷米（塞恩）

1961年7月28日

畅饮美酒：渴望渐渐转变成了精神错乱。先生，你到底期望什么？我没期望什么，只想好好休息一番。亮晶晶的水泥地上，并排躺着许许多多伸开四肢的躯体——成群无家可归的印度人，睡在印度火车站。找不到工作的脚夫四处蹲着。一个女乞丐也蹲在地上，扯开嗓门哀号。我只想好好休息一番。但这座城市并没有可以让人好好休息一番的喷泉。德里的街道十分宽阔壮观，一个又一个环岛，不计其数。这是一座为巨人打造的城市：视野辽阔深远，格局方正恢弘。这是一座仍然在规划中的城市，犹未完成，犹未人性化。它是为那些试图躲避它的空旷和它那白花花的灯光的人而建造。在这些人眼里，德里城中的树木看起来就像建筑图样上的树木，只是装饰品，并不能让人乘凉。总而言之，这是一座以纪念碑为模式打造的城市。城里每一栋建筑物都被贴上标签，就像建筑师的图画。街道上移动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格外渺小——骑脚踏车的男人身后拖着黑魆魆的影子。一个幅员辽阔、不断向外扩张的城市，是不容许人们停下脚步来歇息的。它鬼赶似的驱使人们，成群蜂拥向城中纵横交错的林荫大道和四处林立的购物中心；它驱使千百辆机动黄包车，轰隆轰隆，穿梭在大马路中央的车阵中，钻进钻出。在这座纪念碑一般的大城市面前，人类的躯体仿佛都缩小了。

我们寄宿的房子坐落在新德里的一个“新殖民区”，说穿了，就是新近开发的住宅区。我们离开空旷辽阔、恢弘典雅的市中心，驱车进入这个小区，骤然间看到一堆标新立异、杂乱无章的现代建筑物，心里感到有点突兀。乍看之下，就像一座印度村庄突然被转化成一座水泥和玻璃打造的市镇，一夕之间，扩大好几倍。小区内的房屋还没编上统一连贯的门牌号码。狭窄的无名巷弄中，挨挨挤挤，穿梭着一群群锡克人。他们满脸迷惑，挨家逐户寻寻觅觅，门牌号码既然不可靠，他们只好根据土地编号寻找他们的房子，土地编号是依据购买日期，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极目所见尽是漫天尘沙、一排排白色和灰色的水泥房屋、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庭院。每一个锡克人身后都拖着一条黑魆魆的影子，鬼影般飘忽在烈日下。

我们坐在簇新但空空洞洞的壁炉前，一面享受头顶那台电扇吹出的阵阵凉风，一面啜饮着可口可乐。

“那个比哈尔[1]男孩是个笨蛋。”房东马辛德拉太太一开口，就为她家司机的驾驶技术向我们致歉。

这个印度女人身材丰腴，看起来相当年轻，两只眼睛睁得又大又圆。她懂得的英文不多。每次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她就会咯咯一笑，然后把视线从你身上转移到别处去。她会说一声“嗯”，伸出右手托住下巴，眼神一下子变得空茫起来。

房子是新的。楼下弥漫着混凝土和油漆的味道。房间还没装潢好，家具不多，显得空荡荡冷清清的。整个屋子四处摆着电风扇。浴室的设备全都是从德国进口的，非常罕见，非常昂贵。“我喜欢外国货，”马辛德拉太太说，“简直爱死了。”

她对我们带来的那几只皮箱以及里面装着的东西格外感兴趣。她忍不住伸出手来，摩搓着我们的皮箱，脸上流露出无比虔敬和喜悦的神情。

“哎，我爱死外国货了。”

她眼睛睁大，带着三分畏惧七分仰慕的神情告诉我们，她老公可是一位承包商哦。他可是白手起家，辛辛苦苦打拼才有今天。他长年在外，白天在丛林中奔波干活，晚上睡在帐篷里。她留在城里，帮他照顾家庭，让他无后顾之忧。

“一个月三千卢比家用钱。这年头的物价！三千卢比怎够用啊，简直是开玩笑。”

她并不是向我们炫耀。她出身一个纯朴家庭。她接纳她的新财富，一如她接受以往的贫穷。她虚心学习，求好心切。她渴望获得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的赞许。她家窗帘的颜色，我们还喜欢吗？墙壁的颜色呢？瞧，那边的灯座可是进口的，从日本进口的。屋子里每一样东西都是进口的，除了（走进饭厅吃午餐时，她悄悄告诉我们）那台黄铜制的温热器。

她陪我们坐在餐桌旁，伸手托住下巴。她不吃午饭，只管睁着眼睛怔怔地瞅着我们的盘子。每次目光接触时，她就咧开嘴巴微微一笑。这可是她第一次经营民宿呢。说着，她咯咯笑起来。以前她从不曾接待临时房客，因此，如果她把我们当自己的小孩看待，我们千万不要责怪她。

她的几个儿子回家了。十几岁的小伙子，个头长得挺高，但神态却很冷漠，不像他们的母亲那么热诚。一走进饭厅，兄弟们就在餐桌旁坐下来。马辛德拉太太拿过一把汤匙，把菜肴舀到儿子们的盘子里，接着也帮我们舀一些。

她扑哧一笑，瞅了瞅大儿子，对我们说：

“我希望他讨个外国老婆。”

儿子没有回应。

我们谈起德里的天气和最近这一波热浪。

“我们才不怕热浪呢，”男孩说，“我们的卧室都装有空调。”

马辛德拉太太望了我们一眼，促狭地笑了笑。

那天下午，她坚持带我们出门走一趟，到城里买点东西。她想给楼下那个房间买几幅窗帘。我们说，她刚才带我们看的那个房间，里头的窗帘可都是簇新的，看起来挺高雅挺精致的。她说，不，不，我们太客气了。今天下午她一定要买几幅新窗帘，她希望我们充当她的外国顾问。

于是，我们开车回到市中心。一路上，马辛德拉太太不时伸出手来，指着车窗外那一座座矗立在德里城中的纪念碑，叫我们观看：胡马云[2]陵寝、印度门和拉什特拉帕提·巴凡纪念碑。

“新德里，新德里！”马辛德拉太太幽幽叹息起来，“印度的首都。”

我们从一家商店逛到另一家，也不知逛了多久。越走越疲累，我还得打起精神，有一句没一句跟马辛德拉太太闲扯。“瞧！”我伸出手臂，指着店里摆着的那一堆花哨的、鞋尖高高翘起的东方式绣花拖鞋，对马辛德拉太太的儿子说：“瞧，这些鞋子多可爱。”

“太俗了！我们不穿这种鞋子。”

这几家铺子的店员都认得马辛德拉太太。一走进店门她就向大伙打招呼，亲切得不得了。店员们赶紧搬来椅子。她坐下来，一边伸手摩挲着布料，一边跟店里的人寒暄闲谈。一卷又一卷窗帘布摊开来，展现在马辛德拉太太眼前。她不动声色，只管笑眯眯看着，然后笑眯眯站起身来，走出店门。她的举止非常优雅自信。她光看不买，店员们也不会生气。她心里早就有个谱，知道自己需要哪一种窗帘。逛了半天，她终于找到她想要的布料。

那天傍晚，马辛德拉太太带我们参观她家的壁炉。那是她老公亲手设计的，形状不规则，挺花哨的。石栏上的凹洞（用来装置电灯）模样也很花哨，同样出自她丈夫的手笔。

“瞧！多么现代啊！我们家的装潢和摆设全都是现代的风格。”

第二天早晨，油漆匠来到马辛德拉太太家，重新粉刷那间没人使用的、才刚粉刷不久的房间，以搭配昨天下午买回来的窗帘。

马辛德拉太太闯进我们的房间。吃过早餐，我们脱掉外衣，正躺在床上吹风扇。她一屁股在床边坐下来，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把玩着我那位女伴的丝袜、鞋子和胸罩。她对这些东西的价钱很感兴趣。在她怂恿下，我们爬下床来，跟随她到隔壁房间看油漆匠干活。她拿出窗帘布料，站在刚油漆过的墙壁旁边，问我们颜色到底配不配。

平日在家，马辛德拉太太闲着没事，成天只管盘算如何花掉那笔每个月三千卢比的家用钱。她有个要好的朋友，“梅塔太太。秘书。妇女联盟。梅塔夫人。空调和其他家电最有名的品牌也叫梅塔。”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广告上，我们早就耳熟能详。马辛德拉太太定期探访梅塔太太。马辛德拉太太定期咨询她的占星师。马辛德拉太太定期上街购物，到庙宇烧香。她的日子过得既充实又甜蜜。

那天下午，一个身材高大、年纪约莫五十岁的男子来到马辛德拉太太家。他说，他在报上看到广告，知道这儿楼下有个房间（我们现在住的那间）要出租。这位男士穿着双排扣灰色西装，一口英语带着浓重的、硬邦邦的军人腔调。

“嗯。”马辛德拉太太把眼睛瞄向别处。

西装革履的男士继续讲他的英语。他告诉马辛德拉太太，他是一家大公司的业务代表——跟外国有关系的公司。

“嗯。”马辛德拉太太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空茫起来。她伸出一只手，托住下巴。

“晚上不会有人在这儿睡觉，”男士仿佛有点心虚，舌头开始打结。也许他忽然想到，和报纸上的招租广告所招徕的那些“外交人员”相比，他那家公司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可以预付一年租金。租约一签就是三年，怎么样？”

“嗯！”马辛德拉太太用印度斯坦语回答这位男士的英语。她说她必须征求她丈夫的意见，况且，还有好多人对房子感兴趣。

“我们打算把这间房子当作办公室使用，没有其他用途，”男士似乎有点恼怒了，也许，他觉得他的尊严受到了冒犯。“晚上我们只留下一个人，在这儿守夜。您住在这儿，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我们现在就可以预付一万两千卢比租金。”

马辛德拉太太只顾睁着眼睛，茫茫然，不知瞪着什么东西，仿佛在嗅着墙上的新油漆，或者盘算着什么时候才把新窗帘挂上去。

“笨蛋！”男士前脚才跨出门坎，她就哧的一声笑起来，“这家伙跟我讲英语呢！假洋鬼子。笨蛋。”

隔天早晨，她绷着脸，闷闷不乐。

“信。我公公写信告诉我们，这两天他就要来我们家住一住，”原来是这件事让她不开心。“老人家一天到晚唠叨，碎碎念，叫人受不了。”

那天下午我们外出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她一脸哀伤，跟一位身穿印度服装的白发老者坐在一块儿，态度颇为恭谨。霎时间，她整个人仿佛缩小了，怯生生的，一副如坐针毡的模样。向白发老者介绍我们时，她特地强调我们的外国背景和来历，然后她就把眼睛瞄向别处，自顾自发起呆，不再吭声。

白发老者一脸狐疑，上下只管打量我们。一如马辛德拉太太向我们暗示的，这位老先生果然很健谈。他对自己，尤其是他的年龄（约莫六十出头）感到颇为自豪。他跟我们谈起他的一生——他谈的并不是他的经历，而是他在六十年岁月中所养成的习惯。他告诉我们，每天早晨他四点起床，出门散步四到五英里，然后回家阅读《薄伽梵歌》的若干篇章。这个生活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四十年，值得向年轻人推荐。

马辛德拉太太忽然幽幽叹息一声。我看得出来，她早已经受够了公公的唠叨。为了让她喘口气，我只好硬着头皮跟老先生攀谈，央求他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但他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向我们报告。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他居住过和工作过的一连串地点。我向他提出具体而明确的问题，要求他描述他待过的那些地方，譬如山川景色、人文地理等等。但马辛德拉太太似乎不明了我的用心。她并不接受（也许，基于为人媳妇的职责，她不能接受）我的帮忙。她一径坐在那儿，默默受苦。到头来，被我赶走的并不是马辛德拉太太，而是她的公公。他终于走出屋子，独个儿坐在屋前那座小花园里。

“你好调皮啊。”马辛德拉太太瞅了我一眼，笑了笑。她的神情看来很疲累。

“夏天到了，”晚饭后，老头子忽然说，“我在屋外旷野上睡觉已经两个礼拜了。每一年，我总是比别人早几个礼拜，跑到户外睡觉。”

“今晚，您就睡在屋外吗？”我问道。

“当然。”

他就在大门外打地铺。我们看得到他，毫无疑问他也看得见我们。凌晨四点——看看天色，准没错，我们听见他起床，出门散步之前先上厕所，漱口，噼里啪啦，不知搞些什么名堂，然后关上房门。再过一会儿我们听见他回来。起床后，我们看见他正在阅读《薄伽梵歌》。

“每天早晨散步回来，我总会读几页《薄伽梵歌》。”老先生告诉我们。

读完圣诗，他就在屋子里闲晃。他找不到事情做。想不理他，还真办不到。他总会找机会跟你攀谈，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我开始怀疑这老头在监视我们。

下午，出外回来，我们撞见我们真的不想看到的一幕：又一个应征者上门来，打算租下这栋屋子楼下的房间。那位准房客看起来怯生生的，忸怩不安。跟他面谈的是马辛德太太的公公。老头子态度还算和善，但口气却咄咄逼人。我看得出来，他责备的对象是他的媳妇。可怜的马辛德拉太太，她羞得无地自容，只好把脸孔埋藏在她那身莎丽装里。

此后，她再也没有多余工夫照顾我们了。公公前脚才跨进她家门槛，她整个人就萎缩成一团，变成一个典型的印度小媳妇，可怜兮兮。如今，我们难得有机会听她提起她对进口物的热爱。我们变成了她的包袱。每次静静坐在一旁，聆听我们跟她公公的谈话，她偶尔会看我们一眼，脸上绽露出疲倦的笑容。我们知道，她也很无奈，毕竟她是人家的媳妇。跟她相处一段时日，我们只有在头一天，看到她那神采飞扬，浑身充满活力的模样。

那个周末，我们计划到乡下走一趟。我们几乎是抱着愧疚的心情告诉马辛德拉太太，我们必须抛下她，让她在屋里跟她公公单独相处几天。不料，听到这个消息，她眼睛登时一亮，仿佛听到天大的喜讯似的，整个人又活跃了起来。她说，放心去吧，好好玩一玩，把行李留在房间里，她会帮我们看着。她喜滋滋地帮我们打点行装，还特地做了一桌好菜，让我们饱餐一顿，然后才送我们出门。她站在屋前那一座石头砌成的花哨的篱门下，挥着手，目送她家那位比哈尔司机（记得马辛德拉太太管他叫“笨蛋”）载着我们离去。身材丰腴，脸容哀伤，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的马辛德拉太太！

到乡下度周末！我们心中浮现起沁凉幽静的乡野风光：一丛丛浓荫密布的树木、一畦畦苍翠的农田、一条条流水潺潺的小溪。离开德里，我们心里唯一想望的东西就是水，但一路上却没看见一条溪流，没遇到一处浓荫。这儿的道路只是一条窄窄的碎石路，两旁的路面铺着泥巴，尘土飞扬。路边的树木和田地都沾满了沙尘。途中，我们驱车穿越一片褐色的旷野，极目荒凉，好几英里不见人烟。旅途尽头出现一座小镇。不巧，我们抵达时，镇中正发生一桩凶杀案。杀人的穆斯林逃掉了。被杀的印度教徒的尸体，得赶在天亮前秘密火化。然后，警方得严密监控两边人马，防止发生骚动。整个周末，我们的主人忙着处理这个案子，没工夫招待我们。我们只好待在警局，享受那高高悬吊在天花板上的电扇吹出的凉风。墙上挂着一个框子，里面镶着一张纸，纸上罗列着几十条用打字机打出的简化法令规章。对面墙上装设着一个壁炉。它让我们联想起冬天，但这会儿冬天离我们可远得很哪！我这一辈子，不论到哪里，时机总是不对，感觉上就像在标志不清楚或不实在的火车站盲目摸索，一路上遇到的总是月台上那架已经故障多年的餐点贩卖机、产品早已停止销售的广告、过时的火车时刻表。这个警局里，壁炉架上方挂着一张照片：在一片荒芜风蚀的土地上，一棵树孤零零矗立在一条干涸的小溪旁。这张照片流露出来的那种憔悴和坚忍是印度这个国家特有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天空渐渐阴暗下来。我们搭火车回到德里。一路上，我们等待暴风雨来临。后来我们才发觉，天上那一团团看起来像雨云的东西，其实是沙尘。火车上的茶房欺骗我们（几个月后，在这列火车上，这个小伙子又会再欺骗我们一次）。一位乘客谈起政府官员的贪渎，其他乘客纷纷发言，大骂政府腐败。起风了，沙尘四处飞扬——工程师告诉我们，水不能渗入的地方，印度的沙尘都钻得进去。我们渴望回到城中，渴望洗个热水澡，然后把自己关在门窗紧闭冷气开放的房间里。

回到马辛德拉家，只见楼下一片漆黑。大门上了锁。我们没钥匙，只好拼命按门铃。过了好几分钟，一个仆人蹑手蹑脚打开大门，悄声叫我们进去，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朋友似的。我们的房间可一点都没变，和我们离开时一模一样：床铺凌乱不堪，行李原封不动，信件、各种传单和好几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依旧散置在床头茶几上。整个房间乱成一团，静悄悄的，四处布满灰尘。我们仿佛听见楼上的房间（就是马辛德拉太太摆放印度式黄铜制温热器的房间）有人压低嗓门吵架。

仆人告诉我们，老爷从森林回来了，正在跟夫人拌嘴呢。“老爷对夫人说：‘你让临时房客住进我们家？你拿他们的钱？’”

我们明白了。原来，我们是马辛德拉太太的第一批（肯定也是最后一批）临时房客。她平日待在家里，闲极无聊，想找几个房客来陪她解解闷——前些天上门来谈租约的几位男士，大概也跟我们一样，变成了马辛德拉太太解闷的工具。也许，妇女联盟秘书梅塔太太也把她家楼下房间租出去。也许，梅塔太太家住过一连串显赫的外国临时房客。

可爱的马辛德拉太太！每个月三千卢比的家用费，她还嫌不够呢，竟然瞒着她老公把楼下房间租出去，弄点私房钱。但她对我们的照顾和关怀却是真诚的，洋溢着一股印度式的温情。这一辈子，我们再没见过她，也再没见过她的儿子。我们从没看见过她丈夫。至于她公公，我们只听见他在屋里屋外走动的声音。我们躲藏在自己的房间里，竖起耳朵，等待他就寝。隔天早晨，我们听见他起床，接着听见他出门散步。我们又等了好几分钟，然后才悄悄爬下床，拎起行囊，蹑手蹑脚钻出大门，叫醒在附近排班候客的出租车司机，扬长而去。过了几天，我们通过一位朋友，把我们应该付的房租寄给马辛德拉太太。

酷暑中的德里，如今回想起来，朦朦胧胧有如一团迷雾。留存在我们记忆中的是远离尘嚣、退隐到阴凉处的那些时刻：阴暗的卧房，午餐，门禁森严、与世隔绝的俱乐部，大清早开车出城探访图古鲁克禁城遗迹的旅程，“森林大焰”的奇观。在印度，观光旅游是挺累人的一件事。很多景点，你必须打赤脚才能进入。印度教庙宇的入口处总是泥泞不堪，而清真寺的庭院却又热烘烘的，比晌午的热带沙滩还要烫脚。每一座庙宇和清真寺门口，从早到晚聚集着一群闲人，一看到观光客穿着鞋子进来，他们就蜂拥上前，把他给团团包围住。每次看到这帮人嬉皮笑脸、游手好闲的德行，我就忍不住冒火。同样让我觉得刺眼的是墙上张贴的告示：“如果您觉得脱掉鞋子有损您的尊严，本寺愿提供拖鞋，供您暂时穿用。”在德里城中的河阶浴场，游客必须打赤脚，在滚烫的沙地上步行很长一段路程，才能抵达甘地火葬的地点。我不想忍受这种不必要的折磨，拒绝跟随观光局向导走上去，一个人在树荫中坐下来——脚上穿着鞋子，活像一个异教徒。身穿蓝色衬衫的印度学童，四处逡巡徘徊，寻找美国观光客。这些男孩子看来都很健康，一副营养充足的模样，脚上穿着整齐的鞋子，手里抱着课本，神态显得非常骄傲。一看见美国老太太出现，他们就纷纷拔起腿来，蜂拥上前。这些老太太早就听说印度是很穷的国家，一看见学童们跑过来，立刻停下脚步，打开荷包，掏出硬币和钞票，笑眯眯分发给孩子们。这会儿，那群被阻隔在大门外的职业乞丐纷纷伸出脖子，满脸艳羡，垂涎三尺，探头探脑地只管向门内张望。我已经被太阳晒得头昏。心头火起，我跳起身来，冲向那帮小毛头，恨不得狠狠揍他们一顿。孩子们吓得一哄而散。那群美国老太太瞪着我，上下打量不停。她们还以为我是年轻而骄傲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呢。管他的，她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气咻咻跑回游览车上，浑身疲累不堪，心里觉得很羞耻。

这就是我对德里的感受。如今，每次走进印度政府的衙门，我就忍不住扯着嗓门大叫。看到那一排排坐在长长的办公桌前、埋首在一沓沓文件堆里、核查各种各样的纸条或数着钞票（一百卢比扎成一捆）的年轻人，我心里就有气。天晓得，这些印度人每天在穷忙什么！“别向我抱怨。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申诉。”“通过适当的渠道！适当的渠道！”碰到这帮人，你只好自认倒霉。冷嘲热讽对印度人是不会发生效用的。“别向我抱怨。要抱怨就去找我的上司。”“妈的！到底谁是你的上司呀？”我存心挑衅，希望能激怒这帮小官僚，但我得到的响应往往只是冷冷的一瞪。面对这样的反应，我还能怎样呢？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我只感到疲累和羞耻。

在路提彦市[3]，我要求隐私和保护。这样我才能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免得一时失控，又让自己变成一只暴怒的猛兽。参观这座新城，在那一排排隐藏在商店的招牌和稻草编成的百叶窗后面的柱廊，在那无比恢弘的景观中，我可以感受到一种优雅的格调和气派：新建的塔楼矗立在林荫大道尽头，古老的圆顶寺院坐落在另一端，遥遥相对。这儿，我可以感受到在孟买常听人们谈起的那种“精心设计”的气氛。我可以感受到它作为一个新首都的骄傲和兴奋。这份骄傲，显现在星期天早晨“运动俱乐部”的聚会中：一群前任联合国官员聚集在这儿，以地方总督的口吻，谈论刚果的战乱。这份骄傲也显现在报纸刊登的消息中：设立在德里的外国大使馆，争相为德里市民提供“文化”休闲活动。这座城市终于获得它应有的崇高国际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外交”新玩具。然而，在这座城市中，我却被迫从一个阴暗的房间躲进另一个阴暗的房间，以逃避户外的现实——逃避那满街的灰尘和毒辣的阳光，逃避那成群身穿花哨莎丽、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低贱妇女。（在印度，只有出身卑贱的妇女，才会穿花哨的莎丽。）在我眼中，这是一座虚幻不实的城市，骤然间从平原上冒出来：十七和十八世纪废墟中，矗立着一幢幢超现代建筑物。乍看之下，这座壮观的城市显示着它拥有一块富饶、繁荣的腹地，但事实上，我们搭了二十四个小时的火车，前来德里时，一路所见尽是烈日下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

而今，傍晚时分，钻进斯利那加特快车的铝制车厢，躺在卧铺上，等待开车的当儿，回想这些天在德里的经历，我对印度那纷纷扰扰的乱象竟然开始感受到一种莫名的、近乎邪恶的愉悦。我喜滋滋地回味当初花费二十四个小时、搭乘火车前来德里的旅程；我喜滋滋地期待那即将展开、一路北行、穿越旁遮普平原把我带到全世界最高的山脉的长达三十六个钟头的旅程。我感到庆幸，这会儿我能够躲藏在豪华车厢里，跟外面的丑恶现实隔绝开来，虽然，透过那悬挂着橡胶珠帘、随时可以打开的车厢，我还是看得见月台上的景物：头缠红布巾的脚夫、贩卖书报的印度手推车、四处叫卖的小贩。车厢中的电扇悬挂得那么低，以至于从我的铺位望出去，整个月台仿佛覆盖着一支支旋转不停的电扇叶片。这些景物，我原本恨得要死，而今我却对它产生一份依恋之情（我也知道这种感觉很虚妄），因为一旦火车开行，进入克什米尔后，气温陡然下降二十度，这些景物都会消失，一切又会恢复正常。

从车厢中望出去，夜晚的旁遮普平原一片漆黑，悄无声息，只看得见火车投射出去的一圈圈不断移动的灯光。一间寂静无声的小茅屋，黑魆魆的，蹲伏在暗沉沉的田野上，等待黎明。此外，我还能期望看到什么呢？早晨，我们抵达帕坦科特，克什米尔铁路线的“终点”。这个词的英文具有强烈的科技、工业和戏剧色彩，一路上我却常常在那些讲印地语的乘客口中听到，心里不免觉得怪怪的。清晨时分，车站凉飕飕的。晨曦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周遭的丛林，感觉上，山脉仿佛就在附近，后来我们才知道山脉距离这儿远得很哪。下车时乘客们纷纷穿上羊毛衫、夹克、羊毛背心和套头毛衣，戴上花哨的帽子，甚至戴上手套。这些毛织品全都是适合在小阳春假期穿着的衣物，严格说，这会儿还不需要，但人们把它们都穿在身上，心中期待着即将展开的克什米尔假期。

在邻近巴基斯坦边界的这一片平坦的灌木丛生的原野，最初我们只察觉到印度陆军的存在：树立着一个个路标的军营、用石灰水粉刷的营房、成排的军用卡车和吉普、两三辆操练中的轻型坦克。士兵们身穿橄榄绿战斗服，头戴丛林帽，走起路来昂首挺胸，雄赳赳的，看起来挺帅气的，跟一般印度男子很不一样。中午，我们在查谟市停歇一会儿。吃完午餐，我们沿着印度军队在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入侵时兴建的山路，进入克什米尔。天气越来越凉爽，沿途尽是山丘和峡谷，从车窗内望出去，只见层峦叠嶂一路绵延到天边，渐渐隐没。我们搭乘的巴士行驶在奇纳布河畔。车子一路往上攀爬。我们回头一看，只见河水注入一座四处漂荡着木头的峡谷中，汹涌澎湃。

“您打哪儿来啊？”

印度人最爱问陌生人这个问题。每一天，我都得回答五次。现在我又得再解释一次了。

他坐在走道对面那个座位，身上穿着西装，看起来还满体面的。他头顶光光，鼻子尖尖（古吉拉特人特有的那种鹰钩鼻），脸上流露出愤世嫉俗的神情。

“对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您有什么看法啊？”

这又是印度人喜欢问陌生人的问题。我装作没听出里头蕴含的讥讽。

“别客气，把你心里的想法坦白说出来吧。”

“还不错，印度很有趣。”

“有趣。你命好，不必住在这个国家。我们全都被困在这儿。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被困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

坐在他身旁的是他那个身材丰腴、一副心满意足模样的太太。显然，她对我和她丈夫之间的谈话没有兴趣，却老是趁着我望向窗外，偷偷打量我。

“举国上下贪污腐败，结党营私，”他告诉我，“人人都想离开印度，进入联合国工作。医生全都出国去了。科学家到美国发展。这个国家的前途一片黑暗。能不能请问你，你在你的国家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个月，大概五千卢比吧。”

我这拳打得太重了点，但他咬紧牙关承受了。

“你赚那么多钱，从事什么工作啊？”

“教书。”

“教什么啊？”

“历史。”

他显然不以为教历史值得骄傲。

我赶忙补充：“另外还教一点化学。”

“很奇怪的结合。我自己就是一位化学老师。”

每一位浪漫文人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说：“我在综合制中学教书，什么东西都得教一点。”

“原来如此，”他脸上的迷惑忽然转变成恼怒，鼻子开始抽搐起来，“奇怪的结合。化学和历史。”

我开始感到不耐烦了。在这趟旅程中，我还得和这个家伙相处好几个钟头。我不想再跟他闲扯，就转身去哄一个哭闹不休的小孩。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幸好，没多久车子就在路旁一个能俯瞰翠绿山谷的休息区停驶下来，让乘客们出去透口气，活动活动筋骨。山中松林密布，空气十分清凉。这会儿在我们的感觉中，印度的平原就像一场疾病，病愈后你再也记不起生病时的感受。我们带来的毛衣终于派上用场。克什米尔假期真正开始了。回到巴士上，我发现那位化学老师已经跟他太太换座位。看来，他也不想跟我闲扯。

抵达巴尼哈尔镇时，天已经黑了。夜凉如水，客栈暗沉沉的，四处看不见一盏电灯。服务生点起蜡烛，为我们准备晚餐。月光下，山腰上那层层叠叠的梯田看起来就像镶着铅条的老旧的格窗玻璃。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却发现，原来，山中的梯田竟是那么苍翠润湿，绿油油的一片。车子穿过巴尼哈尔隧道，一路往下行驶，经过一座座宛如童话般绿草如茵、坐落在杨柳丛中依偎着潺潺流水的村庄，最后进入了克什米尔河谷。

克什米尔天气凉爽，色彩缤纷：满田金黄的芥菜、白雪皑皑绵延天际的群峰、顶头那一片蔚蓝的苍穹——在克什米尔的天空中，我们又看到了那一团团变幻莫测、仿佛在演戏的云朵。男人们身上裹着褐色毛毯，伫立在迷蒙晨雾中，头上戴着毡帽、遮住耳朵、打着赤脚的牧童出没在那一座座陡峭湿滑、乱石满布的山坡上。中途我们在卡齐宫镇停车，打尖歇息。阳光下满镇尘土飞扬，市场乱糟糟闹哄哄的，沁凉的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木炭、烟草、菜油、陈年垃圾和粪便的气味。铺着泥巴的屋顶上，野草丛生。我记得在我小时候阅读的《西印度读本》中，有一则故事提到，一个愚蠢的寡妇把她家的母牛牵到屋顶上去。现在我终于明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一辆辆巴士载着一群群胡须染成红色的男子，朝南边开去。刚才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进入这座城镇。又有一辆巴士驶进城中，停下来。守候的群众纷纷拔起腿来，蜂拥上前，推推挤挤聚集在车窗前。车中一个满脸倦容、两眼布满血丝的男子伸出枯瘦的一只手，向大伙挥别。他和车中其他乘客一样，要去麦加朝圣。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山谷，吉达港，显得多么遥远啊。这个阿拉伯进香客港口礁岩密布，处处险滩，把湛蓝的海水转变成翠绿色。城中那一间间炊烟缭绕的茅舍里，胡须浓密、眼睛淡灰色的锡克人（不久前他们还是克什米尔的战士和统治者），坐在地板上煮东西。每一家小吃摊上都挂着花哨而醒目的招牌。笨重的白色杯子布满裂缝，桌子摆放在露天的地方，上面铺着格子花纹油布，桌下的地面早已经被吃客踩踏成烂泥巴了。

山脉一座接一座不断向后退却，河谷渐渐扩展，变成一畦畦土质松软、水源充足的田野。车子沿着河畔那一排白杨和垂柳行驶。抵达艾旺提普尔时，在一座散布着一间间小木屋的、宛如童话的村庄外，我们骤然看到一堆灰色石头，矗立在平野上。这座废墟在建筑学上属于所谓的“楣式结构”[4]。门廊上矗立着一根根坚实的方形柱子，陡峭的石砌山形墙雄踞在廊柱顶端，神龛四周环绕着一排石柱，规模宏伟，气象万千，但却也显得有点笨拙，这让人的思绪不禁飞回到了数个世纪之前充满虔敬的古代。后来我们听说，这座废墟原本是一间印度教庙宇，兴建于公元八世纪。车子经过这座古迹时，没有一位乘客失声惊叹，没有一只手伸出车窗指指点点。印度人生活在废墟中，对什么都早已习以为常。印度这块大地上处处散布着古迹和雕像，没什么了不起。在斯利那加城外的潘德雷桑镇，军营旁边就有一座风格相似、规模较小的庙宇。士兵们正在操练。一辆辆军车和一栋栋营房，排列得整整齐齐。马路旁边树立着军部的告示牌，飘扬着师部的军旗。

我们的车子在“入市税征收处”停下来。这是一幢洋溢着中世纪风情、模样十分古雅可爱的建筑物，门口停放着成排“达达-奔驰”货车。这些车子的尾板装饰得十分花哨，上面印着几个花体字“请按喇叭”，底色不是赭红就是粉红。店铺中聚集着一群浑身裹在毛毯里的男子，他们坐在高耸的地板上，抽着水烟。我们绕过市中心，走进一条两旁矗立着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林荫大道——克什米尔人相信，这种树木的阴影十分清凉芬芳，具有医疗作用。我们来到一栋簇新的红砖建筑物的庭院。“游客接待中心”就坐落在这儿。对街树立着一块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张贴着尼赫鲁总理的照片和训词；他老人家呼吁民众，把外国游客当成朋友看待。告示牌下聚集着一群克什米尔人，大呼小叫，态度十分嚣张，连那些头上缠着布巾、手里握着警棍、昂首挺胸高视阔步的印度警察，也不太敢招惹他们。

这群大呼小叫的男子中，有一些是船屋的主人或是他们的仆从。乍看之下，我们真不敢相信这帮人拥有一栋像样的房屋，能够提供游客膳宿服务。但船屋确实存在。这些漆成白色的水上住宅坐落在湖中，依偎着苍翠的岛屿，白白的、长长的一排，跟湖畔群山上的积雪相互辉映。湖岸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道水泥阶梯，从湖滨大道通往水晶般湛蓝的湖水。或蹲或坐，一群男子聚集在阶梯上抽着水烟。他们的游船，克什米尔人管它叫“施客啦”，挨挤成一团停泊在岸边，船上撑着遮阳篷，船舱中铺着坐垫，红黄两色，煞是好看。我们搭乘游船前往湖中的船屋。踩着岸边一座小巧可爱的阶梯，我们走进船屋中。一看到里面的陈设，我们整个人都呆住了：地毯、黄铜器皿、镶在镜框里的照片、瓷器、墙上的精工镶板、擦洗得亮闪闪的家具——全都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古董。刹那间，闹哄哄的艾旺提普尔城和整个印度，全都消失了。进入这间船屋，我们仿佛置身在“英国人的印度”。主人拿出过去好几十年来房客留下的早已经泛黄的便函和各种推荐信让我们观看。其中有好几张请帖——船屋的主人受邀参加英国军官的婚礼（这些军官现在都已经当上祖父了吧）。在镇上的游客接待中心，这位船屋主人显得那么的卑微，他低声下气，踩着脚踏车，一路跟随我们乘坐的出租双轮马车，哀求我们造访他的船屋。这会儿，前脚才踏入屋门，他整个人就完全变了个样。他脱掉鞋子，在地毯上跪下来，向我们奉茶。霎时间，他的举止言谈变得有如瓷器般精致高雅。在今天的印度，你难得遇到对传统礼节这么娴熟的人。他拿出更多照片（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的房客的照片）和更多的推荐函，让我们观赏。他最爱讲英国人在船屋举行盛宴的故事。

屋外，积雪覆盖的群山环绕着湖泊。阿克巴大帝[5]建造的哈里·帕尔巴特堡矗立湖心。远处，白杨丛生的地方，我们看得见湖滨小镇雷纳瓦里。隔着一片空旷的水域，湖对岸苍翠的山坡上有一座花园。看起来，经过千百年的冲刷，山顶流失的土壤已经把山腰上的石缝全都填塞了。这座莫卧儿皇家花园，规模十分宏伟，气象万千：高耸的平台、笔直的线条、矗立在花园中央的亭台楼阁、宛如阶梯般一级一级往下流淌的水道。在克什米尔，我们可以接受莫卧儿人和印度教徒。但英国人在这儿出现——他们遗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歌谣、书籍和那些遗留在全世界最壮丽的花园“夏丽玛”的手印，却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英国人竟然闯入这个四面环山的幽谷，盘踞这座处处可见水烟袋和俄式茶壶的城市。今天，在城中那条名为“官邸路”的街道，我们可以看见一间专供藏族商旅住宿的客栈，坐落在尘沙弥漫的广场上。那些藏族人穿着长统靴，戴着毡帽，把头发编成辫子，身上的衣裳灰扑扑、脏兮兮的，一如他们那饱经风霜的脸庞。男人和女人装扮一模一样，分不出性别。

我们没租下船屋。里面藏放的各种遗物和纪念品，到今天依旧显得那么的个人化，那么的感人。它们所代表的浪漫传奇跟我毫无关系，而我也不可能把这些遗物跟它们的传奇分隔开来。住进这间船屋，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闯入者，就像我在当地俱乐部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些俱乐部的撞球场的墙上依旧悬挂着三十年前的漫画（镶在镜框里），但图书室乏人照料，早就荒废了，一整个世代的品位被冻结封存起来，而吸烟室墙上依旧悬挂着几幅污痕斑斑的铜版画，画中的彪悍骑士据说是“亚菲迪人”或“俾路支人”[6]，但透过灰尘满布的玻璃，我们实在看不清楚他们的马上英姿。印度人大可以悠游自在、无拘无束地穿梭在这些遗物间，它们所代表的浪漫传奇，其中有一部分一直属于他们，而今，他们把这段传奇整个地继承下来。我既非英国人也不是印度人——他们的光荣历史，我无从分享。

[1]比哈尔，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

[2]胡马云（Humayun，1508-1556），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二任皇帝。父亲为16世纪征服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的蒙古大将巴伯尔（Baber，1483-1530）。

[3]路提彦（Sir Edwin Landseer Lutyen，1869-1944），英国著名建筑师，新德里的市区规划与建设大都出自其手。“路提彦市”特指由他负责设计的德里新市区。

[4]楣式结构，建筑中使用“横楣”而不用“拱”的构造方式。

[5]阿克巴大帝（Akbar，1542-1605），莫卧儿王朝皇帝，1556年至1605年间在位。

[6]亚菲迪人，骁勇善战的民族，现居住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开伯尔山口一带。俾路支人，俾路支斯坦的贵族和统治阶层。

第二部

第五章　达尔湖中的童话屋

丽华大饭店

一流设备·抽水系统·业主巴特

我们的旅程快结束时，这块招牌才出现。“我是诚实的人。”C级船屋的主人对我们说。那时，我们正站在他那腐朽的船屋中一个长满霉菌污痕斑斑的舱房里，面对一个白色的水桶。“我如果告诉你们，这间房子有抽水马桶设备，那就是不诚实。”然而，在丽华饭店大厅中，业主巴特先生却一边向我们出示一沓薄薄的推荐函，一边指着翠绿墙壁上悬挂的好几幅照片，对我们说：“装置抽水系统之前拍的。”显然，他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望着照片中那一张张笑眯眯的脸孔。至少，我们不会被这样出卖。为了驱除游客的疑虑和猜测，那块招牌树立在铺着沥青的屋顶上。在三盏电灯照射下，从湖畔的商羯罗查尔雅山远远眺望，你肯定可以看到它。

我们真不敢想望，这家旅馆会有这么先进的设施。它坐落在湖中一个岛屿（长约八十英尺、宽三十英尺）的一端，是一栋粗糙的双层建筑物：赭红色的混凝土墙、绿色和巧克力色的梁木和窗棂、未上漆的波状铁皮屋顶。整个旅馆总共有七个房间，其中一间是餐厅。实际上，这家旅馆是由两栋房屋构成的。一栋坐落在岛屿一角，两面墙壁不断被湖水冲刷。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房间。一条窄窄的木造回廊环绕着顶楼。另一条回廊搭建在湖面上，环绕着底楼的两边。第二栋屋子楼下有一个房间，楼上有两个，其中第二个房间是一个半圆形、多边的木造楼阁，从主屋凸伸出来，地板用好几根木竿子支撑着。一座木梯通到连接两栋屋子的走廊。整幢建筑物屋顶铺着涂上沥青、有棱有角、设计极为繁复的波状铁皮。

整个旅馆给人的感觉是粗糙、草率、急就章，就像它的主人留给游客的第一眼印象。巴特先生小心翼翼走到栈桥上，迎接我们。他头上戴着一顶缩小的、俄国式的克什米尔毡帽。他身上那件下摆长长的印度式衬衫，从他腰下那条宽宽松松的长裤中，探伸出来，飘荡在他上身披着的棕色夹克下面。这副装扮显示，这个人并不十分可靠。他脸上那副宽边眼镜让人联想起心不在焉的学者，可是，他手中却握着一把铁锤。陪伴在他身旁的是一个瘦小的男子。他打赤脚，上身穿着一件脏兮兮、紧绷绷的灰色套头毛衣，下身系着一条宽大的白色棉裤，腰间扎着一根绳子。这个男子头上戴着一顶松垮垮的、羊毛编织的睡帽。这使他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古雅，让人想到莎翁剧中的工匠。第一印象往往是不可靠的。这家伙叫亚齐兹。抽水系统犹未竣工。水管和马桶已经装设好，贮水槽虽然已经运到，但到现在还没开箱呢。

“一天，”亚齐兹用英语告诉我们，“两天。”

“我喜欢抽水马桶。”巴特先生说。

我们翻阅以前的房客留下的推荐函。两位美国客人非常热情，洋洋洒洒，把丽华大饭店着实夸赞一番。一位印度太太的留言说特别赞赏这家旅馆为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提供的“私密”。

“装设抽水马桶之前哦。”巴特先生说。

他的英语水平实在有限，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因此，我们只好通过亚齐兹跟他打交道。

我们开始讨价还价。为了避免受骗上当，我据理力争，态度咄咄逼人。后来我发现这一招还挺管用，虽然有点过分。一言不合，我就转身掉头而去，旅馆主人好说歹说，把我给拉回来。这倒很容易办到，因为船夫拒绝把我载送回湖滨的马路。想想自己奔波了一天，也够累了，我就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跟巴特先生达成协议。最后，我订下半圆形客厅隔壁那个房间，客厅也归我使用。我需要一盏台灯。

“十到十二卢比，怎样？”亚齐兹说。

另外，我还需要一张书桌。

亚齐兹搬出一个矮板凳。

我伸出双手，比了比，告诉他我需要大些的桌子。

他指着草坪上摆着的一张老旧的、饱经风吹日晒的桌子，要我瞧瞧。

“我们会给它上漆。”

我伸出一根手指，敲了敲桌面。

亚齐兹比了个手势。巴特先生看出他比的是两根支柱，微微一笑，举起手里握着的铁锤。

“我们会修理。”亚齐兹说。

这时我才领悟，原来他们两个在玩某种游戏，而我莫名其妙变成了游戏的一部分。这会儿，我们置身在湖中一个岛屿上。放眼望去，周遭只见在湖面上捕捉鱼儿的成群翠鸟和一只只五彩缤纷、聚集在花园中啄食的戴胜鸟。岛上，芦苇、杨柳和白杨丛生。一排排船屋背后，我们眺望得到白雪皑皑矗立在天际的群山。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头戴睡帽、蹦蹦跳跳的男子。花园尽头有一间新建的、还没上漆的小木屋，木屋坐落在柳荫深处，显得十分温馨可爱。那是亚齐兹的家。这个家伙耍起铁锤和其他工具来，真有一手。他很会巴结客人。他是一流的即兴演员，能够满足客人的任何需求。莎翁剧中的工匠是不戴睡帽的。这家伙看起来反倒比较像童话中的人物——伦伯尔士迪特斯金[1]或白雪公主手下的一个矮人。

“你先付定金，签三个月租约。”

亚齐兹嘴里冒出的这句英文，并不能消除他浑身散发出的童话般的魅力。巴特先生不会写英文。亚齐兹是个文盲。我只好自己写一张收据，然后在一本账册背后写下租约，签下名字。这本巨大的、看起来挺气派的账册摆在餐厅灰尘满布的架上，里面登录的账目乱七八糟，简直就像涂鸦一般。

“你写三个月？”亚齐兹问道。

我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我没写三个月。奇怪，这个文盲怎么看得出来呢？

“你写三个月。”

搬进去的前一天，我们出其不意地突然造访丽华饭店。这家旅馆还是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老样子，什么都没改变。一如上次，巴特先生站在栈桥上迎接我们，身上还是那副装束，脸上依旧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那张应该上漆钉牢的桌子现在还摆在草坪上，摇摇欲坠，没上漆也没钉牢。我要求的那盏台灯，连影子都没有。上次我们来看房子时，亚齐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隔开浴室和卧房的那面墙，向我们保证：“我会给它再涂一层油漆。”他食言了。墙上那块布满节瘤的簇新木板凹凹凸凸，依旧涂着薄薄的一层蓝漆，十分鲜艳刺眼。巴特先生一声不吭，一路跟随我们参观房子，态度颇为恭谨：我们停下脚步，他也跟着停下脚步；我们查看某一件摆设，他也挤在一旁查看。看来，身为这家旅馆的主人，他也不敢确定我们会找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浴室还是老样子：马桶装好了，但依旧贴着胶带；水管接上了，水箱却连影子都没有。

“不住了，”我说，“不住了，把定金还给我吧。我们走，不住这种地方了。”

巴特先生还是闷声不响。我们掉头走下阶梯。就在这当口，亚齐兹出现了。他依旧戴着睡帽，穿着套头毛衣，钻出他那间隐藏在柳荫中的小木屋，一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穿过花园，朝我们跑过来。他身上那件毛衣斑斑点点，沾着蓝色油漆——原来，这家伙还是个油漆匠呢。仔细一瞧，我们发现他鼻尖上沾着一大块油漆，怪模怪样的。他手里捧着一只马桶水箱，献宝似的，直送到我们面前来。

“两分钟！”他说，“三分钟！马上就装好。”

头上戴着羊毛睡帽、模样酷似白雪公主手下一个矮人的亚齐兹，我们怎么舍得抛弃他呢？

三天后，我们搬进这家旅馆。一切都准备停当。为了赶工，住在花园另一端的人全都拿着扫帚、刷子、锯子和铁锤前来帮忙。桌子已经整修好，用铁钉钉得牢牢的，桌面涂着一层已经开始剥落的蓝漆。一只巨大的电灯泡，顶端覆盖着一个半球形金属灯罩，用一根弯曲的、伸缩自如的支架托着，固定在一块镀铬圆盘上，一团乱麻似的纠缠在一起的电线，把灯泡和插头连接起来。（上回我交代过他们，我需要长度适宜的电线。）这就是我的台灯。我们走进浴室一瞧：马桶的水箱终于装好了。就像一位魔术师，亚齐兹伸手拉了拉马桶的链子——哇塞，水冲出来了。

一箱水冲完后，亚齐兹喜滋滋地告诉我们：“巴特先生说，这家旅馆不是他的，是‘你们’的。”

除了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丽华大饭店还有好几位员工，其中一位是清洁工。这个小伙子成天穿着一身脏兮兮、松垮垮的衣裳。另一位是负责拉客的外务员，叫阿里·穆罕默德。这家伙个头矮小，年纪约莫四十，一张脸苍白得就像死尸，加上他那口凹凸不平的假牙，保证你半夜碰见他会吓一大跳。每天出门拉客，他准会穿上一套印度式蓝条纹礼服（宽大的长裤配上一件没有翻领的外套），穿上鞋子，戴上克什米尔毡帽，随身携带一只装有表链的银表。一天两回，他钻出他那间坐落在花园尽头的小茅屋，把脚踏车扛到“施客啦”游船上，让船夫载着他穿过湖面，经过那一家矗立在水面上的西服店（一间小小的、歪歪斜斜的小木屋），经过一丛丛白杨和垂柳，经过一排排船屋，经过尼赫鲁公园，一路把他送到湖滨的石阶，让他在那儿登岸。然后他骑上脚踏车，沿着湖滨大道，前往游客接待中心。在那儿，阿里·穆罕默德站在门口的树荫里，跟那群聚集在尼赫鲁肖像下的马车夫、船屋主人或他们的员工一块儿拉客。此外，丽华大饭店还有一位厨子，克什米尔人管厨子叫“砍杀妈”。他的年纪比亚齐兹和阿里·穆罕默德大些，身材却挺拔得多。个头虽然矮小，比例却非常匀称，配上他日常穿着的那件长下摆衬衫和那条顶端宽松、底部尖细的长裤，使他整个人看起来满高挑的，简直就是玉树临风。（他那双脚长得挺秀气。）这家伙成天闷声不响，仿佛在想心事。可惜，他脸上原本十分端正的五官，全都被他那满肚子的火气扭曲得不成人样。他隔三岔五从厨房里钻出来，站在走廊上，一连好几分钟，只顾呆呆眺望着湖水。他那双赤脚有一下没一下只管敲击着地板。

我们在丽华饭店的第一餐，简直就像一场宗教仪式。餐厅水泥地板铺上老旧的草席，桌上摆着两只小小的塑料桶子，里面插着一束塑料做的长梗雏菊，红、蓝、绿、黄，色彩缤纷煞是好看。“巴特先生买的！”亚齐兹说，“六卢比哦。”他走出去拿汤。过了一会，我们就看见他和阿里·穆罕默德两人，各端着一盘羹汤，钻出小茅屋，蹑手蹑脚，小心翼翼沿着花园小径走回餐厅来。

“保温箱下个礼拜送来。”亚齐兹说。

“保温箱？”

“下个礼拜哦。”他压低嗓门，悄声说。他的口气听起来就像一位脾气很好的护士，正在哄一个被宠坏的、动不动就哭闹的小娃儿。他从肩膀上拿下一条餐巾，四处拍打，把那成群小苍蝇驱赶出餐厅。“没什么。天气有点热，小苍蝇都死了。大苍蝇飞进来，赶走小苍蝇。然后蚊子飞进来，叮咬大苍蝇。然后它们就飞走了。”

我们竟然相信他这套鬼话。他走出餐厅，站在外面那间从楼上凸伸出来的起居室下面。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他扯起嗓门，凶巴巴地向厨房或路过的人（看来是湖中的居民）大呼小叫，口气跟刚才哄我们时截然不同。透过我们身后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芦苇、群山、积雪和天空。在我们眼前，亚齐兹头上戴着的那顶睡帽不停晃动——他时不时把头伸进还没装上玻璃的窗框，窥伺我们。此刻，我们置身在一个陌生的异乡，但在湖中这座小小的岛屿上，我们受到妥善的照顾，没人敢伤害我们。一盘一盘佳肴美食，不断从花园尽头那间小茅屋中端送出来。大快朵颐之际，我们哪有工夫去想自身的安全。

看见我们吃得挺开心，亚齐兹也感到很高兴。他扯开嗓门，向厨子呼叫，口气颇为傲慢无礼。厨房里传出抱怨声，紧接着是一阵静默——显然，厨子被亚齐兹的大呼小叫给惹恼了。拖延了老半天，厨子才慢吞吞钻出小茅屋，走进餐厅跟我们见面，身上并没系着围裙，一脸腼腆，羞答答的。他做的菜还能吃吗？晚餐我们想吃什么呢？“喜欢什么样的茶点？小圆面包？喜欢什么样的布丁？浸过葡萄酒的杏仁布丁？乳脂松糕？苹果馅饼？”

白雪公主早已经离开人间，但是，她的烹饪技巧却一直留传在克什米尔湖中的一座岛屿上。

初春时节，早晨一觉醒来，有时你会看到山峰上覆盖着夜里飘落的雪花。湖水清澈冰冷。你看得见成群鱼儿聚集在芦苇丛中或湖床上觅食，就像一群陆地动物，太阳出来时，每一条鱼儿身旁都拖着一条黑影子。随着日出，气温陡然上升，这时穿上毛衣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淫雨总是跟随热浪而来。每逢下雨，湖中的天气就会突然变得寒冷起来。云层笼罩着群山，有时直逼湖岸，有时飘散进山谷中，一团团，一絮絮。坐落在商羯罗查尔雅山顶、矗立在我们头顶上一千英尺处的寺庙，这会儿隐没在云雾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婆罗门僧侣头上戴着毡帽，身上披着红褐色毯子，怀里揣着一只小炭盆，孤零零坐在山顶的寺庙里。风吹过湖面时，苍翠的芦苇窸窸窣窣摇曳不停。水波粼粼的湖面，再也看不到群山的倒影。湖中一朵朵宛如紫红色碟子的莲花，随风翻卷，旋舞不停。湖上的船只全都躲进避风港。好几艘船驶到旅馆栈桥下，躲避风雨。偶尔，船夫和乘客会上岸来，走进旅馆厨房，讨取一些木炭，装进水烟袋或取暖用的炭盆中（他们把这种柳条编成、涂上泥巴的小火盆，安置在毯子底下）。雨过天晴，湖面又变得一平如镜。

旅馆坐落在“施客啦”游船主要航道上——纵横交错的航道是湖中的公路网，但却十分宁静，听不见汽车喧嚣。旅游季节还没正式开始。旅馆周遭，湖中的生活一如往常进行着。每天早晨，我们总会看到一艘艘“施客啦”戴着满船草料，如同小型船队一般，鱼贯驶过旅馆门前。划船的妇女盘腿坐在船尾，乍看起来，整个人仿佛漂荡在水面上。根据本地习俗，湖中的市集每天都必须更换地点。昨天，它在旅馆正前方的莲花塘外举行。今天，它转移到航道另一端——那儿停泊着的一艘旧船，是湖上最小巧的店铺。市集中，买卖双方总是争吵不休，仿佛随时都会干上一架，但那些动作——挥舞拳头、抬高嗓门、气咻咻把船划走、回头破口大骂、在人们劝说下又把船划回来、继续讨价还价——全都只是湖中市集的交易方法，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整天，湖上船只穿梭不停。贩卖奶酪的男子穿着一身白衣，活像一位祭司，端坐在船上那一堆堆圆锥形的白奶酪前，不停摇着手上的铃。他坐在遮阳篷下，划船的伙计坐在船尾，忍受风吹日晒。卖牛奶的妇人浑身戴着首饰，珠光宝气：好几枚银耳环从她那两只肥大的耳垂悬吊下来，乍看就像一长串钥匙。卖糖果糕饼的男子，把货物全都装在一个红色箱子里。这位“小圆面包和奶油”贩子，每天都会跑来旅馆叫卖。他那艘“施客啦”船板上写着一个大大的N。“美——丽的花儿！奇——妙的花儿！可——爱的花儿！”这是花贩布尔布尔的叫卖声。他的玫瑰使我们的房间一整个礼拜弥漫着香气。他的香豌豆花，买回来那天就枯萎了。他建议我们在花上撒一些盐巴。我们照做，但香豌豆花依旧熬不过一天就凋谢了。我们为了这件事吵起来。尽管如此，我每天清晨还是期盼看到他那艘“施客啦”载着满船五彩缤纷的花卉，驶过我们旅馆门前。可惜，旅游季节正式展开后，他就离开这个湖泊，转移阵地，到聚集着A级船屋的纳金湖卖花去了。警察局的“施客啦”在湖上日夜穿梭巡逻——警官端坐舱中，划船的小警察蹲在船尾。漆成红色的邮局“施客啦”船舱中，职员盘着腿，坐在一张低矮的办公桌前，卖邮票，盖邮戳，不时摇一摇铃，忙得不亦乐乎。在湖上做生意的每一位商人，手下都有一个负责划船的伙计，而这个伙计往往只是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但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样做很残忍。这儿的孩子，就像不久前世界其他地区的孩子，在穿着、外表和谋生能力上，都像一个成年人——具体而微的成年人。每天深夜我们总会听见这些小孩唱着歌，抖擞精神，一路把船划回家。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湖区表面看起来只是一片苍翠的荒野，加上几栋摇摇欲坠的房屋和一些得过且过、依靠本能生存的居民，但事实上，这整个湖沼地区早就经过详尽的规划，具有严密的组织。一如陆地的百姓，湖中居民也实行劳力分工。水域的划分早已确立，虽然分界线只是一根弯弯曲曲、晃晃荡荡的铁丝，但居民们不会擅自闯入别人的地盘。好几位老大坐镇湖中，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互不侵扰。每一区都设置一所由居民选出的地方法院。这种管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湖泊资源非常丰富，人口相当稠密。一个湖养活很多人。它为种菜的农夫提供肥沃的淤泥和丰茂的水草。瞧，一个男孩把一根弯曲的竹竿插入湖中，只消翻搅一下，就能捞起一大束肥美的、湿漉漉的水草。这个湖泊也为牲畜提供饲料。湖中丛生的芦苇，是盖房子铺屋顶的上好材料。满湖的鱼儿，四处出没——站在热闹的河滨浴场上，你可以看到成群鱼儿悠游在河阶下清澈的湖水中。在晴朗的日子里，你会看见渔夫们三三两两，散布在湖中，仿佛行走在水面上似的：他们伫立在那一艘艘静静荡漾的“施客啦”船舷上，举起手中的三尖鱼叉，凝视着湖水，眼神锐利得就像栖停在杨柳树上的一群翠鸟。

亚齐兹答应帮我们装置的保温箱，终于送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板条箱，由于年代久远，整个箱子看起来烟熏熏、灰扑扑的。亚齐兹把它搬到餐厅一个角落，让它斜斜地立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板上。箱子的内壁粘贴着洋铁皮，其中一边装设着门键，可以开关。一排架子把保温箱分隔成好几层。吃饭的时候，亚齐兹就端来一只炭盆，安放在保温箱底部。此后，他就不必再端着热腾腾的浓汤，老远从厨房走到餐厅。每天早晨，我们总会看见阿里·穆罕默德蹲在炭盆旁，背对着我们，伸出手指头，聚精会神地翻烤着土司。那股专注劲儿真让我们感动。后来我们才发觉，事实上他是在聆听克什米尔电台播出的十五分钟宗教歌曲节目（在英语新闻之后）。他弓起背脊，一副焦虑不安的模样。我猜，他担心我们会提前吃早餐，或把收音机转到别的电台，或支使他去做别的事情。这一来，他就没工夫听完他的宗教歌曲了。一大早，他就穿得很体面，准备出门替旅馆拉客。我怀疑，如果不是穿着这身拉客服装，他会在有一天早晨烘烤面包时，突然回过头来问我：“您想认识克什米尔舞女吗？”说着，他会龇起上排假牙，笑得很诡异。“我可以把她带到这儿来。”

我原本以为这家旅馆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设局，想从我手里敲诈一笔钱。“不，阿里。你先带我去看看她。如果我喜欢，我自己会把她带到这儿来。”

阿里·默罕默德回过头去，面向保温箱，又自顾自翻烤起土司来。他一时冲动，向我推荐克什米尔舞娘。此后他绝口不提这档子事。

保温箱送来后，旅馆的设施改进得更加快速。两条破旧的长草席交叉铺在两旁长满三色堇、从厨房通向餐厅的狭窄小径上。每逢下雨天，这两条草席沾满雨水，看起来就像两根黑带子，横铺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再过几天，他们从湖中挖出一些残破的木板，铺在这两条草席上。接着，负责擦拭家具的工人（一个成天闷声不响的男孩）来上班了。他擦拭客厅中的“沙发套”和那张老旧的书桌（抽屉里塞满苏联宣传品，都是阿里向他在“游客接待中心”结识的俄罗斯人讨来的）。他擦拭椅子、床铺和餐桌。他一声不吭，从早擦到晚，天天擦，饿了就跑进厨房吃几碗米饭。后来他走了，旅馆的家具还是跟往常一样脏兮兮。铺草皮的工人紧跟着来了。他挥动工具，这里挖挖，那里掘掘，把光秃秃的湖岸弄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大伙儿忙得团团转，但每到下午旅馆的员工就会停下手边的工作，歇息一会儿。这时，亚齐兹准会蹲在厨房走廊上，呼噜呼噜抽着水烟。他脱掉平日惯常戴的睡帽，换上一顶毡帽，变成一个普通的克什米尔人（一合上眼睛就能睡着）。成群访客（船夫和小贩）纷纷上门来。厨房所在的那间小茅屋不时传出嬉闹声。有一回，大伙儿玩疯了，我们瞥见亚齐兹冲出厨房，跑到走廊上，头上没戴帽子。这一刹那我们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家伙是个秃子。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的下午，巴特先生和厨子两个人，身上从头到脚裹着毯子，躺在草坪上睡午觉。

两个油漆匠来到旅馆，给墙壁上第二层漆。其中一个活像中古世纪的人：一张宽阔憨厚的脸，脑瓜子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棉布小帽，模样一看就知道是个劳工。另一个没戴帽子，身上穿的是时下流行的西式绿色工作服。装扮虽然不同，这两个家伙的油漆功夫倒是旗鼓相当，难分高下。什么都不必准备，拿起刷子，哥儿俩就开始干活。他们不会画直线。他们的眼睛根本看不见水泥和木板、天花板和墙壁、玻璃和窗框之间的界线。我站在一旁观看，一时技痒，忍不住拿起刷子在还没上漆的墙壁上涂鸦，画几只鸟儿和动物，再加上几张鬼脸。咯咯一笑，哥儿俩也在墙上画出几只不知名堂的怪物。身穿工作服的油漆匠用克什米尔语询问头戴瓜皮小帽的油漆匠：“我能不能向他要‘爸客施舍’呢？”瓜皮小帽望着我，连声说：“不能不能。”但瓜皮小帽前脚才跨出门槛，工作服就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帮你把房间油漆得这么漂亮，赏点小费吧？”

油漆匠刚离开，玻璃工就接踵而来，给餐厅的窗子装上玻璃。只见他气定神闲，只瞅了窗格子两眼，伸出手来比画一下，二话不说就开始切割玻璃，切啊切，割啊割，然后往窗格子上一装，钉几根小铁钉，拍拍屁股走人。紧接着，他们在楼梯、走道和顶楼的回廊上都铺了簇新的、用椰子壳的纤维编织成的席垫。铺在回廊的席子显得太宽（一根排水管阻挡在中间），他们就干脆让席子的一边翻卷起来。楼梯铺上席子，却没装上栏杆，让人走在上面提心吊胆的，一不留神难保不会摔落下来。每次下过一场暴雨，走道上铺着的席子全都被打湿。席子才铺上两天，他们又弄来一块绿色印花塑料桌布，铺在餐桌上。事情还没完呢。穿工作服的那个油漆匠又冒出来。他拿着一把刷子，从一扇绿色房门走到另一扇绿色门，蘸着棕色油漆，在门上画个号码，用抹布擦一擦，修饰修饰，结果，他画出来的号码乍看之下就像一团团黏糊糊的巧克力。干完活儿，他就走进厨房，享用一大盘米饭。

丽华大饭店的整修终于完成。一天早晨，亚齐兹把咖啡端送到我面前时，忽然对我说：“老爷，小人想请您帮个忙。能否请您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饭店喝杯茶。”

马丹先生是克什米尔观光局局长。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我央求他帮我们找一家旅馆。他说：“二十四小时内给你回音。”我们痴痴等待了几天，并没接到任何回音。我把这段过节向亚齐兹解释。

“请你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马丹先生来喝茶。不是你请他喝茶，是我请喝茶——巴特先生请喝茶。”

他锲而不舍，每次伺候我们用餐，他就使出牛皮糖功夫，死缠烂打，央求我写信给观光局。丽华大饭店新近开张。它既不是船屋，严格说也不是旅馆，因此它需要获得观光局某种形式的认可。我很乐意帮他们写一封推荐函。只是一想到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我就不免踌躇起来。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他总是躲藏在他那副眼镜背后，羞答答，笑吟吟的）却不了解我的苦衷，一个劲儿坚持要我写一封邀请函。于是，一天早晨，在巴特先生和“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那位看得懂英文的秘书监视下，我写了一封信给马丹先生，邀请他来喝茶。

巴特先生亲自到城里走一趟，把信送到观光局。吃午餐时，亚齐兹向我们报告说，马丹先生读了我的邀请函，但没有答复。这家伙生怕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赶忙补上一句：“说不定他已经把回信写好，只等打字员打字，打好后就会派信差送过来。”

亚齐兹显然了解程序。我们等了好几天，仍然不见马丹先生的信差上门来。我有一部打字机，我也曾收到克什米尔大公手下一位军官送来的邀请函，但现在我却发觉，我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邀请观光局长来喝茶）都帮不上忙。巴特先生没说什么，他的沉默，恐怕并不完全是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吧。过了几天，我又碰到一件更糗的事情。“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秘书打算向交通局长陈请，要求增加公交车班次。陈情书就是我草拟、打字、签名的，但送出去后却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亚齐兹了解程序。几天后，我发现房里的灯泡昏暗不明，便要求亚齐兹帮我换一个。他说：“二到三卢比。你付，我付，还不是一样？”当然由我付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敢提出异议呢？

旅游季节开始了。丽华大饭店虽然未获观光局认可，但由于斯利那加城内的住宿设施相当有限，而我们的房租也还算合理，因此，很快，我们就开始招揽到客人。我挖空心思，想出一大堆计划，打算好好替丽华大饭店宣传促销一番。我挑出几套比较可行的营销策略，向亚齐兹提出，然后通过他向巴特先生呈报。他们俩只管笑眯眯聆听，感谢我的好意和热忱，但只要求我帮他们做一件事：阿里·穆罕默德把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老外从“游客接待中心”带到我们饭店时，我就出面跟他们攀谈，设法说服他们留下来住几天。执行这种任务，失败固不足喜，但成功也会让我感到不悦。说穿了，我只想霸占这家饭店，一个人住在这儿，不受其他游客侵扰。亚齐兹看透我的心思。就像溺爱子女的父母，他一径哄慰我：“开饭时，你先吃，一个人吃。我们给你准备私房菜，别的房客可都吃不到的哦。这家饭店是您的，不是巴特先生的。”每次新房客搬进来，他就会跑来对我说：“老爷，这对大伙都好。对饭店，对巴特先生，对大家都好嘛。”有时他会伸出一条胳臂，指着天空喃喃自语：“感谢上苍给我们送来客人。”

我还是感到不快乐。这是一家另类旅馆，招揽来的却是传统房客。首先，搬进来的是出身婆罗门阶级的一个家庭（随后还会有好几家搬进来），他们不吃旅馆的食物，自个儿烧饭做菜。一家人聚集在房门口，剥豌豆，筛米，切胡萝卜。他们蹲在楼梯底下放置扫帚的橱柜旁生火煮饭。他们打开花园的水龙头，在那儿冲洗碗碟锅盘，把新铺的草皮践踏成一团团烂泥。其他房客有样学样，纷纷把垃圾扔到草坪上，把衣服晾在花园里。我在这儿度过的几天宁谧的田园生活，终于结束了。一天，亚齐兹向大伙宣布（这家伙还真会表演，脸上带着一副既兴奋又哀伤的神情）：一群信仰正统印度教的印度游客，约莫二十人，即将住进丽华大饭店，停留四天。房间不够住，部分客人只好在餐厅打地铺，而我们也只好委屈一些，将就在客厅用餐。我听到这个消息，心直往下沉，谁都安慰不了我。亚齐兹看在眼中，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们痴痴等待那帮印度游客上门。在我们面前，亚齐兹脸色阴沉，仿佛有人得罪他似的。盼望了好几天，那二十位房客终究没有露面。这下，亚齐兹脸色更加难看了，仿佛全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他似的。

这阵子，不顺心的事情多得很哪。刚搬进来时，我就跟他们讲好，每天早晨快到八点时就把餐厅的收音机打开。一听到嘟嘟声，我们就走下楼来，一面吃早点，一面收听英语新闻。一天早晨，收音机传出的不是嘟嘟声，而是印地语电影主题曲和推销食品饮料的印地语广告，诸如“阿斯匹林”和“好立克”。仔细一听，我们发现那是斯里兰卡电台播出的节目。我扯着嗓门，朝着窗口大喊，叫亚齐兹立刻来见我。他走上楼来说，八点钟听德里播出的英语新闻的规定，他已经告知那个来自孟买的小伙子，但这家伙硬是不睬他。

第一眼看到这个孟买小子，我就打心里讨厌他。他总是穿着一条紧身裤和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一头浓密的发丝梳得油光水亮，肩膀老是一耸一耸，带着左撇子特有的矫揉造作、自以为高雅迷人的邪气。这小子走起路来，脚步轻盈得就像一个拳击手，动作干净利落。在我心目中，这小子简直就是孟买贫民窟的马龙·白兰度。我们从没交谈过。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他穿不穿皮夹克，如今我也只好跟他拼了。

我冲下楼去。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马龙·白兰度端坐在草坪上一把破旧的藤椅里。二话不说，我伸出手来就把音量调低，仓促间几乎把收音机关掉，然后定下心神，把频道转到克什米尔电台。阿里正在烘烤土司面包。从他的背影我可以看出，他不打算介入这档子事。我坐在餐厅里听完英语新闻。一等新闻播完，孟买白兰度就霍地站起身，掀开门帘闯进餐厅，伸出手来把收音机转到斯里兰卡电台，二话不说，一转身，撩开门帘冲出餐厅。

冷战就这么持续下去，每天早晨和傍晚都得交手一次。亚齐兹保持中立。阿里显然站在我这一边。一如以往，他默默蹲伏在保温箱前，烘烤他的土司，但再也听不到他最爱听的克什米尔语宗教歌唱节目了。双方僵持不下。我试图打开僵局。一天早晨，我告诉阿里，比起斯里兰卡电台播放的广告，克什米尔歌曲好听多了。阿里猛然抬起头来，一脸惊惶。后来我发现，旅游季节才开始几个星期，阿里就受到游客影响，他们的晶体管收音机总是转到斯里兰卡电台，阿里的口味开始改变了。他迷上了广告歌，爱死了电影主题曲。这些歌曲代表的是现代的、山外的世界——那些穿扮入时、荷包饱满的印度游客就是打那儿来的。克什米尔音乐属于湖泊和山谷，跟山外的音乐相比，未免显得过于粗糙土气。原来，我们的童话国度竟是这般脆弱，简直不堪一击。

过了几天，我因为肚子疼，病倒在床上。隔天早晨我听见有人敲门，进来的人竟然是孟买白兰度。

“昨天我没看到你，”他说，“听说你病了。今天你觉得好一点了吗？”

我说，今天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他来看我。接着就没话讲了。我搜索枯肠，想找出一些话来说。他只管静静站在床边，一副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的模样。

“你从什么地方来？”我问。

“我从孟买来。”

“孟买。孟买的哪一区啊？”

“达达尔。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正如我想象的。“你从事什么工作？在医学院念书吗？”

他抬抬左脚，耸起肩膀，又摆出一副桀骜不驯、邪里邪气的架势。“我是这家旅馆的客人。”

“这我知道。”

“你是这家旅馆的客人。”

“我是这家旅馆的一位房客。”

“那么，你为什么说我是医学院学生呢？为什么？你是这家旅馆的客人。我是这家旅馆的客人。你生病，我来看你。你为什么说我是医学院学生呢？”

“对不起。我知道，因为我们都住在这家旅馆，你才来看我。我不是存心冒犯你。我只是想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

“我在保险公司工作。”

“谢谢你来看我。”

“不客气，先生。”

他耸起左肩，伸手掀开门帘，走出房间。

从此，我们两人以礼相待。我帮他把收音机转到斯里兰卡电台，他帮我把频道调到克什米尔电台。

“老爷！”一天下午厨子突然扯着嗓门呼唤我。他一边敲门，一边钻进房间来。“我今天休假，现在要回家了，老爷。”他讲起话来就像连珠炮似的，一副行色匆匆的模样。通常，总是亚齐兹陪着厨子走进我的房间，但今天下午，厨子刻意避开亚齐兹，悄悄溜进来。从窗口望出去，我看见亚齐兹侧着身子，躺在厨房走廊摆着的一张绳床上。

“老爷，我儿子病了。”他瞅着我，脸上绽露出羞涩诡秘的笑容。他那双精致小巧的脚，不停地摩擦着地板，一副忸怩不安的模样。

他大可不必耍这一招。我的手早就伸进裤袋，从一沓用订书机钉在一起的钞票（总共一百张）中抽出几张来。那个星期，本地的印度国家银行只有这么多现金。我不敢把整沓钞票掏出来，只能把手伸进裤袋里，慢吞吞地偷偷摸摸抽出几张：我知道克什米尔人一看到花花绿绿的钞票，就会立刻亢奋起来，目露凶光，令人不寒而栗。

“我儿子病得很重，老爷。”

这家伙跟我一样急躁。

“老爷！”他沉下脸来，显得很不高兴。三张钞票不知怎的粘贴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张。接过钞票仔细一瞧，他登时眉开眼笑：“哦，三卢比！好啊。”

“老爷！”过了一个星期，厨子又扯着嗓门呼唤我，“我太太生病了，老爷啊。”

站在房门口，他一边数着我递给他的钞票，一边回过头来，带着坚定的语气对我说：“老爷，我太太真的生病了。病得很重啊，她染上了伤寒。”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有点担心。厨子告诉我这件事，除了礼貌上的原因，恐怕还有别的企图。吃中饭的时候，我向亚齐兹打听厨子太太的病情。

“她根本没染上伤寒！”亚齐兹紧紧抿住嘴巴，忍住一脸笑意。他显然在嘲笑我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他脸上的表情使人很生气。

我把厨子的伎俩给揭穿了。他不再跑进我的房间，向我诉说他的亲人病得有多重，我不忍心想象他在厨房里遭受同事们羞辱后忍气吞声的模样，更不想看到亚齐兹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情。他以为，从此他可以吃定这个厨子，爱怎么摆布他就怎么摆布他。在这座小小的岛屿上，每天，从早到晚，我都得跟旅馆里每一位员工打交道，尤其是亚齐兹。最初，这种牵扯让我感到很不习惯。这之前，在我心目中，所谓“仆人”只不过是帮你做事，领取一笔酬劳，然后回家过自己日子的那种人。但对亚齐兹来说，工作却是他生活的全部。亚齐兹有个不曾生育的妻子，居住在湖中某处，但他不常提起她，而据我所知，他从不曾回家探望过她。服务和伺候客人，是亚齐兹的人生目的。这是他的本事，也是他的谋生方式。它超越了仆人的制服和表面的恭谨，它赐予他力量。我在书上读过，十八世纪的欧洲仆人非常霸道，竟然操控主人的生活。《死魂灵》和《奥勃洛莫夫》这类俄国小说所描写的仆人，其傲慢无礼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印度，我亲眼看过女主人和男仆人争吵，就像一对发生口角的夫妻，充满激情，结果往往是床头吵床尾和。现在我终于明白个中缘由。你若想拥有一个贴身仆人（他唯一的本事和功能是取悦、伺候主人）你就必须自愿地、爽快地交出一部分自我，任由仆人摆布。它创造出一种原本不存在的依赖感，它要求回报，它能够让一个成年人退化成婴孩。我越来越在意亚齐兹的情绪，而他也越来越受我的心情影响。他有能力激怒我，看见他闷闷不乐，一整个早晨我都开心不起来。我变得非常敏感，总是怀疑他对我不忠，热情减退，不再像以往那样尽心尽意伺候我。于是我就开始生闷气，不睬他。于是他就（视心情而定）通过别人向我道晚安，或根本不向我道晚安。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又会和好如初。有时，我对他招揽来的房客感到不满，一连几天不理他，借此表示抗议。每次他一提到最近菜价涨了，我就会怀疑他想从我荷包里多挖一点钱，一气之下，我就会在大庭广众间公然跟他吵起架来。我只要求他对我忠诚，但这是一种奢求，因为我毕竟不是他的雇主。故而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不得不采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手段，而他都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

我说过，他的服务不是穿着制服的层次。事实上，他从没穿过仆人的制服。他身上总是穿着同一套服装，看起来脏兮兮，闻起来臭不可当。

“亚齐兹，你会不会游泳啊？”

“哦，会的，老爷，我会游泳。”

“你在什么地方游泳啊？”

“就在这湖中呀。”

“湖水很冷呢。”

“不冷，老爷。每天早晨，我和阿里·穆罕默德都会脱掉身上的衣服，跳进湖里游泳。”

原来如此。我心中的一个疑团终于解开了。“亚齐兹，你到裁缝店定做一套衣服吧，我付钱。”

他立刻沉下脸孔，装出一副身心劳累的模样，仿佛被工作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似的，但我看得出来，这会儿他心里高兴得很哪。

“亚齐兹，定做一套衣服要多少钱啊？”

“十二卢比，老爷。”

今天我心情甚好。看见阿里·穆罕默德披着他那件邋里邋遢的蓝色条纹西装，穿着背心，戴着表链，走出旅馆大门，准备前往城里的游客接待中心招揽客人，我一时心软，忍不住把他叫回来。

“阿里，你到裁缝店定做一件新背心吧，我付钱。”

“是，先生。”

阿里内心真正的感觉很难被察觉出来。每次有人叫他的名字，跟他说话，他都会流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神色。

“定做一件背心要多少钱啊？”

“十二卢比，先生。”

奇怪，不管定做什么样的衣服，价钱都是十二卢比。我回到楼上房间。还没在那张蓝色书桌前坐定，砰然一声，我就听见房门被推开了。回头一瞧，我看见厨子腰上系着蓝围裙，气咻咻闯进房间来，一步一步向我紧逼，一副准备找人干架的态势。他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那件搭挂在椅背上的夹克，沉声说：“我要一件外衣。”说完，他往后退出两步，仿佛被自己的粗暴行为吓着似的。“你送给阿里·穆罕默德一件外套，你送给亚齐兹这家伙一套西装。”

莫非他们在厨房嘲笑他？我想起刚才亚齐兹脸上的表情：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抿住嘴巴拼命忍住笑。一回到厨房，这家伙就笑开了。我可以想象他在厨子面前表现的那股得意劲儿。至于阿里·穆罕默德，当时他正准备前往城里的游客接待中心，招揽客人。我猜，他听说我要送他一件衣服，就立刻折回厨房，把好消息告诉大伙儿。

“我是一个穷光蛋。”厨子伸出双手，拂了拂他身上那件看起来还算精致雅洁的衣裳。

“送你一件衣服，要花我多少钱啊？”

“十五卢比。不，二十卢比。”

太贵了。“离开这儿时，我会送你一件外套。我离开那天才送给你。”

厨子一听，赶忙在地板上跪下来。他伸出双手，想搂住我的大腿，表示感激，但椅子的四只脚和横木阻挡在面前，使他无法如愿。

我看得出来，他内心饱受煎熬。我知道这几个家伙为了衣服的事情，在厨房里吵了好几架。厨子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他的身份是厨师，可不是一般仆人。他不屑讨好别人。他瞧不起像亚齐兹这种成天胁肩谄笑、巴结主人的马屁精。他这种人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常常招惹别人，但到头来吃亏的总是他自己。

约莫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吃晚餐时，厨子叫人送来一锅炖肉和一锅炖菜。这两锅东西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是其中一锅有几块肉丁和肉片。我不吃肉，一看到这锅炖肉就倒尽胃口，连那锅炖菜也不想吃了。亚齐兹感到很委屈。看到他那一脸难过的模样，我心中暗喜。他端着两个锅子走回厨房。不久，我们就听见厨房里传出厨子的叫骂声。亚齐兹两手空空，独个儿走回餐厅——瞧他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样子，仿佛脚疼似的。过了一会，餐厅门帘后面忽然响起呼声。厨子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只见他一手提着煎锅，一手握着切鱼刀，满脸涨红，脸上的五官歪七扭八，模样真吓人。

“你为什么不吃我的炖菜？”

他站在我身旁瞪着我，气急败坏，扯着嗓门尖叫：“你为什么不吃我的炖菜？”我真担心他会举起手里提着的煎锅，在我头顶上狠狠敲几下。果然，他举起了煎锅，我看见里面装着一大片煎蛋卷，但所幸他并没朝我头上敲下去。这个人每次发完脾气，就会立刻流露出一脸惊恐惶惑的神色。显然，他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我跟他一样难过。但一想到油煎鸡蛋卷，我就觉得反胃，直想呕吐。一股怒气蓦地从我的丹田升起，直窜到我脑子里来，摧毁我的判断力，使我变得非常不理性。霎时间，我变成一个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

“亚齐兹！”我大吼一声，“你能不能请这人出去？”

这样的反应实在太粗鲁、太荒唐、太无聊、太幼稚了。但这种发泄虽然使人丧失理智，却也能让人感到振奋。从愤怒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过程往往十分缓慢、痛苦。

不久，厨子就离开了丽华大饭店。他突然辞职。一天早晨，在亚齐兹陪伴下，他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说：“老爷，我要走了。”

亚齐兹知道我会问什么问题。他抢先代替厨子回答：“老爷，您应该替他高兴。别担心。他在巴雷穆拉城那边的一个家庭，找到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

“我要走了，老爷。现在麻烦您给我写一封推荐函。”厨子站在亚齐兹身后，斜起一只眼睛，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亚齐兹的背脊不停摇晃。

我坐在打字机前，立刻给他写了一封推荐函。这封信写得很长，非常感性，但我认为这样的推荐函对未来的雇主并无任何用处。它只能证明我同情这个人：我觉得，他跟我一样不能适应社会。趁着我写信的当儿，亚齐兹忙着拂拭房间里的灰尘，脸上一径挂着笑容。

“我现在要走了，老爷。”

我把亚齐兹打发出房间，然后掏出一沓钞票，悄悄塞进厨子手里。他接过这笔钱，什么都没说，只缓缓地、充满感情地说了一句话：“提防亚齐兹这家伙！”

“您应该替他高兴，”厨子走后，亚齐兹又用同样的话安慰我，“两三天内，我们就会找到新厨师。”

就这样，我对丽华大饭店的观感，刹那间改变了：原本我把它看成湖中的一间童话屋。

“老爷，请您帮个忙。您写封信给‘光光局’，邀请局长马丹先生来咱们饭店喝杯茶。”

“亚齐兹，上回我写信邀请他，他没来呀。”

“老爷，请您写封信给‘光光局’。”

“不，亚齐兹，我不想再邀请他来喝茶了。”

“老爷，请您帮个忙。您亲自到城里走一趟，拜会马丹先生。”

这伙人聚集在旅馆厨房里，又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每个星期，阿里·穆罕默德都必须申请许可证，进入警卫森严的游客接待中心，招揽客人。这一来，他就平白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拉客时间。他需要长期许可证，这样整个旅游季节都能够通行无阻。厨房那伙人认为，我肯定能够帮他弄到一张这样的通行证。

“他们会签发这种季节通行证吗，亚齐兹？”

“会的，老爷。罗达的船屋就申请到一张。”

我们这家坐落在湖中不受官府认可的另类旅馆，竟然遭受歧视和打压。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刻跟马丹先生取得联系，约好时间拜会他。那天，在旅馆主人巴特先生陪伴下，我乘坐双轮出租马车进城。

游客接待中心的职员居然认得我！上回我写的那封信，让丽华大饭店着实出了一阵子风头。好几位官员一看见我，就纷纷走上前来，笑眯眯地争相跟我握手——我对克什米尔旅游事业的关切，让他们感到很开心，虽然有点疑惑。印度官僚体系固然效率不佳，公务员办起事来拖泥带水，一问三不知，但他们绝不会遗失或遗忘任何文件。在官员们亲切招呼和簇拥下，我这个主动替本地一家旅馆撰写推荐函的热忱可嘉的外国游客，被送进那间挂满图片的局长室，会见马丹先生。

成群访客等候局长召见。一看到彬彬有礼、神情却十分严肃的马丹先生，我差点想打退堂鼓。寒暄完毕，我总得找个话题谈谈，可不能就这样开溜。于是我说：能不能请马丹先生交代手下，给阿里·穆罕默德签发一张季节通行证？当然。阿里·穆罕默德必须符合申请条件，而这得由观光局认定。

“通行证已经取消了。我猜，您那位朋友拥有英国护照吧？”

我没把话讲清楚，难怪局长大人会有这样的误解。我赶紧补充：阿里不是游客，他只想见见游客。他是克什米尔人，一家旅馆的员工，基于工作需要，他想进入游客接待中心。虽然我也知道游客必须受到保护，但是，能否请局长先生通融……我越说越急切。我只想快快把这件琐碎的事情办妥，保住我的尊严，走出局长办公室。

马丹先生耐心听我陈述。他说，如果阿里提出申请，他会慎重考虑。

如逢大赦，我忙站起身来向马丹先生道别，逃跑似的走出局长室，把消息告诉巴特先生。

“现在，您赶快去见科长吧。”巴特先生说。我糊里糊涂，被他拉着走进一间挤满办公桌和公务员的房间。

科长不在办公室。稍后我们在走廊上找到了他。原来是一个穿着浅灰色西装、身材挺拔、笑容满面的年轻人。他看过我写的信，明白了我的要求。他说，只要旅馆明天提出申请，他会看着办。

“明天，”我转告巴特先生，“明天你再来一趟。”

我甩下巴特先生，拔腿就溜，匆匆忙忙穿过国营百货公司的庭院（这儿原本是英国总督官邸），一路走到浑黄的杰赫勒姆河畔，登上河边的堤岸。总督官邸的克什米尔式精工木雕早已经腐朽，斑斑驳驳。官邸旁边有一座充满英国风味的破旧印度式小木屋，门口挂着一块招牌：百货公司咖啡屋。矗立着成排法国梧桐的官邸庭院，依旧十分壮观，一个个精心设计、形状各异的花圃，栽种着雏菊，散布在辽阔的草坪上，争奇斗艳，煞是好看。总督官邸坐落在堤岸一端——我常听本地人说，以前英国人不准印度人走到堤岸上来。堤岸入口处的旋转栅门如今已经被砸掉了。绿草如茵的河滨，处处树立着告示牌，禁止游人在草坪上骑车与散步，但人们视若无睹，我行我素，河岸的草地早已经被车轮辗出一条又深又长的辙迹。成群母牛聚集在官邸前庭花园前自顾自低头吃草——这些建筑物，实际上只不过是克什米尔建筑风格的翻版，但乍看之下，却仿佛是模仿“仿都铎式”的作品。好几家老式店铺依旧存在，非常宽敞，非常阴暗，里面摆满玻璃橱柜，仿佛仍然期待那些“不辞而别”的英印混血儿回来。早已经褪色的广告招贴，依旧在促销早已经不再贩卖的商品，例如水饼干[2]。店堂里的木板和墙壁上，依旧镌刻着英国主顾（总督和总司令之流）的姓名。在一家专门售卖动物标本的店铺中，墙上挂着一幅镶在框子里的照片：一个英国骑兵军官，伸出他脚上那只擦拭得亮闪闪的皮靴，踩在一只死老虎身上。

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已经消逝了，另一个光辉灿烂、属于市集的时代还没来临。但我们不必等太久。“先生，您即使不说，从您的衣着和口音我也看得出来，你的品位是英国式的。您请进来坐一坐。让小弟我拿出几件本店专卖的符合英国品位的地毯，请您评鉴评鉴。您瞧，这就是英国的品位。我可是行家。现在，您不妨再看看另外几条地毯。瞧，又粗又重，印度式地毯嘛，质地当然也就比较粗糙低劣喽……”

克什米尔最棒的约会场所—

没错！就是咱们这间“总理餐厅”

喂，朋友们，东尼率领五位劲爆舞者

今晚登台献唱，以娱嘉宾

朋友们来吧，尽情享受三十六种冰淇淋

在咱们这间星光闪闪的酒吧

喝个痛快，不醉无归！

传单上是这么说的。我依照地址，来到这家簇新的、充满现代风味的餐厅——根据另一份传单，它是城中“最开放”、“最有搞头”的约会场所。时间太早了，东尼和五位劲爆舞者还没登场，我叫了一升贵得吓人的印度啤酒，独个儿坐在空荡荡、静悄悄的餐厅里，试图把今天早上的不爽忘掉。

喝完啤酒，我沿着尘土飞扬的官邸路一路走下去，驻足一家书店前，和那位满脸胡须的老板攀谈。他是从信德省逃出来的难民，在孟买念大学，拥有文学和法学双学士学位。他告诉我，他今年八十岁了。我不相信。“呵呵。我说我今年八十岁，因为我不想说我今年七十八岁。”他谈起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入侵并大肆劫掠巴雷穆拉城的往事。那时，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市——如今已经沦落为双轮马车夫、阿里·穆罕默德和“总理餐厅”的城市，人们花五百卢比，买一张原本只要八卢比的公车车票，争相逃到查谟市。“如今我成天坐在这儿，没事可干，只好读读书，笑看人生。”他阅读史蒂芬·里柯克[3]的作品。他最喜欢蒙罗少校[4]写的短篇小说，百读不厌。为什么他把小说家沙基称为蒙罗少校呢？他解释说，他在一篇文章上读到，沙基本名蒙罗，而蒙罗是一位陆军少校。他觉得，称呼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应该把他的军衔加在他的姓名前，以示尊敬。

我搭乘双轮出租马车，回到河畔的石阶浴场，路上遇到巴特先生。我叫他上车。真可怜，他等我等得都快哭了。早上我匆匆忙忙离开他。他没听懂我的话。一整个早晨，他就痴痴地站在游客接待中心，等我回来接他。

隔天早晨，我把季节通行证申请书打好，让巴特先生带到城里去。今天天气格外闷热，气温节节上升。中午时分，天空忽然沉暗下来，随即乌云密布，放眼望去，只见藏青色的群山倒映在湖水中。狂风骤起，哗啦哗啦横扫过湖面，翻卷起荷叶，鞭打着杨柳树，摇荡着湖中一丛丛芦苇。下雨了，气温陡然下降。湖中的空气变得冷飕飕的。巴特先生冒着大雨从城里赶回来。他头上那顶毡帽淋了雨，湿漉漉，毛茸茸，闪烁着水珠。他身上那件夹克沾满雨水，衬衫下摆滴滴答答流淌着雨珠儿。他拱起肩膀，缩起脖子，把脸庞埋藏在翻起的领子里。我看见他踩着花园中铺着的木板，慢吞吞地朝厨房走去。他脱掉鞋子，钻进屋里。我回到书桌旁，一边工作，一边竖起耳朵，倾听楼上的脚步声。我以为巴特先生会打着赤脚走上楼来，向我报喜。但他一直没露面。

我再也忍不住了，只好问亚齐兹：“巴特先生到底拿到通行证没？”

“拿到啦！一个星期。”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客厅喝咖啡。身穿工作服的油漆匠从门口探进头来，问道：“老爷，您帮我打一封推荐信好不好？”

我没回答。

[1]伦伯尔士迪特斯金，德国民间传说中的矮人。他把亚麻变成黄金，送给一位姑娘当嫁妆，条件是：她嫁给王子后生下的头一胎婴儿，必须送给他，除非她猜出他的名字。她果然猜出他的名字。矮人一听，立刻自杀。

[2]水饼干，一种用小麦粉和水制成的淡味饼干。

[3]史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1869-1944），加拿大作家兼经济学家。

[4]蒙罗少校（Henry Hugh Munro，1870-1916），在缅甸出生的苏格兰小说家，笔名沙基（Saki）。

第六章　中古城市

水位陡然下降。栈桥的阶梯整个暴露在水面上，连最底下的一级也露了出来。湖水变得更加浑浊了。成群鱼儿黑黝黝，游窜在夏季的湖泊中。矗立在北方天际的群山，积雪已经消融，山上的石头暴露在天光下，巉岩嶙峋，远远看起来仿佛被漂白过似的。山脚阴凉的林园中，枞树出落得更加繁茂了，东一丛西一簇，郁郁葱葱。湖中的白杨树丧失了春天的翠绿，杨柳飘散在湖面刮起的狂风中。芦苇长得太高了，弯弯曲曲的——每次风起时，它们就随风摇曳摆荡起来，宛如一波波汹涌的浪涛。皱成一团的莲叶，在又长又粗的梗茎支撑下，从水面上凸伸出来，乱糟糟的。过了几天，一朵朵蓓蕾冒出来了，像没有盛开的郁金香。一个星期后，满湖莲花蓦地绽开，粉红粉红的一片，好似回光返照一般。旅馆花园中，金英花和山字草四下蔓生，有如一丛丛野草，如今全都被拔除了。取代三色堇的法国金盏花，长得越发茂密了，这会儿全都冒出了蓓蕾。牵牛花躲藏在餐厅墙脚阴影里，显得病恹恹的，和园中的天竺葵一样，它们身上沾满涂料，那可是油漆匠的刷子泼洒出来的。高代花正在盛开中：一簇簇姹紫嫣红，宛如一片搅拌在一起的颜料。我们刚搬进这家旅馆时，园中的向日葵还只是一株株幼苗，如今却已经长得非常高大，叶子十分宽阔，我再也无法把头探进花丛中，观赏它们那有如一颗颗星星般的蓓蕾。娇美可爱的大丽花绽放了，红艳艳的，闪烁在翠绿的芦苇、垂柳和白杨丛中。

翠鸟依旧逗留在旅馆周遭，但其他鸟儿却不再像以往那样，常常飞临我们的花园。我们最怀念戴胜鸟——它那长长的、成天只顾啄食不停的嘴巴，它那双翅膀上黑白相间、弯弯曲曲的条纹，它头顶上那一簇每次降落时就像扇子一般张开的冠毛。一如亚齐兹所言，热浪一旦来临，小苍蝇就会成群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体型比较硕大的家蝇。迄今，我碰见过的那些苍蝇都不敢亲近人类，但这些家蝇却趁着我在工作，公然地栖停在我的脸庞和手臂上。一连好几个早晨，还不到六点钟，我就被一只苍蝇的嗡嗡叫声吵醒。（这家伙居然逃过了我喷洒的杀虫药！）亚齐兹曾预言，一旦蚊子来临，苍蝇就会仓皇躲避。在他心目中，苍蝇是上帝差遣来的使者。一天下午，我看见他戴着帽子躺在厨房里，酣然入睡，脸庞一片黑，栖息着一只只吃饱喝足的苍蝇。

这之前，我只管向他索取杀虫药。现在，我要向他索取冰块了。

“这儿的人不喜欢吃冰，”亚齐兹说，“吃了冰，满身热烘烘的，更加难受。”

为了他这句话，我们之间又展开一场冷战。

酷暑天，湖泊北岸的山脉从早到晚笼罩在烟霭中，灰蒙蒙一片。太阳下山时，谷中弥漫着琥珀色的霞光，暮霭苍茫，一缕缕烟雾飘荡在湖中的白杨树丛间。每一株树木，轮廓都十分鲜明。从商羯罗查尔雅山顶眺望，烟雾缭绕的斯利那加城，远远看来就像一座巨大的工业城镇，矗立城中的一株株白杨，乍看就像一根根高耸的烟囱。斯利那加城前方，阿克巴城堡雄踞在湖中央一座赭红山丘上，映照着落霞，气象万千。太阳悬挂在城堡左边的天空——原本白灿灿的一轮，这会儿已经转变成淡黄色，湖畔群山，灰蒙蒙一路绵延到远方天际，终于隐没在暮霭中，再也望不见了。

堤岸外有一座中古城镇。乍看之下，它仿佛是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湿气弥漫的城镇，四处洋溢着各种各样的味道和气息：汗淋淋的人体，五彩缤纷、沾满污垢、腥臭扑鼻的服装，黑漆漆臭烘烘、暴露在天光下的阴沟，一堆堆暴晒在太阳下的煎烤食物和垃圾。满城野狗出没（挺漂亮的狗，可惜没人理睬），成群蹲伏在商店门廊下，饿得发慌的小狗打着哆嗦，瑟缩在悬挂着血淋淋鲜肉的肉摊底下那潮湿阴暗的狭小空间中，吠叫不停。城中巷弄纵横交错，巷中栉比鳞次，排列着一家家阴暗的店铺和一间间拥挤嘈杂的庭院。满街长裙摇曳，成群男孩蹦蹬着瘦巴巴、伤痕斑斑的腿，四处流窜。这一幢幢挨挤成一堆的木板房子，当初兴建时，花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工夫啊！只要你仔细瞧一瞧，在那饱经风吹日晒、早已变得一片灰黑的外表下，你依旧可以看到精致的木雕和繁复的装饰。铜器专卖店阴暗的店堂中，每一件黄铜打造的器皿亮晶晶，闪闪发光，散发出一种奇异的美。灰暗的泥泞巷弄中，一簇缤纷灿烂的色彩蓦然出现在你眼前——一堆金黄和翠绿的糖果，虽然布满苍蝇，却也让人垂涎欲滴。在这儿，你可以重新体验红黄蓝三原色的吸引力，那是玩具和一切会发亮的东西的色泽。在这儿，你能够找回被压抑了很久的儿童时期的品位，那也是农民的品位，骤然出现在这座城市里（以及印度其他地区），显现在金属亮片、彩色灯泡和我们曾经觉得美丽的一切事物中。从溢满了垃圾的狭窄巷子望进去，你会瞥见那一座座大杂院里，晾晒着色彩缤纷而图案精美的毛毯、地毯和轻柔的围巾。这些色彩和图案源自波斯，传入克什米尔，得以发扬光大。所有的编织品，从价值二千卢比的地毯到一件只卖十二卢比的老旧毯子都显示出极致的奢华。在这座肮脏灰暗的中古城镇，色彩是唯一的美，显现在每一张精工编织的毛毯、每一盆塑料雏菊，以及（如同中古世纪的欧洲）每一件缤纷亮丽的服装中，供人们欣赏品鉴。

与色彩相辅相成的是欢乐的节庆。整个冬季，城镇陷入冬眠状态。游客离开了，旅馆和船屋全都打烊休息。克什米尔人蜷缩在窗户狭小、光线暗淡的房间中，浑身包裹着毯子，坐在炭盆旁，消磨一整个冬天。春天带来阳光、灰尘和庙会，也带来色彩、噪音和露天饮食。每隔两周，克什米尔河谷中就有一个地方举行庙会。这些庙会大同小异。在每一场庙会中，你准会看到那位售卖各式图片的小贩。他把货品全都摊开在地面上：构图呆板、色彩浓艳的卷轴，画中的印度和阿拉伯清真寺是克什米尔人向往的圣地，还有电影明星照片、政治领袖的彩色肖像，以及成堆的平装廉价图书。市集中到处可见贩卖廉价衣服和廉价玩具的摊子。茶棚和糖果点心摊散布在各个角落。一位面目枯槁、模样吓人的印度教圣徒端坐尘埃中，身前摆着一排小瓶子，瓶中装着“蝾螈眼和狗舌头”—印度教的避邪物。从扩音器播放出来的音乐，不断回荡在庙会中。湖上的游船也传出阵阵音乐。春天的克什米尔湖泊，不只是游客的观光景点，也是本地人吃喝玩乐的地方。湖面上荡漾着一艘艘简陋的未上漆的小型船屋——本地人管它叫“东阁”（doonga）。厨娘和船夫随船出租。船夫沿着船舱走来走去，有时举起篙子，有时倚着它。舱中传出的阵阵嬉闹声，他似乎充耳不闻，但其实沉醉其中。一位妇人（也许是船夫的妻子吧）穿着一条邋遢的裙子，浑身戴着银首饰，独个儿坐在高高翘起的船尾，手里握着一根长桨，不停地划着。划啊划，荡啊荡，毫无目的。“东阁”总是停泊在距离花园和房屋不远的湖上，在这儿摇荡一整天，晚上就划到岸边花园，度过一宿。在“东阁”上举行的派对，往往会进行好几天。宾客们随时下船，赶回城里，办完事又回到船上来继续寻欢作乐。对我来说，这种休闲活动实在太过单调冗长，只会把自己累个半死。每个冬季，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哪有余力从事这种活动。坐落在西北方、距离我们旅馆不过数里之遥的甘德巴尔镇树丛中举行的市集，把这个季节的庙会带到高潮。湖上的“东阁”和“施客”，全都划到那儿，停泊过夜。荡啊荡，挤啊挤，吵啊吵。

在这个中古城镇，一如在任何一座中世纪城市，人们生活在古迹林立、奇观处处的环境中。在斯利那加城，人们终日流连在莫卧儿皇帝建造的好多座花园里。园中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早已荒废，但大体上仍然可以看出当年的气派格局。每逢星期假日，夏利玛花园的喷泉依旧喷出一簇簇多姿多彩、变幻莫测的水花，尽管有好几只喷嘴已经弯曲或破裂。这些花园的建造者，早已隐没在历史中，变成了传奇。关于这些神秘人，后人所知不多，只晓得他们都非常英俊，非常勇敢，非常有智慧，而且他们的妻子都非常美丽。“那座古迹，看到没有？”担任向导的克什米尔工程师伸出胳臂，指着十六世纪末叶阿克巴大帝建造的那座矗立在达尔湖中央的城堡，对我们说：“这座城堡是五千年前兴建的。”湖中的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供奉着一根毛发，据说是从先知穆罕默德的下巴上拔下来的胡子。陪同我们参观的医科学生说，这根毛发是“某位人士”经历重重阻难，冒着生命危险带到克什米尔来的。这位人士到底是谁？从事什么行业？打哪儿来？这个学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只知道，途中这位人士遭逢一场重大的劫难。为了保护先知的遗物，他用刀子在胳臂上划出一道口子，把毛发藏在里头。这根毛发确实是先知的遗物——这是不容置疑的。它具有无边的法力，以至于连鸟儿都不敢飞越供奉它的清真寺，印度教徒膜拜的圣牛，也不敢把屁股朝向它蹲坐在地上。

上帝眷顾克什米尔人，克什米尔人以无比的热忱敬奉上帝。“穆哈兰”[1]是回历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中，克什米尔人以十天时间，哀悼和纪念在卡尔巴拉[2]遇刺身亡的先知后裔胡笙（Hussain）。在此期间，每天太阳一下山，我们就听到湖上回响起什叶派穆斯林的哀歌。身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亚齐兹，笑嘻嘻地告诉我们：“什叶派并不是真正的穆斯林。”然而，到了第七天早晨，打开收音机，听到播音员讲述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卡尔巴拉事件时，亚齐兹却哭了。他越哭越伤心，脸上的五官扭曲成一团。他冲出餐厅，边跑边嚷道：“我忍不住哭了，我不喜欢听到这个故事。”

哈桑巴德城的什叶派信徒准备举行一场盛大的游行。听说，行列中有人用铁链鞭打自己的身体。那天早晨，情绪平复下来后，亚兹齐怂恿我们到哈桑巴德城走一趟，见识见识，他会安排我们的行程。于是，我们搭乘“施客啦”，沿着水面上漂荡着绿色浮渣、两旁垂柳摇曳的船道，朝这座湖畔城镇出发。途中，我们经过一间又一间肮脏的庭院、一道又一道残破的水泥阶梯、一条又一条腥臭扑鼻的排水沟。我们看到成群大人和小孩，男男女女，聚集在河阶上洗衣服。我们旅馆的洗衣工，竟然也在这里洗我们的衣裳。我差点晕过去。湖上的水道恶臭，四处飘发着阴沟特有的怪味。每经过一间庭院时，孩子们就兴冲冲跑出来，一副小大人的模样，依照伊斯兰教礼仪向我们打招呼：“愿您平安。”

抵达哈桑巴德城，我们停泊在好几十艘撑起雨篷或华盖的“施客啦”游船中间，下得船来，走进城里，经过一座不知名的废墟，来到举行夏季庙会的地点。街道经过一番洒扫，尘土不再飞扬。遮阳篷和摊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街上摩肩接踵，人来人往。有钱人家的女眷，从头顶到脚踵，浑身包裹在黑色或褐色的衣裳里，脚上穿着厚厚的鞋子，密不通风。这些妇女三三两两，结伴行走在街上。我感觉得出来，她们透过悬挂在眼睛前的面纱，好奇地打量我们。穷人家的妇女是不戴面纱的。在克什米尔，就像在其他地方，保守和体面是一种特权，只有崛起中的家族才享受得起。我们从一对父女身边走过。这位父亲让他女儿把玩他那根簇新的还没使用过的鞭子。

这条空旷的充满乡野风味的道路尽头，就是城中的大街。窄窄的一条街道挤满了人。男人们大多穿着黑衬衫，一个男孩手里举着一面黑旗。不久，我们就遇到几个乩童。他们身上的衣裳沾满鲜血，绷得紧紧的。这会儿，游行还没开始。在众人仰慕的眼光注视下，乩童们大摇大摆行走在马路中央，故意推挤那些明天又会成为他们的长辈或上司的人。一排狭窄湫隘的楼房栉比鳞次地矗立在街边。二楼以上用枕梁支撑的楼层，开着一排窄小而形状奇特的窗户。从街头望上去，每一个窗口就像一幅中世纪图画：一群妇女聚集在窗前，专注地俯瞰着大街。年轻的姑娘容光焕发，而年长的妇女由于终年隐匿在屋子里，不见天日，脸色看起来非常苍白。这一张张脸庞出现在阴暗的窗户中，轮廓显得格外鲜明。窗户底下，人潮汹涌的街道上，停放着好几辆载满警察的卡车。一群男孩正在折磨躲藏在肉摊底下的小狗。我们听见狗哀嚎挣扎的叫声——小小的身子竟然能够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真让人惊讶。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落。被困在人群中动弹不得的汽车司机，拼命按喇叭。人声鼎沸、满街喧嚣中，蓦地响起伊斯兰教师尊的声音。他通过麦克风（这玩意儿在印度式的集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向群众讲述卡尔巴拉事件的原委。师尊的声音充满悲情，近乎歇斯底里。讲着讲着，他老人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但他还是一个劲儿撑下去。师尊站在街道中央一顶遮阳篷下，整个人被满街汹涌的人群吞没。群众中，有些人手里举着彩色三角旗。

出现在街头的乩童越来越多。其中一个乩童的背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鲜血染红了他的裤子。他迈开大步行走在街上，故意碰撞路人，每次撞到别人时，他就皱起眉头来，仿佛责怪人家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似的。这个乩童腰间悬挂着一根鞭子。它是用大约六条金属链子编织成的，每条链子长十八英寸，末端系着一小枚血淋淋的刀片。鞭子悬挂在腰际，乍看之下活像一支苍蝇拍。这些乩童的脸孔，跟他们身上的鲜血一样令人心悸。其中一个没有鼻子，只有两个孔穴，出现在他那张血肉模糊的三角形脸庞上。另一个只管睁着两颗凸出、满布血丝的眼珠。第三个乩童没有脖子——一团肥肉从脸颊延伸到胸膛。成群乩童游走在街头，招摇过市，四下睥睨，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但我怀疑他们身上那件沾满血迹的衣裳来路有问题。有些衣服看起来太干了，也许是去年穿的，也许是向别人借来的，也许是事先沾上动物的血。但其中有一位乩童显然是玩真的：他那颗半秃的头颅胡乱包扎着绷带，鲜血依旧滴滴答答流淌不停。鲜血代表荣耀。展示越多鲜血，你就能够获得越多掌声。

我们离开城中那条人潮汹涌、热烘烘的大街，走向城外的旷野，在一座尘土飞扬、地上满布足迹的坟场坐下来，观看一群男孩玩游戏。他们手里拿着一颗颗鹅卵石，不知在玩什么，但显然那是一种中古时代留传下来的游戏。今天早晨之前，对我来说，宗教狂热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谜团。但在城中那条大街，血腥仪式却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寻常。街上，只有那成排的警车、一两辆偶尔路过的汽车、震天价响的麦克风，以及小贩叫卖的用马口铁圆罐子装的冰淇淋，不属于中古世纪。在这座城市中，反而是那群游走街头的美国女孩，会被看成不可思议的怪物——在这场宗教庆典中，她们竟然穿上在伦敦街头肯定会引起骚动的凉快衣裳，扭腰摆臀，招摇过市。在乩童眼里，这群洋妞似乎不存在。他自顾自走到运河台阶上，当着众人的面脱掉身上那件沾满血迹的衣裳，浑身赤条条站在阳光下，仿佛献宝似的。他才是这座城市的真正子民。今天是他的日子，他爱干什么便干什么，谁都不能阻挠他。他用血淋淋的背脊换来这项特权，把枯燥单调的修行转变成一场壮观而惨烈的表演。

表现在乩童身上的狂热，源自一个单纯的过度简化的认知：宗教只是一种庆典和仪式而已。亚齐兹说过：“什叶派信徒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他一边向我们示范，一边说，什叶派信徒祈祷时，是以这种方式弯腰俯首，和真正的穆斯林截然不同。他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比较接近，跟印度教的距离就已经远了，因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实行土葬。“可是亚齐兹，很多基督徒选择火葬呀。”“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位医科学生向我们解释伊斯兰教和他最厌恶的教派锡克教之间的差异。他说，穆斯林宰杀牲畜时，一面念经，一面放血，让它慢慢死亡，而锡克教徒拿起刀来，一刀便砍下牲畜的头颅，连经也不念一句。他伸出手来比画一下，忍不住摇摇头，用手捂住脸庞。宰牲节[3]那天，旅馆主人巴特先生送我们一个蛋糕，上面用糖霜写着两个词：Id Mubarak（恭贺宰牲节）。收到贺礼，我们才知道这天是伊斯兰教的大节日。一整个早晨，成群游船载着一家家男女老少（他们个个穿着干净的白衣或蓝衣，正襟危坐，神情显得非常肃穆），穿梭在湖面上。这天是探访亲友、馈赠礼物和欢宴聚餐的日子，但对克什米尔人来说，今天也是一年中唯一能够使用肥皂和水清洁身体、去除污垢、穿上使人浑身发痒的新衣服的日子。可是，宰牲节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呢？带着礼物前来探访我们的医科学生、工程师商人，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们只知道，在这个日子里，穆斯林都必须吃肉。

对这些人来说，宗教只不过是一场盛大精彩的表演：一连串庆典；成群戴着面纱、活像终年被关在养鸡场笼子里的母鸡的妇女（那位商人告诉我们，妇女戴上面纱，“男人才不会想入非非，蠢蠢欲动”）；祈祷前，成排男子站在大庭广众前，以宗教礼仪洗涤自己的生殖器；祈祷时，万名信徒同时跪伏在地上。这种宗教糅合欢乐、忏悔、歇斯底里和荒谬（这点最重要），给信徒带来一整天，甚至一整个季节的满足。它响应人们每一个单纯的需求和情绪。它是“生命”和“法则”；它的仪式不容许任何改变或质疑，因为改变和质疑会摧毁整体，甚至会危害生命本身。“我不是很好的穆斯林，”那位医科学生第一次见面就告诉我们，“我怎能相信，世界是在六天中被创造出来的。我相信进化论。但我不敢告诉我母亲，怕她老人家生气。”但他并不排斥伊斯兰教的任何仪式，他接受伊斯兰教的每一条律法。比起亚齐兹，这位医科学生更像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亚齐兹对自己的教派和体制很有信心，因此能够抱着宽容、好奇的态度观察别的教派和体制。人造卫星的发射，暂时动摇了一些穆斯林对他们宗教的信心，因为根据伊斯兰教典籍，大气层的上层早已被神封闭，只准许穆罕默德和他那匹白马进入。但只要脑筋转个弯，教义何尝不能配合新的科技发明。于是，穆斯林说：“俄国人把人造卫星放在白马背上，让它带上天空。”不管怎样，教徒的信心终会恢复，因为比起教义衍生的仪式，教义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对这些人来说，比起进化论，有些教徒的主张（譬如说，妇女可以不戴面纱）更加可怕，更应该批判和封杀。

这些仪式和习俗，并不是经过千百年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外来的征服者，一夕之间，把这整套仪式强加在被征服的民族身上，取代另一套仪式——后者，毫无疑问也曾一度被认为不可改变，无可替代，但如今却连一点痕迹也没遗留下来。克什米尔人特有的、中古世纪式的思维，能够把一座数百年前建造的城堡，随随便便说成具有五千年历史。同样，他们也有本领把三四百年前发生的事件遗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因为欠缺历史意识，他们才那么容易改变宗教信仰，而且改变得极为彻底。许多克什米尔家族姓氏，譬如我们的旅馆主人巴特先生，至今仍然带着浓厚的印度教色彩。但是，对于他们的印度教出身和来历，克什米尔人却连一点记忆都没有。有一个穴居民族，住在克什米尔山区。男的一个个蓄着小胡子，五官鲜明凸出，相貌十分英俊，我猜他们是中亚游牧民族的后裔。每年夏天，他们骑着骡子下山来，跟鄙视他们的克什米尔人做买卖。当初，这些人怎么会来到克什米尔？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居住在山外。后来，喀布尔的一位国王对他们展开屠杀。他们逃离家乡，翻山越岭，来到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山谷的人自己却完全遗忘了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如果你告诉亚齐兹，他的祖先极可能是印度教徒，他听了肯定会很生气，认为那是奇耻大辱。“那些玩意儿？”开车经过艾旺提普尔废墟时，担任我们向导的工程师满脸不屑地说，“那些是印度教的古董。”这会儿，他正引导我们参观克什米尔河谷的古迹，而印度教废墟就坐落在大路旁，但他并没放慢车速，也没作进一步的评论。在他眼中，这座八世纪的废墟根本不值得参观，它并不是他的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历史是从他的征服者开始的。尽管这位工程师拥有好几个学生，尽管他曾经出国，见过世面，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中古世纪式的、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永远困宥于圣战之中。

可是，克什米尔人信仰的却又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教。正统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反对迷信，但克什米尔人一看见先知穆罕默德遗留下的一根胡须，就会立刻陷入狂喜状态，浑然忘我。沿着湖岸，处处可见克什米尔穆斯林搭建的神龛，每天晚上点着灯火。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亚齐兹，真正的穆斯林不会膜拜先知的遗物。他肯定会这么回答：“你说的那种伊斯兰教徒，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如果今天有一位征服者，就像数百年前的那位，强迫克什米尔人改信他的宗教，把一整套律法强加在他们身上，我敢说，再过一百年，没有一个克什米尔人会记得伊斯兰教是什么东西。

宗教如此，政治何尝不是这样？报纸上成篇累牍，分析探讨克什米尔局势，但在克什米尔人看来，这些讨论简直就是隔靴搔痒，根本弄不清楚问题的真正症结。在克什米尔河谷地区，最仇视印度的是从旁遮普移民过来的伊斯兰教徒。这帮人大多身居高位，掌握政经大权。在他们眼中，克什米尔人既“懦弱”又“贪婪”。他们常到我们旅馆串门子，带来各种传言：部队移防、兵变、边境冲突。克什米尔人带进政治的并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神话和奇迹。他们的神话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阿卜杜拉酋长。此人就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口中的“克什米尔之狮”。他解放克什米尔人，让他们获得自由。他是克什米尔人的领袖。他原本对印度非常友善，但后来反目成仇。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除了当中几个月，他的日子全是在牢狱中度过的。除此之外，克什米尔人无法提供给我更多讯息——我一直弄不清楚，这位领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到底有什么魅力和功勋。他们一再告诉我（仿佛这就能够解答一切问题似的）：一九五八年，阿卜杜拉酋长出狱时，从库德镇来到首府斯利那加城，老百姓沿途夹道欢迎，马路上处处铺着红地毯，场面感人极了。

“听着！”一个大学生对我们说，“让我告诉你，阿卜杜拉酋长如何为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他为老百姓的自由奋斗了很多很多年。然后，有一天，克什米尔大公开始担心起来，非常担心。于是，他派人把阿卜杜拉酋长找来。他对阿卜杜拉酋长说，‘只要你让我保有王位，我愿意把半个王国割让给你。’阿卜杜拉酋长一口回绝了。大公非常生气，说，‘我会把你扔进热腾腾的油锅。’你也知道，被扔进油锅是什么滋味。你会被煮成一锅肉羹，尸骨无存，只剩下一堆灰烬。阿卜杜拉酋长可一点都不在乎，他说，‘好吧，把我扔进油锅煮一煮吧。但我告诉你，从我的每一滴血中，都会冒出另一个阿卜杜拉酋长。’大公一听，非常害怕，慌忙宣布退位，把王位让出来。这就是阿卜杜拉酋长为克什米尔人争取自由的经过。”

我提出质疑。我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的。

“不信，你可以随便问一个克什米尔人。”

这位大学生讲述的是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事件，但是，对于印度国大党、甘地、英国和入侵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军队在这桩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却故意略而不提。这位大学生是知识分子，通晓英文，称得上是克什米尔社会的精英。在这个阶层下面的，是一群像亚齐兹那样的克什米尔人。他们怀念以往的日子，因为那时物价比较便宜，只可惜大公的作风太过专制，引起民怒。最近发生的这段历史，早已经沉陷进克什米尔人的意识深处，变成一则中古传奇。亚齐兹和旅馆的厨子，曾经在英国人手下工作过，他们了解英国人的品位、技能和语言。他们还记得，英国人管神职人员叫padre（神父）。每次，亚齐兹听见他们称呼狗bugger（小家伙），就觉得格外亲切舒心。但英国人莫名其妙离开了，一如当年他们莫名其妙来到克什米尔。年轻一代的克什米尔学生，却只能从历史课本中认识、接触英国人。对他们来说，英国人在克什米尔的这段历史，就像光辉灿烂的莫卧儿王朝一样古老，遥不可及。

有一天，巴舍尔告诉我：“东印度公司在一九四七年撤离。”在我们的政治讨论中，这是巴舍尔唯一一次提到英国人。他今年十九岁，在大学念书。“我是最好的运动员。”第一次见面时，他向我表明他的身份。“我是最好的游泳选手。我懂全部化学和全部物理学的知识。”对于克什米尔人和印度人穿睡衣上街的习惯，他深恶痛绝。他告诉我，这辈子他从没在街上吐过痰。巴舍尔自认是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不论是什么教派的信徒，巴舍尔都可以跟他“共餐”（inter-dine，这是印度次大陆惯用的英文单词）。平日，巴舍尔喜欢穿西装，他的英语说得还挺流利，因为“我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书香门第”。

巴舍尔对历史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他天资不够聪颖，也许是因为他受的是英语教育，而英语并不是他能够充分掌握的语言。每次他说best（最好的），他的意思其实是very good（很好的）。也许是因为他的老师和教科书有问题。后来我有机会查看他的历史教科书。那是一本典型的印度教科书，课文全部采用问答方式。书上说，种姓阶级制度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让人们的血统保持纯洁，而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势力之所以衰微，原因之一是他们实行异族通婚制度。巴舍尔对历史的无知，也可能只是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们对政治毫无兴趣。事实上，如果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即使你在克什米尔待了好几个星期，你也不会察觉，这个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是国际瞩目的焦点，各方都在谈论克什米尔问题。全印电台巨幅报道联合国针对克什米尔问题展开的一年一度的辩论。巴基斯坦电台一再声称，在克什米尔，一如在印度其他地区，伊斯兰教正遭受无情的打压，而克什米尔电台则一再抗辩，反唇相讥。上回，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城。巴基斯坦电台报道说，尼赫鲁在一个公开场合演讲，听众发生骚动，整个场面乱成一团。事实上，尼赫鲁是来养病的。不管怎样，巴舍尔对近代史和他的国家目前的处境，竟然无知到这个程度，着实令人诧异，而他还是社会精英呢。在他下面还有一群脏兮兮打赤脚、营养不良、穿蓝衬衫的小学生，他们这辈子不会有机会上大学。在这群小学生下面，还有一群一辈子没上过学的克什米尔人。

一天下午，我喉咙发炎，正躺在床上休息，巴舍尔忽然带着一个叫卡迪尔的年轻人来看我。卡迪尔今年十七岁，个头很小，四四方方的脸庞上闪烁着一双柔和而深邃的眼睛。他在大学主修工程学，但却一心想成为作家。

“他是最好的诗人。”巴舍尔告诉我。他正在我房间里徘徊逡巡，东张西望。忽然，他停下脚步，一下子躺在我脚上，伸手拿起我的香烟就抽。他带卡迪尔来看我，但他真正的目的是向卡迪尔炫耀，他认识我这个从国外来的作家，因此，他才刻意装出一副跟我非常熟悉的模样，仿佛是多年的好友，平常他是不会跟我这么亲近的。我不好意思把他赶开。可怜我的脚趾头，被他的背脊压得快折断了。

“巴舍尔告诉我，他要带我去见一位作家，”卡迪尔说，“我就来了。”

“‘最好’的诗人！”巴舍尔用手肘支撑起他的身体，松开了我的脚趾头。

诗人穿着一件邋里邋遢的衬衫，敞开领口。他那件套头毛衣，顶端有个破洞。他看起来瘦小，敏感寒酸：我真是服了他了。

“他的酒量‘大得惊人’哦！”巴舍尔说，“他喝‘太多’威士忌。”

这证明卡迪尔的确有才华。在印度，身为诗人和音乐家，你必须一天到晚装出一副很哀伤很忧郁的样子，你必须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

可是，卡迪尔看起来那么年轻，那么寒碜。

“你真的喝酒吗？”我问卡迪尔。

他只点点头：“是的。”

“朗诵你的作品吧。”巴舍尔命令卡迪尔。

“他听不懂乌尔都语。”

“你朗诵，我翻译。你知道，翻译诗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接受这项挑战。”

卡迪尔开始朗诵他的作品。

“他这首诗，”巴舍尔开始翻译，“讲一个穷船夫女儿的故事。你明白吗，诗中他说，这位姑娘把颜色赐给玫瑰花。你懂吗，先生？别的诗人会说，玫瑰把颜色赐给这位姑娘。他却偏偏要说，她把颜色赐给玫瑰。”

“这首诗很美。”我说。

卡迪尔忧郁地说：“除了美，克什米尔什么都没有。”

然后，巴舍尔睁着他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开始朗诵一个对句。他说，我在德里会发现这两句诗镌刻在一栋莫卧儿建筑物上。他忽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你知道吗，有一天，一位英国绅士在山中散步，看见一位古查尔姑娘坐在树下。她非常美丽。那时她正在阅读《古兰经》。英国人走上前去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她抬起头来，回答他，‘当然，我愿意嫁给你，但首先你必须放弃你的宗教，改信我的宗教。’英国人说，‘当然，我愿意为你改变宗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心爱的人。’他果然改变宗教信仰，娶这位姑娘为妻。他们婚后非常快乐，有四个儿女。其中一个儿子从军，官拜上校，另一个儿子成为承包商。女儿嫁给阿卜杜拉酋长。这个英国人非常有钱。太有钱了。尼都大饭店就是他的产业。你知道尼都大饭店吗？斯利那加城最好的饭店。”

“奥伯莱皇宫饭店才是最好的旅馆。”卡迪尔说。

“尼都大饭店是最好的。最好的饭店！你现在知道了，她是英国人。”

“谁啊？”

“阿卜杜拉酋长的妻子呀。纯粹的英国人。”

“她不可能是纯粹的英国人。”卡迪尔说。

“纯粹的英国人。她父亲是英国人啊！尼都大饭店是他的产业。”

就这样，每次聊天，话题总会转到克什米尔传奇人物阿卜杜拉酋长身上。他跟新德里不是挺亲近的吗，后来怎么又会闹翻呢？一位朋友告诉我，那是因为印度政府想收购克什米尔邮局，但阿卜杜拉不肯出售。显然，双方为自治权问题展开了一场政治拉锯战。（克什米尔政府要求更大的自主权。）然而，告诉我这件事的朋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个坐落在斯利那加城堤岸上的邮局，其实是一家超级商店，生意好得不得了，引起印度政府垂涎，才处心积虑想把它从克什米尔政府手中抢走。我这位朋友是知识分子，竟也说出这种话来。显然，克什米尔当局把这桩单纯的政治事件（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刻意加以扭曲简化，然后才让老百姓知道。你若想让政治宣传发挥效果，就必须配合老百姓的知识程度，而中古世纪式的宣传，就跟现代游说技巧一样有效：简单明了，一针见血。巴基斯坦电台声称：印度政府花一大笔钱，在克什米尔推行教育，目的是破坏伊斯兰教及其律法。比起克什米尔政府的官方文告（尽管它提供的是具体的事实和数据），巴基斯坦电台的宣传显得更加有效。

“阿卜杜拉当过五年多的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可是，他到底为老百姓做过什么事情呢？”

“哦，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什么都没做。他不接受任何人帮助。他要让克什米尔人民挺起腰杆站起来，学会自力更生。”

“当了五年首席部长，什么事都没干，你们还觉得他非常伟大。为什么呢？能不能请你举出一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他真的非常伟大。”

“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有一年克什米尔稻子歉收，老百姓挨饿。他们跑去向阿卜杜拉酋长陈情，‘我们没有饭吃，肚子空空如也，给我们米吧。’你知道他怎样回答老百姓吗？他说，‘吃马铃薯。’”

这可不是幽默，而是一个诚恳而中肯的建议。印度人只愿意吃他们平日吃惯的食物，而每一个省份的主食都不一样。在旁遮普省，印度人的主食是小麦；在克什米尔，就像在印度南方，他们只吃米饭。亚齐兹身材矮小，但却充满精力，就是因为他平日都只吃饭——一大盘一大盘，上面浇一点西红柿汁。稻子歉收时，克什米尔人就得挨饿。马铃薯也许买得到，但在他们心目中马铃薯并不是食物。阿卜杜拉要求老百姓吃马铃薯，可谓用心良苦。不用说，这样的忠告老百姓是听不进耳朵的。久而久之，这件事就渐渐演变成一则充满智慧、几乎具有预言意义的传奇，世世代代留传下去。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年闹饥荒，老百姓跑去向他们的领袖陈情：“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在挨饿。”领袖说：“谁说你们没有食物？你们有马铃薯。马铃薯也是一种食物啊。”

克什米尔街道上，你不时看到白色的吉普和旅行车呼啸而过。每天下午，这些车子运载成群戴着草帽的妇女和孩子到城外野餐。傍晚，坐在车中的是一群去俱乐部打桥牌的男女。这一辆辆吉普和旅行车车身上都漆着两个四方形的窄小英文字母：UN（联合国）。它们的职责是巡逻并监控印巴边界的停火线。这些车子出现在克什米尔街道上，让人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就像莎翁名剧《恺撒大帝》里面的时钟。

但克什米尔现在很有钱，比以往有钱得多。他们告诉我，一九四七年，全克什米尔只有五十二辆私家车，现在却有将近八千辆。一九四七年，一个木匠每天收入两三个卢比，而今每天却能赚到十一个卢比。街上戴上面纱的妇女越来越多，这显示克什米尔男人的经济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对双轮出租马车夫或售卖燃料的小贩来说，娶一个戴面纱的新老婆，毋宁说是最有面子、最能表现财富和身份的事。根据有关方面估计，克什米尔一如印度其他地区，政府拨的建设经费有三分之一被贪污掉。这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一位克什米尔裁缝，提起他那位担任测量官和某种档案管理员——当地人管这种职务叫“帕特瓦里”（patwari）—的朋友，脸上流露出又羡又妒的神色，因为这家伙每天都有一百卢比的进账。货车司机对交通警察也万分敬仰，因为他每个月向他们收取的保护费多得吓人。印度国会和媒体隔三岔五就发飙，严厉抨击贪污行为。全国大小官员看到风头不对，纷纷采取行动自清，因而闹出一箩筐笑话。在某一个邦，一位部长亲手将他的门房扭送法办，罪名是贪污渎职——原来，这个门房每次看见部长大人，都会深深鞠一躬，满脸谄笑，显然意图索取小费。德里一位建筑师告诉我，即使是这种象征式的“肃贪”行动，也往往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因为它会打击公务员的士气，降低行政效率。在印度，贪污是必要之恶。官员不贪污，政令就推行不了。

从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口中，我终于探听出，这种体制在克什米尔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譬如说，某甲向政府承包工程，挖掘一百立方英尺的泥土。他寄出一张账单，要求政府支付两百卢比。为了防止承包商浮报工程款，印度政府制定一套查核和复核程序。承包商申报的账目必须经过查证，查证必须经过背书，背书必须经过批准。这套程序执行得非常彻底，目的在于确保公平。查证完毕后，每个人（从部门主管到跑腿的工友）都知道有这么一桩工程，而这些人你都必须一一打点。承包商依照一定的百分比，从额外利润中拨出一笔钱，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相关部门的员工。这一切都有规范可循，都是光明正大地进行。诚如我那位工程师朋友所说的：一切都是“通过正当的渠道进行”。使用印度公务员的这个口头禅时，这位工程师忍不住露出笑容。几乎没有一个公务员能够置身事外，而事实上，也没有人不想分一杯羹。你想做政府生意，就得花钱打通关节。挖掘一百立方英尺的泥土就老老实实申报一百立方英尺工程款的承包商，不啻是自找麻烦。而我听说，确实曾经有一些洁身自爱的公务员被调职或革职，罪名是贪污。“即使承包商是你的亲戚，身为公务员，你还是指望他送你一个红包。这是原则问题。”工程师如是说。在任何一个案子中，身为主管的人不一定分到最大的一块饼，但集腋成裘，经年累月下来，他捞到的外快肯定比手下多得多。

与我谈论这些事情时，这位工程师正待在他的帐篷里。营地坐落在一座松树林边缘，太阳一下山就变得非常寒冷。一条小径通往他的帐篷，两旁排列着一颗颗漂白的石头。不远处树立着另一座帐篷。他手下的员工正在那儿准备晚餐。工程师告诉我，刚到这个营地时，员工对他充满敌意。前任工程师分配红包不公，引起手下不满。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他应得的一份分给弟兄们，同时还帮他们弄到一些一般人不容易取得的物资，这才平息了众怨。这位工程师声称，他个人是反对这种体制的，但只要运作公平，它确实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而他也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体制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忱。就拿电线杆来说吧，根据政府的规定，每根杆子必须高三十四英尺，埋入地面必须深达五英尺（杆子的直径和周长，政府也明文规定）。一旦双方协议使用三十二英尺长的杆子——只有使用这种低于标准的电线杆，大家才有希望分到花红——工人们就必须赶紧把它竖起来，免得被人识破，如此一来，工作效率自然提升。完工后，谁又能看得出来，这些杆子插入地面只有三英尺呢？

这位工程师的说辞虽然无从查证，但我觉得，它至少解开了一个谜团：为什么克什米尔的森林会遭受大量非法的砍伐，以致许多林地变成光秃秃的一片。克什米尔人都声称，这种现象是最近几年特别酷热的夏天造成的。有一个现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斯利那加城中，电线低低悬挂在杆子上，仿佛随时都会掉落下来砸向路人头顶，令人怵目惊心。

这阵子，我们居住的那家旅馆的花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首先，一群工人跑来挖掘，竖立起一排丑陋的电线杆。接着，另一群工人跑来挖掘，插上一根根杆子，用来支撑遮阳篷。有如闪电一般，只消三两下工夫，湖中的木匠们就把遮阳篷给竖起来，非常草率。湖中的居民三五成群，穿着睡衣和宽宽松松的裤子，纷纷涌进旅馆花园，有的提供建议，有的卷起袖子帮忙，有的只管站在一旁看热闹。遮阳篷是船屋的附属品。这是它出现在旅馆花园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对我们来说，它简直一无是处。太阳出来时，它提供不了多少荫蔽。待在里面，反而让人觉得闷热不堪。每次看到快要下雨了，船屋主人就急忙把遮阳篷收起来。这座遮阳篷具有扇形边饰和黑色条纹，看起来，跟湖中其他的船屋的遮阳篷一模一样。它们全都是出自同一位裁缝之手。这家简陋的裁缝店坐落在湖中航道上。每个人（花贩、杂货商人、头缠红布巾的警察）经过那儿时，都会走进店里歇歇脚，聊聊天，抽几口水烟。

过了一两天，旅馆主人巴特先生亲自动手，把遮阳篷的杆子漆成淡绿色。我走下楼来，站在一旁观看。他抬起头来，对我笑一笑，然后又低下头去自顾自干活。过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来，但这回笑容不见了。

“先生，您邀请马丹先生来喝杯茶好吗？”

“不行，巴特先生。”

长夏漫漫。我们一直提不起劲儿来，参访附近一带的古迹和废墟：坐落在湖外山腰上一眼就可以望见的仙子殿、阿克巴大帝在湖中央建造的哈里·帕尔巴特堡、潘德雷善镇的神庙、玛尔丹德镇的太阳庙、艾旺提普尔的庙宇。现在我们终于下定决心，准备一口气看完这些古迹。

到艾旺提普尔村参观古庙那天，天气十分凉爽：褐色的田野显得非常干燥，一畦畦绵延在暗沉沉的灰蓝天空下。我们漫游在废墟间，弄不清楚这些古迹的来历：规模宏伟而气象万千的中央祭台，散布在瓦砾间、用石头雕凿的形状像砧板的圣水盆，四处林立的雕像。一路跟随我们的那个村民，对这座古庙的历史也不甚了然。“全都倒塌了。”他说着印度斯坦语，挥挥手，指着周遭那一片废墟对我们说。“全部？”“全部！”印度斯坦语是印度北部通行的一种方言。它有个特色：重音特别多。我渐渐喜欢上了这种语言。这位村民带我们去看一根石柱的基座，他比手画脚地告诉我们，这是圆石磨底下的垫石。他对这座古迹的认识，就只有这些。我们没给他小费。参观完古庙，我们一路走下山去，到村子里等公共汽车。

穿蓝色衬衫的学童们刚刚放学。沿着一条小巷走下去时，我们看见一位年轻的锡克族教师带领一群男生在学校庭院里打球。孩子们一拥而上，团团围绕住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一大摞用脏兮兮的沾满墨迹的布巾包扎起来的书本。在我们劝诱下，一个男孩拿出他的英文课本。他翻开一页，上面印着课文的题目：Our Pets（我们的宠物），但他却把它念成Our Body（我们的身体），然后开始滔滔不绝朗诵起课文来。我们翻查课本，发现他念的竟然是另一课的课文。咦，这一本又是什么课本呢？乌尔都语？孩子们忍不住捧腹大笑：那是帕尔西语，波斯的一种方言，连三岁小孩都看得出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我们钻出人堆，告诉大伙儿，我们要搭车回到斯利那加城。孩子们纷纷伸出手臂，帮我们招呼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公共汽车满载乘客呼啸而过。一辆汽车飞驰过来，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踩刹车。一个克什米尔人钻上车去，却被售票员赶下来。售票员让我们上车。

我们坐在后座，周遭尽是一些满身恶臭、腰间缠着一条脏兮兮褐色棉布巾的印度人。车后堆放着好几十个戴尔达（Dalda）铁罐子。坐在我身旁的那个家伙，伸开四肢躺在坐椅里，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只管呆呆瞪着两个眼睛。成群印度苍蝇（传染病的媒介）大模大样栖停在他的嘴唇和脸颊上。他时不时张开嘴巴，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呻吟。满车男女老幼只顾聊天，没人理睬他。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看出来，这辆车载的是一群“低收入”观光客，而坐在我们身旁的那些人，就是他们的仆从。

车子在一座废墟旁停下来。身穿卡其色制服、嘴唇上蓄着一撮八字胡的司机，回过头来，请乘客们下车，到废墟中走一走，看一看。大伙儿只管呆呆坐着，一动不动。司机催促大家下车。一位老者（我们已经看出他是这群观光客的领袖兼导师）幽幽叹口气，吃力地撑起身子，钻出车门。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印度外套，头顶上扎着一个发髻，显示他是印度教的婆罗门。大伙儿纷纷站起身来，跟随他老人家下车。

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一群小孩，嘴里一个劲嚷着：“派沙，老爷，派沙！”老者用印地语对孩子们说：“哦，你们向我讨钱对不对？年纪小小的要钱干什么啊？”孩子们又齐声叫嚷起来：“罗弟，罗弟，面包，面包！”“你们要钱买面包，对不对啊？”老者逗够了孩子们，才掏出钱来打赏他们。大伙儿见状，纷纷打开荷包掏出钱来。

老者拾级而上，攀登到石阶顶端，意气风发，观看起脚底下那一片壮阔的废墟来。他说了几句俏皮话，然后开始发表演说。大伙儿毕恭毕敬跟随在他身旁。他老人家的眼睛往哪儿瞧，大伙儿就往哪里看，但他们脸上的表情显示，他们对这座古迹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个身穿白色法兰绒长裤、年龄约莫十六岁的男孩朝我跑过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这座古迹是班度家族[4]的城堡。”

我说：“这根本不是一座城堡。”

“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

“不是。”

男孩伸出手来，迟疑了半晌，朝向老者挥了挥。“他老人家说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

“你去告诉他老人家，他搞错了，他胡说八道。”

男孩吓了一跳，仿佛骤然间被我揍了一拳似的。他蹑手蹑脚地从我身旁溜走，猛然转个身，逃回到那群围绕着老者的游客身边。

乘客们全都回到车上。正要开车，老者忽然宣布：开饭时间到了。售票员再次打开车门。一个又老又脏的无牙男仆，立刻从昏睡中苏醒过来。他开始干活，手脚干净利落，浑身是劲儿。首先，他把后座堆积的铁罐子搬到灰尘满布的车厢地板上，往车门口推过去，然后搬到路旁草地上。看来又得耽搁一阵子了，我忍不住向司机提出抗议。穿白色法兰绒裤子的男孩只管盯着我，一脸惊惶。现在我总算弄清楚，原来车上的乘客是一家人，这辆汽车是他们包租的。他们让我们搭便车，是出于慈悲心肠。这家人全都下了车，整个车厢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孤零零坐在后座，眼睁睁望着那一辆辆公共汽车（车上显然还有空位）擦身而过，驶向斯利那加城。

这家人属于婆罗门阶级，吃斋，平日用餐、食物的准备和分配必须遵照传统的习俗和固定的程序。除了那个邋遢的老仆人，谁都不许碰触食物。一听到主人宣布开饭，这个平日病恹恹的老家伙精神一振，容光焕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只见他伸出脏兮兮的手指头（几分钟前，这些手指头还捏着一支皱巴巴的香烟，接着又从满是灰尘的车厢地板上，抓起沾满灰尘的罐子）开始准备和分配食物。首先，他从第一个罐子中拿出面饼，分发给每一个人。然后，他用勺子从第二个罐子中舀出咖喱马铃薯。最后，他打开第三个罐子，用手指捞出酸辣酱。当然，为主人准备食物时，他只能使用右手。这个老仆人家世清白，出身一个正当的阶级。他用右手准备的食物绝对不会受到污染，保证纯净。大伙儿都吃得很安心。路旁的草地原本空荡荡的，这会儿，却突然冒出一群村民和好几只克什米尔长毛狗，把这一家人团团包围起来。狗垂着尾巴，远远站着，一动不动。在它们身后，克什米尔的田野一畦畦伸展开来，绵延到天边山脚下。村中的男人和小孩，站在这群蹲在地上用餐的观光客身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吃东西。众目睽睽之下，这家人仿佛变成了国际影视红星，开始装模作样起来。他们端起碗盘，吃得津津有味，啧啧有声。他们稍微提高声调，谈笑风生。老仆人干起活来就更加带劲儿了，只见他不停钻进钻出，忙得不亦乐乎，但却一径皱着眉头，满脸不耐烦，仿佛被身上的重责大任压得喘不过气来似的。他紧紧抿着他那张光秃秃、连一颗牙齿都没有的嘴巴。

老者把仆人叫过去吩咐几句话，仆人就朝我们走过来，一副大忙人的模样。他二话不说，把两块面饼塞进我们手里，在饼上放几块咖喱马铃薯，在马铃薯上浇一些酸辣酱。然后，他老人家就抱着他那几只罐子，匆匆走开，伺候他的主子去了。当然，我们是用右手拿的食物。

这个家族的一位发言人走到车门口，对我们说：“请尝尝我们的食物吧。”

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发觉村民们的眼睛都瞪着我们。我们发觉那一家人的眼睛也瞪着我们。我们一面吃，一面微笑。

老者代表他的家族，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此后，一路上，他都尽量跟我们聊天，我们一径微笑着。现在，反而是那个穿白色法兰绒裤子的男孩绷着脸，不理睬我们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保持微笑——一路笑到我们的目的地斯利那加城。

身在印度，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过客。它的幅员，它的气候，它那熙来攘往摩肩接踵的人群，这些我心里早已经有准备，但它的某些特异、极端的层面，却依旧让我觉得非常陌生。不由自主地，我试图用一个岛民的眼光（莫忘了，我是在一座小岛上出生、长大的印度人），观看印度这个国家：我刻意寻找那些我所熟悉的细微而容易掌握的事物。初履斯土，我就发觉，种族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点有时会变得没有多大意义。我在德里的俱乐部和孟买的公寓结识的印度人，我在乡下“郡县”遇到的村民和官员，在我眼中，全都是陌生人——他们的身世背景，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团。感觉上，这些人的心胸非常狭窄，但同时却又显得无比开阔。表面看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所受的限制和束缚比我大得多，但他们却是一个泱泱大国的百姓。他们能够轻易、毫不浪漫地接纳和理解巨大而复杂的事物。在我看来，印度的自然景观过于苍凉杂乱，让我觉得格格不入——我怀念印度人聚居的特立尼达岛上那井然有序、和谐宁谧的乡野风光。有一回，在印度北部的阿格拉附近，我看到（或者以为我看到）这样的一种乡野风光，但是，一群病恹恹、孤零零、躺在绳床上的人影却骤然出现在我眼前，破坏了整个画面。这些令人怵目惊心的细节，不管怎么看，都和我在特立尼达岛上一座小镇所认识和体验的印度，连接不起来。

而今，出乎意料，在克什米尔，我却跟一个外出旅游的印度家庭相遇，而这场邂逅竟然让我感到莫名的温暖和亲切。我跟他们一样探访班度古堡，分享他们的欢乐。我看到他们掏出铜板，赏给那群伸手乞讨的儿童。我品尝他们那匆匆准备和分发、但却严格遵守传统礼仪的午餐。这家人好熟悉啊，就像特立尼达岛上那些印度家庭。我一眼就看出这家人的关系：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是专门搬弄是非的人。我跟这些印度人原本隔着三个世代（我外祖父从印度移民到特立尼达），但骤然间，我们之间的差距缩小了，隔阂消除了，仿佛变成了同一个世代的人。

这场邂逅，不只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也激发了我那被压抑已久的意识。食物的准备和分发，必须遵守一套严格的礼仪和程序。这一点，我能立刻体会和理解。同样，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严格的礼仪和肮脏的食物会掺混在一起，为什么那位老仆会以一种造作轻率的态度，把面饼和马铃薯塞进我们手中。这其实是一种错乱而扭曲的禁欲主义，印度人可以从中获取某种必要的乐趣。它也是一种信念（也许源自宗教，也许源自物资和器具极端匮乏的乡村社会）：奢华的生活和繁复的礼节是不必要的、虚夸的、荒谬的。[5]

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印度人对传统习俗和仪式的尊敬。

然而，我和这个印度家庭之间，毕竟隔着三个世代和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那个男孩指着废墟说：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班度是《摩诃婆罗多》的英雄人物。这是印度举世闻名的两大史诗之一，具有神圣的地位，而《薄伽梵歌》就是《摩诃婆罗多》中的部分章节。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这部史诗成书于公元前第四世纪，而它描述的事件可溯至公元前一五〇〇年。我们参观的这个废墟，显然是一栋四面有围墙、墙外毫无防御工事的建筑物，怎么看都不像五位骁勇善战的王子的城堡。但那个男孩却一口咬定，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他又不是没看过城堡——斯利那加城中就有一座，每个人都看得到。坐在游览车上的这家人，明明知道这个废墟不是一座城堡，却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渴望看到神奇的古迹，而是因为生活在处处是古迹的国家，他们已无法辨识神奇的事物了。难怪，在司机百般催促下，他们才勉强站起身来，走下车去观赏这座废墟。他们从小就熟知《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把它当作史实来接受。它已经融入他们的意识中。以具体的形式展现这些故事的石头建筑物，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何况这些建筑物已经沦为一座废墟，毫不起眼。所以，他们就随口说，这是班度家族的城堡——一堆残垣破瓦，不再有任何用处。开饭时间到了，大家坐下来吃面饼和咖喱马铃薯吧。班度家族和《摩诃婆罗多》真正的光辉，永远留存在他们心中。

我们来到斯利那加城外数英里的潘德雷善镇。在这儿的军营中，我们发现一座窄小的、只有一间祭殿的庙宇。它歪歪斜斜地矗立在洼地中央，庙旁有一株浓荫蔽天的大树，周围是一个小小的人工池塘。这是一潭死水，水面漂荡着落叶。庙宇的石造部分显得非常沉重粗糙，裂痕斑斑。人们随便用混凝土修补，看起来挺刺眼的。在建筑风格上，这间寺庙近似艾旺提普尔废墟——那个男孩口中的“班度家族城堡”。不同的是，这间庙宇目前仍在使用，而这一点使它的存在具有意义（对印度人来说，建筑物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而非它的历史）。超乎物质层次的丧失，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浪漫的悲情，但在这儿，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觉得，他们从不曾丧失任何东西。一栋建筑物倒塌了，被摧毁了，不再具有任何用途了，但另一栋建筑物会取而代之——规模也许大一些或小一些，外观也许更美或更丑。阿克巴大帝的湖中堡垒东边，有一座早已沦为废墟的精美建筑物。它极可能是一座皇陵。两座塔楼原本矗立在一间墙壁嵌着黑色大理石的阴凉四合院一边。塔楼已经崩塌，砖砌的圆顶布满裂罅。结构匀称优美的莫卧儿式拱门，不知被谁塞满一块块如今已经开始碎裂的剥落的泥砖。一堆堆瓦砾堵塞住皇陵的入口，散布在那一座陡峭的、通往下层祭殿的楼梯间。殿堂满布灰尘，精美的石雕窗饰早已破损不堪，残缺不全。然而，只有观光客才会前来凭吊这座壮丽的废墟，感叹它的腐朽。在本地人眼中，比这座古迹更重要的建筑物，是他们用波状铁皮在那儿建造的、专供附近清真寺的香客使用的厕所和澡堂。

莫卧儿花园维修得非常完善，看起来依旧很美，因为它到现在仍然是一座花园——仍然在使用中。同一个时期兴建的皇陵，早已经丧失它的用途，因此人们才会在它的废墟中建造厕所。这种盲目讲求实际用途的意识，把整个克什米尔河谷糟蹋得疮痍满目，面貌全非。只有观光客才会凭吊它的废墟，也只有观光客才能欣赏它的美。莫卧儿花园本来坐落在湖畔的林园，景致十分优美，如今，在浓荫密布的查斯马莎希花园中，那座高过树梢头的宝塔式绿色亭台旁边，却出现十间簇新的“观光茅屋”，分成两排，一排六间，另一排四间，看起来十分突兀刺眼。亭台另一边则是政府宾馆——尼赫鲁总理在这儿住过。宾馆旁边有一家牛奶低温杀菌和装瓶工厂。坐落在工厂一侧，不用说，当然就是那座规模宏大的国营农场了。他们在这儿饲养绵羊。山坡上散布着绵羊的足迹，一路延伸到山顶的仙子殿。这栋十八世纪建筑物，原本也许是一座图书馆或天文台（现在已无从考查），如今它那野草丛生，四处飘漫着野生白玫瑰的清香有成群蜜蜂飞绕出没的平台上，却散布着一堆堆羊粪。透过那一排灰泥早已剥落、露出砖块的拱门，我们可以眺望到山下的湖泊。近来，湖上出现越来越多汽艇，乐坏了湖中的居民。这些船舶污染空气和水源，马达声震天价响，回荡在整个湖面上，螺旋桨卷起一团团烂泥巴，宛如旋涡一般。汽艇开走后，湖水依旧激荡不已，哗啦哗啦，不断冲刷着临水的花园，摇荡着那一艘艘穿梭在湖中的“施客啦”。而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好戏还在后头呢。

克什米尔人那中古世纪式的思维只能看到延续性，这种思维如此顽固。它存在于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尽管历尽沧桑，这个世界依旧保持它的和谐与秩序，依旧可以被人们“视为当然”。这样的思维只重视事物的延续性，从不曾发展出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一种丧失感，也从不曾发展出真正的美感意识——那需要天赋的评鉴能力。这种思维把自己封闭起来时，这种缺失会使它感到安全。一旦暴露出来，它的世界就会变成童话中的桃花源，显得无比脆弱。从克什米尔祈祷曲转到斯里兰卡电台广告歌，只需切换收音机频道。把克什米尔玫瑰转换成一盆塑料雏菊，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平日，巴特先生总是在旅馆花园那座船屋式遮雨篷下，以正式的礼仪接待客人，不管他们是观光客还是湖中的居民。一个星期天早晨，天气异常闷热，我望向窗外，看见一位衣装体面的年轻男子独个儿坐在遮雨篷中，矜持地端起茶杯，一口一口慢吞吞啜饮着。阳光透过篷子洒在他身上，使他整个人看起来红扑扑的，非常可爱。他身前搁着一个用金属打造的茶盘，盘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这家旅馆收藏的一套精美瓷器。

楼梯上忽然响起脚步声，笃笃笃。接着，门上响起一阵敲门声。亚齐兹走进房间来，气喘吁吁，神情严肃，左边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或抹布。

“老爷，下来喝杯茶。”

我刚喝过咖啡。

“老爷，请您下来喝杯茶。”亚齐兹一边说，一边喘气，“巴特先生说的。不是喝‘您自己’的茶。”

我下楼去见这个衣装体面的小伙子。这阵子，巴特先生时不时就把我召唤下来，要我帮忙应付那些吹毛求疵、难以伺候的“客户”。我动用如簧之舌，跟这些客人周旋。在我游说下，他们往往会接受巴特先生所提的比阿里·穆罕默德在“游客接待中心”提出的要合理得多的房租。

小伙子放下茶杯，腼腆地站起身来，怯生生望着我。我拉过一把破旧的藤椅，一屁股坐下来，请他继续喝茶。几秒钟前，亚齐兹还装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仿佛他是这家旅馆的老板似的。这会儿，他却变得十分恭谨，一个劲儿鞠躬哈腰，帮我倒茶，然后蹑手蹑脚退出去，不敢回头看我们一眼。但不知怎的，我却感觉得出来，他依旧保持高度警戒，留神倾听我们的谈话。瞧他那副德行：身上穿着一条宽宽松松的裤子，头上歪歪斜斜戴着一顶毡帽，肩膀搭着一块抹布，黑黝黝的两只脚没穿鞋子，啪嗒啪嗒踩在地板上。

我说，今天天气好闷热啊。小伙子点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说，再过一阵子，天气就转凉了。斯利那加城的气候就是这样变化莫测，但湖中肯定比城里凉爽，而咱们这家旅馆，又肯定比任何一间船屋凉快。

“这么说来。你待在这儿，觉得非常愉快喽？”

“没错，”我说，“我挺喜欢住在这家旅馆的。”

话匣子一打开，我就动用如簧之舌，向他推销这家旅馆，建议他在这儿住下来。但显然，这小伙子跟我不投缘——在我面前，他似乎感到很不自在。看来，这回我无法完成巴特先生交付的使命，帮他争取到一个新房客了。

“你从哪里来？”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印度人最喜欢向陌生人提出的。

“哦，我是从斯利那加城来的，”小伙子回答，“我在观光局工作。这几个月，我常常看到你在城里走动。”

我亲自撰写、用打字机打好、具名发出的邀请函并未发生效用，而巴特先生和亚齐兹这两个土包子，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能够把观光局的官员邀请到旅馆来喝茶。幸好亚齐兹表现得还算有风度。他说，我在花园接待那位年轻官员的过程，厨房那伙人都看在眼中，感到非常满意。过了几天，他向大伙宣布：观光局副局长卡克先生已经接受邀请，即将前来咱们这家旅馆视察，说不定还会坐下来喝杯茶呢。听亚齐兹的口气，仿佛这件事是由我一个人促成的。

卡克先生来了。一看到他搭乘的游船驶到栈桥下，我就赶紧溜进浴室，把自己反锁在里头。等了半天，却没听见楼梯上响起笃笃脚步声。巴特先生也没召唤我下楼去，那天和往后几天，大伙都没提起卡克先生来访的事。直到一天早晨，在“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秘书陪同下，巴特先生走进我的房间，我才知道卡克先生的来访已经产生了效果。巴特先生央求我用打字机列举出咱们这家旅馆的“设备和特征”，以便刊登在观光局出版的旅馆名录里头。我觉得很没面子，我没办成这件事，就连最后的懦弱行径也与这事无关。巴特先生一径微笑着，显得很开心。二话不说，我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打字。

工会秘书站在我身边口述：“旅馆，西方风格。”

“是！是！”巴特先生一个劲点头，“西方风格。”

“这我不能打出来，”我说，“这家旅馆根本不是西方风格。”

“冲水马桶，”巴特先生继续口述，“英国食物。西方风格。”

我站起身来，伸出胳臂，指着窗外厨房旁边那间小小的箱形房屋。

这间房子约莫六英尺长、四英尺宽、五英尺高，里面住着一对身材瘦削、成天板着脸孔的中年夫妻，我们给他们取个名字叫“赊民夫妇”。他们是耆那教[6]信徒。这对夫妇把他们家的锅碗瓢盆全都带到克什米尔来：自己煮饭烧菜，自己洗锅子，从不跟任何人混在一起。他们蹲在花园水龙头下，抓起地上的烂泥巴，使劲擦洗碗盘。最初，他们以游客身份住进这家旅馆，租用楼下的一个房间。他们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我常看到这对夫妇跟巴特先生一块儿坐在遮雨篷里，聚精会神听广播。收音机摆放在他们中间一张桌子上，天线竖立起来，音量调得很高。我们听亚齐兹说，巴特先生正在跟这对夫妻谈一桩买卖。一天早晨，我们眼见夫妻俩把锅碗瓢盆、床铺被褥和板凳椅子，一股脑儿从旅馆房间搬到厨房旁边那间箱形小屋。不用说，这是这桩买卖那商讨的结果。那天黄昏，我们就看见屋里亮起灯光，从墙缝中照射出来，跟着我们就听到屋里响起收音机播放的音乐。这间房屋有一扇窗子，大小约莫一平方英尺，歪歪斜斜，摇摇晃晃，看来肯定是克什米尔木匠的杰作。透过这个小窗子，我依稀看得见屋里的陈设。有一天，我正在窥视，却被发现了。一个女人的手从窗户中伸出来，砰然一声把窗户合上。

而今，我伸出手臂指给巴特先生看的，就是这间箱形小屋。

工会秘书忍不住嘿嘿笑起来。巴特先生只微微一笑。他伸出一只手来放在自己的心窝上，嘴里一个劲儿说：“先生，先生，恕罪，恕罪。”

夏天的斯利那加城非常闷热。游客们纷纷上山避暑：喜欢“印度风味”的人，成群跑到帕哈尔甘镇；崇尚“英国品位”的游客，则选择古尔玛格村作为度假地点。没多久，房客全都走光了，整个旅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就像初春时节我们刚搬进来时那样。草坪上不再有人洗衣服和碗盘，台阶底下藏放扫帚的橱柜也不再有人蹲在旁边煮饭。在太阳暴晒下，花园水龙头四周的烂泥巴渐渐干枯，凝结成一块块黑色的泥土。园中，向日葵盛开，花团锦簇，煞是好看。夏日炎炎，连做生意的人都变得没精打采。贩卖围巾的那个家伙——他有个古怪的名字叫“毛拉纳·值得做”（Maulana Worthwhile），有天跑到旅馆来，问我有没有英国鞋油。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只有这玩意儿才治得好他身上的癣。地方法院在旅馆遮雨篷下聚会，选出新法官。选举结束后，大伙喝茶吃蛋糕，庆祝一番。最近这阵子，亚齐兹常常提到古尔玛格村。他用暗示的口气对我说：“先生，您什么时候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啊？”他要我们带他一块儿去。只有在这段生意清淡的日子里，他才离得开旅馆，出外走一趟。但我们一再拖延，因为我们实在舍不得离开仲夏时节的湖泊，我们要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清静。

这一片宁谧祥和，骤然间消失了。

德里城中住着一位“圣人”。今年，有一家在东非共和国经商致富的印度人返回祖国度假，在德里城中见到这位圣人。双方甚是投缘。这家人决定把假期奉献给圣人，全心全意服侍他老人家，供他老人家差遣。今年，从印度洋刮来的季风也迟到了。圣人坐在德里家中，闲极无聊，有一天忽然向徒众们宣布：“我打算到印度教圣地克什米尔走一遭，探访埃玛纳锡的神圣洞穴，观赏冰清玉洁的千蛇湖，朝拜湿婆神当年舞踊过的平原。”这群来自东非的印度商人一听，二话不说，立刻收拾行囊，准备好几辆美国制造的加长型礼车，亲自护送圣人到克什米尔。但他老人家却说：“路途遥迢，舟车劳顿，我身上这把老骨头怎担受得起呢？你们开车先上路吧。我搭乘印航子爵式飞机随后就去。”安排停当，大伙开车上路，一路朝北行驶，一天一夜后终于抵达圣城斯利那加。进得城来，已经是子夜时分。二十名香客抵达的消息，立刻在空荡荡的门可罗雀的船屋间传扬开来。不管他们走到哪，身后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成群扯着嗓门厉声尖叫的船夫，央求香客们到他们船屋住几天。这群香客来到湖中一座小岛上，看到一家小小的旅馆。“这就是咱们一直寻找的地方！我们就在这儿住下来，恭候圣驾吧。”一整晚，船夫络绎不绝，纷纷上门，哀求香客们到他们船屋瞧一瞧，住住看。整个旅馆扰扰攘攘，乱成一团。

这是阿里·穆罕默德的说辞。

“但香客们说：‘我们不想住船屋。我们只想住这家旅馆。’”吃早餐时，他告诉我们。

这是丽华大饭店开张以来招揽到的最大一批客人，难怪负责拉客的阿里·穆罕默德感到那么得意。他可不是亚齐兹，我们的处境，他压根儿不放在心里。亚齐兹爱莫能助。一看到我们，他就像见到鬼一样远远避开。

这群香客有备而来。他们那几辆加长型礼车——湖中居民啧啧称奇的最新科技产品，运载一大捆一大捆树叶。这些叶子据说非常神圣。香客们把它当作碗盘使用，就像古时的贤人君子那样。他们嫌水龙头的水不够纯净。每天清早，他们带着特制的容器，前往湖畔的查斯马莎希花园，从皇泉中舀取纯净的泉水。当然，他们自己煮饭烧菜，不让别人碰触他们的食物。他们在草坪上安放几块石头当作炉灶。负责烧饭的是四个身穿橘黄袈裟、模样像阴阳人的小伙子。烧完饭，他们无所事事，整天闲荡。对这帮人来说，圣洁就意味着简朴：在一堆石头上煮饭；把食物放在树叶做的碗盘里，一口一口扒着吃；不辞劳苦，到几英里外舀取山泉的水来喝。但是，这样的生活反映出的也是一种懒散而漫不经心的人生态度。旅馆房间里的地毯全都被翻卷起来，窗帘高高挂起，家具乱成一团。身为一位圣人的徒弟，过着简朴的生活，使这帮人变得异常狂妄自大。这群香客中的男人，成天在草坪上高视阔步，大摇大摆。在他们面前，阿里和亚齐兹，甚至旅馆主人巴特先生，都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这些人讲话就像吵架似的，嗓门特别大。他们时不时就用力清一清嗓子，呸一声，把一团浓痰吐到池塘中的一朵朵荷花上——这种植物是前任克什米尔大公从英国带回来的，跟印度教崇奉的莲花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端着树叶盘子，蹲在他们刚吐过痰的草坪上吃饭，吃完，就开始打嗝。这帮人打起嗝来，就像打雷一般，但节奏控制得恰到好处，仿佛训练有素似的。光从他们的打嗝声，您就可以判断出来谁是师兄，谁是师弟。这伙人的大师兄年纪约莫四十，个头又高又壮，浑身肉颤颤的，跟师弟们一样，他身上穿着袈裟，但额头上却缠着一条五彩斑斓的花布巾，独树一帜。他手下那群小伙子，一有空就做俯卧撑或其他健身运动。看来，这帮人日子还过得挺惬意的。对他们来说，这次跟随圣人出游，就像一群童子军到野外露营一样，非常好玩。不幸的是，我们这家湖中旅馆——丽华大饭店，竟然变成了他们的露营场。

至于圣人何时抵达，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讯息传来。他的徒众可不敢掉以轻心。他们隔三岔五就驱车直奔斯利那加机场，迎接从德里来的每一班飞机。那几个身穿橘黄袈裟、模样像阴阳人的小伙子，则奉命留守在旅馆。闲极无聊，他们开始玩起某种游戏来。我站在一旁观看，只见他们随手捡起一些残砖破瓦，默默地、慢慢地、专注地构筑一道临时防御工事，把他们放置在草坪中央当作炉灶使用的石头团团围绕起来。这时我才发觉，他们根本不是在玩游戏，而是在建造一座围墙，防止外人偷窥，因为我们这些“不洁”的人的目光会污染他们的食物。事情还没完呢。由于这家旅馆的草坪已经被无数“不洁”的人践踏过，这帮人决定把草皮全部铲掉。这会儿，他们穿着袈裟蹲在花园里，正在默默地进行破坏工作。

我叫亚齐兹来见我。自从这群香客搬进旅馆以来，我们就没打过照面。他垂着头，一副腼腆羞怯的模样。显然，他也看到了这帮人在花园干的好事。最让我生气的是，他竟然帮这些身穿橘黄袈裟的家伙找来一块木板，铺在他们挖掘出来的烂泥巴上。这种搞法简直莫名其妙。但他又能怎么样呢？巴特先生最近手头紧，正在伤脑筋之际，上帝给他送来一批客人。他告诉我，这群香客可不是寻常的游客，他们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如假包换的圣贤）的门徒，绝对不会乱搞的。

那天下午，香客们终于把这位圣人带回旅馆来。刹那间，整个旅馆的气氛改变了：原本是乱糟糟的一团，打嗝声此起彼落，现在却突然变得无比肃穆寂静，只听到徒众们急匆匆的脚步声和叽叽喳喳的耳语声。圣人端坐在遮雨篷下一把椅子里。妇女们再也忍不住，纷纷冲出旅馆，拜倒在圣人脚下。圣人正襟危坐，也不正眼看这些婆娘一眼。大部分香客只管呆呆坐在一旁，睁着眼睛，瞻仰他们的上师。说实话，这位圣人长得比他的徒众们体面得多，果然称得上宝相庄严。他那件橘黄袈裟裹着一具结实光滑的古铜色身躯，他那张脸孔十分端正坚毅，看起来反倒比较像一位企业主管。

那几个穿着橘黄袈裟的小徒弟，蹲在他们构筑的防御工事里头，帮师父烧饭做菜。香客们分成两排，静静坐在草坪上陪圣人用餐。饭后，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上师领导徒众们齐声吟唱起圣歌来。两个徒弟端来一盆水，擦洗师父的袈裟。洗干净后，他们合力把衣服提起来，不停摇晃，直到整件袈裟全都干了才停手。

我走进厨房，找人聊天，却看见大伙儿挨挤成一团，闷声不响，轮流抽着一筒水烟。

“在他们眼中，我们全都是不洁的人，”一个船夫说，“这样的宗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这正是巴基斯坦电台对印度教的指控。然而，连这位船夫都尊敬印度教的圣人，说话时刻意压低嗓门，以免惊扰他老人家。

隔天早晨一觉醒来，我们发现花园中的草皮又被铲掉一些，泥泞满地，惨不忍睹。香客们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聚集在花园中，闹哄哄的，忙得不可开交：有的聚在一起剥豌豆，有的在煮东西，有的在打嗝，有的在刷牙（呸一声，把满嘴牙膏吐到池塘中的荷花上），有的在洗澡，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台阶跑上跑下。

吃早餐时，我问阿里·穆罕默德：“这些人什么时候离开啊？”

他显然没弄清楚我问这话的原因。他微微一笑，露出嘴里那副凹凸不平的假牙。“上师昨晚开示：‘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在这儿也许会待上五天，也许待上五个星期，不一定。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地方。’”

“把亚齐兹叫来。”

亚齐兹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块抹布，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抹布脏兮兮的，他也一身脏兮兮的，我也一身脏兮兮的——在圣人眼中，我们全都是不洁的人。

“亚齐兹，麻烦你转告巴特先生一声：要么他们走人，要么我们走人。”

巴特先生来了，眼睛只管望着鞋尖。

“这根本不是西方风格的旅馆，巴特先生。这根本不是丽华大饭店。这是丽华寺——印度教神庙。我马上就去写一封信，邀请观光局长马丹先生来喝茶。”

亚齐兹知道我在虚张声势。这最后一句话，只是吓吓巴特先生而已。亚齐兹精神一振，挥了挥他手上那块抹布，一面擦拭餐桌，一面问道：“先生，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啊？”

“好主意，好主意！”巴特先生连连点头，“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带亚齐兹一块儿去。”

我们只好妥协。当下，我们决定到古尔玛格村避避风头，过几天再回来。

“可是，巴特先生，我先跟你讲好！回来后，如果我们发现他们还待在这儿，我们就立马走人了。”

“没问题，先生。”

事实上，我有办法让这群香客和他们的上师在五分钟之内收拾好行囊，乖乖离开丽华大饭店。我只消告诉他们：为求“洁净”，他们铲掉花园的草坪，把它转变成一间厨房，用栅栏围起来，可是，他们的厨房下面却有一个坑洞，那是旅馆的化粪池。

“亚齐兹，我们是不是应该查问一下，前往古尔玛格村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出？”

“不必查问，老爷，班车多得很哪。”

早上刚过八点钟，我们就赶到公车站。亚齐兹穿着他向巴特先生借来的那双褐色大皮鞋，一瘸一拐，走到售票窗口前，帮我们买车票。

“我们错过了八点钟的车。”他两手空空走回来。

“下一班什么时候开呢？”

“十二点钟。”

“那我们该怎么办，亚齐兹？”

“还能怎么办？等啊。”

这座簇新的公车站新近才落成。克什米尔人三三两两，从男厕钻出，伸出手来就往门帘上抹一抹，把手擦干净——这幅门帘可是用时新布料缝制成的。一个装扮得挺整齐体面的女乞丐，手里拿着一沓精心印制的传单，分发给旅客们。传单诉说她的悲惨遭遇。我们只好待在车站，等下一班车。

古尔玛格村究竟有什么魅力，那么吸引亚齐兹？它只不过是一个度假村，坐落在海拔约莫三千英尺的高山上，俯瞰着克什米尔河谷。几栋简陋的木屋，散布在一片苍翠的牧草地上。村子的一边，山坡上松树丛生，牧草地一路绵延到山脚。村子另一边矗立着高耸的山峰，即使在夏日炎炎的八月天，山上的石缝依旧堆满褐色的积雪。大雨滂沱中，我们抵达古尔玛格村。今晚，我们借住在朋友的一幢单层平房小别墅里。一跨进门槛，亚齐兹就被主人打发到仆人房，直到雨停，我们才又看见他。那时，他正沿着一条湿漉漉的泥巴路，从村子中央的市集回来。只见他一脚高一脚低，吃力地蹬着巴特先生那双笨重的皮鞋，模样甚是古怪。（后来，巴特先生哭丧着脸孔告诉我们，亚齐兹陪伴我们到山村走一趟，把他那双宝贝皮鞋糟蹋得不成样子。）一看到我们，亚齐兹脸上就绽露出笑容，显得非常开心。“先生，您还喜欢古尔玛格村吗？”

来到山村后，我们一直窝在屋子里，只看到乌云覆盖的山峰，以及一簇簇丛生在那片绿油油湿漉漉牧草地上的紫色野花。我们也看到几栋早已沦为废墟的建筑物，那是被一九四七年入侵的巴基斯坦部队放火劫掠夷为平地的废墟。其中一幢规模宏伟、气象万千的木造建筑物，从屋顶一路崩裂下来，乍看之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玩具。夜晚，风起时，听到它那残破的彩色玻璃窗，咯吱咯吱响个不停，真会让人做噩梦。

亚齐兹是否在村子周遭走了一趟？难道他有一位特别的朋友，居住在古尔玛格村？他在这儿有个女人吗？这一整天，他的心情起伏不定。早晨，他还是旅馆里一个手脚利落、办起事来讲求效率的仆人。坐在车站等公共汽车时，他那张原本充满期待的脸庞，却渐渐变得木然，一副昏昏沉沉、神志不清的模样。直到坐上汽车，双手紧紧搂住那个装着三明治的篮子，他才稍微放松心情，有一搭没一搭跟我们闲聊。下了车，我们骑上小马，穿过松树林一路朝古尔玛格村行进。刹那间，亚齐兹整个人全都变了——他变得非常活泼调皮，活像一个淘气的小顽童。只见他跨坐在马鞍上，颠一颠，跳两跳，手里不断挥舞着马缰，啪嗒啪嗒直响。好一会儿，他只管策马来回奔驰，把山中其他马儿惊吓得四处逃窜。我终于明白：吸引他前来古尔玛格村的就是这群小马。看来，他身上还残留着游牧民族的血液。即使穿着皮鞋，一旦跨上马鞍，他就不再是一个小丑似的旅馆侍应生，连他身上穿着的那条宽宽松松、裤脚尖细的长裤，也变得甚是帅气，因为那正是中亚细亚骑士的服装。第二天，我们离开村子到山中游玩。一有工夫，亚齐兹就骑上马，即使在最陡峭最崎岖的山径上。一跨上马鞍，他就变成一个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小伙子。每当马儿失蹄，在山路上滑一跤，他就兴奋地扯起嗓门大声叫嚷：“哇，哇！别急，别急嘛！”他变得很健谈。他跟我们谈起一九四七年的印巴战争。根据他的说法，入侵的巴基斯坦部队笨到把黄铜看成黄金而争相抢夺。他为什么不喜欢走路呢？亚齐兹终于告诉我们原因：有一年冬天，他离开原来的雇主，到克什米尔河谷来找工作，身上一文不名，他只好徒步穿越覆盖着积雪的巴尼哈尔山隘，结果生了一场大病。从此，医生不准他再走路。

在我们眼中，亚齐兹是一个千面人，具有多重性格。我们最喜欢看他跟我们的朋友（山中别墅的主人）打交道，看他如何在他们身上下功夫。他使出当初在我们身上用过的一招：一面以仆人之礼伺候他们，一面评估他们身为主人的分量。朋友家里有一群仆人，并不需要亚齐兹服侍，但不知怎的，亚齐兹却跟他们攀上关系，变成了他们最信赖的仆人。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求取某种报偿。他只是遵循自己的本能和直觉。亚齐兹不识字，是个大文盲，然而他却能把旅馆的客人当作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这些人也是他的职业，毫无疑问也是他的娱乐。这样的邂逅和人际关系，构成他的生活圈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他的反应被训练得异常敏锐。（他体察到我们的感觉，二话不说，就“正式地”把旅馆的厨子打发走，叫他另谋高就。他还对我说：“这是为了他好，你应该替他高兴。”可怜那个厨子莫名其妙被炒鱿鱼，只能在他背后诅咒他。）亚齐兹那口英文，全是用耳朵学来的：听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一般印度人学英文是通过书本，发音非常怪异。亚齐兹说起英文来，咬字就比许多印度大学生精确得多，口音也比较地道。他讲英文，有时难免犯错。譬如，他总是把any当成some：anybody don't like ice[7]—但这种错误却也显示他对英文这种偶尔听人家说说的语言，具有惊人的学习能力。最让我诧异的是，我在平日言谈中使用的一些字眼和词组，几天后就会从亚齐兹口中说出来，而这家伙模仿我的腔调和发音，竟也惟妙惟肖。如果他识字，能读能写那还得了？可是话说回来，亚齐兹身为文盲，不是反而使他的知觉变得更加敏锐吗？他精通人情世故，善于跟人打交道，一如这个地区的统治者（他们也是文盲）：锡克教徒领袖兰吉特·辛格和“查谟与克什米尔联合邦”的建立者古拉布·辛格。在我们看来，文盲是一种缺陷。但对居住在一个比较单纯的世界里的天资异常聪颖的文盲来说，识字也许是一种累赘，反而会使人们的情感和知觉变得更加迟钝。也许，在他们眼中，读写能力只是抄写员应该具备的谋生技能。

返回斯利那加途中，我发觉，亚齐兹刻意装出一种表情，准备面对他的雇主巴特先生：他不再有说有笑，兴高采烈。他绷着脸孔，闷声不响，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一坐上公交车，他就把行李一股脑儿往自已身上堆放，尽量把自己弄得很不舒适。下车后，他脸上那副表情会让每一个人都相信：这趟古尔玛格村之旅，非但不能纾解他在旅馆工作的劳累，反而让他觉得更加疲倦。在我们面前，他刻意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模样，简直把我们当成他的一大负担。说不定他跟我们一样，一想到回到旅馆就会再看见那位印度教圣人和他那群门徒，心里就觉得很烦。我搭乘出租马车，沿着湖畔林荫大道回到旅馆时，亚齐兹忽然对我说：“巴特先生告诉我，你不肯支付我的向导费。”

向导费！这家伙什么时候当过我们的向导了？他不是天天缠着我们，央求我们带他去古尔玛格村吗？他在那儿骑马游玩，费用不都是我们支付的吗？

“圣人昨天开示—‘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去帕哈尔甘镇走一趟。’”

回到旅馆，刚跨进门槛，我们就听到阿里·穆罕默德宣布的好消息。果然，这帮人全都走光了，只留下一些痕迹，证明他们曾经在这儿住过：满目疮痍的草坪、沾满泥巴的墙壁和散落一地的扁豆（有一些已经发芽）。花园里，美人蕉开始绽放了，鹅黄的花瓣带着朱红的斑点，煞是好看。

我捡起发芽的扁豆，拿给巴特先生瞧瞧。

“哦，先生，抱歉抱歉。”他说。

也许为了表示他的歉意，隔天早晨，他带着亚齐兹走进我的房间。根据亚齐兹的翻译，他对我说：“先生，您邀请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来咱们旅馆喝杯茶吧。卡兰·辛格大公大驾光临敝店，为了表示欢迎，我会把旅馆招牌拿下来，把客人全都赶走，把大门关上。”

[1]回历的第一个月。

[2]卡尔巴拉，位于伊拉克中部，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城。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生前并无子嗣，亦未指定继承人。他逝世后，伊斯兰教分裂成两大政教派系——什叶派和逊尼派，逊尼派的名称源自“逊纳”。这是一部传统律法，据说是根据穆罕默德的言行编集而成，被视为《古兰经》的补充典籍，具有和《古兰经》同等的效力。逊尼派声称，他们有权任命先知的继承人。而什叶派坚持，穆罕默德的表弟阿里和他的子孙才是正统、合法的继承者。

[3]原文为Id。伊斯兰教的两大节庆都称为Id：开斋节（Id ul-Fitr）是斋戒月结束时的节庆。宰牲节（Id ul-Zuha，或称Bakr-id）则是纪念先知易卜拉欣之子易司马仪被用于献祭之事。这里的Id应是宰牲节，伊斯兰教徒庆祝宰牲节的方式是宰杀一只公羊或山羊。

[4]班度家族，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英雄家族。

[5]对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教徒）来说，奢侈是一种虚夸造作的行为，能够斫伤人的元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印度人更不重视室内装潢。这似乎跟印度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印度教的《爱经》指出，风雅之士“应该居住在繁华富庶的地方，最好是一座城市、都会或热闹的村镇”。这部男女情爱宝典然后为起居室的装潢和陈设作出这样的规定：“外房必须放置一张床，铺上厚厚的垫子，中间凹陷。床头和床尾各放置一个枕头。整张床必须铺上干净的雪白床单。床旁必须放置一把睡椅，专供行房之用，以免弄脏床铺。床头上必须装设一个莲花形托架，上面放置一幅彩色画像或一座神像。托架底下，靠着墙壁应该摆放一张茶几，宽约一腕尺。桌上放置下列物品，以增进鱼水之欢：香脂和软膏、花环、彩色蜡碗、香水瓶、石榴果皮和特别调制的蒟酱。床旁地板上必须放置痰盂。一堆象牙从墙中伸出来，悬挂下列物品：一只琵琶、一块画板、一个装着颜料和画笔的罐子、几本书和几个花圈。一把高背圆椅放置床旁，供休憩之用。棋盘和骰子应该放置墙边。房间外面走廊上，装设一排用来悬挂鸟笼的象牙。”——作者原注

[6]耆那教，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兴起的二元论禁欲主义宗教。

[7]意为：任何人不喜欢冰块。但其实应该是“有些人（somebody）不喜欢冰块”。

第七章　进香

年轻的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目前是“查谟与克什米尔联合邦”的民选元首。他鼓励我们参加进香团，前往永恒的神明——埃玛纳锡的洞穴朝圣。这个洞窟位于斯利那加东北部约莫九十英里海拔一万八千英尺的埃玛纳锡山。它坐落在山腰，距离地面一万三千英尺。埃玛纳锡洞窟被印度教徒奉为圣地，因为每年夏天洞中都会出现一个冰雪凝结成的、长达五英尺的阴茎图腾。这是湿婆神的象征。据说，这只阴茎会随着月相变化伸缩自如。每年八月，月圆之夜，它的长度达到顶点。进香团就在这一天抵达。就像德尔斐[1]，埃玛纳锡洞窟是古代世界遗留下来的奥秘。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它之所以能够留存到今天，因为它是印度教的圣地。这种宗教无始无终，根本不像西方人熟知的那种宗教，但千百年来，它一直存在于印度，作为人类宗教意识的一个宝库和活生生的档案纪录。

若干年前，卡兰·辛格曾前往埃玛纳锡洞窟朝圣，但据我所知，那时他不是跟随进香团一块儿去的。回来后，他写了一本书，记录这趟朝圣之旅。我无法体会他的宗教热忱，但书中对雪山、冰湖和山中变化莫测的气候，描写得极为精确逼真，让我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手。对我来说，这个洞窟的真正奥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一条长二十英里的山路尽头。吉普车只能开到昌丹瓦里村。从这里出发，香客们沿着山径行走两天，才能抵达朝圣的地点。一年中总有好几个月，这条山路消失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积雪中，看不见踪影。夏天来临时，尽管克什米尔政府工务局努力维修，路况依旧十分恶劣，险阻重重，尤其是在天气恶劣的日子里。这条羊肠小道，蜿蜒攀升上一座长达两千英尺的陡坡，穿越一个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隘口，沿着迂回曲折、光秃秃的山边凸伸出来的一座狭窄的岩脊，通往埃玛纳锡洞窟。在林木界线外，呼吸非常困难。夜晚气温陡降，变得十分寒冷。山中的积雪从不曾完全消融。在隐蔽的山沟和峡谷，积雪依旧十分坚厚。夏日，流水潺潺的山涧上，冰雪形成一座座坚固的桥梁，表面看来，跟周遭的土地一样布满褐色的沙砾，但就在几英尺之下，它却凹陷成一个个低洼的冰蓝色洞穴。

埃玛纳锡洞窟是怎样被发现的？它的奥秘和传奇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个地区十分荒芜，草木不生。经过这儿的旅人，找不到燃料和食物。喜马拉雅山区的夏季十分短暂，气候变化莫测。当年的探险之旅，一如今天的朝圣旅程，必须进行得非常快速，分秒耽搁不得。隐藏在冰雪底下的每年匆匆露一次脸的埃玛纳锡洞窟，它的奥秘和传奇，究竟通过什么渠道，传扬到古代印度的每一个角落呢？它坐落在“冰雪之乡”喜马拉雅山脉，怎么会跟酷热的北印度平原和棕榈丛生的南印度海滩扯上关系呢？然而，很早很早以前，这个洞窟就已经被探测过，它所蕴含的奥秘也早已经被发掘出来。矗立在埃玛纳锡洞窟背后的是凯拉斯山[2]，山后有个湖泊叫玛旁雍错。进香团经过的每一个地点，都拥有一则古老的神话和传奇：这些岩石是被神打败的妖魔变的；从那边的湖泊中，护持神毗湿奴骑坐在一条千头蛇的背脊上，骤然显现；在这片平野上，湿婆神曾经跳过一场宇宙的毁灭之舞——他那满头飞扬的绺绺发丝，转化成这儿的五条溪流。这些神迹每年只显现几个月，然后就被另一个巨大的奥秘（冰雪）覆盖起来，进而消失无踪。这儿的山脉、湖泊和溪流，的确是孕育神话和传奇最适当的地点。进入山中，仿佛置身于太虚幻境。这儿的山川从不曾向人们显露它的真面目，它们只是悄悄地揭开面纱，然后又匆匆地把脸孔遮藏起来。每年，它们都得忍受一次众人的骚扰：山径上的一块石头松脱了，砰然一声滚落进溪中；进香客绕过一堆积雪，把旁边的一条小路践踏得尘土飞扬。然而，每次朝圣完毕，香客们匆匆忙忙下山后，这儿的山川又变得虚无缥缈，遥不可及。数以百万计的香客曾经进入埃玛纳锡洞窟，但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他们只遗留下些许痕迹。每年冬天，大雪降临，把人类的足迹扫除殆尽。每年夏天，洞窟中又会出现冰雪凝结成的阴茎图腾。年复一年，这个玄秘现象总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

神祇被供奉在洞窟中：一根巨大冰冷的阳具。印度教的哲学思维是那么高超繁复，而它的仪式却又是那么原始单纯。四大皆空的观念和阳具崇拜，其间并无任何关联。它们源自不同的反应层次。但印度教从不弃绝任何东西，而这种做法也许是对的。洞窟中的那根阳具一直留存到今天，但香客们并不把它当作男性生殖器官，而是把它看成湿婆神的面相和生命的延续。这两者都是印度的象征。每次出门旅行，穿越印度那荒凉残破的乡野时，我总是觉得，在这块土地上只有生殖力量依旧保持它的功能；它脱离了它的工具和牺牲品——人类，单独存在。被它贬损摧残得不成人形的印度教徒，却依旧把它的标记看成欢乐的象征。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趟朝圣之旅都挺恰当的。

“你需要一个厨子，”亚齐兹说，“你需要找一个人来帮助我打点一切。你需要脚夫，你需要清洁工，你还需要七匹马。”

马的主人当然跟我们一起上路。这一来，我们这个朝圣团人数多达十四人，牲畜不算在内。亚齐兹担任总管。

我开始删减人数。“我们不需要厨子。”

“老爷，他不只是帮我们烧饭做菜，他还担任我们的向导呢。”

“两万香客一齐上山，咱们还需要向导吗？”

厨子是亚齐兹的拜把子兄弟，人长得胖胖的，成天笑眯眯的。我原本想带他上路，但他却通过亚齐兹告诉我：跟他老哥一样，他的双腿有毛病，不良于行，医生不准他长途跋涉，因此他需要一匹专用的马。接着，他又通过亚齐兹，从厨房传出话来：这回跟随我上山朝圣，他需要一双新鞋。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我可雇用不起。我也把脚夫从名单中剔除掉。我们上山朝圣，身边带个清洁工人干什么，只需随身带一把小铲子就行。

被我这么一删减，亚齐兹整个人登时变成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他服侍过规模更大、气派更恢弘的进香团。显然，他以为这回我们上山朝圣，一切都会依照老规矩来进行。在亚齐兹的想象中，他身上穿着外套和长裤，头上戴着毡帽，高高跨坐在马背上，四下奔驰，指挥若定。而今他看到的却是一连五天的苦差事。但他这辈子还没去过埃玛纳锡，如今有机会一游，感到非常兴奋。他告诉我们：最先登上埃玛纳锡山的是一群伊斯兰教徒。这个洞窟，连同它的阴茎图腾，原本是一间伊斯兰教“寺院”。

亚齐兹向巴特先生提出报告。巴特先生找来一位懂英文的抄写员。几天后，我又染上感冒卧病在床时，巴特先生差人送来他的估价单：

从斯利那加到帕尔吉米，搭乘汽车　30.00

三匹骑乘用的马　150.00

两匹运载行李的马　100.00

帐篷和厨具　25.00

桌椅和床铺　15.00

一个脚夫　30.00

小计　350.00

清洁工　20.00

额外的搬运工和脚夫　20.00

小计　390.00

从8月11日到8月17日

七天口粮　161.00

总计　551.00卢比

若搭乘汽车到伊姆里·纳锡，需另加100卢比。

这份用英文书写的估价单，字体怪异，许多英文单词的拼法乱七八糟，但它所估的价钱，我大致看得懂。只瞄一眼，我就看出来，我被他们当成一只肥羊了。我感到很难过。我和他们相处四个月，对他们可谓仁至义尽，能帮忙的事情我都大力帮忙，甚至为他们举行一场派对，然而这伙人竟然用这种方式回报我。他们太让我失望了。我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两天，心情低落，一看到这份估价单，登时气得从床上跳起来。我推开亚齐兹，冲到窗口，把窗户推开，扯着嗓子朝巴特先生叫嚷（我的声音听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怪异，很诚恳却又不很诚恳，大概因为在呼叫的过程中，我尽力提醒自己，我必须使用巴特先生能够理解的字句，就像跟小孩说话那样）：“这样做不好啊，巴特先生。巴特老爷，这样做不诚实。巴特先生，你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吗？你伤了我的心。”

巴特先生正站在花园里，跟几个船夫说话。他慌忙抬起头来，一脸诧异。然后，我看见他那张向我仰起的脸庞，刹那间变成一片空白，毫无表情。他什么都没说。

发泄完后，我觉得自己很愚蠢，感到非常羞愧，于是就悄悄把窗门关上，蹑手蹑脚回到床上。以前常听人家说，印度这个国家会把人们性格中那些隐秘而丑恶的层面激发出来。刚才大声叫嚷的那个人，莫非就是真正的我？这就是印度对我造成的影响吗？

不论如何，经我这么一闹，整个旅馆的人都吓坏了。等我冷静下来后，他们纷纷走进我的房间，环绕在我床旁，跟我逐项讨论估价单上的价目。他们显得很忧虑，仿佛我罹患的是某种恶疾，而不仅仅是感冒。从他们的神态和口气中，我也看得出来，他们心里责备我：我跟他们相处这么多个星期，却一直刻意把自己那容易感情冲动的个性隐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他们才会一时失察，开出这么一份估价单。这又怎能怪他们呢？

磋商了半天，我们终于从估价单上删掉好几十个卢比。大伙儿又变成好朋友。巴特先生显得很开心。他亲自陪同我们到帕哈尔甘，给我们送行。亚齐兹也很开心。他头上戴上自己的毡帽，身上披着阿里·穆罕默德的蓝色条纹西装，脚上穿着拖鞋（巴特先生拒绝再借出他的皮鞋）和我的一双袜子。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手下并没有一大群随从。但话说回来，到山里进香，谁又会带着一大堆跟班呢？我们手下倒是有几个仆从，我们得为他们准备另一座营帐。日落时分，我们来到昌丹瓦里村，在炊烟袅袅、人潮汹涌的树林里扎营。在亚齐兹快速明智的安排下，大家齐心协力，突破重重限制，为我们建立起一座颇为温暖舒适的营帐。亚齐兹忙进忙出，向马夫和助手发号施令，对我则表现出一副曲意奉承近乎夸张的恭顺态度。整个营地乱成一团：满坑满谷的帐篷和绳索、用石头堆砌成的炉灶、成群蹲伏在树丛中大小便的进香客。林中早就散布着满地粪便。黎德河畔每一块大圆石，只要人们能够攀登上去，就会出现一堆堆臭烘烘的排泄物，而我们的营帐就坐落在河边。亚齐兹想尽办法，让我们跟其他进香客保持一个距离。他把我们当作展示品，向众人炫耀。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专长。那天早晨，我们从旅馆出发前往古尔玛格村时，一路上，他喜滋滋地告诉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他跟随我们去古尔玛格村度假。而今，在帐篷里，他一面倒热水让我洗手，一面喜滋滋地告诉我：“一路上每个人都问我，‘你家老爷是谁啊？’”听他的口气，仿佛在恭维自己似的。

可没想到，隔天他就碰到麻烦了。从昌丹瓦里村出发，香客们沿着鹅卵石的黎德河畔，轻快地行走了约莫半英里路，来到那座高达两千英尺宛如石墙一般矗立在路旁的琵苏·格堤峭壁。这儿，山路变得非常狭窄。一连两英里路，它蜿蜒穿梭在乱石堆中，一直往上攀升。根据传说，这些石头是被神杀死的妖魔变成的。香客们排成长长的一纵队，慢吞吞地鱼贯行进。在昌丹瓦里村，整个队伍停顿下来，动弹不得。干等了好几个钟头，队伍才开始移动。我们终于走出村子。就在这当口，我们蓦然发觉，我们手下的一个马夫，竟然趁着我们今天早晨昏睡时悄悄开溜。这一下，亚齐兹可就有苦头吃了。沿着山径，一路攀登上琵苏·格堤峭壁顶端，马夫必须时时守在马身旁，牵着它们，催促它们上山——一路上，我们不时听到马夫们的吆喝，偶尔还听见砰然一声，行李从马背上掉落下来。亚齐兹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乖乖从马背上爬下来，牵住那匹驮载着帐篷、主人却潜逃无踪的马，沿着陡峭的小径，一路陪伴它上山。瞧他那副德行：身上披着蓝色条纹西装，头上戴着毡帽，脚上穿着尼龙袜子，伸出双手托住马的臀部，把它推送上山。据他自己说，医生曾禁止他走路。这会儿，他也顾不得什么尊严了。他就像一个小孩，开始抱怨。他用克什米尔语大声诅咒，发誓要报仇。他要求我写信给观光局长马丹先生。他手上那根马鞭不停挥舞在空中，啪嗒啪嗒响。“该死的猪猡，王八蛋！”他用英文大声咒骂。他脚上那双尼龙袜子松脱了，一直滑落到他那两只趿着拖鞋、使劲蹬着地面的脚丫子上。我们不理他，自顾自策马前进。亚齐兹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回头一望，只见他牵着马，小心翼翼穿梭在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上，不时还得闪躲散落一地的帐篷杆。每回头望一次，我们就发现他变得更渺小，更憔悴，更愤怒。

我们攀登到峭壁顶端，停下脚步，等待亚齐兹。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他气急败坏地驱赶着那匹倔强的马，可怜兮兮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身上那件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蓝西装沾满尘埃，变成黄褐色，就像我借给他的那双尼龙袜子的颜色。袜子顶端已经滑落到脚跟上。他那张狭小尖细的脸庞淌着汗，风尘仆仆。看着他身上那件皱成一团的衣裳，我可以感觉到，他那双不良于行的腿正不停打着哆嗦。看他那副狼狈不堪的模样——从高高在上的管家，一下子沦落成低三下四的克什米尔马夫，我原本有点幸灾乐祸，但现在看到他这副可怜兮兮的嘴脸，我反而感到有点不忍心。

“可怜的亚齐兹，都是那个该死的马夫害你变成这个样子。”我说。

我不该安慰他。从这一刻开始，他从早到晚喋喋不休，只顾埋怨那个临阵脱逃的马夫。“老爷，您一定要扣他的薪饷！您一定要写封信给‘光光局’的马丹先生，检举这个马夫，要求政府吊销他的执照！”为了补偿他一路徒步走上琵苏·格堤峭壁的辛劳，他骑着马，从这儿一直走到舍施纳格湖。我们叫他下来，让他的助手骑一会儿，歇歇脚，但他装作没听见。我们只好自己下来，把马让给助手骑。这个可怜的助手，爬上琵苏·格堤峭壁后就被亚齐兹当作出气筒。在这座高山上，呼吸很困难，徒步行走更是痛苦，即使爬上一段平缓的山坡，也会让你气喘吁吁。根据合约，我们必须提供亚齐兹一匹坐骑。这会儿，只见他高高地骑坐在马背上，威风凛凛，一路策马前进。他又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管家，身上背着一个英国热水瓶，顾盼自如，好不得意。（“这只热水瓶挺美的！”他伸出手来，一面抚摸热水瓶，一面模仿我们说话的口气对我们说。）一路上，他不时停下来等我们。一等我们赶上来，他就央求我：“您一定要向政府检举那个马夫！您一定要请求政府吊销他的执照！”从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我看得出来，他心里真的恨透了这个马夫，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在我们身前和身后，进香的队伍绵延成一条细细的、歪歪斜斜的长线，看不到起点，也望不见尽头。人类的渺小，凸显出大自然的壮阔。进香客的行动，衬托出山脉的沉寂。山路上的泥土早已经被人们践踏成灰尘，厚达好几英寸；你一脚踩上去，一团灰尘就跟着飞扬起来。队伍在狭窄的山径上鱼贯而行，缓缓前进。你不能超越别人，可也必须提防别人超越你。灰尘充塞在湿漉漉的岩石底下。灰尘飘散在山沟中凝结的冰雪上。在一条山沟中，伫立着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克什米尔人。他手里握着一把铲子，不停地挥舞着，铲起地上的积雪，以几文钱的代价，卖给路过的进香客。队伍后面的人不断向前推挤，前面的进香客无法停下脚步来。卖雪的克什米尔人挖起一铲子冰雪，拼命往前冲，追上已经离开的进香客，匆匆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又慌忙跑回来，挖起另一铲子冰雪，卖给另一群进香客。就这样，一整天他在山径上不停挖掘跑动。他一年只做这一天的生意。

我们已经跨越林木界线，这会儿，正向奶绿色的舍施纳格湖和湖中的冰川一步一步行进。从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的那篇文章，我得知，冰冷的舍施纳格湖水具有神奇的疗效。他那个进香团的一些成员，不辞劳苦，徒步走下半英里长的山坡，来到湖畔，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神圣的湖泊中浸泡一番。但卡兰·辛格自己却采用一个折中办法：“我必须承认，我使用的是一种非正统但比较便捷的方法——我叫人把湖水挑上来，把它烧热，再让我沐浴。”我很想在这个地方逗留一会，到湖畔走一趟，但后面的进香客不断推挤上来，而亚齐兹也急着扎营，不愿在这儿停留一分一秒。

亚齐兹的焦急并不是多余的。我们抵达时，整个营地已经挤满了进香客。山中，水流湍急。乱石满布的河岸上早就蹲着长长一排进香客，一个个脱下裤子，开始大解。我们若晚到几分钟，也许就找不到一个比较干净的地点，洗去身上的灰尘。数以百计的马，卸脱了身上驮载的行李，这会儿正蹒跚踯躅在山坡上寻找青草。这些马，肯定会有好几匹死在旅途中。晚霞金灿灿的，洒照在舍施纳格湖畔三座雪峰上。夕阳中，只见整个营地炊烟袅袅，四处弥漫，把那一座座帐篷转变成群峰林立，在暮霭中缥缈的小山脉。印度教的苦行高僧接受克什米尔政府供养，分成两排，坐在一个空旷而不受污染的地点，正在用餐。落日照射下，他们身上的橘黄和猩红袈裟显得格外灿烂夺目。这些高僧是克什米尔观光局从印度各地邀请来的上宾。我猜，这是一种公关手段，目的在于推动克什米尔的旅游业。在官方用语上，我们全都是“观光客兼进香客”。

亚齐兹依旧喋喋不休，要求我惩治那个半路落跑的马夫。我知道他把我当成报仇的工具，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抗拒，乖乖任由他摆布。在他苦苦哀求下，我终于屈服。晚餐后，我让他带领我穿过冷飕飕暗沉沉的营地，钻过一根根四处悬挂的绳索，跨过一条条闪闪发光的沟渠，经历重重险阻，来到进香团随行官员的帐篷。昨天傍晚，我在昌丹瓦里村见过这位官员，今天晚上他看见我，显得非常高兴，亲切地跟我打招呼，把我迎进帐篷里。我也感到很欣慰。为了亚齐兹，也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这个营地中还拥有一点影响力。这一切都看在亚齐兹眼里。显然，他感到很满意。如今，他不再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管家，他只是我手下一个卑躬屈膝、亦步亦趋的仆从。在他操纵下，我变成了一个受骗的观光客，是权利遭到侵害的一方。陈诉完毕后，亚齐兹悄悄退出帐篷，留下我一个人单独面对这位官员。我强打起精神向官员说明事情的原委。官员煞有介事地掏出笔记本，逐项记下我的控诉。然后，我们谈起组织这么一个进香团会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请我喝杯咖啡——印度政府咖啡委员会赠送的。

我坐在咖啡委员会营帐里喝咖啡。就在这当口，一个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的白种女孩走了进来。

“嗨！”她打个招呼，一屁股在我身旁坐下来，“我叫乐琳。”

原来是个美国妞。她说，参加“雅特拉”（印地语，进香团之意），她感到非常兴奋。这个女孩说起英文来总爱夹杂着几个印地语。

乐琳长相还挺吸引人。但这种年轻貌美、四处浪荡的美国妞，我遇得太多了。把她们当作美国中情局或其他情报机构的间谍，倒是挺有趣的。但这种美国女孩实在太多了，不可能全都是特工人员。事实上，她们是一种新型的美国人。这种美国人男女都有。他们云游四海，混吃混喝。我在埃及就曾经碰到一个。她来探访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德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港，每天只靠几个披亚斯德过活，成天吃些不干不净的东西，愿意接受任何东方形式的资助。在希腊，我曾经请一个厚颜无耻、公然伸手向人乞讨的美国佬吃饭，把他喂饱。据说他还是个“教师”！他说他不曾上过餐馆，也不曾住过饭店：“看到门，我就敲。”（这家伙肯定是中情局的间谍。有趣的是，他也把我当成一个间谍。他问我：“为什么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即使是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都会碰到印度人呢？”）在新德里，我遇到这类美国人中最老练的典型。他是个“研究生”，举止言谈却十分粗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参加一场婚宴，结识一个陌生人，于是就毫不客气地搬进他家，一住就是六个星期。对这帮美国佬来说，印度（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具有异常的吸引力：“文化”的卑微固然甜美，但“精神”的卑微却要甜美得多。

于是，我对这个叫乐琳的美国女孩说：不，我并不喜欢参加进香团。我觉得，这些印度香客毫无卫生观念，随处吃喝拉撒，把山中的每一条河流全都污染了。但愿他们遵从圣雄甘地的劝诫，随身携带一把小铲子。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呢？”

面对乐琳的质问，我登时哑口无言。我一时气愤，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试图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引导回正轨上，聊些轻松的话题，我请乐琳谈谈她的经历。

她说，她原本计划在印度旅游两个星期，没想到一待就是六个月。她喜欢上了印度哲学。这趟朝圣之旅结束后，她打算到乡下找一处专供人静修沉思的静修处，住上一阵子，她想寻找人生的答案。

这个美国妞长得还挺秀丽：颧骨高高的，脖子又细又长。乍看之下，她的身材显得有点瘦削，但那种瘦削非常性感——瞧，她那对乳房多么浑圆高耸。我认为拥有这种身材的女孩不可能在乡间静修处中静修一辈子。然而，不知怎的，在帐篷的灯光照射下，她的眼神却闪烁不定，令人难以捉摸。我猜，这个女孩的童年生活一定很不快乐，家中一定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点，再加上她那身略显粗糙的肌肤，使她那张秀丽的脸庞让人感到莫名的不安。

我希望能再看到她。分手前，我们答应保持联络，但往后的整个朝圣行程中，我们却无缘再见。

不过，乐琳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说来荒谬，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被亚齐兹说服，又去向政府官员抱怨一番，要求他惩治那个半途脱逃的马夫。看来，此仇亚齐兹非报不可，而他相信，政府官员有权处置任何人。亚齐兹神采飞扬，洋洋得意，跨上坐骑随同我们出发。还没走上一英里路，我们的寝具就从那匹没人看管的马背上翻滚下去，掉落山崖。我们的马队被迫停下来。亚齐兹只好牵着马爬下山崖。把寝具搬回马背上，再把它驱赶上来。半个小时后，他才气咻咻追上我们，嘴里一个劲儿诅咒：“猪猡！该死的猪猡！王八蛋！”从这儿到潘治达尔尼，一路上他时而低头沉思，闷声不响，时而咬牙切齿，大肆咆哮。

舍施纳格湖坐落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山腰。从湖畔出发，爬上一座两千英尺高的山坡，我们来到玛哈古纳斯隘口。一堆堆漂白的灰色石头霍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积雪只是暂时消失而已。这一带的山峦，岩石上全都有纹理，就像木材一样，但每一座山峦的纹理角度都不尽相同。从这儿开始，山势渐趋平缓。我们一路策马走下山坡，来到潘治达尔尼平原。这是一块骤然出现在两山之间的平地，长达一英里，宽约四分之一英里。一股凛冽的山风迎面刮来，冷飕飕的。水流湍急，一条条小溪穿梭在灰石堆中，迸溅起一簇簇水花。这儿的山色变得十分荒凉——刹那间，我们仿佛来到了北极。乍看之下，这片“平原”仿佛是月球上的景观。

在这片湿漉漉、灰蒙蒙的平原边缘，我们看见一匹马卸下行李，松脱脚上绑着的绳索，孤零零伫立朔风中，不停打着哆嗦。它的克什米尔主人站在一旁，眼睁睁瞅着它挨饿受冻，无可奈何。平原另一端，营地闹哄哄的——进香团在这儿扎营，度过最后一夜。脚夫和马夫们已经在谈论回程的事了。连一路绷着脸生闷气的亚齐兹，也感染到这种气氛。他用行家的口气向我们宣布：“明天，我直接回昌丹瓦里村。”他口中的“我”，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搭起帐篷。帮我们准备好茶水后，亚齐兹就走出帐篷，说要到外面走走。我们看出他有心事。还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回来了，脸上那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消失了——他满脸堆笑。

“老爷，旅途还愉快吗？”

“非常愉快啊。”

“马死了。”

“马死了？！”

“清洁工人刚才来这儿，把马抬走了。”在海拔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山上，我竟然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口中听到这个噩耗，感觉怪怪的。“老爷，您为什么不给巴特先生写封信，向他报告旅途的情况呢？咱们进香团设有一个邮局。您随时可以在这儿把信寄出去。”

“我没信纸，没信封啊。”

“我买。”

他早就准备好了。他从身上那件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国内邮笺。

我是以寄明信片的态度和心情，给巴特先生写这封信的。写完，我正要把信封起来，亚齐兹忽然说：“老爷，请您把这个也装进去吧。”我抬头一看，发现他手里拿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仿佛是从一个信封上撕下来的，再仔细一瞧，发现那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乌尔都文字。

“亚齐兹，这种国内邮笺，里面是不能装进任何东西的。”

他立刻把纸条撕得粉碎，扔到地上。往后，他没再提起过这件事。我不相信他真的把我写的那封信寄出去了，至少，巴特先生从没收到它。显然，亚齐兹托我寄的便条是一封密函，连那位乌尔都语抄写员，都不知道这张便条到底寄给谁——邮笺上的地址是我写的。原来，亚齐兹这一整天都在筹划这件事。可是，他为什么那么轻易就放弃呢？难道只是一时觉得好玩而故弄玄虚？即使是出于好玩，它也险些让亚齐兹这个文盲，通过我将一个秘密讯息传送到九十英里外，传给某一个人。为此，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对亚齐兹这个人，我究竟了解多少呢？我诚心诚意对待他，他会以同样的心意回报我吗？难道说，他只对雇主一个人忠诚？

在路途中行走的时候，香客们形成一支长达十到十五英里的队伍。一连好几个钟头，这支队伍不停地向前推进，绵延不绝，从一个营地跋涉到另一个营地。太阳渐渐沉落在灰蒙蒙的、朔风怒吼的平原上。一匹马倒毙在路途中。这里，年年都有马匹倒毙。香客们依旧埋头赶路，一个接一个走下山坡。穿过平原，一支五彩缤纷蜿蜒曲折的队伍，迅速消失在黑夜中。在营地灯光照射下，我们看到长长的一纵队进香客，缓缓地、静静地、不停地行进——克什米尔马夫，头上戴着瓜皮小帽，沾满灰尘的脚上穿着破破烂烂的草鞋；容貌俊秀五官轮廓分明的古札尔人，脚上穿着小巧精致、鞋尖高高翘起的镶宝石皮靴；侧着身子坐在马背上的妇女，浑身包裹着衣裳，白天用来抵御风沙，夜晚用来保暖。

香客们拖着疲累的步伐进入营寨——今天早晨的高昂情绪早已消失大半。惊险刺激的朝圣之旅即将结束。香客们心中依旧浮躁不安，但那是一种队伍解散、各自回家前的心情。大部分香客提早就寝，准备一早起床，加入凌晨四点钟出发的队伍，抢先进入埃玛纳锡洞窟参拜神祇。“印度咖啡委员会”营帐中悬挂的海报早已沾满污痕，斑斑驳驳。再过几个钟头，这些海报就会被撕掉。比起舍施纳格湖畔或昌丹瓦里村的营寨，这儿的营地少了一些深更半夜还在游荡的人。营寨大门口，矗立着一座灯火通明的帐篷，里面展示着好几支银杖——一百年来，克什米尔王室每年都会差遣部属，带着令牌参加朝圣之旅——但今天晚上再也没有一个香客看它们一眼。这些光彩夺目的宝器，香客们早就见识过了。另一座帐篷中，静静坐着聆听上师开示的信徒，比起前两个夜晚，也减少了许多。根据卡兰·辛格那篇文章，我可以想象，在这趟朝圣之旅中，每晚扎营时，上师总会向信众吟诵《埃玛卡塔》经文。这部描述朝圣之旅的梵文经典，“据说是湿婆神在埃玛纳锡洞府中念诵给他的妃子帕瓦蒂听的”。这位上师相貌堂堂，长发披肩，两眼炯炯有神，一脸胡须浓黑卷曲，模样看起来挺酷的，简直可以当杂志封面人物。他体格非常强壮——置身在寒风刺骨的高山中，他竟然光着肩膀。今晚，在他那座通风的营帐中，上师闭上眼睛，双手交握在膝盖上，端坐着向信徒们吟诵经文。昏黄的帐篷灯外，银色的月光洒照山中：明天就是月圆之夜了。山中的石头白花花的，就像山涧中迸溅起的一簇簇水花。朔风怒吼，蚀人心骨。进香团的营寨渐渐沉静了下来。

通往埃玛纳锡洞窟的小径是一座狭窄的、成对角线上升的岩脊，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潘治达尔尼平原外的群山之中。第二天早晨，阳光灿烂，我们从营地出发，展开最后一段的朝圣之旅。这时，早起的香客已经从洞窟中朝圣回来。一群衣袖上系着红色“工务局”臂章的男子站在狭隘的路角，监控来往的人畜。朝圣回来的香客，额头上全都被涂上一层檀香膏，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狂喜的神色。他们看到了神。他们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大摇大摆行走在狭窄的山径上，不肯让路给迎面而来的香客。一路走下山，他们扯着嗓门不断叫嚷：“湿婆神大慈大悲！”正准备进入洞窟的香客，就像一群排队站在戏院门口等待上一场观众看完电影走出戏院的男女。面对那群蜂拥而出、不断呼喊口号的香客，他们压低嗓门，悄声响应：“湿婆神大慈大悲！”

“你！”一个额头上带着檀香印记的小伙子，用英语向我大声呼喝，“你为什么不喊‘湿婆神大慈大悲’？”

“湿婆神大慈大悲！”

我立刻响应。他呆了呆。“好吧。”他放过了我，继续走下山去。“湿婆神大慈大悲！”

我们沿着山径行走了一会儿，眼睛蓦地一亮，一簇簇鲜黄的花儿绽开在陡峭的山坡上。香客们都知道，鲜花是奉献给神祇的最佳祭品。今天早晨，从四点钟开始，一拨又一拨香客经过这儿，把路旁伸手可及的野花，全都摘光了。我们这群晚起的香客，只好将就着把从营寨市场买来的早已经枯萎的花儿，呈献给洞中那位神祇。走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山径旁石洞中蹲着好几个克什米尔人。他们身前摆着一束束黄花。原来，这群闷声不响、眼神闪烁不定的家伙，都是卖花的。

我们沿着山径一路往下走，不久之后，就从阳光普照的旷野走进一条阴冷狭长的山谷。看来，没多久前，这座山谷还是一条河流的河床。谷底四处散布着褐色的碎石，两旁的峭壁带着黑斑，依旧遗留着潮水冲刷的痕迹。仔细一瞧，我们才发现散布在河床上的东西，并不是碎石或灰色的沙砾，而是一堆堆陈年积雪——土壤的颜色和质地全都被遮盖住了。山谷的一边，长长的一纵队进香客不断移动，不断延伸。远处，香客们正穿过结冰的河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个小黑点，中间夹杂着三两件色彩鲜艳的衣裳，在满布碎石的积雪上不断蠕动着。这边是一座山，那边是一道山谷和一条河流：这儿的地形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理解。人们习惯用自己的世界（一个比较小比较容易掌握的世界）的尺度，衡量这儿的山脉。当你发现，一纵队进香客进入山中，越变越小，很快就消失在表面看来很小的一个空间里，你就会开始领悟，喜马拉雅山脉究竟有多么高耸辽阔。

这座山谷变成了印度的象征。我们骑马沿着山路前进。然而，在草木不生的阴暗山谷中的褐色的积雪上，却赫然出现一群来自平原、握着手杖徒步行走的香客（手杖是在帕哈尔甘镇向路旁的小贩买来的）。这支零零落落的队伍，走到山谷尽头，跟另一纵队香客会合在一起。整支队伍穿过积雪的河床，朝遥远的目标前进，最后消失在灰褐色的群山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神确实存在！那一群群朝圣回来的香客，通过他们脸上的表情和嘴里的呼喊声，传达出这个令人欣慰的讯息。但愿我能够分享他们的喜悦。但愿，在旅途尽头，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快乐。

不过，在整个朝圣旅程中，甚至在克什米尔逗留的这段日子里，我确实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喜悦：那是置身山中，尤其是喜马拉雅山中，特有的一种喜悦。感觉上，我跟周遭的群山声息相通，心灵契合。我喜欢在心中念诵它们的名字。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体的。小时候，在外祖母家里，我常在墙上悬挂的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宗教图画中，看到这些山脉：一座座白雪皑皑的圆锥形山峰，矗立在冰蓝色的天空下。它们已经成为我想象中的印度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居住在距离这座我从小就熟悉、显得十分亲切真实的山脉十分遥远的特立尼达，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漫步行走在这些山中，我肯定会以为他在开玩笑。长大后，我知道那些图片并不真实，它们传达的讯息并不是我所需要的。但内心深处——内心那个至今还保存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角落，这些图片透露的真理，依旧深深吸引着我，依旧有实现的可能。祖母家的那些图片，以及后来我在印度市场和路边书摊看到的那些脏兮兮的沾满灰尘的图片，给我带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而今，我就是带着这种感觉，仰望喜马拉雅群山。置身这座大山中，只是暂时拥有它——只是加深你内心中那份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拒斥千头蛇施纳格的传说并不难，但这个传说毕竟存在——因为这个传说，舍施纳格湖仿佛变成了我的。我拥有它，但以前曾经丧失它，而今，不久之后我又得再度离开它。把喜马拉雅山脉（不知多少前辈勘探过的喜马拉雅山脉）看成一个象征——印度的、失落象征，难道这只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想法？瞧，在酷热的平原上，印度人带着向往的眼光，回头眺望喜马拉雅山脉。如今，他们只能经由朝圣之旅、传说和图片，回归到这座山中。

行行复行行，进香队伍走到阳光普照、冰雪消融的山谷尽头时，一幅小时候看过的图画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一个苦行僧，身上只披着一件豹皮衣，打赤脚行走在喜马拉雅山的积雪上，仿佛即将看到他一路追寻的神。他手里握着一根三叉戟，就像握着一支长矛，叉尖上系着一幅三角旗，宛如纱巾一般飘荡在风中。他独自一个行走在山路上。看来，他来这儿朝圣好多次了。这位苦行僧是个年轻小伙子，长得十分英俊——英俊得令人不安。他的肌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浑身涂抹着白灰。他那一头金黄发丝披在肩上，早已被太阳晒得火红。这使得他那俊秀的外形看起来更加不自然，更加诡异：完美的五官、浑圆的头颅、矫健的四肢、轻盈而充满自信的步伐、走路时不停颤动的腹部和背部肌肉。进香团出发前几天，我在斯利那加城中见过他。那时，他正坐在一株法国梧桐下歇息，公然暴露他那软绵绵的生殖器。那副模样看起来像个浪人或游民，抑或头一次进城的山胞。他把白灰涂抹在他那赤条条的躯体上，固然显示他对肉身的漠视，但也给他那俊美的容貌增添几分邪恶的神采。而今，他却将他那高贵的气质和情操，赋予每一个进香客——他追寻的目标就是他们共同追寻的目标。

走出阴暗的山谷，壮阔的金字塔形的埃玛纳锡山霍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满山散布着岩石，白灿灿晃漾在阳光中。山坡上的洞窟漆黑，悄无声息，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高耸宽阔，期盼了多年，如今乍然看到这座洞窟，觉得格外亲切，感觉上它就像宗教图画中所描绘的仙山洞府。挨挤在洞口的进香客，显得非常渺小——越是简单的地形，越需要人类来衬托其辽阔壮观。山坡下，成群准备进入洞窟的进香客，浸泡在清澈神圣的埃玛华蒂溪流水中，用沙砾擦洗他们的身体和四肢。当年前来这儿朝圣时，克什米尔大公卡兰·辛格采用折中办法，斋戒沐浴，一如他在舍施纳格湖畔扎营时那样：“在这儿，我又采用非正统的方法沐浴净身。我叫人把溪水舀进桶里，带进帐篷中，但这回我并没把水烧热，就直接用冰冷的溪水洗澡。溪水非常清澈，浇在身上觉得暖洋洋的。因此，这场冷水澡并未让我觉得很不舒适。”

阳光、白石、流水、赤裸的身子、五颜六色的衣裳——好一幅田园风光，出现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山上。然而，就在溪畔山坡上，整个场面却闹哄哄的，乱成一团。小溪对岸，疏疏落落地站着几个身穿卡其色制服维持秩序的警察，以及一小群袖子上系着红色臂章的工务局员工。沐浴后，香客们争先恐后攀上山坡，来到洞口，加入那一堆已经净过身子、正挨挤在神龛前准备参拜神明的群众。这个神圣的洞窟约莫一百二十英尺宽，一百英尺高，一百英尺深。偌大的山洞，容纳不下源源涌入的香客。湿淋淋的洞窟中，有一条陡峭的坡道通往内殿——神明的居所。坡道前头，装设着一排高耸的铁栅栏和一扇向外开启的门。大家不断向前推挤，把大门给堵住了。好不容易，大门被打开了，香客们蜂拥而入，整条坡道沸沸腾腾，人头攒动，人堆中不时传出凄厉的呼叫声——倘若一个不小心，被挤出坡道，从阴暗的洞窟直摔落到阳光普照的白花花的山坡，肯定会粉身碎骨！一拨一拨进香客，不断攀爬上山坡来。新来的香客打赤脚，手里捧着新鲜的或已经枯萎的花束，拼命挤进人堆中，让汹涌的人潮把他们推送进洞中。每个人都身不由已，跟随人潮前进或后退。一位妇人吓得哭出声来。我爬到坡道口，伸手抓住铁栅栏，探头向内一瞧，只见满坑满谷的人头和一个因为潮湿或被熏黑而变得黑魆魆的拱形石窟。我退下来。远处山谷中结冰的河床上，进香的队伍绵延不绝，朝山坡上的洞窟持续挺进，乍看之下宛如一长串鹅卵石或沙砾，斑斑点点，五颜六色，一路向后延伸，变得越来越细微渺小。一连几个钟头，也许一整天，洞窟中的坡道都会挤满进香客。

我不想参拜什么神明了。我宁可坐在洞口观赏山川景色。亚齐兹不愿错失这难得的机会。他是穆斯林，不崇拜偶像，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的身份，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克什米尔人的好奇。他挤进洞口，转眼消失在人堆中——我只看得见他头上那顶不断向前移动的毡帽。我蹲在湿漉漉的、四处散布着纸屑和香烟盒的地面上。一个头戴瓜皮小帽、浑身脏兮兮的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徒，蹲在我身旁，替虔诚的印度香客看管鞋子，每双收费四个安钠[3]。生意还真不错。亚齐兹跟随群众缓缓前进，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却被挤出人堆外，就像一粒种子从一个橘子中迸出来。瞧他那副德行：头上戴着毡帽，身上穿着向阿里·穆罕默德借来的蓝条纹西装，一脸仓皇，双手紧紧攫住铁栏杆。他手脚并用，奋力挣扎了好一会儿，终于挤进狭窄的门洞，接着，整个人连同他的毡帽消失了。

好久好久，我只顾蹲在充满回音的洞窟中，等亚齐兹回来。短短几个钟头，这个神圣的洞窟就变成了闹哄哄的印度市集。市集！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在高潮来临的时刻。我却突然感到非常沮丧，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就像我刚抵达印度、在孟买登岸那天的感觉。参拜神明是信徒的职责。我只管蹲在神龛外头的洞窟中，眼睁睁瞅着身旁那个克什米尔人看管的一堆鞋子，以及那一枚枚散落在报纸上的铜币。

亚齐兹终于回来了，蓬头垢面，一脸肃穆，他带着既满足又失望的口气向我报告（我丝毫不感惊讶，因为他毕竟是穆斯林）：洞中并没有传说中的阴茎图腾。也许，今年洞中的冰雪没有凝结成一根巨大的阳具；也许，它形成了，但在香客们闹哄哄的参拜中，很快就消融了。神龛中空荡荡的，只有信徒们奉献的一堆鲜花和钱币。尽管如此，香客们参拜完毕，走出洞口时，脸上依旧带着狂喜的神情，就像我们早上遇见的那群朝圣回来的信徒。

“我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观看一根阳具，”一位香客说，“我们是来求取精神经验的。”

精神经验！蹲在洞窟中，聆听着满洞回响不停的叫嚷声和脚步声，愣盯着满地湿漉漉的垃圾，眼角瞅见一拨接一拨攀爬上来的进香客（对我来说，他们的人数比壮阔的山川景色还要令人感到震撼迷惑），我只觉得头昏眼花。不寻常的自然变化增长是一个精神象征。一旦增长失败，它就变成了象征的象征——这种螺旋式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让我感到窒息。我赶紧冲出洞口，走进阳光中。参拜过神明的香客驻足洞口，仰望山坡上的两只石头鸽子——据说，它们曾经是湿婆神的门徒，后来得罪神明，被罚变成鸽子，永远居住在这座山上，陪伴洞中的湿婆神。我没抬起头来，只顾一路跑下山坡，从一块石头跳跃到另一块石头，一直跑到那条清澈的小溪，才停下脚步。

我们的回程将会十分快速。在潘治达尔尼平原，今天早晨还矗立着的营寨，如今几乎已经拆除殆尽，而我们的行李也已经打包好，放在马背上，等着我们。亚齐兹主张，从这儿直奔昌丹瓦里村。他希望能在明天赶回斯利那加城，以便参加另一场宗教庆典：城中的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即将公开展示先知穆罕默德的那根胡须。我原本打算在山中多住几天。但不行，我们必须赶路。整个营地乱哄哄的，大伙儿都忙着收拾行囊，准备回家，那股匆忙劲儿就像逃难似的。以后再找个机会回来住一阵子吧。本来，我们可以在山中待一整个夏天，好好体验一下这儿的天气。我记得，那天早晨，在舍施纳格湖畔的营地，大雾突然从白雪皑皑的山峰降落下来，迷迷茫茫，笼罩了整个湖泊，但没多久，却又突然消散，露出一个阳光灿烂的天空。整个下午，我们可以待在人迹罕至的溪畔，享受大自然的宁谧。“以后再找个机会”，我心里知道，这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潘治达尔尼营地的荒凉气氛，那种曲终人散的感觉，已经感染了我。朝圣之旅已经结束了，这条山路已经走过了。对我们来说，回程就像馊了的食物，不再有新奇之感。

晌午，途中，一个头戴青色帽子的克什米尔人突然出现，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言不合，他就跟亚齐兹吵起架来。那时，我正徒步行走在山径上，远远看见两个人比手画脚，吵得不可开交，赶忙跑过去瞧一瞧，才发现那个克什米尔人竟然就是临阵脱逃、半途开溜的马夫。这会儿，他又跑回来了，试图夺回两天前被他遗弃的那匹马。谁都阻止不了他。亚齐兹叱责他，他就吓得缩起脖子，仿佛挨了一拳似的。亚齐兹苦苦等待的报仇机会终于来临了。在我们眼中，他那一脸愤怒轻蔑的表情还真吓人，但看在克什米尔人眼里，那只是虚张声势。事实上，连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吵起架来好像在演戏。马夫低声下气，只管哀求，对亚齐兹的辱骂无动于衷。亚齐兹扯着嗓门，破口大骂。马夫哀哀哭泣起来。亚齐兹跨坐在他那匹瘦小的马背上，只管摇荡着他那两只穿着袜子、趿着拖鞋的脚，表情漠然。马夫擦干眼泪，二话不说，拔起腿来朝那匹被遗弃的马冲过去，伸手就要攫住它的缰绳。亚齐兹尖叫一声。马夫刹住脚步，收回手——那副德行就像一个小偷被当场逮住，头顶上挨了一棍似的。他恼羞成怒，不再哭泣也不再哀求，而是扯开嗓门，跟亚齐兹对骂。他一会儿退缩，一会儿冲上前，最后，他慢慢后退到远处一个角落，伫立在那儿，不时伸出拳头，挥向头顶那一片蔚蓝的喜马拉雅天空。

“抵达帕哈尔甘镇时，您立刻去向‘光光局’检举这个家伙，”亚齐兹气定神闲地对我说，“他们会吊销他的执照。”

舍施纳格湖畔的营地空荡荡的，香客几乎全都走光了。放眼望去，只见整座营寨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我们从车门口经过，继续往前行走了几英里，直到薄暮时分才停歇下来，在一个小小的营地上搭起帐篷。接下来一连好几个钟头，我们看见一盏一盏灯光，闪闪烁烁，从山上一路延伸下来，经过我们帐篷门口，继续往前行进。这群香客匆匆赶路，直奔昌丹瓦里村。皓月当空，月光下只见山径上飞扬起滚滚尘沙。

剩下来的一段路程好走多了。第二天清晨，我们来到昌丹瓦里村的树林，中午时分，我们就已经望见了帕哈尔甘镇。终于，我们又回到了绿野平畴、阡陌纵横的世界。往后的路程都是下坡路。我从马背上爬下来，徒步跑下山坡，避开九曲十八弯的吉普车道，把亚齐兹和其他伙伴远远抛在后头。亚齐兹骑着马徜徉下山，悠哉悠哉的。独个儿行走了一会，我才跟大伙会合。我们沿着碎石路走进镇中。经过公车站和观光局办事处时，亚齐兹并没提起那个开小差马夫的事，而我也没有提醒他。倏地，他从马背上跳下来，伸出嘴巴，二话不说，就往一个陌生人的水烟袋上抽了两口。看来，他已经放弃了高高在上的总管身份。抽过了烟，他一头钻进人堆，消失无踪，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出现在我们眼前。他把衬衫前摆打个结，当作盆子，里面装着一大堆豌豆，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骤然间，他从进香团总管转变成了旅馆服务生，而且转变得还真彻底。他身上不再背着热水瓶。那个英国热水瓶，就像巴特先生的鞋子，早就被他毁掉了。

头戴青色帽子的马夫，站在我们的基地（一座搭建在大树下的营帐）门口，恭候我们。一看见我，他就扯着嗓门哀哀哭泣起来，但谁都听得出，那只是干号，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自我作践。他一面哭，一面朝我奔跑过来，二话不说，就在我眼前下跪，伸出两只孔武有力的手，紧紧攫住我的双腿。其他马夫纷纷走过来，围聚在我们身旁，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用衬衣前摆兜着一大堆豌豆的亚齐兹，站在一旁，笑嘻嘻的，只管瞅着这个半途开溜的马夫。

“老爷，您可怜可怜他吧，他是个穷人。”

怎么回事？亚齐兹一路喋喋不休，向我抱怨这个马夫，如今却公开替他求情。没搞错吧？

马夫一听，哭得越发响亮了。

“他家里有老婆孩子，”亚齐兹说，“老爷，您就别向‘光光局’检举他了。”

马夫伸出双手，上下揉抚着我的双腿，然后伸出额头来，在我的鞋子上使劲磕着。

“老爷，他家里很穷，您就别扣除他的薪饷了，您也别要求政府吊销他的马夫执照了。”

马夫紧紧搂住我的大腿，一个劲地用他的额头摩擦我的膝盖。

“老爷，他不是一个老实人，他是一只该死的猪猡，可他家里实在很穷，您就开开恩，别向‘光光局’检举他了。”

这两个家伙仿佛在唱双簧，把我当成一个观众。

“好吧，好吧，”我说，“我不向观光局检举他。”

马夫倏地站起身来。他那张宽阔的克什米尔农民特有的憨厚脸庞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只是在干活而已。他伸出手来，干净利落地掸掉裤子膝盖处沾着的尘土，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一沓卢比钞票，挑出五张，当着我的面递到亚齐兹手里。

这就是亚齐兹替他求情的代价。莫非前一天下午，这两个家伙就已经达成某种协议？甚至，早在好几天前，他们就已经设计好这一幕？一路上，亚齐兹喋喋不休，向我抱怨这个马夫，难道只为了多赚五个卢比？这怎么可能？那天亚齐兹牵着被遗弃的马，辛辛苦苦，攀爬上险峻的琵苏·格堤峭壁，这应该不是演戏吧？可是，亚齐兹实在太滑头了，谁也摸不清楚他心里在打什么主意。这家伙似乎吃定了我：他当着我的面收受一份礼金——羊毛出自羊身上，那是我的钱！一路上，他刻意抬高我的身份，显然，他拿我这个“要人”当作幌子，把那个马夫吓得一愣一愣的。但我知道他心里对我的真正看法：我是个滥好人。面对这样的一种评价，我感到十分气恼，但为了我的尊严，我不会跟亚齐兹吵架。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我的仆人，他爱怎么看待我就怎么看待我吧。回到斯利那加城，再跟这家伙算账也不迟。

亚齐兹接过那五个卢比，清点无误，一把塞进口袋里。他以为我会责备他，但我什么都没说。亚齐兹对我的看法果然是正确的。

马夫牵着他的马，朝我走过来。

“赏点小费吧。”他伸出一只手。

旅馆花园中的向日葵凋谢了，乍看之下，就像一个个即将沉落的太阳。它们那宛如火舌的花瓣早已枯萎，变成软绵绵的一团。我计划的行程已经告一个段落，该离开克什米尔了，不过我得先向几个朋友辞行。我们造访的第一家，是住在古尔玛格村的那对夫妻。

“这阵子，我们也遇到一些挺有趣的事情。”男主人伊斯迈告诉我们。

这对夫妻经常碰到奇人奇事。他们喜爱文艺活动，屋里总是聚集着一大群作家和音乐家。

“这趟朝圣之旅的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一个名字叫乐琳的女孩？”

“美国女孩？”

“她告诉我们，她打算到埃玛纳锡洞窟走一趟。”

“太巧了！她也在你们家住过吗？”

“她和雷菲克差点把我们逼疯了。”

这桩奇遇（据伊斯迈说）开始于斯利那加官邸路上一家叫“印度咖啡屋”的餐厅。一天早晨，伊斯迈在那儿遇见了雷菲克。雷菲克是锡塔尔琴[4]演奏家。在印度，你若想成为一位音乐家，必须先熬过一段漫长艰辛的学徒阶段。尽管雷菲克今年快三十岁了，尽管（根据伊斯迈的说法）他的琴技十分出色，但至今犹未闯出名堂来，只能在地方电台举行演奏会。最近的一场演奏会即将举行。为了养精蓄锐，雷菲克特地前来克什米尔度假，为期两周。他身上没什么钱。爱才如命又十分慷慨的伊斯迈，立刻邀请这位素昧平生的音乐家，到他那栋坐落在古尔玛格村的小别墅小住几天。雷菲克拿起他的锡塔尔琴，就跟伊斯迈走了。

这样的安排，双方都很满意。搬进别墅后，雷菲克发觉这对夫妻真的能了解艺术家的气质和性情。他们欣赏雷菲克的音乐，雷菲克在他们面前卖力演出。别墅中的日常作息，也很符合雷菲克的生活习惯。宾主聚集在客厅喝酒聊天，听了一整晚的音乐，直到午夜才吃晚餐。日上三竿，大家才起床吃早餐。下午，有时候按摩师来访，手里拎着一只印有他名号的黑色小箱子，里头装着按摩的工具。之后，倘若没下雨，宾主就结伴到松林中散步。大伙儿有时采集蘑菇，有时捡拾干枯的松果带回家当柴烧，在壁炉中噼噼啪啪生起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

一天下午，有个人闯进来，一切都变了。

那时，他们正坐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喝咖啡，忽然看见山坡下的小径上出现一个白种女孩。她正在跟一个克什米尔马夫争吵。这个洋妞孤零零的，竟敢闯进山里来，现在显然碰到了麻烦。伊斯迈请雷菲克下去走一趟，看看他能帮上什么忙。就在这一瞬间，雷菲克的假期毁了，他整个人迷失了。约莫过了一两分钟，他回来了，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是伊斯迈夫妇认识的那个文质彬彬、跟他们一起到林子里摘蘑菇的锡塔尔琴演奏家。乍看之下，他就像一个着了魔的人。在这短短一两分钟内，他变成一个征服者，但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他也把自己整个人交了出来——一桩情缘，一段爆炸性的男女关系，就这么样建立起来。雷菲克把马夫打发走后，带着这个叫乐琳的美国女孩回到别墅来。他告诉主人，乐琳想在他们家住几天。他们会介意吗？他们能不能腾出一个房间来？

伊斯迈夫妻一听，呆住了，但又不能不表示同意。那天晌午，他们带这位新客人到林中散步，看看那座矗立在四十英里外、满山积雪宛如油漆般闪闪发光的南葛·帕尔巴特峰。一行人走着走着，雷菲克和乐琳忽然开溜，双双消失在林子里。伊斯迈夫妻感到有点不是滋味。夫妻俩反倒像新来乍到的客人，默默地、局促不安地自顾自继续散步，不时停下脚步来观赏风景。没多久，雷菲克和乐琳又追了上来，但他们脸上却看不到丝毫的满足和倦怠，反而露出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这两个男女刚认识就争吵，而且吵得还真凶。这会儿，他们一言不合，竟然在主人面前打起架来。两个人脸庞上早已经布满抓痕。她伸出脚来，狠狠踢了他几下。他哀号起来，伸手甩了她一巴掌。她扯开嗓门厉声尖叫，举起手里拎着的皮包，没头没脑往他身上抡过去，然后又伸出脚来狠狠踢他。他膝头一软，摔倒在地上，整个人滚落下长满荆棘的山坡。他浑身伤痕，血淋淋的，一面吼叫，一面从山坡底下爬上来，一把抓住她的皮包扔到山谷中——往后它就静静躺在那儿，直到大雪降临，把它掩住。她看到自己的皮包被扔掉，一屁股在地上坐下来放声大哭，就像一个小孩。一看见她哭成这个样子，他那满腔怒火登时烟消云散。他赶紧跑到她身边，低声下气哄慰她。她一头钻进他的怀里。

回到屋里，他拿出锡塔尔琴，向她倾诉心事。一首曲子接一首曲子，他只管弹奏不停。琴声如泣如诉，好久好久回荡在偌大的一栋别墅里。那天晚上，他们又吵了一架。尖叫声和咆哮声惊动了警察——他们驻守在边界，提防巴基斯坦部队突击。就在去年，巴基斯坦突击队越过停火线，进占基兰玛格山坡，烧杀掳掠一番，然后又立刻撤回巴属克什米尔。

狠狠吵了几架后，这一对男女身上都伤痕累累。如果让他们继续居住在一起，说不定会闹出人命。神志清醒时，乐琳就离开屋子，独个儿到外面游荡。有时，雷菲克出去把她找回来。有时，雷菲克还在屋里弹锡塔尔琴，乐琳自己跑回来。伊斯迈夫妻俩受够了。第二天晚上，趁着乐琳出外游荡，他们要求雷菲克立刻搬走。雷菲克拿起锡塔尔琴，顶在头上，二话不说就转身走出大门。这个时候的雷菲克，显得十分温顺，仿佛又变成了伊斯迈夫妻当初认识的那位锡塔尔琴演奏家。看到一位音乐家背起乐器，被赶出大门，伊斯迈夫妻心肠一软，要求他留下来。他果然留下来。乐琳在外游荡累了，也回到屋子里来。一切又重演。

最后，浑身瘀伤、疲惫不堪、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的乐琳崩溃了。对伊斯迈夫妻来说，跟雷菲克共处三天有如三个星期；在乐琳和雷菲克的感觉中，却仿佛是一辈子——乐琳再也受不了了。她非得离开不可。她打算参加进香团，到埃玛纳锡朝圣，然后找一处静修舍住下来。作为女人和美国公民，乐琳拥有足够的意志力，使她能够摆脱雷菲克这个印度男人的纠缠。

这个美国女孩走了。雷菲克待在屋里，扯开嗓门厉声叫唤：“乐琳！乐琳！”她的名字从他那张印度嘴巴里冒出来，让人听得头皮发麻，毛骨悚然。

他每天依旧练习弹奏锡塔尔琴，但弹着弹着，突然间他会扯着嗓门尖叫：“我一定要把乐琳找回来！”

雷菲克体验了男女之间的激情。我羡慕他，但也可怜他。分手后那段日子里，他日夜思念乐琳，但我猜，最让他魂牵梦系、难以忘怀的也许不是那三天共处的时光，而是两人当初见面的那一刹那：他走下山坡，蓦然看见这个陌生的女孩。她睁着她那双乌溜溜的惊恐不安的眼睛望着他——从此，她再也不会用那样的眼神看其他男人了。那天傍晚，在朝圣的旅途上，我在舍施纳格湖畔冷飕飕的“印度咖啡委员会”帐篷里遇见乐琳时，雷菲克也许正抱着锡塔尔琴，坐在古尔玛格村那栋别墅里，厉声呼唤乐琳的名字。记得那个时候，在乐琳那双眼眸中，我看到一个破碎的家庭和不快乐的童年。后来事实证明，我的观察是正确的。然而，古尔玛格村别墅里的纷纷扰扰，我却错过了。

雷菲克终于离开古尔玛格村，出门寻找乐琳。她曾告诉他，她打算找一处静修舍住下来。可是，印度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静修舍，雷菲克上哪儿去找呢？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旅馆房间书桌前埋头写作，忽然听见花园里有一个美国口音的女人在说话。我走到窗前，探头望了望。果然是乐琳！我正想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忽然瞥见一个男人的后脑勺和一双宽厚结实的肩膀。这个男人穿着黄褐色夹克。看来，乐琳终于投降了，不再追寻生命意义和心灵境界了。今天他们俩结伴来旅馆喝茶。坐在房间里，我听到他们在向旅馆的员工探询房子的事，后来还听见他们四处走动看房间。

“一切都thik？”乐琳问道。印地语的th，她总是拿捏不准，发音非常怪异。这个美国大妞到现在还是对印度充满兴趣，说起英文来总不忘夹杂几个印地语字汇。“一切都没问题吧？”

她身旁的男人压低嗓门，叽里咕噜回应几句话。小两口儿结伴走下阶梯。

第二天，他们就搬进来了。我从没跟他们打过照面。从早到晚，两口子都待在房间里。整个旅馆时不时呜呜咽咽回响起锡塔尔琴声。

“我猜，”吃晚饭时亚齐兹告诉我，“那位老爷和夫人今天结婚了。”

那天半夜，我被旅馆中举行的一场活动吵醒了。隔天早晨，亚齐兹端着咖啡走进我房间时，我问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位老爷昨晚迎娶夫人，”亚齐兹压低嗓门，悄声告诉我，“喜宴在凌晨一点钟举行。”

“天哪！”

“巴特先生和阿里．穆罕默德替他们请来一位伊斯兰教长老。她皈依伊斯兰教了。长老给她取个伊斯兰教名字。他们结成夫妻了。半夜一点钟举行喜宴。”半夜吃喜酒，跟这桩姻缘一样让亚齐兹感到十分新奇。

这会儿，天色已经大亮，新房依旧静悄悄的，连锡塔尔琴声也消失了。新婚夫妇并没起床共进早餐，也没结伴走到阳台上观赏日出。一整个早晨，房门紧闭——莫非夫妻俩躲在房里，不好意思出来见人？午餐后，他们才蹑手蹑脚悄悄溜出旅馆。我没看见他们出去。

直到傍晚时分，我坐在草坪上喝茶时，才看见乐琳独个儿从湖对岸返回旅馆。她身上穿着一件蓝色棉布连身裙，手里握着一本平装书，模样看起来挺酷的。乍看之下，和一般观光客并没什么两样。

“嗨！”

“我没听错吧？你真的结婚了？”

“你知道我这个人容易感情冲动。”

“恭喜啦。”

“谢了。”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看得出来，她有点害怕，想找个人谈谈。

“我到底是不是疯了？我对印度教这么感兴趣……”她把手里那本平装书拿给我看：雷杰戈巴拉查里（Rajagopalachari）用英文讲述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如今，一夜之间，我却变成了一个穆斯林，还取了一个伊斯兰教名字呢。”

“你的新名字是什么？”

“齐诺比雅，你觉得这个名字好不好听？”

这个名字很美，但它也给乐琳带来一些麻烦。她不明白，她究竟会不会因为婚姻丧失美国国籍。她也弄不清楚，她到底能不能留在印度工作。她只知道，现在她很穷，婚后得跟随丈夫住在某一个印度城镇，过清苦的日子。究竟有多清苦，我想她现在还没完全体会出来。但尽管如此，每次提到雷菲克时，她总是以“丈夫”相称，仿佛他们俩已经结婚了几十年似的。她开始关心“我丈夫的事业”和“我丈夫的演奏会”。

这对新婚夫妻，比乐琳自己想象的还要贫穷。“丽华大饭店”这样的旅馆，对他们来说也过于高级了。婚后第二天，他们就不得不搬到别的旅馆。那天早晨结账时，双方争执起来了。

亚齐兹告诉我：“他说我敲竹杠，还责怪我：‘你为什么告诉其他房客我结婚了？’我回答说：‘你为什么要保密呢？结婚是一件好事啊。男人讨老婆，办桌请客，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你们吵醒我那位老爷，他向我抱怨，我才告诉他你们结婚了。’”

“亚齐兹，你真的没敲他们的竹杠？”

“怎么会呢，老爷。”

“可是亚齐兹，他真的没什么钱。到克什米尔来度假的时候，他并没想到他会结婚。他们的婚礼，到底花费多少啊？”

“哦，老爷，你问到底花费多少钱？有些新婚夫妻送给主持婚礼的伊斯兰教长老五个卢比，有时给十五卢比，有些五十卢比。”

“他们给了多少钱？”

“一百卢比。”

“你这个家伙好狠哪！你怎么可以让他当冤大头呢？他哪里付得起一百卢比！难怪，他现在没钱付旅馆的住宿费用。”

“老爷，我也是为他着想呀。你讨了个美国老婆，就应该风风光光办桌请客。你就应该像帕西教徒办喜宴那样，噼噼啪啪放烟火庆祝一番。你不应该躲藏起来。他们没办桌，连一杯喜酒也没请我们喝。”

“他太太是美国人，他们真的没钱。”

“老爷，你被他们骗了。他们把钱藏起来。很多外国人跑到克什米尔来乱搞，随便结个婚，觉得很好玩。可是老爷，让我提醒您，克什米尔的结婚证书是有法律效力的。”

阿里·穆罕默德听到亚齐兹这么一说，立刻掏出一张结婚证书。我凑上眼睛仔细一瞧，发现上面果然有齐诺比雅、雷菲克和巴特先生的签名。

“老爷，他们想隐瞒也来不及了，”亚齐兹说，“他们的婚姻是有效的。”

看来，他们争的不只是金钱而已。他们觉得，身为克什米尔人和穆斯林，他们的尊严遭受了践踏。他们诚心诚意欢迎一个美国女孩皈依他们的宗教，而今他们却担心自己被愚弄了。

“他不付房租，我就拿走他的锡塔尔琴！”亚齐兹说。

雷菲克在斯利那加城奔走一整个早晨，四处张罗，终于筹足这笔钱。中午时分，夫妻俩搬出旅馆。我们正在吃午餐时，齐诺比雅走进来向我们道别。一个男人站在门帘后，躲躲闪闪。

“雷菲克！”

他应声走进来，站在她身后约莫两三英尺处。

她脸上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刹那间消失了。显然，她知道我们已经听说了古尔玛格村发生的事。

“这是……”她忸怩地说，“我的丈夫。”

在我想象中，雷菲克是一位心灵饱受煎熬、神情十分憔悴的音乐家，不料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个身材中等、体格健壮、脸如满月、五官平板的家伙。我原本以为我会遇到一位目光炯炯神态傲慢的锡塔尔琴演奏家，没想到我看见的却是一个睡眼惺忪、畏畏缩缩的小伙子。瞧他那副德行，就像一个偷偷抽烟被当场逮住、慌忙把香烟藏在身后、悄悄把嘴里那口烟吞进肚里的少年。雷菲克是印度人，又是一位音乐家。我期望看到的是一头长发和一件袖子宽大的印度式白衬衫，而不是一颗小平头和一套印度裁缝店定做的黄褐色西装。

怎么看，雷菲克都不像是一个会通过锡塔尔琴向恋人倾诉衷曲的大情人。他只是一个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已经结婚的小伙子。可怜的雷菲克！他到克什米尔来只是想度个假，却莫名其妙讨了个美国老婆，把自己弄得疲累不堪，身上一文不名。以往我总是以为，激情是一种天赋，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现在我却觉得它是一种奇妙而复杂的机缘，每个人一生中总会遭逢的。

雷菲克伸出手来，跟我紧紧一握——感觉上就像跟军人握手似的。接着，他把手伸进西装内襟口袋，掏出一支不怎么起眼的钢笔，以一种流畅的文书字体写下他的地址（如今，也是乐琳或齐诺比雅的地址了）。

“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她说，“哪天晚上有空，就来我们家吃晚饭吧。”

一转身，夫妻俩掀开门帘走出去了。从此以后，我再没遇见过雷菲克。

我们也该打包行李，离开克什米尔了。我们该向这个有两扇窗子、窗外有群山的旅馆房间说声再见了。湖畔的芦苇已经转变成黄褐色，每天下午，我们看见一艘艘运载着已经收割的芦苇的“施客啦”游船，航行在湖中的水道上。向日葵的梗茎变得十分粗大，成群鸟儿聚集在一堆乌黑的、被太阳晒焦的花瓣中，啄食种子。一天下午，花园中的向日葵全都被砍掉了，扎成一捆，丢弃在厨房门口。疮痍满目，整个花园暴晒在太阳下。向日葵的残株，看起来就像木材一样的发白。

一天黄昏，亚齐兹邀请我们到他家那栋高高矗立在湖中的砖房子里吃晚饭。他亲自撑船，送我们过去（船上载着一罐从旅馆带去的自来水，罐口覆盖着餐巾）。夜色迷蒙，“施客啦”游船上悬挂着一盏灯笼，静悄悄地沿着一条垂柳夹道的水路，朝亚齐兹的屋子荡过去。亚齐兹以古礼对待我们。恍惚间，我们仿佛走进了威尼斯水乡中。我们坐在楼上一个空荡荡的、家具全都被搬走、家人全都被赶出去的房间，但我们听得见门后有人在走动，讲悄悄话。亚齐兹跪在我们面前，陪我们聊天，但这个时候的亚齐兹不再是旅馆服务生，而是我们的主人——一个家道殷实、独立、认真而有主见的男人。妇女和小孩涌进房间时，亚齐兹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面貌，却是一个负责顾家的男人。这栋房子的墙壁十分坚厚，黑黢黢的，感觉挺温暖舒适。墙上装设着一个个拱形壁龛，窗子很小。冬天，屋里摆个火盆，一家人围炉闲话家常。屋外，整个湖面都已经结冰了，冰层坚厚到可以让吉普车在上面驰骋。我们得赶在大雪降临斯利那加城之前离开克什米尔。

我们在旅馆吃完最后一顿晚餐后，巴特先生召集全体员工，参加“小费致赠典礼”。出席的员工包括亚齐兹、阿里·穆罕默德、厨子、园丁和打杂的小厮。在前几天举行的一场婚礼中，他们已经失望过一次。这次我不想再让他们失望——从他们脸上的笑意，我看得出来，他们相信在这个时代，依旧还有一些讲究格调、出手大方的客人。他们以优雅的伊斯兰教礼仪，领受我致赠的礼金和用打字机书写的感谢状，脸上一径微笑着。也许，他们只是表示礼貌而已，也许，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应付吝啬的客人。但亚齐兹显然感到很满意。这一点，我看得出来：他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模样，匆匆瞄一眼，二话不说，就把整沓钞票一股脑儿塞进口袋里，然后就板起脸孔开始干活，不断忙进忙出，仿佛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一刻，对他来说，把餐厅布置整齐是他最重大的职责，远比领取小费重要得多。但我知道，一走出餐厅，他就会开始放松。他们全都会放松。那天傍晚，我走进厨房抽最后一口水烟时，我发现他们团聚在一起，一面欣赏我花费一番心血为打杂的小厮撰写的感谢状，一面哈哈笑个不停。

第二天，我们一早上路。巴特先生亲自划船，把我们载送到湖滨林荫大道。天还没亮。湖面上静悄悄的。一辆双轮出租马车停驻在湖滨大道上等客人。我们坐上马车，经过一间间门窗紧闭的船屋和湖畔一圃圃莲花。一个男子站在湖滨大道石栏上，正在做健身操。车篷垂得很低，我们得倾身向前，才望得见车厢外的湖泊和群山。整个城镇渐渐苏醒过来了。抵达游客接待中心时，我们发现里头闹哄哄的，挤满了人。

“三个卢比。”车夫说。

在这座城中居留了四个月，湖滨的马夫都知道，我搭乘马车进城，每次只付一又四分之一卢比车钱。但今天情况特殊。我愿意付两个卢比。车夫拒绝接受。我不肯多给。车夫举起手里握着的马鞭，一副想打人的模样。情急之下，我伸出双手掐住他的喉咙——这个举动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大概是因为一早起床，心情不好的缘故。

亚齐兹出面调停：“他不是游客。”

“哦！”马夫松了一口气。

他垂下握着马鞭的右手，我放开了他的喉咙。

我们的车票是预订的，但我们还是必须跟一大堆乘客挤在一起，大叫大嚷，争着上车。亚齐兹和阿里·穆罕默德自告奋勇，帮我们抢位子。我们退到人堆外。

就在这一刹那，我们看到了乐琳——齐诺比雅。

她只身一人，眯起她那双近视眼，察看停靠在车站上的每一辆公车。她上身穿着一件奶油色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巧克力色裙子，模样看来清瘦多了。看到我们，她并没显得很开心，也没什么话可讲。拖延了好久，她终究决定去她的印度教静修舍住上一阵子，再跟她丈夫相聚。这会儿，她正忙着寻找她那辆公车。那是开往雷达基顺的班车。她把这个地名改成比较亲切顺耳的“罗陀·克利须那”。到现今，她还着迷于印度教神话和传说。克利须那是黑暗之神，而罗陀则是他调戏过的一位年轻貌美的挤牛奶姑娘。

寻寻觅觅，眯起眼睛查看每一辆公车的号码牌，寻找那部开往“罗陀·克利须那”的车子，乐琳——齐诺比雅消失在人群中。

我们的座位保住了。我们的行李被搬到车顶上，覆盖着防水布。我们伸出手来，跟亚齐兹和阿里握手道别，回身钻进车厢。

“您不必担心那个马夫会找你麻烦，”亚齐兹说，“这件事我会处理。”他的眼睛闪烁着泪光。

公车开动了。

“马夫？”

“您别操心，老爷。正确的车钱是三个卢比。我会付给那个马夫。”

司机猛按喇叭。

“正确的车钱？”

“三卢比是早晨的费率，老爷。”

他说得对。我也知道，早上搭乘马车必须付三卢比。

“两个卢比，三个卢比，何必计较呢？再见，再见，老爷您不要操心。”

我赶忙伸手掏钱。

“您别操心，老爷。再见。”

我把几张卢比钞票塞到车窗外。

亚齐兹接过钞票，两行眼泪扑簌簌滚落下他的腮帮。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我都不敢确定，亚齐兹曾经当过我的仆人。

乐琳上身穿着一件奶油色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巧克力色裙子。雷菲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两件衣裳。说不定，昨天晚上他看见她打开衣箱，拿出裙子和短衫，准备今天穿着上路。今天早上在车站分手后，他再也没看见过她。她在静修舍住了一阵子，然后就离开印度。他写信，她回信，然后，他的信原封不动被退回来了。她的双亲早已经分居，如今居住在不同的国家。其中一位接纳他，另一位却不承认他是女婿。但他还是继续写信给她。分手好几个月了，他依旧痴痴想她。

这些事情，我是后来才听说的。在另一座城镇的邮局，有一封信函等待我前去领取：

丽华大饭店

代客安排

健行、打猎、钓鱼

导览古尔玛格村及帕哈尔甘镇

业主：巴特

敬启者：

本月七日大函收悉。信中您提到，前往目的地途中，您曾遭遇一些困难，因为您搭乘的巴士中途抛锚。所幸吉人天相，您终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我相信，克什米尔的风光和此地的人情习俗，必将永远留存在您的记忆中。恳切盼望您能再度来访，让我们有机会再为您服务。

您的房间，曾经住过一位来自孟买的客人和另一位来自德里的客人。

我们的家人向您问候。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您的惠顾。

巴特 敬上

（穆罕默德·西迪克·巴特）

[1]德尔斐，古希腊城市，以神谕著称的阿波罗神殿坐落在这里。

[2]凯拉斯山，即西藏阿里地区的冈波仁齐圣山。

[3]安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旧货币，相当于十六分之一卢比，1960年停止发行。

[4]锡塔尔琴，印度的一种六弦乐器，形状像拉长的琵琶。

第三部

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

当年，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是那么彻底，后来他们撤离这个国家却又是那么坚决，无可挽回。对我来说，即使在印度待了好几个月，在我眼中，英国人的统治所遗留的痕迹，依旧带着几分虚幻不实的色彩。我在一个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对我这种出身的人来说，英国人在印度留下的遗迹，原本应该显得很熟悉。然而，英国和印度一样，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和面貌的国家。表现在特立尼达岛上的“英国”，跟我居住多年的“英国”不尽相同，而这两个英国，和我目前在印度看到的这个遗留下许多痕迹的英国，也实在联系不起来。

这个英国，在我抵达印度的那一刹那，就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那时我正坐在汽艇中，抬头一望，却看见孟买码头上的起重机展示的全都是英国名字。当一个怪异但却早已存在的事实终于获得确认，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心里都会感到不安——骤然间，我们丧失了评估的能力，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变得虚幻不实。但对我来说，这种不安还有更深一层的根源。面对孟买码头的景象，我猛然醒悟，这些年来，我在潜意识中一直欺骗自己：矗立在冰蓝色天空下的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群峰，确实是存在的，一如我祖母家里那些宗教图画所描绘的那样。我童年的印度，在我想象中，那是一块从我外祖母的屋子延伸出去的土地，与周遭的异质文化完全隔绝开来——外国势力是不存在的。这种想法是怎样形成的呢？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小区，虽然正在萎缩中，但仍旧自成一个世界。跟岛上的英国人打交道（我们对他们所知不多），不啻是一种侵犯——我们宁可跟我们更熟悉更了解的中国人和非洲人交往。我们每天都得接触这个异国文化，最后完全融入其中。我们改变了，有得也有失。失去的是一个曾经完整无缺的东西：印度——我们心目中的印度。

历史事实并没有刻意被湮没打压，以保存印度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的观念。这些事实全都被接受，但也全都被漠视。来到印度后，我才发觉，这是印度人待人处世的典型的退隐态度的一部分：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若无睹。这种心态，在其他民族中肯定会引发精神错乱，但印度人却把它转化成一套博大精深、强调消极、超脱和接受的哲学。此刻撰写本书，在探索内心、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终于体悟，这套哲学有一大部分从小就融入我心中，成为我的人生观最重要的一环。长期居留英国，身心遭受各种压力，在这套哲学影响下，我扬弃了狭隘的国家观念，不再对任何团体效忠——除了对个人。它让我安于自我，安于工作，安于我的姓名（后两者与前者截然不同）。它让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人海中的一座孤岛。它教导我，如何保护内心中仅存的一些美好纯洁的东西，不让它们遭受各种外在的、腐败的力量玷污。

在这种心态下，面对英国人遗留在印度的痕迹，我原本应该冷静漠然，无动于衷。然而，这些痕迹却迫使我面对一个事实：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虽然这种自我欺骗是隐藏在内心深处那个容许幻想存在的角落，可是一旦被揭穿，你还是会感到非常痛苦。这种羞辱，我以前从不曾体验过。在这方面，我的感受肯定比那些行走在孟买街道上熙来攘往的印度人深刻得多（这种街道拥有荒诞不经的英文名字，两旁矗立着宏伟的帝国式建筑物）。这种情况就像在特立尼达，我从不曾感受到身为殖民地子民的屈辱，但外来的、不相干的人，反而会有这种感受。

我无法将殖民地的印度和殖民地的特立尼达联系在一起。特立尼达是英国殖民地，但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我们那座岛屿只不过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因此，对我们来说，身为英国子民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身份，至少能够把我们纳入一个更大的体制中，赋予我们一个更明确的定位。这个体制并不会让我们觉得受到压迫。尽管身为英国子民，在制度、教育和政治形态上，我们却是属于新大陆。特立尼达的人口由许多种族组成，英国人很少，自成一个社会，与其他族群鲜少来往，因此，在我们心目中，英国只是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已。

对一般特立尼达人来说，英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家，只有那些自以为高雅、有教养的特立尼达人，才会刻意追求英国品位。在大多数特立尼达人心目中，美国比英国重要得多。英国人制造的汽车精致小巧，性能不差，适合谨慎小心的司机使用，但在我们感觉上，美国人制造的才是真正的汽车，一如他们制作真正的电影，培养一流的歌手和乐团。美国电影诉诸人类共同的情感，表达人类共同的心声。他们的幽默，我们一听就懂。美国电台的节目十分现代化，多彩多姿，迷死人了——至少我们听得懂他们的口音，不像BBC节目，你听了十五分钟新闻，还弄不清楚主播到底在讲什么。美国大兵喜欢肥胖的妓女，皮肤越黑的越对他们的胃口。他们把这些女人弄上吉普车，众目睽睽之下，招摇过市，从一家俱乐部飞驰到另一家俱乐部，四处撒钱，一言不合就跟人家干起架来。这种人，你可以跟他们沟通。站在他们身旁，英国士兵看起来就像一群外国人。在特立尼达，英国兵总让人觉得怪怪的，很不对劲儿。他们要么很吵，要么装出一副矜持的模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讲的英语口音怪异，听起来很刺耳。他们喜欢自称“家伙”—《特立尼达卫报》曾在一篇报道中探讨这个名词的含义。但他们并不清楚，这在特立尼达可是骂人的话。他们的制服，尤其是短裤，看起来怪模怪样，穿在他们身上简直难看极了。英国兵不像美国兵那么有钱。有时，我们看见他们成群聚集在叙利亚人经营的店铺里，购买廉价的女用内衣裤，实在不成体统。这就是特立尼达民众心目中的英国。当然，还有另一个英国（总督和高级公务员所属的那个英国）存在于这座岛屿上，但对我们来说，这个英国显得太过遥远，跟老百姓没有关系。

我们是一群很特殊的殖民地子民。在西印度群岛的大英帝国，历史相当古老。这是一个海洋帝国，除了一两座广场和海港，它并没有留下多少宏伟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由于特立尼达位于新大陆——直到一八〇〇年，岛上还没有多少人居住，在我们看来，这些建筑物简直就是属于史前时代。就是因为它的历史古老，在我们心目中，大英帝国不再是一个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得保持一种超然客观的态度，才看得出我们的制度和语言全都是大英帝国造就的。

统治印度的那个英国，和我们在特立尼达岛上接触到的英国截然不同。它是强加在印度人民头上的东西，跟印度传统扞格不入。规模宏伟、具有十八世纪英国建筑风味的灰色圣乔治堡，不管你怎么看，都跟印度南部大城马德拉斯的景观连接不起来。在加尔各答，一栋门面宽广、廊柱林立的豪宅，坐落在通往杜姆杜姆机场的一条繁忙、拥挤的道路上，据说是克莱夫将军[1]生前居住过的房子。它出现在这座东方大都市，显得非常突兀。就因为它显得格格不入，它的年代（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比西印度群岛的大英帝国历史短得多）让人们感到格外惊讶：这些规模宏伟的十八世纪西方建筑物出现在印度，照理说，应该显得很浅薄，缺乏深厚的根基，但现在我们却发觉，它们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充满外国废墟和遗迹的国家，变成它的一部分。这就是“印度的英国”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面貌：它属于印度的历史，它已经死亡。

跟这个英国不同的是身为印度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直到今天，这个英国依然活着。它存活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它存活在印度的行政区域：英国人将印度的城镇划分为“军区”、“民区”和市场。它存活在军官俱乐部和餐厅：军官们穿英国式制服，蓄英国式八字胡，手持英国式短杖，说英国式英语，使用擦拭得亮晶晶的银器进餐。它存活在地政事务所和档案局：那儿保存的字迹整齐但早已经泛黄的土地调查资料，加起来，就等于是一整个大陆的地籍簿。这些档案，是英国测量官骑着马，带着成群仆从，忍受风吹日晒，花了无数时日走遍印度各个角落所取得的成果。（一位年轻的印度行政官告诉我：“这种工作，把他们弄得身心俱疲。出差一趟回来，就没法子再做别的事情了。”）这个英国存活在俱乐部、礼拜天早晨的宾果游戏、黄色封面的英国《每日镜报》海外版——印度中产阶级妇女那十指纤纤、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的手，总是握着这么一份报纸。这个英国也存活在城市餐厅的舞池中。这样的一个英国，比我这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当初所想象的，要鲜活得多。它更气派，更具创造力，但也更加粗俗。

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个英国并不真实。它出现在吉卜林和其他英国作家的作品中，感觉并不真实。如今它活生生展现在我眼前，感觉还是一样不真实。难道是因为它是英格兰和印度的混合？难道是因为我的偏见——我那出身特立尼达殖民地、说英语、深受美国影响的偏见，使我无法接受这种欠缺互动和竞争，任由一个文化凌驾在另一个文化之上的关系？我觉得，对印度来说，这样的结合不但是一种亵渎和侵犯，而且荒谬可笑，因为它制造了一些非常滑稽、诡异的效果，譬如，服装的混合穿搭与对一种外来语言大量的、一知半解的使用。还有一个现象让我感到不安，而反映这种现象的，正是英国殖民政府遗留下的建筑物：贮藏历代测量官耗尽心血搜罗来的各种地籍数据的档案局、俱乐部、戏院、警署、火车站头等车厢候车室。我总觉得，这些建筑物地基太过宽敞，天花板太高，廊柱、拱门和山形墙装饰太过华丽。在我看来，这些建筑物既不是英国式，也不是印度式，不伦不类，摆在印度这个贫穷残破的国家，显得过于虚浮。它们反映的是“积极”的观念，而不是真正的积极进取的行为。它们自外于印度，跟周遭的景观格格不入——事实上，比起殖民地初期的英国式建筑（乍看之下，简直就像是原封不动从英国直接搬到印度来的），它们的异国风味更加浓烈。最能反映这种阴沉拘谨建筑风格的是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寇松勋爵[2]赠送给泰姬陵的“礼品”。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建筑风格肯定会招来嘲讽和讪笑，但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有信心：身为统治者，他们禁得起任何人的嘲讽。置身在这些建筑物中，你会感到莫名的尴尬。直到今天，它们还试图主宰周遭的人群，不论是在屋内的还是在屋外的。

这些现象和事件全都记录在吉卜林的作品里，除了英国人撤出印度、放弃庞大遗产的那段历史。你若想认识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不必亲自到印度走一趟。没有一位英国作家对印度的描写，比吉卜林更坦诚，更精确；没有一位英国小说家比他更能揭露他本人和他那个社会的真面目。在作品中，他把“盎格鲁-印度”遗留给我们。我们只需阅读他的小说，就能够找到当年活跃在印度殖民地的各种典型人物。我们发觉，这些人时时刻刻意识到他们的身份、角色、权力和独特性，然而，对于他们的处境，他们却又不敢公开表示欣喜和得意，因为他们全都是肩负重责大任的殖民地父母官。这些责任可都是真的，但表现在吉卜林的作品中，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却是：这帮人全都在演戏，他们全都是演员，他们知道观众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卖力演出，没有人愿意搞砸这出戏。典型的吉卜林式殖民地行政官员，身边永远跟随着一大群鞠躬哈腰、胁肩谄笑的仆从。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度中，但一辈子都在流亡，饱受骚扰、迫害和误解——误解他们的人，往往是他们的上司和他们试图提拔的本地人。身为他们的代言人，吉卜林有时会装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大声疾呼，从而产生出一种假惺惺的、咄咄逼人的、自怜自艾的效果，简直就像一出“戏中戏”。

待在英国老家的那帮人，身份和地位跟我们相等，但却能享受美好的英国城镇生活：繁华热闹的大街、满城璀璨的灯火、一张张笑脸迎人的面孔、成千上万的乡亲、满街游逛的漂亮英国女人……被放逐到印度的我们，却被剥夺了遗产。待在英国老家的人，正在享受这一切。他们并不知道这份遗产究竟有多丰美。

自赞自夸之余，却也不忘装腔作势地抱怨几句：这是俱乐部作家（接受俱乐部的价值观，透过俱乐部会员的眼光观看这些人物的作家）特有的一种阴柔而幽怨的笔调。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小说《针毡》（Tenterhooks）中，英国小说家艾达·莱弗森（Ada Leverson）精确地描述了这种笔调：

我总觉得，他（吉卜林）没经过别人介绍，就直接用我的教名称呼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想跟我交换帽子呢……他和他的读者总是那么亲近，熟稔得就像老朋友似的。

可是，难道你不觉得，他总是跟他笔下的人物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吗？

我说吉卜林是一位俱乐部作家，当然是在使用一个具有特别含意的词。“俱乐部”是“盎格鲁-印度”的一个象征。在《自述》中，吉卜林告诉我们，在拉合尔，每天傍晚他都会到俱乐部用餐；在那儿，他常遇到刚拜读过他前一天写的作品的读者。吉卜林很珍惜这种机缘。俱乐部会员的赞许和认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是为这些人写作，而在他的小说中，情节总是跟俱乐部有关。他那独特的坦诚和他身为一位诗人般的“盎格鲁-印度”编年史家的价值，就展现在这些作品中。然而，这也正是他特有的弱点，因为他只使用俱乐部的价值观，描写俱乐部发生的事，这样做只会让他自己和俱乐部的真面目，暴露在读者眼前。

吉卜林的作品，在风格气质上与英国人遗留在印度的建筑物是一致的。在帝国的外壳内，我们找到的不是撞球场式的漫画或郊区的中产阶级的小说品位，一如在地方性的俱乐部中，而是霍克思比太太这号人物：西姆拉城的才女、社交王后、实际统治者和传奇人物。她待人慷慨热诚，但却反而身受其苦。她的智慧并不是真正具有深度的智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她身边那些男人对她的仰慕显得有点小家子气、有点感伤。但这个圈子——王后、朝廷和弄臣，却显得那么的完整、齐全。不管我们赞同与否，这些人创造出一套体制，让他们能够存活在特殊的异国环境。身为读者，我们实在不忍心拆穿他们的虚假面目。我们对吉卜林小说的响应，只能在这样的个人层次上。他太诚实，太热心，也太单纯，太有才华。他的弱点和缺失让人觉得尴尬，但我们不愿批评他，因为那会让我们觉得很残忍。霍克思比太太的虚伪和造作，早已经被毛姆拆穿。她曾这样形容书中另一位女性人物说话的声调：听起来，就像一列地下火车驶进伦敦伯爵府车站时踩刹车发出的声音。毛姆评论说：霍克思比太太如果真的是她声称的那种人，她就不应该出现在伯爵府车站，更不应该搭乘地铁，到那样的地方去厮混。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和观点，看待吉卜林作品的其他层面。他把他笔下的人物描写得太伟大、太了不起了，而这些人物——也许不像吉卜林那么充满自信，那么有安全感，也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他们在一个小圈子里交往互动，幻想逐渐凝结成一种僵硬的信念。而今，他们的真面目全都暴露在我们的眼前。

从德里到卡尔卡，你可以搭乘夜班火车。从卡尔卡前往西姆拉，你可以坐汽车，经由公路上山，也可以搭火车，经由那条如同玩具一般很小的蜿蜒穿梭的窄轨铁路上山。我搭乘汽车，前往西姆拉。跟我做伴的是一位年轻的印度行政官员。我们俩是在开往卡尔卡的火车上结识的。途中，他满怀忧伤地告诉我，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西姆拉城就开始没落了。对他来说，以及对所有印度人来说，西姆拉神话是真实的。西姆拉城的光辉历史是印度传统的一部分，而今却被糟蹋了：城中竟然出现槟榔摊。我们一路聊着。厢形车后座不断传来窸窣声。那是我的旅伴饲养的织巢鸟发出来的。它们被关在一个覆盖着幕布的巨大鸟笼里。鸟儿们吵得不可开交时，这位官员就回过头去哄慰它们，模仿母鸡和鸽子，一会儿咯咯叫，一会儿咕咕叫。从车窗口望出去，不时瞥见那列蜿蜒行驶山中、看起来好像玩具的火车。火车从隧道中钻进钻出。元月中旬，山中空气冰冷，但火车上的乘客却只穿着衬衫，倚着敞开的车窗静静向外眺望——这毕竟是印度。在一般人心目中，印度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初抵西姆拉城，乍看之下，果然如同这位印度官员所说，这座吉卜林笔下的城市确实已经没落了。整个城镇湿漉漉冷飕飕的，狭窄的街道泥泞不堪，身材矮小、打着赤脚的男子背着沉重的货物，一步一步登上山坡。他们的帽子使我想起克什米尔，想起那成群衣衫褴褛、守候在旅游景点巴士站上争相拉客的脚夫。在这样的地方，你真的能够找到吉卜林描绘的那种魅力吗？百闻不如一见，你从小在书本中认识的每一个印度景点，不都是跟西姆拉城一样：先是欺瞒，接下来就是颓败、没落。前景中的那些人物乍然出现在你眼前，对你的心灵造成强劲的冲击，然后开始从你的视界隐退消失。这会儿，你的视界就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挑剔，就像在一个熟悉的、阴暗的房间中，你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那样。

视界收缩，西姆拉城幽然显现：坐落在一系列山脊上的城镇，迂回曲折、纵横交错的巷陌，宛如一座迷宫。在我想象中，城里鼎鼎有名的林荫步道又宽又直，但如今亲眼一瞧，却发现它只不过是一条狭窄弯曲的马路。每隔几码，路旁就竖立着一个告示牌，警告人们不得随地吐痰，但如同那位印度官员告诉我的，街上四处摆着槟榔摊，鲜血般的红渍渍的槟榔汁吐得满地都是。照相馆橱窗内，依旧展示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中的英国女人，身穿三十年代流行的服装。这些照片可不是古董。照相馆门庭若市，生意好极了。在印度，每一样东西都会被继承下来，没有一样东西会被抛弃，如此生生不息。今天，林荫步道已经变成“喜马偕尔邦”[3]政府的办公场所，门口挂着醒目的招牌。官员们乘四十年代末期的绿色雪佛兰轿车穿梭在狭窄的街巷，空气一下子变得凛冽起来。街上行人渐渐消失，市场渐渐沉寂。山脊上四处亮起电灯。在灯光闪烁的黑暗中，市中心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好一座充满童话风味的英国乡下城镇！瞧，城中那一栋栋以所谓“双重模仿”风格建造的房子：宏伟的教会大楼，向当地人宣示异国宗教的权威；门面寒酸简陋的店铺，却矗立着装饰华丽的山形墙——你几乎可以看到头戴睡帽、身穿睡衣的男子，手里拿着灯笼或蜡烛，从店堂中走出来，仿佛在向路过的人炫耀小店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温暖和舒适。这座城镇是神奇的创造品。它建立在幻想上，而支撑这个幻想的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由衷赞赏的自信心。但这并不是我期望的城镇。我感到有点失望。这种感觉，就像你在书上读到一处坐落在康布雷的房子，而今看到的却是一处坐落在伊里尔斯的房子的照片。创造这座城镇的眼光是正确的，但那是一种童稚的、创造神话的眼光和想象力。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和一个景点能够变成真正的真实，除非作家、画家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赋予它一种神话的特质。西姆拉永远都是吉卜林的城市：一个孩童对“老家”的憧憬和怀想。它是一个双重的童话国度。印度扭曲和扩大这个国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它扩大了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的城镇。这就是吉卜林捕捉到的现象，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品独具的风格精神。

那天夜里，西姆拉城下雪了——今年冬季的第一场瑞雪。隔天早晨，旅馆服务生以魔术师的口气向房客们宣布：“瞧！大雪降临了。”他拉开窗帘，让我瞧瞧窗外那一片白茫茫、岚雾缥缈的山谷。吃过早餐，我们发现岚雾消散了。滴滴答答，雪水不断从屋顶上流淌下来，成群乌鸦拍打着翅膀，聒噪不停，从一株松树飞扑到另一株松树。树枝上的积雪纷纷掉落下来。远处底下的山谷中，狗汪汪叫着，兴奋得如同狂欢似的。积雪宛如徽章一般，覆盖在“喜马偕尔邦”（好名字：雪乡）政府布告板上，乍看就像一幅圣诞节海报。城中林荫步道熙来攘往，挤满一早起来散步的假日游客。山中的积雪依旧很深。我们离开高高矗立在天上的西姆拉城，一路下山，积雪渐渐消融了，看起来就像一块块撒落在僵硬地面上的盐巴，转眼消失无踪。白茫茫的大雾笼罩着旁遮普平原。火车延误，飞机停飞。我们穿过重重大雾，驱车缓慢驶向德里。

若想了解我们在印度看到的十八世纪英国，我们就必须把它看成印度的一部分。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沃伦·黑斯廷斯[4]是英国人；把他当作印度人看待，倒还比较适合。英国的殖民统治经验，虽然跟印度息息相关，却也是十九世纪英国的一部分。

让我们看看《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这部小说中的两个人物：阿德拉和罗尼。昌德拉波城的操场上，太阳下山了。这一对情侣离开正在进行中的马球比赛，走到远处一个角落坐下来。今天早上他向她发脾气，现在他向她道歉。没等他把话说完，她就打断他的话，说：“小伙子，我看我们还是取消婚约吧。”此刻两人心情都很糟，但都设法克制，没讲气话。过了一会儿，阿德拉说：

“我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非常英国化（British），但我想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

“身为英国人（British），我们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

这段对白耐人寻味。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对情侣的对话，仍然觉得非常新鲜。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固然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故事发生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但福斯特（E. M. Forster）笔下的其他人物，也都会使用这个字眼，描述相同的感觉，传达相同的意念。对福斯特作品中的人物来说，他们的“英国性格”就像一种民族特征，向一切非我族类的事物提出挑战，同时也遭受挑战。那是一种公式化的理想，不需要加以阐释。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几乎可以用小写字母拼写成british。我们很难想象，另一位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这个字。在《傲慢与偏见》中，这个字曾经出现过一次。首度造访朗波恩庄园时，男主角之一的柯林斯谈到德·包尔小姐的美德：

可惜她身体欠佳，不能待在城里。正如有一天我对凯瑟琳夫人所说的，她不能前往伦敦，使得英国（British）宫廷丧失了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对简·奥斯汀和柯林斯来说，British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与阿德拉口中的British是两码事。

同样的一个字，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一百年的工业发展和帝国势力扩张，阻隔在两者之间。这个时期开始时，我们可以察觉到，当时，在各方面英国都面临急遽的转变：从驿马车转变到火车，从哈兹里特（Hazlitt）的散文转变到麦考利（Macaulay）的评论文章，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转变到他的另一部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画坛百花齐放：康斯特布尔（Constable）发现天空的灿烂色彩；布宁顿（Bonington）发现光影、沙滩和海洋多彩多姿的变化。他们作品中洋溢的青春和热情，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崭新的、自我发现的时期：狄更斯发现英国，伦敦发现“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连济慈和雪莱的诗作，也都展现出前所未见的新气象。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时期。可是，骤然间，英国步入了中年，英国人踌躇满志，沾沾自喜。自我发现的过程结束了，英国的国家神话建立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众所周知，我在此不想多说，只想指出一点：那个时候英国举国上下沉湎在自恋中。这是可以体谅的，但英国却因此丧失了一些珍贵的东西。英国人观看世界的清晰、敏锐的眼光，突然变得晦暗、迟钝。英国民族性确立了，此后它将成为英国人衡量、评估世界一切事物的准绳。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游记文学中，我们察觉到一个趋向：品质日渐低落——从达尔文（1832）、特罗洛普（Trollope，1859），到金斯利（Kingsley，1870）、弗鲁德（Froude，1887）。这群作家越来越不愿探索自己的心灵，他们只想报道他们的“英国性”。

这个时期开始时，哈兹里特可以用轻蔑的口气，批判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以英国为背景写的作品，因为他觉得，自从《观察报》创刊以来，这个国家各方面都产生了急遽的变化，正朝未来迈进，而欧文却在作品中刻意描写罗杰·德·柯维里斯爵士和威尔·温伯士这类过时人物。哈兹里特拒斥神话的态度，就像今天有些英国人对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英国旅游广告感到不满一样。（一九六二年，《假期杂志》刊出这么一则广告：“遨游伦敦的美好途径。搭乘萨本纳航空公司飞抵曼彻斯特，下机后，驱车直出机场，经过一栋栋英国乡间茅舍，一路驰向伦敦，悠游自在，尽情享受美景无限的英国乡野风光。”）然而，神话很快就变成英国人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件东西，而在新的自恋中，阶级意识和种族意识都被凸显了。一八八〇年代的木偶戏“潘趣”（Punch），让伦敦佬用萨姆·韦勒（Sam Weller）特有的、早已消失的口音讲英语，以娱大众，达到搞笑的效果。福斯特作品流露出的阶级意识，跟简·奥斯汀的截然不同。在奥斯汀的小说中，阶级意识是一种近乎根本的、原始的社会划分和区隔。在一个被阶级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譬如英国，刻板印象也许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帮助沟通。但是，如果过分重视和强调刻板印象，它就会局限英国人的心灵视野，扼杀他们的探究精神，甚至偶尔促使他们排拒真理。

过去一百年间，英国文学中出现的一些奇异的、令人费解的缺憾，追根究底，实在可以归因于这种依赖：太过重视和强调已经确立的、令人心安的事物。狄更斯之后，英国再也不曾出现一位文学巨人。当前的英国社会环境，不允许作家以狄更斯式的、与神话融为一体的辽阔视野和深邃眼光从事文学创作。直到令天，伦敦依旧是狄更斯的城市，他死后，再也没有作家好好瞧瞧这座城市了。描写伦敦城内个别地区（譬如切尔西、布鲁姆伯利和伯爵府车站）的小说所在不少，但对于这座现代的、机械化的城市以及它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和挫折，英国作家却视若无睹，鲜少着墨。而这正是美国文学中一再出现的主题。诚如小说家彼得·德弗里（Peter de Vries）指出的，这是城市居民的主题：这些没有根的人生于城市，死于城市，“宛如传说中的槲寄生，虚悬在两株橡树中间，一株是住宅，另一株是办公室”。这是一个重大文学主题，不应该只属于美国，但在举国上下沉迷于自恋中的英国，它却被简化成银行职员的形象：准时上下班，做事一板一眼，偶尔闹点小笑话。

这样的主题既然遭到漠视，我们就很难期望，这个时期的英国会出现几部伟大的小说，将国家意识或帝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翔实地记录下来。〔在这方面，我们实在不能指望历史学家发挥功能。比起小说家，他们更能接受社会的价值观。他们是为这些价值服务的。大英帝国的崛起，对十九世纪英国人的世界观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中（据说这是一部经典名著），史学家特里威廉（G. M. Trevelyan）只花了一页半的篇幅，探讨“海外影响”。他是以这样的口气谈到这个问题：“……邮政制度的建立，使得居住老家的双亲，能够与‘远赴殖民地’的儿子保持联系。儿子经常返乡省亲，口袋中总是装满钞票。他也带回了很多故事，讲述他在这些崭新的、人人平等的土地上的经历和见闻……”〕毛姆早期的一部小说《克拉多克太太》试图在比较小的格局内探讨这个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农夫，他费尽心机，利用高超的民族主义，打进他太太所属的上流社会。这个时期的其他英国小说，最多只触及这场大转变的某些阶段。若想一窥全貌，了解整个发展趋势，我们就必须涉猎许多小说家的作品。

《名利场》的主要人物奥斯本自诩为殷实的英国商人。他口中的“英国”，只是跟其他国家——譬如法国，作一个对比和区别，只不过是德昆西之流的英国作家所倡导的爱国主义。《名利场》作者萨克雷笔下的殷实英国商人，处心积虑地想把出身西印度群岛、拥有黑人血统的富家女斯沃茨小姐娶进家门，做他的儿媳妇。小说中的班布尔先生和斯奎尔斯先生是英国人，但那并不是他们个性中的最大特征。然而，二十年后，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却开始出现完全不同的人物！《我们共同的朋友》这部小说中的波斯纳普先生认识外国人，而他以身为英国人为荣。约翰·哈里法克斯只是一位绅士。小说家莱德·哈格德（Rider Haggeard）却把他的一部作品献给他的儿子，希望他成为一位英国人和一位绅士。基于同样的希望，汤姆·布朗被他父亲送到名校“拉格比”就读。到了《霍华德庄园》（Howards Erds）这部小说，我们发现，连伦纳德·巴斯特这种人也会说：“我是英国人。”他口中的“英国人”比德昆西口中的“英国人”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发展到这个阶段，“英国人”这个名词已经被赋予丰富而微妙的含义。

我们不能责怪小说家们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很自然，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小说中，作家关注的焦点，渐渐从人类的行为转移到这些行为的“英国性”—在这些作品中，“英国性”若不是受到赞许，就是遭到严密的检验和批判。这种转变，反映在狄更斯早期作品中的客栈和七十五年后福斯特描写的辛普森餐馆之间的差异上。在一九一〇年出版的小说《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描写这家坐落在伦敦市斯特兰德街的餐馆：

她浏览这家餐馆，欣赏它那精心布置、反映我们国家光辉历史的陈设。虽然比不上吉卜林的作品那么老旧，那么充满古英国气息，但这家餐馆却能精心挑选它的摆设，唤起人们的记忆。她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它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亚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5]颇为神似。四下响起零零碎碎的交谈声，听起来怪刺耳的。

“你来了！今天傍晚，我就会拍发一封电报到乌干达……”

福斯特的批判一针见血。他揭露了一个沉迷于工业和帝国势力中的民族的神话所蕴藏的矛盾。英国占据乌干达，跟汤姆·琼斯这号人物根本扯不上关系，就像你不能把吉卜林的短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小说家哈代的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处于权力巅峰的英国人，给人一种演戏的感觉：扮演英国人——某一个阶级的英国人。现实隐藏戏剧，戏剧隐藏现实。

这种特质，固然使英国人博得某些人的好感，但也招致另一些人的批评：英国人太虚伪。在这个时期，代表大英帝国的粉红色宛如疹子一般，在世界地图上迅速蔓延扩张，英国神话也随着演变，就像一个发展中的语言。元音长度改变了，新的成分加入了，而字典的编纂总是跟不上变化的速度。预估的、随时可以调整的神话（辛普森餐馆的亚当斯牧师、在乌干达或印度操劳的帝国建立者）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段差距。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很久，英国才出现一个沙文主义的军国主义时期——肇始于克里米亚战争，终结于英国在南非的挫败。直到大英帝国建立后，商人和行政人员作为帝国建立者的观念才产生，而我们的小说家吉卜林，却板起脸一本正经地号召全世界的统治者，参与这项伟大的建设。这是清教徒演的一出戏。在“老家”英国，它创造了伦敦市斯特兰德街的辛普森餐馆。在印度，它创造了西姆拉城——英国殖民政府的夏都。在《守护者》（The Guardians）一书中，菲立普·伍德拉夫（Philip Woodruff）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聚集在西姆拉城的官员们“纷纷表态，自己是一个纯正的英国人，假装对印度一无所知，刻意避免印度的用语和习俗”。

位于地球另一端的特立尼达，才是真正的帝国创造物。定居在这座岛屿上的许多种族，全都接受英国的统治、英国的制度和英国的语言，从不曾提出异议。然而，表现在印度的那种“英国风”和“英国民族性”，在特立尼达却完全看不到。在我看来，这就是印度殖民政治最诡谲的特质：矫揉造作，以凸显“英国风”—感觉上，仿佛整个国家都在演戏，而演出的戏码竟是一出狂想曲。这个特质显现在殖民时期的所有建筑物中，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有点怪的纪念性建筑物，诸如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德里的印度门。这些建筑物的风格，根本配不上它们所赞颂的帝国权力。它们缺乏早期英国建筑和更早期葡萄牙人在果亚兴建的大教堂的那种纯朴扎实。

在《统治印度的人》（The Men Who Ruled India）书中，伍德拉夫以哀伤的笔调和罗马式的虔敬，论述英国人在印度的功绩。这项功绩诚然非同小可，我们应该对它表示虔敬，但是，伍德拉夫笔下的印度殖民地，绝不能等同于一般人心目中的印度殖民地：头戴遮阳帽的英国官员（甘地觉得这种帽子确实有用，但为了民族尊严，他拒绝戴它），成群鞠躬哈腰、胁肩谄笑的印度仆人，被奉为超人的英国殖民者，被当作“黑鬼”看待、只能充当仆役和小职员的当地人——他们那口破英文被收集成书（至今在旧书摊还可以找到），供精通英文的人士欣赏，博君一笑。这样的一个印度殖民地，出现在成百上千、跟印度有关的英文书中，尤其是以印度为背景的儿童图书，甚至出现在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接受牛津大学出版社委托为斯利曼（Sleeman）的著作所做的注释中。

对伍德拉夫来说，印度殖民地的这一面，尽管千真万确，却是一个令人感到尴尬、困窘的现象，并不能代表英国人在印度的努力和功绩。希望看到英国的殖民统治的意义（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人，伍德拉夫也好，像曼锡（K. M. Munshi）那样的印度人也好，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曼锡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小册子，取名为《英国造成的祸害》（The Ruin That Britain Wrought），内容不言自明。尴尬是难以避免的：英国人一方面展现狂妄自大的种族优越感，另一方面却诚心诚意地在印度进行各种建设。究竟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呢？两面都是真实的，其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种族优越感是“伦敦市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的幻想”，在微小的印度背景及印度人的屈从衬托下，它显得格外鲜明、突出。服务的精神也是这个幻想的一部分，也同样的鲜明而突出。两者出自同一群人，而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印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也知道印度人对他们的“英国性格”究竟有何期望。伍德拉夫指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施政和作为具有“非英国的”、太过“预谋”的一面。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印度，做一个英国人就是比别人高一等。

马德拉斯的一位印度报社记者，恳切邀请我出席他的演讲会，主题是“危机中的莎士比亚英雄”。加尔各答的一位企业主管向我说明，为什么他决定从军，到前线去和中国军队作战。他板起脸孔，严肃地说：“我觉得必须护卫我的——我的—”他自嘲地笑起来，“护卫我的权利——我想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打高尔夫球，谁也管不着。”不久前，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在一篇文章中说，硕果仅存的真正英国人，几乎都是印度人。这句话发人深省，只因为它承认，所谓英国“性格”，其实是幻想的产物。统治印度数百年的莫卧儿人也是外来民族，也一样拥有荒诞不经的幻想，但最后他们全都融入了印度。诚如印度人一再指出的，英国人拒绝融入印度社会，最后他们全都逃回英国。他们并没留下崇高不朽的纪念碑，他们也没留下任何宗教，除了作为值得奉行的行为准则的“英国性格”—骑士作风加上法治观念，在印度人心目中，这种精神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可以跟英国的殖民统治、种族优越感和今天的没落分隔开来。马德拉斯的一位婆罗门，阅读美国小说家奥哈拉（O’Hara）的作品《露台春潮》（From The Terrace），越读越感到厌恶。他说：“有教养的英国人，绝对不会写出这种乱七八糟的小说。”这句话出自一位曾经被英国人统治的印度人口中，格外难能可贵，而这也是殖民地宗主国遗留下的一笔珍贵的遗产。“英国性格”会永远存活下去，因为它是幻想的产物——它是民族艺术的一件作品，它会比英国这个国家存活得更久。这就是英国人很轻易就撤离印度，对这个前殖民地不再怀念，不像荷兰人到今天还念念不忘他们统治过的爪哇，也不像法国人为了保住阿尔及利亚这个殖民地，不惜诉诸战争的原因。而这也就是撤离印度还不满二十年，英国人就让这个前殖民地淡出他们的意识和心灵的原因。追根究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所显示的是，英国人跟他们自己的关系，而不是英国人跟他们统治的那个国家的关系。严格说，这不是帝国主义作风。它指陈的并不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善恶是非，而是它的缺失和挫败。

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免得被他们看到的悲惨境况逼疯。这种心情我们能体谅。同样，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印度人欠缺历史意识——有了历史意识，他们还能够继续蹲在古迹和废墟中，照常过他们的日子吗？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千年的历史，而不感到愤怒和痛苦呢？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只好退缩到幻想中，躲藏在宿命论里，把人间的一切交给上天（好几所大学开设占星学的课程），然后站在一旁，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眼睁睁看着世界其他国家日愈进步，心里安慰自己说，这一切我们早就经历过了，没什么了不起。飞机、电话和原子弹这类玩意儿，在古代印度就已经存在了，不信，你就翻开印度的史诗看一看吧。外科手术在古代印度是一门高度发展的医学——我手边有一份全国性大报，你翻翻看吧，上面有一篇报道证明我绝不是在吹嘘。印度的造船技术，是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民主政治也是古代印度的一大成就。每一座村庄都是一个自治共和国，自给自足，井然有序。乡村议会有权惩罚犯罪的村民，把他吊死或砍掉他的手。今天，印度人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这个宁静祥和、宛如田园诗一般的古代印度。一九六二年，中央邦率先推行“乡村自治”。大伙儿兴高采烈，准备复兴古代印度光辉灿烂的文化；政客们兴致勃勃，谈论古代印度的刑法——看来，在印度的这个邦，犯罪的村民肯定会被乡村议会吊死或砍断双手。

十八世纪的印度内政不修，乱成一团，引起列强觊觎。但在印度人眼中，情况并非如此。每一个印度人都会告诉你：英国人来临之前，印度非常富裕，工业发展正面临重大突破。曼锡在他那本书中说，那时每一座村庄都有一所学校。印度人对历史的诠释，几乎跟印度历史一样充满悲情。更让人感到沉痛的是，以往的脏乱又重现在今天的印度。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片乱象：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建国；印度内部纷纷扰扰，为语言、宗教、种姓阶级和行政区的划分争吵不休。印度这个国家似乎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担任仲裁人，摆平他们内部的纠纷。具有历史意识的民族，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他们的内部问题。这就是印度历史的悲哀：它欠缺成长和发展。这样的历史只告诉我们一件事：人类会一代一代活下去。在印度历史中，你看到一连串开始，却看不到终极的创造。

在印度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块不时被成群老鼠或蝗虫摧残的土地。后欧洲历史转移到印度历史，感觉上，就像从珊瑚礁的历史（每一个行动和每一次死亡，都为继起的生命奠定一个新的根基）转移到建筑在荒凉沙滩上的一连串城堡的编年史，读来令人沮丧。

这是伍德拉夫比较欧洲和印度历史得出的结论。他采用的意象非常鲜明突出，但他把印度历史比喻成沙滩上的城堡，并不十分恰当。海浪冲刷上来，沙堡登时消失无踪，没留下任何痕迹，而印度可是一个充满废墟的国家。

从南方进入德里城，你看到的是绵延四十五平方英里的废墟和古迹。距离这座现代城市不过十二英里之遥，你会看到规模宏伟、四周环绕着城墙的图格拉卡巴古城遗留下的废墟——这座城市被遗弃，是因为附近缺乏水源。阿格拉市附近的法特浦夕克里城依旧保存完整，但也因为缺乏水源被遗弃。（“你为什么想去法特浦夕克里城呢？”旅行社职员站在德里旅馆门厅质问我，“那儿什么都没有”。）在泰姬陵，我听到一位向导对一群澳洲游客说：“她逝世的时候，他说：‘我不想再住在这儿了。’于是他跑去德里，在那儿建了一座很大的城市。”对生活在废墟中、周遭环绕着古迹的印度人来说，这几句话就足以解释历史上的一切创造和衰败。下面是我们从《默里旅游手册》“巴基斯坦章”第一条旅游路线前十页摘录下来的片段：

达塔现在是一座小镇，但在一七三九年它是一个拥有六万人口的大城……达塔的主要景点是大清真寺，长六百英尺，宽九十英尺，拥有一百个圆顶。一六四七年，沙贾汉开始兴建这座伊斯兰清真寺，若干年后，奥朗则布才将它完成，如今大部分已经倾颓了……

北边一英里半……是赫赫有名的尼赞——乌德——丁陵墓……据说，这座陵墓是改建自一座印度教寺庙的遗址。

游览亚罗雷——古城亚洛尔遗址（亚洛尔、乌杰和海得拉巴，据说是亚历山大兴建的许多城市中的三座）……一系列废墟绵延向东北方向。雷蒂站……南方四英里处，矗立着宏伟的维吉诺特城遗迹。被穆斯林征服之前，它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如今只遗留下一堆堆瓦砾。

木尔坦……非常古老，据说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史料提到过的马里人的首都……原来的寺庙矗立在城堡中央，后来被奥朗则布摧毁。在寺庙遗址上建立的伊斯兰清真寺，毁于一八四八年的一场炮火，片瓦无存。当时木尔坦城被敌军围攻。

沙贝克·艾尔昆王在位期间，下令重建这些堡垒。六英里外的亚洛尔古堡被摧毁，为重建工程提供建材。

苏库尔，人口七万七千，以前是有名的珍珠贸易和黄金织品生产中心。最近这儿开始兴建一间规模庞大的饼干厂。

伊斯兰清真寺建立在印度教神庙遗址上：层层叠叠的废墟。这是在印度北方。在南方，我们看到的是一座伟大的古城维查耶纳伽尔。十六世纪初期，它可是一座方圆二十四英里的大城市，后来被敌军劫掠一空，变成一座死城。四百年了。今天我们造访维查耶纳伽尔，远远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零零落落散布在废墟中，和周遭那一堆堆褐色的、充满超现实气氛的岩层融合在一起，难以辨认。附近的村庄残破不堪，尘土四处飞扬，村民的体格都非常孱弱瘦小。进入古城，眼睛一亮，我们看到一幅无比壮丽的景观：从根布利村通往古城的道路，笔直地穿过几栋古老的建筑物，来到城中那条长长的、十分宽阔的大街。大街一端有一道石阶，另一端矗立着一座精工雕琢、金碧辉煌的印度教寺庙。石造建筑物的底层，在四方形的石柱支撑下，依旧屹立。门上雕刻的图形中，我们看到一群翘起双腿的舞女。走进这壮阔大门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骨瘦如柴、有如蜥蜴一般生活在石头堆中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是这栋伟大建筑物的继承人。

一个小孩蹲在泥泞的街道上，一只浑身毛发脱光、露出粉红皮肤的狗守在一旁，伺机而动。小孩挺着大肚腩站起身来，狗立刻扑上前去饱餐一顿。寺庙门外有两尊札格纳特[6]木雕像。这两座神像浑身雕刻着各种色情图案：一对对男女缱绻在一起，正在性交或口交——冷冰冰的，面无表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观赏印度色情雕刻艺术，总算实现了多年的心愿。然而，最初的兴奋消失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无比的沮丧。性是痛苦，创造即是毁灭。阳物之神湿婆，同时表演生命之舞和死亡之舞——一位多么诡异的神祇，但又多么的印度！废墟中有人居住。城中大街栉比鳞次的建筑物中，矗立着一座用石灰水粉刷的簇新寺庙，门口树立着一幅幅三角旗，随风飘扬。大街尽头的古庙依旧香火鼎盛，墙上依旧装饰着白色和红褐色相间的直条纹。一块高达六英尺的告示牌树立在门口，上面罗列着各种服务的费用。另一块大小相同的牌子，记载维查耶纳伽尔城的历史：很早以前，有一回，君王祈祷后，天上降下“金雨”。印度人把这则传说看成真实的历史。

骤然间，一阵大雨（可不是金雨哦）横扫过敦格巴特拉河，降落在维查耶纳伽尔城中。我们爬上大街后面的一座石坡，钻进一个石窟中避雨。仔细一瞧，原来这是一座用粗石砌成、犹未竣工的山门。一个身材非常瘦削的男子一路尾随我们到这儿。他身上包裹着一条薄薄的白色棉布被单，被单上斑斑点点，沾着雨珠。他掀开被单，让我们瞧瞧他那骨瘦如柴的胸膛，然后比了个手势，表示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我们没睬他。他不再看我们，自顾自咳嗽起来——病人的咳嗽。当啷一声，他的手杖忽然挥落在地板上。石头铺成的地板流淌着雨水。他撑起身子，爬上一座石台，任由他的手杖浸泡在雨水中。他蜷缩着身子躲藏在角落里，不声不响，一动不动。从阴暗的山门眺望出去，只见漫天雨丝灰蒙蒙的，笼罩着这座四处矗立着石塔的城市。闪烁着雨珠的灰色山坡上亮晶晶的，到处散布着当年开探石矿遗留下的痕迹。雨停了，那人爬下石台，捡起湿漉漉的手杖，把被单缠绕在身上，准备离开。我心中的恐惧和厌恶转化成了愤怒和轻蔑。这种感觉就像伤口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感到十分苦恼。我走到他面前，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他。在印度这个国家，你很容易就能够尝到权力的滋味。他收下小费，带领我们走出石窟，引导我们爬上湿漉漉的石坡，一路走一路指指点点：这儿是一座石山，这儿是山上的建筑物，这儿是五百年前遗留下的凿痕。这是一项未完成的、突然被遗弃的建筑工程，就像埃洛拉[7]的石窟——据说，有一天工人们突然放下工具逃跑了，留下未完成的建筑物，供后人凭吊。

在印度，所有的创造活动都带着一种迫切感：它随时都会中断，随时都会被摧毁。建设是人类的本能，就像穷人饿着肚子也要做爱。为盖房子而盖房子，为创造而创造，每一项创造都是独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开始和终结。伍德拉夫说，印度历史就像“建造在荒凉沙滩上的城堡”。这个意象虽然不十分精确，但在马德拉斯附近的玛哈巴利布勒姆，我们确实看到，在海边荒凉的沙滩上，矗立着一座荒废的“海岸庙”。经过一千两百年的风吹雨打，它的雕刻装饰早已经被盐分侵蚀得荡然无存。

玛哈巴利布勒姆和印度南部其他地区的废墟，具有一种统一性。这些古迹反映出的是印度教文化的持续和连贯，尽管日愈萎缩。在印度北方，古迹所显现的却是文化的缺失和挫败——连壮丽无比的莫卧儿建筑，也会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欧洲也有纪念碑，纪念他们的“太阳王”—伟大的君主。法国有罗浮宫和凡尔赛宫。但在欧洲，这些建筑物却是国家精神发展过程中留下的见证，它们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操。它们使一个民族共同的、增长中的文化资产更加丰美。在印度，这一座又一座壮丽的清真寺和奢华的陵寝，这一栋又一栋宏伟的宫殿，反映的却只是征服者的贪婪、暴虐，以及印度的无助与任人宰割。莫卧儿皇帝拥有帝国疆域内的一切财富——这就是莫卧儿建筑传达出的讯息。据我所知，英国只有一处建筑物具有这种麻木不仁、穷奢极侈的特质，那就是布伦海姆宫。读者不妨把英国想象成这样的国家：四处矗立着布伦海姆宫，五百年间不断被摧毁、重建，每一栋都是国家赏赐给老百姓的礼物，但加起来却毫无作用，并不能为这个国家创造出一个活力充沛、生生不息的文化，到头来，只留下一些陈迹，供人凭吊而已。泰姬陵诚然十分精致、典丽，一砖一瓦，将它整个搬运到美国重建，肯定会受世人赞赏。但在印度，它却是一栋虚有其表、毫无用途的建筑物——它只是一个暴君为他的妻子（这个外国女人嫁给他十五年，每年为他生一个孩子）兴建的陵寝。这玩意儿花了二十二年才完工，而导游会津津乐道告诉你，它究竟花了多少银子才盖起来。你可以从阿格拉市中心，搭乘三轮车前往泰姬陵。一路上，你可以尽情观赏三轮车夫那绷得紧紧的、闪烁着汗珠的细瘦四肢。务实的英国人说，英国征服印度，并没给印度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但话得说回来：在印度历史上，征服者从没造福过老百姓。这就是印度北部的古迹和废墟传达出的讯息。

以往，英国人曾经在泰姬陵门前搭建一座高台，举办舞会，在伍德拉夫看来，这简直就是粗俗不堪的行为，令人不齿。然而，这种粗俗却是印度的传统。对欧洲人来说，“尊重过去”是一种新的观念。把印度的历史揭露在印度人眼前，让“尊重过去”变成印度民族主义一个要素的，也是欧洲人。直到今天，印度人依旧通过欧洲人的眼睛，观看他们自己的古迹和艺术。研究印度艺术的印度学者，撰写论文时，都觉得有必要引述欧洲学者的著作。印度艺术还不能跟欧洲艺术相提并论，而英国学者的看法——印度人没有能力设计和建造像泰姬陵这样的建筑物，到现在也还没有印度学者对此提出辩驳。不被欧洲人欣赏的印度古迹只好沦为废墟，没人照顾。勒克瑙和法扎巴德的建筑物，就是因为当初英国人对这两城的统治者感到不满而遭到漠视。勒克瑙城的大皇陵日渐倾颓，终于化为一片废墟。法扎巴德城的陵墓群，被市政府工务局涂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看起来像石灰水的涂料，以致陵墓上的石雕装饰品全都被遮盖起来，几乎看不见了。其他建筑物的金属装饰品，则被涂上一层厚厚的、湖蓝色的油漆。一根白色的阿育王柱矗立在一座古老的花园中央，显得非常突兀，破坏了整体景观和谐匀称之美，挡住了拱形入口处的视野，而这根柱子竟然是一位印度行政官员树立的，以纪念佃农制度的废除。相形之下，欧洲人发现的古迹和废墟却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维修。这些古迹就变成了官方认可的“印度古代文化”。这个文化展现在今天印度全国各地的建筑物中：新德里阿育王旅馆那几座小巧玲珑、看起来挺滑稽的圆顶阁，加尔各答电台那几座同样小巧玲珑、看起来同样滑稽的圆顶阁，散布在勒克瑙动物园的一根根装饰着轮子、大象和其他印度图案的小柱子，马德拉斯“甘地纪念堂”模仿维查耶纳伽尔古迹的石斗拱。

独立后厉行民族主义的印度，它的建筑物，在精神上，却非常接近英国殖民政府的建筑物：两者都试图表现兴建者的自我意识。这些建筑物看起来很滑稽，但也让人感到悲哀。它们不属于印度。它们只反映出现代印度人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种虚夸的、假惺惺的虔敬。这些建筑物欠缺活力。就像印度各地的古迹和废墟，这些建筑物流露出的是一种虚脱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迷失方向的民族。它们给我们的感觉是：历经无数世纪的创造，印度人的元气终于枯竭了。自从康格拉和巴索里这两个画派创立以来，印度艺术就陷入混乱中。印度艺术家面对新世界，一时不知所措。那座矗立在印度北部的阿姆利则市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的石碑，设计非常蹩脚：一块笨重的红色石头，雕刻着一些看起来像火焰的图形。在勒克瑙，纪念当年兵变事件的英国纪念堂，就是那座已经荒废的总督官邸（印度人以一种虔敬的、让游客感到诧异的爱心保存这栋建筑物），而就在对街，却矗立着一间新建的印度纪念堂：一根比例不太对劲儿的大理石柱，顶端装设着一个小小的、看起来很滑稽的圆顶（这玩意儿也许代表火炬）。看到这些建筑物，感觉上就像看到印度人在舞池中大跳西方交际舞，说多造作就有多造作，说多别扭就有多别扭。我造访过的佛教遗迹，每一处都被弄得面目全非——当局试图在原址上重建印度古代文化。譬如，在印度北部哥拉克浦市附近一座古老禅寺遗留下来的废墟中，如今竟然矗立着一座新建的、仿古的庙宇。平坦辽阔的俱卢之野，是《薄伽梵歌》中阿朱那和替他驾驶战车的克利须那神进行对话的地方。而今，这个古战场上却建立起一座新寺庙，花园中树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印度史诗中的这一个有名的场景。在艺术水平上，这块大理石碑比市场上售卖的印度艺术品差多了。那辆战车静止不动，那些马死气沉沉，显得十分笨拙。这件作品竟然出自印度艺术家之手，而印度雕刻曾经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在印度南部的维查耶纳伽尔古城，印度雕刻家曾经创造出“万马奔腾”的世界奇观。

印度艺术家的创造力突然枯竭了。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让我们看看建立在俱卢之野的那间寺庙。庙中有一块铜牌，上面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此庙由赛斯·巴尔迪奥·达斯·毕尔拉君侯殿下出资兴建，并为新德里的圣达摩西华·桑格主持开光大典。凡是印度教徒，不分教派，诸如萨纳丹教徒、圣萨玛吉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和佛教徒，只要身心纯洁，本寺皆竭诚欢迎光临参拜进香。

注意：罹患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得进入本寺。

粗糙的语言配合虚夸的自我评价，这篇铭文传达出的讯息不外乎是：印度也许很贫穷，但在精神上她却是富足的，而她的老百姓在身心上是纯洁的。虚夸的自我评价、粗糙的石雕工艺、对外国语言的滥用——这些现象串联在一起，正好反映出印度的现状。

有些印度人否认印度造型艺术已经衰微。其他印度人则持相反的见解，但他们认为莫卧儿人不应该为这个现象负责——有些西方人指责，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大兴土木，将建筑和装饰艺术推展到极致，因而枯竭了印度造型艺术家的创作源泉。许多印度人认为，应该为印度造型艺术的衰微负责的是英国人。入侵的英国人把整个印度搜括一空，在他们统治下，印度的制造业和手工艺日渐式微。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莫忘了，英国在印度也有一些建设，一如伍德拉夫在他的著作中列举的。不过话说回来，用一家饼干工厂交换印度的金线刺绣艺术，英国人的做法也未免太绝了。印度这个国家，以往曾经被征服者掠劫过，但民族生机和传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但是到了英国人手里，它却突然中断了。也许，英国人确实应该为印度艺术的衰微负责（艺术衰微，只是现代印度人整体迷失感的一部分），就像西班牙人应该为墨西哥人与秘鲁人的迷失与困惑负责。追根究底，这是两种价值观（积极的和消极的）之间的一场冲突，而世界上最消极的价值观，莫过于十八世纪两大宗教（停滞不前的伊斯兰教和疲弱不堪的印度教）的结合。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一旦跟印度发生冲突，输家肯定是印度。[8]

民族的迷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谜团。在特立尼达上学时，老师告诉我们，当年西班牙人入侵时，西印度群岛的原住民纷纷“生病死掉”。出产香料的格林纳达岛有一座悬崖，当地人给它取个可怕的名字：跳崖。据说西班牙人抵达时，成群美洲印第安人在这座悬崖跳海，集体自杀。西印度群岛还有其他迷失、困惑的族群，但都存活了下来：居住在马提尼克岛和牙买加岛上的贫贱印度教徒，几乎全都被来自非洲的黑人小区吞没了。居留在南美洲苏里南的爪哇人，饱受当地人欺凌嘲笑，成天垂头丧气——你实在很难把这些印度尼西亚人跟那群纠集在雅加达街头、放火焚烧外国大使馆的印度尼西亚暴徒联系在一起。与秘鲁和墨西哥不同的是，和欧洲接触后，印度并没有因此枯萎凋零。如果印度是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教国家，它大概早就完了。但作为印度教国家，它与征服者打交道的经验非常丰富：它总是有办法迎合入侵的外人，最后，总是能够将他们吸纳进印度社会中，把他们全都同化。今天的印度人（尤其是居住在孟加拉的）对待英国人，就像他们的祖先对待别的征服者，不论是印度土产的征服者，还是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看到这一幕，你会觉得很有趣，但也会感到很悲哀。

这种试图迎合欧洲人的心态，表现在拉姆·莫恩·罗伊（Ram Mohun Roy）的生平事迹中。这位深受英国影响的早期改革者，如今长眠在英国西南部的布里斯托尔市。好几个世代后，这种心态又显现在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的成长过程中。这位由革命志士转变成玄学家的印度人，七岁就被父亲送往英国就读。他父亲要求他的英国监护人严密看管这个小孩，不准他跟任何印度人接触。稍后，这种迎合心理也反映在加尔各答的穆里克宫，但却让人觉得有点哀怜。这栋早已残破的豪华宅第——仆人们在大理石回廊上烧饭做菜，看起来就像电影布景。从高耸的大门口走进去，感觉上，我们好像在拍摄一部电影：摄影机跟随我们前进，在这座坍塌的石墙边停驻片刻，然后，在那件早已褪色的装饰品前停留一会儿。开始时，整个场景一片死寂，悄无人声，接着，充满回音的内殿传出各种声响，大门外，新月形的车道上同时响起马车声——当年，穆里克宫的主人交游广阔，经常款待来自各方的客人。一排高大的加尔各答科林斯式石柱，矗立在建筑物的正面。从欧洲进口的喷泉，如今依旧在庭园中表演水舞。代表世界四大洲的四尊雕像，仍然伫立于大理石铺成的中庭，各自占据一个角落——如今，这儿已经成为养鸟的场所，放眼望去只见四处悬挂着鸟笼。底楼有一个大房间，里头供奉着一尊庞大无比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另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上悬吊着一盏光彩夺目的水晶灯，但底下的家具上却积满灰尘——这处宅邸搜罗的英国家具，足以开设一百家古董店。穆里克宫的主人——一位孟加拉地主，向神态倨傲的欧洲访客展示他对欧洲文化的热爱。偌大的一间房子，里面除了屋主的肖像，却没有一样东西是印度的。然而，我们在穆里克宫已经可以察觉到，英国人和孟加拉人的接触并不顺畅，让双方都留下一肚子怨气。

上文提到的“英国民族性”，和印度其他征服者带来的宗教不同。它并不需要皈依者。最能接受“英国民族性”的是孟加拉人，但居留在印度的英国人根本不把他们看在眼里。延宕多年、即将实现的大英帝国理想，却毁于帝国建造者的帝国主义神话——毁于英国人对“英国民族性”的幻想。诚如一位英国官员在一八八三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的：这个幻想是“居留在印度的每一个英国人——从最高到最低阶层，从居住在简陋平房里的农场职员……到高坐宝座上的总督——共同遵守的信念……这些英国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指派他们管理和统治其他种族”。尼拉德·乔杜里所著《一个印度小老百姓的自传》一书的卷首题词，刻意模仿帝国修辞风格。这段文字简直就是一篇墓志铭，纪念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桩未完成的帝国情缘。翻译成拉丁文，我们可以用“图拉真[9]字体”将它镌刻在新德里的“印度门”上：“纪念在印度的大英帝国。它把我们视为子民，但我们并不满足，要求它赋予我们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因为我们心灵中最美好的、充满生机的一面，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形成和发展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这样适合接纳征服者。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征服者，像英国那样受到欢迎。这桩美好的情缘，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呢？有人归咎于当年的兵变事件。有人说，白种女人来到印度后，英印关系就变质了。这可能都是原因。但是法国人，不管有没有白种女人陪伴在身边，对亲法的孟加拉人，肯定会采取不同于英国人的态度。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印度，而是在英国：在某一个时期（确切的时间很难判定），英国人的情操和价值观忽然产生急遽的转变。那个吸引印度人的英国文明，被另一个英国文明所取代。情况非常混乱——伦敦市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为大英帝国培育的官员，从外貌上看来，跟亚当斯牧师和汤姆·琼斯竟然颇为神似——这个时候许多印度人，从奥罗宾多到泰戈尔，从尼赫鲁和乔杜里，都把心中的迷惑记录在他们的著作中。

也许，直到现在我们才看清楚，英国殖民政府背离过去的英国价值观，究竟有多彻底。英国殖民者拒绝融入印度社会。他们从不曾像莫卧儿人那样宣称：如果地球上有乐园，它肯定就在这儿——就在印度。英国人统治印度，同时却又对印度表示轻蔑和不屑。他们把英国投射到印度这个国家；印度人被迫退缩到民族主义中，而这种民族主义，最初看起来还是模仿英国人的。为了看清自己的面貌，为了以征服者带来的新的价值标准衡量自己，印度人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中跳脱出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自渎。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在麦克斯·马勒[10]之流的欧洲人和其他外国学者（他们的著作被印度民族主义作家大量引述）帮助下，印度人才能够获得比较正面、令他们感到欣慰的自我评价。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他们的精神文化传统，就像“俱卢之野”寺庙的那块碑铭所宣称的。普拉萨德呼吁，将科学精神化。这是一家报纸报道已故印度总统普拉萨德的一篇讲词（他退休后，几乎每天都要演讲）所拟的标题。影响所及，《印度时报》出现了这么一则报道：

精神文化的“零售商”

（桑提尼克坦1月16日讯）阿查里雅·维诺巴·巴韦昨天宣称，为了促销我国的精神财富，他愿意充当一名“零售商”。

在本市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中，他告诉宾客们：佛陀、耶稣、克利须那神、泰戈尔、罗摩克利须那和维韦卡南达是“精神文化的批发商，本人则是一个零售商，从我们那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仓库中提取货品，供应乡亲”。

——PTI通讯社

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回归印度古代文化。在一场为前任省长举行的招待会上，大伙儿静悄悄地围坐在墙边一排椅子里，谁也没吭声。忽然，对面有一位宾客扯着嗓门，大声问我：“在你居住的那个国家，印度文化走势如何？”当年参加过印度独立运动的前省长，这会儿穿着厚厚的印度式裤袜，坐在主位里。听见这位仁兄的询问，立刻倾身向前，聆听我的回答。据说，他老人家热爱印度文化——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几则报道，才知道他经常演讲，畅谈他对印度文化的看法。为了向他老人家表示我认真看待这个问题，愿意跟大家一起讨论切磋，我也扯着嗓门，隔着偌大的一个房间大声回答那位仁兄：“您说的印度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陪同我前来的印度行政官员，吓得立刻闭上眼睛，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前省长坐回椅子里。满堂宾客噤若寒蝉。

于是，印度人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了精神生活和古代文化，一如英国人回归到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的汤姆·琼斯和亚当斯牧师的阶段。然而，无可避免地，这种不自然的自觉总会伤人们的真性情和真感觉。旧世界，充满一再创造、一再毁灭、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废墟的旧世界，如今再也存活不下去了。印度人骤然投身进一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四顾茫然，只看到新世界的形式，却捉摸不到它的精神。他们试图在自己的土地上求取新身份，却变成了失根的兰花。

他们建立起双重标准。加尔各答发生霍乱，五百人死亡。这则新闻只出现在一家印度报纸的“简讯”中。二十名儿童的死亡，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费洛札巴德市天花蔓延

《印度时报》新闻供应中心专电

（阿格拉6月1日讯）据悉，费洛札巴德市近日爆发了天花疫情，目前正在迅速蔓延中。

据悉，贾洛里·卡兰村已有二十人死于天花，大部分是儿童。

在同一家印度报纸上，比利时十六名矿工的死亡，却是大新闻。因土地纠纷打官司的农民一脸茫然，坐在法庭里，张开嘴巴，呆呆聆听双方律师使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进行辩论。法院大门外灰尘满天，闹哄哄的，有如市场一般，成群无所事事的农民在闲荡，打字员坐在稀疏的树荫下，操作他们身前那架老爷打字机，律师们穿着刺眼的暗灰色法袍，晃来晃去，等待顾客上门。这间市场式的法院，是已经改变的、但却依旧停留在法律层次上的价值观中运作的。它只是一种假装，一种繁复的仪式，帮助印度人渡过这个尘世。另一种法律——种姓阶级制度，虽然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贬为贱民，但也必须受到珍惜和尊重，模仿西方制度，只能掩饰印度人的精神分裂。印度这个国家必须进步，必须扫除贪污腐败，必须追赶上西方国家，但这些真的很重要吗？一点点贪污会危害整个社会吗？物质生活真的那么值得追求吗？以前，印度人不是已经享受过这一切吗？古代印度不是早就有了原子弹、飞机和电话吗？跟印度人谈论这些问题，听他们强词夺理，你真会被他们活活气死。然而，我只需回想我外祖母在特立尼达岛上的那栋房子，回想他们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朦胧知觉，我就能够理解他们的逻辑，体会他们心中热烈积极的情感和冷静消极的绝望。但我已经学会观察，我无法否认自己亲眼看到的现象。他们居住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没看见那些一早起床就成排蹲在铁路旁大便的印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承认这些印度人的存在。我为什么要刻意观看蹲在铁路旁的这些人呢？在开罗，我不是遇到过成群乞丐吗？在里约热内卢，我不是参观过黑人贫民窟吗？

今天的印度，语言也乱成一团。除了英国人，印度历史上的每一个征服者，都曾把一种语言赠予印度人。然而，直到今天，英语在印度依旧是外国语言。这是英国统治印度遗留下的最大缺憾。语言就像一种感官。印度独立后，官方继续使用英语（它永远只是印度的第二语言），但这肯定会在印度人心理上造成莫大伤害。这就像强迫英国城镇巴恩斯利的议会，以法语或乌尔都语议事一样。这一来，效率肯定会降低。更严重的是，它会在行政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而且，它会妨碍印度人寻求自觉。在政府机关被迫使用英语的印度公务员，常会显露出一脸惊慌、手足无措的表情。对他来说，英语就好像一种难以理解的符咒，勉强使用这样的语言与人们沟通，只会使他的反应变得非常死板僵硬。于是，他的上班时间就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度过去了，而下班后，使用自己的语言，他又变成一个思想敏捷、谈笑风生的人。印地语已经被政府指定为印度的国语。全国一半人口通晓这种语言。使用印地语，你从北部的斯利那加到南部的果亚，从西部的孟买到东部的加尔各答，一路通行无阻。然而，印度北部却有很多人不屑使用他们的国语，假装听不懂。在南方，当年甘地推动的学习国语热潮，如今早已退烧了。有些人说，把印地语这种北部方言明定为国语，只会让北方人占尽便宜，不如依旧使用英语，让南部和北部保持平等，即使牺牲行政效率，即使让大部分老百姓保持文盲的身份也值得。有些印度人甚至指出，印度这个国家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充当仲裁人。拥护印地语的人以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拒绝简化这种复杂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理解，反而挖空心思，让它变得更复杂更难懂。Radio（收音机）是一个举世通用的英文单词，但推行印地语的人却不屑使用它，硬要把它转化成怪里怪气的voice from the sky（来自天空的声音）。

印度作家开始写作西式的长篇小说。印度人在这方面的尝试，进一步显露出印度这个国家目前的乱象。长篇小说是西方特有的文学形式。它反映出西方人对人类处境的关怀，描写的是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在印度，有思想的人是不屑探讨现实生活的。他们认为，作家的责任是满足拉达克里希南总统[11]所说的“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从西方观点来看，以这种心态写作或阅读小说，都是不恰当的。出于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许多印度人迷上《剃刀边缘》（The Razor's Edge）和《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这类小说——光看书名，我们就知道那是一部宗教寓言小说。除了精神价值，小说还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故事、“人物塑造”、“艺术”、写实手法、主题、感人的情节、优美的文字？到现在印度作家和学者还在争论不休。于是，我们看到大学男生手里捧着女生文库的平装书，读得津津有味；于是，我们看见新德里名校圣史蒂芬学校的学生宿舍摆满美国儿童漫画书；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位学者的书房里，英国言情小说家丹妮丝·罗宾斯的一整套作品，和一卷卷占星学著作并列在一块儿；于是，我们发现，印度出版社印行的一套平装本简·奥斯汀作品，把她当作一位善于使用“明喻”的小说家来促销。

这只是印度人模仿西方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自渎的行为。同样的现象处处可见：在昌迪加尔市，一座新剧院落成了，却找不到剧作家撰写剧本；作家们一年到头忙着开会，讨论如何“融合民族感情”和如何协助政府推动五年经建计划，以及如何解决作家们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无关写作，反而跟翻译扯上关系——作家们觉得，英文这种语言，用来翻译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也许不成问题，但它无法精确而传神地呈现出使用印度“语言”写作的小说的风味。这可能是事实。我读过的英译印度小说不多，但读过几本后，我就不想再读了。我发觉，连备受读者爱戴的伟大小说家普林昌德（Premchand），其实只是一个二流的寓言家。他的作品探讨的总是那几个社会问题：寡妇的地位啦，媳妇的处境啦。其他作家很快就让我感到厌烦，因为他们的作品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套：贫穷很悲哀，生离死别最是令人伤怀。印度小说中充斥着贫穷的渔夫、贫穷的佃农、贫穷的人力车夫这类人物。在这些作品中，你常会遇到年轻貌美的姑娘，她们总是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再不然，就是陪伴地主睡觉，以偿付家人的医药费，然后自杀。许多“现代”短篇小说，其实只是新瓶装旧酒的民间故事。我参加在安得拉邦举办的泰卢固[12]作家会议，领到一本小册子。首先，它讲述泰卢固民族如何奋斗，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泰卢固邦（坦白说，我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接着，它告诉我们，有多少烈士死于这场斗争，最后才提供我们一段简短的泰卢固小说发展史。从这份数据看来，泰卢固小说刚开始时，全都是模仿《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东林传》这类英国小说。再往南走，我遇到一位印度作家，据说，他的作品深受海明威影响。

《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老人与海》这两部西方小说，说什么也跟印度风土人情扯不上半点关系。刚开始时，日本小说也师法西方。谷崎润一郎坦承，他的早期作品受欧洲小说影响太深。然而，尽管在形式上模仿西方作品，日本小说依旧能够呈现出日本人特有的世界观。这使得谷崎润一郎的早期作品，以及三岛由纪夫的近作，都具有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风味：那种奇特的白描手法，创造出一种无与伦比的、超然的、客观的效果，使整部作品乍看之下似乎毫无主题。尽管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叙事方法有点奇怪，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日本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探索，以及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充斥印度文学和电影的温情与感伤，所反映出的却是逃避现实的心态——印度作家把冷酷的现实简化成温馨美好的情感。印度式的滥情和西方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完全是两码事。

纳拉扬（R. K. Narayan）作品最大的特色和成就，是以神奇而迷人的手法转化印度社会和文化的缺失。我这么说，并没有不敬的意思。事实上，纳拉扬是我非常敬仰和欣赏的印度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反映出印度小说特有的茫然感——印度作家对小说的功能和价值，总是感到怀疑，因而产生出这种特殊的茫然感，但他的坦诚、幽默和（最重要的）认命，却赋予他的作品一种高超的力量，使它不至于沦为通俗小说。他的作品深入印度社会的底层。若干年前，他在伦敦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印度永远会存活下去。他似是随口说说，但我听得出来，这句话对他来说可是一种非常深沉的信念——深沉到不需要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属于比较古老而缺乏自省能力的印度。这种人生观在文学中造成一个奇特的效果：出现在纳拉扬小说中的印度，并不是游客看到的那个印度。纳拉扬是从印度的角度呈现人生的真相。冷酷的现实生活，大部分被剔除出他的作品，很多人生现象被视为当然，无需加以探讨。纳拉扬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他的小说形式蕴含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他的人生观却排斥这种关怀。纳拉扬小说的神奇魅力——有些评论家说那是契诃夫式的——就是产生自这种冷静内敛的矛盾。他的风格独树一帜，别的作家无从模仿，而我也认为，他的作品代表的不是印度文学终将达到的那种综合性。使用英文写作的年轻一辈的印度作家，早已跟纳拉扬分道扬镳。在那些描写从欧洲返国的留学生所遭遇的困境的小说中，这些作家所表现的，仍然只是个人的困惑和不安。他们的作品，可以视为记录印度乱象的文件。深入印度社会底层，同时却又能够以宏观的角度观察、批判它的唯一作家是R. 普罗尔·贾布瓦拉（R. Prawer Jhabvala），而她是欧洲人。[13]

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邂逅，终归破灭，它在双重的幻想中落幕。新的觉悟使印度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却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在这个国家，你也许找得到一个自从莫卧儿时代以来就不曾改变过的印度，但事实上，它已经改变了，而且改变得非常彻底。你也许会认为，印度模仿西方所取得的成果是积极正面的，直到你发觉（有时感到很焦躁，有时感到很不安）：东西方之间的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到印度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可以让印度人退守其中。在今天的印度，消极的东方世界观和积极的西方世界观都已经被稀释、冲淡了，两者互相制衡。西方文化对印度的渗透不够彻底，英国人试图改变印度人的信仰和文化，结果却知难而退。印度的力量和印度的生存能力，来自消极的世界观，来自印度人特有的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这种人生观一旦被稀释，就会丧失它的力量。在“印度民族性”的概念中，生命延续感注定会丧失。创造的欲望和动力消退了，印度人得到的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生命的停滞。这种现象，反映在“古代文化”建筑物中，反映在许多印度人感叹的生命元气的丧失（其实，这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映在邦迪和他那群朋友的政治闲谈[14]中，反映在“俱卢之野”寺庙的石雕里——一群死气沉沉的马和一辆静止不动的战车。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

[1]克莱夫将军（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为英国独占印度奠定基础。

[2]寇松勋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英国政治家，1899年至1905年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

[3]喜马偕尔，印度北部的一个邦，首府即西姆拉。

[4]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英国政治家，1773年至1785年担任英国驻印度第一任总督。

[5]汤姆·琼斯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代表作《汤姆·琼斯》的主人公。亚当斯牧师则是其另一部作品《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人物。

[6]札格纳特，印度教保护之神毗湿奴的第八化身牧牛神克利须那的神像。印度教徒相信，在祭典中被运载这尊神像的车子辗死，即可升天。

[7]埃洛拉，印度南部村庄，以印度教遗迹闻名于世。

[8]撰写本章之前，如果我有机会阅读加缪的《反抗者》，我也许会采用他的术语。加缪所说的“具有反抗的能力”，正是我所说的“积极进取”和“具有自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加缪举印度教徒和南美洲的印加人作为例子，证明世界上有些民族缺乏反抗的能力。“反抗的问题……只对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有意义……由于政治自由理论的兴起，在我们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的价值，而政治自由理论的实践，也使得人们对现存体制越来越感到不满……这个问题牵涉到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日益增长的自觉。事实上，对印加人和印度教贱民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早就替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相信，传统是神圣的。在一个把某些事物奉为神圣的社会中，反抗的问题根本无从产生，因为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玄学被神话取代。人世间不再有任何问题，只有永恒的答案和评论，而这些也许是属于玄学的范畴。”——作者原注

[9]图拉真（Trajan，52-117），罗马皇帝，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

[10]麦克斯·马勒（Max Muller，1823-1900），出生于德国的英裔梵文学者与语言学家。

[11]拉达克里希南（1888-1975），哲学家和教育家，1962年至1967年任印度总统。

[12]泰卢固，一个聚居在印度东南部安得拉邦的种族。

[13]“我们可以将‘服从文学’（大致上跟古代历史和古典时期同属一个时期）与崛起于现代世界的‘反抗文学’区别开来。我们发现，在‘服从文学’中，小说并不多见。少数称得上是小说的作品，描写的多半是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人生经历……这些作品只能说是童话，不配称为小说。在后来兴起的‘反抗文学’中，小说形式才获得真正的发展，直到今天，依然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无穷的潜力……现代长篇小说的诞生，恰逢反抗精神的兴起。它在美学的层次上表达相同的理想和追求。”（加缪《反抗者》）——作者原注

[14]参阅本书第二章。

第九章　枕上的花环

“您一定猜不出我是干什么的吧？”

这个中年男子身材瘦削，五官轮廓分明，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那两只眼睛只管瞟来瞟去，鼻尖上闪烁着一颗晶莹的汗珠。冬天早晨，我们搭乘的火车二等车厢没开暖气，冷飕飕的。

“我也许能帮得上忙呢，我在铁路局工作。这是我的工作证。你见过这样的工作证吗？”

“你是查票员。”

他咧开嘴巴笑了笑，露出秃秃的牙龈。“先生，你弄错了。查票员都穿制服。”

他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唾沫横飞。“看来你永远猜不出我的身份。嗯，我告诉你吧。我是北方铁路局的‘表格与文具视察员’。”

“表格与文具！”

“对。我一年到头在路上奔波，不分昼夜寒暑，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视察每一个火车站办公室使用的表格和文具。”

“视察员先生，您当初是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别提了，先生，往事不堪回首。”

“千万别这么说，视察员先生。”

“我可以混得更好，先生。您听我这一口英文，还挺流利的吧？我的老师是英国人哈丁先生。我是大学毕业生，拥有文学士学位。当年我雄心勃勃地进入铁路局工作。他们把我安置在仓库里。那段日子，我每天从货架上搬下成捆的表格和工具，交给脚夫。当然，申请单先得经过上头批准，我才会发给他们这些东西。”

“当然。”

“在仓库蹲了好几年，我才熬出头来，坐进办公室。过程十分缓慢，但我还是熬过来了。我一辈子都待在铁路局的‘表格与文具’部门。我养活一家人。我让我的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我把女儿风风光光地嫁出去。我的两个儿子，如今一个在陆军，一个在空军，是军官哦。”

“听您这么一说，视察员先生，您这一生成就还挺大的，挺值得骄傲的。”

“哦，先生，您别消遣我！我这一生算是白过了，没什么可以夸耀的。”

“视察员先生，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的工作。”

“机密，这是业务机密。不过您若真想知道，我就告诉您吧，首先，我得拿出一份文具申请单给您瞧瞧。”

“看起就像一本小册子，总共十六页。”

“有时，申请单会送到站长那儿。每年一次，我们向各车站的站长发出这样的申请单。站长把申请单填妥，呈上三份。顺便一提，您现在看到的文具申请单是最基本的一种。还有其他形式的申请单。”

“站长把申请单呈上去，然后……”

“然后，申请单就交到我手里了。接着，我就开始进行查访的工作。我搭火车来到那座车站，不动声色，跟着其他乘客一块儿下车。有时，我还挨车站站长一顿臭骂呢，而他竟然不知道我是查核他的申请单的。这时我才表明我的身份。”

“你好狡猾啊，视察员先生。”

“是吗？身为‘表格与文具视察员’，我必须摸清我手下每一位站长的底细。他们的个性显露在申请单上。从他们填写的表格，你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的人。您瞧瞧这份申请书，这是昨天填报的。”

这份申请单用黑笔填写，旁边用红笔加上密密麻麻的注解和批示。

“翻到第十二页。看到没有？这位站长竟然申请一百本便条簿。”

“天哪！你只给他两本。”

“这位站长有六个儿子，全都在学校读书。那一百本便条簿，有九十八本是给他的孩子用的。身为‘表格与文具视察员’，我知道他们会耍什么伎俩。哟，火车到站了！我得在这儿下车了。看来今天我又会碰到一箩筐鲜事了。但愿我有机会告诉你，这个火车站的站长究竟申请哪些文具。”

“前些天，我遇到你手下的一位‘表格与文具视察员’。”

“你遇到什么？”

“铁路局的‘表格与文具视察员’呀。”

“我们局里没有这种人。”

“这个人可不是我捏造出来的。他还把文具申请单拿出来给我看呢。”

一听到“文具申请单”，这位朋友只好招认了。

“纸包不住火，这项机密还是泄露出去了。有些人在铁路局工作了一辈子，从没听说局里有这么一号人物。唉，这阵子为了安排总统行程，我忙得晕头转向。我们那位前总统不喜欢坐飞机。你知道，对铁路行政人员来说，安排总统行程是多伤脑筋的一件事吗？更改行车时刻表、重新规划路线、检查铁轨——一寸一寸地检查啊。总统驾临之前二十四小时，派出大批保安人员，四处巡逻，监控可疑人物。然后，你得亲自扮演替身的角色，在总统专车抵达前十五分钟，搭火车在同样的路线上先走一趟。如果有人想暗杀总统，首先遭殃的人就是你。”

“在你们这座伟大的城镇，我们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才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在咱们这个地区，火车站是文明的中心。那儿供应的咖啡挺可口的。”

“我们到火车站去吧。”

“先生，您点什么？”

“两杯咖啡。”

“对不起，我们不卖咖啡。”

“哦。那么，来一壶两人份的茶吧。顺便把顾客申诉表拿来让我们填一填。”

“先生，您说什么？”

“顾客申诉表啊。”

“先生，我去跟经理讲一声。”

“不必了。你把那壶茶跟顾客申诉表拿来就行了。”

“我为这件事向您致歉。火车站的餐饮，是交给当地承包商办理的。我们把咖啡和茶叶交给承包商，他却转卖给别人。我们拿他没办法。这个承包商认识一位部长。这是我们印度特有的现象。瞧，服务生回来了。”

“他把顾客申诉表带来没有？”

“没有。他端来了两杯咖啡。”

印度铁路！它永远留存在每一个旅人记忆中——不管你是在印度哪一个地区旅行：北部、东部、西部或南方。然而，却很少作家记述印度铁路的浪漫传奇。这个规模无比庞大的机构，缩短了印度的距离。它在每一个车站张贴一幅早已褪色的布告，信心满满地宣称：误点的班车通常会准时抵达目的地。确实，印度的火车通常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印度铁路局的浪漫传奇真的存在吗？一个这么复杂这么优秀的组织，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富裕的、拥有繁华的城市让游客寻幽探胜的国家。然而，把浪漫传奇赋予印度城镇的只是距离（或你对距离的认知）而已。（那些城镇的名字全都罗列在车厢内的黄色布告板上。）火车的动力把距离吞噬消化，然后将它排泄掉。火车鼓足马力，加速前进，而不久之后你就会发觉，火车的速度变得跟铁路两旁那一片贫穷、辽阔、单调、渺小的土地一样毫无意义。这块土地仰卧在苍穹下，奄奄一息，死气沉沉，直到火车抵达下一站，它才突然苏醒过来，闹哄哄的，仿佛把一路上压抑着的精气和活力全都宣泄在这一个时刻，这一个地点：身材矮小、汗流浃背的脚夫，头上缠着红巾，身上穿着印度式长衫，扯着嗓门呼叫；卖茶水的小贩提着大茶壶，随身带着杯子四处叫卖（杯子用后就砸掉）；卖槟榔和咖喱点心的小贩在人堆中钻进钻出，吆喝不停。（装食物的盘子，是几片用干枯的小树枝缀在一起的树叶，用过后就被扔到月台或铁轨上——那里，早就有一群野狗等着，一看见“盘子”掉下来，就纷纷扑上前去，龇牙咧嘴抢成一团，抢不到食物的狗就会扯开嗓门嚎叫不停。）印度的火车站既是避难所，也是民众活动中心。光滑沁凉的水泥月台让无家可归的人有个栖身之处。整座火车站天花板下，悬吊着一台台低矮的风扇，癫癫狂狂，不断地旋转着。日出日落。火车继续开行。奔驰中的列车映着金黄的曙光或晚霞，从车厢顶上把一条长长的、直直的影子投落到铁轨上。前方，依旧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前路迢迢。铁轨不会着火燃烧吗？火车会带领我们进一个富饶的、让老百姓挺起腰杆儿过日子的国度吗？不，这一列热烘烘的浑身沾满尘土的紫红色车厢，只会把我们带领进另一座车站，让我们听到更多叫声，让我们看到更多匍匐在地上的人体、更多四处流窜的狗，然后，把我们送进头等车厢候车室，享受一场不怎么舒适的淋浴，战战兢兢地吃一顿味同嚼蜡的午餐或晚餐。事实上，在印度铁路局心目中，货运比客运重要得多，而它的客运营收主要来自三等车厢，而非头等车厢——那一节节简陋的车厢，总是挤满下层社会的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能责怪铁路行政人员对印度铁路的光辉和浪漫传奇视若无睹呢？印度铁路服务印度的广大民众——无休无止而且准时。这是它的职责。它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许多印度人认为只有在三等车厢才看得到的“真正的”印度，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印度的茫然、无奈和无穷无尽的苦难。印度铁路的浪漫传奇，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会儿，我正坐在三等车厢中——这可不是一般的印度式三等车厢。它有空调设备。整个车厢布置得就像飞机的客舱：一排排隔开的坐椅，高耸的椅背可以随意调整；双重玻璃窗悬挂着窗帘；座椅中间的通道铺着地毯。我们搭乘的是印度铁路的“尊贵”客车。这一列冷气车厢，行驶在印度三大城市和新德里之间。只花四英镑，你就可以舒舒服服旅行一千英里，以每小时三十五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印度的大地上。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印度南方。车上的乘客大多是个子瘦小、五官清秀的南印度人。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管静静坐在车厢中，显得很羞怯。在这群乘客中，你一眼就注意到那个鹤立鸡群的锡克人。他的身材十分魁梧，动作很大，脸上的胡子却很稀疏（锡克男人脸上大都留着一副浓密的胡须），额头上低低地紧紧地缠绕着一条黑色头巾，看起来就像西方人戴的贝雷帽。刚看到这个锡克人，我还以为他是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呢。他不理车厢中四处张贴的告示，大模大样举起皮箱，二话不说就把它塞到行李架上。这个动作把他那一身结实的、有如举重选手一般的肌肉，全都展现在我们眼前。放好行李，他回过头来，不屑地打量了全车乘客一眼，撇撇嘴，满脸鄙夷——他显然没把我们看在眼里。他的座位在车厢前面，跟我相隔四五排，他一坐下来，我就只能看到他头上那条黑布巾的顶端。不知怎的，我竟然被这个锡克人深深吸引住了。我的两只眼睛，仿佛着魔似的，不时回到那条头巾上。旅程开始还不到一个钟头，我就觉得，这个锡克人的身影有如阴魂一般紧紧纠缠着我。我担心（在密封的空间中旅行，我总是会这样担心）我对他的好奇和兴趣会引起他的响应，结果，我们之间难免会发生某种接触，而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锡克人让我着迷。他们是印度硕果仅存的男子汉。在我看来，印度所有族群中，跟特立尼达岛上的印度人最像的就是锡克人。两者同样拥有浑身发泄不完的精力，野心勃勃，引起其他族群嫉视。他们善于耕种和操作机械，他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喜欢开出租车和货车。跟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一样，在外人看来，锡克人宗族观念很强，喜欢关起门来吵吵闹闹，搞他们的派系政治。但锡克人毕竟属于印度，除了这几点相似处之外，对我们来说，他们是一个神秘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族群。锡克人的个性，似乎全都被他那一脸胡须和头上缠着的布巾遮盖起来。他们的眼睛总是空空洞洞的，不流露任何表情。他们在印度享有的独特声望，使他们显得越发神秘。锡克人骁勇善战，举世闻名。身为军人和警察，他们的胆识和狠劲儿令人闻风丧胆。尽管如此，在一般印度人心目中，锡克人却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族群。在印度民间传说中，愚蠢的锡克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形象。据说，锡克人的愚昧跟他们的头巾有关：锡克人那一头从未修剪过的头发，长年包扎在头巾中，热烘烘的，难免会伤害到他们的头脑。这当然只是传说，姑妄言之。不过，锡克人的政治——由寺庙阴谋、圣人、充满神迹的绝食和美国大西部式的仇杀（从德里通往昌迪加尔市的公路上，时不时就传出枪声）所构成的一种政治，确实显得有点滑稽可笑，却也令人不寒而栗。锡克人精力充沛，这点毋庸置疑，但对一般印度人来说，锡克人的精力未免太过旺盛了：咄咄逼人，让人有些害怕。

前一个星期，我们这列客车出了一点车祸，原先那辆餐车被砸毁了，铁路局临时调派一辆来替代。如今，从我们的车厢到餐车，中间并没有直接的通道。我们想用餐，得等到火车抵达下一站，才能从车厢走下来，转到餐车上。我发觉那个锡克人跟随我下车，在书摊前闲荡。我爬上餐车，背对着车门坐下来。整个车厢嘈杂无比。乘客们说着元音很重的印度南部方言，高声谈笑。这帮南印度人开始放松身心；这会儿，他们一个个伸出舌头，舔食他们那黏糊糊、湿漉漉的食物。他们喜欢把食物放在手心上，搓弄一番。瞧，他们一边咀嚼食物，啧啧有声，一边把凝乳和米饭放在手心上，不停地揉搓拍打，然后，出其不意地（仿佛要让他们的食物吓一大跳似的）把混合在一起的凝乳和米饭揉成一个小团子，湿漉漉的，放到嘴巴前面，咻地把整个饭团吞进肚子里。接着，他们又展开另一回合的揉搓、闲聊和叹息。

“你不介意我坐在这儿吧？”

我抬头一看，是那个锡克人。他手里握着一份《印度图画周报》，头上紧紧地斜斜地包缠着一条黑布巾，身上紧绷绷地穿着一件衬杉和一条扎上皮带的长裤——这副装扮看起来，倒像儿童故事书里的海盗。他的英文讲得还挺流利，显然，这个锡克人在国外住过一阵子。这会儿，他的嘴角居然带着一丝笑意，不再紧紧绷着。他挪动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挤进桌子和椅子之间的狭小空间，一边坐下来，一边撅起嘴巴，似笑非笑地打量餐车中那群正在使劲揉搓、拍打食物的南印度人。

“喜欢车上的食物吗？”他鼓起胸膛，呵呵笑了两声。“你是从伦敦来的，对不对？”

“可以说是。”

“我从你的口音听得出来，刚才，我听到你跟警卫讲话。你知道汉普斯特德[1]这个地方吗？你知道芬治礼路吗？你知道菲茨章大道吗？”

“知道，但不熟。”

“你知道班比咖啡店吗？”

“没去过。”

“你去过芬治礼路，就一定知道班比咖啡店。你还记得那个身材矮小、脸上留着一小撮胡子、成天穿着紧身裤和高领套头毛线衣的家伙吗？”说着，他又呵呵笑起来。

“记不得了。”

“你记得班比咖啡店，就一定记得这个人，小不点儿。不管什么时候你去班比咖啡店——不管什么时候，你去芬治礼路任何一家咖啡店，你肯定会在店里看到这个家伙，蹦蹦跳跳，钻进钻出。”

“他在店里干什么，操作煮咖啡的机器？”

“不，不，他不是干这行的。他什么都不干，成天在咖啡店里晃来晃去，无所事事。小胡子，个头小小，挺会逗趣的。”

“你怀念伦敦？”

他抬起眼睛，瞄了瞄那群正在使劲揉搓饭团的南印度人。“喏，你自己看吧。”

一位身穿莎丽装、鼻梁上架着一副蓝色眼镜、膝头上坐着一个小孩的妇人，正伸出舌头，咂巴咂巴舔着咖喱酱。她张开手上的五根指头，把掌心平贴在盘子上，然后把手指合拢起来，将手掌伸到嘴巴上，咂巴咂巴舔起来，直舔到手掌干干净净为止。

锡克人又鼓起胸膛，发出呵呵的笑声。

“终于开车了。”火车驶出车站时，他松了口气。“在这儿，我可不想碰到其他锡克人。抽根烟吧。”

“锡克教徒是不抽烟的，不是吗？”

“我这个锡克教徒，烟瘾可大得很呢。”

正忙着舔食咖喱的妇人听到这话，猛然抬起头来。车厢中的南印度人，纷纷停下手边的工作——他们正在揉搓饭团，瞄了瞄我们两个，然后又纷纷转过头去，仿佛受到惊吓似的，不敢再看我们一眼。

“人渣！”锡克人嗖地板起脸孔。“瞧，这些猴子睁着眼睛正瞪着你呢。这副德行！”他倾身向前，悄声对我说，“你知道我的最大毛病是什么吗？”

“不知道。告诉我吧。”

“我对肤色存有偏见。”

“哦？这种态度不好。”

“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偏见。”

看来，这个锡克人可不是好惹的，我应该敬而远之，但我的特立尼达出身和教养却误导了我。“我对肤色存有偏见。”这句突如其来的陈述是特立尼达式的，它是一种高明的社交手腕，邀请对方进行一场半认真的、无伤大雅的闲聊。我响应他的邀请，而他显然也准备接纳我。我竟然忘了英语只是他的第二语言，而在日常谈话中，很少有印度人（包括锡克人）懂得使用和欣赏反讽。此外，尽管这个锡克人口口声声说，他很怀念伦敦的芬治礼路和菲茨章大道，但骨子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印度人——对这种人来说，阶级和教派的禁忌是不可违背的。他公然在火车上抽烟，但那只是一种虚夸的反抗和挑衅。其他锡克人不在场时，他才鬼鬼祟祟地把香烟掏出来，点上一根。他遵守锡克教的习俗，头上缠着布巾，脸上留着胡须，腰上配着一把匕首。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敢公然拒绝这个锡克人的友情，对他不理不睬呢？

点菜的时候，他特别交代餐车服务生：“我不要米饭。”显然这也是阶级禁忌的一种：米饭是“非雅利安人种”聚居的印度南方的主食。等待服务生把食物端上来的当儿，他伸出一根手指，一边蘸着口水，一边翻看《印度图画周报》。“瞧！”他翻到一页，递到我眼前叫我看，“在这张照片中，你能找到几只南印度猴子？”他让我看的是一篇有关雅加达亚洲运动会的报道。照片中的印度国家代表队几乎全都是锡克人——不戴头巾，把长长的头发扎成一束，用丝带绑起来，这些锡克人看起来挺陌生的。“这是哪门子的‘印度’代表队！没有我们锡克人，这个国家怎么存活得下去？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锡克人袖手旁观，巴基斯坦军队肯定会长驱直入，占领全印度。你给我一师锡克部队——只要一师就够了，我保证三个月内横扫这个被神诅咒的国家。到时候你看看，这些南印度人渣敢不敢阻挡我们？”

我跟这个锡克人粘上了，如今想逃也来不及了。往后，我们还得在火车上共处二十四个小时。每到一站，我们一起从冷气车厢中钻出来，在月台上散散步，透透气，享受炽热的阳光。我们一起用餐。抽烟时，我站在一边把风，免得让其他锡克人撞见。“我不在乎，”我的锡克朋友说，“但我不想让其他锡克人看见我抽烟，免得他们难过。”我们聊起伦敦、特立尼达和咖啡店，也谈到印度和锡克人。我们都同意，锡克人是印度最优秀的族群，但是，他认为值得欣赏的锡克人却寥寥无几。我绞尽脑汁，实在想不出几个有名望的锡克人。我提到一位锡克宗教领袖。“他是该死的印度教徒！”我的锡克朋友说。我提到另一位。“他是被神诅咒的穆斯林！”我提到几位政治人物。他告诉我，这几个人全都是奸诈的政客，“有个家伙输掉选举，心里不甘，就叫几个手下抬着几个票箱跑过来说：‘等等，我们忘记数这些选票。’”我提到锡克人的活力和旁遮普省的繁荣。他嗤之以鼻：“对！清道夫都出头了。”我们谈起锡克作家。我告诉他，我很喜欢库雪旺·辛格的作品，他花费毕生精力，整理锡克教的经籍和历史。“库雪旺？他根本不了解锡克人。”根据他的看法，描写锡克人最有深度的作家是坎宁安（Cunningham），但他已经死了，就像所有杰出的锡克人一样。“今天，我们锡克人是一群没有希望的可怜虫。”我这位锡克朋友说。

他讲的那些故事，有许多确实很滑稽，令人发噱，但有时我会在他一本正经讲述的故事中——尤其是那些跟锡克教领袖有关的，看出一种无心的幽默。我们的交往是在相互的误解中开始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发展出一段情谊。随着旅程的进展，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尖酸刻薄，而这正好反映出我自己的心情。一路上触目所见尽是吵闹不休的火车站、贫瘠的田野、残破的市镇、骨瘦如柴的牛群、憔悴苍老的人群。他对这幅景象的反应，跟我的反应太相似，因此我一时没有察觉到，这样的反应对一个印度人来说是很不寻常的。说也奇怪，他的反应虽然激烈，但却稳定了我的心情——这个锡克人仿佛变成了我那个非理性的自我。铁路两旁的土地越来越贫瘠，他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凶暴，但他对我却显露出一种奇异的、深沉的柔情，就像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对待一个侏儒那样。

将近午夜时分，我们抵达一个接驳车站。我得在这儿换车。整座月台看起来就像医院的太平间：朦胧灯光下，只见地上躺着一排排身躯，乍看之下，就像一个个皱缩的白色包裹；一双双骨瘦如柴的胳臂、一条条青筋毕露的腿、一张张布满灰色胡楂的脸庞，就从这个白色包裹中探伸出来。人们睡觉了，狗也睡觉了。其他人和其他狗就从他们身上践踏过去，影影绰绰，迷迷蒙蒙，看起来就像是从尸体上冒出的气体。一列火车停靠在月台旁。静悄悄的三等车厢，挤着几百张黑黧黧汗淋淋的脸。装有铁栅的车窗顶端悬挂着黄色的牌子，显示这群旅客此行的目的地。火车头喷着气，嘶嘶响个不停。误点的班车通常会准时抵达目的地。风扇呼啸旋转。原野上四处响起凄凉悠长的狗吠声。一只狗瘸着脚，一拐一拐走到月台尽头，消失在茫茫黑夜中——它的一只前腿不知刚被谁砍断了，血淋淋的，只剩下一截血肉模糊的残肢。

我的锡克朋友帮我把行李拎下车厢。此时此刻，我格外感激他陪伴在我身边。在车上，我们已经互相交换地址，约定重聚的地点和时间。临别时，我们又再许诺一次：我们将结伴周游印度南方。印度还是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我们会一块儿去打猎。他会教我打猎。他说，打猎很简单，保证我一学就会。他说，我肯定会很喜欢那些大象。然后，他就回到他那个装有双重玻璃窗的冷气车厢中。汽笛响起了，火车轰隆驶出车站。然而，车站并没改变多少：依旧挤满旅客，依旧等待交通工具。

约莫两个小时后，我那列客车才开行。这会儿车厢停靠在月台旁。我把三等车票换成头等，然后蹑手蹑脚，小心翼翼沿着灯光朦胧的月台走下去，经过一排排躺在地上的人和狗，经过一节节闷热不堪、早已挤满乘客的三等车厢，一路走到头等车厢门口。售票员打开我那个包厢的门，让我进去。我把门闩上，拉下所有的百叶窗，试图把狗的嚎叫声和月台上那一张张愣瞪着眼睛的脸孔、一副副骨瘦如柴的身躯，阻挡在车厢外。我没开灯。这会儿我只想躲藏在黑暗中。

我并不期望跟他再聚，但我们还是见面了，一如我们分手时的约定。地点是在印度南部一个城镇。在那儿，除了这个锡克人，我只认识一位经营糖果铺、家境相当富裕的印度人。他非常好客——好客得让我感到有点畏惧。每次去探望他，我都得尝一尝他铺子里卖的各种糖果。这些东西又甜又腻，只消尝几口，就会让你一整天吃不下饭。我那位锡克朋友也很好客，但我比较能够接受他招待朋友的方式。他先请我喝酒，让我恢复胃口，然后再请我好好吃一顿饭。他放下手边的工作，终日陪伴在我身旁。我感觉得出来，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一尽地主之谊，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此展现他对我的友情。这让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我实在无法响应这样的友情。幸好，这会儿我的心情比在火车上时平静多了。我再也不必随着他的情绪起舞。

“这个城镇原本是个军营，现在却变得乱糟糟的，”他告诉我，“以前他们不准黑鬼进入这座城镇，现在呢，黑鬼满城走动，到处都是。”

他还是那么容易动气。不同的是，在火车上，我能够从他的愤怒中看到一种幽默感或自嘲。现在，他是真的生气了。

“这帮人！每次你招呼他们，都得大叫一声：‘仆欧（boy）！’否则，他们根本不会响应你。”

我早就注意到这点。在旅馆，我也跟其他客人一样，动不动就大叫一声：“仆欧！”但我总是拿捏不准正确的发音和腔调。旅馆的仆欧和房客身上穿的服装，都是南印度式的，有时我难免会叫错人。因此，我的呼叫总是带着一种询问和抱歉的意味。

锡克人并不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你知道他们怎样回答你吗？你会误以为你在演一部电影，出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群美国黑人。你叫他们一声‘仆欧’，他们回答你：‘是，主人。’天哪！”

看什么都不顺眼，动不动就生气，这个锡克人变成了我精神上的一大负担。他的愤怒就像一种自虐。他终日喃喃自语，不知在生谁的气。当初我没看清楚这个锡克人的真面目，而就在这样的误解中，我助长了他对我的友情和信赖。我们在车站黯然分手，后来我们又在这座城镇重逢，感觉十分温馨。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为我拟定的一切计划。他已经安排好，带我一块儿去打猎。如今，我想打退堂鼓也来不及了，可我又不想继续跟他混下去。进退两难，我只好任由他发牢骚，装着没听见，让我担心的不仅仅是他的怒气。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亲昵，让我感到更加不安。身为主人，他对待我这个宾客可谓无微不至，他把照顾我当作他的天职。我看得出来，他对他的国家感到非常失望，心中充满怒气。我也看得出来，他很寂寞。印度的现状对他来说是一种屈辱。这点，我的感觉和他完全相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终究没有摆脱这个锡克人。他陪伴在我身边的时间越长，而我介入他心中的怨恨也越来越深，但那是一种消极的、焦虑不安的介入，正在等待解脱的时机。

一天，我们结伴去探访一座十八世纪宫殿的废墟。经过一番清理和整顿，它变成了市民们休闲野餐的场所。在这儿，我们看到的印度是她那优雅殷实的一面；市场和火车站被远远地阻隔在围墙外。这座废墟，是我这位锡克朋友常游之地。这会儿他带领我漫游其间，一路指指点点，神态显得非常肃穆，甚至有点骄傲。附近有几间更古老的庙宇，但却引不起他的兴趣。我想我知道原因。他去过欧洲，曾经因为他的头巾、胡子和他那一头长长的、未曾修剪过的头发，被欧洲人嘲笑过（也许他太过敏感了，总是怀疑别人取笑他）。从此，他以另一种眼光看待印度和他自己。他知道欧洲人喜欢什么。这座已经荒废的宫殿是欧洲式的。能够带领我参观这样的废墟，让他感到很开心。我们漫步花园中。他又谈起他为我安排的狩猎之旅。他说，我肯定会很喜欢那些温驯安静的大象。我们流连在花园中的水槽旁，边吃三明治边喝咖啡。

回程中，我们顺道参观附近的一座寺庙。这是我提议的。孤苦无依的住持，看起来就像一个叫花子。他打着赤膊躺在绳床上，看见我们走进庙门，赶忙从床上爬下来迎接我们。这位住持不会讲英语，只能比手画脚招呼我们。我的锡克朋友哈哈笑起来，脸上露出轻蔑的冷漠的神情。住持装着没听见，自顾自走在我们前头，引导我们走进低矮阴暗的庙堂，不时伸出他那只枯瘦的胳臂指指点点，以赚取一笔向导费。光线十分暗淡，我们看不清楚庙堂中的石雕。对住持来说，这些雕刻品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香火缭绕的神龛。龛中点着油灯，映照着一尊尊色彩鲜艳、装扮得像玩具娃娃一样的黑神像和白神像——这证明，自古以来，印度就是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2]杂居的国家。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的锡克朋友说。

住持睁着眼睛望着神像，等待我们的赞许。听锡克人这么一说，他点了点头。

“你去过吉尔吉特吗？”锡克人问我，“你应该到那儿走一趟。居住在那个地方的全都是纯种的雅利安人，长得漂亮极了。你让两三个德拉威人搬到那儿去住，没多久，他们就会污染雅利安人的血统，使他们堕落腐败。”

住持点点头，带领我们走出庙堂，站在一旁看我们穿鞋。我掏出一些钱递给他。住持一声不吭，回到他那间窄小的禅房。

“迁居印度之前，我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种族，”车子驶出庙门时，锡克人忧伤地说，“亚利亚，这是梵文中一个非常尊贵的词。你知道它的意思吗？贵族。你应该读几部古老的印度教典籍。这些书会告诉你，在以前那个时代，亲吻黑种女人的嘴唇，是一种非常不洁的行为。你以为这是锡克人在胡说八道？你读读那些书吧。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之间的恩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现在它又冒出来了。报纸上不是说吗，这些黑鬼在搞独立运动，试图建立自己的邦国。这些人欠揍。总有一天，我们会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车子经过的地方，土地贫瘠，人口稠密。广阔的田野上，最干净整齐的东西就是这条马路。马路两旁散布着一个个长方形坑洞——农民在这儿挖掘黏土，修建他们的茅屋。沿路栽种着一排浓荫密布的大树，根部整个暴露在日头下。田野中四处可见倾倒的树木——人类渺小的活动给大自然带来了浩劫。路上车辆稀少，但却挤满行人，他们无视天上那轮毒日头、满路飞扬的尘土和我们的汽车喇叭声。妇女身上穿着鲜艳的紫色、绿色和金黄色衣裳，男人则衣衫褴褛，不堪入目。

“这些人全都拥有投票权。”

我回过头来看了看我的锡克朋友，发现他那张脸孔绷得紧紧的，充满怒气。他神情显得更加倨傲冷漠，嘴唇不停地蠕动着，仿佛在喃喃自语。他到底是用哪一种语言在说话呢？他究竟是在祈祷还是在念咒呢？此刻，我又感受到了几天前在火车上体验过的那种歇斯底里。而今，我觉得，我必须负起双重责任。这个锡克人看每一样事情都不顺眼，他的火气越来越大。他的心情我能理解，而我也热切盼望这块土地和这群民众能够改变。锡克人的嘴唇依旧蠕动不停。于是，我试图以我的咒语制衡他的咒语。我感觉到灾祸降临，我渐渐丧失了理智。我试图对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没饭吃的穷人，展现我的爱心。但我失败了，我知道我失败了。面对我身旁这个锡克人的愤怒和轻蔑，我终于屈服。不知不觉，我的爱心转变成了一种自戕式的歇斯底里——我渴望看到更多的腐败、贫穷和饥饿，我渴望看到更丑陋、更怪诞、更畸形的人。此时，我只想看一看人究竟能够堕落到什么程度。我恨不得把人类的沉沦，全都吸纳进我的心灵。对我来说，这就是终点，这就是我个人的失败。我知道，这一刻的污点会永远烙印在我心灵中。

工务局修筑的一条高耸的白色排水沟上，一个男人伫立着，乍看之下就像一尊雕像。破破烂烂的衣裳悬挂在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躯上，遮掩着他那细瘦的、宛如烧焦的木棍一般的四肢。

“哈！瞧那只猴子，”呵呵一笑，我的锡克朋友脸上露出憎恶的表情，“天哪！这是人吗？即使是动物，如果它们想存活下去……即使是动物。”一时间，他竟也找不到适当的措辞，只好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即使是动物。人？那个、那个东西是人吗？他拥有什么？本能？他拥有本能，晓得什么时候吃喝拉撒？”

他以为他代替我说出了心里的感觉，就像几天前在火车上那样。他不知道，现在我已经觉悟了，不想再跟他一样陷入歇斯底里中。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是他自己的，与我无关。他施展在我身上的魔咒，已经破除了。

我们的车子奔驰在公路上，扬起一团一团尘土，遮盖了路旁的农民、树木和村庄。

有时我觉得，我们实在太过愚蠢，太过优柔寡断，太不诚实。这趟旅程结束时，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终止了。当着他的面告诉他，我不想再跟他见面，会让双方都感到很痛苦，但这可以避免。我可以悄悄换一家旅馆，从此消失。这是我的一贯作风。但不知怎的，这回我并没这么做——黄昏来临时，我发现我又跟他一块儿喝酒了，把农民和尘土，黑神和白神，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全都抛到脑后。刚才在路上，我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也许是酷热的天气和过度的疲劳所引发的吧。这会儿，喝了几杯浑浊的印度啤酒，感觉好多了。我们兴奋地聊起伦敦、咖啡店和那个“滑稽的小家伙”。

黄昏转变成黑夜。三个人围坐在一张摆满玻璃酒杯的桌子旁。除了我和锡克人，还有一个刚加入的英国人。这个身材肥胖、满面红光的中年人是做生意的，讲起英语来带着浓浓的英格兰北部口音。几杯酒下肚，我只管静静坐在一旁，聆听他们谈论锡克人的历史和军功。刚开始时，英国佬显得兴致勃勃，但没多久他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我洗耳恭听。我的锡克朋友说，兰吉特·辛格[3]死后，锡克人就开始衰微了。印巴分治后，锡克人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他也谈到一九四七年锡克人展开的报复和种种暴行。[4]我感觉得出来，这些暴行是故意说给我听的——今天下午一路驱车回到城里，他早就盘算好怎样教训我了。这家伙心机太深，让我不寒而栗。

肚子饿了，我们要吃晚饭了。于是我们转到附近一家餐馆。那个英国佬有事先走了。

餐馆灯光明亮。

“他们瞪着我！”

餐馆闹哄哄的，密密麻麻坐满客人。

“你看，他们在瞪我。”

我们走到一个拥挤的角落。

我坐下来。

啪！我的锡克朋友伸出手来，一巴掌打过去。

“这些可恶的德拉威人，竟敢瞪着我。”

坐在隔壁桌的客人挨了一巴掌，仰面躺在地板上。旁边一把没人坐的椅子，正好可以充当他的枕头。他满脸惊惧，睁大眼睛，双手交握在一起，模样既像哀求又像致敬。

“军爷！”他仍躺着哀声呼号。

“竟敢瞪着我，你这个南印度人渣！”

“军爷！刚才我听到朋友说：‘瞧，一个军爷走进来了。’于是我就转过头去望一眼，并没别的用意。我不是南印度人。跟您一样，我是旁遮普人。”

“人渣！”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初在火车上，一看到这个锡克人，我就本能地觉得很不对劲儿——有些人浑身散发出暴力的气息，让害怕暴力的人一看就会觉得不寒而栗。我既然交上他这个朋友，难免就会重新评估我对这种人的看法。然而，在我们友情中所有的谬误和别扭的背后，我却一直对他保持戒心。很自然，这一刻我会感到惊恐，甚至自我厌恶，但这一刻也正是我一直期待的时机。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出餐馆，搭乘人力车回到旅馆。街上空荡荡的，悄无人声。由于我跟这个锡克人的交往，从一开始，这座城市就仿佛被扭曲了——不管是出于轻蔑或是出于某种爱心，我透过这个锡克人的种族主义眼光，观看和评估这座城市。如今，这种偏见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就像刚才目睹的暴力让我觉得恶心。

我叫车夫掉转车头，把我载回餐馆。我的锡克人朋友早就走了，但那个挨揍的旁遮普人还待在餐馆里头。他睁着眼睛，气咻咻的，跟几个朋友站在柜台旁。

“总有一天我会把你那个朋友给杀了！”一看见我，他就扯开嗓门咆哮起来，“明天，我就去杀那个锡克人。”

“你可不能杀人。”

“我不但要杀他，还要杀你。”

我回到旅馆。电话铃响了。

“喂，人渣。”

“嗨！”

“我碰到一点小麻烦，你就开溜了。你还自称是我的朋友呢！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吗？你是一只脏兮兮的南印度猪猡。你别睡觉，我马上过去把你痛打一顿。”

他在旅馆附近打电话给我。几分钟后，他就出现在房门口，使劲敲了两下，深深一鞠躬，然后大摇大摆高视阔步走进我的房间，就像演戏似的。我们两人的脑子现在都清醒多了，但我们的谈话依旧充满醉意，就像玩跷跷板似的，一上一下，一进一退，摆荡在两极之间，时而惺惺相惜，把酒言欢，时而反唇相讥，撂下狠话。每次我们的谈话摆荡向其中一个极端，肯定会有一个人（要么是他，要么是我）出面纠正。我们之间终究还存在着一份情谊。我们边聊边喝咖啡。我们的谈话摆荡来摆荡去，变得越来越虚假。最后，连剩下的一点情谊都被消磨光了。

“哪天我们一块儿去打猎吧，”临走时，他说，“我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一流的、好莱坞式的退场台词。也许，他是诚心诚意邀我打猎。我摸不清这个人的心意。印度人讲英语，往往会引起奇奇怪怪的误解。折腾了一整天，这会儿我只觉得浑身疲累不堪。尽管我们一块儿喝咖啡，尽管我们共同演出一出好戏，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友情已经终结了，从此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我松了一口大气，但心中却也觉得有点遗憾和惋惜。毕竟，我们曾经相知相惜，结伴同游，而我对他的误解竟是那么深。

一觉醒来，我却感到莫名的恐慌。我看过一九四七年旁遮普屠杀事件和“加尔各答大杀戮”的照片；我曾听说，当年火车（令人难忘的印度火车！）运载一车厢一车厢的尸体，穿越边界；我亲眼看见旁遮普公路两旁立着一座座坟茔。然而，跟我的锡克朋友决裂以前，我从不曾把印度看成一个暴力国家。而今，我却在空气中嗅到了暴力的气息。这整座城市，仿佛沾染了我亲眼看到的那种暴力和自虐。我只想趁早逃离这个地方，可是，火车票和公车票早已被预订一空。这几天，我走不了。

我去探访我那位经营糖果店的朋友。他看见我走进铺子，登时眉开眼笑，一面招呼我在桌旁坐下来，一面吩咐店员端上一盘最香最甜的糖果，请我品尝。主仆两个陪伴在我身边，看我吃糖果。这些印度糖果甜得跟什么似的！“别吃肉，吃糖果吧。”我忽然想起小说家吉卜林说的这句话（也许我的记忆有误），越想感触越深：“肉”可是一个血淋淋的、令人怵目惊心的字眼。我感谢这座城市让我体验到它那温柔、脆弱、甜美的一面，但它也让我感到害怕。

第二天黄昏，在这家糖果店里，主人向我介绍他一位正巧来访的亲戚。听到我的名字，那人登时吓了一跳，还以为他在做梦呢。他正在阅读我写的一本书，对他来说，我可是一位居住在数千英里外的遥不可及的作家，不料，我竟然出现在一座荒僻的印度城镇，坐在市场里吃糖果！他原以为我是个老头儿，没想到我竟然是一个“巴查”—小伙子！能够认识我，他感到非常荣幸。我可以告诉他我住在哪一家旅馆吗？

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一打开房门，就看见一股辛辣刺鼻的白烟汹涌而出。这可不是一场火灾。有人在我房间里点上檀香。我赶忙掏出手帕蒙住脸，走进房间，推开窗门，打开天花板上的电风扇，然后鬼赶似的冲到走廊上。我那两只眼睛被烟熏得泪汪汪。过了好几分钟，烟雾才逐渐消散。一大束一大束香四处插着，乍看就像一根根即将熄灭的火把，灰烬滴落在地板上，宛如一堆堆鸟粪。我的床铺撒满鲜花，枕头上放着一只花环。

[1]汉普斯特德，伦敦西北部的一个享有自治权的行政区。

[2]德拉威人，居住在印度南部的非雅利安系的种族，皮肤黝黑，个子矮小，在相貌和身材上与居住在北部、皮肤比较白皙、个子比较高大的雅利安系印度人有相当大的差别。锡克人属于雅利安人种。

[3]兰吉特·辛格，克什米尔锡克教徒的领袖。参见本书第六章。

[4]1947年，印巴分治，随即引发一场种族仇杀。

第十章　紧急状态

中印军队在中印边界的尼法和拉达克地区，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印度报纸的斗大标题兴高采烈地宣布这个消息。那时，我正在马德拉斯旅行。旅馆的服务生三三两两聚集在走廊上或楼梯口，争相阅读报纸上的新闻。在山岳路，一群失业男子平日总是纠集在克瓦里地餐馆门外，替吃完饭的客人叫车子，赚取小费。这会儿，他们却都围聚在一位男士身旁，竖起耳朵聆听他高声朗读泰米尔语[1]报纸上刊载的消息。人行道上，一群妇人把煮好的食物舀到工人们的盘子里，每人收取几安钠。街旁的街巷里，打赤膊的车夫双手握着车把子，使劲推着笨重的手推车，哼哼嘿嘿，踩着碎步，穿梭在满巷川流不息的车阵中。这样的一个场景跟报纸上的标题摆在一起，显得很不搭调。印度这个国家，并未具备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资格和条件。“以往足以和神圣罗马帝国抗衡的印度，也许，将来只能与危地马拉和比利时并列。”四十年前，小说家福斯特就曾借笔下人物菲尔丁[2]之口，作出这样的一个充满嘲谑意味的预言。独立十五年后，印度在很多方面仍旧是一个殖民地。它的主要产品，依然是政客和空谈。它的“工业家”其实只是一群贸易商、机械进口商和政府特许的制造商。它的行政体系仍旧是消极的、被动的，只负责稽征税捐和维持秩序，而今，面对战争，它也只能以言词回应激愤的民情。印度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史无前例的。它实施“国土防卫法案”，要求民众准备防毒面具、燃烧弹和消防用的手摇灭火泵。对印度人来说，“紧急状态”意味着：某些公民权利的中止或撤销、使谣言和恐慌加速蔓延的新闻检查制度、充斥报纸的口号式大字标题。“紧急状态”变成了言词——变成了一连串英文字。“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孟买市一家周刊在封面上宣称。公务员考试委员会询问一位考生：“何谓全面战争？”他回答：“全面战争就是全世界都参与的一场战争。”前线传回来的消息越来越糟。据说，一支廓尔喀[3]佣兵只带着短刀就奉命到前线作战。一支印度军队只穿汗衫和球鞋，就被赶上飞机，从阿萨姆平原飞到中印边界的尼法特区。这个国家司空见惯的街头暴力，骤然间凝聚起来，形成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民众们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解放的、革命的气氛。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光靠意志就能打败敌人，只消一个礼拜，中国军队就会收兵。然而，政客们只顾喋喋不休，夸夸而谈，行政官员只会按照法令规章办事。赫赫有名的印度陆军第四师，一交手就被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印度人引以为荣的印度陆军雄师，遭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独立的印度共和国，如今却让人觉得它只是言词的产物：“我们为什么不应为我们的自由奋斗呢？”结果，它真的就在言词中崩塌了。领袖的魔力再也发挥不了效用。没多久，印度人的激情就渐渐转化成了宿命论。

中印边境战争已经一个星期了。一天晚上，我的朋友在家里举行宴会，客人包括一位制片人、一位编剧家、一位新闻记者和一位医生。进入餐厅之前，大伙儿先在回廊上小坐片刻。我坐在一旁聆听宾客们高谈阔论，心想，如果我把他们的谈话据实报道出来，读者肯定不会相信。这帮人的谈话时而琐碎轻浮，时而充满嘲谑意味，时而绝望，时而慷慨陈词。大伙儿情绪都很低落，气氛沉闷极了。制片人说，中国军队一路挺进，到达雅鲁藏布江畔就会停下来。他的口气还算平和，态度显得相当冷静。没有人质疑他的看法：印度面对这场危机，只能消极地因应。大伙儿忽然改变话题，讨论起佛家所说的“业”和人类生存的意义。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话题又转回到边界局势上。印度政府仓促应变的窘态，被狠狠嘲弄一番。大伙儿没有责怪任何人，也没有提出任何因应方案，只是把当前局势的荒谬性指出来而已。接下来呢？“有一个事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医生说，“那就是，在霍乱流行的当儿，注射霍乱预防针是很危险的。”这个医学上的模拟，我们一听就懂：面对入侵者，印度毫无准备，现在才开始准备不但愚蠢，而且危险。大伙儿都接受这个看法。制片人重复他的预测：中国军队推进到雅鲁藏布江，就会停下来。有人提起圣雄甘地。话锋一转，医生却谈起他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心得。他仿佛准备展开一场辩论似的声称，“伟大的治疗家通常会使用自身的力量，挽救自己的生命。”于是，大伙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神迹来。我仔细观察大伙儿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他们是很认真的。但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讲的这一套吗？说不定，他们的谈话只是一种中古世纪式的清谈——南印度婆罗门阶级的餐前闲聊。主人终于宣布开饭了。大伙儿终于达成一个结论：印度人也遗忘了他们的咒语，如今面对战争，只好坐以待毙。于是，边界危机就在这场清谈中消弭于无形。我们心平气和、若无其事地走进餐厅，坐下来吃晚饭，谈了谈别的事情。

生活依旧，印度人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征婚启事：一位月入二百卢比的年轻大学生，征求一位具有泰卢固族血统、出身婆罗门阶级、非高西格族、年纪在二十二岁以下的新娘。

旅馆门外路边草地上，一群妇人和水牛成天在垃圾堆中钻进钻出，搜寻旅馆抛弃的剩饭剩菜和用来包装食物的香蕉叶。一条褐色小狗奄奄一息，躺在垃圾堆旁，就像一个待决的死囚。它被拘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等待死神的降临。一天早晨，它静静趴在地上，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一只乌鸦飞临，小狗忽然竖起尾巴，然后又垂下来。

容貌秀丽、气质高雅的婆罗多[4]舞者，一流大学毕业，出身贵族家庭，心胸开阔，性情温柔，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具有现代淑女气质，二十一岁，愿意嫁给工厂老板、商业巨子、家道殷实的地主、医生、工程师或高级企业主管。种姓阶级、宗教信仰、国籍均不限。

从新德里传来的前线消息，并没有任何改变，但印度教的屠妖节即将来临了，成群乞丐从四面八方涌进马德拉斯市山岳路。乍看之下，这个男孩可一点儿都不像乞丐。他长得挺俊俏，一身咖啡色皮肤十分柔嫩细致。他腰间系着一条红短裤，肩膀上披着一块白布巾。一看见我走出邮局，他就迎上来，朝我笑了笑，伸出左手，掀开肩上的白布巾，露出他那只畸形的、模样十分丑怪吓人的右臂。他这只手怎么看都不像人的胳臂：它的形状极像女人的乳房，唯一不同的是，末端并不是一颗乳头，而是一根细小的手指头上的一小片指甲。

除了秘书和那个头上顶着一束发髻的警卫，总共有八个人参加在“三重神智学会”举行的演讲会。今天的讲题是“我们的宗师安妮·贝赞特[5]”。主讲人是一位中年加拿大妇女。她说，她来自温哥华，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根据安妮·贝赞特的说法，很早以前，温哥华曾经是神秘学研究重镇。安妮·贝赞特的爱尔兰血统，使她具有异于常人的通灵能力——这点毋庸置疑，而她的个性则是由她的前生经历所决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妮·贝赞特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每一位神智学家，都必须立志成为一位导师，让她的讯息继续传播人间，让她的著作继续流传在世界各地。“神智学会”目前遭遇的困境是民众的冷漠（针对这个问题，学会秘书刚才已经谈得很多）。很多人心中肯定有一个疑问：如果安妮·贝赞特今世今生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她一直没在“神智学会”露面呢？这个问题不合逻辑。为什么安妮·贝赞特非在“学会”露面不可呢？她为“学会”所做的工作，在前生前世已经完成了。如今，她肯定是以另一个名字，在另一个领域从事同样重要的工作。听众中的两位男士开始打瞌睡。

本地治里[6]位于马德拉斯南方一百英里处。城中的奥罗宾多静修院[7]四面围绕着洁白的高墙，显得十分清幽宁谧。一九五〇年，奥罗宾多临终时，曾警告印度总理尼赫鲁，“黄种人”必将扩张势力，试图染指印度。他预测中印之间一定有一场战争。这项预言记录在奥罗宾多静修院的一本刊物中，白纸黑字，作为历史的见证。最近几天，这本刊物一再被翻阅。接待员引导我参观静修院时，随手一翻，就翻到了记录奥罗宾多预言的那一页。

大师的打坐坛十分高耸，布满鲜花，坐落在静修院中的一方阴凉的庭院里，现在已经成为信徒们集体打坐参禅的地方。“圣母”还活着，但很少露面。只有在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诸如奥罗宾多的诞辰和圣母抵达印度的日子，圣母才会“现身”。我对奥罗宾多的生平事迹略知一二：他几乎完全在英国受的教育，回国后成了革命者，躲过了逮捕，逃到当时是法国属地的本地治里，定居在那儿，从此不再搞政治。他在本地治里建立一座静修院，广收徒众，变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圣人。至于那位“圣母”，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她来自法国，是奥罗宾多生前的伙伴，在静修院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我花三个半卢比，在静修院附设的书店买了一本《奥罗宾多论圣母书信集》。

问：我认为，作为一个“个体”，她一身具现全部“神力”。她把“神恩”导引到物质的层面，让整个物质世界有机会改变和转型。请问，我的看法正确吗？

答：正确。她一身具现神力，是为了让世俗意识产生蜕变，以便吸纳上天赐予的超心灵力量。之后，在超心灵力量的主导下，世俗意识将会进一步转变，但整个意识仍不会超心灵化——首先，地球上将出现一个新种族，代表“超心灵”，而人类则代表“心灵”。

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拍摄的“圣母”照片，也陈列在静修院书店中，让游客选购。照片中的人是一位年龄不详的法国妇人：一张瘦骨嶙嶙、有棱有角的脸庞，笑嘻嘻的，绽露出两排巨大的、稍微凸出的牙齿，但她的脸颊却显得相当丰满，露出两只阴暗深沉的眼睛，跟她那一脸灿烂的笑容很不搭调。她把围巾束起来，用绳子或别针系在脑勺后，两端垂落在脖子两旁。

问：为什么“圣母”要穿戴这么华丽的服饰呢？

答：你赞同“神性”是象征贫穷和丑恶的观念吗？[8]

奥罗宾多和“圣母”身上都散发出“神光”。奥罗宾多的光是淡蓝色的，据说，死后好几天，他身上依旧散发出灿烂的光芒。“圣母”的光则是白色的，有时会转变成金黄。

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意义描述圣母或我本人的光时，我们探索的是一种特殊的、玄秘的现象——从“超心灵”发射出来的某种光芒。圣母身上散发的是“白光”，它能够净化心灵，启迪心智，把“真理”的精髓和力量导引到物质世界，使它产生蜕变……

圣母当然不会刻意向人们展示她身上散发的光。人们自动自发，接二连三跑来观看——据我所知，静修院中已经有二三十人看过圣母身上的光。它显然是一种征象，显示高层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超心灵力量”）已经开始影响物质世界。

静修院的组织和运作也是由“圣母”一手主导的。奥罗宾多答复信徒的质问时，偶尔显得很不耐烦。由此可见，静修院成立初期，内部曾经出现一些纷争。

静修院的组织和运作，以往曾经出现一些问题，造成人力的浪费。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员工们一意孤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尊重圣母的意愿。经过一番整顿后，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你们以为，圣母脸上没有笑容，是因为她对员工们的工作感到不满或不赞同。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通常，那只是显示圣母正在全神贯注思索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你的灵魂提出的。

那时，圣母并不知道你跟T谈过话。你以为那就是她对你感到不满的缘由。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测。你觉得圣母的笑容神秘兮兮的，这也只是你个人的想象。圣母说，她的笑容可是最真诚、最和善的。

你千万莫以为，因为你的法文太糟，圣母才不愿改正它。真正的原因是我担心她太过劳累，不让她接下额外的工作。现在她已经够忙的了，每天晚上都得核查一大堆账本，批阅一大沓报告，回复一大堆来函，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睡一觉。事情总是做不完。如果她答应每一个刚开始使用法文写信的人，帮他们修改他们写的东西，那么，每天晚上她就得多花一两个小时在工作上。这一来，她就得一直工作到早晨九点钟，小睡片刻，十点半才下楼来。因此，我才劝她不要帮你们改法文。

对圣母的诽谤和一切不洁的念头，都会伤害她的身心，因为她已经把静修院的人，全都接纳进她的心灵意识里。她不愿把这些不洁的东西送回给他们，以免伤害到他们的身心。

今天，尽管“圣母”已经退隐了，但在静修院的日常运作中，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她的影响力。布告栏上张贴着告示，提醒居住在院内的信徒，切莫跟来自马德拉斯的人接触，因为那座城市发生了霍乱。另一张告示则警告闲杂人等，莫聚集在静修院门口喧哗。这些布告都是圣母签名的——一个龙飞凤舞气象万千的M。静修院只是奥罗宾多学会辖下的一个机构。它所在的本地治里城，如今已经完全融入南印度社会中，连当年风靡一时的法语，也早已消失无踪。但奥罗宾多学会辖下的那一幢幢栉比鳞次、维修得十分良好的建筑物，依旧充满法国情调——乍看之下会误以为，本地治里是一个坐落在热带海岸的法国小镇。面对门外那一片白花花闪烁在海浪上的阳光，围墙上的窗户全都关得紧紧的，而这些围墙全都漆上代表奥罗宾多学会的颜色。如今在本地治里，唯一欣欣向荣的组织和机构似乎就是奥罗宾多学会。在城外，它拥有好几座庄园。在城内，它开设工厂、图书馆和印刷厂。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组织，在全体成员通力合作下运作得非常有效率。日益增加的成员，都是从世界各国和印度各地招募来的，据说“圣母”生平最讨厌三样东西：政治、烟草和性爱。跟随父母亲住进静修院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学会一技之长，以便将来谋生。这些儿童中的“班长”穿着特殊的制服，一种非常短的充满法国风味的短裤。工作跟打坐参禅一样重要，在静修院中，体力活动是日常生活的部分。（后来，在马德拉斯，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有一天，他在本地治里遇到一群身上穿着奇装异服、脚下踩着溜冰鞋、年纪相当老迈的欧洲人。一时好奇，他就一路尾随他们，结果发现他们走进静修院的大门。这个故事可能是捏造出来的，因为在静修院中，我只看见过一个欧洲人。他打赤脚，一身粉红色皮肤非常醒目，身上缠着一条腰布，外加一件印度式外套。他那一头雪白的长发和满脸胡须，乍看之下，跟已逝的大师奥罗宾多颇有几分神似。）就这样，奥罗宾多学会从世界各地招募会员，避免了近亲交配、同种繁殖的问题，而会员们也都拥有一技之长，齐心协力，使他们的组织越来越兴旺。

譬如说，现任秘书长原本在孟买经商，后来退隐到静修院中，改名“纳华贾达”，意即“新生儿”。如今，他的外表看起来依旧像一个生意人。他手里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一副大忙人的模样。但他告诉我，他一辈子从没这么快乐过。

“现在我得走了，”他说，“我得上楼去探望圣母她老人家。”

“您能不能告诉我，关于中印战争的事，圣母有什么开示？”

“一九六二年是个坏年头，”他匆匆背诵圣母的开示，“一九六三年也肯定是个坏年头。一九六四年，情况会开始好转。一九六七年，印度会打赢这场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我真的该走了。”

一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看到这个年轻人。我原以为他是出身法国或意大利的见习企业干部。这个身材高瘦的小伙子戴着墨镜，拎着公文包，走起路来步伐歪歪斜斜，显得有点轻浮。但他那张脸总是流露出自信满满、坚毅果决的神情。让我感到纳闷的是，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四处晃荡呢？别人在上班，他却站在公车站牌下，好像在等公车。下午，我总会在博物馆内碰到他。晚上到表演场所看印度传统舞蹈时，我也会跟他不期而遇。我们两人隔三岔五就在街上擦肩而过。一天早晨，在旅馆顶楼走廊，我们迎面相逢，彼此都吓了一大跳。一个谜团终于解开：这个小伙子竟然是我的邻居——他的房间就在我隔壁。

这人让我感到惶惑不安，我也给他造成一些困扰，而我却不晓得。在马德拉斯，一般人都不喜欢邀请陌生人到家中做客。不管地位有多崇高，他们宁可纡尊降贵，亲自登门拜访你。这一来，我就得成天待在旅馆房间，接待房客。“仆欧”进进出出，给新到的访客端送咖啡。我猜，就是因为我房里常常传出一群人喝咖啡聊天、谈笑风生的声音，住在隔壁的这个小伙子才会精神崩溃。一天早晨，我们同时走出房间，正眼也不看对方一眼，各自把房门锁上。我们同时转身，刹那间，两个人站在走廊上面对面碰上了。僵持了一会，突然，有如连珠炮一般，他嘴里冒出一长串美式英语，滔滔不绝，我根本没有插嘴打招呼的余地。

“你好，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我的情况糟透了，我在这儿待了六个月，体重减轻了十六磅。当初，我内心听到东方的召唤，哈哈，于是我就千里迢迢跑到印度来，学习印度古代哲学和文化。我到处乱转，就像一只没头苍蝇，我就快被这儿整疯了。你觉得这家旅馆怎样？住在这儿，让我感到心里发毛，”他耸耸肩膀，“印度的食物让我受不了，”他撇撇嘴，伸出手掌拍拍他脸上戴着的墨镜，“我的眼睛都快瞎掉了。印度人很诡异。他们排斥外人。请你帮个忙。你的房间一天到晚都有人进进出出，热闹得跟什么似的。你认识住在这儿的英国人，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吧，把我介绍给他们吧，他们也许会接纳我。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我答应试试看。

我把这个美国小伙子的情况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好吧，我帮不上这个忙。经验告诉我，当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听到东方的召唤，千里迢迢跑来印度时，你最好敬而远之，千万别招惹这种人。”

我没再试。此后，我就尽量避免跟这个美国小伙子见面。幸好我再没遇到过他。这一阵子一连串水灾，加上部队的移防，造成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之间的铁路交通全面停摆。经过抢修，火车终于恢复行驶了。

“妇女专车”—斗大的黄色标志，赫然展现在一些车厢上。更多的车厢身上用粉笔写着“运兵专列”。乍然看到这一车一车士兵朝北方移动，穿越贫瘠破落的印度田野，前往烽火连天的边界，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相貌俊秀、谈吐斯文、身穿草绿军装的士兵，在他们那嘴唇上蓄着八字须、手里挥舞着短杖的长官带领下，出现在火车站。刹那间，原本乱糟糟、闹哄哄的月台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变得井然有序。我猜，这些小伙子心里一定很怀念他们那脏乱不堪的家乡。一位身材矮小圆胖的少校跟我坐在同一个包厢。上车前，他跟送行的妻子和女儿肩并肩，静静坐在马德拉斯中央车站月台上，谁也没吭声，上车后，他就一直静静坐着，手里握住一只香槟酒瓶，里面装着开水。火车开行了好一会儿，他才打破沉默跟我攀谈。一开口，他就问我一个一般印度人最喜欢问陌生人的问题：您是打哪儿来的？从事什么工作？士兵们也变得活泼起来。途中，火车在蔗田旁边停下。一个士兵跳下车厢，拔出刀砍甘蔗。其他士兵纷纷跟进。霎时间，整座蔗田到处都是挥刀砍甘蔗的士兵。农夫气咻咻跑出来。士兵们掏出钞票，塞到农夫手里。农夫眉开眼笑。火车开行时，他还笑嘻嘻向我们挥手道别呢。

晌午时分，火车的影子拖得长长的，跟随我们一路奔驰。日落、黄昏、黑夜——火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灯光朦胧的车站。这是一趟典型的印度铁路之旅。以往，一路所见的景物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今，在战争威胁下，却突然变得值得珍惜爱护。冬天早晨，火车迎着和煦的阳光，驶向我向往已久的孟加拉平原时，我对印度和她的百姓的感觉改变了——变得充满柔情，充满关爱。以往，我总是带着不屑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车厢中有一群孟加拉乘客。我看到一位男士脖子上环绕着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上身穿着一件褐色的苏格兰粗呢夹克，腰间系着一条孟加拉式缠腰布。这一身装扮显得非常优雅自然，跟他那端正的五官和轻松自在的姿态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脏乱腐朽、视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也能产生出这么多相貌堂堂、温文儒雅的人物。印度制造出太多人口，结果却弃绝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然而，它却允许一部分人茁壮成长，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比这些印度人更有教养、更有个性、更有自信心的了。你若想了解印度人，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把每一场邂逅看成一桩有趣的冒险和奇遇。我不想看到印度沦陷，我会受不了。

就在这种心情中，我漫步在加尔各答街头。这座城市，是尼赫鲁心目中的“梦魇”，是美国某一家杂志评选的“全世界最悲惨的城市”，是某一位美国作家笔下的“瘟疫怪兽”，是最让世界卫生组织头疼的“亚洲霍乱最后的根据地”。这座城市当初兴建时，只计划容纳两百万人口，而今在它的人行道上和贫民窟中，却住着六百万人。

“老鼠！”豪拉车站餐厅的服务生伸出胳臂，兴冲冲地指给我看：“瞧！一只老鼠。”这只浑身毛发脱光的粉红色小动物，慢吞吞地穿过铺着瓷砖的地板，爬上一根水管。餐厅中坐着的那个阿萨姆军人及其妻子，只顾低头吮吸盘中的米饭和咖喱鱼，连眼皮也懒得抬起来一下。这幅景象确实令人怵目惊心，但我心里早有准备。真正让我惊讶的，却是豪拉桥对岸那座红砖砌成的市镇。如果你能够忽视那满街的摊贩、人力车和那一群群身着白衣、行色匆匆的印度人，你肯定会误以为，此刻你正置身在英国的伯明翰市。然后，薄暮时分走进市中心，你会以为你闯进了伦敦城。瞧，那座烟雾弥漫、草木葱茏的梅登公园，不就是海德公园的翻版吗？雾中漫街霓虹迷蒙闪烁，酒吧和咖啡馆四处林立的乔林希区，不就像是伦敦牛津街、公园巷和贝斯沃特路的综合体吗？不远处的胡格利河，不就是一条更宽阔、更浑浊的泰晤士河吗？聚光灯照射下，前任印度陆军总司令身穿黑西装，挺着腰杆子，伫立在一座高台上，带着美国桑德赫斯特军校口音，说着印度斯坦语，向一小群懒洋洋的听众发表演说，主题是如何因应战争。一辆辆有如战舰一般浑身漆成灰色的加尔各答电车，慢吞吞地以每小时不到十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大街小巷中。电车出入口，挤满身穿白衣的印度男人。在印度旅行的这段日子，第一次，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座大城市中。这是一座看起来挺眼熟的大都会：街道的名称几乎全都是英国式的，诸如埃尔金、林赛和艾伦比，这和街上熙往攘来的印度人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驱车出城，进入郊区，在茫茫烟雾中看见一根根烟囱矗立在棕榈树丛间，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越发加深了。

据说，印度的玛瓦尔[9]商人已经向有关单位查询，在中国管理下经商前景如何。同一个消息来源指出，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人，尽管一直反对将印地语颁定为印度国语，现在却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士气低落，人心惶惶。面对势如破竹的中国军队，阿萨姆省的行政系统一夕之间全面崩溃，官员和老百姓纷纷逃亡。但加尔各答面对的不仅仅是战争，即使没有战争，这座城市也已经死定了。当年的印巴分治，使加尔各答丧失了大半的腹地，而成群难民的涌入，更加重了它的负担。连大自然都跟这座城市作对：流经市区的胡格利河开始淤塞。但加尔各答的死亡不仅是形体的，也是心灵的。这座霓虹闪烁、脏乱不堪、人口过剩、黑金充斥、奄奄一息的大都会，一肩承担起印度近代史的悲剧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失败。在这儿，人们对印度和英国的接触一度充满期望。在这儿，印度文艺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印度改革运动领导人，有很多出身孟加拉省。然而，也就是在这座城市，英国人和印度人反目成仇。当初人们期望的文化交流并未实现，印度人元气大伤。孟加拉一度在思想观念和改革热忱上领导印度全国各邦，而今，只不过四十年后，连印度人一听到加尔各答这个名字，都会不寒而栗，因为今天它代表的是贫民窟、霍乱和腐败。加尔各答人的美学意识和艺术创造力并未消退——坊间贩卖的每一件孟加拉纪念品和市场上展示的每一种出自难民之手、备受剥削的“手工艺”，都具有一种高雅迷人的艺术品位——然而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艺术才华只会更加凸显出这座城市的衰微堕落。今天的加尔各答，再也看不到杰出的领导人物，除了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和摄影家贾纳，这座城市再也不曾产生过伟大的艺术家。加尔各答人不再从事文化探索和艺术实验，如今，全印度的知识分子都纷纷从这场“印度大实验”中撤退。建立加尔各答城的英国人，早已经卷铺盖走人，但他们的影响力依旧残留在这座印度城市：英国人开设的公司行号遍布城中的乔林希区，生意好得不得了。而对城里的印度人来说（这些是已经夭折的印度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中有很多如今坐在冷气大楼里办公），印度的“独立”只给他们带来一个好处：从此他们就能够像英国人那样撤出印度。这帮人撤退后，剩下来的印度——让我们那么惦念那么关怀的印度，究竟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呢？难道它只是一个名词，一个观念吗？

从火车上眺望，新兴的钢铁城杜尔加布尔看起来就像一幅绵延不绝、灯光闪烁的图画。我走到车厢走道上，观看这一城灯火，直到灯光一盏一盏消失在我眼前。多么微小的一个希望，多么容易破灭啊！邦迪拉今晚沦陷了。整个阿萨姆平原暴露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下。尼赫鲁总理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试图鼓舞民心士气，但他那套说辞听起来却像是哀悼国家的沦亡。成群藏族人在圣城巴纳拉斯火车站下车。他们那一张张宽阔的、红润的脸庞绽露出迷惘的笑容，没有人听得懂他们讲的语言。他们只管呆呆地站在行李旁，茫然不知所措。这些人披头散发，身上穿着臃肿的、脏兮兮的茶褐色衣裳，头戴毡帽，足蹬皮靴，模样一看就知道是外乡人。旅馆空荡荡的，国内航线的班机全都取消了。身穿黑西装的年轻经理和身穿“仆欧”制服的侍应生无所事事，三三两两站在走廊上，闷声不响。不知怎的，我心中忽然兴起一个念头：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狠狠跟他们杀价，花点小钱，在这家豪华旅馆住几天。于是我走上旅馆门前的台阶，开始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我对经理说：“房租包括早晨的咖啡哦。”经理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包括早晨的咖啡。”

旅馆坐落在巴纳拉斯城的军营区，周遭杳无人踪，宛如一座死城。住在这儿，你会产生一个错觉：你是一个游民，擅自闯入别人的房子赖着不走。但在市区，你却嗅不到一丝战火气息。河边石阶上堆积着一捆捆木柴。一具具穿着华丽寿衣的尸体，躺在撒满鲜花、布满垃圾的河岸，卑微地等待火葬。偶尔从柴堆冒出的火焰，闪烁在恒河反射出的强烈阳光中，摇曳不定。家属们围聚在火堆旁，谈笑风生。河边那一排排用巨大的字体镌刻着各种名号的陡峭石阶，挤满游客，热闹得就像假日的海滩。虔诚的印度教徒三五成群，或伫立水中，或躺在遮阳伞下，或围聚在一位师尊身边，聆听他老人家的开示。年轻人站在一旁舒展四肢，自顾自做健身操。高耸的白色河堤后面，迂回曲折的街巷中，小贩们穿梭在阴暗但幽雅的（可惜地上四处散布着一堆堆牛粪）石造楼房之间，贩卖巴纳拉斯城的名产：玩具、丝织品和铜器。寺庙中身兼祭司和向导两职的小伙子，穿扮得整整齐齐，一身光鲜。他们一面嚼槟榔，一面口出秽言，诅咒拒绝捐献香火钱的观光客。

我到一座尼泊尔庙宇参观。根据《默里旅游手册》的说法，这座寺庙“被色情雕刻品弄得面目全非。这些玩意儿并不值得观赏，你可别受到接待员的诱惑”。接待员是一个小伙子，肩膀上披着一头长长的女用假发。我央求他带我去参观这些雕像。“瞧，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淡淡地说，“瞧，这是另一个男人。这家伙是个急性子，因为他老是催促那对男女：‘快啊，快啊！’”向导总爱捏造这类故事，讲给游客听。我可不喜欢这样的评注。色情艺术提供给人们的愉悦是非常短暂、非常虚幻的。我后悔没遵循《默里旅游手册》的指示。

吃午饭时，我请那位忧心忡忡的年轻经理打开收音机，让我听听新闻，前线传来的依旧是坏消息。旅馆经理站在我身旁，背着手，低头瞅着收音机——即使心情不好，他依旧不忘礼节。突然，我听见播报员提到“中国边防部队”，心中一动。

“经理先生，我们现在收听的是北京电台的广播！”

“这是‘全印电台’呀！我常收听它的广播。”

“只有中国电台和巴基斯坦电台的新闻，才会提到中国边防部队。”

“可是，这是英语新闻啊。你听，他的口音……奇怪，这个广播听起来很清晰。”

他说得没错。播报员的声音听起来既清晰，又响亮。我们试图转到新德里电台，但听到的却是嘎嘎声和电波干扰。接着，我们听到一个十分微弱、飘飘忽忽的声音。

第二天，战争结束了。有如变魔术一般，刹那间，旅馆又住满了客人。

战争结束了，但“紧急状态”依旧维持着。身为地方行政长官，这位高干必须继续巡视他的辖区，一方面鼓舞民心士气，一方面为国防基金募款。我跟他见面时，他刚结束一段巡视行程，收到地方人士致赠的一本相簿，里面张贴的几乎全都是他接见地方士绅或接受他们欢迎的照片。这会儿，我跟他手下几位干部坐在他那辆旅行车后座，翻看这些照片。车子行驶在一条典型的印度公路上：两条泥巴路夹着一条铺着碎石的狭窄车道。泥巴路上的土壤早已经被牛车车轮碾磨成细细的、厚厚的灰尘。这是典型的印度尘土：它不但损毁路边的树，也糟蹋了公路两旁一百码内的田野，行政长官的座车开抵每一座尘土飞扬的车站时，我们面对的总是千篇一律的欢迎仪式：接待委员会、花环、健美操表演、粗糙简陋的地方产品展示会。

这位行政长官对肥皂和鞋子情有独钟。每一站，我们都会看到满脸胡须的穆斯林鞋匠站在一排鞋子后面，恭候长官驾临。本地的肥皂制造商，则站在他们那一堆笨重的、奇形怪状的肥皂旁边，等待长官检阅。一天黄昏，在晚宴上，身穿深色西装的长官向大伙解释，他为什么会对肥皂和鞋子那么感兴趣。一谈起这件事，他的声音就变得非常温柔。他说，他有个女儿在英国念书，经由电视或其他教育传播媒体的报道，她的同学们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所有城市的老百姓都不穿鞋子，不洗澡，也都不住在房屋里。“爸爸，这是真的吗？”这个哀伤的小女孩质问她父亲。从此，这位行政长官辖区内的所有工匠都必须制造鞋子和肥皂。接受欢迎时，长官一时兴起，往往会从团团包围他的地方缙绅中挣脱出来，跑到马路对面，跟列队欢迎他的穷人家小孩打招呼。有时他会行使行政长官的特权，拿起欢迎会上展示的肥皂，分送给孩子们。随行的摄影记者纷纷举起照相机，争相猎取镜头——看来，没多久又可以贴满一本照相簿，呈送给长官了。

这是一趟旋风式的访问。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这么辽阔、贫瘠的地区竟然能够动员这么多人力物力，组织这么盛大的欢迎会。更让我感佩的，是居住在漫天尘土飞扬、物资极端匮乏的环境中的人，竟然能发挥艺术才华，创造出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我很想多留一会儿，感受一下充满希望的气氛，但我们的行程实在太过仓促，要参观的展览会实在太多了。我坐在旅行车后座，因此每到一站，我都得最后下车。通常，我还来不及观赏琳琅满目的展览品，长官和他的幕僚就已经回到车旁，等我上车，然后他们才一个接一个鱼贯钻进车厢中。

我们在欢迎会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群身材孱弱、四肢细瘦的小男生穿着白短裤和背心，聚集在大太阳下，为长官和贵宾表演体操。欢迎会上树立着一座座牌楼，上面用印地语写着“欢迎”二字。长官接受地方人士奉献的花环。在印度，通常一位政治人物接过花环后，会立刻将它从脖子上拿下来，交给随从——接受属下礼敬，又立刻显露出轻蔑的态度，是印度官场的典型作风。但这位行政长官并没这么做。他只顾低着头，让欢迎他的地方士绅把一个又一个花环戴在他脖子上，直到那一簇簇金盏花碰触到他的耳朵，从背后看，此时他的模样极像一尊装扮奇特的神像：一只手拈着雪茄，另一只手拿着英国式遮阳帽。他的随从就站在旁边，手里捧着长官的雪茄盒，他那一身装束看起来活像莫卧儿王朝的大臣。英国人这一招很厉害：他们把在他们之前统治印度的莫卧儿人，贬为随从和跟班。

一群农民聚集在装饰华丽的帐篷中，一排排坐在草席上。官员们则坐在一排椅子上，前面摆着一张桌子。一听见长官点到自己的名字，农民就站起身来，走到长官面前，深深一鞠躬，双手奉上钞票，捐献国防基金。（一位官员告诉我，随着国防基金不断累积，国民的储蓄日愈减少。）好几位妇女羞答答走到长官面前，脱下身上戴着的首饰，双手奉上。偶尔没有人响应长官点到的名字。这时，坐在草席上的农民就会七嘴八舌向长官报告：他家里有人死了，他家的牲畜死了，他病了，他突然远行了……一张张钞票随随便便堆叠在奉献盘上，摇摇欲坠。官员们似乎不把这笔钱看在眼里。

长官开始训话。他说，紧急状态还没有结束，因为中国军队仍然驻留在印度的神圣领土上。长久以来，印度人民在某些政治人物误导下，沉溺在非暴力主义的理想中。如今，国难当前，印度人民必须振作起来。长官为了唤醒民众，首先诉诸农民的爱国情操，接着向在座的民众分析中国对印度造成的威胁。他声称，以印度的任何一套标准来衡量，中国人都是“不洁”的民族。他们吃牛肉（这是对在座的印度教徒说的）；他们吃猪肉（这是对听众中的穆斯林说的）；他们吃狗肉（这是对全体印度民众说的）。中国人什么都吃：猫肉、老鼠肉、蛇肉——全都被他们吃进肚子里。农民们只管静静坐在地上聆听，脸上木无表情，直到长官打出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召唤印度教的“毁灭女神”[10]，农民们才振奋起来。

长官身边有一位“啦啦队队长”。他是一位身材高瘦的老汉，身上穿着老旧的双排扣灰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一顶看起来跟长官的帽子一模一样的遮阳帽，嘴里咂巴咂巴不停地嚼着槟榔。他的嘴巴很大，沾满槟榔汁，两片嘴唇红涎涎的，好像在滴血。他只管静静坐着，面无表情，仿佛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目。这会儿他忽然伸出手，扶扶眼镜，慢条斯理走到麦克风前，望着大伙儿，好一会儿没开腔。突然，石破天惊，他张开他那张血盆大口，露出一嘴烂牙和槟榔渣，扯开嗓门尖叫一声：“圣母卡利呀—”

“万岁！”大伙儿眼睛一亮，纷纷扯起嗓门回应。刹那间，一朵朵笑靥绽开在农民们脸庞上。“圣母卡利万岁！”

“你们说什么？”啦啦队队长说，“我没听见。”这是他最得意的一句台词，每次聚会都会用到。“我们再试一次，这回你们要喊大声一点，让我听见！圣母卡利呀—”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次，两次，三次，群众们呼唤印度教毁灭女神的名号，情绪越来越高昂。啦啦队队长骤然转身，走回到他的座位旁，一屁股坐下来，把手里握着的那顶遮阳帽搁在膝头上，睁着眼睛直视前方，咂巴咂巴，自顾自又咀嚼起槟榔来，似乎重新在脑子里演算刚才那道数学题目。

有时听众太少，只有小猫两三只，长官就会板起脸孔拂袖而去。这时官员和警察就会全体出动，急急慌慌，四处拉人。于是农民们被迫放下手上的活儿，离开田地和农舍，孩子们被驱赶出学校来，在老师押送下，前去聆听长官训话。晚上举行的音乐会却不愁找不到观众。本地的知名歌手嚼着槟榔，轮着上台，演唱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们手里握着的麦克风，全都用白布包扎起来，以免沾到歌星嘴里喷吐出的槟榔渣。画家们通过一幅幅素描画，呼吁民众努力储蓄，提高生产，踊跃捐输。偶尔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剧作家，把他特地为这场战争创作的剧本搬上舞台，以彰显印度人民奋勇抗敌为国牺牲的精神，但这位剧作家跟村民们一样，并不知道中国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搭乘火车，或开着汽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这时从车窗望出去，你会觉得，印度需要的只是同情和怜悯。这是一种廉价情感。也许印度人的看法是正确的：我那种悲悯——非常勉强、非常造作的一种情感，使我扭曲了人性。它使人们疏离，它让我在这些单纯而朴实地展示人性的音乐会上，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愤怒、怜悯和轻蔑，本质上是相同的一种情感。它们并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不能持久。你若想了解印度，就必须先接受这些感情。

我跟随长官，来到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跟周遭村镇没什么两样、但却以出产军人著称的地区。他们的尚武精神，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是古代的某种血统融合，在种姓阶级制度的保障下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是拉其普特人[11]独有的一种坚毅顽强的血统？我们不得而知。印度充满这类谜团。帐篷中挤满前来聆听长官演讲的民众。许多人穿上军服，挂上勋章。啦啦队队长把这些老兵集合在一起，请他们坐在帐篷边缘一条板凳上。长官训话时，有一两位老兵却站起身来，自顾自在马路上踱步。这之前，长官面对的听众都是那些被迫放下手边的工作、满心怨气前来听训的农民。但这里的民众完全不同：一开始他们就专心听讲。老兵们凝起眼神，直视长官，脸上的表情随着长官的语气而变化不停。长官说中国人吃猪肉，老兵们的眉头一个个皱了起来。长官说中国人吃狗肉，老兵们的眉头皱得更深了。长官说中国人吃老鼠肉，老兵们昂起头颅，眼珠一颗颗凸出来，仿佛遭受电刑似的。

长官还没讲完话，听众中忽然跑出一个男子。他走到长官面前，扑通一声跪下来，泪流满面。

群众松了一口气，脸上绽现出笑容。

“起来，起来！”长官说，“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尽管说吧。”

“您要我到前线打仗，我也愿意打仗。可是，家里没饭吃，我怎么打仗呢？我家的田地都丢了，我怎么打仗呢？”

群众抿着嘴，哧哧笑起来。

“你失去了你的田地？”

“是，在土地重划中全都失去了。”

长官回头跟啦啦队队长咬耳朵讲了几句话。

“好的田地，他们全都分配给别人，”陈情的男子哀哀哭泣起来，“坏的田地，他们全都分配给我。”

老兵们捧腹大笑。

“我会调查这件事。”长官说。

群众一哄而散。陈情的男子消失在人堆中，嘲笑声渐渐平息下来。我们转往村长家，参加这位沉默寡言的村长为长官举行的茶会。

那天晚上还有另一场音乐会，主办者是当地的一位教师。晚会即将结束时，他走到台上向大伙儿宣布：他最近写了一首新诗，如果长官不嫌弃，他愿意朗诵给大家听。长官拔出嘴里咬着的雪茄，点点头。一鞠躬后，老师开始比手画脚、滔滔不绝朗诵他的作品。那一行行押韵的印地语诗句宛如一串串活蹦乱跳的音符，琤琤淙淙，不断从老师嘴里流淌翻滚出来。蓦地，老师扯开嗓门大放悲声，把他的朗诵带到了高潮。他呼吁印度人民齐心协力，在人间创造一块神圣的净土—

……萨蒂雅·阿辛姆萨。[12]

老师一鞠躬，伫立在台上，等待听众的掌声。

“萨蒂雅·阿辛姆萨！”长官坐在台下怒吼一声。他那高举在空中准备使劲拍打的双手，忽然僵住了。“你疯了吗？崇尚真理，扬弃暴力——什么话！这种时候，你还跟他们讲真理和非暴力吗？这一整个下午我苦口婆心，鼓舞民心士气，难道你们都没听进耳朵吗？老师啊，你好糊涂！”

诗人伫立在台上，弓着腰，缩起脖子。台前的帷幕咻地降落下来，覆盖在他头顶上。

可怜的诗人！他苦心孤诣设计的晚间节目，晚会上表演的那些歌颂伟大祖国的短剧和歌谣，全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然而，一轮到他自己上台，亲自朗诵他的杰作，他却开始胡说八道起来，仿佛鬼迷心窍一般。这些年来，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朗诵诗篇，歌颂真理和非暴力主义，备受官员们的赞许，享尽民众的掌声。积习难改，如今在长官面前他又老调重弹，因而遭受公开羞辱，也是自作自受。

几个星期后，尼赫鲁总理驾临印度北部的勒克瑙市。他站在停机坪上，一径鞠躬哈腰，从内阁四十六名成员手中，接过四十六个花环。这是我从勒克瑙市一位行政官员口中听来的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印度行政体系奉中央政府指示，在勒克瑙市认真举行民防演习：实施灯火管制、发布空袭警报、挖掘战壕。他们原以为，尼赫鲁总理看了一定会非常高兴。不料，他老人家一看却发起脾气来。他说，挖掘那么多战壕，简直是庸人自扰。

“紧急状态”可说已经结束了。

[1]泰米尔语，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德拉威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2]菲尔丁，《印度之旅》中的一个人物。

[3]廓尔喀，一个居住在尼泊尔的民族，以勇猛著称。英军和印度部队中都有廓尔喀佣兵。

[4]婆罗多，印度南部一种传统舞蹈，以往表演者都是神庙专属的舞娘。

[5]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拥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神智学家。神智学，西方一种神秘主义哲学。它认为人类可以借由精神上的自我发展，洞察神性的本质。近代的神智学纳入甚多佛教和印度教的教义。

[6]本地治里，原本是法国在印度的一个殖民地，位于印度半岛东南海岸，现已归还印度。

[7]奥罗宾多是一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印度玄学家。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请参阅本书第八章。奥罗宾多静修院是他在本地治里建立的一座静修中心。

[8]原文为法语。

[9]玛瓦尔，原为印度西北部一邦，亦名焦特布尔，现已并入拉贾斯坦邦。

[10]毁灭女神，即卡利，大地之母，湿婆神之妻。

[11]拉其普特人，印度北部刹帝利族之一部，属于种姓制度中的武士阶级。

[12]原文为印地语，意为“崇尚真理，扬弃暴力”。

第十一章　还乡记

紧急状态结束了，我那为期一年的印度之旅也即将告终。短暂的冬季很快就消失了，这会儿坐在屋外晒太阳，不再是一种享受——漫天尘土飞扬，直到雨季来临才会平息下来。但我还得去探访一个地方。对这趟旅程，我早已丧失了兴趣。印度的魔力在我身上施展不开。在我心目中，印度依旧是我小时候想象的那个国家——一个“幽暗国度”。就像喜马拉雅山的关口，我一穿过去，它就立刻关闭起来，又变成一个阴森神秘的国度，它似乎永远存留在我小时候想象的“永恒”中。而这个永恒，我一辈子都无法穿透，尽管这一年来我踏遍了印度的土地。

在这一年中，我并没学会接受印度的现实。我体会到的是，在印度我是一个异乡人，而我也满足于做一个在殖民地长大的印裔特立尼达人，没有过去，没有祖先。但为了履行我对家母的承诺，我必须前往北方邦东部一个城镇走一趟——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方圆数里内连一座古迹都没有，唯一可以向外人夸耀的是，据说佛祖曾经居住在这儿。我在镇上逗留了几天，终日在街头晃荡或待在旅馆里读小说。想起对母亲的承诺，我终于开车上路，沿着那条挤满农夫（他们根本不把汽车看在眼里）的乡间公路，前往我母亲娘家的村庄。六十多年前，我外祖父以契约劳工的身份，从这个村子出发，前往特立尼达。

开车穿越印度西部和中部地区，你会感到奇怪：居住在这儿的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到底怎么过活。一路上，难得看到几座聚落和村庄，放眼望去，尽是一片荒凉贫瘠的褐色土地。如今，行驶在这条乡间公路上，你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平坦而辽阔的田野，顶头是一片湛蓝高耸的天空，苍穹下的大地万物显得格外渺小。每隔一段路程，一座村庄就会霍然出现在你眼前——低矮的房舍，四处弥漫的灰尘，仿佛跟周遭的土地融合成一体。马路两旁卷起一团团尘土，每一团尘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干活的农夫。偌大的一片土地，四处都有人在走动、干活，展现出无比旺盛的生机。

在三岔路口，我们遇到一个自愿充当向导的陌生人，我们让他上车，在他指引下，我们把车子开上一道堤防。尘土飞扬的堤岸上矗立着一排高耸的老树。当年，我外祖父离开家乡远渡重洋时，肯定就是沿着这座堤岸行走到村口的。我忍不住多看了它几眼。对我们来说，这块土地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它却骤然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显得那么的平凡、熟悉。我不想多看，因为我担心看到的东西会让我伤心难过，而此刻我身边还坐着几个人。不是这家！不是这家！一路上向导只管指指点点，叫嚷不停。这家伙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他会坐上一辆吉普车，陪同一个千里归来的游子寻亲。一座又一座村庄消失在车子卷起的烟尘中。忽然，向导眼睛一亮，伸出胳臂朝向右边指了指：瞧，那就是杜比家族居住的村庄。

村子坐落在堤岸后面，远远看起来还挺幽雅的，比我想象中美好多了。附近一座辽阔的芒果园，给整个村庄平添几分宁谧的有如田园诗般的气息。两座白色的尖塔矗立在蓊郁苍翠的木叶间，显得十分皎洁、清净。从小，我就常听家人谈起这两座浮屠，如今乍然看见它们出现在眼前，心里当然很高兴。定居特立尼达后，我外祖父试图重建他留在印度的家庭。他帮老家的亲人赎回他们的田地，此外还捐出一笔钱，在家乡兴建一座寺庙。结果，寺庙没盖成，只建了三座神龛。在特立尼达，我们总以为家乡的人又穷又懒，一无是处。如今从公路上眺望过去，那两座尖塔却让我觉得非常亲切，非常安慰！

我们跳下吉普车，踩着松脆的泥土钻进芒果园中。高高耸立的、枝叶亭亭的芒果树下有一口人工池塘，周遭的土地上，斑斑驳驳，散布着从枝叶间洒落下来的阳光。一个男孩走出来。他那细瘦的身子赤条条，只系着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1]。他满脸狐疑，只管打量我——我们这一行人声势浩大，乍一看就像官府派来的一群公差，难怪这个小孩会感到畏惧。陪同我前来寻亲的那位印度行政官员，向男孩说明我的身份，男孩又惊又喜，先试着上前拥抱我，又跪了下来，伸手摸摸我的脚。我赶忙抽身，挣脱他的手。男孩引领我们走进村子，边走边向我解释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好复杂！这男孩对我外祖父一生的经历，简直了如指掌。这座村子至今还流传他老人家的事迹：当年他远渡重洋，到异乡打拼，赚了很多很多钱。

一年前，我可能会被我现在看到的景象吓呆。但在印度旅行了一年，我的心态和眼光都改变了。和印度其他村庄比较，这座村子看起来相当富庶，甚至还很幽雅迷人。房子大多是砖造的，有些坐落在台阶上，有些门口装着两扇精工雕刻的木门，屋顶上平铺着瓦片。村中的街巷全都铺上柏油，显得十分干净。我们看到一个用混凝土打造的槽子，那是喂养牛的地方。“这是一座婆罗门村庄！”随行的官员忍不住赞叹起来。村里的妇人全都没戴面纱，露出一张张秀丽的脸庞，她们身上穿着白色的莎丽装，显得十分素净。我们走过时，这些妇女并不回避，只管大大方方瞅着我们。在她们脸上的五官中，我看到了我母亲和姐妹们的影子。“婆罗门阶级的子女，果然很大方！”随行的官员又低声赞叹起来。

这个村子住着杜比和堤瓦利两个家族，全都属于婆罗门阶级，全都有某种程度的亲戚关系。我们看到一个男子站在屋外冲澡。他身上赤条条，只系着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手里拿着一只黄铜盆子，舀着水，一瓢一瓢只管往自己身上浇泼。瞧，他的姿势多优雅，他的身体多苗条细致！在人口稠密、贫穷脏乱的印度，这种令人眼睛一亮的人体美，究竟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这些人属于婆罗门阶级。他们只需花点小钱，就可以租到肥美的田地。根据《印度政府公报》的报导，这个地区“充斥着婆罗门”：他们的人数，占印度教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也许这就是尽管这个村子的居民彼此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但他们并没住在一起而过着公社般的生活的原因。我们离开村中的砖瓦房子，继续往前走，在一间小茅屋门前停下脚步。我好生失望！原来，这儿就是我外祖父所属的那个杜比家族的现任族长拉马昌德拉居住的地方。

他出门去了。一路跟随我们的成群大人和小孩，纷纷扯开嗓门叫嚷起来：“哦，他怎么偏偏挑选今天出门呢？”但他们会带我参观神龛：瞧，这些神龛保管得多好啊；瞧，您外祖父的名讳就雕刻在神龛上呢。大伙儿七手八脚，打开祠堂的铁栅门，让我进去瞻仰龛里的神像。这几位神祇刚擦洗过身子，换上光鲜的衣裳，身上涂抹着新鲜的檀香膏。今天早晨供奉在它们座前的鲜花，到现在还没凋谢呢。刹那间，我的时空意识变得模糊、混淆起来——这一刻展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与我外祖母在祈祷室中供奉的神像一模一样的神祇。

忽然，我听到一位老妇人的哭叫声。

“谁的儿子？哪一家的？”

愣了好一会儿，我才发觉她讲的是英语。

“朱苏德拉来了！”大伙儿纷纷往两旁退开，让出一条通路给老太太。她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移，边走边哭，不停地用英语和印地语尖叫。她那张苍白的脸庞满布皱纹，看起来就像一块晒干的泥巴。她那两只灰色的眼睛迷迷蒙蒙。

“朱苏德拉会跟你讲你外公的事。”大伙儿说。

这位老太太去过特立尼达，认识我外祖父。大伙儿引导我们两人，从祠堂走进茅屋里，让我坐在绳床上铺着的一张毯子上，朱苏德拉就蹲在我脚边，在随行的印度行政官员翻译下，一面哭泣，一面讲述我外祖父的家世和生平事迹。这三十六年来，朱苏德拉一直住在这座村庄，在她的宣扬下，我外祖父的事迹渐渐变成一则充满传奇色彩的印度童话，四处传诵。这个故事村民们听多了，早已了如指掌，但这会儿大家都静静围聚在我们身旁，一脸肃穆，竖起耳朵，专心聆听老太太的讲述。

朱苏德拉说，年轻时，我外公离开村子，前往圣城巴纳拉斯求学。自古以来，婆罗门的子弟都得走这条路。但我外公是个穷学生，家里没钱。那阵子年头不好，五谷歉收，甚至还发生过一场饥荒。一天，我外公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外公，地球的另一端有个国家叫“特立尼达”。这座岛屿上有一群印度劳工，他们需要梵文学者和教师，工资很可观，岛上的土地又很便宜，而且他们愿意负担应征者的旅费。把这个讯息透露给我外公的人，可不是胡扯的，他是一位招募员——村民们管这种人叫“卡爷”，负责征召劳工到特立尼达干活。年头好的时候，村民们也许会朝他身上扔石头，把他赶出村子，但这阵子大家都挨饿，对他说的那一套才开始感兴趣。于是，我外公签下契约，到特立尼达工作五年。他们当然没让他当教师，而叫他到制糖厂工作。老板提供膳宿，此外每天给他十二个安钠，相当于十四便士。这是很高的薪水。即使今天在我们印度老家，一般劳工的薪水也没这么高，甚至比政府在灾区以工代赈所付的薪资还高出两倍呢。每天晚上下班后，外公就以梵文学者的身份从事教学工作，赚取外快。出身圣城巴纳拉斯的梵文学者，在特立尼达并不多见，因此我外公很受欢迎，连制糖厂的英国老板也敬他三分。一天，老板对他说：“你是印度教的一位大师。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我很想有一个儿子。”我外公说：“没问题，我帮您想个办法，让您的夫人生个儿子。”果然，没多久老板娘就产下麟儿。这位英国老板高兴极了，指着蔗田就对我外公说：“瞧，那儿有三十亩地，地里的甘蔗全都是你的。”外祖父雇来一群工人，把甘蔗全都砍了，以两千卢比的价钱卖掉，然后辞掉工作，自己开店做生意。好运接二连三降临。一位在特立尼达定居多年的富商，有一天忽然登门拜访我外公，对他说：“我观察你已经好一阵子了。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上进的年轻人，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我有个女儿。如果你不嫌弃，我想把她嫁给你做妻子。我愿意拿出三亩土地当作嫁妆。”外公兴趣不大。这个富商又说：“我再送你一辆单座双轮马车。你把马车出租，可以多赚点钱。”于是，我外公成了亲。婚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他盖了两间房子。没多久，他就带着一大笔钱回到家乡，帮助亲人赎回二十五亩田地，然后又回到特立尼达。但他老人家是个天生的浪子，他打算再回印度老家走一趟。“赶快回来啊！”家人叮咛他。（这句话，朱苏德拉是用英文说的。提到那辆单座双轮马车，她也用英文buggy。）但我外公从此再也没回到特立尼达。从加尔各答搭乘火车返乡的路途上，他老人家病倒了。他写信给家人：“太阳下山了。”

故事讲完了，朱苏德拉忍不住掩面哭泣起来。大伙儿只管静静坐着，一动不动。

“我应该怎么做？”我问随行的官员，“这位老太太年纪一大把了。我想给她一点钱，但我不知这样做会不会冒犯她？”

“她高兴都还来不及呢，”官员回答，“给她一点钱，请她替你安排一场‘诵经法会’。”

我遵照官员的指示做。

接着，他们拿出照片让我观赏。这一张张照片，在我眼中就跟祠堂里的神一般古老，一样被人遗忘。翻着，看着，我的时空意识又渐渐变得混淆起来——置身在一个幅员辽阔、让人觉得彷徨无依、非常容易迷失的国家中，骤然间，我看到了一张在特立尼达拍摄的老照片：上面戳印着的照相馆名称和地址，依旧那么的明亮清晰。相形之下，照片中的那个深褐色人物却已经褪色了，变成模模糊糊的一团。在我那被唤醒的记忆中，这个人物早已经退隐消失了。他属于一个想象的世界，他从来就不曾属于印度的现实世界。

这次，我是硬着头皮，心不甘情不愿地前来这座村子寻亲的。我没抱着很大的期望，我心里还真有点害怕呢。我也知道，我这种态度实在要不得。

有个人想见我，是族长拉马昌德拉的妻子。此刻她正待在内室，等我去见她。我进屋时，一位身穿白衣的妇人跪伏在我面前，伸出双手，抓住我那两只穿着德国名牌皮鞋的脚，哀哀哭泣起来。好一会儿她只管哭泣，抓住我的脚不肯放手。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问随行的官员。

“别理她。待会儿，有人会走进来告诉她，这可不是接待亲戚应有的礼貌！她应该下厨，给远道来访的亲戚准备一些吃的东西。这是咱们这儿的习俗。”

果然不出官员所料。

食物端上来了。尽管乡亲们热诚款待，盛情可感，但在英国殖民地出生、长大的我，却依旧小心翼翼跟这帮人周旋，不敢鲁莽行事。否则，一时冲动，我准会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掏出来，塞进朱苏德拉老太太那双皱巴巴的枯瘦的手里。这会儿，面对乡亲们端上来的餐点，我想起了那位地方行政官员的告诫：“煮熟的食物，你可以尝一尝，但千万不要喝他们的水。”长官是印度人。于是我说：“谢了，今天我身体不舒服，我不能吃东西。”

“喝点水吧，”拉马昌德拉太太说，“喝水总可以吧。”

随行的官员对我说：“你看到那片田地吗？上面栽种着豌豆苗。你就请他们摘一些豌豆让你吃吧。”

我们每个人都吃了几颗豌豆。我答应再回来探望乡亲们。村子里的男人和小孩陪伴我们，一路走到吉普车旁。我沿着来时路，驱车回到城里，心中的恐惧全都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在城中的旅馆写信。今天的行程太奇妙，太不可思议了。它扭曲了时间，我沉湎在回想中，不时惊醒过来，茫茫然回到现实：此刻深更半夜，我正坐在一座城镇中的一家旅馆里。盘旋在我脑海中的，尽是我在那座印度村庄看到的神像和照片。老太太口中说出的零零碎碎的特立尼达英语，好久好久，只管萦绕在我的心头。写完信，我的情绪依旧十分亢奋。写信的过程中，我释放出来的并不是个别的孤立回忆，而是被遗忘已久的一整个心情和感觉。我终于上床睡觉。忽然，我听到一首歌谣——一支二重奏。最初，它仿佛从我的记忆深处传出来，响应我此刻的心情。但我并不是在做梦，这会儿我心中一片清明。那首歌谣是真实的。

你将永恒的意义赋予我的爱情，
你唤醒我那颗沉睡的心。
美人，你是我的爱，我的宝石。[2]

破晓时分，歌声从对街的一间店铺中传过来。这是一支三十年代末期流行的曲子，好多年前我就没再听到这首歌了。直到这一刻之前，我早已把它遗忘。我甚至弄不清楚歌词的意思——我一直不明白，这首歌究竟想传达什么讯息。对我来说，它呈现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心情。在这似醒非醒、如梦如幻的一刻，它把我带回到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早晨。那天，在市场上游逛，我看到了我外祖母家中的簧风琴（其中一台早已破损不堪）、锣鼓、印刷子模和黄铜器皿，全都是属于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东西。我又感觉到时间溶解了，消散了。我的肉身和形体飘在大街上，心中感到十分惊惶，却也觉得无比兴奋。

我走进一家理发店，打算把胡子刮一刮，但却发现这家理发店并不供应热水。我那满腔热忱登时化为乌有。一时间，我又变成了一个急躁的旅客。太阳高挂天顶，驱散了早晨的寒气。

我回到旅馆，发现一个乞丐守候在我房门前。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用蹩脚的印地语问他。

他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他那颗头颅剃得光溜溜，只在头顶上留着一撮毛发。他那张脸瘦骨嶙峋，宛如一颗骷髅头，那双眼睛炯炯发光，仿佛闪烁着两团鬼火。刹那间，我的急躁转变成了惊惶。我还以为我撞见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修道僧（这阵子，我正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小说）。

“我是拉马昌德拉·杜比，”他说，“昨天您到我们村子里，我碰巧不在家。”

我心目中的杜比家族族长，可不是这么一个骨瘦如柴、满脸谄笑的人物。他脸上硬挤出的笑容，使他的表情看起来更加阴森可怖。一团白色的黏糊糊的唾沫凝聚在他的嘴角，看起来很恶心。

印度行政体系的一群见习干部正巧住在旅馆里，其中三位跑过来，自愿充当翻译。

“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拉马昌德拉说。

“请你们告诉他，我感谢他的关心，但他实在不必老远跑来找我，”我对三位实习干部说，“昨天在村子里，我已经告诉乡亲们，改天我会再回去探望他们。请你们问问他，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没留下住址呀。”

他走了好几英里路，才搭上火车到城里，然后走到行政大楼附近，向人们打听那位昨天带着一个特立尼达人下乡的官员。

见习干部替我翻译的当儿，拉马昌德拉脸上一径挂着笑容。现在我才看清楚，他这张脸孔根本不是修道僧的脸孔，而是一个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人特有的脸孔。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因为他罹患某种疾病。他的身体十分瘦削，简直就像一根竹竿。他背着一只笨重的白色麻袋，跑来找我。这会儿，他喘着气把麻袋从背上卸下来，放到桌子上。

“这是你外公田里栽种的稻米，”拉马昌德拉说，“我也给你带来了一些你外公祠堂里的祭品。”

“我该怎么办呢？”我问那三位见习干部，“我可不想背着三十磅米回去。”

“他不是要你收下这一大包米。你只要拿出几粒就行了。不过，祭品你可得收下。”

我捡起几粒质量低劣的稻米，然后拿起祭品——一颗颗灰色的看起来脏兮兮的蔗糖，放在桌子上。

“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拉马昌德拉说。

“我知道啊。”

“我走路，然后搭火车，然后在城里走来走去，四处打听你的下落。”

“麻烦你了，不好意思。”

“我想见见你，想邀请你到舍下吃一顿便饭。”

“过几天，我就会回村子里去。”

“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

“我知道。”

“我想邀请你到舍下坐一坐，我有事要跟你谈。”

“过几天，我回村子里时，我们可以谈。”

“那时我们一定要见面啊！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到时候我们再谈吧。”

“好。现在我要告辞了，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谈。我想邀请你到舍下坐一坐。”

“我受不了了！”我对那三位印度行政体系见习干部说，“叫他走吧。谢谢他来看我，然后叫他走。”

其中一位见习干部把我的意思转达给拉马昌德拉，口气婉转，礼数周到。

“现在我得告辞了，”拉马昌德拉回答，“我得趁着天还没黑，赶回村子里。”

“趁着天还亮着，赶快回去吧。”

“可是，在村子里我怎么跟你谈话呢？”

“我会带一个人来，帮我翻译。”

“我想邀请你到舍下坐一坐。我找你找了一整天了。村子里人那么多，我怎么跟你谈话呢？”

“在村子里，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谈话呢？”我回头对三位见习干部说，“拜托，把他弄出去吧。”

三个小伙子合力把拉马昌德拉推送到房门口。

“我给你带来你外公田里的米。”

“谢谢！天快黑了。”

“下回你来我们村子，一定要跟我谈谈啊。”

“好，我一定会跟你谈谈。”

房门终于关上了。三位见习干部也走了。我在床上躺下来，让天花板上那台电风扇吹拂我的身子。然后我走进浴室，冲了个凉。我正在用毛巾擦拭身体，忽然听见装着铁栅的窗扉上响起“刮——刮—”的声音。

又是拉马昌德拉！他站在窗外走廊上，脸上硬生生挤出笑容来。我不必找人帮我翻译，我知道这家伙要说什么。

“我不能在村子里跟你谈，那儿人太多。”

“我们在村子里谈吧，”我用英文说，“现在赶快回家去！你今天跑了这么多路，也累了。”我比手画脚，好不容易才把拉马昌德拉打发走，然后匆匆拉下窗帘。

过了好几天，我才下定决心，再回到村子里走一趟。一开始就不对劲儿，仓促间找不到交通工具，一直拖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启程。车子慢吞吞行驶在乡间公路上。今天是那座在三岔路口的村庄市集的日子，十分热闹，只见成群牛车挨挤在马路上，一会儿行驶在左边车道，一会儿转到右边，毫无章法。路面上卷起一团团尘土，覆盖在来往的人车身上。公路两旁漫天尘沙飞扬，把沿途的村庄、田野和树木全都遮蔽了。交通壅塞，成群牛车纠结成一团。车夫只管呆呆坐在车上，模样看起来跟拉车的那只阉牛一样斯文沉静。

三岔路口更是乱成一团。空气中沙尘弥漫，它洒落在我的头发上，粘贴着我的衬衫，钻进我的指甲缝中。我只想呕吐。我们的车子被困在车阵中，好半天动弹不得。突然，司机不见了——这家伙竟然把汽车钥匙也带走了。我们可不想钻出车子，在漫天尘土中摸索着四处寻找他，只好耐着性子待在吉普车上，偶尔按按喇叭。过了半个钟头，司机回来了。他的眉毛、胡子和油亮的头发都黄澄澄的，沾满尘沙，但他脸上的笑容却非常灿烂。这家伙神通广大，不知从哪儿买到了一些蔬菜。向晚时分，我们才抵达村口的那座堤防。太阳下山了，把漫天尘沙转变成一团一团金黄色的晚霞，而我们就在这一片霞彩中，走进村庄，每个人头顶上都仿佛戴着一个光环。如今，在我眼中，这块土地不再阴森可怖。我觉得我已经熟悉了它。但我心中还存在着一份焦虑：拉马昌德拉正在村子里等着我。

他果然等着我。这会儿，他身上没披着那件我在旅馆看见过的斗篷，只在腰间系一块腰布和一条圣带。我瞅了他那瘦巴巴、仿佛随时都会折断的身子一眼，忍不住打个寒噤。一看见我，他就摆出一副欣喜若狂、毕恭毕敬的姿态：他那颗剃得光溜溜、亮光光的头猛然向后一仰，两只眼睛睁得圆滚滚，紧闭的嘴唇迸溅出唾沫来，一双细瘦的胳臂高高举向天空。我们见过一次面，这会儿，他把我当成专程到他家做客的贵宾，装模作样表演了好一会儿，才放松下来。

“他说，上帝差遣你来见他。”随时的印度行政官员替我翻译。

“是吗？咱们等着瞧吧。”

在官员翻译下，我这句话变成了一句非常客气的问候。

“请你到他家里吃点东西，好吗？”

“不好。”

“至少赏个脸，喝杯水吧。”

“我不渴。”

“你拒绝他的款待，因为你嫌他家里穷。”

“他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至少吃一口饭，意思意思。”

“告诉他，天黑了。告诉他，你得赶回城里去，调查那桩盗用‘国防基金’的案子。你在车上跟我提到这个案子，不是吗？”

“他说，上帝今天差遣你来见他。”

“我没工夫跟他瞎扯。你问他，他到底要跟我谈什么事情？”

“他说，如果你不到他家里吃饭，他就不告诉你。”

“不说就拉倒。”

“他说，他想私下跟你谈一谈。”

他带领我们穿过他家的茅屋，走进一座小小的、铺着石板的院子里。他的妻子——前几天抱着我脚上那双德国名牌鞋子哀泣的女人，此时蹲在一个角落，脸上蒙着面纱，假装在擦洗一些黄铜器皿。

拉马昌德拉只管背着手，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踱步，好半天才冒出一句话：想吃点东西吗？

我没回答。担任通译的官员自作主张，胡诌几句，替我回答拉马昌德拉。

拉马昌德拉说，我来得正是时候，这阵子他刚好碰到一些困难，也许我可以帮他的忙。他正考虑对某人提出一项小小的诉讼，只是他刚打完一桩官司，花费了两百卢比，现在手头很紧。

“这一来，问题不就解决了？手头没有钱，就不要打那场新官司呀。”

“怎么可以不打呢？这桩官司跟你有关系啊。”

“我？”

“这桩官司牵涉到你外祖父的田产。昨天他不是背着一袋米，跑到城里送给你吗？那些米就是那块地生产的。所以他说，上帝今天差遣你到这儿来。你外祖父的田地如今只剩下十九亩了，如果他不打这场官司，这十九亩地恐怕也保不住。田地若是丢了，谁还肯来看顾你外祖父的祠堂呢？”

我劝告拉马昌德拉，忘记官司和祠堂，好好耕种那十九亩地吧。这是一块很大的田地——我自己连半亩地都没有呢。政府会帮助他开发这块土地。他一个劲儿点头：我知道，我知道！但他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他转过身子，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那细长的、骨瘦如柴的背脊。这些年来，他过着苦修禁欲的生活，每天花费四个小时照料我外祖父的祠堂。现在他又得打这场官司。况且，十九亩地能种出多少稻子呢？

我们的谈话绕着这十九亩地转来转去。担任通译的官员也帮不上忙，他只能把我那尖锐的不耐烦的口气转变成比较委婉、比较温文有礼的应答。断然拒绝并不管用，拉马昌德拉就像牛皮糖一样死缠着我。看来，我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我霍地站起身来，走出拉马昌德拉的茅屋，身后跟随着一大群村民和小孩。大伙儿浩浩荡荡，一路把我送到村口的芒果园。

拉马昌德拉笑容满面地陪伴我走到村口，殷殷话别，直到最后一刻，他也不忘向村民们炫耀他跟我之间的交情。一位身材比较结实、相貌比较俊雅、举止比较高贵的男士（这个人显然是拉马昌德拉的死对头）走上前来，把一封信递到我手中，然后告退。我看了看那封信函，发现信封上的墨水还未干。一个男孩奔跑过来，在吉普车旁停下脚步，一面把衬衫下摆塞进裤腰，一面问我们能不能让他搭便车到城里去。就在我跟拉马昌德拉讨论土地官司的时候，这个男孩匆匆忙忙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裳，背起他那个小包袱，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跑来找我们。我这次造访，把这座宁静的婆罗门村庄弄得闹哄哄的。乡亲们对我冀望太高，都想请我帮点什么忙。我实在受不了，只想尽早抽身。

“我们该不该让他搭便车？”随行的官员向男孩点点头，转身问我。

“不，让这个小泼皮走路吧。”

我们驱车离去。我没向乡亲们挥手道别。吉普车的前灯发射出两道灿亮的光芒，穿透那飞扬了一整天、现在总算逐渐平息下来的尘沙。我们的车子驶过去时，路面上的尘土又再翻滚起来，漫天飘荡，淹没了村中疏疏落落的灯光。

我的印度之旅就这样匆匆地、草草地结束了，留下的只是一份怅惘和自责。我开始奔逃，离开这个国家。

[1]圣带，印度教上三个阶层的男子系在身上象征重生的带子。

[2]原文为印地语。

尾声：奔逃

为期一年的旅程结束了。晚餐前，我开始打包行李，然后吃晚餐。十点整，我赶到航空公司办事处。里面那座装饰用的小喷泉悄静无声，死气沉沉，形状像翅膀的柜台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影，铺着天蓝瓷砖的喷水池早已干涸，湿漉漉的，散布着垃圾。昏暗的灯光下，四处堆放着花哨的杂志。一群旁遮普移民坐在角落里，满脸愁容，只管呆呆守望着他们那扎成一捆一捆的、堆放在磅秤旁的行李。十一点整，我赶到机场，准备搭乘午夜起飞的班机，但却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钟。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得不时体验印度公厕特有的恐怖。这一整天，我就在焦虑、恼怒和恍恍惚惚的心情中度过了。好不容易终于挨到破晓时分，时间却仿佛变得更加漫长，更加难挨了。我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几分钟之前的行动骤然间变得模糊孤立起来，回想时，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迷惘。你人还在机场，却已经感觉到印度开始从眼前消退、隐没。在等待飞机的几个小时中，印度的现实被扫除掉了，到后来，阻隔在你和印度之间的并不仅仅是空间和时间。

在机舱中，一片片纸屑忽然飘落在我膝头上。一头金黄的长发丝和一双碧蓝的大眼瞳，骤然出现在我前面的座椅上。啪嗒，啪嗒，细小的脚不停地蹬踢着我的后腰。“小鬼头，不要胡闹！”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系着安全带、沉醉在梦乡中的中年美国男士，突然睁开眼睛，扯开嗓门吆喝一声。“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这群孩子？干吗要带孩子出门旅行呢？我怎么那么倒霉，每次在飞机上睡觉，就会被一群小孩吵醒！我有一位朋友，他每次看见飞机上的小孩调皮捣蛋，就会对他说：‘孩子，你到外面去玩好吗？’喂，坐在前面的小女孩，你干吗不带着你那一沓五颜六色的彩纸，到外面去玩呢？”前面那双蓝眼睛和一头金发丝，倏地沉落进深蓝色的坐椅里。“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小孩，早晚会被我揍一顿！这小王八蛋一直在踢我的肾脏。先生！夫人！请你们管教一下你们的孩子，好不好？他……吵到了我的太太。”这会儿，他太太正安详地躺在他身旁：一个中年美国女人，裙摆翻卷起来，露出两只穿着皱巴巴松垮垮的玻璃丝袜的膝盖。一朵笑靥绽开在她脸庞上，她睡得很甜。

我可睡不着。轰隆轰隆的引擎咆哮声中，我只觉得整个人恍恍惚惚，似醒非醒。我时不时就站起身来，到厕所走一趟，把航空公司为男宾准备的古龙水涂抹在身上，提提神。一群坐在后座的旁遮普人，全都睁着眼睛，身上散发出浓郁的体味，其中一两个躺在蓝色地毯上，好像生病了。机舱内灯光朦胧，长夜漫漫。我们仿佛在跟时间赛跑，追逐那一步步向后退却的早晨。但曙光还是来临了。破晓时分，我们抵达贝鲁特。经过一趟阴森可怖、如梦似幻的旅程，感觉上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清新的明亮的世界。刚下过一场雨，停机坪亮晶晶的，闪烁着水珠，显得十分沁凉。机场外矗立着一幢幢高楼，一看就知道是一座大城市。城中充满完整的、真正的男人，就像此刻我们在机场上看到的工人：他们穿着机场工作服，把活动扶梯推送到机舱门口，或搭乘电动货车，把行李从货舱中卸下来。这些男人是干苦工的，但走起路来却趾高气扬，自信满满，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神态。印度属于黑夜——一个已经死亡的世界，一段漫长的旅程。

罗马，机场，早晨依旧。一架架波音和卡拉维尔飞机横七竖八地停泊在机坪上，乍看就像一堆玩具。机场大楼内，一位身穿制服的女郎行走在中央大厅中，来来回回只管踱步。她头上戴着一顶骑师帽，脚上穿着一双长统马靴——这应该是新近才流行的装扮吧。她那张脸浓妆艳抹，四处招引男人的目光。我怎么对别人解释，我怎么向自己承认，我对这个虚幻谬误的新世界（离开印度后，我骤然投入的一个世界）感到无比的厌烦呢？这个世界的生命证实了另一个世界的死亡，然而，另一个世界的死亡却也凸显出这个世界的虚假。

那天晌午，我来到了马德里——在我心目中，这是全世界最优雅的城市。我打算在这儿待两三天。十年前，我曾在马德里求学。现在路过这儿，何不趁着这个机会重温旧梦呢？如今我只是一个观光客，自由自在，身上有点钱。然而，这时的我刚经历过一桩重大的事件——我的印度之旅在二十四小时前才刚刚结束。我不该进行这趟旅程，它把我的人生切割成两半。“到了欧洲，记得马上给我写封信，”一位印度朋友叮咛我，“趁着记忆犹新，把你对印度的印象告诉我吧。”在这封信中我到底写些什么，如今我早就忘掉了，只记得当时我的情绪非常激动，写起信来，语无伦次，东拉西扯。然而，就像我以印度为题材写的其他文章，它并不能驱除我内心中的梦魇。

在德里的最后一个星期，有一天，我和朋友到布料店逛逛。如今抵达马德里，我在行囊中找到了一个印着印地语字母的褐色包裹，里面装着一截布料，长度跟我的夹克刚好相同。这份礼物是我在印度结交的、只相聚了短短几天的一位建筑师送的。相识后两三天，他就向我表明他对我的情谊，而我也适度回报。这就是印度人可爱的地方。在印度旅行，你常会遭逢这样的情缘。这位建筑师开车送我到机场，乍听班机延误的消息，我当场大发脾气，他却不动声色，只管在旁哄慰我。我们一块儿喝咖啡，等待班机起飞。分手时，他把包裹塞进我手中。“答应我，到了欧洲，你就立刻把这块布缝在夹克上。”

我照他的话做了。一年的印度之旅，纷纷扰扰，在我心中留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印象，但我最记得的，却是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送的一块印度布料。

几天后，我回到了伦敦。走在熟悉的街道上，看到广告和橱窗展示的家庭用品——英国文化似乎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经过那一幢幢瑟缩在隆冬中的花园住宅，窥望屋子里的一个个温暖小窝，在这座我曾经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城市中，我却感到无比的空虚，仿佛在肉体上我整个人都迷失了。就在这样的心情中，我做了一个梦：

一块椭圆形的新布料硬邦邦地放在我眼前。我知道，只要我能依照某种特定的尺寸，在这块布料的某个特定部位，剪下一块小小的椭圆形布，那么，这一匹布就会开始伸展，一路绵延到整个桌面，整间房子，乃至于整个物质世界，直到这整套戏法被人拆穿。我一边玩味着这句话，一边把布匹摊开来，凝神观看，试图找出隐藏在里面的线索，但我知道，尽管我知道线索确实存在，尽管我渴望把它找出来，这一辈子我都不会找到。

印度教徒说，世界是一个幻象。我们常常把“绝望”二字挂在嘴边，但真正的绝望隐藏在内心深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直到返回伦敦，身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我才猛然醒悟，过去一年中，我的心灵是多么接近消极的、崇尚虚无的印度传统文化，它已经变成了我的思维和情感的基石。尽管有了这么一份觉悟，一旦回到西方世界，回到那个只把“虚幻”看成抽象观念，而不把它当作一种蚀骨铭心的感受的西方文化中，印度精神就悄悄地从我身边溜走了。在我的感觉中，它就像一个我永远无法完整表达、从此再也捕捉不到的真理。

一九六二年二月至一九六四年二月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部　受伤的文明

第一章　旧有平衡

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

第二部　土地上的新主张

第三章　摩天大楼与分租宿舍

第四章　谷仓

第三部　只有执迷，缺乏思想

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

第六章　综合与模仿

第七章　失乐园

第八章　复兴抑或继续

版权信息

书名：印度：受伤的文明

作者：【英】V. S. 奈保尔

译者：宋念申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11-01

ISBN：978754429364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一九七五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1]出于并不光彩的理由，宣布中止宪法，国家进入“紧急状态”[2]。可以说，这一事件使印度倍受世界瞩目。我的美国出版商科诺普请我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接着，我的伦敦出版商和《纽约书评》同样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如此劝诱令人无法拒绝。我很清楚，我被要求做的是与印度政治和批评相关的事。这是我此前从未做过那时也不曾想过要做的事，但写出一本新书的邀请还是令我兴致盎然，我同意了。这个项目没花多少钱，但我期望最后的成果还不错。

本书有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去到孟买，与一个调查员见了面。他正准备去马哈拉施特拉邦多山的核心区域，认为我应该与他同行。这与“紧急状态”无关。正如我一直以来那样，我更关注的是增加自己关于印度的知识；甚至可以这么说，迄今我关于印度的所有写作，都属于同一本描述性的书。于是我从孟买出发乘火车前往浦那，然后与调查员在乡间四处自驾游览。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词语各安其位；我写下的东西令我十分满意。当时的设想是用这种方式写完其余部分：旅行，与人相遇并与人交谈。但“紧急状态”无法回避；大环境中有各种各样不和谐的事情发生，很快，人们就不再愿意与我聊天，或是被人看到同我待在一起，我预见到如果继续沿用这套旧方法，这本书将无法完成。一种新的方式对我发出要求。在写作时常会碰到的充满紧迫感的慌乱中，我突然想到应该尝试对印度进行一次精神层面的描摹。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利用了既有的材料：报纸、杂志、书籍，压榨出它们的意义。

因此，在《重访加勒比》与《幽暗国度》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求知方式。虽然我偏爱旧方法，与人互动，有风景，有交谈，但那时这已经不可行了。读者会发现在我这些书的新版序言里，我更关注的是写作的艺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旅行的艺术，而不是我讲述的内容；这是因为不同的书要求我采用不同的行动和写作方式，我必须让自己对可能面临的任何情况都做好准备。而关于这一次旅行，还有另一个丰沛的成果。我在《纽约书评》的约稿最终集结为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文章。因此，在没有专门训练也没有刻意设计的情况下，我进行了连载写作。读者会判定我做得如何。我必须说，而且这种说法对我的每一本书都有效，我的书滋养了我；每本书结束时，我都比创作之初多了一些智慧。

就智识而言，这本书暗含着一个想法：印度诞生于多次的征服，征服的现实决定了印度的多种面向，但这并非总能得到承认。后来我很明确地运用了这个想法，但我可能更喜欢这本书所呈现的半遮半露的含蓄表达。纠结的写作过程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这是我印度系列中最薄的一本。

（陈蒙 译）

[1]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之女，曾任印度国大党主席（1959）、印度总理（1966-1977；1980-1984），实施经济计划和社会改革，后被锡克族卫兵刺杀（1984）。

[2]1975年6月，印度高等法院判决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在大选中舞弊。甘地夫人于是宣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冻结宪法，解散国会。直到1977年，紧急状态才告终止。

前言

孟买机场的灯光照出下过雨的痕迹，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飞机缓缓滑行入港，排出的气流猛吹着水泥路面上季风留下的水洼。这会儿是八月中，雨季还有两周才能正式结束（尽管这个雨季可能会延长）。狭小潮湿的候机楼里，坐着早些时候海湾航空公司航班上的旅客。所谓“海湾”指聚集了很多石油国家的波斯湾。在这些旅客中，印度商人们身着西服，等待着海关人员格外仔细的盘查；有几个日本人；一些阿拉伯人身着传统沙漠服装，这类服装如今在机场或者异国城市里出现，就像是突然风行起来的新拜金教的一群祭司所穿的白色长袍；还有两个缠着头巾、皮肤黝黑的锡克族工匠，他们完成了在石油国家的工作后回到印度，带着扁平的箱子，穿着同样扁平的黄色软革新皮鞋。

这些日子以来，世界上的熙来攘往有了新的面貌。再次走了运的阿拉伯人扩散到了沙漠以外的地方。印度则再一次处于这个新阿拉伯世界的外围，如同公元八世纪一样，那时新兴的伊斯兰教四方广布，阿拉伯人（据说在一个十七岁男孩的领导下）侵占了印度信德王国[1]。历史学家们说，这只是一段插曲。但信德如今已不属于印度，自从阿拉伯入侵以来，印度就缩小了。没有任何文明对外在世界那么缺乏抵御能力；没有一个国家会那么轻易地被侵袭和劫掠，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阿拉伯人征服信德五百年后，穆斯林在德里建立统治，那是外国人的统治，人民分裂了。而外族的统治——前五百年是穆斯林，后一百五十年是英国人——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在德里结束。

印度的历史很容易被压缩。这次游历印度，我在一个北方城市碰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公务员。他说他的阿拉伯祖先早在八百年前、十二世纪伊斯兰大扩张时期就来到了印度。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家在德里住了五百年了。”这话在欧洲会被当成吹牛，在印度可不是。这是个正派人家，一向正派，他们的姓氏“古来氏”[2]显示着这家人几个世纪以来履行的宗教职务。家中一员进入行政部门工作，这打破了继承了八百年的静止的传统。年轻人把他的家庭与那些穆斯林石匠和采石工的家庭作了对比，那些是莫卧儿[3]宫殿与清真寺建造者们的后代，在德里，他们仍然围坐在沙·贾汗[4]的贾玛寺，像祖先们一样，他们是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工匠。每个人面前都放上了祖传手艺的工具，期待受到雇佣，准备为什么人去修建一座德里新城。

二十世纪后期的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固守着自己的文明，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只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以前就结束了。随着“紧急状态”的出现，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恐惧了。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度。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我的祖先一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在世界另一边的特立尼达，他们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社群，我在那里长大。那个社群与甘地一八九三年在南非所见相比，结构更为单一，与印度本土也更加隔绝。

印度，这个我一九六二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而言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一百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就几乎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印度给我的这种陌生感，来确定是什么把我从这个国家分离，同时，也明白了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群的人的“印度式”的态度，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

对印度的探究，即使仅仅是对“紧急状态”的探究，很快就不局限于政治层面了。它不得不成为对印度姿态的探究，不得不成为对文明本身的探究（正如它现在所是）。尽管我在印度是个陌生人，但这项探究的起点却正是我自己——这比书中所表达出的还多。因为，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式与惯例，它为我勾勒出了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比如，我知道牲祭之美对雅利安人是非常重要的。牲祭将烹饪转化为一种仪式：最初烹饪的东西（通常是一个未发酵的特制的小圆面饼）总是被献给火神，只有用露天的灶火才可以。放弃这个习俗（如果我现在试图谈及那种对孩子来说只是暂时的错误），就是弃绝了土地与古老大地之间的联系，那最本源的东西。早饭前的晨礼，点灯前的晚礼，这些一个接一个的礼仪与宗教相连，而宗教又像是一种对历史的感悟。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大地和宇宙的敬畏，需要在以后以另外的方式被重新发现。

童年时的习俗是神秘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祖母房中神龛里光滑的卵石——它与其他家当一起被我祖父一路从印度带来——其实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卵石代表了更为露骨的圆形石柱。而剖开南瓜定要以男人之手操刀又是为什么呢？我一度认为这一祭祀仪式暗含着性的因素，因为南瓜自上而下可以对分的外形。而就在最近，这本书的写作即将完成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更令人吃惊的真实情况。在孟加拉及与其毗邻的地方，南瓜是一种代替活牲祭祀的蔬菜，因此男人之手是必需的。在印度，我知道我是个陌生人，但我渐渐明白，我对印度的记忆，那些存在于我特立尼达童年里的印度的记忆，是地上的一扇通向深不可测的历史的门户。

[1]现为巴基斯坦的一个省。

[2]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出生时期在麦加居统治地位的部落，主要由十个部族组成，其中一些因其成员在早期伊斯兰教中居显要地位而闻名。

[3]莫卧儿帝国（1526-1857），由帖木儿的后裔创建于印度北部的伊斯兰国家。

[4]沙·贾汗（Shah Jehan，1592-1666），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1628-1658），在位时征服了德干高原上的各国，兴建了泰姬陵和德里新城。

第一部　受伤的文明

第一章　旧有平衡

1

有时的旧印度，那个许多印度人喜欢谈论的古老而永恒的印度，似乎就这样延续着。上次大战时，一些正在接受化学战训练的英国士兵在这个国家偏远的南部一座印度教千年古刹附近驻扎。寺庙里饲养着一条鳄鱼，士兵们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射杀了它。他们还以某种形式（也许仅仅是他们的出现本身）亵渎了寺庙。士兵们很快就走了，英国人也纷纷离开了印度。现在距离那次亵渎事件已有三十多年，在另一次紧急状态时期，寺庙得到了翻修，一座新的神像被安置其中。

在被赋予生命和注入法力之前，这样的雕像不过是雕刻师院子里的摆设，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大小、材质以及工匠的手艺。印度教偶像来自古老的世界，他们体现着深奥，有时是庄严的概念，而且必须以特定的规范被塑造。印度教的偶像形象在今天不可能得到发展，尽管受到印度电影和电影海报的影响，最近的一些形象没有古代原始形象那么概念化，有种世俗的、玩偶式的美。他们了无生气、姿态各异地伫立在雕刻师的展室中。偶尔会有一尊受命而塑的半身像，比如地方警察局的督察之类，他空洞洞的大理石眼睛上可能还会安着一副真的镜框——这些花岗岩和大理石首先让人感到置身墓地，或是让人想起某个备受爱戴的亡者。不过这样的展室是他们成神之前的过渡居所，每座雕像都等待着被买走、被供奉，这样他们就有了生命和神性，每个雕像都白璧微瑕，为的是当神性生命降临时不至于太令人恐惧。

所以在曾遭亵渎的庙宇里，神像必须被赋予生命，要举行特别的法事，所用的方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它把我们带回宗教和人类奇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道”的方法：太初有道[1]。一个十几个词的符咒[2]被吟诵并誊抄五千万次——这就是在这个宪法被冻结、新闻遭审查的“紧急状态”中，五千名志愿者所做的事。这件事完成后，新偶像下面要放上一块镌刻过的金牌，以证明神性之生成以及志愿者之虔诚。千年古刹将重生，印度，印度教的印度，是永恒的。征服和亵渎不过是历史中的几个瞬间。

再往南大约二百英里，巨大岩石的高原之上，是一度兴盛的印度维查耶纳伽尔王国都城遗址。维查耶纳伽尔建于十四世纪，一五六五年被一支穆斯林国家的联军占领，并被彻底摧毁。这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城墙周长二十四英里，外国游客记录了其结构和精彩程度。毁城行动持续了五个月，也有说法为一年。

今天，外城已经全部成为农田，偶尔可见一些砖石建筑的残迹。通加巴德拉河附近则有更为壮观的遗迹：一些宫殿和马厩、一个王家浴池、一座庙宇，里面有一组仍能奏乐的石柱、一道破损的渠以及几根歪斜的花岗岩柱子，那一定曾是跨河的桥墩。河那边更多：在一条长长的宽敞的道路的一端，湿婆神巨大的牛头塑像仍然半面临街。路的另一端是个奇迹——一座神庙出于某种原因在四百年前的毁坏中幸存，仍然完好并香火不绝。

朝圣者们为此而来到这里献上供品，用古老巫术进行祭祀。维查耶纳伽尔的一些遗址已被文物部门宣布为国家纪念遗址，但对于人数远胜于旅游者的朝圣者来说，维查耶纳伽尔既不是它可怕的历史，也不是它一片荒凉的现在。可知的历史已经沦落为传奇故事：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个天降黄金建立的王国，那王国如此富庶，珍珠和红宝石在市场上像谷子一样地贩卖。

维查耶纳伽尔对朝圣者而言就是那座幸存的古庙，周围的破败就像是古老魔力的证明，正如对过去辉煌的幻想与对现时破败的接受相调和。曾经繁华的街道（它不是国家纪念遗址，仍被允许使用）现在是条陋巷。它未经铺设，表面上满是墨绿色的淤泥和粪便，趿拉着鞋的朝圣者毫不介意地踏过去，走向食品摊和纪念品店，那里收音机开着，喧闹声震耳欲聋。废墟上还有占地而居的饥饿的人们和他们饥饿的牲口，残破的石墙以泥和碎石修补，不久前还在门廊上的雕像已被移除。生活一天天进行，往日在延续。经过征服与毁灭，过去的事物重现了。

如果说，维查耶纳伽尔现在徒有一个名称，记得这样一个王国的人那么少（在二百英里之外的班加罗尔[3]，就有很多大学生连听都没听说过它），那不仅是因为它被如此彻底地夷为了废墟，也因为它贡献很小，它自身就是过去的再现。王国由一个当地的印度教大公在一三三六年建立，他被穆斯林打败后被押至德里，改宗伊斯兰教，然后又作为穆斯林政权的代表回到南方。在远离德里的南方，改宗的大公重建独立国家，并且不合常规地打破印度教种姓规定，重新宣称他皈依印度教，是当地印度教神祇在尘世的代言人。南方的大印度教王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成立了。

这个国家延续了二百年时间，其间战火未歇。它从建国之始就以复兴已遭破坏的印度教为己任，从文化与艺术方面来说，它保存并重复着印度教遗产，但很难有创新。其铜雕与五百年前的没什么差别，即使在当时，其建筑与周围的穆斯林建筑相比也显得沉重老旧。今天的废墟坐落于巨大岩石的冷漠风景之中，看上去比实际还要古老，像一处早已被淘汰的文明的遗迹。

维查耶纳伽尔所宣扬的印度教已经走到尽头，而且已经腐朽，它就像风行的印度教那样，轻易地走向了野蛮主义。维查耶纳伽尔有奴隶市场，有庙妓。它鼓励殉夫自焚的所谓圣行——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以达圣洁、确保夫家的荣耀并洗清这个家庭三世的罪孽。维查耶纳伽尔还以活人献祭。一次，在建造大水库时遇到了一些麻烦，维查耶纳伽尔大王克利须纳·德瓦·拉雅命令用几个犯人祭祀。

到了十六世纪，维查耶纳伽尔简直就是一个等待被征服的王国。但它宏大而壮美，需要管理者、艺术家和手艺人。在二百年的历史里，它必然激发过土地上的全部才智并将其聚集于都城。王国被征服、首都被有系统地摧毁时，遭到灭顶之灾的就不仅仅是楼堂和庙宇了：生灵涂炭，王国中所有具备才智、力量和见识的人都被灭族。征服者制造出一片荒漠，这几乎可说是求败于人：在接下来的二百年中，亡国之地被反复蹂躏。

今天，这里仍然显示着印度教的维查耶纳伽尔在一五六五年被损毁的结局。这个地区的“落后”众所周知，看起来这里似乎不存在历史，很难把它和过去的辉煌甚至大战相联系，在废墟不远处形成的霍斯派特城肮脏破败，用于农耕的田野难有价值。

自独立以来，政府向这个地区投入了不少经费。通加巴德拉河上建起了一道堤坝，还有一项合并了古王国时期灌溉渠的大型灌溉工程（仍然叫作维查耶纳伽尔渠）。一个维查耶纳伽尔钢厂正在筹建中，一所大学已经开始建设，用以训练本地人在钢厂及随之而来的附属工厂任职。重点是对本地人的训练。因为目前这块曾聚集了出色建设者的土地上人力资源匮乏。本地区属于印度联邦中一个鼓励外来移民的邦，这里需要技术人员和工匠——需要会简单技术的人，甚至需要饭店服务员。余下的只是那些不能理解“变化”观念的农民。就像生气勃勃的维查耶纳伽尔庙外那些在废墟上占地而居的人，他们在破败的石墙间穿进穿出，像色彩斑斓的昆虫，在这个下雨的午后吵吵嚷嚷、无事生非。

此次到维查耶纳伽尔，站在宽阔的庙前大道上（它看起来已不像十三年前我初次造访时那么令人敬畏，当年那种对神话般的历史的直率言谈也消失了），我开始思考那上千年的侵略与征服注定要给印度带来的智力枯竭。发生在维查耶纳伽尔的事，不同程度地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在北方，废墟压着废墟：穆斯林废墟下是印度教废墟，穆斯林废墟上还有穆斯林废墟。史书历数着战争、征伐和劫掠，却没有关注智识的枯竭，更没有留意这个国家的智识生活是怎样的——这个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是在遥远的过去完成的。印度人说，印度从征服者那里吸取经验，而且比征服者存在得更久。但在维查耶纳伽尔，在朝圣者中间，我想知道，是否这一千年来在智识方面，印度不总会在征服者面前退缩，是否在明显的复兴时期，印度不只是令自己重新变老，在智识上愈发狭隘且永远脆弱。

英国统治时代的这段悲惨的臣服时期，同时也是印度智慧再创辉煌的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宣扬印度的历史，宗教与政治上的觉醒相互渗透与影响。但独立后的印度，其五年计划、工业化与民主实践都让这个国家产生了变化。在民族为之骄傲的“老”与允诺带来的“新”之间总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令文明产生了断裂。

这次印度动荡的起因不在于外国的侵略与征服，而产生于国家内部。印度不能再以旧有方式应对，不能再退化到古代。她所借鉴的机制已经产生了借鉴机制的作用；但古代印度无法提供替代新闻、国会以及法院的东西。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却又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

2

“印度会继续。”印度作家纳拉扬[4]一九六一年在伦敦对我说，那时我还没去过印度。

小说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形式，并不属于印度的传统，它伴随英国人来到印度，十九世纪末首先在孟加拉确立，然后传播开来。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统治末期，才第一次有严肃作家在伦敦出版以英语写成的作品。纳拉扬属于最早的一批，也是最好的之一。他从没成为“政治”作家，甚至在风起云涌的三十年代也一样，他也不像独立后的许多作家那样，认为小说和所有的文字作品都是用来为自己树碑立传和向世人夸耀的。

纳拉扬关注的始终是一个印度南方小镇上的人，他一本接一本记述着那里的生活。他在印度独立十四年后的一九六一年说，不管尼赫鲁[5]之后政治如何动荡，他确信印度会继续，这很像他在写于英国统治时期的最早的一批小说里所表达的信念，那时他说，印度正在继续。在早期小说中，英国征服者如同生活中既定的现实，英国人走远了，他们的存在却依然隐藏在他们的体制中：银行、教会学校。作家深切思考着那些在底层继续的卑微生命：小人物，小伎俩，夸夸其谈，意义有限——一个如此受束缚的生命，却显示着完整和无损。这种渺小从未引发过思考，尽管印度本身常让人觉得广袤。

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自传《我的日子》里，纳拉扬为他的小说填充了背景。这本书尽管内容上比起系列小说有所扩充，但仍可被认为是其中一篇。它并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探讨或给出结论。南方城市马德拉斯是英国在印度最早的基地之一，这个据点由东印度公司在一六四〇年向维查耶纳伽尔王国最后的遗民承租，纳拉扬在那里度过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马德拉斯所在的这个地区长期太平，与北方相比更加印度教化，伊斯兰化程度不高，有着七十五年的长期和平。纳拉扬说，从克莱夫[6]时代起，那里就不知道战争为何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巡游的德国战舰艾姆登号在某夜现身海港，打开探照灯，开始炮轰城市，居民“对漫天星斗的天空突然雷电大作的现象感到惊奇”。一些人逃到内陆。纳拉扬说这一溃逃“跟早些时候的一次迁移行动步调一致，那次海上突卷暴风，有预言说世界将在本日毁灭”。

纳拉扬童年的世界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世界，它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预言和魔法的世界，远离重大时事，远离它能看到的政治可能性。但政治不请自来，而且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偷偷地同仪式与宗教相伴而来。在学校时纳拉扬加入了童子军。马德拉斯的童子军运动由安妮·贝赞特[7]执掌，她是个神智学者，对印度文明有着比多数同时代的印度人更高的理想；为了迂回地颠覆巴登-鲍威尔爵士[8]的帝国企图，贝赞特童子军以《天佑吾王》的曲调唱道：“主佑我祖国，主佑我贵土，主佑我印度。”

一九一九年的一天，纳拉扬参加了一个从伊湿伐罗[9]古庙出发的宗教游行。队伍唱着“爱国歌曲”，高喊口号，然后返回古庙，有人在那里分发甜点。这项喜庆而虔诚的活动是马德拉斯的第一次民族主义骚动。纳拉扬没有提及的是，那其实是甘地领导的全印度抗议活动的一部分，甘地那年四十九岁，从南非回国三年，在印度还不太知名。纳拉扬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游行，但他的一个年轻而时髦的叔叔（印度最早的业余摄影家之一）却并不那么想。纳拉扬说，这位叔叔“反对政治，不希望我误入歧途。他把所有的统治者、政府和行政机关全骂作魔鬼，认为寻求统治者的更迭是毫无逻辑的”。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所有四十岁以上、曾居住在殖民地的人，学会与臣服观念共生的臣民。我们生活在自己无关紧要的世界中，我们甚至可以假装这个世界是完整的，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它曾经被打碎。动荡、不安和发展都在别处；我们这些战败的、远离时事的人生活在和平之中。我们在生活中成了被参观和游览的对象，一如在文学中。溃败而臣服，这使不同的地方变得相似。纳拉扬的印度及其殖民地体制很像我童年时的特立尼达。他对于这个体制的婉转看法也和我的一样。从他小说所表现的印度人的生活中，我发现了来自世界另一端的那个印度人社群生活的回声。

但纳拉扬的小说没有让我意识到印度的苦痛。作为作家，他获得了太大的成功。他的喜剧需要被置于严格的、规矩分明的社会场景中，他刻画直接、笔调轻松，尽管用英语来讲述印度风情，却很成功地将异域风情写得平易近人。我知道他虚构的小镇是一种艺术创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简化的现实。不过真的现实是残酷而迫近的。书里的印度似乎触手可及，现实的印度则始终隐而未现。要深入纳拉扬的世界，要获得他从印度的缺陷与渺小中所发现的秩序与连贯，要了解他的讽刺性认同并品味他的喜剧，就得无视过多的可见事实，去除过多的自我——我的历史感，甚至是最简单的人类可能性的概念。我并没有失去对纳拉扬的敬意，但我觉得他的喜剧和讽刺并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是印度对世界回应的一部分，我对这样的回应已不能认同。于是我渐渐清楚了一件事，特别是在这次游历中慢慢重温着纳拉扬一九四九年的小说《桑帕斯先生》的时候。那就是，由于书中所有的人格怪异的欢乐，纳拉扬的小说不再成为我一度以为的纯粹的社会性喜剧，而更接近宗教书籍，还常常是宗教寓言，而且印度教色彩浓烈。

斯里尼瓦斯是《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他是个喜欢沉思的闲人。他做过很多工作——农业、银行、教育、法律，即印度独立前的那些工作，时间是一九三八年——最后全都辞了职。他待在家宅中（印度大家庭的宅子）自己的屋子里，担忧时光流逝。斯里尼瓦斯当律师的哥哥照料着宅子，这意味着他照料着斯里尼瓦斯和他的妻儿。斯里尼瓦斯有家，这一事实与他的年龄一样令人吃惊，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一天，斯里尼瓦斯正在屋里读《奥义书》[10]，他哥哥走进来说：“你这辈子究竟想做什么？”斯里尼瓦斯回答：“你没看到吗？人生有十项奥义，我要完成它们，现在是第三项。”但斯里尼瓦斯还是接受了暗示，他决定去马古迪镇创办一份周报。他在马古迪拥挤的街巷里租到一间陋室，洗澡只能用公共水龙头，又找了一个阁楼当报社的办公室。

斯里尼瓦斯现在入世了，他有了新的责任和新的人际关系：房东、印刷商、妻子。（“他自己都奇怪，在这些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几乎没注意过她。”）但是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无为之美。“当他对市政或社会的缺点大加挞伐之时，一个声音一直在问：‘生命、世界和所有这一切都在走向消逝，为什么要烦恼呢？完美与不完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真的烦忧呢？’”

他的这些沉思看似无聊，而且有种半喜剧性的效果；却把他推向了更深层的清静无为的境界。一天，他在小屋里听到街上一个女人卖菜的吆喝声，他先是好奇于她和她的主顾，然后则好奇于每天相遇或冲突的“人的巨大力量”，斯里尼瓦斯感应到“生命全景之浩瀚与广袤”的启示，于是头晕目眩。他想，神就是在这“全景”中被感知的。后来，他还在这样的全景中达到了一种美妙的平衡。“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人性有一种全面的理解，那么他也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事物没有特别的对与错，它们只是在平衡着自身。”已经没必要干涉、没必要去做任何事了。有一天和妻子拌嘴之后，斯里尼瓦斯更是轻易地充分理解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所有形式的非暴力，无论大与小、个人与国家，都注定会在个人和社会两方面产生一种没有焦躁和纷扰的安宁。”

但这样的“非暴力”或“无为”要依靠社会的存续，依靠其他人的“为”。斯里尼瓦斯的印刷商关了门，斯里尼瓦斯的报纸也就不得不停刊。他通过印刷商（他就是纳拉扬小说标题中的桑帕斯先生）介绍，又成了剧本作者，参与了印度宗教电影的拍摄。斯里尼瓦斯从没像今天这样深入这个世界之中，他发现它喧嚣腐败。纯正的思想被弄得一团糟，性与闹剧、歌舞与南美音乐嫁接在印度教神祇的故事之上。印刷商现在成了制片人，他爱上了女主角。另一个艺术家也爱上了她。印刷商赢了，艺术家则发了疯。一切都混乱不堪，电影根本没拍成。

斯里尼瓦斯最后抽身而退。他找了另一个印刷商，又办起了报纸，而报纸已不是最初的那种玩笑。斯里尼瓦斯已经回归自身，回归了他沉思性的生活。有了这层保护（以及他哥哥资助他的卢比。总是卢比：卢比总是必需的），斯里尼瓦斯就将“成年”看成一种无聊的状态，没有纯真，没有纯粹的快乐，只有“商业价值”肯定着无聊的重要性。

还有那个因为爱、因为他与这个无聊世界的联系而发疯的艺术家。他得接受治疗，有个当地的巫师知道应该怎么办。人们把他找来，古老的祭祀仪式开始了，并将在对艺术家仪式性的鞭打中结束。斯里尼瓦斯想，这些部落成员可能都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出现过。但压抑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想到最初的历史，他眼前立刻出现了印度几千年历史的幻象，以及在他们立足的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事情。

在这片原本是森林的地方，他看到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正在上演，那本书部分反映了雅利安人在印度开拓定居的情况（大约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后来他看到佛陀安慰一位失去孩子的妇女时说：“请从没有亡灵的家中带一把芥菜籽来给我。”还有哲学家商羯罗查尔雅[11]，他宣讲吠檀多[12]至印度各地，一次看到一只正产卵的青蛙在其天敌——眼镜蛇的庇荫中躲避日头，便建了一座寺庙。然后欧洲的传教士来了，同行的还有商人和士兵，以及街那头英国银行的经理席林先生。

“朝代兴衰，宫殿和楼厦时现时隐。整个国家在侵略者的火与剑之下垮塌，在沙拉育河泛滥时被洗净。但它总能够重生和成长。”与此相比，一个人发疯又算什么？“发疯一半都因为自己的行为，因为他缺乏自知，因为他背叛了曾给自己一片驰骋疆场的艺术家本性。他迟早会摆脱疯癫，展现自己真实的本性——尽管不能在一世，而至少是在几世之中……疯癫或健康、痛苦或幸福看起来都一样……在‘永恒’的冲刷之下，没有什么是了不得的。”

所以艺术家在遭鞭打时，斯里尼瓦斯没有介入；后来当巫师要求把艺术家抬到一座偏远的寺庙、在门廊外放上一个星期时，斯里尼瓦斯觉得，艺术家在这期间是否得到照顾无关紧要，甚至是死是活都无所谓。“就算疯癫过去了，”斯里尼瓦斯在他的精神喜悦中说，“只有存在肯定着其自身。”

粗读历史，然后情感上认定印度的永恒和生生不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对未来被打败、被毁灭的恐惧，而是一种漠然处之的态度。印度总会眷顾自身，个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在这种广义的漠然中还有对朋友命运的漠然。斯里尼瓦斯得出结论，把自己看作艺术家的保护者才是发疯。

从甘地首次号召文明的不服从到小说所记述的事件，只过去了二十年。但斯里尼瓦斯觉得，甘地的非暴力已经蜕化，恰好与甘地的意图相反。对斯里尼瓦斯来说，非暴力不是一种行动的形式，不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兴奋剂。它只是达成稳固与不受搅扰之安宁的手段；它是无为，是不介入，是社会中立。它融合了自我实现、身份真理的理想。这些听上去时髦并让斯里尼瓦斯在面对艺术家的困境时感到安心的词汇，暗含着对“业”[13]的接受。“业”，印度教迷人之处、安宁之本，告诉我们要在此世为上几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所以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公正平衡的，我们应该把眼前的苦难当作宗教的戏剧效果而细加品味，它提醒我们对自己、对来世的责任。

斯里尼瓦斯的清静无为混合了“业”、非暴力以及历史是宗教寓言之扩展的历史观，它实际上是普遍痛苦中的一种自爱。它是寄生性的，依赖着其他持续不断的活动：火车在跑，报刊在印，卢比则从别处送到。它需要世界，但弃绝世界对其他事物的组织。这是对尘世挫折的宗教性回应。

我们总是将自己的理念带到小说中去，认为小说必然会提供这些理念，我们在具有独特性或原创性的作品中发现我们希望发现的东西，并且拒绝或无视我们不想发现的东西。我感到吃惊。自己二十年前尚未到过印度，仅仅把特立尼达印度人社群的概念和阅读其他文学作品的经验带到了《桑帕斯先生》中去，我曾无视或误读了那么多东西，当时我只看到一个小镇生活的喜剧、一本流浪汉小说，并在书中神秘的叙事中悠游。

今天，在这个如“紧急状态”一样延绵不绝的雨季里，我在落着雨的午后断断续续地重读《桑帕斯先生》。我在孟买读，俯瞰着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英国人于一九一一年建造的“印度门”，其凛凛威风让头缠白巾的人群显得渺小；在乏味又暧昧的新德里读，目光穿过饭店积水的网球场，望着锡克族出租车司机在滴着水的树下搭起的营帐；在科塔“环行大楼”的天台读，神游于果园，在芒果树和香蕉树间，看到了为拉吉普特的大公们所绘的小型彩饰中奇花异果的原型，大公们的荣耀现已消失，他们的宏伟城堡现已废弃一空，无可卫护，他们的封地现在只是农田；在前英军驻地、南方的班加罗尔读，扫视阅兵场，它现在已是印军马球队的球场。在政治严峻的“紧急状态”中读《桑帕斯先生》，我从中看到了紧张状态必将降临于印度的预兆，它为挫折和退却（一人一座孤岛）而非独立与行动做了哲学上的准备，现在则分裂成两面，一面是希望得到保全与心安理得的欲望，一面是毁灭的需要。

摘自《印度快报》：

新德里，9月2日……在此间举行的第十三届“国家社会福利顾问委员会”主席及委员就职大会上，甘地夫人强调个人既是印度之力量所在，也是印度之弱点所在。它给了人民内在的力量，但也在个人和社会其他人之间蒙上面纱……甘地夫人说，如果没有观念更新的基本态度，任何社会福利计划都无法成功……“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时代。”甘地夫人说，她同时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全盘清除”所有的过去。她说，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同时也必须走向未来。

责任与历史这两个概念本来无关，但在印度它们是相互纠缠的。甘地夫人的讲话可以当成《桑帕斯先生》的一篇评注。纳拉扬小说表面上的沉思与嬉笑、无目的性和“俄国味”都转而成了其他的东西，几乎表达了一种隐居哲学体系。这本我当成小说来读的小说也是一篇寓言，它对印度教的平衡观念作了一番经典阐释，此观念在外来文化、外来文学形式、外来语言的冲击中存活了下来，即使对那些新观念来说，它也无害且受欢迎。身份成了“业”的一个方面，自爱被非暴力的理想加固。

3

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平衡（就像许多学者重点在印度教典籍中探讨的那样）是一回事，而在面对印度现实时深入其中则是另一回事。西欧与美国的嬉皮士们看上去似乎这么做过，但他们实际上并没做到。出于自负和精神厌倦（一种对知识的厌食状态），他们只培养出了道德败坏。他们的安宁很容易就变成惊惶。当石油价格上涨或国内经济动摇，他们打点行装就逃走了。他们投入的只是浅薄的自恋，他们恰恰崩溃于印度教的起点——对混沌深渊的认知，把悲苦当成人之条件来接受。

出于一种被磨损的人性关怀而不是嬉皮士或其他“热爱”印度之人所沉溺的感伤，一种模糊的理解才开始到来。只有在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它才会到来：尽管独立以来做了那么多事，可永远不够，绝望变成了倦怠，行动的思想消退。这种意识我此次在比哈尔邦北部体验到了。比哈尔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印度文化的中心，现在却没有知识分子和领导者。南部是一片干旱、饥饿和洪水，北部则是水源丰沛的绿色土地，满是黄麻（像高芦苇）、水稻和鱼塘。

我去的那个村子里，四户家庭中只有一户有土地，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能上学，四个男人中只有一个有工作。为了得到在工作一天后填肚子的那点钱，这个受雇佣却根本没什么技术的人，使用最简单的工具或者压根没任何工具，去做最简单的农活。童工由于比成人更廉价而往往更受欢迎。于是，在一次没人意识到的人口过剩期间（据村民们说，一九三五年的一次地震令人口剧减，而一九七一年的洪水再次让人口锐减），儿童被自杀性地使用，成了敛财之源，他们八岁之后就能做工，如果年景好，一月有十五卢比，相当于一美元五十美分。

这里一代代更迭很快，人力的新陈代谢轻易得如同他们用草、泥和席子搭窝棚（新时金黄，在风雨中很快就变为灰黑）。残酷已经不具含义，它就是生活本身。人们知道他们生下来是为了做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种姓和位置，每个群体都生活在从远古时代起便划定的各自的区域之内，贱民和拾荒者住在村子尽头。窝棚之上可见一幢布局凌乱的两层砖房，这家人曾经拥有这里全部的土地和劳力，其堂皇已不算是堂皇了，倒像是破败景象的一部分，像是从它曾崛起的地方被击垮。这家人现在丧失了大部分产业，但他们仍作为政治家掌控一方。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在那天余下的乘车之旅中，比哈尔北部自我重复着：灰黑的窝棚一簇一簇；绿色的稻田茂盛而有着春天般的新鲜感，可以蒙蔽土地测量员，使得产量被高估；光着脊背的男人用长杆的一头挑着货物，弯曲的长杆在他们的肩上得到平衡，轻快、细碎的步伐显示着压力，这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女性的娇美感；尘土飞扬、陋屋聚集的小镇上超载的公共汽车，烈日下孩子们在泥塘里打滚、捉鱼；儿童与成人拍打着浸湿的黄麻秆，抽出纤维装上牛车，它们看上去像是女人盘起的浓密的浅黄色长发，华丽无比。对人类可能性的思考日渐减少，比哈尔北方看上去成了一个只会顾及眼下生活的世界。

这种倦怠感就像我几周前在西去八百英里的拉贾斯坦邦的班迪-科塔地区曾感受到的一样。如果说比哈尔北部看上去缺少知识分子和创造力，因而几乎没有行政管理可言的话，那么拉贾斯坦就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在这片被沟壑切割和破坏的土地上，有水坝和大型的灌溉-改造工程。

二十年前的灌溉工程考虑不周，没有设计排水系统，也没有考虑土地的性质，所以工程造成了汪洋一片，盐碱成灾。现在则急于纠正。一位专员和他的副手们正全力以赴。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但在这个有沙漠城堡和封建王公、农民只知忠君不知其他的邦里，真正的困难在于人，不只是专员在行政部门看到的“各级庸才”，还包括此工程意欲造福的那些底层民众。如何才能让他们这些世代渺小、满足于把主子的荣光当作自己的荣光的人，在今天突如其来地学会去渴望、去有所作为？

专员的权力很大，但他不想专断，他希望能“体制化”。一天晚上，在电灯光的照射下（村里通电！），我们和辖区村民坐在“模范村”的大街上。街道未经铺设，村民为了迎接我们，很快在地面上铺了棉毯，地面因晨雨而变得松软，被午后的灼热烤得半硬，又被黄昏牧归的牛踩踏和施了粪肥。妇女们告退了，红色或橙色的拉贾斯坦面纱遮掩下的人中，很多只是小姑娘，她们自己还是孩子，却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和剩下的男人们一起，我们交谈，直到雨势再度滂沱。

这些拉贾斯坦人很英俊，很有自信。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明白他们是农民，所知有限。农田、水、谷物、牛，话题由此开始亦于此结束。他们是模范村，所以考虑的也是他们自己。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很少，我开始觉得自己关于村子发展的想法是幻想。除了食物与生存之外没有更多的雄心大志，尽管有个人说了他的奇思妙想：他想要个电话，这样不用跑很远的路就能知道科塔的粮价。

灌溉工程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那些盐碱地、沟壑和夷平土地。真正的问题正如专员所见，是再造民众。而这不仅仅需要人有欲求，这意味着首先要把他们从自残性作业和特殊的浪费中带回来，这些浪费同长期的贫困都是与生俱来的。和我们一起的这些人直到最近还只割取甘蔗最顶端的部分，而让剩下的精华部分烂在地里。所以村民们这些关于肥料和收成的考虑，这些我开始断定只具有农民色彩的想法，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限量的进步。

但如果说这个靠近飞速工业化的科塔城的模范村有了一些进步，我们第二天造访的班迪则又把我们带回落后中。直到这次旅行前，班迪和科塔这两座城市对我来说还只是它们美丽的名字，是拉贾斯坦绘画里两个相关而又迥异的流派的名字。班迪首先于十七世纪晚期达到了艺术的高峰。经过平坦的土地，呆板的稻田时而稀疏成为沼泽，从科塔出发，越过荒废的路段，发水的沟渠，偶经的人力车，一群头巾亮丽、迷茫地等待着公共汽车的农民，这时，山顶上的班迪城堡便出现在眼前，它巨大的城墙好像巨人之作，建造这个豪奢之物的人曾经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守护。

古代的战争，英勇的搏杀，但通常仅仅是为了荣耀或当地某个特定王公的荣光，很少超越于此。如今堡垒已失去作用，宫殿也空无一人。一间昏暗、满是灰尘的屋子里还挂着老照片，以及维多利亚时期遗留下的小古玩。院子里整齐的小花园已然凋敝，而院子四周呆板的、装饰性的十九世纪班迪壁画已褪成了蓝、黄和绿色。内室避日，所以亮丽的颜色犹存，一些镶嵌物十分精美。不过，一切都在等待消亡。雨季的潮湿腐蚀着石灰，水从地下拱门的裂缝中滴下，腥臭的蝙蝠屎到处都是。

所有的活力都曾经荟萃于山顶的宫殿，而现在，活力从班迪消失了。这表现在宫殿下和山坡间破败的小镇上，表现在田野里，表现在这里的人身上，这些人比仅相距六十英里的科塔城里的居民更加消沉，更不能接受专员的观念，更加牢骚满腹。他们甚至没来由地抱怨，好像他们抱怨只因为人们希望他们抱怨。他们对于进取与绝望的嘲讽跟真实的失望或反抗毫无关系。这只是尊重权威的仪式性表达，表示他们对权威百分之百依赖。专员微笑着倾听他们所有人的声音，于是他们的激情消退了。

后来我们和“村级工作者”一起坐在一个女人家院子里的小树荫下。这些人是指挥系统的基层官员，工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早上的巡视已经证明他们并不全在恪尽职守。但他们并无愧疚之意，相反，这些人坐在绳床边上，打扮与他们的农民身份不符，而是一副长裤加衬衫的官员模样，他们大谈要求升迁、要求地位。他们与专员的焦虑、与他在这片土地上有所作为的想法相去甚远。实际上他们安于所知的世界。就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院子的女主人，她从她的小砖房里拉出绳床给我们坐，而态度却稍有些傲慢，这是有原因的。她很幸福，觉得自己很有福气。她有三个儿子，这让她功成名就。

拉贾斯坦的侠义风尚已经荡然无存。宫殿空空，王公间的小规模战争已经无法记清年月，全都化为传说。剩下的就是游客能看到的：狭小贫瘠的农田，破衣烂衫的人们，窝棚和雨季的泥泞。不过，在这片凄凉景象中也存在着安宁。在世界萎缩、人类可能性的希望消失的地方，世界就被看成是圆满的。人类退却到他们坚不可摧的最后堡垒里，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种姓，他们的“业”，他们在万物体系中无可动摇的位置，他们了解这些如同了解季节。仪式标志着每一日的流逝，仪式也标志着人生的每个阶段。生活本身变成了仪式，任何超越这个圆满而神圣之世界（这种圆满感对一个男人或女人来说能如此轻易地获得）的事物都是空洞和虚幻的。

王国、帝国以及专员们主导的那些项目来了又去了。野心与动乱的遗迹散落于田野之间，它们中那么多遭到了毁弃，那么多还尚未完工就已改朝换代。印度告诉人们“有为”是虚妄的，游客们可能会为这些遗迹以及如今所有妨碍着专员们大展宏图的事物而感到惊骇。

但对那些持苦难哲学观的人而言，印度又提供了一种耐久的安然，其平衡，即《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所认识到的世界完美均衡的观念，是“由神来安排的”。只有印度以其伟大的过去，以其文明和哲学，以其近乎神圣的贫穷提供了这一真实。印度就是真实本身。于是对印度人来说，印度可以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分离。世界可以分为印度和非印度。而正因为它表面所有可怕的现象，印度可以被毫不狡诈、毫不残酷地称为完美。不但乞丐这么说，王公也这么说。

4

想想这位大公，他在国家的另一端，与拉贾斯坦的城堡相距遥远。另一种景色，另一类植被，只有雨还继续下着。印度的王公们（其数量和种类之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莫卧儿王朝崩溃后这个国家的混乱）在英治时代失去了实权。经过几代闲散的受束缚状态，他们只能在气派上显得与众不同。这是种虚假而黯淡的荣光：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他们失去了领地；一九七一年，甘地夫人在没有遇到多少公众反对的情况下废除了他们的私人用度和头衔。而这位王公的权力仍在继续，他已成为一个活跃的企业家。但在他和服侍他的那些人看来，他仍然是一位大公。而他为头衔被废所感到的悲哀，以及他对尊贵地位的坚持也许更为重要，因为他曾经的领地确实非常小，这块占地几百平方英里的封邑是在三个世纪之前封赏给其祖先、一位走运的士兵的。

这位大公穿着带排扣的印度紧身上衣坐在晚宴的餐桌前，颇有些贵族的神气，餐桌中间用扎着玫瑰花束的雪纺绸装饰，几分钟前，我看出他是带醉意来参加我们这个禁酒的晚宴的。他主动发言说，他正“带着兴趣观察”印度民主制度的危机。印度需要印度式的政府，印度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百个小国家。我觉得他是想逐步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不过他近乎自言自语的谈话更加狂放。

“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团结？不是经济。是爱。爱和感情。这是我们印度的方式……你可以给我的狗喂食，但它不会服从你，它服从于我。这里面哪儿有经济？这是爱和感情……一九四七年之前，我统治这块领地二十八年，掌握生死大权。我能吊死一个人，而没人能动我一根毫毛……现在他们剥夺了我的荣耀和特权。我什么都不是。我和所有人都一样了……生死大权。但我仍然可以出去走动。没人会像射杀肯尼迪那样杀我。这不是经济。这是我们的爱和感情……你说的残酷在哪儿？我告诉你，我们在印度很幸福……谁在谈爱国？没必要爱国。把一切都拿走吧。荣誉，头衔，所有的战利品。我不是一个爱国者，但我是一个印度人。出去跟那些人聊聊。他们是穷，但他们不是没人性，像你所说的那样……你的人少来管我们。你少来跟我们说我们是蠢人。我们是文明的。你来的那个地方人们活得幸福吗？他们在英国幸福吗？”

我不由得肝火上升。我说：“他们在英国很幸福。”他停下来笑了。他说得非常认真。尽管有点做作，但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他的封邑，或者说他曾经的封邑，颇为潦倒。只有宫殿（像套带花园的乡间别墅）和佃农。他所投资的开发项目尚未起效。在一个下雨的早晨，我看见几个小童工用手归拢碎石，把它们拨到积水的小路上。花生是这里唯一的蛋白质来源，但佃农更愿意把他们的作物卖掉。他们的孩子发育不良，心智也不健全，那里已经有学校可上了，他们却未受教育，成为了当农奴的材料。

（但是不久之后，科学给了我另一种说法。以下摘自《印度快报》：“新德里，十一月二日……昨天卡马拉·拉奥医生在印度医学研究协会发表‘帕瓦德翰医生奖’获奖致辞时说，营养不良的儿童体内特定的荷尔蒙变化可以令他们保持正常的身体机能……只有体内过剩的和非本质性的部分才会受到营养不良的影响。那些营养不良的儿童尽管身材矮小，但如同‘平装书’一样，既保持了原著的所有内容，又去除了精装本的非本质性部分。”）

这位大公曾到印度之外游历。他可以把他在外面看到的和他在自己封邑里能看到的作一番比较。但他没有看到这种对比的问题。印度之外的世界要以它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而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当那位大公谈到他的子民的幸福时，他并非做出了挑衅或是倒退的姿态。作为一个企业家，几乎可以说是实业家，他视自己为一个恩主。他谈论爱和感情时并非有意夸大，他需要爱，就像需要受到崇敬。他对他子民的情感是真实的，他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则更甚。

宫殿几英里外荒无人烟、树林覆盖的山丘上有一座古庙。寺庙小而不显眼。其中的雕塑历经风雨，已经成了无法辨认的凸起和凹陷；庙里的蓄水池长满植物，芦苇丛生，宽大的石阶坍塌成了乳绿色的黏土。但寺庙对大公来说很重要。他的祖先们已把庙神奉为自己的守护神，其家族一直担任祭司。这是一处古迹，有它自己的灵验之处，整片地方仍然受到崇拜。印度不但提供给这个大公其身份证明，还提供了他与大地、与宇宙关系的永恒真相。

从能把印度与非印度加以区分的角度看，这位王公与我在德里晚会上遇到的一位中产阶级（可能很富有）姑娘很相似。她嫁给一个外国人，定居国外。这个“定居国外”可真了不起，谈到这点时，她看起来是在以印度的方式吹嘘，她把自己和印度其他人区分开了。不过对印度女人来说，跨国婚姻很少是主动行为，多是绝望或混乱之举。它导致失去种姓和社群，丧失在世间的位置，几乎没有印度人应付得了这些。

这个生活在印度之外的姑娘，对那里的社会和知识都极为无知。她缺乏评价自己身处的异国社会的手段，她生活在虚空中。她需要印度和它能提供的所有的安心，所以一有机会她就会回到印度。她说，印度并非没有不和谐，然后，没忘了吹嘘，她加了一句：“我只和家人联络。”

如此安然！在世界变化之中，即使在紧急状态下，印度也纹丝不动，回归印度就是回归对世界深层秩序的认知，所有事物都被固定化、神圣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她就像一个梦游者，在两个相反的世界间来去无痕地游走。但孟买的街道一定会给她留下印象吧？她刚抵达时看到了些什么？

她神秘、坦诚而实在地说：“我看到人们活着。”

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

1

“印度会继续。”一九六一年，小说家纳拉扬说。对于那位继承其祖先之虔诚的大公、那位嫁到国外的姑娘、比哈尔邦和班迪相信“业”的农民来说，印度的确在继续，印度教的平衡仍被维持着。他们远离一九七五年的“紧急状态”，就如同纳拉扬自己在一九六一年远离政治动荡一样。

那时的纳拉扬五十多岁。生活在印度，在这个“小说”概念还属新生事物而鲜为人知的文化中，作为一个以英语写作、在国外出版作品的作家，纳拉扬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才获得了承认。在走出印度之前，他已人到中年，最好的作品已然完成，他虚构的世界也已建立。我在伦敦见到他时，觉得这次迟来的旅行似乎没给他带来任何震撼。

他刚刚出访完美国，很高兴即将回到印度。他说他需要再次在午后散步，置身于他所描写的角色中间。他对于文学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就像他在《桑帕斯先生》里创造的那个主人公一样，他乐于将思考转向“无限”。在兴奋与成功之中，他准备以印度教的方式归隐。他说自己开始在一位大师[14]的帮助下阅读神圣的梵文典籍。看上去他与他的世界，与印度以及他从其中抽象出的那个虚构的世界相安无事。

但纳拉扬虚构的那个世界建造于独立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宁静的印度南方小镇，小人物，小架构，有限生活与高度哲理性沉思的喜剧，实权则早已让渡给英国统治者，他们地处远方，在其中只有模糊不清的形象。但随着独立的到来，纳拉扬周围的世界变大了。权力临近了，人物也要求高大一些。纳拉扬本人得到了公认，可以出国旅行，尽管在班加罗尔（纳拉扬童年生活过的一个城市）那片红色的土地上，农民的生活一如既往，但班加罗尔城却逐渐成了印度的一个工业与科学中心。

纳拉扬的小镇不易与这个扩大的、焦躁不安的世界相隔绝，不能再被看作由他的幽默所完美地划出的一个终极而完整的世外桃源。在一九六一年的信念后不久，纳拉扬心中就有了疑问。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一篇小说里，他的虚构世界开始崩塌，其脆弱性终于暴露出来，而曾在《桑帕斯先生》中保持得如此自信的印度教平衡，现在则分裂为绝望。

这部小说就是《糖果贩》。它不算纳拉扬的杰出作品，但他是这样一位天生的作家，如此地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和情感，因此这部小说可说是了解今天道德迷茫的关键，就像我们曾经通过《桑帕斯先生》了解独立时期印度教姿态的贫困一样。《糖果贩》同《桑帕斯先生》类似，也是一则寓言，它大体上重复了之前作品的主题：进入“有为”的世界是冒险的，最终还是要退出。

糖果贩叫贾干，他是个富人，每天自家金库里都有明确的进项（印度的“黑钱”），不过他还是一个甘地主义者，一个追逐时尚的人，一个对纯洁怀有理想的人。他对顾客十分公道，只欺骗这个国家的政府，因为在英治时期，他遭受过警察的毒打，蹲过肮脏的大牢。“如果甘地在什么地方说该‘无怨言地交纳营业税’，他就愿意听从劝告，但就贾干所知，甘地从没在任何地方提过营业税。”

（贾干究竟是一个关心国家政治屈辱的自由斗士，还是只是一个古印度教传统中的圣人门徒？印度教的伦理关注自我和自我实现，它有自身的社会腐化作用。贾干这种人有多少？他们只考虑甘地主义的虔敬和他们个人的美德，却嘲笑并破坏着他们自称为之奋斗过的独立！不过纳拉扬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拿甘地和交易税开玩笑，他站在贾干这一边。）

贾干是个鳏夫，有个十分宠爱的儿子。但这孩子生性孤僻，对父亲话很少。有一天他宣布自己完成了学业，想要当个作家。后来贾干发现，儿子用自家金库里的钱订了去美国的票，准备去上一所写作学校。贾干把失望吞进肚里，儿子走了。时光荏苒，儿子几乎没打招呼就回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个女人，看上去是他妻子。这个美韩混血的女人在印度南部的环境中很惹人注目。他们有很多计划，需要贾干的钱。他们和美国人合作，来印度设厂，生产“故事编写机”。这是美国人的一项发明，而这对夫妇也像美国人一样，在没落的小镇上忙碌起来。

讽刺太辛辣，新来者太古怪。喜剧失败了，作家虚构的世界垮掉了，其原因与贾干的世界的垮塌一样：它们都是被外来因素强行干扰进而破坏的。冲突一个接着一个发生。儿子为没有电话而小题大做，他骑小轮摩托车（贾干则喜欢走路），说起糖果店来一派鄙薄之色。后来他又发现，儿子和那个女人并没有结婚，她不是印度人，本就没有种姓，贾干的世界里也就没有她的位置。所有的规矩都被破坏了，贾干非常失落。他现在看不到未来的景象，只能怀念从过去到现在的那些甜蜜的仪式：他的童年，婚礼，去寺庙朝拜。

他觉得自己家被“玷污”，最后退缩了。他对那对年轻人处处设防，他以“古怪的兴奋”寻求净化。他开始把糖果廉价卖给穷人，得罪了其他店主；他召集员工，给他们大声朗诵梵歌。最后他决定归隐，从镇上搬去荒野，与一个废弃祠堂毗邻而居。他散尽家财，去找一位雕刻高手（这人看上去就像是“从千年前来的”），完成一个未刻完的五面女神旧塑像，“神光照日”。

在他归隐之前，那个姑娘离开了。贾干的儿子因为无法实施自己的事业计划，决定让她走。之后，儿子因为在车上放了一瓶酒而被捕。根据禁酒令，他要坐两年牢。对贾干来说，这是最后的打击，倒不是因为两年徒刑，而是因为他的儿子居然喝酒。他向隅而泣，当然，他会为儿子付律师费，但他弃绝世界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坚定了。“一点牢狱生活对谁都无害，”他说，“我们有什么本事把他放出来或扔进去？”他去搭乘出城的汽车，踏上了归隐丛林之路。

于是，在高尚的美德作用下，贾干放弃了他的儿子，正如《桑帕斯先生》主人公斯里尼瓦斯被永恒的幻象“鼓舞”而放弃了他的朋友一样。不过斯里尼瓦斯还仅仅是从商业的和“无聊的”世界中退却。贾干的逃避不同于斯里尼瓦斯的退却，也与印度教规定的平静的放弃背道而驰，印度教规定一家之主应该完成自己的责任、为继承者铺好路后再去投入沉思冥想的生活。这种放弃法则暗含着一个持续而有序的世界。贾干的世界混乱喧嚣，他的行为是绝望的行为，他含泪远离了它。

“整个国家在侵略者的火与剑之下垮塌……但它总能重生和成长。”在独立前的印度，《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看待印度的历史进程的：重生和成长是一种净化过程，一个反复循环的印度式奇迹，它只能在自我认识的实践中获得。而在独立的印度，重生和成长具有另外的含义，需要另一种努力。现代世界毕竟不能被滑稽模仿，或是像驱魔一样被赶走；田园牧歌式的过去无法重建。

班加罗尔，这是纳拉扬虚构小镇所在邦[15]的首府，也是印度的科技中心。在一九六一年，就是纳拉扬告诉我印度会继续那年，大概只有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在班加罗尔工作。今天，据说已经有二十位了。印度第一颗太空卫星（特意以印度中古时期的一位天文学家命名）就是在班加罗尔制造的。据说，这项科技成果比印度原子弹更了不起，更能显示出印度独立以来发展的科技能力。勤勉热忱的邦长出身于卑微的家庭，他把自己和他的家庭视为独立与印度工业革命的产物。他投身这场革命之中。他说，革命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

从班加罗尔出发，有一条五百英里长的高速公路，穿过德干高原，抵达位于孟买东部高原边缘的工业城市浦那[16]。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小汽车，有许多牛车和大型卡车。卡车严重超载，轮胎已磨得很光滑，经常翻车。但是跨过印度乡间的所有旧伤痛，工业化的车轮从未停止。变化实实在在地来到了贾干这样的人身边，他们的世界不可能再缩小了。

然而，对行政官员来说根本性的、迫切需要的变化，也可能被看成是侵犯。纳拉扬是一个听从本能、不做作的作家。《糖果贩》中平衡的缺失、对反讽的放弃，以及对“现代”文明挖苦之粗鲁，正说明纳拉扬感受到此种文明在印度给贾干这样的人带来的侵犯之深。印度教的世界最终竟然变得那么脆弱！外表看着如此稳固坚定，却轻易在一次来自内部的冲击下垮掉——儿子的自行其是。这位儿子已经了解了另一个更大的世界、了解了一种非印度教观念下的人类可能性，他已不再满足于成为俗流的一部分，不再满足于成为印度教绵延相续的一级。

一些反叛的姿态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比如骑摩托车、吃肉、饮酒，但对贾干来说，这些却事关重大。礼仪约束着意志，许多行为都是仪式性的，所有的姿态都很重要。正像纳拉扬想要表达的那样，一种反叛的姿态会产生一连串后果，很快它们就累积起来，反抗维系社会的虔诚与尊敬，反抗“业”。反叛一个如此脆弱的世界是那么容易，只需要放弃一种仪式！好像印度教的平衡需要一个小世界，那种纳拉扬早期小说里的限制性的世界，那里的人从不成长，言多行少，而且本性顺从，在所有事上都满足于由他人主宰。这个世界一旦扩大，便会土崩瓦解。

《糖果贩》哀婉而简约，它歌颂了贾干这一人物身上的纯洁和传统美德，这是一本困惑之书，其困惑正呼应着印度今天的大部分困惑。贾干不像生活在独立前印度的《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他的确已经无可辩白，他的信条经不起检验。

一切基于其甘地主义信仰。我们经常会被提醒，贾干是个甘地主义的“志愿者”，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斗士。在一次示威中，他任凭警察把自己打得神志不清。这是甘地的精神，凭直觉即可得知，在什么地方，印度教清静无为的美德和宗教上的自爱可以转化为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无私行动。贾干任凭自己被毒打，他在暴力中找到对自身美德的佐证，此时他将自己看作一个不合作主义者，“为了真理而反抗英国人”。重点是为真理而战，而不是反抗英国人。贾干参与的是圣战，他有的是他的国家被涤清净化的想象，而不是重建国家的政治想象。

贾干赢得了这场战争。现在，胜利蒙蔽了他自身在尘世的腐朽（乘以一百万，这种腐朽就能把他的国家从独立领向另一种政治崩溃），他的甘地主义令自爱、追逐潮流和社会冷漠走向腐坏，贾干只寻求保持自己世界的稳固，其余则什么都不会。在这“尘世的冷酷”中获得纯净，在悲苦中获得安然——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当他的世界土崩瓦解，他无力回击，什么也提供不了。他只能远走。这是印度教的又一次溃败，像一三三六年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像一九七五年在维查耶纳伽尔都城遗址间跪拜的朝圣者，像被镌刻并誊抄五千万次、为上次战争中被玷污庙宇的新偶像赋予生命的符咒。

贾干的溃败是印度教最后的溃败，因为它是从一个我们已知最终瓦解的世界开始的。实际上，这是一次向荒野的溃败，那里“现实自身的边缘正开始模糊”，这并非像贾干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向雅利安历史的回归，而是从文明与创造、重生与成长，溃败到魔法与咒语，是一次退化到非洲的漫漫长夜的过程，回到像刚果那种仍挣扎于原始时代的地方，在那里，即使阿拉伯人和比利时的奴隶贸易已经不复存在，往昔岁月仍然被当作“我们祖先的好日子”[17]而受人向往。这是文明的死亡，是印度教最后的坍塌。

2

“紧急状态”中有“清理整肃”。受管制的新闻界所集中关注的也在于此，而非政治危机。

那时，前斋浦尔[18]土邦主进了监狱，他被控犯有经济罪行，显然这桩案子没有迅速审结的希望。为搜寻未申报的财产，当局搜查了这个一度是统治者的家族在瓜利尔的宅邸。在孟买，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和商人们的公寓（报纸上把这类公寓形容为“豪华的”）被突击检查，面积被评估。在另外一处（用一种好莱坞式印度的笔触），人们发现一条以鸦片喂养的眼镜蛇（徒劳地）看管着四公斤黄金与金饰。所有地区，欺诈行为均告“破获”：外汇交易，走私，黑市，利用假生产单位获取钢材，稀少的铁路车皮被调到侧轨囤积居奇。

普遍的惊惶中，并非所有人都会失措。一个新德里商人（他的一个兄弟已被突击检查）听他的私人司机说名单里下一个人就是他，于是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给司机保管，后者此后就再无踪迹。一天又一天过去，受管制的新闻界不断发表关于搜查、逮捕、吊销和强制退休的公告。八月的第三个星期，单是走私犯据说就抓获了一千五百人。在这种不吉利的时候，一个新的豪华珠宝店在孟买奥伯罗伊-希尔顿饭店开张，在报上大登广告。权力部门立刻查封了店面，好像就在等着它开门一样。

这种专横的恐怖蔓延到上上下下：部门工程师伪造配货凭单，倒卖钢厂库存，营业税税务员收受一个小商人五百卢比的贿赂（合五十美元），铁路乘务员在餐车“非法”运米，邮差涉嫌偷开外国邮包。在这些年的动荡漂泊之后，印度得到了一时的安宁。

但这只是恐怖，是随着尽人皆知的政治危机而来的混乱。它无法建立新的社会道德框架，也无法承诺一个更加规范的未来。它只是强化了总是孤注一掷的印度教自我感，人们感到被外在威胁所包围，需要躲避和隐藏。在印度教上层观念中，“自我实现”可以有多种形式，甚至是尘世的腐败，其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观念。这对于经过千年的挫折和溃败的印度教来说可算是重大缺陷。现在社会分裂了，这才是新闻界真正在谈论的话题，而不是什么清理整肃、“紧急状态”，或是甘地夫人与反对派有权解决的短暂危机。

不管其直接的政治动机是什么，“紧急状态”只是让已经存在一定时间的分裂状态正式出现，这种分裂不能仅仅靠政治来解决。一九七五年，宪法被冻结。但在一九七四年的印度存在的是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罢工和学生骚乱，国家已经无法运转。政治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模糊了更大的危机。反对派所说的腐败与执政者所说的无纪律无秩序，其实都是道德混乱的表现，可以追溯到源头，追溯到独立之时。

甘地在为独立而奋斗时所尊崇的印度教社会，随着独立所带来的重生和成长已经分崩离析。一个记者说，麻烦（他称之为背叛）从独立后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那天，尼赫鲁总理入住前英军总司令位于新德里的官邸。但麻烦更多在于令尼赫鲁掌权的那场运动的本质。甘地如施魔法一般给予这个运动民众基础。众多像贾干一样只为投身圣战的民族主义者把国家推向了独立。众多像贾干一样对责任感到新鲜、缺乏国家观念的人——聚敛财富又心怀虔敬的商人、披挂甘地式衣冠的政治家——来拆独立的台。现在人们开始反对贾干们了，印度这才发现它已经不再是甘地主义的印度了。

这不奇怪：甘地主义的印度产生得非常匆忙。从一九一九年（马德拉斯的第一次甘地主义骚动以在寺庙里分发糖果而结束）到一九三〇年（伟大的食盐长征以大群有纪律的志愿者前仆后继地挺身接受警察毒打而告终[19]）的区区十一年里，甘地让印度对自己有了新的概念，同时也让世界对印度有了新的概念。在这十一年里，非暴力被塑造成古老而多面的印度真理，是印度教行动的终极源泉。现在甘地主义仅剩下标签和能量，而能量也变成了恶性的。印度缺乏它所需要的新的信条。这里不再有规则。受到太多的侵略、征服和掠夺，四分之一的人口永远是“不可接触者”阶层，人民没有国家，只有主子——这样的印度被再次发现是残忍的，充满恐怖的暴力。

在“紧急状态”前的一次演讲中，最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说：“危害了这个国家之完整的还不只是异议和争吵，更严重的是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我们经常表现得如同野兽。在对待村庄宿怨、学生组织、劳动争议、宗教游行、边界纠纷或重大政治问题时，我们更倾向于表现得充满攻击性、野性和暴力。我们烧杀抢掠，还时常犯下更邪恶的罪行。”

骚乱的暴力可以自然平息，它可以就像现在这样，由“紧急状态”中的规定所控制。但还有一种更古老、更深层的印度暴力。这一暴力在外国统治时期未被触碰，也在甘地时代存活了下来。它已成为印度教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它隐身于一个大舞台，消失在普遍的悲苦中。而在现在的“紧急状态”中，由于强调的是改革，是社会的“弱势阶层”，受管制的新闻界披露出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男孩因为无法偿还一百五十卢比（相当于十五美元）的债务，被村里的放债者抓去做了四年奴隶；九月，在南方的维洛尔，村里有种姓的印度教徒把“不可接触者”们的茅屋围起来，污染他们的井水，使他们被迫离村；十月，在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村子，发生了一次攻击苦力、洗劫其粮食的反“不可接触者”的恐怖行动；还有在某个北方地区“不可接触者”中的习俗：男人们为了给有种姓的地主偿还小额债务，将妻子卖到德里的妓院。

对古代的雅利安人来说，“不可接触者”就是“行尸走肉”。像他以前的改革家们一样，甘地努力让他们成为神圣的印度教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他称他们为“哈里真”——神之子民。这显然是一个语言上的巧合，他们至今仍是神的劣民。即使是在恒河岸边艾哈迈达巴德的“不合作主义学院”也是一样，这座学院是甘地从南非回国后亲自建立的，他就是在那里发起了伟大的一九三〇年食盐长征。这几天在“旅游发展公司”的资助下，晚上灯光照射着学院，早晨灯光则照着其中一座建筑，那是为“哈里真”的女孩们建立的学校。“落后阶级，落后阶级。”一个突然成了我导游的老婆罗门满心虔诚地解释，把这些女孩变成了敬而远之的东西。古老的暴力仍然存在，乡村里的“不可接触者”迫于恐怖以及故意制造的饥饿，仍然维持着农奴身份。这些在印度都屡见不鲜，却突然成了新闻。

尼赫鲁先生有一次评论说，印度的一个危险是，贫穷可能被奉为神圣。甘地主义中就曾有这样的现象。圣雄的简朴似乎把贫穷神圣化了，成了所有真理的基础，成了独一无二的印度的财富。所以在独立二十年后，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英迪拉·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将贫困列为政治问题，她那一年的竞选口号即是“远离贫困”。而当时她的对手则进行着另一类战争，他们回答：“远离英迪拉”。但此后印度开始快速发展。如今这里则在比赛着抗议。作为抗议的一个原因，印度神圣的贫穷一下子被视为永不枯竭的资源。看来总有另一种低层次的悲苦。

政府如今根据“紧急状态”的规定开始激进改革，颁布法令，废除几种农村债务。在比哈尔邦德罕巴德矿区恐吓矿工的两三百名放债人被逮捕。独立二十八年后，债务劳工被宣布为非法。债务劳工！十三年里我三次访问印度，总共待了十六个月，访问了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村庄，可我从没听说过债务劳工。班加罗尔《德干先驱报》的一篇社论解释了原因：“制度如生命一样古老……在农村，奴役制度的实行已经达到如此精致的程度，以至于受害者自己都感到有义务保持奴役状态。”——业！

伴随着独立与发展，混乱与信仰缺失，印度正清醒意识到常常隐藏在稳定表象下的悲苦和残酷，以及它这样继续下去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维持原状。旧有的平衡已经不在了，如今一片混乱。但除了混乱，除了老印度教体系的崩塌，除了拒绝的精神，印度还正在学习新的观察和感受方式。

3

后甘地主义时代印度“新伦理”的代表是剧作家维贾·腾杜尔卡。他以孟买周围地区使用的马拉地语写作，不过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其他语言。我在孟买时，那里正在卖他的剧本《秃鹰》的“印度英语”版本。书名已经说明一切：对腾杜尔卡来说，工业化的，或者说正在工业化的印度给小人物们（剧中是一个小承包商家庭）带来了商机，让他们释放了受贫穷压制的本能，破坏了旧有的虔敬，印度已经成了一块秃鹰集聚的土地。

又是《糖果贩》的主题：尊崇的终结，家庭的终结，个人为自己奋斗，社会混乱。但腾杜尔卡比纳拉扬更激进，他的印度是个更残酷、更有辨识度的地方。腾杜尔卡的议论也是非常印度教化的。跟纳拉扬一样，他也说失去了一种限制后将很快导致整个体系的瓦解，而纯洁只在与世隔绝的人们那里才会存在，不过对腾杜尔卡来说，本来也不存在纯洁的过去，宗教并不能提供退路。腾杜尔卡正因其无情而称得上是个浪漫主义者，在《秃鹰》中，与世隔绝的那个人是个诗人，一个私生子，一个局外人。

腾杜尔卡的印度与纳拉扬的明显是同一个，但那是一个已经变化的国度。世界敞开了，人们更多样化、更个人主义化，欲望横行。感受已被修正。印度不那么神秘了，腾杜尔卡的发现与其他地方的发现一样。

《萨哈兰·拜德尔》是腾杜尔卡最受欢迎的作品，在一九七二年的审查中给他带来过麻烦，那还是“紧急状态”前很久的事，后来这部作品以四种语言版本同时在孟买的四家剧院上演。《萨哈兰·拜德尔》的主人公是个底层种姓的工人，拒绝任何信仰，拒绝与社群和家庭的联系。萨哈兰完全独立，他的技术给了他物质保证，也给了他姓氏——他是一家印刷厂的装订工[20]。他不结婚（这点没有明说，不过他只能娶同种姓的人，继续被归类和抛弃），反而和他从寺庙或大街上救下的其他人的妻子生活（从这里可以一窥印度深切的悲苦）。萨哈兰并不温柔，也没有特别的禀赋，他对生活的全部坚持只在于当他关上与外界相连的门，待在他自己那两间房子里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印度教对他来说仅剩对诚实的信仰和对一切可耻行为的拒绝。最后他也毁灭了，但他被当作了英雄。

在萨哈兰这里，我们远离了《糖果贩》中贾干之子的那种简单的叛逆，那种形式的叛逆可以被讽刺为非印度和仿西方的，萨哈兰的叛逆更为深刻，可以被立即理解，而且也完完全全是印度式的。在别处早已存在过的景况终于在印度姗姗来迟，印度不再那么神秘。

早些时候，腾杜尔卡获得一笔“尼赫鲁奖金”，这使他能够周游印度，为写一本发生在印度的关于暴力的作品搜集素材。关于此事的报道一开始看起来很让人吃惊，后来又理所当然，正是这条新闻让我产生了要见他的欲望。我猜他接近五十岁，比纳拉扬晚一代。他大腹便便，出奇的安静。不过这种安静是假象，他母亲在我们见面前几天去世了，而一个由他编剧的电影又遭查禁。他说他周游印度并没有固定计划，无论从前和现在都只是随性而行。他那时正调查着纳萨尔派[21]农民运动，那场运动寻求武力土改，在一些地方演化为恐怖主义，很快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他去过南方的特兰加纳区，以及东北的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

比哈尔邦令腾杜尔卡特别沮丧。他目睹了他怎么也不能相信的事。但他并没有特别提及，似乎仍然为其所见感到耻辱。他只是说：“人际关系是如此可怕，因为它们被受害者所接受。”新的词语，新的焦虑，即使对于像腾杜尔卡这样的作家来说，对印度的发现仍然如同对异国的发现。他说他周游比哈尔是乘船沿恒河而下的。他说，在这条印度教圣河上，他感受到的是安详，而不是岸上的恐怖。

所以，对安宁和退缩地带的渴求仍然（也许会永远）存在于印度的伤痛中。但人是不能轻易抛弃新的感受方式的。再不可能退缩了。即使是学院和圣人（他们有公务飞机，有公关人员）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你得去浦那附近的那个学院，”一位从欧洲度假归来的帕西[22]女士在孟买的一次午餐会上说，“他们说你在那儿能看到东西方文化完美的交融。”

一个年轻人，人家向我介绍时说他是个“小名流”，这时以出人意料的愤怒之情说：“那是个可恶的地方，到处都是到那儿纵情声色的美国女人。”

名流的脸上和体形上都有种发面般的质地，暗示了此人隐匿的性兴奋。他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堕落的资本家”，喜欢“肉体慰藉”。学院生活不适合他，除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没有哪儿比印度更容易赚钱。“有时在夜晚，我想过弃绝一切。而在早晨想到那些投机和操纵时，我感到奇怪，这些都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停下来？”

这是半开玩笑的说法。现在印度人时常能够戏谑地谈及自己的旧理念。

戏仿，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模仿。九月，德里《金融时报》在相关版面刊登了这样一封信：

人耽于享受就无法认识他存在于世的真正目的……一个绝对的真理是，厄运会教给人更好的一课，强其性情，塑其品格。换言之，一个全新之人必生于厄运，厄运帮助毁其自我，令其卑微而无私……长久的苦难打开人的双眼，让他憎恶从前过分热望之事，引领他最终达到顺其自然的境界。这启示我们，持续的渴望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烦恼……但克己之念最不受人生沉浮的干扰。它就好好地存在于我们克制悲痛的努力中。这很简单。即使是在尘世的其乐融融中也要发展一种超然的态度。

这种文字是刊登在一家财经类报纸上的！但印度就是印度，这封信乍看十分印度化，是一篇印度-佛教不执理念的宣讲词。但作者却选择了一种艰涩的西方思路来写。大量语言是借来的，其态度也不像是印度教或佛教的。微笑的佛的形象众所周知，他额头上有一块代表超人智慧的隆起，他有一双具领悟力的长耳，颈下则有智慧的褶皱。但造像技巧上的变形没有脱离其人性。他的双唇饱满，两颊浑圆，还有双下巴。他的感官并没有萎缩（佛陀曾尝试并放弃了苦行的方式），他和感官之间是安宁的。拥有感官是他的安详和完整的一部分，也是这一形象持续两千年的基础。写信人提出的不是这样一种不为外界所动的精神，而是大为不同、更趋向于西方斯多葛主义的状态，是带着一些痛苦的听天由命——一个毁灭者的挽歌。

“贾干说：‘为什么你抱怨这个国家的一切？它对四亿人来说足够好了。’他回忆起《罗摩衍那》和《薄伽梵歌》[23]的遗产，以及他在赢得独立的过程中的所有足迹和苦难。”这句爆发的话出自《糖果贩》。这种自我满足以不同方式表现，最常出现在无意义的回归真正宗教的规劝中，以及甘地主义的挽歌中，如祈祷轮的机械旋转。这种思想在印度已经过时很久了。但甘地主义有过辉煌的日子，今天不会再有对印度古老传统的简单断言。遗产存在，并将永远属于印度；但今天可以看到，这是属于过去的，是古典世界的一部分。遗产已被压制，印度教对大众并不够好，它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是千年的挫败和停顿。它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没有带来国家的观念。它奴役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经常留下整体的碎裂和脆弱。它强调退隐的哲学在知识方面消灭了人，使他们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它遏止生长。所以印度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自身：脆弱、挫败、退隐。而且现在这里不是四亿人了，已近七亿。

不可否认，未被重视的亿万人已经成倍增长，现在正涌入城市。他们居住的非法营地被拆除，然后又被他们支起，每天在城市边缘、铁路沿线和工业高速路两边像潮起潮落一样发生。人口的密集，前进中的未知，与印度在一切问题上的那种琐碎的观念——古老文明的知识缺陷最终在这一“紧急状态”中显露，印度看不清前路，不能吸收和给予最终由变化产生的创造力。正是这些极大的不确定，由下而上的底层运动以及对这片触目惊心、布满未完成废墟的土地带有迷信色彩的恐惧，让一位专家在德里表示：“看到你毕生心血化为尘土是件可怕的事。”他的妻子说：“对中产阶级和像我们这样生活的人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有一种命中注定之感。”

[1]见《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

[2]印度教或大乘佛教中在冥想时反复念诵的祷文、符咒。

[3]卡纳塔克邦首府。

[4]纳拉扬（R. K. Narayan，1906-2001），印度著名英语作家，其小说背景屡屡设定在虚构的印度南方小城马古迪，刻画普通百姓如何在印度教追逐永恒的传统信仰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夹缝中安身立命。其重要作品包括《英文教师》《宝典》《糖果贩》等。

[5]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国大党主席。

[6]克莱夫（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领、殖民主义者，1757年率军占领孟加拉，为首任总督，1765年至1767年再任孟加拉总督兼驻印英军总司令。

[7]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英国社会改革家、费边社会主义者、神智学者，主张节制生育，曾在印度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并参与印度独立运动。

[8]巴登-鲍威尔（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1857-1941），英国陆军军官，童子军创建人，并同其妹创建女童子军。

[9]即“自在天”，印度教名词，指有位格、有限的神。不同于作为绝对的、超然的、最高实在的梵天，是神的人格化。因此同一位神在不同教派中可成为不同的伊湿伐罗。

[10]阐发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成为后世各派印度哲学的依据。

[11]商羯罗查尔雅（Shankaracharya，788–820），也称商羯罗，印度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吠檀多“不二论”理论家，认为最高真实的梵是宇宙万有的基础，著有《梵注经》《广森林奥义注》《我之觉知》等。

[12]古代印度六派正统哲学理论之一。《奥义书》《梵经》和《薄伽梵歌》是三种基本经典。根据对个人自我（“我”）和绝对（“梵”）之间的关系和同一程度的不同认识，发展出几种吠檀多派，对印度思想影响巨大。

[13]佛教或印度教名词，称身、口、心三方面的活动为业，认为业发生后不会消除，将引起今世或来世的因果报应。

[14]指精通梵文、印度哲学、法律和宗教的印度婆罗门学者。

[15]指卡纳塔克邦。

[16]印度西部城市。

[17]原文为法文。

[18]原为印度邦名，现指印度北方拉贾斯坦邦首府。

[19]1930年，甘地为争取削减盐税，开展了抵制当局食盐专营法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间成千上万人随行，掀起了全印度的不合作运动高潮。

[20]拜德尔（Binder）原义为“装订工”。

[21]印度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因最初活跃于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地区而得名。

[22]公元8世纪为躲避穆斯林迫害而自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

[23]即福者之歌，是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以对话形式阐明印度教教义。

第二部　土地上的新主张

第三章　摩天大楼与分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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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每天有超过一千五百人、约三百五十个家庭到孟买谋生。他们大部分来自乡下，一无所有，孟买没有留给他们空间。对孟买人来说，空间已经很少了。旧公寓房满了，新摩天大楼满了，机场路上是擅自占地的居民，他们狭小低矮的窝棚紧紧挤在一起。孟买的确过于拥挤了。这座城市建在岛上，其发展毫无规划。除了岛南端的城防外，开放的空地几乎已经没有了，拥挤的住宅和炎热的天气把人们都赶到现有的公共场所，通常就是大街上。所以说，生活在孟买就意味着总生活在人群中。白天大街上人满为患，晚上人行道上全是睡觉的人。

傍晚到晚餐的那段时间，在如今已经扩展到整个街区的泰姬陵饭店的一层，中产阶级和时髦人士（但很难说是富人，而且自然没有外国游客那么阔绰）在柔和的空调风的吹拂中，从饭店的商店与餐厅前招摇而过。这是一群优雅的、受庇护的人，饭店的车棚、剽悍的锡克族与廓尔喀族门卫、街道，以及停泊的车辆，将他们与外在世界隔离，外面有的是涌动在“印度门”附近、头缠白巾的更为稠密的人流，那里空气潮湿，阿拉伯海污浊的海水拍打着石阶，印度门下的鼠类并不是贼头贼脑的，它们轻松混迹于人群之中，在夜晚降临时就像小兔子一样顽皮。

节日期间的一些时候，光着身子、矮小而瘦削的潜水者或站或坐于海堤之上，等待什么人要他们潜到满是油污的水中。有时有小乐队（印度鼓和西方小号）为私人宗教仪式伴奏。夜深了，港湾里船火渐明，泰姬陵饭店的大堂隔着玻璃墙熠熠生辉。白色的人群（偶尔夹杂一件红色、绿色或黄色的莎丽）消散而去，这时，大道及饭店周围只有睡觉的人和乞丐，这里随时都会飞快地拥挤起来，在这里，饭店、灯光昏暗的公寓、商店、办公室和小工厂一个挤着一个，虽然有海，闷热的空气却总让人感到窒息。

这个城市需要穷人当帮手和劳力，却不为他们提供住所。一则报道说，孟买有十万人睡在街上，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的。至于乞丐，究竟有多少？是报纸上说的两万，还是它在另一天说的七万？

不管数字是多少，人们已经感到乞丐太多。乞讨作为宗教的某种戏剧性体现，其本意在印度教中是十分可贵的，它是“业”在起作用的明证，提醒着人们对自己以及来世的责任，但现在的乞讨已经失去了其本来价值。孟买的乞丐展露他异于常人的残疾（幼年时便被诱拐他的乞丐头目摧残，以证明年轻的乞丐在前世犯下了罪孽），现在却发现，他所激发的不是敬畏，反而是厌恶。忘记了自己的宗教功能的乞丐们同样纠缠游客，而游客则被误导，把整个乞讨行当与少数人的乞讨行为等同视之。乞丐们成了讨厌鬼和耻辱。太多的数量使他们失去了在印度教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人管理他们。

在维贾·腾杜尔卡一九七二年的剧作《秃鹰》中，诗人斥责心肠温柔的弟妹给他端茶时“轻浮俏皮，像在施舍乞丐”。她伤心地回答说：“我们门前并不缺少乞丐，我应该像对待你一般施舍他们。”不过这里对待乞丐的仪式性态度属于一个较温和的世界。孟买城里有议论认为，应把所有乞丐聚集起来关押并驱逐，把他们从视线中扫除，让他们滚蛋。更有甚者，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说，要宣布封城，要发放工作许可证，要排斥新来的人。孟买与印度其他大城市一样，最终也开始感到自己身陷困境。

关于发放工作许可证和在城市边界设置关卡的议论都不切实际，而且人们也知道这一点。穷人已经占据并毁坏了城市，所有议论都只是为了发泄一种躁动与无助而已。这座印度-维多利亚-哥特式城市带着遗留下来的英式公共建筑和机构——有着大露台和宽敞板球场的大体育场，为帕西老绅士服务的有伦敦风格皮椅的里朋俱乐部（一幅维多利亚女王还是风韵犹存的温莎寡妇时的肖像仍然挂在秘书办公室）——这个城市不是为数百万穷人建造的。但是扫一眼城市的地图，它显示出在一段时间内，穷人们是被邀请来的。

孟买所在岛屿的中部，有一大片土地标注着“工厂、工厂、工厂”以及“宿舍、宿舍、宿舍”。工厂过去和现在都需要工人，而工人则居住或是被安置在这些分租宿舍里。这些纺织厂里，很多机器现已老旧，厂子早该迁移出去，这样孟买就能喘口气了。但厂区内的人群随时可以用来驱使，从而产生各种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工厂还是会留在那里。

早些时候有人说要在大陆上建一个“双子城”，让工厂和人群迁出孟买。计划流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岛南端斥巨资改造的土地上拔地而起的庞大住宅楼：毫无景致可言的沙漠上毫无创意的水泥墙，以及未经铺设的道路上穷人们的窝棚和隔断，它们都是被新的发展规划吸引过来的。“就在此地……您享有女王之尊，”美国妇女协会最新出版的《孟买手册》这样介绍说，“您拥有仆人的梦想将实现。”这里没有收容穷人的住所，但穷人总是需要的，他们永远被呼来唤去，即使现在也一样。

所以，尽管孟买一天天都在被穷人腐蚀，但摩天大楼映照出的大都会风姿却仍令孟买看上去迅速地繁荣起来，特别是在夜晚，从沿海的公路看去很有戏剧效果：灯火通明的大楼包围着工厂区里集中的梦魇。

那里的马路很宽敞，中间由于车辆来往而黝黑干净，边缘由于行人行走而呈土色，即使是轻松的周日早上也是如此，真正的炎热和灼烧到来之前，交通尚未开始繁忙，热浪尚未在双层公共汽车褐色的烟雾中变得沙尘滚滚。这里已经能感到拥挤，到处是忙碌而修长的腿，在可见的临街破旧商店后和不可见的街背面，一股巨大的人流在涌动，他们走出来，来到开放处寻找空间。

这个地区初看像是世界上一个已然没落的所在。商业楼大而有型，不过，从临街一面所有的印度装饰看来（升起的太阳、代表幸运的印度-雅利安万字符、代表神圣的梵文字母“唵”），这些建筑物尽其用，为其中的居民服务。就像那些分租宿舍，在一些街上它们可被看作政治不那么紧张的年代里结实的城市公寓，不过它们实际上比表面要新，许多建造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有的甚至更晚，和工厂劳工宿舍同时期，那种宿舍是一家一间的标准，在二十世纪的孟买，城市就相当于农舍或“牧场”，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那些背靠背的工棚。

宿舍群一般四五层高，每层布局都是一样的：单个房间面向中间走廊，后面是公共厕所和“各种设施”。印度人的家庭关系错综复杂，可能八个人住一间屋子；屋子的“角落”或者地板上的空地还可能用来出租，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一样；人可以轮流睡觉。一间宿舍房间只是一个基地，宿舍生活是在开放空间里进行的，如在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在人行道上，在大街上。同一群人在较冷的气候中可以减少压迫感，可以分散些，还可以相分隔。但在孟买，这群人根本不可能分散。

不过，这样的宿舍还提供了一些设施。想成为一间宿舍的住户必须有确定地位。但在这个区域的边角缝隙中，总存在（就像整个印度也总是存在）其他更低等级的居住水准，在那样的地方，没有屋子的人只好自己给自己造。他们建立了占地而居者的聚居区，被剥夺权利者的殖民地。他们也像宿舍居民一样做了很多。在过去的十年里，由于零零星星的历史已经简化为传说，印度教体系已崩溃，他们实际发展出了一种新宗教，他们称自己加入了一支“军队”，湿婆军。“湿婆”不是湿婆神，而是十七世纪马拉地游击队的领导人湿婆吉，他挑战莫卧儿帝国，为孟买地区的马拉地人创立了一个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权。

马拉地人的政权大半毁于十八世纪印度的混乱动荡，这给了英国人一个轻易征服的帝国。但在孟买，人们从不议论此事。湿婆吉如今已经被神圣化，几乎是宿舍居民敬奉的战神。湿婆军表达了其教义，即把对物质荣耀的梦想转变为一种归属感，给无处可去者一点人类可能的理想。通过湿婆军所表达的这一宗教具有一定的力量。在泰姬陵饭店外新立起了一座骑马人像，他的目光越过印度门朝向大海，这就是湿婆吉。它象征湿婆军的力量，象征宿舍、人行道及占地者聚居区的力量，象征“紧急状态”宣布后才开始控制大街的街道住民的力量。盂买的商店招牌如果不是以两种语言写就，就一定会把它们的英文名字或称号音译为印度天城体[1]。这是湿婆军下令在一夜之间改成的，湿婆军的号召比任何政府法令都更有效。

湿婆军非常排外。他们说马拉地所在的这个马哈拉施特拉邦是马哈拉施特拉人的，还赢得了政府的妥协，规定百分之八十的工作机会应属于马哈拉施特拉人。地方政府认为，只要在孟买或马哈拉施特拉邦住满十五年就应被视为马哈拉施特拉人。但湿婆军却表示反对——只有父母是马哈拉施特拉人的才是马哈拉施特拉人。由于他们的排外，由于他们早年曾在孟买处决了几个南印度移民，也由于他们领导人的戏剧性（其领导人是个失败的漫画家，据说崇拜希特勒），湿婆军常被形容为“法西斯”。

但这只是个简化的外来词语。湿婆军自有其印度式前身。在早期，甘地发动独立运动前的时代，这一地区就存在着湿婆吉崇拜，独立后，大量“不可接触者”改宗佛教。对骄傲、不参与、重新整合的宣扬，就是这类运动在被剥夺与被侮辱者之中开展的形式。

而湿婆军是属于今天的，如同它属于印度、独立后的印度，并属于工业化的孟买。同最近印度的其他运动相比，湿婆军比其中大部分都更正面，比如它绝对比现在被查禁的“安宁之途”积极，“安宁之途”鼓吹种姓、印度教灵性，以及通过暴力获得权力，所有这些与仪式性杀戮、伤害及同性恋（他们往往会说服有魅力的新成员相信自己前世是女儿身）纠缠在一起——尽管如此，湿婆军还是与其他运动一样主张不参与，不是不参与印度，而是不参与印度教体系，因为印度教最终已无法适应今天的形势，即工业化的孟买的形势。湿婆军是印度教体系重新发挥效力的一部分。人们不接受混乱；他们不断寻求再造世界；他们向外寻找能够被接受、同时也能适应他们需求的理念。

我们在星期天早上去了宿舍区的占地居民聚居区。外出到特定地点搭乘公共汽车，然后仍坐公共汽车。我有幸有位好导游。他是印度很少见的那种人，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在他那里，专业技术和一个古老文明的雅量同时得到体现，他有哲学风格的头脑，他对国家状况洞察清晰，其关切又不是感性化的，对人则用以人为“人”的非印度教方式全心接受。

但他毕竟是工程师，而且比较实际，他看不出重建孟买、推倒分租宿舍和贫民区、重新安置工人的必要性。印度并没有这样的资源。都市化的未来已经到来，它就在那些贫民区、那些自发形成的社区里。权力部门可以增加或改善的，无非是服务、规章、治安。实际上，贫民区可被规划。只有这样城市贫民才能被吸纳进来。但贫民应被全部吸纳的见解在孟买并没有被全盘接受。在规划双子城时曾有一条计划，要给穷人三十平方米的建筑用地，这遭到了中产阶级人士的反对，他们有其社会理由（他们不想离穷人太近）和道德理由（穷人会卖了用地以获利，在以这样不道德的手段获利后，他们还会住在习惯居住的街上）。

工程师是孟买人，但不是马哈拉施特拉人，所以很难成为湿婆军的一名同情者。他能够在工厂区的占地居民中生活一个星期，每天早晨与他们一起排队等候打水、使用公厕，纯粹是出于他对解决城市贫民住宿问题的兴趣。他已经发现了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事。公共洗涤区域是必需的，女人们会花很长时间洗衣服（因为衣服可能非常少）。私家厕所则不可实现。公共厕所（也许由市政当局提供）可以立即改善卫生状况，尽管孩子们仍然总是使用空地。

不过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湿婆军控制的程度和特点。占地居民的聚居区，那种由泥、锡罐、瓦片和旧木板搭成的低矮棚户，可能会是在城市空地上任意移动的人类废墟，现在则有机会被紧密地组织一番。工程师暂居的聚居区，以及我们早上去的那里，到处是湿婆军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像推行湿婆军政策一样热忱推动市政当局的自律规定，产业工人开始在他们的居住地要求实行类似工厂车间里的纪律。

湿婆军中产阶级的领导人可能会大谈战争的荣光或政治权力之梦。但在较低以及较为绝望的级别上，湿婆军又是不一样的：对社群的渴望，自助的理想，弃绝“弃绝”的人。“我爱城市生活。”甘地早年曾说，城市自律是甘地主义的主题之一，而印度却未能把它和宗教与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所以也没人追问这个问题。独立、工业革命和人口压力已经令城市需要这个课题迫在眉睫，现在则有湿婆军（像他们从前所做的一样）将城市需要仪式化。

公共汽车停了下来，我们正好在聚居区外。聚居区建在公墓之上的小石山上，公墓在雨季中一片苍翠，远处则可见孟买南部的白色摩天大楼。狭窄的入口通道两侧有公厕建筑和洗刷棚。公厕没有门，在水泥地面中央有条白色瓷砖铺成的水沟。这些公厕是新建的，工程师说，这些事显然是当地的湿婆军市政议员做的。在一个洗刷棚里，孩子们在洗澡。女人和姑娘们则在另一个洗刷棚里洗衣服。

入口通道故意弄得那么小，以阻挡马车和小汽车。进入后，空间突然奇缺。建筑结构低，非常低，小门通向狭小昏暗的单间，紧挨着的其他建筑看上去是商店，时常会瞥见有人躺在地面的绳床上。人及其需求全都萎缩了。不过通道是铺设完好的，两侧是水泥排水沟，排水沟也很新，如果没有它们，蜿蜒到山腰的通道将成为一条满是粪便的谷地。通道和排水沟在这个星期日早上看起来很干净。工程师说，这主要靠市政清洁工的“热心”。这里也有等级！贱民中的贱民——总在什么地方藏着另一个更低的人类等级。

聚居区中有八个湿婆军委员会的房间。我们去的那个位于主路。那是个窒息的、有波形铁皮屋顶的小窝棚。工程师记得本来是土地面，现在已是水泥地面；而墙壁原来就是砖砌的，现在已涂上灰泥并被粉刷。还有一幅肖像。有趣的是，那不是湿婆军领导人的，也不是湿婆军战神湿婆吉的，而是去世很久的安贝卡博士[2]的肖像，他是马哈拉施特拉地区“不可接触者”的领袖、独立后印度第一任司法部长、目前被搁置的印度宪法的构建者。像湿婆军这样近乎疯狂的群众运动把各种需要仪式化，这里的湿婆军崇拜一位（其杰出成就）被挫败的愤怒的人，这似乎和报纸上写的湿婆军颇为不同。

委员会成员都很年轻，二十几岁的样子。他们说，年长者对此并无兴趣，不得不将他们遗忘。而比他们的年龄更值得注意也更为触动人的是他们的体形。他们都很矮小，平均身高大约五英尺。几代人的营养不良耗尽了他们的身体和肌肉（尽管其中有一个人大概因其从事着体力工作而有着发达的胳膊和背肌）。

领导人相貌粗糙，皮肤灰暗，几乎是黑色的。他是印度航空公司的技师，当时正穿着他周日的衣服，灰色裤子熨烫得体，合成面料的白衬衫下肚子微微发福，那是令人敬畏的大腹便便的初期迹象。迎入我们之后，他立即用印度的方式表达好客，低声吩咐一位助手：“可乐。”顷刻间（无疑是从一家小商店里），两瓶常温可乐到了。又是一阵低语，过了一会儿，两个装饰着红色蔓藤图案的平底玻璃杯送到了，可能是从谁的屋里拿来的。

可乐是化学作用的产物，用来分析比用来饮用更合适。不过也不需要饮用，轻触一口就走完了过场。很快我们就出去了，沿通道而上，了解了这个小人国的完整性（一间小屋里居然有台用来印制电影传单的手动印刷机），眼前也时常豁然开朗。我们站在山腰边缘俯瞰我们甩下的用锈铁皮或芒格洛尔[3]红土瓦做的屋顶，或在墓园旁边眺望远处的摩天大楼在升腾的热气中愈发惨白。

委员会领导，那个技师，在孟买生活了十五年，其中十二年是在占地而居者的聚居区里度过的。还很小时，他就从农村来到这里，和某个熟人住一起。尽管他没具体谈论，只说他是住在别人屋里的地上的。他找到了一份小工作，开始去夜校“深造”。后来，他作为办公室小工进入印度航空公司，这是他的一大突破。这家航空公司是印度最不官僚化的机构，雄心勃勃的办公室小工受到鼓励，成为技术学徒。

这种几乎是维多利亚式的自助成功故事跟着我们一路展开。但这种形式的自助只能发生在城市中，不管这城市多么可怕。如果这位技师一直没有跳出他那个村子，可能会一事无成，没有种姓，没有技术，没有土地，只能做个零工，也许还要受制于某个主子。现在，印航和湿婆军之间的空间给了他活力和目标。他说自己没有个人野心，也不打算迁出这个聚居区。接着，他带了一点夸耀，但也可能是真诚地补充，他要“服务人民”。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委员会在通道中摆放了垃圾桶。他掀开一两个盖子，表示这些垃圾桶在被使用着。

但贫民区就是贫民区，垃圾桶就是垃圾桶。公厕和洗刷棚现在离我们远了，蜿蜒的小道不绝，空气窒闷，凝聚酷热，而在小山腰上，小人国的新奇烟消云散，我开始感到小黑屋就像一个巨大的黄蜂巢，大多不比盒子大，常常是地上仅有一张床，房屋之间时常有黑色的小污水沟，偶尔能看见虚弱的老鼠奋力爬上排水沟，潮湿的地方泥泞，垃圾堵塞的地方迅速泛起浮油。

今天是星期天，技师说，清洁工还没来。又来了！清洁工是下之最下。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自己功能的接受，这印度特有的诅咒即使在这里也强化着印度人的信念，尽管委员会屋里挂着的安贝卡博士肖像已远在下方，这才是需要清洁的不洁之处，它引领我们看到了将遇到的可怕景象。

这里有八个委员会，初看之下对这样一个小聚居区来说似乎太多了。但八个显然还不够。聚居区里的很多地段由于各种原因——也许是内部政治原因，也许是人事冲突，或仅仅是缺少有心的年轻人——仍然没有委员会。穿过这些地段，我们一路无话，在喷涌的细流、烟头和弯曲的人类粪便之间择路而行。清理粪便是清洁工的事，在清洁工到来之前，人们都心安理得地生活于他们自己的粪便之间。

每个开放的空间都是茅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面前猛地出现了一番地狱般的景象。两头饥饿的孟买街头母牛被拴在那儿，翻搅人类和它们自己的粪便；而现在，它们被两个饥饿的女人拉出这片沼泽，周围一片喧嚣，旁观者发出阵阵助威的喝彩，他们聚集在这个孤立、笨拙而狂乱的景象旁，如同聚集在粪堆上的圆形剧场里，受到惊吓的母牛和手忙脚乱的饥妇（她们凌乱而污浊的莎丽下是裸露的皮肤和骨头）每挪一步、每拽一下就更虚弱一分。在这里藏牛是非法的，而有通报说稽查员之类的就要来了。这是一出反复上演的戏：母牛是非法的，却是拥有它们的女人们唯一的生计，所以要经常被藏起来。如果逃脱及时，它们现在就将被藏到女人们住的屋里去。

通道弯弯曲曲，这一景象被甩到后面去了。我们从山的另一侧走下，很快到达一处有委员会管理的地域。我们经过一块空地，一个小方广场。委员会决意保留这块空地，技师说，但这需要警惕。一个占地者的窝棚可能在一夜间出现，由于这里所有窝棚都是违法的，到时候要单单把那样一间拆掉可就难了。有一次，技师离开聚居区仅仅三天，一小块空地就被占用了。他们上诉要求拆除这个新建筑，但犯法者向委员会求情，最后出于怜悯，他们允许这间屋子存在。

我们现在回到了起点，山脚下的入口处，洗刷棚里满是女人和姑娘，一排公厕里满是小孩。贫民区生活在外面，在宽敞的主街道上，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贫民区生活也如同一幅田园牧歌景象，证明了某种可能性。

湿婆军的人送我们到公共汽车站。从那里看，小山又显得很小了，各式各样的屋顶，似乎一路盖下山来。技师说，聚居区已经满员了，他们不接受新来的人。非常偶然地，有时会有人离开，他的窝棚则可卖给外来人，时价大约是四千卢比，合四百美元。贵是贵点，但这个地段地处中央，聚居区里还提供各种服务。

中午的太阳灼热难耐，星期天空荡荡的街道微微发亮。公共汽车似乎总也不来，最后，一辆红色孟买双层巴士拖着热腾腾的褐色烟雾来了，其金属面的下部油腻腻的，满是灰尘，还有深深的水平划痕，奇怪的撞伤就好像被揉皱后又被抹平的锡箔。

回程经过分租宿舍，我们红色的公共汽车混在它越来越多的冒烟的同伴中，主路黑了，人行道活跃起来，电影海报提供着关于丰满女人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的幻想，商业大楼凌乱的、阳光照耀着的临街一面挂上了许多亮丽的招牌，经过工厂和烟囱，在充斥了更加都市化的广告（“极品黄油”）的城市高速路上奔跑，奔向摩天大楼和大海，那是在山腰上看到的白色高楼林立的孟买，而山腰似乎已远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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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在其中一座大楼高层举行的晚宴上，一个对许多事都满腔激愤的记者（他不愿在新闻审查期间写作，所以所有内容皆出于言论）谈到了身份认同的话题。他说，“印度”如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汇。他三十多岁，是独立后的一代人，已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再认识印度教神祇了。他的祖母参观卡杰拉赫或其他一些著名寺庙时能立即融入她所见到的景象，不需别人告诉她雕像的意义。记者则像个游客，他看到的仅仅是一座建筑博物馆。他失去了开启信仰与感受的整个世界的钥匙，他与他的传统之间被切断了联系。

开始，由于我早上的那一番短游，这场关于身份认同的谈话似乎只是臆想和自恋。孟买毕竟就是孟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怎么来的，为何而来，从何处来。然而后来我觉得我对记者的判断存在失误。他的话并非发自臆想，他的痛苦是真实的。

“从前……”记者说，打断了餐桌上杂乱的交谈（一个女人毫无缘由地提到福楼拜，只为把他贬成一个不重要的作家；一个晕头晕脑、年纪轻轻却已发福的广告商突然活跃起来，同样无端地研究起能否将克什米尔那些有节制的乐子“卖”给波斯湾被太阳烤得干巴巴的阿拉伯人的问题）——从前，记者说，印度村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公牛牵犁，母牛供奶，这些动物的粪便滋养着土地，丰收后大量的秸秆被用来喂养牲畜、铺盖屋顶。那曾经是段好日子。但自给自足的状况没有延续，因为不久之后人口激增。“这不是件容易说的事情，”记者说，“但就是在那里，对个体的善意可以成为对族群的残忍。”

这句话解释了他的激愤。他思想中的印度是一个无法调和的印度。他眼中的印度看似广大，却只适应个人的需求——不管印度的大众，仅仅满足自己成为印度人、从属于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泱泱大国的需要。这位记者是不可靠的。作为一个印度人，他并没有牢固地将印度视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一个能将数百万正在侵蚀城市的人纳入其中的国家。

尽管他是一个经济学家，游历广泛，擅长以发展和变化的眼光考虑问题，但在这位记者那里，印度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发展和变化，而是固定的，是对他自身背景的理想化处理，是他感到刚刚失落的那段过去。和认同相关的是一套信仰与仪式，对神祇的了解，一种礼法，一个完整的文明。失落了过去就意味着失落了这个文明，失落了印度最基本的理念，对一个持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来说，也就失落了行动的动机。这就是许多印度人所说的无目的感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们之所以怀念甘地时代的一个原因，那时印度理念是真实的，似乎充满了承诺，“道德问题”也是清晰的。

但这是中产阶级的负担，是被自身民族主义（在屈服的时代过去后）要求具有这类印度理念的人的负担。往下走，在城市的分租宿舍和占地者聚居区里，在被剥夺权利者中，需求则更为基本：食物、栖居之所、水以及公共厕所。身份认同在那里不成为问题，而是一种发现。湿婆军里的年轻人用他们简单的政策和英雄偶像（变成了战神的十七世纪武士族长湿婆吉，以及如今只有其神圣性堪称“不可接触”的二十世纪的安贝卡博士）正在实现身份认同。对湿婆军与他们所领导的民众来说，这个世界是新的，他们觉得自己站在事物的起点：不被接纳的人首次对他们的土地提出新的主张，在混乱喧嚣中形成了社群哲学和自助哲学。对他们来说，历史已死，他们把它留在了身后的村子里。

在城市里，他们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尽管孟买已满，尽管许多像墓地上方小山上那样的占地者聚居区已经宣布关闭，他们还是每天都从乡村——这个不为人知、不为人识的印度——里走出来。

第四章　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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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带我去孟买占地而居者聚居区的工程师，同时也为浦那东南数英里外德干高原的合作灌溉项目工作。在几乎所有事务都等待政府发起的印度，像这样一个由几个农民自发组织的非官方项目，实在是值得鼓励的新生事物。有一个星期，我随工程师去那里参观。

我从孟买乘坐早班的“德干皇后”号商务火车到浦那同他会合。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厢，不过在这个雨季的早晨，倒也无须把印度的沙尘挡在窗外。少数吊扇开着，很快就需要拉下铝框窗户以抵挡寒气。雨和雾弥漫在大孟买的内陆地带；大地上沼泽和新鲜的草地显然重新欣欣向荣；偶尔可见乌黑的工厂烟囱和分散的住宅区，它们似乎要在潮湿中腐烂；铁路旁边浸在水中的陋屋小镇，泥墙和灰色秸秆似乎要融化到未铺路面上的褐色泥坑里去。只有茶棚里裸露的电灯泡展示着某种清晨的喜悦。

但这时孟买消退了。沼泽让大地变得四分五裂，在凹陷的洼地，零星的沼泽被围成不规则的小块稻田。大地变得贫瘠，显现出高原上光滑的圆形山丘，黑色巨石被雨季薄薄的绿色覆盖，肥美的草在第一场雨下过后三天就长出来，给这些多石少树的山脉带来温带公园的景象。

孟买-浦那地区是印度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从火车上看不出来。浦那位于山脉顶端、高原边缘，它是一座军事城市，这在英国统治时代以及更早的马拉地人辉煌时期就是如此。它还是绿意盎然、植被茂盛的假日城市，许多希望远离孟买海岸潮湿气候的人们会来到这里。而它同时也是扩张中的工业中心，没有丝毫的压迫感。我十三年前首次踏访这里，当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而现在已遍布了规划良好的工业区。工业区中有再生林，据说降水量已经提高了。

浦那周围的高原有些地方现在已经像个新国家和新大陆了。它提供了一块整饬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正是工厂建造者和机械制造商声称需要的，他们说他们在建设二十一世纪。在普遍的疑虑之中，他们的信心满满，步履蹒跚。但这就是印度：有为者总是满腔热情。工业化的印度与官僚、记者和理论家们的印度相距遥远。制造并使用机器的人（印度工业革命日益印度化了，越来越多的机器是印度生产的）为他们取得的新技术而感到光荣。印度工业与所谓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业不同。它也有其可怖的一面。不过在印度大环境下，它并没有甘地所说的那种非人化倾向。在印度，工业生产中的一个职位不仅仅是一个职位。人操作机器，实践着对他们来说全新的技术，他们可以同时发现作为人、作为个体的自我。

他们是幸运的少数。在工业化前的印度，没有多少人能从无效劳动的局面中摆脱，那时人手多工具少，一项工作可以被分解成细小片段，劳动变得荒诞。斋浦尔城的清洁工用手把街面上的尘土归拢到他的手推车里（在这个过程中风又把尘土吹回地面）。妇女用拇指和中指捏着一小块布条，在顶层铺抹水泥之前清洗着拉贾斯坦邦大坝的堤道。她蒙着头纱蹲在那儿，几乎不动，然而就在眼前，为了挣着她的半卢比，她的五美分，她要用手指这样涂上一天——这工作只要一个小孩用一把长柄扫帚一扫就可以了。人们也不期望她做更多的事，她很难算是个人。旧印度不需要工具，不需要技术，只需要很多人手。

而且旧印度离新浦那的光芒并不远。宽阔的高速公路穿过松软的雨季绿野蜿蜒而行。班加罗尔在南方五百英里，不过我们要去的村庄只有几个小时便到。那里的土地不那么绿，更多呈黄褐色，显露着岩石般的地貌。雨季延长了，但水都流到湖泊里去了。从其中一个湖中引流并抽水入田。水管被埋在四英尺深的地下，这样在灌溉时不至于影响田中耕作，也减少了蒸发。现在还是一大清早，一天中的暑热尚未到来，在这下雨的季节，天空乌云密布，远山在灰色的湖上显得肃静青翠，热浪正从岩石间升腾发散。

在这个项目中，国有的农业银行向农民提供百分之九十的经费。一成是农民必须以劳务形式自行支付的，工程师已经计算出，每个农民需负担的劳动是一百英尺长的管道沟。沟的路线已经有了标记，在看似荒原的中间，尽管强风劲吹，岩石仍有如火烤，在向下延展至湖面的广袤景色中，一个农民与他的妻儿正挖着归他开掘的那一部分沟渠。

这人瘦小孱弱，胸部有病痛，显得很疲倦。他艰难地挥镐，挖得不深，时常停下来休息。他妻子披着短小的绿色莎丽，蹲在全是石头的地上，好像以她的到场来加油鼓劲，有时但不经常地用鹤嘴锄拨出男人撬松的石块，而戴着白帽的小男孩则站在女人身边无所事事。这就像米勒画中孤单而原始的劳动，不过这是在一块更空虚、更没有收获的土地上的劳动。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幅展现旧印度痛苦的画面。不过其中蕴含着那么多新的内容：当地以身作则鼓励农民考虑灌溉和更优良作物的农业热心人，合作背后的自助理念，提供资金的银行，具有社会良知、认为这样一个小工程有价值并每周从孟买远道赶来督导、建议并聆听的工程师。工程师说，想找到合适的人从城市里出来搞项目很不容易，他不得不招募并训练当地人当助手。

挖掘沟渠的工作在上一个星期已经开始。为标志那个时间，他们种了一棵树，距离石山顶上的古庙不远，村民说那座庙已有三百年历史了。庙宇走廊的柱子经粗略劈削而成，三层灯笼式穹顶由简单装饰过的厚重石板建成。人们以率真而随意的技巧处理石材，村庄看上去稳固坚实，经过多次重建。它在高原的荒野中就像活着的历史遗迹。旧的，甚至是古老的建筑风格（比如庙的灯笼式屋顶）混合了新的风格，墙上可以看见旧装饰石块上不相关的断片。

四条小路会聚于一个形状不规则的主广场。一座寺庙占据了两个角落，略倾向于广场空地的一边，有棵树长在圆形石砌平台上。等候早班公共汽车（奢侈！）的人在树下的石墙或寺庙前庭空地的石阶上或坐或蹲。前庭里只有一根柱子，显然已经很老了，上面有一些凸出的类似支架的东西，像个石仙人掌。这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庙宇中很常见，不过这里的人们同别处的人一样不了解它的意义。有人说支架是为掌灯用的，另一些人说是为鸽子栖息用的。柱子与庙宇一直在一起，它是历史的一部分，虽然无法解释，却是必需的。

邮局是当代的产物：一间赭石颜色的小屋，大招牌上清晰地写着红字。广场另一边，一块比较小的、更俗丽的招牌挂在一个昏暗的小门廊上。这是村里的饭馆，工程师的助手说，它已经不再值得推荐了。饭馆老板急于扩展其餐饮生意，曾经负责给一些村民提供水。那些穷得没钱的人就用粗面薄煎饼（一种未发酵的面点）付账，穷人用来抵账的这种薄煎饼与其说是面食，不如说是石头，野心勃勃但目光短浅的饭馆老板就在套餐里提供这种东西。结果他丢掉了所有工程师助手一日两次的订餐生意。助手们开始在灌溉工程办公室楼下的小屋里自己做饭。现在，一股无言的憎恶在平和的小广场上穿来穿去，而另一边的炊烟则时时升起，成了一种自立与鄙夷的信号。

公共汽车来搭载乘客，尘埃重新落定。上午将过，十一点左右，学生们出现了，男孩们穿着土黄色的裤子和白色衬衫，光着脚，头戴白色甘地帽，女孩们穿白色短衫和绿色长裙。学校在两层高的“潘查耶特”[4]大楼里，位于通向广场的一条小街上的另一座寺庙之外，那座寺庙有条宽敞、光滑的石质走廊，撑起走廊屋顶的木柱安插在雕饰的石头基座上。到处都有雕饰，到处的门廊上都有雕刻。每一扇门外都挂着一个装满土的篮子或罐子，里面种上印度教视为神圣的罗勒。

即使没有灌溉工程，有所发展的农业也给村子赚来了钱。许多房屋在进行装修或翻新。在呈梯形的小街上，从一个铺着芒格洛尔红土瓦的崭新屋顶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全新的建筑。占地面积不大，很窄，只有前后两间屋子，厚厚的石墙上有架子和拱形壁龛。尽管房子很小，但光是屋顶就需要一千块瓦，每块瓦一卢比，这就是一千卢比，相当于一百美元。而离此不远的另一个人仅仅在他新家雕饰的木头门上就花费了这样一个神话般的数字，那座房子相对要大得多，而且已经完工了一半，石墙上已经立起了用新木做成的内嵌的架子，展示着木门的门廊上，精美切割的尖石已经挂在那里。在这片满是石头的土地上，木材特别珍贵，而即使在这样一块干旱饥饿的土地上，雕饰和格式仍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

工程师留在了他的办公室里。现在我的导游是“萨潘奇”，即潘查耶特的头头。他知道我对房子感兴趣，于是先带我去看他自己的房子。

萨潘奇身材矮胖，很显然没有洗脸刮胡子，头发却仔细打了油。他满嘴红红的，嚼着槟榔，身上肮脏的衣服穿得倒也恰当，一条脏兮兮的奶油色长袖衬衫挂在更脏的绿色条纹睡裤外，松松地打个结。这样的龌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恰当性在于，任何略为优雅的企图都不仅是不必要和奢侈的，还是不虔敬的，会激怒如此眷顾这位头头、不想看到子民僭越其上的诸神。

村民都觉得这个萨潘奇得到了神降下的祝福，人们不信任他，惧怕他，嫉妒他是个发了迹的骗子。几年前他为一项合作灌溉项目集资。那笔钱直接消失了，谁都拿这事没办法。从那时起，萨潘奇的权力增大了许多，人们不得不向他表示友好，就像现在攀附在他身后的一小群死气沉沉的人。对任何一个能够察言观色的人，萨潘奇都炫耀其权力。这表现在塞满槟榔的嘴上，如果不狠狠啐上一口鲜红的唾沫，他难以开口说话。这也表现在他的肚子上，衬衫上一块格外显眼的污渍恰好遮掩住了它。长袖衬衫，睡裤下摆——这身后宫风格的打扮显示头头是个悠闲的人，或者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事体力劳动之人。他其实是一个店主，他的店就开在他的房子旁边。

从街上看，两座房子似乎并不相连。商店很小，狭窄的前屋和货物尽收眼底。住宅则宽得多，前庭空旷，中间有个低窄的门廊。里面是中央庭院，被又宽又高又有遮盖的游廊包围。后面越过走廊，是荫翳避日的私室。经过满是尘土、毫无特色的小街来到这里，人们会大吃一惊，为这秩序井然的私家庭院，小空间内的戏剧性效果，古朴感和完整感，以及完美设计的建筑。

房子是古代风格的，这在许多古代文明里都很普通，除了屋顶的瓦和走廊的木柱外一概用石材建造。设计格局由几世纪以前传承下来，现在不需要添加什么。所有细节无一不在考虑之中。走廊的石质地板因为常年使用而变得光滑，它微微向庭院倾斜，好让水轻易排出。院边有拴动物用的铁环（尽管看上去萨潘奇并没有养什么动物）。庭院一角有蓄水的容器，一个坐落在方形实心石砌上的陶罐，这一布置让人想起庞贝城的客栈柜台。所有必需之物一应俱全。

边上的一条通道通向一处较小的铺设好的庭院。这个院子位于店面之后，在内墙上有英文书写的告示，表示已经抵押给银行，告示上使用的是“不转账抵押”一词，在这个场景里显得非常残酷。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小街上。

我觉得这个萨潘奇一定是村里最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财主，还是一个经常和银行打交道的人，作为潘查耶特的头头又算是个政治家和官员。不过这里还有一位更大的人物，他被称作“帕特尔”。萨潘奇只是个有钱的店主，帕特尔则是位地主，是村子里最大的地主。他拥有五十英亩良田，尽管人不是他的财产，但所有家庭的命运全仰仗着帕特尔。对这些人来说，他实际上就是主人。

好像突然受到公众委托，我们加入了同样突然出现的一队人，去参观帕特尔的房子。工程师再次和我们一起去，另一群人围在萨潘奇身边，他在我们出发时明显踌躇着后退。也许帕特尔就在人群中，很难说。匆忙中没有介绍，而缠着头巾的老人看着都像是操持土地工作的农民，没人特别显眼。

那座房子的确是村里最豪华的，有两层高，刷着油漆。明亮的油漆让门廊前雕饰的两只孔雀熠熠生辉。空心的前墙很厚。在这堵墙内（如同庞贝城里的一些房屋一样）有石阶通向上层，一个廊台就像地面上高高的游廊一样围绕着庭院。地板是踩实的土地，涂着泥巴与牛粪的混合物。我们由左侧进入，来到平台一般的高高的游廊，游廊里有两件家具：一张床，旧条纹床单上用天城字体绣上了村庄的名字，还有一个“现代”款式的新沙发，有全木的沙发脚，还有套着亮闪闪的蓝色合成纤维做的沙发套。西式沙发放在那样的传统房屋里，刻意营造出一种效果，它是财富和现代的象征，就像入口处的荧光灯管一样。

带床和沙发的那段游廊是接待客人用的。除非受到邀请，否则客人是不能越过游廊去庭院里的。高高的游廊入口右侧没有家具，只有满满四袋谷子，这是在这块多石而干旱的地方更为古老且更实在的财富象征，表示这里是殷实之所，是谷仓。谷子在太阳照射下的庭院中摊开晒干；两边开放的空间中有储藏谷物的柳条筒仓，筒仓看起来像巨大的篮子，有一人高，柳条如地板一样涂上泥巴和牛粪的混合物，以驱赶老鼠。

我们现在被当作客人而非官方参观者，受邀四处看看，我们走过晒谷子的庭院来到后面的厨房。房顶低斜，刚才庭院里阳光充沛，现在则很昏暗。左边有位妇女在做凝乳，她站在高高的陶罐上，用的是文明人使用的最原始的工具：将绳子在一根木杆上缠上双股，依次拉拽两头。这是古埃及木匠的钻孔法，也是十八世纪印度北部那些小型绘画里出现的搅拌工具，画面表现黝黑的克利须那神[5]在苍白的挤奶姑娘中嬉戏作乐。在厨房的昏暗之中，土制壁炉在右边散发着红光。对我来说这是种浪漫，而工程师则说屋顶上有个铰链式开口可以清除烟尘，保护女人们的眼睛。

我们的来访并不在意料之中，但厨房干净整齐，似乎就为了迎接检查。黄铜、银和铁制器皿在架子上闪闪发亮，锡罐则整齐地排列在下面。另一处现代性的、显示新时代特征的迹象是，墙上一颗钉子上，用皮带悬挂着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壁炉边的女人或姑娘有礼貌地起身，依照印度方式恭敬地合掌。她是帕特尔的儿媳。而始终未露面的帕特尔由于身份太显赫，不便亲自夸耀她的成就，于是留给他的其他崇拜者或是追随者们来做。其他人也的确传播着这位富人的儿媳的信息。她是个大学毕业生！别看她陷于厨房的昏暗里，俯身于烟火中，她是个大学毕业生！

厨房的后门通向后院，我们又来到了明媚的阳光和尘土之中，在村子边缘，多石的大地在眼前伸展。在印度，秩序乃至矫饰往往仅止于屋内。后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散乱地搁置着被扔出却又没有被丢弃的零零碎碎的家什。但即使在这里也有东西可以炫耀。离后门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口井，这是属于帕特尔自己的，井壁很高，基座由水泥砌成，一条长长的井绳从一根加重的木杆（经过修整剥皮的树干）上垂下。帕特尔，这个真正的富人，有一口自己的井！他不用向饭馆老板买水，不用把谷子浪费在没人要的薄煎饼上，而且还有一样村里人没有的东西——一个户外厕所，茅厕！就在这儿，安全的距离之外。他或他的家人不必蹲在空地上！这简直是奢侈，我们站在那里惊叹。

我们再次进入有着谷子、食物和大学生儿媳（她还站在壁炉边）的房子，往回走，绕过庭院中晒干的谷子，来到前厅。我们爬上前墙中的楼梯，来到上层。这里正在重装地板。交错的木条铺在椽子上，上面再铺上泥，泥上又铺好薄石板，已经完工的地方看上去虽然是石头的，却很有弹性。

低矮的小门通向一处狭窄的阳台，在阳台中央一个类似壁龛的东西里，有被涂得闪亮的帕特尔父母的石雕半身像。这就是我们作为客人被带到未完工的顶楼来看的东西。雕像底下的天城体铭文写着，这座房子是帕特尔母亲的。村子将帕特尔当作富人和主人来尊崇，他则要当得起这种尊崇，他避免过分自傲，同时通过将尊崇之情前溯至祖先，使得尊崇本身变得更为稳固。我们所有人站在雕像前注视它，亮丽的色彩把肖像夸张到滑稽的程度——这就是需要做的全部，通过注视，我们表达了尊敬。

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在一起来的老人当中哪个是帕特尔。看上去那么多人在为他说话，以他的荣耀为荣耀。下楼时我问工程师：“这座房子值多少钱？这是个好问题吗？”他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他替我问了。这是只有帕特尔本人才能回答的问题。

正在下楼的帕特尔露面了，而且用回避问题的方式表现了他的尊贵。他回答说，如果上层地板按照开始的方式完工——木头、泥灰、石板——那么仅这一项就是六万卢比，相当于六千美元。而等到了楼下，把我们——他的客人们安排坐在待客的平台上套着蓝罩子的时髦沙发和铺着刺绣床单的床上后，他似乎就忘了问题其余的部分。

主人吩咐上茶，茶立刻来了。待在厨房后面的大学生儿媳很清楚自己的职责。茶是以印度方式沏成的，糖、茶叶、水和奶放在一起煮到黏稠，又热又甜。茶盛在有个缺口的瓷杯里，先敬给主客。我们细细啜饮，然后把茶杯还回去——帕特尔现在则极尽待客之道，把自己和热情的追随者们区别开——很快，茶杯又端了上来，在洗净后盛满奶茶，敬献给其余的人。

帕特尔坐在我们下首，在前厅里看上去和所有村民一样瘦削而满脸皱纹，缠着农民式样的头巾、腰布，穿无领衬衫，裹褐色羊毛披肩，所有这些都略微显脏，但大多是由于灰尘和汗渍，不像萨潘奇的衬衫和睡裤裤管是故意弄脏的。但当他坐在那里时，他不再隐而不现，而是一个建立了自己价值的人，是招待我们的主人，给我们茶喝的人（茶仍在被大声啜饮和献上），这座房子的拥有者。（他是在吹嘘新地板的价格吗？）这时，他的个性变得清晰了。满是皱纹的脑袋上那双细小而闪烁的眼睛，乍看去不过是农民的眼睛，时刻准备呈献那种并不诚挚的尊敬和谄媚，而现在则可以看出，那是一双惯于行使特权之人的眼睛，这种权威对于他及他周围的人来说，比从城里来的外人的权威更为真实，也更不虚幻。他的脸是主子的脸，他把别人，包括他们整个家族都当作仆人，从他们出生直到他们死去。

在谈到新地板的高昂价格时（仍然回避了房子价格的问题），他说他不相信借贷。其他人相信，但他不。他只有在有钱去做一件事情时才去做。如果他挣了一年的钱，那准有一些事情他觉得能做了。这是他一生的原则，他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一点一点地计划起了他的新地板。不过就像萨潘奇一样，也许比萨潘奇更甚，他几乎必然是一位放债者。我在那天上午看到的许多人都会向帕特尔借债。在这样的村庄，每月利息高达百分之十或更多，一旦借了债就再也无力还清。债务是村庄生活的一种现实，利息则是一种进贡的形式。

不过，帕特尔谈到借贷时也并不是言不由衷的。这个场合有些特殊。我们是外人，他以招待我们为光耀门楣之事，而现在在大庭广众面前，他就像从前一样宣讲着他成功的智慧，使他鹤立鸡群的智慧。这种智慧令他的侍从们带着祈福的微笑、脑袋微微晃动着接受他的经验，即使此时他们很清楚，帕特尔的智慧未必适用于他们。

现在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钱上，谈到了最近很是费钱的一些事，我们说到了电。前厅里有盏荧光灯，微有些歪，被一堆电线缠绕，它不能被忽略。五年前政府给村子通了电，帕特尔说，他认为村里百分之四十的人家现在都有电了。非常有趣，他也接受了官方习惯，说起了百分比而不是传统的数字。不过他给出的百分比似乎高了，因为连接费是二百七十五卢比，二十七美元多，这是一个劳工月收入的两倍，而电费竟和伦敦的一样贵。

电不是为穷人准备的。但把电力输送过高原并不仅仅是为了照亮村庄，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发展农业。如果没有电，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灌溉工程。电力的重要性主要是对于那些有地可耕的人而言的。至于照明，仍然不过是好玩而已，即使在帕特尔的房子里也是这样。前厅里的荧光灯是整个房子里唯一的电器。家里还有油灯，而且显然是日常用品。

这荧光灯和为访客准备的亮闪闪的蓝沙发一样，不过是个摆设，是额外的现代品。百分之六十的村民没有电，村子整体的生活节奏和热带昼夜的节奏一样。十二小时光明之后是十二小时的黑暗；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时间永恒固定，黑夜以某种迟钝的状态降临村庄。

村子曾经一贫如洗，这样顺其自然地度过了很长时间。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与投入，有了一些简单的东西，但这些对于日常生活而言仍是多余的，没有与之相配的需求。电灯、便捷的用水、室外厕所，帕特尔是全村唯一拥有全部的人，而其中只有水这一项被认为是必需的。其他的东西大半是为了炫耀，证明帕特尔的地位出众，不过由于敬畏神明，他仍刻意把自己隐藏在乏味与隐匿的农民外表下。

很有必要来这个村庄看看帕特尔和他的随从，了解一下这个质朴人物的权力本性，看看这样一个人，只要他想，就能轻易地挫败德里关于最低工资、取消不可接触者等级、取消乡村债务等等空谈。法律怎能执行？谁能当这个村子的警察？帕特尔远不只是个最大的地主。在这样一个需求仍很基本的村子里，家有谷仓的帕特尔是管理者，他靠习俗和赞同管理。他虔敬地把自己的权威上溯至祖先，这样的权威里几乎有着宗教的分量。

灌溉计划是一个合作项目。但村子并不是农业人口社群。它区分有地者和无地者，而有地者又分为主人和非主人。帕特尔是这里最大的主人。被他雇佣的无地劳工（现在正在他外面的地里）是他的仆人，许多人生来就是他的仆人。他对他们承担一定的义务。他借钱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通过体面的仪式把女儿嫁出去；年景萧条时，他们知道可以仰仗他；在饥荒年代，他们知道可以求助于他的谷仓。这些人永远债务缠身，没有尽头，债务还将传递给子女。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有个主人是种安全。摆脱束缚反而是导致迷失的冒险。

帕特尔是进步的，他是个好农人。他是靠改善农耕（以及免收农业收入税）而致富的。而且他欢迎新的方式。不是所有拥有他这样的地位的人都能如此。工程师后来在我们重新踏上高速公路说，有的村子无法被纳入灌溉计划，因为大地主们不喜欢让多数人挣到更多钱的主意。帕特尔并不这样，工程师小心翼翼地不去冒犯他。工程师知道，没有帕特尔的合作，他在村子里将一事无成。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是来帮助提高粮食产量的，他保留自己对债务、仆人以及契约劳工的看法。

农村被像帕特尔这样的人编织的人际网络所管制，他们之间靠种姓和婚姻相联系。帕特尔的儿媳妇——未必真是大学毕业生，也许只是读了几年中学——可能来自另一个村子里如帕特尔那样的家庭。她也许是从一个谷仓挪到了另一个谷仓，除了在厨房里的传统职责，她还明白她在人际方面的职责。发展并不平等地涉及所有人。对一些人来说，发展让他们看见了一个新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令他们更加受制于旧世界。发展增加了帕特尔的财富以及传统权威，它扩大了有地者和无地者之间的鸿沟。有着像萨潘奇、基层政客和官员这种人的支持并结交行政官员和大政客，帕特尔这种人现在掌控一方，办什么事都不能缺少他们。在村子里，他们已经成了法律。

摘自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的《印度时报》：

马哈拉施特拉邦首相S. B. 查万先生星期一承认说，他知道农村地区的大地主们动用当地警力把贫穷的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在收割季节。他补充说，似乎警察和地主们是使用合法程序达到此目的的。

在回浦那的路上，我们在一座神庙前稍做停留，那寺庙像一座莫卧儿堡垒，高高地坐落于黑色的山丘之上。残疾的儿童乞丐（其中一个女孩腿上刚被剜去一块肉）急忙涌到下层台阶上，摆出乞求的姿势。向上进入寺庙的路上都是染成橘黄色和红色的艳丽的小神龛，还有它们耐心的守护者；拱门接拱门，十八世纪的装饰性灰泥从砖墙上剥落；大小和年代不一的立柱；石级上，历代朝圣者以各种字体刻上的文字已遭侵蚀。在山顶起风的矮墙上，穿过莫卧儿拱门可以看见城中两个贮水池或水库（其中一个已经坍塌，空无一物），以及在多云的落日时分，雨季绿色的高原。

不过染绿了高原的雨水也在次日清晨令浦那郊区一片狼藉，一排停车棚和院子里的修车行泥泞不堪。繁忙的浦那-孟买公路建设粗糙，现在满是车痕与断裂。我们及时从高原下到平整而呈圆形的绿色山丘，山丘有如公园，雨水和氤氲的雾气对这里戏弄不止。在雨季的几个月中，这里是海边人们的度假胜地，而在其他时候则荒凉贫瘠，几乎连给牲口的牧草都难以保证。在我们启程的洛那瓦拉，一个牧牛人在雨中歌唱。我们先闻其声后见其人，他在一个山丘上赶牲口，上身赤裸，打着把大黑伞。当雨水斜着落下，他把伞拿到他一边，很难从牛群中认出他来。

土地虽然贫瘠，没有或者很少出产，但从来不是空荡荡的。从浦那一路过来，除了一些军事区域外，小聚居区星罗棋布，里面都是浸水的非洲式窝棚。这里是逃离村子的人的营地，受压迫而离开的人无处可去，只好来到这个紧挨公路、靠近城市的地方，以无易无。人们不但逃离了无地的境遇，也逃离了暴政，逃离了数千村庄中帕特尔与萨潘奇那样的人的统治。

2

在印度中央和西北部一些地方，受到压迫和侮辱的人可以逃到峡谷与深沟之中，成为土匪、不法之徒、草寇，由此形成较大的犯罪社群。他们被追捕，有时地区警方公报会在印度报纸上发表（“剿匪行动大获成功”，《突袭》，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号）。这是种传统；土匪首领或“土匪女王”几乎是民间的传奇人物。不过几年前出了件大事。几年前，在东北部的孟加拉邦[6]和南部的安得拉邦，发生了企图革命的悲剧。

这就是纳萨尔派运动。运动得名于它一九六八年的始发地，位于孟加拉邦偏远北方的纳萨尔巴里地区。这不是一次自发的起义，不是当地人领导的，而是外来的共产主义者所组织的。土地被没收，地主被处决。弱不禁风、半民粹主义的邦政府行动迟缓，警方甚至可能对此意见不一，于是纳萨尔主义星火燎原，尤其是在南部安得拉邦的大片区域。这时政府行动了。动乱的地区被保卫并被严加管治，运动瓦解了。

但运动持续的时间足以激起大学里年轻人的同情。许多人放弃学业成为纳萨尔主义者，这令他们的父母相当失望。许多人被杀，许多仍在监狱中。尽管现在运动已经夭折，但它仍存在于城市民众的记忆之中。他们并不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不过一旦谈到，便会将其看作中产阶级（而不是农民）的悲剧。有人把它抬得更高，说印度在纳萨尔运动中失落了整整一代最优秀的人，受到最良好教育且最具理想主义精神的年轻人。

在纳萨尔巴里，过去已消失无痕，能回忆起来的不多。生活像从前一样继续，在这片绿油油的、看起来富庶的农村，许多地方尽管离喜马拉雅山不远，却会令人想到西印度群岛苍翠的热带景象。城镇是平常的印度农村小镇，摇摇欲坠、尘土飞扬，有小商店和小摊子，极为拥挤的公共汽车，人力三轮车以及马车。在经过精耕细作、灌溉良好的农田，感受过空间的广袤以及山麓凉意的切近之后来到这拥堵的街道上，便能感到这里人口的过剩。而这里的土地不同于印度其他地方，并不“旧”。这里本来是一片森林，直到上个世纪，英国人在此建立了茶场或“茶园”，带来了契约劳工。劳工们大部分来自偏远的原始社群，是雅利安人之前的原住民。

茶园现在归印度人所有，但没有任何变化。印度人的种姓态度非常适合农场生活，非常适合排外主义倾向的农场主俱乐部；而印度茶农，原住民中的俱乐部成员，已经接受了他们英国前辈的着装风格：衬衫，短裤和袜子，这几乎是一种种姓标志而不再是刻意模仿了。种茶工依然目不识丁、酗酒、潦倒，是一群缺乏组织的部落居民，没有传统，到今天甚至（就像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地方）连语言也没有了，他们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不是住在兴起的村庄里，而是住在农场路边的简陋窝棚里（这点也和西印度群岛的老种植园一样）。

不是所有人都有工作。许多人只是偶然受雇，但这种当临时劳工的可能性已经足以让人们围聚在茶园里了。天亮时分，受雇者背着像在身上长出软壳的背篓，穿行于整齐的茶丛中，走在高高的雨林树（西印度群岛的树，这里进口来给茶树遮阴）的影子下，像某种受保护的动物，辛勤而又胆小，一阵急雨或工厂的哨声就能让他们匆忙逃窜，但总会回来张望。他们在一望无际的茶丛中采摘着，每次揪下一芽两叶，只有它们才能被发酵烘干并制成茶叶。茶叶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是一项固定收入，可能有人会由此认为茶工是最有保障的农村劳工。而实际上，他们可算是最穷困潦倒、最麻木无知的人，尽管业主说他们现在对受到虐待怀恨在心。

不过革命在纳萨尔巴里发生，并不是因为茶工们境遇悲惨。茶工实际上是被甩在一边的。纳萨尔巴里区被读了革命手册的人选中是因为它的地势：位于偏远地带，留存下来的森林地带又可以提供掩护。运动从这里开始，但很快转移了，并没有触及纳萨尔巴里真正的痛处，现在更是了无痕迹。

运动现已平息。但官方或个人的报复却仍在继续。印度报纸上仍时常会登出捕杀“纳萨尔主义者”的新闻。不过社会调查是不属于印度传统的，新闻在印度总被看作优雅的记录员，即使在“紧急状态”及新闻审查之前，印度报纸也很少去调查它当作新闻刊发的讲话、公告或纯粹的官方新闻。而且在如今的印度报纸中，“纳萨尔”这个词可以指代任何事情。

共产党人，或者与运动有关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事件，他们有自己的词汇。他们偶尔会发布“农民领袖”被“处决”的报道。纳萨尔运动策略荒谬，是一次毛式革命的尝试。但这算是一次“农民”运动吗？革命是否成功地将复杂的理论传授给了那些几百年来习惯于尊崇主人、接受“业”之观念的人？或者是否鼓吹了更简单的东西？人有必要奋起行动。那么革命是否——就像一位共产党人记者告诉我的，印度革命应该——仅仅灌输仇敌观念？

马拉地语剧作家维贾·腾杜尔卡有种理论，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他对纳萨尔运动的土改动机持同情态度，并以同样的态度探究此事。腾杜尔卡的理论是，在孟加拉邦发轫的纳萨尔主义已经混同于迦梨崇拜——迦梨，“黑色者”，本是原住民的漆黑女神，在印度教中得以保留，象征着女性的毁灭力量，她挂着人头骨项链，舌尖永远滴着鲜血，不停地接受祭祀却从不满足。据腾杜尔卡说，许多发生在孟加拉邦的杀戮行为都有仪式性的特点。毛氏主义只不过被用来解释这种祭祀。特定的人（不一定是有钱有权之人）会被视为“阶级敌人”。新加入者则以目击杀死阶级敌人、手蘸其鲜血的方式与迦梨、与纳萨尔主义结合在一起。

在早期，运动还只局限于偏远地区，显得很具革命性和戏剧性，加尔各答的报纸披露了令人震惊的杀戮细节，腾杜尔卡就是从这些重复的记述中察觉出宗教谋杀的固定形式的。不过随着运动逼近城市，报纸感到害怕，收回了对此的兴趣。这是一项任意谋杀的行径，现在参与者大多是少年，运动来到加尔各答，成为这个残酷城市的暴力的一部分，然后便消退了。善的动因在孟加拉邦总还是有的，但它在很久之前就在迦梨崇拜中丧失了。参与者渐渐绝望，生活之善被破坏了，旧印度又一次将人逼入野蛮主义中。

但这个运动所宣称的目标却激励着印度最优秀的青年。他们离开了大学，远走他乡，去进行为无地者和被压迫者争取公平的斗争。他们去参加的是一场完全不了解的战役。他们对解决方式的了解多于他们对问题的了解，也多于他们对国家的了解。印度人对印度仍然所知无多。人民不掌握信息。历史与社会调查以及与这种训练相伴的分析习惯，与印度传统相隔太远。纳萨尔主义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悲剧，是理想主义、无知和仿效的悲剧：中产阶级的印度在经过甘地主义的大骚动之后，已经无力创造出自己的理念和机制，时时需要从现代世界里引介艺术、科学和其他文明的理念，也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次借用的是致命的东西——外来的革命观念。

警钟已经敲响，数百万人在行动。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对土地急迫的新主张，任何无视这些主张的理念在印度都是毫无价值的。贫穷不再是感伤和神圣布施的动因，土地改革也不再寄托于宗教意识。像甘地一样，他毕生都独立于他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之外，所以迄今为止，那些曾在独立的印度被当成政治和领导的，现在已经为不可掌控的百万民众所抛弃。

[1]印度和尼泊尔的一种文字，用来书写印地语、梵语、尼泊尔语、孟加拉语等语言。

[2]安贝卡博士（Dr. Ambedkar，1891-1956），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的贱民家庭，曾去美、英、德留学，回国后从政，因受高级种姓者的歧视，转行成律师和教师。不久成为印度杰出的政治家和贱民领袖，创办代表贱民的刊物，并在立法会议中为贱民争得特别代表权。1947年任印度政府司法部长。1956年他宣布改信佛教，大批“不可接触者”响应号召放弃印度教信仰而皈依佛教。

[3]印度西南部港口城市。

[4]又称五人长老会，印度种姓自治政府中最重要的裁决和批准机构。按照字义，潘查耶特（来自梵文panca，即“五”）由五人组成，但常常多于五人。

[5]即黑天，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的主要化身。

[6]全称应为西孟加拉邦。

第三部　只有执迷，缺乏思想

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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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八年十九岁时，已经结婚六年的甘地去英格兰学习法律。这是勇敢的举动。不是因为学的是英国法律——对于一个一八八八年的印度教徒来说，法律再陌生，与他的复杂习俗和巫术实践再没有联系，毕竟仍可以靠勤奋掌握，就像学习另一套印度教祷文一样——勇敢不在于法律，而在于远行本身。印度教的印度已经衰败了几个世纪，它仍然在陈旧和封闭中自我满足。甘地属于古吉拉特商人种姓，他们一度是伟大的旅行家，但现在种姓规定禁止他们出国。外国正玷污着神圣的印度教徒，而这一种姓中还从未有人去过英格兰。

为了让母亲放心，甘地发誓在海外绝不沾酒、肉和女人。不过这样的起誓并没有令所有人满意。种姓中一部分人正式宣布把这个年轻人逐出种姓。甘地虽然温和，但生性倔强。出于一个从未明言的原因（他实际未曾受过教育，更没读过一张报纸），他非常急切地想去英格兰。他开始害怕同种姓的人们会阻止他离开，于是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搭上了一艘从孟买开往南安普敦的轮船。

将近四十年后，已成为圣雄的甘地在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中，是这样回忆那次伟大的冒险的（由其秘书马诃德夫·德赛翻译）：

我没有一点晕船的感觉……我根本不懂怎么使用刀叉……所以我从没在桌子上吃过饭，总是在船舱里吃，吃的基本都是我带来的甜点和水果……我们进入了比斯开湾，但我还没觉得需要肉和酒……不管怎样，我们到达了南安普敦，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在船上我穿的是一件黑色西装，而朋友送的那件白色法兰绒西装我一直小心保管着，留到上岸后穿。我觉得登岸的时候，白色的衣服可能更适合我，于是便穿了白色法兰绒登岸。那是九月的最后几天，我发现自己是唯一穿这种衣服的人。

这就是那次航行：一次内在的充满焦虑感和饮食问题的历险，对没有直接影响作者肉体或精神安逸感的所见所闻未著一字。精神内聚是强烈的，自我专注很完整。南安普敦就迷失在白色法兰绒衣服引起的尴尬（及恼怒）中。港口的名称被提到了一次，如此而已，仿佛名称就已经描述了一切。提到时是九月末，也仅仅因为那不是穿白色法兰绒的时候，并不是在提示天气。尽管甘地在英国待了三年，他的自传里却丝毫未提及气候或季节，与古吉拉特和孟买的炎热雨季如此不同的气候和季节，他下一次明确提到的时候，是他离开那天。

没有关于伦敦建筑的描述，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人群，没有公共交通。一八九〇年的伦敦是世界之都，对一个来自印度小镇的年轻人来说，伦敦一定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个城市却只能在甘地不断的内心纷扰中被猜测勾画：他的尴尬，他在宗教上的自我寻找，他试图穿着得体、学习英国礼仪，以及最重要的，他对食物感到难以接受，只有偶尔满意。

埃德温·阿诺德爵士[1]因以诗体翻译《薄伽梵歌》而闻名，他倒是被提到了，但也仅仅是提及而不是被描述，尽管甘地一定曾为他着迷，何况这位诗人还花费许多时间，担任甘地在贝斯瓦特发起并在短期内负责的素食协会的副主席。书中有一段愉快的记述，是和一位来访的印度作家一起对曼宁大主教的短暂拜会。不过总的说来，英国人物是远离甘地笔下的伦敦的。他没有提过戏剧（有一次他参观了一所未提及名字的剧院，但讲述的却是一桩关于未进的晚餐的逸事）。除了曼宁大主教和伦敦码头罢工外，没有一句话提到政治和政治家。唯一一种从空隙中冒出、给人留下些许印象的人则都是怪人、神智学者和改宗的素食主义者。尽管他们似乎极为显赫（《素食者》的主编奥德菲尔德博士，“享有素食声誉的阿林森医生”，《饮食伦理学》的作者霍华德先生或称霍华德·威廉姆斯先生，清教徒及“泰晤士钢铁工厂老板”希尔斯先生），他们也很少被视为人或被赋予内涵。有的只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地位（甘地一向对头衔非常注意），以及他们的信念。

之后，甘地突然间成了一名律师，在英国的冒险也结束了。像他当年急切地想到来伦敦一样，现在他急切地想要离开。“我通过了考试，于一八九一年六月十日被召至律师协会，并于十一日在高等法院登记。十二日我便启程回国了。”

然而奇怪的是，两年以后，又是一种对旅行的渴望促使甘地去了南非。他继续从事律师职业，本打算待上一年，结果待了二十年。英国曾是令他不安的，因为那不是印度。但在英国，甘地不再是一种依靠本能的生物，出于这种不安，根据自我寻找的结果，他决定当一个素食者和虔信的印度教徒。南非给他的是赤裸裸的种族敌意，而甘地则固执如常，无限加强了他作为印度教徒和印度人的身份。他是在南非成为“圣雄”（即“伟大的灵魂”）的，他作为印度社群的领袖，由宗教转向政治行动，再由政治行动返回宗教。历险从来都是内在的：从自传中体现出的就是这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甘地在讲述他在南非的二十年经历时会有一项最明显的疏漏——非洲人。

非洲人只在一次“叛乱”中转瞬即逝地出现过，当时，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甘地领导一支印度救护队照料受伤的非洲人。他说他同情非洲人，对鞭打和无谓的射杀感到伤心，他说他不得不和那些该追究责任的士兵住在一起，这是一项考验。但这次体验并没有令他得出关于非洲人的政治结论。他转向内省，三十七岁时，他终于做出思考了六年的决定：许下印度教终身禁欲的誓言。其逻辑是这样的：要像他当时为非洲人服务那样为人类服务，就必须让自己拒绝“家庭生活的快乐”，保持自我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自由。于是非洲人消失在甘地的心灵探索中，他们只是一个誓言的起因，然后便消失了。

距此千里之外，在俄罗斯的亚斯纳雅·波里亚纳，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谈及他曾效法并与之有书信往来的甘地：“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甘地把他的南非公社称为托尔斯泰农场，但托尔斯泰比甘地在南非的英国人和犹太人同伴、那些找寻真理的追随者看得更清楚。他的体验、发现和誓言只满足于他自己作为印度教徒的需要，满足于仇敌环伺中界定并强化自我的需要；它们并非普遍适用。

甘地的自我专注是构成他力量的一个部分。没有它，甘地可能一事无成，甚至连自身都会遭到毁灭。但自我专注总伴随着一种盲目。他在自传中提到的南非人自然要比英国人多，他们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人性，事件也更多。但叙述方式是一样的。人们仍然只是他们的名字和头衔，他们的行动和信念，他们灵魂的品质——他们从没被当作个体描述过。书里没有任何客观看待世界的尝试。当事件聚积，读者就会因为缺少外在的世界而开始感到厌烦，当读者不再能理解或跟上甘地的信念，他就开始感到窒息。

从没有对风景的描述。也许我是错的，不过在漫长的“体验真理”中，我相信只有三处废话中提到了风景。一八九三年，在去南非的路上，甘地注意到了桑给巴尔的植物，三年后他短暂返印，在加尔各答上岸，“欣赏胡格利河的美”。他仅有的一次重要的对风景的体验是在四十五岁那年返印安居时去喜马拉雅山的印度教朝圣之地哈德瓦。“我被哈里什克什与拉克什曼朱拉的景色深深吸引，俯下头向我们的祖先致敬，折服于他们对大自然之美的感觉，折服于他们有远见，能够在大自然显现的美景中注入宗教意义。”外在世界只有在影响了内在世界时才算一回事。这是印度的体验方式，在甘地自传中是真实的，在其他印度人的自传中也是真实的，尽管其他人自我关注的内容更为贫乏。“我看到人们活着”——那位印度姑娘用这句话描述从欧洲归来后于孟买见到的人群，她是在尽力而为。她生活在印度的传统中，像一八八八年在南安普敦的甘地一样，她无法描述尚未被接受的事物。正如她所说，在印度，她只和她的家人“联络”。这个时髦的词汇使她能用一种现代口吻来自夸，但这个词汇也可转而被理解为一种对洞察和反应的传统性制约。能够被她转化成自夸的这种缺陷，正是那些圣人现在宣扬的“印度教智慧”的一个方面，他们鼓吹“冥思”，把世界解释成幻觉。

冥思和静修可以是一种治疗方式。不过也许真正的印度教极乐（迷失自我）对印度教徒来说更容易接受。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德尔·卡卡尔博士自己就是印度教徒，在欧洲和印度两地都有实践经验。根据他的说法，印度人的自我“发育不全”，“魔幻世界与泛灵论式思维方式靠近表层”，印度人把握事实的方式“相当浅薄”。卡卡尔正在写书，在一封信里，他说：“总的说来，印度人和外在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同西方人不同。在印度，这种关系接近儿童的某个特定阶段，那时外在世界尚未以分化、独立的形态存在，而是与人本身及其受影响状态紧密相关。它们本无所谓对错，是好是坏，是威胁还是报偿，是有益还是残忍，全都取决于其人当下的情感。”

卡卡尔认为，这种发育不全的自我来自印度人生命中烦琐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这种自我适应印度人的生命。“母亲作为孩子的外在自我而起作用的阶段通常比西方人长许多，此后，许多与现实相关的自我机能也从母亲身上转移到家庭及其他社会组织中去了。”种姓和宗族不仅是一种团体，它们彻底地界定了个人。个人从来都不是自主的，他永远是其群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有着一整套规矩、仪式、关于禁忌的复杂制度。每个行为细节都受到规范——碗要在早餐前清洗，绝不能放在早餐后，要用左手而不是右手进行亲密的性接触等等。关系是有法可循的。宗教和宗教修习（“魔幻世界与泛灵论式思维方式”）将一切事物锁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对个人观察和判断能力的要求下降了，于是可能产生接近纯粹直觉的生命。

由此导致的对现实的儿童式认知，并不一定是幼稚的——甘地就是个反例。不过它的确说明，印度人沉湎于自己经验的程度在西方人中很少见。印度人更不容易进行反思和分析。印度人和西方人认知方式的差别在性行为上体现得最明显。西方男人可以描述性行为，即使在高潮时也能观察自身。卡卡尔说他的印度病人无论男女都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不能描述性行为，只能说“它发生了”。

当世界稳固、个人安然，印度人就只是在活着了，而且他也置身于其他活着的人中。但是一旦失去家庭、宗族、种姓的支持，人就陷入了混乱与黑暗。一八八八年，不到十九岁的甘地从孟买前往南安普敦，那是一片丝毫找不到方向的海面。我和卡卡尔在德里见面时谈的就是甘地和甘地对英国的记述。甘地可能根本没法描述他到达南安普敦时的见闻，卡卡尔说：甘地一定过于强烈地专注于自己内心的混乱，过于努力地捍卫“我是谁”的观念。（卡卡尔是对的，在后面的自传里，甘地说起他在英国的第一个周末，那是在伦敦的维多利亚饭店度过的：“住饭店可不是一次有益的经验，因为我魂不守舍。”）

卡卡尔说：“我们印度人，在变化流动的外界事态与事物里，会利用外面的现实来保持自我的延续。”所以，人并不主动探索世界，他们甚至为世界所界定。就是这种消极的认知伴随着“冥思”、对无限的追求以及迷失自我的极乐，它还伴随着“业”和印度人生命里复杂的组织结构。一切都锁定在一起；人不能在他人外孤立存在。如卡卡尔所说，印度的体制不适合讲究个人主义和果断的西方式“成熟个性”存在。这无疑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修习学院里，印度人在神性交流的气氛中显得十分活跃，而西方同道（如同在印度其他地方的那些嬉皮士）看上去则乖戾而不自在。

一个活跃而繁忙、充满了激情和斗争的国家，是不太容易理解这种消极的认知方式的。但是，它是理解印度在知识方面少有作为的根本要素，才识的平庸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是这个拥有世界第二大人口的国家最令人吃惊和沮丧的事实，这个国家现在对世界贡献很少，只有其甘地式的神圣贫穷概念以及循环上演的圣人们的狡猾喜剧，这个国家为其文明的源远流长感到自负（也仅仅是自负，没有知识和学识），现在却以实用的姿态依靠着别的文明，而且对那些文明也是一知半解。

最近一部出色的小说既让我们接近了印度的自我观念，又不过于令人困惑。小说叫《祭礼[2]》，作者是四十四岁的大学教师U．R．阿南塔默提。小说的主题是一位婆罗门对身份认同的丧失，它证实了苏德尔·卡卡尔所说的大部分观点。小说以印度南部的卡纳达语[3]写成，书中的印度并没有被过度诠释，也没有被修饰或简化。小说如今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被改编成一部电影并获了奖；英译版（由诗人拉马努扬翻译）在一九七六年的头三个月在印度最好的报纸《印度画报周刊》上连载。

小说中心人物是一位所谓的“阿查雅”，即一支婆罗门社团的精神领袖。这位阿查雅在幼年时就认定自己是“善人”，这就是他的本性，他的“业”，他依前世安排而所成之物。在这位阿查雅的理论中，没人能成为善人，他要么本来就是，要么就不是，而“愚人”“黑暗之人”是不能抱怨的，因为根据其本性，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望得到救赎。遵循本性中的“善”，十六岁那年，阿查雅娶了一位十二岁的瘸腿女孩。这是他的牺牲行为，那个瘸腿女孩则是他的“祭牲之坛”。直到二十年后，这种牺牲行为仍然令他感到快乐、骄傲和慈悲。通过每天（甚至是在她污浊的月经期）伺候那位又瘸又丑的女人，他越来越接近于救赎，他想：“我成熟了，准备好了。”这位阿查雅，他的牺牲，他的善，以及长年研究棕榈叶经典所带给他的宗教智慧，如今令他声名远播。他是“吠檀多的王冠宝石”，吠檀多则是最高级的智慧。

然而在婆罗门社团中有一个堕落的人。他喝酒，从寺庙的水潭中捕捉圣鱼，和穆斯林厮混，还养了一个身为“不可接触者”的情妇。他不能被逐出社团。一个原因是出于慈悲，慈悲是阿查雅善的一个方面。不过另有原因。堕落的婆罗门威胁说，如果被驱逐，他就去做穆斯林，这种改宗行为会回头传染乃至破坏整个社团。这个邪恶的婆罗门现已死于瘟疫，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危机。社团是否应该举行一次最后祭仪？只有婆罗门才能为另一个婆罗门举行祭礼。但这个死去的人的婆罗门身份能被认可吗？他生前曾诅咒过婆罗门品质，那婆罗门品质是否离开他了呢？社团能否举行祭礼而不污染自身？能否由另一个较低等级的婆罗门阶层来举行祭礼？（他们希望这样的要求是对那些人的抬举，他们之间的婆罗门界限有时可以交叉，他们感觉如此。）但这样做是否会令社团名誉受损？因为他们竟然让一个低等级的团体来为自己的成员举行祭礼。

这些是那个阿查雅，那个王冠宝石和善人需要解决的事情。事出紧急，天气暑热，尸体正在腐坏，秃鹰们就在周围盘旋，瘟疫也有扩散的危险。对日常食物十分讲究的婆罗门们感到饿了，尸体没有火葬之前他们无法进食。

但是阿查雅无法迅速想出解决的办法。他不能仅仅按照他的内心和他的善行事。死者的身份问题——是否是婆罗门，是社团成员还是贱民——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事关玷污，因此也事关律法和圣书。这位阿查雅不得不依靠典籍。他和其他人一样，不知道棕榈叶经典对此是如何规定的。但查阅经典要花时间。瘟疫蔓延，一些不可接触的贱民死了，不经仪式便在自己的窝棚里火化，婆罗门因为饥饿和焦虑而快要发狂。经典没有给阿查雅任何解答。

阿查雅知道，自己智慧的美誉现在濒于险境，在危机之中，他意识到了这种仅存的个人虚荣。但必须要有所决断，而且必须正确。阿查雅只好转而求助于巫术。早晨，他走进猴神的庙中，仪式性地清洗了真人大小的偶像。他在神像的左右肩上各放了一朵花。他确定了神灵回答的方式：如果右肩上的花先掉下来，社团就为死者举行祭礼。可是神灵没有给出回答。在炎热的天气里，阿查雅祈祷和烦恼了一整天（他瘸腿的妻子已经染上瘟疫），可没有任何一朵花落下。于是，生平第一次，这位善人阿查雅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也许要祈求神灵回答，他还不够资格。

晚上，他精疲力竭、备受煎熬地离开神庙，前去照顾妻子。在树林中，他遇到了死者的不可接触者情妇。她表达了对他的关心，她一直崇敬阿查雅的慈悲，这令她产生了一个想法，自己应为阿查雅生一个孩子。她的乳房碰到了他，而他被那个瞬间所笼罩。半夜醒来，他以为自己重新成为了母亲怀中的孩子。不能说他这是堕落或犯罪。这些词显得太主动。就像现实生活中苏德尔·卡卡尔的病人，性爱的瞬间就这么发生了。“这是个神圣的瞬间——此前什么也没有，此后什么也没有。这个瞬间生成从未有过的存在，随即又离开了存在。此前无形，此后无迹。在其中，具象，瞬间。这意味着我绝不承担和她做爱的责任，不为那个瞬间负责。但那个瞬间却改变了我。为什么？”

这样的推论很奇怪，但这是阿查雅眼下的危机：不是罪孽，而是突然间对自己的本性产生神经质的不确定感。早先的危机已经消退了：夜里，情妇在一位穆斯林的帮助下把死者火化了。阿查雅则带着他的新烦恼离开了。他究竟是一个善人，还是毕生实际上另属于一个“凶暴”的世界？人是其现在所是，是由他们的前世所塑造的。但是人如何才能知道他的真实本性，他的“形”？

“我们通过自己的抉择塑造自身，把形与界线加在我们称之为人的东西上。”可是究竟什么才是他界定自身的抉择呢？是长期的牺牲和善，还是无法理解的性爱瞬间？他不知道；他只觉得自己“失去了形”，本人就像“一个着了魔的早熟胎儿”。他再次被缚在了“业”之轮上，他不得不重新开始，重新决定自己的本性。在此期间，他就像个幽灵，断绝了与社团其他人之间的联系。他失去了神，失去了善的途径。“就像一只小猴在母猴于树枝间跳跃时没有抓住母亲的身体。他感到他没有抓住，并从他始终秉持的祭礼和行为上坠落下来。”因为人不是由自己塑造的，所以信仰、信念、理念或自身完善都不是问题所在。只有认识自我的愿望，才能让人回归印度教直觉生活的极乐：“活着，仅仅是活着。”

他如今已失形，他的妻子死于瘟疫，这一死，刻意牺牲的行为就突然中止了。阿查雅决定流浪，放任双腿随意漫游。这的确是一项试探自己对世界的反应的考验。可以说，他在用一种被动的方式尝试给自己界定新的“形”。其他人如何看他？农民还认为他是婆罗门吗？其他婆罗门会认为他是婆罗门，还是个骗子？在乡村集市上，他是否会被女艺人、汽水摊和咖啡摊的污浊、斗鸡这样的低种姓娱乐诱惑？这是个“庸俗快乐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充满欲求、复仇和贪婪的魔鬼世界”，在纤尘不染的婆罗门世界和这样的世界之间不存在折中之道。他周围都是“有目的的目光。目光流连于物……沉溺。欲望与满足的统一体，同源同生”。人被世界所界定，他们被自身所能暴露出来的污浊界定。

阿查雅被吓坏了，他觉得自己正在“从幽灵变为恶魔”。但他仍然神经质似的继续考验自己。他的种姓之罪增加了，他明白了，通过将自己暴露于污浊，他本人也成了污浊之物。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社团去承认一切。他要告诉他们他和死者的贱民情妇之间的性历险，他去过公共集市，他要告诉他们，尽管处于污浊状态（部分是因为他妻子之死），他仍然同婆罗门们同食于一座庙堂，还邀请过一个低等种姓人和他一起吃。他将不带悔恨与悲伤地说出真相。他只是告诉他们，经过一系列意外（也许并不是意外）后，他刚刚发现的内在自我的真理。

《祭礼》不是一篇容易理解的小说，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我的解读。译本并不总是清晰的，而很多印度教范畴的内容也不容易转译成英语。尽管如此，其叙述还是令人入迷，可以想见以卡纳达语写成的原著会有多么精彩绝伦。反婆罗门情绪（由此而扩展至反雅利安、反北方的情绪）在南方盛行，《印度画报周刊》上这篇连载作品的一些读者将它看作对婆罗门的抨击。这是一种政治性简化，不过它也显示出印度人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以接受这篇对外人来说难以理解的小说：种姓、污浊、自身的“业”的概念和失去种姓认同的烦恼。

作者U. R. 阿南塔默提是个严肃的作家。他在迈索尔[4]大学为研究生教授英语，该大学的英语系十分活跃，他还曾在美国授课。他的学术世界似乎与小说中描述的那个社会相距遥远，很难猜测出他对那个社会的态度。阿南塔默提有意或无意地背叛了一个野蛮的文明，在那里，书籍和法律都被巫术所遮蔽，社会组织过于精微，知识、创造力与道德责任感都不能把这种社会组织激活（除非是正在迈向救赎的自我）。这里的人都是无助、贫弱、容易失衡的，他们所承袭的文明早已酸腐，他们依靠本能活着，因为种种戒律而成了残废（“我不想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依靠神，依靠古代律法。我们不就是为这才个创造典籍的吗？”），他们建立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社会。

小说里提到了公共汽车、报纸和国大党，显示故事发生在当代。但年代似乎很遥远，甘地肯定不会走这条路。那位阿查雅对自己真实本性的恼怒之情，尽管是以宗教术语表现出来的，但仍与污浊、种姓、权力这些粗鄙的观念密不可分。阿查雅曾经一度论证，婆罗门必须只能是婆罗门，否则“正义”将行之不远。“低级种姓不会失控吗？在这个颓废的时代，普通人出于畏惧而跟随正确的道路前行，如果畏惧荡然无存，我们到哪里去找寻维护世界的力量？”这种所谓正义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一位“不可接触”的女人乞讨一个土豆，婆罗门妇女应该把土豆扔到街上，像扔给一条狗。这样污染就得以避免，正义与畏惧得以保存。

“我们印度人利用外在的现实来保持自我的延续。”苏德尔·卡卡尔对甘地一八八八年在英格兰的恍惚所作的分析，与阿南塔默提对阿查雅漫游于世界之中的精彩描写真是如出一辙。甘地在一片陌生的环境中保持着他的纯洁和自我观念。阿查雅则在聚集着不洁，他向社团叙述的不是他所见到的，也不是他决定投身的那个世界，而是他已经承受的污浊。两个人在洞察与反应方面受到同样的制约，也同样专注于自我。

不过其中有个重要的差别。阿查雅是被他已死亡的文明所囚禁的，他只能在其中界定自己。他不能像在英国的甘地那样努力找到自己的信仰，在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决定安身立命之所。甘地在外国社会中变得成熟，他以防御的姿态退回自我之中，潜入艰难获得的信念和誓言里，随着岁月而变得越来越固执，常常（从他的自传中可得知）在表面上追求愚行，他持续不断地被外在事件、被其他文明强迫进行再救赎和再界定：对英格兰的恐惧和陌生，通过法律考试的需求，南非的种族压迫，印度的英国权威主义（这点他通过在南非的民主斗争方式认清了）。

当甘地四十多岁重返印度求善时，他已经被塑造完成，即使到最后被政治孤立、简直要成为圣人时，他依然保持着那种由外国创造的圣雄行为方式。在独立的骚乱中（杀戮，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大规模移民，克什米尔战争），他七十八岁，仍然恪守着四十年前南非祖鲁人反叛时立下的节制性欲的誓言。不过他为发生在孟加拉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仇杀而义愤填膺，起身前往诺阿卡里区。这是最后一次悲伤的朝圣之旅，激愤的人们在他要走的路上撒了碎玻璃。十七年前，在印度另一端举行的食盐长征中，穷人们时常在他要经过的路上铺上清凉的绿叶。而今在孟加拉，他除了亲自出现之外再也不能做什么了，他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一遍遍听到自己说“我该怎么办？”在这样恶劣的时候，他所想的还是如何行动，他的确了不起。

那个阿查雅就永远也不明白这种挫折的烦恼。他拥抱“魔鬼世界”，刻意纵容他新发现的本性，正如他刻意纵容旧时本性，他将继续自我关注；他的自我专注和他还是善人时的自我专注一样空洞无物。他不会像甘地一样意识到世界的不完美，意识到某种方式可能会让这个世界臻于正确。时代在颓败，阿查雅如此认为（或者说，当他是善人时这样认为）。不过这只是因为低种姓的人们失去畏惧、失去控制，唯一的解答是更伟大的正义，更多地退回自我，更远地逃避世界，为更本能的生命而奋争，那里对现实的接受更为薄弱，思想“只是一种知觉，一种困惑”。

这种消灭认知能力的理想，对外人和过客而言是平静淡然的。不过印度已致力于必要的变革，变革中的社会需要其他的东西。根据苏德尔·卡卡尔的看法，在变革的时代，发育不全的自我可以成为一种“危险的奢侈品”。城市壮大；人们离开祖先的居住地外出游历；宗族和家庭的联系松动了。对更敏锐的认知能力的需要增加了；而认知力不得不变成“一项个人而非社会的功能”。

它威胁着一切，它以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方式令人失去平衡。种姓、宗族、安全、信仰和肤浅的认知力混在一起，如果不毁坏其余的，其中之一也不能得到改变或发展。一个人如果从婴儿时期起就惯于群体安全，惯于一种生活被细致规范化的安全，他怎么能成为一个个体，一个有着自我的人？他会被未知世界的无限广阔所淹没，他会迷失。他会像阿南塔默提小说中的那个阿查雅一样，被他的无形所煎熬。“一根风中的丝，一片形随风成的云彩。我已成为一物，通过意志的行为，我将再次成为人。”

对阿查雅来说，有规定好的方式重新成为人，他只需作出选择。但当路径不存，甚至不知目标何在的时候，人如何成为人？人怎么能学着去自作主张呢？人只能通过世事蹒跚前行，一边把持着自我的观念。当种姓和家庭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严肃性不容质疑，当巫术支撑着法律，史诗和神话满足着想象，占星家知道未来，这时人便无法轻易着手于观察和分析。可能有人会问，没有了信仰和巫术的滤镜，印度人如何能面对现实？在印度各个阶层，关于国家问题的理性对话，会如此频繁地变成讨论巫术成功的预言和占星家、吉祥时刻的智慧、心灵感应式的交流，还有为回应内心声音而来的行为！总是有关于另一个规则下的世界的知识，在知识与痛苦认知的开端之间进行着破坏或平衡。

人若不能观察，就没有观念，只有执迷。人若生活在本能的生活里，那就像是一种不断模糊着过去的集体失忆症。受教育的印度人中现在很少有谁记得或承认他们在一九六二年的平静祥和，那时还没发生与中国的战争，尼赫鲁时代尚未结束，独立仍然被当作纯粹的个人尊严而带给人喜悦，许多人在这种新取得的尊严中设想印度已经或者正在获得成功。很少有人能解释从那之后这个国家的日益狂躁、一九六五年与巴基斯坦的战争导致的金融衰退、一九六七年的干旱和饥荒和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危机的漫长痛苦。

印度是贫穷的：这个事实直到最近才随着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的堵塞、产业工人的政治主张而开始被印度人注意。尽管如此，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贫穷既是刚被发觉的，也是刚刚产生的。很奇怪，这点是最常见的反对甘地夫人的指控之一：她没能消除贫困，履行她在一九七一年所做的承诺。可就在另一个日子，这种贫困还被所有人当作印度生活的现实，是神圣的、虔诚的甘地式自豪的动因。

一位曾权威显赫、差点当上总理的印度著名政治家在“紧急状态”前夕对一个外国记者说：“现在这里没有米，没有麦子……五年前，一家人每个月常能买上至少二十磅谷类食品……我们还建工厂……我们甚至安排机械出口……而现在我们又得什么都靠进口了。”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吗？没有米，没有麦子，一切都是进口的？他真的相信不久以前有过富裕景象？恐怕他真是这么以为的。他是一个甘地主义者，不会有意歪曲事实。他每天都坐在纺轮前，甘地式的纺轮已不再是无产者的求生工具或劳动和团结穷人的象征，而是一种神圣的工具，一种思想的支撑（如对这位政治家）或是（对其他人来说）一种令人心潮平静的瑜伽式方法，是达到精神虚无的支撑。了解（他权威显赫时的）历史，老政治家只需扪心自问。在那里，他颇为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成就，而且既然外在世界只在影响内在世界时才有其存在感，他当然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这个国家一切都还不错。

个人的执迷并入政治运动，在最近十年间，此种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许多运动回望历史，它们重新解释历史，为其所用。其中一些，比如孟买的湿婆军（回望二百六十年前马拉地王朝的辉煌年代）和南方的达罗毗荼运动（寻求在三千年后的今天向雅利安人统治的北方复仇），具有积极的复兴效果。其他一些，如“安宁之途”，则混淆完全不同的执迷，宣扬种姓、暴力和性放纵，好像是甘地主义的对立面，它们是最粗鄙的印度教教派，像以前的一些示威运动一样，诉求于安逸，而印度教则会因为追求永恒连续、抽离自身的知识以及对知识的需要，从而陷入野蛮主义。

有一个政党呼吁印度拥有核武器，而为此提出的计划却是保护圣牛（给牛以免费草料，给老牛居所），初听之下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笑话。但它并不是笑话。这个党就是人民同盟，即“民族党”[5]。它是组织最严密的政党，由于强调印度教权力而深得印度教徒人心，在城市中也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追随者。它控制了德里市政好几年。在一九七一年的大选中，该党在德里的一位候选人就完全围绕着圣牛的问题来做文章。

所有这些可能都只是印度各种怪象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是印度在艰难变革时期的深层躁动的一个侧面，此时会有很多人像阿南塔默提小说中的那个阿查雅一样，发现自己被抛入世界，失去了形，于是以仅有的方式挣扎奋斗，想再次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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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紧急状态”的到来，一些这样的党派被禁，其领导人与其他人一起被捕入狱；外界那些担忧印度法制的人却经常发现自己正在因自己所支持的东西而感到不安。在印度，问题超出理解范围，目标则不得不模糊。消除贫困、建立正义，这些口号虽然常被挂在嘴边，却像是抽象之物。人们的执迷更为直接。

现在正流行一本反对派的小册子，内容是关于印度监狱对政治犯的酷刑的。必须说明的是，这种酷刑没有南美那种成系统的花样，它更多体现了一种随意的残暴。而印度警察的权力现在不受约束，小册子并没有夸张。它只是遗漏了一个事实——印度监狱一直存在这种酷刑。酷刑如同贫穷一样，是印度人对印度的新发现。

关于这本小册子还有一点，它罗列了许多怪事作为酷刑的范例。某人的胡子被剃光了；许多人被用鞋子抽打，而且头顶鞋子游街示众；一些人被涂黑了脸，坐着人力三轮车游行到集市；一位大学教授“在恶毒的谩骂中被推来搡去”。这些并非是通常观念中的酷刑，而属于基于种姓的玷污行为，它比毒打更能持久地造成伤害，也是导致歇斯底里的更为显著的原因。对印度雅利安人来说，黑色是可怕的颜色，胡须是重要的种姓标志，不可接触者们如果把他们蓄的胡须朝上而不是朝下弯卷，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鞋子由皮革制成，用来踩踏污浊的泥土。那本小册子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混淆了原因，民主、法制、人道主义融入种姓仇恨之中。人是如此轻易便被抛回自身，如此轻易便失去了宽阔的视野。在这片暴力与残酷的土地上，在一场威胁着印度刚刚开始的智识进步的危机中，这种发育不全的自我仍可能是一种惊人的无知。

第六章　综合与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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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里的一次晚宴上，一位在印度度假的外国年轻学者谈到孟买的人群，傻笑着说，最吸引他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当街撒尿”。他这是在补充印度妻子说的那句神秘而沉重的话：她看见人们只是活着。她是位中产阶级人士，社会关系通达。他则浅薄、轻浮而平庸，在学术的丛林中欢快地蹿上跳下，欣赏着采摘的果实。不过这对夫妇在一点上真是珠联璧合——妻子对于印度的印度式盲目根植于种姓与宗教，很像她丈夫那种外国人的轻佻蔑视。这种结合并不新鲜。在印度前一千年的历史上，它屡屡出现，理解基于对印度的误解，而印度则永远是受害者。

这对夫妇住在国外。他们时不时回来访问，印度每次都在不同的方面重建着自尊。但聚会中的其他人生活在印度，感受着数百万人造成的威胁以及随独立和建设而来的所有不确定性，对他们来说，印度再也不是想当然的了。贫穷已不再是背景。需要另外一种能够对街上的那些人产生更深刻理解的观察方式。

这正是另一个年轻女人尝试去做的，她是那对定居国外的夫妇的朋友。“孟买的妇女，”她说，指的是孟买低种姓的妇女们，“穿特定样式的莎丽，选择特定的颜色；男人则裹一种特别的头巾。”她曾在孟买居住，不过她已经出了错，妇女的确穿着传统的服装，但孟买绝大多数男子穿裤子和衬衫。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她虽然同情穷人，却仍然只接受种姓标志，像她的朋友一样盲目。

“我说的是孟买的穷人，”她坚持说，“他们很漂亮，比这间屋里的人漂亮得多。”不过现在她开始说谎了。她语带激情，但其实并不相信自己所说。孟买的穷人并不漂亮，即使穿着他们低种姓颜色的亮丽服饰。穷人在肤色、容貌、体格方面都难称健康，他们像是别的种族，一群发育不全、思维迟缓的矮人族，而且因为世代的营养不良而面容难看，需要花上好几代时间才能恢复。穷人漂亮不过是这个姑娘借来的概念。她把它转换成了一种政治态度，时刻准备捍卫。不过她的认知能力并未因此而变得敏锐。

印度的新姿态，那种暗示了新的观察方式的态度，往往会变成一纸空话。印度人试图超越关于印度贫困的旧式而伤感的抽象概念，试图与穷人和谐共处，他们不得不走到自己的文明以外，于是就会受各种外来观念的摆布。现在所面临的知识困惑大于英国统治时期的，那时候世界似乎是静止的，问题更简单，印度人足以宣扬自己的印度性。那时候穷人只是背景。而现在穷人们呼声高涨，不得不被列入考虑。

摘自《印度快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教育部长普拉巴·拉奥敦促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们简化技术革新，使其免除排外性。拉奥夫人是以首席嘉宾身份出席“科学与和谐的乡村发展”研讨会时发表这一讲话的……她就年轻人对科技失去兴趣的现实表示遗憾，因为“它不但昂贵而且只为少数人而存在”，她希望能让“大多数的民众更积极地参与”。

这番讲话并不容易理解，记者显然对自己所听到的也感到困惑，但这段话似乎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观念。有穷人也要受教育的观念（印度学生在讲话中被假设为中产阶级，他们其实对科学很感兴趣）；有发展要照顾到大多数的观念；还有未说出的关于“中层技术”的新观念，即印度技术应适应印度资源、考虑印度社会性质的观念。前两个观念无可指责，第三个则复杂一些，但不论简单还是复杂，这个观念恰好说明词语被曲解篡改（不论是被部长还是记者）成了一种政治宣言，一种关心穷人的表达。

穷人几乎是时髦的身份。这种中层技术的观念就成了时尚的一个方面。风靡印度的是牛车。牛车不可清除，在经历了三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落后后，印度的中层技术如今要改良牛车了。“知道吗，”有人在德里对我说，“在牛车上的投资总量与在铁路上的相等？”我对牛车总是心存怀疑，不过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它们很贵，比英格兰的许多二手汽车都要贵得多，只有富裕的农人才置办得起。这对我来说真是一大浪费，是让贫穷长存的一种浪费。但我庆幸自己没说出口，因为告诉我那个统计数据的人接着说：“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把牛车的性能提高百分之十……”

性能提高百分之十是什么意思？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承载量？有更大的东西需要运吗？尽管这些都是无法问的问题。中层技术已经决定改良牛车。金属轮轴、轴承、橡胶轮胎？可不是让牛车更昂贵了吗？难道不需要耗费几代人的努力以及大量的金钱才能推广这项技术改进吗？再说既然已经到这一步了，那再进一步，引进一些无害的小发动机不是更好吗？难道中层技术不该集中研究让无害的小发动机去承担通常由牛车所做的短途运输工作？

但是，不，这些都是外行的痴心妄想。顾名思义，牛车的关键始终是阉牛的问题。对科学来说，困难的是这种牲口不轻便的形体。阉牛不同于马，它无法适当上套。牛颈套轭，自古而然，而时代则要求变化。套轭的方法不但没有效率，而且会造成牛颈疼痛和皮肤癌，缩短牲口的工作寿命。德里那个热心牛车的人告诉我，一头阉牛只能活三年。但这是热心的夸张，其他人告诉我阉牛可活十到十一年。为改良牛轭，很多研究工作致力于阉牛在提拽时的拉力问题。最现代化的监控技术都派上了用场，在南方某地有一头阉牛，它干的显然不过是一些安逸的小活儿，却被装备得像个苏联太空人。

印度是一个充满了新闻炒作的地方，我去南方的时候，希望能够看看这头牲口，见见那个已成为牛车之王的科学家。但那人正在国外讲学，他在国外很受欢迎。一些特定的话题，比如贫困以及中层技术，令这里的专家们很忙碌。他们疲于应付国际研讨会、座谈会和基金会。富国出钱，他们口授指导性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富人对穷人的观念，有时是关于什么对穷人有好处的，有时不过是表达警告。他们，那些富裕国家，现在甚至忙着输出他们对工业文明的浪漫怀疑。这些怀疑伴随着每一种巨大的成功而到来。说他们浪漫是因为他们并不希望破坏成功，或是丢弃这种成功的成果。但印度以自身虚弱无力的方式诠释着这种怀疑，以此调和自身与自身的失败。

复杂的外来观念被印度的敏感性强行蒸馏之后，通常只剩下被洗净的、无害的内容，它们总是通过宗教和现今的科学回溯到过去和无效状态，回到纺轮和牛车中去。中层技术本应是向前的一次跳跃，跃过已被接受的解决方式，成为新的契合需求和资源的认知方式。而在印度它转了一圈，又很像是回到了旧式的感伤主义，感伤贫穷和旧有的方式，中层技术被困在了牛车上。对关心牛车的人而言，它是一种奇妙的知识历险，但实际乏善可陈，脱离现实和需要。

科学在南方寻求机会改良牛车，同时也在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的新式、现代、装备豪华的国家设计学院（依照同样的“中层”原则，并作为穷人时尚的一部分）为农民设计或重新设计工具。在楼下玻璃墙展室内展出的已完成成果中，有一个背携式农用喷洒器，亮丽的黄色塑料外壳看上去足够时髦。但让人猜不透的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在艾哈迈达巴德有必要重新设计这个装备（除了急于把这个枯燥的东西变成亮丽、时髦的塑料外）？这种东西在茶园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都很普通，而且可以说已足够精简了。他们添了什么东西？在黄色的塑料壳里的确加了点东西。一个沉甸甸的马达，那玩意儿足以让农民因为长时间背负而残废。在印度一些地方，农民已不得不以农具的重量来判断好坏，因为有时要扛着犁走上很长一段路去田里，他更愿意选择木犁而不是铁犁。我的导游知道这件喷洒器很重，不过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尽管如此，喷洒器还是现代产品。楼上则有个四年级学生，显然是学院明星之一，他就是为古代世界设计工具的。他展示了一件磨刀机。不过我说不出这东西和其他笨重的磨刀机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主要的兴趣是在收割工具方面。出于某些原因他不赞成用镰刀，他也反对用长柄大镰刀，因为被割下的茎秆落在地上太沉。取代长柄大镰刀和小镰刀的是看似锋利的大剪刀般的长柄工具，制作粗糙，无疑是为农民做的，所以必须粗糙而简单。放在地上时，厚金属刀锋呈小V字形，但只有一边的刀锋可以活动，农民必须把这片刀锋与固定的刀锋分开，然后（用设计者目前尚未想出的方法）收拢剪下一刀。

作为一项发明，它给我的感觉比古罗马时代的收割机（一种用牛推动的、边缘带锯齿的圆盘）还落后几个世纪。不过生长在城市里的设计者说，他在乡下待了一个星期，农民们对此很感兴趣。我说这件工具需要使用者站立操作，而印度人在干某些活的时候喜欢蹲着。他说必须对人们进行再教育。

他的另一项设计绝对需要站立。这是一双收割鞋。左鞋前端是窄窄的刀锋，右鞋的右侧是一个长一些的弯曲的刀锋。于是农民在成熟的谷田里穿行，左脚踢着切割，同时右脚画一个宽弧来切割——丰收舞蹈。我觉得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楼下展室中的设计品（黄色的农用喷洒器，有着各类公司商标的标牌，底座过分时髦、窄得立不稳的茶杯）中间会神秘地摆上一个轮椅。轮椅一定是为农民设计的，如果我的实验有效，手动的内轮会导致病人的关节被外轮擦破，而轮椅停下时，椅子本身会把病人往前推一下。我的导游不偏不倚地说，是的，椅子是会如此，病人必须记住要靠后坐好。

而椅子仍然摆在橱窗里，作为设计品来进行展示；也许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因为它看上去很现代，像是进口货，证明了印度在前进。前进到楼下，再虔诚地退回楼上，印度在所有领域里同时发展，要同时对所有观念作出回应。国家设计学院只是其中之一，它设备绝佳，入校竞争是残酷的，水准应该很高。但那是一个外来观念，一个外来的学院，所有都是外来的，如是而已。在印度，它很容易抛弃活跃的原则，仅剩下设备，最终（不可否认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之后，一个新管理者刚刚上任）成为一所非学术青年的精修学校，一个围栏，工匠们被叫来干粗重的活儿，像我在楼上看到的那些无精打采的人一样蹲在地上打造着什么人的椅子。印度永恒的分工，挫败了学院宣称的社会目标。

模仿中的模仿，一知半解观念中的一知半解观念：一位印刷系二年级的女孩并不理解她被要求进行的排印练习，把排印工作做得如同小孩在玩打字机，以设计的名义逃避任何对称、清晰和逻辑；一个三年级女生在绘画和语言上都毫无天分，她无知地阐释克利[6]，说那是“一根线条的冒险”；而那位四年级的男生则摆弄着为农民制作的工具。许多时候，印度的智识混乱似乎很彻底，似乎不可能回头澄清最初的原则。一个设计学院的必然目标之一应是让人每天都耳目一新。

只要有对技术史的基本的知识，甚至只要对印度农村有基本的了解和洞察，那个学生（以及无疑鼓励他如此做的老师）都不会干出设计此类工具的荒唐事来。设计出这类工具的学院显然对印度农村的困苦毫无概念：无地劳工或契约劳工，童工，太多廉价的双手，分割细碎的土地，任务之无效。整个项目所契合的是关于农民生活的幻想，农民这样的人，因为需要聚拢他丰收的作物而不堪重负。这是种浪漫的观念，是对历史和前工业化生活的简化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许多思考的背后都存在，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其他领域，在印度，洞见正基于毫无洞见。

牛车要通过高科技改进。车队将如在田园诗中一般缓步走向市场，而农民蜷曲在他诚实的收获之上睡上一夜，这是一个自己的节奏与自然节奏相调和的人，是一个与他的牲口为伙伴的人。但同一个农民醒来时，则会用古代的方式赶牛，在牛肛门上插木棍。这是田园诗中不受注意却必不可少的部分，印度道路上龌龊的景象之一。前工业化生活中丑陋的残酷，持续而任意的残酷很容易从牲畜扩展到人身上。

简单生活之美，穷人之美：种种观念在印度合而为一，但这些观念又是互相分离、无法妥协的，因为它们表现着两种相反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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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说，他们的才能在于文化综合。谈到这一点时，他们指的是英国统治前的穆斯林主导时代。尽管在这种观念中，智慧的被动接受程度太高，代替了思想和探寻，不过在印度绘画中可以找到这种综合能力的证明。在（大约）一千八百年之前二百多年的辉煌时代里，这门敞开的艺术接受各种影响，甚至包括欧洲的。它从一个中心转向另一个中心，不断改变和发展着，并且充满了地方的奇异色彩。其创造力的确是惊人的，当代学者们也一直在不断地发现。

十九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这一伟大传统终结。绘画只能以赞助人要求的好恶为好恶。英国人之前的印度绘画是印度教或穆斯林贵族宫廷的艺术，反映了那些宫廷的文化。如今它有了新的赞助人，他们的兴趣十分狭窄。在印度近代历史中，再也没有比看到印度绘画从流派纷呈堕落到东印度公司艺术、旅游艺术更让人感到悲哀的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被引入，印度艺术家们变得平庸，他们用尽技法，以欧洲式风格去描绘本土“风物”，或者有时压抑自己作为手艺人的本能想法，压抑他们对设计和结构的感受，去奋力获得本来对他们毫无意义的康斯特布尔[7]式的“眼光”。生气勃勃的艺术于是成了模仿的、二流的、不安的（总伴随一些区域性的例外），它知道自己无法竞争，它消退了，最终被照相机消灭。就好像在被征服的欧洲，所有欧洲艺术突然备受藐视，艺术家被要求画类型画，比如日本风格的。这能够办到，但味道丧失了。

印度已发掘出一度灭绝的古典舞蹈与编织艺术的传统。但绘画传统仍然是断裂的，绘画无法简单地回到被中断的地方，介入之物太多了。印度的过去已经不能为印度的现在提供灵感。在艺术的景观里，西方太占主导，太多样化；印度仍然在模仿和不安，这点只要瞥一眼任何一本印度杂志中的广告和插图就能看出。失去活着的传统，印度就失去了整合与适应的能力，借鉴别人也是囫囵吞枣。表面上文化延续，舞蹈、音乐和电影一片生机，实际上印度却并不完整，整体创造性已死。这是印度为英治时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丧失被这一时期的知识恢复、政治自觉（在印度历史上前所未有）以及政治重组所弥补。

印度绘画的这种真实状况同样是印度建筑的真实状况。它也是一种断裂的传统，介入之物过多。而现代性，或者人们以为是现代性的东西，如今被囫囵吞下。后果是灾难性的。年复一年，无用的现代建筑在印度不断积压。旧有的通风观念消失了，现代的空调被搬了进来，这些空调为建筑师解决了恶劣气候的问题，使他能够随意复制自己的设计。艾哈迈达巴德不只有一家国家设计学院，作为一座走在前列的城市，它还有一座小型的现代机场楼。屋顶不是平或斜的，而是波浪形的，而且屋顶很低。炎热的空气无法升高，而挂着网状装饰性织物的玻璃墙令印度午后的阳光长驱直入。还是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待在外面比较好，那里气温不过才一百度。里面则火上架火，现代性伴随着现代性，玻璃烤箱随着一台昂贵而耗电的“古尔玛格”冷气机一起哼哼，周围是一群被庇护的尊贵的人。

在拉贾斯坦邦沙漠地带的斋沙默尔，邦政府刚刚建起一座引以为豪的游客大院。小屋向中央走廊敞开，窗户没加罩篷，外面就是沙漠。但那些屋里未必闷热。每天多付上十卢比，你就可以关上百叶窗，拧亮电灯，用上制冷设备：架在窗户上的一个巨大的工厂风扇，它能让小屋子咆哮不已。然而斋沙默尔正以其古建筑、宫殿和一些威尼斯式的壮美街道而闻名。在市集区有一些传统的庭院式房屋，是适应沙漠地区的精美的石屋：外室高大，通风顺畅，房子的某些部分始终荫翳避日。

但历史就是历史。建筑在印度是一门需要学习的现代课程，所以建筑是另一门外来的手艺，是别人传统的一部分。建筑和艺术一样，没有一个活着的传统做保障，印度总处于劣势。现代性（或印度性）常常只是一种假象，内部则是错误运用技术和误解现代设计的梦魇，如今逐渐连偏远地区也是如此。屋子简直是为西伯利亚建造的，总有人工照明，耗电的空调噪音巨大，而没有那个顺着墙壁滴水、毁坏了适配地毯的空调，人就没法居住，贵上加贵，伴随着浪费的无知加重了贫穷。

一度曾有从国外获得一些简单学历和技术的印度人说，他们成了无所适从的人，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他们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是自我表演。印度就在他们身上，那种印度式的认知方式。现在随着移民大潮的兴起，很少再听到所谓的无所适从了。取而代之的是，印度人说，对印度而言他们受教育太多。实际恰恰相反，他们受教育不够，只想重复他们的课程。外来技术无根可依，是脱离了原则的技术。

一个雨夜，在返回孟买的火车上，我听到一个面无表情、体态臃肿的年轻人在抱怨。他说，自己受的教育在印度来看太高了，他说着这些陈词滥调的时候毫无讥讽与窘迫。他在美国完成了一门计算机课程，（有钱了）想建个工厂，生产他学到的这种美国设备。但印度对这种先进的玩意儿尚无准备，他在考虑也许该回美国定居。

我希望听到更多他在美国的情况。不过他对那个国家或是印度都没有更多可说的，雨天中，孟买郊区冒烟的工厂的红褐色、黑色和绿色从我们窗外飞驰而过。他说，美国和他期望的一样。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而对印度——即使他从美国回来，即使透过我们的窗户便可看到——他也只是像企业家那样评判。

他属于北方的商人种姓，他的言谈举止里流露出种姓特质。他属于旧印度，发生任何事情也动摇不了他的这个保障，他不质疑任何事。他从外部世界得到的只有计算机技术，如同在单纯的时代里，他可能会在家里学习织布和种谷物。他说对印度而言他受教育程度太高，但用在孟买认识的那位工程师给我举的例子来说，他就像贫民区里的管子工——一个背景简单的人想要干一门技术含量高的活计，而且盲目地干；水是管子工的工作，但水对他是奢侈的，他妻子为了水要在早上排长队；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在瓦管中央笔直地安上个水龙头。所以这个学计算机的家伙只掌握他的专业，不顾他自己的简单背景，不顾这里是印度，认定他的工作就是在随便什么地方安置计算机。

要找到一个贫困国家所需的科技，得具备最高的技术、最清晰的洞见。旧印度一味鼓励本能的、无智识的生命，它限制着洞见。而使外来技术不那么“排外”（借用马哈拉施特拉邦教育部长那个含混的、也许正是被她暖昧化的词）的必要尝试，则结束于牛车学校、结束于一个模仿与幻想的混合体中。不过印度已经感到确实在某些方面（或许还很多）需要做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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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老了，印度在继续。现在印度所有需要实践的规范和技术都来自国外。即使印度人具有自己文明成就的观念，也基本上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教给他们的。印度自身没有能力重新发现并评估自己的过去。它的过去与它联系太多，仍然生存在仪式、律法和巫术之中——那种蒙蔽了反应，甚至埋葬了探索观念的复杂的本能性生活。现在印度绘画有印度学者在做研究，但即使在受过教育的人那里，绘画之道仍然大致是图解之术，是认识神祇和主题的方法。一个是新近死亡的传统，一个是不变的信仰。创造性就这样丢失了，无人注意。

印度盲目地生吞了它的过去。要理解那个过去，印度不得不借用外国的学术规范，于是就同科技一样，其外国根源显露无遗。印度做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工作，但欧洲历史研究方法源于特定的文明，有着自己的人类状况与发展观念，不适用于研究印度文明，被遗漏的东西太多了。政治或王朝事件，经济生活，文化趋势——欧洲方法很少对此加以说明，它将印度等同于欧洲，结果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对于印度文明的起源和终止、短期繁荣、长期停滞、人永远被本能生活所左右、持续转向野蛮主义的倾向，它说了一堆废话。

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历史学，带着数学统计和图表的社会学，这些借来的规范仍然是借来的。它们没有给予印度任何一点自我的观念。印度不再拥有其艺术，同样不再拥有其历史。人们能具有一点历史观，也可以从外国资料上引证一些事情（这是个所有印度人都诟病不已，却又都与其同流合污的习惯）。但要了解印度，大多数人则反观内视。他们求教于自身：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种姓及宗族生活的本质，他们的家庭传统。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认为正确的印度观，并且依此行事。

印度的报纸反映出了这种视野的狭隘，反映出了探索和所谓人文关怀的缺失。审查时期之前，印度报纸的活跃景象（外国观察家如此称呼）仅限于社论版面。其他版面上则主要是公告、传单、对讲话和集会的报道。印度新闻没有发展出报道的传统，它报道印度就像是在报道外国。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的《政治家》里，一则非头条新闻是这样说的：

女人投井自杀：据警方消息，最近在距离孟加拉六十公里的辰纳普特纳，一位妇女把她的两个孩子扔进井里后投井自杀。

“最近”！可这就是全部，警方公报就是这些，没有派出记者采访报道。以下摘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的《印度时报》：

警方昨日在穆扎法纳伽表示逮捕了一名“眼科大夫”，此人在二月做了七十例眼科手术，导致二十人丧失视力，多人重伤。此人系一个毫无外科手术知识的印度传统疗法医生，他向贾尔干地方的病人许诺说可以给他们手术折扣。

就是这些，文章结束；明天也不会有更多报道。

种姓视角这种远离我的东西仍距我很遥远。印度报纸则以一种印度的方式诠释着它的作用。报纸不是努力让印度触及自身，它不知该如何做到，也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在新闻自由的年代里，报纸毫无监督作用。远离社论版的政治火海，它再无关心的事情。印度只是其背景，印度在持续。揭露比哈尔邦德罕巴德区煤矿工人被高利贷主及其打手恐吓这件丑闻的是在孟买发行量很小的左翼报纸《经济与政治周报》。“紧急状态”后不久，政府就宣布逮捕了两三百名放高利贷者。这在印度的日报上同样只是一条简单的机关消息。没有报纸报道此前发生了什么，没有报纸觉得这件事重要，没有人去调查政府的这项宣告。只是在后来，加尔各答的《政治家》才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似乎能感到记者下了德罕巴德的一个矿坑。一段“华彩”篇章，以个人历险的语气吸引人，一段印度式记述，矿工只是背景。

“紧急状态”之后，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政府命令报纸的视线远离政治，集中于社会问题上。要求报纸深入进行“调查报道”——这里用的是借来的词汇，应该说，印度报界有关印度的新闻从未像现在这么糟糕过。最近几期的《印度画报周刊》（在“紧急状态”前的编辑方针就很大胆）发表了一些关于契约劳工、童工、童婚的特别报道。报界终于开始向印度展示印度自身了，但它却是在强迫之下这样做的。这是“紧急状态”下印度的悖论之一，这种悖论令人们难以对“紧急状态”进行评判。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但结果却可能是积极的。报纸失去了政治自由，却扩展了其解释功能。

报纸最终同技术一样，可以被塑造成印度需要的样子。但法律呢？这是个被尊崇其他价值的其他文明遗留在此的制度，它怎么能带给印度公正，又如何在印度起到法律那种不断再评价、不断改革的作用？摘自《印度时报》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

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今天表示，印度立法系统应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承担“主动的角色”，摆脱“过去殖民时代的约束性遗产”……她说：“法律应该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工具。”甘地夫人在解释立法系统的“主动角色”时说，它应该帮助人类精神和人类风俗从过时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她说人民对法律的尊敬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法律能提供给他们真实而公平的保护。她补充说：“我们的祖先在宣称社会应遵守‘教义’、‘教义’才维护社会时，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

但怎么让这个外来的系统承担主动的角色呢？其困难和矛盾正在于“教义”的概念。甘地夫人所说的“教义”是个复杂的词：它可以指信、敬，以及所有感觉上是正确的、宗教性的和受认可的东西。法律必须服务于“教义”，或至少不与它背道而驰，这看起来很公平。然而印度社会制度所表达的“教义”却充满了不公与残忍，它基于对人的极度狭隘的观念而产生。它可以适用于契约劳工，如同以前它用于寡妇自焚一样。“教义”能坚持公平的观念。法律在印度有时看起来像法庭游戏，以它应纠正的弊端来回避冲突，当印度的社会制度稳固不动，“教义”的荣光笼罩于基本人权之上时，很难看到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做出些别的事情来。

A. S. R. 查理是印度一位著名的刑法律师。他根据自己处理的几件案子写了本书。一九七五年十月，孟买的左翼周刊《突袭》从查理的书中转述了下面的故事。五十年代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位布商的女儿与一位律师的儿子正在筹办婚事。律师与一百五十名客人一同出席婚礼，所有人的食宿费用都由布商来支付。布商表示反对。律师被这种失礼和小气激怒了，以侮辱性的姿态在布商脚下甩下两千卢比的票据。然而婚礼还是进行下去了，律师之子娶了布商之女。只不过律师禁止儿子与岳父母家有任何瓜葛，也禁止儿媳回家探望双亲。姑娘很痛苦。（查理写道：“她似乎本来就是一位高度敏感的姑娘。”）特别是当无法去探望住院的妹妹时，她感到尤其痛苦。丈夫在她请求准许时表现得很固执。他说：“你知道情况，我不能允许你这样做。别为此太郁闷。”年轻人晚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妻子死在他身边。

死去姑娘的内脏中查出了氰化物，年轻人被控谋杀。控方称，姑娘不可能自己在孟买获得氰化物，一定是她丈夫所为。丈夫是个摄影师，实验室中有各种化学制剂。但警方没有在实验室里找到氰化钾和氰化钠，他们只发现了铁氰化钾，那并不是毒药。为年轻人的谋杀罪名辩护的查理从中得到了线索。“尽管铁氰化钾通常不是毒药，但如果被胃酸过多的人服下，也就是说，被悄悄在胃中聚积大量酸的人服下，会起到毒药的作用。”所以姑娘是自杀。她丈夫被判无罪。

公正得以维护。但对死去姑娘的不公却没有评述。高等法院听证时，提到了“门第的错误观念”；但查理在《突袭》上发表的法律陈述中全都是关于可被采纳为证据的技术问题的内容，布商因女儿自杀而受到的惩罚只被当作其中之一。“噢，是的，”一位上诉法官说，“你必须彻底安排妥当，以满足新郎方面任何一位成员提出的每一项要求。”这表示了对于家庭声望的传统要求，而姑娘的悲剧也就迷失在其中。她写信给无法回去探望的娘家（“神意会实现的”），早已认定自己年轻的生命已遭毁坏，必须结束。

法律回避着与“教义”的冲突。但如果法律要承担“主动角色”，就必须同这个“教义”一争高下。困难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压力，印度已在某些方面破坏了自身，失去了它古老的安全感。借来的机制不再起到借来的机制的作用，不再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贡献。印度人说他们的才能在于综合。也许这样说更合适：印度人被征服得太久了，他们在智识上已经寄生于其他文明。为了在依赖中生存，他们保存着本能的、非创造性生命的避难所，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宗教思想；从更世俗的层面上说，他们仰仗着他人的理念和机制来让国家运转。独立后不久即到来的“紧急状态”更是突显了印度创造力的无能、智识的薄弱、防卫能力的匮乏，以及每个印度人脑中印度观念的不足。

第七章　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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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像个动物园，”一位忧郁的中产阶级女士在德里说，“也许我们该收门票。”

她住在印度，我是游客。她意在指责，甚至可能是侮辱，不过说过了也就罢了。印度像个动物园，因为印度贫穷、残酷，迷失了方向。随着“紧急状态”的到来，她这才发现印度的问题，这些发现已不仅仅是智识上的发现。她曾经和其他中产者、其他在自己的种姓世界中安然度日的人一样，也许把自己和印度大众相隔绝，而现在则感到自己在和印度一起沉陷。

她丈夫和反对派有联系，他的事业突然间处境危险，他本人则一直生活在被捕的恐惧中。在“紧急状态”前，学生骚乱，工会罢工，似乎很有可能推翻甘地夫人的政府，引领印度进入一个新开端——那时他算是个人物。如今他所有的政治冒进都成了歇斯底里。行动不再可行，他觉得他是革命军中的马前卒，而现在革命退却，把他暴露了出来。

“我们几千人会包围她的房子，阻止她外出或者接待访客。我们将日夜安营扎寨，喊她辞职。即使警察逮捕我们，毒打我们，屠杀我们，他们能杀掉多少人？而且他们该怎么处置尸体？”这是著名的甘地主义者、前副总理德塞对一位外国记者许诺的话。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以后，德塞先生被捕，这无疑出乎他的意料（他对记者说“我宁愿相信，甘地夫人在犯下这样的恶行之前会先自杀”，无意识地暴露了他甘地主义姿态的自负和虚张声势）。而且，在德里甘地夫人的房门前也并没有抗议示威，没有尸体。

最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就表现得更聪明。他被捕前在德里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时问听众里的学生：“你们愿意回去上课还是愿意去监狱？”学生们回答：“监狱！”他然后说：“我们看吧。”到头来，学生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成了“紧急状态”下的大范围平静中的一部分。

革命变成了没有革命。几周前，印度看起来还能够复兴甘地式的热潮，现在则像座动物园。那位消沉的女士坐在椅子上向前倾身，莎丽裹住的双膝张开，她垂头望着地板，慢慢地把头从一边摆向另一边，好像在沉思着这场印度悲剧的深重程度。此时，她的丈夫正提高嗓门，压住从敞开的窗外传来的车辆的嘈杂声，对即将到来的镇压发表看法。

他把个人的焦虑延伸至国家范围。他预测，由英国人建造、现在由印度统治者继承了的“花园城市”新德里很快会设卡阻挡穷人，并架上机关枪来进行防守。我觉得他在夸大其词，但他说，驱逐穷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外交区的占地聚居区已经被夷为平地，那里的人和他们的家当一起被扔到雨里去了。

几个星期后，这起国内事件在伦敦一家报纸上被当作来自印度的热点新闻：推翻社会主义，开始侵扰穷人。发生在印度的事件被赋予南美式的诠释，这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容易理解。这篇报道试图描述我曾从此条消息中感受到的歇斯底里。不过在那个德里的傍晚，我当时就想到，类似的对非法占地者的驱逐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六二年尼赫鲁先生仍在执政时，我第一次造访这座印度首都，那时一个同样的聚居区就在中产阶级居住的国防区被强行铲平。许多天以后，棕黑色的茅草、麻袋和泥巴倾塌四散，仍然堆在高速路的一边。它们被清除，曾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似乎都被消灭了。报纸上曾有照片报道，不过没什么人看，也没有抗议。

不过那是一九六二年，是尼赫鲁先生作为国父的最后一年，也是独立后的印度中产阶级荣耀风光的最后一年。那时（直到中印战争清除了幻想）印度看上去很成功，“独立”仍然被主要当作一件有关个人尊严的事，对外来说是印度的声音，对内来说是“印度化”，是一种新职业，新管理方式，新外交重点，新荣誉，展现民族传统与“文化”的新意识。

在那样的日子里，那位在一九七五年感到沮丧、抱怨印度的悲剧、把访问者骂成窥阴癖的女士，想来忽视了印度的贫困问题；她一定会像当时的中产阶级女士一样谈论着穷人的快乐（比其他人的快乐都多），穷人的姿态，穷人的尊严，他们保持窝棚干净的方法；她会把印度穷人和不可名状的外国贫民窟居民作对比。时代不同了。“印度化”不再意味着工作的再分配和对英国遗产的分享。它成了反对党的口号，印度教徒的民粹-宗教式诉求，对少数民族的威胁性词语，智识混乱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新的不安，是对蛰伏的幻想与执迷的盲目挖掘，是来自底层的愤怒洪流。

那位女士低头看着地板，在丈夫边踱步边说话的时候，她慢慢摇着头，说着“嗯”。在这个姿态下，她的面颊低垂，看上去很老，身上平添了忧郁气息。她认识住在被夷平的聚居区里的一家人，那是家穷人，简单的人。男人从山区来到德里。他找到工作，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建起了房子。他带来了老婆，然后他们有了四个孩子。他才三十岁。但是，可怜的家伙，他还能有什么别的乐子呢？他没有电视。他把自己的弟弟也带来了，弟弟又带来了自己的老婆，然后他们也开始有孩子。如今，这样的生活被毁灭了。他们在雨里无家可归，政府甚至等不到雨季过去。

不过他们真是被这样扔出去的吗？他们事先有没有得到什么通知？有的，通知已经持续了一年。但穷人们能做什么呢？同样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登记的人会在别处得到一块自己的建筑用地。但穷人们又知道什么登记？有谁在那里帮他们？另外，新地段在十英里以外，人们怎么上班？公共汽车？是啊，那儿有公共汽车，不过我不知道德里公共交通的状况。所有的一切都那么忧郁而可怕，特别是对她认识的那家人来说。他们是谁？那个男人为她工作，是她的仆人。她失去了仆人，他则失去了工作。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女士的忧郁与丈夫的歇斯底里中梳理出故事的脉络：似乎女人和丈夫谁都不明白，在真正的危机时刻，把这样的个人损失（还不是确定的损失——那个仆人可以骑自行车来）当作民族悲剧的一个方面呈现在一位访问者面前，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

“我遇到的人无论男女，似乎都乐于被他人虐待。对他们来说，生活在悲苦中、谈论这种悲苦、沉溺于自我伤悲是种情感上的纵欲。在这些人中，交谈意味着讲述他们在大小官员、远亲近邻手下遭受的磨难。”这是七十九岁的孟加拉作家尼拉德·乔都里[8]在一九七〇年说的话，出自一本告诉印度人如何“快乐地与他人生活”的手册《活，还是不活》。乔都里从印度人盘根错节的生活观中开掘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他认为印度人没有“活着”，他们活得“不健康”，活得没有目的。“我们活着吗？这可能算是个荒谬的问题，因为我们没人自杀，尽管说老实话，我开始觉得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应该自杀，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德里那一晚给我的感受。我去那个公寓，希望得到思想参与讨论。但我没有发现思想，只有执迷，没有讨论，只有毫无诚意的抱怨，诱惑人沉溺其中，让人被造作的悲剧情绪包围。

车辆的噪音从窗外传来，我必须集中精神才能听清他说的话。灯光昏暗，我也必须努力才能看见。这里距离“花园城市”新德里市中心很远，是一所位于郊区的政府公寓。找到这里很不容易，因为和新德里郊区其他地方一样，街道没有名称，没有引路的地址，只有一个数字。而且，编号的方式就像市政服务档案，号码用得很旧，转手多次，简直快磨没了。我们的主人是位市政公务员，职位很高却满怀怨恨，他所在的部门根本没有资源去完成名义上该完成的工作。他很快就离开了我们，只留下他简朴的妻子与戴眼镜的幼子（老的差错，新的希望）陪着我们坐，而他则站在昏暗的角落，像一只偷偷进食的动物，挡住自己晚间的猎物，不让我们看见。他焦虑不安地纠缠着一位势力微薄（且极为愚蠢）的外省政客。野心如同绝望一样，野心的尖叫声比那位害怕被捕的反对派男人的歇斯底里、那位失去仆人的女人的沉溺还要尖厉。

我那晚的出租车司机是个锡克族教徒。他年轻时是运动员，至今仍然有着运动员体型。他通过来访的外国运动员了解国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还是报纸的热心读者。他有自己的出租车，在饭店里有一个停车位。我觉得他过得比绝大部分印度人要好，不过他脑子里却只想着移民。他想去一个阿拉伯海湾国家，给了中间人即“掮客”一大笔钱。他说，现在文件就快备齐了，就等着掮客给他“无异议”证明。当然，他也为付给掮客的那一大笔钱犯愁。说起话来就像是已经清楚自己等得太久，开始担心自己被骗了。

对许多人来说，印度走错了路。那么多生活在独立印度的人成了难民，或者寻求难民的身份。而这尚且是在德里，一个景况相对不错的北方移民城市，这里的人民清醒而有活力，印度理应为他们而走上正途。这片土地向东向南绵延上千英里，穿过人口过密的恒河平原和岩石构成的德干高原。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最后，似乎无法想象——浦那-孟买沿途的无土地者居住的窝棚，工作在金黄色黄麻捆中的比哈尔童工，孟买市中心分租宿舍和占地居民聚居区，穿梭于维查耶纳伽尔废弃的石头间、身着亮色棉衣的饥民，斋浦尔城外的饿殍。这就像一场无人能够承受的灾难。我没有印度式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姿态或多或少促成了灾难。我只能等待黎明。

2

一个无情的政府、一党专政、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民主制度和衰败的甘地主义表现在国会政治家穿的土布白衣上，它不再是服务的象征，而是权力的统一，看它一眼就令人感到愤怒；而现在有了“紧急状态”、受审查的新闻和秘密逮捕，我们很容易陷入反对派的那种歇斯底里中。

不过，同样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革命消散无踪了。领袖们抬出他们认为颠扑不破的甘地主义真理，把自己当作许许多多的甘地，可是他们显然被群众热情的回应所误导了。而一九七五年的印度不是一九三〇年丹地食盐长征的印度。政治行动不能仅仅汇集于简单的象征性行动（从丹地海滩上抓起一把盐）、宗教式行动，以及对某个物体或对被玷污的土地进行仪式性的清洗净化中。一九七五年需要的是更为世俗与困难的东西。印度不需被再次净化，她应该如甘地夫人直觉到的那样，被整肃和鞭策。应该看到，它需要的是更为世俗的机遇。“紧急状态”的疾风骤雨呼应了公众情绪，消除了旧有的挫折感。民众平静地回家了。

德塞先生那类人的甘地主义和他所反对的那些人的甘地主义一样，是一种出风头和空洞的东西，它什么也提供不了。牺牲的是别人（所谓甘地夫人房子外的尸体），德塞先生（从他与外国记者的访谈来看）认为自己是安全的，甚至可以免于被捕。革命是愤怒和反对的表达方式，但那是一场不见思想的革命。它只是情绪外泄、是沉溺，它不能令印度前行，而革命的民众对此非常清楚。革命的核心被荒唐地提升到政治程序的高度，但它其实不过是旧的甘地式行动号召的微妙歪曲。革命的核心是印度旧有的面对挫折的态度，是溃败的念头，是从现实世界转向、回溯历史，是对老道路的新发现，即“简朴”。

简朴——这是在德里那晚反对派男人的执迷之处，就是它令讨论变得不可能。简朴就是老印度，就是甘地。它反对独立的印度所做的一切。而作为政治-道德抗议的动因，它却可以用之不竭。已经做了的一切都是错的，一无是处。简朴的反面就是降临在印度身上的强权政治，简朴的反面就是镇压、集中营、希特勒。印度正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行，这样的印度还是被碾成碎末更好。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有过苦难吗？这种对当前历史的观点令人吃惊。不过他是个受伤的人，他的甘地式的简朴（像德塞先生的那样）无异于原始人的仇恨。

对于他的那种简朴，只能以否定的态度来界定。这是对现代国家理念的一种离弃。（国防？谁会、谁又能够征服印度？这样的观点出自一位承担责任的人，一位有自己观点的人，而此时的印度在经历了千年的侵略和征服之后，刚刚赢得二十九年的完全独立！）最为关键的是，简朴是对工业发展观念、对机器观念的离弃。甘地式的纺轮和手织机就能够拯救农民，让印度在它的村庄中保持安宁。（尽管那样的工程建设、那样的电力需求、那样的组织、那样的砖砌水渠历史上第一次把饮用水带到了北方哈尔亚纳的沙漠村庄。当然不可能带到每一口水井里，而是每个村庄里都建起了一到两个给水塔。）

这种简朴的观念（引用西方资料以实现印度式的倒退并俨然成为政治行动的基础），是一种更衰弱、更老旧的东西。也许它不过是对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的离弃，是智识的必然投降，是宗教意义上的放弃，是对古老印度式幻想的屈服——印度历史的神秘感，永恒印度会永获重生与成长的理念，把印度乡野中的贫困和农奴制度（步伐笨拙的秃鹰在雨中争夺动物肿胀的尸体）变成田园牧歌式回忆的转换。回忆的那段时间既切近而又刚好不可企及，那时候人们认得未受亵渎的神灵，而神灵对婆罗门有求必应，公牛拖犁，母牛产奶，这些牲畜的粪便肥沃了田地，农作物的茎秆覆盖着纯净者的简朴小屋。

这种印度历史！对圆满与纯净的幻想迷惑着现实！在伦敦的印度反对派团体出版了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被捕前一晚的演讲。其口气与同一天德塞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信誓旦旦之辞很不一样。纳拉扬的演讲是解释和通告，是一个立宪主义者的演讲，充满事实和相关背景；它引用了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及艾弗·詹宁斯爵士[9]的话。但同时也是一位面对大众的印度政治活动家的演讲，其中有一段富于哲学性和历史性，必须完整摘引。

青年、农民、工人阶级，所有能表达意见的人都要宣布，我们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国家露头。我们不许这个国家进入独裁统治。我们将保持人民当家的政府。这里不是孟加拉，这里不是巴基斯坦，这里是巴拉特[10]。我们有自己的古老传统。几千年之前，我们就有了小村庄共和国。这样的历史就在我们身后。每一个村庄里都有着实实在在的村级“潘查耶特”。在孔雀[11]、笈多[12]、帕坦人[13]、莫卧儿和帕什瓦[14]的时代，我们都有自己的潘查耶特。英国有意破坏了这个传统，以便加强他们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在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也曾有这样的古代传统，不过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甘地吉[15]总是说，印度自治的含义是罗摩之治。印度自治意味着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规则。每个村庄、每个乡镇都将自行处理事务。他们绝对不能将命运交给他们的代表，让“高层”来决断所有事情。

这段文字始于反法西斯的呼吁（并且赋予了印度一个“工人阶级”，几乎是在准备一场现代斗争），很快就有没那么直来直去了。印度成了古老圣土巴拉特，并且被神秘地唤起了历史：为了把话题转到英国统治时期的亵渎，演讲者回顾了十八世纪马拉地的土匪王，提到了穆斯林征服者（莫卧儿王朝和帕坦人），一跃千年回到纯印度人的笈多王朝（公元三二〇至公元六〇〇年），又回溯五百年到了孔雀王朝（公元前三二二年至公元前一八五年）。经过所有这些帝国、成就、混乱、征服、劫掠，印度版图不断并入穆斯林世界——人们仍说印度保持着灵魂，保存着她的村庄共和国民主方式，她的“人民的政府”。民主不是舶来品，印度早有民主。要重新发现民主，印度只需重新发现自己。

而此后，纳拉扬把这种重新发现转换成了更神秘的东西。“甘地吉总是说，印度自治的意思是罗摩之治”，印度自治意味着自我统治、自我治理，这是英国统治时代对印度独立的称谓。罗摩之治则是其他的东西，是罗摩[16]的统治，是一种极乐幻想。罗摩是印度教的神圣史诗《罗摩衍那》中的英雄。史诗所反映的事件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由一位具名的诗人[17]整理记录，与《埃涅阿斯记》[18]同时，不过（与《埃涅阿斯记》不同）它始终是一首鲜活的诗歌而不仅仅是文学，所有印度教徒（即使是文盲和受压迫者）从小就熟知。罗摩体现着所有印度教雅利安人的美德，他是人也是神，他的统治——在经历被驱逐和伤痛之后——就是神在大地上的统治。在对他冒险的叙述中充满了儿童式的想象，任何一个印度教徒都不会忘记童年时对那些人物和故事的亲近感，他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那些事只是神话，是把那些非传奇的东西传奇化的产物。

印度教徒早就知道，“罗摩之治”失落已久，它一方面是遥远而不现实的，只不过是个词汇，另一方面又像童年一样，虽然远去但只是刚刚才变得不可触及。从印度最出色的商业管理者之一普拉卡什·谭顿的自传《旁遮普世纪》（一九六三）中，我们可以全面了解甘地在一九一九年开始他的印度斗争时提出的罗摩之治以及它当时的政治影响，甚至是在一个群情激奋的年代对一个专业者家庭的影响。“这些来访者，”谭顿写道：

谈论着印度的自由，我们为之着迷。不过当他们用我们熟悉的类比和习语谈到黑暗时代[19]时，我们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早有预言说，印度的生命与历史经历了七个时代：曾有过黄金时代，那是真理、公正和繁荣的时代；以后则有黑暗时代，虚假、道德败坏、奴役和贫穷的时代……甘地把印度重新命名为“巴拉特妈塔”[20]，这是个会引起怀旧记忆的名称，而且与“高妈塔”，即圣牛之母有关联……他……说英国的和平是奴隶的和平。渐渐地，一幅新画面展现在我们头脑中，印度走出了黑暗时代，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自由与富足时代：罗摩之治。

将近六十年后的一九七五年，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诉求是一样的。“印度自治的意思是罗摩之治。”我们远离了印度的“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远离了政治体系和历史沉思，回到了印度教世界的开端，回到了“怀旧的记忆”。我们回到咒语的慰藉中，回归甘地，把他当作印度唯一的真理。好像英国人仍然统治印度，好像甘地从不是特殊的环境所塑造的，好像印度的政治环境始终没有变化，如印度自身一般永恒，所需的也总是同样的解决之途。这真是讽刺。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所反对的印度专政与当代印度政治生命的贫弱，一个是无法动摇的权力，另一个则是因“甘地主义”的失败而执迷的反抗，混杂着政治历史幻想和宗教性的升华——其讽刺意味在于，为专政和政治贫弱提供保障的恰恰也是甘地的巨大成功。

是甘地令国大党有了扎根乡村的群众基础。五分之四的印度人居住在村子里，国大党是印度唯一拥有农村组织的政党（一些地区性政党除外），它不能失去农村。反对党，即使是像“人民同盟”那样的印度教复兴主义政党，都是城市党。在村庄里，国大党仍然是甘地的党，经过近三十年未曾间断的统治，国大党建立起的村庄专政已不容易动摇。在乡下，应该留意的是那些身穿白色土布衣服的人。他们是有权之人，是政客；他们的权威根植于对种姓与宗族的古老敬畏，他们的权威被独立和民主所尊崇。

就像一天下午，在南方一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工地上被介绍给我的两个“农民”。在吃完午饭、访问完办公室和景点后，我提出要访问田野和农民。灌溉项目负责人，尽管穿着夹克、打着领带（象征他的高层管理地位），还是开始显得紧张，如同害怕别人擅入领地。衣衫褴褛的人们不声不响地聚拢到我们周围，他们显然是在土地上工作的，不过我想他们不是农民。他们是谁？他们是劳工，甚至连劳工都不如，什么都不是，管理者对他们不屑一顾。一辆政府的吉普车被派出去接负责人声称认识的两个农民，在多雨、阴郁的昏暗中，我们在潮湿的木材场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直到农民到来。他们三十多岁，灵巧地跳下吉普车，穿着一身国大党的白色甘地式土布制服。其中一个刚洗过澡，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戴着一块大手表，另一个高大而苍白，大腹便便，戴着甘地帽。他们根本就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政客，是地区的管理者，在来访者面前装扮成农民，上演民主把戏，他们每人都靠着六英亩土地的收入为生。在等了那么久后，他们只把我从木材场带到一路之隔的一小块灌溉过度的土地上，现在天已经黑了，只有他们的白色土布衣服还熠熠生辉。而我们周围的那些农奴食不果腹，没有土地，一文不名，待遇非人，他们黝黑的面容和灰暗的破衣烂衫消隐在暮色中。

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建议，为了让民主生效、废除专政，印度必须切实回归自身。甘地提出的“罗摩之治”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独立和没有英国人的印度，它意味着人民的政府、重建古代印度村庄共和、远离德里或国家首都的那些办公楼。不过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是把印度留在原地。看上去似乎是政治纲领，其实不过是喧嚣与宗教狂热。人民政府和古印度乡村共和观念（那是个空想观念，是从独立斗争时代遗留至今的民族主义神话）根本不是一码事。古印度有其特殊的残酷性；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人。而且，在他抗议演讲的后部分，他反对的正是这个古印度（尽管纳拉扬对这种矛盾毫无自觉）。

她（甘地夫人）谈到了“哈里真”（不可接触者）所享受的福利。难道她一点不为近来对哈里真们所做的错事感到羞耻？在北方邦（甘地夫人的故乡）和比哈尔邦（纳拉扬的故乡），整个贱民村被付之一炬，其中一个哈里真被活活烧死。她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哈里真们说话。那些穷人并不明白所有这些诡辩之词。在我最近去过的比哈尔村庄地区，多少哈里真被残忍屠杀！

印度要回归自身，屈服于它的内在冲动，印度又要解救自身。崇拜者们把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观点说成马克思主义与甘地主义的统一体，可它实际上不啻为废话。他把古老的宗教冲动当作政治洞见，这让他成为自己所反对的贫弱的一部分。

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记者（期待革命，拒绝所有的“姑息”）告诉我，印度的“工人”必须被政治化。必须告诉他们，是“制度”在压榨他们。国大党掌权近三十年，它已成为制度。但这个制度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它是否包括了宗教、种姓与宗族的安稳、印度的认知方式、“业”以及古代的农奴制？但没有一个印度人勇于对政治自省到这个程度。没有一个印度人能达到这样的层次——认识到错误就存在于文明自身之中，印度的失败和残酷可能会涉及全体印度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梦想着在特别的一天奇迹般发生革命，梦想着专政被推翻，梦想着“人民”那时沉浸在“民间”欢庆的快乐中——像那位马克思主义记者报说的，历经千年的压迫，民间仍奇迹般地保持完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勾画的未来蓝图上，印度也不是一个被推倒重建的国家，而是完全回归自身受到了净化的国度，是“罗摩之治”的景象。

流亡中的印度右翼反对党极不寻常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印度古制和荣光的坚持。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重建印度民主国际研讨会”上，听众们得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公元前三二七年）时，并没有打败旁遮普的波鲁斯大王。西方历史撒了两千年的谎：是波鲁斯打败了亚历山大，逼迫他撤退。亚历山大在印度的经历有一半是真实的；但话题在当前这个气氛中说出，令人出乎意料。不过它还算可以想象。在研讨会的议程手册上，一位荷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安居于其他文明所创造出的其他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下）在空白处印了一段话，那是把印度教于本世纪初传入美国的吠檀多派学者斯瓦米·维韦卡南达[21]的话：

我们的圣地以及它辉煌的历史啊。如果这大地上有什么地方可被称为至福圣地，大地上的灵魂必来此偿清“业”，每个曲折向神的灵魂必来此达其最后居所，人性在此达到其追求高洁与平静的最高层次，总之，一块内省与灵性之地——那就是印度。“抗议”！“重建民主”！

“对我们印度人（包括我自己）来说，保持批判态度，不对复古的情感随波逐流，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德尔·卡卡尔医生在最近的来信中写道。“印度知识分子要在两条战线上斗争——内在的和外在的——因为，和法国或德国截然不同的是，我们总是把早期的童年看作人生的黄金时代，就好像总把远古时代当作印度历史上的黄金年代一样，这就是我们在成长中的命运。”

所以，在印度所有的痛苦中（现在是生命中的现实，永恒不变），抗议也是回溯历史，回到想象中被毁坏、明知已失去的地方。就像童年，印度这段黄金般的历史不是通过探究来把握的，而只是被心醉神迷地沉思着。历史是一种宗教观念，蒙蔽着智识和艰苦的认知努力，麻痹着恶劣年代中的痛苦。甘地就被纳入这样一个历史（内心距离极为迫近）。他也成了印度所失落的一部分，他自己就是怀旧记忆的对象。要把握他，或以他的名义行事，就要有重获净化的幻想和历史幻想，而要把握他，人只有反观内视。在印度，每个人都是甘地主义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甘地主义观，如同每个人都受甘地提出的“罗摩之治”启发，得出自己的想法。

3

国大党分裂后的一九七一年，甘地夫人呼吁进行中期选举。我在半沙漠的拉贾斯坦邦阿杰梅尔选区考察这次选举。跟甘地夫人阵营里的候选人对峙的，是一位参加过独立斗争并进过监狱的老年盲人议员。他对自己坐过牢这件事有些自负，说起来，似乎那位没进过监狱的年轻人（没法进，因为英国人已经走了）简直称不上有“服务记录”。

他是一位甘地主义者，穿着高雅的土布衣服。他颇有荣耀，是位德高望重之人。作为一位专长于土地税案件的律师，他还很富有。他告诉我，贫穷的农民从邦里各处来找他。他在独立后担当立法者的经历虽无可指责，也无可标榜，尽管他认为自己在圣牛保护方面的立场经得起任何人的检验。他还说自己参与过为特定的烹调油打上正确标志的运动。如果说他没能做更多的事，那大概是因为他没看出有更多事需要他去做。像以前一样，他的主要责任就在于保持甘地主义的祈祷轮常转不停。

拉贾斯坦邦饱受饥荒与干旱折磨，刚刚遭受了持续八年的旱灾，部分地区草木凋敝，变成了沙漠。但这位老议员在竞选过程中（或者说在我所看到的过程中）没有向任何人许诺任何事，也没有提出任何见解，他提供的所有东西只是他自己、他的甘地主义以及他的服务记录。（应该说明的是，那里有很多复杂的种姓问题需要大力解决。）

有一天，我们坐着他的竞选吉普车穿越沙漠，我问他，他格外敬仰甘地哪一点。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敬仰甘地在一九三一年时缠着腰布去白金汉宫：“这个举动把贫穷的印度置于世界面前。”就好像世界此前并不知道这点似的。但对这位老议员来说，印度的贫困相当特别，我的印象是，他作为一个甘地主义者，不希望看到有人破坏了贫困。老人不喜欢机器，他告诉我他听说西方人也开始反对机器了；而且尽管身在饥荒地区并请求人们投票给他，他还是强烈反对引输水管道和电力入村。管道水和电是“道德败坏的”，特别是对村里的妇女而言。她们将拒绝珍贵的“劳作”，变得“怠惰”，她们的健康也会受损。再也没人“从井里汲取健康的水”，再也没人用老式石磨碾玉米，一切都西化了。

老议员落选了，而且是惨败。理由很简单，他没有组织。（他以前曾操纵过的）国大党地方组织现在都坚定地站在甘地夫人和她的候选人这边。老人忘了这点。宣布结果的那个下午，我去看他。他坐在客厅的绳床上，身着白衣，形容沮丧，几个沉默的追随者端坐在大理石地板上，在他失败的时刻支持着他。掌权几十年之后，他被淘汰出局了。老议员从他的落败中看到了甘地主义印度的死亡，他曾界定那个印度，说那是人们相信“途径与结果应同等公正”的地方。

“这里不再有道德了，”老人说，“欧洲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已开始触及我们自己的政治，我们将沉沦。”

他对自己的政治无能视而不见，对他自己甘地主义的服务概念徒然自保，但他对印度的评价倒说对了一半，这其中的缘由他并不明白。“古代情感”“怀旧记忆”，当这些被甘地唤醒时，印度便走向自由。但由此创造出的印度必将停滞。甘地把印度带出了一种“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了另一个黑暗年代。

第八章　复兴抑或继续

1

甘地活得太久了。一九一五年，四十五岁的他从南非回到印度后，一直游离于当时成名的政治家之外，投身于未受政治沾染的社群和团体，在各地发起纯地方性的事业（土地税、工厂罢工），然后他迅速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〇年间把整个印度拉入一种新型的政治生活中。

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甘地的方式。他听任“内在声音”明显专断的命令，这点令很多人惊愕。一些印度人仍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僵局怪罪于他，他们说，甘地不可预测的政策，以及对释放出的力量的管理无能，无谓地延长了独立斗争，把自治推迟了二十五年，浪费了许多优秀人物的生命和才能——印度政治的管理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转移到了别人手里。

甘地自己（像早年启发他心智的托尔斯泰一样）沉沦于更长期、更私人化的圣雄事迹。其强迫性行为总是被公开，其实它们应该是个人性的，比如，在禁欲四十年后，他在晚年出现了性焦虑——这点也几乎是托尔斯泰式的。那段低落期正值他声誉鼎盛之时，所以即使活着，“他也已成为自己的崇拜者”。他成为自己的象征，他模仿自己的圣行，他成了争相膜拜的对象。人之为人的知性缺失了，圣雄事迹淹没了他早年所有可作多种解释的行为、所有的政治创造力、如此多的（印度的）现代性思想。他最后还是被旧印度——那个他用他南非的目光已清晰看透其政治缺陷的印度——所声讨。

那时候他所创新的并非是早已存在于印度传统中的半宗教性政策。他所开先河的是在南非所采用的斗争的性质。他没有表达身上最具革命性也最非印度性的东西，也许那是作为一个印度人而无从表达的东西：他的种族感，一种作为印度次大陆人的归属感，这才是二十年南非生活教给他的东西。

种族感对印度人来说是陌生的。种族是他们用来观察其他人的方法，但他们相互间只知道次种姓或种姓、部族、血统、语言集团。他们无法超越于此，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印度种族”，这个词毫无意义。从历史上说，这种内在凝聚力的缺失是印度的不幸。在南非，甘地很快发现，这是小规模的印度人社群最严重的弱点，他们互相倾轧、一盘散沙，富有的古吉拉特穆斯林商人称自己为“阿拉伯人”，印度基督教徒只宣称他们是基督徒，两者都把自己同马德拉斯和比哈尔邦的契约劳工区分开，不过他们都是种族法所针对的印度人。

如果说，在伦敦学习法律时，甘地出于信仰，明确自己是一个印度教徒，那么在南非，他进一步发展了其种族意识。没有这种意识，落后而被欺凌的少数民族就会被完全毁灭，这种意识对于在南非的甘地而言如同其宗教感的延伸，教会人责任感和同情心，告诉人们没有人能够孤立存在，而上等人的尊严是和下等人的尊严共同进退。

“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玷污了一切。”托尔斯泰在一九一〇年谈到甘地时这样说，那时甘地尚在南非。在他的自传里，这种渐长的非印度式的印度团体认同十分明显，表现在古吉拉特商人们提出反印度法案时他对这种冷漠的惊愕，一个泰米尔契约劳工遭雇主毒打后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对这种景象的震惊。而这样的惊愕与震惊，与他一八九三年第一次去比勒陀利亚旅行途中所遭遇的羞辱紧密相关，那年他二十三岁。甘地永远忘不了去比勒陀利亚的那夜旅程，三十多年后谈起，他仍然视之为人生的转折点。[22]不过在自传当中，种族的主题并没有被如此彰显。它总是被宗教的自我探索、“体验真理”以及对普遍性的尝试所模糊，尽管在进入中年以前的二十年里，他实际上一直是民族领袖，为民族而战斗，而他也是以民族领袖的身份回到印度的，这令他成为了那些成名政治家中的异类，因为对那些人来说，“印度”仅仅是一个词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宗教或种姓权力基础。印度人在印度并不是少数民族，甘地在南非见识过的种族政治在这里是不可理解的。至少他在印度早期所做的一些可有多种解释的行为，可以追溯到他在南非获得的种族-宗教经验，他希望重复这种经验，摆脱宗教、种姓与地域方面的政治分歧。比如，他近乎固执地坚持，说印度并未做好自治的准备，印度首先应清除自身的不公正；他对于自治的神秘定义；他强调去除所谓“不可接触者”等级；他为了团结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在琐碎的穆斯林问题上表达支持。

在印度，他无法系统阐述南非的种族教训，这样做的难度也许更甚于描述一八八八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在伦敦的所见所闻。关于种族的信息总是混合在宗教信息中，这就令他卷入了表面的矛盾里（反对不可接触制度但不反对种姓系统，身为虔诚的印度教徒却呼吁同穆斯林的团结）。在南非艰难取得的经验，到了印度却一再简化，最后变成一个圣人去做“不可接触者”才会做的厕所清扫工作，这被视为是在谦恭修习，最后变成圣人呼吁友情和爱，最后毫无意义。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穆斯林脱离了甘地，转而投奔穆斯林领袖，宣扬分治的理念。一九四七年国家分裂，数百万人被杀害，更多人被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这种大屠杀可以和纳粹德国制造的人口灭绝相提并论。一九四八年，甘地被一个印度教徒刺杀，因为他破坏并背叛了印度教的印度。这是讽刺之上的讽刺。南非的印度早已迷失在印度教的圣雄之中，到最后，圣雄的事迹反对了他的印度本源。

贾穆那拉尔·巴加吉，一个北方商人阶层中的虔诚印度教徒，曾是甘地在印度最早的经济后盾之一。他为甘地在瓦德哈成立的著名学院提供了土地和金钱，选择瓦德哈这个村子是因为它地处印度中央。巴加吉于一九四二年去世，其遗孀把他的金钱大量捐赠给保护牛的团体。维德·梅塔最近为完成《圣雄甘地与他的门徒》一书采访了这位老人。巴加吉夫人说，一九四八年甘地去世后，她转而尽忠于公认的甘地继承者维诺巴·巴韦[23]。“我跟随巴韦许多年，”巴加吉夫人告诉梅塔，“每天走十到十五英里，为穷人乞求土地。每天拔营起帐，非常艰苦，因为我只吃我亲手准备的食物。谁都知道穆斯林和哈里真有肮脏的生活习惯。”说到这里，嘴里一直嚼着什么东西的老妇人啐了一口。

但结局包含于起始之中。“对我来说，尘世生活是没有解脱之途的，除非是在印度。所有寻求解脱之人……必须去印度神圣的大地上。对我和对所有人来说，印度大地是‘受难者的庇护所’。”朱迪斯·布朗在她研究甘地介入印度政治的专著《甘地朝向权力之崛起》中引用了这段话。它出自甘地一九一四年为他在南非创办的报纸所写的一篇文章，那是他在南非最后的日子，很快他就将取道英国返回印度。经过种族斗争，这位南非领导者带着他当前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深层厌恶，准备回到印度教的圣地印度：即使是刚开始，他就已经非常多样化了，人们不得不从中寻找他们想找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最容易把握的东西。

朱迪斯·布朗引用了他在发表报纸文章的几个月前写给亲戚的一封信：“生命真正的秘密似乎在于顺其自然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不要执着。我们和其他人可能就容易达到解脱（拯救，贯注于‘一’，摆脱轮回）。这包括为自我、家庭、社群以及国家服务。”这一信仰的宣示显然是一个至少包含四类人格的统一体。印度教不执着于拯救的梦想；一个受西方宗教思想影响的人认为个人行为能令他人轻易地获得拯救；南非印度人呼吁最广泛的社会忠诚（社群，印度社群）；政治运动者以他对英国法律和机构的尊重（和依赖）强调为国家服务。

这太复杂了。这个繁复的南非思想体系中的一些要去印度圣地，而很多已经去了。种族的暗示仍未被表达出来，而为国服务的观念则被大肆挥霍，它被神圣性、被印度的屈服、被独立斗争的延长、被圣雄对机器（它们立刻成为压迫与西方的象征）的顽固厌恶所大肆挥霍，这一观念极具侵犯性，且难以管理。

对于甘地在印度独立后的继承者维诺巴·巴韦来说，甘地主义理想是国家的“凋零”。或许他几年前就那么说过。国家的凋零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都没有。它是说：“我们第一步要实现‘村庄自治’——诉讼和争执就在村内获得评判和解决。然后是‘罗摩之治’（神之王国）——不再有诉讼和争执，我们像家人一样共同生活。”巴韦二十多年前就这样说过（引文出自一本意大利人撰写的称赞他的传记，伦敦一九六五年出版）。类似的话在如今更为危急的“紧急状态”时期一直被其他人所重申。自紧急状态以来，《印度画报周刊》一直在开展关于印度宪法的讨论，最近一期有篇文章的标题是“需求：甘地主义的宪法”。作者曾担任邦长和大使，他只不过在呼吁村庄治理，也趁机提及他与甘地的相遇，与文章相配的照片是作者和他妻子坐在楼梯上，用一个小手磨以一种虔诚的惯性碾磨着他们日常食用的玉米。

这就是很早以前被圣雄事迹降格了的甘地主义：宗教的狂热和宗教的自我炫耀，空手变出魔术，摆脱建设性思想和政治责任。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虔诚仍然被认为是从艰难的世事中退守。在独立后的印度，甘地主义仍然是被征服人民的慰藉，对他们来说，这个国家曾经是被别人控制的异乡异国。

也许唯一一个具有甘地的种族感和整体印度观念的政治家就是尼赫鲁，他像甘地一样，或多或少是在印度的流亡者。开始时他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不过甘地和尼赫鲁只相差二十岁，两个人都被在国外度过的那些关键岁月而被塑造。在自传中，尼赫鲁说他被哈罗公学中流行的时髦的反犹太主义影响着，很难不在意自己的印度身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独立后的印度涌现出的政治家们与甘地在当时缺少西方式成熟政治家的情况下引入政坛的人物们相差不远。他们都是出自小城镇的地方主义者，他们保持着褊狭的特点，因为其权力基础是对种姓与地区的效忠。他们并不总能领会整体印度的观念。相反，从六十年代起，他们只强调印度需要“情感融合”，只讲关于分裂的话。包含了尊重个人，甚至包含“人民”这个概念的种族感和从前一样，与印度相去甚远。所以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仅仅剩下口号，一种模仿形式，“人民”经常被替换为某一地区的人民或某一种姓的人民。

甘地风靡印度，但他没有留下意识形态。他唤醒了圣地，而他的圣雄事迹又令其重返古代，他让他的崇拜者们变得空虚自负。

2

甘地继承者维诺巴·巴韦与其说是一位圣雄，不如说是一个吉祥物。他属于古老印度传统中的贤哲，远离凡人，但又没有远到无法令凡人们借由供养体系来侍奉他的程度。王公为求得永恒真理，拜伏在这样一位贤哲面前。这是印度绘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无论在印度教宫廷还是穆斯林宫廷都是如此。王公衣着华丽，是恳求者；贤哲安详地坐在屋棚外或树下，灰尘满身、食不果腹，其高尚的内在生命却满溢而出。贤哲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可以提供，他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他的存在性。而这就是巴韦作为甘地的继承者在现代印度为自己塑造的古典角色，这角色和一八九三年在南非的甘地、一九一七年在印度的甘地相距一两个世纪。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才智的人，作为圣雄的一个无甚缺点的门徒也不算有独创性，他对政治的看法无异于废话。但他已经很老了，已故圣雄的某些光环还悬挂在他身上，政治家们也愿意让他站在自己一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巴韦与后来成为反对派领袖之一的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来往甚密。一九七五年六月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纳拉扬被捕，此时社会上有些焦灼，不知道巴韦会说些什么。但事件发生时，巴韦正缄口不言。圣雄晚年有个习惯，每周有一天缄默日。巴韦仿效圣雄，但凡事总是过头，他为自己规定了一年的缄默期，那时离缄默期结束还有几个月。然而，最终有报道说，这个老人通过在调查问卷的记分格上打钩的方式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他做出一些暗示，表达了对冻结宪法以及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支持。

后来他生病了，甘地夫人坐飞机去看他，她的私人医生为他进行了检查。在德里的一次会议上，甘地夫人在严密的保安下为巴韦的八十岁生日祝寿。我听说，在“紧急状态”所有的不确定中，甘地夫人再次强调禁酒是政府的目标之一，这对巴韦来说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六位医生看护着这位垂垂老矣的圣贤，在这样的悉心照料下，他终于度过了缄默期，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他开口说话了。他说，时候到了，印度该由多数人管理转向全体一致管理了。这话对一个八十岁老人来说颇为狡黠。宣言本身并没有太多意义，但它表明，他仍然受到关注，而印度也仍然受到他的圣行的庇护。

巴韦本人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像他那种回归中古的人，印度该有几百甚至几千。他重要，因为他是当代印度所有的道德参照，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中，他成为了甘地的权威阐释。他给印度灌输什么是真正的甘地主义的理念。尽管关于甘地的一生有着详细的资料，尽管研究和史料丰富，但在贫于历史感、富于神话性的印度人脑中，甘地本人不可能比巴韦解释的那个神秘的甘地更丰富。

现在的政治家从某一立场出发谈到甘地或者甘地主义时，他们指的其实是巴韦。巴韦尽心竭力地拙劣模仿了一辈子，他已经吃透了老师的风格。甘地经过一番斗争后，在三十七岁那年立誓禁绝性欲。巴韦在童年时就立下了同样的誓言。这就是他的方式。在他拙劣的模仿中，圣雄复杂的人性全部失色，成了简单的神性。巴韦从一开始探寻的就是只在简单的驯服中获得拯救的方式。但是，通过服从被他简单理解为律令的事物，通过把圣雄的事迹夸大成更为显著的姿态，他成了一种更为老旧的东西，比晚年的圣雄还要老旧。

甘地是被伦敦、法律学习、在南非的二十年、托尔斯泰、拉斯金[24]和《薄伽梵歌》共同塑造的。巴韦则仅仅被甘地的学院和印度塑造。他很小的时候就来到艾哈迈达巴德学院。他在厨房和厕所工作，坐在纺轮前度过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甘地都担心这种劳作热情会对这个年轻人的思想产生不良的后果，于是便打发他去学习。他在圣城巴纳拉斯学习了一年。巴韦的意大利语传记《甘地到维诺巴：新的朝圣》（Gandhi to Vinoba: the New Pilgrimage，1956）的作者兰扎·德尔·瓦斯托[25]对这些学习的神奇性质作了这样的介绍：

……显然，他向恒河岸边的隐士请教过如何凝思、聚神、屏息，唤醒盘旋于脊柱底部的蛇形火焰，它穿过意志中心而升腾，直达头顶上的千瓣莲花，超越了“我”，发现了“自我”。

有一天在巴纳拉斯，一个学文学的学生向巴韦请教四世纪晚期诗人迦梨陀娑创作的梵文戏剧《沙恭达罗》。对于了解《沙恭达罗》的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话题，从译本来看，《沙恭达罗》像是一部关于“相认”的传奇小说，而实际上它却被认为是梵文文学最辉煌的作品之一，产生于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但巴韦却对提问者相当粗暴，他说：“我从没读过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也绝不会去读。我学习神的语言不是为了用恋爱故事和琐碎文字来自娱自乐的。”

对巴韦的传记作者来说，这是巴韦之完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这样，印度教灵性以自身的局限性吞噬并消解了那个印度人为之自豪但又普遍陌生的文明。巴韦的灵性完美是虚无的，他早已不只是一个堕落的甘地主义者。他的宗教是一种野蛮主义，让人回到树丛当中。这是一种贫困和卑微的宗教。所以毫不奇怪，巴韦的教育观念和斯奎尔斯[26]先生的一样。把孩子们赶到田野里，到牲口中去，这毕竟是克利须那神接受的唯一的教育。

巴韦的意大利传记作者离开欧洲远赴印度悠然度假时常会被传主的东方智慧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与周围的那种物质贫瘠是如此协调。书中拼凑了许多大师的话。（巴韦尽管发表过东西，但并不信任著述，人们必须从他的谈话中品味其人。）以下是政治的巴韦：“人民自主的意愿相当于1，国家的意愿相当于0。它们在一起是10。如果只有1或者只有0，10还是10吗？”以下则是巴韦在一九五六年前谈到机器的邪恶时说的话：“最丰富的粮食是聚集在从空中播种的美国，还是在所有土地都被分割成小块进行手工耕种的中国？”

现在很难想象，一九五二年，新独立的印度与许多国家一起，秉持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巴韦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圣雄的继承者，甚至几乎就是圣雄本人！这是巴韦在开始他的“捐地”运动后不久的事情。“捐地”是他解决印度无地者问题的甘地式努力，他的名字至今与这项事业相连。巴韦的计划是徒步周游印度，走啊走，也许永远走下去，请求人们给无地者土地。《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说明文字是巴韦的话：“我用爱来掠夺你们。”

长途跋涉的想法来自甘地，但却是基于一种误解。甘地的行走或长征是纯粹象征性的；它们是一个姿态，一种展示。一九三〇年甘地从艾哈迈达巴德走到海边，一路缓行，并被广泛追踪报道，他到那里不是去做大事，仅仅是为了捧起一把盐，用这样的方式破坏一项可以轻易破坏的法律，并向全印度宣示他抗拒英国律令的决心。一九四七年在孟加拉，他步行到诺阿卡里区，只是为了出现在那里，希望他的在场能够平息种族仇杀。

这些是相当长的步行。然而巴韦却一如既往地计划把自己的步行大大延长，可能称得上是打算以此为生，而且他并不想把这一项行动当作象征性的。他在印度村庄里跑来跑去，目标只不过是希望哪天凭借宗教激情实现了土地的再分配，而这些其实都可以（且能够）通过法律、通过合并管理机构以及长年的耐心教育完成。这就像是在尝试甘地式的绳子戏法，把灵性当作国家机器的替代品。这也与巴韦公开表示的要国家“凋零”的甘地式目标密切相关。印度被甘地从臣服状态中解救出来，现在则要以同样的灵性途径使自身重获新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主义”生来就是要被淘汰的。这是一次甘地式魔术的公开、刺激的实验，而《时代周刊》的兴趣、西方的兴趣（对印度来说始终重要，即使是最灵性的）令这种兴奋持续高涨。

和巴韦一起走是一种时尚。用兰扎·德尔·瓦斯托的话说，这成了一种“新的朝圣”。一九五四年初，兰扎·德尔·瓦斯托和巴韦一起走了几个星期，尽管瓦斯托是一个甘地主义者，写过畅销的甘地传记，并且希望也写本畅销的巴韦传记，他仍感到行程十分艰苦。即使在他充满敬畏的叙述中，也会不断出现对巴韦征程中的别扭与无序的一种欧洲式的恼怒：恶劣的食物太辣太咸，马戏班似的环境，无休止的吵闹；即使大师在场，膜拜的人群也像鸟群一般叽叽喳喳，很容易乱作一团；巴韦自己的追随者们只好相互喊话，当众大吼大叫，肆无忌惮地咳嗽和放屁。瓦斯托费力地去理解，他在朝圣中像个犯人，试图在宿营的折磨中，通过与自然相关的理念，找出“放屁的天真感……那些可爱的、喜爱交流的人们的消遣”。

每天都会抵达一个新的村庄，以及比哈尔邦的硬土路。巴韦总是在前头阔步而行。村民不管多么崇拜或是狂喜，也都不得横穿他走的道路或者走在他前面，只允许跟从。圣人，以及他提供的拯救（包含在目睹圣人之中）自有其严格限定。在某一站，巴韦似乎没来由地产生了怀疑，似乎随意暗示他对一些随员（包括一个新闻官）之“懒惰”与其他一些人之“卑劣”的强烈不满。很清楚，在底下发生了瓦斯托不知道的事。但在此事出来前很久，读者就已清楚，尽管唠叨了很多，但这次行走仅仅是行走，几乎没做任何事，或者只做了很少一点事；在这些叽叽喳喳的村民中，没有任何人给予或者得到土地，所有人不过是在向神灵祈求。

早先曾有议论，说要建一所大学以备这项运动的特殊需要，有人甚至捐赠出一块土地，距离佛祖得道之处不远。有一天，就大学的问题，有人问起巴韦。巴韦说：“地还在那里，我挖了口井。路过的人可以提桶打水，畅饮一番。”但提问的人想知道的是大学。“它的目标、校规和教学大纲是什么？”巴韦说：“地在那里，井在那里。想喝的人就可以喝。你还想要什么？”

即使是圣人，这样的生活也是危险的。但巴韦就是巴韦，他七年多前放弃长途步行，像个贤哲一般静居下来，沉浸到冥想的昏昏然中。

奇迹没有出现，灵性并没有带来土地的再分配，或是带来了更为重要的、进行土地再分配所需的社会意识革命。事实上效果正相反。这位活着的圣人为官方所谄媚，为神迹报道所优先，给所有巴望着他的人们提供救赎，他是个证明古老方式之正确、古老的敬畏之必需的活着的证明。而比哈尔邦，这个巴韦涉足最频繁的邦，在土地及“不可接触者”问题上仍然是印度最落后、最糟糕的邦之一。

即使巴韦懂得甘地强调社会改革的必要，他也无法削弱印度教的印度，他过深地浸淫其中。这位完美的门徒不明就里地盲目服从，他一如既往地曲解导师的本意。在一次行进中，他谈到“不可接触者”确实在做人类不应该做的工作，因此他们应该获得土地，成为农夫。这似乎是甘地式的，但所有的语言都可以被理解为：厕所清洁工就是厕所清洁工，不可接触者还是不可接触者。甘地原意中的要点全都丧失了。

印度教的冥想可扶摇直上，但印度教的实践则是根本性的，灵性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很好，那是确凿的奇迹。巴韦就把灵性当作这种货物来提供。作为甘地的继承者，他能获得这种商品的特许经营权。一九六二年，在“善提尼克坦”——那是诗人泰戈尔为复兴印度艺术而创设的大学——举行的一次公开聚会上，巴韦形容他是“贩卖灵性的小商人”。在善提尼克坦！这就是巴韦在印度的稳固地位，泰戈尔这种人的理性思维竟然被甘地式印度的文化原始主义糟蹋到这种地步。

几年前，在那个长途跋涉的辉煌日子里，巴韦进行了一次纪念讲话，他在其中形容自己是火。他的职责也就是燃烧，好让别人使用他。甘地在他的自传中说，谦卑一旦成了誓言，也就不再是谦卑了。巴韦对他在印度的作用的描述显然是空洞和颓废的。这是对《薄伽梵歌》中责任观念的歪曲，是对“教义”观念的歪曲，这是巫师的语言。

巴韦把甘地主义简化、歪曲成一种巫术，把自己当作巫师。在南非的那个甘地对印度来说太复杂了。印度把激进领导人当作圣雄，而在巴韦那里，圣雄成了梅林[27]。他的失败并没有让他的圣名失色。他的失败，总而言之，都应归咎于时代。因为正如许多印度人所说，自从甘地死后，真理就远离了印度和世界，他们把这种说辞当作最深刻的智慧。在黑暗的年代，巴韦潜心励志，试图创造古老奇迹，他在八十岁生日之际还在新德里获得嘉奖。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身穿整洁的土布白衣坐在平台上，有的还发表演讲。英迪拉·甘地夫人摸索一番后，小心翼翼地为他的肖像套上花环。

关于巴韦最近的新闻（因受审查而不完整）是，他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开始公开绝食。他一定把这次绝食当作最后一次公共行动了，其中仍然有对甘地的拙劣模仿的因素。甘地也举行过一次著名的最后绝食。但那是甘地最后一次表达他对印度分裂的悲痛和绝望，他绝食是为了反对在旁遮普和孟加拉的种族屠杀。如果报道准确的话，巴韦的最后绝食则是为了反对杀牛。

印度似乎总是这样：奇迹、历史、智慧之死以及灵性消解着创造了它们的文明，印度吞噬着自身。

3

在“紧急状态”下，借用且继承而来的民主机构被解散，也没有外国征服者来输入新的秩序，印度几百年来首次让衰落的文明空荡荡地留在原地。自由随着实现自由的机制来到独立印度，但这是外国的自由，更适合另外的文明。在印度，自由始终与这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信仰和古代限制相隔离。开始时还无所谓。印度有发展计划，其工业化比普遍预想的要有效得多，粮食产量翻了一倍多，现在是世界第四大产粮国。在这些巨大的努力背后，新的反叛性骚动正在形成，令印度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对付。就好像印度不知道独立意味着什么。

人口激增；无地者逃离村庄的暴政；城镇拥堵；经济发展初期的躁动不安（在这块亘古绝望的大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在街上。民主制度的破坏性就潜伏在它的巨大成功之中。官方政治的作为越来越小，也就越来越官方；到最后它看起来就像是通俗游戏，成了计算人头和改变政治派系的活动。而印度的新闻，作为另一种借来的机制，也失败了。新闻对自身功能的认识有限，其浅薄程度已赶上了政治，它成了印度政治混乱的一部分。它报道讲话以及更多的讲话，把印度缩减成各种各样的立法院。它把那些最不可测的政客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名人，而这两类人以及新闻自由在“紧急状态”中统统消失了。

被破坏的机制——法律、新闻以及国会——不能再被简单拼凑了。它们已被瓦解过，可以被再次瓦解，这证明在独立的印度，自由并不必然成立。甘地夫人以自己的名义宣布紧急状态，又以她的个性来实施它。这理应被认为是不幸的，因为它简化了两方的议论，模糊了危机的性质。有没有甘地夫人，独立的印度都会走向“紧急状态”：它的政府机构反对社会团体，每个印度人都刻骨铭心地感到贫穷问题无法解决。即使甘地夫人权威显赫，“紧急状态”也只是权宜之计。不管这状态如何化解，印度终将面对自身的空虚，面对古老文明的不适应症，文明被珍视是因为人们只有它，但它已无法解决人们的需求。

印度缺少意识形态，这是甘地和印度的双重失败。人民没有国家观念，而且没有与此观念相配合的态度。对过去没有历史观，除了印度教脆弱的普世主义外没有其他认同，另外，尽管英国统治时期有过种族暴行，印度仍然没有丝毫种族意识。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征服，这个文明已经快成了生存之道，远离了思想（《薄伽梵歌》极力强调它）和创造力（维诺巴·巴韦认为梵文只是神的语言而不是诗人的语言），像所有衰败中的文明一样，它把自身削减成了巫术实践和被禁锢的社会形态。人要活着必先被贬低。这个文明在被狭隘化的同时，看上去又很完整。显然，这可能根源于种族征伐（胜利的雅利安人，臣服的原住民），其中贯穿着一种模糊的信仰，既提升了人，又贬低了人。

印度教关键性的“教义”——根据其本性，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正确的、被许可的方式——是一个灵活的概念。最高境界的教义，结合了自我充实，结合了行动是责任、行动在精神上回报自身、人是神器等对个人的真理。于是这个概念不再神秘，它触及了其他文明的高级理想。可以说，当巴尔扎克的创作生命接近终结，他突破了极度的疲乏以及漫长的空白期，在八个星期内写下了《贝姨》并在其中阐述艺术家的职业时，他说的正是“教义”：

不停地劳动不但是生命的规定，也是艺术的规定，因为艺术是思想的创造活动。伟大的艺术家和真正的诗人从来不坐等灵感或者顾客的到来，他们今天创作，明天创作，永不停歇。结果就是辛苦劳作成了习惯，对困难有了永恒的承认，这使得他们始终保持着与缪斯女神及其创造力的紧密结合。

普鲁斯特同样为了写书而戕害自己，他回应巴尔扎克说，到最后，是一种“劳作的习惯”而非对名誉的追求令作家完成作品，此时他也很接近“教义”的概念。不过作为个人理想的真理，或者在自己身上活出真理来的“教义”概念，也可以用来使人安于奴役状态，让他们在麻木不仁的驯服状态中找到至善的精神。《薄伽梵歌》说：“尽你应尽之责，无论有多卑微。不要理会其他人的责任，无论有多伟大。在自己的职责中死，这是生；在他人的职责中活，这才是死。”

“教义”具有创造性还是破坏性，要根据文明所处的状态以及对人的不同期望来看。不可能有其他。信仰的品质不是持续不变的，要看信仰者的品质如何。维诺巴·巴韦的宗教只能表达出印度村庄的卑微和失败。本世纪印度人在科学方面有所贡献，但除了极少数明显的例外，他们的成就都是在国外做出的。这不仅仅是装备和设施的问题。印度科学界令人担扰。科学界自感在印度地位脆弱，其中很多人在国外大胆创新，而一旦被吸引回国，就会陷于平庸、自我满足，成为对自己过去的价值毫无意识的人，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偶然事件。他们安于更狭隘的文明、更狭隘的“教义”和自我实现观念。身处徒具其表的文明中，他们不再为获得自己眼中的功德而在智识方面拼搏奋斗，这样的功德现在需要通过正当的宗教行为，即“正确性”来获得。

几年前，科学家哈尔·葛宾·科拉纳[28]以美国国籍、为美利坚合众国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印度为之伤心。印度盛情邀请他回国，却忽略了他最重要的方面。一位印度最优秀的记者说：“除了讨论他的成就外，我们愿意为科拉纳做任何事情。”成就，劳动，对劳动的评价：这些都被认为应该发生在别处，而不是在印度。

这是印度人接受的智识寄生主义的一部分。作为被征服的人民，印度人接受这种寄生主义已经很长时间了，而同时，他们又依然将他们的文明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掌握着唯一重要的真理，像甘地在一九一四年看到的，这个文明为“受难者”提供庇护所和“尘世生活的解脱”。好像那种特殊的美德只存在于印度异常的痛苦和尘世的无能中，而不存在于曾经辉煌的文明里。这就像是对绝望的慰藉，因为物质世界的挫折里更没有美德可言（尽管甘地知道这点，并且他早期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充分表现了这点）。

印度式贫穷比任何机器都更非人化，生活在印度的人受“教义”观念的束缚，被紧紧地封闭在最狭隘的逆来顺受中，其程度比任何机器文明中的人更甚。回到印度的科学家收敛了他在国外获得的个性，重新从种姓认同中得到安全感，世界再一次简单化了。这里有烦琐的制度，如枷锁般舒适，一度唤醒了创造力的个人洞见和判断，也被弃之如负担，这个人又一次与其种群被捆在一起，他的科学也沦落为一门手艺。种姓制度不仅摧残着“不可接触者”阶层，由此导致肮脏在印度被神圣化，而在全力成长的印度，这种摧残还同时表现在强制的全面服从、庸俗的满足感、冒险精神的消失以及把那些可能非常优秀的、有个性的人驱逐在外的举动。

人们或许会反叛，但通常到最后他们会沉默。外来者在印度是没有位置的。“雅利安联合会”，一个反对传统种姓制度的改革团体，本世纪初一度活跃于印度北方，却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而失败。它无法解决成员的婚姻需要。印度把他们招安了，让他们回到自己反对的种姓制度和规定中去。五年前我在德里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外国商人觉得他身为“不可接触者”的仆人很有天分，决定让这个青年受教育。于是他这样做了，并且在离开印度前为那个人安排了一个更好的工作。几年后商人回到印度，发现那个“不可接触者”又变成了厕所清洁工。那人被他的部族排斥，因为他脱离了他们，他被阻挡在夜晚吸烟的人群之外。他加入不了别的群体，也娶不到妻子。这种孤立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他重操旧业，这就是他所依照的“教义”，他必须学会服从。

逆来顺受。印度对人的需要就是这些，人所愿意付出的也是这些。家有家规，种姓亦有其规。对徒弟来说，师父（不管是圣人还是音乐老师）就是神，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即使他不是很理解为何如此，就如同巴韦并不理解甘地一样。学习神圣典籍必须凭借内心，学习学校课本必须凭借内心，还有大学的教科书以及讲座记录。“西方的教育体系中有个错误，”维诺巴·巴韦几年前说，“在凭借内心学习经典方面毫不施压。”中学生们像小和尚念经一样诵读课文，而且像小和尚一样，一有访问者出现便提高嗓门，显示他们的热情。所以，印度把新生代吸收进旧我之中，以老方法使用新工具，清除自身不需要的思想，保持其平衡。土地的贫穷反映在思想的贫穷上；如果不这样则会平添灾祸。

被征服的文明也是受挫的文明，它使人服从于灵活的“教义”，与土地一起日渐萎缩。甘地唤醒了印度，但他所唤醒的不过是那个受挫的印度，是他继南非之后所需要的圣土。

4

就像一个小说家往往会把自己分割开来，注入各个角色中去，无意识地建立起一种和谐共存，给予其主题一种封闭的紧凑感，多面向的甘地也扩散于现代印度的各个方面。他是隐匿的，除了化身于如今垂死的巴韦外，他是不为人知的，但印度今天上演的这一幕幕他在六十年前就已经安排好了，那时他结束了在南非的种族斗争刚刚回国。创造者不必了解他执迷的根源，他的责任仅仅是让局面动起来。甘地给印度带来了政治，又唤起了古老的宗教情感。他令两者互为助益，带来了觉醒。但在独立的印度，这一觉醒的元素却令两者相互否定。没有政府能靠甘地的幻想生存。被甘地转化为一种民族主张的灵性，被征服人民的慰藉，已经明显变质，成了一如从前的虚无主义。

流亡的反对派发言人大谈民主自由的丧失，他们的抱怨是公允的。不过那些借来的词汇隐藏着过时的甘地式执迷，同“紧急状态”条款一样具有破坏性：“罗摩之治”的幻想，灵性的幻想，回归村庄，简朴。在这些构成政治冲突的执迷当中，仍可见到甘地在伦敦学习法律时那段盲目岁月的骚动以及他在南非二十年的种族伤痕，它们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鲜活地存在着。如今甘地反对西方及虚无主义的根源已经丧失，在南非失败的二十年已经从印度人的意识中删除了。不过，如果甘地从其他途径解决他的困难，如果（像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他没有如此成功地转化他的原始伤害（在他身上一定大部分是种族的），如果他为印度规划出另一种生存法则，他就可能给独立的印度留下一种意识形态，有了它，印度可能已经产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产生大陆的种族意识和印度人特有的归属感，甘地全部的政治目标可能已经借此实现，甚至实现得更多。它们不但会动摇“不可接触者”制度、淹没种姓制度，而且会唤醒个人，让人在一种更广义的认同中自立，建立起关于人类之卓越的新概念。

如今，曾为他争执的人不知为什么而争执，不论甘地还是旧印度都没有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法。他是旧印度最后的表达，他把印度带到了路的尽头。所有有关“紧急状态”的争论，所有涉及他名字的东西，都反映了印度智识的真空，反映了他试图赋予其新生的那个文明的空虚。

在被征服的印度，“复兴”通常是指对被压抑、被侮辱之事物的重新发现，是对旧方式的赞颂。在休养生息时，人们从没有抓紧机会（或是缺乏智识手段）往前赶，灾难随后就会再次降临。艺术史家告诉我们，欧洲文艺复兴兴起于人们意识到过去不复存在之时，奥维德[29]和维吉尔不能再被视为古代的修士，人必须在过去与自己之间设置距离，以更好地了解过去，更多地从中获益。印度总以另外的方式寻求复兴，用接续的方式。凭借最早的典籍，人们回溯过去，把现在称为“黑暗年代”，就像他们站在今天回顾甘地抗英的日子，把其后所有事都看作玷污，而不是过去的作用。当印度力图回到从前的观念中时，它并不会把握过去，也不会借此丰富自身。过去只能通过研究和治学，通过智识而非灵性法则来把握。过去必须被看作是已死的，否则过去将扼杀未来。

甘地式印度的稳定其实是一个幻象，印度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度稳定。但在当前的不确定和空虚之中存在着真实的新开端的可能，在长期的灵性之夜过后，印度会涌现思想。“印度的危机并不是政治性的，那只是德里方面的看法。独裁或军人统治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危机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所有这些不过在从不同方面反映着更大的危机，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其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更迅速地衰败。”我在一九六七年这样写道。那对我来说是个更黑暗的年代。

一九七五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

[1]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1832-1904），英国诗人和记者，代表作为史诗《亚洲之光》。

[2]指印度教徒从受胎至死亡各个阶段所举行的个人净化祭仪，或指印度前三个种姓的人从受胎至结婚所举行的十二种阶段祭典。

[3]属印度达罗毗荼语系。

[4]印度西南部城市。

[5]成立于1951年，是1980年4月成立的“印度人民党”的前身，代表北部印度教教徒势力和城镇中小商人利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色彩。印度人民党在1996年5月大选中成为了印度议会第一大党。

[6]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瑞士表现主义画家，作品风格抽象单纯，突出线条和色块的关系。

[7]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追求真实再现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影响了法国风景画的革新。

[8]尼拉德·乔都里（Nirad C. Chaudhuri，1897-1999），出生于孟加拉的印度作家。1950年发表的回忆录《一个无名印度人的自传》是其代表作，后定居英国伦敦。

[9]艾弗·詹宁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英国20世纪著名的宪法学家。

[10]印地语中的“印度”。

[11]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

[12]公元4世纪至6世纪统治印度北方的王朝。

[13]分布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

[14]印度马拉塔政权的首相职位。19世纪初为英国人废黜。

[15]即圣雄甘地，印度人在人名后面加“吉”以表示亲切。

[16]印度教神祇名，毗湿奴的第六、第七、第八三个化身之一。

[17]指蚁垤。

[18]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用拉丁文写成的十二卷史诗，记述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的经历。

[19]印度教所称的历史循环共分四个时代：吉利多、特雷多、德伐波罗和迦利。又称黄金时代、微明时代、薄暗时代和黑暗时代，四者合为一个大时代。与古希腊神话类似，四个时代分别代表了人类由天真、幸福、受神庇佑，到逐渐变得残忍、贪婪、失去信仰的四个阶段。

[20]意为“印度母亲”。

[21]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印度哲学家、印度教改革家，法号辨喜，提倡实践哲学，重视社会改良，创建罗摩克里希纳教会（1897），首倡“新吠檀多派”，著有《现代印度》、《吠檀多哲学》等。

[22]甘地当年持头等铺位票坐火车去比勒陀利亚。晚上行至纳塔尔省的马利兹堡时，车上的官员要求甘地去货车车厢，甘地不从，官员和警察便强行把他赶下火车。根据南非当时的法律，铁路当局的做法是合理的。

[23]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1895-1982），印度的苦行者，早年追随甘地，20世纪50年代倡导捐地运动，呼吁地主捐献土地以分给“不可接触者”，即贱民。

[24]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评论家、社会改革家。推崇哥特复兴式建筑和中世纪艺术，捍卫拉斐尔前派的艺术主张。

[25]兰扎·德尔·瓦斯托（Lanza Del Vasto，1901-1981），意大利贵族，1936年在印度结识圣雄甘地，被称为甘地的“第一位西方门徒”。后在法国南部一小岛上建立“方舟公社”。

[26]狄更斯小说《尼可拉斯·尼克勒比》中一个刻薄无知的教育家的名字。

[27]中世纪传说中的魔法师和预言家，亚瑟王的助手。

[28]哈尔·葛宾·科拉纳（Har Gobind Khorana），1968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出生于旁遮普邦，1960年入美国籍。

[29]奥维德（Ovid，公元前43-17），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等。

目录

虚构与非虚构

第一章　孟买剧场

第二章　秘书身世——印度百年剪影

第三章　打破禁锢

第四章　小型战争

第五章　战役之后

第六章　势力终端

第七章　妇女时代

第八章　师尊之影

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

致谢

版权信息

书名：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作者：【英】V. S. 奈保尔

译者：黄道琳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11-01

ISBN：9787544293655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虚构与非虚构
——关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一些话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一本长书，也是我最长的书之一。长书（必须说）比短书要难写一些，而对我来说这一本尤其重要。这本书完成二十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辛劳与抱负。

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以为我将只写小说。在我看来，成为一个驾驭想象力的作家是最高贵的事情。但写完几本之后，我发现我的素材——我脑海中的素材、我的背景最终所能给予我的素材——不足以支撑我的抱负。

这种抱负源自我所了解（或我自以为了解）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伟大小说。我说得这么谨慎，是因为在开始写作之前，实际上我并没有大量阅读。我现在明白了——我想这是我一直有所感受但不曾明确成形的观念——那些小说诞生于比我所处的世界要远为壁垒分明、智识上有序并充斥着各种信念的社会。假装自己来自一个同样完整有序的世界，在某些方面会使写作变得容易一点。我所讨论的秩序，简单来说就是常规，是确定了电视情景喜剧基调的有限舞台。这个有边界的舞台的规则非常少，也很容易理解；混乱的外部世界没有侵入并消除其中的魔法。我可以尝试那样写作。但若如此，我将无法再进一步。我将不得不过分简化，回避很多东西。这将与我作为一个作家所设定的目标相悖。

我必须对自己的世界诚实。它更具流动性，更难描摹，无法以任何常见的十九世纪的方式展示给读者。关于我自身、我的家庭或者背景的简单语句都必须要有具体的描述。

我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大西洋彼岸的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特立尼达是委内瑞拉和南美洲的近海岛屿。在我出生之时，这个小岛以农业为主（特立尼达同委内瑞拉一样富含石油，刚刚开始开发）。大约五十万人在此居住，种族混杂，其中我所处的亚洲印裔移民社区（根据宗教、教育、财富和种姓背景被明确划分成几部分）大约有十五万人。（我在其他地方反复阐释过这些事，但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提一下。）

对那片土地我并没有深沉的热爱，也不喜欢那种殖民地的小格局。我认为自己是来自世界古老文明的一个漂泊者，期盼尽快参与到那个更大的世界里去。一九五〇年，我十八岁，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得以离开。我去英国接受大学教育，随后有了成为一个作家的抱负。此后我都不曾真正返乡。

作为一个作家，我的世界充满逃离和未完成的经验，充满多种文化和移民生活的琐碎和片段：一八八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间从印度到新世界，一九五〇年从新世界到欧洲，这些事情无法组成一个整饬的背景。它缺乏有根可寻的社会的那种稳定性；那才是产生了十九世纪伟大文学的地方，即便是托尔斯泰的一则童话或者寓言片段，背后都蕴含着一个完整真实的世界。很快，正如我所言，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岛屿零散素材的尽头。

但写作是我的志业；我从未想过成为除作家以外的其他什么人。作为一个作家的实践加深了我一直以来对人与叙事的迷恋，并愈加渴望参与到更广大世界中去，而这种迷恋又转向一种理解历史潮流的愿望，正是历史潮流创造了我本人身处其中的流动的现实。作为一个作家，我非常有必要介入这个更广大的世界。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没有前例供我参考。

小说写作的经验并不能帮助我。最好的虚构写作从内省开始，而不是渊博的知识。在这个更广大的世界中，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所知不够多，也无法让自己的知识足够多。反复犹疑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与这个世界进行最直接的接触。我必须与我虚构写作的实践背道而驰。我必须使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真实地记录我的经历。因此我的写作有了分类：自由无限的虚构作品与严谨持重的非虚构作品，二者互相支持、互相滋养，是我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愿望里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虽然我最初的想法是成为高贵的驾驭想象力的作家，但现在这二者在我心目中没有轻重之分。

在实践这种新方法的时候，我首先要面对与我祖辈相连的土地，印度。我不是局内人，即便是在长达数月的旅行之后；我同样也不能认定自己是局外人：印度和印度的观念一直以来对我非常重要。因而面对印度时，我总是很矛盾，难以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我一共写了三本关于印度的书。它们都是也必须是非虚构作品，但也像所有虚构作品那样个人化、纷繁复杂乃至强烈地情绪化。《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印度系列的第三本，写于第一本印度作品完成的二十六年后。作者用了二十六年时间，超越个人发现与痛苦，展开分析，最终得出那个简单并压倒一切的看法：印度最重要的，需要去深入接触理解而不是从外部旁观的，是那里的人。

这本书还探讨了一个更深入的观念：最简单地说，印度一直在变化之中，遍布这个广阔国家的男人和女人，走出了父辈和祖辈那障碍重重的道路，背离了后者的期望，还希冀更多东西。这就是题中所言的“百万叛变”，并不是指遍地都有游击战。几乎每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对一八五七年短暂的印度反英起义有些印象，英属东印度公司雇佣军中的印度士兵对英帝国的殖民发起叛变，他们困惑而愤怒，但缺乏一个可见的明确目标。我书名中所说的百万叛变表明的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指引了一条更真实、更普遍的道路。

在二〇一〇年，印度崛起得到承认的当下，如此表述似乎合情合理。但在一九八八年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情况有所不同。当时的印度充斥着一种虔敬的甘地式的悲观，在印度这样的悲观情绪还常常表现出某种自我满足甚至愉悦。城镇中闲聊者的谈话都是关乎堕落，对先前传统的背弃：政治与犯罪相连，到处都是腐败。这些都是典型的陈词滥调，毫无深度，不是基于对这个国家的真正了解；但可以从这儿往下挖掘。这正是我展开关于“叛变”的观念的背景。

这不是我的空想。在这二十六年间，我在印度进行了大量的辛苦旅行。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自由的人，与大部分被家庭和工作羁绊的印度人相比，我获得了关于这个国家更多层次的、更多样的知识。我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度过了许多个星期。在印度朋友和官员的热心帮助下，我得以体验各地的生活，包括那些贫瘠的甚至被划为禁区的印度农村，尽管一次只能停留一两周。我也得以对小镇生活有所了解。我并没有将自己所见的全部写出来。那些经验被存储起来，然后我有了那个想法，扩展那些经验，完成一个大部头，以人为主题，而这个关于印度的全景式描述将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涵盖或者解释这个国家未来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会发生什么（因为我相信如果可以准确把握当下，就能预测未来）。这就是我对我的英国出版商们所说的。他们喜欢这个想法；他们真的在十分钟之后就买下了它；没过几天，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孟买的泰姬陵酒店，惊叹着自己的宏大计划，而且并不确知我可以怎样以人的角度解读这个庞大的城市（外面是显然无法穿透的午后人群，在暗沉的阿拉伯海旁边的印度门附近缓缓移动）。当然，这个城市的背后还有这个国家：记忆中被太阳炙烤着的无休无止的在公路和铁路上的旅程，现在都令我感到后怕。

我在那家豪华酒店度过了空白、慌张的四天，令人沮丧的是我有意识地记下日记，却无话可说。我不喜欢日记体，它会模糊视线。我偏爱距离，以及记忆的筛选功能。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可以比较的人，易卜生，他更像是诗人而非剧作家，他努力地用日记记下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时他在那里的旅行。那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也有壮阔的景观：按理说这太适合记在日记里了；但从外部观察，只处理事物的表面细节，一定令易卜生厌倦不已；于是他干脆停笔不写了。或多或少与此相似，我在孟买几近崩溃，放弃了沉闷的日记，转而寻找新的开始。

酒店休息室的大公告牌上登了一位房客或者说“内设”的卜卦者的广告；那四天，我常有前往求助的冲动，去问问究竟还要不要写这本书。但我不必那么做。一个人在焦虑时会做很多事，比他所以为的更多。这本书就这样有了开头——我想到了开篇那句“孟买人挤人”——然后迅速向后展开。

观念是抽象的，只有包裹上人与叙事才能成为书。读者一旦进入这本书，翻阅前面数页，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双重叙事。有一个被介绍给我们的人的直接叙事；还有一个更大的外部叙事，使得这本书各异的篇章共同组成一个整体。这并非偶然。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即便没有伴随着反思性写作；这本书所涉及的特殊的艺术在于预测，我所遇到的许多人中，究竟哪些人能够最好也最符合逻辑地推进我的故事，而不需要任何生搬硬套。

我必须依赖当地人的介绍，但要向他们说清楚我寻找的是什么并不总是那么简单。许多人被新闻采访报道影响甚深，以为我是在为我所关心的各种事情寻找“代言人”。实际上我探寻的是某个更深切、更是侵入性的东西：在这个古老国度永不休止地为新思想、新政治、新商业观念做出调整的时候，寻找到可以阐明其中某个侧面、某个新转向的个人的鲜活的经验（请允许我使用这样的表述）。因此，在这本书里，一种经验催生出另一种经验，一个主题演绎出另一个主题。

还有一份幸运，一天在孟买的泰姬陵酒店，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缘由，我决定做一件在印度信仰中不祥的事，沿逆时针方向游览这个国家。如果我选择顺时针方向，去北方，到德里、加尔各答和旁遮普的话，会太快进入这本书的主旨部分，从而使这个国家其余的地方在后文拖拽，差不多就是“反高潮”的写法了。而先去南方（我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就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处理那些重要议题，比如种姓制度对印度科学发展的影响，南方延续了一个世纪而鲜有人知的种姓战争，以及对婆罗门的驱逐。这些内容可以让读者（以及作者本人）为问题重重的北方做好准备：加尔各答、勒克瑙、德里的英国身影，过去一个世纪的所有历史，就在现状之下。

经常有人问我，在旅行的实际过程中我是怎样做笔记的。我不用录音机，只用笔和笔记本。由于见到一个人时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对我的目标有所帮助，通常开始之时我会依简单对话而定。我不会直接亮出笔记本使对方感到害怕。如果我认为听到的内容是我所需要的，我会告诉那个人我想过一会儿把他的话记录下来。随后我会让那个人重复他的话和我不完全了解的事情。我手写记录，也写下背景、讲述者以及我自己的问题。一般而言，讲述者看到我在用笔记录时，第二次叙述都会讲得慢一些，也慎重一些，但他的话依然保持着正常叙述的节奏。一个小时可以完成大量工作。我不做任何修改、润色。

抱负远大和复杂费力的书并不总是成功的。不过据说这本书的平装本在英国已经重印了三十六或三十七次。我为如此好运感到惊叹。

（陈蒙 译）

第一章　孟买剧场

孟买人挤人。那天早上从机场进城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我开始觉得人行道和马路上的人潮大得不寻常，可能发生了什么状况。

由于人潮，进城车速缓慢。在一些十字路口，车流被红灯、警察或两者同时阻挡下来；这时候，人行道上的人群更加骚动，匆匆蜂拥穿过马路，他们穿的浅色薄质衣服构成一大团泡沫，仿佛从哪个看不见的闸门奔流而出，如果闸门不再关上，穿越马路的人潮将到处流窜，一辆辆破烂的红色大客车和黑黄两色的出租车也会困在人流中而动弹不得。

坐在出租车里，我四周都是烟雾、热气和杂音。阳光炽热，空气窒闷，客车排出的废气中的粉尘开始沾在我的皮肤上。马路和人行道上那些人的情况应该更惨。他们有许多看来却像是刚刚洗过澡，额头才点上吉祥痣；有许多则看来是盛装打扮：也许这些是在欢度什么重要节日的孟买人。

我问司机今儿是不是公共假期。他听不懂我的问题，我就算了。

孟买继续呈现它的面貌：现在马路两旁是孟买的公寓，这些混凝土建筑上面几层因为孟买的气候、烈日、大雨和高温而发霉，下面几层则似乎由于人行道上的人群而覆满污垢；人群留下的污垢就像潮痕那样慢慢往上升，要跟霉斑会合。

就算脏兮兮的小店也有亮丽的大招牌；画出这些色彩缤纷、富有创意、水平不俗的作品的人，显然对拉丁文和梵文（或天城文[1]）的书法掌握得不错。通常，在这些商店前面和招牌下方只有尘土；偶尔可以看到沮丧、黝黑的人坐在尘土上吃东西，除了食物之外他们对其他一切视若无睹。

招贴板上有大张的电影海报，电线杆上则是较小张的。初来乍到，实在很难把海报所推销的爱情故事跟路上的人群联系在一起。更加突兀的是银行和航空公司的英文广告，以及《印度时报》的一百五十周年特刊（“美好的时光，悲伤的时光，变迁的时光”）：对一个刚搭乘夜间班机抵达的人，这些广告所暗示的城市犹如不知用什么法子从眼前的人流中酿造出的琼浆——一种独特、浓醇的烈酒。

人潮还是没有减少。这时我注意到，这人潮有一大部分在另一边的人行道上排了一条长龙，宽有三至五人。队伍不断加长，虽然有好几大段似乎静止不动，它还是以极慢的速度移动着。我这才发觉，我坐的出租车已经在这队伍旁边行驶了一段时间；到此刻为止，它或许已经有一英里长。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维持着横向道路的通畅。

这些人在等待什么？他们有多大可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纵使在烈日之下、在黄浊的废气之中，他们看来还是安安静静、心满意足。他们穿的是不错的衣服，简单、印度式样的衣服。后到的人急急忙忙、几乎跑着加入队伍，然后他们就耐心等着，似乎准备等上一大段时间。我没有注意到队伍的前头，不知道那边有什么。马戏团？我想我没看错，在这条路前端有几张马戏团的海报。或者是什么电影明星到场？队伍中的人倒并没有那份热切。他们卑微、黝黑、有耐心；他们表情严肃，穿的是最好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早先在前面的队伍中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的旗帜和标志。

抵达孟买市中心的旅馆时，我打听出这天并不是公共假期。虽然在我看来人群很大、队伍很长，报纸应该有所报道，我询问的旅馆工作人员却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孟买市中心某个地方有好几千人刚刚参与了一件大事，可是那件事跟这里毫无干系。

我打电话给一位认识的人，一位作家。他知道的也和旅馆的工作人员一样少。他说那天早上他没有外出，而是一直在家里撰写一篇要在《雅士》杂志[2]上发表的文章。他写完文章后打电话给我，说他对这件事有两个推测。第一个推测是，我看到的人群可能在排队领取电话号码簿。新版号码簿分发得并不顺利——这里是孟买嘛。第二个推测是他从女佣那里听来的。那位女佣在我打过电话之后来上班，她说今天是安贝卡博士的生日，在我从机场进城途经的郊区有盛大的庆祝活动。

安贝卡博士曾经是印度境内一度被称为“贱民”的人们的伟大领袖。他在当时比圣雄甘地更有分量。他在世时不乏荣耀和权力，他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政府的司法部长，也是印度宪法的起草者。但是，他却抑郁而终。是他而不是别人鼓励贱民——甘地口中的哈里真、神的子民，如今以他们自己的称法叫作达利特[3]——摒弃奴役他们的印度教，改信佛教。在他的想法有机会改变或发展之前，他于一九五六年辞世。

在安贝卡博士所代表的种姓中，没有其他领袖有像他那样的权威和声望。他一直是他们的领袖，比任何人都更受他们敬仰，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神。我听说，每个达利特家庭里都挂着一幅安贝卡博士的相片。这张相片我看过许多次，令我纳闷的是，他们没有使用质量好一点的相片。这幅安贝卡圣像犹如旧式报纸印刷术所复制出来的灰色护照相片：领袖的容貌被减化成黑点和白点的组合，凝固在四十或五十年代的形象里；他的脸颊有点丰满，并无其他特色；他戴着一副学生型眼镜，身上的外套和领带让他看起来有一分半殖民地社会的体面气派。相片中人穿外套、打领带，这在印度倒是不寻常。但这也不算突兀，因为这形象正好跟圣雄甘地的手织衣物及腰布形成对比。

看来，人潮应该是为了安贝卡博士而来，而不是为了领电话号码簿。队伍里的人群确实展现了从事宗教活动时应有的宁静，他们的举止就像正在做正事积功德的人。如果说群众是在庆祝安贝卡博士的生日，那也可解释我先前见到的旗帜和标志。我所看到的人群正在膜拜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圣者、他们的神，这样做时，他们同时也膜拜了自己。

那天稍晚些时候，我跟旅馆的一位主管攀谈。他想知道我对孟买的印象。当我提到那些为安贝卡而来的群众时，他在那一瞬间有点吃惊，也不知该如何回应。然后，他一反彬彬有礼的旅馆待客之道，露出烦躁和不悦，他说：“这个国家越来越不像样了。”

这跟我多次听到的关于印度的说法基调一致。印度变了，它不再是先前那个美好稳定的国家。在那段争取自由的日子里，政治活动参与者们追随甘地，也穿着手织衣物，视之为奉献和服务的标记，也是他们与穷人站在一起的象征。如今，政治人物身上的手织衣物却代表权力。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人们忘却了昔日所推崇的事物，现在，大家只看重金钱。三四十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额投资只落得一个结局：“贪污舞弊”、“政治犯罪”。虽然寻求着发展，印度却落得更加破败。当前，任何人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一切皆瞬息万变。警察、窃贼、政客：这些角色已经没有差别。随着财富累积——孟买那些拥挤、丑陋的摩天大厦所宣示的财富——许多被长久掩藏的分歧也暴露了。这些具有分裂性、层次较低的忠诚——对区域、种姓、家族等各方面——是如今印度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主导因素。

就以达利特来说，如果这些人仍然只是圣雄甘地眼中的神之子民哈里真，大家不妨给他们一些帮助和同情，偶尔把他们当作行善的对象，那么当天早上安贝卡的生日纪念活动便不会让任何人兴起世风日下之叹了。然而，先前被称作哈里真的人如今已经取得一些财富，受过一些教育；因为这些变化，他们也发展出集体归属感和政治意识。他们不再只存在于抽象的领域。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而行动；就像印度的优势群体强调其独特性那样，他们也成为了重视本身独特性的一群人。

在孟买这个城市里，达利特的独特诉求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住的旅馆外就是“印度门”。这是英国人留下的建筑：雄伟挺拔的拱门，纪念英王乔治五世于一九一一年踏足印度的事迹。拱门跟帝国主义的这层关联如今已成为“印度门”浪漫情调的一部分，其周遭铺设石板的空旷场地则是人们午后常去散步的地方。在那帝国纪念建筑两旁，有人竖起几个简单而相当小的牌子，在白底上用黑色天城文字母写了一个词——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写作Mumbai，而不是Bombay[4]。

那些写着Mumbai的牌子道出了存在于这城市内部的冲突。孟买是个大都会。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后来的发展也是如此；它吸引了来自南亚次大陆各地的人。在独立后的印度，孟买却落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六十年代中期，马哈拉施特拉人便发动了区域本土化运动。他们争取的目标是把马哈拉施特拉邦变成自己的地方。开始时，运动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来自南印度的贫困移民，不过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威胁。这个运动叫作湿婆辛纳，意为“湿婆的军队”，名称源自十七世纪马拉塔[5]民族战士领袖湿婆吉。报纸并不支持此项运动，把湿婆军分子视为“法西斯分子”。但湿婆军持续壮大，两年前，它在选举中控制了孟买市政府。

市政府建筑属于英国统治孟买的时代里那种信心十足的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宽大、牢固的楼梯一边有上蜡的木质扶手，扶手下面是维多利亚式的金属雕饰，走上楼梯就是会议厅。厅内墙壁下半段镶着厚实的红褐色木板。在市长座位四周，桌椅排列成弧形及半圆形。市议员座椅的布面是绿色的，但市长的椅子却是橘黄色的。橘黄色是印度教的颜色，在这里是湿婆军的标志。会议厅一侧廊台下的哥特式拱门上悬挂着橘黄色的布。布前是一尊青铜色的湿婆吉半身雕像，雕像头顶的布上有一面圆盾和两把交叉的剑的图案，也是青铜色的。

在市长座椅后的墙上，以及几个（由灰色大理石支撑的）哥特式拱门上方，高高挂着殖民时代一些著名印度裔孟买老市长的画像。画像中的人颇有威严，他们戴着假发或祆教[6]徒小帽或穆斯林头巾。这些人的威严，以及他们的威严在另一个时代可能激起的民族自尊，这些如今都走进了历史。

会议厅的格调如此完美，气势如此宏伟，建筑设置如此周全，令人很难想象湿婆军那种简单的橘黄色就能把这一切一笔勾销。这让我想起塞浦路斯岛上尼科西亚的天主教大教堂：穆斯林占有了它，清除了其中的大多数摆设，然后挂上写有《古兰经》经文的旗帜。这也让我想起十七世纪的马拉塔人：他们在莫卧儿[7]人和英国人之间乘隙活动，入侵的范围北及德里，东达孟加拉，最后征服远在南方的坦朱雷，自立为王。

从机场进入孟买的访客也许看得到一团人潮中那些矮小黝黑的身影，看得到尘土和废气，看得到在混凝土建筑之间挤成一簇的临时木屋，以及从这些木屋中延伸出的遮蔽物——像寄生关系般簇拥彼此，看得到不知要伊于胡底的人间惨象。然而，在这个市政会议厅里，在湿婆军的橘黄色和交叉剑上，你只看得到战争和征服的讯息。

这使得独立运动看起来像一段过渡时期。独立像某种革命般降临在印度；如今，在那场革命中还有许多场小革命。发生在孟买的情况也见诸印度其他地区：安德拉、泰米尔纳德、阿萨姆和旁遮普等邦。过去因为外来政权，抑或由于贫穷、缺乏时机或自卑而蛰伏的数十种特殊的身份认同，如今在印度各地开始苏醒。就好比那位旅馆工作人员，他对印度及其发展原本有另一番期望，如今却产生疏离和危机感，那可是一点都不奇怪。

我自己在一九六二年首度造访印度时，也有类似的疏离感。对我来说，那是一趟具有特殊意义的旅行：我以十九世纪出国的印度契约劳工后代的身份前往印度。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种移民的招募工作便持续进行着；他们主要来自东部恒河平原，然后从加尔各答的转运站被送往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其他地方的种植园，从事为期五年的劳动。包括我祖先在内的人们前往太平洋上的斐济，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南非，西印度群岛的一些领土，尤其是英属与荷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我的祖先前往特立尼达——照我的推算，应该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

这些海外的印度人群成分复杂。他们构成了小型的印度，其中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各种不同种姓的成员。他们是弱势群体，没有代表选举权，缺乏政治传统。由于语言及文化的不同，他们不仅跟周围其他人没有接触，跟印度本土（离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有好几个礼拜轮船航程之远）也没有接触。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他们发展出在印度不可能存在的对印度人社群的归属意识。这种社群意识的力量可能会凌驾于宗教和种姓之上。

上个世纪末，三十几岁的甘地前往南非，开始在当地的印度移民之间从事活动时，他所发现的正是这种印度人社群的观念——当时，他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或历史或文学的观念。也就是在他在南非停留的十五年间，甘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领导一次全印度的宗教政治活动的使命。

我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印度独立前的十五年。在成长过程中，我对印度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我的祖先来自那个国家——这不是当时的我乐于深入探究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族群。在特立尼达，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殖民制度下的甘蔗农场工作；我们大多数人过着穷日子，许多人住在茅顶土墙的小屋里。移民到新世界让我们摆脱了印度农民逆来顺受的古老习性，使我们心怀抱负，但是在大萧条年代，殖民统治下的农业社会特立尼达却提供不了什么机会。因为看到周围的贫穷，因为觉得世界是一座牢狱（我们四处碰壁），我的先人为了改善处境而离开的那个印度便在我心中成了最可怕的地方。这个印度存在于我自己的心中，有别于我从报纸和书籍上读到的印度。这个印度——或者说，这种对我们原居住地所产生的焦虑——就像是盘踞在心头的恶魔。

还有第二个印度。它跟第一个印度相辅相成。这第二个印度是独立运动时期的印度、伟人辈出的印度，也是拥有伟大文明和伟大古代历史的印度。当我们处于种种困境时，是这个印度让我们得到慰藉。它是我们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层面；在多民族的特立尼达，我们所发展出的这种认同已经变得更像民族认同了。

我一九六二年初访印度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种认同，但到了印度，我却发现它在那里并无意义。印度人社群的概念——也就是涵盖整个大陆的印度身份观——只有当那个社群规模很小、属于少数民族并孤立隔绝时才会有意义。印度挤满了几亿人口，混乱和裂隙是其严重问题；在这里，泛大陆的认同概念根本得不到共鸣。人们需要的是一些能让他们为自己定位的较低层次的概念；他们在区域、家族、种姓和家庭这些较小的群体里找到了稳定的依靠。

这些是我几乎无法理解的群体。它们不可能在特立尼达给我任何慰藉，不可能抵消我心中那恶魔似的另一个印度，一个贫穷卑微得令人不敢想象的印度。一九六二年，我就目睹了这样的印度，我由于持有关于印度身份的念头而无法接受它。在印度街头和乡间所见到的贫穷景象令我不悦并感到威胁，又使我被心中那个恶魔折磨。那种贫穷离我已有两个时代之远，但我觉得自己比碰到的大部分印度人更接近它。

一九六二年，尽管有了五年计划，全民选举已经成为事实，社会主义和升斗小民是热门话题，我却发现对大部分印度人而言，印度的贫穷仍然是一个浪漫的概念；它在人们心中激起虔诚和凄美的哀愁，它是这个国家独特性的一部分，更是达成甘地之摒弃物欲精神的手段。

我认识某个经济周刊的一位编辑，他心地善良、工作认真，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有一次我们在孟买谈到贱民，他问我：“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一些贱民的美？”这位编辑毕生为印度效命，贱民地位的提升是其中一部分，他这样说的时候充满了仁厚的情怀。

这里有一个矛盾。我所设想的泛大陆的印度身份随时会使社会的紧张关系浮现；要是抱持这样的理念，我便很难在印度从事有效的工作。相较之下，印度人所持的种姓或群体稳定观就有比较明确的诉求；这使得他们一方面可以身心无恙，另一方面又能在别人或许会望而却步的环境中工作——只是卑微、于事有补的工作，不是什么革命大业。我在乡间停留数周，跟印度行政服务局的一些年轻官员住在一起时，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千千万万人长年那样工作着，心中毫无突显自己的念头。独立后四十年以来，这已经成为举国投入的巨大工作，其成果如今明显可见。看似突发的变化其实早就在规划之中。你看得到财富增加，你看得到曾经的穷人如今显露出新的信心。那信心的一方面是新特性新身份的崛起；这些使印度人感到不安，就和一九六二年我仅以“印度人”身份前往印度时，种姓、家族和区域认同令我不安一样。

过去被称为贱民的人在拥挤的马路上排了一英里多长的队伍，他们前来向他们那位早已过世的圣人致敬——那位在其圣像中穿西装、打领带的安贝卡博士。他们所表现的尊严是过去看不到的。可以说，这是甘地等人致力实现的；可以说，这验证了自由运动的正当性。但是，这也可能被视为对许多印度人习以为常的稳定的威胁，一个中产阶级成员可能会顿时陷入焦虑，觉得这个国家真是每况愈下。

孟买的股市景气了好一阵子。二十九岁的证券经纪人巴布赚了一大笔钱，数目比他父亲干一辈子活的所得还要多。巴布的父亲在英国殖民时代移民到当时为英属印度一部分的缅甸。缅甸独立并退出英联邦时，巴布的父亲跟其他印度人一样被迫离开。回到印度后，巴布的父亲从事自营股票证券买卖。他仔细阅读报纸的财经版，收入还算差强人意。“从事股票交易，”巴布说，“如果十次有七次获利，那就算干得不错了。”巴布的父亲未受过正规教育，在他自己看来，他算是干得不错了。

巴布受过较好的教育，又是在一个规模大了不少的经济体中从事交易，就算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说也算是干得相当不错。他说，过去五年情况特别好，他认为下一个十年也会相当好。

但是巴布已经开始感到焦虑不安。他不知道印度商界近来所表现的攻势会导致什么结局；他无法确定，像他这样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人在新局势里会适应到什么程度。他也开始产生某种他父亲从未意识到的恐惧：二十九岁的巴布活在革命和混乱的可怕威胁之下。他一方面担心个人的损失；另一方面，他的担忧也源自他在宗教方面的思虑。

巴布生于一个耆那教家庭。耆那教是在佛教之前从印度教衍生出的一个古老教派，其信徒所要达到的境地是他们心目中的绝对洁净。他们不吃肉，不吃蛋，不杀生。耆那教徒每天早晨都要沐浴，以没有用针线缝过的布覆体，然后赤脚走到寺庙祈祷。不过，耆那教徒在印度却以擅长经商而闻名。

巴布的办公室位于孟买的股票交易区。从街道上，访客不易看出这一地段跟孟买市中心的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巴布上班的那栋高楼的大堂有种特殊的印度风味：你能想到，为了保持洁净，每天都有人拿着有点脏的抹布把那地方上下擦一遍，他也在每个电梯的折叠式铁门上留下了一抹黑色油污——有点像每天一次为神像点上檀香油膏。每个电梯都用潦草漆成的板子标示着号码，每个电梯前都有一小排左拐右弯的队伍，大厅里的人群因而拼出了一幅花形图案。

在我们下电梯的那个楼层，墙壁上还看得出那块有点脏的抹布的痕迹。不过，在高层安静了许多的走廊里，人们显然不像在楼下时那么紧张地注意举止，避免失态。他们有时会找个角落，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远远往墙上吐出一口口以抛物线飞射的含渣的红色槟榔汁。

走过不拘小节的这一幕，我们来到办公室。桌子，职员，办公设备。墙上挂着加框的彩色印度教神像，其中有些还装饰着花环。巴布办公的地方是靠里的一间小室。计算机屏幕闪着绿光。一面墙上并排挂着三幅神像。最右边是骑虎的女神难近母[8]，相框玻璃上有个金盏花花环。

我向巴布问起难近母。他并未直接回答。他开始谈起他的耆那信仰，以及那信仰对他的工作上有什么用处。

他说：“基本上，我们没有嗜杀的本能，而那却是企业家应该具有的。”

我说：“你倒很成功啊。”

“我们是做贸易的。”对他来说，这是重要的区别。“经营企业需要有嗜杀本能，做贸易则不必。这就是为什么耆那教徒不涉足企业界。如果我在证券交易所做买卖，而某位仁兄不肯把钱付给我，我可不会雇个帮派分子去处理。同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建筑业，他们就会那样干——如果我是建筑承包商，我就必须跟帮派打交道。”

“这情况有多久了？”

“在城市里越来越严重。一九七五年”——那是甘地夫人宣布戒严的时候——“以来，所有帮派头子都不再干走私，改做建筑。他们的手法之一是‘劝说’人们搬离某块土地，以便在上面盖房子。”

这是许多人谈到的话题。这是印度企业和政治“犯罪”的一环。

巴布说：“这是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他指指自己的房间、里面的计算机，以及外头的办公室，“还能持续多久。目前我们的情况还不错。我们是吃素的，但我不知道我们这种可以不必出去跟人打斗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

在那场所强调素食，听起来有点奇怪。但素食在巴布的宗教信仰里是基本要素。面对着生活的纷扰、变动及无常，坚持洁净的素食可以让人找到依靠。那是对意志和德行的磨炼，可以让人免于陷入其他种种极端，包括“出去跟人打斗”。

巴布身高中等。他的素食和运动——没料到是篮球——使他拥有一副结实、修长的身材。他硬实，肌肉倒不是那么发达，说来有点妙，他的样子倒真像耆那教的一尊光滑的大理石雕像。他的眼神沉着，他的脸庞近似方形、线条分明，他的皮肤平滑、没有疤痕。

他认为，如果贸易的性质有所改变，如果嗜杀本能也在这个行业滋长，那么耆那教徒只有奋战，否则就必须投降。从他的话听起来，耆那教徒似乎至今都倾向于投降了事。他们已经离开建筑业。就像德里的情况，他们在孟买也不再从事那些令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现金或贵重财物的行业。

他再度谈起他的宗教。当他提到女神难近母时——他好整以暇地回到我先前的问题上——他并不把她说成是具有特殊属性的神祇；在他话中，难近母就是单纯的神。

“一旦有重大事情发生，我就不得不想到神的旨意。今年初我父亲因心脏病过世，遭遇这种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其中牵涉到我无法扭转的外在因素。

“我现在使用计算机，像发达国家的人一样。我曾经想过，要是我在股市有所斩获，那是因为我会利用这些新科技。其他时候——我父亲过世，像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我又觉得我的才智或冲劲根本不值什么。你看，我在这里干这一行。我预测股市动向和股价波动。你也知道，干这行的人都像着了魔。可是，我突然间有这种感觉——我无法预测我的未来。就是在这种时刻，我感到有神那样的力量存在，我想要有信仰。

“过去一年来，每当我兴奋或非常悲伤时，就会产生那种感觉。先前，我会把兴奋表现出来，你能看出我的兴奋。现在，我知道到了末了，兴奋过后，可能就会有什么伤心事发生。因此，何必兴奋呢？”

“年纪较大的会这样想，我可以理解。你年纪可不大。”

“我们在孟买证券交易所有一句口头禅：‘你看过几次迪瓦里？’”迪瓦里就是印度教的排灯节。“那意思就是说，‘你年纪有多大？’我那位拥有这家公司的朋友只有三十岁，过去五年来他的事业做得相当成功。他受过两次所得税突袭检查，也经历过几番浮沉。他五年之间经历的种种可能不少于我父亲一辈子的遭遇。因此，我们说重点不在于你看过几次迪瓦里，而是你放过多少鞭炮；这对我也适用，不但对工作，也对生活。我每天早上都到寺庙去。我祈祷主要是为了控制某些情绪反应。”

“悲伤？”我想到的是他父亲。

他听错了我的话。他以为我说的是“贪婪”[9]，因此他说：“贪婪和恐惧，两种和我的工作有关的反应。我走进寺庙，双掌合十，在那边停留五分钟。”

“你这时在向谁祷告？”

“所想到的世界主宰。”

“你心中没有特定的神？”

“如果你正好手头有交易，你会想到女神吉祥天女拉克什米；别的时候则可能是辩才天女萨拉斯瓦蒂。吉祥天女是财富女神，辩才天女是智慧女神。我一想到贫民窟里的小孩，就会同时想到神。那时我会想，我是从某个特定子宫里生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人在这里，而不是那边。为什么我在这里，而不是在贫民窟那边？我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制式教育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神。我每天会想到这些两三次。”

“你父亲也有这些想法？”

“我父亲是白手起家。他只是有执照的证券商，并不是什么证券公司的股东。他必须花更多心血在工作上。一般来说，你得先把吃住解决了，才会去想这些其他的事情。虽然我父亲一定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但他必须先以家庭为念。跟他比起来，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就有了更好的处境。这是我会有这类念头的原因之一。”

“没有一点攻击性的人在商场上会成功吗？”

“攻击会导致恶性循环。我举个例子。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安巴尼[10]的人，再过两三年他将成为印度最大的企业家。你可以从这个人的例子中明白印度工商企业到底是靠什么成功的。他是个干练的管理者，也是干练的操纵者。这两者有所不同。管理者负责企业组织的安排，操纵者处理外务。安巴尼有先见之明，但最重要的是他也有攻击性。如果你拿他来跟塔塔和比尔拉等老企业家比较，他要比他们先进了一个时代。比尔拉有各项政府许可，他创办了种种企业，生产货品。这位安巴尼更胜一筹。他只依自己的心意制订或废除公司策略。他看到了市场上对聚酯纤维的需求。这东西亮晶晶，耐用得不得了。在印度大家买不起太多衣服，这东西最能派上用场。于是他就做起聚酯纤维的生意，还不让别人也来掺一脚。在这之后，他使出下一招——生产用来制造聚酯纤维的原料。这时，他要别人去制造聚酯纤维，他便可以把原料卖给他们。这种纵向的产业整合终将让他掌握印度纺织工业。聚酯纤维将是市场上最大宗的产品。

“如果我想在印度做起任何企业，我就必须这么做。诸如此类。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这里有一家叫巴扎吉的公司。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小型摩托车制造商。三年前日本厂商进入印度时，我们认为巴扎吉很快就会关门大吉，但它不但没有关闭工厂，事业还扩张得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品牌。巴扎吉本人是哈佛毕业生。不过他那一家人倒没有什么新作风，他们的生活都还遵照所有的印度文化和习俗。他们被征收百分之九十七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税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但今天他们的财富还是相当庞大。这让我相信它还行得通。”

他所说的“它”是指印度传统生活方式，符合“所有的印度文化和习俗”的生活方式。

巴布说：“这里的重点是你刚才问到的，就是说要怎样才能不靠攻击而成功。问题在于克制。在我那些荤食的朋友身上，我找不到素食者所表现出的意志、克制和品格。我们最初开始吃素的时候从未想过这些事情。现在回头再看生命的种种，我们发现荤食确实有问题。”

巴布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打算。他想再工作十年，发挥一下他具有的商业才能。他想在那十年间赚到足供余生花用的钱，然后献身公益活动。不过，他对这个计划有些不确定；他尤其感到犹豫的是，离开职场是否真的明智或真的有用。如果他去亲自从事公益活动，那不是浪费了他的天赋吗？如果他继续留在商界，把获利——肯定会增加的——捐出来做公益活动之用，那不是更能实现他的社会关怀吗？

这些念头令他不安。他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而这令他更加不安。他认为，以他所过的生活形态来说，在这时对穷人的同情只是“伪善的”。

“如果我说我应该从事公益活动，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间空调办公室里？如果我有真实的感情，我应该到贫民窟那边去工作。我可能直到四十岁都还会像伪君子那样过日子，然后才开始做真正想做的事。目前我在事业上的回报相当好。这让我觉得应该更加卖力，让我觉得没有资格享受这些奢侈。

“想从事公益活动时，上一代的耆那教徒是去建造大理石寺庙。我们觉得那不太合适，或许因为寺庙已经那么多了。我们想到的是孤儿院和医院。我们这一代对公益活动比对宗教还要重视。”

“你对贫穷现象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不安？”

“我确信将会有一场革命，就在一代或两代之内。收入的差距早晚要改变。想到那问题，我就不寒而栗。印度人笃信宗教，听天由命，这点我相当确定。就像我，受了这些年的教育，也相信命运会决定我的未来——我终究要听从它的安排。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闹过革命。如今，纵然人们笃信宗教，由于越来越严重的挫折，革命终会发生。容忍的限度已经不能再扩大了。”

“你认为会是什么样的革命？”

“不会有任何模样，只会是全盘混乱。”

对某些人——譬如湿婆军——来说，这场革命已经开始。我认识了尼基尔，一位年轻的杂志记者。一个周日早上，他带我到孟买郊外的塔纳工业区去看一位湿婆军的“地区领导”。湿婆军在塔纳有四十个分部——单单一个郊区就有四十个分部，每个分部都有一位像我们要会见的巴提尔先生那样的领导。

塔纳在孟买北边，距离孟买有一小时火车车程。车厢空间宽敞，只有基本设备，这样的车厢正是为了运送孟买郊区的大量乘客，不必讲究，金属杆、撑架和螺栓都没有涂上油漆。每个车厢都有一个显眼的金属卷标，上面是制造商的名称：加尔各答杰索普公司，以前是英国人的公司，现在则为印度人所有。

我们经过一栋栋污黑发霉的公寓建筑，沼泽和排水沟，已经转成褐色的作物，灰尘、小孩，还有总是见得到的小屋，以及依附着它们、以破布为顶的遮蔽物——现存的小屋、茅屋或遮蔽物为新来者提供一面现成的墙，这些是不断涌入孟买的一波波人潮，他们有时在一夜之间就把历时数年的重建成果化为乌有。早期，湿婆军曾想把马哈拉施特拉邦变成马哈拉施特拉人自己的地方，在当时展开运动，反对其他邦的居民迁入孟买。只要看看火车外面的景象，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在车程一小时之外的塔纳，人们仍然意识到居住空间在此也是那么昂贵。火车站附近一条工薪阶层居住的巷子里——就在那些颜色鲜艳的摊子过去一点的地方，摊子有的摆水果，有的摆廉价手表，还有的摆周日早晨穿戴的俗丽服饰和亮丽的市集货品——一套简单的公寓就要卖二十五万卢比，大约一万英镑。

巴提尔先生房子的门在这条巷子一侧的小弄里，小弄两边各有一栋两层楼建筑。巴提尔先生住在右边那栋旧房子楼上，左边那栋尚未完工、建筑样式有点突兀的房子看起来会是一间大宅。小弄底的院子很像西班牙港[11]古宅的后院，户外活动繁多，难得闲下来，沿着院子后墙盖起的小砖屋摇摇欲坠，和孟买的情况一样拥挤，人们就这样将就着使用那么一点空间。

后墙另一边的空地或院子里，在离墙不远处有栋不小的饱受风吹雨打的混凝土结构建筑，看来原先的计划已被取消，建造中止了。要是这栋建筑顺利完工，它会挡住射入巴提尔先生院子的一部分阳光，院子也会令人觉得受到束缚。由于后边没有阻挡，巴提尔先生的院子在目前情况下倒出人意料地没有压迫感，虽然人那么多，噪音那么喧嚣——此起彼伏的声音、这样那样的事全部混在一起，结果像是海浪的呼啸。

向上通往巴提尔先生住宅那一层的木头楼梯很陡（为了节省空间），必须小心攀爬。楼梯的构造有点意思，每块厚梯板都以接榫的方式跟两侧的木板相连。在楼梯顶端的阳台或走廊上有脱在屋外的鞋子和拖鞋，不过，没有人要我们脱掉鞋子。

房间内已经有了一位访客。他是位督察，身穿卡其制服，坐在巴提尔先生旁边的扶手椅里。督察也没有脱掉靴子。那是一双相当炫目的靴子，看来应该是私人行头，不是警方提供的。靴子长及脚踝，软皮材质，上面有细巧的凹凸花饰，是棕红色的。

督察的年纪在四十上下。他神态严肃谦恭，但无失尊严。巴提尔先生蹙着眉头，或许那表情是他权威地位的一种表征。他身材矮小，已经开始发胖。他还年轻，将近三十，坐着的姿势突显了有点发福的肚子。看来他是在最近才有肚腩的，对它还感到不自在，同样的，他也还不太适应开始变得浑圆、把裤管绷得紧紧的大腿。他在客厅里光着脚。这是一般习俗，但也显示了他的特殊地位：他是在家中见客的地方要人。

那个周日早晨，督察前来寻求湿婆军帮忙解决发生在当地的“调戏夏娃”问题。在印度各地的公共场所，针对妇女的性骚扰频发，通常是偷偷摸摸的，有时则相当明目张胆。督察手头正在处理的这桩案件已经使当地的两个群体对立了起来。在人多、空间拥挤的情况下，情绪容易失控，麻烦也随之而来。

客厅墙壁被刷成了粉红色，有水磨石地板。就家具和装饰来说——如果不细究不同年代的风格差异——它很像我童年时在特立尼达见过的房间：在一些开始觉得日子过得不错、开始看重自己身份的人家里，你见到的就是这样的房间。客厅中有一台索尼牌电视机，附加录像机。电视上铺着一块有图案带花边的布，布上有个洋娃娃。粉红色墙上挂着几节有塑料扶桑花叶装饰的塑料框。房间一角有张双人床，上面整齐、有角度地摆着两条褪色的粉红靠枕。巴提尔先生的几件衣服吊在某种挂钩上。

巴提尔先生的母亲坐在开着门的左边门廊的水磨石地板上。另一头的房间应该就是厨房。我仿佛闻到一股从那边传过来的煎鱼味，不过也可能是我搞错了。或许巴提尔先生一家人不吃鱼，在印度，这类细节是很重要的，甚至关系到严重的种姓问题。总之，我闻到饭菜的味道，显然是这味道——正当督察和巴提尔先生谈话的时候——使一只长有虎斑的姜黄色小猫从客厅一头走到巴提尔先生母亲坐着的门口。这只猫出乎我意料：我以为印度人不怎么喜欢猫。这是一只印度猫，长颈细足，只有腹部丰满一点，比英格兰的肥猫来得瘦小可怜。

巴提尔先生的母亲穿着一件红色或粉红色的有图案的莎丽，她用一种能分别裹起双腿的方式系莎丽。她身材很矮，一身大多是松弛疲乏的肌肉，还戴着一副厚眼镜。她坐在门口为的是享受这周日早晨有客来访的时光；不过，从她的神态可以清楚看出，她并不想干涉儿子必须处理的任何大事。

表情严肃、令人注目的督察终于起身。他说，巴提尔先生能够如此理解让他感到欣慰。涉及调戏夏娃事件的两个群体各有不少支持者，足以在当地制造严重的麻烦——他这么说，针对这类事件，警方的立场是设法调解。然后，他告辞离去。我听得到他穿着皮靴的脚又轻又慢地走下那陡峭的楼梯。

巴提尔先生眉头蹙得更深，双唇紧闭，等我说明来意。他不懂英语，只会说马拉塔语，尼基尔为我翻译。我说，我首先想了解这个地方，还有巴提尔先生的家庭。

巴提尔先生说，他一家一直住在这里，这块地方。他父亲在孟买市中心一家工厂的器具部门工作了四十年。工厂制造什么？巴提尔先生和他母亲都不知道。工厂现在已经停业关门了。重要的是他父亲有固定的工作。因为这一点，他们小时候没有吃过苦，直到父亲在一九七五年过世之后，他们一家人才尝到苦头。印度没有养老金制度。

巴提尔先生脸庞黝黑、方正。他蓄着短髭，头发已经开始稀疏。

父亲过世之后，他外出工作。他在一家晶体管工厂的包装部门找到一份工作。是一位表姊妹介绍的。她就在那家工厂上班；事实上，她现在还在那里上班。他在包装部门的薪水不多，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月薪只有三百卢比。虽然不喜欢，为了糊口他也不得不从事那份工作。他在工厂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许多目前还有来往。

他从未认为自己和家人是贫穷的，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富裕或贫穷的。他一向觉得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就印度人对这个名词的理解而言。他的话响应了耆那教徒证券商巴布所说过的：一个人必须先顾好吃的跟住的，才会去注意别的事情。巴布事业成功，才使得他产生他较为困顿的父亲从未有过的社会关怀；同样的，虽然湿婆军议论着马哈拉施特拉人的贫困，只有当他们脱离了绝对困苦的情境时，才会有那种想法。

在那里成长时，巴提尔先生的抱负是怎么产生的？他是否从小就有雄心？是的。他从小就想成名。他并不想因为什么特定的事而成名，他只是想成名。有一阵子，他认为他应该成为一位著名的板球运动员。现在他不再有这种抱负，他在这方面的雄心已经减弱。他只想执行党的最高领袖要他从事的工作。

他在十岁时首次见到领袖——就在此地，在这片地区。那应该是一九六九或一九七〇年。有一天他看到一张宣告领袖即将来访的海报。当时，他从未听人提过领袖：湿婆军只成立了三年，领袖还没像后来那么有名。但巴提尔先生注意到了那张关于领袖来访的海报，那是在伽巴提节[12]期间。现在，在巴提尔先生的言谈中，宗教和湿婆军政治开始产生联系。

伽巴提，或称伽尼萨，即印度教的象神欢喜天，长着和善的长鼻、明亮的眼睛，大腹便便。他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备受崇拜。他在巴提尔先生宅内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家人在屋内摆了一幅伽巴提神像。每年都有为象神欢喜天举行的节日，历时九天，每天都有一项重大活动。巴提尔先生小时候每天都会去参加活动，每年都不例外。

通过尼基尔的翻译，他用马拉塔语告诉我说：“我得到的一切福分都是象神欢喜天所赐。每个月有一天是拜象神的日子，那时我就跋涉一百一十公里前往巴里的象神欢喜天大神庙去祭拜。”他母亲（肤色比他白许多）在一旁不停点头。

索尼牌电视机后方的墙上挂着一幅供奉在巴里的那尊神像的彩照或图画。象神的大肚腩是大剌剌的醒目红色，看来并不那么慈祥。

我问道，他家人是否向来把象神欢喜天视为好运的赐予者。他回答说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把象神欢喜天跟好运联系在一起的？

他搔搔稀疏的头发。那只姜黄色虎斑猫，也许是小猫崽，现在坐在先前督察坐过的椅子底下，小心扫视着四周。巴提尔先生的母亲坐在门口的水磨石地板上——那地方像是她专用的座位——抬着头，似乎也在回想她儿子第一次得到神佑时的情景，厚镜片在她的眼睛上投下光圈。

摆着对称长枕的床铺上方的墙上有一管日光灯。印度人使用日光灯，因为便宜。那面墙上有两扇小窗。一扇装了垂直的铁条，另一扇的铁条——为了变化及风味——则是横向的。两扇窗的帘子同一式样，都在两个地方用带子扎起。

这间粉红墙壁的小室倒是塞满了令人注目的东西：下过不少心思、充满自豪的摆设。房内有一座衣橱，还有一台大约三英尺高的黑框玻璃柜。柜上有一根相当大的多色蜡烛，跟索尼电视上的洋娃娃构成平衡。架上的东西包括一组不锈钢大杯及八个有花纹图案的瓷杯。那玻璃柜和里面的东西——除了大铝杯外——跟我童年时代见过的一样。它们在这里还被颇为齐全地保存着：看到它们，我满心好感。

巴提尔先生终于说：“我从来没认真上过学，只是到处游荡，打打板球。最后他们说要把我撵出学校。我就向象神祈祷。我告诉他，如果没被退学，我就会去巴里朝圣。我没被退学，女校长改变了心意。她找我去，说那次只是给我警告。”

他记起这件事，也同时记起了象神欢喜天给他的其他护佑。“我母亲在三四年前生了场病，高血压。她住院，必须戴上氧气罩，还说不出话。我前往巴里的象神庙，献上花环和椰子。回来时，我母亲已经好了许多。”

他说这些的时候，他母亲——并非如我先前所想直接坐在门口地板上，而是坐在一块约一英寸厚的薄木板上——双手合十。通过尼基尔的翻译，她告诉我她合十是在感激欢喜天。

他甚至在出生的过程中也得到了神的保佑。那是在一九五九年。他们这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暴动，有人投掷石头。要叫出租车并不容易，但他父亲找到了一位愿意设法把巴提尔太太送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必须在暴动的人群里行驶五公里才能到公立医院。这辆车子安全抵达，他母亲一进入医院就生下了他。

母子两人轮番说着这故事，坐在地板上的母亲再度合起双掌，说那是欢喜天的庇护。

然后，大约在两年前，他面临了一次严重的危机。这危机涉及他的政治生涯，历时九天。对于处在焦虑中的人，那可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他前往巴里朝圣，向象神欢喜天许愿，说如果能脱离这次危机，他会向他献祭一百零一颗椰子。

那不是用金钱向神行贿吗？

“我的信仰有现实基础。我可不会用一百零一颗椰子求神让我成为印度总理。”

他对象神欢喜天的信仰是否来自内心深处并一直存在？或者他只是在祈祷之后想发现某种神迹？

通过尼基尔的翻译，他说：“甚至在情况不对劲的时候，我也听得到内心的一个声音。我想，你可以称之为自信吧。”尼基尔说出他用来表示“自信”的马拉塔语“atma-vishwas”，那是象神欢喜天最珍贵的恩赐。

我问：“你怎么把一百零一颗椰子运到神庙？”

他告诉我更多关于象神节的情况。每年，你都得向神像制造者购买一幅新像。随你自己的意思，你先把神像放在家里多久都可以，但在庆典结束时必须把它丢掉，或把它浸入水里。他们一家人的做法是把神像放在家里一天半，然后把它沉入离家不远的一座湖里。他母亲一辈子最大的期望，就是雇一支乐队把象神像从神像制造者那边迎回家里。最近她总算做到了。她的另一个儿子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他们一家请了一支乐队把神像迎回家中。把神像从家里送到湖边时，也有那乐队同行。

听着这些关于象神欢喜天、神庙、朝圣、许愿、献祭等等的话，我开始稍微意识到土地对巴提尔先生一家这类人所具有的神圣性，他们在生活中偶然感受到的荣耀，他们所接触的美好事物。他们的世界包括肉眼见不到的东西。塔纳是一片工业郊区，但那片土地本身历史相当悠久。它有自己的神圣本质，同样，这些人在这里可以自然地适应许多不同的感受。

就在举行象神节的好日子期间——就在这里，在这个地区，在我先前走过、只观察到表相的那些巷子里——十岁的巴提尔先生看到了那张宣告湿婆军领袖即将来访的海报。为了一睹那位领袖的风采，他去参加了集会。在当时，领袖自己发行了一份周刊，他更为闻名的身份是著名漫画家。小男孩巴提尔看到领袖时，并不觉得他在身材容貌上有什么出众之处。他看到的是一位瘦子，戴着眼镜，穿着纽扣全部扣上的长外套。但当领袖开始说话时，男孩的血液便“沸腾”起来。领袖的演讲历时三十至三十五分钟，末了，像年幼的巴提尔一样，那些因想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真正主人必须承受的所有不义而热血沸腾的人，开始为领袖高声喝彩。

“那时你年纪还那么小，能理解那些有关马哈拉施特拉人受到歧视的话吗？”

“能。我不时听到别人谈论穆斯林和外地人如何对马哈拉施特拉人不好。我在家里听到这些，在街上也能听到。我哥哥时常向我提到这些。”

“你父亲呢？”

“他对这个完全没兴趣。”

父亲不像儿子那样，过的是安稳的日子。巴布父亲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此之后，虽然十岁大的男孩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听到激昂的湿婆军演说，他却开始为党部张贴海报和悬挂旗帜出力。后来，当他父亲过世、他到晶体管工厂上班以后，他开始在晚上为党从事政治活动。他找到新工作之后，仍然继续为党工作。他的新工作是处理输出劳工到迪拜及中东地区的事务，相较在晶体管工厂所得的三百卢比，他这时的月薪是九百五十卢比。他负责面试申请者。

他不想自己前往中东赚一笔？

“我没通过大学会考。到了那边也只能做些低贱的工作。”

“你不觉得把人从这里送到穆斯林国家有些不妥吗？”

“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敌人。”

那时他在党部的工作是晚上在湿婆军办公室值班，听取人们的投诉。湿婆军一向看重事务的社会层面；在这方面有许多可以做的事。人们需要帮忙。有些人一天只有四小时有自来水供应，在许多建筑里，二楼以上就取不到水。甚至在他被任命为湿婆军的地区领导——这是三年前的事——以后，他还继续从事这类民众服务。譬如说，我们刚到达时，有一位妇女跟他母亲一起在厨房里。她是来抱怨关于自来水接管方面的问题的。为了接水，她付了某人一千卢比，但到目前管道还没接上，也见不到半滴水。地区领导必须关心人们的疾苦，那在政治上会有利于党。

他的血还会沸腾吗？或者，在湿婆军获胜、他自己也跻身地区领导之后，他已经变得比较平静了？

他的血还会沸腾。“离这里大约二十五公里，有一个叫毕万迪的地方。当印度在板球比赛中输给巴基斯坦时，那里的人——那里的穆斯林——会在市场里燃放鞭炮。小时候我对这事没什么办法，现在，我可无法忍受了。过去有几批穆斯林从毕万迪来到塔纳这里，当地人对他们恨之入骨，在一九八二年跟他们起了冲突。当地人闯入穆斯林的商店，抢劫货品来转卖，一条毛巾卖两个卢比。现在穆斯林又回来开店，可是他们不敢再嚣张了。湿婆军是很有力量的。我就这么告诉你吧：有些穆斯林甚至会捐钱给湿婆军。”

尼基尔自行问道：“那不是勒索吗？”

巴提尔先生不那么认为。

我想知道——考虑到他对象神欢喜天的尊崇——哪一样对他更重要：宗教或政治？在尼基尔的马拉塔语翻译里，这问题变成了“达摩或拉吉尼提”？

巴提尔先生说：“达摩。”宗教。但这并不是他先前谈到的对象神欢喜天的私人信仰。随着湿婆军的成功和扩张，湿婆军的理念也变大了：巴提尔先生心目中的宗教是印度教本身。“有人阴谋想把印度教从地球上铲除。”那是穆斯林的阴谋。正因为这一点，最重要的是维护印度教的生存。

另两只印度猫或小猫崽也跑到客厅里来了——一只是虎班猫，另一只是姜黄色的，它们好奇地到处走动。巴提尔先生家的几位朋友或亲戚也来了，他们想听听巴提尔先生对访客说了什么。我问道，如果印度的工商业持续像这段时间一样成长，印度教还能继续存在吗？

他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矛盾。“如果你想生存，就必须赚钱。”

“这不符合甘地的立场。”

“我对甘地没什么好话。他主张逆来顺受。我认为，如果有人甩你耳光，你一定要直起腰杆问他为什么甩你耳光，或者回他一个耳光。我痛恨非暴力主义那套主张。”

这态度呼应了他的马拉塔战士自尊。我想知道，他对马拉塔的历史有多少了解。在这个地方，在这些狭窄的巷道里，人们有怎样的历史观念？他可知道湿婆吉的生卒年月？

他知道。他说：“一六三〇到一六八〇，这些我都知道。湿婆军把马哈拉施特拉人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但接着又来了英国人，他们使所有其他人陷入灾难。”

我可以理解这里所牵涉的较大层面的社群意识，亦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但我很想知道，在像这样一个人们拥挤而居的工业地区，种姓制度具有什么意义。湿婆军跟达利特的关系如何？就我所看到的一点来说，达利特已经开始有自信，也就是象神欢喜天赐给巴提尔先生之物之中的“atma-vishwas”。这是否在他心中引起了一些共鸣？他对印度教的关怀是否也使他对达利特产生一点同胞之情？

他变得僵硬。“我们跟他们没有争执。他们不把自己看作马哈拉施特拉人或印度教徒，他们是佛教徒。”

他们不是因为种姓偏见才被迫脱离印度教的吗？他对他们没有同情？他小时候曾在聆听领袖谈到马哈拉施特拉人遭受歧视之后热血沸腾。他不认为达利特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吗？

他不认为如此。达利特的愤怒是达利特领导人，以及一些以美国黑豹党[13]为师、自称为达利特黑豹党的人士出于政治目的而煽动起来的。“他们没什么理由愤怒，他们不像他们自称的那样受过苦。目前的达利特组织都跟穆斯林团体挂了钩。”

我问尼基尔事实是否如此。他说是的。“那两个阵营，达利特和穆斯林，都没有归属感。有人便认为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没有归属感：这是常听到的话题。巴提尔先生现在属于胜利的一方，但他的血还会沸腾。就是在当前，他还觉得他所属的群体会沉沦，别的群体正等着来践踏他们。仿佛在这些拥挤的小空间里，没人真正有归属感。每个人都觉得另一个人、另一个群体在一旁笑着，每个人都活在被围困的感觉中。

这时候应该随巴提尔先生前往湿婆军的办公室了。我们向他母亲告别。她仍然坐在地板上，只抬起头，双眼消失在厚镜片的同心圆下方，随后又双掌合十。我们一行跟着几个前来听巴提尔先生谈话的人离开粉红色的房间，穿过脱在门口的拖鞋和皮鞋走进前廊。

我们先到前廊尽头观看屋后的景象：倚着后墙搭建的小砖屋，隔壁被弃置的结构——上头有生锈的钢筋从混凝土中露出。跟着我们的一个男人用英语说：“没有许可。”这么说来，尽管四处看来杂乱无章，还是有什么市政规章在运作着。

我们走下陡峭的楼梯，进入两栋房屋中间的通道，然后转到阳光照射下的柏油巷里。往右边走不远便是湿婆军的地方支部，巴提尔先生坐镇之处。就结构而言，这只是一个混凝土箱子，单间小屋，但外部的装饰让它看起来像一座碉堡，屋顶上有形式化、非常简单的枪眼，混凝土墙漆成灰色石块和白色砌缝的模样。在巷子里的灰尘、垃圾、破败建筑的衬托之下，它显得相当突出。它看起来像舞台布景，或是游乐场内的什么设施。但它令人想起马拉塔人的战士传统。那传统不是虚假的，湿婆军在当前的势力和组织也不是虚假的。

之前我们进入巴提尔先生的客厅时，并没有人要我们脱鞋。现在，从巷子走进湿婆军办公室之前，我们就得先脱掉鞋：这里虽然比他的客厅灰尘多，却是巴提尔先生真正的圣殿。房内的墙壁漆了蓝色，地板用石板铺成——马哈拉施特拉人在建筑上很擅长使用石材。

靠内墙有一张办公桌，以及一把像王座的高背椅。我们一进屋，巴提尔先生立刻坐到高背椅上，仿佛那是这个地方的礼仪的一部分。桌前有九把铁质折叠椅，这些是供访客使用的，漆成跟墙一样的蓝色。在巴提尔先生椅子上方的后墙上挂了一幅老虎图：老虎是湿婆军的标志。那面墙上仅有的另一幅图是湿婆军领袖的相片。桌上摆了一座青铜色的湿婆吉半身雕像。桌子再过去的角落里，一个没有跟墙壁摆齐的基座上另有一座类似的半身雕像。这两座雕像是用石膏做的，额头都刚抹上檀香油膏——那是神圣的标记。门口附近有一个深绿色铁质高档案柜，照明使用日光灯。一面墙上所挂的布谷鸟自鸣钟——令人想起巴提尔先生的客厅——是这小室里唯一的装饰品。

这间湿婆军办公室就是湿婆军的碉堡，塔纳一地就有四十座像这样的碉堡。就某方面来说，这只是摆摆拳头、做个架势而已；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是如假包换的。这片地区时常发生群体斗殴。有些发生于湿婆军和达利特——特别是自称黑豹党的达利特——之间，也有些发生于湿婆军和某些国大党团体之间。这些斗殴可不是儿戏，有时还会出人命。他们使用的武器是刀剑和强酸。湿婆军也会为了不让支持者受到罪犯和恶棍侵害而出战。湿婆军的一些支持者像我们从火车站走来时所见到的那类摊贩，不时会有人向他们索取保护费。

当我们在办公室里交谈，巴提尔先生往后靠在他的高背椅里，尼基尔和我则在我们的蓝色铁椅（边缘的蓝漆已被磨掉，露出铁锈）里向前倾的时候，巷子中传来一阵脚步声。那声音听起来几乎像有什么小事故即将发生。后来，我们看到数名年轻男子从门外的阳光中走过。他们被铐上手铐，一条看似崭新的绳索绑住每个人的上臂把他们连在一起。被绳子绑住的男子分成两列，他们被一队穿卡其制服的警察驱使或引导着前进。警察没有叫嚣，不慌不忙，也没有动粗。

尼基尔说：“这可是违反宪法的，你不能把人就那样用手铐铐起来。最高法院有一项决议。”

那些被带走的男子看来穿着盛装。他们的衬衫干净、时髦，其中一人的衬衫上有垂直的黑色和银色条纹。这些男子年纪很轻，身材修长，有几个瘦子。

那个先前对着巴提尔先生家后面那栋未完工的混凝土结构说“没有许可”的男子现在又简短地说了几个字，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同时以印度人的方式摇头表示肯定。他说：“没买票。”没买什么票？

火车票——我身边每个人都知道，也都急着解释。

巴提尔先生对我们所见的这一幕有什么想法？

他反应很平静。“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正被送往监狱，得在里头待个三四天。有些是穷人家，有的则只是出于好玩。”

我们走出办公室，来到巷子里。警察和犯人几乎已经看不见了。这件小事故结束了，巷子又回复了原样。

在巷子一侧的沟渠里（情况或者比沟渠还糟），我看到暗棕绿色的水中有只动物。是一条狗？一头母牛——一头印度品种的小型母牛？或是一只小牛？很难在深色的水中看清那只深色的动物。然后圆圆的口鼻部出现，那粉红色的东西就平平浮在水面上：那是一头猪。现在，眼睛可以看清了，我又看到前方有几只黑白两色的小猪在污黑的水里冲撞；从远处看去，它们不规则的白色斑纹在黑色沟渠里有如光点或泡沫。

先前说了“没有许可”及“没买票”的那个人这时说：“达利特猪。”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许多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把猪视为不洁之物，有些人连看到这动物都无法忍受。让这些（没几个人敢碰触的）猪在这拥挤的地方到处走动，达利特是否在故意挑衅？

不是那么回事。

刚说了“达利特猪”的人又说：“达利特在星期天吃猪肉。”这么说来，不但猪使达利特跟其他人有别，达利特在吃猪肉这件事情上还有些规矩。那人进一步说：“他们也卖猪。”

就在巷子前头不远处——那队警察先前走过的地方——有许多小男孩用一个老旧光滑的灰色网球玩着板球游戏。湿婆军的碉堡；穿着漂亮衬衫、上了手铐、绑了绳子的修长年轻男子；从半个地球外引进的时髦绅士游戏——板球：在这里，这一切都一览无遗。能清楚看到的还有许多：就在表面之下，人们的情绪和需求、神秘和荣耀的念头强烈跃动着。

在孟买市中心穆罕默德阿里路附近的一片白墙上，我看到用黑色大字写出的这个标语：伊斯兰解放人类。

穆罕默德阿里路有它的名气。它是孟买市中心穆斯林区的主要道路。这片地带被冠上“贫民窟”的名称，时常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上报，因此大家都习惯用新闻用语来描述它。人们说这里“有动乱之虞”，说它是“引爆点”，集体暴动可能从这里开始，而且一经点燃就会像燎原之火。

这里拥挤不堪，有每一种气味和吵闹。在阳光下，使用掺了煤油的燃料的汽车所排出的深褐色废气看来像一团热雾。它使皮肤感到灼热，在肺里面撕扯着。这是整体压迫感的一部分。在烟雾中看去，那句关于伊斯兰教的标语如同一声尖叫。标语的字体跟它所在的墙壁一样高，是用英文写的。它不是给贫民窟居民看的，它的对象是外来的人，例如想挑衅的湿婆军成员。

尼基尔认识一位住在穆罕默德阿里路附近的年轻人。这年轻人名叫安瓦。有天傍晚，安瓦在下班后带我们到他住的地方看了一下。安瓦身子很瘦小、虚弱，看起有什么遗传病。不过，他对穆斯林信仰的热忱却有弥补的作用。他充满活力。

傍晚的穆罕默德阿里路上交通堵塞，商店和人行道也像马路一样拥挤。电灯光线像是构成了天花板或遮篷，挤压着下面的一切，跟热腾腾的废气一起加重了拥挤、摩擦、在困苦中求生存的感觉。噪音太大，在出租车里根本没法交谈。

我们在一个地方下车，随安瓦远离灯光和废气，来到一个突然变得狭窄的处所。窄巷接着变成更小的弄，两旁是低矮的小屋。在一段距离之外，穆罕默德阿里路灯光辉煌，噪音喧嚣；但在这里，灯火灰暗，巷弄里尽是阴影，近旁只听得到来自屋内的微弱声响。我们身处的贫民窟并非不受管制。巷道笔直，铺了柏油；而且虽然规模很小，整个地方的布局和房舍都有规律可寻，犹如公建住宅区的模样。安瓦说没错，我们来到的正是市政府所建的住宅区。

他的房子属于一排装上铁丝网的水泥屋的一小部分。前面房间的墙壁从地面以上两三英尺起用水泥建成，再上去则是铁丝网。房间一侧的铁丝网上遮了一块白布，把安瓦的房子跟邻居隔开。那块白布挂在铁丝网的邻居那边。安瓦的房子——这排建筑物的一部分——大概只有九英尺宽。铁丝网和墙壁都漆成蓝色。前房可能有六英尺深，一边有条通道，在那里有个嵌入水泥壁的架子，架上有皮鞋和拖鞋。这通道通往中间的主屋。安瓦说，再进去是厨房。

中间主屋的上部是一个睡觉用的夹层。这夹层上的卧室可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它，像这样的房子便没什么用，无法为一家人提供生活空间。我这才第一次听说到孟买人睡觉用夹层。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还听人说了许多，才开始了解大家庭——不一定是贫民窟居民或夜宿人行道的流浪汉——如何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在孟买各处，一到晚上，客厅的功能就改变了，像安瓦这种房子的各部分（通常是中间的主屋）就变成只用来睡觉的地方。一个睡觉用的夹层使房间内的全部空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我们进屋之前，先在安瓦房外的巷子里谈了一阵。我们的谈话让另一栋建筑或同栋另一部分的一位年轻男子走出门来。他身高中等，体格不错，穿着干净的背心和卡其裤，看来像休闲的打扮。我一时间感到惊讶：在这么窘迫的地方怎么会跑出这样身材适中、穿着得体的人？他来到幽暗的巷子里，一言不发地站在他那部分领域里，我们也停止交谈，然后，仿佛因为感到先前在外头谈论这住宅区的房子有点轻率或不礼貌，我们几乎是为了隐私而进入安瓦家那间有铁丝网的前室的。那年轻人回到自家的前室，在那边待了一会儿。在阴暗的灯光中，可以在铁丝网他那一边的白布帐子或帘幕上看到他或是他的淡淡身影，大小时时变化着，犹如木偶戏的投影。

安瓦家里的人为我们的来访做了准备。为了对尼基尔和我表示尊重，前室的绳编床上已经铺好干净床单。在安瓦的邀请下，我们就坐在那张床上。接着，安瓦的父亲从中室走了出来。现在，他是我们的主人了。安瓦被派去买柠檬汁。

安瓦的父亲也身材矮小，但没有安瓦那么矮小，他看来虚弱多病。我心想，儿子的病应该有一部分遗传自父亲。他肤色很黑，蓄着浓密的胡子。那把胡子似乎是老人在仪表上唯一花了心思的地方，修剪、梳理得相当有门道，还呈波浪状，闪闪发亮。那不只是在仪表上花心思而已：在印度，不同群体的男人蓄不同模样的胡子，安瓦父亲的铲形胡子是穆斯林的胡子。那是胡子直截了当的信息。

他说，他六十四岁了。在尼基尔和我开口之前，他进一步说，他知道他的样子看起来老得多。这的确是真的：我原以为他年近八十。他说，欧洲人不像印度人那样显得老。这他是清楚的。他曾经在一家意大利公司上班，见过七十岁的欧洲人还是健健康康，工作卖力。印度人老得那样快，是生活条件造成的。譬如在这里，他们不但有汽车废气，还有从一家纺织厂排放出来的废气。无论怎么说，他总有六十四岁了。这可是值得一提的，毕竟他父亲只活了四十年。

安瓦带了几瓶冰柠檬汁回来。一瓶瓶柠檬汁按正式礼仪被呈送给客人。我们喝了一点——柠檬汁很甜，似乎含有化学添加剂。我们想随便聊聊，只是这空间里人实在太多，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一起传来；那块白布帘（挂在铁丝网分隔的另一边）开始让人觉得用意不明，恐怕暗藏着什么敌意。

我问老人这住宅区是否有小偷。我之前想到，这毫无遮掩的生活空间以及（像公社的）公共环境，或许为居民提供了某种保护。

老人说，每天都会发生好几起盗窃案，每天都有好几回争吵。争吵还算是比较糟的事，其中许多是因小孩而起。有人会打别人家的小孩，后者的父母亲因此大为光火。

他遭遇过每一种困境，安瓦也是如此。或许——如果在这些境况之中，这类事情还有好坏之分的话——安瓦的境遇比较惨，因为他比较敏感，受教育程度较高，而且在外面的世界里，要在他所选择的技术行业中生存比较困难。

我把玩着手里的柠檬汁，想着父子两人在这个场所表现出的旧式礼节，他们还维持着人性尊严，老人毫无怨尤地承认别人较健康，较有精力，生活条件较好——想着这些，我开始对他们两人产生好感。我觉得，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被局限在孟买，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排房子里，我也会是个激情的穆斯林。我在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社群里长大，身为少数族裔的一分子，我明白，如果你觉得所属的是个小社群，你就永远不会离弃它，境况越糟糕，你越会坚持做自己。

因为老人在他家的前室——这铁丝网围起来的空间——以主人身份招待客人，而安瓦只是他的儿子，我们只能中规中矩地交谈。我觉得不应该问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要把话题从老人还幸运地拥有的那份兼差上引开，如果要让安瓦更加侃侃而谈而不怕被旁人听到，我们得找其他地方。

因此，我们细心地——为了怕发生意外——把柠檬汁瓶子放到蓝色水泥墙上的铁丝网前，已经有点焦躁不安的老人完全看懂了我们的用意。他不再谈话，制造了一个空当，我们便告辞了。

我们再度走到窄巷，在这里，幽暗的灯光投射出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阴影。角落边，有个小孩蹲在一团亮光中大便。在一户人家的前室里，一台摆在低架上的彩色电视机闪烁着，却没有人在收看。安瓦说，他们自己家没有电视。他父亲说，看电视违反伊斯兰教规。

我们走到这片低矮住宅区的尽头，也就又回到了狭义上的孟买。走过一条分隔的巷子或道路，是一栋高耸的公寓建筑，那是敌人的所在地。安瓦说，那是一栋湿婆军的建筑。一发生事端，住在那些公寓里的人就会向住在下面的人扔瓶子。

过了那栋建筑，我们来到喧嚣的大道上。我们前往一家安瓦熟悉的奶品店：日光灯管、瓷砖、灰色大理石、水槽、玻璃杯和不锈钢大杯子。

我问安瓦：“那么，你随时都紧绷着神经？”

尼基尔把他的回答间接翻译出来：“那可让他快神经崩溃了。”

他小口喝着所点的牛奶。他跟他父亲一样疲惫，瘦长的黑脸颤抖着。

现在，尼基尔直接翻译。他说：“那些小孩。小孩之间起了冲突，然后演变成大人之间的血仇，我对这感到束手无策。邻居之间随时都会打起来。如果双方分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印度教徒在这里属于少数——就会扩大成集体暴动。板球比赛时，情况变得很糟。去年举办世界杯时——单日国际板球赛[14]——印度和巴基斯坦两队的比赛让大家紧张不安。后来，两队都没有进入决赛。当巴基斯坦在第一轮半决赛输给澳大利亚时，印度教徒乐疯了，他们丢石头，打破了小屋的石棉瓦屋顶。”

那些打斗让他多么不安！他跟他父亲都忧心忡忡地谈到邻居间的打斗；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就在谈着自己。我试着问个究竟。我问起他血仇的事——他一家人是否受到了什么影响？

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我的兄弟们是有点名号的‘棍大’——恶霸。他们可不是好惹的。因为这点名号，邻居们不敢轻举妄动。”

凶悍的兄弟们——他们在身材上总该跟安瓦和他父亲很不一样。凶悍的兄弟们，不好惹的人——但他们让安瓦自己说起话来也颇具威风。他们全住在那间小屋里？

我问安瓦：“你家隔壁那个人，那个出来瞧我们的人——你跟他处得如何？”

“他在孟买城外的一所学院就读。你大可想象我的兄弟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有六个兄弟，而我父亲还得出去工作。”

这里有什么家庭内部的分裂。也许安瓦所谈的那些恶棍兄弟不是一母所生的。

他说：“我不当他们是兄弟。”不过，他口气又立刻软化了，“环境使他们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必须当恶棍才能生存下去。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会知道我的兄弟有多蛮横。最近大家都在报上读到某位老大刚成为孟买黑道新头目的报道。前不久这位老大被雇来干掉我们这里的某个人，他先来这地头了解情况。你很难相信，我的一位兄弟就跟他打了起来。”

“那位老大要干掉的是什么样的人？”

“那个人从事把人送往中东的行业——人力输出，他应该是吞了什么人的钱。不过，我的兄弟认为那位老大侵入了他们的地盘。他跟那位老大互相辱骂，双方都说他们要先看对方会采取什么行动。我的兄弟弄来一辆大使牌汽车，他们在里面放了家伙。他们准备对那老大的地盘下手，但有人先向警察通风报信，于是我的兄弟被捕了。他们在两三天后被释放，是这里某个人把他们保释出来的。”

“这么说，你兄弟有钱？”

“他们赚了钱，然后开始赌博。”

“你会说他们也紧绷着神经吗？”

“他们看事情的角度跟我不同。一旦有机会，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性命。这都是环境造成的。”

就像先前谈到左邻右舍都怕他兄弟几分时一样，现在说起这些恶棍兄弟随时可以豁出生命，从他的话中也听得出算是骄傲的口气。

我问起一九八四年的暴动[15]。人们谈到那几次暴动时，总把它说成孟买的可怕事件，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他看似吹着牛奶想让它冷却，但牛奶并不热。他总是张开双唇，像在吐着气。这只是他瘦脸上肌肉的习惯动作，是他的脸部颤抖的一部分。

他说：“就在那一阵，我开始决定起身战斗。那是我中学的最后一年。滨海大道附近有一个穆斯林坟场，我们必须在接近斋月的某一天到那里去一趟。我们这里有一群人一起前往。凌晨两点时，我们往回走。我们之中有些人戴着穆斯林小帽。我们经过一个湿婆军的大本营，在那里被投了石头。我们向几个警察报案。他们不但不理睬我们的话，还跟踪我们走了两英里。他们认为我们是挑起事端的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暴动的第一个征兆。在那个晚上之前，我们没看到什么即将出事的端倪。事实上，真正的事端发生在很远的地方，大约离这里二十五公里。”

奶品店里，安瓦的话变得不容易听清了。现在除了路上的车马声，还有店内怒气冲冲的话语——印度人特意拉高的声调，以盖过人和机器所发出的大部分声音。最主要的则是像蝉鸣般起起落落的汽车喇叭声。

安瓦说：“我们凌晨三点左右回到这里。我们之中有些人被石头砸得流血。人们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可得告诉你，那一夜是拜拉特夜[16]，穆斯林是彻夜不睡的。

“到了隔天我就忘了那件事。不过，当我跟一个朋友前往附近的一间房子时，却看到里面全是武器。那是某个老大安排的，他的手下搞来这一大堆家伙，准备报复。没多久，这地带就开火了。整天都有不得外出的禁令。后来，五人以上的集会不得举行。在聚落本地”——就是他所住的地方——“警察也渗透进来，检查谁拥有武器。”

“警察的出现是否让大家平静下来了？”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对警察没有信心。在这里，你不能公开杀牛——你得到规定的屠宰场去杀。不过，送给警察一点红包就可以了。在必须杀羊献祭的宰牲节期间，大多数穆斯林会把羊带到屠宰场去杀，但这里有一些坏蛋却执意要在大家面前杀羊。这是向警察挑战的行为，为了显示男子气概。警察来了，那些坏蛋说：‘你们要插手干涉，就别想活着回去。’”

他已经偏离了一九八四年暴动的主题，转回恶棍的话题。

我问：“跟警察的这些争吵让你兴奋？”

他以几分严肃的口气说：“是令人兴奋，我看了喜欢。因为警察歧视穆斯林，那种事才会发生。穆斯林也瞧不起警察。”

“这样你来我往有什么意思？”

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说：“穆斯林当中没有几个懂道理的。”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说出他想用来表达“懂道理”这意思的乌尔都语字眼“samajdar”。“这边没几个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受过教育的人绝不会介入那种争吵。”他对好斗者的态度似乎有了些许改变。

“那事态就这样持续下去？”

他以那种既忧愁又认命的奇特口气说：“我看不到解决的办法。会是没完没了的。”

“那一次暴动是怎么结束的？”

“甘地夫人来了，要大家想办法解决问题。事情是解决了，但随后又再次爆发了。”

我想到窄巷、低矮的铁丝网住宅，还有房子里脆弱石棉瓦屋顶下的睡觉用夹层。“暴动期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大家还睡得着吗？”

“一有暴动，你就不知道睡觉是怎么回事了，你根本睡不着。如果跟你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受到攻击，而你却袖手旁观，那可是犯了大罪。”

“你不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设法搬去别的地方？”

“我不能那样做。”我预料到他会这么说。“我在这里有许多亲人，穆斯林必须尽亲属之间的义务。”亲属、信仰、社群：这些构成一个整体。

“你对弟弟或刚要踏入社会的人有什么建议？”

他的建议无关乎离开或逃脱。他想到的是更属于当下的事，是关于在这里生存下去的问题。“我会告诉他，说除非他面对的人犯了错误，否则别轻言报复反击。”

“犯了错误？”

“譬如说，有人诋毁你。”

里里外外的诋毁、争吵、打斗：他生活的世界就是这些，他的体力也很难应付这些。

我提起我看见的标语：伊斯兰解放人类。

他说：“我完全同意。”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伊斯兰教的？”在他所住的这个地方，他哪来的时间、隐私和安静？

“从父母那边认识的，我也读过《古兰经》。”

“孟买有那么多人自认为知道怎么解放人类。”

他似乎改变了观点。“世界就是这样的。人们组成群体时，每个人都会说他的群体比别人的好。”

我又想到他家附近那户有彩色大电视的人家。我问起他们。

“他们是做生意的，制造成衣。他们赚了一些钱。”

做生意赚钱的人却还住在这里：这又证实了人们所说的，在孟买，你只要有个栖身之处就够了。只要有睡觉的地方——人行道上、小屋里、房间一角，任何地方都可以——你就找得到赚钱的活儿。可是——那户有电视的人家有点炫耀吧？

那户有电视的做裁缝的人家并没有炫耀，安瓦这么说。但是，我的问题触及了什么。他说：“他们知道他们的宗教不允许看电视。”接着，像先前发生过好几次的那样，安瓦让他的语意柔和了一些。“不过，他们不想让他们的小孩到别人家看电视时被赶走，那会引起麻烦的。”

“你认为，为什么孟买的黑道老大里有那么多穆斯林？”

“我跟你说过了。穆斯林当中没几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小时候就走了歪路。”

“这些大哥，他们信教吗？”

“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

“信仰的捍卫者？”

“他们无可避免要为伊斯兰而战，那是种矛盾的角色。他们会继续干犯罪的勾当，同时，他们也会阅读《古兰经》，每天朝麦加跪拜五次。社群里这些人不受赞赏，但老大们对待一般穆斯林的方式却让大家觉得服气。”

“他们是社群的战士？”

“他们推动着我们的地下组织。它叫Tanzeen-Allah-ho-akbar，是一位老大在暴动之后成立的。我们定期开会，决定策略。我们每月开会一次，没事时也是如此。”

“你觉得你们那里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

“他们的未来会很惨。那些孩子都见过凶杀和暴行。”

“你见过凶杀？”

“是啊，是啊。”他不是以美国或英国人那种点头的方式表示肯定的，而是依印度人的习惯一边说是，一边左右摇头。

奶品店老板已经开始对着整店客人大声抱怨坐在最里头的那桌人——他指的是我们——他说那桌人坐了太久。我这趟可会给他一笔不小的生意，只是他还不知道。我背对他坐着，也觉得不该回头去看他。我想，如果我们四目相对，他可能会更加恼火。尼基尔——他一直面对老板坐着，也不时向我们报告老板的情绪状况——替每个人点了一客印度甜乳蛋。已经喝了两大杯牛奶的安瓦开始吃起他那份油腻而沾满糖浆的乳制甜点——又是不断对着它吹气的样子。

他说：“我在十岁时第一次目睹凶杀。我们几个人在居民区里打羽毛球。附近有一间小屋，里面两个男人吵了起来。这两个人晚上通常睡在同一辆手推车上。他们年纪都在三十岁左右。他们争吵后，我看到其中一人逃跑了。我们过去看个究竟，就见到手推车上那个人的头几乎被砍断了。他还没有断气，正在临死的痛苦挣扎之中。”

“他穿什么衣服？”

“内衣裤、短裤和汗衫。痛苦挣扎的身体把手推车掀翻了。”

“有人跑过来吗？”

“只有我们六七个小孩。他身体落到地上时，往我们身上溅了一些血。我吓得要命。”他开始笑，一边吃着甜点，吸吮着铝质汤匙里的浓糖浆。这是他这个晚上第一次笑。“我们还是小孩，没想到应该报警处理。我们第一个反应是离开，回去把上衣的血迹洗掉。”

“在那之后你见过几次凶杀案？”

“十次或十二次吧。”

“你为什么笑？”

“在我们这里是稀松平常的事。那些凶杀案的起因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譬如说，有一天两个撑伞的男人轻轻撞了一下。其中一人回头想打对方，后者急忙跑进一间屋子里，追打他的那一个也跟着跑进去。我就在那里跟朋友谈话，看到了这事的全部经过。追赶的人掏出一把刀子，当场把另一人杀了——就那样干掉了。这地方的人有百分之八十都随身带着武器。”

奶品店老板并没有因为我们额外点了东西而平静下来，还在继续抱怨着。安瓦吃完他的甜点时，我们准备离去。我又想到有大电视的那户人家。

“有电视的那家人——他们信教吗？”

“他们很虔诚。他们在某些方面比较虔诚，某些方面不那么虔诚。”

“哪些方面比较虔诚？”

正式跪拜五次——但在安瓦和他父亲看来，那份信仰虽然执着，却有一些缺失。

“你能设想自己没有伊斯兰信仰的日子吗？”

“不能。”

“它给了你什么？”

“手足之情，各方面的手足之情。伊斯兰教不鼓吹歧视，它教人互相扶持。如果有一个盲人要过街，穆斯林不会先查明他的宗教是什么，穆斯林不管如何都会帮忙。”

“你觉得你们的聚居区会变成什么状况？”

“我看不出有什么解决之道。”

“就这样一直下去？你真认为你到了你父亲的年纪，情况还会一样？”

“没错。”

“你从没考虑过离开？”

“目前没这打算。”

“你是逊尼派教徒？”

他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没想到我对逊尼派竟然有所了解。对他来说，他的教派信仰可算是秘密，不是外人能够真正弄清的。

我想知道在他的聚居区里有没有其他穆斯林团体或教派，于是问他，那边是否有伊斯玛仪或阿默迪教派信徒。他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些团体。有什叶派吗？

“社群里没有什叶派教徒。”

“那不奇怪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

他的正统信仰是他唯一能够依附的纯正之物，他无法设想没有它的日子要怎么过。它是严格的信仰，在其中没有电视，没有让异端存在的空间。它的许多教规和庆典及禁忌都是让安瓦的世界得以完整的一部分。除去这信仰的一项规定，其他一切都将不保，一切都可能开始瓦解。譬如说，穆斯林男子应该蹲着小便。安瓦的一位同事后来告诉我，说他坚持在工作处的现代马桶上使用这种姿势小便——虽然那着实折腾了他一番。

许多你在街道和办公室见到的人都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每天早上，他们睡过觉，干净而精神抖擞地从这些小空间里出来。整个家庭——可不是贫民窟居民或夜宿人行道的人——就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可能在同一个房间里住上一个时代。

拉欧提先生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他是湿婆军最早的成员之一，是一九六六年湿婆军首次会议仅有的十八名参与者之一。现在，湿婆军在孟买市的选举中获胜之后，身为市政常委会的主席，他是有分量的人士了。他在维多利亚哥特式的市政大厦里有自己的小办公室，还有附设的等候室，一位秘书，几把供前来请愿的人坐的直背椅。不过，他这辈子的前二十八个年头都住在他出生的那个房间里，地点在孟买市中心的达达尔郊区。

在达达尔，拉欧提先生目前住在他于三十几岁时改行做承包商后自建的一栋高楼顶层。但是他住了大半生的那间单房公寓仅在步行距离之外。有一天早上，他带我去看了一下。

我们搭电梯来到他那栋建筑的地上一层，走到外面多沙的前院，从建筑里一条两边排列着挂有时髦招牌的商店的通道，由前头走到后方，最后再从后方走到下一条大路上。拉欧提先生在这一带是相当出名的人物，他走这一趟可引起了一点小骚动。大家都对他恭恭敬敬的。没几个人能这样只走几步路就回到往昔（还是衣锦荣归呢）。

我们很快就从大路的人行道上转入一个有栋双层老建筑的院子。我们绕行到后面，沿着建筑侧面的阶梯爬上顶端的阳台或走廊。这阳台（像下层的一样）贯通建筑两头，地板是按照马哈拉施特拉风格用石板铺成的。各个房间的门都开向阳台。最尽头的房间就是拉欧提先生一家人住过的地方。

我们从门口往内瞧，看到新完工的木质装潢和油漆，风格和颜色都是属于当代的。“做了一些整修。”拉欧提先生说。隔壁的房间比较幽暗和简陋，倒更像是拉欧提先生待过的地方。它大约有十五英尺长、十英尺宽，后侧有间厨房，另有一个储藏和睡觉用的夹层。这层的所有房间共用一间浴室和厕所。

在我们来这里之前，拉欧提先生说过：“我父亲要我们好好做功课。你看了那地方，就会知道那有多难。”

现在，站在他走过和跑过几千次的阳台，看着下面那个他应该跟这栋建筑所有房间的所有人共用过的院子，我想知道在这片小空间里日子是怎样过的，五个兄弟，两个姊妹，外加父母亲，这家人是如何挨过来的。孩子如何在这地方睡觉、玩耍、准备功课？

拉欧提先生说，他父母会在清晨四点钟把孩子叫醒。从四点到七点之间，他们必须做运动，跑步、俯卧撑，还要做功课。他们得在七点前做完这些。七点之后有什么问题？是建筑和院子里的那一堆人？是噪音？拉欧提先生说：“是气氛。”

身为湿婆军的大人物之一，拉欧提先生以强硬作风闻名。当我被带到办公室见到他时，他对我也有些粗鲁。不过，等他知道我并非为了撰写另一篇不友善的访问而来搜集资料，知道我对他的背景和经历更有兴趣之后，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也有兴趣谈自己的生平。他心目中看到的自己是一个奋斗过的人。

他说，他现在是市政常委会的主席，但是，一九六五年他二十一岁时在市政府谋得的第一份工作只是个小职员，月薪二百一十八卢比，相当于十六英镑。我们开始谈论正题时，他几乎立刻提到了这件事。接着他又提到另一桩：他说，小时候他会帮父亲做棺材。

我喜欢这个细节，他也喜欢。他想谈谈那则故事的其他部分。他邀请我前往他在达达尔的公寓住宅，还在一早派了他的大使牌汽车来接我。车窗装的是孟买流行的那种暗色玻璃；车内有两台塑料电风扇吹着，令人觉得还算舒适；仪表盘上方摆着一幅代表力量的神祇哈努曼的小画像。

我被带到拉欧提先生那层公寓时，他还没做完礼拜。等待的时候，我走到阳台上，纵览孟买全景。出乎意料的是，从这个高度看去竟是一片绿意。拉欧提先生结束礼拜之后，我走进客厅，他这就开始谈了起来。

“我出生时，父亲在印度全国广播电台担任技师。那是一九四四年。他每个月赚三百卢比，算是够用了。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自认为属于下层中产阶级。我们买不起什么奢侈品，倒是可以糊口。早上我们通常会吃一种用浸泡过的小麦做成的粥，叫satva。吃那东西会让你身强体壮。要花两个钟头才能把粥煮好。

“我在马拉塔语学校读到十一年级，然后进入大学。大约在这时，我父亲从电台退休，开始打起各种杂工。他的收入减少了很多。他曾经在电影摄影棚做木匠，每次总要工作好几个钟头，月薪却只有七十五到九十卢比。

“他到棺材店当过木匠，我有时会跟他一起去。做棺材是相当专业的工作。要做好肩膀那部位的弧度可不简单。必须用整片的木板，不能切割。棺材的底板还得非常好才行，因为整个身体的重量就压在那上面。做一副小孩的棺材，我们可以拿到四安钠[17]，也就是四分之一卢比。中型棺材可得十二安钠，较大型的六英尺或六英尺五英寸的棺材则可拿到一又四分之一卢比。那只是工资。一天下来，我们能做五六副棺材。一般而言，没有人会去做棺材，那是没有种姓地位的人才做的工作——有种姓地位的人不干那种活。我们为了钱才做。

“我父亲希望至少一个子女成为医生。我妹妹被一所科技学院接受了。我自己也修了综合科学课程。在这之后，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参军。我想当军官，但找不到人给我门路。我在一九六二年加入印度海军训练班，也参加了各种考试——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的年龄却比规定的大了一个月。我只好又回到家里。接着，我想成为工程师。要在孟买上个学校可不简单。我被修拉普尔理工专科学校接受了——那学校离这里可有一段距离。我父亲说他负担不起，他确实是没办法。修拉普尔的学杂费每月要两百卢比。我只好放弃了那个机会。那是一九六四年。来年，我到邦政府的职业介绍中心去登记。我们还住在那单一的房间里。我在圣沙勿略工学院上夜校。

“你看，我这一生就已经有过这三次失败：未能加入军队，年龄太大无法参加海军训练班，没法就读工程学校。在那个年纪，这些都是挫折。那是男孩可以立下雄心的年纪。如果没有这样做，他就会失去方向。

“我的父母给了我支持和鼓励。我也一直没有放弃要在这辈子做点事的目标。我有自信。”

我想起塔纳的湿婆军地区领导巴提尔先生针对自信所谈的话。自信，或称“atma-vishwas”，是象神欢喜天赐给他的东西。我问拉欧提先生，他是否也认为自己从象神处得到了自信。

他说，他的自信得自较广义的宗教，而不是象神欢喜天这个特定的神。“他不是一位特别的神。在印度，一切事物都从象神欢喜天开始，印度教的礼拜仪式都以他起头。我们的宗教是从小就开始信奉的，它是我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印度教家庭都会做晨间礼拜。我们做礼拜时会穿特别的衣服。宗教确实让我们得到信心，它锻炼了我们的性格。

“我们这就谈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了。我跟你提过我的失败和挫折，说过我怎样放弃机会，到邦政府的职业介绍中心去登记。一九六五年，我在孟买市政府找到个小职员的工作，薪水是两百一十八卢比。那算是好薪水吗？对没有收入的人来说，能够得到多少都算是好的。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我妹妹能成为医生，就像我父亲所想的。我们最终替她拿到了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还得到了三份奖学金，分别来自不列颠协会、塔塔基金会和另一个机构。我们选择了塔塔基金会的奖学金。它提供全额学费，书籍则由其他人补助。”

在这期间，拉欧提太太进出客厅好几回，但都刻意不让自己成为焦点。现在，她微笑着拿一本翻开的相簿走向我们。她先前听我们谈到宗教，这时她要我们看的照片就是在一个宗教场合拍的：她一个儿子的入法礼[18]。这提醒了拉欧提先生；他到里面拿出他做礼拜时所披的那条没缝针线的棉布——淡紫色，上头有一段是另一种颜色。拉欧提太太肤色白皙，容貌端庄，就像在许多印度家庭里那样，她对丈夫那种单纯和明显很自然的奉献令人难忘。

拉欧提太太退了下去。打开的相簿搁在沙发上。拉欧提先生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必须在这里谈点别的。一九六二年，就是我开始在市政府工作的前三年，也是我刚开始遭遇失败和挫折的时候，我接触到一本叫《马尔米克》的周刊。这是第一本使用马拉塔文的漫画周刊，负责编辑的是巴尔·撒克里。整本周刊的内容全部出自他自己、他弟弟和他父亲三人之手。每期《马尔米克》的封面上都有一幅大漫画，就是这些封面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当时那本刊物的销售量有三四万。

“接着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妹妹上了医学院，我在市政府做小职员，我父亲在摄影棚当木匠，这时《马尔米克》开始影响我的想法。每个礼拜，这刊物都会提到小老百姓在孟买和马哈拉施特拉所受到的种种不公不义。巴尔·撒克里和他父亲在刊物中所表露的情怀也深深打动了我。我甚至设法想跟巴尔·撒克里见面。那时他住在湿婆吉公园。”

拉欧提先生向西边一片绿树摆手：在这个高度，整个孟买一览无遗，从南边的印度门和碉堡区，到北边的山丘和郊区——从这个高度看下去，所有污秽都被绿树掩盖住的这个大都市，真可说是拉欧提先生独占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马尔米克》上刊载了一个青年组织即将成立的公告。它的名称将叫作湿婆军。我开始到巴尔·撒克里的住处走动。事实上，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那天是在他家剖开椰子的。”对印度教徒来说，在做一件大事之初，剖开椰子的动作代表一种礼拜或宗教仪式。“在场的有十八个人，早上八点二十分。”

“时间是一位大师选的？”

“不是，择日不如撞日。我是在场的十八个人之一。十八人之中有四位是巴尔·撒克里自家的人：巴尔大人本人、他父亲、他的两个兄弟。第一次会议持续了大约半个钟头，是在他们小屋子的主屋举行的。身为长者，那房间由他们的父亲使用。他用一台马拉塔文的打字机撰写所有东西。那台打字机目前还在那屋子里，作为他的纪念。想出湿婆军这个名称的是巴尔·撒克里的父亲。它听起来让人觉得对劲。在那次会议中，我们宣誓要扫除平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湿婆军就是这样开始的。巴尔大人会在各地召开小型会议。湿婆军成立四个月之后，他宣布针对不公平待遇的问题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时间定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反应非常热烈，来了四到五拉卡。”也就是四十万到五十万人。“城里几间健身学校开始热心起来。”

什么健身学校？我从未听人提过。

“开设健身学校是马哈拉施特拉的传统。我父亲太穷，没办法让我们上健身学校。不过，我先前说过，他要我们在早上跑步，做运动。自从我们伟大的圣人拉姆达斯[19]的时代以来，马哈拉施特拉就一直有健身学校。他是湿婆吉的导师。”湿婆吉，十七世纪的马拉塔民族战士领袖，马拉塔军事盛业的缔造者。“拉姆达斯是很务实的导师，他的启示包括：你必须运动，保持身体健康。拉姆达斯有一句名言：‘口说无用，行动为是。’”

拉欧提太太此时又来到客厅，这一次，她带来一本马拉塔文的厚书。那是一本拉姆达斯的诗集，印刷精美的现代版本，还附有书衣。这又提醒拉欧提先生到里面拿出另外几本马拉塔文的大部头书：其他著名古代马拉塔导师——迪内希瓦里、屠卡兰、艾克那什——的诗集。我对这些人物不算真的了解。这些书看起来都很新，而且印制精美，但它们体积庞大，不易翻阅，让我觉得它们比较像是家中的神圣物品，而不是拿来读的书籍。这些书被一本本递给我，我拿在手中一阵之后又把它们传回去，然后，书就一本接一本被摆在沙发上，旁边是那本打开的相簿，里面有几张拉欧提先生在他儿子的入法礼中披着那块做礼拜时所用棉布的照片。

我说，我很难理解在孟买这种背景下，在拉欧提先生成长的环境中，人们怎么还有办法接触到圣书。

他说这不成问题。“在传统马哈拉施特拉家庭里，长辈会在早晚吟诵着著名大师的作品中的‘sloka’，也就是诗节。因此，不管他实际上是否读过圣书，小孩子都知道那些诗节。现在则是放录音带。”

拉欧提先生客厅一角就有一个小架子摆满了这种录音带。从放置的物品看来，那角落应该是个神圣的地方。

他说：“马哈拉施特拉是圣人之地。”他放了一段录音带，里面吟唱的是拉姆达斯的诗篇，其韵律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我小时候听人吟唱过的《罗摩衍那》[20]。拉欧提先生说，拉姆达斯的诗篇能够留下来是因为它们的韵律。“拉姆达斯的sloka有一种特殊、简单、反复的韵律。”它们的音乐性并不单纯为了音乐。“它们针对的是心灵。每一个马哈拉施特拉人，包括住在茅棚里的，也都有文化。”

他关掉录音机，回到湿婆军的早期历史。湿婆军是圣人之地的武装组织，很快就受到了欢迎。正当湿婆军扩张的时候，拉欧提先生自己的境遇却衰落了。一九六六年六月湿婆军成立，四个月之后举行的那次群众大会使它成为孟买的一股势力：在这期间，拉欧提先生的父亲过世了。

“那时，全家的担子都落在我的肩膀上，我必须继续在市政府当小职员。我告诉过你，我的首要目标一直是参军，这时我报名参加空军飞行员的体能测验。我在孟买通过了初试。在我那个测验中心应试的一千五百人当中，只有十二个被选中到班加罗尔进行复试。我是那十二人之一。我前往班加罗尔，通过了空军的各种能力测验。不过，我却败在最棘手的测验——机械方面的考试上。在那场考试中，你必须在五分钟内回答一百个问题，问题来得那么快，把我难倒了。在这方面，我没有得到指点。你得事先练习怎样在五分钟内回答一百个问题。现在有学校专门训练人们应付那种考试。那年头可没有。我对服务本来压根就不感兴趣，却必须在市政府工作，因此这次考试失败更加深了我的挫折。”

我先前从别人的话中就注意到“服务”（service）这个词在印度的用法。一方面，它跟“公职”（civil service）意思相近；另一方面，它又接近老派英国人口中的“service”一词所指的仆役工作（domestic service）。在印度，这个词的含义介于两者之间。“服务”在印度指就业；它同时也指替别人工作、为薪水工作、倚赖别人。（譬如，塔纳的巴提尔先生谈到他父亲在一家工厂的工具部门工作了四十年时，就说他父亲曾经“服务”过。）

“但在我妹妹拿到医学学士学位之前，我必须继续在市政府服务。我在一九六八年结了婚，是岳父母催我成婚的。那时我在沙勿略工学院读夜校，倒是希望等到毕业之后再成家。我们是恋爱结婚的。”

他用了英文的“love match”，把两个词的发音紧紧连在一起，又把“love”说成跟“how”同韵，因此那两个词听起来像马拉塔语。

“我们属于不同种姓。那时我兼职做家教，她是我的学生之一。我们就是这样谈起恋爱的。”市政府小职员兼做家教这件事倒出乎我意料。“她过去就住在那边那套屋子里。”

从我们所在的大楼顶端，他抬手指向不远外的一簇绿树和屋顶：从这里看去，孟买是个一望无际的都市，但他一直在狭小、村落般的空间里来来去去。

“两边家庭都反对我们交往。双方种姓不同，不过差别不是那么大。种姓不是反对的理由。在我这边，家人不赞成自由恋爱，我们向来是由家长提亲。”也就是媒妁之合。“她那边也是一样。因此，我的丈人家——或者说，后来成为我丈人家的人——就逼我成婚。这婚姻又让我多了一个担子。

“为了减轻负担，我要太太辍学工作。她放弃学业，去做接线生。那是一份公职，在邦政府的秘书处。她的月薪在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卢比之间——卢比贬值之后，大约相当于九英镑。这是一九六九年的事。我们在一九七〇年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太太有了服务工作，我也没那么为此担心。

“一九七二年，我妹妹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有一天十二点钟，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通过了考试，当天，我就辞职离开了市政府。我服务了八年——在那段时间，依照我父亲的意思，我妹妹为成为一名医生而求学。她当上医生那天，我就辞职了。我没有别的工作，但我还是辞职了。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我太太的收入。她在邦政府秘书处的工作只是临时的，幸好她接着在市政府找到了接线生的工作。没想到我才一走，她就到了市政府。”

在市政府服务的后几年，拉欧提先生也参与湿婆军的活动。湿婆军已经崛起，开始游行，成为人们畏惧的对象。一九六八年，它在市政委员会赢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席位。它倡议重划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边界。它发动罢工，使孟买停摆了四天。从南印度来的移民对湿婆军特别畏惧。而我们目前所在的郊区——看得到巴尔·撒克里住处附近的湿婆吉公园，也看得到当时拉欧提先生一家人还在其中一个房间居住的那栋双层公寓住宅——达达尔，正如拉欧提先生所说，是湿婆军带来地震的“震中”。

我自己对湿婆军那段早期历史也有一些记忆，不过，那是从另一边得到的印象。当时是一九六七年，湿婆军成立一年之后。当时，我正在一位祆教徒朋友家中做客。用那时候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提箱仔”，指的是大公司——通常是外商的分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当时印度工业尚未兴盛的日子里，提箱仔的工作不但稳定，甚至是崇高的。我认识的那个人娶了一位系出名门的印度教徒女子为妻。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对原本不受印度平日纷扰所影响的夫妻，如今却担心他们的“异族”婚姻会使他们两人受到当地湿婆军的暴力攻击。

那时是晚上，我们身在高处，往下看去是灯光，其中一些是贫民窟的淡黄灯火。我所理解的孟买开始改变：那些“穷人家”——下面那些人——正在获得个体性，开始主张他们在这个都市中应有的权利，虔诚（或是对处境的强烈不满，或是嫌恶）已不是行得通的因应之道。提到可能受到暴徒攻击时——一九六七年时他言辞中的激动，这次我也从那位年轻耆那教徒证券经纪人巴布的口中听到了——我认识的那个人说：“我尽量不去担心。我告诉自己，要是情况看起来不妙，就当作碰到了有点麻烦的车祸。”

一九六七年那个时候以及往后几年，湿婆军创始十八名成员之一的拉欧提先生就在市政府当一名小职员，月薪在八年之间从二百一十八卢比升到二百七十二卢比五十派沙[21]，上下班时搭乘拥挤的郊区火车，往来于上班的那栋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和他于其中出生、仍然住在同一房间的达达尔公寓住宅之间：那段日子里，他心中总是存在着对父亲的悼念，对妹妹的期望，还有自己未能成为军官、工程师以及后来没能进入印度海军而感受到的挫折，每天觉得在市政府的小职位——他的“服务”工作——只是一种侮辱。

在湿婆军以外，他并不是知名人物。但是，随着湿婆军的壮大，他也在其中往上爬升。他把上班之余的所有时间都献给了湿婆军。他回想说，当时他花在市政府和湿婆军上的时间加起来，每天有二十个钟头。他负责中孟买二十二个湿婆军地方组织的事务；他跟高层领导往来甚密；然后，他受命负责湿婆军的竞选事务。这时，他开始有名气了，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报纸上。

但当他于一九七二年辞掉市政府的工作时，他们全家的收入只有他太太的那份接线生薪水。然后，他似乎交了好运。离开市政府两天之后，他就在印度最有声誉的工程公司之一的管井部门找到了监工的职位。他的月薪是七百五十卢比，几乎是他在市政府收入的三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运气，却只是昙花一现。他在湿婆军中的名气反而害了他。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工人开始把他看作湿婆军的组织工作人员，而不是一名监工。他们希望他出来组织工会。这种煽动可逃不过管理层的耳目。有一天，生产部经理把他叫去问话——这位经理是退役军官，正是拉欧提先生一直想成为的那种人——他是来工作的，还是来从事工会活动的？

拉欧提先生受不了这番讯问。“我是个脾气火暴的人，当天我就辞职了。我在公司干了一个月零二十二天。”

拉欧提先生在这里停了下来。他开始谈及生平中他特别想谈的部分。先前在他的市政府办公室决定跟我认真谈谈后，他马上就想告诉我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现在，坐在家中，做完了晨间礼拜，沙发上摆着翻开的相簿和几本马拉塔文圣书，他停住了。然后他说：“我挨饿的日子就从那时开始，那是我一生中最凄惨的时期。”

但那也是他在湿婆军中大有作为的时期。

“我开始全天为湿婆军工作。家里就靠我太太的收入糊口。那时候，因为我跟太太是恋爱结婚，家中就开始产生问题了。我母亲跟我太太合不来。”

不管是恋爱结婚或媒妁之合，这是印度家庭生活中一向存在的冲突，是妇女无可逃避的宿命，就像婚姻本身或生儿育女或守寡一样。忍受婆婆的折磨乃是年轻妇女必须经历的考验，甚至是成长过程中少不了的一部分。年轻妇女好歹熬了下来。有天她自己也熬成了婆，可以折磨自己的媳妇，一生的甘苦也就扯平了。

“我终于决定离开我那个地方。”终于离开了上层走廊最尽头的那个房间。“我带着太太和孩子离开，搬去了我岳母那边。”

那地方距离不远。跟他搬离的那栋公寓住宅一样，从我们所在的地方也看得到他搬进去的那栋建筑。之后，他会在屋顶上把这两个地方指给我看：你感受得到空间那么小，距离那么短，旧地总在眼下，永远不曾真正离开过视线——也许出于这个原因，那些旧地（像舞台布景一样）就唤不起当初你曾经对它怀有的情感。

“如果我岳母给我食物，我就有东西吃。如果在那边他们不给我食物，我那天就只好挨饿了。那些日子里，我口袋里没有半毛钱，买香烟的钱都没有。不过，我是有尊严的人，我从未向人乞讨过。我宁愿挨饿，那些就是我挨饿的日子。我告诉你，从那时开始，我每天只吃一餐。早上我从不吃东西，只喝咖啡。

“在那段日子，一位舅父常来看我。一个礼拜两三次。他自己一贫如洗，但还是不时带我上饭店。”拉欧提先生把“hotel”这个字发成“ho-tal”，它更像是马拉塔语或印地语的一个字眼而不是英文，它指的是小饭馆——通常是简陋的那种。“他会请我吃一顿，只是差劲的食物，另外还有一杯茶、一根烟。

“有一天，我岳父没有回家。第二天，他还是没有回来。我们开始找他，费了一番功夫。四天之后，他自己回来了。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他。他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时已经出院。在那之后，他变得‘精神有问题’，会骚扰每一个人。因此，我在白天必须避开岳母家。我几乎是无家可归，到岳母家只是去睡觉。

“后来，我岳父的一个朋友让我使用东达达尔的一套房子。我们搬了过去，我的第二个男孩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这段煎熬期间，我太太自始至终怀着孕。我在东达达尔安顿了下来，过着平静的日子。我通常在做完湿婆军的工作之后，晚上十一点才回到那里。这是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的事。

“我生命的这段时期历时四年。我常常要步行好几公里参加湿婆军的会议。那时候，我没有发过任何牢骚。后来，当我被选入市政委员会，开始在那里登台演说时，我讲的内容全部来自我刚跟你谈到的这几个年头。”

他得到了什么支撑？他是否觉得受到“指引”？

他觉得受到了指引，他有一位精神导师。正如我所设想的，是客厅的神圣角落那边——离那一小架子宗教录音带不远处——那幅可能比真人大的画像，上面是一位蓄须的英俊男子的脸部。我之前进入客厅时就看到了这幅画像，不过，因为我设想那是个神圣的隐私的角落，也就没有更仔细地观察。那个人——就画像看来，他的容貌端正秀美得几乎有点不自然——曾经是拉欧提先生的精神导师。

在这接近正午的时刻，拉欧提先生想谈的是宗教。他把我带到他做礼拜仪式的房间，就在客厅隔壁。神龛设在一面墙上，深深凹入，高度及胸。神像刚刚装饰上花环。有一颗剥掉外壳的椰子，其顶端有一簇椰壳纤维。在壁龛最里头的壁面上又有一幅精神导师的画像，其大小与壁面一样，可能为了放进那空间而修剪过，但跟客厅的那一幅是相同的：这样，信徒和神龛都处于精神导师的注视之下。每天必须向神龛里献上鲜花，椰子则每个月换一次。拉欧提先生每天早晨花一个半钟头做礼拜。他坐在一张鹿皮上做礼拜，结束后把那张鹿皮卷起来，摆在一个高架上。

几天后，当我再度到他的高楼拜访他时，他把故事的其他部分告诉了我。

挨饿的日子持续了四年。突然之间，好运向他招手。他开始在一个朋友的车库——就在达达尔这里——制作家具。这对他来说是新行业；不过，他也不完全是生手。在学校选修工艺课程时，他曾做过木工和家具。现在，在朋友的车库里，他开始制作沙发和桌椅。他把所做的东西拿去卖。他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公寓中的家具大部分是他亲手做的。靠墙有一张他特意设计的桌子。它看似一张折叠桌，在桌面两边各有一片可以翻下的侧板。但这张桌子的设计另有不同。它的中央桌面很窄，大约只有八英寸宽，因此很适合孟买住宅里狭小、多用途的空间。这个设计颇受欢迎，被孟买所有主要的家具制造厂商采用。拉欧提先生也专门制作了一种可以用来分隔房间的组合办公家具。他都根据自己的设计制作：那些点子不请自来。“我一开始做家具时就想到了这些。”他也制作房门。公寓内的门都是他自己做的。他也设计并制作了所有加上花饰的柚木门框。对他来说，这公寓是一件珍贵的得意之作，它证实了他的成就，也展现了他的才能。原来公寓里的大部分物品只让我觉得稀松平常，这时经过他的指点，我才开始看出端倪。

他的成就接踵而来。他开始承包大型建筑的木工。接着，他觉得应该直接从事建造业。在开始制作家具两年之后，他跟人合伙盖了第一座大型建筑。虽然他觉得走了一段漫漫长路，当时他却只有三十三岁。从那以后到现在，他盖了十五或十六座大型建筑。

“不过，作为湿婆军的一员，我在经商时总是尽力站在中产阶级马哈拉施特拉人的一边。因此，我没有变成拥有巨大财富的建筑商，反而愿意追随在领袖身后，遵循他所下的指示。”

这种对湿婆军及其领袖的奉献俨然是拉欧提先生宗教信仰的一个层面。他一向有勇气和自信——来自宗教信仰，塔纳的巴提尔先生所谈到的“atma-vishwas”。

“在我向上爬以及多次往下跌的时候，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总是勇敢面对——无论身为商人或社会服务工作者或一家之主。直到我进入大学，我父亲一直给我鼓励。然后在一九六四年，我遇上了那位在阿里巴格设立静修处的伟大圣人。”

这位就是客厅角落和礼拜房神龛后方画像里的精神导师。从拉欧提先生刚说的话听来，他是在无法就读修拉普尔理工专科学校而大感沮丧的那一年认识这位精神导师的。

“我常去见他，希望得到他的保佑。我从未向他要求什么。我去见他只为了得到保佑，只因为他是圣人而服侍他。我觉得他完全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在一九六八年辞世，但我觉得每当我需要保佑的时候，他仍然会赐福给我。虽然他的肉身已不存在于世上，但我跟家人还感受得到他的存在。你看，”拉欧提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把我带到公寓的柚木门前，“我的门没装门闩，从来不锁。”

我差点没有机会听拉欧提先生讲完他的故事。虽然在我们安排这次见面事宜时，他并没有透露丝毫信息，不过我现在知道，在我们第二次早上见面的这天他就要出门：他将到他的静修处停留九天。他独自前往，太太不随行。

“我每年都会去。每年的这九天是我自己的日子，不能给别人。”

他也做过别的朝圣之旅。他跟太太到过克什米尔的阿马尔纳特[22]石窟六次，那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一万三千英尺高处的一个山洞，自从古印度时代以来，那里就有一项奇迹，即每年夏天会出现一个状似阴茎——湿婆的象征——的冰柱，而且随着月亮的盈亏改变大小。

他说：“我很喜欢喜马拉雅山里的那个地方。”

想成为军官和工程师的入世的人，湿婆军的运动分子，虔诚的印度教徒：他一身兼有这构成信仰和行动之链条的三个层面。

年轻的耆那教徒证券经纪人巴布谈到湿婆军——他周遭的许多威胁之一——时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经济方面的，如果经济方面没有问题，我们的一切都没有问题。”

那天下午，股市交易停止之后，他带我去看他住的地方，特别是他住处四周的贫民窟。这个被称作达拉维的贫民窟有点名气，孟买有些人还会带着几分骄傲宣称它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

我们坐在黄黑两色的出租车里，行进缓慢。阳光，人潮和喇叭声；客车排出的又黑又烫的滚滚废气；覆在皮肤上的灰尘。然后，在这一切当中，我瞥见一幅洁净的景象：马路另一边有一群系着白色缠腰布的瘦男孩在疾速走着。

巴布说，那些男孩是耆那教徒，他们是有志于宗教灵修的“牟尼”[23]，应该是某一位精神导师的信徒。牟尼没有固定的住处，他们必须四处移动，靠布施过活。他们可以在一些附属于寺庙的地方过夜，他们到耆那教徒家里要食物。

他们怎么会知道哪户人家是耆那教徒？

“通常门口会有一块木板，或是某种标记，或是某种瓷砖。现在，你还可以用贴纸。不过，大多时候会有一个随从跟着年轻的牟尼，他带着他们四处走动，告诉他们哪些人家是耆那教徒。他们说，这种磨砺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我。在耆那教里，知识是相当重要的。僧侣被视为最有知识的人，每个人都听他的话。为了成为像僧侣那样的人，牟尼便得四处乞讨食物。为了获得知识，他们必须先控制自我。”

不过，那些仪式和传统属于一个更以农牧为主的时代。在如今的孟买街道上做这些事还有意义吗？

巴布认为必须随时改变仪式来顺应环境。譬如，耆那教徒应该每天早晨沐浴，然后套上未缝针线的布料，赤脚走到寺庙。在孟买，许多耆那教徒还可以这样做。在巴布和他母亲所居住的郊区，他母亲也这样做。但巴布自己就没办法了。他可以在沐浴之后步行到寺庙，但他不能光着脚，也不能只着未缝针线的布，因为如今他是在上班途中前往寺庙的。

我告诉他我前往穆斯林地区的事，以及我跟安瓦的谈话。

他说：“可以把攻击性导向有益的方向。我们过去曾跟那些地区的穆斯林球队打过篮球。那些年轻穆斯林男孩的攻击性让他们打得很好，攻击性让他们具有嗜杀本能。”这是巴布在印度企业家身上看到，但他自己那种贸易商尚未具有的嗜杀本能。“如果我对他们动手，他们就还手。他们打球是为了胜利，而我只要打得过瘾就好了。如果他们对我动手，我不会还手，我想我顶多会提出抗议。”

他再度谈到希望在四十岁时退休从事公益活动。从先前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对这个念头有些犹豫，特别令他犹豫的是，他可能因此浪费神赐给他的天赋——这天赋如果好好发挥，应该可以获得更多从事公益事业的资金。现在，坐在出租车里，在一片灰尘和午后强光之中，在工作一天之后，这些犹豫似乎攫住了他，让他虚弱无力。甚至对每个周日到住处附近贫民窟去做公益活动的事，他也犹豫了起来。

“每个星期天，我们一群人——主要是耆那教徒——会去贫民窟分发食物。我们从早上十点半左右开始，一天下来大概能给五百人供应食物。前来的人当中，有许多可能在那星期只吃上那一顿大餐。那一餐可以让他们有力气活下去。我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也感到内心一直存在的罪恶感得到了一点纾解。不管我为他们做了什么，我知道那些都有限度。或许，我应该设法帮他们走上自助之路。我父亲对这事的看法是：‘我会想教他们捕鱼，而不是把鱼送给他们。’如果我给他们充实的一餐，事情只是这样而已。我想我宁愿看到的是——纵使这表示只帮助五个小孩，而不是五百个——我帮助的五个人能够掌握谋生的能力。”

他心头一直萦绕着布施的念头，思考着他应该如何帮助别人，以回报神的保佑。布施如同宗教生活、审慎生活、纯洁生活的象征。

我们终于来到西恩。这是他居住的郊区的名称。他要司机绕到“公共住宅区”那边。他原本在途中就不太好的心情现在更加低落了。他谈到充斥在后街的性交易和绝望感，不过，他对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一眼不瞧。“公共住宅区”只是政府盖来提供给政府雇员居住的公寓大楼。作为都市发展的一个案例，那是令人沮丧的建筑——最莫名其妙、最无人性的建筑，盖在丑陋、赤裸土地上的一座座水泥建筑，有些地方看起来像垃圾场。不过，这还不是我准备见识的贫民窟。

事实上，那个贫民窟——那个著名的贫民窟——在西恩的另一边。巴布已经不再谈它了。我开始感觉到，虽然是巴布主动提议带我去看贫民窟的，但他的心情在途中改变了，现在他已经无法面对它。

我们来到他住的那条街。那是在西恩的中产阶级地带，离公共住宅区有点距离，在大马路的另一边。这条街看来住的是有地位的富裕人家；街旁有大树，穿着体面的男女上班族等候着公共汽车。巴布在这条街上购置的公寓价格相当于十万英镑——想想看，这里离孟买市中心有一小时车程之远，近旁又有一个很大的贫民窟。这就能让你明白这里的房价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也让你了解，为什么对生存在孟买的大多数人来说，寻找空间、停留之处和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大问题，还有为什么这城市的角落里都是小屋、棚舍及拼拼凑凑的遮蔽体。

巴布那栋大楼多沙尘的院子清扫过了，看来光秃干净。若在另一座城市，这院子会让人觉得单调。但在这里，它却显得格外干净、光秃，而且这院子的空荡仿佛正是其干净的一个方面。

巴布说：“这是一栋由住户共同管理的大楼。因此，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吃素的。另一栋”——旁边建筑结构相同的那栋——“住户有的吃素，有的吃荤。因为这一栋的人吃素，所以这边房价较高。要是有人煮鱼，就会有鱼的味道。如果大楼里住了吃荤的人，你有时会在院子里看到一只被绑起来的山羊，两三天后山羊不见了，你就知道它已经被宰杀吃掉了。我们小区的年轻人开始变了。到了外面，他们会觉得别人都在吃肉，会认为自己可能软弱无力，缺乏男子气概。每个人都想依自己的情况去改变事情。”那也是巴布对仪式的看法：人们时时都在改变那些仪式。

我们搭乘老式电梯上到他的公寓。他向我指出他家前门上那张区分耆那教徒的贴纸，以及其他公寓前门上的印度教标记。他家的客厅宽敞整洁，往下看是街道和对街的学校。它跟院子给人感觉相同：空荡倒像是奢侈。墙壁干干净净，水磨石地板闪闪发光。

我问他鞋怎么办，他说不用脱。后来，他说的一些话让我觉得应该不问就把鞋脱掉。我们谈到仪式中的举止，他告诉我，有一位旁遮普的朋友说过，这客厅的地板是可以在上面光脚走动的。那位朋友的意思是说，脱鞋——譬如在进入寺庙之前——这个仪式动作通常表示要在脏物上走动，为了仪式性的洁净而把自己干净的脚弄脏。

巴布说：“我赞同洁净的概念，我赞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洁净。”

他母亲走了出来，巴布做了介绍：这是一位严肃、沉默的妇女，她的一部分生命在缅甸度过，直到那个国家独立，把印度人驱赶离境。她按照印度教徒打招呼的方式合起双掌——她每天早上都光脚走到寺庙去。

“在印度，宗教渗透了每一片活动领域，”巴布说，他打开一个抽屉，“这些是公司报告。”他拿出其中一份。“这是一家南印度公司的年度报告。”他向我展示报告前的照片。照片拍的是一位圣人造访公司总部的镜头。圣人站在董事中间，每个董事都赤裸上身站着，披着做礼拜的布。

“这是我们全国经营得最好的水泥厂之一，”巴布说，“在心底，我们总认为奉行宗教仪式不会对我们有丝毫害处。既然如此，何不身体力行？我一位朋友的岳父有一次告诉我，说如果要做成某件事，你就得每天拿某些东西去喂一头母牛。譬如说小麦，每天拿小麦喂一头母牛。嗯，在我生命那个阶段，如果我想达成什么目标，可是什么办法都会试的。何况我也知道，这样做并不会伤害我自己。那何不去做呢？”

“一种以利益为考虑的态度？”

“没错。我们之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遇到任何需要时都会去求神。这里有一座印度教徒去的教堂。那是他们相信的东西，但不是他们的宗教。如果你是印度教徒，怎么可以去教堂？”

壁橱中倾斜的中央架板上有一本《财富》杂志和一本《投资入门》。巴布意识到了不搭调的组合：那些实用的书籍和杂志；他自己的耆那教信仰；他对全盘洁净的追求；他所处的环境；他周周的其他信仰。

有人用不锈钢小托盘端出了茶。那是耆那教徒喝的茶——素的，不加任何蛋制品。还有一块普里面包[24]，几种用面粉及扁豆粉炸成的东西。

我以为巴布已经不再想带我去看达拉维那个大贫民窟了。不过，在他公寓的客厅里，他的心情又好了起来。喝完茶之后他带我去后面一个房间，让我从那边瞧瞧。贫民窟的距离比我设想的要近，就在沿着巴布家那条街后方的铁轨的另一侧。先前来到那条街时，巴布所住的中产阶级地区看来是那么有头有脸，现在所见的却只是被夹在公共住宅区和大贫民窟之间的一块狭长地段。

他说：“你会受不了那臭味的。”指的是贫民窟。

过了一会儿，像人们要出门去面对恶劣天气时那样，他毅然决然地说，我们该走了。

我们步行前去。贫民窟只在短短步程之内。我们先走过铁路上方人潮拥挤、处处灰尘的天桥，下午的人潮真是乱哄哄。才刚走下天桥，已经有点犹豫的巴布说，我们应该搭出租车。

为了让我明白贫民窟之大，他说：“瞧，从这头到那头没有半栋高楼。”从这个高度看去，贫民窟尽收眼底。不然，要是在路面上移动，可能会看不到那一大片四周被远方高楼包围起来的凌乱平地。

接着，在那么一瞬间，我们就已经在贫民窟的边缘行驶。这来得那么突然，那么直接，那么势不可挡，仿佛你看到的是戏台上或摄影棚里的场景，而其中的人只是在扮演贫民窟居民的角色：前后左右紧挨着的小屋和棚子，四处可见的灰黑和泥泞，不知弯向哪里的凹凸不平的窄巷；然后是一条半边路面被挖起的大路；然后是黑泥，蹲在一个黑湖边大便的男人、女人、孩子，闪着可怕油污虹彩的沼泽和排水沟。

臭味几乎无法忍受，但也不得不忍受。因为交通堵塞，出租车停了下来。堵塞是对向几辆装了货的卡车所造成的。达拉维贫民窟也算得上工业区，这里有许多没有执照、在管制得较好的城区不可能存在的厂商，包括皮革及化学工厂。

汽油味和煤油味使臭气更加浓烈。在这臭气当中，许多光着臂膀的人忙着工作，做着我从未见别人做过的事：他们正在捆扎或拆散废布料及废纸板。有的在一团灰白色灰尘中工作——那灰尘在地面堆积起来后像是积雪，在那上面手拍足踏都无声无息。有的在路旁或小棚里工作。这是大规模的拾荒。

巴布说他难得从这里经过。在出租车里，他背对贫民窟坐着。他面向马路另一侧，那边是那几辆原地不动的装货卡车，远方则是海边的班德拉中产阶级区的公寓大楼。

车子又动了起来。走了一段路之后，巴布说：“这里是穆斯林区。人家会告诉你，这里的穆斯林是基本教义派。你不觉得不管你让他们去为什么名义而战，他们都会听从吗？”

午后太阳斜照下兽皮、粪便、沼泽、化工制品和汽油的臭味，废布料的灰尘，卡车排放的琥珀色烟雾——谢天谢地，终于摆脱了这一切，进入另一个孟买，我们了解的、花了那么多时间去适应的孟买，道路铺了柏油、有巴士行驶、人们穿着轻薄衣物的孟买。

开车经过那地区已经够难了，要想象在那里过日子是什么样则更加困难。但人们还是住在那里，忍受着臭味和可怕的空气。有些人的事业就在那里。甚至也有律师住在那里，有人这么告诉我。粪便的气味是否只在边缘，在那个油亮的黑湖边才闻得到？并不是。那臭味弥漫了整个达拉维。我还在一本孟买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巴布那个西恩郊区的文章，里面把达拉维贫民窟描写得就像它让西恩多了波西米亚风味，给单调的中产阶级生活增添情趣：这就更加令人惊愕了。孟买可真让它的居民有了某些免疫力。

一段日子之后，当我搭出租车前往圣克鲁兹的国内机场时，我又看了达拉维另一眼。出租车司机——来自海得拉巴的穆斯林，充满自尊，在孟买住得不安心，害怕会沉沦下去，计划着不久就返乡，而同时带点神经质地看待他的车子和衣着——向我指出位于机场公路一侧的安置棚屋拆迁户的公寓大楼。往另一个方向，他向我指出达拉维扩展于其上的那片沼泽地。更远处则是那著名贫民窟的低矮的黑色轮廓。

从这里看去，达拉维显得突兀，甚至在孟买都算是多余的：按照人们的说法，它会继续存在，是因为它是选举的票仓，是制造仇恨的温床，许多人可以从那里得到利益。孟买的种种互相冲突的趋势也往那里蔓延，所有新产生的特殊性在那里都变得更加鲜明。但人们还是住在那里，遭受这额外的剥削，因为在孟买，只要有了住的地方，你就可以赚钱。

居住环境可以塑造人。就如同动物会因饲养情况而改变——饲养在小笼子里的鸡（且让我唤起四十年前的特立尼达往事记忆）被放归自由之后不会走，只会像在笼中那样半跳半飞——生活在孟买住宅那种狭窄空间里的人也逐渐习惯了那些空间，他们对另一种有隐私的生活方式会感到心神不宁。

戈提先生是湿婆军的一位高层主管。他在纺织工厂区长大，住的是分间出租宿舍——即纺织工人宿舍——里的一个房间。现在他还住在那里，虽然像他这种有地位的人可以住在更好地区的更好住宅。几年前他曾经那样做过，但结局很不如意。搬进那间单户公寓之后，他太太无法适应因为独立而宽敞得多的环境。她不仅情绪不佳，还变得相当精神失常。因此，戈提先生又搬回了分租宿舍，搬到现在住的两个房间里，回到四周有许多人的那种感觉，回到身边都是生命之声的那种情境。他再度快乐起来。

我是跟着查鲁——一位年轻的马哈拉施特拉婆罗门——一起前往戈提先生的分租宿舍。如果没有查鲁，戈提先生可能不会见我。查鲁说，戈提先生是湿婆军里几位“率性”的人之一。在查鲁的婆罗门词汇里，“率性”指的是粗暴和具有侵略性。

戈提先生住在他那栋分租宿舍的顶层。如果没有查鲁，我想我连那栋楼里的楼梯都到不了。一进入大门就闻到一股气味，看到小天井里一堆湿漉漉的垃圾和几只觅食的大猫小猫；然后，在突然变暗的通道里，一股从堵塞的排水沟里散发出的浓热气味呛住了我的喉咙——这让我觉得晕眩窒息，几乎要吐。出于他的婆罗门责任感，也因为他认为不应该爽约，查鲁（不断回头看我，有时甚至伸手拉我，像父亲把小孩从沙滩带进海里那样）一步步引着我往前走上分租宿舍的楼梯，经过几扇敞开的让你能看到里面家庭生活空间的门。

热空气应该会上升，但在高层空气却比较新鲜。一扇门外的老虎标记——湿婆军的标记——告诉我们那是戈提先生的房间或公寓。它面向大马路。几个绿框的毛玻璃小窗开着，外面是防盗的铁丝网，从窗外吹进来的汽车废气倒令人觉得清爽。

戈提先生有两个小房间。挂着帘子的门另一头是厨房。接待我们的这一间在晚上是卧室，白天则算是湿婆军的办公室。房间里有不少文件，存放在靠着侧墙的一个组合型橱柜里——这现代化的摆设令人觉得意外。一面墙上的装饰品中有张海报，这可能是某家石油公司印的，里面有一幅彩色的老虎照片以及一句英文：You observe a lot—by watching（睁开眼睛，观看宏微）。

戈提先生的父亲做过纺织工人，他每月赚四百卢比，相当于三十英镑多一点。他们一家人口不少，膝下有五男二女。家中原本有四个女儿，其中两个已经过世。他们全家所住的一个房间是标准的分租宿舍房间，面积为十英尺见方，家中孩子还小时，还相当过得去。早餐他们只喝茶，没有烹煮的食物。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一点，孩子们去上学。因此，每次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戈提先生的父亲在早上可以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戈提先生的父亲在纺织厂轮班工作，每个月换班一次。

我想起拉欧提先生关于每个马哈拉施特拉人都有文化的那番话，于是问戈提先生他在小时候是否也上过健身学校。他说没有。不过，这问题跟他有些相关，因为接着他马上说他曾经热衷运动。我向他问起宗教。他在分租宿舍长大时，如何认识宗教，学到圣人的启示？他说他自己不是虔诚的教徒：这么说来，他在某方面已经向过去告别了。不过，他说，他父亲会在家里做礼拜——虽然他父母都没有受过教育，而且直到他上大学之前，家里没有半本书。

听起来，那是一段艰苦、吃紧的日子。不过，一家人总算熬了过来。他结婚之后，情况开始改变。妻子从她家的分租宿舍搬到戈提先生的分租宿舍，接着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这下子，那十英尺见方的房间就住了十个人。家人之间会有“分歧”，争端不断。因此，戈提先生带着妻儿搬到火车车程三四十分钟之外一个郊区的“员工住宅”——公寓大楼里的单户公寓。

那应该能让他们过上另一种新生活——跟家人保持距离，不再有争端，空间宽敞：原先是十个人住一百平方英尺的分租宿舍，现在是三个人住三百平方英尺的新公寓。可结局却是一团糟。戈提先生的太太过去只住过分租宿舍。现在，大半天独处在自成一户的三百平方英尺里，见不到任何人，找不到半个人聊天，她恐慌了起来。她开始出现严重的幽闭恐惧症，几乎快精神崩溃。

于是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生长的纺织工厂区。戈提先生运气不错，在分租宿舍找到一个地方。像他们所住的这种两房套房或公寓在孟买叫作“一屋一厨”。实际上，这间主房比标准的十英尺见方分租宿舍房间稍大。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并没有空间不够的问题。

他在一九八五年买下了这两个房间。购房方式大致如下：这些分租宿舍——其中许多已有数十年历史，早在印度工业革命之初就出现了——原本属于纺织工厂，是为了安置工人而建的。原则上，工厂老板现在还是分租宿舍的所有人，不过，老板（由于租金管制法令的关系）已经不再管理分租宿舍，实际上甚至已经放弃了它们。租户如今可以转手他们房间的承租权。买家付给承租人一笔金额，往后再向工厂老板缴纳房租。一九八五年，戈提先生为这两个房间付了三万五千卢比，大致相当于一千四百英镑。现在，他付给老板的月租只有十二卢比，相当于五十便士——从这点来看，难怪工厂老板不再管理这些分租宿舍。

戈提先生现在是有保障的承租人，他说他可以在这两个房间里永远住下去。从他谈话的样子看得出来，在先前试图挣脱之后，他现在正打算在这种地方住下去。他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他一样。许多做不到的人也做着公寓梦。他自己有能力，他可以从银行取得贷款，但他在目前的这个地方过得很舒服。

我在他房间比较新鲜的空气里恢复元气后，开始试着以他的眼光来看这里。我注意到几样很管用的东西。天花板上有一台吊扇，地板上有一架坚固的四脚梯，是在夹层爬上爬下时用的。夹层下方有一个储藏空间，放了各种用具：一个衣橱、一只木凳、一个晾衣架（现在挂着毛巾）、一截橡胶管、一个脚踏掀盖式蓝色塑料垃圾桶。储藏空间在戈提先生背后，靠近一扇打开的窗子。房间前部是相对而言属于办公室的地方，组合型大橱柜就在那一头。仿佛为这奢侈品感到不好意思似的，戈提先生说他是在前一年买下这橱柜的，因为在湿婆军中的职务，他必须处理许多文件。

橱柜玻璃门后面不只有文件。顶层橱板上摆着塑料和不锈钢做的大杯和盘子，其他橱板上则有照片，以及一个金色牌子，上面是我听人提过的湿婆军的马拉塔语新口号：抬头大声说“我是印度教徒”。随着声势壮大，湿婆军也想超越地域局限。现在它所寻求的是较广泛的印度教认同；有些人觉得这跟湿婆军先前要把马哈拉施特拉邦交给本地人的主张同样令人担心。

我想听他多谈一些住在分租宿舍里的情况。查鲁跟戈提先生用马拉塔语交谈了一会儿，然后查鲁做出总结。

“他喜欢住在这里。他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不觉得更大的房间或公寓对他有什么不同。他不羡慕或嫉妒别人的财富。他看人只看心。”

“他喜欢这里生活的哪一点？”

戈提先生用马拉塔语回答查鲁，他描述起住分租宿舍的好处时似乎一发不可收拾。

查鲁替他翻译出来：“在分租宿舍里，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会知道。你知道别人家所有的动静。什么都听得到，什么都看得到。这样，大家生活在一起，互相分担麻烦。公寓里没有生命。”

这栋分租宿舍里就充满了生命。单单我们所在的顶层就有四十个房间，这四十个房间共用五个洗手间。你随时都看得到人。

“他不希望有隐私吗？”

查鲁的回答很肯定。“他不想有。他说那些想要隐私的人随时可以搬往公寓大楼。”他先前才说过，有些做不到的人居然还想搬到公寓大楼，因此这回答带有几分尖酸。“如果你为了读或写东西而需要隐私，凌晨一点之后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的。”

“他常常晚睡？”

“没错。他常常读到凌晨两点半或三点。除了这样，在这里没有别的办法阅读和写作。”

“他不认为多一点隐私会让人得到较好的教育？”

“你的智力或阅读习惯不是由你住在公寓大楼还是分租宿舍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你的倾向——你的资质和性格。”接着他提起一个近期的名例：一个当地贫民窟的孩子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会考中拿到了第一名。

“他难道不该为他的追随者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吗？”

在查鲁的直接翻译下，他的回答很严厉。“我不会费力让什么人过奢侈的生活。这里是纺织工人住的地方。”

“他要这些人一直当纺织工人？”

这问题经过翻译后有点走了样。查鲁似乎把它当作针对他个人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也是个人的。

“他自己在银行有一份工作。他有一位哥哥在一家邦营公司上班，另一个弟弟在纺织厂工作。不过这位弟弟教育程度不高，他缺乏那份智力。这弟弟现在每个月赚一千卢比，那不是好薪水。要在孟买过得称心，你至少得有两千卢比的月薪。”

我试着用另一种方式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对这分租宿舍里的住户有什么期望？”

我又没有得到答案。这问题好像变成了对分租宿舍的未来的询问，而戈提先生所给的是针对建筑本身的答复。

“这栋分租宿舍已有九十年历史了。它的建筑结构没有毛病，还可以撑个五十年。不过，我对它的未来有些担忧。住在这里的是穷人家，如果这栋分租宿舍有所损坏，他们可没能力重建或到别处购买住宅。如果这栋分租宿舍发生什么事故，他们就得离开孟买。”

在他身后的墙上，就在夹层的下方，挂着湿婆军的图片和标志。除了那张老虎海报之外，还有一块橘黄色衬底的青铜色大牌子，上面是象神欢喜天的形象；另外有一幅加框的湿婆吉加冕的画像：这其中所传递的信息是权力、荣耀和美丽，犹如印度电影所呈现的那些。

这个信息对戈提先生应该充满了意义。我倒想知道，它是如何跟他实际上为湿婆军所做的工作以及分租宿舍的情况联系起来的。当他仔细瞧这栋分租宿舍的时候，他真正看到的是什么？现在是谁在管理这栋分租宿舍，打扫公用的部分？

戈提先生说，租户自己打扫分租宿舍。我问他，为什么他们都放着大门内那些堵塞的排水沟及腐臭的垃圾不管。

他说：“孟买永远不会变得漂亮，它有一些本质上的缺陷。排水沟在前一阵子清理过了，但又堵塞了。还有一些是人的问题。缺乏公民意识。”最后一句是用英语说的。

湿婆军既然有那套特殊的社会理念，他们不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吗？

“这是老问题了。你得从孩子身上着手，问题不在经济。这些人就顺着窗子把垃圾扔下去。”

我问起他自己的背景。他说，他一家来自印度西南部果阿附近的一个村庄。现在那边还有他的亲戚，他们每年会来住个十或十五天。他们喜欢孟买，也希望能够住在这里。不过，他们知道要在这城市过不错的日子并不简单，所以回家去了。

从挂帘子的门里的厨房传来女人的声音。这期间一直在厨房的戈提太太拉开帘子说，分租公寓有地方发生了事故。一位老妇人刚来报信，她想知道能不能见见戈提先生。

他说可以。老妇人有点失控。她站在门口，含泪说她房间里有两个孩子被火烧伤了。他们的父亲在纺织厂工作，没人能帮忙。

戈提先生立刻说，他会用自己的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去。他匆忙起身出门，把查鲁和我留在房间里。

查鲁对我进一步讲了些关于孟买人集体生活的事情。他说，大家喜欢集体生活，是因为他们在大家族里长大：那是一种充实的生活，随时都有一大群人在身边，大家族各分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变化，却十分亲热。查鲁说，他太太——目前正在修儿童发展的理学硕士学位——一旦独处就无法读书，她喜欢读书时身边有人谈话。甚至在如今，他太太还喜欢待在娘家的分租宿舍，因为那边有人陪伴，令人觉得温暖，不停的人声更会让人放心。

戈提太太把厨房门上的那块帘子拉开后就没有再拉回去。我看到厨房里有个神龛柜，那只是很简单的摆设，完全比不上拉欧提先生那个嵌入墙壁的神龛。戈提先生说过他不是笃信宗教的人，厨房里的神龛柜显然是为他太太设的。

戈提先生回来时，神情有点不安。他已经把孩子送到了医院。现在，他为太太担忧。她很容易变得沮丧。她认识出事的人家，那两个孩子的事故让她的心情很糟。

另一方面，这件事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分租宿舍之类的地方，湿婆军要有一位代表。湿婆军以社会服务著称，因此大家觉得可以向他求助。

我问他，分租宿舍和其他拥挤地区的集体生活是否使政治组织工作较为容易。

“分租宿舍像是个较大的家族，地区则是更大的家族。”

在其他群体里也同样容易成立组织？

他没有回答。

他是个严肃、阴沉的人。他对太太的关怀——这是他毫无遮掩地谈到的——犹如他温柔的另一面。他一九七〇年结的婚，当时他二十一岁，太太十八岁。他要告诉我们的爱情故事，在某些方面很像拉欧提先生在遥远的达达尔那边的经历。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女孩当时住在另一栋分租宿舍。他开始到那栋分租公寓为一个数学不好的朋友补习，于是认识了那女孩一家人。他也开始为女孩补习，两人产生了感情。

女孩的父亲是一位教师。（戈提先生的纺织工父亲从未拥有半本书。）戈提先生从工程学院辍学时，他并不赞同。在当时，湿婆军也因为暴力倾向而风评不佳。女孩的家人认为戈提先生游手好闲。由于这家人对戈提先生的反对，他太太第一次陷入了沮丧。

戈提先生说：“她非常敏感。”

有一天，戈提先生和女孩一起坐在一家饭店里——一家ho-tal，简陋的馆子。女孩的兄弟姊妹看到了他们。戈提先生觉得，这件事发生之后，女孩很难再回她家人所住的那房间了。因此，他把女孩带到叔叔在一栋大楼中的住处。隔天他们就结婚了。他把女孩带去叔叔家时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不过，他发现自己必须这样做，结婚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婚礼依吠陀仪式进行，比传统的印度教婚姻仪式简单。

这么说来，他的婚姻是出于爱情的结合。他家中的其他人是否也效仿了？

他说有一位妹妹在大约一年前也是恋爱结婚的。

“这种婚姻越来越普遍，不是吗？”

“没错。”接着，尽管刚刚讲到自己婚姻的浪漫经过，他却严肃了起来。显然，他对妹妹的婚事并不满意。“除非心灵相通，否则爱情的结合无法长久。如果是为了相貌而结合，婚姻维持不下去。”

“你妹妹的爱情婚姻遭到了反对？”

他的答复有点暧昧。“没有反对。她纯粹为了相貌结婚。”

“对方做什么工作？”

“阿育吠陀派医生。”“阿育吠陀”即传统印度教医术。

“有钱吗？”

“算不错，但还不能独立门户。所以我才要我妹妹去找个工作。他们住在西恩。前不久我才替她找了一份工作。”

西恩是巴布住的那个郊区。西恩会不会就是达拉维，只是比较说得出口？

我问他：“住在西恩的公共住宅区？”

“他们住在一栋有模有样的公寓大楼里。不过，我也不是真的很清楚。现在我跟我妹妹没有什么牵扯了。我已经替她找到工作，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过问。”

“那又是为什么？”

“男方在经济上不能独立。”

“你妹妹工作的收入有多少？”

“九百卢比左右。”

“你不想去看看她过得怎么样？”

“不想，不想。我已经为她找了工作。他们有一个孩子。我不想去。我妹妹跟我想法有出入，这我可不喜欢。她的生活质量很差，眼界很低。在她眼中，我的教育程度不够高。不过，我认为我的想法可比她高明。她的想法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楼房住宅，必须要有一大笔钱。’可是她没那个能力。”

这段话是查鲁翻译出来的，我不能确定戈提先生的意思是什么。他先前说过，他看人只看心。或许，他现在想说的是，他妹妹的物欲期望超越了她的教育程度，而这是她的荒谬之处。

“她不会跟别人配合，”戈提先生说，“我太太就可以配合。但我妹妹不能配合我太太。”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

“你妹妹长得漂亮？端庄大方？”

“不尽然。”他用英语说出这几个字。以印度人左右摇头的方式表示肯定，又用英语说，“过得去。”然后，他重述他的立场。“我不那么看重血缘关系。我的亲人从来没有帮助过我，只有朋友帮助过我。现在我有了名声和地位，许多亲人就找上门来了。不过我不太理睬他们。”

“你为什么说你妹妹眼界很低？”

他没有回答。

我直接问查鲁：“作为湿婆军的一分子，他不是应该鼓励像他自己这样的人去追求某些目标吗？”

查鲁和戈提先生谈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戈提先生的答复。“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有条件去追求某个目标。别人时常来找我帮忙，但我不认为他们应该得到帮助。我要看他们是否值得帮助。”

我问起墙上那张老虎海报。他说那是一个朋友送的。他念出那几个英文字：“You observe a lot—by watching.”他说这句话时舌头不灵光，不顺溜。不过，他似乎给这几个字添了特殊甚至神秘的意义。我问到另一幅画中的湿婆吉加冕礼，或是觐见礼，那是哪一年的事？他不知道。

他妹妹要从这里挣脱。为此，他尚未原谅她。他也未曾原谅她所选择的恋爱婚姻——但他却认为自己选择这种婚姻是意志和个性的表现。他是个硬汉，如今他已永远离不开把他造就成这种人的分租公寓。或许，出于他所倚仗的那一份湿婆军成员的优越感，他觉得妹妹的作为——还有别的种种——不符合体面和正确的老标准。

或许那位妹妹会过得很好，或许她会有办法独立自主，不必依靠家人或家族或种姓。不过，在孟买，有人也正是因此而从缝隙掉入深渊，其中一些幸运的，则会再被冲到像达拉维那种地方。离达拉维不远处，那个在哥哥眼中怀着荒谬至极的期望、会招惹麻烦的女孩拥有一间“有模有样的大楼”里的公寓——几乎可以确定，那公寓是几天前让巴布心情低落的那些单调的“公共住宅”里的一间。

你见过的人和报纸专栏作家都说，印度社会正在“犯罪化”。他们的意思是，在印度办起事来困难重重，因此政党和商界人士只好利用帮派分子来达成目标或提高办事效率：包括防止政治背叛、募集政治献金、逼债、催收口头定下的“黑钱”。

现在，犯罪相当有利可图。帮派像政客那样争夺地盘，这阵的新闻就报道了孟买的帮派火拼。报纸和杂志上所写的这些火并，读起来很像发生在印度许多邦的那种不明就里的政治纷争。令人不明就里，因为政治本身就令人费解：没有原则或政党路线，只有政治人物。人与人之间非敌即友，帮派之间、政客之间的关系随时都在变化。像政治的情况一样，孟买拥挤街头的厮杀也是为了争夺权力和龙头地位。尘埃落定之后，报刊就开始竞相专题报道新当上孟买黑社会头目的大哥。

这位大哥在另一方面也像政客：关于他的报道那么多，访问他的记录那么多（虽然他的老巢不在印度境内，而在波斯湾的迪拜），所有这些文章都如出一辙。像许多公众人物一样，这位大哥已经被报纸定型了，他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说了。

我觉得我还是去见个排行低一点的非大哥级的人物比较好，一个不常被访问，生平还没被一锤定音，因此可能还有些话可谈的人物。我并不真的认为能够安排这样的会见——我只是个路过的访客，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不过，孟买的帮派分子爱出风头，而且对以英文写作的人特别有兴趣。他们也想扬名国外。

帮我接头的人名叫阿吉特。有天近傍晚时，我们搭出租车前往达达尔，这是一段快让我变成识途老马的车程。我们下出租车之后走了一段路，穿过傍晚时分的悠闲人群，来到一家电影院旁边的槟榔店。我们夹在闲荡的电影观众之间，在那里等了一阵子，直到有个人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又来了另一个人。我们跟着第二个人走。我们路过几条看来是有钱人住的街道，最后从侧门走进一栋树荫下的房子，一进门，黄昏的余晖就消失了。

这是一栋崭新的公寓建筑。我们进入的一楼公寓被装潢成一派印度式布尔乔亚家具店所展示的风味。在那些优雅的摆设当中，在非常幽暗的天花板灯光下，在一种仍然遵守印度礼节（在前门脱下鞋摆在门内）的氛围里，看着印度人的面孔表达着印度式的欢迎和礼貌，听着用印度英语讲出因为这特殊场合而兴奋的话语：在这当口意识到我跟帮派分子共处一室，很难不觉得奇怪。

小客厅内有六七个人。他们是年近三十的年轻人。除了那位此刻开始谈话的头目之外，他们的面貌跟大家心目中的大学教师或银行职员没什么两样。我们进屋时，这些人之中有许多站立着，他们继续站着。

那位头目独自坐在一张填塞得太满的鼓鼓囊囊的沙发里。他像一个施恩的王子，要我坐在他旁边。他肤色黝黑，嘴部线条优美，下唇厚实、有弧度，眼睛大而明亮，眼睑轮廓清楚，这些正是某些拉其普特[25]宫廷艺术家所着重刻画的面部特色。

我却不知道该跟他谈什么。原先我以为只会见到一个人，没想到整个房间都是人。阳光突然消失，变成天花板上灯泡的幽光，我必须用力瞪视才能看清，这让我感到不适，也就更加乱了方寸。

无论访谈的内容为何，我总是希望按部就班慢慢来，小心地触及犯罪和帮派的问题，一点一滴搜集我的资料。但是，从头目的话可以清楚听出，他想单刀直入。他想马上谈正在进行的帮派火并，以及他所属帮派和他那一票弟兄的地盘。问题是，我对孟买的帮派所知甚少。我对重要人物、敌对势力和出名的战斗一无所知。因此，头目这开门见山的一番话实在是对牛弹琴。

他似乎终于看出了我的问题。他应该觉得失望，只是没有表现出来。他换个方式，开始告诉我一些基本的东西——他认为我要写的应该只是简介式的报道。他说，他知道早晚会死在警察枪下，我觉得他希望我在报道中引述这句话。然后，犹如向一名新手记者透露他认为这种记者所需要的耸动新闻材料，他告诉我他这票人所干的坏事。

他们搞一点收保护费的营生；干这种事时，他们的“同伙”是摊贩。他们也当开赌局。最近，他们开拓了新领域：他们为某个政党干了一桩绑票案，在学生联合会选举时绑架了另一政党的学生领袖。他们有一项收入不错、规模越来越大的行业：劝告人们出让享有租金管制的地契，把土地或建筑物腾出来作再开发之用。他们也干了几票“饼干”窃案——“饼干”是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黄金，人们常常把不当收入换成这种小金块。干这种窃案还真有意思，因为失主不会去报案。偷饼干并不难，你需要的只是情报，而你可以从警方处得到很好的情报。在他们年轻一点、孟买的人们还不像今天这么有钱的时候，他们曾经做过电影黄牛票生意。做这种生意可真不赖：卖座电影上映时，你把所有的票都买下来，然后再由黄牛高价出售。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已不值得去做。有一件事他们是不干的，那就是受雇杀人；他们不能无缘无故杀人。

他以透露秘密的模样告诉我这些。他在填塞得过满的沙发上倾身靠近我，压低声音谈着。他像个介绍业务项目的生意人般谈着他的规划。他不太移动，也没有做什么手势；他的声调平稳；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精力和狡黠。

房间里的其他人并没有静下来。他们时不时走来走去，从加装铁条的窗子望向外面。路灯的光现在就照在窗外的树上。有人吹了两三声口哨。接着——这是印度人的礼貌——一个人走进来，带了几瓶招待客人的冰可乐。

我看着这位头目黝黑端正的面孔，对他越发感到困惑。当然，他是在装腔作势：他那沉着的神态，他那平静地透露秘密的模样，他那毫无手势的言谈，这些都是故意装出来的。虽然有时候他的话听起来有点幽默，那可不是他的用意；他的话没有拐弯抹角；他所信赖的是权力和拳头。

房间里的另一个人也开始让我觉得不对劲。他一直站着，保持警戒，有时往窗外瞧瞧。他有一只手包了纱布。原先，我在他脸上看到教养和印度人的谦恭，后来，他的面容似乎变得空洞，令我难以意会。他或是婆罗门，或属于只低了一点的种姓。他走入了歧途。

现在我得知，他那只包扎起来的手被另一帮派的人砍了一刀：那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帮派火并的一部分。头目谈着那次拼杀时，那人把纱布拆开，展示可怕的伤口和扭曲的手指：无论意志多么坚强，皮肉仍然只是皮肉。

“他没事，”头目以他平稳的声调说，“维塔尔没事。那只手还可以拿刀。”

我也不必为那伤口担心：这次被砍伤的仇已经报了。报仇的人是头目自己。有一天，他坐在附近一家餐厅——不是ho-tal那种小馆子，而是一家帮派分子常出入的既上道又著名的餐厅——正好看到外面车子里坐着那个下手砍伤维塔尔的人。他跑出餐厅，然后——就这样，完全没有考虑后果——向车内那家伙开枪。那人跪了下来，哭喊着，抱着头目的脚求饶。（他是这么告诉我事情经过的：那个下手的人一下子在车里，一下子又在车外。）头目放下枪，改用刀子（这样他所说的故事才会前后一致），开始对跪在地上那家伙的肩膀下刀；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砍下，但刺得不深。他对那人说：“你在哭。我现在不用杀了你。你在哭，抱着我的膝盖。我又何必杀你？”

讲故事时，头子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两三次。他一直没有做多少手势；现在，他却在模拟他砍那个跪在地上的家伙肩膀的短促、重复的动作。

那报仇的一幕和那个下手者抱着头目双腿的情景可真让他们一群人得意。维塔尔和另一个人附和着老大所说的话，大家都强调后来的结局。那件事过后，下手的那家伙就不是人了。他变成了笑柄；没有人怕他；他被帮派除名，目前在孟买默默无闻，没人理睬。

“维塔尔没事的，”老大说，“那只手没事，还可以拿刀。”接着，犹如我们是同事，而他正含蓄地跟我谈着我们都知道的事（也为了解释他故事中的疑点），他说：“我喜欢用刀。比较稳当。用枪比较拿不准。你开枪，以为对方死了，但子弹只打到肋骨。”

他又告诉我另一个故事。他们曾经在某个圣诞节那天到敌对帮派所办的丧礼中干了一场。他们带了刀过去，对方没有防备。在其他吊唁者还没搞清情况之前，他们就砸得不可开交。

除了屋内灯光那么暗以及人那么多之外，一开始就让我惊慌失措的事情之一是——或许因为我误解了阿吉特所说的一些话——我误以为这些人是穆斯林。接着我才发现，他们是印度教徒，他们之间有那种独特的集体情感。

到目前为止，大多是由头目开口说话。当我问到帮派中的穆斯林时，却轮到维塔尔回答。他说，他不信任自己帮派里的穆斯林，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办事。穆斯林帮派分子来自贫穷地区，屋子里他们这一伙则是“中产阶级人士”。他们来自达达尔这个中产阶级郊区，就像盖瓦斯卡尔、巴提尔、夏斯特里那几位印度板球巨星一样。这时，维塔尔面无表情地看着被砍伤的手，再慢慢把它包扎起来，仿佛开着老玩笑般说：“跟喝的水有关系。”

维塔尔和其他人说，那些穆斯林会犯罪是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较低。穆斯林实行一夫多妻制，家庭成员很多。然后，出于一种奇怪的弱者的自豪，房间里这些人说，穆斯林帮派分子在其社群中是英雄人物，但像他们这种印度教徒帮派分子则只是被唾弃的人。

尽管被唾弃，他们仍然是虔诚的教徒。他们自认为得到一个庙宇的女神——作欢母——的保护。她是权力女神难近母或时母的化身。

头目以全然严肃的口气说：“她是代表善良战胜邪恶的女神。”

他们是虔诚的教徒：这是他们要别人知道的。他们遵行盗亦有道的法则。譬如，他们绝不会去骚扰穷人。

头目说：“如果你干了那种事，穷人会诅咒你。遭穷人诅咒是很严重的事。”

他们每个晚上都睡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我们目前所在的房子便是其中之一。他们都不知道别人睡在哪里。每天，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见面。他们有联络的方式。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们就等待消息——关于帮派火并的消息，关于某几件案子发展情况的消息。头目说他最近结婚了，嫁给他的女孩对帮派充满刺激的生活着迷不已。

我们离开之前，头目向阿吉特要了十五份某天的报纸。那天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他或是提到他的文章。

他很看重那种上媒体出风头的机会，那是他打入外部世界的途径。作为一个印度教徒罪犯，他依然深信着他的宗教，依然把他的某些自豪建立在印度教徒社群之上：这样的他可真是迷失了。对他、维塔尔及许多其他人，事态相当不乐观。他们摆脱不了目前的生活，他们无处可藏。想要那样的话，他们必须远走高飞，前往印度另一端，离开帮派的势力范围。他们每个人现在都背负着罪案。头目对自己的预言也适用于他们所有人：他们都会死在警察枪下。

阿吉特和我再次走上街道时，夜幕已经低垂。住宅区街灯的黄色光线照在树上，投下幢幢阴影。主干道上货品充足的商店和摊子有明亮的灯光。根据我们先前听来的说法，这些摊子有的受到保护，这让你觉得眼前的景象有点不同。

我们刚见过的那些人几乎以拍电影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角色，他们也可能以某些电影明星为模仿对象。在他们面前听着他们谈话时，实在很难完全相信他们所说的。你所听到的很像是有关帮派、犯罪、谋杀的电影或书中的情节。他们是在吹嘘。不过，按照阿吉特的说法，他们所说的大部分是实情。房间里那几个人一共背负了八条人命。手掌被砍的维塔尔特别凶残。

他们可全都会没命。位居高位、被报刊称为大哥的帮派分子可以摇身变成政治名流；他们会得到政党和影坛的青睐，他们可以把钱投资于电影拍摄；他们可以跻身孟买的镁光灯下。但是像我们刚见过的这些处在下层和中间的人都注定完蛋了。

他们从小就开始犯罪。阿吉特说，他们在孩提时会被住处一带著名罪犯的风光所吸引，那些人可能会到饭馆吃霸王餐，到水果摊上拿走水果而不付钱——这些是很拉风的行径。孟买让人想在某些方面拉风，我们刚见过的人就是为了像这样拉风而甘愿丢掉性命的：这种心态带着几分对圈外人的悲悯，这种拉风的模样似乎表露了这座拥挤城市的困窘和紧张——每个人都想要拉风，安瓦在他的聚居区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戈提先生的妹妹在她的分租公寓里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帮派分子到作欢母的庙宇献祭。戈提先生的妹妹虽然因为违反习俗为爱情结婚而被逐出家门，她所嫁的却是位阿育吠陀派医生，也就是满腹传统知识的人。不管传统仪式在都市里要做多少变更，还是有许多人举办。孟买市里对懂得仪式的人有需求。

那位执行仪式的专业祭司就是因此来到孟买的。他来自马哈拉施特拉南边的那个邦。他属于由齐特拉普尔萨拉斯瓦特婆罗门所构成的祭司团体。更准确地说，他来自侍奉一座著名庙宇的七个祭司家族之一，这间庙宇所供奉的神祇已经被膜拜了三百多年。

可以说，这位祭司是在静修所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祭司，祖父也是——他能追溯的先人仅到这里。祭司在十岁时丧父，不过他成长于一个大家庭，就由叔伯传授仪式程序和经文。

出身祭司家族让你在社群中拥有身份地位，但不意味着你会有钱。在庙里任职的祭司收入很少，小男孩也从未去外地度假。他的童年几乎完全在庙里度过，他在那里只会学习涉及宗教方面的知识。学习阶段快结束时，镇上开设了一家非宗教的现代化学院，不过他也只在那里读了一年书。所以，他可没受过多少现代教育，当他必须工作赚钱时，也没有什么现代行业是他可以从事的。

跟他父亲和祖父一样，他只能做祭司。那可不是容易的事。七个祭司家族——都是大家族——出了不少祭司，他们根本无法全部在地方上找到工作。更糟的是，当地许多萨拉斯瓦特婆罗门社群的成员都搬去孟买了。

年轻的祭司决定跟随他们，到孟买看看有什么发展。孟买不是个欢迎外人的城市，但祭司运气不错。他在城里有个姑妈，就在她那边住了一年。不过，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他姑妈有个儿子已近成婚之年，婚后就会把新娘带回来，祭司必须住到别的地方。还好，一时之间总有个栖身之处。

工作的机会也有了。由于祭司出身的乡间庙宇在社群里颇有名气，而且实际上由于去过那里的人都对祭司的家族有所了解，也由于孟买有人在祭司小时候就认识他，所以他不必——譬如像一位新律师等案子那样——苦苦等着人家来请他去为新公寓做乔迁或辟邪仪式。他一来到这个大都市，就马上替人家做了一些仪式。

当时他才二十四岁，是个害羞的年轻人，仍然一副乡下模样，未脱庙宇习染。在早期的那段日子，当他替人家做仪式而被问到费用时，他总是撇开钱的问题，告诉他们随意就行。人们就因此占他便宜，只是一开始他并未料到这点。他发觉之后便决定定下收费标准。如果他让客户自行决定付多少钱，有时一场婚礼只会收到区区三百五十卢比——要知道，一场婚礼下来，他常常得念经长达六小时之久，同时还得做许多繁复的事。现在，他替人做婚礼仪式的固定费用是一千卢比，对此可没有人抱怨过。

他就这样在孟买安顿下来，在他那一行树立了名号。大约一年后他姑妈的儿子结婚时，祭司已经有能力搬到别的地方。他成了一名“付费宾客”。这是孟买特有的做法，情况如下：他在别人家公寓的房间或夹层里租一个睡觉的地方。这对他就足够了。

他发现，在孟买作为一位祭司，他拥有一些优势。孟买总共有五位来自他那个社群的祭司，其中两位年纪较大，第三位则在孟买师从其父。我们这位年轻祭司可以说还留有庙宇的原味，因此老派或保守的人比较喜欢他。只有一位祭司比他年轻。

孟买还有第六位祭司。不过，他那么出名，地位那么牢固，作风那么气派，而他的仪式做法也那么现代化，应该把他当作另一类型看待。这位祭司为了适应孟买生活的步调，把旧仪式做了大幅修改，以至于可以在三个半钟头内念完通常需要六个钟头的婚礼经文。这位祭司已经六十三岁了，因为念经的速度而被称为“电力祭司”。他也把某些仪式所念的经文录成录音带，然后卖往海外的社群——主要是波斯湾几个产油国家里的。据说，一卷婚礼用录音带要价一千卢比，较短的仪式所用的录音带则相对便宜些。根据人们的说法，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因此他跟太太（一位银行主管）得以到伦敦和美国度了一段长假，甚至在假期当中——真是一事成功，万事顺遂——电力祭司还替人办了三次婚礼和三次入法礼。目前他在孟买的地位相当重要，已经成为湿婆军的领袖之一，他也出资拍摄了一部马拉塔语影片。

年轻祭司这样形容电力祭司：“他是个有经营头脑的家伙。”不过，年轻祭司不想跟这位老名人竞争，他不想录制仪式用录音带。他照老办法做仪式，这让他觉得很妥当。他认为还是有人喜欢这种方式的。由于孟买的交通情况——他每天来往各地可能会花上数个钟头——他一天顶多只能做三个仪式，那对他而言就足够了。

他平均每个月有一千卢比的收入（这是平均数：婚礼并不是每个月都有），对此他已感到满意。另外，他还可以拿到馈赠的食物：仪式中作为供品的大米、椰子、水果、豆类等等。献祭者摆的供品总是非常丰盛，其中一部分在仪式中用去，剩下的便由祭司带走。就这样，每天从这户人家转到那户人家（像耆那教牟尼在交通拥挤的孟买到信众家里乞食那样），我们这位祭司应该会觉得，在远方那间庙宇度过贫困的日子之后，如今他在孟买又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现在他是个矮小甚至有点俊俏的三十岁男子，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他面貌可亲，留着小髭，肤色跟他所属社群的其他成员一样浅淡。他穿着白色衣物。他的缠腰布有淡褐色的边饰。他戴着一串檀香木珠做的项链，用一只白色尼龙购物袋装着随身物品。他的声音跟他的微笑和眼神一样轻柔。他表现出婆罗门安详和善的典型模样：看起来，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欢喜无忧。

他关于仪式和食物馈赠的话——还有那只显然是用来装供品的尼龙袋——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我小时候在特立尼达，祖母家那边时常有仪式进行，总有人在念诵经文或史诗。这些仪式和念诵倒并没有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反而更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特立尼达是有别于他人的一群人。这些有时长达数天之久的念诵，使用的是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在我记忆中，这些事随节庆假日而来；它们在进行当中还不时——在仪式的某些阶段，当人们把净化的奶油和红糖放进献祭的火里让它烧得更旺、更香甜的时候——伴随着摇铃、吹螺和击钹的声响。

这些场合让我对宗教专家所享受的特别待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这些场合里的主要角色，大家必须无微不至地款待他们。你得铺最好的毯子或床单让他们坐，得把最好的食物留下来，在仪式结束时毕恭毕敬地侍候他们吃。然后，当宗教的时刻已过——或者可以说，已成灰烬——而专家们也已不全然是舞台的焦点时，他们可以悄悄拿走大家丢进附有装饰的祭坛上那盆圣火里的铜板，他们也可以拿走燃烧着樟脑（圣火的象征）的铜盘里的铜板，那是先前铜盘在观礼者之间传递时，大家投入其中的：你把铜板投入盘里，手指在樟脑火焰上拂过，然后再把手指按在额头上。

对我来说，这些是久远的记忆，几乎可说是前尘往事。可是在这里，在一个意料不到的场合里，它们却是鲜活的。我是在南迪妮的公寓见到那位祭司的。南迪妮是一本广告杂志的记者。她跟祭司属于同一个社群。她自己不信也不需要仪式那一套，但她的家人似乎有时还会请祭司来帮忙。她的公寓位于达达尔，是一栋公寓建筑——共四层，每层十户——里面的一间。我们所在的是高层的公寓，这是够体面的孟买中产阶级公寓，有阳台，里外各一房。

我一边在脑海里回想着小时候在看到钱从祭坛上微热的灰烬中被耙出、燃烧樟脑的盘子内有点烫的铜板被拿起时所感到的兴奋，一边问祭司他社群里的人是否也把钱投入燃烧樟脑的盘子。他说他的社群里并没有这项习俗。不过，在传着圣火的当口，来自社群之外的人有时会把钱放到盘子里。于是，为了不失面子，社群内的人甚至也会跟着做——而这些钱都是他的。

他向我谈到他成长其中的那间庙宇兼静修处——或称为“马特”——所供奉的神祇。那位神是作怖。他是谁？湿婆的朋友。他有什么属性？从祭司的反应看来，他似乎觉得我在考他。他说，是死亡之神阎摩的化身。

他说：“你向他祈祷，让灵魂得以安宁。”

“那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吗？”

那跟基督教的观念不同。他似乎对基督教的观念一无所知悉。他轻柔地说下去，带着微笑，眼神明亮，南迪妮在一旁翻译。

“我们社群相信，人的灵魂——就是‘atma’——会跟神结合在一起。”他毕竟是一个祭司，仪式的执行者，而不是精神导师、哲学家或宗教领袖，因此他几乎立刻就向我大致描述了丧事中必须做的仪式——这次，他仿佛又觉得他在回答考题。“人死后第十四天要办一场仪式。事先必须备妥种种供品，除了死者喜欢的食物之外，还要加几样。然后还有繁复的祭拜过程。祭拜过后，要把所有供品都摆在一片大蕉叶上，留在屋外。大家等着乌鸦前来啄食大蕉叶上的东西”——印度的乌鸦相当贪婪、敏捷、机警——“如果它来，就表示灵魂已经跟神结合在一起。”

他在庙宇里所学的就是这类东西。那是繁重的课业。办丧事时有仪式，得子时也有仪式。

“有一种给婴儿做的仪式。做这仪式时必须参考《五部经》。那是一本古经，现在有印度各种语言的版本。你查阅那本书，替婴儿算命、取名。这是印度教徒普遍的做法，不限于我们这个社群。我必须学习这一套以及所有其他仪式的细节。假设你搬进一间新公寓，那么你就必须为那地方祛邪。新公寓得保持洁净，因此，你同样必须完成一套相当繁复的仪式。小孩到了八岁时要举行入法礼。当然，婚礼中也有仪式，前后六个小时，祭司要从头到尾念经。”

我想知道仪式细节是绝对固定不变的，还是祭司之间对此有争议——就像在多年前的特立尼达，宗教专家存在争议，而有时只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譬如，印度教徒的正确问候方式应该为何。

祭司说：“近来，祭司已经开始使用快捷的方式，特别是做婚礼仪式的时候。他们认为六小时的仪式太长了。”他不喜欢捷径。“那样做毫无意义。我觉得，一旦你开始走捷径，一切就都泡汤了。”

这是另一个问题。那套几千年来层层累积而成的、复杂的印度教神学，到底有多少成分已经在孟买泡汤了？我在特立尼达时只跟印度隔了两个时代，却已经对印度教神学的许多部分一无所知——倒是印度教史诗还令我陶醉。后来，我才从艺术史里得到一些片段。失掉其环境与土壤之后，印度教神学似乎就随风而逝，一如过了几个世纪，它已经从爪哇、柬埔寨和暹罗文化里消失：当年促使人们去修筑吴哥窟的激情及信仰体系，如今不可复得。

祭司说，他一向都会仔细解释他所念的经文。他也买了几本雅利安社[26]出版的书。雅利安社是推动印度教改革的组织，本世纪初期较现在更为活跃。雅利安社出的书解释了他所进行的一些仪式的意义，让他能向信徒解释得更为清楚。他自己是否有时会弄不清楚那套神学？

“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没有离开它。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作怖，湿婆的朋友，阎摩的化身。这些本身就是难懂的概念。摆在一起，它们显得更加晦涩了。”

他再次说：“你向神祈祷，使灵魂得以跟神结合在一起。”接着，谈到不同的神祇，他说：“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神，在我们的马特里，我们把他看作作怖。这间马特已有三百年历史，这位神也已经被供奉了好几个世纪。”

“那边的神是否跟巴里的象神欢喜天很不一样？”后者是巴提尔先生所信的神，他赐予信徒好运和信心。

祭司说：“在我看来，所有的神都一样。事实上，象神欢喜天是我最喜欢的神，因为他是知识之神。”

“那不应该是辩才天女吗？”

“象神欢喜天的别名是智慧之神。一牵涉到神，就学无止境，深究下去总是有新的收获。你一旦进入祭司这行业，便不会想离开了。我以此为生，但同时我也通过它不断追求知识。这些年来，我的信仰持续增强，已经到了颠扑不破的地步。如果我从事别的工作，譬如说在银行工作，那么事情可就不一样了。”

祭司的弟弟在银行工作。这位弟弟也受过祭司的训练，不过他同时也曾在当地的学院求过学。祭司说，这是属于祭司阶级的年轻人现在的选择，他们纷纷避开传统行业。例如，有一位在那间庙宇受过完整祭司训练的人，目前在孟买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当会计。年轻一代不想干祭司这一行。祭司并不责怪弟弟到银行上班。并非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信仰。纵使他弟弟先前决定到孟买来做祭司，他也很难在孟买找到住处。

“你弟弟在银行的收入有多少？”

“每个月一千两百卢比。”

“跟你赚的差不多。”如果把祭司每天受赠的食物以及布料之类算进去的话，他弟弟的收入可能就少多了。

祭司说，当初，他会因为未能到庙宇所在地的学院好好求学而感到抑郁不安。他常常担心生计会有困难。不过，他已不再为错过的教育而伤神，特别是因为他现在收入几乎跟弟弟持平，而后者还读完学院，进了银行呢。有时候，好意的人会劝他兼做点现代行业以防万一。纵使他的收入几乎不下于弟弟，在孟买还不算高。

“但是，”祭司说，“你去求职时人家开口就问：‘你上过大学吗？有没有修过这门或那门课程？有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因此，我最好还是待在这个行业里。”

“你这么说就好像是找过其他工作。”

“没有。倒是看过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待在家里。”

纵然他不想找个副业，他一定也已经发觉，在孟买市里来来去去将会越来越麻烦，从一场仪式转到另一场仪式将耗掉他越来越多的时间。那么，为了未来着想，他不是应该盘算盘算，准备去做点电力祭司所做的那种事？

他的回答让人觉得他似乎考虑过这一点。“我不认同那种做法。”他指的是把念诵的经文录在卡带上。“你光忙着按快进和快退就够瞧了。”这两个词是用英语说的。“你注意力无法集中，仪式的目的也就完全落空了。”

我说，庙宇和静修处里的祭司或许日子过得穷，但仍不失尊严。甚至到了今天，在孟买过着祭司的穷日子大概也无损体面。情况是否会永远如此？孟买随时在变化，现在大家比过去有钱多了。作为穷祭司，他是否有被人看轻之虞？

“让别人享受财富吧。我有的是心灵的平静。”他笑着说，事实上他过得不错。现在，他不是付费房客了。他刚为自己买了一间公寓，是孟买人所谓的“一屋一厨”，一间像我们正在其中交谈的这种公寓。面积是三百九十三平方英尺，房价七万五千卢比。

我做了一番简单的计算。他到孟买已经六年了，而他说每月有一千卢比收入。那么，那套公寓的价格比他六年的全部收入还要多。他是不是贷了款？

他和蔼笑着说：“没有。用储蓄买的。”

储蓄！这样说来，他大体上只靠着作为祭司所得到的馈赠度日，为人家做仪式的收入则几乎没有动用。

他说：“我是分期付款的。因为我是祭司，建筑商给我特别通融。他是我社群里的人。”

“在孟买没多少人有那种运气。”

他只简单地说：“我把那当作神的恩宠。”

接着我又得知，他甚至已经有了成家的念头。嫁给他的女人不会太好过，因为他得整天在外头忙着仪式。因此，他心想最好有个——他用英语说——有工作的妻子，这当然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同时对于我可能显得相当关心的那个生活层面有提升之用。

他有没有什么娱乐？

这问得有点偏。在他看来，工作和娱乐没有区别。他是祭司，他是神的侍从，这无关乎劳动和工时。不过，这会儿他还是思索了起来。想着想着，他那双温柔的黑眼珠露出聪慧的笑意。娱乐，娱乐——什么算得上是娱乐？

他说：“我喜欢为神坛做些装饰。”

他总是往内看。这可要怎么说——我们是在孟买，一个有许多宗教、种族和冲突的大都市。他怎么看待这个都市？就说吧，当他看着印度门和泰姬陵酒店附近的观光客时有什么感受？还有那些拥挤的人群，穿着祭司服装的他在他们当中几乎免不了会特别显眼，他又有什么感受？

“我没什么感觉。我有工作，那就够我忙了。我没时间到别人家走动，我没时间瞧这瞧那的。”

他到孟买已经六年了，在预见得到的未来，他还会在这里待下去。虽然如此，齐特拉普尔萨拉斯瓦特婆罗门社群的领袖是他至今还尊敬仰慕的唯一的人。

他往内看，心平气和，把其余的世界隔离于外。或者也可以说，他让别人去打理这世界。这并不是他社群里其他人的态度（他们有些已经搬到波斯湾区，生活在穆斯林之间），不过，这却让他成了一位好祭司。

苏布洛托来自孟加拉，在孟买任职于一家广告公司的美工部门，由于为自己买或租一套公寓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在这城市里只能知足地做一名付费房客。有天下午，苏布洛托带我去见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时运不济的电影编剧。在孟买，时运不济可真就是时运不济。就这位电影编剧来说，他几乎已经沦落到跟他的电影所面向的观众同样的境地——这些人（如编剧自己后来在访谈中所说）蜂拥到热烘烘、脏兮兮的电影院里，从银幕上寻求慰藉。

编剧住在孟买中心马希姆区的一栋公寓大楼里，地点靠近一个散发着腐烂臭味的蔬菜市场。这栋公寓大楼每层十户，跟南迪妮所住的那栋一样，不过整理得没有那么好。苏布洛托和我沿着水泥楼梯往上爬时，我们从敞开的门瞥见小房间里杂乱的东西，也看到有人躺在床上或地板上午休。身处在这里的整体氛围中，我的想象力不免蠢蠢欲动，想把这些身影和姿势编排成较凶恶的情景。

我们抵达所要前往的楼层，然后沿着午后艳阳照射下的阳台或走廊走到一间刚刚刷过漆、几乎空无一物的房间。阳光斜射进这房间，投下影子；房间里靠着相对的两面墙各有一张床，另外有两把折叠椅；挂在一面墙上的三只编织篮算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装饰，让这里有那么一点点家的感觉，或许也流露出一丝孟加拉的风情。在这些清爽的摆设——几乎像即兴使用的舞台道具——构成的场景里，有我此行要拜访的作家：穿着白色孟加拉服装的高瘦男子，四十多岁，容貌英俊，神情尖刻，看得出心中压抑着一股愤怒。我马上对他产生了同情。

片刻之后我才想到，这个如此简朴整洁的房间应是为了我们来访而特别清理过了。这是公寓里唯一的房间，两个人在其中作息。在挂着帘子的门的另一头，连着一块做饭的地方。

作家说：“我是在加尔各答上学的。我老是回想起那地方。在心理上，那是我的故乡，那是让我感到愉快的地方。在那里，我觉得随时都有新玩意儿，我也在那里立志成为电影编剧。电影编剧的日子不好过——这我可知道，而且我还先当了十一年的成本会计师。那段日子正是印度想要转变成一个大工业国的时候。国内许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我就在建筑业里做成本会计师。我的工作地点调来调去，到过全国各处，常常待在荒凉又空荡荡的地方。我变成了流浪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就那样抛开了我的工作。事情是在这里、在孟买发生的。我随公司来到孟买。当时是六十年代晚期，孟买正在大规模工业化。我在这里离职，然后参与了许多戏剧界的活动。我在建筑业的那段日子，闲时读了不少东西。在我们所到的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别的事可做。我到了孟买后，发现这里的朋友——先前在别的地方认识的——有许多是戏剧界里的人。

“到了七十年代，许多戏剧界人士变成了电影界的人。政府设立了电影投资公司，有的是钱让你用。因此，我许多朋友从那里拿到钱，加入阵容，拍了不少好片。可是这些好片后来并没有发行上映。它们在研讨会放映过，在影展里放映过，也有不少长篇大论探讨它们。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在院线放映，一般观众从未看过这些电影。

“让我告诉你离开建筑公司之后我怎么过日子。我跟两个朋友住在一栋高楼的屋顶上，就在水塔下面那个地方。我们贿赂守卫，就那样住了一年。城里最好的观景点，还是免费的。那是一九六九年，我二十七岁。我们唯一喝得起的是乡下的烈酒。跟守卫的约定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带一瓶来，明天晚上他带一瓶来，如此轮流下去。结果是，我们在那屋顶上变成了酒鬼。没别的办法。守卫每个晚上都不放过我们——有约定在先。

“守卫来自尼泊尔，他跟我们说了当地一些可怕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从故乡的村庄走了二十七天才抵达印度边界，一路上挨着饿。他来这里找工作。第一次拿到工资时，他到餐馆大吃了一顿，吃得闹痢疾。他喝醉后常说：‘每个人都该枪毙！’我们同意他的话。

“我们会编故事，想写电影剧本。后来我们一位朋友弄到一笔钱，拍了一部电影。剧本由我们三人合写，电影上映时，我的名字却没有列在制作人员中，这是我在艺术电影方面学到的第一课。我们相当意气用事，没有去跟导演大闹一场，反而告诉他，‘我们不会再跟你合作了’。他才不在乎呢。

“我再说说如何转向商业电影。

“那时候，旁遮普的村民大量集体外迁。他们之中有许多通过蛇头偷渡到英国，没几个持有效护照等证件。商业电影界一位非常出名的演员表示，他想拍一部关于这些印度移民的电影。那位演员非常出名。事实上，他正处于生涯的巅峰。

“当时我已经离开高楼屋顶和那个尼泊尔守卫，住到供餐的宿舍去了。我跟另一个人同住。我们在那段日子从来不曾独住一房。我的室友正好在替这位名演员工作，而这位演员正在物色一位有脑筋的年轻人。这里你又学到了别的东西：他们总是在物色有脑筋的年轻人。显然我对上了号。我够年轻，那位名人也认为我脑筋够好。

“那时候我唯一别的选择是重回建筑业。波斯湾地区当时正开始对外开放，原来雇用我的公司威胁着要把我派到那边去。实际上，我跟那家公司的合同还未到期，离职——为了脱身当个无拘无束的作家——时，我的义务还没有结束。

“消息传到那位名演员耳中，这位大人物要我去见他。他的办公室在圣克鲁兹，离机场不远。圣克鲁兹部分是有钱人住的地方，部分则是很脏乱的贫民区。演员的办公室已经变成贫民窟的一部分。自从三十年前他在那里盖了办公大楼以来，草木绿地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贫民窟。到处都是贫民窟，在其中则是这栋破旧的办公大楼。我发现大楼的内部跟外部情况有天壤之别——装潢豪华，铺了地毯，还有中央空调系统。跟外面完全扯不上关系。我走进了一家造梦的工厂。

“办公室很大——大得不得了。我必须先走过两个房间才到得了演员的私人套房。那也是很大的房间。让我惊愕的是墙上的书。我看到一套三十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集，对面的墙上摆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另外还有精美的地球仪以及关于动物花卉的昂贵的大部头书。所有所谓西方电影经典的剧本摆在另一头，其实，就在他头上。

“他开始谈那部关于印度移民的电影，告诉我剧情大纲。我说……”

我插嘴问作家：“大纲的内容如何？”

“两行，只有两行。我说：‘点子很不错。’他眼睛亮起，看着我：‘这话说得很对。’

“我来告诉你一点这位名演员的事情。他一直保持着年轻的模样，就连现在也一直保持着。那时他大约五十岁，也许五十一或五十二。

“‘好吧，’他说：‘我们来安排一下情节分段。’”

我问：“他马上就要？”

“他立刻要。这是我在这新课程里学到的第一课——怎么写商业电影的剧本。

“我相当兴奋。穿过外面的贫民窟回家时，我心里想着，这是我碰到的最好的机会了。我回到宿舍。那屋子位于孟买最脏乱的贫民窟之一里头——那些最脏乱的所谓渔村之一。那天晚上我彻夜赶工。幸好我的室友是旁遮普人，知道那些移民的情况。从他口中，我对他们的特点有了一些概念。我写了几场戏。

“隔天，我把这些带到办公室去，演员在我面前读了那几场剧本——四场，共七页——然后，他拍拍手说：‘太棒了！我来读读这几页。我会拟几条戏路，明天我们再谈。’

“到了第二天，他说：‘我全想好了。’接着，他花三个钟头向我讲了一个故事——原本应该是我们一起构想的电影故事。那真是可怕。故事根本没有涉及村庄或者移民的屈辱。它跟其他所有商业电影的情节一样，内容是间谍、枪战和帮派。糟糕透顶。

“我就那么看着他。这时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告诉他这故事很精彩，我就有工作了。’因此我告诉他：‘这故事很精彩。’他当下就付了我一笔钱。那是预付款。我们也签了合约，条件对我相当不错。那天早上他付了我五千零一卢比。那多出的一卢比是依照了印度习俗。纵使数额是一百万卢比，人家也会多给你一个卢比。这是为了讨吉利。不过，实际上我认为，那一个卢比是因为我说故事很精彩而得到的报偿，其他的五千卢比则是因为我幸运地想到应该把那话说出来而得到的报偿。我就这样想：‘继续说故事很精彩吧。’

“花了两年才把电影拍完。我什么都没写，半行也没有。你要我对什么发誓都可以，我真的半行都没写。我只是每隔一天就去听他胡扯，不断地说：‘太棒了！’

“我只是对他唯唯诺诺就月入一万卢比。每个人都对他频频称是。这位大人物活在一个很奇怪的世界里。如果你是明星，你就会活在一个很奇怪的世界里。你会构建出一个世界，其中每个人都对你所说的话唯唯诺诺，胆敢违逆的人就会被逐出那世界——而且永远回不去。那种摒弃很像耶和华的报复之类的事。他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跟现实、观众或观众的品味都脱节了。这是那么多影片没有票房的原因。而影片不叫座的时候，总是有替罪羊。

“他会叫我前往他的办公室，名目是去讨论电影剧情，但我只是听他说来说去，谈着他准备拍摄的精彩片子。这些人啊，他们的脑袋就像里头有水在沸腾的水壶。我洗耳恭听，短则两个钟头，长则七八个小时。这可持续了两年。

“那部电影上映了。我名列制作人员名单，但我对你发誓，我没写任何东西。因为根本没有写出来的剧本。我学到下面这一点：用交谈中东拉西扯的东西就可以拍出电影。事实上，他们根本看不起作家。他们认为编剧的工作是谈话——谈场景情节，而不是写作。这样，他们不必阅读就能够对电影场景有概念。在电影界，阅读是没人会做的事。作家是异数。

“他们谈故事，他们谈场景。纵使你把场景写出来，他们也不会照着做。他们在剪辑和拍摄时都会做变更。这里的演员都自以为是作家。哪天有什么演员上场了，如果他够大牌的话，也会改变剧情。

“这是一九七二年的事。我当时三十岁，每个人都认为我是有脑筋的年轻人——直到那部电影上映。那片子砸了，几乎毫无票房。我又学到了另一个教训：电影不卖座时，总要由编剧承担责任。”

“那片子花了多少钱？”

“将近九百万卢比，真是不得了。他们盖了大房子来拍村落的场景。那些地方恐怕连大公都住不起，在电影里却是乡村小屋呢。男主角是一名失业的年轻村民，为了缝制他在片中所穿的衣服就花了十万卢比。他就穿着那些华丽的衣服去求职，老板告诉他：‘这工作不是你做的。’说这句话的人——扮演工厂老板的人——可只是个临时演员，当年一天只能赚三十卢比。他只穿自己的破旧衣服——因为你不必为临时演员提供戏装。

“我从头到尾都受不了。我恨自己参与了这部片子。”

我对编剧说：“但你知道印地语电影是什么样的。”

“算是知道，也算不知道。我看过印地语电影，但不明白它们实际上是如何拍摄的。现在，它们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拍摄。怎么可能改变呢？拍电影的人都不到影院去跟观众一起看。在那段时日，他们有私人的放映室。他们从未跟汗流浃背的观众一起看电影。影院情况很糟。虽然号称有冷气，冷气设备却老是故障，影院里既闷热又潮湿，叫人直冒汗又挤得水泄不通。

“总之，我承担了责任，离开了孟买。我到处流浪了一阵子，主要在加尔各答和孟加拉。我一点都不想回到电影业里。

“可是要脱离电影业并不容易。我一位朋友想在孟买拍一部片子。因此我又回来，重新开始。当时，我在人家眼中是相当优秀的编剧，虽然我从未写过剧本。我的工作成果大多只停留在构想的阶段，而你可以有很高明的构想。这位朋友先前已有四次惨败的教训，现在他想拍一部制作快、成本低的电影。他拍这部片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下去——一部我们可以迅速杀青的电影。

“有一位著名女演员是我们这票人的朋友，我们认为可以利用她的名气。我们这就开拍了，却不知道第二天的钱要从哪里来。过了八天，钱用完了，拍摄也中断了。我们束手无策。然后——真是不可置信——有个人说他要出资支持这部片子。他是替别人出面的。实际上我相信，我们会得到资助，因为背后那个人喜欢这部电影的故事。

“故事内容是关于一个丈夫的婚外情。在印地语电影里，这类故事的结局总是一成不变，就是婚外情结束之后，丈夫哭哭啼啼回到太太身边，太太也哭哭啼啼宽恕丈夫。在我们的片子里，当通奸的男人哭着回到太太那边时，太太却叫他滚蛋。这是故事情节，好歹有人觉得不错，愿意支持。

“片子拍好了。票房很好——出乎我们意料，也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到了电影结尾，当太太把丈夫轰出去时，女性观众会起立鼓掌。不仅在孟买，在一些较小的城市也是如此。

“我们又拍了两部片子，都非常卖座。事实上，我们还颇有名气呢。这时，我那朋友想趁热打铁——他想拍些大成本的电影。有人乐得提供资金。

“这又回到了原点，回到商业电影——对片商和明星唯唯诺诺。说真的，那时候我们分量够，应该是可以继续拍好片的。

“因此我洗手不干，又离开了孟买。有些事情你倒该知道。一路下来，电影编剧会慢慢习惯跟某个导演合作。他知道导演的风格，导演也知道编剧的路数。建立了这层关系之后，编剧便不容易跟别的导演合作了。

“于是过了四年我又回来——在那位仁兄又拍了四部票房奇惨的电影之后，我再度跟他合作。这四部片子比我们一起拍那部制作快的之前他所拍的那四部还要惨得多。我回来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那四年我怎么走过来的？挨饿啊。我打点杂，替人捉刀。我参与了几项有声无影的计划。现在我回来了。我在挨饿时结了婚——当时我认为正是时候。”

他那位也是孟加拉人的太太很沉默，这时她穿着干净的绿色莎丽，从帘子后面的厨房——这段时间她大多留在那里——端出茶来，放在小茶几上。苏布洛托躺在一张床上——房间里没有别的地方让他坐。

我请作家描述一下我们所在的这间公寓。

他说：“我们是在马希姆的一间公寓里。这是出租公寓，位于标准的孟买四层楼房里。我们有一个房间，十英尺见方。他们管这叫作一屋一厨公寓。”

他站起来，举起双臂——他穿着宽松的棉布长衫——望着天花板。摆出这姿势，天花板下已经没有空间了。

他说：“这是我的房间，这是我在太阳底下唯一的房间。”

这房间朝西，里面充满阳光。阳台上光线非常刺眼，以至于苏布洛托曾有一阵子想把门关起来。

作家说：“我现在手头有三部电影。在印度，单靠一部片子很难生存。这一回我发现，虽然他们不按剧本拍片，但他们比较看重剧本。希望这情况会持续下去。”

“你是否觉得，跟刚开始时比起来，你现在是更好的作家了？”

“一开始，我对电影编剧的角色设想得很高。我当时搞错了，以为电影剧本跟小说或戏剧没什么差别。我真的以为电影剧本只不过是以戏剧形式呈现的小说。现在我明白了，电影编剧必须懂一大堆电影拍摄技巧——譬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没有对话，什么时候又不可以。我们编写的是画面——电影编剧该做的就是这个。事实上，编剧是拍摄电影所牵涉到的各种技艺之间的桥梁；我说这话的时候，也把演员看作技师。剧本内容大部分是简短的技术性词汇——用这种方式写剧本会好得多。那些技师理解技术性的简单用语，他们可以在情感上理解。摄影师不但理解特写的画面，也理解其中的情感。在外行人看来，那种写法可能枯燥无味——像是桥梁的设计蓝图。不过，对设计师来说，蓝图里却充满了意义。电影编剧最好懂得这些拍摄方面的专业技术，否则他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在浪费别人的时间。编剧的任务其实是在为整部电影提供一个概念架构——因为其他技师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处理一个场景。实际上，导演和编剧的搭配才是制作影片的主力。

“我这时已经回来一年了。前六个月很不顺利。别人对我不理不睬，因为我脱离了团队。”

“现在回顾最初跟那位演员的合作经验，你不觉得通过谈话来编电影——像他所做的那样——也是一种办法？”

作家一点都不让步。“那是要不得的做法，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要不得。”他的思路跳过一两拍，说，“我想这次应该可以赚点钱了。我正在做的编剧工作有些收入，下个月的开销已经有着落。我这阵子开始还债了。”

“电影界有哪些好人？”

“每个人都是，每个人都不是。圈内人只在乎成败，他们膜拜成功的人。你可知道，在电影业里，成就是非常具体的。一部电影在礼拜五上档，到礼拜一你就知道它的命运。你有了票房数字，那是一点都不抽象的东西，完全是实实在在的数字。如果片子叫座，别人就会对你很好。”

刚开始时，他似乎充满愤怒，带着一种有时会转化成怨怼和自怜的嘲讽态度。一路谈下来，他心情逐渐舒缓。先前谈到编剧工作的性质时，他再三沉思，在脑中搜寻恰当的用词；当时他看起来甚至是一副自在的神情。

我想，他对电影业的态度或许已经有了改变。

他说：“我渐渐不会愤慨了。”

我说：“可能是因为你对电影艺术有了新的体会。”

“拍出来的不是烂片就是好片。无论好坏，你可不能否认编剧也有一席之地。那是少不了的。你还学到一点，那就是日子得继续下去。说什么生命一败涂地——没那回事，你只是在某个时候遭遇挫折罢了。要做个快乐的艺术家，就必须看开成败，尽管走下去。”

我问起他的工作方式。

“我们在旅馆住五六天，大家一起谈，把剧情拟好。然后我就单枪匹马，用四到六个礼拜的时间把剧本写出来——基本上是没有对话的连续场景。接着，有三天的时间我们又凑在一起。过后我再度单枪匹马。这次，大约两个礼拜之后，剧本就有了对话。”

他接着说了一些话，让我不禁想知道：尽管他说这次应该可以赚到钱，是否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已经放弃了再度在电影界做出一番成就的念头？他说，目前他在考虑从事真正的写作，写一些刊载在印刷品上的文章。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写过或可能写的东西寄给我。

我回答说，我的判断应该不值一哂。我成年之后时间全花在写作上，每天都想着写作。我用自己的方式去写作，去体验；这两件事是相关联的。我的判断只对我自己有准头。

他微微一笑。“我对别人剧本的判断也不值一哂。”

过了不久，苏布洛托和我便告辞离去。我们走下狭窄曲折的水泥楼梯；楼梯的一侧有矮墙，梯面已经被磨得发亮。从敞开的门，我们再度看到一个个单间公寓的生活情景：房间里的人；还有，因为在那些小空间里无处存放而到处摆着的一大堆衣服。往下走，房间里传出的气味越来越强烈，脏污也越来越显眼。

我们走进明亮、满是灰尘的院子时，从上方传来一声呼叫。我们抬头，看到作家和他穿着绿色莎丽的太太站在阳台上往下瞧着我们——这栋公寓大楼总共有四十个那样的阳台，从我们所在的地方看去，它们活像剧院的包厢。阳光照在他们的头上和脸上。像突然间起了玩兴的人，他们两个微笑着轻轻挥手。

走过灰尘满地的院子，到尽头能看到一棵树种在由圆形低墙圈起的泥土里。在这一圈泥土上，有一尊黑色小像倚靠着树干，上面装饰了金盏花环。看来有人在照料。这尊像是一位活神，它的额头上有新的檀香油膏圣印。过了神像，我们就来到处处灰尘的街道上。

我们朝达达尔火车站走。路程很短，苏布洛托却不止一次为了没搭出租车而道歉。在臭气冲天的蔬菜市场外，一群男孩赤手将湿淋淋的蔬菜垃圾丢进印度本土企业阿斯霍克雷兰德公司出产的压缩垃圾车里。达达尔火车站让人有身在大都市的感觉：车站内高离地面的阴暗月台，熙熙攘攘的人群，人群中此起彼伏的声音，摊子，擦鞋的小男孩和大男人，那一截系在铁柱上慢慢烧着、让人用来引火点烟的绳子。在这里，仿佛火车和川流不息的人潮本身就足以令人兴奋。

我问苏布洛托：“你觉得他这一回会成功吗？”

“不会。”我们从天桥走到铁轨另一边的月台。天桥上的所有东西都一副破旧模样，没有可以辨识的颜色，长年以来的污尘似乎已将金属侵蚀，夺去了它的光泽，也似乎穿透了每一块木头。

苏布洛托说：“他并不明确。”

苏布洛托的意思是说，虽然作家说这一回可以赚钱，他却还是一直以来的样子：他并不真的想要金钱或财物。苏布洛托说，纵然结婚以后作家已经改变，他过去的风评现在也对他造成了不利影响。他太瞧不起同行，树敌太多。曾有一位蛮有影响的人要作家把某个故事编成剧本——这人在电影圈和政治界都有影响力，是目前在印度公众领域现身的那种两栖或三栖人物。苏布洛托说，作家在那位大人物的办公室读了故事大纲，觉得被叫来把那烂东西编成剧本真是奇耻大辱，一怒之下几乎把那沓纸丢到大人物的脸上。

坐在开往孟买市中心的火车上，身边响着宽大、门窗敞开的车厢发出的尖锐的金属碰撞声，苏布洛托一路谈着艺术和设计以及他希望做的工作。他在孟买只是一个付费房客，没有能力负担较高的居住费用，他认为这情况永远都不会改变。不过，他关于志向及想做之事的发言却让我觉得他不为自己着想。他先前批评作家不够实际，这恐怕同样适用于他。

铁路旁的小窝棚在车外飞奔而过，灰蒙蒙的阳光转变成金黄色。我想着苏布洛托，想着公寓中的作家：他住在那样的环境里，谈到他的行业时心思是多么投入，他在艺术上的历练是多么精深，而梦想和环境是多么不搭调。我到孟买的那第一个早上，看到人们在马路一边排起长龙，耐心等着向安贝卡博士致敬，又看到马路另一边的路灯杆上所贴的一张张小海报，宣传着孟买商业电影界所摄制的一部新片——那时候，我强烈感觉到的就是这种不搭调。

我在数年前就听人含糊地提过达利特黑豹党，除了借自美国黑豹党的名称之外，我对这个组织所知极少。这是种一厢情愿的借用，容易让人天真地认为达利特（也叫作——我们且往前回溯几个侮辱性的称呼——贱民或哈里真或不可触碰者）在印度的处境，就如同黑人在美国的处境一样。

现在，当我们多次搭乘出租车在孟买来来去去时，我听查鲁谈到达利特黑豹党的创立者。他名叫南德欧·达萨尔，在孟买也以达利特诗人著称。他现年大约四十七岁，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年月。他出生于离海岸一百英里左右的内陆村落，三十年前迁到孟买。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红灯区，与罪犯及妓女为邻。戈尔匹塔是那地区的名称，也是南德欧第一本诗集的名字。这本用马拉塔语写成的诗集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当时他或许是二十七岁。同一年，南德欧创立了达利特黑豹党，并立刻成为了孟买市中颇有政治分量的人物。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也写诗。我没有料到，在孟买的窄小空间里，那么人挤人、乱哄哄的地方，竟然还存在着活生生的马拉塔语文学，以及这文学所依附的那些先进社会才会有的社群，诸如出版社、印刷业、经销商、评论家和购买者。这令我吃惊，就如同拉欧提先生谈到马哈拉施特拉人的健身学校时我的反应一样。

南德欧并不是第一个从事写作的达利特。早先已经有一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马拉塔语作家，不过他们使用的是拘泥于传统的书卷气的马拉塔语。南德欧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文笔自然，使用的是达利特独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他的第一本诗集使用的便是孟买红灯区的语言。这引起了不少议论，赞美和责难兼有。

查鲁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婆罗门，对马拉塔语文学也颇有涉猎，他说，南德欧的诗中有一些词语是他看不懂的。他为我翻译出下面这首取自南德欧第一本集子的诗，题为《前往圣殿之路》。

阳光转弱
缓缓消失的时候
我在黑夜怀抱中诞生
我在一条小径上诞生
坠入破布之中

（“破布”一词原文用的是“鄙俗”的达利特用语“chilbut”。）

我出生便成孤儿
生我者魂归西天
小径上纠缠我的鬼魂令我厌烦
我无时无刻不在清洗着
那件莎丽上的污黑

（“莎丽”的原文不是优雅的字眼。作者用的是“luggude”，这个词指的是村妇穿莎丽的方式——她们把莎丽分别裹在两条腿上，因此莎丽同时也是裤子。）

我像断了根那样长大
我吃着粪便长大
给我五个派沙，给我五个派沙

（一百派沙等于一卢比。）

给你五个诅咒做回报
我在前往圣殿的路上

即使以上只是查鲁在嘈杂的旅馆大厅即时做出的粗略翻译，这首诗依然令人感动。它让查鲁感动的程度大得多。他说，这首诗所用的表达方式在马拉塔语中是绝对新颖的；他还告诉我，当代马拉塔剧作家维杰·谭杜卡认为南德欧比得上屠卡兰——我从拉欧提先生那儿第一次听到的十六世纪马哈拉施特拉诗人及圣人。

在查鲁所翻译的诗里，性爱与堕落的联想夹杂在一起，大剌剌冲击着读者的感受；不可触碰与妓院色情、分娩与破布等意象全部一涌而出，对读者的震撼形同施暴。南德欧注入政治和达利特黑豹党的便是这种激情。

不过，那个从美国黑豹党处借用的名称仿佛预示了之后的发展。跟美国黑豹党一样，这个达利特政治运动在获得成果之后也开始分裂。激情无法持续燃烧，许多成员忍不住要跟更广阔的社会妥协。虽然南德欧成为大家争相奉承的名人，他的追随者却开始流失，不多久，他的文学声望甚至也开始下滑。他的作品产量还算可观，除了诗作之外他写了两本小说。不过，他最近的书出版于一九八一年，至今已有七年之久。现在，他写的东西已经没那么多了，他还得了一种疾病，身体虚弱。

他没有电话。不过，查鲁知道他住的地方。有天下午，我们前往那里留话给他。房子离他写过的戈尔匹塔区不远。那倒不是公寓，而是独栋的住宅，位于一条还算宽阔、干净的巷子里。就在前门正对面的巷道另一边停放或弃置着一辆旧吉普车，车门敞开。此时看来有点诡谲，这辆车子正在慢慢褪色，轮胎扁平，已经没有气了，金属车身几乎光秃秃，但还有个完整的模样。

查鲁从巷中朝屋内呼叫。过了不久，一个皮肤黝黑、眼珠明亮、容貌秀丽的年轻妇女打开前门的一扇门扉。她和查鲁用马拉塔语交谈了一阵子，然后我们登上与屋子前墙成直角、从巷子直通前门的水泥台阶，进入屋内。

我们走进的房间宽度跟屋子本身一样，它是这栋屋子的主房。墙壁新近油漆过，是淡紫色，略有光泽。房间内摆了几把上了白漆的藤椅，附有深绿色的椅垫；一根坚固的横梁下用链子吊着一把柳条椅。这把吊椅颇具特色，透露了那么一点高级品位，一位穿着蓝色薄绉纱布莎丽的肥胖的年轻女子——是一位客人——正坐在上头，她把双脚搁在地板上，好整以暇地前后摇来摇去。

请我们进屋的黝黑女人是玛丽卡，南德欧的妻子。她衣装入时，身着一件由很轻的布料做成的像是农妇穿的那种长裙。她光着小脚在水磨石地板上走动时，裙子便随着晃动。她欢迎查鲁和我的时候，那清脆的马拉塔语在房间里回荡。

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白人婴儿彩色相片。另一面墙上有几张南德欧的彩色小照：脸颊丰满，肚皮圆滚，但面容依然气势焕发。对面墙上挂的是玛丽卡父亲的相片。他曾经出过名，是民谣歌手、共产党员和穆斯林。在房间另一头，电视机后方墙上挂着一面小红旗，不远处则是安贝卡穿西装打领带那张著名灰色相片的复制品，还加了框。

主人并未向我们介绍那位穿蓝色莎丽、坐在柳条椅上的女子。我们没有和她讲过话；而她还是那样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自顾自地继续轻轻伸缩双腿把柳条椅摇来摇去。这会儿，她起身无声无息地走到里面去了。

接着，玛丽卡自己也进了里面，裙子随着步履晃动。过了一阵，她用一个非常好看的、不知什么东西编成的托盘端出茶来招待我们。此后我逐渐看出，玛丽卡的举动很少是随意而不经心的，对于她所做的事，或是她多少能左右的事，她总想达到美好或优雅的境界：包括她的衣着、她的步履、房间的颜色、白人婴儿的彩色大相片，甚至她养的狗——一对长毛经常梳理、在孟买的高温中略有疲态的白色博美犬。因为长得漂亮，玛丽卡在四年前买下了它们。

我们把电话号码留给她，她说她会叫南德欧跟我们联络。然后，就那么一下子，没有经过什么过渡阶段，我们已经不再身处那间客厅或大厅，转而置身于停着压破了轮胎的废弃吉普车的巷子里。在短巷尽头，我们又回到了较熟悉的孟买。

后来，查鲁告诉我说，他们——玛丽卡和南德欧——那桩婚姻是大家熟知的故事。玛丽卡用马拉塔语写过一本自传，题为《我要毁灭自己》，这本书曾经是畅销书。以马拉塔语书籍的标准来说，那代表一万本的销售量。

玛丽卡的书不但是一则爱情故事，也是幻灭和痛苦的故事。几乎就在她跟南德欧结婚的同时，达利特黑豹党开始产生大问题，南德欧的行为也变了。她受苦，遭遇骇人的事。南德欧得了性病，他继续跟红灯区的女人来往。但是因为有了一个孩子，也因为爱对方，她无法离开南德欧。她对女性自主有强烈的认同，然而由于对南德欧的爱，她在自己的生活里已经失去了一些自主性。经历十年的爱和苦之后，她写出了自传。

这本书坦然谈到性的话题；虽然马拉塔女性作家并非没写过这类东西，玛丽卡的书却因为触犯了许多人对种姓的忌讳而引起了轰动。虽然玛丽卡的父亲是穆斯林，她母亲倒是印度教徒，其种姓阶级仅在婆罗门之下。玛丽卡关于她对南德欧的爱以及后来跟他所过的不平静日子的故事让人们觉得难过，受到伤害。

南德欧那边没有消息，因此有一天晌午时分，查鲁和我又去了他家。玛丽卡不在，不过有人开门让我们入内。我们还来不及留个字条，玛丽卡就回来了。她外出购物才归来，穿着一件浅色薄绸莎丽。莎丽在她身上鼓起，布面是白底红褐色小图案。她双手只拿着几根带叶的芜菁或胡萝卜，几乎像是她衣服的一部分：在她手中，这些蔬菜看来犹如某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中的象征。

接着，南德欧自己也和一位友人出现了。南德欧身材健壮、小腹浑圆、肤色黝黑，出人意料地有一副慈祥的面貌。在人群之中，他不会显得突出。我只能从他的眼睛和额头看出坚强个性的表征，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我对他的为人已有一些认识。在他身上看不出他是诗人或黑豹党人。他有一种奇怪的沉静神情，仿佛内心的火已经熄灭。我接着想起查鲁谈到他的疾病时的那些话。不是别的，而是他的疾病——另一个外敌——终于令他虚弱，使得他变成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这种温和可亲却又有点冷漠的样子。

他不会说英语。是的，他用马拉塔语对查鲁说，他乐意跟我们见面谈谈。明天吧。是的，那就过来用午餐。不方便？嗯，午餐后过来吧。两点到五点。那段时间过来。

然后，跟他同来的那个人走进里面，查鲁和我向玛丽卡告辞之后便离开了。这回碰上南德欧，安排见面的事似乎够容易了。查鲁却觉得太容易了，他对这个约定有所置疑。后来从别人口中得知，在守时和履约这等事情方面，达利特的表现颇为差劲。

查鲁所害怕的果然成真了。我们翌日又去了他家，可是南德欧并不在。我们从巷子爬上水泥台阶进入客厅或大厅时，玛丽卡透露了这个消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时，有一位未被介绍的年轻女人坐在柳条椅上，同样的，这回在客厅里也有一个主人没有向我们提及的人：这是一位瘦黑的女子，就大剌剌睡在地板上的一张席子上。

我们随玛丽卡走进后头的厨房，然后穿过边门，来到位于屋子侧面的一个小房间。这房间有一扇高窗，其斜面窗洞深长，外面加装了铁条。玛丽卡整理过这房间，让我们跟南德欧在这里会谈。房间里有两把上漆的藤椅，一张覆着桌布的桌子，另外在一个角落里有一盏漂亮的旧式台灯，灯座由青铜色金属做成，形状是个披着衣物、高举火炬的女人。

在房间里等候南德欧时，我跟玛丽卡谈了起来。我向她问起这栋房子。我看得出这屋子有点不寻常，但我觉得自己无法准确地看出个所以然来。我用了太多从别处带来的观念去理解它。我请她为我描述这间屋子，以便我能够以当地人的眼光看待它。

我的意图通过翻译后有些走样，玛丽卡说：“这是我父母亲的房子。”这么说来，这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出名的民谣歌手之一的房子，一位成功人士的房子。“这是我从小到大所住的屋子。能够留在从小就住的屋子里真好。”

她和南德欧做了一些整修。他们每两年就把房子重新油漆一遍。至于这片地区，它是劳工住宅区，不过也有中产阶级住在这条街上。住这条街的人她都认识。他父亲在世时，她们一家受到左邻右舍的尊重。

他父母亲却是异教通婚。他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印度教徒。有没有因此造成麻烦？

“当时我不知道父亲是穆斯林。我母亲是帕塔里卜拉布，种姓阶级比婆罗门稍低一点。这些帕塔里是吃鱼的。帕塔里卜拉布是孟买最早的居民，所以他们才吃鱼。”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的种姓阶级几乎跟婆罗门相等，但因为住在海边，所以吃鱼。

小时候她常到外祖母家住，在那边，她从外祖母口中得知了关于帕塔里卜拉布的事情。她对母亲娘家的亲戚未曾特别留意，她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而特意去探听他们的事。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一边，她所知道的毋宁是成长过程中听到的“琐碎传闻”。

我问起她的书。她是否原先就有意写得像后来实际上那么大胆？

“我并没有那种念头。我是不得不写那本书的，没有选择余地。我无法把生命的一面跟另一面分隔开。”

她穿着一件轻布料莎丽，上面有粉红底的简单图样。她坐在一把刷白漆的藤椅上。房间里有个钢质衣柜，一片柜门上有长镜——这阵子我在孟买总能看到这种衣柜。衣柜上摆着一个褪色的小地球仪。石板或灰泥窗台的斜面做得很好。这么好看的斜面，再加上油漆的淡淡光泽，我真想抚摸一番。

她在书里——我们出发前，查鲁匆忙为我翻译了其中几个段落——谈到对南德欧的爱时说，离开他的念头会让她感到“空虚”。我告诉她，我对此有点惊讶。

她说：“甚至现在我也还爱南德欧，愿意把一切都给他。纵使他有一些缺点。有某种线绳串着我们。就算在我不想要他的时候，我还是要他。甚至现在，不管我有什么长处，不管我有什么才能，我都会为他而把它们藏起来。我知道，要是我做了某些事情，他就会从我的生命中消失。我不想走到那一步。还有我的孩子。我们处在一种恶性的三角关系中。我爱南德欧，孩子爱我，南德欧爱孩子。”她的孩子十三岁。

南德欧在那本书中并不光彩。有些人认为那本书甚至坏了他的政治声望。在她撰写的时候，南德欧是否看过稿子？

“要是没写那本书，我肯定会发疯的。南德欧没读。他以前会读我的诗，但不读我的其他作品。我把书的稿子拿给他看，可是他没读。书出版了他才读。我可得说，那时的前一年他患了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

她的体型其实并不像你从她的立姿和臀部而设想的那么硕大。她黝黑的手臂修长，甚至算得上细瘦。在她两道用眉笔画过的眉毛之间有一个大红斑。她右手腕戴了手表和手镯，左手臂上则有八九个细细的银臂镯。

“他没对那本书说什么，但他的行为起了变化。他到今天还从未向我提过那本书。但是我知道，当别人告诉他应该写个回应时，他曾经为我的书辩护。那时候他会分辩说，这个女人嘛，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看事情都是用中产阶级的眼光，”——就是这种社会性的评判，或许是对她父母的屋子的评判，对玛丽卡在两人的关系中如何看待她自己以及他如何看待玛丽卡的评判——“他会辩解说，这个女人有一切权利去表达她对婚姻的感受。”

玛丽卡说，他们早期——当她开始爱上南德欧的时候——所享有的那种关系现在又恢复了一点。他的疾病还在治疗中，他已经戒了酒。过去他喝酒时，两人常为此起冲突，他也会打玛丽卡。不过她觉得，是眼看自己所发起的达利特运动迅速瓦解使他在政治上感到挫折，才导致了这种事中的一大部分。

她的谅解并未使她的处境较为好过。“我会发脾气，我会哭泣，我会大叫。我会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我爱那个人，但我从未料到我的生命会被贬抑到如此地步——而且还是在我不顾所有人反对而跟他结婚之后。因为我没有听大家的话，我觉得不能在那时候看破婚姻，并且告诉他们那婚姻有多失败。我也觉得，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就必须永远忍受下去，而那可不是我的个性。发生事情时，每个人都用他觉得最自然的方式做出反应，我的方式是提笔写作。

“不出一个月，我就动笔了。有时在客厅写，有时在这里，就在这张桌子上。有时也在厨房里写。”从这里穿过门口看过去，厨房右边有一个门通往客厅或大厅。“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能写就写。”

“写的时候南德欧是否在房子里？”

“大部分时间都在。”

“他知不知道你在写什么？你会不会紧张？”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我想他会揍我一顿，或是把我撵出去，然后到法院告我。”为了拿到孩子的监护权。“我认为母亲应该对孩子有监护权。但根据印度法律，小孩满七岁以后，监护权就可以归父亲。因此，即使我离开，我也不敢说哪天南德欧不会把小孩带走。”她在那些痛苦时光里所写的书中，有一大半篇幅在回忆她早年对南德欧的爱。

事情开始于十四年前。当时她十六岁，有一回为了做什么功课，前往位于孟买与浦那之间的旅游小城罗那瓦拉。跟她同行的是她左倾的姐夫安尼尔，以及一位著名的马拉塔电影演员兼导演。安尼尔正在撰写一部电影剧本。

停留罗那瓦拉的第四或第五天，南德欧出现了。有一天深夜，他跟另一位达利特运动分子来到小城。玛丽卡先前已经见过南德欧，就在家里——我们目前所在的房子——见过他。南德欧会到这房子来躲藏。那是一九七四年，当时达利特运动正处于巅峰，孟买的沃尔里区常有暴动。

“他对我从来不怎么留意。这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这一带的男孩都觉得我有吸引力。但他就是从未注意过我。我读了他的诗，发现他有左派倾向。我把自己的诗拿给他看。

“那一回，他到罗那瓦拉来了。那时候，罗那瓦拉有浓厚的诗意，一种季风将临的气氛。看起来即将下雨，却从未下雨。我们之间有不少共同点：他喜欢雨，我也喜欢雨；他爱好诗，我也爱好诗。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大致一样，就是到了今天，在文学方面我们仍然有许多共同点。那时候，我正处于那种会爱得一往情深的年纪。”

她笑了。我告诉她说，我觉得罗那瓦拉那段时日在她心里还有浪漫的余味，她听后又笑了起来，举起戴着细镯子的细手臂拍拍手。

“他还会谈到政治，说警察如何骚扰他、殴打他，我听了觉得很可怕。我想跟他亲近，但那不是性的渴望，我只是同情他，想把手放在他头上。”

“你对他的种姓不在意？”

“我没有种姓偏见。那时我不知道他的种姓，也不认为有知道的必要。”

或许这是她那位共产党员和民谣歌手父亲教育的结果。但是，南德欧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跟种姓有关，他是种姓领袖，种姓依然与他相连。那天下午，在那间玛丽卡细心装潢的客厅或大厅里，有一位黑瘦、穿深色衣服的妇女在席子上睡觉。我这才从玛丽卡处得知，那女人就是南德欧的母亲。

“她七十岁。由于南德欧的政治活动和事业生涯上的起伏升落，她曾经精神崩溃。南德欧是她的独子。在七十年代运动达到高潮的那段日子里，她时时担心南德欧会被人打死。她只要打开电视，就害怕会听到这条新闻。那苦恼一直压迫着她，终于导致了崩溃。”

然而——回到早先的话题——确实，在十六岁的时候，玛丽卡不在意南德欧的种姓。

“在罗那瓦拉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走得很近，我们在一起大约十五天。我姐夫安尼尔会拿这个开玩笑。他有一天问我是否喜欢南德欧，他说我们很相配。那天晚上吃过饭之后，我们几个住在同一间平房的——这时还没开始下雨，但已有凉意：罗那瓦拉气候本来就凉爽——我把他叫到里面房间，避开坐在外头的那些人。我问他：‘你怎么看我？’他说：‘要我说出来吗？’”

她把双手抬高，那八九个细丝银镯子顺着她的细手臂往下滑。

“在这之后，我姐夫去找他谈，问了一些关于他的背景和想法的问题。南德欧不喜欢这样被问。我姐夫告诉他，说我是来罗那瓦拉做功课的。‘你来了之后，她就没读半个字。她还停在第一百五十三页’。”

“什么书？”

“历史方面的。于是我姐夫对南德欧说，‘你最好离开’。第二天南德欧就走了。”

她姐夫没鼓励南德欧吗？鼓励了，玛丽卡说，当她姐夫向南德欧问到他的意图时，并无不悦或责难之意，他只不过是照章行事罢了。南德欧可一点都不喜欢这样被质问，因此她姐夫请他离开。

“就在南德欧离开罗那瓦拉之前，我们以身相许。他叫我‘同志’，向我行‘红色敬礼’——共产党的行礼方式。这让我非常兴奋。离开前他录下我的一些东西——一首我早晚唱个不停的歌。后来我听说，他会把那卷录音带放给孟买的朋友听。”

他们在四个月之后结了婚。在那段女学生式恋情刚过，夫妻之间的性事一度让她颇有压力。这是她在书中坦然提到的事情之一。“成为例行公事之后，才有快感。那时候我才开始得到快感。经验使心理压力减轻。”她对男女之间在性爱上的互动相辅完全没有概念。她竟然可以将身体、将她整个人给予所爱的人，这令她惊讶，也令她着迷。她在书中写到这点，人们对她的坦白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对她欣赏得“五体投地”，有些人把她臭骂一顿。

几乎一开始，他们的婚姻本身就陷入了另一种逆境。

“我们婚后两个月，黑豹党运动开始四分五裂。达利特住在社群角落里，人口都不多。各个角落、各个社群开始有自己的领袖，从那些地方开始传出对南德欧的恶言恶语。跟我结婚这件事增加了他的麻烦。我是著名共产党员之女，而达利特不喜欢共产党。道理很简单，因为达利特的英雄安贝卡博士不喜欢共产主义。每个达利特家中都挂着安贝卡博士的像，因此达利特恨共产党。

“第二年，一九七五年，政府宣布戒严。达利特黑豹党被起诉的案子多达三百五十件，诸如非法聚会演说、斗殴等等。黑豹党支持戒严之后，政府把那些诉讼全部撤回。南德欧并不真的想支持戒严。虽然他从未谈过这件事，我想他那时候开始觉得受到连累了。那也是我最需要他的时候——那年七月我生了孩子。我需要南德欧，却觉得他不关心我。”

“由于政治方面的困扰？”

“他的挫折和失望使他对我心不在焉。可以说，他的政治生涯影响了他的私人生活。”

“你还觉得他有吸引力？”

“多少时光已经像恒河之水那样流逝，但要是他此刻来到这房间，我会觉得自己又是个年轻女孩了。我会觉得像是刚刚爱上他。在这一点上，情况并没有真的改变。不少其他男人可能外貌更有魅力，心智更高一筹，但我不想要他们。”

我问起她南德欧作为达利特黑豹党员、身为新闻人物所过的“五星级生活”——这是非难者的说法。

玛丽卡说：“从戒严时期起，他的声望就开始一路下滑。”

南德欧母亲已经从客厅的席子上起身。我透过门看到她在厨房里——穿着深色衣服、又瘦又黑的她无声地移动，像一片阴影。

玛丽卡说：“南德欧天生就是搞政治的料。如果他明天决定要写自传，我在其中只会有一页的篇幅。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政治上的起伏会影响他的私人生活。这是我在我的书里提出的问题之一。为什么我会受到牵连？为什么他没在人生的路上扶我一把？

“戒严过后，他变得难以捉摸。他的黑道朋友开始给他钱。前一天他可能会有一万卢比，后一天他就什么都没了。我们两人有个共通点：永远留不住钱。南德欧常说，只有中产阶级才把钱存进银行。他有多少就花多少——花在高级享受上。”

自从一九七五年，即其全盛期过后一年左右（也是玛丽卡在罗那瓦拉那段浪漫时日过后一年左右），达利特运动开始衰退。她用了一个英文字眼，“麻木”。运动分裂又分裂，指控与反控纷起，说是有人从什么地方盗用了公款。结果，达利特不再信任他们的领导。

这时是五点，我们已经跟玛丽卡谈了三个钟头。就在此刻——如果他依约跟我们见面，也应该会在此刻收场——南德欧现身了。他母亲还在厨房。

正如玛丽卡所说：南德欧在房子里。她意识到南德欧的来去，她心头想的是南德欧。这时她在交谈中开始显得心不在焉，针对达利特运动说了一些简单的恭维话，不过她接着又稳定了下来。

我问起南德欧一些诗中的粗暴的性爱意象，那种把性爱、粪便和堕落合并在一起的写法。她跟南德欧结婚的时候，脑中想的都是浪漫恋情，甚至对夫妻的性事也没有心理准备。在最初的惊愕之后，她是否有所改变，能够完全接受了吗？对南德欧诗中的某些东西，她还是会觉得——就算只是一点——受不了吧？

不会，她丝毫不觉得受不了。她感受到的不只是诗中语言和意象带来的震撼，更是南德欧在诗作上的功力。“他的诗相当真实，相当单纯，那不仅是模仿而已。我把他看作最伟大的马拉塔语诗人之一。我们族里有些人改变了诗的历史，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座里程碑。”最后一句话她是用英语说的。

南德欧从厨房走进我们所在的小房间。他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他微笑着，很有礼貌。他没有提及他未履约的会谈，只说有人在等着他，不能留下来跟我们谈。

那天他忙着政治方面的事。他说，他正在筹划戈尔匹塔区妓女的一场示威活动。他给我们看一张刚从印刷厂拿到的黑白海报。他问我想不想去看看那场示威，我说好。他给了我一张海报。我们约定好示威后次日——那时候他会比较有空——在这间屋里会谈。然后他就走出了房间。

我问玛丽卡：“他会拿他的诗给你看吗？”

“如果他在这里写了什么东西，他会拿给我看。如果是在别处写的，他会拿给身边最近的人看，不管那人懂不懂诗。”

她跟南德欧相处所感受的种种震撼——譬如在婚后头一年发现他有性病——现在似乎都已成为往事。她在书中写到了这件事，也写到了其他发现。如今她对书中写到的种种能够释怀了，她认为跟南德欧在一起的生活会永远像目前的情况那样，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此外，她也不能走任何极端：她必须时时为孩子着想。

“我希望孩子能成为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他长大后变成他父亲一样——有那些缺点。”

“什么缺点？”

“发脾气，诅咒之类的。在南德欧心中，运动是最重要的事。因此，无论我们的关系如何，他都不会脱离运动。”

这运动现在停滞不前。人们或许会为某些议题联合起来，他们可能会呼喊口号、游行示威，但他们已经没有了方向或目的。

我向她提起从机场进城时所见到的长龙。他们等着向早已作古的安贝卡致敬时，会有什么心情？

“激动。达利特会不惜为安贝卡牺牲一切的一切。在他们眼中，他不是另一位神，他就是神，只有他是神。他们会为他杀掉自己的妻子。为了安贝卡，他们可以不顾一切。”

查鲁自行补充道：“像基督教徒眼中的耶稣基督。”

玛丽卡附和他的话。

我问她这些年来是否从任何宗教信念得到过支撑。

“不论何时有麻烦，我都只靠自己。”

“不靠信仰？”

“我对自己有信念，我只对自己的生命有信念。”

玛丽卡在那本书的第一部分如此结尾（以下引述查鲁的口译）：“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男性的自我是最可怕的东西。女人在吹捧男性自我的同时得到不少满足。这令我想到下面的故事：有这么一棵树，它自己把树枝送给少了斧柄的樵夫……我不相信我应该为任何一个叫南德欧的人付出整个生命。”但这本书也谈到她对南德欧本人、其诗作与其主张的着迷，以及她如何因此而丧失自由。书的第二部分最后说：“这是一段受创心灵的旅程。”虽然她所做的都是为了一个男人而做，她依然总是孤独。“我孑然一身。”

查鲁和我准备告辞。这时，屋内许多细节的含意变得更明显：玛丽卡父母的相片，南德欧的彩色小照，客厅里的红旗（是玛丽卡的儿子做的），南德欧母亲那黝黑、状似阴影的无声的身形——许多年前她曾经精神崩溃（而不久后即将过世），俄罗斯文化中心颁给南德欧的加框的证书，安贝卡博士那张犹如圣像的相片，南德欧正在筹划的那场妓女集会的海报。一面墙上，在那张白人婴儿的大型相片（玛丽卡说她不知为何就是喜欢那相片）上方，有一幅她儿子所画的加框的图画：褐色的岩块、黑色的砾石、红色的太阳和黑色的鸟。用褐色蜡笔上下涂抹所画出的岩块显得饱满坚硬。我从这些笔画中看出极为精巧的手法，早先还以为这是一幅当代中国绘画的复制品。

南德欧筹划的戈尔匹塔妓女集会将在星期二举行。星期天，有一份报纸报道，我将是那场集会的“主要来宾”。翌日，其他报纸也跟着刊出同样新闻。虽然我在孟买认识的人开始打电话给我，有的表示忧虑，有的觉得有趣，我自己倒不认为那条新闻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想，那种误解或夸张不会被放在心上。

从南德欧一副忙碌的样子以及达利特黑豹党郑重其事的黑白海报看来，我心想这次集会将是一场大规模活动。但当查鲁和我抵达现场时，却几乎看不到什么。几条巷道上横挂着达利特黑豹党的标语布条，四处有许多警察和警车，但似乎没有不寻常的骚动。

我们来得早，便有时间感受一下红灯区的气氛。我们在窄巷里绕了一遭：灯光，招牌，摊位，坐在屋外巷旁阴影中的人，其中有的坐在绳编床上；一堆堆湿淋淋的垃圾，排水沟的臭味；妓女和她们的“夫人”，放高利贷的和寻花问柳的——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图景，性、纯真和堕落混杂在一起，其颠覆性如同南德欧那些从红灯区得到灵感的诗作一样。

这地方的夜生活正在展开。南德欧筹划的达利特黑豹党集会——目的是要对这里可见的状况提出抗议——即将登场，却没有引起什么骚动。集会地点在一条巷子的尽头。巷中很阴暗，没有车辆往来，却在到处进行着种种活动，只在两旁的摊位和绳编床中间留出了一条通道。巷底有一个铺了白布的讲台，坐在台上的乐师在明亮的灯光中演奏着乡村乐曲。

似乎没有人来参加集会。但是当查鲁和我靠近时，带着照相机的人以及查鲁认出是报社记者的男男女女，就从暗处走了出来。查鲁和我这下可明白了，对报社而言，我们是那晚的采访焦点。

我想我们应该离开。查鲁和我转身走回巷子另一头，报社的人在后面跟着。我们走到尽头，靠近一条比较明亮的大路时，查鲁说我们不应该那样离开。那会得罪这些为了此事而牺牲一个晚上的新闻记者，他们回去之后可能会写出不友善的稿件。他觉得最好由他出面应付新闻记者——他认识他们，有些还是他的朋友——向他们解释情况。

他把我带到一个香烟摊子旁，要我站在那边等他。他往回走，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和人群里。摄影记者却没走开。他们在离我几英尺外，眼睛盯着我不放（怕我跑掉）。暗巷尽头远处明亮的白色台子上，乐手演奏着摇摆的乡村曲调。突然之间，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张照片，镁光灯一闪之后，摄影记者全行动起来，快门咔嚓作响，闪光此起彼落，我身边仿佛尽是发射不上天的烟火。

最后他带来了消息。南德欧已经抵达，而且——这可不寻常——玛丽卡还跟着他。这下我必须回去陪他们一阵，查鲁说；要不然，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不够意思。查鲁说，纵使我没有察觉也无法明白其中道理，巷子里这些人的种姓敌意已经逐渐升高，而我们的来去他们都看在眼里。只要有一点小差错，就会星火燎原。查鲁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我必须去跟南德欧和玛丽卡在一起。玛丽卡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之后，还进一步特地用马拉塔语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她要查鲁把信转交给我。

在脏湿的巷道中间，有人铺了席子，再覆上一段像是红地毯的布。我们在那上面走过，回到还在演奏的乐手那一头。我们转进一个小房间：玛丽卡身着干净的莎丽，笑着欢迎我们，南德欧也在这里。我很高兴见到他们，很高兴查鲁叫我回来。当地的妇女为我套上花环。这正是摄影记者所要的镜头，翌日上报的是这些喜滋滋的照片，而不是在暗巷里鬼鬼祟祟拍的那几张。

在回来的出租车里，查鲁翻译了玛丽卡的信：好几大张纸，字体漂亮有品位。她担心我可能没了解她的双重感受：她对自由的爱，她对南德欧的爱。但事实上，我们见面时她已经把一切都说过了。

次日，我们到他们家里见南德欧。这是我们数天前所做的约定，不过，查鲁还是有点不放心，甚至忧虑。前晚我们没有留下来参加南德欧的集会，他可能会觉得我们背弃了他。他可能会觉得我们让他在政治上不好看，至于他会因此做什么就无从得知了。他是个无法预料的人。

我们到达那房子时，玛丽卡告诉我们南德欧在家。他在里面吃饭。他出来向我们打招呼，然后又立刻回到里面。我们在客厅看到所有当天的报纸，它们已被翻开并读过了。我尚未阅读附有照片的报道；查鲁读过了。为了替我们两人告罪（也借此责备我几天前不应该不接受南德欧的午餐邀约），查鲁在玛丽卡邀请下在客厅坐定，吃起一顿玛丽卡亲自服侍的大餐。他吃光了玛丽卡端上的东西，然后又要了一些。

查鲁倒是过虑了。玛丽卡对前晚的情况感到满意。她甚至告诉我，集会中的乐手过去曾经是她父亲民谣乐队的成员。南德欧很高兴。他在后面吃饭，但那并不表示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客厅的查鲁吃完大餐，后房的南德欧也用完餐后，大家和和气气在后房会合——那个有装着长镜的橄榄色铁衣橱及青铜色台灯柱的房间。南德欧明确表示，就像他先前所允诺的那样，他这整个下午的时间都可以给我。

不过，我心里想着查鲁说过的话，觉得不应该立刻谈到妓女集会那件事，我想应该从他的诗谈起。我向他提及查鲁为我翻译的那首早期的诗作《前往圣殿之路》，我问到那首诗及其他我所知较新的诗作中的性暴力。

他回答得很详细。或许由于还有点焦虑，或许也由于对文学话题的兴趣，查鲁总是让南德欧讲一大段话之后才开始翻译或做总结，而南德欧一边深思，一边慢慢道来。

在南德欧的马拉塔语当中，我听到他用英语讲了“跟性无关”几个字。他说《前往圣殿之路》并非他最好的诗之一。他说出他对这首诗的诠释。诗人在他的出生地就像是个孤儿，而他所前往的圣殿是真实的地方，是孟买海边一座著名的清真寺。不过，孟买是个大都会，因此诗人前往朝拜的圣殿也可能是这城市里的任何圣地。“莎丽上的污黑”及“小径上的鬼魂”是指诗人出生于其中的社会体系。莎丽上的污黑并不是性的意象——纵使是最低下的女人也会有她自己的行为规范。莎丽的污黑意指无知：诗人这一辈子花了不少时间在刷洗这污黑，这无知。

他可写过更好的诗，他说，但愿我读过其中几首。他写过一首关于水的诗，相当有名。

水也学了种姓的偏见……

对他而言，关于水的这个看法是重要的，他不止一次提过这观念。他在浦那附近的村庄长大时，当地对贱民的不可触碰性有严格的规范，水的意象便来自这些早年记忆。上层种姓使用上游河水，不可触碰者（贱民）使用下游河水，上层种姓有使用河水的优先权。

他记得中学二年级时发生的一件事。村里的小孩没有种姓偏见，他们会在一起玩。有一天，他跟几个属于上层种姓的男孩到一个池塘游泳。守卫发现了他，向他丢石头。他污染了池水。他被追赶，被丢石头。他流着血跑回自己的聚落躲起来。他母亲遭到责骂，后来还打了他一顿，怪他污染池水引起事端。

他认为自己出生于一九四〇年，但无法确定。甚至在学校上课时——这应当是一九五一年或一九五二年——属于不可触碰者的男孩也必须坐在教室外。他们不得触碰任何水源，他们只能用双手承接别人倒给他们的水。老师不能触碰属于不可触碰者的孩子，当老师要处罚来自那些种姓的孩子时，他只能拿东西砸。

他家属于马哈尔种姓。那是一个大家族：三位兄弟的妻儿加起来有二十五人左右，全部住在一套房子里。南德欧的父亲不住在那里，他留下家眷，自己移居到孟买去了。这家族有田产，他们从事耕作，也经由执行其种姓的传统义务而得到收入。

南德欧谈着他家乡马哈尔种姓的传统义务时，有一个我曾在这屋子里见过的男人来到后面这个小房间。他也是那些沉默、主人未介绍或提及、在屋里似乎可以来去自如的人之一。现在这位瘦小黝黑、蓄了浓髭、穿橘黄色长上衣的男人站在南德欧的椅子旁边，一面细心听南德欧谈马哈尔的义务，一面摇头大表赞同。

税务单位要传唤人时，马哈尔必须执行此工作。这是一项为政府所尽的公职，在旧时，马哈尔可能会为此在各种天气中长途跋涉。其他义务则是比较传统的规定。村中有人死亡时，马哈尔要负责通知死者的所有亲戚。尸体的处理也落在马哈尔身上。至于做这些工作的报偿，则是马哈尔每年三次从种姓较高的村民那边拿到一些谷物。

南德欧家那位朋友严肃地左右摇头，他的视线落在头顶和地板中间，那样子让人觉得他是一边听着南德欧的话，一边回忆着昔日情景。

他附和着说：“每年三次。”

马哈尔还可以提出另一项要求。听起来，这像是他们每天做的例行公事。南德欧就此谈了不少，那位朋友则听着，望着地板摇头。

南德欧说，马哈尔可以每天到上层种姓的人家去要面包。假如一个村庄中有十户马哈尔，他们就按户平分那些上层种姓的人家，每一户马哈尔可以到某几家去要面包。做这事的马哈尔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头上顶着一个编织或金属的篮子。他来到上层种姓人家时，先向主人行礼致敬，然后再要求面包。他会要求两次。如果这时还拿不到，马哈尔则有权利要求主人无论如何都得给他面包。马哈尔每天早上都做这事。上层人家会拿出面包，他们让面包掉入篮中，不去碰篮子。

“不去碰。”那位朋友说。

这是一九五五年以前种姓制度还根深蒂固时的情况，之后，它就开始溃散。马哈尔工作的报偿不一定是谷物及某些权利，而是现金。有时候，他们甚至得不到任何东西。因此，虽然他们在村中的义务依旧不变，他们过去拥有的权利却开始缩减。当时安贝卡很有影响力，马哈尔及其他不可触碰者的成员开始提出政治要求。

在那片地区的不可触碰者之中，只有马哈尔有权拥有土地，这就是为什么南德欧一家有田产，得以通过耕作得到一些收入。马哈尔获得这项土地拥有权是由于一个有趣的原因。

以前，比德尔有一位大公要把女儿送到某个地方。自古以来，抬轿就是马哈尔的工作，因此大公便命令当地的马哈尔把女儿送往她要去的地方。这些马哈尔知道此项任务非同小可，为了避免意外或误解，他们在出发前把自己阉割了。大公的敌人却开始散播谣言，说他女儿被马哈尔非礼了。大公把他们召来盘问。他们露出下体，告诉大公，在送公主上路之前他们就把自己阉割了。大公非常高兴，便把土地赐给了马哈尔。这就是当地的不可触碰者中只有马哈尔拥有土地的原因。

南德欧讲这则传奇故事时似乎颇乐在其中，就像先前在他朋友推波助澜之下，他也仿佛以一种怀旧的心情回想起他故乡所通行的种姓习俗。我请查鲁问他这怀旧的心情，我觉得我可能听漏了什么。

南德欧讲了好久，他那位穿橘色长上衣的朋友照旧在一旁推波助澜。

最后查鲁这样报告：“他完全能意识到他所经历的痛苦。不过，他也是诗人和作家。身为诗人和作家，他想寻找自己的根。他心中永远有痛。在以前的日子里，根本没有抱怨的余地。你是马哈尔，你得做该做的事。就是这样。”

在故乡的村落里，他并非只尝过苦头。村中的老师有种姓偏见，不理睬南德欧，但这番不理不睬倒让南德欧在童年得到了一些自由。他乐得去放牛，他可以到河里游泳。

一九五八年，十七岁或十八岁、就读中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离开家乡来到孟买。他记得，那时女星娜吉丝主演的《母国印度》正在上映。他一位叔叔在贫民区的分租宿舍有两个房间。他就住在那里。这栋建筑叫“多尔分租宿舍”，名称源自多尔种姓：这个种姓的成员从事处理肉牛及制作皮革的工作。分租宿舍里的住户都属于这个种姓。因此，南德欧离开家乡的村落时并未把种姓抛开，种姓随着他一起来到孟买。

他没有就业，而是到学校读书。他在村里读中学四年级时成绩不及格，到了孟买，他却是四年级的第一名。他也在那时开始写诗。

他的诗全是不假思索就“滔滔而来”。他读了关于鲍勃·迪伦[27]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28]的东西。他读了一些黑人诗人的作品，也读过李罗伊·琼斯[29]的东西。这些他读的都是英文原文。他虽然不会说，却读得懂英文。他知道那些诗人，虽然没有受到他们直接影响。他也读过艾伦·金斯堡、兰波、里尔克、波德莱尔和洛尔迦[30]的作品——后四人的作品他读的是英文翻译。二十世纪中叶所有重要诗人的作品他都读过。

从一段距离之外看，他的生平似乎跟一些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人士相似——他已经成为报刊时常提及的人物。而到最后，他这个人也比他所引领的运动更加有名——但在孟买这座住宅的小房间里跟他交谈，我却觉得他被囚禁在一段外人无法真正了解的印度历史中。与美国黑人相较，他更无法冲破牢狱、抛弃历史。如今，南德欧再度被囚禁在这个运动繁多、亟待解救的印度，他很有可能又一次沉陷下去。美国的黑人运动分子可以抽身而出，过安逸的生活；他却无法真的那样做。

我问道，现在他更应该算是个诗人还是政治人物。

“这两个角色分不开。我反对种姓制度，这一点我在政治活动和诗里都表达了。写诗是一项政治行动，政治是我的诗的一部分。”直到现在我才觉得可以谈到前一夜的事。

“你会继续参与妓女的活动？”

“我会继续介入各种议题。妓女是一个重大议题。”

“有没有达利特会忌妒你？”

“忌妒是有的。有人无端指控我是共产党员。”

先前他在停下午餐的片刻里出来向我们打招呼时，穿着一件淡褐色衬衫，缠着一条花色的腰布，看起来是日常居家的样子。事实上，他穿得很用心。那件衬衫式样高雅，淡黄褐色，布质厚实紧密，腰布有格子花纹。他在这房间里显得很合宜——油漆略带光泽的墙壁，以及窗台上摆在垂直铁条前的一瓶塑料花：这里样样显示出玛丽卡的品位。

我说：“玛丽卡说你的诗是一座里程碑。”

“有人说这种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惊讶。马拉塔文学非常贫瘠。我们曾经有像屠卡兰的作品那样的好诗，然后几百年之久什么都没有。”

他现在过的是万众瞩目的公开生活。过着这种生活，他是否能够写诗？

他误解了这个问题。“我并不真的担心。我不期待受到赞美。”

“玛丽卡说你支持她出版那本书。”

他没有直接回应。“那是两种文化、两种背景之间的冲突。玛丽卡的母亲是传统的印度教徒。虽然她父亲是穆斯林，她接受的却是传统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的文化。”

“你为她的书辩护。”

“她的书确实对我有害。我在外面有进步人士的形象，玛丽卡的描述损害了这个形象。但是，玛丽卡并没有错。我至今一直是安贝卡的信徒。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我觉得玛丽卡有权利说出她对丈夫的看法。”

然后，不待我提出问题，而为了替自己做解释，他开始谈起我可能听到或想知道的有关他的事。

“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间我开始在政坛上崛起。在那之前，我住在下层社会的坎提卜拉区。那边钱来得快。那地方是红灯区，充满无知、黑帮和残酷。那是个残酷的地方，对我有影响，对我的个性有很大的冲击。当你年轻时，如果骨子硬、敢斗，你的精力可能把你带上好路或歪路。如果我没有特殊的过去，如果我不知道安贝卡的运动，我可能会成为黑社会的大人物，可能不会走入政治。由于我的成长经历，我整个人充满愤怒，受到一点点挑拨就会出手打斗。有几次几乎杀了人。我在孟买黑社会里无人不知。”

下午的时光已尽，黄昏就快降临。因为南德欧一直侃侃而谈，而且我还得等查鲁的翻译或总结，我们这番谈话花了不少时间。我累了。查鲁也累了。当天晚上他原本希望带太太去看来访的俄罗斯马戏团，这计划也泡汤了。我起身准备告辞，但南德欧不让我走。

他说：“你还没问到我私人方面的事情。”

接着，像在做一件应该做的事，他毫不保留地说起别人关于他的、有时用来指责他的言论。

“我开出租车，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我找过妓女，干过种种坏事。现在我倒是太正常、太有教养了。”最后这句话是用英语说的。“甚至在结婚之后，我有时还会去找妓女。达利特黑豹党分裂时，我酒喝得很凶。我创立了黑豹党，后来他们却把我打入少数派。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到现在还觉得悲哀。”

“你认为你为什么会失势？”

“我走在时代前面。我想把达利特的范畴扩大——包含所有被压迫者，而不只是不可触碰者。如果你真的要去除关于贱民不可触碰的规定，就必须走入主流。我想进入主流，所以我才会想扩大达利特的范畴。但达利特之中的反动分子却不想进入主流。他们的看法是，若要消除小群体情感，你自己就必须留在小群体里。就是这些人把我打入少数派的。”

还有他的疾病。他的病是在一九八一年得的，他最后的一本书也出版于那年。一路谈下来，他以冷静坦然的态度诉说他的生平和感受，而那位蓄浓髭、穿橘黄色长上衣（越看越像是某种宗教服装）的朋友则在一旁倾听，望着头顶和地板中间的地方，偶尔摇头表示赞同。现在，南德欧也以同样的态度谈他的病，仿佛他从自己的生命中抽离了出来，在一段距离之外观看着它。他不再期待褒奖或赞同：他说玛丽卡有权利出版那本令人颇有微词的书，仿佛他脑中从未想过另一个可能的反应：生气并且不许书出版。

他谈到自己过去的暴力倾向。现在他已经平静下来：这可能终究是因为他受到了周遭印度教文化的感染。

“安贝卡在达利特眼中代表了什么？”

“有一段时期，我们被当作动物看待。现在我们过着人的日子。这一切都归功于安贝卡。”

就像对这栋淡紫色墙壁略呈光泽、摆了白漆藤椅的屋子可以有更深的解读，同样的，对我抵达孟买那天早上在路旁耐心排长龙的黝黑男女，你也可以赋予他们更深的意义：他们不仅仅是印度的穷人，也呈现了那贫穷长久以来所孕育的残酷——他们是处在底层的人，心中充满情感。排着长龙的他们无意于政治诉求，只是在对他们所蒙受的厌弃表示厌弃。

[1]印度通行的文字，用来书写印地语等语言。

[2]孟买当地的英文男性杂志。

[3]意为“受压迫者”。

[4]孟买的英语旧称。

[5]聚居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的一个民族，擅长战斗与宣传印度教。

[6]即琐罗亚斯德教，流行于古代波斯和中亚等地。

[7]1526年至1858年统治南亚大部分地区与中亚部分地区的王朝。

[8]湿婆神妃，强而有力的女神，由几位神的愤怒之力结合而成。她手持阿耆尼的标枪、湿婆的三叉戟与毗湿奴的铁盘，骑着狮子或老虎，常以脚踩威胁世界安定的牛魔的姿态出现。

[9]“贪婪”为greed，与“悲伤”grief发音接近。

[10]德鲁拜·安巴尼（Dhirubhai H. Ambani，1933-2002），唯一一家进入全球财富五百强的印度企业诚信化工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主席。安巴尼有印度“化工大王”之称，他从一名加油站工人起家，一手创立了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诚信化工，每年缴税高达二十亿美元，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

[11]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为该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自古以来即为加勒比海重要的转运站。

[12]始于1893年，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特有的节日。

[13]美国黑人激进社团，创建于1966年，主张以武力获取权利。

[14]自1877年开始的国际板球赛国家队决赛时段越来越长，导致各国代表队的抗议，自1972年开始，国家队间的决赛时段改为一天。

[15]指甘地夫人被锡克教侍卫暗杀后，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间展开的一连串暴力事件。

[16]原文shab-e-baraat是阿拉伯语，穆斯林相信，伊斯兰历八月十五日夜晚，真主会开启饶怒之门，诚心悔罪者均可受到赦免，记录个人一年善恶的天使将于这一晚更换新的文卷，故又称“换文卷夜”。这一晚，全印度的穆斯林都会彻夜不睡，诵经礼拜，以求恩赐和赦免。

[17]印度旧货币单位，一安钠相当于十六分之一卢比，1960年停止发行。

[18]印度教礼仪，限于三个高级种姓。入法礼标示男子进入婆罗门教四期中第一期，即成为正式教徒。

[19]圣人拉姆达斯（Saint Shri Samarth Ramdas，1608-1681），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受外来专制暴政统治时鼓舞当地人民，后来被湿婆吉接受为古鲁，并向他请教政事。

[20]意为“罗摩之路”，是古代梵语史诗杰作，叙述罗摩（Rama）从恶魔拉摩那（Ravanna）手中拯救其妻悉多（Sita）的故事，恶魔住在楞伽（今斯里兰卡）岛上。

[21]一百派沙等于一卢比。

[22]意为冰林伽。“林伽”为男性生殖器，印度教湿婆神的主要象征。对应的女性生殖器像称为“约尼”（yoni）。

[23]耆那教徒中的苦行者。

[24]在印度酥油中炸过、未经发酵的面包。

[25]印度北部刹帝利种姓之一部，属于武士阶级。

[26]又译为圣社，其宗旨是要把印度最古老的经典吠陀重新确立为神启真理。

[27]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美国著名歌手、创作人兼作家。

[28]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1935-1998），非裔美国社会运动家，1966年成为美国黑豹党徒，1969年流亡海外，后回国。

[29]李罗伊·琼斯（LeRoi Jones，1934- ），又名Amiri Baraka，美国剧作家、诗人、小说家。以对非裔美国人的经验的探索和研究著称。

[30]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以擅长吟诵著称。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诗人，其作品及简练玄奥的风格对象征主义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并成为后人热心研究的课题。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生于布拉格，对西方现代文学有巨大影响。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现代主义的创始人。洛尔迦（Federico Garcia Lorca，1893-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作品题材广泛，富于地方和民间色彩，内战时遭法西斯分子枪杀。

第二章　秘书身世——印度百年剪影

尼基尔有一天说：“我认识这里一个叫拉赞的人，他是一个政商要人的私人秘书。他说他一九六二年在加尔各答见过你。”

我不记得有这事，甚至当尼基尔有一天下午把我带到拉赞的办公室时，我还是想不起来。拉赞是个块头小而结实的南方人，有一张黝黑的方脸。他的办公室——或说包含他办公室的那间套房——是我在孟买所看过最宽敞的新式办公室之一。它走国际风格，采用暗淡的冷色调，且有完善的冷气设备。拉赞显然是那间办公室的当权者，他穿着淡褐色短袖中山装——它也可被当成一种印度正式服装，或仅仅是“狩猎”装。

他说：“你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或战争刚结束时来到加尔各答。你和一些电影界人士在一起。那阵子我非常热衷电影和艺术——那是我这一生中最充满希望的时期。有一天晚上活动过后，电影学会的某个人把我介绍给你。我的任务是送你回到你下榻的药品公司招待所。”

隐约浮现的那个痛苦的战争；加尔各答交糅的烟气和秋雾；电影学会里一间间天花板亮着灯的狭小房间，里面摆满老旧的办公室家具：已经记不得的那个夜晚的一两个时刻开始回到脑海中，但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难以掌握的画面。至于那晚结束时的情景，我全然没有印象。

“那时我二十二岁，”拉赞说，“我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担任职员之类的职位，月薪三百一十五卢比。有人说我可能成为助理客户主管，结果并非如此。”月薪三百一十五卢比，等于二十四英镑。

“你什么时候离开加尔各答的？”

“那说来话长。”拉赞说。

那个下午稍晚时，我们坐在孟买旧时的国际板球场——布雷波恩球场——俱乐部门外喝茶，看年轻的板球手练球（球场的另一端是一个搭有脚手架的高耸大舞台的背面，舞台是为俄罗斯文化访问团的冰上表演搭建的）。在那里，以及另一天下班后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我们聊到深夜，拉赞告诉我他的故事。

“我一九四〇年生于加尔各答。我的家庭来自南部一个英治时期叫马德拉斯邦、现今属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地方。我祖父曾担任坦朱雷市附近一个法庭的小官员。他为人诚实正直，受人敬重。正直是指如果有不正当的事发生，或有人拜托他做他良心无法苟同的事，他会发怒或以任何他做得出的方式拒绝。

“他有一个英国上司，他要我祖父在一项诉讼中当证人，说谎话。我只知道两个人最后大吵一架，我祖父脱下鞋子打了那英国人。我祖父知道，经过这个事件后，他在坦朱雷的日子不会好过，于是决定带着当时尚在求学的独生子移居北部。这应该是在世纪之初，介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五年之间的事。他决定搬到英国人的大本营加尔各答。他可以在那里谋生，过个像样的日子。

“在加尔各答，他和某个朋友或远亲住在一起，直到他习惯新环境。他安排儿子去学速记。南印度人，尤其是婆罗门，由于有较多机会接触英语，对英语的领会力较强，因此会担任秘书、速记员或者打字员的工作。这些大概是南印度人或泰米尔婆罗门在英治时代最普遍从事的行业——到最近这几年，这情况才有所改变。要不然，以阶级而言，南印度婆罗门会从事教师、祭司或小职员的工作。或者，运气好的话，他们会在政府部门谋得一差半职。在那时候，月薪十卢比的政府差事是最受大家青睐的了——那是绝大部分受过些许教育的泰米尔婆罗门的最高志愿。所以他们有不少人迁移到北部，到孟买、加尔各答、德里等大城市谋生。

“我祖父安顿下来后，就住在与加尔各答隔河相望的豪拉。那是一间典型的加尔各答住宅区房子，一间‘pucca’——真正的房子，而不是‘kaccha’——未完工或随便充数的处所，而且位于体面的中产阶级地区。这些住处可以租用。那地区住着一些同样从南部迁移来的人，住在自己的同类中带给他们某种安全感。那时在加尔各答，大家对南印度人还没有敌意——那年头情况不同。事实上，那时南印度人普遍受到孟加拉人尊重。如今情况大不相同了。从六十年代以来，加尔各答的南印度人开始觉得没有归属感，尽管他们在那里已经住了好几十年。这或许是我从加尔各答搬到孟买的原因之一——但那是多年后的事了。

“我父亲在十七八岁时成为了速记员。那应该是在一九〇九年左右，他貌似在一家英国公司做事。他是个很熟练的速记员，他告诉我他的英文速记和打字速度曾经两度拿到政府的五十卢比奖金。他继续住在豪拉我祖父那里，那是一栋住宅的一部分。加尔各答没有套房、公寓或分租公寓之类的东西，只有房屋的各个部分——房东住屋子的一部分，而把其他部分稍做修改后租出去。

“在数年之间，我祖父母相继过世，没有留下多少钱财。不过我父亲那些年的工作薪水一个比一个优渥。有一段时期，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五年间，他的收入相当不错。他不但有足够的钱把家人照顾得舒舒服服，还有余裕拥有一些象征地位的东西，譬如马匹、四轮马车等。他有几匹由穆斯林马车夫驾驭的阿拉伯马。为什么是穆斯林？因为在当时他们是最容易找到且适合做那些工作的人。在当时，印度教徒不介意穆斯林在他们身边做些可以信赖的工作。

“我自己一点都不记得父亲这段日子的情况。这些全是我大姐主动说给我听的，我并没有要求她讲。过去和我父亲十分熟识的人也对我说过这些。他们有的会说些类似下面的话：‘住在加尔各答的南印度人很少像你父亲过得那么有地位或者说格调。’我还是个孩子，还在上学时，大约十三或者十四五岁，在一些社交聚会上遇见他们时，都会听到这样的话。在那种场合，人们会谈论某某人在世时很成功，或某某人失败了，有人就会谈起父亲过往的风光。听到这些时，我感到既骄傲又哀伤。

“在这段安逸的岁月，父亲喜欢典型的英国式装束——高帽、西装、背心、双色皮鞋、领带，一应俱全。闲暇时还打网球。他在住家附近成立了一个网球俱乐部。身为南印度人，他的生活开支很节省。在那时候，不用说，所有南印度人或泰米尔婆罗门毫无例外都吃素。所以两百卢比是笔相当可观的月薪。一般家庭只要三十或四十卢比就过得去了。

“他像大多数南印度婆罗门一样，是个笃信宗教的人。除了网球，他唯一肯花时间在上面的事情就是他的礼拜和祈祷歌。他唱祈祷歌是相当出名的。他成为了那地区的社群领导人。结果，他在家里收留新移民——从南部来这里讨生活的年轻人。他供他们吃穿，教他们速记和打字。我们家里可以说有一个固定的速记班。他还帮他们在英国公司找工作。

“我父亲一向尊敬英国人。他有办法和英国人融洽相处，对英语本身又很喜爱，大概就是因为这样，他不会一味地把他们看成某种可恨的人。他从不对任何政治感兴趣。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他第一个妻子过世，于是结了第二次婚，这样第二个妻子就可以照顾他的两个大孩子。当他第二个妻子过世，也是留下两三个孩子时，他在亲人的强迫下结了第三次婚。在那时候这样的婚姻并不困难。尽管一贫如洗，泰米尔婆罗门毫无例外都很能生育。他们很乐意把女儿奉送给任何想娶她们的人，只要他们确定对方符合一些基本条件——也就是男方出身于相同的社群，并有能力供养妻小。

“一九三五年第三次结婚时，我父亲四十三岁。他的第三个妻子，就是我母亲，当时十八岁。一九三七年他们生了一个孩子，但只活了五个多月，主要是因为我母亲的健康状况很差。我出生于一九四〇年。

“这时候我父亲已经把最大的两个女儿嫁出去了，还剩一个女儿待字闺中。他还有一个第二次婚姻所生的男孩尚在求学。那些年因战争而动荡不安。我父亲那时是仓库管理员。那是一项要职——仓库里大部分的货物是进口货。仓库是日本三井公司所有。我父亲一九三六年——那时他已娶了我母亲——在日本人那里谋得了这份工作。他持续做着这份工作，直到这些在印度的日本企业随着战争爆发而关闭为止。在这之后我父亲换到刚成立的政府单位，军火暨生产总局（DGMP）。

“战争结束时我父亲放弃了这份工作。大约在这个时候，圣雄甘地的独立运动声势壮大了许多，穆斯林也变得躁动不安。一九四六年加尔各答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所引发的暴动。

“在这之前我母亲病得很重。临终时，我母亲要求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她嫁了一个退役军人——将我抚养成人。所以，当我姐姐和她先生离开加尔各答时，我就跟着他们。那时我六岁。母亲在一个月后过世。

“几乎就在同时，加尔各答发生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大暴动。在那些暴动中我们先前居住的房屋被烧毁了。我们早已离开豪拉，搬到市区内。当父亲在战争结束后失去他在DGMP的工作时，我们便搬进了一栋大建筑的合租单间。这就是在暴动期间被放火烧毁的建筑——连同我母亲在里面断气、存放着我们几乎所有东西的房间。

“在暴动期间，父亲不得不抛下一切坐进一辆吉普车，并为了保命，将他所有的数千卢比付给载他的人。他们把他和其他跟他一样的人丢在豪拉火车站，任由他们自己搭火车离开那城市前往选定的目的地。

“当时我同姐姐和她丈夫身在远方，姐夫在那里担任邦政府的粮食检查员。他在一九四五年从军队——奥金莱克[1]的部队——退役。先前他是一名所谓的总督委任军官，离开军队时他的军阶是中尉。这些总督委任军官在战前——当时英国人觉得他们不久将面临战争——就被征召入伍了。还是孩子时，我很钦佩他，常盼望见到他，在我心目中他是某种英雄。他总是穿得很讲究，会给我们许多礼物，例如巧克力和军中供应品。我唯一不喜欢他的地方就是他抽烟。

“我知道父亲在加尔各答的遭遇。我常看报纸上的照片，大家也都在谈论那些可怕的事件。这一连串事情：好几个月看着母亲在一个房间里慢慢死去，我老迈的父亲照料着她，然后是我被托给姐姐照顾，随着她和她丈夫搬到印度另一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人说的是我听不懂的另一种语言，马拉塔语——这一连串事情使我陷入一阵彻底的沮丧和忧郁。

“现在我认为那是抑郁症。那时我就坐在屋外，在台阶上，只是蹲着，把头靠在手臂上，自己一个人坐在我姐姐屋外的台阶上。我会这样坐上几个钟头，心头一团乱，不知该想什么好。

“有一天早晨，我父亲突然来到了，我想他使我的生活恢复了一点正常。然后他又离开了，答应在事情平静下来后来把我带走，回到他身边。这时是独立前夕。

“我姐夫开始旷工。他会离开我们，一走好几个星期，也不告诉我们他要去哪里。我姐姐写信向父亲求助。但我父亲自己都还没安顿下来。这时他快五十五岁了。我跟着姐姐和她丈夫搬过许多次家——我姐夫一再换工作，而且老毛病不改，一再旷工不知去向。然后我父亲把我和姐姐带到了加尔各答，他在那里终于找到栖身之处。他也在一家进口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那时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圣雄甘地在那个月逝世。

“我和父亲相聚了一段时间。接着外婆把我带回她在南部的村庄，让我进入那儿的一所学校就读。但是这种村庄生活并不适合我，于是我在一九五〇年回到加尔各答，重回父亲的身边。他开始在家里教我读书。我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一岁时才真正进学校念书。我父亲无法跟我去，我就自己去学校，经过测验后获准入学念八年级。

“我父亲主要教我英语。他不太重视其他科目。由于他对英语的喜爱，也由于这时他已年迈，他会要求我朗读《政治家》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虽然我常常不懂我在读什么。他会要我在难懂的字词下面画线，让我自己写下它们的意思，作为下午的家庭作业。

“我父亲的收入减少了，所以我们那时住在房租较便宜的地区。那地区有几个留下来的英国人，住在我们附近的大屋子里，还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以及同样多的英印混血儿和基督徒。我们全家——父亲、同父异母哥哥、同父异母姐姐、她的两个孩子还有我，总共六人，住在一间非常大的房间里，大约是二十英尺长，十六到十八英尺宽。我们必须和别户人家共享自来水和厕所。

“那地区的南印度人很少。我们一家人不太适应。所以我父亲决定搬到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离我学校也比较近的地方。那时我已在一所南印度人的学校就读。

“我在那里读了三年。我每年在考试的时候都会出状况，就是生各种小病，所以我能一路升学，事实上只因为我的整体表现还不错。

“我们后来搬进了一套三室公寓，那时我哥哥已经开始赚钱。

“一九五五年三月我毕业了。两个月后我父亲过世了，死于一场车祸，就在离家非常近的街上。我父亲习惯早起。那天他到市场为晨间礼拜买鲜花；当他返家时，一辆逆向行驶、坐着三个人的摩托车向他冲了过来，他倒下不省人事。我们到现场时，他躺在血泊中，买的蔬果鲜花散了一地。

“我们叫出租车送他到医院，那辆摩托车上的一名男子也和我们一道，其他两个逃跑了。这个男子没有受伤，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他看到只有我和我哥哥抱着我父亲，便在一个街角打开出租车门逃走了。父亲在医院待了三天，很痛苦的三天。他再也没有醒过，就这样走了。

“接下来我们全家必须靠我哥哥的一百五十卢比——相当于十四英镑——月薪度日。他在一家工厂当英国经理的秘书，工厂位于郊区。于是我们得离开那套三室公寓，搬到我哥哥工厂附近一个较小的房子里。

“我压根儿不敢有上大学的念头。我不想成为哥哥的负担。而且，不管如何，我想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决定学最容易想到的东西，比如打字。离我们新住处不远有家打字学校，学费一个月四卢比。刚开始是我哥哥付的学费，但接着我就可以赚一些钱自己付了。我在打字学校做一些零工。那时我积极地找工作，但时机不好。我常常走十或十二英里路去找一位朋友，想通过他的帮忙谋份差事。那时我大约是十六岁。”

拉赞虽然长得结实，个子却很矮。我很想知道，在他所谈到的那个时期，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问他：“那时候你觉得身体是强壮还是虚弱？”

“我总是觉得体力不足，但是靠自己力量的决心让我撑了下去。我告诉你我曾经做了什么。有一天，我居然找我哥哥工厂的一名英国人商量。他说：‘你太年轻，你应该上学的。’另一个我找的人说：‘你嘴上都还没长毛呢。’

“我患了好多回沮丧与忧郁症。那差不多就像我过去坐在我姐姐家台阶上时的感觉。我甚至常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有郊区火车，胡格利河也总在我心头打转。但是，一位好友的忠告改变了我的念头。

“我没有青春期。我从童年直接进入了成年。而且我感觉自己营养不良。我父亲过世后我们的食物就变差了，因为我哥哥微薄的收入得喂饱那么多张嘴。这时期使我不顺心的生活更加不快乐的，是我和同父异母哥哥的关系——他可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靠山。我们从来都处不好。他差不多大我九岁，老是把我揍得很惨。有一回就是这种情况，他狠狠打了我一顿，我便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来年，一九五七年，情况好转。我和一位朋友不期而遇，他说他可以在一家玛瓦尔[2]人的公司为我找份工作。玛瓦尔人正在接收英国人在加尔各答的事业，在那时是当地的主要商人——直到现在都是。他们接收了黄麻工厂、茶园、煤矿等。

“我在一家家族公司谋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薪水是每月九十卢比，相当于七英镑，我就快要可以为自己买第二条长裤和一件上衣了。到公司的路途遥远，回来也是长路漫漫。那个月，我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不到十卢比，我把剩下的收入交给哥哥，作为我对家庭开销的分担。我往来乘坐二等车厢；我不看电影；我的午餐不超过两安钠，即八分之一卢比，相当于一便士。

“我进公司一个月后，一位主管把我叫过去：我打一份报告时把复写纸放错了面。我被开除了。幸好，在七天内我碰到另一个朋友——我们搭同一辆电车——他带我去见另一个雇主。这位也是个玛瓦尔人。他在他家里面试了我。他的公司是一家报社——印度当今最大的。

“我就在他们新设的广告部门上班，打广告业务报表，领一百二十五卢比的月薪。所以我的境况稍微好了一点。我拿出整整一百卢比给家里，自己只花二十五卢比，包括我刚就读的夜校的学费，我修的是中等商业课程。

“现在我们有能力搬回南加尔各答的旧家了。我们住在一套由两个家庭分租的公寓里。我和我哥哥的关系一如既往。但是，有一天我回敬了他给我的一巴掌，之后他就不再打我了。

“我和报社那伙人共事了一年。接着我离开，进入立顿公司工作，图它一天十卢比的薪水。那里的经理把我推荐给他自己所委托的广告公司，于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六年间，我在那家广告公司做事。那就是我遇见你的时候。对我而言，那是一段好时光。我是英国文化协会的会员。对英语的喜爱使我乐于接近精通英语的人——记者、电影制作人、广告文案，以及一般的广告人。

“我喜欢广告行业，因为它与众不同。它使我思考，不会枯燥乏味。我做过的其他工作都单调无趣。而且我特别喜欢从事这行业的人——美工、客户主管、印刷商和文案。我刚进入广告公司时的月薪是两百七十卢比。一位资深主管喜欢我的英语，我就在他手下工作。他喜欢我积极工作的表现。他提拔我，让我协助他进行各种广告案。不久有人想推荐我担任助理客户主管。我和公司其他人也合得来，因为我是那伙人当中最年轻的，而且会用他们的语言——孟加拉语——和他们流利交谈。孟加拉人很看重这点。我的月薪每年会提高十五卢比。一九六四年我的月薪是三百三十卢比。他们承诺要擢升我为助理客户主管。最后，这承诺没有兑现时，我一气之下便辞职了。

“接着我成为一个广告片与短片制作人的助理，他对我有好感。我学会了电影摄制的基本技术。他给我三百五十卢比的月薪。我自己甚至还拍了几个片段。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一九六五年在克什米尔发生的冲突使那种电影制作公司无法生存下去，我也就必须另找一份工作。这期间，我遇到了加尔各答文艺界的重要人物，为此我非常高兴。我一向觉得自己有一股创作冲动，但还找不到表达的方式，因为我没有稳定的生活和适当的基础。

“有人说我应该去英国。就这样，我在印度航空公司谋了份差事，为的是去英国的免费机票。工作满一年时我去了英国。但是，由于家里我姐姐和她丈夫的问题一再爆发，我必须回来。在印航工作第二年期满时，我去了趟美国。

“印航的月薪是三百五十卢比，那太低了——卢比在一九六七年贬值了。我甚至得在晚上兼一份差。最后我应征了一家制造公司的启事。多亏我的资历，我得到一份管理人员的工作，薪水是印航的三倍。老板很快把我擢升为采购部门的主管。

“就这样，在这些年之后，我终于换到另一边。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认同管理方，因为我非常清楚其他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接着孟加拉的政治动荡纷起。工人很难安抚。左翼分子多多少少掌控了工会和整个邦。城里的实质环境也开始恶化。越来越多公司受到玛瓦尔资本家的控制。然后是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我负责公司的汽油采购，真是面临了艰难的时刻。还有，作为管理阶层的一员，我必须容忍电力不足、交通不便及工人好斗等问题。你不妨说我找对了工作，但时机不对。那时早上出门上班都很不情愿。

“我在一九七三年底辞职了——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以及加尔各答的生活环境。这些事情迫使我离开加尔各答。我想到的可以前往的地方只有孟买，因为先前在印航工作时偶尔会去那里，对那里的大都会气息和工作机会颇为向往。

“所以，在没有现成工作而且存款很少的情况下，我搬到了孟买。在孟买我和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亲戚住在一起，他在离孟买颇远的郊区经营一家照相馆。他没有房间，我就住在照相馆里，和那栋建筑的其他住户共用厕所，在屋外洗澡。为了照相上的需要，我们都会储水，我就用那水洗澡。

“我为自己特别做了个夹层，就睡在那里。那差不多是一般棺材的两三倍大。它就在屋顶下面、店铺前方的假天花板上面。我利用窗户铁条作为台阶爬上去，再滑进那小缝里。睡那里很舒服。风会从卷帘窗旁的间隙吹进来，我常觉得这个小夹层是我阅读及偶尔书写——写信，不是写文章——最方便的地方。

“我开始在照相馆工作时，赚的钱很少。我会把大部分收入寄给在加尔各答的家人，因为我姐姐的四个小孩正在长身体，而同父异母的哥哥这时也有自己的家庭得照顾。

“开始时，我以为我能和我的亲戚一起把照相馆生意做起来，因为我是业余摄影家，对摄影技巧略知一二。但过了一阵子后，我的积蓄用光了，结果我那位亲戚并不怎么帮忙。我需要钱时他不肯给，向他索要我花在照相馆的钱时他也不还。

“所以，我们关系很紧张，不过，因为在孟买不管要找哪种住处都是个大问题，一筹莫展的我还是继续住在那里，在我那个舒适的小洞里睡觉、阅读。眼看情况越来越糟，我决定放弃照相馆生意和依赖亲戚的所有念头。

“我的第一步是在《印度时报》的分类广告版上刊登一则广告。那应该花了我十四或十五卢比——那份报纸给求职者优惠价。我接到了四十个回复。

“我的广告大致是这样写的：‘南印度人秘书，具十年以上经验，英语能力无可挑剔，寻找广告、公关、旅游等行业的有趣职位。’我筛选接到的回复，决定不理会位于中央铁路沿线郊区的公司，特别是工厂。那里的交通状况非常不便，从我和亲戚位于西部铁路线一个半钟头远的住处到那里，必须在中途换火车。

“我决定只去赴四个面试。这四个的地点都在教堂门的维多利亚终点站附近，而且都是办公室而不是什么工厂。第一天没有什么结果。我没有接受那些工作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薪水、办公室气氛、面试官本人。事实上，我还训斥了一名面试官，因为他问我这个很荒谬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么多年后你要离开加尔各答？那里有那么多漂亮的女人——光是为了那里像奶糖般的女人你就应该留下来。’我觉得那太侮辱妇女了。他大概发现了我的资历超过他所需要的。那是一家贸易公司，而他是那种没有教养的暴发户。

“我所安排的面试要花两天时间，一天两个。第一天结束时我有点沮丧。我不想回加尔各答。不过，我也不想因为没有什么钱而继续和亲戚住在一起，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悲惨。所以我下定决心，若是第二天没有找到工作，我就一定得回加尔各答——我姐姐不断从那里写信到我的住处。

“第二天我从照相馆一路来到教堂门。在教堂门车站一下车，我就进了对面的沙特卡餐馆。告示板上写着：‘茶点餐饮间’。我点了一份黑绿豆米饼和一杯咖啡——黑绿豆米饼大约六十派沙，咖啡四十派沙——因为我想我已山穷水尽，所付得起的就是这么多了。

“快喝完咖啡时，我浏览筛选过的公司来函，看看我还应该见哪些人。这时我发现来自一个只自称是‘市议员’的男子的回音。他的地址在‘A’路上。我问侍者‘A’路在哪里，他说：‘你就坐在这条路上。’我发现那个市议员所给的地址只有一箭之遥。

“我朝那地址走去，发现它是位于住宅内的一间办公室。等了一会儿后，进来一位绅士，这就是我对我未来老板所投的第一眼，在那之后的十四年里我一直为他工作。他是个高个儿——不，普通高，五尺七寸或八寸吧。很白，身材不壮硕，看起来精心修饰过，穿着考究。

“他把我带到他办公室里。经过非常简短的交谈，大概十五分钟，他直截了当地请我替他工作。虽然我对这个人的利落与果决已有好感，我并没有马上接受他给我的工作机会，因为我得考虑一下他所提出的九百卢比月薪。不过他想雇用我的热切表露无遗。看起来就好像他已猜中我的处境，判断出我应该赚多少钱，所以给了我工作机会。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否对我的状况、我的背景、我在办公室以外的生活相当了解。

“他要我一拿定主意就打电话给他，他希望他不用久等，因为他已经认定我就是他所要的那种人。我回到那家餐厅——侍者已换了人——仔细考虑过自己的处境后，差不多就下了结论：手上有工作总比什么都没有好。隔天我打电话给他，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就开始为他工作了。

“当我找到这份工作时，我那位开照相馆的亲戚试图改善我们的关系，但是我已不想维系下去了。在那之后，我在照相馆的小洞里待了三个月。接着我不断搬来搬去，以付费房客的身份住在许多不同的家庭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形形色色的问题。我有一皮箱的衣服，还有另一个皮箱装书和各种玩意儿。两只皮箱的财产——那就是我所有的东西了。

“因为替这位雇主做事，我认识了重要的人物。我很高兴有那样的机会。他是个市民领袖，我也看出他是个有抱负的人。我以为我会有机会随着他高升。确实，他在各方面都高升了。比起我刚开始为他工作时，他现在更有名，更有权，也更有钱了。

“办公室里和我有往来的人会说我跟着他鸡犬升天了，但我觉得事情并未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在这里工作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带着两只皮箱，继续过着付费房客的流浪生活，直到我遇见一户非常好心的人家——在像孟买这样的地方，这是非常难想象的——他们慷慨地把整个房间让给我一个人住，虽说那是一栋老建筑里的房间。那是一九八〇年，我四十岁。在那个年纪，我生平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在孟买这样的地方这是个梦——在这城市里，人们必须睡在人行道上和排水管里——而这可能是我碰到的最好的事了。

“直到三年前，我一直住在别人施舍给我的地方，一栋老屋子里的一个房间，有一个四十人共用的厕所。那时我无法奢想婚姻，虽然就孟买的标准而言，我的薪水非常好，却不够买任何一种住所。但是在那之后，我突破万难，终于幸运地拥有了一套自己的公寓。

“接着有一位朋友认为我应该安顿下来了。这个朋友知道我有始有终地对我姐姐的家庭负了责任。他为我在报上的征婚版登了启事。先前，分类广告为我带来了好运，现在它又闯进我的生活，使我日后的生活改观。

“在回复朋友为我刊登的启事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未来的岳父。在启事中，我列出了我的出身背景和年龄。我没有隐瞒任何事。我说我想要一个期望过简单生活的女士。我收到了大约九十封回信，或许有一百封。它们来自印度各地。我想我会得到这么多回复，是因为我在启事里声明：‘种姓、社群、寡妇、离婚等均不构成障碍。’不过，我倒想要一个已置身于孟买的女士，因为这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孟买的生活是这么不易——例如不懂印地语的人便有语言上的问题——而且交通很麻烦，整体而言，这里的生活方式很辛苦。要适应孟买可不是简单的事。

“和我未来的岳父交谈半个钟头，他便知道了我大致上的性格。会面的地方是丽思酒店的咖啡厅。他到我办公室来，但是我必须让他——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在那里等一两个钟头，因为他来的时候我无暇分身。他是个喀拉拉邦人，却是个婆罗门。中等身材，秃头，说话声音小，脸上表情和举止明确透露出他的耐心。他已退休，先前是电机工程师，负责公共部门——印度工业化的一部分——采购事宜。他到过全国各地，他的孩子都有开阔的胸襟。

“这次会面过后大约一个星期，我忙了一天，下班后到他们家去，时间大约是晚上十点半。她已经睡下了，她父亲把她叫醒。我和她聊天。她在一家国有化的银行工作了十年，喜欢瑜伽，不太爱说话。她相貌平平，不胖，但她的身高使她看起来不苗条。她差不多四英尺十英寸，戴眼镜。

“大体通过她父母亲做了一些沟通之后，我觉得必须再和她见一次面，让她在父母不在场的谈话中说说自己的心思。三天后，我在她表亲家再次和她见面。这位表亲很赞同我的态度，并且为了私密性等等而做了种种得体的安排。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聊了半个多钟头——她刚从银行下班。她不太懂得穿着。我当时的印象是她不怎么在意她的打扮。

“三天后，我打电话到她办公室，这次我们在餐厅见面。我们大体上同意结婚。大约四十天后我们就结了婚。我想要一个公证婚礼——没有嫁妆、没有礼金的赠送与收受；没有亲朋好友拥在四周；没有派对、餐宴与贺礼。但是他们不想要公证婚礼。所以我请我表亲来主持仪式。我自己完全没有宗教信仰，我从来没有特别努力想了解印度教神学或教义。

“我很高兴生活终于有了目标；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结束了原来不安定的生活。那年我四十五岁，我太太当时三十九岁。我们两人等这恩宠都等了很久。除此之外，神还为我们添福：在这么晚的阶段，我们有了一个孩子。

“我仍然觉得，如果得到多一点了解和同情，我应该可以爬得更高。或者，在另一个国家也许可以。这些时候以来，让我挥之不去的感觉是，我注定只能爬到这里，无法再高升了。即使现在这个工作，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船的阶梯。海水上升，船就上升，阶梯也跟着上升。但是阶梯无法自行上升。我这辈子无法独立于我的雇主而往上升。

“不过，我确实有一种满足感。虽然先前很富裕，我父亲过世时我们却几乎一文不名。早年我姐姐抚养我长大，当我姐夫遗弃她时，轮到我照顾她并抚养她的小孩。我有能力那样做。现在他们都很有作为。我把他们看作我成就的象征。

“然而，我同时也认为我会是某种创作者——就像我一九六二年首次见到您时在加尔各答所认识的那些朋友。但是那种生活和友伴总是与我擦身而过。我出道时是秘书，现在仍然是秘书，最后大概还会是秘书。我无法上升到我父亲与祖父在这个世纪初所能达到的地位。唯一的安慰是，即使是秘书，我也不像大多数其他秘书那么贫困。或许，我也不再认为自己只是秘书而已。”

[1]布劳德·约翰·奥金莱克（Sir Claude John Eyre Auchinleck，1884-1981），英国陆军元帅，1904年被派往英属印度服役。

[2]原为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现已并入拉贾斯坦邦。

第三章　打破禁锢

一抵达位于圣克鲁兹的孟买国内航班机场，我就觉得自己像是难民。入口处有一群人，来自附近、心怀不轨的年轻男子抢着替旅客搬行李，从出租车到门口只有那么几英尺远，却大敲竹杠。

警察在门口挡住年轻男子，但他们似乎对外面的人——甚至当这些人几乎走到了门口时——没有什么保护作用。年轻男子看准了这一点，每当有人抵达，就三五成群跑向前去，开始对着皮箱袋子喊叫，想制造令人错乱的慌张气氛。这些来自附近一带的年轻罪犯身材瘦小，穿着某种人造布料裁制的牛奶巧克力色的紧身裤，你看得出他们臀部和大腿的羸弱。他们脸部小而无肉，颈子看来仿佛随时有断裂之虞。虽然体格那么弱不禁风，他们可一点都不因此少了凶悍之气：他们令人想起，克鲁克香克[1]为狄更斯作品所画的一些插图中那些瘦巴巴、楚楚可怜但内心邪恶的人物。

机场外是人群和噪音、威胁和强求，还有在午后三四点的烈日下来来往往的出租车。里面也是人群，也有噪音，不过那是另一种噪音：听起来比较稳定，是什么地方也去不了的人发出的声音。印度只有一家飞国内航线的航空公司，那是家国营公司，运营状况一塌糊涂。有好几位发言人说，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一定会误点，因为其中许多由德里起飞，而德里在早晨常常有雾。此外，还有别的问题。这家航空公司从来就没有足够的飞机，而在过去数周，有几架飞机又由于各种原因停飞了。航运业务目前一片混乱。但搭乘飞机仍是科学家、政府官员、企业主管等重要人士必要的地位象征和特权，这个国家最杰出的男女随时都有一部分被耽搁在各地的机场里为时数周之久，仿佛全被施了魔法。报纸经常说，在哪个城市举行的重大会议因为飞机误点以致与会人数大减。但是，机票的需求——特别是在这度假旺季——却比以往都大。我托了一位有影响力的朋友才买到这班飞果阿的班机的票。

机场大厅里，出入港信息屏上显示着越来越多的延迟或取消的班机，仿佛发生了什么全国性的紧急状况或灾难。这许多灰白屏幕的电子信息不断无声地跳动，在人群的头顶上宣告坏消息；这一堆人虽然哪儿也去不了，却不是静止不动的，而一直在极为缓慢地移动。我自己飞果阿的班机已经晚点了五小时，这会儿，每当屏幕上出现这班次的号码（就像彩票开奖那样），它就显示起飞时间又要再延迟四小时。有些人就在大厅里等候了一整天。

偶尔会有飞机起飞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叫人很不是滋味：这些飞机原本是人们等着搭乘的，后来却换了航班号。它们从这里起飞后要绕道经停许多地方，不知多久才会回到圣克鲁兹。

我那果阿航班的飞机将从一个料想不到的城市飞过来。一个来自德里、体格结实的男人这样告诉我，他每年因为业务要到果阿五次，因此知道航空公司的安排。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消息，因为到了晚上某个时刻后似乎就找不到半个航空公司人员了，甚至在名称古怪的“引导处”服务的年轻小姐也不见踪影。那位德里来的人要我注意从那个意想不到的城市飞来的航班的抵达时刻，然后加上一个钟头的停航时间，就是去果阿的航班的起飞时间。

德里来的人说，我可不能放弃希望。他确定那航班并未取消。他有一位表亲从事餐饮承办业务——或者他是说，他有一位姻亲供应航空公司的一部分餐饮——他知道这位表亲或姻亲确实接到订单，要为当天去的果阿的航班准备全机所需的餐盒。他说，这表示航班甚至可能在午夜之前就起飞。他的话中透露了在印度门路是怎么打通的：要是你认识某某人，那人又认识跟某个重要机构有关系的某某人——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关系，事情就有准头了。

在这一大段时间里——午后三点左右的强光变成向晚的灰暗；黄昏降临，接着是全然的黑夜；到了现在，大厅已亮起日光灯，暗淡的灯光单调均匀——有位美国老妇一直站在她的行李推车旁边。她神情并不放松；她没有倚在推车上；那老迈的身躯显得僵硬，似乎害怕东西被偷，一副随时防范着的样子。她这时的眼睛毫无表情，仿佛进入了那种著名宗教上师所揭示的内心平静状态，不过，她会达到这境地倒不是通过密宗苦修或冥想（她甚至有可能是为了学习这些才来到此地的），而只是在一座印度机场的大厅里等了又等的缘故。她从早上就开始等，还得再等好几个钟头。现在这位美国女士的心思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甚至当旁边那位漂亮、丰满的印度穆斯林妇女（她自己从前晚就开始等）起身让座时，也过了半晌才发觉有人在对她说话。当她意识到这等于要她离开手推车，她那老妇的面孔一时间惊恐毕现。她一言未发，以防卫的姿势更加僵硬地站在行李旁。

她站在离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不远的地方。那角落的冷气很大，一开始我并不觉得冷，后来才庆幸带了一件有点厚的外套。我穿上外套，但几个钟头后甚至也开始冷得有些僵硬。虽然我不情愿，却不得不起身离座，加入大厅里极为缓慢地移动的难民群。我发现一家书店，买了两本印度出版的平装书，一本是漫画家拉克斯曼的漫画集，另一本叫作《库西万特·辛格笑话集》。不出五分钟我就发现（我应该想得到这点），必须身处现实、心满意足的情况中才读得进笑话，如果你手上什么事都没有，只能一直等下去，那么这些只需几秒钟注意力的短笑话反而令人感到劳神，使情况更加恶化。还不如乖乖忍受。

机场大厦楼上有一家餐厅。体验过旅客报到柜台附近的冰冷之后，这里叫人觉得温暖得恰到好处。过了大约半个钟头，吃了一碟我不需要的腰果，喝了一壶我不需要的茶，我才发觉餐厅里那股发霉腐烂的气味不仅是因为温度高，更是因为这房间密闭，空气不流通。我这才明白，餐厅的冷气机坏了。

楼下寒冷，楼上则闷热，灰尘弥漫，令人窒息。外面没有经过空调处理的夜晚空气倒更新鲜，但若想呼吸到那空气，你得打破封死的玻璃。

就像有些人所说，如果你在小室里沉思冥想，把眼光集中在一道火焰上，那么你就可以达到心无一念的境界，同样的——就像如今，我身处这些搁浅的旅客中：他们在日光灯的淡白光线下一簇簇缓慢移动，越来越像寓言中的人物，将他们封闭起来的玻璃映出他们幽暗的身影，大多数人已失去谈话的兴致——同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想着我那班飞机的编号，每隔一刻钟我就发觉自己更加出神。我已经远离那天早些时候的我，变得越来越像我（意识比较清楚时）所看到的那位僵立在行李推车旁的美国女士：跟她一样，印度的建筑和航空客运也让我领会了印度教所说的万物皆空。

没有脱身的办法。随着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重回孟买旅馆（还有空房吗？）或是搭十二或十四小时出租车前往果阿（那边的旅馆房间必须及时入住，否则预订就被永远取消了），这两条路越来越不可行。我只好在冷热之间游移，缩回自己的世界，对于何时可以登机起飞也就姑且听信传言了。

德里来的那人倒说对了。确实有班机飞果阿；当——时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推挤着登上机舱后，也果真有德里那人所说的餐盒：他的朋友或亲戚为这家航空公司这次果阿航班所供应的装在灰色纸盒内的餐点（包括白面包三明治、一块不知什么做成的糕饼、一个北方出产的苹果）。飞机看起来出勤得很频繁，机上的航空公司杂志被翻得很旧。头顶上的一片装饰条板松脱了，每次空姐把它敲回去，它总会再弹出来。无论如何，经过这段极短的航程后总算到了果阿。有趣的是，最后终于下飞机走进清新的夜晚空气中时，我看到用印地语天城文字母写出的此地名称：果阿。

这时已经过了午夜一段时间。我们挤进一辆游览车，车上座位紧紧挨着，窗玻璃染过色：这一如圣克鲁兹那幅束缚情景的延续。过了一阵，我们来到曼多维河畔，在这里，旅程着实中断了。曼多维河上并没有桥。直到不久前这里还有一座桥，而且还算是新桥。那座桥存在了十年左右，有一天突然就垮了。现在过河必须搭渡船——这些简单的玩意儿虽然是在桥垮了后才造的，如今看起来却像这个世纪般老旧。有人把行李从车顶抬到印度土地上，再搬进渡船里，到了对岸，他们又把行李从渡船里搬出来，抬到另一辆巴士的车顶：在此科技退到一旁（偷偷地，在印度的夜晚里），只看得到那个许多只无力的手在做着简单琐碎工作的印度。

两三天后，我在白天看到了那座垮掉的桥，眼前只有粗大的桥墩立在那边，不见中间的桥面，这时我仿佛看到了那一天一夜漫长经历的缩影，看到了现实的破碎。

有一天在孟买，尼基尔向我谈到他虔诚的宗教信仰时曾告诉我，他有两个经常（特别是面临危机时）祈祷的对象：一个是赛峇峇——不是留着黑人爆炸头的那个当代人物，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位宗教导师[2]，另一个是圣婴耶稣像。

尼基尔出身于印度教家庭，他会向耶稣——我最先以为这是他所指的——祈祷可就有点不寻常了。不过，尼基尔特指某一个圣像，他也告诉了我他向这圣像祈祷的缘由。有一回，他在工作上碰到麻烦的法律问题，正在焦虑不安的当口，他接到一张关于圣婴耶稣像的传单。传单建议说，特别需要解厄的时候，可以每九个小时向圣婴耶稣祈祷一次。尼基尔就照做了。这表示他每两三天就有一次必须在不方便的时间起床，但也表示他过着以祈祷为中心的日子。有好几个礼拜之久，尼基尔持续向这圣婴耶稣像祈祷，让他担心的法律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尼基尔至今一直心存感激。这想法不理性，他说。这点他知道，但他还是没法不那么想。

尼基尔一定告诉过我这圣像的所在地，只是我没记在心上。有天早上在果阿旅馆大门口，我看到一辆被照料得很好的崭新的小客车，其挡风玻璃上方漆了“圣婴耶稣”几个字。我向司机询问，他指给我看仪表板上的一尊淡黄色塑料像——有点类似玉米麦片盒里附赠的玩具。司机是信基督教的果阿人。他告诉我，真正的圣像放在果阿旧城的一座教堂里。

那是一尊著名的圣像，其灵验性已得到证实。小客车仪表板上的塑料像只不过是真品的替代品罢了。司机提到的教堂事实上就是葬着圣方济·沙勿略[3]的那座果阿旧城里著名的大教堂。

这座大教堂以及果阿旧城的其他葡萄牙建筑位于稍微远离海岸的曼多维河畔，它们在四周景观衬托下显得颇为壮观。离欧洲那么远（甚至到了十八世纪，海航也需六个月），阳光那么明亮，白沙滩更应该搭配的是新世界的无人荒岛（只是在“人口灭绝”后才变成荒岛：它们被发现时一定有人居住生息），而不是经历过古老印度混乱历史的拥挤村镇。在果阿旧城这里就可以看到印度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譬如总督拱门：这原是一个王位还未坐稳的穆斯林统治者所建，葡萄牙人将他推翻后，把拱门改建成现在的模样。据说，每一位果阿新总督到任时都要按规矩从拱门下走过。

另一栋古老建筑目前是博物馆，里面有一间陈列室悬挂着历任果阿总督的画像。这些画像是分批绘制的，其中一幅是达伽马。他是传奇英雄，但他的画像——跟其他总督的画像一样——却画得很笨拙，有点像差劲的招牌画。殖民者的艺术造诣比不上他们的冒险精神。葡萄牙的富强盛况为时不久，只要回想当年情形，他们会有这项短处也就不足为奇。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何离开果阿旧城就少有葡萄牙的遗迹，因此，果阿旧城那些肮脏潮湿的洛可可式教堂更加令人觉得不真实。

不过，葡萄牙帝国那么早就延伸到印度，这是至今仍叫人惊愕的事。我每天在旅馆坐下来用餐时——身处离果阿旧城甚远的曼多维河畔，只能见到几座红石建造的大型军事碉堡的废墟——看到纸餐垫上一幅在古老欧洲印刷的果阿景物复制版画时，就会想到那年份。雕版印刷的文字说明提到凶悍残暴的葡萄牙总督阿尔伯克基抵达印度的年份：一五〇九年。次年，他征服了果阿。这仅在哥伦布发现新世界诸岛之后的十八年，而且是在那发现获得任何实际利益之前。它也比柯提斯开始率兵进攻墨西哥早了九年。就印度本身而言，那时候莫卧儿大帝阿克巴[4]尚未出生。

果阿的葡萄牙人痛恨偶像崇拜，痛恨所有非真正信仰的事物；他们在这里施行宗教裁判，以火刑烧死异端；他们把印度教寺庙夷为平地：就像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所做的一样，这些葡萄牙人把果阿变成一块新世界式的空白之地。他们在印度创造了跟印度不搭调的东西，一切都变得单纯，印度的过往也就被彻底摒弃。过了四百五十年后，他们在这空白和单纯中遗留下来的只有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语言（但没有文学作品），他们的名字，一群近似拉丁民族的殖民者，以及从他们的大教堂源起的对圣婴耶稣像的膜拜。

几乎所有其他来自葡萄牙的东西都已被殖民地的空白所吞没。果阿旧城的主要广场上曾经有一座诗人卡蒙斯的雕像——卡蒙斯写了《露西塔尼亚人之歌》（The Lusiads, 1572），那是一部关于葡萄牙及真正信仰在海外之扩展的史诗。独立印度收回果阿后，那座雕像被拆下来（放到博物馆里），然后，圣雄甘地的雕像取而代之，矗立在那座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开辟的广场上。

卡蒙斯到过果阿、东非、马来西亚和中国，他就像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是随着帝国军队四处征伐的老冒险家。他是第一个在作品中写到印度和印度人的近代欧洲大诗人，他的写作材料取自他十六世纪期间的十五年游历中得来不易的见闻。他的诗鲜活呈现了印度西南部的情景，这不仅见诸关于大公、种姓、宗教、寺庙的描述（在卡蒙斯发表那首诗之前七年被穆斯林摧毁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就在诗中若隐若现），也见诸十几个小细节：譬如，达伽马刚抵达时接见他的那位印度统治者，会随着卡蒙斯的十六世纪葡萄牙诗歌韵律嚼槟榔。

大家可能会设想，果阿应该会像它以圣方济·沙勿略为傲一样，也以卡蒙斯为傲。但他的雕像已被拆掉。而虽然旅馆的餐垫一再宣扬葡属果阿的悠久历史，同一家旅馆的书店里却找不到半本他的诗集，甚至没有一个店员听过他的名字。印度有它自己看中的东西和价值。搭游览车前来果阿旧城广场的观光客中，为了看建筑物（以及圣雄甘地的雕像）而来的反而比为了一睹大教堂中的圣婴耶稣像的少。他们会购买许多小蜡烛，在一道回廊里点燃。

果阿旧城确实很古老。从开始到现在，它走过的年头几乎相当于罗马人从最终征服迦太基到罗马帝国衰亡的年头。在这里，葡萄牙（虽然还存在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只在博物馆里才见得到。新崛起的印度中产阶级成为来访的观光客。这可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历史演变。葡萄牙人于一四九八年抵达，在一五〇九年至一五一〇年之间取得胜利。仅仅五十几年后，南部的印度教维查耶纳伽尔大帝国便被一群穆斯林统治者征服，全盘蹂躏。几乎在同时，北方莫卧儿的国力也开始进入鼎盛期。就那时候的情况来看，印度教的印度既缺乏欧洲的新知识和新机械，统治者也没有国家或民族观念，甚至不具备得以使人民免于遭受外人统治的政治理念——就此看来，印度教的印度似乎会濒临灭亡，成为基督教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瓜分的对象，它的所有宗教象征及深奥神学将变得像墨西哥的阿兹特克[5]神祇或吴哥窟印度教象征体系般毫无意义。

但这并未发生。虽然印度教的印度经过了历史的种种曲折演变，遭受了帝国在此部分世界的种种觊觎冒犯（葡萄牙人那次踏上印度土地就为此揭开了序幕），最后也经历了英国在印度那段无法预料的统治，它却再度茁壮了起来，变得比任何先前的印度更完整、更统一。

在果阿，历史很单纯。在长期的殖民地空无状态下，葡萄牙人来到之前的历史已经变得不重要，只不过是书本中的记载，至于葡萄牙的四百五十年统治则仿佛只是一个任何人都说得出口的抽象概念。当你离开果阿，沿着蜿蜒狭窄的山路往南或往西进入卡纳塔克邦，你又再度回到了印度及其复杂的历史中。

正如葡萄牙统治使果阿的历史变得极为单纯，英国统治也让后来的印度历史有了个方向，使它变得较易理解。从某个阶段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英国统治将成为事实，从往后的事件也可以发现，英国统治正走向终点。读到英国人抵达前发生在印度的事件，就像是读到有关某项未完成工作的许多片段描述。你所看到的是不断变化的状况，看到完成了一半又荒废了一半的事情，这种事更属于年鉴记载的项目，而不是叙事历史的范畴——在涉及丰功伟业或大破大灭的事件时，叙事历史最有发挥的余地。

在穿越卡纳塔克邦的那条路上可以遇到历史上的重要名称，比贾布尔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一个穆斯林王国的名称，建立时间几乎与葡萄牙人抵达果阿同时（事实上，果阿是从比贾布尔王国掠夺过来的）。这名称让我联想到的并不是果阿或果阿旧城，而是十七世纪一个受到波斯影响的卓越的微型绘画流派：这名称立刻使我心中涌现出绘画里的容貌和姿态，独特的颜色和服装。在这地区的历史中，比贾布尔又处于什么地位？它的存亡年代为何？疆界何在？它的统治者及敌人是谁？这一切很难记住：我必须在书中翻找，而纵使那样做了（虽然我会得知它延续了两百年），我还是只能得到关于年代和统治者的基本数据。毕竟，它的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赫，不像它的艺术（以及建筑——我从阅读得知，它有某种圆顶建筑）那样，它的历史中并无引人注目的事件。因此，比贾布尔这个名称，以及南下路上所遇到的其他历史名称，都只像是老人心中偶现的记忆。

过去的王国太多，统治者太多，疆界变更太频繁。卡纳塔克邦本身是英治结束、印度独立之后的新产物，它是依语言划分而成立的邦，响应了民族主义运动所孕育的新自尊和自我意识。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但并非是政治历史使它如此。在殖民地果阿以外，每一块土地都受到宗教神话的浸染。故事中的故事，传说里的传说：这是人们看到并感受到的。这些关于神祇和史诗英雄的神话，赋予人们赖以为生的土地古老历史和神奇魅力。

经过卡纳塔克邦一路南下途中，到处都能看到一辆辆巴士满载衣着奇怪的年轻男子，他们穿着黑色长上衣和黑裤子。这些人看来像是假日出游的年轻男子，但身上的黑色服装却令人感到困惑。到了班加罗尔后，我得知这些穿黑衣的男人是朝圣客，他们要前往最南方卡拉拉邦的一处圣地。圣地供奉的是阿亚帕，一位远古时代的印度教统治者及圣人。前往该地朝圣基本上是印度教活动，但有点不寻常的是，朝圣者也必须向瓦瓦尔致敬，他是阿拉伯人及穆斯林，也是阿亚帕的盟友。

只有男人可以参与朝圣，前后四十天，他们必须过着悔罪苦行的日子。不能吃肉，不能喝酒，不能从事任何只是为了满足欲望的活动，也不得接近女人。朝圣最后一段路是爬上一座山，步行二十五英里到阿亚帕神庙。每年一月的某天，那里会出现一道圣光。并非每个朝圣者都是为了去看圣光，大多数人在圣光未出现的日子步行到神庙。

我是从一位在班加罗尔结识的年轻人口中得知这些的。他名叫戴维亚，工作是为一家日报撰写科学方面的文章。他出身农家，家人有时还会把自家土地的产物用夜间货车送到班加罗尔给他。戴维亚在八年前首次加入了朝圣队伍，那时他心情低落，为了大学毕业后五年几乎一事无成而感到郁闷。他认为那趟朝圣改变了他——他在其中经历了四十天悔过苦行的磨砺，上山前往圣地的长途步行，步行同伴之间的情谊，更目睹了人们开始互相扶持的情况。他也觉得，朝圣之后他在职业上有了好转。接下来，他几乎每年都会去朝圣。戴维亚不相信真的有圣光。他认为那可能只是燃烧的樟脑，是有人点燃的，尽管如此，他信仰的虔诚度丝毫未减，他对阿亚帕事迹的赞叹也一刻未停。

下面是戴维亚所讲的故事。

“阿亚帕是大约八百年前的真实人物。他的出生过程有点神奇。拉贾谢卡尔大公没有子女，他和王后向湿婆悔过求子。有一天，拉贾谢卡尔大公到庞帕河畔打猎——这条河在卡拉拉邦就像恒河在北方那样神圣：它可以洗净你的罪过——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颈上系着铃铛的小男孩。大公开始寻找男孩的父母。一位‘理希’（即仙人）出现了——事实上，那位理希就是湿婆神——他告诉大公，说孩子是要给他的。理希说，大公要把孩子带回宫里，当作自己儿子抚养。‘他是谁的孩子呀？’拉贾谢卡尔大公问道。理希说：‘男孩十二岁生日那天你就会知道。’

“于是，拉贾谢卡尔大公把弃婴带回宫里照顾。顺便一提，那宫殿如今还在。它不像你目前看到的大公宫殿，只是相当小的建筑。大公把小孩当作自己儿子抚养，大家也开始认为，时间一到，男孩将继承拉贾谢卡尔的王位。

“大公的宰相可不喜欢这码事。在大公膝下无子的那几年期间，宰相已认定他自己的儿子有一天将继承王位，因此，从一开始宰相就痛恨阿亚帕。

“阿亚帕十岁时，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王后生了一个男孩。不过，拉贾谢卡尔对神所赐的弃婴阿亚帕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明确表示阿亚帕仍然会继承王位。

“于是，王后和宰相开始密谋对策。他们的计划如下：王后假装生病，谎称头痛。宫廷医师——他也参与了密谋——会装出全力治病的模样。王后的头痛一直治不好，医师最后就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王后的命，她必须喝虎奶。’

“那是王后、宰相和医师的计谋，他们也照样做了。拉贾谢卡尔大公陷于绝望。如何取得虎奶？王后和宰相倒相当清楚下一步会有什么发展。他们知道阿亚帕很勇敢，他们也知道，虽然阿亚帕只有十岁，他一旦得知王后的需要，必定会出门去找虎奶。果然，阿亚帕表明了他的意愿。拉贾谢卡尔大公知道，阿亚帕去挤虎奶等于是自杀，也就不准男孩离开宫殿。但为了救王后，阿亚帕使了一招，瞒着大公溜了出去。”

故事的第一部分就这样结束。进入第二部分时，戴维亚说：“到此为止，我们谈的是历史，接下来就是神话的范围了。为了了解阿亚帕为什么会出生，我们必须回到三千年前。”

于是，随着时光倒流，我们重回神祇的年代。

戴维亚说：“阿亚帕其实是湿婆和毗湿奴的儿子。”这两位都是男神，但为了故事的需要，我们必须设想毗湿奴在此是以女神化身出现的：戴维亚对这类变化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因此，前往森林去找虎奶的阿亚帕并非像王后和宰相所想的那样只是一个男孩，他是印度教三位主神中的两位的儿子。

戴维亚说：“在森林里到处走的时候，他碰到一个恶魔，并且将他杀了。”关于这个恶魔也有一则故事。戴维亚很想打断原先的叙述插入这段故事，我请他略过。

他说：“好吧。长话短说，阿亚帕在森林中所杀的妖怪或恶魔是个女妖，她当时很让众提婆坐立不安。”提婆就是神祇——住在神祇所住的地方，在那里举行集会。（阿亚帕一定是用了神祇也做不到的办法才杀死恶魔的。这里应该还有另一则故事，我几乎可以确定戴维亚知道。）恶魔被杀之后，众神非常高兴。当然，他们知道阿亚帕面对什么样的难题。“于是，”戴维亚说，“为了报恩，众神化身为公母老虎，阿亚帕便骑着其中一只回到拉贾谢卡尔大公的宫殿。大家认为那只老虎就是梵天神。”湿婆和毗湿奴的儿子骑着梵天：印度教三位主神都出现了。

戴维亚说：“阿亚帕的森林之行长达两年。王后的头痛早医好了。事实上，阿亚帕一离开宫殿去找虎奶，她的头痛就不药而愈。阿亚帕回到拉贾谢卡尔大公的宫殿那天，他正好十二岁。”

阿亚帕骑着老虎回来，这下子大家明白他是什么人了。正如那位理希——他其实是湿婆本身——所预言：弃儿到了十二岁时，大家就会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如今，所有敌人、王后和宰相的一切计谋都像晨雾般消失无踪，阿亚帕也在适当的时候继承了王位。

那位原本想要自己儿子当王的邪恶宰相得了不治之症——真的疾病。一天晚上，阿亚帕在他梦中出现，告诉他到庞帕河里把罪恶洗涤干净。他照着做，病就痊愈了，他随后不断呼叫阿亚帕的名字，一路奔跑到阿亚帕遵照神意在一座山上所盖的寺庙。如此，这位宰相或前宰相便成为第一个膜拜阿亚帕的朝圣者。

故事中的阿拉伯人又是怎么回事？戴维亚说，他是跟真实历史人物阿亚帕有关的人，应该是一名劫匪或海盗。他被阿亚帕打败，然后变成盟友。他并未被要求改变宗教信仰，他死后，人们在他的墓地上盖了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位于上山前往阿亚帕神庙的二十五英里路的起点——神庙里每年一月十四日都会有一道圣光闪起。每个朝圣者都要向清真寺膜拜。这是为什么造访阿亚帕神庙的人中会有很多穆斯林。这也是吸引戴维亚的另一件事，他喜欢看到两种宗教的混合。

在这趟旅行之前，我从未听人说过阿亚帕神庙的朝圣活动。如果没有认识戴维亚，我可能不会觉得那些穿黑色衣服的人有什么特别，只当他们是印度拥挤人潮的一部分，也不会想问问关于他们的事。神庙里出现圣光的时候，正值印度南部举行收获祭典，北部也正好在进行大规模宗教集会。或许，这里原本有相当古老、跟季节变化有关的活动，而朝圣及步行登上圣山只是后来增加的项目。戴维亚说，这项前往膜拜阿亚帕和瓦瓦尔的朝圣活动已有数百年历史，不过近几年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尽管需要四十天苦行及长途步行到神庙，参与朝圣的人却增加了许多。圣光出现时，可望有一百二十五万人造访神庙。有些报纸说，一年中共有二千五百万人加入朝圣队伍——不过，就算对印度来说，这数目似乎也偏高了。

也许，阿亚帕崇拜的风行是因为现在人们多了一点钱，因为路况较好、旅行较方便、车辆较多，也因为现在有更多年轻及年老的男人得以名正言顺离家一阵出外观光。开往阿亚帕神庙的客车也会像观光大巴般，有时会把朝圣者载到沿途的名胜一游——虽然这是错的，戴维亚说，因为观光游览属于娱乐，而阿亚帕朝圣者不应该从事任何被视为娱乐的活动。

现在人们手头宽裕了一点，这从果阿南下沿途的卡纳塔克乡间就看得出来。印度的贫穷依然显露在眼前，譬如垃圾堆、破败的屋舍和巷道。但种着甘蔗、棉花及其他作物的田地看来却颇为丰饶，被照料得很好，村舍通常都干干净净，有抹石灰的墙壁和红瓦屋顶。二十六年前我乘坐缓慢、一路经停的客车经过时所见到的穷困，如今大有改观。如今已看不到骨瘦如柴、眼神错乱的人。在这里，农业革命已有所成，粮食供应的增加显示了这个事实。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在印度全国为这目标而努力，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工作了四十年：其中很少人有功名或牺牲或使命的概念，几乎每个人都只是做着分内该做的事。

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都跟神祇有关联：当其为匮乏饥荒之地时，此种关联只令人徒增沮丧；如今，这种关联倒比较有道理了。拖拉机所拖的板车上是一大袋又一大袋用麻布袋装得满满的棉花，棉花像渗出的液体那样从褐色袋子的空隙挤了出来。同时，人们在村落的庭院中做着自古即有的工作：有人打谷，有人簸谷。土地几乎称得上美丽，看在眼中几乎令人觉得舒服。

这种再生过程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其中应该经历过错误、失败和徒劳。甚至现在似乎也有这种情况：某个林务单位费了一把劲，在马路两旁种植了一片片桉树。植树工作成效很好，马路两旁绵延数英里，算得上有树荫了，看来颇清爽。但这些花费数年工夫的成果现在可能都要被铲除，得把土地再度刨光，重新来过：关于桉树的最新结论是，它们是有害的树种，要吸收大量水分，不但对旁边的田地没有保护作用，反而会使之脱水。

农事正忙，路上车子很多。卡车虽然经车主用心装饰过，却像印度车子那样过度超载。卡车开得很快，一辆紧接一辆，仿佛车体绝对无法损坏，人在其中也变成了神，可以随意操纵引擎、方向盘和刹车。那天从果阿到班加罗尔途中，我看到七起严重的卡车车祸，共有十辆或十二辆车受损，也几乎可以确定有人丧命。有的卡车驶离路面，冲入池塘；有的卡车撞成一团。驾驶室扁了，玻璃碎了；车轴断裂，轮子歪成各种角度；有时候，负荷过重的卡车就像脆弱无力的动物那样翻覆了，露出破旧多锈的金属底盘及磨平的翻新轮胎。

路过这片既古老又有新景象的土地，我们来到班加罗尔城。此地海拔五千英尺，昔日以多雨、温和的气候而闻名，它的赛马场及西姆拉[6]式社交礼仪也为人所称道。虽然英国在班加罗尔设有军营或要塞，这城市却一直属于迈索尔——英属印度境内最大的邦之一。城内有一座王宫。迈索尔王族财富雄厚，仅次于海得拉巴的尼扎姆[7]所拥有的惊人却闲置的财富，但他们也以勤政爱民闻名。他们创设大学和医院，兴建水利，种植行道树，开辟大公园。班加罗尔向来是人们想避开印度的汲汲营营时的隐居所。

自从独立以来，班加罗尔变了。原先吸引退休人士的气候也开始吸引工业，班加罗尔因此发展起来。它是印度太空研究的中心，也是印度航空工业的几个重镇之一。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在班加罗尔应有尽有。如今，在昔日大公的花园城市里，林荫大道上尽是三轮车和汽车的噪音、臭味和废气。它不再是可以在其中悠然漫步的城市。

我对印度科技的发展有兴趣。是什么样的人采取行动，使印度在五十年间完成了工业革命？

在孟买，我在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委斯里尼瓦桑博士的公寓参加过一次社交聚会，当时我跟他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说他祖父做过宫廷祭司，现年八十六岁、住在班加罗尔的父亲则当过老师。

到了班加罗尔大约一天后，我在向晚时分前去拜访斯里尼瓦桑博士的父亲。老人只系着腰布，额头中央有一条细直红色的种姓标记。他的容貌相当俊秀，身材修长，处处透出优雅。他的脸孔显示他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他拿出一张他父亲——宫廷祭司夏达戈帕查尔——的护照型相片给我看。夏达戈帕查尔穿着宫廷祭司服装，一边肩膀裸露在外。他双眼炯炯有神地直视着相机，但他的面貌却被种姓标记遮掩住：额头中央一道细直红线，从眉毛往上另有两条粗了许多的线条。这两条白色粗线是用泥土画的——现在在店里还买得到小块的这种精制过的泥土。额头上的白土标记代表君王的双脚。

他们一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大约四十英里外的小镇搬来班加罗尔。在班加罗尔，夏达戈帕查尔由他叔父传授梵文及全部吠陀四书。不过，宫廷祭司收入甚微，做一个仪式仅得四安钠，或四分之一卢比，因此夏达戈帕查尔在大公的政府里另外担任低阶书记。他搜集档案文件，将它们归类装订，这项工作每月收入在十一到十五卢比之间。当时大学毕业生月薪在二十五到三十卢比之间，大约相当于两英镑。夏达戈帕查尔只在大学注册过，并没有毕业。

夏达戈帕查尔希望他儿子能通过大学考试，因为毕业生可以在政府中谋到好职位，赚的钱能比当宫廷祭司多不少。

“我们都学了梵文，都学了怎样做晨间及晚间祈祷。其实另外还有午间祈祷，但因为我们必须上学，只得在早上到学校之前做。毕业后，我到教育部求职。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

他的教书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不过，他并未抛开从父亲处学来的梵文及一般宗教知识。整个时代的科学家就在这种合流下被孕育出来——一方面是新式教育，另一方面是宫廷祭司或婆罗门艰深抽象的知识，他们对复杂仪式之正确做法的注重，他们执行某些这类仪式时的沉着。古老的印度教梵文知识——像威廉·琼斯爵士[8]那样的十八世纪晚期的学者兼官员，将其视为像希腊文般久远和深奥的知识，并用一种在活人间做考古的浪漫方式，试图将它从印度北方守口如瓶、谨守种姓规矩的婆罗门身上挖掘出来——这一套古老的知识在两百年后以最迂回的方式孕育了新的知识。

或许只是巧合，但我后来在班加罗尔遇到的两位科学家——研究学科不同，来自印度不同地区——也都有当过宫廷祭司或教士的祖父。

苏婆罗门尼安一家来自一个小村庄，在印度独立后邦领土重划后，那村庄现在属于相邻的安得拉邦。

“我祖先在那地区住了很久。在离村庄不远的小角落——就在丛林当中——有座小神庙。我家人说，那间庙供奉的神就是我们的神。

“我所知道的最早祖先是高祖父的父亲。关于他有一则奇怪的传说。据说，地方上有只老虎为害，我这位祖先决定去处理。他用毯子裹起身体，拿着一把大刀，前往老虎攻击村人的地点。他站在那里，可以说是自投虎穴。老虎真的开始攻击他，我祖先就几刀砍死了老虎。我是在小时候听到这故事的，我只听过这则勇敢对付猛兽的故事。也许夸大了。关于祖先，我只能追溯到这里。

“我家族自认为属于迈索尔邦，大公之邦。我祖母——她活到了六十年代——把世界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公之土’（RajaSeemay），也就是迈索尔邦，这里一切事物都很美好，是像我们自己这种幸运人住的地方。第二部分她称之为‘公司之土’（Kumpani Seemay）。当时我没有把‘Kumpani’和‘Company’这两个词连起来——而‘Company’就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她到五十年代还在使用‘公司’这字眼。公司之土是印度的一部分，但不像大公之土那么美好。我们有一些亲戚住在公司之土，但对住在那边的人可得寄予同情。出了这两片地方就是其余的世界。这套想法对我祖母来说再自然不过了。

“我们是婆罗门家族。就某方面而言，我们属于祭司阶级，但我祖父不是祭司。他是个小地主，也是政府的一名小官员。作为村庄官员，他应该有十或五卢比的收入。村民会认为他的日子过得不错，但不算富裕。他在社交方面倒比在经济上过得更如意。村里有许多人比他有钱。

“我祖父认识到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坚持让儿子接受那种教育。因此我父亲——他出生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成为我们家族第一个就读英语学校的男子。我父亲去申请一所学校，于是被接受了。现在想把小孩送进学校可得争破头，申请的人太多了。但当年我父亲只要申请就有学校可读。他应该是走路上学的。我们村里并没有高中，许多人要走很远才到得了学校。我自己在四十年代也是走好几英里路上学。

“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使我父亲走上科学之路的。我个人觉得印度并非没有科学传统，我认为对印度人来说科学研究是得心应手的工作。许多印度人喜欢认为他们拥有探求知识的传统，而科学正是我们一位古代科学家婆什伽罗[9]所理解的知识。今天在印度你可以买到他在公元六〇〇年或七〇〇年所写的天文学论著，另外还有一本大约同时期的著名医书也留存了下来。我倒必须说明，有一些人到处宣称任何东西——原子弹啦，火箭啦，飞机啦——都是古代印度人发明的，我可一点都不相信他们的话。

“不过，印度的科学知识没有跟上时代，从下面的事便可见一斑。牛顿一六六〇年所写的东西在印度要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人了解或重视。另一方面，在公元一〇〇〇年及之后一两个世纪，印度拥有一套足以让欧洲望尘莫及的知识，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在公元一〇〇〇年，印度人对他们的知识有信心。我们有证据可以显示这点。但是到了一八〇〇年那份信心消失了。罗姆莫罕·罗易大公[10]是第一位公开承认我们事实上对许多事一无所知的人。”

罗姆莫罕·罗易是孟加拉人。他倡议废除寡妇随夫火葬的殉夫制度，更广泛地说，他致力于净化印度教，将欧洲新知识引入印度。他是印度的第一个现代改革者，而他的生卒年份更令人惊讶：他生于一七七二年左右，卒于一八三三年访问英国的行程中。

我告诉苏婆罗门尼安我在某处读到的关于莫卧儿皇帝贾汗季（他继阿克巴大帝之后于一六〇五年至一六二五年在位，热爱艺术）的事：贾汗季对大西洋彼岸有一个新世界的看法嗤之以鼻。

苏婆罗门尼安说：“还有奥朗则布”——一六五〇年至一七〇〇年在位，那是莫卧儿帝国迅速衰落的时期——“谈到英国时总是一副不屑。他说英国只是座小岛，英国国王只相当于印度的大公。这是十七世纪晚期的事。

“在我自己的家族里，我祖父有种体会：我们的知识跟不上时代了，但他已经来不及做任何补救。他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五十五岁过世。不过，就像我所说，他坚持让儿子接受新式教育。

“我父亲高中毕业后，到班加罗尔来上大学。然后，他想从事研究工作。当时，印度学术研究的巨擘之一是梅格纳德·萨哈，一位孟加拉人，也是阿拉哈巴德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几年前，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电离作用与温度的关联，因此名声大噪。萨哈这篇论文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他的方程式——已经被称为萨哈方程式——如今仍然是了解恒星构成的基础。顺便一提，萨哈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

“我父亲认为他应该去跟萨哈一起做研究，他也这么做了。对身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的他来说，这必然有点冒险的意味。我想，我父亲在阿拉哈巴德的开销应该是由他父亲及岳父资助的。我父亲在阿拉哈巴德时写了日记。我的计划之一是读读这些日记。”

科学，冒险，还有日记：对新经验的渴求，以及将那些经验整理起来的欲望——对一个才离开乡下不久的人，这的确非同小可。

苏婆罗门尼安自己也热衷于分类和界定。他说：“我想，这证实了我刚才所说的两点。第一，科学传统并不是新的事物。第二，我认为我父亲从事科学研究时不会觉得那是完全生疏的事。我认为许多印度人对那些东西——科学和数学——感到得心应手。

“我父亲回来后，在班加罗尔及迈索尔邦其他地方的高中教物理。迈索尔邦在不少方面颇为先进，只是不太张扬。说来奇怪，迈索尔邦历代大公及他们所用的大臣常常有开明和前瞻的心态。他们一方面作风守旧，另一方面却又展望未来。你听过维斯卫斯瓦拉甲这人吗？他是工程师，一九一〇年左右被任命为‘diwan’，即首相。他有许多建树，使迈索尔邦成为全国的模范。一九三〇年代甘地先生来到迈索尔时，就称之为‘Rama rajya’。”

这是我在班加罗尔听许多人提过的字眼。“Rama rajya”即罗摩之治或罗摩之国——这是印度教的最高赞美：罗摩是印度教两大史诗之一的主角，善的化身，天下人无不敬爱他，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虔诚而明智的，他既是人也是神：罗摩之治就是极乐之境。

苏婆罗门尼安说：“迈索尔邦向来有仁治的传统。维斯卫斯瓦拉甲走在时代前端，他在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推动了一个五年计划。设立迈索尔大学的也是他。迈索尔是第一个供应电力的邦。统治者相当以自己的领土为荣。

“我父亲在班加罗尔定居下来，然后我祖父也搬来了这里。我们在印度式大家庭长大。我祖父对宗教方面的事很认真。他是一家之主，由他来做礼拜仪式。我想他那时候只做这件事。他在三十年代晚期过世。

“我父亲逐渐觉得，他所知所行的科学研究和他的生活方式之间可能有些冲突。科学倒确实在家里引起了若干冲突，特别是在我祖父这种对宗教非常虔诚的家庭里。我父亲觉得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没有意义。譬如，仪式和种姓隔离方面的事。

“他试图做某种调和。他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印度教或婆罗门式的看法，其根基是对古代印度学术及哲学的尊重。这套看法也不容忍任何他认为跟偏见有关的东西。他做过一件事——在那个时代，那不是该做也不是那么不重要的事。所有婆罗门小孩都要举行入法礼仪式——这是大事，通常在男孩六七岁或八岁的时候举行。我父亲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不是婆罗门。我父亲坚持要这位朋友来参加他为自己儿子举行的仪式——事实上，那儿子就是我。这引起了一些议论，当时是四十年代。不过我父亲对这件事心意已决。

“在仪式方面，我想我父亲先是排斥它们，后来终于又有条件地接受它们。因此，晚年时他会做礼拜仪式，但尽量不引起别人注意。我记得曾经跟他争论过他的仪式做法，他说，只要仪式能让他在一天某段时间得到一点心灵的平静和隐私就够了。你可以没有矛盾地说，他一方面保守，另一方面又开明。对于种姓那种事情他是开明的，但他一点都不西化。”

我问苏婆罗门尼安：“你做礼拜吗？”

“我不做。不过，我对丛林里那座供奉我们家神祇的小神庙仍然有感情。”

“一个家族如何会有那样的神？”

“家神是别人给你的，也可能是家族在某个时期决定供奉的。或许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一个家族的确立下家神来。或许是某位宗教导师造成的。一个人可能到某个庙求神而灵验了，于是就成为那间庙里一位神的信徒。

“我父亲几乎一生都在教书。从教职退休之后，他到一家心理卫生研究机构工作，主要做脑波图的电子分析。顺便一提，他们对一位苦行僧做过研究。他们在他头上各处接上电极，想知道当他进入恍惚状态时脑电波有什么动静。结果他们发现，事实上他很平静。

“我父亲的最后二十年花在用地方语言撰写科学书籍上。他认为那才是改革的途径——你必须用民众的语言来谈科学，而不是英语。那些书写得不错，有的还相当好。早在节约能源成为话题前，他就写过能源方面的书。他写过天体物理。他写了一本关于声音的小书，谈的是声音的物理学，试图告诉读者这门物理学跟他们所听到的地方音乐有什么关联。这本书写于四十年代，只是一本小书，过去售价只有两安钠。”那等于八分之一卢比，不到一便士。

“你在长大过程中如何看待自己？穷人家？过得还行？”

“我认为我们是中产阶级。”印度人所说的中产阶级意指虽然不穷，但还只是简朴、过得下去而已，它跟欧美的中产阶级不一样。“并不富裕，是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家庭。从来没有多余的钱，从未有过。我可得说，我们把这情况看作天经地义，不会整天挂在心上。大家庭有一些好处：事情有人料理。它就像个小国：你有朋友，你活得下去。

“我父亲从事科学研究这件事影响了我。因为他用地方语言写作，我父亲也结交了一些文学圈的朋友。家里常有关于科学、宗教和文学方面的辩论，气氛很有学术性和文化水平，很具激励作用。那个环境只在经济方面算是单纯，文化上可一点都不。这在像印度这种古老国家是相当重要的。”

我了解他的意思。我对自己在遥远的特立尼达的家庭背景也有相同的感觉——尽管不那么强烈，方式也不一样。我觉得我们通常属于贫穷的物质生活情况只是事实的一面：我们拥有的古老文明残余，让殖民地的中间时代得以发展出另一套价值和目标，而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才更有能力面对外部世界。但是，我也想起别的事：我们——有时是出于对故土的忠诚——所购买的印度书籍是多么粗劣。我记得粗糙的纸张、破碎的字体、脏污的字行、参差不齐的页边、生锈的订书针。印度这个意象是我们力量的一部分来源，也是我们效忠的对象之一。但是，另一种印象令我们想到印度的实际情况，想到粗劣的货品，想到糟糕的机器被糟糕地使用。

苏婆罗门尼安说：“回到英国人在这里的日子——我的记忆并不清晰，我是四十年代出生的——那时候美国产品很少，我们认为英国或欧洲制造的都是好东西。我们认为印度制造的东西质量没有那么好。我相信，我父亲那一代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精神或智力上的强大力量，才得以在印度的种种都如此粗劣的情况中还保持正常的心态。大家知道东西不是很好，但他们从一个真实或想象的伟大传统汲取了灵感，他们天生就感受到有一个丰富的古老文化在支撑他们。所以，你看到大家赞赏来自英国的东西，但同时我们也要说：‘那很不赖，但我们可不会因此就屈服。’”

“这不会让你对印度工业革命的前景产生怀疑，认为印度人不可能生产出令人觉得完整、真实的东西？”

“我从未对此有过怀疑。从未。我们认为这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我们不满的是进行的速度太慢了。”

“你不觉得东西这么粗劣的情况，对人们有一些心理上的影响？”

“我那时觉得有点惭愧。大家确实觉得，许多商人生产质量低劣的东西却赚了钱，这更让人觉得他们赚的是不义之财。我们只能期望在相当久远的未来事情会有所改变。我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印度必须有强大的科学队伍。我自己的感受掺杂着惭愧、无知和希望。我想当时这些并不是普遍的态度。针对是不是有希望这一点，大家的看法有相当的分歧。

“那时不少印度人——不是很多，但为数不少——认为英国的统治会永远持续下去。我记得最清晰的事情之一是我父亲跟我外祖父的争辩。我外祖父是医生。”

“医生！”

“我告诉过你，我们家的背景只在经济方面算单纯。那次争辩——发生在大战期间——是关于印度的未来的。我那当医生的外祖父认为欧洲西方势力何其强大，因此印度几乎不可能摆脱英国的统治。纵使英国人战败了，还有德国人。因此，他所看到的未来仍然要被西方主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也认为印度人没有能力治理国事——管理这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

这使我回想起另一类早年对祖国文化的感受。在三十年代晚期及四十年代早期的特立尼达，我时而会看到贫穷的印度人睡在西班牙港的广场上。这些人从印度农村移民而来，他们的劳工合同在大约二十年前就期满了，却没能从雇主手中拿到回印度的盘缠，于是变成无人理睬的穷人。在殖民地都市里，他们更因语言而孤立，他们终其一生都得在街上当游民。在还相当年幼的时候，看着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我会觉得我们是一群投诉无门的人。我们脱离了印度的悲惨状况，却没有政治上的代言人。我们固然面对着族群外的敌人，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遭遇。我年轻时便往内看，想知道那在一方面支撑和哺育我们之中一些人并使我们产生充实感的文化——包括深奥但个人式的宗教、禁忌、社会理念等等——是否在另一方面正是让我们陷入挫折的原因。

苏婆罗门尼安说：“我也感受到这点，但方式跟你不同。这里有外国人，老百姓都变成了奴隶，全国受到掠夺。但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的关系，这是因为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变得脆弱、停滞不前。”

他开始谈起印度历史的模式。

“我会回到阿尔贝鲁尼对印度人的批评上。”阿尔贝鲁尼是公元一〇〇〇年左右的阿拉伯裔历史学家，当时在今天阿富汗境内加兹尼[11]的宫廷内任职。我们开始交谈时，苏婆罗门尼安就提过阿尔贝鲁尼这个人。阿尔贝鲁尼的著作是后人得以了解古代印度科学与学术成就的根据之一，关于印度人对那套学术所持的自负态度，他也写了一些著名的批评。

“我们变得自大自满。这里发展出一套系统，根据这套系统，印度文化及社会组织跟统治国家的军事领袖没有关系。这个国家的运作原则认定了国王会换人做，战争会继续打，但社会将持续下去，大体上不受那些事情影响。

“这多少是印度人缺乏历史意识的原因。如果你看看印度文化保存下来的东西——我们保留了数学、天文、语法方面的书籍。我们保存了婆什伽罗和查拉卡的东西。”这两人是七世纪的科学家。“保存下来的东西之中并没有国王或他们的战役的名称——这些不属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知道谁是婆什伽罗和商羯罗查尔雅。”商羯罗查尔雅是九世纪的哲学家，他足迹遍及印度各地，复兴了印度哲学，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宗教会社（目前仍存在），据信三十二岁即逝。“但如果你问：‘一七〇〇年是谁在统治这地区？’大家都不知道答案，基本上他们也不在乎。

“但那正是这个国家的弱点，也导致我们在军事上被击败。在英国人统治下，情况有了改变。英国人来了之后，印度人慢慢认识到这些政治和军事上的败北是他们不能忽视的事。有些事在别的地方应该是自然的反应和自然的认定，在印度却必须经过一番思索才会有结论。这需要长久的时间。我们的觉悟来得很晚，迟至十九世纪。

“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看法，所以大家要去上英国学校。我上的是一所用英语授课的学校，但学校的作风却非常印度式。主持校务的是正统印度教徒，但他们相信我们必须学习英语、科学和手工。学校的气氛很有激励的效果。我记得我的老师们对印度的未来时有争辩，甚至对甘地也存在意见分歧。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有点难以相信，那学校里有些人确实乐于教育英才——有六七个老师吧，他们的薪水应该很少。你感受得到使命的召唤。我记得这么一位老师，他出于我现在仍无法明白的理由对我相当关心，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本大科学家列传送我。”

“他是婆罗门吗？”

“他是婆罗门。那是一所由婆罗门发起的学校。”

我想起婆罗门对独立运动的贡献，他们对伴随独立运动而来的新兴社会理念的促进。我想起独立之后婆罗门对科学的贡献。

我说：“那么，婆罗门已经以某种方式回报了社会？”

“我不敢说他们已经回报了。他们还必须为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事情负责。”苏婆罗门尼安在这里突然住口，转而谈起另一个相关的话题。“独立之后我们这个邦里发生了一场社会大革命，而那场革命是由独立所引起的。社会革命的结局是几年间政治优势便转移到不同的阶级。那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虽然印度境外的人对此一无所知。独立前，邦里的行政权都掌握在婆罗门手中。独立几年之后，权力易手——我指的是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权力易手。目前的在位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

“前一阵子总理的科学顾问还说，印度科学的问题在于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中有太多婆罗门，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更多低阶种姓参与的科学。但是，会有这么多婆罗门从事科学研究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你觉得受到了威胁？”

“毫无疑问。大学入学许可并不完全根据能力取得，不同阶级各有配额。许多婆罗门现在都觉得甚至教育也变成了难事。政府设定了配额，私立大学则太贵了。这可能是有那么多印度专业人士在国外的部分原因。”

当我从果阿搭车南下，途经杂乱但充满活力、到处可见到发展迹象的城镇，然后又路过耕耘得很好、正在采收的农田，那时我心里想着的是印度人——特别是印度教徒——的觉醒。如果苏婆罗门尼安没有错的话，那种觉醒中隐藏着一种讽刺：花了那么多心血促成觉醒的群体或种姓如今却感受到了威胁。

如果没有扩张的经济，单凭教育和抱负也成就不了什么。或许甚至可以说，扩张的经济是导致印度教育形态转变的原因。在工程师普拉瓦斯（Pravas）看来，独立之前一段时间，当英国人原先对法律与秩序的强调（特别是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之后）由于发展的理念而有所扭转时，经济扩张便开始了。

“许多人被卷入那段过程中。一九三〇年左右，印度有一次急速增长。一九四七年前后增长的趋势获得动力，然后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现在则缓慢了下来。一九六二年，当我在盘算进哪家大学、做什么行业的时候，有许多种职业、许多家学校可以选择。现在，他们可要拼命竞争才有机会。不过，这些也有好的一面。

“印度人的一般心愿是在庇护下成长——这也没什么不对，只要有人为你提供。具体而言，这就是说你出去找工作，试图进入别人所设立的机构里。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被统治的。大家的态度是：‘只要地方上的情况维持不变，我才不管是谁在上头指挥。’前一阵子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东西，大意是说，在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印度人就像是花园里的蜜蜂。那也没什么不好，只要有别人照料花园。当然，后来英国人就变成身兼花园的主人和园丁，即印度人所谓的‘mali’。而其他人，那些蜜蜂，则在花朵之间高兴地飞来飞去。”

“目前的竞争有什么好的一面？”

“现在，我所说的庇护底下人太多了，迫使大家得出去靠自己的本事，逼得他们必须培养出进取心。”

普拉瓦斯来自远方，印度的东部。他祖父是位祭司，父亲则在政府机关当小职员。

“那几乎是典型的印度家庭发迹史。我父亲应该是在四十年代中期进入政府工作的，那时候行政部门正要开始扩充。当时，科学、工业之类的还没什么规模，不过，结构正在扩张。这是发展的先驱。当真正的发展来临，便有了非传统的行政管理。传统行政需要警察、军队、职员和律师，非传统行政则需要实业家、技工、工程师、医生、科学家、企业家。因为我父亲在先驱阶段就进入政府，他并不是科学家。”

“你父亲读的是哪一类东西？”

“他保留了不少传统内容。他会念诵祷文。据我所知，我祖父是一位执行正统仪式的优秀的宫廷祭司。执行那些仪式是他的职业。至于我父亲，如果你要知道有什么转变的话，他念诵祷文只是因为熟悉，出于虔敬，那是向神表达感激的一种方式——从小时候开始，这些经文就一直在你脑中回响。在我看来，那跟现在年轻人所做的没有两样。他们会看着电视或听着音响，同时中规中矩或不拘小节地哼唱起印地语电影插曲。

“我父亲长得比我高。他盘腿而坐、挺直腰杆念诵经文的样子可真好看，我认为那姿势很美。我父亲七十六岁了，但他的腰杆还是直的。不过，对我父亲来说，念诵经文不再是工作，反而已‘退化’为乐趣——‘退化’一词要加引号。口舌之乐吧，或许可以这么说。也是怀旧，对恐惧的防卫。这里涉及各种各样的情感反应——由于是出于意愿而做，我统称为乐趣。

“我们住在东部一个小王国里。我祖父是王室的祭司之一。大公倒不是什么大国王，那只是个面积大概一两百平方英里的封建王国。”

一个东部的小王国，一个服侍王族的祭司。我说：“倒真是旧印度。”

普拉瓦斯说：“我个人所遭遇并接受的文化变迁的程度会让其他地方的人受不了。小时候，我们都是坐牛车回祖居地的——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或者步行。那是很晚的事，一九六〇年还是如此。根本没有我们所设想的浴室，你就到河边去解决。”

“当时你觉得苦？”

“那时候觉得很正常，村里每个人都那样做。搬离故乡后有好几年之久，每次回到那村子一两天，总觉得更像是去野餐。还没感受到穷苦，你就离开了。

“那些年头，大多数君主都会或多或少推动理智主义。那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事。就直接的结果来说，那表示他们会确保祭司级种姓——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生计不必依赖别人。于是，他们就把土地赐给宫廷祭司。土地一旦赠予宫廷祭司或任何人，便不得再取回。那是永久的赠与。收回赠礼会被看作是最卑贱的罪行。我们那个王国里有五到十个祭司家族。他们所执行的宗教仪式非常专业化，某些宫廷祭司做一类事，其他祭司做别的事。”

“他们享有特权？”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受赠的土地算不了什么，只够种些自家用的东西，用意只是让受赠的人不会饿死。那土地让你有个最后的依靠，但也就是如此罢了。宫廷祭司没有很多衣服，他们大概有那么两条腰布之类的。跟商人，跟那些卖谷物的、卖木材的、卖油籽的、卖油的比起来，他们算是穷人了。但若和乞丐相较，倒算得上有钱。”

“也就是说，君主把婆罗门摆在一个暧昧的位置上？”

“如果你从经济角度来看，那当然显得不协调。但它也有自身的逻辑。婆罗门有地位，并且受到君主保护。对祭司有任何侵犯，都会受到君主严厉处置。君主也会鼓励知识交流。辩论啦，诵经啦，还有‘yagna’，就是大祭典。这些场合可能有其他王国的婆罗门前来参加，大家互相竞争，或者说通过竞争来合作，借此展现各自的优点。有时候，多达一千位婆罗门坐在那边诵经，但每一位都同时注意听着，想知道谁唱得好或唱得差。那正是今天在科学或学术研讨会上所发生的情况。

“有一项内在因素影响着祭司阶级，那就是，他们生下来就具有不贪求的习性，成长过程中也被这样教导。这已深入人们的内心，以至于一般人也有同样的态度。毗湿奴大神有两位妻子：财富女神吉祥天女拉克希米，以及智慧女神辩才天女萨拉斯瓦蒂[12]。这两位妻子自然是水火不容——这情况显示知性活动跟财富很难得以并存，你必须在两者中做抉择。因此，由于种种境况，祭司阶级不会追求财富，别人也不会给他们财富。这是有取有舍的最佳安排。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取舍的平衡则有所不同。他不像我祖父那样生计无虞，他必须工作养家。他的日子一半花在宗教仪式上，一半花在谋生糊口上，两者必须取得平衡。

“在某些社群里，你可以得到群体的支撑。如果你属于商人种姓阶级，家里做的是油籽或棉花买卖，而你想在毕业后从事收音机买卖，你还是有同样的支撑可以依靠。你只是换了商品。你还是属于步调一致的群体。但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情况不同，他并没有随社会一起运动——整个社会的步调根本不一致。那年代，许多年轻人做着同样的事，但每个人都独自做。我父亲不但无法清除掉障碍，而且每次返乡回到我祖父家时，总会有冲突发生。那就像是在冷与热的房间之间移动一样。”

“哪一类冲突？”

“在旧社会里，你会在遗传及交往方面保持你的洁净。你只会跟某些人通婚，你跟较低种姓的来往只限于某个程度之内。你不会吃较低种姓的人做的食物。进食被看作是神圣的事情，食物被视为对胃液的供品。什么时候可以吃，吃的时候应该面对哪个方向，谁来服侍，该吃多少：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人们对食物注意得细致入微。不同阶级的人食量不同。譬如说，经书中就规定，很少劳动的知识分子的食量应该是一把米煮成的饭。

“印度教是建立在三元结构之上的宗教，也就是说，每一样事情都有三种选择。因此，食物分成三种：‘萨特维克’、‘拉甲西克’、‘塔马西克’。萨特维克食物有助于知识的追求、心思的明晰和意念的纯净，它很清淡，其中大部分是谷类，一些净化奶油[13]，以及较淡味的蔬菜。拉甲西克食物则适合劳动者的需要。”

（我后来从戴维亚那里得到了更完整的萨特维克饮食内容：叶菜类、牛奶、凝乳、奶油、稻米、小麦、大部分豆芽、大部分豆类（有一种木豆除外）、甘薯（但不包括马铃薯）和水果。我也从戴维亚处得知，拉甲西克食物不仅有助增强体力，还可激发勇气和热情。戴维亚列出这类食物：“乌拉得”木豆、肉类、葡萄酒和香料(真正的婆罗门不喜欢香料）。至于塔马西克食物——显然出于婆罗门的顾忌，普拉瓦斯并没有谈到这一类（我怕他会在这话题上扯远，也没有追问）——戴维亚说它们会使人懒散。不过，奇怪的是，戴维亚所列出的塔马西克清单似乎相当微妙，包括了一些拉甲西克食物，其中所含的一些蔬菜也似乎清淡得可以纳入萨特维克食物。以下是戴维亚的塔马西克清单：洋葱、大蒜、甘蓝、红萝卜、茄子、马铃薯、乌拉得木豆和肉类。乌拉得木豆和肉类也在拉甲西克项目中。）

普拉瓦斯说：“萨特维克食物有助于脑力活动。脑力劳动者不是为了报偿才去做他们的工作，而是因为那些工作必须有人做。这类人从事他们的工作是出于内在的驱动。婆罗门跟萨特维克有相同的属性，因此他们不能吃某些食物。

“这整套东西在各方面都仪式化了。譬如，如果你父亲还在世，那么你吃饭的时候就不可以面向南方。这并不是全印度通行的禁忌，但也不只是地方性习俗。如果种姓较低者的影子投射在你的食物上，那也是严重的事。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没话好说，你不能再吃下去了，因为食物被污染了。我刚才忘了提到，吃东西的时候没人可以碰你，而且你必须采取某种姿势。有些人真是所谓的‘正统’得不得了，吃饭时还不可以听到种姓较低者的声音。这些人在他们屋子很靠里的地方吃饭。”

“如果因为影子或声音而必须停止吃饭，他们会不会生气？”

普拉瓦斯笑着说：“婆罗门是不应该发脾气的。他们只会停下。生气不是婆罗门应有的行为，虽然我认识的婆罗门之中有许多——可以说百分之八十吧——脾气很不好。

“我父亲就在我所说的热和冷的房间之间移动。对他而言，那是永无止境的挣扎。他回到我祖父那边时，总是要面对一大堆质问。他有没有吃非婆罗门所做的食物？是不是穿了正确的衣物？在那些日子里这是重要的事。我祖父从来不穿长裤，他只系腰布。我父亲则选择中庸之道——腰布加裤子。但对他们来说，食物的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在那套价值体系里，违背任何规定都是亵渎的行为。

“由于成长背景的影响，我父亲对哲学有兴趣。不过，就是在那方面，他所读的内容也跟我祖父不同。我祖父使用的是纯正的梵文，也就是《吠陀经》或《往世书》[14]里所记录的原始经文。注重仪式的结果是，你通常不一定了解所做每件事的深层意义，我祖父就不见得了解他所念诵的经文。虽然不至于那么过分，但执着于仪式或许只是装腔作势。

“我父亲不需要表演，他没有那种压力。因此，他试着去了解他所读的内容。他读了很多近代哲学家的阐释，因此他也读了许多种语言相关的书。他读过孟加拉语的近代哲学著作，他读英文作品。我成长时在家里看到的就是他的一册册天城体梵文及英文书籍。他对其他学科也稍有涉猎，但核心是哲学。

“还有别的。除了往世书所宣扬的古老价值观念外，我父亲也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念——主要是甘地的。在印度，甘地主义几乎是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不过算是健康的一种。它所宣扬的其实是古老的价值理念，不过却用看似现代、非常面向群众的方式包装起来。原来的古老价值理念有知性的外表，也确实偏重知性，因此跟群众之间有隔阂。甘地找到了办法，把古老的真理变得很简单。我在成长过程中听了不少那些甘地式的口号。譬如，‘多做少说’。

“我自己的家里维持了婆罗门的价值取向，但我也经历了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从热房间到冷房间的转变。只是这一次的转变不同于以往。没人会问我，‘你为什么穿长裤’或者‘你是不是吃婆罗门做的食物’。不过，和我父亲在他的政府职位上一样，我没有社会群体的支撑。可以这么说，我必须靠自己破门而入。”

“你为什么选择科学？”

“环境以及当时的价值取向。第三个因素是神秘感。”

“神秘？”

“那是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所有宗教都充满了奇迹。神秘的东西吸引人，而科学有那种神秘性。我下意识里感受到了那种神秘。你把两种化学物质混合起来，颜色就变了——这是最单纯的神秘。或者，制造像电风扇那样的机器——电风扇似乎不需要什么原动力就能运转起来。

“比起我父亲从他父亲的时代走过来的转变，我的转变还多了一个层次。我对事物的看法比我父亲开明。由于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我大概会变得经常质疑。我对仪式不那么熟悉。我父亲学到了一部分他父亲所了解的东西，我只学到一部分我父亲了解的仪式。

“一直到十五六岁，我都是在亲密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那个年纪正是你开始学习仪式的时候，因为在某个年龄以下你不能做某些仪式。譬如说，有些仪式只有结了婚的男人可以做。但是，我在那个年纪离了家，每年只回去几天。因此，仪式方面的东西我错过了不少，现在我对仪式也不是完全相信。

“我不做仪式，但我会怀念它们。我是在仪式中长大的，我对它们并不陌生。如果有人告诉我不可以吃拉甲西克食物——蛋或什么的——我不会觉得奇怪。跟现代营养学家不一样，我了解别人为什么会那么说。至于在哲学方面，我父亲所做的事，我做得更多。跟他比起来，我接触了更多印度哲学及其他哲学流派。我父亲从基本的吠陀哲学扩展到更广泛的印度哲学，我从印度哲学扩展到更为世界性的取向。”

我说：“以你的学术取向，你对印度教的真正了解可能比你祖父还多。”

普拉瓦斯说：“或许我更能用西方的词汇来解释它，但我不敢说我懂得比我祖父多。

“变迁是持续的过程。在一个时代期间，你只看得出一次变迁，因为一旦你看出变迁，变迁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因此，在过去五十年之间，我只看到两次变迁，不过它们是巨变，因为那是一段持续过程中的两三个高潮。下一次巨变将发生在我儿子那一代。转变必须历经一段时日，对越往后的时代，转变的过程历时越久。

“我儿子会在许多方面经历环境的巨大变迁。家庭、学校环境、就业市场，所有这些方面。我在还多少注重仪式的环境中长大，在我儿子的环境中仪式将不再重要。不过，纵使我儿子在仪式方面失去了更多，他还是不会完全失去根，他可以在同侪群体中找到生根的土壤。会有许多人跟他一样，整个社会正朝着那方向移动。

“在我这一代里，有些人知道我所谈到的食物禁忌等，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过去有、现在也还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在日常环境里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过分依附以往所强调的根，你可能会没有根，变得像化石。至少在形式上，至少在风格上，你必须随着新潮流走，寻找新的根。越来越多印度人正在这样做。在一个时代之间，风格就会变成实质。你为了随波逐流而做的事——例如，对我父亲来说，穿长裤这件事——到了下一代就变成天经地义了。”

我想，他所谈的变迁可能在某方面类似于一两个时代之前发生在特立尼达印度社群的变迁。那社群是我的祖父辈移植过来的乡村印度，一个看似完整的世界，拥有它自己的语言、仪式和社会组织：一个在新世界的环境里——甚至早在我的童年时代——已经开始瓦解的印度。首先，语言消失，接着，人们不再重视和需要仪式（虽然人们早已不了解仪式的意义，仪式还是照常举行），最后只剩下群体意识、家庭和宗教关系，以及一个含糊的关于印度的印象——这个印象中的印度跟我们祖先大致上移植过来的印度非常不同（更有历史性，更加政治化）。

普拉瓦斯说：“对你来说，那变迁并没有颠覆性。”

我注意到“颠覆性”这一字眼。

他说：“那变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在的。在这里，变迁是渐进的。我四周都看得到变迁——我父亲、我弟弟、每个人都在转变。我已经分辨不出什么是新事物了。”

此外（如果把普拉瓦斯的话进一步引申），印度的新时代与我们在远方的移民社群之间还有另一个基本差异。对脱离了印度土壤的社群的人来说，印度教神学变得深奥难懂（就像对先前受到印度教影响的东南亚地区的人，它也已经变得深奥难懂）。当时，许多人对这宗教信仰并没有全心投入，许多人完全抛弃了它。那是一个更为整体的文化流失的一部分，而那文化流失使许多人对自己的定位缺乏明确的认识。但无论宗教仪式多么乏人问津，无论外表改变多少，那种情况都不会在印度发生。

普拉瓦斯说：“有一些基本原则将会留存下来。在个别行为方面——吃饭、睡觉等等——大家对细节都不会在意了。这些都会消失。但在集体记忆里，有一些河流将源源不绝。信仰以及信仰的表达方式是这些基本河流之一，尽管相关的细节会变得模糊。

“最近，电视上播出了根据《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史诗拍成的连续剧。班加罗尔的大多数市井小民都没有实际读过这些史诗，他们没读过这些史诗的原文、英文版或任何文字的版本。这些史诗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反正它们就在那里。他们会知道主要角色和故事大纲，但他们不会知道详情，不会知道故事中的次要角色。不过，电视连续剧还是轰动一时。”

如今，普拉瓦斯必须面对现代印度生活的一切挫折。从他的描述中听起来，这些挫折类似外国访客所遭遇的挫折：搭飞机或火车的困难；拥挤危险的都市街道，恶臭的废气，连处理简单事情、解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毕竟，工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问题易于应付——也是困难重重。

普拉瓦斯说：“有时甚至我自己也会感到绝望。要不是性格不合，恐怕我早就找上黑道了。”找黑道来摆平一些人，办好一些事。“在印度的街头可没有人遵守规矩。”那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普拉瓦斯骑小轮摩托车，他来见我的时候，总是像航天员那样戴着大头盔抵达。“你觉得有点像身处丛林，这可能影响你对更多事情的看法。这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实际上，生产力因此降低了。我的生产力远低于应该达到的程度。社会中的摩擦就跟机器里的一样。”

我想起他的祖父，东部小国君主的五到十个祭司之一。他赖以为生的东西极少，如果国王不再施予恩宠，只有那块种些自用作物的土地能让他不至于一贫如洗。他没有其他技能——在当时，那个小国家并不需要太多技能。那是个无常的世界，变化可能突然发生，让人承受不了。那就像一再被这支那支军队侵占的印度，那是纪念性建筑未得完工、白耗精力以至于看不出什么系统性成果的印度。那也是一片丛林。普拉瓦斯祖父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从未见过我祖父，我父亲十二三岁时他就过世了。我对他的世界没有任何记忆，不过我可以把它重建起来。他活在静止不变的社会里，他跟他的父亲或祖父没有什么差别。因此，纵使有摩擦，他也不会发觉，因为他没有摩托车。”

摩托车——普拉瓦斯先前谈到班加罗尔的交通以及他的小轮摩托。我喜欢这个比喻：它让人得以了解一成不变的往昔。

我开始想着，或许普拉瓦斯所谈到的挫折有不少源于历史，或许它们源自印度人的卑微期许——和甘地提倡使用手工织品所根据的理念一样，印度人这种近乎宗教式的观点认为一个如此贫穷的国家只有一点点需求。我想着，或许甚至在今天的印度，人们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态，认为粗劣的事物也得接受：这是穷者近神那套观念的延伸，那套古老的宗教政治态度认为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乃是错误、徒劳且冒犯神祇（以及统治者）的行径。像我先前问过苏婆罗门尼安一样，我向普拉瓦斯问起，在他成长过程中，印度货品的粗劣对他有什么心理上的影响。

他说：“在我成长的年头里没有太多可以拿来做比较的，我可能看过我祖父的手表，但当时我从未见过印度产的手表，因此无从比较。所以，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我长大时并没有见过太多进口产品。我们使用的东西都是当地生产的，要不然就付之阙如。我们使用许多印度的手工产品——金属盘子而不是瓷器，金属盘子已经制造了好几千年。早在我出生之前，就有人制造纺织品了。因此，地方产品就足够满足基本需求了。而且，你小的时候，需求也会很少。”

对于目前所见印度产品的粗劣，他看得很开。“跟当前其他地方的产品比起来，它们算是差劲的。但若跟五十年前我们所用的那些不像话的东西比起来，它们可就有点模样了。这只表示我们起步得晚。五十年前的日本产品也是粗劣的。”

新世界真是新得很：对一些人来说，它从他们祖父的时代开始，对大部分人则是从他们父亲的时代开始的。而且，人们的移动范围那么大、速度那么快，因此许多在社会中活跃的人都有成功的故事可以谈——有时候是他们自己的，有时候是他们家人的。

我认识了卡拉。她出身泰米尔的婆罗门家族，目前替一个大机构做公关工作。她二十几岁，未婚。她工作勤劳、有条理，大家都知道她办事认真。她态度严肃、沉着，举止很有教养。但是，我对印度所知有限，特别是对她出身的南部婆罗门认识不多，也就无法猜测她的出身背景。

后来有一天，在午餐时，仿佛讲童话似的，她说她外祖父是白手起家，小时候穷得必须就着路灯读书。

（不是很多其他人据说都有同样的出身吗？不是某个地方也有另一个非常穷的男孩——没有纸笔，没有写字板——必须用一块木炭在铲子背面上做算术题吗？我把卡拉的故事当作一则虚构的传奇。可是，数周后一个晚上，我果真在马德拉斯一个婆罗门小“移民区”里看到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本书坐在路灯下。路灯的光线太微弱，无法就着看书，但那婆罗门男孩拿着书盘腿坐在那里：那模样叫你知道，他想上进，要奋斗，有自制力，他正做着他和他父母听人谈到的好事情。）

我向卡拉问起她那位祖先的名字。那是一个王国高级官员的名字，是在独立前的印度很有名的名字。那个就着路灯读书的男孩后来获得了权力和财富。

从卡拉的举止中，我可以料到她的出身背景中有那样一位外祖父。我料不到的是——其实，只要稍加思索，便不会觉得这跟她的婆罗门出身有任何出入——她的娘家祖先中有一位遁世者，一位弃绝尘世的苦行者，在贝那拉斯[15]的河堤台阶上，在恒河畔的火葬柴堆和寺庙之间冥想。

卡拉的气质确实呈现出这些旧印度的遗风。她也知道她置身于普拉瓦斯所谈到的那股摆脱旧印度的潮流中，但她对此并没有像普拉瓦斯那样分析性的认知。当卡拉有点执迷地回想她的家族历史时，她想到的是她母亲：她母亲被卷入那股前进的潮流，陷在时代之间，生命被搅乱了。

卡拉对那则关于她外祖父在路灯下读书的故事可看得很认真。她在九岁或十岁时从母亲口中听到那个故事，后来又从外祖父那边听到了更多细节。她以她那严肃的口气说：“每当停电、灯光熄灭让人感到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这个家中没有半盏电灯的男孩。”男孩家中大概真的没有电灯。“这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马德拉斯。他父母把他送到马德拉斯的祖母家里住。”虽然卡拉没说，我想这应该就是许多人的故事中所提到的移居到都市的婆罗门的一部分。在马德拉斯，卡拉的外祖父住在一间重要寺庙附近的婆罗门区域。

“我外祖父告诉过我，他每天晚上都得在寺庙等着拿‘parsad’，也就是献祭的食物供品。那些供品是他的晚餐，也是他祖母的晚餐。最近我们到那间寺庙走了一趟，那是马德拉斯两间著名古庙之一，卡帕列西瓦尔寺庙。我外祖父向我指出一座狮子石雕，他说当年他经常靠或坐在石雕上，等着晚间礼拜结束后拿供品回家。庙里的祭司常骂他：‘礼拜仪式还在进行，你连好好站着都不行吗？’这一回，他年纪大了再回去，祭司就站在庙外迎接他了。

“他在马德拉斯读完中学后，到班加罗尔来准备上大学。他住在亲戚家里，自己拿到了大学入学许可。”真有意思，关于昔日的故事一再出现这个情节：没有父母或成人的帮助，小孩自己设法进了学校。“上大学的时候，他娶了我外祖母。如果我没记错，那时他十几岁，我外祖母才十一岁。当年，小孩子结婚后都住在父母亲家里，直到长大成年。我可得告诉你，就我亲眼所见，我外祖父母是一对深深相爱的夫妻。我向外祖父问过他婚姻早期的情况，他告诉我，有时候大学下课后他会到市场去为家里买些东西，包括偶尔为我外祖母——也就是他妻子——买些珠子和彩线。

“那个十一岁新娘的父亲，就是我告诉过你的那位遁世者。他小时候就在贝那拉斯做遁世者了。据说，后来成为他岳父的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个远在贝那拉斯的遁世者——贝那拉斯离这里有好几百英里远——并且听人说这个遁世者命中注定要跟他女儿结婚。”遁世者是弃绝尘世的，他们没有家，也不结婚。因此，这个关于遁世者命中注定要跟某人结婚的念头真是奇怪。

卡拉说：“他们——成为遁世者岳父母的人——应该是笃信宗教的人。他们应该找过占卜之人，替女儿算了命。于是，那家的父亲就亲自或差人前往贝那拉斯，去寻找出现在他女儿命盘里的那个小遁世者。他们到了贝那拉斯，在所有圣人之间寻找，终于找到了他。他们向他提亲，但他坚决不肯，他还不想重回尘世。于是他们无功而返。后来发生了种种事，他们再次前往贝那拉斯，跟小遁世者说了些话，终于说服他放弃苦行生活，离开贝那拉斯来到这里成婚。婚后不久，遁世者的妻子发生了意外，眼睛开始失明。她结婚时是十六岁。”

“星相家没算到那次意外？”

卡拉说：“我可不知道。”她听来的这故事像是神话：其中充满神奇的经过，但也有漏洞。

“你有没有听说遁世者在妻子失明之后说了什么？”

“没人提过遁世者的反应。”

“他靠什么过日子？”

“遁世者在帕拉尼当祭司，后来又在那里当上了高官。帕拉尼有著名的寺庙，供奉的神是湿婆的一个化身。我几乎每年都跟母亲去一趟。她信赖那间寺庙。”

“那是什么意思？”

“她相信那寺庙的灵力。”

“你信吗？”

“我爱我母亲，而且我相信她。我母亲跟她外祖母——就是那位还俗的遁世者的妻子——很亲近，而且，我相信家中的人对帕拉尼的寺庙应该都有某种特殊的感情。虽然我每年都跟母亲去一次，那寺庙对我倒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我自己不是那么笃信宗教。

“帕拉尼的寺庙很有钱。一些别的寺庙更有钱，但帕拉尼那座寺庙算是挺有钱了，许多人前去朝拜。寺庙的财富来自它们所拥有的土地，以及信徒的捐献。南部最富有的寺庙之一位于提鲁帕提。关于这所寺庙有一则故事。那寺庙供奉的神斯里尼瓦萨向财富之神库贝拉借了一大笔钱。吉祥天女拉克希米会赠予财富，库贝拉却占有或存积财富，抑或把财富借贷出去。提鲁帕提寺庙的故事说，寺庙供奉的神斯里尼瓦萨把大家捐的钱存起来，准备还他欠库贝拉的债。许多人相信这故事以及这位神。庙里有一个大‘hundi’，就是大布袋，大家可以把钱丢进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人丢——黄金、银子、钻石。我相信曾经有人把左轮手枪和沾血的刀子丢进去，希望他们用那些武器所犯下的罪能得到宽恕。我还听说，最大笔的献金来自违法取得那些钱的人。帕拉尼寺庙得到的献金比提鲁帕提寺庙少得多，但还是有的。”

“遁世者就变得有权势了？”

“我的印象是他很圣洁，对权势一类的东西没有兴趣。他女儿——我外祖母——还很年轻时他就过世了。当时她大约十四岁，已经结婚了，但还住在娘家。那是风俗。在他死前，遁世者曾经告诉妻子说：‘万一你必须依靠什么人，就到我们大女婿的家里住。’因此，我外祖母就搬到她丈夫家里，也就是我外祖父家里，而她那边的家人也全跟着搬过去。”

“那桩婚事是如何决定的——你外祖父和外祖母自己决定的？”

“我们属于泰米尔婆罗门中一个很小的分支，我猜那年头人们比较看重种姓分支吧。可能每个人都有远亲关系。大家会记录下来，或者记住、注意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什么人是什么人的表亲的岳母之类的。这种对家族关系的重视到现在还残留着，人们仍然知道远亲的关系。我可就不懂这其中的道理了。”

但卡拉可以靠自己过日子。她受过教育，她有工作，她可以来去自如。如果在五十年前，她根本找不到工作，她目前所做的公关工作根本不存在，甚至连她上班的那种公司可能也不存在。五十年前，人们的想法和感觉应该不同，家族观念是有帮助的。

卡拉说：“也许两个时代以前这个世界不像现在那么让人觉得小。

“大学毕业后，我外祖父通过一项考试，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他的职位逐渐高升。他是很有干劲的人，人们称赞他的大胆和诚实。他出了好几次国。”

卡拉就是这样讲故事的。她慢慢诉说外祖父的童年和就着路灯读书那段，然后突然急转到功成名就的部分。这几乎证实了普拉瓦斯的话，即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人们被卷入潮流，然后被带到较高的位置。

“他一生总共有九个孩子。他母亲跟他住在一起，还有他岳母和小姨子。全家只有我外祖父一个人有收入。他的钱不多，但每个小孩都去学了骑马、游泳、音乐，他们也常去远足。我确信这是他在政府中长期服务的结果。

“对我，这完全像是一则故事。我去过外祖父家里，那边可没有马和马厩，也看不到有人在游泳。我还听说，当他在一个王国任职的时候，他们一家曾住在王宫里。宫中花园里有孔雀。这些故事都是真的。不过，那是不同的时代。我不会怀旧，我只觉得那应该是个值得造访的地方。

“到了我外祖父住在王宫里的时候，我母亲已经结婚了。因此她并没有住在王宫里，只是去做客。她曾经带着小女儿搭乘快艇，当时女婴大约只有一个月大。她说她知道婴儿不会记得这件事，但是她要跟女儿分享她所知道的一切。”

虽然卡拉没有这么说，我想那一个月大的婴儿大概就是她自己。

“故事中关于我母亲婚姻的这部分是最令人悲痛的一段，谈起它让我很难受。我母亲上的是英国学校。她各方面表现都很好——音乐、运动、课业。她很大胆、很有自信。”值得注意的是，卡拉对大胆一再加以强调和赞许。“她想做许多事，她觉得应该当医生。她喜欢上学，想多学些东西。实际上，她可以说还只是个小孩。她那时读了不少东西，不少英文小说。她根本没想过结婚的事。她是个小孩，一个女学生，几乎像是个英国女学生。”一向沉着严肃的卡拉现在近乎泪水盈眶了。“她说她小时候不是很漂亮，我可知道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她十四岁时结了婚，那是她没办法左右的事。她说她但愿别人能让她自己管自己的事。她很苦恼，她哥哥和几个表兄弟也很苦恼。那几个男孩告诉她，说她可以离家出走——而且他们会照顾她。”

“那婚事是谁的主意？”

“她父亲的主意，我外祖父的主意。”

“你有没有跟他谈过这件事？”

“没有。”

“为什么？你跟他熟啊。”

“我跟他很熟。但他现在已经跟当年不一样了，我相信如果那时候他是现在的样子，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我母亲那时读十年级。对于这件事，我没有问她太多问题。我觉得太痛苦，而且，现在坐在这里，我也不能改变什么了。也许，我不想知道更多只是出于我自己的胆怯。她在学校读完书——婚后，她还在学校待了几个月。最后那几个月她处境很尴尬。大家总问她是不是结婚了——她的许多朋友是英国或英印混血女孩，她们都比她大了好几岁。她们之中许多有男朋友，那时班加罗尔有不少英国兵。那是一九四六年。”

在这则到目前为止仿佛是古老传说的故事里出现一九四六年的真实世界令人觉得不安：一九四六年，英国人还在印度，还在班加罗尔的那个驻扎区，但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加尔各答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严重冲突暴动也即将发生。

我说：“那一年在我听来距离现在还相当近，毛姆[16]的《刀锋》——那本关于遁世者及追求自我实现的小说——才出版了一年左右。”

卡拉说：“那本书她很喜欢，她继续读了不少书。本不该有那场婚姻，”卡拉谨慎地用克制的口气说，“他们应该让她随性发展，要是那样，她会是个伟大得多的女人。”

“你母亲没跟她父亲说婚后她在学校很尴尬？”

“我想我母亲不会告诉她父亲这个。

“谈起接下来的这段我也觉得难受。她不能再上学读书了。婚后几年，她根本就是奴隶，为丈夫的大家庭做苦工。都是些体力活，洗衣刷锅之类的。她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行动自由。她不能按照自己的安排回娘家探望亲人。她没有权利决定如何过日子，事情总是由别人替她做主。”

“你父亲对这一切怎么看？”

“我父亲是个安静、随和、温文的人。他家的事都是由年纪大的女人决定的。”

“你外祖父很有地位，怎么会把女儿嫁到这种人家？”

“他们一家声望很好，他们是贵族家庭，别人把他们看作慈善人士。他们大概说一套做一套吧。那家的女人有许多参加了公益组织。她们所受的正规教育比她们允许我母亲接受的程度高得多。这些都是出于双重标准，出于麻木和一点残酷。”

残酷，没错，那是印度家庭生活的必然结局。家族提供了保护和归属，让人不会陷于空虚，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国家，是个不让人好受的地方，其中充满政治，充满憎恨、分分合合和道德指控。我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所见识的就是这种家庭生活：这让我很早就了解了世事之道，明白何为残酷。这让我——我猜想卡拉也是一样——渴望另一种生活，一种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孤独或不那么喧闹的生活。

不过，我不认为卡拉提到的双重标准是恰当的说法。印度教徒的家庭生活中充斥着种种仪式。就像人生的每个新阶段都需要举行仪式，每个人在有生之年的不同时期也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婆婆有责任管束幼小的媳妇，教导那些天真淘气的女孩担起生儿育女、料理家务的新职务，要她们养成顺从的新习惯，教她们对真实世界的苦与泪采取近乎逆来顺受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沿袭中，婆婆要把她们自己做媳妇时所经历的生活和所接受的观念转移到媳妇身上。对幼小的媳妇施以这样的训练被认为是婆婆的德行，至于手段的残酷，无论是多么刻意和多么恣意，都会被看作只是生命本身之残酷的一部分罢了。那家的妇女从事公益活动时，对象应该都是低了好几个阶层、境况悲惨了好几倍的人。她们会有从事公益活动的愿望，也应该是因为她们先被灌输了家庭妇德的观念。至于双重标准，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卡拉目前所处的世界的概念。

卡拉说：“我母亲对这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她只是一个媳妇，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或要出游，她总是最后被想到的人。车子里没有她的位置。她也还只是个小孩子，其他人都比她大得多。她有时还会挨打。”这话题让卡拉太痛苦。“她婆婆和丈夫都会打她。她一结婚，突然之间，别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要她变成大人。”

“你有没有跟你父亲那边的家人谈过这些？”

她没有。“等我知道这些事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老了许多，再去挑起口角也没有用了。那种日子持续了五年。”

“你外祖父是很有尊严和名誉的人，他没为女儿做点什么？”

“对印度教徒来说，父母是不应该过问女儿出嫁后的遭遇的。他们并非不知情，只是不该过问。换作今天，他们就会过问了。

“在那五年里，我母亲跟我父亲谈了不少。她向我父亲倾诉，最后他们决定不在那所宅子里住下去了。我父亲向尼尔吉里丘陵[17]的一座茶叶种植园求职。他得到那份工作，他们搬了过去。

“我在那里长大，直到进入寄宿学校。那是一座有殖民风情的优美城镇。我所看到的只是殖民时代的遗风，譬如基督教文化和派对。在那里，你要信什么宗教都没关系。那边看不到定居的英国人，倒是有不少英印混血儿。房屋建筑风格属于殖民时代——高天花板、木头地板、大花园、门廊、离开主屋有一段距离的仆役房舍等等。住在那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对卡拉母亲来说，住在那房子里的日子也可能是她在五六年前被迫结束的修道院生活的翻版和重现。

“你们在尼尔吉里丘陵才开始感到幸福？”

“大概吧。但伤痕如今还在，还会觉得丧失了什么。那完全是可怕的浪费，一个没人看重的女人的潜力就那样浪费了。我现在很珍惜自由。我母亲一直告诉我教育及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你还没结婚？”

“我不反对婚姻制度，但结婚不是我的目标。”

“你母亲为这个操心吗？”

“她希望我结婚，但没有特定的时限。她要我过得快乐。我觉得，跟她所经历的比起来，我所遭受的一切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她还是她在两三次会面中所告诉我的故事的一部分。谈着这些往事时，她充满了情绪，看不出我觉得我自己看得到的历史进步。另一天她说：“我倒是会想到每一个相关的人，有时候我会想知道他们在某些时刻的真正感觉。我想他们都很有勇气，每个人在进行他所做的转变时都表现了某种勇气。如果面临困境，不知道我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勇气。”

“我想我们都无法真正明白我们祖父母们的想法和感受。”

卡拉说：“他们所处的世界实在很不同。”

卜拉卡希是非国大党执政的卡纳塔克邦政府中的一名部长，他请我在一个星期天共进早餐。部长官邸就在旅馆附近。戴维亚先过来，然后跟我一同步行到部长那里。

我们可要小心步履，在破裂或没有铺设好的小径上慢慢前进。平坦或完全铺设好的小路并不是印度的基本需求，印度城市的街道常常像是在尘土堆中弯来弯去、崎岖不平、东补西补的柏油路，而且充斥被丢弃到街上而不会被清理的东西，譬如沙子、石头、湿或干的垃圾等等：总之，一切看起来都有待完成，没有路缘石，没有围墙，什么都是进行到一半的样子——完成了一半，或是完蛋了一半。

戴维亚和我很想边走边谈，但那可有点困难。我们一直被汽车及小型摩托车所排出的污黑废气熏着。这些机动车所扬起的尘埃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落定，因此我们也走在一片尘埃中。等抵达部长官邸，我们已经成为班加罗尔街景的一部分，皮肤、衣服、鞋子、头发和眼镜上都沾满了灰尘和烟渣。

这次早餐之约让你见识到政治人物生活的一面：气氛像是专业工艺展览会场，场面充满戏剧性，步调带有美国式的匆忙。事实上，这一大早正是部长及重要政治人物非常忙碌的时刻。有事来请托的人（他们自己对这场合也有一番戏剧性的编排）摸黑起床做准备，天一亮就上路来到大人物的家门口等候——就像在古罗马，平民每天早上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贵族主子的家，加入那边的人群，以此彰显大人物的荣耀。古代罗马如此这般，当今班加罗尔也是一样：一个人的地位越显赫，他门口的人就越多。

卜拉卡希的求见者倒不算很多。他的声誉相对不那么浮夸，大家认为他是个有教养、够称职的部长，一个精明而认真的政治人物，但也能保持超然立场——总之，在印度各邦的政界算是有点特立独行的人物。

他住在卡纳塔克邦政府为部长所盖的官邸。这些房子靠在一起，自成一个地段或园区。它们是两层楼混凝土建筑，漆成淡赭色，占地颇广。卜拉卡希的屋外并没有我在别人屋外所见到的大批人群，不过来求见请托的人——他们耐心等着，几乎一动也不动——也还算多，足以显示他的重要性。院子里停了几辆车，还有一些安全人员。停泊在那里的车子令人想到特权：看起来，车主似乎可以轻易见到部长。

那个星期天早晨，戴维亚和我属于那类访客。我们也没说什么，但似乎大家都知道这点；于是，虽然我们一路走来全身脏兮兮，求见者还是见到我们就后退，在中间让出一条通往卜拉卡希官邸前门的小路。从外面看，那栋房子也不过就是一座房子。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走过几间污秽的有点官厅模样的房间，它们可能是某个政府部门常用的办公场所，也看似配置了政府职员。然后，我们来到一间比较属于私人范围的客厅。虽然比较私人化，但还是有官厅的气氛，房间中央有张矮桌，桌子四周有不少低扶手椅。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两排互相交叠的当天报纸——都是平平整整、刚刚送到、尚未翻阅的，每份报纸只看得到报头。有些报头的文字是英语或印地语，其他的则是方言。

一如向来的作风，卜拉卡希并没有让我们等候。几乎在有人去向他通报我们已经抵达之际，也在我有时间拿起一份报纸之前，他就从一间内室出来迎接我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身材瘦小，动作敏捷，神态自信，而且看来有点风趣。他立刻把我们迎到隔壁的餐厅——房子的这一部分可就相当私人了，其气氛甚至跟客厅大为不同，从大餐桌的摆设看得出这将是一顿非常讲究的印度式早餐。我们才坐定，穿了一袭新换的蓝色莎丽的卜拉卡希夫人就出来上菜：亲手为丈夫上菜是保守派印度教徒妻子必须做的事情——这是一项义务，但以她丈夫的身份来说，如今也是一项稀有的荣幸。她可以如此贴近部长，如此服侍部长，这不知令多少在外边等候的人羡慕不已，不知有多少人会认为她很有福气。

我向部长问起那天早上来求见的人，那些在前门外等候、以为我们的地位高高在上而让路的人。卜拉卡希说，那些人中最重要的是一位政府雇用的乡村财务人员，他被控从他负责征收的土地税款中侵占了五千卢比（大约两百英镑）。这个人已经被停职。那天早上，他从两百英里外坐了一整夜车来见部长。卜拉卡希跟他谈了七八分钟。那个人说他已经把五千卢比归还了，希望卜拉卡希帮他复职。卜拉卡希回答说他无能为力，部里的调查必须进行下去。事情就这么了结了：经过两百英里的夜行、部长官邸门外的晨间等候以及七八分钟的接见，那位乡村财务官员也只能搭车回他的村落去。

卜拉卡希的妻子不断端出一小盘又一小盘配菜，同时从已经摆在桌上的大盘里为我们添菜。她不时端出刚出炉、热腾腾、酥脆又膨松的普里面包。

卜拉卡希一边用手指优雅地吃着，一边说：“那家伙这下子会告到高等法院——等部里的调查结束之后。”

我说：“那么他的饭碗就有保障了？”

卜拉卡希说：“如果高等法院认为部里的调查在程序上存在漏洞……”

“十之八九会有。”戴维亚说。他也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吃着。

卜拉卡希说：“如果确实在哪项程序上有漏洞，他会复职，并且拿回停发的薪水。在停职期间——他被停职了——他可以拿到一份基本生活费，数目是薪水的百分之七十五。”

我说：“他这类人有什么样的出身背景？”

卜拉卡希说：“这类人通常是农民或民间工匠的儿子。他在政府工作的薪水大约是一千两百卢比。”相当于四十八英镑左右。“那就是为什么村里每个人都想在政府里谋职——除非他们拥有不错的土地。如果他败诉了，将会一无所有，必须回去务农维生。”

我们所谈的那个人三十六岁，有三个小孩。他来找卜拉卡希是因为他住在卜拉卡希的选区。那是在贝勒里区域内，而那边的农耕条件显然很不好。在卡纳塔克邦，贝勒里被称作“炎热地带”，夏季气温高达四十一摄氏度。

卜拉卡希说：“他那五千卢比可能是在一两年间逐步侵占的。有人到他那里缴土地税，他反而吞了钱。数目不大，一次二十五卢比左右吧。他在收据上做假。后来，有位上级官员不明白为什么这边那边的农民没有纳税。他做了些简单的调查，看到了假收据，那个笨蛋就被逮了个正着。”

戴维亚说：“他可能还会觉得不公平，因为他周围有那么多职位比他高的人也在贪污，却安然无事。”

我问卜拉卡希：“那个人有没有趴在地上抱着你的腿？”

卜拉卡希以诙谐的口吻说：“他可能在被逮到之后的第一个晚上哭过，但一年后他已经看开了。”

我喜欢“看开”这字眼。在卜拉卡希尚未从政、过着真实或平民的生活时，他是一名乡下律师，他了解他所接触的人。

“现在他可变得听天由命了。他会谈起‘业’，命运。印度教徒就是这样。”

“如今他村里的人会不会瞧不起或排斥他？”

“以他的阶层来说，别人不会在意那种偷窃。我想他们对那件事根本一无所知。印度的上层阶级把偷窃看作理所当然，只有中产阶级还遵守这方面的价值标准，会为偷窃和贪污担心。这是社会的本质造成的，到处都是如此。在遴选会议中有人会跳起来说：‘抱歉，我不能面试下一位人选，因为他是我的小舅子。你们要让我回避。’做得完全正确，但这也向评审小组透露出那名人选是你的小舅子的信息。”

他打断这话题，端起一盘配菜说：“这屋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政府供应的，包括每一个杯子、每一个盘子。一个人怎会不想过这种生活？”他指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像我刚才说的，这是社会的本质。过去，大公向老百姓征收土地税。但除此之外，人民还会进贡礼物——黄金、装饰品、水果、椰子等等。他们会把礼物装在盘子里，依照送礼者的地位高低，盘子会用黄铜，或是纯银制作。现在的大公就是部长，甘地夫人是女大公。

“用金钱换取神的保佑也是旧传统的新翻版。在这方面，拜神的祭品也有不同的等级。有些人只用一个椰子拜神。你知不知道提鲁帕提那间庙宇的故事？”

那就是卡拉告诉我的故事。

卜拉卡希说：“你在那里捐钱，帮助范卡铁希瓦拉大神偿还他欠库贝拉的债。他是为了结婚而借钱的。”

卡拉没有提到最后那个细节。或许就是这样细节加上细节，复杂的神话故事便在这里人们的心中发展了出来。

然后，我们结束早餐，起身前往邦政府招待所。卜拉卡希认为我们在那边更有隐私，不会被求见者烦扰。

新的一批人在前门外等着。一个微笑的瘦小男子只着拖鞋，却整整齐齐穿着棕色紧裤和一件干净的有方格图案的淡褐金黄两色的人造纤维衬衫。他是一名司机，很想在政府里找个工作。他并没有失业，但目前的雇主是私人公司，而那边的薪水比不上公家。卜拉卡希在几个月前帮他写了封推荐信，但他尚未谋得政府工作，因此，这天早上他又来向卜拉卡希抱怨和请求。

就像王室成员走在恭迎的群众中跟几个人交谈一两句那样，卜拉卡希走在早餐时刻的请托者当中——倒不完全像王室成员，反而更像教学医院病房里的医科教授——也跟几个人谈了一些话。但是，那些表面上对请托者所说的话，其实是说给戴维亚和我听的，是有关请托者的话，他说那些话的神态就仿佛请托者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仿佛戴维亚和我是巡视病房的医科学生，而我们的教授卜拉卡希谈的是那些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或四肢扎着绷带、用吊带及滑轮吊着的病患。

有个人看起来倒真的像病人。他出示一张脏兮兮、皱巴巴、用当地坎纳达语[18]书写的官方文件，其内容大概是说——卜拉卡希知道这个人，那天较早时已经见过他——他太太是班加罗尔某家医院里的癌症患者。这个人说他到班加罗尔来送太太住院，现在他要回村里去，但身上没有半毛钱。他要四十二卢比买汽车票。

这男子看起来憔悴得不得了。他瘦巴巴的，一副饿得半死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用某种商业麻布袋做成的破旧长衫，布面上的商品说明尚未完全洗掉。他的鼻梁上端擦破了，露出红色肌肉。他还抱着一名婴儿，手拿一只奶瓶。

我们一走到可以让他俯身触及的距离内，这个一手抱着婴儿的男子就忽地弯下身子，用另一只手抓住卜拉卡希的脚，毕恭毕敬得有点离谱——在迅速弯身时，他还不忘先把奶瓶竖直放在卜拉卡希屋外的水泥地上——卜拉卡希作势要这个可怜的人起身。他站了起来，又弯身去拿起奶瓶，逗弄一下受惊的婴儿，把奶瓶嘴塞进婴儿口中，以狂乱的眼神瞪着卜拉卡希。卜拉卡希看着这个人，倒不是真的回瞪过去，而是眼光带着几分社交或学院式的冷漠；然后他针对这个人的境况向戴维亚和我来了一段解说——他一边说着，一边似乎在打量这个人。

卜拉卡希说，住院病人的配偶可以在医院里陪病人，这是法令的明文规定。如果这男子说他要回家的车费，那是他自己要放弃这项权益。那天早上这个男子可能到处找过部长及其他人。虽然卜拉卡希不能确定这个男子是在说实话，但他那天早上已经交代过手下给他几个卢比。

“如果他拿到买车票的四十二卢比，”戴维亚说，“他大概也会坐霸王车。”

他提出需求的方式太激烈，或许也太像演戏，婴儿、奶瓶、布袋做的长衫等都是道具。但是，这个眼神狂乱的男人看来却真的凄惨落魄，确实有病而且虚弱。

卜拉卡希很冷静。仿佛表示演说即将结束，他一边把我们引向他的车，一边说这类人并不属于传统中以乞讨为生的群体或种姓。他们干起这行是出于偶然，或是源自模仿，或是受到鼓励，他们没料到效果竟然那么好。然后，卜拉卡希用押韵的辞藻加上一句：“他们食髓知味，也如鱼得水。”

（卜拉卡希说对了。一个多礼拜后，当戴维亚和我跟一位邦议员在他的议会会馆房间里交谈时，这个可怜人又出现了，也是抱着婴儿，拿着奶瓶，但没有穿那件布袋做的长衫，没有带来那张看似官方所发、显示他太太住在肿瘤医院的文件。议员助理立刻把他赶走，他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这一次，他的眼神不像在卜拉卡希官邸时那么狂乱，他鼻子上的擦伤已经开始愈合，而且他看起来精神出奇饱满。如同在卜拉卡希官邸时那样，他小心翼翼抱着婴儿，或许他是用什么做抵押借用这个婴儿的。）

我们搭乘卜拉卡希的车，一路经过满是灰尘的街道前往邦政府招待所。在家里是部长，在这里也是部长：他一出现，大家就忙了起来。我开始意识到他的权力之大，开始逐渐用卜拉卡希的眼光来看卡纳塔克邦——虽然招待人员提供给我们做私下交谈的房间只是简单的招待所卧室，里面尿味扑鼻，仅有的一张桌子低得我没法在上面写东西。

我们前往招待所的主屋。这是一栋坐落在黄褐色庭院中央的石砌大建筑。我们在二楼的宽阔阳台坐定后，我向卜拉卡希问起印度政治权力方面的问题。政治权力是怎么得到的？需要什么条件？

他说，种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人必须属于合适的种姓才能谋求公职或以从政为业。也就是说，他必须属于所在地区的优势种姓。当然，他还必须得到所属种姓的支持。换句话说，他在社群中要有些分量，人际关系不错而且知名度高。由于单靠一个种姓的选票通常无法当选，候选人也需要政党，他必须靠政党去争取其他种姓的选票。就此而言，印度那整套以政党及选举为中心的议会政治是有道理的。它助长了合作及妥协，印度种姓及社群繁多的情况正好可以促成某种平衡。

卜拉卡希说，在印度的生活环境中，在勉强糊口的情况下，你可以得到很大的权力。爬得高就跌得重，失去权力的滋味可能很难消受。

铺石阳台上的椅子是政府配给品，沉重又难看，因为长期日晒已经失去光泽。椅子的数量相当多。阳台虽然还未直接受到日晒，却是一片光亮。褐草庭院里只有寥寥几棵树，树荫更凸显了阳光和干燥。阳台上拉起的绿色大百叶窗帘是唯一有点装饰作用的东西，更加重了邦政府招待所简陋、单调的公家气氛。

卜拉卡希说：“一般政治人物失势时只有一路往下跌，没有缓冲的余地。他可能是乡下的律师，农人或地主的儿子，小商人的子弟，但他不可能会有许多钱。很多人可能没参加过运动。”

“运动？”

“我所谓的运动是独立运动，或是反对甘地夫人戒严令[19]的运动，或这个邦里的农民运动，或工人运动，或任何人的运动。如果你不是出身于这种运动，而且当你失去权力时没有依靠，那么你就会忙着捞钱。

“权力让你享尽舒适生活、特殊待遇和身份地位——附有家具的独栋平房，私人侍从和秘书等等。配有司机的车，到外地时可以住在政府的度假小屋和招待所，还有飞机票——政府出钱让你飞来飞去。但当你下台又没有财力时，你可能得回到出身的近郊地区。在那里，你很难请得起秘书或仆人。或许你会有一个仆人，但绝不像当部长时那样有一大群仆佣。电话费也要自己付。”

卜拉卡希话中的意思似乎是反对这些，不过我想我听得出他对这些特权有点津津乐道。他已经做了六年部长，而就我从报纸所得到的蛛丝马迹看来，他的政府目前有些麻烦。

我说：“仆佣，你谈了很多关于仆佣的事。对这些从乡下来的人，仆佣很重要吗？”

卜拉卡希是一名律师，头脑精明，喜欢嘲讽：他听出了我问话的用意。他说：“在过去的好日子里，仆佣的数目太多了，因为替那些大地主、那些封建制度下的大人物做事是光荣的。今天，一切来自权力。有权力就有一群仆佣让你过得舒舒服服。如果你是部长，坐飞机时总有人帮你买票。机上总有一些保留给政府官员的座位，而这些座位到最后一刻才开放给别人，因此，十之八九你会有机票。还有，你的特助——就是特别助理——会一路送行到机场，”——卜拉卡希再度对细节津津乐道，回味着他还在享受的待遇——“到了目的地也会有人来接机，有车子让你用，有人帮你订旅馆房间。

“但是，一旦失去权力，”——现在，仿佛一个说完成功的天堂之后也必须交代炼狱情况的传教士，卜拉卡希开始谈起印度空中旅行的麻烦问题——“你常常不知道哪里买得到机票，到哪里去排队，到哪里去托运行李。在秩序井然的西方社会里，在物质条件或在出行、基础设施、住宿的待遇上，当权者跟一般人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甚至在西方国家，人的本性也是想要显得有权有势。在印度这种情况更甚，因为在这里权力就是一切。当一位美国总统离开白宫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不会有什么改变。在印度，情况常常不同，除非你像甘地时代的老圣人那样有节约刻苦的精神。

“我们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没有那种精神力量，他们会感受到有权和无权的不同。失去权力后，他们有一段时间会利用他们跟当权者的所谓的关系：他们帮那些想办事的人奔走游说。但那些关系很快就断了。过去巴结你的工厂老板现在坐在他的大车里从你身边经过，要回他位于高级地区的豪宅，而他正眼也不瞧你一眼。

“由于工业化及乡村地区的绿色革命，一个由暴发户构成的新阶级正在崛起。这些人现在才开始接受大学教育，接触到舒适的都市生活、时髦的生活方式、西方的影响——种种物质享受。在这段过渡时期，我们慢慢抛弃祖辈父辈的道德精神，但我们却没有西方人的纪律和社会正义概念。目前这里的事态很混乱。”

我想听他多谈点个人的事情，但那些话题谈起来并不容易。他的政府陷入政治危机，他预见到可能大势已去，因此有意跟权力的滋味保持一点距离。同时，这情况也激起了他的政治斗志，使他以一种陈旧的方式（几乎像是他已经下台）对甘地主义、物欲追求以及德里人士正在谈论的超级计算机对印度有何威胁等等议题提出道德说教。

最后他说：“过去我并不富有，但也不贫穷。我的家人可以过舒服安全的日子。那是在贝勒里。我在那边有些土地，我所需要的大部分来自我的土地——小米、稻米、罗望子、红辣椒、蔬菜、木柴等等。我随时都可以回去。但是在这里任职六年之后，我发现我的孩子变了。他们的成长期是在荣华富贵中度过的，别人将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现在他们不想回乡下去。我自己倒无所谓。

“贝勒里的气候很热。我很多亲友来这里都有点敬畏。朋友可能会稍微忌妒——从村里来的朋友，或是昔日跟我共事、在我发迹前认识我的人。如今他们把我看成非常重要的人物，忌妒就难免了。除此之外，还有政界中的无情，我自己的同事看不得我爬得太快，总是扯我后腿。这是政坛中固有的现象，但忌妒却是另一回事。

“甚至我的选民也会觉得在我家里跟我交谈比较自在。如果到这里来，坐在沙发上，”——从这些话里可以揣摩到卜拉卡希的选民如何看世界，我甚至觉得邦政府招待所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这颇有点意思——“当他坐在这里，看到这个大院子、草坪、警卫、侍从，就会感到不自在，就马上觉得我高不可攀，我们原先的关系也就消失或转变了。”

招待所外传来砰砰关上车门的声音。有某个人或某群人来到了。车门砰地关上后不一会儿，几个穿着鲜艳长袍的男人就迅速走上台阶，穿过内室：他们身材魁梧，脚穿大鞋，步伐稳健。我并未从正面看过这些，我坐的位置使我的视线稍微偏离了内室。然后，卜拉卡希压低声音告诉我，刚刚抵达的是达赖喇嘛。

这有点不可能，不过，如果是真的，我倒也不会太惊讶。我知道达赖喇嘛正在印度各地访问。在孟买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报道说达赖喇嘛将到那个城市来见那里的佛教徒。我不能确定那是什么意思。孟买人口中的佛教徒并不是藏族人，他们所指的较可能是改信佛教的达利特。不过，当时我没有进一步询问达赖喇嘛访问孟买的事。现在，在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宣告的情况下，只有那么几辆车，只有几名邦政府警察护送着，他已经来到更南的地方，也真是远离了故居。

达赖喇嘛走得很快，几乎在卜拉卡希告诉我来人是谁的同时，他就已经穿过内室，他的身影被一名紧随其后、手上晃着公文包的助理遮住了一半。达赖喇嘛那阔步的最后一瞥，助理公文包的晃动——我真正看到的就是这些。

之后，几名喇嘛走出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宽阔阳台上。经过抵达时那一阵的匆忙后，他们现在较为镇定。他们从空无一物的阳台看着下面干枯的草坪和庭院。他们头发剃光了，在暗红色长袍下穿着毛织套衫。刚开始时，他们仿佛只是凝视着印度南部的奇怪景象，事实上，他们是在搜寻追随者。

卜拉卡希说，在往南大约一百英里的迈索尔市附近有一个藏族人的“营区”。在那里，藏族人在印度政府赠予的土地上种植玉米、饲养乳牛、编织他们那种独特的套衫。我们抵达时，邦政府招待所的院子里并没有任何藏族人。慢慢地，来自迈索尔市营区的藏族人——他们先前在外面的街上等候——三五成群、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地出现在干枯的草地上，其中女性穿传统藏族服装，男性穿牛仔裤。他们神采飞扬，容貌端庄。在离家超过一个时代后，他们现在大概已经开始跟故乡失去联系：亚洲另一群流离失所的人，历史演变的一部分。

有一阵子，我心里对这些人生起了同情。喇嘛还留在阳台上，他们向下看，仿佛想仔细瞧清那些散在各处等候的一小簇一小簇人群中的每个人。甚至当卜拉卡希再度开口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们仍然是那默默无语的藏族人群中的一部分。

卜拉卡希说：“由于被邦主国王和封建君主统治了那么久，我们的老百姓对当权者的高位总是又敬又畏，但同时他们对高位也怀有一股憎恨。他们的心态有分歧的两面：一方面，他们希望身居高位的人有亲和感，平易近人，有同情心，慈悲为怀；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权力就意味着场面、盛典、威严、贵族气派。这两面常常无法一致。

“以我自己来说，他们希望把我看作他们所认识的一位和善的乡下小律师——就像我在一九八三年拿下部长宝座之前的样子。但是，我身边必须有一群毕恭毕敬的官员，他们才会尊重我的权威。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我在班加罗尔宣誓保守机密、尽忠职守，成了部长。同一天，贝勒里发生了一场集体暴动——警察开枪，七人死亡，群众纵火打劫。当天晚上我立刻搭车赶了两百英里路前往贝勒里。到了那里我立刻接管局势，指挥警察分局长、贝勒里地方长官及其他官员。一天内我就把动乱控制了下来。

“当律师的时候，我有几个案子是由贝勒里地方长官审理的，那时候我称他为‘庭上’。当上部长后，情况转变，我可以指挥他了。一天内我就有所不同。如果我只是一名乡下律师，人家就不会喜欢我插手管事，情势也不可能平静下来。民主制度让我们这种人得以扮演新的角色。”

他的政府对部长的排场已经有所控制。在过去国大党执政的日子，排场大得多：警车开道护送、闪红灯警告其他车辆、鸣警笛等等。在那年头，人们不能随时跑到部长官邸去，他们必须先预约。

权力来自老百姓。老百姓是贫穷的，但他们所赋予的权力却令人如痴如醉。人家把你抬得多高，当你失去权力时，他们就把你摔得多重。因此，议员打从上任起就团团转，片刻都停不下来，活像南极大风雪中的一群企鹅，外围的几只急着要穿过密集在一起的大批同伴，钻到温暖的中央。地方报纸上充斥着政治人物起落的报道，显示邦内的政治运作在于一再结盟与重组。当议会中的多数无法确保时，议员的表决权就可以待价而沽，而且要卖几次都可以。最近（这是我从另一位政治人物那儿听来的），有十个很刁钻的议员索价每票十万卢比，相当于四千英镑。政府和反对党都必须筹款来应付这些开销，他们所用的筹款方式恐怕不无可议之处。

外来访客无法看透报纸上所报道的邦内政治运作。在不断结盟与重组的政治生态里，并没有原则或纲领，只有敌人或盟友：这是企鹅式的政治。发生于卡纳塔克邦的情况同样见诸其他邦。报纸上有许多专栏文章，你可以视若无睹，也可以全盘接受。政治的内情不是从人名就可以得知的，正如使用计算机的能力不是把计算机程序死背下来就可以获得的。计算机程序可能被改变或弃用，政治人物可能会消失，或流动得很快。

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里竟然还有个政府在运作。但是，随着印度经济的成长，积极做事的政府为所有人创造了最大的利益。从政治的疯狂争抢之中也出现了某种稳定性：或许自从印度有史以来，大多数人第一次觉得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属于他们自己群体的人——有机会进入权力和钱财的温暖中心。

我们见面那天，卜拉卡希正陷于另一个危机中，报纸上不少篇幅在谈着这件事。我们走到招待所旁边铺了柏油的地方，那边有四五个嚼着槟榔、穿干净浅黄色手织布长衫和腰布的中年男子站在烈日下——离达赖喇嘛那群人的汽车及穿卡其制服的警察稍微有点距离——等着卜拉卡希，他们好像在干着调皮的勾当。议员们被要求在那天签署一份忠诚声明，大家又演起穿上甘地式服装、表达正确立场的那出旧戏码。手织布过去是穷人的衣服，现在穷人已经不穿了，只有那些被穷人赋予权力的人会穿。

无论什么情况下的人，只要谈起昔日大公们的往事，都会带着敬意。班加罗尔市中心王宫公园三英里长的围墙也让人记起迈索尔邦旧时盛世的景象。那座王宫只是大公的夏宫。王宫位于公园很里面的地方，从马路上看不到。公园所在的那块土地单就地皮而言就非常值钱，现在公园本身陷入了法律纠纷，因此没有对外开放。

大公的主宫在往南一百英里的迈索尔市内。戴维亚告诉我，说迈索尔市还有一位曾经服侍过第二十五世（末代）大公的理发师。此外，还有一位大概是替大公掌管宫中宗教事务的婆罗门。据说理发师有很多故事可讲，不过，后来戴维亚和我前往迈索尔时找的却是那位婆罗门。

行程经过的地段不错，那是昔日迈索尔邦所铺的马路之一。几段很长的路边有高大的合欢树遮阳，那些树在大公的时代就开始种植了，现在人们几乎将其视为几代大公未曾中断的赏赐的一部分。由于二十四代大公著名的首相所建设的灌溉工程，路旁的田地才会那么肥沃，作物那么绿油油。

迈索尔市建在王宫四周。我们进入市区时就瞥见了庭园的一部分。它很诱人，但这个宏伟壮丽的胜地只能留待日后再来造访。我们那天早上的目的地位于市区本身，我们要前往一栋混凝土小建筑，里面结婚礼堂的管理人以前做过大公的顾问。结婚礼堂才盖好不久，并无特别之处，但它属于第九世纪哲学家商羯罗查尔雅所创设的一个会社。因此，虽然表面上看来顾问从事的是商业活动，他还是跟宗教事务很接近。

他体型瘦小，七十二岁。他额头上有三道白色宽条线，眉宇之间有个用红彩和檀香油膏捺上的圆点。他两个耳垂上都戴着镶红宝石的金耳环。在他扣起来的白色长衫下面看得出小小的肚皮，这肚皮有点怪，既窄又长，因此他穿着那件扣起纽扣的长衫时模样像一根黄瓜。他额头上的白色圣痣是用烧过的牛粪画上的。为了取得这种灰，必须在一个特别的日子烧牛粪——即湿婆供奉节，又称湿婆之夜。戴维亚告诉我下面这则关于湿婆供奉节的故事：湿婆天天都看管着世界，但每年有一天他会睡着，印度教徒在那天（或那夜）必须戒守，不得睡觉。

我们与顾问在结婚礼堂的办公室见面。那是个简朴的小房间，墙壁漆了浅黄色，一个角落里有架铁柜，红色水泥地板上有些寝具。另一个角落的架上有支红色电话，旁边的木板上挂着四把钥匙。一面墙上有嵌入的绿色架子。一层架上放置了附有电线的旧日光灯管（无疑是供结婚礼堂使用的，为了避免被偷而存放在这里）；另一层架上是几个零散的灯泡；第三层架上则有一叠的薄册子，以及数个用纸包着、看来老旧的包裹。在内嵌的绿色架子旁边有一支铁钉或挂钩，上面吊着一只平平靠着墙壁的编织袋。这面墙壁就像是件家具：它是用来摆放或悬挂东西的地方。

顾问生于一九一六年。他父亲并非迈索尔人，而住在泰米尔纳德邦。他是一位在外地主的代理人，同时从事谷物交易。智师的母亲是迈索尔人。由于妇女生育时必须回到娘家，顾问是在迈索尔出生的。然后，父母亲把他带到泰米尔纳德。可是，他十岁时父亲去世了，因此他外祖父把他带回迈索尔，送他进一所城内的梵文学院就读。

他有一份迈索尔政府提供给梵文学院的奖学金。凡是想学梵文的人都可以拿到奖学金。开始时，奖学金是每月二卢比，大约相当于十六便士。在一九二六年，二卢比对一个十岁男孩是相当够用了，当时，第一等级公务员的薪水是三十卢比。

顾问并不是言辞流利的人。他等着我的问题，回答后再由戴维亚翻译。

以下是戴维亚的翻译：“是我祖父把我送进学院的。他在王宫里当厨师，我不知道他把我送进学院时是否知道奖学金的事。我们并不住在王宫里，而是住在宫外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我祖父替宫里的祭司下厨，他煮那些用来祭拜的食物。他每月赚十八卢比。虽然他是王宫的厨师，却从未在那里吃过一餐。他在家里吃——他是婆罗门，婆罗门的习惯是这样的。他活到九十二岁。”

顾问在梵文学院就读了二十年，从他十岁时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六年。在那些年中，奖学金从开头的二卢比一点一点增加。

他学习的重要课程之一是占星术。这门学问他学了五年。他的一位老师是非常著名的占星家。

“占星家要学的知识没有止境。就像科学因为新发现而不断发展，我在占星术方面的学习也没法中断。”

顾问所坐的桌子上有一只深蓝或灰色的小塑料袋——是塑料而不是皮革，因为动物的皮是不洁的。他头顶的墙上挂着一幅加框的彩色画像，画中是湿婆和他的配偶。光线已使图画褪色。画家倾尽所能画出两位神祇的美：一种几乎带有情色意味的女性美。

顾问说：“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生日判断他的血型。血型有三种，我们可以从人们的血型判断他们是否合得来。他们不必去验血。占星术、医学、‘dharma-shastra’之间并无差别。”戴维亚把“dharma-shastra”翻成“传统学问”。“要学占星术，你得先学所有其他科学。在开药方之前，你必须先看看星象，因为有些药必须在某种星象下才有效；有些药必须在太阳或月亮或火星或水星的照射下才有效。”

他可以预测未来。“如果你告诉我正确的出生时辰——不仅几点，连几分都要准确——我就可以说准一切。只要有一分钟之差，失误就大得不得了。出生地点也很重要。”

二十年后，他于一九四六年结束梵文学院的课程。那几年间，他只靠邦政府发放的奖学金过活。他在学院的最后一年，奖学金数额是每月十五卢比。这时他已经三十岁，也终于可以结婚了。他娶了王宫里一名文书的女儿。他也找到了工作，在同一家梵文学院当图书馆员，月薪四十五卢比。那工作他做了十六年。

他在梵文学院图书馆执行的计划之一是把所有往世书——印度教的古老圣典——翻译成迈索尔当地的坎纳达文。这项计划是大公赞助的，他注意到了顾问的工作。印度各地的大公已经在一九五六年失去名号，但他们还可以支配私用金。在迈索尔，大公身为邦长，仍然有很高的象征性地位。

一九六二年一个满月之日的下午，顾问做完礼拜在家里坐着，这时从王宫来了一名仆役。大公的秘书派这个仆役来，说大公有事要顾问到宫里去。应该是大公吩咐他的侍从，侍从再吩咐秘书，秘书再吩咐他的仆役。

顾问一定已经多少知道大公要他做什么，或者仆役透露了一点，因为听到王宫传来的话之后，顾问立刻通知宫里的岳父和祖父——一位是文书，一位是厨师。

他祖父急忙回到家来。他为孙子高兴，但也有几分不安。他对顾问说：“你受的训练是要当一位学者，一位‘瓦迪卡’。今后你要做的却是‘鲁基卡’的工作——世俗工作。你可能无法适应，务必注意这点。”他也给了孙子一些详细的指示，告诉他在大公面前应该如何应对进退。

下午三点左右应该很热的时候，顾问出门走向王宫。他穿着婆罗门服装，缠了腰布，肩膀上披了条围巾。除了围巾之外，他上半身没有穿别的衣服。他光着脚。他一向这样，他到当时从未穿过任何鞋子，到今天脚上也从未穿过任何东西——确实，当我往他所坐的桌子下面瞧时，看到他赤裸的双脚平摆在红色水泥地板上，脚底皮肤黝黑、粗厚、皲裂。裸着背在午后烈日下走也不是什么苦事，顾问对此早习惯了。

到王宫的路程大约有半公里。他在一间内室见到秘书，秘书立刻差遣他到宫廷图书馆晋见大公。图书馆共有三个房间，每间长约四十英尺，宽约二十五英尺。它们都放满了书，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坐。各种语言的书都有。

大公坐在其中一个房间里。顾问趋身往前，依照祖父的指示，双掌合十向大公深深鞠躬致敬。大公穿开襟长外套和缠腰布，他这时有“社交”的心情。

“他长得怎么样？”

“身材高，就像个国王。也很壮。”他心里想到的不只是那天坐在图书馆里的人，也是他日后所认识的人。“当他在早上做过礼拜，额头点上圣痣后，看起来就像神。”

大公——不过，这并不是顾问使用的字眼；他用的是英语“Highness”（殿下），而且发音的方式让它听起来像是当地语言的一部分——大公或殿下告诉顾问，他已经被选上，要到宫里来工作。

“我并没有申请那职位。因此我大胆向殿下禀告祖父告诉过我的话，说我一辈子都是瓦迪卡，现在不能过鲁基卡的日子。殿下说：‘我要你在这里做的都是瓦迪卡的工作，我要你担任穆克德萨尔。’

“我知道穆克德萨尔的职务是什么。他们负责安排宫里的所有仪式，选用宫廷祭司，监督他们的工作，确保仪式做得没有差错。”

大公跟顾问谈了半个钟头，告诉他应该做的事。宫里有十位常设祭司，顾问要监督他们以及所有因为特殊场合进入王宫的其他祭司。他也必须看管宫廷寺庙里的珠宝。在宫廷里做事的人每月可以拿到二十卢比额外津贴，大公说顾问也会有这笔津贴。发这笔津贴是因为王宫的工作人员必须随时待命，而且没有休假。他的基本薪水是一百五十卢比，他在梵文学院当图书馆员的月薪是四十五卢比。

“我必须接受那个职位。殿下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我已经受雇于殿下，因为梵文学院是属于殿下的。”

在图书馆晋见大公之后，顾问走路回家。他把事情告诉岳父和祖父，祖父高兴地说：“我们在宫里都有好评，你得好好干，不要让我们的名誉受损。”

在宫里工作，顾问必须穿制服。他马上去找宫廷裁缝量尺寸。他定做了两套制服，花费的两百卢比比一个月薪水还多。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公要顾问马上到宫里工作，因此顾问陷入了不知该穿什么的困境——他向裁缝定做的制服还要几天才能做好。

顾问说：“我做了一件要不得的事，借我岳父的制服来穿。我们身材一样。”那真是要不得的事，因为婆罗门不可以穿别人的衣服：那就和用别人用过的容器喝水一样不洁。“岳父的制服我穿了三天，然后从宫廷裁缝那里拿到自己的那两套。我赊了账，因为我身上没两百卢比。我用薪水分三四次偿还。”

他穿的是一条白裤及一件长外套。早上穿的外套是白色的，晚上则是黑色的。他缠着迈索尔当地流行的白色头巾，上面有条金色饰线，他也系着白色腰布。他不穿鞋：在王宫内没人穿鞋，甚至大公也不穿。大公只有离开王宫时才穿鞋子。

我们在其中会谈的结婚礼堂办公室的墙壁刷成淡黄色，上面有些脏污的指印——在印度随时随地都看得到的脏污。地板是暗红色的，墙壁从地板以上的几英寸踢脚板也是同颜色。几扇淡绿色的门通往别的房间，加了挂锁的门上——这可能就是通往结婚礼堂的门——有个俏丽的牌子，用花体字写着“非请莫入”。就像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干净或完工的印度都市街道一样，在这个房间摆着铁柜的角落也有一大堆没有打扫完的灰尘及积留多时的毛茸茸的脏物，旁边就是可能用来清扫和擦拭的扫把和抹布。顾问所坐的桌子是钢质的，漆成灰色。

顾问在王宫担任穆克德萨尔的工作时间很长。早上六点他就到了宫里，直到下午两点，然后他返家一个小时，再回宫里待到七点。这是平时的情况。在某些日子，譬如朵迦节（又称九夜节）[20]那几天，他得在宫里待到半夜。这是因为九夜节期间宫廷寺庙的珠宝必须开放展示，他就得等到珠宝都被放回到储藏室后才能离开。

大公赴外地“出巡”时，顾问就有空休息了。大公每年出巡四五次，每次十五天左右。他有时候会出国，这时，他会离开长达一个月之久。

“殿下常去朝圣。殿下有个老习惯，只要在古经——譬如说某部往世书——里读到关于某个寺庙的描述，也不管那寺庙在哪里，他都会说：‘我们就去一趟吧。’隔天他就可以动身了，随行的大约有二十五个人。他有专用的一两节车厢，加挂在正常班次的火车上。他会带着几个厨师、一群侍卫、一名祭司和一名占星师。有时候他会带着全家人同行。殿下对参拜寺庙有股‘痴迷’，什么寺庙他都去过。他就是这么虔诚。”

一九六五年，担任穆克德萨尔的顾问有了自己的住所：一栋小屋子，包括两个房间及一个“厅堂”。房租是他薪水的十分之一。三年后，即一九六八年，他得到一套举行仪式时穿的特殊制服。他不用付钱买这套制服，那是大公送的礼物。长外套是红色的，有金色镶边和金色纽扣。纽扣上刻着凤凰图样及JCRW几个字母——即大公姓名Jaya Chama Rajendra Wodeyar的首字母。长裤是丝绸做的，棕灰色。

我想知道，那套制服对身为婆罗门的他是否太华丽了。

“我觉得有面子。只要穿上那套服装，没有人敢把我拦下来，无论在街上或宫里。”他甚至穿那套制服拍了照片。

他的职位逐步上升。大公称他为“夏斯特里纳拉扬”，即“夏斯特拉之王”、“大学者”。后来，外界开始出现事态恶化的迹象。一九七一年，印度各地大公被甘地夫人的政府“取消承认”，顾问的大公因此丧失了免税的二百六十万卢比私用金——这笔款项在当时（一九六七年卢比贬值之后）相当于十三万英镑。不过，大公仍然继续拔擢他的穆克德萨尔。一九七二年，穆克德萨尔被任命为助理秘书，宫里有两位助理秘书。顾问初到王宫时的薪水是一百五十卢比，几年间，这薪水翻倍成为三百卢比，如今，身为助理秘书，他可以拿到五百卢比。

“殿下会收到各家书商的目录。他每月订购三百到四百本书，是宫廷秘书替他买的。殿下购买企鹅丛书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我必须先读一读、翻一翻或品味一下新到的书，然后挑出他可能感兴趣的为他做摘要。他对哲学和历史有兴趣，他会跟我及其他人谈论哲学。殿下喜欢在手边放一本剪贴簿。我知道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会向他指出某些段落。他会让人把一些段落打出来，供他在演讲及写作时使用。

“殿下有两种痴迷，两样狂热。寺庙，然后是书——买书和读书。他常通宵读书。我与他的两种狂热都有牵扯。他不准人进入他读书的房间。他有自己一套存放书籍的方式。他把书堆放在地板上，这时任何人都不得去触碰。他读完一本书后就带来给我，要我将它编目后摆上图书馆书架。”

我想知道大公读了或跟他的穆克德萨尔——他的大学者——讨论了什么英文书。我预料会听到赫胥黎、罗素、依修伍德这些名字。但顾问却帮不上忙，他不记得任何英文作家的名字。

一九七三年，大公名号取消两年之后，宫里的工作人员为了要求加薪进行了一次罢工。王宫一度有五百名工作人员，罢工时则有三百名。大公照罢工者的要求为他们加了薪。这对他打击太大了。来年，他给宫里每名人员一笔遣散费，解雇了他们。顾问自己拿到了一万九千卢比，几乎是一千英镑。但是，过了没多久，大公又把他和其他五六个人召回宫里。他继续担任穆克德萨尔及助理秘书，工作跟从前一样繁重。

“对某些人，”顾问说，“殿下从未改变。”

但获得大公的宠信却是有代价的。顾问说，由于三餐不定时不定量，他患了胃溃疡。身为婆罗门，他只能在自己家里吃饭。他不能在王宫吃。甚至他那位在王宫担任厨师的祖父也从未在那里吃过饭。而且，由于在宫里必须长时间工作，他的消化系统全出了毛病。

一九七四年他五十八岁，某一天他开始吐血。他被送进医院，在那里待了八天。他快出院时，传来大公病逝的消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来得那么突然。医生指示他不要把心思放在大公病逝的事情上，那样对他身体不好。他们把出院的日期延后，让他多待了两天。就这样，他在宫里担任穆克德萨尔监督各种仪式，亲身侍候了大公那么多年，竟未能在大公病逝时见他最后一面，也未能参与接下来的重要仪式。

顾问说：“直到今天，我都一直尽量不去想殿下的死亡。”

我想他并没有夸大。他向我们诉说的生平可不是轻松的话题，他花了好几个钟头才讲完。将近五十年，前后作为学生、图书馆员、穆克德萨尔，他的生活费用都来自大公的施予，他亲自侍候大公也有十二年之久。但是，在他心中，他的生平以及他为大公效劳的事迹，却构成了数则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小故事。我想，过去他从未把那些小故事串联起来谈。

出院后，他在家里待了一年。然后他看到这间结婚礼堂征求主管的广告，他来应征并取得了这职位。

“这只是干活。”

他真的能够把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部分置之度外？他现在不会缅怀王宫的日子？

“不会。这年头已经不能再过那种生活，时代不同了。”他淡然说着，不带任何情绪。如今王族仍然存在，但已经没有大公了。前大公的儿子是国大党的国会议员。

现在他每年到王宫四次，送礼给王族的族长。和向来一样，他还是以婆罗门的打扮进宫：裸背、缠腰布、披肩、赤脚。不过，如今他到王宫时已经不再是雇员或侍从，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前往。他代表一个重要而古老的宗教会社——虽然他只是替会社管理结婚礼堂——他所携带的礼物不是臣仆的，而是祭司的：一个花环，两个椰子，以及用来点前额红色圣痣的染料。

虽然听过卸任穆克德萨尔的描述，我完全没料到大公的宫殿竟然那么奢华。上世纪的一场火烧掉了旧宫，现存的王宫，也就是顾问第一次晋见大公时所前往的王宫，建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间，前后共十五年，时间正好在——另一个同样奢华的建筑——范德比尔特[21]在田纳西州的比尔特摩尔城堡竣工之后。宫殿由一位欧洲建筑师设计，它呈现了十九世纪晚期英国殖民统治者心目中印度王宫该有的模样。有扇形边饰的莫卧儿式拱门；显示印度孔雀图案的苏格兰式彩色玻璃；大厅里，有装饰花样的中空铁柱（漆成蓝色）是在英国制造的——导游还说得出制造商的名称；大理石及瓷砖地板，大理石上镶嵌着莫卧儿风格的马赛克——由彩色石头在白色大理石上构成图案——瓷砖则属于爱德华七世时代。

王宫里的观光客——现在仍然必须赤脚——有许多是穿黑衣、前往阿亚帕神庙朝圣的年轻人。他们搭了好几辆车前来。他们的样子有几分浮夸甚至嚣张，像是外地来的足球队球迷。戴维亚看了很不以为然。他说，朝圣之前的几天应该苦行赎罪，不能有娱乐活动，这些前往阿亚帕神庙的朝圣者不应该中途跑到王宫来参观。

王宫里有一条很宽阔、有遮蔽的凉爽的柱廊，这无疑是往日大公接见臣民的地方。扇形饰边的拱门外是非常明亮的草木发黄的庭园，这里的景观和泰姬陵里从拱门和通道所见的景观同样宏伟。就在这里——身在柱廊深处，脚下踩着冰冷的大理石，外面却是高温和强光，屋里屋外各有优越，相称互补——特别能让我想起顾问和他的雇主：特权和奉献因为互相需要而结合。

宫中展示的珍藏品包括陈列在一个房间的印度教神像。和王宫本身一样，有些神像似乎糅合了不同的艺术风格：逐渐走向写实主义的二十世纪印度艺术把古老的印度教神像变得有点像玩偶。

戴维亚也有同感。他不喜欢目前充斥的“月历”印度教神像。“那些神看起来像姑娘，像女人。我不能接受把神祇变得像女人的做法。要是你对罗摩有所认识，就会知道他可是个勇敢的男人。”

矛盾的是，王宫的建筑设计——它的俗丽杂糅的风格所显示的欧洲人心目中的印度式豪华——却透露出印度人面对欧洲时的某种自卑感。陈列室里的神像原本应该让人感受到印度教的风土人情，结果却适得其反。有些神像虽然具有现代模样，却是受到摄影技术影响的作品，但它们看似玩偶，却反而增加了神秘性。

迈索尔的王室对九夜节庆典特别关心。十天节日期间，王宫寺庙的珠宝每天都展示到半夜，由穆克德萨尔看守着。节日最后一天，大公自己也会参与市区里的游行。向导说，当大公不再被承认后，他也不能再参与九夜节的游行，这让迈索尔人民相当伤心。从此，大公在游行行列中的位置就由一尊王室家神的大神像取代——这尊神像也摆在陈列室里。

围绕王宫大殿的柱廊里有第二十四世大公主持庆典的图画。整个柱廊里是一格格连续油画，这些根据照片所做的写实图画几乎把一九三五年的九夜节游行队伍从头到尾呈现了出来。向导说，画中每个人的脸孔都可以辨识。所有宫臣和各级侍从的制服都如实画出——倒是没料到他们是光着脚的，不过这点却不是一眼就看得出。画家们也不吝于描绘街景的细节，包括建筑、商店与车辆、招牌和广告。这幅连续画并未全部完成。九位画家工作了三年，从一九三七年到二十四世大公病逝为止。顾问所服侍的第二十五世大公对艺术并无兴趣，这幅九夜节庆典连环画，就像许多印度旧纪念建筑物那样，也出于同样的理由，一旦统治者逝世就半途而废了。柱廊末端还有几个空白的画格。

从顾问口中完全听不出大公会那样放着事情不管。同样，我也没料到猎物陈列室里会有那些东西：第二十五世大公去过许多国家旅游和狩猎。猎物中包括一头看似惊慌失措的长颈鹿高大的头颈部。这头长颈鹿是在非洲被猎杀，然后在迈索尔被制成标本的，当时全世界技术最好的标本师之一就住在迈索尔。另一件猎物是一根象牙弯曲的下半段，竖立固定起来当作烟灰缸或垃圾筒，上头有个让人按熄香烟或雪茄的铁质格架。

一提到大公的往昔，人们总是有话可说。然而，我所碰到的人似乎都不知道迈索尔二十五世也就是末代大公临终情景的全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节，时有出入：他向当地的商人借了太多钱——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说他用人不当；第三种说法则说他卷入了一宗诉讼。若要他在原本他的言语就是法律的地方听到自己的古老姓名——只有姓名，没有尊称——被法警呼叫三次，那根本是无法忍受的事，因此他服用大量镇静剂自杀了。

关于他的死，有人说他吞食了一颗打碎了的钻石。卡拉说，吞钻石自杀是当地坎纳达语电影中常见的情节：走入绝境的人会咬他们戒指上的钻石，然后开始痛苦挣扎。这么说来，末代大公的悲剧收场虽然是个谜，但如果以吞食打碎的钻石而亡倒是很符合身份的。

有人告诉我，他死时是五十五岁。这表示他比顾问年轻三岁，虽然顾问从未提到大公的年纪，从未触及他这方面的任何事情。有人说，甚至在他死后，厄运还没有放过他。他身边的人开始从他手指上拔掉戒指，他们拔得相当用力，因为大公非常胖——顾问口中恭恭敬敬所说的“很壮”、“像个国王”、“像神”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这个故事，惨死之后的火葬也很不幸。火葬使用的是檀香木柴堆，而檀香木相当昂贵（它是迈索尔邦的专卖品）。人们从柴堆里夺取烧了一半的檀香木。隔天一看，尸体并未被完全烧掉。

这位末代大公先是不被政府承认，继而变得贫穷，终至债台高筑，从人们所设想的这出悲剧中衍生了不少民间传说。不过，这一切都不存在于顾问的记忆中。他一直忠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人：他只记得那位他间接或直接服侍了十八年的纯洁而虔诚的人。

在班加罗尔，三英里长的围墙内有一片五百英亩的夏宫庭园。这块广袤而值钱的土地是诉讼争夺的目标，它不对外开放，必须有特别许可才得进入。庭院未加照料，有时会被当作电影外景。宫殿用褐色班加罗尔花岗岩建造而成，据说系模仿温莎城堡[22]（这倒不是事实）。庭园里的草被烈日晒成枯黄；步道由红砖土铺设；草中偶有三四英尺高的红色蚁丘，看似高迪[23]奇幻建筑设计中那些融化的塔顶。灯杆已经损坏，一两支倾斜着，许多白灯泡破裂或遗失了。四周尽是班加罗尔的来往车辆、尘埃、像蝉鸣不止的喇叭声——班加罗尔，这个目前属于商业、科学和工业的城市。

在班加罗尔到迈索尔市的途中，有一座蒂普苏丹[24]在河洲上盖的碉堡。这位苏丹是十八世纪晚期此地的统治者。他被英国人、被威灵顿[25]征服。这是古老的历史了，如今在英国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段往事，在人们的想象中，它已被往后的战役和恶敌所取代。英国人扶持了迈索尔大公以取代蒂普苏丹。他们并不是没有名目的新贵，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沃德雅尔家族曾是强大的维查耶纳伽尔印度教王室的总管。出于造化的神奇安排，他们重回高位。现在，他们又迅速退入印度多难的历史中，超乎想象之境——就像从果阿一路而下所见到的那么多历史名称一样。

[1]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 1792-1878），英国漫画家、插画家与蚀刻画家，以幽默插画和政治讽刺画闻名。

[2]赛峇峇（Sai Baba，1854-1918），印度著名精神领袖。

[3]圣方济·沙勿略（Saint Francis Xavier，1506-1552），耶稣会传教士。1540年受葡萄牙国王之命，前往东印度传教。1542年抵达果阿。逝后葬于果阿。

[4]阿克巴（Akbar，1542-1605），莫卧儿帝国皇帝，1556年至1605年在位。

[5]墨西哥印第安人，约自公元1200年起在墨西哥中部建立帝国，该帝国于1521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

[6]印度北部山城，位于昌迪加尔东北，始建于1819年，为英属印度的夏都。

[7]印度德干高原一个王国。

[8]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英国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曾倡导成立孟加拉亚洲学会，对印度的梵文古籍进行翻译与研究。

[9]印度数学家与天文学家，生活于七世纪，毕生致力于传播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一世的学说，名字后面一般会加上“一世”，以与十二世纪同名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婆什伽罗（1114-1185）区别。

[10]罗姆莫罕·罗易大公（Raja Ram Mohun Roy，1772-1833），有时被称为现代印度之父。先祖为婆罗门贵族，早年即对家族信仰表示怀疑。曾在西藏研究佛经，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和梵文写过不少著作，旨在根除盲目崇拜，并推动废除寡妇在亡夫火葬堆上自焚殉葬的习俗。1820年发表《耶稣的教训》一书，接受基督教宣扬的教义，但不信耶稣的神性和奇迹。1828年创立梵社，1830年获大公称号。

[11]阿富汗中东部城市，有伽色尼王朝遗址。

[12]辩才天女通常被说成是印度教创造之神的妻子，此处所言是印度教传说中的另一种说法。

[13]去除乳清和水分，只留下乳脂肪的黄油。

[14]印度教经典的一种，共十八部，成书于公元三百至五百年间。

[15]印度东北部圣城瓦拉纳西旧称。

[16]毛姆（Somerset Maugham，1875-1965），英国作家、戏剧家。

[17]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丘陵地带。

[18]印度南方达罗毗荼语系的一支，又称卡纳里斯语。

[19]甘地夫人自1966年起任总理，直到1975年6月被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判定有选举舞弊行为，其后她宣布全印度进入紧急状态（1975-1977）。

[20]朵迦节在阴历九月的第一个晚上举行，通常为期十天，同时纪念女战神朵迦（Durga，湿婆之妻难近母）战胜牛魔王马希沙苏拉和罗摩战胜曾诱拐罗摩之妻悉多的楞伽岛十首魔王拉摩那。

[21]范德比尔特（George Washington Vanderbilt，1862-1914），其家族掌控美国航运与铁路，拥有纽约中央铁路等。

[22]英国最大古城堡，位于伯克郡泰晤士河畔温莎城。

[23]高迪（Antonio Gandi，1852-1929），西班牙建筑师，为加泰罗尼亚“现代派”新艺术运动代表。

[24]蒂普苏丹（Tippu Sultan，即Tippo Sahib，1749-1799），印度迈索尔苏丹（1782-1799），有“迈索尔之虎”之称，为海德尔·阿里（Haider Ali）之子。继承其父之志，采取反对英国统治的政策，1789年袭击英国的保护邦特拉万科。在1790年至1792年的战争中被英军将领康华里（Cornwallis）击败，割让一半领土。1799年战事再起，在塞林伽巴丹围城中战死。

[25]第一代威灵顿公爵，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英国首相（1828-1830）、将军，曾于1796年至印度，击败蒂普苏丹后任迈索尔总督。

第四章　小型战争

此城名谓迈拉波，
美丽雄伟又富庶；
古来异端拜偶像，
至今仍然未悔改。

——卡蒙斯《路济塔尼亚人之歌》（1572）

一九六二年八月某天，在喜马拉雅山脉某处，我正随着一年一度的朝圣人潮前往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阿马尔纳特山洞，去参拜洞中由冰柱形成的“林伽”——湿婆的象征。那时候，我遇到了“蜜糖”。他来自南方的马德拉斯，身材有点魁梧，相貌柔和。我们成了朋友。两个多月后我到了马德拉斯，又跟他见了几次面。他是个婆罗门，住在名叫迈拉波的婆罗门地区，就在那座著名古庙[1]附近。他是个忧郁内向的人：他在喜马拉雅山上看来如此，回到马德拉斯自家周边看来还是如此。他话很少。他不吝惜的是没有条件的友谊，全心全意投入、看不出有什么保留的友谊。他总是随时都可以见朋友，随时都乐于见朋友。他将近四十岁，但尚未结婚。他跟双亲住在迈拉波一栋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里。

那回我在印度待了一整年。抵达印度数周后我便北往克什米尔，在那边做了几个月的工作，然后赴南方旅行。在乡下，我有时会跟结识的年轻政府官员待在一起，有时则投宿公家机关的小屋及招待所——这些是只提供最基本设备的简单房舍，虽然在绿色革命[2]之前的印度乡下，那种设备算得上奢侈。

在城市里，我到付得起费的旅馆投宿。未到印度之前，我原以为那边劳动力既然那么多，旅馆应该既好又便宜，就像五十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旅馆那样。事实不然。当时，印度几乎没有观光业，酒店管理也还不是一门专业。在小城经营小旅馆的人只能提供跟他们自己所使用的相同的设备，他们雇用的工作人员就像是他们自己家里那些衣衫褴褛的仆人。

马德拉斯的情形却不一样。供应素食的餐厅和旅馆都干干净净的（虽然顾客较多的荤食店或被古怪地称为“军用”的店家，跟北方的一样糟）。干净和吃素是有关联的，二者都是南方婆罗门宗教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在林地大饭店，我住的是增建部分中一个干净的房间，到有冷气的餐厅用餐，坐在大理石桌前取来盛在香蕉叶上的食物（使用香蕉叶是为了洁净，也为了发思古之幽情）。饭店屋外有花园及一座露天剧场或舞台。

如果我先前对南方的婆罗门印度教文化一无所知，如果我对婆罗门成就卓越的音乐和舞蹈艺术一无所知，那么我一到南方，就应该开始对那种文化有点概念了：我看得出，在这里，种姓——犹如伊丽莎白时代的“等级”观念——发挥着抑制文化、社会和身体上的各种混乱的作用，而这些混乱在印度是很容易发生的。

但是，在认识到这文化所扮演的防护作用的同时却也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在林地大饭店的餐厅接触到南方的素食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这完全不像我从小就设想为印度基本食物的那种素食，譬如木豆和无酵素面包等。为林地大饭店招徕不少顾客的这种南方素食过分精致和清淡，我吃进肚里毫无感觉，从未觉得吃饱过。

宗教和食物一样奇怪。蜜糖要我去看看迈拉波的寺庙，他一向在那里拜神。可是，我在特立尼达成长时所认识的印度教几乎完全不涉及寺庙。我知道礼拜仪式是怎么一回事，它们是在家里举行的。我那位在印度出生的祖父于二十年代在特立尼达盖了一栋房子，就在房子最顶端设了间礼拜室。我最熟稔的是不时举行的史诗及经文念诵仪式。信徒隔着一个特别制作、加上装饰的陶质神龛与长老相对，神龛上摆着一盏圣火，燃烧的含树脂油松发出一股香甜的味道。念诵中，每隔一段时间，有人会把净化奶油和糖加进火里，然后摇铃，敲铜锣，有时还会吹海螺。文字的念诵，以及一旁伴随的缓慢有规律的音乐：这是我成长时所接触到的印度教，而这就足够让我感到莫测高深了。蜜糖想让我认识的关于寺庙的种种——关于神圣场所、寺庙里特别供奉的主神等等——实在令我摸不着边，甚至让我有点乱了思绪。

虽然马德拉斯让访客宾至如归，我在那里却一直有置身异域的感觉。雕刻的金字形庙塔；棕榈树；光着上身在旧石柱间出入的婆罗门；迈拉波那座巨大美丽的贮水池，池内四周都设有石阶：这些就像是昔日欧洲旧版画插图中的景物。特别是那些庙塔，它们一再让我感受到视觉上的小震撼，每次都觉得我又在以新的眼光看着那地方；觉得当地的文化依然完整；觉得我所见到的跟最早的旅游者收入眼底的没什么不同。

旅游者，海洋：每当想到马德拉斯，我总会同时回忆起黎明时刻散步到那城市又长又宽的海滩上去的情景。日出时，人们在海里清洗他们养的牛。太阳从海面上升起；平坦的湿沙滩闪着红黄两色；肋骨清晰可见、臀部骨瘦如柴的带角的牛站在它们模糊的倒影上；然后白昼的炙热开始降临。

不到五年之后，我又来到马德拉斯待了几天。当时刚举行过邦议员选举（我倒不是为此而来），我抵达那天，林地大饭店里的气氛就像是殖民地刚选出独立后执政党时那样。汽车，音乐，新衣服，当天的政坛英雄——你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抵达时群众格外兴奋。林地大饭店的露天舞台或剧场也张灯结彩，仿佛要举行嘉年华活动。

印度已经独立二十年了，却还有这种殖民时代的庆祝方式。在我初识南方的婆罗门文化之后，这又让我首度见到了南方的反抗：南方对北方的反抗，非婆罗门对婆罗门的反抗，黑色种族对白色种族的反抗，达罗毗荼人对雅利安人的反抗。这场反抗运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在一九六二年所接触到的婆罗门世界已经受到冲击。

一九六七年赢得邦选举的政党是“达罗毗荼进步联盟”（简称DMK）。这个政党有深远的根基，它有自己的先知及从政领袖，也就是在该党中相当于甘地和尼赫鲁的人物，而这些人的生涯也奇妙地跟印度主流独立运动领袖的生涯如出一辙。在那之前，我几乎未曾听人提过他们，也几乎完全不知道其运动的强大力量。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胜利，即表示不到五年前蜜糖带领我认识的那个文化——那个在我看来完整、神秘而古老的文化——已经溃败了。

蜜糖维持他素来的婆罗门作风，对发生的这些事满不在乎。他仍然住在迈拉波的父母亲家里，仍然到那间古老寺庙祭拜，仍然一副心满意足模样干着他一直干的公司文员职务。

时隔五年，他的友情依然殷切如昔。他还是像我所记得的那样忧郁，内心深处还在唠叨着什么。或许，他这时变得有点更加沉默寡言了。我想我们并没有谈到政治。在他父母亲家楼上的房间里，我们倒是谈到了几本他最近产生兴趣的泰米尔语预言书。他告诉我，这些是古老的书籍，现在邦政府将它们重印出版，一共好几册。

他说不出为什么会对预言书产生兴趣，不知道是因为想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是只是想读读那些书。这里有一份暧昧：他显然对那些书很着迷，但同时又似乎要我保持戒心，告诉我解读那些圣书的祭司常常要价很高。

他也读别的书。这些就在他房间里，他把它们拿了出来：英国的柔情浪漫小说，只是打发时间的——他这么说，仿佛书的内容对他并不重要，仿佛在他的孤寂中只要能够看书、有个消遣就好。

如今，二十多年后，我又来到马德拉斯。这一次，同样未出自刻意安排，我抵达时又正巧碰上政治活动期间。这里即将举行另一次邦级选举。各政党的广告牌、标志及政党领袖的画像到处可见。有些海报非常大，犹如马德拉斯的电影广告牌，这倒是恰如其分，因为自从原先的达罗毗荼政党分裂后，达罗毗荼运动所推出的领导人物就都是泰米尔电影明星。广告牌中所画的政治人物都有一副南方电影明星那种圆胖的脸形，甚至大家都知道是黑肤色的人也变得脸颊红润：领袖的画像应当如此。

在画像中，过去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担任邦长的那位电影明星——由于他刚过世，才会有这次邦级选举——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白色皮毛小帽。无论从影或从政，墨镜和小帽是他不变的行头。他曾经是著名的特技演员，像是本地版的埃罗尔·弗林[3]，在影迷心目中，他几乎是个神。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当一位统治者和明星，而不是处理政府事务。据说，他死的时候有一万八千件公文等着他批阅。他做过的事包括废除马德拉斯市政府，因此现在马德拉斯一团糟，到处垃圾堆积如山。仿佛这般情境——这种违背古老洁净观念的做法——也是南方反抗的一部分。

过去泰米尔纳德的殖民地抗争政治遵循了殖民地的发展模式：偷窃、耗损、停滞、言辞、古老悲情的不断撩拨。那些悲情倒不是虚构出来的。泰米尔纳德的人民尚未背离、摒弃原先的达罗毗荼抗争运动：这次选举对垒的一方是从DMK分裂出来的几个派系，另一方是剩下来的DMK本身。

一九六七年的赢家DMK这回又获胜了。在我抵达几天后，到处都是该党的黑红两色旗子——黑色代表种姓反抗，红色代表革命。在载客摩托三轮车上，在自行车上，这面旗子飘扬着，庆祝选战胜利。有时候，人们从小型客车打开的车窗伸出手去把旗子高举在车外，举起的手象征旭日的光芒，即选票上代表DMK的标记。

一天深夜，我在电话号码簿里查寻蜜糖的名字。我找到一个跟他名字相似的人名，但地址已经变更。我拨了电话过去。接听的人操泰米尔语，起先对我一概不理，完全不想了解我所说的话。后来，那个人对我的英语有所适应后，开始说起英语，而且用词遣字颇像公司职员，简短准确。他说，蜜糖睡了；此时此刻不得打扰他；他已经“就寝”；他一向在九点“就寝”。他几点起床？五点。我留下我的名字。

翌日我收到蜜糖的留言。我打电话过去，接听的是个女人，过一会儿蜜糖接了电话。他听来像生病了。我问他年纪多大，我告诉他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年龄。

他说：“六十四，不太年轻了。”

“那么，我们在克什米尔碰面时，你是三十七岁？”

“那时我是年轻人，跟你一样。”

目前，他由拉格哈文夫妇照料。前晚在电话中跟我交谈的是拉格哈文先生，今天早上接电话的则是拉格哈文太太。电话是他们的，装在楼上他们住的地方，蜜糖住在楼下，现在他爬楼梯很吃力。他已经从“服务工作”中退休。他母亲过世了，父亲也走了。他已搬出当年我跟他在其中见面的那间双亲的房子。他搬离了迈拉波。他现在住在拉格哈文夫妇屋子中的一间小公寓里。他要我立刻前往。他告诉我地址，然后说——我觉得奇怪——“每个人都知道我住的地方。”他口气中带着几分急迫的意味。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断断续续，我想他病得很严重。

他在屋外等我，出租车一停下来，他就向我跑步过来，并且直呼我的名字——这时我正要走进别人家的大门。他穿着一件黄色背心，缠着腰布。他看来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么高。在喜马拉雅山时，他的皮肤被山上太阳晒得黝黑；现在，他看来比较苍白。他表情中的忧郁跟他的病容融合在一起，脸上肌肉及裸露的肩膀呈现松弛状，看得出他是无力爬楼梯了。

他领我穿过正确的大门，这里进去才是他公寓所属的那栋房子。公寓位于一楼，我们就从庭院小道直接走进他的客厅。他说：“起居睡觉”。意思是说这房间是他的起居室，也是他的卧室。“附有浴室。”他用手指了一下，但并未带我过去瞧。另外还有一间厨房，以及他当作神坛使用的房间。这是他要告诉我的大新闻：他的神坛。他在他的公寓里搭设了一间自己的神坛。这里供奉了三位最重要的神祇，即智慧之神、力量之神和钱财之神。

“来，我带你去看看。脱掉鞋子吧。”

最后那项要求既客气也坚定，并无通常人们说这话时口气中所带有的羞怯——那种口气意味着如果你不想脱鞋也无所谓。不过，他心中最在意的是我们的友谊：他主动请我参观他的神坛乃是友谊的表示。

我脱掉鞋子，站在饰着花环的无法辨识的黑色神像前面。

我随着他观看。对于我缺乏宗教信仰一事，他一向能够谅解容忍。然后，他带我到他用来当作厨房的那个房间。他刻意把头往下垂，让原已松垮的肩膀更往下沉了一点。他笑着说：“请不要写到我的厨房。”他知道厨房不干净，他这么说。但是，这里没有自来水，厨房里所用的水全得用水壶取来。现在，他要搬动装满的水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做了几个动作，让我明白他的身体连一些简单的事都力不从心了。如果搬动重物，他便会生病，因此他无法保持厨房的干净。这间厨房很脏，窗子上方的铁丝网及窗子正下方的台架都沾满了灰尘和油污。他说，他现在自己照顾自己，能省的东西都省了。有个女孩会来替他打扫。不过（虽然他没这么说）作为一个婆罗门，他不能让那女孩进入厨房。

他现在六十四岁了。他正在把物品省掉。在前房，也就是公寓里起居睡觉两用的主要房间里，他有几样杂乱堆在一角的小家具，他准备把那些家具弄走。他用不着那些东西了。

“我要的是简单的房间。”

我问他为什么没结婚。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怎么回答呢？我就是无意结婚。”

当我问起神坛以及他为何想到那主意时，他给我的也是同样的回答。他说他就是那么想到的。

我记得他在一九六七年时对预言书的兴趣。我问起他这件事。他如今还有那股兴趣吗？另外，我还想知道那股兴趣是如何产生的。

他说：“为什么？为什么？这类事情是你的问题。我能怎么回答？”他就那样兴起了阅读预言书的愿望。有件事我倒是看准了：那种想探索预言书的愿望如今已消失了。

想到他目前新的孤独生活，想到他那肮脏的腰布背心，自从认识他以来，我这才头一遭直接问起他的一生。

自从大学毕业后，他这辈子都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到了最后，他是办公室的主管，担任类似人事经理的职位。他掌管所有员工的档案数据。现在他对公司还有一份深厚的感情。退休时他的月薪是两千卢比，相当于八十英镑。这数目足够应付一个单身男人的开销。目前公司每月支付他一千卢比的退休金。公司还为他投资了一笔钱，从这里他每月还可拿到一千三百卢比。这些收入够用了。

我们所在的那间起居室兼卧室的水泥地板上有白色的花型图案，跟许多印度房屋门槛上装饰的图案一样。这些图案通常是用面粉画上去的，每天重新画一次。不过，蜜糖的地板图案却是塑料做的贴饰。墙壁漆成蓝色，由于受到背部和手掌的擦抹已经失去光泽，而在椅背上的部分，则被油污的头发弄脏了。墙上的图画都是宗教图画。一面墙上悬挂着一个双层小橱，附有玻璃滑门，橱内有药瓶、蜡烛、铝箔纸板包装的药片，这些跟纸张和家庭小玩意儿杂乱地摆放在一起。在迈拉波他父母亲的那栋屋子里，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凄凉。

我问他这一生是否快乐。

“平淡的一生，平淡的一生。”

然后开始有客人来访。他们从开着的前门进入屋内。第一个进来的男人皮肤黝黑，额头上有新点的圣痣：他已经做过晨间礼拜，或者已经去过那间大庙了。

“他是个地主，”当那人走进神坛房间时蜜糖这么说，“有钱人。”

第二个访客比较年轻，面貌也比较优雅。他向蜜糖打招呼，然后二话不说就步入神坛房间。这人穿着一件正式的红褐色长衫。蜜糖说他是一家大公司的主管。

“大家会来这里。”蜜糖这么说，仿佛是要说明为什么有这些访客。

第一个来的那位地主有钱人从神坛房间走出，倚着起居室兼卧室的一面墙坐下。当那位穿红色长衫的人走出来时，他在房间一角那堆杂乱家具中的一把椅子上坐下。

这担任主管的第二个人是他所属公司的生产部经理。早上这么晚的时刻他似乎不应该到这里来，不过他说他每天早晨都会来蜜糖的神坛来沉思，求得平静。他们在一起话不多。星期天晚上他会来待三个钟头，而那一整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没有开口说话。只要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在这个蓝色墙壁已经弄脏、可以瞥见阴暗厨房的房间里坐着，那就算是某种形式的沉思了。生产部经理说，沉思——意指思想的净化——并不容易：初学者很快就会被家人、职场之类的事分心。需要好几年才能学会沉思。他比不上蜜糖先生。

这对我可是新闻：我不知道蜜糖还有智者、圣人的名声。

我问他：“你能够让你的思想净化？”

他低调回答，不过也因为——不用他说什么——我知道答案而感到高兴。他说：“我没什么成就。”

生产部经理说：“人家去见大部分圣人是为了得到什么东西。”跟蜜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来蜜糖这里只是为了求平静，他没有别的索求。

迈拉波的婆罗门世界已经被完全颠覆。但是在蜜糖的蓝色小圣堂里，外面街上的政治离得远远的：那些红黑两色旗帜，那些画着新英雄肖像的八十英尺高的广告牌（倚靠在粗糙的木头鹰架上）。在拉格哈文夫妻屋内的小公寓里，蜜糖仿佛是宫廷之主，有自己的圈子。或许，他在这里也比成长时住在父母亲家里的任何时候更受到保护，更受人敬重。他是个圣人，可以让别人得到平静。这让我明白了他在电话中所说的一句话：“每个人都知道我住的地方。”

我准备告辞时他说：“你可要来跟我一起用餐。我会亲自为你下厨，我会为你煮南瓜。”

“南瓜？”

“一九六二年你住在林地大饭店时天天都吃南瓜。”

他还记得我早就忘记的事。他记得一九六二年及一九六七年在他父母亲家里，我跟他父亲曾经认真长谈过书籍和印度的事。

过了这么久，还有人如此详细记得你的往事，这可真令人受宠若惊。同时，我也觉得这显示他的一生真是平淡到了极点。不过，这平淡终究带来了报偿。他的天赋得到了认定。或许，使他在喜马拉雅山上一大群朝圣客中引人注目的那些特质——他的孤独，他的平静，他的忧郁，他所展露的不完全感和探索心——也吸引了别人。

只有百分之三十三或百分之三十四选民投票给得胜的DMK，但是该党的红黑两色旗帜却在城里迅速增加，犹如每个人都投了DMK的票。有些墙壁在投票日之前就画着该党的选票标志——升上山头的太阳；如今，这些墙上的图画被细心地重画，添加，先加上一点，然后又加上一点，仿佛进一步嘲笑其他两个落败政党的标志——张开的手掌及两只鸽子。这两个标志直到几天前还象征着光明前景及意气风发，如今却遭受遗弃，不被理睬，更没有忠心耿耿或喜气洋洋的人来为它们增添一点庆贺的色彩。

选举结果公布后一两天，城里有些地方便开始出现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了该党三位英雄的巨大图像。广告牌上没有写出人名，也没有任何文字，你得先知道那些英雄是谁，才会了解这些图像的意义。他们三人的侧面像交叠在一起，每一个都犹如钱币上的王族头像，三位英雄分别用不同的颜色画出。当前党领袖的画像用的是某种褐色；一九六七年带领该党首度获得胜选的那个人用深蓝灰色；这两人后面则是一位脸颊红润、长须卷曲的老翁，他是该党的先知。

这位先知以“佩里雅尔”之名行于世。这个泰米尔词意为贤人或智者。我知道佩里雅尔这名字，但仅止于此，我对名字的主人一无所知。现在，我开始得知他的种种。令我惊讶的是，尽管我读了不少有关印度独立运动的文献，却只读过或记得那么一点点关于这位南方先知的事，而且，如今我所得知的也同样令我惊讶。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及理性主义者，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每天都发表两三次演说。他把印度教神祇当作笑柄。他无情地嘲讽印度教徒的种姓，把他们在科学上的落后跟欧洲的成就做对比。然后，他又使出两方面论证的手法，声称印度教徒的神祇（“一些经过挑选的动物、几种鸟、几种树和爬藤、几座山和几条河”）只是古埃及、希腊、波斯及迦勒底[4]神祇的翻版。

这是第一样让我惊讶的事：一个以幽默和讽刺见长的人——至少他那些经常杂乱无章的泰米尔语演说的英文翻译读来有这种感觉——竟然会被泰米尔纳德人视为先知，而且在他过世这么久之后的政治胜利时刻，他还会再度受到尊崇。不过，当佩里雅尔批评印度教和种姓时，幽默却绝非他的用意。他曾经是个信徒；如果他未曾有过信仰，他对宗教及其提倡者便不可能有那份执着的态度。

马德拉斯有个叫作佩里雅尔提达尔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一座汽车或电车车站。佩里雅尔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买下了这里，价格是十万卢比，当时相当于七千五百英镑左右。他所创立的组织目前仍然以这里为总部。

沙质空地中央立着一座佩里雅尔的黑色雕像，上面装饰了花环，基座上刻着这些铭文：“佩里雅尔 新时代之先知 东南亚之苏格拉底社会运动之父 无知迷信劣俗愚行之大敌”。佩里雅尔的坟墓在空地一角，四周有许多磨平的灰色花岗岩石板，上面刻着佩里雅尔说过的话。其中相当有名的一段几乎就是咒文：“神不存在。神不存在。神根本不存在。发明神的人是傻瓜。传播神的人是恶棍。敬拜神的人是蛮番。”佩里雅尔每次演讲都这样起头。

很难想象印度哪个地方的人会接受如此直率尖锐的看法，除非提出这种看法时也附带了其他主张。提倡“理性主义”及否定神之存在时，佩里雅尔也摒弃婆罗门及他们的语言，摒弃种姓制度，摒弃北方白肤民族对南方黑肤民族的蔑视。

佩里雅尔提达尔里面那座坟墓也有重要的意义。印度教徒实行火葬，佩里雅尔坚持死后土葬。他不仅是理性主义者：对那些听了他的言论而且喜欢这些言论的人，他是印度教徒之大敌。

他出生于一八七九年，晚甘地十年，早尼赫鲁十年。他的政治生涯自一九一九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三年去世为止。这是佩里雅尔令人相当惊讶的第二点：他竟然活了这么久；他的生涯竟然有许多年跟甘地的生涯平行并进；在甘地奋斗探索的晚期的若干几年间，他的背后竟然一直存着这个印度教徒的大敌，而且这个人物最终甚至变成甘地的大敌——一个生涯与事业跟甘地的大部分正好反相呼应的人。

甘地是素食者；佩里雅尔一定要吃牛肉。甘地努力克制感官欲求，佩里雅尔大吃大喝，肥胖无比。一位佩里雅尔的崇拜者告诉我，“他很贪吃”。在此，由于价值的逆转，那字眼是赞美之词。“他老是吃‘biriyani’——白饭加羊肉、牛肉、猪肉。他对食物从不挑剔。”甘地总是挑剔他的食物。

他跟甘地不同，他反对甘地，但在某些方面他却与甘地相似：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摸索出推动使命的方法；他对这使命终生不渝；最重要的是他有务实的态度。跟甘地一样，佩里雅尔也出生于印度教商人的种姓家庭。甘地出身于小邦官员家庭；佩里雅尔出身于富商家庭。佩里雅尔的教育程度不像甘地那么高，但他可以说比甘地虔诚、传统。甘地违背其种姓的规定，前往伦敦研习法律。佩里雅尔二十五六岁时（甘地正在南非奋战）前往贝那拉斯，为的是想做个身无长物、靠信徒施舍的遁世者，借此获得某种心灵启示。

他从未得到启示，于是离开贝那拉斯，回到家乡城镇协助家族事业。他也参与地方政治，并于一九一九年——这时甘地回到印度已经数年之久——加入国大党。他支持国大党的手织土布运动，也采取不合作策略。

然后，他脱离了国大党，起因是南方婆罗门的种姓偏见。非婆罗门不得随意进入寺庙。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入供奉庙神的内殿，只能从远处观看。有时候，非婆罗门甚至不能走上寺庙前的小路。

一九二四年，最后这项禁令在邻近的喀拉拉邦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当时，喀拉拉是个君主邦国，有自己的大公，而喀拉拉的婆罗门对于种姓禁令方面甚至比马德拉斯的泰米尔婆罗门还严格。王宫围墙内有一座寺庙，也有一个法庭。某天，寺庙在举行什么神圣的聚会，因此禁止非婆罗门走上庙前的小路。这条小路正好也是通往法庭的途径。一位名叫马哈文的非婆罗门律师当天必须出庭，但是（人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成名）马哈文不能从寺庙前面经过。喀拉拉的一些非婆罗门为此提出抗议，开始煽风点火，大公把他们囚禁了起来。他们向佩里雅尔求助。他前往喀拉拉，在那里活动了一整年，直到寺庙前的小路终于开放给非婆罗门使用。

随即又出现了一场危机。有人发现，在一所以传播甘地思想为宗旨的国大党学校里，婆罗门学生与非婆罗门学生必须分开用餐。接着，大家又发现，虽然这所学校由一位婆罗门掌管，其资金却是来自非婆罗门的。有人向甘地报告了这件事，不过他的反应既暧昧又轻松。

佩里雅尔就在这时跟甘地及国大党分道扬镳了。（马德拉斯流传的一则——来自婆罗门——的故事说，分裂的真正原因是佩里雅尔被要求针对与手织土布运动有关的款项提出说明。）一九二五年，佩里雅尔发起“自尊运动”，这时他想到一个高明的主意，即以穿黑衬衫来象征他的主张。于是，在将近五十年的余生中，他就穿着黑衬衫到处活动，企图革除婆罗门优越感、种姓制度、国大党、印度教，以及妇女的恶劣处境。他鼓吹非婆罗门举行自尊婚礼，即不请祭司主持也不需要宗教誓约的婚礼。他也宣扬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

“未来的世界不会有缺乏品格和教养的人……现代人的品格会堕落，是因为文化、正义及纪律都被用于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种姓和阶级差异……当这些资本主义及个人主义的状态消失之后，堕落的品格就不会再有存在的必要。”

他所描绘的是一个充满科学成果、无须神祇存在的远景。

“交通以空运为主，速度极快……可以把收音机装在男人的帽子里……添加维生素的食物可以做成药丸或装入胶囊里，其量可供给一天或一周的养分。平均寿命可达一百岁或更长……汽车的重量可能只有一英担[5]左右，而且不必使用汽油……电力将配送到每一个地方、每一户人家，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所有产业和工厂都不以个人私利为目的。它们全属于整个社群，而所有发明都为了满足全部人的需要和娱乐……当世界本身变成乐园时，人们就不需要去设想虚幻的乐园。只要没有匮乏，就没有神祇。只要有科学知识，就不需要推测和想象……我们必须把生存竞争转变成快乐人生。”

佩里雅尔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宣扬，告诉大家在未来的世界里种姓迫害将随着神祇一起消失；尽管如此，他也在同时展现出从小在家庭里养成的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他出生在商人家庭，一辈子关心金钱方面的事，从不否认金钱的价值，总是设法让自己和他的运动维持经济上的独立和宽裕。他的运动从未缺钱，他遗留下来继续推动使命的信托基金相当庞大。

他的遗物存放在佩里雅尔提达尔主建筑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前侧的四柱床上摆着一幅裱糊起来、真人一样大小的佩里雅尔的相片（电影广告及选战宣传风格转移到了这间私人博物馆），相片中的他很老，蓄着胡子，盘腿坐着，似乎在写字。床上有条粉红色花纹的毯子，相片倚靠在一只枕垫上。四柱床的柱子是白色的，柱顶上没有罩篷。床的一边立着一座旋转式高书架，上面摆着佛陀和列宁的半身雕像，纪念品商店出售的那一类东西，以及一尊马的雕像——这是人家送的礼物。那匹马并无特殊意义，佩里雅尔把它留下来只是因为它好看，也为了怀念赠送者。

比较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这些是白银打造的破除传统的工具：两把银质大锤及两根银质拐杖——形状与佩里雅尔老年时所用的拐杖一样。

目前，佩里雅尔运动由维拉曼尼先生领导。他是佩里雅尔青史之名的延续者，其生前遗物的守护人。带我看大锤和拐杖时，他笑着向我提起一句谚语，他说这是梵文古谚：“眼镜蛇之毒仅在舌头，婆罗门之毒遍布全身。”这句谚语又引出另一则——维拉曼尼先生说这是众所周知的印地语谚语：“如果你碰到一个婆罗门和一条蛇，先杀掉婆罗门。”（先前我听过这则谚语的另一种讲法，那时人家告诉我说它是东南亚家喻户晓的谚语：“如果你在森林里碰到一条蛇和一个印度人，先杀掉印度人。”）

破除传统的象征之后就剩下王位的象征了。佩里雅尔常被称为泰米尔纳德的白须国王。南方的某个城镇曾经送给老人家一个有花饰的白银制成的王座。现在，这王座和另一城镇的拥护者所送的银质王冠就摆在一个玻璃柜里。另一样礼物是一支银质令牌，其顶端刻着佩里雅尔和佛陀的小头像。在另一个玻璃柜里还有几把银质弯刀。

这间大展览室的四面墙壁于天花板正下方悬挂着三十三幅连环油画，画作内容描绘出佩里雅尔漫长一生的事迹。就跟《圣经》中的图画一样：你得先知道其中的故事，才看得懂这些画。一旦你知道了，那么佩里雅尔的所有事迹就都呈现在你眼前：一九〇四年，佩里雅尔在贝那拉斯做裸体的遁世者，找得到什么就以什么果腹；十年后，佩里雅尔在家乡小城镇参与地方政治；一九一九年，佩里雅尔加入国大党；一九二四年，佩里雅尔在喀拉拉活动，为非婆罗门争取进入寺庙的权利；过后不久，佩里雅尔致力于废除国大党学校中的种姓差别；一九二五年，佩里雅尔发起自尊运动，这时他开始穿黑色衬衫；一九三二年，佩里雅尔访问德国，跟“德国无神论者”在一起；同年，佩里雅尔与俄国的疗养院员工在一起；一九四三年，佩里雅尔与真纳[6]先生（主张成立穆斯林巴基斯坦）、安贝卡博士（要求一个属于不可碰触者的独立国家，称作达利特斯坦）一起讨论独立后印度国土分割的问题，他本人希望在南方建立一个属于达罗毗荼的非婆罗门国家，其名称将叫达罗毗荼斯坦。较晚期图画的内容包括佩里雅尔于独立后的一九五二年用油漆把南方各地火车站的印地文站名涂掉；一九五三年他摧毁伽尼萨——即象神欢喜天——雕像，借此证明它们只是泥塑的东西，没什么可怕的；一九五七年，他用油漆将一个写着“婆罗门大饭店”的招牌上的“婆罗门”三个字涂掉——这里的“婆罗门”指素食，与表示荤食的“军用”相对；同年他烧毁了印度宪法。

他在漫长的一生中永远一心一意、孜孜不倦。维拉曼尼先生把他的一些私人用品陈列在房间中央的另一个玻璃柜里：他的手电筒，他的眼镜，他的不锈钢餐盘，他的病床便盆及注射器等医疗用具。这些几乎像是甘地的遗物，如果佩里雅尔没有留下其他东西的话，它们可就充分体现了甘地精神。但是，他留给信托基金的财产，包括佩里雅尔提达尔所在的那一大块市区土地，却有数百万的价值。而且，自他死后十五年来，这价值又增加了好几倍。

尽管他爱好美食，尽管他吃肉，他的专注和偏执却带有一些类似纯真的成分，而正是这特质使他成为与甘地相反的角色。但是，那个角色却只因为世上实际存在着一个甘地才具有意义。甘地在其一生中持续变化与成长。在本世纪的前四十年，也就是从三十岁到七十岁之间，他不断探索政治及宗教的新形态。这探索使他具备普世的意义，因此，纵使人们跟甘地的政治行动没有什么牵扯，他们仍然可以把他的探索当作指标，佩里雅尔是地方性人物，他一直只有一项主张。因为有了甘地、国大党及独立运动，他的主张才会有它实际上发挥的力量。他借力于一股非常强大的潮流。可能就是因为这点，我才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带我去参观佩里雅尔提达尔的是住在马德拉斯的作家沙达南·梅农，他也向我提供了了解佩里雅尔的生平和运动所需要的背景知识。

沙达南说，在英国治下，将近十九世纪末时，婆罗门种姓在一个领域里取得了他们已有一段时间未曾享有的优势。他们在印度的社会生活、专业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创上占有主导地位。但是，马德拉斯邦（包括泰米尔纳德及其他地区）面积很大。马德拉斯市是个海港，而且，随着邦内的经济增长，开始有杰出人士从其他中阶种姓崛起。这些中阶种姓人士很多是像佩里雅尔家人那样的有钱人，很多是地主，有些能够把他们的儿子送到牛津和剑桥求学。一旦这类人从中阶种姓崛起，古老的婆罗门种姓禁制便难以维持。佩里雅尔所做的就是把这种摒弃传统的态度引到非婆罗门的广大群众中。

沙达南说：“他从文化层面进行沟通。推行自尊运动，同时创办了三四种报纸。他们很重视教育。在三十年代，运动所使用的方式是团体讨论，不是由上而下说教。某个受过教育的义工会前往市内的贫民区或村中的广场，在那里开始朗读报纸。没过多久，他四周就来了一大群人。他会根据自尊运动的概念来解释他所读的内容。直到今天做法还是如此。这种方式——这种党干部和群众的面对面接触——到现在还是支撑DMK的骨架。其他政党没有这套做法，他们连试都没试过。我记得我在六十年代曾前往住处附近一个地方，在那里观察一位DMK的党员。他会在傍晚六点半准时抵达，带来党报、一份英文报纸和另一份泰米尔文报纸。他会点起一盏防风煤气灯，坐在只有四根柱子和屋顶的棚子里，然后开始大声朗读。他的听众有一百五十人之多。”

这运动的理性主义信念有多深厚或多重要？人们摒弃造物主或众神祇到什么样的程度？

沙达南说，这理性主义运动本身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可笑的姿态。不过，该运动衍生出来的政治团体DMK却得到了政权，而且，这还导致了一场巨变。

沙达南说：“DMK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政权。”——我二度来到马德拉斯的那一年，当时我到迈拉波蜜糖家那栋两层房子里跟他和他父亲见面，蜜糖向我提到预言书——“他们在政府里新设了一个部，叫‘印度教暨慈善基金管理部’（Hindu Religious and Charitable Endowments），简称HR&CE。HR&CE部长管理属于印度教寺庙及基金会的巨大资源。土地、固定资产、珠宝——每间寺庙都有非常多的珠宝：神像上头的，还有每天信徒捐献的。对寺庙的捐献是不具名的，因此根本无法查证。寺庙的财产无法估算。你怎么确定一尊十世纪的湿婆神像值多少钱？HR&CE成立了，然后——这件事跟政府在做的可是两码事——有人开始把神像偷走，用复制品顶替。考古学家最近指出寺庙神像大规模被赝品替换的情况。原物已经流入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中。”

“DMK对这不在乎吗？那不也是他们的艺术品？”

“DMK不会在这上面浪费心神，他们是在对付敌人。在那同时，新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政策，把寺庙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不过，这是有名无实的政策。有人可以提出一份包括两百人的名单，宣称其中每个人都分配到一英亩的寺庙土地，而实际上那些土地可能都落入了一个人或政党的手中。老百姓什么都没得到。”

在沙达南话中，这种行径是“打劫”寺庙。他所使用的“打劫”要依照通行于印度的意义来理解——这个词源自印地语，而这事实多少反映了印度历史的某些特点。婆罗门是否因此变穷了？

“在大多数寺庙里，婆罗门变成只是仪式的主持者，也就是祭司。贫穷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依照沙达南的说法，比较重要的是寺庙被贬损的事实。“人们原先所设想的寺庙大体上是社会机构。每座寺庙都有学校、谷仓、大型蓄水设施——寺庙水池就是这样来的——医院、牛舍。寺庙也赞助艺术。但是DMK把不同的东西硬扯在一起。他们把寺庙等同于某种压迫，于是寺庙都被一视同仁地破坏了。”

DMK运动声称它跟古代非婆罗门的泰米尔纳德——特别是注辇国[7]八世纪至十世纪的历代皇帝——有历史关联。但根据沙达南所说，这也是空口说白话，不符合历史事实。

“注辇国王室施行民主——如果你能想象在封建体系内也能有民主的话。但他们也是那地区的帝国主义者。DMK运动以注辇国王朝为其象征时，只体现了泰米尔帝国主义那个层面，没有别的。根据记载，注辇王族文化水平很高，写过天文方面的书，也赞助过艺术。DMK所引用的注辇国象征却与这些无关。历代注辇国王在坦朱雷地区兴建了令人称奇的灌溉系统。DMK从未关心过灌溉问题。”

由于他们的狭隘心态、地域主义和种姓情结，其他方面也恶化了。英语水平下降了。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泰米尔纳德人减少了。现在，邦内的中央政府官员有许多是外地人。就连泰米尔语也退化了。

“这个运动已经不再有创造力。泰米尔语变成了无法表达现代观念的语言。它是化石语言，这可以从泰米尔语报章杂志的素质中看出。其中大多是琐碎空洞之物。

“这运动还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今它一再重复的就是这些可笑的姿态，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套贫瘠的图画。你看到床上那幅佩里雅尔的贴版画像。后来，制作那种画像的创意也被用于运动里的其他政治人物——即DMK以及从它其中衍生出来的政党的领导人物。他们在八十英尺高广告牌上被画成一个个巨人，而他们已经丧失的东西就由这玩意儿来取代。而且，宗教方面或新兴宗教方面的运动在泰米尔纳德邦变得更强大。

“目前这里流行的新兴宗教运动是阿迪帕拉夏克提[8]崇拜。你在一个介于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9]中间的地方可以看到他们的活动。这是母神崇拜——不同于雅利安宗教，达罗毗荼宗教是以母亲为中心。由此衍生出了这个新的信仰宗派。有这么一个人——一个教师——在一个大好日子声称，这位神母或称夏克提出现在他梦中，并命令他出去宣扬她的神威。他声称，当他醒来时，从他面前的土里长出一尊阿迪帕拉夏克提的神像。这教派的信徒有一套制服，红色上衣加红色裤子。这是理性主义运动原本不该造成却造成了的结局之一。”

令人觉得讽刺的地方还涉及更基本的问题。反婆罗门运动并不是所有非婆罗门种姓的运动，它是以中阶种姓为主的运动。就像印度一向的情况，在这些种姓下面还有另一个更低、更劣势的层级。对这些处于最底层的人，DMK没有提供任何保护。

沙达南说：“DMK在一九六七年掌权，口口声声谈着低阶种姓所蒙受的压迫。事实上，对不可触碰者最残忍的攻击发生于一九六七年之后。一九六九年，四十个哈里真在一间小屋里被活活烧死。犯案的人属于一个叫作帖瓦尔的种姓。他们是中阶种姓，原本没什么表现，过去一百年来却在社会上爬升，现在已经颇有势力，还成立了自己的种姓会社。他们是最好斗的种姓之一。他们自称是泰米尔阶层体系中的‘刹帝利’，即武士。达罗毗荼运动是由中阶种姓发起的。当他们的政府上了台，他们就变成了压迫者。”

关于DMK运动所导致的文化贫瘠，沙达南的分析几乎肯定是正确的。这现象出现在那些图画里，这现象出现在佩里雅尔演说中的夸张、简化和矛盾里——在这些演说里，文字似乎只要动听就好，而为了吸引听众，演讲者必须一再诉诸修辞戏法。但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所表现的热烈反应也同样不可否认。佩里雅尔打动了这些人心中的某些部分：一些不能用逻辑来规范、不受历史事实左右的东西。这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戈帕拉克里希南先生是翡翠出版社的老板，他专门出版教科书和关于理性主义的书籍。他告诉我下面这则故事。

“我父亲做规模很小的生意。他属于穆达里雅尔种姓。我们是低中阶种姓。他摆了个摊子，卖香烟、汽水之类的东西。

“我在四十年代早期、十岁左右的时候成为了理性主义者。当时我是马德拉斯斯里罗摩克里希纳高中的学生。这是一所以婆罗门为主的学校，甚至连仆役和船工也是婆罗门。每班只有几个非婆罗门。每天都会有几个老师训诫我们，说我们只有放牛的份。有三个老师特别强调这点。他们认为非婆罗门不应该上学，而他们经常一说再说的话是‘去放牛’。

“我们每天早上都得到祈祷厅做团体祈祷。每天都是同样的祈祷，非常无聊。我有一位非婆罗门的同学不参加祈祷会，常常因此挨打。所有男孩上学时都要画上种姓标志。我通常是用粉笔画额头上的那几条水平线，而不用所谓的圣灰。我那位朋友从来不画这东西，他也因此挨打。他是个有创造力的男孩。十年后，他写了一出剧本，也在剧中演出——那是出表达理性主义观点的戏。

“我还在那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佩里雅尔的集会。集会在我们住的赛达佩特举行，来了许多非婆罗门。在那次集会里，我才第一次了解为什么婆罗门老师对我们那么有偏见。在那之前，我一直无法了解为什么他们偏见那么深。我开始阅读佩里雅尔的组织所出版的宣传品，还有他们出版的几种杂志。我花了四年时间才成为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

“首先，从一九四七年起，我不再到寺庙去了。在那之前，我总是带着虔诚的心去那里。这是我在襁褓中就受到母亲和姐姐影响的——我们家就是那样的。在那些日子里，婆罗门祭司鄙视他们的非婆罗门信徒。信徒也不以为意：那是传统嘛。我在早年也不以为意。祭司会从远远的地方轻蔑地向非婆罗门信徒撒圣灰，而婆罗门信徒却可以进入实际供奉神像的神圣内殿。非婆罗门信徒只能从远处观看神像。

“我是慢慢才不去寺庙的。大学时代我常读萧伯纳、韦尔斯、罗素的著作。这些对我冲击很大，我因此有勇气去面对我家庭和社会中的宗教信徒。

“我母亲还是很注重仪式。许多年后，她开始担心过世后我可能不会为她举行仪式。可是，在她过世之前三个月，她把我叫去，告诉我不要为她举行任何仪式。

“现在我不去理睬印度教，我不会浪费时间讨论它。我母亲过世时，我也没有为她举行任何仪式。那是两年前的事。每年在我母亲忌日，我所做的是送给每个孙女一套新衣服。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告别式致辞，没有花环。就只有我母亲的遗像，如此而已。”

帕兰尼先生对种姓制度的态度更加强烈，他的激情是没有什么可以缓和的。他六十三岁，身材瘦小，肤色黝黑。他出生于哥印拜陀地区，对于五十多年前在学校里发生种姓偏见的往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我个人并没有反婆罗门这类的情绪。我弟弟进入我就读的学校时，我读五年级，他读四年级。有一天下课时，因为他是新生，就跟着其他男孩到一家饭店喝水。他仿效别的男孩的动作，拿起大铜杯从水盆里取水，然后开始喝了起来。这是一家婆罗门饭店——并不是住宿的地方，只是用餐的场所。它是一家中产阶级饭店。当老板看到我弟弟把手伸进铜盆取水时，他生气得不得了。他把整盆水倒到屋外，然后对我弟弟大喊大叫。

“我弟弟哭着回到学校找我。我告诉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婆罗门，我们不可以自己直接从水盆里取水。他应该请一个婆罗门男孩去拿一杯水给他喝。相较起来，婆罗门的肤色比我们白。我弟弟问：‘为什么？’他不愿接受这件事。我自己开始思考。过去我只是遵守既有的习惯。我那时十一岁，我弟弟十岁。我在那学校已经读了一年。

“我们回家跟父亲谈。他在政府里当小公务员，每月赚三十五卢比。按当时的标准，这笔钱足以应付一个小家庭的开销。我父亲的父亲是个织工。我们属于织工种姓，即‘先衮塔尔’种姓。不过，我父亲接受了全部义务教育，直到十六岁才结束。这时他三十岁。

“听完我们说了发生的事，我父亲说：‘这是这些地方的习惯。即使不公平，你们也得接受。’他自己也遵守规矩——不是心甘情愿，但还是遵守了。在婆罗门饭店里，他不会去保留给婆罗门的地方。在当年，每一家婆罗门饭店都隔成两区，婆罗门在一区，其他人在另一区。我父亲不会闯入婆罗门区。

“我们住在一套小瓦屋里，一套厚墙瓦顶的房子。我们每月付五卢比左右的房租。屋里没有电。我们有个小女佣，除了供她吃之外，每个月付她三卢比左右。

“她跟你们一家人吃？”

“她不会跟我们一起吃，我们吃过后她才吃。这不是社会歧视，她是来替我们工作的。她睡在一个相连的房间里。我们——所有小孩——睡大房间。家里共有三个房间，我们父母亲的房间、小孩的房间和女佣的房间。她是从村里来的。我们认识她的家人，我们请他们为我们家让出一个女孩。我们是中产阶级。”

“所以你弟弟会那样反应？”

“我不能确定。那可能只是人之常情的反应。”他重新谈起他在政治上的演变。“后来发生了一九三八年的反印地语行动。一九三七年举行过邦议会选举——当时还不是全民投票——国大党获胜执政。政府有意强制学校用印地语教学。泰米尔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发起反对行动，佩里雅尔和他的团体也一样。

“有天傍晚，佩里雅尔来演讲。开始时还有日光，天黑后就点上培特罗麦斯[10]汽灯。他身体肥胖，身高中等，蓄着胡子。他缠着泰米尔腰布，穿着黑衫，一边肩膀上披着披肩。他的肤色白皙。他属于奈克尔种姓——商人团体。

“他说明印地语将如何排挤英语，而英语这样被挤掉后又将对泰米尔纳德邦有什么不利。过一段时间后，泰米尔语将成为印地语的手下败将，成为次要语言。语言的地位一旦滑落，跟文化及社会有关的每样东西也会随之滑落。听众人人都同意这一点。

“这场演讲过后还有佩里尔雅几位副手的演讲。他们是年轻的中产阶级男子，其中之一是安纳杜莱先生。他后来创立了DMK，并带领它获得了一九六七年邦选举的胜利。他口才非常好，一开口演讲就打动了听众。为了这个印地语问题，人们到学校抗议，这些领袖也进行了一场从泰米尔纳德最南端到马德拉斯的长途游行。”

七年前，甘地想出了非暴力政治游行的主意。他在印度西部艾哈迈达巴德[11]的修行所思考许久后，终于得到灵感，想出了从那里步行到海边去制盐的点子：这有很精彩的戏剧性，其目标是特定的实物，其结局却不确定，它也是表达非暴力不合作的一种精彩的象征行动，因为食盐——那么便宜、那么重要，连最穷的人也缺少不得——是外来政府的专卖品。甘地一九三一年的食盐长途游行历时多天，它使民族主义复苏，得到新活力。一九三八年纵贯泰米尔纳德全邦的反印地语长途游行则对达罗毗荼运动有贡献：国大党的邦政府放弃了强制学校使用印地语的念头。不过，帕兰尼先生并没有提到甘地的先例。

他说：“那次抗议行动五年后，我在一九四三年转到工程学院就读。这对我也是一件大事。我在原来的学校表现优异，奖学金什么的都拿过，老师建议我父亲把我送进大学读书。于是我在一所艺术学院修了两年艺术课程。修完后，艺术学院的一位教授坚持要我一定读工程。因此我向工程学院提出申请。如果是开放竞争的话，我可不会被接受，因为婆罗门学生的成绩好了许多。我——还有跟我一样属于劣势的非婆罗门团体的人——倒是运气好，因为经过佩里雅尔的另一次争取行动后，学校为这些劣势团体增加了一些保留名额。如果没有这些为劣势团体保留的名额，我就无法成为工程师。我说转到工程学院对我是件大事，就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说，转到工程学院后，我发现在饭店的餐厅里，婆罗门学生在最靠近厨房、被单独隔出的区域用餐，他们那一区跟其他部分用木板隔开。餐厅的厨子全是婆罗门，因此餐厅的便利大部分都被婆罗门顾客占去了。这令我们觉得不舒服。于是我们开始提早到餐厅，坐在隔起来的地方。因为我们人数比婆罗门多，他们终于同意把隔间拿掉，往后餐厅就成了共享的地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默默承受，他们就会搞些名堂。一旦我们开始维护我们的权利，他们可没有胆量反对。”

“民族主义运动的情况如何？一九四三年是重要的时期，你参加了民族主义运动吗？”

“民族主义运动持续进行着。但是，在那运动中，我们同时也要求别人承认我们的自尊。”

“你弟弟也像你一样活跃？”

“他在另一所学院读书。他支持运动的诉求，但不像我那么公然站出来。他把什么事都交给我。”

“你父母亲对佩里雅尔主张中的理性主义那部分有什么看法？”

“他们不太思考那方面的事，他们更支持的是语言的维护及非婆罗门名额的保留。在一九四三年，虽然我们并不赞同佩里雅尔哲学中的无神论成分，却相当支持他在废除迷信和仪式方面的努力。

“我们这个泰米尔文明历史很久远，大概有五千年左右。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12]这两座古城是达罗毗荼人建立的——摩亨佐·达罗在现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历史学家这么说。直到大约两千年前，社会中并没有种姓。那时候发生的是这个外来文明从北方南下，然后开始分阶级。往后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泰米尔知识分子奋起反对种姓制度。这些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排斥仪式和迷信，但他们并不反对整套系统。他们说，宗教有其必要性，神也有其必要性。雅利安人却在传播迷信。”

“你年轻时信仰虔诚吗？”

“我很小的时候会定期造访寺庙，或是跟父母去，或是自己去。我们会前去瞧瞧，四处走走，拜拜神，祈求家运兴旺，学业顺利，经济宽裕。我是个信徒。直到十二岁那年。听了佩里雅尔演说之后，我慢慢脱身。十二岁之后，我还是个信徒，但不再去寺庙。我开始不相信那宗教中的仪式部分。我在年轻时读了不少神话，但当我开始明白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把戏时，就没兴趣了。”

他重新谈起自己的生平。“我一九四八年离开了工程学院，当时我二十三岁。这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到政府里服务，被派到一个小镇当基层工程师。我成为工程师和在政府任职的事让我父母亲很高兴。

“到了那个我被派去的小镇，我要从一位婆罗门官员接过职位。交接那天，他在家中请我吃饭。他住在一栋租来的房子里。我们用完餐后，女仆把杯盘等收到里面去。我听见婆罗门官员的太太告诉女仆说，不要把我用过的杯盘拿进厨房，而要拿到后院清洗，因为那些杯盘被我碰过了。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你怎么办？”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

“你以前跟那官员一起吃过饭吗？”

“我们一起吃过，坐在地上，用手吃。那次经验留下了阴影。我默默承受了那次侮辱，什么都没做。既然是他们请我吃饭，我要是大叫或抗议或说什么都有失礼节。”

“你祖父是织工，你父亲是小公务员，你在二十三岁时成为工程师。就你的生平来说，应该算是有所发展，更上一层楼吧？”

“我是因为有保留名额才成为工程师的。我下决心替类似领域的其他人争取类似的权益，我想要全心全力为这项使命奔走。在职权之内，我做了一切做得到的事——把经费分配到落后地区，在偏远地方建造种种设施。安纳杜莱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创立了DMK，但身为政府官员，我不能加入。”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了。你没提到这件事。”

“佩里雅尔不太花心思在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上，他只关注种姓和宗教问题。”帕兰尼先生把我的问题当作只是打个岔，继续说：“DMK是从他的社会运动中形成的政治侧翼，然后它开始介入邦和全国的政治事务。当时国大党占优势，十八年后，DMK从国大党手中接过政权。它从原先的分离主义运动，变成了寻求地区自主的政党。我朋友中有许多人——年纪跟我相当的人——正好在政府里担任要职，因此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让许多提升社会正义的措施付诸实际。”

这个瘦小黝黑的人心中积存着好几时代的悲痛和愤怒。在他家族中，他是第一个感到屈辱的人；从他的话听来，他还是家族中唯一投入运动的人。他的愤慨非常强烈，这必须受到尊重。但是，我也开始纳闷，这么强烈的怨怼是否还能让他拥有私人生活，是否还能让他在较单纯的情绪互动中过日子。

“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一九五一年。”那是跟婆罗门官员一起用餐之后的三年。

“她是什么种姓的？”

“同样是织工种姓，来自附近一个小镇。”

“为什么要同样的种姓？”

“主要是为了让双方父母满意。还有，我父母挑的女孩是我可以接受的。”

“受过教育？”

“教育程度还算好，念完了义务教育。那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一步。”

“在某些方面是后退的一步？”

“没错。”

“肤色黑的女孩？”

他让我看他的手背。“跟我一样。”

“宗教式的婚礼？”

“是的。不过我们没有请宗教人士。我们请我们社群里的一位长者来主持仪式。他只是祈求天神保佑新人。那是折中的做法，既不是婆罗门婚礼，也不是佩里雅尔自尊运动所鼓吹的那种婚礼。”

“你现在还是印度教徒？没想过改信佛教？”

“没有必要。只要能够宣扬自己的看法，就不需要皈依另一种宗教。”

“你如何安排各种仪式？”

“我的小孩出生时没有举办任何仪式。在我们祖先的时代，男人女人一生中的每件大事都有各自的宗教仪式——出生啦，穿耳啦，女孩到了青春期啦，结婚啦，怀孕啦。这些我们现在都不做了。”

“你弟弟后来呢？”

“他也做了工程师。他在哥印拜陀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结了婚。同样是织工种姓，也是为了顺从父母之意。”

“你怎样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

“我大女儿的婚礼只有极少数最亲近的亲友参加。第二个女儿的婚礼是自尊运动所确立的那种佩里雅尔式婚礼，由一位参加我们运动的著名大学教授主持。”

他的奋斗目标坚定不移——虽然他自己对宗教信仰的需要使他陷于矛盾和妥协中；虽然在他自己家庭中种姓结构依然未变；虽然从马德拉斯的垃圾、损坏的道路、市政管理的缺失、DMK政府及后继政府的派系倾轧及侵吞掠夺等等，可以看出事态已近乎全盘混乱。

沙达南·梅农曾谈到马德拉斯古老寺庙被“打劫”的事。迈拉波寺庙的大水池的确让人看了伤心。池里没有水，漂亮的内侧阶梯有几处已经扭曲变形，随时就会变成废墟。

我向帕兰尼先生问起这座寺庙。

他说：“我希望迈拉波寺庙和水池能继续作为我们的建筑和文化遗产而保存下来。但同时，我反对利用这些场所来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们说只有婆罗门才能从池里取水，拿到最神圣的内殿去使用。只有婆罗门才能进入那里。在别的地方，有人想进入内殿，法律却不允许。大约十年前，当时的DMK党籍邦长卡鲁纳尼迪[13]先生——选举过后，现在他又是邦长了——提出一条法案，条文中明令宣布非婆罗门有权利担任祭司。婆罗门对此提出质疑，最后最高法院推翻了那条法律，理由是现今的印度教法律规定祭司必须是婆罗门。”

我们总是一再回到这点：婆罗门的偏见歧视。这是促使他献身使命的动力来源；无论抗争的方式会怎样导致他的世界解体，他对使命的投入从未松懈。而事实上，婆罗门的主张尽管是一九六二年南方那个看似健全的社会的一部分，却是站不住脚的。

我问他：“那个在你父母亲家帮佣的女孩——她后来怎么了？”

“结婚了。”

“她嫁给了织工种姓的男人？”

“同样是织工种姓，他们夫妻还做起了织布的小生意，也只够糊口。”

我问他对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几个达罗毗荼政府有什么看法。

“开始时DMK政府做得很好。但是，权力会让人腐化，而且婆罗门头脑聪明。他们有自己的办法让这些人对社会改革的热忱降温。他们承诺会向德里的中央政府争取到种种好处，然后要求地方政府对他们让步作为回报。他们在文化领域中举足轻重。他们也在这个领域里削弱了邦政府的进取心。”

他的使命让他的世界完整无缺，让他坚信无疑，让他找到每样事情的解释。我再度想知道，是否他真的没有私人的牵挂，是否他的一切都与使命有关。

我说：“你不能像大家那样，稍微缩回自己的个人天地里？你不能偶尔把世界抛开，只做自己？”

“我太太常抱怨我不关心家庭和孩子，说我总是把别人及别人的福祉放在心上。她的话恐怕是对的。我在某些方面没有尽到责任。我过的生活没有在各方面达到均衡，也不是完整充实的个人生活。我觉得个人都被那种使命占据了。这是事态使然，我不得不过这样的生活。”

有天早上，我再次去找蜜糖。如果他不是在睡觉，总可以在他向拉格哈文夫妇租来的小公寓里找到他。他随时都有空，除了中午一段时间，他总是在接见客人。他是这附近一带的预言家，他给人建议。有时候，他只是倾听别人的话。

原来挤在起居室兼卧室一角的家具不见了。一如他先前说的，房子变得像他所期望的那么简朴。

那天早上的访客是几位中年婆罗门。说不定——我应该一直知道这点，只是没有认真想过——他的访客全是婆罗门。那天早上这几个人表情凝重，但又显出满意的样子。他们心满意足的原因是他们替家里的一个女孩订好了婚事，他们谈着婚礼的开销，语气亢奋欣喜，却又难掩忧愁。

报纸上这一阵正在报道婚礼开销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报上刊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报道，其内容透露，有些印度新娘因为没有带来足够的嫁妆或够贵重的礼物而被夫家逼死——常常是用火烧死。这些年头里，新郎一方时常会要求时尚礼物、摩托车或昂贵的电子产品。

不过，在蜜糖的起居室兼卧室里的这几个人，倒一点都不担心新娘被烧死的事。他们只是一项一项盘算着那个大日子的开销，仿佛婚礼尚未举行，他们就已经开始高高兴兴品味着其中每个细节。

蜜糖以他的地位所具有的权威斩钉截铁告诉我：“他们得花上一个半拉卡。我跟他们说，一个半拉卡。”

那是十五万卢比，相当于六千英镑。如果把这数目跟必须承担所有费用的新娘父亲的薪水相比，就更能明白婚礼开销的实际规模。他是一家公司的中层主管，月薪在七千到八千卢比之间。他女儿的婚礼将花掉他二十个月的薪水。

我这番计算就快得出结果时，那群访客——一个男人和数个女人——以及蜜糖又兴冲冲为我从头把各项开销列举了一次。

第一项开销花在租用“乔尔特里”上，即结婚礼堂。礼堂必须租用两天，租金是六千卢比。这还只是较简朴的乔尔特里的价格。马德拉斯有些乔尔特里要价是这数目的十倍、二十倍。你还得加上电费，以及事后的清理费用。

“还有杂项。”蜜糖说，用了一个他过去在公司上班时所使用的字眼。

加上杂项后，乔尔特里除了租金外的开销不会少于两千卢比。然后，厨师要收四千卢比。

“最少四千，”蜜糖说，“在两天里，每天四次为五百个人打理食物——那可不是小钱办得到的。厨师需要用十个助手。”

“蔬菜。”女人之一说。

“三千。”那男人说。

蜜糖说：“食物，食物需要一万卢比。”

我问他“食物”一词的意思。在蜜糖的用法里，“食物”似乎跟蔬菜很不一样。

蜜糖说：“米、调味品、鹰嘴豆、绿豆、米粉、罗望子、干辣椒、胡椒、盐——这些是食物。”

“新娘穿的莎丽，”妇女之一说，“还有送给双方亲戚的衣服。这要一万。”

蜜糖说：“我看绝对少不了。还有新郎的服装。”

这一行人中的男人说：“五千。”

“珠宝，”蜜糖说，“十五枚24K金币，每枚三千。”

女人之一说：“再加上钻石耳环，一万两千。”

“总共两公斤重的银质容器，”那男人说，“一万五。新人家里用的不锈钢和黄铜容器，又是五千。”

“蜜月开销。”女人之一说。

蜜糖坚定地说：“那要一万。”他向我解释：“新婚之夜的家具——小床、床垫、床单、枕头、两三罐糖果。还有新娘新郎在新婚之夜所穿的衣服。”

那男人说：“婚礼后一年间还得送礼。你得送衣服，给新郎穿的衣服。还要给新郎一枚戒指或一只手表。这项要求会在婚礼后提出。如果你送一枚钻戒，那么迪瓦里的礼物要花五千。”迪瓦里是年末的排灯节。“另外还有四五个其他节日，第一年中每个节日都得送两千卢比的礼物。把这些全部加起来看看。”

蜜糖轻轻摇着腰布覆着的双腿说：“一个半拉卡。”即十五万卢比。

我说：“我算的结果是十二万九千。”

蜜糖说：“到了实际开始用钱的时候，一个半拉卡少不了。”

我对那男人说：“可是你看起来这么高兴。”

他说：“应该高兴。我们认识那个男孩，是个好孩子。”

“如果有两三个女儿，要如何应付？”

那男人说：“中产阶级婆罗门女子不结婚的原因就在这里。她们选择就业。在婆罗门社群里，我们所有积蓄都花在女儿的婚事上。如果你有一男一女，那就可以相抵。如果你只有儿子，那可幸运了。

“男孩——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给他的——男孩的父母亲说：‘我们让他受了教育，他现在赚的钱不少。’因此，为了补偿在男孩身上所花的钱，他们要利用这机会回收成本。”

这年头婆罗门男孩的境遇并不轻松。学校名额及政府职位要保留给弱势群体，给不可触碰者，给不可触碰者族群，给残障的退伍军人。现在有百分之五十的名额保留给劣势群体，有人还主张提高到百分之七十。那表示只有百分之五的名额开放给婆罗门。

那男人说：“所以我们只好迁移到别的地方，其他比较有前途的地方。”

迈拉波曾经因为它是马德拉斯两三个婆罗门地区之一而著称。现在，迈拉波的居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是婆罗门，其他是非婆罗门，甚至包括一些不可触碰者。这里难免会有房子出售，有钱人——但不一定是婆罗门——就买了下来。过去，村庄里有婆罗门的“阿格拉哈兰”，即专属婆罗门的区域，别人不得走入。现在这些都没了。婆罗门为了改善生活已经搬离乡村。他们离开那些村中的阿格拉哈兰，别人买下了他们的房子。剧变因而产生，但婆罗门不是会反击、示威或抱怨的人，外人也不知道发生过的剧变。

我说：“那么，泰米尔纳德将变成首陀罗的地方了。”

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却引起那男人一阵惊愕，蜜糖则夸张地以双手遮脸。

蜜糖说：“不要这样写。如果你写出来，他们会把你的房子烧掉。在这里不用‘首陀罗’这字眼，要用‘达罗毗荼’。知道他们怎么叫我们吗？在泰米尔语里，婆罗门的正确称呼是‘帕尔潘南’。他们想嘲笑我们时，就叫我们‘帕潘’。说‘首陀罗’这个词，就跟他们说‘帕潘’一样。”

那几个心里想着婚礼的人起身准备离去。即将举行婚礼的喜气使他们有几分轻松地谈着婆罗门的处境（尽管他们属于中产阶级，而且也易受伤害）。

他们走了之后，蜜糖一脸倦容。

他说：“你瞧，他们来个不停。我替人治疗，你知道吗？我用信仰替人治疗。我已经看过一两千人，每天要看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每天。”

他的腰布看来不干净，他的黄色背心也是如此。他松软肩膀上的皮肤有点潮湿。他一副未曾运动、身体有病的样子。

“你怎么给他们治疗？”

“给他们烧过的牛粪，念祷文，用关怀的话安慰他们。”

我感到困惑：他似乎对他为人们所做的事并不热切，口气中有倦意。

他说：“他们为了婚姻而来。”他意思是说，他们为了儿女或其他亲戚的婚姻而来征求意见。“我必须预测婚姻的未来。”

“你怎么做？”

“心里有什么灵感就告诉他们。”

他从面对我坐着的低椅起身，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背靠墙的椅子上。我们两人都背对着门。我们面对起居室兼卧室的蓝色墙壁，看着上面所挂的宗教图像，以及墙中央那个吊柜——其玻璃滑门后面是一堆杂乱的东西。

他说：“百分之百准确。”他指的是他为别人所做的预测。这时，他似乎对他为人们所做的事又有了不同的态度。“如果我预测的是某月十五号，事情可能在十号或二十号发生——早晚差个几天。”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种天赋的？一九六七年时你可没有这能力。”

“突然有的，是在一九七〇年。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一位R先生告诉我说我有这天赋。他跟我说：‘好好运用它，好让许多人能得到你的帮助。’从那天以来，我就一直在做这些事。以前我常到R先生家里，他住在马德拉斯。小房子，穷人。我倒不能说他是我的精神导师。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就这样而已。算是同类相聚吧，他也有这些天赋。我无法像萨依·巴巴那样制造奇迹，你可别那样想。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有位朋友——做生意的，中产阶级，一个好朋友，当时五十岁左右——他告诉我说他弟弟病得很严重，烧到一百零四度。‘蜜糖，给我一点东西帮我弟弟退烧。’他还有别的症状，像是昏迷不醒等等。这个朋友到我家来，我见了他之后请他稍坐片刻，然后拿出一些烧过的牛粪灰，念诵一段苏达尔善祷文，过后让他带走牛粪灰。”

“是什么让你那样做的？”

“是某种东西吧。有一些力量促使我那样做。在那个时刻，当我那样做的时候，我不再是蜜糖，不再是我自己。几秒后，我把牛粪灰给我朋友。他回家后把灰涂抹在他弟弟的额头上。第二天早晨，他弟弟就没事了，出门上班去了。那时我自己也在公司上班。

“事情过后，我两天都睡不着，就到R先生家里去，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有些不对劲。我睡不着，眼前会出现一些黑色影子。人的影子，黑的影子。’他问我：‘你昨天做了什么？’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责骂我说：‘谁告诉你要把牛粪灰和其他东西给你朋友？以后不要那样做了。’他叫我再念一次同样的苏达尔善祷文。一两天后我就没事了。

“从那天以后，除非从别的地方得到允许，我就不再做那样的事了。现在，就在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又看到那些黑色影子。两个影子，头上长了角。这是牛头人身的‘麻旦’，喜欢作恶。他的把戏可真多。这时他对我很友善。任何人来求我做什么事，我都必须先得到他的允许。我脑里听得到他的允许。

“我想抛弃这项天赋。我想抛弃所有这一切，寺庙，每一样东西。我想抛弃这一切，我只想要平静。为了算命，为了儿子找不到工作，女儿嫁不出去，财物遗失等等，人们总是找上我。他们会说：‘蜜糖，我病了，帮个忙。’我不知道该如何避开这些事，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有人会来告诉我说他女儿身体不舒服。‘帮我做点事。’我又得到了什么？

“你没见过这些人。我针对这些人在门上挂了个牌子，请他们不要在某些时刻来找我——那是我的休息时间。

“因为这些事情，我才会身体不好。我的脑部血液不足，常常觉得眩晕，没力气爬楼梯。我慢慢不做那些事了，不过我没告诉他们。”

我说：“不做之后你怎么办？”

他在小公寓里的生活似乎以接见来客、等待他们为中心。很难想象他不见客之后有什么事可做。

他说大概会读读书。“今天我就正在读几本书。杰克·希金斯、威尔伯·史密斯，另外是阿瑟·黑利[14]，写《机场》的那个。还有一大堆别的书。我读这些东西打发时间。什么书都行——不管是《薄伽梵歌》[15]还是垃圾。”

二十年前，我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会阅读英国出版的通俗浪漫小说——而从各方面来说，英国都跟他在迈拉波的生活和经验离得那么远。

他说：“我要找些书来打发时间，才不会闲着没事。有时候我会念祷文。有些祷文一整天下来念了两三千次，同样的祷文。”

这时我们并排坐着。

我说：“你得抛弃那种天赋。”

“我会的，我有信心，我了解自己，我会那样做。我在这里得不到平静，我想离开这城市，搬到遥远的地方，但医生不准许。我必须待在离医生几公里内的地方。”

他指着摆在对面墙壁前、就在玻璃门吊柜下方的一把椅子。

“如果我坐在那边，而你坐在我面前，我可以看你的面相，把详情都说出来。但事后我会头痛，两三天都不舒服。”

上回我在这小公寓里的时候，别人却说他们跟他在一起会得到平静。有一位提到心思净空的状态，还说到某次停电时跟蜜糖在黑暗中一起待了四小时，前后两人几乎没说半句话。

蜜糖有点不耐烦地说：“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平静，而是想听我扯扯他们的事。我说出他们的麻烦，告诉他们如何解决，他们听了很受用。他们说自己是来求平静的，其实他们要的是指引。”

我想起那位耐心坐在椅子上的地主——蜜糖口中所称的那位“有钱人”，我也想起那位拥有优雅的婆罗门面貌、额头刚点上圣痣的年轻公司主管——他向前倾身坐着，双脚缩在椅子下面，两手掌心贴着椅子边缘。

蜜糖说：“但是我什么都不说，他们就坐在这里，聊聊政治跟别的话题，好一阵后才离开。

“R先生知道我的处境，他自己也有苦恼。他已经是八十六岁的老人了。他的预测很准，说得出你在伦敦的房子，你怎么打理家务。你跟他坐在这里，他就当着你的面告诉你这一切。”

我问他：“一九六二年时，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那年，某天下午，我们在行程结束、帐篷搭好的向晚时刻相遇，地点离一条山涧不远。虽然时值八月，温度仍然急速下降，山色已呈灰褐。他穿着套头粗毛衣，四周一片薄暮微光。当下我们就谈了起来。

蜜糖说：“在我的前世，我们两人曾经相遇过。你可能是我的兄弟、朋友或父亲。在喜马拉雅山上，我有某种感觉。我不会忘记你的名字，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名字。”

“我当时觉得你是个悲伤的人。是这样吗？”

“那时我没什么悲伤的事，没有。我父亲还在世，我母亲也是。我喜欢到喜马拉雅山上到处看看，我是家里第一个前往喜马拉雅山的人。”

“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吗？”

“神会为我安排，我对他有信心。这间公寓拉格哈文只收一点租金。我整天待在这里，所以也可以说我算是在替他们看房子。我们之间互相了解。”

“谈谈你的牛粪灰。你在哪里烧牛粪？”

“是买的。”

这么说来，牛粪灰是日常用品，祭祀用品店就买得到。那不是什么特别的、他自制的东西。

“那东西叫‘维布迪’，装成一袋一袋卖，你一次可以买个一公斤或两公斤。我买的没加香料，一公斤三卢比。如果是加香料的，一百克要卖一卢比或一卢比五十派沙。怎么做的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身材修长、穿深色衣服的年轻女子从前门走进来。她没和蜜糖说半句话。她开始清扫公寓的中间部分，也就是神坛和厨房之间的部分；后两个地方是她不能进入的，因为她不可能是婆罗门。

这里已经发生过一场革命。寺庙遭到“打劫”，街道和墙壁被胡乱涂上选举口号和标记。他们说迈拉波居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是婆罗门，但是在蜜糖还拥有的那个小空间里，旧世界似乎还继续存在着。

卡拉在班加罗尔告诉过我一位婆罗门祖先的故事：他离开乡下，来到马德拉斯市；他和母亲在那里穷得只能靠迈拉波大寺庙的祭品果腹。那时，这个故事——古老的神祇、古老的寺庙、贫穷的婆罗门——在我听来仿佛来自久远的年代，一个属于童话的年代。然而，这故事讲的是新世界，人口过多的乡下，以及婆罗门的离散。我在蜜糖的公寓听到的关于婆罗门专属区域阿格拉哈兰或村中聚落解体的故事也讲述着同样的离散——人们离开故土，四处飘散。

但是，在我所做的这种旅行中，有时可得慢慢体会，才会对所见所闻有所理解。旅行者有时会选择性听取别人的话，有些事——因为它们看来跟所在的国家或文化若合符节——过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马德拉斯停留之初，我认识了卡库斯坦，也听说他是个企图过完全的婆罗门生活的婆罗门。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决定这样做有多么不寻常，甚至多么壮烈。

他住在马德拉斯一座古老寺庙附近的婆罗门聚落区，或称阿格拉哈兰。决定搬到那里的是他父亲。先前，好几代卡库斯坦家族的男人在一座村子的庙里担任祭司——那地方现在离城市大约有两个钟头的汽车车程。就职业而言，卡库斯坦现在身处现代世界。他在一家大商行工作，负责撰写各种经济情势报告及计划评估。不过，家族寺庙的监管工作已经传到他手中。由于承担了这项责任，再加上别的原因，他决心要做个十足的婆罗门。因此，当他坐在办公桌前，当他因公出差时，他穿的是婆罗门祭司的服装。他额头上点着种姓标志；他剃光了头；他虽然没有裸背，上身穿的却是米黄色的婆罗门长衫。

对我来说，印度是种姓服装的国度。（虽然远远比不上英国那样的国家——在英国，为了区别职业、团体、社会阶层、运动、休闲活动、餐食等级、一天及一年中各时段，有一大套关于服装和颜色的成规，这害得不少人老是温吞吞又紧张兮兮：在印度，每个人只有那么一种服装。）我首次见到卡库斯坦时，对他那老掉牙的装束倒没有留下该有的深刻印象。至于他说他过着完全的婆罗门生活这回事，我以为那指的是他严格素食，即不吃鱼、蛋、大蒜；指的是他用右手做洁净的事，用左手做不洁的事；指的是他通常都会试图避免受到污染。

但是，卡库斯坦所奉行的规条却远远超过这些。为了合乎他想达到的洁净，他的一切食物必须先向家里的神供奉之后才可以吃，甚至连他喝的水也是如此。在马德拉斯的高温下，这表示他每个上班的日子都有很多麻烦。事实上，他加诸自己身上的种种婆罗门禁戒也是个人的悔过方式，借以表达对父祖的孝敬及赎罪。

卡库斯坦过去是贫穷的婆罗门。童年在马德拉斯时，由于被父亲逼着遵守种种婆罗门规矩，他受了不少苦。由于马德拉斯的小孩受到佩里雅尔反婆罗门主张的影响，卡库斯坦在学校和街头老是受欺负，这使他对自己的出身失去信心。他想卸下婆罗门的义务，跟父亲争吵过。他终于脱身，在别的地方闯出一片天地。但是到了中年早期，他却开始深深自责。于是，他搬回马德拉斯，住在小时候生活的那个阿格拉哈兰或婆罗门聚落区，而且就是同一间屋子。如今住那边，他决心要尽可能做个彻底的婆罗门。

卡库斯坦所住的聚落位于马德拉斯的特利普里卡尼区。作为婆罗门区域，其地位仅次于迈拉波。位居该区中心的那座约有千年历史的帕尔塔色拉提古寺[16]，在信徒心目中跟迈拉波那座寺庙同样重要。

聚落在寺庙旁边一条巷子里。从巷子看去，寺庙的围墙高得出乎意料。围墙的石工做得相当精美，墙面下半截画着红褐色及白色的垂直宽条——那两种颜色是寺庙的神圣颜色。聚落的入口面对寺庙围墙，几乎就在巷子正中央：它看来像房间隔板，并不很高，有几扇木门，门上方画了大神毗湿奴“驾乘”的金翅鸟迦楼罗。

进了入口后，左边是用石墙围起的寺庙花园，它跟寺庙隔着那条巷子。花园历史古老，可能跟寺庙本身一样古老——而这片由石墙围着、布局井然的空间还有座象征性的“阁普兰”，或称庙塔，似乎让人不禁兴起消逝已久的古老情怀。聚落本身（虽然就正位在圣地上）并不古老，是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设立的，当时特利普里卡尼一位慈善的居民捐出这块土地，让来自乡间、在寺庙工作或只是在城里从事宗教专家行业的婆罗门有个栖身之地。

聚落入口的门在晚上十点到清晨五点间会关闭，这时，只有居民可以进入。被视为不洁净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进入聚落：诸如吸烟者、酒鬼、鞋匠、大部分不可触碰者，以及穆斯林。这些人不可以通过入口。有些人要到聚落里为婆罗门做事，不得不放行，但他们不得进入屋内。

入口内有条铺石小径，经过两旁矮小的屋子通往中央庭院。院里有几口附带绞轮和吊绳的水井。我到的时候，一些妇人和女孩正在打水，在拥挤的城市当中看到这幅田园景象委实出乎意料。卡库斯坦既是招待我的主人，也当起我的导游。他说婆罗门只能喝井水，因为井水跟土地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婆罗门有这条规矩。这么一听，我多年来的一项疑惑才得到解答。一九七一年，我到印度观察西北部拉贾斯坦邦一个干旱的沙漠选区的选举活动。有位年老的候选人是敬神的甘地主义者，颇受推崇，他一再以道德为由反对把自来水引到沙漠中的村庄。“我们一直以来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已经够好了。”他反复这样说，自来水对村中妇女会有“健康及品行上的影响”。他并未解释这样说的道理，不过——依卡库斯坦刚才说的话来判断——他的听众应该明白他三言两语中所含的种姓意味。）

卡库斯坦说，这些年下来，随着聚落人口的增加，水井的水位下降了三十英尺。几年前，你只要用手拿“容器”就可以汲到水。现在则有取水限制，每户早上六壶，傍晚六壶。“壶”、“容器”——这些是正确的字眼，因为婆罗门不使用水桶。我对这点也一无所知，不过个中道理倒是很简单。现代水桶是白铁制成的，而婆罗门必须使用黄铜或陶土做的水壶，因为这些物质跟土地有直接的关系。就在那边，在聚落的水井旁，妇人和女孩拿着使用不便、没有把手的水壶——我们可能只会见到都市中的田园景象，却看不出其中牵涉的种姓规条。

离水井不远有个手压泵。从这里取得的水只能用于厕所——虽然，不用说，它的来源跟饮用的井水相同。关于泵和厕所的规定似乎很严格，而且符合婆罗门的信仰，事实上，从这件事却可看出如今想彻底过婆罗门生活有多困难。上厕所这种事只有非婆罗门才会做：进入这种不洁的地方本身就是不洁的行为。守旧的婆罗门甚至一想到厕所就觉得可怕。规矩的婆罗门、传统的婆罗门到户外解决，每次换新地点。因此，用水泵取水如厕是一种妥协，同样，一些访客可能不会注意或多加思索的小细节也是妥协的做法：例如穿衬衫之类的针缝制的衣服，穿皮质凉鞋等等，甚至到市场购买一束束盛食物的叶子这件事也是如此。

对婆罗门来说，使用叶子进食比使用盘子更合规矩。叶子使用一次后就丢弃，盘子则不只使用一次，严格说，不管怎么洗刷总是不洁的。从叶子上取食这件事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意味，也有浪漫的情调。我们在远方的特立尼达甚至也保留了这种做法。小时候，我祖父家里一遇特殊的宗教大事，过后大家进食时总是用香蕉叶装盛（一直到一九六二年，马德拉斯的林地大饭店还会这样做）。新鲜香蕉叶是美妙的用餐容器：深绿色，中空的叶脊颜色较淡，叶子本身光滑却又抓得住，有肋状叶脉，略带光泽，不透水，没有扰人的气味或味道。像那样用叶子进餐不仅能显示该场合的重要性，更会以非常浪漫的方式跟宗教联结在一起，令人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印度教史诗英雄及神祇被放逐流浪时走过的森林。特立尼达面积虽然很小，那里的森林离聚落却很远，香蕉叶也不是出门就能摘到。你必须从好几英里外带回来，带回来的香蕉叶必须是新鲜的，有时候还根本找不到香蕉叶。这种进餐的方式既浪费又昂贵。如今，马德拉斯的林地大饭店已不再使用香蕉叶。像卡库斯坦这种必须用叶子盛食物的人，则是到市场去购买一束束较小较圆的干叶子。这些叶子不新鲜，不是特别干净，也没有美感。洁净的观念已经徒具形式；他们真正能做到的只是使用叶子这种用过即丢的自然物。

聚落里对妇女有项限制，那是我先前不知道的。正值经期的妇人及女孩必须跟其他人隔离。聚落里有个角落筑了间特别供她们居住的小房子，房子有两扇门，都随时关着，免得从外头走过的人受到污染。卡库斯坦告诉我说，月经期的妇女在十至十五英尺距离内会造成污染：如果有事必须跟月经期的妇女谈话，你必须离她那么远。妇女在这个隔离的小房子里有自己的厕所和浴室。在经期三天中，她们完全不干活。卡库斯坦说，对她们而言，这是一段“充分而完全休息”的时间。她们或读书，或听音乐。小屋可容纳十个女人，过去屋里总是住满了人，到了现在，任何时刻顶多只有五六个——时代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许多女孩都到外面去了（其他女孩则溜出去看电影或做别的：聚落后侧有个供经期妇女使用的小门）。这种隔离使妇女对经期产生厌恶感，卡库斯坦说，但同时她们也喜欢隔离的日子，因为大概只有这样她们才会有固定的小假日。

聚落中仅五栋房子有二楼卧室，这些房子在聚落一边沿着围墙排成一列。其他都是一层的矮屋，屋顶离地面不高。因此，从聚落后方较高的建筑看得到中央庭院，看得到水井四周的一切动静。我想知道这对阿格拉哈兰的婆罗门是否会造成污染——这样被其他种姓的人从高处往下盯着看，或者是他们的聚落被那些较高房屋的阴影笼罩住。卡库斯坦说后面那些高建筑不是问题。住在那里的人属于牧牛种姓“雅达瓦”，亦即大神克里希那[17]的种姓；雅达瓦和婆罗门之间互相尊重。

紧靠着聚落的另一群邻居是穆斯林。从外表看来，聚落的五十三户家庭恐怕势单力薄，发生暴动时很容易被打垮。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穆斯林和婆罗门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集体冲突。说不定——卡库斯坦并未这样说——穆斯林甚至具有缓冲作用，可以阻挡不友善的非婆罗门。就这样，处在寺庙、雅达瓦、穆斯林之间的聚落也算安全无虞：那些房子没有装门锁，卡库斯坦说。

这个聚落入口的木门每夜都关闭，而且就坐落在有围墙的寺庙旁边，它令人想起欧洲某些古老的机构，譬如设在大教堂院中的救济所。聚落的管理方式也有相似处。他们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会，由它收取房租、负责房舍的修缮及一般维护，外加支付守门人的薪水。房屋承租权代代相传，聚落中的大部分家庭都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卡库斯坦的父亲在四十年代早期搬入了这里。

卡库斯坦说，没钱的婆罗门——这是过去的情况——从乡村迁移到城镇时喜欢住在寺庙四周，这不只因为在那些地方他们比较容易靠替人解答宗教问题或行乞挣点小钱，也因为寺庙有水池和水井，可以供应直接从地里出来的水。寺庙也靠近海边。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发生月食、日食以及一些其他情况时，守旧的婆罗门喜欢洗个海水浴。

做个合乎规矩的婆罗门可真困难！卡库斯坦越说下去，就出现越多规定和戒律，而整件事也变得越加麻烦。或许，从来都是如此。或许，婆罗门向来必须在各方面做点妥协。

卡库斯坦的父亲于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来到马德拉斯打天下。当时他二十二岁，已婚，但没有带妻子同行。这不但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也因为在那年头夫妻两人一起离开大家庭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卡库斯坦的父亲是他家族中第一位就读英语授课的学校的人。他只读到十年级，后来却当了老师。他在数学方面的表现特别优异，还做起这科目的家教。跟同时代的婆罗门一样，他很难加以归类。你可以说他是受过半调子教育的乡下人，但同时就数学而言，他可颇有天分，颇不寻常。另外，他还拥有印度教及婆罗门的知识。这些就相当可观了。

在他家族世居的村庄里有座古庙。自注辇王朝以降七八百年来，卡库斯坦父亲的家族在那间庙里享有某些特权和待遇。他们主持庙神的祭拜仪式，祭祀庙神的供品在庙神享用后全部归卡库斯坦父亲家族所有。在那间庙里，卡库斯坦父亲家族所享的待遇比皇帝还高。

由于一文不名，卡库斯坦的父亲只得住在马德拉斯亲戚家里。有一段时间，他以年轻婆罗门的身份依赖施舍过活，轮流到不同的婆罗门家里吃饭。他对泰米尔语《吠陀经》全部的四千节都了如指掌。这件事传了开来，于是有人举行仪式时便会请这年轻人去吟诵那四千节经文。他可以拿到一两个卢比，也有免费的食物。吟诵经文的酬劳，外加担任数学家教的钟点费，再加上当老师的薪水，他终于有了还不错的收入。他每月应该可以赚四十到四十五卢比，足以应付他自己及留在村中那六个人的开销。

到了四十年代早期，这种日子过了十年之后，卡库斯坦的父亲终于把妻子接到了马德拉斯。他们找到一套房子，月租十卢比，大约相当于七十五便士。孩子一个个出生。后来，通过朋友的帮助，卡库斯坦的父亲在婆罗门聚落里找到一套房子，租金跟他在外面所付的差不多。这时他应该是三十出头，总算有了某种稳定感。他在聚落里搬了两次家——不乏有人这样做。卡库斯坦生于一九四三年。

这像是一则成功故事的起头。这些年来确实有不少变动——但，那算得上成功吗？四十五年后，卡库斯坦带我参观他度过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期，也是他打算回去住到终老的地方，而且他穿着一身婆罗门服装。几乎可以确定他是这个小社群里最有钱的人。但这是个贫穷的社群，虽然环境具有历史感——令人想起宗教田园画的种种景象，前面那座围起来的寺庙花园，中央庭院里的水井和绞轮（以及住在后方高楼里、属于大神克里希那的牧牛种姓的人）——但是，许多在井边汲取定额的几壶水的妇人和女孩，却是一副脸色苍白、营养不良的样子。

这个婆罗门聚落是小型的都市贫民窟，其活力不如位于寺庙区最外围的穆斯林社区。聚落也正承受着种种压力。已经有所让步的婆罗门规矩又不断地再度退让。当清洗厕所的清洁工开始要求社区负担不起的酬劳时，他们做出了最可怕的妥协。那时，为了给清洁工一点颜色瞧瞧以及防止进一步的敲诈，婆罗门动手清洗自己的厕所。卡库斯坦自己为小区里的年轻男人打气。他告诉他们说，每个人每天都会碰触到排泄物，纵然只是自己的，因此，他们亲自清洗厕所和排水沟并没有什么不对。在任何别的时候，卡库斯坦的这个提议都会被看作是一种种姓自杀的做法，但在卡库斯坦口中，它却是道德、种姓的胜利。

他长得不高，只有五英尺一二英寸，深肤色，身材结实。他的眼神机灵、稳定。那双眼睛透露出一种执着的激情：在过去一段时间是不惜一切想突围而出的叛逆激情，现在则是想遵循心目中正途的激情。

他住在五栋双层房屋中的一栋里。房屋上层有个开敞的阳台，阳台一边是一间卧室。第一次到他家时，他带我前往的房间是在楼下最里面的。这间房可能就正靠着寺庙花园的围墙；房间里阴暗密封，散发出一丝排水沟的气味；这只是一间小室，里面的一切，像是油漆、墙壁、橱柜和装潢等等，在日光灯下都显得老旧破损，但同时，这一切在仪式层面上无疑都是洁净的。对婆罗门，洁净——跟污染一样——是说来就来的：用手指弹点水就可算是为房间除秽了。

由于我是访客，更何况这里是印度，卡库斯坦要我在他家里吃点东西——虽然，作为一个想尽量合乎婆罗门规矩的人，让外人来到家中严格说并不是他应该做的事。当然，他不会跟我一起吃，但他要我吃点他家里煮的东西。这是我们待在楼下的原因。我们先前走往后面的小室时，曾经从厨房外面经过。我看到厨房门口旁边有张桌子，或是茶几或矮墙之类的东西，上头摆了一尊黑色雕像，雕像前方有盏熏黑的青铜或白银制高油灯在燃烧。油灯的造型令人宛如置身古代世界：灯芯在浅油瓶的开口燃烧，油瓶连在一根竖杆上，其形状则像是一张卷曲的叶子。那尊雕像是卡库斯坦的家神，卡库斯坦的食物都必须先拿到这位神祇面前供拜。

对于离家老远而在外吃东西这件事，我也有自己的顾忌——至少，算是远离我投宿的克罗曼德尔王冠大饭店了。但这些顾忌让我觉得惭愧，因此我接受了一点点卡库斯坦家里做的食物，并喝了杯咖啡，只是在卡库斯坦家后面那房间撕面包（或未发酵的普里面包）吃之后，我握笔用的手指却沾了油。这情况变得难以忽略，必须到屋外认真清洗——卡库斯坦没抱怨什么，他倒水让我洗手，就这样浪费了他每天傍晚分配到的六壶宝贵井水中的一壶。（其实，我没有必要觉得惭愧，也无须认为我一定得吃。卡库斯坦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数天后，当我再度到聚落造访时，我直截了当告诉他说，我也跟他一样只在家里吃饭。他立刻把我的话听了进去，笑着说：“好吧，这次就当我是个不可触碰的贱民。”）

那第一个下午，在他家后面那间点日光灯的阴暗房间里，他就事论事地谈起邻居。

他说：“这是个贫穷的社区，几乎整个小区都是穷人。搬来的第一代大部分是祭司、仪式专家、厨子，还有几个上班族。第二代处境稍微好一点，家里有较多孩子找到工作赚钱了。”

“什么工作？”

“传统婆罗门做梦都想不到的工作，诸如操作机器，维修机械，以及种种工业手工。我这一头的邻居是个厨子。”

那位厨子的房间里住了十五个人。听起来凄惨，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十五个人并不同时在房间里睡觉。事实上，他们都在中央庭院划定了专属的睡觉地点：在占去一年大部分时间的马德拉斯的夏季里，每个人都在院里或户外睡觉。那位厨子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为别人办婚礼宴席，不过他必须雇用许多助手，因此办一次婚宴所得的一千卢比落入他自己口袋的其实很少。

卡库斯坦家另一边的邻居是个“听差”，或称办公室杂役，在政府机关工作。聚落里有另一个开摩托三轮车的男孩。他父亲曾经是梵文学者，更是《吠陀经》和印度教祭祀仪式的权威。

“真是悲哀，”卡库斯坦说，“那男孩自己说，‘没其他办法，我还能做什么？我没受过教育，也没继承父亲的行业’。”

我说：“听起来很奇怪。”

“他没受教育是因为父母的疏忽。”

后来，卡库斯坦跟我再度在我投宿的饭店见面时，他继续谈起帕尔塔色拉提大寺庙旁边的婆罗门聚落的贫穷状况。

卡库斯坦说：“今天的情况比我五十年代在那边长大时好了许多倍。当时我总觉得生活太差，希望有更好的处境。我在学校认识的人穿得比我好，长得比我帅、比我壮，外表也比我时髦。我看起来比较像个乡下男孩——缠着腰布，额头点了圣痣，还留着丘尔其。”

除了丘尔其之外，其他都还能在他身上找到。丘尔其是蓄在头颅后方、不修剪的一簇或一绺长发，它是古老的婆罗门标记。卡库斯坦已经不再留长长的丘尔其，他现在蓄着的只有一英寸半长，不过这对他算是符合要求了。（作为他复苏的婆罗门信仰的一部分，卡库斯坦每年会选四五个良辰吉日剃光全身体毛——所有体毛，包括眉毛，只有腋毛和丘尔其除外。我们见面的日期正好在两次剃毛之间，他的头发长得像小平头，短短的丘尔其并不特别醒目。）小时候，他父亲要他留丘尔其。在五十年代，没有多少婆罗门男孩会留这种东西，他的丘尔其是害他在学校被欺负的主因。

卡库斯坦说：“所有这些都招来其他男孩的轻蔑和嘲弄，甚至到今天还是如此。如果嘲弄我的男孩长得瘦弱，我会激烈反抗，如果是大块头，我就不搭理。我向父亲抱怨学校同学给我吃的苦头，他总是回应说，‘去向校长报告。’他也会说，为了维护家族传统，我必须点圣痣、留那条丘尔其——不然的话，我们住在村里的整个家族会被其他家族瞧不起，更何况我们家族是负责供奉村神的婆罗门呢。

“我父亲自己在他学校及城里其他地方——汽车上、街道上——也遭受了同样的嘲弄。那时候，由于所谓的达罗毗荼运动所放纵的反婆罗门言行，整个婆罗门社群都遭到那种嘲弄。”他指的是“达罗毗荼卡札甘姆”，即佩里雅尔所发起的达罗毗荼运动。“这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事，当时，反对婆罗门及其习俗的运动相当广泛。他们采取的手段包括摧毁神像、剪断婆罗门的丘尔其及圣带[18]、擦掉婆罗门额头上的圣痣。马德拉斯的大多数素食餐厅都自夸是‘婆罗门饭店’，达罗毗荼人会把‘婆罗门’一词涂掉。现在，城里的饭店不再用这个词了。以前那段时日，既有‘婆罗门饭店’，也有‘军用饭店’。”

我第一次到南方旅行的时候，“军用饭店”仍然存在。那是提供肉食的地方；而且——仿佛要附和婆罗门对这种地方的歧视，仿佛这种歧视反而使他们乐得干脆与众不同，我行我素——这些南方的军用饭店可真脏得一塌糊涂。

一九六二年，在班加罗尔与马德拉斯间汽车路线上的某个地方，在那片地区的红土上某处，我首度见到了军用饭店。那是座搭建在裸土上的小木屋，属于未经规划而自然形成的车站区的一部分。招牌上的英文说明——在色调素朴的古老地景中，看来像是十八世纪英国版画中的异国奇景——似乎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征伐蒂普苏丹的战争有关。这些古怪有趣的文字似乎记录着印度历史的某个方面，透露出十八世纪印度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由印度佣兵组成的军队到处交战，完全不顾在村庄或田地里工作的老百姓。

从一种战争到另一种战争，从一种意识到另一种意识：悬挂在佩里雅尔提达尔展览大厅的那三十三幅描绘佩里雅尔一生事迹的图画中，有一幅画的是这位伟人在一九五七年——当时他将近八十岁——把一家饭店或餐厅的招牌上“婆罗门”一词涂掉的事迹。这幅画中的佩里雅尔蓄长白须，相貌相当威严。他一手拿着石灰刷子，为了够到招牌，他站在一条长椅或板凳上。他冷静地做着那件事，没有任何人干扰他，无论是警察或政治人物或饭店老板或饭店顾客。这幅画用色简单，画面忠实地还原了细节（包括招牌、佩里雅尔站立的板凳或长椅、刷毛末端呈白色的刷子），仿佛是一段著名文字的图解，让人觉得佩里雅尔好像置身于儿童漫画中的宁静世界。

谈到小时候因为穿传统婆罗门服装而必须忍受羞辱时，卡库斯坦说：“如果做得到，我会反抗。我告诉父母说我必须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剪掉丘尔其、穿长裤——这也惹来一阵打骂。我们因为丘尔其而受苦，那是害我们受苦最多的东西。我参与学校体育活动时，如果加入赛跑及一种叫作‘卡巴地’[19]的比赛，总会遭受许多戏弄。我一跑起来，丘尔其就会松散下垂，引起大家嘲笑。在卡巴地比赛中，对手会抓住我的丘尔其，抓住那绺长发，他们就这样赢得了比赛。

“我在那学校读到了一九五八年，然后进入一所高中读大学预科。讽刺的是，我是因为有丘尔其和种姓圣痣才进了那所高中。推荐我的人是一位婆罗门，他看重的价值跟我们家一样。不过，我在那高中只读了六个月。我的高中同学嘲弄我的程度变本加厉，而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大人了。

“这一切让我很沮丧。我开始觉得跟父亲完全不同，我求他别让我受这些折磨。但他坚定不移，他说家族名誉和传统比这些一时的经验来得重要。他没能说服我。我从高中辍学，觉得必须独立。”

独立，奇怪的字眼。

卡库斯坦说：“从这些习俗中独立出来。我十六岁了，觉得必须像大家一样过现代生活。”

“离开高中时你不会觉得惶恐？”

“不会。我充满信心，认为一旦离开家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我暗中告诉母亲这些，她既同意也不同意。她了解我的感受。”

我试图把三十年前那场戏剧性家庭事件放到我见过的聚落中。在水井四周的院子里，人们的服装和举止应该更明显符合婆罗门的规定：他们曾经拥有权势，现在却只有在自己这块小天地里才有安全可言。我试图想象父子两人如何在他们家位于聚落中的窄小私人空间里激情澎湃地对峙：这私人空间包括一楼厨房后方的幽暗小房间，以及楼上公用阳台一边的卧室——当你从那排相连房屋一侧的石板水泥窄梯爬上阳台时，可以看见杂草丛生、令人缅怀往昔平静岁月的寺庙花园。

“我在家里待了几天。我父亲非常生气，完全不跟我说话。他不想在家里看到我。我辜负了家人，损害了他的声望。他要我读完大学，找个银行或中央政府的职位，同时继续在我们村的寺庙里从事宗教工作——他是我们村中备受推崇的婆罗门。他会举出几个人做例子，说他们能够二者兼顾——留着长长的丘尔其，同时做着不错的安定的现代工作。

“通过聚落中的朋友，那些年龄跟我一样或稍大的朋友，我在一家灯泡经销商处找到一份小弟的工作，日薪一卢比。那时是一九五九年。不过，由于我们父子关系非常紧张，家里不得安宁。我父母间也有争执，两个人不时会吵起来。他们俩偶尔还会打我。我只好离家出走。

“我决定到已经出嫁的姐姐那边去。她住在韦洛尔，马德拉斯西边一百公里的城市。她丈夫从军队退役后在学校教书。我坐汽车前往韦洛尔，车票钱是卖旧教科书凑来的。我父亲买给我的是新书，我用几乎等于免费的价格卖给一个小贩。

“我离家那天是礼拜六。每个礼拜六和礼拜三洗澡时，我都按传统规矩先全身抹油，我母亲会用肥皂为我洗长头发。那个礼拜六她也照常做了这件事。我在十点半左右吃了早餐，饭后马上溜到车站，没有跟任何人说我要到韦洛尔去。我身上钱很少，只够买到韦洛尔的车票。我从特利普里卡尼走到培里角，在大太阳下走了五英里路，花了一个钟头左右。

“我心中潜伏着恐惧。我做得对吗？我母亲会有什么反应？到韦洛尔路上我一直念叨着这些，途中甚至还考虑转头回家，但心中另一股力量逼我向前——我告诉自己，毕竟我只是到姐姐那边去而已。

“开头几天，我在韦洛尔姐姐家里还受到欢迎。后来，听我解释了来他们家的原因，他们就比较偏向父母亲那一边了。我姐姐写信给我父母，告诉他们我在她那里。我父亲已经暗地里找了我好几天，只是他装出一副不在乎我失踪的模样。

“我姐夫试着替我在韦洛尔找工作，但穆斯林在韦洛尔占绝大多数，我的印度教徒婆罗门外貌对我不利。我跟姐夫去找工作时，人家总是劈头就问：‘如果你要求职，为什么不穿长裤，更现代一点？’尽管已经离家在外，我还是没有勇气剪掉丘尔其或穿上长裤。我进退两难，一方面没工作，另一方面又不能回家。虽然我告诉自己要乐观，还是有好几晚睡不着。

“我大概在姐姐家里待了一个月。然后，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马德拉斯。我没有回自己家，而是到我母亲一位朋友那里。那地方不在我们的婆罗门聚落内。

“我母亲这位朋友的儿子也留丘尔其，画种姓标志，很听他父母的话。他在数学和统计方面脑筋非常好，现在他是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甚至早在当年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比我大两岁——他就已经是天才拉马努金[20]的崇拜者，他跟他那些同样聪明的同学会针对这位数学家的著作讨论和辩论个好几小时。他们尤其会讨论拉马努金未解决的数学问题。这些男孩是大学生。我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我羡慕他们对所学的高度投入——这种投入是我所没有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男孩父亲会关心他们的讨论，端来咖啡为他们打气。你可得设想一下，这些讨论是在跟我父亲那座阿格拉哈兰住宅同样简陋的屋子里进行的。真是讽刺，我母亲朋友的丈夫是梵文学者，他的儿子是数学天才，我父亲是数学老师，而我却是数学白痴。

“他们的数学辩论会持续到半夜后。我因为无法加入而觉得伤心，那天晚上想到竟然那样让父亲失望，我哭了，真的哭了。”

卡库斯坦热泪盈眶。他想当作没事继续说下去，但三十年前的往事一涌上心头，他禁不住放声哭了起来。他站起来说：“让我休息五分钟。”

他走到旅馆大厅后侧，开始来回踱步：一个矮小、穿婆罗门服装的人——五英尺一英寸或两英寸，引人注目——在那边踱来踱去，与内心的悲痛搏斗着，低头瞧着地面，对旅馆周遭视若无睹，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像是隐居的僧侣或圣人。

他是为自己落泪，还是因为想到当年若未被迫反抗如今应是另一番景象而落泪？或者，他是为了三十年前让父亲伤心而落泪？两者皆是：他平复心情，回到我身边坐下后说，让他再度感到难过的是两个家庭的不同。

“有十天到十五天之久，我一直处在这种感受中，为了离家辍学而充满罪恶感。我刚提到的那男孩会教我数学，安慰我说情况并非不可挽救，事情还可以解决。这让我有信心再回到学校读书。

“我回到阿格拉哈兰，在那边安顿下来。但我无法复学。那时候是六七月左右。我找了一份工作。我需要钱来应付一些社交需求，像是请朋友下馆子、看电影等等。如果我得依赖我父亲，这些事就都做不到了。其实，在我家这些事是不许做的。我们家里甚至从来不喝咖啡——那是外国东西，英国人发明的东西。即使到了今天，由于它有兴奋作用——咖啡因——规矩严格的婆罗门家庭还是不喝咖啡。

“我回到灯泡经销商处做原来的工作，月薪二十六卢比。我交给家里二十卢比，自己留下六卢比——为了满足我的所有需求，而且没让我父亲知道。那份工作我做了一年。浅尝金钱的滋味后，我也不想再回学校读书了。因此我又恢复了老样子。

“我的工作不轻松，真的是必须到城里各处叫卖，有时候骑自行车，车胎破了就走路。因为天气那么热，轮胎不时会爆裂。这工作实在辛苦，我的健康受到影响，我变得很瘦，饮食不正常，连我父亲也觉得不忍。于是，他为我在一家工程顾问公司找了晒蓝图的工作，每月六十五卢比——我的薪水一下子大增。”在一九六〇年，月薪六十五卢比相当于五英镑。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张蓝图烧掉了。工程师扇了我耳光，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错在我，我不怪他。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父亲，他要我把它当作生活中逃不掉的遭遇，不用太在意。我听后吃了一惊：我还以为父亲会因为我把蓝图搞砸的事也打我一顿。

“我在那家公司做了九个月晒蓝图的工作，然后被派到公司的建筑工地之一。公司正在那工地为南方一家大型产业公司盖房子。就在这里，生平第二次，我的传统婆罗门外貌及观念又助了我一臂之力。

“那家客户的总经理对我还能严格遵守婆罗门生活方式这件事感到非常高兴。他很高兴见到一个留着丘尔其的婆罗门男孩担任工头，在工地监督——特别是在这个反婆罗门情绪高涨的时候。那是在一九六一年。

“我不知道这位总经理多么重要，手下有多少企业。他问候我父亲，并要我转告父亲，让他来见他。我有点紧张，我父亲也一样。我们不知道总经理要什么，或者他是什么人。他们见面了，总经理对我父亲一见如故。听了我父亲的背景，特别是他对泰米尔语《吠陀经》全部四千节都了如指掌之后，他要我父亲教他泰米尔语《吠陀经》。我父亲答应了。能这么幸运地跟南方一位产业巨子见面，让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只是他想不通，我在家里一点也不讨人喜欢，怎么在外头会有那样的人缘。

“我服务的建筑公司为那位大人物做的工程结束后，他把我安插进了他自己的公司。他要我从‘服务员’做起，薪水九十七卢比，其中五十二卢比是基本工资，四十五卢比是津贴。‘服务员’其实只是杂役的另一种称呼。不过，想进入那家公司担任任何职位，就跟今天要跨入IBM门槛一样难。我做打字的工作比做打杂的工作还多。最后，我终于开始往上爬，而且没有停过——多亏神的保佑。那时我十七岁。

“公司在韦洛尔开了家分店，我请求调到那里——为了跟我已经出嫁的姐姐在一起，也为了独立自主。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战争发生时，我开始对政治积极起来——过去我从未如此。为了这场战争，我捐出了戒指和耳环——这些是我举行入法礼时伯父送我的东西。这让我父母很不高兴，也让我姐姐很不高兴，因为我捐出的东西在我们家族里已经传了好几代。

“有一天德里来了位客人，是一位堂兄。他在一家美国公司的德里分公司工作。他看我一身传统模样颇为吃惊——也惊讶于我薪水的微薄。他要我辞职，搬到德里去。他说，他可以帮我在德里找到工作，只要付出跟我在韦洛尔那家公司一样的劳动，就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这个提议很吸引我，但我不知道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如我所料，父亲不太愿意让我到德里去，怕我的行为会更加偏差。有四个月之久，我跟父亲时常争辩，两个人言辞都很激烈。不过，最后还是他为我买了车票。票价大约是四十二卢比，另外他还给了我一些零用钱。家人准备了黑绿豆米饼‘伊德里’、印度薄饼‘多萨’和几种油炸的东西让我在路上吃。他们准备了太多，我只得把吃剩的丢掉。他们怕火车会在路上停下来不动，不想让我因此挨饿受苦。甚至到了今天，南印度的家庭如果有人远行，他们还是这么做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我终于规划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我在晚上七点半从马德拉斯中央火车站搭大干线快车离开，四十个小时之后，在五月五日早上十一点半抵达德里——如果依照公历，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在德里所做的第一件事——遵照我堂兄的指示——是从火车站直接到理发厅去把丘尔其剪掉。那是令人十分痛苦的时刻。整整十八年来，我母亲和姐姐两个人料理我那绺头发——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她们以它为荣，生怕它出了岔子。我的头发长得不得了，比我姐姐的还长。我把头发解开时，它的长度直达小腿。我母亲和姐姐会为我洗头，然后抹油、梳理、编成辫子。

“理发师是个留小胡子的瘦巴巴的年轻人，当他开始试探我——我是否真的要如我所说的那样做——我的痛苦越发深刻。他给我三次机会，用印地语问：‘你真的要……你真的要……你真的要……’我一再回答‘是’，虽然我内心深处在发抖，担心父亲会怎么说。理发师非常体贴，为了给我再考虑的机会，他从下面开始慢慢剪，而不是一下子整个剪掉。那一天，我失去了一切宗教热忱——就像参孙[21]失去他的力气那样。”

故事原本该在这里结束：卡库斯坦逃到了德里，剪掉了后脑勺的发辫，开始了新生活。但他却又回到了当年逃离的聚落，准备终老于此。他的生平包括两次转变；另一天他告诉我的就是他的第二次转变。

卡库斯坦说：“我来到了新德里，往后十六年都住在那里。我在堂兄上班的美国公司找到一个小职位，另外我也替一家工会报纸做速记的工作。”速记，这是南印度婆罗门的古老行业，从执行仪式的工作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行业，也是数学和物理才干的另一面。

“我每个月从堂兄的美国公司拿五十卢比，从工会报社拿两百卢比。在工会报社工作期间，我的第二次转变开始发生。

“印度的工会运动遵循甘地哲学的原则：真理与非暴力，责任先于权利，你得先生产才能提出要求。这些道理正是《薄伽梵歌》所传达的，也是印度全国工商总会的纲领。在报社，我们每天工作前都会先举行祈祷会。这对我有不小的影响，我同时也受到马德拉斯地方报《印度教徒》每日言论版宗教专栏的影响。我还读圣雄甘地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自传。

“报社里充满了这种宗教和灵性的气氛，外面则是德里生活的种种诱惑，金钱和享乐等等。有一段时间，德里那种生活也吸引了我。这令我担忧——因为我没那种钱。还好，我阅读的宗教书籍开始对我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因此，经过一个阶段后我又改变了，我开始过起宗教信徒的生活。

“在这时期，我在德里大学修了个学位，也结婚了。我先前在韦洛尔迷上了我姐姐的女儿，也决定尽快跟她成婚。家人同意这桩婚事，不过我告诉他们，说她必须先读完书。我帮她出教育费用，结婚仪式在她毕业考的最后一天就开始进行。

“我离开工会报社后，曾到几家报社或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由于其中一份工作，我于一九八〇年搬到艾哈迈德巴市。那时我三十七岁。我第二个儿子生日的时候，我父亲到那边看我。看到我纵使没有了丘尔其，也终于有了不错的境况，他感到非常欣慰。如果我还留着丘尔其，他会加倍高兴。

“我父亲到那边的第一个早上，他看到我做晨间礼拜。这是我固定做的事，但他还是吃了一惊。我们针对那天早上我做的礼拜以及相关的经文谈了一阵。他指出我做礼拜时所犯的一项错误，并且暗示说，如果我年轻时用心学习，那错误就不会发生了。

“我为那项错误道歉，也为过去发生的一切道歉。

“我请他带我认识我们的传统仪式，我也请他教我那四千节泰米尔语《吠陀经》，以及我们祖居村庄的寺庙执行仪式时，我必须了解的所有其他祷文。

“他说他会教我。他当天就开始教，因为那天是星期五，也是个吉日。十五天之后，他从艾哈迈德巴市回马德拉斯。临走前，他答应我在未来两三年内会每天教我。但他从未回来，离开艾哈迈德巴市六个月后他就过世了。

“他过世后的十一天内，我们举行了一些繁复的仪式。所有来参加的人，包括亲戚和《吠陀经》专家，都赞美我父亲、祖父和伯父生前多么了不起，也称许我们家对宗教的虔诚，特别是我们对村中庙神的奉献。我听他们说，我祖父为了某个仪式做得不正确而跟寺庙祭司发生了一场宗教上的争论，之后他就过世了。堂兄也在类似的情况下过世。他对寺庙所做的某些新仪式提出反对，然后躺在寺庙门口，人们就从他身上踩过。几天后，他因悲伤、休克而死亡。

“听到这些故事，我心想，如果我祖父和其他亲戚可以为了家神抛弃生命，我至少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

“于是，我决定搬回马德拉斯。

“我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我已经有经验，这事就不难了。我到那家公司求职时，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不得干涉我的外表——不能反对我在额头上画圣痣、留丘尔其、穿传统婆罗门服装：所有我年轻时未曾了解的东西。我必须让他们接受这条件，因为我回马德拉斯的主要目的是继续履行我家族对村庙的义务。”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强调外表？宗教虔诚不是存在于内心的吗？”

卡库斯坦说：“如果我们家族的生活和传承中没有对寺庙的义务及荣誉感，那么或许我们的日子会过得更有弹性一点，就像许多婆罗门家庭那样。在所有寺庙仪式里，外表都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那种外表我便没有资格为神做事。外表跟内里同样重要，外表越洁净，内里也越洁净。”

他因为外表吃过苦头。他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

“我是一九六三年离开阿格拉哈兰，一九八一年回来的。我回到我家在聚落中的房子，这番回来我变了许多，成了个完全投入、毫无保留的婆罗门。在我父亲第一个周年祭办完仪式之后，我跟过去做了彻底的决裂：从‘鲁基卡’（世俗工作者）变成‘瓦迪卡’（学者），从涉足人间尘世转为投入精神领域。”

我第一次在迈索尔市听到这两个字眼，告诉我的人是担任迈索尔邦末代大公宗教仪式总监的婆罗门。在那位婆罗门工作的王宫里，奢侈与豪华的程度超乎人类的需求，以致让人觉得，在印度教的价值体系里，巨大财富的作用之一是提醒人们感官的虚幻。但是，大公的巨大财富却没有成为婆罗门生平故事的一部分。人类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那位婆罗门讲述其生平故事时所在的简朴小房间正透露了这个讯息。

卡库斯坦住在几间他从小熟悉的小房间里，而他住处所在的阿格拉哈兰或聚落也透露着同样的讯息。在基督教的观念中，善与恶是两股永远对立的力量。在印度教或婆罗门的思想里，对立的是凡俗尘世与精神生活，你可以从一个领域退回另一个领域。当你在尘世得不到凭依时，可以转入精神世界，把尘世看作幻象。

卡库斯坦说：“那时候，就在我父亲过世一年后，我变成了现在的我，你眼前的这个人。那时我决定要尽可能过瓦迪卡的生活，承受一切必要的辛苦和锻炼。”

“什么样的辛苦？”

“我不在外面吃东西，只能吃在家里向神献祭过的东西。”因此，厨房旁边神像前的油灯长明。“我甚至不能在外面喝水，也不能跟不洁的人在一起。因为如果我违反了这些规定，我会玷污我们寺庙的神。

“现在我在聚落里过着彻底的婆罗门生活。我生命中突然的转变以及目前严守戒律的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别人的赞许。我们家过去没有钱，这也是个贫穷的聚落——住的是收入有限的低层中产阶级。虽然神的恩宠和祖先的庇佑让我有不错的经济条件，但我还是不想住在别的地方。跟这些我熟悉的人住在一起，我能得到无比的幸福和安宁。”

我们在好几天内数度见面，地点或是我投宿的旅馆，或是聚落里。有时候，卡库斯坦到旅馆来找我，再带我回聚落，有时他差遣他那十几岁的儿子来接我。儿子比父亲高了好几英寸，但不像父亲那样结实，眼神也比较柔和。

姑且不论卡库斯坦为自己做了什么选择，他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要求他在功课上有优异表现。犹如多年前卡库斯坦的父亲可能会找个人来劝说卡库斯坦一样，如今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卡库斯坦请我跟他儿子谈谈，让这男孩知道上进，好好读书。

卡库斯坦说，这孩子太贪玩。譬如说，那天早上他就出去打板球了。那还算好，我说。不错，卡库斯坦说。可是，那天下午男孩又出去打板球了。

我们正要回聚落，卡库斯坦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来制造机会，以便我能跟他儿子私下交谈。我们——卡库斯坦和我——上楼去了那个直接面对聚落庭院、一侧是围墙环绕的寺庙花园的阳台。接着，男孩会端茶上来请我喝，卡库斯坦就在此时借口下楼去洗手间而离开。

就这样，在聚落里，男孩端了一杯茶到阳台上来请我喝，我们开始交谈，而楼下那头——在卡库斯坦身为君主的领域里——穿着婆罗门服装的卡库斯坦充满自信，从容穿过午后人多的庭院，经过水井，走向角落的厕所。

这男孩热爱板球。他说，打击和投球他都喜欢。我欣赏他对这种运动的热衷态度。我实在狠不下心依照卡库斯坦的吩咐对他来一番应该好好读书的说教：我实在看不出，在聚落的环境中，谁有办法好好读点书或做功课。有天晚上，我在一条从大门通往里面的铺石小径上看到一个小男孩盘腿坐在他家小屋外，那条小径灯光幽暗，在那片黑暗中，在他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为了父母而表现的用功之状，这情景让婆罗门的好学精神缩水为徒具外表的仪式。

我问男孩——卡库斯坦的儿子——他将来想做什么工作。他柔和的眼神中出现了惊愕。对他来说这是个老问题，从我口中提出却令他感到不安。他可能会做速记员，可能会到公司上班，就看“命运”的安排了。

他谈起命运可让我吃了一惊。卡库斯坦从未提过这个话题。问题是，卡库斯坦自己的整个年轻时代都处于叛逆中。他的儿子现在大体上是属于聚落的年轻人，他的想法和抱负并没有超过那里其他的年轻男子。我相信，卡库斯坦希望他儿子多一点进取心，但我不想对这男孩强加说教。他还要好几年才能拿到学位，踏入社会工作，在那之前，他的世界和观点都会有所改变。

卡库斯坦回到阳台后，我告诉他，男孩不会有问题的。从他对板球的热衷可以看出他是有干劲、可以放心的，只要时间一到，读书和职业两方面的事自然会圆满解决。这些话至少让卡库斯坦安了半个心，他露出满意的神色。我们转而谈起别的事。

那是个星期天的向晚时刻，仍然是马德拉斯的冬天。阳光柔和，阿格拉哈兰里气氛平静，庭院里每个人似乎都在玩着游戏。

阳台上有棵老树洒下阴影，卡库斯坦和我就坐在树荫里、他卧室前的水泥矮墙上。我请他就我们眼前所见的庭院情景谈一谈。

我有没有注意到电视天线？一共有二十个，他说。聚落里甚至有几台彩色电视。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跟外部世界隔离了。

“瞧瞧那几个女孩，”他说，“在那边跳绳。”

女孩跳绳，这倒很容易不被当作一回事。可是，他说，大约二十年前，那些女孩可不能在无遮拦的院子里那样玩耍。那些女孩将届青春期，如果是二十年前，她们在这个年纪已经要开始被囚禁在隔离小房子里了。

还有，卡库斯坦说，我曾提到聚落中有些人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现在倒有些婆罗门男孩会做运动了。譬如院子对面那个男孩，在穿长裙的女孩跳绳处再过去两三间房子的地方——那个男孩就在做运动。那男孩是个年轻人，光着上身，姿态优雅，身材不高。他有见诸许多类印度雕塑的那种体格：肩膀宽阔、腰身纤细、躯干匀称，体力和张力都潜藏在内，不透过肌肉的起伏或凹凸呈现。

卡库斯坦赞许那名男孩，他对健康问题相当关心。他自己身材瘦小，他父亲也身材瘦小，两人在城里都蒙受嘲弄和肉体折磨。

在阳台高处，我们谈论着那位做运动的年轻人以及他父亲。年轻人在哪里运动？就在这里，人来人往的院子里，没人会在意。他家一共十个人。那十个人住在我们见得到门的那座单间小屋里。父亲是听差，或称办公室服务员，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的儿子只是个小职员。

我对卡库斯坦说：“他有不错的婆罗门面貌。”

“还有肤色。”卡库斯坦点着头说。

这会儿他显得局促不安，放低了声音：一个女人刚刚来到阳台，他说，我挡了她的路。我坐在卡库斯坦楼上房间前的矮墙上，两条腿伸到沿着阳台边缘的通道上。如果那女人试图通过，她可能会碰到我，那可是行不得的，她也不能直接对我说话。我站起来，那女人一言未发地走了过去，三四步后，转入自己的小空间。

第一次到聚落时，卡库斯坦的话让我认为这个小区因为对外面世界做了太多妥协而正在衰落。现在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正好相反。这个小区正在学习适应：这是它的活力所在。

他说：“只要世界还存在，婆罗门总会活下去的，社会少不了婆罗门。”

维拉曼尼先生身材矮小，精神抖擞，穿着长下摆的黑衬衫，下摆按照印度人的穿法垂在裤外，而不是塞进裤里——这位维拉曼尼先生照料佩里雅尔提达尔，使佩里雅尔的影响力在泰米尔纳德邦延续。

佩里雅尔逝世于一九七三年最后一周，享年九十四岁。佩里雅尔的第二任妻子继任为运动的领袖。五年后她去世，维拉曼尼先生升为领袖。当时，运动似乎已经失去方向，不再具有政治或社会方面的意义。现在，由于原先的达罗毗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运动似乎又再度登上了舞台中央。

作为佩里雅尔哲学的传人，维拉曼尼先生前往邦内各地发表演说，主持佩里雅尔式自尊婚礼。泰米尔纳德邦内许多人不会读写，因此演讲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们喜欢听演讲，听文字的声音，维拉曼尼先生说，必要时，他可以一次说上两个钟头。至于自尊婚礼，他每个月只主持八到十次，每年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次左右。次数并不多，不过，维拉曼尼先生说，理性主义者在邦内人口中只占了“微小”的一部分。虽然如此，他不认为他的任务就变得比较次要了。这任务在于尽量把佩里雅尔的主张流传下去。因此，他管理着遗物：佩里雅尔的床、佩里雅尔所收到的各种礼物；他向人解说展览厅中那三十三幅描绘佩里雅尔漫长生涯事迹的画；他出版小册子；他带领访客参观佩里雅尔的坟墓，念出刻在四周灰色花岗岩上的那些佩里雅尔较为著名的话。如果没有他这几年来的努力，维拉曼尼先生说，佩里雅尔的主张一定会受到曲解。

维拉曼尼先生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小城古德洛尔[22]。他父亲是个裁缝。缝制衣服是“进口”的行业（犹如咖啡是“进口货”），因此不像纺织那样属于某个种姓。古德洛尔是海港，除了本地顾客外，维拉曼尼先生的父亲也为外国船员缝制一些衣服。因此，维拉曼尼先生的父亲相当富裕。但他的大部分积蓄先是花在一桩诉讼案上（他是击棍和摔跤高手，并传授这两种武艺，由于某种间接的关系，他被卷入当地的一场争执）。然后，他罹患血丝虫病——由不干净的水所引起——剩下的钱都用于医疗开销。

维拉曼尼先生有位老师是佩里雅尔的崇拜者，也是自尊运动的重要分子。这位老师——维拉曼尼先生认识他时，这位老师大约二十八岁到三十岁——把原来的名字苏婆罗门尼安姆改成“达罗毗荼曼尼”，意思是“达罗毗荼要人”。他也说服维拉曼尼先生改了名字：从“沙兰伽潘尼”，一位神祇的名字，改为“维拉曼尼”，意为勇敢之人、英雄。

在大约十岁时，维拉曼尼先生曾在一出校内戏剧中演出，达罗毗荼曼尼先生对这个男孩的天分非常欣赏，于是开始撰写关于自尊运动的讲稿，让男孩在群众大会中宣读。一九四四年，古德洛尔举行了一场达罗毗荼大会。佩里雅尔前来参加。另外还来了一位著名的持无神论的泰米尔诗人，他同时也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诗人叫巴拉提达萨姆。他时年四十七岁，出身属于织工种姓，在本地治里（当时是英属印度包围着的法国殖民地）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他被比拟为运动中的雪莱与惠特曼[23]。他有一首诗常在自尊运动的演讲中被引用。下面是维拉曼尼先生为我做的翻译：

世界犹在黑暗之中。
以种姓为宗旨者依旧我行我素。
借宗教吓人者依然飞黄腾达。
这一切骗人把戏何时告终？
此等骗术一日未除，
自由权利只是恶毒。

不像佩里雅尔那样是个矮而肥硕、面貌慈祥的老人，巴拉提达萨姆令人生畏。他身材非常高壮。他缠腰布，穿衬衫，披红色披肩——红色代表他们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他容易发脾气，喜欢有话直说。

就在这个人和佩里雅尔面前，十岁的维拉曼尼先生宣读了他老师写好、要他在达罗毗荼大会上宣读的讲稿。这篇演讲运用了佩里雅尔最无保留的反婆罗门、反印度教论调。它的主题在于揭穿一则印度教神话的荒谬：根据这则神话，婆罗门从梵天大神的头部生出，刹帝利（武士）从其双臂生出，邦尼亚（商人）从其大腿生出，首陀罗从其双脚生出。十岁的男孩问与会者：不是女人怎么能从这么多不可能生育的身体部位生出人来？

佩里雅尔很欣赏这次演讲，从此之后，维拉曼尼先生便成为自尊运动的正式演讲者之一。在传单上他被称作十岁的理性主义者，过了不久他就开始撰写（或起码是拼凑）自己的讲稿。

一九四九年，古德洛尔大会五年后，运动里发生了一次分裂，起因是已届七十高龄的佩里雅尔决定二度成婚。

他要娶的人是韦洛尔一位木材商的女儿。那家人是运动的支持者，佩里雅尔到韦洛尔时经常待在他们家里。那位女儿正在接受教职训练。不过，她母亲虽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却仍受传统观念影响深重，总希望女儿放弃教书的念头，早日嫁人。女儿当时二十五岁，被认为年龄很大了。当女儿得知母亲为她所做的打算时，她离开韦洛尔的家，寄住到远方一位学校教师的家里。

佩里雅尔认识那位女儿。听到发生的事后，他把那女孩从教师家带走，安置在自己位于小镇伊洛德的房子。他不让她回到她母亲那边，让她当他的秘书，她也变成了他的护士。六年后，他们结婚了。那时她三十一岁，佩里雅尔七十岁。

这是维拉曼尼先生告诉我的故事，他因为还怕我不了解为什么佩里雅尔这么大岁数了还要结婚而做了进一步解释。佩里雅尔累积了不少财产。他不想把这些财产传给亲戚，而是希望将其用于运动，他认为达到这心愿的最好办法是把财产留给他的秘书兼护士。不过，根据印度法律，他们必须结婚，她才能成为法定继承人。

并非所有人都明白这个动机，于是运动中一个重要派系脱离出去自立门户。但是，维拉曼尼先生——在这阶段是十五岁的理性主义者——依然忠于佩里雅尔。他上大学时忠诚如故，开始学法律时还是忠诚如故。然后，当他还在研习法律的时候，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五七年，佩里雅尔因为焚烧印度宪法而被判刑六个月。（佩里雅尔的遗物展览室里有一幅描绘这件事的图画，其表现方式拘谨、清晰、冷静。）在此之前，维拉曼尼先生只是运动的宣传者，他虽然干劲十足，也拥有名望，但毕竟跟佩里雅尔还有点距离。现在，伟人身陷囹圄，维拉曼尼先生则陪着佩里雅尔的妻子曼尼亚麦夫人——维拉曼尼先生如此称呼她——前往邦里各处访问。

出狱后，佩里雅尔召见维拉曼尼先生。佩里雅尔人在蒂鲁吉[24]，维拉曼尼先生立刻赶了过去。

佩里雅尔问他：“你未来如何打算？要结婚吗？”

这是个出乎意料的问题，因为佩里雅尔反对早婚，他认为早婚会妨碍非婆罗门地位的提升。维拉曼尼先生这时二十五岁，还要一年多才能从马德拉斯法学院毕业。

维拉曼尼先生说：“先生，我认为在这阶段没有必要结婚。我在经济上还未独立，而且我希望为党尽最大的力量。”

佩里雅尔说：“但我完全是为党着想才建议你结婚。”

佩里雅尔希望维拉曼尼先生娶的女孩或年轻妇女，是佩里雅尔一九三三年为之主持自尊婚礼的夫妻的长女。由于有人在一九五二年向法院质疑这桩自尊婚姻的有效性，它已经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著名案例。不过，除了因为主持过婚礼而产生的情谊之外，佩里雅尔要维拉曼尼先生跟那对夫妻的女儿结婚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是富裕人家，父亲属于商人社群，母亲出身地主家庭，跟他们的女儿结婚可以让维拉曼尼先生把全部时间用来为运动工作。

明白这点之后，维拉曼尼先生对佩里雅尔说：“如果这样对党最好，我会听从你的指示。”

于是，曼尼亚麦夫人去找维拉曼尼先生的父母，告诉他们其儿子即将结婚的消息，然后她又带维拉曼尼先生到蒂鲁安那马赖那女孩的家中。他们搭火车又坐汽车，最后终于抵达女孩和她母亲所住的农庄。农庄四周有不少肥沃土地——稻田和花生田。经过一阵寒暄后，女孩从里面端出一些食物来招待客人（古老仪式的奇怪残留），然后又回到里面。其实，通过维拉曼尼先生出场的大会，女孩对他已经很熟悉了。

婚礼在六个月后举行。佩里雅尔和曼尼亚麦夫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出请帖，因此那场婚礼聚会像是另一次达罗毗荼大会。结婚典礼本身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五点举行。他们摆明了故意挑选这个时辰，就因为正统印度教徒认为那是特别不吉利的，无神论诗人巴拉提达萨姆——运动里的惠特曼——朗诵了他为这场合所写的一首诗。

后来还发生了奇怪的续曲：维拉曼尼先生的最后一次法学考试中有一道关于他岳父母一九三三年那桩自尊婚姻的题目。

正如佩里雅尔所盼望的，维拉曼尼先生的婚姻让他得以全心全力为达罗毗荼卡扎甘姆——达罗毗荼运动——工作，继续宣扬佩里雅尔的功名和主张。如今，经过三十年来的起起落落后，在马德拉斯许多地方都可见到比真人还大的佩里雅尔画像，而继承了使命的维拉曼尼先生则在马德拉斯到处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维拉曼尼先生所住的房子属于他妻子所有，位于马德拉斯的阿迪雅尔区，靠近神智学会总部。那是一栋建成十五年的混凝土大房子。房子共有三层，维拉曼尼夫妇住了一层。

客厅一面墙上高处挂着一幅佩里雅尔与曼尼亚麦夫人黑白大合影。佩里雅尔坐在椅子上，握着那支有弯曲把手的坚硬拐杖。现在我对他外貌的其他部分已经很熟悉了：卷曲的大胡子、腰布、披肩、黑衬衫。曼尼亚麦夫人穿着黑色莎丽站在佩里雅尔椅子旁边，她眼神稳定，身材丰满但结实，右手搁在椅背上。

那幅照片摆在维拉曼尼先生客厅显眼的位置可说是适得其所：佩里雅尔那次婚姻是为维拉曼尼先生的婚姻做了前导的示范。

维拉曼尼夫人奉完茶后又退到里面：她顺从、慎行、寡言，但仍然像是个为使命而尽力的人。但是，她的举止却是那么庄重，那么矜持，那么谦逊，如果你不知道那使命是什么的话，可能完全猜不到。

在那样的家庭气氛中，在佩里雅尔的照片下面，维拉曼尼先生向我谈起佩里雅尔务实的一面。他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后来又靠自己变得更加富有。

“他做事很小心。他不但是人权的监督者，也是党拥有产权的监督者。他通过投资工厂和银行，把那些产权增加了好几倍。一九七三年，他——或他的党——财产值超过两克洛尔。”即两千万卢比，相当于一百万英镑。“现在那些财产大约值十克洛尔。”四百万英镑。

“人家会给他钱。当他有了——譬如说——九十九卢比时，他会向曼尼亚麦夫人要一卢比，并且把那总共一百卢比换成纸钞，这样他就不太可能把那笔钱花掉。曼尼亚麦夫人会笑他。”维拉曼尼先生也笑了。“‘节俭，你的名字叫佩里雅尔！’泰米尔纳德邦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替人家签名时要收钱。他叫人家不要送他花环，而是给他两个卢比。”

他演讲要收费，他每天做两三场演讲，平均每天搭乘支持者送他的旅行车赶两百英里路。他的最后一场演讲发表于去世之前五天，当时他九十四岁。他七十岁时跟曼尼亚麦夫人结了婚，好让她能够继承财产，但他们的婚姻历时二十四年，曼尼亚麦夫人也只比他多活了五年。她去世后，衣钵传到维拉曼尼先生手中。

维拉曼尼先生的长子是工程师，目前在波士顿进修。他的次子拿到了贸易方面的学位，现在经营塑料类生意。他长女也在美国，正在修读信息系统的硕士学位。维拉曼尼先生的父亲生前在古德洛尔当裁缝，他的孙辈如今所拥有的机会和条件是他想象不到的。

挂着佩里雅尔夫妇照片那片墙的对面墙上，有个一九八九年“泰米尔猛虎组织”[25]的月历，吊在一个书架上方。月历中是“泰米尔猛虎组织”两位领袖皮拉巴卡兰和马泰雅的彩色大照片。他们身处阳光强烈、看起来温度很高的森林，穿着迷彩游击军装。他们两人都身材肥胖，大腹便便。他们笑着，仿佛自己也觉得为了拍月历照片而穿上的制服荒谬可笑。但他们可一点都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已经把斯里兰卡搞得天翻地覆。他们一九八九年的月历就挂在这里，在维拉曼尼先生的客厅里。泰米尔纳德的理性主义运动和反婆罗门运动也同样看重泰米尔民族的荣耀——过去的和现在的。

在来到马德拉斯之前，我几乎不知道佩里雅尔这名字，我从未听人提过维拉曼尼先生。但四十年来，维拉曼尼先生一直处于一场地域性巨大革命的中心，由于印度独立之后的经济发展和知识扩张，这场革命有了小型战争的趋势。到目前为止，维拉曼尼先生属于胜利的一方。

卡库斯坦的情况则不一样。他退缩和逃避了大半生——直到亲情和孝心使他回头，刻意采用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或许，拿维拉曼尼先生跟卡库斯坦做比较并不公平，或许比较恰当的比较对象是那些从旧学转向新学、从寺庙仪式转向科学的婆罗门，那些以较激烈的方式（几乎跟维拉曼尼先生一样）挣脱旧窠臼的婆罗门。

由于马德拉斯有寺庙雕塔、黑绿豆米饼和“多萨”等特别食物、独特的音乐和舞蹈、收藏着精美青铜器的博物馆，访客会以为这城市的文化仍然完整而有活力。过一段时间他们才明白这里发生过一场权力转移，虽然婆罗门还是乐师和舞者，还是厨师，还是庙里的祭司，他们却已处于逆境，必须采取守势。

一个文化的衰落不能不让人感到悲伤。但是，婆罗门的诉求运动——如果有这种运动的话——必须跟印度的所有其他诉求运动放在一起考虑。我们最好把一个文化的衰落——维拉曼尼先生的崛起、婆罗门的出走和转变——看作是一场更广泛的前进运动的一部分。

达罗毗荼运动的无神论诗人巴拉提达萨姆披红色披肩——红色代表他们发动的革命。从达罗毗荼运动衍生出的政党的旗帜是红黑两色——红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达罗毗荼的诉求。将红黑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可能被视为代表了泰米尔纳德邦所有蒙受屈辱、受到伤害的人，所有南方婆罗门站在格外僵硬的立场上视其为异端的人。但是，达罗毗荼运动却只代表中层种姓——佩里雅尔本人即属于商人种姓，而这些种姓在印度其他地区的种姓体系里倒还有不算低的地位。就像印度一向的情况，在这些如今得胜的中层等种姓之下还有其他种姓。后者也觉醒了，他们也开始提出要求了。

七八年前，泰米尔纳德发生过一场农民运动。运动被平息了。自从独立以来大约四十年间，印度政府必须应付国内许多地方许多类型的运动。政府已经学会如何处理，知道何时该强力镇压，何时又该放手不管。

那次农民运动的参与者有一些还活着。他们已经恢复平民生活，境况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警方掌握着这些人。通过警方的安排，我与其中两人见了面。

警方将他们从一个偏远的地区传唤过来，见面地点就在我的旅馆房间。一位便衣警官跟他们一起来。我这边则请了两位新闻记者，一位是来帮忙翻译的负责犯罪新闻的记者，另一位是来观察的体育记者。因此，旅馆房间里共有六个人。人多当然就需要讲究礼仪，旅馆的茶点和殷勤的客房服务侍者令每个人都有点不自然。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那两位往昔的叛乱者。他们肤色很黑，体格结实，穿着类似制服的东西：长腰布及松垮的米黄色衬衫。他们头发浓密，涂了不少油，从额头及鬓角往后梳，在衣领正上方的后脑勺部位修剪成一条直线。

两人当中年纪较大的代表发言。他体格较壮，鼻子较大，皮肤较光亮。他说他哥哥是共产党员，他的思想就是被这位哥哥——后来被一个地主杀死——灌输的。他，说话者，又向在场的另一位灌输，后者年纪较小，是他的小舅子。他父亲在铁路局的小卖部工作。有一天，父亲的脚趾在调车厂的事故中被碾断。儿子于是向铁路局求职。他原本应该得到一份职位：铁路局的惯例是员工受伤而必须退休时，出于体恤会给这位员工的一位家人工作。但因为别人向副站长或地位相当的主管行贿，这个儿子并未得到工作。

警官点点头。在那个阶层，就是如此这般——警官会表示同情倒有点不寻常。两位记者也同意，那类工作就是这样搞的。

他们村里的婆罗门很少。住在那片地区的大多是落后的种姓和“阿迪达罗毗”，即最早的达罗毗荼，还有原住民、部落民族。这些人深受大地主或称“柴明达尔”的无情剥削。凡是土地超过五十英亩的人在这里都算是大地主。许多柴明达尔属于来自隔邻安得拉邦的瑞迪雅尔社群，但也有阿迪达罗毗荼的柴明达尔。

柴明达尔以三卢比的日薪雇用女人，五卢比雇用男人。当时的最低工资是女人五卢比，男人九卢比。左派分子的目标是挑起雇用者与地主之间的敌对。为了达成这目标，他们告诉被雇用者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鼓励他们向地主提出要求。地主通常会拒绝，而从其他村庄找来被雇用者。有时候，地主会采取比较粗暴的手段。这两人中年纪较大者的哥哥被一位柴明达尔杀了。之后便只有宣战一途：那位柴明达尔必须偿命。

他们前后三次企图对柴明达尔下手。他们跟踪他，然后有一天当他乘坐汽车时，六个左派分子也随着登上巴士。但什么也没发生。因为顾虑到其他乘客，他们犹豫不决，在一阵混乱中，柴明达尔趁隙脱逃。第二次，他们一大早在田里等柴明达尔。他出现了。他们对他开枪，却没射中。第三次，他们终于得手。八个人出动突袭了柴明达尔的住宅，投掷了几颗手榴弹。他们杀了三个人：柴明达尔、他的情妇和一名婴儿。他们事先不知道屋里有婴儿，婴儿丧生的事令他们很不安。

在这之后，他们只干过两起杀人事件。这时他们只是遵命行事。所谓命令倒更像是决定：这些决定是在集体会议中达成的。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政府，如果对象是被他们认定为“敌人”者，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将之灭口。

然后警方开始行动。他们从左派分子出没地区的外围夹攻，或是说放置一支“扳手”，再逐渐把扳手扭紧。三十个左派分子被杀。旅馆房间里的这两个人幸运逃过一劫。他们在一段时间前已向警方投案，事发时正因谋杀柴明达尔与其情妇及婴儿的罪名被关在监狱中。（以上是我当时听到的说法：这部分有点模糊，也让人觉得其中有蹊跷。但由于场合拘束，由于从原话到翻译之间的时差，由于翻译颇为扼要笼统，我当时没想到多问。到了后来才发觉这地方明显模糊不清。）

警方没有足够证据起诉这两个人。他们找不到证人，因为这两个人在开庭前十天就发出警告，说谁要是出面指证，第二天就会没命。在旅馆房间里，那人说这段话时相当冷静，便衣警察则点头、屏息，也是冷静以对，仿佛这全是不得已的事。

这两个人最后被释放了。由于他们所属的团体已被除掉，他们没有旧窝点可以回——说到这里，虽然没人问起，他们两人都说自己未曾出卖团体中的任何人。年纪较轻的小舅子说，警察砍断了他一只脚的“脚神经”。他让我们看他穿凉鞋的脚，脚背上有条黑色疤痕，看似烧伤的结果。较年轻的人说，纵使受了这种刑，他也没出卖任何人。警官听了并无不安之色，也没有干涉之意；似乎那只脚和神经的可怜遭遇也是不得已的事，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点。

通过警方协助——无疑也是政府的罪犯改过自新政策之一——这两个人做起了生意，但都做不好。年纪大的做西红柿买卖，但不知何故决定要把西红柿远远运到加尔各答去卖。他赔了两万五千卢比，大约一千英镑。小舅子则开始制作“毕迪”，一种廉价小雪茄，他说他的工人卷款逃跑了。两人都没有因为经商失败而显得丧气，看来都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听了这些，我不知该做何反应。他们很少使用形象化的字眼，没有谈到什么细节。这或许是因为翻译的关系，或许是因为见面场合的拘束，或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讲腻了这些故事。他们让人有一看就知道底细的感觉。我想起在孟买见到的那几名帮派分子也是如此，他们——那些帮派分子——一看就知其底细，因为他们毕竟过的是非常单纯的生活。或许，像这两个人可能扮演的那种革命小兵也必须由单纯的人来充当，而他们所接受的讯息必须简单得符合他们的能力和需求。

我问他们对佩里雅尔有什么认识。这一问，他们话可就多了，就算是在犯罪新闻记者的翻译里，他们的回答恐怕比先前说过的所有话还要多，原因可能在于这不是他们预料中的问题。

年长的那位说，他们尊敬佩里雅尔，他父亲曾经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但佩里雅尔只向种姓制度挑战，他没有想到阶级问题。“他把我们唤醒，但我们的斗争没什么用得着他的地方。”这是记者的第一次翻译，后来他做了修正。用比较直接的译法，他说的是“我们没有关联”。这就更能点出达罗毗荼运动和左派分子之间的种姓差距。

我问他们佩里雅尔主张中反宗教的成分。年纪大的那位说他们对宗教并不热衷，倒是他们的女人还虔诚信教。不过，连女人也开始不请婆罗门来做仪式了。

这听起来是实话。因此，就在会谈快结束时，我开始觉得——且不管他们跟警方的关系如何——这两个人对自己的描述应该没有虚假。

离开前，那位小舅子向我借用卫生间。我有点疑虑，但警官挥手叫他进去。我们等着，听不到冲马桶的声音。接着那个人走出来，小心翼翼把门关上。

后来，我打开那扇小心关上的门，看到马桶没有冲水，而且坐垫和地板上洒了尿液。这只是因为缺乏使用马桶的经验？或是这个参与过阶级战争的人对厕所的不洁也有根深蒂固的种姓态度，因此根本不会留神理会这么不洁的地方，这个该由别人去理会、去清洗的地方？

一两天后，我跟那位体育记者苏瑞希讨论了这点。他说这两个人属于下层的最下层。虽然我可能丝毫没留意，不过他们在旅馆大厅里可会相当引人侧目。他们比首陀罗还低了许多，达罗毗荼运动远远触及不到他们。对于什么在宗教上算是洁净或不洁，他们有没有任何概念？苏瑞希说，在他们那个阶层，虽然上层的人可能不容易看出种姓和社群的差别，它们还是被严格遵守的。

那两个人的衬衫、长腰布和抹油的长发，大概是模仿了热门泰米尔语电影里的哪个明星。他们对外貌这样注重表示他们已经在往上爬升，去掉了原来的乡土味。他们的肚腩也算是自力更生后自重的一种表现。他们说已经放弃革命，现在只想照顾家庭。不管他们的故事里可能有别的什么含糊之处，苏瑞希说这话听来倒不假。

我去向蜜糖告别。他总是在那一楼的小公寓里，受名声之累而不能脱身。

我抵达时，他正在替一个人看星象，那人带来了电脑打印的两幅命相。蜜糖正为一桩拟议中的婚事提供命理上的意见。他的看法坚定。女孩的命相不配，大约在六个月内男孩会找到更合适的对象。那位求问者——一个高级公务员，似乎不介意。他是男孩那边的人。在安排嫁娶这件事上，男孩是予取予求，女孩及其家人则须看人脸色。

我问：“女孩的命相不好？”

“不是不好，”蜜糖说，“是不搭配。”

看着他带着自己排解不掉的忧郁，毫无保留地断言别人的未来，我委实觉得奇怪。尽管他说过来找他的人是如何自私，何等虚伪，尽管他说过不想再干下去，我觉得他还是以圣人之职为乐，以圣人之名为荣。

接着，他大概是想到应该给我什么礼物。他以现在对他而言乃是自然的方式送我礼物。

他从小房间另一头看着我说：“一九六二年我在喜马拉雅山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脸色明亮。那是你吸引我的原因之一。现在你看来不对劲。是因为生活，还是工作？”

我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更不对劲。不过那时我比较年轻，像你一样。”

“你会再来马德拉斯吗？来看我，两年之内来看我。”他这是把他的预言能力用到了自己身上。“过了两年——”

他摇摇头，瘫坐在椅子上，病痛和孤寂现在像是他身上无以化解的压力，他把这个他划定为自己天地的小空间收入眼里——这个起居室兼卧室，我第一次看到的那堆杂乱家具已然清除，墙上挂着圣像，吊柜里堆放着他的头痛药丸。连着这房间的走廊一边是他自己无力清理又不得让别人清理的厨房，另一边是摆着令人生畏的神像的神坛——这个他即将离开的小空间。

[1]指迈拉波湿婆庙。

[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某些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大幅度增长，是因为勃劳格（Borlaug）在墨西哥育成高产矮棵小麦的变种，以及国际水稻研究所在菲律宾获得高产的水稻变种而达成的。

[3]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好莱坞电影明星，以扮演扶贫济弱的浪漫英雄闻名。

[4]古巴比伦南部的奴隶制国家。

[5]重量单位，1英担相当于112磅（50.8公斤）。

[6]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1876-1948），印度穆斯林政治家，巴基斯坦创立者。

[7]存在于公元七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南印度国家。

[8]湿婆神之妻最原始的形象。

[9]印度南部的中央辖区首府。

[10]德国葛拉兹兄弟（Adolf & Max Graetz）于1889年创办的灯具、炉具公司。

[11]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商业中心和工业城市，位于孟买北部萨巴尔马蒂河畔。1411年建城，1572年为莫卧儿夺取，1615年成为英国贸易站。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甘地的活动中心。

[12]今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境内发现的两座古城，位于印度河右岸，应建于四千到五千年前，毁于三千七百年前。

[13]卡鲁纳尼迪（M. Karunanidhi，1924-2018），泰米尔纳德邦人，曾任泰米尔纳德邦邦长、DMK主席。

[14]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1929- ）、威尔伯·史密斯（Wilbur Smith，1933-）、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1920-2004），这三位都是英国当代犯罪推理小说家。

[15]即Bhagavad Gita，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关键部分：克里希那（Krishna）说服畏缩不前的有修（Arjuna）投入俱卢之野（Kurukshetra）的战役，告诉他必须尽忠职守，不要害怕残酷的杀戮，因为死生自有定数。这一系列梵歌是印度教教义中最神圣的经文。

[16]特利普里卡尼（Triplicane）区位于迈拉波郊区。帕尔塔色拉提古寺是崇拜毗湿奴神化身之一黑天的古庙，帕尔塔色拉提意为“有修的驾车人”，黑天在《摩诃婆罗多》描述的大战中曾为有修驾车。

[17]即牧牛神，又称黑天神，象征丰收和幸福，为司掌“保存”的毗湿奴的第八化身。

[18]印度教最上层三个阶级的男子身上系的象征重生的带子，由三条线组成，事先经过净化等仪式处理。

[19]一种在印度十分盛行的传统运动，可能已有四千年历史。参加者分成两队，每队十二人，每次进场七人，五人替补。每半场二十分钟，中间休息五分钟并换场。游戏规则是队员必须一口气跑入对方场地并尽可能触碰他队队员，被触碰到的人即出局。被派出的队员必须持续不断地叫喊“卡巴地”，最后剩余队员较多的队获胜。

[20]拉马努金（Srinivasa Aaiyangar Ramanujan，1887-1920），印度数学家。

[21]古犹太人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大著称，事迹见《圣经·士师记》。

[22]泰米尔纳德邦西部古德洛尔地区首府，拥有多座古庙，是旅游胜地。

[23]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赞颂革命，抨击封建统治和传统。惠特曼（Walter 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背离传统诗体，勇于创新，其诗作描绘了美国劳动阶层的生活，传达了强烈的民主精神。

[24]即蒂鲁吉拉帕利（Tiruchirapalli），位于高韦里河畔，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新兴商业中心。

[25]南印度泰米尔人后裔以北斯里兰卡为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成立于1976年，主张从以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为主的斯里兰卡独立，建立一个印度教的泰米尔国。

第五章　战役之后

一九六二年，我对英国人留下的建筑大多未加特别留意。由于我在特立尼达已经和英国有过接触，印度的英国建筑在我看来似曾相识，不足为奇。或许也因为一九六二年印度刚刚独立了十五年，在那个年代，我只顾把英国建筑当作陪衬的背景看待。我向往的是印度过去的成就。甚至连新德里那几座鲁琴斯[1]的著名建筑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特别可观之处，我觉得其规模过于炫技，我也在他的纪念性建筑中寻找他从莫卧儿建筑师承袭的主题，我在他的模仿修改里看到了更多夸耀的成分。

我甚至也用这种偏颇的眼光看待较不重要的英国建筑，包括在乡下为官员所盖的平房和别墅。这些屋舍住起来舒适，它们有柱廊和阳台、厚墙和高顶，有时窗户上方还有额外的窗子或开口，因此颇适合当地气候。但在印度贫穷乡间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太豪华。它们似乎还夸大了印度气候的恶劣程度。因此，虽然这些英国建筑完全属于印度，它们却仿佛把印度远远隔离在外。

但是，岁月飞逝，我们的感觉和观看方式也会随着变化。印度人已经在独立后的自由印度建设了四十年，他们在这段时间所建的东西令人更想看看之前的建筑。在自由印度，印度人像没有传统的民族那样建造，他们基本上是在呆板、肤浅地模仿国际风格。难以理解的是，印度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实际上不以印度气候为考虑。他们太执迷于模仿现代风格，大多数这样盖出来的房子——孟买那些单调乏味、方方正正又靠得太近的高楼，勒克瑙及马德拉斯的钢筋水泥怪物，新德里的住宅群落——只会使艰苦的热带生活更加艰苦，更加炎热难受。

自由印度的大多数建筑非但未能激发人们对美丽、雄伟和希望的欣赏——比起有钱人，陷于极度穷苦的人可能更需要这种振奋精神的情怀——它们反而助长了印度的丑陋、拥挤以及日渐严重的肉体煎熬。一个热带贫穷城市的恶劣建筑不仅涉及美感问题。它们糟蹋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磨耗人们的精神，引发了可能会四处流窜的怨怒。

比起任何殖民时代的英国建筑，这样的印度建筑都更加无视使用者的需要；因此，英治时代公共工程部所建的最简单实用的平房现在看起来像是考虑周全的建筑。如果从这里开始，再考虑印度境内英国建筑的诸多种类，其历时之长久，那两个世纪之中所呈现的不同风格，随时代完善的功能（火车站、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孟买的印度门、勒克瑙及新德里的议会大厦），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英治印度的建筑——那么容易被视而不见的建筑——乃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好的非宗教建筑。

比起新德里，加尔各答更算得上是英国人建造的印度城市。它是英治印度的早期中心之一；它随着英国势力而发展，不断整修增建；直到一九三〇年，它一直是英治印度的首府。加尔各答首先以宫殿之都著称，后来又成为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建设加尔各答时，英国人信心满满，不以印度统治者所好的风格为本，而是把欧洲的古典风格移用到印度，借以标志外来文明的胜利。但是，经过两百年的发展，这个帝国城市也成为了一座印度城市，同时，作为一个港口，作为行政与商业、教育与文化、英国与印度时尚之中心，它也跟印度其他城市截然不同。一九六二年末，在经历了数月印度小镇及乡间生活之后，我一到加尔各答就立刻感觉到了大都会的气息：它有大都会的种种视觉刺激，在这里种种奇遇、利益和加强的体验都可能获得。

二十六年之后，这座英国人建造的城市的壮丽——宽阔的大道、广场、善加利用的河流和开放空间、妥善配置的宫殿和公共建筑——仍然可以在夜间像幽灵般被瞥见。此时，白天的人群已经回到他们的小窝休息，准备应付加尔各答另一个团团转、空茫茫、惨兮兮的日子：破损的马路和小径；汽油及煤油散发的褐色烟雾使得炽热的阳光更加凶猛，在皮肤上留下一层尘垢；世界上最破旧的大巴及汽车整日不停、此起彼伏、像蝉般尖叫的喇叭声。纵使只像幽灵，英国人建造的这个城市仍然看得见，因为自从独立以来几乎没有新的建筑。

精力和投资用到了别的地方。加尔各答没有得到眷顾，靠消耗自己的脏腑而生存，展示着一幅生命的假象。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某些建筑似乎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就未曾粉刷油漆过。在一些墙壁和柱子，例如待拆的建筑的墙柱上，旧海报和糨糊粘在一起，像干硬破碎的纸板。你设想着，如果要刮除那层东西，恐怕连水泥都会一起掉下来。著名的殖民时代俱乐部如孟加拉俱乐部、加尔各答俱乐部等正在衰败，印度人出入于过去不能涉足的场所。里里外外尽是衰败：加尔各答有几分像六十年代比利时人撤离后本地人擅自占领的非洲殖民聚落。擅自占领，情况就是如此。独立时，由于孟加拉被分割为属于印度的西孟加拉和属于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大批难民从东部涌入。他们哪里有地方就占据哪里居住下来，把城市内及周边好几大块地区都挤满了。从那时到现在，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

白天，街道上或草木干枯的大公园里根本没有空间，没有可以散步的地方。你可以开车，非常缓慢地经过东挖西挖的马路和水泄不通的人群，前往托里衮吉俱乐部，在那里的高尔夫球场上散步。但是，这条路开得你筋疲力竭，然后，回程还得忍受的煤油汽油烟雾也会叫你败兴而归。别人会告诉你，直到十五年前，加尔各答市中心的街道每天都还会清洗。可是，我在一九六二年也听过同样的话。甚至在那时候，独立十五年之后，以及那几场会令许多人难忘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暴动发生十六年之后，人们已开始怀念加尔各答的黄金时代。

英国人建造了加尔各答，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当英国人不再是统治者时，这城市也开始死亡，虽然这并非历史的必然。

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是一九六二年我在加尔各答见到的人之一。当时他在帝国烟草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后来改用不那么刺眼的简称ITC。因为他在这么一家显赫的英国公司工作，齐达南达是为数不多的人人称羡的被称为“提箱仔”的印度人之一。

这些提箱仔认为自己融合了印度和欧洲的文化。提箱仔的工作一方面跟英国人来往较多，乃是教养的象征，同时又稳定无虞，因此其他印度人对他们既钦佩又嫉妒。他们薪水很高，属于印度待遇最好的工薪阶层，另外——提箱仔在待遇上的锦上添花——公司还为他们提供汽车和备有家具的公寓。他们的职务并不繁重。提箱仔上班的每一家公司都或多或少独占了印度的某个领域。提箱仔必备的条件只是教养不错，关系良好，举止优雅。

齐达南达还有另一件事情做。他热爱电影，是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有天晚上，我在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碰到了他。二十六年之后，有人——就是在孟买告诉我生平故事的那位秘书拉赞——提起这件事，说是当晚活动结束后齐达南达要他把我安全送回我住宿的制药公司招待所。我对拉赞毫无记忆，至于他，能够跟影坛人士及孟加拉上流社会在电影学会度过这样轻松的一夜可真是太棒了，让他稍微见识了远比他所知道的更加美好的加尔各答。我对学会的办公室只有很模糊的印象：塞满旧办公家具的小房间，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灯。我记得齐达南达的提箱仔模样：四十岁，身材修长，蓄小胡子，穿灰色西装。

齐达南达没有在ITC待下去。他改行去拍电影和写作，这成了他的职业，也使他离开了加尔各答。大约二十年之后，他在半退休的状态下回到加尔各答。他半个礼拜的时间在《电讯报》主编文艺版，其他时间则住在圣蒂尼克坦——孟加拉诗人与守护圣人泰戈尔所创立的大学。

圣蒂尼克坦离加尔各答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齐达南达正在那边盖一栋房子，先住在已经盖好的部分中，四周还在施工之中。我在一个星期天到那边见了他。

我设想这是由一个诗人兼教育家建立的类似甘地在南非所设立的凤凰村的机构：与独立运动有关联，同时又是反对过分制度化的产物。我知道这所学校有音乐课程、户外教学、茅屋教室：它有淳朴的田园风味，基础却很脆弱，靠着大家还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才得以存在，而且因为我很久未曾听人提过圣蒂尼克坦，我还以为它已经消失了。

我搭乘圣蒂尼克坦线快车前往，坐的是有冷气的休息车厢。车厢摆设得像起居室，有沙发和扶手椅。装潢的基调是佛教风味，车厢内一块围起来的地方过去可能还设有神坛：这令人想起，往北是佛教地区。我是这节休息车厢里唯一的乘客，加尔各答旅馆的领班为我付出的可怕票价终于有了解释。不过，我却一点都没有得到高级享受：铁路局的低层职员把休息车厢当作睡觉场所，眼前就有三个在沙发上打鼾大睡。

车外是三角洲上平坦无树、适合种水稻的土地，分别呈现绿褐两种颜色。绿色田里都是水，一畦一畦长着不同时期插种的稻子。在一些田里，尚未插种的成列的一捆捆秧苗立在水中，像小小的禾堆。已经收割的田地呈黄褐色，干涸无水，有些田留着稻梗，有些已经清理、犁过，有些田里隔着一段距离就有较黑的新土堆，等着犁进旧土以恢复地力。在许多地方，水从一畦田被引去另一畦，有时使用电力帮浦，有时用手将一种可移动的长筒降到有水的田里，再升起来把水倒入另一畦里。在这片宽敞的三角洲上可以看到每一种跟种稻有关的活动：沿途好几英里情况都是如此，实在很难理解这里会发生饥荒。但是，到了圣蒂尼克坦附近，土地开始变干，开始像是平坦的沙漠，有点令人生畏。

齐达南达在火车站接我。过了二十六年，我们像是在一出戏剧的第三幕再度上台的演员。先前在第二幕结束时我们是年轻的，现在重新露脸时头发和眉毛上撒了化妆粉或面粉。他穿着印度式便装（不是我记忆中提箱仔穿的灰色西装），开的是一辆旧的大使牌汽车。他说，在这里开这种车比在德里便宜多了，这是他决定搬来圣蒂尼克坦的原因之一。

从火车站出来的短街里挤满了摩托三轮车。齐达南达说，汽车在这里是入侵者。其实，圣蒂尼克坦有自己的火车站，但是前一站波普尔的居民却要求所有前往圣蒂尼克坦的乘客都在波普尔下车，以增加当地市集的生意。

过了不久我们就来到野外。周围有树木。齐达南达说，许多树是由大学种植的，它们有助于增加雨量。有了树荫也不错，不过，灰尘还是很多。现在大学里已经没有土砌茅屋，只有粉刷成赭色的水泥房子。我们经过圣蒂尼克坦寺。这是一栋大小合适的建筑，刻意淡化了宗教场所的色彩。但它脱不了其时代特色。它的墙壁有洞孔并装饰着彩色玻璃，从路上看去，它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建筑风格，而且有点俗丽。

齐达南达向我指出几栋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时住过的房子。齐达南达说，泰戈尔很快就会在一间屋子住腻，因此喜欢搬来搬去：这是诗人的特权，创办者的特权，或许也是孟加拉贵族的自我放纵。我也看出这位伟人在圣蒂尼克坦恣情任性的一面：有些大学建筑是泰戈尔自己设计的，试图融合印度教、印度、中国等各种亚洲建筑风格。这种视觉设计理念背后所涉及的浪漫和自欺现在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年，恣情之中想必也有迫切的追求——想要让亚洲在大英帝国及欧洲古老而又看似永恒的荣耀之前挺立起来。

齐达南达尚未完工的房子位于大学区的边缘。这栋砖造房屋会有两层。一楼几乎已经建好，二楼部分大约还要三个月才能完工。房子三面有空地。齐达南达选上这地点是图它的隐秘性、安静和新鲜空气——这些在印度城市里都已经找不到了。不过，齐达南达前来圣蒂尼克坦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所大学——虽然经过种种转变之后它跟任何印度大学已无两样——跟他成长时所接触的独特孟加拉文化有关系。对他而言，这块土地是神圣的，就像前来参观的单纯的印度观光客也以另一种方式将之视为神圣一样。这些观光客来这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泰戈尔的诗作或事迹有所了解，而是因为他们听说他是圣人，而探访这类人的纪念地是值得一做的事。

齐达南达的父亲做了一辈子梵社的传道者。梵社信仰的是泰戈尔父亲在十九世纪宣扬的一种净化或改革的印度教，其目的在于结合英国、欧陆的新知识与《吠陀经》《奥义书》所传述的古老冥想性印度教理念。它是从现代印度第一位改革者及教育家、孟加拉人罗姆莫罕·罗易大公的想法直接发展而来。今天，当欧美的产品和发明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地单纯的人都必须针对周围吸引他们的文明做出调适时，像罗易和老泰戈尔这类人的想法和做法已经不容易被赏识了。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印度，来自欧洲的产品还不是那么多。处于当时印度文明的停滞状态之下——一切以老习俗、旧规范为尊——必须具备非凡的智力，才看得出欧洲新事物的优点。

齐达南达说，“梵社的信条结合了《奥义书》教义的要素和一些基督教的形式，譬如做礼拜——星期天早上和晚上各一次礼拜。在较大的教堂里，大家坐在长椅座位上，前头还有一个布道坛。礼拜项目由口述仪式及祈祷、圣歌轮流交替，圣歌之中有许多是泰戈尔写的，有一些是他父亲写的。泰戈尔的父亲设计了这套礼拜的方式。梵社做了如下区分：一方面是《奥义书》的一神论及认为有一种无形而无所不在之神灵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往世书所描述的印度教——偶像崇拜、众多神祇，又跟万物有灵论、种姓思想混杂在一起。梵社主张妇女接受教育，认同民主的理想，鼓吹废除种姓制度。”

这是齐达南达父亲毕生为之奉献的信念。他在年轻时就做了这个决定。

“从我父亲十岁开始，我祖父就常带他去参加梵社的礼拜天聚会。聚会在现今属于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吉大港，如今让人联想到孟加拉国的贫穷和天灾，但四百年前在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眼中却是肥沃富庶的孟加拉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吉大港，孟加拉国繁华之都。

“十四岁时，我父亲决定要加入梵社。我祖父从未料到这个结局，对此非常生气。我父亲一天晚上离家出走了。他真的就靠步行和——用现代话来说——搭便车，就是坐牛车和船，前往五百英里外山上的西隆。在当年，大家对过路客还会尽地主之谊。我父亲告诉我，他整天步行或坐牛车，晚上就到最近的人家要求过夜，人们总是会答应。

“他到西隆去是因为他认识那边的一些梵社会员。他们帮他安排入学，他跟不少名人一起上大学，包括萨蒂亚吉特·雷伊[2]的父亲苏库玛尔·雷伊，一位杰出的幽默作家和出版家。

“我父亲并未毕业。他读的是当年所谓的‘初级文科’，即大学的前两年，然后他就成了梵社的传教士，有一小笔津贴。没过多久，他认识了我母亲，坠入情网——这发生在比哈尔的恒伽，我母亲的父亲在那边是很有声望的医生。当我父亲向他提亲时，医生答应了。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穷传教士。”

对于有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或许对所有梵社的信徒都是如此，圣蒂尼克坦因为一个特殊原因而成为圣地。

“泰戈尔的父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旅行时经过了这个地区。这里像是一片沙漠，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看到一棵树，就坐在树下。那天他决定在那个地点设立一间静修处，并且以古代的婆罗门教禁欲静修处为模板——你在那边求道时可以过着独身的日子，在宗师的跟前学习。他果然设立了一间，然后过了颇长的一段时间，泰戈尔设立了大学，叫毗湿瓦婆罗提，即印度世界大学。在泰戈尔父亲坐过的树下的那块地方现在有一个凸起的平台，那被看作是圣蒂尼克坦最神圣的地点。

“德文德拉那特·泰戈尔把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在十九世纪早期发起的改革运动转变成一种宗教，它改变了孟加拉的中产阶级。泰戈尔又把这种宗教扩展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最后成了尼赫鲁的政治。由于泰戈尔把它引导入一种文化而不局限于宗教，因此它很快就被广大的中产阶级吸收。严格说，梵社今天还存在，不过原来的活力已经脱离这个组织，渗入了更大的社会。”

齐达南达在一九四〇年十九岁时首次到了圣蒂尼克坦。当时他跟家人住在隔邻的比哈尔，他父亲建议他到那边度假。他投宿在招待所里，跟一位在大学教蜡染的印度尼西亚人同住一房。跟外国人在一起让齐达南达很兴奋，他对印度尼西亚人的名字——帕拉哈斯托——也非常感兴趣。这是直接出自印度教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名字。齐达南达立刻对印度和亚洲有了一个较大的视野，他又觉得——这是泰戈尔希望他大学里的学生所感受的——他到圣蒂尼克坦是来到了一个属于全世界而非仅属于印度的地方。

几天之后，泰戈尔在寺庙里做了一场演讲。

“那是一个十二月的清晨，天气很冷——那时候圣蒂尼克坦房子还没几间，大部分是空地——我们就坐在玻璃寺庙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那些玻璃有好几种颜色。太阳出来之后，光线在大家脸上和衣服上投下五颜六色。我们都坐在那边等候泰戈尔。

“他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来，然后从轮椅上站起来。他很高，但因为年纪大而驼背。他自己走了过来。他系白色腰布，穿白色长衫，披白色披肩。那样子让我印象深刻，像是回到了古代印度，有一种碰到昔日智者的浪漫感觉。他坐在一个很矮的凳子上，其他人则都坐在没有铺任何东西的大理石上。

“然后开始唱歌。没有现代乐器，全都是传统乐器。但也没有管风琴——泰戈尔不喜欢这种乐器，因为它的音阶是固定的、西方式的，而且它也弹不出印度古典音乐中很重要的半音或微分音。他们接着唱了一首圣歌，那是泰戈尔所写的圣歌之一。

“他看着一份稿子用孟加拉语演讲，夹杂着梵文的引句。他身材很高大，有六英尺二英寸高，而且看起来很强壮，我对他尖细声音和硕大身躯的对比很感奇怪。我原本以为他会有深沉洪亮的声音。过了几分钟我才觉得自然。不过，我很快就转而被他演讲的内容吸引了。那是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战争离我们很近。他演讲的主题是文明的危机——他很担心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趋势。”

就这样，泰戈尔向齐达南达介绍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印度独立运动的好运气之一在于它的许多领袖具有宏大的视野，眼光不仅限于跟印度有关的使命。

齐达南达那次初访圣蒂尼克坦历时两个星期。泰戈尔不到一年之后过世。跟许多孟加拉人一样，齐达南达觉得泰戈尔不在之后圣蒂尼克坦就失去了意义，直到四十六年后，他才重回旧地。事实上，他只在决定要到那边定居之后才回去的。他重回圣蒂尼克坦的方式跟我刚做过的一样：他在加尔各答的豪拉车站上火车，两个半钟头之后在波普尔下车。

“那车站让你见识到最差劲的孟加拉小城的情况——丑陋、嘈杂、拥挤，到处是我在我们国家都市化过程中所看到的贫乏，也就是心灵的贫乏、基本用品的贫乏。那车站的转变比圣蒂尼克坦的转变大得多了。

“我从波普尔的混乱之中走过。我知道我要前往圣蒂尼克坦，那边会有开阔的空地、安静的环境和树木。那种混乱没有让我太心烦——因为反正你也无法一厢情愿使你国家的真实情况消失。现在我做瑜伽已经做了十五年，它大大地帮助我达到这种心境——有了这种心境我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周围的一大团混乱，而不会丧失我自己心灵的平静。

“所以说，甚至在第一次造访时我就喜欢上这地方了。几个月之后，我买了一些地，尽我财力许可尽量买，而且立刻就开始盖房子。我有一位老朋友是退休建筑师，孟加拉人，他帮我画了设计图。他熟悉这片地区，这里的气候和风向。

“这地方已经改变了。我没期望它还和过去一样，你无法回到这里人们还住在着砌房屋、宁愿赤脚走动的老日子。我倒是觉得，回到这里之后，我也回复到更自由的思考、生活和行动方式中。这里不会让我觉得受到禁锢。我又在重读《奥义书》了，这是重新燃起的兴趣。在名义上，我是无神论者，不过，我已经达到一种境界，把灵性追求跟有神论、宗教看作两回事。对我来说，《奥义书》的内涵涉及人类从灵性的最高层次了解宇宙和本身的意图。

“从加尔各答到这里只要两个半钟头，但我觉得已经离我的前一个人生阶段非常远了。你在一九六二年看到的那个提箱仔已离我的文化和成长的根基相当远了。”

年轻时，齐达南达曾想要当老师。有段时期，他甚至想跟他父亲一样当梵社的传教士。但是，他想在社会上留名的欲望使他走上广告业，然后又进入烟草公司。

他得到那个职位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都向他道喜。他太太却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你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吗？”

齐达南达说：“一九六二年你碰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负责公司的广告，那是国内最大的广告案之一。那家公司本身从英治时代以来就有烟草专卖权，生产的东西几乎不管质量如何都卖得出去。我来告诉你那个提箱仔的世界是多么地散漫。有一位薪水很高的人事经理，他不少时间就花在量某一类主管该得到的地毯尺寸以及跟他们的太太讨论窗帘的颜色上。

“提箱仔被制造成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整个体系是为英国人的需要而建立的，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吃坐睡拉的方式。到这边工作的英国人把他们待在印度的时期看作像是住在旅馆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人提供，包括每一条毛巾，每一把汤匙。这段日子只不过是前奏，过后他们就可以回老家，买一栋房子，有自己的洗衣设备。他们在这里时甚至还配有用人。

“加入公司只有六个星期时，我写了一份报告说公司应该改用简称ITC。当时大家对这建议只觉得好笑。

“就像大英帝国本身的行政体系一样，作为其延伸的商业帝国也把一小群印度人跟其他人区分开来，将他们变成支配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对英国利益比对印度利益更加上心。而且，这是通过非常微妙的方式达成的。不管是在行政还是商业系统，英国人会毫不迟疑地在印度主管手下工作。我想别的帝国里没有这种现象，目前在印度开设的外国公司里也仍然看不到这种事。在法国或美国或日本的公司里，几乎没有半个他们的国人在印度人手下工作。

“我的公司阶级很分明，有两类不同的人员：主管和雇员。我们这些主管有车，还配了司机，我们的太太外出购物时——譬如去挑选地毯和窗帘——另外有车。我有些同事接到董事长电话时都会把领带拉直，或者如果他们要外出午餐的话，会派车回家拿一件干净的外套来换。不用说，在公司里主管有他们自己的洗手间。

“我太太很快就习惯了这些享受，爱上了它们。我喜欢这种舒服的日子——不这样说的话就是虚伪了。我还必须说，那种生活方式对我们后来的需求有深远的影响。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出于对文学和电影的兴趣，下班后总是跟一些完全不同的人来往。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会前往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办公室。我在印度独立的一九四七年跟萨蒂亚吉特·雷伊一起创办了那个学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贴信封和写地址。我们头顶上有一台电扇，那可算是幸运了——这地点是一个片商的肮脏的办公室。我们在那里讨论世界电影的伟大成就。

“雷伊对我们的工作很投入。他身材很高，肩膀很宽，常让我想起泰戈尔，我现在把他看作泰戈尔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不过，跟泰戈尔不同的是，他的声音很洪亮。他皮肤黑，泰戈尔的皮肤则是白皙柔细。以他的文化教养，印度性，全面关怀（不能跟流行的世界主义同日而语）和真诚而言，我在雷伊身上看到了梵社成员的一些典型的美德。

“于是，我过着化身博士那种两面生活。白天穿的是很正式的西方服装，晚上则去电影学会。有些时候，某位同事会对我的休闲活动感到好奇。他会到电影学会来看一场法国或德国电影，但他会受不了我那些亲密伙伴身上的汗臭——他们坐了一大段汽车或电车，或是走了一大段路，然后在没有冷气的办公室工作了一整天，又没办法回家换衣服。

“这种两面生活所造成的心灵不安的强烈症状终于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记得跟同事去参加我们公司一位英国主管和一位印度女子的婚礼，这件婚事在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引起了一片哗然。

“跟我的同事一样，那天我当然穿着上班的西装。或者，可能是我自己没骨气。那是个非常闷热的晚上，结果我发现婚礼中尽是穿着舒服的薄毛葛布长衫和腰布的孟加拉人。在完全不合宜的衣服底下，我浑身是汗。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属于哪一边，嫌恶地对自己说：‘你把自己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件事使我内心的许多东西具体化，我开始考虑离职，放弃作为公司经理人员必须过的那种生活方式。

“我可要说，做那些工作真是大材小用。我们销售部门有许多人会到加尔各答和全国各地的市集去，就我所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抽查烟盒背后的批号，看看香烟是否过期。

“就这样，大家吃完早餐去上班，然后吃午餐，再到市集走一圈，接着上俱乐部，每天都混到很晚。办公室、家里、俱乐部都有冷气，因此一天下来没吹到冷气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或一个钟头。

“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优点就是你可以不用思考。只要你开始思考，就会觉得不对劲。这种日子毁了一些印度人，使他们的独立能力永远受到影响，使他们变得虚伪自大。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如果没有这个保护伞就无法独立自主。我也看过一些人在组织里受尽了屈辱。

“这些职位基本上是闲差。因此，他们会去掉你职位的一些权力象征，让你无事可做，借此来羞辱你。我见过一些人每天来上班，就在办公室里坐一整天，然后下班回家——这些人是牛津和剑桥毕业的，如果做别的工作，应该更能发挥才干。公司上下都知道那种屈辱，那种情况毫无遮掩。但许多人根本不敢辞职，因为那就像是在瑞典北方的严冬被撵出温暖、灯火通明的屋子。

“那时候，印度人的企业还没有扩展得那么大，机会很有限。反正，印度公司也没办法让提箱仔过他们已经习惯的那种生活。如今，印度企业可以提供你某些福利，让你过很豪华的生活——要是你有成绩的话。他们可是看得紧：印度企业里没有闲差事。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商场上开始了一场变革。处于困境的提箱仔团队必须面对现实。烟草公司改变了，它在短短十年间做了转变——就文化的变迁而言，十年是相当短的时间。这转变是由印度人造成的。英国人训练他们的人手，但他们不想亲自主导商务。今天ITC已经多元化，面对香烟业发展的减速还应付得相当不错。”

那项转变证实提箱仔文化也有可取的一面，我们必须记住这一面。

“他们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他们充满冲劲，严守纪律，虽然并不都明白为什么而冲。内心里他们是善良的印度人，爱国的印度人。我记得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时，也大约是我们碰面的时候，我们公司举行了一次财务委员会的会议。财务部经理说：‘各位先生，你们认为委员会下次会在北京开会吗？’我回答说：‘经理，不会的，除非我们总经理喜欢在腋下夹着一把雨伞。’对英国人我倒要这么说：他们喜欢听这种机智的应答，也会因此而尊敬你。”

阿修克比齐达南达年轻二十五岁，在一家老牌的英国提箱仔公司上班。这家公司现在已经被属于超级富有的印度金融、企业新生代的一员所收购，而公司的商业活动大部分都在国外。

阿修克并不是为了齐达南达所描述的优待和地位才进入商界的，他感到比较来劲的是“营销”，这个行业有现代味和主动性，走在潮流前端。（我认为营销跟推销是同一回事，因此没有向阿修克问个明白。好几个礼拜之后在德里，一位曾经做过广告的人给了我这个明确的定义：“营销的工作在于找出并满足尚未获得解决的需求。”不是创造需求——在贫穷国家里那会被看作邪恶之举；只是找出未获解决的需求。）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他一共告诉了我三则故事——谈到他如何想办法进入营销业。

“我有几次失败的开端。第一次是在大学主修商科，那是我父母要我做的。我知道商科不适合我，但还是咬着牙硬读下去。我勉强通过了毕业考试，那使我的自信颇受打击。然后，我向一个管理研究所申请入学。我那样做是因为每个人都如此。正如意料的那样，我并未被接受。

“在那个关头，我父亲替我在德里的一个商会里弄到了一个位置。我在那边待了一年半。我碰上那个商会所服务的一些工业巨子，也见过一些土气的人。那段日子让我大体上了解，在印度什么事情都是半调子。我只拿一点薪水，每个月三百卢比，十五英镑，不过我住在一位叔叔家里，没有很多开销。

“有一天，在德里国防部宿舍区的一个中产阶级派对里，我碰到了这位马霍特拉博士。他身高中等，体型肥胖，穿着一套深褐色西装。我问他在哪里高就，他脱口说他是印姆巴的所长。我再问他印姆巴是什么机构，他说那就是经营暨企业管理研究所。名称听起来有点熟，不过那是因为许多这种机构都有类似的名称。总之，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年纪有四十五六，我则是二十出头。他看起来很有钱，言谈也是有钱人的模样。刚开始他对我不怎么搭理，显然只是把我看作在什么地方工作的另一个年轻人。

“后来，谈到我父亲是加尔各答一位颇有分量的商人时，马霍特拉博士对我的态度就起了变化。这下子，他很想知道我在做什么，赚多少钱，然后告诉我说，他认为我应该还大有发展。他那边愿意说，我这头也乐得恭听。他对我只有好话。

“在他看来，像我这样拥有显著才华的人原本可以予取予求，却甘愿在没什么名堂的商会中浪费时间，赚取一个月三百卢比的薪水，这令他相当不解。我说：‘你有什么较好的建议？’他说：‘天啊，还用说！’他描述了印姆巴研究所的情况。从他的话听来，印姆巴的目的是要在印度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营销的概念。而他现在计划从德里扩展到其他大都会中心。

“照他的说法，印度的大公司都想借用他的营销长才，好几个著名品牌的成功跟他都有些关系。单单听他说这些就令我感到兴奋，让我见识到过去已经听过不少的营销行业的精彩之处。

“我觉得我有进入营销这一行的必要。有部分原因是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向这些以营销为主要科目之一的管理研究所提出了申请，或者加入了大公司，在其中的营销部门任职受训。我可不了解营销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觉得它似乎是可以做的工作。它有某种魅力，几分神秘。

“我同意马霍特拉博士的看法，认为我当时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他请我隔天到他办公室去，并暗示我可以在那边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我匆匆前往。就那么一下子，马霍特拉博士给了我一份工作，薪水是我在商会的两倍。更诱人的是，我还可能回到加尔各答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像他这样明显很成功的营销专家会对一个像我这样毫无经验的初学者、一个进不了管理研究所的人产生兴趣。他回答说，在他看来，所谓专业学位，什么理学学士、理学硕士和博士不过就是理学学屎、理学硕屎和博屎。他这些话又让我印象深刻。以前我的成绩单上甚至常有这样的评语：‘其成绩并未真实显示其能力。’因此，马霍特拉博士的话让我很有共鸣。

“‘工作经验才有用。’他说。他又说，因为有那种看法，他宁愿录用像我这种新人，让他们学习发展。

“他要我管理加尔各答的分部，或者如他所称，印姆巴的‘加尔各答业务处’——我想他喜欢‘业务处’这个字眼的现代味。照他的描述，我的工作是安排课程，以相当高的学费招收公司及个人学员。

“我还没昏了头，因此问他，这将如何帮助我学习营销。我看得出来，我的工作是在推销印姆巴，而不是在学习显然是印姆巴引以成名的营销技巧。他说，那只是我工作的一个层面。印姆巴本身会深度介入客户的营销和咨询。这打动了我，我觉得自己会变成营销天才。

“我不顾父亲的疑虑，接受了马霍特拉博士的安排。我加入印姆巴那天，他给了我一盒名片，名片上有我的名字跟一个堂皇的职称：业务主任。我从未用过名片，这让我很得意。

“我有意在德里待一两个礼拜，熟悉一下印姆巴的状况，但马霍特拉博士显然有点急着把我送往加尔各答。他要我去那边开始招收大公司到印姆巴来。他说我可以找我父亲帮忙。这令我有点犹豫：我开始觉得他对我父亲有兴趣，而且其中有点蹊跷。

“他把我派到加尔各答。火车票是他买的。他说他在加尔各答有一间办公室，由他的一位朋友管理。我抵达后不久，这位朋友打电话来请我过去。办公室位于北加尔各答一个拥挤地段，我到达时发现那是一栋破旧大楼里的脏乱小房间。

“我问这位先生，即马霍特拉博士的朋友，问他我的印姆巴办公室在哪里。他指着房间一个角落里的一张小破桌，说那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他继续说，如果碰上绝对紧急的情况，他会考虑替我打点字，但他希望我能利用复写纸自己用手写书信和报告。他说我也可以使用电话——办公室里唯一没有坏掉的那台。不过，我每次打电话都要记录，费用将由印姆巴支付。

“实际上，我就在那张桌子上安排了我的第一个营销训练课程。马霍特拉博士要我向一家旅馆接洽会议厅和与会者的午晚餐等事宜。我必须争取到好价格——他对这点很看重——我也做到了。

“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会找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到加尔各答来主持训练课程。我必须催他实现这一点。找个美国人是很重要的事。印度的管理界深受美国当时管理业的繁荣所影响，对此马霍特拉博士应该很了解。

“我照他的指示办事，他想要的大约二十五名学员我基本招齐了。我能够做到，主要是因为碰到了几位家里认识的公司高级主管。这让我有了开始，其余的就相当顺利了。我去见他们，他们也乐于以一个人两千卢比的费用派公司的人来上课。我可得说，这些高级主管之中有不少人对我跟这样一个他们未曾听过的机构有关系感到惊讶和不安。

“课程本身顺利进行了，除了一件事。那位美国教授跟他太太确实来了。他并不是真的有名，而是来自一所没名气的大学，事实上他在北美那片的某处也开着一家大致相同的机构。他像漫画中常见的那种美国观光客，啤酒肚，年近五十。

“这对教授夫妇就住在马霍特拉博士要我洽谈会议厅等事宜的那家旅馆里。那不是城里最好的旅馆，比最好的差了两三级。教授夫妇看了之后很不满意，但马霍特拉博士告诉他们，这里是印度，一个很穷的国家，水平比较低，这些较无门面的旅馆常常比五星级旅馆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五星级旅馆有时徒具表象而已。

“当那两个美国人似乎已经不在意住房时，有一只老鼠从他们房间中央跑了过去。那女士尖叫着说：‘我受不了这些滑溜溜的东西。’这下子，马霍特拉博士可伤脑筋了，美国人坚持要搬到加尔各答最好的旅馆。那是皇家大饭店，价格贵了不知多少倍。我得自己安排整件事。

“他们觉得我把课程办得有声有色。但课程一结束，马霍特拉博士就说我该开始准备另一期课程——同样的事再做一次。我自己对刚安排的课程并不满意，因为回头想想，它并未让我在营销方面学到任何东西。

“我在替印姆巴招收会员方面也并不顺利。马霍特拉博士对这件事很在意，因为每个公司会员要交七八千卢比，个人会员则交一千卢比左右。大多数人根本对印姆巴一无所知。马霍特拉博士认为，因为我家有影响力，我就有办法招收到人。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以提供给那些大公司的。不用压力能把好产品推销出去就够难了，要推销无用的产品对那时候既年轻又害羞的我几乎是难如登天。对于我要求他们付八千卢比成为印姆巴的公司会员这件事，我父亲的朋友也越发怨声载道。

“我每周呈递给马霍特拉博士、用圆珠笔和复写纸誊写出来的印姆巴业务报告越来越乏善可陈。马霍特拉博士越来越没耐心，他也开始担心我会离开印姆巴。

“他搭机来加尔各答，想知道我为什么没什么业绩。我告诉他，我加入印姆巴是为了扩展一般所了解的营销这一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过去几个月来，我所做的只是推销印姆巴本身，这既未增加我的知识，也无助于我的名声。我向他建议说，印姆巴在加尔各答所需要的是一位有组织才能的贫穷的退役军官，而不是一位充满理想、才刚开始职业生涯的二十三岁年轻人。在那当儿，我就那么告诉他，我希望我们可以好聚好散。

“我们并未好好分手。他生了气，说他在我身上投下了不少金钱和时间。我没理他的话：我想他会要我退还他一些钱。他变得很恼火，说他会把我的名字从印姆巴的终身会员名单中除掉。我从不知道我是印姆巴的终身会员，大概分部主任或‘业务主任’都自动成为终身会员吧。”

我在马德拉斯所见到的已无气势的左派分子属于一个大了许多的农民运动的边缘。这个运动的中心在比哈尔和孟加拉，几乎在马德拉斯东北一千英里之外，它最活跃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共产主义在孟加拉有长久的历史，它是殖民时代引进的另一样东西，是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新学以及混合文化之后来到印度的东西之一。甚至到了今天，在英国人所建造的已无生机的城市里，仍然常有共产党员在垃圾、瓦砾和无望之中举行庄严的游行，这些游行几乎像是城市之死亡的象征。甚至到了今天，当一个共产党在邦里执政时，人们仍然会被红旗和革命的壮美感动。

共产党以诗和激情作为呼吁手段，从未真正受到迫害，甚至曾经反对印度独立，独自发动着有时只属于偏远角落的战争——这个共产党已经分裂了又再次分裂。最先有印度共产党，然后有印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然后又有印度马列主义共产党。发动农民运动的这个属于毛泽东主义派系。这场叛乱已被敉平，但运动还未平息时，孟加拉及印度其他地区有好几千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曾经为它奔走而丧命。

有些人逃过一死。迪潘赞是其中之一，他现在是加尔各答中区一所学院的科学教授，这是一所真正运作的学院，但其硬件设施却一副破败，加尔各答式的破败。

招牌的油漆在剥落，双层建筑的窗子已经破损。不过倒有一名门房看守着双扇大门。经他指点，我从主建筑另一头一道狭窄有矮墙的水泥梯上楼，来到一间桌子上摆着一些简单设备的破旧房间找迪潘赞。不整齐的地板没有打扫，或者说，打扫到某一条不明确的界线为止，然后扫起来的灰尘和打扫用的扫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留在那边。暗褐色高大门板上的所有嵌饰或凸出物都沾着灰尘，墙壁上许多地方灰泥已经脱落。这整个房间看不出有什么装饰的颜色，表面都不齐，线条都不直。

迪潘赞身材矮瘦，戴着眼镜。他穿了一件灰褐色短袖衬衫和一条长裤。我们前往就在一个主要门口旁边的房间，这是个挑高的有点像衣橱的房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几个高铁柜就占去了大部分空间。柜子之间看得到的小小墙面沾了污垢：有某些褐色、油质的东西从窗上滴下来。

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迪潘赞：“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否跟我看到的一样？”

他用轻细、稳定、严谨的音调说：“跟其他学院没两样，这里是印度。”

他并未看到我所看到的全部。他说，他能看到实验台上的仪器：仪器四周的东西他可以视而不见。地板上没有清扫的灰尘倒是他怎么都无法忽略的，这让他不舒服，令他心神不宁的程度也比我大得多。

这所学院专门招收辍学生。他说，他们是“败兵”（虽然他们在小校园里看起来还很有精力，很健康）。他们进不了其他学院，他们找到工作的机会不大——理学学士学位并不能保证饭碗——进取心也不强。女生的企图心比较强。她们不像男生那么需要表现，她们没有那种压力，因此她们反倒是比较好的学生。学院希望招收更多女生。学费是每个月三十卢比，相当于一英镑二十便士，这甚至在印度也不是一大笔钱。

那天下午，就在教室旁边的狭小空间里，我们谈起他的背景。就体格和声调、容貌和仪态而言，他是一位温和、文静的男人。在加尔各答的任何人群之中，他都不会显得突出。从表面上很难看出他曾经是个革命分子，曾经在大约二十年前（他目前四十五岁）到乡下跟农民住在一起，宣扬革命理念，并遵照党的指示呼吁将某些人——阶级敌人——消灭。

他母亲出身于富裕人家。她的父亲做过政府高官，是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那之前，迪潘赞说，他是“一名小科学家”。他曾经设计出一种早期测量放射性粒子的仪器，并以此知名。

我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说他只是小人物。”

迪潘赞以一向平稳的口气说：“加尔各答多的是小科学家。这个城市有萨哈[3]、玻色[4]、博斯[5]和雷伊[6]等科学家。前三位是皇家学会的院士。直到最近加尔各答才变得落后。甚至在六十年代，加尔各答总督学院所拥有的物理学教授是当时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相比的。因此，你该明白我为什么只能把我外祖父看作小科学家。”

在南部，两三个时代以来，科学已经从婆罗门的抽象知识传统中发展了出来。在孟加拉，在英国人建造的加尔各答这个城市里，科学随着西方新学而来，由于殖民地之间的竞争以及印度人的表现欲，科学成就因而产生。

迪潘赞的父方家族属于孟加拉乡绅。在这次旅途之中，我才在印度听到了这个字眼。我一直以为“乡绅”（gentry）是英国专用词汇，指的是植根于一块祖传土地之上并守护着那块土地的人。在孟加拉，这字眼确实是英国人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的用语。迪潘赞说：“英国人把乡绅变成了世袭身份。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创造了一个世袭的纳税农民阶级。”

迪潘赞的父方家族居住于法利德普尔地区。一九四七年，该地区成为了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法利德普尔的乡绅大多是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他们把土地租出去，耕作的佃农是穆斯林及属于表列种姓的印度教徒。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孟加拉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互相屠杀期间，法利德普尔的印度教徒被迫逃难：不仅是高级种姓的地主，也包括其他种姓的佃农。不过早在那次逃离法利德普尔之前，迪潘赞父亲家族就已经家道中落。他们的祖产已经一分再分，因此迪潘赞祖父（及其家眷）所继承到的只是大祖宅里的一个房间。

这位祖父在二十岁的时候进入政府服务，任职于孟加拉国总会计师办公室。他从大家庭制度中得到了一些帮助。他的儿子——迪潘赞的父亲——住进了一位加尔各答亲戚所有的公寓里。迪潘赞就是在这间公寓里出生的。

一九四〇年前后，当他十七八岁就读大学的时候，迪潘赞的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迪潘赞从未想过问他父亲为何加入共产党：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党员的身份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九四三年，迪潘赞父亲想结婚时，因为准新娘的家人在政府任职，他必须先获得党的许可。党批准了，但先决条件是迪潘赞父亲的未来岳父（即那位小科学家、印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必须签发一张抬头是印度共产党的支票——数额多少都可以。

战后的一九四六年，迪潘赞两岁半的时候，上级派迪潘赞父母前往匈牙利深造。迪潘赞父母于一九五〇年归国——在分割及独立所引起的那些动乱之后。迪潘赞母亲在匈牙利接受了师范教育；回到加尔各答之后，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但迪潘赞父亲拿到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却找不到适当的职位。他换了好几个不如意的工作，直到一九五五年才找到本行的职位，然后他就离开了共产党。正如迪潘赞从未问过他父亲为何加入共产党，他后来也从未想到问他父亲为何退党：依照印度教或印度人的传统，年轻人是不会质问长辈的。他父母的匈牙利之旅却有一项有趣的后果：他们都学会了匈牙利语，在加尔各答，当他们有什么事不想让迪潘赞知道时，这就成为他们私下的语言。

一九五一年七岁时，迪潘赞得了气喘病。他母亲因此对他特别呵护，这个男孩过着幽静的日子，从阅读中得到滋养。他们的公寓中有很多书，包括他父亲的共产主义书籍，还有他父亲舅舅——公寓主人——的藏书。这位舅舅是民族主义者，他收藏了支持民族主义的书籍。不过，当时迪潘赞对政治不太有兴趣。

他倒是对世事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一九五二年，他曾经跟母亲前往一个贫民窟——党指派他母亲到那里教儿童识字课程。他有时候也会去看望他祖父的一些从东孟加拉法利德普尔逃难出来的亲戚。这些亲戚住在加尔各答四周的其中一个难民营里。迪潘赞当时并没有什么感受，但后来在读到关于一九四七年事件的描述时，他会回想起小时候去过的难民营，那些事件也对他较有冲击。不过，他不认为印度的分割对他的时代有什么政治上的影响。

他的功课很好。“我母亲慢慢对我寄予厚望。事后回顾，我想这在当时一定占据了我的大半心思。一九六〇年十六岁即将毕业时，我投注精力最大的是课业成绩以及写诗。我那时已经对文学产生了兴趣，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写诗。”

他有浪漫情怀，不过在那种环境里，他没有接触女孩子的机会。他可以随时接触到的倒是加尔各答这个城市。“甚至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个城市，甚至今天我还喜欢它。我的根都在加尔各答。没有一个孟加拉村庄是我的故乡。在我看来，加尔各答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因为经过泰戈尔以及对他的反叛之后，孟加拉语诗歌在加尔各答已经变成真正现代的东西。”

加尔各答的人群和污秽又如何？他看见这些了吗？有反应吗？

“加尔各答向来就是这样的。英国人统治的时代甚至还更糟。对加尔各答人来说，这是永无止境的挑战——如何这头忙那头忙地把自己弄干净，这件事就够花时间耗精力了。挑战之处在于做到这一点，然后还有时间做其他更重要的事。这是象牙塔知识分子和三轮车夫同样面对的挑战。

“在博斯的时代，加尔各答的印度人住宅区并没有那么多地下排水道。排水系统大多是地上的沟。

“我们的公众生活一直很堕落。清扫街道是一项公众活动，而那些街道永远不会是干净的。在这里，堕落是固有的生活方式，从东印度公司的时代以来就一直如此。”

现在是下班时分。外面街道上，汽车喇叭声有点更加喧嚣和急促了。先前送来茶和汽水——这些东西在我们面前肮脏的小桌上添了圆形的湿印——的学院门房这时前来关门、上锁。

迪潘赞带我到楼下的教员办公室去。里面没有人。这房间有一股窒闷、潮湿、发霉的气味，连天花板上的电扇都吹不散。房间一角有一个歪挂着的被粉笔磨得褪色的粗糙小黑板。房间和家具的木工全都相当粗糙。这对教师有什么影响？对那些身为败兵的学生有什么影响？

墙面高处就在天花板下方挂着一幅加框的大照片。照片里的人是博斯，迪潘赞崇敬有加的那位科学家。挂那张照片是出于敬意，但在这环境里，那位伟人的任何成就似乎都化为乌有了。

翌日迪潘赞不用去学院上班，他觉得我应该到他住的地方看看。他住在南加尔各答一条很难找的巷子里，因此他画了一张详细地图，要我交给司机看。我向他打听的一个人说，如果交通拥挤，这趟路程可能要花上一个钟头，因此我提早出发了。

那天早上交通顺畅，但过了一段时间，市区大马路似乎缩小了，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潮挤垮了。路面变窄，路旁的小屋和棚子并无显著的颜色，只是一团团褐色、黑色、灰色混在一起，似乎要侵占车辆使用的空间，它们掩住了后面较坚固的混凝土建筑，让人觉得仿佛走在一条很长的乡村道路上，早晨该有的新鲜空气在这里已经被褐色的车辆废气和日光照射的马路灰尘挤掉了。在中加尔各答许多地方可能发生的事显然在这里都发生了：你好像目睹着一座废墟的形成：一个有人居住的大城市正在化为尘土。

尽管遵照了迪潘赞的所有指示，我们还是走过了头，没有在他指定的会合地点停下，必须沿着乱哄哄的小路往回寻找。由于迪潘赞的地图画得很详细，司机和我都把实际的距离设想得过大了。迪潘赞说过，我们要会合的那个巷口一侧是一个运动俱乐部的球场。我心想这应该是足球场那么大的球场：结果它只有一小块建筑用地那么大，三分之一英亩左右，四周都是泥土的水泥地面。他还说，巷口另一侧是一家家具行。我以为这应该是家不小的商场，但这间新家具行只不过是单层的水泥小屋。在加尔各答这一地带，需求和活动缩小，但名称却相对地膨胀起来。在装设了几个篮板的“球场”里，一个广告牌上写着“绿林公园．阳光绿色育婴室”。新家具行自称“经销泡沫材料、高级泡沫材料、枕头”。泡沫材料，这还有点说得通。

我有足够的时间想这些——也注意到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的沾满灰尘的棕榈树——因为我早到了大约半个钟头。从家具行和球场中间的弯曲小巷（迪潘赞认为如果我自己走进巷子可能会迷路），穿得不错的人开始走了出来，他们步履轻快，有些还拿着公文包，应该是正要开始一天工作的加尔各答人。接着，迪潘赞出现了，跟巷子里其他人一样步伐稳定。不过，这时候他穿着拖鞋，缠了腰布，这是他不上班时的居家服装。

他说，四十年前这整块地方都是稻田。这里是一九四七年之后位于加尔各答外围的几个东巴基斯坦难民聚居点之一，这里的一切都是四十年来企图重建生活的人所打造的。事实上，离开大路之后，小巷里的气氛（或许是对照的结果）就变得宜人了。这里有排水沟，也有电力供应。不过，这里的人也一再增加，就在过去十年内，迪潘赞曾看过的空地也大多被房屋填满了。

迪潘赞的公寓在一栋双层小屋的楼下。房东住在楼上。迪潘赞请我把鞋子脱在只离巷子几英尺的小走廊上。前头的房间是卧室兼客厅，长宽各十英尺。“更糟的是，”迪潘赞说，“还有一边也是十英尺。”他的意思是说这房间的高度也是十英尺，一个彻彻底底的小立方体。

房间一角有一张大床。另外还有一张藤编的长椅，杂乱地摆满了书本和文件的书架，另一个角落里有几个红色的档案箱。公寓另有一间孩子用的房间，此外，还有一块空间——这是迪潘赞的用语，他并未说“房间”——其一头是厨房，另一头是浴室和厕所。

两个孩子已在等着见他们父亲的客人。年纪较大的是十九岁的女孩，正在不远之外的甲达夫普尔大学修读工程。她笑着，神情开朗，容貌端庄，戴着眼镜。她有一种直率的气质，是我至今未在她父亲身上看到的。她的胖弟弟十三岁，看来块头会长得比他父亲大。她调侃着弟弟说：“他想去美国。”这应该既是实话，也是揶揄，弟弟倒毫不在意。然后两个人就一起离开，穿过走廊再下几个台阶走到巷子里。

迪潘赞在一九八〇年搬进了这套公寓。现在一家人住在这里很拥挤，但一九八〇年时他们倒不这么觉得。两个孩子却觉得这地方太小。小公寓月租六百卢比，相当于二十四英镑。四周有一些整理得不错的房子。隔壁是一栋漂亮的小屋，沿着赭色墙壁种植了扶桑，花丛其实跟我们所在房间的窗子离得很近。那房屋的主人是一位阿育吠陀——即传统印度教医术——医生。

巷子里住的是好邻居，对这点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们的屋子四周却布满灰尘。这是迪潘赞一定要我脱掉鞋子的原因：免得我的鞋子把灰尘带进屋内。小巷里常有卡车开过，这时候，灰尘就直接吹入屋里。屋里有蚊子。

迪潘赞说：“我这才想起该点蚊香了。”

他走进里面的“空间”——他的长腰布是褐色或淡棕色的，上面有格子图案——不久后他出来时拿的并不是我设想的绿色蚊香，而是一个插电的日本制蓝色塑料“玩意儿”——迪潘赞的用语。塑料容器内的化学物质受热后会散发出来。

一个清洁妇从前房的这一头打扫到另一头，她什么话都没说，任何人都不看，只是上半身深深弯着，两腿相当笔直，用小扫帚清扫磨石子地板尚未被家具或红色档案箱占去的小空间。

迪潘赞的妻子走了进来。她名字叫亚拉蒂，年纪跟迪潘赞相仿。她穿着一袭有小花图案的深色莎丽，以及一件黑色紧身上衣。她也是一位教师。她的课排在大清早，十点就结束了。

她想知道午餐要如何安排。她说迪潘赞不吃小麦做的东西。“饭，饭，饭——他只吃这东西，一天三餐，我做了他就吃。小麦做的东西他没办法消化。”这是迪潘赞“后政治”生涯的一部分，是他在乡村从事地下活动时得病以及三角洲地带水质恶劣造成的结果。

“阿米巴病，”亚拉蒂说，“一种慢性病。你们那边有这种病吗？第三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有。”

这是我跟迪潘赞交谈以来，他的游击队经历第一次在话中出现。而且我没料到这话题来得这么直接，一点都没有壮烈的气氛，却强调了他个人的脆弱——在受到这巷子的灰尘和蚊子折磨之前他所经历的痛苦。

迪潘赞坐在床上。阳光透过房间三个加装铁条和绿色窗板的小窗户，从不同角度照射在他身上。蓝色墙壁上挂着三幅旧照片以及一张彩色小肖像。照片中是迪潘赞的父母、祖父、他父亲的舅舅。在他父亲舅舅的租金管制公寓里，迪潘赞父亲以及后来的迪潘赞一直住到一九六九年。这位亲属是民族主义者，做过新闻记者，编过一本被禁的甘地主义杂志，一九四二年入过狱。他是有文化教养的人士，梵社社员，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员。不过，迪潘赞最崇拜的是他祖父，一位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位祖父因为没钱读大学而进入总会计师办公室工作，他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花在照顾弟妹上——这并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的灾难之后。

这位祖父的照片很大，它是迪潘赞请人用受损的原版照片翻拍出来的。还有其他几张气氛较柔和的翻拍照片，不过他最喜爱挂在墙上的这一张。

“他的眼神很犀利、慑人。我喜欢这张是因为他的眼神。我们都受他影响而对伦理问题很关注。他是有节操的人，别人说他一辈子没做过错事。”

另一张很小的彩色照片是年轻时的毛泽东。

迪潘赞说：“你认不出是他。这是一位博斯博士送我的。尼赫鲁在一九三九年派他去见蒋介石，结果他却找上了毛泽东。我挂这张照片是因为它是别人送的礼物。你可别做太多文章，不过我对这个人仍然尊敬有加。”

放在床上的报纸当中有一份财经报纸。迪潘赞对经济新闻有兴趣。印度的经济情况很脆弱，他说可能会再发生像一九六五年那样的不景气，当年曾因此造成哄抢食物的案件并助长了农民运动。

亚拉蒂端了茶出来。迪潘赞为开车载我来的司机倒了一杯，拿到外面给他。他的车子停在隔壁的院子里。

亚拉蒂说：“你夏天会待在这里吗？”她几乎不等我回答。“气温热得令人受不了，现在树木那么少。”

我说：“为什么把树砍掉？”

“因为人，人太多了。人和树不能共存。他们砍掉这么多树，气候都变了。冬天变得更冷，夏天变得更热。”

对面一位女人隔着窄巷若无其事叫道：“亚拉蒂？”然后马上就走了进来。同一时刻，一辆三轮车从巷子里经过，红色小车顶下相对的两排椅子上坐了许多孩子——坐着玩具车似的东西从学校回家的孩子，这令我想起小时候在西班牙港常见到的面包店脚踏送货车。

亚拉蒂跟邻居在前房后面的那块厨房空间交谈。通过开着的门，她们的话非常清楚。

送茶给司机回来之后，迪潘赞坐回床上。在报纸堆中，他再度谈了起来。

“在总督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由于出身，我站在左派一边，但那时学院里的政治活动处于低潮。第二学年快结束，当我在功课上忙得就要受不了的时候，我开始想所为何来。我也胡乱写了一些诗。我父亲从未看过我的诗——我没拿给他看，我母亲则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那大概是一种有害的娱乐。他们从未鼓励我。我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们学院里有不少人，男女都有，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和疑惑。

“从那时起，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贫穷和悲惨。先前我一直没有发觉。我看到了种种，却认为那是正常情况。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个朋友跟我去看一部萧伯纳戏剧改编的电影。我正要前往，刚刚出了门，这时我看到了这个人——我不能说他是乞丐，他连乞讨的力气都没有。

“他躺在人行道上。他就要死了，意识却完全清醒，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躺在一家病理检验所前面。我请检验所的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了，却没有人愿意陪那个人前往医院。我只好跟着他去。我并不是很情愿，但还是陪他去了。他完全不在乎，根本不在乎。他半句话都没说。

“救护车开到一家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在他的表格上注明他必须住院。他们在表格上盖了一个章：‘本院已无病床，改转他院。’司机得再开救护车把他送回来。司机问我是否认识这个人。我回答说不认识，司机说：‘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另一家医院，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我问迪潘赞：“那个人样子怎么样？你还没提到这一点。”

“他衣衫褴褛，一身肮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水囊肿，也就是阴囊发炎，通常是血丝虫引起的热带寄生虫疾病。他走路的时候必须用双手捧住阴囊，你可以设想那有多重。

“我问救护车司机这种事发生得频繁吗，司机说常常发生。他说，当他们被派来载这种人时，他们会乖乖照做。但这种人没人陪，因此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丢在另一条路上，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医院会收容这种人。

“司机见到我对那个人有些责任感，于是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能会收容他。我不敢确定，不过我们去试试看吧。’他开到时母庙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场所——只是长长的黑暗走廊，可能只有一片瓦顶，两侧都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穷人。我们把他留在那里，把他的病历表格放在他的头旁边，然后就走了。

“那个地方是特蕾莎修女替那些人建造的场所的雏形，那时她还不为人所知。我可要说明白，我对特蕾莎修女的立场并无正面或负面的看法。我必须说的是，甚至到了今天，整个加尔各答只有这里会收容奄奄一息的穷人。”

就在这时停电了，这是加尔各答常发生的事。迪潘赞最先想到的是那个必须用电加热的日本制驱蚊器。他说，没有那个驱蚊器，我们根本没办法坐着交谈。他起身去弄来一盏油灯，点了灯，然后把那个蓝色玩意儿放在玻璃灯管上。几乎在同时电又来了，他把油灯熄灭。我们也换了坐的地方。我坐在床上，他坐在藤编的长椅上。

他说：“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天气不错，但下午我们把那人安置到时母河阶之后下了一场雨。我错过了电影。我花了三四个钟头陪着那个人来来去去。

“这只是一个例子。不要认为这件事让我完全改变了。它对我影响很大，但没有大到让我改变信仰的地步。这只是我开始注意到的发生在身旁的许多事情之一。我开始在加尔各答街道上走动，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跟朋友。”

坐在藤编的长椅上，回想着往事，眼神失焦，他举起裸露的修长双臂，搭在蓝色的墙壁上。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开始，我过的日子开始变得空洞、没有意义。我对物理和诗还很有兴趣，但花在上头的时间减少了。”

一九六四年，迪潘赞从总督学院拿到学士学位，然后到加尔各答大学理学院读研究生。同时，他的私人生活也有了变化。他遇到了亚拉蒂，并向她求婚，但亚拉蒂家人反对这桩婚事。亚拉蒂出身显赫的婆罗门家族，迪潘赞则属于卡雅斯塔种姓。关于这个种姓，迪潘赞说：“卡雅斯塔种姓严格讲是首陀罗，不过在西孟加拉及其他地方，因为他们拥有土地，他们实际上过着高级种姓的日子。他们是从事文书工作的种姓，从莫卧儿时代甚至更早以来就担任书记。”

在这桩挫折的同时还发生了他早上一开始就谈到的经济危机。

“从一九六五年之后，米和其他食物的价格就涨到空前的程度。煤油买不到，工厂关门，被裁员的工人自杀。甚至有执照的工程师和医生都找不到工作。西孟加拉发生了大暴动。这场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人民运动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世界观。

“人们开始找市场的零售商理论，一定要店家降价。有时候，他们到违法囤积谷物的仓库抢劫。政府动用警力对付时，示威者加以反抗。从丢石头到放火烧公共建筑和车辆——从英国时代以来，这就是抗议的神圣手段。如果有人放火烧公共汽车，你就知道他是玩真的。”

“物价上涨对你家有没有影响？”

“我们自己——我家人——应付得过去。大家谈的都是那些事——价格、危机、食物暴动、政府束手无策、警方开枪等等。那次运动一直被称作食物运动。”

带领运动的是共产党一个派系的普通党员，而不是党的任何大人物。然后在一九六六年，迪潘赞母校总督学院的学生首次发起了一场支持共产党的运动。运动领袖被学校开除，往后学生为此事抗争了六个月。

有天晚上，迪潘赞正搭公车从南加尔各答回家。他看到总督学院校园里聚集了一群人。他下车去看个究竟。他没有碰到认识的人，倒是第二天再度前往时，他发现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其他人是他的朋友。他越来越常和这些朋友在一起，有时在总督学院校园里，有时在学校对面的咖啡厅，有时在学生宿舍。

他开始在尚未投入运动的学生当中进行宣传工作。“少数几个聒噪的人认为他们是来求学、准备就业的。我们必须说服他们。”有人认为那些煽动学生及食物运动的活跃分子是替外国政府做事的。为了应付这些指控，迪潘赞必须阅读大量数据。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它在加尔各答的影响力很大——中国学生所做的事，他们为何要那样做，在已经完成的革命之后为何还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这些让我很激动。我觉得可以开始让生活过得有意义。对我父亲过去在党里的政治经历，或者他舅舅的民族主义及甘地主义往昔，我并没有多少认识。那时候我父亲只是平常老百姓，他跟党没有联系。我母亲也已经不是共产党员。我父亲那位民族主义舅舅对整个印度政局只有不满。他一辈子都没投过票，宣称说他才不会在一群恶棍之中挑选最无害的人。

“虽然我全部时间都花在政治上，我还是缺乏一套意识形态或哲学。有时我没回家过夜。亚拉蒂相当担心。我父母几乎对我没指望了。”

“你晚上在外面做什么？”

“我们在宿舍里跟那些男生谈到十一点，然后我们自己再谈到十二点或一点。我们就睡在总督学院的草地上。”

一九六七年他拿到了理学硕士，找到了工作，也在求婚四年、经过跟她家人的种种争执之后和亚拉蒂结婚了，这时他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那是一段内容充实、令人兴奋的日子，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知识上。那时候我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过去我的生活受到层层保护，我把心思放在功课上。我母亲对我太照顾——你知道我有气喘。我母亲老是哭。她因为对我的期望而受了很大的苦。我父亲自己有过教训，因此对我们运动的方向有点担心。

“我们在总督学院慢慢形成一个基本概念。我们认为，印度共产运动失败，是因为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领导阶层已经变成一个官僚组织，群众的自发性从未受到培养。然后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发生了纳萨尔巴里事件。”

这是发生在西孟加拉的事件，后来的纳萨尔派[7]运动即以之为名。

“那天早上我正在读报纸，在头版读到了这条新闻。在企图夺回被地主独占——大部分是非法取得——的土地时，一群农民拿弓箭包围了一队警察，射杀了一名巡官。

“这是了不得的事件。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在书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历史书籍中读到的这种事果真发生了：劳苦群众果真会拿起武器，为他们的权利而战。我当时就下了决心，我们在总督学院的大多数朋友也下了决心：这是我们要为之献身的斗争。加尔各答第一张支持纳萨尔巴里抗暴的海报是由我们张贴的，就贴在总督学院对面墙上。”

“你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有些人背景跟我类似。他们有许多是西孟加拉这边的贫穷乡绅的儿子。我们都是中产阶级。

“我们马上决定走入劳动人民之中。我们之中有些人回到故乡村庄，有些人前往工业区的贫民窟。我们接触较多的是南豪拉的盖斯特·金·威廉斯工厂的工人，那边一位工会领袖把我们找了过去。不多久，村庄和工厂里就传起话来，说加尔各答的学生会来跟大家谈如何改变生活状况。”

“你如何把这件事跟你的工作调和在一起？”

“我在晨间学院上班，因此下午和晚上都有空。”

“你上门找人不会觉得不自在吗？”

“跟工人在一起不会不自在，我可以了解他们。不过，后来我离职——我换了许多工作——到村庄去的时候，遭遇却很不顺利。但那是一九六九年，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九六七年我们还在推动学生运动。我必须到处跑，上政治课，跟学生做集体讨论，向他们灌输，要他们反对党内反对纳萨尔派运动的官方立场。党认为那次运动对其组织造成的只有威胁。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经常到盖斯特·金·威廉斯去。亚拉蒂有时也陪我去。那期间我的日子大概是这样过的。凌晨两点我步行回家，因为已经过了最后一班公车或电车的时间。我也可能就在总督学院的草地上睡觉，如果下雨的话，就到学校建筑或学生宿舍内过夜。六点十五分或六点半我又要开始工作，那时候课程就要开始了。十点钟我回到总督学院。我们开始跟学院同学以及从加尔各答和西孟加拉各地学校前来学习运动的学生讨论。

“警察监视着我们的活动，他们派人在学院里卧底。我们抓到一个，狠狠揍了他一顿。我们常在街上跟警察打起来。”

“那是什么样子的？”

“每次打起来，不管是私下还是跟警察打，刚开始都会很紧张，然后紧张气氛就慢慢消散，变成兴奋刺激，最后甚至赔掉老命都无所谓。在加尔各答，攻击警察时一向用的是砖块。那是平常的攻击。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动用私造炸弹和土制枪支。不过这些攻击并不常见，只有在重要政治运动达到高潮时才会发生。”

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他能够用这种学院式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口吻谈动乱和攻击。

我说：“听你这么谈到跟警察打架的事，似乎你受到某种保护。”

迪潘赞说：“那时共产党分享了政权。我们了解他们的困境，我们知道警察不会跨过某些界线。这是共产党首度在西孟加拉联合执政，他们不敢跟学生和工人对立。警察在纳萨尔巴里对农民开枪那件事在党里造成了分裂，使一些资深共产党员转到纳萨尔派的阵营。

“到了晚上，学生那边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会前往工厂和贫民窟，或者上政治课，进行集体讨论。我们开始慢慢学习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统统都有。

“然后在一九六九年，我们转往乡村。共产党在西孟加拉历史很久，甚至在许多乡村地区也是如此，想要推动斗争的基层领导也开始帮助来到他们地区的学生。

“我们有一条规矩。你身上只能有一条‘伦吉’（即长布），一件背心及一条毛巾。你到村庄里去，找出农工或贫农的小屋，直接告诉他们你前来的目的。你一开始就谈到政治目标——劳动人民夺取政权。这种工作我们称为红卫兵行动。

“先锋人员很难将他们的理念传达给对方。不过，等到我前往村庄的时候，农民对这一事实已经很有概念了。我们只带着返回所属的城市据点的车资，没有其他钱。我们另外准备了一条腰布、一件衬衫、一双拖鞋，以便在来往城乡之间时穿用。

“农民尽他们所能供应我们食物。在有些地方，刚开始他们有时不愿提供食物。不过整体上看，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会耐心听我们的话。我们在他们的小屋里过夜。通常，如果他们只有一个房间，而村庄住的是穷人因而无安全之虞，我们就睡在走廊上。不过这是难得的享受，通常我们必须躲在谷仓的夹层里睡觉。政府加强镇压时，我们整天都得藏起来。我们有一两个人曾经用水壶大小解。”

“镇压”，这字眼也有点奇怪：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他还用这个抽象字眼，让人觉得他谈的是政治学教科书里的内容。

他继续说下去：“我们逐渐碰到两个问题。首先是阿米巴病，因为饮水一概很差。还有疥疮，因为我们只能草草洗澡，有时一连好几天没洗。我们不懂得如何在印度村庄里保持身体干净。所有村民都知道用一点油、一点碱灰、一点水清洗身体——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不过，这些并未真的难倒我们。我们政治工作中最刺激、最有趣、最有成就感的部分是我们跟村民共处的时候。

“开始的主要问题是，我觉得我们跟村民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隔阂，我们跟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对印度乡下人的沉默以及转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你可要花一大段时间才会适应。”

“说具体一点。”

“假设我来到一个村庄，而村里的人不敢收留我，他们不会坦白告诉我。当我在晚上前往一个这样的村庄时，人家建议我跟男孩一起到附近看‘甲特拉’——一种通宵的戏剧，是村庄岁时活动的高潮。他们是在暗示，那天晚上我不能住在他们的任何屋子里。”

“你还没告诉我村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生活质量比城市贫民窟好。只有一个例外，那是收容麻风病人的村庄，在那边，收割之前他们会有一些小麦，但少得连做薄煎饼都不够。他们做面团，一点一点吃。小孩消化不了那种面团。那时候，每年有五个月，饥饿——一天只吃一顿正餐——是村庄生活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

就像听他谈到在加尔各答街道上救助那个奄奄一息的人一样，我再度对他提及印度之悲苦的方式感到惊讶：仿佛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观察，仿佛他所属的团体比别人观察得更清楚、更有体会，仿佛这些悲苦是他们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的行动的理由。

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一段时间，过了正常午餐一段时间。他觉得累了。他说他想冲个澡。亚拉蒂已经做好了午餐，迪潘赞到后面冲澡时，她把食物端出来，为我摆在一个小凳子上：食物很简单，包括两块炸鱼、豆子和普里面包。鱼肉中刺多，不容易挑除，不过亚拉蒂说，如果我用手指吃会更容易摸到鱼刺，把它们去掉。

我吃的时候，她站在小房间里，再一次谈到了加尔各答夏天的高温，她也再一次问我是否要待到夏天。她再一次谈到了被砍掉的树。我问她印度人是否讨厌树木，是否认为树木会藏匿或助长恶灵。她说不，印度人喜爱树木，不过，现在就是人太多了，不得不把树砍掉。

她说，她第一次怀孕时，迪潘赞不在她身边——那时候他住在村庄里。她到迪潘赞父母家里住。那是印度人的做法，这里的习俗：妻子跟夫家的人住在一起。她说，如果要撰写关于印度的东西，你必须在印度待很久。印度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事物。

她说，刚开始时，她对运动是支持的，但她不赞成下乡直接向人民宣扬革命。她认为那是愚蠢的做法。印度这里的穷人听天由命。下乡的做法使革命倒退了四十年。谋杀开始发生时，她也觉得不应该，她一点都不赞成那样做。

迪潘赞尚未跟我谈到那一点：他答应改天再谈，或许就在明天。

我对亚拉蒂说，或许毛病就出在革命那个想法本身，那个认为到了某个时刻什么事情都会改变，世界会变好，人类会获得改造的想法。

她没有搭腔。

屠格涅夫针对那个问题写过一本小说，我说。他写了一本小说，内容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俄国中产阶级到工人中间宣扬革命的情节。如果大家不带偏见地读了那本书，那么或许就不会犯下书中人物所做的错误判断。她没读过屠格涅夫，她没读过《处女地》。她没读过那么早期的俄国著作，她读的俄罗斯著作最早的似乎只是些经典政治文献。

她侧身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走廊以及巷子里午后两三点的白色阳光——那还只是春天的阳光——这时她若有所思地说，其他国家的人似乎都在远离马克思主义了。

她身材并不高，但她体格结实，风韵犹存。

她说，她在英国住过一阵，那时那些革命活动都结束了，迪潘赞前往英国进修物理。她在英国所看到的，特别是她所注意到的英国妇女的地位，让她进一步觉醒。这令我感动：在这杂乱的小房间里，在炎夏即将来临之时，还有这股激情。

那天晚上在加尔各答市中心一套大公寓吃晚餐时，我碰到迪潘赞的一位总督学院的同学。我听他说，迪潘赞原本是个资质不错甚至才气焕发的学生。后来他扯上纳萨尔派的活动，有那么一段可怕的日子，娶了加尔各答望族之女的迪潘赞似乎随时都会被判绞刑。自从迪潘赞加入纳萨尔派之后，他们——迪潘赞及跟我谈话的那个人——没有再见过面。

那个人说：“他的功课比我好。现在，他在教物理，我在搞物理——这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他教书的学院是个烂地方，他也应该知道这点。他在那边无用武之地，他应该回到主流来。”

不过，如果他们见面的话，他不觉得那是他能够向迪潘赞提起的话题。那件事太令人尴尬了。那一段参与纳萨尔派和共产党的日子——根据迪潘赞自己的说法，他在受到保护的生命中似乎从这次参与里首次找到了归属的团体、舞台和目标——如今，这段往事像是挥不掉的窘事一样隔在迪潘赞跟他原先所处的另一世界之间。

那个人说，或许迪潘赞觉得无颜见过去认识的人。因此，他就住在他所住的地方，在那家不入流的学院教书。他在英国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住最简朴的套房。

晚宴中另一个人说，这种消失和躲藏是孟加拉人非常典型的做法。

我想起那天一大早迪潘赞从巷子里走出来见我的样子——他的腰布和衬衫——他随着所有其他人，那些住在贫穷聚落里却维持着体面外表、提着公文包及公文箱的人。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所谈的话来看，我以为他是因为跟那些“败兵”学生站在同一阵线而到那所学院教书的。至于他所住的地方，我最先想到的是某种社会责任感让他住到那里去的。我错了，实情并非如此。他住在那里只是因为他住不起较好的地方。他在乡村受过苦，如今在城市里他因为灰尘和蚊子而受的苦几乎一样大，他妻子则因为高温而受苦。他选择了艰苦的生活，而他跟妻子都不能适应恶劣的条件。

第二天早上我到学院去见他，也再次详细看了那栋双层建筑，包括加尔各答式的古典装饰、三角墙以及成对嵌入两层墙面的柱子。绿色窗板上沾了一层废气和灰尘形成的黑色粒状污垢——你可以在污垢上写字。小校园里的小树因为灰尘而脏兮兮，只有春天的新芽才呈现绿色和清亮的样子。放置已久、被挤压过的一堆堆庭院垃圾慢慢燃烧，在空气中散发刺鼻的烟雾，闻起来并不难受，在加尔各答的春天里倒像是较温和的秋天的气味。在加尔各答，他们都是这样把庭院废物烧掉的，甚至在市中心也是如此；这使得褐色的烟雾更加浓厚。那天早上，没有整理的校园小草地上杂乱地放了一堆破损的褐色课桌椅，杂草则从校园的小土堆上长了出来。

楼上，破裂的门窗已经换上了网孔大小不同的铁丝网。用金属字母钉成的已经生锈的“物理系”几个词显得不大协调。红色地板上那些东一堆西一堆的灰尘——迪潘赞和我在两天前谈到的灰尘——仍然在那里。在一侧那间拥挤的小室里，两天前汽水瓶和小碟子留下来的圆形印痕还未擦掉。

迪潘赞对桌上的印痕挥了半个手，对摆着实验台的那个房间里的灰尘点了半个头，然后说：“绝不会清理的。”

我们在小室里坐下来；他坐在原先的椅子上，我坐在我坐过的椅子上，两个人隔着小桌相对。桌子上的污迹真是五花八门。橄榄色或卡其色铁柜后面及中间露出狭长的白色瓷砖墙面，不知从何处滴落下来的褐色物质在磁砖上凝结了。

我对他说，在他告诉过我的话之中，我还不明白某些事情。他曾经谈过前往加尔各答的盖斯特·金·威廉斯工厂组织工人的事。他是怎么进行的？他接触的第一个工人是谁？从他的叙述里，我拼不出许多画面。他下乡到村庄里——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否就乘公车或火车前往某个村庄？他的谈话是否能超乎某些抽象概念——“工人”、“村庄”、“农民”、“压制”？

他接受了我的疑问。他准备告诉我细节。他首先谈起一九六七年组织加尔各答盖斯特·金·威廉斯工人的事。

“我一位朋友已经在盖斯特·金·威廉斯的贫民窟住了一段日子，他也认识了某位第二阶的共产党领袖。我朋友要我过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我从总督学院乘公车前往，经过豪拉桥。我在豪拉站换车，这第二辆车穿过豪拉的拥挤街道开到盖斯特·金·威廉斯的门口。”（大约一个礼拜之后，我跟盖斯特·金·威廉斯公司的一位员工走了同一趟路程。为期一年的资方关厂行动才刚结束，从厂区里的热带杂草和季风过后的铁锈看得出停工一年的迹象。这家公司是先前英国人经营的、在经过近乎垄断市场的时日之后已变得无效率的大公司之一，它无法轻易适应新环境。公司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碰上麻烦之后，开始一路衰落。一九六六年印度经济不景气时，盖斯特·金·威廉斯向来或多或少依靠的印度铁路局削减了一半以上的订货量。一九六七年有六七个月之久，转辙器与分叉轨生产部门以及平交道枕木生产部门都停了工，螺钉螺帽部门也受到影响。工人领到了薪资，但只是最低工资。这是公司告诉我的当年的情况：这也是迪潘赞故事的背景。）

迪潘赞说：“我朋友跟我在门口等了很久。我们到工会的小屋去看了一下，跟那边的人谈了一阵。工人从大门走了出来，我看到各种人：穆斯林、印度教徒、比哈尔人、孟加拉人。我兴奋极了，但可惜我朋友要我来见的那个人却没出现。

“我记得的第二次造访是这样的。公司要使用一些新机器，因此将以半额遣散费解雇一些工人。一个共产党小派系工会的组织者为我们设想了下面的任务：我们要到工会尚未吸收的非孟加拉工人聚居的贫民窟去。这些工人是反共的。

“有一天傍晚时刻，我们不少人进入了贫民窟。我自己身在一间小屋的房间里，看到这么一个比哈尔人坐在他小屋外头的绳编床上。”

“多大年纪？”

“中年。起先他不怎么想搭理。后来他笑了，于是我开始谈起公司要使用的机器。我用印地语谈，当时我说得还不是很好。他态度友善，但没有明确的响应。

“我还记得另一个景象——那是过了一阵之后的事。我开始在晚上到这个贫民窟去。他们交代我跟工人谈谈马克思主义。在那时，那个小派系工会已经有了不少支持者。这是一间穆斯林的小屋，我正跟一个工人在里面等着。我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熟悉，今天，二十年之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房间里有一条公用排水沟通过。后来我就去上课了，去讲马克思主义。我想我并没有让他们听懂。他们都累了，我也讲得太抽象——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当时我处在这种情绪高涨的状态。我年纪很轻，有些穆斯林工人——我现在谈的是后来接触的船坞工人——他们还叫我们回到为我们哭泣的父母身边，回到学校念书。我记得问过这些工人之一：‘我为什么要回去？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帮我的忙？’”

“他年纪多大？”

“这位老兄是中年人。我还记得他用他的印地语所说的话：‘我们是来挣钱的。’我这才发觉我太纸上谈兵了。不过党方面说过，跟农民比起来，城市工人比较‘落后’，而这是我可以用来合理化的说辞。”

我说：“亚拉蒂不赞成你到农村去。”

“在一九六八年年中，我告诉她我要走了。我实际走的时候，她怀了身孕。她哭了。她不认为我做的是很值得去做的事，但在当时她也不认为那是一件蠢事。她觉得我背叛了她，我自己多少也觉得是那样。”

“你怎么去的？”

“刚开始，那是另一件乏善可陈的事。我们在加尔各答外围有几个运作得很好的城区党部。我坐火车到了其中之一，车程要花两个半钟头。我前往一个工厂工人的家里。我知道那间房子，先前曾经因事去过。他是从东孟加拉来的难民，为自己在城里一个残破肮脏的地点盖了一间小屋。

“那天，我跟一位村里的同志会合。他正等着我。我们隔天坐客车离开。我带了一个帆布袋，但里面除了一条腰布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在将近傍晚的时刻下车。我的衣服跟别人没有不同，倒是我的眼镜和加尔各答式的显得不一样。我们走了半个钟头，来到村中心，那里的人都支持我们。那晚上开了一场会议，以便决定行动方向。我没有参加那场会议。

“晚上我们去某个人的小屋用餐。村民一起安排了食物。米饭带着汤水，完全没有把水滤掉，因为米汤也是食物。这种带汤的米饭还真多。可是我吃不下。这可苦了我，因为我又不能把它倒掉。我这城里人的胃就是太小了，容不下那种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可吃，而且在隔天晚上之前，没有人会再好好吃一餐。”

“你们用什么装食物？盘子？叶子？”

“金属盘子。那是一间茅草顶的小屋，我们在外面的空地吃饭。除了天上的亮光之外，没有别的光线。蚊子非常多。我心有点乱。”

“为什么？”

之前他用现在式叙述，现在换成过去式。“当时我担心着隔天必须面对的问题——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们睡在屋外的绳编床上——两个人一张床，那可真难受，因为绳编床的中央会往下陷。我觉得寂寞、不安。村里没有厕所，有几块靠近水池的地方是用来办那事的。

“第二天早上，一个条件较好的农民（他有一台收音机）请我们喝茶——这在村里并不是常有的事：村民在当时没有热饮可喝。下午我们又吃了一顿，也是米饭，因为我们马上就要步行去另一个地方了。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我很难跟得上农民向导的脚步。我们在傍晚抵达了目的地。我整个人都为政治而烧了起来，他们却慢条斯理地做着日常工作。我注意到了这点，觉得自己像是个笨蛋。在城里，每个人都很激昂，而这里这些被看作革命主力的农民却相当无动于衷。我觉得失望，开始想回加尔各答。

“第二天下午，我开始走回距离最近的党部，地点是在一个非常小的镇子里。我不记得当时的任何肉体痛苦，也不认为那对我有任何影响。我记得的是必须走六个钟头左右，因为身上没钱——照规定我们不能带半毛钱。我走着走着，汽车就从身边开过。

“我就这样加入了红卫兵行动，觉得终于在做事了。”

我说：“你不用向我提任何名字。不过，你谈到的人都没有面孔，我看不到他们的样子。”

迪潘赞说：“面孔是有的。但是，开始组织盖斯特·金·威廉斯的工人时，我们沿袭了共产党的看法，认为人是客体，不是自求生存、进而创造历史的生命主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互动对象大多是自己政治组织里面的人。因此，当那位穆斯林船坞工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时，我才会印象那么深刻。甚至到了今天，我还认为那番话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

“我想再加一点。我朋友的面孔还留在我心中。不过，他们大多还在政界活跃，我不想对他们加以评论。”

后来，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发生的一件事让迪潘赞从乡下回到加尔各答。那天，在加尔各答广场——加尔各答那座广大的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中，一直在鼓动纳萨尔主义农民运动的共产党派系宣布，他们将另外成立印度马列主义共产党。

迪潘赞说：“我父母反对新党。亚拉蒂很不高兴，在这阶段她希望我远离政治。我们的女儿将在十月出生。我在加尔各答待下来，在船坞进行政治工作，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然后我又回到了农村。

“早期的同志一直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夺取政权，同时先没收地主的土地，再没收他们的枪械——也就是说，要农民强行收割他们土地上的产物，取得地主土地上的产物，也要在村庄里建立与地主权力相对立的农民权力据点。

“事实上，那片地区在收割期间发生了一场农民大起义。我到得太晚，没有赶上。就在这场起义当中，党下达了除掉特定人士的行动路线。这些行动将由秘密成立的小组来执行。这正是我开始进行红卫兵行动的时候，我必须要求农民成立所谓的歼灭小组。

“对我来说，原先因为乡村情况以及无法沟通而遭受的痛苦现在都消失了。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进行红卫兵行动时更有信心，不那么紧张了。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前后好几个月，六个月到一年之间。我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部落也有非部落，包括贱民也包括农民种姓。我确实认识了印度。”

“你对党的新指令有什么看法？”

“许多先前的同志已经成立小组，并且执行了歼灭任务，主要是在发生过收割期起义的地区——以土地和收割为目标的起义，即占领土地，强行收割。”

“新指令有没有让你感到震惊？”

“没有，没有。印度人基本上是很凶暴的民族。我在新地方进行红卫兵行动，尽管花了最大的力量，还是无法说服农民去执行任何歼灭行动——这令我很懊恼，甚至觉得无能。”

“你记不记得是如何跟农民说的？”

“噢，记得。我在一个农民的小屋借住，就跟他谈了起来。那间小屋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们不喂她奶，而是用米汤装在瓶子里喂她。这在我看来相当不可思议。这些人跟我们接触过的其他人没有两样。他们土地很少，收成大概只够吃三个月。党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些人身上。

“我问这个人，‘这里大家最痛恨的地主是谁？’他说出地主的名字。我告诉他，‘为什么不干掉他？’那天晚上他带来另一位农民，要我跟他谈谈那个话题。他们两人都认为那个地主应该被干掉，但拒绝亲自下手。”

“那念头有没有让他们吃惊？”

“他们没吃惊。我一再告诉你，我们是很凶暴的民族。我想说服他们，来来去去大约花了两个月。

“我偷偷住在那小屋里。如果地主知道了，他会杀了我，或者把我交给警方。我知道情况危险，我知道我逾越了法律，但没有人认为杀人违反了任何道德规范。你必须了解，就像《古兰经》之于穆斯林一样，《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支配了印度教徒的日常宗教规范，而在这些书里，基于大义而杀人是被称颂的。我必须承认，像任何印度人一样，我对于为了正当理由而杀人的行为没有道德上的反感。”

“甘地呢？”

“印度人不同意甘地的许多理想，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非暴力。”

“耆那教徒呢？”

“他们是个奇怪的教派。不过，当你提到这些宗教——佛教、耆那教、甘地——时，你并不是从正确的角度看印度的。我提醒你，看看柬埔寨、斯里兰卡、缅甸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国家表面上都深受佛陀和孔子的影响。但这些民族都很凶暴。”

“我们回头谈村庄的事吧。”

“像我说的，我开始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一九七〇年与一九七一年之交，整个运动遭遇到挫折，我的许多朋友开始重新思考。

“在被捕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我深入接触了部落民族。我很喜欢他们，在他们当中觉得很自在。我了解他们的政治目标。我这才第一次碰到在政治上有所思考、有所行动的农民。我跟他们当中的一位校长谈了很多。这几个月过得非常充实，是我在农村最充实的日子，特别是因为运动里的朋友对杀害特定人士的做法所产生的怀疑——这些怀疑让我能够甩掉党那些我开始觉得不切实际的束缚而自由自在地发言。”

“你那个地区歼灭了多少人？”

“那地区因为党的这条路线被杀的有一百多人，大多是地主。”

但这时警方已逐渐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我们的朋友不得不跟党断绝关系，许多人必须在比哈尔和孟加拉不断奔逃。一天晚上八九点左右，我们正在北比哈尔一个火车站旁的食品店，那边有几个穿衬衫长裤的便衣警察。他们是孟加拉的警察，正在搜捕其他一些纳萨尔派分子。他们到火车站食品店买些肉类的食物吃。他们认出了我的一个朋友，我们都被捕了。

“那时警方已经开始全面扑杀纳萨尔派分子，被捕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会杀了我们。那时恐怖镇压已经有六个月之久，我已经接受了这种命运——这样我才能撑下去。

“食品店那几个警察比我们年纪大，态度并不恶劣。他们把我们带到警察局。一到那边，我们就设法影响看管我们的比哈尔警察，希望他能阻止孟加拉警察把我们杀掉。

“那个比哈尔警察是个教养不错的人，他说：‘我的确尊重你们，你们做的事是为了国家。不过，身为警察，我不得不跟你们对立。’我们嘲笑他。‘你们为什么要嘲弄我们？这些孟加拉警察几分钟之内就会把我们杀掉。’

“他们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警察边绑边揍，口中一再念叨说我们是孟加拉人。那个比哈尔警察感到愤慨，立刻用无线电向整个比哈尔发出我们被捕的消息，以免孟加拉警察把我们杀掉——要是他们想那样做的话。

“我们大多从未受审，只有几个被审定罪。其他人未经审判便被拘留，直到一九七七年孟加拉国施行大赦。

“我在加尔各答的监狱被关押到一九七二年十月。狱中有两件事令我沮丧。第一件是被囚禁的加尔各答纳萨尔派分子的素质。我们过去听说，他们在持续杀害特定的警察——甚至交通警察——以及有告密嫌疑的人。监狱里多的是纳萨尔派分子，特别是年轻男孩，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实际上，这些年轻人反抗的是教育系统——男孩女孩被迫上学，然后又辍学，党就吸收他们来搞城市暴力行动。

“党已经分裂了。我自己也没有清楚的看法。我觉得运动本身有一些毛病，觉得自己的政治探索已经走入死角，必须重新开始。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再自认为是政治工作者。

“来到加尔各答监狱之后，我可以定期跟父母及亚拉蒂会面。政府找不到证据起诉我，我未经审判，受到预防性拘留。最后，我向政府请求，说如果他们释放我，我愿意出国进修物理。”

政府批准了那项请愿。他得到了伦敦大学入学许可，他父亲则替他支付了赴英旅费。警察一直跟着他登上飞机。他在伦敦取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加尔各答。那是一九七四年九月。

我问他：“你现在怎么想？”

他摸摸眼镜，眯眯眼睛往窗外看。我隔着窄桌与他相对，坐在两个高铁柜中间的扶手椅上。他后方是一间空房，墙壁上几处地方刚刷上均匀的水泥。

他说：“主要错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本误解——我觉得人民必须自行解放。知识分子只能提供他们解放的工具。”

他现在从事一些民权工作，并在贫民窟上课。“我看不出这跟我过去的政治探索有什么断层——以前到城市贫民窟搞组织跟现在到贫民窟教书这两者之间。”他仰身靠在一个淡绿色铁柜上注视着天空。“社会是这样构成的，使得劳苦大众永远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世界观和自己的认同。”

我问起亚拉蒂，以及她在英国的情况。

“她的世界改变了，因为她第一次发现女人并不只是甚至完全不是某个男人的附属品。我很高兴要回来，亚拉蒂却哭了好几天，她那些从小被养成不公开表露情绪习惯的朋友为她愁眉苦脸。如果有选择的话，她会继续留在英国——那种自由感，还有被当作一个人看待的感觉。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我跟她一直有这种争吵——我没法让她相信，如果我们住在我父母家里，就永远要被他们支配。她看不出那是支配。直到我们到了英国，她才明白我说的话。在那之前，她只把我的话当作是我古怪想法的一部分——就像我也是因为古怪才加入纳萨尔派运动的。我常说：‘我们找一套公寓吧。’或者：‘你为什么不在我母亲面前站起来？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百依百顺，即使他要你做对自己有害的事？’她从不知道可以过另一种生活。现在情况改变了，也在继续改变，但在六十年代她那种生命观并没有什么特别。”

这使得前一天当迪潘赞去冲澡时亚拉蒂在她家里所说的话多了一层意义。亚拉蒂说，迪潘赞住在村里时，她是去跟迪潘赞父母一起住的。在印度，妻子住到夫家，你从娘家搬到公婆家。印度跟别的地方不同，如果要写印度，你必须先了解许多东西。

现在他们终于自己住了。

我问迪潘赞：“你在那间小屋里过得快活吗？”

“是的。对亚拉蒂和我来说，生活的物质面从来都不重要。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干累活。”

“你那书架上杂乱的情况又怎么说——东西就那样丢在一起？还有——提到这个你不介意吧——那些灰尘？你说过学院是公众场所，因此永远不会打扫干净。”

他说：“家里的情况我觉得惭愧。我们两个人工作都太忙，抽不出时间。亚拉蒂在晨间学院教物理，从六点半教到十点——还得加上上班路上一个钟头，下班路上两个钟头。我对家里的杂乱感到惭愧。你要说‘灰尘’就尽管说吧。我祖父一定会责备我。但没有人会对这个地方的情况感到惭愧，这是不一样的。”

“你是不是觉得你生命中最有作为的阶段已经过去？”

“一点也不。我这一生到今天为止不过是探索的第一阶段。”

“我这样问可以吗？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为别人设想，这不是妄自尊大吗？你不是也应该多想想怎样利用你的才干？你不一定要回答。如果你不想回答，我就收回问题，不会再提。”

“我可以回答。在总督学院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之中最有才华的那位现在是美国的著名教授。他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但不是关于妄自尊大那部分的。我感兴趣的物理问题都不是我有能力解决的。我研究过这些问题，在上面花过脑筋。我还在研究——或者应该说，我还在阅读相关的东西。但比较简单的问题却引不起我的兴趣。在诗方面，我对写出来的东西从不满意，特别是因为我写的那一类诗只能吸引像我自己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帮助别人却是我可以得心应手的事，虽然我犯过错误。我不断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谈的是他试图进入营销业的经过，以及他跟德里的马霍特拉博士所主持的经营暨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牵扯。他的第二则故事则关于他的婚姻，以及他跟过去的决裂。

他说：“我最后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马上觉得如鱼得水。从那时起，我的职业生涯就上了轨道。我在工作中成长，我了解了许多营销的实际情况，那是我的生涯中最有成果的五年。

“但在同时，我的生活的另一层面却起了大变动。我来自传统的南印度婆罗门家庭，父亲曾经被派驻到世界各地，最后在加尔各答定居下来。我在印度读的是私立寄宿学校。但是，家庭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致我虽然有人缘，还会唱流行歌曲和印度古典歌曲，却从未想要女朋友。我有一位家教教我这些印度的古典文化，这是传统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我有一些朋友过着活跃的社交生活，我自己倒不觉得这有必要，甚至觉得有害。别人交女朋友，我可没兴致。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下意识很确定我会照传统的媒妁安排方式成婚——直到我实际做了一次‘相亲’。

“我家人遵照传统方式安排，交换了双方的星相。那个女孩住在班加罗尔，我走了老远到那边去看她。来了一大堆我的亲戚，还有她的亲戚。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抵达女孩父母选定的地方。

“那时是晚上。相亲时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坐着。他们只把我介绍给女孩父亲，我们在大厅里坐成一圈，传着小菜和甜点。每个人都为这个场合精心打扮了。现场安排得很奇怪，我也搞不清女孩是哪一位。有几个她那边的女孩在场，没人把我介绍给女孩本人，他父亲又喋喋不休，问了我一大堆做什么事、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问题。

“令人紧张的是，他也开始谈到可能的婚礼场所。我觉得很难以正常的方式回答。他会说：‘我希望婚礼在修拉普尔举行，不要在班加罗尔，因为我在修拉普尔可以找到较好的场地设备。你觉得怎样？’

“你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如果说不好，那是鲁莽无礼，如果说好，又显得荒唐可笑。我只好一再使用外交辞令，含糊笑着。那段时间结束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人家问起我的看法时，我一再说不知道。

“这个女孩我实际没见到面，没跟她谈半句话，只由我一个亲戚偷偷向我指出来——我却必须就这样决定要不要跟她结婚。事情一结束我就必须做决定。

“女孩显然没有置喙的余地，这也让我觉得不安。无疑的是每个人——在场的二三十个人——都焦急地等着看我是否会点头。在这类场合里，男方占尽了便宜，女方家庭处于劣势。

“许多年之后，这段往事开始让我感到羞耻。但事发当时，我只觉得尴尬，尽管到了今天还是有男孩女孩以我那时未曾选择的方式结婚。说句公道话，他们是别无选择。我若要别人学习我的榜样，那是不公平的。如果当时处理得不一样，或许我就不会那么尴尬了。

“最后，当我们起身告辞要一起离开时，我断然决定不再重蹈覆辙。

“我们一行人回家时，我心头很乱。车上有我哥哥、嫂嫂、父亲和我自己。我安安静静，一路上没说话。他们知道我心烦。我跑到一个朋友家，在那边待到很晚。我第二天就要离开班加罗尔。让我焦虑的是，我家人已经答应女方父母第二天给他们回复。

“后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我父亲和哥哥问我决定怎么做——要不要跟那女孩结婚？我说不。我父亲说：‘好吧，我们再找个女孩。’“我告诉父亲，我没有同意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那女孩的容貌——那样说就不公道了：我根本没机会跟她谈话。我反对的不是那女孩，而是做法。我也不想再对这件事多说一句。

“我的长辈认为时间可以治疗一切，认为这是我的第一次，下一回就会不同了。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父母和子女本来就不会坦然谈论这类事情。没人会问你对婚姻的看法，有一天人家直接跑来向你提亲。

“这时候，想到还得再经历一次甚至多次相亲过程，我逐渐下定决心要自己选择结婚对象。

“我认识这么一位营销主管。营销——我总是离不了营销。不过，我认识的这个女孩来自另一个社群。我向她求婚，我们都认为这桩事行得通。我们有社交往来，我们说同样的语言。但是她属于不同的社群。当我终于向父母提到这件事时，他们就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反对。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如同我在班加罗尔相亲之后那样。很难跟他们沟通，因为碰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可以诉诸某种很粗糙的逻辑：针对这种事情不能有任何折中妥协。在他们看来，我即将扯断我们家族跟历史、传统的联系，这让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在他们看来，一切都陷入了黑暗。

“我也在接受考验，因为我想娶的人要看看我如何面对压力。我可得挺起腰杆。我告诉父母，我不会改变心意，不过并不急着成婚，他们有时间慢慢考虑。这让他们很难过，但他们还是慢慢同意了我的决定。家族中一些人以及朋友向他们提供建议。我们的婚礼依照传统的盛大方式举行。

“如今我们没有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不同城市，我太太跟我住在加尔各答，我父母住在别的地方。这距离使我们可以互相调适。我们每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一年两三次，关系还热乎。我的兄弟姊妹都是按传统方式结的婚，他们跟我父母住在同一城市。倒是他们之间处得并不怎么好。我认为南印度的婆罗门无法放松自己，总是受到约束。

“在家族的年轻一辈之间，我成了英雄。家族中有不少人采取了跟我相同的做法。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耸人听闻了。但也必须承认——这是我父母感受到却无法表达的情况，这是使他们退缩封闭起来的原因——某些无法界定的东西在这过程中垮掉了。我们身为婆罗门不知有多久了。”

纳萨尔派的运动已经结束了大约十五年，但现在担任大公司高级主管的德布仍然期盼着另一场真正的革命。德布参与了早期的叛乱，然后跟一些领导分子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致必须躲避警察和原来的同志。他可以准确而有说服力地告诉你那场爱与同情的革命如何变成了单纯的虚无主义：大家尽是谈着革命和农民权力，却从未实际向国家或有权势的受保护者提出挑战，而只是专注于脆弱无依的人。不过，在德布看来，仍然有可能重新开始，而且做得更好。

他说：“从当时到今天的唯一变化——大变化——是我在六十年代晚期那时候认为我会成为革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知道我将只是革命的见证者。一个站在支持立场的见证者。我不认为革命的必要性有所改变。”从这里接下去谈到他的参与，他说出一个不完整的想法：“一旦尝了血的滋味……”

尝了血的滋味——奇怪的比喻。

德布说：“到各地群众之中做组织工作。”他指的还有别的事：你致力于帮忙的对象回报给你的爱。“爱是个陈腐的字眼。你无法描述我所指的东西——那是在心中涌起、令你感动的东西。那时我以为这跟对党的忠诚有关，现在我觉得党永远脱离不了人。我所谓血的滋味就是这个意思：人民给你的，比你终究能给他们的多了一百万倍。”

他在三十年代晚期出生于一个加尔各答中产阶级家庭。德布还小的时候，他从事专业的父亲患重病好几年，他们一家经济陷于困境。他们虽然得到了友人资助，却得不到自己亲戚的理睬。

有些亲戚来访时会说像这样的话：“你们要卖那些椅子的时候，可得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要买。”椅子是真正的椅子，不只是比喻的用词。我再度跟德布碰面时，我们先在中加尔各答的中产阶级住宅区走了一圈，看了几个原先属于英国人的俱乐部，然后他把我带到他的大公寓，我就在客厅里看到了那些椅子：一整组旧式的上了黑色胶漆的孟加拉矮椅。这些椅子应该每天都会使他想起父亲生病那几年的苦日子，它们应该都会使他增强对自己出身阶级的不信任。

他对那几年时光已经做过那么多思索，因此谈起那段往事毫无障碍，仿佛那只是一则简单的寓言，还附带着他从其中得到的政治教训。他说，孟加拉的中产阶级有四项构成要素：种姓、教育、家族历史、钱财。他家境衰落时还保有前三项，但钱财的匮乏使他们处于阶级边缘。

他忘不了这件事。甚至当他家的条件改善后，他仍然是个“上进者”，努力在学校求表现。甚至打板球时——他板球打得不错——那股要在功课上求表现的上进心也未曾稍减。他让自己吃苦。他说，有六年之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最后，二十二岁时，他得到了回报。他成为一家提箱仔公司的主管，那时，加尔各答的提箱仔世界还有十年左右的好光景。

也要到了那时候，他才有心力顾及世事。他读了一本关于肯尼迪总统的书，然后决定跟几位年轻会计师到贫民窟去从事公益活动。这群人有一些模糊的政治看法，他们跟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他们的主要理念是长久以来孟加拉人所持的祖国理念——德布说，就是孟加拉传给印度其他地区的理念：印度必须成为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德布说，自从独立以来，这理念在孟加拉国已经衰落了。“在我的阶级里，这理念还存在着，但只是历史的残余，被看作是过时的东西。至于在更上面的阶级，在那些工商巨子之间，这理念大体上是负面的。”

他在贫民窟的工作变得认真起来。德布每个礼拜在那边花三个晚上和两个早上。他对自己所属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信任。现在，他就近看到社会更下层所遭受的不公不义。他看到中产阶级应该负的责任，他也看到了不公不义的连锁环节。

“这边有某某老爷，某个贫民窟的房东地主。他要怎么对待贫民窟里的那些寡妇，总是有属于低中产阶级的代理人替他跑腿，而这个代理人自己还有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是连锁环节。如果你把地主除掉，别人还是会取代他，连锁环节还会继续存在。”

在公司待了三四年之后，德布拿到公司补助，前往美国一年。依照补助的规定，他在美国必须以印度为题演讲。这番经验令他遭受了始料未及的屈辱。每次演讲完，总是有人会问：“如果印度民族这么伟大，为什么你们还在挨饿，还在乞讨食物？”也总是有人会拿印度跟中国做贬抑性的比较。

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印度历史，并决定一年结束回到加尔各答之后要加入较激进的共产党。这时正值印度遭遇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发生食物运动的时候。西孟加拉有六十个人被警察射杀，人们正以“蜀黍”为食。

“这是由玉米转化、美国人用来养猪的东西，他们把它当作救济品送来，印度政府在配给站发给乡下穷人。我觉得很羞耻，非常气愤。对我来说，吃那东西的并不是穷人，而是印度人和孟加拉人。”

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开始在村庄里工作。他跟农民住在一起。他做的主要是宣传工作。他也试图阻止稻米的黑市买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跟同事不让别人把稻米运出村庄。他们也致力于护卫佃农，防止他们的耕地被地主收回。

德布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升。孟加拉的“巴得拉洛克”——中产阶级——喜好外来的种种，因此，从国外归来及说英语这两件事对德布在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里的身价甚至也有加码的作用。这令德布感到不安，但此时他也开始有被人民爱戴的那种近乎神秘的感受。无论为运动花多少时间他都在所不惜，无论有什么危险他都会勇往直前，人民则以爱回报他。

“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农民、工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说，‘你不能待在这里。我们没办法收留你那个朋友’。”

为了遏制党内的修正主义，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但接着他对组织就不再有美好的期望。他发现党的较低领导阶层之中有不少小规模的贪污行径：那些人偷取了大家为组织收集来的鱼或米。当他向一个上级委员会表达不满时，他们却指控他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他开始觉得有人要把他驱逐出党。

他也开始写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而这些文章被往后在党内成立纳萨尔派系的那些人注意到了。其中几篇还在北京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宣读，在那些巴得拉洛克崇洋心态不亚于任何人的纳萨尔派分子看来，这是顶级的认可。德布成为那个派系的重要决策人士。派系领导人到加尔各答时也开始住在德布家里。

“我因为在国外对印度的地位感到愤慨而加入了这场运动。由于印度人民大多贫穷，住在农村，我的愤慨主要是为了穷人而发。我相信必须由穷人来完成一场颠覆，因为我的阶级和更上面的阶级都烂透了，他们根本没有救赎的能力。

“刚开始时，纳萨尔派运动试图让人民大众了解，希望他们一起参与，因此跟其他共产党的做法很不一样。我要告诉你，那时我开始相信事情办得到，会在当下实现。这是从愿望转化成了信念。

“纳萨尔派不只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也引述泰戈尔、辨喜[8]和罗曼·罗兰。他们在大字报里告诉大家关于贫穷、粮食储量、工资等级的事实。你可以看到人们阅读这些大字报，甚至文盲听别人念出来之后也会明白其中的内容。最重要的是，纳萨尔派不求公职，不参与选举——选举活动已经变得很不干净，通过金钱和妥协而运作。

“可是，对于我这样的人，痛苦也随之而来。如果要做什么大事，就得有大规模的组织。要达成大规模组织，就需要一个指挥系统。有了指挥系统，人与人之间就会为了指挥系统里的位置而争。

“在各个共产党内，大家以不同的革命主张和纲领来进行内部之争，还有辩论，以及互相将对方开除党籍，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小群人或一个人独揽指挥大权。形成这种情况的方式在各国有所不同——这要看土地、文化和传统而定。

“在孟加拉，我们深深受到几样东西的不良影响。其中之一是我告诉过你的巴得拉洛克传统——倒不是说这传统使得大家在斗争时有任何绅士风度，而是说巴得拉洛克是高级种姓及印度教徒，并且对外来事物很执迷。高级种姓的孟加拉人由于必须遵守某些继承法，因此互相残杀是家常便饭。我们的行为深受其影响。我们忘掉了其他政治团体，甚至包括极端的共产党。我们内部的互斗很激烈。可以说在这种斗争当中，人民已经变得次要。我们的情绪很激烈，我们争吵起来也相对很凶猛。这根本完全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像是充满暴力意味的家族冲突。

“我们同样可以解释后来的第二项发展：杀掉特定人士的做法得到许可。”这跟别的事情一起发生，德布这时就谈及了这些。“占据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建筑，破坏实验室和图书馆——因为他们认为这套教育体系制造了人民之敌，他们改写我们的历史，摧毁诸如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和辨喜等人的雕像。”罗姆莫罕·罗易的遗教乃是梵社及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基础，对印度及民族主义运动贡献良多，至今仍然是像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那一类人非常珍视的东西。宗教导师辨喜著作中的话则曾经被纳萨尔派最早的大字报引用。“他们被认为跟帝国主义做了妥协，先为地主，然后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效劳。”

一步又一步，都走在云端上，从最早因为受屈辱而对穷人和印度所产生的情绪性关怀，到文化及经济上的自我毁灭，到新的执迷和叛逆，而终至拥抱一个与农民的饥饿几乎毫无干系的运动。

纳萨尔派的领袖名叫查鲁·马祖姆达尔。德布跟他很熟。

德布说：“查鲁·马祖姆达尔最早在加尔各答的一次小型集会中透露要开始杀掉特定人员，当时我在场。他已经在村庄里谈过这件事，也发函告知了各单位。这是他第一次在加尔各答提到这个决策，实际上我是跟他一起前去开会的。

“地点在北加尔各答一栋低中产阶级住宅。我记得那屋里有一条短短的走廊和一个小房间。走廊上摆满了坐在小房间地板上的人脱下的拖鞋。那是地方性的会议，开会时已经是晚上不早的时刻了。

“当时我对查鲁·马祖姆达尔非常敬佩，现在也还非常敬佩。他是当时我所见过最为热忱的人。他嘴里说什么，心里就真的信什么。他对年轻人和新生代有无比的信心。他真心爱农民——比我对农民的爱深得许多。我的爱不一样。他信赖印度农民，赞赏他们。

“他对印度历史的见解真是不同凡响——是关于印度历史的本质和动力。他没有贪念，完全没有，也不在乎个人的安逸。在当时，有千千万万人愿意冒生命危险追随他。他未通过高压手段就建立了这样的威信。至今我就只知道军队这另一个组织拥有像他那样的威信，而军队中高压手段可是大行其道的。

“他身材矮小，戴眼镜，眼镜度数很深。他通常的衣着是衬衫和腰布，或是丛林夹克和长裤。他的言语和表情非常明确，动作也是如此。”德布的意思是说，查鲁·马祖姆达尔的动作简洁精准，没有不必要的手势。“他精力非常旺盛，动作敏捷。还有，老天，他真有办法鼓动人心。”

“他从不提高嗓子，说话却铿锵有力。他就在北加尔各答那栋小房间里谈了起来。房间后侧有两个窗子，都打开了。我注意到了这两扇窗子，因为我担心屋外的人会听到里面的话。房间里东西很少。我记得有一张没上漆的木桌，上头摆了一大堆书，还有一台收音机。那收音机可不是等闲的东西。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为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的。每个纳萨尔派分子都把收音机看得相当重要——‘昨天北京广播电台在那个节目里提过我们’，诸如此类的心理。我有一点古怪，这辈子只听过北京广播电台两次。

“房间后部还有一张没上过漆的长椅。我注意到，虽然房间里人那么多，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坐到长椅上。到最后房间实在太挤了，人们不得不坐上去。查鲁·马祖姆达尔坐在地板上——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不愿坐长椅：他们不想坐得比他高。

“大家抽着烟，因此窗户开着。我自己也抽烟。这时气氛还轻松自然。应该有人送了茶进来，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喝——根本无法把茶送到房间里每个人手上。

“查鲁·马祖姆达尔一开始先提到组织在孟加拉及国内一些其他地区的顺利发展。‘各位在这边做得很不错，这点我知道。我们让他们害怕了。他们早晚会出击。经验证实，杀掉特定压迫者有助于把人民动员起来，因为这样人民就能看出压迫者也可以被毁灭。因此，我刚发出这封信。’他拿出一张手稿朗读。这就是那封要求我们刺杀特定人士的信。然后他接受了提问。

“我吓了一跳。我想，那时候我的出身背景起了作用——一向是这样。我感到惊吓，但也同时觉得很振奋。振奋是因为我在想：‘我们终于找到路了吗？’杀人事件让许多穷人热了起来，这点被当作事实提出，我也没有加以质疑。

“我的惊吓出于两个原因。首先，那样做跟谋杀几乎没有差别。不过，我把这一点合理化了：那不是谋杀，而是行刑。要杀那些人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杀特定人士还得先经过派系团体讨论并同意。第二个惊吓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宗师都告诫我们不要采取恐怖行动。但这听起来很像恐怖行动。

“大家问的大体是像下面这样的问题：‘在城市里该怎么做？’‘如果地主由另一种压迫者取代了又会怎么样？’他们提了许多战术性的问题。我是最后发问的人之一，而且——这我可得告诉你——我问得很谦虚，因为跟其他人比起来，我的阶级出身不好，坐在那边的人对运动都比我更投入。我问到毛泽东和列宁关于恐怖主义的告诫。我问，这样说来，在理论上，我们怎么还能支持这个？

“查鲁·马祖姆达尔回答了每个问题。他回答得平心静气，很有说服力。我们都被他说服了。”

我对德布说：“再多谈谈他。”

“他五十八岁左右，皮肤干皱、白皙。他出生于北孟加拉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很有钱的名医。他在功课上很有脑筋，表现优异。他参与了民族主义运动，然后又投入了农民运动，在其中成了名。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所做的是把一个激进的改革运动——保护佃农的运动——转化成革命运动的雏形。他认定战斗的对象是国家，因此能够带动那种转化。”

“你不觉得那是疯狂的做法？”

“那时候我不那么想，现在也不认为有什么疯狂的。要搞革命的话，就要向国家挑战。

“北加尔各答那次集会花了三个钟头。查鲁·马祖姆达尔开头的报告大约有一个小时十五分，讨论大约花了另一个钟头。接着，几个人一组一组跟他商讨他们当地的问题，然后离开。

“到那时，纳萨尔派分子做过占领学校、破坏雕像等行动。只是互不相干的事件。我相当反对这种做法。大约到了一九七〇年四月，查鲁·马祖姆达尔和其他人还向我保证说那些事是过度狂热的结果。现在我回想起来，才注意到受攻击的都是低中产阶级和乡下学校。他们从未碰过精英学校。

“后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长信，里面写了很多我反对某些事情的理论根据。他没有回复。那时候已经开始杀人。组织已经转入地下，所有通信都断绝了。

“我就这样脱离了运动。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我参加了一个类似的组织。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宣传。警察到处抓我们。两边我们都得躲。

“一九七〇年五月上旬，在加尔各答的一次炸弹攻击中，第一个警察被杀。一九七〇年年中之后，这种行动变得更加全面。交通警察也被杀了，因为他们容易下手。这里还有好笑的一面。后来交通警察配了武器，纳萨尔派分子便抢夺这些武器，交通警察只好用链子把武器拴在身上。同时他们也开始杀告密者。

“一旦开始杀告密者，麻烦可就大了。你不会谈到他的阶级——你不能谈到他的阶级，因为他一定跟你属于同一类才能当告密者。回想起来，我再次注意到，那些头号目标——大企业家、大地主——都没有受到攻击。

“马列主义阵营又进一步分裂，更多团体脱离了出去。到了一九七三年，马列主义阵营总共分成二十个派系。警察及他们的喽啰杀了数千人。到了一九七三年，就那阶段而言，运动已经完蛋。

“我在一九七二年结束了躲藏的日子。警方知道我跟查鲁·马祖姆达尔的分裂。我最后一次受到详细盘问是在一九七二年。我运气很好，因为我最后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七〇年四月——那是第一个警察在加尔各答被杀之前。过后我就躲了起来。

“现在我什么都没做。我想，比起当年，我们国家今天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世人更多的尊敬和肯定。我们已经从乞丐变成借款人。我很担忧贫富差距，担忧权力掮客缺乏爱国心，担忧那么多产业无法振兴。我还担忧，借款人通常会变成乞丐。”

德布没告诉我查鲁·马祖姆达尔的结局。那是别人告诉我的。查鲁·马祖姆达尔他一九七二年在加尔各答被捕，不久后即死亡。他有气喘病，被捕时身边还带着氧气筒。在孟加拉的湿热气候里，他一定受尽了折磨。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谈的是他企图进入营销业的经过。他的第二则故事则是关于他的婚姻，以及他跟过去的决裂。他的最后一则故事谈到他在广告界的日子，还有他所看到的加尔各答提箱仔的世界——正当那个世界即将消失，由另一个独立后的印度较粗俗和富有的商业世界取代的时候。

阿修克说：“我对加尔各答提箱仔最早的认识发生在我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实习客户代表的时候。第一次跟着上司去见客户，见到了那家公司营销部门一位很高层的主管。他身材肥胖，看起来很好相处。他抽进口牌子的香烟，穿西装——那是五月中旬，加尔各答的温度有你受的。他的办公室有冷气。我的整体感觉是，这是在豪华办公室上班、日子过得悠闲的人。

“他似乎不急着讨论手头的事。我们谈了种种日常琐事，世界杯板球赛，谈了一点工作场所的权力运作。从十一点左右到十二点或十二点十五分，上天下地什么都谈了。然后停了好一阵子。闲聊必须结束，几乎有点舍不得。

“我上司提起正事，这倒是两三下就拍板定案了。我只是在旁观察，我只是实习生。生意的事十五分钟就解决了。这时候大约是十二点半，很接近午餐时间。客户问我上司是不是已经有约，我上司说没有。客户说，‘我们不妨午餐时再谈谈’。

“我的上司要我赶快回公司借五百卢比，然后到一家五星级饭店跟他们会合。客户并不是要请客——从来没有客户请广告公司人员吃午餐的事。这顿午餐我们要做东。那时我应该很兴奋。我听过不少关于招待客户的事，但那时还未曾做东或做陪过。那天午餐十二点四十五分开始，三点半结束，宾主尽欢。

“这套办法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早期。大公司都或多或少垄断了各自那方面的市场。他们不必推销，只要配货就够了。总是供不应求。

“这些现在都变了。生产同样产品的公司数目增加了不少，每家公司都得战战兢兢——要生产一定的数量，要把产品弄到市场上，要说服顾客。于是，突然之间，公司里不再有位置给那些只是穿得体面、跟老板夫人有交情、能打十八洞高尔夫、酒量不错的人。国内也开始设立商学院。大体上，这些学院教的是美国的样板，这给企业界带来了一些麻烦。还好，这些学院为公司行号提供了可用的人选。公司里有个企管硕士算是多了一点身价。

“过去可以步步高升的人现在只能在那边浮沉挣扎，因为他们无法适应。过去，上班是从宿舍公寓到俱乐部之间一段快活的过渡时间，现在，如果我想往上爬的话，就得付出一些代价。譬如说，我每个月可能需要出差二十天，如果你公司的业务遍及全印度，你得到外地去看看情况。你的同事都这样做，因此你也必须做，而且这也能显示你对公司的忠诚。

“在过去，如果一名业务员参加——譬如说——某个经销商侄女的婚礼，经销商会受宠若惊，并且给业务员适当的回报。如今，业务员是为了讨好经销商而参加婚礼的。现在事情全都不一样了。这些经销商大多讲印地语，往日的社交手腕——会讲英语、擅长穿着、能打高尔夫等等——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如果你一个月出差二十天，而且是销售经理，那么那二十天你都得跟经销商及公关部门员工在一起，每天晚上都要喝不少酒。

“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我根本没想到营销会变成今天这样。在公司里，我的专职是广告业务，这让我能够发挥创意。社交魅力对业务员还是有加分作用的，可以让业务员的个人条件多一些光彩。不过，人家真正要看的是业务员有没有精明的商业能力——他要对付的人便有这种能力。在公司里，他必须是个高超的沟通者，到了某个地方经销商的小店里，他又必须说另一种语言。他可能必须用一只肮脏的大杯子喝茶。但是，那个经销商赚的钱可能比业务员多了不知多少倍。

“在印度历史中，经销商这一行的圈子势力很大。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甚至可能跟其他国家的经销商也不一样。经销商这群人绝大多数未受过教育，但很有赚钱的天赋。他们赚钱，赚了又赚，乐在其中。这是他们的家族产业，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他们坐在小店里，从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完全不觉得苦——那是他们过的日子。他们把赚来的钱不断投入更加赚钱的投机事业。他们还喜欢让别人知道他们有钱。经销商家里可能有相当不必要的枝形吊灯和铺满整个地板的地毯，进口电视机，以及颜色俗丽不堪的窗帘和椅垫。

“但这些人是公司的命脉。因此，你看到这些高级公司行号聘用了一批管理研究所毕业的专业人手，然后这批人必须学习如何应付不识几个字但却精通生财之道的人。在我们国家如今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他们的程度大于他们需要我们的程度。

“经销商的店铺或‘柜台’——我们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某某人经营的是好柜台或坏柜台或可靠的柜台——这些店生意做得好是因为老板或他家族已经有好几代经营史。他们知道市场的动向。

“业务员的目标根据每个城市的柜台来设定。譬如，我们会针对某个经销商这样说：‘他那不错的柜台可以卖五百台电视，我一定要叫他卖两百台我的。’业务员就是这样动脑筋的。当他回到公司所在的城镇，头脑还因喝太多酒及旅途劳累而不清楚的时候，他就开了计算机，输入这样一大堆信息。每个称职的销售经理都随身带着几颗胃药——他们都有胃病——以及小型计算器。他们晚上喝到十一二点，八点半或九点又已经起床面对新的一天。

“一般而言，以往的提箱仔真的很肤浅，只注重表面和生活的舒适。今天我们已经转了方向。就专业能力而言，现在的业务员比十五年前的业务员优异，但前者的心理发展却受到阻碍。他变得更像机器人。除了每个月设定的销售数额及应收货款之外，他根本没多少时间想别的东西。

“要是当初知道营销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年轻时大概就不会想干这一行。公司有几次要我转去直销部门，都被我拒绝了。我不想付出那种代价，宁愿留在广告部门。而且，我不必做业务员不得不做的额外工作——到机场接这个跟那个老板，带他们回家，耗一个晚上陪他们。这些我都不用做。

“现在业务员的日子并不好过。卖力工作，却从加尔各答这个城市得不到什么回报，这让你日子更加不好过。辛苦了一天之后，你可能会陷在车流里长达几个钟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却又停电了。虽然有发电机，但它们的噪音令人受不了，也发不了多少电。如果业务员有幸是加尔各答某个俱乐部的会员，那么，除了到那边走一趟之外，他没有多少别的地方可去。他不能出门散步，因为人行道和马路上都无法散步。公园里人太多。大多数公园都被有钱的年轻男女占据了，他们把车子开进去，汽车音响调得很大声，整晚吃着东西——小贩卖的垃圾食物——还随地乱丢垃圾。

“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正在崩溃。排水系统可能是全世界最差的。季风来的时候，城里好几大片地方都会淹水，可能要七十二个小时之后水才退去。有一年，水一直都没退。水里有动物尸体，我们怕会引发传染病。

“在加尔各答看来境况顺利的就只有玛瓦尔人。他们是两三百年前从拉贾斯坦的几个地区迁移到这里的。他们从事中盘买卖，做得有声有色。这是他们的长才，过去如此，现在依旧如此。他们在文化和工艺方面一向没什么表现，倒是他们的社群不断壮大。过去十五年到二十年来，只有他们能在原先必须是有钱的孟加拉人或外籍公司主管才住得起的高级地段购买房产。他们从房地产的繁荣之中得到了好处。今天，这些地段纷纷盖起了高楼大厦——又让这城市加速死亡了：更多车子，更多卫生问题等等——而住在大部分公寓的就是玛瓦尔人他们自己。

“另一方面，一些非常有钱的玛瓦尔人总是在买入足以操控公司的股权之后兼并整个公司。就这样，有几家老公司现在已经落入玛瓦尔人手里。他们大多不会经营这些公司或对这些公司投资，只会把资产搜刮殆尽。他们乐得让公司每况愈下。不错，先前英国人也不太看重公司的发展，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把某一数额的外汇盈余汇回母公司，而且大多数英国籍总经理到这边来只会待个短短三五年。

“另一个极端是摇着红旗、不断像猫戏弄老鼠那样折磨资方的工会。工会领袖自己不必做任何工作。工会呈现了真正孟加拉人的终极本质：孟加拉人懒惰成性，不愿工作，但又想不劳而获，而且死要面子。他会公然对做生意的玛瓦尔人表示轻蔑，但自己做不了同样的工作。

“我们都很卖力工作，每月领到一笔薪水。我们觉得，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商的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应该给予一些回报。一天工作之后，我们除了回家之外应该还有别的事可做。你不会去看电影，因为大多数电影院的音响系统都很差，空调系统几乎完全停摆——这些东西坏了他们也不修理。我已经五六年没进加尔各答的电影院了。

“我告诉过你，年轻时我是多么想以营销为业。这个我做到了，我也敢说我在专业上干得不错。但这行业却不是我原先设想的样子，现在我也觉得，在加尔各答我们这些被夹在玛瓦尔人及工会马克思主义分子之间的人——过去在这城市里颇有分量的业务主管阶层——我们的生存空间正慢慢被挤掉。

“事实是，加尔各答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太太跟我现在都觉得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改善了。我们觉得应该到别的地方试试运气，向加尔各答说再见。”

我自己在加尔各答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九六二年初次来加尔各答时，头几天的劳累过后，我便能适应这地方的大都市生活，便有身处真正的大都会的感觉，可以意识到大都会所具有的社会及文化活力。那种生活还有一部分留存了下来。不过，这一次我却受不了自己的可怜的状况、水的味道——那味道糟蹋了食物，也糟蹋了咖啡和茶——汽车的褐色废气、被挖得满是坑洞的马路和破损的步道、灰尘、人群。有些人告诉我，在印度这么贫穷的国家可别计较美丑的问题，但这话对我没什么纾解作用。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或许，在比较富裕、人们可以为自己打造还算舒适的居家环境的国家里，公共领域的脏乱终归是可以忍受的，而在大多数人生活环境那么恶劣的印度，自家的脏乱之外还有更大范围的脏乱就叫人相当吃不消了。这不但令人草率看待自己的需求——空气、水、伸展的空间——也必然令人对自己的创造或做事的潜力没什么信心。这样草率看待人的需求、这样对潜力失去指望的心态显然造成了下面的结局：印度工业产品总是那么粗劣，那么多独立后的建筑是如此丑陋和不适于使用，巴士和汽车猛排废气，街道受到化学物污染，工厂烟囱一直冒烟。

“这里每个人都在受苦。”一位著名演员在一次晚餐中这么说。这句话证实了阿修克所言的简单字眼“受苦”，也仿佛说明了一切。

许多年来，甚至在我一九六二年初访期间，总是听人说加尔各答正在死亡，它的港口正在淤塞，它的老旧产业正在衰落。但加尔各答并未死亡。这城市没什么建树，但它还是生存了下来，先前的预言开始有夸大其词之嫌。现在我想到，或许这就是城市死亡时的情况。城市不是砰的一声突然死亡，城市不是只在被遗弃的时候才死亡的。或许城市是在这种时候死亡的：当每个人都在受苦，当交通那么麻烦，以至于有工作的人因为受不了通勤之苦而辞掉他们那份有需要的工作，当没有人享受得到干净的水或空气，当没有人能出门散步。当城市不再有城市所提供的愉悦，不再有令人兴奋的视觉感受，不再能激发人们的期盼，而只是人口过多、大家受苦的地方，或许，城市就在这时候死亡了。

多年来，在加尔各答执政的是左翼或马克思主义人士，有人告诉我，现在钱流向了乡下，加尔各答的穷困是一个较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的部分后果。但事情往往就是表面所见的情况，没什么玄机，而下面有可能是城市死亡的方式之一：当政府做事独断或愚蠢，没有建树反而下毒手；当人民和政府共谋把他们所需要的资金逼走，断绝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当——这是进一步的倒错——革命的辞令成为革命本身的兴奋剂。

或许，当一个城市死亡时，它原来的经济活力还会残存一阵。于是，在加尔各答，名号响亮的老公司被收购，它们的资产被瓜分，人们在房地产上投资，因为大家总得有个地方住。表面上看起来，经济活动似乎还算热闹。每隔几天——这进一步让人有活动热闹的错觉——就有一场政治示威，无事可做的年轻男子满脸不悦，看似充满正义感，他们举着红旗、喊着口号，在市区永无终日的悲苦之中游行而过，金钱和抱负和创造力都转移到印度别的地方。如果没有印度其他地区来吸收压力，加尔各答的死亡会更加明显，而西孟加拉邦也可能成为另一个孟加拉国：人口太多，卫生设施太少，电力太少。

旅馆后方有一个市场：我往下看便是市场低矮、绵延的屋顶。秃鹰栖身在旅馆的窗台上，等着。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被风吹来的灰尘以及车辆褐色废气留下的污渍。市场对面那栋英国人盖的红砖建筑的风格——形式的中规中矩、结构的对称、样貌的优雅，还有它所透露的理念、它所表现的信心、它所参照的古典装饰——如今显得很怪异，跟街上的活动格格不入，仿佛属于一个已经消逝的年代。

拱起的路面上的柏油看起来又软又黏，两侧浅沟里则堆积着大团大团的形状不一、已结成硬土的灰尘，现在，街道只能等季风带来的雨来清洗了。市场外原本铺了路面的步道已经碎裂，有些地方，步道的泥土跟浅沟的泥土连成一片。人们忙着小事。男人拉人力车。一九六二年，这种景象是眼中钉，但别人说穷人需要工作。二十七年之后，人力车还在，也有人谈到穷人需要工作的老话。我倒觉得，既然加尔各答居民对人的需求和潜力只有那么低的期许，人力车这种交通工具似乎已经真的让他们心满意足，许多人力车看来还是新的，样子不错，不像是落伍的东西。小事：一个男人头上顶着一片上下晃动的柔软的合板走了过去。其他人头上顶着分量甚少的东西，一副全神贯注的工作模样——无疑是为了一点小钱而做这种工作的。

碰上大日子，市场外面会放着几个圆形大篓子，里头装了翅膀被捆起来的白鸡，有几分钟之久，一两个男子似乎无所事事地在那边将捆了翅膀的鸡从一个篓子丢到另一个篓子里。然后我注意到，取出鸡的那个篓子里颇不安静，而丢入鸡的那个篓子里却毫无动静。接着我看到，丢掷鸡的动作还包括另一个扭断脖子的动作：一个利落的弧形动作完成了两件事。

接着，可能会有个男人来拿走几只已经死亡的白鸡：他把鸡巧妙地绑起来，像是一大团羽毛，然后吊在旧自行车的把手上，僵硬死鸡的爪子和脚部则像是从羽毛球中突出的针条，像是棉花糖的棒子。那男人花了一点劲才把鸡放在脚踏车上摆好。当他第一次准备登上车骑走时，那些鸡挡到了他的膝盖。

一天要结束时，开来了一辆小卡车，现在已经空无一物的圆形大篓子被搬到车上，叠成两叠。卡车开走之后，剩下的——在这个垃圾很少被清除的城市里——就只有一些散落在破裂、淤塞之街道的灰尘中的白色鸡毛。

英国人在加尔各答待了很一段时间。可以说，盎格鲁孟加拉文化——现代印度的根基——跟美国一样古老。那个文化的首位阐释者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出生于一七七二年，早于独立宣言四年。罗姆莫罕·罗易大公的理念直接传给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九四〇年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初访泰戈尔的圣蒂尼克坦大学时见到了后者。

那次造访期间，齐达南达在圣蒂尼克坦寺庙听了年近八旬的泰戈尔关于“文明危机”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一次著名的演讲，演讲词在齐达南达听过数月之后出版——泰戈尔说，他过去一直认为“文明之泉”会源自“欧洲之心”。但如今，面临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剧变，他对那个看法失去了信心。不过，他不能对人类失去信心，那样就犯了大过。现在他寄望的是曙光将来自“太阳升起之处”的东方，救世主将诞生于“我们之间，在这个叫作印度的贫穷不堪的陋屋里”。

这是老人向世界告别的伤心话。五年之后，战争结束了。欧洲开始复原，欧洲及西方在下半个世纪比先前任何时代都更加强大，更加有创造力，更加有影响力。泰戈尔未曾预见的灾难是即将降临于加尔各答的灾难。

一九四六年发生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屠杀。这些事件标示了这个城市步向死亡的开始。翌年，印度独立，但国土分裂。孟加拉也分为两半。大量印度教徒难民拥入加尔各答，在这里简宿为居，而调适能力还不及欧洲百分之一的加尔各答从未真正复原。往后会有一些重大成就——特别是萨蒂亚吉特·雷伊的电影，但这座城市的辉煌时日已成往昔，这座城市所有的知性活力都已经消散。可以说，英国人一旦离开，这个英国人建造的城市——在夜间其壮美仍像幽灵般闪现——就开始步入死亡。

[1]埃德温·鲁琴斯（Sir Edwin Landseer Lutyens，1869-1944），英国建筑师，就读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后以乡村建筑而闻名。著名作品有伦敦白厅的战争死难者纪念碑、新德里城市规划及其富丽堂皇的总督府。

[2]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1921-1992），印度电影导演，代表作有《不可征服的人》《大都会》等，1991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3]萨哈（Meghnad N. Saha，1893-1956），印度天体物理学家，因在二十年代导出热电离平衡方程式而闻名，该方程式经过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米恩的改良之后，已被广泛应用于解释恒星的光谱。

[4]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1894-1974），印度数学家、物理学家，与爱因斯坦合作创立了玻色-爱因斯坦统计法。

[5]博斯（Sir Jagadis Chandra Bose，1858-1937），印度植物生理学家、物理学家。他发明了一些高敏感度的仪器，用以测定活机体对外界刺激的微小反应。

[6]雷伊（Acharya Prafulla Chandra Ray，1861-1944），被尊为“印度化学之父”。

[7]印度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因为最初活动于西孟加拉的纳萨尔巴里地区而得名。

[8]辨喜（Vivekananda，1862-1902），印度教哲学家。他最早受梵社社会改革政策的吸引参加了梵社。后与罗摩克里希纳相识，成为其主要门徒。他在加尔各答附近恒河流域的贝卢尔建立了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他试图将印度的灵性与西方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成为西方吠檀多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第六章　势力终端

《下棋人》（The Chess Players）是萨蒂亚吉特·雷伊少数几部以非孟加拉为背景的电影之一。这是一出历史剧，讲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兼并奥德[1]王国的经过。奥德原是莫卧儿帝国的一省，十八世纪中叶，它成为该帝国的后继国之一。勒克瑙是奥德的首都，雷伊的电影即以此地为背景：一部刻画细致的作品，以当时人们可能会采取的角度来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件。这部电影不仅对十九世纪的英国帝国主义提出了批评，它还检视了——带着理解和悲伤和幽默——一个气势将尽的十九世纪印度穆斯林文化的颓废或迷失或无助：在这个文化里，统治者下棋为乐，拈花惹草，而他们的领土（及人民）则落入外人之手。

英国吞并奥德是一八五七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在殖民时代以及过后一段时间，有些人将大起义称为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不过，这是二十世纪的看法，二十世纪的用词，也是一种模仿，想借此赋予旧印度一点俄国人在他们自己历史中找到的那种社会主义活力。大起义是穆斯林活力在印度的最后一次爆发——最后一次，除了在大约八十年之后再次兴起的穆斯林巴基斯坦建国运动。

勒克瑙是穆斯林印度的势力终端。这座城市是印度联邦中最大的北方邦[2]的首府。其历史中心有如从奥德省督时代起就存在的墓园，到处都是战后的废墟。大起义时期，双方对峙之间，它曾遭受重炮轰炸，过后，英国人把废墟保留下来作为纪念，又把它们移交给了独立印度。

省督们狩猎时所住的行馆——“Dilkusha”，意为“怡情悦性”——没有屋顶。它墙上的灰泥大多已经脱落，构成墙体的一层层薄砖裸露了出来。这是本地的建筑方式；不过，加上还残存的马厩，这座——算得上宏伟的——行馆却有源自欧洲的建筑风格：奥德省督雇用了各行各业的欧洲人。纵使已成废墟，这座狩猎行馆仍然很适于本地气候。甚至在晴朗温暖的日子，只要站在其厚墙的阴影里，就会感到清凉舒服。气候——在勒克瑙别处的钢筋水泥和玻璃建筑之中似乎令人完全受不了的气候——在只相隔短短距离的这里变得相当温和，几近完美。几乎可以肯定，行馆的设计者也有同感。身处这些损毁的旧墙之间，你甚至会觉得勒克瑙的气候也可算是省督时代奢华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个建筑风格类似的较大的废墟是常驻官邸。英国常驻官原本是大使或代办，最后成为了奥德的实际统治者。历经数十年，前后几任省督为这位有权势的人建造了这座常驻官邸。这不只是一栋单独的建筑，而是一个聚落，一个小镇。大起义开始时，该地区的英国人就是被集合在这里的，同来的还有忠于他们（或害怕起义者）的印度仆佣及军人。当时常驻官邸总共有三千人，他们被起义军围困了三个月。围困解除时，三千人之中已经死了两千人。其中的英国人被葬在官邸的一个角落，后来，为了纪念这些人，在同一地点还竖立了很好的墓碑。

就像保留省督狩猎行馆是为了提醒人们奥德省督权力的终结，同样，受过围困的常驻官邸的破损建筑也被保留下来纪念英国人的英勇。英国救兵（主要是苏格兰人和锡克教徒）获胜后将其炸毁的狩猎行馆是比较完整的废墟。常驻官邸的建筑上有许多来复枪子弹留下的小凹痕，偶尔还能见到无炸药炮弹造成的较大片破损。或许，围困未能成功是因为起义军缺乏必要的武器。在灰泥下面，狩猎行馆和常驻官邸的建筑都看得到构成其主体的扁而薄的勒克瑙砖块。

常驻官邸是英国统治的著名纪念物之一。如今，退出印度并且经历了本世纪的战争之后，英国人几乎已经不记得它了。但它在印度历史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独立印度继承了这座纪念物，将它保存下来，进行维护。常驻官邸目前是一座公园，弹痕累累、饱经风霜的建筑物之间有树木花草和步道。

拉希德出生于一个古老的勒克瑙穆斯林家族；我在勒克瑙的最后一天，他陪我在常驻官邸里走了一遭。起先，他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谈着历史，乐于向我介绍这个著名城市的著名景观，也乐得让我知道勒克瑙（不像其他城市）还有地方可以散步。但到了博物馆里，身处起义军的劣质炮弹、其他被妥善照料的帝国遗物、没有光泽而且说明文字已经褪色的相片和版画之间，拉希德的心情就变了。他的穆斯林感受被一下子激起了。对一百三十年前的往事，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英国常驻官的大权及省督的屈辱令他愤怒不已，围攻未能奏捷，穆斯林的胜利近在咫尺却终究功败垂成，这更令他既愤怒又悲痛。他说：“混蛋！混蛋！”他骂的可不是围攻者，而是受困者，博物馆的展示主题正是后者的英勇及整体的逆境，他们的侥幸逃脱及悲惨死亡。

从常驻官邸废墟可以看到不远之处的白色大理石纪念柱，其柱顶是象征自由圣火的螺旋造型。这是独立印度建造的纪念物，用来跟纪念英国统治的官府相抗衡。它是个无力的宣示，只不过以大理石呈现了拉希德的愤怒。跟真实的、弹痕累累的常驻官邸建筑物比起来，这个只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物设计相当草率，而且也有违史实：印度独立运动并非源自大起义。

独立印度的任何纪念物都无法让拉希德得到慰藉，因为在他看来，围攻常驻官邸九十年之后的独立代表了穆斯林的另一种挫败。在独立的同时，次大陆也划分成印度和东西巴基斯坦，以致原先未分割的印度的穆斯林发现他们——如拉希德所说——住在三个屋顶下。

许多勒克瑙的中产阶级穆斯林已经迁移到西巴基斯坦，过去勒克瑙借以闻名的穆斯林文化——语言、习俗、音乐、食物——已经消失。经过了穆斯林气势可说是一蹶不振的三百年之后，往昔的穆斯林盛况如今沦落得仅剩旧城穆斯林贫民窟里那幅穷困、闭塞、窒闷的景象。当然，还有其他穆斯林，包括像拉希德的中产阶级，以及不乏王公贵族后代的上层阶级。不过，最足以代表穆斯林勒克瑙的，莫过于那个贫民窟的景况——在那边，人们生存条件低劣，自卫能力薄弱，他们郁郁寡欢而又神经紧绷。

一九六二年我初次造访时，勒克瑙还让人感受得到几分昔日穆斯林的荣誉和光彩。一些琐碎小事似乎还保存着昔日的风味。有人放风筝；有人制造独特的玩具；有人制造特殊香水（包括一种黏土香水，可以散发出季风雨打在焦土上所冒出的那种气味），而为了不违背穆斯林教规，香水所用的溶剂是檀香油。虽然已经见不到歌女，“市集”一带建筑物二楼的精工帘帐（跟一幅画着一位露出半边丰满胸部的省督的十九世纪油画一样）却似乎让你亲睹了昔日勒克瑙的恣情纵欲。

如今已无功勋荣耀。过去大体上造就的那些荣耀的上层阶级穆斯林社群已经萎缩，而这城市的总人口却增加了一两倍。独立后建造的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已经蔓延到每个角落；一些大街已经寸步难行。拉希德说，省督之城变成了行政城市，一个区域城市——一个印度的偏僻小城。

我住的旅馆位于钢筋水泥组成的新市区，像五星级宾馆的拙劣翻版。它有“识别标志”。客房里放了各式各样的卡片，向你推销这个那个，为你列出种种服务，或是请你提供宝贵意见。门把上挂着早餐点菜单，那东西却真叫人不知如何填写才对。这里应有尽有。顶级宾馆的模样一一学到，唯独不知服务在哪里。显示“请勿打扰”的灯坏了。红色电话大概只是摆着好看，它偶尔会传出微弱的、仿佛在洞穴中袅袅缭绕、几乎无法辨识的声音。可能因为用了什么强效漂白剂，毛巾已经变成发亮的淡蓝色，起了细细但尖锐的绒毛。灯罩破了，灯光黯淡，看东西很吃力。朝西的墙整整一半是玻璃。甚至现在，都还只是春天，可到了下午就叫人吃不消，你只好去拉开那脆弱金属做的搭扣（脆弱金属做的：在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搭扣似乎就要弯了），把窗子打开，但放进来的却是一大团更热的空气，还有人与车、喇叭与警笛的轰隆巨响。

但万万没想到那么幸运，窗外竟是一幅看了让人仿佛回到过去的美景，让人误以为在观赏一幅托马斯与威廉·丹尼尔十八世纪末在印度所绘、后来在伦敦制成蚀刻版画的大型风景画的原图。这片风景是流经黄褐色及灰绿色两岸的戈默蒂河[3]——或是它较低的河槽，水流充盈平静，水道不宽。

丹尼尔兄弟的风景画常常是利用暗箱画成的，观看者会觉得画中的远近距离很长。近看，丹尼尔兄弟的印度风景蚀刻版画则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细部描绘，可以分辨出许多人物，其中有些甚小。从旅馆房间看到的戈默蒂河景观就有那种距离感，那种细微的充实感。

右边河岸上有一条人行道，整条道上都有人走动。从我所在的远处看去，这些只是细小、分离的人影，他们衣服的颜色不易辨别。道后的树木挡住了河岸那一侧的住宅街道。较前面的部分，在满水的低河槽之上但比有人走动的右岸走道低了许多的地方，有一片宽阔、形状不规则、无树的滩涂。往左边颇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像小黑点般移动着的黑水牛使这片河滩有点非洲或美洲荒野的样子。早上，在较近的右边，男洗衣工把洗好的床单和衣服摊开来晒。在河滩中央部分，就在流着水的河槽边缘，有一些相隔甚远的小屋，其墙壁用泥颜料刷成粉红或白色，有些墙上贴着印地语广告：单房的斜顶小屋倒映在平滑的水面上。这些小屋属于游泳俱乐部。周末，男孩们在河里游泳，但不会离开河岸和小屋太远。

就在旅馆下方的河左岸有几所印度教寺庙。在同一岸上的远处是勒克瑙旧城的几个宣礼塔，让我想起我在一九六二年前往探索旧勒克瑙辉煌历史的清真寺和斋期集会所。往下被树遮住的地方是市场巷道，那里在一九六二年仍有《一千零一夜》的气氛，但拉希德说，现在内行人看到的是这个穆斯林城市的最后的悲剧。

有一天早上，我跟他去看一看。巷道里人太挤，空间太小，东西太单调，访客可能会以为这地方只有一种文化，也可能看不出拉希德所看到的差异。

跟一般印度市场的情况一样，店铺与摊位只有窄小的空间，面临巷道的一侧完全敞开，一家连着一家，几乎没有间隔。地板比巷道高了几英尺。摊位中间或下面的水沟把水和废物排到巷道两侧的水沟里。拉希德说，这些废水并不会流入较大的排水沟，而只是积留在无盖的水沟里，慢慢蒸发。

所有店铺和摊位都装了铁门，为了防范暴动，每一间店铺及相连的房子都盖得像堡垒。有些原本应该是店铺的地方如今只见一堆瓦砾，仿佛由于年岁、脆弱或腐蚀，店铺及相连的房子终于向内崩塌——从这个小例子出发，你可以设想城市的地面高度会如何一层一层增高。

这里一直有市场吗？这个地点有没有可能曾经只是一块空地？拉希德和我走过一个纪念性的大门，一个以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为名的拱门。他于一五五六年至一六〇五年在位。这座拱门可能是十六世纪晚期为了纪念皇帝驾临而建的，因此，市场的轮廓在当时（莎士比亚在世的年代）应该就是目前的样子。龟裂的灰泥底下看得到扁而小的勒克瑙砖块，这些是较近——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历史遗迹。砖块的排列方式跟建筑结构一致——譬如，在拱门上排列成同心的弧形——因此，它们看起来像是磁铁四周依照磁力方向排列的铁屑。

市场靠外部分的店铺不是纯属一类的，卖货的是印度教徒，工匠则是穆斯林。两者有各自的历史和特殊传统。工匠做简单的活儿。他们把细银条打成薄到几乎要碎裂的银箔。他们制作廉价鞋子；他们做一种本地特有、叫作“齐坎”的刺绣；他们做缀珠刺绣。印度教徒店老板或者是北方邦的商人种姓，或者是两三百年前来到此地、留下来以放利或买卖为业的旁遮普刹帝利种姓。

五家店之中有一家卖的是同地较大店铺所需的东西：齐坎刺绣所用的线、浮花织锦所用的金银箔片、齐坎刺绣打图案所用的木版、印度单式簿记所用的宽页账簿。有些店卖风筝：勒克瑙还保留了放风筝的旧俗。有些店卖金匠的器具；有些店卖印度教徒拿到寺庙供神的鲜花。拉希德说，大致上，市场靠外一部分的店铺卖的是跟印度教徒及穆斯林传统生活有关的基本日常用品。

年纪很小的男孩盘腿坐在他们窄小铺子的前面、就在水沟上方的地板上，用锉刀磨着针——这是大店要用来做浮花织锦的针。这些针看来像是圆珠笔的塑料笔芯，它们有那么大，也有类似的尖头。每支卖一卢比。要赚到任何钱，一个男孩可得磨不少针。

清真寺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可能就建在昔日店铺和房子的废墟之上：这里的清真寺就像是一种民俗艺术，装饰过于华丽，结构不够坚固，漆工相当用心。拉希德跟我走着的时候，在市场的噪音之中，扩声器里传来一位毛拉尖锐的声音。那拖长的声音中充满激情：他可能在念诵古兰经的某些段落。拉希德说，事实上，那个用扩声器喊话的人只是在说：“捐钱给清真寺，进天堂黄金殿。”

最单纯的信仰：虽然市场靠外那部分的店家不全是穆斯林，整个市场的活动却像是伊斯兰信仰的表达，这里的一切也让人觉得都是为了信仰。卖《古兰经》的店铺最亮丽，店里吊着轻细得像羽毛的金银色纸穗。在市场单调货品的衬托下，这些用来绑女孩或妇女头发的穗子特别抢眼。这些店摊不只卖《古兰经》，也卖装《古兰经》的盒子、念经时摆《古兰经》的书台、念经时点燃的香、念经时戴的小帽——因为头上没有遮掩是不准念经的。念经帽分别有鲜艳的橙色、红色、绿色。另外也有钩针编织的小帽。

拉希德说，十一点店才开门。理由是，虽然店主住的地方离店铺不远，他们中午却不回家用餐。一旦到店内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坐在布块或麻布或毛毯或棉毯上——他们就整天待在那里。一如为他们工作的工匠，他们也是市场的囚犯。店主的住屋从市场主要巷道两侧的窄弄进入，那些隐蔽空间的居家情况跟巷道里所见的工作情况没有太大差别。

从市场某处开始，之前印度教徒及穆斯林混在一起开店的情况变成了只有穆斯林开店。这个转变对拉希德是够清楚了，我却不太看得出来。拉希德说，过了那里，人群更加拥挤，人们的身材变得更瘦小，他们营养不良，发育不全。我眼睛适应（或觉得已经适应）之后，确实看到市场这一带的许多孩子细瘦干瘪，眼神茫然，其中不少还有皮肤病。

这片地区到处有小型私立学校，但市场的穆斯林儿童大多没有接受过现代式教育。父母不认为那种教育对他们的孩子会有什么好处，他们也深深觉得那种教育是为其他人而设的。当然，教育和知识是好事，但对于身为穆斯林的他们来说，纯正而未受污染的实用知识只能在《古兰经》学校与神学院得到。这些拥挤巷道和店铺里的信徒不需要信仰之外的任何东西。空间的窄小反而令人更加感受到空间内部的舒适和安全，更加感受到外面的败坏。

不少儿童——男孩——就读于市场内的神学院（一栋新的大建筑）或《古兰经》学校，但大多数在八岁或七岁或六岁甚至五岁的时候就由父母送到市场内各种简单行业的店里当学徒。拉希德说，如果有些照顾摊子或在店内工作的小孩看来心存畏惧，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在父母送他们来当学徒的这些店里，主人或雇主的监工会“痛打他们”。

拉希德说：“这是一个没有东西吃的世界，还有什么比饿肚子更悲惨？”

但是，虽然在纯属穆斯林的这一区，拉希德只向我指出悲惨之状，我却觉得，跟市场外侧混合区那些单调乏味的店摊比起来，这里更有节日和欢乐购物的气氛。这里有人修手表，有人卖风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店都卖风筝），有人给相片裱框，有人卖烤肉串，还有卖烟火的摊子。

在店摊附近总是有几个来自贫民窟的异装癖和阉人；他们模样放肆挑逗，仿佛是勒克瑙往昔的腐败遗迹；他们穿女性服装，戴廉价珠宝，讲着淫秽笑话，向人乞讨：色欲的阴猥找到了这种仪式化、半荒诞、安全公开的表达方式——这个巷子里妇女行迹罕至，纵使来到这里的妇女也都从头到脚裹着黑衣，你看到的只是瘦小的人形。这些阉人和异装癖出卖他们的肉体，他们有市场。

“他们是性玩物，”拉希德说，“你想得到吗？”

这些在勒克瑙充当祭品的阴阳人蹲坐在巷子两侧靠近水沟、店铺地板下面的地方。他们半男半女的脸孔憔悴，多皱纹，涂了俗丽的胭脂，不过，他们有男人的牙齿，粗大、污黑、有缝隙。

低沉、此起彼伏的锤声从几家店里传出；每家店各有四五个到六个男孩或年轻男子或蹲或坐，把细银条打成非常细薄的银箔。这些银箔是用来摆在甜点或其他美食上头，借以显示奢华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用途。银条先放在羊皮中间，再用大锤子捶打。他们把大约十二条银条一一夹在羊皮中间叠起，然后一起捶打——我后来读到，由于比较柔韧，羊肠最适合这种活儿。要把银条捶成箔片得花两三个钟头。一片银箔按大小可卖半个卢比或一卢比。照这样一天工作下来，一个年轻男子可以打出市价十八到三十六卢比的银箔。扣除银条和店铺的成本，一个年轻男子每天在窄小空间里跟着其他人不断敲打——说是你我相随也好，互相竞争也行——能赚到的也极其有限。如此打出的银箔容易碎裂，用手指一碰就会断成碎片。这些银箔几乎不具有商品的功能，人们将它们夹在不用的书籍里存放起来。

拉希德说：“这里的所有工作都有这种摧毁灵魂的效果。他们做这些工作只是因为他们父亲先前也做过。他们恐怕从未走出这个地带。无论是打银箔或是做刺绣或浮花织锦，为了让这种无聊工作有点生气，他们听电影歌曲及宗教歌曲的录音带，把音量调得很大。他们用玻璃杯喝不少茶。喝茶是有理由的，喝了茶就没有胃口。需要小便的时候，他们就走到路上解决。

“一切水平都这么低。教育水平这么低，需求和技术也是这么低。除了晶体管收音机和偶尔有的电风扇之外，他们仿佛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休闲活动是下面这样的：花一百卢比去租一台电视和三卷录像带。那一百卢比是好几个人凑的。他们四五十个人整个晚上就坐在那里看那三部影片。这个地区大约有六十家电视和放映机出租店，生意都很好。这当中也有一点剥削。手上有点钱的人会在晚上某个时段租用电视——做这种事的人每天都会这样做——然后再以多二十卢比左右的价钱把那时段（以及电视机）转租给别人。

“儿童所受的教育顶多只是读了《古兰经》，女人完全没受过教育。他们近亲结婚的情况很普遍。堂表也可结婚。这是某些生理畸形的原因。男孩早婚，年龄不过是十五六或十七岁。到了四十岁，男人已经做了祖父，垂垂老矣。他们吃得很不讲究，都是肉和面包，没有蔬菜。他们卫生状况很差。大多数人一辈子没碰到过半个印度教徒或非穆斯林。到波斯湾区赚了钱的人回来后还是住在贫民窟里。他们在那边盖大房子，让左邻右舍夸赞。

“他们大多是什叶派教徒，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新年。”这是纪念什叶派创教者阿里[4]的儿子侯赛因殉难的日子。“在别的地方，新年为期十二天到四十天，在勒克瑙它却长达两个月零八天。曾经有一位奥德的王后许下诺言，说如果她的某个愿望实现了，那么奥德王国的新年将有两个月零八天之久。新年节日让这里的什叶派有了共同的认同。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号哭，他们捶胸，他们用刀子割自己，他们哀叹。这让他们得以忍受悲苦，也让他们走出屋外。这些新年期间的活动使他们跟属于多数的逊尼派关系紧张。结果是，勒克瑙从未发生印度教徒跟穆斯林的冲突，只有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冲突。

“这一带清真寺不少，按时从四面八方透过麦克风及扬声器传来的声音。逊尼派和什叶派说的是一样的语言，但时间稍有不同。因此，一天有十次宣礼，而不是五次。

“还有为期一个月的斋月，白天必须禁食。在那个月之间，餐厅白天不营业，晚上才开门。这让人觉得有一种真正穆斯林旧城堡的气氛。”

在纯粹的穆斯林国家，人们对其宗教信仰可能会看得比较轻松，他们也可能相对不容易神经过敏。但在这里，大家都知道，出了市场的巷弄就到了另一种信仰的世界，而来自这个外部世界的是威胁和挑衅。

我即将离开勒克瑙时，拉希德告诉我一些最近令人担心的威胁。有一个班加罗尔人向法院提出请愿，以《古兰经》鼓吹叛乱为由，主张印度全国查禁所有版本的《古兰经》。这项请愿是挑衅的举动，照理不应该认真看待。但，拉希德说，一名法官——女法官——却过分拘泥于法律条文而同意受理。这引起了暴动。后来另一位法官否决了提案，认定《古兰经》跟《圣经》一样是“基本文献”，因此超乎那种法庭请愿的范围。

还有三百英里外的小镇阿逾陀的一座清真寺引发的问题。这座清真寺已被印度教徒改建成寺庙。对印度教徒来说，阿逾陀是个重要甚至神圣的地点。它是《罗摩衍那》主角罗摩大神的出生地。有些印度教徒说，穆斯林入侵之后，在罗摩的出生地盖了一座清真寺。独立之后，印度教徒希望收回该地。拉希德说，为了避免暴动，清真寺在一九四九年关闭了。然后，大约在四年前，事态有了变化。一名印度教徒向地方法院提出请愿，要求法官允许印度教徒在清真寺祈祷。这项请愿通过了，清真寺的门锁被打开；清真寺落入印度教徒手中，至今未变。过去发生过几次暴动，有人丧命，激烈的争端犹未停息。

第三项威胁跟穆斯林的私法有关。一个有钱的穆斯林律师和第一任妻子离婚，然后再娶。他按照他们的穆斯林婚约，付给第一任妻子一笔钱。被抛弃的妻子后来向印度法院提出告诉，要求前夫也必须按月付她赡养费（这是拉希德的说法）。经过二十年，这案子终于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审理法官指出穆斯林私法的缺失，判定女方可以获得赡养费。穆斯林认为这干预了属于他们信仰一部分的私法，因而群起抗议。在抗议的压力之下，印度政府通过法案，使最高法院的判决失去效力。

帕尔宾住在勒克瑙旧市区一栋老式、宽敞、有围墙的穆斯林房子里。前头是客厅，私人房间则在后头。两年前，帕尔宾决定涉足政治。其他妇女——无论是不是穆斯林——忌妒她，但帕尔宾在政界已经有些成就，不久前还率领一团穆斯林妇女晋见了总理。帕尔宾客厅的赭色墙上就挂着几张那个场合的照片。

帕尔宾是个面貌姣好、仪态端庄的女人。她的家族出过律师、地主及政府高官；她所属的阶级曾是此地的统治阶级，她就洋溢着该阶级的自信。她跟市场中的穆斯林以及偶尔在那里的巷道匆匆来去、戴黑面罩的娇小女子可说有天壤之别。她不戴面罩，言谈清晰有力，但有时也会出人意料地露出女性自制的一面，让你想起她来自一个特殊文化，想起这栋有女性隔离空间的穆斯林房屋代表了她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部分。

她要从事的是“世俗”政治，她的意思是说，要以穆斯林妇女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这个抱负完全没有冲淡她的宗教信仰。她说，穆斯林信仰有某些方面属于“律法”：它们没有讨论的余地。妇女权利便是其中之一。

在伊斯兰社会里，妇女享有许多权利。她们的权利——这些原本就是“律法”——无须再由国家来修订，譬如，她们享有继承双亲财产的权利，印度教妇女没有这种权利。穆斯林妻子在婚姻期间收受的东西都属于自己所有，西方妇女则得不到这种待遇。议定婚约时，男人必须允诺，如果他跟妻子离婚就得付给她一笔金钱。那就够了，穆斯林妇女无法接受付赡养费的做法。妇女为人妻之后并不表示她就会变成用人。离婚之后，前夫只会变成一个陌生人而已，此后妇女就不应该从他那里拿钱。其他国家或社会可能会想根据时代需要改变人们的权利，但《古兰经》已经为穆斯林立下了永世不移的律法。

这些是强烈的言辞，但帕尔宾在我旅馆房间谈她的政治活动时——拉希德在一旁帮她用英语解释——却说得平平淡淡。她是信仰的护卫者。但她对待信仰——完整、充分陈述的信仰——却能够轻松自如。以她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言，这种态度甚至是她的自信和能力的一部分，也似乎让她适于从事她想要从事的公众活动。

她有组织才能。有人为她弟弟选了新娘，那天她就要去见——非正式地——那位年轻女子。她会前往一个远方的小镇拜访朋友。在朋友家里，她会碰上——表面上只是不期而遇——她弟弟要她去见的年轻女子。

帕尔宾过着顺遂的日子，她不像拉希德那样悲观。拉希德是单身汉，喜欢读书，乐于独处。他常默默沉思，心情容易变化。他很喜欢他的公寓，喜欢静静待在家里。

至于市场里的穆斯林——当然，帕尔宾说，他们陷于无知，很难跟他们沟通。不过，虽然大家把这种无知和闭塞看作穆斯林特有的问题，其实印度许多其他群体，譬如乡村居民和表列种姓也是半斤八两。

可能是这样的比较让拉希德感到沮丧。穆斯林曾经统治过这里，是发号施令者。如今，中产阶级迁移到巴基斯坦之后，他们已经人寡势弱，虽然个别人士仍受到敬重，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地位却很低。

拉希德出生于一个古老的什叶派穆斯林家族。他的一位十八世纪中叶的祖先是商人，拥有七艘船只进出孟买。拉希德说，或许严格说那些并不是大船，可能只是小帆船。那位祖先事业倒是很成功。他甚至还盖了一处斋期集会所，其式样系以什叶派在伊朗及伊拉克为穆罕默德后代所建的陵寝之一为蓝本。在当年，事业成功的什叶派教徒通常会修建斋期集会所，希望借其促进宗教问题的探讨。

十九世纪另一位祖先曾在末代奥德省督的宫里做过官。当英国人把这位统治者放逐到加尔各答时，拉希德的祖先随行前往，并在加尔各答住下，直到八十年代去世。拉希德的外祖父是一个较大的王邦的行政官。他照顾家族中每一个人；他写诗；他一副爱德华七世时代绅士的打扮。拉希德觉得——只凭照片——这位祖父看来有点像罗素。

拉希德的祖父是家族中第一个学英语的人。他在铁路局上班，任职于当时的勒克瑙新火车站——至今仍是勒克瑙令人难忘的建筑物之一。拉希德的父亲在刚成年时觉得可以当警察。当时，身为地主的上层阶级穆斯林大多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以律师及医生为业。像拉希德父亲这一类人则进入警界或政府。拉希德认为他父亲长得很英俊。他身高五英尺八英寸，比拉希德高了一两英寸。他脸上有少许天花痘疤痕，不过，当年几乎每个人都有麻点。

那年头，像拉希德父亲那样的人很容易进入警界。有人带你去见英国警官，把你引荐给警方。警官会说：“叫他后天开始来。”这正是发生在拉希德父亲身上的情况。他就这样进入了警界，从巡警做起，这是警察的初级职务。但他只做了三天。他讨厌那些操练，受不了教官的恶言谩骂。他没办法把这看成只是必要的过程，只是锻炼的一部分，他要马上离开。

然后，他决定从商。他跟一位兄弟在勒克瑙开了一家店，贩卖照相机和摄影器材。这是一九一一年，即国王皇帝乔治五世登基的那一年：大英帝国及英国统治印度的巅峰时期。拉希德父亲那年开的照相机店在帝国时代的印度经营得很顺利。它适得其所，随着摄影技术一起发展，成为了这一类店铺中最好的一家。他后来在印度其他城市开了分店，这些店大多开设在人们避暑的山区旅游地。勒克瑙本店位于一条叫作哈兹拉特衮吉的商店大街。在帝国时代的日子，哈兹拉特衮吉——如今拥挤不堪，一团脏乱——每天傍晚都会有市政府的水车来洒水。

哈兹拉特衮吉街上的其他店是英国人、犹太人和祆教徒开的。拉希德特别记得一位名叫蓝道的犹太人所开的店。蓝道在街角有一家很大的店，卖的是手表。他店外有骑楼走道。一楼有锻铁柱子，建筑的二楼是住家部分，前面有一个阳台，设有由较细柱子顶起的拱门，跟楼下较粗的柱子相呼应。安德森兄弟是一家裁缝店，他们在一九四七年独立后结束营业。麦格雷戈也是裁缝，他并未在一九四七年离开，继续留在勒克瑙，在那里过世。麦格雷戈的顾客包括印度王族和英国人，以及印度政府官员。“‘麦克’做的外套你一眼就看得出，”拉希德说，“可以穿上三十年。”

出生于一九四四年的拉希德记得他父亲的店里有缅甸柚木做的陈列柜。这些柜子是由勒克瑙的穆斯林木匠根据他父亲的设计做成的。店铺就像俱乐部，外地人和游手好闲的人都不敢贸然进入。“金钱不是主要的问题。人们到店里是来见我父亲和他们的其他朋友的。”

拉希德的老家位于勒克瑙旧市区，里面有妇女专用的空间。客人不能进入主屋，他们只能待在屋子最前面、另有入口的客厅。客厅里摆设的是勒克瑙制造的英国式样的家具：极其笨重，非常不舒服。客厅后面有几个其他的房间，再进去是主屋的院子。夏天一家人在院子里睡觉。首先在院子里洒水，让温度降低。然后仆人把绳编床排成几列，用竹竿架上蚊帐。院子里还有一个台架，上面放着几个装了饮用水的水壶，让水过夜后变凉。院子一角摆了一张大方桌，桌上铺白布，中央再铺有色的桌布。食物摆在那张方桌上。拉希德父亲九点从店里回来，晚餐在此时开始。

几乎就在拉希德熟悉了这种井然有序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时，他家的运道开始转变。一九四七年独立时，拉希德父亲想迁往巴基斯坦。他有一个侄子在山城木苏里[5]照料分店，他要这个侄子把木苏里的存货运到如今已属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的分店。侄子照办了，不过，在那些日子的混乱当中，侄子却把卡拉奇分店转移到他自己名下。

“我父亲一筹莫展，他打消了搬到巴基斯坦的念头。”

“你堂兄后来呢？”

“他在一场摩托车车祸中受伤，截了一条腿。可以说他罪有应得，但我们也没什么好高兴的。”

从巴基斯坦逃难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开始来到勒克瑙。

“我们对他们很陌生。住在我们屋后的那家人虽然不是很有钱，却是有教养的穆斯林。他们在一九四七年搬到巴基斯坦，房子后来被分给了一户难民。我一直记得，新搬来那家人的母亲叫小孩在纸上大便，然后把粪便丢到隔墙这边我们的院子里。我们提出了抗议，他们也听了进去，就不再那样做了。他们大概是从旁遮普搬来的，不过我不确定。

“城里慢慢地可以看到新招牌了。老店本来是穆斯林开的，现在新招牌写着不同的名称。原先不搞噱头、英国作风的店铺变得花花绿绿、灯光耀眼，还播放音乐。在勒克瑙旧城阿明那巴德，信德省来的人开了一排又一排的布店。他们一来开店就大喊大叫，要你到店里看看。‘大姐，进来吧，进来瞧瞧。’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事。他们店里没有玻璃柜，只有摇摇晃晃的小箱子。不过，当时搬过来的人之中现在已经有不少开了非常大的店，店里的装潢都是镀铬金属和玻璃做的。

“他们比我们会做生意，比较会推销。他们会卖走私货——我们从来不碰这种东西。他们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我们的货品开始滞销，在店里变旧，也更加没人要了。”

一九五一年，印度废止柴明达尔土地所有制。“地主所拥有的土地被削减，遗产的大部分不能继承。英国人在一八二八年建立了柴明达尔制度，取代莫卧儿帝国的曼萨达尔制度。在曼萨达尔制度下，地主得到土地拥有权，然后在必要时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马匹——在这制度下，你必须缴纳的马匹越多，地位就越高。到了一九五一年，许多在勒克瑙拥有大房子的柴明达尔或大地主——这些是在外地主——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他们之中许多人搬到了巴基斯坦。柴明达尔制度废止之后，我们的顾客一下子流失了。整个经济突然之间改变了。英国顾客也走了。我家的店是前后几任省长的‘特约店’——它有那样的地位。

“哈兹拉特衮吉的店铺不再粉刷，街道变得比较脏。人行道上摆了许多摊子，走道上无法通行。整个气氛都变了。”

在这生意上的灾难同时，还发生了一桩家庭悲剧。拉希德家在木苏里有一栋避暑别墅；有一年夏天，他哥哥在那里溺水身亡。总之，独立前后那几年，拉希德父亲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九四六年发生在加尔各答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惨重冲突暴动，一九四七年的国土分割以及卡拉奇分店的丧失，柴明达尔制度的废止，最后是长子的死亡。

孩子倒不像大人那么苦。当时，拉希德正在勒克瑙一家著名的旅印英侨学校——马丹学堂——就读，日子过得很惬意。马丹学堂是十八世纪法国冒险家克劳德·马丹创办的。来到印度之后，马丹曾在几任奥德省督手下效劳。他娶了一位或数位印度妻子，把巨额遗产的一部分捐出来设立学校供欧亚混血儿童就读。一百五十年之后，勒克瑙的马丹学堂仍然具有多样性和世界性，虽然家里碰上不少麻烦，拉希德多少还能够安安稳稳长大，而且几乎不受政治变动的干扰。

“学校里有来自每一个社群的男孩，他们全都有同样的中产阶级背景，他们的家人都互相认识。对于周围的世界，我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我生活在那个世界里；我有我的家人、大家族、堂表亲。宗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什么包袱。我从许多方面得到帮助——学校啦，还有到家里来找我父亲的朋友那里：各种宗教的人都有。我们先后跟随好几位先生读《古兰经》，但从未读完第一章。

“我父亲从未强迫我们去清真寺，我自己从来没有被迫去过清真寺。我生性就是这样，倒不是有什么神已经死亡的看法。我们会到斋期集会所或朋友家里参加会议，表面上是去听关于卡尔巴拉战役以及阿里之子侯赛因殉难的宗教讨论，实际上只是社交。这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在纯粹的伊斯兰教养之外属于什叶派做法的一部分。我父亲会绝对坚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新年第十天我们必须赤脚走到塔尔卡托拉卡拉巴拉，一个附设于斋期集会所的什叶派墓地。我们也同时借这个机会给祖先上坟。”

在他成长期间，拉希德难免意识到独立和国土分裂的种种后果。

“我姐姐得嫁给巴基斯坦人，这是必然的事，因为印度的穆斯林境况并不怎么好，而巴基斯坦人也想娶老家的女孩。印度的穆斯林境况不好，因为分裂之后他们找不到工作，而且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占多数的社群对他们心怀怨恨。这是其来有自的。你先是吵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却又赖着不走。

“这里也涉及适者生存的问题。分割之后，每个穆斯林家庭都被拆散了。所有家庭都受到影响。父母留下来，儿子离开。留下来的人没能力应付激烈的竞争局势。他们中有许多是地主，缺乏求胜意志。我哥哥先后在印度和美国读书，成绩都很好，但回到印度之后却整整半年找不到工作。他前往巴基斯坦，马上就有工作了。

“接着语言开始改变。这里的小孩学印地语，穆斯林父母也不教小孩乌尔都语。我们真可说是把乌尔都语谋杀了。不像亚美尼亚人对他们的语言或犹太人对希伯来语那样，我们没有做任何保存的努力。除了宗教之外，语言是穆斯林最宝贵的东西，因为那是他认同的要素。乌尔都语比较接近西北部上层社会通用的印度斯坦语，但印度斯坦语开始改变，开始受到梵语影响，变成印地语。”

一九七一年，拉希德父母前往巴基斯坦参加数年前搬到那边的哥哥的婚礼。他们在那边的时候，爆发了为孟加拉而起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拉希德已经上了岁数的父亲这期间在巴基斯坦过世，他母亲则留下来，跟已婚的儿子住在一起。

“我生活中的另一条线也断了。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父亲店里当学徒。他在巴基斯坦过世之后——反正生意也一蹶不振——我就把店关了。”

那家店是在六十年前、国王乔治五世登基那年开设的，它在巴基斯坦分裂成两部分那年关闭。虽然拉希德没有提到，但店的整个历史正好落在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

拉希德开始过着飘忽不定的日子。他前往英国，在那边打零工。他曾经挨家挨户推销两英镑与五英镑的半年期意外保险。他得去敲人家的门，然后说：“早安，请问您是主人吗？敝姓拉希德，想必您会对这个有兴趣。”他很讨厌敲人家的门。有一天——这让拉希德想起在勒克瑙那家街角大店卖手表的蓝道——一个从法国来的犹太古董商跟他坦诚地谈起来，有点关心地说，他在伦敦做保险推销是做不来的，应该回印度去。拉希德转去煎饼店打工，又到一家肯德基炸鸡店工作。他学会了怎样用电锯把一只鸡切成大小相同的九块，怎样把鸡块油炸十一分钟。他一天要切上一百二十只鸡。

两年之后，他离开英国，前往巴基斯坦。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没有“身份认同危机”，宗教并不是辨别人的特点。但他不喜欢巴基斯坦的拜金文化，不喜欢人们在商场上的厮杀之态——这些人还在勒克瑙的时候比较悠闲自在。他看不惯人们拿金钱财富来夸耀。在勒克瑙，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他离开巴基斯坦，回到印度，在孟买一家出口公司做了三年。

他等着一笔遗产，希望用它来做房地产买卖。但是，他碰上一个对宗教族群问题颇有成见的官员，从此就问题重重。他在那时提出的诉讼一直悬而未决。现在，这件案子已近尾声，他应该可以拿到该得的遗产，不过他已经浪费了好几年宝贵时光。

“先前我从未遇到过宗教族群问题。宗教族群暴动只有在低层阶级之间才会发生，就像我们听到的巴基斯坦族群问题一样。读或听到这种事的时候，我知道我哥哥不会介入其中，他的房子会安全无虞。因此，在这边，我跟印度教徒朋友来往，从来没有多想——直到我必须面对一个对宗教族群问题很在意的官员的怒气。这确实让我受到震撼——有人拿笔一挥，我的一生就变了那么多。

“一九七一年的印巴战争不但改变了穆斯林的生活，也改变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穆斯林再也不能声称他们比别人优越了。印度在这个次大陆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每个穆斯林对巴基斯坦都有一份特别的情感，每个人都因为那个国家的实验不到二十五年就失败而感到悲伤。美梦已经破灭。巴基斯坦战俘被关押了两年。这件事让人一直忘不了。

“我也发现了私人交往方面的变化。我的印度教徒朋友开始说教起来。‘穆斯林到底要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他们开始认为穆斯林的信仰以及他们眼中的穆斯林陈规陋习应该进行改革。‘你们穆斯林还要这样持续多久？还要依赖你们的毛拉、你们的小群体多久？’可悲的是，他们说的大部分是事实。我虽然觉得不是滋味，却必须接受。”

奥德末代省督的主宫——勒克瑙的凯泽巴宫——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期间几乎完全被英国人摧毁。一八六七年，当英国势力大致已经再度巩固、不受挑战时，英国人把凯泽巴宫尚存的部分赠与穆罕默达巴德郡的大公，作为他在城里的住所。

将近七十年之后，大公的一个后裔担任了穆斯林联盟的财务主管，同时鼓吹建立另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十年后诞生。但这时——仿佛他没有完全设想到巴基斯坦建国后的种种情况：勒克瑙位于印度境内，离巴基斯坦好几百英里——大公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流浪者。一直到了一九五七年，他才回归他所鼓吹建立的国家。那年，他入籍巴基斯坦，其结果是，在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期间，大公在勒克瑙的所有财产，包括宫殿和土地，都被印度政府当作外敌财产没收。

现在，这些家族财产仍然是外国人（不再是外敌）的财产。他们向印度政府申诉过，大公的儿子阿米尔如今住在一百二十年前英国人赠予他祖先的凯泽巴宫里。

我先前在帕尔宾的客厅里见过阿米尔。他穿着印度式晚礼服，长外套和窄裤。他身材矮小，容貌优雅，体格结实，举止有王子模样。在英国读了寄宿中学和几年剑桥大学，他的言行举止带有英国味。但是，下一回我在他宫里的图书馆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当他说另一种语言——譬如乌尔都语，或是跟可能把他尊为王子或信仰护卫者的人——穆斯林，什叶派教徒——在一起时，他就变得很不一样。较近的历史让他有许多种作风和个性，也让他承受他祖先从未面对过的种种压力。

阿米尔目前参与北方邦的政治大概有三年之久，他是邦议会的国大党议员。他父亲曾经参与穆斯林联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组织是反对国大党的。不过在当前的印度，国大党却是对穆斯林最有利的政党。而且作为政治人物，阿米尔还使了一个花招，为了确立家系传承以及让地方上的什叶派和穆斯林社群有“身份焦点”，他自称是穆罕默达巴德的大公。

按理说，他父亲跟巴基斯坦的牵扯应该会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但阿米尔说，虽然穆罕默达巴德的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印度教徒，他们却从未对他或他的家族有过敌意。阿米尔以他父亲为荣。他父亲笃信宗教，还有几分神秘主义倾向。阿米尔说，他痛恨所属的阶级。

“我父亲从来不想当统治者，他没有做大公的意愿。他一点都不认为应该因为这种身份受益。他认为从地产中得到的收入是不正当的，因为那是不劳而获的东西。”

阿米尔父亲童年时就受他母亲影响得到了那种想法。她——阿米尔的祖母——出身于一个把学问看得比财富重要的贫穷穆斯林学者家族。

“我祖父是一位人品优秀的大公，但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结了两次婚，因此跟我父亲关系不好。我父亲无疑就是在那时形成了他对所属阶级的态度。这是我最早听父亲讲的话之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阿里的训诫：‘巨富之得，必先践踏他人权利。’还有：‘每一口美食的代价都是劳动者的饥饿。’”

我说，这种说法适用于贫穷或封建国家，但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阿米尔说，“住在英国的人可能无法了解存在于印度的贫穷和悲惨。”

虽然阿米尔没有直接这样说，他父亲可能是出于宗教情怀而鼓吹建立另一个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的——不只是穆斯林的国度，也是宗教国家。阿米尔父亲很年轻时就开始穿土产手织衣物。他于一九三六年以二十一岁之龄加入穆斯林联盟时，放弃了自己及家人所喜爱的音乐——印度古典音乐、西方古典音乐和伊朗古典音乐。

阿米尔出生于一九四三年。两岁大时，他穿了耳洞。奴隶穿耳洞是穆斯林国家的习俗，阿米尔穿耳洞即表示他已被卖给伊玛目：家人把这个孩子奉献出来为什叶派信仰效劳。效劳很快就开始了。一九四七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独立时，时年四岁的阿米尔开始随着父母游荡。

“分裂之后，我父亲离开了印度。他很看重使命，但他不是政治人物。独立之前不久，我们正在俾路支省的圭达，它在后来的巴基斯坦境内。独立当天，我们越过国界到了伊朗。我们先到扎赫丹，从那边搭乘两辆车前往麦什德，再转往德黑兰。接着，我们搭飞机到伊拉克，随从则走陆路。那是在一九四八年。”

虽然他们过着这种漂泊的日子，阿米尔父亲之前却未从印度汇出任何钱。他只带走了书籍和地毯。

“他们邀请我父亲回印度，但有一些条件：他不得从政，他必须谴责海得拉巴的王邦君主，他必须公开反对宰牛。他说他可以承诺自己不吃牛肉，但无法公开反对宰牛，因为牛肉是穆斯林最便宜的食物。”

仍然持着印度护照，他们在伊拉克前往卡尔巴拉。这是阿里之子侯赛因战死的地点，什叶派视之为圣地。在这块圣地上，阿米尔父亲兴起了一个念头——或许他早就有了这个念头——想要儿子成为阿亚图拉，即什叶派宗教领袖。一九五〇年，阿米尔七岁时被送到卡尔巴拉一所宗教学校就读。他在那所学校待了两年。这时他父亲——他以进口印度茶叶及黄麻为业——改变了心意，决定阿米尔终究要接受世俗教育。阿米尔说，这并不表示在宗教层面就从此弃而不顾。阿里曾说：“敬神之最佳方式在于内省及思考，敬神之最佳方式莫过于内省、思考及求知。”在阿里之前，先知穆罕默德则说：“就算必须跋涉到中国，知识仍值得求取。”

我问阿米尔：“他们所谓的知识是什么？”

他说：“有人问过阿里，‘何谓知识？’他说，‘知识分两类，一类为诸宗教之知识。’有趣的是，他说的是诸宗教，而不是单一的某种宗教。‘另一类为物质世界之知识。’”

他们起初想把阿米尔送到一家印度境外的耶稣会学校，后来则决定让阿米尔和他母亲回勒克瑙，在那边，九岁大的阿米尔到那家英侨学校马丹学堂就读。这时候阿米尔——他在帕尔宾的客厅里看起来那么有英国味——开始说英语，先前他说的是乌尔都语和波斯语。

他接触一种又一种文化：这个就读于马丹学堂的男孩觉得，经过伊拉克那段时日之后，他已经有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或伊朗人了。每天从马丹学堂放学之后，晚上在家里还有特别的宗教课程，上课地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坐的宫殿房间——房间里一片清凉，坚实的砖工属于老勒克瑙的建筑传统，地板是水磨石子，书架嵌入带着湿痕的石灰墙内。

穆斯林及什叶派的节日也时时让他不忘宗教信仰。新年期间阿米尔休假十二天——“马丹学堂校长很不赞成”——然后为了纪念侯赛因殉难后的第四十天，又休假四天。新年结束时有八天假期，斋月——斋戒涤罪的月份，也是阿里殉难及真主开始启示《古兰经》的月份——另有四天。

就读马丹学堂时，阿米尔跟母亲、两位姑妈、叔叔和婶婶住在宫殿里。为了防范不良影响，家人不允许他去找别的男孩或跟他们家庭扯上关系。他有专人照看，那是一个自己没有孩子、日夜全待在宫里的男人。这个人——让阿米尔惊讶的是，他也懂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如影随形”地跟着阿米尔，甚至在他看电影或去餐馆时也不例外。到了马丹学堂，阿米尔上课时，这个人就在车里或在车外地上铺张地毯坐下来等待。

“因为这样，我变得沉默寡言，非常内向。我很不善言辞。如果有外人在场，我就沉默无言。

“那时候我在衬衫里面戴着护身符，同学总会去摸那些东西来戏弄我。我还戴耳环，扣在耳洞里。我在右耳戴翡翠耳环，左耳戴红宝石耳环。那看起来很奇怪。我只好扭扭两只耳朵，把宝石藏到耳垂后面。在这里读完书前往英国时，我把耳环摘掉了——这是经过允许的。”

这段时间，阿米尔的大公父亲一直住在伊拉克。但到了巴基斯坦建国十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做了一件让他家人吃了不少苦的事：前往巴基斯坦，把印度护照换成了巴基斯坦护照。

阿米尔说：“我母亲就在这里，听到消息之后她病得很严重。我母亲本身是公主，是很骄傲的女人，她从未想从我父亲那边获得任何东西。她也虔诚信教。她九岁时父母就已双亡。听到我父亲在巴基斯坦的消息之后她就生了病，因为她认为一九四七年的大危机早已过去——穆罕默达巴德并没有任何反对我父亲的声音。尼赫鲁见了我父亲，要他再考虑考虑，保留印度护照。尼赫鲁说：‘你一向冲动行事。如果你回国，取回你的护照，我们都会很高兴的。’我父亲说：‘一个人无法像换衣服那样换国籍。’”

大公在巴基斯坦并不顺利。他原想从政，但发现那不是他能做的事。他是什叶派教徒，身处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他不会说巴基斯坦的任何方言；他还是个“莫哈吉尔”，即外国人。他的政治看法也变了。在三四十年代，他还很年轻时，他希望巴基斯坦成为宗教国家；现在，他认为巴基斯坦应该是世俗国家。他不相信巴基斯坦军队会支持那种政治体制。于是他离开巴基斯坦，再度到处漂泊。他在旧帝国首都伦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样说来，大公年轻时鼓吹巴基斯坦建国似乎是不负责任的举动；他似乎没有预见到政治的动乱或估算出苍生的遭遇；别人似乎必须为他虔诚的穆斯林及什叶派信仰付出代价，而他自己却尽量拖延时间，迟迟不做最后决定。伊拉克、巴基斯坦、英国、印度：以他的身份地位，这些都是他可以前往的国家。

不过，人们对他们的困境有自己的看法。关于他父亲那段漂泊的日子，阿米尔说：“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几乎是在忏悔赎罪。我觉得就像别人离开印度前往巴基斯坦时所经历的一样，他也必须经历无家可归的处境。

“我每年都会去见他。他要我读的书之一是皮雷拉尔[6]的《甘地：最后阶段》。独立时大家见不到甘地的踪影，我父亲对这件事很感动。甘地不在德里。他在加尔各答，为那个城市的悲剧伤痛不已。”一九四六年的宗教暴动，这些悲剧标示了加尔各答死亡之始。“对什叶派来说，如果同时有伤痛和欢乐，他们会偏向于伤痛。”

阿米尔从马丹学堂毕业之后，他父母不知道该如何替他安排，他因此浪费了一些时日。最后，在一九六一年他十八岁时，他被父亲带到英国进入一所公学。就在这时，他获准摘掉了耳环。赴英途中，他们在黎巴嫩短暂停留，大公在当地有许多朋友。后来，他们到欧洲各地旅行了一趟。在巴黎时，他们去了赌场和夜总会：大公要他儿子见识一下这些场所，他要儿子初访这些地方时由做父亲的来陪伴。

以十八岁的年纪就读公学，阿米尔有点超龄。不过他在那边读了三年后进了剑桥大学修数学。

“在学校里别人没有对我太差。我还是很内向害羞。我跟几个同学处得不错。我很看重我的宗教信仰，那对我像是一套盔甲。对我来说，那种信仰是秘密、私人的，而且深植在心中，这使得它具有了一个新的层面和额外的力量。由于不能用言行把那种信仰表达出来，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宗教经验因此更加强烈，更加有力。”

阿米尔预计在一九六五年进入剑桥彭布鲁克学院。入学前，父亲带他游了一趟巴基斯坦和中东。他们见了什叶派宗教领袖。在黎巴嫩时，他们住在扎伊尔德·穆萨-萨德尔[7]家里。

“我听父亲跟他讨论世界局势，他们的用词就是后来伊朗革命人士和黎巴嫩动乱分子使用的那一套。他们谈到存在于黎巴嫩的西方势力，也谈到了统治伊拉克的政权——暴虐、反宗教。他们谈到伊朗国王。他们谈到应该根据阿里的训示推动一场革命——我认为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也这样告诉了我父亲。”

在这一番对什叶派的赞扬、这一番关于革命及阿里胜利的讨论后，接踵而来的是灾难。至此之前，大公的政治行动及姿态对他个人并未造成重大的后果；现在，一夕之间，一切都变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就在阿米尔进入剑桥彭布鲁克学院之前几个礼拜，印度和巴基斯坦交战了，穆罕默达巴德大公在印度的所有财产都被宣布为外敌财产。大公于一九五七年入籍巴基斯坦时——或者，三十年前，当他开始鼓吹建立另一个穆斯林国家时——是否预见到这一后果？

阿米尔说：“穆罕默达巴德那座我们称为城堡的宫殿被整个查封了，那是我、我父亲、他的祖先长大的地方。我的家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所有收入都经由外敌财产监管官之手被印度政府没收。剑桥就要开学了。我接到家里来信，说到武装警察怎样包围城堡，把每一扇门都封住了。虽然打击如此惨重，我家人却从未想要搬去巴基斯坦。

“城堡被查封了一年半，其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抢劫，许多贵重物品被抢走了。这段时间，我叔叔和母亲向政府请愿，希望能在城堡度过新年——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政府最后允许了，但条件是他们只能进入两个房间和一间浴室。他们接受了这个条件，进入宫里，住在走廊上。斋期集会所倒是开着——那是实际举行新年庆祝仪式的地方。

“那些日子里我都在剑桥。我相当苦恼，功课大受影响。很多人不清楚整个来龙去脉。我去找导师谈话。为了解愁，我会读读阿里的传记，还有《古兰经》的一些段落。”

我问他是哪些段落。

阿米尔凭记忆说出一个段落：“‘心志坚强而受苦虚弱的人有福了。’我来查查原文。这一节我很熟，不难找到。”

他从我们所坐的铺着白色桌布的桌边站起来，走进隔壁房间，然后拿着一本蓝皮小书出来。但他在那本书里找不到那一节。他再走到对面墙的书架上，拿下一本较大的书，回到桌前坐下。他一边翻书一边说：“伊朗革命时，这段经文被一再引用。”他有时候用“Irani”一字，而不用“Iranian”。最后他找到了。他先自己读了一遍，我看得出他深受感动。然后，他出声念给我听。

“‘我要使他们在大地上得势，我要昭示法老、哈曼和他们俩的军队，对于这些被欺负者所提防的事。’[8]”他停顿一下，接着说，“这是为了让你了解自阿里伊玛目以来的什叶派教徒的感受。这里所指的‘被欺负者’并不是原本脆弱的人，而是由于环境而变得脆弱，但仍然有信仰及潜在行动力量的人。

“我在剑桥时常读这一段。你可知道，这是一项承诺，真主的承诺。这段文字讲的其实是以色列子民，但在什叶派的整个历史中，它都被看作是拯救的承诺。”

阿米尔拿着那本大书继续读下去，他读着小字的注解，然后说：“这是先知在麦加得到的启示之一，那时他还没有逃到麦地那。麦加的启示很有诗意。”

我说：“那时先知还只是一个预言家？”

阿米尔说：“这样说可能意味着他不是先知，可能有亵渎之虞。”

“他还没有成为统治者？还没有世俗权力？”

“这样说比较好。”他又说，“麦加的启示以富有诗意著称。”

当阿米尔在剑桥试图用这方式让自己甘心承受家族财产的损失时，他父亲又到了巴基斯坦。翌年，大公前往英国，到位于摄政公园的伊斯兰协会工作。阿米尔在剑桥读书时，他就待在那边。这时，由于在英国工作，大公可以再度成为英国子民。如果他这样做了，他便不再是“敌人”或“外国人”，印度政府也会把他在勒克瑙及穆罕默达巴德的财产归还给他。但大公宁愿背负巴基斯坦国籍的十字架，虽然这还使他的家人继续遭受苦难。

阿米尔的学业进展顺利。取得剑桥学位之后，他到伦敦的帝国学院进修。后来，他又回剑桥就读于天文研究所。

“事态平静了下来。我对家里的处境只能接受，我决心要设法解决一些问题。但问题依然存在。穆罕默达巴德的城堡现在已经解禁，由我使用、维护，但还不是我家的财产。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的投入和别的因素，根本没办法在那地方住下去。”

一九七一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为了孟加拉开战。

“这对我父亲打击很大，让他一蹶不振。两年后他过世了，去世时他非常难过：因为巴基斯坦军队在孟加拉的空前大屠杀，以及巴基斯坦本身追逐物利的粗俗做法。他对新崛起的统治者和阶级很不满。”

阿米尔把他父亲的遗体运到伊朗东部的麦什德圣地。阿米尔童年时，大公曾希望阿米尔长大后成为一位伊朗式的著名的阿亚图拉。这并未成真，但阿米尔护送父亲遗体到麦什德的那趟旅程让他极为感动。

“一些认识我父亲的乌里玛——宗教学者——发布宣告，说有一位阿林——什叶派宗教领袖，信仰的忠仆——的遗体从伦敦运到了。我父亲就葬在圣地旁边那块葬了许多著名宗教领袖的墓地。这只是暂厝，之后将被安葬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一九六七年，我听伊朗人说，他们国王已经下令将那块墓地改建成公园，我父亲的坟墓可能已经无影无踪了。不过，我到麦什德时才知道，由于布托[9]先生”——巴基斯坦总理，大公死亡时是巴基斯坦国民——“的介入，我父亲的遗体已经被移葬到内侧的圣地。”

因此，信仰虔诚的大公在死后多少达成了心愿。他的政治及宗教热忱在他儿子身上留下许多种语言，许多种文化，许多种思考与情感模式。他要儿子穿耳洞，把儿子奉献给信仰，阿米尔确实也多少承袭了父亲的热忱。不过另一方面——他在剑桥及伦敦修读的是天文学——阿米尔也对宗教产生了一些怀疑。

“我在中学时代开始便产生了这些怀疑，进入大学后它们还继续存在，某些时期更加强烈。不过，我的整体经验——那是历史或文化性的经验——深深烙在我心中，如今已消除不去。这是一种辩证过程，其中宗教及世俗关怀以辩证的方式为我展开一条路。我转向宗教，去寻找尘世事务的支撑，但这使我重新产生怀疑，然后又回归宗教。我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移动。”

（在这里他似乎触及了印度教关于对立事物的看法：世俗生活，精神生活，“鲁基卡”，“瓦迪卡”。但他对那种看法没有兴趣。）在剑桥时，他受到马克思主义某些层面的吸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论者借科学方法分析历史的尝试。不过，他会接受较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看法，乃是由于他的什叶派信仰。

“我的思考方式中有许多成分和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目标是要建立符合正义、更加公正的社会，特别是为了受压迫、受侮辱、受伤害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吸引我的一面。我的直觉反应是去追随托洛茨基和切·格瓦拉，他们两人虽然都未成功，但他们的信息却流传了下来。你知道，就像卡尔巴拉。”卡尔巴拉，阿里之子侯赛因丧命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跟我自己的宗教观吻合了。”

历史与宗教观点如此结合在一起，使得他可以接受穆斯林势力在勒克瑙长期以来不断衰退的事实。

“我从两种思考途径中都得到了慰藉。历史的思考途径让我明白人类命运可以超越这一切——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小问题。人类命运这个观念让我明白，尽管有那么多麻烦和灾难，我们确实正在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迈进。宗教思考途径则教我采取容忍态度，把这看作是神意的一部分加以接受，但仍然对美好未来存有信心。我刚念给你听的《古兰经》段落支撑了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人。

“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作为什叶派教徒使我得到了不少帮助，因为自从童年起，我就听说为了理想而牺牲生命的人表面上是被世俗力量摧毁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我的祖先大多把信仰看得比世俗成就重要，这让我感到骄傲。我非常以父亲的一生为荣。”他父亲钦佩甘地。“他的身外之物只有眼镜、拖鞋、拐杖、几套衣服、书籍，这使他更接近什叶派领袖的理想模范，就像阿里那样。我父亲跟甘地相同之处在于他认识到宗教可以大大扭转人们的意识——关于世界及人类在其中之位置的意识，也可以引发人们的行动。”

我问他凯泽巴宫对他有什么意义。

“我跟它有一种联结在一起的关系——所有的变化，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所有的祖先。那座房子几乎就像是有生命的有机物。”

他所住的厢房长四百英尺，宽一百英尺，上下两层。整个侧厢都住了人。我问他总共有几个仆人。

他说：“老天，我可没算过。仆役加上他们的家人一定有三位数吧。在楼上我母亲的厨房里，平均每天都要为大约四十个人做饭。开销很大。有时候我会怀疑是不是值得，但我知道我不得不那样做。我在伦敦汉普斯特区有一间落脚的房子。那是远离尘嚣的好地方，没有仆人。”

他于一九七八年离开了天文学研究所，回到勒克瑙，然后就差不多一直住在这里。三年前，他开始参与邦政。一九八五年选举过后，他写信给拉吉夫·甘地[10]，向他提起他们两家的关联，并表示愿意效劳。有人建议他出来竞选邦议员。他不觉得会获得提名。他认为，由于他父亲的往事，别人可能对他怀有敌意，但他还是获得了提名，对他有敌意的倒是那位被他取而代之的人。

“他在宫里长大。他三代家人服侍过我家，我对他很熟悉。这件事就像一出电影，像小说里的情节。选举之前，他每天都会来这里。现在，他想尽办法、用尽手段想把我毁掉。他现在非常有钱。”

阿米尔笑着。

我说：“看来你应付得不错。”

他笑出声。“经过了我们所谈的种种事情之后——结局竟是这个！”这个！政治对手的愤怒。

我们已经坐在铺了白色桌巾的大桌前谈了很久。他后面是嵌入墙壁的书架，摆放着他的一部分藏书。谈话当中，阿米尔的小儿子阿里不时出现，悠闲地在各扇门里进进出出。我们吃过了三明治加炸鱼的午餐；东西不是楼上厨房做的，而是从勒克瑙的珍味餐厅买来的。（这是后来拉希德告诉我的。他认识宫里的仆人，在珍味餐厅看到他们去拿外带的午餐。）

宫里的这间书房兼客厅很凉爽。据说，奥德末代省督瓦基德·阿里·沙想把这座宫殿建得像凡尔赛宫的样子。不过，这样说可能只表示他想大兴土木。墙壁很厚，是用勒克瑙薄砖和一种特殊的石灰加碎石的砂浆砌成的。温度宜人，我甚至忘了热的感觉。但外面一直温度很高、烈日耀眼，我们一走出书房置身在车道的灰尘里，就觉得热得头昏眼花。

屋外也有几位阿米尔谈到的宫殿仆役，这些瘦小的男人站着，不管主人是否看得到，他们一直鞠躬。这些人很不像餐厅侍者或旅馆服务生，甚至也不像勒克瑙最主要的俱乐部的员工：他们是被宫里安稳闲逸的生活和古老礼仪塑造出来的人。

我们将前往邦议会，阿米尔要带我去看看。不过，我们被耽搁了一阵子。一辆车沿着车道开过来，里面坐着一位选民。他跳出车，阿米尔也下了他的车。两个人握手，阿米尔告诉选民，说他三四十分钟之后会回来。

他说他每天大约见二十个人。至少会有二十个人来见他。这是他不喜欢的政治生活的一面。来找他的人常提出办不到的请求，要他替他们求职或复职，或是要他操纵调查委员会。有时候，他们甚至要阿米尔以他们选出的民意代表的身份替他们出面行贿。阿米尔不像班加罗尔那位部长卜拉卡希。和他不一样，阿米尔对人性可笑的这一面并不觉得有趣，他不乐于见到每天早上门口那群请托者以及如假包换的乞丐所演出的戏码。阿米尔反感别人来烦他。他说，他发现他们从不会感恩，他们总是认为你还做得不够。

邦议会正在休会。我们透过玻璃门看了议事厅。阿米尔喜欢开会时的繁文缛节，但政治活动本质上的猥琐却令他感到厌烦。不管他表面上多么不在意，选举中被他击败的对手的仇恨让他情绪低落，那种纠缠和骚扰是他不想惹上身的。

“搞政治要花不少钱，把钱浪费——如果可以用这字眼的话——在政治上让我有罪恶感。我有时候觉得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但是，对于像他这种出身名门的人来说，政治活动却有特殊吸引力。“我的政治活动让我的家族跟穆罕默达巴德人民的关系再度亲近起来。从一九三六年开始，那份关系即逐渐淡薄。那一年，我父亲成为了穆斯林联盟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穆罕默德巴德竞选获胜这件事也不是他可以轻易忘掉的。“那是令人感动的经验，因为尽管他们不赞成我父亲的政治立场，穆罕默德巴德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印度教徒——中的绝大多数还是投票支持我。我的得票率是勒克瑙选区前所未见的。我母亲很感动。投票日晚上在城堡里，她说自童年以来，她从未见过城堡挤了这么多人。”

由于正值印度教的春季节日洒红节[11]，邦议会正在休会，马丹学堂也停课了。学堂的建筑很有名：移植到遥远印度的十八世纪晚期的法国或欧洲式的奢华。校园占地极广，就像置身这种环境时常会有的反应，你对大约两百年前有远见或运气买下这么大片土地的人不禁会产生几分忌妒。这所学校对于在勒克瑙长大的人具有重大意义。它在拉希德和他朋友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阿米尔的记忆以及他父亲刊印成书的回忆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它仍是一所私立学校，它能得到的经费不足以把它修缮完全。从后方布满灰尘的灌木丛中走进学校，看到杂草从砖石间长出，在壁架上生根：这就如同置身即将变成废墟的地方。前面的情况比较好，比较像样。这里有浇水充足、绿意盎然的庭园。

在这个安静的日子里，看着烈日照射的广阔校园以及其中枯焦的草木，就像从旅馆窗子看着戈默蒂河那样，我仿佛又置身在一幅丹尼尔兄弟十八世纪末的版画原图之中。丹尼尔兄弟应当属于那个自称马丹将军者的时代，他们应当属于一个欧洲冒险军人可以向亚洲统治者出售欧洲之技而大赚一笔的时代。

拉希德一定也转着类似的念头。他记忆中的马丹学堂完全只有欢乐，出于校友以母校为荣的心理，他带我来这里看看。但是，看到马丹将军为奥德王铸造的大炮，上面以凸起的大写字母雕着将军的名字，浮雕字母已被无数只手抚摸得闪闪发亮——在学校前方的宽阔平台上看到这东西却勾起了穆斯林及印度之无助和失败的旧念；突然间，拉希德想到当今在贫穷的国家像帝王般来来去去的欧美专家——马丹将军的后继者——而愤怒起来。

他整个人陷入了这种情绪。他停留在前侧柱廊的阴凉处，要我自己到阳光下去看刻在平台前方宽石阶上的校友的名字。

除了想起十八世纪以来的所有落寞之外，还有其他失落感影响着他的心情。

后来他说：“过去，除了印地语老师之外，这里的老师都是侨居印度的英国人。大家很尊敬他们。他们和家人已经在勒克瑙住了好几代。侨居印度的英国人大多在铁路局、学校、警察局任职。铁路局可以说是他们一手包办的。他们居住的社区在城外，漂亮干净的地方。一九四七年之后，他们收拾细软搬走了。”

哈兹拉特衮吉也让他心生几分同样的哀伤：那是昔日勒克瑙的主要商店街，拉希德家在那里开了相机店，表匠在蓝道街角开了一家大店。蓝道的街角店铺现在已变成卖布料和莎丽的拉姆拉尔商行，其招徕顾客的口号是“贵客所需，本店知悉”。不远之处是替王族、印度行政官员、英国殖民官员做衣服的哈兹拉特衮吉老裁缝麦格雷戈一直住到寿终的房子。

那是过去不久的历史引起的哀伤。在别处，常驻官邸及省督宫殿和狩猎行馆的废墟让他想起一百三十年前败北的往事。更往前追溯，如今同样令他感到悲痛的，则是对较早期省督的丰功伟业，特别是那座被称为大斋期集会所的纪念建筑物所呈现者的回想。这座建筑是在十八世纪晚期由饥民以工代赈筑成的：装饰过度，结构脆弱，但其规模大得惊人。这个古老的王邦之城没有什么雄伟的建筑，但其中有许多公园，许多可以散步的地方：印度没几个城市有这种格局。但是在这些地方散步令拉希德感到悲伤，就像那天下午散步也令他感到悲伤，引出他个性中悲剧性的什叶派教徒的一面，必须应付挫败、悲痛、不义的一面。

他说：“勒克瑙就是我，它不是河流或建筑或任何东西。你不会因为你父亲有六英尺二英寸高、长得英俊而喜欢他，他就是你父亲。同样，勒克瑙就是我。我父母两边的家族都在这里住了好几代。”

身为勒克瑙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就像佛教徒所说的‘是亦非是’。我是印度人，但寺庙不是为我而建的。我是穆斯林，但就细节而言，我的宗教必然不同于阿富汗、伊朗或巴基斯坦的宗教。我说乌尔都语，我以勒克瑙穆斯林的方式跟人打招呼。我会说‘向你致敬’，而不是‘祝你平安’。我从勒克瑙得到滋养，它让我有认同感——它的建筑、纪念物、文化、人际关系。”

从市内许多地方都看得到一座高度超过树顶的白色新宫殿。它叫巴特勒宫，据说是阿米尔的父亲为英国官员哈尔寇特·巴特勒爵士建造的欢乐宫。它是阿米尔被没收财产的一部分，目前还在外敌财产监管官手中，以每年三万八千卢比的租金租给印度哲学研究会。就宫殿的某些式样而言，它有勒克瑙建筑风格。它倒不是什么出色的建筑：它看起来有宫殿模样，只是因为矗立在四角的多边形塔楼。

这些塔楼之一装设了电梯。楼上是一间很大的哲学图书馆；馆中藏书有许多是新书，看来还没有人读过。这是使用这栋建筑最佳、最具敬意的方式。但是，根据拉希德的话，这并没有减轻阿米尔的悲痛。拉希德说，自从失去巴特勒宫之后，阿米尔再也没有进去过。

后来，当我们结束对旧勒克瑙这个学校与宫殿之城的参观时，我问起拉希德的巴基斯坦之行。我希望他多告诉我一点，我想知道更多具体的细节。

他说：“在印度，乞丐只讨小铜板，在巴基斯坦，他们却要整整一个卢比。巴基斯坦的海关人员比印度这边的高大魁梧，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旁遮普穆斯林。后来我想——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这点——‘如果他们说的是这种粗硬的旁遮普语，而不是纯正的乌尔都语，那么身为穆斯林又有何用？’你可要知道，我把穆斯林同乌尔都语与文化教养联系在一起。

“到了拉合尔时，我觉得它是另一个较好的勒克瑙：一个被清洗过的勒克瑙，那里人们都洗过澡，换过衣服，看起来让人觉得舒服。但有一件好笑的事：你看着影片广告，因为他们只会抄袭印度电影——巴基斯坦人打死也拍不出电影——你看到的是你已经知道的片名，只是明星换了人，面孔不同了。在拉合尔，一开始你会觉得像是首度造访印度的另一个城市。但慢慢地，差异就显现了出来。譬如说，你碰到某某人，跟他谈了起来。你认为他是旁遮普人，高大结实，说着带有粗硬旁遮普腔调的乌尔都语。你问他父亲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勒克瑙人——这下子你可惊讶了，因为过了四十年，你们两人已经变得这么不一样了。

“我待了两个月，但是我知道，虽然那边生活富裕，却不是我的归属。我见到的亲戚也变了。他们变得比较老于世故；他们变得更具攻击性；他们变得像从旁遮普和信德来到勒克瑙的难民。我有一个做买卖的表亲。他什么事都要管；他什么官员都可以贿赂；他知道首要之务是见机行动赚钱。他这辈子已有两次无家可归的经历，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独立时，第二次是一九七一年，在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他知道只有金钱可以依靠，其他价值标准都不算数。这跟我记忆中的他已经大不相同。

“我在那边发现的另一件事，是他们不像我们这边的人那样活在过去里。跟印度的穆斯林比起来，他们对国土分裂这件事抱持着较健康的态度。往事已矣。他们开始过新日子——他们忘掉了没有跟他们一起离开的人，甚至那些还惦记着他们、托我带口信的人。

“过了两个月，我已经巴不得离开。在经历过伊斯兰社会的幽闭封锁之后回到印度，我松了一口气。我很高兴又能在街上看到妇女。印度的肮脏丑陋似乎可以不在意了。巴基斯坦人对他们的宗教倒不会紧张兮兮的，问题出在那些可恶的教规上，它们像乌云般罩在大家头顶：宣礼塔传来催你祈祷的叫声，宗教师长到我朋友家来问为什么我们最近都没上清真寺。思想警察，极端的伊斯兰教。

“回到这里时，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我知道无法在别处找到在印度所有的那种归属感，但我也知道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无法忘却国土分裂的事实，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觉得像是没有舵的船。如果国土未曾分裂，我可能已经成婚，过着十足的中产阶级穆斯林的生活。但我这辈子一直单身，现在要改变也太迟了。巴基斯坦的建国和存在伤害了我灵魂的一部分，我根本无法假装它不存在。我无法假装生活还是老样子，假装我可以过着正常充足的情感生活，仿佛过去存在的东西还在我身边。”

[1]奥德（Oude或Oudh），即阿逾陀（Ayodhya），印度北方邦法扎巴德县市镇，傍卡克拉河，为印度七大圣地之一。学界认为该城在古代为注辇国都城，佛陀曾在此居住。奥德地区于1856年被英国并吞，1877年与阿格拉地区合并为西北省，后称为阿格拉与奥德联合省，现属北方邦。

[2]印度中北部一邦。1833年称孟加拉管区，不久分为阿格拉和奥德二省。1877年处于统一治理之下。1902年称阿格拉与奥德联合省。1935年改名联合省，1950年改现名。官方语言为印地语。

[3]恒河支流，起源于北方邦北部的皮里比特东边，长约850公里，灌溉的盆地面积约为18750平方公里。

[4]阿里（Ali，？-661），阿布·塔里布（穆罕默德的伯父）的儿子，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第四任哈里发（656-661）。

[5]印度北方邦台拉登县城镇，位于喜马拉雅山山麓一山脊上，为避暑胜地及酿造中心。

[6]甘地晚年的私人秘书。

[7]扎伊尔德·穆萨-萨德尔（Sayed Musa al-Sadr，1928-?），伊朗什叶派教长。1960年到黎巴嫩南方城市泰尔接任什叶派领袖后，除宗教领域外也开始关心什叶派教徒的社会与生活状况。1978年8月前往利比亚访问时神秘失踪。

[8]出自《古兰经》第二十八章“故事”第六节。中译系采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之《古兰经中文译解》。

[9]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1928-1979），巴基斯坦政治家。于1967年创建巴基斯坦人民党（PPP）。1971年出任巴基斯坦总统，1973年任总理。1977年大选后，齐亚·哈克将军夺取政权，布托被逮捕，以贪污谋杀罪受审，1979年被处以死刑。

[10]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1994-1991），甘地长子，在甘地夫人被暗杀后继承总理职务，于1991年也遭暗杀。

[11]印度教供奉黑天的节日，在公历二月或三月（颇勒娄拿月十五日）举行。特点是尽情狂欢，包括向人们身上泼洒带颜色的水。锡克教徒也过此节，举行体育竞赛。

第七章　妇女时代

几个礼拜之后我已经离开印度，再度回到自己的老窝，这时我看着一本许多年前所买但从未前前后后好好读过的书。这本书叫作《印度日记，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作者威廉·霍华德·罗素[1]，书名页上注明他是《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罗素就是以《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在刚过去几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成名：他有关英国远征军医疗环境的报道使得当局决定把南丁格尔从英国派遣到克里米亚去。身负这样的名声，无疑也怀着再造功名的希望，他回到英国九个月之后即再度离开，前往印度大起义现场。

火车，船。火车到巴黎；火车到马赛；汽船到马耳他和亚历山大港；火车到开罗和苏伊士；搭三个礼拜的汽船到锡兰和加尔各答。然后乘木板车、火车、木板车到前线。

罗素当时三十六岁。他是唯一被英国报纸派到印度报道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叛乱”的记者。他寄回《泰晤士报》的“信函”按时在该报上刊登。之后，构成这些信函内容的日记被编印成书——总共八百页，附有淡黄色石版画及一幅镌刻地图。这本书在一八六〇年分两册由路特雷奇公司出版：维多利亚时代的精力将一件巨大的事处理得看似稀松平常——那可是一趟艰难的旅程，以及持续的文字工作。

罗素仅凭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就可名留青史。我在特立尼达求学时读过他的报道，他是我所知的第一个驻外记者。但我不知道罗素报道过印度大起义。在旧书店看到那两本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他关于印度的作品。精装的紫色布面盖有一个角状的装饰图案，当它们还是簇新的时候，这两本书应当很美观，看起来很有权威。由于长期暴露在光线下，两本书的书脊已从紫色变成淡褐色，封面上下边缘已经褪色，一条封面折线上的紫色布已经裂开，易碎的封面上缘也有损坏。

我发觉这书并不好读。我认为作者花了过多时间之后才写到印度，他在路途中所做的事似乎不是很有意思。读到后面的章节时，我觉得战术方面的军事细节很难懂。作者在写那些细节时，它们应当是抢手的印度新闻，现在它们引不起我的兴趣。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五九年间的印度还发生了其他事情，那才是我想知道的。

但是在这次印度行之后，特别是和拉希德在勒克瑙散步之后，《日记》一书读起来大不相同。罗素所描述的漫长的印度之旅事实上是一趟勒克瑙战役之旅。卷首镌刻的折页地图题为《一八五八年三月勒克瑙攻城行动示意图》。我在地图上看到了拉希德带我去看的一些地方。

英军在迪尔库夏公园——即“怡情悦性”公园——扎营。省督的狩猎行馆当时尚未成为废墟，在罗素看来有如法国庄园，是英军总司令的指挥部。省督在马丹学堂的一门大炮对着它射击。从马丹学堂向英军阵地发射炮弹的人当中，有省督的几个非洲裔太监——印度在一八五八年的印度，这种人的存在真是不可思议。不知拉希德对罗素书中这个细节会有什么感想。或许他对战败所感到的愤怒与悲痛，以及事后凯泽巴宫所遭受的劫掠，会令他对这细节视而不见——在凯泽巴宫残留的厢房里，我曾和阿米尔见面、交谈。那座宫殿是在被劫九年之后由英国赠予他的祖先的。

泛黄的石版画中有一幅题为《凯泽巴宫劫掠图》。它是事后在英国制作的，是罗素这段正文的插图：“这是你所能看到最奇异也最悲惨的景象之一，但同时也是最刺激的……想想看，像圣殿广场那么大的一个个庭院，四周围绕着一排排宫殿，或至少是精工粉刷并镏过金、假窗上绘着壁画的建筑……带着一大堆掠夺物或战利品的士兵从被破坏的大门拥出。披肩、华丽的挂毯、金线与银线织锦、一盒盒珠宝、武器、光彩夺目的衣服。

“这些人都发了狂，只想着金子——简直是抢昏了头……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描述，但从未亲眼目睹。他们把鸟枪和手枪打碎，以便取得黄金做的枪托底及镶在枪托上的宝石。他们在庭院中央生火烧织锦和刺绣披肩，拿走烧剩的金银……啊，他们那天可真辛苦！跌跌撞撞于尸体间，走过无止尽的蒸汽浴室般的庭院，看到堪比炼狱的景象……闻着腐尸、败坏的印度奶油或劣质的土产香水等令人窒息的气味，这样已够恐怖；但是我们在哈兹拉特衮吉所碰到的那一群密密麻麻的随军平民则更加骇人。他们简直像兀鹫一样贪婪，一样邪恶……”

两天前，罗素得到“价值极微的一小件掠夺物”：一张他从画框中割下来的奥德王画像。他从巴德夏巴宫——“一个有墙的大花园和围场，是奥德王最美丽的夏宫之一”——一个房间里取得了那张画像。见过种种恐怖景象后得到的一小件掠夺物：环绕着巴德夏巴宫的壕沟里“全是印度士兵的尸体，在军人指挥下，苦力正将尸体从壕沟里拖出来，随随便便丢在一起。手脚伸开、已经僵硬、穿着短棉衫的尸体缓缓地燃烧着……我们根本是在越过草草覆着土的一丘尸体。”里面的房间烧着更多的军人尸体。“那是早餐前的时刻，我无法忍受那种气味。”

罗素到手的一件较有看头的掠夺物来自凯泽巴宫：“由小颗红宝石和珍珠制成、有单颗钻石坠子的鼻环。”那次他有机会将一个由翡翠、钻石和珍珠做成的臂镯弄到手，但抢得那东西的军人要价一百卢比，并且立刻就要现金，而——“噢，运气真差！”——罗素所有的钱都在他那信基督教的印度仆人赛门身上，而赛门正在营区里。罗素后来听说有一个珠宝商——在英国或在印度，文中并未交代——以七千五百英镑从一位军官处买到了那个臂镯，在一八六〇年那可是一笔大数目。

常驻官邸的废墟仍然足以激起拉希德的怒气；他必然难以忍受这段有关他心爱的勒克瑙被打劫的记述。恐怕会更令他难受的是罗素对被摧毁之前勒克瑙的描述：“比巴黎更大，更加辉煌。”从迪尔库夏狩猎行馆的屋顶所看到的景观如下：“入眼是宫殿、塔楼、青色与金色的圆屋顶、穹顶、柱廊、长长几排由好看的支柱与圆柱所构成的建筑正面、平台屋顶——它们全自一大片宁静的亮绿中浮现。往无数英里外搜寻，仍然只是一片亮绿……不论是罗马、雅典、君士坦丁堡或任何我所见过的城市，都没有这么迷人、这么美丽……”

那个在“无数的悦目建筑”中罗素仍然认为“那么大……那么金碧辉煌，到处是尖塔、穹顶、圆屋顶”的凯泽巴宫，只剩下阿米尔和他母亲及其家仆所居住的侧厢。拉希德不止一次告诉我，昔日宫殿周围并没有街道，只有花园。只有从罗素的书中，我才有点明白王国时代的勒克瑙是何等气派的宫殿与花园之城。

从我的旅馆看过去的河对岸——越过如今坐落着游泳俱乐部小屋，在某些早晨有黑色水牛、洗衣男工晾着的床单和色彩缤纷的衣服的那个类似丹尼尔兄弟蚀刻版画远景的较高的干河床坡地——那个河岸应该就是从前巴德夏巴御花园所在之处。

“这样的橙树林，如此涓涓细流的泉水，多荫的人行道，花坛，气派的巷道，阴暗的隐居所与避暑别墅……现在正有一些韦尔斯枪队士兵在里面狂欢作乐。”

主宫凯泽巴宫的许多庭院也呈现着类似的、或许受到法国风影响的优雅。

“雕像、一列列路灯杆、喷泉、橙树林、输水道，以及有灿亮金属圆顶的凉亭……橙树林里躺着已丧命和奄奄一息的印度士兵，白色的雕像被血染红了。一个颈部被射穿的英国士兵倚在一座微笑的维纳斯雕像上喘着气……一个接一个，每个庭院里都是一样的景象。这些庭院由雕饰着奥德王室双鱼徽章的高大门洞道或拱形走廊相连，通道里躺着断气的印度兵，他们的衣服在他们的肌肤上闷烧着。”

有关十九世纪勒克瑙之辉煌的记述竟然也是它毁灭的记述——就像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2]一五二〇年有关蒙特祖玛[3]的墨西哥城的记述——这实在是个讽刺。虽然讽刺，却非出人意料——旧印度的历史乃是由它的征服者写就的。

拉希德所感受的悲痛也是我的悲痛。我没法置身事外地阅读印度这个地方的历史。有那么一阵，我的情绪和拉希德一样，不过我们是在为不同的事而悲哀。拉希德出生时的勒克瑙——国土分裂前的世界——原有的完整如今已经失去，他为此感到悲哀。那个世界原本可以保留旧穆斯林的荣耀：众王或奥德省督的荣耀，先前则有莫卧儿人的荣耀。我的历史没有这样的荣耀。罗素从加尔各答到勒克瑙的旅程有一部分经过我祖先所居住的地区。大约二十或二十五年之后，他们从那里移民到特立尼达，在种植园工作。

那是我在罗素书中所寻找的较不显赫的印度。那是仅仅附带提到、一切都是想当然的印度：在罗素的记载里，那是战乱期间人们还继续忙着在田里工作、建造防御工事、清理尸体、谋求仆佣工作的印度：一个毫不自知地克制自己的印度。在靠近贝那拉斯的大干道上，一列列长长的满载棉花的乡下牛车一辆接着一辆吱吱嘎嘎地前往加尔各答：英国治下的城市中还进行着商贸活动。路上的人群无视这场可怕的战争，予人一种置身市集的感觉。在田间工作的人和这场战争毫无干系，他们没有参与统治者的战争。

我从罗素的书里得知英国人把印度士兵——现在发起叛变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士兵——叫作“潘迪”（Pandy）。“为什么叫潘迪？哦，因为在印度兵中间这是个很普通的名字——就像史密斯在伦敦一样……”事实上，这是印度这片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名字。这里的婆罗门占印度教徒的比重相当大，而北印度的英国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婆罗门军队。现在被用来镇压“潘迪”的印度人则是不到十年前才被英国击败的锡克人。

一大群印度平民跟随着进军勒克瑙去镇压叛乱的英军。罗素说他们大多是印度教徒。他们之中的穆斯林是仆人；阿富汗人贩卖果脯；随军的印度教徒当中有商人和妻小，带着他们的店铺帐篷而行。有替军队照料绵羊、山羊和火鸡的赶畜人，也有许多脚夫，“大群肌肉发达、大腿凹陷、瘦长的苦力”搬运着桌椅，“竹竿上吊着装啤酒与葡萄酒的柳条篮子、市集货品柜或箱子”。

身为《泰晤士报》特派员，罗素固定跟英军总部的幕僚人员一起用餐，而庞大的军仆阵容使得行军路途上餐食可以行礼如仪。

“大约下午五点钟，许多鸢与兀鹫盘旋于灰尘上，宣告营地已离我们不远；一幅平原上布满帐篷的美景随即展现在眼前……我们的用人出来迎接，我在我的帐篷门口下马……一进帐篷所见的每件东西都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我们的集体晚餐和在考普尔[4]时一样，丝毫没变，很难相信我们是在敌人的国度里。”

罗素提及这些随军印度平民——他们使得英军的生活如此舒适——带着“兴高采烈”之情大量“拥向勒克瑙，支持欧洲人——外国人——击败他们的兄弟”。他看到古罗马势力扩张的一个翻版。即使是随军平民夹带英语的语言也被他视为征服的象征。

这些都让我读得难受。我第一次尝试读这本《印度日记》时感到不对劲，现在读它还是不对劲。我尝试了三四次，却都读不下去——出于文学上的理由。我觉得它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而且啰唆。我认为作者是个过度的帝国主义者，太过方便地在一个安全无虞的世界里来来去去，而且把那个世界视为理所当然，他对自己、自己的尊严及作为特派员身份的关心，几乎不下于他对前去造访之国家及其人民的关心。

但是这些得自零散阅读的评断总是因为罗素记述文笔的水平而瓦解。我觉得罗素的书有问题，就像我撰写书评时，也会觉得无法获得我同感的好书有问题。这样的书很难写书评，它们会让你坐立不安，直到你认可它们的优秀水平为止。因此，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接受罗素这本书，顺着书本身的节奏来阅读它，接受它的宗旨，我这才发现它非常好。罗素说他的目标是“提供有关军事行动的记述”，同时“描述我的感官对事物外表所得到的印象，而不妄言自己之对错”。

这本书让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在于历史，在于他描述得这么好的事物之表象。作者和他所书写之国家的人民有如此大的不同，作者的国家和他所至的国家有如此大的不同。这位记者为《泰晤士报》所做的工作；他用来传送“信函”给报社的英军电报；关于铁路和轮船的议论——罗素的世界已是相当现代化了。

从一八四三年二十一岁时起他就在《泰晤士报》任职了，他实地采访的第一场战争是一八四八年的丹麦战争。现在，冷静、老练地准备前去采访这次印度战争，他坐在从马赛开往马耳他的轮船上，同行的是要前往许多地方的英国人。“如果把他们从马耳他前往的目的地标出来，将会涵盖东方一块广阔的扇形地区。有人要去澳大利亚、中国、沙捞越王公的领土，有人要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爪哇、拉合尔、亚丁、孟买、加尔各答、锡兰、本地治里……”对这些人而言，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不是化外之地，他们中许多人——像罗素本身——是有备而来，想了解并进入世界的新地区。

罗素认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精力、正在扩张的文明，这看法因他谨慎的谦逊而愈发强烈。身为一个意识到自己特殊声名，也明白自己局限的观察者，罗素所呈现的就是这种性格。他不会和其他专家竞争，只要他知道有什么事物已被别人描述过，他就不会再加以描述。因此他不愿谈论古埃及的奇观，也不愿就“已经谈得够多”的地中海地区发表只言片语。直到从加尔各答开始展开行军，他的语调一直是暗示性的。他是个帝国旅行家，在一个已被仔细探索过的世界旅行。

然而，出了加尔各答——最初坐有顶马车——才几天，他似乎倒退了一两个世纪。离开安稳的加尔各答数日，他便和对广大世界一无所知的人在一起；他们无法了解这个世界；他们历经外族入侵数百年而仍无法保护或保卫自己；他们——不论是潘迪还是锡克人，不论是脚夫还是随军的印度商人——兴高采烈地帮助外国人征服自己的兄弟。“兄弟”的概念——对罗素而言这理念非常简单，因此他的用法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对他所指的对象而言乃是非常遥远的。穆斯林对他们宗教的一体性会有某些理念，但这些理念总是会因统治者的专制而转变，穆斯林对他们宗教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印度教徒只忠于自己的族人，他们没有人类共同生活的较高理念，也缺乏应该对同胞负责任的一般概念。正由于缺乏那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大理念，这个国家盲目不懈地工作和人民的一切无畏精神与技巧都是枉然。

印度人很难不被罗素的书所羞辱。印度人感到的羞辱部分来自其反应中的暧昧，即下面这些认识：正要被推翻的印度体制气数已尽，其幸存只会导致历史的重演，英国统治期结束时即将诞生的印度，会比一百年前的印度更有教养，更有创意，前途更光明。印度对人类的共同生活将有较宏大的理念，而印度将从这个较宏大的理念，从这个英国统治的笼罩性羞辱中产生国家、自尊与历史的自我分析等理念——这些似乎离罗素行军时的印度无比遥远。

罗素的书发表九年之后，甘地诞生了。那之后的二十一年，即一八九〇年（那时罗素已经六十八岁，另外出版了三本《日记》类型的战争书籍，一本是一八六一年关于美国内战的《南北日记》，另一本关于普奥战争，发表于一八六六年，第三本于一八七〇问世，写的是普法战争），甘地在伦敦读法律系，正竭尽所能应付一趟和罗素一八五八年印度之旅反向而行的文化之旅所带来的困惑。十年后，即一九〇〇年（罗素被封为爵士之后五年），甘地在南非为印度人的权利而奔走——大起义之后二十或二十五年，印度人被送往大英帝国的许多原奴隶殖民地，在种植园工作。接着，在一九一四年（罗素死后七年：这位新闻记者八十六年的生命被整个包含在帝国的荣耀期内），甘地正准备回印度，想着要如何在印度一展抱负，如何发挥他在南非时在政治宗教等方面所学到的东西。

从一八五七年至一九一四年，从印度大起义到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不长，而一些重大事件的种子在此时埋下了。但是，回头看看大起义前的一百年：在这整个期间里，一再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一个无助的被践踏的国家。自从穆斯林入侵后它就一蹶不振，财富不断受到压榨，农奴总是为一再变换的国王、疆界和王国而在田里劳动、修建防御工事。

“我永远都会认为理性的自由使人有德性，而德性使人快乐：因此热切希望世人快乐时，我祈求普世自由。但是你们对印度人的看法过分公平：他们没有享受公民自由的条件，他们中极少人有这个概念，而有这种概念的人并不想拥有它。他们必须（我强烈反对这种邪恶，但知道其必要性），他们必须用绝对的权力加以统治。知道土著他们……在我们的统治之下比在德里的苏丹或大公治下快乐，我的痛苦大为减轻。”

这段文字是十八世纪伟大的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所写，出自他于一七八六年从加尔各答写给世界彼端弗吉尼亚州一位美国友人的一封信。在威廉·霍华德·罗素的印度之旅七十五年前，威廉·琼斯爵士以三十七之龄前往加尔各答担任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法官。那时没有铁路或汽船，没有取道埃及的捷径；到印度的旅程要绕过好望角，可能得花上五个月；印度与英国之间的信件每三封当中就有一封会遗失。威廉·琼斯爵士想到印度发财。他花了五年时间谋求到印度任职的机会——因为那会带来巨额金钱。他希望只要到了印度，就在六年内赚三万英镑，他念念不忘那个数字。这就是可以从被践踏但总是盲目地继续工作的印度之屈从与不幸中赚得的巨款。

他对他的美国通信者所说的自由与快乐之谈是由衷之言。威廉·琼斯热爱公民自由的理念，并且支持美国独立。他曾三度造访在巴黎的富兰克林，甚至一度想搬到费城定居。他出身于小康的中产阶级（祖父是著名的家具木匠）。虽然他是律师兼牛津一所学院的院士，也以杰出的东方语言学者闻名，他在英国却总是需要依靠贵族赞助。这就是他想要来自印度的那三万英镑的原因：为了他自己的自由。而他可真不凡：他回报印度的和他拿走的一样多。在孟加拉国，当他进行有关印度法律的重要而富原创性的工作，并按时将钱寄回英国添进他日增的财产时，他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兴趣、学识、荣耀——深入研究梵文与其他语言，和婆罗门交谈，发掘并翻译古代经文。他将许多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看法带到印度。在频频被征服的印度的文化废墟里，他以身处古典世界之废墟的文艺复兴时代人士自比。

这是来自他于一七八七年在孟加拉快住满四年时，寄回英国给他的资助人斯宾塞伯爵二世的一封日记体长信：“我该拿我在印度的文学研究和什么相比？设想希腊文学只存在于当代希腊，而且只有祭司和哲学家接触得到；又设想他们被哥特人、匈奴、汪达尔人、鞑靼人陆续击败，最后为英国人所征服；然后设想英国国会在雅典设立了一个法院，而有一个好钻研的英国人是法官之一；设想他在那里学习他的同胞无人能懂的希腊文，并且阅读其他欧洲人从未听闻的荷马、品达[5]、柏拉图。把希腊文换成梵文，朱庇特换成婆罗门……那么我就是这个国家里这样的一个人。”

威廉·琼斯赚到的钱比他一心想要的三万英镑还多。他花了将近十一年，积聚了将近五万英镑。想到这笔钱应该会令他欣慰，只是金钱本身并没有让他得到好处。他的妻子带病回到英国。翌年，当他准备在她之后回国时，却不幸辞世，享年四十八岁，葬于加尔各答。

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最早让印度人知道他们文明有多悠久，有何等价值。那些知识为一百多年后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力量，那些知识传播得非常远。在殖民时期、印度独立之前的特立尼达，那些有关我们文明的知识几乎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东西：例如，小时候在学校，我们便读到了歌德对威廉·琼斯爵士在一七八九年所译梵文戏剧《沙恭达罗》的评语。

我们何其幸运有机会得到那一点知识！梵文被视为神圣的语言，只有祭司和婆罗门能读梵文文本。威廉·琼斯必须由一位印度教医生来帮他翻译那部戏剧；即使在我们这个世纪，笃信宗教的人也会为这种语言的神圣性而大动肝火。威廉·琼斯翻译那部戏剧之后将近两百年，在已独立的印度，有人问维诺巴·比哈夫[6]——他师法甘地，被某些人视为印度的某种精神上的避雷针——他对《沙恭达罗》有什么看法。这个无所事事的家伙生气地回答：“我从来没读过《沙恭达罗》，也永远都不会读。我学神的语言不是为了拿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自娱的。”

有这种内在破坏性，这部戏剧还能幸存下来，我们对过往的文化还有一些认识，这实在是件奇事。对每一个印度人而言，英国统治印度的时期都充满了暧昧。以我的背景——在威廉·霍华德·罗素带着仆人与帐篷，享有在英军总部集体用膳的权利，以帝国主义的、《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横跨恒河平原二十或二十五年后，从那个人口过多的平原移民他国，以及由于移民，长久以来阻隔我自己之过往的那片黑暗——那段历史对我还有一些特别的暧昧之处。

每当我思索印度的历史，看到（或许带着抑郁症患者，或遥远的殖民地子民的夸张）我们是多么接近文化赤贫的地步，不可思议地发现我们只是误打误撞才得到了那些让人产生自觉与力量的概念——法律、自由及人类广大共同生活的概念——我们只是经由误打误撞才有点可能面对威廉·霍华德·罗素，甚至包括他那些“我的感官对事物外表所得到的印象”，但并非平等地面对——时间无法那样扭转回去——而是要有点自知之明地面对：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犯心神不宁的老毛病。

所以，在思索这段近代历史时，我的反应并不跟拉希德完全一致。我并不知道衰败之前曾经有过盛世，我也没有现成的敌人可以怪罪。成长于遥远的特立尼达，我没有宗族或区域的观念，完全没有住在印度的人能得到的种种支持与保护。就像处于南非印度移民之中的甘地，也出于大致相同的理由，我反而逐渐产生印度人为同类、印度是一家的观念。在不得不接受历史的情况下，我的批评、困惑和哀伤都向内而发，针对的是给予我们极少保护的文明与社会组织。

住在印度的人并没有像我这样的感觉。或许由于身在印度，必须在那里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无法那样感觉或容许自己那样感觉。但是这次在德里，我遇到一个出版家，他的哀伤超过了我。他叫维希瓦·纳特，七十几岁，他的家族已在德里住了四百年。他的家族有一段经历，即大起义期间英国人围攻时，他们不得不抛弃世居的房产，逃难他乡。这只是许多事件之一：身为印度人，维希瓦·纳特的心念会回到比大起义早得多的时代，回到数百年前。

他说：“读印度的历史，我有时会落泪。”

一九三一年甘地发起进占盐场示威时，他十四岁。从那时起，他一直穿印度土布做的衣服。

他说：“甘地把我们组成一个国家。我们像老鼠，他使我们成为人。”

老鼠！

他几乎是按照字面意思讲这些话的。“自从存在于地球上以来，人类这个物种一直想要消灭老鼠，但从来没有成功。即使在纽约也还没有成功。同样，我们一直遭到抑制、受折磨、被征服——但从来没有人能把我们消灭。这就是我们的文明的长处。但是我们怎么过日子呢？就像老鼠一样。”

他厌恶种姓制度：“我们成为奴隶的主要原因。”他还有一项我从来没有的东西：清清楚楚的敌人。婆罗门是敌人——又是他们，而且是在远离南部的反婆罗门政治一千多英里之处。

“在穆罕默德信徒那么多次可怕的入侵期间，婆罗门让这个国家失望了。从头到尾，他们不断念他们的祈祷文，他们的‘哈凡’：‘神会保护我们。’”

和他的手织土布与民族主义、历史意识、他对甘地的尊敬同时存在的是——似乎有矛盾——对宗教的排斥。这种混合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激情，而维希瓦·纳特的激情展现在几本他主编的以四种语言发行的杂志上。他的妇女杂志特别成功。《妇女时代》是以英文发行的双周刊。它在十五年前创刊，抢走了几份较老的英文妇女杂志的市场。它目前的销量约为十二万本，是最畅销的英文妇女杂志。维希瓦·纳特认为他可以把销量提升到五十万本。

我想我从来没有看过印度的妇女杂志，我不认为它们有什么大不了。我知道这类杂志，知道其中几本的名称。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印度它们会有一段独特的演变历史。一旦有了这个概念，我便明白，在一个仍然如此仪式化，有这么多教规与家法，大部分婚姻是由媒妁安排，冒险的机会与需要并不大的社会里，这是必然的。

我在孟买即听说过《妇女时代》。在人们口中，它的成功非比寻常。但是我碰到的人对杂志本身却瞧不上眼。它被认为粗俗而且落伍——虽然我后来在德里倒见识了主编破除传统与改革的使命感。这本杂志的非凡之处在于它找到了新的职业女性读者群。将难得的卢比花在一本英文杂志上的读者可能会被认为拥有社会与文化抱负，但是《妇女时代》的读者却并非如此，这是她们的一个奇特之处。这些读者对她们老旧、封闭的世界感到满足。

一本被《妇女时代》抢走市场的竞争杂志的主编说：“《妇女时代》幼稚透顶。它是印度第一本迎合这个新读者群的妇女杂志。”

她怎么界定这个新的读者群？

“她们现在有一点闲钱，拥抱消费主义。她们受过一点教育，但这教育受限于她们的传统思想及她们家族的旧信仰——一种非教育，一种学舌教育。”

孟买旅馆的书店根本不卖《妇女时代》。那个女店员表明了她压根儿不喜欢被问到这本杂志。我从人行道上的杂志摊贩处买了一本。我对它的第一印象是索然无味。要不是正在找它，我可能不会看到摆在那杂志摊上的它。它制作得很好，但不显眼，在上光的新闻纸封面上有个不吸引人的年轻妇女的脸庞：仔细化过妆但不具挑逗性，女人眼中的女人。而且要是不知道这本杂志的名声，翻阅过内页之后，我几乎记不住任何东西。

主要的文章有六页长，附有摆拍的彩色照片，谈的是关于“相亲”的话题。这是在一桩家庭安排的婚姻最终于敲定之前，男方家庭一伙人造访女方的习俗。阿修克——我在加尔各答认识的公司经理——就因为自己相亲的经验令他觉得十分难堪，决定不再做那种事。他自己追女朋友，自己求婚，不让他的家人插手。阿修克可以那样做，他可以照料自己。《妇女时代》的读者没几个有那样的条件，而且《妇女时代》对相亲的习俗有相当不同的态度。大部分婚姻是别人安排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说。既然情况如此，那么相亲便是把女孩介绍给男孩的最好的方式，它也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让人没有尊严。

事实上，那篇文章是一篇建议，把处理这种场合的最佳方式提供给女孩及其家人。作者说，首先，如果在相亲仪式后男孩说不，女孩不应觉得自己被拒绝了。那可能只是因为男孩家人的“要求”——钱财要求——对女孩家人而言太多了。为避免这种误会，女孩双亲务必先查清楚男孩及其家庭，再邀请对方来相亲。女孩双亲应该去看男孩几次。该文作者给女孩双亲的一个指点是，当他们到了男方家里时，要看看仆人、小孩及宠物是否喜欢那个男孩。

就相亲这场合本身而言，女孩不应搽太多脂粉或戴太多珠宝。她不应该说大话，办不到的事就别说办得到。她的父母也不应该装得比实际有钱。作者说，有些家庭甚至借家具来撑场面。接着是尊严问题。在这种场合下，女孩和她家人是有所求的一方，他们必须赢得男孩及其家人的好感。但是：“女孩父母的举止措辞不应该曲意讨好或卑躬屈膝。”说得容易，但在别人来相亲的情况下，女孩家人如何保有他们的尊严？作者提出一个建议。“有些家庭坚持女孩要碰触来看她的每一个男孩及其父母的脚。这个做法令人叹息，有违基本的人性尊严，因此最好避免。”

不过，这套做法仍有其不公平之处。该文引述了一个女孩的抱怨：“为什么男孩不能好好梳洗过，带着刮胡水的气味，手上拿着学历证书、职业证照等等低着头坐在他的客厅里？”对这个抱怨，该文未作答复，只说：要是哪个女孩不想自己物色丈夫——“相信我，在我们的社会这是很难做到的事”——那么人家要来相亲，她就必须将就。“如果男方家人装腔作势，举止高傲，那也情有可原，因为这是传统与数千年社会行为所造成的。”

后来，在德里见过维希瓦·纳特之后，我可以从最后那个句子中看出他的激情及反传统主张的蛛丝马迹。若不了解这一点，那句话的用意只会显得食古不化，只是把旧习俗当作熟悉的最好的东西加以接纳。接着，站在那种明说或暗示的接纳立场（有时带有不接受就算了的意味），该文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家中见过世面的人都想得到的指点。相亲的场合衣着要端庄，言语要谨慎；对男方家人在问题中设下的圈套要当心；对上了年纪的男方家人要恭敬，对小孩要亲切。

指点，最简单的那一类指点——这显然支配了这份杂志的方针，这显然是这份杂志所满足的需求。相亲这类习俗可能是旧的，但它们所存在的世界却是新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这本杂志的读者仿佛几乎要从零开始。

《个人卫生》是该杂志同一期刊登的一篇长文。随文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孩弯身在水槽上泼水洗脸，文章提供的是最基本的建议。文章开头有那么一丝漠视宗教的意味，但你必须先了解状况才看得出来。“当今，不用说，一个人敬不敬神已经不是那么严重的事，就像我们有许多人并不把洁净与个人卫生奉为宗教这件事也不是那么严重一样。”这说得累赘，甚至不清不楚，不过该文的重点是清楚而简单的卫生课题。

“身体弄脏了没有害处，只有当我们喜欢保持肮脏时才会产生问题……保持我们身体及周遭环境干净整洁的重要性无须再加以强调，其直接结果是健康、心境平和与快乐。”打理得干净、“不邋遢”可以避免感染，也就不必花那么多钱看医生、吃药：因此，这可以减少一部分财务问题。

然后，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没有忽略掉任何环节，作者为读者一一讲解印度境内的个人卫生问题。“周遭环境的整洁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整洁”——一个委婉的字眼。“周遭环境”——一个奇怪的用词，不过，“房屋”或“公寓”显然并不能涵盖所有人的居住空间。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这篇文章所针对的读者并非都有好的生活条件。这篇文章的某些读者生活应该非常拮据，仅过得去而已。

水很重要，这篇文章说，应该有足够的用水。印度是个炎热的国家，每天需要洗一两次澡，“还要彻底刷洗，使用肥皂和温水，用力但柔和地刷”。清洗身体之后是洗衣服。“衣服一旦沾了汗水就应该尽快洗过后再穿……内衣裤的洁净极其重要，因为它们是贴着皮肤穿的，如果不换洗，可能造成皮肤过敏或更严重的问题。”和正文末页相对的是杀虱剂的全页广告。女儿拥抱着母亲，两人都对着镜头笑。“她的问题都包在我身上……她的虱子问题我都托付给美敌克。”（虱子！难怪当我向旅馆书店的年轻女子要《妇女时代》时，她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

简单的指示——你若是局外人，便会觉得乏味。而小说故事——这一期共有五篇——就像寓言一样。一个胖女人随着被外派的先生到了韩国。她对旅馆的饮食很不放心。她想象羊肉其实是狗肉，面条是蠕虫。她吃了两个月的沙拉、酸奶和一点米饭。她瘦了，变了一个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富有的年轻印度商人回印度找新娘，人们期望他娶的奢华女子令他退避三舍，他挑中的反倒是奢华女孩出身卑微、父母双亡的表妹，后者以用人身份住在她家里。在另一个故事里，一个有钱男子的太太试图把她贫穷的姨妈藏起来，这个姨妈的纯良彻底感动了那个丈夫。纯良——这是《妇女时代》这些故事里大部分人所具备的。杂志内还提到阅读浪漫小说的女性，特别是由米尔斯与布恩公司所出版的英文小说。但在这些故事中，重要的是家庭之爱而不是男女之爱。

家庭之爱、针对枯燥问题提供对策的文章、宝洁公司的杀虱剂广告、抗菌乳膏广告、热水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引人遐思、令人渴望。谁料得到，这是最畅销的妇女杂志的点子？

古尔香·尤英是印度最有名的妇女杂志的主编之一。她在一九六六年成为《夏娃周刊》的主编，在七十年代晚期把该杂志办得有声有色。

在孟买的一席晚餐中随兴谈到《妇女时代》现象时——那时她（或我）还不知道我后来会对妇女杂志大感兴趣——尤英夫人描述印度妇女杂志必须争取的新读者是哪一类人。这个读者是职业女性。她早早起床，照料家人，打发他们去上学、上班，接着自己也出门工作去——或许是在公司行号上班。五点半她离开办公室，在前往公车站或火车站的路上买了做晚餐的蔬菜，然后在回家途中把菜切好。

这个在坐火车回家途中把蔬菜切好的情节吸引了我。但我只需搭一两次郊区火车就会了解，在孟买，这个情节不过是异想天开，是一幅田园式的幻景，那一两次经验就让我明白郊区火车有多拥挤，职业女性必须奋战——拼尽全力——才上得了车，遑论在火车上切菜。后来我在《妇女时代》上读到一篇故事，通篇写的是一个女孩在抢搭一班郊区火车的推挤中和她姐姐失散的情节。

几天之后我到尤英夫人的办公室拜访她时，她承认那是想象。她说，她只是想形容印度城市里职业女性的处境。我或许会认为她只是在做个风趣的描述，但是职业女性的生活可一点都不有趣。

“我们和这些人及她们的朋友谈过。我们得到了一些反馈。职业女性通常五点左右天一亮就起床，装满当天要用的水。我们大部分住家不是二十四小时有自来水的。清晨有水，然后一整天停水，到晚上又供应一个钟头或不到两个钟头。这是下层中产阶级地区的情况。所以，一起床，她就在找得到的盆和桶里装满水。然后她做早晨的家事，给丈夫和孩子准备了茶、早餐等等之后就为他们装午饭。这些事主要由她动手。然后她自己出门上班去，通常要在拥挤的火车上坐上一大段路。她难得有位子坐。”

“她丈夫做什么工作？”

“职员啦，银行雇员啦，或是工厂的中阶职位，薪水大约一千到一千五百卢比。太太的工作可以赚六百至一千卢比不等。”

“听起来很辛苦。”

“非常辛苦，一点意思都没有。她一整天没和孩子在一起。她五点半或六点下班，可能要先搭公交车到火车站，或者——这更折磨人——可能必须全程坐公交车回家。有时排队等公交车的队伍会有一英里长。路过时，我经常纳闷她们究竟何时才坐得上车。前往公车站或火车站之前，她会先买蔬菜或任何她需要的东西。蔬菜就装在她小小的‘提拉’——手提袋——里。

“她终于回到家了。在自己喝杯茶之前，她必须先端一杯给她的丈夫大人，那个老爷可能已经跷着二郎腿坐在电视机前了。尽管收入很低，他们十家当中有九家拥有电视。接着是晚餐。接着看孩子做一点家庭作业——如果她懂得怎么做的话。她的一天结束得很晚。她得洗碗盘，然后又要烦恼水的问题。”

“她们是如何撑下去的呢？”

“这是她们的命，她们的命运。她们相信命该如此。我不见得是在描述《夏娃周刊》和《妇女时代》的读者。我只是在表明，生活中有这么多苦差事的这类妇女会是多么难过。”

处于这种境地的妇女需要特殊的杂志。照着欧美杂志依样画葫芦可不管用，强调女性魅力的倾向也可能会弹错了调。

尤英夫人说：“《夏娃周刊》的基本读者——可能是秘书——和《妇女时代》读者的唯一差别是语言。《妇女时代》使用较简单的语言，生怕用了什么女人搞不懂的话。几天前我听到一个解释《妇女时代》为何成功的精彩说法。阅读《妇女时代》的妇女事实上对杂志感到畏怯。她们宁可拿起像《妇女时代》这种不会令她们感到不自在的杂志。但是我乐观地认为那种反动的妇女报刊将会消失。当我们，”她指的是《夏娃周刊》，“写到相亲的题目时，我们激愤难平。而且我们告诉那些妇女，告诉那些女孩，她不必经历这种事。不过必须要有足够的教育程度让她在日后某个阶段能经济独立，她才有办法反抗。”

这正是重点：对于一个来自那种背景，具备那样的教育程度，生活在那些“周遭环境”里的女孩或妇女，反抗的念头根本连想也别想。《妇女时代》是针对那些妇女出版的。因此，这本当初在我看来那么不具特色、枯燥乏味的杂志开始显得更有内容，开始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印度，一个我原本不容易认识的印度城市社会的全新部分。

独立前印度并没有妇女杂志。中产阶级的印度妇女阅读两本受欢迎的英国杂志《妇女周刊》及《妇女自家天地》。英国人走后，这些杂志便买不到了。即便是中产阶级的印度妇女也会觉得从印度订阅它们太贵了。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南迪尼·拉克希曼，一个专跑媒体与广告新闻的记者。我从她那里得知了印度妇女杂志的简短历史。

“当《印度时报》这份英国报被印度人接收后，他们开始发行《费米娜》。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最初几期带有英国余风。主编是位帕西[7]女士。在那年头，当模特在印度并不被认为是个好职业。因此在《费米娜》里，你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穿印度服装摆姿势的照片。担任模特的印度妇女来自富裕的印度家庭，不怎么受到习俗和传统规范的束缚。很不幸，过了几年，这位首任主编自杀了。没有人知道原因。那时她应该接近五十岁。然后破天荒地由印度人当了主编。

“《费米娜》那时想争取更多妇女读者，因此他们开办了这个印度小姐选拔。他们在全国——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德里等主要城市——举办选美，获胜者再参与印度小姐选拔。那不只是中产阶级的活动——那可是社交界的一件盛事：富裕的，有钱的，有权的，经常出席社交聚会的人士都参加了。选拔活动让人感到了一些身处上流社会的派头。刚开始，并没有很多女孩参加，因为选美还被认为有失身份，即使对许多自以为有派头的人也一样——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赢。我想那是因为害怕落选。还有，被选上的印度小姐必须参加环球小姐选拔。届时她们必须在一个项目里穿泳装走伸展台，这将会震惊全印度。所以在早期，只有帕西女孩和基督教女孩当选印度小姐。但是，尽管中产阶级印度妇女无法参加，她们开始朝那目标而去。对她们而言那是件新鲜事——那份魅力、那种形象。她们为之震惊，同时也感到着迷。

“《夏娃周刊》大约在这时候出现了，他们也开始办选美活动。当时两份刊物的发行量应当是一万五千份左右。过了很久，他们开始刊载有关如何披莎丽、如何打扮的文章。一开始这样做的是《费米娜》的一个男性主编。我想他对妇女的希冀有比较开放的看法。

“那时还没有很多职业女性。杂志刊登着像《战争寡妇的经验》，或在印度国土分裂时失去丈夫者的经验这类故事。

“印度妇女杂志的创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于教育程度和自我意识的提升，读者增加了，市场也扩大了。《费米娜》在七十年代末达到了九万份的销量，《夏娃周刊》也是。当今表现最杰出的《妇女时代》创刊于一九七三年，随着《妇女时代》的崛起，《费米娜》的销量下跌——跌到今天的六万五千份。现在有一份新杂志《精明》，它是和《妇女时代》正好相反的刊物。《精明》办了三年，已经有了五万份销量。它是月刊。《费米娜》是给年纪较大的妇女看的。《精明》的对象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十八到三十岁的妇女。

“《精明》是一份八卦杂志。它每期都有一篇封面故事，一篇关于某个名女人的专题报道。她被称为‘本月《精明》女人’。她一定离了婚，闹绯闻，或被丈夫殴打，或为了某人而抛夫弃子，或丈夫为了别人而离开她，要不然就是她有婚外情。而且到最后她一定是胜利者。她有办法鱼与熊掌兼得。每个月都有这种女人。《精明》女人相当有名，但也不尽然。假设我有骇人的生活经验，如果我什么都敢，什么都能抖出来，那么《精明》就会把我塑造成女主角。他们为这种故事找到了一个市场：我想他们做过一些调查。印度妇女可能不会承认她读《精明》，但她还是会读它。《精明》是针对城市地区的，《费米娜》和《妇女时代》则在小城镇还看得到，像纳西克或那格普尔。《精明》在两三个月前刊登了有关强奸的文章，还附有照片，妇女组织说那种做法太张狂了。法院下了强制命令，让他们收回所有的杂志。”

我们谈着《妇女时代》。我把古尔香·尤英关于《妇女时代》所吸引的职业女性的话告诉给南迪尼。

她说：“那有点把《妇女时代》的读者浪漫化了。那是精英分子说的话。”南迪尼自己才脱离传统或小镇生活一两代。“我每天上班要坐两趟公交车、一趟火车。我起得很早。但是我不看《妇女时代》。我在家做饭，又要上班，但我不觉得单调辛苦。那是高高在上的论调。说这话的人恐怕有一大堆仆人供她使唤。”

南迪尼并不认为《妇女时代》对职业女性有吸引力。“它的对象是传统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我不是指文盲。只有那本杂志每期都刊登五篇小说——虚构的。那些故事千篇一律：他们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丈夫回到了妻子身边。《妇女时代》对妇女的看法很偏颇。女人不会做错事，她一定是好人。她可能是个祖母、妻子或婆婆，但她一定是好人。即使丈夫是个酒鬼，在故事里，好心的妻子会帮他把酒戒掉。对杂志而言，先生为什么酗酒可能无关紧要。他们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些情境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读者可以明了每一个情境。在五十年代，《费米娜》和《夏娃周刊》里的故事应当是离生活很遥远的。”

我说《妇女时代》的故事在我看来似乎是寓言，很难称得上小说。

南迪尼说：“它们写得很差。我不了解，尽管有这么差的文笔和包装，这本杂志还是有这么大的读者群。”

杂志是不是提供了什么指引？妇女阅读这份杂志是不是为了简单、基本的建议？

“那些小说的用意是娱乐。读者觉得小说里的情境可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婆媳问题。或是男孩出国留学，他在印度和一个女孩定了亲，或娶了她，然后他在国外爱上了别人，但最后他回到妻子身边，从此他们便过着快乐的生活。《妇女时代》不碰触社会问题。他们处理个人的处境。编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谈到那篇关于“相亲”的文章。它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反感。许多人谈论它，从刊物的角度来看，它可算是达到目的了。

南迪尼说：“我会谴责相亲的做法，但他们不会。他们的文章有一个副标题，‘正面看这种习俗’。而且他们刊登像这样的照片。”

一张摆拍出的彩色照片占了文章第一页的上半篇幅，照片中一个女孩用茶盘端茶给来相亲的一伙人。照片里的房间狭小拥挤（或许是一间十平方英尺的标准印度房间），家具之间几乎没有空间。家具包括：搭配的三件式“组合沙发”、一张咖啡桌，以及一张小几，上有一个大台灯及种在一个陶盆里的金盏菊。来访者当中的四个人坐在沙发上，两个女访客直瞪着端茶盘站着的女孩，女孩身穿新莎丽，头发刚做过，用一种可怜的表情看着镜头。

南迪尼并没有我这种局外人的观点。她看不出照片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她彻底为那年轻女孩感到难过。“太可怕了。在文章最后他们说男孩和女孩见个面是好事——他们不说那是必需的——而照片中男孩和女孩隔桌对坐，却都不看对方，也不说话。一个小标题是‘恭敬而诚挚’。”她把那篇文章读出声，“男孩的姐姐与侄儿都应该友善慈爱以待。”她所读的内容令她气恼。她说：“如果一大群人来看你，你不必像是在展示自己，也不必像是在等着卖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想采取自由主义的方式，但是它将这习俗合理化的论调十分强而有力，因而使那种自由主义的方式失效了。他们的诉求对象不是新女性，他们的诉求对象是传统妇女。

“我妹妹教育程度不低，但她的婚事是经人介绍的。她从来没谈过恋爱，有些人来提了亲。我的父母问她的意思。她没有做那样的展示，只是见了那男孩，一个商船船长。他们彼此有意。”

“如果《妇女时代》的读者必须经历像相亲这样的事，她们会觉得痛苦吗？”

“她们已经被灌输不得不忍受这些事情。有些妇女确实觉得那是折磨，但是她们必须熬过去。不管一个妇女受过多高的教育或多么有钱，你会听到她说，‘我终究会想结婚生子’。但是也有妇女喜欢《精明》杂志。现在有这两个读者群，这两份刊物把《费米娜》及《夏娃周刊》远远抛在后面。

“谈到广告，你会在《妇女时代》和《费米娜》里看到烹饪材料和某些化妆品。但你找不到两百毫升要价五十卢比的冬季皮肤保养乳液的广告。那样的东西会在《精明》做广告。在印度卖东西可不容易，需要做些调查才行。”

我在旅途中偶尔会买一本《妇女时代》，而我日渐佩服它在新闻报导与社会服务上的贡献。我觉得它的成功得之无愧。我认为它的优点在于古尔香·尤英曾提到的一点：它没有吓到它的读者。

这是杂志故事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某个女子——通常是刚进门的新娘——发现她不应该对穷夫家感到那么没面子。《妇女时代》从来不会让它的读者感到没面子。它的故事、食谱、室内照（譬如那篇相亲文章附照中的拥挤小房间）是读者在生活环境中所熟悉的；它不曾超越那些环境。或许那种有认可的熟悉感本身就是一种魅力；或许那群妇女不曾在其他任何媒体——电影或电视上——找到那种充满认可的熟悉感。

有了那种认可，就一定令人放心。我们可以说，让读者放心是《妇女时代》的基调。故事（主题通常和亲情有关）中的人物到头来总是比他们看起来更好或更有人性。提供指导或建议的文章也同样令人安心。没有任何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妇女时代》会告诉你有关拜访别人的所有规矩：不要事先不通知，不要让你的孩子碰人家的东西，不要让他们穿着沾泥的鞋子在主人的沙发及软垫上蹦跳。在另一期里，《妇女时代》——可以说是反客为主——会告诉你如何应付不速之客：“你可以很得体地暗示，但别在他们刚到时就马上这么说，而是等他们待了一阵子才说：‘要是知道你要过来，我会给你更好的招待，也会调整我的计划。’除非访客非常迟钝，否则这应该足以让他们明白你的意思。”

《妇女时代》会告诉你怎么写信：不要使用弄皱或沾了油的纸张，不要从你女儿的练习簿上撕一页下来写，不要口气大，不要只写自己，不要把邮票贴得整个信封都是。这杂志甚至会告诉你看电影的规矩：不要携带食物，不要对情节发表意见，孩子哭起来时不要抱着他在走道上走来走去。

不需要这一类建议的人就用不着《妇女时代》，而需要这种建议的人绝不会被指摘或嘲笑。他们绝不会把错归到读者身上。那是别人的错，读者可能已经见过的错误，总是有什么故事或寓言可以委婉提出纠正。《妇女时代》邀请它的读者到一个特殊的、共享的世界。它的编辑态度是关怀，几乎是爱。

当我认识了它的主编维希瓦·纳特之后，我发觉这态度大致反映了他所怀抱的使命。

他七十二岁，仍然几乎一手掌握他的印刷与出版业。他身材中等，神采奕奕，没有明显的赘肉，身穿白色长裤与短袖衬衫，衬衫是印度手织土布，但要不是他告诉我，我不会知道。他的一身看来很清爽，随时就可办事。

他予人一种不习惯谈论自己的印象。他没有个人逸事，也不会拿自己的经验当作示范。他还会关心世事；他仍然热衷于一些想法；他全心投入工作，这使他的眼光向外看得很远。他很喜欢办杂志这个念头，他喜爱和印刷有关的一切事情。他对设在一楼的新海德堡印刷机感到自豪。同时，由于他对印刷的喜爱，他在楼上一个铁槛隔间里保存了一盘盘、一箱箱的旧活版铅字，有印地语的也有英语的。

他的家族起初于一九一一年在德里开设了一家印刷厂，所以在印刷业里，他算是有点家传背景。就像其他行业里的印度人，看起来在独立之后绽放的才华是在先前一两代逐渐成熟的。他的家族在德里住了四百年，但他最远只能追溯到他的曾祖父。一九一六年他在曾祖父家里出生，一直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四年。这位曾祖父出生于大起义前不久，或许是一八五四年，就是他传下了他们家在一八五七年英军围攻德里时弃家而逃的故事。

关于这位祖先有一项较明确的记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受雇于英国辞典编纂者费伦博士。费伦博士当时正在编一部印地语、乌尔都语、英语三语辞典，而维希瓦·纳特的这位祖先曾和费伦博士一起到北印度各地，记录他们听到的单字和词组。

维希瓦·纳特的办公室里，就在他背后，有一个从橱柜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玻璃门书柜。费伦博士的《辞典》——重新装订过了——就在那个书柜的一个架子上。它有一千二百页的篇幅，每页将近四开大小，十英寸长七英寸宽：《印度斯坦文英文新辞典，附印度斯坦文学与民间传说引例》，S. W. 费伦博士编，一八七九年由伦敦Trubner & Co. 及巴纳拉斯E. J. Lazarus & Co. 出版。每一个词条都以三种语言、三种字体列出，印地语或乌尔都语的发音都以英语的近似音表示。

所以，在威廉·霍华德·罗素印度之旅才二十年后，又有了这另一个英国人的旅程，行经某些相同的地区，又有了这不可能充分得到报酬的另一项大工程。在费伦博士的序里，他向维希瓦·纳特这位学者型祖先致谢，他是“德里的塔库尔·达斯导师”。

事实上，塔库尔·达斯在大约三十年后向费伦博士买下了《辞典》的版权。他想要重印这部辞典。这是他在一九一一年买下一家印刷厂的原因之一。如维希瓦·纳特所说，那一年国王乔治五世登基，那一年英治印度的首都也迁离加尔各答，新德里的基础同时奠立了起来。但是塔库尔·达斯并没有重印那本《辞典》，他几乎才买下印刷厂就死了。于是维希瓦·纳特的祖父必须照料那家印刷厂的成立事宜和商务运作。排印《辞典》一定是一件极其费力的工作，而且会血本无归。维希瓦·纳特说：“每一个字母，包括印地字母、英文字母及乌尔都字母，都必须用手排版。印刷厂只好靠别的工作来维持下去。”排印《辞典》的事被搁置一旁，目前他们家族只剩维希瓦·纳特办公室玻璃书柜中的那一本。

维希瓦·纳特说：“现在它已经过了版权期限，据说，有人出版了影印本。”

维希瓦·纳特的祖父在一九一七年流行性感冒时疫中去世。就在那时，他父亲和叔公接管了印刷厂。他们是个正统印度教家族。“一个大家族，大家住在一起，一起工作。”但是家族里有摩擦。“家族内有分裂。到一九三九年，印刷厂几乎结束营业了。我想在那家印刷厂工作，但是我看到他们总是吵来吵去。所以我自己出来，拿到了会计师执照，不过我从来没有执过业。我重新开了一家印刷厂——靠我自己，没有靠其他家人。那时我二十二岁。”

我问他当时的德里是什么样的。

“很悠闲自在，在战前。一年当中有六个月这座城市都在睡觉。印度政府过去从四月到九月会迁往西姆拉——去避暑。新德里几乎成了空城。每个人都放轻松，白天睡觉，悠闲地做事。”

政治呢？甘地呢？

“我在一九三〇年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当时十四岁。“我想进监狱，但我尚未成年。他们不会逮捕我。那是在进占盐场示威期间。甘地很有招数，我称之为招数。进占盐场是个招数，但那是必要的。我们没有武器。他下乡去村里，到处唤醒群众。进占盐场示威确实鼓动起了整个国家。我记得甘地抵达丹地海边的那一天，那时我们在德里街上用咸井水制盐。我们说，‘我们粉碎了盐法’。从制盐那天我开始穿‘卡迪’，就是手织土布。到今天还是。

“进占盐场示威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有游行。那是德里及北印度各处的妇女第一次走到屋外，走出闺房。我有一些亲戚被逮捕了。我叔叔坐了六个月的牢；他后来在尼赫鲁政府里当部长。”

也是在那时候，“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他开始有了从事出版业的念头。他喜欢阅读，把所有的零用钱都花在书报杂志上。

“我常往出版社跑，用手排铅字，只是为了好玩。我父亲喜欢搞印刷，我也很喜欢搞印刷。我十一岁读八年级时便决定要出版杂志。”

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情况。在殖民时代的特立尼达，在差不多同样的年纪，我产生了——大抵上是经由当记者的父亲——一种对印刷、字母形状及不同字体铅字的喜爱，一种对手稿排版后文字之转变方式的惊奇。出于对那种过程的喜爱，我决定成为作家，至于要写什么，我或许不像维希瓦·纳特——在三十年代印度的动荡不安中——对他要出版的杂志那么有概念。

我们谈了一阵印刷。我问他印地语的铅字字体，我非常喜欢它们。它们看起来有力、优雅而合乎逻辑，同时也能真实表现书写的形态。我问维希瓦·纳特，他是否知道是谁设计了最早的印地语铅字字体。我认为那个设计者是印度人并很有把握，显然我错了。

“草图从印度被送到英国。天城文，”即从梵文衍生出来的印地文字体，“是在那里刻的。我们使用的所有铅字——用来印费伦的《辞典》，用来印所有的东西——都从英国进口。我们从英国进口天城文铅字，一直到二十年代印度境内成立铅字铸造厂为止。我们用的纸是进口的，机器是进口的，油墨是进口的。直到甘地发动了国货运动——使用印度制货品的运动，才有在印度生产东西的尝试。”

不过必须承认，这当中有帝国主义的一面。“事实上，这应该大大归功于那些英国官兵及学者，他们深入我们的文学传统，翻译婆罗门不想让他们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知道的经典。”婆罗门的这一点是维希瓦·纳特无法释怀的事；这仍会令他悲痛，仍会刺激他。不过，他也总是有他专业的一面。他以印刷业者的热切谈着印地文铅字。

“梵文字体本质上是一种手写字体。它的字母中有上升线，有下伸线，有些字母左弯右拐，还有许多缩写体。要把这些字体制成活铅字实在是件不简单的工作。英文里有二十六个字母，有大小写两种字形。印刷厂里真的有两盘铅字，一盘是大写字母，一盘是小写字母。排印地文时你要用上四盘铅字。”有一盘缩写体，有一盘半字母，有一盘元音标记。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图，然后说：“不。需要五六盘铅字。”

他在和办公室相隔两个房间——在这向晚时分空荡荡的，桌上已经收拾干净，许多椅子也空着——的地方存放着旧铅字盘。他拉出几盘，让我看铅字：线条仍然完整清楚，活铅字的边缘磨损了，闪闪发亮。从这个顶楼的一个走廊，你可以往下看到一楼的海德堡印刷机，以及一叠叠印好的纸张。那里有一股油墨气味和暖热的纸味。

穿着白色的手织土布衣裤精神奕奕地穿过空荡的房间，他是——尽管没有雇员的尊敬来表明他的地位——这家印刷厂的所有人，对它的一切了如指掌，因为是他把它安排成这样的。

当我们回到他的大办公室——大桌子、褐色丝绒布面的转椅、矗立到天花板的玻璃门书柜、柜里的书、他出版的杂志的存档本、橱柜上的黑色湿婆雕像、一本老旧的美国《时尚》杂志——他谈起历史及他反婆罗门的执念。

“我年轻时，自由运动正值高峰。我们当了几百年奴隶。独立运动开始时，我们必须有些鼓舞自己的东西，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像英国人所说的那么糟。为了维护自尊，我们开始认为我们有非常古老的文明——当然，这样说有几分真实性。但是它自然也有它的弱点，而就是这些弱点使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奴隶。

“一九三九年我开设自己的印刷厂时——过后不久我也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我开始读我们的古经文。我想亲自看看我们的文明究竟有多伟大或多崇高。当我细读我们的古代文学时，发现其中缺少了极其重要的东西。我越是研究经文，心思就越是不平静——于是就想到了这东西。”这东西就是：他的杂志的改革派色彩。

“印度宗教是信仰的混合物，混合了五百种宗教或信仰。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改革运动。从文明刚出现时，我们就有反对正统宗教的改革派运动。结果是每一个改革运动都衰退成一个教派——林伽派[8]、雅利安社，无一不是。佛陀造反，耆那教的创立者摩柯毗罗造反，锡克教的创立者圣人那纳克师尊造反。不胜枚举。他们造反，堕落成教派，然后变得和先前正统的人一样正统。所以我没有穿上那些橘黄色长袍，到处参加那些研讨会，或向群众传教。我出版我的杂志。”

他的第一本杂志《商队》以英文发行，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五年他创办印地语的妇女杂志《莎丽塔》。两本杂志都有约一万五千本的销量。

“那在当时是很可观的销量。我曾发表一篇文章说闲逛的牛应该加以扑杀，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上街游行，整个城市到处都是海报。那是在一九五〇年前后。”

但是《妇女时代》里并没有多少造反的倾向。人们甚至认为那是一份保守的杂志。

他说：“造反的倾向不在《妇女时代》里，而在我们的印地文杂志《莎丽塔》里，后者的销量是《妇女时代》的三倍。《妇女时代》比较偏重社会事务。它是教育性的，教导妇女那些没有人会告诉她们的简单事。”

这个偏重社会事务的说法倒跟南迪尼有出入。她说过那本杂志处理的是个人情况而非社会问题。他们不同的字词使用方式来自其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假设与不同的教育程度。而且维希瓦·纳特对造反有他自己的看法。

“在《莎丽塔》里，我们铆足劲反对信仰男女诸神，甚至反对信仰上帝本身。上个月我们在《妇女时代》上刊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祈祷导致自私与奉承》。”

他从书架取出一本存档杂志，让我看那篇文章。我想只有《妇女时代》能使用这么严厉的标题。不过那个标题倒大致准确地说明了文章内容，该文抨击所有宗教之信众所做的祈祷。文中充满维希瓦·纳特对印度历史的愤慨。该文说，在上帝面前贬低自己的人也会在专制统治者面前贬抑自己。这种带着历史评判并且提及专制统治者的写法似乎是要去除当代场景，给这篇文章一种年代久远的韵味，而这文章——其激情与大胆，还有附刊的当代照片——结果却出乎意料地不具攻击性，其批判对象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那些想和上帝签订合约的蠢人。

他是个信教的人吗？我认为只有信教的人才会对宗教如此难以释怀，只有真正倾心于印度教的人才会在艰涩、玄奥的印度教经文上花这么多时间。我想起在圣蒂尼克坦的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不信神的齐达南达在半退休的状态下有一股读奥义书的“重拾的兴趣”，而且，只比维希瓦·纳特年轻几岁的他在其中找到了最高的精神层次，觉得很有益。

维希瓦·纳特说：“我根本不信教。”对奥义书的看法？“文字游戏，奥义书只是个文字游戏。灵魂啦，梵天啦，通篇都是在证明灵魂是梵天的一部分，而梵天就是灵魂。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的说半是半非。印度教哲学家一辈子就在小事上辩来辩去。”

他办公室里的起舞湿婆雕像只是装饰性的艺术品，不是有灵力的宗教圣像。

“我觉得宗教是人类最大的祸根。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比它杀死更多人，摧毁更多财产。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样——北爱尔兰、中东。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全都在印度境内打来打去。最老的行业不是卖淫，而是当祭司。”

然而，尽管有这种破除迷信的心态，维希瓦·纳特却也有可说是正好相反的另一面：对家庭的关注。在印度，这种关注犹然等于想要保存旧社会体制的愿望。而且，就像破除迷信之念一样，它或许来自某种个人的需求。《妇女时代》充分呈现了这种不是真正矛盾的矛盾。

维希瓦·纳特说：“家庭是文明的关键。我强调的是家庭应该予以加强，而不是摧毁。妇女解放运动害许多家庭瓦解了。”

他认为自己不仅是甘地与独立所造就的，也是他家族的历史所造就的。或许，由于他家族的历史、大起义时德里被围城并被劫掠的家族故事，也由于他阅读了印度历史及那些令他哭泣的异族入侵与残酷事件、穆斯林入侵者对北印度的宏伟印度教寺庙的掠夺与破坏：或许，他心中怀着年轻人——他们只把他看成保守分子——所没有的对混乱的恐惧。

他创办《妇女时代》——其名称就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大声驳斥——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捍卫家庭的神圣性。而且这样的刊物还得以英文发行。

“我必须把讯息传递给不会读印地语的妇女。读英文、说英语的人控制了这个国家。整个女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说英语的人领导的。你不会常在印地语或印度其他语言中读到它。”

南迪尼曾针对《妇女时代》说过：“编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句话暗示，在印度专业且竞争激烈的杂志界，经营杂志的人做过某种“研究”，就像人们说的《精明》杂志曾做过的那种研究。但我觉得维希瓦·纳特是凭直觉做事的，不管多少研究都无法找到他成功的法门。

别人无法套用《妇女时代》的法门，因为主编的个性含有许多暧昧而无法模仿的因素：历史引起的哀伤、破除迷信的态度、对再度面临混乱局面的恐惧、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手织土布、对印刷的至高的喜爱——它承袭自他的祖先，后者在大起义不到二十年之后即参与费伦博士《辞典》的编纂，把一种新学应用到他所熟知的印度日常生活上。

在印度独立之后刚刚有妇女杂志时，这种杂志（如南迪尼所说）是模仿外国的东西，以上层少数人为诉求对象。如今《妇女时代》呈现的是阶层低了很多的纯印度社会，它教导并安抚刚露面的妇女——生活中充满仪式与既定关系，而且不想反抗或梦想的妇女——并让她们知道严厉而真实之世界的微妙转变。

这套法子不能模仿或转移。维希瓦·纳特自己就曾试图把《妇女时代》的方法用到一本综合性杂志《活着》上。《活着》找不到读者群。在封闭的妇女世界里言之成理的东西，换到这本综合性杂志里却变得只有猎奇而没有实质。

[1]威廉·霍华德·罗素（William Howard Russell，1820-1907），英国记者，新闻史上第一位战地特派员，报道过印度兵变、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祖鲁战争等。创办了《陆海军报道》杂志。1895年被封为爵士。

[2]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1492-1581），西班牙军人和作家，曾参与征服墨西哥。所著《征服新西班牙信史》记述亲身经历，极具历史价值。

[3]蒙特祖玛（Montezuma，1466-1520），墨西哥最后一代皇帝（1502-1520）。

[4]坎普尔的旧称，印度北方邦城市，位于阿拉哈巴德西北方向的恒河畔。

[5]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52-约前440），古希腊著名抒情诗人。生于底比斯附近，就学于雅典，后成为整个希腊世界著名的颂诗作曲家。虽然他写过各种题材的诗，但只有《胜利者颂》被完整保存下来。

[6]维诺巴·比哈夫（Vinoba Bhave，1895-1982），印度社会改革家和自由战士。

[7]公元八世纪为逃避穆斯林迫害而从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主要住在孟买周围。

[8]印度教教派，流行于印度南部，以湿婆为唯一神祇，林伽象征湿婆。

第八章　师尊之影

人一旦有了历史意识的觉醒，就不再只凭本能过日子，而会开始以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及自己所属的团体，也开始产生某种愤怒。如今，印度到处弥漫着这种愤怒。印度人经历了普遍的觉醒，但每个人最先觉察到的是自己的团体或社群。每个团体都认为自己的觉醒与众不同，每个团体都想把自己的愤怒跟其他团体的愤怒区别开来。

每天，报纸总会刊登平铺直叙的官方报告，描述发生在旁遮普地区的事件：几个人被锡克族恐怖分子杀害，几个人因为窝藏恐怖分子而被捕，几个恐怖分子被警方击毙，几个越过巴基斯坦边界的“入侵者”被杀。

新德里宽阔的街道和圆环的迹象令人想到北方的麻烦。晚上，设了路障。在有些地方，树下可以看到沙包、枪支、警察。在某些地区，每隔一百码左右就有一名警察。在维希瓦·纳特童年记忆中仍是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城市（当时的树木一定比树苗大不了多少：新的德里仍只是梦想），如今为了应付恐怖行动建立了这套崭新而有效的警力运作机制。

通讯记者罗素在勒克瑙围城期间所看到的英国军队主要是由苏格兰高地人和锡克人组成的。不到十年之前，锡克人才被英军的印度士兵击败。现在，大起义期间，锡克人却站到了英国一边——他们仍然跟其他印度人一样凭着本能过日子，仍然打着印度的内部战争，而对他们所效劳的外来帝国体制几乎毫无了解。

攻打勒克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罗素这位已经把战争看作家常便饭的硬汉也受不了的事。当时，锡克兵在攻击勒克瑙的宫殿之一，即赛马场里的“黄宫”。防御者奋力反击，射杀了率领锡克兵的一名英国军官。后来，守军显然要誓死抵抗，攻方便将兵力撤退，改以大炮轰击黄宫。罗素说，守军表现英勇；他们应该受到歌咏。但他们在勒克瑙没有得到任何怜悯。未被炸死的人悉数就被锡克兵用刺刀刺死，只有一个人除外。不知为什么，锡克兵抓住这个人的双脚把他拖出来，用刺刀刺他的脸和胸，然后把他放在一堆火上。这个被折磨的人挣扎着，虽然被烧得半死，他还站了起来，想要逃跑，锡克兵又用刺刀把他按在火堆上，直到他死去。罗素在一则附注中说——这是他常用的笔法——几天之后，他在地上看到一堆焦骨。

有人告诉罗素，旁遮普战争期间，锡克兵把他们的俘虏全都砍断了手足。因此，他们依惯例也会用刀刺、用火烧这个可能杀了他们一位军官的人。也许那是这个国家残暴行径的一部分，或者只是战争残暴行径的一部分。罗素喜欢战争，但他对战争没有妄想。他这样写道：“就算遵守最高武德，任何战争都摆脱不了谋杀的成分。”

锡克兵在勒克瑙之役表现如此凶残，显然是为了向那些不到十年前才帮英军打败他们的“潘迪”报一箭之仇。同时，更广泛而言，他们也想报复穆斯林。锡克教徒促成穆斯林势力在勒克瑙及德里的式微，这件事从历史角度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锡克教之所以会在一五〇〇年——大约哥伦布最后一次新世界航行之时——崛起，正是出于穆斯林迫害印度教徒所引起的悲愤。

维希瓦·纳特说过，印度教徒一直在反抗婆罗门正统；每一个反抗者都创立了各有僵硬规定的教派。佛陀奋起反抗，锡克教第一代师尊那纳克也奋起反抗。这两次反抗相隔了两千年，起因不同：佛陀因为领悟到肉体的脆弱而反叛；那纳克师尊的反抗或另立门户则是由于穆斯林入侵所造成的灾难而起——当时所有人都认定那会是永无止境的灾难。

那纳克师尊提出中庸之道、以和为贵的启示：他认为并无印度教徒，也无穆斯林，两种宗教信仰可以融合在一起。但是伊斯兰教有固定不变的信条，固定而无所不及的律规——这些都是那纳克式的思索和妥协无法适用的。当事者可以随时维护整套伊斯兰“律法”，一百年之后，在第五代师尊的年代，锡克教徒开始受到莫卧儿人迫害，因而殉难。又过了将近一百年，在第十代及末代师尊之时，锡克教有了固定形态，教徒也有了独特外貌：头发不得修剪，必须用头巾包起来，必须穿某种短裤，必须戴钢质手镯，必须佩刀。就这样，这些身上的标记每天都让一个男人不会忘掉他的身份。

随着莫卧儿势力在十八世纪前半叶的衰落，锡克教徒的势力和人数同时增长了。在受到蹂躏的印度北方，从莫卧儿帝国溃散到英国人抵达之间，兰吉特·辛格[1]的锡克王国存在了一小段时期。这是英国人于一八四九年借助“潘迪”所打败的王国。不过，那次败北并未带来太大的屈辱。甚至可以说，那次败北把锡克教徒往前推进了。

在帝国鼎盛之时，英国人对所有印度人一概持蔑视态度。甚至到了一八五八年大起义期间，罗素还观察到英国人对并肩作战的锡克兵持有这种轻蔑。但是，被纳入英属印度的版图之后，锡克人的获益却无可计数。他们有一百年的时间得以发展。如果没有与英国的这层关联，西北印度——假设不再有区域或宗教战争——可能不会比发现石油之前的伊朗或阿富汗好到哪儿去：贫穷、独裁统治、教育水平低下，比世界其他地区落后五六十年甚至更多。

一九四七年的独立和国土分裂伤害了锡克人，好几百万人必须离开巴基斯坦。不过，就像败给英国人之后那样，这次他们也很快就复原了。在工业化独立印度的经济中，在他们可以发挥特长的庞大国家里，锡克人干得很不错，他们干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好。他们成为印度最富有的大群体，他们在每个领域都位居要津。到了七十年代晚期，他们向来偏执、排他、乖僻的政治立场进而受到锡克基本教义主张的左右——这是由一位出生于印巴分裂当年、成长于淳朴乡村的年轻男子所宣扬的基本教义主张。而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终于导致如今每天报纸上都有关于恐怖行动的报道，新德里的林荫街道部署着荷枪实弹、穿卡其制服的警察。

一百五十年或更长久以来，在英国人所引入的西方新学的影响下，印度教的印度曾经有过好几次改革运动。一百五十年间出现了一连串杰出的领袖、导师和智者，其数目没有别的亚洲国家可以匹敌。这是印度缓缓适应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过程，这也使得二十世纪晚期的印度在知性层面产生了蓬勃的景象：新闻未受控制，宪法正常运作，法制受到尊重，超乎宗教规定的道德、善行、知识责任等理念也有所建树。像锡克人这么小而注重服装和外貌特征的群体中则不可能有这种内部的知性活动，甚至不可能产生从事此类活动的念头。他们的宗教在第十代师尊的时代就定形了，往后未曾改变，改革只会将其摧毁。新的宗教导师只能重述既定的教规，只能设法重燃往昔的狂热。就这样，印度最进步的群体也会被一位乡村教师带回到较单纯的过去。

这位传道者姓宾德兰瓦勒，该姓氏源自他村庄的名称。他名叫贾耐尔，据说是英文general（将军）一词的讹转。他首度现身公众舞台时，德里的国大党政治人物对他鼓励有加，想利用他来打倒邦里的敌手。这似乎让他对政治权力产生了胃口。无论是崇拜者或批评者，人们最常用来描述这时期的宾德兰瓦勒的字眼是“恶魔”。圣人变成了恶魔。他搬到——实际上是占据了——阿姆利则[2]的金庙，这是锡克教最神圣的建筑，系第五代师尊（大约与莎士比亚同时）所建。他利用这个圣地的豁免权在金庙设防，然后根据一种中古时代的权衡标准，也可能出于乡下人脑海里的村落世仇观念，他向政府宣战。为了对宾德兰瓦勒及宗教信仰效力，男人以杀害印度教徒为己任。他们拦截巴士，杀掉车上的人。他们坐在摩托车车后座，举枪扫射路人。这些行动所造成的惊吓和悲痛必定让恐怖分子更加坚信他们的权力观念，更加妄想只有他们有行动的余地，而所有其他人——就像某些童话故事所描述的——都着了魔，变得乖顺。

最后，军队对金庙发动攻击。军方发现金庙的防御做得比他们所设想的还要好。攻击行动持续了一夜又一天，军队、守卫者、朝圣者三方面都死伤惨重。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为圣地遭到亵渎而感到同样悲哀，印度教徒也前往金庙祈祷。警方官员后来表示可以用另一个比较干净利落的办法来孤立金庙，但事发当时——为了处理未曾有过的事态：在圣地的庇护下发动的凶狠叛乱——军方行动虽然过于残暴，却似乎别无他法。

损害已经造成。接着，悲剧一幕幕上演。圣地遭到亵渎，甘地夫人的几名锡克侍卫为了报复而谋杀了她。再一次，这几个谋杀者仿佛没有充分了解他们的行动将会余波荡漾，而且他们那样做将使他们的群体处于危险之中：毕竟，印度到处都有锡克人。甘地夫人遇刺之后暴动四起，其中最可怕的一起发生于德里，有数百人死亡。当今发生在印巴交界旁遮普地区的恐怖事件算是一九八四年大火的余烬。

对大多数人而言，发生在旁遮普地区的事情是纯粹的悲剧，也难以理解。从外面看，似乎是锡克人把他们在独立印度的巨大成就化作悲怨，而把这场悲剧惹到自己身上。仿佛他们这个群体有某种知性上或情绪上的缺陷，他们在过去百年来不断迅速爬升的过程中，仿佛在财富与心灵之间失去了平衡，以致一方面很有冒险心和前瞻性，但另一方面却还紧紧受限于他们的部落及乡村背景。

前往昌迪加尔[3]途中，我乘坐的出租汽车有一个轮胎出了问题。轮胎不仅被刺破了，那个使用了很久、被翻新过多次的轮胎在胎壁中央部位还有一道弧形裂缝。昌迪加尔在三个多小时车程之外，其他轮胎看来也不太叫人放心。这下子不能贸然前进了，损坏的轮胎必须补好再上路。救兵倒就在近处。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马路前头不远处有一个旁遮普人开的卡车休息站，我们换上备胎之后就开往那里。

卡车休息站是个满是灰尘的院子，三侧有几间砖砌小屋。有些小屋筑了墙，有些是敞开的。钉在一面墙上的阿波罗牌轮胎广告让人觉得这地方的技术应该比较可靠。院子后方和两旁有几畦成熟的小麦，沿着院子一侧有一条水沟，里面的水静止不动、略带黑色。缠头巾和没缠头巾的司机坐在无墙小屋泥土地板上的绳编床上喝茶。茶水是在后面一间无墙的厨房里沏的（黑色的土灶上方有不少蓝烟），由两个穿长裤和长下摆脏兮兮的（现在恐怕已经洗不干净了）的印度衬衫的男童侍候。

出租汽车司机折腾那个裂开的轮胎时，一辆辆车子发出刺耳巨响从路上开过，未装消音器的排气管排出的褐色烟雾跟路旁的灰尘混在一起。令我惊讶的是，裂开的轮胎里面竟然还有一条内胎。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种内胎了。没缠头巾的锡克司机跟修车工人蹲在这条内胎旁，先给它打了气，然后在红色塑料盆装的水里把它转了一圈。（厨房外头的台几上另有一个红色塑料盆，里面浸着大玻璃杯及粗重的瓷杯。）他们找到了内胎的破洞，把那地方擦干，用锉刀磨，涂上胶水，最后贴上一块补片。这套程序把我带回到了童年岁月；我原以为这一生永远不会再见到这种事了。

司机和修车工人补好内胎，从那个沾满油渍的砖砌平台走下来。他们从一堆数目不多的轮胎中选出一枚磨损得不得不报废的轮胎。他们从这枚轮胎上割下两截，一截取自轮胎较薄的部分，另一截取自较厚的部分。他们把这两截都塞进破胎的裂缝。他们把补好的内胎——粉红色，放了气，软趴趴的——装好。然后，司机和修车工人敲敲打打，把整个东西组合起来，把轮胎打上气，在油污的地面上有模有样地弹了几次轮胎。最后，名叫布宾德的司机不但不懊恼，还一副乐得发生这场意外似的样子，他掉转车头朝昌迪加尔开去，一路上没有再停车。

路上有各式各样的车辆：大客车，货物堆得高高的卡车，挤了大约二十个人（我算过）的三轮小客车，骡车，拉着拖车的拖拉机，有些拖车上堆着一袋袋禾草或横放着原木，其宽度占去的路面比你从远处看所设想的大了许多。载重量似乎没有限制。金属反正是金属，他们认为不论往上面堆多少东西它都撑得住。许多自行车载了两三个人：骑车的一个，横梁上坐一个，车尾置物架上又侧坐一个。摩托车可以载一家五口：父亲坐在前座，一个孩子夹在他的两臂之间，另一个孩子坐在他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母亲侧坐在车尾置物架上，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

你在印度总是会有这种人挤人的感觉，总是觉得车辆和设施都被使用到了极限：火车和飞机的班次永远不够多，马路永远需要多加两个、三个或四个车道。超载的卡车常常像货运火车车厢那样一辆紧跟着一辆。有时候——这似乎要看司机、车夫的心情或一时之需而定——汽车和畜力车会逆向行驶。摩托车和汽车和卡车发出的喇叭声无一刻停息，但鲜少是为了发泄怒气，听起来倒像是婚礼中庆贺的喧闹声。

我在一九六二年首度造访昌迪加尔时，它还是个崭新的城市。建造这座城市是为了将它设为当时旁遮普的首府。一九六二年它是个空荡荡、仍然让人觉得做作的城市。城里倒是有不少旁遮普观光客，在勒·柯布西耶[4]为邦议会、高等法院、秘书处设计的那几栋钢筋水泥高楼里跑上跑下。现在，这城市已经盖满了房子。原旁遮普邦分裂成的两个邦都吵着要将它纳入管辖。

经历了二十七年旁遮普的烈日、季风雨以及喜马拉雅山脚的冬寒之后，勒·柯布西耶那几栋墙壁没有抹灰打底的钢筋水泥高楼如今已成一副脏兮兮、病恹恹的模样，看起来只是很简单又带着几分矫揉俗丽的结构体——自大狂妄的建筑：人被化减成相同的单元，只有建筑师有个体性，而他把自己的色彩观念透过一幅夸张的米罗式壁画强加在一栋建筑上，把自己的图像及一只巨手镶嵌在一大片水泥铺成的地面上，这样的地面在冬天和雨季都会让人受不了。印度又鼓励了另一个外人前来为他自己建造纪念物。

如今，杂草从水泥板块之间长了出来。武装警察在晚上看守着这些建筑，游客被驱离。昌迪加尔居民则遵循印度人较自然的做法，在下午到远离这些丑陋公共建筑的湖边去散步。这个城市被人吵着要纳入管辖，但它却没有中心，也没有心灵。

空气倒是干净。这时节温度还凉爽，到了晚上就觉得冷了。旅馆的花园里开满了花，修剪过的大草坪每天有人用大水管浇水，因此一片鲜绿。

古特吉·辛格曾经为了坚持锡克人的立场而向印度行政管理署——印度文职系统的最高部门——辞职，如今他以身为这样的锡克人而出了名。别人告诉我，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锡克人的疏离感。有几个早上，他把十六岁的女儿送到昌迪加尔的学校之后，就到旅馆来跟我谈话。那时有些事情我还不知道：他认识宾德兰瓦勒；一九八四年六月军队袭击金庙之后，他躲藏了四年；他被政府以叛乱罪起诉，严格讲仍然处在保释之中。

他四十一岁，身材修长，略高于六英尺，眼神沉着专注。他很注意衣着，穿浅色衣服。他的举止跟体型同样优雅——完全没有食量特别大的锡克人或旁遮普人那种模样。你很难想象，他出生于农家，成长于乡村，而且在他之前，他的家人连一点正式教育都没受过。

第一次到旅馆来时，他就想谈谈水的重要性。旁遮普邦的用水来自境内的河川，他们不愿跟别的邦分享水源。他说，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为了争水而死亡的人数已经多于在国土分裂动乱中死亡的人数。“水的问题是关键。”

但是，有许多人可以跟我谈水的问题。我也觉得他说得过于简单，只是首度见面的泛泛之谈。还好，我也有办法让他谈起基本教义主张和疏离，首次跟古特吉见面时，我比较想知道他的宗教观是怎样产生的。

他说，最早的想法来自他祖父。他也是从祖父那边学到“绅士作风”的观念的。

“我们家里不会做很多仪式。祖父教我最简单的祈祷，只是为全世界求福的简单祷告，前后半个钟头到四十五分钟。每天早上我祖母起床做家务——包括把早上挤的牛奶搅成黄油——她一边工作一边反复念着祷告。她没受过教育，只记得听过的东西，经文里最简单的对句。

“她四点起床。她一起床我就睡不着了，于是我慢慢对她那些祷告产生了兴趣。我祖父会做比较正式的祈祷。早上他会先净身，然后拿着圣书坐下来。我们家里的圣书是较小的版本，里面印着每日的祈祷，我祖父随时都带着那本书。最后一件事是‘阿尔达斯’，即祈祷结束时向主恳求。

“我父母住在另一个村落里。那里没有学校，因此他们把我送到祖父母的村落来，在家旁边就有一所学校。我在那里上学，一直到年纪大到可以到台拉登读寄宿学校。”

我想多听他谈谈祖父的“绅士作风”。

古特吉想了一下。他开始回忆往事，专注的眼神变得柔和。“他总是穿得体面，干净衣服加上白色头巾。他总是戴着手表，村里只有他有时间观念。他是个作风超前的人：村里他最先买收音机，最先买吉普车；他还每天写日记；他跟某位圣人有些来往，从他那里学会了做治疗蛇咬伤的药。每年雨季之前，他都会认真做这种药，拿到附近村庄分发。只要有人被蛇咬了，他们都会来拿药。

“有时候，我会跟他骑骆驼到邻近的市集小镇去。我们经过村落里老人家坐着聊天的地方时，他都会叫我大声向他们打招呼。我从未听过他对别人大吼大叫。如果他认为某个人坏到极点，他会说‘杜西特！’——‘恶人！’我们一听就知道他很生气。

“他会给我和他儿子——我叔叔——零用钱，希望我们能自立，什么事都不必靠他。有人求他，他都会帮忙。村里只有他有马车，别人需要使用时——为了婚礼或是上医院——他都会借给他们。远近的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是比较有钱的农民之一。”

前往远方的台拉登就读寄宿学校时，古特吉就失去了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生活在另一种文化里，心中一定有一股渴望，想对我的土地、我的文化、我的民族有所了解。我开始读索罕·辛格·西塔尔的诗。他是诗人、作家，现在还住在卢迪亚纳。那时候我读的是他的叙事诗，内容是关于莫卧儿时代及英国统治时代的锡克历史的。

“我还记得几首诗，内容充满我的民族所受的苦难。其中一首写到两三位莫卧儿省督下达的全面屠杀令——不能让任何锡克人逃掉。他们从母亲手中抓走小孩，再把母亲杀死分尸。小男孩被杀，女人被囚禁凌虐。第九代师尊的随从受到拷打——这是一六七五年的事。他们在师尊面前被杀，一位被放火烧死。这件事发生在德里的月光集市。另一位被活活锯死——他们把他放进木棺里锯成两半。你可以体会当时人们的无助和痛苦。他们并未做错事，只是尽本分，听从神的意愿。”

他眼泪欲夺眶而出。他一再提到肉体痛苦，虽然种种细节让他无法忍受。接着，他把刚谈到的事——几乎像神话中的苦难，却有真实的历史日期——跟目前的问题联系起来。

“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每个锡克人都随时想避免这种事态。”他指的是宗教迫害。“因此，我会支持旁遮普地区追求正义的活动。这大体上是出于与我的族人的情感认同——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之间那段鼓吹成立旁遮普人大会的日子里。”当时锡克人要求分设一个旁遮普语言邦。一九五七年古特吉十岁。“知性上的理由是后来才有的。我记得旁遮普人大会一成立，印度教徒就马上起来反对。他们在卡纳尔烧了一座谒师所”——锡克教的寺庙——“他们在德里攻击了一座谒师所。他们用石头砸人。旁遮普地区的每个城里都有一些骚动。”

当前的苦难就这样跟往昔的苦难联结了起来，过去的英勇使现今的艰苦显得高贵或具有不同的意味。

古特吉说：“第五代师尊是被烧死的。”事情发生在一六〇六年，由阿克巴之子贾汗季皇帝下诏执行。第五代师尊是锡克教的巩固者，金庙的创建人。“我设想得到的最好的人是师尊”——锡克教徒用单数或集合名词来指称全部十位师尊——“我相信他们是衷心为了整个群体的福祉而行动的。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受苦受难？”

“你问过祖父吗？你有没有跟他谈过这个受难的问题？”

“我不记得问过他。我想我是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间第一次跟卡布尔·辛格教长谈到这些事情的。”

卡布尔·辛格这个人对古特吉很重要。他一九一一年出生于一户农家。他颇具天赋，异于常人，在剑桥完成教育后进入了印度的文职机构——印度行政管理署在英治时代的前身。但是在一九四七年独立时，由于牵扯到难民救济经费方面的某些问题，也因为向外国人买了一辆车而惹上麻烦，卡布尔·辛格被免职。卡布尔·辛格声称当局无故将他免职，往后就一而再再而三为这个案子申诉。他把这次冤屈跟地域性的锡克政治结合在一起。他也写诗，写了几本关于锡克教的深奥书籍。这个人成为古特吉的导师，让他看清了锡克人在印度的处境。

我想知道，在一九六五年（当时古特吉十八岁）碰到卡布尔·辛格之前，他是否曾发觉自己因身为锡克人而受到歧视。他说是。他记得有一次排队买火车票时，售票员对他很不客气。

“你们第一次交谈时，卡布尔·辛格跟你说了什么关于受苦受难的话？”

“他告诉我，那是善与恶之间的永恒之战，师尊受苦受难正表示我们应该站在善的一边。他常说，人的好坏可以从他是否有献身的意志来衡量。只有这一点最重要，少了它，人也不过是禽兽。他还常说，服务人类是得救的唯一途径。卡布尔·辛格教长的话有说服力，因为他受了很多苦，但又无怨无悔。”

通过这种方式，古特吉对锡克教形成了某种看法：对师尊的特殊看法，对锡克教之神的特殊看法。

关于那位得到世上并无印度教徒亦无穆斯林的启示的首代师尊那纳克，古特吉说：“在我看来，他是个能察觉民族苦难的人，而且很想改变局势。”他并不仅仅把那纳克看作另一个叛离印度教的人。“他不是改革家，他不是哲学家，他也不是诗人，虽然他通过诗来表达自己。他是神派遣来的先知。”并非每个锡克教徒都认为有先知——那是穆斯林的观念，基督教徒的观念，犹太人的观念。“锡克教徒一点都不存疑。我们把所有师尊都看成一体。”因此，根据这个说法，锡克教徒在他们前两百年的历史中有十位一脉相承、神派遣来的先知。

为什么要强调苦难？一个信徒怎么能天天想着这苦难过活？

古特吉说：“强调苦难大概是这样的。这世界是让人活得不快乐的地方，而悲哀必须消除。那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你让人受苦，就是你自己受苦。我认为教士应该自己受苦，而不是把痛苦转嫁给别人。我自认为是教士。我一直这样认为，也一直希望成为教士。在印度次大陆，经由奉献人类而得救的观念并不普遍。这里的其他宗教强调的是修道、苦行与个人救赎。在我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我发觉自己想像师尊那样做。”

锡克教徒不但认为有先知，他们对神也有特殊的看法。“对锡克教徒来说，他是一切善的源头，一位通过先知显现的神。在所有先知之中，如果你问我哪一位跟师尊最接近，我会说是穆罕默德。我们的看法跟伊斯兰教只有一点不同：我们认为神性的主要成分是正义和仁慈。我觉得伊斯兰教的真主有点无情，如果你知道穆罕默德自己怎样处罚叛徒的话。你再看看伊斯兰国家最高权力的运作，其中少不了一点残酷、几分专制。我们把神看成解放者。兰吉特·辛格统治了锡克王国四十年，他可从未判过任何人死刑。我想，这就是锡克教的精神，这是我们把神性视为仁慈的结果。”

我说：“印度教对神没有这样的看法。”

“在印度教里，一切都是残暴的。你有没有看到雪山神女颈子上挂着的那些骷髅？你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说印度教是最残暴的宗教。”

几年前在英国，有一天听着收音机时——当时，宾德兰瓦勒、锡克基本教义主张以及他在金庙的防御工事都还只是远在天边的事，我对这些也所知甚少——我听到宾德兰瓦勒在金庙接受访问。宾德兰瓦勒说，锡克教是一种天启教，锡克人是信《圣经》的民族。这样讲是企图将锡克教和基督教等同，把锡克教跟它所含的玄思性的印度教成分隔开，甚至要排除印度教认为救赎即是与神合一及超脱轮回的基本看法。当时，这种企图让我颇感讶异。我设想，宾德兰瓦勒的回答只是一个知识背景很不一样的人试图让外国访问者比较容易接受其主张的说法。

因此，我催着古特吉告诉我他对先知的看法。

他说：“如果我们陷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认为每一样东西都是从别的东西进化而来，那么我们从一开头就看不到完成的产物。先知所做的就是这个：他们让你看到完成的产物。”

听了他的话，由于其中的用语和意象（“达尔文的”、“产物”），我觉得他的看法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我也觉得是他的导师卡布尔·辛格使他有这套想法的。

古特吉给我的小册子之中，有一本《一个锡克教徒在世俗印度受审记》。这是卡布尔·辛格关于他被印度文职机构免职之后寻求平反之记述的英译本，内容讲到他“在没有收入、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遭受国家当局迫害三十年”。

小册子的陈述零零碎碎，不易从中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此外，翻译差劲，印刷粗糙，错误百出。总之，他应该是被控侵占一笔独立时准备分发给巴基斯坦难民的公款而被免职的。他先在一九四九年被停职，然后经过旁遮普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进行内部调查之后被免职。卡布尔·辛格辩称，他确实把钱分发给了难民，但在当时国土分裂的情况下，要向无法认定身份也无地址的难民索取收据“既不可能也不明智”。他说，政府本身曾下令，官员处理难民事务时应该略过像索取收据那样的“累赘手续”。

小册子的一个论点称，他被控侵占公款，完全是因为他反对政府于一九四七年对旁遮普地区所有警政副首长发出的一项指令，其中说“一般而言，锡克教徒……应被视为罪犯群体。对彼等必须严厉处置，格杀勿论，以期彼等认清政治实情”。尼赫鲁先生自己是该项指令的推手。（卡布尔·辛格一九五四年从一位锡克少校军官处听到的一项指令也出自尼赫鲁先生之手，该项指令称军中的锡克教徒必须“随时加以胁迫、恫吓、侮辱、镇压”。）尼赫鲁先生听了一些“心术不正、执意陷害的印度教徒及锡克教徒”的谗言，他们夸大了卡布尔·辛格偏锡克的政治立场。因此，尼赫鲁先生和他的内政部长“不会放过消灭我的机会”。

卡布尔·辛格侵占公款案的内部调查系由旁遮普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进行。他是英国人——这事发生于一九五〇年，印度才独立三年。他判决卡布尔·辛格有罪。“他们请求英国政府封他为爵，以表扬他担任首席法官期间对旁遮普人民的巨大贡献。因此，女王便封他为爵。他担任首席法官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调查我的案子上。”

至于卡布尔·辛格：“我被免职，漫长的十二年间到处碰壁，走投无路。”他向公职委员会申诉，然后上诉到最高法院。“接下来四年里，我还是走投无路……后来，我遵照师尊的真言‘真理之终极检验在于为真理而牺牲’，开始一连串激烈的诉讼。我向昌迪加尔的高等法院呈递一份详细诉状，控诉政府的高压手段。”

数个月前，在南方的班加罗尔，部长卜拉卡希在早餐中向我提过一个早上来向他请托的人。这个村级官员因被控侵占一部分他所征收的土地税而遭停职。他坐了一夜的汽车，一大早来到卜拉卡希门口等着向部长求助。卜拉卡希跟那个人谈了七分钟，说内部调查必须照常进行，那个人还得奔波两百英里回他的村庄。跑那么远的路却只得到这么少的回应，这似乎太过折腾人了。卜拉卡希倒也幽默地说，像那位遭停职的官员一样的人在为他的麻烦而惊恐落泪一两天之后，可能会变得相当平静清醒，而且借着命运这个念头的支撑，可能会把余生全部用在为突然获得的使命进行诉讼和其他行动上。

卡布尔·辛格的宗教支撑属于另一类。他在小册子里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即认为‘缺乏宗教信仰为一切苦难之因’。”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他从遭受莫卧儿人迫害的锡克师尊身上得到慰藉和鼓励。他开始把自己所受的迫害看作是“权力落入印度教徒手中之后，锡克教徒的必然遭遇”。他的案子在最高法院审理时，他的律师有一天告诉他（小册子里有很多这种传闻）：“我到处都听到别人说，为了控制锡克教徒，必须先使卡布尔·辛格彻底沉沦，必须不顾法规将他消灭。”向昌迪加尔高等法院递状之后，他有一天碰巧在一家店里听到法官之一向店员说：“他是个危险的锡克教徒——一条毒蛇。”

他的苦难把他跟在莫卧儿时代遭受迫害的战士师尊联结在一起，而他们的苦难也导致了他目前所处的政治困境。在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莫卧儿省督和将军“把阿尔琼师尊囚禁起来，残酷凌虐之后将他处死，他们图谋杀害哈尔哥宾德师尊，企图除掉哈尔克里西安师尊，将特格·巴哈杜尔师尊斩首，把哥宾德·辛格师尊的男婴活活用砖头砌在墙壁中，把第十代师尊杀伤致死，怂恿皇帝下诏屠杀所有锡克教徒，指使手下残杀班达·辛格·巴哈杜尔及其随从。他们是大屠杀的唆使者，并在十九世纪对锡克政治势力发动讨伐。他们的所作所为终于导致……巴基斯坦建国”。就这样，无止息的宗教迫害跟历史及当前政治及卡布尔·辛格的个人苦难全部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彻底的：“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5]下令说，‘那纳克之信徒必须格杀勿论’。身为表明立场的锡克教徒，我也是这项敕令的受害者。”

仿佛宗教信仰使他们对师尊的苦难感同身受，仿佛这种感同身受在信徒心中激起了对不义和迫害的强烈反应，甚至也可能造成了希望被迫害的心理。

从那本小册子看，我绝对想不到，以他那样对其案件的偏执，卡布尔·辛格却依然在独立后的印度过着充实、丰富的日子——这是我从古特吉后来给我的卡布尔·辛格的另一本书中得知的。他完成了他的著作；他在孟买的一所锡克学院担任了宗教学教授；他也活跃在旁遮普政坛上，既做过邦议员，也做过德里国会的议员。

他跟古特吉是在一九六五年认识的。当时卡布尔·辛格五十四岁，在昌迪加尔颇有名气。古特吉十八岁，就读于城里的大学。他们两人交往甚密。卡布尔·辛格给古特吉的信总是以“亲爱的吾儿”开头。他把书籍和文件遗赠给古特吉。

卡布尔·辛格声称他所拥有的头衔之一是“受勋国家锡克教教授”。古特吉在名片上自称为“锡克教教授”。显然，古特吉想要尊崇卡布尔·辛格，读过他给我的卡布尔·辛格的小册子之后，我不免揣测，他在印度行政管理署服务时，心中应该想着大约三十年前卡布尔·辛格在同样职位上所受的苦难。

卡布尔·辛格是被免职了，但他声称他真正争取的是原则问题，因为不能接受一项反锡克教的指令。古特吉于一九七〇年就职，也同样出于原则问题而在一九八二年辞职。他说，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为正义效劳。“国家必须公正，你才能继续工作下去。”在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施行戒严的旁遮普，他的疑虑变得更加强烈。“我眼看人民走投无路。他们受到羞辱，却毫无感觉。他们认为那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他第二次来旅馆时，我们也是一开始就谈起他的公职经历——这一次他还是一大早现身，割过草的草坪有几处地方刚由粗大的水管洒过水，因此闪闪发亮，花坛则仍在阴影之中。

他在一九六九年二十二岁时结了婚，对象是媒妁撮合的本地人。翌年，他进入印度警官机构服务。求学年代——当时他离家就读于台拉登的学校——他即决定走上这一行：对于出身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转变。他一位朋友的父亲是印度行政管理署的官员，这让古特吉兴起从事公职的念头。后来他听人说，只有印度行政管理署及印度警官机构值得加入。于是，他参加了考试。“我没怎么特别准备，只是用功读书。拿到历史硕士学位之后，我报考了印度警官机构。”他通过了考试，每年只有几个人上榜。

次年，他转到印度行政管理署任职。尽管有先前发生的种种事情，他对这个职务机构仍然很肯定。“那是个不错的职务机构，如果有意担任行政工作，我会加入的。”

印度行政管理署是全国性的机构，古特吉的第一个工作让他被派遣到了南部的安得拉邦。他几乎马上就感到了理想的幻灭。

“我发现警方将一名羁押犯凌虐致死。肇事的警官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获得嘉奖——这样他才能免于受罚。被害死的是一名小农，他妻子在我看来相当贫穷。我是县级行政官，在这个职位上，我有责任调查辖区内任何因警方羁押而致死的案子。他们叫我别管这个案子——它已经被搁置了三年。”

但他无法袖手不管，这案子至今还令他不安。“过了十八年，我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那是个很糟的案子，我无法释怀。为了让死者的妻子无法对警方提出不利的证词，他们设法把她赶到了别的地方。那个人——死者——曾经跟村里的某个地主发生争执，地主大概把他看作眼中钉。那样的人倒没有胆量攻击地主。”

我问古特吉，为何在经历那件事之后他还继续留在行政管理署里。

“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对这件案子多尽点力。但这并未实现，我也开始明白行政体系已经腐败成性，人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一旦政客对某个案子有兴趣，一旦他们有利益的考虑，你就别想采取什么行动了。

“同样在一九七一年，安得拉邦有一整家人死于饥饿。事情发生在某个税区里，国会对此提出了质询，我被指派进行调查。后来区域行政官找上我，问我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我说那是由于饥饿致死。区域行政官——也是税务官——说：‘不行，不行，报告不能那样写。那样会引起骚动，会让外国新闻媒体有文章可做。’”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想到苦难，古特吉幽暗的眼睛又蒙上了泪影。“他们是一家穷人，男人先饿死了。他们没有办法糊口，没人拿食物给他们。接着妻子也饿死了，然后是几个孩子。他们是哈里真，表列种姓。这件案子从我手中被调走了。”

“你却说印度行政管理署不错。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吗？”

“那倒是有的。我参与了干旱地区的行政措施，我们设法为干旱地区的居民提供救济。我们挖井，引水灌溉。这算是件值得称赞的事，不过我在这方面也碰到了麻烦，跟区域委员会有些问题。那是选举产生的单位，主任委员希望所有小型灌溉工程都由他的亲戚承包，而他这个亲戚再通过转包的方式赚钱。主任委员在政府里很有影响力，但我没帮他忙。他想羞辱我，传我到区域委员会列席。那一回，民主程序发挥了作用——很难得的情况。其他委员站在我这边，并且谴责主任委员不应该骚扰清廉的官员。”

纵使这样也没有挽回古特吉对行政公职的好感。话说回来，政治不就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吗？行政公职不是更能发挥那种艺术？纯粹就他说过的话来判断，他们不是也有意改善，有意为人民服务吗？

古特吉不认为如此。他抱着最大的期许走上公职岗位，这些期许不能屈从于世故的考虑或妥协。他说：“我不是什么人的奴才，我听命的是法律，国家的宪法。我为何要听从某个腐败人士的指使？身为官员，如果你不能公正无私，那就应该下台。即使为了维持自尊，你都得让自己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差错。”

虽然远在南部，他还维持着跟卡布尔·辛格的联系。一九七四年，他正式宣誓信奉锡克教，举行了第十代师尊所设立的仪式：他饮用甘露，喝下用双刃剑将糖和水搅拌而成的圣浆。并非每个锡克教徒都举行过这项正式入教仪式。

古特吉说：“在那之前，我总是怀疑这项仪式的必要性。锡克教注重的是理念，外在的仪式一点都不重要。我一直遵守着所有的教义，但没有正式饮用过甘露。卡布尔·辛格教长说，为了公开表明信教，就必须举行这项正式仪式。”

实际仪式是他在旁遮普休假两个月时举行的，地点在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于一六九九年主持首次锡克入教礼的小城阿南德普。

古特吉说：“甘露是用阿里的剑搅拌的。”

这相当令人困惑。他指的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阿里，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

没错。他说：“就是哈里发。”

这把剑如何一直存在了一千多年？它是如何传到师尊哥宾德·辛格手中的？

“是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送给他的。”

这样，古特吉所陈述的锡克教又有了一点伊斯兰教的成分，一个非印度教、非印度的层面，一种想跟信仰起源地隔开的意味。

“在安得拉邦那段期间，我继续研究锡克教。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一篇关于第九代师尊殉难的文章。皇帝奥朗则布下令在德里的月光集市将他斩首。接着我替《锡克教百科全书》写了几篇文章。”

他在研究和写作上得到了妻子——“一个双学位毕业生”——的鼓励。他们一起造访南部的锡克教重要寺庙。“每年我们都会前往为了纪念第十代师尊而建的谒师所，他遗体火化的地点就在附近。”第十代师尊殁于一七〇八年，据说是被他自己的一名穆斯林追随者所杀。当时师尊前往南部，在一场王位争战之中帮助皇帝奥朗则布的继承者，不过这段插曲有些暧昧。

一九七七年，当古特吉三十岁并在南部待了六年之后，他回到了旁遮普。他父亲得了帕金森病，将不久于人世。当时还在甘地夫人的戒严时期，锡克政党也进行着反对戒严的活动。活动的据点在金庙。

“反对言论一直告诉人们他们没有自由。有吃有穿像动物一样过活也不错，但生命还有更多的层面。在印度，我们对政府和政治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印度教的看法认为政府应该可以为所欲为，就因为这样，每个人对任何违宪的事都可以容忍。印度教的看法认为政府无论做什么都是法律。持这种态度则比较容易接受独裁。锡克教则认为只有神是真正的统治者，政府只是受命在公正的情况下管理人民的。我的锡克同胞奋起反对戒严时期的违法违宪行径，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古特吉没有再回到安得拉邦。“我在一九七九年进入了旁遮普邦政府——这是印度行政官管理署的借调派任——一直服务到一九八〇年。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我认识首席部长，他是个正直的人。我们一起推动分散某些权力核心的大工程。那对民主很有帮助。”

这时他也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到处听得到宾德兰瓦勒。”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锡克政治之“恶魔”的基本教义派或复古派传教士。“自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四月十三日是锡克人的重要日子：它是收获庆典的日子，也是被选来办大事的日子：第十代师尊就在这一天主持锡克教徒的首次入教仪式——“自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以后，他声名大噪。他是刚刚成为神学院院长的年轻人。”宾德兰瓦勒成名的直接原因来自他跟一个被称作尼朗伽利[6]的锡克教派的争执。“尼朗伽利派跟独立一样历史久远，是十九世纪晚期就开始的锡克教改革运动。后来，有一位叫布塔·辛格的人继续领导着这个运动，政府则支持他，想借此制造锡克教徒的分裂。”从这段话听不出煽动尼朗伽利教派的到底是英属印度政府还是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一场反对尼朗伽利教派的示威中，宾德兰瓦勒的十三个拥护者被射杀。”

在这种骚动的气氛之中，古特吉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他着手帮圣师朗格瓦尔处理旁遮普的供水问题。朗格瓦尔是另一位宗教领袖，后来在一九八五年，即宾德兰瓦勒和许多其他人在金庙被军方击毙后第二年，他也被谋杀。

古特吉解释他跟朗格瓦尔的交往，他说：“锡克教的理念是为人类服务。正好有这位我的人民的代表要我一起参与这场运动。每个人都应该先为自己的人民服务，再通过他们为全人类服务。”

他在一九八二年辞职离开了印度行政管理署。“我的任命到期了。另外，我宣读了一篇讨论锡克问题的文章，那也引起了一些麻烦。我觉得别人希望我离开公职，我觉得政府不赞同我的宗教活动。”

前一天他告诉过我，当他远离家人在台拉登就读寄宿学校时，他读过一些关于“我的人民”的苦难的叙事诗歌，后来，卡布尔·辛格也向他谈到了锡克教徒所受的迫害。我觉得这不足以解释他的生平变化。现在，我想到再问问他的童年往事。

他家人怎么得知台拉登这所寄宿学校的？他是一个人前往，还是有村里的其他男孩一同入学？

“我们三个人一起入学。我哥哥，我堂兄，还有我。有一个我祖父村里的男孩已经在学校就读了。办校的是圣派屈克修道会的爱尔兰修士团。”

“你多久回家一次？”

“假期才回家。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我绝不会把我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读书。”

“什么时候入学的？”

“一九五一年。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一年。”

“可是一九五一年你才四岁。”

“我每天都会坐在床上，祈祷学期马上结束。我们每六个月可以回家一趟，前后一个月左右。”

从四岁到十四岁离家在外：前一天他所提到的记忆包括跟祖父一起骑骆驼的往事，他那位很有绅士风度的祖父穿干净衣服，缠白色头巾，戴手表，有一辆马车，雨季开始时会制造治疗蛇咬伤的药物——所有这些应该就像是对于一个消失的乐园的记忆，跟他在台拉登十年之间逐渐认识的真正的印度应该有天壤之别。

我也想到——但这是在两三个月之后了——可能就在那间爱尔兰天主教会学校，漫长十年间每个学期整整六个月受着那些爱尔兰修士影响，而且这是在五十年代，离殖民时代还很近，是在嬉皮及其他人发现一个充满灵性与浪漫的印度之前的十年——我想到，可能就在那十年的孤独之中，古特吉发觉天启式宗教较为真挚并具有现代性，并希望用这种非印度的神奇力量来增强自己的信仰。

但关于天启式宗教的这个想法很久以后才在我心里浮现，我已经无法再向古特吉问起。早先的时候，我满脑子只想着四岁小孩离家在外的事。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是否认为从别离和孤独之中获得了什么？

他说：“我觉得，如果没上寄宿学校，我就无法明白事情的基本道理，就绝不会想搞清楚某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请他谈谈他老家那座村落所经历的变化。

“经历了一场革命。态度改变了——譬如说，最明显的是对大家庭制度的态度。农村关系改变了。我祖父一度拥有三千亩左右的土地。每年他都会买些地。”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岔开话，仿佛附带地说：“可是我父亲却没受多少教育，只读到四年级。我祖父”——古特吉童年记忆中的那位绅士——“不看重教育。我在读文科硕士学位时，有一天听到祖父对我父亲说：‘你为什么不叫这孩子别再读书了？’他以为我还在读中学呢。为了避免不敬，我父亲说，‘我能怎么办？他可不听话。’”自从我们见面以来，古特吉这时头一遭出声笑了。

“祖父一看到我读书就非常不安，他说我老是在读书。我是家族里第一个不种田的，恐怕也是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我们村里现在有十六个人拿了文科硕士学位。我出生时，村中只有一个大学毕业生——他拿了文科学士学位，是一位老师。如今大家很关心新事物，很重视教育，花再多钱也要把孩子送到较好的学校。”

他回到祖父拥有三千亩土地的话题上。“现在没人有这么多土地，所有权已经分散了。集约耕作，高产量品种。这是一场革命。以前我有时会送午餐到田里给祖父，有时送的是炼乳——他很喜欢炼乳。那时我看到的耕作方式现在完全不见了。当年收割期是在四月，大部分土地一年只有一作。四月份天气非常热。我祖父会雇用四十来个工人，分给他们镰刀。他们早上四点左右趁天还不热就下地，一直收割到十一点——一大排人坐在田里兴致勃勃地割，左手握着茎秆，右手拿刀割，然后往前移，大家互相较劲。”

跟先前那位满口理论、脑中都是宗教与历史念头的古特吉比起来，这像是另一个人了。

“那种收割的模样有点像庆典。收割的工人下午休息，傍晚再回到田里，从四点半工作到六点半、七点。如今在任何村庄里都看不到这种景象了，没人会在早上四点起床下田。我想，使用机器之后态度和生活也就变了，大家必须学会如何操作这些复杂的机器，就这点而言，他们变得比较现代化。这也是旁遮普问题的起因之一，别的地方的印度人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说，他关于机器的说法也适用于印度其他地方，无论是村庄或城市。那是印度工业革命的一环。

他似乎同意，但接下去说：“务农的人很年轻时就开始跟行政部门在几个方面有接触。由于灌溉的事，他明白了官员的阶层体系。为了种子的事，他跟大学打上交道。跟城里人比起来，他更了解政府的运作。”

他回头谈起变迁的话题。“我们过去有佃农，现在没了。现在已经不那么依赖人力了。过去收割时常见到人家在晚上磨镰刀，穷木匠整晚就干这活儿，因为一大早镰刀就又要派上用场。今天，我们村里有几个人专门制作和修理新式农具，在旁遮普的小镇里，现在街道两旁都是一连串农具修理店。”

他想到有所改变的其他事。“村里已经不再用实物做酬劳了。哈里真——表列种姓——他们的地位现在也不一样了。小时候，有一天，我从村里一口井取水喝。我不知道那是哈里真的井。我叔叔不准我进屋。他叫我坐在门口，然后请来村中的‘格兰提’——诵读锡克经文的人——给我一些水喝，消解我的罪行。今天，我这位叔叔雇用哈里真在厨房工作，替他准备吃的。

“这发生在旁遮普，但会扩展到全国。在每个地方，人们的态度都会改变，他们对政府的期望会越来越多。政府堕落得很快，无法符合人们的期望，因此我看到国家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彻底的混乱。我们的政府已经像是黑道组织——政客、公务员、生意人，这些人都不从事基本生产。他们会跟生产者发生冲突。”

古特吉给我几篇他讨论旁遮普和锡克问题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为一九八二年初一次大学研讨会所写的文章，可能就是让他跟政府产生龃龉的那篇，其标题为《印度锡克问题根源》。它让我想起卡布尔·辛格的著作，其文笔有学术性，用了冗长句子和深奥字眼，还在附注中引用了锡克经文。它的基本论点是锡克教徒的信仰意识形态跟印度教徒截然不同。它进一步指出，旁遮普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更属于中东，而非印度。锡克教和兰吉特·辛格的锡克帝国之大敌一直是——非此莫属——婆罗门教。

“只凭着坚信师尊这个最明确的意志，锡克人在师尊所立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帝国。他们在时常入侵的外人的腹地竖起了橘黄色旗帜”——橘黄色也是孟买湿婆军的颜色，孟买市政府的墙板上就悬挂着这种颜色的东西，上面装饰着交叉的剑——“他们削弱了西藏的神王。然后致力将印度从英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但他们遇到了困难。“旁遮普境内境外站在婆罗门一边的势力联合了起来，想要消灭唯一真正能够使印度早日得救的锡克人。”

因此，除了对祖父村庄的田园记忆，除了收割和庆典的美好景象之外，他心中还有另一个由兰吉特·辛格的十九世纪短暂王国所激发的荣耀之梦。这是个不客观的看法。不过，那是可以预料的。在认识了历史以及觉察到他们的新处境之后，印度所有地方的人都依照他们的需要改写了历史。

古特吉谈到他的生平和信仰时，很少对什么事情提出质疑，这倒是我没预料到的。宪法，法律，教育中心，以护卫人民权利及改善人民生活为崇高理想的公职，四十年来在工业及农业变迁方面所做的投资——在古特吉的描述中，这些使印度有别于许多邻国的特色却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没有提到好几代改革家和智者的功劳。正是他们不屈不挠的努力创造出了有助古特吉走出农村的条件。

伴随着田园记忆和锡克的荣耀之梦，他还抱持着坚守宗教正信的理念。他用这个理念衡量世事，其结果让他不能苟同。像那位在孟买从事股票经纪，却住在大贫民窟边缘，担心社会变动的耆那教徒巴布一样，古特吉也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混乱。巴布以耆那教徒的忏悔方式投入公益活动，古特吉则投入追求太平盛世的政治活动。别的宗教变得强调基本教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但这却可能助长古特吉所害怕的混乱。

正式入教仪式是饮用甘露。金庙位于阿姆利则，即甘露之池。据说，这里曾经有一个第一代师尊见过的池子。圣地通常都有一段历史：人们也说，《罗摩衍那》的某个版本中提到过这个地方，而在那纳克师尊之前两千多年，佛陀就发现了金庙所在地的特殊气氛。莫卧儿大帝阿克巴把这块地方赐给了第四代师尊，第一座庙宇则由第五代师尊于一五八九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后次年——动工兴建。在十八世纪的混乱之中，金庙被穆斯林大肆摧残。锡克王兰吉特·辛格于十九世纪着手重建金庙，给主庙盖上了镏金圆顶。在人造湖上投下倒影的镏金寺顶是一幅奇景。纵使留着近年战乱的痕迹，金庙仍然呈现一片宁静。

宾德兰瓦勒于一九八二年进入金庙的庇护所，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堡垒和辖域。四年前，他只是一名传道士及一所锡克神学院的院长，如今，他已经变成政治家与战士。他也是亡命之徒：他视尼朗伽利派为异端，不断对他们进行报复，他被指控犯了谋杀罪。

他宣扬纯正的信仰；他受到迫害；他让追随者得到为信仰而战的机会。任何人所能拥有的锡克教美德在他身上都找得到。他和追随者控制了金庙，他们从巴基斯坦私运枪械。他们在金庙里策划杀人，以及炸弹攻击和抢劫银行。宾德兰瓦勒对这些事情并非完全知悉，有些应该是追随者的自发行动：混乱的火苗本来就存在。金庙提供了庇护，它是安全的处所。实际上它并未跟城市隔离，旧城就紧邻着它的墙边。人枪都可以顺利进出。

在那种气氛之中，锡克教某些浪漫的美好观念受到了扭曲，其中之一是“西瓦”，效劳的观念。一旦恐怖行动成为表达信仰的方式，西瓦的观念必然会变样。

以下是一名男子的证言：“英德吉特是宾德兰瓦勒的亲密追随者，他跟山杜的谋杀案有所牵扯。英德吉特常到金庙去，希望在各方面为宾德兰瓦勒效劳。他有一回来找我，说什么事他都可以效劳。由于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而且他又主动找上我，我完全不能信任他。其实，他的样子相当可疑。他跟那些会跑到金庙外面干恐怖行动（的某些人）攀上了交情。山杜被谋杀两天之后，英德吉特来到金庙。从他兴高采烈的模样和夸耀的言辞中，你就会知道他跟山杜的谋杀案有关，而且他还以此为荣。”事实上，山杜就住在英德吉特隔壁。英德吉特所做的效劳或西瓦是向七人谋杀小组报告他邻居的行踪。在他们这套宗教观念里，根本没有所谓睦邻的事。

宾德拉瓦勒在金庙内的军事顾问是夏贝格·辛格。他曾经是陆军少将，在一九七一年的孟加拉战役中颇有功勋。后来出了问题：因侵占公款被军方革职，但仍可以保留军阶。报复成了他的宗教，宾德兰瓦勒的目标成了他的目标。

上面被引用的那位证人也描述了他们如何准备向国家挑战：“事情很快一件接一件发生，因此大家认定警方不久后就会攻入金庙，大家也认为有必要把锡克青年动员起来……这是一九八四年三四月间所做的决定。为了这个目标，一群群从三十至五十人的锡克青年来到金庙。我们在拉姆·达斯蓝伽尔”——金庙内的一间厨房——“的停车场上用木板隔出房间让他们住宿。夏贝格·辛格常在其中一个房间向他们灌输武器方面的理论知识。他会做示范，有时候则由我们几个人来做……这些团体要接受煽动性的训话……这些团体通常逗留两三天。总共动员了大约八千到一万青年。”

就这样，宾德兰瓦勒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如果他有更多时间，他的势力可能会更加强大。但是，自发的恐怖行动继续发生，军队终于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展开了攻击。军方低估了守卫者的火力，大约有一百名兵士阵亡。事情至此尚未了结。宾德兰瓦勒的追随者和其他人再度占据金庙，再度把它当作恐怖行动基地。一九八六年，警方又攻入金庙，事后，恐怖分子也同样回来了。一九八八年五月，警方终于做了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切断水电，把恐怖分子围困在金庙里。许多恐怖分子占据了位于水池中央那座屋顶镏金的主庙，金庙外的警方狙击手朝到池边取水的人开枪。那时是旁遮普的夏天，天气非常热。将近两百名恐怖分子弃械投降。围攻期间，恐怖分子亵渎了主庙，把它当作厕所使用。在金庙其他地方还发现了一些人的尸体，他们在警方采取行动之前就被恐怖分子杀害了。

亵渎了主庙的人并未奋战到底。一位目睹围攻过程的锡克记者对他们弃械投降之举感到震惊，他从小以来一直认为锡克教徒不会那样做。他的想法早就被恐怖分子的某些行为推翻了。他先前不相信跟他属于同一宗教的人会杀害妇孺，他不相信他们会拦截巴士，把车上所有乘客杀掉。他原本认为这些都是官方捏造的。另外，有人至今还认为那些在围攻金庙时投降的人根本就不是锡克教徒。一名退役军官所写的小册子说那些人是“政府收买的……罪犯……扮成锡克人的模样，穿上配发的锡克服装，学了锡克传统的基本知识”。

锡克人需要一再确立他们的锡克身份。宗教是这种身份的基础，宗教提供了情感驱动力。但这也表示，带领锡克运动的人并不能代表锡克人的成就，他们落后了一两个时代。

宾德兰瓦勒大半生待在离阿姆利则不远的小镇梅塔乔克的一间神学院里。

来到小镇时，首先见到的是马路两旁开设在泥土庭院中的小店。一家店的招牌这样拼写：UNIVERSIL EMPLOYMENT BEURO Overseas Employment Consultant（万国职业介绍所：海外就业咨询）。四周都是麦田，田里已经成熟的矮种小麦再过几天即可收割。也有的种了芥菜，以及用来当饲料的鲜绿色肉质植物。田畦之间种着一排排桉树，在极为平坦的田地上添增了绿色的垂直线：桉树一排叠着一排直到天际，显示其中有几片林地。

到神学院的一路上都是农田。平坦的土地延伸到晴空下的地平线，似乎无边无际，但是每一小块耕地都得来不易。神学院附设的那座谒师所或寺庙有白色墙壁，以及锡克教谒师所都有的莫卧儿式圆顶，这表明锡克教是在莫卧儿帝国时代成为有组织的宗教的。圆顶似乎过于华丽，反而凸显出下面那栋印度式混凝土建筑的庸俗。白色建筑的窗框漆成蓝色，特别显眼。谒师所的大厅相当简朴，天花板上装了叶片电风扇，半楼是一个设有栏杆的宽阔走廊。只有门道里的彩色玻璃镶板是刻意的装饰。

神学院楼房也同样简朴。首席传教士在二楼一个只摆着两张床的水泥房间里接见访客。他说，神学院里已经没有枪支了，他们现在只招收儿童。这些儿童之中的几个男孩跑到房间来看热闹。他们穿着神学院学生长及胫部中间的蓝袍制服。屋外阳光明亮，气温暖和，没有陈设的房间里是穿着长袍、不发一语、前来观看访客的小男孩，令人想起童年漫长无事的日子的无聊。我也想到，这当中涉及了避难和庇护。这些儿童之中有不少是来自印度其他邦的，有些——孤单的、流浪的——似乎是从别的宗教改信锡克教的，而在神学院里找到了兄弟之情和安全处所。一个穿蓝袍的高大男孩端来一壶温牛奶，倒在铝碗中请客人喝，这时我更加肯定这个地方让他们感到受欢迎、有保障。

首席传教士说，他是在跟房间内男孩大概同样年纪的时候来到神学院的。他离家到神学院住了下来：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宾德兰瓦勒也差不多是这样来到神学院的。他来的时候是四五岁，二十五年之后他已经成了院长，再过五年——在向锡克人当中的异端提出挑战之后——他搬进了金庙。两年之后，他在那里丧命。

他出身农家，有八个兄弟，家里因为无法抚养全部孩子，于是把他送到神学院。他对世界有什么认识？他对城镇或建筑或国家会有什么观念？在这些穿越肥沃田地的村中道路两旁有低矮、满是灰尘的红砖房屋，另外还有添加的简易建筑，或是由土墙筑成，或是在树枝做的支柱上盖着茅秆。屋顶上晾着麦秆。商店就开在没有围墙的泥土院子里。

在神学院待了二十五年之后，他开始呼吁人们回到正途，回归纯正之路。他会到外面传道，他逐渐成名了。有一个人曾在拉贾斯坦邦的小城加亚纳加尔听他传道。当时有三千人——或许五千人——前来听梅塔乔克的年轻传道士演讲，宾德兰瓦勒对他们讲了四十五分钟左右。“他使用一般人的语言，听众听得如醉如痴。”他讲了什么？“他叫大家不要喝酒。他说：‘喝酒会害你，你会有罪恶感。每个人都想跟父亲一样，每个人的父亲都是哥宾德·辛格师尊。因此，锡克人必须留长发，不可有恶习。’他提到了许多经文。”

在这套信仰里，一旦世界变得无法应付，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的宗教——注重形式和象征的宗教——就会变得比第一代师尊的哲学和诗歌更有吸引力。人们比较容易回头接纳哥宾德·辛格那种注重入教仪式的宗教，再度强调那些区别信徒和所有其他人的种种东西。宗教的主要关怀变成了后几代师尊所受的苦难和迫害：信仰就是宣战。

这种信仰必须时时复兴重建，在宾德兰瓦勒之前即出现过基本教义派或复兴主义的传道士。其中之一是兰迪尔·辛格。他在二十年代发起的运动至今仍有影响力，还有追随者，还能够派出人马向异端和敌人宣战。这个运动目前的领袖是拉姆·辛格，他七十二岁，肤色黝黑，身材矮小，曾经当过空军中队长。

他谈到运动创立人时说：“他看到了真理之光。他皮肤黑，但看到真理之光后，他的身体开始发亮。他可以预见未来，也知道过去的一切。他的皮肤比英国人更亮。他脸颊红润——亮光从他脸颊发散出来。他在二十六岁时看到了真理之光。他奋起反叛英国政府，那是一九二〇年的拉合尔谋反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狱中，一位监狱牧师有一天问他：‘你看来气色不错，一定吃得很好吧。’圣师兰迪尔·辛格告诉牧师：‘我吃的是最糟的食物。’牧师说：‘你看来很快乐的样子。有没有人跟你在一起，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圣师说：‘我从来都不是单独一个人。’狱卒告诉牧师说：‘那个人在说谎，我们绝不会把两个囚犯关在一起。’于是牧师再问圣师：‘谁跟你在一起？’圣师说：‘神。’

“圣师被关押了十六年，三十年代出狱后开始全心全力吟唱宗教诗歌，阅读，主持饮用甘露的仪式。”

我问中队长拉姆·辛格：“为什么需要饮用甘露？”

他说：“神隐藏在我们身内。神只是一个名称——他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你喝下甘露之后才会觉察到其存在——你会自动说出那个名字。”

他开始谈论起甘露。“那是用纯水和白糖调成的。先把白糖和小苏打混在一起，加热之后那东西会膨胀起泡，等到凝固时它会变成糖块。把糖块放进铁质容器里加水调匀，然后拿一把双刃剑在糖水里前后摇动。这种做法是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首创的。你给人喝甘露，能让他长生不死。铁是有磁性的金属。你用来调甘露的铁容器里有最强的磁力线，导体穿过磁力线时，它会发出电磁。这使得糖块和水更有能量，也能把一些铁溶进糖水里。因此，那种东西也有几分补铁的作用。”

我们在客厅里交谈。地板上铺了一条地毯，座位前的桌上有一块桌布，吊架上放着几样小摆设：一台时钟、一座前腿腾空的马匹小雕像、一把瓷壶、一张儿童的快照、一个银质小托盘（从伦敦带回的纪念品）以及几幅花卉小画。

中队长拉姆·辛格生于一九一六年。他父亲是农民，努力让儿子受了教育。拉姆·辛格在英治时代的一九三九年加入空军。他在一九五七年正式入教。

他为何觉得有此必要？是否有什么个人危机？他说没有。他读了圣师兰迪尔·辛格的书，发觉没有行入教礼就无法接近神。

他话说得很清楚。我觉得他想表现友善。他的语气和模样显示他是个通情理、没困扰的人。他穿着淡褐色衣裤外加牛奶巧克力色开襟毛线衣。在我看来，他头上缠的不像是全长的头巾，而更像短短的束头布，其颜色是橘黄。他身上佩的短剑——锡克教的五样标志之一——插在鞘里，吊在一个黑色大钩环上。这让他看来不怎么像武士，反而更像公交车售票员。他胡子是灰中带黄的颜色。

他领导的运动以塑造纯正锡克教徒为目标，因此举行入教仪式饮用甘露是必须做的事。“饮用甘露入教之后，你不可以吃‘阿姆利特达里’”——喝过甘露入教者——“以外的人所做的食物。这样有助于控制五种邪恶：色欲、怒气、贪婪、自我、亲情。”

入教仪式也可以激发团结精神。是不是因此让政府对某些运动人士产生了怀疑？

他说，他们跟另一个相信世上有活着的师尊的改革派锡克团体有些争执：也就是说，那个团体认为师尊的传承并未在一七〇八年第十代师尊死后即中断。那是个小团体，却不时制造大麻烦。一九七八年，他运动里的一个人被那个团体的成员杀死，有些运动分子不得不躲藏起来。

不过，在他自己口中，他是个跟暴力离得远远的人。他的时间整个投入了信仰。他半夜起床——他从半夜开始一天的活动。他洗过澡，一直祈祷到四点。从四点到五点半，他朗读锡克经书，然后睡到八点半。这就是他过的日子，这就是随着他在四十一岁所皈依的纯正信仰而来的日子。这很明显让他得到了安宁。

我们就要离开前，他儿子来到了客厅。他长相俊秀，眼神灵活。他克服了小儿麻痹，目前是医生。他面貌和蔼，洋溢着亲善，跟父亲一样心平气和。他在政府机关服务，他微笑着说他们正在罢工。吊架上的银制托盘——那个伦敦的纪念品——是他前往英国时带回来的。

恐怖分子现在只为了谋杀而活，他们的信仰似乎只包含敌人与叛徒、怨恨与委屈一类的念头。他们大多注定会惨死：警方可不会闲着，也不是笨手笨脚的。不过只要他们还逍遥法外，他们就一刻也不懈怠，一而再再而三杀人。每天都有七八件谋杀案，两天后刊印的官方报告只列出大部分案件，只有特殊案件才有详细内容。

这类案件之一发生在离梅塔乔克大约十英里的村庄，有一家六口在半个钟头之内被一帮歹徒杀了。这家的两个儿子先被杀，接着是父母，然后是祖母和一个堂亲。受害者都是虔诚的阿姆利特达里锡克教徒。最大的儿子跟宾德兰瓦勒交往甚密，歹徒主要是冲着他来的。但是，歹徒在四个人被杀的房间里留下的一张字条——发现时沾满了血迹——却说他们属于“宾德兰瓦勒老虎军”。

北印度的村庄里通常有许多东弯西拐、夹在空白或穿洞屋壁之间的窄巷。发生命案的贾斯帕尔却比较开阔，其空间结构较简单，房屋建在一条笔直的主要马路或通道两侧。这个有八十户人家的村庄是从邻近一个较大的村落中扩展出来的。八年前，那个村落里一些较有钱的人开始到贾斯帕尔来，在大路两旁一块块长方形的土地上盖起农舍。

我们下午三四点抵达时，在村庄外围工作的人们有点谨慎。我们——坐没什么特别的出租汽车前来的陌生人——可很难说有什么来头，有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恐怖分子：两种不同的麻烦人物。他们一边工作，表情更加阴沉了一点，假装没看到我们。奇怪的是，村里竟然没有半个警察和官员，而谋杀案过后还不到四十八小时，这个村庄就已经没人过问了。

村中主要道路路面宽阔，铺了砖块，有横跨空中的电线。路两旁农舍的墙壁匀平、低矮，有些只是砖砌，有些则抹了灰泥、漆成粉红或黄色。在一棵大树下的空地上有几根用来拴水牛的短柱或矮桩，还有高高一堆聚积起来的干牛粪。沿路各处——有些村民仿佛也把这条路当作牛栏——可以看到装橡胶轮胎、撑起车板的空牛车，还有水牛和饲料槽和一堆堆一垛垛用来烧火的干牛粪。铺砖道路的尽头也是村庄的尽头。这条道路——现在有一半在下午的阴影里，没有湿牛粪的地方覆着灰尘——接下去是一条较窄的泥土路。在阳光照射下，小路穿过颜色非常鲜艳的芥菜田和成熟的小麦田，两旁有垂着淡绿色叶子的高大桉树，以及歪歪斜斜的电线杆。

我们不必打听发生命案的房子在哪里。在那栋房子宽阔的门口，大约有十五个头上罩着布的女人坐在一条床单上。门框漆成薄荷绿色，柱子上则有不同颜色的菱形图案。两片加铁框的大门板已经拉开：门板上半部有熟铁镶成的图案，下半部交叉形的铁框上钉着瓦楞铁片，构成几个三角形，分别漆上黄、白、蓝、红，其中以红色最为醒目。在庭院另一端——幼桉树的垂直叶片几乎没有投下任何阴影——男人们坐在屋外空地上，他们大多缠着白头巾，脱掉的鞋子散放在四周，附近有一张绳编床。水牛被关在靠着矮砖墙搭建的牛栏里，两天前的夜里歹徒就是从那堵矮墙跳进来的。这农舍前头防范得严密，用上了金属和瓦楞铁片，后边却这么开放，紧邻着农田。

我们被带到隔壁的农舍。这户看来是富裕许多的人家。庭院不是土夯，而是像道路一样铺了砖块。这是贾斯帕尔少数几栋双层建筑之一。二楼部分就盖在大门上方。外墙是依序以阶梯形状排列的黑、白、绿、黄四色瓷砖，墙角则有半突出的砖块所构成的装饰性的规则图案。院里的挂车等着由拖拉机来拖走：挂车上也写着印度所有卡车车尾都看得到的那两个神秘、仿佛在庆祝什么的单词：OK TATA。庭院一角还有个有几分像样的花园，种了向日葵、九重葛、旱金莲等喜光植物。

我们来到大门左侧无墙的明亮房间，在绳编床上坐下。这间房的砖砌天花板也是二楼地板，由架设在钢梁上的木桁支撑着。混凝土柱上有几条模塑或雕刻的花饰凹槽，并且漆上多种颜色——这是在模仿穆斯林入侵前印度教寺庙柱子的式样。庭院里的每样东西都显示主人以这栋宅院为荣。

渐渐地，有人前来。他们背光坐在绳编床上，或是倚着彩色柱子。旁遮普服装在德里等地虽然显得有几分优雅，在这里只不过是农人的衣物，是生活离不开牛群的人穿的肮脏衣物。一个穿淡绿色印花套装、脚踝有污垢、结实、三十多岁的女人把孩子抱在腰间走进来，然后坐在绳编床上。女人因为哭过而眼皮肿胀，几乎盖住了眼珠。

坐在女人膝上紧紧抱着她的孩子就是那个被杀的大哥的七岁儿子。男孩父亲被杀时，男孩在同一个房间内，因为被一个叔叔藏在小床下，他才没在AK-47枪下丧命。男孩虽然惊魂未定，偶尔还会对陌生人感到好奇。有那么几回，他听着大人说话，眼中就含泪了。家人给他换上一套干净的淡褐色衣服，也帮他梳理了头发，头顶上打了一个髻。

救他一命的叔叔二十三岁，英俊修长。那么多客人来访，他特别打理了外表：蓝色头巾、一件时髦的黑灰两色格子衬衫。他开始谈事情经过。就这样谈着谈着，一位堂妹走了进来，自然地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农村的一日继续下去。水牛从前门回到院子里，它们拖着的重链在铺砖的院里发出钝响，牛蹄踏出闷声。在乡下，待客之道也没有被忽略，有人为来客端上水，然后是茶。

穿黑灰两色格子衬衫的男子名叫嘉嘎。他的话由跟我同行的报社人员翻译，翌日再由《印度斯坦时报》记者阿宾纳希·辛格补充说明。

嘉嘎说，事发时他们一家人刚吃过晚餐，几个人正在院子住家那一侧的房间里（另一侧是牛栏），其中有人“啜着茶”。九点过后不久，院中传来一阵骚动，有人从那边喊道：“从久德浦来的那个装得很虔诚的家伙——给我出来！”

嘉嘎原以为喊叫的是村里什么人，但接着就从语气听出来者是“弟兄们”，也就是“辛格”。“辛格”：在这些场合中，它不只是锡克人的另一个名称。它指的是信守入教誓言的锡克人。在这些村庄里，它还指某个恐怖集团的成员。嘉嘎提到当晚来的人时，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辛格”。他用的另一个字眼是“阿特瓦地”，即“恐怖分子”。他只用了一次“蒙迪”——“弟兄们”。

当时嘉嘎正把布塔的儿子抱在膝上。一旦认定了来人是辛格，他马上抱着小孩躲到小床下。

长兄布塔走到门口。屋外的人刚喊着要“从久德浦来的”人出去。久德浦意有所指：布塔曾因恐怖行动嫌疑跟其他两三百人被拘押在久德浦的碉堡，历时超过四年，从一九八四年六月到一九八八年九月——仅仅八个月之前。布塔遭受拘押是因为军方发动攻击时他正在金庙内，而且对方知道他是宾德兰瓦勒的宗教追随者。布塔承认他是宾德兰瓦勒的追随者，但否认自己是恐怖分子。他说，那天正逢皇帝贾汗季于一六〇六年下诏处死的第六代师尊殉难周年纪念，他才提了牛奶到金庙去祭拜。

是这个人——年仅三十二，却已吃过多年苦头，生命已受摧残——是他起身，站在门口查看院子里那群蒙面人的。

带头的说：“哪一个是布塔·辛格？”

“我是布塔·辛格。”

“跟我们走，我们要的就是你。我们来带你走。”说话的人告诉身边的一个辛格，“把他的手绑起来。”

几个人做势抓他手臂。布塔说，“没那么简单。”接着双方扭打成一团，两个辛格开了枪。一颗子弹击中布塔右边肋骨正下方，他后倒进房间里。布塔的母亲扑在儿子身上，向那群人哀求：“拜托不要杀他。”布塔的弟弟贾耐尔和布塔的妻子巴温德也扑在布塔身上。辛格们抓着巴温德的长发把她从丈夫身上拉开，再用AK-47开了几枪。先前布塔没有丧命，现在，他跟母亲、弟弟一起被杀了。布塔的祖母受了伤，几天之后死亡。

布塔的父亲从院前靠近道路的房间跑了出来。他穿过院子跑到持枪那群人的所在之处。他试图抢下一支枪，结果头部中了一弹丧命。

这之后，那群八九个辛格出了大门，走到村内大路上。路对面稍靠右住的是纳塔·辛格——布塔的堂叔。他们要找纳塔·辛格。纳塔屋子的前门没为他们打开时，他们转到后面，爬过矮墙，叫他出来。纳塔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是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十四岁女儿。

纳塔听到叫声走了出来。一票人把他带到大路上，要他开拖拉机载他们到巴德夫的住处。他们也想对巴德夫下手。他们认为巴德夫大有问题：他们说，巴德夫是个阿姆利特达里锡克教徒，但他违背了誓言，这一阵子跟贾朗达尔城的一位寺庙祭司有勾结。他们抵达就在道路尽头田边的巴德夫家时找不到人。巴德夫先前听到枪声已经溜走了，他这阵子也因为宗教方面的问题接到过几封恐吓信。于是他们又叫纳塔用拖拉机载他们回来，在他屋外的路上杀了他。

一群辛格在村内停留的时间仅有半个钟头，分秒不多，然后人就走了。一直到八个钟头之后，清晨五点半左右，屋里才有人拿起恐怖分子留下的字条——如今已经沾满血迹，难以辨识。字条上说，布塔·辛格和纳塔·辛格要为两个月之前两名恐怖分子在半公里外一个村庄被杀一事负责偿命。当局对被杀的恐怖分子之一曾经悬赏三万卢比。

警方指出，涉案的一帮人原想要布塔加入他们。由于布塔一直到一九八四年都跟宾德兰瓦勒很亲近，他可以为那群人带来一些“可信度”。

村里人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布塔在被拘押期间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刚从久德浦被释放之后，他向当局申请小客车行驶执照。这是政府为了让布塔这类人自力更生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有一天，布塔为了执照的事去了一趟贾朗达尔。他没在预定的时间回到家。村里人开始打听，结果知道布塔被贾朗达尔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拘捕了。他被拘留了九天。

布塔从未告诉任何人为何被捕，也没提及拘留九天之中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布塔回来的时候很害怕，后来也绝不愿单独一人离开村庄，譬如到村外的水泵打水，或是去当地的市场。（有人说布塔怕再度被警察逮捕，但这有点不合逻辑。不管有没有人伴随，布塔都可能被警察抓走。有人伴随的话，倒是会让那些恶棍派来的杀手有所顾忌。）

我们终于前往隔壁的死者家，好不容易才穿过那群坐在门口的妇女。她们现在已经不再哭号，而是静静坐着，安静得像阳光下院子里的男人——男人那边桉树的垂直叶子没有投下任何阴影，下午的太阳反倒像是给叶子抹上了一层亮光。住家部分靠院子这边灰泥打底的墙壁被漆成粉红色，门窗上头通风的空心水泥砖被漆成跟门口墙壁一样的薄荷绿：这些是地中海地区的颜色。门窗以及窗上垂直的铁条则漆成较深的绿色。

卧室位于房屋前侧，就在大门两旁。卧室门开向院子，其后墙（有加装铁条的窗子）就靠着村里的路。左边有两间卧室。阿宾纳希告诉我，除了当卧室之外，这些房间也用作储藏室，存放麻布袋装的小麦和稻子。布塔·辛格的父亲睡在院子一角的房间里，凶案发生时，他就是从那房间里跑出来的。

大门右边的卧室是这家农舍的主屋，布塔·辛格夫妻睡觉的地方。它也是客厅。现在房内并无椅子。阿宾纳希说，椅子和大桌已经搬走，因为他们知道凶案发生之后会有客人来访。房内有两张并排的床，床上的寝具没有整理。另外还有一张多余的床，以及锡质行李箱和衣柜。一个架上摆着金庙的纪念品，墙上挂着几幅锡克教月历。在锡克通俗艺术里，历代师尊的瞳仁总是半遮在上眼皮下面，因此眼白比平常露出得更多。这房间里的画像令人觉得不寻常。

房间里有一张布塔岳父的相片，另一张则是布塔自己：好学、戴眼镜的年轻男子。好学和戴眼镜在乡村及农舍中显得有点不搭调。布塔可能刻意培养了那副学者气质，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家族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布塔的妻子巴温德是村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应该是以她做榜样，布塔才会在被拘禁于久德浦期间修了文学学士学位。

经过了两三代——不仅勤劳工作，还配合着政治鼓动、政治保障、农业发展、全国经济增长——布塔家族才拥有目前的条件。两三代的时间也让布塔·辛格开始产生求知的兴趣。有了新知之后，他必然会对自己的身世特别敏感。他会更容易想到的是家族所受的不公不义，而不是时代之间的稳定改善；他会觉得像宾德兰瓦勒那类人的基本教义主张可以满足每种情感需求，是具体可行的方案：那套主张可以让不满情绪及受难心结显得崇高，可以将历史简化成往昔荣耀的失落，可以为当代提供仇敌与救赎这两个理念。他陷入这套想法之中，不能自拔。

警方指出，他是因为拒绝加入那帮恶棍的阵营而被杀的。那群辛格们留下的字条则说，他必须为两名重要恐怖分子遭警察枪杀一事负责。两种说法可能都有事实成分。这些事情可不是好玩的。运动的新鲜分子必须先经受血的洗礼，而一旦受过血的洗礼，这些人就脱离不了运动了。布塔一定受了不少苦。大家都说他笃信宗教。他为两个小男孩买了入门宗教读本；他每天到谒师所祈祷两次。何等虔诚！刚开始这可能满足了某种情感及知识上的需求，后来或许只是为了祈求保护。

他这一切都在隔壁房间里结束了。那个房间位于庭院一侧，坐北朝南。房门开着。不过，由于抹了牛粪的庭院里有点刺眼的亮光，以及墙壁粉红色涂料的阳光反射，门内却显得非常幽暗。在房内的阴影中，架子上的铜壶和钢锅闪闪发光。布塔和家人中弹倒下的地板上还留着擦碰的痕迹。事发至今还不到四十二个钟头。不过，擦碰的痕迹也可能是来看个究竟的人所留下的。凶手留下的字条被发现时沾满了血。现在地面上黑压压一片苍蝇，几乎一动也不动。

后来阿宾纳希告诉我，凶案发生三天前，布塔·辛格的妻子——那位大学毕业生——在邻村开了一所以英语教学的学校。那是她长久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我觉得梦想实现了，”她告诉阿宾纳希，“没想到丈夫从久德浦回来竟然造成家破人亡的后果。”

路对面是布塔叔叔纳塔·辛格的房子。他的妻子不识字。她生了五个孩子，最大的有残疾。她告诉阿宾纳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整个世界都完了。”

我们走到屋外时，一群人又为纳塔·辛格哭号了起来。画着多色菱形图案、薄荷绿色的大门右边，纳塔从巴德夫家开拖拉机回来后的被害地点，现在坐着一群妇人，她们不时扑倒在地上。有一堆堆牛粪的村路两旁，农村生活并无改变：水牛低头吃着路边墙角槽子里的东西。牵这些动物到外头，牵它们回家，挤牛奶或卸牛轭，喂食、照料它们过夜——这些工作使一天过得有节奏、有意义，人们像遵守教规一样进行着。

村内另外两个人也曾经在久德浦被拘押。妇女在一旁恸哭，水牛在路边嚼食，我们则听着这两个人之一讲他的故事。就在兰吉特在久德浦被释放当天，他弟弟被杀了。兰吉特没说是谁杀了他弟弟，这暗示凶手是那些“弟兄”。他弟弟的尸体在离阿姆利则二十公里外被发现——离我们所在之处不远。结果是，兰吉特在久德浦待了四年半之后回家那天，他弟弟的尸体也运抵家门。这是仅仅一个月之前的事。

他们谈到悲痛时为何还能这么平静？宗教信仰多少让他们有了心理准备。不过，他们能够这样平静，是因为好几百人也受了跟他们一样的苦。阿宾纳希说，像那天下午我们所听说的集体谋杀案，他跟其他记者都见过不止五十次了。正好一年又一个礼拜之前，拉贾斯坦有一个家族的十八个人被杀——其中一半是锡克教徒。AK-47是杀人无赦的武器。它可在两秒半之内射完弹匣内的三十二颗子弹，子弹从许多角度扫射出去，可以在那两秒半之内杀死一个房间内的所有人。某天晚上，阿姆利则的一个区里就有二十六人被杀，包括三十天大的女婴及九十一岁的一家之长。

我们坐车由小路及乡道回阿姆利则，一路上看着肥沃、作物茂盛的农田。还是下午时刻，阳光仍亮，无安全之虞。过了一阵，我们发现我们可能迷了路。我们身处灌溉农田之间的泥土路上。我们看到两个人共乘一辆脚踏车，一人踩车，一人坐在置物架上。置物架上那位的侧坐姿势很优雅，两脚并拢，并没有左右摆荡或往下垂。他的两只鞋子紧紧靠着，并且抬了起来，仿佛是为了避免沾到泥土。我们停下来问路时，他以熟练的动作从脚踏车上滑了下来，然后说可以陪我们一段，把我们带到通往阿姆利则的路上去。

就像我从他在脚踏车上的坐姿所设想的，他是个英俊的男人。他是锡克人，蓄着修剪过的胡子。修剪过的胡子表示他没有正式入教。他听说了布塔·辛格被杀以及其他命案的事，觉得很可怕。他自己不属于任何纯锡克人的政治团体。他经营一点生意，自己觉得还算成功，也感到高兴。他说，他盖了一栋房子，抽水马桶等等设备都有。房子花了他四十万卢比，相当于一万六千英镑。不过，现在他觉得恐怕必须放弃房子，搬离这个地区。他没正式入教，也无意那样做。他不认为自己有办法遵守阿姆利特达里的严规，他不想像其他人那样惹上弟兄们。

锡克教的奠基师尊受尽折磨和苦难，第十代师尊的两个儿子被人用砖块砌堵起来活活闷死一事具有特殊意义。这段情节有点类似莎士比亚《约翰王》和《理查三世》的故事，已经附有几分神话色彩。

下令将小孩——九岁到十岁男童——处死的人是莫卧儿帝国驻西尔信德[7]城的行政长官。只有一人反对该项酷刑：他是马勒科特拉省督，一位阿富汗出身的穆斯林贵族。接着，他向当局求情，希望能将尸体依礼火化——穆斯林行土葬，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行火葬。行政长官说：“行，准你择地火葬，唯地点不得大于你能用金币覆盖者。”省督接受了这项条件。他把一部分财宝铺在地面上，两具尸体就在那里火化了。于是，下面两个地点成了圣地：一个是男孩被砌砖闷死之处，一个是他们尸体火化之处。每年殉难纪念日，信徒都会举行一项仪式，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

在缺乏历史意识的人当中，事情只要超过了父辈或祖父辈的记忆范围，只要没有现存的目睹者，那么就可能变成神话。这则关于小孩被砌砖闷死的故事无论发生于两千年、两百年还是一百年之前都无关紧要。事实上，这些事件是有年代可考的。一六九九年，第十代师尊在阿南德普城调制甘露，第一次为锡克教徒举行入教礼，建立了锡克人的军事教团体制。两年之后，他被莫卧儿军队围困在城里。围城历时三年。师尊跟两个儿子脱困逃出，师尊的母亲及另两个儿子则被俘，被带到西尔信德。一七一〇年，锡克人攻占西尔信德。

可以确定年代，加以分析，并且以适当距离跟当前隔开的事件也可能在某个阶段开始变得遥远，变得模糊。神话却历久弥新，它们永远不会失去魅力。虽然一七六二年锡克人在马勒科特拉被入侵的阿富汗军大肆屠杀，一九四七年印度国土分裂，印巴两国人民互相迁移——穆斯林逃往巴基斯坦，锡克人及印度教徒逃离巴基斯坦——一九四七年，由于那位阿富汗贵族在第十代师尊两个儿子的火葬地点铺了金币，没有穆斯林在马勒科特拉受到伤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锡克人的阿卡利党[8]还提名马勒科特拉省督为其候选人，而且他在三次选举中都获得了锡克人的支持。

这些是阿马林德·辛格告诉我的。阿马林德是帕提亚拉[9]王室的族长，非正式而言——因为大公的名号已经废除，大公已经被“取消承认”——他是帕提亚拉的大公。所有锡克人都是“辛格”，他们使用这个共同姓氏，意在消除种姓及阶级差异。这个理想犹存，但几乎从一开始，锡克酋长就纷纷崛起，帕提亚拉王室即是其中最显赫者之一。西尔信德——两个男孩被砌砖闷死之地——纳入帕提亚拉版图之后，师尊之子殉难纪念日的宗教游行活动就由王室负责举办。

“西尔信德是莫卧儿行政长官的驻地。锡克人最后攻下城堡时，里面一无所有。锡克教的器物都已不见，全被莫卧儿人摧毁了。锡克人找到了砌砖的地点，盖了第一间谒师所。谒师所后来经过重建，是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早期做的。每年纪念日，我们都会用抬尸架抬着格兰特·沙哈卜师尊，从砌砖地点走到火葬地点。”这是模拟的送葬行列，以第十代师尊定版的锡克教圣经代替师尊的两个孩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之后阿卡利党控制了谒师所，仪式也改由他们主办。”

王室对锡克教负有特殊责任。“我们是唯一得到师尊两次赐福的家族。”根据锡克人常有的习惯，阿马林德在这里用单数集合名词“师尊”来指代所有师尊。第一次赐福得自第六代师尊哈尔哥宾德，他曾经这样安慰家族里一个正在哭泣的男孩：“他为什么哭？他的马匹将会到贾穆纳[10]河饮水。”师尊用这句话预言帕提亚拉领土终将扩展到那条河。

后来的另一位祖先是由第十代师尊举行入教礼的教徒之一。阿南德普灾难过后不久，第十代师尊在查姆库尔战役中写信求援的对象就是这位祖先。

“师尊被莫卧儿军团围困在城堡里，但他设法把信传了出来。他在信中说，‘吾家即汝家。正陷危境。速驰援。’但我祖先抵达时，战事已经结束。”师尊的另外两个儿子在那场战役中丧命。“这是锡克卡尔沙教派[11]的第一代。”后来，师尊在前往南方——他在那边死于一七〇八年（锡克人攻下西尔信德两年之前）——途中，曾经针对帕提亚拉家族及其王国的未来疆土提出预言。

师尊从查姆库尔发出的信对这个家族尤其珍贵。阿马林德的父亲或祖父便是从那封信中想出帕提亚拉家族目前的家训：“吾宅即汝宅。”早先的家训是“天堂之光吾家所依”，在帕提亚拉家族的旧陶器上还看得到这句家训。

王宫屋顶上设了一间谒师所。里面唯一的礼拜用品是由数位师尊长年编纂、最后也具有了师尊地位的锡克教圣经。但是，这间谒师所另外还有第十代师尊的遗物。洗过手、头覆上布之后，我被带去看一些遗物：师尊一把插在绒面鞘里的剑；几支矛；一封誊写的信，应该出自秘书或书记之手。

王宫屋顶上呈现的是古老的虔敬：已经成为宗教一部分的三百年前的历史事件（第十代师尊逝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生后两年）。王宫本身则体现了新近的转变。这是一座新宫，筑于五十年代，虽然华丽，却不见类似迈索尔大公的欧洲建筑师一九一二年建造迈索尔市王宫时大量使用的那种东方样式。这座帕提亚拉新宫样子像欧洲的乡村豪宅，其品位属于国际或中性风格，以舒适为着眼点，颇适合印度气候，是个宜人的地方。各间会客室都有签名照片，就像访客在别的国家参观豪门巨宅时所看到的那种。不过，这里的照片——拍摄的人物是统治者——却标示着一个转化中的世界，一个改变中的景象，一个崛起中的印度：德意志皇帝、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比利时王室、铁托、尼赫鲁、英迪拉·甘地。

绘画为数甚多，其中大部分显然是在欧洲购得，值得注意的作品极少。在英国人统治之前不久，锡克人开始发展出一个绘画流派。这个画派的作品是小型纸画，属于私人宫廷艺术，绝大部分是肖像画，一张张作品集成册子或卷在一起，收藏在宫内图书馆里。他们的品位或鉴赏并未扩及欧洲以大型油画为主、用来挂在墙上展示、目的往往并不清楚的那种艺术。因此，虽然资金雄厚，阿马林德的父亲及祖父并未购买古代大师或任何本世纪大画家的作品。

最醒目的是阿马林德父亲的巨幅全身画像。历代帕提亚拉大公的身高都非比寻常。威廉·霍华德·罗素一八五八年在帕提亚拉城见到的帕提亚拉大公身高超过六英尺，体格壮硕。这幅画中，阿马林德的父亲威风凛凛地站着，超乎实际的身材委实令人敬畏，叫人惊愕。另一幅挂在宽阔楼梯上方的大型沙龙画也有同样效果。画中场景是一九三五年在伦敦举行的乔治五世登基二十五周年感恩庆典，画中人物有阿马林德的祖父和其他印度土邦王君——尤以克什米尔和比卡内尔两邦大公为显著——还有韦尔斯王子，后来的乔治六世和王后伊丽莎白，以及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

阿马林德说：“我祖父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君主。他九岁就继承了王位。一九〇七年十八岁时，他成为手握实权的统治者。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三八年，权力完全在他手中。他使帕提亚拉远近闻名。他用一群很有能力的人治国，他赞助体育运动和音乐。不过，他是个独裁者。”

他认为自己应该享有的，则是他曾经住过的王宫的那般景况：位于帕提亚拉城另一头的帕提亚拉旧宫。

“它有一千个房间，占地四百亩。现在是一所体育学院。从我父亲房间到我房间有四分之三英里。我们有一天实际量过，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实在太大了，于是我父亲在五十年代建了这座宫殿。这一座还是大得不得了，但当时我们一家人才从旧宫搬过来，还觉得有点窄小呢。”

除了那座旧宫——让人一望而知英治时代土邦大公拥有何等雄财巨富的那种印度宫殿——先前还有帕提亚拉的城堡。

“旧城堡碰到战事就派上了用场。有一个塔楼，可以往下发射枪炮。”

城堡从一七一四年开始修筑，所在地原是一位穆斯林苦行圣人的隐居处。苦行圣人使用的火后来被吊起移入建好的城堡内，至今不曾熄灭过。

一八五八年，就是在这座城堡里，当时的帕提亚拉大公（或王公）及宫臣全套盛装隆重接见威廉·霍华德·罗素，向代表印度最高——如今更是胜利无敌的——统治权力的重要代表致敬。帕提亚拉大公应该不会明白罗素的工作是什么，但他总会知道罗素的意见够分量，因此他竭尽所能让对方有好感。骑在装饰华丽的大象上，他走出城堡一段路去迎接罗素。他也请罗素骑象，后者要跨上骑座时，他还有礼地扶了一把——这些欢迎和接待仪式都像哑剧般进行着。

现在城堡已经半毁。它位于帕提亚拉市场区之中，四周街道从头到尾或有一大段是卖鞋子，或是煮熟的食物，或是刺绣服装的——这是帕提亚拉的特产。罗素骑象抵达的前院现在是一些人小便的地方。一栋后来为了招待重要访客而增建、前方有古典圆柱的房子已经快要崩塌。这里被人擅自占住，墙上用粉笔草草率率写着“危险”字样。

到了里面，城堡一下子就变成小院和通道和阶梯构成的迷宫。有一座莫卧儿式小花园，虽然已经荒废了一半，但处于砖块灰泥建筑之间，仍令人觉得宁静。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帕提亚拉所模仿的高雅风格系来自英国和欧洲。在十八世纪，提供范本的则是莫卧儿人。不过，锡克人在十八世纪仿效外敌莫卧儿人这件事却有讽刺的一面：今天，莫卧儿势力早已消失，锡克教谒师所金碧辉煌的十八世纪莫卧儿式圆顶依然存在，它标示着锡克人的礼拜场所，犹如基督教教堂的尖塔。

除了这座花园，城堡内全盖了建筑，地面全铺了东西，见不到泥土。通道，庭院，平台，屋顶：到处是碎裂的砖块和灰泥，它们比木头更易毁坏。四处是窄小、窒闷、装饰过度、幽暗的房间，墙上挂着幽暗的镜子，天花板上有雕饰。到处是崩塌的天花板；你看得出，为大公和统治者修建的人也使用了如我在贾斯帕尔农舍所见的那种乡下砖造天花板筑法——砖块连接排在木梁上。旧城堡无法修复或保存：这种砖块势必碎裂。像这样的宫殿一旦没人住就完了。处处可见的小型修复——补上的水泥，加涂的石灰——更加强了整座城堡原本就给人的感觉：它被三番四次修筑，房间一一增加，空间持续扩大，直到极限；最后，它被弃置，无人理会。

纵使到处尽是荒败，一些顶层房间里却进行着跟帕提亚拉设城及建堡有关的宗教仪式——仪式中融合了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虔诚信仰。因为仪式还具有神圣性，进房间之前必须脱鞋。那位穆斯林苦行圣人的火自从移入一七一四年原建的城堡之后，至今仍然燃烧：这是帕提亚拉的奇景之一。烧火只用橡木，灰烬供人点圣痣（印度教习俗）。隔壁房间供奉着印度教黑天及时母两位神祇的造像。在另一个门外有屋顶阳台的房间，一个皮肤黝黑的诵经师念着锡克教经文，一个赤脚的侍者拿着掸子在几本覆着上等丝布的经书上掸灰。就这样，像目前居住的王宫的屋顶一样，被弃的城堡顶端也有景象令人想起这个家族是如何起源的。

照理，这个家族在十八世纪早期并不必然会壮大起来。但莫卧儿势力正好在此时衰退了，阿富汗不再入侵，锡克人得以繁盛起来。到最后，帕提亚拉王国的领土近乎七千平方英里，其中大部分是在十九世纪早期取得的。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廓尔喀[12]人决定占领整个山脉。他们在一八三〇年进军攻打我们的山地。所有山区大公聚集在一起向我们求援，我们也派出了军队。战事持续了六个月，最后，廓尔喀人吃了败仗，尼泊尔统帅的头颅挂在帕提亚拉城门上，直到裂成碎片。”

帕提亚拉从未跟锡克王兰吉特·辛格交好。“兰吉特·辛格有所威胁时，帕提亚拉跟英国缔结了条约。英国跟锡克人交战期间，帕提亚拉一直保持中立。”甚至在锡克人于一八四九年战败之前，英国人便在帕提亚拉招募了两营非正规锡克军。八年后爆发大起义时，帕提亚拉仍然信守它跟英国的条约。这份支持相当重要。若非如此，英国人在北印度可能会被打败。

“在我们家族的档案里保存着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的一封信。我们的档案留存了每个统治者的私人文件，其他文件都转移给国家。王宫里有一位图书馆员照料档案。起义者硬要巴哈杜尔·沙当他们名义上的元首，于是他写信到印度各土邦寻求支持。但是，当时他的辖地甚至还不及于整个德里。他的辖地只包括红堡。他的信用英文写，字体相当花哨，应当出自文书之手。它是两英尺长的卷轴。不过，我们跟英国签了互防条约，不得不遵守。”

一八五八年六月，大起义已经大致平定时，威廉·霍华德·罗素“随一行人”到德里红堡见落败的皇帝。红堡已落入英军及廓尔喀兵（像锡克人一样，他们现在被招募来取代属于叛变群体的士兵）之手。皇帝蹲在一个屋顶小阳台一侧空空的通道上。他是个瘦小、衰弱的八十二岁老头，赤脚，穿着一件肮脏的平纹细布长衫，戴着一顶薄麻纱小帽。他在向一个铜盆里呕吐，罗素没有问个究竟。老人对前来好好瞧他一眼的人懵然无觉。他有写诗的癖好，罗素说，一两天之前他才写过一首诗，“用一根烧过的柴枝在他牢狱的墙上（写了）几行不错的诗句”。这并未引起罗素的惊奇或同情，只招惹了他的嘲笑。他压根儿没想问一下那些诗句的意思。

这时，印度的英国人正议论着要把德里的大清真寺炸毁，正如早先有人提议把泰姬陵拆掉，出售其中的大理石一样。英国人甚至对帕提亚拉大公起了疑心，罗素就听到抱怨说他跟皇帝巴哈杜尔·沙有联络。

从阿马林德的话听来，这个说法似乎有几分真实。他说：“因为巴哈杜尔·沙写诗，大公的一位弟弟很喜欢他。他去见皇帝，提供援助。大起义过后，他回到帕提亚拉，英国人要求把人交给他们。帕提亚拉拒绝了，但英国人也无法强求，因为对他们效忠的君主已经没剩几个了。

“于是双方达成了妥协。大公的弟弟离开了帕提亚拉。他最后弃绝凡俗，先是住在喜马拉雅山的里希克希，然后在这世纪早期搬到了南方的班加罗尔。”班加罗尔位于迈索尔王国境内，离英国管辖有些距离。“五十年代他在那里过世，享年一百多岁。他开班授道，别人多少把他看作圣人。他妻子继续住在帕提亚拉旧堡里。他们结的是童婚。她小时候就来到城堡，九岁时丈夫离开了她。直到三十年代，她都住在城堡里，拒绝外出。她从来没有走出过城堡。那时候，女人留在深闺的规定很严格。她从来没见过汽车、火车、王宫外的人、森林、农田。我祖父要她坐车兜兜风。他说了又说，最后——这应该是三十年代早期或二十年代晚期的事——我祖父硬是把她弄上车，带她出去看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住在城堡里的时候，她不让任何人替她打井水，因为她要过她设想丈夫所过的那种苦日子。”

这故事颇有疑点。譬如说，如果帕提亚拉大公之弟前去援助巴哈杜尔·沙时是十六岁，他应该出生于一八四〇或一八四一年，而他在一九五〇年代死亡时可要超过一百一十岁了。他那个童年就入门的妻子也活了九十岁左右。无论如何，阿马林德讲的这段故事倒包含了许多印度从大起义到独立之间所经历的巨变。故事中那些人的有生之年不但涵盖了锡克人从边疆悍民到农商百姓的转变过程，也涵盖了其统治者从好战酋长到英国治下大公的转变过程。

阿马林德挥了一下手说：“我祖父不会了解这个的。”阿马林德的“这个”指的是独立、国会、全民参政。“你可知道，我祖父把我外祖父关进牢里，有九年之久不让他一家人进阿姆利则，因为我祖父怀疑他加入了普拉贾曼达尔。那是自由运动人士对土邦里国大党的称呼。我外祖父还很有品格，他没有屈服。他家被没收的财产直到我父母结婚时才被归还。”

从一八五八年威廉·霍华德·罗素在帕提亚拉堡所见的佩戴珠宝的统治者，到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一千个房间之莫提巴宫极权统治土邦的大公，这之间隔了两个时代。一个角色接着另一个角色：跟英国的关联增加了统治者的荣耀。对阿马林德的父亲而言，境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父亲一辈子都过得不好。他在一九三八年丧父后继了位，那时他二十五岁。一九三九年爆发了大战，接着，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是独立运动。我父亲是大公联议会的主席，因此要面对许多不稳定的状态。独立时，他率先签署承认书，帕提亚拉跟旁遮普各邦合而为一。对我父亲个人，这是降职，从原先的统治者变成一邦之长。当时有人考虑把帕提亚拉设为印属旁遮普的首府，但首席部长粉碎了这个念头。他认为帕提亚拉对邦的事务肯定不会没有置喙余地，因此想出了在昌迪加尔建造一个全新城市的主意。接着在一九五八年，旁遮普邦联跟前英属旁遮普合并，我父亲落得手中空空如也。”他参选旁遮普邦议员，但不喜欢政治。他被任命为大使，但这并未减轻他的悲痛。“他性格内向，问题都放在心里。他一九七四年过世时——才六十一岁——医生说他的心脏像八十五岁老人的。”

阿马林德自己没有适应的问题。他出生于一九四二年，独立时他五岁。“我在现代环境中长大。”他在宫里受教育：一名英国保姆，一名德国幼儿园老师，还有“一位大师”教他锡克经文、传说和民俗。他在宫外也接受了完整教育：先在西姆拉和卡绍里就读私立小学，再就读一所著名印度公学，最后就读台拉登的印度陆军军官学校。他进陆军服役，加入历史最悠久的锡克兵团——直接从一八四六年在帕提亚拉招募的那两个营发展而来。他喜欢军旅生活，有意在军中发展，但他为了处理家务不得不离开军队。他后来“对政治逐渐上手”——或许有几分展现了他的十八世纪祖先在帕提亚拉王国早期所具有的手腕。

然后出现了传道者宾德兰瓦勒。恐怖行动造成了危机；当局下令阿马林德喜爱的军队进攻他视为圣地的金庙。

“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让三百年历史化为乌有。锡克人建立了帕提亚拉，两位师尊赐福给我家族，我必须跟人民站在一起。”

回到昌迪加尔，我再度见了古特吉。这时他告诉我一件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事，即“蓝星行动”——军方对金庙攻击行动的代号——之后，他躲藏了四年多。这一阵子以来，他首次细谈宾德兰瓦勒。那位被免掉文官职位的卡布尔·辛格是古特吉的第一位英雄兼导师，宾德兰瓦勒是第二位。

“他一向是虔诚信教的人，直到最后都没变。他父亲是法里德科特地区的小农。这地区的名称源自法里德，一位十三世纪的穆斯林苏非派[13]圣人；我们的经书里有他写的对句。宾德兰瓦勒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兄弟共九人。他是父亲第二位妻子所生。第一位妻子生了七个儿子，第二位生了两个。父亲无法抚养所有儿子，因此在宾德兰瓦勒四五岁的时候把他送到神学院。”

古特吉也生于一九四七年，他也是在四五岁的年纪被送到寄宿学校读书的。还有，他也出身农家，只不过他祖父是拥有三千亩土地的富农。

“他父亲有一些地，那年头还没有集约农耕。一个儿子从军，现在以上尉军衔退役了。另一个儿子前往迪拜，赚了钱，现在回来继续种田。其他儿子也种田为生。

“宾德兰瓦勒那几年都待在神学院，一九七六年以前，我们根本没听过他这个人。那时候他已经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他妻子应该是留在村子里，他们的婚姻是媒妁之言。宾德兰瓦勒喜欢沉思默想，对周遭的事一概不理睬。有时他会到家里的田间工作，人家说他工作很卖力。收割从四月十三日开始。那时候非常热，烈日晒得厉害。宾德兰瓦勒从一大早就开始收割，一直做到傍晚，中间不吃也不喝。他意志力很强。这些是他一位兄弟告诉我的。”

谈起乡村的日子、田里的活儿时，这可不是古特吉头一遭那么自然而然地动起感情来。

“一九七七年，神学院院长过世。他先前提名宾德兰瓦勒为继任人。神学院院长是在发生尼朗伽利派争议的时候过世的。”尼朗伽利派：有人认为他们是改革派锡克教徒，有人认为是异端。“他传给宾德兰瓦勒的志业是继续这场奋斗。”

翌年，在锡克宗教岁时祭仪中颇为重要的春祭或收获祭当天，这两派在阿姆利则发生了冲突，宾德兰瓦勒的几个追随者被杀。这件事之后，宾德兰瓦勒有了名气。

古特吉说：“我是在一九八〇年认识他的。一九七四年为我举行入教礼的大祭司在当时过世了，我到他的村里祭吊。在那边我遇上了宾德兰瓦勒。他为人非常正直，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从未出尔反尔。他是个教士圣徒，对神有无限的信心。他只凭良心做决定。他过的是苦行僧的日子。

“一九八〇年，尼朗伽利派的领袖在德里自己的地盘上遇害——就像后来的英迪拉·甘地一样——据说凶手是一个受雇在那边做木工的人。雅利安社的报纸把谋杀案归咎于圣师宾德兰瓦勒，要求当局逮捕他。过后不久，雅利安社那家报纸的主编在贾朗达尔附近遇害，当局以这个案件为由发出拘票要逮捕圣师。

“雅利安社控制了旁遮普的印度教新闻媒体。这个世纪的旁遮普历史充满了雅利安社跟锡克人的争端，问题焦点则在于雅利安社反对锡克人的分离主张。这个世纪初，由雅利安社公开举办仪式，一些锡克‘彻马’”——不可碰触者——“在贾朗达尔重新皈依印度教。雅利安社的人把他们的头发剪掉，然后编成一条绳子公开拍卖。这样做是为了取笑锡克教和锡克人。

“当局签发逮捕圣师的拘捕令时，他正在哈里亚纳邦一个村庄传道。那边有人向他通风报信，可能就是哈里亚纳邦政府里的人，因为他们不希望在自家的地方发生麻烦。旁遮普警察部队抵达时圣师已经离开，他们气得烧了他的巴士，毁了他的圣书。在那之后，警方到梅塔乔克的神学院内执行了逮捕令。他被捕那天聚集了一大群人。警方把他带走时，他求大家平静下来。警方最后还是在镇上对群众开火，结果死了三十四个人。警方声称群众中有人拿剑攻击他们。

“让他不高兴的是这三件事：他的巴士和圣书被烧、他被指控涉及谋杀、他的人民被杀。他坐了几个月牢，然后被无条件释放了。一九八二年他前往金庙。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他有两三个追随者被捕，然后他派去为这些人保障法律权益的人也被捕了。他就在这时决定要把大家鼓动起来。

“他长得很高，六英尺一英寸，跟我一样高，也瘦瘦的。他为人很直率，不会拐弯抹角。他的生活习惯很单纯。他也吃得很少，在这一点上可不像喜欢享受美食的卡布尔·辛格教长。他心思敏锐，听得进别人的话。譬如说，他知道我吃肉，但并不在意，从未叫我不要吃肉。有一回，我跟他谈了很久，辩论吃肉是否符合锡克教义。那是一九八三年一月，我们在金庙的永恒圣殿关于这件事谈了两个钟头。他一再和和气气地告诉我：‘你向我证明根据锡克教义是可以吃肉的，我马上就可以吃个一公斤半。’

“他找我们讨论了好几次，有时候只是为了解释经文的某些段落。神学院支持传统的解释。神学院的解释比较接近印度教对经文的理解，也都是用印度教的术语表达的。大多数例子来自印度教神话。我那时候赞成的是比较新的科学解释，那是一九六〇年左右确立的看法。”

我请他谈谈这种科学解释。

“那是辛格先生提出的——根据语言的语法来解释经文。他是一位上人，一位老师。”

这说法——当时我并未完全理解就听了进去，直到好几个礼拜之后才仔细思索——稍微阐明了卡布尔·辛格那本小册子《一个锡克教徒在世俗印度受审记》里一句晦涩的话：“语法与语言之基础是某些形而上学假设、文化模式及人性倾向，这些内容或无法通过逻辑证明，但若不加以接受，则无法正确研究或理解语言与文法……”

我想知道，在金庙里的这些宗教讨论中，卡布尔·辛格的看法会不会通过古特吉传给宾德兰瓦勒，使得他唾弃原先接受的神学院传统，使得他在金庙危机恶化时对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说锡克教徒不像印度教徒，而更像犹太人及穆斯林及基督教徒，是有先知和圣经的民族。

在那次访问中，宾德兰瓦勒也说——使用英语，声音中充满激情——锡克教徒在印度受尽了迫害，以致他们必须“付出一杯血”才能得到一杯水。宗教领袖的这种夸大之词令我困惑。但在当时，我还完全不知道在锡克教徒心中他们师尊的苦痛是怎么一回事。

古特吉这时接下去说的话让我有点明白了宾德兰瓦勒最后几天处在窒困的金庙时的心境。

古特吉说：“他最敬佩哥宾德·辛格师尊的品格和牺牲。他对哥宾德·辛格师尊最后几天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师尊每天的一言一行。他把师尊的生命重新活过一次。要是你在十二月某天碰到他，他会说，‘今天师尊正在怎样怎样’。事实上，连时辰他都记得，真不可思议。他会看看手表，然后说，‘再过两个钟头，师尊就要把儿子打理好上战场’。像这样之类的。师尊的苦难从十二月开始，因为那是离开阿南德普·沙哈卜城堡的时候。”阿南德普：师尊的母亲和两位幼子——后来被砌在墙里——遭莫卧儿人俘虏之地。

困在金庙之中时，宾德兰瓦勒必定会把自己设想成困在阿南德普的第十代师尊。

古特吉说：“大家不是去找他谈历史或经文的。他家人很少去看他。他们就算来了，也是以虔诚信徒的身份而来。这段时期他没有时间可花在家人身上。

“我每个月到金庙见他一次。有一次他说：‘你应该多来几趟。’我说：‘我有家要照料。’他说：‘有几个小孩？’我说：‘两个。’他说：‘我也有两个小孩，神会照顾小孩。’然后他引用了一段经文，内容是关于留下后代自己远飞的候鸟的。他说：‘它们飞行几千英里，神给它们力量。’”

我问古特吉那几件以宾德兰瓦勒之名犯下的谋杀案，以及别人说是他指使的谋杀案。

“都是捏造的故事，企图中伤他的名誉。”

结束了蓝星行动——军队攻击金庙的行动，造成宾德兰瓦勒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死亡，也使许多士兵丧命——官方声称古特吉是被击毙者之一。这让古特吉惊慌起来。“他们以一本关于锡克人人权的小册子为据，控告我煽动叛乱。宣称我死亡就是表示他们已经指示军警把我除掉。”于是古特吉躲藏起来，躲了四年多。

“《印度快讯》还登了我的讣告。内容大体上对我还算恭敬，不过其中却说我不跟穆斯林一起吃饭——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投书给《印度快讯》说：‘请任何穆斯林准备好一餐可口的素食，我随时奉陪。’”素食倒不是问题所在，古特吉不是素食者。“但是，我不吃以穆斯林或犹太人方式宰杀的肉。这是第十代师尊的训诫，是我们入教时要接受的。这类宗教禁忌通常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古特吉对《印度快讯》那篇讣告会有这些反应，当然是因为他坚守锡克教徒的誓约。卡布尔·辛格针对锡克教徒誓约的重要性写了一本大书，古特吉给了我一本。他暂且按下蓝星行动之后转入地下的日子不提，另外讲了一则故事，解释第十代师尊如何告诫信徒不可跟穆斯林女人发生关系。

“西瓦·达斯的《锡克教基础》这本锡克教教本里有一段故事，讲的是十八世纪一个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他去找正在主持集会的师尊，告诉师尊说：‘我被迫改信仰了。’‘他们如何叫你改信？’‘我被迫吃了牛肉。’‘那并不会把你变成穆斯林。’‘我被割了包皮。’‘没人会因为那样就成为穆斯林。’‘我被迫念诵卡尔马。’‘那是主的名字，念了也不会使你变成穆斯林。’会众里有个人感到惊讶。他问师尊：‘那怎样才会变成穆斯林？’师尊说：‘跟穆斯林女人结婚，或是发生关系。’这话中有个含意，那就是，婚姻是出于自愿的。‘如果你自己愿意做穆斯林，只要那样，你就是穆斯林了。’师尊就这样让那个人放了心。”

如同一切殉难故事，这段末代师尊晚年的故事也关乎激发锡克尚武团结精神的迫害、悲苦和侵犯。不过，那倒不是古特吉的重点：依他的看法，锡克教是先知和天启的宗教。

我问他躲藏期间靠什么支撑，他说：“我想着，我跟族人在一起受难。还有另一个慰藉：这时期我最常读经。经文最强调的是人在世上应该怎样过活才会被神接纳。我认为我过的是那样的生活。我也读了不少，写了不少。因此，我在藏匿期间大有收获。我有机会好好思考事情的道理。”

“你谈到离家就读天主教寄宿学校那段经验时也是这么说的。你躲藏起来的日子可说是童年的重复啰？”

古特吉说：“我不知道是个性造就命运，还是命运无法改变。不过，总有些事会使你往某个方向发展。”

躲藏期间让他悲痛的一件事是卡布尔·辛格在七十五岁时过世。古特吉认识、敬爱卡布尔·辛格已经有二十年了。初次见面时对方让古特吉不舒服的爱发牢骚的脾气如今只被他当作无伤大雅的性情，迁就一下就算了，就像他也迁就对方其他任性的行为：他那么喜爱食物，他那么爱吃冰淇淋。他一次吃得下一磅冰淇淋。他常跟古特吉说：“你该吃冰淇淋，对肝脏好。”

古特吉说：“他很壮硕，倒不是很高，戴了粗框眼镜。身上总是有一两支笔，看来看去都像学者，腋下还老是夹着一本书或杂志，老是那样。”

被控侵占公款、被免除文官职位之后，卡布尔·辛格怨愤了将近四十年，他时而怨之，时而愤之。这没叫古特吉吃不消，也没让他有异心。他说：“每个锡克人心头都对不公不义满怀气愤。”他仍然会随时在这案件上为卡布尔·辛格挺身而出。古特吉已经犹如卡布尔·辛格的家人。老人家临终时他未能随侍在侧，这令他感到悲伤。

“最后，最高法院终于让我得到了一些保障。我向最高法院申诉，说当局对我进行的叛乱罪的指控是不实的，政府的用意是想骚扰我，对我进行人身伤害。最高法院裁定我可在七天之内到下级法院申请保释。我那样做了。就法律意义上来说，我还在保释之中。”

因为他被保释了，所以几个月前卡布尔·辛格的弟弟病危时他可以前去探望。古特吉说，那个家族属于一个自从第一代师尊以来就一直以苦行及传教为重的锡克教派——这或许是古特吉尊崇卡布尔·辛格的原因之一。

“他父亲是个小地主——大概有二十来亩地吧。另一个儿子完全未受教育，一辈子务农——卡布尔·辛格却读过剑桥大学。小儿子没读书，因此多继承了十亩地。去年我见到他时，这位弟弟已经垂死，他抱怨说卡布尔·辛格的亲戚想夺走那多出的十亩地。”

古特吉，卡布尔·辛格，宾德兰瓦勒：他们全是农家子弟。他们经历了大风浪；但在一切激情——关于宗教及纯信的激情——之下，小事情可以把他们带回更原始的起点，回到人们临终时对十亩土地的焦虑中去。

一九八四年二月某天，《印度快讯》驻阿姆利则的通讯记者山吉夫·高尔在金庙外被人持刀攻击。

“有一个阿姆利则的老扒手变成了政治活跃分子，首先为英迪拉的国大党效命，后来成为全印锡克学生联盟的会员。我替《印度快讯》写了一篇关于这名扒手的专题。文章刊出那天我前往金庙，他对我狠瞪了几眼。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要小心。

“两个礼拜之后，两个年轻男人拿刀刺了我，其中一个缠了橘黄色头巾。他们先问我名字，然后开始攻击。他们在我大腿上刺了五刀。我听到另一个声音说，‘把他拉到里头’。我心想这下子没命了，因为先前个把月以来，我一直在报道在金庙水沟里发现的麻布袋装的五具尸体——金庙内的恐怖分子所杀的人。被杀的大多是锡克人，恐怖分子怀疑他们向警方通风报信。

“攻击我的那两个人把我丢下了，我往一家诊所走去。大家看着我，血从我裤子里渗出来。观看的人也爱莫能助。如果伸出援手，他们会大大得罪恐怖分子。我请一个摩托三轮车夫——金庙外头有不少——载我去看医生，这时才有两个锡克人帮助我。后来我得知帮我的两个人是共产党员。

“后来，报社把我派到东部，但为了我的安全，却是偷偷摸摸做的。”

另一位记者达利普告诉我宾德兰瓦勒占据金庙之后的情况。

“大家不再到金庙来。我两家邻居都不再去金庙，虽然他们很想去。金庙里发生的事让大家气愤，但锡克政党从未针对宾德兰瓦勒带枪亵渎金庙加以谴责。锡克政党跟金庙中的宾德兰瓦勒煽同样的风、点同样的火，他们也对他有所顾忌。他是个杀人魔，他才不管你是印度教还是锡克教徒——只要反对他，你就是他下手的目标。

“我目睹了他下令执行的一次谋杀。我正坐在师尊那纳克客寮三楼的四十七号房间里。那是他常在金庙里跟追随者待在一起的客寮之一。房里到处坐着武装分子，八个或十个。这是在一九八三年年中。突然，进来了一个家伙。他是个中年锡克人，穿着衬衫和宽裤，神情怏怏不乐。他头发剪短了，胡子修剪得一塌糊涂。他对宾德兰瓦勒说：‘圣师，巡官毕丘·拉姆把我搞成这副模样。他把我带到警局，这样亵渎我。他把我的头发和胡子剪掉了。’

“宾德兰瓦勒马上叫一名助手把事情经过一一记下来。大概十五天之后，那位派出所主管毕丘·拉姆就被杀了。

“第二种运作方式及下达谋杀令的方式是由他在公开场所宣布他想要置之死地的人的名字。从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九日到一九八四年六月之间，他都是这样做的。他会先做一场演讲，内容总是攻击甘地夫人、印度总统吉亚尼·宰尔·辛格[14]以及旁遮普首席部长达巴拉·辛格。他会说，这些人伤害了锡克人，应该为此受一点教训。接着，他会批判某些当地的警官。许多被他点到名的人后来都会被杀。阿姆利则的高级警官巴昌·辛格被杀了，一起丧命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

“我常跟锡克人交谈。大体上，锡克人不会跳出来谴责金庙里发生的事。他们怪罪新德里——一切都是新德里惹的祸。他们从不会批评宾德兰瓦勒那伙人。恐怖分子被杀时，锡克人都很气急败坏，他们认为其中必有诈。如果是恐怖分子杀了无辜的人，我从未听邻居表达过任何遗憾。”

达利普跟锡克人有些关联，这说明了为何他会激动。

我说：“有一位跟锡克人很熟的人告诉我，说宾德兰瓦勒那伙人样子看来不对劲。他们眼神迷乱。你看这是不是某种集体疯狂？”

“那是少数族群的恐惧，受迫害情结和死亡愿望。那是一种新宗教，制造了一些杰出的将军和运动员，但从未造就出可以强化信仰的伟大宗教思想家。哥宾德·辛格师尊在一六九九年设立卡尔沙教团之后就没有新进展，一六九九年之后就没出过伟大思想家。

“那是疯狂，那是盲从。实在无法加以解释。独立之后，宾德兰瓦勒这种人竟然被视为哥宾德·辛格以来最重要的锡克领袖，这真是锡克教的不幸。他在世时，许多锡克人把他称为第十一代师尊。他可真是甘地夫人造就出来的人物。甘地夫人让他壮大起来对付锡克人的阿卡利党。”

“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为何支持宾德兰瓦勒？”

“挫折。”

“你自己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金庙里，那间出了名的四十七号房。他的保镖搜了我的身。一九八二年金庙首度出现枪支，那可是犯了教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他来到金庙，一九八四年六月六日遗体离开。他害得最深的是锡克人，害得最深的是锡克教。他害了旁遮普，害了印度。

“他的助手盘问我，得知我是记者之后，他们很高兴地笑了，立刻把我带到里面。

“我问候了他。他坐在一张绳编床上，服装打理得不错，穿着那件长及膝盖的白色棉袍，缠着那条蓝色头巾。腰带上挂着他的左轮手枪。他眼中充满愤怒——大家都想知道那双眼睛是怎么回事。他一副瘦巴巴、没吃饱的样子，危险人物的模样。他说：‘你干什么的？’口气很专横。我说：‘我是记者。’我告诉他我替哪家周刊工作，提到我同时也是一家加拿大报纸的记者。‘你要访问我？’‘不，我只是来沾光。’”

沾光是你见到圣人时的收获：信徒只要见到圣人就分享到他的福分。

“他受宠若惊。他笑了，笑出声。我刚进来时，他还一脸严肃兮兮的。

“我看到一个老妇交给他好几沓钞票，老妇也从手上拿下一两枚戒指交给他。站在女人身边的是夏贝格·辛格将军。”夏贝格·辛格少将：五十多岁时因侵占公款被革职，现在是宾德兰瓦勒的军事顾问。

“夏贝格长得很瘦，中等身高，皮肤很白，戴了眼镜，蓄着白色长胡子，穿着宽裤和无领长衫。他说：‘我是夏贝格·辛格将军，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我带领自由军。’我说：‘先生，你是一位将军，怎么会追随宾德兰瓦勒？’我那篇彩色报导需要材料——这是我在阿姆利则的第一天。他回答说：‘我在他眼中看到神性，他就像哥宾德·辛格师尊。’

“我伤心地离开金庙，想着社群的命运，想着将军把宾德兰瓦勒跟哥宾德·辛格相比的那番话。我坐在打字机前，觉得很悲哀。我知道他不是哥宾德·辛格师尊，我知道他只是被英迪拉的国大党利用来打击敌对的旁遮普阿卡利党的。他不过是个普通人，却被捧成伟人。社群为何要接受他？夏贝格·辛格为何不把他当一般人看待？大家为什么只注意到他的愤怒神色和身边的武装分子。他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思想家，他也不是信神的人。”

我想，达利普的意思是说宾德兰瓦勒不是真正的传道者。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显著的宗教特质？应该有不少吧。“他吃素，爱好音乐。每天清晨三点他就会到金庙的水池边去听盲人乐师在主殿里面演奏的音乐。他们一边弹奏簧风琴，一边念诵经文。那音乐让你平静下来，有庄严的美——他有这种品位还真不简单。四周无人、一片寂静时，你一听到那音乐就会感受到神的存在。他每天早上那样听个把钟头。他也不玩女人。”

吃素，爱好音乐，早起，性节制：在这段陈述里，这几点综合起来让你得以见识宾德兰瓦勒的苦行。当初他四处传道，劝人们向他们的父亲——师尊——学习时，正是这种苦行让大家那么佩服。

达利普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恶魔。”恶魔，这是人们后来用来描述他的字眼。“他开始认为自己会统治这个国家，或统治独立的锡克卡里斯坦。他想要统治什么就是了。别人说他像哥宾德·辛格师尊时，他接受那种恭维。下意识里，宾德兰瓦勒开始想象自己就是哥宾德·辛格师尊——第十代师尊的转世。

“我再谈谈他的两件事。第一件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年中。我有一位印度某日报的同行写了一篇轰动的报道，说纳萨尔派分子加入了宾德兰瓦勒的阵营。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同行的报道是可信的，再根据我自己的消息来源做了补充报道。宾德兰瓦勒很不喜欢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不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自己那篇刊出后隔日，我去找宾德兰瓦勒。我一向都这样做，我写的关于他的东西刊出之后都会去找他。

“在金庙里，同一个房间，四十七号房。现在我可以自己开门，大大方方进去——每个人都认识我了。我带了一个朋友，医学院的人。一打开四十七号房的门，我就看到他充血的眼睛中怒不可遏的神情。他一生气眼睛就发红——他是经常生气的。我看出端倪了。房间里有八九个他的武装追随者，两个记者正在访问他。

“他开始对我大叫，用的是粗俗的旁遮普话，嗓子提到最高：‘你怎么敢把我跟小偷、无赖、游民相比？’他认为纳萨尔派是那类人。他这样对我吼了三分钟，然后命令一个手下去拿刊登我那篇文章的杂志。而我，杂志记者，就像冒犯了老师的学生那样站在他面前。我说不出半个字——我心里怕得很：我看得到四周的枪，我知道如果他想要的话，可以把我杀掉。

“杂志拿出来了，他转交给我。他冷静了一点，但火气还是很大。他要我把我写的内容翻译成旁遮普语，我向他求饶，说我不太会从英语翻译到旁遮普语。他更冷静了。然后，大大出乎我意料——我这才见识到他有多狡猾，他坐在绳编床上做了手势——我就在不到四英尺外——要我走近一点。

“他要我走近一点，当我更靠近坐在绳编床上的他时，他把我头按下去，对着我耳朵细声说话。‘你就像是我的弟弟，’他用旁遮普语低声说，‘你却还写文章攻击我。’

“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我跟那位医学院的朋友走出房间。他想见宾德兰瓦勒，叫我带他同来，因为身为记者，我可以进出四十七号房。为了那番令人震惊的遭遇，我还向朋友道歉了。

“过后两三天我没再见过宾德兰瓦勒。我心情糟糕透顶。这下子我不知道该怎么报道他了。不错，你必须对他有所批评，但身在阿姆利则而要攻击他，那可真难办了。有那么几个月，我保持沉默。

“但杂志可要有东西登啊。一九八三年十月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宾德兰瓦勒声望日降，来见他的人已经不多了。杂志社炒作了一下：文章被称作《孤立的圣师》，整整两页，还有一大幅那个大人物身穿白色棉袍、半微笑半皱眉的相片。跟往常一样，文章刊出后我去找他。

“他在师尊那纳克客寮的阳台上散步。那时人不多——四五十个吧，大多是他的追随者。他陪着我四处散步。他显然还不知道文章的事。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友好交谈。第二天，我以翻译身份随一群加拿大电视节目人员第二次去见他。这时他已经知道那篇文章了，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在前一天他才陪我一个人散步的师尊那纳克客寮的阳台上，他告诉我，如果我再写文章攻击他，我就没命了。他是用旁遮普语、用象征的方式说的。‘我们知道怎么奉陪。’

“这之后，我不再去找宾德兰瓦勒，我不再报道他，我不再写任何批评文章。我怕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从师尊那纳克客寮搬到永恒圣殿，从宿舍搬到神堂。我跟几个地方新闻记者去见他。他坐在地板上，旁边有五六十个人。他身旁摆了一些水果和甜点。他给了我一块甜点和一根香蕉，说了一些我现在已经忘掉的挖苦话。显然他对我已经没有好感了。几个礼拜之后，我的一位同行在金庙外被刺。这跟宾德兰瓦勒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当时的恐怖气氛里，没人对那位受害者伸出援手。他们只是袖手旁观，看他流血。我向报社申请去了别的地方。”

就像古特吉谈到农田和收割时会动起感情，我觉得达利普谈到清晨金庙里的音乐时也带着对这座古建筑之神圣性的特殊崇敬。我问他，军方对金庙采取的蓝星行动让他感到多震惊。

“我对蓝星行动本身不感到震惊，令我震惊的是执行方式。执行得很差劲。我认为，不必流血就可以轻易捉拿宾德兰瓦勒那伙人。我为死亡的九十三名军人感到遗憾。他们选了那么糟的日子去抓宾德兰瓦勒。他们却都没抓到人。”

他在六月六日被击毙，夏贝格将军也丧了命。许多他身边的人在军方下手之前设法离开了金庙。他们活了下来。

库迪普是跟宾德兰瓦勒到最后一刻的人之一，但他好歹活了下来。他躲藏了五年。“那可不好过，苦行的日子，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警察总是有办法找上门，你就又得卷铺盖了。”他曾经积极参与全印锡克学生联盟：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这个团体以暴力倾向闻名，其重要成员也不算年轻，要说他们是学生也得用最含糊的定义才算数。

库迪普五十岁上下，样子看来较老。他脸上不但有又深又长的皱纹，还布满了细纹，这显示出除了逃亡日子的压力之外，他还有其他内心压力要应付。他穿了颜色最浅的衣服——他的头巾是最淡的褐色——仿佛不希望引起任何注意。这些颜色、皱纹遍布的脸、小而沉着的眼睛：这是一个心思深沉的人。

他比预定时间早来了一个钟头，直接来到我的旅馆房间。我有一通长电话没打完，只好让他等着。他看来不介意，静静坐在扶手椅里，我不太能相信这个衣着简朴、坐在旅馆房间里的人就是别人告诉我的“活动分子”。我甚至还起了念头，认为他可能是警方派来的人。一开始交谈，我就请他谈谈逃亡的日子。

他说：“那么多跟我一道的人都被折磨死了，被杀了。好几百人被设圈套丧命了。他们为了人类的自由而被杀。”

人类的自由？

没错。当前的锡克运动致力“消除全世界的政治及社会不公”。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以锡克宗教准则及锡克宗教力量为依托的政治力量”。终极目标是“一个全球性的宗教体系，一个全球性的精神体系，全球性的人本价值”。

“这只是在旁遮普进行的小型实验。早在兰吉特·辛格王的时代，我们就在旁遮普进行了这场实验。我们希望能恢复那个时代的锡克体系，英国人吞并旁遮普之前的十九世纪锡克体系。我们也想把那个体系推广到全世界。”

我倒没料到这套用词。或许，他果真，或者曾经是受到像卡布尔·辛格那种语言和看法洗礼的学生。

他怎样界定十九世纪的锡克体系？

“一个世俗体系，也是一个社会体系，一个锡克社会主义体系。重点是把锡克宗教、政治体系跟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宗教和灵性是人类心理固有、不可少的两部分。同样，支配的欲望、掌握政治权力的欲望也是人类心理的一部分。动物如此，鸟也如此，人类怎么能例外？动物有其领袖，鸟也有其领袖。同样，卡尔沙教派（哥宾德·辛格师尊于一六九九年创建的锡克公社团体）也要成为世界领袖，它的性格中就存在着那不可少的领导素质。”

他认为这个目标可在十年或十五年内达成。目前，运动进行得颇不顺利。“缺乏纪律，没有中央领导。我们失去了控制权，情况对政府有利。这些反社会分子有些是被运动的情感层面吸引而来的半宗教人士。他们书读得不够深，对书读得深、教育程度高的人并不尊敬，因为书读得深的人不主张盲目杀人。毫无疑问，这里有些是政府派来卧底的，但罪都归在锡克人头上。相较而言我们团体”——全印锡克学生联盟——“没有那么多坏分子。”

他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国土分裂时划入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境内。“我两位曾祖父是兰吉特军队中的将军，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九年的两次盎格鲁锡克战争我祖先都参与了。一位率领了三百人，另一位也是。一九〇〇年左右，家族中有一半人改信了伊斯兰教。有人爱上了一个穆斯林女人，于是就改信了。我父母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一九四七年，家族中的锡克教徒迁移到印度这边，迁移到后来成为哈里亚纳邦一部分的印属旁遮普境内。他们在那边有八十亩左右的土地。“那是我们在巴基斯坦所拥有的十分之一，是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我问他那些地有没有灌溉。在旁遮普，水总是挂在人们嘴上：对其他邦使用旁遮普河水的事，大家都非常气愤（尽管旁遮普的田地依然绿油油，十分肥沃）。

“有水灌溉，但不那么肥沃。”他一位兄弟耕种家里的田，另一位成为老师，还有一位想当律师。这是锡克人的典型模式：我见过的中产阶级人士都还跟土地有关联，许多人一下子就会勾起往昔农家的美好记忆。“现在我们好歹得在哈里亚纳待下来，”库迪普说，“我们可不是那么有钱，过一天算一天而已。”

我请他谈谈他的生平。

“早年我想当工程师，只是因为喜欢‘工程师’这个名称。但我数学没过关。后来我想做大学化学或物理教授。在我看来，大学教授的日子很轻松、很平静。”

我有同感，他的话把我带回了自己的早年、自己的彷徨之中。当时，我（家中第二个读大学的人）也认为大学生活真是平静安稳，想把大学日子延续下去。

库迪普说：“这个念头也没实现。我成绩不够好。当时我二十五岁，在一所学院教应用科学。接着，我想当律师，但终究不喜欢那个工作。后来，我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兴趣。那时候我三十岁。文学研究对我有吸引力。我在大学修英国文学硕士，花了两年。毕业后在一所学院教英语。”

“那些年读书时，你靠什么生活？”

“刚开始父母会给我钱。”这应该是从农田里挣来的钱。“后来我就靠自己了，有一段日子我还拿生活费给我弟弟。”

二十五六岁以后，他跟一位远近闻名的圣人来往了几年，把那位圣人视为“敬仰的父亲”。“我常找他谈话，他那边还有些其他人。那是在小镇西尔沙[15]。接着我对宗教研究产生了兴趣，不过我对文学研究的爱好大于宗教研究。文学是实在的东西，宗教不那么具体。锡克教的师尊把宗教研究变得像文学研究。”我想，他的意思是说，锡克经书很像文学作品：几位重要的师尊也是诗人。

将近四十岁时，他换了工作，转到一个大学学系担任研究员。就在这时，他先投入政治，然后又投入了宾德兰瓦勒的运动。“他答应全额赞助我们准备在昌迪加尔的英文日报。”

我先前问过达利普，他认为是什么东西把大家吸引向宾德兰瓦勒的，那时他说：“挫折”。我并未完全了解他的意思。现在，听库迪普谈了他曲折多变、走走停停、尚未落定的生涯，我才稍微了解这些农家出身、离开了一种生活却未能在新世界安身立命的人。

我问他：“是什么把你吸引向宾德兰瓦勒的？”

“他那有魅力的性格。”

“你觉得他的眼睛充满怒气？”

“不，是充满灵性。当然，他有狮子般的怒气——当他生气的时候。直到蓝星行动之前，他的运动很上轨道，这让政府很不安。”

“他是个暴君？他想当统治者？”

“他不是暴君。他遵守师尊立下的规矩。师尊在战场上下令杀敌。我恐怕不该这么说。师尊没有敌人：师尊只是被迫与人为敌。同样，他也被迫与人为敌。”

在金庙里放置枪械的事又怎么说？不违反教规吗？

“根据锡克教，在谒师所存放枪械并没有什么不对，只要不把枪械用在不正当的事情上。哥宾德·辛格师尊有时会用神秘的武器名称来称呼万能的神。在许多经文中，他就像赞美万能的神那样赞美武器的力量。”

“我听说宾德兰瓦勒后来认为自己是哥宾德·辛格师尊。”

“有时在集会中他会谈到师尊的作为。他在精神上很接近师尊。依锡克教看来，任何真正遵守师尊训诫的人都跟师尊很接近，他也就变成师尊了，而师尊也会变成他。”

他告诉我宾德兰瓦勒生命最后几天的情况。

“从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到六月六日，我跟他一起住在金庙里。六月五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在晚上。我们谈了局势。他很坚定，让我也鼓起了勇气。每个人都准备面对一切。夏贝格将军站在屋外，是他叫我来找圣师的。

“我记得夏贝格最后的话：‘最好的死亡之地是你的宗教最神圣的场所，以及跟你的祖先有关联的场所。’他还说，‘我们现在站的地方都最符合这两点，在这里死亡最好不过。’当时我们在永恒圣殿。”这可以说是金庙内的议事建筑：它的会堂。“要从蓝伽尔”——金庙内的公共厨房：在礼拜场所设公共厨房乃是锡克教的重要规定——“送食物过来很困难，因此大家只好从邻近的屋顶越过金庙的墙把食物送进来。这只是一天之久，我们有一大堆干查那（鹰嘴豆）大家分着吃。水桶里存了水。

“我们有四个人在二楼那两面旗子后面守卫。没人担心，我们都很高兴。克尔坦继续进行着。”那是在水池中金顶主庙内进行的圣歌吟唱。“他们正唱着一个对句：‘信奉万能之神者刀枪不入。’这使我们振奋起来。”

“你知不知道尸体被扔进水沟的事？”

“不知道。”

“现在你会不会觉得那不对？”

“不会。涉及爱情和战争的事，一切都可行。”

他马上变得不安，说必须告辞了。他说几天后会在德里打电话给我。我陪他下楼。到了大厅，他没走向柜台。他轻巧地转个身，沿着旅馆前草坪上的花坛走下去，跨过一条低的隔离带走上车道，最后走出旅馆大门。

一两天之后，警方发布消息，说恐怖分子可能会在德里发动一波炸弹攻击。这让我想到，库迪普向我预告的行踪恐怕有点蹊跷，虽然我实在很难把这个长满皱纹、眼神平静、在我房间那么安稳坐着的人跟暴力行动扯在一起。

我刚到昌迪加尔，向古特吉问起锡克教强调受难的事情时，他曾回答说：“这世界是让许多人活得不快乐的地方，而（悲哀）必须消除。那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你让别人受苦，就是你自己受苦。”

在与库迪普约定的日子当天，德里旅馆的接线生打电话上来说：“线路那头有人想跟你通话，但他不想说出姓名。”在我决定怎么办之前，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像那样的电话我没有再接到过，库迪普再也没跟我联络过。我稍微松了一口气，因为原先关于炸弹攻击的消息可真叫我陷入困境，就像贾斯帕尔和其他村庄的人一样。

[1]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1780-1839），绰号“旁遮普之狮”，是旁遮普的锡克王国的建立者与大公。

[2]印度西北部旁遮普地区城市，锡克教中心。1577年罗姆·达斯在不涸的圣水池周围建城，在圣水池中央建金庙，该庙尤为锡克教徒所崇拜，镀金的铜圆顶殿内保存着锡克教圣经《本初经》。

[3]印度西北部城市。1966年成为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的联合首府。城市由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设计，包括一条长八公里的绿带，市区有亚洲最大的玫瑰园。

[4]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法国建筑师、规划师，倡导现代建筑运动，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同为现代建筑派或国际形式建筑派的主要代表。重要的建筑作品有马赛公寓、廊香教堂等。柯布西耶出版了几部著作，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有世界性的影响。

[5]指巴哈杜尔·沙一世（Bahadur Shah，1643-1712），莫卧儿帝国皇帝（1707-1712）。在位期间遭到马拉塔人与拉其普特人的反抗，在1710年至1712年间将锡克教信徒驱赶至旁遮普的山区，逮捕了锡克军队首领班达·辛格·巴哈杜尔。

[6]印度锡克教改革派之一，即神无形派，为出身于白夏瓦（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半锡克教、半印度教社会的达亚尔·达斯（Dayal Das，？-1855）所创。达斯认为神没有形态，该派以此得名。该派对锡克教的主要贡献是根据锡克教经典规定出生、婚配、丧葬等教礼，总部设于旁遮普邦的昌迪加尔。与传统锡克教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不赞成卡尔沙教团。

[7]旁遮普城市，城中有阿克巴大帝所建的阿加巴格花园。

[8]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政党，“阿卡利”意为“不朽”。

[9]印度旁遮普邦东南方城市，旧时旁遮普著名的土邦。

[10]孟加拉语中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名字，印度中南部主要河川。

[11]“卡尔沙”意为“纯洁”，印度锡克教的主要教派，锡克教男女到达青春期后大都会参加卡尔沙教派。该教派是在1699年莫卧儿人残害锡克教徒时，由师尊哥宾德·辛格在阿南德普创立的作战组织，几天之内就有8万多人参加，不久，这个组织取得了教内主导地位，未参加此教派、继续不留须发的锡克教徒称为萨哈达里留斯派，即随便派，两派至今有别。

[12]原为1768年后统治尼泊尔的王朝名，后指代英国陆军中的一支精锐步兵部队，由从尼泊尔山区招募来的廓尔喀士兵组成。

[13]伊斯兰教的一个神秘主义教团，表现为脱离伊斯兰教正统，追求个人进一步与安拉合而为一。“苏非”一词意为“羊毛”，因为早期鼓吹苏非主义的宣讲师身穿羊毛织的长袍而得名。

[14]吉亚尼·宰尔·辛格（Giani Zail Singh，1916-1994），印度第七任总统（1982-1987），锡克人，但在印度政府攻击锡克教圣地金庙时袖手旁观。

[15]印度哈里亚纳邦西端小镇，位于印度大沙漠边缘，设有数所大学。

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

印度到处是游客，人数逐年增加。除了阿姆利则和勒克瑙之外，我去过的所有大城市的宾馆家家客满：一个接一个产品展览、公众活动或假日盛会接连不断，林林总总的外国代表接踵而至。

我在一九六二年造访的那个印度仿佛是个不同的国家。那时印度还不是许多人前往做生意的地方，还不是观光客想去看一看的地方。不管哪一级的旅馆都难得一见。除了主要观光地点之外，旅行都很困难。到了有些地方，你得在火车站的房间里过夜；在某些地方，要是拿得到必要的官方许可，你倒可以待在“驿站小屋”。那是个可爱的名字，令人想起老式的旅行以及旧式的服务。但是，当你抵达日晒、发霉的殖民时代小屋——其多沙的花园里或许有几株百日菊或细茎玫瑰或难以形容的矮灌木丛——你得大声叫看门人，最后，一个衣衫褴褛的赤足的家伙会出现，表示愿意在他自己的役房那边为你准备他为自己烹煮的那种餐食，等送过来时，那些食物可能会有烧火用的木材或牛粪的气味。在没什么家具的卧室里，粗绒毛的“寝具”会有含碱或肮脏肥皂水洗濯过的气味；地板踩起来有沙砾的感觉；蚊帐会有裂缝或破洞；墙顶的通风孔让人有暴露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长夜漫漫。

我一九六二年所到的印度像是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值得长途跋涉前往的地方。而且——几乎和一百年前的罗素一样——我从伦敦搭了火车和船前去：火车到威尼斯，船到雅典，船到亚历山大港，船到卡拉奇及孟买。十二年前我从特立尼达岛到了伦敦。在特立尼达成长时，身为来自印度的农业移民的孙子与曾孙，我对自己和印度相隔的距离形成了自己的概念。我和印度的距离远得让我不属于它。我知道种种仪式，却无法参与其中。我听着印度语言，但只能理解较简单的字眼。不过，我跟它也近得让我可以了解其人民的激情，近得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之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我幻想中、我心中的印度早已消失，不可回复。

那个真实的国家还存在着。我可以前往那里，我一直想前往。但在初次的旅程中，我是个畏怯的旅人。

我计划在印度待一年，我也希望这一年中有部分时间可以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写些东西，虽然我还不太清楚要写什么样的书。我在二月里抵达了孟买。四月初我北上克什米尔：坐火车到德里；坐夜班火车到帕坦科特[1]；然后坐一整天又一个早上的汽车（中途停车过夜：月光照在巴尼哈尔[2]的水稻梯田上）北上克什米尔山谷。

我在镇上一家阴暗、发霉的旅馆投宿。从旅馆房间内无法得知四周环境的样子，看不到湖、山和新雪，只看得到乱糟糟的城镇住宅后院景象。我不觉得我有能耐在那里待上三四个月。湖上有船屋，英国统治的遗迹。设备完好的船屋——它们就像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平底船，那湖水映着四周阴暗山脉上的新雪——对我来说却太贵了。这些船屋有上好的瓷器和手工雕刻家具，以及旧式的英国菜单（而且，这儿那儿还有三十年前——独立之前、战前——英国宾客的照片和几则推荐留言）。较小的船屋则很简陋。但即使我住得起较好的船屋，我也认为自己没办法在船屋的一个房间里写作和生活。你要是想到外头走走，却哪里都去不了，那可会令人有被约束的感觉，我会觉得那是一种囚禁。

老远来到北部之后，我却觉得克什米尔大概行不通。抵达后，我就随时留意哪里有理想的投宿之地，到了第二或第三天，一个身穿蓝色大夹克、头戴黑色毡帽的瘦小男子告诉我一家就在湖上还有专属花园的旅馆，我就让他带我去瞧瞧。

说来难以置信，不过，它就像阿里·穆罕默德——头戴黑色小帽的那男子——所说的那样。我后来和他很熟。有好几个礼拜之久，我经常在上、下午看到他离开他的旅馆据点，带着他的大自行车登上船，过湖到岸上的湖滨大道，然后骑车到巴士站或观光局，或任何他可能招揽到客人——就像他招揽到我——的地方。他倒不会缠人，也不健谈。事实上，他是个害羞、自制的家伙，最喜欢的事就是和朋友在花园尽头的旅馆厨房抽点水烟。

那家旅馆就像一栋小屋。它的名称是丽华大饭店，就是这么写的，我也这么记着它。它有上下两层，有瓦楞铁皮搭盖的斜屋顶。它坐落在它自带的湖中花园里，花园可不是那种用湖泊杂草和泥土堆在一块、可以拉到各处的漂浮花园，而是一片固定的土地。我租下了房屋尽头的一间二楼卧房。房屋这一部分是为了旅游新季刚盖好的——丽华大饭店每隔几年就扩建一次——由于建筑的设计方式的原因，这间卧房没有紧邻的房间。它两边有窗，可以看到湖、山、雪等景致。它有自己崭新的浴室。浴室和卧室有舒爽的新木头和新水泥气味。旅馆的小客厅挨着卧室，我也把它租了下来，因此，几乎可以说我在丽华大饭店里拥有自己的小侧厢。

那真是我天大的好运道。丽华大饭店以及我在克什米尔的时光成为我在印度那一年的一个休憩点，我畏怯的旅程中的一个休憩点，或许它使我得以顺利完成我的印度之旅。我毅然决然离开伦敦，把所有的钱投入这次印度之行中，如果旅途不顺利，如果我熬不下去，事情就惨了。

我在丽华大饭店待了四个多月，认识了在那里工作、在花园尽头的厨房里抽水烟的所有人。开始时十分重要的阿里·穆罕默德很快就退到一旁。巴特先生拥有这家旅馆，但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仅以微笑和手势沟通。巴特先生的得力助手是亚齐兹。他不识字。但他有社交方面的敏锐判断力，擅长观看脸色和判断情势；他记忆力惊人；他一口怪里怪气的英语，是单靠耳朵听学来的。在丽华大饭店那四个月，我找人办事的对象就是亚齐兹，和我一起去高地山谷短途旅行的也是亚齐兹。在该地八月的大朝圣期间，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为我安排了阿马尔纳特洞窟的远足，亚齐兹还与我同行，以便照管他们为我雇用的一批随从。

我写我的书。原本只是一个念头、一个冲动、一连串联想，在动笔时觉得不真实的东西开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开始在那个有两个景观的房间里施展它自己的力量。觉得一本书一日一日在成长，那也是那个季节令人舒服和安心的部分原因。亚齐兹和巴特先生张罗了一张书桌让我写作。他们还给了我一盏桌灯。

翌年，在南伦敦一套令人难受的附家具的公寓里，我开始写我关于印度的书。我是打算写这样的一本书，但过了几星期我开始放弃这个念头。游记写作对我而言是新经验，我想不出该用什么叙述方式来写一本关于印度的书：我受不了我所看到的苦难。我没写日记，也未记下多少有系统的笔记。但钱已经花了，书非写不可。回来整整两三个月后，我开始下笔。在撰写过程中，克什米尔那段时日也扮演了它前一年在印度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休憩点。日复一日地回想，原先不知如何叙述的问题也随之解决了。

书写成了——整理了记忆的头绪，摸清了叙述的门路，面对并写出了我的印度情结——细节开始模糊。终于，我不再读那本书。克什米尔与丽华大饭店，以及巴特先生和亚齐兹，却仍然鲜明，一个万事顺遂之时节的记忆。在那之后，我可以随时回克什米尔。乘飞机旅行已经把世界变得更为单纯，简化了我们处理过去某些部分的方式。有时，有人会写信告诉我那个旅馆的事。有人寄给我一张照片，让我看那栋建筑的一些改变。我却不曾想要回去。

这次我回来了。我坐飞机前去，因此看到了二十七年前没见过也不曾接近的机场。由于旁遮普局势紧张，德里机场有严格的安检。斯利那加[3]的警戒加强了：克什米尔山谷动荡不安。一九六二年这里也不安定。但是现在印度到处大家都更加紧张，而且对当局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进城的道路正在整修。路旁有许多新的大房子。一九六二年我没见过这种私人财产。市中心一如我记忆中阴沉的中世纪的样貌：仿佛克什米尔那么多原本像颜料盒般缤纷艳丽的颜色都在这里混在一起，结果形成一团像脏泥巴一样的东西。老旧或看似老旧的建筑上，砖木都是泥土色的。街道上所见之物也是泥土色的，那是路人色彩斑驳的衣服所造成的颜色效应。流经城里那条水涨岸陡的河流也是泥土色的——河面间或有一片绿藻或绿藻硬块。这条河流的一个河湾或支流里并排泊满了没有上漆的小船屋：可以十分清楚看出这排船屋是贫民区，这些漂浮小屋就永远停泊在河岸上，在岸上各有附属建筑物。

我对船屋的灰褐色犹有记忆，人潮和拥挤上回倒未曾见识。我也想起一九六二年有人告诉过我，英治时代（虽然克什米尔是君主邦国，有自己的统治者），印度人不得在城里的主要道路湖滨大道上行走。那已是陈年往事了。克什米尔印度人的城区已经突破限制，一路沿湖滨大道扩展。这个新扩展的地段可就不是一片灰扑扑，像典型的印度购物闹区一样，这里尽是混凝土建筑、玻璃门窗、新油漆，以及旅馆、店铺、招牌。面对这里，一九六二年还只是一片水的一段湖面上则是一长排观光船屋，每间船屋各有招牌：克什米尔人和观光客像两支列阵相对的球队——观光客受限在船屋里，无法移动自如或声东击西。岸上的克什米尔人却生龙活虎，随时可以应付登陆的敌军，他们这方还有不知会从哪儿冒出来的非正规部队，划着低浅的船在湖上四处来回，有办法窜进敌方最小的缝隙。湖滨大道这一大段人声鼎沸，就像市集一样。

过了这片新开发区一点距离，在湖滨大道尽头，就是坐落在一片宽阔土地上的王宫大饭店。这回我就下榻于此。这家宾馆过去是克什米尔大公的夏宫。它是建于三十年代的庞大而朴素的建筑，低矮宽广，远离湖和大道。倒数第二代大公辟植的苹果园正值开花季节，杏树也一样。和城里的泥土色比较起来，这里的颜色可说是极其鲜艳的春绿。

这座建筑还是真正王宫的时候我来过。一九六二年，大公卡兰·辛格就住在这里，他在克什米尔邦的官职是邦长，我曾不止一次受邀到王宫吃晚餐。有一次赴宴，我乘坐“通嘎”——一种马拉车，马匹颠簸地爬着长而陡峭的车道。我走路都还更快一点。坐在通嘎里让人觉得很荒谬，但我不知该怎么办。这种情景看在等候的官员眼中可算有损尊严：他们终于开了一辆吉普车来救我。

我记忆中的王宫大门及房间已不复存在。楼下走廊的地毯已经磨损。楼上，我的房间外有暖热的厨房气味，在一道混凝土屏障后方，可以瞥见员工的住处。我的房间很大，家具不算完备，粗绒毛地毯是鲜绿色的。已经没有光辉荣耀之景，也没有享福或欢乐的气氛：只是在春天的潮湿空气之中感觉这是一栋破败、如今有太多东西需要修复的巨大建筑，一栋对住在其中的人显得太大的建筑，一栋刚刚为旺季开放、准备迎接夏天和度假宾客的建筑——但你觉察得到，由于山谷里宗教政治动荡，度假的夏日可能不会降临在这里。

从窗口望出去的几座花园倒是整理得井然有序。草坪剪得很短，两棵大树刚截去树梢，花圃呈现各种鳞茎植物的花色以及花种袋上常有的色彩。两个穿牛仔裤的日本女孩先后蹲在红色郁金香前发出小声尖叫，摆着姿势让另一个人拍照。眼前，过了杨树的新枝及柳树柔软的黄绿色新叶这一片春天的新绿，往外和下面看就是湖水。远方的山顶上有新雪。可真身在王宫，这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景观：从窗口看不见右边湖岸上的新建筑，较低山腰上的梯阶台地，也看不见左边的一排排船屋。

往左边一点距离就是丽华大饭店。我立刻就朝它而去，不想拖延时间。我上了一辆旅馆出租车。它有最低消费额。那车费坐个两三回都够，我甚至可以走路过去。昔日克什米尔令人愤怒的事情开始越过这许多年重新回到脑海中。

前面大街上的人群让我做了误判，湖上那一团新的杂乱景象使我无法估算丽华大饭店的位置，我在一个登船堤阶上过早下了车，跟当班的船夫你一句我一句谈起到丽华大饭店的船费。船夫只有小孩那般高，他在褐色长袍下的身材也像孩童一样。他的皮肤苍白，有斑痕，有几处颜色不一样；细瘦的颈上是惨白的小脸；浅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他这形貌是冬天挨过饿的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就像他讨价还价的声音一样充满了愤怒。一九六二年我不曾在堤阶上见过像这样的人，那时可也没有这样的人群、这样的喧闹人声。

我们谈妥，以二十五卢比的价钱渡湖到丽华大饭店，这相当于一英镑：太贵了，贵了五倍。

流经我的指间的湖水冰凉。尽管有这么多船来来往往，湖水仍然是一片春天该有的清澈。湖里多的是小鱼，确实赏心悦目，湖底的羊齿植物缓缓在水流里摇摆。（过后，在盛夏时，水会变得混浊。）一九六二年还很空旷的湖面，现在是一长排船屋，每个船屋各有招牌和台阶。几个船屋之间似乎以有栏杆、木柱支撑的木头步道相连。

船划过这里，往两边都是商店和补给用船屋的那条水道划去。不久——这段船渡铁定不值二十五卢比——就到了丽华大饭店，现在大招牌上写的是改正过的拼法。它不再是我曾经住过的不起眼的小屋和湖上花园。如今，尽管附近多了那么多商业活动，它可是异军突起的建筑：坚固，混凝土墙，厢房可多呢，山形墙叫你看不完。

几年前人家寄给我的照片中的丽华大饭店是一栋两层建筑。现在看起来屋顶又加高了，添了三楼。山形墙不知怎么在底端斜出、变厚，几乎有曲棍球杆那样的弧度。看那陡峭的斜屋顶，这仿佛是西藏或日本的建筑。

我记得丽华大饭店旁边湖上有一些平坦的莲叶。现在还有几片，但它们没有长在渡船小码头周遭、拦住垃圾的高草那么显眼。这家旅馆一向位于船路交汇之处，现在这一带有如从住宅区变成了商业区。隔着各条船路，丽华大饭店前后左右都是系泊在凌乱的、黑色小岛还没消失部分的船屋店铺，以柱子撑着、用木头和瓦楞铁皮搭建的简单店铺以及手工艺品商店。丽华大饭店在一个角落里设了自己的杂货店，墙面有一张很大的广告，旁边是一家克什米尔皮革及羊毛制品商店。

一条有栏杆的小径从渡船平台径直穿过方形花园中间。它（除了一个角落的浴缸花盆外）还有点像我记忆中的花园。但是，要重建旧地、想起我的起居室及有两个景观的卧室在哪里却没办法了。这个旅馆所在的岛屿——这块土地——本身一定扩建过。

办公室在这建筑的一头，与旅馆商店相对，它是一个有玻璃窗和白墙的小房间。一个高高的柜台，一个褐色钥匙板，一个挂在墙上的月历，打开的克什米尔观光传单。还有麦加的海报：天房的黑色圣石和一个穹顶。昔日的丽华大饭店不曾用那种宗教花招来做装饰。显然有人到过麦加朝圣，或是想表示他的虔诚。

办公室里没有人。一个在外面晃荡的小男孩似乎跟这旅馆有关系。我差遣他去找亚齐兹或巴特先生。巴特先生来了，我几乎不用等。过了二十七年，就是这么简单。他有一道白胡子，朝圣过的男人的胡子。或许在人群中我认不出他，但是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地方，他马上就会被认出来：毛皮帽，他喜欢穿的深色衣物，厚眼镜，修长的身材。

他表现得像一个处变不惊的人。事实上，我们两人都像戏剧演员，两人都演练过这一刻。他说，一九六二年这家饭店有九个房间，现在有四十五间。现在住宿费是一晚一百二十五卢比，即五英镑，八美元，包括寝具和热水。他确切地知道一九六二年我在这家旅馆待了多久。我不必问他，他提醒了我。我待了四个月又十五天。就像对我而言写作、事件和情感的整理使得事情比较容易处理一样，为事物加上数字、找对数字可以帮助巴特先生将事情归档，并赋予事件一个模式。

说完旅馆状况——说得非常快——他告诉我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要到麦加朝圣。他也提到他的健康状况。“但是我很好，先生。”然后，为了证明，他拉着我的手，用力一握。

我问他有多大岁数。他不太会翻译那个数字。他起先说八十六，然后说七十六，接着说六十六。或许他是六十六，这么说来，他在一九六二年应该是三十九岁，差一岁就到四十——这在当时的我看来似乎是老年了。

他向我提到了其他人。阿里·穆罕默德——他在那个幸运的日子把我带到这里——已经离开了。那个受折磨且喜怒无常、在厨房和花园尽头员工住处制造了各种危机的坎沙玛已经死了。但是亚齐兹还在，非常健康。那一刻他正在他自己的屋子里，他会在下午回到旅馆来。

我说我会在四点左右回来见亚齐兹。巴特先生和我之间有语言的阻隔——或者说缺乏共同语言，一如往常。搜尽了我们共通的语言，我们也说完了当时可谈的事情。于是我搭了湖船回到渡船堤阶，又看到了那个眼神愤怒的男子。

湖岸上有一座叫作商羯罗查尔雅的山丘。山顶有一座印度教寺庙。一九六二年，卡兰·辛格供养着那里的婆罗门。好几个下午我散步上那个山丘，后来就结识了那个婆罗门。他是个快乐的隐者，戴着一顶羊毛无边帽。下雨或是起雾、寒冷时，他用克什米尔方式取暖，即在毯子下抱着一个烧着木炭的小泥盆。要吸收的新东西这么多：直到这一刻——正穿过回荡着来自湖泊和大道的市集喧嚣，要回到渡船堤阶时——我才看到在商羯罗查尔雅山丘旁的小丘上有一座很大的电视天线。我想着那座寺庙和那个婆罗门，不知情况如何。

我在四点左右回到丽华大饭店，再度从王宫大饭店坐出租车，再度花二十五卢比从渡船堤阶坐船。一个小个子的英俊年轻男子在办公室里等我。他穿着一件某种合成布料的蓝色无袖衬垫夹克，和他的发型一样时髦。他说他是“亚齐沙”的儿子——他说的是“亚齐沙”：就我记忆所及，那是“亚齐兹”的昵称。

亚齐兹的儿子！他十八岁，是斯利那加一所学院的学生，读会计。会计学！不过，说的也是，就湖上及城镇的种种活动来看，的确有这种需要。

然后亚齐兹出现了，从早上巴特先生出现的那条走廊走出来。巴特先生还保持着瘦长的身材；亚齐兹则变得身肥体胖，大肚圆脸。他穿了许多衣服：宽松的长裤、长摆衬衫、一件紧紧套住他啤酒肚的套头毛衣、扣不起来的背心（露出一大片衬里）及一件轻薄、宽下摆的夹克。很奇怪，他现在的身材没造成什么差别：他依旧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男子。他的特色都还在：充满活力、步履轻盈、不露声色，还有他那察言观色的能力，他轻轻眨眼的样子仿佛患了近视。

有什么新消息？呃，他说，那男孩——他指的是他英俊的儿子——想当医生。但他们说服他放弃了那个想法。没有什么生意比得上旅馆业。巴特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轻笑着接着亚齐兹的话说，没有生意比得上旅馆业。

我向亚齐兹问起巴特先生的毛皮帽。在先前的书里我曾谈到某日大雨时那顶毛皮帽子的遭遇：因为想起了那些文字，因为不曾忘记它们，我记得那顶帽子。现在我想知道，那顶帽子是否像巴特先生的胡子一样具有宗教意义，或者它表示巴特先生属于某个特别的家族。

亚齐兹说：“你可以花一千卢比买到那顶帽子。”

看来他不会再说什么了。我这时才注意到亚齐兹自己也戴着一顶毛皮帽子，那顶帽子一直是他外貌的一部分，只有一次我看见他没戴帽子——他在厨房大闹一阵之后，衣冠不整大笑着跑进花园里。但是我不必在他帽子上做文章，它对我不具重要性。

我告诉亚齐兹我在渡船阶梯所遇到的麻烦，以及二十五卢比的渡船费。船夫连人带船等着要载我回去。亚齐兹做手势叫船夫过来。我觉得船夫不喜欢被使唤：他看起来像是没看到亚齐兹的手势。

亚齐兹似乎忘了船夫。他拿出一盒照片，他和巴特先生开始找旧照片。他们找出一张一九六二年的旅馆照片，里面是花园和我的起居室。接着他们找到另一张，过度曝光的一张，照片里的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巴特先生以及亚齐兹在里面，还有五官不甚分明、表情诚挚的阿里·穆罕默德，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以及已逝的坎沙玛。坎沙玛很高大，而且事实上相当好看，有一张比我想象中还受折磨的脸，或许他曾经生病，因此痛苦。

以前那一群人总共不过五六个。现在饭店雇用了二十人，甚至还有一个经理。

那么，亚齐兹是做什么的？

亚齐兹的儿子说：“他是总司令。”巴特先生会心地微笑了。

我向亚齐兹问到巴特先生的健康。巴特先生早上曾暗示他身子不是很好。亚齐兹说巴特先生不应该抽烟，但他偷偷抽水烟，他就是戒不掉。没有笑意的巴特先生做了一个严肃的动作表示没办法。

我提醒亚齐兹船夫和二十五卢比渡船费的事情。

亚齐兹说：“你早上付了二十五卢比？”

当我说是，他看起来很严肃，好像医生碰到了一个严重的、没有料到的症状。但是接着，就像医生一样，他愿意尽其所能。他再度唤船夫过来，这次船夫过来了。亚齐兹和巴特先生跟他谈了谈。亚齐兹后来说，他告诉船夫我是旅馆的老顾客，不是“三日行观光客”。而且在和船夫谈话期间，巴特先生不止一次说“四个月又十五天”。最后船夫笑了，亚齐兹说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付钱给他。我觉得这还不够好。亚齐兹明白这一点，他建议我付十五卢比。

我回想起在旧丽华大饭店花园里调皮活泼、没戴帽子的亚齐兹——当时少见的调皮活泼，而且很难想象当今在我眼前这个有尊严、事业成功的男子那时是那样的。他那时有多大岁数？那时在我看来，他是个成熟、不显老的男子。

“亚齐兹，你多大了？”

“四十八，五十吧。”

那是太年轻了，不过他似乎不知道。

而且，由于他不会读写，只得依赖他的记忆以及他联结自己生命中的事物和外界事物的能力，他无法得知他的岁数。

我们谈到当时他们为我安排的喜马拉雅山阿马尔纳特洞窟朝圣之旅，随行的有骡夫、搭帐篷的和一个厨子，亚齐兹当总指挥。亚齐兹说现在有直升机飞往阿马尔纳特，进香客为数庞大，四拉卡或五拉卡，即四五十万人。

亚齐兹问：“你记得果拉仔吗？”

他说的是我们那伙人里的一个马夫。我应该会想写到他的，我的书里原本应该写到那些细节的，但是我已经忘了那个人本身以及和他相关的事。亚齐兹倒还记得。于是我回想起有一个马夫在某个很高的隘口丢下我们，而且在那之前还害我们的一些行李滚下山坡，结果亚齐兹必须把行李弄回来。

一九六二年在阿马尔纳特的旅程之后，由于有丽华团队及他们的装备，我原本会乐于在高海拔的喜马拉雅山区多逗留几天。但是亚齐兹不同意。他催促我回斯利那加看另一场——穆斯林的——宗教庆典。在湖对岸的哈兹拉巴尔清真寺里有一件著名的遗物，先知的一根胡须。它一年展出一次，亚齐兹热切地想为此赶回去。

他喜欢盛大的宗教庆典——那是信仰、市集与假期的混合。现在他的新消息是，跟巴特先生一样，他已去麦加朝过圣，去了两次。朝圣之旅历时三个月。印度政府负责安排行程。你先到吉达[4]，然后搭出租车和巴士到麦加。那不同于阿马尔纳特。麦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干净的。他说话的神情显示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也显示他对旅馆和居住安排可是内行人。

两度到麦加朝圣：必须拥有金钱、闲暇与不小成就的人才办得到。这可不是我在一九六二年预期得到的亚齐兹。事实上，才干与性情各异的亚齐兹与巴特先生竟然能一直共事这么多年，实在令人惊异。他们互相扶持。巴特先生让亚齐兹成长。旅馆业务的成长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我问亚齐兹关于旅馆别致的山形墙的事。

他说：“风格嘛，风格。你应该看看这边的新建筑。”

他有一个关于我的书的故事。我的书出版之后，旅馆的人被观光局找去。他们说他们对书中关于丽华大饭店的部分很不悦。他们读到宾客将衣服摊在丽华大饭店的草坪上晾干，把衣服挂在窗户外边。观光局不喜欢那些描述。亚齐兹说他不得不非常肯定地告诉那个官员：“你不理解那本书。”这是他们总在挑剔的事，但不能让他们乱挑剔：这个故事亚齐兹讲了两遍。

事业成功，但是湖上很拥挤。亚齐兹说，整个印度都拥挤，仿佛这是目前人们必须妥协的事。四十年前，你可以饮用湖里的水（我记得，甚至在一九六二年，游湖的人还用湖水沏特殊的克什米尔茶）。亚齐兹说——巴特先生摇着头表示同意——有些船屋的抽水马桶就直接把废水排进湖里。

然后，突如其来地——仿佛要解释当下的沉静或单调，解释为何没有待客的殷勤——亚齐兹告诉我现在正是斋月。他们不可以说太多话。他们将在当天晚上七点十分结束他们的食戒。

亚齐兹的儿子纳齐尔和我一起坐船回湖滨大道，他说巴特先生曾告诉大家某次我和他们坐在花园里抽水烟的事。我记得那个场合。切得很粗糙的克什米尔烟草闻起来不错、让人想抽，但吸到喉咙和肺里却变得非常强烈刺激，比我抽过的任何烟草都强劲，热烫的木炭和烟草的烟几乎没有被水烟筒碗里的水冷却过。

我想丽华大饭店现在应该没有人有空搞那种玩意儿了。气氛已经不一样了。这一带的湖太多建设工程，太忙碌了。

此刻，从湖、湖滨大道及渡船堤阶传来了一阵傍晚的喧嚣。其中有一个由扩音器传出的颤抖的、令人神经紧绷的声音。那是大道上一座清真寺的毛拉通过扩音器传出的声音；我从未见过这座清真寺，朴素的小建筑，它是新开发地段的一部分，占地几间房子深，位于商羯罗查尔雅丘山腰下的湖滨大道上。这座清真寺十分朴素的特色似乎说明了湖泊上新群体的迫切需求。

亚齐兹和那船夫谈过后说我必须付十五卢比渡船费。船夫自己都笑了，看起来同意我们的任何决定。但是我不是要付给船夫，而是给渡船堤阶上那个瘦小、怒眼、声音恼火的男子。他毫不通融地坚持要二十五卢比。纳齐尔和我同行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我不必接受这个价码，但他却尴尬起来。不过，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和那个渡船堤阶的男子争执，他只说自己愿意付额外的那几个卢比。这个湖无疑有它自己的规矩，有它的各种地盘及势力范围。丽华大饭店的命令、亚齐兹的命令在这里并不奏效。我付了对方要求的数目。然后，纳齐尔热切地把我送上一辆出租车，我坐回王宫大饭店。

还剩下一个多钟头的日照。从旅馆花园看到的湖景召唤着我再度出门去。我走到王宫大饭店的渡船堤阶，上了一条船，在湖上兜了半个钟头。几乎就在我们出发时，两个非常小的孩子把他们的船靠过来，向我的船里丢了芥菜花。他们的举动令我措手不及。我笑了。孩子回我一笑，接着要赏钱。他们是十足的小乞丐：那种微笑，那种哀求，那种侵略性。

接着是兜售者。他们轮番上阵。其中一个男子说，“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以为他是就我的处境在说玩笑话，但他可是正经的。他们和我耗在一起，两个在左边，三个在右边，因此我位于一个由湖船组成的小花朵——雏菊花朵——图案的中间。他们详细展示他们的货品：藏红花、宝石、廉价珠宝，以及各种各样无意义的纸雕。兜售者的船由小孩划着。商人自己斜倚在枕头和垫子上，让人觉得他们从事的是湖上较舒适的行业之一。有一两个人颈部以下盖着毯子，在那毯子下应该有小炭盆。

纳齐尔和我游湖。我们还没划离丽华的渡船小码头，还在旅馆前，乞讨的小孩就出现了。他们迅速划着船，丢几枝芥菜花到我们船里，以一种故作正经而刺耳的嘶嘶声小声说：“赏个钱，赏个钱。”纳齐尔给他们每人一两个卢比。他说：“如果你不给他们钱，他们就不会走开。”他对兜售者也一样和气，他拖延船出发的时刻，既不冒犯兜售者，也未得罪我。

划过一长排船屋之后，我们便进入了宽阔的水域，没有人靠过来。我们经过我记忆中大公的湖亭。我想起在湖滨大道和湖亭之间一条杨树夹道的堤道：如今已无堤道踪影。

一九六二年有一天我还和卡兰·辛格及其妻子在湖亭饮茶。卡兰·辛格对印度教思想有极大的兴趣，喝茶时我们谈论了第九世纪的印度哲学家商羯罗查尔雅——他生于南印度，在短短三十二年岁月中走遍了印度各处（那时印度仍然完好，伊斯兰教徒尚未入侵），传教并建立了至今犹存的宗教会社。湖边那个山丘就是以哲学家之名命名的；卡兰·辛格对山顶那座寺庙有特殊的情感。

我们饮茶地点的景致甚美：亭子、四周的湖水、山岭、杨树夹道的堤道，以及筑在果园与花园之间通往王宫的长长车道．我问是谁设计了这一切，料想会听到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卡兰·辛格环顾着四周，简单地说：“我爹。”

那一刻凝固在我的脑海里。但是现在那里已没有了王宫堤道，没有了高大的杨树，只是开阔一片，一阵微风吹过湖面，越来越强，把我们的船吹到湖亭岛屿四周粗糙的木杆与几段松垮、生锈的有刺铁丝网旁边。岛上的建筑看起来很潮湿，好像关闭了，等着夏天和人群。

纳齐尔和划船的男孩合力撑着、拉着船绕湖亭岛屿走。湖浪仍然汹涌，但是在架设着输送饮水到城里的黑色大水管的堤道那边，湖水却很平静。远处是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它有白色的穹顶和宣礼塔，衬着那一簇黑褐色的两层楼房，那份白显得很突出。

穹顶和宣礼塔是新建的。哈兹拉特巴尔一直是座朴素的清真寺。有一年，哈兹拉特巴尔有名的遗物——先知的一根胡须——不见了，斯利那加发生了暴动。我问纳齐尔这件事。

他说：“它在斯利那加被找到了，在一套私人住宅里。”（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人脉很广的的妇人病了，她表达了想一睹圣者遗物的心愿，于是它就被带到了她那里。）

东拉西扯之际，纳齐尔说他在和曾经在丽华大饭店下榻过的一个英国女孩通信。他们每个月写一次信。

他以出人意料的认真口气自动自发地说：“我会娶克什米尔女孩还是外国女孩都由真主决定。只有真主知道未来。”他提到真主时是认真的，而不是口头禅。纳齐尔说，克什米尔女孩很好，但外国女孩比较“有经验”。我没问他是什么意思。

我问他宗教方面的事。他说他每天都到清真寺去。他自己一个人去，待个把钟头，去为“每个人”祈祷。星期五他去两个半钟头，和其他所有人一起祈祷。他从十岁起就笃信宗教。

我们看到了渔夫，他们三三两两分散着，或站或躺在他们吃水很浅的船里，静止不动，衬着开阔明亮的湖水几乎像标志一样。我们在平静的湖水里一桨一桨慢慢朝他们划去：离船屋与湖滨大道渡船堤阶的喧嚣只有数分钟之远，这真是个美妙的安静时刻。

一个渔夫掷了一面小网到他先前置饵的地方——一个锡罐标记着那个地点。掷下网之后，渔夫用一根长长的叉杆在网里搅动，惊扰藏在芦苇和羊齿植物里的鱼。鱼一旦游上来，便会被困在有重物拉沉的渔网里。网子被提到船上，然后渔夫便把鱼存放在船身上一个有盖的充满水的部分。另外两个男子在刺鱼：他们手里拿着一支矛，蹲在各自平坦的船板边缘，往外探出一点点，头上覆着一块黑布——以便更清楚地看到水下的鱼。他们这样蹲了好几分钟，在刺鱼之前，他们看起来像是船缘上纹风不动的一团东西，手里握的矛在刺下之前一动也不动。

我们从开阔的水域划向或固定或漂浮的花园。固定的花园在其边缘种了柳树，柳树根部形成笼子似的构造，防止土壤流失。离观光湖数百码的地方——仿佛没有办法取得折中之道——是湖上人家的旧式农业生活：芦苇和羊齿植物被人用弯曲的木棍扭开它们湖底的根部，湿漉漉地混着黑色湖泥被拉上来放进平底船，然后拿到花园里去做肥料——花园里的杂草、泥和水整个用宽木铲铲掉。

到处是妇人蹲在菠菜园里忙着，小孩也一起帮忙——就像小孩在湖上、菜园、船上跟着大人一起工作那样。在长条状的菜园之间，覆着水藻的水道上有杨柳低垂。住屋以木材及淡红色砖块建造。在屋子的一侧，人们在一块窄小的空地上洗澡，另一侧，年轻女孩洗着锅盘。一些男子在芦苇间相遇，便待在各自的船上聊了起来，就像他们在街道上相遇时那般。有的男子和男孩用鱼竿和鱼线钓鱼。坐着一个脱脂奶酪贩的船从我们旁边划过。缓缓地——妇人和女孩划着她们的船，妇人和女孩在这里的菜园中更容易看到——我们回到船屋后面忙碌的湖上公路。

我们经过柳树间的一个聚落，房屋是用木头做骨架的灰扑扑的红砖房。一间有着高出水面数英尺之平台的单房铺子展示着一张大大的伊朗阿亚图拉[5]霍梅尼的画像（在伊朗，他的敌人说他事实上是印度人、克什米尔人）。

纳齐尔带着相当的敬畏以及紧张和冷漠轻声说道，“这些都是什叶派。”仿佛他讲的是非常奇怪的人。

亚齐兹在一九六二年曾以那种方式谈到什叶派教徒。在他口中他们和他是不同的人。有一次他甚至说什叶派教徒不是穆斯林。在当时我几乎不明白他的意思。一天下午，几个旅馆的人带我坐船去看旧城的穆哈兰[6]节日游行，但我并不真的知道他们要带我去看什么，只知道那是个什叶派的庆典。我记得那场庆典是一连串的古代画面：我尤其记得被小小的气窗木框隔绝在里面的妇女苍白、半遮掩的脸庞，那些妇女正在俯瞰下面血淋淋的自戕场面。

我——从垂柳的水道与莲花、菜园所构成的温柔湖水世界中出来——很难相信我那么快就遇到的情景：血淋淋的身体、浸染鲜血的衣服、链子、系着刀子与刀片的鞭子、庆典参与者兴高采烈的残缺的脸庞，以及他们几近夸张的行为。他们推开挡住他们去路的人。我可以相信当时人们告诉我的，说那里看到的事实上大多是动物的血。我并不了解这庆典的宗教历史内涵，及它试图表达的永恒的悲伤。我只是感到惊恐，高兴摆脱了它，高兴自己回过神来，回到我原先所认识的世界里。

纳齐尔说他父亲告诉过他，我曾抱怨什叶派教徒在穆哈兰期间的击鼓活动。现在我觉得，纳齐尔（以及先前他父亲）谈到什叶派教徒时的冷淡之中也含了一些惊奇：我们划船经过、看来安宁的湖泊居民有狂喜欢腾的另一面。

天变阴了。云朵越过山脉移到了湖的一边。正当我们要离开一条航道到船屋和丽华大饭店后面的开阔水域时，吹起了一股强劲的风，把我们往后吹，把我们的船篷吹了下来。这股风也掀起平圆莲叶暗红或赤褐色的叶背，透露了莲株的所在——在芦苇、高草、船屋与补给船周围的垃圾之间。我一直在找莲株。它在六七月间开粉红色花朵，我记得它们是湖泊最壮观的景致之一。但莲株在这里也是一种作物：即使在风中，也可以看到船上的男子采集莲藕，用一种特别的竿子或工具在水里将它们割下拉进船里——不停装进船、卸下船。

船篷有问题，船停止不动，我们被两个乞儿“拦上”了，他们丢过来芥菜花，将他们的船紧贴着我们，向我们要赏钱。

纳齐尔将他们赶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提高嗓门。他们慑服于他的声音。他解释说：“他们是很坏的一家子。”

或许他们在某个方面破坏了湖泊的规矩。他们的脸庞瘦削，十分瘦小，是湖泊的小饥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但是他们一发现我们，就无视风雨向我们划过来，细瘦手臂的狂乱动作还展现着掠夺性和令人害怕的气势。

那一长排观光大船屋为我们提供了遮蔽。在其背风处，我们依着有围栏的木质步道——它看起来连接着所有船屋——向旁边移动。然后，风变小了，我们划进主要的水道里，回到那一簇坐落在木桩或石墙上的店铺与棚屋、有旧瓦楞铁皮墙壁的补给船，及坐落在黑色、几乎裸露、湿漉漉的小块土地上的木头与瓦楞铁皮建筑：J&K珍品商店，克什米尔工艺品制造公司，一家杂货铺，一个肉摊前面木头平台上摆着一箱箱罐装饮料，跟丽华大饭店本身手工艺品店及角落杂货铺相对的新潘迪特披肩屋与米尔艺品商场，以及并排在一艘停靠在它自己小岛的小补给船上的几家店，一家皮毛与皮革制品店，一家杂货店及阳光理发厅。

在这个地区，雨停时你可以听见的声音和引人注意的声音是从许多方向传来的人们的谈话声浪——就像在有遮盖的市场里那样——时时会被孩童的声音刺破。

据说现在湖上有两千艘船屋。每一艘船屋都需要一艘补给船或附属的菜园。人们的说法是，湖上及城里的人都赖以为生、吸引观光客的湖泊并不很大，而且正在缩小。

下午又下了雨。云遮住山脉，湖面一片迷蒙。王宫大饭店令人觉得窒闷、荒凉。观光客很少，旅游季节开始得不太顺利。穿着正式、人数多过游客的员工闷闷不乐，他们服装的拘谨使得气氛更为不佳。哈乐金酒吧空空如也，它不卖烈酒。那是个大酒吧，此刻没有人群遮掩它的破旧寒酸：柜台前面的地毯——或说像地毯的东西——有许多地方破了。

一个分离主义的穆斯林团体在城里几个公众地点引爆了炸弹。该团体还提出了一些要求。它要求邦内禁酒，它要求定星期五而非星期天为休息日，它希望将非克什米尔人的居民驱逐出本地。旅馆的人一面等当局采取行动，一面自己开会决定避开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王宫大饭店的哈乐金酒吧不卖烈酒，为什么——直到一些日本观光客坚持——餐厅里晚餐时甚至不供应啤酒。

下午，在大雨中，一个穆斯林圣人，即珀耳，出现在饭店里，这可把这地方唤醒了。这个珀耳是个非常小、非常瘦、肤色黝黑的男子，发型像是某种小平头。他六十几岁，穿着长及看起来很脆弱的脚踝上方的长袍，打着赤脚。他乘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来到旅馆，下车时带着一把折叠伞。六辆载满了人的汽车，跟随着他的摩托车。珀耳看起来很恼火。他走到桌边，开始大叫，一面叫一面挥舞他的伞，抓住一个外国女观光客的手臂，然后放掉她，接着他冲过走廊，击倒、挥打挡他路的东西。

工作人员并未加以制止。你必须畏惧圣人的诅咒。同样的，你也会设法得到他的赐福。他会有这番举动，是因为他是神圣的，也是因为——如某人告诉我的——他和神“直接联络”。他的举动和他的心境无法预测，但是毋庸置疑，此刻，当他对王宫大饭店做非比寻常的造访时，他是处于高度的神感之中的。这就是那六辆汽车跟随他的原因。人们不顾一切危险，急着挡住他的去路。一个侍者告诉我，假如你运气够好，有机会坐在珀耳前面，你根本不用告诉他你有什么问题。他马上就会知道你的问题，而且——总是要看你是否有好运气——开始谈这些问题。

然后，他坐着他的摩托车走了，连同他的长袍和伞，那些汽车跟着他，留下旅馆工作人员自己回过神来。

七点十一分——比前一天晚一分钟——湖泊四周各清真寺传出毛拉的呼叫，宣布太阳已下山，信徒可以结束他们一日长的斋月禁食。

宗教、信仰，它似乎没完没了，它的规定没完没了。就像这片人口过多、保护过度的谷地里的敏感事物。

大公统治时，谷地里印度教的想法受到保护。譬如，杀牛是犯罪之举，可处以“严厉囚禁”的处罚。大公卡兰·辛格祖先的画像仍挂在主餐厅过去的主楼梯间里。

旅馆里现在磨损的地毯有些在一九六二年时就存在于王宫里了。它们是特别织造的；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它们。过后一个晚上，一个宾客的香烟头掉在我们所谈的一条地毯上，造成了一个烧焦的疤点。卡兰·辛格并不吃惊，也没表现出——停下话来，或使个眼神——在意或甚至注意到此事。

他的家族在这里统治了一百多年，他慷慨的作风是出于本能。对我而言，看这个统治者如何应付较日常的事物也很有趣。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到斯利那加看电影。我们晚到，而且在灯还没亮时就提早离开了，接着我们迅速回到了王宫。有一天，我问卡兰·辛格的妻子他们有没有到过食物摊，例如在甜玉米收获旺季造访烤甜玉米摊。她说有，他们的做法是要五毛给一块——这让我现在还很想知道，既然有那样的做法，那么人们对这位统治者的要价会比对老百姓的要价少还是多。

我想买一条披肩，请亚齐兹和巴特先生帮忙。有天早上，我前往丽华大饭店，出于礼貌，我——纳齐尔站在我旁边——看了旅馆商店的存货。我找不到合意的，于是——为了等待与巴特先生有来往的真正的披肩商——纳齐尔带我到丽华大饭店的客厅去。他们先前都要我瞧瞧这间客厅，他们以它为荣。这是位于楼上、墙壁颜色亮丽的大房间，它装了滑动式玻璃窗，从房间看下去是旅馆前船来船往的水道。房间里有一幅金庙的照片——这或许是某个人的某种政治表态。另外还有一张褪色的画像，其中是一位克什米尔女孩。纳齐尔说，这女孩在传说中颇有名；她是个贫穷的农家女，但她的歌声赢得了一位国王的心。

亚齐兹上楼到客厅来。他叫人准备茶。上茶后，他陪我喝了一杯。斋月期间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喝茶的：譬如，巴特先生这阵子身体不适，便可以喝茶。亚齐兹带来了几张他在麦加的照片：一脸喜悦，为那趟虔诚之旅满心高兴。他是多么热爱生命啊！

我问亚齐兹：“亚齐兹，你记不记得一九六二年我到大公那边去了几次？”

过了二十七年，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去吃了三次晚餐，喝过一次茶。”

这时，我想到问他我们在一起数月之久从未问过他的问题。他是在哪里出生的？他说，就在这里，湖上。他父亲是克什米尔人，祖父也是，他是纯克什米尔人。他父亲做生意，开了一家小店。直到十五年前，他说，克什米尔的人都是穷人。现在大家比较有钱了，现在大家已经“好转”，不过——他和纳齐尔都这么想——人比以前多出太多了。话说回来，亚齐兹以见过世面的口吻说，孟买、加尔各答、德里都有这个问题。

我纳闷，为什么一九六二年我那么少向亚齐兹问起他自己的事。羞怯，或许吧；不想探人私事；恐怕也是因为我认为作家该有一套做法：作家应该注重内心的种种，依自己的内心写作，用神奇的眼光观察事物的外表。

亚齐兹下楼去了，过后不久，我就看到披肩贩子的船驶近了丽华大饭店的浮船码头。他穿的褐色薄棉布宽松长裤被塞进拉得高高的厚毛袜里。他是中年人，身材修长，面貌瘦削。他戴了黑色、卷缩的皮毛小帽（跟巴特先生的一样），穿了黑鞋和黑色长下摆的印度式夹克，襟口的钩扣了起来（能看见最上面的钩）：这副模样让他更像中亚人，而不像克什米尔人。他名叫沙里夫。

两个湖上男孩像抬轿子那样把他的锡质小箱抬了上来。他脱掉鞋子，在丽华大饭店客厅里的滑动式玻璃高窗下面的地毯上铺了一块布，然后跪下，从箱子里拿出几件刺绣长衫放在一旁，接着又谨慎地拿出用白棉布包成一小捆的高档披肩。我完全信任巴特先生对这件事的安排，沙里夫先生对其货品的敬慎态度证实了我的判断。他的东西确实不错，布质轻薄保暖，从某些角度看有类似波浪的织纹。他脱下毛皮小帽，让我看插在帽顶的针，然后说——同时指着他稍微红肿的眼睛——他不只卖披肩，他还自己做披肩。

他开价八千六百卢比。我请他卖便宜一点。他降到八千五，然后就不退让了。我要纳齐尔去请巴特先生来。纳齐尔就要下楼照办。他走到楼梯口（那里看下去就是以前我的卧室外的那片水面：现在增加了那么多建筑和船只，积了瓶子、包装材料和其他垃圾，水已经静止不动），停下来叫我。他想知道我站在哪里——意思是说，我有多认真。他说，巴特先生跟沙里夫先生很熟，也交代沙里夫先生要给我看好货、给我好价格。

亚齐兹又现身了。我们把沙里夫先生留在楼上，下楼到办公室去。纳齐尔拿来了我看上的披肩。亚齐兹摸了摸披肩，说他可以为这条披肩担保两年：沙里夫先生也是这么说的。巴特先生从前花园走了进来，接着沙里夫先生自己也下了楼梯。于是我们就在办公室里围着那条牛奶巧克力色、近褐色的披肩开起了会。

亚齐兹说八千五太贵了。沙里夫先生不以为然。亚齐兹说我可不是只来个两三天的观光客。沙里夫先生一言不发地离开办公室，从铺大理石的走廊走往旅馆商店。我看他是有点生气了。

纳齐尔倒说：“他要祈祷。”

沙里夫先生从店里拿了一条席子，摊在办公室正外面的白色大理石走廊上，就在这下起雨的时刻跪着祈祷起来。我们继续在办公室里谈价钱。

巴特先生说沙里夫先生是个好人。他们一起到麦加朝圣。纳齐尔说，沙里夫先生在清真寺带大家祈祷。他不但有威望，也言出必行。

沙里夫先生跪在那里祈祷，雨水就在他几英寸外的白色大理石上噼啪作响。

亚齐兹说：“还是给个七千五吧。”

最后就以这个数目成交了。他们根本没再问我，但好歹就搞定了价格。沙里夫先生做完祈祷，卷起席子拿回店里，回到办公室，拿起一份两三个礼拜前的乌尔都文报纸，开始对着巴特先生（他现在戴的眼镜镜片很厚）读起报纸内容。读完报纸之后，他慢慢折起那条可以穿过戒指的披肩，然后，同样慢慢地，从刚刚读过的乌尔都文报纸拿出一张，把折好的披肩包起来。

在这同时，亚齐兹让我看第三张他在麦加拍的照片，我则问了巴特先生一九六二年那几个月都没问的问题。开丽华大饭店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建筑商。他在一九五九年开设了旅馆，当时只有五个房间。三十年之后，旅馆变成了四十五个房间。

山谷里近来颇有些资金流入，许多人发达了，受过教育的新时代已经出现。但这些改善有一大部分却因人口成长而被抵消了。

新财富可以见诸湖北岸和哈里山堡下面山腰上的中产阶级新建筑。同时，船屋后方，庸庸碌碌的湖上生活还是老样子地进行着（在阳光下看来颇有妙趣，到了雨后的湿寒就少了几分这种韵味），湖上的人也比过去多。码头上下船堤阶附近竞相拉客的男孩较往日更多。虽然两地背景颇有不同，但这里的气氛很像勒克瑙旧市场的穆斯林贫民窟。

旧城中心似乎还维持着较古老的生活方式。这里，篷顶小船塞满了运河，木砖店铺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街道雨后不久又满是灰尘——淤泥晾干后又扬起的灰尘。不过，旧城边缘倒有不少看似有点来头的新房屋，包括大学及一栋跟畜牧有关的政府建筑。不过，这些以外，又是亘古不变的稻作农村，仿佛两种生活方式几乎毫无牵扯。

在几畦小水田里，人们徒手或使用木犁工作着。房舍构造简单，以棕红色砖块在木柱之间砌成，屋高两层或更多层。瓦楞铁皮斜屋顶的山形墙部分镂空，在这里（有时则在屋顶的老虎窗内）存放着薪柴、稻秣或谷物。水沿着许多条沟槽流下山坡；柳树和杨树投下沁凉的阴影；潮湿的庭院用石块和树枝围着简略而歪斜的围篱。像别处一样，这里的木头砖块和人们的衣服跟泥土同一颜色。

甚至在这幅状似可怜的乡村生活情景之中——人们披着灰褐色毯子或麻布袋，坐在无墙单房商店内砌高的地板上——你也看得到大型公共工程的迹象，仿佛连这种生活也少不了巨大建设来支撑，譬如供应电力、铺路、提供某种交通设施等等。也随时少不了孩子：年龄很小、总是笑着的一群群孩子，人数比大人多。你一直记得的是这些孩子。

超过某个高度，人们就好像生活在不长树的泥泞里。石造或木造矮屋四周的小块田地刚犁过，土壤浸泡在水里，人们坐或蹲在湿泥土边缘。干枯或濒死树木的枝干或树杈上吊着一束束稻草，好端端不怕沾到泥和水。连这里也有小孩，他们穿着宽松的灰色或褐色长袍，看起来像是小大人，也让你从远处不易判断他们的年龄。

这些是我跟纳齐尔搭车前往索那马格[7]的路上见到的景象。索那马格位于前往东北部的拉达克[8]的途中。我先前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或许一九六二年时这条路路况不好，未对游客开放。这条路冬天被封闭了，现在新季节它才刚开放通行。在较高处，路两旁都是高雪堆——雪堆从下方融化，形成小洞及垂悬的雪团，才除掉雪的柏油路面又受到融雪的细水流的侵蚀和挖掘。

到了索那马格，一群瘦男孩围住我们，嚷着要我们坐平底雪橇滑雪坡。“三十卢比，三十卢比。”男孩戴着运动帽，皮肤上有斑块。从路旁标志看来，索那马格似乎是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之间的某种阻隔。这里只有一些属于政府的小屋、游客旅社及商店。看不到农田和住宅。男孩显然来自一段距离之外的村落。

纳齐尔一定希望我滑滑雪橇，一来假日应应景，二来也给男孩们一点生意。纳齐尔的父亲事业有成。他自己更是一副中产阶级年轻男子的典型模样：修剪得清爽的头发，牛仔裤及跑鞋，深蓝色的连帽夹克（我问过他这件夹克：它是台湾制的，花了他五百卢比，相当于二十五英镑）。这会儿，就像在湖上一样，他却跟克什米尔的孩子维系着这种休戚相关的感情。

回程向下回到较宜人的山谷，我意识到它相对的狭窄，迅速重返稠密人群和狭小空间（在斯利那加郊外，纳齐尔为我指出一座属于巴特先生的小果园，但我们没停车），我在这时又有了像在几处渡船堤阶处的感觉：甚至在这个重峦叠嶂、融雪成川的环境里，人们也像在勒克瑙贫民窟窄巷中一样受到拘束。

翌日，我在丽华大饭店向他们全体道别，那时已近傍晚，大约是他们要结束斋月禁食之前的半个钟头：告别巴特先生、亚齐兹、管理旅馆商店的那个人（我没向他买任何东西）、担任丽华大饭店总经理的那个瘦瘦的年轻人。他们全都在楼下那间白色、玻璃墙的小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钥匙板，挂着月历，还有两张麦加名胜的海报，一张是天房，另一张是镏金圆屋顶。我就要离开之时，他们出于客套问我要不要喝茶。

巴特先生临别的话——他希望我走后记在心上的话——是他去过麦加朝圣了。他不把那趟朝圣看作忏悔之行。在他话中，那反而是欢乐和满足之旅。这使得他在告别时刻欣喜地笑了，出声笑了。

我跟亚齐兹最后谈的是钱方面的事。他儿子纳齐尔花了不少时间陪我，我们一起出游时他偶尔还自己掏腰包。怎么才算恰当的补偿？付款是铁定不必的，亚齐兹说。赏个钱呢？那可就难搞定了：一个卢比、四个便士行得通，十万卢比、四千英镑也不算荒唐。我完全没准了，但亚齐兹也没多说。我最后提了一个数目，亚齐兹听了仍然不动声色——我只好就这样离开了他。

在从旅馆回湖滨大道的船上，心里念着斋月即将结束，我向纳齐尔表示了一个数目。他没说什么就收下了钱，但谁都看得出他只是出于礼貌才这样做的。他表情变了样，他转开了眼睛。我觉得自己煞了风景：纳齐尔虽然带着我这游客走来走去，他恐怕是把我当朋友看待的。我再度而且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从一开始就察觉的情况：这位意料不到的俊秀的年轻男子可还有自己的一套追求品位和自我的新观念——可以预料，我跟这位纳齐尔的关系铁定比我跟他父亲的关系复杂。

我不想糟蹋这场合。我说，我那一点意思只是为了向他和亚齐兹和巴特先生聊表情谊。我说了两次。他脸色好看了些，他似乎也发觉必须做点什么来挽回这个场面——片刻之后，到了下船堤阶，清真寺传来日落宣礼声之前，这就要结束的场合。

他表情不再那么僵硬。我们搭的船在航道上平稳前进，经过展卖皮革和毛皮制品、贩卖杂货、设有阳光理发厅的几个小船屋。这段时间里，我们谈起了他的学业。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拿到离校许可了。接下来两年他想到专科学校读商科——以便未来能做个会计师，并且如他父亲及巴特先生所盼能进入旅馆业——然后再读大学。

从他祖父小小的湖中商店，到他父亲顺利的旅馆履历，再到他自己可望实现的大学教育和会计职业——这之间是一步一步的爬升。爬升会继续吗？

他从未离开过克什米尔。此时此日，这个山谷（以及四周的山岭）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我认识亚齐兹已有二十七年了，他大体上还是老样子。纳齐尔的情况不会如此。他已经对外部世界有了些概念。由于每月跟一个外国女孩通一次信，他已经考虑到跟外国人结婚的可能性——当然，一切都得依安拉旨意。二十七年之后——我已中年将尽，难以设想如此漫长的岁月，难以预见那个苍茫的未来——纳齐尔将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他会有新的观点，他会有新的情怀，来日，这个山谷对他的意义将不同于今天。

二十七年后，我终于做了一趟可以算数的重返之旅，消解了我身为印度裔的焦虑，驱散了那阻隔在我自己和我祖先之间的黑暗。威廉·霍华德·罗素在一八五八年描绘（并且批评）了一个万象俱毁的庞大国家——未受大起义战火波及的地方也是如此。大约二十五年之后，我的祖先离开罗素在那个国家里（以当时办得到的方式）游历过的地区前往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园做契约劳工。这事件所引起的卑屈、挫败、羞辱之感早已烙在我心中。一九六二年，我就是带着这个心思坐火车、搭船慢慢前往印度的，它是我焦虑的起因。（令我惊讶的是，撰写本书期间，当我首度拿起威廉·霍华德·罗素的《印度日记》读读看时，这个心思又浮现了。当时，我读不下那本书，不喜欢那个人，甚至对他的精彩描述无动于衷。）

一九六二年我所不了解或过于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印度已经改变的程度。我更没想到，走过它的黑暗时代——经历过穆斯林入侵以及北方一再遭受的全面掠夺、帝国的轮替、战争的蹂躏、十八世纪的混乱——印度竟如此大幅度地恢复了原先的模样。二十世纪印度恢复原样的过程历时甚长，结局甚至可以说有几分出于运气。造就一个像罗姆莫罕·罗易（生于一七七二年）那样的孟加拉国改革家远非一蹴可就，造就甘地（生于一八六九年）更非弹指可待。一八五七年大起义之后，英国治下的和平可以说是运气造成的。那段时间促成了知识的复苏。印度正要展开新的知识活动，它对自己的历史和文明有了新的看法。自由运动反映了这一切，后来也获致了最实在的解放。

大起义过后一百三十年左右之间——英国统治的最后九十年以及独立后的前四十年越来越像是属于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自由的概念传遍了印度每个角落。推动独立的人士大体上来自社会高层；独立所带来的自由从上层往下延展。现在到处人们都有一套概念，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该享有什么。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更加速了这一演变。一九六二年隐而不见、难以察觉或刚刚萌芽的现象，如今都变得更清楚了。印度所获致的心灵解放不可能只有纾解的效果。在印度这样贫苦之下还有贫苦、残暴之下还有残暴的国家，心灵解放必然会导致动乱。愤怒和反抗一定会随之前来。当前，印度有一百万个小型叛变。

百万个叛变，撩拨叛变的是二十种群体的激进主张、派系的激进主张、宗教的激进主张、区域的激进主张：或许，这些是自觉的开端，重启了老早就被混乱和动荡扼杀的知识生活。但是今天的印度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股凝聚的意志，一套主导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理念。印度联邦大于其构成部分的总和，许多激进运动把国家视为法律和情理的依据，因此增强了国家的地位。印度联邦使大家得以卷土重来，让他们免于受某些过激行为之害——那些在另一个世纪或在其他状况下他们必然会面临的过激行为（如邻国所示）：湿婆军的恶毒沙文主义，许多宗教基本教义派主张的独断压制（在印度，大家动不动就在宗教之中寻找慰藉），南方那些明星政客的贪污及种族政治，孟加拉马克思主义分子空洞和无用的言行。

现在，在印度，大家已经看出激进过头的问题。这百万个叛变也促进了整体知识活动的活力，巩固了所有印度人如今都觉得可以依附之价值的正当性和人道精神。而且——这结局倒很奇怪，有几分讽刺——这些叛变不会肉眼不见地消失。它们是无数人新生活开端的一部分，是印度之成长的一部分，是印度之复原的一部分。

回到孟买之后，我联络上电影编剧帕里托希。帕里托希所在的行业是商业电影。他喜爱电影这艺术形态：那是他的使命，几乎是他的宗教。但是，他不喜欢在印度拍摄电影的那些人。他们害他吃苦，他们令他光火，他在生涯上有过起起落落。

五个月之前我见到他时，他刚结束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那段时间他抛下孟买和电影，回到老家加尔各答休养。后来——他在此时结了婚——他不再愤世嫉俗，回到孟买来重起炉灶。他住在城中区一套没有陈设的单间公寓里。“我在太阳底下就只有这个房间。”他说，同时举起双臂，看着天花板，让房间显得更小。不过，他有一些指望：他回到孟买来跟一位他认识、曾经很有成就的制片人拍一部电影。他们两人每隔一阵就在附近的旅馆见面讨论剧本。

帕里托希决意要坚持下去，一定要让这次成功。他说，他预感会赚笔钱。不过，带我去见帕里托希、跟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的他的那位堂亲倒没那么乐观。帕里托希的脾气会碍事；他会跟人起口角，或者会发生什么枝节；最后他会像每次一样又回到原点。我们经过市场附近的拥挤街道走回郊区火车站时，我一路听着这位堂亲的话，心情变坏，想着住在空荡荡房间里的英俊编剧。现在，过了五个月，我想知道结果如何。

我无须跑一趟路去见帕里托希——不必挤郊区火车，不必坐出租车在孟买高速公路的褐色废气里受苦。他到旅馆来跟我喝咖啡。他很忙，有事得办，忙碌带给他的愉快全写在脸上，过去的愤怒有一部分已经平息。

他已经写出剧本，制片人也找到了投资方。他们已经开始拍摄，也让片商看了前面的一些毛片。片商已经买下了片子。投资方几乎转眼就要获利，他还投资要拍另一部片子——帕里托希满脑子都是点子。帕里托希已经拿到了第一部电影的编剧费，数目可观；他已经在较好的地段买了较大的公寓。五个月之间，他的运道翻了一番，这是在钞票多、有活力、脏兮兮的孟买实现得了的事，这是为什么大家总要到这里来。

他可以从第二部电影中得到较大的利润分配。帕里托希说，相较之下，这部片子是为了自己。让他有钱买公寓的第一部是商业片、大众电影——不过，他不是用这些字眼来批评自己的作品的：他只是在描写某一类电影。

剧情是什么？我在他的小房间见他时，他脑中想来想去的是什么故事、什么角色？他运用的是什么材料？电影故事发生在一个孟买贫民窟，这个城市许许多多的贫民窟之一。男主角是住在贫民窟的年轻人，他前途看好，却被一个帮派分子带坏了。这也是商业电影，但内容有话题性，剧情够力量。（而且像许多虚构作品一样，创作者也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困境投射到其中。）

帕里托希说，他们拍这部片子必须自己搭建一个贫民窟。由于法律上的因素，他们不能到真实的贫民窟去拍外景。他们到几个实地拍照片，搭建了一个可以说是混合式的孟买贫民窟。拍摄期间，他们都住在这布景中的几间小屋里。就在前一天，帕里托希说，他们开始拆除这个住了好几个礼拜的假贫民窟。他相当难过。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〇年二月

[1]印度旁遮普邦城市，是前往詹木和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与喜马拉雅山深山的联络城市。

[2]印度北部城市，是由克什米尔谷地进入印度河平原的重要口岸。巴尼哈尔在克什米尔语中的意思是“暴风雪”。

[3]印属克什米尔首府，著名的避暑胜地。

[4]沙特阿拉伯中西部海港，位于麦加城以西红海东岸，为沙特阿拉伯的商业重镇和最大的港口，也是赴麦加朝圣的进口港。

[5]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称号，意为“神的标志”，指已经达到什叶派高等教育第三级的神职人员，被公认为权威学者（穆智台希德），年龄须在四十岁以上。

[6]伊斯兰历新年的第一个月，也是一种宗教庆典之名，什叶派穆斯林会在这个月举行宗教仪式，以纪念穆罕默德外孙侯赛因之死。在列队行进的过程中，信徒们会捶胸或抽打自己。

[7]克什米尔城市，距离斯利那加不远，海拔2740米，是从克什米尔谷地进入拉达克的最后一个主要城镇。

[8]克什米尔东部地区，范围包括喜马拉雅山的拉达克山区。

致谢

当你为了撰写像这样的一本书而旅行时，你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直到找到了要的东西。在旅途中，你需要许许多多的协助。在这趟旅程中许多人帮助了我。他们和我分享他们的知识，他们向我引介人物。有三个人从头到尾给予我特别多的协助，他们都是报社编辑：Nikhil Lakshman，Vinod Mehta，Rahul Singh。Vinod Mehta和Rahul Singh两人分别陪着我走了一段旅程；但是我必须强调，我个人要为我所写的内容负责。我想在此对另一些人表示谢意：孟买的Charu Deshpande和Ajit Pillai；班加罗尔的T. J. S. George；马德拉斯的K. P. Sunil；加尔各答的Shekhar Bhatia，Vir Sanghvi，Sunanda Datta Ray及Satyabrata Bose；德里的Rekha Khanna Mehta；昌迪加尔的Kanwar Sandhu。其他帮助我的人均已在正文内提及。有时，出于一些不言自明的理由，他们的名字和身份都做了变更。

目录

序幕，摘自日记 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

合众为一

告诉我，该杀了谁

自由国度

尾声，摘自日记 卢克索的杂技团

版权信息

书名：自由国度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吴正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01

ISBN：9787544266734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幕，摘自日记　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

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横渡到亚历山大[1]只需两天时间，但一看到那艘肮脏的希腊小轮船，我便后悔没有另作安排。从码头望去，船上就已显得挤挤挨挨的，活像一艘难民船。登船之后，我发现这儿确实没有足够的空间。

也没有什么甲板可言。所谓的酒吧不过壁橱大小，两边开门，迎着一月的风。三个人待在那里就显得拥挤。小小的柜台后有个小个子的希腊酒保，他一副糟糕的脾气，卖着糟糕的咖啡。局促的吸烟室里，前一夜上船的意大利乘客占据了很多椅子，以及地板上的不少空间。他们中间还有一群美国学生，十几岁的样子，但已经长得五大三粗的。他们是白肤色，神情压抑但保持着警觉。剩下的公共区域便只剩餐厅，那里服务员正在为午餐做准备，他们和那个酒保一样疲惫不堪、脾气暴躁。大家都把希腊式的礼节留在了岸上，这种文明或许只在悠闲自得、无所事事抑或寄身田园而一无所求的状态下才会出现。

我们这些上层甲板的人还算幸运，有自己的舱室和铺位。下层的乘客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成为“甲板乘客”，从早到晚所争取的不过就是一块睡觉的空间。他们在我们的下面，一个个穿着地中海黑的衣服，在绞盘和橙色船壁间的避风处，晒着太阳弓着身体或坐或躺。

这些人是埃及裔希腊人。他们要去埃及，但埃及不再是他们的家。他们一度被驱逐，沦为难民。后来侵略者离开了埃及，埃及在遭受种种屈辱之后终于获得自由；而这些贫穷的、靠着简单手艺谋生的希腊人，这些境况也就比埃及人略微好一点的人，实则是这一自由的牺牲品。他们曾坐着和这艘肮脏的希腊船差不多的船离开埃及。现在，他们回埃及探访，混杂在我们这样对埃及没有爱，也没有恨的观光客中间，同船的还有黎巴嫩商人、一群西班牙夜总会的舞女和一些在德国读书的胖乎乎的埃及学生。

那个流浪汉出现在码头的时候，看着挺像英国人；但那可能只是船上没有英国人的缘故。从远处看，他不像流浪汉。那帽子、帆布背包、蓝绿色花呢外套、灰色法兰绒长裤和靴子，让他像个老一辈的、浪迹四方的传奇人士；背包里或许装着一本诗集、一本杂志和一部刚刚开了头的小说手稿。

他身形单薄，个子中等，走路的时候只动膝盖以下的部位，步子小而有力，每一脚都抬得高高的。这步态很有风格，和他带圆点的藏红色领巾一样。但等他走近了，我们才看清他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领巾打得死死的、污渍斑斑；毫无疑问，他是个流浪汉。走到舷梯前，他摘下了帽子，我们这才发现他其实是个老头，饱经风霜的脸微微发颤，蓝色的眼睛湿润。

他一抬头，看到了我们这些观众，便疾步走上舷梯，连两旁的扶手绳都没有抓。虚荣啊！他向那个一脸晦气的希腊船员出示船票后，既不打量四周，也不询问，便继续快步行进，好像对船上的一切都很熟悉似的。但他走的那条通道其实是一条死路，于是他戏剧化地以一只脚为支点猛地转过身来，然后重重地放下另一只脚。

“事务长，”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甲板说，“我得去见见事务长。”

然后他择路去自己的舱室和铺位。

起航的时间推迟了。因为那群美国学生留了几个人看住他们在吸烟室里的位子，跑到岸上买吃的去了。我们只好等他们回来。他们一回到船上，怒不可遏的希腊人就给他们脸色看，使得他们不敢再嘻嘻哈哈的，其中的那些个长相平平的女生更是面色苍白、一脸羞愧。用希腊语骂人的声音简直就像起锚时的链条那般刺耳。很快，海水便将我们与码头隔开，我们于是看到，离这艘船原来的停泊处不远的地方，“莱昂纳多·达·芬奇”号庞大的黑色船体刚刚靠岸。

那个流浪汉又出现了。他已经脱掉帽子，放下背包，神情也坦然了些。两手插在本就鼓鼓囊囊的裤兜里，双腿分开站在狭窄的甲板上，俨然一个老到的海上游客，正享受着一次真正的航海旅行，迎接第一缕海风的吹拂。同时，他也在打量周围的乘客，试图寻找旅伴。他对于那些盯着他看的人没有兴趣；若有谁回应他的注视，他总扭过头去不理睬。

最终，他走到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高个子青年男子旁，站定。

他的直觉是对的。他选中的这个小伙子是南斯拉夫人，在头一天之前，还从未离开过南斯拉夫。这小伙子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尽管流浪汉的口音他听得糊里糊涂的，但脸上始终保持着鼓励般的微笑。流浪汉不停地在说话。

“我已经去过埃及六七次，环游世界也有十来次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什么国家都去过。我是个地质学家，嗯，过去是。第一次去加拿大是在一九二三年，到现在已经去过八次了。我总共旅行了三十八年，专住青年旅社，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新西兰，你去过吗？我一九三四年去的。也就跟你说说，我觉得新西兰人比澳大利亚人强。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国籍算什么？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世界公民。”

他说话就是这样，满嘴年份、地名和数字，不时冒出一句不知道在哪辈子总结出的、简单的人生感悟。不过，这些感悟机械而缺乏说服力，就连那吹嘘也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那双扑闪着的眼眶湿润的眼睛出神地盯着什么地方。

那个南斯拉夫小伙子笑盈盈的，偶尔插一两句话。但流浪汉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不懂怎么交谈，也不想交谈。其实他讲话是不需要听众的。在长年的流浪生涯中，他像是学会了这种自问自答的本领，能迅速地将自己的一生简化成一连串地名和数字。一旦地名和数字背诵完毕，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之后他就呆立在那个南斯拉夫人旁边。船还未开远，比雷埃夫斯港和“达·芬奇”号隐约可见，而这两人的交往已经到了尽头。他没有要旅伴的意思。他要的只是结伴所带来的某种伪装和掩护。流浪汉知道自己是个怪人。

吃午饭的时候，我和两个黎巴嫩人坐在一起。他们俩都是前一夜从意大利过来上的船，都急于表明他们是由于行李才没有坐飞机，而不是钱的关系。他们看上去还挺满意这艘船，尽管嘴上表示了不满。他们一会儿讲法语，一会儿讲英语或阿拉伯语，兴致勃勃地争相讲述其他人，主要是黎巴嫩人，如何用这样或者那样超乎想象的办法赚大钱。

两个人都是四十岁不到的年纪。一个肤色粉红，略胖，穿得颇为随便，套了一件鲜黄色的套头衫。他在贝鲁特的生意实际上就是和钱打交道。另一个黎巴嫩人肤色较深，体格健壮，留着胡子，一副地中海俊美男子的长相，穿着三件套的格子西装。他在开罗做仿古家具，说自从欧洲人走了之后生意就很糟糕，因为商贸和文化都从埃及消失了。本地人对仿古家具的需求不大，但对他这样的黎巴嫩人的敌意倒是与日俱增。不过，我无法相信他真的很沮丧。因为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还冲着一个西班牙舞女暗送秋波呢。

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个肥胖的、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埃及学生正用德语和阿拉伯语大声说话，逗得同桌的一对德国夫妻哈哈大笑。这会儿，那个埃及学生开始唱一首阿拉伯语歌。

那个从贝鲁特来的人用带着美国口音的英语说：“你应该走现代路线。”

“绝对不行，”家具商人说，“我会先离开埃及，关掉我的工厂。太恐怖了，现代风格的家具。它们很奇怪，奇怪极了。路易十六时代的风格，那才是潮流[2]……”他突然打住，转而为那个唱歌的埃及学生鼓起掌来，并用阿拉伯语冲着他叫好，片刻之后又失去了兴致，压低了声音说：“唉，这些埃及人啊。”这感慨倒也没有什么恶意。他把盘子推开，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用手指敲着肮脏的桌布，还冲那个舞女挤眉弄眼，扯得两撇胡子直朝上翘。

服务员过来收拾桌子。我还在吃，但盘子也被收走了。

“你正吃着呢，先生？”那个家具商人说，“你得保持安静。我们都得安静。”[3]

接着，他突然扬起眉毛，转了转眼珠。显然是想要我们看什么。

是那个流浪汉。只见他站在门口，往餐厅里打量。乍看之下，他的衣着似乎还是体面的，他就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走到我们边上那张收拾过的餐桌旁，在椅子上坐下，调整姿势直到坐舒服了，然后往后一靠，胳膊放在扶手上，好像一家之主坐在主座上，也像游轮上的旅客等着被服侍。他吐了口气，动了动下巴，叩了叩牙齿。他的外套脏得吓人，口袋鼓鼓囊囊的，袋口用别针别着。

家具商人用阿拉伯语说了什么，惹得那个贝鲁特人哈哈大笑。服务员过来赶我们走，我们便跟着西班牙舞女们到那个吹着穿堂风的小酒吧去喝咖啡。

傍晚时分，我想一个人清净一会儿，便爬上陡峭的梯子，到了舱顶围了栏杆的露天平台上。那流浪汉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暴露在寒风和烟囱里冒出的灰烟中，两条脏裤腿被吹得鼓了起来，露出磨成碎条的绲边。

他握着一本祈祷书模样的小书，嘴里念念有词，眼睛时开时合，像是在用心祈祷。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如此脆弱；扎得紧紧的圆点领巾中的脖子也显得不堪一击。眼周的皮肤特别松弛，好像要哭了。真是一个怪人。他找人陪，又需要独处；想引人注意，又躲避别人的眼睛。

我没有去打扰他。我害怕和他扯上关系。远远的下面，那些来自希腊、曾经是难民的人，正或坐或躺，晒着太阳。

晚餐后，那个胖胖的埃及年轻人在吸烟室里继续唱独角戏，嗓子都哑了。听得懂的人笑个不停。连家具商人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对埃及人的不满，和旁人一起鼓掌叫好。那群美国学生因为晕船横七竖八地躺着，冷冷地在旁边观望，像被围困的俘虏一般无助。他们互相讲话的时候都是压低了声音的。

吸烟室里除了美国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德国人，大家还算有默契。埃及学生是演员，而那高个子的德国姑娘则是我们公认的主持人。她拿巧克力给大家吃，和每个人都能攀谈几句。对我，她是这么说的：“你读的这本英文书很好。企鹅出版社出的英文书都很好。”她搭这船可能是去会她的阿拉伯丈夫；我不敢肯定。

我背对门坐着，所以流浪汉进来的时候并未看到。他冷不丁就坐在了我前面那把刚空出来的椅子上。这椅子虽然离那个德国姑娘的座椅不远，但和它以及其他所有人的椅子一点都不显得亲密。流浪汉稳稳当当地坐好，直起脊背靠在椅背上。他的脸不直接冲着任何人，所以虽然房间小，他还是能游离于人群之外，而且成为自己小小的格局里的中心。

他那老态毕现的双腿分得很开，沉甸甸的外套垂在鼓鼓囊囊的裤袋上。他带了些读物来，一本杂志和那本我以为是祈祷书的小册子。现在我看清了，那是一本随身携带的旧日记本，很多纸张都要脱落了。他把杂志对折后再对折，掖在大腿下，然后开始看那本日记。看着看着他出声地笑了起来，并抬头观察是否有人在注意他。翻过一页，他看着看着又笑了，这次更响亮。他扭头朝德国姑娘凑过去说：“哎，你会不会西班牙语？”

德国姑娘警惕地说：“不会。”

“这些西班牙笑话真是太好笑了。”

他又看了几页，终于没有再笑出声来。

埃及学生继续嚷嚷，闹哄哄的场面还在继续。没多久德国姑娘又拿出巧克力。“请？”[4]声音很柔和。

流浪汉正在摊平杂志。他停下，看看那些巧克力。没有他的份。他于是摊平了杂志，然后，毫无征兆地，他开始撕手中的杂志。他颤抖着双手抓住一页纸，撕了一次，又一次。翻过几页后又开始撕，翻回几页，再撕。虽然埃及学生周围一片闹哄哄的，但撕杂志的声响还是很清晰。是杂志中的图片，那种运动照片、女性图片或者广告惹恼了他吗？还是在准备到了埃及用的厕纸？

埃及学生停止了表演，看着他。那群美国学生也开始张望。发泄过后，在众人几乎死寂的沉默之中，流浪汉开始用行动解释他的做法是有理的。他把破破烂烂的杂志完全打开，怒气冲冲地上下翻着，好像一时分不清杂志的上下，最后终于假装看了起来。他嚅动着嘴唇，他紧蹙着双眉，他又开始撕啊撕，碎纸片、碎纸条在他的椅子周围撒了一地。最后，他把剩下的、松松垮垮的杂志折了折，塞进外套口袋，用别针别好袋口，走出房间，一副被人惹恼了的样子。

“我要杀了他。”第二天早餐时，家具商说。

他穿着三件套西装，但没有刮胡子，黑眼圈让他看起来像是挨过揍。贝鲁特人也是一脸疲惫，衣服皱皱巴巴的。这两人都没有睡好。同舱室的第三张铺位属于一个从意大利上船的奥地利小伙儿，和他们处得还不错。三个人看到第四个铺位上放着一个帆布背包和一顶帽子。到了很晚，三个都睡下后，才发现第四个铺位竟然是那个流浪汉的。

“昨晚太倒霉了。”贝鲁特人说。他斟酌着用词，然后补充道：“那老头就像个小孩。”

“小孩！如果那头英国猪现在进来——”家具商抬起胳膊指着门说，“我立刻杀了他。立刻。”

他对自己的姿态和言语甚为得意，于是又重复了一遍，让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埃及学生带着昨晚表演造成的嘶哑嗓音和宿醉，用阿拉伯语说了句什么。那显然是句俏皮话，但家具商没有笑。他手指敲着桌面，眼睛盯着餐厅大门，鼻孔喘着粗气。

大家都没什么好心情。轮船颤抖的突突声与颠簸折磨着大家的胃和神经；甲板上的冷风虽然让人清醒，但也让人恼怒；餐室里空气陈腐，弥漫着一股子烧橡胶的味道。虽然用餐的人不多，但服务员还是火急火燎的。他们睡眼惺忪，没有洗漱，连头发都乱糟糟的。

埃及学生尖叫起来。

流浪汉走进来了。他神情和悦，像是休息得很好，准备喝咖啡、吃面包，显然没有觉得自己不受欢迎。只见他毫不迟疑，从容走到我们边上的一张餐桌旁，在椅子上坐安稳后，上下牙相互叩击了一下。服务员很快端上了早餐。他津津有味地吃喝起来。

埃及学生又尖叫了一声。

家具商对埃及学生说：“今天晚上让他睡到你们房间里去。”

流浪汉既不抬眼也不去听。他完全沉浸在吃喝之中。那系得很紧的领巾下，喉结忙得正欢。他喝得很响，咽下后伴以满足的叹气；咀嚼的样子很像兔子，一口接一口，急不可耐；张嘴的间歇双手还乘势抱胸，并用胳膊和肘部揉搓体侧，全身心享受美食的模样。

家具商先是看呆了，转而变得怒不可遏。他站起身来，眼睛盯着流浪汉，嘴里喊着：“汉斯！”

那个和埃及学生同桌的奥地利男孩站了起来。他十六七岁的样子，身宽体壮，营养过剩，宽大的脸上总带着笑容。贝鲁特人也站了起来，三个人一同走了出去。

流浪汉完全无视这一切，也无视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只顾着食物。吃完，他发出一声叹息，像是累了。

就像捕猎老虎，诱饵已经放好，猎人和围观者则在平台安全处等候、观看。诱饵是流浪汉的帆布背包。他们把这包放在舱门外的甲板上，静候其变。家具商摆出恼怒得不愿讲话的样子。而汉斯依旧笑眯眯的，只要有人问，便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流浪汉并没有马上进入角色。早餐后他不见了。甲板上很冷，就算在阳光下也是如此，不时还有翻滚的海浪溅上来。那些跑出来看热闹的人都待不久。家具商和贝鲁特人也频频跑回吸烟室避寒，混在德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舞女当中。大家让位子给他们，同情他们没有睡好、心闷气恼。只有汉斯坚守着岗位，冻得吃不消时就躲到舱内，开着门看守。他坐在下铺的床位上，逢人便抬起头微笑致意。

后来就有消息传来，说流浪汉出现了，并且正不出所料地上演一出闹剧。当时一些美国学生已经在甲板上观海，西班牙姑娘们和那个德国姑娘也在甲板上。汉斯把住了舱室的门。我看到流浪汉抓着帆布背包的背带，听到他在家具商用法语和阿拉伯语呵斥的间隙用英语回击着。家具商挥舞着手臂，右手指指点点，西装的下摆迎风飞舞。

早先在餐室，家具商的发火更像是演戏，因为他的地中海人长相、小胡子和鬈发，让人觉得他就是善于表演。可此刻在外面，在备受期待而且受害者又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乘势发挥，简直有一股疯劲。

“你这头猪！猪！”

“不……”流浪汉向围观的人求助，但大家无动于衷。

“猪！”

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体格健壮、优雅地包裹在笔挺的西装里的家具商，竟然伸出左手，直直向老人的脑袋打去。流浪汉猛地一扭头，那动作和他扭头拒绝被别人看时差不多，然后，他哭了。一拳打空了，家具商一个趔趄撞在船的栏杆上，刚好一个碎浪打来。他双手捂住胸口，摸了摸上衣里的钢笔、钱夹和其他东西。“汉斯！汉斯！”他号叫着，好似伤心欲绝。

流浪汉蹲下身子，止住哭泣，但那双蓝眼珠鼓突着。

汉斯一把揪住流浪汉的圆点领巾，边拧边用力往下扯，同时猛踢那个帆布背包，并揪着领巾把流浪汉整个往前拽。流浪汉被汉斯踢背包的那只脚绊住了。到这时，汉斯笑脸上的那抹紧张没有了，只剩下微笑。流浪汉尽管踉跄了几下，其实还是可以站住。但他宁愿跌倒在地，再坐起来。他手上还紧抓着背包带，继而放声大哭。

“不是真的。他们说的那些话，不是真的。”

那些美国年轻人站在船舷边观望。

“汉斯！”家具商喊道。

流浪汉停止了哭泣。

“汉——斯！”

流浪汉顾不上四下看看，抓起背包站起身，撒腿跑了。

据说他后来一直把自己关在一间盥洗室里。但他在我们面前又出现过两次。

大约一小时后，他走进吸烟室，没有背包，也没有一丝沮丧的迹象。他已经完全恢复了。他进来时还是很唐突的样子，目不斜视。吸烟室不大，仅仅几步，他就已经到了房间中央，差一点就碰到了家具商的腿。家具商伸长了腿坐在一把沙发椅上，精疲力竭的，一只手遮着半闭的双眼。流浪汉先是一惊，随后露出愤怒和鄙视的神情，开始扭过头去。

从错愕中回过神来的家具商嚷道：“汉斯！”他收回伸长的腿，欠身坐起。“汉——斯！”

流浪汉扭头一看，见汉斯拿着纸牌站起来，眼里顿时流露出惶恐的神情，刚才还只是扭扭脑袋，现在全身都调动起来。他抬起一只脚的脚尖，转动身体，另一只脚重重落下，然后撒腿就跑。从进门、迈步，到罗圈腿旋转、撤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汉斯！”

家具商并非是要汉斯采取行动，他更多是想吓唬、捉弄流浪汉。汉斯心领神会，哈哈大笑，转回身继续玩扑克。

流浪汉没吃上午餐。他本可以及时赶上第一拨吃饭，刚才就已经开餐了。可他又去躲了起来，肯定是躲在某间盥洗室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轮到最后一拨了，这其中有黎巴嫩人和汉斯。流浪汉在门口就看到了他们。

“汉——斯！”

流浪汉不及进门就转身走了。

后来，有人在下层甲板的难民堆中见过他：背着背包，没戴帽子。流浪汉走后，大家也不再提他，但那个笑话仍在酒吧、狭窄的甲板上和吸烟室里流传。“汉斯，汉——斯！”到最后，听到这样的呼叫，汉斯既不笑也不抬头，只是吹个口哨，算是交代。笑话继续传播了一段时间，但到暮色降临时，流浪汉已经被遗忘了。

晚餐时，那两个黎巴嫩人又看似不经意地谈起了钱。贝鲁特人说，根据当前中东的特殊形势分析，从埃及出口鞋子能赚大钱；但目前知道这一情况的人不多。家具商说他几个月前就知道这情况了。两人都说有意投资，并争着表示自己很在行，知道当地的秘密成本，还冷静地分析了可能赚取的巨大利润。不过，他们对彼此其实已经兴味索然。游戏毕竟是游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也就互相厌倦了。

这是在船上的最后一晚了。美国学生无精打采的状态传染给了其他旅客，他们自己倒活跃起来。吸烟室里，灯光似乎更昏暗了，男孩女孩唧唧喳喳地聊天，声音越来越响；他们走来走去的，其中有个高个子女孩特别活跃。她穿得像芭蕾舞演员，从脖子到腰肢再到脚踝，一身黑色。那个德国姑娘，就是前一晚我们的主持人，看上去病怏怏的。西班牙舞女们也失去了打情骂俏的兴致。至于那个埃及小伙子，虽然宿醉未醒，又加上晕船，还在坚持玩桥牌，并且时而冒出一句俏皮话，时而哼几句歌，但只是被大家报以微笑而已。家具商和汉斯也在玩牌。不管是拿了好牌还是坏牌，家具商都自言自语：“汉斯，汉斯。”这是白天的恶作剧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

贝鲁特人走进来，看他们打牌。他先站在汉斯边上，然后站到家具商边上，用他们的秘密语言英语，对他耳语道：“那家伙把自己锁在舱室里了。”

汉斯听明白了，眼瞅着家具商。但家具商累了、倦了。他出完牌，和贝鲁特人走出了房间。

回到吸烟室时他对汉斯说：“他说，如果我们进那个房间，他就一把火烧了它。他说他有很多纸、很多火柴。我相信他做得出来。”

“那我们怎么办？”贝鲁特人问。

“我们就睡在这里吧。或者餐室里。”

“可那些希腊服务员就睡在餐室里。今天早上我看到的。”

“那正好说明了餐室是可以睡觉的。”家具商说。

天黑以后，我在流浪汉的房间门口驻足过片刻。起初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后来有揉搓纸张的声音传来：那是流浪汉发出的警告。不知道那个晚上他是不是一直没有睡，一直留意着门口的脚步声，等待汉斯破门而入。

第二天早晨，他又回到下层甲板，混在难民中。他又戴上了帽子，是在舱室里找到它的。

亚历山大港出现在地平线上，亮闪闪的一长条：那是沙滩和无数银色的储油罐。天空乌云密布，碧蓝色的海面上波涛愈发汹涌。在寒风冷雨、电闪雷鸣中，我们的轮船驶入了防波堤区。

出入境处的官员还没有上船，旅客们便早早排起了队。德国人站得离阿拉伯人远远的，汉斯和黎巴嫩人，黎巴嫩人和西班牙舞女，也都摆出互不相干的姿态。那个高个子、金头发的南斯拉夫人，因为和流浪汉有过短暂的接触，之后整个航程中始终独来独往。难民们拎着箱子、包袱从下层甲板走出来，这下他们就不仅仅是那标志性的黑乎乎的行李了。他们形体松弛、皮肤粗糙，显然是摄入太多碳水化合物的结果。那一张张斑斑点点的面孔僵硬而冷漠，又带着愚昧的狡黠与诡诈。他们眼很尖，出入境处的官员一出现，他们就推搡着往前挤。这是一种造作的鲁莽，是被压迫者对权威的敬畏。

流浪汉戴着帽子，背着包走了出来。他的举止中没有不安的迹象，但他的眼里有恐惧，眼珠子不停地转着。他在队伍后站好，煞有介事地皱起眉头，好像在抱怨队伍太长。他不停地跺脚，像是很不耐烦那些出入境处的官员，也像是在驱赶严寒。可能他觉得大家都在看他，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背了个包、像山一般高大的汉斯见了他，只装作没看见。那两个在餐室里过了一晚、刮好了胡子的黎巴嫩人，也对他视而不见。他们对他的热情已不复存在。

[1] 比雷埃夫斯为希腊港口城市；亚历山大为埃及港口城市。

[2] 此句原文为法语。

[3] 两处“安静”原文均为法语。

[4] 此句原文为德语。

合众为一[1]

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住在世界的首都华盛顿。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印度，大家都觉得我混得不错。但是……

在孟买的时候，我非常快乐。我受人尊重，有地位，为一位重要人物工作。当地的头面人物都来过我雇主的公寓楼，吃过我煮的食物并大加赞赏。我还有自己的朋友，夜晚我们会在公寓走廊下的人行道上聚头。我们中的有些人，比如说裁缝师的伙计和我，都是给人家打工的，就住在这条街上。另外那些人是来这段道上睡觉的。我们是体面人，从不和什么地痞流氓混。

晚上天气凉爽，行人稀少，除了偶尔开过的双层巴士和出租车，街上少有车辆来往。我们把门口的路面扫干净，洒上水，把白天藏起来的铺盖卷搬出来，点上小油灯。楼上的住户有说有笑的时候，人行道上的我们读读报、打打牌、讲讲故事、抽抽烟。黏土做的烟斗在朋友间传递。就这样，我们慢慢变得睡意蒙眬。除了雨季，我喜欢和朋友们睡在人行道上，尽管公寓楼梯下有一整个壁橱归我个人使用。

在露天美美地睡一夜，赶在太阳升起、扫马路的人出现之前起床，这感觉还真不错。偶尔我会看见街灯熄灭。大家纷纷卷起铺盖卷，都不怎么说话，一个个急急忙忙地抢着往偏僻的小街、小巷和空地赶，找地方解决内急。我用不着去抢，因为我住的房子里有厕所。

之后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完全是自由的，可以随处逛。我喜欢去阿拉伯海边散步，等着太阳升起。整个城市和大海会闪着金色的光芒。唉，那些清晨里的散步；海面上一刹那发出的耀眼的光；吹在脸上、带着咸味的潮湿海风；衬衣的飘舞；晨起后在街边小摊上喝到的第一杯甜滋滋的热茶和第一口烟叶的味道。

但命运叵测。我曾经受到的尊敬、拥有的安全感，全靠我的雇主身居高位。而现在，也正是因为他的地位，我的生活一下子被彻底打乱了。

我的雇主被公司调任到政府部门，派遣至华盛顿。我为他高兴，但也为自己担忧。他将离开孟买几年时间，无法把我调派给谁。因此，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失业，还要从公寓里搬出来。这许多年来，我觉得自己生活安定。我熬过当学徒的日子，尝尽了苦头，真不知道如何重新开始。我绝望了。在孟买我还能找到另一份工作吗？我觉得自己可能不得不回老家，回那个山里的小村庄，回到妻子和孩子身边，不是回去度假，而是永远待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重新变成旅游旺季时山脚下的挑夫，在汽车站追赶刚抵达的公共汽车，在四五十个挑夫中吆喝着抢生意。那可是印度式的行李，不是轻飘飘的美国行李。那是沉重的金属箱子啊！

我真想大哭一场。我已经不能适应那样的生活了。我已经习惯了孟买的生活，吃不起那样的苦。况且我也不年轻了。我积攒了些财物，也习惯了独享壁橱，拥有隐私。我成了一个城里人，习惯了城里的舒适。

雇主说：“华盛顿可不是孟买，桑托什！华盛顿物价很贵。就算我能给你涨工资，你在那里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生活。”

但是从孟买回到山里，去打赤脚！那真是打击，太没面子了！我没脸面对我的朋友，所以我不再去露天睡觉，有时间也尽量待在自己的壁橱里，待在我拥有的物品之间，感觉这些东西都即将离我而去。

雇主说：“桑托什，我心疼你啊。”

我说：“老爷，如果我有点担心的话，那也是在为您担心。您一直过得很讲究，我真想不出到了华盛顿您要怎么应付。”

“肯定不轻松。但这是原则问题。像我这样一个穷国的代表，还带着厨子出国？人家会怎么想？”

“老爷，您总是对的。”

他不再说话了。

过了几天，他说：“桑托什，不仅仅是开销的问题，还有外汇的问题。我们的卢比没有以前值钱了。”

“我明白，老爷。本分就是本分。”

两星期后，就在我差不多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他说：“桑托什，我和政府商议过了，你跟我一起去。政府已经同意了，会安排你的食宿。但不承担你的开销。你会拿到护照和签证申请表。不过，我要你好好想一想，桑托什。华盛顿不是孟买。”

那天晚上我又带着铺盖卷来到街上睡觉。

我一边扇着衬衫下摆，一边说：“孟买真是越来越热了。”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裁缝师的伙计说，“美国人会和你一起吸烟吗？夜里他们会和你坐着聊天吗？会和你手拉手在海边散步吗？”

他的忌妒让我很开心。在孟买的最后那几天，我非常开心。

我为雇主整理好两个箱子，我自己的东西就用几段旧棉布裹起来。机场的人对我的行李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说不能托运这样的行李，因为拒绝承担责任。所以我不得不拖着我所有的东西上飞机。站在机舱口的空姐对每个人都笑眯眯的，唯独看到我的时候就不笑了。她让我坐到机舱的最后面，离我雇主很远。好在那里大部分座位都空着，我就把包裹放在了空座位上。嘿，还挺舒服。

机舱外亮晃晃的，也热得很，里面却很凉快。飞机起飞了，升上天空，孟买和大海在机翼两侧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晃，感觉很美妙。坐安稳以后，我四下打量，寻找看起来和我差不多的人，但不论是印度人还是外国人，没有人是我这样的家仆相。更糟糕的是，所有人都打扮得像要去参加婚礼，而且，天哪，我很快看出来，显眼的可不是他们。我穿着在孟买一直穿的衣服——宽松的长衬衫，系裤带的宽腰裤。这可是相当得体的家仆服装，既不脏也不干净，要在孟买，谁也不会多看我一眼。但在飞机上，只要我站起来，我觉得人人都把头转过来了。

我很焦虑，因此脱掉鞋盘起腿，那鞋子没鞋带但勒得慌。感觉舒服了一些后，我拿出一点槟榔嚼了起来，于是更放松了。嚼槟榔的乐趣一半在于吐汁，但满嘴槟榔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了麻烦。那个空姐也发现了。她一点也不待见我，对我说话很粗暴。我腮帮子鼓鼓的，什么话也说不了，只能瞪着她。她去叫来了一个穿制服的男人，那人站到了我边上。我把鞋子穿上，把一嘴的槟榔汁咽了下去。感觉糟透了。

过道上，那姑娘和那男人推着一辆装满饮料的推车走过来。姑娘没有看我，不过男人说：“伙计，要饮料吗？”这人倒不坏。我随便指了指。是一种汽水，刚喝到嘴里时感觉还不错，挺刺激的，可再喝就不行了。我正犯愁，那姑娘开口了：“五先令，英国先令，或六十美分。”我吃了一惊。我没有钱，只有几个卢比而已。姑娘跺了跺脚，我以为她要拿本子打我，便赶紧站起来把我的雇主指给她看。

片刻之后雇主从过道走了过来。他一脸不开心，气都不喘地指责我说：“香槟，桑托什？我们有点过分了吧？”他没有停步，继续朝厕所走。回来经过我的座位时他又说：“外币，桑托什！外币！”就是这样。可怜的家伙，他也非常不安呢。

这趟旅程让我吃足了苦头。没过多久，酒和槟榔汁在我胃里翻江倒海，再加上飞机的晃动和噪音，我不停地呕吐，弄得包袱上到处都是。我都顾不上那姑娘会怎么说、怎么做了。后来是更紧急、更糟糕的生理需求。我觉得自己会闷死在机舱后部那间狭小的、嘶嘶响的厕所里。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的时候，我吓坏了。白炽灯下，我的脸色像死人的一般，眼睛充血。空气很刺鼻，而且好像要钻进我的脑子。我站到马桶座上，蹲下。我无法控制住自己。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到还算有点空间的座舱，回到自己的座位，希望没有人注意我。此时灯光已经调暗了，一些人脱了外套在睡觉。我真巴不得这飞机坠毁算了。

那个空姐把我弄醒了。她几乎是在尖叫：“是你，是不是？是不是？”

我觉得她差点把我的衬衣扯下来了。我拉住衬衣，身子紧贴在窗玻璃上。她满脸是泪，沿过道跑去叫那个穿制服的男人，还差点踩在自己的纱丽上绊倒。

真是一场噩梦。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知道在旅程的终点，在每个人都衣冠楚楚的机场和候机厅之后，在所有的起飞和降落之后，是华盛顿城。我希望旅程尽快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希望到达华盛顿。老实说，对那个城市我已经有点害怕了。我只想下飞机，走到户外，脚踏着地，呼吸自然的空气，并且弄清楚时间走到了哪一刻。

终于到了。我恍恍惚惚的。那些包裹真重啊！出现了更多封闭的房间和电灯，还有移民官的提问。

“他是外交官？”

“他只是帮佣。”我的雇主说。

“那是他的行李？那个口袋里是什么？”

我觉得很丢脸。

“桑托什。”雇主冲我喊道。

我不得不拿出那些小包装的胡椒、盐、糖和带香味的餐巾纸包、小管芥末酱。都是飞机上的零碎物品。整个旅途中，我都一直在收集这些东西。尽管身体不舒服，但只要经过飞机上的餐饮存放区，我都顺手抓一把。

“他是个厨子。”我的雇主说。

“每次旅行他都这样带调味品吗？”

“桑托什，桑托什，”等坐上了汽车，雇主说，“在孟买，你做什么都无所谓。但在这里，你代表你的祖国。我不得不说，我无法理解你的行为怎么会变得这么出格。”

“我很抱歉，老爷。”

“这么说吧，桑托什。在这里你不仅代表祖国，你还代表我。”

对华盛顿人来说，当时应该是临近黄昏还是夜晚刚刚降临，我不太清楚。时间和光线完全不合拍，情况和孟买的大不一样。我记得这次沿途看到了绿色的田地，宽阔的道路，汽车有节奏地嗖嗖飞驰，声音和孟买街头的噪声完全不同。我还记得看到很多高楼、大公园、大商店，然后出现了一些小房子，没有篱笆，但有灌木丛围着的花园，在这些房子旁，我看到了哈布舍人[2]，有的站着，更多的是坐着，几乎到处都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些哈布舍人。我以前在故事里听说过他们，在孟买也见过一两个，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华盛顿居然住着这么多野蛮种族的人，而且还能自由地在街上逛来逛去。哦，天哪，我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说过，我想要站到户外，在户外呼吸，让自己回过神，让脑子思考。但那个晚上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从飞机到机场到汽车到公寓到电梯到走廊到房间，我一直处在密闭的空间中，空调机发出的嘶嘶声无处不在。

我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仔细看。我把那里当成了又一个短暂停留的地方。雇主马上就去睡觉了，这可怜的家伙累坏了。我四处寻找我的房间。没找到，只好作罢。因为想念在孟买的日子，我带着铺盖卷来到走廊，睡在地毯上。走廊很长，门挨着门。都是门。被灯光照亮的天花板上装饰着各种大小的星星图案，有灰色的、蓝色的、金色的。在这片人造天空下，我感觉自己像个犯人。

醒过来，抬眼看到天花板，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自己还睡在孟买屋外的人行道上。一会儿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我不知道自己睡了有多久，也不知道当时是白天还是黑夜。唯一能够用来判断时间的线索是一些屋门外放着报纸。想到自己孤零零、毫无保护地睡觉时，有个陌生人，没准好几个陌生人观察过我，我的心里就非常不安。

我推了推房门，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外面。我不想吵醒雇主。我想我可以到外面走一走，我记得电梯在哪里。我走进电梯，摁了按钮。电梯降得很快，悄无声息，真像在飞机上一样。电梯停下，蓝色的金属门打开后，我看到的是混凝土浇筑成的走廊和没有粉刷过的墙壁。还有机器的轰鸣声。我猜自己到了地下室，一楼应该不远了。但我已经没有了尝试的意愿，放弃了去户外走走的想法，决定还是回公寓算了。可我没有注意过房间号，连住哪一层都不清楚。我吓得魂飞魄散，一屁股坐在电梯地板上，眼泪流了出来。电梯门又悄无声息地关上，快速上升。

电梯停下，门开了。我的雇主站在门口。他头也没梳，身上还穿着昨天的脏衬衫，纽扣也没有完全扣上。他一副很惊恐的样子。

“桑托什，这一大清早你鞋也不穿跑到哪里去了？”

我本来想拥抱他的，可他拉着我匆匆地绕过那些报纸进了房间，我把铺盖卷拿进屋里。大大的玻璃窗外，是蒙蒙亮的天和这座巨大的城市。我们住的楼层很高，远在树梢之上。

我说：“我找不到我的房间。”

“政府批下来了的，”雇主说，“你肯定你都看过了？”

我们一起找起来。浴室外有条小过道通到他的卧室；另一条更短些的，通到大房间和厨房。就是这些。

“政府批下来了的。”雇主一边说，一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他打开壁橱的一扇扇门。“政府承诺我们会有不同的门进出，有各自的储物空间。我还有文件呢。”他打开另一扇壁橱门，往里看了看。“桑托什，你觉得政府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他打开的这个壁橱很高，和房间一样高，而且有厨房那么宽，大概有六英尺，进深有三英尺。有两扇门，一扇朝厨房开，另一扇与它相对，连着过道。

“不同的门进出，”雇主说，“搁架、电灯、插座、地毯都是分开的。”

“这肯定就是我的房间了，老爷。”

“桑托什，政府里有人和我过不去。”

“哦，别，老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况且这个壁橱挺大的。我会住得舒舒服服的。比起我在孟买住的小鸽笼一样的壁橱，这里宽敞多了。而且这个壁橱的顶还是平的，我就不会撞着头了。”

“你不懂，桑托什。孟买是孟买。在这儿，如果你一开始就住壁橱，别人会误会我们的，觉得我们在孟买都住壁橱。”

“噢，老爷，但他们只要看到我，就知道我只不过是个下人。”

“你是个好人，桑托什。但这些人是恶毒的。不过，如果你觉得好，我也没有意见。”

“我很开心，老爷。”

在经历了那么些不愉快后，我真的挺开心。那天晚上，我爬进壁橱，铺开铺盖，感觉很安全、隐蔽。那晚，我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晨，雇主说：“桑托什，我们得谈谈钱的事了。你的月薪是一百卢比。但华盛顿不是孟买，这里什么东西都要贵一些，我打算发你一笔补贴。从今天起，你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卢比。”

“老爷。”

“我先预付你两周的工资。是外币。两周是七十五卢比，一卢比相当于十美分，总共就是七百五十美分。七点五美元。拿好了，桑托什。今天下午你可以出去散散步，散散心。但是要小心。我们在这里没有朋友，记住了。”

就这样，休息过了，我就揣着钱来到街上。这个城市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可怕。建筑不是特别高大，街道也不是都很热闹。这里有很多美丽的树木。此外还有很多哈布舍人，有些看起来特别野蛮，戴着墨镜，一头鬈发。但看样子，如果你不招惹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你。

我试图找到帮佣的人聚集的咖啡馆或者小茶摊。但在街头，我没有看到帮佣模样的人。最终，我走进一家咖啡馆，不过还被赶了出来。我进店等了一会儿之后，店里的姑娘说：“你不识字啊？嬉皮士，赤脚的，本店概不欢迎。”

噢，天哪！我没穿鞋就出门了。我赶紧逃跑，心里犯嘀咕：这算什么国家，每天都要穿最好的衣服。就不能穿得普普通通，寻常的样子吗！又不是什么特殊的场合，干吗一定要穿鞋穿好衣服呢？有特别的节日要庆祝吗？多浪费、虚荣啊！难不成有人整天注意着你吗？

这些念头在脑子里打转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环形广场，在那个有树和喷泉的地方——犹如梦想成真了一样，我一下子不敢相信——有很多看起来和我差不多的人。我紧了紧裤腰带，摁住衬衫下摆，穿过马路，来到环形绿地。

有一些哈布舍人在那里弹奏乐器，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还有一些美国人坐在草地上，喷泉边，台阶上。很多人穿得粗糙随便，有些人还没穿鞋；我觉得自己先前对这个民族一刀切的指责下得过于仓促了。然而，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一群跳舞的人：男的都留着胡须，赤着脚，穿着藏红色的长袍；女的穿着纱丽和形状像我们印度的那种巴塔布鞋的帆布鞋。他们摇着钹，哼着曲子，头上下摇晃，身子转着圈，扬起很多尘土。这舞蹈有一点点像牛仔电影里美洲印第安人的舞蹈，只不过这些人嘴里唱的是赞美克里希那神的梵语歌词。

看到他们我非常满足。可不一会儿，一个念头袭来，搅得我心神不宁。或许是因为这些人的混血外貌，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糟糕的梵语发音，我意识到这些人并非我的同类，虽然或许他们一度和我一样。就像某些传言说的，他们和那些哈布舍人一样，很久以前被捉来了这儿，从此变成了没有家乡的人，就像我们那儿四处游荡的吉卜赛人，已经忘了自己是谁。想到这里，我再也没有兴致看他们跳舞了，因为我厌恶他们，这就像你远远看到一群人，以为是自己人，走近了才发觉不是，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低人一等，比如说是残疾人或者麻风病人，虽然从远处看他们并没有异样。

我没有再待下去。离环形绿地不远，我看到一家咖啡馆，像是允许赤脚的人进去。我去喝了杯咖啡，吃了块精美的蛋糕，买了一盒香烟；火柴随烟赠送，是免费的。一切都挺好，只是没一会儿，店里其他赤着脚的人开始盯着我看，还有一个蓄胡子的家伙走近，使劲嗅了嗅我，还笑眯眯地咕哝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接着，另外几个赤脚的也走过来闻我。他们倒不是不友好，但我不喜欢这种行为。离开咖啡馆后，我发现他们中有两三个人尾随着我，就感到很害怕。他们不像坏人，但我不想冒任何风险，于是在路过一家电影院时，我便走了进去。反正我也想看电影。在孟买我每周都要看一次电影。

没什么不妥。电影已经开始了，是英文的，我不太看得懂，但这正好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在黑暗中，我开始计算自己花掉的钱。那几样东西的价格看起来很合理，和在孟买差不多：电影票三元，咖啡馆共一块五，包括小费。但我脑子里想的是卢比，花出去的却是美金。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我花掉了九天的工资。

想到这里，电影都看不下去了。我出了电影院，往公寓走。一路上出现了更多的哈布舍人，他们聚集的人行道湿漉漉的，撒满了玻璃杯和玻璃瓶的碎渣，很危险。到了公寓我没有做菜做饭的心思，也没有心情看窗外的景色。我就在壁橱里打开铺盖，躺在黑暗中，等雇主回来。

他回来后，我说：“老爷，我想回家。”

“桑托什，我花了五千卢比把你弄到这里来。如果我现在送你回去，那你得免费为我干六七年的活才还得清这笔债。”

我不禁失声哭了起来。

“我可怜的桑托什，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老爷，您预付给我的工资，我今天早晨花了一大半。我只不过出去喝了杯咖啡，吃了块蛋糕，然后看了场电影。”

他的双眼眯缝起来，在眼镜片后闪烁。他咬了咬嘴唇内侧，又用下牙擦着胡髭，说道：“你看，你看。我告诉过你，这里很贵。”

我明白了，我是个囚犯。我接受这个事实，并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学会了不出公寓门，甚至还让自己内心平静。

我的雇主是个有品位的人，很快就把我们的公寓布置得像杂志上的家——摆放了各种书籍、印度画、印度纺织品和各种印度雕塑及黄铜神像。我很小心地不让自己因此而得意。这一切当然很漂亮，特别是窗外的景色。但那景色总是陌生的，公寓本身则给我不真实的感觉，不像孟买那个放着藤椅的破旧公寓。我觉得这里的一切和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人来吃晚餐，我就尽好职责。等活儿做好了，我会和来客道别，拉起折叠门，关上厨房，假装离开公寓，然后静静地在壁橱里躺下，抽根香烟。我有单独的出入口，可以随意进出。但是我不想离开公寓，甚至不喜欢去地下室的洗衣房。

我一周去超市一到两次，超市就在我们这条街上。每次都会路过成群的哈布舍人和他们的孩子。我尽量不去看他们，但很难做到。他们坐在人行道上、台阶上，或是红砖房周围的灌木丛旁，有些房子的窗户被木板封了起来。看起来他们很喜欢在户外待着，成天无所事事。有几个男人甚至一大清早就喝得醉醺醺的了。

在哈布舍人的房子之间还散落有一些同样老旧的房子，不过门口日夜都点着煤气灯。这些房子里住的是美国人。我很少能看到他们；他们不怎么待在街上。那些点燃的煤气灯是有含义的，表明这房子虽然外观很旧，但里面是崭新舒适的。我还感觉这应该是美国人对哈布舍人的警告，警告他们离远点。

超市外总有一名佩枪的警察，超市里则有两个带警棍的哈布舍警卫，收银机后面总有几个衣服破破烂烂、上了年纪的哈布舍乞丐。此外，超市里还有不少哈布舍小伙儿，他们虽然年龄不大但都很壮实，在店里等着帮人搬货，就像当年我在山里，等着搬运印度游客的行李。

去超市是我唯一的外出活动，但每次回到公寓我反而开心。公寓里的工作很轻松，因此我有很多时间看电视，英语也有了长进。我渐渐喜欢上了一些电视广告，通过这些广告，我见到了在真实生活中几乎见不到的美国人的样子；在真实的生活中，我只看得到他们家门口的煤气灯。在高高的公寓里俯瞰着这个著名城市的白色圆屋顶、塔楼和绿荫，我就这样踏进了美国人的家，看他们打扫房间，看他们拖地、洗盘子；看他们买衣服、洗衣服，买汽车、洗汽车。我看到他们不停地洗呀，洗呀。

电视留给我的影响很奇妙。如果有机会在街上看到美国人，我会试着把他或她想象成广告中的人，觉得他此刻是在电视节目的空当，所以我能看到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人对我而言并非生活中真实的人，而是暂时离开电视画面的人。

有时候电视上会出现一个哈布舍人，但他上电视不是说哈布舍人的事，而是为了展示清洗本领。这是不同的。他和我在街上看到的哈布舍人截然不同，我知道他是个演员。我知道在电视中他是装装样子的，他很快会回到街上露出原形。

一天在超市，那个哈布舍收银姑娘接过我的钱，朝着我嗅了嗅，然后说：“你闻起来总那么香，宝贝。”

她很友善，而我也终于能说清楚我的体味之谜了。那是我抽的烟草的味道，是乡下野草，很便宜。说实话，为这农民的味道，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但收银的姑娘却说这味道很好闻。快离开孟买的时候，我包了不少这种烟叶，和一百片剃须刀裹在一个包袱里，因为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只有印度才有。我拿了些烟草给那姑娘，作为回报，她教了我几句英语。“我黑，我漂亮”是她教我的第一句话，然后她指着外面配枪的警察，教我说：“他，猪。”

在我们公寓的同一楼层，有一个哈布舍女佣，她把我的英语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她也被我的体味吸引，但我很快发现，她同时也喜欢我矮小的身材和异族的模样。她是个大胖女人，大脸盘，高颧骨，眼珠突出，嘴唇饱满。她硕大的身体让我不安，所以我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她脸上。她误解了我。她时常用很粗野的方式和我闹，我不喜欢那样，因为我无法如愿掌控局势，我情不自禁地迷上她的相貌了。她混合着香水味的体味让我有点神魂颠倒。

她老是往我公寓跑，打断我看电视上的美国人。我害怕她留下的味道。汗水味、香水味、我的烟草味，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浓浓地弥漫在屋里。我向雇主放在起居室里作为装饰品的铜铸神像祈祷，祈祷别让我名誉扫地。名誉扫地，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知道这里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念头很奇怪。他们既然允许这么多哈布舍人生活在他们中间，肯定还是多少尊重哈布舍人的。但在印度，我们都不喜欢哈布舍人。我们那里的书，不管是不是圣书，都说如果我们这种血统的男人去拥抱一个哈布舍女人，是不光彩的、错误的。谁今世做了名誉扫地的事情，来世必做猫、做猴，或是做哈布舍人！

但我在堕落。是因为无所事事，还是孤单寂寞？她觉得我有魅力：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开始有了一种嗜好——去浴室照镜子，纯粹为了看自己的脸。我都不太敢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行为，因为当年在孟买，我可以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不照镜子；即便照镜子，也不是为了看长相，而是看头发是不是被剪得太短，或者脸上的痘是不是要破了。渐渐地，我有了一个发现：我长得很英俊。我以前从没觉得自己好看，我一直觉得自己相貌平平，这张脸只不过能让别人认出我。

发现自己长得好看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我开始沉迷于自己的长相，总想看到自己的样子。这就像一种病。比如说，我会看着电视，忽然想到：你是不是和电视上的那个人一样帅？于是禁不住站起来，走到浴室照镜子。

想到过去，我曾对自己的外貌毫不在意。我意识到那时自己在飞机上，在机场，在那家允许赤脚的人进去的咖啡馆，我一身的破衣烂衫，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仆人。想到此，我简直老羞成怒。我也认识到，华盛顿这里的人很善良，他们看我穿得破破烂烂，却仍把我当成人对待。

这以后，我很开心自己有一个藏身之地。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囚犯。但现在，我愉快地发现自己在华盛顿需要对付的地方有限：公寓，我的壁橱，电视机，我的雇主，去超市的路，那个哈布舍女人。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无法肯定是不是还希望回孟买。躲在那间公寓里，在城市的高处，我已经无法确定自己想干什么了。

我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但能做的非常有限。我给那双旧黑皮鞋换了副鞋带，又买了袜子和皮带。后来我赚了一笔钱。哈布舍人和那些赤脚的人都很喜欢我的烟草，我就卖掉了一些存货。后来发现卖亏了，是超市的那个哈布舍姑娘告诉我的。我得了两百美元不到。钱一到手，我便怀着和匆忙卖掉烟草一样的心情，又匆忙跑出去买衣服。

我至今留着那天上午买的东西——一顶绿帽子和一套绿西服。这套西服我穿着一直嫌大，因为买的时候无知、没有经验。但那种期待我还记得。售货员挺多话的，也算是尽职吧。但是我没有心情听。我拿了他推荐给我的第一套衣服，走进试衣间换上。对于尺寸和剪裁，我完全没有概念。我只是想到那样上等的衣料、精致的裁剪就要披在我卑微的、没什么欲求的身体上，我就觉得我是在找死。我赶紧换回原来的衣服，走出试衣间，说这套绿色西装我要了。那个售货员想要说什么，被我打断了。我又要了一顶帽子。回到公寓，我觉得很虚弱，不得不在壁橱里躺了一会儿。

我从来没有把这套西装挂起来。在商店里，在数那些来之不易的钱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买它是一个错误。这西装连同包装纸一起一直躺在纸盒子里。有那么三四次，我把它拿出来穿上，在公寓里走来走去，还练习在椅子上坐下，点燃香烟，跷起二郎腿。但我没有勇气穿着它走出公寓。后来，我穿了那条裤子，但上装从没有穿出去过。打那以后，我再没有买过西装；很快我便开始穿我现在的装束了：带拉链的夹克衫和长裤。

过去我对雇主毫无保留，没有自己的秘密。没有秘密的生活是轻松的，但直觉告诉我最好还是别让他知道绿西装和卖烟草得来几百美元的事情。就像在此之前直觉告诉我的，最好别让他知道我的英语在不断进步。

过去，我的雇主对我而言就是全部的存在。我曾经对他说，在他面前我只是尘土。这只是一种表述，是我们印度人的客套，但实际情况其实差不多。我的意思是，他是那个在外面冒险的人，而我躲在他后面，通过他来了解世界。我满足于这样的状态，满足于自己只是构成他这个存在的一小部分。和朋友们睡在孟买街头，听着楼上雇主和他的客人们高谈阔论，这样的生活曾经让我心满意足。更让我满足的是，深夜一些客人驾车离去时，会认出在街头睡觉的我，和我打招呼道别。

然而现在，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依附于雇主的存在，虽然这个发现并非出自我本意。同时，我也开始把他当作一个外人，比如那些上门来吃晚餐的人那样看待。我注意到他与我年龄差不多，三十五岁左右。让我震惊的是我以前居然没有注意过他的年龄。我还发现他挺肥的，需要运动。他走起路来迈着小步，拖泥带水的。他戴着眼镜，头发一天比一天稀疏。还有，他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总爱用牙摩擦胡须或咬住上嘴唇的内侧。他常常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工作很认真卖力，但常常遭到同事公然诋毁。在华盛顿，他和我一样过得心神不宁，和我学到的一样，小心谨慎。

我还记得一个来吃晚餐的美国人。他看到屋里那些神像后说，他从印度一个古寺庙里带回过一个完整的神像雕塑的头，是他让向导把头从雕像上砍下来的。

我看得出，雇主很生气。他说：“那可是违法的。”

“所以我不得不塞了两美元给向导。如果我拿出一瓶威士忌，他会把整座寺庙拆下来给我的。”

雇主板着个脸，毫无表情。虽然他继续尽主人的义务，但整个晚餐期间他都很不开心。我真为他难过。

晚餐后，他来敲壁橱的门。我知道他想找人说话。我只穿着内衣内裤，但那个美国人已经走了，也就无所谓了。我站在壁橱门口，雇主在狭小的厨房里走来走去。整个公寓显得那样悲伤。

“你听到那家伙的话了吗，桑托什？”

我假装没有听懂，听他解释之后，我试着安慰他，说：“老爷，这些白人都是些野蛮人。”

“他们都很恶毒，桑托什。他们以为我们国家穷，所有人都一样。就算你是个政府官员，他们也觉得你和只能赚几个卢比讨生活的向导一样。都是穷光蛋。”

我明白了，他是觉得那个人侮辱了他，我很失望。我还以为他的不满是冲着寺庙的事。

几天之后，我自己冒了个险。那个哈布舍女人来了，像头牛一样在我雇主的装饰品之间走来走去。受她挑逗，我没按捺住。闻到她的味道，看到她的腋窝，我堕落了。她把我拉到沙发上，躺在那条藏红色的毯子上——那是我雇主最好的毯子，产自旁遮普。我无助地把这一刻看成是我的耻辱。在我眼里，她是迦梨——死亡与毁灭女神，黝黑的皮肤，红色的舌头，白色的眼珠，有很多强壮的臂膀。我原以为她会很狂野很猛烈，但她只是挑逗、戏耍，似乎因为我长得矮小、异样，不像来真的，这更让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她一直笑个不停。我本想抽身的，但事情还是这么发生了、结束了。事后，我感到非常害怕。

我希望获得宽恕，希望能洗去身上的肮脏，希望她能够离去。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她在公寓里已经表现得不像一个来客，而是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我看着那些塑像、那些织物，想到我可怜的雇主还在某个办公室里受罪。

事后，我在浴缸里泡了又泡，洗了再洗，可她的气味怎么也赶不走。我感觉那女人的分泌物仍旧沾在我这可怜身体的那个可怜部位。我突发奇想，决定用半个柠檬去擦洗。苦修，净化。可这苦修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痛苦。为了获得净化，我裸着身体在浴室和客厅里打滚、哀号。终于，我哭了出来，号啕大哭，然后才放松下来。

公寓里很凉快；空调机一直在嗡嗡响着；我看得出外面十分炎热，和我们山里的夏日差不多。我心里生出冲动，想要穿上村子里举办宗教仪式时穿的衣服。我的一个包袱里有一块簇新的围腰布，那是裁缝师的伙计送我的礼物，还没用过。我把布缠在腰上以及两腿之间，点上香，盘腿在地板上坐下，试图让自己陷入沉思并平静下来。没过多久，我就觉得饿了，心里舒坦了一些。我决定禁食。

没想到我雇主回来了。我倒是不介意被他发现我穿成那样在祈祷；要是再早一点可更糟。我只是没想到他不到傍晚就回来了。

“桑托什，出什么事了？”

自尊心作祟，我回答说：“老爷，我常常这么做。”

但我发现他并没有露出赞许的神色。他焦躁不安，完全没有心思来注意我。他脱掉那件浅黄褐色的薄外套，把它扔在藏红色的沙发毯上，走到冰箱前，一气喝下两大杯橙汁，然后挠着胡子，看着窗外。

“哦，我可怜的桑托什，我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我顺着他的目光向窗外望去，没有看到任何异样。大窗户外是一派大热天的景象：淡蓝色的天空，著名建筑的一个个白色圆屋顶在碧绿的树冠后耸立着，那白色在烈日的照射下几乎变得透明了；还有各色杂乱无章的公寓楼顶，周六和周日的早晨常有人在那儿晒太阳浴；往下看，是我走路去超市的那条林荫道，以及路两旁房屋的前前后后。

雇主关上空调，嗡嗡声消失了。稍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屋外远远近近的警笛声。他把窗户打开，这座不安的城市的喧嚣声一下子涌进了房间。他又关上窗户，屋里又几乎悄无声息了。我看到离超市不远的地方有黑烟冒起。黑烟盘旋着上升，转眼又变得无影无色。这不像是某些公寓楼整天冒出的那种烟。那是浓烟，失火了。

“那些哈布舍人疯了，桑托什。他们要烧掉华盛顿。”

这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其实，还抱着祈祷和悔过心的我，倒是欢迎这消息。那天下午和晚上，我正是怀着这种释然的心情看着、听着这个城市的燃烧。那些燃烧的画面，我在电视上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火还在烧。熊熊大火的势头就像这座名城一样壮观。我不想要这火势停下来，但愿它越烧越大，四处蔓延，将这城里的一切，甚至是这片住宅区、这栋楼，连同我自己，都烧毁、消灭。我希望自己无处可逃，希望连逃生这样的念头都变得荒唐。每当大火有减弱、熄灭的迹象，我就感到失望，情绪低落。

一连四天，我和雇主待在公寓里看着这座城市燃烧。电视上还在播放着我们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象，如果把窗户打开，还能听见电视里的声音。后来，火灭了。窗外的景色还是老样子。一座座著名的建筑物还在。一棵棵树也都还在。这是我第一次，自从明白了自己不过是个囚犯之后的第一次，我想要走出公寓，到街上逛逛。

遭破坏的区域比超市还要远一些，那一带我还从未去过。第一次走在又长又阔的大街上，看着两旁的树木、住宅、商店和广告，感到那是真正的城里；但是每一块商店招牌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浓烟熏黑了，商店内外也都被熏得乌黑，毁坏了；火显然还蹿上了楼，熏黑了那儿的窗户，灼焦了红砖，那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沿街走了几英里路都是这样的景象，还有一群群游荡的哈布舍人。起初，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我装出匆忙赶路、对两旁的破败景象毫无兴趣的样子。但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于是不由得冲他们微笑。欢乐洋溢在这些哈布舍人的脸上。他们像是刚刚发现了自己能够成就大事，力量还如此之大，因此惊喜万分。他们像是在过节。我和他们一样兴高采烈。

逃跑是个简单的念头，但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调整自己适应囚徒生活的时候，我只想着要离开华盛顿，回孟买。但后来我糊涂了。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知道让我再回到孟买、干以前的工作、过以前的生活，已经不可能。我不可能重新成为别人的附属品。早年夜里躺在人行道上闲聊、晨间散步，是种快乐，但那就像快乐的童年：我可不想再过一次童年。

大火过后，我开始在城里长时间地散步。有一天，在甚至还没有逃跑的念头的时候，在观赏着街景、享受着新发现的行动自由的时候，我来到了一条林荫道上，那儿沿街的房子原来是私宅，现在改成了商铺。我看到一个同胞正在他的商店门廊口指挥人把招牌吊起来。看着那招牌，我明白那里成了餐厅，我猜想那人应该就是店老板。他看上去挺焦虑的，还带着些害羞的神色。看到我的时候他冲我笑了笑。这挺难得的，因为我在华盛顿街头遇到的印度人都会无视我。他们让我觉得他们不喜欢看我出现，不想让我问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恭维了这个面带忧虑的人，赞美了他的招牌，还祝他生意兴隆。他个子矮小，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穿着老式的、阔翻领双排扣西装。他双眼凹陷，眼圈发黑，看起来像是最近掉了不少体重。我看得出，这人在我们印度肯定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不像是开餐馆的。我觉得自己和他挺有缘分。他邀请我到店里看看，还问了我的名字，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普利亚。

穿过门厅是一间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最富丽的房间。壁纸像是天鹅绒的，我都想去抚摸上一圈。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黄铜吊灯造型优美，灯光色彩缤纷。普利亚陪着我参观，他的黑眼圈愈发严重，仿佛我的赞美加深了他对自己过度铺张的忧虑。餐厅还没有对外营业，在一角的一个架子上，我发现普利亚放了好几件吉祥物：一个铜盘，盛满了米，象征生意兴隆；一册小账本和一支小铅笔，预示财源滚滚；一盏陶土灯，祈求万事如意。

“桑托什，你觉得怎么样？一切都没有问题吧？”

“肯定不会有问题，普利亚。”

“但你知道吗，我有很多敌人，桑托什。那些开餐厅的印度人是不会喜欢我的。这里都是我的，你知道吗，桑托什。我都是付现金的。没有一点贷款什么的。我不相信贷款。要么现金，要么就别干。”

我明白了，他一定尝试过申请贷款但失败了，所以很为钱的问题焦虑。

“那你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桑托什？在政府机构之类的地方工作吗？”

“差不多吧，普利亚。”

“和我一样。这里的人有句老话：如果斗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我加入了他们。但他们还是算计我，”他叹了口气，打开双臂搁在靠墙的红座椅上，“唉，桑托什，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不抛弃这一切，到河边去反省呢？”他舞着手，“世界性的顽疾啊，桑托什。就是一种顽疾。”

我没听过他说的“顽疾”这个词，但理解他的意思。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孟买的夜晚，在街头与裁缝师的伙计等人谈天、聊人生。

“瞧我都忘了，桑托什，你喝点什么，茶、咖啡，还是什么？”

我使劲摇摇头[3]，表示什么都行。他用一种怪异、刺耳的言语冲厨房里的人喊了一句。

“是的，桑托什，顽……疾啊！”他叹了口气，重重地对着红椅子打了一拳。

厨房里走出一个托着盘子的人。乍看之下他像是我们印度人，但再看一眼，我又觉得他不是。

那人回厨房后，普利亚说：“你猜对了，他不是我们印度人，是墨西哥人。可我有什么办法！你找来印度人，帮他们办好文件、手续，申请了绿卡，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都溜了。逃得精光。这里有骗子，那里也有骗子，说都说不完。听着，桑托什。我以前是做服装生意的。那边五十卢比买进，这里五十美金卖出。容易。可后来啊，我栽在印度长衫上。人人都要长衫。长衫啊长衫。我就说，那我给你们弄长衫。我进了一千件，桑托什。结果延误了。当然是印度那边的关系。货一年后才到，已经没有人想穿长衫了。我们印度人就是一盘散沙，桑托什。我们根本不做足消费者调查，这是使馆里的人告诉我的。但如果我去做调查，还有时间做生意吗？桑托什，你知道吗，我的问题在于我骨子里讨厌开店。我还做服装生意那会儿，有客人一进来，我就会觉得没面子，找地方躲起来。有时候我还假装自己是客人。什么消费者调查！这帮人就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桑托什，你和我，咱们俩放弃算了，一起去波托马克河边散散心，好好想一想。”

我喜欢他这番话。离开孟买之后，我还没有听到过如此贴心、有哲理的话。我说：“普利亚，我来帮你烧菜吧，如果你需要厨子的话。”

“桑托什，我怎么觉得我早就认识你了。我觉得你就像家里人一样。我会给你一个睡觉的地方，包伙食，还发零用钱，尽我所能吧。”

我回答：“带我看看睡觉的地方。”

他领着我走出漂亮的店堂，走上铺地毯的楼梯。我本以为地毯和新油漆楼上未必会有，但那儿也全部又新又漂亮。我们走进一间和我雇主的卧室差不多但稍微小一些的房间。

“瞧，嵌入式壁橱，什么都全了，你来看看，桑托什。”

我走到壁橱前。橱门是朝外开的折门。我说：“普利亚，这太小了。我的行李倒是可以放在架子上，但床褥在这里面可铺不开。这也太窄了。”

他不自然地咯咯笑了。“桑托什，你真会讲笑话。我可已经把你看成是一家人了。”

我的脑子这才转过弯来：整个房间都是给我的。我惊呆了。

普利亚也是一副惊呆了的模样。他在沙发床边坐下，眼眶下的黑晕看上去更黑了，双排扣外套让他显得格外矮小。“在这里，他们就是这样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桑托什。你说得有员工宿舍，他们就说会提供的。但他们说的和你说的是两码事。”

我们都不说话，我惴惴不安，他心绪低落，思索着这个新世界的运行之道。

有人在楼下喊：“普利亚！”

他的低落一扫而去，脸上露出笑容，朝我挤了挤眼睛，然后用带美国腔调的英语喊道：“嗨，巴布！”

我跟他走下楼。

“普利亚，”那个美国人说，“我把菜单带来了。”

这个美国人个子很高，穿着皮夹克、牛仔裤、白色厚袜子和一双橡胶底的大号运动鞋，看上去像是马上要去参加跑步比赛。菜单很大，封面上画着一个留大胡须、包着饰有羽毛的头巾的胖男人，有点像航空公司广告里面的人。

“看上去很不错，巴布。”

“我也很喜欢。那是什么，普利亚？那个架子放在那里干吗？”

他以一副马的前半身的姿态走到那个放着盛米铜盘和陶土灯的架子旁。我这才发现架子做工很粗糙。

普利亚看上去很内疚，显然，这个架子是他自己做的，而且他显然并不打算拆了它。

“好吧，反正是你的，”巴布说，“反正我们要营造出一点东方气氛。好了，普利亚……”

“钱，钱，钱，是不是？”普利亚连珠炮似的吐出这些词来，像在逗孩子玩，“但是巴布，你怎么能问我要钱呢？听你一说，人都会以为这家餐厅是我的。但是这餐厅不是我的，巴布。这餐厅是你的。”

我们印度人就是这样讲客套话的，但巴布被弄糊涂了，注意力也就被转到了其他事情上。

我看出来了，尽管普利亚动不动说什么要放弃，说他失败了的生意，并且显得有些神经质，但他其实对付得了华盛顿。我佩服他的本事，也佩服他讲话一套一套的。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些事有多少是可信的，但我喜欢猜他话里的意思，在心里玩味。我喜欢这人的手腕。他有手腕，又可靠。和他在一起，我知道自己是谁。经历了那段公寓生活，经历了绿西装和哈布舍女人的事，看过烧了四天的大火，和普利亚相处我感到很安全。自从来到华盛顿后，我头一次有了安全感。

我不能说我搬了进来。我只是留了下来。我甚至没有回公寓去取我的东西，因为怕会发生什么事把我扣住、关起来。万一撞见我雇主，向我索要他的五千卢比。万一那个哈布舍女人出现，将我占为己有，我的后半辈子就不得不在哈布舍人中间度过了。再说了，那儿也没有我什么值钱的东西。至于那套绿西装，见不到了我更开心。但是……

普利亚每周付我四十美金，与我原来拿的三美金七十五美分相比，这工资像是很高，对我来说过日子也确实绰绰有余。老实说，我没有多少花钱的欲望。我知道我的老雇主和那个哈布舍女人肯定都在找我，所以觉得暂时不上街为好。好在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我在华盛顿都已经习惯了。而且，餐馆里事情很多，我很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得这么忙碌，少有闲暇的时间。

餐馆一开张就很红火，普利亚兴奋得不行。他常常拿着张大菜单冲进厨房，用英语说：“干得好，桑托什，干得好。”这话我可不怎么放在心上。我喜欢那种把事情做得很完美的感觉。我觉得我是在挣我的自由。尽管藏匿着，每天干活到午夜，可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餐馆的侍者多数是墨西哥人，但包上头巾就能冒充印度人。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印度打工者也是这样。我和这些人处不来。他们内心恐惧，互相忌妒，还十分奸诈。他们在吃咖喱饭的时候谈的全是文件、绿卡之类的，总是在议论谁快拿到绿卡了，谁为了办绿卡被骗了，或者谁的绿卡已经到手。起初我不懂他们在谈什么，等明白过来，我觉得沮丧极了。

我知道，因为我从老雇主那里逃走了，所以在美国我的身份是非法的了。我随时都可能被告发，逮捕，关起来，驱逐出境，颜面扫地。处境很复杂。我没有绿卡，也不知道怎么办绿卡，更找不到谁商量这件事。

这些秘密压在我的心头。我曾经清清白白，现在却秘密缠身。我不能告诉普利亚我没有绿卡。我不能告诉他我背叛了我雇主，还和一个哈布舍女人有染。我害怕遭报应，因此生活在恐惧中。我不能告诉他我害怕离开这家餐馆，而且一见到印度人就急忙躲开，就像他们躲我那样。如果我承认这一切，就会觉得难堪。打一开始认识普利亚，我就假装自己是个能干的人。我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形象。可惜的是，现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总是一副很有哲理的样子，而我也想为自己的忧愁找到宏大的理由。我的思维被这些理由捆绑了，我的忧愁也随之成了一种心病。

这比当初在公寓里的日子还要糟糕，因为现在我有责任了，我一个人的责任。是我决定要追求自由，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想到自己在着火的那些日子里的那种兴奋劲，我就痛心。逃走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还觉得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可真是莫大的嘲讽。

一年过去了。下雪了，雪化了。我比以前更害怕出门。我的心病越来越厉害。我觉得未来就是一个洞，我正在往里面掉。有时候半夜醒来，我浑身发烫，大汗淋漓。

我依赖着普利亚。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是我和真实世界的唯一联系。他进进出出，告诉我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会特意去我们竞争对手的餐馆吃饭。

他说：“桑托什，我从来不相信经营餐馆可以让人相信上帝。但这是真的。我像一个科学家那样吃饭。每天我都吃得像个科学家。我觉得我已经放弃了原来的信仰了。”

这就是普利亚。他的话总能迷住我，那些宏大的理由也让我变得软弱。我和厨房里的其他人越来越疏远。他们谈绿卡，谈将要获得的工作，我真想问他们：为什么？为什么？

镜子每天述说着我的故事。没有运动，加上心病，我失去了英俊的容貌。我的脸变得浮肿、蜡黄、布满斑点，总之变得很丑陋。发现自己长得不错，到头来又失去了这长相，这使我想哭。它像是对我的虚荣的报应，这个报应是我买下那套绿西装的时候就害怕会遭受到的。

普利亚说：“桑托什，你一定要锻炼身体。你脸色不好，眼窝发黑，快像我这样了。你在愁什么呢？是想回孟买，还是想山里的家人？”

只是现在，这些地方我光想一想就觉得，哪怕回去我也是异乡人了。

一个周日的早晨，普利亚说：“桑托什，今天我带你去看一场印度电影。华盛顿所有的印度人，包括用人，都会去。”

我很害怕，不想去，又不能告诉他为什么。但他坚持要我去。上了车，我的心脏就开始狂跳。很快，路边就没有了门口点着煤气灯的房子，只见哈布舍人居住的又长又宽阔、被烧过的街道。路两旁的树木已经冒出新叶，路面上有被铲车推在一起的碎石瓦砾堆，还有围着栅栏的空地、木板条封死的玻璃橱窗以及浓烟熏黑的商店招牌，招牌上的广告语已经过时。汽车在宽阔的路面上飞驰；也只有道路上还有一丝生气。我觉得我害怕得快要吐了。

我说：“带我回去吧，老爷。”

我用错了词。这个词我过去每天要说一百多遍。那个时候，我把自己看成雇主的附属品，它对我来说也没有屈辱的意味，而更像一个人名，一个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名字，它带给我的雇主尊严，也因此让我有了尊严。但是普利亚的尊严不可能成为我的尊严，我们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我一直叫他普利亚；这也是他的意思，美国式的，人对人的。对于普利亚来说，这个词是带着屈辱意味的。但他还是应了我的请求，开车把我送回了餐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直呼他的名字。

我曾是个帅小伙儿；我失去了英俊。我曾是个自由人；我失去了自由。

有一天天很晚了，一个墨西哥服务生走进厨房说：“外面有人想见见大厨。”

以前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普利亚顿时紧张起来。“是美国人吗？肯定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派来的。卫生检查啦，健康检查啦，他们随时都可以来检查我的厨房。”

“是个印度人。”墨西哥服务生说。

我警觉起来。我觉得是我过去的雇主来了，这种不动声色的行事作风挺像他的。普利亚则觉得是竞争敌手。尽管他常去竞争敌手的餐馆吃饭，人家上他这儿来吃饭他就觉得不公平。我们俩都跑到厨房门口，透过玻璃窗向灯光昏暗的厅堂里偷看。

“桑托什，你认识那人吗？”

“是的，老爷。”

那人不是我过去的雇主，而是他在孟买的一个朋友，一名政府高官。在孟买的时候他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服侍过很多次。他一个人，像是刚到华盛顿。他应该刚在孟买理过发，剪得很短，穿一件拘谨的深色西装，一看就是孟买的款式。他的衬衫像是蓝色的，但在餐馆昏暗的五彩灯光下，任何白色的东西都会泛着蓝色。他的样子不像是对食物有什么不满。他的两肘搁在沾有咖喱酱的桌布上，半闭着眼睛，左手挡住嘴剔着牙。

“我不喜欢他，”普利亚说，“不过，毕竟是政府高官。桑托什，你必须出去见他。”

但我不能去。

“系上围裙，桑托什。戴上大厨帽。漂亮。你必须出去见他，桑托什。”

普利亚走进了厅堂。我听到他用英文告诉那个人我马上就来。

我赶紧跑回自己房间，搽了头油，梳了头发，穿上最好的裤子、衬衫和锃亮的皮鞋，以一个绅士而不是厨子的面貌，出现在厅堂里。

看到我，孟买来的人和普利亚都显得非常惊讶。互相寒暄过后，我便等他开口。但他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于是我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刁难我。我很感谢这个孟买来的人的圆滑。我尽量不说话，只是微笑。孟买来的人也微笑着回应。普利亚则不安地朝我们两个人微笑。就这样，在厅堂红蓝交错的昏暗灯光下，我们互相微笑着，等待着。

孟买来的人对普利亚说：“兄弟，我有几句话要对我的老朋友桑托什说。”

普利亚有些不高兴，但还是走开了。

我等着他发话。但他说的并不是我害怕听到的。这个孟买来的人并没有提及我的旧雇主。我们继续寒暄。是的，我很好，他也很好，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很好。我干得不错，他也干得不错。就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孟买来的人悄悄塞给我一美元，相当于十个卢比，这要放在孟买可是一大笔小费。不过它不单单是小费，更表明了他的姿态，说明他还记着过去的美好时光。若放在过去，这对我而言可是一大笔钱，但现在我已经看不上了。我感到悲哀、难堪。我本以为他要整我呢！

普利亚在厨房门后等着。他的小脸绷紧了，很严肃。我知道他看到了塞钱的动作。瞄了一眼我的脸色后，他顾不上和我说什么，匆忙走出厨房过来了。

我听到他用英语对孟买来的人说：“桑托什是个好伙计。他有自己的房间，带浴室的，什么都有。下周开始，我每周给他一百美金。一千卢比一周。这里可是一流的餐厅。”

每周一千卢比！我惊呆了。这可比任何当官的挣得都要多。我肯定那个从孟买来的人也惊呆了。或许他已经在为自己刚才善意的举动后悔了，那可是宝贵的外币。

那天晚上餐馆关门的时候，普利亚说：“桑托什，那人是敌人。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了。因为他是个敌人，所以我做了桩不好的事情，桑托什。”

“老爷。”

“我撒谎了，桑托什。为了保护你，我告诉他，我准备在圣诞节之后每周发你七十五美金，桑托什。”

“老爷。”

“现在我不得不兑现我的谎言。但是，桑托什，你知道的，这工资我们是负担不起的。日常开支，加上其他种种费用，我不说你也知道。桑托什，我会发你六十美金。”

我回答：“老爷，你不给我一百二十五美金，我就不干了。”

普利亚两眼冒火，黑眼窝显得更黑了。他嘿嘿假笑着，嘟起嘴唇。那个周末，我拿到了一百美元。普利亚还是那个好人，没有对我怀恨在心。

我赢得了胜利。有了这样的胜利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需要它，意识到在获取自由的过程中，我早就将死亡视为了目标，而不是终结。我已经获得了重生。或者不如说，我的感官复活了。但是，在这座城市里，我如何让我的感官得到滋养呢？这里没有散步，没有知心朋友闲聊。我可以去买新衣服，但那又如何呢？难道我就光照镜子了？或者去街上走走，让路人观赏我和我的新衣服？不，买衣服打扮自己只会让我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餐馆旁隔几家店铺是家蛋糕店，店员是个瑞士或德国女人，厨房里则有一个菲律宾女人。老实说，这两人都没有什么魅力。那个瑞士或德国女人一巴掌可以打断我的脊梁，而那个菲律宾人，虽然年纪不大，但长得极像我们山里的老女人。尽管这样，我也觉得我亏欠了感官的需要，或许可以和这两个女人耍一耍。但我又害怕担责任。唉，我已经明白女人可不是陪你滚完闹完就了事，她们那一百多磅的身躯事后还是会缠着你。

所以胜利时刻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庆祝。想一想我就觉得挺奇怪：悲伤是持久的，而且能让人盼着自己死去，但胜利的喜悦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胜利时刻过去了，我发现之后等着我的，是我过去所有的伤痛和恐惧：为非法身份、我的旧雇主、虚荣和哈布舍女人提心吊胆。然后我看清楚了，胜利并非来自我的努力，而纯粹是靠运气；命运就是这样来欺骗我们，让我们错觉自己是有能耐的。

但是这种错觉驱之不散，我变得焦躁起来。我觉得要采取行动，改变命运。我决定走出房间，不再躲藏。我开始在下午出门散步，越走胆子越大，一天比一天走得远。我的雄心是有一天走到那块有喷泉的环形绿地，就是我在华盛顿第一次散步走到的地方。那里有人穿着过去印度仆人穿的那种服装，用不标准的梵语唱歌，跳着古怪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舞蹈。终于有一天，我来到了那个广场。

那一天，我穿过马路，来到广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哈布舍人就在那儿，还有赤脚的人、穿着纱丽和藏红色长袍跳舞的人。那时是下午两三点，非常热，大家都懒洋洋的。还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神奇和无法形容。而现在，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普通、无趣——道路，汽车，商店，树木，四处张望的警察——我们的世界充斥了这么多无用和多余的东西。这里再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我觉得自己知道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汽车又要往哪里去。同时，我又感觉到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和我有相同的感觉，这让我感到些许安心。从那以后，每天忙完中午那一顿，我就踱到这个广场，一直坐到该回普利亚餐馆忙碌晚饭的时间。

一天傍晚，在那些跳舞的、奏乐的、唱歌的、黑不溜秋的、赤脚的人和警察中间，我看到了她，那个哈布舍女人。我的记忆还是准确的，她肥硕的身躯再次让我惊叹。我决定待在原地不动。她看到我，先是微笑，然后像是想起还有记恨这回事，恶狠狠瞪了我一眼。在我眼里，她再一次变成了千臂迦梨——死亡和毁灭女神。她狠狠地盯着我，打量着我的穿戴。我不由得想，难道我买这几身衣服就是为了给她看吗？她站了起来，块头是那样大，紧绷在腿上的裤子让她看起来更加吓人。她朝我走了过来。我噌地站起来，撒腿就逃。我奔过马路，绕了一点远路，头也不回地到了餐馆。

普利亚正在算账。他做账时候的样子总是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也不急也不躁，但就是老，像一个不再妄想生活还会有任何惊喜的人。我羡慕他。

“桑托什，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包裹。”

那是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大包裹。他递给我的时候，我心想，他的生活多么平静，每天和这些账单、纸条和记账笔打交道，把账记得整整齐齐，每天都记在本子上，一本用完了就再换一本。

我拿着包裹走到楼上我的房间，打开。是一个硬纸盒，里面是那套绿西装，连同它的包装纸。

我觉得肚子上好像开了个洞。我无法思考，还好得马上下楼去厨房，一直要忙到午夜。但忙完我还是得回房间，一个人待着。我躲避不了，我从来就没有自由过。我被抛弃了。我什么都不是。我让自己变得什么都不是。我无法重新来过。

第二天早晨，普利亚说：“桑托什，你看上去脸色很不好。”

他的关心让我更加脆弱。他是我唯一可以说话的人，可是我不知道能对他说什么。我的眼泪落了下来。那一刻，我真希望全世界都变成泪水。我说：“老爷，我不能再在你这里干下去了。”

我这么说，只是要表达我的情绪，表达我想大哭一场、寻求解脱的愿望。但是普利亚并没有迁就我。他甚至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你想去哪里，桑托什？”

我该怎么回答他这么严肃的提问呢？

“你去了那地方就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已经不要我了。我没法再想眼泪什么的了，赶紧说：“老爷，我有敌人。”

他哈哈笑了起来。“你真会讲笑话，桑托什。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有敌人？和你作对又没什么好处。我才有敌人呢。这一半是你的福气，一半是这个世界的公平所在。也就是因为这样你可以一逃了之。”他笑眯眯地伸出双臂，做出奔跑的姿势。

就这样，我终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把过去的雇主、我的叛逃和买绿西装的事都告诉了他。而他的反应让我感觉，我说的这些事他都知道。我还跟他讲了哈布舍女人的事情，以为他会骂我一通。如果他骂我，那就意味着他在意我的名誉，他是可以依靠的，我也就还有救。

但他说：“桑托什，你不会有事的。跟那个哈布舍女人结婚吧，那样你会自动变成美国公民。你就成了自由人了。”

我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他这是要让我往后永远孤独。我说：“老爷，山里老家还有我老婆和孩子呢。”

“但这里才是你的家，桑托什。山里有老婆和孩子，那很不错，他们永远会在那里。但那已经过去了。你得为自己在这里的生活着想。在这里你孤苦伶仃。什么哈布舍不哈布舍的，只要你乐意，这里没有人在意的。这里不是孟买。走在街上谁也不会多瞧你一眼。你做什么也不会有谁在乎。”

他是对的。我是个自由人。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我想要走回头路，我可以回到那套公寓乞求雇主的原谅。如果我想要做回原来的我，可以去警察局自首：“我是个非法移民。请把我遣送回孟买。”我可以逃跑、上吊、自首、认错、藏匿；我干什么都可以，反正我是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这就像那时我感觉自己感官复活，想要外出庆祝，却不知道怎么庆祝一样。

空虚的感觉带来的不是哀伤，而是平静。是与世决裂。普利亚没有再对我多说什么，上午他总是很忙。我离开了，上楼走到自己房间。里面仍旧空空荡荡的，仍旧像是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房间。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房间是我的。我不敢碰那粉刷得毫无瑕疵的墙壁，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去弄脏它。都是为了这一刻。

我试图回想，在过去的日子里，到底是我在哪一刻做的哪件事，把我带到了这间房间。是和哈布舍女人鬼混的那一刻吗，还是那个美国人来公寓吃晚饭，侮辱了我老雇主的那一刻？是我离家看到普利亚站在店门口的那一刻，还是我照镜子、买下绿西装的那一刻？或许更早，是前半辈子在孟买、在山里的时候？我找不出那一刻；每一刻好像都很重要。正是这一连串的事情才把我带到了这个房间。这真让人害怕，令人烦恼。但现在不是做新决定的时候，而是要叫停的时候。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望着天空。门被推开了。是普利亚。

“我的天哪，桑托什！你在这里待了有多久了？你太安静了，我都忘记你的存在了。”

他打量着我的房间，走进浴室，又走了出来。

“你没事吧，桑托什？”

他在床沿坐下。他待的时间越长，我越是发现见到他我还是很高兴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试着想象他冲进我房间的情形，但无法把这与真实的时间相联系，似乎它只发生在我的脑海里。他在我身边坐下后，时间就变得真实了。我觉得自己非常爱他，很快我就又能嘲笑他的焦躁不安了。确实，没过多久，我们俩就有说有笑了。

我说：“老爷，今天上午你一定得放我假。我想出去走走。我会在喝午茶的时候回来。”

他使劲看着我，我们两人都知道我没有说谎。

“行，行，桑托什。你出去好好散个步。走到肚子饿了再回来。你会感觉好很多。”

走在那些已经熟悉的马路上，我想，如果广场上那些穿着印度服装跳舞的人真是印度人该有多好。那样或许我就可以和他们做伴。我们一起上路流浪，中午的时候在大树下乘凉休息，傍晚的时候沐浴在金色云彩和西沉太阳的光辉之中，每到晚上就在村子里落脚，人们会欢迎我们，给我们水和食物，生一堆篝火。但这些都是对过另一种生活的向往。这些人我观察了很久，知道他们就是城中人：电视生活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的与世决裂和我的不同。我没有过电视生活。那无所谓。在这个城市里，我孤身一人，无论做什么都无所谓。

曾经，那幢公寓大楼在我眼里像喷泉广场一样神奇。但现在再看到它，我觉得它其实很普通，不很高，墙面砌着白色小瓷砖。一扇玻璃门；向下的四级台阶；右手边有张桌子，信件和钥匙之类放在邮件架上；左手边铺着一张地毯，放着软布包椅、茶几和插着纸花的花瓶；还有那部没有声响的快速的蓝色铁门电梯。我看到了这里的朴素。我知道我要去哪一层楼，那儿的走廊有星星图案的天花板，像人造天空一样照得很亮，闪着蓝、灰、金三色的光。我认识我要找的那扇门。我敲了那扇门。

是那个哈布舍女人开的门。我看到了她做事的公寓。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套公寓，我本以为它和我老雇主的公寓差不多，一层两户。但是，第一次，我看到了电视里的场景。

我以为她会很恼怒，但她只是很疑惑的样子。我很感激她。

我用英语对她说：“你能嫁给我吗？”

就这样，事情搞定了。

“这样最好了，桑托什，”回到餐馆后，普利亚一边把茶递给我，一边说，“你要成为一个自由人了。一个公民。你将拥有全世界。”

我高兴了，因为他高兴。

就这样，我成了美国公民。我获得了合法身份，在华盛顿生活。我还为普利亚工作，但是我们俩的话没有以前那么多了。餐厅是一个世界，华盛顿的公园和林荫道则是另外一个世界。到了晚上，这其中的几条林荫道就会把我带到第三个世界。那里有被烧过的砖房，砸烂的围墙，野草丛生的花园。其中两栋高楼的砖墙之间，还有一块平地，像是具有艺术气质的孩子会去玩耍的地方，那些哈布舍孩子从来不过去。还有我现在住的那栋黑乎乎的房子。

这房子有股怪气味，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很古怪。但我有勇气在这里住下去，因为我是个异乡人。我把心与头脑关闭上，不再接触英语，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和墙壁上贴着的哈布舍赛跑手、拳击手和音乐家的画像。我不想再去了解什么，也不想再学什么。

我是个简单的人，决定只为自己活着。我好像经历过了几辈子，再不想生事了。下午，我有时还会散步到那个喷泉广场。我还能看到那些跳舞的人，但好像和他们隔着一层玻璃。有一次，据传又发生纵火事件了，有人在我家屋外的人行道上用白色油漆喷了一行字：“黑人兄弟”。我懂得这几个词，但我觉得，是谁的兄弟或者什么的兄弟呢？我以前随波逐流，不觉得自己是独立存在的。后来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获得了自由之后，我不过是认识到一点：我有一张脸，有一副身体，我必须养活这身体，给这身体穿上衣服，年复一年，直至它消亡。

[1] One Out of Many，与美国国徽上的“Out of Many, One”同义，有“各民族各文化合而为一”之意。

[2] 居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班图人，是早先由葡萄牙人从非洲东南部带过去的奴隶。

[3] 印度人以摇头表示同意。

告诉我，该杀了谁

我兄弟就是这样的人。挑了个糟糕的上午结婚。天又冷又湿，一座座城镇间的小小乡野不是绿的而是白的。雾霭像细雨一样浸湿了田野，偶尔有头奶牛，也是那样湿漉漉的。一条条小溪流看上去很脏，泛着牛奶般的白，有些河面漂满了空罐头和其他垃圾。到处是水，就像雨季冒着大雨回到家看到的情景，只是积水处还倒映不出天空，太阳还来不及把一切晒热、烘干。

火车车厢里很热，车窗上流着雨水，人和衣服都散发着异味。我的旧西装也有股子难闻的味道。这西装我现在穿大了，但我就这么一套西装，还是有钱时买的。哦，天哪！城镇间几乎没剩下多少乡野了；偶尔可以看到远处有房子，孤零零的，我就想：这样一个清晨，在那房子里看着外面的雨、火车，该有多好呀。这景象飞驰而过，很快又一个小镇出现了，紧接着又是一个，整个地区像连成了一座巨大的城市，一切都是棕黄色的，不是砖头就是铁皮，或者生了锈的马口铁，如同一个潮湿的巨型垃圾场。我的心在下沉，胃揪得紧紧的。

弗兰克正看着我，观察我的脸色。他穿着漂亮的花呢夹克，灰色法兰绒长裤，人又高又瘦，略微有些谢顶。他很开心，因为和我同行。他很开心，因为大家见到我们俩，意识到他是和我一起的。他是个好人，是我的朋友。但内心深处，他是个高傲的人。没有人像弗兰克那样对我好，他还乐意摆出卑微的姿态：并拢双膝，像是膝盖上托着一小盒蛋糕。他脸上没有笑容，那是因为他太睿智、快活了。他那双旧旧的大皮鞋擦得和学校老师的一样亮。每天晚上他都自己擦皮鞋，就像有的人每天祈祷才能感觉良好。虽然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总让我感到自己悲哀、渺小，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能像他那样衣衫整洁，也永远不能像他那样睿智快活。但是我知道，哦天哪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了其他所有人，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就是弗兰克。

有个男孩用手指在车窗的湿玻璃上写字，那些字母没多久就消融了。那男孩有母亲陪着，状态良好。他知道火车到站后他们要去哪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时刻：火车到站，大家各奔东西；轮船靠上码头，大家各自收拾起行李。每个人都有行李，每个人的行李都不同。车到站，船靠岸，人人步履轻盈，喜形于色，顾不上交谈，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要去哪里。而我，自从来到这个国家，就没有弄清楚过。我不清楚我要去哪里。我只能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现在，我要去参加我兄弟的婚礼。但等火车到了站，我不知道接下来该乘哪路公共汽车，还是需要转火车，不知道该走哪条街道，穿过怎样的大门，敲开哪扇房门，进入怎样的房间。

我的兄弟啊。我记得类似的一天，但很热。白天黑夜都暗沉沉的，雨一直在下，敲打着马口铁皮屋顶。屋子外面的地泥泞不堪，院子里雨水和着泥浆泛着黄色的泡沫，屋子后田野里的巴拉草被雨水打得弯下了腰，一切都是湿漉漉、黏答答的，裸露的皮肤瘙痒难忍。

驴车在屋檐下，驴子在屋后的牲畜棚里。牲畜棚里烂泥、动物粪便、新旧干草饲料混在一起，又湿又脏。驴子静静地立着，背上盖着一个装糖的袋子，防止着凉。厨房在一个棚里，母亲正在做饭，受潮的木头冒出刺鼻的浓烟。于是食物中也都是烟味，不过反正这样的天气里不会有什么胃口。那泥浆、暑热和臭味都让人想吐。父亲在楼上，穿着美利奴羊毛衫和衬裤，坐在阳台走廊的摇椅里一边摇晃，一边用手搓着膀子。烟雾并没有赶走楼上的蚊子，但蚊子也不咬他。他并不是在思考什么严肃的问题，只是看着外面阴沉的天空和甘蔗地，摇着椅子。在马口铁皮屋顶下的某间屋子中，弟弟躺在地板上。他得了疟疾。

这个房间空荡荡的，光秃秃的杉木板上有几个钉子，挂着几件衣服和一本挂历，再没有其他物品。虽然有房子，但没有什么东西放进来。我那漂亮的弟弟得了疟疾，浑身打战，躺在地板上的一个糖袋子上，这袋子上还铺了一个面粉袋，他身上也盖着一个面粉袋。看他那张小脸就知道他病了。他在发烧，可不出汗。你对他说什么，他听不懂；他自己说的都是些胡话。他说，他周围的一切，身体里的一切，都又沉又滑，非常滑。

看起来他像是要死了。你会想，那么小的人儿，长得那么漂亮，却受那么多苦，而我这样的人却这么健壮，这是不对的。弟弟生得眉清目秀，如果活下去一定能成为童星，像埃罗尔·弗林或者法利·格兰杰[1]那样。房间里的这个漂亮孩子对我来说像个奇迹，一想到可能会失去他，我便无法忍受。让我同样无法忍受的还有那空荡荡的房间，顺着木板墙缝隙弥漫进来的潮气、屋外的黑泥浆、浓烟的气味、蚊子，以及即将到来的夜晚。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弟弟，哪怕后来他长大了。哪怕后来我们卖掉了驴车，买了卡车，拆了旧房子，盖了漂亮的新房子，粉刷一新，里面什么都有，但想到弟弟，脑中浮现的依旧是那个瘦小、多病、代我受苦的漂亮弟弟。我总感觉，谁要是害我的弟弟，我就会去杀了他。我不在乎我自己，因为我没有人生。

弟弟生病的那一年，推算起来应该是一九五四年或者一九五五年，一个很普通的年份，从天气上来看，应该是一月或者十二月。印象中，这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所以我无法说出确切的时间。如同无法确定时间一样，我也想不出事情发生的确切地点。我知道我们的房子在哪儿，我知道，哦，天哪，如果我回去，我会在那个路口从出租车下来，沿着古老的萨瓦纳路走。我很熟悉那条路，无论什么天气，我都认得那条路。但是不知道印象中我所见到的情景发生在哪儿。其他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连绵的雨、即将到来的夜晚、房子、泥浆、田野、驴子、厨房冒出的黑烟，以及走廊上的父亲和躺在地板上的弟弟。

人越怕什么，什么就越会发生，就像心念着危险，危险就必定降临。我又像是在做梦了。我看见自己在一栋英国式的老房子里，像劳伦斯·奥利弗和琼·芳登主演的《蝴蝶梦》里的那种房子。那是一个楼上的房间，有很多百叶窗和浮雕装饰。天气状况不明。我和弟弟在一起，我们在这栋房子里是陌生的访客。弟弟还在求学，在英国念什么学院。这次他是来看他同学，住在他家里。门外走廊上，发生了点什么事情。他们吵起来了，友好的争执，扭打起来。他们本只是闹着玩，但那刀刺进了男孩的身体，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刺了进去。那男孩一声不响地倒了下去。我见他满脸惊愕，却看不到一滴血，也不想蹲下去看个究竟。我看到弟弟张开了嘴要叫，但发不出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害怕了——弟弟要被送上绞刑架了，肯定会那样，但这只是一次意外，不是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长久以来背负着的爱和危险迸裂了。我这一生完了，被毁了，被毁了。

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我们得和那个男孩的父母一起吃饭。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两个人，我弟弟和我，还得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吃饭。男孩的尸体还在屋子里，就在柜子里，就像电影《夺魂索》里法利·格兰杰演的角色一样。[2]那尸体一开始就在那里，永远都在那里，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像是拙劣的模仿。但我们还得和他们一起吃饭。弟弟吓得瑟瑟发抖；他不善演戏。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人，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他们可能像这列火车上任何一个白人，比如那个在潮湿的车窗玻璃上写字的男孩的母亲。

现在我帮不了任何人。我的这辈子已经毁了。我希望火车永远也别停下来。但是看啊，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密，都挨着铁轨了；透过潮湿的窗玻璃可以看见房间、厨房里晾晒的衣物和其他东西。伦敦。我很高兴弗兰克与我同行。火车停下来后，他会照顾我。他会带我去婚礼的会场，无论它在哪里。我弟弟要结婚了。我的内心却像灌了铅。

火车停下后，我们任别人匆匆下去。我要稳定一下情绪。走出去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太阳像是要冲破云层。弗兰克说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所以我们决定先走一段。雨后的街道很脏，房屋黑魆魆的，阴沟里堵着旧报纸。我跟着弗兰克走在我熟悉的街道上。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巧合，还是弗兰克故意的安排。弗兰克什么都知道。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家店铺，像个带着玻璃门面的脏盒子。

现在它变成了一家专卖滑稽玩具的商店，布满灰尘的玻璃橱窗里放着一些小卡片。娱乐你的朋友，吓唬你的朋友。扑克牌戏法，假牙齿，固体啤酒，橡皮蜘蛛，爽身粉，塑料狗粪。东西不多，但你可能不会相信，从前，有过那么几个月，这地盘是我的。

“就是这个地方，”我对弗兰克说，“我这辈子铸下大错的地方。我倾家荡产的地方。两千英镑。我花了五年时间才攒起来的。五个月时间，在这里就通通没了。”

两千英镑。如果你这辈子总在和美元、美分打交道，那英镑听起来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两千英镑，我父亲十年都赚不到。有过那样的遭遇，还怎么重新振作呢？你或许会说，可以从头来过，再工作，再攒钱。话是可以这么说，但你知道，信心被挫败了，就是挫败了。

弗兰克搂住我的肩，把我从橱窗前拉开。店主，也就是现在租下了这个铺面的新店主，看着我们。他是个黄种人，矮小、秃顶、肚子略微鼓出来。他橱窗里摆放的东西好像都开始积尘了。内心的傲气使然，弗兰克挺直了身子。是做给那个秃顶的家伙看的，做给任何一个注视着我们的人看的。

我说：“你这白狗子。”

弗兰克好像喜欢这样的脏话似的，反而变得温柔有礼。就因为他这样的态度，我开始说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我要赚很多钱，弗兰克，比你一辈子挣的还多，你这白狗子。我要买下这儿最高的楼，买下整条街。”

但连我自己都知道这是在胡说八道。我知道我这辈子算是毁了，我自己都想笑话这些话。

我不想现在出现在这条街上，不是因为不想被人看到，而是不想看到别人。弗兰克说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白人。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总觉得他是在挑衅我，激我去杀个白人。

我想要离开这条街，让自己平静下来。弗兰克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我们在最里面对着墙壁坐下。他坐在我边上，和我交谈。他谈起了自己的童年，我觉得他是想让我知道，他小时候也得过疟疾，躺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不过，他赢得了人生，住在自己的城市里，他变得聪明强壮。他不知道他这么说让我有多羡慕他。我看着纸餐巾上的花朵图案，思绪不知飞向了何方。他不明白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就算给他一百年时间，他也不会理解的：这个世界于我而言太乏味，除了甘蔗地和柏油路，别无景致；打小我就知道，我注定没有人生。

世界对我而言太乏味，但对我弟弟来说，就不一样了。他本会有突破，成为一名专业人士。这一点我本会亲眼见证。对于富人和专业人士来说，这个世界并不乏味。我知道的，我见过他们。你盖个茅棚，他们建座大厦；你的屋前是泥地和长满巴拉草的荒地，他们的屋前是花园；星期日你百无聊赖，他们搞搞派对。我们都是娘肚子里出来的，但有些人一步步高升，有些人就落在后头。有些人落后太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就无所谓了。

就像我的父亲。他不能读，不会写，但他无所谓。他还拍着胖膀子，笑呵呵地拿自己的浅薄打趣。他说他很乐意这样，把那种生活留给弟弟去过。他弟弟在城里做法律文书，每次碰面，父亲总是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一个笑话讲，他还把我们，他的孩子们的人生，也讲成笑话。但从他的说笑中，你可以看出他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他才是得了实惠与好处的那个。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也是那样。他们接受的教育着实有限；然后，就像过去的人那样，他们结婚了。我的哥哥开始打老婆之类，总之将前辈们的陋习一一延续下来：每逢周五周六都喝得醉醺醺的，乱花钱，且毫无廉耻心。

我在家中排行老四，是第二个儿子。我长大之后，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离家继续学习深造，返乡后成了大人物。我知道我错过了时机。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明白自己失去的有多么多，于是，我下决心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弟弟身上。我觉得我看事情比家里人都明白；他们总说我太敏感、暴躁。但我觉得我似乎成了一家之主。我对我们家既抱有厚望又感到羞愧。抱负感像羞愧感，而羞愧感则像一个秘密，总是很伤人。就算到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这种羞愧还是能让我再次心痛。弗兰克是永远也参不透我的内心的。

曾经有个人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里。那房子是混凝土盖的，还用了带装饰的混凝土砖块。房子是褐色的，木栅栏是巧克力色的，一切都是那么整洁、美好，好像是可以吃的东西。我每天都研究这幢房子，觉得富人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因为里面住的人富有。他是个富人，但他一度和我们一样穷。听说他在南边有几英亩田，田里发现了石油。一个和我父亲一样简单的人，没受过太多教育。但在我眼中，他是个伟大的人，因为有油田、运气、财富和房子。

我崇拜这个人。他一点也不铺张，有时候可以看到他站在路旁等公共汽车，或是坐出租车去城里。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你是不会去注意他的。我把他仔细研究了一遍，通过他梳的头发、扣起的衬衫和系带皮鞋的款式等他身上的一切，看到了运气和金钱。他独自一人住在那栋房子里，孩子们都已经结婚了。据说他和家人不和，总是忧心忡忡的。但在我眼里，那也是他的卓越之处。

一次，村里有人举办婚礼，那种传统的、通宵达旦式的婚礼，这个有钱人让出了自己的房子供婚礼用。婚礼之夜，我第一次走进这栋房子。房子外面看起来很大，里面其实很小。楼下基本上是混凝土柱子和墙壁，空荡荡的。二楼有五个小房间，外加前后门廊。屋里灯光昏暗，非常昏暗。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还有就是死老鼠的气味。屋子里给人感觉到处是灰尘，走动时会觉得有灰落在身上。那其实不是灰尘，是木虱子的粪便，又小又硬又光滑的“木蛋”；无论把手放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感觉到木蛋在手指下滚动。

客厅里家具塞得满满当当的，殖民风格的扶手椅、双人沙发、中央餐桌，应有尽有。但它们让人觉得只要重重一碰，随时会散架。客厅里除了家具，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画，连日历都没有，倒有一沓宣扬基督教的杂志《耶和华的见证》之类。这栋房子像座坟墓，好像没有人生活在里面，好像那个富人不知道造这栋房子做什么用。

然后有一天，富人被枪杀了。是因为钱，还是家庭恩怨，没有人知道。这成了又一桩悬案。黑人警察到处张贴告示，悬赏五百美元捉拿凶犯。整个村子仿佛一下子变成了道奇城，或是《杰西·詹姆斯》中亨利·方达和泰隆·鲍华即将出镜时的场景。[3]

全村的人都等着看好戏。但好戏没有上演。告示褪了色，剥落了，警方也渐渐忘了这案子。但那栋房子还在。褐色的油漆剥落了，马口铁皮屋顶生锈了，斑斑锈迹一直延伸到墙面；地面的潮气很快爬上了墙，犹如鲜绿色的灌木。鲜绿色变暗变黑，俨然一片灌木。屋子里长霉了，屋顶全生锈了。油漆完全剥落，木头露出纹路，渐渐布满窟窿，松软的部分被风侵蚀，仅剩下中间坚实的部分，像骷髅架。我还住在村子里的时候，那栋房子就已经是那副样子了。

现在我知道了，那个我曾经以为很富有的人其实一点也不富有。从这儿，从这个乡村模样的城市看过去，我觉得自己可以俯瞰到那块潮湿、平坦的土地上的整个村庄，那条起伏不平的、在绿色甘蔗地间穿行的黑色柏油小路，一条条杂草丛生的沟渠，一座座茅草棚，雨后黄色庭院里积起的水，以及那栋正在腐烂的混凝土房屋的生锈屋顶。

你会好奇人们怎么就来到了这个村子，这块地方怎么变成了他们的家。但这儿就是家。星期天早晨，如果阳光灿烂，村里人都不干活，都在自家屋前的院子里休息。村里零零星星长着几簇百日草，一些万寿菊、老姑娘花、鸡冠花、杓兰和常见的芙蓉花。理发师走街串巷，大伙儿就坐在芒果树下让他理发。记忆中，就是在这样一个早晨，我父亲的弟弟骑着自行车从那条柏油路上过来。

父亲的弟弟住在城里。他是怎么进城的，为什么他受了教育而我父亲只字不识，他是怎么从律师那里获得工作的等等事情，都发生在很久以前，在我出生之前，所以它们对我来说都是谜。他是个基督徒，至少起了个基督徒的名字：斯蒂芬。这是他追求进步的一个标志。虽然父亲总在背后嘲笑这名字，但我们都以斯蒂芬为荣。因为有了他，我们家才在村子里有一点小名气，受人尊敬。

他来看我们可是一件大事。邻居们会提早把这消息传到我们家，母亲赶紧在院子里抓鸡宰杀，父亲则忙着准备瓶装朗姆酒、酒杯和水。吃大餐喽！最后，临走前，斯蒂芬会拿出些铜币分给孩子们，让我们看星期日下午四点半的连场日戏。

他来的时候就总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崇拜斯蒂芬。正因为崇拜他，有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人住在城里。但后来我失望了，因为发现斯蒂芬有家室。他有一大堆女儿，都在修道院学校上学，还有个儿子，天资聪颖、学业出众，非常得他的宠爱。这孩子年龄和我差不多，或者稍微大一点。他来过我们家一两次，是个可爱、文静的孩子，不像其他城里孩子那样在我们面前装酷。相比我和弟弟，我父亲更为这样的孩子而骄傲。斯蒂芬的儿子正合乎他的期望：与众不同、聪明，将来会成为一个专业人士。我父亲的这种骄傲是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的。他没有给他铜币让他去看戏，而是送了他一支秀兰·邓波儿牌自来水笔和一块米奇手表。

斯蒂芬从来不事先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在星期天早晨离家，到乡下来和我们聚餐。父亲解释说斯蒂芬喜欢时不时逃离一下现代生活，还说他对他的基督徒老婆不满，而且因为他追求进步，所以烦心事就特别多。我不明白像斯蒂芬这样的人会有什么烦恼。就算真的有烦恼，他也不常表露出来。

斯蒂芬喜欢开玩笑，拿人开玩笑。不等把自行车在树荫下停稳，把帽子摘下，把车锁挂好，把朗姆酒喝上，他就已经开始拿我们寻开心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觉得我们的驴子那么好笑，就像他从来没有见过驴子似的。他老拿驴子嘲笑我们，驴子死了他还是嘲笑我们。后来我们买了卡车。卡车在楼下闲置了几个星期，车轴下放了木块，他也为此嘲笑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遭到斯蒂芬的嘲笑。对他的笑话，父亲总报以笑声，让他更是变本加厉。

刚开始的时候，斯蒂芬也常常拿我当靶子。“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嫁出去？”他常常这样问我父亲。那时我还小呢。父亲总是哈哈大笑，然后回答：“下一季吧。我给他找了个好姑娘。”随着年龄变大，斯蒂芬看出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幽默，他也就不再拿我开玩笑了。

斯蒂芬并不是一个尖酸刻薄之人。他就是天生爱开玩笑，尽管他有很多所谓的烦心事。有时候他也嘲笑自己。一次，他带着儿子来看我们，说：“我儿子从来不说谎。”我问那个男孩：“这是真的吗？”他回答：“不是。”斯蒂芬扑哧笑了出来，说：“我的天哪，看看你们对他的影响！这孩子刚刚撒了第一个谎。”这就是斯蒂芬，总是诙谐中带点严肃。你会感觉到，他总是嘲笑我们的一大原因是，他希望我们多点进取心。

斯蒂芬一直问我父亲准备让我弟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其他人都没指望了，”他说，“但这个孩子你还是可以让他受点教育。戴约，孩子，你想要念书吗？”戴约用脚搓着脚踝，回答说：“是的，我想念书。”我觉得斯蒂芬更关注弟弟，是因为弟弟长得漂亮。他总说：“我要把戴约带走。”父亲会说：“好，你带他走，让他上点学。在这里上学他什么都学不到。这年头，不知道那些老师都在教些什么。”

我一直想，如果斯蒂芬能关照戴约，利用他的关系让戴约进一所城里的好学校，那该多好。但我知道斯蒂芬只是说说而已，或者说，是酒足饭饱之后信口说说。我想严肃地和他谈谈戴约的事情，但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换作一个陌生人倒好办。但斯蒂芬是家里人，家里人反而怪怪的。我不想让斯蒂芬和他儿子觉得我们家要和他们家竞争。如果他感觉出这一层来，他不仅会嘲笑我们，说不定还真的会恼了。

所以我就随他说去。我知道他会一边喝酒，一边开玩笑，眼睛会越来越红，直到忧虑真的在脸上显现出来。饱餐后，他会跳上自行车回到城里，回到他自己的家。

我知道斯蒂芬不会真心为戴约着想，因为他一门心思都在自己儿子身上。斯蒂芬谈让儿子深造的事已经好多年，为此存钱也存了好多年。对此他毫不避讳。儿子去加拿大读大学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离出发的时间也不远了，他还是很紧张。可以感觉得到，斯蒂芬对儿子不单是寄予了厚望，还掺杂着点害怕。他就像抱着一件珍宝，生怕那东西掉下去砸碎，割伤自己。连我父亲也注意到了他的异常，开始在背地里说：“我兄弟斯蒂芬要被他儿子抛弃了。”我父亲就是这样想得开。自己的孩子他可一个也不管，免得日后被抛弃。

一个周日下午，在那个男孩出发前几个月，斯蒂芬来了。像往常一样，没事先通知一声。这一次，他没有骑自行车，也不是一个人。他租了一辆车，里面坐着他全家人。我在屋后的巴拉草地上看到车停下，斯蒂芬家的姑娘们都下了车。我想起了家里的情况，傻乎乎地直跑进屋，想要扫扫地、清理清理房间。但我的心情沉重，因为能想象到那些姑娘会怎么看我们家。最后，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在房子一侧的楼梯上响起时，我装得像父亲那样毫不在乎，一副随便什么都可以调侃的样子，让他们知道我家就这样，就这么回事。

就这样他们都上了楼。斯蒂芬信基督教的妻子和他那些基督徒女儿们脸上满是不屑的表情。如果她们个个长得很丑，倒还让人好受些，可她们不是。我觉得她们的不屑是有道理的。我故意落在人堆后面，不想引起注意。但是，我那母亲，一边把脏脚放在脚踝处蹭，一边从头上拉下面纱，咧嘴笑着说：“啊呀，斯蒂芬，你也不事先告诉我们一声。你害得这孩子……”她指着我，“跑来跑去想要整理整理这屋子呢。”然后她就笑了，好像讲了个好笑话。

这傻女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跑到屋外的巴拉草地，穿过甘蔗地，努力压抑胸中的羞辱感和愤怒。

我走啊走啊，觉得自己永远不想再回那个家了。但天色渐渐黑了，我还是得回家。沟渠里的青蛙开始呱呱地唱起歌来，家里也亮起了昏暗的灯光。没有谁惦念我，也没有人在意我说过什么，更没有人在意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一件事情：戴约要上城里，住在斯蒂芬家。斯蒂芬要送他上学，照顾他的学业。斯蒂芬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医生、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士。一切都安排好了。

真像做梦一样，但这梦来得不是时候。我本该感到开心，却觉得周围的一切都该去死。戴约马上要走了，而我，就像斯蒂芬心里装着儿子一样，开始感到心里装着戴约，一件会不小心摔坏、把自己割伤的东西。与此同时，原谅我吧，一种新的情绪在我内心滋长：我在等待，等待我的父母，等待斯蒂芬一家人，等待那一天所有在场的人——等着这些人通通死去，将我的耻辱一起埋葬。我恨他们。

就算到了今天，我还恨他们，尽管我有更多的理由去恨白人，恨那家咖啡店、恨那条街，恨那些毁了我人生的人。但现在，死去的人却是我。

我曾想象过大城市的样子。它不是这样的，街道也不一样。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座漂亮的公园，有高高的如同长矛一般的黑色铁栅栏；宽阔的人行道上挺立着枝叶茂盛的大树；雨点落在地上，感觉就像《魂断蓝桥》里雨点落在罗伯特·泰勒身上；人行道上落满了扁平的树叶，形状完美，颜色漂亮，金的、红的、深红的。

枫叶。斯蒂芬的儿子去蒙特利尔上大学之后不久，给我们寄了这样一片树叶。信封很长，邮票很奇怪，信纸中就夹着这样一片漂亮的枫叶，是从无数飘落在人行道上的叶子中捡起的一片。我常常把那封信和叶子拿出来看，端详信封上的邮票。我看见他走在人行道上，走在黑色栅栏边。天很冷，他停下来吸了吸鼻子，看着地上的树叶，想起了我们，他的堂兄妹们。他穿着一件厚厚的大外套御寒，胳肢窝下夹着公文包。这就是我想象中他在蒙特利尔求学的样子，在枫叶之国快乐生活的模样。我希望看到戴约也是这样。

斯蒂芬的儿子去蒙特利尔之后，斯蒂芬一家对戴约的忌妒才真正爆发出来。他们对他冷嘲热讽，让他睡在客厅里，每天晚上要等别人都去睡了他才能在客厅里打地铺睡觉。他不像斯蒂芬的儿子，他没有看书的房间，只能待在门廊下读书。斯蒂芬家很小，门廊差不多就在人行道上，所以他可以看见每个路过的人，任何路过的人也都能看见他。看见他？他们都可以伸出手，翻翻他正在看的书。这个常在门廊上读书学习的孩子于是在附近赢得了一点名气和敬意。我觉得正是大家对这个穷苦孩子的一点尊重使得斯蒂芬一家很恼火。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学习。

你或许会觉得，斯蒂芬的女儿们应该为她们英俊的堂兄弟骄傲，但她们格外排挤他。和所有穷人一样，她们只希望自己飞黄腾达。打压穷人的总是穷人。她们觉得戴约降低了她们的身份。如果哪一天斯蒂芬给我捎信，说戴约和他的那群女儿闹翻了，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戴约参加各种考试，但都失败了。你可以想象，这让她们有多开心，让她们忍不住要欢呼庆祝。没通过的原因在于戴约上的是个很差的学校。好的学校他进不去，因为没背景，基础又差。所以他只好去了现在这所私立学校。这学校的老师是一群乌合之众，压根儿谈不上什么资质。但是斯蒂芬的女儿们不这么看。

你或许会觉得，既然斯蒂芬这么崇尚进步，他一定会支持戴约，给戴约这孩子一点实际的帮助和鼓励。但自从儿子走了之后，斯蒂芬变得非常怪异。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没了兴趣，像一个服丧的人。而且，他似乎盼着坏消息，等着心爱之物从手里摔落，砸伤自己。他的脸浮肿了，头发也变得灰白、粗糙。

但先得到坏消息的是我。一天，我开完大卡车，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看到戴约回来了。他穿得像个访客，整整齐齐的，说他再也不想回斯蒂芬家了。他说：“他们把我当成小工，只知道使唤我跑腿。”我看得出他受了很多委屈，而且很怕我们不相信他，逼着他回去。

我的父亲正是想这样做。他挠着膀子，搓着下巴上灰白的硬胡楂。他很喜欢搓胡子发出的声音。他摆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自作聪明地说：“这你就得忍着点了。”

所以可怜的戴约只能向我求助。看着他那充满悲伤、恐惧的脸，我心软了，人都要颤抖起来，血液似乎在血管里上下翻涌，胳膊也隐隐作痛，好像里面有一根铁丝，正被拉紧了一样。

戴约说：“我一定要走，一定要离开。我觉得再和那些人待在一起，我就会被他们的忌妒给毁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没有路子，也没有任何关系。斯蒂芬有关系有路子，但我不能向他开口。

“我在这里没事可做。”戴约说。

“去油田怎么样？”我问他。

“油田，油田。白人把肥缺都留给了自己，在那儿顶多做个助理化工师。”

助理化工师，这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印象深刻。斯蒂芬一家觉得戴约什么都没学着，但依我看，这孩子在这两年里长进不少，讲话都不一样了。语速没有以前快，声音也不忽高忽低了。现在讲话他能用很多手势，还带上了一点好听的口音，所以有时候听起来像女人；受过教育的人说话都那样。我喜欢他现在的腔调，尽管眼睁睁地看着我这兄弟变成了一个语言大师，我多少有点尴尬。既然他打开了话匣子，我就任他说下去。说话的时候，他的悲伤和恐惧都不见了。

后来我问他：“如果出国留学，你准备学什么？医学，会计，法律？”

我母亲插话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戴约小时候起，我就希望他能当个牙医。”

就她那点见识，你能肯定她在此前从没为戴约的前途思考过，无论牙医还是其他什么，都是随便说说罢了。我们让她把要说的说完。等她下楼去了厨房，戴约才又开始用他的腔调说话。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绕了半天，最后才说：“航天工程。”

这个词，就像助理化工师一样，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让我有点害怕了，但戴约说英国有个大学，只要付了钱就能进去读书。反正，我们就这样说好了。他将出国深造，学习航天工程。

我们说好之后，戴约像逃犯似的迫不及待要离开，好像船已经在码头等他，好像他在这个岛上一个月都待不下去了。现实倒也确实如此：他要赶一班船，有几个朋友等着一起去英国。我东奔西走，四处借钱，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签字，直到把钱凑齐。

一切进展神速。我还记得看着戴约笑眯眯地登上轮船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样的时刻，怕是只有日后才能体味出其中的真滋味。轮船起航后，看着它和码头之间油垢斑驳的水面，我感觉很糟糕。我觉得这整件事做得太轻松了，这么轻松往往得不到好结果。不过这些都及不上我心中的悲伤，为弟弟，为这个穿着新西装的纤弱男孩而悲伤。

悲伤的情绪在发酵。我在心里埋怨斯蒂芬一家，怪他们忌妒弟弟，把他逼走。戴约离开两三天后，我忍不住进城去了斯蒂芬家。

斯蒂芬的家在城里一个很糟糕的地段，是栋矮小、老式的木结构房屋。想到过去曾把斯蒂芬视为大人物，我都替自己害臊。现在我看明白了，斯蒂芬在城里可算不上什么，他的所有希望，他女儿们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去蒙特利尔读书的儿子身上。对于他们来说，他就是一个王子。在那栋既没有前院，也没什么后院可言的小房子里，他们生活得如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小的起居室里挂着小小的外国画，放着小小的打蜡家具。走在里面几乎得弯着腰，否则很可能碰坏什么。

我去的时候是傍晚时分。一家子都在。斯蒂芬在门廊的摇椅里晃着。他那苍老的模样让我很吃惊。头发全部花白了，又短又硬。一家人都看着我，好像感觉到了我是来找麻烦的。我让他们失望了。我亲吻了斯蒂芬的脸颊，也同样亲吻了他的妻子。那些女孩假装没看见我，对此我倒也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给我端来了茶。这茶可不像我们乡下那样，把炼乳、红糖和茶都混在一块儿。不，不是那样的。茶，牛奶，白糖，各归各的放。我假装是那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不出我所料，他们问起了戴约。

我用他们给我的小茶勺搅了搅茶，呷了一口，放下杯子，然后说：“哦，戴约。他走了。乘的‘哥伦比’号。”

斯蒂芬大吃一惊，椅子也不晃了，然后挤出一点微笑，那模样和我父亲真像。

斯蒂芬的妻子，那个不知羞耻的穿短裙的基督徒，开口问道：“他出去做什么？打工？”

我又举起茶杯，说道：“出去接受高等教育。”

这一刻，斯蒂芬都显得恼火了。“高等教育？他连低等教育都还没有开始呢。”

“这只是个人看法。”我说，借用了从戴约那里学来的词。

斯蒂芬的一个女儿，那个绝顶漂亮又非常恶毒的小不点，跑出来问道：“那他去学什么专业？”

“航天工程。”

斯蒂芬满脸惊愕，我觉得自己要笑出来了。他们个个忌妒得生恨。斯蒂芬的女儿们通通跑了出来，在小小的客厅里把我团团围住，仿佛我是马戏场上的黑姑娘。我还是不动声色地用他们的小茶杯喝着茶。四周墙上贴着外国风景画和照片，好像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什么的，就必须知道这些一样。

“航天工程，”斯蒂芬说，“他在机场和城区间开开出租车，怕是会过得好一些。”

女孩们咯咯笑了起来，斯蒂芬的妻子也面露微笑。斯蒂芬又一次展现他挖苦和嘲讽人的本色，取得了话语控制权。这一下这家人的心里又平衡了，感觉好多了。我想再待下去，难保不说出脏话来羞辱他们，便起身离开。走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姑娘在哈哈大笑。我真无法形容当时我心里有多恨。

第二天早晨四点我就醒了，我还在生气。我气得睡不着觉，眼睁睁看着天亮起来。那一整天，去采石场来来回回运货的途中，我一直在生气。

下午干完活，我把卡车停在屋前，叫了辆出租车去城里，去斯蒂芬家。我并不清楚我要做什么。一路上，有一半的时间我在想，就去和他们和解吧，接受斯蒂芬的玩笑话，并且让他们知道我也能笑对他的那些风凉话。

不行，这是懦弱的表现，是愚蠢的、错误的，和敌人怎么可能开玩笑呢？一旦知道谁是敌人，你必须在被他们消灭之前把他们消灭。所以路上的另一半时间我想的是到了那里该如何把那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砸烂：在客厅里抄起弯木椅，从这面墙砸到那面墙，从这扇百叶窗砸到那扇百叶窗，砸烂每一个房间，砸烂每个房间里那些该死的浮雕装饰。

然后发生了一件怪事。或许是由于早晨醒得太早了，缠了我一整天的便秘突然消失了。赶到斯蒂芬家的时候，我想的只是赶紧上厕所。

所以我冲进了他们家。斯蒂芬还是坐在小门廊的摇椅上，但我什么都来不及和他说。我也没有向他的妻子、女儿们问好。我直接冲进了卫生间，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拽了马桶链，等水箱重新注满水后，又冲了一次，这才走出卫生间。我径直穿过屋子，跟谁也没有说话，就回到大街上。我又感到双臂隐隐作痛，不过并没有铁丝拉紧的感觉。我一直走啊走啊，直到头脑冷静下来，最后叫了辆出租车回家。

第二天又是四点钟，天还没有亮，我就醒了，但我感到的是害怕。我想哭，想要祈求原谅，我开始觉得自己出问题了，我的生活、我的脑子都不正常了。我胸中的仇恨也破裂了，我感觉不到恨意。我开始感到迷茫。我想起戴约生病躺在老房子的地板上，想起他乘着白色的“哥伦比”号离开。天亮后起床时，我依然一片迷茫。

我在等待惩罚。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惩罚降临到我头上，但每天我都在等待。每天，我也在等待戴约的来信，但他杳无音讯。我很想再去斯蒂芬家，只是再去一次，就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后来，斯蒂芬得到了他儿子的消息。消息说他儿子在蒙特利尔脑子出问题了。学业和父亲的期盼让他不堪重负，在蒙特利尔他精神崩溃了，就像那些警犬和宠物，要是主人被杀就会发疯一样。斯蒂芬终于接到了坏消息！王子一去不复返。城里那栋小房子里的那家人乱成一团。真的是乱成一团。

我的父亲说：“我一直说吧，斯蒂芬肯定会毁在那个孩子手上。”

他觉得自己赢了。他什么也没有做，干等着就获得了胜利。不过我没有忘记我的仇恨，那引起我强烈生理反应的仇恨。我真想把他们都杀了。

现在，我又想起了那片枫叶，那个给我们寄枫叶的男孩把它装在贴着奇怪邮票的航空信封里。他在求学，穿着外套，拎着公文包，走在大街上。那条大街还在，雨点也无数次落在上面，黑色铁栅栏旁的人行道上依旧铺满落叶。我觉得自己正走在那条人行道上，走在那些奇怪的叶片上。有时候我会捡起那些奇怪的叶子、奇怪的花朵。我有一张纸，纸上有像学生作业本上那样的虚线，上面还写着一个号码。弗兰克在纸最上端那条虚线上，用他的笔迹写下了我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能给谁写信，寄上一片树叶，或者一朵花。

水是黑的，船是白的，灯光闪烁。船上，很深的底层舱里，人人都觉得自己像个囚犯。灯光昏暗，每个人都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早晨起来，海水是蓝色的，但看不见陆地。船到哪里你也到哪里，你再也不会是个自由的人。船里散发异味，像呕吐物，又像餐厨垃圾进出门口的味道。船日夜兼程。海水和天空都渐渐失去了颜色，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

我真希望这船能一直开下去，我不想再踏上陆地。我的下铺是一个做珠宝生意的，名叫可罕或者穆罕默德之类。他一直戴着帽子，一直戴着，像是存心要搞笑似的。但他那张小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已经在嚷嚷着要回家了。我不能回家，我得待在船上。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自己困住的。

陆地越来越近。一个早晨，透过雨幕已经可以看到陆地了，白的多，绿的少，没有其他颜色。船突然停下，周围很安静。旁边泊着一艘小船，上面有几个穿油布防水服的人。看得见他们在走动，但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海上航行之后，眼下的小船和它周围的一切都显得特别鲜亮，像是一张黑白照片突然变成了彩色照片一样：起伏的大海深邃湛蓝，油布防水服黄灿灿的，那些人的脸则红扑扑的。

这片神秘的土地是他们的，你不过是个过客。雨中的那些房子没有一栋属于你。你无法想象自己沿着悬崖上那修得如此平整的路行走，但你又必须走上去。船上乘客带着行李一一走上那艘小汽艇之后，大船马上鸣笛示意。这艘给人以安全感的大白船，它在说再见，它在急着驶离，远离你。鲜艳的色彩不见了，画面也变了，充斥于耳中的是噪音，眼前的是拥挤的人群和行李、火车和汽车。就这样，我两眼一抹黑地上了岸。

我告诉自己，我来英国是为了找戴约，在他求学期间照顾好他。但在码头上我没有看到他，火车站里也没有他的踪影。他就让我这么孤零零的。我摸索着，学着别人的样子，活了下来。我找了份工作，在帕丁顿找了住所，学会了看公共汽车线路，认识各个地名；看着季节由冷转热。我活了下来，勉强过着，但那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和在船上时一样，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人生，我永远丢弃了它。

我在揣测中度日，几个星期之后，戴约终于来信了。他还想责备我，说不得不写信回老家才问到我的住址。他在另一个城市。信里，他只字未提航天工程，只说他刚读完一个专业，拿到了文凭，现在需要一点帮助，好南下伦敦继续学业。

我向烟厂请了一天假，从邮局里取了几英镑钱，乘火车去戴约所在的那个小城。现在都是那样的。乘着火车或者长途公交车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样的街，敲开什么房子的门。

这条街上清一色都是低矮的灰砖建筑。从那幢楼的院门到门口没几步路，开门的男人一听我报上名字就大为恼火。他是个小老头，衣领里的脖子皮肤松弛下垂，我听不太懂他带口音的话，但听出戴约欠他十二英镑房租，不辞而别了。除非把钱付清，否则他是不会把戴约的手提箱还给他的。我开始讨厌这小老头和他散发着霉味的房子。这房子墙上的污垢闪闪发亮。看到他租给戴约的每周收取三英镑的小房间时，我强忍住怒火才不至于动手揍他。这年头要忍气吞声的时候太多了，至于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我是说不清。

在这间斗室里，我看到了戴约的行李箱，还贴着“哥伦比”号的行李标签。我付了钱，提了行李箱就走。我不知道戴约在哪里，这四个星期来他躲在哪里。我就像个刚下轮船的傻瓜一样，拎着重重的行李箱，在街头来来回回寻找他。

后来我回到了火车站，仍旧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就这样离开。候车室里空荡荡的，座椅被人用刀划出长长的口子，让人看了不禁倒吸凉气。我想象着戴约举目无亲地在这里熬过的那些日子，那些白天黑夜。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被火车带回伦敦的一路上，眼里看到的一切我都恨：房屋，商店，所有过着安稳日子的人，所有在田野上玩耍的孩子。

火车到站后，我等来一辆公共汽车，又转了一辆公共汽车。拎着那只沉重的箱子转过街角时，我猛地看到了戴约。他仍然穿着上“哥伦比”号时的西装，站在我的屋子门口。

看上去他等了很长时间，似乎连等的是什么都忘了。他不消瘦；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他倒是壮实了一点。一看到我，他的伤心劲就涌了上来，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们俩走入地下室，互相拥抱，一起在沙发床上坐下。我注意到他身上散发着异味，衣服很脏，这让我有些难堪。

他把头枕在我腿上，我轻轻拍打着他，像哄一个婴儿，心里念着没有我，他孤苦伶仃度过的这些日子。他用脑袋撞着我的膝盖说：“我没有信心，哥哥，我丧失了信心。”我看到他那几星期没理过的头发，看到那污渍斑斑的衣领，也看到了脏鞋子。他一遍一遍地说：“我没有信心，我没有信心。”

所有想要责备他的话我都咽了回去。我轻轻摇着趴在我腿上的弟弟，直到心情平复下来。天黑了，外面亮起了街灯。我不希望他因为虚荣心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想要给他一条出路。所以我开口问：“你还想不想完成学业？”他没有回答，只是抽泣。我又问他：“你不想再学下去了吗？”他抬起头，擤了擤鼻子说：“我没事，哥，我喜欢上学。”我发现他情绪好转一些了。他只是有点担忧，孤独而沮丧，这些都会好起来的，真的。

我走进厨房，打开灯，蟑螂在肮脏的旧灶台和胡乱堆放的锅碗间四处逃窜。我拿出面包、牛奶和一盒纽布朗士维克沙丁鱼罐头。

这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每逢月圆，楼上的白人老妇总会发作，和丈夫大打出手。咒骂、尖叫和厮打之后，其中一个被另一个赶出去，关在门外，这才罢休。

我生了一堆小火，用了一点点煤，更多的是报纸一类的引火物，和戴约坐下来吃饭。地下室没有洗澡间，我很遗憾。不过，第二天戴约就可以去公共浴室洗澡，六便士，浴室提供柔软的旧毛巾。此刻，那一点炉火让房间变得很暖和，屋里的湿气也烘干了些。老鼠马上闻到了食物的味道，我听到它在抓挠那块我挡在它洞口的纸板。住地下室就像住帐篷一样。我搬进来后不久做了一件搞笑的事情。我在壁炉上方的墙壁正中间挂上了一小块女士手镜。现在，戴约也可以拿它打趣了。

我们拖出沙发床，铺好被子。戴约身上的臭味，死老鼠、陈年的灰尘、煤气和铁锈的气味，我似乎都闻不见了。楼上，那个老女人把丈夫关在了门外。半夜，我被吵醒，是那个丈夫站在人行道上骂街，又砰砰地敲门。第二天早上，一切恢复平静。每月一次的发作就此结束。

就这样，悲伤和恐惧突然过去了，欢乐时光接踵而至。那欢乐的时光来了，它伴随着我们，我开始忘却。斯蒂芬和他的家人、我的父母、甘蔗地、烂泥地、富人那栋摇摇欲坠的房子、夜航船、清晨出现的神秘大陆，这些我都忘了。一切都显得非常遥远，像是另一辈子的事情，像是都和我无关了。我和戴约就这样住在地下室，楼上住着个疯了的老女人，我们不认识其他人，在伦敦的日子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我觉得我又活过来了。

我收拾出后面的那间房给戴约住，给他准备好阅读灯和其他一切。他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他恢复了自信，而且看起来他没说谎，他真的喜欢学习。因为他刚学完一个专业，拿到文凭，就又开始学习另一个专业。我给他买了新衣服，他穿上真是好看，甚至可以说时髦。他说话的腔调更老练了，我觉得他有模有样，比得上任何专业人士。我知道自己没有文化，所以从不过问他的学习。我希望他别再有任何差池。对我而言，能陪着他就够了。

可以说，我慢慢喜欢上了大都市的生活。在老家，人和人相处都很粗鲁，大家都把工作看成是一种罪恶、一种惩罚，我也自由散漫惯了。但在这里，我慢慢喜欢上了工厂。没有人监视你，没有人嘲笑你，大家都是平等的。我喜欢烟草浓烈的香味，也渐渐喜欢上了我操作的机器。还没有切开的香烟从机器里出来，又长又结实，都可以拿来跳绳。我以前从没有想过，工厂永远在那里、早晨起来了就可以过去的这种工作状态，感觉还不错。

每周五，工厂免费发一百根香烟。这些香烟有一种特殊的水印，但是那些从巴基斯坦来的家伙还不知足，有的因为偷窃而被抓。一天，一个白肤色的巴基斯坦人像穿着高筒靴的牛仔那样从工厂出来，他们把他拦住，从他的靴子里搜出很多香烟来。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工厂就像个学校，一开始你并不喜欢，但往后会越来越爱它。

不像开卡车那样疲于奔命，也没有人总责骂你。发放的工资，也都被装在一个小小的牛皮纸信封里，公务员或者专业人士领工资也不过这样吧。固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几个月后，我还清了在老家的债，有能力攒一点钱了。父亲有点余钱都藏在家里，我可不会像他那样。我把钱都存进了邮局，我有自己的小存折本。一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存下了一百英镑。这是我的钱，不是借来的。一百英镑。我很有安全感。我真的无法形容这种安全感。每当想起那笔钱，我就闭上眼睛，把手放到胸口上。

人太快乐的时候，容易忘乎所以。那一百英镑存款让我飘飘然，忘了自己是谁。它让我想入非非，忘了来伦敦是为了什么。现在，我要的不仅仅是安全感。我想让这笔存款不断膨胀，我想看到邮局的人每个星期都在我的存折上写下新的数字，留下不同的笔迹。我像着了魔一样。我知道这很傻，也没有告诉戴约。与此同时，我因为这个小秘密而满心喜悦。既然希望看到每个星期存款都有所增加，我又找了一份工作。四处打听之后，我在一家餐馆厨房找了一份夜班工作。

于是我开始没日没夜地上班，漫长的工作时间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六点起床；七点，戴约还在睡觉，我就出发去烟厂上班；六点左右回到地下室，戴约有时在，有时不在；八点，出发去餐馆，直到半夜甚至更晚才回到家。对我而言，伦敦意味着不停地搭乘公共汽车，早晨、傍晚和深夜；伦敦意味着工厂、餐馆厨房和地下室。我知道我太累了，但那也是快乐的一部分。好比你生病瘦了，反倒会觉得就这么瘦下去吧，倒想看看自己到底能瘦到什么程度。或者好比你是个胖子，虽然不喜欢胖，但也好奇自己到底能够胖成什么样：胖子总爱看自己的影子，像是个秘密的嗜好。夜里睡觉、早晨起床时，我都感觉很累，但我喜欢，也享受这种感受。那也成了我的秘密，就像我在银行的存款，每月以五十到六十英镑的速度增加。至于疲劳，上午过去一半后也就不见了。

我觉得，戴约要是发现我满脑子都是挣钱的念头，他会笑话我。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知道，作为伦敦城里的一名青年学生，他不会喜欢哥哥在餐馆厨房里打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转眼两年了，我们毕竟生存了下来，我的存款也在增加。我发现钱让我变得坚强。有了金钱做后盾，我什么都能够忍受。我不在意人们怎么说我、看我。没有钱的时候，我痛恨地下室，曾梦想不仅能给戴约买体面的衣服，也给自己添几件。但现在，衣服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一想到大家看我穿着工作服走在那条街上、从地下室出来，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我在邮局里存了一千英镑，然后一千两百英镑、一千五百英镑，一想到这点，我就觉得很激动。

这点我自己都很难相信。伦敦的日子！老家的人是这么感慨的，意思是那里的生活多么美好。这不是我追求的，我不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来了；如果说我有什么好害怕的话，那就是怕我自己的能力有限，等有一天戴约读完书，抛开地下室，留下我一个人，我的人生也就完了。

真是这样。那些日子是快乐的。我和戴约同住地下室，我一门心思打工，每天早晨去工厂、晚上去餐馆，还能享受星期天的休假，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有时候我会想起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天早晨，深绿色水中的那些穿着黄色油布防水服的人。但是，那些好像都成了在另一个世界的回忆，好像是我编出来的一样。

真是疯了。人怎么能这样骗自己呢？看看这些街道。看看这些事物、这些人，都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这个城市是他们的。我不知道我那时以为自己在哪里。我似乎把这座城市当成了自行运转的鬼城，它是我发现的。弗兰克不会懂的。他永远不会明白这座城市在我眼里是什么模样，也不会明白我曾怎样地拼命过。

他只有兴趣听听工头怎么欺负我，餐馆里的人如何互相打斗。他老是问我这类有关种族歧视的事情。他是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只有我知道他帮了我多大的忙，把我从多远处拉回来。但是他一直在提问，试图了解我的过去，因为喜欢看到我软弱的样子。他喜欢设陷阱让我掉进去，他急于把我推入黑暗中去。

无论在咖啡馆、公共汽车站，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他的态度都是“离我们远点，这人现在很脆弱，我保护着他呢”。穿着锃亮鞋子、时髦花呢夹克的他摆出的这种态度，让我愈发脆弱。想当年，要我去服装店花现金买上一打花呢夹克都不在话下。

但现在，钱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我只剩下身上这套西装，还散发着臭味。不过这里的一切都有味道。在老家，在我们老家，窗子永远是开着的，空气流动着，所有东西都是干干净净的。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锁起来的。连在公共汽车上也不透一丝风。

今天，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戴约要结婚了。我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在哪里。

我干啊干啊，存啊存啊，钱越来越多。存到两千的时候，我怔住了。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总有一天会结束，我无法永远打两份工，肯定会出什么事。我不想再这样拼命干活，拼命存钱，把存款增加到三千。于是我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我辞去了烟厂的活，离开了餐馆。我从邮局里取出那两千英镑，决定花这笔钱。

这就是无知，这就是疯狂。这就是这笔钱带来的疯狂。这笔钱让我觉得自己有能耐。这笔钱让我忘了它是怎么辛苦赚来的，忘了是花了整整四年才存下来的。我手中的这笔钱，两千英镑，让我忘了父亲赶驴车，一个月挣的绝不会超过十英镑。他就是靠着那十英镑把我们养大。一个月十英镑，一年也就是一百二十英镑，我手中的这笔钱，父亲要用十五六年才挣得回来。这笔钱让我觉得伦敦是我的。

我取出钱，按照老家人的做法，盘下了一桩生意。我就是被钱弄疯了。我既不了解伦敦，也不懂生意，但我盘下了一桩生意。我以为，这不过就是像老家人那样，买辆卡车搞运输，赚了钱再买第二辆，然后第三、第四辆。

我想开一个卖咖喱烤肉的小铺子。不是餐馆，更像是跑马场里的那种小食摊，柜台一头放两三盆咖喱，另一头放些烤肉、黑面包、煎薄饼什么的。家乡很多女人都做这种买卖，生意很好。我还在烟厂打工的时候，这个想法有一天突然就冒了出来，后来我就一直记挂着它。这个想法是突然冒出来的，就好像有人把它送给了我，因而我觉得它是可行的。对此，戴约兴趣不大，他只一如往常地大发议论，但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只有猜的份。我不知道他是觉得这生意太不体面呢，还是觉得在伦敦卖咖喱烤肉太滑稽，让人想起老家和那些简陋粗糙的东西。我就由着他说。

首先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店铺的租金。但我没有被吓住，没有就此打住。没有。我还处于疯狂之中，无法停下来。像是要去赶火车一样，不把钱花掉我的心就不安定。我在一条脏乱的小街上租下了一个破烂的小店面，付了几年的房租。奇怪的是，钱一出手，我就知道自己干了件蠢事，意识到钱全出手了，我又一文不名。我感觉这生意肯定会砸。我感觉自己的心在流血，我就是这样一个灭自己威风的傻瓜。

就这样，在四五个星期的时间里，我的世界又发生了彻底的翻转。我不再坚强、富有，无法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想什么。一下子，我就又成了穷光蛋，我的寒酸相让我忧虑。我开始渴求那些先前没有给自己的小享受，比如说那种十二英镑一件的花呢夹克：在支付了装修工、电工和原料供应商的钱款之后，我已经买不起了。

然后我还得和偏见和规章制度作斗争。在老家，你可以随时在自家屋外支起桌子做生意。但这里有各种规章制度。那些人穿着花呢和法兰绒制服，拿着各式各样的表格，到店里来盘查，怀疑这怀疑那。他们中有的人还很年轻，相当年轻。他们让我不得片刻安宁。他们板着面孔，挑三拣四，总之对我做的任何一桩事情都不满意。我既要买，又要烧，还得洗。小店地段不好，生意很差。就算我再卖命，起得再早，还是无济于事。

我明白，我把自己给害了。我残存的一点斗志也消失殆尽了。我曾经偷偷抱有的梦想，买下整个伦敦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虽然我一直清楚这本就是痴人做梦。没有了邮局里那两千英镑，没有了现钞，我就没有力量，如同剪去了头发的参孙[4]。

应付完穿法兰绒制服的人，我还得应付那些英国小混混。我不知道我怎么招他们惹他们了，他们怎么就选中了我。他们的话有一半我听不懂，他们也根本不是那种好打交道的人。一个个穿着奇装异服，寻衅滋事。有时候吃了不付钱，有时候砸盘子、摔玻璃杯，将刀叉拧得七歪八扭。他们好像玩上了瘾，总是那么多人对付我一个。他们就是这样表现勇气与教养。我完全孤立无援。

过去，我卖苦力，打两份工，虽然辛苦，对这类事情倒根本不在乎，因为我兜里有钱。但现在，一切都让我受不了。我无法忍受那帮小流氓讲话的腔调、笑闹的样子和怪异的穿戴。我的内心再次充满了仇恨，就像以前恨斯蒂芬一家那样。仇恨让我心烦意乱。

戴约本该帮我一把的。他是我弟弟。我赚钱都是为了他，漂洋过海来这里也是为了他。但他对我不闻不问。他和我住同一间地下室，星期天偶尔和我吃饭，但他的态度是：我做我的生意，他做他的事情。他有自己的追求，要继续深造学习，或是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有时我回到家，他房间里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回家后，他才蹑手蹑脚从外面回来。早晨我出门的时候，他总还在睡觉，我也不叫醒他。他就这样在那里，不可能被无视。我开始对他也心生怨恨。

我开始恨他讲话的腔调。我偷偷地盯着看他的脸。他曾是个帅小伙子，喜欢抹凡士林头油，把头发梳得像法利·格兰杰那样；但现在，他的面相变得和普通工人没什么不同了，而且还没有父亲那种因劳作和日晒雨淋积淀下的坚毅。他一开口讲话，就是那种腔调。他什么都能扯，滔滔不绝，而你要说的只是：“戴约，给我一根火柴。”他让我感觉有些不对劲，这样说话的人总归是哪里出了问题。他说话还是有口音，不过一旦说上了就刹不住，好像憋了一整天没有跟人说过话，好像在伦敦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担心戴约。咖喱烤肉店一直挺让人操心的，但对我而言，那已经过去，无法挽回。我辛苦工作，赚来的钱却这样白白挥霍了，什么好处都没有享到。我不可能再从头来过，不可能重回卷烟厂。一方面我无法想象再去忍受那些文盲女工的侮辱，一方面也没有勇气再去应对寒冷早晨坐很长时间公共汽车去上班的辛劳。那样的生活已经终结。现在我把精力都放在了弟弟戴约身上。我观察他的脸，他讲话的腔调和刮胡子的样子。他什么都没有察觉，说话还是那样娘娘腔。我也什么都不提。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只是观察他，揣摩他。

一天早晨，我很早醒来，发现自己梦遗了。这是我第二次梦遗，第一次发生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感到精疲力竭，又脏又羞愧。我想去找戴约，请求他原谅我，因为这出事情，我意识到我没有设身处地替他想。我觉得我让他失望了，我暗自背叛了他，我想去找他，像过去那样说说话，弥合我们之间的嫌隙。我觉得我必须让他知道，我一直是爱他的。

我走进后面那间小房间，后院的晨曦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来。我看着睡在窄窄铁床上的这个生着一张苦力的脸的男孩。床旁的桌子上，有我为他铺上的红油布和为他修好的台灯，以及他那些又大又厚的书和闲暇时阅读的平装书。他让我买给他听流行音乐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也放在桌上。

一张苦力的脸。但更让我受到打击的是，这张熟睡的脸上流露出的悲哀神情，还有这窄小的房间、窗外的水泥高墙和阳光照不到的院子。我不知道，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和他的未来会怎样，他会有衣锦还乡的一天吗，会坐着轮船回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靠岸下船，搭乘出租车回到那个十字路口，一路穿过他所熟悉的街道吗？

我注意到他用作烟灰缸的盘子上搁着价格昂贵的烟，还注意到他的指甲和手指都很脏，上臂赘肉横生。过去，他双臂健壮，走路姿势也很帅，总让我觉得他像方达[5]。

我就这么站在那寒冷的房间里，看着他。只见他人抖了一下，翻了个身，睁开眼睛，意识到我站在他的床前。他吓了一跳，从床上一跃而起。他的床单非常脏，脏极了。

他问：“怎么了？”

没有平日里说话的那股子腔调。他盯着我，像是怕我要杀他一样。他不再说话，好像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一张苦力的脸。

悲哀，悲哀的是我。悲哀像洪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问：“戴约，你在学什么课程？”

他脸上的恐惧不见了。他想要做出气恼的样子。试图做出气恼的样子。他说：“有人让你当警察了吗？”这话他没有拿腔捏调，也没有说个没完没了。他倒又像个孩子了，在老家时的那个小男孩。

我说：“我不过是想和你说说话。你知道我忙着店里的事情。我们很久没有好好谈谈了。”

他开始扯淡，慢慢又找回了那股子腔调。“好吧，既然你问了，你也有权利问，我就告诉你吧。在这里学习可不容易了，没有你和其他人想的那么容易。很多人到这里来，带着自己的理想，觉得能开始学习……”

我不得不打断他：“你在学什么呢？”

“我要为现代化世界的到来做好准备。我在学习计算机编程，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计——算——机——编——程。希望这能得到你的认可，让你满意。”

我拿起桌上那包香烟说：“这很贵。”

他用那种腔调答道：“我抽好烟。”

苦力的脸。苦力的回话。我感觉如果继续待在这间房里，我就要揍他了。

但来的时候，我满心是对他的爱，对他的愧疚。

那一整天，我都很愧疚。店里也诸事不顺，白人小流氓又来捣乱，到了晚上我的胳膊就像绑了铁丝一般沉重。挨过倒霉的一天，我乘夜车回家。下车后，一条戴颈圈的黑狗跟上了我。街灯照着一棵棵行道树，树干上树皮剥落，有几分像家乡的番石榴树。人行道上湿漉漉的，一层薄薄的黑污泥上全是脚印。那条大狗倒是挺友善。我知道它认错了人，想要把它赶走。但它看着我，摇着尾巴，我一走，它也走，而且跟得非常紧，像是要往我身上蹭。

它一直跟着我走啊走，走过那些垃圾桶，来到地下室。这下它总该知道跟错了人吧。但是没有。我一开门它就钻了进来，在厅里跑来跑去，摇着尾巴，很开心的样子，弄得到处都是爪印。

我去戴约房间找他，狗也跟着我。打开灯，看到的只是那张肮脏的床，被子在床中间揉成一团，床单和枕头都发黄了，茶碟里满是烟蒂。哦，我的天哪。

我饿极了，但一想到食物我又犯恶心，便冲了一小杯阿华田。喝的时候，那狗又跑到我跟前，冲我直摇尾巴。它摇着尾巴跟我走到门厅。我打开房门，它总算知道跟错了人，冲上台阶，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黑夜中。它的离去，让我感觉很孤单。

后来，躺在床上，我听到戴约踮着脚尖走进来，打开他房间的灯。

第二天早晨，戴约还在熟睡，我出门去菜市场。在地铁车厢中，我看到了一则广告：学习计算机编程，为明日世界做好准备。

我明白了。我不吃惊，但满怀怨恨。我想再次看看他受惊的面孔。地铁驶过几站后，我下了车，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抽了几根烟，看着好几辆列车驶过。我觉得有人开始注意我，便站到对面的站台去，那一边没有那么多人。最后我上了一辆车返回。

算他聪明，这个只配做苦力的小子。他还只抽好烟。哦，天哪。我想象着自己冲进地下室，冲进那间铺着脏床单、放着满碟好烟烟蒂的房间。我想象着自己把他从床上拎起来，照着那张撒谎的、苦力的嘴巴狠狠扇过去。

但我没有勇气走下通往地下室的那几级台阶。我站了很久，低头看着垃圾桶和倒塌的篱笆，篱笆间有三两株无人打理的植物，已经长得同小树般高大；地下室的窗户上满是尘土，小院子里到处散落着经雨淋日晒的纸屑，以及其他各种垃圾。居然还长着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草。

那个每逢月圆就要发疯的白种女人打开了前门。她的脸又皱又黄，隐隐有一股黑气，看上去神志恍惚，大概是被每月一次的发作折腾的。看得出她睡眠很不好。她弯下腰去取牛奶，我发现她黄色的头发稀疏得像婴儿的。起身时她看到了我，我想她认出了我，但又在犹豫。我差点想对她说“早上好”，要真说了，那可是我们做了五年邻居后唯一的交流。但我改了主意，快步朝街角走去。我心想：哦，天哪，幸好我改了主意。

但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再去菜市场。我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必须先把眼前的事解决。我在街角等了又等。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直到看见戴约穿着西装、拿着书，从屋里走出来。

我知道他要去的公共汽车站，于是向左转，走到上一站。公共汽车来了，我上了车，在右侧找到一个座位坐下。到下一站，戴约果然等在那里。这样跟踪他挺滑稽的，就好像他是个陌生人。他完全没有察觉到我在暗处盯着他。他出门前大概只是用凉水胡乱洗了一把脸，身上的衬衫很脏。他完全不会照顾自己，把自己搞得那么邋遢。他上了车，往二层走了。他抽的确实是好烟。

他在牛津广场站下了车，趁遇到红灯，我也下了车，尾随他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牛津街。在牛津街的尽头，他买了份报纸，进了一家里昂咖啡连锁店。我在外面等了很久。时间不早了，上午已经过去大半。我跟着他，又来到罗素大街。我证实了他的确无所事事，一会儿在印度食品店的橱窗前张望，一会儿又停下来研究卖外国报纸的报亭外的告示，或是穿过马路去看书店门口陈列着的满是灰尘的旧书。这一带有很多穿西装、打领带、拎公文包的非洲人，也在四处闲逛。我真不知道他们受的那些教育，到底给他们带去了什么。

走着走着，前方没有商店了，人行道旁出现了高高的黑色铁栅栏，戴约转身走进大英博物馆前对外开放的广场。广场上有很多穿着轻便旅行装的外国游客。这里就像是另一个城市，而他像旅游团中的一员。我瞧他穿着西装、夹着书，走上了宽大的台阶。但是，那些游客只是来游玩一天，他们是快乐的，有大巴等着载他们回宾馆；他们有各自的祖国，各自的家，等着他们回去。想到这里，我心头一紧，悲从中来。

他正往里走，我知道没有什么好看的了，但决定还是等着。我一边看着那些游客，一边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在柱廊中、院子里、院子外的树荫下，到处瞎走，还一度往回一直走到托特纳法院街附近。那里有一家热气腾腾、食物味道四溢的印度餐厅。我于是想到了自己的烤肉铺子，想到了我把自己困在那里，在那里浪费生命。午饭时间到了，我都差点忘了。我跑回博物馆，从来来往往的游客间穿过，跑上台阶，正要往里冲时，看到了戴约。他正坐在廊柱下一条木头长椅上抽烟。

他仍然拿着书，伸展着手脚坐着。我心头冒火，恨不得当即跑到他面前，当众给他难堪，当众和他对质。但他脸上的神情让我改了主意，于是我躲到柱子后观察着他。

不单单是那张愁苦的脸。还有吸烟的姿势，他夹着烟的那只手，从嘴边颓然落下，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他四仰八叉的姿态也绝不是在卖弄，倒像是断了脊梁。那是一张疲惫、愚蠢的少年的脸，一个迷失了方向的人的脸。不久前在房间里睁开眼睛、惊恐地看着我的，就是这张脸。这时候，我觉得如果再去吓唬他，他那嘴会张开尖叫。

此时，太阳亮晃晃的。绿草坪修剪得平整漂亮。草地边缘露出的泥土黝黑而肥沃，像是头一回拔掉了灌木杂草的土地，不论种什么都会长得很好。踩在上面，你能感觉到脚下的土湿湿的，种子刚冒出的芽都能看见：细细小小然而一叶又一叶的，一天天地生长。一群穿蓝色短裙的女生坐在水泥街沿上，她们年轻、没有忌惮，大声谈着笑着，招来许多路人的目光。公共汽车来来往往，出租车过来停下又离开，男男女女上上下下。整个世界都在运转。而我，只觉得超然在外，觉得这地方只有弟弟和我而已，几根柱子将我们隔开，我穿着工作服，他穿着皱巴巴的、已经走样的廉价西装，抽着香烟。我真希望他能抽上全世界最好的烟。

我不希望他像斯蒂芬的儿子那样沦为一个蠢货。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走到他面前，拥抱他，搂住他的头，靠近他，近到能够闻到他身体的味道。我想要告诉他：没事，我会保护你的，你一定不用再念书了，你自由了。我希望他因此露出微笑。但他是不会对我微笑的。如果我现在走到他跟前，他会被吓着，会张开嘴尖叫。我这么做，只能换来这样的回应。我不能走过去，我只能站在柱子后面看着他。

他掐灭了香烟，带上书，走出黑色栅栏之间的大门。午饭时间到了。小饭馆，三明治，人们走出办公室，在树荫下行走。他混在他们中间。但他无处可去。看到他离开，我觉得自己也无处可去：伦敦的生活结束了。

我无处可去，但我继续行走，像戴约一样混在游客中。咖喱烤肉店：那是一个绞索，我把自己的脖子塞了进去。如果我能够撒手不管，就此离去，该多好。让昨天剩下的咖喱变馊、变烂，变得像毒药一样红；让灰尘从天花板上掉下，积起来。趁着戴约还没有彻底被毁，带他回家吧。但愿人能这样，但愿人能毅然决然地抛下被毁了的生活！

离开地下室，离开楼上的那个疯婆娘，离开那个打开窗户什么也看不见的房间。地下室的每个夜晚都在闹老鼠。一次，我拿开那个挡在老鼠洞口的盒子，想用填充剂把它封死，结果发现了盒子上那块被老鼠夜夜挠抓的地方，粘着一大片白色鼠毛。让老鼠出来吧。这里的生活结束了。我承认我输了。来的时候，我一无所有，现在，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走了，依旧一无所有。

我走了一个下午，觉得自己自由了。我不屑地睨着眼前的一切。整个下午过去了，我走累了，却依旧睨着。我睨着公共汽车，睨着售票员和街道。

我蔑视晚上出现在店里的白人小混混。

他们是来捣乱的。但今晚不同了，我对这里没有任何指望了。他们试图挑衅我。这反而给了我力量。参孙又有头发了，他很强壮，什么也奈何不了他。他就要坐船回去了，海水不管在深夜里有多黑，到了早晨就会变蓝。再坚持一会儿，一小会儿，他就要离开了。他要离开，让灰尘掉落，让老鼠出洞。

酒杯和盘子碎了。满耳朵都是狂语与狂笑。让一切都破碎吧。我会带着戴约一起上船，他的脸上不会再有悲伤，他不会张开嘴尖叫。我走出小店，我要走了，手中握着刀。但走到门口时，我有一种想要破口大骂的冲动。我又看到了戴约的脸，这让我浑身无力，胳膊里的骨头变得如同铁丝一般。这些人抢了我的钱，毁了我的生活。我关上门，转动钥匙。我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转过头，听到自己说：“今天我要和你们随便谁拼了，两个人一起死。”接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然后，就像以往那样，在一片安静中，我看到了那男孩受惊的脸。这很奇怪，因为他和戴约是大学里的朋友，戴约和他待在英格兰一栋老式的木结构房屋里。那是一个意外。他们只是闹着玩，可那把刀轻而易举刺进了那个男孩的身体，他没有挣扎就倒了下去。我无法低下头去看。戴约看着我，张开了嘴，想要叫，但发不出声音。他想要我帮他，他害怕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但现在我帮不了他。等待他的是绞刑架。我不能替他受刑。我知道我心里完全乱了，一直以来背负着的爱和危险破碎了，刺痛着我，我的人生也完结了。一切都不再有声响。尸体藏在柜子里，就像《夺魂索》里那样，只不过地点改成了这栋英式的老房子。接下来，是那不可避免的最糟糕的局面：在寂静中摸黑赶路，和那个男孩的父母同坐在餐桌旁吃饭。戴约在颤抖。他不是一个好演员，他会暴露自己的。就像那个柜子里装的是他的尸体。是我的尸体，我无法看清楚那房子长什么样，也无法看清楚那男孩的父母什么样。像在做一个梦，身体动弹不得，想要快快醒来。

我又听见声音了，我知道我的右眼出事了，但我没法举起手来去摸它。

现在，我在公共汽车上，弗兰克坐在我旁边。我靠窗坐，看着窗外的马路。他靠过道坐，紧挨着我。我们要去另一个火车站，搭乘另一烈火车；然后再换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在某栋房子、某个教堂里，我会看到弟弟和他要娶的白人女孩。在这三年来，戴约自谋生路。他放弃了学习，找了份工作。

过去，我常常想象他那天回到地下室后的情形：屋里空无一人，也不会再有人回来。每每想到这儿，我便觉得那是世界末日。但是，没有了我，他反而过得更好；他不需要我。我失去了他。我不知道他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也不了解他现在和什么人交往。有时候我觉得他是个陌生人，不再是我以前了解的那个弟弟。有时候，我又觉得他还是过去的他，并且觉得他像我一样，很孤独。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火车从一幢幢高楼背后经过。楼砖是灰色的，没刷漆，窗框倒是涂上了鲜艳的红、绿色。人们一层层地住在他人的头顶上。高楼的附属楼楼顶上散落着各色垃圾。有几扇冒着湿气的玻璃窗后放着小盆栽。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小小容身之所当中。但你也可以撒手不管，从此消失。后面总有人会出现，打扫垃圾，清理杂物，在里面开始生活，直到离去的那一刻。

下了火车，站在站台上，感觉好像又出了伦敦。候车楼又小又矮，远处的红砖房小而整洁，小小的烟囱冒着烟。车站广场上的大广告牌让人觉得这儿的每个人都很快乐：在一把屋顶形状的雨伞下，一家人吃着肉肠，做着鬼脸，团团圆圆吃着饭。

在等最后一段路途的公共汽车时，我又紧张起来。街道很宽阔，一切都很干净，我觉得自己暴露无遗。还好弗兰克很了解我，他靠近我，似乎要为我遮挡刮来的寒风。他的脸被风吹得有些发白，稀疏的头发有些扬起来，让他看起来像个小男孩。

我好像看到孩童时的弗兰克在这样的街道上玩耍的情景。不知为什么，我看到他脸上脏兮兮的，身上的衣服也脏兮兮的，像那些在街头行乞的孩子。就在我低头看着弗兰克锃亮的大皮鞋，脑海里转着这些念头的时候，一个穿着窄小牛仔裤的小女孩径直走过来，抱住弗兰克的膝盖，向他讨要一便士硬币。弗兰克说没有，那小女孩便捶他的腿，口中还说道：“你肯定有一便士。”女孩年龄很小，还不明白自己拉扯住陌生人是在做什么；她恐怕连钱是什么都未必知道。但弗兰克苍白的脸露出紧张的神色，甚至在小女孩走开后仍旧没缓过劲儿。直到汽车来了他才放松下来。

在最后这一程通往教堂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敌区。我无法想象弟弟在这种地方生活，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之中。街道很宽阔，树木光秃秃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新。连那座教堂看上去也是新建的。那是一幢红砖建筑，没有围栏，什么都没有。它就那样兀自立在大路旁。

我们站在人行道上等着。寒风瑟瑟，我很紧张。但我觉得弗兰克比我还紧张。一个穿花呢外套的女人走出教堂。她五十来岁，面容友善。她朝我们笑了笑。弗兰克于是变得比我还害羞。我不清楚她是我弟弟的岳母，还是只是来婚礼上帮忙的。说起婚礼，大家想到的画面总是宾客们在教堂、礼堂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外面等待。反正不会是我面前这幅场景。

又有些人走出教堂，但不多，其中还有一两个孩子。他们都盯着我看，如同看敌人。这些毁了我的生活的人！

弗兰克碰了碰我的胳膊。我很高兴他碰我，但还是耸了耸肩摆脱了他的手。我明知弗兰克不是那样的，但还是告诉自己：他是他们那一边的，和他们是一伙的，看见我就跟没看见一样。同时，我知道我这样想不对，因为，你看他，他也相当紧张。他想要和我单独在一起，而不喜欢和自己那伙人混。不像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咖啡馆里，在这儿他没法装出“我在保护他”的样子。在教堂外，情况不同了，我们两个站在一边，那些神色哀伤的人站在另一边，太阳红彤彤的像个橘子，路面上几乎没有什么树荫，教堂砖墙的四周野草疯长。

一辆出租车停下。是我弟弟到了。他身边跟着一个瘦削的白人男孩，两个人都穿着西装。今天有出租车，大喜的日子。没有缠头巾，没有游行欢庆的队伍，没有锣鼓声，没有欢迎仪式，没有绿枝扎成的拱门，没有婚礼帐篷中的灯光，没有婚礼歌曲。只有出租车，叼香烟、穿尖头皮鞋、梳短发、瘦精精的白人男孩，以及我那衣襟上别着一朵白玫瑰的弟弟。他还是老样子。一张丑陋的乡下苦力的脸，他在和他的朋友们说话，在众人面前摆酷。我不懂了，我之前为什么会以为这三年里他会有所变化。

他和他的朋友向我走来。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大脸和笑呵呵的嘴。这是一张柔和的脸，也是一张受了惊吓的脸。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没有人惦记上这张脸，没有人想打烂这张脸。他的那个朋友看着我，吸着烟，眯着眼睛吐出烟雾。他瘦削、粗糙的脸上生着一对狡猾的眼睛。

我能感觉到弗兰克的身体变得僵硬，也更紧张了。不过这个时候，那个穿着花呢外套的女士又出现了，并开始用轻快的语调讲话。与其说是在讲话，不如说是在发声。她发出的声音打破了死寂。她把我弟弟和他的朋友带走，然后在他们那群人中间走来走去地张罗。她是个好人，长相也让人觉得舒服。在这个糟糕的时刻，她表现得非常友好。

我们走进教堂，那个和善的女士让我们坐在右手边。右手边除了我和弗兰克，并无他人。接着，别的人也走了进来，在左边坐下。这个丑陋的教堂非常大，以至于大家都坐下后，还是给人空空荡荡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进教堂，我不喜欢教堂，就像不喜欢有人让我吃牛肉和猪肉。那些花、铜器、古旧的气味和十字架上的身体，无不让人想到死亡。我嘴巴里感觉怪怪的，又犯恶心了，仿佛咽口唾沫就会呕吐。

我垂下头，学着弗兰克的样子。那股气味始终在我的嘴巴里。直到仪式结束，我才抬起头来看我弟弟和他的新娘。那姑娘穿着白裙，兜着面纱，戴着花，活像个死人。她的脸庞很阔，面色很白，没有什么表情，脸颊和太阳穴部位擦的彩妆在闪，像上了蜡。她是个异类。我不知道我弟弟怎么会允许自己这么做。这是不对的。他在这里是一只迷途的羔羊。除了那个姑娘，你可以从其他所有人的脸上看出这一点。

教堂外，空气清新。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尽管如此，这场婚礼依旧更像葬礼。那个和善的女士让我和弗兰克坐进摄影师的车。摄影师是个焦虑的生意人，他戴着金丝边眼睛，蓄着小胡子，一路上都在谈他的生意。他把车开得飞快，和我们老家那些疯狂的出租车司机没有什么两样。他谈他要干的活，谈他怎么开始做摄影这一行，他和报社的关系等等。他甚至一边开车，一边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名片，转过头，笑嘻嘻地递给我们。

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餐馆模样的地方，一到那里他就忙着拍照，不再理会我们。这是一栋老式建筑，中间是一个庭院，四周有回廊。到处都有快要垮了的棕褐色柱子，像老照片里的英国。有人把我们带进一间小房间，里面的柱子更加破败。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聚到了这里，并且纷纷摄影留念。小房间容下了所有参加婚礼的人。

有几个女人在哭，我弟弟一脸疲惫、神情茫然，那姑娘，他的妻子，看起来也很疲倦。人生大事就这么草草解决了，一个人就这样迅速毁了自己的生活。弗兰克一直不离我左右，轮到我们坐下的时候他就坐到我的旁边。大家都没什么话说。哪怕守灵的人，话还会多些呢。只有那个漂亮的服务员，系着白围裙，黑长裙子漂亮又干净，她很开心。她是局外人，只有她表现得像是在婚礼派对上一样。

不要给我肉。弗兰克也说不要给他肉。他现在处处想做得和我一样。漂亮的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了鳟鱼。鱼皮煎得黑而脆，但咬上去，我发现鱼肉是生的，还有臭味。在教堂里感受到的那股恶心味道又在我嘴里泛起，让我又一次想到死人、铜器和花。

服务员又走了进来，她的腋下开始有难闻的气味飘散出来。她问大家是不是要葡萄酒，说她刚才忘了问。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回答。她又问了一次，并且补充说不少人会在婚礼派对上喝葡萄酒。还是没有人回答。突然，一个之前一言不发、愁容满面的老头抬起头，笑了笑，说道：“小姐，你已经得到回答了。”我觉得这人像斯蒂芬，是家里那个睿智而风趣的角色，他说什么其他人都应该开怀而笑。大家听了这话确实都笑了。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人。

我爱他们。他们拿走了我的钱，毁了我的生活，拆散了我和弟弟。但你无法杀了他们。哦，上帝啊，告诉我谁是敌人。一旦找到了敌人，就能杀了他们。但这些人把我弄糊涂了。是谁伤害了我，是谁毁了我的生活？告诉我，该去报复谁。我辛苦了四年存下一点钱，我白天黑夜像驴子一样干活。我的弟弟应该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体面人。然而，我们的结局竟是：在这个房间里，和这些人一起吃饭。告诉我，该杀了谁。

弟弟向我走来。他要带着妻子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拉住我的手，看着我，眼泪涌了上来。他说：“我爱你。”这是真心话，就像那次他哭诉自己没有自信心一样。我知道他爱我，这一刻是真的，可一旦走出这间房，这就不是真的了，他将不得不忘记我。因为在那出祸事之后，我打定主意不让任何其他人知情，给老家传回的话是说我死了。所以自那时起，我就已经是个死了的人。

我有自己的地方要回去。这一切结束后，弗兰克会带我过去。我弟弟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已经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我只看到了雨、房屋、泥地、屋后的田野和田野里被雨打得东倒西歪的巴拉草、厨房里的驴子，以及炊烟、阳台上的父亲、躺在地板上的弟弟，还有那个张开了嘴尖叫的男孩，像电影《夺魂索》里的画面。

[1] 埃罗尔·弗林（1909－1959）和法利·格兰杰（1925－2011）都是好莱坞的著名影星。

[2] 《夺魂索》是希区柯克1948年导演的悬疑电影。故事中两名同谋杀人后藏尸于一个大箱中，再邀请受害人的亲朋、老师参加宴会，而宴会就在那个箱子上举行。最后他们的罪行被发现。

[3] 道奇城位于美国堪萨斯州，在电影、文学作品中多以枪手与犯罪横行的形象出现；《杰西·詹姆斯》（又译《满寇志》）为西部枪战片。

[4] 参孙，《圣经·士师记》中的人物，是天赋神力的希伯来民族英雄，其神力藏于长发之中。

[5] 亨利·方达（1905－1982），好莱坞著名影星。

自由国度

新版序[1]

《自由国度》这一组小说构思于一九六九年，主要探讨流离失所。构想中，它包括一部核心长篇小说，其背景设置在非洲，此外还有几篇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小故事：两则笔者在地中海和埃及期间写的日记片段，两则关于印度移民（印度的印度人与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故事。这几则以不同地方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是为了强化核心小说，并让非洲素材带上全球化的色彩。

我觉得这一构想清晰明了，但发现别人不是这样认为的。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戴安娜·安特尔，这个对我的作品一直有相当共鸣、远不止读者的人，更倾向于将这部关于非洲的长篇小说单独出版。出于数点理由，我不喜欢这个建议。我刚刚从费力的写作中解脱出来。我喜欢流离失所这一主题；喜欢多样的背景。那些戴安娜想要抛弃的短篇小说，来得并不容易（其中的一篇移民故事，有三个月时间我每天伏案修改）。而且，最关键的是，鉴于我的这部核心小说着眼于在非洲的英国侨民，而和我背景相同的人中还没有谁反映过这一主题，我觉得很有必要界定自己（这个想法对于当今世人来说会显得很奇怪）。在当时的文学界，像我这样背景的人不多（有几个加勒比出身的写作者，但多是风靡一时而如今已销声匿迹的类型），而且我还发现，虽然我写作、出版已经有十三四年，但我的背景、我笔下的异域素材，对于出版商、编辑和书评人而言，依然是有争议的话题。戴安娜的态度好像是说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她是在偏袒我。

戴安娜没有坚持；书还是以我写的面貌出版了。它获得了第三届布克奖；尽管一九七一年的布克奖还没有后来那么大——布克奖设立的初衷是奖励那些可能会被忽视的有价值的作品——这书卖得倒不错。于是戴安娜最初的关于出一本简略、不带辅助篇章的作品的构想，没有得到实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布克奖水准渐退与世界的改变，加之我也不再觉得自己是写作界的异类，我的想法开始和戴安娜的趋同。我觉得此书中的核心长篇小说被其他篇章湮没了，变得渺小，便也开始认为这篇小说应该单独出版。就这样，在其首次出版三十七年之后，这一单行本由骑马斗牛士出版社发行了，同时完整版继续出版。

构思和写作《自由国度》（包括一整组小说）的那两三年里，我个人正处于极度的低落期。那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类似的阶段；在那以后，我懂得了从容。当然在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离从容的境界不远了。写作者的这种令人窒息的低落——一如非洲，甚至比非洲更甚——自然影响到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酒吧男孩，侍者，甚至是那些沿途看到的非洲人。

流离失所的想法并非无中生有。它折射着我个人的处境。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我在伦敦南部买了一栋一八四〇年代的小型老屋。在翻修房屋的时候（大部分都没有动），我住进了格林尼治区一家酒店式公寓。当时没有书让我的思想有所寄托。每个糟糕的日子里，我都能反省自己居无定所的境况。一九六五年年底，我动笔写一本书；与此同时，美国一个基金会提供我去东非的机会。我去了非洲，在那里待了九个月，完成了那本书。

回到英国后，我开始着手特立尼达殖民史的写作。我本以为这活儿并不复杂。但这个主题真是太引人入胜了；我对这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岛屿的历史知之甚少。它在奴役时期的历史细节非常恐怖，恐怖到令人着迷，就像它完全是另一个地方。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项艰苦工作。写作过程中，我像是疯了一样，觉得等完成了这本新书，我该把费尽周折买下的那栋房子卖了，离开英国，开始游荡的生活。我昏昏然，隐约觉得这本新书会成功，让我在经济上获得保障。

当然，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委托我进行此项写作的美国出版商利特尔布朗不认同我的作品，不认同我表现的主题。他们的否定意见过了些时候才传到我耳里（这大概拜我的代理所赐）；就这样，离开了英国四处游荡的我，不过几个月时间就发现自己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局面。就像（那些日子里）每次面对危机一样，我转而想到了写作。我开始写《自由国度》。

在提笔之日的三年之前，我在东非时，常常会花一整天时间开车，从乌干达的坎帕拉去肯尼亚的内罗毕，沿途景色壮美。在内罗毕殖民风格的诺华克酒店或者是更新一点的泛非酒店住一两晚之后，再开车回坎帕拉。一次，在驶近终点的时候，一个念头不知怎的冒了出来（当时我正在写另一本书）：“这段旅途应该可以演绎出一段故事来。”提笔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正是这个念头逐渐带出了回忆，沿途的风景，以及非洲现代史上的许多片段。

这个阶段，漂泊的生活把我带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市。有个朋友为我在一栋崭新的楼房里租下了一间美丽洁净的房间，房间里家具、瓷器、餐具一应俱全。这是个绝佳的工作场所。维多利亚市是个文明程度很高的老派城市，城里有中国人和韩国人开的果蔬店和一家很不错的旧书店。早晨，我喜欢去咖啡店；下午则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一家骑术学校，希望能够在年纪尚允许的时候掌握这一运动来替代高难度的徒手搏击（以失败告终）。晚饭后我去海边散步。在一个小海湾，困着许多长长的杉木之类的木材，它们在岸边受着海浪的侵扰而翻滚，却无法逃脱。这一景象让我觉得很神秘，看很长时间也不觉得厌倦。

然后有一天，我写不下去了。我似乎把脑子里的东西都用尽了。维多利亚的一切于我而言都像是监狱。我变得无所事事，不得不回到英国。当然，我还是没有房子，住进了海豚广场附近一家酒店式公寓。费用很高，而且也没有什么必要。所以住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去了格罗斯特镇，住进了我妻子的姨妈家。她住在一栋那种两两联排的房屋里，养了一只神经紧张的猫。这只猫曾遭人虐待，后来被她救了下来。

我发现住在这里很安逸。我拿出在维多利亚期间写下的手稿，在那只阴郁的猫咪的注视下，在客厅里坐下开始阅读。我喜欢我读到的。我意识到，约莫六个星期之前让我搁笔的原因只不过是一时的怯懦。我知道该怎样继续写下去了。我重新提起了笔。原本只打算在格罗斯特待几天，结果一住竟是好几个月。晚上，远处会传来铁路编组站的声响，好在那地方离得足够远，声音只是隐约而舒服的。

这就是现在读者手中所握的书的写作过程。其背景和历史糅合了肯尼亚、乌干达和卢旺达三个国家的元素。非洲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大变化。如果现在坐下来再次呈现这本书的主题，我会描绘出同样的面貌。

在这部长篇小说的下半部分，主人公们在一家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破败殖民地宾馆里度过了一个奇怪的夜晚之后，准备开车回家。主路之后要穿越一个山谷，山谷里道路泥泞。泥泞中，茅草屋升起下午的炊烟，一个个非洲妇女在犁地。她们弯着腰，但腿站得很直。这一画面像是自古便存在的，从中穿梭而过的汽车里的驾驶者因这魔幻般的场景与自己涉足其中的荒谬，而不知所措。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一个奇怪但为他所珍视的念头：他正行驶其上的这条现代化道路在一个转弯之后会变得古旧、杂草丛生而无法通行，而在这道路还是生机勃勃时，路下面山谷中那恒久的生活，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这个小小的瞬间并没有被写进我交给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那本书里。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去写这个瞬间，但它太神秘了，和小说的其他部分格格不入，最终还是被我抛弃了。多年之后，我改变了想法，觉得还是应该把那个时刻写进书里。但那个时刻已经不存在了：手稿和最初的图书样稿已经被收藏的库房给销毁了。

2007年10月

1

在这个非洲国家里，有一个总统，还有一个国王，他们分属不同部落。两个部落积怨已久，随着国家的独立，他们对彼此的忧虑变得愈发深重。国王和总统都暗中和白人政府派驻当地的代表有过从，而被讨好的白人，就个人情感而言更喜欢国王。但鉴于总统势力更为强大，全权掌握了新式军队，军队里的人都来自他的部落，白人于是决定支持总统，这终于导致总统决定在本周末，发动军队攻打国王和他的臣民。

国王的地盘在南部，沿袭殖民时代的习惯被称为南部总署。鲍比就在此工作，是中央政府下属部门的一个行政官员。但危机爆发的这一周，他在四百英里之外的首都参加一个社区发展研讨会。在首都，没有丝毫战争或者危机爆发的迹象。参加研讨会的英国人多于非洲人。所有非洲与会者都衣冠楚楚，但寡言少语。研讨会于周日中午以自助午宴的形式闭幕。午宴设在一个半公顷大的花园里，花园位于仍属英国辖区的近郊。

尽管大批白人已离境前往南非，很多人被遣送回国，但在这个周日，首都，这个由英籍印度人在非洲荒原里建造出来的都市，和平日里并无二致。这座城市和非洲人的营造能力毫无关系，也不需要有关系。离此不远有专为游客提供半日游的丛林村庄，但在城中，非洲的存在感仅限于半热带式的郊区花园，旅游品商店所陈列的雕刻、皮质商品、做成纪念品的手鼓和长矛，以及新建的旅游饭店里穿着制服、行动笨拙的服务生。这些男服务生的周围永远有白人或者以色列主管的身影。非洲只是一个装饰。它对白人游客和外籍居住者散发着魅力，对非洲人同样有吸引力。它使非洲人离开丛林来到城市，似乎他们就此便获得独立，收获文明。这依然是个殖民城市，散发着殖民地的魅力。每一个置身此地的人都远离故土。

新什罗普酒吧原来只招待白人，现在已成为城中各种族兼容的热门去处，并以种族间的各种“小冲突”而闻名。在这里，常常可见白人敞着衬衫喝啤酒，非洲人则总喝插着鸡尾酒棒、装在矮杯子里的漂亮些的饮料。他们都穿着英国制的达克斯牌西装，头发偏分，左侧低、右侧高高堆起，也就是被城里的非洲人称为英国式的发型。

这些非洲人都还年轻，二十来岁，体态偏胖。他们能写会读，多为高级公务员、政客或政客的亲戚、跨国企业分公司的主管或总经理。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新生代，自视为实力派人物。他们身穿西装，但这西装的钱很有可能还没有付过；甚至有可能已经把西装面料供应商驱逐出境了。他们来新什罗普酒吧，是为了被白人看到、注意到，就算是匆匆的一瞥也好，这样就有了被任用或者找人麻烦的机会。酒吧里没有亚洲人，种族解放在这儿只是对黑人和白人而言的。

鲍比穿着件黄色棉衬衫，其样式被人称为“本地衬衫”，看上去像套头罩衣，袖子短而阔，领子开得很低。花色很大胆，饰有红黑相间的非洲民族图案，很“本地”，但事实上是在荷兰设计生产的。

和鲍比同桌的那个小个子非洲青年并非本地人。他很快向鲍比做了自我介绍：祖鲁人，来自南非的难民。他穿着浅蓝色裤子，白色衬衫。他在酒吧里的非洲人中间尤显突出，因为他戴着一顶格子布帽。他跌坐在椅子里，不停地把玩帽子，一会儿戴上，拉低遮住眼睛，一会儿取下用作扇子，一会儿又放在胸前用那双小手揉捏，像是在做某种静力肌肉锻炼。

和这祖鲁人谈话并非易事，他同样显得焦躁不安。国王和总统，南非阴谋事件，研讨会，游人，土著人，话题跳来跳去的都谈不深，相互之间也毫无关联。那顶布帽似乎成了他不可捉摸的一部分，让他时而像花花公子，时而像南非矿井里深受剥削的工人，时而像美国吟游诗人。他告诉鲍比他是个革命家，有时候还真像那么回事。

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个多小时。快十点半了，鲍比觉得有点晚了。他们静默了片刻，目光都打量着酒吧里的其他人，之后那祖鲁人说：“城里现在都有白人妓女了。”

鲍比看着啤酒，啜了一口，慢悠悠地，故意不看祖鲁人的眼睛，心中却在窃喜：终于谈到性了。

“这样不好。”祖鲁人说。

“什么不好？”

祖鲁人坐直身，戴上帽子，将手伸进裤子后袋，同时挺起了小而健壮的胸脯，把白衬衫绷得紧紧的。他掏出一个钱夹，用拇指拨弄着厚厚一沓新钞票。“瞧，有了这玩意儿，我可以去那些欢迎我的地方。不过我觉得那样不好。”

鲍比暗自想，这小子是个男妓。面对宾馆酒吧里的非洲男妓，鲍比心里总是会紧张，不过做好了讨价还价的准备。他说：“你胆子够大的，带这么多现钞在身上。我身上从来没有超过六十或者八十先令。”

“在这个城市里，无论想做什么事情，不带上两百现金都是不够的。”

“对我来说出门在外一百就够了。”

“那你就好好享受吧。”

鲍比抬起头，直视这个祖鲁人。祖鲁人没有闪躲，对视之后，倒是鲍比先把目光移开了。

鲍比说：“你们南非人都够傲慢的。”

“我们不像你们这里的本地人。这些人是全世界最无知的。看看他们。”

鲍比看着祖鲁人。就算是祖鲁人，这家伙的个子也太小了。“你得注意你的言辞。他们可以把你驱逐出境。”

祖鲁人用帽子扇了扇，转身说：“为什么这些白人要到这里和本地人混在一起？几年前，本地人都不能进这个地方。现在你瞧瞧。这不好。我认为这样不好。”

“南非的情况肯定不一样。”鲍比说。

“你想听什么呢，先生？听着，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南非混得不错。我有钱买威士忌，我有女人。吃惊吧？”

“我看得出，很多人会觉得你很有魅力。”

“我告诉你……”祖鲁人压低了声音，鬼鬼祟祟地报出了几个南非政客的名字，说他和他们的老婆或者女儿睡过。

看着祖鲁人紧张的小脸、充满仇恨的眼神，鲍比感到同情和激动。这是非洲式的激动：鲍比忘了自己的紧张。

“这里的南非人，”祖鲁人再次提高了声调，“在这里他们从不让你清静。他们总在寻找同乡。‘你是南非来的？’我已经厌烦了他们的搭讪。”

“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你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南非人。”

“我！”

“他们总跟我坐，总想跟我搭话。”

“多好的一顶帽子。”

鲍比倾身去摸那顶彩格帽。有那么一瞬间，两个人都抓着帽子。祖鲁人由着鲍比摸帽子的料子。

鲍比说：“你喜欢我的新衬衫吗？”

“我死也不穿这种本地衬衫。”

“我是说颜色。那些漂亮的颜色，你可以穿，我们穿不了。”

祖鲁人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鲍比的手指在帽子上慢慢移动，直到快要碰到祖鲁人的手指。然后，他低下头看着两人的手指，肉粉色中透着黑色。

“等我重生的时候……”鲍比说着打住了，这种皮钦语[2]祖鲁人未必喜欢。他抬起头来说：“如果有机会再生，我希望能够是你的肤色。”他的声音压低了。彩格帽上，他的手指还在动，直到盖住了祖鲁人的一根手指。

祖鲁人不动声色。他抬起头来看鲍比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鲍比的蓝眼睛湿润了，好像在凝视着什么。他薄薄的嘴唇颤抖着，像是定格在了似笑非笑的神态。两个人陷入了沉默。接着，祖鲁人没移动自己的手，也没改变表情，冲着鲍比的脸啐了一口。

有那么一秒左右，鲍比的手指仍停留在祖鲁人的手上。然后他收回手，摸出手帕，擦了擦脸，收起手帕，眼睛依旧盯着对方，嘴唇依旧似笑非笑。祖鲁人一动不动。

这一幕酒吧里的人都看见了。黑人公然盯着他们俩，白人则移开了目光。大家的谈话一度中断。

鲍比站起身。祖鲁人继续凝视前方，前方现在已经没有了人，但他的目光没有因此而出现丝毫涣散。鲍比故意把刚才坐的椅子往后挪了挪，然后视线朝前，垂着左臂，右前臂猛地一推，脸上保持着刚才那僵硬的笑容，向门口走去。他的身体在那件宽松的、随身体晃动的本地衬衫里显得胖胖的，要被献祭似的。

祖鲁人跌坐在沙发椅里。他戴上帽子又拿下，下巴抵着脖子，嘴巴张开又闭拢。他的脸一度绷紧了，毫无表情，而此刻又如同孩子般安然。他的革命成果便是，能到新什罗普酒吧混混，勾搭白人男子。在首都，这个祖鲁人孑然一身，没有工作，靠着一家美国基金会提供的微薄救济金过活。在非洲的这个区域里，美国人，只有美国人，才是支撑着一切的。

那个穿制服的服务生没有忘记职责，他捏着账单朝鲍比追过去，在门口把他拦下。那儿放着一面巨大的土著人手鼓，是这酒吧新装修后添加的饰物。鲍比一开始没有听见，一片惶恐，等明白了之后才释然。他从黄色的本地衬衫下的柔软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的后口袋里摸出钱包，眼睛并不看着服务生，兀自微笑着，好像想起了一个笑话。他给了服务生一张二十先令的钞票，接着心血来潮，又潇洒地给了服务生一张钞票，付了祖鲁人的酒钱；找零也没有要。

宾馆大堂里挂着新公示的总统肖像。这照片是本周末才出现的。在旧版照片里，总统戴着国王部落的头巾，那是独立时国王送给总统的礼物，以作为双方部落团结的象征。这张新照片里，总统没有戴头巾，而是穿着夹克和衬衫，系领带，头发梳成英国式的。摄影棚的灯光照得总统肥嘟嘟的两颊发亮，浑浊的眼睛凌厉地直视镜头。据说，因为总统是非洲人，所以他的眼睛能放出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他的这对眼睛，倒似乎是因为知道这一说法而更显得神奇了。

新什罗普酒吧前的花园里灯火通明，假山石、白色旗杆和上面无精打采的国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鲍比沿着斜坡车道离开那里，驶上黑暗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两旁杂草丛生，似乎每进入一个郊外住宅区，都要经过这样的荒芜之地。晚上，这儿总有不少乡野村夫出没；他们不断地涌入这个被篡夺了的城市，但因为只有乡间的生存技能，无法一下子在城市里找到容身之所。很多骇人的故事也因此而流传开来。对于这些传闻，鲍比通常不屑一顾，对讲述这类故事的外籍侨民也嗤之以鼻。但现在，他将车开得飞快，迅速穿过被荒野包围的高速公路，绕过宽阔的交通环岛，经过印度集市颠簸不平的小巷——房屋，商店，仓库——来到市中心。这里有着复杂的单行车道，明亮的广场四周有六栋高楼，还有一个尘土飞扬、开阔的停车场。

他住的宾馆大堂空间狭小，在几幅英国猎狐印刷画之间，也挂着总统的新肖像。宾馆建于殖民时代，是鲍比这样的内地官员到首都出差的落脚地。它看起来比实际的年代更久远，风格是仿都铎式的，但用的是粗糙木材，因而它看起来几分似“先锋派”，几分似英式郊区建筑。鲍比并不喜欢这家酒店。他的房间里有一个开放式的壁炉，房间整体呈白色调，毛茸茸的：白墙壁，白羊皮毯子，白包芯纱床罩，还有一张斑马皮床脚垫。

夜晚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这是他在首都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他要开车回南部总署。行李已经打点好了。他将留给房童的小费塞进信封里，很快上了床。他很平静。

对于鲍比来说，非洲意味着空旷，意味着在漫无边际的大路上行驶，累人，但是安全；非洲还意味着其他非洲人，长得如同成年人的非洲少年。他脑海里始终盘旋着这样的话：“要搭车？你是个大孩子了，没上学吗？不，不，你别怕。瞧，我给你钱。拉住我的手。瞧，我的肤色，你的肤色。我给你买书的钱。买书，识字，找一份好工作。如果有机会再生，我希望能生成你的肤色。你不要害怕。要不要五先令？”但这番天真的甜言蜜语，基本无法真正述诸言语，因为一旦出口，似乎就带上了嘲讽和自轻。

作为政府官员参加研讨会的一整周里，鲍比一直想象着自己将如何独自一人驱车回到南部总署。但是在自助餐会上，琳达要他捎她回家，他无法拒绝。琳达是南部总署的“大院夫人”之一，也就是那些生活在政府大院里的夫人们。她随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丈夫一起飞到了首都，但不想和他一起飞回去。鲍比认识琳达夫妇，还去过他们家吃晚饭，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三年过去了，他们还只是泛泛之交。虽然双方并无嫌隙，但彼此的关系半生不熟，有很多不确定性。鲍比原本设想独自体验一下冒险的感觉，对这段旅程充满了期待，现在仿佛要被压力和不自在取而代之了。

与其说是欲望，还不如说是失望使然，鲍比走进了新什罗普酒吧。准备出门前他就预感到这个晚上不会有好结果。他并不喜欢新什罗普酒吧这样的地方，不熟悉泡吧的那一套技巧，也不懂如何去应对各种状况。与那个祖鲁人对视的第一眼，直觉便告诉他这个人不过是个轻佻的挑逗者。但他还是走到了桌子边，以身试之。他不喜欢非洲男妓。这些卖身的少年要价不超过五个先令，但凡高过这个价就纯粹是以钱换性的交易，是不正当的。鲍比很早就有此定论，但还是没有忍住，和那个祖鲁人讨价还价起来。

那个晚上他违反了自己定下的所有规矩；那个晚上也证明了他的那些规矩是何等正确。他没有感到苦涩，也不伤心。他不责怪那个祖鲁人，也不责怪琳达。这事要是发生在来非洲之前，他很有可能因此驱使自己去更危险的地方混几个小时，回到住处后也可能采取更过激、更自辱的行为。但是现在，他知道这种情绪会过去，新一天的早晨也将来临。就算琳达搭车，车照样可以开。

半夜里，他被一阵鸡鸣声吵醒，声音来自宾馆旁的一个小巷子。这是非洲夜幕下各种声音里的一种：夜贼被打扰，惊醒的人各自诅咒谩骂。后来，他看到自己再次来到一个类似新什罗普酒吧的地方。他仰面躺着，穿制服的服务生居高临下地站着；但是他抬不起头，看不清那男孩的长相，看不清他是否在嘲笑他。他的头很痛，剧痛，好像脑袋要爆炸了。他醒来后头还在痛，仿佛脑袋被抽干了。后来他又睡着了，再后来被忽远忽近地在空中盘旋的直升机吵醒，那时已经过了五点，房间里也透进了日光，是起床的时候了。

2

嘎咔——嘎咔——嘎咔——嘎咔，直升机飞得很低，好像在巡视宾馆的停车场，轰鸣声淹没了鲍比汽车的防盗警报声。鲍比打开车门，感觉自己被人监视了一般，因而并没有抬起头看直升机。飞机盘旋了一会儿，斜着冲向高空。

前一天晚上鲍比无所顾忌地驾车穿行过的那片集市，这个时候各家商店和用混凝土、瓦楞铁皮盖的仓库都关着门。简陋的招牌上长长的印地语店名难以辨认，和建筑物一样挤挤挨挨的。过了集市之后，道路就沿着一条宽阔、干涸的沟渠前行。此刻还挺凉爽的，但过一会儿肯定又是灰尘，又是晒死人的阳光。沟渠消失后，路变成了双行道，中间是种着鲜花和灌木丛的隔离带。

联邦俱乐部是殖民时代一些印度人创立的；那是首都唯一一家接受非洲人入会的俱乐部。国家独立后，俱乐部的创建人被驱逐出境，俱乐部被没收，改成一家接待游客的大酒店。酒店有一个花园，杂草蔓生，绕着光秃秃的院子。酒店门口悬臂式的混凝土屋檐下，满是尘土的道路旁，琳达站在一个象牙色的行李箱旁，冲着他挥手。

她心情不错，瘦削的脸上看不出清晨早起的倦容。没有必要去问她为什么会在首都滞留一个晚上。她穿着奶油色衬衫，衬衫下摆松松地遮住了她窄而扁的臀部，一条淡褐色围巾裹住了头发。这一身装束，加之站在混凝土屋檐下，让她显得娇小而男孩子气，没有成熟的样子。她算不上漂亮，面容和实际年龄也相当，但据传她对总署大院里的男人们极具杀伤力。鲍比听过不少有关她的流言飞语，算得上骇人听闻。他为她打开车门，心想：她听闻过的关于他的流言飞语，怕是一样的骇人吧。

他们向对方走去，在空旷的院子里大声打招呼。这是他们俩第一次单独会面，但两人都表现得好似有人在旁观一样。所以在一段时间的静默和紧张之后，场面就变得好像他们俩是演员一般，各忙各的，没有真的在听对方讲了什么。琳达忙不迭地道歉、感谢、解释，与此同时，鲍比则连声地说不用解释不用谢，并慌里慌张地接过那个象牙色的手提箱，如同在舞台上接过道具。

嘎咔——嘎咔——嘎咔——嘎咔。

沉默中，两人都抬起了头。驾驶直升机的是白人。

“他们在寻找国王，”直升机飞走后，琳达说，“他们说他在首都。他坐着一辆非洲人开的出租车逃出了南部总署。还化了装。”

那一定是昨晚外国人圈子里的谈资：鲍比开始对他的搭车人感到沮丧。车从满是石头和年久失修的路面上颠簸着开出院子。

“希望他们还没把他那些可怜的妻子怎么样。”琳达说，她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你在这一地区很有影响力吧？”

“不能这么讲。我在上流社会里算不上什么人物。”

她兀自愉快地咯咯笑了起来。

鲍比板着脸。他决定让自己显得深沉些，不与她有任何不必要的交往。他已经表示了友好，这足够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于是他沉着脸，沿着双行车道驾驶；沉着脸把车开上蜿蜒的乡郊小路，路旁是宽大的草坪、树篱、大房子、大花园，园子里常可看见穿着卡其布衣服、光着脚的打杂男孩。

“真不能相信这是在非洲，”琳达说，“这里和英格兰太像了。”

“这里比我所了解的英格兰还奢华一些呢。”

她没有回答，沉默了好一阵。

他觉得自己可能太过咄咄逼人了，于是说：“当然，他们也不允许非洲人住在这里。”

“他们有仆人，鲍比。”

“仆人，是的。”他有些措手不及。没料到她这么快就存心似的和他较劲。接着，就像预言种族大屠杀，他以冷酷而满足的声调说道：“我想那就是有些人，比如说约翰·穆本德－穆巴拉，会拒绝搬出非洲人住宅区的原因。”

“这名字你念得可真准。”

鲍比的深沉变成了阴郁。“嗯，他是不会来找你的。你如果想参观他的作品，就必须自己去找他。去非洲人住宅区找他。”

琳达说：“这个约翰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个挺不错的画家，风格质朴，我们那时都很喜欢他画的瘦骨嶙峋的牛群什么的。但他画久了，没那么质朴了。现在是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他留在非洲人住宅区继续画画也没有什么问题。”

“有过这样的说法。”

“关于他住在非洲人住宅区？”

“关于他的绘画。”鲍比痛恨自己的回答。

“他长得实在太胖了。”琳达又说。

鲍比决定不再接嘴。他再一次决定要保持深沉，不再轻易开口。

驶过那些郊区花园住宅，就到了非洲裔城市居民租种的小片土地，这里的树木稀疏了不少。城镇近郊的土地显得很开阔，光线更像是在预告离大海不远了。这里既是城镇又是荒野，高大的柱子上贴着日晒雨淋的广告牌，上面有咧嘴笑的非洲人抽着烟，喝着软饮料，用着缝纫机。

过了这片土地，就出现了小块小块的农田和未经修剪的灌木丛。可以看到非洲人的身影，大多数在步行，有一两个骑着旧自行车。他们的衣服上打着大块红、蓝、黄或绿色的长方形补丁，这是当地的一种风俗。鲍比有点想开口说说非洲人的色彩感，但他忍住了，因为这和刚才那个画家的话题太相似了。

土地开始转为斜坡，视野也随之更加宽阔，感觉离刚过去的那个英国式印度小镇已经很远了。路的一旁是些小土丘，类似于长满了杂草的蚁丘，但它们其实都是树木被砍伐后留下来的。这里已然成了荒地，一片荒芜。就在七十年前，那些和刚才路边出现的一样的非洲人，还居住在这里，在森林的庇护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嘎咔——嘎咔。起先只是遥远处低沉的嗡嗡声，很快到了他们头顶；直升机披着晨光在上空盘旋了好一会儿，吞没了汽车的声响和引擎的震动感。路渐渐转为下坡，车时而沐浴在黄灿灿的阳光中，时而行驶于潮湿的阴影中。直升机飞走了，又可以听见风声和车轮声了。

从路边一堆堆的水果和蔬菜摊里跑出几个非洲男孩，他们拎着沉甸甸的花椰菜和卷心菜。这里曾经发生过事故：肇事的司机被愤怒的人群包围攻击，那些人都是一眨眼间从路边的丛林里冒出来的。鲍比放慢了车速。他弯着身子，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低低抬起，朝着第一个冒出来的男孩慢慢地挥。那个男孩装作没看见，鲍比保持微笑，继续挥着手，直到从所有男孩的身边驶过。接着，他想到了琳达，又恢复了深沉的表情。

她若无其事，还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她问：“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花椰菜的大小？”听上去，她似乎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斗嘴。

他冷冷地回答：“是的，我注意到了那些花椰菜的大小。”

“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

“哦？”

“说来有点愚蠢，但我从没想过他们还会种地。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他们都生活在丛林里。马丁跟我说我们要被派到南部总署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将生活在森林里的一片空地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会有马路、房子和商店……”

“还有无线电广播。”

“这很荒谬。我知道这很荒谬，但我隐约想象过这样的场景：他们站在树下，靠着长矛，围着那种老式的大唱片机。还有‘他主人的声音’牌唱片。”

鲍比说：“你还记得基金会的那个美国人吗，曾经过来劝我们要做好数据统计工作之类的那个人？有一天我开车带他出去逛，出了城他就吓坏了。一直不停地问：‘刚果在哪里？那里是刚果吗？’那一路他绝对是吓坏了。”

这时车驶上了一条山路，路渐渐变得陡峭起来。路边有个路标写着：警惕山石滑落。

“这是我最喜欢的路标之一，”鲍比说，“我开车的时候最爱找这种路标。”

“语句很精准。”

“不是吗？”

鲍比的深沉已经不知所终，现在再要摆出那副样子恐怕很困难。随着旅程的深入，他和琳达已经成了旅伴，他们都在留意路旁的各种景色，寻找话题。

“我喜欢一大早上路，”琳达说，“会让我想起英格兰的夏日清晨。尽管我得承认，在英格兰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夏天。”

“哦？”

“我总是觉得我会过得很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总是找不到事情做。夏天总让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错过了很多。我喜欢秋天。秋天能让我找回一点掌控自己命运的感觉。对我来说，秋天是重生的伟大季节。当然，我这些想法太女孩子气了。”

“我不会说这是女孩子气，倒觉得这挺特别的。我曾经的一个精神科医生认为，每个人在十月都会想到死亡。他说自己一意识到这一点，风湿病就不治而愈了。当然，在悟到这一点的同时，他在家里安装了中央暖气系统。”

“不知道为什么，鲍比，我早先就觉得你看过精神科医生。”她又显露出愉快的样子，“告诉我，你出过什么事？”

他平静地回答：“我在牛津的时候有过一次精神崩溃。”

或许是他说话的语气过于平静，琳达依旧兴致勃勃的样子。“我一直都想问问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到底什么是精神崩溃？”

他曾不止一次为精神崩溃下过定义，但还是假装字斟句酌，寻找合适的表述：“精神崩溃，就像看着自己死去。哦，不是死去，是就像看着自己变成一个幽灵。”

她学着他的语气问：“发作时间有多长？”

“十八个月。”

她有点被震住了。他能感觉到。

像是逗孩子一般，他嘿嘿一笑，说道：“看那些可爱的树。”她照着他的话做了。两个人的目光都落在树上的时候，他又搬出深沉的语调说：“非洲救了我的命。”他像是在公布一个声明，为所有事情做了解释，仿佛惩罚并原谅了所有那些误解了他的人。

她陷入沉默，不知如何回应。

这里的风景闻名遐迩。天空有多开阔，大地便有多开阔。地不断地下沉、下沉，大陆架在这里出现巨大的裂缝。极目远眺，山谷广袤无际，与天同色。不管朝什么方向望去，一切都笼罩在云雾中。

琳达感慨道：“非洲啊，非洲。”

“要不要停下来看一看？”

他把车停在山谷边的一片开阔处。两人下了车。

“好凉爽啊。”琳达说。

“真让人难以相信，这里几乎就在赤道线上。”

眼前的风景两人都见过很多次，此时谁都不想说话，生怕说出来的是陈词滥调，或是表达得太过矫情。

“多亏了这些云，”琳达终于开了口，“我们第一次出来的时候，马丁一直对着云拍照。”

“我从来不知道马丁还是个摄影家。”

“他不是。他不过是刚给自己弄了部照相机。过去，他送洗胶卷的时候总用我的名字，这样柯达照相馆的人就不知道是他拍了那些照片。我猜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垃圾。在厌倦了拍摄云雾后，他又开始趴着跪着拍那些毒蘑菇，还有他能够找到的最小的野花。他那部相机不适合拍那些东西。照片冲出来，都是模糊的，绿的黄的。照相馆的人很负责地把照片不论好坏都寄了回来，寄给我。”

他们差点忘了身边的风景。

“这里好凉快。”鲍比说。

一辆白色桑塔纳开过，也是出城的方向。开车的是个白人，他看到鲍比和琳达，便用力地直摁喇叭，然后加速向山下驶去。

“真不知道他在炫耀些什么。”鲍比说。

而琳达笑了。

他们回到车里。鲍比说：“说起来扯淡，不过我觉得这里所有一切……”他指了指那片绿色山谷，“都属于我。”

她忍俊不禁，把身子朝前倾了倾，大笑起来，说道：“你这么说确实很扯淡，鲍比。”

“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无法确定我能再次看到这一切，我现在可能会无法消受眼前的这些景象，你知道的。”说这话时，鲍比坐得笔直，好像一个刚学会开车的新手，一边开，一边左看看右瞧瞧。“我过去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有类似非洲这样的地方。我也没有兴致去知道。和你一样，我想到的只是部落、长矛。当然，南非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我刚才在想，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了。”

“直升机的搜索视野不大。我在空军部队怕是就学到了这一点。”

“鲍比！”

“只是服兵役而已。”

“他们是不是已经抓到国王了呢？”

“对方有白人做后盾，他肯定是要遭殃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属于少数派，我知道，但我一直觉得这个国王令人发窘。对我来说，他太英国化了。我们倒是会看到他那些聪明的伦敦朋友会为他做些什么。真是个笨蛋。我敢肯定有人会跳出来，怂恿他说些诸如分裂之类的话。”

“‘有这些外国佬在，这里真让人压抑，是不是？’”

“但他们还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很好玩。我从来不这么想，这点我必须说明。你知道，因为不了解情况，外界会铺天盖地来指责。我们也脱不了干系。为非洲独裁政权效力什么的。”

“这也是马丁所担心的。”琳达说。

“哦？”

“你说的指责。”

“我是来这里服务的，”鲍比接着说，“不是来告诉他们该如何管理这个国家。在这一点上插手的已经太多了。非洲人选择什么样的政府与我无关。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他们需要食品、学校和医院。不是抱着服务目的而来的人在这里无事可干。这听起来有些不留情面，可我就是这么看的。”

琳达没有接他的话。

“我的观点没有多少人赞同，我知道，”他说，“我们的公爵夫人是怎么说的呢？”

“公爵夫人？”

“我是这样称呼她的。”

“你是说多丽丝·马歇尔？”

“我俯首于‘黑人区’，她是不是这么说的？”

琳达露出微笑。

“她这话够俏皮。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认为非洲人是睁眼瞎。你以为非洲人不知道马歇尔家族掌控着老南非铁路？”

“她是南非人。”

“她是这样告诉每一个人的。”鲍比回答。

“‘而且以此为豪，我亲爱的。’”

“‘我在南非学习礼节的时候——’[3]”

“就是这样，”琳达说，“学得真是惟妙惟肖。还有那个glove-box，你知道的吧？”

“你是指不说glove-compartment[4]。”

“对，你得说glove-box。”

“‘因为这是南非的ittykit，亲爱的。’”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琳达答道。

“我觉得他们该惩罚丹尼斯·马歇尔，把这两个人派到南非去，越早越好，对大家都好。”

她整了整发际边的头巾，把车窗往下摇了摇。

“好像有点冷了呢，”说完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在首都就这点不错。那露天篝火。”

这是外国人圈中很普遍的一种看法。一路聊过来，这句让鲍比失望了。他说：“对我来说，首都的诱人之处在于开车回去。我想我是永远也不会厌烦这样的旅程的。”

“别说了，你要让我伤心了。”

“我记不清在哪里读过毛姆的一段话，说得真是精彩。我知道现在他的拥戴者不多，但是他说过，如果你一心想要得到最美好的，而且努力坚持，一直坚持，通常你会如愿。我得说，我开始有那种感觉了。我认为我们始终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对你来说，那容易办到，鲍比。但刚才你还在说，你一度都不知道有非洲这样的地方。”

“我现在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但有什么用呢？我或许想留下来，但不能留下来。”

她关上车窗，又深深地吸了口气，凝望着宽阔的山谷。

她说：“我要不是英国人，倒愿意做一名马赛人[5]。马赛女人身材高挑，非常优雅。”

这句话是在恭维非洲：鲍比将其视为一个信号，是她对他的态度改变了。但他还是说：“好一个肯尼亚殖民者。但那些不切实际的非洲人可都是落后分子。”

“他们落后吗？我想到了非洲南部那些用篱笆围起来的村寨。和地理书上的图片一样。拥有一座小小的茅屋，四周围着高高的篱笆，夜幕降临后牵着牛回家，以防备劫匪。”

“我正是这个意思。非洲的彼得·潘[6]。”

“但是，非洲史前状态的那一面，难道对你没有一点影响吗？”

他没有回答。两个人都尴尬起来。

他说：“我得说，我想象不出你住在那种村寨里的样子。”

对此她表示接受。

过了一小会儿，她说：“劫匪。我喜欢这个词。”

这时候，道路不再那么空荡荡的了。通往首都的交通虽然不那么繁忙，却也持续不断：旧卡车、包着头巾的锡克人驾驶的槽车、欧洲人和亚洲人开的小汽车，还有非洲人驾驶的标致车，后者通常崭新、时常超速，里面挤满了摇摆的非洲人。

标致车都是专跑长途的出租车。其中有一辆，鸣着喇叭，在一处陡峭的坡道上超了鲍比的车，吓了他一跳。那些坐在后排的非洲人还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琳达转过头去躲避他们的目光。标致车继续鸣着喇叭，直到前方突然间出现转弯，它亮起了刹车灯。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有人喜欢不停地踩刹车。”鲍比说。

琳达回答：“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把备用轮胎都给卖了。”

弯道接着弯道，那标致车的刹车灯断断续续地闪着，最后终于开远了。

“我刚来这里就注意到，你碰见的每个人差不多都遇到过车祸，或者有认识的人出了车祸。大院里好多人都上着夹板，好像那儿是滑雪胜地一样。”

这是一个老笑话了，但鲍比还是配合了。“这里前不久就出过一次车祸。一个锡克乐队的歌手熄了火，想让车子滑下坡。可不知怎的，方向盘失灵了。”

“后来呢？”

“车子失控冲出了马路，他死了。”

“马丁说他们是那种最糟糕的驾驶员。”

“马路中间要是开着奔驰车，你可以肯定开车的是亚洲人。我受不了那些商店。他们卖香烟给非洲人，不整包整包卖，一定要拆散了一支两支卖。他们从非洲人身上赚足了钱。”

“要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倒有个好办法，只要对他们说：‘嗨，这东西不是南非生产的吗？’他们准吓得魂飞魄散，几乎分文不要地把商店白送给你。”

说到这儿，她打住话头，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了。

终于，他们来到山谷底部一个悬崖的脚下。太阳还在爬高；地面上灌木丛生，视野开阔。车厢内有些热了，琳达摇下车窗，开了一道缝。山谷那头的斜坡看上去有些模糊，色彩像是不够饱满，宛如光和距离造成的幻象。他们驱车向那斜坡驶去，奔向高原。路笔直向前。

每小时六十、七十、八十英里：鲍比不知不觉中越开越快，因为这路太好开了。经过山里那段盘旋公路之后，驾驶员在这一段都会忍不住享受一下真正的驾驶乐趣：速度、距离和刺激。鲍比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汽车和黑色的路面上，对时间变得很敏感，不用看表也能估摸出每个十五分钟的长短。

一幢破旧的木屋；减速标志，它先出现在路旁一个褪了色的红白标牌上，然后是刷在地面上拉长了的字。车子一个九十度转弯，越过一条被废弃的窄轨铁路。公路到了这里也变得破败不堪，成了一个散乱居民点的交通干道。道路两旁有马口铁和木料，东歪西倒的临时围墙，长长的铁丝栅栏，上面挂着红色危险警示牌，脏兮兮的岔路，以及灰蒙蒙的院落里冒出的几株树木。接着，出现了一群非洲人，让道路变得狭窄了。

他们戴着毛呢毡帽，帽顶呈圆锥形，帽檐拉得很低。很多人穿着拖沓的长夹克，或棕或深灰的颜色，看上去像是欧洲人的二手衣。还有不少男男女女，衣服上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被两三个手拿铅笔和本子的男子领上了一辆辆装有高高的遮阳篷的卡车。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在旁监视。

“他们今天蠢蠢欲动啊。”琳达说。

鲍比把车开得很慢，没有接茬琳达的打趣。那些不论上了车还是没上车的非洲人，都在盯着他们两个看，一张张黧黑的脸却被呢帽遮住了，看不到。鲍比把手伸出车窗，低低地扬起，想要挥，但又作罢了。迎着看过来的目光，琳达整理了一下头巾，直视前方。穿过人群后，鲍比依旧把车开得很慢，不想让人觉得他们是在逃跑。后视镜里，满身补丁、头戴帽子、面无表情的非洲人愈来愈小。驶出居民点，拐过一个弯，鲍比再次看了看后视镜，镜子里只有一条空荡荡的路。

阳光刺眼。琳达戴上墨镜。放眼四周，灌木绵延，似乎直连到迷蒙的山陵下。天空高远，几缕刚才还变幻莫测的白云，转眼变成了或银或黑的乌云，倏忽聚散。鲍比和琳达都没有开口说话。过了好一会儿，鲍比才让车子提速。

琳达说：“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是不是？”

鲍比没有回答。

“他们是要去参加宣誓大会，立下誓言。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你也知道他们会干龌龊事、吃龌龊东西，是不是？血啊，粪便啊，泥土啊。”

鲍比朝着方向盘欠了欠身子，“我不知道那些说法有多大的可信度。”

“我相信你是知道的。整个周末他们都在首都搞这样的活动。”

“首都谣言漫天。有些人就喜欢耸人听闻。”

“国王和他的拥戴者成了憎恨的对象。还有你和我。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言对我而言可有可无。”

“我知道，我知道。听到誓言，你就想到恐怖分子，还有非洲大砍刀。但是谢天谢地，现在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他们不过是在宣誓大会上吃生肉表忠心而已。我甚至觉得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吃，只是在上面咬一口而已。”

“好吧，相比起来，我猜去总督府签到，吃屎一样的食物、在黑暗中拉着手裸体跳舞，处境好不到哪里，也差不到哪里。”

说完她哈哈大笑。笑声打破了刚才的气氛。

“我必须声明，我并不喜欢刚才那里的场景，”鲍比说，“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们好像回到了从前。如果是那样一个状况，我会痛恨自己身处的这个国家，你呢？”

“哦，我不知道。我想我会调整的。我是个很会自我调整的人。”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妒忌国王和他的拥护者们。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会觉得自己被孤立了，自然就会去痛恨现状。我肯定，如果他们更容易相处，我们会更喜欢他们。就好比马赛人。就我个人而言，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偏见’。”

她墨镜上方窄窄的额头抽动了一下。“哦，这对你来说倒很容易，鲍比。”

“你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今天下午会下雨。我们开出这条柏油公路后就会下雨。我正在观察那边堆积起来的云。经常跟马丁一起旅游，我学会了观云看天色。那段没有铺柏油的路简直就是我的噩梦。只要下半小时的雨，那里就泥泞不堪，汽车会打滑，就像地震了一般，让人受不了。我真的会被搞疯的，打滑，还有地震。”

“我倒没觉得天上的云正在‘堆积’。”

“不过，如果我们不得不去上校那里住一晚，看着雨从湖那边横扫过来，不也挺浪漫的吗？”

“可上校就是那种我宁愿避而不见的人。从听到的种种关于他的传闻来判断，他令人生厌。”

“我得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殖民者。他不在乎任何人。”

“我想你说的是他不在乎任何非洲人。”

“鲍比，注意听好了。马歇尔夫妻第一次去他家，夫人要一杯波特酒加柠檬。”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上校举起干瘪的手，指着大门喊：‘滚出去！’把服务生都给吓坏了。”

“南非的ittykit。他这么做我能理解。我都觉得这事挺给他加分的。但是，刚才你为什么说这对我而言很容易？”

“哦，鲍比，我和马丁常常谈起这个话题。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什么都不谈。我十几岁的时候看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幻想大千世界，但怎么也没想到我婚姻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竟是在为诸如‘服务条款’之类的事情而烦恼。”

“欧谷纳·旺葛－布代尔是我的上司，”鲍比回答，“他是我的……‘老板’。我尊重他。我相信他也尊重我。”

“我很抱歉地说，听你那么顺畅地读出这些非洲人名，感觉很怪。”

“我觉得，欧洲人要是感觉自己在这里受到了歧视，那也是自找的。这位总统每天跑东跑西，告诉这个国家的民众，他们需要我们。但他不是个傻瓜。他清楚老牌殖民主义者在离开南部之前，必会狠狠捞一票，把这里榨干。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好笑。我们训诫非洲人整治腐败，但他们一识破我们的小伎俩，我们就摆出受到歧视的愤怒姿态来。都还不是小伎俩。比如说，有人申请了好几千元补贴，声称要把行李运回国，但实际上那些行李子虚乌有。”

“有那么多行李才好呢。”琳达说。

她心不在焉，早先的好心情消失了，头巾下被压平了的纤细头发遮不住瘦骨毕露的额头，额头泛出油光，墨镜上方出现了几道忧虑的皱纹。

“布索葛－科索罗拿了几页文件给我看。他说：‘鲍比，这是丹尼斯·马歇尔的申请，已经批准而且付了款。但我们知道他最近这次休假，什么行李都没有带。你说这让我们怎么办？’我能说什么？我很清楚大家会在背后指责我‘不忠不义’。但是我是忠于谁的？我跟布－科说：‘我觉得这事应该上报部长。’”

他夸大了自己的地位；他说得太多了。他心里明白，也看出琳达失去了对他的兴趣。他俯身靠向方向盘，对着路面露出微笑，身子在椅子上挪了挪，说道：“我们在哪里停下来喝个咖啡？”

“猎人旅店？”

他并不想去，但还是说：“好主意。我听说那里换了新东家。”

她还是那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说：“那是因为大家害怕政权更迭，财产不安全。”

“亚洲人从中赚了不少钱。”

她没有搭理他。他也陷入了沉默。他本不想给她留下聒噪的印象，让她仍像旅程之初那样觉得他是个内敛、寡言之人。但现在，反倒是她变得阴郁而沉默。

路黑魆魆的，笔直地在单调的灌木丛间穿过。

“我确信你是对的，”过了一会儿他说，“云堆积起来了。这可真难判断该继续赶路，还是避一避。”

他在讨她好，但她丝毫不领情，硬邦邦地回答：“我想喝咖啡。”

两人都看着路。

“我听说了，”他说，“那个萨米·奇森伊并不是个好对付的人。但我不知道马丁这么不高兴。”

她叹了一口气，懒洋洋地整理了一下丝巾和头发。这举止让他有些紧张，不敢动。随后他把身体僵硬地靠到座椅后背上。

公路远处有样东西。那不是个幻觉。两人都盯着看。原来是一只被压死的狗。

“看到这场面我还挺高兴的，”琳达说，“我就等着这一刻呢。”她的语调透着神秘。“这一幕是迟早会看到的。”

“那你是想要离开这里？”

“哦，鲍比，你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你的部门总有事可干，有成果可出。但电台就是电台。你得制作节目。像马丁这样的老电台人，节目做得像垃圾了，当然心知肚明。离开BBC来这里，无非就是想做出好节目。我想马丁错就错在了一点上。他从来就不是阿谀奉承地往上爬的那一类。”

“这我明白。说到电台，我确实觉得他们在宣传政策和转播讲话上做得略有不足。编辑工作也有待加强。”

“我一直以为马丁的职务是区域主管。但他说：‘不，这是非洲国家。那样的工作是留给萨米这种人的。’”

“他们说萨米在英国其实很不得志。”

“当然，事情还没坏到不可收拾。BBC的一些人到现在还记得马丁。去年临走前我们度了个假，在新闻俱乐部里，有人对马丁说：‘哦，你在那里身居高位，是不是？’”

“但想来也是。没人会因为出来这里就毁了前程。那么你还是考虑回英国？”

“人总得考虑未来。但英国，我不知道。马丁已经在四处打听。我确信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也确信。”但他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答。于是他问：“你觉得会是去哪里呢？”

他等着。

她说：“南方。”

他说：“我就生活在这里。”

3

灌木丛占据了整个山谷，从平坦处一直延伸到斜坡上。不过，有些地方地表开裂，植被更是葳蕤。视线的尽头依旧是斜坡，但不再那么陡峭。此时远眺，地平线上净是一片片低矮、绵延而又彼此独立的丘陵。远处隐隐约约有树林，附近似乎有水有溪流。左近零零落落的小土丘在诉说，这里也曾是森林。路两旁出现了与其交会的泥土小路；时不时可以看见路牌，上面写着二十、三十、六十英里开外的地名。开始出现一些小广告牌。车辆仍然不多。

琳达开口了，语调平缓而神秘：“这一路过来，这座小山丘我最喜欢。看起来像是被一只巨大的爪子抓过。”

描述很贴切，正符合鲍比的感觉。

他说：“是的。”

在他们前方，一辆满载货物、上盖遮布的货车从岔路开上了公路。几只小猎犬从货车后挡板的上方伸出头来。两个穿红色夹克、戴红色帽子、穿着马裤和马靴的非洲人，正紧紧抓着车挡板站在汽车尾部，他们被颠得上上下下。

“非洲的这一面可真是奇怪。”琳达说。

她坐直身子，从汽车地板上拿起包，取出化妆盒，开始补妆。她那股子神秘劲消失了。倒是鲍比情绪低落了下来。

“我们在西非的那几个月，”她边说边拍了点粉，斜眼瞟了一下手中的镜子，“你一定不会想到那里的非洲人还有一点点英国范儿吧。跨境进入法语区后，你马上可以看到黑人跟我们一样坐在路边，吃着法式面包，喝着红葡萄酒，戴着小巧的法国贝雷帽。这里也一样了，你看看这些英国范儿的、带狗的黑人保镖。”

开始出现弯道。前方的路不再一览无遗。他们跟在那辆货车后面，猎犬一直盯着他们汪汪乱叫。黑人保镖看着他们的小车，没有一丝友好的表情。路标显示离猎人旅店还有一英里的路程。

“我们得加速了，”鲍比说，“那些乌云越积越厚，情形不太妙。”

“我说过我是行家吧。”

离开主干道，车子拐进陡峭的下坡路。路面是深红色的，而且很窄。路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中间泥土隆起，路两旁则是微微隆起的田野。前一天或者是当天早上，这里下过雨。汽车在车辙里有些打滑；鲍比手里的方向盘震个不停。

“地还没有干，”鲍比说，“肯定下了很大的雨。”

“很快又要下了。”琳达说。但听起来她并不为此焦虑。

开过一段浅浅的洼地，红色的小路变得弯弯曲曲。放眼望去，四周都是绿意。路已经很难分辨，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排树，有些是白色的，光秃秃的，标示了小溪的走向。再往前，又变成了上坡路，出现了一片公共绿地。

“像英国。”琳达说。

“或非洲。”

转过一个弯，路的左边没有了土丘，而是像沼泽地般平坦。这里也确实像沼泽地，东一丛西一簇的茅草和芦苇冒出地面。尽头处有一个疏于打理的木亭，亭子的顶部已经坍塌。

“马球。”琳达说。

“马丁打马球吗？”

车子开过木亭时，他们将破败看得更清楚了。亭子后墙上方有几块木板不见了，地板也少了，阳光透过这些空隙照进亭子。在绿色背景的衬托下，亭子只若一个灰黑色的剪影。看得出，当初建这个亭子的时候，并没有指望它能长久地使用，就当是部队临时搭建并会废弃的那一类建筑物。

“你觉得那些猎犬，等到了一定年龄，会被安置吗？”琳达问，“还是会变成野狗？”

红色小路旁的那排行道树种在一条小溪边。有几株已经死了，是被淹死的。水漫过岩石拍岸的声音盖过了汽车的引擎声。树与树之间偶尔闪过小溪：汩汩的河水，泥泞的河岸。

“天哪，这里一定下过很大的雨。”鲍比说。

道路又转弯了，左拐右绕，然后开始爬坡。路本是用碎石铺成的，泥土被雨水冲刷走之后，碎石都露了出来。车身摇摇晃晃的，不过没有打滑。山丘变得平坦、开阔。他们进入猎人旅店的区域范围：一幢独立的、外墙涂了防腐油的办公棚屋，边上有指示牌；一个半“先锋派”、半都铎式的接待大堂；然后就是两排猎人小屋风格的客房。小屋屋顶盖了瓦，有烟囱，窗子有些粗糙，是落地式的。窗口放了很多人工培育的花。但因为最近下雨，花看起来蔫蔫的。

院子里停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倒车时在潮湿的沙土上留下的轮胎印迹还清晰可见。鲍比认出它正是在他们停下来欣赏风景时从身边开过的那辆大众车。那位冲着他们摁喇叭的司机身材矮小，四十来岁模样，戴墨镜，穿着卡其宽松裤和样式传统的运动衫。他在等什么人。

感觉到身边的琳达神采奕奕，鲍比心生后悔，不明白自己怎么变得这么健忘，更不明白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来猎人旅店喝咖啡。他决定摆出一副阴郁的姿态。

他皱着眉头把车停好。

“已经过了喝咖啡的时间啦。”开大众车的男子坐在车里冲他们说道。他是个美国人，但美国口音不重。

“不过或许正好可以吃午饭。”琳达回答。

鲍比还在皱着眉头专心停车，满脸严肃，一声不吭，错过了表示反对的机会。

“鲍比，你认识卡特吗？”琳达问。

鲍比锁上车门，几乎都没有抬头，回答道：“我想我不认识。”

“哦，鲍比，这是卡特。”

“鲍比，你的这件衬衫不错啊。”卡特边说边取下墨镜，伸出手。

鲍比立马感觉到，琳达肯定向卡特说过自己什么。

“他们十二点开始供应午餐。”卡特说，“但是要吃的话，现在就得点菜。看到没有，现在人还不多。怎么样，午饭？我去跟老板娘说。”

“我去。”鲍比说。

他朝着大堂走去。

“要去办公室，鲍比，”卡特说，“她在办公室。”

鲍比转过身笑了笑，好像他本知道，只是一时忘了。然后，他又觉得刚才这一笑傻乎乎的，于是又绷紧了脸，僵着胳膊，抿紧嘴唇，面无表情地穿过院子，走上几级台阶，来到不大的办公棚屋。他身上的本地衬衫随着脚步而晃荡。

在那张梳着英国发式的总统的新肖像下，有一个小柜台，柜台后站着一个中年白人妇女，正用左手写着什么。她的右臂打着石膏，吊着绷带。鲍比走进来时她抬了抬头，然后低头继续写。若换作在另一个国家，这微不足道的一幕不会引起什么注意，在这里却不同了。就着门口透进来的光线，鲍比看到柜台后的一角有个非洲人。他在偷笑。

这个非洲人的穿着很像早晨那些被领到卡车上的劳工，只不过他的看上去更有个性，不太像二手衣。棕色条纹夹克上有好几处污渍，大翻领显得很拖沓，夹克倒是合身的，夹克里的套头毛衫做工粗糙，起了球，但也还合身。里面的衬衫，领口部位又油又黑，身上还有两三处没洗干净的汗渍，但贴合得像第二层皮肤。他们在车上看见的那些劳工，面无表情，眼神茫然，帽檐拉得极低，整张脸都躲在阴影里。但办公室里的这个非洲人把圆顶帽拿在手中，整张脸都露着。这副面孔和照片上总统的面孔一样不好看，沧桑但不够老成。总算眼睛里还透着股机灵劲和情感。

他把目光从那名中年妇女身上转向鲍比，露出笑意。鲍比回以微笑。但非洲人没有反应，他的笑像是僵在脸上。

那个妇女抬起头来。

“三人用午餐，可以吗？”

“我们十二点开始。”

然后，好像是因为那个面带微笑的非洲人在观望着，她不想表现得对鲍比很感兴趣的样子，又低下头去写字。

鲍比从办公室出来，没有看到琳达和卡特。他沿着那条小屋之间有打蔫了的花朵夹道的砾石小径往深处走。每扇门外都有一小堆开裂的桉树原木，因为淋了雨而湿漉漉的。一条老迈的灰黑色西班牙猎犬对一堆木头起了疑，正在那里大声地嗅着。小屋后不久前还是森林，现在已是一片斜坡空地，立着一个个土堆，斜坡的尽头是林地。小溪哗哗作响，溪水浸泡着两旁的树根，沿着那些光秃秃的树木一直流淌。

这本是一条林间小溪，而今两旁净是林子被毁之后倒下的树木。站在高堤上，鲍比看见汹涌的红色水流下有着一些平整的石块和大圆石，是踏脚石：倘若这是在一个有序的花园里，逢上宜人的天气，踩石过河必然是种小小的刺激。往上游一点，有一处残垣，很久以前河水就在这里冲开了一个缺口，另辟沟渠，使原来的花园成了泽国，马蹄莲在水中肆意生长。阳光穿透树林，落在一朵朵白色马蹄莲上，衬着底下一簇簇随溪流舒卷的水草，星星点点的。水在这里安静了下来，有些地方汇成了死水潭。

马蹄莲也一下子失去了光泽；树荫下一片黯淡。水泽花园寂静无声。溪流继续奔涌向前。对岸，树干在阴影中呈现黑色，树叶和树枝低垂着。这树林像是童话中的，远离人间烟火。这里不久前刚经过人工改造，树木遭砍伐，鸟兽四散，但这些举动似乎仅仅是为了在这方围起来的风景点中制造出一些人为的艺术效果，因为现在它又回归自然，没有了人类，没有了危险。鲍比想起了国王，那个遭直升机围捕的国王。他抬头望。裹着雨水的乌云越积越厚；前方未铺柏油的公路有百英里之长。

他出了林子，回到小山坡上。西班牙猎犬还在那堆开裂的原木旁转来转去，已经把其中的几根扒了下来。那个面带微笑的非洲人已经走到了办公室外，手里还攥着帽子。鲍比回应了非洲人投射来的目光，走进大堂，进了那间标示为休息室的房间。

这是一间又长又阔的房间，小格玻璃窗上挂着印花棉布窗帘，但窗外的林地、远处不规则的山丘和天空翻滚的雨云还是能看得一清二楚。家具看上去像是旧的，而且近来没有使用。来自丛林、留着英国发式的总统的新肖像挂在几幅彩色英国风景画中间。房间里放着些旧杂志，杂志里满是派对、舞会和乡村别墅以及家具的照片。它们所呈现的英国经过精心拍摄、把令人不快的成分都剔除了的，似乎专给外国人看。而鲍比所熟知的英国乡村是半工业化的、像搭建帐篷般缺乏长远规划的混乱住宅区，老房屋迷失在繁忙的交通要道、铁路和厂房之中。而大自然所存留的，或许只是一条溪流，岸上有些截过枝的杨柳，那充其量是半城市化的废墟。而这间休息室，显然是仿效杂志中的英国风格来布置的。但对鲍比，对那间小办公室里受伤的女人来说，这房间比例失衡，一切都太大了。或许它一向就这么大。

有人尖着嗓子在问：“三份午餐，对吗？”

这嘶哑、刺耳的声音来自一个中年白人男子，他看起来伤得不轻。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上上下下都打了石膏、上了绷带。他靠一副金属拐杖支撑，每走一步似乎都有脸朝下跌倒在地的危险。

“车祸，”这个人嘶嘶地说道，语气里带着点自豪，“常言道，同一个地方不会挨两次闪电……”他摇了摇头，“见过我妻子了？”

“办公室那位？”

“她也受伤了，”他像个小丑般大幅地把身子往前倾了倾，“哦，是的。但现在没事了。就是有些痒。上石膏就会这样。知道吗，就算最后把石膏取下，最里面的那部分伤还是不会完全愈合。你去南边？在那里工作？短期合同工？”

鲍比点点头。

“那你还挺幸运的。每个月能在伦敦的银行存一半收入吧？攒起来。不过时下南部总署形势很糟，会有大麻烦的，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说的麻烦指的是什么。”鲍比回答。

受伤的男子变得谨慎起来。“这里没什么麻烦，”他冲着总统肖像点了点头，“这个巫医挺好的。没有，这里没有麻烦。旅游业马上要兴起了，这个非洲人知道光靠他自己胜任不了。不管怎么说，这个非洲人可不傻。”

鲍比放下手中的杂志，朝房间外面走。他不慌不忙，因为没有必要。受伤的男子跟了上去，但赶不上他的步伐。

鲍比先前见过的那个非洲人仍在办公室外。那条西班牙猎犬坐在那儿的台阶上，老态毕露，一副茫然的样子。客房门口的那堆原木已经散了。走近之后，鲍比看到一丛茂盛的薰衣草，种了大概有些年头了。他弯下腰，准备折几枝花时，看到散落的原木间有一条蜥蜴的尾巴以及死了的蜥蜴。就在这时，他瞧见了琳达和卡特。琳达冲着他招手，动作幅度很大。她那蓝裤子与米色衬衫，在鹅卵石小路和开阔的山坡间忽闪不定的阳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这一天的开始，好像他们三人正面对观众出演电影或一出戏。鲍比转过身。注视着这一幕的，其实只有那个非洲人，他正用舌头舔着上嘴唇。

琳达说：“鲍比，你找到什么了？”

“薰衣草。”他举起一枝花，送到她鼻子下方，“我喜欢薰衣草。这是不是太女气了？”

她大笑起来。他这才注意到她的牙齿很糟。“我不会说你太女气，我会说你老派。”

他们三个走进高高的木结构餐厅。她是三个中最亮丽的那个。

餐厅里并无他人。他们坐在房间的角落，紧挨着高高的壁炉。壁炉里没有生火，但木块已经架好了。服务生很紧张，又好像记挂着别的事情，不停摆弄着桌上的餐具。他的白衬衫不太干净，灰蒙蒙的黑领结戴歪了。

卡特说：“你们这些殖民者干得不错啊。”

“这词用得真可爱，”琳达说，“我很少听人说。你这么一说，这词听起来很了不起，很专业。”

“坐在这里，我觉得他们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可以称得上是巨人。我想这就是他们到现在还不给我们生火的原因。我们太渺小了。”

或者太丑陋了，鲍比暗自想着，掰开了面包圈。

那个胆怯的服务生大拇指紧紧摁着盘子边，一盘一盘地端上汤。他走路的时候弯着腰，膝盖抬得很高，那双大脚像是很松弛地连在脚踝上，一上一下地拍动。

“他看起来差不多是我们中的一员。”卡特说。

“鲍比，卡特说南部总署现在四点钟开始宵禁。军队显然有点横行霸道了。”

“非洲军队就是派这用场的，”卡特接着说，“他们就是用来对付平民的。”

“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到上校那里过夜了，”琳达说，“或者在这里留宿。”

“那个‘伙计’或许可以为你点燃壁炉的火。”卡特对鲍比说。

卡特的臼齿显然长得有点问题，因而他吃相像条狗，头伏在盘子上，每吃一口都要大嚼一通，而且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似乎每口都很烫。

他咽下一口食物后，开始说话：“我可不习惯‘伙计’这样的称呼。”

“多丽丝·马歇尔一度想称服务生为男仆。”琳达说。

“那可不就是意料之中的！”鲍比说。

“最后她将就着称他们为招待员。我一直觉得这个词相当荒唐。”

鲍比说：“这冒犯了卢克。他后来跟我说：‘我不是个招待员，先生。我是一名房童。’”

“多丽丝·马歇尔是谁？”卡特问。

“一个南非人。”琳达回答。

卡特面露困惑。

“卢克是鲍比的房童。”琳达说。

“我可以想象，她一定觉得自己在俯首于黑人区。”

琳达大声抗议道：“哦，鲍比。”

“我们开始谈论我最喜欢的话题了，”卡特说，“仆人。”

鲍比说：“这总是我们的游客最着迷的话题。”

卡特继续吃。

“我受不了，”过了一会儿，鲍比环顾着餐厅说道，“我受不了这个餐厅的英国味儿。”

“我在西非的时候，”琳达说，“每个人都开口闭口地说我们是多么糟糕的殖民主义者，说法国人要比我们好得多。过境后，我发现这话说得不错。那里的黑人和我们一样，坐在路边，吃着法国面包，喝着法国红酒，戴着那些可笑的法国小贝雷帽。”

“所以最终，”鲍比说，“我们在这里也会没有用武之地。”

卡特看着鲍比，毫不掩饰咄咄逼人之势，说道：“但是你干得还不赖呀。”

外面开始下雨了，餐厅里暗下来，雨点打得屋顶作鼓声响。

“那段泥泞的路，”琳达说，“我最受不了汽车在泥路上打滑，我会发疯的。”

“我不知道宵禁一事是否属实。”鲍比说。

“你大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卡特说。

“我确实没有必要相信你说的话。”

琳达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针锋相对。她装出一副少女腔，做作地说：“可怜的小国王，可怜的非洲小国王。”

此后，三个人没怎么说话，喝完了一瓶澳大利亚产的雷司令葡萄酒。午餐结束了，服务生显然是松了口气。鲍比抢过了服务生拿来的账单。卡特流露出不悦的神色。

“办公室，”服务生说，“到办公室付账。”

那个非洲人还站在那里，在窄窄的屋檐下躲雨。雨幕中，远处的山丘一片迷蒙。雨水顺着客房的瓦片屋顶流下来，打在花朵上，冲刷着砾石小路。天几乎有些凉飕飕的。鲍比回来的时候卡特独自一人在餐厅里。他们没有交谈。卡特转过身，看着窗外的雨。琳达走进来了，依旧是那副欢快的样子。

该上路了。鲍比开始忙碌起来。

“我还要在这里待会儿。”卡特说。

鲍比冒雨跑向汽车，把车开到大堂入口处。琳达坐进汽车，看上去有些心烦。就在这时，卡特身后的阴影里似乎有动静。是那位受伤的男子出现了，他的身子向前挪动着，像是对他们充满了兴趣。鲍比正要开动，胳膊上吊着绷带的女人也出现在办公室外的台阶上，她用没有受伤的手朝非洲人挥了挥，并冲鲍比的方向大声喊叫。

鲍比停下来，摇下车窗。

“你能不能捎他到大路上？”

“哦，天哪。”琳达一边说，一边斜着身子将座位一侧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

非洲人自己打开车门，坐进车子，车子里即刻充满了他的体味。大雨中他们的车子开了出去，窗玻璃被雨水打得一片模糊。琳达僵直身子坐着，鲍比用手背擦拭着挡风玻璃。他看后视镜时，瞧见了非洲人微笑的眼睛。

“你在这里工作？”鲍比问。他的语气轻快、友好、单纯，是他和非洲农村人说话惯用的口吻。

“某种意义上是的。”

“你做什么的？是什么工作？”

“工会。”

“哦，你是说你是工会会员。你组织工人，和老板讨价还价。你为会员争取更好的报酬。对不对？”

“是的，是的，工会会员。你是做什么的？”

“我在这里工作。”

“我没有见过你。”

“我在南边。南部总署。”

“哦，是的，南边。”非洲人笑着回应。

“我是个公务员。政府部门的。什么入档文件柜，出档文件柜，当然，还有茶柜。”

“公务员。那不错啊。”

“我喜欢这份工作。”

车子沿着崎岖的山路慢慢行驶，雨水冲刷着挡风玻璃，雨刷都忙不过来了。在山坡脚下的转弯处，他们看见一个非洲人正朝坡上的猎人旅馆方向走。看见汽车，他站到一边让路。他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夹克的领子竖着。

“他全湿透了。”鲍比说，语气还是那么友好单纯。

“那是肯定的。”琳达说。

“你停一停。”车里的非洲人对鲍比说。

鲍比再一次在后视镜里看到了非洲人注视他的目光。

“你停下，”非洲人看着镜子说，“你带上他。”

“但他和我们不是一个方向。”鲍比说。

“你停下。他是我朋友。”

鲍比把车停在那个非洲人身边。雨水沿着他的帽檐流落，遮住了他的脸。他冒着雨脱下帽子，一脸畏惧。坐在车后座的非洲人打开车门。那人上了车，朝鲍比喊了声“先生”，就坐到覆着塑料膜的座椅边沿，车上的非洲人把他往里拉了拉。

两个非洲人上车，空间就有点挤了。琳达摇下她那侧的窗玻璃，深深吸了口气。雨点打在了她的围巾上。

平坦的马球场已成泽国，水面上露出星星点点的芦苇和青草丛，犹如一片沼泽地。那破亭子被雨水浸透后，更显晦暗。

“你朋友也是工会会员吗？”鲍比问。

“是的，是的。”先上车的非洲人爽快地答道。

“希望这种天气里，你没有太远的路要走。”鲍比说。

“不远。”他回答。

路前方的车辙很深，泛红的水坑被雨点打得冒泡，车子时不时打滑扭动。路开始上行，通往高处的高速公路。

“你向右转。”非洲人说。

“我们要往左转，”鲍比说，“我们要回南部总署。”

“你向右转。”

红色的泥路已被砂石路取代，路面渐宽，马上就上高速公路了。那个非洲人仍然盯着后视镜里的鲍比看。

“远吗？你要去哪里？”鲍比问。

“不远。你往右转。”

“天哪！”琳达喊道，身子后仰，一手抓住车门把手，试图推开门。“出去！”

鲍比停下车。琳达身后那个淋湿了的非洲人，马上从车里跳了出去。几乎同时，那个一直说着话的非洲人也打开车门下了车，戴上帽子。瞬间就看不见他的脸了，他的微笑抑或威胁，都不再重要。鲍比开上通向高速公路的那段防护坡，将两个非洲人留在泥路边。他们把帽子紧扣在头上，被雨淋得透湿。

“真难闻！”琳达说，“绝对是歹徒。我可不想因为好心，因为对非洲人的友好，而送了性命。”

在转上高速公路之前，鲍比又看了一下后视镜：那两个非洲人仍旧站在原地。

“我和马丁常遇到这种情况，”琳达说，“就是因为参加过那样的宣誓，他们就以为大家都怕他们。”

“不过，我还是感到难堪。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然后突然就走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在那里逗留那么长时间。就算不是哪个基金会的人，你也会发现其中有奸险。”

“哪来的奸险。不过是愚蠢。开一下车窗吧，你都可以闻到他们吃的臭东西。”

雨水斜扫进窗，雨滴很大。鲍比朝后视镜看去，那两个非洲人站在高速公路上。黑色的，像符号一般：镜子中，他们在雨幕下、柏油路上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他们走下高速公路，回到通往猎人旅店的路上。鲍比觉得琳达肯定没有看见这画面。他也没有告诉她。

4

“真是太讨厌了。”琳达说。

“我很抱歉，我应该更坚定的。”

“你同情他们，一直同情他们，你说好话，鼓励他们。你都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惹上了萨米·奇森伊的人。恐怕得关上窗了。马歇尔夫妇说这是非洲的味道，你听她这么说过吗？”

“我应该更坚定的。”

“真是种非常特别的气味。”

“我和那些谈论诸如所谓非洲味道的人都合不来，”鲍比说，“这和大家谈论，嗯，马赛人，差不多。”

“你可能是对的。我曾经以为自己不是很敏感，感受不到马歇尔一家和其他人所说的那种他们非常喜欢的非洲气味。但是这次度假回来，我闻到了。那种气味持续了半小时左右，也就那么长。那是一种腐烂的草木和非洲人的体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其实这两种味道本来就差不多。”

鲍比喜欢那种温暖而封闭的房间散发出的气味。他说：“也许你该去南部看看。”

“这真是太讨厌了。你还记得总统来南部总署的那会儿吗？那些又瘦又憔悴的白人和肥胖的黑人。”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他们的肥胖有想法。”

“我喜欢把原始人想象成瘦子。你可能不会相信，萨米从英国回来的时候瘦得像根耙子。马丁带着总统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萨米呢，自然连哪个是门把手，哪个是麦克风都分不清楚。你知道马丁事后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说出来都尴尬。马丁说：‘我要对这个巫医说，他闻起来像只臭鼬。’马丁！你知道的，这种事情让你为每个人，包括你自己，感到羞愧。但接着……”

“哦，天哪。”

“这种闲话可能会传开来，他们就会把我驱逐出境。这我倒是挺乐意。”

“午餐不是个好主意。”

“或许吧。”

“从早上起，你的见解好像有了陡转。”

“我不清楚我有没有什么见解，”琳达的声音变得更轻快了，“也是因此，我希望被驱逐出境。我们必须告诉布索葛－科索罗。”

鲍比不喜欢这种狡黠，也不喜欢说话含沙射影。他开始加速，把车开得很快。这样的速度在湿滑的路上很危险。

他说：“据说动物在完事之后总是很悲伤。”

“这真浪漫，鲍比。”

他决定不再说什么。

雨渐渐小了。天空微微放晴。公路上银光闪闪。

路前方停了几辆军用吉普车，有几个穿斗篷的警察，以及两排斑马条纹的木栅栏，把路堵住了。

琳达说：“这就是所谓的路障吧。”

鲍比放缓车速，调整表情，露出微笑，准备对付警察。

“请别那么友好，鲍比。这些警察早都英国化了。看看他们的黑制服，斗篷和帽子。你可以看出，那个胖的是他们的头头，他的衣服简单但别致。”

琳达说的那个人确实像是负责的，这让鲍比稍感恼怒。那人长相年轻，大肚腩，头上浅浅地扣着一顶深棕色毛呢帽；带有警察标志的斗篷里穿着一件印花运动衫。

他和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从马路中央走到他们的汽车旁。

鲍比说：“我是政府官员。我在南部总署欧谷纳·旺葛－布代尔先生的部门工作。”

没有穿制服的警察说：“驾照。”

查看鲍比的驾照时，他紧闭双唇，皱着眉头，左右手肘紧紧夹住身体，使大肚腩上的赘肉时不时地被微微抬起。

“我的行驶证贴在挡风玻璃上。”鲍比说。

“请打开引擎盖，给我钥匙。”

鲍比拉了一把引擎盖的开启装置，递过钥匙。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开始检查引擎周围和后备箱，穿便服的警察则搜查车门内侧以及座椅间的缝隙。他打开琳达的行李箱，一只宽大的手伸直手指，在那件薄薄的行李上压了压。

“麻烦你们了。”他终于说道。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走了。就在车子行将离开时，那个警察像是记起了某项规定一样，面露微笑，把帽子举了举。那轻轻扣着的帽子底下的头发是太过规矩的英国样式：清清楚楚地偏分，一边是拢得高高的大部分的头发，很有弹性的样子，另一边则低而平。

“不管怎么说，让人略感安慰的是，他还算是‘我们中的一员’。”琳达说。鲍比正把车开出斑马纹木栅栏。“我觉得他们正在搜寻从首都逃离的国王，你觉得呢？大家都在传，说他乘出租车跑了。”

“他们在搜查军火。我碰巧听说政府高层很是担忧向南部总署偷运军火的现象。说是利用往来的游客偷运。据传国王的宫殿里绝对藏着一个军火库。话说回来，那几个警察真是非常有礼貌，是不是？”路障，警察，黑色斗篷上的雨滴，一望无垠的道路，自身的安全：鲍比的话语里透着兴奋。“那是西蒙·鲁贝罗在做。他非常重视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人人都说那是因为霍布斯高标准、严要求的结果，但我去年在一个会议上碰到过他，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前几天报纸上登了一篇采访他的文章，我得说，这采访做得非常好。”

“我们都有过‘默哀两分钟’的经验，算是做好了准备。西蒙很英国化。”

“那不是一件坏事，对他来说。”

“‘麻烦你们了’，”琳达模仿着说，“我觉得肯定下宵禁令了，你说呢？我知道我们是白人，而且保持中立，但我也开始考虑我们是不是不该往另一个方向‘赛跑’。我们的盟友好像并不多。”

他的车倒是真在“赛跑”了，他猛踩油门，一半是出于某种莫名的兴奋：在这条空旷的非洲公路上过了路障，逃过了假想中来自黑人的威胁。现在路的一旁出现了高高秃秃的、像烛台般的剑麻叶。雨差不多停了，云高悬在天空，光影更迭，起伏的大地郁郁葱葱，远处群山上明亮的色彩时隐时现。

他看了看油量表说：“我们得在伊瑟停一停，把油箱加满。”

“在抵制亚洲人贸易的那段时间里，大院里的人总是把油箱装满，无论白天黑夜，随时准备出境。”

“我的天哪，”鲍比说，“真够折腾的。那阵子，BBC每天都播特使签署空投协议的消息，空投罐头。”

“我储存了罐头。”

琳达因为胃里的午餐和雷司令酒，加上路途的颠簸，开始觉得不舒服。她脸色惨白，显得很疲惫，下眼圈发黑，晒黑的鼓突的太阳穴此刻看上去像是污点，棕色之中透着蜡黄。

她突然说：“我喜欢这种变幻的光线，你呢？还有剑麻。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空旷，只有棕色茅草屋偶尔出现。你会觉得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的语调变得神秘起来，就像她在听自己讲话一样。鲍比理解了她的意思。“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他说：“我们中的有些人知道发生过什么。”

“在抵制亚洲人运动中，有二三十个人丢了性命。其中不单单是那些在太阳底下忙碌的荷兰奶业专家。不知道那些报纸没有刊载、广播没有播报的事件，会不会在非洲人的小报告抑或大报告里，被记载下来。”

鲍比想：她并不关心这些，她关心的是其他事情。她就是无缘无故地想要使坏，把她的情绪转嫁给我。想到这里，他发现自己刚才的兴奋劲已然消散。他等着自己被她激怒。

“地震的时候你不在这里，”琳达说，“我也刚刚来。一天早上，家里的男仆过来，眼里都是泪地说他家的那个村子肯定被地震毁了。我带着他去了警察局，想看看那里有没有伤亡名单。他们没有，而且每一个人都很没有礼貌。那个星期，我每天都去警察局询问这事。但就是没有名单，最后连那男仆也放弃了。没有‘默哀两分钟’。广播上也没有说起。大家都把这事忘了。这里发生过地震吗？发生了又怎样？或许那些人没有一个死掉，就算都死了也没有关系。或许只是那个男仆想闹些事情出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许这里发生的任何事都及不上其他地方的事有意思。或许像这样一个地方，无论发生什么都称不上是新闻。萨米·奇森伊可以每天播祷告词，说这就是新闻。”

鲍比想，他察觉了马丁的某句抱怨，但只是回应说：“要这样想的话，那这个世上没有任何新闻可言。”

“我不想争辩，我相信你懂我的意思。”

“我们在伊瑟停一下加油吧。”

她多少有点抱歉地说道：“我的脑子现在不是很清楚。”

她从脚下拿起包，放在膝盖上，拿出化妆镜查看了一下脸。“哦，天哪。”她说。像是要驱走坏心情，她轻快地打扮起来，梳了头，重扎了围巾，将先前的倦意一扫而光。她的手臂看上去依然很年轻，从衬衫短袖口中可以望见她刮过的腋窝上有一颗痣。接着，她戴上墨镜坐好，看上去很沉着。

鲍比心中恨起她来。

每隔两英里，就有标着“ESH”[7]字样的路标出现，最后那块颇有英国风格的路牌可能是从英国进口的，上面写着“伊瑟”。不过，四周还是一派荒野。

然后开始出现铁丝栅栏，栅栏后长着老松树；被拖拉机碾出车辙的泥路和高速公路相交，交汇处是一摊摊泥浆水。接着又是荒野。路的一边山峦起伏，公路曲折。一块褪了色的木板上写着不再醒目的警示：前方有铁路道口。车子摇晃着。高大的桉树汇成一片开阔、葱翠欲滴的林子，桉树的树干挺拔，表皮斑驳。远处的大山衬着近处起伏的山峦上围着栅栏的牧场、小丘棋布的开阔地、桉树防护林和开垦过的森林：一幅未完成的风景画，一幅以非洲大陆为背景的草图。

路的两边开阔起来，出现了一些带着大花园的别墅，别墅外观灰蒙蒙的。接着开过一个环岛，环岛中央的花园有修剪过的痕迹，公路随后进了镇子。每隔两三百码就有十字路口出现，路旁都竖着崭新的黑白两色的牌子，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某位部长的名字。这个镇子是要被开发的，但没有开发起来。镇上的建筑多半仍是铁皮和木材搭建，唯一看得出一点开发模样的是一幢不大的银行新大楼，以及一个机动车和拖拉机的展厅。路两旁溅满泥点的警亭，低矮的白色混凝土工棚，有几分像首都非洲人聚居的棚户区。

鲍比拐进去的加油站属于一家国家独立后才进驻的石油公司。加油站里高高地立着一块黄黑色的标示牌，上面用国际通行的符号标明了该加油站所提供的服务。但其中的电话符号，被一张褐色的方纸遮住了部分；另一个标示，交叉摆放的刀和叉，被划掉了，显然是手指沾上机油后所为。这木牌下方以及办公楼的白墙上，都是油腻的手指印，或者干脆是整个手掌擦过的印子。铺着柏油的黑色路面泛着油光，而尚未铺上柏油的路面则在雨水的浸透下，油腻腻地反射出彩虹色。

四个穿着破旧蓝色工装裤的人看着他们的车开进加油站。他们身上的衣裤像是二手的。鲍比在有顶棚的工作区外停下车，摁响了喇叭，四个非洲人都动了起来，但是马上，他们像是想起了什么，互相看看，又都犹豫了。四人中有一个特别矮小，工装裤上半截垂到了胯部，在脚踝处又厚厚地卷着。

“我得冒险去下洗手间。”琳达说。

她小心翼翼踩着碎步往前走，头一直低着，裤子在膝盖以下松松垮垮，衬衫上肩胛骨处有一道长长的汗渍。

小个子非洲人和另一个非洲人走到车前。小个子每走一步都会踢到自己累赘的裤子，他拎着一个水桶，拿着一块海绵和一个带铁柄的清洁工具，默默地擦起玻璃窗来。

琳达回来了。“那地方锁上了。”

大个子非洲人把手伸进口袋，用油乎乎的大拇指和食指夹出一把滑腻腻的耶鲁牌钥匙。琳达二话不说拿起钥匙，又匆匆走开。

油，汽油，水，电池，轮胎：鲍比紧张地看着大个子非洲人忙乎，时不时用简洁、友好的话语鼓励一下，并哈哈大笑。非洲人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并没有回应他。琳达回来后，鲍比不再作声。她看起来很沉静，表情在墨镜的遮挡下很难读懂。她站在柏油路的边缘，目光越过马路，眺望远处的崇山峻岭。

最后鲍比付了钱，和琳达回到车上。他们坐着等找钱的时候，发现那个负责清洗的小个子非洲人正把一扇扇车窗玻璃抹黑。琳达皱起额头，叹了口气。大个子非洲人带着找零走了过来。如果她再那样叹气的话，鲍比想，我得好好跟她说说了。非洲人数着硬币，一枚枚放在鲍比手中。太多了，比鲍比给的还多。

“讨厌。”琳达低声说。

小个子非洲人从琳达身边的窗玻璃移到她那一侧的挡风玻璃前。他用力拉开雨刷，开始清洗。他的脸和琳达的齐平，只隔着几英寸距离。他一边干活，一边皱眉，眼睛故意不去看琳达。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大腿，嘀咕道：“讨厌。”

鲍比想，如果她再这么说，我要揍她了。大个子非洲人耐心地把手握成杯状伸着，让鲍比数出找多的零钱，放回他的掌心。鲍比故意用友好、单纯的声音数着钱，给完最后一枚硬币，包括小费，他朝非洲人笑了笑。大个子非洲人离开了，而那小个子拎着水桶来到鲍比那一侧的挡风玻璃前。

琳达说：“你看看这个人都干了些什么。”

鲍比先看了看琳达那一侧的挡风玻璃，又去看那个小个子非洲人。他正在用一个两用清洁器擦玻璃。清洁器一头是橡胶，一头是海绵；但橡胶和海绵都烂了，擦着玻璃的是中间的金属条。他在所有车窗上都留下了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刮痕。他还在刮，一边刮，一边皱着眉头，丝毫不理会鲍比的注视，装得很专注。

鲍比仔细端详这个非洲人的长相，发现他的肤色特别黑，属于国王部落的人。鲍比顿时大为恼火。那个非洲人意识到鲍比在观察他，把眉头皱得更紧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

鲍比猛地推开车门，非洲人被车门撞到，差点栽倒。

非洲人站稳后，仓皇地从汽车旁闪开。“什么？”他张嘴想要再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只满脸惊愕，眼里噙着泪，看着鲍比，左手捏着碎裂的大海绵，右手仍捏着金属柄的清洁器。

“看看你都干了什么，”鲍比吼道，“你毁了我的挡风玻璃，所有的玻璃都让你毁了。这汽车要是转手，我会损失好几百先令。谁来赔我？你？”

“保险公司。”非洲人回答。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哦，是吗，你倒是聪明。和你们那帮人一样，什么都知道。保险？我要你赔我。”

鲍比朝着非洲人迈进一步。那人退后一步，因为碍手碍脚的工装裤而显得很笨拙。

另外那三个同样穿着工装裤的非洲人站在远处，一动不动。一个挨着办公室的门靠在白墙上，一个站在黄色木牌前，还有一个站在加油泵旁边。

“我要他们解雇你，把你遣送回去。谁是这里的经理？”鲍比问。

那个靠白墙站着的非洲人举起了手，也就是那个和鲍比打过交道、找他零钱的人。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向鲍比走来。在离鲍比还有几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手放在背后，说：“我是经理。”

这显然是公司策略。但鲍比很怀疑他是否有权招聘和解雇。

“我要给你们总部写信。”鲍比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和一支圆珠笔。“谁是你们的上司？谁是你们的老板？”

“区域主管，印度人。”

“老套的亚洲把戏，遥控指挥。他今天会过来吗，你们的区域主管？”

“今天不会。在家。他住在那里。”那个经理指着鲍比开车过来的方向挥了挥手。

“哦，他们今天全藏起来了吧。给我他的地址。你们老板，他住在哪里？”他在信封上胡乱写着，十分不耐烦，到后来几乎是在涂鸦，净是些符号。他说：“这些人不该雇用，他们，还有他们的国王，都积习难改。不过他们的小把戏到此为止。看看我的挡风玻璃。”

那个经理俯下身，表明他在察看。

小个子非洲人那粗布工装服里的身子渐渐放松下来，他像是悔罪似的低头看着油腻腻的院子，手里仍攥着海绵和清洁器，小嘴一动不动。

鲍比对这副漠然的面孔深恶痛绝。他说：“我要报警。”

那个非洲人抬起了头，眼里充满了恐惧。他又张嘴想说什么，但还是无法说出一言半语来。然后，他做了一个像是要把谋生工具海绵和金属柄清洁器都扔掉的动作，转过身就走，粗布工装裤在脚踝处晃动。他一直走到院子边。

“我是政府官员！”鲍比大吼道。

那个非洲人停下脚步，转过身：“先生。”

“你居然敢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鲍比挥舞着右臂，逼近那个小个子非洲人，身上那件非洲款的衬衫摆动着。

那个非洲人没有一点躲闪的意思，眼睛里闪烁的只有期盼的神情。

另外三个非洲人依旧站在原地，一个在黄色木牌前，一个靠着加油泵，那个经理则站在车旁。

琳达往半开的车门外喊道：“鲍比。”口气是中立的，不带谴责；她叫他名字的方式，好像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似的。

“你怎么敢转过身背对着我？”

“鲍比。”琳达已经打开车门，准备走出来。

四个非洲人都站在原地不动。鲍比冲回车子里，黄色衬衫随着身体晃动。他发动引擎，把车子开到院落一角，又停了下来。

“那个该死的地址，”鲍比说，“我把它放哪儿了？”他做出一副寻找那个什么也没写清楚的信封的样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事忘了。”琳达说。

“哦，不行。”

“就像你说的，给总部写封投诉信吧。不管他给了我们什么地址，我都认为我们不应该找过去。”

他继续寻找。

又过了一小会儿，伴着引擎发动的声音，汽车冒出一股蓝烟，轮胎尖啸，鲍比迅疾地把车头转向左边，向镇外开去。他放弃了寻找区域主管的想法。

那四个非洲人依然站在原地不动。

“真是羞耻。”他不安地坐在位子上叹道。

琳达什么也没说。

车子很快出了镇，沿途经过了三四个混凝土大棚屋，一家铸造厂，一块标着“工业用地”字样的空旷地，一条长而坑坑洼洼的双向道，路旁褪了色的广告牌上印着长相酷似白人、大笑着的黑人图片。就这样，他们又回到了公路，上了依山而建的路，路边有一排排没有上漆的木屋，那是倒闭了的殖民种植园。

“真是羞耻。”

乌云下，右边的远山黑魆魆的，再远处的高山被云遮住了。但左边开阔的土地上方，天空依然高远，阳光穿透云层，照得潮湿的路面闪闪发光，被篱笆围起来的牧场一派油绿绿。

鲍比突然踩下刹车，但动作很小心，车没有打滑，而是稳稳地停到路边。路上并没有其他车辆，所以他的操作是安全的。左侧车轮压在草地和泥土上，右车轮还停在柏油路面上。他把身子伏在方向盘上，脑袋轻轻地叩着方向盘，接着微微抬起头，右手肘抵着方向盘，手掌拍打嘴巴，然后托起低垂的额头，手掌继续打自己的嘴巴。

“哦，我的天哪，真是糟糕。”他念叨着。

云朵在天空中竞相追逐，大地忽明忽暗。虽然是午后时分，但天色像是黄昏。

“太糟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掌根部拍打自己的嘴巴，“太糟了。”

他两手抱住方向盘，人趴在上面，宽松的衬衫袖子垂荡着。一天的折腾，那衬衫被阳光暴晒得微微泛红。

琳达什么也没说，也没有扭头去看他。墨镜下的她，不露声色。

鲍比抬起头。“我了解国王的人，”他说，“他可能是个基督徒，每周日都去教堂。一直穿得干干净净。他那两件衬衫，他都非常小心地洗干净、熨平整。他的妻子在南部总署他们村里的学校教一点书。他能阅读。在粗布工装裤的后口袋里一直揣着一小本可笑的平装书。”说这话的时候，鲍比脑中浮现的是他的仆人：同样是小个子，五官长得不错，也属于国王部落。他笃信基督教，是宗教或其他启蒙读物的忠实读者，工资只够他花半个月，前半个月总是喝得醉醺醺，常处于宿醉状态，下半个月就变得沉默，也格外脆弱。鲍比轻轻地叹了声“上帝啊”，然后身体又靠上方向盘，回忆自己在新什罗普酒吧的遭遇。“上帝啊，上帝啊，”他抬起头，“哦，上帝啊。”但这时候他的声调变了。“上帝啊，这真是太美了。”原来他看到了绿色大地在光影变幻下的壮阔景观。

琳达终于有了反应，也转过身去看窗外的景色。

鲍比说：“我毁了他那点可怜的自尊。”

“我不这样认为。”琳达说。她看到了鲍比眼中的泪水，态度因此改变。“我觉得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们确实需要被教训教训。这对他们一点害处也没有。你应该去看看那个卫生间。你知道吗，卫生间的钥匙还在我手上呢。”

“或许我应该把车开回去。”

“为什么？那样只会真的吓坏他们，说不定他们会以为我们真的叫来了警察。”

“我都快要哭了。”他已经擦拭过眼睛，但眼眶中又盈满了泪水。接着，他挤出一个笑容。

“我表示怀疑。我觉得如果开回去，看到他们正为此事而乐不可支，你还得再发一次火。”

“我要开回去。”

“我和家里的男仆们间也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把你十多罐奶粉弄丢了，你骂了他们一通。事后，你觉得气氛尴尬，走路都蹑手蹑脚的。你以为他们多少会有点自责的吧，哪里想得到他们在自己房间里开心得很。呼朋唤友，个个笑翻了天。”

“我们曲解了他们的笑。”鲍比边说边把玩着挡柄。

“或许是吧。可能那代表着尴尬、不满等诸如此类的感觉。萨米·奇森伊是这样告诉我的。可能一些欧洲人这样告诉过他。但我感觉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笑，正常的笑。”

鲍比发动了引擎。

琳达突然大叫一声，撩起衬衫，在座椅上朝着车门的方向猛烈地扭动身子。

“我被蜇了！快看看是什么。我不敢看。”

琳达仍扭着左臀，撩着衬衫，目光透过墨镜瞪着车顶。鲍比赶紧凑上前，看到她肋骨的下方，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红色肿块。

“是什么？”琳达喊道，“到底是什么？”

“我看到了肿块，但看不出是什么东西蜇的。”

“哦，我的天哪。”

她的身体仍然僵着，表现得如同一个孩子，鲍比仔细看了她身体露出来的部分：皮肤滋润，带着淡黄色的皱褶，细细的肋骨，为赶路而穿上的胸衣遮住了小得可怜的乳房，蓝色长裤里的内裤，看似和胸衣一样系着带子，像是上手术台的病人穿的。

他弯下腰，吻了那个红肿的地方。琳达的视线从车厢顶落到鲍比的头顶上。她小心地拎着自己的衬衫以免它盖住鲍比的头，并努力保持不动，以免令他不安。

他再次吻了那个肿块，然后问：“好点了吗？”

“好多了。”

他移开了脑袋。她坐直了，放下衬衫。

“希望你没有误会我的意图。”鲍比说。

“哦，鲍比，这是我所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哦，亲爱的，你这么说让人以为你是在谈生命的诞生呢。”他说着，发动了汽车。

“女人什么都能信。”

她不客气地回答道，而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如此一来谈话的情绪就平衡了。就好像是一对了解对方的个性、接受对方的个性的朋友。就这样，他们又上路了。

天变得异常晦暗。密集的乌云压下来，绿野尽头的最后一缕光线也渐渐消隐。雨终于落下来了，势头很猛，敲打在柏油路上泛起一片白花花的水雾，雨声淹没了引擎的轰鸣。外面除了雨，别无他物。待在车内感觉很舒服。

鲍比说：“这些划痕，我想我会习惯的。我曾经被我妈妈养的狗咬过。你可以想象，发生了这样的事，大家都很不愉快：我，我妈妈，还有那条可怜的狗。咬得还挺厉害的。被咬的地方，很奇怪，留下两条完美的、平行的齿印。就在我小腿肚上。那条狗现在已经死了。伤痕还在。你知道吗，我还挺高兴有这个疤痕。”

过了一会儿他说：“曾经有个医生给我配过一些镇静剂。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的老毛病有发作的趋势，我觉得自己可能又要精神崩溃了。一旦有过那种经历，你会永远处在那样的恐惧中，我想。”

“镇静剂，哦，天哪，别告诉我你现在还在服用。”

“听着。他给了我镇静剂，小小的白色药片，很普通的样子。但它们有奇特的疗效。三天之后——你真的希望我告诉你吗？”他微笑着说。

“说吧。”

“三天之后，它们灼伤了我阴茎头上的皮肤。”

琳达脱口答道：“太可怕了。”

“完全烧焦了。”他依旧微笑着，补充道。

雨还在下。

鲍比说：“说来奇怪，来这里之前我从没学过驾驶。生病期间，我常常幻想自己驾着车在寒冷的雨夜行驶，漫漫长路后，来到一座山顶小木屋。屋里生着火，很暖和，我在里面非常安全。这样的幻想总能带给我安慰。”

“外面下着雨，屋里生着火。这样的场景总是浪漫的。”

“没错，非常浪漫。但这想象给予我的，更多的是安慰。”他的口气中流露出一丝责备。“我看到自己在那样一个房间里，所有东西都是白色的。白色的窗帘，在微风中飘荡。白色的墙，白色的床。高大的窗户，都开着。窗外，青山滴翠，山脚下，大海碧蓝。”

“听上去像是希腊某个岛上的医院。”

“我想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吧。感觉万念俱灰，不想做任何事，不想当任何人。只想着要看自己慢慢死去。每个白天我都待在那个房间里。每个晚上也是。我没有床头柜，所以把手表放在地板上。一天早上，我踩在了上面，玻璃碎了。我想去修手表，但又作罢，决定等我好转了再说。”

“开始恐怖了。”

“散步的时候我就戴着那块破手表。这本是很病态的做法了。但更恐怖的是，对于生命的种种无奈，人很快就能适应。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到了下星期我就会好点。’然后到了下个月。很快一年就过去了。”

“不是有种电击休克疗法吗？”

“和镇静剂差不多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认为精神疾病治疗就是一个美国式笑话，精神科医生都和《爱德华大夫》里英格丽·褒曼演的角色差不多。”

“那是部老电影，不过很好看，是吧？”

“不好看。从某种意义上说，休克你是说对了。我就是那样好转起来的。我的那个精神科医生，就是那个告诉自己害风湿病只是因为怕死，于是治好了风湿的医生，在一次治疗结束后对我说：‘你搭我妻子的车顺路回城里吧。’我从没见过他妻子。我坐在他家的客厅里等她。他就是那种不用动器械、在家开诊室的精神科医生。或许我该在其他地方等他妻子。我听到他妻子在和人说话，声音很响亮：‘我可以顺便带上你的，反正我得送亚瑟的一个病人，一个同性恋小伙儿。’她不知道我就坐在那里。我以为我向医生诉说的所有事情都是保密的。我这辈子还没有如此恨过一个人，只愿这两个人都去死。其实这也有点不公平，他给我治病，效果还算不错。我想我是不知不觉好起来的。但这个休克性的打击，就像你说的，刺激到了我，让我的病情有所好转。”

琳达透过刮伤的玻璃看着雨。

“亚瑟的一个病人，一个同性恋小伙儿。”鲍比微笑着。

琳达无言以对。

鲍比知道自己让她感到了尴尬，同时又有所触动。他带着点挑衅意味，接着说：“我想，我说的话没有让你感到惊讶吧？”

“人做丑事，”片刻之后他又说，脸上的那抹微笑不见了，语调也变了，“人做丑事，有时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人。我从未有过这样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

“公众对此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痛恨英国的同性恋。他们又讨厌又肮脏。当时，当然，我被捕了。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常去的地方。那个警察人还不错。他想要‘改造’我。局面就变得很滑稽。他试图勾起我的欲望，就像在挑逗人去强奸一般。我一度以为他会拿出钱夹里的色情照片给我看，不过最终他做的也不过是常规的做法。他拿走了我的手帕，非常小心翼翼。我的手帕！我都要羞愧死了。那是一条非常脏的手帕。我的案子是周一一大早庭审的，紧接在一个妓女案之后。有罪，有罪。罚款十英镑，罚款十英镑。我告诉法官我是‘一时冲动’，却惹得哄堂大笑，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没有比这说法更愚蠢、更该死的了。但他们很快就释放了我，我还赶上了去牛津的快速列车。哦，是的，在伦敦经历了一个疯狂的周末之后，我还是及时赶回了学校，赶上了学院餐厅的午饭。不过我想，这些丹尼斯·马歇尔应该都跟你说过了。前不久，我‘崩溃’过，向他‘坦白’过。这是我个性中柔弱的一面。多丽丝·马歇尔是怎么说来着，像我这样的人在南非是怎么被处理的？把我们的头发剃光，归为土著人，让我们穿上裙子，然后送到土著部落生活？”

琳达还是盯着窗外的雨。

“我很抱歉。我又像以前那样开始胡扯了，想必让你沮丧了。”

“我在想我们走的路，”琳达回答，“就算路面不是很泥泞，我还是觉得八九点之前我们到不了政府大院。我觉得我们该尽快决定是否拐往上校那里过夜。我开始觉得老移民一直说的‘无论去哪里，都要在下午四点之前赶到’，还真挺有道理的。现在都已经两点半了。”

“我可没有听说过有谁饿死在去南部总署的路上。”

“我们得马上做出决定，前面就该转弯了。”

“看来你的态度是很明确了。”

“我一直觉得老上校挺有趣的，”琳达回答，“而且我很想看看那个湖在暴风雨中的景色。”

“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我没有让你不高兴。这里景色很美，是不是？”他看着窗外说，“就像你说的，即使是在雨中。”

“‘连夜’开车赶到山顶小木屋。”

“哦，天哪。我明白了，那成了我的把柄。和丹尼斯·马歇尔的合同不能续签，对此我不能说我感到遗憾。但是我不相信我能够让大家相信，这事其实和我完全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事无关紧要，鲍比。”

“布索葛－科索罗给了我那些文件。我能说什么呢？非洲人的腐败，也是老生常谈。我还能忠于谁呢？”

“多丽丝·马歇尔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人。但是大家都不太在意她说什么。”

“我真是想发笑。有些人一直在这里诋毁这个国家，批评这里的国民。一旦他们得走了，那又另当别论了。”

“我认为我就是这样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很遗憾你要离开这里了。”

“你有什么可遗憾的？”

他不能说他感到遗憾是因为他们坐了同一辆车，因为他向她坦白了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现在多少了解了真实的他。

他说：“我很遗憾，因为你发现这里不适合你。”

“对你来说就不一样了，鲍比。”

“你总是那么说。”

“看，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封路了。”

十字路口、公路上，以及路旁的田野里，穿制服的警察黑压压地站在雨中，斗篷下佩着来复枪。十字路口的稍远处，一辆辆深蓝色的警车堵住了高速公路通往南部总署的路。红色的警示灯挂在木质的白色路障上。一块白色的长木板上画着一个黑色的箭头，示意一旁开往山里的辅路还是畅通的。

虽然开往山里的路很明显，也没有警察招呼他们停车，鲍比还是停下了车。在路障和吉普车往后大约五十英尺处，两块厚木板横卧在公路中间。木板上有两排六英寸长的金属钉，雨水落在钉子上，飞溅开来。木板后大约一百码处，在公路转弯并消失在低矮的灌木丛中的地方，停着大约六辆尾板上印着军团标志的军队卡车。

鲍比摆出一个笑容，摇下车窗玻璃。窗框上滴着雨水，落雨随风飘进车内。没有一个警察挪脚，也没有警察从吉普车里出来。这时，坐在吉普车后座的一个看似挺年轻的胖男人向前倾了倾身，露出斗篷下黄褐色的花衬衫，他不耐烦地朝鲍比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快走。他像是正在吃东西。

“感谢上帝，我真害怕他们再查一次车。”琳达说。

“他们在这方面可聪明了。他们很精明，知道我们是谁。”鲍比说。

“至少他们替我们下了决心，”琳达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去上校那里了。我想西蒙·鲁贝罗下的军令到这里就无效了，是不是？军队貌似掌控了一切。但愿我们别再遇上他们的卡车了。他们绝对是恶魔。”

“我对军队一直保持敬意。”

“马丁说无论何时看到军队的卡车，一定要在路边停下，等他们先过。他们撞倒了你也权当寻开心。”

“我倒是希望这只是一次警方行动。我肯定西蒙本人也是这样希望的。”鲍比说。

5

通往山里的这条路，有那么几英里都铺上了柏油，而且和他们刚刚离开的高速公路一样宽敞、安全。但是它没有修路基，而是紧贴地面，因为依着山，所以路旁是平滑、光秃秃没有长树的缓坡。因为别无他物，路旁的栅栏桩就显得格外醒目。被雨水冲刷的道路，顺着山势向前，空荡荡的。山峦在雨幕中模糊不清，但不再像先前那样单是挡住了视线，而是把视线往高处引。

田野，栅栏；一个泥泞的十字路口，旁边竖着褪了色的路标；一个零落的定居点，混凝土和木材搭建的房屋被淋得透湿；树木和灌木丛。路慢慢爬高，变得崎岖，且越来越窄。接着没有了柏油，路面上只剩下凹凸不平的岩石。

车子越开越高，他们瞥了几眼刚刚驶出的高原；尽管是透过雨帘，仍可以看到高原上水土流失的迹象。随着入山越深，眼前就只有路两旁的灌木丛。每个转弯都很急，湿漉漉的石块在细碎的树根和泥土间熠熠发亮。有时候在路边杂草丛生的浅沟里，有时候在路面上，散落着少量塌方山石。

“真不知道该开哪一条路，”鲍比说，“是几百英里、满是泥浆的高速公路，还是这条。”

很快，他们就已经在山的深处。他们不时看到山顶和更远处的山顶，都在雨雾的笼罩之中。就这样行驶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仿佛已经在世界之巅，或者说这片大陆的中心。之前看到的景象，那阳光和灌木丛，黑而直的公路，轮胎的嘶嘶声，绿油油的田地上光影的变换，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国度的事情。汽车在岩石路面上颠簸着，偶有几段路的路面上撒满了煤渣，车子开在上面吱吱嘎嘎作响。车一直以低速挡在开，制造出的各种噪音已经盖过了雨声。鲍比和琳达都没有说话，而是聆听着有无其他车辆开过，想着在这条诡秘道路上任何一个黑暗处看见军队的车辆都不足为奇。

偶尔，他们也能看到路旁出现了简陋的小屋和生长着野百合、溅着雨点的小池塘。有时候路的一侧是灰绿色的峡谷：地面倾斜而下，黑色树干上顶着湿漉漉的大树枝，叶子滴着水；峡谷深处是一座座有梯田的小山，红色的小径盘旋而上，通往山顶围着篱笆的小屋，然后又蜿蜒伸展到别处，伸向那些看不见的山谷。

“这就是我想看的，”琳达说，“没想到这里会有农田，他们会把梯田一直开到山顶。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些小路，看起来它们早早就筑好了。”

“这是我们留给他们的土地吧。”鲍比说。

她把背靠在座椅上，摘下墨镜。鲍比意识到自己刚才失言了，没有踏准拍子。

“现在想来很荒谬，”他很快换了种语气继续说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了解非洲，发现他们已经在和铁制品打交道，我很惊讶。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我真的很惊讶。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把旧的金属制品随便放的话……”

“不一定要很旧。一夜之间你的车子就可能消失，只剩下座椅，表明那里曾经停过一辆汽车。他们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把一辆波音飞机拆得干干净净。”

鲍比听过这个笑话，但还是笑了。“我来这里之后，隐约感觉到他们不会对我友好，因为我是白人，是个英国人，还因为南非等诸如此类的原因。”

“他们不把南非放在眼里。”

“确实如此。他们极度世故，嘲笑一切。”

“萨米·奇森伊告诉过我，那是因为他们很气愤。”

“萨米喜欢夸大其词，政客都这样。萨米喜欢时不时做些带种族歧视意味的事情。实际上他不过是在考验你。真无聊。我最不能容忍那种社会主义倾向和第三世界的姿态，你觉得呢？那是他在英国的时候学会的，并不具有代表性。他们说他在英国日子不好过。”

“那确实让他对白人女性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情结。瞎的、瘸的、傻的，都不放过。”

“真是太可悲了。我不知道我们正在创造多少个萨米这样的人出来。”

“可悲……那是可怕。萨米还觉得自己魅力难当呢，因为他又黑又胖。他觉得他在英国学会了如何和英国人‘打交道’。说实在的，他头脑有点错乱。”

“萨米是个特例。我觉得我之所以喜欢非洲的普通民众，是因为他们不给人压力。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接受你是什么样的人。多丽丝·马歇尔说得对。有很多地方我还得感谢丹尼斯。是他让我到这里来的。想想我们年轻时做的那些事情吧：参加LCC[8]的考试，因为大家都考；申请进入海德里公司，因为每个人都在申请。我觉得那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每个人都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做好。还有那么多事情做不好，可还会去做。可能光看外表你是稳重的，其实却在随波逐流。我没有什么斗志，离开牛津后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就很满足了。我还不曾想过要让自己充分发挥作为人类一员的作用。这很难解释清楚，我知道，在这里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遭到曲解。这里有太多的人擅长哗众取宠。”

“鲍比，你把问题弄得太复杂了。”

“怎么说？”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工作。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像谈论非洲那样谈论他们生活的地方。”

“牛津。那里的人整天谈的都是牛津。”

“我想我们在哗众取宠这一点上确实太过努力了。我们本该从第一天起就清楚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该回家的就回家。”

“但你在这里已经有六年了呢。”

“正如马丁说的，真正让我们领受惩罚的谎言是我们对自己撒的谎。”

“你们当真要去南方？”

“那只是一个想法。再过四年，马丁就五十了。我想我们可以回英国了，马丁可以做个自由职业者。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不过是个写手。四十六岁的年纪了，不可能真的从头再来。但马丁又不是做自由职业的料。他也没有什么斗志。”

车子在路上不停地颠簸。树木滴着水。透过树叶黑色的缝隙，他们瞥见远处小山顶上的湖泊，一片灰色，就像天空一样。路旁有一株蓝花楹，紫色的花朵刚刚飘落，铺满了树下的岩石和泥地。他们的车碾了过去。

“我的生活在这里。”

“鲍比！”

公路上方长满树木的小山坡上有一条小路，十来个穿着颜色鲜亮、簇新棉质长袍的非洲人排成一队在雨中行走，他们用树叶遮着头。棉布的鲜亮色彩和头顶上的树叶起到了很好的伪装效果。他们没有朝汽车的方向看。

“就是这类事情让我觉得远离家乡，”琳达说，“我觉得这样的丛林生活会永远继续下去。”

“你是康拉德[9]的书看太多了。我讨厌那本书，你呢？”

“你的意思是，他们可能只是去参加一个婚礼，或者某个普通的定期集会。”

“你这么说话听起来像多丽丝·马歇尔。”

“好吧。”

“我爱过丹尼斯。他为我做过的事情，我永生难忘。我和他是在牛津大学校友聚会上认识的，我的人生因认识他而改变。我开始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事情。他为我在这里找了份工作，而且我觉得是他教会了我如何看待这个国家。但是他希望我永远无所作为，好继续充当我的介绍人。他总是说我不懂非洲人，说会替我和他们打交道。我能够站稳脚跟让他很不舒服。真是一个幼稚的男人。他想要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在发现我和非洲人有身体接触后，他简直要疯了。”

“你们俩都太鲁莽了。”

“他老是说要为非洲服务，我都无法形容我听了有多烦。然后他就开始诋毁我。我觉得我可能要完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真正开始佩服欧谷纳·旺葛－布代尔和布索葛－科索罗。他们明白丹尼斯想干什么。”

“我不想再听这事了。”

“他们都是那个样子。”

鲍比的兴奋劲一下子烟消云散。他觉得那种坦诚和友好的情绪被自己破坏了，琳达不再信任他。他说得太多了。保不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将满怀遗憾，而琳达则会成为又一个他要躲的人。他沉下脸，沉默不语。

山坡上出现了更多的非洲人。琳达没有嚷着让鲍比看。他开始找话说，想要回到刚才的氛围中。半个小时前，他还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现在却想不出任何新鲜的话题。感觉琳达带着责备的情绪坐在他旁边，他只想着把他说过的、能引起她兴趣的话再说一遍。

“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梦想的那种开车旅行，”他说，“这山，这雨，这森林。我把它想象成褒曼的国家。”

路旁，有时候是路中央，开始出现一堆堆黄色的、新鲜的泥土。泥土上有重型汽车压过的痕迹，呈扁平状，并且溅得到处都是泥；到处是黄色的小水洼。路的下方有一个山谷，灰绿色的，在雨中若隐若现。山谷中有很多圆锥形的小山丘，每座山丘上都有梯田、茅草屋、草地和围栏，一条条从谷底通往茅草屋的棕色小路像童话中才有的。

“我曾经日复一日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在那间白色的房子里一待就是几小时……”

“鲍比！”

车子开始打滑，先向左滑，后轮撞上一堆土，车身差点撞上路旁的山体，然后又向右滑，险些坠入山谷。好在知道路上全是土堆，车子翻下悬崖的可能性不大，鲍比才不至于惊慌失措。不过在这种路况下，行进变得不可理喻，车子忽然变成了特别脆弱的物品，好像任何一个晃动都能导致翻车。车子微微滑向山腰处的一条水沟，斜着停了下来。车头对着他们上来的路，车身很大一部分进了路旁的灌木丛，黑色的树枝和湿漉漉的叶子紧贴着左侧窗玻璃。引擎熄火了。他们可以感觉到雨水猛烈敲打着车身和树叶。

鲍比重新启动了车子，并推上了挡。车身一震，他们听到车轮在泥土里打转的声音。他又试了一次。这次车身没有震，他们只听到了引擎的哀鸣。

鲍比打开车门。雨水、树叶和风扑面而来。他弓着背走下车，来到路上，黄色的本地衬衫一开始还随着他的身体而跳动，但很快就被雨水打得透湿，贴在身上。

“我没有看到任何碰撞，”他对琳达说，“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推一下。你来开吧。”

“我不会开车。”

“但是得有人推车。”

“我们能等一等吗，等刚才那些非洲人？”

“那还有好几英里路呢。等他们来了，我们可就真的被困在这里了。”

琳达从鲍比那一侧的车门下了车，站在空转的轮子后的水沟里。她先推车，推不动。鲍比指挥她摇晃车身，还是不行，她气得用手掌猛拍车身。鲍比决定试试倒车挡。于是琳达又站到车头去推车。倒车挡起了作用，车从泥潭中倒了出来，鲍比把车开回路上。

接下来，鲍比要设法掉转车头，回到正确的方向上。琳达从车的一侧走到另一侧，指挥鲍比调头。泥浆一直溅到了她的膝盖处，衬衫湿透了，透出胸衣。头发也湿漉漉的，手上全是泥浆。在这个过程中，排气管压到了土堆，里面进了污泥，汽车又熄火了。两人只得丢下车，寻找长树枝来清理排气管。空车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堵住了路，而原来车上的两个人则浑身湿透，抓狂地在灌木丛里分头寻找树枝。鲍比又焦虑又无望地期待能够再次碰到军用卡车，而琳达几乎要发狂了，看到树枝就折，连那些小枝丫小树条也扯下来给鲍比，好像她是在采草药。

两人终于回到校正好了的车上，谁也没有说话。窗外的景色依然壮观，但他们都视而不见。车子里感觉湿漉漉的，塑料椅套和橡胶垫子上沾满了泥，地板和仪表盘上也全是泥。

“不知道是哪个白痴把这些烂泥倒在路上。”鲍比说。

琳达没有回应。

连着开了好几英里，路上好像全是泥浆。每次驶过一大堆烂泥时，他们都心惊胆战，怕车子会再次打滑，失去控制。一路上，他们不知把多少蓝花楹压进了污泥里。又开了一会儿，路上终于干净了。随后雨也停了，天空放晴，西边几乎一派银色。先前在森林里穿行，又下着雨，让人感觉已是黄昏时分。而此刻，他们发觉时间还只是下午。

雨后的山谷异常宁静。道路上空无一人，天空乌云消散，变得浅淡而高远；草木静止，悄无声息。天空像是定了灰色调，太阳不会再出来了。他们又开了一会儿，开始看见人影，有的在路上，有的在木栅栏后。炊烟从一些小木屋里直直升起来。

道路沿山而行，路的一侧始终是山体和树林。树林里那一条条踩踏而成的棕黑色梯田路上，时时有穿着鲜亮新衣的非洲人走过。在丛林里，非洲人黢黑的皮肤和色彩斑斓的衣服起到了很好的伪饰作用，不容易被发现。而眼下，鲍比和琳达驱车经过的山坡上满是非洲人，而且越来越多。山坡上有一处宽阔的、凿出来的平台，上面有个不高的茅草棚。树叶遮盖的棚顶，修剪过的黑树枝充当的柱子，让茅草棚乍看之下就像是森林的一部分。但满棚子都挤坐着非洲人，个个穿着新衣服。无论是山上还是山下，通向茅草棚的曲曲折折的小路上，也都站满了非洲人。

“这不是一场婚礼，”琳达说，“这又是那种宣誓复仇的集会。”

“他们不是总统部落的人。”

“反正也差不了多少。山上某个地方，肯定有一群人已经脱光了新衣服，裸着身体跳舞，手拉手一起吃大粪。总统可能给他们送去了一份上好的大粪。在这里你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知道山那边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河水都染红了。但那事又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他们是奴隶，被压迫了好几个世纪了。”鲍比回答，火气慢慢上升。

“这也太荒谬了。”琳达说。

他努力把注意力都放在路上。

“不是说他们荒谬，是我荒谬。居然会在这里。”

他们向着一个山脊的顶部开去，天空更开阔了。他们开出了森林，来到了光秃秃的山脊上，一侧的山谷开阔而壮观，往下望去，一个微小的山村呈现在他们眼皮底下，梯田、茅草屋、炊烟、潮湿蜿蜒的道路。这图景随汽车的行驶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迷雾中，让人叹为观止。

但琳达只是说：“褒曼。”

鲍比沉下脸。

他们开始下山，风景从视野中消失。山脊的这一侧，植被不同，草更茂盛了。有几座山头长满了葱郁的竹子。他们瞥见了要去的那个湖，湖面在昏暗的光线下黑沉沉的一片。下山途中，他们再次驶入了幽暗的森林。道路盘旋，更为颠簸。一路上看不到人，直到出现了一片茅草棚和一栋四周开垦过的别墅之后，他们知道离湖区不远了。两个人在车里的冷战和恼怒也差不多消耗殆尽。身上的衣服已经干了，座椅和仪表盘上的污泥也已经结块。

鲍比说：“上校那里能让我们洗个热水澡吗？”

“但愿吧。”琳达柔声答道。

在高低不平的岩石路上又一个转弯之后，他们开出了幽暗的森林，沐浴在傍晚的光线中，眼前豁然开朗。湖就在眼前，连接着地平线，水天一色。路又变成了柏油路。这是一段连接山和湖的公路，没开多久就有一个小镇，随后变成了中央立着路灯杆的双车道林荫大街。路旁种的是高大的棕榈树，进口的，非土生土长的物种。在较为寒冷的国家的度假区，往往会种植这类亚热带植物。

大街并不平整，有一根路灯杆也坏了。林荫道和湖中间隔着一个公园，湖岸有咖啡馆，咖啡馆里是暗的，还没有亮灯。还有一个空荡荡的小型码头。林荫道的另一边是一座座别墅，带着硕大的花园，草木滴翠，和刚刚经过的幽暗森林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株红色的三角梅缠绕着一棵死去的树。一个破旧的、只有一台油泵的加油站。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小橱窗里摆满了象牙和皮革制品。一栋低矮、不起眼的楼房外的一个广告牌上，贴着几张白色手写海报，上面列着几部电影和演员的名字。

然后，这个小镇很快显露出了它的破败。通往别墅的车道旁，植被疯长，别墅门口又满是沙土。公园里的植物也疏于打理。墙上的球形灯泡要么损坏，要么被偷走。金属制品全生锈了。大街不单不平整，还到处是裂缝。混凝土砌成的排水沟被沙土和野草堵塞了，人行道上也长满了野草。有几座别墅的屋顶已经损毁了，更有一栋房子的阳台瓦楞铁皮顶像鸟展开的翅膀那样垂着。

林荫道紧连着公园，路面坑坑洼洼。在林荫道尽头处，有一堵长长的、霉斑遍布的水泥墙。墙的一端因为重力的关系，已经下陷在泥里。入口的上方有一块弓箭形状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宾馆”。他们转了进去，在水泥坡道上开了一阵，来到一个铺满碎石的小院子里。刚才那堵水泥墙后是一个长条形的旧花园，花园旁有一栋两层楼高、带阳台的木质楼房。房子看起来还算保养得当。

停下车，他们听到了水声，是从湖那边传过来的。靠近他们的停车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有人在用英语大声叫嚷。

“那就是上校，”琳达说，“他精神不错。”

6

鲍比和琳达从车里取出行李，屋里那个人还在嚷嚷。鲍比给车子设了防盗铃，开关一开，就响起了哔哔声，到他锁车门时已演变成似喇叭的鸣笛。楼里的人还在嚷，有个非洲人面带微笑，从办公室楼梯上走下来，手里捏着顶呢帽子。看到鲍比和琳达，他的笑意更浓了。不过戴上帽子后，他的脸遮了起来，微笑也似乎消失了。他穿着拖沓肮脏、潮乎乎的欧洲款式的衣服，脚上蹬着双破烂的军靴，踩着湿漉漉的砾石往院子外走去。

鲍比沉着脸，和琳达一起走进办公室。上校听到了汽车的声响，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办公室很暗，登记簿、纸张、书本和日历堆得乱七八糟。两张阴沉的脸对视了一下。上校比鲍比想象中矮。他穿着短袖衬衫，双手张开撑在桌边。虽然胳膊上的肌肉已经萎缩，但整体还算得上体格强健。他并不理会琳达，那双湿漉漉的黑眼睛紧盯着鲍比。刚发过怒，他眼里还满是激愤，几乎像是要落泪。

上校不打算先开口。遭受了冷遇的琳达也不作声。

“我们要两间房过夜。”鲍比说。

上校的目光从鲍比的脸上挪到他的衬衫上。

贴着办公室的一面墙有一个黑色的铁质保险箱，保险箱上面有个文件柜，再往上挂着一本比利时日历。这儿没有总统的肖像照，只有一幅镶了镜框的水彩画，画的是外面的湖和临湖的宾馆，落款为一九四九年，题着词“献给吉姆”。

上校没有开口，只是打开一本登记簿，递给鲍比。鲍比也没有说话，只板着脸填写。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上校确实上了年纪。他按在桌边的手上有老年斑，皮肤松弛，并颤抖着。鲍比还闻到了他身上的异味。他的衬衫肮脏泛黄，脖颈处满是褶子，褶痕里油腻不堪、脏兮兮的。

鲍比把登记簿递给琳达。上校在柜台后退后几步，转头去招呼服务生。他的手不抖了，等他再转过头来看着鲍比的时候，脸色好多了，眼里甚至流露出几分嘲弄的神情。

他说：“我猜你们是要在这里吃晚饭的吧？”

“可能还会有一个人来，”琳达说，“他可能是被那些泥堆堵在路上了。”

这可是鲍比没有想到的。他继续沉着脸一声不吭，这态度刚才还只是冲着上校的，现在也同样针对琳达。

两人跟着服务生走进主楼，走上楼梯，一路无话。服务生很年轻，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红色的短上衣。这套衣服穿在他身上像黑人民族服装似的。他每走一步，赤裸的脚后跟便从黑色的鞋子里滑出来。楼梯油漆剥落，转角处堆着一堆没有上过漆的木板，可能是弃而不用的木架。楼上的走廊很暗，铺着黄麻地毯，有股子潮湿发霉的味道。走廊的尽头搁着一张床。鲍比和琳达走进各自的房间，依然一语不发。他们的房间分别位于走廊的两头。琳达比较幸运，她的房间俯瞰着林荫大街和湖面。

鲍比的房间关着，里面几乎漆黑一片。透过刚被雨水敲打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宾馆的水塔、树木和灌木丛、邻街建筑的屋顶，以及院子里刷过白石灰的低矮宿舍楼，服务生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那里。鲍比听到声调高而细的吵嚷，说的是丛林部落的语言，还有平底锅乒乒乓乓的声响和大呼小叫的惊叹声。小镇的其他地方则都十分静谧。小镇上空悬着一层蓝色薄雾，好像是飘散的炊烟。

床大概是很久以前铺的；印有小碎花的床单四周平整，放被子的地方则陷下去。吊灯光线暗淡，木质天花板上的纹路和节疤在白色油漆的映衬下像是被烧过的疤痕。浴室里的设施陈旧而笨重，洗脸池中有细小的裂缝和水龙头滴水留下的污痕，下水口上的黄铜配件已经发黑。鲍比打开水龙头，喷出来的是红棕色、夹杂着泥浆的水：雨后的湖水。放了一会儿，水始终没有变清，但倒是热的。鲍比洗了起来。

楼下有人打开了收音机。一个非洲人的声音在空阔的木建筑里响起，磕磕巴巴地报道着来自首都的六点新闻，以及新闻之后的评述。那声音把句子读成了一个个词，有时是一个个音节，没有起伏，还时常读错了，然后匆匆吞掉尾音。“封建……怖分子……分裂分子……亚伯罕·林肯……治部队……灭了……歹徒。”在鲍比听来，这出播报像是播音员气得讲话都结巴了。宾馆服务生们像是要和广播竞赛，越发肆意妄为，锅子敲得更用力，笑闹得更欢，叫嚷得更响了。

棕色的水汩汩流过发黑的黄铜，淌进黑乎乎的下水孔，穿过河底蕨草般的黏液。下水口泛出一股恶臭。白毛巾很旧，磨得很薄，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他举起毛巾准备擦脸，毛巾捂在眼睛上时，倦意突然涌来，他觉得浑身乏力，陷入长途驾车后的眩晕。此时，此地，在这个他一无所知的度假小镇，在湖边，在这间宾馆客房，在这一时刻，他的疲惫变成了哀伤。

他并没有因为这哀伤而难过。虽然孤寂袭上心头，但此刻他只想一个人待着；他享受这种希望独处的感觉。这是漫长的一天；他讲了太多的话，也做了很多错误的判断。他希望缺席，希望被惦记。这是他逃避现实的开始，这是他惩罚自己、同时重新振作的方式。

他没有换裤子，只是穿上了前一天在首都参加自助午宴时穿的灰衬衫，然后下楼了。楼下酒吧里，也就是开着收音机的地方，播音员还在用纠结的声音播报那些充满愤怒的语句。酒吧没有开灯。酒吧外那道长水泥墙只有护栏般高，越过墙头可以看见棕榈树宽阔的齿状树叶，黑影般衬着湖水和静止的云朵。公园里，湖水拍打着灌木掩映的墙壁。淡淡的烟雾浮在空中。天色几乎完全暗了。

鲍比站在宾馆的门口：他不愿意走出去，走到大路上。他在院子里逛了一圈。走到员工住宅区，他瞥见一群妇女和孩子围着篝火做饭，他们都抬起头来看他，他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人。他又走回宾馆门口，停下了脚步。他觉得有人在看他，转身便见到上校正倚靠在没有亮灯的酒吧门口，远远地打量他。于是鲍比迈出大门，走到街上。

他沿着宾馆的水泥墙走，走过一栋空置的房屋。房子在一棵大树的掩映中，墙体上生着阴湿的苔藓，门廊上满是土块、砖块和灰泥浆，车道上的沙土弥漫散落到杂草丛中。他拐入一条小街。街不长，整个小镇也就只有三个街区大小。在一栋房子的外廊上，几个非洲人弯腰围着一堆篝火。鲍比经过时，一个穿着破烂军服的人直起身子来。鲍比赶紧把眼睛看向别处。但那人只是要把口袋里的什么东西扔进锅里。

小镇居民不少。很多看似空置的房子其实都有人住，他们都是放弃了丛林生活的非洲人。他们利用能够找到的墙砖、门、窗和家具，试图建造出他们在丛林中的那种圆形茅屋。但他们所能找到的材料都是方形的，因而做起来非常棘手。他们在客厅里搭棚屋，在半开放式的外廊上搭建屋顶。他们在瓦楞板上生火，用砖头做灶石。大部分男人穿着破烂的军服，因为刚淋了雨而湿漉漉的，口袋鼓鼓囊囊下垂着。一辆自行车停靠在门板已经不翼而飞的门口，就像倚在茅屋的栅栏上一样。

人行道上，杂草丛里满是从屋子里扔出的垃圾，都是无法再利用的东西：镜框玻璃的碎片，软垫座椅的残骸，被扒去弹簧的床垫，纸张皱巴巴粘在一起的杂志和书本。鲍比还看到了一个压扁了的烟盒，褪色的红底上印着黑色的“贝尔加”[10]字样。这令人想起欧洲的假日：仿佛比利时和欧洲就在湖对面，而这湖就是英吉利海峡。这个度假小镇并不是为了来非洲旅游的人而建的，它是那些来到非洲、自认为会定居在这里的人为自己建的。他们想在这里植入家乡的情调：公园，堤岸，湖滨大道。但现在，湖那边发生了动乱，国家宣布独立、房产业出现恐慌，军队发动政变，白人逃往南方，亚洲人被驱逐出境，死伤无数，这个度假小镇也就被弃而不用了。

这时，远处隐约传来了一个有节奏的声音，好像是伴舞的音乐，但是声音很微弱，鲍比站定了仔细听，还是无法辨明。他继续往前走。在某条小路尽头的灌木丛处，他看到一排原本是商店的房子，还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不一会儿，一辆汽车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开过来。那是一辆雪佛兰，开车的是个印度女孩。她在一家店铺前停下，没打量鲍比，匆匆走了进去，高跟鞋敲打着水泥路面。商店里一片漆黑，但依然在营业。白铁皮货架锃亮，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柜台后面。

那富有节奏的声音变得愈加清晰，还可以听到一个男人在这背景中呼喊。鲍比转过身，面对着开阔的湖面方向，透过黑漆漆的野草、树丛和灌木篱笆，看到闪着银光的沉寂的湖水。那些被当作篱笆的灌木无人修剪，几乎要长成大树了。鲍比循着声音走去，重又回到大路上，他看到一队士兵从一条树木夹道的小路里跑出来。昏暗中，他们的白色背心在黢黑发亮的肤色的映衬下像是一块块闪亮的盾牌，而脚上的帆布鞋则仿佛是鸽子振动的双翅。那个留着唇髭的男子，穿着以色列军服，在队伍旁边跑边喊着口令。

士兵三个一排，看不清脸，只能看到一身卡其裤、白色鞋子和白色背心。他们步伐一致地跑着。那个以色列人，喊着口令，跑到队伍的最前面，然后转过身，一边继续喊口令，一边原地高抬腿，看着士兵们从他身边列队跑过。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和那些非洲人显然各行其是。以色列人身体力行地示范着标准动作，而那些非洲人，半闭着眼、神情恍惚，像是在跳丛林舞蹈。他们几乎不抬膝盖，面无表情，但又隐约透着极大的快感；他们从以色列人身边跑过，眨着眼睛，把从光头上流下来的汗水甩去，以免淌进眼里。等他们全部跑过去之后，以色列人再次转身，嘴里依然高喊着“啊！啊！”，像牧羊犬般再次冲刺到队伍的头上，徒劳地朝着那些非洲人喊口令。那些非洲士兵因为吃上了军队的伙食，个个膀粗腰圆；而那个以色列教官则显得矮小单薄。

教官和士兵们沿着大街上的一条车道往前跑，鲍比在另一条车道上跟着他们，朝宾馆的方向往回走。昏暗中，跳动的白色背心连成一片，白色的鞋子上下翻飞。他们的身影不时地被道路中央的草木遮挡住。慢慢地，队伍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但那个教官的喊声始终清晰。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和口号声重又变得响亮起来。士兵们调转了头，沿着大街往回跑。黄昏的安宁被他们打破，白色的身影也划破了昏暗。鲍比停下脚步观看。但等他们离得近了，看到黑色的光头在白色背心上方上下晃动，鲍比觉得不安。他不应该这样盯着他们看，他会被注意到的。于是他目不斜视，以不受跑步节奏影响的步伐，从这群汗流浃背、不停眨着眼的士兵前走过。那个教官在他几步之遥的地方，一边冲刺一边喊：“啊！啊！”

黑夜降临了。有一两处门廊上，非洲人生起了小小的篝火。有些街灯亮了，发出亮灿灿的蓝光。有一栋房子里亮起昏暗的灯光。大街另一边，杂草葳蕤的公园融为湖水色，一片漆黑。鲍比再次经过那栋大树下的房屋，见背后宾馆的院子里有微弱的灯光，勾勒出屋子的轮廓。水泥墙下一片黑暗。但宾馆车道上有灯光，砾石铺成的庭院光影斑驳。酒吧里亮着灯。琳达站在走廊上，像一个剪影。

“鲍比？”

他确实被惦记了：她听上去很孤独，在等待。她换过衣服了，换上了一条白色或乳白色的裤子。

她低语道：“我想喝杯加柠檬的波特酒。”

酒吧里寂静清冷。就连上校和多丽丝·马歇尔的笑话也没能活跃气氛。

他们默默坐着，呷着雪莉酒，研究着挂在护墙板上的照片和水彩画，以及桌上蒙灰的尊尼获加[11]人形品牌像。上校戴着银边眼镜，坐在一盏吊灯下，一边看书，一边喝着杜松子酒。穿着红色短上衣的服务生无精打采地坐在柜台后面，垂头盯着柜台发呆。

有脚步声传来，踩着砾石，上了水泥台阶，到了走廊，然后一个瘦高个子的非洲人出现在酒吧门口。他套着破破烂烂的军用雨衣，里面穿着黑色西装，脏兮兮的白衬衫上系着黑领结。脚上的军靴沾满了泥。他就站在门口，直到上校抬头看他，才鞠躬问候道：“晚上好，上校先生。”

上校朝他点点头，继续看书。

那非洲人踮着脚，目不旁视地快速走到吧台边站着。服务生给他倒了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他用细长的手指握住酒杯，举起杯子的同时，斜眼看着鲍比和琳达。

上校还在看书。屋内屋外一样静谧。

远处传来了汽车马达的声音，那声音很快上了大路，越来越近，路也被车灯照亮了。车子就在外面，转进了院子。有两个人同时敲起了门。琳达、鲍比和服务生一齐扭头看向走廊。是两个瘦小的以色列人，穿着便服。他们点头向上校致意，对鲍比和琳达未加理睬。服务生走到他们的桌边，他们头也不抬地点了酒，随即用他们的语言轻声谈起来，几乎像是在耳语，好像是受令不随便交朋友、攀谈或东张西望。

那个非洲人一手插在口袋里，喝完了酒。他小心地用拇指和食指拈出一枚硬币，远远地放在柜台一头。走到上校桌旁，他停下来，等上校抬头看他，他才再次鞠躬，说：“晚安，上校。谢谢您，先生。”

上校低了低头。

非洲人走之后，上校举起酒杯，看着鲍比和琳达，带着可称为微笑的表情说：“嗯，好歹还有人讲究穿着。”

琳达露出微笑。

鲍比沉着脸。不过看到上校不再勉强地摆笑脸，他还是挺满足的。

“你们不必向我抱怨你们的房间，我有三四个月没有上楼了。”上校说道，伸出一只手按住髋部。“彼得现在负责客房。他是领班。你们应该看看他的宿舍。我早先还坚持一个月检查一次他们的宿舍，但好多年前就放弃这么做了。实在是受不了。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说完他伸伸腰，双手捧起书，又看了起来。

一个穿着制服的高个子服务生从隔壁房间走进来，对上校说：“先生，晚饭好了。”

两个以色列人立即站起来，端着酒杯往餐厅走。

琳达说：“我上一趟楼。”

鲍比没有在酒吧等她，而是独自去了餐厅。餐厅很大，中间立着两根方柱子，朝着湖的那一面有几扇安了铁丝网的大玻璃窗。两侧墙上有护墙板，上面挂着好几幅水彩画。餐厅里放了大约十二张桌子，都铺好了桌布，摆好了餐具。其中一张桌子上放着半打调味瓶，搁在一个高高的银质调味瓶架子上，还有一摞书刊；这显然是上校专用的桌子。服务生将鲍比带到一个放着三套餐具的桌子前。

服务生块头很大，动作利索，略散发着恼人的体臭。那红色短上衣的袖口和领口都油亮发黑，双颊和脖子上也都泛着油光。他把菜单递给鲍比，菜单上用旧式斜体粗字列了五道菜。

琳达回来了。

“动作挺快的。”鲍比说。

她拿起菜单，使劲皱着眉头。“我看到你房间里有人。”

她一直皱着眉，鲍比明白了她不仅仅是把这事告诉他，还希望他回去看看。这种女性特有的随意发号施令的倾向让鲍比恼怒。但一走出餐厅，他也就不再气恼了。

楼梯间亮着昏暗的灯光，楼上的走廊里没有灯。他打开房间的灯，窗玻璃上投射出了昏暗的画面。床罩没有掀起，打开的行李箱依然是他离开时的模样，黄色的本地衬衫还搭在椅背上。一切都是原样，什么都没有动过。只是房间里的气味似乎是更浓了。

他穿过走廊走进琳达的房间。这间房小一些，但明亮一些，通风也好：上校确实比较照顾琳达。一把扶手椅上搁着白天她穿的胸衣、衬衫和沾着泥浆的蓝色裤子。裤子裤腰上的褶皱和臀部的平整，无一不是私密的，保持着穿着者的体形。床头柜上有个亮眼的银色物体，原来是一小片铝箔纸，从一个小袋子上胡乱撕下来的。不是洗发水，而是一种名字很恐怖的阴道祛味剂。

放荡的女人，鲍比想，真是个放荡的女人。

他低头微笑着走回餐厅。在餐桌旁坐下后，他收起笑容，将脸板起，看到第三副餐具已被收走。这次他又费了些时间才明白琳达的眼神，之前他一直忽视了。他本来决定保持沉默，但忍不住效仿她的语气鬼鬼祟祟地低语道：“我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

琳达不太满意，眉头紧锁，不耐烦地叹了口气，转移了话题。

这一刻，鲍比痛恨一切。

一会儿，上校步履僵硬地一瘸一拐走了进来，一根手指还插在书里。他脸色潮红，那是喝了杜松子酒的缘故。他满意地环顾餐厅，好像里面坐满了客人一般，然后和蔼地看着琳达。

“你读过这本书吗？”他举起手中的书，作者是娜奥米·雅各布[12]。琳达没有看清书名。“书里将匈奴人的心理描写得很好，”接着他转向服务生，“不用看菜单了，那是我写的。我要一份汤。那些法兰克福来的旅游团。不得不停止接待他们。”

鲍比心想大概是人家不再来光顾吧。

“从他们身上一点钱也赚不到，”上校说，“一点也赚不到。那时我们通常给他们准备自助餐。这点子糟透了。千万别给匈奴人吃自助餐。不把食物通通吃光他们是不会满意的。火腿端上来，他们恨不得一个人吃了。他们总是互相挤着推搡着。我还见过两个女人为此打架。不，不，看到匈奴人来就得赶紧把自助餐收起来，站到门口，告诉他们：‘先生们，今天只供应套餐。’”

“他们的食量惊人。”琳达说。

“和比利时人一样。现在这里有不少比利时人。过去比利时人都是从湖那边过来玩的。比利时人唯一值得夸赞的是他们还挺懂如何鉴别勃艮第葡萄酒。可是，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当然这些中有很多……”他朝着带铁丝网的窗户、朝着黑暗、朝着湖水挥了挥手说，“很多都是他们干的好事。他们以为离开弹丸之地的比利时来到这里，就立刻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行不通。哪有这样的事，美好的生活？暴乱发生之前，有个女人对我说：‘但那是我们的产业。国王给我们的。’你们应该去瞧瞧他们在那儿都做到什么地步了。公馆，宫殿，游泳池。你们应该去看看。他们内部还分成两大族……”

“佛兰芒人和瓦龙人。[13]”琳达说。

“他们的长相和名字正相反。瓦龙人听起来应该很胖，但其实苗条而优雅。佛兰芒人听起来像是很瘦，却很胖。有没有见过佛兰芒人蹭吃蹭喝的派对？他们会订十点的晚餐，但七点就来了。七点！他们先喝酒，就是为了增加饥饿感。到了八点，他们开始饿了，就让服务生不停地跑前跑后拿开胃小食。有比利时人在，你可得看着点你的小食。他们就这样不停地喝，喝，让自己越来越饿。晚餐准备好了，服务生也等在一旁了。但他们说要等到十点。不到十点他们不入席，到了十点他们才有胃口。他们争吵、喊叫、玩牌，小孩子们尖叫。每个人都冲着服务生叫喊，索要更多的小食。只要有一个佛兰芒家庭在，酒吧里就一片喧哗。到了十点，他们开席，可以猛吃猛喝一个半小时。吃得稀里哗啦。母亲，父亲，孩子。每个人都是肉团。他们就那样以身作则。你不能责怪非洲人。非洲人是长眼睛的。他们会看。非洲人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趣的。你可能得连着几周拼命催赶着他走，但说不准哪天，他突然就可以跟上你一路小跑了。”

厨房里传来撞击的声音，以及几个人高着嗓门说话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声音突然变得细长，像是在笑，接着厨房里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尖叫。

上校一脸捉摸不透的表情；他不再盯着琳达看。那两个以色列人还在轻声交谈。高个子服务生走过来撤下鲍比和琳达的盘子，留下一抹难闻的体味。

“你们看到那个穿晚礼服的家伙了吗？”上校问。

鲍比皱皱眉。琳达想要回上校一个微笑，但看到上校并没有摆出微笑的表情。

“他来这里有一个多月了，一直穿着那身衣服。我不知道他是谁。”

琳达说：“他彬彬有礼。”

“哦，是的，彬彬有礼。但是他来这里是为了让我安守本分。你说是不是，蒂莫西？”

那个高个子服务生停下脚步，抬起头。“什么，先生？”

“他大概是打算谋害我，你觉得呢？”

蒂莫西站定，手里仍旧端着盘子，努力摆出严肃的神情。他没有回答，见上校低头继续吃饭，才松了口气。

“说不准哪天他们就能跟上你一路小跑了。”上校说。

蒂莫西迈着大步飞快走回厨房。厨房的尖叫声里多了一个嗓音。这嗓音突然又听不见了，随后就是那群人愤愤然尖叫。蒂莫西走出厨房，依然大步流星，依然满脸严肃。他走到以色列人的餐桌边。

“我还记得我们是如何训练那些派去塞萨洛尼基[14]、印度之类地方的士兵的，”上校说，“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捆在马背上。哎哟——哇——哇——他们的号叫隔老远都能听到。有的人出了疹子，有一英寸来厚。但我们到底把他们培养成了骑兵。再把他们派到塞萨洛尼基、印度，随便什么地方。”他的眼睛又直直地看着琳达。“你肯定没怎么听说过那些地方。我想我们这里很快也会变得无人知晓。”

厨房里刺耳的喧嚷慢慢地停歇了。

上校的思绪不知道飞去了哪里，只埋头吃起饭来。

一个瘦高个子的非洲人从厨房来到餐厅，他的皮肤不是黑色而是深棕色的。他步履轻快，像个运动员。他冲着以色列人、鲍比和琳达一一致意，点头微笑，然后走到上校的餐桌旁。他机灵率直的表情让他看起来不那么像非洲人，而更像西印度群岛人或是美国黑白混血儿。他穿着简单但很考究，剪裁得体的卡其裤很干净，熨烫妥帖，灰衬衫的领子干净而挺括，而乳白色的套头衫则有网球手或者板球手之类的运动员的样子。他的头发分明地左右分，棕色的皮鞋擦得锃亮。

他站在上校前，等着上校看他。

然后他说：“我是来向您道晚安的，先生。”口音和上校的有点像。

“好的，彼得。你可以下班了。我们听到了砸东西的声音，也听到了你的尖叫。这次是什么事情？”

“我要去电影院了，先生。”他的皮钦英语听起来很古怪。

“你们看到我们这里破破烂烂的影院了吗？”上校问琳达，“我看部队一撤走，那里就得关门。如果部队撤走的话。”

以色列人没有听见这番话。

“你去看什么电影呢，彼得？”

彼得像是被这个问题问住了。他依旧看着上校，脸上似笑非笑，然后露出典型的非洲式茫然。

他说：“我记不得了，先生。”

“非洲人就是这样。”上校说。这话其实是对琳达说的，虽然没有冲着她讲。

彼得等着上校继续发话，但上校却忙于进餐。彼得镇定下来，脸上又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

他终于开口道：“先生，我走了？”

上校点点头，没有抬眼。

彼得迈着运动员般轻快的步伐走了。酒吧里，然后是阳台上，传来他的皮鞋后跟踩地板的声音。等彼得走到水泥台阶处，上校将一个调味瓶猛地砸在地上，吼道：“彼得！”

鲍比猛地一跳。蒂莫西拉长了脸，像是刚被扇了耳光一般。连那两个以色列人也抬起头来看。餐厅、酒吧和厨房一下子声息皆无。

彼得的皮鞋后跟又轻快地踩着地板回到餐厅，站到上校的桌前。

上校说：“给我大众汽车的车钥匙，彼得。”

“钥匙在办公室，先生。”

“彼得，别说这种蠢话。如果钥匙在办公室里，现在我就不会向你要，是吗？”

“是，先生。”

“所以你说的是蠢话。”

“是蠢话，先生。”

“所以你很蠢。”

彼得没有回应。

“彼得？”

“是蠢话，先生。”

“彼得，说自己蠢用不着那么得意。如果你蠢，你就是蠢，还做蠢事。连巫医也没有办法治。”

彼得的眼睛不再四顾，目光落定在上校身上。上校耸着瘦骨嶙峋的双肩，背有点驼。

“哇，他看起来真有教养。”上校似乎又是在说给琳达听，但他并没有看她。“真体面。”他伸出一只手掌，抬起又放下。“但是如果去他住的宿舍看看，不染上什么病就是万幸了。”

彼得的瘦脸拉长了，怒目相向，嘴角也耷拉下来。

“给我钥匙，彼得。”

“钥匙在汽车里，先生。”

鲍比把盘子推到一边，琳达在桌子下踢他。他又坐好。上校看见了这一幕，他的视线从彼得身上转移到鲍比脚旁的地板上，又摆出那种捉摸不透的神情。

他伸出中指做了一个手势。“彼得，咱们宾馆有多宽？”

“一百五十英尺，先生。”

“多长？”

“两百英尺。”

“这三千平方英尺的土地归我管。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不在乎。这里归我管。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做法，你可以走。马上滚。”

鲍比一根手指按在桌布上，沾起一粒面包屑。

“彼得，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我喜欢你，先生。”

“他喜欢我。彼得喜欢我。”

“打我小你就收留了我。你给了我工作，给了我住处。还照顾我的孩子。”

“他有十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小畜生现在和他住在一起。真体面，真有教养，英语说得真好。你不会相信他连握笔都不会，也不会相信他住的地方有多脏。但你喜欢脏，是不是，彼得？你喜欢钻到黑洞里，吃垃圾，跳裸体舞。为了做这些，你不惜去偷去骗，是不是？”

“我喜欢我们的住处，先生。”

“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可以待在那里。但是你不能搬来这里，彼得。我可不希望你有那样的指望。如果我死了，你就得挨饿，彼得。你会被赶回丛林。”

“确实如此，先生。”

“你喜欢我。我对你好。但我不是一向就对你好的。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接待过那些讨论如何消灭你们的人，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你撒谎。”

“我喜欢你，先生。”

“还记得被关在冰箱里的男孩吗？”

“那发生在别的地方。”

“那么你记得那事。”

“我从来不谈论那些事情，先生。”

“鞭打？这常常发生吧。还有不允许你们种庄稼的事，你记得吗？你说你喜欢我？”

“我恨你，先生。”

“你当然恨我，我也知道你恨我。上星期你杀了那个南非人。他年老，无助，是不是？住在这里二十年了。娶了一个你们的女人。”

“是小偷杀了他，先生。”

“他们总是那么说的，彼得。但是我们都知道是谁杀了他。是恨他的人。”

“不是，先生。”

“你女人生病的事你还记得吗？”

“你知道的，先生。”

“再给我讲一次。”

彼得直视着的眼睛发红了，眼眶里满是愤怒的泪水。他半张开的嘴巴往下垮，上半边脸则紧绷着。

“这个故事你讲了很多次了，”上校说，“大家爱听。”

餐厅中间，蒂莫西倚着一根方柱子，头斜靠在墙上，看着这一切。

“我妻子病了。”彼得说。愤怒令他哽咽。

“你另外还有三个女人。继续说。”

“她每天晚上在住的地方哭。”

“又黑，又脏，又臭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她病得厉害。我叫了车送她去医院。他们说不行，医院只医欧洲人。土著只能待在茅草棚里。印度医生收留了她。但太迟了，先生。她死了。”

“第二天你就出去找了一些女人，还让她们去森林砍柴。她们把柴火背在背上，晚上回到你这里。这是个好故事，尤其是对游客来说。”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事，先生。”

“你更恨谁，印度医生还是我。”

“我恨印度医生。”

“你忘恩负义。你更恨谁？印度医生还是我？”

“我会永远恨你的，先生。”

“别忘了这一点。你的仇恨会让我活下去。某天晚上，彼得，你会敲我的门……”

“不，先生。”

“你会穿着雨衣，或者夹克。你的胳膊肘紧紧夹着身体……”

“不，先生。不，先生。”彼得一个劲地眨着眼。

“我和那个南非人不一样，彼得。你对我说：‘晚上好，先生。’我不会说：‘哦，是彼得啊，我的孩子，进来，彼得，来喝点茶。你最近如何？家里人好吗？’我不会有茶来招待你的。我会等着。我会说：‘哦，是彼得。他恨我。’你连门都进不来。我会杀了你的。我会开枪杀了你。”

彼得瞪大眼睛，看着上校的头顶。

“我就是这样发誓的，”上校说，“在这些灯光下，当着大家的面，我发誓。去告诉你的朋友吧。”

彼得盯着上校的头顶看了一会儿。他的嘴闭着，嘴角僵硬，红肿的眼睛里没有泪水。他把手插进卡其裤口袋，拿出一个钥匙圈，上面有两把钥匙。他想把钥匙放到桌上，但见上校伸出了手，就转而把钥匙放在上校的掌心中。他没有必要再留下了，于是他走出餐厅进了厨房，脚步还是像先前一样，如运动员那般敏捷轻快。

上校没有看屋里的其他人。他拿起一杯水，但手抖得厉害，于是又把杯子放下。他的脸色苍白。

蒂莫西离开柱子，开始忙碌起来。

上校慢慢缓过神来，脸上恢复了血色，他看着琳达说：“今晚是他们的大日子。为此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星期。彼得先生原本准备开着宾馆的大众轿车出现。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他已经接管这里了。哦，在外面他可称得上是个政治家，彼得先生。那是他的问题。是不是，蒂莫西？”上校已经不再颤抖了，微笑地看着蒂莫西。

蒂莫西也冲着他微笑了一下，松了口气。

厨房里又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一声尖叫，然后是一阵笑声。

“你听到他的声音了吗？”上校对琳达说。

琳达点点头，一面将叉子送到嘴边。

“那就是彼得，尽管你未必会相信。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听起来好像在激烈地争论，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的谈话就像是小鸟叫一样。你真该听听蒂莫西情绪激动时是怎么说话的。”

蒂莫西正帮以色列人撤掉最后一道菜的盘子，听到称赞，他露出了微笑，不过仍一本正经。他的额头微皱，嘴角下拉，嘴唇紧闭。

厨房里又传出一连串笑声。

“那是彼得，没错，”上校说，“他们可以那样笑上好几个小时。毫无意义的傻笑。你觉得晚餐如何？”

“非常好。”琳达答道。

“不用谢我，那是厨师做得好。他告诉我菜名，我写成菜单。你要是看到他本人，一定会笑出来的。”上校微笑着说，“他从丛林里出来没多久，来这里之前从来没有坐过椅子。如果我走了，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但光说有什么用？”

“你打算离开吗？”

“我满脑子都想离开。但现在太晚了。我就盼着美国人来把我们这些都收购了。会有那么一天的，但我可能等不到了。”

以色列人打了个手势，要结账。蒂莫西收了钱，找了零。上校故意不去看。他们经过上校的餐桌时，迟疑了一下，匆匆地对上校弯了弯腰以示敬意。上校什么也没有说，只抬起头算是回应，然后茫然地瞪着眼睛，好像他们干扰了他的思绪。他的眼神就这么茫然凝滞，直到那两个以色列人走到了院子里。他们的谈话声比刚才大多了。

“这些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上校说。

关车门的声音砰砰响起，一声，两声。引擎发动。

“如果欧洲人五十年前来这里，他们会像猎物那样被猎杀、消灭。再晚个二三十年，可能阿拉伯人会先过来，他们会被绳子绑起来，拉到海边卖掉。这就是非洲。他们一定会杀了国王，对他的部落进行大屠杀。你们认识他吗？有没有一直关注新闻？”

“我只是看见过他。”琳达说。

“他来这里吃过一次午餐。非常有教养。如果我再年轻一点，会跑出去设法救他。当然那样做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他也会去捕杀那个巫医。大家总是说任何地方都存在好人与坏人，但在这里人没有好坏之分。他们只是非洲人。他们做该做的事情。你得记得这一点。你不能恨他们，连生他们的气也不行。不能真的生气。”

晚餐差不多结束了。蒂莫西开始收拾餐桌上那些摆好了但没有用的餐具。

“太晚了，”上校一面说，一面整理桌上的书报刊，“对那个南非人来说太晚了。他过去常来这里，直到那一棍子要了他的命。那是他最大的错误。一个老布尔人[15]。被人发现的时候，茶壶是半满的，地板上有两个杯子，到处都是茶水和血迹。他带着妻子来过一两次。那是我见过的最丑的女人，像只满脸皱纹却很开心的老猿猴。”他停顿了一下。“最近几年我在这里遭遇的事情，说来真是让人想哭。”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虚伪之词，听到这口气中流露出来的遂了听者心愿的意味，鲍比抬起头来，看到上校也在看他。他喝了口咖啡，吹着杯中的热气。上校移开目光。

厨房里的尖叫和喧哗声停了下来。

上校好像收到了信号一样，站了起来。“不是那些你们在报纸上读到的事情，也不是高级委员会里大家乐意听到的那种事情。对他们来说现在一切都是光明而美好的。千万别得罪了那个巫医。”他站稳身子，又理了理杂志，整了整调味瓶架子，拿起他的书，捂在胸前。“现在这里没多少选票了。”

他说这话的样子，俨然是退场词。离开的时候，他夸张地挺直身子，但掩饰不了髋部受过伤。他的步履很慢，一脚轻一脚重地走过酒吧，沿着走廊回到自己房间。

蒂莫西旋即放松下来，轻快地，几乎是调皮似的迅速将桌上的台布收走。他的动作又大又快，脚下迈着大步子，一步一小滑，像是在展示身高和腿长。房间里飘满了他的体味。

还没到八点半。

“我开始觉得那些比利时人是对的，”琳达说，“千万别在十点前吃晚饭。”

“是佛兰芒人，”鲍比说，“那些胖家伙。”

蒂莫西关掉了三盏灯中的两盏。

“你是本地娱乐活动的专家。”鲍比说。

“在酒吧等我，”琳达说，“我们可以出去走一圈。”

鲍比并不喜欢她那种自信与矫情。就好像失望与黑夜，带出了她作为人妻的那一面，她把他当成了马丁来对待。但是他也不想一个人待着，于是进了酒吧。蒂莫西关上了餐厅里的最后一盏灯，可以听到他走进厨房和什么人尖声讲起话来。酒吧服务生还待在吧台后面，依然垂着头，像是在研究那张吧台。鲍比这才发现他其实是在看书。过了一会儿，琳达也下来了，肩膀上搭着一件羊毛衫。她夸张地抖了抖身体，仿佛这哆嗦不仅仅是因为寒冷。

走在大街上，他们听不到厨房和员工住宅区发出的任何动静，只听见自己的鞋子踩着残破路面上的沙土和松散砾石的声响，间或传来湖水拍打环湖护壁的声音。员工住宅区背面的灯光使宾馆显得更加幽深。宾馆一侧的酒吧间亮着灯，灯光洒在院子里，隐隐照出楼房另一侧开着窗的餐厅，并勾勒出那一侧水泥墙的轮廓。墙外便是大树和空房屋的黑影。

琳达说：“在这里，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他们前方有一盏路灯亮着一圈残缺的光，在雨后的空气中迷迷蒙蒙。周围物什的轮廓开始明晰起来，影子也更浓重了。灯光照在一段破败的阶梯状围墙上。潮湿的棕榈叶闪着光，公园里亮光点点。

“有趣啊，”琳达小声说，“你简直会忘记这些房子的存在，感觉这湖还从没被人发现过。”

“我不知道你说的‘发现’是什么意思。”鲍比回答。他没有像她那样刻意压低声音。“这里的人一直知道这湖的存在。”

“这我当然知道。我只是希望他们让我们其他人也知道。”

他们来到了那栋屋顶残破、瓦楞铁片像羽翼一样耷拉着的房子前面。有一群人在门廊上围着一小堆火蹲着。

琳达说：“上次我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搬到这条街上来。”

她正说着，脚下被一块鹅卵石绊了一下。门廊上的一个非洲人站了起来，裸露的瘦腿和破烂的夹克衫在火堆的映衬下形成一个剪影。琳达和鲍比赶忙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走过那栋房子后，琳达说：“他说得对。他们会杀了他。”

他们经过加油站、旅游纪念品商店和依旧关着门没营业的电影院。他们走到大街尽头，走上一条林荫小道，也就是先前那群士兵跑步出来的路。小路上没有铺柏油，他们的脚踩在湿漉漉的沙子、鹅卵石和落叶上。黑暗很快变得越来越浓重。路旁建筑群苍白的墙壁躲在幽暗浓密的花园之后，几乎看不见；房屋的走廊更像是周围黑暗的一部分。这里没有人生火。路两旁树木低矮，视野不再开阔。

一条狗在吠，声音低沉，它很快跑了出来，跑到他们身旁，声音低沉地咆哮着。是条大狗。他们继续走，狗跟在身后恼怒地护送着他们，直到他们走出它的地盘。前方路的两旁都传来狗叫声，他们很快便置身于一群不再顾着各自地盘的狗中间。有一栋屋子的某个房间里隐隐亮着光，那不是火光。这屋里也有几只狗奔了出来保卫地盘，但它们没有叫，只是用爪子撕扯着篱笆下的灌木丛，然后趴在矮木篱笆上，两条后腿刨着砂石，弄得小石子飞溅。而前方黑漆漆的小路上传来了更多的狗叫声。没有人来喝住狗。

“真是胡闹。”琳达说。

他们转回头。先前他们被狗逼得只能在小道的中间走，现在狗在他们的前前后后到处窜。它们爪子拍打着沙土，发出几乎像是金属物碰撞般的声响；它们的咆哮声低沉但粗暴。前方传来更多的狗叫声。狗越来越多。

“天哪，”琳达说，“这些狗都没有主人，都是些野狗。”

“别出声，”鲍比说，“还有，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绊着了。”

他们的说话声确实让狗群更加骚动。小路已经完全被狗占据了，它们跑来跑去，躁动不安，似乎在等待行动的信号：或是它们中最勇敢的那条扑将上去，或是鲍比、琳达突然的一个手势，也或许是一块蹦起的鹅卵石。他们坚持着，稳步向前迈，终于靠近了大路和灯光。

“你说你母亲的狗在你的小腿上留下了两条平行的疤痕？”琳达问。

鲍比怒不可遏，“我要杀了它们。我穿的皮鞋是铁头的。哪条狗要是敢先攻击我们，我就杀了它。我要踢破它的脑袋。我要杀了它。”

这怒气，如同勇气一般，一直没有被拂去。而那些狗像是知道他发怒了，开始慢慢退回到小路边，慢慢落在后面。大路已经很近了，黑暗在白炽路灯的照射下渐渐褪去。显然那些狗的活动范围只在大街外。

鲍比的身体在颤抖。走到大街上，他才慢慢恢复过来。

琳达说：“他们说预防破伤风要打十四针。”

“他们弄这些狗是为了对付非洲人的。”

“没错，鲍比。不过现在它们什么人都攻击。”

“他们训练这些狗专门攻击非洲人。”

“那他们可没有训练好。”

“这事不好笑。”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想？”

他们走回宾馆，一路无话，经过火堆时目不斜视。宾馆的酒吧里灯还亮着，办公室旁上校房间的灯已经关了。到了外廊上，琳达一副等着鲍比开口的表情。但鲍比什么也没有说。他板着脸，转身一个人进了酒吧。琳达沿着走廊进了过道。他听到她上楼进自己房间的声音。时间刚过九点而已。刚才的历险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鲍比坐在吧凳上，喝着杜本内酒。刚才的恐惧感已经全然消退，黑暗小径上的惊惶遭遇变得很遥远。愤怒过后是精疲力竭的感觉。身在这间面向浩渺的非洲湖面的酒吧里，他感到孤独而忧郁。他茫然地注视着穿红制服的服务生灰蓬蓬的头，心想，可怜的家伙，可怜的非洲人，可怜的非洲人的头颅。泪水开始涌上鲍比的眼眶。

“我在读法文书。”服务生说。他让鲍比看那本破破烂烂、封面快要掉了的书。

鲍比听到了他说话，但一下子没有会过意。他看着服务生，脑子里还想着那些狗，思绪还停留在“可怜的家伙”上。

“我还看几何书。”服务生又说，从吧台下拿出另一本破破烂烂的书。

这下鲍比明白了，服务生是在和他搭讪，想和他聊天。一些年轻的非洲人会这么做。他们和他们认为比较友善的游客聊天，不仅为了练习英语，也为了学会西方的礼仪，增长见识。鲍比十分感动，因为他成了这样的对象；他十分感动，因为在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这个服务生依然信任他。想到自己居然受上校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一眼也没有看过那个男孩，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穿制服的非洲人、上校的雇员、这家令人厌恶的宾馆的一部分，他心感懊恼。

“你在看几何书，给我看你读到哪里了。”鲍比说。

男孩微笑着，踮起脚尖手舞足蹈。他把手臂撑在吧台上，同时用整个手掌捧着书，翻开了书的前几页。那些页面发黑起毛，纸张边缘都磨坏了。

“我读到这里。”男孩说。他踮着脚，一只手掌摁在左右页面之间，把书推到鲍比面前。

鲍比把书放在吧台中间。“你读到这里？三角形的三个角加起来是一百八十度？”

“我读到这里。”男孩侧身倚着吧台俯下来。“你教我。”

“我教你。你给我一张纸。”

男孩拿出一本账本。

“看着，我教你。我画一条直线。一条直线就是一百八十度。一百八十。现在看着，我用直线画三角。就像这样。这个角和边上这个角，再加上上面那个角，全部加起来是一百八十度。你懂了吗？”

“白八[16]。”

“你没有懂。听着，我再教你一遍。我在这里画一个圆圈。一个圆圈是三百六十度。”

“白八。”

“不是，不是‘白八’。三百六十。三百六。我画给你看‘白八’。我在这个圆上画一条直线。上面是‘白八’，下面也是‘白八’。”

“我看法文书。”

“你读得还真不少。你为什么读这么多书？”

“我明年要上学了。”男孩说，带着些许炫耀。他低头看着鼻尖，噘起下嘴唇，用双手手指把几何书挪到自己那边。“我要买更多的课本。我要找份好工作。”

这些话在鲍比耳边回响，他明白一定是有人成功地走过这条路。鲍比心中不想再多事，不希望这天再节外生枝，出什么状况。但是现在，他为这个以前或许有过老师的男孩感到难过，于是又跃跃欲试了，新的冒险机会总是在最料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像奖赏一般。教这个男孩，而之前他都没有注意过他。他仔细打量男孩的脑袋，油腻腻的头发沾着灰尘；他又看到他细长、坚实的脖子。男孩意识到鲍比在打量他，严肃地低下头去看法语书，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

“你叫什么名字？”鲍比看着男孩的耳朵问。

“卡罗勒斯。”男孩埋着头回答。

“好名字。”

“你教我法语。”

男孩的那本法语语法书是爱尔兰出版的，由一位爱尔兰神父编写。书的红封皮又脏又黏，褪了色，快要掉下来了。

“你学到哪里了？学到这里了？部分冠词？”

“部分。”

“英语没有部分冠词。所以你不说‘给我一点墨水’。”鲍比顿住了：没想到教语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在法语里你要说：‘给我一点墨水。’”

“一点墨水。”

“是的。”

鲍比向男孩看去，只见他低着头看书，厚厚的舌头慢慢地在上下唇之间移动。

“酒吧什么时候关门？”鲍比问。

“你教我的是英语，”男孩说，“你没有教我法语。你不说法语？”

“我说法语。听着，我来教你。在英语里你说墨水。”

“墨水。”

“法语里你说l'ncre。”

“Link[17]。”

“酒吧什么时候关门？”

“随便什么时候。Link。你再教我一些。”

“给我一点墨水。给我de l'ncre。De l'ncre。你说随便什么时候是什么意思？”

男孩腼腆起来，垂下头看着那本快散架的爱尔兰法语书。鲍比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头顶：弹簧般的鬈发中藏着一些小绒毛。

“酒吧十点关门。”男孩说。

“你十点给我送茶来。”

男孩的头埋得更低了。“厨房关门了。”

“你给我送茶。四号房间。我再教你。”鲍比屈起手指，用指关节摩挲着男孩油腻而有弹性的鬈发。“我给你钱。”

“厨房关门了。”男孩说。

鲍比打开手掌放在男孩紧绷的脖子上，一半落在弹簧般的鬈发上，一半落在温热的皮肤上。“真是个会讨价还价的小家伙。”他说着，猛然把男孩的脑袋从吧台那侧拉到面前，凑在他耳朵上低声说：“我给你五先令。”

男孩没有使劲缩回去，鲍比摁着他的脑袋，感觉到他努力想保持不动。鲍比将大拇指放到男孩的左耳后摩挲起来，感受着非洲人那光滑肌肤下的骨骼。男孩变得十分安静。鲍比眼泪盈眶。看着自己的拇指，看着男孩精致的耳朵和打着细小卷儿的粗糙头发，他脑子里想的并不是男孩、狗群，或是可能即将发生的亲密关系。他只是被这一刻自己泛滥的柔情和忧郁所淹没了。

突然间，男孩跳了起来。

屋外鲍比的汽车防盗器铃声大作。金属物震颤所发出的忽高忽低的刺耳铃声中，还夹着持续不断的、更为响亮的哭泣声。宾馆院子里灯光渐次亮了起来，一盏接着一盏，直到处处都是亮光。员工住宅区传来尖声说话的声音，很快吵成了一团。

“彼得！”上校在高喊，“彼得！”

员工住宅区里有女人在哭泣。院子里、宾馆里，到处是脚步声。

男孩满眼恐惧，看着鲍比。

警铃还在响。只要车身还在震动，警铃便不会停。

“彼得！”上校还在嚷嚷。

鲍比来到外廊上。外廊尽头上校房间的灯已经打开，门也开着。透过房间的玻璃窗看得见灯火通明的院子。

车库是座开放式的屋棚，里面亮着一只灯泡，周围影子深暗。看不出车身在震动，但警铃还在响，那持续不断的哭泣声变得时断时续。

鲍比检查了车轮，车轮都在。他又检查了轮轴盖，轮轴盖也还在。

一声声哭泣的间隔越来越长，声音越来越弱。警铃发出一连串哔哔叭叭的声音，终于消停了。亮堂堂的院子显得十分悚然，一如刚才打破静谧的警报声。

鲍比回到酒吧。男孩还是满眼惧意地看着他。他已经把酒吧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

“彼得。”上校还在喊。

员工住宅区终于安静下来。

“狗或者猫跳到了车上，先生。”

“你睡了吗？”

“睡了，先生。”

“你真蠢。”

有几个女人在哭泣。

“我要把你捆起来。蒂莫西！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猛地伸了下脑袋，身子没有动弹。

女人的哭声还在继续，盖过了上校的诘问和彼得平和的回答声。

“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这才动了起来。他的嘴半张着，越发显得厚实，而且凝固了似的。他的动作很笨拙，四肢沉重。他打开酒吧的后门，背对着鲍比站了一会儿，手搁在身后的门把手上。宽而暗的过道那头，一扇镶板门半开着，鲍比瞥见了灯火通明的院子：水塔下圆柱形金属支架上的灯泡亮着，刷着白石灰的员工住宅区也亮着刺眼的光，后面的灌木丛在暗影中反射着熠熠的光芒，像人造景观一样。

“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拉上身后的门，留下鲍比一人在酒吧里。灯都亮着，酒吧似乎变大了。

屋外，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哭泣，像有默契似的轮流换气。听不清男人们在说些什么。哭泣变成了单调的重复，像背景音乐一样。

酒吧后墙上挂着一幅镶了镜框、带签名的照片。照片放大过，有些模糊，画面上一个男子坐在船里举着一条大鱼，迎着强烈的阳光微笑着。照片中的天气、人的情绪，以及四周的一切，似乎暗示着它摄于一个特殊的日子。墙上还有一本日历，印着非洲的风光。这日历是比利时的一家啤酒厂的赠品，因而上面分别用比利时文和当地的文字印着风景地名称，是红色的字体。半空着的搁架板油漆面陈旧、布满划痕，原本的奶白色大都成了棕色。一个角落里放着六七个空酒瓶，酒瓶上的商标又旧又干又脏。

屋外的哭泣声减弱了，不再像背景音乐。鲍比听到上校的声音。随即哭声再次响起，继而再次消退。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鲍比离开酒吧，快步走过外廊，走进室内过道。通向院子的门半开着，但他没有往外看。他知道那边灯火通明，人影攒动。他也知道有人在观察他的动静。

上楼打开房门的时候，他听到琳达也开了门。她穿着一件棉布短睡袍，闪亮的皮肤像胳膊肘一般锋锐逼人。

她低语道：“是彼得？我就知道，我知道。”

他再次感到，她正让他陷入一种暧昧的、如夫妻般的亲密之中。尽管他也有点希望有人陪伴，但是他赌气沉下脸，好像楼下发生的一切很是冒犯了他。他转过身没有理睬琳达，一语不发推开自己的房门。

院子里的灯光照得房间都亮堂了。他推上门，在最后一刻决定用点力，门砰地一声响。他踢到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不用开灯就看清楚了那是他的车钥匙。

脱掉衣服之后，他才开始不安。他想到了闯入者。有可能会发生危险，难保不会丢了车困在这里。他于是决定收拾行李，以便随时迅速撤离。他在一把椅子旁放上了所有可能需要的东西：整理好的行李箱，裤子，黄色的本地衬衫，鞋子和袜子。他穿着背心和短裤躺上床，突然又觉得自己这样做毫无意义，甚至有点精神不正常：所发生的一切导致了他的这种状态。但院子里的灯光熄灭后，他独自躺在黑暗里，又开始为自己的举措庆幸起来。

仿佛有人在敲门，声音十分轻。他等了等，敲门声又响起。他坐了起来，但没有去开灯。门开了，吊灯被打开了。不是琳达，是卡罗勒斯，端着一个茶盘。世界再次恢复正常；宾馆还是那个宾馆。

“你关上门。”鲍比说。

卡罗勒斯关上门。

“你端茶来了，卡罗勒斯？你真是个好孩子。你把茶端到这里来。”

卡罗勒斯把茶盘搁在床头柜上。他手脚不轻盈，动作笨拙，脸上的神情也变了，眼睛发红，厚嘴唇干得起皱，蒙了层白色的细皮。他的整张脸因不安与犹疑而泛红。

“你坐在这里。和我说话。我教你。”

卡罗勒斯从红色制服上衣紧绷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我教你法语？还是教你‘白八’？”

那张纸原来是茶的结账单，用软芯铅笔填的，是上校刚硬的笔迹。

鲍比心中腾地蹿起一股怒火。看到卡罗勒斯一脸凝重，他更恼火了。

他命令道：“铅笔拿来。”

卡罗勒斯早就准备好了笔。

“现在滚出去！”鲍比一边说，一边递回铅笔和账单。

卡罗勒斯没有动，表情也没有变。

“滚。”

“你给我。”

“给你？什么都不给，要给就给你鞭子。”

这话不像是真实的，像是别人嘴里说出来的。他在违背自己的常态。他从床上坐起来，看着那张涨红了的非洲人的脸离他越来越近，看到那张脸上空洞、无意识的愤怒，他自己的怒火消散在了恐慌中。他恐慌，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无从理论，无法控制这局面。

他说：“我给你。我保证。我给你。”

他从放在床头柜上的零钱中取出一先令。

“你给我五先令。”

“我给你，给你。”

拿到钱，卡罗勒斯略带疑心地看了看，然后把目光转移到鲍比脸上，随后朝房门走去。鲍比终于理解了卡罗勒斯是“刚从丛林里出来”，知道自己误读了他的表情，凭空想见了什么。

他说：“孩子。”

卡罗勒斯站住，转过脸看着鲍比。

“孩子，你关上灯。”

卡罗勒斯关了灯，轻轻关上门离开了。

鲍比打开床头灯，倒了一杯茶。茶水颜色很淡，又净是碎叶子。泡茶的水还是温的。糟透了。

7

他坐在车里，同车的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他们在争吵。她所说的句句都没错，但句句都很伤人。尽管他都给予了回应，但无从为自己辩解。他不得不吼得比她更响亮，几乎要算尖叫。车子在空荡荡的路上越开越快，方向盘在他手里一跳一跳的，情况危险。她还在一句话一句话地伤害他，越伤越深。他怒火中烧，头痛欲裂，好像要炸开了。转而他不在车里了，而是站在一个人满为患、吵吵嚷嚷的房间里，站在一张桌旁，快要爆炸的脑袋疼得让他崩溃了，他当着众人，四肢摊开躺倒在地。

醒来时只记得头痛。关于那个女人和她言论的记忆已经基本消失殆尽。但伤痛还在。天很黑，但透着快要破晓的迹象。他分析着，梦应该是前半夜做的，都是晚上的那一连串事情害的。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可以想走就走。只要穿上裤子，套上那件非洲衬衫，就可以上路了。但是汽油……汽油不够了，油箱没有加满油。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像梦里那样感到惶恐忐忑。然后，天亮了。员工住宅区隐隐传来说话声，他还瞥见了后院的树木，那是他昨晚不曾注意到的。楼下的收音机打开了，那个非洲播音员又结结巴巴传送出那些来自首都的言辞激烈的新闻。

他走到楼下餐厅，日光、开阔的视野和湖面都让他吃了一惊。天空高远、湛蓝；点缀街道的棕榈树之上便是湖泊，水天相连。昨晚窗户上那似乎把整个房间封住的铁丝网，在这白日里倒对光线一无阻拦，而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昨晚是热带潮湿、凝滞、阴郁的天气，而此刻空气那么清新。宾馆，大道，公园，湖水：度假地的风情尚存。而且在这个早晨，大街上还是有车辆来往的。越过宾馆的水泥墙，可以看到军队的卡车正慢慢地从左往右开过。

上校还是穿着昨晚的衣服，坐在他的桌子旁。他快吃完早餐了，正在喝茶看书。鲍比忘记了前一刻湖水和阳光带来的好心情。他穿着黄衬衫，左臂垂于一侧，右臂晃动着，阴沉着脸快速走到餐厅里唯一一张铺好桌布、放好餐具的桌子边。他板着脸坐下，瞥了一眼上校。上校还在看书。桌布上有面包屑，果酱罐里残留着黄油的痕迹：琳达已经下楼用过早餐了。鲍比阴沉着脸往一片冷面包上涂黄油。

“今早的新闻可不太好。”上校说，嗓音轻松随意，“不过，我想这事儿越早了结对我们所有人都越有利。”

鲍比咬着面包，挤出一抹茫然的微笑。上校没有看见他的笑容，依旧翻着书。

蒂莫西的体味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愈发刺鼻。他拿来早餐菜单。单子和蒂莫西擦拭桌子的红格子抹布一样肮脏。今早他的动作好像更为灵活自在，几乎有些轻佻，有些随意，而且仿佛急着要和人讲话一样。他殷勤地擦拭着桌子，每动一下，就释放出更多的体味。

又一辆大卡车从宾馆前驶过，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今天早上军队有行动，”上校说，“军队行动的时候，不是上路的好时候。我通常都会离他们远远的。”

“我想路可能还没有干吧。”鲍比说。

“哦，这些大卡车里总有一两辆会倒霉，掉下悬崖去。”

上校直视鲍比，露出微笑。今天早上他看起来更苍老了。不过他没有板着脸，眼角和嘴边的肌肉都松弛着。

鲍比揣摩不出上校的这句玩笑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上校注意到了。“凡是他们开过的路，路况就变得一塌糊涂。”

“但我想路很快就会干的，”鲍比说，“太阳这么好。”

“哦，这样的太阳，路确实很快会干。用不了多少时间。我想到午餐时间就差不多了。”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挽留他们，让鲍比有些意外。不过琳达已经下过楼，她和上校肯定交谈过。

院子里有辆车开进来。车门砰地被关上。上校拿起一枚书签夹在书里。那书签是竹片做的，呈裁纸刀的形状。显然是件旧物。上校等着，显然知道是谁来了。

是彼得，迈着运动员的步子，从酒吧走进餐厅。这个早晨他穿着一身卡其布衣服：下面是昨晚穿的那条卡其布裤子，上面是件熨过的卡其布衬衫，衬衫饰有肩章，并有带纽扣的口袋。衬衫的袖子卷起，左手腕上戴着一块硕大的手表，不锈钢表带闪闪发亮。他的胳膊干瘦，肌肉松弛。肘部松垮的皮肤满是皱褶，说明他实际比看起来要老。他带了两三张手写的单子；想必是出去采购了。

看到鲍比，他停顿了一下，鞠躬、微笑，然后用带口音的英语说：“早安，先生。”

笑容里没有讽刺，像是来自一个老相识那样。它并不是伴随着鞠躬而发生，不过这也只是彼得诸多不协调之处的一面。就像他的衣服、领带、口音，他的微笑只是受训的结果，和个人情感无关。他和蒂莫西、卡罗勒斯一样，属于这家宾馆，属于宾馆的员工住宅区。这令人不安：在殖民者曾出没的地方，鲍比总感觉自己像个非法入侵者。

彼得在上校的桌子旁站定，上校开始检查购物清单。之后他向鲍比再次鞠躬微笑，离开了房间。上校站起来，将书捧在胸口。他稳了稳身子，挺起胸膛，然后踌躇着，仿佛在听军车开过大街的哀号。

他微笑地看着鲍比，说：“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觉得离军营越近越安全。他们能更好地控制局势。我不知道你来这儿是否就是要等政变发生。连那个巫医都逃走了。都一个星期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但这里倒是太平无事。”

鲍比再次感到匪夷所思。

“当然，再过一两天局势就明朗了，”上校说，“大家都会冷静下来。一两天。”

鲍比隐隐觉得上校是希望他们能留下来陪他。他说道：“我们已经晚了一天了。”

“我们会早点给你们准备午餐的。你们应该可以在宵禁之前赶到南部总署。”

“那儿真的实行宵禁了？”

“四点钟。我们会让你们及时上路的。”

鲍比下楼后，发现琳达在外廊上。她戴着墨镜，看着明晃晃的湖水。她换了一件衬衫，但裤子还是昨天的，上面的泥点刷去了，但留有淡淡的污迹。

她说：“上校告诉你了吗？”

没等他回答，她便走开了。他们还没有和解。

鲍比也没有说话的心情。他特别不想和上校那伙人相处，那令他不舒服。于是他决定装出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这倒让他如释重负了。他沉着脸，在宾馆办公室的各种战争小说、历史传奇中挑了一本，然后在外廊上的一把红色藤椅上坐下，一脸闷闷不乐地读了起来。

琳达则和上校形影不离。他们坐在敞着门的办公室里，鲍比听得见上校的说话声。他们又到院子、车库、花园和宿舍区去散步，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鲍比总能听见上校的声音。他们坐在上校敞开门的房间里，然后站在宾馆门口。上校似乎把这门口当成一个边界，绝不迈出砾石院子跨到与柏油大道相接的水泥坡道上去。

隔一段时间就有军队的卡车慢慢地开过。绿色军帽下士兵们肥胖的脸没有表情。他们应该早上刚洗过脸，黝黑的脸上没有一丝油光。

空气不再像早上那样清新，光线变得很强烈。书完全吸引不住鲍比，他又开始感觉到孤独，在这样一个几乎就要遭遗弃的度假宾馆里。卡罗勒斯走进酒吧，头发灰蓬蓬，皮肤油光光，照旧穿着黑色裤子和紧绷的红色制服，好像他打头天晚上起就没有脱下过衣服、洗过脸。他拿着扫把和抹布，在酒吧里一步一滑地大踏步走，弄出很大的声响，像是在学蒂莫西。然后他看到了外廊上的鲍比。他没上外廊，拿着扫把和抹布退回酒吧，走出了鲍比的视线。鲍比没有动弹。他将书正面朝下搁在膝盖上，凝视着院子中的某处，皱起眉头。他听见卡罗勒斯在酒吧间里轻手轻脚的，不想引人注意。

上校和琳达还在一起，但两人间的对话已经时有冷场。他们走到鲍比的桌边坐下喝咖啡时，鲍比发现这两个人都已经被谈话的情绪搞得疲惫不堪。

鲍比依旧摆出郁郁寡欢的姿态，没有开口的意思。琳达也不说话，只是戴着墨镜露出一丝微笑。而上校似乎也找不出话说了。

鲍比心想，他要开始谈非洲人了。

卡罗勒斯托着咖啡盘站在门口。

上校说：“看来像是不会再有卡车开来了。”

鲍比盯着卡罗勒斯，然后凝视前方，表明他甚至可以当着上校的面强硬。卡罗勒斯吓得手脚都不利索起来。

“知道是什么事情让我困惑吗？”上校一边说，一边用他那四四方方、结实的手拿起咖啡杯，“无论向这些非洲人下什么指令，他们都能摆出一副饱受压迫的样子。你们看到那些司机了吗？开得非常非常慢，看起来非常非常受压迫，好像他们早上刚挨过棍子。其实那只不过是因为教官在边上看着。”

鲍比没有开口，斜举着空杯子，研究杯子釉面上的一处瑕疵。

“你能训练他们，但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上校说着从鲍比手中取过空杯子，“卡罗勒斯。很快他们就会像疯子一样开卡车，逆来顺受的表情也会变得非常狰狞。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站在门口，惊恐地把目光从鲍比身上转移到上校身上。

鲍比盯着卡罗勒斯。

“卡罗勒斯，这只杯子太脏了。”上校说。这是他这天早上第一次发火。

卡罗勒斯拿来另一只杯子。他们开始喝咖啡。但是上校那本像是装出来的怒意却不见消散。晨间平静的心绪被打破，他的脸绷紧了。琳达继续保持沉默，在墨镜的遮挡下面露微笑，好像内心很平静。鲍比继续摆出郁郁寡欢的姿态。

喝完咖啡上校就走开了。他们听见他嘱咐厨房为他们准备午餐，但他之后的举止却表现得像是他们已经离开了。在他们用午餐的时候，他既没有出现在酒吧里也没有出现在餐厅里。蒂莫西拿来账单结了账。他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害羞了。

鲍比和琳达拎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上校正在院子里，但一副没有瞧见他们的样子。鲍比打开车门，车子的防盗铃又响了起来。上校也是一副没听见的样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大门口。他看看大街，看看湖水，有时又似乎是在看宾馆的建筑，神情是超脱的，像在看一幅画的样子。他对汽车发动的声音置若罔闻，也没有注意到汽车离他越来越近。但就在鲍比放慢车速之时，他突然一鞠躬，冲琳达微笑。

他说：“如果碰到军队，就装死。”

他们离开的时候，正有一队人，八个，从大街上朝宾馆走来，他们上了斜坡，进了院子。两个是印度人，包着头巾，其余的都是穿白衬衫、黑裤子的年轻非洲人。可能是见习土地测量员、军营的建筑师，或是工程部职员。其中一个印度人对上校说了什么。

“午餐！”上校吼道，“这里可不是路边饭馆。前脚踏进来，后脚就想吃上午饭。”

沿着水泥斜坡，鲍比和琳达的车拐到了大街上。亮晃晃的阳光下，大街破损的状况再次让他们吃了一惊。路面上薄薄的柏油涂层胀裂如蛋糕皮。

“不行！”上校还在吼，“不行！不行！”

“我们能吃到午餐多亏了你，”鲍比对琳达说，“你在这里很受欢迎。”

“哦，亲爱的。那也是看在钱的分上。八十五块，那可是一百二十先令。还不算饮品。”

“我不该担心的。他们会吃到午餐的。等加完油，我们要不要回去确认一下？”

她抬起下巴，不耐烦地轻轻嗤了一声，扭头去看宾馆外那栋空房子的爬满苔藓的阴湿绿墙，那是她昨晚没能看到的景象。

8

加油站还在营业。他们加了油，鲍比内心隐秘的焦虑得以平息。为了避免再次从宾馆门口经过，他拐进一条岔路，沿着一条和湖滨大街平行的小路驶出了这个度假小镇。很快，小镇边缘散布的别墅也被抛在了后面。他们开上了山路。

山路松软的路肩被军队卡车压得一塌糊涂，不过路中央倒还坚实、干燥。雨水的冲刷与卡车的重压后，路面上到处是残破的石块和小泥潭，偶见塌陷，其中有大块岩石突起。不过总体来说，路还算好走。修路工人没有在这段连接度假小镇的路上施工，所以没有出现一个个土堆。

他们的车越开越高，进入森林地带，路面还没有干，太阳柔和的光点洒在路面和幽暗的山腰上。那片湖的光亮和开阔被挡住了。有时候他们看得见湖水就在下方，不再波光粼粼，与天融为一色。出了森林后，进入长满蕨类植物和竹子的潮湿山谷，天空变得低矮、压抑；没有了水面的折射，光线也不同了，变得凝滞、沉闷。

他们一直没有说话。

行到此处，琳达开口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那个地方的。”

她在挑逗他，但他们还没有和好。鲍比没有回答，她也没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很小心地换了一个坐姿。

竹子和蕨类植物渐渐稀少，山顶几乎是光秃秃的。车子开始下坡，经过一个和前一天相似的山谷。田野，梯田，山丘，茅草棚。前一天因为下雨，山谷色调柔和，一派绿与灰；蜿蜒的山路消失在雾霭中；田野里空荡荡的。而现在，在强烈的日光下，色彩变得晃眼。泥土黑漆漆的，植被绿油油的。那些茅草屋，昨天雨幕中看起来像是舒适的容身之地，现在看来不过是污泥满地的篱笆院里的简易茅棚。穿着鲜艳衣衫的妇女和孩子用简陋的工具在划成块的潮湿黑土地里劳作。妇女们一直弯着腰，两腿直而有力地踩在土地上，沿着行株锄地、除草。因为弓着身子，全身只有腰部以上的部位可以动，臀部便僵硬而夸张地一直撅在那里。整座山谷中，除了妇女和孩子，还可以看见不少青烟袅袅的湿草火堆。自古以来丛林里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林子里还有些简陋的小径，不知通往何处。

路的前方有个转角，光秃秃的路肩在那里变宽了，升高了，然后渐渐消失。六七只小家畜挤成一堆，在天空的衬托下像剪影般立在那里。其中有两个原来是赤裸着身体的小男孩。他们眼神呆滞、满身污泥，呆站在那里看着汽车开过。

琳达说：“我一直想给马丁买些白衣神父会[18]的雪茄。你知道这种雪茄吗？花几个先令就可以买一大捆。装在一种干蕉叶做的盒子里。”

马丁，鲍比心想，马丁，我们是离家不远了。他说：“我以为马丁抽烟斗。”

“他喜欢这种雪茄。它们绝对够劲道。不过他并不吸下去，只是把烟吐出来，弄得房间里都是烟味。窗帘里，书架上，靠垫下，到处都是这个味道。过去上校那里有这种雪茄，但这次没看到，我也忘了问。我猜以前这些雪茄都是从湖那边弄来的。不过我想那些可怜的白衣神父们现在要烦心其他事情，顾不上做雪茄了。”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形势对我们不利时，我们总觉得一切都要毁了。”

“在这一点上，上校看得很清楚。哦，亲爱的，局面真的很糟。”

“对此我无从评判，”鲍比说，“我从来不是那种抱有殖民宏图的人。”

“那地方衰败得厉害。我想大概是从他出了那次事故，伤了髋骨后开始的。客房真是糟糕，服务生也脏，他也不再照料自己了。”

“你一旦不关注他们，就变成这样了。”

琳达没有听出嘲讽之意。她没有回应，意味着认同此话。

鲍比接着说道：“我觉得只有非洲人才有体味。多丽丝·马歇尔怎么说来着？那个殖民智者是怎么总结文明和清洁的关系的？”

“哦，天哪，那个蒂莫西。”琳达说。

鲍比不愿谈这个话题。

琳达说：“我想一定有成百上千的人在世界各地那样生活着，在各种奇怪的地方。”

“他们原本过得不错。”

“那不是关键。”

“怎么说？”

“我认为你无意去理解。那真的很可怕。”她的声音哽咽，让鲍比吃了一惊。“那傻老头还想按自己的意志过下去。哦，天哪，他穿的衬衫脏极了。他需要人陪伴。他是对的。他们正伺机杀他。”

“如果我再待下去，我也会想杀他的。”

“我完全信不过那个叫彼得的家伙。太谄媚，太油滑了，还戴着那么时髦的手表。”

鲍比说：“彼得是太整洁了，这我得承认。”

“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过炮弹休克症[19]。他告诉我的。他说只要被人责骂几句他就会休克。责骂，这是他的原话。好在后来他康复了。”

这些话让鲍比不满，但是他忍住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以去南方。”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那里还有很多黑人等待他拯救。”

“你可以那样说。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他该去哪里。他收留彼得的时候，彼得还是个小男孩，刚离开丛林——”

“他培养了他，我知道。”

“哪怕真如你所说的，他们原本过得不错。但是他们迁去了多么陌生的地方啊：塞萨洛尼基，印度。”

“我们学得可真快。我倒不知道我们还往塞萨洛尼基派送移民。”

“我连塞萨洛尼基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已经厌烦了湖景，厌烦了宾馆与住宅区，厌烦了自己的食物和一天要去三次的桌子。但他不会离开。他告诉我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迈出过院门了。”

“这听起来可不妙。我曾有个姑姑，也那样。她生活在最黑暗时的英格兰。”

“但他还是相当有气度，还能供应五道菜的晚餐。”

她把语速放得很慢；他觉得她只是想让自己显得“神秘”。但他看见她的墨镜下流出了一行细细的泪水。他想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哭”，不过最后决定由她去，不助长她的情绪。

他集中起精神开车。崎岖的道路上，到处是军队卡车留下的痕迹：被捣烂的松软的路肩，宽大的车辙，转弯处的泥滩，偶尔还有被掀起的大石块，原先被埋之处是白的，其余地方则呈泥土色。路况依然还过得去，空荡荡的。

“我想你是对的，”琳达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山谷连着山谷，路忽上忽下，但总体说来他们是在往下走。山谷越来越开阔，土壤的颜色渐渐浅了，岩石也渐少，阳光愈来愈炙热。民宅不全是草棚了，烂泥篱笆院也逐渐稀少，开始出现成片由木材和瓦楞板搭建的简易屋棚，偶尔还会看到被遗弃的房舍：一堆风吹雨淋的木板和生锈的瓦楞铁皮。

路旁出现了一个纪念碑模样的东西，像是战争纪念碑或饮用水喷泉，离近了才发现是水鹤[20]。黑色的管嘴从一大堵弧形混凝土斜切面里伸出，墙的顶端有一长条蓝白相间的马赛克，上面镶嵌着一些歪歪扭扭的词：公共建设和福利联合管理局27-5-54。沿途还有七个这样的水鹤。然后是一条单调的道路。

从车上看出去，不时可以望见一条岩石河床的河，河道因地势趋于平坦而越来越开阔。接着山路出了丛林，上了河床旁高高筑起的水泥堤岸。河床里散落着沙岛、半露出水面的灌木丛，以及成堆的在阳光照耀下白花花的岩石，夹带着泥浆的河水在其间被分割成一道道狭窄的水流淌过。堤岸上没有护栏，这种开阔感让人觉得危险。

道路离开了河流，又钻入丛林。不过河水还是离得很近。当路再次弯弯绕绕转出丛林，再次沿河道而行的时候，鲍比和琳达看见宽阔的水泥堤岸上有个士兵，他戴着深红色的贝雷帽，站在明晃晃的日头下。在身后大河的衬托下，他的卡其布制服和黑亮的脸的质感形成强烈的对比，彰显了他的存在。

他朝他们的车挥了挥手，身子微微前倾，穿着锃亮靴子的双脚并拢着。山谷里劳作的非洲人往往很瘦，衣衫褴褛。而这个士兵则膀粗腰圆，被熨烫过的制服包得紧紧的。他很清楚自己的不同，清楚制服和部队伙食带给他的变化。他挥手的动作显得笨拙而慌乱，但还是带着权威，微笑的圆脸上流露着自信。

鲍比在满是石块的路面上将车开得很慢。

琳达说：“他像是个和善的胖家伙。”

那个非洲士兵仍微笑着挥手，手腕带动手掌摇晃。鲍比没有停车。非洲人垂下手，脸上一片茫然。

鲍比瞥了一眼晃动的后视镜，一时间为那种开阔和危险感而眩晕：没有护栏的高高堤岸在车后倾斜着，在身边疾驰而过。他转移视线，看着地面。

“我不喜欢他看我们的眼神，”琳达说，“我猜他现在正打电话给他那些也发胖了的朋友们，他们会在某个路障处等着我们。我猜他现在肯定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我通常会让非洲人搭顺风车。”

“我没有阻止你。”

“这是什么意思，你没有阻止我？”

“就是我说的那意思。随便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认出你，你穿着这黄色的本地衬衫。”

“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本已将汽车减速，此刻，带着点疯狂，他猛踩油门。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识字，”琳达说，“所以感觉特别敏锐。你知道这一点在我们大院附近一带很常见。有一天马丁和我正开着车，我们看到多丽丝·马歇尔家的男仆，或者该称之为管家，像往常一样喝得烂醉在草地上瞎滚。一看见我们，他立刻冲到路上挥手让我们停车。马丁想停，我不想。那个喝醉了的男仆在五十至一百英尺的距离外，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回去后一字不落地复述给多丽丝·马歇尔听。多丽丝很不高兴，用她那口南非腔抱怨说我怎么伤害了她管家的感情。”

鲍比踩下刹车。车停下，他紧紧握住方向盘，身体伏在上面。

“哦，鲍比。你别当真。”

他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

“真的，你别当真。你不会真的想要开回去让他搭车吧？”

但他心中，隐隐约约是这么想的。

“那样做太荒谬了。”

“我想起今天上午我有件事情要做，”鲍比说，“我应该给欧谷纳·旺葛－布代尔或是布索葛－科索罗打个电话。我刚刚想起来。”

她接受了这个解释。“我想他们今天未必上班。”

鲍比把手放在引擎开关上。

远处平原上传来微弱的直升机的声响，随着风时断时续，渐渐清晰。鲍比打开引擎，那声音也就听不见了。

他们朝着平原驶去，直升机的声响时远时近，汽车的引擎声和颠簸声已经盖不住它。那条河看不见了，不过周围的土地都像河床一样被漂洗过了似的。路旁有零星的高脚棚屋出现。仙人掌开着花，投下黑色的阴影。路变得越来越沙化，满是凹陷的车辙，转弯的地方净是被车轮溅起的散沙。这是一片古老而枯竭的土地，却依然有人在此安身。

有两个人跑到了路中间，但有可能只是两个男孩。他们赤裸着，从头到脚沾着白色的粉末，白得像岩石，白得像高大的仙人掌虬屈斑驳的根茎，白得像根部从散碎的土壤里露出来的树木的枯枝。不过是四五秒钟的时间，这两个白色的人影已经从石块遍地的公路边跑回到了满是灌木和石块的荒野中，步伐轻而慢。

或许这本是正常的步履；或许他们只是被汽车吓到了；或许是因为涂上了白色，遮盖住了脸，甚至说是遮盖住了赤裸，他们才显得特别轻盈、虚幻；也或许是因为汽车的噪声盖过了他们的喊声和脚步声。

如鬼魅般转瞬即逝，没有留下任何纷扰：鲍比还在努力地排除引擎干扰，分辨直升机的动静，所以没去留意那两个涂着白粉的男人抑或男孩究竟跑到阳光遍野、碎石满地的荒野中的何处去了。琳达也没有留意。其间她和鲍比也没有说话。片刻之后，鲍比才发现他在倾听的直升机，已经飞远，听不见了。

现在，他们已经完全离开了山区，只在后视镜里可以看到洒满阳光的平原边那连绵起伏的青色群山。路边开始出现农场，围着篱笆的田地、十字路口的贫民窟、灰扑扑的院子里的茅屋，以及两三家木板搭就的店铺，木板涂料剥落，门上张贴的广告也已褪色，门框变形，室内黑暗。有一辆印度人驾驶的油车开过，他们减慢了速度让行。这是他们离开宾馆后碰到的第一辆汽车，不过接着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非洲人驾驶的旧卡车，旧汽车。路面又是柏油的了。他们开进了一个市集小镇。

弯弯曲曲的道路旁零星散布着赭红色的小办公楼，这些建筑物之间的地都还空着。这个镇子的大部分土地其实都是荒地，像被侵蚀的河床一样裸露着。这些建筑是意大利风格的，带着一丝南美格调。建筑物的外墙像是长在泥地里，溅满了泥点，墙面上抹着粗糙的石膏混凝土，样子非常原始。歪斜的电线杆，垂荡的电线，破损的柏油路面，杂草丛生的人行道，飞扬的尘土，遍地的垃圾，非洲产自行车，破破烂烂的卡车和小汽车，充当公共汽车站的小棚子：这一切都说明小镇一度的规划并没有实现，不过时下它依然运转着。

一座灰扑扑的公园里长着高大的尤加利树，不少非洲人在里面或坐或蹲。一个市场里有座小钟楼。有个摊位上挂满了卖给非洲人的衣服，衣服挂在衣架上，一件件纵横交错，使这个摊子看起来像是一整张在风中飘摇的旧地毯。钟楼的钟下有几个用水泥砌在赭色底上的红词：集市1951。

过了小镇，路又变得空荡荡的。前方如此空旷，空气如此清新，土地如此平坦荒芜。虽然还有几英里，他们已经可以看见通往南部总署高速干道的路，那儿也空荡荡的。车下的路又黑又宽又直，车子不再嘎嘎作响，倒是轮胎快速擦着地面发出嘶嘶声。气流从半开的车窗里强劲地穿过。

“你感觉到了吗？”鲍比有些兴奋，“在这里你会遇到侧风，非常危险。一不小心，人都能从路上吹走。”

阳光从挡风玻璃的最上端照进来。前一天在加油站弄的每道划痕都一清二楚。而在反着光的引擎盖上，细小的擦痕形成环状图案。

琳达说：“我知道。”

视线越过闪亮的引擎盖，穿过热浪眺望远方，黑色的柏油路面消融成了一道光：路的一侧好像横七竖八地停着几辆车，出事故了。

琳达说：“我就觉得顺畅得让人难以置信。路面越空畅，越容易发生事故。”

他们慢慢接近事故发生地，看到一辆灰色和品红色相间的大众小型公共汽车横向停在路上，一辆蓝色标致轿车停在路沿，还有一辆被撞坏了的深绿色标致客货两用车，车身倾侧，一半陷进了排水沟里。从车牌看，这车被非洲人用作长途出租车。除此之外，还有车辆停在左近。这就是事故现场了：刚刚发生，被毁的车辆令人触目惊心，感慨生命是如此脆弱。

鲍比放慢车速，一个穿着深色裤子、白衬衫的非洲人从小型公共汽车后走出来。鲍比停下车。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那个非洲人眯缝起眼睛瞅着鲍比车上亮闪闪的挡风玻璃，犹豫地看着鲍比和琳达，没有回答。

鲍比沿着可怕的残骸慢慢将车开到前面，看到了一辆白色大众车，又停了车。这辆车的外观和所有白色大众车一样，和他们昨天遇见的那辆大众车一样，但车里出来的人既不白也不矮，而是一个高大结实的黑人，但不是非洲人的那种黑，身材也不同。他棱角分明的脸型和红润的面色说明他有着另一种血统，来自其他大陆，说其他语言。

琳达看着车子的残骸，寻找着血迹、尸体、鞋子和毯子之类。她马上看出这个黑人是了解情况的，于是将身体探出车窗，伸到阳光下，问道：“发生了什么？”

他向琳达微笑并走近他们的车。

“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他说，“小心驾驶。”

他不是这个国家的人，说话明显带有美国黑人的口音。

他的微笑、口音和建议，使他的话充满了说服力。这种人性的温情让鲍比有些振奋。以前遇到非洲官员或警察在执行困难的任务时，作为无辜的白人，他总能体会到一种感伤，而这次他的感触非感伤所能形容。他急于表现出自己的听从和回应，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从黑色路面上乍然出现又乍然消失的歪扭的黑色轮胎打滑印迹上开过。阳光从刮花了的挡风玻璃的最上端直射下来：他意识到这强光造成的眼花是事故的罪魁祸首，赶紧将遮阳板放下。

后视镜里可以看见客货两用车和小型公共汽车周围的情况。人似乎要比鲍比刚才经过时注意到的多。不过道路开始拐弯，很快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前方停了四五辆军用卡车，车轴离平坦的路面很有一段距离。卡车旁和路沿外的草地上，浅沟外和远处荒地矮小的树木下，都站着挎来复枪的士兵。鲍比降低车速，以表明他没有什么好躲藏的。

所有的士兵都转头看他们的车子。深绿色的军帽下他们那黝黑的脸庞油腻腻的。那些站在路边的士兵像是皱着眉，鼓起的腮帮子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他们昨天沿着湖滨大街神思恍惚地跑步时，额头是光洁的，现在则紧皱着，挤在两道几乎是光秃秃的眉毛之间。现在他们手中有枪，而除了他们，任何人都没有枪。浅沟那一边树荫下的士兵们也微笑地看着他们的车。

鲍比握着方向盘的一只手抬起，草草一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所有的士兵，微笑的、皱眉的，都只依旧盯着他们的车。

琳达说：“刚才那儿不是意外。”

鲍比开始加速。

“鲍比，他们杀了国王。那是国王。”

前方的路面又黑又直，轮胎擦着湿滑的地发出嘶嘶声。

“那是国王。他们杀了国王。”

“我不知道。”鲍比说。

“那些士兵都知道，所以他们在狞笑。你看到他们的笑了吗？野蛮人。这些又胖又黑的野蛮人。我真受不了他们的那种笑。”

“国王也是黑人。”

“鲍比，别再让我谈论这件事了。”

“我都不清楚我们在谈什么。情况可能像那个人讲的，是一起意外事故。”

“要是那样倒好。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只是个玩笑。他们说过他乔装打扮，搭出租车逃跑。”

“他一定在附近什么地方上了车。在没有设路障的地方。”

“首都的人都说他会这么做。我还觉得那是一个玩笑。他真的那么做了，往这边逃了。”

“当然，什么分裂啦，独立啦之类，全是扯淡。顺便说一句，这些一直都是西蒙·鲁贝罗的一己之见。国王其实不过是个常年生活在伦敦的花花公子。他在那里倒唬住了很多人。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就是个十足的蠢货。”

“每个人都这么说。这大概也是我不信的原因。我觉得他不至于没用到那个地步。剑桥口音也好，伦敦腔也好，我觉得那都不过是掩饰。”

“西蒙总是能冷静地统览全局。我无意间得知西蒙非常希望这次行动由警方独挑。”

“不过我们总觉得这些人能够秘密地脱身，能够藏到灌木丛里去。毕竟他是个非洲人，还是个国王。我觉得派直升机，以及让白人开飞机，都是很荒谬的决定。”

“是的，”鲍比说，“那些外国佬害了他。”语气中的愤懑让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但这愤怒其实不针对任何一个人。他冷静了一下。“那些外国佬害了他，”他重复了一遍，“我希望这消息传回伦敦，希望他那些聪明的朋友也会觉得事有蹊跷。”

他依然把车开得很快，但不再像赛车一般。

他说：“我应该给欧谷纳·旺葛－布代尔打个电话。他应该能帮我们过了宵禁这一关。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能控制好时间在宵禁前赶到。”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非洲的吗？”琳达说，“你大老远地往一个地方赶，到了之后却发现无事可做。不过我得说，我开始觉得这次能回到政府大院就是万幸了。”

前方开阔起来，地平线下沉了。远方是淡青色的低矮群山，几乎融进了天空中。稍近处是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孤立的岩山，颜色深一点也绿一点，不过在雾霭中依然模糊。那正是南部总署，国王领地的标志。

“豹冈。”琳达说。

“那是我最喜欢的景点之一。”

“像约翰·福特[21]拍摄的西部片。”

“电影真是无处不在啊。对我来说它就是非洲。接下来的这几个星期，政府大院里肯定愚蠢的流言满天飞，外国报道里肯定也会出现各种见解。如果这些人当真在意这里的情况，出现那样的现象我倒也不会介意。”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介意。糟就糟在这里。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只知道我想回到政府大院。”

尽管车速不慢，但一段时间后，景色依然没有什么变化，那些山冈看起来还是那么遥远。琳达说：“你说他们为什么叫它豹冈？”

鲍比注意到她的声音变了，带着刻意的神秘感。他没有回答。

她说：“我有一次看到一头死去的豹子。”

鲍比专心开着车。

“那是在西非。它的上下牙之间垂着长长的红舌头。有人把它抬进来的时候，我想去摸摸它，看它是否还有体温。不过你绝对不能那么做，因为上面全是虱子。后来有人开始剥它的皮。没了皮之后，它像个穿着紧身衣的芭蕾舞演员，那身肌肉简直让人难以置信。那些都要被切开、丢弃，放在火上烧。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还想：‘我要去看看那头豹子。’我把剥皮的事情忘了。”

鲍比说：“我想他们不会剥了国王的皮。”

“我无法忍受那些士兵狞笑的样子。你见过他们的狞笑吗？政变的时候你还没来，八十个海军从天而降。只有八十个，那些狞笑的士兵就扔下枪支，扯去军装，赤身裸体逃进了丛林。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胖成现在的样子，还能跑。机场里的场面很滑稽。政府大院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机场。但是那些海军并不向我们招手，他们跳下飞机，握着枪跑步穿过鼓掌的人群。”

“我听说过，”鲍比说，“我想非洲人也没有忘记，不过他们不会觉得这事滑稽。你要知道，除了比利时人和刚果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白人从天而降了。”

“萨米·奇森伊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国王就是想要这样。”

“我和上校的想法一样。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做些什么事情帮助国王。但我后来知道那样做没有道理。”

“正是如此。那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他们得自己解决。你知道吗，他差点成功了。如果没有被发现，再过九十分钟左右他就能赶到岸边渡过河去对岸。”

“哦，我的上帝。你的意思是，他们一直守在湖边等他？他们肯定等了一整个晚上。等消息传开了，南部总署肯定乱成一团。”

“我想他们会等上一两天再宣布。”

“我再也不想离开政府大院了。”

“这对你来说可是个大改变。”

“当然，”琳达回应他的挑衅，“士兵们说不定此刻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地闹事呢。”

开阔的视野消失了，前方不再一望无垠，而是时有阻挡。出现了更多的树，更多的转弯。他们经过了被分割的小块田地与商店、茅屋，那是一个村庄，可一个人影也没有。

“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恨这里，”琳达说，“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待在这些人中间。一切都太容易了。他们让事情变得太容易了。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鲍比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们派吉米·鲁汉基瑞到机场来接我们。四十英里的路程，我得和吉米没话找话说。和有教养的人谈话真累，像和自己玩象棋：每步棋都是你在下。一路上我看见的就是那些可怕的小茅屋。我的内心在尖叫。我知道待在这里我是不会开心的。第一天他们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很脏的房间里住，他们管那里叫招待所。因为马丁没有足够的积分。那时我们不知道积分这回事。如果让马丁生活在积分制度下，那不管是什么，肯定永远不够用。”

“你们还算好啦。”鲍比说。

“我们隔壁房间有个女孩在哭，那还只是下午。我真的吓坏了。我还从来没有那样渴望做一件事。那天下午我满脑子都想着要回去，到机场坐下一班飞机返回。”

“那你怎么没走？”

“我和萨米·奇森伊开车出去，一路彬彬有礼地谈着话。看到一个赤裸的野蛮人拖着足有一英尺长的阴茎，你得假装没看到。看到两个人涂满白粉，光着身子在高速路上奔跑，你也什么都不能说。萨米·奇森伊在一个会议上读一篇有关广播的论文，里面有一整段文字都是抄袭T.S.艾略特[22]的，有那么多人可以抄，他偏偏抄艾略特的。你也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能说。在外面，你不断地壮胆再壮胆。在大院里你东扯西谈。每个人都在说谎，说谎，说谎。”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这是他们的国家。但这也是你的生活。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感受，只知道要平平安安地待在大院里。”

“可你来这里是为了自由。你很轻松地就适应了，记得吗？”

“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有分歧，鲍比。”

“不过，现在你怎么想已经不重要了。”

“在大院里，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听见他们扯着嗓门鬼哭狼嚎。你知道那是他们在大院外面揍人，把人揍得半死不活。每个星期都有一长串的死亡名单，有的死者连个名字都没有。你要么躲开，要么拿着鞭子加入他们。任何中立立场都是可笑的。”

“你在说马丁还是上校？我跟不上你了，琳达。在首都的那几个美好周末，美好的露天篝火。不知为什么我期待有更多的享受。琳达，你的品位实在让我震惊。‘我很轻松地就适应了’。说得多漂亮，不过如果我们遇到的人都和我们一样，那谁都没有错。你们都在读同样的书。当然，我们读了很多书，是吧？置身于野蛮人之中，我们必须严防我们的脑子生锈。”

“鲍比，这可不像你会说的话。”

“我没有资格，是不是？你该早点告诉我的。但是我本以为你需要一个男仆来散布消息，以为你需要有个人因为你的叫床而兴奋。”

“那是多丽丝·马歇尔的荒唐谣言之一。”

“‘让鲍比来见证。他是丹尼斯·马歇尔的人，’”鲍比的头上下晃动，“‘让我们找鲍比来。你可以对他为所欲为。’‘鲍比，你这件衬衫不错啊。’很风趣。但是你看错了人。”

“你在胡说八道。”

“是吗？”他右手离开方向盘抬起，拍了拍脑袋。“我注意到了所有细节。都摆在那里。”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浪漫的人，鲍比。”

“你看错了人。”

“我希望事情如你所说的那样。你不可能对大院里的人观察得那么仔细。”

“问题就在这里。你不能指望大家都和你一样，这不是谁的错。”

“我们到此为止吧，鲍比。我收回所有的话。”

“你提到了野蛮人和鞭子。”

“我收回。”

“很多人和你一样，琳达。我们要严防我们的脑子生锈。我们置身于野蛮人中间，需要文化活动。处在这些腌臜的野蛮人之中，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还是有这点魅力的。我们每天都用阴道祛味剂了吗？”

“这太荒唐了。”

“用了吗？用了吗？我们用什么牌子的呢？性感女郎？冷艳女郎？清新女孩？女孩清新？你什么都不是。你不过是个烂货。像你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还会出来成千上万。‘我很轻松地就适应了’，‘希望他们还没把他那些可怜的妻子怎么样’。真不懂，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物了，又凭什么觉得你的想法很重要。”

她靠上椅背，看着窗外。又经过一个村庄：灰蒙蒙的小窝棚，后院的热带植物，一条泥土小岔路，它的远方是太阳、灰尘与树。过了村庄，公路旁又是满目的灌木丛。

“你这样的人成千上万。马丁也一样。你们什么也不是。”

“请停下车。我要下车。我什么也不想说。请停下车。”

他刹住车，车轮在滚烫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声音。穿过车窗的风止息了，引擎富有节奏的声响也默然了。树木投下的浓荫越过沟渠。天空炽热而高远。

琳达说：“你说得对。这不是个好主意。”

“你是个傻瓜。你会有麻烦的。”

“我确实很傻。”

“这是你的主意，记住。”

“我会另作安排。我会叫一辆出租车或用别的什么办法。”

她转过身去开车门。他看到她背后的衬衫都湿了，这才察觉自己的衬衫也湿了，感到了凉意。琳达下了车站在路上，一时间似乎失去了方向感，表情被墨镜遮住了。她稳了稳身子。鲍比见她朝着刚刚路过的村庄方向走去。

“你的行李箱。”鲍比喊道。

她没有转身。“你拿去好了。”

他打开车门，站到路上，觉得路依然在移动。在凝滞而闷热的空气中，他开始犯晕，感觉脑袋沉重，像要爆炸似的。

“琳达！”

她仍旧往前走，步伐不大但很利落。她低着头，走在路基颇高的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显得如此格格不入。那裤子和衬衫的颜色突然显得十分鲜艳、扎眼，在公路、田野和天空之间，这抹亮色与整个背景变得如同彩色照片，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坐回汽车，砰地关上车门，把车开走了。干燥的手掌在方向盘上摩擦着，眼睛审视着前方黑色的路面，感受正被阳光照射的引擎盖投掷过来的热浪，那儿反射出一个带着刮痕的灿烂圆环。

几分钟后，他看着西斜的太阳、黑色的树影、空旷的原野、空荡荡的汽车，听着引擎的咆哮声和风声，竟觉得如置身梦魇之中。上校和宾馆，河床边的士兵，抹着白粉、像满身斑纹的动物那样猛地跳到路中间的男孩，以及像慢镜头一样无声地在公路上行走的琳达，每一个画面都清清楚楚地依次出现，却都像是他想象出来的一般。

他需要冷静。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冷静多了。梦魇的感觉转而变成了对自己狂暴态度的反省和一种危险逼近的预感。他孤身一人，希望受到报复。但他还是拼命开车。危险潜在路的尽头，危险潜在他的孤独中。但他任凭时间流逝。

车子跳起来，然后重重落到地面，有那么一瞬方向盘脱离了他的手。是路面在这里塌陷了。薄薄的柏油层被午后的烈日晒得发软，融化了似的忽而鼓起忽而瘪下去。鲍比认得这段路，他把脚从油门上挪开。车子又蹦了一下，有点打滑，但是他还能控制住。他停下车，再次意识到四周的静寂、光线和热浪。

他往回开。公路依然阒无人迹。在黏湿的柏油上，他看见他刚才留下的车辙。那会儿在惊慌之中，公路和田野像是他想象出来似的。现在往回开，他吃惊地发现那景象一一再现，原来他记得那么清楚，记得那么多。他的车留下的印迹很正常，很完美。

高速公路上没有琳达的身影。公路一侧的那个小村庄，家家户户好像都关紧门窗撤走了似的。鲍比鸣喇叭也没有人出来。有两三家商店，都是歪歪扭扭的木结构，并且和光秃秃、灰蒙蒙的院子一个颜色。紧闭的门上钉着一块块白铁皮的广告板，铁皮上的色彩被晒得只剩黑色和淡黄色。板上画着一个包头巾的非洲女子满脸笑容地举着一罐湿疹软膏，还有一个满脸笑容的非洲男子抽着香烟。

鲍比驱车拐进村子的土路，一阵尘土随之扬起。后视镜里霎时只见滚滚飞尘，像是猛火升腾起的黄色烟雾。鲍比关上车窗，继续往前开，但尘土抹去了早先见过的灌木丛、高大树木和一栋无人居住的木棚屋，车厢里也越来越灰。他看见一个废弃物堆放场上有一座瓦楞板搭建的大棚屋，陈年而厚实的黑色油垢上蒙着灰。旁边干硬的土地上，长着两三株灌木，后面有一幢白色的水泥平房，悬在几根低矮的柱子上，暴晒在午后的阳光下。

鲍比停车，摇下车窗玻璃。尘土在车身周围翻腾。鲍比又摁响喇叭，一个瘦高个儿的印度小伙子打开了平房的前门。他看到汽车，点头招呼。鲍比有些犹豫。那小伙儿仍站在那外廊和房间之间，似在鲍比和屋内的某个人之间举棋不定。

鲍比走进平房。外廊上，空气吸收了白墙反射的阳光和地板蒸腾出的热量而变得火炉般滚烫，廊上空无一人。在窒闷的小客厅里，在纸花、平装书、镀铬金属架椅子和黄铜色的塑料印度教神像之间，琳达像是在喝茶。她正龇牙嚼着一颗腌辣椒。

鲍比没有理会收留了琳达的中年印度人，直接对琳达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琳达说：“我在喝茶。”

“好吧，我看我们没那么赶。我看我也喝点茶吧。”

“好的，好的。”中年印度人说着，走出房间去备茶。

鲍比、琳达和那个高个小伙子都没有说话。房间里很热。琳达脸红彤彤的。鲍比开始出汗。一个穿绿色纱丽的年轻女子端着一碟腌辣椒和一个空杯走进来，然后又出去了。

“你的房子不错。”那个中年人回到房间后，鲍比说。

“麦卡特兰德太太，”印度人坐下来，晃着腿说，“她去南方之前把这里匆匆转卖了。房子，家具，书，生意，所有的东西。”

鲍比回答：“这些书不错。”

“你买几本去？”那个印度人脚不晃了，朝着书柜俯下身去，用左手抽出几本书来。“给。”

鲍比摇摇头。“你也要去南方？”

男人哧哧笑了起来，把书推回原处。“我在考虑去美国做服装生意。或者开罗。我正筹划在开罗开一个果汁店。”

“那是什么？”

“那些埃及人非常爱喝鲜榨果汁。我一旦能把资金抽出来，就去那里。我兄弟已经去了。你打算去哪里？”

“我住在这里，”鲍比说，“我是名政府官员。”

印度人渐渐停止晃腿，又哧哧地笑着。

琳达站起来。“我想我们该出发了。”

鲍比笑着，抿了一口茶。

“你认识麦卡特兰德先生吗？”过了一会儿，那个印度人问。

“不认识。”鲍比边说边站了起来。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印度人说着，跟鲍比和琳达走到院子里尘土飞扬的土路上。“他是个很出色的赛车手。他以前常常一大早，以一百英里的时速从这里开车去首都。”

鲍比慢慢地走着，抬头看着天空，没有理会向他们挥手道别的印度人。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是在宵禁前赶回南部总署。”

他们上了车。那个印度人站在外廊上看着他们在院子里倒车。尘土再次翻腾。车子开动后，尘土蒙住了路面。

琳达说：“你相信那个人开到首都时速是一百英里吗？”

“你相信？”

“我在想他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我们。”

路口的商店还像先前一样关着门，空无一人。白铁皮广告板上的黑人还是露着笑。屋檐下的影子更长了。

上了高速公路，他们摇下车窗。阳光透过刮花的、满是灰尘的挡风玻璃斜斜地射进车厢。车厢里所有地方都盖上了一层灰，仪表盘上每一粒尘土都被阳光照得投下一个细小的影子。路右边晒软了的柏油路面上，鲍比看见一道他折回村子时留下的车辙。其他车印都被一种更粗的车印盖上了。不止一辆重型车经过这里，基本都是靠左行驶，去往南部总署。

鲍勃小心地驾驶着车。再次来到那段塌陷的路面时，他发现起伏的路面上柏油都晒化了，热气蒸腾。这里就是他先前停下来的地方：掉头时留下的车辙还在。

“我们是不是太晚了？”琳达问。

“我们只不过浪费了半个小时。不过我想如果你朝他们抛个甜甜的微笑，他们也许会请我们喝杯茶的。”

他们都笑了笑，仿佛两人都赢了似的。

那微笑挂在两人的脸上，然后就僵在了那里。他们就带着这表情，在炽热的午后阳光中赶路。路的右侧开始有树影斜斜地投射，落在车子上。陡然间，他们再次看到了豹冈，但这次谁都没有作声。这次豹冈更近了也显得更大了，一半在阳光里，一半在阴影中。垂直而下的岩壁看似不再险峻，而草木丛生的斜坡那锯齿状的轮廓则更为突显。

琳达说：“你真的相信他会去开罗？”

“他在说谎，”鲍比说，“每个人都在说谎。”

琳达莞尔一笑。

然后，她就看到了鲍比注视着路的尽头。那儿有一队军用卡车，一路上的那些车辙正是这些车留下的。

9

他减速。加速。又减速。他和琳达都没有说话。灌木丛掩映下的豹冈始终在路的右侧，树木林立的斜坡笼罩在阴影中。高速公路旁的植被发生了细微的改变。虽然仍以灌木为主，没有农作物，但是渐渐呈现出热带雨林的葱郁。离卡车越来越近。一共有五辆，它们的影子正好投到路的边缘，在柏油路面之外不规整的地面上参差不齐。偶尔没有植被的遮挡，鲍比和琳达可以看到豹冈外是一派热带风貌。那里就是国王和他的臣民们的领地，一片阳光灿然的广袤森林，看似渺无人烟，只有零星的模糊的深棕色，表明了村庄的存在。

坐在最后一辆卡车最后一排的士兵们，戴绿色军帽，握来复枪，凶巴巴地瞪眼看着他们的车。后面的一张张面孔都在阴影中。鲍比看到了司机：戴着帽子的侧影在卡车后视镜里晃动不已，在炫目的背景中只是一个普通的黑色轮廓。当卡车剧烈颠簸或是他扭头去看后视镜和鲍比时，黄色的阳光才会照到他的脸上。

有那么一会儿鲍比和琳达始终就这样和最后那辆卡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卡车车厢后挡板内，佩戴着条纹状军徽的士兵依然怒目相向。鲍比时不时感觉到那司机在看他；那张脸不断地在后视镜里闪现。

琳达说：“按这个速度开的话，我们肯定来不及了。”

“在这条路上要超车可不容易，”鲍比说，“转弯太多了。”

他们继续前行。士兵继续瞪着他们。

琳达说：“或许我们惹恼他们了。”

鲍比没有笑。

他们来到一个笔直的路段，路面相当干净。

鲍比鸣了喇叭，将车子开出去准备超车。士兵们变得警觉起来。鲍比边加速，边抬头看了一眼那些士兵，但马上移开视线，因为阳光太刺眼了。他开始超车，再次摁响喇叭。卡车往右移动。鲍比的眼前一片明晃晃的光斑。他加速。车子几乎要离开路面了。卡车还在往路的右边移。鲍比的车和卡车在并行。他感觉到车子的右轮开在了路肩上。边上就是沟渠了。他踩了刹车，车子震了一下，弹了起来。卡车加速开到了他们前面。那些士兵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卡车后视镜里露出了司机带着嘲笑的脸：突然之间，看得清那个司机的脸了，旋即又不见了。他们的车斜停在路沿上。卡车越开越远，重又排成了一条线。士兵们的脸看不清楚了。一条裹着卡其布衣服的胳膊从驾驶室伸出来，手腕一动，手笨拙地挥了挥：这是超车的手势。

琳达说：“碰到军队你就装死。”

鲍比的衬衫后背湿透了，脸像火在烧一般。他感觉到了引擎、引擎盖以及挡风玻璃放射出来的热气。空气是热的，车厢地板也是热的。他浑身上下都在冒汗，眼睛刺痛，裤子粘着腿。

他发动汽车驶离了路沿，再次沿着卡车印在柔软柏油上厚实的拉链般的轮胎印往前开。车开得很慢，一直没超过三十五英里每小时。他们时不时地看到那些卡车。豹冈变得越来越大，它那蒙着阴影的树木遍布的斜坡在雾霭笼罩下显得柔和起来。阳光正变得朦胧。

高速公路变得开阔了，前面一连数英里都是笔直得如同通往罗马的大道，在一座座山峦间摆荡。远处的军用卡车变得很小，爬上山消失，然后又出现，开始爬另外一座。他们进入了国王的领地；这段高速公路是由一条古老的丛林道路改建而成的。几个世纪以来，国王的臣民以林木、泥土和芦苇为原材料，筑成了这样一条翻越山岭、穿过沼泽的笔直的道路。远远地，鲍比就看到国王领地的边界立着一栋粉刷过的小石屋和一个警察局。不过此刻，那旗杆上挂的已经不再是国王的旗帜，而是总统的旗帜。

在石屋附近，那几辆卡车驶离了公路，前方又变得空荡荡。但鲍比并没有因此而加速，因为这样做已经失去了意义。时间过了四点，宵禁开始了。他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毗连成片的低矮的现代混凝土建筑物，它们安了玻璃、刷了彩色油漆，像珠串般艳丽。那是美国人建在丛林里、送给这个新国家的礼物，本是要用作学校的，极富象征意义地横跨国王和总统的领地。落成之后，有人过来参观，但从没投入使用。这里既没有过学生，也没有过老师，一直空无一人。今天，这里倒派上了用场。在建筑物前荒草重生的空地上，停满了卡车。卡车的阴影里站着一队肥胖的士兵。

这段路没有置放路障，也没有人挥手让他们停下。但鲍比还是停下了车；他的左边是学校、卡车和士兵，右边是公路以及路旁的石屋，上方飘荡着总统的旗帜。士兵们并没有看他们的车，石屋里也没有人出来。豹冈远处是大片葱郁的森林，在愈发浓重的雾霭中一直延伸至天际。

“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吗？”琳达问。

鲍比没有回答。

“或许并没有宵禁。”琳达说。

有一个士兵在看他们。他和另外几个士兵站在卡车打开的后挡板旁，个头比身旁的人要矮些。他正拿着白铁皮杯喝水。

“也许上校弄错了。”琳达说。

“是吗？”鲍比说道。

那个士兵甩干杯子里的水，离开后挡板附近的同伴，慢慢朝他们的车走来。他剃着光头，笔挺的卡其布长裤在大肚子下方和两条圆滚滚的大腿摩擦处起了很多褶皱。他嘬起肥厚的双颊，噘起双唇，身子侧向一方，小心翼翼地吐了口痰，以免唾液没清干净，面带笑容地看着汽车。

然后，他们就看见了俘虏。他们坐在地上。有几个趴着，大多数人都赤裸着身体。因为没有穿衣服，在灌木丛、小树和卡车斑驳的影子的投射下，他们倒像是穿了迷彩服般有了遮掩。这些俘虏黑皮肤上的黑眼睛依然灵活，但身体被禁锢住了，几乎不怎么动。他们是国王部落的人，身形苗条、骨架小巧、肤色极黑。他们本有穿衣服的习惯，也是这道路的修建者。但他们作为自由人的尊严，现在已经被剥夺了，他们被当成了丛林土著，落在了敌人手里。有些人被捆了起来，依丛林里的一贯做法，脖子并着脖子，三四个人一组，好像要被卖给奴隶贩子一样。所有俘虏的身上都有猪肝色的遭殴打的伤痕。有一两个人看上去奄奄一息。

那个士兵微笑着，湿答答的手拿着湿答答的白铁皮杯，走近了车子。

鲍比先摆出一个笑容，然后身子倾向琳达那一侧，同时左手将湿透的本地衬衫粘着左腋的部位扯了扯，问道：“你们的长官是谁？谁是你们头儿？”

琳达将目光从士兵们的身上移开，看着远处白色的石屋、旗帜、豹冈和迷迷蒙蒙的林地。

那个士兵肚子贴在了车门上，他温热的卡其布长裤的味道和鲍比左腋以及湿透了的黄衬衫后背上的汗味混在了一起。他打量了一下鲍比和琳达，又看看车里，然后语气柔和地说了些复杂的丛林话语。

“你们的头头是谁？”鲍比又问道。

“鲍比，我们继续开吧，”琳达说，“他们对我们没有兴趣。我们继续开吧。”

鲍比指着马路对面的石屋问：“头头，那里？”

士兵再次开口，这回是对着琳达说的，用的还是那种土著语。

琳达暴躁地回以“我听不懂”，眼睛直视前方。

士兵的反应却是像被人扇了耳光似的。他窘迫地笑了笑，往后退了一步，摇摇白铁皮杯，板起脸放低了声音说：“卜懂[23]，卜懂。”他低头看着车身、车门、车轮，仿佛在寻找什么，然后转身归队。

鲍比打开车门走出来。天凉了，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飕飕发冷，脚下踩着的柏油路面却还是软的。这下他把那些俘虏看得更清楚了，豹冈后那片森林里升腾起的烟雾也更清楚了。那不是雾霭，也不是傍晚的炊烟，而是丛林里的村庄在燃烧。刚才试图和他们对话的士兵在和同伙们说话。鲍比假装没看到。他的直觉是掉头驾车而去，直奔政府大院，但他克制住了冲动。他挥着右手，横穿明亮的公路，走到石屋前那个灰蒙蒙的院子里，走向石屋的影子中，然后从敞开着的门进去了。

一进门，他就知道自己犯错了，但已经来不及退出去。在凉飕飕的幽暗房间里，桌椅都推到了墙边，墙上绿色的公告牌上有一张总统的新肖像照，四周贴着关于车速、税费、通缉犯的通告，以及各种印刷或复印的名单。房间里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警察。三个光头士兵坐在窗下水泥地板上，军帽搁在膝盖上。看到鲍比进来，他们都站了起来。

“我是政府的官员。”鲍比说。

“先生！”其中的一个士兵说。三个人都起立站好了。

“谁是你们的长官？头儿是谁？”

他们没有回答。这开头还不错，但鲍比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

他们看出了鲍比的犹豫，不再紧张。放松下来后，他们脸上满是疑问。

站在中间的士兵说：“没有头儿。”

鲍比觉得他用错了词。他看了看中间那个士兵，然后又看看右边那个最胖的，也就是刚才喊他先生的，说：“这里是不是发放通行证？”

胖士兵鼓起腮帮子，挤着小眼睛，举起右手，手掌对着鲍比，放在面前慢慢摇了摇。

“没有通行证。”他说。

鲍比看着他说：“旺葛－布代尔，我头儿。”然后脸上带着笑，双手在腹部比画着大肚子，并装出拖着肥胖身体的蹒跚模样。“布索葛－科索罗，我大老板。”

他们没有笑。

“布索葛－科索罗，”胖士兵一边说，一边审视着鲍比的面孔，并嚅动嘴唇和双颊，像是在酝酿唾沫，“布索葛－科索罗”。

“你们没有宵禁？”鲍比问。

“小——禁？”胖士兵说。

站在中间的士兵重复道：“小——禁。”

“你们什么时候小——禁？四点？五点？六点？”

“五点，”胖士兵重复道，“六点。”

鲍比伸出手，指着腕表：“四点，五点，还是六点？”

“你给我？”胖士兵抓住鲍比的手腕说。

黑色的皮肤压着肉粉色的皮肤：在场所有的眼睛都在看。

胖士兵用大拇指摩挲着手表表盘。他的眼神友善如女人的一般，腮帮子和嘴唇又开始嚅动。

中间的士兵解开上衣纽扣，拿出一包压瘪的、半满的烟。这就是广告板上那个咧嘴笑的非洲人抽的牌子。

外面，卡车开始发动。伴着说话声、呼喊声和靴子摩擦柏油路面的声音，驾驶室的车门砰地关上。卡车轰隆隆地慢慢开走了。

“我不能给你，”鲍比说，“我只有这一块。”

他开了个玩笑，他们都笑了。

“只有这一块。”胖士兵重复了一遍，放下鲍比的手腕。

“我走了。”鲍比说。

他朝门口走去，柏油路面上还有阳光，灰蒙蒙的院子里映着斜斜的影子，他的车子前已粘满小虫。

“伙计！”

他停下，这是他的过错。他转过身，面对着幽暗的房间。

说话的是中间的那个士兵。他递过一支香烟。烟很白，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

“我给你烟，伙计。”

“我不抽烟。”鲍比说。

“我给你，来，我给你。”

鲍比从门口的光亮处走向那几个士兵，情愿接下来的遭遇是发生在黑屋子里，而不是外面的众目睽睽之下。

那个士兵的手还伸着，手掌朝下，香烟垂直地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然后，他松开手指，香烟掉了下去，与此同时，那手掌仿佛直冲着鲍比的脸抓去，不料转而重重地落在他的下巴上。另一只手则扯住那件黄色的本地衬衫。

“我要告你。”鲍比一边后退一边说，“我要告你。”

另外两个士兵站在他身后，在他快倒地的时候架住了他，熟练地反绞住他的胳膊。前面的士兵似乎不是听了他的话而恼羞成怒，而是受衬衫撕裂的场面和声音的刺激，一而再再而三地撕扯鲍比的衬衫和贴身的背心，同时用先前夹烟的右手怒冲冲地抓向鲍比的脸，似乎想一把抓住他的鼻子、下巴和脸颊。

“我要告你。”鲍比说。

他的胳膊被反绞得更紧，整个身子被向前扔。倒在水泥地上后，他感到一双靴子重重地踩在他的背上、脖颈处与下颌上。他吃惊地看到另外那两个士兵的腿没有动。踩住他的是那个胖士兵。他咕哝着蹲下来，卡其布长裤紧紧地绷在腿上。他揪住他的头发，将他的脑袋砰砰地往地上撞，先是这边，然后是那边。鲍比知道自己的皮肤破了，但还是用眼角注意到另外两个士兵一动不动。

他本以为那个拿着香烟的士兵只是想羞辱他，扯光衣服修理他。对此他还抱有理解与同情交织的心态。但他们做得太过分了，现在鲍比觉得那个开口要手表的胖士兵是想要杀了他。他想：我必须保护自己，我必须装死。

鲍比沉沉地躺在地上，头侧扭，左臂护在上面。那双靴子踩着他的肋骨、腹部，又戳又踢。他努力保持不动。他觉得他没有动。平滑的水泥地面上细小的沙砾粘在他潮湿的皮肤上。他没有睁开眼睛，害怕发现自己看不见了。然后他感到靴子重重地踩在了他的右手腕上，他本该号哭的，剧烈的疼痛感让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骨折了，意识到过去的生命中一直都很完整的东西被打碎了。但他抛开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在手腕上。他觉得手腕麻木了，开始红肿。然后他又上路了，在一片明亮的景色中，提心吊胆地注意着车速、车辙和起伏的潮湿的路。

他醒过来了，觉得应该睁开眼睛。整张脸火辣辣地疼。他还能看见，昏暗的房间里穿卡其布长裤的腿不见了。他又等了一会儿，确定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他觉得自己必须马上行动，趁着还清醒、还有一点力气。他坐起来，用手腕撑住地，忘记了刚受的伤。他站起身，还站得稳。他没有看自己。他开始走了，没有忘记去看地面，但没看到那个士兵扔下的那根香烟。

室外的光线变得昏黄了一些，地上的影子长了也浅了。灰尘更大，烟雾更浓。太阳照在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上，照在学校的一扇窗户上。士兵们或蹲或坐地围着一堆堆树枝篝火，吃着白铁皮盘中的食物，喝着白铁皮杯中的酒，不急不慢、从容不迫；他们的眼神和声音都因享用食物而明快起来：这些丛林人，丛林中的王者，快要度过又一个幸运日了。他们身后不远处，阳光照射之下，那些被捆着的黑人俘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一个士兵看见了鲍比，便一直盯着他，两眼炯炯有神。目视前方的同时他对身旁的人说了些什么，整队士兵一齐看了过来。鲍比两手垂于身侧，站在门口，任由他们审视。后来他迈开步子向他的汽车走去。它还停在原地，在空旷的道路上挺扎眼的，轮子微微陷在柏油里。士兵们继续吃饭。

琳达依旧坐在座椅上，她俯身替鲍比打开车门。没有人追上来。引擎发动了，鲍比将受伤的右手搁在方向盘上。没有人出面阻止他们离开。在下午阳光的照耀下，挡风玻璃上的每一处刮痕都呈现出金色。豹冈那近于垂直的一侧崖壁也泛着金色，而在阴影中的另一侧则迷迷蒙蒙，半山腰以下的那片林木仿佛和山周围的丛林连成了片。

开了四五百码远后，在山顶上，他们遇到了关卡。一个手持来复枪、帽子把脸遮得一抹漆黑的士兵拦下了他们。他挥手的动作带着非洲人特有的笨拙。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停下，路另一边一个穿着花衬衫、深色长裤，留着英式发型的人，就在示意他们继续往前开。

鲍比开进拦有白色路障的区域，又开出去，慢慢向前。路的那一侧停着几辆从南部总署开出来的车：标致出租车、破破烂烂的货车和非洲人的轿车。乘客们站在路沿，有的拿着复印的通行证，还有些人已经在草地上或坐或躺，衣服被撕烂了，半赤裸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人群中有几个妇女穿着爱德华七世时期[24]风格的衣服。自从传教士出现在国王的臣民中并将其教化之后，这里的女人但凡逢正式的场合或出远门，都会盛装打扮，不过穿的是非洲式布长裙。

公路依旧笔直，宽阔的柏油路面穿越丛林，从一座山头延伸到另一座山头。

琳达说：“我们休息一会儿吧，鲍比。”

他二话不说，把车停在路边。

她试着帮他拂去头发里的灰尘，整理破烂不堪的黄衬衫。她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他不让她碰他的脸。

她说：“你的手表摔坏了。”

鲍比合上沉重的眼皮，黑暗中，他突然为她感到难过，为这个像他一样在生活中遭遇诸多不顺的人感到难过。他想，她的手像护士的手。

他睁开眼睛，看到前方的路。他们继续前行。天空变成了深蓝色，光线越来越弱。丛林里，国王部落的村庄还在燃烧。

这些部落人曾经生活在丛林里古老而笔直的道路旁。他们通过这些道路，在丛林中扩张势力，直到第一批探险者出现。那些村落互相离得很近，路上通常满是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但现在，路上渺无人迹，一座座村落也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到处是焚烧过的痕迹。那些离大路比较近的村落几乎完全被烧毁了。

琳达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烧了政府大院？”

那里是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

公路开始往下倾斜，燃烧的村落看不见了。这低陷的路段上，灌木丛高大而幽暗。他们驶入了森林，沿着开凿得笔直的黑色路面从两堵高墙般的树木间穿过，上上下下，不知不觉来到了高海拔处。鲍比的手腕很疼，眼皮越来越沉。然后突然间，眼前冒出一片白色，如同风暴来袭。成千上万只蝴蝶，雪片般从森林中飞出来，落在柏油路面上、草地上、树干上，飞在空中。无数只白蝴蝶，一拨接一拨，舞动着翅膀从林中飞出。这风暴持续着。它们被碾在车轮下，或扑在引擎盖滚热的铁皮上扇着翅膀死去，或粘在挡风玻璃上无法飞离。

琳达打开雨刷上的喷水装置，又启动了雨刷。

路开始上行。蝴蝶如同出现时那样，突然消失了。森林也到了尽头。头顶的天空已经呈现出最深的蓝色。他们看见远处小镇附近的村落还在燃烧，在转瞬即逝的暮色里看起来像是一串断断续续的灯火。

鲍比说：“我想我的手腕一定是出问题了。”

“我真希望我会开车。”

他听出了琳达声音里的恐慌，不过他不在意。公路上依然空荡荡的，经过的村庄无一不惨遭损毁，坍塌的泥屋草棚仿佛成了丛林的一部分，瓦楞铁皮则成了废墟。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女人孩子已经回到了这片废墟中。女人们有着国王部落的人特有的丰腴，依旧穿着爱德华七世时期式样的衣服，与环境格格不入。车子好像是在自动行驶。鲍比对车头灯照亮之处所见的一切都不觉得惊讶：那些被灯光照亮的、脸上充满了疲惫之色的妇女，就该在那儿；镇子郊外的小工业区就该亮着布告牌的灯；双重的高墙之后，昔日光线幽微的国王宫殿就该一片黑暗。

高墙已倾圮，里面也一片狼藉，到处是卡车、士兵和篝火。这个古老的地方，这片不到一百年前才有第一批冒险者到访并带来外面世界消息的丛林，现在遭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毁灭。宫殿的主体部分建于二十年代，是这里最早使用比芦苇和茅草坚固的材料建成的屋宇。

在宫殿和殖民小镇之间是一片开阔的混杂地带：路边旅馆，垃圾场，牧场，集市和贫民窟。这里几乎不见灯光。路标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各种批发仓库和交通灯。一些十字路口停着军用卡车和吉普车。车前灯有时还会照到士兵，照亮绿军帽和发亮的茫然的脸。但是没有人用笨拙的手势让鲍比停车。主干道上，英国籍的印度殖民者们所建的旧木屋群中，矗立着六栋三四层的水泥建筑物。有几家印度人开的家具店被洗劫一空。不过大部分商店都上着门板，安然无恙。

经过主干道后，小镇再次开阔起来：有一座公园，对面是闪着零星灯光的主居民区；有一个环岛，被士兵们把持；然后车子离开了小镇，驶进一片黑暗，朝着泛红光的天际，笔直向前，那儿是一处难以形容的非洲式聚居区：房屋、茅草棚、水鹤、停着破旧卡车的汽车修理场、商店、货摊，以及种植蔬菜的后院，一直延伸到政府大院的墙角下。这条道路通常很繁忙，只是夜晚这个时候很危险，因为常常有醉汉和刚出深山老林、尚未学会判断车速的非洲人出现。但眼下，路上空无一人。不过路面更加颠簸了，一方面是被雨水冲出了很多坑洼，另一方面是日间晒化的柏油一团团堆在一起又变硬，致使路面崎岖不平。每颠动一下，鲍比都觉得自己快倒下了。

大院的周围有道路和树木屏障般地环绕着。在一段短短的车道尽头是铁门，门的两根柱子上各亮着一盏球形灯，灯光昏暗。门关着；红白两色的木杆横在门口。鲍比停下车。一束手电筒的光几乎是擦着他的脸庞照过来，一阵目眩中他看到了不少卡车和士兵。

手电筒照着粘满黄白两色蝴蝶破碎躯体的挡风玻璃，最后落在贴于玻璃内侧的大院通行证上。

“晚上好，欢迎。先生，女士。”[25]

说话的是大院的一个守卫，他用他引以为傲的、独特的方言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他既不是国王部落的人，也不是总统部落的人。他来自另外一个国家。在南部总署，他是中立的，是旁观者，因此和他看守的大院一样平安无事。

大院安然无恙。士兵们是在保护它。木头横杆翘了起来，穿着红蓝两色旧式制服的守卫匆匆从门岗跑出来开门，像是急于让那些正在监视的士兵看到他的工作热情，告诉他们车里坐的是有地位的人。他将半扇门推开，扶住；车子进门时，他举手致敬，然后跑着将门关起。

大院的平面地图上打着灯光。人造庭院里每一条有名字的小径也都亮着路灯。灿然灯光还照着树篱和花园。一些平房和公寓的窗户里亮着灯光，挂在墙上的树皮或草编织的工艺品隐约可辨。还有非洲绘画和书架。小小的俱乐部里挤满了人。

琳达说：“你的手腕怎么样？”

鲍比没有回答。琳达的声音愉快而轻松；他能听出她已经不惊慌了。大院是她的栖息地。她给大院带来了新闻。

夜里，鲍比不时惊醒，在梦中，开车时的心态、路上遭遇的种种危险以及上绷带所带来的安全感轮番上演。晨光熹微的时候，他开始等待童仆卢克。先是用人房响起了收音机的声音，然后隔壁房间传来清脆的赤脚走路的声音，他彻底清醒了。那轻快的脚步声里似乎带着罪恶感。卢克蹑手蹑脚走进卧室，皱巴巴的卡其布长裤挂在胯部，裤管卷着，露出瘦小的脚踝。从卢克的步伐和起皱的白衬衫中，鲍比看出他昨晚一定喝醉了，并且是穿着这身衣服睡觉的。

卢克拉开窗帘，用因宿醉而粗重的嗓音说道：“今天早上蓝裙子去过花园了。”这是他们私下给大院里的一个美国太太起的绰号。她刚来不久，连着几星期都穿同一条蓝裙子。

然后卢克转过身，看到了鲍比。他愣在了那里，紧紧地咬住嘴唇。卢克来自附近的村落，是国王的子民。他了解总统军队的行径。他红红的眼睛瞪着，鼻孔张大了，瘦长的脸颤抖着，鼻子抽了抽，然后松开嘴唇。扑哧一声，伴着右脚轻快的颠动，他笑了出来。

然后，他迈着那矫捷的步子，去收拾鲍比带回来的衣服。但他不再小心翼翼，仿佛屋里就他一个人，毫无拘束。

鲍比心想，我得要离开这里。但大院是安全的，由士兵们守着大门。鲍比又想，我得要开了卢克。

[1] 此为2008年《自由国度》单行本自序。

[2] 指不同种语言混合而成的语言。

[3] 此句在原文中用了很多错误的拼写，表现多丽丝·马歇尔的口音，其中的礼节（etiquette）被写成了ittykit。

[4] glove-compartment和glove-box都是指汽车仪表盘下的储物空间。

[5] 分布在非洲东部的族群，至今仍以传统的方式生活着。

[6] 彼得·潘，苏格兰剧作家詹姆斯·巴里的同名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个有魔力、长不大的男孩，来自孩子们梦境中的国度“梦幻岛”。

[7] 即下文伊瑟（ESHER）的缩写。

[8] 英国伦敦工商会考试局。

[9]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波兰裔英国作家。他的许多作品探讨了人性的阴暗面，代表作《黑暗的心》是引发殖民主义反思的经典文本。

[10] 原产比利时的香烟品牌。

[11] 英格兰威士忌品牌。

[12] 娜奥米·雅各布（1884－1964），英国女作家。作品多探讨家庭暴力、对犹太人的偏见及对少数族群的迫害等问题。

[13] 比利时的两大民族。

[14] 希腊北部港口城市。

[15] 有荷兰血统的南非人。

[16] 即一百八，男孩的英语发音不准。

[17] 法语l'encre的发音和英文link近似。

[18] 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社团，因其成员身着白袍而得名。

[19] 一战期间大型高能炮弹出现，对很多士兵造成了生理与心理的伤害，导致其神经崩溃。

[20] 一种输水装置，用于消防或铁路上给蒸汽机车加水。因其前端像鹤的头部而得名。

[21] 约翰·福特（1894－1973），美国著名导演，四度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22] T.S.艾略特（1888－1965），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剧作家。

[23] 即“不懂”，士兵的英语发音不准。

[24] 即1901年至1909年间，当时流行奢华式样的服装。

[25] 原文为发音不准的法语。

尾声，摘自日记　卢克索的杂技团

这次我是坐飞机去埃及的，但途中在米兰停留。这本是出于生意上的原因。不过恰逢圣诞假期，不是谈生意的时间，我不得不在米兰等待假日结束。天气很糟，酒店里空荡荡的，很是凄凉。

一个夜晚，我在一家餐厅吃过晚饭后回到酒店，看到两个穿藏青色西装的中国人从酒店的餐厅里出来。我心想，我们三个亚洲人，都在这工业化的欧洲大陆上游荡着呢。但他们俩压根儿没有看我。他们有同伴：餐厅里走出另外三个中国人，其中两个是穿西装的小伙子，一个是穿着印花短上衣与休闲裤、神采奕奕的姑娘。然后又有五个中国人走了出来，都是生气勃勃的青年男女；接着又是六七个中国人。再往后我就数不过来了。一群中国人涌出餐厅，绕着铺了地毯的宽敞门厅，一边缓步走下台阶，一边轻声交谈着。

这群中国人总有一百来个吧，过了几分钟，酒店大堂才恢复平静。侍者们拿着餐巾站在餐厅门口，注视着涌出的人群，像是终于等到时机发出惊叹。又有两个中国人走出餐厅；他们之后没有别人了。这两个人都上了年纪，脸上有皱纹，个子不高，身材干瘦，戴着眼镜。其中瘦小的那个手里攥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钱包，神情很不自然，好像重任在肩，紧张不安。侍者们个个挺直了腰板。手拿钱包的中国老人并没有试图做出潇洒的样子，而是迷惑地数着意大利纸币，分发了小费，口中道着谢，一一与侍者们握手。然后这两个中国人又向侍者们鞠了躬，走进了电梯。酒店大堂又变得了无生气。

“他们是杂技团的。”服务台的人说，他与那帮侍者一样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从红色中国来的。他们来自红色中国。”

我冒雪离开了米兰。在开罗，我住的酒店后面的死巷子里，孩子们穿着脏兮兮的长衫踢着足球，因为斋月的关系，他们一整天都没进食。那些咖啡馆里——它们比我印象中的更破败——西装革履的希腊人和黎巴嫩商人在看当地的法文和英文报纸，他们闷闷不乐地谈着本要在罗德西亚[1]进行的烟草买卖，现在成了非法行当。博物馆里依旧出没着那些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埃及导游。而尼罗河的对岸，有了一家新建的希尔顿酒店。

但埃及终究发生了革命[2]。路上的标识现在都只剩下阿拉伯语的；如果你向烟草摊上的小贩买埃及香烟，他们会很生气，甚至会认为你在侮辱他们。当我在火车站打算乘车去南方时，看到一群晒得乌黑的士兵，他们让人想起那场与革命同时爆发的战争。他们从西奈执勤回来，在候车室的地板上或蹲着，或躺着。这群形容枯槁的人便是这片土地和这场革命的护卫者，但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只是普通的士兵和农民，对他们的漠视要比革命本身更古老、更根深蒂固。

一整天，农民们的土地在车窗外掠过：浑浊的河水、绿色的田野、沙漠、黑泥滩、汲水的桔槔，以及灰蒙蒙的小镇，破败的平顶房舍星罗棋布。这些景色和地理教科书中所描绘的埃及一模一样。太阳悬在灰色的天空中；这片土地给人年迈、沧桑的感觉。我在卢克索[3]下车时天色已经黑了。当晚，我去了卡纳克神庙。第一次参观在夜色中进行，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夜色把它和埃及的哀愁阻断：那些气势恢宏的柱子，即便在古代也已经是古迹了，这可都是尼罗河人的杰作啊。

那一年埃及没有硬币，只有纸币。所有的外币都很抢手。卢克索在革命前的王朝时代是王室贵族的冬季度假地，现在正在适应接待普通游客。在老冬宫酒店，身着白色长袍的肥硕黑人侍者无所事事地站在走廊上，他们告诉我，给我准备的房间过去是给阿迦汗住的。房间极为宽敞，摆放了很多古色古香的家具，还带一个阳台，能眺望到尼罗河与对岸低矮的沙丘。

沙丘上墓穴林立。墓穴并不都是历代国王的，也不尽庄严肃穆。古代艺术家在记录某个地位稍逊的人的一生时，偶尔也会用更奔放的笔触：大河流淌，鱼跃鸟飞，珍馐美酒。艺术家们仔细研究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将它们分类，升华成某种图案。他们的视角十分特殊，他们并不知晓其他土地的存在，只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那么富庶、完美。浑浊的尼罗河只是水而已：画中的它是一个碧蓝的波浪图案，虽能看清，但很遥远，宛若神话中的河流。

墓穴里很热。导游，有时候也是守墓人，为了挣点皮阿斯特[4]，弓着身子用阿拉伯语讲解，指出每一个代表女神哈索尔[5]的符号，用肮脏的手指揉搓着他声称要保护的画。在昏暗的墓穴里欣赏完辉煌的往昔后出去，只见碎石遍地的白色沙漠与炫目的阳光，有时还有些穿着长布衫乞讨的男孩。

这些孩子见有人出来，便急忙从岩石后、沙漠中跑过来。在我看来，他们像是某种沙漠动物。但我的司机能叫出其中几个的名字。他挥手赶他们走，样子像是懒懒地告别。司机很年轻，也是沙漠里长大的，小时候肯定也穿长布衫。不过现在长大了，变了，穿上了衬衫和裤子，并对自己的好相貌颇为得意。这小伙子为人正派、可靠，一点也没有沙漠导游那种狂躁的脾气。他像是厌烦了沙漠，厌烦了其中的古迹、旅游者、导游的套路。他的心思在开罗，向往着在那里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我在沙漠里待了一整天，现在是午餐时间。我随身带了冬宫酒店的午餐盒。我注意到沙漠里有新上台的政府修建的休息室，游客们可以坐在里面吃三明治，还能买到咖啡。我以为司机会把我带到那里，但他走的是一条我不熟悉的小路，来到沙漠中一个长着棕榈树的小绿洲上一间用干木材搭建的大棚屋外。那儿除了穿粗布衫的埃及侍者外，并无其他游客，也没有轿车、面包车。我不想进去。司机似乎想争辩，可又不耐烦，于是顺着我的意把我送到新建的休息室，帮我找到座位，然后说晚些时候来接我。

休息室里拥挤不堪。戴墨镜的游客们一边从硬纸餐盒里扒拉着饭菜，一边用各种欧洲语言交谈。我和两个年轻的德国人同坐在户外的一张桌子旁。一个步履轻快、身着阿拉伯服装的中年埃及人在餐桌间穿行，为游人倒咖啡。他的腰间别了一根骆驼鞭。我慢慢发现休息室四周的沙丘上，聚集了好多生活在沙漠中的孩子。沙漠很洁净，空气也很清新，但这些孩子非常非常脏。

这些孩子是不准靠近休息室的，可他们禁不住可能会得到三明治或者苹果的诱惑，渐渐靠近。而配着骆驼鞭的侍者便会如骆驼那般大喝一声，有时候会奔到孩子们中间，用皮鞭抽打他们，他们便四下逃窜，沙子般柔滑的小腿在飘舞的长衫下拼命地摆动。没有人指责那些试图把食物给孩子们的游客。这是埃及人的游戏，按埃及的规则处理。

这对游人丝毫没有造成困扰，那两个与我同桌的德国人根本没有去注意。玻璃窗后的休息室里，一群英国学生争先恐后议论着卡特和卡纳冯勋爵[6]的事情。而那群坐在露天里的意大利中年游客，看懂了游戏规则后，开始戏弄孩子。他们把苹果扔得老远，让孩子们去捡，还别出心裁地将三明治掰成小块扔到沙地里去。孩子们慢慢地聚拢起来，很快，这帮意大利人周围便吵吵嚷嚷的。那个拿骆驼鞭的埃及人很清楚该怎么做，他在意大利人就座的露天餐饮区附近不停地走来走去并大声吆喝，用鞭子抽打沙地，以此多挣点皮阿斯特。

一个穿鲜红色运动衫的高个子意大利男人站起来，拿出相机。他干脆直接把食物放在餐厅露天区边上，引得孩子们奔过来。这次，那个埃及服务员似乎是觉得对着相机镜头必须表现更真实的一面，所以鞭子不是落在沙地上，而是直接落到了孩子们的背上，他那骆驼般的吼声也更响、更急促了。但休息室里的游客和站在外面小汽车与面包车旁的司机还是各忙各的，完全不受这一幕困扰，任凭手持鞭子的服务员和在沙地里抢夺食物的孩子们闹得不可开交。那群意大利人也无动于衷。穿红色运动衫的人又打开一盒三明治。一个穿白色西装、个子稍矮、年纪稍长的游客站起身，开始调整相机镜头。游客们扔出更多食物，那个服务员则继续追打孩子，他的吼声变成了洪亮的哼哼。

坐在我身边的德国人还是无动于衷；休息室里的学生们仍在高谈阔论。我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将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放到金属桌面上。我冲到了那个举着骆驼鞭的服务员身边，头脑清醒，情绪焦灼。我大喝一声，夺过鞭子扔到地上。那服务员惊呆了，又很无助的样子。我说：“我要把这一切上报给开罗。”他害怕了，用阿拉伯语央求我。孩子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跑出去几步，然后站住回头观望。那两个意大利人摆弄着相机，墨镜下的神情镇定自若。这帮意大利游客中的女人则靠在椅背上，审视着我。

众目睽睽之下，我感觉这样做是徒劳，只想返回餐桌。回到桌边，我拿起三明治。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并未引起骚动。那两个德国人瞪着我，但我不去理会，也不理会那个穿鲜红色运动衫的意大利人。那些意大利女人站了起来，这帮意大利人要走了；穿鲜红色运动衫的意大利人故意将他们的午餐盒和吃剩的三明治连带包装纸扔到沙地上。

孩子们还站在原地。被我夺了鞭子的埃及人过来给我倒咖啡，再次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讨饶。咖啡是免费的，是他送给我的。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些孩子又开始向这边靠拢。他们很快就会过来，从沙地里扒出刚才意大利人在他们面前丢掉的食物。

我不想见到那一幕。司机在等我，他抱着光溜溜的双臂，倚靠在车门上。他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这个沙漠小伙子束着皮带、穿着长裤和运动衫，思想解放、心系开罗，我觉得他应该会对我的行为表示支持，比如打个鼓励的手势之类。但他只是嘴角向上扬了扬，眯缝起眼睛。他把烟头扔到沙地上，踩灭，从双唇间缓缓吐出烟来，然后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他抽烟的方式和习惯。我无法猜出他在想什么。他一脸常态，只是那副厌烦的表情。

那天下午，我每到一处都碰见那辆意大利旅游团的豌豆绿的大众小巴士。每到一处都看见那件鲜红色运动衫，我甚至已经可以认出他莽撞、踉跄和短促的步态，他深色的太阳眼镜和秃顶，以及双臂僵硬摆动的样子。在渡口，我以为终于摆脱了他们，哪知那辆车也开到了渡口，那群意大利人下了车。在卢克索岸边，我以为能和他们分道扬镳，但发现他们也住冬宫酒店。在酒店门厅、酒吧和装点着鲜花、摆放着折叠精美的餐巾的大宴会厅里，那件鲜红色运动衫轻快而自信地在鞠躬迎候的埃及侍者中间穿行。在埃及，那一年只有纸币。

我在卢克索岸边待了一两天。月亮升起时，我又去了卡纳克神庙。返回沙地时，我一心想着要避开那个休息室，司机也心领神会，把我带往棕榈树丛中的棚屋，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丝毫得意的神情。那天，大棚屋的生意还不错，外面停着四五辆小巴士。屋里阴暗、凉爽、整洁。有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作为主餐桌，四周坐了大约四五十个中国人，男男女女，轻声交谈着。他们是我在米兰见过的杂技团的部分成员。

那两位长者坐在长桌的一端，旁边有一位体形小巧、五官精致的女士，她看起来像是刚退出了杂技舞台的年龄。在米兰，我并没有在那群人中见过她。到了付账的时候，那个手拿着鼓鼓囊囊钱包的长者，依旧一副拘谨的样子。那位女士对一名埃及侍者说了些什么，这位侍者便将其他侍者叫到一起，排成一行。女士和侍者们一一握手，并赠送礼物：钱，装在信封里的什么东西，以及一枚像章。穷酸相的侍者直挺挺地站着，神情严肃，不敢正视那位女士。他们就像是在接受勋章的士兵。礼品赠送完毕，所有中国人都站了起来，他们轻声谈笑着，迈着轻快、略带外八字的步子走出了回音缭绕的棚屋。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似乎也没有去关注棚屋里的状况。即使是在沙漠里，他们仍旧衣冠楚楚，男士们穿着西装，女士们穿着运动服，和在米兰的下雨天里一样。这些中国人安静、矜持、大方、健康，相互之间平心静气：很难想象他们只是观光客而已。

那位埃及侍者仍是一脸的紧张和喜悦，他将像章佩在自己脏兮兮的条纹布长袍上。铸造这枚像章的模子已经磨损，头像的脸部线条不够清晰，但那显然是一张中国人的脸，是一位领袖。信封里装的则是印着美丽牡丹花的五颜六色的中国明信片。

牡丹，中国！有多少帝国曾到访这片沙漠。离我们不远处，是一座巨型雕像，在雕像的小腿部分，哈德良皇帝[7]命人雕刻了诗文，纪念自己的到访。在尼罗河对岸，离冬宫酒店不远处有一块巨石，上面粗陋地刻着古罗马文字，标志着帝国疆域的南端，划出军队撤退的界限。现在，一个更遥远的帝国在宣布自己的到来。一枚像章，一张明信片；但索求的回报倒只是愤怒和不平之感。

或许纯洁的时光只存在于最初。古代的艺术家们并不知道有其他地方存在，他们视自己的土地为世界的全部。当我再次来到开罗，以陌生人的眼光观察开罗的田野、田野中劳作的人，观察灰蒙蒙的城镇和火车站内躁动的农夫，我很难相信这片土地上曾存在过这样的纯洁。或许，尼罗河仅仅作为其上的一片水、一个碧蓝色波浪图案的土地，由始至终只是一个幻象，驱使人去渴求，而只存在于墓穴之中。

火车车厢里的空调不好；但或许是因为那两个黑人乘务员还保留着农村的习惯，喜欢坐在敞开的车门口聊天。沙尘整日吹进车来，天气炎热，唯有等到日落，万物在红色天空的映衬下渐渐漆黑一片时才会凉爽一些。在灯光昏暗的开罗火车站里，有了更多从西奈来的四仰八叉躺卧着的士兵，这些农夫穿着肥大的毛料军装，准备返乡休假。十七个月之后，这些人，或是他们的同类会知道，他们将在沙漠中溃不成军；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将拍摄下新闻照片：他们在茫然中，试图走回家去，在沙地上投下长长的身影。

1969年8月至1970年10月

[1] 位于非洲南部的英国殖民地，其中的南罗德西亚于1965年宣布独立，1980年后更名为津巴布韦。

[2] 指埃及七月革命。1952年7月，由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结束了英国的占领，成立埃及共和国。

[3] 埃及古城，位于开罗以南700多公里的尼罗河畔，是埃及文化古迹集中的旅游胜地。

[4] 一种货币，流通于中东等地区。

[5] 古埃及女神，司爱、欢乐等，是古埃及最重要、最受欢迎的神之一。

[6] 指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1874－1939）和著名探险家卡纳冯勋爵（1866－1923），图坦卡蒙王陵墓的主要发掘者，在发现此法老的木乃伊几个月后，卡纳冯勋爵死去，数年间，相关陵墓挖掘者相继死去，坊间传为“法老的诅咒”。

[7] 哈德良（76－138），古罗马皇帝。

目录

鲍嘉

没有名字的东西

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

职业选择

曼曼

B.华兹华斯

懦夫

花炮师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

母性的本能

蓝色马车

只是为了，爱，爱，爱

机械天才

谨慎

直到来了大兵

哈特

告别米格尔街

版权信息

书名：米格尔街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张琪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07-01

ISBN：9787544261654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

母亲和卡姆拉

鲍嘉

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鲍嘉总会在床上翻个身，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

咕哝道：“有什么事吗，哈特？”

大伙儿为什么叫他鲍嘉可是个谜；不过，我猜一定是哈特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电影《卡萨布兰卡》上映的那年。就是那年，鲍嘉的名字红遍了整个西班牙港，小伙子们纷纷开始仿效鲍嘉那种冷硬的姿态。

人们在叫他鲍嘉以前叫他佩兴斯[1]，因为他从早到晚总在玩那种游戏。但其实，他并不喜欢打牌。

你不论什么时候走进鲍嘉的小屋，都会发现他坐在床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七行纸牌。

“伙计，有什么事吗？”若有人来，他总是这么轻声招呼一句，然后就不说话了，一沉默就是十或十五分钟。你会觉得真要和鲍嘉说点什么几乎不可能，他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傲气十足。他眼睛很小，总是睡意蒙眬，脸很胖，头发黝黑发亮，手臂圆润丰满。可他并不滑稽。他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即使洗牌时舔一下大拇指的动作也十分优雅。

他是我见过的最百无聊赖的人。

他假装要开缝纫店谋生，甚至还付钱让我为他写个招牌：

本店专事裁缝

定做各种西服

价格低廉公道

他买了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白、棕色的粉笔。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能和什么人竞争；而且印象中，他连一件西服也没做过。他有点像隔壁的那个木匠波普，波普就从未做过一件像样的家具，可整天总是计划呀，刨呀凿呀，做着我想被他称作榫头的东西。每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做什么呀？”他总是回答说：“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鲍嘉倒好，连这点作为也没有。

小时候，我从未想过鲍嘉是怎么挣钱的。那时，我总以为人长大了自然就会有钱。波普有个干各种活计的老婆，而且她最终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我简直想不出鲍嘉会有母亲或者父亲，他也从不往他的小屋带女人。他住的那间小屋叫仆人房，但里面从没有什么伺候那栋主屋住户的人住过。不过是建筑上的设计罢了。

像鲍嘉这样的人居然也会交朋友，在我看来可真是奇迹。但他确实有许多朋友；有一阵他还算得上是我们街最受欢迎的人呢。过去我常见他蹲在人行道上，身边围着的都是这条街上的大人物。连哈特、爱德华和埃多斯这样的人说话时，他也总是眼皮朝下，手指在地上画圈圈。他笑时从来不出声，也从不讲什么故事，但每逢聚会，大家总要说：“我们得请鲍嘉来。那家伙鬼着呢。”我猜，鲍嘉一定给了他们很多安慰和快乐。

不然哈特怎么会像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都要扯着嗓门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不然他怎么有耐心天天去等鲍嘉那句模糊不清的回应：“有什么事吗，哈特？”

但有天早上，哈特喊过之后，没人回应。过去那种似乎不可改变的东西消失了。

鲍嘉不见了。他走了，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我们。

整整两天，街上的伙计们都闷闷不乐的。大家聚在鲍嘉的小屋里。哈特拿起留在桌上的那副纸牌，又若有所思地将它们两三张两三张地抛落下来。

哈特说：“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去了委内瑞拉？”

但没人知道。鲍嘉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

第二天早上，哈特起床后，点了一支烟，走到屋后的阳台上，刚要张口喊，突然想起鲍嘉离开了。那天早晨他给牛挤奶的时间比平时要早，牛很不高兴。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鲍嘉还是没有回来。

哈特和朋友们索性将鲍嘉的房间当成了俱乐部。他们在那儿打牌、喝朗姆酒、抽烟，有时还把偶遇的女人带过去。没过多久，哈特就因聚众斗殴、赌博遭到警方的关顾，他得花一大笔钱贿赂才能把自己从麻烦中解救出来。

就好像鲍嘉从没来过米格尔街一样。毕竟，他在这条街上只住了四年左右。他刚来时只带了只手提箱，想找个住处，哈特正蹲在家门口，一面抽烟，一面读着晚报上有关板球积分的报道，鲍嘉就问了问他。即使是那会儿他的话也不多。据哈特讲，他当时只说了一句：“你知道哪儿有房子？”哈特把他领到隔壁的院子里，就是这间带家具的仆人房间，每月租金八元。他立刻在那儿安置下来，然后取出一沓纸牌，独自玩起“佩兴斯”来。

哈特对此印象很深。

从那以后他一直神神秘秘的。他成了“佩兴斯”。

等到哈特和其他人已经或快要把鲍嘉忘了的时候，他却回来了。他是在某天早晨七点左右回到家的，进门后发现埃多斯和一个女人在他床上。那女人尖叫着跳了起来。埃多斯也跳起来，但并不害怕，只是很尴尬。

鲍嘉说：“走开！我累了，想睡觉。”

那天他一直睡到下午五点钟，醒来时发现屋里挤满了老朋友。埃多斯的嗓门又大又聒噪，好掩盖他的难堪。哈特带来了一瓶朗姆酒。

哈特说：“有什么事吗，鲍嘉？”

“有什么事吗，哈特？”哈特见鲍嘉接过了话茬，好不高兴。

哈特打开朗姆酒，又吆喝博伊去买瓶苏打水。

鲍嘉问：“哈特，你的牛都还好吗？”

“都好着呢。”

“博伊呢？”

“也好。我刚才还叫过他，你没听见？”

“那埃罗尔呢？”

“他也很好。不过鲍嘉，出了什么事？你好吗？”

鲍嘉点点头，然后喝了一大口马德拉斯产的朗姆酒，接着又一口，又一口；没过一会儿，他们就把那瓶朗姆酒喝光了。

“不要紧，”鲍嘉说，“我再去买一瓶。”

大伙儿从未见鲍嘉喝过这么多酒，也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他们都很惊讶，可是没人敢问鲍嘉去了哪儿。

鲍嘉说：“你们这帮小子就一直没离开过我这屋吗？”

“没你在，不一样。”哈特回答道。

不过大伙儿都很紧张。鲍嘉平时总是抿着嘴说话，可这次他微微咧着嘴，口音里还带点美国腔。

“当然，当然。”鲍嘉这话说得纯正极了。他就像个演员。

哈特拿不准鲍嘉是不是醉了。

你们知道，光看相貌，哈特很像演员雷克斯·哈里森，而他平时也总是极力加强这种相像。他也把头发朝后梳，两眼眯缝着，说起话来简直就是哈里森。

“见鬼，鲍嘉，”哈特说，他变得颇像雷克斯·哈里森，“你还是快点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吧。”

鲍嘉露出牙齿笑了笑，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会说的。”他说完站起身来，将两只大拇指插进腰带，“别急，我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他点了一支烟，朝后仰去，烟熏着了他的眼睛，他眨了眨眼，然后慢条斯理地讲起他的故事来。

他在一条船上谋了份差事，去了英属圭亚那。从那儿他下船去了内陆地区，在鲁普努尼当上了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他没说是什么），他还将一些年轻的巴西女子带到乔治敦。他在那儿开了一家最棒的妓院，干得正红火，拿了他贿赂的警察却背信弃义，将他抓了起来。

“那地方可高级了，”他说，“没有乞丐，都是些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

“然后呢？”埃多斯问，“进了监狱？”

“你怎么这么蠢！”哈特说，“要那样，这老兄怎么还会和我们在这里待着？为什么你们这帮人都这么蠢？你干吗不让他讲下去？”

可是鲍嘉生气了，拒绝再说一个字。

从那时起，这帮兄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鲍嘉成了电影中的鲍嘉。哈特成了哈里森。早晨的对话变成了这样：

“鲍嘉！”

“住嘴，哈特！”

鲍嘉现在成了这条街上最让人害怕的人。据说连“大脚”比佛都很怕他。此时的鲍嘉竭尽酗酒、打牌、赌博之能事，经常朝独自走在街上的女孩骂脏话。他买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他常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那堵高高的水泥护墙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只脚抵着墙，嘴里永远叼着根香烟。他几乎成了一处固定的风景。

后来，他又不见了。他本来正和一帮朋友在他屋里打牌，突然起身说：“我去上趟厕所。”

他们就四个月再没见到他。

等他回来时，人长胖了点，不过脾气也变坏不少。这次口音可完全美国化了。为了完成那模仿，他开始同孩子们亲近起来。他在街上招呼他们，给他们钱买口香糖和巧克力。他喜欢轻拍他们的脑袋，给他们忠告。

他第三次离开又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为这条街所有的孩子（或用他的话说，“小家伙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他买了好几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差不多一蒲式耳[2]的糕点。

后来，那个住在米格尔街四十五号的警官查尔斯来了，把鲍嘉抓了起来。

“别胡来，鲍嘉。”查尔斯警官说。

但是鲍嘉没明白他的暗示。

“怎么回事，伙计？我可什么也没做呀。”

查尔斯警官便告诉了他。

这件事在报纸上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对鲍嘉的指控是重婚罪，不过报上并没有披露细节，所有内幕都得靠哈特去挖掘了。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哈特在人行道上说，“那老兄离开了他在图那普纳的第一个老婆，然后来到了西班牙港。他们生不出孩子。他在这儿一直觉得很伤心，很压抑。然后他又走了，在卡罗尼找了个姑娘，让她有了个孩子。卡罗尼人从不在这种事上凑合，所以鲍嘉只好和那姑娘结了婚。”

“可他为什么又离开了她？”埃多斯问。

“为了做条汉子，和咱哥们在一起。”

[1]一种单人纸牌游戏，英文（Patience）的字面意思为“耐心”。

[2]英美制容量单位，1蒲式耳约为35升。

没有名字的东西

波普自称是个木匠，可他做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自家后院芒果树下那个马口铁的小工棚。就是这么个小工棚他也没有盖完。他懒得给屋顶上的马口铁皮钉钉子，只在上面压了几块大石头。一刮大风，屋顶就像散了架似的发出乒乒乓乓的可怕声响，随时都有飞走的可能。

不过波普从不闲着。他总是在锤呀、锯呀、刨呀，忙得不亦乐乎。我喜欢看他干活。我喜欢那些木头——乔木、香树和蟾蜍树的香味，我喜欢那些木屑的颜色，也喜欢那些锯末像粉一样落在波普鬈曲的头发上。

“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我问。

波普总是说：“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

我就喜欢波普这一点。我觉得他就像个诗人。

一天我对波普说：“我想做点东西。”

“你想做什么呢？”他说。

我一下子还真想不出到底要什么。

“你看，”波普说，“你也在想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啦。”

最后我决定做一个鸡蛋架。

“你做这东西给谁？”波普问。

“我妈。”

他笑了笑。“你觉得她会用这东西？”

你别说，我母亲还挺满意那个鸡蛋架，用了差不多一星期。后来她好像把它给忘了，又开始像过去一样往碗里或碟子里放鸡蛋了。

我把这事讲给波普听，他笑道：“孩子，要做东西，就要做没有名字的。”

我给鲍嘉的裁缝店写了招牌以后，波普也要我给他写一个。

他取下夹在耳朵上的一截红笔头，琢磨着该怎么写。起先，他想称自己是建筑师，但我劝他放弃了这个主意。他的拼写老没个准儿。写好后的招牌如下：

建造师及承包人

木匠

家具师

招牌由我执笔，所以我在右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波普喜欢站在招牌前。不过，不熟悉他的人前来咨询时，他总不免有点紧张。

“那个木匠伙计？”波普总这么说，“他搬走了。”

我觉得波普要比鲍嘉随和得多。鲍嘉很少同我说话，波普却特别健谈。他谈的都是关于生死、工作之类的严肃话题，我发觉他真的很爱跟我说话。

但在这条街上，波普却不是招人喜欢的人。倒不是大家觉得他疯疯癫癫或很傻。哈特常说：“你们听着，波普太傲气了。”

这么说波普不公道。波普有个习惯，每天早上总要拿着一杯朗姆酒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他从不喝杯里的酒，只是见有熟人，他就用中指蘸蘸酒，再舔舔手指，然后朝那个人挥挥手。

“我们也买得起朗姆酒呀，”哈特总说，“但我们就不像波普这样炫耀。”

我自己倒从来没这么觉得。一天我向波普问起这事。

波普说：“孩子，早晨太阳刚出来，天还有点凉，要是知道你一起床就能出去走走，一边晒太阳，一边喝点朗姆酒，你会觉得很舒服。”

波普从不挣钱，都是他妻子出去工作。好在他们没有孩子，这样倒也过得去。波普说：“女人爱干活就让她们干吧，反正男人生来不是干活的。”

哈特说：“波普娘娘腔，不是条好汉。”

波普的妻子在我学校附近的一个大户人家做厨娘。那时她下午常等我，然后带我去她的大厨房，还给我好多好吃的。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我吃东西时她坐在一旁盯着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为她吃似的。她让我叫她阿姨。

经她介绍，我认识了那个大户人家的园丁。他是个棕色皮肤的英俊男人，很爱花。我喜欢他照看的花园。花园里的花圃总是黑幽幽、湿漉漉的，草坪上的草长得又绿又水灵，又总需要修剪。有时我会帮他给花圃浇水。他常把割下的草放在小袋里，让我拿回家给我母亲。草对于老母鸡可是好东西。波普说：“你阿姨走了，孩子。”

“去哪儿了，波普先生？”

“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他说到这里便再没往下说。

后来，波普发觉自己成了受欢迎的人。那个消息马上传开了。一天，埃多斯说：“波普怎么了？像是没有朗姆酒了吧。”哈特听后跳了起来，差点给了他一巴掌。打那以后，大家经常聚在波普的工棚里。他们谈板球、足球和电影——什么都谈，除了女人，就是想让波普高兴。

波普的工棚里不再有锤子声和锯子声。木屑闻起来不新鲜了，颜色也变黑了，几乎像烂泥一样。波普开始酗酒，喝醉以后的他我可不喜欢。他身上一股朗姆酒味，经常大哭大叫，然后就发火想打人。这使哈特那帮人接纳了他。：“我们过去错怪了波普，他是条好汉，和我们一样。”

波普喜欢这些新伙伴。他生性健谈，对街上那帮人也总是挺客气，一直很奇怪自己怎么会不受欢迎。现在他好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波普并不真的高兴。这友谊来得太晚了点。他发觉他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喜欢那帮人。哈特竭力想让波普对其他女人感兴趣，但是波普做不到。

波普没在意我年龄小，有些话也会对我讲。

“孩子，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有一次他说，“你会发现你一旦得到自以为喜欢的东西，你就不会再珍惜它们了。”

他讲话就这个风格，像谜一样。

终于有一天，波普离开了我们。：“他不说，我也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是去找他老婆了。”

爱德华说：“你觉得她会跟他回来吗？”

哈特说：“等着瞧吧。”

我们也用不着等很久，报上很快就报道了这件事。哈特说果然不出他所料。波普在阿里马打伤了那个拐走了他妻子的男人。那人就是给过我许多袋青草的园丁。

波普倒没出什么事，只是被罚了点款就获准回来了。当地的法官警告波普以后最好别再去骚扰他妻子。

有人编了首关于波普的卡里普索小调[1]，它在那年很流行呢，还成了狂欢节的进行曲，安德鲁斯姐妹乐队为一家美国唱片公司演唱了这首歌：

有个木匠伙计去了阿里马

为寻一个名叫伊梅尔达的小活宝。

这可是米格尔街的大事件。

在学校，我常对人说：“那个木匠伙计是我特别好、特别好的朋友。”

在板球场和赛马场，哈特逢人便说：“认识他吗？天哪，我和那老兄过去整天在一起喝酒。乖乖，他可真是海量。”

波普回来后完全换了个人。我一要跟他说话，他就对我大呼小叫。哈特和其他人一带着朗姆酒去工棚看他，他就把他们轰出去。

哈特说：“你们看，女人把那家伙整疯了。”

但是过去那熟悉的声响又从波普的工棚里传了出来。他拼命干活，我真想知道他是否还在做没有名字的东西。但我害怕，没敢问他。

他往工棚里拉了一盏电灯，开始在夜间干活。货车一辆一辆地停在他家门外，将东西拉进拉出。后来波普又忙着粉刷房子，将墙面刷成亮绿色，又将屋顶刷成大红色。哈特说：“这家伙准疯了。”

他又补充道：“就像他又要做新郎官一样。”

哈特没怎么说错。不过，我不在乎哈特怎么说。我很高兴，又能看到波普早晨擎着朗姆酒站在外面，用手指蘸蘸酒同熟人打招呼，我又能问他：“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并得到那熟悉的回答：“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

波普很快又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他仍然把时间都花在做那样没有名字的东西上。他又停止了干活，他妻子又到我们学校附近的那户人家做了厨娘。

波普的妻子回来以后，街坊几乎都在生波普的气。大家觉得以前对他的同情受到了嘲弄，都白费了。哈特又说道：“我早就讲过，那个该死的波普就是太傲气。”

但是现在波普不在乎了。

他常对我说：“孩子，今晚回家祈祷吧！愿你像我一样快活。”

后来发生的事太突然，我们谁都没料到会出这种事。哈特也是读了报纸后才知道的。他总爱读报，常常从早上十点一直读到晚上六点左右。

哈特喊了起来：“我看到了什么啊？”他把那标题拿给我们看：小调里唱的木匠入狱。

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波普一直东偷西盗。所有那些新家具（这是哈特的说法），都不是波普做的。他偷来别人的东西，然后把它们重新组装。实际上他偷的东西太多，有些用不上的只好拿去卖掉。他就是这么被抓住的。我们这才明白那一阵子为什么总有许多货车停在波普家门口。他什么都偷，就连装修房子用的涂料和刷子也是偷来的。：“这老兄真笨，为什么他要去卖偷来的东西呢？你们说说，为什么？”

我们都认为他这么做确实太蠢。可是，我们打心眼里佩服波普，他是条真正的男子汉，也许比我们谁都强。

至于阿姨……

哈特说：“他被判了多久？一年？就算表现好提前三个月释放，那也还有九个月。我断定她顶多守三个月的妇道。过了这段时间，米格尔街就不会再有伊梅尔达这个人了。”

但是伊梅尔达再没离开米格尔街。她不仅继续干着厨娘的活儿，还开始帮人熨洗衣服。街上没有人因为波普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而感到遗憾，毕竟这种事大家都有可能去做。他们只是可怜伊梅尔达一个人还要坐守空房那么久。

波普回来后成了英雄。他成了那帮小子中的一员，混得比哈特和鲍嘉都强。

但对我来说，他变了。这种变化使我伤心。

因为他开始干活了。

他开始为别人做莫利斯式椅子、桌子和衣橱。

这之后我问他：“波普先生，你什么时候再做没有名字的东西呀？”他竟臭骂了我一通。

“你他妈的真烦人，”他说，“快滚开，否则我非揍你不可。”

[1]一种流行于西印度群岛的民歌，多为即兴编唱，以讥讽为主题。

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

我怕“大脚”比佛，但更怕乔治，尽管“大脚”比佛是这条街上块头和力气最大的人。乔治长得又矮又胖，蓄着一撮灰色的小胡子，肚子特别大。他看上去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总是自言自语，骂骂咧咧的，因而我从来也没想过对他友好。

他就像他家院子前拴着的那头驴，又灰又老，除了偶尔嘶叫一番外，就像哑巴一样。你会觉得乔治对身边的事情从不关心。说来也怪，我发觉没有人说乔治是疯子，可人人都说我挺喜欢的曼曼疯了。

乔治的房子也让我害怕。那是座破烂不堪的木屋，外面涂成了粉红色，马口铁做的屋顶上布满了黑锈。房子右边的那扇门总是开着，内墙从未粉刷过，日子久了便显得灰黑灰黑的。房间的一角有张很脏的床，另一角放着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此外再没有别的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壁画。就是鲍嘉的屋里还挂着张劳伦·白考尔的画像呢。

我简直不敢相信，乔治有妻子，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和波普一样，乔治也喜欢让妻子做家务和院子里的活儿。他家养了几头牛，为这我也恨乔治。因为牛棚里淌出的水弄得街上的阴沟臭气熏天，而我们在人行道上打板球时，球经常掉进沟里。博伊和埃罗尔就总故意把球放在臭水沟里沾湿，用来恶作剧。

乔治的妻子从来就不是个体面的人。在我心目中，她仅仅是乔治的妻子而已。我也一直以为，乔治的妻子几乎总在牛棚里面。

乔治经常开着家门，坐在外面的水泥台阶上，而他妻子则在忙碌。

乔治从未成为米格尔街上那帮人中的一员。他似乎并不在乎。他有妻子、女儿和儿子，他一个个地打他们。儿子伊莱亚斯长大后，乔治就更多地打女儿和妻子。他的打骂好像并没给做母亲的带来任何好处，她只是越长越瘦。可女儿多利却越打长得越欢。她一年比一年胖，一年比一年咯咯咯笑得厉害。儿子伊莱亚斯越变越严肃，但从没跟父亲顶过嘴。

哈特说：“伊莱亚斯那家伙心肠太好。”

一天鲍嘉当着众人的面说：“哼，乔治那老东西，我真恨不得狠狠揍他一顿。”

有几次，趁伊莱亚斯和大家在一起时，哈特对他说：“小子，我真为你难过，你为什么不治治那个老东西呢？”

伊莱亚斯总是说：“这是上帝的事情。”

那时伊莱亚斯只有十四岁左右。不过他生来就那个样子，为人严肃，而且有雄心大志。

自打乔治买了两条阿尔萨斯狼狗，并把它们拴在家门口水泥台阶下面的木桩上之后，我就更怕乔治了。

每天上午、下午我经过他家时，他总是对狗说：“扑过去。”

于是那两条狗便会又蹦又跳地狂吠起来。拴狗的绳子绷得紧紧的，我总担心狗再跳一下那绳子就会断了。同样有一条阿尔萨斯狼狗的哈特可从来不用狗来吓唬我。记得哈特曾对我说：“见到狗千万不要怕，大胆走，不要跑。”

所以，我每次走过乔治家时，宁愿提心吊胆多受点折磨，也不敢加快脚步。

我不知道乔治是就不喜欢我一个人呢，还是对大家都看不上。我从未和街上的伙伴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说自己怕叫唤的凶狗实在太丢面子。

好在没过多久，我就习惯了那两条狗。经过乔治家时，我也不会再被他的笑声吓倒。

一天，乔治站在人行道上，我走过去时听见他在咕哝。那天下午和第二天我又听他在咕哝。他在说：“马脸！”

有时说：“怎么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长着副马脸。”

有时又说：“小屁股！”

还有：“怎么世界上有屁股这么小的人？”

当然，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可过了一周左右，我再听乔治这么咕哝简直要掉眼泪了。

一天晚上，我们在人行道上打板球，博伊把球击进了希尔顿小姐家的院子里，球出了界，我们只好结束（我们以六比零赢了）。那天晚上我问伊莱亚斯：“你爸爸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他为什么老是取笑我？”

哈特笑了，伊莱亚斯却一脸严肃。

哈特说：“都取笑你什么来着？”

我说：“那个胖老头笑话我是马脸。”其他的话我都说不出口。

哈特笑了起来。

伊莱亚斯说：“伙计，我爸这人爱开玩笑。但你得原谅他。他说什么就让他说去。他老了，活得不容易。他不像我们这些人受过教育，可他的心眼并不坏，和我们一样。”

他说话时一本正经，哈特没笑。以后每次经过乔治家时，我总告诫自己：“我应该原谅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后来，伊莱亚斯的妈妈死了。她的葬礼是米格尔街有史以来最寒酸、最可悲，也最孤独的葬礼。

那间空空的前屋在我眼里变得更加可怜，也更加可怕了。

奇怪的是我开始同情起乔治了。米格尔街上的那帮人在哈特家外进行了“验尸”。哈特说：“他打她打得确实太狠了。”

鲍嘉点了点头，然后用右手食指在人行道上画了一个圆圈。

爱德华说：“照我看是他杀了她。博伊告诉我，就在那女人死之前的那个晚上他还听见乔治毒打她呢。”

哈特说：“你们以为那帮医生和法官在这儿是干吗的？寻开心吗？”

“我发誓，”爱德华说，“这事绝对假不了。博伊绝不会在这种事上撒谎。那女人确实是被打死的。伦敦经得住这样的轰打，乔治的老婆可经不住。”

那帮人中没有一个为乔治说话。

博伊说的话完全出乎我对他的了解。他说：“多利真是可怜了。你们猜他还会打她吗？”

哈特聪明地说道：“我们等着瞧吧。”

伊莱亚斯退出了我们的圈子。

葬礼之后的头几天乔治一直很伤心。他喝了好多朗姆酒，在街上来回走，又是哭又是捶胸，到处请人宽恕他，求人可怜他这个命苦的鳏夫。

几周以后，他还是不停地饮酒，还是在街上跑来跑去，请求大家宽恕，搞得大家莫名其妙。“我儿子伊莱亚斯，”乔治总这么说，“我儿子伊莱亚斯原谅我了，他到底是个受过教育的孩子。”

一次他碰到哈特。哈特说：“你家的牛怎么样了？你给它们挤奶吗？喂它们吗？你现在也想宰了你的牛吧？”

乔治于是把牛全卖给了哈特。

“上帝会说这是趁火打劫，”哈特笑道，“我说这是一笔交易。”

爱德华说：“这对乔治有好处，他是在赎罪。”

“嗯，我也这么看，”哈特说，“我给他的钱足够他喝两个月的酒。”

有一周时间，乔治不在米格尔街。这期间我们见到多利的机会多了。她把前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又从邻居那儿讨来些鲜花摆在屋里。她咯咯咯的笑声也比以前多了。

街上有人（不是我）毒死了那两条阿尔萨斯狼狗。

我们都希望乔治是永远地走了。

可他却回来了，还是醉醺醺的。不过他不再哭了，也不那么绝望了。他还带了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个十足的印第安种，有点老，但看上去很结实，足够对付乔治的了。

“她好像也是个酒鬼。”哈特说。

那女人成了乔治家的新主人，多利只好再搬回到后屋空荡荡的牛棚里。

后来我们又听说了不少乔治打人的事，大家都说为多利和那个新来的女人难过。

我同情那个女人和多利。我真想不通这世上有谁愿意与乔治生活在一起。大约两周后的一天，波普对我说：“乔治的新老婆离开了他，你听说了吗？”我听后一点也不惊讶。

哈特说：“真不知道等我给的钱花光了，他会怎么样！”

我们很快看到了答案。

那座粉红房子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人声鼎沸的场所。有许多女人进出，大声喧哗，对自己的穿着毫不在意。每次我经过那粉红房子，那些女人便朝我说下流话，有的还挤眉弄眼，邀我“进去乐乐”。除了这些不相识的女人外，还有许多坐着吉普车来的美国兵。米格尔街上充满了笑声和尖叫声。

哈特说：“乔治那家伙把这条街的名声都搞臭了。”

一时间，米格尔街好像属于那些陌生人了。就连哈特和其他小兄弟想在人行道上坐下来商谈点事情，都没法找到一块清静的地方。

可是鲍嘉却与那帮陌生人混得挺熟，一周里总有两三个晚上和他们在一起。他假装对看到的那些事很反感，可我不信，因为他总是跑回去。

“多利怎么样了？”有一天哈特问他。

“她工作了。”鲍嘉这意思是说她很好。

“我知道她工作了，”哈特说，“可她做什么工作呢？”

“噢，帮人扫地、做饭。”

“给所有人吗？”

“给所有人。”

伊莱亚斯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每次回到家就再也不出门。他在外面吃饭，眼下正准备参加什么重要的考试。他不再关心家庭，鲍嘉曾这么说过，或者应该说这么暗示过。

乔治仍然在酗酒；可他发财了，现在穿上了西服，还打上了领带。

哈特说：“他肯定挣了大钱，否则他拿什么去贿赂警察和那些人。”

然而，我最不理解的是那些陌生女人对待乔治的态度。她们好像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而乔治对她们却并不温和。他还是那副样子。

一天他向大家宣布道：“多利现在没有妈妈了，我只能又当爹又当妈。我说现在该是多利嫁人成家的时候了。”

他选中了一个名叫“剃刀”雷泽的家伙。简直再也想不出比这更适合他的名字了。他长得矮小，又很瘦，光洁的嘴唇上蓄着一撮整齐坚硬的小胡子。他的裤子总是熨得笔挺，两条中缝线又直又清晰。据说他身上总带着一把刀子。

哈特不希望多利嫁给“剃刀”雷泽。“他是个危险人物，”他说，“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在你背上捅一刀。”

但多利仍是咯咯地傻笑。

“剃刀”雷泽与多利在教堂举行了婚礼，然后回到粉红房子举办招待宴。女人们个个打扮入时，还来了许多美国兵和水手，喝酒笑闹，向乔治道喜。那些女人和美国人让多利和雷泽亲嘴，亲了一遍又一遍，女人们还在一旁起哄。多利仍是笑个不停。

哈特说：“你们知道吗，她不是在笑，是在哭呢。”

那天伊莱亚斯没在家。

女人和美国佬唱起了《甜蜜十六岁》和《时光流逝》。然后他们又让多利与雷泽亲嘴。有人喊道：“说话呀！”于是大家都笑了，跟着喊道：“说话呀！说话呀！”

雷泽任由多利站在一旁傻笑。

“说话呀！说话呀！”参加婚礼的客人们起哄。

多利笑得更厉害了。

这时乔治开口说道：“多利，你结婚了，没错。可你别以为自己长大了，我就不能把你放在大腿上揍你屁股了。”这句玩笑话引得客人们都乐了。

多利却突然止住了笑，愣愣地看着大家。

有那么一瞬间，大家都沉默了，虽然时间短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忽然一个醉醺醺的美国水手挥手嚷道：“乔治，你可以放这女孩做点更好的事嘛。”大家一听都大笑起来。

多利从院子的地面上抓起一把石子就要朝那水手扔去，可她突然停住了，哇地哭了出来。

接着是一阵笑声、欢呼声和叫声。

多利后来怎么样，我不得而知。爱德华说她住在大桑格雷。哈特说他曾见她在乔治街市场上卖东西。不管怎么说，她离开了米格尔街，永远地离开了。几个月后，那些女人开始消失了。停在乔治家门外的吉普车也比以前少了。

“你也该整顿整顿了。”哈特说。

鲍嘉点了点头。

哈特接着又说：“如今要在西班牙港找个好去处容易得很。乔治的问题就是太笨，成不了大器。”

哈特真是个预言家。六个月之内，粉红房子里就只剩下乔治一个人。那以后，我常看见他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不过他再也不看我了。他看上去又老又疲倦，神色悲伤。

不久他就死了。哈特和几个兄弟凑了点钱，我们把他葬在拉佩鲁斯公墓。伊莱亚斯也来参加了葬礼。

职业选择

午夜过后，街上会定时地传来两种声音。大约两点钟光景，你听见的是扫路人的声音，然后在黎明前夕，清洁马车来了，你能听见清洁车夫们铲那些由扫路人堆成了堆的垃圾。

街上的男孩没有一个想成为扫马路的。但你如果问哪个男孩将来想干什么，他准会说：“我想做个马车夫。”

驾蓝色马车当然是件有吸引力的事情。那些人简直是贵族。他们只在清早工作，其余的时间都闲着。他们没事可干，于是经常罢工。罢工的诉求也不高，只为一天增加一分钱这样的事。或者，有人被解雇了，他们就罢工。战争开始了，他们罢工；战争结束了，他们也罢工。印度独立了，他们罢工；甘地死了，他们也罢工。

埃多斯是个清洁车夫，令大多数男孩都很羡慕。他说他父亲当年是最好的清洁车夫，还对我们讲了许多那位老把式驾车技术如何高超的故事。埃多斯出身印度下层，不太会说假话。他驾车的本领是家传的。

一天我在清扫家门口的人行道，埃多斯走过来想把扫帚拿走。我喜欢扫地，不愿把扫帚给他。

“小家伙，你对扫地懂多少？”埃多斯笑哈哈地问。

我说：“怎么，这也有很多学问吗？”

埃多斯说：“这是我干的事情，小家伙。我有经验。你还是等长到我这么大再说吧。”

我把扫帚给了他。

这之后我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似乎永远也长不到埃多斯那么大，永远也不可能具有他称之为经验的东西了。我变得更加羡慕埃多斯，更加想做一个清洁车夫。

可伊莱亚斯却不是这样的男孩。

当我们这些组成米格尔街少年俱乐部的人蹲在人行道上，像哈特、鲍嘉等人那样大谈诸如人生、板球和足球这类话题的时候，我对伊莱亚斯说：“这么说你不想成为清洁车夫喽？那你想干什么呢？做个扫地的？”

伊莱亚斯干脆地朝阴沟里吐了一口痰，低头看了看，然后非常认真地说：“我想做一名医生。”

要是这话出自博伊或埃罗尔之口，我们大家准保都会笑的。可我们知道伊莱亚斯与众不同，伊莱亚斯很有头脑。

我们都为伊莱亚斯感到难过。他父亲乔治打起这孩子来根本就是要命，可伊莱亚斯从不哭，也从不跟他父亲顶嘴。

一天我要去奇恩的铺子买三分钱的黄油，我邀伊莱亚斯一起去。当时没看见乔治，我以为不会出事的。

可我们刚走了两座房子那么远就撞见了乔治。伊莱亚斯很害怕。乔治走过来厉声说道：“你去哪儿？”说着就在伊莱亚斯的下巴上重重地扇了一巴掌。

乔治喜欢打伊莱亚斯。他常用绳子把他捆起来，然后再用他在自家牛棚的阴沟里浸湿的绳子抽他。就是这样伊莱亚斯也不会哭。事后不久，我都会看见乔治和伊莱亚斯在一起有说有笑。乔治常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一定在奇怪我和他怎么这么快就和好了。”

我越不喜欢乔治，就越喜欢伊莱亚斯。

我是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医生的。

埃罗尔说：“我敢跟你们打赌，他做了医生后会把我们大家忘了的。嗯，伊莱亚斯？”

伊莱亚斯的嘴角浮现了一丝微笑。

“不会的，”他说，“我才不会那样呢。我会给你、博伊以及你们大伙儿好多好多钱的。”他边说边挥动着那双小手。我们仿佛看见伊莱亚斯已经成了一名医生，并拥有了凯迪拉克汽车、黑色手提包和电视机之类的东西。

伊莱亚斯开始到米格尔街那头的学校上学了。那所学校看上去根本没有学校的样子。在我看来它和其他房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外面多了一块招牌，上面写道：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伦敦大学函授教育）

保证获得

剑桥中学文凭

说来也怪，尽管乔治动辄就打伊莱亚斯，可他对儿子能受到教育却感到很自豪。“这孩子学到的东西还真不少。他能读西班牙语、法语和拉丁语，还会写西班牙语、法语和拉丁语。”

伊莱亚斯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参加了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

泰特斯·霍伊特来到我们住的街这头。

“那男孩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这次考试的。”泰特斯·霍伊特说，“他肯定会获得好成绩的。”

我们看着伊莱亚斯穿着干净的卡其色裤子和白衬衫走进了考场，都带着敬畏目送他。

埃罗尔说：“伊莱亚斯写的所有东西都不会留在这里，你们知道，那伙计写的每一个字都要送到英国。”

这话听起来让人不敢相信。

“你们以为呢？”埃罗尔说，“伊莱亚斯的脑子好使着呢。”

一月份伊莱亚斯的母亲去世了，三月份考试结果出来了。

伊莱亚斯没有通过考试。

哈特将登在《卫报》上的名单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一面找伊莱亚斯的名字，一面说：“说不定他们出错了。这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名字这么多的时候。”

伊莱亚斯的名字没有在报纸上。

博伊说：“你们还指望什么呀？是谁改的考卷？是英国人，难道不是吗？你们指望他们会让伊莱亚斯通过？”

伊莱亚斯当时也在场，他脸色很难看，一言不发。

哈特说：“真他妈的可耻。他们要是知道这孩子有多难过的话，就会让他尽快通过的。”

泰特斯·霍伊特说：“别着急。罗马也不是一天就建成的。今年！今年情况肯定会更好。我们要让那些英国佬开开眼。”

伊莱亚斯离开我们，和泰特斯·霍伊特住在了一起。我们很少能看见他。他夜以继日地在学习。

来年三月的一天，泰特斯·霍伊特乘车到我们这里说：“你们听说了吗？”

“什么事情？”哈特问。

“那男孩是个天才。”泰特斯·霍伊特说。

“哪个男孩？”埃罗尔问。

“伊莱亚斯。”

“伊莱亚斯怎么了？”

“这孩子通过了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

哈特惊叹道：“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

泰特斯·霍伊特微笑道：“全凭他自己。他得了三等。他的名字明天就要见报。我总是说，我现在还要说，伊莱亚斯这孩子脑子真好使。”

哈特后来说：“可惜伊莱亚斯的父亲死了。他虽然没有一技之长，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那天晚上，伊莱亚斯回来了，所有人，大人和孩子，都簇拥在他身边。他们什么都谈，就是不提念书的事情，伊莱亚斯也在谈论电影、女孩子和板球之类的话题。他看上去仍旧很严肃。

趁谈话中断时哈特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伊莱亚斯？找工作吗？”

伊莱亚斯吐了口唾沫。“不，我想我要再考一次。”

我说：“那是何苦呢？”

“我要得个二等。”

我们明白了，他是想做医生。

伊莱亚斯在人行道上坐下后，说：“是的，伙计，我要再考一次，今年我要让那位剑桥先生看了我的考卷后拍案叫绝。”

我们没有吭声，可心里却在嘀咕。

“最让我头疼的是英语和温学（文学）。”

从伊莱亚斯嘴里说出的“温学”是我听过最漂亮的单词。这个词听起来像是能吃似的，就像巧克力一样好吃。

哈特说：“你是说你要读很多雌歌（诗歌）吗？”

伊莱亚斯点了点头。让伊莱亚斯小小年纪就学温学和雌歌，我们觉得很不公平。

伊莱亚斯搬进了粉红房子，那房子自他父亲死后一直没人住。他又开始发奋学习了。他回到了泰特斯·霍伊特办的学校，不是去做学生而是去当老师。泰特斯·霍伊特说他每月付给伊莱亚斯四十元的工资。

泰特斯·霍伊特补充说：“他配拿这份工资。他是全西班牙港最聪明的孩子之一。”

伊莱亚斯回到我们身边后，我们发现他变得更优秀了。他成了这条街上最干净的男孩。他每天要洗两次澡，刷两次牙。他洗澡和刷牙时都站在那座房子前面的水龙头前。他每天早上去学校之前都要将房子打扫一遍。他和他父亲截然相反。他父亲又矮又胖，而且特别脏，而他又高又瘦，特别干净；他父亲酗酒，骂脏话，他滴酒不沾，没人听他说过一个脏字。

我母亲常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学学伊莱亚斯？我真不知道上帝怎么会给我这么一个儿子。”

每次哈特或爱德华打博伊和埃罗尔时，他们总是说：“你为什么要打我们？你知道，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和伊莱亚斯比。”

哈特常说：“伊莱亚斯这孩子不仅有头脑，人也很好。”

因此知道伊莱亚斯第三次参加考试没通过后，老实说，我有点幸灾乐祸。

哈特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些英国佬是什么德行。这里没人敢对我说这孩子通不过考试，但你们要是以为他们会给他高分，那就大错特错了。”

大家听了都说：“真可耻。”

哈特问伊莱亚斯：“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孩子？”伊莱亚斯说：“你知道，我得找个工作。我想做卫生检查员。”

我们于是谈论起他穿着一套卡其色制服，戴着一顶卡其色帽子，手里拿着一个小笔记本，挨家挨户地做检查的情景。

“是的，”伊莱亚斯说，“卫生检查员，这正是我想做的工作。”

哈特说：“我想干这一行挺有钱的。我听你父亲乔治说过，为了堵住卫生检查员的嘴，他每月都要付他五元。假设有十个或八个这样的人，这就是说——让我算算，十乘五等于五十，八乘五等于四十，这样你每月至少可以得到四十到五十元。听着，这还不包括你的工资。”

伊莱亚斯说：“我可不是冲着这些钱去的。我确实喜欢这份工作。”

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

伊莱亚斯说：“只是要得到这份工作，还要考试。”

哈特说：“他们不会把考卷送到英国去吧？”

伊莱亚斯说：“不会。不过，我可是考怕了。我在考场上没有运气。”

博伊说：“我还以为你要做医生呢。”

哈特说：“博伊，你把嘴闭上，否则看我不砍断你的小尾巴。”

但博伊并没有什么恶意。

伊莱亚斯说：“我改变主意了。我想做个卫生检查员。我确实喜欢这工作。”

伊莱亚斯连续三年参加卫生院考试，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他开始说：“在特立尼达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是请人剪个脚指甲也要行贿。”

哈特说：“那天我在船上碰见一个人，他说在英属圭亚那卫生检查员的考试容易得多。你可以去圭亚那考试，然后回来工作。”

伊莱亚斯乘飞机去圭亚那参加了考试，但没有通过，于是又飞了回来。

哈特说：“我遇见一个巴巴多斯人，他告诉我巴巴多斯的考试要容易点。他说容易得很。”

于是伊莱亚斯又飞到巴巴多斯参加了考试，但还是没有通过，只好飞了回来。

哈特说：“那天我碰到一个格林纳达人……”

伊莱亚斯说：“闭上你的臭嘴，要不我就跟你没完。”

几年之后，我也参加了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剑桥的考官给了我二等。我向海关申请工作，没费多大力气就通过了。我领到一套带铜扣的卡其色制服和一顶帽子。那套制服很像卫生检查员的工作服。

我头一回穿那套制服时，伊莱亚斯恨不得揍我一顿。

“你妈为给你弄到那份工作都做了什么手脚？”他喊道。我正要揍他，被埃多斯一把拦住了。

埃多斯说：“他不过是伤心和忌妒罢了，没有其他意思。”

后来，伊莱亚斯成了这条街上的贵族之一，驾起了清洁马车。

“这里没有道理可讲，”伊莱亚斯说，“面对现实吧。我真的喜欢我现在干的工作。”

曼曼

米格尔街上的所有人都说曼曼是个疯子，所以大家都离他远远的。曼曼疯没疯，我说不准，不过倒是能想出许多比曼曼疯得多的人。

反正他看上去并不疯。中等身材，体形瘦弱，相貌也不差。他从不像疯子那样盯着你看。和他说话，你准会得到合情合理的回答。

不过他也确实有些怪癖。

每逢选举，不论是市镇议会选举还是立法机构选举，他都要参加，而且总要在选区各处贴上宣传海报，海报印刷得很考究，上方总是那句“投票”，下方则贴着他本人的照片。

每次选举，他得到的选票总是正好三张，这一点我觉得很蹊跷。就算曼曼投了自己一票，那其他两票又是谁投的呢？

我问哈特。

哈特说：“伙计，我也说不清。这确实是个谜。也许是两个爱开玩笑的人。不过，这爱开玩笑的人不断地做同一件事也真很有意思。想必他们也像曼曼一样疯了。”

那两个给曼曼投票的疯子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每次看到有人行事稍有古怪，我就会想：“是不是他给曼曼投的票？”

小城中的这两个神秘人一直未露真身。

曼曼从不干活，可他也从没闲着。他对文字，特别是写下来的文字格外着迷。为了写好一个字，他会花上一整天的工夫。

一天我在米格尔街的拐角处碰到了曼曼。

“孩子，你去哪儿？”曼曼问。

“我去上学。”我说。

曼曼板着脸看着我，用嘲讽的口吻说道：“这么说，你是去上学喽？”

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上学了。”我发现自己说话时竟在不知不觉地模仿曼曼那地道纯正的英国口音。

口音是曼曼身上的又一个不解之谜。如果你闭上眼睛听他说话，准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尽管这位绅士说话时不那么注意语法。

曼曼自言自语道：“这么说，这个小家伙是去上学喽。”

说完他便不再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长粉笔，开始在人行道上写起来。他画了一个很大的S轮廓，然后将它填满，接着又画了C、H和O，后来又画了好几个O，一个比一个小。他越写越潦草，写了一大串O。

中午我回家吃饭时，他已经到了法国街，还在地上写O，一面写一面用破布擦掉写错的。

到了下午，他已经绕着街区转了一圈，差不多又回到了米格尔街。

我回家换去校服穿上平时的便装，又来到街上。

他现在已经到了米格尔街的中段。

他说：“这么说，小家伙今天已经上过学了？”

我说：“是的。”

他站起来直了直腰。

接着他又蹲下，在地上画了一个巨大的L轮廓，然后在里面慢慢地填了起来，样子十分专注。

填完之后，他站了起来，说：“你的活儿干完了，我的活儿也干完了。”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对他说你要去打板球（cricket）了，他就会先写好“CRICK”，然后全神贯注地一遍遍写“E”，直到再见着你。

一天，曼曼来到米格尔街头的那家大咖啡馆，朝坐在凳子上的顾客大呼小叫，好像他是条狗。店老板是个葡萄牙人，个头很高，手背上长满浓密的汗毛。他说：“曼曼，趁早滚出店门去，免得我跟你过不去。”

曼曼听后只是笑。

结果他们把曼曼扔了出去。

第二天，那位店老板发现有人在夜里潜入咖啡馆，打开了所有的门。不过没丢什么东西。

哈特说：“你千万不要得罪曼曼，他可记仇了。”

那天夜里，又有人潜入咖啡馆打开了所有的门。

第三天夜晚，咖啡馆再次被人潜入。这一回在每个凳子的中央和所有桌子的台面上都留下了一小团一小团的粪，柜台上也排了粪。

一连好几个星期，咖啡馆老板都是街上的笑柄。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开始重新光顾那家咖啡馆。

哈特说：“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我不喜欢和那家伙啰嗦。这种人心眼坏着呢。他们生来就如此。”

正是诸如此类的事才使得大家疏远了曼曼。他唯一的伙伴就是那条白耳朵上带着黑斑的小杂种狗。这条狗某些地方有点像曼曼，很怪，从不乱叫，也不盯着你看，你看它时，它总是看向别处。它也从不与其他狗来往，若有哪条狗对它表示亲热或敌意，它便会蔑视地瞟上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慢慢走开。

曼曼爱自己的狗，那狗也爱曼曼。他们俩谁也缺不了谁。若是没了这狗，曼曼就无以为生了。

曼曼好像还一手控制了那条狗的拉撒。

哈特说：“这真难住我了。我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事情其实都开始于米格尔街。

一天早晨，有几个女人起床后，发现她们头天夜里泡着的衣服上沾满了狗粪。没人愿意再用沾上狗粪的被单和衬衫，所以曼曼轻易拿到了这些脏衣服。

曼曼经常拿着这些衣服去卖。

哈特说：“就是这种事才使我怀疑那家伙是不是真的疯了。”

曼曼的这套把戏从米格尔街开始扩散至其他街道。那些深受曼曼的狗之害的人倒巴不得别人也有同样的遭遇。

米格尔街上的人简直为曼曼感到骄傲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曼曼改邪归正的。也许与他的狗死了有关。它是被汽车轧死的。哈特说：“当时它只尖叫了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曼曼一连数日四处游荡，看上去神志恍惚，若有所失。

他不再在地上写字了，也不再和我或街上其他男孩说话了。他开始自言自语，经常握着双手不住打战，像得了疟疾似的。

一天，他说他洗完澡以后看见了上帝。

这并不让我们觉得惊讶。在西班牙港，实际上在整个特立尼达，看见上帝是常有的事。第一个看到上帝的人就是从富恩特林来的通灵按摩师格涅沙·庞迪特。他见过上帝，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上帝对我说的话”。许多敌对的通灵人和不少按摩师都宣称有同样的经历。我想，既然上帝在此，曼曼看见他也就不足为怪了。

曼曼开始在米格尔街拐角处玛丽商店的遮篷下布道，每周六晚上都这么做。他蓄起了胡子，穿一件白色的大长袍，手里拿着《圣经》和其他圣物，站在一盏乙炔灯下。曼曼是布道高手，所用方法很奇特。他的布道不仅使女人流泪，还能让哈特那样的人坐立不安。

他总是用左手敲打着握在右手中的《圣经》，用纯正的英国腔说道：“这几天我一直在和上帝交谈，他和我谈起你们这些人时可颇有微词呀。这些日子你们也都听见了，所有的政客都在谈论如何使本岛自给自足的问题。你们知道昨晚上帝说了什么吗？就在昨天晚上，就在我刚吃完饭后，上帝对我说，‘曼曼，过来看看这些人吧！’他令我看到丈夫吃妻子，妻子吃丈夫，还令我看到父亲吃儿子，母亲吃女儿，还有兄弟吃姐妹，姐妹吃兄弟。这就是那些政客口口声声说的什么让本岛自给自足。兄弟们，快听上帝的话吧，现在还来得及。”

每周六晚，我听完曼曼的布道就要做噩梦。奇怪的是，他越是吓唬大家，大家越是愿意去听。募捐时，大家给他的钱也越来越多。

他平时总是穿着那件白袍子，走东串西到处讨饭。他说这么做是奉了耶稣之命，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施舍给了别人。看着他那把长长的黑胡子和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你又怎么能拒绝他呢？他不再把我放在眼里，也没再问过我：“这么说，你是去上学喽？”

米格尔街上的人也不知道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大家只好安慰自己，说曼曼确实疯了。不过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也吃不准曼曼是否真的疯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并非完全出人意料。

曼曼宣称他是新的救世主。

有一天哈特说：“你们听说了吗？”

我们问：“什么？”

“关于曼曼的事，他说他打算这两天就上十字架。”

“现在没有人敢碰他，”爱德华说，“谁都怕他。”

哈特解释说：“不是的，不是那回事，他是要把自己送上十字架。没准儿哪个周五他就要去布鲁盆地那儿，把自己绑上十字架，然后让人们用石头砸他。”

有人笑了起来，我想是埃罗尔，但发觉没人跟着笑，便又沉默了。

除了对曼曼感到疑惑和忧虑外，我们还为他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们米格尔街出来的人。

在商店、咖啡馆和某些人家的大门上相继出现了一些手写的通知，宣布了曼曼要上十字架的消息。

“到时候布鲁盆地那儿肯定会有许多人，”哈特不无得意地说，“我听说他们还要派警察去呢。”

那天一大早，商店还没开门，阿里亚皮塔街上的无轨电车还没开始营运，米格尔街的拐角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许多男人穿着黑衣，而穿白衣的女人更多。他们在唱圣歌。另外还有二十来名警察，不过没唱圣歌。

曼曼来了，他看上去很消瘦，却显得很神圣。女人们一见他便哭叫着冲上去，争着摸他的长袍。警察们站在一旁，以防发生不测。

一辆装着一个巨大木十字架的货车开了过来。

一身哔叽西服的哈特看上去很不高兴。他说：“他们告诉我，十字架是用做火柴的木料做的，不重，轻得很。”

爱德华急切地说道：“怎么这么说？这可是关系灵魂的大事。”

哈特说：“我没说什么啊！”

有人要把十字架从车上卸下来给曼曼，但被他制止了。那天清晨他的英国口音给我们的印象极深：“不是在这，放到布鲁盆地那儿！”

哈特听了很失望。

我们步行去了布鲁盆地，在西班牙港西北面群山中，那里有一道瀑布，我们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达。曼曼从路边背起十字架，走上一条岩石嶙峋的山路，然后下到盆地边。

有几个男人竖起十字架，将曼曼绑了上去。

曼曼说：“用石头砸我吧，兄弟们！”

女人们哭着将一些沙子和碎石朝他脚边扔去。

曼曼呻吟着说：“上帝，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接着他大声喊道：“砸我呀，兄弟们！”

一块鸡蛋大的卵石击中了他的胸口。

曼曼叫着：“砸呀，砸呀，用石头砸我呀，兄弟们！我会宽恕你们的。”

爱德华说：“这家伙真勇敢。”

人们真的朝曼曼的脸和胸口扔起了大石块。

曼曼似乎受了伤，也很惊讶。他大声喝道：“这究竟是怎么了？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听着，快把我从这东西上放下来，快点让我下来。我要找那个朝我扔石头的狗杂种算账。”

一阵怒吼从爱德华、哈特和我们其他人站着的地方传了出来。

一块更大的石头打中了曼曼。女人们也真的朝他扔起了沙子和石块。

我们清楚地听见曼曼在大声叫唤：“别做蠢事了，住手，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听着，这个狗屁玩笑该结束了。”接着，他破口大骂，骂得大家都被震住了。

警察带走了曼曼。

当局把他监禁了起来，永远地监禁了起来。

B.华兹华斯

在米格尔街，每天都有三个乞丐准时来到热情友好的人家门前。大约十点，会出现一个身缠腰带、外穿白夹克的印度人，我们会把一罐米放进他背后的口袋里。十二点会过来一个叼烟袋的老妇人，她会得到一分钱。下午两点是一个孩子领着个盲人来讨钱。

有时，我们也向流浪汉施舍。一天有个男人来乞讨，说他很饿，我们就让他饱餐了一顿。接着他又要了支烟，我们给他点上，他才肯离去。之后他没再出现。

有天下午四点左右，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乞丐。当时我已经放学回家，换上了便服。这个人对我说：“孩子，我可以进你家院子吗？”

他身材矮小，穿戴整齐，头戴礼帽，身着白衬衣和黑裤子。

我问：“你要干吗？”

他说：“我想看看你家的蜜蜂。”

我家院子里有四棵美洲棕榈王，上面聚满了不请自来的蜜蜂。

我上了台阶，喊道：“妈，外面有个人，说想看咱家的蜜蜂。”

母亲走出来，看着那个人，不太友好地问：“你要干吗？”

那人说：“我想看看你们的蜜蜂。”

他英文流利，几乎可以说做作。我看出母亲有些顾虑。

她对我说：“待在这儿，他看蜜蜂时，你看着点他。”

那人说：“谢谢您，太太。您今天行了善。”

他说话缓慢，而且字正腔圆，就好像每说一个字都要花他钱似的。

我们看着蜜蜂，那人和我，蹲在棕榈树下，看了大约一小时。

那人说：“我喜欢看蜜蜂。孩子，你喜欢看吗？”

我说：“我没这闲工夫。”

他沮丧地摇摇头，说：“我就爱干这个，就是看。我能整天看蚂蚁，你看过蚂蚁吗？还有蝎子、蜈蚣和两栖鲵，你看过吗？”

我摇摇头。

我说：“你是做什么的，先生？”

他站起来说：“我是诗人。”

我说：“好诗人吗？”

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你叫什么，先生？”

“B.华兹华斯。”

“B是比尔吗？”

“布莱克，布莱克·华兹华斯。怀特·华兹华斯是我哥哥，我们心灵相通。就连看见牵牛花那样的小花，我都会哭。”

我问：“为什么哭？”

“为什么，孩子？为什么？你长大就明白了。你也会成为一个诗人，懂吗？当你做了诗人后，你就会为任何一件事哭泣。”

我忍不住笑了。

他问：“你喜欢你妈妈吗？”

“她不打我的时候，我就喜欢。”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印着字的纸片，说：“这张纸上有一首最伟大的写母亲的诗歌，我打算便宜点卖给你，四分钱了。”

我进到屋里，说：“妈，你想用四分钱买一首诗吗？”

母亲说：“你听着，告诉那该死的家伙，赶快夹着尾巴离开我的院子。”

我告诉B.华兹华斯：“我妈说她没有四分钱。”

B.华兹华斯回答：“这就是诗人的不幸。”

于是他把纸片放回口袋，似乎并不介意。

我问：“像这样到处转悠着卖诗也挺有意思，只有唱卡里普索小调的人才这么做。有很多人买吗？”

他说：“没有一个人买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转悠呢？”

他说：“这样我能看到许多事情，我一直希望遇见诗人。”

我说：“你真的认为我是诗人吗？”

“和我一样好的诗人。”他说。

然后，B.华兹华斯走了，我祈祷着能再见到他。

一周后，我下午放学回家，在米格尔街的拐角又遇到了他。

他说：“我等你好久了。”

我问：“卖出什么诗了吗？”

他摇摇头。

他说：“我的院子里有棵西班牙港最好的芒果树，现在芒果熟了，又红又甜又多汁，我等在这儿，就是为了告诉你，并请你去吃芒果。”

他住在阿尔贝托街正中心的一座单间小屋里，院子里郁郁葱葱的，有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一棵椰子树和一棵李子树。这地方更像荒郊野外，完全不像是城里。街上看不到什么高大的混凝土房子。

他说得没错。芒果又甜又多汁，我一连吃了六个。黄色的芒果汁顺着手臂流到胳膊肘上，也从嘴角流到下巴，连衬衣也染上了果汁。

我回到家后，母亲问：“你去哪儿了？你以为你现在长大了，可以到处跑了？去给我折根鞭子来。”

她狠狠地打我，于是我跑出了家门，发誓再也不会回去。我来到B.华兹华斯家，我气冲冲的，鼻子还流着血。

B.华兹华斯说：“别哭了，我们出去走走。”

我停止了哭，却还在抽泣。我们沿着圣克莱尔大道漫步，经过大草原公园，一直走到赛马场。

B.华兹华斯说：“现在，让我们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我要你想想，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我按他说的去做，明白了他的用意：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同时又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骄傲和痛快。我忘记了生气，忘记了眼泪，也忘记了所有的不幸。

我说我感觉好些了，他便开始告诉我星星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我牢牢地记住了猎户星群。直到今天，我都能点出猎户星座，而其他的早忘光了。

这时，一道光射到了脸上。我们看见一个警察走过来，便从草地上起来了。

警察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B.华兹华斯说：“四十年来，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我们于是成了朋友，我和B.华兹华斯。他对我说：“关于我和芒果树，还有椰子树和李子树的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必须保守秘密。如果说出去了，我会知道的，因为我是诗人。”

我向他发誓，并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我喜欢他的小屋。里面的家具虽没有乔治家前厅的多，但看起来比较干净舒服。不过，也显得冷清。

一天我问他：“华兹华斯先生，你为什么留下了院子里的这些灌木，它们不会使这地方变得潮湿吗？”

他说：“听着，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相遇了，然后相爱了。他们深爱着对方，于是结了婚。他们都是诗人。小伙子喜欢文字，而姑娘喜欢草地、花朵和绿树。他们在一间小屋里生活得很快乐。有一天，女诗人对男诗人说，‘这个家将要有另一个诗人了。’但这个诗人并没有出现，因为姑娘死了，小诗人也随她去了，死在了她的肚子里。姑娘的丈夫非常悲痛，说再也不会去碰姑娘花园里的任何东西，所以花园保留至今，草木恣意地生长着。”

我看着B.华兹华斯，他在向我讲述这个动人的故事时，似乎苍老了许多。我听懂了他的故事。

我们经常走很远的路。我们去植物园和假山花园。在黄昏时分爬上“大臣山”，看着黑夜降临西班牙港，看着城里和港口的船只上逐渐点亮灯火。

他做任何事情都像是平生第一次，都像是参加教堂的仪式。

他总对我说：“喂，去吃冰激凌怎么样？”

当我说“好”后，他又会变得很严肃，说：“喂，我们去哪家冷食店呢？”好像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他常常为此考虑好久，最后说：“依我看，应该去这家店打听一下价格。”

世界变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

一天，在他院子里，他对我说：“我有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

我说：“真的是秘密吗？”

“现在来说还是。”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说：“只有我和你知道，记住。我正在写诗。”

“哦！”我很失望。

他说：“但这是一首不同寻常的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

我嘘了一声。

他说：“迄今为止，我写了五年，也就是说，如果我保持现在的速度，再花二十二年就完成了。”

“那么，你写下很多了吗？”

他说：“不多。我一个月写一行。但我确保它是一行好诗。”

我问：“那上个月的那一行好诗是什么？”

他望着天空说：“往昔是幽深的。”

我说：“多美的诗行。”

B.华兹华斯说：“我希望从自己一个月的经历中提取精华，倾注到这一行诗中。因此，在二十二年后，我将写一首唱到全人类心里去的诗。”

我满怀惊叹！

我们仍一起漫步。一天我们正沿着码头的防波堤走着，我问道：“B.华兹华斯先生，如果我把这枚钉子扔进水里，你认为它能浮起来吗？”

他说：“这是个奇妙的世界。你扔下去试试，看看会发生什么。”

钉子沉了下去。

我问：“这个月的诗怎么样了？”

但是他再也没告诉过我其他诗行，只是说：“就好了，你知道，马上就好了。”

有时，我们会坐在防波堤旁，看着轮船驶入海港。

但是我再也没有听他说起那首全世界最伟大的诗。

我觉得他正慢慢老去。

“你怎么生活的，华兹华斯先生？”有一天我问他。

他说：“你的意思是我怎么挣钱的吧？”

我点点头，他却诡异地一笑。

他说：“每年在卡里普索的季节我都要去唱小调。”

“那够你一年的开支吗？”

“足够了。”

“写完这首最伟大的诗后，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吗？”

他没有回答。

有一天，我到他的小屋去看望他，发现他躺在小床上。他看起来苍老又虚弱，我忍不住想哭。

他说：“诗写得不太顺利。”

他没有看着我，望着窗外的椰子树喃喃自语，仿佛我并不存在。“二十岁的时候，我感觉浑身都是力量。”就在这时，就在眼前，我发现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苍老而疲倦。他说：“可那……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然后，我感觉到一阵刺痛，就像被我妈抽了一记耳光。我能在他脸上清楚地看见它，任何人都能看见。死神已爬上他那布满皱纹的脸。

他看着我，见我泪水盈眶，于是坐了起来。

他说：“过来！”我走过去坐在他膝头。

他凝视着我的眼睛，说：“哦，你也能看见它了，我就知道你有诗人的眼光。”

他看起来没有一点悲伤，这反而使我再也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他把我搂进他单薄的胸膛里，说：“你想听我给你讲个好玩的故事吗？”他对我微笑，想让我振作起来。

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说：“当我讲完这个故事后，我要你保证你会离开，再也不要回来看我。你能保证吗？”

我点点头。

他说：“好。那么听着。我曾经给你讲了那个男诗人和女诗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不是真的，是我编造的。所有什么写诗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作，也都是假的。这是不是你听到的最好玩的故事呀？”

但他的声音中断了。

我离开了那所房子，哭着跑回家，像个诗人一样，看到什么都想哭。

一年以后，我又沿着阿尔贝托街走，却没再看到诗人房子的丝毫踪迹。它没有消失，但与消失没什么区别。它被推倒了，被一栋两层的大楼取代。芒果树、李子树、椰子树都砍去了，有的只是砖块和水泥。

就好像B.华兹华斯先生从未出现过。

懦夫

“大脚”比佛长得真大、真黑，米格尔街上人人都怕他。倒不是他的大个头黑皮肤让人害怕，周围比他更黑更大个的人也不是没有。大家怕他是因为他很少说话，总是绷着个脸，阴沉沉的。他看上去很危险，和那些从来不叫却总是斜眼盯着你的狗一样可怕。

哈特常说：“他不和我们说话只不过是在装腔作势罢了。他不说话是因为他没话可说，就这么回事。”

可是到了赛马场和板球场上，你又能听到哈特这么对别人说：“我和比佛吗？我们可是知心朋友，伙计，要知道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

在学校，我也常对别人说：“比佛就住在我家那条街上。你听着，我和他可好可好了，要是你们当中有哪个敢碰我，我就去告诉比佛。”

其实，当时我连一个字都没跟比佛说过。

我们米格尔街上的人说起他都很得意，因为他在西班牙港多少算个人物，名气挺大。有一回比佛朝特立尼达广播大楼扔了块石头，打碎了一扇窗户。这种事也只有比佛敢做。后来法官问他这么做的动机时，他竟说：“为了叫醒他们。”

一位好心人为他交了罚款。

有一阵子，他找了份开公共汽车的差事。一次把车子开到城外五英里远的卡来纳吉后，他叫所有乘客下车洗澡，自己站在一旁看笑话。

之后他又找了份邮递员的差使，老是投错信。有一回，有人在码头附近发现他拿着半包邮件，在帕里亚湾里泡他的那双大脚。

他还说：“伙计，你说得倒轻巧，你去跑东跑西地送信看看，这活累着呢。”

特立尼达的人都觉得比佛很滑稽，而我们这些熟悉他的人却不这么想。

“钢铁帮”的名声就是被比佛这样的人搞臭的。比佛总想挑起和其他帮派的群架，可块头大样子凶的他，自己从来不参与打架。那么一来每次他蹲监狱都不超过三个月。

哈特最怕比佛了，他常说：“怎么比佛就不死在监狱呢？”

你可能会以为，到了狂欢节，比佛在街上敲着盘子、跳着舞时至少会笑一笑，脸色会好看些。那么你想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他的脸绷得越紧，脸色越难看。他敲盘子时的那股认真劲儿让你觉得他是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一天，我们一大帮人，包括哈特、爱德华、埃多斯、博伊、埃罗尔和我，一起去看电影。我们坐成一行，边看边说笑，十分开心。

突然，后面有人轻声说道：“住嘴！”

我们回头一看，是比佛。

他慢慢从裤子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打开后插在我的椅背上。

他看着银幕，用友好但令人害怕的语气说：“说吧！”

直到电影结束我们都没吭一声。

事后哈特说：“只有警察的儿子才敢这么做。只有警察的儿子，还有神父的儿子。”

博伊说：“你是说，比佛是神父的儿子？”

哈特说：“你真笨，神父怎么会有孩子。”

我们从哈特那里听了不少关于比佛父亲的事情，感觉他和比佛一样可怕。有时候，我和博伊、埃罗尔谈到挨打的经历时，博伊总说：“我们挨的打算什么，比佛被他爸爸打起来那才叫惨呢。他长这么大就是被打出来的。那天我在大草原碰到一个贝尔蒙特来的小男孩，他对我说挨打确实能帮助长高呢。”

埃罗尔说：“你真他妈的笨，伙计。这种蠢话你怎么都信！”

有一次哈特说：“比佛的爸爸是个警察，他每天都要揍比佛，就像给他吃药一样，每天三顿，饭后必揍。知道比佛怎么说吗？他常说，‘等我长大后有了孩子，我也揍他们，往死里揍。’”

其实我母亲打我时我也常有这种想法，只是觉得难为情，没有说出来。

我问哈特：“比佛的妈妈呢？也经常打他吗？”

哈特说：“哦，天哪！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嘛！比佛没有妈妈。他爸爸没结过婚，谢天谢地。”

有一阵西班牙港满城都是美国人，特别热闹。孩子们不久就发觉这些美国人既随和又慷慨。哈特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他让我们五个小孩到处去讨口香糖和巧克力。我们每给他一包口香糖，他就给我们一分钱。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能挣十二分。后来有个男孩告诉我，哈特拿着我们给他的口香糖转手卖给别人，每包要六分钱。可我不相信。

一天下午，我站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看见一个美国兵从街那头走来。当时大约两点钟，天很热，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我突然奔上去问：“大兵，有口香糖吗？”那美国兵吓了一大跳。

他咕哝了一句，好像是骂我“小叫花子”。我想他要扇我个耳光了。他长得不算高大，可我还是怕他。我猜他喝醉了。

他朝我龇牙咧嘴。

突然传来一个粗哑的声音：“喂，别碰那小家伙，听见没有。”

原来是比佛。

就这么一句话，那个美国佬一下子服软了，扭头就走，还竭力装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比佛连看都没看我。

打那以后我再没问过：“大兵，有口香糖吗？”

这件事非但没使我喜欢上比佛，我想我反而更怕他了。

后来我把那桩美国佬与比佛的事情告诉了哈特。

哈特说：“美国人不是个个都那样。你总不能因为这就放弃每天挣十二分的机会吧！”

不过我还是决定不去乞讨了。

我说：“要不是比佛来得及时，那家伙准会杀了我。”

哈特说：“你知道，好在比佛的爸爸在比佛长大前就死了。”

我问：“他爸爸怎么了？”

哈特说：“你没听说过？这事可轰动呢。一九三七年，有一帮黑人在油田闹事，把他打死了。比佛的爸爸就像比佛现在这样，总爱充英雄。”

我说：“哈特，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比佛呢？”

哈特说：“我倒说不上不喜欢他。”

我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怕他呢？”

哈特说：“你不也很怕他吗？”

我点了点头。“但我总觉得你对他做了什么事，所以你很担心。”

哈特说：“其实也没做什么，只是闹着玩罢了。以前我们这帮小兄弟还经常教训比佛呢。他小时候长得瘦极了，我们总追着他到处跑，真是相当好玩。他根本就跑不动。”

我挺同情比佛的。

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哈特说：“你往下听就是了。你猜后来怎么着？比佛成了我们当中跑得最快的人。学校运动会上他跑一百码的成绩是十秒四。他们是这么说的，不过你也知道特立尼达人都不善于计时。不管怎样，打那以后我们都很想和他交朋友，可他根本不理我们。”

我不明白比佛为什么不揍哈特和那帮小时候欺负过他的人。

但我还是不喜欢比佛。

比佛做过一阵子木匠，其实只是做了两三个硕大无比的衣柜，又粗糙又难看，可居然都卖了出去。后来他又成了泥瓦匠。特立尼达的手艺人中没有一个叫得响的，没有一个是行家。

有一天他来我们院子里干活。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我没有对他说话，他也没有和我说什么。我注意到他把脚当泥刀使，还咕哝说：“这活儿真累，老是得弯着腰。”

他做那活儿很在行，那大脚干什么都够用。

下午四点左右，他总算干完了活儿，这才和我聊了几句。

他说：“小家伙，我们出去走走吧！我太热了，想凉快凉快。”

我并不想去，但又觉得不去不行。

我们一起走到码头附近的海堤，在那儿观海。不久天就黑了，码头上灯光闪烁，世界显得很大，很黑，也很宁静。我们站在那里，都不作声。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猛地传来一声尖叫，打破了黑夜的寂静。

这突如其来的奇怪叫声差点没把我吓死。

原来是只狗，身上是黑白花纹，耷拉着两扇大耳朵。它身上湿淋淋的，直往下滴水，不停地朝我们摇着尾巴示好。

我说：“过来，小家伙。”那狗抖了一下身子，将水溅到了我的身上，然后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又叫又踢。

我一直没有注意比佛，等抬头找他时，发现他已跑出了二十码远。

我喊了一声：“没事的，比佛。”

不过在听到我叫他之前，他已经停下了脚步。

他高声喊道：“噢，天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的脚被一个大瓶子划破了！”

我和狗朝他跑了过去。

等那狗跑到他身边时，他好像忘了脚上还流着血。他抱住那只湿淋淋的狗，抚摸着它，高兴地笑了起来。

他的脚伤得很厉害。第二天我见它缠上了绷带。我们院子里的活儿他也不能来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觉得我比米格尔街上的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比佛了，我总担心自己是不是了解得太多了。我觉得自己就像黑帮片中的一个小喽啰，因为知情太多最终遭杀身之祸。

从那以后我总是能感觉到比佛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觉得他担心我会说出去。

然而，尽管我随时都要脱口爆出比佛的秘密，我对谁也没说过。我很想让他放心，可总是没有机会讲。

他在街上一天，我就一天得不到安宁。我能做的就是阻止自己对哈特说：“我不怕比佛，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怕他。”

有一次，我和埃罗尔、博伊坐在人行道上谈论战事。

埃罗尔说：“如果他们选安东尼·艾登大人当首相，我们就能打败德国人，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

博伊说：“艾登大人有这么大能耐吗？”

埃罗尔只是哈了一声，很不屑的样子。

我说：“是的，我一直认为只要选安东尼·艾登大人当首相，战争就能很快结束。”

博伊说：“你们这帮人太不了解德国人了。德国人强着呢。有一个小兄弟告诉我，德国人可是用牙齿就能咬断铁钉。”

埃罗尔说：“但现在有美国人站在我们这边。”

博伊说：“可他们没有德国人那么强大。所有德国人都像比佛一样又高又壮，你们知道，他们比比佛还勇敢。”

埃罗尔说：“嘘！瞧，他来了。”

比佛离我们很近。我觉得他已经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博伊说：“你为什么嘘我？我又没说什么坏话，我不过说了一句德国人像比佛一样勇敢而已嘛。”

我瞥了一眼比佛，只见他眼里闪过一丝乞求的神色。我移开了目光。

比佛走远后，埃罗尔说：“伙计，你和比佛之间好像有点儿什么。”

一天下午，哈特在读晨报，突然对我们喊道：“伙计们，瞧我在这儿读到了什么？”

我们问：“又出了什么事？”

哈特说：“是比佛。”

博伊说：“什么？是不是又把他投进了监狱？”

哈特说：“比佛学打拳了。”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学打拳，但我不愿说。

哈特说：“他非被打趴下不可。他要是以为拳击就像摔跤一样，那他会发现他大错特错了。”

很多家报纸对这件事作了大肆渲染，最有趣的标题是“小丑成了拳击手”。

以后再看到比佛，我觉得我能正眼盯着他看了。

现在我不再怕他，而是为他担惊受怕了。

其实我大可不必这样。比佛很快获得了被体育记者称道的“巨大成功”。他击败了一个又一个拳击手，米格尔街上的人不仅更怕他，也更以他为傲了。

哈特说：“这不过是因为他打的都是些没用的无名小辈，他还没碰到真正的高手呢。”

比佛好像又把我给忘了。我们见面时，他不再看我，也不再停下来和我说话。

他成了米格尔街的不安因素。我和别的人一样怕他。比起以前，我倒愿意如此。

他甚至更爱装腔作势了。

我们常见他穿着一条式样很蠢的栗色短裤在米格尔街上跑来跑去，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

哈特吓坏了。

他说：“他们不该让坐过牢的人去打拳击。”

一天，一个英国人来到特立尼达，当地的报纸采访了他。那人声称自己是拳击手，曾获皇家空军拳击赛的冠军。他的照片上了第二天的晨报。

两天后，报上又登出了一张他的照片。这一次他只穿了一条黑短裤，戴着拳击手套，对着摄影师摆出一副打拳的架势。

标题是：谁敢向此人挑战？

特立尼达人回答道：“比佛敢向这人挑战。”

大伙儿知道比佛同意接受挑战时真是欣喜若狂。米格尔街成了新闻的热点，连哈特都十分高兴。

哈特说：“我知道这么说很蠢，但我还是希望比佛能打败他。”于是他在米格尔街上到处同那些有闲钱的人打赌。

那天晚上我们都到体育馆助威去了。

哈特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手里挥动着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喊道：“二十比五，比佛肯定能打败他。”

我出六分钱与博伊打赌，赌比佛会输。

事实上，比佛出场走到拳击台上，旁若无人地跳来跳去时，我们看着都很兴奋。

哈特喊道：“是个男人。”

比赛惨不忍睹，我没敢多看。我一直在注意人群中唯一的一个女人。她是美国人，要不就是加拿大人，自始至终嚼着花生。她是个标准的金发女郎，头发像稻草一样黄。每当一拳打下去，人群欢呼时，她就抿一下嘴唇，好像那一拳是她打出去的，再接着恶狠狠地嚼起花生。那女人既不叫喊，也不站起来，更不挥手什么的。我讨厌她。

场内呼喊声此起彼伏，而且音量越来越大。

我听见哈特喊道：“加油，比佛，使劲打，使劲打呀，伙计。”然后是声嘶力竭地大叫：“想一想你爸！”

可哈特的叫喊声渐渐弱下去了。

比佛输了比赛，输了比分。

而哈特却在五分钟内输掉了将近一百元。

他说：“这下我得卖那条黑白花纹牛了，就是我从乔治那儿买来的那头。”

爱德华说：“这是天意。”

博伊对我说：“我明天再把欠你的六分钱还你。”

我说：“明天给？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百万富翁？嘿，伙计，快把钱给我，现在就给，听见没有？”

他只好给了钱。

这时观众席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

我朝拳击台上看去。

比佛哭了。就像个孩子，越哭声音越大，听起来也越发伤心。

我一直为比佛深藏着的秘密现在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哈特说：“什么，哭了？”然后大笑起来。

他似乎把牛的事儿全给忘了，说道：“哎，瞧这家伙呀，嘿！”

米格尔街的人都在取笑比佛。

只有我除外。我了解他，尽管他是大人，我是孩子。我真后悔，当初不该和博伊打那六分钱的赌。

第二天，报纸写道：拳击手泪洒擂台。

特立尼达人认为，比佛这个小丑又做了一件可笑的事情。

可我们并不这么想。

后来，比佛离开了米格尔街。我最后一次听到人提起他，是说他在拉芬蒂勒的一个采石场做工。

大约六个月之后，特立尼达流传起一件丑闻，这使大家觉得被愚弄了。

原来那个自称皇家空军拳击赛冠军的人根本就没参加过皇家空军，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拳击手。

哈特听后说道：“在我们这个地方，这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花炮师

外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肯定只会说：“贫民窟！”因为他看不见别的。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却把它看作一个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曼曼是个疯子，乔治是个笨蛋，比佛是个懦夫，哈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而摩根则是我们的小丑。

至少那时我们是这么看他的。但过了若干年再回过头去看，我觉得他本应得到更多的尊敬。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不是。他总爱故意出丑，没人笑他，他就不舒服，他整天都在琢磨一些新招，希望博我们一笑。他是那么一种人：他一旦发明了比方说把一根火柴放进嘴里然后又用香烟把它点着的玩笑，一旦他做了一次，就会一遍一遍没完没了地做下去。

哈特总说：“真无聊透了，明明我们都知道那家伙根本就没有那么开心，他还老想显得自己多有趣。”

我觉得有时摩根也知道他的玩笑不怎么成功，他会因此特别沮丧，我们就觉得挺对不起他。

摩根是我这辈子碰到的第一个艺术家。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美，即使扮演小丑时也不例外。摩根会做花炮。他特别喜欢花炮，谈起花炮来总是一套一套的，什么“太空舞”、“生命之舞”。不过这都是米格尔街上的人闻所未闻的话题。摩根看出这一点之后，就越发爱用更大的词来寻我们开心。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我从摩根那儿学来的大词。

但是在特立尼达很少有人使用摩根的花炮。每逢岛上重大的节日——赛马节、狂欢节、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和印度人抵达日周年纪念，其他人用朗姆酒以及音乐与漂亮女人在海边狂欢时，摩根总是气得发疯。

摩根常去大草原公园观察对手们做的花炮，听到那些花炮在天空噼啪作响引得人群一片欢呼时，他就会怒气冲冲地跑回家把自己的孩子们都揍一通。他有十个孩子。他妻子太高大了，他揍不了。

每逢这时哈特总要说：“我们最好快把消防队请来。”

因为过不了两三个小时，摩根就会在后院里傻乎乎地走来走去，然后拼命放花炮，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听到他妻子在一旁喊：“摩根，别干蠢事了。你有十个孩子，还有老婆，你现在可不能死啊！”

摩根就会像头公牛一样咆哮起来，照着马口铁栅栏就是一阵猛打。

他嚷道：“所有人都想打败我。所有人。”

哈特说：“听着，这才是摩根的心里话呢。”

摩根经常这样发作，搞得大家都很怕他。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产生一个念头，就是巴库要来打他。巴库是我叔叔，他是个机械天才。每到晚上十一点左右，这念头就好像要在摩根的脑袋里炸开似的。

他会踢打着栅栏大喊：“巴库，你这个大肚皮饭桶，狗娘养的，有种出来打一架。”

巴库却只是趴在床上用低沉悦耳的声音读着《罗摩衍那》。

巴库身材魁梧。摩根长得瘦小，他的手和手腕是米格尔街上最小、最细的。

巴库太太会说：“摩根，你为什么就不能闭上嘴去睡觉？”

摩根太太回答道：“嘿，你这个小脚女人！听着，你最好别来管我男人。你怎么不管好你家那口子？”

巴库太太说：“你嘴巴放干净点。要不别怪我过去抽你两巴掌，听见没有？”

巴库太太身高四英尺，宽三英尺，厚度也有三英尺。摩根太太身高六英尺出头，块头像个举重的。

摩根太太说：“你干吗不让你那个大肚皮老公去多修些汽车，别再哼呀唱的念那些该死的东西？”

这时，摩根就会跑到人行道上，装腔作势地哈哈笑着对我们说：“听听呀，听听这些娘们儿！”他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小酒瓶喝几口朗姆酒，又说：“快来看呀！你们听过那首小调吗？

他们越是对我使坏，

我在特立尼达就越是活得自在。

我就是这么感觉的。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让英国国王和美国国王付我几百万给他们做花炮，谁都没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炮。”

哈特或其他什么人就会问：“你要为他们做花炮？”

摩根说：“做什么？做个屁。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让英国国王和美国国王付我几百万给他们做花炮，谁都没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炮。”

这时，巴库太太会在院子后面说：“他有大肚皮。你那口子有什么？我可说不准明年这个时候他能有什么。”

第二天早上摩根又像往常一样清醒了，开始谈起了他的试验。

这个摩根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像鸟。这倒不仅仅因为他瘦得像根火柴棍，而是因为他的脖子很长，能像鸟脖子那样灵活转动。他的眼睛很亮，而且永远转个不停。他说话时头总是一点一点的，好像不是在吐字说话，而是在啄谷粒。他走起路来又轻又快，而且不住地回头望，生怕有人在追他似的。

哈特说：“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吗？都是他老婆害的。他太怕她了。西班牙女人性子可火暴了。”

博伊说：“你是说，他是因为这个才想做花炮的？”

哈特说：“人是很滑稽的。你永远不能了解他们。”

摩根甚至拿自己的样子开玩笑，见到有人看他，他就又伸胳膊又蹬腿。

摩根还爱拿他妻子和十个孩子开玩笑。“真是奇迹，”他说，“我这样的男人居然会有十个孩子。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爱德华说：“你怎么就肯定他们是你的孩子呢？”

摩根笑道：“我也在怀疑呢。”

哈特不喜欢摩根。他说：“我也说不清楚，不过他身上就是有些东西让我受不了。我总觉得他做事太过火，总觉得这家伙没有一句真话。我怀疑他甚至对自己也在撒谎。”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人理解哈特这番话的意思。摩根变得更加讨人厌了，我们见到他很难笑得出来，而笑声却是他需要的。

摩根的花炮试验还在继续，偶尔我们也能从他家听到一两声爆炸，看到升腾起的彩色火焰。这是我们街上一项经久不衰的娱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摩根发现没人愿买他的花炮，于是拿它们开起了玩笑。他不满足于家里有爆炸声时街上传出的笑声。

哈特说：“一个人开始嘲笑自己一直在奋斗的东西，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哈特断定摩根就是个傻子。

我猜是哈特的缘故，我们都决定不再嘲笑摩根了。

哈特说：“他早晚会停止那套装疯卖傻的把戏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摩根疯得越发厉害了，一个星期里两三次要找巴库打架。打孩子也比以前更频繁了。

为了让我们发笑，他使出了最后一招。

这事我是从摩根的四儿子克里斯那儿听说的。我们当时在米格尔街拐角处的那家咖啡馆里。

克里斯说：“你知道，和你讲话是犯罪。”

我说：“那就别和我说话了。又是因为那个老家伙吗？”

克里斯点点头，拿出一张纸，上面的标题是“罪与罚”。

他得意地说：“看到了吧！”

是一个很长的单子，开头是这样的：

要是打架　1）在家　五鞭

2）在街上　七鞭

3）在学校八鞭

克里斯看着我，面带愁容地说：“这很滑稽是不是？居然拿打人开起玩笑来了。”

我附和了一声，然后问道：“但是你刚才说和我讲话是犯罪，这上面怎么没有写？”

克里斯指给我看：

和街上的小痞子讲话　四鞭

和街上的小痞子鬼混　八鞭

我说：“你爸自己不介意和我们说话，怎么换成你们就错了？”

克里斯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星期天你来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能看出克里斯非常高兴。

星期天我们去了六个人。摩根迎接了我们，把我们领进了他的客厅，然后就走了。那儿有许多椅子和凳子，好像要开音乐会似的。摩根的大儿子站在角落的一张小桌前。

突然这家伙说了一声：“起立！”

我们都站了起来，摩根出现了，朝大家微笑。

我问哈特：“他为什么要笑呢？”

哈特说：“法官走进法庭时都要这么笑。”

摩根的大儿子喊道：“安德鲁·摩根！”

安德鲁·摩根走过来站在父亲面前。

老大高声宣读道：“安德鲁·摩根，你被指控犯有用石头砸多萝西小姐家院子里的罗望果树的罪行；你被指控犯有为买弹珠而从别人身上拽走三颗纽扣的罪行；你被指控犯有殴打多萝西·摩根的罪行；你还被指控犯有偷窃两块香糕和三块蛋糕的罪行。你认罪吗？”

安德鲁说：“认罪。”

摩根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两笔，然后抬起头来。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安德鲁说：“我很抱歉，先生。”

摩根说：“我们得依法办事。罚十二鞭。”

就这样，摩根对他的孩子逐一进行了审判，就连老大也不例外。

接着摩根站起身来说：“上述宣判将在今天下午执行。”

他冲着大家一微笑，然后离开了房间。

这个玩笑非但没有奏效，而且适得其反。

哈特说：“哪有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开这种玩笑的，还要让整条街的人来看热闹。没有这么干的，没有。”

我觉得这玩笑确实有点过火，让人惧怕。

那天晚上摩根走在人行道上时满脸笑容，可他并没有得到期待的笑声。没有人跑过去拍他的后背说：“摩根这家伙真疯了。你们听说他这些天是怎么打孩子的吗……”没人说这样的话，没一个人和他说一句话。

这对他显然是个打击。

那天晚上摩根喝得烂醉，到处找人打架。他甚至还和我过不去。

摩根太太把前门锁上了，摩根只好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他就像一头发了疯的公牛，对着栅栏又是吼又是撞。他反复念叨：“你们这帮人认为我不是条汉子吗？告诉你们，我爸生了八个孩子。我是他儿子，我生了十个。你们全加在一起也不及我一个。”

哈特说：“他很快就会哭一阵，然后去睡觉。”

可是那天晚上我却很长时间难以入睡，我一直在想摩根的事，觉得他挺可怜的，因为他肯定被一个小恶魔附身了。我认为这正是他出毛病的根源。我想象有一个红头发、龇牙咧嘴的小鬼正在他肚子里用叉子戳他。

摩根太太带着孩子们到乡下去了。

摩根也不到人行道上找我们玩了。他在忙着搞试验。一连串的小爆炸和烟雾又出现了。

除此之外，米格尔街头一片宁静。

摩根很少露脸了，我猜不出他又在搞什么名堂。

接下来那个周日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都被迫早早上床睡觉。街面上很潮湿，闪着水光，十一点时外面寂静无声，只有雨滴打在波纹铁皮屋顶上发出的滴滴答答的响声。

一声短促的尖叫划破了整条街的宁静，把我们都吵醒了。

我听见了一阵开窗的声音，还听见大家说：“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是摩根。是摩根。摩根出事了。”

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我已经冲到了街上，来到摩根家门口。我睡觉从来不换睡衣。我不属于那个阶层。

我在摩根家漆黑一团的院子里最先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身影匆匆地从屋里跑向后院大门。那扇门的外面有条下水道，由米格尔街一直通到阿方索街。

雨渐渐小了，没过多久我身边就站满了人。

一切都显得有点神秘——那叫声，那个消失的女人，以及那座黑洞洞的房子。

接着我们听见摩根太太的叫嚷：“特雷莎·布莱克，特雷莎·布莱克！你和我的男人在干什么？”声音带着巨大的痛苦。

巴库太太就站在我的身边。“我早就知道这个特雷莎了，只不过没说罢了。”

巴库说：“你什么都知道，就像你妈。”

房间里一盏灯亮了。

接着灯又灭了。

我们听见摩根太太说道：“你干吗怕开灯？你不是男人吗？把灯打开，让大家都来看看你这个大男人。”

灯打开了，接着又灭了。

我们听见摩根的声音，但太低了，分辨不清在说些什么。

摩根太太说：“好啊，英雄。”灯又打开了。

我们听见摩根又在咕哝。

摩根太太说：“不行，英雄！”

灯灭了，然后又亮了。

摩根太太说：“把灯打开。来呀，让整条街的人都来看看你这个大英雄吧！来呀，让大家都来看看男人是个什么东西吧！你不是孬种，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男人。你不但和我生了十个孩子，你还要和别人再生几个。”

我们听到摩根苦苦哀求的声音。

摩根太太说：“你在怕什么呀？你不是总爱逗人笑吗？你不是个小丑吗？来呀，让大家都来见识见识你这个小丑，你这个大男人吧！让大家都来瞧瞧男人是个什么东西吧！”

这时摩根哭号着，想要说些什么。

摩根太太说：“你要是再把灯关了，我就像掰火柴棍一样掰断你那根细小的尾巴，你听好了。”

接着前门被用力打开了，我们看见了一切。

摩根太太正拦腰抱着摩根。他几乎一丝不挂，身子瘦骨嶙峋，就像个长着一张老头面孔的孩子。他没在看我们，而是看着摩根太太的脸。他在她怀里拼命挣扎，想挣脱出去。但摩根太太是个强壮的女人。

摩根太太也没有看我们，而是看着她怀里的男人。

她说道：“这就是我的那个大男人吗？这就是我嫁的男人，我伺候了一辈子的男人吗？”接着她大笑起来，声音沙哑又难听。

她看了我们一会儿，接着说：“好了，你们笑吧。他不会在乎的。他不就是希望人笑话他。”

一个瘦男人被一个壮女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提在半空，这场面确实很滑稽，我们也确实笑了。开始只是暗暗发笑，接着爆发为捧腹大笑了。

摩根到米格尔街后，还是第一次真正被大家笑呢。

可这彻底击垮了他。

第二天，我们都等在人行道上，准备用笑声迎接他出来。但一整天我们都没有看到他。

哈特说：“小时候，我妈常对我说，‘孩子，你笑了一整天了，你晚上保准会哭的。’”

那天夜里我又被吵醒了，是被叫声和警报声吵醒的。

我朝窗外望去，只见外面天是红的，还有红烟滚滚。

摩根家失火了。

好一场大火！报社的摄影记者纷纷爬进隔壁人家抓拍，引得好多人围观他们，而不去看大火。第二天晨报上刊登了一幅第一流的照片，照片右上角的人群里还有我的身影。

那天晚上的火真叫大啊！这是西班牙港自一九三三年国库被烧毁以后最漂亮的一场火，当时还有一首小调唱道：

那辉煌灿烂、美丽壮观的场面，

正是国库被毁的情景。

这场火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摩根的花炮全被燃响了。就是在这场大火中，人们才第一次领略了摩根花炮的魅力。以前常嘲笑摩根的人现在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我后来去了许多国家，但再没见过什么花炮秀能胜过那天晚上摩根家的那场。

只是摩根再也不做花炮了。

哈特说：“小时候，我母亲常对我说，‘男人想要什么，真的很想要什么时，他就会拼命去争取，可一旦得到了，就不喜欢它了。’”

摩根的两个志向都实现了。人们笑话了他，现在仍在笑话他。他制造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花炮。不过正像哈特所说的，当一个男人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东西，也就不再喜欢它了。

我们预料得没错，这事果真闹上了法庭。摩根被指控犯有纵火罪。记者纷纷拿摩根大开玩笑，当然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我记得有一个标题是：花炮师被指控为纵火狂。

但令我高兴的是摩根没有被判刑。

有人说摩根后来去了委内瑞拉。也有人说他疯了。还有人说他在哥伦比亚做了赛马场的职业骑师。总之众说纷纭。不过米格尔街的人总爱编造传奇。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

这个男人生来就注定是国内地方街道委员会活跃而重要的成员。是残酷的命运将他安排到了这个城市。他是天生的导游，哲学家，可以和任何驻足聆听他的人做朋友。

战前一两年，我来到西班牙港后，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就是泰特斯·霍伊特。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我从查瓜纳斯镇接过来，我们乘坐火车再换汽车来到米格尔街。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城里的汽车出行。

我对母亲说：“妈，你看，他们忘了按铃了。”

母亲说：“该死的你要是敢按铃，就给我下车走回家去，听见了吗？”

过了一会儿，我说：“妈，看，大海！”

汽车里的人大笑。

母亲简直怒不可遏。

第二天一早，母亲对我说：“现在给我好好听着，我给你四分钱，你去米格尔街街角的那家商店买两块一分钱一块的面包，再买一分钱的黄油，然后赶快回来。”

我找到那家店，买了面包和黄油，就是那种红色的、有点咸的黄油。

然后，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我发现大约有六条叫米格尔的街，但似乎没有一条上有我家那样的房子。我来来回回走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我开始大哭。我坐在人行横道上，鞋子也让沟里的水弄湿了。

我身后的院子里有几个姑娘正在玩，我看见她们后还是不停地哭，一个穿粉红外衣的女孩走过来问：“你为什么哭？”

我说：“我迷路了。”

她把两手放我肩上说：“别哭，你知道你住哪儿吗？”

我从衬衣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给她。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他身穿白色短裤和白衬衫，样子有些滑稽。

他问：“他为什么哭？”声音粗哑，但很有趣。

那女孩告诉了他。

他说：“我带他回家吧。”

我让那女孩也一块儿走。

他说：“对，你最好向他母亲解释一下。”

那女孩说：“好吧，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那是我刚认识泰特斯·霍伊特那会儿发现的最有趣的事之一。那女孩称呼他为“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不是泰特斯，也不是霍伊特先生，而是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后来我才发现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叫他。

我们到了家，那女孩向我母亲解释了情况，我母亲却为我感到难为情。

然后那女孩离开了。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看着我，说：“他看起来像个挺聪明的孩子。”

母亲用嘲讽的口气说：“像他父亲。”

泰特斯·霍伊特说：“喂，年轻人，如果买一条半鲱鱼要花一分半，那买三条鲱鱼需要多少钱？”

即使在乡下，在查瓜纳斯，我们都知道答案。

我脱口而出：“三分。”

泰特斯·霍伊特吃惊地打量着我。

他告诉我母亲：“这个孩子聪明伶俐，太太，您应该多费点心，送他去一所好学校，给他吃好的，好让他好好学习。”

我母亲沉默不语。

泰特斯·霍伊特离开时还说：“保重！”

这是有关他的第二件趣事。

母亲狠狠揍了我一顿，还说揍我不是因为我迷了路，而是因为我在阴沟里弄湿了鞋。

那天事后，我便绕着院子，用我自己的调子边跑边说：“保重！保重！”

那天晚上，泰特斯·霍伊特又来了。

母亲似乎不太理会。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你识字吗？”

我说识。

“写呢？”

我说可以。

“好，瞧着，”他说，“拿些纸和笔来，我说你写。”

我说：“纸和笔？”

他点点头。

我跑到厨房说：“妈，你有纸和笔吗？”

母亲说：“你以为我是什么？开小店的吗？”

泰特斯·霍伊特大声说道：“是我要的，太太。”

母亲不情愿地应道：“哦。”

她说：“在我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有个钱包，那里面有支笔。”

她又从厨房的架子上拿给我一本抄写本。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说：“现在，小伙子，写吧。把这个房子的地址写在右上角，下面写上日期。”然后他问：“你知道我们要把这封信写给谁吗，孩子？”

我摇摇头。

他说：“哈，孩子！哈！我们写给《卫报》，孩子。”

我说：“是《特立尼达卫报》吗？那份报纸？什么，我写给《卫报》！可只有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才能给《卫报》写信。”

泰特斯·霍伊特微笑着说：“所以才让你写，是要让他们吃一惊。”

我说：“我给他们写什么呢？”

他说：“你现在写。就写，‘致《特立尼达卫报》编辑。亲爱的先生，我只有八岁（您几岁了？不过，这不要紧），昨天我母亲让我去城里采购。亲爱的编辑，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大都市里徜徉——拼作p-e-r-e-g-r-i-n-a-t-i-o-n，不幸的是，我偏离了母亲指给我的线路……’”

我说：“哦，天哪，泰特斯·霍伊特先生，你是从哪儿学到这么多大词的？你确信这些拼写没有错吗？”

泰特斯·霍伊特笑了。“我花了一下午构思这封信。”他说。

我写道：“……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之下，我被一位米格尔街的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所救。这只能说明，亲爱的编辑，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是人类尚未泯灭的品质。”

《卫报》从未发表这封信。

当我再一次见到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时，他说：“好啦，别在意。有一天，孩子，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刮目相看，并让他们关注我说的每一个词，等着瞧吧。”

他在离开前说：“你喝牛奶吗？”

他说服了我的母亲让我每天喝半品脱牛奶。牛奶对大脑有好处。

我人生中最遗憾的一大事情，就是没有实现泰特斯·霍伊特对我的学业寄予的厚望。

我至今仍然对他的关心心存感激。他的观点有时候会与我母亲的发生冲突，蜘蛛网的事情就是一例。

博伊，那个我迅速结交上的朋友，正教我骑车，而我从车上摔下来，小腿胫骨受到严重损伤。

我母亲尝试用烟熏的蜘蛛网蘸朗姆酒治疗我的伤口。

泰特斯·霍伊特吓坏了。“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他嚷道。

我母亲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真诚地请求你先管好自己的事，等哪一天你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再听你教训吧。”

泰特斯·霍伊特拒绝被奚落，他说：“快带孩子去看医生。”

我看着他们争吵，不在意任何一方的话。

最后我去看了医生。

泰特斯·霍伊特再次出现时有了一个新的角色。

他告诉我母亲：“这两三个月，我在红十字会学习了急救课程，让我替你包扎孩子的脚吧。”

这实在让我惊恐不已。

后来有一个月左右，米格尔街的人都知道早上九点我会准时发出尖叫声。泰特斯·霍伊特喜爱这活儿。

这一切都为了解这个人的本性提供了线索。

下一步就很顺理成章了。

泰特斯·霍伊特开始教书了。

和所有伟大的事业一样，它是从小处做起的。

他决定参加伦敦大学函授课程的文学学位考试。他开始自学拉丁语，而且在学到一点后迅速教给我们。

他召集了我们三四个人，在他家的阳台上授课。他院子里养着鸡，那地方臭气熏天。

拉丁语课程没有持续多久。到第四种变格，我和博伊、埃罗尔开始质疑，都是泰特斯·霍伊特不太喜欢的那种提问。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认为你这些全是瞎编的，你知道，你一边讲一边编。”

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回答：“可我告诉你，我没有编。你瞧吧，白纸黑字写着的。”

埃罗尔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感觉是有个人坐上一天胡编乱造，然后让别的人来学。”

泰特斯·霍伊特问我：“bellum这个词的宾格单数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很坏，因为我要背叛泰特斯·霍伊特了。我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在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博伊问：“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夺格是什么意思？”

因此，拉丁语课结束了。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嘲笑泰特斯·霍伊特，我们都不能否认他是个有学问的人。

哈特常常说：“那个男人，是个思想家。”

泰特斯·霍伊特思考着各种各样的事，有时也有危险的事。

哈特说：“你知道吗，我认为泰特斯·霍伊特不喜欢上帝。”

泰特斯·霍伊特会说：“真正重要的是信念。瞧，我相信，如果我现在把从口袋里拿出的自行车灯安装到什么地方去，确确实实地相信它并对它祈祷，我期望的事就会成真。这就是我的信仰。”

此时他会起身离开，也不忘了说声“保重”。

他习惯冲我们说：“大家安静一下。我刚才一直在思考，来听听我思考了什么。”

一天他冲过来说：“我在思考这场战争该怎么结束。如果欧洲能沉陷五分钟，那么所有的德国人都会被淹死——”

埃多斯说：“可英国人也会被淹死。”

泰特斯·霍伊特表示认同，他看起来很悲伤。“我疯了，”他说，“我疯了。”

他茫然地离去，嘴里自言自语，还不停地摇着头。

一天，我们正在谈论巴巴多斯对特立尼达的板球比赛，他骑着车来到我们跟前。局势对特立尼达不利，我们都很焦急。

泰特斯·霍伊特冲过来就说：“安静。我刚才一直在思考。瞧，孩子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真实？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脑，而你们却在思考着别人的事情？就像我这样，有个世上无双的大脑，却在思考你们这帮人，思考战争和这些房子还有港口的船只。这一点你们想过吗？”

他从没对教书失去兴趣。

我们经常看见他随身携带着那些大部头书走过。都是关于教育的书。

泰特斯·霍伊特常常说：“伙计，这是科学。特立尼达的问题就是老师们没有科学的教学方法。”

他还说：“伙计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让年轻人的头脑得到训练。好好想想，想想吧。”

后来的事很快就表明，无论我们对教书这事有什么样的想法，泰特斯·霍伊特已经专心致力于训练我们的大脑了。

他组织了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还让这个俱乐部并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青年协会。

我们常常聚在他家，那里总是有各种食品和饮料。墙上挂满了名言警句，一些是打印的，一些是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的。

我还注意到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就是“时间表”。

从中我了解到，泰特斯·霍伊特早上五点半起床，读一些希腊哲学家的书到六点，再花十五分钟洗澡和锻炼，花五分钟读晨报，十分钟吃早饭。总而言之，这真是令人敬畏的行为。

泰特斯·霍伊特说：“如果我遵照这个时间表，三四年内我就将成为一个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米格尔街俱乐部没有维持多久。

是泰特斯·霍伊特的错。

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让博伊做秘书。博伊把时间光花在记录到场人的名字上了。

而且我们大家不得不进行写和读的活动。

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最终变成了电影批评家聚会的场所。

泰特斯·霍伊特说：“不行，伙计，我们不能让你们这些孩子整天谈论电影，我必须给你们找点宣传的工作。”

博伊说：“泰特斯·霍伊特先生，我们要宣传干什么？那是德国人的事。”

泰特斯·霍伊特笑了。“那不是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孩子。我的做法才是它真正的含义。孩子，是教育使我知道了这些。”

博伊作为我们的代表被派去参加青年协会的年会。

博伊回来后说：“那个青年协会糟糕透了，尽是一帮老家伙。”

可口可乐、糕点和冰激凌的吸引力渐渐消失，有一些人开始逃会了。

为保住俱乐部，泰特斯·霍伊特使出最后的努力。

有天他说：“下周日，俱乐部将去参观乔治堡。”

反对声响成一片。

泰特斯·霍伊特说：“瞧，你们这些人就是不关心祖国。你对乔治堡了解多少？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这个地方。但是，伙计们，这是历史，你们的历史，你们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你们必须记住，今天的男孩女孩就是明天的男人女人。你们知道吗，古罗马人有句名言，叫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乔治堡。”

仍然没人响应。

泰特斯·霍伊特接着说：“在乔治堡顶上，有一条小溪，溪水凉凉的，如水晶般清澈，我们登顶后，就可以在那儿洗澡。”

我们不再坚持。

后一周的周日，我们一组人乘无轨电车去往穆库拉普。

当售票员过来收费时，泰特斯·霍伊特说：“一会儿再说吧。”下车时他才付钱。所有车票钱加起来是两先令。但他只给了售票员一先令，并说：“伙计，票我们不要了。”售票员和泰特斯·霍伊特都笑了。

去往山顶的路很长，红土飞扬，天气炎热。

泰特斯·霍伊特说：“这座堡垒是法国人在的时候修的，当时他们准备侵略特立尼达。”

我们气喘吁吁。

我们从没意识到有人曾这么看重我们。

泰特斯·霍伊特说：“那是在一八〇三年，我们正在与拿破仑打仗。”

我们看见路边有几杆破旧生锈的枪和一堆生锈的炮弹。

我问：“法国人侵略了特立尼达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失望地摇摇头说：“没，法国人没有袭击，但我们做好了准备，伙计们，准备迎战他们。”

博伊说：“你确信那儿有你说的小溪吗，泰特斯·霍伊特先生？”

泰特斯·霍伊特说：“你把我当什么了，骗子？”

博伊说：“我没说什么呀。”

我们走得都流汗了，博伊脱下了鞋子。

埃罗尔说：“如果那儿没有小溪，有人就该下地狱。”

我们到达了堡顶，迅速地扫了一眼，目光落在一片坟地上，那儿竖着几块很久以前战死的英国士兵的墓碑。我们透过望远镜眺望辽阔的西班牙港，它就在我们的脚下伸展，还有远处街上的行人，他们在望远镜中和真人一样大。

接着，我们去寻找那条小溪。

我们没有找到。

泰特斯·霍伊特说：“它一定在什么地方。我小时候常常来洗澡。”

博伊说：“那现在它怎么了？干掉了吗？”

泰特斯·霍伊特说：“看来是这样。”

博伊十分生气。这不能怪他，因为爬上山来本身就很不容易，大家都又热又渴。

他于是不留情面地侮辱起泰特斯·霍伊特来。

泰特斯·霍伊特说：“记住，博伊，你是米格尔街文学和社会青年俱乐部的秘书，记住你代表我们参加过青年协会的会议。记着点。”

博伊说：“去死吧，霍伊特。”

我们惊呆了。

因此，文学俱乐部解散了。

之后不久，泰特斯·霍伊特获得了中级文学学士学位，并创建了自己的学校。在他的花园里竖着个特大的招牌：

泰特斯·霍伊特，中级文学学士（伦敦大学函授教育）

保证获得

剑桥中学文凭

有一年，《卫报》想了个绝妙的主意。他们发起并成立了贫困者基金，在圣诞节期间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基金很受欢迎，几年后改作“最需救助者基金”。每年十一月初，《卫报》都会宣布本年度基金的目标，大家兴奋地看着基金一天天积少成多，直到圣诞前夜。关于基金的消息总占据报纸的头版，每个捐赠者的姓名也都荣登报端。

有一年的十二月中旬，这一盛事愈演愈烈时，米格尔街成了新闻。

哈特给我们看了报纸，我们读到：

向小小捐款人学习

为响应在圣诞节期间把欢乐送给不幸之人的号召，从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寄来了一封信函，它捐款数目最少但感人至深。寄信人是该地区一位中学校长、中级文学学士，泰特斯·霍伊特先生。写信人是校长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我们征得霍伊特先生的允许将全文刊印如下：

“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我只有八岁，您肯定知道，我是《卫报》小小善联盟的成员。每周日我都会读胡安妮塔阿姨的专栏。亲爱的霍伊特先生，您总是赞誉慈善的美德，还常常提到《卫报》最需救助者基金开展的那项为不幸人带去圣诞欢乐的美好事业。我决定响应您真诚的呼吁，我只有很少的钱——实际上是六分，但霍伊特先生，请收下吧，把它送到《卫报》最需救助者基金，也许它能给一些不幸的人送上圣诞的欢乐！我知道钱不多，但是，和寡妇一样，我愿献出自己小小的力量。霍伊特先生，我永远都是您的学生。”

报纸附有一大张泰特斯·霍伊特的照片，在闪光灯下，他睁大双眼微笑着。

母性的本能

我猜劳拉保持了一项世界纪录。

劳拉有八个孩子。

这倒没什么好奇怪的。

八个孩子有七个父亲。

这才要命！

正是劳拉给我上的第一堂生物课。她刚好住我家隔壁，所以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她。

我注意到她的肚子几个月就大了起来。

然后又有几个月见不着她。

等下次见着她时，她的肚子又平坦了。

然后，几个月内，发酵膨胀的过程会再次出现。

对我来说，这是周边世界里的一大奇迹，所以常常去观察她。她对于自己经历的事情十分乐观，常常指着肚子说：“这事又发生了，可你经历了三四回就会习惯了，虽然它是件相当麻烦的事。”

她常常抱怨上帝，数落男人的丑恶。

她的前六个孩子就来自六个男人。

哈特常说：“有些人是很难满足的。”

但我不愿让你们觉得劳拉把时间都花在了生孩子和勾引男人上，而且总在可怜自己。如果鲍嘉是这条街上最百无聊赖的人，那么劳拉就是最快活的。她总是那么开心，而且她很喜欢我。

每当有李子和芒果，她总会给我一些。如果她做了糖饼，我也能吃上几个。

即使我那特别讨厌嘲笑，尤其是讨厌我被嘲笑的母亲，也常常嘲笑劳拉。

她经常对我说：“我不明白劳拉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好像她的孩子还不够操心似的。”

我认为我母亲说得没错。像劳拉这样的女人，再怎样也不会嫌孩子多。她爱她所有的孩子，虽然你不会相信她对他们讲话是用怎样的语言。她的喊叫和谩骂都是我闻所未闻，并且终生难忘的。

哈特曾说：“伙计，在用词方面，恐怕连莎士比亚都比不上她。”

劳拉常常喊：“奥文，你这个大嘴畜生，给我滚过来。”

还有：“加文，如果你不赶快回来，我就让你火烧屁股，听见吗？”

或者：“罗娜，你这罗圈腿黑母猪，你为什么不睁眼瞧瞧你都做了些什么！”

把有八个孩子的母亲劳拉与同样有八个孩子的华裔太太玛丽相比，可能不太公平。玛丽真的很会照顾孩子，从没有训斥过他们。但值得一提的是，玛丽的丈夫有一家小商店，玛丽有条件对孩子们和颜悦色，她会用炒杂碎、炒面和炒饭之类的东西喂饱他们。但劳拉找谁去要钱来养活孩子们呢？

总有些男人晚上骑着车慢悠悠地来到劳拉的屋前，吹口哨叫她。他们可不是来给孩子们送钱的，他们只想要劳拉。

我问过我母亲：“劳拉靠什么生活？”

母亲扇了我一个耳光，说：“小孩子家少打听，知道吗？”

我想到了最坏的方式。

但我希望那不是真的。

因此，我去问哈特。哈特说：“她有不少朋友在市场上卖东西，他们常常免费给她一些。她的前三个老公也会给她点东西，但不多。”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劳拉本人，她长得不算漂亮。借用有一天博伊说的：“她那张脸像极了电动车的电瓶盖。”而且她的身材也太过丰满。

我说的是她还只有六个孩子时的情况。

哈特说：“劳拉有新男人了。”

大家笑道：“旧闻了。按劳拉的做法，她会与每个男人都尝试一次的。”

但哈特说：“不，这次是真的。那男人现在和她同居呢。今天早上我赶牛出来时看见他了。”

我们等候并密切留意着这个男人的出现。

后来才知道，他也在留意并等着我们的反应。

没过多久，这个男人，纳撒尼尔，就成了米格尔街我们大伙儿中的一员。但很显然，他与我们不同。他原先是西班牙港东区的，在我们看来那儿比较脏，而他的言语也确实粗俗些。

他放话说自己是东区皮卡迪利街的地痞，还讲了许多打架斗殴的事，到处宣称他曾经让两三个人破相。

哈特说：“我认为他根本就是在吹牛。”

我个人也不信任他。他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我一向认为小个子男人更可能具备邪恶和暴力的倾向。

但他最令我们厌恶的还是他对女人的态度。并不是因为我们有骑士精神，但他对女人的轻蔑让人反感。他总是对路过的女人粗鲁地指手画脚。

纳撒尼尔总是说：“女人就像母牛，她们和母牛一模一样。”

当那个富态的理考德小姐路过时，纳撒尼尔就说：“瞧那头大母牛！”

这真让人不是滋味。我们所有人都认为，理考德小姐的肥胖不该受人取笑，而是应该得到同情。

起初，纳撒尼尔试图让我们相信他知道怎样摆布劳拉，还暗示他常打劳拉。他总说：“女人这种货就喜欢挨揍。你们听说过那首卡里普索小调吧：

不时地把她们击倒，

不时地让她们趴下，

打青她们的眼睛，踢紫她们的膝盖，

然后，她们就会永远爱你。

这绝对是关于女人的不变真理。”

哈特说：“老实说，虽然女人很古怪，但我不知道劳拉那样的女人看上了纳撒尼尔什么。”

埃多斯说：“我对女人摸得最透。我认为纳撒尼尔就是在撒谎，我猜他和劳拉在一起时，准是夹着尾巴的。”

我们常常听见从那栋房子传来打斗声和孩子的尖叫声，等到我们见着纳撒尼尔时，他总是说：“刚刚给那女人一点颜色。”

哈特说：“真是有趣，劳拉看上去一点也不伤心。”

纳撒尼尔说：“她真的只需要拳头，拳头才会让她高兴。”

纳撒尼尔当然在撒谎，出拳的并不是他，而是劳拉。有一天纳撒尼尔戴着帽子试图遮挡挨了打的眼睛时，真相终于暴露了。

埃多斯说：“看来他们编的那首卡里普索小调唱的是男人，不是女人。”

纳撒尼尔正想上前与身材瘦小的埃多斯较量一下，哈特说道：“还是去和劳拉较量吧。我了解劳拉。她不是要打残你，只是要你和她过日子。不过一旦她开始厌倦你，你最好赶紧滚，小家伙。”

我们祈祷发生点什么事情，使纳撒尼尔离开米格尔街。

哈特说：“我们用不着等多久了，劳拉怀孕八个月了，再等一个月，纳撒尼尔就得滚。”

埃多斯说：“与七个男人生下七个孩子，这会是个名副其实的纪录。”

婴儿降生了。

那是个周六，前一天晚上我还看见劳拉在院子里倚着栅栏。

婴儿是在早上八点降生的。真神奇，就在两小时后，劳拉便隔着墙喊我母亲了。

我躲了起来，偷偷张望着。

劳拉趴在窗台上，嘴里还吃着芒果，黄色的果汁沾了一脸。

她对我母亲说：“婴儿今早出生了。”

我母亲只是问：“是男孩还是女孩？”

劳拉说：“你认为我有那种福气吗？真是很倒霉，又是一个女孩。我只想让你知道情况而已。好啦，我要进去了，还有些针线活儿要做。”

就在当天晚上，哈特的预言似乎要变为现实了。傍晚，劳拉出门来到人行道上，朝纳撒尼尔喊道：“喂，纳撒尼尔，过来。”

哈特说：“这是见鬼了吗？她不是今天早上才生了孩子吗？”

纳撒尼尔还想冲我们炫耀一下，对劳拉说：“我忙着呢，不去。”

劳拉向前迈了一步，我看见她摆出了打架的气势。她说：“你不来？不来吗？这是我听到的吗？”

纳撒尼尔怕了，他试图与我们说话，但又很不安。

劳拉说：“你以为你是个男人？你听着，别在我面前充什么男子汉。对，纳撒尼尔，我说的就是你，你那瘦屁股蛋，就像是裤裆里塞了两块烂面包。”

这是劳拉的又一句妙语。我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看见我们笑，劳拉也憋不住笑了。

哈特说：“这娘儿们真实在。”

但是即使孩子出生后，纳撒尼尔也没有离开米格尔街。我们都烦躁起来。

哈特说：“要知道，一不留神，她就要和这个男人再生一个。”

纳撒尼尔不走也不是劳拉的错。她经常揍他，而且现在完全是公开地揍了。有时，她把纳撒尼尔关在门外，然后我们就会听见人行道上传来他的哭声和乞求声。“劳拉，亲爱的，劳拉，心肝儿，就让我住一晚吧。劳拉，心肝儿，让我进去吧。”

如今他再也不吹嘘自己如何摆布劳拉了，也不再往我们这帮人里扎了。我们倒挺开心。

哈特常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老家干河去。那儿的人没什么教养，他应该活得快乐一些。”

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留在这儿。

哈特说：“有些男人就这样，喜欢受女人的气。”

而劳拉对待纳撒尼尔越来越厉害了。

一天，我们听见劳拉对他说：“别以为你让我生一个孩子，就拥有了我。你听着，这孩子是个意外。”

她威胁着要叫警察。

纳撒尼尔说：“但这孩子谁来养呢？”

劳拉说：“那是我的事。我不需要你留在这儿。你在这儿还多张嘴。如果你现在不立马离开，我就，就去叫查尔斯警官来抓你。”

搬出警察作威胁到底把纳撒尼尔吓住了。

他流着眼泪离开了。

但劳拉的肚子再一次大了起来。

哈特说：“啊，天哪！她居然和同一个男人生了两个孩子！”

米格尔街的一大奇迹就是没有人挨饿。如果你坐下来拿着笔和纸尝试算一算，你就会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我是在米格尔街长大的，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挨饿。也许有人挨过饿，但你从没听说过。

劳拉的孩子们长大了。

最大的是个女儿，叫罗娜，开始在圣克莱尔大道的一户人家做用人，还跟着塞克维尔街的一个男人学习打字。

劳拉常说：“世上没有什么比教育更重要，我可不想让孩子像我这样生活。”

劳拉的第八个孩子如期而至，和往常一样毫不费力。

那是她最后一个孩子。

倒不是因为她疲倦了，也不是因为她失去了对人类的爱，更不是因为她丧失了生儿育女的热情。事实上，劳拉似乎没有变老，也没有少一点快乐。我总是感觉，只要给她机会，她就会继续生下去。

有天晚上，大女儿罗娜学习打字回来，说：“妈，我要生孩子了。”

我听到劳拉发出一声尖叫。

我头一次听到了劳拉哭。那是非同寻常的哭。她似乎把她一生储藏的泪水都哭了出来，把以前用笑声掩盖的哭都发泄了出来。我听过葬礼上的哭声，其中有不少是装出来的。而那天晚上劳拉的哭声是我听过最恐怖的。它使我感觉整个世界变得荒唐可悲，我差点要为她哭泣了。

整条街都听到了劳拉的哭声。

第二天，博伊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对那事这么伤心，她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嘛。”

哈特非常生气，抽出皮带打了博伊。

我不知是该为谁难过——劳拉还是她女儿。

我感觉劳拉现在羞于在街上露面。当我再次见着她时，难以相信她就是那个总和我笑呵呵的、还给我糖饼吃的女人。

她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她不再对孩子们大喊大叫，也不再打他们。不知道她是不是仍旧关心孩子们，还是已经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但我们从没听到劳拉责怪罗娜一句。

这让人忐忑。

罗娜带着她的孩子回到了家。街上没有人拿这件事开玩笑。

劳拉的家变得安静而死气沉沉。

哈特说：“生活真他妈的活见鬼。你明知道麻烦要来了，可他妈的什么事也做不了。你只能坐下来，望着等着。”

和许多周末版上刊登的悲剧一样，又一出悲剧上演并登报了。

罗娜在卡来纳吉投海自尽。

哈特说：“他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游啊游，直到累得游不动为止。”

当警察上门把这件事告诉劳拉时，她没说多少话。

她说：“这样好，这样好。这样更好。”

蓝色马车

我希望长大后能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原因当然很多。

首先，他是我们这条街上的贵族之一，到哪儿都驾着清洁马车，而且只在早上干活。

其次，正像大家说的那样，埃多斯是个名副其实的“传奇少年”。这并不是说他会写壮观的诗歌，而是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悠闲自得、穿着考究、醉心于女人的人。

哈特常说：“听着，这个埃多斯太干净，简直不像个驾清洁车的。”

埃多斯有洁癖。

他一刷牙就是几个小时。

事实上，和陌生人谈起埃多斯时，你只要说：“你认识的，就是那个嘴里总是含着根牙刷的小个子。”

我特别羡慕埃多斯这一点。有一天大中午的，我嘴里含着根牙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我母亲说：“你搞什么名堂？你怎么不撒泡尿玩？”

这话让我难受了好几天。

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把牙刷带到学校去含。风头是出了不少，可我很快意识到只有埃多斯这样的人才能总这么含着牙刷。

埃多斯老是穿得很考究。卡其色裤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他穿衬衫时经常敞开三个纽扣，你都能看见他毛乎乎的胸脯。衬衫袖子总是正好卷在手腕上方，你正好就能看到他戴的那块金表。

埃多斯穿大衣时，你也能看见他那块表。从他穿大衣的样子看，你会觉得他没发现大衣袖口被不小心卷进表带里了。

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埃多斯原来是多么瘦小。

我问哈特：“你觉得埃多斯说的女人怎么怎么追他是真的吗？”

哈特说：“没错，小家伙。现在女人可随便啦。只要有钱，就是侏儒，她们也追。”

我说：“我才不信你说的话呢。”

我那时太幼稚。

不过我一直认为，如果世上只有一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那么他准就是埃多斯。

他坐在那架蓝色马车上的姿势真优雅。他嘴里含着牙刷的样子多神气！

不过坐在马车上的埃多斯从不跟人说话。那时的他和踩着地面的那个他完全是两个人：不苟言笑，一本正经。若我们想像往常爬到雪橇后面那样从后面爬到他车子上，他便会恶狠狠地拿鞭子抽我们，还大吼：“你们把这当成什么车子啦？你老子也买不起这样的车子，听见没有？”

每年，埃多斯的清洁车都会被市议会评为最干净的清洁车。

听埃多斯谈论他的工作保准会让你感到伤心和自卑。

他说他认识西班牙港从市长往下的各级重要人物。

他会说：“昨天我刚给卫生局局长收拾了两三桶垃圾。你们知道，我和他可熟啦。我给他清理垃圾可有年头了，开始那会儿他就是伍德布鲁克的一个小医生。想当年我还常挨他训斥呢。我昨天见他时，他说，‘埃多斯（你们知道他总是这么叫我），埃多斯。’他说，‘来喝杯酒吧！’嘿，我这个人干活时就不爱喝酒，因为喝酒耽误事啊。好家伙，他可是差点没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我没办法呀，只好陪他喝了几杯。他对我讲了他所有的苦恼事儿呢。”

还有许多故事，讲贵妇人站在垃圾桶后面等他，女人央求他帮忙清理垃圾。

每逢清洁工罢工，你准能看到埃多斯。我早就说过，这些清洁工可傲气啦，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

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个权力。要是他们罢工的话，西班牙港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腐烂发臭。

在这些重大日子里，埃多斯总是若有所思地在米格尔街上走来走去，看样子很气愤，一脸凶相，对谁也不搭理。

这种时候，他总是戴一条红围巾，嘴里含一根红柄牙刷。

有时我们也去伍德弗德广场看罢工集会上激昂的人群。

看见埃多斯唱歌我真惊讶。那歌声非常雄壮，但他的样子很悲伤。

哈特告诉我：“这儿有密探。他们会把埃多斯和其他人唱的每句话都记下来。”

找出那些密探并不困难。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便服——棕色帽子、白色衬衫和棕色裤子，正用红铅笔在很大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而埃多斯看上去并不害怕！

我们都知道埃多斯这个人不是好惹的。

那个时候你不能指责埃多斯傲慢。

一天埃多斯带了一双鞋回家，不动声色地把鞋拿给我们看，好像我们看不看他都不在乎似的。

他一边刷牙一边看着别处说道：“这鞋是我今天从垃圾堆里搞到的。它们就扔在那儿，我随手给捡了回来。”

我们连连惊叹，那鞋子几乎还是新的呢。

“这样的东西就真的有人给扔了。”埃多斯说。

他接着补充道：“我们这行可有意思啦。你只要去找就什么都能找到。我知道有个伙计那天还捡到一张大床呢。有一回我在圣克莱尔大道上捡垃圾，有个傻乎乎的女人从屋里冲出来求我进去，说要给我一台收音机。”

博伊说：“你是说富人扔的都是这样的东西吗？”

埃多斯笑了，把头转了过去，对我们的无知表示同情。

埃多斯和鞋子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条街。我母亲听后愤愤不平，说：“你瞧这是什么生活呀。我在这儿拼死拼活地干活，却没人扔给我一双那样的鞋子。那个小瘦猴倒好，整天游手好闲，想要什么就能找到什么。”

埃多斯很快又捡到了许多东西。他带回来一副床架，又弄回来好几打稍微有些裂的茶杯茶碟，好多好多木头和各种各样的插销、螺丝，有时甚至还能捡到钱。

埃多斯说：“今天我和一个老伙计聊天。他告诉我最要紧的是别把鞋子扔掉。只要在别人扔掉的鞋子里面仔细找，保准能找到很多东西。”

最后我们都说不清，埃多斯的工作和他捡到的破烂，哪一样更让他得意。

他每天都要花上半小时时间从他的那辆车上卸破烂。

谁要是需要几颗钉子或者一小块波纹铁皮，找的头一个人就是埃多斯。

有人找他时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样子，不过我感觉出他是高兴的。

他常说：“我整天累得要命，好不容易才搞到这些材料，可他们倒好，跑过来张口就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街上的人都把埃多斯捡来的破烂称为埃多斯的“材料”。

一天，刚开设学校不久的泰特斯·霍伊特正对我们说他买书要花很多钱。

他说：“至少要花掉我六十元。”

埃多斯就问：“你花那么多钱能买到多少书呢？”

泰特斯·霍伊特说：“哦，大概七八本吧！”

埃多斯讥笑起来。

他说：“我能让你只花十二分就搞到一大捆书。你干吗为了八本书花那么多钱呢？”

埃多斯卖出去很多书。

哈特花二十分从他那儿买了一本书。

就这样，泰特斯·霍伊特使大家都受到了教育。

埃多斯还到处推销他捡来的画。

一天，埃多斯说：“今天我捡了两张非常漂亮的画，是两张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画，加了画框的，考究极了。”

我回家后说：“妈，埃多斯说他要卖我们一些风景画，总共十二分。”

我母亲的表现真出人意料。

她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就走了出来。

埃多斯拿着风景画过来了。他说：“画框上的玻璃有点脏，不过一擦就干净了。瞧，这些风景可是棒极了。”

画面上是几艘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发现母亲差点高兴地叫起来。她反复地说：“我一直想要些漂亮的风景画。”然后她指着我对埃多斯说道：“你知道，孩子他爸那时就总画风景画呢。”

埃多斯听后有点吃惊。

他问：“他画得有这么美吗？”

母亲没有回答。

谈了一小会儿，母亲付给埃多斯十分钱。

要是有什么东西推销不出去的话，埃多斯就会去找我叔叔巴库。巴库这个人什么都愿买。

他常说：“没准哪天这些东西就会派上用场。”

哈特说：“听着，埃多斯现在满脑子装的都是‘材料’，世上就有这样的人。”

我原本没愁这样的事，直到有一天埃多斯找到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收集废公共汽车票？”

这我可一点都没想过。

埃多斯说：“瞧，有些事情像你这样的小家伙还是可以干干的。你每集到一千张废公共汽车票，我就给你一便士。”

我说：“你要公共汽车票干什么？”他笑了起来，好像在说我是个傻瓜。

我没有收集公共汽车票，但我发现许多男孩都在这么做。埃多斯许诺过，收集到一百张废公共汽车票的人就可免费坐一次他的马车。

哈特说：“他要是开始收集大头针才愁人。”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埃多斯的头脑再次像法官一样清醒了。

那天他说：“我碰到麻烦了。”

哈特说：“你不会是要说，你是个小偷，那些材料都是偷来的吧？”

埃多斯摇了摇头。

他说：“我把一个姑娘的肚子搞大了。”

哈特说：“你怎么肯定就是你呢？”

埃多斯说：“她是这么说的。”

没想到这区区小事竟会让埃多斯这么紧张。

哈特说：“别犯傻了，伙计。这种事谁都会碰上的。”

但这话并没有使埃多斯感到安慰。

他都没心思捡破烂了。

最后他索性洗手不干了。

哈特说：“埃多斯那样子好像是他自己要生孩子似的。”

哈特又问埃多斯：“你怎么能肯定那孩子就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呢？要知道有些女人就是靠这种方法挣钱糊口呢。”

埃多斯说：“没错，她生过别人的孩子，可我还是有麻烦。”

哈特说：“她是劳拉那样的人？”

埃多斯说：“不是，劳拉只给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那小娘儿们却给一个男人生两三个。”

哈特说：“瞧你，别着急。你还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孩子呢。等等再说，等等再说。”

埃多斯满脸愁容地说道：“她说要是我不要这个孩子的话，她就会让我失业。”

我们都倒抽一口气。

埃多斯说：“她认识很多人。说要让他们把我从圣克莱尔大道赶到干河去。那地方的人都是穷光蛋，什么东西也不扔。”

我说：“你是说在那儿你就捡不到什么材料了吗？”

埃多斯点点头，我们明白了。

哈特说：“俗话说得好，男人是蜈蚣心肠，女人心肠比蜈蚣还要坏。我就知道有一种女人，她生一堆孩子，这些孩子由父亲们养着，她还要父亲们拿钱给她。这种女人年纪轻轻的，就已经从很多男人那儿得来很多钱，但自己一个孩子也不养、一点责任都不负。就有这样的事情。”

博伊说：“别着急，埃多斯。等着瞧，说不定不是你的孩子呢。等着瞧吧。”

哈特说：“博伊，你是不是还小，这种事情轮得上你插嘴吗？”

几个月过去了。

一天，埃多斯宣布道：“昨天她把孩子生下来了。”

哈特说：“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我们都为埃多斯难过。

哈特问：“你觉得是你的孩子吗？”

“是的。”

“你要把孩子带回来？”

“过个一年再说吧。”

“那你现在就没有什么好愁的啦。要是你的孩子，就把她带回来，伙计。你照样可以到圣克莱尔大道捡你的材料。”

埃多斯表示同意，但他看上去并没有多一分高兴。

那孩子还没到米格尔街，哈特就早早给她起了个小名。他叫她乐乐。后来大家都这么叫她，直到她长成大姑娘。

一天晚上，乐乐的母亲将乐乐带来了，但她自己没待多久。埃多斯见我们都夸孩子的母亲长得漂亮，心情也好转了不少。她看上去是个野性十足、有西班牙味道的女人。

不过我们一眼就看出乐乐不可能是埃多斯的孩子。

博伊哼起了小调：

中国孩子叫我爸爸！

我自己黑得像煤炭，

我老婆黑得像沥青，

可是，

中国孩子还是叫我爸爸！

哦，上帝，有人在我的咖啡里加进了牛奶。

哈特拧了一下博伊，然后对埃多斯说：“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埃多斯，像你。”

埃多斯说：“你真的这么觉得吗，哈特？”

哈特说：“当然啦，伙计。我想她长大后肯定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就像她爸爸是个讨人喜欢的男人一样。”

我说：“你女儿真漂亮，埃多斯。”

那孩子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看上去确实很漂亮。

埃罗尔说：“为了她，就是让我等上十六年也心甘情愿。”

埃多斯听了这些话眉开眼笑，最后竟独自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

哈特说：“闭上你的嘴，埃多斯。会吵醒孩子的。”

埃多斯问：“你真觉得她长得像我，哈特？”

哈特说：“是的，伙计。听着，埃多斯，我觉得你做得对。要是我也这么不小心，也在外面有了孩子，我会把他们都领回家自己养的。把他们都领回家抚养吧，伙计！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埃多斯说：“哈特，有个鸟笼我捡来好长时间了。明天我就把它拿来给你。”

哈特说：“我想要个鸟笼，可是想了很久很久了。”

没过多久，埃多斯又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埃多斯，重新炫耀起他的工作和捡的旧货，当然还多了乐乐。

乐乐成了这条街的孩子，街上所有的女人，包括摩根太太、巴库太太、劳拉和我母亲，都帮着照料她。

要是米格尔街有谁想笑话乐乐，那么等他看见乐乐在茁壮少儿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照片还见了报，他也就把嘴闭上了。

只是为了，爱，爱，爱

一天早上九点钟光景，一辆灵车和一辆轿车在希尔顿小姐屋前停了下来。轿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人都身着黑衣，中年模样。当男的走过去对灵车里的两个男人轻声说话时，那女的哭了起来，但哭声不大，姿态很端庄。

我想希尔顿小姐的丧事在米格尔街恐怕是最简便最不事声张的了，与我们为另一个寡妇理考德小姐举办的葬礼没法比。理考德小姐是个社会工作者，得过帝国勋章，住在这条街上条件比较好的那片区域。那次葬礼上我数了数，有七十九辆汽车和一辆自行车。

那一男一女中午时又回来了，院子里已经燃起火堆，床垫、枕头、床单和毯子都被扔进火中。

然后，这座灰色木屋的所有窗户都被打开，这景象我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星期过去后，门前那棵芒果树上钉了一块牌子：此屋待售。

这条街上没人认识希尔顿小姐。她活着时，屋子前门总是上着锁，没人见她出来过，也没见有人进去过。这让大家没法为她难过，也没法说怀念她。

要说她的房子，我只记得两种颜色：灰色和绿色。绿的是芒果树，灰的是房子本身和防止人偷摘芒果的马口铁栏杆。

如果你的板球掉进希尔顿小姐的院子，你就别想把它捡回来了。

希尔顿小姐死的时候不是芒果成熟的季节，不过我们捡回了十好几个板球。

在新人还没搬进来时，我们就开始讨厌他们了。我想我们是有点担心。当时已经有一个街坊老是向警察抱怨我们，说我们在人行道上玩板球，就算我们没玩板球他也会抱怨我们太吵太闹。

查尔斯警官会走过来说：“小伙子们，警长又派我来了，那该死的家伙又来电话了。你们悠着点儿。”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后，哈特说：“来了一男一女，女的漂亮极了，但男的丑得没法说。看上去像葡萄牙人。”

我看不到太多的东西。前门开着，但窗子又关上了。

我听到一条狗在狂吠。

有一点很快就清楚了：甭管这些人是谁，至少肯定不是那种会报警投诉我们吵闹打搅他们睡觉的人。

那天夜里，倒是那座房子里闹得不行，收音机开到最响，直到深夜特立尼达电台停止播音。狗在狂吠，那男人也在叫嚷。我没有听见那女人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哪儿都极其安静。

我一直等到见到那女人才去上学。

博伊说：“你知道，哈特，我想我在哪儿见过这女的，我在穆库拉普街上送牛奶时见过她。”

这位女士和我们米格尔街有点格格不入。她衣着太考究了点，长得太漂亮了些，举止也雅气。她也与其他女人一起挤在玛丽的小店里买面粉、大米之类常常断货的东西，这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我想博伊是对的。这个女人更应该出现在穆库拉普街漂亮房子的花园里，穿着短裙短衫蹦蹦跳跳，背后是穿着制服、小心翼翼等着侍候她的仆人。

几天后，我见到那男人的机会多了。他又高又瘦，面相很难看，脸上还长着粉色的斑。

哈特说：“天哪！他是一流的酒鬼。”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这个高个子男人几乎每时每刻都醉着，浑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劣质朗姆酒味。我有点怕他，每次见到他，都会走到街对面。

如果说他的妻子——或者甭管她是谁吧——穿得比这条街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体面的话，他的穿着可是比我们所有人都糟。他甚至比乔治还邋遢。

他似乎也不干任何工作。

我问哈特：“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跟他这样的人搞在一起？”

哈特说：“小子，你不会明白的。告诉你你也不信。”

这时我看到了那条狗。

它有公羊那么大，像公牛一样凶。它长着一副它主人那样的长脸。我常见他们俩在一块儿。

哈特说：“如果那条狗哪天跑出来，这条街可就要遭殃了。”

几天后哈特说：“你们知道吗，有件事真让我吃惊。我没看到他们搬进去任何家具。看样子他们好像只有那台收音机。”

埃多斯说：“我倒有好多东西可以卖给他们。”

我常想着那座房子里的那个男人、那条狗，还有那女人，我为她难过，为她担心。我喜欢她，她做事井井有条，与邻里和和气气，她尽力做得与其他女人一样，并不想与众不同。

后来，殴打开始了。

那女人常常哭着跑出来。我听见那条凶狗的狂吠，那男的叫着、骂着，出语之难听让我们都震惊不已。

哈特对大一点的人说：“这不明摆着么，还能有什么事？”

爱德华和埃多斯都笑了。

我问：“什么事，哈特？”

哈特笑了。

他说：“小子，你太小了，不懂。等到你穿长裤吧。”

因此，我作了最坏的猜测。

那女的突然好像完全不顾羞耻了。她会哭着跑向街上任何一个人，喊道：“救救我！救救我！他抓住我就会杀了我的。”

有一天她冲进了我家。

她并没有为自己的不请自来道歉。她惊恐至极，甚至都哭不出来了。

我从没见过母亲这么热心地去帮助什么人。她给那女人茶和饼干。那女人说：“我不明白这些日子托尼怎么了。但你知道，只有在夜里他才这样，在早上他可好了。可是快到中午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就疯了。”

起初我母亲对这个女人说话时过分地字斟句酌，还拿腔拿调，发音夸张，并且设法去押韵，她安慰说一切都会“不可阻挡”地好起来的。通常母亲管男性叫“男人”，现在她开口闭口“男士们、他们”，并拿我去世的父亲为例。

我母亲说：“这孩子的父亲的行事之道正好相反，每次我步入他的房间，他便会‘砰’地从床上跳起来，‘哇哇’地窜出去，嗯，我是说叫喊着跑开。”

但是那女人来过三四次后，我母亲恢复常态，不再装文雅了，对那女人说话就像对待劳拉和巴库太太一样了。

我母亲说：“那么，告诉我，赫瑞拉太太，你干吗不甩了这个不是东西的男人？”

赫瑞拉太太说：“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傻，但我喜欢托尼，我爱他。”

我母亲说：“古怪的倒霉爱情。”

赫瑞拉太太开始谈论托尼，口气就像在说她钟爱的小男孩。

她说：“他有许多优点，他的心肠很好，真的。”

我母亲说：“我可不懂什么心不心的，我只知道应该在他屁股上狠狠来一拳让他醒醒。你怎么能让这种人一次一次给你难堪呢？”

赫瑞拉太太说：“不，我了解托尼。他病的时候是我照看他的。都是因为战争，你知道。他是海员，中过两次鱼雷。”

我母亲说：“该再挨一下。”

“你可别这样说。”赫瑞拉太太说。

我母亲说：“得了，我只是有话直说罢了。你不是过来问我建议的吗？”

“我不是来征求建议的。”

“你是来找我帮你一把，而我不过想帮帮你，就是这么回事。”

“我并没有要你的帮助或建议。”赫瑞拉太太说。

我母亲并没有发火。她说：“那么，好吧。回到那个了不起的人身边去。全是我自找的，谁叫我去掺和白人的事。你听过那首卡里普索小调吗：

只是为了，爱，爱，爱，

爱德华国王把王位都抛开。

好了，让我告诉你，你不是英王爱德华。回到你那个了不起的爱人身边去吧。”

赫瑞拉太太这时总是走出门去，说：“我希望我再也别来这儿了。”

但第二天晚上她又会来的。

一天，我母亲说：“赫瑞拉太太，大家都怕你们的那条狗。那东西对这个地方来说太野了点。”

赫瑞拉太太说：“那不是我的狗，是托尼的，连我都不能碰它。”

我们都瞧不起托尼。

哈特说：“女人是该时不时地修理修理，但这家伙干这事就像练手似的，也忒狠了。”

他的酗酒也让人讨厌。

人们经常在各种地方见到他烂醉如泥地倒在地上。

他也曾试图对我们友好些，却让人感到比什么都难受。

他总说：“好啊，小伙子们。”

他好像不会说别的什么了。而每当哈特和其他大人出于友好试着跟他说话时，我总感到他并没在听。

常常是别人正说到一半他便突然起身，一言不发地从我们身边走开。

哈特说：“这也好，我觉得我看他太久会吐的。你们看到了吧，白皮肤有时也这么脏。”

的确，他的皮肤让人恶心，白中带着黄和粉，还布满棕色和黑色的斑点。他左眼上面有块皮肤呈暗粉色，看上去像是烫伤以后新长出的肉。

但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你只看托尼那两只又瘦又皱的手，你倒会可怜他，而不是厌恶他。

但我只是和哈特及其他人在一起时才只看他的手。

我想赫瑞拉太太大概只看见他的手了。

哈特说：“我倒要看看这事要多久才能了结。”

赫瑞拉太太显然并不想很快了结。

她和我母亲最终还是成了朋友，我常听到她谈计划。她说她以后要买一些家具，我想她已经买了几样。

但她谈得最多的还是托尼，要是光听她说，你会以为托尼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她说：“托尼正打算离开特立尼达。我们可以在巴巴多斯开个旅馆。”

或者：“只要托尼一好转，我们就要开始一次长途旅行。”

又或者：“其实托尼严于律己，有坚强的意志，真的。只要他体力恢复，我们会好起来的。”

托尼仍旧是老样子，似乎对自己的这些计划一无所知。他不肯安静下来，变得越来越狂躁，更招人厌了。

哈特说：“这家伙像个从下三烂地方来的白痴，恐怕连茅坑是干吗的都忘了。”

情况还不止这些。他似乎变得极其仇视人类了，看一眼陌生人就足以令他破口大骂。

哈特说：“我们得收拾一下托尼。”

他们揍他的那个晚上我也在场。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哈特都记着这件事。

那场面太可怕了，真的。哈特他们并没有怒气冲冲的，托尼也没有发火，他毫无表情，一点也不想反击，对打在身上的拳头没丝毫反应，他也不惊恐，既不哭叫也不求饶，只是站在那儿挨揍。

但并不是因为他勇敢。

哈特说：“他只是醉得一塌糊涂而已。”

最后，哈特生起自己的气来。他说：“这是在占便宜。我们不该打他。那人没感觉。”

从赫瑞拉太太的谈话看，她对此显然一无所知。

哈特说：“不管怎样，这倒是让人松了口气。”

那段时间每一天，我们都在想一个问题：像赫瑞拉太太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和托尼缠在一起？

哈特说这他明白。但他好奇赫瑞拉太太究竟是谁，我们也都想知道，就连我的母亲也急着想知道。

博伊出了个主意。

他说：“哈特，你知道一种声明吗？就是在老婆或老公出走后登的那种？”

哈特说：“博伊，你小子真他妈的长大了，长得他妈的这么快。真见鬼，你这小毛孩儿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博伊以为这是夸奖。

哈特说：“你怎么知道赫瑞拉太太把老公甩了？你怎么知道她没嫁给托尼？”

博伊说：“你听我说呀，哈特，我在穆库拉普街送牛奶时见过那女人，这我跟你说过的。”

哈特说：“白人不会干这种在报上登声明之类的事的。”

埃多斯说：“别瞎下结论，哈特。你对白人了解多少？”

最后，哈特答应以后会仔细看报。

接着就出了大麻烦。

一天，赫瑞拉太太尖叫着奔出那座房子。“他疯了！我告诉你们，他疯了。这次他真的要杀我。”

她对我母亲说：“他抓了一把刀，开始追我，说‘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语气还很平静。”

“你对他做了什么吗？”我母亲问。

赫瑞拉太太摇摇头。

她说：“这是他第一次威胁要杀我。这次可是来真的，我知道。”

刚才她还没哭，说到这儿失声痛哭，像个小女孩一样。

她说：“托尼全忘了，我为他做的一切他全忘了。他忘了他生病时我怎么照顾他。告诉我，这公平吗？我为他做了一切。一切。我放弃了一切，钱和家庭。全是为了他。告诉我，他这样对待我对吗？噢！天哪！我是做了什么，要受这样的罪呀？”

她就这样边哭边说。

我们让她尽情地发泄了一会儿。

然后我母亲说：“托尼看起来是那种说杀就杀的人，而且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杀人。今晚你要睡这儿吗？你可以睡在孩子的床上。他可以睡在地上。”

赫瑞拉太太并没在听。

我母亲摇了摇她，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赫瑞拉太太说：“我现在好了，我要回去与托尼谈谈。我想我是干了什么事冒犯他了。我必须回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吧，那我也不坚持，”我母亲说，“我想你把爱情这东西看得太重了。”

赫瑞拉太太又回到那座房子里。我和母亲等了半天，以为会传来喊叫声。

但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第二天早上，赫瑞拉太太又和平常一样好端端的了。

不过你可以看出来，她正一天天地风采渐失，变得黯淡，脸上出现了皱纹，眼睛又红又肿，眼窝开始下陷，让人不忍正视。

哈特跳了起来，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老早就知道了。”

他给我们看分类广告中的个人声明栏。那里有七个人离开了配偶。我们随着哈特手指的方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我，亨利·休伯特·克里斯蒂安尼宣布，我的妻子安吉拉·玛丽·克里斯蒂安尼，不再受我关爱和保护，并且本人对她的债务概不负责。

博伊说：“就是那女人。”

埃多斯说：“是的，克里斯蒂安尼，是个医生。我太知道他了，我给他清过垃圾。”

哈特说：“现在我来问你们，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因为托尼离开这样的男人？”

埃多斯说：“是啊，我太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了。漂亮的房子，漂亮的车子。你们知道，还很有钱。好久没见他了。我在穆库拉普街倒垃圾桶时就认识他了。”

半小时内这消息就传遍了米格尔街。

我母亲对赫瑞拉太太说：“你该报个警。”

赫瑞拉太太说：“不，不，不要警察。”

我母亲说：“你怕托尼，但好像更怕警察。”

赫瑞拉太太说：“要出丑的……”

“出丑！天哪！”我母亲说，“你性命都难保，还怕出什么丑。好像那男人还没让你难堪透似的。”

我母亲说：“你干吗不回去找你老公？”

她这么说的时候以为赫瑞拉太太会惊讶得跳起来。

但赫瑞拉太太很平静。

她说：“我对他毫无感情。我简直无法忍受他那种干干净净的医生气味。那让我窒息。”

我很理解她，也想给母亲使眼色。

托尼更加不对劲了。

他常常手拿半瓶朗姆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身边陪着那条狗。

他好像完全与外界隔绝了，看上去全然没有知觉。极难想象赫瑞拉太太，或者说克里斯蒂安尼太太会爱上他。而要想象他爱上任何人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我觉得他就像只动物，就像他的那条狗。

一天早上，赫瑞拉太太过来后平静地说：“我决定离开托尼。”

她如此平静，我看出我母亲在担心。

母亲说：“这次又出了什么事？”

赫瑞拉太太说：“没什么。昨晚他叫狗往我身上扑。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没笑，没有任何表情。我想他是疯了，我要是不走，他应该会杀了我的。”

我母亲说：“你回哪儿去？”

“我丈夫那儿。”

“在他登了那个启事后？”

赫瑞拉太太说：“亨利就像个孩子，你知道。他就是想吓吓我。如果我今天回去，他会很高兴的。”

说着，她神色严肃起来，看上去有些异常。

我母亲说：“别这么肯定。他认识托尼吗？”

赫瑞拉太太有些古怪地笑了。“托尼是亨利的朋友，不是我的。一天亨利把他带回来，他病得不成样子。你知道，亨利就是那样。我从没见过像亨利那样乐于做好事的人。他生来就该是个当医生的行善家。”

我母亲说：“你知道，赫瑞拉太太，我真希望你像我一样。如果有人在你十五岁时就娶了你，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心啊爱啊等等乱七八糟的事了。”

赫瑞拉太太哭了起来。

我母亲说：“对不起，我并没想让你哭。”

赫瑞拉太太抽抽搭搭地说：“不，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

我母亲有点失望。

我们看着大哭的赫瑞拉太太。

赫瑞拉太太说：“我已给托尼留了一些吃的，大概够吃一个星期。”

我母亲说：“托尼是个大人。你不用为他操心。”

他发现她走了以后，简直是嚷翻了天，他像狗那样咆哮，又像婴儿那样号啕大哭。

接着就是酩酊大醉，不是往常那种醉法，而是完全不省人事，越喝越醉，越醉越喝。

他完全忘了那条狗，让它饿了好多天。

他东倒西歪地满街晃悠，在每所房子前大喊大叫，想找回赫瑞拉太太。

回到家里他就拿狗出气，我们老是听到狗的厉声尖叫和呜咽。

最后，连狗也背叛了他。

不知怎的，那条狗挣脱了链子，朝他扑去。

托尼吓醒了。

狗跑出房子，托尼在后面追。他蹲下来，吹了吹口哨。狗站住了，竖起耳朵，转身看着他。这个烂醉的怪人朝他的狗笑着，吹着口哨想唤它回来，这场面让人觉得滑稽。

那狗站着不动，盯着托尼。

它的尾巴举起来摆了几下，又垂了下来。

托尼站起来朝狗走去。那狗转身跑了。

我们见到他趴在一个房间里的褥垫上。屋里几乎空空如也，只有那褥垫和一些空酒瓶，还有许多烟头。

他醉了，睡着了，脑袋的姿势很古怪。

那双又瘦又皱的手看上去是那么脆弱，让人难受。

芒果树上又挂了一块“此屋待售”的牌子。一个男人带着五个孩子搬了进去。

托尼还不时地回来，吓坏了新来的人。

他总是要钱，要酒，还老要那台收音机。他说：“你拿了安吉拉的收音机，我要收租金，一个月两元，现在就给我钱。”

新房主是个小个子男人，很怕托尼，总是不敢搭腔。

托尼会看着我们，笑笑说：“哎，小子，你们知道安吉拉的那台收音机，是不是？那么，这家伙玩的什么把戏？”

哈特说：“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世上会有托尼这种人！”

两三个月后，他不再来米格尔街了。

我再见到托尼是很多年以后了。

那时我正在去阿里马的路上，就在拉芬蒂勒采石场附近，我看到他开着一辆卡车。

他还叼着一根烟。

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还有他的那双瘦瘦的手臂。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去卡来纳吉的路上，我从克里斯蒂安尼的屋前走过。以前我一直绕着那儿走。

克里斯蒂安尼夫人，或者说赫瑞拉太太，穿着短裤短衫，正坐在花园里的一把安乐椅上看报。透过敞着的门，我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仆人正在准备午餐。

车库里有一辆黑色轿车，新的，很大。

机械天才

我叔叔巴库可以称得上摆弄机械的天才。记忆里他总是有那么一辆机动车什么的。但他并非总是认同制造商的设计，因为他常常把发动机拆得一塌糊涂。泰特斯·霍伊特说这也是爱斯基摩人的习惯。这是看一本地理书知道的。

我所记得的巴库，并非他的相貌，而是他在车底下蠕动的那对脚板。他在车底下时我总是担心车会从千斤顶上滑下来砸在他身上，因为这好像随时都会发生。

有一天它终于发生了。

他发出轻微的呻吟。只有他老婆听到了。

她惊叫道：“噢！天哪！”接着马上哭了起来。“我就知道会出事的，他出事了。”

巴库太太说起丈夫时总是用“他”。

她冲到院子边上，听到巴库在呻吟。

“男人，”她轻声问，“你怎么样？”

他的呻吟声更大了。

他说：“见鬼，我还能怎么样？你瞎了眼啦？没见到这么大辆车把我屁股都砸扁了！”

贤妻巴库太太又哭了起来。

她敲打着马口铁围栏。

“哈特，”巴库太太喊道，“哈特，快来呀。车子压着他了。”

哈特正在打扫牛棚，听见巴库太太的叫喊后笑了。“记得我怎么说的吗？”哈特说，“干傻事迟早遭殃。这么崭新的车，谁叫他去瞎折腾！”

“他说曲轴不灵了。”

“那么他是要找曲轴吗？”

“哈特，”巴库在车底下喊道，“等你把我从车底下拉出来后，看我不马上拧断你的尾巴。”

“男人，”巴库太太对她丈夫说，“你还逞什么能啊！人家好心来帮你，你还要揍人家。”

哈特一副受委屈的样子。

他说：“这可不是新鲜事了，我早料到会这样的。我掺和别人的事总是好心没个好报。算了吧，我可不管你和你老公了，我回牛棚去了。”

“别这样，哈特。你别跟他计较。想想吧，要是这么大一辆新汽车压在你身上你会怎么说。”

哈特说：“好吧，好吧。我得去叫几个小伙子来。”

我们听到哈特在街上喊：“博伊！埃罗尔！”

没人回应。

“博——伊！埃——罗尔！”

“来啦！哈特。”

“见鬼！你们这两个小子到哪儿去了，嗯？你们以为自己现在长大了，可以两手插在口袋里对我爱理不理了？你们刚才在抽烟，嗯？”

“抽烟，哈特？”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突然聋了吗？”

“是博伊在抽烟，哈特。”

“他撒谎，哈特。是埃罗尔在抽，我只是站在那儿看他。”

“你们是当了警察了还是怎么着了，嗯？看我不打你们的屁股。埃罗尔，去抽博伊一下。博伊，去抽埃罗尔一下。”

我们听见他们俩抽噎起来。

巴库在车底下吼道：“哈特，你就不能别管教他们？现在你亏待他们，以后他们会把你关进大牢。你就不能不管教他们？他们都长大了。”

哈特回头喊道：“你操心操心自己吧，要不我让你烂在车子下面。”

巴库太太对丈夫说：“少说几句吧，男人。”

还好，不是什么大祸。千斤顶滑了下去，不过大轴砸在了一堆木墩上，巴库被罩在车下，但没有受伤。

巴库出来后看着自己的衣服。是一条卡其布裤子和一件背心，被机油弄得又黑又硬。

巴库对他老婆说：“它们现在真脏了，是不是？”

她骄傲地回答：“是的，男人。”她说：“它们真的脏了。”

巴库笑了。

哈特说：“好啦！帮你们抬车这差事让我腻味透了。要我说，你还是去找个技师来看看吧。”

巴库并没在听。

他对他妻子说：“曲轴没事，是别的什么东西坏了。”

巴库太太说：“行啦，你得先吃点东西。”

她看着哈特说：“他一修车总忘了吃饭，老得我提醒他。”

哈特说：“跟我说这些干吗？要我写下来送到报社去吗？”

我想晚上看巴库修车，于是对他说：“巴库叔叔，你的衣服看上去又脏又油。我不明白你怎么还能穿着它们。”

他转身朝我笑了。“你以为呢，小子？”他说，“像我这样的技师没时间穿干净衣服。”

“这车怎么啦，巴库叔叔？”我问。

他没有回答。

“是挺杆松了吗？”我问。

巴库告诉我不少有关汽车的事，有一件就是挺杆老是松。把任何一辆汽车给巴库，他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挺杆松了。你听，听见了吗？”

“是挺杆松了吗？”我又问。

他马上朝我走来，急切地问：“什么？你听到它松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巴库太太就把他拉开了，说：“行啦，是有什么东西松了。现在先吃点东西吧，男人。天哪！今天你可真是把衣服弄脏了。”

压着巴库的那辆车并不算新，尽管巴库吹嘘说它差不多是新的。

“它只跑过两百英里。”他老这么说。

哈特说：“我知道特立尼达小，但不知它竟会这么小。”

我还记得车子买来的那一天。那是一个周六，上午巴库太太来看我母亲，两人谈论米面的价格和黑市。走的时候她说：“他去城里了，说要买辆新车。”

于是我们等着看新车。

但到中午了，巴库还没回来。

哈特说：“这会儿那家伙十有八九正在拆发动机呢。”

大约四点钟光景，我们听到一阵嘭啪咔嗒的声音，于是沿米格尔街朝码头那边望去，看到了那辆车。这是一辆一九三九年款的蓝色雪佛兰，看上去很新很豪华。我们开始挥手欢呼，我看到巴库挥着左手。

我们蹦跳着跑到巴库家屋前的马路上，又挥手又欢呼。

车开近了，哈特说：“快跑，伙计们！快逃命。他像是疯了。”

太悬了！车从屋子边上冲了过去，我们都停止了欢呼。

哈特说：“车子失去控制了。这辆车早晚会惹麻烦的。”

巴库太太大笑起来。“你说什么呢！”

但我们还是叫喊着追着那辆车跑。

巴库不再挥左手了，而是警告大家闪开。

终于，在阿里亚皮塔街口，车奇迹般地停了下来。

巴库说：“我拐进米格尔街后拼命踩闸，但刹车失灵了。真奇怪，今天早上我还把刹车拆了检查过呢。”

哈特说：“现在你可以干两件事，把你的脑袋拆了检查检查，或者把你的屁股卸了，免得害别人遭殃。”

巴库说：“你们这帮小子得帮我一把，把车推回家去。”

当我们把车推过做花炮的摩根家门前时，摩根太太喊道：“嗨！巴库太太，我看到你家今天买了辆新车。”

巴库太太没搭理她。

摩根太太说：“喂，巴库太太，你让你老公用他的新车带我兜兜风吧。”

巴库太太说：“行，他带你兜风，但你老公得先买辆驴车带我兜风。”

巴库对妻子说：“你闭上嘴，行不行？”

巴库太太说：“干吗让我闭嘴？你是我老公，我得帮你说话。”

巴库板着脸说：“你听着，我没叫你帮忙时你少给我多嘴。”

我们把车推到巴库家屋前就走了，留下他们俩在那儿斗嘴。这场争吵没多少看头。巴库太太坚持称自己有权站在丈夫一边为他说话，巴库却拒不领情。最后巴库打了他妻子。

这事干起来并非听上去的这么轻松。巴库太太的体形会让人想起秤砣，实际上她满身横肉。她要是把两手垂在身体两侧，看上去像一对括号。

至于她吵架时的嗓门……

哈特常说：“就像留声机快倒时的声音。”

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巴库试着用棍子打妻子，后来就改用粗得多的板球棒，我不敢肯定这是不是哈特的建议。但不管是谁出的主意，反正巴库从皇后公园运动场的一个地摊上买了根二手板球棒，上了油，从此就用它来揍妻子。

哈特说：“只有这玩意儿能让她有点感觉。”

最奇怪的是，负责保养这根板球棒的正是巴库太太本人。博伊曾多次去借这根球棒，巴库太太都没答应。

就在车子砸在巴库身上的那天晚上，我去看他修车。

“你是说那挺杆松了吗？”他说。

“我什么也没说，”我说，“我只是问你。”

“哦。”

巴库拆开发动机，一直折腾到深夜。第二天是周日，他又忙活了一整天，晚上也没歇着。周一早上技师来了。

巴库太太对我母亲说：“公司派来了技师。问题是特立尼达的技师都是乳臭未干的毛小子，对汽车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我跑到巴库家里，见技师正把头埋在汽车前盖里，巴库坐在侧踏板上，给技师递过来的每一件东西上油。见他手指浸在机油里时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说：“让我也来擦下油吧，巴库叔叔。”

“走开，你小子还太小。”

我坐下来看着他。

他说：“挺杆是松了，我已经修好了。”

我说：“太好了。”

技师在骂娘。

我问巴库：“那些螺丝怎么样？”

他说：“我得检查一下。”

我站起来走到车边，挨着巴库坐在踏板上。

我看着他，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

“什么怎么回事？”

“周六我听发动机的声响，觉得不对劲。”

巴库说：“你小子真是越来越聪明了，有长进。”

我说：“是你教我的。”

实际上我知道的也就是挺杆、螺丝、发动机声响和——对了，我把它忘了。

“你知道的，巴库叔叔。”我说。

“什么，孩子？”

“巴库叔叔，我猜是化油器有毛病。”

“你真这么想？”

“我肯定，巴库叔叔。”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我对技师说的第一桩就是化油器，可他不信。”

技师的视线离开发动机，抬起一张脏脸，生气地说：“白人亲手造的发动机让一帮愚蠢的家伙乱搅一通，能有什么好结果？”

巴库朝我眨眨眼。

他说：“我觉得是化油器有问题。”

在所有的钻孔中我最喜欢化油器孔了。有时巴库启动发动机时，我就用手捂着化油器孔，一会儿之后再放开。巴库从来没有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没问。有时我们把汽油从油罐里吸出来，我再把汽油倒进化油器里帮巴库发动汽车。我常常请求巴库让我来发动汽车，可他总是不答应。

一天发动机起火了，好在我及时跳开了。火没烧多久。

巴库从车里出来，大惑不解地看着发动机。我想他是被它惹恼了，我以为他会立即把它拆了。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操练化油器孔。

终于，技师试了一下发动机和刹车，说：“行了，现在车修好了。简直比我造一辆新车还费事。别再乱折腾它了。”

技师走后，我和巴库沉思着绕车走了两三圈。巴库轻抚着下巴，没跟我说话。

突然，他跳上驾驶座，摁了几下喇叭。

他说：“你觉得这喇叭怎么样，孩子？”

我说：“再摁一下，让我听听。”

他又摁了一下。

哈特从一扇窗中探出头来嚷道：“巴库，让那该死的车安静一会儿。你把这儿吵得像在办婚礼。”

我们没理会。

我说：“巴库叔叔，我觉得这喇叭不怎么对劲。”

他说：“你真这么觉得？”

我做了个鬼脸，吐了口痰。

于是我们开始捣鼓那喇叭。

最后我们把一小段电线缠在方向盘上。

巴库看着我，说：“你看，拿这根线碰一下任何有金属的地方，喇叭就响了。”

听上去不太可能，但就是这么回事。

我说：“巴库叔叔，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他说：“这些够你学一辈子的。”

这条街上的人都不喜欢巴库，都觉得他讨厌。但我喜欢他，就像我喜欢木匠波普一样。现在想来，巴库也算一个艺术家。他摆弄机动车纯粹是为了兴趣，他好像从不为钱发愁。

但他的妻子却整天操心钱的问题。和我母亲一样，她觉得自己生来是个理财能手，生来就能无本生财。

一天她跟我母亲谈起这事。

我母亲说：“出租车现在很赚钱，拉着美国人和他们的女朋友到处跑。”

于是巴库太太鼓动她丈夫买了辆卡车。

这辆卡车简直是米格尔街的骄傲。是辆又大又新的贝德福德，巴库把它开回来的那天我们全涌上街去欢迎。

连哈特都要惊叹了。“要说只有英国人能造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卡车了，”他说，“你们知道，这可不是福特和道奇比得了的。”

当天下午巴库就跟卡车干上了，巴库太太逢人便炫耀：“你们干吗不来看看他是怎样修卡车的？”

巴库不时地从车底下爬出来，擦擦车身和车前盖，然后又钻回车底下。可他看上去并不开心。

第二天，那些借钱给巴库买贝德福德卡车的人组成一个代表团来到巴库家里，请求他别再折腾那卡车了。

巴库一直待在车底下，拒绝回应。代表们生气了，其中几个女人开始哭了起来。但巴库仍然无动于衷。最后代表团只好悻悻然离去。

代表团走后，巴库开始把气出在妻子头上。他揍她，说：“都是你让我买卡车，都是你，都是你。你只知道钱、钱，就和你妈一样。”

但他发怒的真正原因是他无法把发动机按原样装好，有两三件东西放哪儿都不合适，让他伤透了脑筋。

车行派来了一个技师。

他看了看车，然后极其平静地问巴库：“你到底为什么要买贝德福德？”

巴库说：“我喜欢贝德福德。”

技师吼道：“你干吗不去买一辆劳斯莱斯？车行里有的是封闭式发动机的车！”

然后他边干活边难过地说：“太可惜了，简直让人想哭，这么好端端的一辆新车。”

启动器彻底坏了。巴库只得用曲柄摇把发动车子。

哈特说：“真是丢尽了脸！多新的车，锃亮锃亮的，闻上去都是新的，底盘上还有粉笔图样呢，竟然要像个破烂手推车一样，用摇柄来发动。”

但巴库太太骄傲地说：“那拐棍一摇，车就能发动。”

一个周六的早上，也是个赶集的日子，巴库太太过来哭着对我母亲说：“他进医院了。”

我母亲说：“出事了？”

巴库太太说：“他发动那辆车，就在集市边上，一摇那拐棍，车子发动了，但车挂了挡，撞上了另一辆卡车。”

巴库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

自打有了那辆卡车后，巴库就一直恨他妻子，不时地用那板球棒揍她。她也反击，不过是用舌头。我印象里巴库总是吵不过他妻子。

要把卡车倒进院子里可不是件容易事，巴库太太的责任是指挥倒车，她乐此不疲。

一天，她说：“好，男人，倒，倒，朝右拐一点，好，正好。噢，天哪！不，不，不，男人！停！你把栏杆撞倒了。”

巴库突然疯了一般，汽车猛地撞上了水泥栏杆，然后又不顾巴库太太的大呼小叫继续朝前冲，接着又倒车，把栏杆整个儿撞垮了。

他怒气冲天，也不管在外面哭的巴库太太，走进自己的小房间，脱到身上只剩一条裤衩儿，趴在床上开始读《罗摩衍那》。

卡车并不赚钱，为了揽活儿巴库还得招聘装卸工。在那帮正要涌进西班牙港的又黑又高的格林纳达岛民中，他挑了两个矮个儿。他们管巴库叫“老板”，管巴库太太叫“夫人”，倒是挺好听。但每当看到这两个穿着破衣烂衫、戴着压得不成形的毡帽的人无忧无虑地趴在卡车车厢里时，我就会想，他们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正身处险境，也不知道大家在为他们担惊受怕。

现在巴库太太开口闭口就是这两个人。

她会伤心地对我母亲说：“后天我们要付那两个工人工钱。”两天后她又会说：“今天我们付工人工钱了。”好像是到了世界末日。用不了多久她又会难过地跑来对我母亲说：“后天我们还得付工人工钱。”

付工人工钱——一连几个月我好像没听到过其他什么事。这几个词在街上已经家喻户晓，成了习语。

周六博伊会对埃罗尔说：“我们去罗克西看演出吧。”

埃罗尔会翻出衣袋说：“我不去了，伙计。我付工人工钱了。”

哈特说：“好像巴库买卡车就是为了给工人付工钱的。”

终于，卡车不见了，那两个装卸工也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就在别人的卡车开始赚钱时，巴库太太却把卡车给卖了。他们买了辆出租车。但那时出租车生意竞争很激烈，跑八英里只收十二分，刚够付油费。

巴库太太对我母亲说：“那辆出租车赚不了钱。”

于是她又买了一辆出租车，还雇了一个司机。她说：“两个总比一个强。”

巴库读《罗摩衍那》的时间更多了。

就连这也让街上的人反感。

哈特说：“听听他们俩，女的操着那嗓门，男的念念有词地唱着该死的印度歌。”

再看看那场面。又矮又胖的巴库太太，站在院子里的水龙头边上对她丈夫大喊大叫。他穿着裤衩儿趴着，忧愁地哼着《罗摩衍那》。突然，他跳了起来，一把抓过墙角那根板球棒，冲了出去，对着巴库太太一顿狠揍。

随后是持续了几分钟的平静。

然后只剩下巴库的声音，他独自唱着《罗摩衍那》。

但巴库太太仍然以自己的丈夫为荣。只要听听下面的斗嘴，就能看出巴库仍然主宰着他妻子。

摩根太太会说：“昨晚我听见你老公说梦话了，说得好响。”

“他不是在说，”巴库太太说，“是在唱。”

“唱？哈哈哈哈！你知道吗，巴库太太？”

“什么，摩根太太？”

“如果你老公为晚饭唱祷告的话，你们俩会饿死的。”

“你听着，他知道的东西比这条街上的哪个蠢货都多。他能读会写，英语、印地语都会。你怎么蠢到连《罗摩衍那》是本圣书都不知道？你要是能听得懂他唱的东西，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胡说八道了。”

“那么今天早上你老公好吗？最近是不是又在修什么新车了？”

“你听着，我可没工夫跟你嚼舌头。他知道怎样修车。我倒奇怪怎么没人告诉你老公到哪里去修他所谓的花炮。”

巴库太太总是吹嘘巴库一个月能读两三遍《罗摩衍那》。“有些部分他都能背出来了。”她说。

但这并不怎么顶事，因为这赚不了钱。她为第二辆出租车雇来的司机一直在糊弄他们。她说：“他可把我坑惨了。他说出租车挣不了几个钱，倒是我还欠他呢。”她把司机解雇了，车也卖了。

她使出浑身解数来挣钱。她开始养鸡，不料好一些被偷了，剩下的又被街上的狗追得到处乱窜，而且巴库也讨厌那味道。她开始卖香蕉和橘子，但这与其说是为了挣那点小钱，还不如说是自娱自乐。

我母亲说：“巴库干吗不出去找份工作？”

巴库太太说：“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呢？”

我母亲说：“不是我想要这样。我是为你着想。”

巴库太太说：“你忍心看到他和西班牙港这地方粗野蛮横的家伙们一起工作吗？”

我母亲说：“可他总得干点什么呀。人们总不会付钱给一个钻在机动车下或者唱《罗摩衍那》的人。”

巴库太太点点头，看上去有些难过。

我母亲说：“瞧我说的！你肯定巴库懂《罗摩衍那》吗？”

“我完全肯定。”

我母亲说：“那好，这就好办了。他是个婆罗门，他知道《罗摩衍那》，他还有辆车。他很容易成为一个梵学家，一个货真价实的梵学家。”

巴库太太拍起手来。“这主意太棒了。印度梵学家现在可赚钱了。”

就这样，巴库成了一个梵学家。

他仍然爱摆弄他的车。他不能再用板球棒打巴库太太了，但他很快活。

我总忍不住想到一个画面：圣带缠腰的梵学家巴库在车底下蠕动着，或者摇着曲柄发动车子，而什么地方有贫困的印度教徒正等着他去安抚灵魂。

谨慎

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那之前他常常说：“那仅仅是宣传，只是用来欺骗黑人的谎言。”

一九四七年，美国人开始拆除乔治五世公园里的兵营，为此许多人感到失落。

一个周日，我去找博勒，他一边给我剪发，一边说：“听说战争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说了，可还是有些怀疑。”

博勒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传的行家，但我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他们要继续打仗，就会保留这些兵营的。”

“可他们拆除了兵营。”我说。

博勒说：“确实。二加二等于几？告诉我，等于几？”

我说：“四。”

他若有所思地为我剪了会儿头发。

然后说：“好，我很高兴战争结束了。”

理完发，我一边付钱一边说：“你认为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你觉得我们要去庆祝一下吗？”

他说：“别着急，伙计。别着急。这是件大事，我还得好好想想。”

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当停战的消息传到西班牙港，人们疯狂不已，街上就像在过狂欢节。一首新的卡里普索小调不胫而走，街上的每个人都随歌而舞：

日日夜夜，玛丽·安小姐

伴着男友漫步河边。

博勒看着舞蹈的人们，说：“愚蠢！愚蠢！黑人怎么这么愚蠢？”

我说：“可你没听见吗，博勒先生？战争结束了。”

他吐了口唾沫说：“你知道什么？你去打仗了？”

“可收音机已经播了，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

博勒大笑。他说：“任何人都会把你当孩子看。你自以为长大了，但你居然还相信报纸上的一切？”

这话以前我也听过。博勒活了六十岁了，他发现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这是他全部的哲学，但这并没有使他高兴。他成为这条街上最悲伤的人。

我认为博勒生性就是悲伤的。十一年来，我每周至少见他一次，但确信从没见他笑过，除了冷笑。他个子高挑，不胖不瘦，却面带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挂，两眼大而无神。

令我吃惊的是，博勒不做理发师后还能维持生活。我猜他是一个登记在册的搬运工，他的手推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

那不过是两个轮子上架了一个小盒子，他独自推着。那高大的身躯，带着一副听天由命、无所谓的架势，让你觉着他这么做是何苦呢。小车上只装了两三包面粉或糖。

每逢周日，博勒又变回理发师。如果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那就是会理发。

博勒经常对我说：“你知道塞缪尔吗？”

塞缪尔是我们这儿最成功的理发师。他很富有，每年都会花一周时间去度假，而且喜欢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事。

我说：“是呀，我知道塞缪尔。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碰我的头发。他根本不会理发，只会在我头上乱抓一气。”

博勒说：“你知道是谁教会塞缪尔理发的吗？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我，是我教塞缪尔的。他刚开始学理发时，连自己的胡子还不会刮呢。他哭着求我说，‘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么给人理发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现在怎样了，嗯？塞缪尔是越来越发了，但我仍旧住在这间破烂的老房子里。塞缪尔有一间专门理发的屋子，而我还得在那棵芒果树下露天理发。”

我说：“可是在外边挺好的呀，比在闷热的屋子里坐着好。可是你为什么平常不给人理发呢，博勒先生？”

“哈，孩子，这是个大问题。事实是，我就是信不过自己。”

“不对。你理发理得非常好，比塞缪尔强。”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孩子。当一个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欢这个人，手里还捏着一把剃刀，这个时候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这些天，我只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给他理发，我可不愿意随随便便给谁理发。”

尽管在一九四五年时，博勒并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惊小怪的人之一。当时西班牙港仅有的三份报纸，《特立尼达卫报》、《西班牙港新闻报》和《晚报》，他每期都买。战争爆发后，《晚报》开始发行特刊，他也买。

那些日子里，博勒老说：“有许多人自以为可以摆布别人的生活，他们以为我们穷，我们就无知。可我偏不信这个邪，你们听着，我会每天坐下来读报纸，天天这么做。”

博勒对《特立尼达卫报》特别感兴趣，有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买下二十多份。

《卫报》正举行一种叫“失踪的球”的有奖游戏。他们在报上印出足球比赛的图片，但不标出球的位置。你只要用“X”标出球的位置，就有机会赢一大笔钱。

标注这个失踪的球便成了博勒最大的乐趣之一。

起初每一周，博勒都很高兴地给《卫报》寄上一份标有“X”的报纸。

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一周中最激动人心的事。

哈特常说：“博勒，我打赌，你一旦赢钱了，就会忘了我们大家。你会离开米格尔街，在圣克莱尔大道买栋大房子，伙计，是吧？”

博勒说：“不，我不会留在特立尼达，我想走，去美国。”

博勒开始标两份X图了。然后三份、四份、六份。他没有赢到一分钱，人却变得越来越暴躁。

他总是说：“你们听着，这是一个巨大的恶作剧，那些办报纸的家伙早就阴谋好了，他们已经定下了谁会拿这个奖，他们只想把所有黑人的钱骗到手。”

哈特说：“你不要灰心，再认真地试一次就行。”

博勒买了一沓坐标纸，放在印着“失踪的球”图片的报纸上面，然后在每条线的交叉处，他都标上一个X。为了做好这事，博勒不得不每周买一百到一百五十几份的《卫报》。

有时博勒会叫博伊、埃罗尔和我过去，说：“现在，孩子们，你们认为那个失踪的球在哪儿？瞧，我要你们闭上眼睛，用这支铅笔标出它的位置。”

有时博勒会问我们：“这星期你们梦到过什么没？”

如果你说你什么都没有梦到，博勒就会非常失望。我常常会编几个说说，博勒就会来解梦，把它们和失踪的球联系上。

大伙儿开始叫博勒“失踪的球”。

哈特常说：“瞧那丢了球的家伙。”

有一天，博勒走进了《卫报》办公室，在警察赶到之前，狠狠揍了一个助理编辑一顿。

在法庭上，博勒说：“你们听着，那个球根本就没有失踪，因为它从来就不在那儿。”

博勒被罚款二十五元。

《新闻报》登出一则消息：

“失踪的球”一案

行凶者被罚

尽管博勒花了将近三百元试图标中失踪的球，但是连个安慰奖都没得到。

在法院结案后不久，博勒就停止了日常的理发，也不再看《卫报》。

我记不得博勒为什么不再看《晚报》了，但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再看《新闻报》。

战争期间，西班牙港有一阵子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住房紧缺。一九四二年，一名声称能救济无房户的慈善家出现了，他说他预备启动一个建房互助计划，愿意参加这项事业的人，只要存入两百元作为基金，一年后他们就可不花一分钱得到一栋崭新的房子。一些重要人物都支持这个新计划，还举行了许多的宴会，为这个项目打下一个美好的开端。

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的广告，据说有五六栋楼盘已经建成，并交付给了一些参加过宴会的人。报上刊登出多张人们手拿钥匙开门并迁入新居的照片。

博勒看了《新闻报》上的这些照片和广告后，掏了两百元。

一九四三年，建房互助会的负责人失踪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两三千栋梦想中的住宅。

博勒从此终止读《新闻报》。

那年十一月的一个周日，博勒向我们这帮坐在芒果树下等着他理发的人宣布了一个声明。

他说：“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些事情。请上帝为我作证，如果我违背了我的誓言，那就让我的两只眼睛瞎掉。听着，从今天起，我不会再看报，哪怕我学会了中文，我也绝不看中文报纸，你们听清了吗？你们不要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当时他正在给哈特理发，哈特听完后立刻站起身离开了。

后来哈特说：“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我们再也不能让博勒理发了。你们明白，这家伙真的把我吓着了。”

我们不必好好琢磨哈特的决定，因为几天后，博勒就来告诉我们说：“我会一个一个地拜访你们这帮家伙，因为那将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

他看起来十分沮丧，我想他就要哭出来了。

哈特说：“这下你要做什么？”

博勒说：“我要离开这个岛，永远不再回来。这儿到处是该死的骗子。”

埃多斯说：“博勒，你会带走小推车吗？”

博勒说：“不会，怎么，你喜欢它？”

埃多斯说：“我在想，对我来说，它似乎挺不错的。”

博勒说：“埃多斯，车归你了。”

哈特说：“你去哪儿，博勒？”

博勒说：“以后就知道啦。”

那天晚上，他离开了我们。

埃多斯说：“你们认为博勒是疯了吗？”

哈特说：“不。他是去委内瑞拉了。他之所以保守秘密，是因为委内瑞拉的警察不喜欢从特立尼达过去的人。”

埃多斯说：“博勒真是个好人呀，他走了我很难过。你们知道，有些人还对博勒留下的小推车眼红呢。”

那天晚上很晚，我们去了博勒的小屋，把他留下的所有有用的物品都一扫而光，不太多，就一小块油布，两三把旧梳子，一把弯刀，一条板凳。我们都很伤心。

哈特说：“这个国家的人对可怜的博勒的确不怎么样，我对他的离开没有一点责怪。”

埃多斯很实际地环顾房间，说：“但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伙计。”

第二天下午，埃多斯宣布：“你们知道那辆小推车我换了多少钱？两元！”

哈特说：“这事你做得太他妈急了，知道不，埃多斯。”

然后，我们看见博勒本人在米格尔街上走。

哈特说：“埃多斯，你有麻烦了。”

埃多斯说：“是他自己给我的，又不是我偷的。”

博勒比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疲倦更沮丧。

哈特说：“怎么了，博勒？你创纪录了，伙计。别跟我说，你去了一趟委内瑞拉，又回来了。”

博勒说：“该死的特立尼达人！该死的特立尼达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不来这儿，炸死岛上那些婊子养的。他炸错人了，你们知道吗！”

哈特说：“坐下吧，博勒。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博勒说：“现在不行。我有些事要先去办一下。埃多斯，我的小推车呢？”

哈特笑了。

博勒说：“笑什么，我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小推车呢？埃多斯，你以为你能做出那样的推车？”

埃多斯说：“你的小推车，博勒？可是你已经给我了。”

博勒说：“我要你把它还给我。”

埃多斯说：“我把它卖了，博勒。瞧这两元钱，是我卖了赚的。”

博勒说：“你出手可真快，伙计。”

埃多斯站了起来。

博勒说：“埃多斯，有一件事我求你以后别再做了。听着，埃多斯，当我求你了，别再找我理发了，我都不相信自己。去把我的那辆小推车买回来吧。”

埃多斯嘟哝着离开了。“这个世界真可笑，还真有人把一辆小推车看得那么重。它能跟我的蓝色清洁车一样吗？”

博勒说：“如果我能亲手抓住那个拿了钱却没把我送去委内瑞拉的孬种，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们知道那人干了什么吗？他开着摩托艇带我们兜了一晚上，然后把我们扔在了一片沼泽地，说到委内瑞拉了。我碰见一些人，就和他们说西班牙语，但他们摇着头大笑。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还是把我们搁在特立尼达，只不过距离拉布雷亚三四英里。”

哈特说：“博勒，你还不知道你有多幸运呢。有些这样的人会把你杀了，然后抛尸野外，伙计。他们可不想给委内瑞拉的警察惹麻烦。要知道，去委内瑞拉是违法的。”

打这之后，我们很少见着博勒。埃多斯设法找回了那辆推车，让我转交给博勒。

埃多斯说：“你知道黑人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就过不好吗？当时你也在场，他自己给我的，现在又让我还给他。就给他吧，告诉他，埃多斯让他见鬼去吧。”

我对博勒说：“埃多斯说很抱歉，让我把这辆小推车送回来。”

博勒说：“你了解黑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拿别人东西的时候手很快，轮到给别人点什么就不情愿了。这就是黑人过不好的原因。”

我说：“博勒先生，我也拿走了一件东西，但我送回来了。就是那块油布，我拿给我妈了，可她让我拿回来。”

博勒说：“不要紧。对了，孩子，这些天谁给你理发的呀？你的头看起来像只鸡窝。”

我说：“是塞缪尔给我理的，博勒先生。我告诉过你，他根本不会理发。你瞧他把我的头理成什么了。”

博勒说：“周日过来吧，我给你理。”

我犹豫了。

博勒说：“你在害怕吗？别傻了，我喜欢你。”

于是周日我过去了。

博勒说：“你的功课怎么样啊？”

我不想说大话。

博勒说：“我想让你帮我做点事，但又不确定该不该找你。”

我说：“交给我办吧，博勒先生。我愿意为你办任何事。”

他说：“不，别急。等你下次过来时我再告诉你。”

一个月之后，我又去博勒那儿，他说：“你识字吗？”

我向他保证说识。

他说：“好吧。我要做一件秘密的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能保守这个秘密吗？”

我说：“是的，我能保守秘密。”

“我这样的老头子也没多少时日了，”博勒说，“我这样孤零零的老头子活着总该图点什么吧，所以我要告诉你下面这件事。”

“什么事呀，博勒先生？”

他给我剪头发的手停下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打印的纸。

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问：“一张彩票。”

“是的。你真聪明，孩子。的确是张彩票。”

我说：“可是你让我帮你做什么呢，博勒先生？”

他说：“首先你必须向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我向他作了保证。

他说：“我想让你帮我看看这张彩票是不是中了。”

六周后开奖了，我去看博勒的彩票中了没有，然后告诉他：“你的号码没有中，博勒先生。”

他问道：“连二等奖也没中吗？”

我摇摇头。

但博勒并不失望。“果然不出所料。”他说。

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这一直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在这些日子里，博勒买了每一期的彩票，但没有一张中过。没有人知道这事，甚至连哈特和别的人都对他说：“博勒，我觉得有件事你该去试一下。你干吗不去买买彩票？”博勒总回答：“我早就不干这种事了，伙计。”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期间，博勒的号码中奖了。虽然不多，只有三百元左右。

我跑到博勒的屋子，对他说：“博勒先生，你中奖了。”

博勒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说：“瞧，孩子，你现在倒是能耐大了。你可别把我惹毛了，否则看我不揍扁你。”

我说：“可你真的是中奖了，博勒先生。”

他问：“你他妈的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看报纸了。”

一听到这儿，博勒真的生气了，他一把抓起我的衣领，尖声嚷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你这个没用的小杂种，绝不要相信报上的任何东西。”

我只能向特立尼达赛马俱乐部核实。

我告诉博勒：“这是真的。”可他拒绝相信我。

他说：“这些特立尼达人就会撒谎、撒谎。他们就知道骗人。他们骗得了你，可骗不了我。”

我把这事告诉了街上的人：“博勒彻底疯了。这人中了三百元，可就是不信他中了。”

一天，博伊对博勒说：“喂，博勒，你到底还是中了彩票呀。”

博勒追着博伊，大吼道：“你这蠢货，竟敢嘲笑一个可以当你爷爷的人。”

再看见我时，他说：“你就是这样保守秘密的？就这样保守秘密？你们这帮特立尼达人怎么都这样，嗯？”

之后博勒把他的小推车推到埃多斯屋前，说：“埃多斯，你不是想要我的小推车吗？给你，拿去吧。”

接着，他拿起弯刀把小推车砍得稀烂。

他又对着我喊道：“人都以为我好愚弄。”

然后他掏出彩票，把它撕碎，冲到我面前，硬是把那些碎纸片塞到我的衬衣口袋里。

后来，他孤零零地在他的小屋里待着，很少出门来到街上，也不再和谁说话。每月唯一出来的那次，就是去领养老金。

直到来了大兵

爱德华是哈特的兄弟，多才又多艺。我总认为他疏远我们是件很可惜的事情。我刚认识他那会儿，他还常帮哈特喂牛，也像哈特一样，看上去沉稳乐观。他说他再也不玩女人了，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板球、足球、拳击、赛马和斗鸡上面。这样他就不觉得枯燥了。他也没有什么大志向烦恼自己。

和哈特一样，爱德华也很崇尚美，但他并不像哈特那样养各种羽毛美丽的小鸟。爱德华喜欢绘画。

他最爱画的是一只棕色的手握着一只黑色的手。他要画一只棕色的手就只是一只棕色的手，没有明暗面什么的。他画的大海就是一片蓝色，群山就是一片绿色。

爱德华会自己把画装裱起来，加上红色的画框。他的作品在一些大商店，比方说萨弗托利、福格蒂和约翰逊都有卖。

但对米格尔街来说，爱德华却是个危险分子。

他要是看见摩根太太穿着新衣服，就会说：“嘿，摩根太太，你穿的这件衣服真漂亮，不过我想上面还可以加个装饰。”

他要是看见埃多斯穿着新衬衫，就会说：“啊哈，埃多斯，你穿了新衬衫呢，伙计。你最好在上面写个名字，否则被人拿走了你都不知道。我替你在上面写个名字吧。”

就这样，他毁掉了许多衣服。

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把他画了图案的领带拿来送人。他常说：“我有件东西要送你，拿到后别忘了用在身上。我是因为喜欢你才给你的。”

要是那人没打他送的领带，他就会大发雷霆。“黑人真没良心。听着，那伙计没有打我送的领带。我坐车到城里，进约翰逊商店，找到男士服务部，碰上一个姑娘，买了一条领带，然后我再坐车回来，走进房间，拿起画笔，打开颜料瓶，把笔蘸上颜料，再在领带上画。我花了两三个小时去画，忙乎了这半天，那家伙却不打那领带。”

除了绘画，爱德华还张罗了其他许多事情。

我到这条街上没几个月的时候，有一天爱德华说：“昨天晚上我搭公共汽车从科克里特回来，路上听见汽车轮子碾在螃蟹背上的声音。你们知道那个附近有椰子树和沼泽地的地方吗？那地方满地都爬着螃蟹。有人说这些螃蟹甚至还往椰子树上爬呢。”

哈特说：“满月前后确实会有许多螃蟹出来。我们今晚就去抓爱德华看到的那种螃蟹。”

爱德华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最好再带上些小家伙，那个地方螃蟹多极了，他们就是捡也能捡到很多。”

于是我们这些小男孩被召集到了一起。

爱德华说：“哈特，我想到一件事。要是我们带上把铁锹，抓起螃蟹来不是更容易吗？那地方螃蟹多得不得了，有时候只要一铲就行了。”

哈特说：“好哇。我们去牛棚取铁锹。”

爱德华说：“差不多了。不过，你们穿的鞋子是不是都够牢呀？你们最好穿牢一点的鞋子，那些螃蟹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不小心，它们就会把你们的大脚趾钳跑的，到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哈特说：“我就用上我打扫牛棚时穿的护腿。”

爱德华说：“我们最好再戴上手套。我认识一个人，有一天他正抓螃蟹呢，突然发现他的右手离开他走了。他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有四五只螃蟹把他的那只手钳跑了。那老兄急得大跳大叫。所以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你们这群小家伙要是没有手套的话，就用些布把手裹上。这样就没事了。”

那天深夜我们一起爬上去科克里特的公共汽车。哈特和爱德华都穿着护腿，我们其他人拿着弯刀和棕色的大麻袋。

哈特带的那把铁锹还散发着牛棚的臭味，车上的人都捂住了鼻子。

哈特说：“就是要让他们闻闻。他们嫌牛身上的气味，但都还要喝牛奶。”

车上的人瞥了一眼护腿、弯刀、铁锹和麻袋，便把目光移开了。他们停止了谈话。售票员没有让我们买票。车上静悄悄的，还是爱德华首先打破了沉默。

爱德华说：“我能不用弯刀就不用。杀生总归不太好。最好抓活的放进麻袋里。”

许多人在下一站下了车。汽车开到穆库拉普路时，上面只剩下了我们。售票员站在车厢前头和司机说话。

快到科克里特终点站时，爱德华突然说：“哦，天哪，我想我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到时候总不能让公共汽车把螃蟹拖回去吧。我得去打个电话叫辆搬运车。”

他提前一站下了车。

我们在皎洁的月光下走了一段路，然后离开马路爬到了下面的沼泽地里。一阵微风从大海那边吹来，到处都弥漫着海水的陈腐气味。椰子树下一片漆黑。我们又往里走了一小段。一片云遮住了月亮，风也停了。

哈特喊了一声：“你们小家伙没事吧？小心脚啊。我可不想你们中哪个回家时只剩了三个脚指头。”

博伊说：“怎么我没看见有螃蟹呀。”

十分钟后爱德华追上了我们。

他说：“你们装满几袋了？”

哈特说：“看来有人先我们一步，把螃蟹抓光了。”

爱德华说：“瞎说。你没看见月亮还没出来吗？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等月亮出来了，螃蟹就会出来的。坐下，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儿。”

有半个小时，月亮都被云彩遮着。

博伊说：“我有点冷，想回家。我看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螃蟹。”

埃罗尔说：“别听博伊的。我知道他。他是怕黑，怕螃蟹咬他。”

就在这时，我们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

哈特说：“好像是搬运车来了。”

爱德华说：“不是搬运车。我从山姆那里约了一辆大卡车。”

我们默不作声地坐等月亮出来。突然有十几支手电筒朝我们照来。有人吼道：“别惹事儿。你们哪个要是耍滑头，就狠狠挨顿揍。”

我们发现围着我们的好像是一队警察。

博伊哭了起来。

爱德华说：“有人在打老婆，有人在破门偷东西。你们警察有时间怎么不去做点正经事？来这儿消遣吗？”

一个警察说：“你说什么呢？是想让我在你嘴里吐口痰吗？”

另外一个警察说：“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爱德华说：“只是螃蟹。我说，你们可得小心点。这些螃蟹可大了，它们会把你们的手咬掉的。”

没人敢往那些袋子里看一眼，有一个肩章上带很多条道道的人说：“这些日子你不管问坏人什么话，他都有办法应对，就像美国佬一样。”

一个警察说：“他们带着口袋、弯刀、铁锹和手套。”

哈特说：“我们在抓螃蟹。”

那个警察又说：“用铁锹抓螃蟹？呦，新鲜呀。你们听说过用铁锹抓螃蟹的吗？”

我们费了番口舌才让那些警察相信了我们的话。

那个头头说：“我真想把那个打电话来的狗崽子揍一通，他说你们要杀人。”

那帮警察终于离开了。

天太晚，我们没赶上末班车。

哈特说：“我们最好等一下爱德华约的那辆卡车。”

爱德华说：“我有一种预感，那车不会来了。”

哈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慢慢说道：“爱德华，你哪里是我的亲兄弟，你简直就是个狗娘养的。”

爱德华一屁股坐在地上大笑了起来。

后来打仗了。希特勒入侵了法国，美国人入侵了特立尼达。茵维德大人编了一首很流行的小调：

我和体面的老婆过得心满意足

直到来了美国兵毁了我的生活。

有史以来第一次，特立尼达人人都有了工作。美国人付的工钱相当丰厚。茵维德唱道：

父亲、母亲和女儿

都在为美元工作！

这块土地上的货币！

是美国币！

爱德华丢下在牛棚的工作不干了，他在查瓜拉马斯的美国人那里找了份差事。

哈特说：“爱德华，我觉得你这么做是很愚蠢的。美国人不会永远待在这里的。现在为了挣上一笔不顾一切，三四年后会没饭吃，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

爱德华说：“这场战争看来要打很长时间。美国人可不像英国人，这你们是知道的。虽然他们让你玩命干活，但他们真的会给报酬。”

爱德华把他的那一部分牛卖给了哈特，这标志着他开始和我们疏远。

爱德华完全向美国人投降了。他穿起了美国式样的衣服，嚼起了口香糖，讲话也尽量往美国腔上靠。除了周日，平时我们很少能看见他，他让我们感到渺小和自卑。他对衣着越来越讲究，还戴了一条金项链，并且学着网球运动员的样子戴起了护腕。护腕这东西才刚刚在西班牙港的时髦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

爱德华并没有放弃绘画，但也不再主动为我们画画了。我想这点对大多数人来讲倒是个解脱。他参加了一个什么广告海报比赛，但连个安慰奖都没得到，然后他真的对特立尼达生气了。

有个周日他说：“我真傻，我干吗要把自己两只手画的东西给特立尼达人去评判。他们懂什么？换作是在美国，情况可就不同了。美国人才是人，才是真正在行的人呢。”

听爱德华讲话的口气，你会觉得美国是个巨人居住的庞大国家。这些巨人住在硕大无比的房子里，开着世界上最大的汽车。

爱德华常常说：“瞧瞧米格尔街这副模样。美国可没有这么窄的街道。这条街在美国只够做人行道。”

一天晚上我和爱德华一起去码头，那是美国兵营的所在地。隔着铁丝网能看见一个露天电影院的巨大屏幕。

爱德华说：“你想想，他们在特立尼达这么个破地方都能造出这样的电影院，在美国的电影院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又朝前走了一阵子，来到一个岗亭前，里面站着个哨兵。

爱德华用他最好的美国口音说：“大兵，有情况吗？”

我没想到那个戴着头盔、面相很凶的哨兵竟回答了爱德华的话，而且没用多久爱德华就和他聊得火热，两人嘴里的脏话一个比一个多。

回到米格尔街后，爱德华变得趾高气扬，他对我说：“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和美国人的交情。”

他碰见哈特时又说：“那天晚上我和一个非常要好的美国朋友聊天，他对我说一旦美国人介入，这场战争就会马上结束的。”

埃罗尔说：“我们可不想这样赢。只要大家选安东尼·艾登大人当首相，战争就会很快结束的。”

爱德华说：“闭嘴，小东西。”

然而爱德华最大的变化，要数又开始谈论女人了。在此之前他一直说他和女人再也没有瓜葛了。他说很久以前他的心曾被女人伤透了，那时他发过誓。不过到底是怎么个伤心事大家也不清楚。

可是现在每逢周日，我们看见爱德华时，他总要说：“你们应该到那个基地上看一看，那里的女人可机灵啦，哪像特立尼达的女人那么笨。那儿都是些时髦女人，档次高着呢。”

我记得埃多斯这么说了一句：“你别想入非非了，那些娘们儿不会和你有什么瓜葛的。她们只需要那些个头很大的美国佬。没你的事。”

爱德华骂了一声埃多斯“小虾米”，便怒冲冲地走了。

他开始练习举重，在这方面，他又跑在了时尚的前头。我不知道那时特立尼达发生了什么，但所有的年轻人都对健美产生了兴趣，几乎每个月都有健美比赛。哈特总安慰自己说：“别慌。不过是一眨眼就过去的事情，我见多了。他们说是在练肌肉，等冷静下来就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被他们称作肌肉的东西将来都会变成脂肪的。”

埃多斯说：“我还没见过这么滑稽的场面呢。现在在菲利浦街的乳品店里，到处都能看见一队队黑乎乎的男人坐在柜台前大瓶大瓶地喝着白牛奶。为了炫耀粗壮的胳膊，他们都穿着无袖运动衫。”

过了不到三个月，爱德华穿着一件无袖运动衫出现在我们中间。他变得比以前结实多了。

很快，他谈起了基地上那些追求他的女人。

他说：“我不知道她们看上我什么了。”

有人建议组织一次当地人的才艺表演，爱德华说：“别笑死人了。特立尼达有什么懂才艺的人？”

第一场演出在电台转播了，我们大家在埃多斯的屋里收听了整个过程。爱德华始终笑个不停。

哈特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唱唱看？”

爱德华说：“给谁唱？特立尼达人吗？”

哈特说：“帮他们一把吧。”

出乎大家的预料，爱德华还真的唱了起来。终于，哈特忍无可忍地说：“我再也不能和爱德华住一间屋了，我想他该搬出去住了。”

爱德华真的搬出去了，但搬得并不太远，还是在米格尔街上。

他说：“这也不错。我受够了牛臊味。”

爱德华参加了一次当地的才艺表演。我们本都指望他多少会得个奖。那次演出是由一家饼干公司赞助的，我记得比赛的第一名得到了一笔钱。

“他们还给另外几个人发了三十一分钱一包的饼干。”哈特说。

爱德华也得到了一包饼干。

他没把饼干带回家，而是把它扔了。

他说：“我把它给扔了。我为什么要把它扔了？这正是我要告诉你们的。特立尼达人不识货。他们生来就笨头笨脑。在基地，美国人都求我给他们唱歌。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次。那回我在基地一面干活一面唱歌，上校走过来说我嗓子真好。他还邀我去美国呢。”

哈特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爱德华恼怒地说：“总得给我点时间吧！我总得等一等看一看再作决定吧！”

埃多斯说：“那些追求你的娘们儿怎样啦？她们是追上你了呢，还是把你晾在一边了？”

爱德华说：“喂，听着，我可不想跟你过不去。你还是饶了我，把嘴闭上吧！”

爱德华带美国朋友上家里来时总是装作不认识我们。他和那些美国人走在一起时，老学他们的样子把手臂晃来晃去，看上去活像只大猩猩，特别滑稽。

哈特说：“他把挣来的钱都花在了朗姆酒、姜汁酒上，去讨好那些美国人。”

我猜，我们都多少有点妒忌他。

哈特开始放话说：“找份和美国人一起工作的差事并不难。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管着罢了，就是这样。我喜欢自己当头头。”

爱德华已经很少和我们混了。

一天他拉长着脸找到我们，说：“哈特，我好像得结婚了。”

他说这话时操着特立尼达口音。

哈特看上去有点犯愁。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非得结婚不可？”

“她怀孕了。”

“这叫什么话。要是个个都因为女人怀孕了就结婚，那不是乱套了吗？你是想和特立尼达人不同，但这又能怎么样呢？这样你就会成为美国人啦？”

爱德华把他那条美国式的紧身裤往上拉了一下，又像美国演员一样做了个鬼脸。他说：“你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不是吗？那姑娘与众不同。当然我以前也谈过一两次恋爱，可这个妮子不一般。”

哈特说：“她靠得住吗？”

爱德华说：“靠得住。”

哈特说：“爱德华，你是个大人了。要不要和这个姑娘结婚，你应该自己拿主意。你为什么要过来让我逼着你和她结婚呢？你是个大人。你不一定非得征得我的同意后再做这做那嘛。”

爱德华离开后，哈特说：“每次爱德华到我面前说谎时，他都像个小孩子。他瞒不了我。他要是和这个姑娘结婚——虽然我没见过她，也觉得这小子会后悔的。”

爱德华的妻子是个高个子白皮肤的女人，身材很瘦，面色很苍白，总像有病似的。她每走一步似乎都很吃力。爱德华把她护得特别严，从不把她介绍给我们。

街上的女人们说三道四起来嘴巴可真够快的。

摩根太太说：“那女人生来就是个惹祸的。我真为爱德华感到难过。他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巴库太太说：“她算是现代女子，光想让丈夫白天工作，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服和打扫房间，她们自己只知道涂脂抹粉，扭着屁股招摇过市。”

哈特说：“她哪儿怀孕了？我怎么看不出来？”

爱德华已经彻底从我们这个圈子里脱离出去了。

哈特说：“都是她害的。”

一天哈特冲着马路对面的爱德华说：“喂，过来一下。”

爱德华沉着个脸，用特立尼达腔问道：“什么事情？”

哈特笑了一下说：“那孩子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世？”

爱德华问：“你问这个干什么？”

哈特说：“要是我对自己的外甥都不关心，岂不是要叫别人笑话我这个当舅舅的。”

爱德华说：“她不生孩子。”

埃多斯说：“这么说，是她编的谎喽？”

哈特说：“爱德华，你撒了谎。你起先说她怀孕了。其实她没有怀孕，你是知道这点的。她根本就没有对你说她怀孕了，这一点你也很清楚。你要是想和那个女人结婚就结好了，干吗要撒谎呢？”

爱德华看上去很伤心。“实话对你们说吧，我想她生不出孩子。”

当这个消息传到街上那些女人的耳朵里后，她们说的话和我母亲说的一样。

她说：“你们在哪里见过脸色潮红又苍白的人能生孩子的？”

尽管我们没有证据，尽管爱德华家里还有美国人的喧闹声，我们还是感到爱德华和妻子的关系有点儿不对劲。

有一个星期五，天快黑的时候，爱德华跑到我这儿说：“放下你读的那些愚蠢的东西，找个警察来。”

我说：“警察？我现在怎么去找警察？”

爱德华说：“你会骑车吗？”

我说：“会。”

爱德华说：“你有车灯吗？”

我说：“没有。”

爱德华说：“拿着这辆车，没灯就凑合着骑吧。你一定要找到警察。”

我说：“我找到警察后，对他说什么呢？”

爱德华说：“她又要自杀了。”

我还没骑到阿里亚皮塔街就碰上了警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其中一个还是警官。他说：“你想跑哪儿去，嗯？”

我说：“我就是来找你们的。”

另一个警察笑了起来。

那警官对他说：“他还挺机灵，我想法官听了这话也会喜欢的。挺新鲜，我也爱听。”

我说：“快走吧，爱德华的老婆又要自杀了。”

那警官说：“哦，爱德华的老婆怎么总要自杀？”说完他大笑起来，接着又说：“这位爱德华夫人又要在哪儿自杀？”

我说：“就在离这儿不远的米格尔街上。”

那警察说：“你瞧他，真是挺聪明的。”

那警官说：“是挺聪明。想让我们把他搁这儿，去找那个又要自杀的人！谁会听这小家伙胡说八道！你的自行车执照呢？”

我说：“我说的是真话。我陪你们一起去，把那座房子指给你们看。”

爱德华正在等我们。他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就只找来两个警察。”

那两个警察随爱德华进了屋，人行道上聚集了一小堆人。

巴库太太说：“我早就料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个结局的。”

摩根太太说：“生活真有意思，要是我也像她一样不能怀孕就好了。哪有女人生不了孩子就要自杀的道理。”

埃多斯说：“你怎么就知道她是因为这个原因要自杀的呢？”

摩根太太抖了抖肥厚的肩膀。“那还会为了什么？”

从那时起，我开始同情爱德华了，因为街上的那些男人和女人都不给他个澄清事实的机会。不论爱德华在家里为美国人举办多少大型的聚会，只要埃多斯喊上两句，他的情绪便会受到影响——“伙计，你为什么不把你老婆带到美国去？你知道，美国医生可神了，什么病都能治好。”要是巴库太太建议她去阿里亚皮塔街头上的加勒比医院验验血，爱德华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爱德华家里的聚会越来越野，也越来越奢侈了。哈特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爱德华这样只会害了自己。”

聚会当然没有使爱德华的妻子高兴起来。她看上去还是很虚弱，脾气还是那么不好。现在我们有时能听见爱德华扯大嗓门和她吵架的声音。这可不是我们街上常见的那种两口子间的争吵。爱德华的口气听起来很凶，但实际上都在竭力取悦妻子。

埃多斯说：“我倒希望我娶的女人能那样。伙计，要是我的话，会好生揍她一顿，把她调教得像竹竿一样笔直。”

哈特说：“爱德华是自作自受。我相信他真的爱上那个女人了，真是愚蠢。”

哈特和埃多斯以及其他大人物还能和爱德华说得上话，要是他们想说的话。可如果是我们这些孩子要和他搭讪，他非但没有耐心，反而威胁要打我们，所以我们总是离他远远的。

可每次爱德华经过时，博伊总要大着胆子用美国口音傻乎乎地说：“大兵，有情况吗？”

这时爱德华便会停下来，狠狠地盯着他，然后向他猛冲过来，嘴里还大骂着。他常说：“你们看特立尼达的小孩都成啥样了？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屁股欠揍，是吧？”

一天，爱德华抓住博伊，挥起鞭子就打。

每打一鞭，博伊都要喊：“别打了，爱德华。”

可爱德华越打越狠。

这时哈特跑了过来，说：“爱德华，快把那孩子放下，否则这街上要出大麻烦的。把他放下，听见没有？你知道，我可不怕你的粗胳膊。”

街上的男人看不下去了，纷纷上来劝阻。

博伊脱身后对爱德华大嚷：“你有本事就自己生个孩子来打啊。”

哈特说：“博伊，你再说我就打你的屁股。埃罗尔，去给我折根结实的树枝来。”

那个消息是爱德华本人说出来的。

他说：“她离开我了。”说话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埃多斯说：“我真替你难过，爱德华。”

哈特说：“爱德华，你这孩子啊，不是你的，强求不来的！”

爱德华好像并没有听。

埃多斯得寸进尺地说道：“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我觉得男人不该娶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

爱德华说：“埃多斯，闭上你的小贫嘴。你也一样，哈特。别在那儿假惺惺。我知道你们有多难过！你们明里装难过，其实还不是在笑话我。”

哈特说：“谁在笑话你？你有火要发，冲别人发去，别冲着我来。跑了老婆的男人也难怪会这样。茵维德的小调怎么唱的——

我和体面的老婆过得心满意足

直到来了美国兵毁了我的生活。

这不怪你，得怪美国佬。”

埃多斯说：“你知道她跟谁跑了？”

爱德华说：“我是对你说过她和别人跑了吗？”

埃多斯说：“没有，你没说过，这只是我的感觉。”

爱德华伤心地说：“没错，她是跑了。和一个美国兵。我还给那家伙喝过好多朗姆酒呢。”

没过几天，爱德华便到处放风说：“这是件好事。我可不想讨个不会生孩子的老婆。”

现在没人再嘲笑爱德华的一些美国做派了，我想我们都很乐意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可他对此兴趣不大。我们很少在街上看见他，他只有在不工作时才出来散散步。

哈特说：“他被迷住了，在找她。”

在茵维德大人编的那首小调中，歌手的妻子被美国人抢走了，当他恳求她回到他的身边时，她唱道：

茵维德，我心意已变，

我和一个美国兵同居了。

这首小调成了爱德华遭遇的真实写照。

一次他怒气冲冲地走了回来，看上去气色很不好。他说：“我这就离开特立尼达。”

埃多斯说：“你去哪儿？去美国吗？”

爱德华差点没给他一记耳光。

哈特说：“你是想就这么让一个女人毁掉你的生活吗？别做得好像你是天底下头一个碰到这种事的男人。”

可是爱德华根本听不进去，执意要走。

到了月底，他把房子卖了，离开了特立尼达。我想他是去了阿鲁巴，要不就是库拉索，在一家荷兰的大石油公司工作。

几个月之后，哈特说：“你们猜我听到了什么？爱德华的老婆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

哈特

哈特喜欢故弄玄虚。就拿他同博伊与埃罗尔的关系来说吧。他对人说他们是他的私生子，可有时他又说他也弄不明白究竟是不是，然后信口地说他和爱德华曾经同时和一个女人同居过。有时他又说他们是他的儿子，是他和前妻生的。你要是听见哈特讲孩子的母亲在临死之前是怎么将他们叫到床头，叮嘱他们好好做人的故事，你准保会哭的。

后来我发现博伊和埃罗尔其实是哈特的外甥。他们的母亲原先就住在大桑格雷的灌木丛中，在她丈夫死后不久也去世了，于是他们就过来和哈特住了。

两个孩子对哈特一点也不尊重。他们从不叫他舅舅，只管他叫哈特。他们不在乎哈特捏造说他们是私生子。事实上，关于他们的身世，哈特怎么说他们就怎么附和。

我对哈特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主动带我到运动场去看板球比赛。片刻之后我发现他还从附近的四五条街上挑了十一个男孩一起带去了。

我们排队站在售票处。哈特把我们的人数大声点了一遍之后说：“一张全票，十二张半票。”

许多人都投来了惊讶的目光。

卖票的说：“十二张半票？”

哈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说道：“十二张半票。”

我们十二个人在哈特的带领下鱼贯入场，到处找空位子，好不热闹。

有人喊道：“他们都是你的孩子吗，先生？”

哈特微微一笑，让人觉得真是这么回事似的。我们坐下后，他又指着我们大声点了一遍人数。他说：“我可不想回去后跟你们妈说弄丢了一个，让她寻死寻活的。”

那天是特立尼达队和牙买加队决赛的最后一天。格里·戈麦斯和莱恩·哈宾为特立尼达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戈麦斯的积分达到一百五时，哈特兴奋得上蹿下跳，大声嚷道：“你们听着，白人就是伟大。”

这时，一个卖饮料的女人从我们前面走过。

哈特说：“你玻璃杯里的东西怎么卖？”

那个女人说：“六分一杯。”

哈特说：“我要批发价，给我十三杯。”

那女人说：“这些都是你的孩子？”

哈特说：“这有什么不对吗？”

最后那个女人卖给我们每杯五分钱。

当莱恩·哈宾的积分到八十九时，他被罚下场，特立尼达人都开始起哄。

哈特愤愤不平。“被罚下场？被罚下场？他怎么会被罚下场呢？简直是抢劫。还是个特立尼达的裁判呢。天哪，现在就连裁判也拿贿赂了！”

那天下午哈特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是听他说话才知道原来板球运动员的名字很好听。他看板球比赛时的兴奋和投入也感染了我。

我问他记分牌是怎么回事。

他说：“记分牌的左边记的是那些击完球的击球手的名字。”

我会记住这一点，是因为我原来还以为说击球手击完球其实是委婉地说他被罚下场了呢。

在比赛间隙喝茶的那会儿工夫，哈特显得特别激动。他到处拉人打赌。他手里挥着一张一元的票子跑来跑去地吆喝道：“一元对一先令，赌黑德利的得分不是双数。”要不就是：“一元，赌斯托梅尔会接住第一个球。”

裁判员出场时，我们当中的一个小男孩突然哭了起来。

哈特说：“你哭什么？”

那男孩哭着咕哝了一句。

旁边的一个男人喊道：“他需要个瓶子。”

哈特转过身劈头对着那个男人说了一句：“两元，赌今天下午牙买加队要输五个球。”

那男人说：“赌就赌，我看你那性急的样儿，肯定要输。”

他们请另一个男人帮他们拿着赌注。

那个小男孩还在哭个不停。

哈特说：“你看你这不是当众让我难堪吗？你想要什么就直接说啊。”

男孩只是一个劲地哭。另一个男孩凑到哈特耳旁说了点什么。

哈特说：“噢，天哪！这怎么会呢？他们才出来不久呀！”

他让我们站起来，然后领着大家离开看台，在运动场的马口铁栅栏前一字排开。

接着他说：“好，现在开始小便。快点尿，你们都快点。”

那天下午的板球赛精彩极了。包括大名鼎鼎的黑德利在内的牙买加队在三十一轮比赛中输掉了六个球。天色越来越暗，特立尼达队快速投球手蒂勒尔·约翰逊的发挥简直无与伦比，而且越打越快。

我们左边的一个胖老太太总冲着蒂勒尔·约翰逊大呼小叫，每次都还要转身对我们轻声说：“我认识蒂勒尔时他还是这么点高的孩子呢。我们总在一起玩弹珠。”说完又转过身去尖声叫喊。

哈特赢了赌注。

我很快就发现哈特身上的一个缺点，就是爱打不可能赢的赌。特别是在赛马场上，他输了很多钱，不过也有赢的时候，每次赢了钱他都会慷慨地拿出来，请我们米格尔街上的人吃一顿。

我从没见过像哈特这样享受生活的人。他做的事情既不新鲜也不伟大，事实上，他每天几乎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对每一件事都乐此不疲。他还不时地把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弄出点花样来。

他有点像他的那条狗。那是一条我所知道的最温顺的阿尔萨斯狼狗。我发现米格尔街上的狗都有点像他们的主人。乔治的杂种狗瘦瘦的、脾气古怪，托尼的狗长得凶神恶煞，让人害怕。哈特的狗是我知道的唯一富有幽默感的阿尔萨斯狼狗。

这条阿尔萨斯狼狗的行为乍看起来很古怪。但如果你扔个什么东西让它去捡，它就变得活蹦乱跳。一天，在大草原公园，我把一个番石榴扔进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它取不出来，气得又哼又叫。突然，它转过身来高叫着从我身边跑过。我一扭头，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它已经向灌木丛跑了回来。我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等再扭头时，正好看见它叼着另一个番石榴放到了灌木丛的后面。

我喊了它一声，它便吠叫着冲过来。

我说：“去，伙计，去把那个番石榴捡来。”

它跑回灌木丛，探了探头又嗅了一下，然后冲进去叼回了刚才它自己放的那个番石榴。

我真希望哈特养的那些漂亮的鸟也有他的阿尔萨斯狼狗这么温顺。那些金刚鹦鹉看起来怒气冲冲的，就像一群爱斗嘴的老女人，见人就攻击。哈特的屋子因为它们变成了危险之地。金刚鹦鹉会冷不防在你小腿上这儿啄一口那儿咬一下。哈特试图让我们相信这些鸟是不咬他的，可据我所知它们会咬他。

说来也怪，本来美好的事物到了哈特和爱德华手里就会变得可怕。比方说，爱德华的绘画，哈特的那些尖嘴的金刚鹦鹉。

哈特总是给警察添麻烦，不过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方说在这儿打一架啦，在那儿赌博啦，要不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酗酒，等等等等。

但他同警察的关系并不差。事实上，每逢圣诞节，查尔斯警官总要带着邮递员和卫生检查员到哈特的住处喝上一杯。

查尔斯警官说：“我也是没法子呀，为了糊个口。你是知道的，哈特。不用别人告诉我，我知道自己再也升不上去了。”

哈特说：“这有什么，警官。我们在乎个什么。你的孩子们最近怎么样啦？以利亚好吗？”

以利亚是个聪明的男孩。

“以利亚？哦，我想他今年要搞个展览。哈特，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只能碰碰运气，没别的办法了。”

每次他们都是以好友身份告别。

但是有一次，哈特麻烦惹大了，原因是他往牛奶里掺水。

他说：“警察和那帮人过来盘问我水是怎么到牛奶里的。好像我知道一样。我哪儿知道水是怎么到牛奶里的。没错，我是把锅浸在了水里，但只是为了让牛奶快点凉下来，而且怕锅翻，我还专门采取了保护措施。我猜肯定是那个锅有个洞，就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很小的小洞。”

爱德华说：“那你最好老老实实向法官说明一下。”

哈特说：“爱德华，你说得倒轻巧，你以为特立尼达是英国啊。在特立尼达，你听说过有哪个说了真话的会有好下场？在特立尼达，你越天真，他们越让你坐牢，你出的贿赂就得越多。你得贿赂法官，给他们送鸡送鸭，要大个头的来克亨老母鸡才行，还得送钱，还得贿赂那些检察官。等一切贿赂都到位了，你才有可能被判得轻一点。”

爱德华说：“说的也是。不过你总不能主动认罪呀。你应该编个理由才是。”

结果，哈特被罚了两百元，还让法官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通。

哈特气呼呼地从法庭回到家里。他取下领带脱了衣服，说道：“这个世界真他妈的滑稽。你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打了领带，穿上夹克，擦亮皮鞋，都为了什么？就为了站在某个愚蠢的法官面前让他把你臭骂一通。”

哈特耿耿于怀了好些日子。

他说：“希特勒做得对，伙计。把所有的法律书都烧光。把它们都烧光。把所有这些该死的东西堆成一大堆点上火，把它们烧掉，看着它们烧。希特勒是对的，伙计。我不知道我们干吗要和他打仗。”

埃多斯说：“你在胡说八道，哈特。”

哈特说：“我也不想这么说，我也不想。但希特勒就是对的。把那些法律书烧掉。把它们统统烧掉。我也不想这么说的。”

一连三个月，哈特都没有和查尔斯警官说过话，查尔斯警官很伤心，他总是托人捎口信代问哈特好。

一天他叫住我说：“今晚你要去看哈特吗？”

我说：“是的。”

“你昨天看见他了？”

“看见了。”

“他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噢，我是说他气色怎么样？他看上去好吗？高兴吗？”

我说：“他看上去特别烦恼。”

查尔斯警官说：“哦。”

我说：“还有事吗？”

“哎，你别急着走呀……”

“怎么了？”

“没怎么。没什么，没什么。你等一下再走。听着，你把这话捎给哈特听。”

我就对哈特说：“查尔斯警官今天把我叫到他家，又哭叫又哀求，请我务必告诉你他不会和你过不去，他说向警方告发你往牛奶里加水的人不是他。”

哈特说：“什么水、什么牛奶？”

我不知道怎么往下接。

哈特说：“你瞧瞧，特立尼达现在都成了什么样子了。有人说我的牛奶里有水。没有一个人看见我往牛奶里掺水，但现在大家讲话的口气好像他们都看见了似的。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什么牛奶里加水。”

我发现，哈特对这事讲得很欢。

我总把哈特看成是个有一套习惯的人，很难想象出他有另外一面。我猜他带我去看那场板球比赛时有三十五岁，坐牢时有四十三岁。但对我说来，他不论哪个岁数都一个样。

他的长相，我已经说过了，像雷克斯·哈里森。皮肤呈深褐色，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有点罗圈腿，另外他还是个平脚板。

在我看来，他下半辈子恐怕也就是做那些事情。板球、足球、赛马，上下午都读报纸，坐在人行道上海侃，圣诞前夜和新年前夜喝醉酒乱嚷嚷。

除了这些他好像什么也不需要。他已经满足了，我甚至不相信他会需要女人。当然，我知道他有时也去城里的某些地方，不过我想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女人，还不如说是为了体验强力的刺激。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米格尔街俱乐部分崩离析，从那以后，哈特也变了。

我猜这是爱德华的错。我想，我们当中没人意识到哈特有多喜欢爱德华，也没有人意识到爱德华结婚令哈特有多伤心。爱德华的妻子和那个美国兵私奔后，哈特简直难掩喜悦，可当爱德华去了阿鲁巴后，他又深深地陷入了失望。

有一次他说：“所有的人，一旦成年就甩头走了。”

又有一次他说：“我真他妈笨，我应该像爱德华和其他人那样，也去美国人那儿工作。”

埃多斯说：“这几天晚上哈特在城里到处寻欢作乐。”

博伊说：“这有什么，他是成年人，难道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埃多斯说：“有些男人就这样。其实，所有男人都这样。他们开始老了、怕了，所以总想干点年轻人的事情。”

埃多斯这么说让我特别生气，因为我不愿把哈特想成那种人，可最糟糕的是我还感到可惜，因为我觉得埃多斯说得没错。

我说：“埃多斯，你为什么就不能少想点这种下流事？你干吗不把这些下流的想法扔进垃圾堆里？”

后来有一天，哈特将一个女人带到了家里。

打那之后，我觉得和哈特相处有点不自在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有责任有义务的男人了，他再也不能把时间和注意力统统放在我们身上了。更糟糕的是，大家都装作那个女人不存在似的，就连哈特自己也不例外。他从没提过她。他这样做好像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她是个浅褐色皮肤的女人，三十岁上下，有点发福。她喜爱蓝色。她叫自己多莉。我们常常看见她独自一人在哈特屋子的窗口往外看，神情茫然。她从不和我们说话。事实上，除了在屋里喊哈特的声音，我几乎没听过她说话。

但是博伊和爱德华对她带来的变化感到很高兴。

博伊说：“我还是头一回和一个女人生活在那座房子里，感觉就是不一样。我说不上来，但感觉这样好多了。”

我母亲说：“你瞧男人有多蠢。哈特明明知道爱德华遭遇过什么，但他还是和那个女人纠缠不清。”

摩根太太和巴库太太很少看见多莉，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不喜欢她，可她们却一致认为她是个无所事事的懒女人。

摩根太太说：“我看这个多莉一副阔太太的派头。”

哈特的生活并没因多莉的到来而改变，于是我们也就很快忘记了多莉的存在。我们还是一起去看所有体育比赛，还是经常坐在人行道上胡侃。

每当多莉尖声问道：“哈特，你要过来吗？”哈特总是不去搭理。

半小时过后多莉又会问：“哈特，你到底过不过来？”

这时哈特便会说：“我这就来。”

我不知道多莉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几乎不出门，而哈特却几乎总是泡在外面。她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在窗口向外看。

他们俩可谓这条街上最怪的一对。他们从不一起外出。我们也从没听他们笑过。他们甚至从没吵过架。

埃多斯说：“他们就像两个陌生人。”

埃罗尔说：“你们可别信埃多斯的。你们别看哈特坐在这里时一声不哼，回到家就不一样了。他和多莉讲话时简直就像变了个人，还给她买了许多珠宝，这你们都知道。”

埃多斯说：“我觉得她就有点像马蒂尔达，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小调中的女人——

马蒂尔达，马蒂尔达，

马蒂尔达，你偷了我的钱

去了委内瑞拉。

买珠宝！哈特是怎么了？他搞得好像自己是个老头子似的。女人对哈特这种男人图的不是珠宝，而是其他东西。”

从表面上看，大伙儿发现哈特家只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所有的鸟都被关进了鸟笼，二是那条阿尔萨斯狼狗被锁上了链条，看上去很可怜。

大家在哈特跟前闭口不谈多莉。我想是这整桩事来得有点突然。

其实，后来发生的事情更突然。我们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得知全部细节的。我起先是发现哈特失踪了，慢慢才听说了许多谣言。

事情的真相是后来在法庭上才搞清楚的。多莉从哈特那儿跑了，当然没有忘记带上哈特送的全部礼物。哈特追到她后发现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一顿大吵之后，那个男人逃走了，哈特只好把气撒在多莉身上。后来，据警方的证词说，他含泪到警察局自首时称：“我杀了一个女人。”

其实多莉并没死。

根据当时的消息，我们都以为多莉死了，有一两天没人敢相信这是真的。

米格尔街突然沉寂了下来，没人聚在哈特家外面的电线杆下谈天了，没人打板球了，没人打搅睡午觉的人了，俱乐部也死气沉沉，停止了活动。

我们无情地把多莉忘得一干二净，只是想着哈特。我们打心底里觉得他没有错，并很为他感到难过。

我们在法庭上看见了他。他变了，变得苍老了，他蠕动着嘴朝我们笑了笑。他还是好样的，我们哈哈地笑着，但心里却在流泪。

检察官问哈特：“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吗？”

哈特说：“一片漆黑。”

哈特的律师是个胖胖的小个子男人，名叫奇塔兰詹。他穿着一套带气味的棕色西服。

奇塔兰詹滔滔不绝地背诵波蒂亚仁慈宽恕的主张，要不是法官打断他，他都不见得会停。法官说：“奇塔兰詹先生，你说的话都很有意思，有些甚至是对的，但你却在浪费本庭的时间。”

奇塔兰詹接着大谈什么爱情的原始冲动。他说哈特为了爱情舍弃了自尊，就像当年安东尼为了爱情而抛下了整个帝国一样。他说，在法国——谈起法国他可有发言权，因为他去过巴黎——在法国，哈特会成为英雄，女人们会给他戴花环。

埃多斯说：“知道吗，这就是那种把人送上断头台的律师。”

哈特被判了四年刑。

我们去弗雷德里克监狱探望过他。我没想到监狱竟是那个样子的。四周的墙是乳白色的，并不很高，我很惊讶地发现大多数探监的人都乐呵呵的，只有少数几个女人在哭。监狱的整体气氛就像个聚会，人们有说有笑。

那次探监，埃多斯特地穿上了他最好的西装。他手里拿着帽子，环顾了一周，然后对哈特说：“这地方看上去不太坏。”

哈特说：“他们下周就要把我转到卡雷拉去。”

卡雷拉是个关犯人的小岛，离西班牙港几英里。

哈特说：“别为我担心。你们了解我的。出不了两三个星期，我就会让他们给我个轻松点的差事做的。”

每次我去卡来纳吉或库马纳角洗澡，都要眺望碧绿的海水那边的卡雷拉岛。这座岛高高耸立于海中，上面有许多排列整齐的粉红房子。我曾试图想象那些房子里发生的事情，但怎么也想象不出。我常想：“哈特在那边，我在这边。他知道我在这里想他吗？”

但几个月后，我越来越关心自己的事情了，有时会连续好几个星期都想不到哈特。我也觉得羞愧过，但无济于事。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不再想念哈特了。偶尔脑袋空下来时，我会停下来想一想再过多长时间他才会出来，但这是无所谓的事。

哈特进监狱时我十五岁，等他出来时我已经十八了。这三年之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其间我离开了学校，在海关找了份工作。我不再是个孩子了，我已经长大成人，在挣钱了。

哈特的回来并没有激起波澜，这倒不仅是因为我们这帮孩子都长大了，还因为哈特自己也变了。他身上的一些灵气不见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不那么投机了。

他回来后走街串巷，对熟人聊种种遭遇。

我母亲给他端了杯茶。

哈特说：“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中。我先和几个监狱看守搞好了关系，你猜怎么着？我只是私下搞了两手，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务。那儿的图书馆真大。什么深奥的书都有。那地方泰特斯·霍伊特肯定会喜欢。书多极了，就是没人去读。”

我给哈特递了一支烟，他毫无表情地接了过去。

突然他大喊道：“啊呀，我才发现！你现在都成大人了。我离开那会儿你不抽烟的呀，也难怪，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说：“是的，确实有日子了。”

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就三年光景，可在这三年里我长大了，开始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人。我不再希望今后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了。他太瘦弱，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个头是这么小。在我看来，泰特斯·霍伊特也是又笨又乏味，没有一点意思。一切都变了。

自从哈特进了监狱，有一部分的我也随着消亡了。

告别米格尔街

我母亲说：“你在这个地方变得太野了，我想你该离开了。”

“去哪儿，委内瑞拉吗？”我说。

“不，不去委内瑞拉。去个别的什么地方。我知道委内瑞拉，像你这号人一到那儿就会被关进监狱的。不，去个别的什么地方。”

我说：“那好吧。等你想好了再决定吧。”

母亲说：“这事我要去和格涅沙·庞迪特商量一下。他是你爸爸的朋友。不管怎么说，你必须离开这里。你变得太野了。”

母亲说得没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确实变得有点野了。我现在喝起酒来就像鱼喝水似的，还搞许多其他的名堂。我是在海关学会喝酒的，在那儿我们经常以各种借口没收酒。起先，我一闻到烈性酒就难受，但总对自己说：“我必须熬过这一关。就把它当成药喝，捂上鼻子，闭上眼睛。”这一招果真奏效，没多久我就成了喝酒老手，开始承受酒徒的骄傲。

这之后博伊和埃罗尔向我介绍了城里不少玩的去处。一天晚上，我记得是在我上班后不久，他们领我去了一个地方，那儿离海滨广场不远。我们一起上了二楼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屋里挤满了人，点着一盏盏绿色的灯，光线浓厚得像果冻。房间里哪儿都站着女人看着我们。还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禁用脏话。

我们在酒吧点了酒喝起来。酒很甜。

埃罗尔问我：“你看中哪个娘们儿了？”

我猛地明白了，觉得一阵恶心。我跑出去径直朝家走去，既觉得有点恶心又有点害怕。我对自己说：“你必须闯过这一关。”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家俱乐部，从此就成了那儿的常客。

我们经常举行各种舞会，带着朗姆酒和女人到马拉加斯海湾彻夜狂欢。

“你变得太野了。”母亲总这么说我。

我也没把这当回事，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喝过了头，整整醉了两天。清醒后，我发誓再也不抽烟喝酒了。

我对母亲说：“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因为特立尼达。这儿的人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大约两个月后，母亲说：“下星期你得和我一起去，我们去看看格涅沙·庞迪特。”

格涅沙·庞迪特早就抛弃了通灵的那套。他现在从政了，而且干得蛮不错。他在政府里搞了个什么部长之类的头衔，我听人说眼下他正忙着竞争大英帝国勋章呢。

我们到了圣克莱尔大道他住的那所大房子，发现这位大人物的穿戴变了。不再是以前的腰带头巾打扮，而是一身昂贵的西服。

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母亲。

他说：“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帮忙。”

母亲哭了起来。

格涅沙对我说：“你想到国外学点什么呢？”

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学。我只想离开这里，就这样。”

格涅沙微笑着说道：“政府不提供这类奖学金。只有各位部长能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做。不行，你必须学点东西。”

我说：“我从没想过要学什么。让我考虑一下。”

格涅沙说：“好吧，你考虑吧。”

母亲一面哭一面感谢格涅沙。

我说：“我知道我想学什么了。工程学。”说这话时我想到了叔叔巴库。

格涅沙大笑了起来，说：“你知道工程学是什么吗？”

我说：“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用心学。”

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学法律呢？”

这话让我想起了奇塔兰詹和他穿的那套棕色西服，于是赶紧说：“不，我不学法律。”

格涅沙说：“现在只剩下药剂学的奖学金了。”

我说：“我可不想做药剂师。我可不想穿着白大褂向女人推销口红。”

格涅沙微微一笑。

母亲说：“这孩子说话没个分寸，您千万不要介意，庞迪特。他就学药剂学。”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道：“只要你用心，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格涅沙说：“考虑一下吧。要是你学药剂学，你就可以去伦敦，就可以看到雪，看到泰晤士河，看到国会大厦啦。”

我说：“那好吧。我就去学药剂学。”

母亲说：“庞迪特，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

她一面哭一面数出了两百元，递给了格涅沙，说道：“钱不多，庞迪特。但我就有这些。是攒了很长时间才有的。”

格涅沙接过钱时一脸难过的样子。他说：“你不应该为这种事烦恼。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母亲哭个不停，最后，连格涅沙也哭了起来。

见此情景，母亲赶忙擦干眼泪说：“庞迪特，您真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烦恼。什么都要钱，没钱就什么都办不成。我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搞这么多钱。”

格涅沙不哭了，但母亲又哭了起来。

过了一小会儿，格涅沙退了一百元给我母亲，又呜咽起来。他说：“把这钱拿回去，给孩子买些好衣服吧。”

我说：“庞迪特，您真好。”

这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等你获得了文凭和学位从英国回来，成了大人物、大药剂师，我再过来要回你欠我的也不迟。”

我告诉哈特我要走。

他说：“去干什么？做劳工？”

我说：“政府给了我一笔奖学金，让我去学药剂学。”

他说：“是你自己争取到的吗？”

我说：“不是我，是我妈。”

埃多斯说：“这是件好事。我认识一个药剂师，我为他清理垃圾有好几年了。那家伙富得都什么样啦，钱那是滚滚地来。”

消息传到伊莱亚斯那儿，他却是另一种反应。有天晚上他跑到我家门口，大喊：“贿赂，贿赂。你们就知道贿赂。”

我母亲也狠狠地回敬了一句：“抱怨别人贿赂的都是自己拿不出东西贿赂的穷光蛋。”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我出发了。在此期间，特立尼达政府向英国驻纽约领事馆写了封信，让英国领事馆了解了我的情况。美国人要我保证不会使用武力推翻他们的政府，最后发给了我签证。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母亲在家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聚会有点像葬礼上的守灵。来的人个个神情沮丧，都说会很想我的，但转身就把我忘了，只顾埋头吃喝。

劳拉在我面颊上亲了一口，并给了我一个圣克里斯托弗的大勋章，让我把勋章挂在脖子上。我答应她我会的，然后就把它放进了口袋。巴库太太送了我一个六便士的硬币，她说那个硬币是她专门准备的。其实，它看上去同其他六便士的硬币没有什么不同，我想，后来我把它给花了。泰特斯·霍伊特不计前嫌，给我送来了普及版丁尼生诗选的第二卷。埃多斯给了我一只皮夹，还发誓说它是新的，几乎没有用过。博伊和埃罗尔什么也没给我。哈特送了我一包香烟，说：“我听说你戒烟了，但是拿着这个吧，说不定你会改变主意的。”结果我还真的又抽上了。

巴库叔叔一晚上都在修车，就是那辆第二天要送我去机场的汽车。我几次跑出去让他别忙了，可他都说化油器有点毛病要修修。

第二天早上，巴库早早起床后又修起汽车来。我们本来打算八点出发，可到了十点巴库还没有修完。我母亲有点着急，巴库太太也不耐烦了。

可巴库还躺在车下，边修车边吹着口哨，是《罗摩衍那》里的一对儿对句。等从车下钻出来后他还乐呵呵地说道：“你们等急了吧？”

我们终于准备完毕。还好巴库没有修坏发动机，它还能点上火。我的行李被装上了车子，我这就要永远离开这所房子了。

这时我母亲说：“等一下。”

她把一个盛了牛奶的铜壶放在门口。

我现在也闹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扇门很宽，足够过一辆汽车，那壶大约四英寸宽，就放在正中间。我记得我是蹭着门边走的，根本没有靠近那只铜壶，但我还是把壶给踢翻了。

母亲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我说：“这是不祥的兆头吗？”

她没有回答。

巴库在按喇叭了。

我们上了车，巴库发动了汽车。车子沿着米格尔街开到赖特森路，又朝南码头开去。一路上我没朝窗外看一眼。

母亲一面哭一面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在米格尔街上看到你了。”

我说：“为什么？就因为我踢翻了那壶牛奶？”

她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为打翻的牛奶掉泪。

直到车子开出了西班牙港城郊，我才朝外面望去。天气晴朗而炎热。稻田里一些男女在干活，路边的一个水塔下一群孩子正在洗澡。

我们及时赶到了皮亚尔科。这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得到那份奖学金。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我很害怕。一群肥硕的美国人在酒吧喝着不知名的饮料，那些戴着太阳眼镜的美国女人一脸傲慢，讲起话来嗓门特别大。他们看上去都挺富有挺自在的。

接着广播里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说，二〇六次航班的起飞时间推迟六个小时。

我对母亲说：“我们回西班牙港吧。”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会在候机厅里遇到那帮美国佬，我只希望和他们碰面的时间越短越好。

回到米格尔街，我最先看见的就是哈特。当时他正拖着脚从咖啡馆里出来往回走，胳膊下还夹着一张报纸。我朝他挥了挥手叫了起来。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以为你这时已经在天上了呢。”

我很失望，倒不光是因为遭到了哈特的冷遇。我失望，是因为我走了，注定要永远地走了，可米格尔街上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有丝毫变化。

我看了看门口那只被打翻的铜壶，然后对母亲说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呢？”

她笑了，看上去很高兴。

我和母亲、巴库叔叔以及他太太一起在我家吃了最后一顿饭，然后又沿着那条通向皮亚尔科的滚烫的马路返回机场。飞机已经在等着啦。我认出了一个海关官员，他免检了我的行李。

播音员的声音冷静而又漠然。

我拥抱了母亲。

我对巴库说：“巴库叔叔，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我想我听见你车子的挺杆有撞击声。”

他的眼睛一亮。

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

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版权信息

书名：模仿者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蔡安洁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1-01

ISBN：9787544277556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部

1

我战后不久初到伦敦。过了几日，我在肯辛顿高街找到一处寄宿公寓，人们管它叫私人旅店。房子是夏洛克先生的，他自己不常住，只把阁楼留作自用。马耳他籍的女管家列安妮告诉我，夏洛克先生有时会在阁楼和一位年轻姑娘共度良宵。“这些英国姑娘！”列安妮不屑地说。她自己有个私生子，是战事刚结束时一场冒险的产物。她带着孩子住在地下室。在阁楼和地下室之间，在纵欲无忧及其沉重代价之间，我们房客过着逼仄的生活。

我一周付夏洛克先生三几尼的房租。我的房间细长，像本立着的书，衣橱活像口棺材，房里有好几面镜子。夏洛克先生有十五个房客，每人每周收三几尼；他有一个情妇；他西装的布料细软得都能吃下嘴。我对他充满了钦慕之情。我既不通达伦敦社会的人情世故，也不习惯北方人的面相和肤色。夏洛克先生在我眼里气度不凡，不是律师商人就是个政客。他喜欢摸着耳垂探着头听人说话，我觉得这样充满了魅力，便模仿起来。我知道欧洲最近发生的事，并为此深感痛苦。尽管我每周仅靠七镑勉强过活，却向夏洛克先生倾注了全身心的、无声的同情。

冬天，夏洛克先生死了。我原本毫不知情，直到从列安妮口中听到他被火化的消息。夏洛克太太没有亲口把死讯告诉列安妮，这让后者颇受冒犯，并有点担心未来。死亡在伦敦是如此迅速而悄无声息，这个事实让我不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来伦敦之后从未想到过死亡，也从未见过送葬的队伍。在我的故乡加勒比伊萨贝拉岛，无论晴雨，午后的气氛总会被送葬的队伍闹得活跃起来。而夏洛克先生就这么死了。好在列安妮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寄宿公寓的运作照旧。夏洛克太太始终没有露面。列安妮依旧住在地下室。两周后，她邀请我去参加她孩子的受洗仪式。

我们要在下午三点前赶到教堂。午饭后，我回到狭小的房间等待。天很冷。屋里暗了下来，我留意到屋外光线诡异，死气沉沉，却又似蕴含一股铁青的怒气。然后天空飘起了雨，颇不寻常的毛毛雨：雨滴颗颗分明，我能听见它们敲打窗户的节奏。

急促的女性脚步声在台阶上响起。我房间的门被推开。列安妮有半张脸洗过了，洁白光净。她手握着沾染化妆品的棉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想你一定想知道，外面下雪了。”

雪！

她挤着眼，压着唇，用棉球扑着脸颊——宽大的手掌，粗长的手指，小小的棉球——又跑了出去。

下雪了。属于我的元素终于来了。雪花，轻盈无比的碎冰，细碎而棱角分明。但最迷人的还是光。我出门来到黑暗的走道，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爬楼，朝向天窗走去，在每层楼都停下来张望街道。地毯铺到了尽头，楼梯在一个狭窄的走道处结束。我头顶是天窗，脚下是没入黑暗的楼梯。阁楼门半掩着，我走了进去。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一盏颇不自然、毫无生气的荧光灯。废弃的房间阴冷萧瑟，无遮无盖。地面光秃秃的，让人觉得凄凉。布满灰尘的报纸上搁着一张床垫，此外还有一面破旧的蓝绒布被单、一张摇晃的书桌，仅此而已。

我站在窗前。窗框扭曲，墙面剥落，这里脆弱的结构让楼下的房间显得那么坚实。我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映着死气沉沉的光亮。雪花飘浮着，打着旋儿。它们触到玻璃，变成一层融化的冰。窗外铅灰色的天空映着一块块白色和闪亮的黑色屋顶。被轰炸的废墟一片洁白，灌木、丢弃的瓶罐和盒子的线条都被雪勾勒出来。我看到了这幅景象。然而这一片静美和我有什么关系？从这间房望出去，丑陋的烟囱里冒出细细的褐色的烟，紧挨废墟的灰泥墙被紧紧支撑加固。从这间地上摆着床垫的空荡的房间向外看去，我觉得这座城市的魔力消失了，眼前的景象仿佛暗示着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凄凉无助。

床垫一张，书桌一台。夏洛克先生生前会不会有更多的家具？这么个地位显赫的人，衣着讲究，这间房见证了他的享乐时光。我打开书桌抽屉，看到一张磨毛了边的身份证，上面有夏洛克先生工整的笔迹。抽屉里还躺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毛衣和羊毛裙的丰满女孩。摄影师颤抖的手让照片显得很不寻常，就像某篇杂志文章中有关重大事件的相片，仿佛这是照片中的人留下的唯一影像。女孩一脸单纯，面孔并不醒目，尚未被堕落之行和“情妇”这个词必将赋予她的神色所染。她站在后院，身后的房子像是邻居家的。我在脑海重现当时的场景：照片是在她熟悉的家中拍的，或许是某个初夏周日的午后，就在午餐前。拍照的一定不是夏洛克先生，或许是女孩的父亲或者兄弟姐妹？但不管怎样，在这个房间，照片中那爱意冲动的一瞬间已烟消云散。身处这个位于许多烟囱之间的废弃房间，后花园的女孩必定觉得身处异国。

我觉得自己应该保留这张相片，转念一想还是放回了原处。我暗自思忖：这事儿可不要发生在我身上。我想避开的是死亡吗？但这是所有人都将面临的结局。那就让我在身后留下更多的痕迹吧，让我的遗物得到尊敬，不要让我死后被人耻笑。然而在当时，即便我努力寻找字词表达我心中所想，却早已明白，我尚未启程的旅途已在我一生都避之不及的海难中终结。

这是一个黯淡的开头。但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不是我在从政时偶尔想象自己在功成名就后的晚年从容撰写的那种政治回忆录。这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我想用个人经历展示我们时代的弊病，展示只有接近权力才能把握的事态发展。但这不是一本我现在能让自己全心投入的书。没错，我此刻也在从容撰写。但这不是由我选择的从容，因为现在并非我功成名就后的晚年。我才四十岁；我的政治生涯已经终结。

我明白回到我的岛继续从政是不可能的。殖民地的事态发展迅速，政权更迭频繁。我早已被遗忘，而那些取代我的人也即将被别人取代，我的政治生涯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落入窠臼。殖民地的政治生涯通常短暂，且结局残酷。我们缺乏秩序。更致命的是我们缺乏实权，而且对此浑然不知。我们误把口号和叫嚣当作实权，一旦有人让我们亮出底牌，我们就溃不成军。政治对我们来说，是个你死我活、孤注一掷的买卖。一旦投身其中，就不仅仅是政治斗争，我们经常是在为活命而战。我们处于过渡期的社会无法为我们提供缓冲。在激烈的战斗过后，没有大学或者市议会可以让我们重整旗鼓或者收容我们。我们的政治斗争中，几乎所有人到最后都会失势。失败者只有一条路：逃亡。我们逃向更严重的无序，逃向最终的虚无：伦敦和周边各郡。

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审慎地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住在郊外小小的半独立住宅。我们周六上午挤在熙熙攘攘的森宝利商店买日用品。我们比周边那些最大的理想不过是中足球彩票的邻居见过更大的世面，却被包围在中下阶层之中，被视为移民。和平社会自有其残酷之处。当一个人的尊严被剥夺，他被要求的不是死去或者逃亡，而是找准自己的等级。我偶尔会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封讨论重大主题的读者来信，通信地址是一个贫寒地区。我认出了作者的名字，看到某个被束缚的绝望灵魂的挣扎，感到巨大的同情。某天我去西区一家百货公司的地下，那里的售货员都别着塑料胸牌。我在未上漆的厨房家具间徘徊，想买个木制的折叠晾衣架放在住所的浴室里。一位售货员背对着我，我走上前去，她转过身。这是一张熟悉的脸，胸牌上的名字验证了我的猜测。我和她最后一次碰面是在一次不结盟国家的会议上，她的丈夫是一名煽动者。我们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中见过彼此。当时她穿着她的“民族服饰”，显得颇为诱人，丝绸衣料的颜色衬出她那亚洲人的浓郁肤色。如今商店的制服把她的胸和臀挤成皱巴巴的一团。记得我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违反规定抱着一束花跑向她。这是一份私人礼物，一个走投无路的男人急切地想保住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害怕被送回自己单调乏味的出生环境中。如今她这样站在未上漆的家具中间。我无法面对她。我没买东西，并转开脸希望她没看到我。

后来，我坐在车厢里，盯着窗外被烟熏的高耸的房子、摇摇欲坠的棚屋，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阶级廉价公寓，公寓花园无人打理，有些花园干脆成了杂乱的加勒比式后院。我想着那位煽动者的归宿：他是驯服地在办公室上班，还是因落差太大而无法接受一份普通的工作，只好住在郊区，靠着一份微薄的津贴终日闲荡？我们这些流亡的人大多在贫困线上挣扎。报纸的财经版偶尔报道某个名不见经传的瑞士银行倒闭的消息。然而没必要太当回事。毕竟我们多数人不是没胆就是没脑，不可能变得腰缠万贯。我们用从前无足轻重的梦想，来衡量机遇和需求。

人们讨论年轻人的悲观，就像是谈论无神论和叛乱，认为这种心情过一阵就会消失。然而在夏洛克先生过世近二十年后，我觉得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去伦敦、给种种经历和活动画上句号时，我的心绪越过了这些年以及其间对这座城市的多次拜访，跳过了老爷车、宾馆、热心帮忙的官员和马尔伯勒大楼里的乔治三世画像，跳过了我的婚姻和生意，最终连接到我第一次踏进夏洛克先生家阁楼的心绪。其间发生的事仿佛都被括号包裹着。什么是现实？是情绪，还是夹在情绪间的行动，这些行动由以往的情绪衍生，继而再次引发同一种情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夏洛克先生的房子是几年前。我不是有意寻找它；与我共进晚餐的部长住在附近。从前镶着玻璃和铜钉的厚重木门换成了浅紫色的齐边拉门和花体的门牌号。前门标示这是一家女士内衣商店的入口。当时我完全不为所动：那段生活早已结束，终得其所。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是否还能保持这般冷静。但肯辛顿地区既非我的住地，也不是我想探访的地方。它变得有点过分拥挤，而且我觉得这里相当昂贵。这里也成了一处种族骚动的中心，而我如今已经没兴趣置身于与己无关的冲突之中。我不再想分担不幸；我已丧失了这种才能。除了写下的这些文字，我不再有倾诉的需要，而在这些文字中，我将尽量压抑自己作为兜售奋斗目标的政客的身份。这不是难事，我早写够了政治文章。我当前所想不过是在强加于我的无所作为中，维持最后的虚空。

我见过很多场雪，它们总是让我沉醉。但我不再觉得雪是属于我的元素了。我不再幻想理想的景色，不再试图把自己置身其中。所有的风景最后都会变成贫瘠之地，所有金色的幻想都将止于铅灰色的现实。我无法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住在郊区的半独立住宅里；我无法假装生根安家，成为社区的一员。我连自己都骗不过。我更喜欢远郊旅店的自由，全无责任的牵绊；喜欢居无定所的感觉。我被我在夏洛克先生阁楼里端详过的照片上的那种房子包围，之前那种突如其来的多愁善感如今让我汗颜。我现在很少去看这种房子，也不会细想屋里住的人的生活。我放弃了从贫困和受压迫的人的生活中寻找美感的尝试。我憎恨压迫，恐惧被压迫的人。

受洗仪式在下午三点。两点五十五我去了列安妮的房间。她的房间比平时更凌乱：壁炉上堆着各种杂货、账单、日历和空烟盒；衣服随意地搭在床、油地毡和婴儿床上；地板上堆着旧报纸；积着灰的缝纫机上搭着破破烂烂的布。透过地下室的格栅窗能看到小小的后花园，平时黑乎乎的花园现在变成了白色。雪覆盖在野草、裸露的树枝和高高的砖墙上。雪让房间里变得潮湿，似乎也加剧了混乱的状态。婴儿被收拾妥当，列安妮站在华丽的镜子前磨指甲，她全身焕然一新，就快准备好了。她形象的巨大转变总是让我觉得有趣。列安妮喜欢谈论“时髦的伦敦姑娘”。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她与那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其他人说起一个英国姑娘嫁给了一个非洲部落的酋长，口气里满是鄙夷。列安妮自认为是个时髦的伦敦姑娘，无论何时和我们（有时还带着那个和她约会的印度工程师）一起出门，无论是去街角便宜的意大利餐馆，还是稍远处的电影院，她都要摆出那副派头，仿佛这是她对这座城市负有的责任，而不是对自己的。

参加受洗仪式的客人聚到地下室房间门口。过了三点，客人们开始进出列安妮的卧房提醒她时间。她让大家别着急，并在房间里和大家闲聊。我认识其中一对从乡下来的夫妇，妻子是意大利人，对战争和贪婪的神父心有余悸，丈夫是英国人，是他的种族里我所见过身材最矮小的。两人战时的罗曼史以及爱情的结晶为他增长了不少自信，但他幽深的眼中满是苦难的折痕。拜他新近收获的安全感所赐，他把自己视为列安妮的“支持者”，事实上他是孩子的教父。另一位纤瘦的意大利中年女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四方下巴，眼里写满疲倦，动作缓慢。列安妮说她是个女伯爵，活跃于那不勒斯的“上流社会”，她还在马耳他的皇室舞会上见过伊丽莎白公主。“女伯爵正在考虑买下这座寒酸房子。”列安妮说，美式俚语与她的意大利口音很相称。我对女伯爵笑笑，她报以疲倦的一笑。

大家终于准备就绪。矮小的英国人出门叫出租车。过了一会儿，列安妮开始不耐烦，领着大伙儿在门廊等。街道被人踩成了脏兮兮的褐色，走起来又湿又软，门柱上的雪依旧洁白，挡住了旅店的招牌。出租车到了，小个子英国人坐在前面的翻椅上，他穿着大衣，可笑地显得更加瘦小了，却依然敏捷好动。教堂离得不远，我们三点二十到达，时间正好，因为相关人员还没准备好。教堂已经被炸毁了，受洗仪式只能在附楼里举行。我们坐在候见室等，周围还有其他母亲和孩子。时髦的伦敦姑娘列安妮一直在帽子下展示着微笑。有个婴儿发出尖细的哭声。桌上有一盒蜡烛，上面的卡片写着“蜡烛两便士”。两个小姑娘在盒里丢下硬币，点亮蜡烛，然后插在烛台上。小姑娘的妈妈环顾四周的我们，微笑着，邀请我们见证并嘉许。

三点半，一个没刮胡子、领子也脏兮兮地没洗过的男人冲进来问：“来受洗的？”“是的是的。”母亲们回答。那人走出去，片刻后又回来问：“几个人？几个人？”自己数过婴儿后，他说：“三个。”然后再次消失又再次迅速出现。他打开门让我们紧随其后。我们跟着他上了楼，一路上布满了烛台和两便士一支的蜡烛，直到来到一间土黄色墙壁的房间。他从钩子上取下一件白袍，硬把自己塞了进去。一位牧师微笑着静静地走进屋来，从架子上取下一条绣着金色十字的紫色围巾。那个没刮脸的男人匆忙地跑来跑去，寻找三位教父，把装在透明而光滑的护套里的小卡片交给他们。受洗仪式开始了。最后才轮到列安妮的孩子。

“约翰·赛德里克，汝向教堂祈求什么？说：信仰。”

教父不乐意受人指挥，自己从卡片上找回答。然后说：“信仰。”

“信仰给汝什么？说：永生。”

“我知道，牧师。是永生。”

牧师用他的唾液、拇指和其他手指为婴儿祈福，用他的鼻子在婴儿身上画了个十字。仪式的细节在我脑海里迷蒙一片，我大概记得在某个阶段他把一撮盐放进了婴儿嘴里。约翰·赛德里克做了个苦脸，开始说话。婴儿通过教父宣布自己与魔鬼斩断了一切关联，接受了上帝。受洗仪式结束。列安妮的脸色越来越严肃，她向牧师奉上捐赠（被拒绝了，我相信）的时候泪光闪闪。这让我在那天下午第一次记起列安妮是个未婚妈妈，而不是一个时髦的伦敦姑娘。矮小的教父在出租车里挑起了带动大家兴致的重担，就连他敌视神职人员的妻子艾尔莎都说经历了一场美好的宽恕仪式。

列安妮在受洗的庆祝聚会上邀请了所有朋友。六点左右大家陆续到达，有些人刚下班。列安妮在厨房忙前忙后，她的妆容被布满污渍的旧围裙侵蚀得所剩无几。教父在门前充当主人。几个穿着湿漉漉雨衣的马耳他人聚在一起，闷闷不乐地用英语和马耳他语交谈。我觉得他们在谈论钱和工作，还有伦敦社会的歧视，觉得所有马耳他人都是卖良为娼者。女伯爵对大家投以微笑，寡言少语。法西斯主义者约翰尼偕妻子一同前来。他穿着黑衬衫，暗示着他在“动员”某些地区。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醉醺醺的。所有马耳他人向他热情问好。“哎哟，约翰尼小子！今晚在哪儿忙呢？”“诺丁山门。”约翰尼小子说，“人不太多。”“天气不好。”一个马耳他人说。“太太在那家马车和马的酒馆里喝醉了。”约翰尼小子回答着，仿佛这是更好的解释。他带着一贯的耐心忍耐着怒气。约翰尼的妻子听到有人谈论自己，眨了眨眼努力坐得更稳。其他的房客闻声下楼：一个肯尼亚女孩和她的金发醉鬼男友，后者用僵硬的微笑和文明的举止来弥补无法长时间谈话的空虚脑袋；一直微笑默不作声的缅甸学生；高个子的犹太学生，穿着黑衣，仿佛带着先知的神气；戴着眼镜的年轻伦敦佬，据列安妮说，他和两个意大利情妇闹得不可开交，和警察之间也有麻烦；从摩洛哥来的法国人，用石蜡炉把房间保持在摩洛哥温度，飞速翻译完整的美国惊悚小说，每月翻译一两部。能见到他们总是件好事，在未知的城市里拥有熟悉的人。但他们总以二维的形态出现，展现的是个简略的形态。除了那一群马耳他人，我们彼此间的交谈都不容易。我们坐着等列安妮，听着她在厨房里的动静。

列安妮的弟弟来了，他在西区的一家餐馆做侍应，请假过来。他面孔苍白，长相英俊，一脸倦容。他不太会说英语。列安妮带着一筐煤走进来。傍晚时房间很冷，现在又变得太热。列安妮一边新加了一些煤，降低了火炉的温度，一边对弟弟说：“鲁道夫，干吗不给大伙儿讲讲那次我让你买纸的事。”鲁道夫吸了口气，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让他重复这个故事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动作本身就惹得大家大笑。鲁道夫开始讲述：他才到伦敦的时候不懂英语，被列安妮派去买一卷写信的纸，好把一封紧急的信寄出去。他去史密斯书店买“一卷纸”，结果被一名泰然自若的店员指引到博姿药店，气呼呼地带回了一卷厕纸。

醉酒的妻子在椅子上摇晃着，不吭一声地摔倒在地。约翰尼小子对此习以为常，起身整好她的衣服，然后扶起她，带她出了房间。

“嗨！约翰尼小子！”

说话的是保罗，他正好在约翰尼小子和妻子离开时进了屋。我们听到他的脚步踩碎台阶上的冰和煤渣的声音。保罗矮小壮实，头发所剩无几，戴着眼镜。他为人温和，英音浓重，是个同性恋。在列安妮的房间里，这是他的“个性”。他喜欢系上围裙做家务，喜欢清扫灰尘，把它们聚成一堆，丢掉之前得意扬扬地欣赏灰尘的规模，喜欢熨平桌布和床单。他一进屋就对杂乱的房屋感到大惊小怪，摆出打扫的架势。他翻出扫帚系好围裙，列安妮跟在他身后提着一桶煤。房间里现在已经热得快要待不住人了。

“可怜的约翰尼小子。”保罗说。

“保罗，给大伙儿讲讲。”列安妮说。

保罗做了个鬼脸。

“说啊保罗，和大家说说一个乳头朝这边，还——”

阴郁的马耳他人笑出声来。

“我有天去找约翰尼小子，他正和他老婆睡在一起，他老婆光着身子。就是这么回事。”保罗操起他的口音。

“废话，”列安妮说，“继续讲，告诉大家啊。”

“她睡着，光溜溜的，一只奶子朝这边，一只朝那边。”他皱起鼻子做出厌恶的样子。

火把大伙儿熏得头昏脑涨。酗酒的年轻人机械地递起了香烟。法国人穿着件美军外套，面无表情地直挺挺坐着。艾尔莎和丈夫在厨房进进出出。女伯爵在房间里坐下，对着大家微笑。不知列安妮在准备什么晚饭，但她坚决让大家要留着胃口。她没什么新鲜的故事可说了，每次提着一桶煤进屋的时候就让大家唱歌跳舞做游戏。我们听她的指挥群魔乱舞。大家都热得满身大汗，只好贴着潮湿的墙壁降温。

地下室的门铃响了，列安妮跑去走廊应门。对话声传进来，我们猜测那低沉的男声来自与列安妮约会的工程师。我们等列安妮带他进来。他是个不太会说英语的羞怯男人，但是这样的场合和他也有关联。大家耐着性子等，却听到卧室门摔响的声音，接着门上了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地下室的门被轻轻打开又关上，脚步声蔓延到门外，走上台阶，积雪和煤渣发出枯叶被踩碎般的声响。列安妮没有回房间来。

艾尔莎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工程师带来了让列安妮洗的衣服，这是他的习惯。有一次列安妮的生日，他一声不吭地在白外套口袋里放了件首饰。这次列安妮掏口袋的时候摸到一封来自工程师印度老家的信。原来他是个有家室的人，老婆孩子都在印度。这也许是故意的残忍，或者说勇敢；也可能是无意的过失；反正工程师没有否认，既不自我辩护也不安慰列安妮。列安妮伤心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而他就拿着自己的衣服离开了。

聚会就此宣告结束，客人们三三两两离开。鲁道夫回到餐馆，约翰尼小子在厨房试图让妻子醒酒；他做到了；她吵闹起来。艾尔莎和丈夫准备赶火车回乡下。列安妮这个时髦的伦敦姑娘把自己关在房间，远离自己几小时前带来的混乱。女伯爵依旧坐着，目光游移。保罗系着围裙，收拾好房间，做好了晚饭。

我去了达维斯路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跳舞。我和一个闲逛的法国女孩调情打趣。和法国女人聊天总让我疲惫不堪，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着对方的期待进行下去。我问：“愿意跳舞吗？”她立刻起身。我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残酷的冲动，说“我不愿意”，然后扬长而去。我穿过公园往回走，积雪透过鞋底传来凉意。我觉得奇怪，虽然天这么冷，我还是觉得口渴。

那晚我躺在床上，听到有人在我门口啜泣。列安妮两眼通红地站在冰冷的走廊。我让她进屋。我坐在床沿，她坐在我腿上。她不是个身材轻巧的女人，我的注意力从她的不幸转移到她的骨头压在我身上的重量。我知道她的眼泪渴望着什么，但那非我所愿。我摇了摇抽筋的双腿，她抱紧了我的脖子。我站起身，她滑到了地上。她坐到椅子上开始哭，粗胖的手指拍打着椅子的软扶手。我让她小声点，她哭得更响了。我只能让她离开。而她竟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觉得自己愚不可及又尴尬得无地自容。她有一次告诉我列安妮在马耳他语里是“美女海伦”的意思，还加上句：“你见过这么胖的海伦吗？”其实她没有那么胖。白天发生的事似乎遥不可及。我觉得应该去安慰她，于是走下漆黑的楼梯，穿过冰冷发霉的一楼，那里是空无一人的公共房间，然后走向充满食物味、焦味和婴儿味道的地下室。列安妮房间的小夜灯亮着，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可以隐约看到屋里挂着的衣服。我拧动门把手，门开了。衣服、报纸、盒子、洗手盆、婴儿床、缝纫机和衣柜在微光下投出深深的阴影，一片混沌。列安妮躺在床上，睡得很香。

这是我的第一场雪。

2

我们雅利安人的祖先创造了神明，这真是正确无比。我们追求肉欲，结果只是两具独立的肉躯纠缠在污迹斑斑的床上。更大的情欲之梦，神明，离开了我们。每当我们从自身中走出，寻找自己的延伸时，神明都会躲避我们。这种情结无论放在情欲还是城市上都是一样。我们找寻一座可触可感的城市，却只能找到一个个独立小房间的集合体。城市格外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体，是单个部件。然而城市的概念还保留着；我们仍徒劳地追求着城市之神。

伦敦很快就令我失望了。这座伟大的城市，世界的中心，我曾因为逃避混乱，而希望在此找到秩序的开端。城市在物质方面提供了太多承诺。奇迹般的光线，柔和，不带阴影，总带着保护的感觉。人们讨论热带和西班牙南部的光线，但温带的光线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光线给万物稳定感，并且从事物的中心提取色彩。来自热带的我见惯了夜取代日的迅猛，黄昏对我来说新鲜而迷人。我坐在列安妮的地下室，在混乱中研习光，生怕错过变化的过程。光亮缓缓隐去，一抹蓝色依依不舍，由淡转浓，华灯初上前，整个世界如在水中一般，我们仿佛浸在深沉的海底。夜间天空低垂，人们仿佛在天篷下漫步，城市的灯光犹如困兽般猛烈地燃烧，有时阴湿的街道上洒着星星点点的光。

这是城市，是世界。我等待着花开满城的时候。泰晤士河堤边的电车闪着蓝光。河面被红黄蓝的灯光割裂。令人激动！激动之心一定埋藏在某处。但是城市之神深居简出。电车上载满了人，每人都即将回到自己的囚笼。工厂与仓库外墙的彩灯装饰了河面，掩盖了自身的空落。我走过空寂的街区，站在桥上，琢磨着那些笼罩着光环的名字。但是名字的魔力很快褪去。河流与大桥就在脚下，那座著名的建筑就在那边。然而神明隐而不见。我咒语里的名字没有被应验。这座伟大的城市，在灯光中如此坚实，那光线甚至为没抹灰的混凝土墙增添了色彩——光秃秃的混凝土建筑在我眼中如同腐烂的木头栅栏和新做的铁皮波浪屋顶一样黯淡无光。在这座坚实的城市里，生活是二维的。

讲堂里有个缺乏安全感的年轻英国学生，主动和我这个局外人搭话。他把自己包裹在印着学院徽章的围巾里，我认定他日后成不了大事。不过我还是听他讲述。他的理想多变。有一周他想当诗人。他说，他有一种有关自然和英国乡村的独到见地，他不指望我能理解。我记得“草之苍翠难蔓”是他的诗句。下周他又想做哲人。“告诉我，我看上去像基督徒吗？像？哈！大家都这么说。”再下一周问题变成，“瞧瞧我，你觉得我能成首相吗？”他和我的相似之处在于，都需要从旁人的看法中获得指导。

我从讲堂走到学校食堂，然后回到住所。法国人对着打字机敲敲打打，列安妮在地下室喋喋不休，从马耳他来的多米尼库则总在讨论逃脱之道。多米尼库矮而肥，在百货公司工作，懂得储蓄。他一周去看一场电影，剩下的时间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躲在房间里看报纸杂志，做填字游戏。他晚饭吃罐头肉或罐头鱼，用一把刀从罐头里挑出来就吃。他说他们家在马耳他有些地位，他和列安妮相处不快是因为她的社会阶层低。他受不了在伦敦被这样一个低下的人指使。不过他也没处可去。他靠偷窃来弥补被侮辱的伤痕。他经常在商店小偷小摸，总是有战利品向人展示。他说：“我才不像某些人花了五先令吹牛说花了五百先令。我是诚实的，这东西是偷来的。”

我从住所游荡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礼堂。我用法语和一些做女佣的姑娘和女人绞尽脑汁地进行无关紧要的谈话，我并非每次都明白她们有何所求。这些姑娘自称来自不错的家庭，她们很可能所言不虚。我滑稽地和挪威姑娘练着ø音，和瑞典姑娘练着j音。这些前奏过后，我们一起去电影院，在我狭小的房间过夜，笨拙地宽衣解带，她的嘴唇欲拒还迎，带着年轻姑娘准备接受求爱时的热切神情。

在伦敦我没有向导，无人能把我的现在和过去相连，无人会注意我是否前后一致。我可以随意选择角色。我决定呈现出随意而迷人的性格。我是个花花公子，是个从殖民地来的有钱人，对奖学金毫不在意。事实上我收入微薄，给自己规定的生活费更只有其中一半，挥霍让我心生愧疚。我夸耀我的家族在加勒比的岛上掌控着可口可乐的灌装生意，结果大家却并不在意。同样来自加勒比的青年听说后倒是很把我当一回事，列安妮也非常配合地顺水推舟。我曾说我没有向导，的确如此，但住在地下室的列安妮与我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以为她只不过是接受了我那些精心选择过的特质，然后拔高它们。但现在看来如此明显，正是她的暗示和奉承塑造出我这个殖民地有钱人的形象。我成了别人眼中的自己。她假装我比现实更富有，让我注意自己的形象，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点，觉得自己不是个怪物就心满意足了。是列安妮说我的眼睛让人意乱情迷，我柔顺黑亮的头发让人心旌荡漾。是这个女人领着我在柜台间挑选衣服，建议我买那条红色的宽腰带。战火连天的浪漫背景随着和平的延续开始褪色，她心中那段时期的魅力渐渐凝聚于一段与一位驻意大利的印度军官有过的风流韵事。她说这是她对我有意的原因。这令我忐忑不安，却有一种古怪的满足感：成为被人珍视的替代品，还用不着承担责任。我成了她的聪明学生。

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某项活动精心着装成了一件乐事，举着双臂旋转着系上宽腰带充满了乐趣。周围有观众时，我会故意夸张地跳舞。所谓的观众不过是几个从加勒比来的穷学者，过来抱怨，希望以此结交同伴。我能看出，我的轻浮举止让他们更加绝望。列安妮建议我应该每周有两三次多花半克朗坐出租车去学校，而前大半段路程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列安妮教我穿衣，给我信心，送我踏上征服之路。我高兴地发现自己的举止得到了从伊萨贝拉岛来的男孩的仰慕，他们容忍着我的荒诞举止，但由于我演得够好，他们觉得我时髦，对我点头哈腰。我夸张地扮演自己在他们眼中的角色。有一回我见到一个男孩从一家流行的连锁茶室走出来，戴着学院围巾。我说：“年轻人，千万千万别让我看见你再从那种地方出来，并且记住，你学院围巾的唯一用途就是用来擦鞋。”这当然不是我记忆里发生的情形，我当时很可能不过是轻率地责备了几句。多年之后，当我开始小有名气，这个故事在伊萨贝拉岛流传开来。不得不承认，我很满意列安妮为我塑造的传奇形象。

列安妮带着她有限的见解鼓励我出去招蜂引蝶。她渴望分享或见证我的猎物，她希望我能把女人带回家让她瞧个究竟。我照办了。英国文化委员会有不少等着被搭讪的女人，带一个回家绝非难事。礼堂并不舒适，里面充斥了带着浓重非洲口音的人们，他们戴着金边眼镜，领子笔挺洁白，像培育美德似的培养对自身种族劣势的委屈，理直气壮地从天真的女人身上获取性的回报。尽管这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礼堂还是比学校的礼堂好。那些读书的女孩身上充满了家庭传承的苦涩和野心，几乎分不出她们自身和她们处心积虑的家庭，我太理解她们的言外之意。我更适合和语言不同的女子寻欢作乐。我从礼堂闲逛到艺术馆，那里有适合交流的宽敞空间，赏画时还能随时前后左右移动，为寻找目标提供了便利。可惜我不是唯一发现这个窍门的人。不过我敢说，借乘火车游览其他郡的文化中心之机搭讪完全是我的独创。

比如周三有班去牛津的游览列车，十一点四十五分从伦敦帕丁顿车站出发，十二点五十七分就到牛津，双程票价是七先令六便士。欧洲大陆的姑娘很容易认出，四十年代末，她们追求苍白无血色的肤色，穿着棕黄色的平底鞋和浅黄色的雨衣，我仔细地挑车厢，最后还是凭运气随遇而安，在这类事情上，运气往往是不错的向导。我不会立刻发起话题，而是等到检票员来之后。游览列车的车票是浅黄色，普通票是绿色。如果女孩出示浅黄色的车票，我就估计她也是一名游客。我用心地带着一本杂志，一般是一份周三出版的《笨拙》[1]，问女孩有没有兴趣看，她们往往不拒绝。接着我开始越来越熟练地展开话题，无非是法语、挪威语ø和瑞典语j的发音，水到渠成地建议一起探索牛津。在这三四个阶段里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但法国人说得好，只要尽心，成事易如反掌。不知道有没有人相信我连续四个周三都交了好运？一个挪威姑娘（在我看来挪威的声誉被它粗俗的邻居瑞典的夸张声名影响了），一个法国女孩，一个法国女人，一个德裔瑞士女孩。最后这次历险过后，我对火车上的艳遇失去了兴趣。

那次经历让人心烦。我们没有顺着放假的牛津大学各学院的木头台阶拾级而上，没有去探索本科生宽敞的公共休息室和狭小的卧室。我们只是不停地走，偶尔停下吃点心。晚上回到伦敦的圣约翰伍德，已是午夜一点，我们仍在走着，喝了无数杯摊子上的热茶，不过那天，我体会到了一种在伦敦从未体验过的激动，已经足以让我精力充沛。当时的街道无比静谧，与现在深夜两点仍喧嚣的街道相比，足可见时代的变迁。静谧的街道上，贝雅特丽丝说了句话，让我不由自主地动容。她说她决定让我做她的朋友。她解释说“朋友”一词意义重大，我担心她希望受邀去我的书形房间。然而我们只是绕着她在圣约翰伍德暂住的房子一圈圈地走。我们最后停下在门口道别，她没有提出要求，这让我如释重负。她轻轻地在我的唇上印下一吻——注意看，我的全部意志都已投降——轻轻地用手捧住我的脸，仿佛在了解它的形状。她说这是个美好的开始。

我带着极度的苦恼回到住所。我怀疑自己根本不记得她的容貌。我完全沉浸在她的情绪中，她主导，我跟从。她表达看法，我随之响应。我小心地不发伪誓。在艳遇中这从来不是我的行事方式。但我还是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伊萨贝拉的纸币，这是我以前谈话的有用道具，用在好玩的瑞典语发音的话题冷却后。当时，给她这张纸币似乎意义非凡，在浓烈的情绪包裹中，我们行事何等错乱。而此刻，只剩下烦恼和胁迫的感觉。“一个好的开始”是一种胁迫，她频繁说起她父亲两周后将从巴塞尔来，他是个“文化人”，这也是一种胁迫，贝雅特丽丝热情地想向她父亲介绍我，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共同点。

运气出手干预。那一天完整无瑕。然而那真是好运吗？如果我追求了如此感动自己的事情，我会不会就此发现自己正在寻找的秩序，秩序会不会随着与过去的决裂而到来？但是我那时有疑虑；我不知道哪天我会不会仅仅成了她希望我成为的人。我至今仍然好奇：要是我见了她父亲，一个文化人——这些欧洲词语变成英语时是多么奇怪——要是我跟了那个女孩走，我们在群山和白雪间牧牛挤奶，把做好的奶酪滚到山间，会不会更好，或者某种程度上更有趣？

但是我的运气——让我继续用这个词——干预了。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一封信：我把纸币还给你，请收下。除此之外再无只言片语，没有“亲爱的”，没有“爱你”。这看得清楚的瑞士人！我身上的谜团是她不可承受的，她选择躲开。她不仅体察到我们感情的荒谬之处，还体察到了它的错误。或许她明白，我们的感情缺乏美德的存在。

让我细细解释。“美德”[2]。哪个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上学，随格兰特少校学过拉丁语的人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呢？让我带你去那个书形房间；让我们关门的时候景象不要消失，而那个女孩的脸，已经变得严肃而空白，转了过去，静默不动。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时刻。但也是我畏惧的时刻。我们两人都漂泊在伦敦，在这座伟大的城市。我带着我的过去和阴暗，她无疑也背负着包袱。总是在这些时刻，我想听她们谈论往事、风景，她们熟悉的背景，接着又害怕听到。我甚至都不愿在想象中走进她们的诺曼农舍，或是她们在奈舍的公寓，或是出现在地理书中岩石峡湾顶端的房子。我从来不想听她们在那些地方的情感关系，那些已经禁锢了她们的琐碎。我从来不想让我们的阴暗或气氛彼此纠缠不清。请理解我使用的语言。我在形容一个失败的人、一种先天不足；这些都是如此私密。我一生都混迹于女人中，无法设想离开她们和她们的影响生活。也许我和列安妮的关系就已足够；也许其余种种都是错误。亲密：这个词包含着恐惧。我原本可以永远在一个女人的胸脯上停留，如果它们饱满，有点重量，需要支撑。但是还有皮肤，有皮肤的味道。有疙瘩和伤痕。有十几件这样的小事能让我愤怒。我有能力完成要做的事，但那经常是在醉酒或是吃了两顿晚餐的情况下。亲密：这是侵犯和自我侵犯。在书形房间里的故事不总是有好结局。它们有时在泪水中结束，有时在愤怒中结束，胸脯在扣子扣上后变得无用，一间仿佛需要立刻洁净的房间的房门被关上。

但这是我的“个性”。我从到书形房间过夜的女孩那儿保留战利品：长筒袜，各式内衣，甚至还有一个考虑留下来过夜的女孩的一双鞋。我没有恋物癖。我保证！虽然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自己的动机。我相信我曾读到或听说，有些男人一想到女孩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乘地铁的时候少了几件衣服就会兴奋。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开始写性爱日记。我记得，一开始是为了排遣空虚和无聊。但是很快，写日记成了一件让我激动的事。我分析的是自己最细微的反应。荒谬！低俗！甚至在当时，我也这么觉得。然而我还是坚持写下去，直到我发现列安妮鼓励我出去征服异性是为了读我的日记，我才停了下来。我没有生她的气。这是我和她的一种关系：我觉得她偶尔来我房间或是阅读我的信件不是入侵。我欢迎这种参与。但是我不再写日记。有天晚上，她在地下室门口把我的故事讲给某些房客听；这被当作一个很好的笑话，和我的“个性”相称。法国人说：“你真该去法国娶个法国妞。”但是他当时一定在想着别的事情，也许是他刚吃的列安妮做的晚餐，因为他接着说：“她用一点面包和奶酪就能给你做出最美味的菜。”从此以后，列安妮变得肆无忌惮，她开始对着其他房客背诵日记中的某些段落。她用她嬉戏的马耳他方式捉过我的裤裆，威胁着要把“它”咬掉。在特别兴致高涨的时候，她甚至试图解开我的扣子。我在房客眼里的个性从此添上了这么滑稽的一笔。

警告的信号那么清楚。然而当时我只觉得是在玩，觉得保留战利品和写日记是在表达自己不存在的一面。仿佛我们真的可以玩。仿佛我的性格，它所有的旁门左道、任性偏离、所有看上去的不一致，都没有相连在一起。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沉入某些特定的状态。只有当我们重新向上攀爬时，才能看到我们一度持续的完整而清醒的意识被扭曲到何种程度。来到伦敦，这座伟大的城市，寻找秩序，寻求盛名，寻求在这座光线奇妙的城市里的自我延伸，我努力加速看似难以实现的过程。我试图给自己一种个性。这是我以前不止一次尝试并且等待别人回应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不再知道我是什么；雄心被迷惑，接着淡去；我还发现自己渴望在伊萨贝拉岛上的确定性，我曾经像海难一样把它抛弃。

海难：我以前用过这个词。在岛屿长大的经历让这个词总闪现在我脑海。而我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再度遇到这种感觉：身不由己地飘零，只有小房间里的一点印象，也许会被任何相遇短暂地改变。我和列安妮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她的儿子，她的情人，她的弟弟，是在公共房间里玩私人游戏的人，是个和像贝雅特丽丝一样的女孩在一起的敏感的年轻人。我是个残忍的人，被那赤裸女孩的粗糙后背惹恼，而她对我的厌恶的反应竟是泪眼迷蒙地给我看一幅她家诺曼农舍的照片。人们在极端情绪下的行为多么莫名其妙。这最后一段经历一度成为耻辱的记忆，因为我居然真的对这个女孩叫嚷。我人生中犯过三四次纯粹残忍的罪行，没有更多。现在我已记下了其中两桩；它们的发生时间很近，都在同一段压力大的时期。

在这伟大的城市里——如此立体，如此根植于土壤，从如此深处汲取色彩——只有城市是真实的。来到这里的我们则失去了一些坚实性；我们被困在固定而扁平的姿势中。我们和城市日渐分离，我们在其中行走，与很多不同的人相遇，甚至我们自己也不会把这些相遇关联在一起，我们成了感知者：每个人被相互简化成一系列这样的会面，于是先是体验，然后是人格，分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隔间。每个人都隐藏起自己的黑暗。列安妮；戴围巾的英国学生；多米尼库，在我想象中永远穿着背心和短裤，坐在污迹斑斑的窄床的紫红色床单上，从罐头里叉火腿，胡子在嘴上方活动着，在满嘴食物的时候说他即将逃离；还有我自己。我也已经有了小小的惶恐，不是畏惧迷失或者孤独，而是畏惧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我向往广阔。在城市怎么能得到广阔？我如何在这些无关的探险和际遇中组织秩序？我自己一直在变化，甚至连串联这些事情的线索都在变化。它们从黑暗中无尽地涌现，无法安置或固定。夜晚的尽头，在这书形的房间，高高的窗户下，我独自坐着，对着灯光，或者对着镜子。

迹象都在那儿。崩塌将至，但是我只能在崩塌到来时，以及寻找秩序被更迫切和更安慰人心的事情替代时，才能看清。对安慰的需求是恒定的。我开始，像传言所说的那样，经常召妓。这不仅仅是本能导致，也是受读过的书影响。我开始对这些女人所提供的东西上瘾，不是快感，不止快感：是对恐惧的迅速刺激，接着立即耗尽。但这是荒诞的生意，同样荒诞的是词汇。个人服务；纠正；支配；穿衣三十先令，脱光两几尼。第一次失败了；是一次未平息的恐惧。我记得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前厅，生着煤气火，墙上贴着花朵和乡间小屋图案的墙纸，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吸着烟，伴着天花板上昏暗的灯光，坐在带软垫的扶手椅上读晚报。在房间后谈价钱，还给女仆一些额外的钱；接着就是羞辱。过了一些时间，那身体把我甩开，重新整理它僵硬难闻的头发。但是我后来发现的残酷和欺骗是非同寻常的。我再没有经历过它们。随后的几次一片模糊：不像是和独立的身躯相遇，更像是无名的肉体。每一次都把我深深压入空虚，持久的震惊感让我每天每刻都需要忍受。我还是戴着宽腰带，还是精心梳理头发：在那些日子里，它们是我唯一的英雄举动。

我写得让列安妮看起来像是该怪罪的人，这绝非我本意。列安妮甚至可能救了我。当崩塌来临时，她不在。我离开了那栋楼，搬家的时候让人极度心慌意乱。楼卖给了女伯爵，我们和列安妮都被告知要搬走。于是我们散落各方。我没有去找列安妮。现在我自己心绪混乱，觉得无法面对她。十二年后，我坐在出租车里看见了她。在相同的地区，周日的下午，阳光灿烂，街面散落着纸片。她在一群穿着雨衣的马耳他人中，或许是我认识的那群人：矮小、苍白、忧虑、浑身上下带着童年饥贫的痕迹。她的风格几乎没有改变，鞋跟依旧高耸，宽嘴唇上的口红依旧过于鲜亮。但她不再是那个时髦的伦敦女孩，而是个丰满成熟、可以被一眼认出的移民，来自马耳他、意大利或者塞浦路斯。

搬走后六个月，我在《世界新闻》上读到女伯爵和房子的消息，那栋房子被改造成了一家妓院。我大声告诉房东缪瑞尔太太，很高兴能认出和我有关联的地址。这是缪瑞尔家的报纸，这种新闻是他们一家感兴趣的。但是他们没在乎我和这则新闻的关联。缪瑞尔家处在战后的上升期，他们家是男童子军的温床；他们获得的越多就变得越严肃。有一次缪瑞尔先生在一家有很多分店的公司定做了件西装，那张通知他西装已做好的卡片就在大厅里收信的盘子上躺了一个星期。他特别爱开账单。我小恙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照顾我，然后账单来了，开头是：给医生打电话三便士。我什么都没说，付了钱。他折好我的支票，没有把它放到一边，变得友好起来。他告诉我在战时，有一回他见到海尔·塞拉西[3]皇帝。“自己一个人站在斯温顿车站。”可怜的皇帝！缪瑞尔太太小心地照顾着家人，我的定额卡用在了这上面。事实上，我得到的配额很少。我的早餐，有一点配给的黄油和一小碟配给的糖，每天早晨都由一队人送来：缪瑞尔太太；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七岁；还有一条狗。

有天早晨，大女儿赖在我房间里有话想说。她问：“你想看我的下流画吗？”我觉得有趣。她向我展示了一幅孩子眼里没有穿衣服的娃娃的画。她说：“你喜欢我的画吗？”“伊芳，我喜欢你的画。”“我明天再给你看其他的画，你想不想留着这些？”“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伊芳。”“你可以留着它们，我自己还能画呢。”我成了她勤奋艺术创作的赞助人。当事情败露的时候她多少反映出了我。你不能责怪缪瑞尔一家让英国保持白种人占多数的愿望。

我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区搬到另一个区，逐渐远离市中心。那些房子！脆弱易逝的红砖墙，建在被践踏的田野上。那些商店！那些售报摊！很快每个地区都被蚕食。我记得夏日周日的百无聊赖。在我的想象中，有个女孩曾经在这样的一天拍下一张照片：纯粹是拟人的感伤。在这样的一天，我在纸上勾勒出窗外所有房子的背面。我坐立不安。我乘车去不同的郡，乘火车只是为了体验它在移动。我用积蓄游历欧洲大陆。所见的美景只能让我回想起过去的波折和不安，结果毁伤了眼前美好的片刻和景物。我的世界变得堕落！我不忍直视它。但是躁动还在。它驱使着我光顾无数污迹斑斑的房间，拉上的帘子和床单暗示着其他温暖的肉体。有一次我看见了妓女的晚餐：粗劣的食物摆在后屋里光秃秃的茶几上，这尤其加剧了我对自己的厌恶。

随着离开列安妮和夏洛克先生的住所，我有秩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秩序说走就走。我没有带着标记。天空没有摄像机记录我的行踪。我不让自己在脑海里对景致有所留恋。普罗旺斯阳光明媚的早晨，铁路卧车咖啡杯里躺着一支分量沉甸甸的汤匙；西班牙北部暴风雪侵袭中的褐色高原；在阿尔卑斯山，火车哐当哐当的颠簸声令我无法入睡，车窗外几英寸就是一片素净的白与黑。我消除了所有无法和自己相关联的风景，我只向往那些我知道的。我想逃离，想逃回我不久前才逃出的地方去。

但是我不能很快离开，我还有学位尚未完成，我想像当初完整地来一般完整离去。我两年后觉得够坚强的时候才有勇气离开，离开的时候我并非独自一人。

我们从埃文茅斯离开，那是一个位于灰绿色荒原的港口。八月的风已带寒意。海鸥在港口的垃圾中像软木塞一样弹出来。我们向南航行了十三天。有一天夜里起风了。我们想着穿件套头衫，但是没有必要：风是暖的。黄油融在盘子里；盐罐里的盐倒不出；船上工作人员的制服从黑色换成白色；甲板上的早餐从牛肉茶换成了冰激凌。浪尖在风的抽打下变成水珠，闪烁着彩虹色。一天早上，我们在风平浪静中醒来，岛屿呈现在眼前。船舱玻璃镶出了一幅幅画：浅蓝的天空，苍翠的山丘，多彩的房子，椰子树摇曳在碧色的海水边。

于是我已在大海和雪景的两幅风景中完成了双重旅程。对每一幅风景，在第一次道别时，我都觉得自己说过了再见，因为我要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另一幅。现在岛屿在我眼前：《黑天鹅号的覆灭》[4]里五彩斑斓的岛屿，影片里的三桅大帆船和炮舰，在风中漾起波纹的船帆和马克斯·斯坦纳[5]的晨之曲。但是我的欢愉是残缺的，事实上，是被迫的，受恐惧的裹挟。有点像游客试图对受欢迎的景物做出回应，因为它太出名，让他觉得寒冷。伦敦也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即使住在繁华的中心也觉得寒意逼人。六几尼一晚的旅店，热心的门卫，配有司机的亨伯汽车，斯托克威尔勋爵的客厅，斯黛拉小姐的卧室，我刚离开的另一个伦敦仍像个威胁。你知道，威胁从两个地方来。

3

在我随后而来的生活里，那个在准备投身生活和抽身而出之间的阶段，那个生活在括号中、分外活跃、在外人眼里是个活到极致的人的阶段，我并未体会到强烈的情感。我觉得自己已经历过双重失败，正继续活在它们带来的双重威胁之中。我曾说过，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想到了写作。我希望传达出躁动不安和深刻的无序。伟大的探索，三块大陆上建立的社会组织被推翻，不自然地把人们聚到一起，这些人只能在自己安全的社会和先人吟唱过的土地下实现成就。我希望能抒发伟大的变革带来的骚动。我们时代的帝国气数短暂，却永远改变了世界；它们的逝去是最不值得一提的特征。我希望可以捕捉一段能让五十年后的历史学家书写的主题。如今没有真正的历史研究，不过是宣言和古籍研究；在帝国的主题上只有刻薄人的小册子。但是我现在不会书写这段历史，我是动荡的受害者，它无法成为我的主题。而且我承认，对我来说，写作的迷人之处不是兢兢业业的劳动，而是其中的平静和秩序感。

正如我所说，我曾设想过另一种人生晚年。生活过，努力过，冒险过。我隐退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可可种植园，一个破败的前奴隶种植园，被丛枝病害得枯萎，带来的收入不再能激起任何贪婪的焦虑。我自己住在古旧的木头房子里，灰色的房子，波浪形的屋顶漆成的红和白已经褪色，阳台的屋檐宽而低，悬挂着清凉的蕨类，深色地板被磨得发亮。到处都有旧木料和蜡的气味；视线所及之处都是赏心悦目的木头，门上有木雕的藤蔓，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有折叠屏风，高高的镶板门。没有比岛上老宅子更精美的房子了。这些房子少有幸存的，我怀疑现在伊萨贝拉还有没有四座这样的房子。

还有可可，我最喜爱的作物，生长在山谷间，那里很凉爽，有些早晨你呼出的气能变成雾。清泉流过布满苔藓的岩石，落成小小的瀑布，再顺着白色的沙径汇成清浅沁凉的涓涓细流。可可树下落满了宽大的树叶，金色棕色相交织。在矮小、黑色树皮、枝干像橡树一样强健有力的可可树之间，咖啡树浅绿色的树丛上结着红色的果。巨大的不凋花树遮盖着其他树，一到时节，便落尽树叶，满山都是橙黄色的形似飞鸟的花，像燃烧的火焰，数日间在森林里飘荡。潺潺水声随处可闻，雨后的溪流汇成汪洋淹没低地。五点时我会在树林里散步。从洞穴走到洞穴；涨起的水泛着泥土的颜色，在泥土的缝隙中吐着水泡。可可树黑色的树干立在水中，豆荚闪着光，从柠绿到深红到绛紫，由短短的茎连在掉光叶子的枝干上。

太阳在山谷深处升起很晚。我会在清晨去骑马。劳工们从事着简单重复性的工作，用刀砍着豆荚，手形的砍刀如中世纪骑士的武器。也有劳工坐在阴凉处，剥着一堆五彩的豆荚。他们聊着天，聊工作、家庭和儿子在学校的学习进度。这是旧时代的农场劳工，还不是政治家口中的“人民”！他们早晨回到庄园吃早餐，空气里弥漫着新鲜的可可和木头混合的香味。这是真正的可可，是蒙特祖马国王和宫里人喝的可可；不是滋味榨尽的可可粉，而是用烘焙过的可可豆压成泥，加入香料后在阳光下晒干的，在滚热的牛奶里释放了所有滋味。早餐有可可、番木瓜、炸大蕉、新鲜出炉的面包和牛油果。洁白的桌布一尘不染，熨烫时留下的边还在。光亮的餐具上铺着洁净的餐巾，玻璃器皿接住了从蕨类叶片透过的光，透过纤细绵密的防虫网能看到热带的景致。我会用早晨的时光写作，慢慢地在白纸上铺满黑字。夜晚我仍笔耕不辍，静谧得只能听到不远处发电设备的声音，或是它失灵时，汽灯嗡嗡的鸣响。日子一天天过去，文字和农作物一起生长，“农业”这个词少了岛屿粗犷的特质，多了古典的情怀。

我一遍遍设想如此惬意的景象，因为我当下写作的环境截然不同。我从旅店处理的多余家具中颇费周折地弄回一张窄小粗糙的台子。房间在旅店新建的侧楼，标准图案和尺寸的金属窗，标准订制的齐边拉门，门是由复合材料做成的，轻得已经翘起，除非把它关上，要不就会慢慢地来回摆动。壁脚板缩了，木头也是，这里没有什么是用爱甚至是技艺打造的，因此视线所及没有赏心悦目的地方。窗户外是宾馆的草坪，阳光好的时候，按照吧台侍者的话说，中年妇女扮得“老来俏”，让自己晒黑。远处是一大块浅红色的砖；再远处，呼应了我房间的壁纸上古董车的图案，是车辆无休止的咆哮，污染的空气震动着。没有可可树！没有橙色和黄色的不凋花！没有枯去的金色树叶和新鲜的红花嵌在白色的沙子里，林中清泉从上面淌过！没有晨间骑马！

我每天午饭时离开宾馆，去几百码以外的酒馆。我住的宾馆工作日不提供午餐，两英里之内除了一家难吃的餐馆以外就只有这家酒馆提供食物。走到酒馆需要穿过它巨大的停车场，沥青取代了花园，花园的照片放在幽默广告间以作纪念。我总是点一份奶酪三明治和一杯苹果酒，这是最不会出错的选择。女招待一脸满足地切着火腿或牛肉，在围裙上抹着手。脸上有疙瘩的男孩在脏水里浸着用过的酒杯。大家讨论着拥挤的道路和国外的节日。一个坐在吧台椅上的乡下人坚信“飞机不是适合绅士的交通工具”，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有道理，忍不住又重复了一次。顾客对自己的意见坚信不疑，吵吵嚷嚷，用力放下酒杯，餐刀在盘子上划出尖锐的声音。谈话声嘈杂，笑声豪放，衣着粗俗。我不相信这种亲密；我不相信这些人之间能有多少交流，正如我不相信周围的广告能有多少笑料。在那些让人烦的画里，滑稽人的嘴大张着，来表示幽默的话，我背下了那些啤酒垫上环形的文字。谁来这儿？一个士兵。他要什么？一罐啤酒。还有一段是来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噢，我被杀了！给我一罐啤酒再活回来。

从这里回旅店是解脱。至少这里有礼貌和镇定；没有人坚持要进行不可能的交流。管理不妨碍人却颇具警惕性。虽说没有好看的，一切倒是都正常；一切都因每天使用和清洗得来光亮和温暖。人情味的欠缺被小小的细节软化，比如餐厅桌子上的鲜花。这间房像一座大厅。屋里镶有墙裙，光线昏暗，有一座庞大的装饰壁炉，配着高壁炉架。我们在勋爵和夫人的油画下用餐。勋爵和夫人本人和我们一起吃饭，不是用桌子的高度和我们区分，而是在这个科技的时代，用一扇滑动的玻璃门分隔，既能彼此看到，同时也保持了共同尊重的距离。我们觉得这区别合理；我们感激他们所提供的，我们指望他们提供持续的秩序。

这是一种秩序。但不是我的。这超越了我的梦想。在一个简化成独立小房间的城市，这个秩序是进一步的简化。它没有根基；不和任何事物相关。我们谈论逃进简单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把自己说的当真。我们想从这样的简化中逃离，回到更基本的复杂中去。

但是请观察破败的可可庄园之梦的自相矛盾之处。这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梦，但我梦想它时，我们已经通过制造闹剧和不安全感，将这种过去亲手摧毁。农业协会和商会不是我们的朋友。政治抱负最普通的类型是驱逐和继承。但是殖民地政客继承的秩序不是他的秩序，而是他被迫摧毁的东西；摧毁伴随他的登台而来，是他获得权力的条件。于是对继位的合理欲望被中和；闹剧随即而生。我惧怕闹剧。我有关可可庄园的梦不是驱逐的梦，并且不仅是一个有关秩序的梦。这是来自权利的顶峰对退隐的渴望，是一种惆怅的放弃欲望。这不太是政客的动力。但是那时我绝不是一个政客。我绝没有那种狂热，那种使命感，那种必不可少的伤痛。

政客是信口开河、空手套白狼的一群人，他们无法给人民提供切实的好处。他们不是工程师、艺术家或者手艺人，他们致力于把人操控于股掌。因为无所奉献，他们也不知道所求为何。他们也许会说求的是权势，但权势的定义虚无缥缈。有权势是不是拥有车座上铺着白麻布且配着司机的豪车，忠于职守的门卫或者毕恭毕敬的仆人？这仅仅是奢华铺张，任何人在一流宾馆都能消费到。权势是肆无忌惮地欺负侮辱报复他人吗？这种权力转瞬即逝，来得容易去得快，而真正的政客是想一辈子玩弄权术的人。政客不仅仅是目的性强烈的人，虽然所谓的目的不过是满足私欲。他受过往的小伤痛驱动，受小小的缺失感驱动。他想磨练某种完全不像工程师那样具体的技术，这种技术虚幻到唯有上手的时候才知大概。我们经常见到那些费尽心思向上爬的人，经过多年的挣扎操控终于靠近梦寐以求的职位，甚至得到了，迎接他们的却是惨痛的失败。他们不值得同情，因为从野心家的角度而言他们完整了。他们在别处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我。一场世界大战把丘吉尔从政治困局中拯救出来。然而真正的政客只有在成功中实现自己的能力，成为完整的人。天分从天而降，平日刻薄多变而软弱的人突然展现出慷慨温和与机智。权势证明了政客的价值，对意外的失败或者胜利表示惊讶是天真的表现。

我们更多见到的是默默无闻的政客，怀才不遇，内心酸楚。明智慷慨的个性、为民造福的初衷变成了软弱和优柔寡断。他抛弃了原则章法，节节败退让他穷途末路，他不懂得收放和火候，操之过急或贻误时机，沦落到斯文扫地。他纵情美酒美食，阅女无数，不分优劣。他成了小丑，让自己都觉得鄙夷。唯有深夜时分，不再有观众相伴，不离不弃的糟糠之妻看得清他的真人。他不肯妥协放弃的特质成就了他的领导地位。这就是你们真正的政客，有着模糊的技能，付之以权力，他将回复当年的英勇。

我不是在描述自己。政治对我而言不过是场游戏，是对生活的充实拔高，是我回到岛上的激动心情的延续。那些准备充分、关注权力的来源、有更多政治敏感度的人都在斗争中存活下来。离开伦敦后我想延续那种庆祝的心情。权力来得很快，让我措手不及。它让我充满震颤，这种情绪是最不适合我现在职位的。我记得很清楚——虽然那种情绪离我而去，但我知道，一旦我再次得权，这种感觉就会回来——我清楚记得那种忧国忧民的情绪。当权之时，仿佛一切皆在脚下，命运莫名的馈赠让我害怕。

在我秘书的召唤下，理发师会忙不迭地奔向我的宅邸。他能为我服务的快乐大大地超越了我享受服务的快乐。我几年前建了这座宅子，当时我的婚姻分崩离析。我用庞贝古城的韦蒂住宅做原型，用游泳池替代了中庭的积水池。快乐的理发师用手拂过我的头发说：“先生，你的头发很柔顺，你用了什么？什么特别的？”这是列安妮会说的话，我觉得这话从一个男人口中说出来很可悲。我的头发天生柔软，斯托克威尔勋爵在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称赞了我的头发。“你永远不会秃顶，这是肯定的。”但那是一个尴尬的时刻，我们的国有化面临危机，斯托克威尔的宅子处在争议中。而这句话不仅解除了紧张的气氛，还令我忍不住钦佩地注意到，不再让人留意到他自己高大又笨拙，无疑只能见到我的头发。对斯托克威尔勋爵和列安妮而言，头发不过是谈话的润滑剂，对理发师却不是。我想：“这个人怎么受得了？每天要把手插进别人的头发，他怎么能坚持下去？”不仅是理发师，连滑稽的擦鞋工也满怀骄傲地带着女性的愉快气质擦去我鞋上的最后一块尘土，满怀期待地让我评价他的作品。记者怎么能忍受“在机场迎接我”这样的词句在他们印刷的报道中出现？他们热切地跑来与我会面，带着发廊女学徒般的神情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重要。他们在大局中不知自己身处何处。他们究竟是怎么保持自尊的？

从我权力的高点，我暗暗试图对每个人传达我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传达对他们身上勇气的钦慕，这是一种我永远无法获得的勇气。在权力的漩涡之中，我却心如止水，淡漠疏离，然而我在举止间决不让自己暴露丝毫迹象。我保留并发展了夏洛克先生房子里那个浮夸自信的花花公子性情，现在它已无需设计，一开口就会浮现。我对萍水相逢的人都竭尽热忱，心怀悲悯，自己却精疲力尽。尽管这样，时候一到，我还是被人指责傲慢冷淡。

我记得一场采访。是我们要再次协商铝土矿税率的时候。对我而言，这是一场个人的胜利，我成了当时的热点。交谈时我带着同情的眼神打量着对面的记者：他闪亮的领带，被疲倦和忧虑侵袭的年轻的脸，语气犹疑，双手纤细柔弱。采访接近尾声，他收起笔记本，一时有些出神，想着自己的事情。我一度以为他想谈谈自己。那些以报道别人意见为生的人似乎都有这样的困扰，我总是顺其自然，从不打压。他突然没有恶意地问：“先生，如果这一切在明天都终结，您会怎么办？”仿佛在寻求宽慰。我以往的策略是立即回答，这次我却犹豫了。很多荒唐的画面涌进脑海。我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眼前的记者让我觉得轻松起来。他的问题让我脑海中浮现了一幅画面：我穿着骑士的行头，穿得像个忏悔的人，披着隐士的麻衣，朝圣殿匍匐前进，哭泣着为眼前的人、为自己、为所有人、为一事无成的人默哀。解脱、孤独、忏悔、安宁。言语和画面交织，在那震颤的片刻，我体验到一种弥漫的愉悦，一种为人类受苦的使命感。请不要误解我，觉得我自命不凡。那种平静、有所保留以及感同身受的本质是恐惧。我所扮演的角色：政客、浪子、名人都名不副实。然而正是在政客角色的庇护下，我很快地回答：“那我会回到之前的商业生涯，回到婚姻生活。我从政以前过着颇为惬意的日子。”

我表达得非常真诚。仿佛在我们一手创造的闹剧里，我们完全可以退后一步回到原先的生活。仿佛我没有理解记者问题的意义！我揣测他问题背后的动机。也许是个人的不安全感，也许是弱者想戏弄他人的渴望。无论原因何在，他的报复达到了目的。发言者和录音者来来往往，记者开始采访别人，世人也不在意我的观点。在往上爬的路上，记得对沿途的人好，因为你走下坡路时还会遇到他们。无足轻重；非常安全；非常沾沾自喜。我的权力之路的可悲之处在于没有下坡路，只有销声匿迹才是结局。尘归尘，土归土，一路褴褛，一路恐惧。

4

在我生命的活跃期，那些被我描述成活在括号里的阶段，婚姻是其中一个章节。婚姻解体后我阴错阳差地跨入政界。在外人眼里这是因果关系，可惜显而易见的往往并不正确。我千疮百孔的婚姻为我赢来不少同情，后来也为我设下种种陷阱。我的婚姻是跨国婚姻的反面教材。我被当成受害者，是被利用的那个。我给一个在自己国家得不到地位和舒适生活的女人提供了一切，她却不懂得珍惜。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完全正确。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现在我对她有的唯一怨言是她的名字：桑德拉，无论第一个元音发长音还是短音，都永远让我心烦。敌视我的人说我因为魅力而追求她。同情我的人说我是她的猎物。事实上结婚是她的主意。

在我精神恍惚、饱受折磨的时候，我漫无目的地游览了英国和欧洲大陆。我的旅途没有乐趣可言，归来只觉得更加身心疲惫，更加因失落无助而压抑。假期最后一周的一天下午，我带着糟糕的心情游荡到学校，发现无事可做，站在公告栏前机械地读着上学期的通知。那些学生组织！为了表现得像学生，装模作样地质疑权威、与众不同，装作朝气蓬勃，装作心怀天下！这是年轻人的虚伪！我不属于这样的学生组织。这样的直白也许会吓着那些把我的政治生涯和这所名校相关联的人。我后来看到，名校的声誉尤其沉重地压在那些在各自的社会中下沉得不留痕迹的人身上。

我读着土耳其协会一张乱糟糟的通知：年终大会被相当随意地无限期推迟。通知的下方用鲜艳的蓝墨水写着：“另外，抱欠不便！[6]”下面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签名。典型的热情奔放、粗枝大叶的土耳其人！当时的细节历历在目，因为桑德拉从走廊向我走来。我们交换了眼神却没有出声。她站在我身旁，假装入神地看通知。她默不作声地等着我先打招呼。过了几秒，我打破了沉默。

她似乎情绪很差。也许是我有意无意地夸大事实，我是除她家人之外唯一一个能感知并了解她情绪的人。我问她假期过得怎么样，她提起自己和父亲一直在争吵。最近的一次冲突是当天早晨，她怒气冲天，继而愤然离家。“父亲简直就是自然的一处败笔。”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她还说自己干脆当修女或者做国王的情妇。我对她刮目相看，满心敬畏接着心生爱怜，仿佛是听到萧伯纳剧里的对白。我觉得她对父亲的评论也令我有类似的感觉，然而我永远也找不到出处了。我们站在土耳其协会的通知前，她又有了一句评论。“你知道我早上说了什么吗？我说他吵起架来像只螃蟹。你觉得我说得好吗？像只螃蟹。”我说喜欢这个比喻。她扭过身来说：“我受不了这个地方像公共厕所一样的气味。”我说有可能是消毒剂的味道。她让我请她喝茶。她说话短促缺乏连贯性，我对她的两个观点都表示支持，这也驱散不了她阴郁的懊恼。我们离开学校，走在奥德维奇街上，走进布什大楼，来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欧洲中心的食堂。我是这里的常客，所以员工没有干涉。

我知道桑德拉不是所有人眼里的美人儿，很少有美女是所有人眼里的西施。但当时她在我眼里摄人心魄，就是现在也让我毫无抵抗力。她的容颜随着时光和阅历臻于完美。她身材高挑，瘦削的脸偏长，我喜欢她微微外凸的下巴和下唇。我喜欢她狭窄的额头和略带幽怨的眼睛，也许她需要戴眼镜。她皮肤粗糙的质感让我着迷，我喜欢皮肤略带颗粒的质地，这让我觉得很性感。她举手投足坚定精准，说话总带着刺。女人们很容易被她的举止激怒，觉得她冷嘲热讽，其实这完全非她本意。她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旧雨衣，我非常乐意在她坐下的时候帮她脱下。雨衣底下是令人惊喜的柔软的浅色衣服，鲜活而精心呵护的胴体。连雨衣也藏不住她丰满的胸部，我很快就发现了。它们不是拘谨的法国风格，不像个能自我支撑的切开的苹果，而是有曲线而滚圆的胸，沉甸甸地下垂，看客意识到伸手去捧的确是不恰当且粗鲁的行为，却本能地伸出手来支撑；胸在主人动作变换下，自由地改变形状和轮廓。这样的酥胸最后只能让人疯狂，因为如此惊心动魄的美貌只能让人手足无措。没人比桑德拉自己更喜欢这对尤物，她会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抚摸它们，正是这种仪式般，几乎是法老般的姿势——右手支撑摩挲着左胸，左手支撑着右胸，让我在枯燥的图书馆见到这番香艳的景象时惊奇又欣喜，不由自主地在借书单上写下一起喝咖啡的邀请，然后夹在书里滑过我们的同一张桌面。后来我发现她涂红了乳头，这让我欣喜若狂。这么荒谬，这么可悲，这么引人入胜。我用双手和面颊亲吻爱抚着它们，激动得语无伦次。“太诱人了，太诱人了！”我连连赞叹。桑德拉冷静地说“谢谢”。我躺在她双乳间，觉得这话冰凉，大脑和双手一瞬间停滞。但这是她真实的回答，缺乏情调，充满自信。没有什么能和她的自恋相比；甚至在第一次相见时，我就能感到她自我的违背感。一刻镇定，另一刻变得疯狂，摸索不该继续下去。

语言非常重要。在此之前和我相处的女人对英语的掌握有限，而我对她们的语言往往一无所知。这些感情是在混杂语言中进行的；它们是一种负担；在肉体欢愉的简单明了之后，我分辨不出我们关系的复杂程度。这种刺激曾经让我受用，现在却觉得若有所失，仿佛走进一条光怪陆离的爱的通道，在那里，就像做梦时一样，在关键时候却不能用手脚挣扎，渴望放声呼喊。和桑德拉在一起没有这种挫败感，两人的交流是一种乐趣，和她在一起我有所转变。随着她在我房间反复出现，我们的关系进展了。我惊奇地发现，她在这座城市的处境和我并无二致。她没有所属的社区或团体，她把自己的家庭拒于门外。她觉得在这个世界孑然一人，毅然决然地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用她的话说，她讨厌“庸众”，却大方地承认自己出身于此，因此有足够的权威来表示没人比自己更了解“他们”。她对“庸众”冷眼相待，把过激的言辞也传染给了我。她独身一人，两三个学校好友分散在各方。显而易见，她感到被禁锢与恐惧，惧怕被归为平凡的一类。想做国王的情妇！我了解她野心的尺度和相应的奋斗的苦楚，与她惺惺相惜，却尚未知晓她为了实现目标，不久将让我扮演的角色。

她与世界不可和解的冲突留下了痕迹。没有人比她更敏锐地享受奢侈的滋味，没有人比她更会制造庆祝的机会。从一瓶好酒，餐厅就餐到戏院的雅座，她珍惜每一个特别的场合。我被她利用了吗？我从未误解她的兴趣，但我自己欣然哄她欢心。她很贪婪。她充满社会野心，孜孜不倦地阅读当代名家的作品，追求文化，为此在家人中她心甘情愿乃至毫无必要地背负着“奇怪”的标签。她走路的姿态，说话的措辞，咀嚼的样子无不显得有分量。这一切，以及她对自己肉体的喜爱，都无不流露出对自己难以遏制的爱慕之情。但我如何能抵挡她迅速创造出的快乐？她的贪婪吸引了我。我在伦敦飘零的生活乏善可陈，她是我唯一觉得积极的理由。她向我展示了从这座城市可以获得很多，只要想庆祝，随时可以创造机会。她的欢愉给我打下一剂强心剂。在公共场合，我装作和她初见，凝视着她迷蒙不耐烦的双眼，突出的下唇。那些在伦敦的日子，每天早晨要决定穿什么衣服，要设法度过一天，无数个夜晚我唯有想到鲁格枪指着我的脑袋，或是第二天就抛弃的学位和学校一走了之才能睡着，在那些日子里最黑暗的时刻，我想到桑德拉就有了力量。我会说：“我明天见她。让我到时候再决定。”明天总会到来；我们总能从周边的枯燥中创造出特别的场合。这是一段感情完美的基础。

那天下午是她情绪的最低点，我们去地下室食堂喝茶，她的脏雨衣围在腰上。她在家的几个星期尤其艰难，她饱受家人的冷嘲热讽。她补考的资格考试又没过，政府奖学金到期，她的学校生涯宣告终结。她没有学位，走投无路。我们坐在低矮憋屈的地下室，她勾画出了黯淡无光的未来。没有了学位，宏图大志和满腹经纶都无处施展。我个人的困扰因为她的阴郁更加尖锐。她的情绪是我的情绪的写照。她的绝望影响了我，我们彼此影响。食堂里的广播在遥远的国家听来充满了大都市的权威和浪漫，听众可以感受到鲜活的画面：电影院和杂志，混凝土砖石和玻璃的丛林，川流不息的汽车，琳琅满目的灯光，人头攒动的戏院，一个万事皆有可能的世界。然而在这座都市的中心，我们坐在塑料桌子边，粗厚的茶杯里茶水已凉，盘子里散落着黄色的蛋糕屑，都逼对方暴露了疯狂的一面。她前途如何？秘书培训课程，图书管理员课程，平凡的雇员，仅此而已。她不断控诉着社会，埋怨没有人保护支持她。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打字员；伍尔沃斯商店柜台的售货员。她把自己逼到歇斯底里，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突然，她湿润的眼睛注视着我，带着仇恨的眼神，几乎用命令的语气说：“你这个傻子，为什么不求婚呢？”

我在脑海里不止一次回忆这一时刻，回忆与事实应该毫无差池。桑德拉的语气和要求的内容带着不协调的怪异，背后的原因重重。我觉得她的这番话出于冲动，像一道清晰的闪光划过黑暗的惊惧。她懊恼自己之前没有想到这个解决方案，她急不可耐地想立即实现，她由于自身的崩溃和示弱而缺乏耐心。我想假如她对我恳求而不是命令，假如她不是这么坚定和明了而是暗示着哪怕一丝不确定，我也许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我对她的贪婪了如指掌，坚信她温和无害，我近乎迷信地依赖她，从她身上汲取力量。那一刻，我觉得和她结婚是获得她提供的保护，分享她的倔强，那份倔强是我一度拥有却早已失去的。我按照她的要求请她嫁给我，甚至道歉没有更早地求婚。现在想起，我觉得自己的反应很奇怪。她的怒气消退了，霎时有些羞赧沉思的表情。我们静默地坐在喧闹的食堂。一两秒后，我第一次在说话时想到她涂红的乳头。

事后有几分钟的默不作声。桑德拉没有给我时间。两天后，她搬来和我住。这让我的房东艾里斯太太高兴了一阵。我发现桑德拉在艾里斯太太面前表现出我们已经结婚的假象。在艾里斯太太和后来不少人的眼里，这段感情带着黑暗和让人不安的浪漫因素。不过艾里斯太太对我表现出一丝忧虑。她把自己的结婚礼物，一只陶瓷狗，送给我，眼带泪光地希望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她的话和当时奇怪的境地一样让我愣了一下。桑德拉把困难的处境告诉了父亲，他吵得像只螃蟹。如果她当时能读懂人心，她该知道我站在她父亲那边。显然他也以为我们结婚的事木已成舟。我反对，但并没有很直白，只是满足于想知道既然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她为什么要告诉她父亲这件事。即使在最后的阶段我还是无力地拖延时间。她说：“我没有耐心详细告诉他，更没耐心欺骗他。”这句话让我放弃抵抗，她在遣词造句上有天赋。她说艾里斯太太很快会觉得我们该“名正言顺”。这是她用词的另一个特点。她说工人是“劳动者”，在不相关的句子间加上“因而导致”，我们两间房的公寓是“宅子”，还要供应“膳食”。这也许是学校的影响。

如今在我闪亮的棕色衣橱里出现了那件脏雨衣，在粉蓝相间的衣架上，挂着让我窒息的柔软浅色裙子和上衣。这一刻让我觉得尤其悲哀。桑德拉体察了我的低落，晚上奉上了涂色的双乳。以前她只是消极地配合，接受一切的爱抚和亲吻，仿佛这是应得的尊重。这次她变得主动。她让我仰面躺着，然后用胸压过我的胸、肚子和腹股沟。她挂在我身上，捧着乳房，用乳头在我身上画线。她的胸脯掠过我，丝滑的皮肤让人觉得酥痒。她做这一切时充满了决心和责任感。不过我仍然对此很感激。她还做了件让我觉得困惑的事情。她涂红我的乳头，然后用力咬，再用指甲掐住它们，仿佛想把它们掐掉。我得遗憾地承认，这种疼痛驱散了激情，后来我的第一反应是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确认那红色的是口红而不是鲜血。但即使在这剧痛中，我仍体察到这种爱抚中的实验与评估性质，把它们归结于某些草草写出的性爱手册，正如我当初把她的话都当成萧伯纳剧的对白。我不想伤害她的骄傲或者阻止她继续探索。我假装若无其事，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我忍住不叫出声或者拍走她的手。最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她精疲力竭却非常高兴。

我觉得肉体之爱的艺术在于女人的状态，和女人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女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把握爱的能力就会下降。女人既不会服侍也不会被服侍。随着从假正经中释放，对情欲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都需要重述。荒谬的观点说性爱既不邪恶也不神秘。于是我们达成了投币售货机式或是农民式的性，对世俗爱情的礼赞让位于对怀孕和分娩的农家抒情。我点到为止。我想说的不过是我和桑德拉在性爱上完美契合，不过是表达我的惊奇：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凭着无数偶然事件与随意决定，同类嗅出同类的几率该有多低。

我们在威尔斯顿登记处结婚。我们坐八路汽车去登记处，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做见证人。可笑的仪式细节大家都明白，没必要重复。我记得登记员为桑德拉担心。他提醒说有些国家女人可以被随意抛弃。他亲手写下一家为英国妇女提供信息和保护的机构的地址。他没有向我提供任何建议或慰藉，而是言行之中带着克制的责难。在宽敞的房间里摆着没人坐的折叠椅，糟糕的结婚仪式就在此举行。这下我真切地觉得胆寒心惊。我想立刻逃跑，去反思，一个人待着。但是我被一位见证人耽误着无法脱身。就是那个诗人、哲学家和政客。他一度狂热地想操控社会，如今像我怀疑的一样，早已沉没在社会里了无踪迹。早在那时他就穿着花呢外套，蓄着胡子，很接近教师的样子，他现在无疑已是其中一员了。“干得不错，老兄。我知道在婚礼上找新郎帮忙不容易，但你能不能给我个五镑？”他的措辞和所要的数额都显得经过推敲，远远超出了他的需要。我给了他十先令。我打断他兴高采烈的致谢，语无伦次地对桑德拉说我在市中心要办事。我追赶着一辆八路汽车，跳上车怔怔地被带到霍尔本。习惯驱使着我下车走进一家酒馆。我只当了几分钟的丈夫，却觉得自己像个卡通人物那样，由于对婚姻的责任玩忽职守，即将遭到暴雨当头的报应。

跨国婚姻的黑色浪漫！设想一下我坐在霍尔本的酒吧，喝着健力士啤酒压惊，握着一份晚报装作若无其事，这是灰狗版，其他报纸这个时候还没出来。我胆战心惊。我想着自己，从这个若有所思的人中抽离出来，回想着他近来不堪的冒险。今非昔比！[7]这句话在我脑海走过，直到变得毫无意义，直到它变成一种失去、悲伤、甜蜜和忧虑混杂的情绪。报应降临在了花花公子、伦敦的造物，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大厅、画廊和游览列车里游荡的人身上。今非昔比！

我谈起过离开伦敦时雀跃的心情，这种心情我努力维持了十年，每天心无旁骛地享受乐趣。我也谈起过回到岛屿那天早晨的不安之情，透过舷窗看到热带岛屿蓝色、绿色和金色的旖旎。如此纯净新鲜！我清楚知道这一切都是人造、枯竭、具有欺骗性、残酷的，最可怕的是，它不属于我。但我假装如此，与按着相机快门的游客一起站在栏杆边。他们把硬币丢进清澈的水中，看着黑孩子们潜入水中争抢。他们粉红的脚底仿佛是发光的鱼鳍。男孩子们还在水中捡橘子、苹果以及一切游人丢入水中的玩意儿。灰绿色的港湾风平浪静，笼罩在一片阴影中。远处的晨雾中，浮现出正在捕鱼的渔船微小的轮廓。水中的男孩们晃着木筏。咯咯地笑得露出所有牙齿。水珠在他们看似干燥的头上闪烁。他们让我们扔更多的东西让他们捡。有人丢进一只烂橘子，男孩们纷纷潜入水中捡。我觉得这让人难以忍受，后来下令制止了这种事。但不用说，没能持续太久。对苦难的共鸣只能达到一定程度；超出那个限度不过是设想。在伊萨贝拉岛近来的旅游宣传上，潜水取物的男孩再次成为当地特色一景。

我现在比当初更留恋初回岛上的时光。我一度以为它会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而我这么迅速地回来是失败和耻辱。虽然如此，我还是把屈辱和不安的感性埋藏。我不太相信公正，但是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有个道德的平衡点。只要我们挖掘得足够深，就能在小小的不真实、小小的堕落中窥见最终压垮我们的不幸的开端。在第一个早晨，我早应该说：“这个被污染的小岛不适合我。我几年前就决定这片土地不属于我。我们向前看吧。让我们待在船上去其他地方吧。”

在我心里，对庆祝的情绪和最近惨烈的失败我都有借口。此外，也许是和桑德拉结婚后的影响，我开始随波逐流，不仅仅听从她的，也听从事情的安排。不诚实和不诚实相连，不安和不安相连，审视自己的反应意味着再次体验那种飘零和无助，体验我许多夜里想起鲁格枪指着脑袋才能驱散的噩梦。我觉得这也是我为日后行为找的理由。令我奇怪的是，直到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才像一位充满同情心地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在微小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发现了灾难的种子那样，发现这些年的活动，按我的话说是在括号里的日子，代表了一种退缩的态度，是坚实的城市中的三维生活造成的伤害，我身在其中觉得自己如幽灵一般，土崩瓦解，无意义且像液体般流动。由人创造的城市超出了人类的控制。对此的消极反应是崩溃，积极反应是丰富的活动。它们是相同位置相反却对等的两面，就像回忆一般，变得真切尖锐，便成了痛苦之源。

当时我相信桑德拉的运气，这很快受到了考验。我们靠近码头，贴着旅游招贴画的小岛消失在视野中。灰蒙蒙晨雾中的山丘、棕榈树和捕鱼船为码头边的各国各式设备让路。高耸的仓库遮住了视线，遮住了起重机、沥青和一台旧的小型火车头。到处有近乎赤身裸体的黑人穿着破烂不堪的卡其短裤在停下的货车里休息。在观光的游客眼里他彻头彻尾地象征着热带国家的游手好闲。但我知道他的衣服是所谓工作服。他是个码头工人，属于一个善于争吵的工会，这个工会的拖沓和故意为之的低下效率让无数调查无果而终。

虽然如此，此处是一片宁静：起重机停转，暴躁的码头工人在休息，一切都等待即将到来的工作日的高温和尘土。但是那时，在工作开始之前，就扬起了让人害怕的噪声。

我必须坦白自己没有告诉母亲我结婚的消息。每当我坐下写信时，紧张总是转为疲倦。桑德拉以为我母亲早就知道，很容易想象，我随意的一句“瞧，这是我妈”导致了两个女人的沮丧。然而或许没有那么容易：我们是个充满戏剧化的民族，从来不浪费让大家都看见的机会。想象一下，桑德拉穿着精心挑选的上岸衣服，与一位着装传统的印度寡妇面对面的场景。想象她把我母亲举起的手臂和一声哀叹当成欢迎的仪式，她下定决心妥协地接受这奇异又古老的仪式，隐藏起了一切惊讶和困惑的情绪。随着哀叹的调子越来越高，痛苦的表情变成了明显的拒绝。桑德拉意识到我母亲的态度，向我母亲探出的身子迟疑起来，最后干脆站着不动。这番情形开始引人围观：疲倦的码头工人、乘客、游客、官员以及各国籍的船员。

我自己镇定异常。她叹着气说我逼死了她，我却无动于衷。我忙着照管行李，和认识的海关官员点头打招呼，和前来采访归国学生的记者说上几句。可怜的老伊顿，他是我在伊萨贝拉岛的帝国学校的同学，如今在《问询报》做记者。他的报道很公平，只是简单地写我的母亲在码头迎接我和妻子。我如此冷静是因为觉得情况没那么重要。我突然怀疑母亲早已通过伦敦和伊萨贝拉间便利的交通往来知道了我结婚的消息，她早已准备好演出一场闹剧。我的怀疑后来得到了验证。这真是一场早有准备的闹剧，也许是她演过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我让她在旁人面前蒙羞的补偿。不少家庭有待嫁的闺女，母亲趁我不在的时候经常在那些家庭走动。说出来不好意思，我那时可是女婿的热门人选！我不仅是贝拉贝拉灌装公司的继承人，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得到国外的学位且游历多国，和其他的商人非常不同。我的选择让母亲倍受打击。不过我也知道沉默和消极接受才是危险的真正标志，意味着长久的谴责，也许会以慢性自杀或者绝食的方式表现。码头的一幕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是纯粹的任性表现。这番推断合情合理。

这件事非常复杂，桑德拉无法做出和我一样的快速判断，我也无法用只言片语告诉她实情。她走过来站在行李堆边。她看上去脾气很差，我觉得她已经能够掌控她自己和局势。我对她的期待一向如此之高。我说要是住到我母亲的家里不太好。她暴躁地带着学究气说：“这倒是解决问题的有趣方法。这座破岛上不会有叫旅店的东西吧？”我错误地判断了她的情绪，我以为她只是果断。后来我才意识到遭遇我最冷酷对待的是桑德拉而不是母亲，可惜后悔没有用。我指望桑德拉的直白和眼光。但是这种指望在她眼里一定像是在她最不安的时候把她无情抛弃。可我当时对她的感情是非常细腻的！我注视着她在伊萨贝拉岛的下午被暖风熏得懒洋洋，伸展着四肢躺在旅馆的床上。她穿着干净的白胸罩和纯白的棉衬裙，电风扇悬在天花板上。她戴着在亚速尔群岛上买的廉价白框太阳镜，我觉得那太阳镜会损伤视力。她用工厂女工的方式抽着烟，嘴唇湿润地把香烟嘬在中间，仿佛急需养分似的猛吸一口。这是她在英国多塞特的农业夏令营学会的，她待的一个月里学会了抽烟，她抽烟的样子很吸引我。烟圈在风扇的鼓动下升起，越来越细。我精疲力竭，接近于自怜，想着床上这个好笑的、激烈的戴着太阳镜的人儿。她的皮肤开始变得湿润，我觉得她来到一个一无所知的地方真是充满了勇气。以前她从未旅行过，也从未住过旅馆。我虽然在伊萨贝拉岛炙手可热，却找不出比娶桑德拉更好的回国方式。

两星期后，我们透过客厅看遍了岛上的风景，我已婚的姐妹们安排了我们和母亲见面。地点是炎热的、没什么遮盖的旅店露台，我们在斑驳的金属茶几上喝茶，脚边都是棕色和棕绿色的杏树叶。大家决定和解。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正如桑德拉夸大码头一幕的重要性一般，她现在开始夸耀她的胜利。我觉得这让她的性格更明显，这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5

我母亲在码头发起的制裁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身在一个随意、混乱、混杂的社会，被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事。在前两周过完之前，我们就加入了一个中立流动的圈子，此后混迹其中五六年。圈子里的男人们都有不错的工作，主要是年轻的印度人，也有几个当地的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他们都有留学的经历，在海外结婚。在伊萨贝拉岛，他们因国外的妻子或者女朋友而不是背景或职业而联系起来。一些单独或成对的美国人也在圈子里。在他们看来，小岛不过是个背景，当地的活动和兴趣不过如此。没有复杂的忠诚感和深度，因为每个人的过去都被割断。圈子里的一切我们用两个星期就熟悉了，之后的不过是老调重弹和衰老的过程。但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眼花缭乱。一开始我们预料岛上的生活单调压抑，然而接下来我们仿佛是被阳光弄得目眩，被每个欢迎我们的人的自由态度所迷倒。这些衣服！如此轻巧、样式清新，与以往完全不同！我们因为在富人之中而头晕目眩，他们把我们当成一伙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相信相似的财富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节俭和审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那两周！我们的收获和给予一样多。我们豪饮香槟，大啖鱼子酱。我们喜欢香槟和鱼子酱只是因为喜欢它们的名字，这是我们圈子的简单之处。经历了伦敦的苦闷之后，经历了简陋的房间、关闭的大门、紧锁的窗子、布满污渍的天花板之后，经历了磨损的窗帘和少给电的投币式供气供电表，经历了穿梭于砖砌露台的沉闷旅行和索然无味的生活之后，我觉得获得了重生。在那两周里，能听到桑德拉鄙视半干邑香槟，说自己最喜欢梅西耶香槟。这个灿烂夺目的姑娘！发自内心地跳出她平凡的背景！这是我们最幸福的两周，这是她最活跃最有鉴赏力的时光。我们庆祝着出乎意料的自由，我们庆祝着这座岛和我们的知识，我们雄心勃勃，带着征服世界的野心，我们庆祝着自己的国际化，这比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大厅里有更深远的意义。

在庆祝的内心里是无比的平静。我曾经心怀天下，想和这座岛说永别，如今则在蔓生着开满紫花的茂密绿藤的炎热沙滩上野餐，在闪着微光的游泳池边烧烤，从我们圈子里的人口中获得故事，不必担心或渴望，也不会受到抵触。她少年时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某个州，曾经秘密地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路骑自行车，去镇外一座红山丘上看日落；又看到一幅画面，灰白的色调，布拉格的雪和德国人；还有英国中部黄昏的风景，在小溪边的月亮雏菊间散步，水边无尽的夏日漫步，入夜，伴着天鹅；这些场景在岛上组成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世界，我觉得已不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努力从中隐退。我喜欢思考这个被我们拼在一起的碎片世界，我似乎觉得自己即将走向灭亡。我属于一个早已注定灭亡的小社区。我们是处在中间的种族，被动的基因，在两代人之内会融入世界的三大种族而消失，唯有眼睛的形状或者柔软的手腕才能证明我们的基因入侵。我母亲的责难无疑是表演，却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游荡在另一片大陆的先人的崇敬。我理解这种崇敬感。但是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是怎么样的解脱感啊。把它当作基本的情绪，偶尔在醉酒的迷蒙中浮上意识的表面，当乐队或者留声机的音乐变得遥远，我好像第一次思考我们的圈子，我和桑德拉都在其中。对这种情绪的审视从未越过这个界限，这种情绪从未表露。这是我平静的情绪，我在活动丰富的新生活中的情绪。我心中那种平静，离开伦敦，彻底接受一种新的现成的生活，让我觉得自己变了。我觉得这种变化并非自愿，最终我的“个性”不再是别人给予的特性，而是我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这种在欢腾中保持宁静的能力成了我的强项；我想像宁静藏在一片围墙高筑坚不可摧的田野中。我中立地活着，活动是真实的，却仅浮于表面。我觉得不会再让自己受伤了。

后来人们都说我“工作卖力，玩得尽兴”。这些词语是那么地相称！我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我缺钱。我研究了所有的资源，在周围寻找机会。岛上人们除了些专门技能和农业，只能想到从代理贸易中挣钱。我的做法一定是显得有点太冷酷而冒险。但至少我在学校的时光不能说是浪费了。我从贝拉贝拉的产业里继承了一些钱，五年内那笔钱增值得比整个产业都多。我是少数能预见战后城市扩张以及居所间的空地损毁的人，我是在伊萨贝拉岛上唯一有此远见的人。我不好将所有功劳聚在名下。考虑过我的资源后，我所做的显而易见。我继承了城外一片一百二十英亩的荒地。这是一片害枯萎病的柑橘种植园，在经济衰退时期无人照管。这块地曾经卖给赛马人，却未能在这里培育出赛马。我祖父买下这块地没有特别的目的，只是图便宜。这笔投资一无所获，我怀疑地的收益够不够付看护的工资以及骡子的饲养费用。有些周日，祖父去摘些牛油果和葡萄柚，他装作这些东西是免费得来的。这算不上什么遗产。一片废弃的柑橘种植园算得上是热带的贫民窟。土壤不够肥沃，树皮发霉，青苔遍布，灰色的枝干又细又脆，几乎是光秃秃的，树叶枯黄，果子在成熟前就腐烂，软塌塌地挂着，像得了病一样苍白，散发着有毒的味道。我得到这块地的第一反应是出售。可即便是在一九四五年，我都找不到买家。

那种感觉依旧存在，在战争中变得愈发破败的交通系统巩固了那种感觉。城镇是城镇，乡村是乡村，连我们的城市也长久地保持原样，我们坚定地带着近乎中世纪的迷信想法，认定城市是有界限的。在所谓的城里，电报杆上面贴满了海报；而在两百码之外，乡村的电报杆上就光秃秃的。

这就是我想开发的土地。从很大程度而言，这块地的风景不错，起伏有致。这里离城市不远，可以借水和电之利。我把地分成一百五十份半英亩的小块。我修建了公路，铺设设施，出售土地。两千元一小块地，二十五年租期，地租是五百元一年。要记住我用的是伊萨贝拉岛的货币交易，五伊萨贝拉元值三美元。它们不算贵。我们的城市建在短租地之上，即使一块不起眼的土地你也可以每个月花上五块钱租半块地，大概是一又十六分之一英亩。我的租赁条款非常优惠，唯一苛刻的条件是每栋房子都需要经我批准，且造价不准低于一万五千元。如今这笔钱算不了什么，教师和公务员都买两万元的房子。但是在五十年代初的伊萨贝拉，这是一大笔钱。我叫这片土地科里帕镇，很快它被叫成了跛子镇[8]。这名字自有它吸引人的地方。这片土地自动选出了合适的居民。这个计划需要的只是办法、精准和时间。我平稳地为这件事忙了两年。我坚信未来的成功，甚至在我欠银行十五万的时候都觉得项目没有任何问题。我对待人就像对待钱，依赖的是直觉。雇人的时候我无视别人的意见和推荐，不考虑种族的影响。我只雇让我喜欢的工头、职员和劳工，我从来不给人第二次机会。让你失望一次的人就会让你再次失望。尤其对于那些长期表现让人满意却突然变得玩忽职守的人，这个结论非常实用。这种人的玩忽职守说明他对职责和雇主的态度从此改变了。这是一段关系的终结，互相埋怨没有任何用处。这个人需要新的雇主，一段新的关系；最好是让他立刻走。

跛子镇的项目步入正轨，土地开发的时候没有出现闹剧。一年之内，一百块地出手。人们买了地却不一定建房；两年后土地转手时，价格升到了五六千。现在看起来简单明了，当时我看来也是如此。当项目完成的时候，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不是因为承受了巨大风险，而是发现自己脑海中忽视了那些让项目成功的因素。没有蚊子是其中一点；其他两三处受我启发开发的土地结果成了传播疟疾的贫民窟。跛子镇周围有山丘。我之前只是把山丘当作景观；但其他新开发的地产在进一步开发中被吞并，结果迅速衰退，跛子镇的山丘却限制了那个方向的城市的发展，地产得以保持原样。从市中心去跛子镇的路途让人心旷神怡，而其他通向郊区的路都不可避免地经过贫民窟。我在事成之后才意识到这些因素，这让我大气都不敢出。也许是我的孤注一掷和坚定的信念让我如此轻易地贷款成功。不过同时我也很幸运，选择和急于在岛上立足的美国银行进行生意往来。不敢想象老牌的英国或者加拿大银行会给我如此的便利，不过这也怪不得它们。

有人追求安稳，一辈子工作储蓄，最终有幸存了一万镑。而有的人，平静地想到自己时日不多，在五年内挣了五十万。我觉得这无关野心或者规划。这份馈赠是落到我们头上的。我们在成功的状态下会觉得没有什么是手到擒来或理所应当的；我们在失败中，就觉得一切都有可能。瞧瞧我的运气和直觉是怎么帮我的吧。我最初的计划得以大力实施的时候，我买了周围尽可能多的地。我用之前顺利挣到的钱在赌，当时却不觉得。我用不同的方法开发新买的地。我留出许多空地，把剩下的分成小块，一块八分之一英亩，要价较低：五百元一块地，地租一百二十五元一年，一栋房子是五千元。非常高的性价比，可以想象当时争相购买的盛况。这样看来又是简单不过；但我本有可能简单地像之前那样开发土地，从而陷入危机，几个模仿我的人就尝到了苦头。我们的中产阶级规模小，愿意或有能力在房子上花大价钱的人有限。新开发地产的朴素让之前开发的地产显得高档，之前开发地产的高档增加了新开发地产的吸引力。两批地产互相扶持。跛子镇获得了一种可以延续的完整性。这不是远见，而是直觉。

成功像滚雪球一般，仿佛我能一直走下去。这让我不安，这样的正确和肯定以后都会成为利刃。我不觉得需要为日后发生的事负责；我觉得自己总和自己做的事分离。时间淡化了不真实感、违背感和自我敬佩。现在我才真正可以将成就归为名下。我记得一件发生在最初的小事。工人们在探察地形。下午，工头告诉我他们碰到了一棵大树的残枝和根，用炸药炸了三次才能把它移走。他让我看那个大坑，仿佛是红土上一块巨大的伤口。一棵巨树，或许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年纪。我很想亲眼看见它，我想保存它。我在书桌上留了一块它的木头，出于兴趣，作为违背自然的纪念，也作为护身符。成功伴随着惊惧！我说过，成功向我敞开了大门。很快我觉得必须走下去。在前进和无为之间，在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和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带来的恐惧之间，没有折中点。说实话，要退出的时候我很高兴。这看起来有悖常理。但落在我们头上的馈赠也是难以忍受的负担。它让我们渐行渐远，扭曲了我们，让我们远离那个熟悉且亲密的自己。每个星期，世界的某个角落，都有一个男人白手起家，挣上数十万，很快又会一无所有。悲剧和懊恼只存在于旁观者的眼里。这是一份带着自我毁灭的靡菲斯特的礼物。尽管在潜意识里散去了，但其中的污点也会留存下去。

在岛上的圈子里，我们和别人似有藩篱。忌妒或者艳羡不是充分的理由。周日早上在一个拉脱维亚女孩家，我和桑德拉一定让人觉得不安。朗姆潘趣酒的时间到了。我戴着墨镜；印度棉衬衫的袖口用扣子系在我手腕上；我向前倾，两手捧着磨砂杯子。桑德拉坐在高高的黑色座椅上。这椅子原先是个拉脱维亚的箱子，如今被改造成座椅。房子和家具改造不断用到了女人的聪明才智。桑德拉穿着白裤子。她双腿分开，双手放在腿间，压着座椅的边缘；她指环细细的小克拉二手钻戒几乎看不见。她的脚随着留声机打着节拍；她金色的印度凉鞋的鞋跟一摆一摆，从她血管纤细形状秀气的脚踝跳起。她的脚踝是她纤纤玉足的一部分，形状和颜色因她修长脚趾上的红色指甲油和凉鞋金色的袢子更鲜明。伦敦的丝袜和鞋子曾让那对美足深藏。它们敏感而不太瘦弱，这是可以抚摸的双脚，我经常爱抚它们。但我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刻。我透过墨镜——没有口袋能放它：这是热带衣着一贯带来的不便——向下看《伊萨贝拉问询报》双面的社会版面，水磨石的地板在阴凉处很凉爽，当它铺在天台游泳池的水泥地上，却白得晃眼。世事更替。社会版面充满了眼睛突出的职员，穿着宽大的双排扣西装，挽着衣裙布满褶子的新娘。人物变换，《问询报》近来成了所有人的报纸。但是对我们这些认为名字不见诸报端是一种荣誉的人，社会版面仍有一定的吸引力。有传言，负责版面的人每周向我们提供一个笑话，一个特别、假装的笑料：不动声色的描述，用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一个“在市议会工作”的人举行婚礼，这个信息放在最后提起。这是我们寻找和分享的周日早晨笑话。部分源于我们的自我珍惜，一个贫困国家必要的残酷；部分源于我们殖民地的单纯。当然，这是今天的判断。当我戴着墨镜的双眼掠过每一篇新闻，试图找出这周的故事时，还没有这样的自我评价。

我注意到桑德拉干净的白裤子，还有我想爱抚的双脚。那双脚带着快乐和活力。我觉得桑德拉特别卖力地和那个拉脱维亚女人交谈。这个女人才进我们的圈子，红发、老鼠脸、尖鼻子、戴着眼镜；她丑得吓人，结果大家都对她特别好。很快这就会引来麻烦。拉脱维亚女人会把这些注意力真当回事，满怀信心地不自量力，那时候别人就不会对她好了。她从柳条筐里拿酒给我们喝已经让我们有点紧张；我们越尴尬她就越高兴。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情形。我们的尴尬没有作用，因为柳条筐也让她丈夫高兴。他是个出身贫寒的人，仍得意于自己的成就，像很多这种类型的人一样，对小玩意痴迷。

其他人陆续加入。每当我听到娇惯的孩子优雅的小声音在背景里尖细地响起，就觉得他们在过度表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有特殊的小橡皮鸭，还有其他没必要的充气玩具，帮他们在游泳池里浮来浮去。他们的家长用惯用的轻率语气谈论跛子镇，我不参与。不是出于恼怒，而是我从不在工作时间之外谈论工作。不是我出于原则，而是我性格平静，桑德拉带着女性害怕太直白的特性，也学会了这样。从此以后，我开始学会了故做不在意的在意。谈话有些太吵闹、太真诚、太好斗或太自我辩护。这些人都在演戏，过分专注于家庭生活和细节，过分强调他们生活丰富。桑德拉的脚不再那么轻快地敲击。我意识到我们让这些人紧张，而这些人的欢迎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珍惜这些人的友情，我们分享这些人的欢乐。桑德拉看上去自然而快乐。也许她真的是这么觉得。但是她太年轻了！她丈夫也太年轻了！这种自然的态度值得信任吗？离开聚会之后，他们不仅仅是在谋生，他们是在挣大钱，这一定让他们筋疲力尽！他们在聚集财富，管理跛子镇，在与承包商、银行、律师和会计的生意往来中真正得利。这是他们生活中更重大且更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一本万利，用着痴迷的态度工作。他们在这里能自然又放松，但这是不是他们在利用朋友呢？我明白，我们所有表示友好的举动在别人看来都虚伪又假惺惺，令人本能地不愿回应。我发现报纸上社会版的虚构内容而笑出了声，这也让他们恼火。这样年轻，这样冷静，这样冷冰冰地隐藏激情，这样痴迷钱财，是无可名状的。这些我都看得穿，却不知道怎么和桑德拉沟通。她还是我的幸运星。我如以往一般让她为自己而战。我知道她定会胜利。我依旧喜欢她充满做作的词语，还有那突出的下巴和下唇。

于是我们和其他人有隔阂。稍有些高高在上。人性是需要秩序的；那些情愿置身于我们之下的人需要我们表现出卓越的特质。我们需要更友好，更体贴，更耐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对一样东西在意，那就是钱，因为这是让别人与我们有隔阂的地方。我们不断地遭受挑战、激怒和考验。这种加在我们身上的额外力量让我们的朋友们相应地表现得弱势。我们却错误地回应。当主人真是难！我在应该表现权威的时候却开始调解。桑德拉则用她语言的天赋、她伦敦北部的口音，在本该安抚别人的时候咄咄逼人。我觉得好笑，这样恐怕是鼓励了她。她经常只是为了逗我，而在公共场合说出伤人的话。

周末我们去一对朋友家建在岛中央山丘的房子。别人都对海滨房痴狂不已，在山丘上盖房子颇有独创精神。我们对这座房子早有耳闻，但是细节依旧保密，为的是给我们惊喜。通往房子的路糟糕危险，只能走得很慢。天下着雨。桑德拉开车，我们到达的时候她心情不好。女主人谦虚地问对房子的看法，桑德拉对女主人说的第一句是：“我希望你能决定这到底是一座乡村小屋还是一座乡村宅子。”空气里顿时寒气逼人，不只是房子所在的高海拔带来的凉意。温度在日出前也许降到了十五度，最多只能说有了木柴取暖后没有那么难过。许多上了清漆的松木，树干上长着很多节疤，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我们被带到一个巨大的壁炉前，黄铜皮革带子之类的镶着铜钉的装饰物挂在两侧。我们大为惊讶，哑口无言，然后惊叹声和赞美声不绝于耳。我们没有听清，我们已经走开了。我们站在一扇敞开的窗前，面对着浓密而青翠欲滴的植物。现在阳光明媚，雨后雾气氤氲。桑德拉说：“这里肯定冷死了。”我们的女主人是瑞典人，她的英语口音失去了控制。桑德拉意识到自己有点过火，自己的话没有起到博人一笑的效果。她没有试图弥补伤害。我们的女主人端上了单片三明治，其他姑娘用各种口音惊呼不已时，她也无动于衷。在此后数年间的许多场合，我都会讲起这食物的瑞典语名字，把它当成一个空洞的笑话。主人用英语说再见，听起来像瑞典语。桑德拉开车载着我，驶下潮湿危险的弯道。她的行为如今在我看来，显示了她不打一处来的脾气或恶意。“平庸的小拉普佬！”一段苦涩的小小的爆发，断续的抱怨语句达到了顶点。我笑了；桑德拉微笑着皱眉，把精力集中在路况。我吻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然后把手指压在她的嘴唇上。语汇的天赋！但这一次完全不着边际；这个瑞典人身材匀称，有着无可挑剔的斯德哥尔摩背景，还有个在出版业的父亲。

她越来越依赖她语言的天赋，让简单的词语硬化成成见和态度。她用这种天赋给那些她曾想结交、曾经喜爱其生活态度的姑娘怪诞的称号。她把这些姑娘变成滑稽的合唱团，为每个人构思出一个轻蔑的种族描述。有个从阿姆斯特丹来的粗壮女孩，嫁了一个苏里南人，两人移居到伊萨贝拉，成了桑德拉口中的“次等德国佬”。拉脱维亚人成了“次亚细亚佬”。我接受了这些词汇；在我们家，当然也存在着种族矛盾。我听见自己非常自然地说：“我们要不要请次等德国佬来喝荷式金酒？”或者说：“看来拉普佬已经原谅你了。她想请你参加为一个大胡子的瑞典人办的聚会。他来这里收集伏都教[9]的歌曲，好在瑞典广播上放。”

最后这项邀请确实是和解。我们虽然是世界主义者，却非常重视远方的来客。我们的女人们面对这样一位客人会争相邀请，把某些人排除在圈子之外来表现不满或者发出邀请来宣告和解。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待客之道的基础。这种善待只能持续于他客人的身份尚存时，在他的外国香烟、衬衫和鞋子还新鲜的时候，在他成为我们中一员之前。这样一位客人在场时，往往会有一段未经安排的集体悲哀时间。每个女孩都好像同时看到了她此前与之决裂的风景；在变暗的阳台，我们让客人享受热带之夜，会有轻微的批评，期待客人对狭隘的岛上生活做出评判：缺乏美好的谈话、缺乏真正的社交，没机会去戏院或者听一场好的交响乐。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对难以让人满意的交响乐质量这么看重。似乎一直如此；好像我们在伊萨贝拉岛上就该遭到这种待遇，去听一系列差劲的交响乐仿佛是一种居住条件。印度共和国日那天，在印度委员会的一场聚会就是这样一场软性批评会。伊萨贝拉岛上的外交官和准外交官聚集一堂，女伴们身着纱丽，巴纳拉斯的丝绸和圭亚那的珠宝熠熠发光。身着纱丽的桑德拉成功地对抗了所有人。她在对音乐的抱怨中大声说：“我来到这地方唯一学会的就是如何分辨出差劲的交响乐。”

于是桑德拉用她伦敦北部的口音继续奋战，公开对抗敌意。所谓的敌意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种挑衅。最终一场未经宣布的战争在我们和别人间打响。我们继续见面，继续提供且接受款待。但是现在一切约束都不复存在。这是我们最后的分歧。这些我以后都要偿还，而在当时受苦的是桑德拉。“平庸”是桑德拉用来形容我们的词，现在却成了她的代名词。她成了一个从伦敦东部来的姑娘，没有教养，缺乏教育，是被我拯救出来的，因为我沉迷于她种族的魅力。但是金钱更让人充满了遐想。我觉得我们无法让任何人相信桑德拉觉得这钱来得理所应当，她一直觉得金钱是她的一部分。她对钱的概念很模糊，在学生时代甚至从不知道奖学金有多少或者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在金钱方面，她缺乏我神经质的准确，我唯有清楚自己拥有多少或一年里能挣多少才能安心。这个姑娘结婚前把五十镑当成一大笔钱，三年后镇定地谈论透支十万块的事情，这并不令我感到意外。她对奢侈的感觉、乐意用有限的资源制造场合的性格，自从我认识她后就没有改变。即使在富有的时候，她的需求也不多。她离开我时的财产和我们在一起前所差无几。这不仅关乎自尊，不是因为那是有污点的意外之财。而是，我确信，因为她认为钱已经不是个问题。这是随着天赐的礼物而来的疯狂；这让很多不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在世人惊诧的眼光中抛开一切。

这种简单！这种扭曲！举个例子，印度委员会发生的事被别人在叙述中夸大。据说话题转到了音乐。加拿大商贸委员对桑德拉说：“你喜欢音乐吗？”传闻中的桑德拉操着伦敦下层阶级的口音说：“你觉得我是谁？我会让你知道我喜欢好的交响乐。”接着还有书店的故事。售货员对我说：“哦，你的妻子爱读书！”我愤怒地回答：“瞧着，我会让你知道我妻子喜欢读好书的。”也许是书店的店员散播出这个滑稽的故事。这是这种故事的对话风格：桑德拉和我总是“让人知道”事情。对于这些故事和其他传言，即使有挑逗、背叛甚至古怪的性偏好的成分，我也不给予反应。我以为桑德拉也是这么镇定，这是她的天赋，随着我们的婚姻也教给了我。但是她所忍受的比我了解的多。我没想到她并不是每次都能处理她激起的愤怒。我没想到她虽然有语言的天赋，但也会因语言而脆弱。她对低级的曲解束手无策，正如某些孩子会因同伴的欺负而无助，无论大人把事情解释得多么合理。

她会勤勉而心怀忌妒地结交每一位新来的女性朋友。对于那些刚刚结婚、才进到圈子里的人，她会每天与其见面，用每一个机会展现慷慨和善意。很快，这段感情的每一方面都气数已尽；关系不可避免地破裂，免不了生气伤人。我发现她越来越喜欢结交美国人。美国人在我们圈子里是中立而多变的元素，她们和桑德拉被彼此的口音所吸引。在每一次相遇、每一位新朋友面前，她都会表现出一种与其种族相配的善意。她从来不满意将个人当作个人；她想突破，这是她贪婪和热忱留下的，只要有一点迹象就会恢复。真希望我当时能像现在这样看得清楚，看出她在下沉。

是什么组成了婚姻？什么让住着两人的房子空荡荡？我们毫无疑问地般配，甚至互补，却正是这种般配把她从我身边带走。她开始有些我的地理概念，觉得被世界摆脱了，那些风景和记忆都锁在我们遇见的人的脑海。她越来越多地提起她的童年、学校、散步，提起她有一个朋友梦想有一辆纯白的汽车。我们睡在各自的房间有些日子了。有天早晨，她告诉我晚上因为恐惧而惊醒，一种简单的对地点的恐惧，恐惧这不在场的世界。她和我有了同一种恐惧，这种念头让我变得坚强。我对她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她那些曾经让我仰慕的特质——自信、野心和正确性——如今成了我同情她的理由。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是出于自卫。但早晨总是会到来，总是有治愈的语言——语言的天赋是多么让人宽慰却又有欺骗性啊。“我觉得这一定是世上最低劣的地方。”她说，“低劣的当地人和低劣的外国人。低劣得吓人还兴高采烈得吓人。这两点一定是绝配。”我建议去趟英国。但是她没有兴趣；英国仍旧是她希望远离的国家。没有家人或者圈子等着她，她也不是游客，她不想去伦敦塔、画廊或者戏院。她甚至不需要闭上眼想象就能知道在伦敦待上两周或者一个月是什么样。她说：“毋庸置疑。”她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更长。在炎热无风的下午，她经常光着脚来回走，她穿着白色的棉衬裙，胸罩支撑着她不再涂红的乳房。一个男人每周有两三个早晨会过来打理花园；还有一位格林纳达的女清洁工。除了他们，我们没有雇其他人。桑德拉开始讨厌他们，有时候歇斯底里地把他们当作入侵者。反正没有什么好做的。在我们租来的房子里，装备齐全的厨房大多数时间冷冷清清。我们很少在厨房烹饪，做的不过是咖啡还有面包、热牛奶、炒蛋和一些简单的煎炸食品。架子上是发霉的旧罐子和一桶桶香料。晚上，日光灯一亮，蟑螂就在白色的地面上四处散开。我们圈子里的女人们大为震惊，当时，是以我的名义。后来当然不同了。

但对我和桑德拉而言，我们一有机会就想从房子里逃出来。进入那世界上最低劣的地方。我们能去哪儿呢？海滩？我们早就熟悉得不得了；“毋庸置疑”。去山间的村落，看带着奴隶史和奴隶风俗的黑人或者黑人白人的混血儿？他们的故事在周日的《问询报》上读起来比亲眼看更精彩：混凝土和波纹铁皮建成的破败村庄，淹没在绿色中，闪着绿色的光芒，和其他十几个村庄一样。晚上我们去开车，只是为了体验速度的感觉。我们开到机场，坐在候机室喝酒，身边是中转的旅客，我们听着外国城市的名字。我们走遍了每一个新酒吧、餐馆和夜店：伊萨贝拉的这些场所经常易主。我们在外面最快乐。在外面，在人群里，在深夜，香槟起了作用，我们开始亲密。房间另一端的桑德拉让我心海沸腾，有时能让我觉得颜面尽失。那充满怨气的眼！那瘦削的脸庞和突出的下巴。那双脚，和手一样强劲而充满表现力，只是更加微妙和复杂，更加美丽！她时刻准备好奉上双乳，就像是对待孩子一般。我喜欢穿过房间把她从某个男人身边带走，那些被她的胸所吸引的男人往往是美国人。在公共场合，我们开始亲密。这是我们用的词。我会说：“我们要不要亲密一下？”“好吧。”她会回答，“让我先喝一杯。”她会坐在高椅上，头和肩膀紧贴着墙，双脚松松地搭在我肩膀上，我坐在椅子下面的地上。我会心满意足，亲吻爱抚她的脚和双腿，抽搐和挤压是它们的回答。正如对桑德拉冷清的厨房一样，亚洲与欧洲的女性本能地对我们的公开表演愤怒不已，也许这是对的。

但是征服我们的情绪很少能圆满。如果我们愿意激怒所有的感受，在公共场合完成人们的流言对我们圈子的期待，我们也许能做成。但是我们的情绪很难随我们回家；我们无法消除挫败感和房子的空旷感，一切解决方法似乎都是暂时的，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日夜都会如期而至。我们从未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两人睡一张床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在热带，身体会出油，让人觉得不健康。我们睡在各自的房间，这样一个人不会影响另一人的睡眠。我们经常一从外面归来，就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

是房子的原因吗？这是老殖民地时期的大型木头连栋房屋，厨房是新式的，但其他部分免不了有些衰败。我们都觉得这栋房子很吸引人，但是出于某些原因我们未能成功地占有它。许多空间还空空荡荡；它看起来仍然像是一栋出租房，很快就要回到主人手里。我们从来不觉得有自己的房子是件重要的事。我体会不到把房子当成家、当成个人创造的感觉。我没有东西，没有财产，甚至不收集书籍，正如桑德拉所言，没有家神。除了一些学校的奖项，她也没什么东西。虽然如此，建一间自己的房子似乎是正确的事，一直住在租来的老房子里开始显得太过招摇。我当时正在阅读一本关于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画册。我为罗马房屋的简单所惊叹，它的外表简朴，室内却隐秘地豪华。我惊异于它能很好地适应我们的气候，我屈从于冲动。

还是因为其他？是不是那被棉质衣服包裹的身体，带着未生育时的洁净和清新，没有危险或神秘，因而令人生畏？只不过是躯体本身，没有成长的前景，只表达肉体和徒劳，以及我们即将到来的灭绝。

我们最亵渎的是自己的身躯。我们像猫经常撕破伤口那样对待自己的身体。我看到了浪费，我感觉得到，就让它浪费吧。我学生时代的习惯从未彻底消亡，如今复活。我在岛上和不少不同种族的女子有染。像以往一样，偶尔的奢侈变成一种瘾，如今却毫无负罪感，反而有了治疗的意味。有时我需要压抑内心的厌恶，有时进展顺利。人们说动物交配后会悲伤，但是以我的经验，完成这件事总是伴着特别的温柔和乐观的情绪。在一个美好而成功的下午过后，我们穿衣准备出门，那句话在我脑中组织好，乐趣转化成汇报下午进展的冲动。我发现自己差点对桑德拉说：“亲爱的，我度过了一个非凡的下午。我和一位技巧娴熟令人愉快的女人同床共枕。”当我在脑海重复这句话，即将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意识到也许桑德拉也想着相同的话。

我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吃惊。

在我这种处境待过一段时间的男人会激起别人不同的反应。有人嘲弄，我对这种反应疑惑不解。我从未采取西西里岛式的占有态度；但我也在想，这种嘲弄会不会不仅仅是一种必需的态度，还是一种对自己恐惧的虚伪的掩护。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人愤怒、鄙夷或怜悯。在我婚姻的特殊性质中，这些东西全部落在我的头上。我的淡定让我对此漠不关心，是否正是这种淡定打消了来自如此多人的流言？若是我说我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桑德拉，会有人相信吗？我内心充溢着对她的同情。我们相识不久我就觉得自己对她有这样的责任。对于我自己，我只感到轻微的、让人反胃的恐惧。恐惧周围的不真实；恐惧帷幔层层落下，压抑着他最深沉的反应；惊恐于无法撕毁他周围的不真实，抵达坚固的地方，那里一切都简单、普通、易于把握。这是我的伦敦式恐惧，如今我害怕自己曾归功于桑德拉的运气，我觉得我们的运气相连。在这时我开始把一切送走：天赋、野心以及一切；正如在伦敦那样，我有意识地用死亡的念头来安慰自己，把它当成模糊而笼统的命运。我只有带着鲁格枪指着脑袋的念头才能睡着。对震惊的消息的奇怪反应！也许是好得难以成真；无论如何，肯定是好得都不算是件好事。我应该奋起反抗大闹一场。我应该掴她的嘴，那张给了我思考的快乐的嘴。这也许会让我们都宛若重生。事实却是，我让这可怜的孩子下沉。我既恐惧又有无言的同情，我在沉默中等待来袭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们在跛子镇的罗马式住宅正在建造中。它自顾自地建造着。我们都对它丧失了兴趣，但是我们都不让对方知道这一秘密。为一栋别人会住的房子监督进度是件让人紧张的事。然而房子是最容易显示惯性的东西。半路弃建比大功告成难得多。我们在建房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仪式和神圣的象征，终于到了最后的仪式：乔迁喜宴和安置家庭守护神，守护神能把砖石和木头转化成神奇的东西。灯光、美食、灯火通明的游泳池（我们对古罗马方形蓄水池的改造）、低调的乐队、门外来看热闹的人闪亮的脸、挤满汽车的路，甚至还有几个警察，戴着白色的夜间臂章，就像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在这一切的中央，我觉得像个陌生人，这种感觉经常发生在自己组织的盛大场面中。我们请的所有人都来了。我注意到了桑德拉的美国朋友，对我有点过于热情，而我只是像对待儿子般对待他。这和我猜测的他对我的态度不谋而合，于是我们之间横贯着无言的尴尬。我也意识到，即使在我们关系的后期，我们仍可以接受各自的角色，只要我们知道如何扮演。在场的女人们精心打扮，多数人明显在早上或者下午去了美发师那里。无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乔迁聚会依旧是一场盛事。

鉴于我的心情，聚会出了岔子或者成为一场闹剧也不足为奇。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开始的。也许是最近流行的“打碎”聚会起了个坏头。聚会的某一时段，一般是酒后饭前，客人们需要打碎主人指示的一些东西：有缺损的玻璃器皿和瓷器、过时的家具、老式的收音机或是孩子们长大后不玩的玩具。这也许是为了对抗我们都面临的无聊。当我们不谈论孩子的时候，我们谈论过去的活动和以后的活动。的确如此，在香槟、黄油面包上的鱼子酱和烧烤之后，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新事物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在篝火边准备食物的兴奋劲过了之后，我们除了吃还能做什么？还有游泳池。游泳池是最乏味的东西。如果你能跳进去游十二趟，这不错。但是如果你不是个想锻炼的人，如果你在游泳池里只是为了享受在夜间泡澡的奢侈，为了泳池边身着制服的服务生一见你挥手就急急忙忙地端来让人倒胃的各种食物和酒水，如果你想要的仅此而已，那你很快就会变得焦虑不安。正是在泳池的百无聊赖中，一切开始了。我很确定。泳池里的人吵着要玩球，要打比赛。也许是从美国人强健的手中，球飞向了桌子，打碎了碟子、玻璃杯，也许还有一扇窗户。这我就不确定了。几秒内，球从一只手抛向另一只手，从泳池传向房子再传回泳池，带着积极毁坏的狂躁。游泳池在中央，破坏别的地方很容易，且效果让人满意。激动的笑声四起，似乎最初令人如释重负的玻璃和瓷器破碎的声音让客人们开始歇斯底里。每个人都装作比实际醉得更厉害，突然间所有人都非常活跃。但是我回到岛上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愤怒，深刻、盲目且有毁灭性的愤怒。我大喊，我尖叫。我不知道自己在盛怒爆发之下走到哪儿、打了谁、说了什么。我只能记得些画面。水波晃动的蓝色泳池，晃荡到平静的一瞬间，泳池边四溅的水花，明亮的灯光，阴暗的深底，笼子里的水下灯上聚集的飞虫，一两张确定我已经疯狂的面孔，水花、洒出的酒水和浪费的食物。

然后我在车里，穿过大门，驶过别人停泊的车，驶过一张张脸孔和在夜风里包得严严实实的女人。我驶出了城市，一直前进，穿过暮色、偶尔出现的灯光、沉睡的房子，不愿停下。直到我开到著名的奴隶种植园的废墟，糖厂高耸的砖墙，砖头是十八世纪的欧洲商船的填仓物。还有，噢，我想哭。不是因为新房子一地狼藉。不是那种新东西有刮痕或凹痕就觉得被全毁了的愤怒。我觉得损毁是表面的，工人们一早上就能修好。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我就是想哭。我伏在方向盘上要哭，但是我哭不出。痛楚依旧，难以释放，我感到的难以名状的痛苦无法排解，我知道这是彻底的绝望。

哭泣是因为没有世界可以征服。我能体会亚历山大大帝的泪水。这是真实的泪水，却来自更深层的原因。这是伴着夕阳站在小屋外的孩子的泪水，田间开始变暗；这是建功卓越的男人的泪水，因为无力感而倦怠，他渴望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人，渴望为整个人类忏悔，他们感到了人和脚下的土地间缺乏同情，并且明白无论做什么，这道鸿沟总会存在。这是一支血脉最后一人的眼泪，能预见到灭绝的命运。但是这种情绪会雨过天晴。亚历山大回到了将军们的身边，宽容地接受将军们对他的感受力的种种误读；孩子回到了小屋，庞大的世界缩成了一个小小的温暖的空间。如今，伏在汽车的方向盘上，我回归了自己，愤怒和绝望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些气愤和耻辱。我意识到这块奴隶种植园是谈情说爱的男女，以及强奸犯和其他试图报复社会的人的乐土。我开回主路，打开车里的收音机，伴着音乐缓缓地开，收音机里是一些廉价的老歌，我的泪从脸颊滚下，挺痛快。

门外的车都开走了，人群和警察也没了踪影。房子空荡荡，灯光昏暗，游泳池一片黑暗，只有喷水池还在工作。一切都被打扫干净——没有碎玻璃，洒上水清扫过的混凝土在温暖的夜里几乎要干了——我对工人们充满了好感！这是多么高尚的本能啊；修护，修补，为早晨做好准备。不时有一块破裂的玻璃窗。处理起来再简单不过。损失轻微。但是我没有去桑德拉的房间。我决意把天赋抛弃；我的祷告应验了。间接地实现了，正如所有的祷告一般。

6

如今桑德拉只有离开。对她来说这段日子想必不容易。但我觉得真正受伤的是我，然而我一言不发，觉得我表现得不错。毕竟桑德拉位于要离开的处境：即将迎来其他的关系，其他的国家。我无处可走；我不再想体验新的风景；我已割断了从她身上得来的渴望。不是我决定让她走，这是她自己的决定。我们依旧一起出去游逛；我们依旧尝试新餐馆和夜店。但是我在等她离去。我们争吵的时期已成过去。不过在她离开前发生了一次争吵。不是和我，是和温迪·德尚诺弗。

德尚诺弗家族在我们岛上颇有名气。他们是我们的老牌法国家族——他们家总有一位成员在赛马会的委员会里，总有一位成员在“体育俱乐部”任要职。但自从一位家庭成员在一八七七年的暴乱中作为普通人的领袖，代表弱势群体开始，他们家的名声就变得不明晰了。那次对殖民地政府的挑战严重到宣布紧急事件，一位总督被召回。但仅仅十年之后，德尚诺弗又变得受人尊敬，得到接待曾撰写帝国主义宣传册的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10]的殊荣。这次访问的故事在伊萨贝拉人尽皆知。弗鲁德紧张兮兮地来访。他是个阴郁成疾的人，被一名在纽约的爱尔兰电报操作员惹得非常恼火：这位操作员在发送事实的间隙穿插着想象生动的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灾难。在伊萨贝拉岛上，弗鲁德没有兴趣查看衰落的种植园或者倾听更多帝国悲哀的故事。德尚诺弗家的人提议带他去高山上炙热的硫黄湖“魔鬼的大锅”探险。这三天艰难的旅行需要靠徒步和骡子来穿越丛林、雨水和烂泥。弗鲁德的脾气被磨得岌岌可危。每次看到黑人的丛林小屋都让他对黑人的游手好闲愤怒不已，他还得出了这个民族前途堪忧的结论。他看到树丛卷土重来，不禁苦涩地回想奴隶制度的废除，他觉得黑人不久就会后悔的。他说伊萨贝拉唯一的希望是大规模的亚洲移民，因为他们“不仅因别具一格和文明而拥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更具备勤劳节俭的美德”。当他来到硫黄湖边，看到一个全裸的黑人洗着衣服时，事情到达了转折点。弗鲁德超越了访客的特权，也超越了岛上的风俗，他“彬彬有礼地要求这位年轻的黑人穿上他已经褴褛不堪的衣衫，然后请他自行选择一个方向离开”。黑人变得“愠怒”，继而“口出谩骂”。后果可想而知，甚至弗鲁德也说，是伟大的德尚诺弗出面干涉，用山里的法语方言安慰那个黑人，才让自己免受皮肉之苦或者恶言相向。弗鲁德没有特别感动。他把这段在伊萨贝拉的插曲用在《尤利西斯之弓》[11]里谩骂法国人、他们的语言和宗教，他觉得这些事物出现在英国所属的岛上是对英国统治的威胁。因为这件事，德尚诺弗家族模糊的名声得以继续。从此之后这家人没做什么非凡的事，但是只需要一点点小事就能恢复家族游离在外却以自己的方式极力投入岛上事物的名声，比如支持克里奥尔赛马而非英国马。

温迪·德尚诺弗是个矮小、难看、聪明又快乐的人，她像我们曾做过的一样，庆祝自己回到岛上。她之前在比利时或者瑞士上学。这种庆祝总让我觉得别扭。我在她小时候匆匆见过她一次。那时候她从我身上和我的椅子上爬过，有点爱表现。对我而言，那顿在德尚诺弗家的下午茶是段不快的回忆，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和这个岛告别了。长大的温迪复苏了我所有的尴尬。我从未质疑过这一家人的资质，但是我对他们从来不感兴趣。奴隶主的后代用一句方言就能抚慰奴隶的后代。而我是后来的入侵者，奇特的亚洲人，和两边都没瓜葛。然而在我年轻时代的很多年里，出于不同的原因，我觉得和德尚诺弗家族有联系。在那场茶会上，我没能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因此，我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继续与主人和奴隶间的冲突相关联，从而在离开岛时带着希望能避开的污点，而且这种污点会引领我回来。这种默认、这种软弱就像耻辱。如果我放下报纸觉得不对劲，觉得有不让人安宁的未了的事，然后往回追溯，总能发现原因是德尚诺弗这个让人不安的名字出现了。我深深地意识到他们对我无关紧要，他们的重量我却无法摆脱。我在自己身上认出了我形容别人的态度。我在伤害温迪与不要伤害她的欲望间游移。她那么陶醉于自己的名字！在我们去的房子里第一次碰见她，听见她的名字有些过于随意地读出，我震惊得如同受到当头一击。

如果说我无法解释地感到尴尬，桑德拉却立刻为她着迷；在两个女人之间立即萌生了强烈的友情。她们每天相处好几个小时，她们白天和周末都一起出门。我经常荒谬地觉着自己要对这两个奇怪的女人负责。她们之间相互吸引的基础在哪儿？是不是丑女和美女间的相互吸引？很有可能，虽然在这样一段关系里温迪的名字起了平衡作用。或许是温迪知道桑德拉即将离开，因此温和无害？或许是从两个极端出发，她们达成了相同的社会态度？我确定这些多少都是原因。也有一点是出于热情，桑德拉在岛上的最后几天不可思议地重新振奋。在我们的岛上，我这样的婚姻往往如此终结：妻子和体育俱乐部的人私会，心甘情愿被背叛的丈夫晚上开车过来在门口等。我们的情况有些不同，这也是真的。我不相信我们圈子里的女人散布的故事：桑德拉在温迪的影响下开始常去体育俱乐部。这些女人，拥有着国际化的背景和新近获得的财富，喜欢把酒放在筐里装腔作势，谈论室内装饰的话题，看《时代》杂志新一期里的书评，对她们来说，体育俱乐部不过是破败衰落的地方。我想象不出有语言天赋且对普通人持鄙夷态度的桑德拉如何在销售员、银行职员和地产监工之间待得长久。

当然，这段友情同样有终点。共度周末，早上在我们有空调的酒吧和咖啡馆与温迪喝咖啡，去海滩，毫无疑问还有一起探险，这些活动终结了。桑德拉如往常一样，穿着衬裙和胸罩在房里游荡的时候宣布了这一消息。有一回，透过她房间敞开的门我看见她。傍晚，她躺在床上，双脚相并，脚趾紧张地颤动；我非常为之动容。

还有间餐馆要去。我们周六去了那里。我们的餐桌在前排，离乐队和主持人的舞台只隔几英尺。经常有人走到主持人面前，在他耳边低语或者递给他一片纸。一两分钟以后聚光灯射到一张桌子上，先前低语的人会在乐队的演奏声中站起身来，或者扮小丑，或者做出受到冒犯的样子，仿佛隐私受到打搅。桑德拉和我都认为这家餐馆开不长。我们桌和歌舞乐队之间人来人往。我们意外地看见温迪·德尚诺弗和一小群人在三桌以外的地方。

我看得出桑德拉被吸引住了。我看得出她无可救药地屈服。音乐停了。她起身走过去。温迪没有看见她。温迪没有面露愠色，手脚也没有敲动，没有哼音乐或者慢慢地点头，没有向前望或看过人群。温迪仅仅是没看见。仿佛她生来就是为了训练成这看不见的完美一刻。几秒后桑德拉开始往回走。她往回走的时候更加淡定。她从桌边的椅子上取过包，非常清晰地在这个小房间里说：

“尼日尔河是塞纳河的支流。”

岛上的俗语！在主人和奴隶之战中战败人的呼喊！我感到恶心。我在德尚诺弗家喝下午茶的时候曾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一句话——当时温迪爬过我的椅子，像只猫似的蹭我——如今完整地重现。认出了敌人，你为什么不迅速杀死他？这些脆弱的感情，当我们试图用伤人的能力来吓唬别人，被惊吓得最厉害的却是自己！结果是如此不同。即使在当时，说什么或做什么也已太晚了。我走下去，穿过台阶上崭新的“热带”装饰，从装饰奇异、配着空调的饭店走到了温暖带着臭味的街上。

7

正如我所言，我最先的冲动是书写历史。产生这种冲动让我吃惊。它诞生在我事业蒸蒸日上时体验到沉静和退隐的时刻，在我同情别人时意识到自己不是个体而是表演者的时刻，在那场孩子的游戏之中，那时受害者总被视为是在折磨者的号令下行动，甚至拒绝都无济于事，因为拒绝本身也有可能被视为听从命令，结局唯有眼泪汪汪地离开。那时我第一次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看见震惊的幻境，你可以说是虔诚的时刻，无比谦卑。这种幻境呈现出一种超越任何人掌控的混乱。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弄清它，就能给我带来安宁。这是如今与我同在的幻境。这个人，这间房，这座城市；这个故事，这种语言，这种形式。这一刻会消亡，但它将在我理想中的叙述里延伸。这种瞬间有时会短暂地向我袭来。我走在城市的中心，这座垂死的机械化城市，在一家印刷店的窗户里看见一幅这座城市在其他时代的照片：羊群漫步在如今的苏豪广场。一念间我渴望被传送到那样的场景中。同时我被这荒谬的念头以及它隐含的失落感压垮。在一条如此真实的街道中央，在如此务实和真实的自我评估中，我像那个黄昏中站在小屋外的孩子，觉得世界广袤而未知，时间无穷无尽。我看到中亚骑手的幻象，我也身在其中，在大雪将至的天空下骑马前行，直到一个空旷世界的尽头。

[1]英国著名讽刺杂志，现已停刊。

[2]原文为拉丁语。

[3]海尔·塞拉西一世（1892－1975），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

[4]1942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电影，故事场景位于牙买加。

[5]马克斯·斯坦纳（1888－1971），美国作曲家，被誉为“电影音乐教父”。

[6]原文为“Rigret Inconvinience”，拼写和语法均有误。

[7]原文为拉丁语“Quantum mutates ab illo”，引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

[8]主人公以自己姓氏的一部分“科里帕（Kripal）”为地产命名，英文中“Kripal”与“Cripple（跛子）”发音相近。

[9]源于非洲西部，是糅合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

[10]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1818－18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传记作家。

[11]弗鲁德1888年出版的著作，又名《西印度群岛上的英国人》。

第二部

1

当我在伊萨贝拉岛上还是个孩童的时候，贫穷是件令人斯文扫地的事。唉，现在却不再如此。当我初到英国，发现这里也不歧视贫困时，着实吃了一惊。我来到英国时正值改革时期。政客们宣传自己出身多么贫寒，成长多么艰苦，义愤填膺地把自己描述成光脚的男孩。在伊萨贝拉，有许多孩子真的没鞋可穿，“光脚男孩”是孩童骂人的常用语；我替这些大人物感到尴尬。从几代游手好闲与一事无成的先人那沿袭下来一条无例外地缺乏想象力、无进取心且被压迫的血缘，我总有种深刻而沉默的耻辱之感。桑德拉对她出身的轻蔑态度在我看来更健康自由，更容易激起努力，然而她从来不试图隐藏自己的出身，这让我困惑不已。

无疑，这就是我模糊不清的新大陆背景。我父亲是一位教师，很贫穷。我从没见过他的家人，自然就朝最坏处想。虽然我是因为父亲而被拖进了公共生活，但孩童时期我竭尽所能淡化和他的关系。我更愿意和母亲的家族有关。他们是岛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属于“伊萨贝拉百万富翁”这个小团体。上学的时候有塞西尔说“我们是亲戚”是件乐事。他是我母亲的弟弟，几乎和我同龄。塞西尔是个专横的人，他反复无常地提供或者撤回保护。但我从不动摇我的立场。

我母亲的家族拥有贝拉贝拉灌装公司，这是可口可乐在当地的灌装厂，因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可口可乐产生了几乎是所有者般的兴趣。我对因此收到的嘲弄照单全收，还喜欢装作这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但我还不能和塞西尔的离谱相比，他会和任何一个对家族产品不敬的男孩打架。我外祖父娴熟地处理着公共关系，尽管他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个词。所以在伊萨贝拉，我肯定无人不知贝拉贝拉。我们——或者他们——赞助了当地电台的两档节目：一个是“往日之歌”，这是为贝拉贝拉定制的点播节目，非常无聊；另一个非常流行，是为可口可乐定制的“可口可乐问答”，它提供奖品。这场节目的票会分给岛上所有的学校，大家总是趋之若鹜。一周有两三个下午，一群群学生们被带去参观贝拉贝拉工厂。我外祖父向教育部提出现代工业的工厂游是有教育意义的；虽然我父亲激动地反对，他的意见却无关紧要，教育部同意了。上学的时候组织参观，每个孩子能得到一瓶免费饮料。和“可口可乐问答”一样，参观人数必须极力控制。

我喜欢和这些学生参观团去灌装工厂，不过不为人知是一种折磨。我渴望得到主人般的优待或者被员工认出来。我还幻想在紧急情况中大展身手，对庞大工厂的复杂机器了如指掌。这对塞西尔再容易不过。他从来不在参观团里，而是四处徘徊，大家都称呼他塞西尔先生。他对糖浆的清澈度和浓稠度做出严肃的评论，这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人最严格评价的地方。总而言之，他想暗示自己不是学生而是密探。我们有时候在城里就一起做这种事，吓唬那些最初以为我们是单纯学生的店主。有时我想自己做密探，却不能经常成功。

塞西尔对财富和家族的显赫心怀敬畏，以至于所有人都以为家族在塞西尔懂事的时候已经开始赚钱了。事实绝非如此。但也许塞西尔像我一样记得他家的老房子。房子后院有一大片地方搭起了房顶，很长时间我看到里面有一根像是生锈铁杆的东西，听说是贝拉贝拉第一批灌装设备。我觉得这曾是用来手动给瓶子加盖的，一次一个。我还记得房子里有长长的木制走廊。它被分隔成阴暗的小隔间，在隔间的架子上能找到瓶装的着色的浓缩液和小包装的粉末，都是从英国进口的。标签奇怪地净是科学和医学术语，精致的黑白印刷，和即将兑成的饮料标签上鲜亮的色彩和水果图案迥然不同。

在新房里，当然没有家庭作坊的痕迹。我觉得塞西尔为此感到惋惜。他就是贝拉贝拉和可口可乐。他不喜欢任何人忘记这一点，他也不喜欢自己忘记。他通晓可口可乐销售的所有事实和数据，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获准知道了家族生意的秘密。他知道很多可口可乐的故事。是塞西尔告诉我可口可乐是一种春药，或者在有些东方国家被当成春药。我还记得塞西尔告诉我，为了防止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在一场可怕的事故中消失，美国的公司董事们从来不一起旅行，甚至坐同一班电梯都不行。不过这也可能是后来别人告诉我有关另一个公司的事。至于塞西尔自己，据说他小时候被请去伊萨贝拉边一个小岛上野餐，他看到为这次野餐准备的百事可乐的盒子，气愤不已，在别人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百事可乐丢出了船外。他在被逗乐的主人和愤怒的客人面前大发了一通脾气，试图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声称用百事可乐是对他家族的不敬。这个故事我听了很多次，它获得了传奇故事的特质。塞西尔在年轻的时候总说这个故事，可悲的是，他在那时就开始回忆童年，他的辉煌时光。孩童时代，塞西尔相当受纵容。他喜欢把自己想得奇特又暴力，这受到了家人的鼓励，他们都喜欢这些故事。他天生好斗，我感觉到在现实中制造故事的激情让他久久地难以平静。他是我唯一认识的孩童时期就想成为某种“人物”的人。

我父亲恨塞西尔。这是对塞西尔的鄙夷不温不火的回应。塞西尔不尊重年长的人。我父亲经常说：“那个小畜生以后会在绞刑架上晃荡的，你记着我说的话。”因为痛恨塞西尔，他也恨可口可乐，还发了誓永远不碰可口可乐，我相信他一直遵守着。我把父亲永远不碰可口可乐的誓言告诉塞西尔，他说：“这是年轻人的饮料。”我把话传给父亲，他火冒三丈。他们都因对方的鄙夷而愤慨，人人都想把对方比下去。我在中年男子和年轻男孩间充当中间人。

“外公”，指的是塞西尔的父亲。有天我说：“外公去美国买烟斗。”

“你真的信吗？他多半是在美国时买了一个烟斗。他不是为了买烟斗才去美国的。”

“塞西尔这么说的。”

“你要是信了，就比那个大傻瓜还要傻。”

还有一天，父亲听说我要去参观贝拉贝拉工厂。他从捕鼠器前拿来一只死老鼠，带着忧虑的微笑在我耳边低语：“我和你赌六分钱，赌一先令，你不敢把这个丢进那个大桶，或者不管什么他们用的东西里。我打赌你不敢。”

问题在于我母亲家族的钱晚来了五六年。当年父亲娶母亲的时候，他才是屈尊俯就的一方。他刚刚三十岁出头，就已经在传教士圈子里小有名气，在教育部是一颗公认的新星。我父亲的书橱里有一册薄薄的装订老派的《伊萨贝拉殉道者》，里面记录着他少年得志的证据。这是《殉道者》系列的一册，饰有花边的卷首或卷尾空页里列出了所有人的名单，有些来自“西博”这样我从没听过的地方。《伊萨贝拉殉道者》书中的殉道事件都不太血腥：年迈的传教士在床上逝世，他身在祖国，却死于在热带感染的疟疾。书里有传教士日记、他妻子的日记、他的书信和布道词节选，以献给他的墓前致辞结尾。还有很多照片刻意让伊萨贝拉看上去尤其荒凉。有一张照片是我父亲年轻时候的，几乎还是个男孩，站在茅草屋顶的木屋外，在一群人中间，背景只是一片树丛。翻印出来的照片质量很差，光影模糊；他穿着不合身的老式衣服，脖子和下巴好像都被挤出来拔高了。我父亲看上去有点像土著人，眼神迷离，站在世界尽头，在森林的空地间。这个印象没有完全被文本掩盖，因为书中传教士与妻子的日记和通信展现出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是他们的传教活动；一切从这里发出，再回归于此。伊萨贝拉几乎成了一片圣经中的土地，充满了符号和预兆以及上帝荣耀的标志。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走过坚忍克己的旅途，遭遇嘲笑的人群，受到穿着卡其布衣服的官员敌视，穿着东方长袍的婆罗门教徒狡猾地试图辩论来扰乱传教。这不是我知道的伊萨贝拉岛。我也没法从传教士妻子日记中的描述中认出我的父亲。是她发掘了我的父亲。是她发现他虽然年轻，却带着上帝恩惠的痕迹。我怀疑地读着，这个年轻的男孩，我的父亲“宣扬法律的威严”，敦促“嘲笑的人群接受福音的恩赐”。一次又一次，当他的女庇护人“面对狡诈的争论者一筹莫展”时，他总会前来援救。他仅仅说“让我说”。然后她就站在他身后，他“像一匹战马在最危险的喧嚣的战场欢欣鼓舞。对手了无声息。”有个周日，她在传教士之家等他。他迟到了，她有点不耐烦。然后她看见他在远处沿着高高低低的土路骑车过来，所有责备的念头烟消云散。她猜是自行车轮胎漏气了。她看见他“骑在自行车上，就像骑在驴子上，去做安息日的工作”。他慢慢靠近，然后骑到了高高的木槿树篱的后面。只有他白色的缠头巾露出树篱。阳光射来，光华闪烁。她感觉看到了一位天使在天堂中飞翔，让永恒的福音传到人间。我觉得她日记里的这一篇无法言喻地感人。总是在书里这样的阶段我觉得需要一段高潮。但是在这之后，《伊萨贝拉殉道者》里就没我父亲的内容了。传教士的妻子比丈夫年轻很多，据两人说妻子身体非常虚弱，生病后被送回了娘家。在多年孤独的传教生涯后，传教士追随她回家了。所以就我父亲而言，一切付诸东流。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曾觉得我父亲与他真正的祖国分离。在我想象中，他的国家和传教士妻子的日记中描写的伊萨贝拉一样辉煌。除此之外，还有哪里的人能从白色的头巾、木槿树篱、自行车和周日早晨的阳光里看到奇迹？我曾觉得父亲像故事书里那样在船失事后漂流到岛上，多年后获救的希望淡去。这本奇妙的书在他的书橱，但他从不提起。我从没见他读过。也许他也觉得那写的是另一个人。

当我们讨论到可口可乐或者我和塞西尔度完周末回来后，他会说：“你母亲和她家族大可以趾高气扬。但我还记得你外祖母卖牛奶给你祖母的时候。带着奶牛一路卖。把牛奶挤在平底锅、瓶子和桶里，像那样在路上挤了就卖。我还记得你外祖父用一个漏斗灌瓶子。管他是不是立法委员会和执法委员会任命的委员呢。”

这无法减少我对他们的仰慕之情。我想象着外祖母牵着母牛走过纯粹的田园风光：挂历照片上的英国花园叠加在伊萨贝拉村子的烂泥和野草上，凉爽早晨的乡间小路，绿草如茵的沟渠，晶莹的水花，茅草屋前的花园里被精致多彩的花照亮。她和丈夫像故事书中鲜亮的人物一般。我想象他坐在木头桌子边，在油灯下，细心地用漏斗灌着瓶子。这份劳作因此带着一种心满意足、近乎宗教情怀的静谧。他内心专注于一个超越他眼前琐事的目标，不过当下这件事：软饮调配的品质和标准，仍有着凌驾一切的重要性。当目标达成时会让哂笑的世人震惊。但这不会让他震惊，也不会让他的妻子震惊，因为她和他一样投入，当她如苦行般每天早晨牵着奶牛走过开满花的小径时，她能看到更深远的东西。

可以想象，这对我父亲一定是个缓慢的耻辱：我父亲娶了店主家的女儿，多年后却发现自己被迫变成了报酬低廉的老师，富有的实业家家族轻率地和他联姻。我母亲默默地接受了她的罪过，这种举动并没有什么帮助。我母亲没有接受英语教育，和后来家庭富裕起来后出生的弟弟妹妹们隔了一代。结果她开始夸大年龄。她喜欢觉得自己很传统，和父母而不是和兄弟姐妹们更有共同话题。她努力用这种方式解决困境。我觉得她成功了。传统的教育要求她无怨言地接受，这帮了她的大忙。她忍受我父亲的辱骂，接受她家族对我父亲无言的不赞许，当然塞西尔是公开地表达不满。通过始终内疚的表现，她向两方都表现了忠诚，甚至在我父亲不再登外祖父母的门之后也是如此。

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奇怪的安排，两个毫不相关的人被凑成了一对。我还在学校低年级的时候就想找出个解释。我记得我们从内斯菲尔德的《语法》书里学阴性阳性。老师说阳性，学生们说阴性。修士，修女；雄鹿，雌鹿；雄赤鹿，雌赤鹿；雄狐，雌狐。

“丈夫？”

轮到我了，我面红耳赤。

“丈夫，孩子。”

我知道需要给出一个答案。我离开桌子，沿着过道走向谢普德先生的讲台。他很困惑。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他担心地俯下身，我向他耳里低语：“妻子。”

三十多年后，这个男人同意当年的男孩：这是个可怕的字眼。

对塞西尔而言童年是段好时光。他无法停止悼念逝去的童年。我和他不同。我迫不及待地等着童年结束。我没有经历过特别的苦难或者贫困，但童年对我而言是一段充斥着无能、困惑、孤独和让人羞耻的幻想的时期。这个阶段充满沉重的秘密，比如“妻子”这个词，对世界有所发现却耻于让世界知道。我非常渴望走在成人世界和责任的清新空气中，一切都可以理解，我的心扉像本敞开的书。我讨厌我的秘密。顺从的记忆删除了大多内容，把我的童年编辑成短暂的电影式的模糊片断。即使这样也让我极端痛苦。

我最初关于学校的记忆是带苹果给老师。这让我不解。伊萨贝拉岛上没有苹果。一定是橘子，但是我的回忆坚持是苹果。经剪辑的内容一定有误，但这是我唯一有的版本。这个版本包含了几节课。一节是关于英国国王加冕和他皇冠的重量，皇冠太重了，他只能戴上几秒。我想知道更多，但电影跳到另一间教室，里面是恐怖的算术。然后在这个版本里，像在那种坠落前会醒来的梦里——有时也不会醒来。最近无疑是记忆和写作的缘故，我梦见被无助地丢入这座城市一条奔腾的河流，倾斜的泰晤士河。唯一不让我坠落的方法是把脚伸向突然横贯河面的桥梁的水泥柱，在梦里我感到受了冲击，知道我摔断了腿，以后再也用不了它们——但在这个版本里，像在那种梦中一样，算术的恐怖消失了。然后我在一所新学校。塞西尔也在。第一天早上需要在庭院里走队列。“向右转，向左转。院子里的男孩们，向右转。平台上的男孩，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向礼堂，前进！向左向右转。”我转来转去。我按当时听到的记录：转圈是冲劲十足毫无意义的学校操练。但是学校就是没有意义的地方。老师说：“今天，在我填满考勤册的时候，我要你们安静地坐下给未来的雇主写封求职信，离校后申请份工作。”他告诉我们工作的细节，在黑板上写下开头的句子和一两句让我们抄用的句子。我知道我年纪太小不能工作，我大惑不解。但是其他男孩都没有迷惑。我写：“亲爱的先生，我谦卑地申请今早伊萨贝拉《问询报》刊登的货运职员职位。我在伊萨贝拉男校读四年级，我学英语、算术、阅读、拼写和地理。我相信我的资质将适合该职位。学校三点下课，我必须四点半到家。我觉得能三点半上班但是必须要四点离开。我九岁七个月大。相信我的申请会得到您的注意，向您保证我时时刻刻投入工作。我亲爱的先生，我将一直是您谦卑恭顺的仆人。R. R. K.辛格。”老师填好签到册后，对着全班读了这封信。全班笑成一团。我知道这是封滑稽的信，但这是老师让我写的。然后布朗和德尚诺弗等等其他孩子的信也被老师读了。我意识到他们写的是绝对的范本。但他们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他们世界和学校的规则的？

事实上，我早就对德尚诺弗略有耳闻。很快我就知道得更多。他的特质很模糊，但是人人都知道。老师们对他很小心。穿着制服的仆人，一男一女，把用篮子装好的午餐送到学校，还在他的桌子上铺上一张白桌布。他有回带我去他家看长在车道棚子上的葡萄藤。他告诉我这是岛上唯一生长的葡萄藤，非常稀奇有历史。他还让我看了他的建造玩具。葡萄藤和建造玩具顿时成为超出我野心的东西，在那一刻前，我都不知道他们。那是降临在德尚诺弗这样的人身上的东西。他管理世界的能力还体现在对现任国王的观点上，他更喜欢之前的国王，画像挂在我们学校的礼堂；这个判断多年来影响了我对两任国王的观点。

当然布朗没有建造玩具或者葡萄藤。但是布朗也了解这个世界。他的话是一百个黑人后院的智慧的精华。布朗认得警察，我相信他甚至和那些黑人也有联系。布朗知道那些活跃的恶棍，也传运动员的闲话。布朗本人也很有名。他知道很多滑稽的歌曲，只要学校要求唱歌，表演的一定是他。在我们的音乐会上，他戴着草帽，穿着一件像样的西装，戴着领结。他一上台人们就鼓掌。他最热门的歌曲是“噢，我是个快乐的小黑人”。他唱歌时的模仿表演好到让大家在椅子上笑得前倾，你压根就听不见歌词。我非常羡慕布朗的大名和受到的尊敬。对他而言，这个世界早已规划有致。

对我们家族里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塞西尔不仅像是活了一百年还有超强的记忆力。他经常提起他的过去，而且已经有看见事物规律的天赋。还有塞西尔的姐姐萨利。她是世上最美丽的人。我爱上了她，但是我觉得自己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她有一个和其他家族的年轻女孩组成的小宫廷。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女孩都非常严肃和成熟。萨利读美国时尚杂志，她和这些女孩讨论。她们用一种我觉得新奇的方式讨论电影。她们对演员比情节更感兴趣。每个女孩对演员都有独家丰富的知识。这种知识让我灰心丧气。萨利对男演员的鼻子尤其感兴趣。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兴趣，想都没想过。她是不是赞赏彼得·劳福德的鼻子呢？不，他是几年后才出名的。这种对鼻子的兴趣转到我们身上，让她的听众注意到她自己的鼻子。她的鼻子是经典的印度雅利安式，萨利自己告诉我们她的鼻孔完全是豌豆的样子。有萨利这样的姑娘我还能去哪儿？

我对自己的无能和缺陷的反应不是将其简化而是复杂化。比如说，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我们是辛格家人。我祖父的名字是科里帕。我父亲为了官方认证，在新世界穿上了他土著的服装，把这些名字合在一起让自己姓科里帕辛格。我的名字是阮吉特，我的出生证上写着阮吉特·科里帕辛格。这样我有了两个名字。但是德尚诺弗除了姓以外有五个名字，都是法语，都很短，都很普通，但是凑到一起却奇妙地暗示了不平凡。我想竞争一下。我把科里帕辛格一拆为二，我觉得自己正确地复兴了一个古老的结构。我还给自己加了拉尔夫的名字，签名就是R. R. K.辛格。在学校我是拉尔夫·辛格。我选拉尔夫就是为了首字母和我的真名一样。这样我觉得减轻了想象或欺骗的成分。这在学校成绩单里也起了作用，我只是简单的辛格·R。从八岁到十二岁，这是我最深的秘密之一。我害怕在学校和家里被戳穿。真相大白于即将离开小学之际，我们的成绩记录被整理好送到伊萨贝拉皇家学校。需要出生证明。

“辛格，这张证明是你的吗？”

“我不知道。我这里看不见。”

“有意思的人。这里写的是阮吉特·科里帕辛格。你是他吗？你是化名进学校的吗？”

我只好解释。

“阮吉特是我的秘密名字。这是印度一些种姓的习俗。秘密名字是我的真名，但是不能在公共场合用。”

“但这样你就没有名字了。”

“确实如此。这就是拉尔夫这个名字的用处。被人叫的名字不重要，这样可以被大家随便叫。”

这就是我想出的解释，虽然确切的措辞或者语调和当时不一致。事实上我记得，当时我是站在老师边上几乎悄声说出来的。他是一个以自己心胸开阔而自豪的人。他看上去很谦卑，仿佛学到了奇怪的知识。我们继续讨论着“辛格”这个姓氏，我解释说自己只是恢复了一个古老的结构。困惑取代了兴趣。最后他大声说，这样其他人能听到：“孩子，你是不是自己住？”在善意的笑声中，这件事在学校结束了。但是我父亲那里难过关。他不高兴签宣誓书，他带到这个世上的叫阮吉特·科里帕辛格的自家儿子如今却成了拉尔夫·辛格。他觉得这是一种冒犯，是受到塞西尔和我母亲家族坏影响的例子。

我轻率地叙述这段故事。当我们写过去的痛苦时，轻率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它粉饰并嘲笑那种苦楚。很明显，我没有经历过物质上的苦难。但是看看我的秘密多么沉重地压在我身上：我父亲的秘密，他仅仅是个愤愤不平的学校老师；“妻子”这个词的秘密；我的名字的秘密。还有个秘密将把其他的秘密都比了下去。这是被“标记”的秘密。从我向别人询问这个问题的结果看来，我发现人们要么立刻理解，要么就一点都无法理解。我觉得，为了赋予自己一些征兆，我是以某种方式受保护的。一架天空中的摄像机记录我每一个动作，不偏不倚，不评判也不同情。我被标记了，我被注意着，我会活下来。这让我在艰难的时刻得到力量，但这是我最耻辱的秘密。

这么多秘密！我想把它们都消灭。但是在伊萨贝拉很难。在学校和那些男孩之中很难。我们把自己的岛变成了一个大秘密。在教室里提起任何涉及日常生活的事情都能引来激动的笑声：商店的名字，街道的名字，街头食物的名字。笑声否认了放学后我们将回归的事物。我们否认了能从门窗外看到的风景以及人们。我们给老师带苹果，写参观温带农场的作文。无论我们解剖木槿花还是背诵伊萨贝拉鸟类的名字，学校都依旧是块私密的半球。

班上有个姓郝的男孩。我喜欢他的长相、他的聪明、他有点别扭的身体和他女孩子似的扔球的样子。他有关节修长的秀气手指，他一紧张就习惯性地摩擦。我羡慕他优雅的举止，我相信他也羡慕我的举止。我和德尚诺弗比赛打嗝。我和郝比赛其他方面。班上同学觉得我们都很“紧张”。我们各自决定要比对方表现得更紧张。我们会在上课的时候盯着天花板，听不见老师叫我们专心的训诫。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吃纸。这方面我比不过郝。他是个不要命的，有一次上课，他不声不响吃了课本的一整页。我想起了我家里的老师——父亲对我的偶尔监管，所以只敢把书页啃掉一点。我开始嚼领子，郝几乎把他的领子吃掉了。我把校服领带咬成了一条条的破布，郝领带的尾巴从来不离他的嘴，他像嚼口香糖一样嚼。我们之间还有一重联系：我们都是秘密书籍的秘密读者。我们经常在卡耐基图书馆看到对方，然后偷偷摸摸地互相躲藏，都不愿意让对方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书。但是我发现了郝读的书。他在读中国部分。他的名字显示了他有中国血统，但是他不是纯粹的中国人。他也有叙利亚或者欧洲的血统，我觉得他还有非洲的血统。这是个快乐的组合，诞生了一个敏感吸引人的男孩。

有时候我们班会被带到教师培训学校，给受培训的老师教书的机会。我们的队列吸引了各种注意力，让我们的老师倍感尴尬，有时非常恼火。但是在队列中，我们仍然在自己的半球里。我们穿过城市的街道时，犹如缺乏敬意的游客，居民熟悉的一切事物都是离奇且引人发笑的：一段谈话，小贩的叫卖声，一辆驴车。我们用这种方式享受着我们城市的景象，这时候有几个男孩开始嗤笑，打着响指，引起老师的注意。

一个男孩说：“先生，刚才郝和他母亲擦身而过，他对她什么都没说。”

老师表现出意料之外的强烈关切，大为惊愕：“郝，这是不是真的？孩子，那是不是你母亲？”

队列停了下来。郝低头盯着人行道，脸色发紫，搓着双手。我们搜寻着他的母亲，郝每天都见到这个隐秘的人，早上和她道早安，然后两个小时后的午饭期间再见面。她的确让人吃惊，一位普通的黑人妇女，矮小还很胖，非常不起眼。她蹒跚地离开，对路过的儿子漠不关心，头上戴一顶红色毛毡帽，晃着篮子，无疑是去市场。

“郝！过去和你母亲说话。”老师说。

他吹响了哨子，我们都立正站好，夸大着军队的站姿，好给路人、当地人和普通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郝继续盯着鞋子，搓着手，用手指交替搓着手掌。

“郝，现在就去和你母亲说话！”

她静静地走远了。

郝转过身，开始朝她缓缓地走去。她几乎到了拐角。很快她将消失。

“郝，快跑！听见没？跑！”老师自己追赶郝，用罗望子树枝做的教鞭吓唬他。

郝拔腿就跑，像个女孩似的别扭地跑。安全而未被出卖的我们立正观看。我们看着他追上戴着帽子挎着篮子的矮胖的人形。那个人无疑听到了跑步的声音，激动地转过身。在郝赶上她之前，她的头倾向了郝。黑色的脸对着郝紫色的脸，他们两人分开，女人走到角落，郝转过身慢慢地走向我们。他紫色的脸庞肿得仿佛要炸开。紧张的郝，秘密的读者，吃纸和领带的人，如今彻底被戳穿，和街道一样平凡。可怜的男孩哭了起来。

我知道他是为了这种被丢到平凡中的背叛而哭泣。这种背叛让我们中勇敢的人开始偷笑。不仅仅因为他母亲是普通的黑人，当然这也是原因，而是因为他从生活在其中的私密的幻想半球里被驱逐出来。他最近读的一本书是《英雄》。珀尔修斯[1]的母亲和那位普通的母亲真是天壤之别啊！他才知道的白色、蓝色和深绿色的景色和那条街有多大的区别啊！在那条街和卡耐基图书馆中国书籍区之间；在那位平静地去买菜的母亲和因智慧与容貌而被我们誉为孔夫子的儿子之间。我觉得自己不公平地瞥到别人最深藏的秘密。如今我回想起那条街，阴凉，带着花园，非常美丽，当时我却觉得单调乏味。在那条街上我感到，郝和我有一样的梦，也许也觉得自己被标记，活在远离我们、远离这座岛的想象里，像我父亲、像我一样因为海难被困在这个岛上。

我必须稍做解释。我珍视我母亲的家族以及贝拉贝拉灌装公司。但是在我的秘密生活里，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是辛格家的。中国是郝的秘密阅读主题。我的是拉其普特人[2]和雅利安人，我爱读骑士、牧马人和漫游者的故事。我甚至读了托德的难懂的著作。我读了有关亚洲和波斯雅利安人的祖国的书，有些书上说他们的祖国远在北极。我生活的秘密世界有无尽的平原、高耸荒芜的山，白雪覆盖在山顶，我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中间，每日把帐篷支在冷绿的山间激流边，水流从灰色的岩石上冲过。我在清晨的雾气雨水和危险的天气中醒来。我是辛格家的人。我梦想整个中亚平原的骑士都在寻找他们的领袖。然后一位智者告诉他们：“你们找错了地方。你们真正的领袖在远方，船失事后困在一座你们无法想象的岛上。”海滩和椰子树，高山和白雪：我把这些景象并排地放着。

在这种时候我觉得这座岛尤其让人难以忍受。了解一下我幻想的自相矛盾吧。我持续地观察自己，我处在痛苦之中。我发现自己比多数人更痛苦。我和塞西尔的父亲沿着一条乡村路行驶，经过一片沼泽。潮湿的茅草屋顶小屋建在泥地上，沿着路边排成行。这是一个雨天，一片灰色，天空低沉压抑，沟渠里的水浑浊漆黑。到处都是半裸的人们，在泥中赤脚工作，身体、脸上还有工作穿的破衣服都被染得变了色。我不仅仅是悲伤，也不仅仅是愤怒。我感到了危险。我的心情一定向塞西尔的父亲传递了消息，那一刻他说：“我的人民。”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平静的话语在我身上有这么大影响。我憎恶说话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让我失望。我曾觉得他清心寡欲、公正而虔诚。我觉得这些我钦佩的特质随着他的钱和成功而来，我对此深爱不已。甚至在这件事情后的很长时间，我仍把这些特质归结到辛苦挣钱的人的身上。我仰慕他的低调，他把生意和家庭生活分得开。我注意到他低调真诚的品位。别人会在后阳台摆轮胎公司的温度计和各种公司送的挂历。他摆了宗教图片和印度电影明星的照片。他对好莱坞明星的电影和照片不感兴趣，那些东西放在家里让他觉得无可救药地粗俗。但是后阳台的印度演员是和宗教图片同一个层次的，是对过去的虔诚，对祖先土地的景仰。这些细节组成了我对他的印象。

如今我失望了。我觉得我应该会流露出更多的激烈感情和痛苦。但是我把思绪留在心里，仅仅说：“为什么他们不能给那些人裹腿呢？”“他们”指的是斯托克威尔庄园，窗外不久后出现了那里监工的房子，高大的混凝土柱子，奶油色的混凝土墙，红色的波纹铁屋顶，看上去很紧凑，没有花园，和它们所在的甘蔗田一样没有树木。可悲的人们！但是我感到的痛楚是我自己的。塞西尔的父亲说：“裹腿要花钱。”

田野落在我们身后。道路从商店和两层的房子间穿过。交通在小镇的主路上更加缓慢，我们跟在一辆卡车后面，车上的面粉袋上盖着湿的防水布。防水布上躺着两个湿透的印度装货人。他们盯着我们看。塞西尔的父亲拥有这个年龄的人无视这种打量的能力。我也盯着他们看，却仍然带着同情。我们司机焦虑的凝视里没有同情，他仅仅是不耐烦地想超车。他以为机会来了。但是他错估了对面的车速，只好抢到卡车前面，卡车发出尖锐的刹车声。司机是新来的，对工作很满意，急切地想留住这份工作。我们车里的沉默演化成紧张。在下一个减速的地方我们的司机太过谨慎。卡车超过了我们，一下子占了道。装货人不再躺着，他们坐起身来，开始辱骂我们。我一向厌恶下流的字眼，和塞西尔的父亲一起听让我加倍厌恶。我们摇上车窗。装货人开始做猥亵的手势和威胁的动作。他们说已经记下了我们的车牌号码，会追踪我们，射杀我们，用剑刺我们。这场面持续了好几分钟。

终于我们离开了镇子，卡车在开阔的路上驶开。我们的司机没有追它。当卡车消失的时候，塞西尔的父亲崩溃了。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丧失了自制力。他握紧拳头又松开，敲打着手掌，敲打着司机座位的靠背。司机出于同情，或许也是害怕被袭击，靠路边停下车，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朝前望着作响的挡风玻璃雨刷。

“你凭什么让我受这种罪，凭什么让我受罪？”塞西尔的父亲问司机。

“老板，我有他的号码。”

“你有他的号码，你有他的号码。那有什么用？你让我听了那些下流话。”

“老板，给米歇尔先生打电话。他们能找到装货人，教训他们一顿。”

“给米歇尔先生打电话，给米歇尔先生打电话。喂，米歇尔先生，今早几个该死的文盲在路上侮辱了我十分钟。因为我自己的司机做错了。”他开始发狂。他是塞西尔的父亲，因而受制于同一种失控的盛怒。

我努力让他冷静下来：“外公，他们只是装货的人。”

这让他更激动了。他咆哮起来，拍打着自己的前额。“他们让我丢脸。他们让我丢脸。噢，老天！”在停下的车里，在关上的窗户边上，他表现得像得知丢了一大笔钱。这就是可口可乐的灌装商，伊萨贝拉的百万富翁，被任命的委员会成员。

在最初的车程里我感到了危险。如今我觉得看到破坏是多么容易。一个人只是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我得到了将成为岛上首领的暗示。这是我政治觉醒的时刻。这也许是我第一堂政治课。我是人民的领袖？恩将仇报的人？或者仅仅是一个辛格家的人，为自己遭遇海难而报复？无论是什么样的冲动，这很容易学到、很容易在合适的时候实践的一课，是非常简单和愚蠢的。

2

塞西尔有时下课和我回家。他这样做时我总是很高兴。我喜欢塞西尔。他和郝截然相反，但是他的特点一样有魅力。我喜欢他的自信和野性。我喜欢他左撇子的姿势，他走路时耸起肩膀的样子。他常由于一时冲动而慷慨。他的父亲比当时我们所有人看得更清楚，他曾说过，塞西尔生来是散财的料。我也喜欢给塞西尔东西。但是我没什么能给他。我们家唯一有趣的东西是纸，有着教育部的抬头的纸，或者白纸。我父亲带很多纸回家，他说偷纸不算偷东西。我曾给塞西尔一些纸。他的兴奋之情让我不解。我从来不知道他要纸来做什么。

有一天我们翻着我父亲的书桌，我和塞西尔都到处找我能给他的东西。我们翻到一本破旧的印着裸体女人的小册子，有一块块内容模糊脱落。丰满娇小的身体：弱者引诱弱者。我很吃惊，就像在塞西尔父亲的车里听到装货人说的下流字眼那般羞耻。我告诉塞西尔这些照片是我的，一方面是为了减轻羞耻感，一方面是向他暗示我有他想不到的邪恶之处。我说他可以拿走这些图片。我“用过”——我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个词的——它们，不再需要它们了。他极度兴奋，兴奋得忘记了实行把一枚可口可乐瓶盖钉在我父亲书桌的威胁。

他第二天带了这小册子上学，引起一阵轰动。这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小册子被传来传去，直到停在校长的桌子上。塞西尔说书是我的，当我被质问的时候我也说是的。我没有被鞭打。事实上，我受到了尊敬的对待，尤其在我重复了不需要这些照片因为我已“用过”它们之后。老师写了一封信给父亲，我负责传达。他来到学校，我们在校长办公室当面对质。我们坐在从未执行的整齐的时刻表和写着历届优秀学生的留言板下方。小册子孤零零地放在校长办公桌上，仿佛是一件不让我们任何一个人感兴趣的东西。校长从我父亲看到我。我一直希望能向我父亲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我不会因为他对这些图片感兴趣而看轻他：他毕竟有“妻子”，也只是屈从了广泛的弱点。我父亲忍受了不少。他是个诚实的人。校长催促着他，但是他无法下决心谴责我。“我会和他谈的。我会和他谈的。”他一直说。

他从来没和我谈。只在那个周五，我的图书馆日，仿佛发生了续集。我在后走廊读《雅利安人及其迁徙》。这是一本带着陈年味道的老书，我每次打开它书脊都会裂开。我相信我是第一个把它带出图书馆的人。这不是一本易读的书。

我的父亲进门，他的自行车夹还在，他的鲨鱼皮外套口袋里松松垮垮，脏兮兮的，他满面倦容，镜片后的双眼溢出眼泪。

“你今天在读什么？”

我给他看。

“你能用这本书让你母亲家的人佩服了。他们不动嘴唇就读不了书，不舔手指就翻不了书页。但你别想糊弄我，你听好了。你明白你读的吗？”

“当然了。”

“你真是个骗子。雅利安人，你到底懂个什么？”

我想起布朗在学校的时候被抓住看人猿泰山的书，他用滑稽的样子向老师解释：“先生，我只不过读讲常识的书。”于是我现在说：“我只不过读讲常识的书。”

我真的相信他要揍我。当他从我手中重重地夺过书，用力大得把脆弱的封面给扯了下来时，我以为他要用书打我。但是他只是随意地翻开书问道：“同质化是什么意思？”

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力量，甩开了手。直到那一刻优势还在我这里。但是现在，面临着家庭版的“可口可乐问答”，我慌了神说：“我把书带回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给你看。”

“该死的骗子。”

“我才不听呢。你记得圣诞节给我买的板球棒吗？我要把它给塞西尔。我现在都不想碰它了。”

“给塞西尔好了。穷人总把东西给富人。”

我周一带塞西尔回家，向他展示板球棒。我把球棒放在前阳台，留了张正式的字条，说我不愿意用我父亲送的礼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真的，因为我放弃了去国际板球赛事的幻想，认为它太过平庸。在那个幻想中，我用这个球棒的时候被发现，然后立即被选中——有个球手的球棒断了，他和球棒一同出局，我拯救了他的队。我问塞西尔想不想要球棒。他读了字条，让我难过的是他没有和我母亲一样，哄我留着它。他只是把字条撕了，揉成一团，丢进花园。他说法律上板球棒现在是他的，我未经他批准不得摸它。塞西尔，他是个奇怪的男孩。我后来觉得很难过。

我父亲回家发现我把板球棒送了人，打碎了好几件东西。他回到自己房间，我听见他自言自语。晚上他出了门。他在街角的小店喝了点饮料。那儿一定有什么惹到他了，因为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他砸了店。最初是简单地打碎东西，但是很快我父亲开始专注于可口可乐。他一瓶接着一瓶地打，一直用锯齿状的可口可乐瓶颈做武器，把可怜的店主吓得不轻。他一共打碎九十六瓶，四整箱，一瓶接着一瓶地敲碎，有条不紊，仿佛是有人付钱让他这么做。他没有仅仅是提起一箱可口可乐然后扔到地上。我母亲听到邻居带来的消息跑出门外。有人报了警，来的是位年轻的警察，以前我父亲经常叫他平息街上的骚扰，例如有人无照屠宰动物、在人行道上做游戏之类的事情。幸好这件事没有上法庭或报纸。我们大方地赔偿了所有人。

这件事让我父亲在当地大有名气，在周围游手好闲的人中获得了不止一点点尊敬。这就像是装货人对塞西尔的父亲咒骂的重演。没有人对店主有所不满，他总是给人赊账还不计利息。如果你要一杯水他也会给，即使你什么都不买也没关系。只不过因为店主富有，闲人贫穷，所以这些闲人都高兴看到有钱人多么容易变得滑稽可笑。但是这不愉快的事件最让人不安的后果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他表现得好像他当时发了疯，不能为周一晚的事情负责。但是很明显，他享受自己新的名气。他带着无声的骄傲炫耀他的绷带和石膏。他的双手割伤得厉害，脸上和胸前都有伤口。他从教育部得到两周的病假。他开始觉得街上人都对他有好感。以前他活在自己的世界，现在则毫不犹豫地请路边的闲人帮他修漏气的自行车轮胎或者给花园松土。他非常容易地得到了帮助，非常让人吃惊。疯狂，但疯狂中也有条理，即使这条理是事后才发现的。

我的姐妹们和我在母亲家那边度过的时间更多了。我们每个周末都去，很快我们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便分放在两边的房子里。我的姐妹们加入了萨利的宫廷，因此和我更加疏远。这没有什么损失。她们是漂亮的女孩，但是她们的容貌是我耻辱的根源。伊萨贝拉的男孩们有这样的习俗，漂亮女孩的兄弟们多少有些柔弱，会遭人嘲弄，也许其他地方的习俗也一样。我压制父亲，接着我压制姐妹。结果她们长大后和我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和我亲近。我觉得她们对我父亲的态度极端。她们对萨利和其他人说，她们不为他负责。这比塞西尔还要过分，至少他还从小店事件里看到了好笑的地方。

塞西尔的父亲建了一座海滩房，要在那里度过一个长假期。他属于第一批在伊萨贝拉海滩上建房子的人。当然今天热带岛屿的海滩已变成了郊区，人口和外观因为相同的规划而一样拥挤，无疑它们也会变得声名狼藉；但是那之前毁灭的工作已完成。然而在我所写的年代，大家依旧认为海滩应该是无人居住的荒野，甚至连一间更衣的小屋也不该有。你要注意把自己和另一群游泳的人隔开两三百码，要是无法实现，你会说海滩拥挤，干脆回家，希望下次好运气。那时候海边屋是新鲜事物，一个学期我们都听塞西尔和萨利谈论这件事。

但尴尬的是，我和姐妹们没被邀请。去荒凉无人的海滩，在我们眼里，如同旅行本身，有探险的因素。没人愿意在海滩假期的几个星期为我们负责。塞西尔的父母和我母亲都不愿意征求父亲的同意，怕向他强调我们与他分离。我们自己也不愿意问他，害怕被拒绝。于是，我们虽然有权住在两边，却什么都没说。塞西尔父母的房子即将没人住，我们不知道是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还是回自己家。我母亲用沉默鼓励我们。离开的那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打包，虽然仍没被邀请，我们依旧等着一起走。当然我们如愿了。

大海在我们面前毫无预警地出现。只有天空的高度和树尖后的一片空旷暗示着再远一点就没有陆地。在椰子树大道的尽头是活跃的带有毁灭性的元素，在这个距离看来几乎无色。树木摇晃，发出沙沙声和噼啪声。白浪在宽阔的海滩上撞碎，咝咝作响。在树之间立着两层高的木房子。没有花园，没有庭院，没有栅栏：只有沙子。不自然的植物和藤蔓闪着绿色的光，长在炙热的带着盐分的沙间。不是我的元素。我更喜欢土地，我更喜欢山和雪。

夜幕降临，月光或黑暗，幽灵一般或虚空一片，只听得见风声和树的嗦嗦声。海滩小屋不适合我。这种在空旷世界的尽头被抛弃的感觉不适合我。甚至塞西尔也看上去变乖了。女孩们聚在油灯边，在大海喧嚣声中低语。最后，时间还不是很晚，我们玩起了跳棋。我非常擅长玩跳棋，越玩越好。我和塞西尔玩，他发现要输的时候，“啊”地大喊一声，抢走了筹码。我和姐妹们玩也杀得她们片甲不留。我打败了萨利，她愿意和我再玩一次。我又一次赢了她，她哭了。她跺着脚回卧室，大喊我自负。

早上醒来发现世界还在，我松了一口气。一有机会，我就出门。藤蔓和椰子壳上挂着露珠。潮落了，留下一地潮水带来的潮湿的垃圾；海风清爽。在海滩的远处，我能看见一棵大树剥落的残躯，受着海水的洗刷。有人告诉我，这棵树来自天知道哪座岛或大陆，日日夜夜在海上漂流，漂了数周、数月、数年后，在几个月前搁浅在我们的岛上，搁浅在这座荒芜的海滩。我产生了一种事物只有被看见时才存在的念头，它令我太惊恐，不敢再深思。我回到房子，发现他们准备吃早饭。热气腾腾的热巧克力和炸大蕉的味道盖过了海风的咸味。

然后萨利跺着脚下楼，穿着黄色泡泡纱长袍。这种款式的衣服和布料同时来到伊萨贝拉，很快风靡一时。连我的姐妹们都穿着宽前襟的泡泡纱长袍，走路的时候露出点衬裙边。萨利穿着黄色泡泡纱长袍，跺着楼梯下来。她和昨晚上楼时一样痛苦。“有人用了我的牙刷！”她抽泣着，挥舞着被玷污的牙刷。

年纪大的妇女们立刻担心起来——萨利美丽而娇弱——她们立即去安慰这个戏剧化家庭里戏剧化地生气的女孩。她们的担心比不上我的。萨利一开口，我就知道是我用了她的牙刷。我回忆起了牙膏的味道。我觉得非常不干净。我从她身边跑上楼去漱口。“是他！是他！”萨利大喊。她还在跺脚的时候眼泪已消失了。她咯咯笑起来，她大笑起来。早餐的时候她又提起了这件事。

之后我独自沿着闪光的荒凉海滩漫步。我观察藤蔓、贝壳、野草和沙蟹。几乎透明的小鱼，每个浪头都把它们带上来，几乎让它们搁浅。我想该不该坐车回到市里。我朝村子走去。黑暗、生锈、腐烂的村子：遍布旧铁皮的锈迹和腐烂木头的灰色。在一家简陋的咖啡店，我要了一罐百事可乐，还要了一块里面是热的糖渍椰子的油酥派。我沿着村外崎岖不平的沥青路漫步，远离海洋。躲在木槿树篱后的人奇怪地打量着我。对这些人而言，岛的这一部分就是世界。我听说他们一生从未离开出生地五英里的地方。一个多小时后我往回走。天很热。叶子静止不动，开始变蔫。沥青铺在地上，形成颜色一致、高低不平的小块，已在脚下变软。这里远离海洋，一天的清新已消耗殆尽。

在村里，影子收缩到小屋的边缘，在树下形成微弱的光斑图案。我离开时空荡荡的海滩，如今散布着人群和某种活动。沙子不再清爽。原先平整闪光干净的沙，现在看上去脏兮兮。沙滩被磨损划开，刮成不规则的小块，丢着已经扁平无生气的红色和浅蓝的动物内脏。流浪狗瘦骨嶙峋，毛色不明，浅褐或淡黄，两腿夹着长尾巴四处游荡。沙的热度穿透了我帆布鞋的鞋底。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海滩上。我注意到远方的活动，让我奇怪的是这项活动无声且没有中心。有些人盯着海。更多人无所事事地站在沙滩上。有人站在渔夫身边，渔夫坐在椰子树下有阳光的地方补网，边上是他们破旧却漆得色彩鲜艳的船。加勒比和非洲血统的渔夫面无表情，皮肤被阳光、盐分和风侵蚀成黑色，纯到不再是一种醒目的颜色。在我周围，沙滩上始终有人走动，却不慌不忙，漫无目的。我之前买了百事可乐和油酥派的小店传来留声机的音乐。我记得播放的歌曲。是《热烈地吻我》[3]。歌词和音乐越过风声和海浪，散落在拥挤的海滩。然后我听见有人溺水。在地狱般吞噬的元素里，有人溺水。有人求渔民出海救人。渔民坐在椰子树根上补网，把竿子削成条做鱼篓。他们瘦削的加勒比黑脸好像面具。我想象自己溺水。在想象的过程中我变得抽离。我不再对渔民感到愤怒，现在我听见他们用方言聊天；我只觉得试图救人有多么荒谬和无力，他们如今已成了尸体，藏在浪花下青绿色的海水中。游客和度假的人大惊失色；当地人和渔民一样镇定。我，漠然地站着，死亡的恐惧包裹了我，故事成了片段。一个哥哥下海救溺水的妹妹们，自己也消失了。潮水退得快，他们一定被带得很远。短时间我听到很多哥哥救妹妹的版本。他惊惶又愚蠢，太早让自己筋疲力尽。他试图与海浪搏斗而不是在海浪下游泳。他被海浪冲走，身体扭曲，在海床上被拍得稀烂。他是镇上人，他不会游泳。这么多故事。

我在恐惧中走开，走回海滩屋。我私下里深深地害怕，私下里因为血肉之躯的脆弱受到刺激——这可怜的双臂，这可怜的双脚，这脆弱的头颅——肉体的脆弱带来的羞耻让我不敢把消息告诉女人们。她们以为我的沉默是由于早晨事件带来的不快，于是表现得很和善。我接受她们的善意；仿佛我为全人类肩负了刚刚见证的血肉之躯的悲剧。这样的安慰，女人所能做出的帮助，恰合时宜。

塞西尔带来了消息，我假装第一次听到。然后我们全部跑了出去，女孩们穿着泳衣沿着海滩磕磕绊绊地跑，退潮后的海滩现在非常宽广，塞西尔从冒着泡沫的水边跑，离我们很远。他迈着大步，溅起水花，像是奇怪的庆祝的样子。沙子仿佛是污迹斑斑的竞技场的沙。渔夫们消失了。他们的船已出海。围网在水上的浮标在海浪边围成个半圆形。两艘船从浪中驶来，激起白色水花。突然它们清晰地现身，上下起伏几乎到了海的边缘，船被拖上了海滩。人群分开跑向两艘船，接起绳索把围网拖上岸。溺水的故事又传到我们这里。这是在两点之前，早晨和下午之间的宁静时段。渔民缓慢有节奏地拖拉绳索。从穿着就可辨认出游客和镇上人，他们疯狂地拉着绳索，仿佛是拔河比赛。咖啡店里的唱片依旧放着。依旧是那些歌词越过风和椰子树枝。“热烈地吻我，就好像是最后一次。”[4]流行音乐可笑的歌词！然后我认出了德尚诺弗，仿佛还有他的家人，也在疯狂地拉绳索。我不想被人观察。我站在一旁。在此之前这漫长的事件还只是私人的时刻，如今我成了观察者。

半圆形的浮标越缩越小，越来越近。它们穿过了海浪。渔网出现了。然后人们叫喊起来。大海的拖拽！多大的努力，多么徒劳无用，就像是《英雄》里写的。但是有了结果。第一具尸体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他们死在一起，尸体在海中翻滚漂动，如今缠在一起。渔网被拖上海岸，里面还有鱼，鲜活地银光闪闪。这是所谓的狗鲨，被死人吸引。还有几千条小鱼。很快一切都变了形，在肮脏的海滩上晾干。鱼在沙上扑腾，因一阵阵抽搐而弯曲。一分钟前还杀气腾腾的狗鲨，现在躺着死气沉沉。人们仿佛带着复仇的心态走到它们中间，砍下它们的头。

尸体在阳光下并排躺在沙滩上，游泳衣还像他们身上活的一部分，湿得像是我游泳用的泳衣。在远离被人群包围的直挺挺的尸体的地方，有些渔民和帮忙拖网的人发生了小争执。人们想要鱼，渔民要收鱼钱。人们说已经付过渔民钱了，付的是撒网的钱。一个没牙的渔民一直说着脏话。最后事情解决了。我觉得渔民得到了钱。尸体被带走，在退潮后的海滩上，周围都闪着光，除了尸体躺过的地方留着暗淡的痕迹。留着拖曳刮擦痕迹的沙子只能再保留几个小时，告诉人们这里曾发生了什么。海滩布满了小鱼，刚才还是完整的，现在死气沉沉，像垃圾，从银色转成深灰。流浪狗紧张地踱步。秃鹰在椰子树上虎视眈眈。黄貂鱼棕色的背朝地，它蓝白色的腹部带着尾巴被砍掉的血痕。

岛上这部分的海滩长达二十多英里，规整的水流渠把沙滩分成一块块，渠中流的是淡水，却带着咸味，从椰树林流出来。椰子树、沙滩和白浪似乎在远处相遇在一点。看不见椰子树从哪里变成了红树林和沼泽地。到处是从海上漂来的树干，打断了海滩的直线。我起了一个念头，让自己走到一棵树，然后走向下一棵。很快我远离了村子和人群，独自一人走在海滩上，沙滩在微弱的光中显出光滑闪亮的银色。这里已经没有椰子树，只有红树，高大的树干在黑色笼子般的根须上长起。水流渠中的水从红树林里流向海洋，两旁的沙岸每天被塑成又碎裂，像是用机器整齐地割出，浅浅的水道里的清水映着枯叶的黄色，脚浸在水中觉得清凉，和温暖的大海不同。海滩上这些水道的沙岸上，现在上涨的潮水持续地侵蚀沙滩，留下竖直的断面；塑成和侵蚀的过程周而复始：一堂快进的微型地理课。树深深地埋在沙中，不可能再移动。它曾经轻轻地在水上漂浮，在某个时刻到达终点；现在它成了很多动物的家，随我走近，它们散开。这座岛仿佛依旧等待着哥伦布的探索。

一个没被标记的男孩在这里做什么？遭遇海难的首领在未知的海岸，等待着救援，等待奇形怪状的轮船带他回山里？可怜的男孩，可怜的领袖。但是我带着标记。摄像机在空中，跟随着男孩。从这样的高度看，男孩很小，在远方岛屿的红树林旁沿着大海边缘散步。岛屿失落荒凉，就像电影《黑天鹅号的覆灭》里的场景，伴着柔软、泛着涟漪的音乐，迎着古船鼓起的风帆，在清澈晨光中，出现在甲板上焦虑的人眼前。带着标记。因此无须恐惧。傍晚，天已转暗，沿着回荡着古老声响的空旷海滩，我往回走，无所畏惧。

许多光点眨着眼，一刻不停，在远处出现，像是在黑暗中想象出的事物。这是满月之日，母蟹跑出洞，到水里清洗带在腹下的卵，被手电一照吓得呆住了，然后被捉走。我向舞动的灯光走去。我穿过捉蟹的人群。他们戴着帽子，把扣子扣紧抵御晚风。我能看到海滩屋的时候早就耗尽了心情，它微弱的光在交织的椰子树间散开，显得更加昏暗。

沙滩上有个小身影在踩沙子。是塞西尔。他用脚踩出自己名字的巨大字母，非常大的字母。他把浑身精力用在无聊的事情上。我站着看他。月亮升起来了。我们没说话。我知道他期待我帮他踩名字的字母，或者踩出我自己的名字。我什么都没做。我丢下他走回房子。他丢下自己的名字跟着我，我毫不吃惊。我听到留声机放着《当我老到无法做梦》。透过一扇敞开的窗户，我看见姑娘们在跳舞。我走到窗前倚在窗台上。窗台沾满沙和盐，黏糊糊的。

我说：“萨利，你知道我觉得你怎么样吗？”

她陷入了圈套。她说：“不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你是个傻瓜。”

看见她跺脚我很高兴。

在学校我从来没有提起海边的假期。我让德尚诺弗说溺水以及他帮着拖网的事。我听着，仿佛是第一次知道。

最后，至少在人际关系上，我开始清除和简化。我专心于学校和这个私人领域内的人际关系。我没有努力学习或者考前突击。我还保持着自己的骄傲。塞西尔愿意仰慕聪明学生；他父亲经常暗地里把钱或者其他东西给不同种族的贫困有前途的孩子。但是在我们之中还是有这样的感觉：教育主要是为下层阶级准备的。我自己没想得这么绝对。我的理想是不费力地做到优秀。虽然我觉得这就是郝做到的，我放弃了和他比“紧张”。

我选了体育。我报名打板球。我想自己会成为投球手，不用说，我希望自己是个很敏捷的投球手。我练习了很久，到头来仍然既丢了跑步的节奏又丢球。两边的队都不想要我。但是力气没有白费。我不那么难为情了。毕竟，穿上好笑的板球行头，面无表情地走到场地中间并非易事。郝和他的支持者嘲笑我的新角色。我不在意。我在很多男孩那里得到了补偿，虽然我明显地失败了，他们依然觉得我是运动员。当我“紧张”的时候，我其实是对自己没把握。觉得自己弱小、善变、粘人，我在别人身上寻找着类似的弱点。这是我现在加以抑制的愤世嫉俗。我发现很多人愿意接受我为自己塑造的形象，这着实让我高兴。这就像是获得了关于完整性的启示。

我不想过多夸耀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几片操场，准确地说——为了破坏“几片操场”这种说法暗示的壮观及随之而来的相互比较——不想夸耀那片多少有点颓败的板球场。但我是在这儿获得了某种镇定和某种态度。当时我自己无法明确地解释那种态度。但是如今看来，这种态度是关于观众的真相。态度是这样。观众从来不重要。观众由个人组成，多数人有可能比你低劣。这是让人不快的自白。但我从来不相信说自己“爱”观众的演员。他爱观众就像是爱自己的狗。无论任何领域的公共表演者，他之所以成功，也许不是出于轻蔑，而是在更深意义上缺乏对观众的尊重。演员和那些为他鼓掌的人是分开的。领袖，尤其是受欢迎的领袖，和人群是分离的。我后来以公共演说家和管理者为职业让很多人吃惊，有些人觉得这是我性格上非常猛烈的突破。在我看来却非如此。公共演说者只是滑稽的学校板球队员的另一个版本，压制了自我意识，忽视了观众，像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围着网子的板球练习场一样。

唉，这个理论！唉，这种持久的恐惧！请留意它的后续。一次如我以前所想、在运动方面出类拔萃的机会不久就出现了。时机是一年一度的伊萨贝拉帝国学校运动会。我觉得自己在我们组一百码、二百二十码和四百四十码比赛中胜算很大。原因很特别，如今在我脑中已经不是很清晰。似乎和我的报名日期或者生日或者是两者相加有关，多一天或少一天都会有很大差别。还有一个原因是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幼儿园，几年前关闭了，然后又短暂地恢复，最后终于彻底关闭，孩子们都并入了主校。那里有两队，一组十一岁或者十岁以下，另一组在十三岁或者十二岁以下。我在后一组得到了特别的机会。在这组，我像一个巨人。因为幼儿园的招生断断续续，我将和比我小十五或十八个月的孩子们比赛。通知版上稚拙而沾着污渍的选手签名证实了这个令人快乐的事实。

我开始练田径。我让母亲帮我买跑步短裤。下午，我勤奋地在学校操场上练习。我模仿年长的运动员。练跑后，我不是简单地停下来。我放缓速度，控制自己慢慢停下，这样结束的时候我像位舞者，手肘高举，双手微微握拳，双臂伸展，和高抬的双腿同一节拍。看着年幼的对手让我觉得好笑，一堆脆弱的小小肢体在操场的另一端，他们也这样训练。他们也用加拿大恢复油或者斯隆的软膏涂抹，像我一样，像其他年长的、腿部肌肉发达、长着腿毛的运动员一样。

我的新角色没逃过家里人的法眼。这被归因于塞西尔的影响，引得我父亲心生厌恶，母亲暗自喜悦，姐妹们骄傲欣慰。她们已经放弃了我的父亲，没有亲近的男性来依靠或谈论。女人们喜欢跑步短裤，最喜欢暴露的被按摩过的四肢，因为这意味着男子气概。鉴于我的“紧张”，她们一定觉得我的男子气概来得晚。我把父亲的厌恶理解成忌妒，这给我不痛快的感觉。女人们的兴趣也让我不痛快。以前伊萨贝拉帝国学校被一个英国来的校长武断地以住宿分成不同的舍堂，他无疑是认为小单位可以鼓励团队精神和竞争性。这个理念没得到发扬。但是这位校长为每个舍堂设计的不同徽章保留了下来。它们一年一度在运动会上恢复生机。我母亲开始把我们舍堂红色的标志绣在我的运动背心上。她带着爱意，把已经花哨的设计用自己的方式弄得更花哨。她夜复一夜地忙活着，像一个给婴儿做衣服的人。家里的婴儿服准备和学校操场长达一周的准备工作相呼应：标出跑道，竖起小旗，搭起大大小小的遮阳帐篷。我开始觉得自己的努力不仅不重要，还被夺走了。终于在我发现姐妹们开始设想她们也去运动会的时候，我发了脾气。我反对。她们坚持。她们一直在做着自己的准备。我开始骂骂咧咧。她们骂回来。为了惩罚我，她们决定不理我，再也不和我有任何瓜葛。我如释重负：这种事差点就发生了。

这天到了。早餐让我大吃一惊。我们的早餐一般很简单，只是可可或茶配涂黄油的面包，有时有鳄梨或者大蕉。现在我面前却有橘子汁、玉米片、鸡蛋、烤面包和果酱。对我来说，这样的早餐和大日子有关，因而我有点抵触。仪式本来就让我尴尬，今天被当成了大日子让我加倍地尴尬。我紧张不安，只有在我交替咀嚼或者压碎玉米片的时候，我才能羞愧地想起我做过的梦。这是个双重梦，梦中梦，我在梦中害怕自己的喜悦并非真实，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然后认定自己不在梦中。我梦见我回到了婴儿时代，在我母亲怀里。多么喜悦！乳房在我的脸颊和嘴边：让人感到安慰的重量，柔软光滑的肌肤的亲近感。在黄昏时的模糊背景里，没有灯光，在后阳台，周围是模糊的深色树丛。我母亲摇着我，我获得了拥有她乳房的自由。一个梦？不，我不是在做梦。醒来是多大的痛苦，多么羞愧啊！

我现在看着她，刺绣舍堂徽章的人，她对我的梦毫不知情。我觉得秘密上增加了秘密，重量上叠加了重量。但是在清晰的思路和平常的阳光下，羞耻散去了。午饭前，我穿上带红徽章的背心，用衬衫盖住了它。我在老式的木屋里悬挂着蕨类植物的阳台亲吻了母亲，我感到非常快乐，这让我很惊讶。我一个人走上街头，没有母亲和姐妹们，没有父亲，我一个人。摄像机在空中。我是一个远离装模作样者的人。我一直觉得单调的街，现在成了通向奇迹的大道。

我来到伊萨贝拉帝国学校所在的居住区，敞开的房门让人感到周六下午无精打采的沉默。我紧张的情绪回来了，我无力仔细观察它。从边门一进学校操场，我就看见大大小小的帐篷，还有精心穿着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几百人像我一样做了准备，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努力无关紧要。我的勇气减退了，被一种倦怠取代。

运动会开始，操场成了彼此无关的个人活动大杂烩。耐心的长跑运动员不被人注意地沉重地前进，仿佛是兑现一个誓言。有人练习冲刺和起跑，练习和比赛同时进行着。你转到这里看到跳远，转到那头看见跳高。在忙碌的半裸的运动员旁边，散落着冷静的、衣冠整齐的人们，他们在聊天或喝酒。我看到了我的对手。很多有父母陪同。很多已经脱好衣服，露出和我一样精致刺绣的徽章，我的徽章还藏在衬衫下面。竟有这么多私下的准备！通知响起，男孩们激动地走到起点，一两个人像模像样地练跑。我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加入他们，这场比赛不会，其他的也不会。他们排好，老师看着他们，手里拿着发令枪。我决心已定，我的疲倦和无关紧要的感觉消失了。发令枪打响，赛跑开始。这是一百码比赛，比赛很快就结束了，没引起太大关注。老师早就去了其他地方，嘴里衔着银哨子，他的领带飞扬，一手拿着草稿本，一手握着发令枪。我加入了争抢免费冰激凌的传统。然后我在大帐篷周围游荡。过了一会，我开始由放松变成了无精打采，最后出于无聊，我参加了全校的四百四十码障碍赛——向所有人免费开放，不需要报名费或者报名，会给小男孩们缩短一百或者两百码的距离。全校的人跑着，许多双腿像一座移动的彩色红树林，我跑在其中，我的腿是众多双腿中的一对，我的徽章还在衬衫之下。我放弃了，不引人注意地融入了中心的人群。有些穿着精致的男人有点醉意，在享受最后的喧闹。女孩们累了，女人们的脸闪着光。但在四百四十码障碍赛一贯的扮丑传统之下，还有不少官方的严肃行为，纸张被传来传去，交换意见，接着是颁奖。人群流向摆着奖杯奖品的帐篷。

我没有留下。回家的时候母亲在等着我。她问：“所以，怎么样？”

“我没赢。”

周一早晨，班主任在全班面前对我说：“你周六表现得非常有体育精神。当然我从不怀疑你会做正确的事。”

所以我运动员的名声不仅保住，而且还提高了。那天的事情成为我另一个秘密，我担心会在睡梦中或者在手术麻醉下泄露出来。

我不想有更多这样的秘密，不想再有更多的周六下午，不想在人群中被海难和错乱的感觉毒倒。我以为我已经开始简化我的关系。但是我开始得太晚。我太早陷在梦幻的污染中。我想有个崭新干净的开始。在这一刻我决心放弃这座遭遇海难的岛屿和上面的一切，开始寻找我在真实世界的领袖地位。像父亲一样，此前我和真实世界断开了联系。这个决定带来了慰藉。我周围的一切变得转瞬即逝，无关紧要。我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因为现实居于别处。

我读到过古希腊的一句俗语，幸福的首要前提是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城市。这样的说法由于像专利药瓶上的说明那样涉及了特定的明确事件，所以看上去很轻率，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知道是事实。生在一个像伊萨贝拉这样的岛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大陆种植园，二手且荒蛮，我的人生注定以错乱开始。从幼年起，几乎从我在学校里第一节课上听到皇冠重量开始，我就感觉到了。现在我将发现这种杂乱有自身的逻辑和持久性：希腊人是明智的。就在我酝酿逃离的决心时，一系列事件开始了，让我在更想离开的同时，更扎根于事情发生的故土。

3

我父亲成了一辆二手车的主人。这是一辆三十年代的小型奥斯汀车，甚至在当时都显得奇怪。在伊萨贝拉，人们多开叫“火柴盒”的美国车。我觉得父亲用政府无息贷款买了这辆车：他在教育部的工作需要他出差。在街上，我父亲早有了打碎瓶子和砸咖啡店的迷人声誉。迷你奥斯汀车的到来，象征着尊敬和稳重，把他变成了一类奇怪的乡绅。他们都喊他“激进分子”。在伊萨贝拉，这是赞赏的词语；它描述了一个不寻常的或者有“个性”的人。随着车和与之相伴的尊严和焦虑——买汽油，维修保养，和无能却因浑身沾满油污而看起来很厉害的机修师不断交涉——我父亲产生了变化。他对世界的兴趣复燃了。他更大声地在家里和外面讲话，他着了魔似的对幽默产生了奇怪的激情。他断章截句地重复你的句子，然后大笑。他靠问自己荒谬的问题来回答问题。他把你说的词语组成让人尴尬的问题，然后笑出声来。这让人不安。只要他在开车，他的脸上总带着固定而丑陋的笑容，他的头轻轻扬起，手摆在教练建议的位置，双唇分开。他在开车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唱歌，他下决心在所有事物里找到幽默和乐子。这让人疲倦。

同时他努力让家庭凝聚，并恢复一家之主的声誉。为了让我们周末在家，他发起了周日“家庭午餐”。我们平时是用一种杂乱却让人满意的方法各自吃饭，每人自己从厨房盛饭，好像是在宾馆吃自助餐一样。一次，在这种不舒服的团体午餐上，他做了一场正式的小演讲，让我们觉得窘迫。这也是最后一次家庭午餐。

他说：“家庭成员时常相聚一堂一起分享食物是件好事。我觉得这样能增强家庭的纽带关系。家庭是一切文明和文化的基础单位。这是我孩童时从来到这座岛上最伟大的传教士那里学到的，他们把岛当作家。我相信你们知道，他们待我更像是朋友而不是学生。”

这很奇怪，不仅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以前的事情。我的姐妹们快要笑出声来，而我替父亲捏了一把汗。这种情绪太高涨和美好，不可能坚持多久。然而我母亲享受这番话，她喜欢话语的声音。她缓缓地吃，盯着盘子，眼里泛出了泪光，险些落下来。我父亲也泪眼婆娑。我的姐妹们注意到了，变得严肃起来。

“你们大家都受过教育，无需告诉你们，生命短暂而不可测。比如说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坐在一起，相亲相近，相知相伴。你们知道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吗？你们知道以后的日子你们也许会回想这一刻，觉得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刻吗？一件事物成长到达完美会衍生出另一件。没什么能静止不动。我们今天的午餐是一种完美。我想让大家都静默一会儿，思考这一刻。”

他被自己的言语打动了。他把头垂下看着盘子，我看见泪水滑下他的面颊。我们在悲伤的静默中吃完了午饭。

之后他变得悲伤地快乐。这是同样不平常的情绪的延续。他说我们该穿好衣服，他要带我们兜风。“家庭出游，家庭出游。”他说，假装从中开个玩笑，用他新式的幽默感适应他的新情绪。我和姐妹们没有感到激动。车——真家伙：我们外祖父的车——对我们而言不是新鲜事，我们不想周日全家出游。这是我们觉得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塞满全家人的二手车，像宝贝一样擦得铮亮，漫无目的地慢慢开动，擦着粉、系着缎带的女孩们透过车窗看着行人，强忍住微笑。但是我父亲说一不二。我们穿好衣服挤进车，希望没人认出我们。车启动时碰到了问题。这带给我们一线希望，但是没能持续多久。在我父亲的指示下我们下了车，姐妹们、母亲和我自己去推这辆小型奥斯汀。引擎震动了一下，然后自信地恢复生机。父亲没有带我们走常去的周日下午城市环游路线，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他带着我们开出了城市。接着我们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担心这台嘀嗒作响的小引擎能否带我们上山。开出狭窄的海岸地带，就是许多陡峭的山丘。我们听着引擎的节奏和我父亲对驶过地区的评论。

我们沿着狭窄崎岖的路驶进东边山丘的山谷。我们经过完全住着黑白混血人的村庄，人们的肤色是烤过的古铜色，因为疾病而毁容。他们有大而亮的眼睛和卷曲的红发。我父亲称他们是西班牙人。他们是个小社区，非常贫困，在蓄奴时代就与世隔绝，如今因近亲结婚而退化，却仍以对纯种非洲人近乎迷信的恐惧和憎恨，乃至对一切不像他们的人的憎恨而闻名。他们不让黑人在他们之间定居，有时甚至用石头砸黑人游客。我们驶过加勒比地区，这里黑人多过加勒比人。曾经的奴隶逃离了种植园，在此安家，和在蓄奴时期他们最大的折磨者、专业追踪从森林逃跑的黑奴的人联姻。经过通婚，成为他们压抑的奴隶。如今加勒比人融入当地，不再特殊。我们离城市不远，小店里摆着熟悉的商品，印着熟悉的广告——但是这里像一片传说中的土地。在时间、数量和面积上都是微缩的。在这儿，在这一刻，人的兴衰和灭亡，这个庞大而让人震惊的概念，变得具体而近在咫尺。奴隶和逃亡的人，猎手和被猎杀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们对我而言没有浪漫意味。他们传达给我的信息仅仅是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我们驶过废弃、枯萎的可可种植园，父亲向我们展示了可可树之美。我们来到印度区，平坦的地上长着水稻和甘蔗。我父亲谈起了迁到此地的旅程，发生在不久以前，但在我们陌生的半球里已遥远，父辈们和我们看见的有些人从另一个大陆来，来充实我们自己小小的杂种世界。

“噢，天啊，爸爸！”一个姐姐喊了出来，“你把那个女人的桶撞飞了。”

的确如此。那女人在路边的储水塔旁，手里没了桶，一副惊愕和讶异的表情。我父亲扭过头看。正在那时我看见一个自行车手，倚着自行车，在边上聊天。突然他带着卡通动画里人物的敏捷，扭动自行车的把手闪开了奥斯汀的路径。

“噢，天啊，爸爸！看你开到哪里了。”我姐姐声音里的恼怒激怒了父亲，这恼怒打断且嘲弄了他高昂的情绪。他一言不发，我们在安静中走了一段时间。他开始自言自语，咬起了下唇。即使情绪是真实的，他也总是表演得过火。

蜿蜒的路在路堤处变直，路堤建在一座座陡峭的斜坡下，两边是风铃木。父亲看到笔直而空荡的路，似乎下定了决心。

“贱人！”他说，手松开方向盘然后加速。

我们冲出路面，快速地滚下路堤。偏离路线后安静了刹那，紧接着响起我姐妹们的尖叫。我们快速地冲下去——但是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慢动作——朝着风铃木的树干冲去。然而迷你奥斯汀的车型有它的好处。我们直接穿过树桩没有擦到。在软草上颠簸了一阵之后，汽车停下来，有点倾斜。引擎熄了火，一片沉寂，直到姐妹们回过神来又开始尖叫。她们放弃了风度，急急忙忙逃出车外，一路抓着草向上爬，爬上了路面。她们说绝对不想坐父亲开的车回家，她们要走到有公交车或者出租车的地方。我母亲叫她们回来，不是要她们改变主意，而是给她们钱坐车。她的举止暗示着待在车上是她的职责，无论发生什么都愿意承受。

把奥斯汀的车身扶正没花多少时间。不久，我们被一辆过路的卡车拖了出来。司机和他的一家穿着考究，坐在驾驶室，他们也在周日下午出行。我父亲和他们开着轻巧的玩笑。我们也在途中把姐妹们接了上来。她们已经开始有点憔悴，几乎用不着劝说。她们也欢迎辱骂我父亲的机会。父亲假装没听见，一路唱了回家。但是一到家，他就开始闷闷不乐。他拉下脸，眼袋更深了，白天不寻常的心情如今显示出一种歇斯底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不理会我母亲的叫喊，甚至不出来喝杯茶。

于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周日家庭出游结束了，我们的周日午餐也终结了。父亲又缩回了自己的世界。迷你奥斯汀不再滑稽，它在我们看来成了不可界定的恐惧的象征。要是车因为损坏停在修理站我们就更高兴。我要在这里加上一句，从那时起，我开始带着至少是复杂的心情看待个头小的人坐在小小的车里。我和姐妹们又开始在我母亲家过周末。我怀疑一个姐姐和塞西尔之间有乱伦关系。我没有证据，但人就是会突然知道这种事。

一个雨天的下午，我从学校走回家。工人们在埋电缆，路被挖开了。鲜艳的红土在沟里像油漆似的流动。人行道上到处是巨大的电缆线轴。电缆盖着一层白色粉末，看上去像大规模生产的糕点，像一种果馅甜卷，长得惊人，这样绕在线轴上运输，光着背脊的男人用力推着它们过街，到了零售店，店主会把它们割成小段。我听到清爽的阵雨将至，我开始奔跑。我父亲好像在街角等了我很久。他骑在自行车上，一只脚支在人行道上。奥斯汀停在某个机修工的修理店。

“跳上来。”他说，“我觉得我们能试一试。”

在我眼中，骑自行车载人是严重而诱人的违法行为之一。这种行为可以和夜间骑车不带灯或者骑无牌照的自行车比肩；即使诱惑力有所不足，在违法程度上也足以与开没保险的车或无证驾驶不相上下。我父亲，一位政府公务员，选了一条主路公然违法，这让我非常吃惊。但是他伸着双臂做出邀请的姿态，而且天下着雨。

我坐在自行车杠上。我感到了突出的四肢带来的别扭感和体重施加的负担。他的双臂圈住了我。我们摇摇晃晃地起步。我能听到他颤抖的呼吸声，意识到在泥泞滑溜的沥青路上每个动作都颇为艰难。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路上。雨很大，打在身上刺痛。很快我们都湿透了。在商店屋檐下躲雨的人盯着我们。热带地区的人们躲倾盆大雨的时候都是安静又沉思的。我们没有躲雨。我们之间没有说话。我们继续前行，注意着路和行路的困难。排水沟满了，水流奔涌。有一处路没有预警地下陷，我们陷入了几英寸深的水中。自行车直打滑。但是我们没出事故。当我们到家的时候我头发滴着水，流着鼻涕，书湿得烂成了一团，衬衫一块块粘在胸前背后，让我直发痒。父亲的西装毁了。但是我们还是一言不发。我们在沉默中分头把自己弄干。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会不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说些感谢或者同情的话——如果我知道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接触，之后我们都将追随各自的命运；如果我知道，无论我有多不情愿，我的命运都将和他的相连。

我母亲对下层阶级有个理论。她需要一个理论，因为我们的街上住的都是下层阶级。除了一两个非常富裕的地区，和三四个非常贫困的地区，整个城市就是这样，在没有篱笆的贫民窟的窝棚边上就是两层的豪宅。这种系统，或者说缺乏系统，自有它的作用。既然对多数人来说没有好地段或差地段，那么每个人都得到了单独判断的权利，这非常公平。每人收到自己该得的，一片和谐。我母亲的理论是下层阶级只尊重那些自重的人。她曾经把这个理论告诉一个白人中年妇女。她住在街上很多年，曾经广受大家尊敬，但是那时她由于和一个下层阶级人短暂地成了情人，遭到了他们的愤恨，被迫搬家。她的房子被人用石头砸，还被破门而入；当她走在街上，她被以前乐意帮忙修理花园或者提沉重行李箱的人辱骂。如今，毫无预兆地，我们发觉自己处在了她的位置。我们没被扔石头或者辱骂。但是我们绝对进了那些不再尊重自己的人的范畴。

雨中骑车之后，我父亲某天下午没有回家。我们保守着秘密。第二天他不在教育部。我们继续保守秘密。直到周末，我们才发现自以为是秘密的事岛上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焦急地在家等候，一出门发现自己已经声名狼藉。事情就是如此。我们出门才发现父亲绝非安静地消失了，他成了一种人物。他在山里，是一位传道者、一位领袖，狂热的追随者不断增加。

我们读过有些人“某天”离开了家的故事。这是事实，我们几乎无法超越这一现实。我的理性上百次地尝试弄清那天和那周发生的事，每一次却只能找到详细验证的事实，整件事仍是个谜。很明显，那天早上我父亲离开家去教育部时还打算回家。有些从部里带回家的文件还在他的桌上；他的衣服在衣橱里；他的银行存折在他的抽屉里。发生什么了？在办公室里发作，盛怒之下冲出了办公楼？或者更低调些？他把奥斯汀丢在那里，是不是因为他想到了市中心，知道那里会交通拥堵？他精神错乱，发着脾气；他不断走着。他走到市中心，走到滑铁卢广场。他发觉自己走到了闲人和失业者中间。他发觉自己在罢工的码头工人之间。他们互相交谈。他插进去，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讲起自己的早年生活，传教士、他的妻子和土著年轻人在森林的空地中。他讲起他被遗弃之后的黑暗时光。他从未提起过这些事情，他吸引了他的听众。他对这些和他一样感到绝望的人说出了他的决定，也许甚至是边说边想到的决定：要拒绝这黑暗。他知道自己的听众是谁：奴隶的孩子们。他告诉他们，从前，在废奴之后，曾经的奴隶们离开了陌生的城市，退到了森林中来重新发现荣耀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无所畏惧：恐惧不在森林中，而在管理严格的城市和种植园里。这些人活了下来。相同的事情难道不能重现吗？他的演讲可以渐入佳境。他意识到了，他的语言生动起来。然后他们开始列队走。他们走过码头，一周以来，被锁在门外的码头工人和一样抑郁的“志愿者”每天都在混战。码头工人和志愿者纷纷加入队伍，码头门边上的地方除了警察以外空荡无人，一片宁静。成功就是成功，一旦发生了，就不言自明。在走进山丘的路上，食物和住宿一定是穷人提供的。每天早晨人数都在增加。看看我父亲，在周末与追随者在公有土地“荣耀的树林”里宣称队伍隐退，只要求不受打扰。

这是一场古怪的下层阶级运动，在下层阶级中总有古怪的运动。随便哪个周日在我们城市，你都能找到二十个奇怪的游行队伍，都献给上帝和荣耀。在第一周，报纸只报道了码头一片寂静。它们忽视了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成了波多黎各和牙买加的大学发表的专著的题目。这些专著准确地描述了这场运动的兴衰，描述了偶尔令人恐惧的仪式。但是像很多社会研究一样，原本的谜团依然成谜，什么都没有解释。二十个人说同一件事情，他们是二十个疯子。但是第二十一个人来了，他就成了英雄、领袖和圣人。是因为这个人的特质，还是因为特别的时机？是因为他传递的信息，还是因为他对敏感的绝望情绪做了恰当的微调？一场码头罢工被无情地破坏。有谁会相信他击败得这么彻底？有谁在看到了这场击败，不能理解它的恐怖时，不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他会被保护或者报复？如今，我们能把这次出走看成战争来临前夕殖民地和美洲贫困地区骚动的一部分，每片地区都产生了自己的症状，自己的奇葩。我们带病生活，自己早就注意不到了。如果你注意，每天都能看见一些狂热的传教士在商店的棚子下和小小的乐队唱着将至的毁灭。这些过剩的宗教活动甚至已经成了这座岛上奇特的旅游特色，我认为它们是用来否认这场深受共鸣的海难的尝试。像我父亲那样的运动——这些运动缺乏转化为真正革命的意志力——表达了绝望，但同时是积极的。它们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愤怒，这些人以前觉得自己消沉得都不愿加入运动，它们激起了同志精神。最重要的是，它们在以往大家自我欺骗认为有序的地方激起了无序。无序是闹剧，发掘闹剧是人类必需的养料。

基本的历史趋势如今可以解释。但是我的思绪固执地回到第一天，回到父亲离开教育部，决定走路而不是开车的那一刻。回到我父亲在广场的那一刻，他插入了罢工码头工人的谈话；那一刻他觉得离开广场的时候到了，人群跟着他走。回到了运输承包商的遗孀的谜团，她看见我父亲带着深深的悲伤和真诚，从第一天，就向他奉上了她的忠诚。对她而言，他是在努力过好雅利安先祖们铺下的美好生活。他不再是一家之主或者重要人物。她看着他在最后的放弃之前进入冥想的阶段。这是他从她那里得到的理念，并加以发扬。这是他和她都融在生活中的理念。我总是在我父亲的疯狂中见到条理。

我相信当他离开教育部时——可能是在一场有关会议记录或者任命学监的争执之后，甚至在上班时间剪头发受到“敌人”斥责之后——脑海里有砸瓶事件的重现，他还带着那次事件的胜利感。但是他走到广场混入了罢工队伍。一位买过东西歇脚的寡妇看见了他的美德。他灵感附身，开始滔滔不绝。他失去了对自己和事态的控制；我觉得甚至在一开始，他的行动就抢先他一步。这位传教士的妻子所发掘的潜力，这个戴着高领子的原住民男孩从贫困和黑暗中向上拼搏的精神，终于即将实现。时机已到，他可以发誓自己从未寻找过。时不我待，他一定知道。他一定聚起了所有的天赋。但是现在，在他面前的是这位运输承包商的寡妇，带着她特有的虔诚。父亲早就被预言会成功，讽刺的是，那一刻来临时，他是个印度教徒。他在山间穿着印度托钵僧的长袍，他用着基督教的象征和语汇，这是他阐述的一种印度教，接受、反叛、绝望和行动的混合体，疯狂和逻辑的混合体。他向很多人提供了一些东西，但重要的是他的榜样和存在，而不是他的教导。他的运动如火燎原。火是他的关键词。在他走过的路上，甘蔗田熊熊燃烧。他在山丘中平静地待着，带来了无序和闹剧。终于报纸注意到了。

我不能说岛上惊恐起来。我们——如果我现在能把自己和与自己关联这么密切的事件分离开——更多是激动。伊萨贝拉岛上鲜有大事，我们私下期待继续出现暴乱和纵火。我们觉得自己终于赶上了其他动乱的地区。我们听到一些人抛出的暗示，说我们这里的事态也成熟到了需要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出马的程度，并为此受宠若惊。但是对于我们古鲁德瓦[5]家族——这是我父亲现在用的姓——可以想象这件事多少有点不同。我的姐妹们尤其焦虑：风格和时尚基本和普通疯子的女儿无缘。在最初的日子里，运动的支持者大多来自我提过的三四个非常贫穷的地区。公共报道很少，也没人暗示这个疯子有可能被当成一位伟大的工人领袖，成为受人尊敬的德尚诺弗的接班人。

第一批报道只是提到，一个多年来受尊敬的家庭突然出了一名街头传教士。街头传教士有他们的地位且享受特有的尊重，但是下层阶级在他们之间寻找这样的人。穷人出于一种已经成为生存状况一部分的不道德理念，辱骂堕落的体面人，如今他们嘲笑我们。他们不知疲倦又荒唐地故伎重施。我的姐妹们离开了家，去和母亲的家族住。街上的人很满意，他们以前就“赶走”过其他人，传统得以保持。我母亲和我继续住在家里。我们多少落个清静，直到父亲穷人领袖的新名声宣扬开。然后我们收到的不只是尊重，他们对我们是一种敬畏、崇敬和亲近随意的混合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简单的敌意还让人不安。

但是我真正的麻烦是在学校。我努力压制父亲和我的家庭生活。现在，我好像几年前的郝一样被背叛了，学校对我而言不再是个私密的半球。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传统是残酷的。那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担心伤害某人的种族或者政治感情。结果很奇怪，几乎没有人受到冒犯。比如，一个头特别突出的黑人男孩被所有人叫成“芒果”。如今我成了“古鲁”，格兰特少校起了这个名字并发扬光大。他教我们拉丁语，戴着单片眼镜，我觉得一部分是做喜剧道具。他是个非常会起名的人。我已领悟到对付格兰特少校的唯一方法是毫不留情地还击。现在我必须要做两倍的努力，一边把自己和父亲撇清关系，一边要为他说话。

格兰特少校有个老笑话，说的是在学校学习差的男孩可以为我们的报纸工作——要是他英语不及格的话；或者为市议会工作，从此光荣地驾驶着蓝色垃圾马车穿过街道。对于歌手布朗，格兰特少校预测他不能去伊萨贝拉《问询报》：布朗的英语还可以，这让他自动丧失了资格。但他能驾驶蓝色垃圾车。少校因此叫他蓝车布朗，这几年被简称为“蓝车”。

有天布朗上学迟到了。

“今早迟到了，蓝车？像以往一样收垃圾呢？”

“没错。”布朗说，“鲁伯特街上有很多垃圾。”

这是对少校的一击：他住在鲁伯特街。他试图反攻：“哎，我挺高兴我们没有都罢工。”他没有得到回应。他没有等待，继续开始上课。“很多人不知道是我们罗——马——人朋友发明了‘罢工’一词。”这是他说话的方式，在他觉得重要或有趣的词上重读，把t和r读成了西班牙语辅音的发音。“最早的罢工发生在公元前四九四年。”他起身在黑板上写上日期。“公元前四九四年，259 A.U.C.。你们也许会问，什么是A.U.C.？先生们，我告诉你们。是‘从罗马城建城之日起’[6]。”他吐出了拉丁语，听起来像是一个词。“并且他们把罢工称为secessio。”他写出词，在写出的日期下画线，加上英语“第一次罢工”，然后回到他的桌前。“和我们有些人开始相信的不一样，罢工不是古——鲁——德——瓦发明的。”

他笑起来，狡黠地盯着我。一个桌子的盖板狠狠地敲响了两次。这像是一次警告。这来自布朗。我必须说，我没有从他那里寻找支持。格兰特少校自己开始退缩。他是个无害的老家伙，他的笑话又少又蹩脚，在几代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男孩里已经成了笑话。他在剩下的课时里试图安抚布朗。他温和地对他说话，叫他“蓝车”，还经常对着他讲课，好像和他单独说话一样。

“Caeruleus。当你们看到这个词，不要都去拿你们脏兮兮的笔，写下‘海蓝’。”他用假音发出最后一个词，然后继续用假嗓子说：“Thaeruleuth。妈妈，这是海蓝。先生们，这是胡扯！Caeruleus只是海的颜色。可能是蓝色，可能是棕色，可能是绿色。蓝车，它甚至可能是黑色。”他突然停下，被自己预料之外的用词吓了一跳。

在笑声中，布朗的桌盖又撞响了。他站起身，一言不发走出课堂。格兰特少校脸红了。他小心地把单片眼镜戴好，低头看维吉尔的书。

那时我发现，自以为是背叛的，不再是背叛。学校不再是私密的半球。被我们否认了很久的外面世界，开始入侵它。在布朗的事迹广为宣传之后，我也没有必要害怕受嘲弄。对很多人而言，我成了在街上早已成为的人：突然成为领袖的人的儿子。但是，按照他们的说法，我继续扮演着双面角色。和有些男孩在一起时，我和以前一样对父亲的运动表示漠然，可他们的批评还是让我痛苦。但还有些时候，我无法拒绝别人共谋般的忠诚。和他们在一起时，我自己也充满了阴谋论，表现得仿佛知道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发生。有段时间，仿佛确实是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开始发生。报纸写增援警力“冲向”山区；有张警察局长的照片，握着枪，带着他一脸害怕的手下搜寻某些建筑。很奇怪闹剧是如何占领某些地方的，此前没有人能把浪漫主义或者冒险精神与这些地方联系起来，如今那些地方却彻底改变，于是连它们的名字都有了不同的味道。警察在监视我们家，这在报纸上有报道，我在闹剧中也成了一个小角色。

说实话，这一切让我厌倦而恶心：愚蠢的闹剧，很多人对我愚昧地虔诚。如果我想具体地描述对家庭遭遇的反应——有时候在头昏脑涨的状态下，带着逃避和震惊，在一场事故后以全新的角度看待整场恐怖，把过去和现在比较，是有可能的——我会说这件事带给我一种鲜血淋漓和侵犯的感受。仿佛我在嚼着有弹性的生肉，被逼着吞下被污染的油。我决定抛弃伊萨贝拉，远离我在热带弃岛上的海难生活。但这座岛曾是《黑天鹅号的覆灭》里的岛，是伴着音乐出现于黎明时分的新鲜翠绿的岛屿。如今它却让人觉得腐败溃烂。正是这种腐败感让我想逃离。我要在自己的元素中建立崭新的开始，让自己摆脱那些人际关系——它们曾经在我觉得短暂和无关紧要时给我慰藉，但是如今我觉得它们已经腐坏。

时间和我们的生命都在流逝。我们无法为了前方广阔的生活而让自己停伫。我们被一切造就，被行动和退却造就；那些关系，那些在腐败中开始，我觉得能在合适的时候不屑一顾的关系，到头来却有着禁锢的作用。它们变成我的一部分；我没有寻找它们。但是我的失败在于我的沉默。

我沉默着。举个例子，在地理课上。这是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的课。老师从一本枯燥的书里读提炼糖的过程。他读着，在年初，成熟的甘蔗被收割。他读到了最后一句，叹了口气，然后加了一句，还是书里的话，但像是个人的感叹：砍甘蔗的人按甘蔗数量得工钱。“得工钱？一根才不到一分钱！”说话的是布朗。他的声音响亮清晰，让嗡嗡声和低头看书的老师的嘟囔静下来。在静默中，很多男孩看着我，仿佛我在发起一场为砍蔗工提高报酬的运动。我看得出来，真正让人尴尬的是我在班上的存在。我茫然盯着前方，一言不发。这种忠诚，这种对我是“他们一员”的假设，可怕而令人感到被贬低。我感到受威胁。我的领袖地位在别处。但是我保持沉默。

像我父亲这样的运动无法持久。正如我说过的，这不过是一场大型抗议，一场对绝望的陈述，没有理念或目标。政府当局保持冷静。一个鲁莽的总督也许会想驱逐我父亲和他在公有土地的营地里的追随者，继而产生流血事件和怨恨。然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采取了某些必需的防御措施，以防止周边地区发生掠夺和纵火事件。营地有人监控，但是没有受到丝毫侵扰，狂热自然减退。有些森林保留地被烧毁，心不在焉地种上了庄稼。但是荣耀的森林在四周或六周里都没有产出食物。人们厌倦了给营地奉上财物，却很少得到回报；他们厌倦了闲散而缺乏戏剧性的生活。人潮涌回城里。码头罢工解决和“志愿者”撤出意义重大。从此建立的工会让我们一直苦不堪言。

山中营地成为我们岛上生活的另一个元素。一连两三天报纸对它没有报道。在学校——如果我能再次将自己抽离出来——我们不再觉得这是戏剧性的来源，于是放弃了它。这让那些模糊地盼望某些社会动荡的人，以及像德尚诺弗那样享受激动的人失望不已。但是我们没有感到奇怪。我们接受这个事实：伊萨贝拉岛上的人主要关心家长里短，没能力支持大型事件。我们的注意力很快转向其他东西：非常有特色地转向了一场广告语竞赛。

这是为了一个牌子的朗姆酒征集广告语的比赛。头奖是闻所未闻的五千美元，很快将公布优胜者。塞西尔不断地发挥着创造力。成千上万的彩色报名表弥漫了城市、小镇和乡村，甚至能在下水道里看见粉红、蓝色或者绿色的报名表，但是塞西尔坚定不移地觉得自己稳拿头奖。他让人印象深刻地说他“需要”那笔钱。朗姆酒名叫伊萨贝拉朗姆酒，塞西尔寄出广告语后就向大家公布了自己的大奖作品，无疑想让我们其他人绝望。他写的是：在我的宴会上，我随伊萨贝拉高飞。我们觉得说到“宴会”是受评委首肯的必需“技巧”。参赛表上画着北方国家的聚会场面。现在我相信这幅画是从外国来的多功能图案。可以用来宣传一场舞会或者舞蹈学校、饭店或者宾馆的聚会之夜，或者新开业的裁缝店。但是我们写的所有广告语都把自己扮成了大都市的宴会承办者。我们自然地做到了。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我们是天生的模仿演员。

广告语带来的激动劲儿和我们其他的激动一样无力地终结。结果让学校很失望。很多悄悄写过广告语的人粉墨登场，和塞西尔一样聒噪。我们觉得评判有失公允。一方面，比赛截止后结果公布得太快；另一方面，我们不觉得获奖的广告语有什么了不起。广告语是别感谢我，感谢伊萨贝拉。配图上一个男人穿着晚礼服，把客人们引到门口，从高挑的女士们身上的皮草判断，这是冬天的夜晚。他对着客人说话；他头上由一系列逐渐变大的小圆圈连着一个泡泡，用来表示心里想的，想的是“是朗姆，伊萨贝拉！”一个多星期，报纸刊载着广告语撰写者喜笑颜开的照片。他是一位年老的黑人劳工，那种在自己的细葱田或者在柑橘种植园工作的人。他坐在他饱经风霜的窝棚前一把弯曲木的椅子上；他坐在一张桌子前，伊萨贝拉朗姆酒的瓶子和酒杯摆在刺绣的桌布上。

“我以后再也不会碰伊萨贝拉朗姆酒了。”塞西尔说，“让他们喝他们自己的朗姆酒吧。‘是朗姆，伊萨贝拉！’我不觉得这算是个广告词。”

德尚诺弗说：“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愁的。他们当然要把奖发给一个黑人。而且是个工薪阶层的黑人。”他和其他人一样寄了参赛作品，有点气恼。

“哎，”伊顿说，“我不明白你干吗怨恨一个穷黑人。毕竟是他们喝那该死的东西。”

“我怨恨？该怨恨的是你。等着瞧，早晚有一天你就是这么穷这么黑。穷黑人！你把这个叫广告词？他们管这个叫比赛。但是你看看得奖的人。他们从这里选一个，从那里选一个，然后把所有种族混在一起，让大家都高兴。你们都绞尽你们受过教育的脑汁，结果一败涂地。这就是这座岛上发生的事。等着吧。不久他们就要让这些愚蠢的黑人管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他们优秀之类的，而是因为他们笨，又是黑人。你就等着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吧。”

“也是件该死的好事。”伊顿说。

“伊顿，你知道。”德尚诺弗沉思地说，“有件事我不明白，你怎么没有赢这次比赛。你不用寄广告词过去。你只要寄一张照片。彩色照片。”

伊顿总是丑角。他是学校里最黑的男孩，有段时间被叫作“憎恨”，因为有些男孩说他因为憎恨才皮肤黑。他很早就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建立了小丑的名声和他与德尚诺弗的特殊关系。在三年级的科学课上，老师举起一台简单的仪器，问我们知不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台仪器看上去像一个两齿叉带着闪光的把手，两个齿都用铰链固定在一个木头或者金属底座上。这也许是一个开关，电影里科学家用的。德尚诺弗坐在伊顿边上，小声说：“它能发电。”伊顿向老师挥动手指，要求回答问题。“安静！”老师说。“我们要从亚当那儿得到消息。你说，伊顿？”“先生，它能发电。”老师发狂了。他把仪器丢在地上。然后他把在长实验桌上能拿到的一切东西都丢到地上。“扔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把这些都扔掉。”他丢下两三只电灯泡；他像一个突然不在乎个人安全的人。“先生，它能发电。伊顿，你要是能让这个发电，我就把这个月的工资给你。这个月？我要把今年剩下的工资都给你。我一辈子的工资。我还要给你我的养老金。我会在晚上为你工作。我会把我的孩子们送到孤儿院，然后和我的老婆离婚。”于是这场面一直继续下去，焦虑地涨红脸的男人对着平静的黑人男孩大声斥责，直到玻璃在地上打碎——一根试管或者一只灯泡。玻璃碎的时候，老师咆哮起来：“我会在你的花园为你工作。”他把这句话留在最后，不仅是为了这熟悉的有关伊甸园的双关[7]，而是他身为白种人对黑人男孩的话，他认为伊顿的真实角色是花园或者院子里帮忙的男孩。这很残酷，因为它离现实太近，伊顿的背景非常卑微。我们的传统很残酷，但是现在我们都安静了。德尚诺弗低头皱眉瞪着交叉的胳膊，好似他也受到了辱骂。

后来，当这件事成为笑话的时候，德尚诺弗说他知道那仪器是什么，他故意误导了伊顿。但是我不相信他知道。我相信他只是真心地使用或者错用了一个刚学的词。我相信他对自己的错误所招致的辱骂而震惊，他受到的震惊和我们一样大。但是他们的关系从此形成：德尚诺弗是滑稽角色，伊顿是他心甘情愿而诚实的跟班。

有一天我们讨论婚姻，讨论这个习俗多么荒谬：它将把我们认识的傻气男孩变成丈夫，成为可怜的女孩们的君主和主人，她们此刻还猜不到自己长大后的命运。我们接着讨论选择性繁殖。德尚诺弗定下了规矩。在这个话题上，他有一定的权威。大家知道在蓄奴时期，德尚诺弗家在伊萨贝拉边上的一个小岛上有一个种奴农场。听说那里的黑奴至今还是特别优良的品种。伊顿想扮小丑，也许是想寻找自己优秀体魄的出处，他说：“尚，你让不让我繁殖下一代？”德尚诺弗上下打量着他。“要是让这个品种灭绝了真是可惜。”他说，“是的，憎恨。我想我们会让你繁殖的。但是我们必须把你和一个特别聪明的女人杂交。”

德尚诺弗能得到人们的原谅，因为他生于贵族家庭的安全感能让他和最穷困最残忍的孩子轻松地打成一片。从这点来说，他不像那个英国牧师的儿子，只有虔诚，不承认街上黑人孩子的存在，于是让自己荒唐可笑。德尚诺弗很大程度受到人们的原谅，因为他机智有创造力。比如说，他喜欢给一个男孩标价；但也只有他能逃脱谴责。只有他可以这样说一个他不喜欢的男孩：“他不值五块钱。”这需要他蛮横无理。

“你只要，”他现在对伊顿说，“寄一张照片。彩色照片。”

但是他没有得到笑声。时机不对。他的语调不对；带着一丝真正的苦涩。布朗不喜欢这样。伊顿学着布朗的样子，也不喜欢这样。如果更年幼一些，他们也许会打起来。伊顿会无言地做新的情绪要求他做的事。但是当时他们连气话都没说。老师到了；每个人回到座位。宣战不了了之。在主人和奴隶旧战争的新阶段，只留下我对抗德尚诺弗，这是我从来没向往过的战斗。我有自己的幻想。我决定离开。把我和那些在体育俱乐部门口扭打的人混为一谈，让我非常厌恶。

我父亲的运动衰落了。甚至在我们的房子里，他也被淡化了。他成了一个遥远的公共人物，所有人的财产；他偶尔是报纸上的名字。我发现我不再试图具体地想象他。这么私密的担忧看上去不真实。在学校，大家不再谈论古鲁德瓦、暴乱或者焚烧。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都宁愿忘记这样的挫败。广告语比赛的不公正也被忘却。我们有了新的可激动的事情：伊萨贝拉赛马俱乐部的圣诞赛事。《问询报》每天告诉我们赛马是国王的运动。就像有些沮丧的男孩永远没有机会开上那些车，却和塞西尔讨论车型讨论个不停，这时也有男孩，在伊萨贝拉的标准上地位还没有马夫高，却不停地讨论国王的运动。他们知道马、骑手和驯马师的名字；他们知道马的血统、以往表现和让步赛等事情。我自己不相信他们的兴趣。我讨厌赛马；我讨厌随之而来的赌博。但是甚至连我都被迫了解到一些赛马的情况。

圣诞赛事的主赛是马来杯。《问询报》每年都会讲述奖杯的故事。休·克利福德总督在世纪之交把奖杯赠予赛马俱乐部。休爵士是在伊萨贝拉岛上首次担任殖民总督，但他仍然把在伊萨贝拉和其他加勒比地区的工作经历都当成从马来亚的放逐，他对马来亚死心塌地。他花了大量时间在政府楼里写一本马来亚生活回忆录，题为“海岸和部落”。在这本书得到约瑟夫·康拉德的差评之后，他更加投入地进行文学训练，写起了长信，这促成了他和这位当时还未出名的小说家的友谊。马来杯是休爵士离开岛的临别礼物，他爱这座岛不及文学深。

那年马来杯最热门的一匹马叫塔曼歌。它是德尚诺弗马厩的。因为特殊原因，塔曼歌在学校也受欢迎。很多男孩声称是德尚诺弗的朋友，因此对他的马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此外，这个名字是非洲名，虽然这个名字的意义很模糊，但黑人男孩们都很高兴。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我们都知道这名字是哪儿来的。有些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能从体育版面上推测出这一点，更不用说格兰特上校经常从中挑出低级错误已经让这些版面声名狼藉；这小众的知识让我们更有特权。

塔曼歌，这故事简化和缩写的版本，收录在我们低年级用的法语教材里。我们都知道梅里美写的非洲酋长的故事，他是一个卖奴隶的人，自己也被背信弃义地奴役，最后成为叛乱的首领。给马起这样的名字是德尚诺弗家族特有的冷静和模棱两可。他们似乎不断地急着让人注意他们的过去，尽管他们自己也同意它声名狼藉。

大家对他家里的马的兴趣，让德尚诺弗在学校令人忍无可忍。他早晨来学校散发着一股马味，鞋子和裤脚又湿又脏，粘着一点草。他看上去疲惫，好像整晚都没睡。他忧虑重重，而在一个漫不经心的体育世界，观众和赌徒把乐趣当作理所应当，永远不能理解或者欣赏这种担忧。他一整天都不允许自己有轻率的举动，最后一节课刚刚结束就立刻离开。他的举止引来担心的询问。但是一切询问和兴趣都会惹得他不耐烦且态度粗鲁。他对那些假装比实际知道更多的马的知识、一定程度上想取悦他的男孩尤其残酷。

然后这匹叫塔曼歌的马消失了。

学校里对此的态度很奇怪。该说的话当然是“太可惜了”，或者如果用报纸上的词语，那是“大家义愤填膺”。但是暗流涌动。人们立即觉得马是找不到了；人们还觉得德尚诺弗某种程度上将继续遭受损失。他的损失是场悲剧，但是这让他显得可笑；两天内，损失本身成了情有可原的事。曾经忍受德尚诺弗残酷的男孩们，回想起以前的事，心生恼怒。马的优点遭到怀疑；曾经引起骄傲的塔曼歌这个名字，如今被当成挑衅和侮辱。

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听说马被找到了。它死了。这是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这消息没有让任何人吃惊。但是接下来听到的，让我不寒而栗且觉得恶心，给我无比强烈的血腥和侵犯的感觉：有弹性的生肉，被污染的圣油。这不仅仅是死亡。一个烧木炭的工人发现了这只动物，躺在新准备好的由泥土打好、抹上灰泥的平台上，戴着金盏花和褪色的木槿编成的花环。心脏和内脏被掏了出来，但是有鲜花放在马的鬃毛上，鲜花编在尾巴里，马皮仿佛被骄傲的马夫刷过。在平台中间，有一个更小的浅平台，上面是火的余烬，仍然散发着烧焦的糖、松木、黄油和椰子的清香。香蕉竿立在小平台的四角，每个角落用面粉标记着卐。马祭。我对自己说出这个词。这让我充满了出乎意料的敬畏和恐惧。古老的献祭，在我的想象中是充满美感的，诉说着世界的青春，未经践踏的森林，未经污染的溪流，晨光中的骏马和年轻的勇士，如今却令人生厌。我的头脑中，现实和幻想刹那交织，塑造了一条深邃无尽的隧道：我觉得我在隧道里不停地下降，我想要的只是回到光明。

塔曼歌之死不可避免地和我的父亲以及他的追随者有关联。报纸都义愤填膺，要求采取行动。但是什么也做不了。报纸呼吁摧毁我父亲的营地，把他从领地驱逐出来。政府无视了这不公正且不合时宜的建议；总督继续保持冷静。然而我在学校很不好过。我和那些欺负我的人在同一所学校。他们的欺辱带着幻想的色彩，但是他们的亵渎感不比我自己的更强。我不能取笑，我不能辩护。我为德尚诺弗感到难过：报复性的暗流依旧和他作对。我体会着他的愤怒、伤心和厌恶。但当他向我挑战打架的时候，我出战了。

我从来没有打过架，我确定自己一定会占下风。我们身高相仿，但是德尚诺弗比我重。我想我无论要做什么，最好都快点下手。在我们第一次交锋的尾声，我和其他人一样诧异：德尚诺弗躺在地上，我压在他身上。我知道，这是我成功的极限；我们的胳膊和腿不科学地纠缠着，我能从中感觉到他恢复很快。刹那间我感到惊恐，而且又多了一个原因。在我心里，我曾以为我有支持者，现在却发现自己只能一个人战斗。败者为寇。但是我们的老师对这种打斗很警觉，休息时不同寻常的安静提醒了他。他过来分开了我们。我如释重负。那些之前对我表示忠心的男孩们，刚才情愿让我孤军奋战，如今变得更加忠诚。

在历史书里，正如我所说，我父亲的运动成了世界某地区发生的事件里可辨认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气氛似乎创造了领袖以及和他关联的这个事件。“事件”指的不是从城市撤出，不是罢工者和志愿者从陷入困境的码头撤退。“事件”指的是塔曼歌之死。这是整场运动里最著名的事件，赛马之死之于这场运动就像赛马场自杀事件之于英国的妇女投票权运动一样重要。它们都成了历史事件，因此不再显得恐怖或可憎，而是情绪的表达，自然而然，几乎符合逻辑。它们如今看来奇怪地合乎预期，并且戏剧化地正确。如今的地区历史书会这样描述不安定的战前时期，在牙买加，出现过罢工和暴乱。在特立尼达岛，发生了一场油田罢工，三人被射死，一位警察被活活烧死。在伊萨贝拉，他们杀了一匹属于一个老派法国家庭的赛马。

于是这些行动成了现有情绪的结晶。但是我那些日子的记忆告诉我，在这种情境下，行动是必需的。没有它，情绪就没有用，会自行消耗殆尽。这件事之后，我们的岛变了，虽然这改变在十五年后才显现。就像是装货工对塞西尔父亲的侮辱，这行为突然显示社会是一致意见的集合，它还教会我们一致的意见可以撤回，这对所有人的未来都是危险的。于是我回想到领袖和行动。领袖由直觉感到了必要的行动。在这个为体育而狂热的岛上杀一匹赛马，马来杯的热门马，是让人愤慨和厌恶的。然而它成了正义和地下情感的召集事件。成功的领袖依靠直觉工作。他靠直觉给追随者施加自我违背感，他一定要不停地让他们吃惊。

但是对我来说，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原始、残忍、堕落：这是用在岛上某些地区的词语。我能体会他们的恐惧，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因。马祭。我读过这段文字，我知道这个词。马祭，是雅利安人胜利和称王的仪式，对力量的大胆声明，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敢这样冒险。这个仪式被温和的阿育王净化，由后来者恢复，孔雀王朝末代将军的孙子举行过它，庆祝把希腊人从雅利安伐尔塔[8]赶走。我父亲如何想到这个的？仅仅是领袖的直觉？这献祭是不是和简单的印度教仪式相伴，任何人都能观察和仿效？或者这伟大的献祭是一个海难后流落荒岛的人向轮回报应发起的挑战？马祭。受污染的油，生肉。在群山和白雪中的领袖生涯是我最隐秘的幻想。如今，我深深地感到被背叛和嘲弄。我拒绝了奉献给我的忠诚。我想飞，渴望重新开始，清晰地开始。

4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我父亲依照某些战时规章被拘留。我松了一口气。被拘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他几乎是刚留下痕迹就立刻消失。他留下了一个可以被回忆发扬光大的名声。他躲过了被慢慢遗忘，进而沦为笑柄的下场，这无疑是会发生的。随着战争，随着美国人来到伊萨贝拉，随着基地的修建，随着由此带来的金钱和繁荣，随着接近伟大事件的新感觉，我父亲的运动会因为自身的徒劳而消亡。当他战后被释放时，已不再有人需要他。他好像是个死了六年的人。这很适合他。他想独自一人；在主要来自报纸的喧闹持续了差不多一周后，他被允许过上安静的退休生活。但是他给我留下了一些人际关系。

首先是和德尚诺弗的关系。我们从来没亲近过。我记得他在海滩上拖装着三具尸体的渔网。因为一个我永远无法给出的理由，我那时尝试过躲开他。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我们从来没有像在之前学校那样比赛打嗝。被请去看他的葡萄藤和建构玩具的事情仅有一次，如今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记得。我们的打斗不过是在桌子间的空地上混战一阵。我记得的只有四肢的混乱，德尚诺弗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脸上的诧异，以及油腻地板上的灰尘。但是老套的剧情发生了：我们事后更加友好。他对我不再那么没礼貌。他告诉了我一些他的秘密。他也希望离开伊萨贝拉。他想去魁北克学画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画画。他觉得这个兴趣在伊萨贝拉会被人觉得娘娘腔。然而魁北克是个法国式的、不可思议的地方，那里的人会理解他。他也想结婚，越早越好；他想要十个孩子，这样他能“坐着看那些小家伙们吃饭”。我怀疑这个志向：我从一个年长且更加愚蠢的人嘴里听过这些话，某个在周日午餐上疲倦又贫困的亲戚。我没有兴趣，也不想冒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回馈的。在这一切之后，他的友谊让我尴尬。或者说，他在伊萨贝拉提供的友谊暗示的东西让我尴尬。

布朗向我提供一种不同的友谊。他也有自己的秘密。他做小丑和唱黑人歌曲的过去折磨着他，他对我忏悔。但是我无法洗净他。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伟大的成功。我记得他的快乐：一个快乐的跳舞男孩，穿着儿童西装，戴着领结和稻草帽，握着手杖，涂红了嘴唇。我还记得他父母的快乐，还有我对他名声的忌妒。

我喜欢蛋糕，我喜欢蜂蜜，
钱财到眼前我决不会放弃。
我能睡在棉花包上，
也能栖息在树上。
男孩们，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能让我受伤。

他责怪他的父母。我记得他的父亲，穿着厚重的棕色西装，坐在折椅上向前倾，发出黑人女性般的咯咯笑声，像要吐痰似的。但是他该怪的是我们的单纯无知。我不知道布朗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需要我的同情心和愤怒吗？他强调着自己的过去和耻辱，但奇怪的是，他对我的反应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感到的不是同情。当我想起家里发生的事，感到更多是恶心。正如我不乐意地进入德尚诺弗的个人世界，我同样害怕听到更多布朗的私人生活。这不是我的过去。这不是我的性格。我缺乏布朗所有的特质，那种他如今极力想压抑的天真。

我时常望着我们东方的山丘，从城市看来无处可逃，我想象这些山丘是田里上千人凝望的目标，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期待，除了在阳光下辛勤劳作，日复一日。但是这想象应该停止！这不是我希望自己在余下的岛上时光里看待这座岛的方式。我开始害怕布朗的陪伴。我开始厌恶这些山丘。这也许是青春期的痛苦。我们多么容易忘记那个过程的狼藉！这段时间有些日子，我看到汽车事故，就出于同情那些受苦的人而想为他们禁食。如今，通过布朗，我看到到处是悲伤。看我是如何对付自相矛盾的。瞧，我虽然抵触我父亲的运动，我开始被他教给追随者的态度所污染。

撤离：如今这件事对我来说变得紧迫。在这之前，这件事一部分是幻想，一部分是逃离海难和回到我用想象力构筑的土地的迫切愿望，回到那片有骑手、高原、群山和白雪的土地。时间和地点一样不真实。现在我只感到必须逃离，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去到我永远不需要走入他们生活甚至语言的人群之中。我把紧迫感传递给了别人。我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上学的第一年，曾经惊吓到了一位老师。我在课开始时走去问：“您真的是文学学士吗？”我在学校杂志上看到这件惊人的事情。他把我尊敬的本意当成了嘲讽，把我赶回座位上。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大学很敏感，那是一座加拿大不出名的学校。如今我在课间休息时又一次让他吃惊。我问：“先生，您觉得生活在伊萨贝拉怎么样？”他把这当成一个政治问题。我只好解释：“我的意思是，您在著名的国家生活过，见识过著名的城市。您不觉得更喜欢住在那里吗？”他说：“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战前休假的时候曾去英国和欧洲大陆，觉得还不错。我做了大家都做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我的工作是在这里。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件事，真的。”我不相信他。我记得有天他如何谈论起加拿大苹果的种类。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说：“劳伦琴山脉适合滑雪。”然后，好像自言自语般，仿佛又见到了蓝白相间的风景，他加上一句：“但是要小心别摔断腿。”这一刻和想象的风景永远定格在我脑海中。劳伦琴山脉！美丽的名字，献给白雪皑皑、人迹未至的山坡！我向往在那一片荒芜中滑雪，连冒着摔断腿的风险也不顾。我的元素，我害怕会被它拒绝。还有一个比利时老师，带着糟糕的口音，教英语和法语，我几乎记不得他：一个整洁无聊且无趣的人，戴着金边眼镜。连他有天下午也轻声笑起来，眼里泛着怀旧的光：主题是交通。突然我们和他一起坐在拥堵街道中的出租车里，计价器跳动着，出租车司机把帽子拉下遮住眼睛，声称这活跃的计价器不是他的责任。那里，在列日[9]的交通拥堵中，在劳伦琴山的白雪覆盖的斜坡上，是真实纯粹的世界。我们，在我们的岛上，尽管翻着在这个世界印刷的书籍，用着这个世界的东西，却已经被抛弃和遗忘。我们假装真实，假装学习，装作为生活做好准备，我们是新大陆上的模仿者，身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曾侵袭世界的腐蚀也将很快来到这里。

我的沉迷转了个奇怪的方向。我开始害怕我们的老木屋不安全。在我们的城市，房子倒塌是常事；在雨季，报纸上尽是这种悲剧的报道。我开始搜集这些报道，每篇报道都加深了我的恐惧。只要我躺在床上，就会心跳加速，我误把心跳当成房子在颤动。有时候我头脑开始眩晕；天花板和墙似乎要向我倒下来；我觉得床在倾倒，我在冷汗中坚持，直到错乱过去。我只有在房子外面才是安全而清醒的。所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走出家门，走在这个布朗坚持向我揭露秘密的岛上。

我以前曾把伊萨贝拉设想成一座等待被发现的荒岛。布朗则向我展示这热带风光是人造的，我们觉得最自然和有特色的植被里都有历史。我们都知道布莱船长[10]带来面包果的故事。他则告诉我点缀我们海滩的椰子树、甘蔗、竹子和芒果的来历。他告诉我岛上鲜花的由来，它们的颜色出现在商店明信片上。战争为我们带来了游客，他们比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学会了和他们一起观光，像游客一样看待事物。在市中心，他向我展示了一丛老果树：这是奴隶食物供应场的原址。从这里看着城市的屋顶，想象一下！我们的风景像任何伟大的法国或者英国公园一样是人造的。但是我们走在地狱的公园里，有些树还没有通俗的名字，有些种子是从奴隶的肠子里被带到这座岛上的。

这是布朗教给我的。这是他秘密阅读的主题。我以为他的激情会演变成对某个目标乃至是态度的定义。我很耐心。但是定义没有来。他探求这一主题似乎仅仅是为了知识本身。他的友谊成了负担。

有个周六早晨布朗骑车到我们家，在街上按车铃。除了塞西尔外，布朗或者其他男孩都没来过我家。这次拜访显示了学校私人空间被破坏的程度，我确定这目的是表现什么。我不在家。我母亲以前没见过布朗。她只看见一个顽童坐在自行车座上，响着车铃微笑。这是布朗不幸的特征——直到他三十岁长胡子为止——他看上去总像是在神经质地微笑。他下唇的皮肤到下巴尖总是紧绷绷地成波浪状，好像他忍住了笑。他的下巴尖长了一颗疣子，更突出了他实际上不存在的笑容。从远处望去，这疣子好像一滴水，暗示着布朗刚刚洗过脸懒得擦干。这些特征组成了一张喜剧演员的脸，他的父母真是物尽其用。我母亲从我们阳台的蕨类植物之间望去，问他想做什么。他说他想见我。但是他用了我的姓。母亲以为他是又一个嘲笑她和丈夫的人，于是像赶一个街头流浪儿似的赶走了他。

我听了大吃一惊。我知道他住哪儿，直接去了那里。他的家和我们的房子一样旧，风格相似。但是他家位于城里一条繁忙的街上，没有阳台，几乎就在人行道边上陡然升起，顶部有百叶窗。一个真正的旧时模样的黑人，银发，吸着烟斗，身子探出窗口，漠然注视着拥挤的街道。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法兰绒背心。法兰绒背心是下层阶级的穿着，法兰绒是患病或者年老的虚弱黑人喜欢的布料。我希望没有看到它穿在布朗父亲的身上。房子边是一间叫克里姆林宫的黑人理发店：黑人理发店喜欢把这么遥远的戏剧性元素和自己联系起来。走廊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鹦鹉。

我向穿着法兰绒背心的黑人打招呼，记着布朗在我家遭遇的不幸，急急忙忙地说自己是布朗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同学。我还注意问“埃塞尔伯特”在不在家。我说出那个名字时觉得很尴尬。我从未用过这个名字，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记起了布朗自己曾经告诉我，奴隶经常被人起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或者罗马将军的名字。[11]布朗的父亲，几年前曾盛装打扮自己的儿子，教他黑人歌曲的歌词的人，立刻注意起来。他叼着烟管咕哝着，急忙打开前门，然后急切地让我坐下。这是对伊萨贝拉帝国学校而不是对我的尊敬，这是一所有名的学校，表现好、爱读书的穷孩子能得到奖学金：这意味着出国留学，谋得一份职业，独立生活，洗刷掉过去。

在房间的前面，有两个弯曲木摇椅。他让我坐在一个上面，叫道：“伯帝！”他坐在另一个摇椅上，用旧时黑人的方法嘬着烟管，一边摇一边盯着我。伯帝！小名！这像打开了一封私人信件。我感觉布朗不会喜欢我这次拜访，因为他父亲穿着法兰绒背心，衣服上粘着小卷小卷的灰尘。这是个很窄的房间，被一块红褐色的帘子隔开，它的倒影让散布着污点的抛光地板变得暗淡。摇椅后是四把藤编的直椅子，围绕在一张大理石桌面的三条腿桌子旁。桌上覆盖着白色花边布料，上面放了一个黄铜托盘，盘里有一个包着绉纸的铁罐，里面插着矮小却头部沉甸甸的棕榈。罐子上的绉纱带着细细的流苏，几乎破碎，起了毛边。一面土黄色的墙上带着白色的饰面，上面挂着乔·路易斯[12]、杰西·欧文斯[13]、海尔·塞拉西一世和耶稣的画像。墙对面立着玻璃门的柜子，里面装着彩色酒杯、釉面黏土的小天使和粉白相间的女士，三个醉酒的戴高帽的人穿着皱巴巴的晚礼服，站在落地灯下，还有一束纸花。柜子上是一大幅照片，上面有一对黑人男女，一个女孩，一个身着华服的男孩长着紧紧的下巴和水珠状的疣，表明他正是喜剧歌手布朗，他们都站在一幅绘出希腊神庙废墟的背景前。布朗的父亲跟随着我的视线。他已不再为此骄傲；但是他的表情里仍有年老又愚蠢的人觉得自己因为活得久所以干了不少事的满足。

他用哽住了似的声音又喊了一次：“伯帝！”布朗应声推开红褐色的挂帘。他穿着洗旧卷边的卡其短裤，光着脚，眼睛通红。他刚刚在睡周六的午觉。他见到我并不高兴。他父亲摇着摇椅，坐着享受两位伊萨贝拉帝国学校学者的对话。布朗只是和我打了个招呼，立刻又推开红褐色的挂帘。我瞥到椭圆形的小塞浦路斯餐桌，和一些沉重的抛光椅子。我听到了说话声。布朗恼怒地提高了声音；我听到他说了些关于“那个黑傻瓜”的话。然后有人对他喊：“伯帝！”传来女人的叫声，装作不是在喊叫。“恺撒！”又叫了一声，“恺撒！”恺撒·布朗起身，小心地拖着球鞋剪短做成的拖鞋走过光亮的地板，朝着红褐色的挂帘走来。有人从挂帘后面拽了他一下，于是他看上去突然丧失了对四肢的控制；接着，他很快消失了。

布朗自己再次出现之后，在法兰绒背心外穿了一件衬衫。热带的确让居民们总是有衣着不整的难堪，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变成风格。他坐在父亲离开后空出来的摇椅上，打着哈欠，把手摆到腿上。他想表现得随意，但是他面色阴沉，不太欢迎我。我说我是来借他的《岩石山上》[14]。他没有受骗。但这让他有事可做。他去拿那本书。这是认真的学生的书。书的封面用棕色的商店包装纸包好，由于在大汗淋漓的上学路上不断地翻看，常被手翻到的边缘黑乎乎、毛茸茸，几乎被磨穿。我觉得它有一股特殊的气味。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然后布朗的姐姐带着男朋友回来了，他在警局工作。这个小房间突然鲜活起来。大概有一分钟，我带着莫可名状的不安，看着动作，听着谈话。然后我离开了。

我不该去的。我应该忽略布朗的不幸；我不该让他知道我知道。我们永远无法原谅那些在我们尴尬的时候抓个正着的人。那个周六，伴随着两次行动，两次拜访，两次失败，标志着我们异常密切的关系的终结。我不能否认我如释重负。我在那个室内快要窒息，不仅仅因为它很狭小。乔·路易斯和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图片挂在墙上，法兰绒背心，家庭照片，“那个黑傻瓜”：我进入的不仅仅是一座房子。我觉得我瞥到了布朗灵魂被囚禁的地方，这是他每天醒来的地方。在那些房间，他收集了事实，他无法从那里总结出模式。我怀疑他是否知道他为何要把那些事实告诉我。他想让我分担他的痛苦。但恼人的是，他止步于痛苦。离开房子时，我想到痛苦是他现实的一部分，仅此而已，得不出任何结果。我不想再被拖入那私密的恐惧了。把伊顿放进那些房间，会显得合适又好笑。但是布朗的神经拒绝喜剧空间。在那房里，他的种族和阶层所有的特质都像是秘密，任何一个朋友都不该直视。

我们的友情终结了。没有收获；也没留下仇恨。但是它的毒素还伴随着我。在学校伴随着我。伊顿说他希望加入日本军：他们强奸的报道非常激动人心。他经常残酷地仔细描述这件事；这不再是一个笑话了。他意识到这点；在谈话中他将强暴外国妇女的愿望升华到旅行的愿望。德尚诺弗说：“去看，还是去被人看？”他描绘出一幅奇异的景象，伊顿戴着布帽和墨镜，带着照相机，穿着白色西装，靠在轮船的扶手边。此时穿着纱笼的亚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停下舞蹈，奔向水边看这奇怪的游客。伊顿将亚洲锁定为游览的大陆；他受到了《吉姆老爷》[15]的震动。他最深刻的愿望是黑人这个种族被消灭。他的中级梦想是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他是一群异国的美丽人民中唯一的黑人，像一种性帝王一般统治着他们。吉姆老爷，伊顿老爷。可怜的伊顿。但是，布朗也很可怜。一个只希望消灭自己的人，怎么可能拥有超越不幸的表达呢？

在我们宽广世界的每一次提醒下，我回到了那间客厅，布朗厌恶的安全之地，他做售货员的姐姐带年轻的男人回家，从警局来，有一分钟左右，在我后来认定的不安之中，他们像卡通人物一样夸张扮演他们的角色：小弟弟布朗，会收到好处和赞美，年轻人谦虚又咄咄逼人，有点可笑，姐姐轻快而果断，在家里受不了胡闹。也许我夸大了。这是我当时的倾向，是我焦虑的一部分，想要把自己放在那些我觉得忧虑的人的情境里。也许，像那些被误导的改革者相信对于富人和穷人，只有金钱才是现实那样，我未能看清。我贬低天真，贬低个性的质量。但我们就是这样通过承担起别人的重担来忘却自我。我担心的仅仅是布朗吗？

我开始在电影院花很多时间。这是我的避难所。平时我去傍晚或者晚上的场次。周六我去一些廉价电影院看下午一点半的场次。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是这些场次被年轻人挤得满满的，像我一样被假日和允许放松的气氛所吸引。当我们大约四点出来时，外面明亮得惊人，既戏剧化又让人愉快，如同从有空调的房间出来受到热浪的冲击。

一个周六下午，我在看一点半的场次。天很热。有些吵闹的中学生，主要是白人和棕色人种，脱下衬衫。开始下雨了。一两群人继续光着上身，但是他们明显更安静。雨滴敲打在波浪状铁皮屋顶上：这声音在热带地区很安慰人，其他地方的人却讨厌。雷声隆隆，盖过雨水的敲打声，淹没了电影配音。厚重的帘子在敞开的出口处翻动，雨水喷溅进来。雨继续下着，伴着大风从屋顶一边吹到另一边。很快电影院地板变得湿漉漉。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电影。我们热带的生活平淡无奇；我们享受戏剧化的时刻。但是当时我想的是我们家的房子和雨水的危害。屏幕上电影在继续，但是出口的帘子被那些想要看雨的人掀起，画面变淡了。电影配音听不清。演员微弱无意义的动作给几个喧闹的人带来了快乐。

我出门站在贴着瓷砖的大厅里，站在宣传板之间，宣传板上展示着下午和晚上的电影海报，在潮气中黏糊糊的。打雷了；闪电发着强光；我们前方公园里的树在风中摇晃，弯下腰又直起身。下水道已经满了，就在我看着的时候，人行道被雨水漫过。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经过，漫无目的。他在水里骑车只是为了好玩。更多的男孩女孩走出来，站在大厅里看。我们喜欢恶劣天气。我又想起我们家的房子，现在更加急迫。在戏剧性之外，我惊恐起来。公园里的一棵树在一系列加速的弯折中呻吟，然后慢慢地倾倒，倒在它的树枝上。这是一棵伟大的树，那种有历史的树。它的叶子碧绿闪着湿润的光泽，浅而旁逸的根须乱蓬蓬地带着泥。

我走进雨中。淹没的人行道与车道无法分辨。雨模糊了我们东边的山丘，模糊了所有近处的轮廓。商店屋檐下站着湿漉漉且若有所思的一群群人。我脑海里放映着灾难的画面。它创造出一幅房子变成一堆瓦砾的景象，房子的残骸陷入泛着涟漪的烂泥，好像那些被冲刷到我们海岸的树干。我的脑海出现了孤零零的潮湿木板，一面因为陈旧的油漆结了一层壳，扭曲的波浪铁板，死亡，和后来发现的小小的私人物品。走在雨中，我辨认出了我有时躺下睡觉时感到的惊惶。

雨变小了。我感到衣服潮湿，口袋里的硬币冰凉。当我回到自家街上时，只发现一片平静。通过某个工程师的技巧，我们城市的这部分虽然在海平面以下，排水却尤其顺畅。这里没有淹水。阴沟里的水在奔流，但是其他一切都矗立着，屋顶、道路和植被让雨水冲刷一新，闪闪发亮。我母亲在缝衣服。对她来说，雨只是周六下午上演的戏剧，是让她在清凉中愉悦地微微颤抖的缘由。我如释重负。至少灾难的不适和嘲弄放过了我们。但是我同样不能控制自己的失望：某人失去了独自一人重新开始的机会。

5

我母亲家族的房子很结实。我每次去过周末的时候都要去检测一番。觉得没人在看时，我在地板上跳来跳去；有时候我平躺在上面来测量它们是否处于水平状态，靠在墙上检查墙是否笔直。这些预防措施让我觉得安全，使得我睡觉时不再恐惧。我不喜欢回到有实际危险的自己家，我不能和任何人说，我渴望有一天不用再迈上这一段旅程。我以为这种荒谬的混乱，这种无家可归感，是来自少年时期和我普遍的不安，只要我一离开伊萨贝拉，症状就会消失。但是某些感情贯穿了时间。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能感到同样的不安。那时在宾馆或者酒馆没有坍塌的恐惧，我当时——现在也一样——把时间都花在了那两个地方，但是我厌恶地感到自己被囚禁，感到潜伏的外在危险，感到一个丰富的世界被毁灭和清空的痛苦。也许是努力写作导致的。我周围的房子正像我在落雪时肯辛顿高街的阁楼上仔细端详过的一张照片里，为了重现我在年轻女孩，尤其是那个在阳光明媚的后花园里穿着毛衣的女孩的甜美中发现的秩序，我曾在想象中尝试进入的房子。那些红砖屋和我们热带街道的房子变得可以互换，我们的房子有波状的铁皮和边锯的房檐，我曾经也希望永远见不到它们。特定的情绪贯通了这几年的时光，联系起不太可能的地点。有时这种联系破坏了空间感，我们只剩下自己：一个年轻人、一个男孩、一个孩子。这个我们继续证明的物质世界，于是像是我们一直很熟悉的私人创造。

然而，这是一座坚实的房子。它还提供了一个远离布朗和德尚诺弗的岛屿的自由。我最初将一切简化的努力失败了，以在两个世界、两套人际关系间来回转换而告终。我外祖父母的房子变了。它成了年轻人，主要是塞西尔朋友的房子，他们是商人家庭的子女，就像塞西尔一样。他们新建立了一个小群体。这个群体让我吃了一惊。我说过我对德尚诺弗家族的背景不感兴趣。其实当时我除了自己家，对任何家庭的背景都不感兴趣。学校之外是我的世界，贝拉贝拉和可口可乐是巅峰。我从未想到，也许有其他像我一样的家庭，有着相同的自恋缘由。他们做衬衫或者建铁路，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我必须承认，看到贝拉贝拉的风采有点褪色，我感到失落。这些年轻人和塞西尔很像。他们没有那么铺张，但是他们有同样的才能来谈论参加过的场合以及他们即将参加的场合。我对他们没有对塞西尔的感情，塞西尔和我血肉相连；而且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员。然而我的姐妹们轻松地适应了。但是虽然我在房子里不再完全地无拘束，至少我发现那里没人讨论过去的伤害，甚至没人讨论过去。这些年轻人属于新世界。他们让后阳台的印度演员的照片显得奇异而古旧；他们让图画显得有古旧的虔诚，那些图上画的是神明、侍女和鲜花遍布的草坪上的秋千，远处勾勒出广角透视下的白色宫殿。

这座房子还有个吸引人的地方。萨利成了我的女伴，那个穿着泡泡纱长袍，跺着脚的萨利。我们是童年时的敌人，由于这层特殊的关系，我们不可避免地在这座被改变的房子里越走越近。我们没有表白。我们就这样走到一起；再没有什么能和那突然的理解、和那种共同的自我违背感相等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安全和纯粹。我无法想象自己和一个来自另一个团体，甚至是来自和我相似的家庭的女孩或女人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是安全感、理解、建立在充分了解基础上的感情，一个身体骨肉和相同骨肉相融合，所有外界的威胁都变得微弱。后来我会得到好色之徒和嫖客的名声。但是在每一段关系中，我都能意识到污点；我会察觉出胜利或羞辱。不再会有这样相互的接受，无需言语或宣言，没有装腔作势或欺骗；没有如此愉悦的肉体，几乎如我自己的一般。我开始将这个我曾经渴望进入的世界看作对我俩的妨碍，不可避免，但是依然痛苦；这像是在变老或者死亡。我感觉我在失去进入世界的勇气。我逃离的渴望变质了，这座岛成了我的过去。我的世界变窄了。同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老人待在这间充满年轻人的房子里。我像是我母亲和她的父母，发现自己在一座变得陌生的房子里等待终点。

我离开了学校。战事依旧，无法远游。我开始工作。每个人都工作了。伊顿实现了格兰特少校有关英语不及格学生的预言，被我们的一家报纸选中。郝加入了《问询报》，成了专题作家。当格兰特少校听到这个消息后，据说他的原话是“他是能证明这条规律的特例”。郝的名字现在开始出现在文笔潇洒的文章上，他的才气仍能让我觉得忌妒，这忌妒很容易就变成了公开的仰慕，是我们向天生才华横溢的人的敬意。布朗在某个美军基地做职员。我听说他在写一本关于奴隶的小说。很多人早就知道了情节：一名奴隶领导了一场叛乱，受到背叛被残酷镇压，他逃向森林，反思，直至自我厌恶，然后自愿回到奴隶生活，死亡。我读到了一个早期章节的复本，我觉得是第二章。奴隶们从非洲来，他们很高兴能再踏上陆地；他们跳舞唱歌；他们求着被尽早买去。场景看起来都像是从远处上演的哑剧。这故事残酷且不愉快；我不想读下去了。我觉得他没有继续写下去。

德尚诺弗在一家银行得到份工作。那些银行的工作！它所激起的憎恨！这些工作合乎情理地为那些对金钱有经验的家庭所保留，这些家庭对钱有可靠的态度，而不是贪婪而模糊的体验。结果这些工作有了白人和特权的光芒。有天伊顿在路上遇见我，艳羡地告诉我德尚诺弗的职责。好像德尚诺弗已经开始称硬币了。对伊顿而言，这种对硬币如批发商般的随意态度，仿佛硬币是一种像面粉、豌豆那样的常用商品，是让人疯狂的奢侈。这就是我们岛的天真程度。我也可以看出，德尚诺弗还是像以往那样经常恶作剧：有意识地通过透露他觉得是秘密的事，引起人们的忌妒。他判断得没错，人们想知道内部消息。这一招在伊顿身上奏效了，他很高兴能知道硬币是需要称量的，又因为自己不能做一点称硬币的事而愤怒。

我无法给伊顿他需要的同情。我没在称硬币。但是我做着一项同等枯燥的工作。我在一个政府部门做代理二等职员，手写各种证书。任何工作的最初几个月都是最漫长的，而且我开始觉得我永远也不会离开这个部门，某些灾难会发生，然后我会被迫一辈子留在那里。发工资的日子尤其痛苦。人人皱着眉头进门，假装心情很差，没人说话。整个早上，下属和上级流露出痛苦神色，集中注意力做他们的工作，那天的工作显得尤其繁重。大约十点，一级职员像个强忍住愤怒的人，带着钱袋子去了财政科。他一小时后回来，一点都没丧失他刽子手的冷酷神情，他坐在自己桌前，将带进来的钱分发进许多信封。没有人看他，每个人都疯狂地干着活。然后他来回走动，递上信封和一张签名的纸。每个人都签了名，没人检查自己的信封。年纪大些的人对待信封最随意，把它们丢进拥挤的桌子的角落或者抽屉，就让它们躺在那里。半个小时后，开始有人去厕所了。信封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视野，里面的内容被查验。午餐后的时光就像在庆祝节日。男人们眼睛发红情绪高涨，发出小小的满意的打嗝声；女孩们在地下室咯咯笑着，互相展示着午餐时间买来的东西，一般是内衣。

这些都是人：我想不出我为什么该幸免。我开始忌妒那些老职员，仅仅因为他们已活了很久。我忌妒他们的平静，忌妒他们发薪日发自内心的快乐，忌妒他们已放弃奋斗。我忌妒他们脸上的年岁，他们刻意培养出的深思熟虑的手势和动作。我现在感到这派头是他们培养出来的：那些人没有看上去那么老。我渴望变老。我害怕自己一人出门。我无法集中注意力阅读任何东西。我只需要萨利提供的黑暗。这是我的一部分病态，我害怕我的病态。但是我希望这种恐惧会最终成为它的保护。每个周末我去那坚实的房子去找萨利。那里有我们害怕的违背感，有我既为她害怕，又意识到不可避免的违背感：我把她从中拯救出来，意识到每周末过去后能够用来救她的时间和纯粹的时刻越来越短。

为了面子，我被迫和塞西尔以及他的朋友去探险，被迫和他们一样成了无法无天的年轻人。他们有时无法无天得过火。塞西尔从来不会停止享受他的钱，也从未丧失用钱来惊吓穷人的欲望。在乡间路上，他会急踩刹车，离某个贫穷年老、用托盘盛着香蕉或者橘子卖的女人仅有几英寸。他会大喊：“滚开！滚回家，你这个丑婆娘！现在就把那破托盘丢下，要不我就拿它在你的头上敲碎。”惊恐的女人准备服从；他会生气地叫她回来，给她十美元或者二十美元，这是他高价购买托盘和橘子的钱，他不要这些东西，却还是拿了。塞西尔依旧表现得仿佛抽烟和喝酒是他发明和专用的恶习。他去找卑贱的黑人妓女。快乐仿佛存在于他自我违背的增加中；他像是在测试自己对不快的容忍度。我越来越不相信他的高涨兴致。但是他把这种兴致讲给他的一些朋友，他特别喜欢讲给一个大约四十岁的黑人，这人是他找的保镖、同伴兼男仆。他叫这个黑人塞西尔。也许这就是他的真名，也许是出于塞西尔的奇怪念头。这个黑人不识字，身无分文，似乎没有家庭。他完全指望塞西尔。我有这样的印象，当他们在公共场合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喜欢扮演非常戏剧化的主人和仆人、黑帮分子和跟班的游戏。我相信他们都觉得自己在演一部电影；他们的行动如此渺小，一定让他们一直觉得挫败。我觉得他们都不正常。

从这些探险中回来，回到萨利身边是件好事。这是一座大房子，但是周末挤满了人。东窗事发是不可避免的。一位客人发现了我俩。我以前见过她，她是某人的母亲或者阿姨，年迈，非常虚弱，戴着的眼镜古怪地放大了她的眼睛。我大脑一片空白：没有羞耻，没有罪恶感，没有焦虑。我痛恨随后的盘问带来的更深入的侵扰。询问得很详细，我觉得毫无意义，让一切都沦为荒谬。但是这次威胁没有下文。客人残弱的视力和身体似乎和她不济的记忆相称。当我们又一次在房子里见面时，她早就忘了我是谁。

那个星期日，家里来了个我以前没见过的年轻人。他叫达力普。他衣着讲究，在一屋子的陌生人中没有显出不安。塞西尔建议我们三个午饭前开车去海边。移动是塞西尔的乐趣之一；我们经常到了一个特定的地方却发现无事可做。我厌倦了驾车旅行。但是塞西尔坚持，达力普也同意。我们在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停下来。塞西尔按响喇叭，他的仆人跑了出来。他看上去在等待；他似乎总是在等塞西尔。他拿着一瓶威士忌和一瓶朗姆酒，和达力普坐在后座。

很快我们到了乡村。我们在狭窄弯曲的路上高速行驶。“他们认识我，他们认识我。”塞西尔说，好像这样能避免事故。他看到我不安很高兴。男仆咧嘴笑着，紧握住安全带。达力普很放松。我们到了一片遍是弯道和山丘的地区。车开在路的正中央，有一次，一辆公交车在转弯处出现，我们来了吓人的急刹车。他们打开酒瓶来庆祝。我和他们一起喝。酒极其讨厌。在飞速行驶的车中，倒酒或喝酒都不方便。朗姆酒和威士忌倾洒出来。车散发出一股朗姆酒的味道。

塞西尔说：“帮我把仪表板上的杂物箱打开一点。”

我照办了。在黄色的布、脏兮兮的光面小册子和便笺中，我看见两把手枪。一把小的，带着象牙的枪托；另一把大的，是纯金属的。我以前从没见过手枪。

“把那个大家伙拿出来。”

我拿出了大手枪。车子逆行冲上山脊。我从未握过一把手枪。我以前以为手枪是全金属的，但是现在我看到枪托有木头的饰面，雕着精细的交叉花纹。我震惊于枪的重量，震惊于金属的颜色，震惊于铸造如此精准，像美人一般无瑕。我的手指抚过手枪的边缘。

“一把鲁格手枪。”塞西尔说，“重吧？”

达力普和黑人在后座上心照不宣地笑着，他们也知道鲁格手枪。

塞西尔盯着前方，一手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在他衬衫的口袋里用优雅的姿势摸索。他的手腕动作灵活，经常这样用手摸出香烟盒。他掏出一颗子弹。他说：“这是和它配的。”

我把鲁格枪放回去。我拿出那把小枪。它古老而光滑。

“不错的小玩意。”塞西尔说，“这是比利时的。女士的左轮手枪。你用手掌就能盖住它。试试看。”

我说：“我更喜欢鲁格枪。”

我把左轮手枪放回去，关上杂物箱。

这是他们觉得好玩的事。香烟、酒精，没有目标地开快车，往惊恐的农民身上扔钱。现在是枪。

这是周日清晨，海滩空无一人。略咸的小溪从椰树林流出，流过倒下的树，流入沙中。天是灰色的。今天不会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脱了衣服。达力普圆滚滚的，很快就会发胖。塞西尔一向都精瘦又强壮。

那个黑人有着举重运动员的体格。我们脱了衣服但是没走进水里。塞西尔开始闲逛，我们和他一起闲逛。我多么了解塞西尔的闲逛啊！正是在这种无所事事中，他制造了美好时光的故事。他踢着沙子，用椰子树枝做着傻事。黑人看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达力普在捡贝壳和海胆。但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是喝酒。很快他们用孩子般的观念讨论起大海。大海。不是我的元素。但是它总是出现在我对岛屿的回忆里。

突然，塞西尔用大脚趾狠狠踢进沙中，从扬起的飞沙中抬头看我。他说：“你之前从来没见过达力普？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看着达力普。他随和的表情变了，脸上带着纯粹的仇恨。

塞西尔用他屏住呼吸嘶叫般的笑声咆哮起来，在他姐姐脸上那么细巧的鼻孔在他脸上微微张开。他手拍着大腿说：“他是你哥哥，你这个傻瓜！”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个达力普是我父亲变成古鲁德瓦后同居的寡妇的儿子，他被带着进了山。我曾希望永远不见到她或者她那个我曾听说过的儿子。但是这样的见面迟早会发生，奇怪的是直到现在才发生。我们是个小团体，我们的上层阶级交错地联姻，已经是近亲结婚。无处隐藏，没有秘密。但是现在，看着柔弱而苍白的达力普，我又有了那种被迫吃生肉、喝脏油的感觉。那种污秽感抹除了羞耻。

达力普说：“古鲁的儿子，嗯？”

黑人笑了。

塞西尔靠着一棵褪色的树干，这棵树曾在其他岛屿或者大陆上倒下，然后被冲刷上这里的海岸，陷进沙中。他抿紧嘴角，狠狠地看着我。我明白了。他手放在腰际，握着一瓶可口可乐。他左手腕上的手表装饰着他赤裸的身体。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停伫在一个词上。我想到了鲁格枪和那枚子弹，比利时女士左轮手枪。这是在清早。我想到一个词：处决。这种事曾发生过。我们是一个小团体，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不认同这孤岛的法律。我们的准则仍然私密而完整。那次处决发生在周日早晨炎热的沙滩上。一次家庭纷争。这种事可以被掩盖：这件事以前有人做过。一个人消失了；一具被损毁的尸体沉在海底，渔民的渔网捞不到。但是我不能相信这个。要是表现得好像这真的会发生就蠢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宣布过。我要了杯酒喝。他们给了我朗姆酒。我更喜欢威士忌。但是我喝下了朗姆酒。味道呛人，让人作呕。我惊恐地发现，我是被动的。我像被猫催眠的老鼠或者蜥蜴。我容忍了。我准备好了做别人期待我做的事。

正如我想的一样，嘲弄开始了。达力普喝得脸红，他的脸肿了，眼皮沉重。他把一些沙子抛在我脚上说：“伟大领袖的儿子。好吧，让我来告诉你。我不觉得他是什么该死的领袖，你听好了。他是个卑劣的人。骗子。流浪汉。他们该一直把他关起来。”

这番嘲弄很奇怪。他说的话让我觉得乏味。但是我回应他了，因为我知道他在嘲弄。

塞西尔靠着树干，银色的表带在他裸露的手臂上很显眼，他屏着呼吸似的咧嘴笑。他的仆人和他一起笑。

我开始说话了：“你以为你是——”然后我放弃了，想出一句话再说完的疲惫打败了我。

“我告诉你一件事。”达力普说，“你爹欠我三十块。三十块。”

什么时候？我面对着处决，面对我自己的无助和容忍。什么时候的事？我试图想象我父亲创造的另一番生活，重新发掘自己，发掘那些传教士的妻子所看到的天赋：那一番生活，带着它自己熟悉的纽带，太熟悉了，因此可能伴有金钱的需要。他是虚弱地哀求？或者出于先知的力量，轻蔑人类觉得珍贵的东西？

“三十块。”

泪水涌上我的眼眶。突然间我承担了我父亲的痛苦。这是要偿还的债，而且要立即偿还，在未来自行发生之前。三十块。这么一笔钱！但是他曾经需要过、曾经索要过这些钱。可怜的古鲁德瓦！这泪水也是我自己羞辱的泪水。虽然我非常想偿还这笔债，洗刷这羞辱，但我没带这么多钱。但是我好像有这笔钱似的跑向车子。我从裤子口袋里拿出纸币。差不多十二块。在车里，弓腰趴在敞开的门后的座位上，我想着：鲁格枪。但是我没有子弹。我记得：子弹在塞西尔衬衫里。但是我不愿意碰那件衬衫。我能知道怎么上子弹吗？也许这词语和恐怖只存在于我自己的脑海。这是个荒唐的情况。荒谬没有让我轻松。我需要大笑着走向死亡，直到最后我都要假装没人脑海里想着死亡。我把鲁格枪丢在杂物箱。我带着纸币跑回去，交给达力普。

他说：“这不够三十块。”

“我以后把剩下的给你。”

“我只要我的三十块。”

我把钱扔在他脚下。当它们落在干燥的沙子上时，我想，当然，等一切结束后它们不会还在那儿的。

他打了我。我打了他，虽然我希望不要有打斗。而且他醉了。塞西尔和他的男仆并肩靠着树桩，大笑着。达力普扑了过来。他身体沉重，不受控制。他没扑到我，脚下踉跄了一下。他捡起一块扭曲而光滑的浮木，试图用它打我。这块木头对他来说太重了。木头从他手中直直落下来，我得以逃脱。塞西尔向我扔了些沙子。他的男仆也这样做。他们走得更近了。

塞西尔说：“那把鲁格枪。子弹在我衬衫里。”

说实话，我没想到他还把子弹留在衬衫里。黑人轻松地跑向车，他有很多时间。我停止打斗。我任由塞西尔和达力普打我。他们把我扑倒在地，对我拳打脚踢。即使在那时我仍不能确定他们的目的。

“三十块。你爹欠我三十块。”达力普一次次重复这句话。

我只想着：大海，沙滩，绿色的波浪，拍击海岸的浪花，古老而奇妙的帆船，清晨的音乐。这些不是我的元素，而我将在这里终结。我产生了我们三个遭遇海难的幻觉，我们迷失了，怪异而堕落，我们是自己种族在岛上最后的幸存者，迷失在倾倒的树和沙子间，无人走过的沙滩如此细腻平滑。

“一辆车。”塞西尔的仆人说。

我听到车轮碾过椰子壳和沙子的声音。一扇车门砰地关上。传来说话的声音。

塞西尔笑着大声说：“但是这个人躺在沙子上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在堤岸上，仅仅比椰子树下略咸的溪水高几英尺，我看到一家白人。我站起身。达力普也站起身。他没有像塞西尔和黑人那样笑。他还生着气，还抱怨着他的三十块。他还想打架。他醉得厉害。塞西尔和他的男仆不停地笑着，表演给新来的几个人看。我被迫和达力普扭打起来。新来的人看着。

“游泳！”塞西尔说。

黑人跑向水边。塞西尔像体育比赛一样追着他。我推开达力普跟着他们。他摔倒在原地不动。那家人在海滩上散步，有些穿着普通的衣服，有些穿着泳衣。达力普过了一会儿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车边。他打开车门，然后好像倒在了车后座上一堆衣服和毛巾上。我终于游出了浅滩。海水瞬间向我袭来，这巨浪——沙滩上褪色的白板上用红字写着“危险”——每一个浪头都让我觉得离自己更近。如山里人说的，这是从远方的归来。前几刻的情绪从何而来？海洋和沙滩。噢，永远不再有了。

后来我们发现达力普睡着了，全身赤裸。他曾试着穿衣服，结果仅仅把游泳裤脱了下来。他还试图喝更多酒。朗姆酒瓶在一边打开，几乎空了。朗姆酒浸透了我们的衣服，给衣服染上酒味。他显然还试着走回家。我们跟着他的足迹从椰子树下干热的沙滩来到路上。柏油路凹凸不平，带着车辙的痕迹，坑坑洼洼，坑的底部是绿色的，水积在里面。大约在路上五十英尺远的地方，他倒下了。柔软苍白的肌肉，天真而受过虐待的脸，生殖器可笑而松弛。我们把他抬回车，给他盖了些衣服。

我们飞速地开回去。车里潮乎乎的，还有很多沙子，散发着朗姆酒的味道。我们把达力普送到他家。这是一栋大而蠢的两层混凝土楼，粉刷得非常鲜艳。我能看到楼上阳台挂着印度教神明的画像和圣雄甘地的照片。当我们回到家里，他们都还在读报纸。还没有吃午饭。仍是早晨；这次探险很短暂。塞西尔只说了达力普烂醉的事，其他的只字未提。

我脑中还留着疑惑。现在仍有些疑惑。第二天达力普打电话道歉，他的声音柔软而迷人。我告诉他不要担心。但是我小心地避免见到他。我们多年后再次见面，是在我们都出国归来之后。那时这件事已经终结；尘埃落定，三十块的事情解决了。

我再也没有回到过塞西尔家里。我再也没见过萨利。他们几个月后把她送到了美国一所女校。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到伊萨贝拉。她就这样走进广大世界的污染中，被世界吸收。我也可以自由地这样做。我和我们被发现时一样不知所措。我去办公室上班，写我的证书，我感到的忧伤陷入了已经陪伴我一段时间的空虚。没有消散。

然而我听到了更多有关鲁格枪的事。

塞西尔的父亲在乡下买了一家电影院。这是他买的最后一样东西。从他的角度，这不太算是一笔投资。我相信在他心底有着反常的苦行主义，世人眼中轻松的乐事，对他来说是生意。在他事业的尾声，源自彻底的安全感，他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用漏斗灌瓶子”。我也相信这是他特殊的虔诚的最后一个行动：电影院主要放映印度电影。

电影院成了塞西尔的玩具。这是可口可乐的重演：无限制地进入别人要付钱的充满乐趣的场所。这是另一个可以开车去的地方。他和男仆在电影院进进出出，骚扰经理；在村里被认出是拥有电影院的人，让他很快乐。有天晚上他醉醺醺地到电影院去，电影正在放映中，他命令经理打开灯光。大厅里传来喊叫。他走进去，手里握着鲁格枪，身后跟着男仆，他们爬上舞台，在投影仪灯光下，在屏幕上投下巨大的阴影。他一枪射到地上，一枪射到天花板。“滚出去！拿回你们的钱，然后滚出去！”有些人在经理的办公室前排队，但是多数人回家了。灯光再次昏暗下来。塞西尔坐在里面，脚放在前排座位上，枪放在腿上，看着电影，和他听不懂印度电影的男仆一起。

我从姐妹们那里听到这个故事。她们还住在那栋房子里。她们继续与和她们订婚的年轻人见面。对她们来说，塞西尔现在只是她们浪漫气氛的一部分，这只是另一个塞西尔的故事，就像是他小时候出名的百事可乐野餐事件。

我依旧不确定那个周日早晨在沙滩发生的事。但是它的启示、它揭示的意外让我突然对父亲产生强烈的同情。可怜的古鲁德瓦！在沙滩上，我觉得自己和他的力量、疯狂和耻辱相连。三十块钱。以后我能付一万倍。但是我记得。

6

战争刚结束，塞西尔的父亲去世了。他对塞西尔的失望表现在他的遗嘱里，他的财产分配出乎意料地分散。他给我母亲留下不少钱，足够让她说自己过得不错。他也给我和姐妹们留下相当数目的财产。此外他给我留下一些没有价值的土地，我想卖却卖不掉。即便塞西尔很气恼，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的外祖父曾经说塞西尔是生来散钱的主儿，他开始说的时候很是骄傲，后来就听天由命了。他是对的。两年内，塞西尔把贝拉贝拉拖垮了，公司丧失了可口可乐的加工许可。然而即使在那时，据我所知，他也没有失去一点活力。他戏剧化地渲染他的衰败，只将自己看成命运的受害者，高兴地讲他视作巅峰的儿时回忆。

我离开伊萨贝拉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周一早晨，在主街上。他从一间酒吧跑出来请我和他喝啤酒。他的友好那么纯粹而急迫，让他变得很迷人，于是我同意了，虽然当时还没到十一点。他穿着一件白得耀眼的衬衫，打着领带。这不寻常。他说他要去银行。“我需要点小钱。”他大声说。他左手握着半空的酒杯快到杯底的位置，重重地敲在吧台上。“我要去管他们要二十五万。小子，二十五万。”他咕哝道。我不相信他，我觉得他只是想让酒保印象深刻。但是我为贝拉贝拉担忧。他说要为他的父亲在家弄个宗教仪式。他想让我去。我说我会去。但是我不打算去，他也知道。那房子，如今是他的，不再是我逃避的地方：没有了可口可乐的光彩，或者平坦地板的安全感。

你可能会觉得我无礼。但你同时想想，也许会觉得我幸运，在那个变革的时代，我不再需要这些支柱。我终于要离开了。我给世界各地的学校写申请信，然后被伦敦的学校录取。很多其他人，各种人，也要离开。现在我发现，那种雄心不只是我独有的。战争让世界离我们更近：列日的交通堵塞，劳伦琴的白色山坡，由法语读本里布罗克的插画激发出的想象填满的风景。更多的奖学金可以申请了。布朗得到一份。他要去伦敦，学语言。他家里很失望，他们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我没再听说他的小说。伊顿申请了奖学金，想到加拿大学新闻，让我们惊恐的是，他差点得到了。申请失败没有让他太苦恼；他高兴地安下心来写研究轮船和旅客行动的文章。郝什么都没申请；一种倦怠占据了他；我们还听说他恋爱了。

我曾经不时地和德尚诺弗见面。他还在银行，依旧作画。他近期没有旅行的安排。他说他还没准备好去魁北克或者巴黎。我觉得他很享受他在伊萨贝拉“激进”的名声。他在我们的艺术协会大出风头，他在绿天空下画只红驴子，或者在红天空下画只绿驴子。常有信件寄到报社支持或者批判，引用各种有名的名字；最后尚成了个人物。他继续把我当成“严肃”的人，我们会进行智者般的谈话。我相信我们都享受这种感觉：我们在破败的殖民地城市游荡，讨论着艺术和思想。他对宗教产生了兴趣，把我当成专家。我不觉得这个理由让我开心：这像是对我父亲奇怪的敬意。但是我假装用他需要的权威口气说话。这些谈话让人紧张；每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点高兴。

我离开前约一个月，午饭时我们偶然在一家咖啡馆遇见，交换了一两个想法。然后他说：“我希望你走之前能来我家。”

我因为尴尬而痛苦。他说话的态度仿佛在暗示去他家的邀请是岛上的人都求之不得的。他说话的样子好像知道他将受到冷遇，因为一旦受压迫和无权利的人发现自己被讨好时，没有比他们更愿意冷落对方的。然而，他说话的态度又像是要求对方把这两种想法放到一旁。他把邀请当作他和解的提议，当作对我们僵硬的知识分子友情的正式批准。

我不想去他家。我们只有在中立的场所才能轻松地见面。但是我不想表现得怠慢。我拖延着时间。

我问：“葡萄藤怎么样了？”

“出了一件怪事。它被蚂蚁袭击了。”

邀请悬而未决。

我说：“什么时候合适？”

我们定了一个下午。

我已经放弃了这座岛。但是一家人，尤其是在家的时候，能强加自己的想法；我在德尚诺弗家时，发现自己正是对这样的想法做出反应。德尚诺弗的父母和小妹妹温迪在家。他的父亲健壮黝黑，母亲瘦削苍白，没有臀部可言，一张尖脸十分憔悴。温迪和她母亲一样瘦，但是丑得更引人注目。她正在喜欢蹭来蹭去、咬人和人来疯的阶段。她从我身上和椅子上爬过，在另一把椅子上倒立，一直渴求着注意。我听说把她送进学校有困难。

德尚诺弗太太说：“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虽然这里的人不这么想。我在纽约的时候把她带去看了精神病医生。”

我表现出兴趣。我半信半疑，觉得精神病医生只存在于卡通里。

“他说她超出常人。智商非常高。”

温迪在房间的另一头，在一把安乐椅上倒立。

“他还不像是知道我们是谁或者类似的事情。”

墙上挂着家庭成员的照片，有一位我觉得是伟大的德尚诺弗，一八七七年弱势群体的领袖。还有一幅大油画，一个女人穿着十九世纪初期的服饰。这幅画崭新且耀眼，我觉得画得丑极了。还有组图，法国乡村照片，一两座法国城堡，六张镶在旧镜框中的伊萨贝拉风景的旧画：人们从波涛汹涌的海滩登上陆地，被赤裸的黑人背到岸边，森林植被，瀑布，黑人戴着稻草帽、穿着及膝的条纹短裤，滚着朗姆酒桶。一面墙上还有我不敢看的照片：赛马，塔曼歌无疑也在其中。

“我听说你要去英国。”德尚诺弗太太说，“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她一直淡化她的口音，现在她说话听上去像是个当地普通女人。我以为她想评论雨或者寒冷天气。但是她做着鬼脸说：“白妞。”

她丈夫扬起一只手，表示带着容忍的责备。

我大感窘迫。这是街头的黑人用来形容白人的词。对我来说这含义和发音一样下流。我不知道是我此前一直误解了这个词，还是德尚诺弗太太装作粗俗，没有充分了解这个词的意思。按照街上的理解，她自己就是白妞，非常地白妞。我想到她也许想努力表现得亲民：她用这样的话向那些她看来是热衷政治和民族主义的人声明，她和别人一样属于这个岛，也许比别人更有资格。她下一句话证实了这点。

“当然，可能也因为我是法国人。但是我不觉得任何来自伊萨贝拉的人能和那些人相处。我们与他们不同。孩子，这个地方是天堂。你自己会发现的。”

德尚诺弗先生问我：“你喜欢音乐吗？”

我发出点声音，让这个话题继续。

他从椅子上起身，走向书柜。温迪爬在他的腿上，阻碍他向前走。他打开玻璃门，从架子上拿出两张硬纸片。

“这是几张市政厅音乐会的票。我们不去。小尚不喜欢音乐，我觉得不该浪费它们。我们也不是每天都能得到这样的东西。”

“罗杰经常能得到这样的东西。”德尚诺弗夫人说。

“拿着吧。”她丈夫坚持。

“要不没人用它们了。”她说。

好吧，我接过了票。

德尚诺弗夫人问我打算在伦敦做什么。我告诉她学校的事。但是她对小事情更感兴趣。比如说，她想知道我打算怎么度过周末。我不知道她期待听到什么。她催促我回答。但是我不会用幻想来背叛自己。

她说：“我想你会带着一个白妞新娘回来。”

她丈夫说：“你为什么非要安排所有人的生活？”

“孩子，让我告诉你。听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给你的建议。别带个白妞回来。”

说完这话她离开了房间。

德尚诺弗先生说：“你回来以后打算做什么？你打算在那里做的事，在这里没什么前景。”

但是我还想着德尚诺弗太太。她有点太咄咄逼人。我想：天啊，她咄咄逼人，是因为我对她来说是已经出国的人，不再受到这座岛的规则约束。

尚说：“到底是谁在安排每个人的生活？你为什么觉得每个人都那么想回来？”

他父亲说：“哦，是啊，我们都想离开。但是你在哪里出生是件有意思的事。我曾祖父，甚至我的祖父，总是讨论搬回去定居。他们回去了。但是他们又回来了。你知道，你出生在一个地方，你在那儿长大。你熟悉那里的树和植物。你永远不会再像熟悉它们那样熟悉其他的树。比如说，你看着番石榴树长大。你知道它棕绿的树皮像旧漆一样剥落。你试过爬树。你知道它爬过几次以后，树皮会变光滑，你抓不住。你脚底下觉得痒痒的。不需要有人教你什么是番石榴。你到别处去了。你问：‘那是什么树？’有人告诉你：‘榆树。’你看到另一棵树。有人告诉你：‘那是一棵橡树。’好，你认得它们了。但是这不一样。你等着风铃木在一年的某个星期开花，你都不知道自己在等。好吧，你走了。但是你会回来。孩子，你生在哪里就是哪里。这块岛是天堂，你会发现的。”

我感到他想把我拖回他的世界，他带着安全感行走的世界。我说：“我不会回来的。”

他没有生气。“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你们是从东方之类的地方来的，古老文明之类的，你们是目光长远的类型。你们太容易就放弃了。我们的非洲兄弟正相反。目光短浅。不能朝前看，也没有东西来回顾。所以我遗憾地说，我看不到我们的非洲朋友有什么前途。很多声喧哗之类的，但是短视。我告诉你。你知道南美丛林的人，当他们杀了什么动物，比如一只鹿之类的，他们就坐下来把那玩意吃得精光，好家伙。他们什么也不留给明天，你知道。”当他用起了流行的口音时，轻轻笑了一声。

我说：“你指的是丛林里的黑人？”

“印第安人。”他又笑了起来，“美洲印第安人，你知道。但是同样是短视的一类。”

这显然是他最喜欢的理论。他举的例子，这场南美鹿宴，让人感到它原本是一个事实，在反复讲述中被打磨成了传说。依照他特有的方式，他是个种族专家。他知识面广，有些地方和我重叠，而我曾觉得那些知识是我个人的，且足够深奥。他提到的书透露出他痴迷于种族理论。他反对简单的种族分类，觉得那样太粗糙。他把民族分成目光短浅的，像非洲人，还保持着自然的状态；目光长远的，像印度人和中国人，痴迷于有关永恒的念头；以及居中的，像他自己。居中者是实干的，是幸存者。

“没有伟大的哲学之类，但是我们活下来了。老天，多少次革命？”他假装数起来，“法国大革命，一次。然后发生什么了？我们来到世界的这个部分，到圣多明各。然后那里又有了革命。咱们别讨论海地。人们总在说光辉的十年革命之类的，但是从来不提之后的一百三四十年。咱们不讨论海地。反正，然后我们来这里了。轰隆一声[16]！我们到了不久，我们的英国友人就来占领了。看看结果。听我用难听的伊萨贝拉口音讲英语。尚几乎都不会讲法语。”

确实如此。尚的法语不堪入耳。

“但是我们还在这里。那位女士——”他指着那幅耀眼而糟糕的油画，“是这个孩子的一位祖先。”

“不是你的祖先。”尚说。这似乎是一个家庭笑话。

“她出生在圣多明各。最早跟着老杜桑[17]也不差。然后当然我们都来了这里。她还是个孩子。快十五岁的时候，她去了巴黎。受教育，认识人。你知道的。她非常漂亮，你能看出来。她也有点野性。我觉得你也能看出来。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追之类的。她曾经住在一个叫克莱门泰·库利亚尔的女人家。”

我不知道那个名字。

“她的丈夫是个将军，是个伯爵。我觉得是拿破仑家族的。有个人在房里进进出出。丑陋的小个子，话多。也不太有钱。他大概四十岁，写了一大堆没人读的垃圾。传记和游记之类的。胖胖的小子。然后你知道不？她——”他指着画像，“爱上了他。他叫亨利·贝尔[18]。”

我吃了一惊。

德尚诺弗先生抬起手，为我的知识喝彩，但是请求我允许他继续讲。“她回到伊萨贝拉时，带回一摞亨利·贝尔写的信。当然什么也没发生。贝尔那小子的问题是，他做爱的本事不如谈情说爱的本事大。有一天，我想是一八三一年，还没到废奴之类的时候，她收到一本巴黎寄来的书。书名叫《红与黑》。扉页上写着书页的号码。她翻到那页，看到两小段被标了出来。她读了这几段后，撕了亨利·贝尔所有的信，然后毁了那本书。”

我们在六年级学过《红与黑》。我不喜欢这本书。我觉得它的语言粗糙，并且故事简单不真实，更像个童话而不是个真实人物的故事。我把这些对德尚诺弗先生说了。

“好吧，在我们这里看来一定是这样。我们没有像侯爵那样的人，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社会。我们也理解不了像于连或者德拉莫尔侯爵那样的人。但是，他们还是告诉我这是一本好书。”

“我知道。我们要写关于它的作文。司汤达标出来的是哪几段？”

“哪几段。看来你很了解那本书？你记得于连晚上爬到玛蒂尔德·德拉莫尔小姐的房间吗？”他走到书柜前，拿出一本书，轻易地翻到他要找的地方，“于连才把梯子和绳子丢到花圃上。你记得吗？”

“这就是那种我不欣赏的童话般的情节。”

“是的，是的。”他开始用法语从书里读，“‘那我怎么走？’于连用愉快的声音说，带着克里奥尔口音。”德尚诺弗先生口音浓重得正合适，“突然，你看，那个贝尔小子丢进一个克里奥尔式的法语。完全没有缘由。这是他故事里的一个重要时刻，他却去做了件这样的事。你记着，他在括号里写：（屋里有个女人出生在圣多明各。）你，你从这扇门出去，玛蒂尔德说，对自己有这个想法感到很高兴。完全没有缘由。那一点克里奥尔法语。就是一个私人的笑话。笑话就是他在克莱门泰·库利亚尔家，和那位你看到的画里的女人说过完全一样的话。”

我被深深打动了。我觉得德尚诺弗先生的故事把过去拉近了。相信我们的岛和这个伟大世界存在联系，是有可能的。我自己的梦想变得荒谬。外面世界被剥除了传奇的特质，简化成了可理解的事情。伟大的人物被拉近了。一位公认的伟大作家成了一个简单的男人，身材肥胖，爱讽刺挖苦的中年人。这种接近令人振奋，没有遭到贬低。

“一辈子。在书里只剩下这么点东西。小说里的一小段旁白，一句在括号里的话。一点点爱意，一点点嘲弄。‘屋里的女人’。不真实，也不美。你觉得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觉得我不想留下这么多。这种不朽是件好笑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得到它。有多少读过这本书的人会停下来想想我刚才告诉你的，你觉得呢？她撕碎了所有信。你觉得她该不该感到被冒犯了？”

显然，又是一个熟练的话题。就像对待第一个话题一样，我没有参与。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尚陪我走了一段。我问他有关他祖先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他说：“要不是真的，我父亲会自杀的。我敢说《红与黑》是他唯一读过的小说。”

这是我们在伊萨贝拉又一天的尾声，太阳已落山，风很凉爽，染成红色的云朵在西方的天边熊熊燃烧，在这转瞬即逝的壮丽的映衬下，高大的棕榈和枝叶繁茂的雨树显得黑漆漆，但是带着一丝更深更暖的色调。司汤达，那位祖先，圣多明各的克里奥尔法语萦绕在我脑海，我看着面前的景色，仿佛我已经离开它了，它出现在记忆中，在一本书里。

“那位女士的画像，很有历史吧？”

“不用对我这么客气。是一个佛罗里达或者明尼苏达之类地方的人画的。他根据照片给人画像，我父亲寄给他一幅素描之类的东西。还有一幅，如果你想知道，在我父母的卧室。我让他们挂在那儿的。画在一个盘子上，还上了釉。”

我得到的不仅是司汤达和那位女士的故事。我还得到了这次会面结束时发生的荒谬情形的回忆。老德尚诺弗真的没有看到我要握手吗？我尝试了两次，然后当他真的把手伸给我时，却只伸出两根手指。这无意义的侮辱让我吃了一惊。好像当我走在人行道上，一个素不相识、未曾注意的人突然袭击了我，然后继续走一样。这么隐秘！这么让人记忆深刻！我往回走，经过布朗说过的可怕的人造景观时，我想着尚的话：你不必在乎他们代表什么或者他们是谁，他们没有能给你的东西。你要走了，你已经走了：母亲看出了这一点。认出了敌人，你为什么不迅速杀死他？

我们总是低估或者高估我们的力量。我们拒绝伤害别人，因此浪费了我们的手牌。我们为未来制造问题。《红与黑》。上学时，我们的注意力被司汤达让于连在书的开头错把教堂地板上的水当成血的这份机智吸引。我曾经觉得这个设计很粗糙。但是如今，满怀着与司汤达的亲近感，我看着红色天空，看到了血。我还是高兴自己离开了。不要摒除情节剧和艺术风格：它们都是人性的需要。它们多么容易把那些我们身处其中、习以为常的风景变成战场的景象啊。

我离开前必须要去一个地方一趟，去拜访我父亲。战争结束几个月后，他被释放了。有几天，报纸对这件事很有兴趣。感兴趣的还有几个由皇家调查委员会中诞生的新派政客，他们是商人和承包商，觉得政治是他们私人业务的延伸，有望从中获得回报。这些人觉得我父亲的赞同还是颇为重要。但是父亲没有回应，这些人就走开了。父亲没有回到东部山丘的营地。他在西南选了一块林子，靠着海边。也是在公有土地上。我高兴地发现，政府没有骚扰他。

我去的时候口袋里装着钱。我有债要还。他的营地在路边一块空地上。这是一块难看的空地，使森林减色不少。他，或者是还追随着他的弟子，把树桩间的地面弄成了泥浆，铺上木板和椰子树干做成通道。这片空地没有一直开辟到海边。一层薄薄的树林掩住了海，仿佛那是受污染的风景。在空地的一头是他的小屋，泥巴墙，用棕榈树叶搭起屋顶。土丘上的一个树桩上，有个东西看上去像这个小屋的玩具模型。土丘被刨清了野草和植物，糊了一层灰泥。这个玩具小屋明显是某种神龛。这种孩子气完全不符合我对古鲁德瓦的期待。暴徒的领袖也比这个颓废的人强，他胡子拉碴，穿着黄袍，没看见我，在他的神龛里摆弄着小东西，石头、贝壳、叶子、根须，还有他的椰子。椰子看上去尤其重要。他以前发明过那么多东西。他的发明都充满才气。难道这种天赋现在被收走了？

我去了那个大些的屋棚。身着白衣的女人和我打招呼。她认出了我，我知道她是谁。只有我觉得尴尬。我说：“我要彻底离开这座岛了。我走之前来看他。”她用印地语对我说：“你来是为了参见他吗？”她用了一个带着强烈宗教含义的词“参见”[19]。我不想说谎。我一言不发，屈从着，仿佛在德尚诺弗家那样，屈从于她对自己的想法，屈从于她对自己的职责和这片土地的神圣印象。她超越了在性关系上的羞辱：这是我曾害怕会感到的羞辱。她说：“今天是他静默的日子。他放弃了尘世。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苦行僧人[20]。”

苦行僧人、黄袍、林间！在这座被暗绿的海环绕的岛上，林间无休止地吟唱着雅利安的圣歌。今天是他静默的日子。他从神龛回到屋棚，向我打了个招呼，一开始没有认出我。但是接着他用双臂搂住我。我记得他以前双臂拥抱我的样子，那天我坐在自行车前架子上，他载着我。他温和而沉默。他进了屋棚的里屋。我对他存留的同情是为了他的灵感。古鲁德瓦，马祭：这些是灵光一闪的时刻，郁积已久的承诺在几个星期内就变为现实。

但是我来也是为了还债。不可能真正偿还得了，但是姿态是不可缺的。我对那个女人说：“我想把这个留给古鲁德瓦。”我递给她一沓准备好的一百块钞票。然后我给了她三张十块的钞票。“我父亲从你的儿子达力普那里借的。”她身着白衣，是象征纯净的颜色。她接过钱，没有露出一丝惊奇之色。

后来我在海滩上散步。这里的海滩蛮荒而凌乱。海水不时泛起泥泞的黄色泡沫。海滩上散落着从汹涌的南美河流漂来的浮木和残骸，洪水泛滥时，那些河流里变色的淡水能一直向北涌上这里的海岸。沙子是黑色的，藏着很多卵石，还很硌脚。又是一个多云的日子，云彩像海水和沙滩一样肮脏而粗糙不齐。我走着。公有土地的树丛到了尽头，眼前是破败庄园里乱蓬蓬的椰子林，树干上有橘红色的斑点；后面是劳工住的白色木头屋，旧铁皮屋顶盐水的锈迹沿着涂成白色的墙一道道流下。海滩上有辆车。浅滩上，一群人挤作一团，仿佛是在广阔的天空、海洋和沙滩中间，聚在一起寻求庇护。这是一个白人家庭，看上去只有女人和女孩。一个男人，明显是一起的，站在海滩上。一个受女人拖累的男人。我们朝对方走去。

他用讲笑话的口吻说：“你去古鲁德瓦的营地了？”

“我刚去看他。我是他儿子。”

“噢，德尚诺弗说你去拜访他了。”

“他儿子请我去喝茶。”

他不出四十岁，但是带着一副很早就找到自己在生活中位置的男人的疲倦表情，他已能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光辉岁月。

“你觉得老德怎么样？”他问。

“他还行。”

“他和你说他的祖先了？”

“说了。”

“可怜的德尚诺弗。”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德尚诺弗可怜。”

“他挺可悲，真的。他有着那股子法国人的毛病。”

“我知道。”

“不过当然了，你也知道，尼日尔河是塞纳河的支流。”

这句话完整地说了出来：这句话以前有人说过。我如鲠在喉。我渴望新鲜空气。我希望生活在怀着更深广的恐惧的人们之间。

“德尚诺弗告诉我你要出国深造。”他用了报纸上的词。他稀疏的头发潮湿卷曲地贴在蜡黄的额前，眼镜后是深深凹下的眼睛。“你知道，这是件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我所有出国的朋友回来后都说他们过得精彩极了，但我留意到，他们都回来了。我告诉你孩子，这地方是个天堂。”又是这句话。“我想你会和其他人一样带个白妞回来的。”又是这个词。

他把手抬到额头，推回松散的头发。我端详他的血管。它们像河流的地图。白妞：我已经学会说这个词了。尼日尔河是塞纳河的支流，天堂。新鲜的空气！逃离！到更大的恐惧、更高大的人、更广大的土地中间，到大陆去，那里有五英里高的山峰，河流宽广得看不到对岸，踏上需要两日一夜的旅途。再见了，这环绕着岛屿的污浊的大海！

我在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朋友们为我安排了顿晚餐。我受宠若惊。在跌跌撞撞地摸索人际关系之后，发现有希望为我践行的朋友是件暖心的事。太暖心，太让人不安。郝开车来接我去餐厅的时候，我找了些借口。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反悔。毫无疑问这是孩子气的冲动：对大场合的恐惧，对温暖和友谊的恐惧，中毒般地体会到不胜任感，想一个人体会突然而莫名的刺痛。我不明白。他离开了，去把我的借口转达给其他人，我一时觉得羞耻而后悔。第二天早晨，他带来了他们打算送给我的书。上面写着他们变得时髦的签名。《乡间游园会：华托[21]和弗拉戈纳尔[22]的绘画》。我觉得书是德尚诺弗选的。

直到离开的航程中，我才发现了书页里夹着一张窄窄的纸条，纸上是一条打字机打出来的信息，没有署名：终有一天我们会相遇，而终有一天……我怀疑是郝，因为打字和这种纸张是报纸办公室用的。这像是我父亲安排的最后一次家庭午餐。在这安排好的场合，在这正式的离愁别绪里，毕竟还有一些内容。我在海上明白过来，这张以省略号结尾的信息，告诉我有关海难的想法都是假的，告诉我这违背我的意愿，告诉我我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过去，那种快乐或不快乐的规律多少是人为决定的。

我们一刻不停、日复一日地航行——我始终有些怀疑我们夜间也在前进——驶过无际的海洋。我在这航程中想着哥伦布。风把浪尖吹成折射着彩虹的水雾。阳光愈加苍白黯淡；彩虹消失了。我觉得，随着我逐渐与它分离，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被发现，越来越不真实。不再有愚蠢的恐惧：我永远不再回来。

看我，在仅仅四个月之后，站在肯辛顿高街所谓私人旅店的阁楼里，手里握着一张女孩的照片，祈祷着一点点不朽，以预防已经降临在我身上的更大规模的混乱无序，预防这场更大的海难。

7

我当时希望像离开那样完整地回去。但是尽管重新开始不太可能，尽管世界仍在我们的自我构造中继续，离开终究是离开。它会破碎，每次骨头都需要重接。我在伦敦，等待康复，等待着我的幸运星桑德拉时，听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这消息来自我姐姐一封用词谨慎的信。我去好久不去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阅览室，读我们当地的报纸。伦敦报纸上连一个段落都没写的事情，在《问询报》上是头条，配着我见过一次的营地的照片，它如今看起来很陌生，奇怪地暴露在官员和警察之间。我父亲被射杀，还有个女人也是。武器是一把鲁格枪。这条新闻需要回应。需要伤感和对伤感的反驳。我在街上游荡。后来我找了一个妓女。我满腹的话要说。但是我把话留到了最后。她报以浅薄的妓女式的反应，带着同情和斥责，这就是我所能要求的全部。不久，在单调的夜晚，我伏在桑德拉的胸前哭泣。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已准备好了离开。我们从埃文茅斯启程。虽是八月，风却很凉。海鸥在海港的垃圾中像软木塞那样弹出来。我们向南，航行了十三天。

[1]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砍下了女妖美杜莎的头颅。

[2]印度的战士民族，自称属于古印度武士种姓刹帝利。

[3]创作于1940年的抒情歌曲，在拉丁美洲家喻户晓。

[4]原文为西班牙语。

[5]对印度教中精神导师的称呼。

[6]原文为拉丁文：ab urbe condita。

[7]男孩“伊顿”的名字和圣经故事中的“伊甸园”是同一个英文词。

[8]梵语意为“雅利安人的居所”，在梵语文学中，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孟加拉部分地区的总称。

[9]比利时东部城市。

[10]威廉·布莱（1754－1817），英国海军将领，18世纪90年代将面包果树从塔希提岛运至西印度群岛，广泛种植，作为奴隶的口粮。

[11]埃塞尔伯特这个名字来自一位肯特国王（约560－616）。

[12]乔·路易斯（1914－1981），职业重量级拳击手，非裔美国人。

[13]杰西·欧文斯（1913－1980），广受欢迎的非裔美国田径运动员。

[14]原文为西班牙语。西班牙著名作家何塞·马利亚·德佩雷达（1833－1906）的作品。

[15]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有主人公流落到虚构中的南亚岛屿后成为首领的情节。

[16]原文为法语。

[17]杜桑·卢维杜尔（1749－1803），海地革命的领袖。

[18]笔名司汤达，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著有《红与黑》。

[19]原文为darshan，指由于见到神圣的人或景象而得到祝福。

[20]原文为sanyasi，指印度教“弃绝期”的实践者。他们为与梵合一，放弃物质和世俗生活，只可托钵乞讨，由信徒供养。

[21]华托（1684－1721），法国洛可可风格的重要画家。

[22]弗拉戈纳尔（1732－1806），法国画家，擅长描绘精致的花园风景。

第三部

1

写作的时候，我对自己行为的看法改变了。我曾说过，我的婚姻和随后仿佛从中而来的政治生涯，我生命中所有活跃的部分，都发生在某种括号中。我曾经觉得它们脱离常轨是在某种程度下失控的异想天开与恣意妄为。但如今，带着对错失良机的浪费感和懊悔，我开始怀疑这点。我怀疑任何行为一旦超过某种程度，是否还有可能是完全恣意、异想天开或者不诚实的。我如今怀疑性格并非由别人的眼光所锻造。性格彼此勾连。它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

桑德拉在我身上看到丈夫的特质。她是对的。她看到了那里有什么。我想起她离开那天。她在一次去迈阿密购物之旅中正式离开了我。这是我们的圈子开始流行的时髦的朝圣。去了的女人们回来都带着包装陌生的又大又轻的袋子，以及当天的《迈阿密先驱报》，仿佛剧中人物，戴着夸张的太阳镜，走下泛美航空的飞机。对我而言，这一刻包含另一种戏剧性：飞机是电影的象征。《卡萨布兰卡》中的鲍嘉，穿着雨衣，独自站在停机坪上，达科塔飞机起飞，消失在夜空中。

后来我开车回到罗马式的宅子。我在中央的泳池边走来走去，喷泉的水花嘈杂地溅入蓝色的池水中。我想，现在没人听它们。我去她房间仔细查看她橱柜里的东西。没有迹象表明她打算回来。她丢下了一些鞋子，都被永远地抛弃了，还留下一些她有阵子没穿的裙子。我握着一只鞋，端详着磨损的鞋跟，皮革上细小的裂痕。我抚摸着裙子。我喝了威士忌觉得轻飘飘的，这样的举止似乎正适合一个独角戏的时刻。

直到过了一会儿，几分钟后，当喷泉无休止的喷溅变得不可忍受，我营造出的慰藉突然消失时，我才意识到，无论把玩桑德拉留下的鞋子和衣服显得多么自我满足、夸张做作，这种行为都依然蕴含了一定程度的事实。就像那天的举止一样：在伦敦奇妙的光线里，我经历第一场雪的那天，捧着不知名的女孩皱巴巴的相片，希望在这一刻保护它不受此后的侮辱。

我的政治生涯也如同这些举止一样。我曾真诚地说，我一生中从未对从政做任何准备。最后，我表现得像是愿意别人将它看成我花花公子作风的一部分。大错特错！我对自己都夸张了自己轻浮的一面。我发现我确实把自己的青年时代描述得像个领袖、政治家，至少是个搅乱秩序的人。我塑造了他的孤独状态、他复杂的痛苦和特别的狂热。我还相信，或许是通过这被标榜的轻浮作风，通过他缺乏判断和平衡的性格，通过他深刻的疏离和闯入感，我塑造出了他被拖入角色后的不胜任形象，以及他不可避免的失败。从逢场作戏到混乱无序：这就是模式。

一个具有特殊力量的名字等待着我。这是我试图否认的名字。这是我向桑德拉隐瞒的事情，感觉这名字像一种任何人都随时可能提起的畸形状态。如今这名字找上了我。伴随着名字而来的，还有和布朗让人不安的关系，来伦敦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永远把这关系抛在了脑后。

我们同时在伦敦。但是我们的兴趣从未相交。我猜想布朗一定对政治、公共集会以及《新政治家》极为热衷。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伯爵府车站附近。他急急忙忙，雨衣在他身后飘动，我们相遇时他脚不停步，朝我喊：“哥们儿，怎么样？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一个贱人朝我吐口水，哥们儿。”

“朝你吐口水？”

“是的哥们儿。朝我吐口水。”

我们迎面而过；他正在匆匆赶路。全部经过就是如此。好像他几小时前刚刚见过我，很快又会见到我一样。和他说的那件事相比，他表现得过于兴高采烈。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编出了这个故事；是不是他听说了我的生活方式，借以讽刺；是不是他把我误认为别人；或者此事确实是真的，只是他见到我时还在震惊之中。正如我所说，他急急忙忙。但是我想，即使那次照面的时间短暂，我也看出伦敦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就像它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一样。他比六年级时更轻快自由。

后来，他在岛上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伦敦一瞥给我的印象与他的形象相配。他的个性独树一帜。像布朗这样的人是我们身边最近似于诗人、叛逆者和有趣的失败者的人。我们珍惜他们这样的人。他是这一类人的代表：出身普通、得奖学金去读书的男孩，没获得什么成就，不修边幅。他放弃了自己的教职，成了一个写小册子的人。他为《问询报》写文章，和编辑争执，把争论变成更多小册子的主题。他偶尔是个出版商，偶尔是个编辑，在中产阶级酒吧里是个不知疲倦的谈论家。

他的口才胜过文采。他总是词锋激烈，但奇怪的是，总是态度消极。他兴致勃勃、视角敏锐地分析局势。但是他对每件事情都同等重视。他满足于对每一个后续片段都给予狂热的评论。他最常谈的话题是自己种族的不幸。他对这个主题的矛盾态度拯救了他。他写了一本关于黑人头骨的小册子，反对所有人，言语恶毒，他用这种方法发泄自己对美国期刊上一篇文章的愤怒。然而他在酒吧里最喜欢讲的故事之一——他喜欢用上层社会的英语口音——是一位困惑却诚实的英国板球队队长在一八八〇年发电报回伦敦：被有六个黑人的当地队打败。布朗争取黑人进入英国电信公司工作的权益。却也是他，赞许银行拒收黑人雇员。他曾说：“一想到是黑人在管我那几个钱，我都睡不踏实。”

在不幸这个主题上，毫无疑问，他很严肃。但是他激愤痛苦的言辞只存在于写作中。他不像别人那样让人认为，他隐秘生长的愤慨将成为力量的来源。也许他在对话时潜意识里想奉承他的听众。如今比在学校更明显，布朗更喜欢和其他种族的人在一起。也许是他需要外来的见证人来证实他的真实性，让他剖析的不幸显得确凿。也许是他害怕与不幸独处，只有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用上他的聪明才智。他的狂热像是如此私人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对诗人的期待，也许是对我们的小丑的期待。这种狂热引人着迷。总有人支持他最疯狂的行为。我自己也在他写黑人头骨的小册子封底登了一则低调的广告：跛子镇是一处郊区。

当布朗来我罗马式的宅子里敦促我扬父亲之名时，他留了胡子，在编辑一份叫《社会主义者》的报纸。这胡子和他的消瘦的脸和纤弱的身体很相配。胡子遮住了他下巴上的疣子，让他看上去不那么像喜剧演员。这是留胡子的主要目的，和报纸没多大关系。至于报纸，在第一期长篇大论地阐述宗旨之后，就很少有社会主义内容了。布朗总长篇大论地写他每份报纸的宗旨。他是个写小册子的人。阐明报纸的宗旨后，他对这份报纸就丧失了兴趣，好像把大部分精力花到了获得广告上。他写的东西越来越支离破碎、东拉西扯甚至令人扫兴，给读者的印象是编辑不仅拉广告有困难，在广告之间填内容也有困难。

布朗来见我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正处在这一阶段。他说自己有一个计划和一个想法。计划是我来在这份报纸上投钱，或者我投钱，我们一起办份新报纸。想法是《社会主义者》应该庆祝码头工人从城市撤出的周年纪念日，并且由我来写有关我父亲的主要文章。

某些想法因其简洁而势不可挡。首先吸引我的是扬我父亲之名的机会，接着是专刊这个概念。我的激动让他惊奇，接着让他也激动起来。他做了我熟悉的动作——搓手，快速晃动着右手食指，讲到要点时在椅子上大幅度地旋转。他对自己报纸的兴趣复苏了，仿佛他已经做好准备写上又一篇冗长的编辑宗旨。他的视野拓宽了。他把《社会主义者》看作国际报纸，他还谈起了我们当地需要一个“民族主义”的出版社。这是他常谈起的计划之一，我知道这是他也许会投身其中的事。然而即便我也在兴奋之中，我仍能看出这笔生意毫无意义。我把他引回《社会主义者》和周年庆刊的话题上。

在罗马式的宅子里——一个我为完全不同的主题准备的场景——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蓝白相间的香港藤编桌椅、饮料、灯火通明的游泳池、洛布古典丛书版本的马提亚尔[1]作品集：这一切与其说是为了威慑布朗，不如说是为了创造一个人的形象，无论他的私人生活发生了什么，他都从容淡定。读马提亚尔的作品很容易解释。我重新拾起拉丁文。这是我自己的疗法。跟着一位笔法通俗易懂的作者，入门一种已消亡的精准语言，是件让人安慰的事。它需要努力，填充了时间，它带我从一天进入另一天。

我的心境也许能解释我感到的激动之情。我欣然接受这一想法，而这想法在岛上很多人看来是荒谬的，连我自己在几个月前都会觉得冒犯。但是我也被和布朗的特殊关系所囚禁，那种相互理解在误解中开始，持续，然后淡去。当我们相见时，才发现这段沉重的关系，这种男孩间的不安情绪从来没有被遗忘。如今这显得令人感到荣幸。他需要外来的见证人来证明他的真实性。在我看来，他的文字提供了相似的证明，好似是一种慷慨。自从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日子以来，我在他眼里一直是个完整的人。他记得话语、想法和事件。它们组成了一个整体。他赋予我一幅关于我自己的画面，让我放心地继续学习。这是他的慷慨。它将我从自己和桑德拉都曾属于的圈子里对人际关系持续的质疑和挑衅中解脱出来。于是在我和布朗之间，旧时的情谊重续。他邀我分担他的不幸。他向我介绍我的角色。我没有拒绝他。我怎么能把后来的事当作背叛呢？

即使第一次在罗马宅子会面时，我都没有完全压抑住自己的不安情绪。我曾经带着一个仿佛是畸形的名字，现在我觉得自己有了一段布朗随时会提起的过去。然而他没有问我有关桑德拉的问题，也没提起罗马宅子的事。甚至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局促的表现也让我意识到，自己对他的私生活一无所知。我无法想象他在家里放松的样子。一个细节加剧了这种印象。他的胡子好像让他觉得刺痒。他用手绢抹了抹喉结边突起的皮肤，把手绢放在脖子上，让胡子落在上面。这样的举动让人不安：我脖子上的汗开始刺痛我。我对他的胡子发表了些评论。他轻快地自嘲说这是“黑人的胡子”，打发掉了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句话。然后他说，他在伦敦的三年中，从没去过理发店。这不成问题，他的头发一向长不长。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仍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这不像是个适合随口询问的话题。我对此感到好奇，但在这座我已声称为归属的岛上，多数人不觉得这身体特质有什么特别。我模糊地想到自己如今置身于一整套新神话，黑暗而陌生，置身于一系列我从不想进入的内部。乔·路易斯、海尔·塞拉西一世和耶稣，那个黑傻瓜、那个滑稽的唱歌的男孩：对少年时代的厌恶和恐惧强烈地升起。但是布朗已经把话题转到民族主义的出版社。喷泉水花四溅，令我回到这座坚实的罗马豪宅。种族话题惊惧的刺痛过去了。这是一个细节，一个溺水者般的时刻：我始终记得它。

我为《社会主义者》写关于我父亲的文章，文章仿佛自然而然地写成。我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后来我意识到，它之所以得来全不费工夫，是因为这是我写的第一篇。虽然我没有失去才华，但后来每写一篇都越来越难。但是当时，当我的笔尖在纸面上飞跃时，我觉得句子倾泻而出，一句连一句，没有差错。因为我在自白，扬父之名，为之补偿。讽刺却仍然伴随着我：这篇文章非常不诚实。这是一个转变信仰的人的作品，这个人是刚刚才由一个形象创造和呈现出的。这篇之后，我还写了很多篇类似的文章：不偏不倚，公正，回避了最后的真相，直到真相终于消失。写这本书不仅把我从这些文章里解脱出来，也让我得以重新发掘真相。

于是，伴着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者》周年庆刊的发行，我们的政治运动小规模而荒诞地开始了。想想我们激起的波澜，想想我名字的奇特力量。还有我花花公子的名声和更令人生畏的年轻的“伊萨贝拉百万富翁”声望，他“工作努力玩得尽兴”。想想布朗的特别地位，叛逆者、浪漫主义者、“激进主义者”，这个称呼象征着他拥有在我们岛上没有用武之地的公认天赋。瞧瞧当时，虽然我们在政界是无名小卒，但我们互相扶持，一起成了不容忽视的征兆。有些理念因其简单而势不可挡。三个月内——由我提供经济支持和管理的新版《社会主义者》仅发行六期之后——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的与其说是政治觉醒，不如说是政治焦虑，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指出方向。

这样的运动已在二十个国家开展起来。我不想夸大我们的成就。或迟或早，有没有我们，类似的事情总会发生。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勇气居功。有必要阐明我们岛上政治生活的性质。我们是殖民地，是承蒙宗主国厚爱的附庸。只要我们依附的地位仍不容置疑，我们的政治就是个笑话。一个像我父亲这样举动夸张的人，只是成了和平年代一个短暂的杂音。他融入了依附的模式，那些追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利用了战争结束前赐予我们的有限的宪法。这些政客是城里的承包商和商人，是乡村的农夫，他们是小人物，提供不了政策，只提供得了自己。他们不太受尊敬。他们的名字和照片经常在报纸上出现，但是他们是有点滑稽的人物，民间经常流传他们没有文化或者走歪门邪道的故事。

当时步入政界不是现在看来这么简单的决定。我们本有可能容易显得要和经验丰富的政客一争高下，从而犯下灾难性的错误。我们本有可能让自己受尽愚弄。相反，我们忽略了他们。我们说他们早已作古、无足轻重。我们不仅公开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更展示了人们所向往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拥有资源：知识分子和支持的提议让我们能质疑体制本身。我们否认竞争，事实上也没有竞争。仅仅是站了出来——布朗、我和《社会主义者》一起——我们就终结了一个旧秩序。就是这样。

勇气：这是我如今觉得我们的早期运动唯一值得称道之处。摧毁任何体制都需要勇气，无论体制有多破败，它毕竟允许人成长。我们当时不觉得这种破败是和我们境况相配的秩序。我们直到把它清扫一空时才看清。然而，相对地，这种破败也不能代表我们，它无法持续。我们那时是在行动吗？还是被影响而行动？当我们的运动结束时，不会再有像我外祖父那样挣了钱，被提名为委员会成员的人。他们在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需要冒险的情况下，凭小心谨慎留住这一位置，在这个位置勤勉努力，通过慈善和好政绩，得到表彰或者头衔。

我知道我在从两面来写。我无法偏向某个极端。我外祖父无疑是个名声扫地的人物，是个轻易受调侃的对象。但至少在最后，在我们旧秩序的框架中，仁慈和服务的品质被强加在他身上。他从来没有像我们放在他位置上的人那样荒谬：他们除了有控制某些人民的声誉之外，没有其他才能或成就，没有生产力，没有创造力，唯有通过加倍地散发每个无才的职员都散发出的怨愤来为自己博取声望。他们的怨愤回应了我们的呼吁。在这样的回应中，我们认为呼吁成功了，并且发现了其中的真理！

然而当我们自己也是这模式一部分的时候，如何能看清？我们能观察别人。我们能看见他们即使在最热的天里也穿着新西装。我们能看见他们对公众摆出愚蠢的严肃的脸，来隐藏他们新得到显赫地位后的欢愉。我们能看见他们和“秘书”从餐馆走出来。我们能看见他们单穿衬衫——外套招摇地挂在衣架上——坐在政府专车里，车上印着字母“M”，这是他们坚决要求的，用来宣告他们的部长地位。专车、衬衫、衣架上的外套：这潮流在我们行政部门里乘车出行的人中风靡一时，也许被当作我们这场革命的时尚衣着。在运动会上，他们坐在看台的最前排。几个月间，我们看见他们后颈的肉不断隆起，这是生活优越和缺乏锻炼的结果。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越来越多的警察。

我们的这些同事是容易受惊吓的人。他们害怕乡村，害怕黑暗，乃至开始害怕那些给他们投票的人。不明不白地获得权力的虚饰的人，也害怕失去那些虚饰。他们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已经见了太多像自己的人。然后，从破败之中，我们创造了闹剧。至少我外祖父从来没要求投票，从来没要求保护。至少他知道自己位置的坚实程度，明白他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我说过的，勇气。破坏需要勇气，因为必须对人的存活能力怀有信心。在最初那些日子里，我从未想过存活的事情。我从未觉得那是个问题。而当我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为时已晚。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乎了。

2

这样的运动发生在二十个地区，二十个国家、岛屿、殖民地、领地中——我们摆弄这些词汇，觉得它们可以互换使用，而使用特定的一个词就能改变事实。我不觉得我们的困境有何特殊。甚至如今的报纸报道，换了面孔和风景，我仍可把自己置身其中。这些报道谈论的是战后政治变更的步伐。这不是创造的步伐。也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毁灭的步伐。两者都需要时间。在我看来，事件的步伐不过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混乱。我说的当然是像伊萨贝拉这样的领地，随波逐流却没有彻底被抛弃，在激昂的演讲和象征性的驱逐后，这受控的混乱快到了尽头，抵达了持续的秩序。所有混乱都积聚于内部。

我不会流连于我们运动的细节。我不能说这场运动是我个性所引发的现象。我几乎无法用个人的口气来谈论它。政客处理的是抽象的事情，甚至在对待自己的时候也不例外。他是一个从自己身上抽离的人，和他的个性分离开来，他不时会承认这一点。我让跛子镇自行运转，我放弃了学拉丁语。我投身于《社会主义者》和我们党派的组织。这是我生来就适合的那种管理工作。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我还是要说，发现自己成为一位有魅力的公众人物，令我的工作显得更诱人。如果不这样说就有失公允。这是布朗在我身上见到的人格：有某种名声的有钱人，站在穷人那边，对挣钱不再感兴趣，和以前的合伙人分道扬镳，好像突然看到了真理。现在我意识到了他的魅力所在。于是在不太可能的情境下，这个伦敦花花公子复活了。我知道他引起爱慕和友善的嘲弄，在最初的日子里，成为这样的自己简直让人愉悦。我之前从未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接着创造场景吧。想象一下领袖布朗，穿着他破旧的记者服，精力充沛，热情高涨，为了谐谑或是嘲弄，经常蹦出当地方言。他身边是我，言语和穿着优雅有度：我知道自己的角色。想象广场和礼堂的公共集会。想象傍晚和夜间驱车经过尘土飞扬的乡间路，头灯照亮了路边的甘蔗，密实得像两堵墙。想象在罗马宅中发展壮大的组织，从企业和政府部门来的心甘情愿的黑人志愿者。想象《问询报》对我们演讲的长篇报道。想象其他成功的标志：穿着厚重哔叽短裤的警察，随着人数增加，变得越来越不好斗，越来越倾向保护。他们的和善很可悲，就像是匪徒试图在上流社会表现出友善。加上一个生动的细节：黄色灯光照在闪亮的黑色面孔上，一个年迈而疯狂的女人在人群里宣称末日的讯息。到处是摆着华丽烛台的摊位，因为它们是人们的一部分，成了一个整体，警察不敢命令他们离开或者上前驱散。

在掌声加上黑人的汗味中，我们穿过追随者，走过一张张闪亮的面孔、一双双闪亮的眼睛，走上讲台。他们身材矮胖结实，我们则高而颀长。在这一度受排斥的热腾腾的汗味中，我试图寻找美德：穷人的美德，劳动者的美德，受压迫者的美德。这种粗鄙是民众们引起的，既在他们之中，也在他们的操纵者中。我在这刺鼻的气味中找到的美德，是属于保护者的美德，是属于鲁莽的群众的美德。不那么多愁善感是布朗的特权。“非洲的古老芬芳[2]。”他咕哝。有时候，当我们站在讲台上时，他问：“你听明白那老黑了吗？”

这情绪是真实的，是他矛盾心理的一部分。但也越来越变成为了让我安心的举动，用来在我们日益简化的政治演讲语言中告诉我，我们是一致的。在其他需要创造的场景里，加上了其他细节：随意的庄园劳工，性格独特的亚洲人，不愿意分担苦难，黄昏时分在乡间路上游荡，无动于衷，仅因为我的名字而表现出礼貌。我们阵营里有人正在对付扩音器或者液压灯。面无表情的店主在他黑暗的店里卖糖或面粉给一个对我们使命漠不关心的年轻姑娘，正如后来他也卖给我们啤酒一样。然后我们开车回城，穿过这静默的土地：安静的屋子里散发出微弱的光。烂泥和深深的车辙让我们大为吃惊。我们意识到安全的镇子以及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设施离这里有多遥远。我们无言地同情着被我们丢在身后的独特的人们。在这种同情中，我们对使命和事业更加坚定。我们只需要时间，团结起所有苦难的人。

让罗马宅里再次人头攒动吧。压抑所有的吵闹和过分热烈的欢愉，但是不要摧毁这房子的寒冷气息，那是它们注定的命运，在房屋建成之前，它就被建造者从心理上抛弃了。在它们被新房客温暖得有人气之前，这些房子都不像适合居住的地方。记住冷冰冰的厨房，记住空荡荡房间里的水磨石地，这里曾有一个迷失的女孩，通体纯粹，四处徘徊，想着别处的风景。现在用新的更合适的女性气质填满这间房子吧。这是尽心和彼此忠诚的氛围，这里言语轻柔，无论表述多不精准，都不会受到激烈反驳。甚至连酒，由忠诚的女人向值得忠诚的男人奉上，都如圣餐一般被接受。

我们周围发展出了一个宫廷。人们争相提供服务，在这些帮手中，我们知道有人藏着谋杀的企图。在门外，夜里开始有奇怪的人出现。我们起初以为他们是警察，无疑在最初的日子有一两个是。但是我们慢慢熟悉了这些脸孔。他们是从城里主动过来保护我们的。于是宫廷带来了戏剧性事件。戏剧在我们身边自行诞生。一旦有各个地区暴力事件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房子周围的保护就会增强。

已经开始的事情似乎无法阻挡。处于宫廷的我们是否负有责任？在女性气质的罗马宅里，一切都是善意和奉献。圣洁的特质不仅表现在食物与饮料上，还在臣子间关系中表现出来，在英俊的男人和丑陋的女人，美貌的女人和面相不善的男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性是为了达到目的的牺牲以及对即将到来的释放的允诺。这与布朗的姐姐和男友的关系中卡通般的不真实相差甚远。虚假的博爱中，丑陋彼此吸引。我在去布朗家的唯一一次里看到了这一点，那时候我们还都是伊萨贝拉帝国学校的学生。

当时，那些我惧怕进入的内部在罗马宅里向我展开。在这种气氛下，欢愉不能公开表达。而且我觉得，听到越来越多的有关暴力的报道都越来越具有种族特征，这让我们心怀敬畏。我们已经足够敬畏自己，在安静的夜里工作，飞溅的喷泉让我们更注意到四周的沉默，评估进展，撰写演讲，安排行程。我们觉得在自己身上发掘出了美好而真实的东西。我说“我们”。也许我感到是我们。但是一种畏惧将我排除在外。我们的臣子，那些从事着清苦的工作，身为教师或公务员的男女，我唯有将他们的敬畏称作神圣。我克制地写作：这种敬畏看上去动人且让人害怕。这是天资平庸的人拥有的敬畏，他们在同样天资平庸的伙伴的回应里，认为自己纯粹由于忍耐，突然发现了等待已久、已经不抱希望能找到的力量和重生之源。

我不确定布朗在此的立场如何。他和别人一样尽心。但是他敢比其他人更轻佻。我们经常见面，但是不再像在罗马宅第一晚会面那样亲近。仿佛当时我们已不可挽回地开诚布公，因此后来没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于是，荒唐的是，当我们各自进入角色时，我们在公共平台上再次变得亲密无间。

我觉得，我对宫廷的敬畏将我排除在外。我有时想：他们独断专行，他们向我索取太多。但是我只能赞成，不久，当一个亚洲小贩在我们运动的名义下被打，或者一个白人女孩被侮辱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其他人来说一些有价值的安定人心的话。这件事要搁置一下。这是表面现象。这些是我说出的话。我听见它们回响。我们运动的真相存在于罗马宅，里面的宫廷，外面的守卫。我自己的静默和同意包含着我对自己建立的组织的奉献。其中也有虚荣：身为主要负责人的虚荣，他相信他的权力可以调控他一手创造的运动。在我为《社会主义者》写的文章里，没有自我违背。我写道，美洲的暴力不是新鲜事。它随哥伦布而来；我们从那时起就与暴力相伴。这呼吁被宫廷接受了。但是我注意到他们仍带着特殊的敬畏。

我们运动的真相存在于罗马宅中，也存在于我们不可否认的成功里。我们吸引了各种族各阶层的支持。很快，在大家看来，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从痛苦中解脱，还有戏剧性。我们的运动增加了一个名字，让我的名字稍稍褪色。这是德尚诺弗家的名字：温迪，对不久前的历史毫不在意，不理会对她的断然拒绝，擅自继承了祖先的怪异。我能怎么办？我怎么能把这段关系摆正？人们欢迎她：她在做正确的事情。她来到罗马宅，统治了两个月，我在她的信心面前束手无策。她用她年轻女孩的明快风格成了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她提供了最终的恩赐：她的名字和种族，这两者都把她和我们分离开。丑陋，平足，声音尖细！

谣言显著地影响了她。这些谣言把她和码头工人联系起来，把她和布朗联系起来，最后把她和我联系起来。在最初的日子，这是有利的谣言，后来却成了反对我的论据：它证明了我甚至在开始就被魅力所腐蚀，正因如此，即将背叛。温迪享受每一段谣言。只要我们在同一场集会里，她就竭尽所能地暗示我们的亲密关系正是我描述的那种神圣形式。人们表示赞同。温迪的奉献赢得了他们对她的喜爱。眼睛明亮、面容愚笨的矮壮男人们向她提供了我们其他人享受的保护。她与他们交流往来，仿佛是他们丑陋的女王。至于我，毫无意外地成了别人眼中的我，至少表面看来如此。对我是一场戏，对她是一场戏。

两个月后，她宣布自己厌倦了运动，厌倦了伊萨贝拉岛。所有人都宽恕了她。她飞到加拿大投奔她的哥哥。第二年，我收到一系列她加拿大的哥哥寄来的信。他还在画画，刚刚发现了印度教。他向我出关于宇宙和存在的谜语，直截了当地询问我古老的智慧。我尽己所能。

温迪离开后，我感到忌妒的刺痛和孤独带来的惊恐。我羡慕她的自由，觉得她是我们中最自由的。我对她心怀感激，感谢她在那些热烈的日子里提供的安慰。那是一种由困惑、欺骗、恐惧、快乐和敬畏组成的热烈。我的敬畏与别人不同，是突然领悟了人民这个概念而诞生的惊异和迷乱，人民响应我们，可以被操控，可以在罗马宅里为他们设计最普遍的策略。我现在可以坦白了，随着这种惊异，我对那些闪闪发亮的面庞萌生出一种强烈的恐惧。这种恐惧埋藏在被这种愚蠢的力量保护的愉悦之下，像它汗水的味道一样充满美德。恐惧埋藏在身为演说者和操控者的快乐下，我新近掌握了时机感，本能地知道在恰当的场合使用空泛的字眼，来激起人们钦佩的惊叹声；本能地知道在恰当的场合讲个笑话，我们用这些笑话摧毁了过去；本能地知道在恰当的场合展现我花花公子的举止，对我来说，这些表现像是喜剧演员对熟悉他的观众说的口头禅。欺骗：那些演讲的精彩之处受到众人交口称赞，许多人不顾路远来听，然而演讲中有着根本的轻鄙，我们知道无论说什么都不重要。我们出现就足够了。无论说了什么，结尾总是一样：喝彩，从人群中穿过，许多只手轻拍、摩擦、抚摸我的肩膀，奴隶们心甘情愿的手，他们如今为了以为属于自己的事业而工作。

迷乱：最终它支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被成功弄得头晕目眩。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我们创造了运动还是运动创造了我们。我回归到敬畏之情。如今当我审视自己，我想不出哪个缘由，想不出有哪个政治家的演讲能震撼或者说服我，让我走上街头，成为受操控的人群中的一员。我们热情地废除了一种秩序，我们从未明确我们的目的。这样的事已经在二十个国家发生了：人民概念的觉醒，政客的人性，关于政客所持真理的扑朔迷离的证据。

我们谈论了什么？当然，我们是左翼。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代表工薪阶层的尊严。我们代表不幸者的尊严。借来的口号！左翼，右翼：这重要吗？我们相信废除私人财产吗？这和我们违背秩序的主题相关吗？我们像诚实的人一般说话。但是我们用借来的词语，以此回避思想，回避那个我们想让人们看到、现在却几乎无法面对的现实。我们把侮辱和苦难捧上宝座。我们没有再进一步。

我不敢肯定我们党派中激进分子的言论不比我们诚实。他们承诺在十二个月内根除贫困。他们承诺取消自行车许可证。他们承诺整顿警力。他们承诺支持通婚。他们承诺农民能把糖、干椰子肉和可可卖到更高的价格。他们承诺要重新商谈铝土矿税，国有化每一块外国所有的地产。他们承诺要把白人踢进海里，把亚洲人送回亚洲。他们承诺，他们承诺，他们激发了街头传道者的热情，这个传道者始终描绘着高不可攀的富人世界在火焰中毁于一旦的景象，让听众热血沸腾。我们当然不赞成。但是我们能做什么？我说过，我们感到敬畏。我们被敬畏攫住，无能为力。这不是欺骗。抽离本身就足以向我们展示，我们运动的成功里恰恰包含着我们境况的无意义和无望。在我们的成功里就藏着混乱，我们对它的恐惧与日俱增。

3

大选近在眼前。狂热加剧，快要白热化。胜利者将获得战利品：到伦敦参加进一步的宪法会议，然后获得独立。更多的晚间集会，更多的游行、示威、车队、枯燥的乘车旅途、罗马宅里持续至深夜的会议。在我们的支持者和我们的宫廷中，偶尔会产生惊恐。我们让他们尽情假想失败，在这狂乱之中，失败一定显得像一场惨败；他们被鼓励得更加努力。

一切都通往必然：大选之夜的胜利，欢呼庆祝，旗帜挥舞，尽情畅饮。这一切带来的胜利时刻，在长久的努力后，短暂得令人震惊：几乎可以被时钟定格，逐渐消退，只留下空虚、疲倦甚至厌恶。不满之情纠缠不休，最后把自己归为忧虑和不安。

不安：在罗马宅里，我们刚刚获胜几个小时，心中的不安就都集中到了布朗身上。几个小时里我们不时地燃起这个念头，昨天还是同事，几小时后已成为首席部长，他变得格格不入。他因我们的努力而与我们格格不入。戏演完了。兴奋烟消云散。我们不能再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这时每个人都深省自己，却只能发现脆弱，发现自己曾是个孩子，而且至今依然是。

意识到脆弱之后——力量只有在与某种强大的事物作战时才能爆发——我们到达了绝望。好像在拔河比赛中，对方突然放手。同样的事情在二十个像我们一般的国家发生：在成功的一刻猛然清醒，逢场作戏却成真。我们的愤懑针对的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知道的东西，是让我们成长的东西，是造就我们的东西。我们对成功如此轻而易举感到奇怪，我们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揭穿我们是虚张声势。我们觉得自己的成功是一场欺骗。要是我们没能明白这场已经参加的游戏没有退路，这一切本不会显得那么重要。如今每个人都陷入了孤独。

那个早晨见证了罗马宅里生活的终结。在胜利的时刻，女性化的气氛消失了。每个人都动辄发怒。无数的忌妒终于宣泄出来。发生了一两场公开的争吵。魔杖挥舞：王子又变回了蛤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寻找带头的人来建立新基调。我们指望布朗。他努力了。他试图加强他两方面的举止，权威的一面和通俗的一面。我们有意开始挑剔地研究他，尤其是那天下午他从总督府和总督会晤回来时。我们寻找弱点，并如愿发现了。他表现出优雅的社交魅力，这让我们有点惊讶。我知道这是布朗的延伸，这个布朗随意地谈论他读的期刊里的作者和评论员。这一部分是他的本色，一部分是他的热情，这份热情寻找到了新的食粮。但是我们宫廷愚蠢的女人感到高兴则另有原因。她们把这看成对运动的彻底证实，是种族的胜利。他们的代表布朗与统治力量的代表平等地谈话。通常情况下，布朗会把她们的快乐当作奴性，不予理睬。但是现在，他看起来没有丝毫不悦。

他有个善于分析的头脑来对付抽象的事物，但他没有描述的天赋。而如今他展现出描述的才能。他讲起和总督会面的故事时，让我无比清楚地想起我母亲的父亲从牙买加回来说的故事。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有人乘飞机，这件事足够让一个无趣的人兴致勃勃。

这时布朗讲起有关装饰和仪式的话题，讲起通过门窗观察我们的城市，讲起绘画，让我们全神贯注。有一刻总督把布朗带到一间凹室，说：“但我们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小东西。”这个小东西是一幅粉白相间的地中海渔村的风景画，是一份送给总督的礼物，送礼的人是用名字称呼的，“温斯顿[3]给的。”我们分享着布朗的钦慕之情：这是与世界的崇高联系，包含了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事件。接着布朗记起了他的新角色。庄重取代了快乐。

“设想一下，”在我们由仰慕之情产生的静默中，他说道，“关涉我们未来的决定一直是在那样的房间里达成的。”

这让人失望。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布朗的快乐而失望，或者因为那天他对合法性和仪式性的强调而失望。我们的失望部分源自我们的单纯。仪式是与过去安全的联系。布朗，和我们任何人一样，需要安慰。他也因为想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被误解而烦躁。后来我会说我的背叛早有预谋，但是我自己从不相信。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复杂地处理过问题。

罗马宅外聚集了一群人。各种各样的商人前来表达敬意。也有人来请愿，要求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或者推翻法院判决。我们很快就疲倦不堪，命令不要再让人进来。但是有个老黑人不愿意就范。他大喊口号，并加上了宗教语汇。他痛苦得发狂，为渴求正义而情绪高亢。当他被放进来的时候，他差点落泪。

他无视了我们所有人，直接走向布朗，这位种族的救赎者。他打开带来的一个包裹，拿出里面的东西：一个小书架，说是他自己做的。他开始讲他的故事。但是他的痛苦没有减弱，话语不容易听清。他说，他为一个英国承包公司工作了许多年。这些年间，每当有晋升机会的时候，他都被遗落一旁。他的雇主选择提拔更差的黑人，以证明黑人不能承担要职。这么多年以来，他受尽羞辱，却保持沉默。如今他能开口了。这些年他吞下的屈辱现在倾泻而出，来证明他的美德和价值。他晚上做书架，他曾绝望地认为找不到值得相赠的人。如今他为书架找到了合适的主人。瞧：书架由四个可拆卸的部分连在一起，不需要用胶水黏合。

这是老生常谈，我们司空见惯，早已麻木。即使是苦难，重复得太多也会变得庸俗。但是这一幕宏大而让人动容。这个老黑人穿着旧西装，边缘和腋下磨得褪了色。我看得出，他骑着自行车从屈辱的办公室来到这里，头上戴着帽子，这是令人尊敬的象征，骑车回到他住的街区，他那里必定备受尊敬，也许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睿智的老黑人的形象：他知晓白人世界的一切，却只在时机到的时候才开口。现在正是时候！

布朗耐下性子听，没有不悦之色。当老人说完了，布朗说：“你必须离开这个公司。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建议。”老人目瞪口呆。布朗停顿片刻，然后继续说：“瞧，我能拿起这个电话然后打给董事长。明天早上，你就会坐上经理的位子。”布朗话语里的直接，他创造这样淳朴画面的行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和他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一样让人印象深刻。老黑人看上去局促不安，脑海里反复玩味着自己坐在经理位子上的想法。我们都默不作声，研究着布朗，这个魔术师，如今与我们越走越远的人。“但是然后呢？”他突然带着怒气问。老黑人低下头，他不再说话。“然后呢？”布朗说，“你想让我告诉你吗？某个在伦敦的人会决定接这个项目或者那个项目。接着又怎么样呢？他们会派谁来问我？派谁来贿赂我？派谁？”

这个老黑人，玩着修辞的游戏，骄傲而满足地回答：“他们会派我。”

接见结束了。请愿的人和宫廷都满足了。我想：老天，几个小时之内，权力意识就把一个半吊子政客、一个半桶水空想家、一个小丑变成了一个民众领袖。

他察觉到我们的钦佩。他装作不耐烦地说：“要是我还待在这里，这些可恶的人要把我吃了。”

这时我再也读不懂他的矛盾。

布朗相信他的权力吗？他有没有被成功一刻的绝望淹没，有没有在意识到成功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后，被绝望淹没？他向我展现出我们一直在利用的违背行为的本质。他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违背就是违背，即使以他的地位，在他雄心的顶点，也没有办法收回？我再也读不懂他的矛盾。我所知的是他渴望隐退的时刻，渴望回到我们轻率摧毁的过去。但他已经展现出如此强大的能力，这样做怎么能被我们造出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所允许？M代表着部长，M代表着主人[4]。像我一样，他成了自己角色的囚徒。

于是，罗马宅死了第二次。布朗搬进了他的官邸。他在那里受到保护，免受乞丐、请愿人、疯子甚至他的同事的骚扰。他养成了向我写信的习惯。开始我以为这是为了安慰我，就像他在公众讲台的私语那样。后来我开始觉得这些信件是练习。我捕捉到了他的情绪，我的信件配合他的信件。这是本科生般的信函往来，有些装腔作势，有点像我和温迪在魁北克的哥哥的信件，他感到极度痛苦；我们在信里讨论一个分裂的法国省以及湿婆[5]的生死之舞。布朗和我互相写的信仿佛是为了发表。我们写读过的书，打动我们的想法，我们什么都写，唯独不谈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虽然我们在信里提起我们曾见面，但我们真正见面时却绝口不提写信的事。我们继续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虽然不如以往频繁，却仍恪守各自的角色。但是我们比在内阁的时候亲密不了多少，那时每个人都独来独往、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学习的过程开始了，每个人都把自己所知晓的藏在心里。

我们了解到权力。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贫困。两者并存，但正是我们的贫困令人急于理解权力。在我们这样的地区，了解权力的过程需要四年。我们的宪法规定第五年大选，在第五年人们开始狂热地挑战他们对手或同事的能力。每个人的虚张声势都被拆穿，强者显露。接着会发生动乱，结果第二场选举往往无法进行。伊萨贝拉到了紧要关头，我却是第一个离开的人。我天真地离开了。我不怪任何人。该我行动时，我却没有行动。我有一手好牌，却丢到一边。当时看来，我的行为挺有逻辑。现在看来是不负责任。

我们的部分天真在于，起初把掌声和汗味当作权力的唯一来源。我们很快发现自己依靠的不过是一群暴徒，我们对暴徒的掌握只不过来自不牢靠的言语。我比这稍微进了一步。我发现在我们的处境中，这些缺乏技术的暴徒没有生产力，没有什么可以提供，最终得不到权力。暴徒可以烧毁城市。但是暴徒会被打倒，城市将由金钱的力量重建。在胜利的时刻，我们曾好奇为什么没有人揭穿我们在虚张声势。很快我们发现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的权力不过是空气。我们身后没有工会，没有有组织的资金。我们甚至没有民族主义力量，只有深深的违背感带来的消极狂热，它只会导致进一步的狂热，呈现世界熊熊燃烧的幻象：这是唯一的救赎。

形势恶劣不堪。但是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世界的财富突然展现。我们受到外国政府邀请访问，在伦敦参加会议，乘坐配有司机的亨伯名车，下榻不少一流宾馆。我们在权力面前感到前所未有的受骗与苦涩，害怕如此美妙地呈现在眼前的豪华世界也能随时被收回。焦虑恰如其分地把权力描绘得不可靠，因此，每个人都努力把缥缈的权力变成现实。有些人挣快钱。瑞士银行的特使来拜访我们。这种边缘的腐败我们无力抵挡。有些人试图成为工党领袖。有些人试图推翻警察。这些人都必须宣扬苦难和与其相辅的种族对立。

我们被困在自己的处境中。每次确立个人安全的努力，都为进一步的无序铺路。说实话，这情况让我惊恐。我为内阁准备了一份五千字的文件，试图重整警力。我的目标是将它重整为社会化的力量，我想看它变成负责任的社会中的元素之一。我建议在建立我们官员阶级的时候保留英国官员，不允许贸然提拔缺乏资质或者不为社会接纳的人。这份文件让我显得可疑。它被看成僵化狭隘的表现，被发言人愤怒抨击，结果没有实现。我发现在我们的境况下，警力或者军队本身就会成为政权，正如它的所属机构一样，权力可能随时改变，士兵可能拒绝听命。事实上十个坚定的人就可能推翻他们不愿遵从的领导，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理由服从。

我以前从未觉得服从是个问题。如今我觉得这是社会的奇迹。鉴于我们的境况，除非我们立刻行动，否则会陷入无休止的无政府状态中。但是我们在权力和巩固一时的权力上浪费了精力，直到更大的真相到来：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这个破碎的、无机的、人和景物间没有关联，不是因共同利益而凝聚的社会，不会有真正的源自内部的力量，凡是并非来自外部的权力，都不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用如此高涨的热情给自己带来的所有受控制的混乱。

也许这是歇斯底里、顽固、极端不负责任的看法。但是这削弱了我。我被眼前的残酷压倒。我躲回了我的角色。布朗也是。他大谈苦难、尊严和自我发掘，但是从未想要更进一步。他从未学到超出我们第一次会面的东西。他依旧是民众领袖，像我一样等待重要关头。他的角色是他的力量。我的角色让我暴露于来自同事的危险中。

我如以往那样继续管理《社会主义者》，宣扬苦难的尊严。我的演讲保持着抗议的旧调子。我从来没有放弃花花公子的个性。这样既不是诚实也不是不诚实；这是最容易脱身的办法。但是我开始被公众认定为内部反对者的类型，从而让我受到支持。很快我发现，由于自己不管不顾的连贯性、拒绝使用策略，我的地位，在我的同事眼里，变得强有力而且极其危险。我手上握了太多的牌。我本可以捞到大把的钱，在需要时这里那里榨一下。我本来能掌握银行、斯托克威尔庄园和铝土矿公司；我本来能争取到中产阶级的支持，我本能地属于他们；我本来能从农民、像我自己这样的亚洲人，从这些时刻准备听从血缘的召唤的人那里争取选票。我本可以将自己从简单的分担苦难者的错误定位中解救出来：这种信仰的改变，对信徒和非信徒都很可疑。牌都在我手里。我一张也没有打，我的愚蠢让所有人迷惑不解。

像布朗一样，我不是政客。伊萨贝拉权力的前景让我疲惫。为我选择的道路很轻松，相比之下太轻松了。那条路上有我和布朗的通信，我和温迪在魁北克的哥哥的通信。我对一个人写有关宇宙之舞的异想天开的论文，对另一个人越来越多地写历史，我对历史越来越入迷。我记得我写了一篇长论文，叙述内战时罗马将军庞贝的表现。他的表现总让我觉得像个谜——这是我和布朗通信中“安全”的主题。我觉得继续写信是为了我写信的对象，以及他们眼中的我。但是这种行为也让我更加相信，自己有更深刻的秘密生活。公众生活中的花花公子，政治操纵者和组织者之下；在那之下，藏着这样的否定。我不相信浪漫。但是瞧瞧，我就这样向它屈服。

我觉得，一个人只在他看到希望的时候才会战斗，当他能想象出秩序时才会战斗，当他强烈地觉得自己和脚下的土地有关联时才会战斗。但是我看到的是任何人都无法纠正的混乱。我感到自己错了，这感觉始于我回来时那个静谧的早晨，当时我眺望这座奴隶之岛，假装它是我的归宿。当我觉得权力越来越是口头表达的时候，我的入侵感加深了。在我脑海中，我挑衅地把自己的角色当作入侵者，这个奇特的亚洲人是为了其他的风景而生。

接着是疯子的诱惑：我相信星星与宿命，不是幸运星，而是我若屈服于境况，做了被召唤的事，便会将我带到指定之地的星。救世主的同情，为世界赎罪的人：我已经解释了这在权力顶峰和自我珍视的时候让我吃惊的荒谬情绪，那是我们都向着平坦世界的尽头疾驰而去的感觉：孩子的幻想，或者是征服者的幻想，开启了宗教或者疯狂。

4

有个孩子，在雨天和外祖父乘车沿着乡间路行驶，看到庄园劳工用烂泥和茅草搭成的屋子被浇得湿透。他看到劳工在深及小腿的黑泥里干活，泥巴变干，在黑色的皮肤上结成白色的硬块。他惊呼：“为什么不能给他们裹腿呢？”他的外祖父说：“裹腿要花钱。”孩子觉得这回答让人失望；当他看到监工带有院落的房屋，看到土黄的墙和红色的屋顶、浅色头发的孩子在乱糟糟的花园里嬉戏时，他愤怒不已。

他成了政客，仍带着那种愤怒。但是坐在内阁，或是在理事会辩论时，他必须把农业当成一个议题。他知道在这个经济不稳定的国家里农业有何等价值。他了解事实和数字；他知道糖或椰子干在国际上的价格；他知道是谁保障他的出口市场。他知道农民耕作不划算，土地安置计划不切实际。他知道国家的利益和庄园相关，庄园站在他这边。他知道它们同意修改某些税收方案。他选择忘记在泥中跋涉的人影；他选择忘记看到监工大宅时的愤怒。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无关痛痒；但正是这些刺激他前进。他所有的领导行为都在于把这一信息归还给人民。他是个政客，一个与自己脱离的人。

我们在虚张声势中开始。我们继续虚张声势。但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开始时天真单纯，相信汗味的美德。我们继续时拥有对贫困和权力的知识。殖民地的政客容易成为讽刺对象。我希望能避免讽刺；我将略去文盲和缺乏社会经验的故事。不是因为我想让他显得比实际伟大或缺点更少，而是因为他的境况本身就是自我讽刺，将讽刺翻了个底朝天，让讽刺深入到一个触及悲怆乃至悲剧的状态。出于他巨大的违背，话语说出口很容易，太容易。他必须违背自己的话。在成功中，他必须不顾这种违背。他必须背叛自己，最后除了保全自己没有其他奋斗目标。他收到的支持，不是理想吸引了理想，而是苦难吸引了苦难，他背叛、大肆毁坏：解放所有人是不可能的。

例如，我们曾谈论过有必要驱逐基本垄断了我们公务员行政部门的英国人。我们把他们的存在看成羞辱，是我们财政部门不可忍受的负担。他们拿海外津贴；他们的住房受补贴；每三年可以和家人公费去伦敦。雇佣外国人的成本比本地人要高一倍。要是少一点天真就能看出我们对赶走外国人有多么无能为力：他们人数众多，仅仅是付赔偿金就至少会搞垮我们两年的财政，我们也无法毁约。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林业和农业高技术人员享受伦敦补贴，其资助来自一个慷慨的殖民地援助计划。

我们任由这个议题悬而未决。我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说我们信任公务员系统的忠诚；从我们自己较低级的部长那里经常传出虚伪的比喻，说钢琴的黑键和白键一起工作创造和谐。事实上，我们逐渐发现自己抵触公务员本地化。在我们权力游戏的秘密的气氛中，有些人愿意被那些将在任职结束后回到自己国家，因而对他们没有威胁的人服务。

本地人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是我们支持者中最聪明的一群人。如今他们觉得受到背叛；无论政策发布时多么富于同情，一个五十岁的人都不会接受他将在四十五岁的上司终身合同期满后得到晋升。出现很多不满。它潜入了公务员期刊《白皮书》，在我们到来时，这份期刊包含了任命、调动和退休的名单，发布有人去休假的消息，薪酬协商的报告，不时刊登一篇精心写的短故事，以人们喝酒开始，在一间酒吧里，一个人提起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决定打击一两个身处高位、言语流露出失望的当地人。这不难。《白皮书》帮了我们。我们对比旧时的顺从和新的不敬，暗示新制度受到了冒犯。出言不逊的公务员是有色人种；他们去英国度假，送他们的孩子去英国学校；他们选择婚姻对象，保持肤色纯正、头发笔直。他们受到的惩罚是公正的。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公众表示赞同。

不久，伦敦派来更多技术支援和短期合同的专家。我们感激地接受；结果外国人比以前更多。有些部长煞费苦心地在公共场合让人看见和英国秘书一起，英国秘书表现得无懈可击。这是部长们给后来者提供的：黑人被白人服务的奇观。这是我们声称自己创造的革命。

讽刺悄然而至。但是请了解一下殖民地的政客吧。也许正是个人的屈辱促使他前进。他成功时只能以个人尊严答复，短暂地让他的追随者满足。他是一个符号。他带着所有人的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权力的装饰也成了他功能的一部分：标着“M”的汽车，哪怕在最热的天里也穿着西装，身旁是白人男女侍从。也请理解他神经质的不安。他知道自己的徒劳无用；每次他从富裕国家归来，都对自己的国家表现出欢喜的反应：“至少世界的这部分是我的。”但这种反应很快消失在他岌岌可危的地位引发的不安中。他看不清未来，所以必须积攒金钱；就在从机场到市内的短短的仪式性车程中，他的不安已经转变成惶恐，这段行程同样带他经过监工家高大的赭红色大宅。理解这种不安，这种对批判的敏感，这种孤独吧。

请理解布朗非理性且惊恐的行为，理解他不再举止轻浮，理解他在我们和人民中降临的愤怒，理解他随着对自己个人尊严的肯定，不再宣扬已减轻的痛苦，而是宣扬新近发现的痛苦，而且比以前更强烈。他适应了人民领袖的职责。他没有勇气来超越它，而是忍受了这个角色想必会带给他的痛苦和自我厌恶。他的演讲改变了，虽然对民众而言内容还是相同的。以前他仿佛只对不幸的人谈起不幸，现在他好像也对负罪的人讲不幸。他对他们叫喊、悲叹，试图恐吓他们。他的蔑视变得和他疾呼反对的事物一样可耻。依我看来，他是在和他的下级竞争。但是这努力获得了回报。他因此自成一类，赢来了国际周刊描写他的段落。他先前宣扬尊严和坚忍克己，这种呼吁排除了局外人，所以他们表示冷淡。现在他们听到他表达出更明显的痛苦，对此深感满足，终于愿意把他认作领袖。即使布朗曾有意超越他空洞的职位，这种承认也削弱了他的意愿。

我们继续通信，这拐弯抹角且无关紧要的对话现在看来暴露了很多信息。正是透过通信，我越来越感到他渴望走下政坛，这个职位禁锢了他，就像以前在克里姆林宫理发店边的房子禁锢了他一样。在信里，他把我带回过去，带回伦敦，带回他未完成的小说，带回伊萨贝拉帝国学校和我父亲带来扰动的时代，带回那个被梳妆打扮的孩子，他演唱黑人歌曲大受欢迎，让父母高兴，让同学忌妒。从这些信中，我得知他不仅仅鄙夷我们不再因为个人的苦楚而敏感的同事；他不仅仅鄙夷那些利用同一种族和共同过去的借口，源源不断地祈求帮助的乞丐；我觉得进入了一个仿佛来自自己的幻境。这里不只是对我们摧毁的过去的怀念，对刊登着政策方针的古怪杂志、偶尔出版的小册子、在酒吧里灵机一动的念头的向往。这是一种对不同风景的渴望，向往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一个孩子对学校最初的记忆是带一个苹果给老师，作文里写的是在温带农场度过的日子。这是一种渴望，正如我自己渴望的一样，向往自由和我们认定的真实性格。在幻境中，也许这真实是成功理应带来的结果；幻想的失望同样真实。于是我们互相解释我们的行动或不作为——我明白这是自己写庞贝将军的文章的目的——我们继续当政治上的同事，互相支持。

我们执政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事，让伊萨贝拉臭名昭著。尽管如此，它没有削弱我们在外拥有的稳定和判断力强的名声。体育俱乐部出了一个格调粗俗的主意，为布朗的生日办一场化装舞会，有些人格调粗俗地打扮成非洲部落人，拿着长矛，留起小胡子。当晚，话就传到了布朗那里。一个俱乐部的侍者觉得这是他的职责。第二天早晨，参加舞会的人里面能被驱逐出境的都收到了驱逐通知。不少外籍公务员都是这样被抓住的。

有两三天，布朗在公共会议上、在理事会、在电台咆哮。他好像疯了。他像一个渴望激起种族起义的人。报纸终于抗议了。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漫画，说我们的机场等候室有三扇门：到达，出发，驱逐出境。布朗立即冷静下来。他发表了一份理智的声明，表达他和政府对种族俱乐部的态度。他说，只要他们没有得益于任何公开或隐秘的公共基金，就没有人会反对他们；体育俱乐部也不会受到反对，因为这不再是一个“关乎我国深切利益的决定在喝威士忌苏打水时达成”的地方。他的爆发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尴尬。但是这没有损害到他，反而加强了他的地位，为他赢来大量同情的外国媒体评论；他随后有关种族俱乐部的言论被局外人看作有政治家风范，他的支持者觉得他“圆融得体”。可怜的布朗！他把自己带到了个怎样的位置？他还知道自己怎么想问题吗？

这事件还发生了后续。一个月后，流传开了一篇匿名的讽刺文《尼日尔河与塞纳河》。文章是英语写的，但几乎是完全模仿伏尔泰的讽刺小说《憨第德》，读起来像是法语的翻译。蓄奴制刚被废除，一个法国克里奥尔家庭的女儿某天回家，宣布要嫁给一个黑人。她解释自己动机的可敬的讲话被父亲打断，父亲拥抱了她。他不仅同意婚事，还承诺尽力扶持这个黑人和他的家庭。他会把女婿送到巴黎，并支付他的学费。这一切都完成后，岛上有了一个殷实的黑人家庭。他们的后人继续着异族婚姻。这个法国家庭的后人也这样繁衍：他们的负罪感深重，他们的自由精神十分坚决。后来某天，黑人家庭的女儿，如今和白人没有区别，回家宣布想嫁给那个法国家庭的后裔，现在已完全是黑人。她的父亲拒绝了；空气里弥漫着种族歧视的悲伤气息。女孩自杀了。自由的循环结束；它达到了目的；它无法被复制。

《尼日尔河与塞纳河》是一篇精巧的文章，细腻、诙谐、尖锐，残酷得几乎让人难以接受。自从作家弗鲁德访问之后，这是唯一直率描写伊萨贝拉的文章。它为种族态度的讨论带来了残酷的一面，这种残酷此前在岛上被心照不宣地默认为非法。从违反之中诞生了某种的平衡和秩序。如今，随着化装舞会、布朗的爆发和这本讽刺小册子，秩序很明显在日渐崩塌。当然，将遭遇苦难的正是入侵者，那些阻碍主人和奴隶完整理解彼此的人。

5

于是我们把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带到了岛上。我把这当作我们的成就之一。戏剧，无论我们多恐惧它，总是能让我们对世界的观点更加敏锐，给我们某种对自我的感觉，让我们成为演员，给每一天赋予意义，有时还会赐予荣耀。戏剧性改变了单调的风景。于是，正如很多人已发现的，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在对任何人类发展都有害无益的混乱形势下，人的性格反而更多样和充实。这的确是一种创造！有可能是我写得太主观，是从这个郊区旅店的秩序出发的。旅店坐落在咆哮的工业城市，它曾经沐浴在多么奇妙的光线中！城市的忙碌隐藏不了它已经死亡的事实，一旦走进内部，死亡就会浮现，忙碌分解成了自己的组成部件。谁来这儿？一个士兵。他要什么？一罐啤酒。

我们制造的闹剧的确让我振奋起来。它消灭了我孩童时代就体会到并且和这里的风景关联起来的乏味：炎热安静的周日下午，我父亲茫然地在老旧的木房子和光秃秃的院子里闲逛，穿着背心和短裤，有时候专心致志地清洗他的自行车，为下周单调乏味的差事做准备。我会从头开始玩自己发明的游戏。起名字的游戏。我会说：“我刚从惠灵顿和可可椰路街角的会议上回来……”不过是混凝土和锡建成的呆板房子；但是给它们起名让我快乐，用文件和宣言起草地点的村镇名给这些文件与宣言起名也让我快乐。于是我继续，起名，起名；后来我要求所有东西——每一栋政府大楼、每一条路、每一块农业用地——都要被命名。命名暗示着剧情和行动。它增强了现实。它增强了归属感，每当我从国外回来，都被这种感觉淹没。不要认为我体会不到这种感情。戏剧性让我振奋地开展我的活动，命名之中也有戏剧性。以前政府机构并不显眼，现在我们这些主演，不管权力多么低微，不管最终是多么徒劳无用，都成了公众人物，我们走到哪里都受议论。我已退出的权力的游戏中也有戏剧性。在一个层面上，分裂和结盟是公共谈资；然而还存在另一个层面，有可能假装他们不存在。戏剧性和我们同行；这不会让人不悦。我宣称它是一种成就，虽然结果对我来说远远谈不上愉快。

然后，我们把精力用在凸显已经存在的事情上。我们很忙。我们建立学校，以前开办学校不需要这么大张旗鼓；我们在乡间路上剪彩；我们开洗衣店、鞋店和加油站。我们和来自美国或德国旅行社的游客合影，他们说了正确的事情；我们和一家法国汽车公司的代表握手合影，他们来评估建立一个地区办事处的潜力。我们参与岛上所有的活动，以及像我们这样的地区一切和工业化或投资有关的活动。

一家英国公司开始做饼干。还有个人做牙膏或者引进往牙膏筒里填充牙膏的机器。我现在记不清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鼓励一个有探索精神的当地人制造罐装当地水果。这件事失败了。没有任何相关人员想过研究当地人是否需要当地水果罐头；其他人也没深究。这个人后来制造罐装人造黄油，大获成功。人造黄油是进口的，罐头是进口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动机器，机器把平整的罐头皮做成筒状。我们盖上罐子的一头，装入进口人造黄油，然后盖上另一头。我把这过程记得很清楚。工厂是我宣布开始运行的。我们的人造黄油比进口罐头还略微贵一些，需要予以保护。我记得工厂雇了五个黑人女工，她们在照片里穿着白大褂，看上去严肃而富有技术。

在我们的地区，工业化仿佛是把各种进口的东西填在进口的容器里。只要超出这个内容，就会陷入麻烦。比如说塑料生意，以及随后的塑料丑闻，我的名字与此相连。有一天一个捷克人来找我。他说自己是来自一家荷兰大公司的避难者，建议我们应该让他当国有塑料工厂的负责人。他展示的塑料的前景让我们眼花缭乱；我必须承认自己被他的国籍吸引。后来他生产出一些塑料梳子和塑料碗，都是斑驳的棕色或肮脏的蓝色。但是他的生产流程有无法弥补的错误。他生产的一切都散发出恶臭。关键时刻即将到来——让这件事在所有的冒险、所有的活动和闹剧中被人记得吧——我毫不怀疑有人会用塑料事件来削弱我，要不是几乎在捷克人逃跑的同时，传来了铝土矿合同的重大新闻的话。

我们一开始就尽心重新谈判铝土矿的合同。这是我们唯一的主要资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它的开采也许是把我们的经济从彻底毁灭中拯救出来，也让岛上避免了革命的唯一原因。但是很多人不满意；到处弥漫着一种感觉，觉得合同是在焦虑和无知中商定的，我们没有获得该有的报酬。《社会主义者》描绘了用增加的开采报酬创造的灿烂图景。然而铝土矿的问题在于，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是外行。保证要重议合同的殖民地政客，所处的位置相当于一个向五年级学生许诺造原子弹的物理老师。我们在开始之前就陷入麻烦。我们没有知识，也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知识。伦敦没有帮上忙。我们需要一位专家，我们愿意付钱。但是显然没有一位铝土矿专家既有空又愿意过来。

我与公司进行官方的接洽。他们用非官方的邀请回应，邀请我去泳池边举行的友好的烧烤聚会。非常友好的聚会。男人腰上长着友善的游泳圈；他们玩球、逗狗，偶尔对泼水的孩子放出几句狠话。肉在炭火上嘶嘶作响；欢笑的妻子往肉上涂油。在这种气氛中，我谈起铝土矿显得不合时宜，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则像是威胁。大家和新加入的人打招呼；一个安静的当地女仆出现了；有些人对着一只游泳的狗发笑。我被告知，南美有品质优秀的铝土矿，就埋在白沙之下，只需用软管运出来；牙买加的铝土矿就埋在土壤的几英寸下，没有石头要开采；澳大利亚事实上是一块完全由铝土矿构成的大陆。伊萨贝拉的铝土矿很难开采，品质参差不齐。找太多麻烦是在拿我们的未来赌博；即使是现在这样，也没什么能阻挡所有公司离开伊萨贝拉，然后本地人就可以尽情地玩红土了，想玩多久就玩多久，就像他们一九三五年以前那样。此外，未来稍有不确定的迹象，就可能导致现在正在顺利推进的矾土工厂建设计划宣告终止。那是一项几百万的投资。

这件事被放大夸张。我没有产生警觉。《社会主义者》继续表达怨恨，但是我们能做的似乎到此为止。你怎么能谈判不知道价值的东西？对于我们所有的官方接洽，公司们一律用非官方的邀请回应。我相信有些经理换了人，但是烧烤和家庭气氛毫无改变，我们的谈话毫无改变。这些公司不想对我们无礼。我们是个新国家，诸如此类，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在我们报纸上的软文广告的主题。但他们的底线是，一切无须讨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没有办法召集工人支持我们。我们对工会没有控制力。此外，这些公司工人的薪水是伊萨贝拉最高的，人们争相为他们工作，公司甚至还建立了住房和娱乐设施，他们成了模范雇主。我们又来到了这个位置。又一个归还给人民的信息，又一次行使领导权。

牙买加拯救了我们。他们有更多资源，有经验更丰富、精力更充沛的政府，以及更多国际人脉。他们也有铝土矿，开采比我们容易得多，他们也在重新谈判合同；最后他们看上去取得了进展。我们仅仅是效仿他们的例子，听取他们的建议。烧烤聚会停止了。照片中，我们和援助者在一间会议室里，身处空白的吸墨纸、玻璃水瓶和平底酒杯之间。我们都神情严肃，表现得务实认真。从公司发布的广告看来，没有人能比他们更高兴。

这是一场胜利。这是我政治成就的巅峰。之后，下坡的速度飞快。

社会越小，问题越复杂：发生在六百人议会里的敌意和联盟，比发生在二十人的教区委员会里的更容易理解。即使现在回顾，我也只能看到一系列事件。每个人的动机仍不明朗，我怀疑一个不偏不倚的委员会除了混乱还能达成什么，能否含混地达成某种结论。我能肯定的是，动机和联盟在重议铝土矿合同之后急速变换。关键时刻即将来临；惊恐和紧张开始浮现。

恰在做出发臭塑料的捷克人逃走的同时，恰在为新铝土矿合同举行欢庆仪式和宣传的同时，斯托克威尔蔗糖庄园发生了一场浩大而持续的骚动，我们的警力大约有一星期无力控制事态。

看，这最初的两件事如何以我为中心；看，神经质的不安如何把我和第三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场亚洲人的运动，他们对分担不幸的念头漠然处之。这是我们第一场必须面对的对秩序的严峻挑战，我们认为它是展现真正力量的时机。正是收获的时节。成熟的甘蔗立在田中等待被收割；纵火造成了惨重损失。看看不安如何迅速地转成恐慌；看看对这场一开始看来不可控制的动乱有多少种解释。看看互不信任的人们，这些认为自己的权力不过是虚张声势的人，想出了多少种方式来行动。有人渴望争取和控制这突然展现出的力量；有人想要摧毁它。有人讨论剥削和外居地主；同时，镇上到处有反暴力示威，却完全是种族示威的性质。

我身在自己无法掌控的事件的中心。我了解聚焦在我身上的情绪。我了解各种谣言。连那些烧烤聚会都有邪恶的解释：一个被收买的人采取的拖延策略，一个将全部政治生涯投身于他自己种族命运的人采取的拖延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证据显而易见，因为《社会主义者》一反常理，继续宣称蔗糖庄园的国有化是一个理想目标。它曾经构成我的连贯性，有一小段时间是我的优势，现在则是用来摧毁我的东西。

然而在所有的混乱中，在每日有关成熟的甘蔗被焚烧以及镇上的暴力事件的报道中，正是“国有化”的呼声，从岛的一头回响到另一头。庄园需要国有化，为了统一，为了大家一直讨论的，从剥削中解放，获得自由。庄园需要国有化，以均衡新铝土矿合同的财富。庄园需要国有化，以防止对未来秩序的威胁。我位于中心；这任务是我的。布朗发话了，态度模棱两可：这任务是我的。我有许多支持者，他们盼望的无疑是个奇迹。国有化和摆脱外籍公务员一样不可能：伦敦方面已经表达得很明确。有人提议派代表团去伦敦。意料之中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但是呼声在岛上没有销声匿迹；我不能忽略它。国有化成了一个词。它没有意义。它只代表着亚洲人的威胁和亚洲人的希望；对某些人而言，这个词代表成就，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个词代表复仇。国有化变得连一个词都不如：它成了一个宣泄感情的声音。甘蔗田被焚烧；两三个乡村警察局被占领；城镇的商店和住宅遭洗劫。我们身处种族暴乱中，但是我们把它说成是国有化。对朋友和敌人说的一切我都尽力了：关于国有化、统一、尊严、分担苦难。

曾经，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在一片晦暗的海滩上，不得不让自己笑对一把鲁格枪带来的死亡；最后我不得不假装那是一个玩笑，因为它有可能是。现在我发现自己被囚禁在假象中，他们正准备做的事情再明显不过了。在这两个场合我都有可能喊道：“不！你不能杀我！”两次回答都可能是：“谁说要杀你？”最好是玩笑，最好是假象。

因为每天都随波逐流，退出更不容易。每天的随波逐流削弱了我。我手中握有权力：控制权等待着我，等待着我直白的宣言。我没有夸张。在混乱的形势下，我的立场一如既往地清晰，而正是从这虚假的立场中，我能聚起岛上足够多的群体，确立我的权力，让局势回归平静。其中有空想家，仍然把《社会主义者》看作发表内部反对意见的媒体；有那些把铝土矿看作我们政府唯一真正成就的人；还有各种族的中产阶级，看到我在内阁出现时总是感到安慰；还有庄园的工人，只不过是为他们的力量寻找代言人。这些人都指望着我；我让他们都失望了。控制，意味着对杀戮的怀疑，是伪装以外的唯一办法。但是控制也意味着拥有权力，这将带来必然的推论：在这样一个手中权力总是化为乌有的形势下，我必须保住权力，这前景让我心生疲惫。

我的戏剧感消失了。这对我而言是真正的损失。四年来，戏剧感支持着我；现在，顷刻之间，戏剧落幕了。这是一个私人的损失；不负责的感觉和责任的想法减弱，变得滑稽。我挣扎着让戏剧继续上演，因为取代它的将是绝望：一个男孩走在无尽的荒凉的海滩，走在活着然而腐烂倾倒的植物和无生机地活着的大海之间。当时我并不平静：那是后来才出现的感觉，转瞬即逝。戏剧落幕了，我了解狂乱。狂乱让我沉默。沉默让我伪装。

国有化？我将出发去伦敦。派出代表团的想法已经被接受：朋友和敌人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两周后，我将离开，将被削弱。暴力将会继续；没有可以让我回归的东西。说实话，我开始觉得放松；我渴望离开。

6

如释重负：这种情绪降临在我身上，令我吃惊。我曾经错过了离开的机会。现在，它终于迂回地来临：成就感和真相。我以后当然要回来；但是那将是访问的性质，是一件我知道要发生的事。离开前的时光非常美好。我慢慢地准备。我的情况报告是我最不担心的。事实我可以信手拈来，我们的论点我早已烂熟于心。伦敦已经明确表态。它接受代表团，但是代表团不会受部长接见。伦敦把这个游戏玩到了一定程度，帮了我们一个忙。

伊萨贝拉的甘蔗田熊熊燃烧，正是收获时节，伦敦却仍是早春。外套：是有必要出行之人的标志。那时，在我们明亮而炎热的候机室里，搭在我手臂上的外套总是令我愉悦。去机场的路上，锡和木头房子，地中海的色调，田野，树木，商店，广告牌，黑人做的牙膏和黑啤酒广告：再也不会用拥有的眼光看待这一切。机场有一场示威。运动的彻底性让我吃惊。当然这是支持我们运动的示威，对我们有利。我作了一番适合这场合的演讲，和其他演讲一样信手拈来。这是我最后一场演讲：我的风格保持到最后。不久，舱门关闭，我们起飞，在田野、河流、道路和居住地上空飞过，这些风景从来没有如此井井有条。

离开时受到如此欢送，到达伦敦机场时却几乎默默无闻。这可能会让我察觉到，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政治有多么悲哀。但是现在这很适合我的情绪。我们派来了一名委员会成员；他们派了部里一名低级官员；没有新闻记者。但是有一辆车和一个司机；旅途的终点是一座一流的宾馆。很少有可以和住在这种大城市的一流宾馆相媲美的享受。住在豪华舒适的房间，需要承担的责任仅限于付账单。周围环绕着无声而紧急的动作发出的嗡嗡声：一系列服务等待着客人最轻声的呼唤。魅力笼罩着每个人：客房女服务员，接电话的女孩，她的语音和语调始终不变，服务台后面的男人，报摊里的女孩。他们是仙境的一部分，直到看到在闪烁的操作台后，接电话的女孩穿着制服的疲惫身躯松垮地坐在洗衣房的椅子上，直到看到面色苍白的夜间工作人员穿着破旧的雨衣到达，直到仙境的结构变得平常，宾馆成为工作的地方，不再与航线时刻表的魅力相连，却和从机场驶过的房屋相连时，仙境终于不复存在。这是该离开的时候；这时日子开始飞快掠过，索然无味。然而直到这一刻之前，宾馆都是一处向城市散发魔力的地方。

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我们事先计划的和官员的谈话几天内都不会开始。我独自一人。我的助手们已经消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欢作乐或者去拜访朋友和亲人，大多是学生或移民，他们为这些人带来了朗姆酒和香烟作为礼物。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多么容易变得渺小！这座城市连接着我在其中的过去。然而现在从旅店里思索，我发现自己曾有意识地消灭它。我解剖和摧毁这城市的魅力；我看见它由个人组成；我不再去看它。

现在我试图重建这奇境般的世界：拥有奇妙光线的城市，在其中行走，身后不会伴随着影子。我试图重新发现散发着愉快的刺鼻气味的烟草店，和黄昏时寒冷空气里呛人的煤灰味道。我试图在这座曾经教给我不可能逃离的城市中做一名游客。这是我的情绪，我做到了。三天里我都非常高兴。日子并非完全空白。每天都有一些我可以参加的活动：和商人共进午餐；和驻伦敦的伊萨贝拉报纸代表共进晚餐；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海外部门的采访，录制地点在布什大厦。在那里的地下室，桑德拉，穿着雨衣，由于不敢设想未来而歇斯底里，要求我和她结婚。

但是还有代表团的工作。从伊萨贝拉传来的消息不断恶化；暴力事件增多；《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小段报道。我们和官员进行了对话。他们说的都是重复过很多次的话，都在我们预料之中。他们清楚而简明地归纳出国有化的后果。我们的会议只需要一分钟；我们把它拉长到了三天，每天开新闻发布会，然后被伦敦报纸忽视。不知是否出于想象，我觉察到不仅仅是官方对我怀有敌意。我觉得我作为个人也不受欢迎：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激进分子，一个在只需要稳定的地方惹是生非的人。

在我三天的空闲日子里，伊萨贝拉越发强硬的态度反映在伦敦。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已经投身于我们的游戏。我不得不加剧这种令人不快的印象。和官员的会谈以失败告终。我坚持要见部长：这是我唯一还能做的事。我的请求两次被回绝。第二次时我被告知，我可以被邀请去部长出席的午餐。我用了最后一招：我打电话给伊萨贝拉媒体的代表，告诉他们我的请求。两天后我被告知，部长将接见我，但是我的代表团不能参加。至少胜过一无所有。

这是一段简短而屈辱的回忆。我之前随政府出行到伦敦时不止一次见过这个人，我觉得他和蔼友善且有点愚蠢。而现在他几乎没有花时间客套。他的举止明显地表现出，我们的游戏玩得够久了，他除了帮助殖民地政客处理公共关系，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用大概四十五秒，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伊萨贝拉政府任何不克制的行为将导致的后果，简直让我感觉这是针对我的谴责。

接着我说出了一句刚出口就折磨我的话。无疑正是这句话让我回忆起这场会面时加倍痛苦。我说：“我怎么能把这消息带回给我的人民？”“我的人民”：为了这种说法我经受的一切都是活该。他说：“你可以随意把你喜欢的消息带给你的人民。”会面就这样结束。

我被彻底打垮了。我这么漫不经心地进入这个游戏。我像个游客一样在部长的城市走动。如今我玩味着毁灭的景象，然而怀着无助，明白自己孤立无援。但是我周围处处是发展与欢欣、复兴重建与绚丽多彩的迹象。这座城市让我忍受痛苦，我想复仇，但是又感到这复仇愿望的无望。在这座城市变得渺小是多么容易的事！成为曾经的男孩和学生是多么容易！奇妙的光线如今在哪儿？我在这可怖的城市中漫步。道路比我记忆中更宽阔，汽车更多，气味更刺鼻。穿外套太热，我出汗了。我和出租车司机争吵，和服务员和售货员争吵。这举动有失尊严，但是我觉得极度悲苦，第二次感到被这座城市遗弃的凄凉，两次了，我把一个如此重要的希望托付给这个地方。

安慰来自一个意外的地方：斯托克威尔勋爵本人，他的庄园陷入了麻烦。他艰难地亲手给我写了封信——每个字母是分开的，但是很难辨认——邀请我共进晚餐。虽然参加这庆祝的晚宴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念头，但我觉得明智的做法是接受邀请。于是我思考起来。我料想这次邀请隐约有些官方气息；我敢肯定部长已经兴致盎然地汇报了我们短暂的交锋。我开始感到怨愤，并且觉得它给予我某种力量。怀着这种出现在别人身上时令我不快的情绪，我出发了。这情绪容纳着戏剧性，它在黑暗的出租车里支撑着我，我准备好了司机一开始绕路我就抨击。我准备好了一出公开的闹剧。这是对斯托克威尔勋爵和那些高枕无忧的人的行为方式的无知引发的简单反应。我应该更清楚这些；我确实清楚。我对自己感到吃惊，对自己如此精神错乱而粗俗感到吃惊。

出租车司机没有绕路。我在沉默中下了车。我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个南欧人，一副来自贫民窟的面孔，面色苍白，神情严肃。我当时没注意到其他。我感到自己的一生都是在这种内部度过的。它消除了黑泥和监工的红色和赭色房子的回忆。在那个瞬间，这些回忆本该更加清晰。这个人接过我的外套，叠好，放在椅子上，椅子上方是一幅卡立格特绘画[6]，它顿时让我心烦，因为画面过于出乎意料：奎师那[7]，蓝色的神，上身直立着，左腿在右腿前盘着，唇边吹着笛子，对一位白人挤奶女工求爱。门开了，我的名字被通报。女人们：我转过脸把视线从她们脸上移开，孩童时受到的训练重现；一个小个子男人；一个高大的男人向我走来，个头很高，扣紧的外套让突出的肚子更明显，下唇肥厚卷曲。我预想的是一个块头小得多、更优雅的人。

介绍完毕。一个女人低沉的声音不断响起。也许是在谈论天气；问起我对伦敦的看法；谈到伊萨贝拉的阳光。我无法回应。在这样的声音中，我对她说的内容一个字也没听进，我的情绪在心里危险地紧绷起来。这一次敌人一定要被消灭，迅速地消灭。

接着斯托克威尔勋爵说：“你永远不会秃顶，这是肯定的。”房间恢复了真实。我大受感动，我非常高兴，我如释重负。这是我急需的镇定药。我愚蠢地表达感激。斯托克威尔勋爵补充道：“你父亲从来没秃顶过。”这让我重新思考我背负的名字。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什么都没说。

女人们接过了谈话。有三个女人：斯托克威尔夫人，她的女儿斯黛拉，还有个约四十五岁的女人，我整晚都没记起她的名字。我在记住她毫无特征的相貌上花了不少工夫。她和那个小个子男人是一起的，他的名字和工作我也没记清。让我高兴的是，他们似乎也没记住我的名字和职业。他们不时表达礼貌而漠不关心的兴趣，有时问个问题：我是来伦敦出差吗？在这种场合不够得体。不过他们往往是在和斯托克威尔夫人聊天，谈论他们都认识的人，或者个人的兴趣。

晚餐时我坐在斯黛拉小姐身边。我觉得她二十岁出头。当她父亲沉默时，她仿佛觉得招待我是她的责任。她很聪明。我一定很紧张。我花了些时间才习惯她叽喳的声音。她的声音和她母亲非常不同，她母亲的声音粗糙却清晰。于是，在我认真地看着斯黛拉、赞赏她言谈的同时，我实际上在听她母亲说话，为的是让自己放松而非出于兴趣。斯黛拉看上去有点疯狂，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在能做评判的立场上。夜晚以一种我不熟悉的模式进行。我留心地听她的声音，试图将话语从她声音里无休止的叮当声中分离出来。直到吃晚餐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美人。接着我心绪混乱，无法再注视她。她有一种透明的美，透明的皮肤、无色的头发、通透的双眼。也许正是她的眼睛让我不安，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在我看来空洞而无法解读，当我看到它们时只能看见颜色。也许正是这个，还有难以解读的声音，暗示着疯狂。

她继续说。我能分辨出的话越来越多。终于有可能交流。她问我儿时读过的书。我想起了《雅利安人及其迁徙》，但是忍住没说。她对儿童书感兴趣。我只好坦白，我除了些安徒生童话，其他都没读过。

“没看过亨蒂[8]或伊妮德·布莱顿[9]之类的？”

我只好摇头。

“没读过童话或者童谣？”

“我想我们在学校阅读材料里读过《做蛋糕》。”

她看上去黯然而难以置信。她儿时读过的故事对她意义深远，她的理论是，没有读过相同的童书、没有听过相同童谣的人，是无法相互理解的。

斯托克威尔太太说她不赞成对童年和童书的追捧，这不过是又一件被商业化的事物。她补充说这是特别英国化的一件事，如果通过我说的话来判断，像我这样的社会，“尽管过于匆忙”地鼓励孩子们像大人样是更明智的举动。

斯黛拉的前额抽动。她对我说：“你知道咕咕鹅吗？”

我摇摇头。

她说：“你不知道咕咕鹅，我到哪里闲逛？”

斯托克威尔太太说：“我觉得让动物穿上衣裳很下流。我受不了那些熊和兔子穿着褶边衣服。”

“楼下，楼上，还是女士的卧房？你不知道吗？”

“我受不了那些菜单。”四十五岁的太太说，“‘在晨露间采摘的蘑菇’之类的东西。他们就不能单单写蘑菇吗？”

“心满意足的牛挤出的牛奶。”她的同伴说。

“轻松的牛，美丽的牛，挤下你的牛奶。”斯黛拉背诵起来，“我给你件丝衣裳。你不知道这首吗？”

“我不知道这首。”斯托克威尔太太说，“这肯定是你从那本牛津的书上看来的。”

“你一定要经常研究它们。”斯黛拉说，“它们里面有关性的部分多得吓人。”

“我经常觉得，”四十五岁的太太说，“杰克和吉尔是文学中最下流的一对。”

“我不知道，”斯托克威尔太太说，“我读到说他俩的故事大都是十八世纪写成的，写的都是真人的事。”

“没有意义的那些故事才吸引人。”斯黛拉说。

我一直感觉到斯托克威尔勋爵盯着我。我不时地看着他：他蜡黄色的大脸，宽大长方形的前额下小而不安的眼睛。他对我的注视没有反应。他继续盯着我，左手稳稳当当地从他的盘子移向嘴里。他像在吃坚果，其实是在捡起小块面包屑送到嘴里，但是动作很大。我接受了他的审视，思考着我的父亲，我的童年，那些我错过的童书和童谣。这不只是酒和我自己的如释重负感。这个夜晚，我说过，是在陌生的模式下进行的。

女人们离开房间后他才再度开口。那时至少他有事可做。他拿出白兰地，自己却不喝；他掏出雪茄，却没人抽。他继续吃面包屑。

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您见过我父亲。”

“我见过他两次。”

我对父亲知之甚少，我曾希望知道得越少越好。现在斯托克威尔勋爵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告诉我，显示出尴尬的神情会不合时宜。

他说：“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政治。他在海边有座小屋。奇怪的是在公有土地上。他已经放弃了政治，但是有一小队人排队等着见他。他问我想要什么。我无法告诉他。他说，‘好吧，你就自己坐在那儿。’我自己坐在一个角落。这场面很感人。这些纯朴的人们来向他倾诉困难。稀松平常的事。工作、疾病、死亡。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在做些别的事。但是最后他总是说一两个字，有时候说一句话。不可思议。坐在那儿，亲眼看见这一切，你会感到深深的安慰。我无法离开。”

“真是非同寻常。”小个子男人说。

我觉得不舒服。我问：“他都说些什么？”

斯托克威尔勋爵的前额紧皱，和他女儿如出一辙。“有些事情简单乏味。但是有些人让你愿意度过这种生活。”他笑了；这与他不相称。“就像是交通规则。只有上了路才有用。那时它比逻辑还要有用些。”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很失望。

我努力做出庄重的表情。我说：“那时候我很少见我父亲。”

“那是自然。我会告诉你些他的其他事情。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他只裹着一块黄腰布。他袒露着胸膛，皮肤有一种光泽。”

我们坐着沉默了一会儿。谈话转向别处。我请求暂时离开，去了洗手间。我以为自己要吐了。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眩晕。我在那小房间回过神来，我简直可以为自己的孤单落泪。

就在我离开前，斯黛拉小姐说：“等一下。”她跑出房间，带回了一本《牛津童谣选》，“读一下这个，我想知道你的看法。”我婉拒了借书的美意，说我在此停留的日子不多，到时候就难还书了。她说：“你很忙吗？你不能明天或者后天还吗？”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样的话。我感到飘飘然。和过去、和这座拥有奇妙光线的城市的联系复苏了。我们约好一起吃午餐。她有间自己的公寓，她给了我电话号码。

我走回旅馆。我闻到带着煤烟味的寒冷空气。天空低垂，街灯和店铺橱窗透出的灯光漂浮在只比街道略高一点的地方。城市仿佛笼罩在穹顶下，我没有暴露的感觉。我身边的天空在发光。也许伊萨贝拉的天空也发着光，原因却不同。时间已过午夜。我的情绪与过去相连，那时的此刻，这座城市该是沉寂的。现在街道上车流喧嚣，红色的尾灯仿佛是夜色中的警报。和白天没有差别。

《牛津童谣选》的厚度和质感奇异地让人感到坚实、有学术味道。我攥着书，走进仙境般的宾馆。我泡了个热水澡，啜饮每晚在暖壶里等着我的热牛奶，我开始读。我按先前的指示，像孩子那样读着。这毫不费力。谁来这儿？一个士兵。他要什么？一罐啤酒。我的心境柔软。很快我开始伤感起来，但是带着愉悦。我伤感不仅仅是为了这咆哮的红色城市失去的村庄绿地、马背上的骑手、挤奶女工、集市、篮子里的鸡蛋、乡下人进伦敦城的旅途，也是为了书中对世界清澈而直接的想象。我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欢乐的想象，也没有有序的世界。

当它们打扮得干干净净，
适合让人见到，
她会穿着优雅的衣裳，
在绿地上舞蹈。

“小熊维尼？”我说，把书递了回去，“我经常在书店看到，也经常听人提起。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读过。我觉得这书名总是让我打退堂鼓。”

“小－熊。”斯黛拉说。

“小熊？”

“你不明白？我看这个也一定要读给你听。”她坐起身，把被单拉过胸前，“你准备好了吗？那我要开始了。”

代表团已经回到了伊萨贝拉。我仍然留在伦敦。我不再试图解释，我只是记录。我在伦敦继续逗留了八天，其间我留下的无论什么名声都正在被毁坏殆尽。我留在伦敦，被第一次见到斯黛拉时察觉到的她的行为举止所吸引。我最初觉得这是疯狂，的确是一种疯狂。这是产生愉悦的能力，我在桑德拉身上也看见过，但她没有桑德拉的苦闷。这是一种冷静，远远超出了桑德拉对某种场合的愉悦。这是一种看待城市并身处其中的方式，一种似乎能掌握它，在其中安排一系列独立、完美的乐趣的方法。这是对我害怕失去的那种情绪的延续，知道它将一去不复返。她创造出了我曾经追寻的城市，我从未想到这种创造会这样实现。也许我被斯黛拉的举止和技巧欺骗了，这也许是她那个阶层的举止和技巧。但是我心甘情愿地受骗。

当然，这些都需要偿还，以在她公寓的那些下午偿还。我对别人性能力的知识都来自于书本。根据这些知识，我不能说对我的要求过高。但是我相信讲到现在我已经明显地表达出，我的性冲力低落而不可靠。事实上，我畏惧那些在垂下的窗帘后的下午，最终正是它们把我逼走。事情开始于我第二次去她公寓时。她许诺给我讲些故事。她穿着一件衬有夹层的粉色家居长袍，也许是件睡袍。我轻轻地吻她的前额。我记得闻到一股难闻的烧焦气味：她才去做过头发。她的表情没有变，我对她的开场白毫无准备。她说：“我们去床上吧？”我惊讶于她平静孩子气的声音和提议的内容之间的对比。但是我记得，这似曾相识。“你要不要看我的下流画？”语句里有着相同的天真无邪。不容拒绝。

我们做爱很标准化。沿用了那天下午的模式，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献给我的，第二部分斯黛拉宣布属于她自己。第一部分她被动地躺在一边。第二部分她跨在我身上，向后靠，把手放在床上或者我胫骨上。她不停地动着，闭着双眼，皮肤湿润。她不出声，只有一回，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身体多美妙呀！”我当时没有赞同她的观点。后来我惊叹于她的准确和诚实。她向后靠时，乳房如此娇小！这么私人的疯狂，我也许还没到那儿。她有点担忧。对我而言，这无言而漫长的第二部分是折磨。我把思绪分散在其他事物上。这个办法十分奏效，我有一次甚至拿起了床头柜上的一本大画册，我记得讲的是图坦卡蒙之墓的宝藏。我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我本来以为只是在脑海里念头一闪，“你有这本书。”我得到轻快的一巴掌作为答复。我放下了书。

于是现在，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我听着维尼熊、驴子和小猪的历险故事，知道面对严峻事实的时刻会很快到来。这一刻到了。被单掀开，书放在一边，我耐心地平躺在床上。书就在手边，我只期望被准许继续安静地看书。我研究起了书的封套。它印在了我脑海里，无论何时看到它，我都会被一种微妙的感觉激怒，不久它将自己定义为匮乏。接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我害怕它会发生。我开始衰退。我身上的身体悲哀地疯狂着，我希望自己能帮上忙。后来，当衰退成为定局，孩子气的脸庞因为失望和无可饶恕的愤怒而显得空洞茫然。这是终结。没有关系能从这样的失败中恢复，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游戏性质的关系。

的确是离开的时候了，离开幻想之城，离开宾馆的仙境，它已经不再是仙境。但是，斯黛拉把《小熊维尼：阿噗角的小屋》的平装书寄到宾馆是一桩善举。

7

是离开的时候了。但是我没有必要回伊萨贝拉。然而，我太晚才发觉。事实上，直到飞机离伊萨贝拉只有几分钟的航程，我们开始系安全带时，我才意识到。城市和白雪，岛屿和大海，只能用一项和另一项交换。于是我的思绪飞驰，启程离开意味着一处目的地。我很平静。这是在多次危机时刻来临的平静。斯黛拉的态度还影响着我，让我体会到她挥霍者的信念：现状会一直持续。在我看来，这是她特有的傲慢，也许是她阶级或者种族的天赋。成就感能创造出关于它自身的幻觉。桑德拉对她期待已久的财富变得漫不经心，现在我轻易地不理会这座我终于看到光芒的城市。直到来到机场，我的航班早早抵达，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平静，然后立刻开始质疑它。错误！质疑、自省、安心：这过程很快不断循环，我害怕自己是在熟悉的神经质状态下来回转换。我觉得当时只有这种恐惧在影响我。我感到恐惧，并且发现我的恐惧有迹可循。几分钟内，我近来还是完整的世界被毁坏殆尽，我的镇定荡然无存。

即使在那时，我也没有问自己是不是必须回到伊萨贝拉。我只想拖延，绕一番路，短暂地逃离。恢复平静，找回对世界的清晰看法：这是我现在所关注的。其他一切都缩小了：斯黛拉，伊萨贝拉和在那儿等待我的一切。我又成了城市里的学生。我需要新的景象、新的自然风光、陌生的语言。暴风雪中的西班牙北部，褐色的土地渐渐变白，光线骤然晦暗；普罗旺斯阳光明媚的早晨，绿色和黄色的朦胧景象，大卧铺火车的咖啡杯被一个沉重的勺子固定住。

中途停留：我突然想起航空公司的广告词。在这个阶段并不容易实施。但是我在狂热中忽视了斥责，克服了困难。几个小时后，我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像在梦中。我以为自己不知道这座城市，但它不时浮现出熟悉的元素，以及我猛然间感觉似曾相识的地方：真实感被扰乱，声音奇怪地减弱，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正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目睹相同的景象或做相同的事情。我喝着十二年前第一次尝过的饮料，吃相同的开胃菜，它们像以往一样沉重地落在我的胃里。我瞥到花纹熟悉的瓷砖地上的锯末，黑暗角落里刺眼的荧光灯，一张脸，一种我一知半解的语言的零星对话：我彻底陷入不安之中。我那天第二次对航空工作人员大为光火。但是那天没有去伊萨贝拉的飞机。明天有，一张新贴纸粘在我机票上。十六小时的中转时间等待着我。

我走进书店，读着昂贵、不便翻阅的该国经典书籍，直到店员变得过分殷勤。然后连商店都关门了，街上再没有值得逛的地方。我在宾馆闲逛，在大厅，在我的房间里消磨时间。乳白色的塑料电铃按钮上画着一个平足的女佣，她平静地看着我；一个瘦弱的服务员奔跑着，高举托盘，外套下摆在空中飞扬。对愉悦的承诺！我按铃叫了我不想要的零食和喝不完的饮料。我把宾馆的所有服务都试了一遍。我泡了个澡然后上床。过一段时间我爬起床。这才九点钟。我费了一番努力穿上衣服，然后走到街上。

我走进一家又一家贴着瓷砖的小小酒吧，从酒吧疲惫的男招待那里要小杯的酒喝。每一杯都让我的胃更沉重。一个十字路口、一栋楼、一个斜坡、一处转弯，都是熟悉的地方。一个女人缓慢地走在我前面，转了个弯，走进了一家小餐馆的入口。回忆被激起。我跟着她穿过旋转门。我感到紧张，不仅是因为酒；我筋疲力尽，这是我最不想去寻找的事情。但是我的胃因一种往日的兴奋而轻快起来。我觉得自己是被引来此处的：灯光、低矮的桌椅、细长的半满的酒杯，孤独紧张的年轻男子穿着双排扣西装，妆容精致的女人，三三两两，冷淡地隐藏如此的技巧和能量。

在这种场合我只看脸庞。身体无法让我感兴趣，一具躯体和另一具没有什么差别。我感到的兴奋已经足够，接下来是堕落，或者，奇怪的是，责任。我挑了一张鲜活、有吸引力、聪慧的脸，在这个国家显得不寻常地瘦小，但是这张脸却连着一具和其他人一样丰满的身体。她友善温柔，这类女人都是这样。当我们离开小餐馆走路回宾馆时，她轻松地谈天说地，旁观者可能会觉得我们是老朋友。甚至到宾馆后，她的好心情也显得很协调。前台瘦小的年老女士，虽然穿着浆过的围裙显得职业而麻利，却仍然热情奔放地向我的女伴打招呼。她说很高兴又见到我的同伴，夸她看上去不错，是不是身体好些了？我的同伴回答说是好些了。前台的女士研究了下我签字的登记表，说她并不吃惊。她开玩笑地责备我的女伴先前的绝望，说无论任何情况下，我们把一切交到上帝手里才更明智。我们走上了昏暗的铺着地毯的楼梯。没有人对我说话，这是在这间宾馆工作的女士的善意习惯，不去注意她们顾客的客人。我微笑的女伴意识到了我听到她们讨论疾病时表露出的无声的惊惧，解释说她瘦了不少。她做出讽刺的表情，两手张开比画着，说她曾经很胖，哦，不过还不是庞然大物。

挂着窗帘的房间很温暖，红色的床头灯让房间显得舒适。同时，白色的洗脸池擦得雪亮，两条小毛巾躺在一尘不染的坐浴盆上，其他毛巾整齐地叠好放在床边，又让这里多少有点手术室的感觉。我付给女伴我们在小餐馆笑着商量好的价钱。她抚摸我的脸，说她不喜欢事先收钱，这摩登而贪婪，但是她之前有不愉快的经验。她的恳挚让我高兴。她离开了房间，无疑是把我刚给的钱拿一部分给宾馆的那位女士。我听到她们之间热烈的谈话。片刻后，我的女伴回来了，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像面对一个孩子般为她刚才的离开道歉。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筋疲力尽。刚刚进入这间舒适的、手术室般的房间后感到的所有兴奋都已消退。这个微笑而欣然的女孩，我现在发现她挺年轻，她愿意取悦我；这种意愿看上去很遥远，有点感人，有点荒谬。

她把外套仔细地挂在椅背上。没有了外套，她立刻看上去比我想象得要胖。她超出了这个国家的慷慨标准。她的手臂宽而松弛。她的乳房之前被紧紧上托，平贴在胸上，即使这样还是显得丰满而巨大。现在，随着我女伴一声叹息，随即转为一阵笑声，乳房被释放了。它们轰然下落。它们硕大无比，是丑陋怪诞、空荡而饥饿的袋子，只在尖头残留了些物质，只在那里保持着些许形状。她松开衣服，解开束带，释放自己。被勒得一条条、陷下去、皱巴巴的赘肉无助地下落。她的双乳像宽大、松弛的刀鞘，一直垂到腰间，泛起涟漪似的松弛肚皮在下面层层叠叠。腿上流动的褶皱里的赘肉像发起的面团般颤动。如此骇人，如此悲惨，一具来自地狱的躯体，带着一个微笑的女孩的脸庞，减肥者饥饿消瘦的脸庞。这个被肉体折磨的人告诉我肉体的信息。“太胖，太胖。”她不停地说，笑着，表情凄惨。礼貌和同情让我回答：“没有，没有。”我知道我不会碰她，我也害怕她碰我。我一直没动。肉体，肉体。我想：我怎么能厌恶呢？我甚至要怎么才能评判？她从浴盆里起身，坐在床上。液体似的赘肉横向流动着，她的胸触到了大腿。我闭上眼等待。

没有潮湿、松弛、令人窒息的拥抱，只有最轻柔的语言，最甜美的呼吸，对我乳头的一阵轻拂——是来自那对乳房吗？以及指间绕着我乳晕的一点点触摸。我没有触摸她，我的双手依旧放在身侧。但是我已经把自己与周围隔绝，成见消失了。指甲、舌头、呼吸和嘴唇像脱离了身体的探测工具。我胸上被划上两道轻轻的痕，舌头轻快地舔着我肚子的侧面，我紧张的腹部肌肉颤抖，泛起波纹，变成液体。探索更向下，现在不需要努力集中注意力，不需要排斥这个世界、液体的叹息和声响。成见消失了，我满是痛苦的感觉。肉体，肉体：但是我对它的意识减弱了。我被翻过身来肚子朝下。探测在继续，用着相同的工具。自我一层接一层地剥落，剩下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感知细胞，对快感或痛苦浑然不觉。中立的感觉，越来越细致，合情合理，只因为那越来越弱的探测还需要领会，只因为这是生命的唯一证据而存在。细致的感官只随着时间持续反应，这也是宇宙。这是延长、延长、不断延长的一刻。不可能有问题。当释放没有结果，感官再次扩大，这一刻把它本身定义成延长的恐怖。这一刻后来伴随着我。三年后我还能轻易回忆起它：永恒、恐惧和慰藉的一刻。交通规则！通过可怜的丑陋肉体来了解肉体，通过肉体来超越肉体。

但是庞然的她陷入绝望。歇斯底里的笑容被泪水取代，她为我的失败而自责。我安慰她，那一刻我是真心的。“太胖，太胖。”她说，捧起她的胸和肚子。我说：“没有，没有。”她又开始笑，她漱口，化妆，重新整理头发。我们磕磕绊绊地用她的语言聊天。她误解了我说的一些事情。她好像回答问题似的说：“那些时候，我从不睁开眼，我从不思考。”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我看着她重新把身体直立起来，准备去小餐馆，不带任何厌恶或评判。这就是我所能给予她的一切。我陪她走回小餐馆的旋转门。只过了不到一个小时。

那晚，我在宾馆被一阵恶心惊醒。我一到洗手间就开始呕吐：把前一天所有未消化的食物和饮料都吐了出来。我的胃抽紧了，我有些痛苦。塑料按铃上的女仆依旧在凝视，侍者依旧在飞奔。但这才刚过三点，宾馆静悄悄的。我开始等待早晨。我没有睡好。在一连串的梦里，我发现自己躺着，趴着，在伦敦街头或是隧道里，红色地铁纵横交错的轨道上。在地铁另一边，我能看到萨利、桑德拉、我父亲、斯托克威尔勋爵急着走向我，我却不能走向他们。我睡睡醒醒，等着日光降临这座幻境之城，已知和未知的，记忆和梦境一起浮动。当日光降临，我感到虚弱想吐。中途停留宣告终结。必须起身准备好另一次启程。

8

我抵达时很安静，没有人预料我会回来。我之前中途停留的安排导致了传言，说我已经消失或潜逃了。那时候，我坐一辆出租车回罗马宅，就像是个普通人。我需要睡眠。车子开得很快，后来被报道成偷偷地回府，也不失公允。然而让我吃惊的是，在这座我一度需要靠关注和戏剧性来维持自己的岛上，我如今却在享受私密性。有一会儿，我玩味着不可能的念头，想着通过辞职和沉默来延长这种乐趣。当然，鉴于我们政治生活的性质，这是不可能的。

我成为公众视野之外的个人的时光没有维持太久。我回来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早晨有一个警卫站在我房子外。警卫是有必要的。由于我中途停留，一队打算在机场见我的示威队伍失望了。公众情绪被激怒。我获悉，在机场的示威里，我本可以发表陈述、回答问题。这本该是表演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匆匆召集的会议上不允许我发言。我甚至都没接到出席的邀请。

在这场会议中，有人向我抛出一个严重的反对指控，效果却让人满意。我的私生活——我有条不紊地挣钱，在跛子镇房产开发时具有种族排他性，我和桑德拉的婚姻，我和温迪的关系，我与斯黛拉的越轨行为——这一切都被用来加深我欺骗公众的形象。我在国有化议题上出卖了伊萨贝拉，这就是我对苦难的花花公子态度。同时，我坚定地推崇国有化，推崇主要造福于亚洲人的举措，是企图创造种族分裂，以保证我权力能够持续。我对苦难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我加入了运动，协助创造了运动，只是为了毁灭它代表的一切。我甚至试图掌控警力，还秘密建议警力应在英国控制之下。正如我所说，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在公共会议的歇斯底里中，这种叙述一定有排山倒海的气势。我无法从弱势的立场理性地回答，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真实的点滴。只能用质疑的态度回答，从强势的立场来应对。

但是没有人对我的回答感兴趣。一个月内，我放弃了我的权力。一个月内，我身败名裂。报纸是自由的，却无人为我说话。我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但是没人来罗马宅，我也从没离开过。我们打造了一场闹剧，令人意识到力量和脆弱，我们制造了一种让人不愿冒犯的姿态。我母亲来探望我，我的姐妹和她们的孩子们也来了。我们在游泳池里戏水。奇怪的是，我的罪行在报纸上铺天盖地之时，私密的生活却降临了。我每天早晨和其他普通公民一样读报纸，很快地，看到自己的名字不再有反应，它不再能和我自己相关联。我关注着别人的命运。我读到温迪在蒙特利尔订婚的告示，她要嫁给一个有法国名字的人。报纸上有一张照片，下面配上了充满爱意的文字。目光中等、既不过分长远也不短浅的人，才是幸存的！

我给布朗写信。他没有回复。现在，读着报纸，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重视他的沉寂。他没有出席谴责我的公共会议。不久传出消息，他没有受邀请，有模糊的暗示说我们走得太近。于是我发觉，回到伊萨贝拉不仅没必要，而且比我离开的举动还要不负责任。

我已经看出，布朗身为黑人民众领袖，无能力走出那贫瘠的命运，与我们创造的无名的人对抗。无论我归来与否，那种对抗都会继续，维持在那一层次。在我们的运动中，权力将被重新定义，它真正的拥有者将会出现。我尽管占据了报纸的诸多版面，但已遭淘汰出局。但是通过归来，通过把自己置于事件的消极中心，通过成为那个花花公子、那个古怪别致的亚洲人，我为这场斗争赋予了某种方向。我的出现让斗争更合理，让它拥有多种个性。它指示了和我无关的斗争需要的期限。它暗示了一种方式，无名的人，通过创造无序，可以展示他们的力量。而国外媒体，一向按惯例对不幸的呼声表示同情，因而对此赞同！我能做什么？我有我的警卫。我待在罗马宅。

对于接下来那场灾难——没有其他专门的词来形容小区域里的公开种族冲突——我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这责任始于我回到奴隶岛的一刻开始，始于那个静默的早晨，持续到我最后离开的时刻。不要觉得我只是想让自己内疚，因为承受内疚比采取行动更容易，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让人满足。在这种混乱中升上高位、获得短暂荣耀、个性模糊的人，是绝不会感到内疚的。他们顺应着不可治愈的内在不幸。他们被苦难造就，也是苦难的一部分。他们的后继者也是如此。

不要觉得我是站在安全的立场镇定地说话，无安危之忧，在千里之外的郊区旅店避难，每天晚上在被视为我们庇护者的老爷和夫人的画像下吃饭。我的不作为和愚蠢等同于残酷。但我是这种残酷的一个无助的旁观者。无助，但是我不能说那时候我觉得负疚。我活着，我度过一天又一天。罗马宅里的一切继续运转。游泳池里的水不断更换，不断从过滤器流过。如果机器三十六小时不运转，那一片无休止地从深深的水底闪动网状波纹的蓝色池水就会变得静止而不透明，泛出浑浊的绿，微小的植物在水中生长，仿佛森林里的池塘。喷泉飞溅着水花，每天早晨我都会坐在喷泉边树荫下的早餐桌旁。桌上摆着鳄梨、炸大蕉、肉桂味的巧克力，铺着白色桌布、熨平的白餐巾，还放着一小碗鲜花。我在桌前读报。

当有组织的暴力开始，当人们被愤怒、恐惧和悲愤折磨得忧心如焚——他们觉得被我背叛，却在困境中发现除了找我，无处求助——当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走在城市街头，来到罗马宅讲述亚洲人的不幸，讲述着妇女儿童受到袭击，有人被砍伤，一家人在木屋里被活活烧死时，我闭上眼想象着骑手纵马奔向世界的尽头。肉体受煎熬的细节进入我的脑海。在一本讲日本战俘营的书里，我曾看到一幅照片：一个澳大利亚人被蒙着双眼，跪在地上，远离家园，即将被斩首。这个中心人物在我短暂的恐惧中看来是英勇的：英勇且非常私密，这私密嘲弄了折磨他的人的嘲弄。那时我让说话的人不要告诉我更多细节。我用安慰自己的话语来安慰他们。我说：“把这些想成书里的事情，报纸上的事情。不要告诉我姓名。不要告诉我人们是怎么死的。就说‘发生了种族暴乱’。就说‘有人丧生’。”

有个可怜的人带来一块石头，上面沾着血和纤细的头发，也许是个孩子的头发。我对他的证据和见证能做什么？我试图让他进入我的脑海，和我一起纵马去这个空虚世界的尽头。像其他人一样，他在悲痛中更容易接受建议。这时是夜晚。我带他去罗马宅的花园，让他扔掉石头。他很乐意地遵从。那时我们的联系不仅仅是语言的联系。我给他的安慰是给自己的安慰，用来摧毁脆弱的肉体形象。这是残忍还是欺骗？那一刻我在自己身上发觉了安慰的天赋，向其他人传达我对世界的想象的能力，我可以用这种天赋创造奇迹。我知道这一点，即使当时已是末期。但是这需要眼前的秩序的保证，而我无法带领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呼声是我提出的景象的必备成分，没有这个，天赋毫无用处，反而会有毁灭性。所以这天赋在被发觉的时刻就遭到抛弃。我成为领袖已经太迟了。

一周以后，那个我在黑暗的花园中看不清面庞的人，听到我接受离开的建议后攻击了我。我听到这消息不觉得吃惊。我接受了新领袖提出的条件，乘一趟免费、保障安全的航班去伦敦，带着六十六磅行李和五万块钱。这只是我财产的一小部分。我的不负责任甚至波及了我自己：我没有采取合适的预防措施。他们只是头脑简单的人，受到了惊吓。我敢肯定他们没有伤害我的意图。但是在他们的处境下，他们不再相信自己。他们给我的提议，是时候一到，他们期望自己所遭受的。

也许那时候，我是个叛徒。但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还有想采访我的人，这不是可以向记者解释得清的事情。我再度默许了自己被赋予的角色，这点不值得惊奇。

9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以为不过是三四个星期的工夫。我在《社会主义者》和内阁文思泉涌的回忆依旧鲜活。关于重整警力的五千字文件，一篇不容忽视的作品，是一个晚上聚精会神地完成的。在这所旅馆以麻醉状态生活的十八个月里，绝望和空虚已经消耗殆尽。带着一种由紧张和再次拥有工作带来的美好感觉，我让宾馆添置了一张写字台，放在窗边，让自己定下心来，开始工作。

早餐刚刚吃完。讨人欢喜的中年爱尔兰女仆一早把我的房间打理好，她会在十一点给我送来咖啡。我的嘴里感觉清爽，我的双臂泛起激动的紧张和麻刺感。到预定的时间，咖啡送来了。我的兴奋变成一种焦躁的疲倦：我一个字都没写出来。灰色、黑色、红色的墙纸，印着古董车的图案。桌边的窗帘是厚重的红色棱纹平布，经常触摸的地方泛着棕色，暴露在阳光下的褶子已经褪色。窗玻璃安在现代风格的铁框里，窗户很低，看得见宾馆的果岭，远处由一道浅红褪色的砖墙围绕。围墙之外，是更多的红砖，仓库、车库、房屋，仅仅是城市的一角。我一方面因自己虚无缥缈的经历，以及我试图重述它时身处的场景与它天差地远而不知所措，一方面也因为现在的场景本身，我的客观处境，这座城市、这个房间、这里的风景，这平淡无奇的光线而不知所措。直到傍晚，兴奋消退，天光暗淡，窗帘即将拉上，我的胃、头和眼睛一起体验着恶心的死寂的感觉。一整天逼迫它自己浮上水面、让笔记本的第一页除了日期以外一片空白的回忆终于到来：我的第一场雪，以及我怀疑地审视的，有着奇妙光线的城市。

距离我在一间被电炉烤得过于干燥的房间里重现那一幕景象：我沿着黑暗的楼梯爬上夏洛克先生的阁楼，在肯辛顿一处变白的屋顶望着飘雪，已经过去了十四个月。通过这种重现，事情变成了历史，可以控制，它被归入自己的位置，不再扰乱我。这成了我的目标：从这个场景的核心事实——我作为学生、政客以及如今避难的移民出现在这座城市——为我自己的历史施加秩序，消灭按时间顺序叙述可能导致的心神不安。

在伊萨贝拉的最初日子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大谈文化以及本国文学的重要性。但是说实话，我对作家没有多大尊敬，虽然我可能会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我把他们看成不完整的人，对他们而言，写作是对我乐于称作生活的事物的替代品。当我静下来写这本书时，在我预想三四个星期的工作中，我也在考虑其他事情。我知道最后经济上的报酬会很少。但是我想，书一旦出版，将很有可能给我带来一些不定期的愉快工作。比如对殖民地或者“第三世界”的评论和文章，布什大楼打电话来让我准备演讲，甚至享受一下在电台讨论时开开无害的玩笑。也许，在一两年这种轻松的地下工作后，我能在电视上找个合适的定位：殖民地专家，保守自己的秘密。他冷静地离开郊区旅店，之后乘着别人付款的出租车返回，发现自己是受敬重的，当然他自己不承认。这最后一项，我必须坦白，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白日梦。旅馆里的人对我一无所知。我不明智地说自己是商人。而我长达十八个月的深居简出已经开始引起怀疑。

我从未想过写这本书本身将成为一个目标，记录生活可以成为对那种生活的延续。我从未想到自己会逐渐喜欢旅店生活的限制和秩序，之前这样的生活让我绝望。我也想不到，一成不变的房间和我缓慢进展的创作相对比，会给我这样的满足。秩序、顺序、规律：每次电表一响，就要吞下我一个先令。十四个月，电表吞下了几百个先令，有时是空洞的声响，有时是盛满了的声响。我见过在各种天气下的草坪，最喜欢冬天的景象。那时用吧台招待的话说是“老来俏”的中年女士们不再晒太阳浴，无家可归的人不再在周末穿着运动服亲切谈话，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候。

我知道桌子上方墙纸上的每一条线。我没有看出损毁的迹象，但是听说这里要重新装修。还有这张桌子：我第一次坐在它面前觉得它粗糙而狭窄。深色的桌面遍布污渍和划痕，凹槽被沙土和灰尘填满，抽屉拉不出，桌腿被截断。它不是旅店的标准家具，是专门提供给我的。它是一件旧货店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没有用处。现在我觉得它仿佛恢复了生机，干干净净，熟悉又舒适，连划痕都带着光泽。这是我随着写这本书而获得的观察入微的才能，一种秩序，我是其中的一部分，回应着我创造的另一种秩序。这还带来一个我最没有料到的好处：持续而安静地享受时光流逝。

我融入了旅店，写作的事实得到了评论。怀疑消除，自从我学会充实地过日子，怀疑就得不到养料，消失了。我吃早餐。我在房间里工作。我走去酒馆吃午餐。啤酒杯垫从不更换。谁来这儿？一个士兵。有时我在下午去一家餐馆，油烟悬在静止的空中仿佛是雾气。在玻璃之外，货车、公交车和轿车在它们蓝色的烟气中无休止地穿行。我喝茶，读着晚报。周日我们都在旅店的大厅里喝茶，当时的习惯是女人为男人倒茶。年纪大的人玩牌，其余的人读报。我观察一位女士没有特征的手，她是中产阶级下层，但是人很好，她一九四七年以前都生活在印度。去过肯尼亚和北罗得西亚之后，她丈夫去世了，家庭四散，她放弃了帝国。就如我一样。我经常在晚餐前去酒吧，喝杯酒，看看电视。这是一家内部酒吧，移居国外的住客寄来的明信片和纪念品被珍重地陈列。我在餐厅有自己的桌子。它在一个方柱后面，镶着上过清漆的松木。我喜欢坐在柱子后面。它和我的桌子一样宽，给了我某种私密性。这也给了我机会，在不冒犯人的情况下，看一个人的手，我叫他“垃圾”。

“垃圾”也坐在柱子后面。我只能看见他的手。手指细长，属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年人。这双手的主要任务是把一盘肉和蔬菜变成一盘可以接受的垃圾。尽管混乱和迅速同时席卷了其他所有的盘子，肉被叉住然后推来推去，蔬菜混成一团，散落在乱糟糟的一摊酱汁上，刀叉不停歇地混合起新鲜的一口口食物，朝着它们造成的混乱探下去，切割、刺穿、涂抹着食物，那两只手却有条不紊地、科学地维持着秩序，定义出垃圾，分开最终要被吃掉和被丢弃的。丢弃的部分被高高举起，小心地放在盘子的一角，这不断扩大的一角专门留给垃圾。直到分区的工作完成——这时其他的盘子通常已经丢在一边，准备交还给餐厅——他才开始吃饭。吃饭只需要一会儿的工夫，他的盘子和其他人的一起准备交还给餐厅。女招待经过。双手僵硬地奉上劳动成果，请对方离去：一个整洁地堆着垃圾的盘子。我仿佛目睹了某些早期基督教仪式的开头。这还不是全部。继垃圾盘之后，轮到了对奶酪的屠杀。巨大的左手在一块切德干酪上方高高拱起，大拇指和中指找到着力点轻按着；右手推下弧形的两齿刀。但是在最后一刻，手假装奶酪活了过来，想要逃走。切德干酪在油腻的屠杀板上四处滑动，一阵挣扎，拇指和中指放开了奶酪，却紧接着更用力地按下去。霎时间，刀子落下，干净利落地切开奶酪，直到奶酪被截成两段一动不动。我几乎以为会见到血。

时光流逝。偶尔有些小插曲。有人反对一个聋子用刀刮擦他的盘子，他和“垃圾”不同，喜欢递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盘子。吧台招待喝醉了。一名女侍者在争吵后离开。有时候我要忍受一两个艰难的星期，我隔壁的双人间被占了，他们是附近把美国玉米变成糖浆的工厂的员工。接着我只好听着没完没了的粗鲁的谈话声，去酒馆前，从酒馆回来后，谈话总是索然无味，还被我厌恶的单调阴郁的四拍子笑声截成一段段。

但是这些人来来往往，很快被遗忘，他们没有成为宾馆生活的一部分。我初到此处，觉得这样的生活是残废的人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些属于这里的人既不残疾也不老。这里四分之三的人和我年龄相仿，他们有自己负责的工作，每天早晨开车去上班。我们是由于种种原因退出的人，离开各自的国家、城市和家庭。我们逃离了不必要的责任和牵挂，简化了自己的生活。我不相信我们的旅店是独一无二的。想到仅仅在这座城市里就一定会有成百上千像我们这样的人，我感到了安慰。

我们发生过不愉快的插曲。但是我们也举办庆祝活动。最隆重的当然是圣诞节。这场活动正式把忠实留守的人和那些坚持了一年、却在最后关头让人伤心地另有所属的人区分开来。在忠诚的拥护者中，这件大事几个星期前就被提起。一张报名表流传开：我们和男女主人交换礼物，正像他们和员工交换礼物一样。有不少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座次安排，因为圣诞节那天桌子会拼成E字形，然后男女主人和忠诚的房客们一起用餐，最新来的就要坐在离中心最远的地方。

我一年一年地往中心靠近，但是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坐在女主人的右手。那个位子是为一个在这里住了二十三年的人保留的，一个害羞、温和、五官精致的男人，看上去依旧年轻，在大厅、酒吧和草坪都那么谦逊，以致圣诞节那天他显赫的地位让很多人吃惊。这是个诚挚的场合。没有克扣，甚至连无限量供应的酒水都没有额外收费。但是我们感激的不仅是这晚餐。我们怀着深厚的感情，庆祝着我们获得的安全。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和蔼的女侍者会在这些场合代表所有工作人员，当她在厨房入口处从穿着制服的同事中间走出来，捧着一大束玻璃纸包好的花，默默走到大厅中央，在一番简短、轻声、一字不差的演讲后，把花递给女主人时，气氛感动得让人受不了。我必须承认，去年，我们的女主人第一次在祝酒词里说道：“为我们的海外宾客干杯”，当所有的头都转向我的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我不怕羞地哭着，晚餐结束时和其他人一起站起来，鼓掌送我们的男女主人一路走出大厅。确实，我用伊萨贝拉阴凉的可可山谷的法语方言想道，我打远处来[10]。我来自“远处”，来自边缘。

于是目前在伦敦居住的生活，我觉得可以称作流亡，却成了一段最有成果的时间。然而它的开端比其他经历都更荒谬。我刚到的时候，决定不要住在伦敦。它最近变得繁华闪耀；我也不想碰见我认识的人。我想住在一家乡间旅店。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别处，我之前从未这样做过。但是在近来的事件之后，我强烈地确信自己又身处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国家。于是我没有事先咨询，只是选了学生时代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下游览过的一个小镇。我的想象力依赖于“乡间”和“旅店”这两个词，创造出一番景象：花园和宁静，凉意和独处，鸟鸣声叽叽喳喳的灌木丛和晨间散步，宽敞的房间和古式的敬重。这些是我心目中的期望。

但是我很快发现，正值假期：到处是冰激凌盒子和软饮瓶，撒尿的小孩和三明治包装纸。旅馆要么客满且脏兮兮，要不就是半客满却非常脏兮兮。到处充斥着滋滋作响或尖锐刺耳的煎炸声音。天花板腐朽，窄窄的隔墙像纸一样薄，四十瓦的灯泡没有灯罩，裸露在外。破破烂烂的客厅里摆着破破烂烂的汽车杂志、旅游杂志和航空公司年刊。乡间小路成了高速公路，花园成了停车场。高高的树篱令汽车无法从拥挤的假日车流中逃离，把狭窄的小路变成了通向死亡和毁灭的绿色隧道。碎玻璃在十字路口被碾成粉末。也有真正属于死亡的小客栈，完全寂静的地方，非常老的人聚在一起等死。这里食物是流质的，调配成药剂的颜色，老人们坐在那里吃饭，晶体管收音机的耳机连在耳朵上，像戴着晶体管助听器，小小的塑料排风扇只靠温暖的风推动，不时静静地转动一阵。

每天，我坐上不规律的公交车，艰难地换乘，从一个小镇跋涉到另一个小镇，带着六十六磅的行李找落脚的地方，总是在傍晚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很快将无处可宿。白天的时光花在漫长的等待和短暂的旅途中。钱，我最终注意到的问题，正在从我口袋里溜掉。换洗的衣服将成问题。第一周结束时，我筋疲力尽。即使那样我都不愿放弃我的探寻，我沮丧得无法做出那个艰难的决定。第十一天，当换洗衣服确实成了问题时，我做了决定。我决定回到伦敦。但是我又没考虑到假期，我做决定的那天显然是假期的高峰。我没考虑到在这样的日子，许多不规律和中断的车次将把列车时刻表变成一本通往噩梦的指南。

我一大早就出发。下午我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空荡荡的乡村车站，离伦敦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高大的火车经过，没有为我停下来。这些火车很长，挤得满满当当，走道上也站着人。番茄酱、肉汁和咖啡弄脏了餐车上的桌布。我知道。几小时前，也是一辆这样的火车把我带到这个车站。我等着另一辆带我走。早先的不耐烦被绝望取代，绝望被漠不关心取代，漠不关心被奇怪的中立感知取代。水泥站台在阳光下呈现出白色，不断伸长的倾斜的影子深沉而轮廓分明。热浪从铁轨和枕木上干燥油腻的沙砾中升起。再远处是茂密的田野，浅绿混杂着黄色棕色和白色。废弃生锈的金属看起来都让人觉得热。

我和下午无处可归的惊恐作战，这惊恐是莫名其妙地降临在我身上的吉卜赛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种凄凉让我无法忍受。这一刻与一切都没有关联。我觉得自己没有过去。那个早晨，或者昨天，或者过去的十一天里，什么都没发生。试图向自己解释为何出现在这个车站，或者期待在我并未靠近的伦敦最终实现这越来越不可能的追寻，无论哪一件都意味着彻底迷失，认为自己在世界的尽头。自助餐厅绿色的门关上了。三个黏糊糊的桌子，一个非常狭窄的黏糊糊的柜台，黏糊糊的地板；玻璃罩子空着，连装橙汁的混浊塑料桶里的塑料橙子都一动不动。

高大的洋红色火车经过，车上是明媚的夏日衣服，车下是忙碌的黑色金属，奔跑的影子如一阵阵涟漪，落在我身上，落在站台上，让我眼花。“自己一个人站在斯温顿车站。”这是缪瑞尔先生的话，他是童子军的培养者。那时我心想，可怜的皇帝，被人看见这副模样。然而我见过他，站在斯温顿的车站就像站在布朗房子那张照片里一样：穿着斗篷，头微微仰起，一脸庄严，一脸淡漠。这是缪瑞尔先生见证的流亡，庄严和淡漠暗示了有观众存在。不像现在：一个人坐在无法忍受的凄凉之中，两个安特勒行李箱重达六十六磅，他要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当前时刻，不能把它和其他的事情相关联。谁会在事后给我这一刻的证据，哪怕是缪瑞尔先生的那种见证？这是全然无助的一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假期的火车从眼前驶过。这是很久以前了。这样的时刻无法重来。这是我生活的一个章节彻底结束的时刻，过去的十四个月，我一直记录着自己生活的某一部分，而正是这个时刻彻底终结了它。一个荒谬的时刻，但是我从此、以此衡量我恢复的程度。我打远处来。

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曾为自己在四十岁就身处活跃时期的终点而忧心忡忡，现在我不再为此忧心了。我现在甚至不觉得事实如此。我不再期待理想的风景，不再希望了解城市之神。我不再认为这是令人痛惜的损失。相反，我觉得自己活过了挂碍，把自己从一种事件的循环中解放出来。我快乐地发现，这样我也完成了雅利安祖先规定的四重生活阶段：我做过学生、房主、重要人物和隐士。

我的生活从未比过去的三年里更受身体上的限制。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已经清除了障碍，做好准备参与新的活动。这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行动。我还不好说这行动是什么。我曾考虑过新闻行业，有时我会考虑联合国的工作。但是这些只对疲倦的人有吸引力。我也许会再次经商。或者用接下的十年撰写一部大英帝国的历史。我不好说。然而对行动的某种恐惧仍然存在。我不想重新投身于自己已经解脱的循环。我害怕继续被这座城市洗刷。

大约十个月前，我在写我的婚姻，在文字中重温了我对桑德拉刻骨铭心的爱。那时我曾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坐在我的柱子后面，看到她独自走进餐厅，我该怎么做。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问题不过是个愿望。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已回到了离自己原本观点更近的地方。我再次把我的婚姻看作发生在括号里的一幕，我深深地把其中的感情看作欺骗。所以写作，尽管最初发生过一些扭曲，终于阐明了事实，甚至成了生活的一段过程。

我不觉得自己夸张了桑德拉或者我的情绪。上周六，旅店里的人们都非常激动。通过我们的男女主人，我们有幸请到当地银行一个年轻有为的银行家来此参加某个国际兄弟会的本地分会晚宴。晚餐设在楼上预留给婚宴的一间房间。我们这些在餐厅用餐的员工和房客看着宾客受到迎接然后走上楼梯。我们的贵客偕夫人到了。是斯黛拉小姐。我转过头，把脸藏在柱子后面，看着“垃圾”用两齿刀切下挣扎的奶酪。话到此为止[11]。

一九六四年八月至一九六六年七月

[1]马提亚尔（约40－约103），罗马帝国诗人，擅长描绘城市生活，风格讽刺诙谐。

[2]原文为法语。

[3]即温斯顿·丘吉尔，曾任英国首相。

[4]M是Minister（部长）和Master（主人）的首字母。

[5]印度教三大神之一，舞蹈之神。

[6]19世纪在印度的卡立格特神庙兴起的绘画风格，线条简单明快，色彩鲜艳，多描绘神像和日常生活情景。

[7]又译克利须那、黑天，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至高之神。

[8]亨蒂（1832－1902），英国少儿冒险故事作家。

[9]伊妮德·布莱顿（1897－1968），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10]原文为克里奥尔法语：Je vens d'lué。

[11]原文为拉丁语：Dixi。

目录

一 卖玫瑰花的人

二 孔雀

三 皮匠街

四 安全之家

五 树林深处

六 坎达帕里的末日

七 不恨罪犯

八 伦敦豆藤

九 云端上的巨人

十 连根砍断

十一 迷惑

十二 魔种

版权信息

书名：魔种

作者：【英】V.S. 奈保尔

译者：吴其尧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01

ISBN：978754426830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后来——在柚树林第一次宿营，第一次晚上站岗的时候，他有好几次都只想哭。终于，天亮换班了，远处传来孔雀奇异的鸣叫声，那是它清晨在树林里的水塘边喝过第一口水后发出的鸣叫，沙哑，撕心裂肺，本该讲述一个新生的世界，但在经历了漫长的不眠之夜的人听来却像是在讲述失落的一切，人、鸟、树林和世界。然后，那段营地时光成了浪漫的回忆，在打游击的那几年里，在他麻木地辗转于树林、村庄、小镇的时候，在他以各种身份毫无目的地游荡，甚至常常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改变身份的时候，在他自觉智力衰退、人格破碎的时候，然后是监狱生活，那里神圣的秩序、固定的作息时间、各项保护措施，以及提供的自新机会——后来，他终于得以一步一步地从他原本以为真实的世界走向之后那些所有不真实的境地：就像从一个封闭的心灵走向另一个封闭的心灵。

一　卖玫瑰花的人

这种生活始于很多年前，在柏林。另一个世界。他借住在妹妹萨洛姬妮那里。离开非洲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不必担惊受怕，几乎像个观光客似的，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当然，这种新生活早晚会结束。有一天萨洛姬妮对他说：“你已经在这儿住了六个月了。我没法再为你申请签证延期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恐怕不能再待在这儿了。现实就是这样。你没法儿跟它对着干。你得考虑换个地方了。有没有想过去哪儿？想过做点儿什么吗？”

威利说：“我知道签证的事。我一直在考虑呢。”

萨洛姬妮说：“我知道你所谓的‘考虑’是怎么回事。无非是置之不理罢了。”

威利说：“我不知道能做点儿什么。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

“你从来就没觉得自己能做点儿什么。你也从来不明白男人得为自己打天下。”

“你说得对。”

“别这样和我说话。压迫阶级才这么想。他们只要自己坐稳了，就以为天下将继续太平下去。”

威利说：“你这样牵强附会，帮不了我什么忙。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我觉得以前总受命运的播弄。在印度那会儿，我能做什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英国，我又能做什么？在非洲又能做什么？”

“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你妻子真够可怜的。她还以为自己跟了个男人呢。她真该跟我谈谈。”

威利说：“我从来就是个局外人，现在也一样。这会儿在柏林，我又能做什么呢？”

“你是局外人，就因为你自己想做局外人。你总是选择躲起来。你这是殖民者心理，种姓主义心理。从爸爸那儿遗传下来的。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非洲那场伟大的游击战争，难道你不知道？”

“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自始至终就是一场秘密战争。”

“那是场荣耀的战争。至少开头是的。回想起来总能令人热泪盈眶。一个贫穷无助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奴隶，完完全全从零开始。看看你做了些什么？你找过他们吗？你加入过他们吗？你为他们做过什么事吗？对于任何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都算得上是件大事业了。但对你不是。你就躲在自己的庄园大宅里，陪着你那位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娇小可爱的妻子，用枕头蒙住耳朵，一心只想着千万别有什么黑人自由战士挺着枪踩着皮靴深更半夜闯进来吓着你们。”

“不是那么回事，萨洛姬妮。在内心深处我总是站在非洲人一边，但是并没有什么仗需要我去打。”

“要是人人都这么说，那无论哪里都不可能发生革命了。我们大家都有仗要打。”

当时他们正坐在克尼塞伯克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冬天，这家咖啡馆里总是氤氲着暖意，侍者都是彬彬有礼的大学生，很合威利的口味。而现在正是夏末，咖啡馆里空气凝滞，令人感到压抑，那里的一整套仪式已司空见惯，仿佛在提醒威利——无论萨洛姬妮怎么说——时光正白白流逝，使他想起他们在教会学校里必须熟记的那首神秘的十四行诗。“而这消逝的时光就是夏日……”

一个年轻的泰米尔人走进来卖长枝红玫瑰。萨洛姬妮轻轻打了个手势，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包。泰米尔人走过来，递上一枝玫瑰，但始终同他们没有眼神交流。他无意和他们攀亲。这个卖玫瑰的人，沉着自持，满肚子自我价值。威利没有去看那人的脸，只是盯着他的棕色裤子（远方的裁缝做的）和毛茸茸的手腕上的特大号镀金手表和手镯（也许不是真金的），看出这个卖玫瑰的人在他原来生活的环境里大概只是个微不足道、不被人注意的角色。而在这里，在一个他或许知之甚少（和威利一样）的环境中，在一个他或许尚未学会理解的环境中，他仿佛被剥离了自身。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几个星期前的某一天，威利独自出门，也见过这样一个人。他在一家印度南方风味餐馆外面停了下来，餐馆里没有顾客，只有几只苍蝇在玻璃橱窗上爬来爬去，下面摆着些盆栽植物和用以展示的米饭和薄饼，几个看上去笨手笨脚的小个子侍者（也许不是侍者，而是其他什么人，也许是非法入境的电工或者会计）躲在里面阴暗的角落，某些人心目中的东方式装潢反射出廉价的光泽。这时候，一个印度人，也可能是泰米尔人，走到威利跟前。松松垮垮的身材，倒也不算肥胖，线条柔和的宽脸膛，头戴灰色的平顶帽，上面是蓝色细线勾勒出的大方格图案，有点儿像“袋鼠牌”[1]的高尔夫球帽，威利曾在早期的企鹅版图书的封底广告上见过：也许眼前这个人就是在模仿那些老广告里的打扮。

此人和威利聊起了那场即将打响的伟大的游击战。威利也显得兴致勃勃，甚至很亲切。他喜欢那线条柔和的笑脸。他迷上了那平顶帽。他喜欢这种带密谋意味的谈话，其理念将震惊世界。可是，当那个人说起他们需要一大笔钱，当谈话变得引人注目，威利担心起来，接着害怕了，想从餐馆橱窗前逃走，逃离粘在橱窗上的那些昏昏欲睡的苍蝇。而那个人仍然满脸微笑，柔软的唇间却蹦出长长一句尖刻的泰米尔语宗教毒咒，威利似懂非懂，最后那人的微笑消失了，蓝格子高尔夫球帽下的脸变得扭曲，散发出一种可怕的恨意。

那突如其来的泰米尔语，那包含着此人所有宗教信念的古老诅咒，那瞬时迸发的如利刃般刺出的深刻仇恨，所有这些都令威利坐立不安。威利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萨洛姬妮。从孩提时候起，他就什么事都藏在心底，在家里，在学校，都是如此。逗留伦敦的那些年，这个习惯逐渐根深蒂固。而住在非洲的十八年间，这更是成了他性格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因为他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事情要向自己隐瞒。别人告诉他那些他早就熟知的事情，他也总让别人说下去，那不是别有用心，也不是刻意为之，而只是不想冒犯别人，只是想让事情平平稳稳地过去。

现在，萨洛姬妮把玫瑰放在她的碟子旁边。她的视线追随着那个卖玫瑰的人，看着他在桌子之间走来走去。他走出去之后，她对威利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个人。但是他活得远远比你有意义。”

威利说：“没错。”

“别惹我。你这些个聪明话对付外人还行。对付我可没用。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活得比你有意义吗？因为他找到了他要打的仗。他可以逃避。他可以说自己还有其他事要做。他可以说他得谋生。他可以说：‘我这是在柏林。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办了那么些假文件、假签证，还得东躲西藏。现在总算都了结了。我离开了家，放弃了原有的一切。我得假装已融入这个陌生的阔地方。我要看电视，要知道些外国节目，要开始当它们真的是我自己的。我要去卡德韦百货公司[2]，去下馆子。我要学会喝威士忌和葡萄酒。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数自己的钱，开自己的车，感觉自己和广告里的那些人一样。我会发现其实改变一切一点儿都不难，而且我会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这样。’他可以有这些虚伪无耻的想法。但是他明白他有仗要打。你注意到没有？他一眼都不看我们。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他的同胞，但是他瞧不起我们。他把我们当作那种装腔作势的人了。”

威利说：“说不定他是不好意思，他是泰米尔人，在向这里的人兜售玫瑰，还被我们看见了。”

“他看上去可不像是不好意思。他看上去是那种有抱负的人，显得与众不同。有件事情你在非洲可能注意到了，要是你已经学会了观察。这人在这儿卖玫瑰，可这些玫瑰会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变成枪炮。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几处营地。我和沃尔夫正在拍摄一部讲他们的电影。我们很快就会听到更多有关他们的消息。这世上没有比他们更训练有素的游击部队了。他们非常凶猛，非常冷酷。而你要是对你的祖国的历史多些了解，你就会明白那实在是不可思议。”

另一天，在动物园里，空气中弥漫着那些无所事事的笼中兽制造的恶臭，她说：“我得和你谈谈历史。要不然你会以为我疯了，就像我们母亲的叔叔那样。你，还有和你一样的那些人，所知道的有关你们自己的历史都来自一本十九世纪的英国教科书，作者是曾在印度任督学的英国人罗珀·莱思布里奇。你听说过这回事吗？这是印度第一本大型历史教科书，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那时印度反英大暴动[3]才过去二十来年，这本书的立场当然是帝国主义的，也是为了赚钱。不过，它也包含了某些英国式的知识，算是本好书。在此之前，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本书，没有过这种教育体制，也没有过这种形式的历史学科训练。这本书出了好多版本，它教给我们许多关于如何看待自己的观念，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印度存在着奴隶阶层，有些人生来为奴，还有军人阶层。军人阶层属于上等人，奴隶阶层则不是。你我就有一半属于奴隶阶层。我敢说你肯定知道。我敢说你还部分接受了。所以你才总是这样过日子。而那些在柏林卖玫瑰的泰米尔人则完完全全属于奴隶阶层。这种观念通过各种渠道灌输给了他们。而实际上，英国人那套印度人分成奴隶阶层和军人阶层的观念，整个儿就是错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北部的军队招募的都是种姓等级高的印度教士兵。这支军队把英帝国的边界几乎推到了阿富汗。但是，一八五七年反英大暴动之后，这支军队就落魄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轮不到他们了。于是这些曾经受帝国垂青的勇士们就在英国的官方宣传中变成了奴隶阶层，而大暴动之前被他们征服的边疆居民则成了军人阶层。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手段。这就是阶下囚的命运。因为我们印度人不懂得历史，所以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过去，一味把人家那套话信以为真。而南部的泰米尔人，则在英国的新制度下沦为泥滓。他们肤色黑，又不擅长作战，只能充当劳力。他们被运到马来亚、锡兰和其他地方，卖给当地的种植园当农奴。现在柏林那些靠卖玫瑰筹钱买枪炮的泰米尔人，已经扔掉了历史和政治宣传的重负。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了真正的军人，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到了这一点。威利，你必须尊重他们。”

在动物园里那些郁郁寡欢的动物发出的臭味中，威利茫然地听着，一言不发。萨洛姬妮是他的妹妹。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了解他。她知道他的幻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知道他在英国和非洲期间的点点滴滴，尽管在过去二十年间他们只见过一次。他觉得，即使没有语言交流，在许多方面业已成长的她甚至有可能知道他性生活中的细节。什么都瞒不过她。甚至在她最革命、最平常、最信口开河的时候，就算她是在重复她那些老生常谈，却依然能够不时以一些新的词语唤醒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特别的时光，触动他内心深处某些他自己宁可遗忘的角落。

她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但记住了她所说的每句话。在柏林，他渐渐留意到她的一些事，那些事他以前可从来没有留意过。尽管她的话题从来没有离开过不公、暴行和革命需要，尽管她开口必大谈五大洲的流血剧目，但她却出奇的沉静。她早年性格中那种急躁易怒和咄咄逼人已经不复存在。她曾在老家的静修处日复一日地消磨生命，除了虔诚和顺从，她无可期待；在她离家许多年之后，那种可怕的静修生活——往往能给头脑简单、穷困潦倒的人们提供些水月镜花般的万能灵药——仍然离她很近，一旦沃尔夫遇到了什么大麻烦，她仍然可能回归其中。

她如今已没有那种焦虑了。正如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寒冷的季节里穿衣打扮，如何使自己风度翩翩（羊毛衫、羊毛袜配纱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旅行、学习、革命政治，和那位大度的摄影师之间随意而对等的生活，这一切似乎使她拥有了完整的知性体系。现在没有什么会使她感到吃惊或受伤了。她的世界观能够包容一切：危地马拉的政治谋杀、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印度的种姓骚乱，甚至柏林酒商的顺手牵羊——不知道是他开店的习惯还是原则，这位酒商送酒上门时，总有两三瓶不是搞错就是短少，酒价也会莫名其妙地变化。

她会说：“这就是西柏林。他们在空中走廊的尽头，什么都得靠救济来维持。所以他们会把精力花在小偷小摸上。这就是西方的大没落。他们将来会意识到这一点。”

而萨洛姬妮自己呢，通过她那位摄影师帮忙，靠西德某个政府部门的救济金生活。所以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她过得很安逸。

每当新送来一箱葡萄酒或者啤酒，她就会说：“我们来看看那个无赖这次又耍了什么花招。”

他记忆中二十多年前老家的那个萨洛姬妮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而如今身在柏林，他发现，正是她这种沉静，这种优雅的谈吐，使他越来越多地产生共鸣。他惊奇地打量着自己的妹妹。她竟然是他妹妹，他甚至有些激动。与她相处了六个月——他们成年之后从来没有在一起待过这么久——他觉得世界开始改变了。正如他觉得她能够深入他所有的情绪，甚至性需求，他也开始深入她看待事情的方式。她所说的一切都包含着某种逻辑和秩序。

他发现，他现在所感受到的，他向来就心知肚明，但从来没有接受过，那就是，萨洛姬妮说到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秩序井然，按部就班，这里的战争已经结束。在这个没有战争、没有真正的危险的世界里，人已经被简化了。他们看电视，找到自己的生活圈子；他们吃着喝着经过检验的食品，数着自己的钱。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人们更疯狂。他们拼命想挤进那个简单有序的世界。但是，当他们待在外面的时候，一百种忠诚和古老历史的残余将他们牢牢缚住；一百场零零碎碎的战事让他们内心充满了仇恨，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在西柏林，一派自由而忙碌的气氛，一切都显得那么轻快。可不远处就是一道人为的分界线，在分界线的那一边，是压制和束缚，是另一类人。高楼大厦的废墟上，荒草滋生，偶尔还有几棵树；随处可见弹片弹壳深深嵌入石头和灰泥墙中。

这两个世界并存着。视而不见是愚蠢的。现在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属于哪个世界。二十多年前在老家的时候，想逃避对他来说似乎很自然。但现在，之后所有那些因为这个愿望而发生的事，在他看来都是可耻的。他在伦敦的部分生活，他在非洲的全部生活——那时他长年处于半隐居状态，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是，他在所属的那个一半葡萄牙血统的二等阶层中并不十分显眼，但还“过得去”——所有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可耻的。

一天，萨洛姬妮带回家一份《先驱论坛报》。报纸被折得正好露出一篇报道。她递给他说：“这篇讲的是你以前住过的地方。”

他说：“拜托你不用给我看。我告诉过你了。”

“你必须得睁开眼看看了。”

他接过报纸，在心里唤着妻子的名字：“安娜，原谅我。”他几乎没读那篇报道。他不需要。他在心里经历了那一切。那场不折不扣的血腥内战。没有军队调遣转移；只有突袭者跨越边界烧杀、恐吓，然后撤返。报上有一张照片，一幢幢白色混凝土建筑，屋顶已被焚毁，烟熏的痕迹勾勒出空空的窗洞：那些住在庄园里的外来者的简单的非洲世界已化为一片瓦砾。他回想起那些熟悉的道路、蓝色的锥形巨岩、海边的小镇。他们欺骗自己说天下已然太平；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战争正在迫近，有一天那些道路将会消失。

叛乱刚起时，某一个星期天，他们边吃午饭边做这个游戏。他们说，假设我们与世隔绝，想象一下没有外界的介入，这儿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首先，当然是汽车没有了。接下来，医药没有了。然后，布没有了。电没有了。就这样，他们一边吃午饭——身穿制服的男孩子们就在旁边，四轮车就停在院子里的沙地上——一边玩这个游戏，想象着如何变得一无所有。然后，一切就都发生了。

现在，威利身在柏林，对自己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他想：“我不能再躲下去了。萨洛姬妮说得没错。”

然而，他并没有把这想法告诉她——他的老习惯。

一天下午，他们在某条繁华的商业街的行道树下散步。威利在帕特里克·赫尔曼商店前停下脚步，观赏橱窗里的阿玛尼男装。二十年前，他对服装一窍不通，也不懂欣赏面料和裁剪；如今大不相同了。

萨洛姬妮说：“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

威利说：“阿玛尼就很伟大，不过我猜这不是你要的答案。你是要我说其他人物？”

“说说看。”

“罗纳德·里根。”

“我就知道你会说他。”

威利说：“我说他就是为了逗你。”

“不，不。我知道你真的这么想。但我不是问最有权势的人物。我是问最重要的人物。你觉得坎达帕里·西塔拉米阿怎么样？”

“他是最重要的人物？”

“重要的人不一定很有权势。列宁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权势。我所理解的重要的人，就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一百年之后，当二十世纪革命史可以盖棺定论，形形色色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消失殆尽的时候，坎达帕里将会同列宁和毛泽东相提并论。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你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我知道。”

“他参加了泰米尔运动？”

“他不是泰米尔人。但是坎达帕里和泰米尔运动同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重生进程。如果我能说服你相信这个进程，那你就脱胎换骨了。”

威利说：“我对法国历史一无所知，只听说过冲击巴士底狱。但我还知道点儿拿破仑的事。如果你肯告诉我，我相信我一定能理解坎达帕里。”

“我怀疑。坎达帕里作为革命家最卓越的成就在于，他破除了林彪路线。”

威利说：“你跳得太快了，我没听明白。”

“你是故意这么说。你在掩饰。你肯定知道林彪。全世界都知道林彪。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清算阶级敌人。一开始，这真是又简单又激动人心，看起来也很先进。我们印度人也喜欢这个观点，因为它是从中国传来的，我们以为，它能使我们赶上中国。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把革命给毁了。林彪路线把革命变成了中产阶级的闹剧。城里那些好出风头的中产阶级年轻人，穿戴成农民的样子，脸上手上染了胡桃汁，成群结队跑到街上，自以为所谓革命就是除掉警察。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扫荡干净了。参加这种运动的人总是低估警察的力量，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我猜是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非洲，目睹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后来，这里的人说，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革命者，那么年轻，那么优秀，无人可以取代。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甚至为此难过了好几个月。印度的知识阶层进步缓慢。我不说你也知道。没有土地的劳动力迁往城镇，他们的儿子可能成为小职员。小职员的儿子也许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他的儿子成了医生或者科学家。所以我们很悲痛。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创造出一批革命人才，而警察却在顷刻间摧毁了五十年甚至六十年的奋斗才积聚起来的才智结晶。想起来就令人胆寒。

“我来告诉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候，暴风雨会将一些优美的老树连根拔起。你不知该怎么办。第一反应是愤怒。你想找到那个敌人。然后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虽然愤怒是一种宣泄，却无济于事，而且你的愤怒根本找不到对象。你必须另想办法弥补你的损失。就在我处于这样一种空虚、抑郁的情绪中时，我听说了坎达帕里。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宣告了一种全新的革命。他说，所谓‘失去了整整一代优秀革命者’不过是矫情的无稽之谈。他们并非特别优秀，或者饱读诗书，也不是什么革命者。如果他们是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为了愚蠢的林彪路线送了性命。坎达帕里说，不对，我们不过是失去了整整一代读书不多、自以为是的蠢货，真是走运。

“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受了伤害。沃尔夫和我同那些革命者一起做了许多事，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但是，坎达帕里的话虽然刻薄，却使我开始思考一些我之前曾经注意过却没在意的事情。我想起来有这么一个男人曾经到酒店里来看我们。他爱慕虚荣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想要我们知道他如何手眼通天。我们问他想喝点儿什么，他直截了当要了三份进口威士忌。当时进口威士忌的价格是印度国产酒的三到四倍。他要的东西贵得令人咋舌，然后他得意地打量我们的表情，观察我们的反应。我觉得他就是卑鄙，不过我们当然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表情。当然，他也消受不了那三份威士忌。

“我想起了这件事，还有其他一些事，然后，坎达帕里的话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伤害，我惊叹于他的分析如此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宣告了林彪路线的灭亡。他宣告了代之而起的群众路线。革命将来自底层，来自农村，来自人民。这场运动根本容不下中产阶级的假面舞会。而且，你相信吗，就在之前那场虚假革命的废墟上，他已经在酝酿一场真正的革命。他已经解放了许多地方。他可不像以前那些人那样喜欢哗众取宠。

“我们很难见到他。传递信息的人都很谨慎。他们一级级传递消息，不想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最后我们在树林里步行了好几天。我还以为我们哪儿也到不了。不过，某一天下午，快该搭帐篷准备过夜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树林里的一小块空地上。明媚的阳光洒在一间狭长的泥墙茅舍上。茅舍前面是正在收割的一片黄灿灿的芥菜田。这就是坎达帕里的司令部。其中一个司令部。在所有的闹剧散场之后，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质朴的人。他个子不高，肤色黝黑。一个小学教师，没有任何资格证书。瓦朗加尔人。城里没人会多看他一眼。瓦朗加尔是印度最热的地区之一。说起那些穷人的时候，他眼睛里满含泪水，身体颤抖起来。”

就这样，威利在夏末的柏林开始了一种全新的情感生活。

萨洛姬妮说：“每天早上醒来，你除了想想你自己，还得想想别人。想想你身边的人和事。想想东柏林，杂草丛生的废墟，一九四五年以来留在墙上的弹痕，以及低眉顺眼的行人。想想你在非洲去过的那些地方。或许你想忘记可怜的安娜，但是想想那里的战争。现在还在继续。想想你的房子。努力想象一下树林里的坎达帕里。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地方、真实的人。”

另外一天，她说：“二十年前，我对你很不好。老是指责你。很傻，什么也不懂，也没读过什么书。我只知道妈妈的事，只知道我们那位激进的叔外公。而现在我发现你当时和圣雄甘地没什么两样，不由自主地只能那么做。”

威利说：“噢，天哪。甘地？我根本不可能这么想。他离我可是十万八千里啊。”

“我知道你会感到吃惊。但这是真的。甘地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去英国学习法律。他在伦敦就像个梦游的人。他没办法理解那个伟大的城市。他对眼前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他不知道那些建筑和博物馆，不知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隐居在那座城市里的伟大作家和政治家。我看他也没有去看过戏。他能想到的就是他的法律课业、素食和给自己理发。正如毗湿奴[4]漂浮在虚无的元初之海中，一八九〇年身在伦敦的甘地也漂浮在无所见无所知的海洋中。在他生命的前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他就这样度过了三年，结束时他已经完全心灰意冷。他觉得自己需要帮助。当时有一位保守党的下院议员，大家都说他很关心印度人。甘地认为只能向此人求助。于是他给议员写了封信，还去拜访他。他努力解释自己的沮丧，片刻之后那位议员说：‘我明白你的问题了。你对印度一无所知。你对印度历史一无所知。’他向甘地推荐了几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书。我不清楚甘地有没有读过这些书。他要的是切实的帮助。他要的不是人家指点他读一本历史书。你难道不觉得，你可以从年轻的甘地身上看见一点儿你自己的影子吗？”

威利说：“你是怎么知道甘地和议员的这件事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过一本自传。那本书很精彩，简洁、流畅、坦诚，没有丝毫吹嘘。写得非常真实，每个印度人，无论老少，都能在字里行间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印度，找不到第二本这样的书。如果大家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是一本现代印度史诗。可惜大家没有。他们以为不必去读，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不用再去挖掘了。这是典型的印度思维。我之前甚至从没听说过这本自传。是沃尔夫第一个问我有没有读过。那个时候他刚到家乡的静修处。他发现我竟然没听说过这本自传，很震惊。现在我已经读过两三遍了。这本书很好读，故事写得很精彩，你会不停地读啊读，然后发现没来得及对他讲述的所有那些意义深邃的事情给予应有的关注。”

威利说：“我觉得你有沃尔夫真是幸运。”

“他另有一个家。这样很好。我就用不着老是陪着他了。他是个很不错的教师。我想这也是我们还在一起的一个原因。他可以教我。他很快就发现我对历史年代毫无概念，我说不清一百年和一千年、两百年和两千年有什么差别。我知道妈妈和叔外公的事，我还知道一点儿爸爸家里的事。可除此之外就是一笔糊涂账，一片远古的大洋，不管是佛陀还是阿克巴[5]，伊丽莎白女王还是詹西女王[6]，玛丽·安托瓦内特[7]还是歇洛克·福尔摩斯，都在其间漂泊无定。沃尔夫对我说，一本书最要紧的是它的日期。如果你不清楚书的日期，不清楚它离你究竟有多远或者有多近，那这本书你就是白读了。日期将书固定在时间之中，当你阅读其他书，了解其他事件的时候，所有那些日期就开始形成一份时间刻度表。我无法形容那对我是多大的启发！当我开始思考我们的历史时，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一片时间的混沌中下沉。我看得更清楚了。我知道事件的起止和顺序了。”

他恢复了旧日的习惯。二十五年前，面对看不清楚、想不明白的伦敦，就像一八九〇年的圣雄（按照萨洛姬妮的说法），威利努力通过阅读来摆脱自己的困惑，跑到大学图书馆去查找一些最简单的东西。现在，为了跟上萨洛姬妮的学识，为了获得她那种沉静，他又开始阅读了。他经常去英国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有一天——他并没有刻意寻找——他在那里发现了圣雄自传的英译本，译者是圣雄的秘书。

亲切、简洁的叙述紧紧抓住了他。他想不停地读下去，短小的章节，一章接着一章，他想把整本书吞下肚；可是他很快发现，飞快读过的部分有一半已经记不起来，事件的先后次序也已混淆；而且，正如萨洛姬妮所说，他得经常翻回去，放慢速度重读那些简单的语句，理解作者以非常平静的口吻讲述的那些不寻常的事情。这是一本关于羞耻、无知和无能的书（尤其是开始部分）：那一连串回忆本应使另一个生命晦暗而扭曲，那些回忆，威利自己（或者他可怜的父亲，威利想）宁可带进坟墓，却被那朴素的忏悔所蕴含的勇气——那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才获得的——锻造成了洁净的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威利想：“要是这本医治伤痛的书二十五年前就到我手上该多好。我或许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我会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不会在非洲和陌生人一起混日子。我不会觉得形单影只，因为有一位伟人在前方引导我。可那时候，我读的是海明威，海明威离我太遥远了，什么忙也帮不上，我还胡编了那么些故事。多么暗无天日，多么自欺欺人，多么浪费光阴啊！不过，我那时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读这本书。可能我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可能我必须经历那种生活，才能读懂书里的真意。可能事情要到该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和萨洛姬妮谈起这本书的时候，他说：“这个圣雄和我们在家乡听说的那个圣雄完全不同。那时候，大家都说他卑鄙无耻，装腔作势，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她说：“叔外公就说他是个种姓压迫者。他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是他们自己的种姓战争的一部分，他们自身革命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想得更远。没有人觉得应该多了解圣雄一些。”

威利说：“如果他没去南非，如果他没有投入另一种生活，他会一事无成吗？他会沿着他原来的轨道生活下去吗？”

“完全有可能。但是，你再读读相关的章节。你会发现一切都清清楚楚，而你会做出自己的决定。”

“南非令他震惊。你能感觉到他的羞耻和困惑。他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夜行火车上那桩可怕的变故，然后是那个头破血流的泰米尔学徒工找他帮忙寻求公正。”

萨洛姬妮说：“被雇他的种植园主打成那样。迁来的英帝国农奴，没有一丁点儿权利。你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在柏林卖玫瑰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后代。一百年来他们满世界漂泊。现在可以为自己打一仗了。这应该会让你感觉好些。我们无法体会甘地的心境。面对最漫不经心的残忍暴行，却无力阻止。我们中大多数人会逃走，会藏起来。大多数印度人就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但是，甘地没有，他凭着神圣无瑕的心灵，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正是行动的需要，促使他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我能做些什么呢？’这就是最终的结果。印度独立前夕，在孟加拉发生了很严重的社会暴乱。他赶到那里。有人把碎瓶子、碎玻璃撒在体弱年迈、致力于和平的圣雄要经过的路上。此时他已陷入自己的宗教探索中，但仍保有足够的清醒，那些日子人们常常听见他自言自语：‘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能做些什么呢？’

“他并非总是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忘记这些很容易。他也并非总是那个半裸着身体的圣雄。他在南非开始的那种半宗教的方式——公社、劳工思想、所有那些混合了托尔斯泰和罗斯金的思想——在那种形势下毫无作用。他在自传中对于南非那二十年的叙述生动而丰富，写了许多他当时做过的事情。你可能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会改变南非的大事，可实际上他所描写的许多斗争都是他内心的，或者是宗教的，而且如果退后点儿看，你会发现圣雄在南非的生活完完全全失败了。最后放弃一切返回印度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六岁了。比你现在大五岁，威利。二十年的努力没有留下任何可夸耀的东西。回到印度，他从头做起。从那时候起，他不得不一再思考，作为一个生人，他应该如何融入当地环境，而当地那时已经有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领袖人物。也许在今天看来，许多事情已经悄然发生，作为圣雄，他在一九一五年所做的无非是让自己被送上顶峰。事实并非如此。是他推动事情发生。是他掀起了波澜。他是思想与直觉的结合体。首先应该是思想。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

威利一言不发。

她已将他的思绪带到远方。她迫使他每天都要操练自己的头脑，回想这个世界上他曾目睹或知晓的那些更令人绝望的地方。这已然成了他每天清晨的一个习惯。而如今，在这种清晨冥想之余，他发现自己开始反思以前在印度和伦敦的生活，反思在非洲度过的岁月和自己的婚姻，以全新的态度接受那一切，不再逃避，那些难以言说的往事所唤起的悲怆与伤感全然淹没在一种崭新的崇高理想之中。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发自内心的自豪。可以这么说，他在街上散步时，感觉到自己占据了一方空间。他很好奇，对于其他人来说，对于他在伦敦和非洲遇到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不是自然而然一直就有。渐渐地，他感到，伴随这种自豪而生的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愉悦，意识到自己能够否定所见的一切的愉悦，这就像一份额外的奖赏。萨洛姬妮曾经对他说，他见到的那些人仅仅为享乐而活。他们吃吃喝喝，看看电视，数数钞票；他们被简化到了可怕的地步。他发现这种简化很不自然；同时，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又开始活动了，这令他兴奋。他感到自己被上述所有情绪所围绕。

五个月前的那个冬天，美丽清新，令人吃惊。作为非洲来的难民，他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去处，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友善，让人感到惬意。房子没有变，人也没有变——他只能说，他已经能够认出那些心力交瘁、步履沉重、生活窘迫的中年妇女，她们都是跨过两条边境线从东柏林来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日子，那是他自己的美好回忆。他不否认。那使他明白自己已经走了多远。

那种快乐，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柏林，而只存在于一个特殊的泡影中——萨洛姬妮的公寓、萨洛姬妮的钱、萨洛姬妮的谈话——不可能持久。如果倒退二十年，在柏林，这个空中走廊尽头的城市，他或许会想留住那段好时光，或许会努力尝试他后来在非洲做的那些事。结局可能比在非洲更糟。或许他会和那天他遇到的那个印度人一样，三十出头，文质彬彬，戴着金丝边眼镜，满怀憧憬来到柏林，如今却满脸油光，衣衫褴褛，四处摇尾乞怜，晚上也无处栖身，思维已经混乱，张嘴口臭熏天，一条断臂挂在沾满污垢的悬带上，嘀嘀咕咕地抱怨自己在一帮恶少手里吃尽了苦头。

在这五个月里，他经历了很多。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光，没有迫在眉睫的忧虑，也不必和任何人打交道，他和妹妹就如同童话故事里讲的那样，不必经受太多磨难就能长大成人。他觉得他在这五个月里思考和领悟到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那是从一种新的沉静中涌出的。此前他所感受到的一切，所有那些将他引向非洲的看似真实的愿望，都是假的。如今他不再感到羞耻，他能够接受一切，他发现，以前所经历的每件事都是为现在即将到来的生活作准备。

[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英国知名服饰品牌，贝雷帽的首创者。

[2]欧洲第二大百货公司，位于柏林。

[3]1857年至1858年发生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反抗英国殖民政策的民族起义。

[4]与主创造的梵天和主毁灭的湿婆合称“印度教三相神”，主维护。

[5]阿克巴（1542-1605），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

[6]詹西女王（1835-1858），印度詹西土邦王后，1857年至1858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中的领导人物之一。

[7]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二　孔雀

他们开始等待坎达帕里。但是他音信全无。夏天的气息日渐消退。

萨洛姬妮说：“你千万不能气馁。考验才刚刚开始。当你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考验就来了。沃尔夫说，比起那些身处困境的部落里的人，你所面对的考验还要艰难些。你这样的外来者会让他们感到担心。我们自己在跟坎达帕里的手下打交道的时候，就遇到过许多麻烦，而我们不过是在拍电影。如果你是部落里的人，你只要跑去找那些穿裤子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分辨谁是掌权者的，看谁穿裤子——对他们说：‘老爷，我要参加运动。’穿裤子的就会问：‘你是哪个村子的？你出身哪个种姓？你爸爸叫什么？’这么寥寥几个问题就把一切都搞清楚了，调查起来也很容易。而你就得多等一会儿才行。我们已经把我们叔外公的事，以及你在非洲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了。我们强调了你激进的那一面。”

威利说：“我宁可什么背景都没有。我希望做我自己。一切重新开始。”

可她却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你会走许多路的。你现在就该锻炼起来了。穿帆布鞋走。把脚底磨磨硬。”

他就在柏林的沙地树林里一走好几个小时，沿着那些小道信步而行。一天下午，他来到一片阳光明媚的空地上，还没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就发现周围有好些赤身裸体、侧目而视的男人，四肢舒展地躺在长长的草中，旁边停着几辆自行车，显然是其中一些人骑来的。自行车倒在草地上，人与车的扭曲姿态似乎流露出一种奇异的渴望。

他把这次令人不安的小小历险告诉了萨洛姬妮，萨洛姬妮说：“那里是同性恋区。很有名的。你应该小心才是。不然，你还没见到坎达帕里就要麻烦缠身了。”

有些树上的叶子开始转变颜色，天色也日渐变黄。

一天，萨洛姬妮说：“终于来了。沃尔夫收到一封印度来的信，一个叫约瑟夫的人寄来的。他是位大学讲师。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不属于任何地下组织。他的身份是完全公开的，留心不介入任何是非。所有这类运动都有一些这样的人。对我们这些人，对他们自己，对当局，都很有用。约瑟夫会见你，如果他觉得你不错，就会推荐你。”

就这样，二十多年之后，威利又见到了印度。他离开印度的时候，行囊里些许银钱是父亲的馈赠；现在他回到印度，行囊里仍旧没有几个钱，这次是妹妹给的。

印度从法兰克福机场那个印度旅客聚集的小小围栏里开始向他展开。他观察着这些印度旅客——极有可能数小时之后就再也不会见到的人，心中的恐惧比他观察留居柏林的泰米尔人和其他印度人时更甚。这些人的衣着与举止无不向他展示什么是印度。他满脑子都是他的使命，都是革命，他觉得和他们之间相距千里。但是，他在机场、在飞机上观察到的由一个又一个细枝末节连缀而成的印度，印度家庭生活所体现的那个可怕的印度——松松垮垮的体态、大快朵颐的神态、高谈阔论的姿态，还有为人父的观念、为人母的观念、不知用过多少次的皱巴巴的塑料购物袋（有时上面还印着长长的毫无意义的名字）——这么一个印度开始袭击他，使他记起了一些他自以为已经遗忘和丢开的事情，一些被他的使命感涂抹掩盖的事情；他觉得和那些同行旅客的距离渐渐缩短了。漫长的一夜过后，他觉得自己一想到印度就会生出一种惶恐，那越来越近的土地就在他透过舷窗看到的摧毁一切色彩的强光之下。他觉得：“我思考过那两个世界，我也很了解自己所属的那个世界。但是现在，我真的希望能倒退几个小时，回到柏林的帕特里克·赫尔曼商店外面，或者回到卡德韦百货公司里的酒吧品尝牡蛎和香槟。”

清晨，飞机着陆了，而他终于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光线已经变得刺眼，热浪也已经从跑道上腾起。狭小破旧的候机楼里客流如织，人声鼎沸。飞机上的那些印度旅客已经换了副面孔，他们已经到家了，已经（提着箱子、羊毛衫和外国名城商店的塑料袋）换上了一副权威的神气，这将他们同外地人区分开来。吊扇乌黑的叶片转个不停，将吊扇固定在天花板上的金属杆上落满了油污和灰尘。

威利想：“这就是机场。我必须这么看它。我必须这么看所有的一切。”

威利没想到机场的候机楼里还会有木工活。它们并不比威利在非洲看到过的那些简陋的海滨周末餐馆的木器高明多少——简陋本就是非洲风格和气氛的一部分。混凝土墙壁草草粉刷过，涂料溅到了玻璃和木头上；离水磨石地板数英寸高的墙壁上有扫帚和脏水留下的污迹。一个蓝色的塑料桶和一把又脏又短的椰树枝扫帚倚墙而立；不远处蹲着一个又瘦又黑的女人，包裹在深色衣服里，臀部缓慢地移动着，清扫着，在地板上留下浅淡的污痕。

威利想：“二十年前，我不会看到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我现在看到这些，是因为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我不可能再变回原来的样子了。但是，我必须恢复原来看待事物的方式。否则，我的事业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我身后的那个世界崇尚的是奢侈和体面。不久前，我已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简单的世界，那里的人都已经被简化了。我决不能回归那种理念。我必须认清，现在我身边的这些人，信仰和社会观念都更为复杂，我身处的是一个所有风格和巧思都已被剥夺的世界。这里是个机场。它在运转。这里到处是精通技术的人。这是我必须看到的。”

约瑟夫住在几百英里之外的一个省辖城市。

威利必须坐火车去。而要坐火车，必须先坐出租车去火车站。然后，他在售票处——就像强烈的阳光照不进来的山洞，仅靠昏暗的日光灯照明——发现，最近几天的火车票都已卖完，他必须在火车站开办的客栈里待上几天，或者去找家旅馆。很快，印度就以它所有的关于事物的新概念（出租车、旅馆、火车站、候车室、卫生间、餐馆），以及所有的新规则（蹲着如厕、只吃熟食、避免碰触水和柔软的水果），把他吞没了。

有一种瑜伽要求修行者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同时全神贯注于头脑对身体的操控。练习数月之后（世故、天赋不足的人则需要数年），修行者会感觉到每一块肌肉在体内的运动精准地遵从头脑的指令。而对威利来说，回到印度的头几天，每天的生活流程就是这样一种瑜伽，就是一连串的障碍；每一件简单的事情都需要反复思量，需要重新学习。

（瑜伽：待在印度旅馆的房间里，打开窗子，面对噪音、气味，或者走在街上时，他发现，在紧张快速的内心生活中，他时常关注非洲。他记得在殖民时代末期，瑜伽曾在中年妇女中间风靡过一阵子，似乎对这种作为理想的精神和肉体的完善的简单认同能够使他们正在瓦解的世界变得容易忍受些。）

在柏林的时候，他曾设想过应该带些什么书。他首先想到的是，在林中长途跋涉之后，躲在静谧的乡村茅舍里，他会想要读一些轻松愉快的书。在非洲的时候，他多多少少放弃了阅读的习惯，现在能想起来的也就是《三人同舟》——可惜他从来没有读完过——和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特的《酒桶》或《酒桶传奇》，一本三十年代的惊险小说。他有一次偶然在非洲的某个人家里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克罗夫特的平装书。他还没读多少，就找不到了（也可能是人家要回去了），而有关那个传奇的模糊记忆（伦敦，河上漂浮的酒桶，潮汐与水流的计算）却一直留在他脑海里，像一首诗。但是，他还没开始在柏林找书，就觉得自己会很快读完它们。而且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这些书会和他一起在他的头脑里制造一些图景，展现一个他已不再需要的世界。因此，这些书正在悄然变质，完全不像他想的那样无害和“轻松”。

他不再去想那些书。可是有一天，散步快结束的时候，他走进了一家古玩店，吸引他的是店里随意堆放的二三十年代的彩色玻璃器皿、灯具、花瓶和其他缤纷精美的玩意儿，它们经历了战乱而得以保全。一张桌子上摆着不少书，大多是德文版平装书，满布黑体德语字母。其中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褪色的布封面，英文，那是些英文教科书，代数、高等几何、机械和流体静力学。这些书都是二十年代印刷的，当时经济不景气，用的是颜色灰暗的廉价纸张；可能是某个学生或教师从英国带到柏林的。威利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数学。他喜欢逻辑，对推理着迷。此刻他突然觉得这些书正是他在丛林中所需要的。它们能使他保持头脑清醒；它们不会重复，而是一课接一课、一阶段连一阶段地推进，也不会有令人厌倦的、过于简化的社会里的男男女女让人心烦意乱的照片。

现在，威利待在火车站附近的印度旅馆里，还要过一天一夜，他才能坐上火车去约瑟夫所在的城市。他从小小的帆布手提箱里拿出那些书，开始钻研他的新课程。头一本是几何书。从天花板上洒下的灯光很昏暗。他几乎看不清灰白色的旧纸上的模糊字迹。他努力分辨，眼睛开始疼。解题需要纸和笔。他一样都没有。所以他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他也无法否认，这本几何书还有其他那些书，对他来说都太艰深了。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他应该从更初级的程度开始；此外，他显然还需要有人教他、鼓励他。他倚在床上阅读，或者说是努力尝试阅读；这个狭小的房间里连桌子也没有。他把书又放回了帆布箱里。

他想：“我得把这些书处理掉。否则它们会把我搞得很惨。”

这个失败如此直接，迅速，彻底，一切还没开始，他已经满怀沮丧。他难以忍受待在污迹斑斑的墙壁所包围的狭小房间里，却又更加难以走向外面那个热烘烘、闹腾腾的城市。那些书曾令他感到自豪，感到安全。现在，他感到被剥光了。他听着每隔一刻钟的报时挨过了一个晚上，又挨过了第二天。去约瑟夫那儿的路上，他越来越沮丧；但是火车一刻不停地载着他前行，经过一整夜，经过所有喧嚣的小站，不管他是否愿意，载着他奔向他已承诺献身的对象。

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行驶的列车投下完完整整的影子，从车厢顶部到轨道上的车轮都清晰可辨。他寻找着自己的影子，找到后和它玩了一会儿，晃晃头，挥挥手，看看影子的回应。他想：“这就是我。”这仿佛是一种古怪的安慰，这样远远看着自己，拥有人人都有的生命。

约瑟夫所在的城市很大，可并没有大都市的感觉。车站外面的那条路上乱成一团，到处是急切的喊叫和吵嚷，但就是谁也动不了。人人都在挡别人的路。脚踏三轮车、三轮摩托车和出租车都在同马车、骡车抢道，那马车和骡车十分惊险地向后倾去，几乎快要把车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女人和孩子倒出去了。附近有许多旅馆代理人在招徕客人，威利随便选了一个，跟着他去了一家里维埃拉宾馆。他们上了一辆马车。“现代化，十分现代化。”里维埃拉的代理人反反复复地说，可刚把威利带进宾馆逼仄的大堂，立时就无影无踪了，好像害怕被人抓住要他为什么事情负责似的。

这是一幢位于市场区的小小的两层混凝土建筑，虽说是混凝土结构的，看上去却很脆弱。安排给威利的那间屋子有一股通风不良的霉味，然后，威利试图打开窗户，由于用力过猛，窗钩——一种软得不可思议的金属——似乎在他手心里变弯了。他可不希望损坏任何东西，于是轻轻地松开窗钩，将窗户打开了。小桌子上竖着一本客房服务手册，上面保证全天供应食物，菜品来自“我们面包师的篮子里”、“渔夫的渔网里”和“屠夫的砧板上”。威利知道这些全是空话，只不过是从某家外国宾馆抄来的，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善意的姿态、取悦客人的尝试及其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他想他应该给约瑟夫打个电话。可是床头的那个红色电话，虽然一旁的卡片上印着“您的朋友和爱人就在几个数字之外”，却没有拨号音。他跑到楼下——瞥见那个狡猾的代理人就在里面一间屋子里——借用服务台的电话。服务台后的那个人非常亲切。

接电话的可能正是约瑟夫本人，声音明朗清晰，让人放心。这是威利到达印度以来第一次清晰的交谈，第一次感受到亲近，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落泪了。

约瑟夫说他那天上午有课，下午就有空了。他们于是约了傍晚见面。威利回到房间，突然间觉得筋疲力尽。他和衣倒在铁床承载的薄薄的床垫上，自从离开柏林和法兰克福，第一次陷入了熟睡。

炎热和刺目的光亮把他搅醒了，而他远远没有睡足。大概三点钟的光景，阳光射在打开的玻璃窗上，令人目眩。因为醒得太早，他的眼睛和脑袋都疼得厉害。他觉得自己受了重伤。但现在离他和约瑟夫约定的时间只剩一个半小时了，约瑟夫是他唯一能依靠的人；于是他强迫自己从薄薄的硬毛床垫上坐了起来。

三轮摩托车司机接过威利递过来的地址，说道：“在新区。”威利仍然迷迷糊糊，头和眼睛仍然因为突然醒来而隐隐作痛。他们出了市区，沿着主干道在卡车和公共汽车扬起的热烘烘的灰尘、浓烟和轰鸣中开了十五或者二十或者二十五分钟。他们拐上一条没浇过柏油的燧石路，摩托车上下颠簸起来，最后来到一片住宅区前。若干混凝土结构的公寓楼建在一片寸草不生、坑坑洼洼的泥地上，建造商似乎忘了或者不愿意在房子完工之后把地面收拾平整。好些楼都有混凝土柱子支撑着，复杂的楼号或地址用大大的数字和字母滴滴答答地涂抹在上面。

约瑟夫那幢楼的电梯通道位于两根柱子之间，没有一直通到地面。它在离地三英尺的地方打住了，停在洞穴岩层似的夯实的土地上，在土里凿出几级台阶通向电梯。这样处理也许是出于风格方面的考虑，也许是为了省钱；或者仅仅是因为有人——设计师、建造商或者电梯制造商——测量有误。尽管如此，威利想，这还是电梯：住在这幢楼里的人就是这么看的。他们会自以为住在一个有钱人聚居的新区，住在一幢有电梯的现代化混凝土公寓楼里。

他想：“我一定要记住不能向约瑟夫提起这个。他可能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不好说话，但我绝对不能和他聊这幢楼，聊他住的地方。除非是我太累了。我得多加小心。”

电梯装的是金属折叠门，黑乎乎的，沾满油污，打开和关上时都震天响。住在非洲边远角落的时候，威利已经习惯了粗糙的房子。当地人在内心深处一直都知道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卷铺盖上路。但是，他从未见识过他来到约瑟夫家所在的楼层时见到的这种半成品。这房子似乎在最初的阶段就已经被弃置不顾，混凝土墙面上没有任何修饰，走廊墙壁顶端钉着许多电缆，粗的细的都有，积满了隔年的灰尘。而令威利心烦的是，院子里的土堆间不断传来孩子们在午后热烘烘的尘土中玩闹欢叫的声音，以及女人们严厉的呵斥声。

开门的是约瑟夫本人。他身材魁梧，和他的声音和举止很协调，穿着白色或是米白色的长外衣或者睡衣。大约五十岁。

他问威利：“你觉得我们的大学住宅区怎么样？”

威利没有中计。他回答：“应该是你来告诉我。”

他们来到起居室。透过房间一角一扇敞开的门，威利能够看到厨房里，一个女人正坐在水磨石地板上，手在一个盆子里揉捏着什么。还有两扇门通往里面的房间，也许是卧室。

威利还看见起居室里有一张沙发或者是小床，铺着床单。约瑟夫小心翼翼地在床上躺下，这时候威利才发现约瑟夫身有残疾。床底下，床单后面，隐约可以看见一把夜壶的手柄，而就在约瑟夫的枕头下方，放着一只焊了锡把手的锡杯，或许早先是炼乳罐子——那是他的痰盂。

约瑟夫或许看出了威利脸上的哀伤，于是他重又起身，站在威利面前。他说：“我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糟。你看，我能站起来走动。但是我一天只能走大概一百码。不算多。所以我不得不小心分配我的精力，即使是在这里，在我们大学的住宅区里。当然，如果有一辆车、一台轮椅，就有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是你已经看到我们这里的电梯了。所以我在家的时候反而觉得很不方便。每次上厕所都要花去我不少精力。一旦精力耗尽，就只剩下痛苦了。我的脊髓出了问题。以前就有这个毛病，他们给我做了些治疗。现在他们告诉我说这个病能治，但是我有可能失去平衡感。我每天都在左右权衡。我躺下来就什么事也没有。他们说，有些人得了我这种病，躺下来或者坐着不动的时候就会很疼。他们得不停地走动。我难以想象那种情形。”

威利又开始疼了。但是他想他应该说明来意。约瑟夫用双手做了个手势，示意威利不用说了。威利就不说了。

约瑟夫说：“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和非洲比。”

威利想了想，却没有说出来。他说：“我始终对非洲人怀有同情，但我是作为局外人去看他们。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我通常是透过殖民者的眼睛去看非洲人。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突然间就终结了，非洲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们不得不逃离。”

约瑟夫说：“我在英国的时候，为了拿学位，选了一门关于‘原始政府’的课程。那时大战刚结束。金斯莱·马丁[1]和《新政治家》的时代，乔德[2]、拉斯基[3]等人的时代。当然，现在他们不会叫它‘原始政府’。我很喜欢这门课。卡巴卡人、木嘎巴人、奥穆卡玛人，各种各样的酋长和国王。我喜欢他们的仪式、宗教以及神圣的鼓。许多事情我都不了解。也不容易记住。和你一样，我对非洲的态度是殖民者的态度。但我们一开始都只能这样。正是殖民者打开了非洲的大门，告诉我们非洲的情况。我那时候以为非洲就是丛林、大地，谁都可以自由来去。我甚至很久以后才明白，在非洲，进入别人的领地要付出代价，和别的地方没有两样。他们说它原始，可我以为这正是非洲胜过我们的地方。他们了解自己。我们却做不到。许多人都喜欢对古代文化等等发表宏论，但是你去问问他们什么是古代文化，他们却根本答不上来。”

威利昏昏欲睡，他在想厨房里的那个女人。他原以为她是直接坐在水磨石地板上，但现在发现她是坐在一条大概四英寸高的窄窄的矮板凳上。她的衣服和身体垂到了板凳外面，几乎把它遮住了。她的头被规规矩矩地包裹起来，因为威利是生客。她正在一个蓝边搪瓷碗里揉捏着什么。但是，她的后背和姿势表明她正在倾听起居室里的对话。

约瑟夫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比你在非洲看到的要悲惨二十倍。在非洲，殖民历史也许还历历在目。而在这里，你无法理解历史，而当你开始了解历史了，你又希望一无所知。”

威利努力抵抗着睡意，强忍着突然醒来所带来的痛苦，端详着那个女人的背影，心想：“这正是萨洛姬妮在柏林告诉过我的。我以前就听说过。我那时候以为她只是在激励我。我为此尊敬她，但我对她所说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却是半信半疑。事实肯定就是如此。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有信念，但我绝对不能受这个人的煽动。”

有那么一两秒钟，他打瞌睡了。

约瑟夫肯定注意到了，因为威利清醒过来时，感觉仍然站在沙发旁的约瑟夫丧失了一点儿活力和刚开始时的风度，说话更费劲了。

约瑟夫说：“印度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圣的。但我们此刻所处的这方土地尤为神圣。我们正站在最后一个伟大的印度王国的土地上，这是一方灾难深重的土地。四百年前，入侵者结伙而来，把它摧毁了。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也许是好几个月，在这里烧杀抢掠。他们将这座都城夷为平地。它曾是一座富庶的城市，盛名在早先的欧洲旅行家中间流传。他们屠杀了僧侣、哲人、工匠、建筑师、学者。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砍下了那些人的头颅。只有乡村农奴幸免一死，被他们瓜分了。战败的后果是惨痛的。你想象不到胜利者占有了多少而落败者丧失了多少。希特勒会称之为一场灭绝之战，没有约束，没有底线，真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胜利。没有任何抵抗。乡村农奴得以自保。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低等种姓，而各个低等种姓之间的仇恨是最强烈的。有些人奔走于主子的鞍前马后，有些清理废墟，有些挖掘坟墓，有些则献上了自己的女人。他们都把自己视为奴隶。他们都食不果腹。规矩就是这样。大家都说，如果你把奴隶喂饱了，他就要咬你了。”

威利说：“我妹妹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约瑟夫问：“你妹妹是做什么的？”

威利吃了一惊。不过他几乎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约瑟夫不可能装作了解很多事情。于是他说：“她在柏林做电视。”

“哦。而且他们被课以重重赋税。总共有四十种之多。经历了四百年这样的统治，这里的人民越来越相信这就是他们永恒的生存状态。他们是奴隶。他们毫无价值。我不想提任何人的名字。但这正是导致我们神圣的印度式贫穷的根本原因，这种贫穷可以说是印度独有的。还有别的。最后一个印度王国被毁灭三十年之后，征服者们修建了一座凯旋门。如今这座凯旋门成了印度的文化遗产。毁灭的都城被遗忘了。战败是这样可怕。你或许以为，印度独立的时候，所有那些被征服者的主子们以及他们的家人都会被吊死，他们的尸体会被扔在那里烂到只剩下骨头。或许会有某种救赎，会有变革。可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只有一些头脑非常简单的人提出了革命的标准。”

公寓的门忽然开了。一个肤色黝黑的大高个——差不多和约瑟夫一样高——走了进来。他的身材像运动员：肩膀很宽，腰很紧实，臀部窄窄的。

约瑟夫在沙发上坐下。他说：“政府以为我是在为游击队摇旗呐喊。不错。我就是希望有一场革命将所有的一切统统扫除。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感到一阵轻松。”

厨房里传来做饭的声音和香味，那些他自以为已经放弃的古老禁忌令他十分不安。那女人的姿态微妙地改变了些。

约瑟夫说：“这是我女婿。他在一家医药公司做研发。”

那个肤色黝黑、拥有运动员身材的男人，此时第一次把脸完全转向威利。他的嘴奇怪地一咧，似乎很开心：显然他很高兴自己的专业这么快就让陌生人知道了。但是，他的眼睛，眼角红红的，却充满了与之矛盾的愤怒与憎恨。

他说：“但是，他们一知道你是碰不得的，就不会想要和你发生任何关系。”

他本可以使用更温和的措辞，法律词汇、宗教词汇、政府许可的词汇。但是，当约瑟夫得体地介绍他的时候，愤怒、耻辱和自尊使他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咧出一个微笑，同时也使他使用了粗野、过时的措辞。与其说是自怜，不如说是对外面世界的某种威胁。

威利想：“无论这个人怎么说，他已经赢得了他自己的革命。我没想到他们还在打这场仗。但是他让整个事情变得很难办。他要完完全全掌握一切。我想我不可能和他相处得好。但愿他们中间不会有太多这样的人。”

这个肤色黝黑、有着运动员身材的人大摇大摆地——在威利看来是如此——走进起居室尽头的一扇门。约瑟夫显然受了影响。他似乎一时间失去了滔滔不绝的能力。里面传来了马桶冲水的声音。威利有点儿相信，在约瑟夫这个小家庭里，在这套混凝土结构的简陋公寓里——曝露在外的电缆，约瑟夫未曾露面的女儿——革命已经造成了某种未被承认的破坏。

约瑟夫说：“是的，我就是希望来一场革命将所有的一切统统扫除。”

他不再说话了，仿佛是在脚本里寻找自己的台词。他从沙发底下拿出那个锡痰盂。痰盂的把手是用一根锡条焊制的，弯出时髦的弧度——工匠的杰作。锡条的边缘向内折起并焊牢，不再锋利，略厚，稍稍有点儿不规则，被摸得闪闪发亮。他捧着这个痰盂，大拇指摩挲着把手的边缘，似乎仍然在脚本里寻找被他女婿闯进来打断的台词。

最后他说：“但同时我对我们留下的人类也不抱信心，因为奴隶制度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你看看那个小姑娘，就像个小蟋蟀似的。她是我们的用人。”

威利看着那个瘦小伛偻的身影。她已经从厨房走出来，进了起居室，蹲下来，一寸寸挪着步子，手握一把灯芯草扎成的小扫帚，小心翼翼地动着。她身上的衣服是黑色和泥土色的，就像是迷彩服，掩盖了她的肤色和容貌，剥夺了她的个性。她简直就是几天前威利在机场看到的那个女清洁工的缩小版。

约瑟夫说：“她就来自一个我刚才说的那种村子，那里的人都打着赤脚跟着洋主子鞍前马后地跑，在主子跟前，谁都不许穿能遮住大腿的衣服。她是十五还是十六岁，没人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村子里都是像她这样的人，又矮又瘦。人都跟蟋蟀或者火柴棍儿似的。经受了几百年的营养不良，他们的头脑已经不剩什么了。你以为你可以同她一起干革命吗？坎达帕里就是这么想的，我祝他好运。但是我认为，你在经历了非洲和柏林的生活之后，希望看到的不会是这些。”

威利说：“我没抱什么希望。”

“这里的人们说起游击队，就是在说她这样的人。这可一点儿都不激动人心。这里没有疲劳奋战的切·格瓦拉和硬汉们。这个地区一半的公寓里都有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乡下女人，大家会说：没什么，这女人会胖起来的。老主子走了。我们成了新主子。那些不知情的人会一边看着她一边议论印度种姓制度有多残酷。其实，我们面对的是历史的残酷。而最可怕的一点是无从报复。老主子压迫、羞辱、伤害了这些人几百年。没人敢碰他们。现在他们走了。去了城里，去了国外。留下这些可怜的人做他们的纪念碑。我刚才说，你想象不到胜利者占有了多少而落败者失去了多少，就是这个意思。所有这些都是隐蔽的。如果拿非洲同这里作比较，你一定会说非洲要光明磊落得多。”

食物的香味更浓了，使早先的禁忌充满了威利的内心，使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这套革命者的狭小公寓里毫无幸福可言，而那个女儿已经成了一种牺牲。他希望主人不会请他留下来。他起身告辞。

约瑟夫说：“你住在里维埃拉。你大概认为它算不上合格的宾馆。可是在这里的人看来，它已经是高级的国际宾馆了。而那些你感兴趣的人，没有一个会去那儿找你。那太惹人注目了。有一家印度式宾馆叫新阿纳德宾馆，也叫‘和平新居’，是模仿尼赫鲁的宅子造的。这一带尽是‘新’这个‘新’那个的。是一种时髦。这家宾馆完全是印度式的，用蹲式厕所和澡盆。你去那儿住上一个星期，你感兴趣的人就会知道你在那儿。”

威利乘轰隆作响的老电梯下了楼。天色已然变成金黄。夜幕即将落下。尘土飘浮在金色光线中。但是孩子们毫不在意，依然在院子里的土堆间打闹吵嚷，心满意足的女人们依然在呵斥。就在不久之前，这一切还显得那么粗野、拥挤、无可救药。而此刻，再次看到这些，它们似乎顺眼多了，这让他感到喜悦。

他想：“我所做的事情，从来就是困难的。”

从酣睡中惊醒所带来的疼痛还在他的骨髓和头脑里流窜。可是睡意已经消失。他在市场上漫步，灯光弥漫在周围，他尽力寻找着最便宜最简单最安全的食物。他还不饿，但是他想随时修炼他的基于每日生活的新瑜伽，每一个举动、每一个需求都必须重新思考，简化成最基本的形式。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已走出这么远，这么能屈能伸。差不多一年之前，是殖民时期的辉煌和挥霍之后的贫穷、难民营及非洲在战火停止前的围困生活。就在几天前，还是西柏林的喧闹和繁华。就在几分钟前，还是约瑟夫家相对舒适且井井有条的厨房。而此刻，他身处市场，穿行在变化多端的昏暗灯光——烟气腾腾的火把、防风灯、气灯——之间，兴致盎然地寻找果腹之物，希望能将自己的需求压低再压低。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在他去了树林或乡下之后，这样的市场也会变成遥不可及的奢望。等着他的会是其他食物、其他苦行：他会时刻准备迎接它们的到来。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苦行者、一个探索者。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景——非洲的艰难岁月与此截然不同，那时候只有磨难——这令他头晕目眩。

他花了大概一便士买了一份辣味鹰嘴豆。这些豆子已经炖了好几个小时，总该安全了吧。豆子盛在一个用细枝固定的干叶碗里，端到了他面前。辣味灼着他的舌头，但他吃得津津有味，完全沉醉于这崭新的简单生活。回到里维埃拉，肚子里的暖意很快就带他返回了被打断的睡眠。

第二天威利就搬到了新阿纳德宾馆，在里维埃拉度过兴奋的一夜之后，随后的几天他遭遇了从未领教过的空虚和折磨，整日守在光秃秃的四壁包围着的臭味汹涌的房间里，等待着素不相识的人来引他走向命中注定的地方。墙壁呈现出一种古怪、斑驳的颜色，似乎吸收了各种各样的肮脏液体；椰席下面的灰尘足足有四分之一英寸厚；吊在天花板上的灯泡黯淡无光。起先，他以为自己应该一直待在房间里等人来找他。后来他才想到，那个来找他的人应该有时间，对等待有心理准备。于是他就在城里逛开了，不知不觉和许多人一起到了火车站，兴致勃勃地看火车，看人来人往，听小贩刺耳的叫卖声，听挨了打或受了伤的狗哀号。

一天晚上，他在站台上看见一个旋转小书架，插了几本旧的美国平装书，是些被遗弃的藏书，灰尘似乎已经渗入光亮的封面，有点儿像偶尔会出现在非洲某些商店里的古旧的电子产品，说明书因为年深日久已经泛黄了。他不想要任何会让他想起那个他已弃绝的世界的东西。他挑了又挑，终于发现了两本看起来符合他的要求的书。一本写的是五十或六十年代的纽约黑人区的事，叫《酷世界》[4]，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另一本是写秘鲁印卡人的，叫《王室述评》[5]，作者有印卡王室血统。威利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

回到新阿纳德宾馆，他向他们要了一盏防风灯读书。他本想要几支蜡烛，有些老派的浪漫情调，可是人家根本没有蜡烛。然后，他很快就支持不住了，就像之前尝试研读那些数学书时那样。读《王室述评》需要有一点儿背景知识，他可不具备，因此不久就不知所云了。而《酷世界》则太遥不可及，太美国化，纽约味太重，满篇都是他看不明白的典故。

威利想：“我得明白这一点，对我现在的冒险来说，书都是骗人的。我得靠我自己的力量。”

他在新阿纳德宾馆的日子仍旧不好过。于是他转而有意识地集中精神思考他的基于每时每刻的瑜伽，把每一个小时、每一个行动都当作重要的考验。任何一段时间都不能浪费。一切都是他的新准则的一部分。按照这新准则，必须摒弃焦急地等待外部事件的念头。

他过得很充实；他开始全神贯注于内心。他发现自己开始思考时间。

接下来某一天，信使来了。信使非常年轻，差不多还是个小男孩。他身着当地的腰布和长摆衬衫。

他告诉威利：“七天后我再来找你。我还得去找其他人。”

威利问：“我该穿什么？”

信使似乎没听懂。他问：“你都有些什么衣服？”他说不定还是个大学生。

威利就用对大学生说话的口气问他：“我穿什么最合适？是该穿帆布鞋，还是打赤脚？”

“请不要打赤脚。会惹麻烦的。地上有蝎子和各种危险的东西。当地人都穿牛皮拖鞋。”

“那带什么吃的呢？你得告诉我该准备点儿什么。”

“就带点儿撒吐吧。是一种烤熟的谷物粉末。市场上有卖的。干的时候就像沙子。饿的时候你就往里面掺点儿水。一点点水就能把它泡软了。很好吃，很久都不会坏。人们出门在外都带这个。另外你还需要一条这里的毛巾或者叫披巾。这里人人都有这么一条。大概四五英尺长，两头带流苏，宽两英尺左右。你可以把它围在脖子上或者披在肩上。质地轻薄细滑。洗过澡可以用来擦身，晾上二十分钟就干了。我七天后来找你。同时我还要向上面报告我已经找到你了。”

威利去市场买撒吐。可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有各种各样的撒吐，用不同的谷物做的。

威利此时的心境已经不同了，他想：“多有仪式感！多美！”

七天后那个大学生回来找他了。大学生说：“其他那些家伙浪费了我许多时间。他们不是真的有兴趣。他们只是随口说说。其中一个是独生子，对家庭更忠诚。另一个只喜欢过舒服日子。”

傍晚时分，他们去了火车站，上了一趟客车。客车都是慢车，所有的小站都要停。每次靠站都是一阵混乱和喧嚷，推推搡搡，嘁嘁喳喳的抱怨、争吵和客套话。每个小站都是尘土飞扬，充斥着过期烟草、破旧衣衫和累日汗水的气味。大学生几乎睡了一路。威利刚上路的时候想：“我一到目的地就去洗个澡。”后来他想他不会去洗了：希望每时每刻都干净舒适的想法属于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经历。还是让尘土、污渍和臭味待在他身上吧。

客车开了一夜，但其实走得并不远；然后，在明媚的晨光里，大学生留下威利走了，他说：“会有人来这里接你的。”

候车室在纱门和厚墙的后面，黑咕隆咚的。有人躺在长椅和地板上睡觉，从头到脚裹着毯子和肮脏的灰布床单。那天下午四点钟，威利的第二位信使来了，是个瘦高个儿，肤色黝黑，系着当地的方格图案腰布。他们出发了。

走了一个小时，威利想：“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我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现在落到他们手里了。”

他们已经离火车停靠的那个小城很远了，离城市很远了。他们已经深入乡间，此时天渐渐黑了。他们到了一个村子。即便在黑暗中，威利也能看清茅草屋顶边缘精心修葺过的屋檐，那是村里要人的房子。村子里，宅子和棚屋背靠背肩并肩混杂在一起，其间狭窄曲折的小巷纵横交错。他们走过所有那些好房子，在村子边上一处大门敞开的棚屋前停下来。主人是个受排斥的人，肤色很黑，是约瑟夫所说的那种蟋蟀人，几百年的奴隶制、压迫和营养不良的产物。威利觉得他并不怎么好客。他家屋顶的茅草很乱，没有修葺过。这个棚屋大概十英尺见方，一半用作起居和洗涤之所，另一半带个阁楼，是睡觉的地方，睡人，也睡牛和鸡。

威利想：“这就是纯粹的自然了。我什么事都得在树丛里做了。”

随后，他们吃了一种米粥，又稠又咸。

威利想：“他们这样过日子已经好几百年了。我练瑜伽不过几天，就已经深陷其中。他们练习的是一种更加深奥的瑜伽，每一天、每一顿饭都是练习。这种瑜伽便是他们的生活。当然也会有什么都吃不上的日子，连这种米粥也吃不上。但愿我有力量承受我所见到的一切。”

那天晚上是威利有生以来第一次满身污垢地入睡。第二天，主人外出干活，他和他的向导则一直待在棚屋里休息。到了下午，他们又上路了。晚上他们在另一个村子投宿，又是和牛、鸡一道在棚屋过了一夜。他们吃了薄米饼。没有茶，没有咖啡，也没有热水。他们喝的水很脏，是从一条浑浊的小溪里打来的。

两天之后，田地和村庄被抛在了身后，他们来到一片柚树林里。那天晚上，他们乘着月光来到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那儿支着许多低矮的橄榄绿塑料帐篷，围着一块清理过的地面。没有灯光，没有篝火。月光下，所有的影子都浓重而清晰。

威利的向导说：“不许说话。不许提问。”

那天晚上他们吃得还不错，花生、薄米饼，还有野味。早上，威利仔细打量着他的同伴们。他们都有些年纪了，而且都是城里人，每个人都出于各自的原因离开那个庸庸碌碌的世界，参加了游击队。

白天的时候威利在想：“坎达帕里竭力鼓吹群众路线。坎达帕里希望村民和穷人起来为自己而战。在这个营地里，我不是同穷人和村民们在一起。肯定是哪儿搞错了。我来到了错误的人中间，加入了错误的革命阵营。我不喜欢这些面孔。但现在我得和他们待在一起。我得给萨洛姬妮或者约瑟夫传个信儿。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已经完全落到这帮人手里了。”

过了两夜之后，一个穿军装的粗鲁的男人来找他，说：“非洲来的人，今天夜里你去站岗。”

那天夜里，威利哭了，泪水里既有愤怒，也有恐惧，黎明时分他听到了孔雀的叫声，那是它在树林中的水池里喝了水之后发出的鸣叫，令他对整个世界满怀悲哀。

[1]金斯莱·马丁（1897-1969），英国记者，《新政治家》主编。

[2]C.E.M.乔德（1891-1953），英国哲学家。

[3]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

[4]美国作家沃伦·米勒（1921-1966）的作品。

[5]西班牙与印卡混血历史学家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的作品。

三　皮匠街

这个营地里大约有四五十人。新来的人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解放区有十个乃至二十个这样的营地，游击队控制着这些解放区；这给大家吃了定心丸，甚至令新兵有些趾高气扬，尤其在他们领到橄榄绿军装之后。那是第四天。威利回想起在非洲时听到的游击队的事，在有些地方，布商被勒令为地方武装提供这种轻薄廉价的橄榄绿布匹，村子里的裁缝则被要求帮忙缝制这些粗糙的军装。同军装一起发下来的还有一顶带檐的布帽，帽檐正上方钉着一枚红缎五角星。这军装和军帽一下子让这四五十人进入了角色，还保证了一个组织的存在，更使人人都有了一个崭新明了而有安全感的身份。

这是一座训练营。天还没亮哨兵就悄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把他们叫醒。营地规定，夜间严禁一切声响和亮光。然后，传来了孔雀和林子里其他禽鸟的喧哗声，在一英里之外，有一只鸟发出绝望的尖叫声，大约是在警告某个捕猎者不要靠近它的蛋。大约六点钟的时候开始点名，然后是三个小时的慢跑和体格训练，有时会练习持枪匍匐前进。早饭吃花生和薄米饼。然后是游击战术讲座。在树林里时他们不允许发出任何声响。他们必须模仿鸟叫来传递信息，所以花了很多工夫学鸟叫。他们都学得很认真，学走样了也不会有人嘲笑。午饭过后——午饭可能是鹿肉、青蛙或山羊肉，这可不是素食运动——他们休息到下午三点左右，然后继续操练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是最难熬的时间：漫漫长夜，漫长的十一个小时，不能有亮光，不能正常交谈，大家都只能低声耳语。

威利想：“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这样无聊的日子。到印度之后却度过了许多可怕的无聊长夜。我认为这是一种训练，一种苦行，但不明白是为了什么。我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生活体验。我千万不能让这些人看出我不是全心全意跟着他们。”

他住在新阿纳德宾馆的时候，买过一些邮资已付的航空信笺。一个炎热的下午，他躲在闷热不堪的塑料帐篷里，动笔给萨洛姬妮写信。他只能选这个时间写信：

亲爱的萨洛姬妮：

我认为现在情况很糟糕。和我在一起的这些人并不是我们谈到过的那些人。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确信和我在一起的都是坎达帕里的敌人。

他觉得这样写未免太露骨了。他划掉了坎达帕里的名字，接着又觉得写信给萨洛姬妮太危险了。他把信藏在发给他的一个帆布背包里，然后，透过帐篷的门帘，望着林间空地和训练场上忧伤的白晃晃的日光。

他想：“这样的日光否定一切。否定美。否定人生的可能性。正像约瑟夫所说的，非洲要温和些。也许是我离开这里太久了。但是我绝对不能朝这个方向想得太多。我们在柏林谈过的事业仍然是美好的，正确的。这我知道。”

他们的长官——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看上去像个商人或是公务员，可能以前是军校学员——宣布了营地纪律，新兵不允许过多打听同伴的情况。他们应当只把同伴看作是佩戴红星的人。威利猜不透他身边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四十岁上下，和威利年纪相仿，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失意和挫折令他们在不惑之年放弃了外面的世界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他离开印度太久了。他看不出身边这些人的背景，只能尽力去揣摩他们的面孔和体态：那些肉感的厚嘴唇似乎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性变态；那些冷酷的、不友好的眼神，那些青肿的眼睛，则意味着艰难或屈辱的童年和饱受折磨的成年岁月。他所能揣测的仅限于此。这些人千方百计要报复这个世界，这使他感到自己被一群陌生人包围着。

在第十个或者第十一个晚上，营地里发生了一次大骚动。哨兵突然间惊惶地大喊大叫起来，整个营地里一片惊惧。

有人在高喊：“灰狗来啦！”

灰狗是一支专门对付游击队的警察部队。他们使用游击战术，擅长进行快速机密的突袭，总是先发制人。他们声名远播，于是一些吓坏了的新兵从塑料帐篷里跑出来往树林里逃窜。

但这只是一次错误的警报。一头野兽踱进了营地，吓坏了哨兵。

大家陆续被叫回来，一个个臊眉耷眼的，不少人只穿着内衣，气冲冲的，非常恼火。

威利想：“要没有今天晚上的事，他们还自以为是天底下唯一荷枪实弹、训练有素、风纪严明的队伍，唯一有规划的队伍。他们因此而勇敢无畏。而现在，他们明白了自己有敌人，而且他们并非那么勇敢无畏。他们只会更卑贱。明天他们就会变得非常龌龊。我得小心对待他们。”

那天晚上，长官什么话也没说。依照他那种商人或者官僚的习惯，他关心的只是恢复秩序。第二天凌晨，营地里一切如常。只是在早饭后（照旧是花生、薄米饼），“军事理论”课开始之前，长官向营员们训话；他的口气不像是希望大家加强纪律，而像是担心集体开小差，担心暴动和分裂。他了解他的听众。一开始，他们都有些抵触，仿佛是因为懦弱被公之于众，小孩子赌气似的恢复了先前的身份，带给他们庇护和安慰的这身橄榄绿军装和帽檐上方的红缎五角星，就在几天前似乎令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新生活，如今竟也准备放弃了。他们在等待训斥，皱着眉头，眯着眼睛，撅着嘴唇，鼓着面颊：人到中年，一肚子小孩子的脾气，却表现为成年人的怒气。他们可不愿意忍受训斥。发现长官显然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他们渐渐平静下来了。

威利想：“坎达帕里说得对。如果我真要为这些受侮辱的战败者发起一场革命，如果我像坎达帕里那样，一想到他们几百年来经受的磨难就会忍不住痛哭流涕，那么这些人就不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到穷人中间去。”

长官说：“昨天夜里，哨兵搞错了，让我们大家都很惊慌。我认为哨兵不应该受到责备。他只是不习惯树林和野兽，而且他一个人要承担的责任太重了。从今天晚上起，我们派两个人站岗。但是，昨天晚上的事情表明，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时刻想着敌人正在窥视我们，想到他们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条路的任何一个拐角。我们应该从意外事件中吸取教训，昨晚的事情告诉我们应该加强操练。在今后的几天里，我们将努力使每个人都掌握一定的防御手段。这些手段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第二天性，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以便下次发生紧急情况时我们能从容应对。”

就这样，接下来的一周左右，军事理论课不再是童子军似的持枪匍匐训练和对着前面的人模仿鸟叫。他们开始训练如何护卫营地。有一次训练时，他们围绕营地形成环形防线；还有一次，他们向两翼呈扇形展开，到达指定地点准备伏击来犯之敌。

威利想：“但是，如果战斗真的打响了，对方发动了进攻，情况会怎么样呢？对此我们没有什么训练。现在这些不过是军事理论的初级阶段。什么也算不上。这些人能做的无非是向无力还击的人开枪。事实上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营地里一片平静。人人都在等待命令。

有一天，长官找到威利，说：“总部对你很欣赏。他们要派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你两天后出发。收拾一下。你要去杜利普尔镇。和博杰·纳拉亚一道去。就是那个报错警的哨兵。但我们不是因为那件事才派他去的。派他去是因为他是好样的。我们已经为你们俩定了个房间。先给你们一百五十卢比。两个星期后会再寄钱给你们。你们需要待在房间里等进一步的指示。”

长官说话的时候，威利觉得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他身穿双排扣西装的模样。他来自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四十多岁，口齿流利，经验老到，平易近人，充满自信，更像是一位大学教师或者某家大公司的职员主管。威利可以想象他在军校时大概是一名学生中士，在那些每周来两次训练和视察军校学员的下级陆军军官手下尽士官的职责。是什么促使他放弃了那种舒适的生活呢？安全难道不是非常重要？返回那个世界，对他来说难道不是更容易？威利端详着他的脸，希望从那光滑的皮肤、柔和的脸庞、过于沉静的双眼中找到蛛丝马迹，然后，一个念头从这男人身上传递到威利的头脑中：“他的妻子鄙视他，给他戴绿帽子好多年了。他想要以这种方式为自己报仇。这么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会惹出什么祸事呢？”

去杜利普尔的路很难走。需要一天多时间。威利穿上便服（样式夸张，穿上像半个农民），从营地领了口粮，肩头披着那条质地细滑的长毛巾，脚上穿了牛皮拖鞋。拖鞋还是新的。穿拖鞋是为了防止被蝎子和其他危险的昆虫叮咬到，但是威利穿惯了袜子，穿着拖鞋走路很别扭。他光着的脚后跟经常会从光溜溜的拖鞋里滑出来，踩到地上。博杰·纳拉亚认识路。他们先是走出了那片柚树林。花了三个多小时。然后他们走进了村庄和田野。

博杰·纳拉亚认识某个村子里的一个农民，下午很热的时候，他们走进了他的茅舍。主人不在家，他的妻子招待了他们。威利和博杰·纳拉亚躲在门窗敞开的里屋，屋檐上的茅草低垂着，讨人喜欢地挡住了大部分强光，使屋子里十分凉爽。威利向女主人要了一点儿撒吐，他现在已经非常喜欢吃撒吐了。他和博杰·纳拉亚用一点点水把它淋湿，吃得心满意足。这些撒吐是用小米做的。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主人回来了，皮肤黝黑，因为刚干完活汗涔涔的。他邀请他们在这间小茅屋里过夜。小牛牵进了屋，饲料也准备好了。主人家给威利和博杰·纳拉亚端来了米粥。威利想接受，博杰·纳拉亚却说不用了，小米撒吐已经足够。威利顺从了他的意思。不久，天黑了，漫漫长夜随之降临，屋外的田野里，村民们还在忙碌，他们必须干完所有的活才能安心入睡。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动身了，走了五英里路来到汽车站。他们在那儿等公共汽车；汽车把他们带到了火车站；他们在那儿等一趟去杜利普尔的客车。下午，他们到了。

博杰·纳拉亚此时俨然成了指挥。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宽肩细腰。遵照营地的纪律，他自出发以来没和威利说过几句话，现在到了城里，开始寻找上头为他们租的房子所在的区，他的话多了起来。他们四处寻找。每次他们出言打听，人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最后，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来到了皮匠的聚居区。腐肉和狗屎的臭味令人作呕。

威利说：“至少不会有人到这儿来找我们。”

博杰·纳拉亚说：“他们在考验我们。他们要看看我们会不会放弃。你觉得你能忍受吗？”

威利说：“什么都是可以忍受的。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住在这儿的人都必须忍受。”

为他们租的房间在一幢低矮的红瓦屋顶的房子里，整条街清一色都是这种房子。外面有一条排水沟，房间（一个约瑟夫所谓的蟋蟀人领着他们去的）的墙壁和新阿纳德宾馆的墙壁一样，布满缤纷斑驳的图案，仿佛各种肮脏的液体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有毒的湿气。

威利想：“我必须想办法打败这股臭味。我必须在精神上征服它。”

但是他做不到。然后，就像他在近来的旅行中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过去在非洲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他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回去安全地带或者令他感到舒适的地方，也找不到任何人倾诉心中的忧虑，这种时候他喜欢一一回想自己出生以来睡过的那些床，借此同真实的世界保持联系），现在，在这条皮匠聚集的街道上，他开始重新回味过去一年中他沉沦的每一个阶段。首先是非洲一处被抛弃的葡萄牙殖民地的一座破败的庄园大宅，荒芜而萧条；然后是柏林夏洛腾堡的一套公寓，那儿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遭遇了洗劫，裸露凌乱，冷飕飕的，弥漫着硝烟散去后的寂寥，挤满了他难以想象的旧年冤魂；再就是印度，机场所在的那个小城、里维埃拉宾馆、新阿纳德宾馆、柚树林里的游击队营地，以及眼前这些令人震惊的制革工厂，这个小城他以前从没听说过也不会在地图上找到——一个个彼此分离的盛载了体验和情感的房间，每一个都是一种伤害，而他最终都要忍受，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皮匠街弥漫的恶臭中，那天晚上他和博杰·纳拉亚变得亲近了些。仿佛只有这么一场另类的灾难（看来正是如此）才会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一起出去散步，离开制革厂的火光和浓烟，来到小城昏暗的路灯下——在威利看来，此时的小城洁净了些——来到市场上（苍蝇这时都已入睡）和火车站附近。

威利说：“他们给了我们一百五十卢比，让我们对付十四天。十卢比一天。在柏林，这点儿钱你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想要我们自己掏腰包呢？”

博杰·纳拉亚回答时的口气有点儿严厉：“他们怎么说，我们就该怎么做。他们自有道理。”

威利知道博杰·纳拉亚是运动的中坚分子，也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必须听他的。

他们在市场上买了五卢比的木豆、花菜和泡菜，又买了两卢比的咖啡。随后，他们走在小镇昏暗的夜色中，谈起各自的过去，深入的程度在营地里是不允许的。威利讲了英国以及他在非洲度过的十八年。

博杰·纳拉亚说：“你的情况，我听说过一些。你肯定一点儿都瞧不上我们。”

威利说：“想象比现实更令人兴奋。语言会传达错误的印象。地名也是。它们会勾起许多宏大的联想。而当你身处那个地方，伦敦也好，非洲也罢，一切都会变得很平常。我们在学校时读过威廉·布莱克的一首滑稽的小诗。我记不全了。

有一个小捣蛋，捣蛋就数他。他逃到苏格兰，去看那儿的人。那儿的地很硬，那儿的樱桃红得艳，和英格兰没两般。这处境叫他伤脑筋。

“那说的就是我。所以我来找你们。我不喜欢我原来的处境。我坚信在这里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们在黑暗中走着，威利看到一个邮局。他想：“我明天一定要找回来。”

博杰·纳拉亚说他的祖上都是农民。十九世纪末的一场大饥荒把他们从自己的村庄里赶了出来。他们属于一个低等种姓。他们去了一个英国人建造的铁路新城，他的祖父在那里找到了活计。他父亲念完了书，在国家交通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则成了一名会计。他母亲的家族有着与此相似的历史。他们都受这教育。他们是乐工。但他们都属于那个低等种姓。

威利说：“你告诉我的是一个成功的故事。那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运动？为什么要抛弃一切？你已经是中产阶级了。你和你的家庭的境况只会越来越好。”

博杰·纳拉亚问：“那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运动呢？”

“是个好问题。”

博杰·纳拉亚有点儿被激怒了，说：“我问你为什么？”

威利一反先前的闪烁其词及其所暗示的社交距离，说：“说来话长。我想这里面有我的一生。我想世界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我也这么想。对于有感情的人而言，事情绝不能被割断和抹去。你买了一台机器，就会拿到一本使用说明书。人可不是这样。我为我的家庭感到骄傲，为他们在这一百多年里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但同时，你要知道，以前听说哪个地主被干掉了，我的心里就会乐开花。我希望封建地主统统被干掉。我希望他们全部被吊起来，直到骨肉分离。”

威利想起了约瑟夫说过的话。

博杰·纳拉亚说：“而且我不要其他人动手。我要自己来。我要他们在临死前看着我。我要看到他们眼睛里的惊奇和恐惧。”

威利想：“这是真的吗？或者他只是想让我印象深刻？”他仔细端详着这个肤色黝黑的男人，努力想象他的家人，想象他们无助的过去。他说：“我想，把你祖上逐出乡村的那场饥荒，同样也把我的曾祖父，我父亲的祖父，逐出了古老的寺庙。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之间的关联要比我们认为的亲近得多。而且我几年前发现，路德亚·吉卜林[1]写过一个有关那场饥荒的故事。那是一个爱情故事，英国式的爱情故事。”

博杰·纳拉亚对此毫无兴趣。他们往皮匠街走去，然后脱了衣服等待漫漫长夜过去。威利被关在这个充斥着陌生的感觉、气味和畏惧的房间里，不过他坚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适应这里的日子，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在其中活下去。

第二天早上。他找到了去邮局的路。在原来那张航空信纸上——那时他划掉了坎达帕里的名字，并且不敢再写下去——他继续写那封没有写完的信：

我觉得身边这些人是我们谈过的那个人的敌人。我现在身不由己。我要在这里待两个星期。回信请寄到这里的存局候领处。这封信到你那儿要一周。我收到你回信又得一周。我只有靠你了。

中午他和博杰·纳拉亚一起去了市场。中午的食物要比晚上的新鲜。他们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又在城里溜达了一圈，博杰·纳拉亚又讲了一些他的经历。威利不必再去探究了。

博杰·纳拉亚说：“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认为我应该辍学参加游击队。我那时候常常和几个朋友一道去看城外的坦克。我想这是因为我的背景。但其实我一直喜欢绿色，喜欢草地和树林。世界就该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经常谈论以后要做的事，谈论参加游击队。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去做。我能想到的只有去接近我们的一个老师。可他说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帮我联系游击队。最后他联系上了。有一天，市工程部的一个人来学生宿舍找我。他和我约定了日期，带我去见我想见的人。我答应他和我的朋友们一道去。但到了那天朋友们一个都没有来。他们太害怕了，太世故了，太吝惜生命了。于是我就自己去了。开始就是这样。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结果就是这样？”

“结果就是这样。我失去了几个朋友。过了六个月我才习惯这种生活。我也不能再开玩笑了。革命运动不容你开玩笑。你不能和农民开玩笑。他们憎恨玩笑。有时我甚至觉得，如果他们认为你在逗他们玩，就会杀了你。你必须老老实实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如果你习惯用别的方式说话，那可就麻烦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每天十卢比。有博杰·纳拉亚做伴，也不是过不下去。但是他们的钱越来越少，没有人送来后续的钱，也没有任何指示，威利开始担忧。

博杰·纳拉亚说：“我们现在得把钱分配一下。还剩三十卢比。每天得花五卢比买吃的。如果我们开始这么做了，每天十卢比的日子就会显得很奢侈。这个办法应该不错。”

“你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给忘了？”

“他们没有忘记我们。”

到了第十五天，每天五卢比的日子已经过了三天，威利去了趟邮局。萨洛姬妮的信正等在存局候领处。一看到那枚德国邮票，他的心就提了起来。

亲爱的威利：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我想，当一个人筹划一些远距离的事情的时候，交流总难免出错。我不知道该由约瑟夫还是其他什么人对此负责。如你所知，革命运动发生了分裂，现在，你周围都是些狂热分子。在每一个地下运动中，我是说每一个地下运动，都会有犯罪。这我见得多了，所以我很清楚。你在这里的时候我本该告诉你的，但我想你是聪明人，自己能发现，也知道到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我没必要叮嘱你当心。你身边有些人是运动中人人皆知的实干家。也就是说，他们杀过人，并且还会再去杀人。他们喜欢自吹自擂，也很野蛮。可安慰的是，你们你所投身的始终是同一项事业，也许有一天你能够过来加入到坎达帕里这边。

他把信揉成一团，连同那枚珍贵的德国邮票，扔进了市场外一堆霉湿腐烂的垃圾里。到了市场里，博杰·纳拉亚说：“我们明天就没钱用了。”

威利说：“我想他们是把我们给忘了。”

“我们得表明我们是有办法的。我们吃过饭就得去找工作。这种地方应该有临时工作可以做。”

“我们能干什么呢？”

“这倒是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但我们会找到活儿的。”

他们就着树叶盘子吃了点儿米饭和木豆。离开市场以后，博杰说：“你瞧。几英里之外，空中有黑烟。是烟囱。肯定是制糖厂。现在是榨甘蔗的季节。我们过去看看。”

他们走到小城边缘，穿过城乡结合部，走向那家制糖厂，一路上只见烟囱越来越高。一辆辆满载甘蔗的卡车从他们身边驶过，在他们前面是同样满载甘蔗的牛车。工厂院子里一片混乱，但他们还是找到了管事的人。博杰·纳拉亚说：“我去说吧。”五分钟后他回来了，说：“我们拿到活了，干一个星期。晚上十点到凌晨三点。甘蔗榨过后，我们去收拾湿甘蔗渣，还要把湿甘蔗渣送到晾干区。甘蔗渣晾干后他们会拿去作燃料。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十二卢比一天，比法定最低工资低得多。你在柏林连杯咖啡都买不到。可惜现在我们不是在柏林，在某些情况下，你没有争辩的余地。我跟工头说我们是从别的国家逃来的难民。我这么说是为了告诉他，我们不会给他惹任何麻烦。现在我们得走回皮匠街，为了晚上的劳作好好休息。晚上再过来，明天早上回去，都要走很长的路。”

于是在威利看来，皮匠街的房间又变了，变成了卖苦力前的休憩之所。第二天清晨快六点钟的时候，威利和博杰·纳拉亚在夜色中返回，就着公用龙头（幸好这个时候还有水）洗去满身黏稠的甘蔗残渣，像精疲力竭的野兽般沉入了香甜的梦乡。

威利不时醒来，感到劳累过度的身体一阵痛楚，在半梦半醒之间，他仿佛又看见了工厂院子里幽暗的灯光和那些衣衫褴褛的蟋蟀人，他的工友，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赶夜工可不是什么轻松的玩笑、偶然的小插曲，或是打破常规的意外，而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们的侧影令人毛骨悚然，头顶一小篮甘蔗渣，缓慢地移向晾干区宽阔的水泥平台，然后拎着空篮子折回；远处还有些人正在把晾干的甘蔗渣投进工厂的火炉，甘蔗渣升腾起瑰丽的青绿色火焰，淡绿色的火光映照在那些瘦小黝黑的躯体上，明亮却显得浪费：大约六十人干的活，十个人用手推车就能在同样的时间内干完，而两台简单的机器轻轻松松就能解决掉。

下午一点钟不到他就醒了，看着手表的时候，他觉得这块劳力士就像是对另一个世界的一种回忆、一种需要。博杰·纳拉亚还在睡。威利不想吵醒他。他一找到时机就溜出皮匠街的房间去了城区。他带了航空信纸和一支派通水笔。他要找一个小城人称为宾馆而其实只是蹩脚咖啡馆或茶馆的地方。而博杰·纳拉亚是反对这种冒险的。威利找到了一家这样的宾馆。他要了咖啡和蒸米糕。一起送上来的还有两种酸辣酱和两种木豆，现在这几乎算得上奢侈了，虽然仅仅在一个月之前，这家宾馆还会令他不胜烦扰，因为这里到处都有苍蝇，它们什么都吃，远比人敏捷。精瘦的侍者，体格也就比蟋蟀人强那么一点儿，穿一身白色粗斜纹布长制服，浓密的头发油光闪亮。制服上几乎找不出一块不黑不脏的地方，特别是鼓鼓囊囊的侧兜周围，仿佛这种肮脏是周到服务与努力工作的标志。很显然，侍者每星期只有一套干净衣服，而这天临近周末。

侍者为威利擦干了大理石桌子，苍蝇仿佛被激怒了，成群结队地扑向威利和侍者的头发；威利拿出航空信纸开始写信。

亲爱的萨洛姬妮：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最单纯的心思和愿望：遵照你的教诲和我自身思想的激励，去做我以为正确的事。但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觉得很困惑。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事业，而我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现在我在一家制糖厂干活，从夜里十点钟到凌晨三点，运甘蔗渣，每天十二卢比。干这种活和革命事业有什么相干，我不明白。我只知道我把自己送到别人手心里去了。你大概还记得，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跑到非洲去。我不想再做这种蠢事了，可现在我发现自己又错了一次。我和革命运动里的一个前辈待在一起。和他相处并不轻松，我想他和我相处也不轻松。我从我们同住的房间里跑出来给你写这封信。我觉得他就是你上次信中提到的那类实干家。他跟我说，农民不喜欢开玩笑，如果他们认定谁在开他们的玩笑，他们甚至会把这人干掉。我觉得他也是这样。他问我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运动。我当然不可能三言两语就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于是我说“是个好问题”，就像我在伦敦或者非洲和柏林时会做的那样。他不喜欢这话，而我又不能一笑了之。我还对他犯了几个类似的错误，结果我就不敢跟他畅所欲言了，而他憎恨这个。他是我的长官。他参加革命已经三年了。我必须按命令行事，我觉得就这么几个星期，我已经莫名其妙地没了人身自由。我想逃走。我从柏林带了两百马克。我想可以去银行换成卢比，希望他们不会怎么怀疑我，然后就可以去火车站，回我们家的老房子。但是那也可能是一条死路。我可不想回去面对家里那些麻烦事。写这些话，我很难过。我不知道会在这个小城住多久，也不知道是否该让你再给我回信到存局候领处。我会尽早给你一个新地址。

威利回到皮匠街的时候，博杰·纳拉亚还躺在他的帆布床上。威利想：“我敢肯定他知道我去了哪儿，做了什么。”

威利知道他会问，就抢先说：“我去了趟城里，买了点儿咖啡和黑绿豆米饼。我得吃点儿东西。”

博杰·纳拉亚说：“制糖厂的活，一晚上只有十二卢比，省着点儿用。苦日子还在后面呢。”

威利吃完早饭又昏昏欲睡了，于是脱掉衣服上了自己那张小床。想到漫长的白天，再想到夜间的辛劳，他的心情沉重起来。

他想：“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对博杰·纳拉亚而言是有意义的。他知道计划是什么样，也知道怎么让我们现在做的事与之相符合。他有完整的信仰。我可没有那种信仰。现在我要的不过就是有力量支撑下去，撑过今天晚上。让我祈祷有这么一种力量从我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冒出来吧。我现在不得不这样挨日子，每聚集一次力量对付一天，或者对付半天。我已经沉入深渊了。我原以为住进这条皮匠街就是到底了。谁知道那些鬼魂似的甘蔗渣搬运工又叫我下沉了好几层，今天晚上他们还会去那儿，顶着悲惨的命运挣扎着活下去。也许我应该去了解这些真正在挣命的人。也许认识到人的无价值对我有好处，会使我看得更清楚些。”

迷迷糊糊中，他的眼前尽是青绿色的火光，映照着夜色里工人们矮小的身躯。这图景渐渐扭曲颠倒，然后他便睡着了。他醒来时，日光几乎已经消退了。博杰·纳拉亚不在房间里，这让他很庆幸。他穿好衣服，去市场吃了一小杯咖喱豆。这简直算得上奢侈了，尤其是在享受了上午的美味之后。填饱了肚子，他就能回到房间去耐心等待。八点钟的时候，博杰·纳拉亚回来了，他们该出发去制糖厂了。

不知怎么的，仿佛是在回应他的需要，他身上有了力量，可以对付夜里的苦活了。他手里的活计和眼前的景象，前一夜都还是陌生的，令人疲惫不堪，在这第二夜就已经让他觉得习以为常了；这倒不错。一个小时后（劳力士表划分着时间，如同在他生命中的其他阶段那样），他想到，这就像是在非洲开着车长途跋涉，这想法让他舒服了些。出发前，想到旅途艰难，你忧心忡忡，可一旦车子启动，一切就都没事了，完全是机械的：脚下的路似乎会带着你去你要去的地方。你只需要平心静气，放自己前进。

之后他们和其他人一起，汗流浃背，满身都是黏稠的灰白色甘蔗渣，拿到了那十二卢比。

博杰·纳拉亚说：“诚实的劳动。”

威利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句话。他不知道博杰·纳拉亚是语含讽刺，在模仿制糖厂雇主或工头说话，还是在认真地鼓励他，告诉他他们辛苦地搬运甘蔗渣是在为革命事业服务，因此是值得的。

第二天威利醒来时，博杰·纳拉亚不在房间里，威利突然想到他可能是出去设法联系组织了。博杰·纳拉亚仍然坚信，一切都很正常，后续的钱和新的指示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到来；威利也不再为这件事和他唆了。

现在是一点钟，比威利前一天醒来的时间晚了一个钟头。他的身体正逐渐适应他的作息时间；头脑里敲响了警钟，他想，也许两三天后，他就会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睡得昏昏沉沉，而在运送甘蔗渣的那几个小时里异常清醒。

他去了昨天那家宾馆，点了咖啡和蒸米糕。老习惯总是能让人舒心。身材瘦小、一头油光发亮的浓密头发的侍者仍然穿着他那件肮脏的白色粗斜纹布长制服。现在也许又脏了一点儿，或是脏了很多；脏到这个份上，很难判断变化的程度。

威利想：“运甘蔗渣的活，还要干上六天。之后说不定会去其他地方。我大概看不到这个侍者换上干净衣服了。我敢肯定在他自己眼里，这身衣服始终是洁白干净、平平整整的。假如他看清了自己的衣服，说不定他会完全丢了现在的派头。他的生活也会发生变化。”

之后他去了邮局，敲敲存局候领处的柜台，巴望着有奇迹发生，又有一封萨洛姬妮的信。信件架抵着黑乎乎的墙壁，里面塞满了大大小小的信件。柜台里的人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说：“今天没有信。大概三天后才有。那时候才会有欧洲来的航空信。”

他漫步在小城肮脏的商业区。墙壁的本来颜色已经被季风和阳光剥落，余下一片斑驳。只有那些广告牌，新上了油漆，光亮刺目，仿佛在打比赛。他走进巴罗达银行的一家分行。里面很暗。吊扇慢悠悠地转动着，不去惊扰桌子上堆得参差不齐的文件，柜台职员坐在铁栅后面。

威利问：“这里是否可以兑换德国马克？”

“您如有护照就可以兑换。一马克兑换二十四卢比。我们收取最低一百卢比手续费。请问您有护照吗？”

“哦，我回头再来。”

前一天他写信给萨洛姬妮的时候，就萌发了逃走的念头。而此刻他想：“假如我兑换一百马克，扣除手续费我能拿到两千三百卢比。有了这笔钱，我想去哪儿都行。我必须尽力保住这些马克。千万不能让博杰·纳拉亚知道。”

博杰·纳拉亚只字未提他上午出去干什么了。但他开始担心了。三天之后，当他们在制糖厂的活只剩下三天的时候，他对威利说：“我感觉发生了某种灾难。我们得学会时刻想到灾难。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灰心过。我感觉我们应该考虑返回柚树林里的营地。”

威利想：“那是你的事情。你自己回去吧。我可是另有打算。我要逃走，重新开始。现在这样是错误的。”

那天，侍者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满脸堆笑，热情周到。衣服的口袋上有淡淡的污迹，那是他在两三个钟头里不时伸手进去掏零钱留下的。

威利想：“我真没想到会看见这一幕。这肯定预示着什么。”当他去邮局时，柜台里的人对他说：“你有封信。我跟你说过要三天后才能来。”

亲爱的威利：

爸爸病了。我们俩都有好多年没和他联系了，如果你问我，我猜我会说，我一直在等着他死，那就没人知道我的来历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确实感到很大的耻辱，那天沃尔夫来带我离开那个不诚实的家和静修处，我真是开心死了。但是听到老头病入膏肓的消息，我觉得应该站在他的立场上来思考那些事情。我想人上了年纪大概就会这样。我发现，他受了那么大的伤害并非因为他自己有什么过错，我还发现，他的确是尽力而为了。我们是另一代人，属于另一个世界。对于人生的可能性，我们的看法和他不同，我们对他不能过于苛刻。我的心告诉我应该回去看看他，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回到那里只会发现一切仍然乱七八糟，又会为他们感到羞耻，巴不得扔下一切再度逃走。

威利想：“侍者干净的白制服果然是个预兆。拿一百马克兑换成卢比再回到静修处，这个想法糟糕透了。这是懦弱。这不符合我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我千万不能再那么想了。”

回到皮匠街，他对博杰·纳拉亚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考虑返回营地。如果那儿遭遇了灾难，他们会更加需要我们的。”

那天下午在城里，在他们步行去制糖厂的路上，在干活的几个小时中，在天亮前返回住所的路上，他们彼此靠得很近。威利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对这个肤色黝黑的人产生了某种像是友谊和关爱的感觉。

他想：“我从来没有对谁产生过这种感觉。这种友谊的感觉，真是太美妙太充实了。我等了整整四十年。它终于来了。”

中午时分，他们被外面的骚动吵醒了：很多刺耳的声音竞相叫嚷。这些声音来自那些皮匠，仿佛他们这样高叫着折磨别人，就能抵偿他们每日里不得不忍受的恶臭。日光从房门四周和上方射进来，令人目眩。威利想出去看看。博杰·纳拉亚却把他拉到一边。他说：“是有人在找我们。最好由我去应付。我知道该怎么说。”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间来到骚动的人群中，霎时间骚动更厉害了，不过很快被他声音中的威势镇住了。吵闹声渐渐远去，几分钟后博杰·纳拉亚带了一个人回来，威利认出那人身上正是他们的人惯用的农民装束。

博杰·纳拉亚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丧失信心。我们几乎要放弃等待了。我们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西北风。”

那个农民打扮的人用搭在肩膀上的又长又薄的毛巾擦了擦脸，就像演员逐渐进入角色一样，他说：“我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是灰狗。我们牺牲了一些人。但上头没有忘记你们。我把钱给你们带来了，还有指示。”

博杰·纳拉亚问：“多少钱？”

“五百卢比。”

“我们到城里去谈吧。现在我们三个外来的人躲在这样一间小屋子里，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这可是很危险的。”

农民打扮的人说：“我必须得打听呀。也许是我说错话了。所以他们起了疑心。”

博杰·纳拉亚说：“大概你是想说点儿俏皮话吧。”

他和新来的人在前面走。他们三个进了威利喝咖啡吃米糕的那个宾馆。侍者的制服已经脏了不少。

博杰·纳拉亚对威利说：“领导层很欣赏你。你参加革命没多久，他们就已经想让你做信使了。”

威利问：“信使是干什么的？”

“信使会来往于各地之间传递信息，传达上级指示。他不参加战斗，也不了解全局，但他很重要。他可能也参与其他工作，那要看战局如何。他可能会从甲地运送武器到乙地。对于一名优秀的信使来说，最关键的是他待在任何地方都不突兀。他绝对不能引人注目。而威利，你就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观察过街上？我观察过，看有没有便衣警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辨认出哪些人不是这条街上的人。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暴露。有二十种可能让自己暴露。可威利无论在哪儿，都像是在家里。即使在制糖厂堆甘蔗渣的院子里，他也仿佛在自己家里似的。”

威利说：“我这辈子一直在做这么一件事：在哪儿都找不到家，只是看起来像在家里。”

[1]路德亚·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出生于印度孟买，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四　安全之家

革命运动在某个区的警察行动中遭到重创，牺牲了整整一个分队的兵力，为了减轻那个防区其他分队的压力，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领导层决定，在另一个游击战术语中所谓的“尚未受到侵扰”的地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在此之前，游击区在威利眼中是若干互不相连的地域——树林、村庄、田野、小城。如今他成了信使，在博杰·纳拉亚的领导和指挥下，这些地域渐渐连接了起来。他总是在四处奔波，从一个村子步行去另一个村子，在公路上搭三轮摩托车或公共汽车，或者搭火车旅行。他还没有进入警方的黑名单；他还可以公开活动；这是他作为信使的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正合他的心意，给了他一种使命感和刺激感，虽然他只能凭直觉估计游击战的大概形势。他这样四处活动，有一部分是为了鼓舞士气，夸大解放区的范围，甚至让大家觉得，只要再加把劲，战争就会在很多地区取得胜利。

他待在城里的时间多了些，也就有可能收到萨洛姬妮的来信了。而且他在城里也能吃得好些了。奇怪的是，乡下反而吃得糟糕，虽说吃食都是乡下产的；而在城里则每天都可以像过节。乡下收成好的时候，农民就在盘子里、在叶子碗里把谷物堆得老高，再加上各种调料，也就心满意足了；而在城里，即便是穷人家，也是谷物吃得少，青菜和扁豆吃得多。威利吃得好了，就不怎么生小毛小病了，也不会因此而心灰意懒了。

从最初那两个星期的柚树林营地生活到如今，信使工作使他第一次对那些革命同志产生了一些好感。他起初对营地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现在他已经和博杰·纳拉亚感情颇为深厚了，虽然刚开始时两人并不怎么友好，这使他学会了克制，不再总是想着去发现他人的缺陷。

大约每隔两周，各个区的重要人物就会聚集在一起开次会。威利帮忙安排这些会议，还曾多次出席。会议一般在城里召开，很危险，因为任何不寻常的聚会都可能会被当地人察觉并报告给警方。所以每个人或每两个人都会在城里有一个自己的联络员，他们会尽量在傍晚赶到联络员家里。路程可能很长，要走上一天甚至更久，可能一整天都走在远离危险的大路的田间小道上。他们的穿着尽量不引人注目。乔装打扮至关重要。根据指示，他们在途中应当打扮成村里人的模样。羊倌啦，织布工啦，或者打扮成那样的人，穿的是一种毯子似的披肩，几乎能将整个人包裹起来。

他们到达城里后，得通过联络员才能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有时候他们会爬到联络员家的屋顶上，换上凉爽一些的衣服；或者把乡下人日常穿的衣服——当地人常用的腰布、带有大侧兜的长衬衫，以及肩上色彩鲜艳的薄毛巾——换成城里人常穿的裤子、衬衫或长外衣。有时候，讨论革命工作时，他们希望穿上裤子，被视为“穿裤子的人”，好显得比战友们多一点儿权威。一走进开会的房子，他们就会脱掉粗糙的乡下拖鞋；但他们不停地抓挠着脚，而且即便是用水洗过，他们脚上仍然遍布陈垢，再加上那些肮脏的大披肩，这会议就像是一个乡下人的聚会。

大家到城里来是为了发表观点、接受指示、作自我批评。但也是为了吃，为了品尝最粗陋的城里食物，甚至就是为了尝尝粗盐的味道。而这种受压抑的简单欲望往往会导致一种变相的吹嘘，他们会争相把乡村生活说得苦不堪言。

在威利一开始参加的某一次会议上——在某个铁路员工居住区的一栋房子里，主屋的家具都被推到墙边，大家坐在铺在地上的床垫和床单上——他听见一个脸色苍白的人说：“过去这三天里我一直都在吃冷饭。”威利觉得这个人接下来不会讲出什么中听的话。他是照字面意思理解这话的。他不相信也不喜欢这样夸大其词，于是他的目光在那人的脸上稍稍多停了一会儿。那人注意到了，很不自在。他一边对威利回以同样冷峻的注视，一边继续对屋子里的人说：“不过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打小就是那样过来的。”威利想：“哦哟，我得罪他了。”之后，他竭力避开那人的注视，但他整个晚上都能感觉到敌意在增长。情形对他不利。他想起自己原先对博杰·纳拉亚的质疑，想起自己曾用其他国家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从未离开过印度的人。他不知道该如何挽救与那个吃冷饭的人之间的尴尬局面，到了那天晚上，他还听说那人是一个分队的头儿，在革命运动内部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头衔，是一个重要人物。而威利不过是个信使，做些文字性质的宣传工作，而且还在试用期，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被某分队接纳为正式成员。

威利想：“我有一次对博杰·纳拉亚脱口而出说了句‘是个好问题’，他就耿耿于怀了好长时间。积习难改，这个人提到吃冷饭的时候，我嘲讽地盯着他。现在他成了我的对头。他会叫我难堪的。就像博杰·纳拉亚想要看见别人眼神里的恐惧，他一定想要看到我眼神里的嘲讽变成恐惧。”

他的敌人有个绰号叫“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几个月，威利听说了不少有关他的传闻，在革命运动中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一位小学老师发现了他的数学天才并竭力提携，使他获得了农村环境里最好的教育。他们家从来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家里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才把这个年轻人送到邻近的小城去读大学。他以每月十五卢比的租金在一个洗衣工家的阳台上租了一个房间，更确切地说，租了一个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空间。狭小的生活空间及其低廉的租金是他的故事的传奇性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住在洗衣工家的那段求学生涯尽人皆知。他五点钟起床，整理床铺，打扫住处（威利以为那花不了多少时间——成见作祟）。然后洗涮锅碗瓢盆（他从不和洗衣工家混用这些东西），在阳台一角的炉子上生柴火煮饭。威利发现，故事里的爱因斯坦作息表并没有留出拾柴火的时间；也许捡柴火的日子，爱因斯坦会四点钟起床。饭熟了他就吃饭，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回来就洗衣服，他只有一套衣服。然后再烧些吃的，大概还是米饭，吃了就上床睡觉。功课是在做家务的间隙完成的。

到了理学学士学位考试那天，爱因斯坦看见第一页考卷上的第一道题就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他觉得应该给父亲写一封信，为自己的失败道歉。于是他开始动笔，但写着写着，解第一道题的一种全新的方法突然浮现在他脑海里。接下来的试题全都迎刃而解，而他全新的解题方法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人人都知道了那封使他如在梦中一般想到了解题方法的道歉信，他开始被说成是二十世纪印度数学天才中的一员。这种说法得到了他本人的纵容，最终开始影响他的生活。他在一本印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反响很好，他自以为已经开始纠正爱因斯坦的错误了。他的这种认识很快转变成了狂热。他失去了大学里的教职而且无法谋到新职位。他再也没有发表论文。他回到了老家，丢弃了所有读书人的行头——裤子、衬衫、鞋子、袜子。他梦想着摧毁这个世界。后来革命运动爆发，他就加入了。

威利想：“这个人不可能发起一场革命。他憎恨我们所有人。我必须去找坎达帕里和他那一派的人。”

随后，他在一个经常去的小城的存局候领处拿到了萨洛姬妮的来信。

亲爱的威利：

爸爸病得很重，静修处的工作全都停了。我知道你会想，这对世界而言算不了什么重大损失，但我现在有了新的想法。不管你怎么想，我觉得静修得是一种创造。我想，这就是死亡临近对我们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坏消息，对你来说可能更糟糕：坎达帕里的情况不妙。他正在丧失控制力。一位正在丧失控制力的革命者是最软弱无能的。那些崇拜强权人物的、想分享他的强权的家伙，纷纷离开了这个弱者。他的软弱变成了一种道德缺陷，变成了对他所有理想的一种讽刺，恐怕这正是坎达帕里及其追随者所面临的境况。我觉得我把你丢进是非窝了。不知道你是否有可能回到约瑟夫那儿去，但说不定约瑟夫自己也难脱干系。

威利想：“现在去担心约瑟夫以及他那可恶的女婿——此君令那套公寓充满了紧张感——已经为时太晚。想要弄清真相的人最虚荣最可恶了。我当时一看到他女婿那副自鸣得意、笑容扭曲的嘴脸，就觉得会出事。”

有一天博杰·纳拉亚说：“新来了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有一辆三轮摩托出租车。他们家属于纺织工阶层，但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得到了哪位教师的鼓励，也可能是学习某位朋友或者远亲，或者是受了什么污辱，他野心勃勃。这种人往往会被我们所吸引。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他们觉得还要加快速度。我们在革命运动中对这类人做过研究。我们研究过农村的各个种姓。”

威利想：“你是我的朋友，博杰·纳拉亚。但这人的经历也正是你的经历。所以你才这么理解他。”但是片刻之后，因为觉得即使在思想上也不能背弃朋友，威利又想：“也许这也正是我自己的经历。也许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这么难对付的原因。”

博杰·纳拉亚说：“他来找我们的人。他邀请他们去他家吃饭。在警察镇压厉害的时候，他拿自己的房子给他们作藏身之地。我想他或许可以帮忙做些信使的工作。我们应该去考察一下他。他的经历和爱因斯坦有点儿像，但没那么光彩夺目。他去了一个小城读书，但没拿到学位。家里人不得不叫他回到村子里。他们付不起城里十或十二卢比的房租，也付不起二十或三十卢比的膳食费。真是可怜！你听了都想哭。他回到村子里后日子很不好过。他已经完全习惯城市生活了。你知道他在城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上午去小茶馆或宾馆，喝咖啡，抽香烟。花上半卢比去简陋的小电影院里坐坐。整天都穿着鞋子和袜子。穿着裤子，衬衫的下摆塞在裤腰里，走起路来像个男子汉那样，而不是趿拉着乡下拖鞋裹着长衬衫跑来跑去。他回到村子里那个纺织工种姓的家庭之后，一下子失去了这一切。他无事可干。他不想做纺织工。而且他感到无聊极了。你知道他怎么说？‘村子里真是太原始了，连个收音机都没有。’只有漫长空虚的白天和更加漫长的夜晚。最后他向银行贷款买了一辆摩托出租车。这样他至少能出村子。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无聊才来找我们的。一旦你体会到村子里有多无聊，你就会参加革命了。”

一周之后的一天下午，威利和博杰·纳拉亚去村子里找那个摩托车手。这个村子和想象中不同，没有参差不平的茅草屋顶，也没有泥泞不堪的道路。路铺过，屋顶也都铺了当地的红瓦。纺织工属于低等种姓，村子里的大路拐了个弯，进入了贱民区或者说低等种姓区，如果你不知道那里是贱民区，你很可能会错过。那里的房子像是很早以前就淘汰了的那种。黄昏的暮色中，纺织工们坐在自家房子前的院子里纺着线。织布机放在屋子里面，透过敞开的前门可以看到有人在织布机上忙碌着。这场面悠闲而恬美；这样的纺织几乎像是某种受到保护的珍贵的民间工艺，很难想象，其主顾只有农村里很穷的人，对从业者而言，这是一门令人绝望的生计，出路非常狭窄。手纺车是自家装配的，用旧自行车轮辋作主轮，其他零件似乎都是用细树枝和细麻线拼凑成的，看上去一点儿都不结实，随时都会咔嚓一声断了。

那人的摩托车就停在他家前院，挨着一架手纺车。他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房子比一般人家要大些。左边是两间卧室，右边的房间里放着织布机。这些房间不过十到十二英尺深，所以你在房间里和在房间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房子后面，一侧是露天的厨房和一只大箩筐，里面装着烧火用的玉米芯，另一侧是茅房。开摩托车的那人的哥哥在一小块空地上种了棵树，枝叶茂盛，现在还很纤细，再过些时日就会被砍倒作烧火的燃料。再后面是某个富裕些的人家的田地。

空间总是那么逼仄，在空旷的天地间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威利不想去探究这房子里的居住安排。他猜每间卧室都有阁楼什么的。而且他能够理解，对于一个尝过了相对自由的小城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被迫回到这栋纺织工的小房子里，无所事事，简直就等同于让他去死。

他们给威利和博杰·纳拉亚端来了矮凳，还遵循古老的礼节为他们上了茶，仿佛他们很富有似的。摩托车手的嫂子脸上有深深的愁苦。她双颊凹陷，看上去有四十来岁，而实际上可能不超过二十五岁或者二十八岁。但同时威利注意到，她为了他们的来访，特地穿了一件颜色柔和的新纱丽，灰黑相间的小方格图案，镶着金边。这令他非常感动。

摩托车手为威利和博杰·纳拉亚的到来而欣喜若狂。他谈起对革命的向往，未免有些激动过头，而威利注意到他哥哥的眼神中不时流露出一丝不安。

威利想：“恐怕有一点儿小麻烦。这大概是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教育程度的差异。弟弟曾经是穿裤子的人，还体会到了无聊。哥哥则不然。他们夫妇俩也许感到他们过深地陷入了某件他们不理解的事情中。”

回去以后，博杰·纳拉亚问威利：“你觉得怎么样？”威利回答：“拉贾没问题。”拉贾就是那个摩托车手。“但我不知道他哥哥嫂子怎么想。他们很害怕。他们不想惹麻烦。他们只想好好纺线织布，挣每个月的四百卢比。你看拉贾从银行借了多少钱买摩托车？”

“一辆摩托车大概要七万到七万五千卢比。但那是新车。拉贾的摩托车要便宜得多。他可能借了三万到四万卢比。银行最多只会借给他这么多钱。”

“他哥哥大概每天晚上都在想着贷款的事呢。他大概觉得拉贾念书太多，自视过高，要摔跟头了。”

博杰·纳拉亚说：“他们崇拜拉贾。他们为他骄傲。无论他叫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去做。”

每个月他们都会找拉贾两三次，为革命运动做点儿事。他带着威利或博杰·纳拉亚或其他人赶往他们必须很快赶到的地方。而威利有了这一便利条件，就可以经常去各个小镇的邮局查看有没有德国寄来的信。邮局里的人渐渐和威利都熟了，有时候也不用他出示护照了。他觉得这很好，人们所谓的印度式友善；只是后来他才突然觉得这事儿让人担忧。

几个月之后，拉贾开始运送给养，有时候和威利或博杰·纳拉亚一起，有时候单独行动。摩托车的客位下面是空的，很容易安一块活动板。给养的起运点和交付点总是在不断地变更，大概是因为他们承担的只是接力运送过程中的某一段而已。博杰·纳拉亚负责协调，他了解的情况比威利多一些，但即便是他，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给养主要是武器，调集来提供给某地的新战线。最近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失利之后，革命活动变得格外谨慎。信使很多，每个信使一个月只行动一到两次；而每次运送的给养数量都很小，这样即使暴露或者出了差错，也只会导致很小的局部损失，而不会影响全局。

一天，拉贾问威利：“你去过警察总部吗？我们去见识见识怎么样？”

“行啊！”

威利从来没有想过去找自己的敌人。如今他来往于那些互不关联的地块间已经很久了，执行的也都是些互不相关的任务，他对自己行动的结果没有任何确切的认识。他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地区在地图上有清楚标记的那些地方也是向他开放的，去那里看看就像随手打开一本书一样方便。当他们上了大路，向地区警察总部进发的时候，有一会儿威利觉得又回到以前完整的生活中了。

这边的风景给人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大路两侧的印度楝和凤凰树行虽然不时中断，仍然流露出某种源远流长的慈悲。脚下的路给人的是另一种感觉，一个忙碌的世界，洋溢着欢愉——停在路边的卡车，漆过的大标示牌，可口可乐的广告，石头被熏黑了的厨房炊烟缭绕，高高的平台上砌着土灶，前头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排列着颜色鲜亮的塑料桌椅（每一件东西都被漆成可口可乐广告牌的颜色）——其中包含的情绪和期待截然不同于威利过去一年多所体会到的那种自我牺牲式的欢愉。有水的地方就有小块的田地——水稻、玉米、烟草、棉花，有时候则是土豆或者胡椒。威利见过不少解放区的田地，都荒芜了：原先的地主和封建领主早些年为躲避游击战乱纷纷逃走了，新的安全秩序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威利一不小心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感觉方式。当他们来到地区警察总部，来到小城另一端的警察控制区时，二三十辆和拉贾的车一样的摩托车噪声震天，尾气滚滚，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感到吃惊：旧沙袋因为长年日晒雨淋而污迹斑斑，警察总部外面“中央预备警察部队”的重机枪和皱巴巴的旧军服显示出一种绝对的严肃。这让他想到自己那些互不相关的工作起了作用，也对常有性命之虞的生活有了新的理解。警察阅兵场，也许还是操练场，是一块沙地；里面营地道路的边石刚粉刷过不久；遮阳树高大苍老，和警察控制区的其他树木一样，应当有些年头了，大概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拉贾为了盖过摩托车的噪声，竭力提高声音，兴奋地告诉威利，在那幢两层高的主楼里哪儿是警长办公室，哪儿是警察宿舍，而在阅兵场或操练场旁边的院子里，哪儿是警察福利楼。

威利并不兴奋。他心情沉重地想：“当初他们和我谈起游击队的作为时，我就应该问问警察都在做些什么。我无论如何也不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只有一方在作战。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我们确实犯了。”

这之后不久，拉贾被吸收进了训练营。他在训练营里待了一个月，又回去开摩托车了。

之后，他的处境开始不妙了。

有一天，博杰·纳拉亚对威利说：“说出来太可怕了，但我觉得拉贾给我们惹麻烦了。他最近两次运送给养，都正好在存放点被警察抓住了。”

威利说：“那可能是碰巧。而且也可能是接受给养的人不小心。”

博杰·纳拉亚说：“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警察贿赂了他哥哥。说不定贿赂了兄弟俩。三万卢比的债可不是小数目。”

“我们暂时不去管它。不用他就是了。”

“我们会解决这事的。”

两个星期后，博杰·纳拉亚说：“事情和我担心的一样。拉贾想脱离革命了。这是不允许的。他会把我们都供出去的。我想我们得去找他。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们会找他谈谈。我们尽量在太阳下山前到他家。我们搭另一辆摩托车去。”

天空一片火红与金黄。纺织工居住区的几棵大树黑影婆娑。一百码远处有一幢房子升起了炊烟。这家人是制作比蒂卷烟的。如果他们每天卷一千支烟，就能赚四十卢比。这就是说，他们每天赚的钱是纺织工的两倍。

博杰·纳拉亚对拉贾兄弟俩说：“我看还是到屋里去谈吧。”

他们进了屋，哥哥说：“是我叫他走的。我不想看到他被人杀了。如果他被杀了，我们就得卖掉摩托车。我们将因此承受损失，同时还得继续还银行的债。我肯定是还不起的。我的孩子们就只好去讨饭了。”

他的嫂子上次穿了件镶金边的新纱丽，今天却只穿了条农妇的裙子。她说：“老爷，就让他吃些苦头吧。砍他一条胳膊，要不就砍他一条腿。那他还能织织布，还能干点儿活。求你别要了他的命。你杀了他，我们就只好去讨饭了。”她坐在地上抱住博杰·纳拉亚的腿。

威利想：“她越是哀求，他就越是恼火。他想要看到人眼睛里的恐惧。”

接着，一声枪响，拉贾的脑袋被打烂了，哥哥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哥哥就这么瞪着双眼，呆立在自造的织布机旁。

回基地的一路上，他们都很庆幸摩托车连续不断地轰鸣着。

一个星期后，他们两人再次见面，博杰·纳拉亚说：“要六个月。根据我的经验，要六个月。”

之后的好几个星期，威利都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惊讶。他想：“我第一次见到博杰·纳拉亚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我很看不惯他。后来和他一起住在皮匠街的时候，我的情绪相当低落，他成了我的好朋友。我非常需要这样的友谊。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旧的感受习惯里不能自拔，总是想着逃跑，他的友谊帮助我走出了困境，而且现在我一想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友谊。我知道博杰·纳拉亚还有另外一面，是我原先所不信任的，但现在我已经不太想得起他这一面了，因为我已经认识并理解它了。我理解他的想法以及他那么做的原因。我一直记得纺织工家里发生的那一幕。我看见那辆摩托车就停在院子里，挨着那架旧自行车轮辋改装成的纺车。我看见那个可怜的哥哥瞪大了眼睛，我理解他的痛苦。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愿向任何人告发博杰·纳拉亚。那没有任何意义。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就正义及另一派的那些人说出很多道道来。但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事实是我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方式。这种情况本应在这种不寻常的生活开始十四五个月之后就发生的，真让人惊讶。记得在柚树林营地的第一个晚上，那些新兵的面孔搅得我心神不宁。后来在那些安全的房子里开会的那些面孔又让我感到不安。现在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所有人了。”

他们继续着那项缓慢而细致的工作，将给养运到即将开辟新战线的地方，就像一群蚂蚁在挖掘地穴，或者运送碎叶断草去那里，每一只都在兢兢业业地执行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任务，搬运着几粒泥土或一星残叶。

博杰·纳拉亚和威利赶往一个铁路小城，去检查那里给养运送的安全情况。这个小城也是威利接收邮局存信的地方之一。他最后一次是和拉贾一起去的，当时邮局里那个对他过于熟悉和友好的办事员就让他觉得，他搭拉贾的摩托车去邮局的次数太多了，而且他总是收到德国来信，这太惹眼了。在此之前，他还自以为存局候领非常安全，因为很少有人听说过这种便捷服务。而现在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将存局候领可能导致的种种危险仔细想了一遍，又将它们逐一排除了。但不祥之感仍然挥之不去。他想：“这是因为拉贾的事。不幸的死亡就是这样向我们发出诅咒的。”

铁路工人的聚居区大概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居室或三居室的平顶混凝土房子一幢紧挨着一幢，排列在几条没有下水道的土路旁。这个聚居区在当时可能是社会同情心的产物，是施行廉价住房的一项举措，在建筑图纸上理想化的优美线条（和字母）之间，它看上去应当还算差强人意。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些房子变得让人难以容忍。混凝土从地面到两三英尺的高度已经又脏又黑，窗框和门已经被蛀掉了不少。没有树木，没有花园，只能看见有些房子里悬挂着几个花盆，里面种着罗勒——一种有宗教意义的香草，某些宗教仪式上会用到。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活动，没有地方洗涤，也没有地方晾晒；曾出现在建筑图纸上的那些洁净、平直、开阔的地方现在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电线，粗粗细细，从一个倾斜的电线杆伸向另一个倾斜的电线杆；电线下面到处是人：狭小的房子迫使这里的人一年四季待在户外；仿佛你可以任意摆布他们，任何地方他们都能住，都能适应。

安全之家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看上去非常隐蔽。

博杰·纳拉亚说：“和我保持一百英尺左右的距离。”

威利慢慢逛着，脚后跟从光溜溜的皮凉鞋里滑出来，踩在街上的尘土里。

几个骨瘦如柴的男孩正在玩简易的板球游戏，球是一个又黑又脏的网球，球拍用椰树枝的中间部位代替，再用一个盒子作三柱门。威利看着他们投了四五个球：这些孩子打球完全没有章法，甚至不懂应该怎么玩。

威利在安全之家门口赶上了博杰·纳拉亚。

博杰·纳拉亚说：“里面没人。”

他们绕到后门。博杰·纳拉亚在薄薄的门上捶了两下。门的底部因为长年受雨水泼溅，已经腐烂。这门应该很容易就能踢开。后面的三幢房子里有人尖声叫住了他们，原来有几个男人和女人正坐在他们房子窄窄的阴影里。

博杰·纳拉亚说：“我来找我的姐夫。他爸爸住院了。”

一个身穿绿色纱丽的瘦骨嶙峋的女人说：“那家没人。一天早上有几个人来找他，他就跟他们走了。”

博杰·纳拉亚问：“几时的事？”

女人回答：“两个星期前吧。哦，是三个星期前。”

博杰·纳拉亚压低声音对威利说：“我想我们得快走。”他又对那女人说：“我们得把这消息告诉其他亲戚。”

他们穿过玩板球的小孩往回走。

博杰·纳拉亚说：“我们还在吃拉贾的苦头。每个他认识的人都受到了牵连。我的卫兵肯定对我很失望，我很喜欢他。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小城。我们一路走过来都被人监视了。”

威利说：“我觉得不是因为拉贾。可能是他哥哥。他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管是拉贾还是他哥哥，反正我们是被害惨了。一年的工作都白干了。那些武器花了我们几十万卢比。我们本来是要在这里建一个分队的。天知道其他防区还出了什么事。”

他们离开铁路工人聚居区，到了旧城区。

威利说：“我想去一趟邮局。可能有我妹妹的信。既然我们不会再来这儿，可能我会有一段时间收不到她的信。”

邮局是一幢小巧的石头建筑，由英国人建造，装饰繁复。赭色或紫色的墙壁，边石漆成红色，上面有浮雕图案；石头屋檐宽阔低矮，是印度风格；房子正面顶上有一块半圆形的石头或石料镶板，上面写着“1928”。马路斜对面有一家茶馆。

威利说：“我们去喝杯茶或者咖啡吧。”

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威利说：“说实话，我现在对于去邮局感到紧张。我和拉贾一起去那儿的次数太多了。你是知道他的。总是脚痒，哪儿都想去看看。有时候我明明知道不会有妹妹的来信，也会到这儿来。可以说，我和拉贾一起来有时候就是为了有个伴，为了搭他的车。后来邮局里的人变得对我很友好。刚开始我觉得有许多人认识的感觉很好。现在这叫我很担心。”

博杰·纳拉亚说：“那我替你去一次。”

他抿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穿过白晃晃的马路，走向邮局低矮的石头屋檐下阴暗的门廊。他刚刚被黑乎乎的门洞吞没，威利就看见，原来一直围坐在邮局门口的四五个衣着各异的男人全都站了起来。一秒钟后，这些人团团押着博杰·纳拉亚走向一辆车子，先前还以为那是辆出租车，现在才看出来其实是一辆没挂标志的警车。

警车开走后，威利结了账，穿过白晃晃的马路，走到存局候领柜台。办事员是新来的。

他问办事员：“出什么事了？”

办事员操着一口过于正式的英语说：“一个罪犯。警察等他一个星期了。”

威利又问：“这个柜台有邮票卖吗？”

“请到前面购买。”

威利想：“我得走。我得马上走。我得去火车站。我得回基地去，越快越好。”

他快步走在午后的阳光中，随着脑子里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他越来越清楚自己此刻所处的困境。萨洛姬妮的信，甚至以前有些信，可能都已经落到警察手里了。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一切。他已经上了警方的黑名单。他的身份已经曝光了。消化了有关自己的所有这些新情况之后，他才开始回忆博杰·纳拉亚从起身到被捕那短短两三分钟里发生的事情。博杰·纳拉亚以前曾说他知道如何观察一条街，如何辨别谁不是这条街上的人，他是在吹牛。这一天赋最终毁了他。但也许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运用这一天赋。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有危险。他可能还在想之前铁路工人聚居区发生的事。

到了火车站，一块积满灰尘、颜色黯淡的黑白指示牌告诉他，下一班开往他想去的方向的是一趟快车而不是客车。客车很慢，沿路各站都要停。而快车停靠的车站离他平时下车的地方有十几英里。他将不得不在夜里步行穿过村庄和田野，惊动村里的狗和野外的鸟，一路惹出很大的动静；或者他在村庄边缘的农民或流浪者的窝棚里借宿，和鸡啊牛啊一起在没门的牲口棚里过夜。

离快车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他突然想到，可能会有盯梢的人看到他手腕上的劳力士表，发现他就是那个和德国有牵连的亡命之徒。然后这假想出的焦虑成了现实，他开始疑心自己是不是在城里就被人跟踪了，是不是他已经逃过了哪个监视街道的警察的法眼，坐在邮局对面的茶馆里时，没有被发现不是本地人。

有一条平坦的通道横跨铁轨通往另一边的站台，上面人来人往。还有一座旧木桥，走道两侧砌了比较高的半墙，也许是为了防止有人跳下去落在火车前头。桥上只有六个人，年纪都很轻，站在那儿是为了寻刺激或者远眺。威利走过去，站在他们旁边，努力想看看下面的行人，他发现他只有头和双肩能够露出墙头。不一会儿他就看呆了，人们来来往往，好像毫不自知，每一个人的举动都是那么特别，都或多或少暴露了他们的个性和身份。

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当快车驶进站台的时候，人群蓦地喧嚷起来，小贩也扯开喉咙叫卖，要盖过人群发出的声音。他急忙从桥上冲下去，硬是挤进了一节已经塞得满满当当的三等车厢。车窗敞开着，横着铁栅栏；满车厢都是飞舞的细尘；每样东西都是热烘烘的，每个人都散发着旧衣衫和烟草的气味。当快车离开站台驶入阳光的时候，他想：“我还算走运。在这儿我第一次只能靠自己了。”

就在他本想下车的那个列车停靠站不远处，铁轨有一个急转弯。即便是快车，到了这里也必须减速，自以为还算走运的威利准备在那个拐弯附近跳车，这样他就不必在陌生的地方步行一整夜。火车到那个转弯处还得差不多两个小时。

他想：“我得靠自己了。博杰·纳拉亚走了。我会遇到另外一些人，接下来的日子会很艰难。”

他打量着同车厢的人。他们说不定和可怜的博杰·纳拉亚及其家庭一样，经过两三代人的奋斗，逐渐摆脱了困窘。所有的努力和抱负，如今都已付诸东流；所有的希望和可能也都已化为乌有。很久以前，那时候他和博杰·纳拉亚还不是朋友，他们在聊起那些事情的时候，他说博杰·纳拉亚家的奋斗历程是成功的。但博杰·纳拉亚并没有接他的话，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出身于纺织工种姓的拉贾也有相似的奋斗经历，虽然他获得的成功小得多。他的人生也曾充满希望，但最后也是以一无所获告终。他们的生命意义何在？他们的自杀——假如可以看作是自杀——意义何在？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铁轨开始转弯，离跳车的地方越来越近。威利想：“我错了。我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上述问题的。对于博杰·纳拉亚而言，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他觉得自己是男子汉。这场革命运动，甚至是他的自杀——假如可以当它是自杀——让他觉得自己是男子汉。”

片刻之后，就在威利马上要跳出车厢之际，他想：“他的想法虽然浪漫却是错误的。要做男子汉，需要付出更多。博杰·纳拉亚选了一条捷径。”

快车慢下来了，时速差不多是十英里。威利纵身跳到陡峭的路堤上，顺势滚了下去。

天光正在暗下去。但威利知道自己的位置。他步行了大约三英里，来到一个村庄里的一栋棚屋前，更确切地说是农舍，房子的主人和他很熟。季风已经过去，但现在，似乎是老天故意作对，开始下起了雨。这三英里路他走了很长时间。不过，情况本来会更糟糕。如果他没有鼓起勇气在那段陡峭危险的弯道上跳车，他就会被带到十几英里外的快车停靠站，至少要走上一天。

马上快八点的时候，他进了村子。四下里漆黑一片。这里的人都睡得早，夜晚尤其漫长。希夫达斯家的抹灰篱笆墙就在村里的大路旁。威利推了推那扇矮门，喊了一声。希夫达斯答应着，不一会儿，一个皮肤黝黑的瘦高个儿几乎光着身子跑了出来，打开矮门，把威利让进厨房。厨房就在抹灰篱笆墙后面，房子前面，经过多年的烟熏火燎，茅草屋顶已经变得乌黑而粗糙。

希夫达斯说：“真没想到你会来。”

威利说：“出事了。博杰·纳拉亚被捕了。”

希夫达斯听了并没有慌张。他说：“来，把身上擦擦干。要喝茶吗？要吃些米饭吗？”

他朝隔壁房间里的谁喊了一声，那边传出的声音。威利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希夫达斯是叫他妻子把床让给客人。这种时候，希夫达斯总是会这样做。对于他来说，礼节是一种本能。他和妻子离开主屋，去了后院边上一排门窗敞开的低矮瓦房里，和孩子们一起睡。

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威利躺在希夫达斯的床上，头上高高的茅草屋顶黑洞洞的，溜进丝丝凉意，身旁弥漫着热烘烘的旧衣服和烟草的气味，让他想起几个小时前的三等车厢。他想：“我们以为，或者说他们以为，希夫达斯做这些事，是因为他信奉革命，是运动造就了他，他是有新思想的农民，十分难能可贵。但事实上，希夫达斯做这些事，是因为他本能地遵循旧观念、旧习惯和旧礼节。总有一天他不再会把床铺让给我。他会以为他不必这么做。那一天将会是旧世界的末日，也是革命的末日。”

五　树林深处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回到了基地——曾经也是他的领导博杰·纳拉亚的基地。这个村子还保留着些许部落色彩，位于树林深处，迄今还不曾遭到警察的扫荡；在这里他或许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如果可能的话。

他回到基地的那个时间有些人仍旧称之为“牛尘时间”。从前村子里的人会花几个小钱雇个放牛娃，他每天总在这个时间把村里的牛往回赶，带起漫天尘土，那神圣的尘土在傍晚的金色阳光中仿佛涌动的黄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放牛娃了，也没有雇他们的地主了。革命已经终结了这种封建的农村生活，尽管村里仍然有人需要雇人放牛，尽管仍然有小孩渴望有人雇他，以打发无聊的长昼。虽然如此，大家仍然认为，一天中这一时刻的金色阳光是非常特别的。四周广阔的树林被点亮了，有一小段时间，白色的泥墙、村舍的茅草屋顶、这里那里的小块芥菜田和辣椒田显得精致而优美：宛如古老童话里的村庄，静谧，令人神往，但同时又危机四伏，小矮人和巨人，高可参天的原始密林，手持巨斧的男人以及关在笼子里被一天天喂肥的小孩。

这个村子目前处于革命运动的控制之下，是某个指挥部的所在地，隶属于游击队的军事占领区。游击队员一律身穿橄榄绿薄军装，头戴红星军帽，十分显眼：他们都佩枪，是“穿裤子的人”——村民们对他们的尊称。

他住在游击队征用的一栋长长的棚屋里。房间里有一张老式的四柱绳床，他学村民的样子把零碎东西藏在刨光的树枝做成的椽木和低矮的茅草屋顶之间。夯实的泥土地面上敷了一层泥和牛粪的混合物，非常光滑。他已习惯了这里的日子。几个月下来，小屋已经变成了他的家。每次完成任务之后，他总是会回到这里。每当他觉得需要牢牢握住自己的生命线的时候，他就会一一回想所有睡过的地方，如今这个单子上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地点。但是现在，博杰·纳拉亚不在了，他在这小屋里感到彻骨的孤独。他很高兴回到这里，但立刻又烦躁起来。

还是得遵守保密的纪律：不许谈论太多自己的事情，不许打听别人在外面的情况。这纪律他到达柚树林营地的第一个晚上就已经宣布了，现在仍然得遵守。

他只认识隔壁房间的人。此人皮肤黝黑，长着一双大眼睛，面目凶狠。他小时候或者说十几岁的时候被某个大地主的恶家丁毒打，从那时起，他就参加了村子里的革命运动。第一次革命是最有历史意义的，如今已成过眼烟云；第二次革命被镇压了；而现在，隐姓埋名了几年之后，他加入了第三次革命。他已经四十好几，快五十岁了，已经不可能重新选择生活方式了。他喜欢穿着军装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吓唬村民，谈论革命；他喜欢农村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要靠村里人养活；他喜欢出人头地。他大字不识一个，杀过人。他一高兴就会唱一些怪腔怪调的革命歌曲，他那些政治历史思想都在这些歌曲里了。

有一天他对威利说：“有些人参加革命已经有三十年了。行军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一两个，看到他们可不容易。他们很善于隐蔽。但有时候他们喜欢站出来，和我们这样的人谈一谈，吹吹牛。”

威利想：“就像你一样。”

他回来的那个傍晚，听到隔壁那人一遍又一遍高唱革命歌曲，就像威利教会学校的同学唱圣歌那样，威利想：“也许某种使命感又会回到我身上。”

夜里他起来了一两次，走到屋外。这里没有厕所，大家都在树林里解决。村子里没有灯光。天上没有月亮。他发现了荷枪的哨兵，说了口令，没过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他一路走着，感觉“同志”这个奇怪的词不断在耳边回响，像是有人在质疑，有人马上做出保证。树林里漆黑一片，到处都是声响：突然拍动的翅膀，鸟和其他动物那惊恐而痛苦的鸣叫，呼唤着不可能到来的援助。

威利想：“生命中最令人欣慰的是对死亡的确信无疑。现在我是不可能回到上层世界去了。可是哪儿算上层世界呢？柏林？非洲？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层世界。也许这种想法从来就只是幻想。”

早上，有人来敲威利的房门，还没等威利开门，人就进来了。那人背着AK-47突击步枪，脸色苍白，就像爱因斯坦，但个子矮得多，大约五英尺高，很瘦，面庞清瘦而英俊，双手瘦长有力，如果再高上六七英寸，就够得上气宇轩昂了。

他说：“我叫罗摩占陀罗。我是某部指挥官，现在是你的首长。你不再是信使了。我们接到命令，你调到我的部队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今天或者明天，我们要召开防区会议讨论新情况。会址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别处。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必须做好准备今晚行军。”

他的眼睛小小的，眼神严厉而疯狂。说话时，瘦长的手指一直在摸枪。说完，他突然变了姿势，猛地转身，走出了屋子。

罗摩占陀罗和爱因斯坦一样，也属于上层种姓，也许还是最高的种姓。这种人正在外面的世界经受磨难；自独立以来，民粹政府对他们设置种种障碍；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害怕待在国内会坐吃山空，纷纷移民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罗摩占陀罗和爱因斯坦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们参加了革命运动，投向了迫害他们的那些人。而威利，因为他本身的复杂背景——父亲属于上层种姓，温和，消极，倾向于禁欲主义，总认为凡事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母亲则更激进，阶级地位低得多，渴望掌握整个世界——很了解这些人。

他想：“我以为我已经将这一切都抛到身后了。但现在它们又来了，和原来一样，向我扑过来。我已经周游了世界，它们却还在这里。”

不必在树林里夜行军了，这让威利松了口气。防区会议就在他们这个村子召开。第二天，与会者都集中到了这里，没有像在城里开会时那样乔装改扮，大家都是穿着军装来的；而且为了显示同甘共苦的精神，大家吃的是粗陋的农家饭菜，辣椒扁豆和小米扁面包。

爱因斯坦来了。威利一直害怕再见到他，不过现在，见过了罗摩占陀罗，他已经决定不再对爱因斯坦眼神中的恶意耿耿于怀了，甚至还认为爱因斯坦的眼神已经温和多了。

柚树林营地的长官也来了，之前威利和博杰·纳拉亚正是奉他之命去皮匠街的。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甚至颇有魅力，举止优雅，谈吐轻柔，语调抑扬顿挫，像在念台词。威利曾想象过他身穿双排扣灰西装的样子，猜测他在外面的世界是一位大学教师或公务员。威利不知道这样一位完人究竟为什么要跑来参加游击队，在丛林里过这种苦日子，某种直觉告诉他，此君因为妻子的不忠而备受折磨。威利后来想：“这可不是我的杜撰。我这么看是因为他出于某种原因想要我这么看。是他自己把这信息传给了我。”现在，两年后再次遇到此人，威利仍然能在他眼中看到淡淡的痛苦，他坚持原先的猜测，半开玩笑地想：“可怜的家伙。竟然有那么一个可怕的老婆。”于是就一直这么看他了。

会议在罗摩占陀罗的屋子里召开。大约十点钟开始，这种防区会议历来如此。屋里点着一盏气灯。一开始，气灯发出轰鸣声，光芒耀眼；渐渐地，那声音变作低沉的嗡嗡声，光线也越来越暗淡。泥地上铺着棕色麻袋布，上面堆着棉布被单和毯子，散放着些枕头和靠垫。

公务员，也就是那位柚树林营地的长官，通报了情况。很糟。很多人牺牲了，远远不止铁路居民区那些人。那些不过是一个分队的一部分人马，此外还有三个分队被警方悉数消灭了。一年多来积聚起来的武器损失殆尽。这一下就是好几十万卢比，而且一直没能拿出对策来。

长官说：“在战争中，我们不得不接受牺牲。但是这样的牺牲太惨痛了，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战略方针。原来我们计划把战争推向解放区边缘的小城市，现在看来必须放弃这个想法。在现阶段这过于雄心勃勃了。应该说，在战争期间，雄心有时候是会得到回报的。当然，我们还会在那些小城市之类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的事业。但那是在将来。”

爱因斯坦说：“这一切全都是坎达帕里的思想流毒造成的。说什么通过人民组织人民，多动听啊，甚至让国外的人听了都要喝彩。但是我们这些了解现实情况的人知道，农民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革命的步兵。你难免得对他们动点儿粗。”

一个皮肤黝黑的人说：“你怎么这么说？你自己不也是农民出身吗？”

爱因斯坦说：“正因为我的农民出身，我才这么说。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农民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好的一面。那是坎达帕里的思想。他出身于上等种姓，尽管他隐瞒了自己的种姓后缀。他错了，这场运动可不是什么仁爱的运动。革命不可能是什么仁爱的运动。你们要是问我，我会告诉你们：农民应该被关在猪圈里。”

另外一个人说道：“你怎么能这么说？这太过分了。希夫达斯那样的人就是忠心耿耿为革命服务的。”

爱因斯坦说道：“希夫达斯之所以忠实，是因为他需要我们。他就是想让村里人看到我们和他有多亲近。他利用我们的友情恐吓村民。这个希夫达斯，又黑又瘦，还把卧室让给我们，大谈革命和土地改革。但实际上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恶棍。大地主和封建官僚已经逃走了。村子里既没有警察也没有检查员，希夫达斯每年都要把别人家的庄稼割去好多亩，还把别人家的田地占去好多亩耕种。村里人要不是觉得我们站在他一边，早就把他给杀了。一旦希夫达斯认为出卖我们对他更有利，他就会马上把我们出卖给警方。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头脑清醒，必须想到他很可能不幸与人渣共事。假如指挥官博杰·纳拉亚没有被我们的非洲朋友引上歧途，我们就不会有眼下这灾难，要跑到这里来商量对策。”

所有人都盯着威利。罗摩占陀罗眼神冷酷。

会议主席，那位柚树林营地的长官，现在显然已经是防区司令员，对威利说道：“我想你应该有机会说点儿什么。”

威利说：“指挥官说得对。是我的错。博杰·纳拉亚出事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他是我的朋友。我希望我能这么说。”

爱因斯坦的表情缓和下来。整个会场也显得轻松起来。自我批评是这类会议的保留环节。如果自我批评很快就开始，效果会非常好：它把大家绑在了一起。

长官说：“占陀罗说得很好。我认为他应该受到表扬。”

然后，大家断断续续地询问起各分队人员和武器的损失情况，问起博杰·纳拉亚被捕的情形，花了很长时间比较农民与城市无产者的本性——他们的热门话题，最后，长官将话题引向已确定的新的运动战略方针。

防区长官说：“我已经说过，把战争推向小城市的计划应该放弃。相反，我们要向树林深处推进。每个防区要接管一百五十个村庄。我们将控制这些村庄，宣告解放区正在扩大。这有利于挽回我们的士气。这件事可不容易，会有许多困难，但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路。”

三个小时后会议结束。其实他们想说的话老早就已经说完了。他们开始重复说过的话。他们开始使用“我个人认为”或者“我强烈地感到”之类的句式，给之前说过的话涂抹上激情，而这表示他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气灯的光焰逐渐暗淡，再也无法蹿高了。

接下来，气灯发出的光很快缩回到浅棕色的灯罩内，会议结束了。有几个人还在磨磨蹭蹭地说最后几句，现在他们都站着，有的赤着脚，有的穿着橄榄绿的袜子，站在被单、麻袋布上，脚边是他们之前靠着的那些枕头和靠垫；另一些人走到门口，从一大堆靴子里找出自己那双穿上，然后打着手电筒回自己的小屋，手电筒的微光使树林显得更加幽深，也使周围的夜色更加深沉了。后来，爱因斯坦在离开小屋之前，走到威利面前温和地问道：“是那个纺织工出身的家伙去警察局告发的，对吗？”

威利回答道：“好像是。”

“他付出了代价。因此我想警察会依据第三〇二条逮捕博杰·纳拉亚。当时有人看见吗？”

威利答道：“他哥哥。”

爱因斯坦的目光投向了远方。一两秒钟之后，他眨了眨眼，微微一点头，仿佛在确认什么，又抿了抿嘴唇——仿佛正在将信息分类归档。

威利想：“但愿我没有犯下另一个错误。”

一个月之内，向树林深处推进以扩大解放区的行动就开始了。每个分队都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占领一些村庄并对村民实行再教育。有时候两个分队的路线会有一段是重叠的，有时候则会出现例外情况，两个或三个分队在一小段时间里同时驻扎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只有革命运动的高层才清楚各分队的部署及总的方略，只有他们才知道解放区扩展到了哪里。其他人则不问究竟地进行着这场艰苦的战役：在密林里长途行军，吃粗陋的食物，饮不干净的水，时常要和一些战战兢兢、不情不愿的村民打交道；这些村民已经接受过一支作风强硬的先头部队的洗礼，不时被召集起来，谈谈各自的“问题”，或者就只是拍着手唱乡间歌曲。队长会尽他的能力去解决听到的问题。如果他无法解决，就重复一些简单的词汇和口号，宣扬革命主张以及解放区的前景。他定下几条新规矩，以及村民的新义务。然后这个分队继续行军，临走时告诉村民会在几个月后回来，看看他们对这新赋予的自由适应得如何。

对于威利来说，这是一段奇特的时光，仿佛一步踏入了另一种生活：工作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回报，没有目标，无所谓孤单或者陪伴，听不到外界的任何消息，收不到萨洛姬妮的只字片语，没有什么可以锚定自己。刚开始时他还竭力坚守自己的时间观念，坚守自己的生命线观念，用他的老办法——回想自出生以来睡过的所有床铺，就像鲁滨逊·克鲁索刻木计日那样，这是他以前在教会学校时读过的一个故事。但是，这样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每天的行军毫无差别，经过的村庄也几乎一模一样。就这样，行军，宿营，几个月过去了，或许是一年，或许是更长时间。初时令他感到痛苦的那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成了习惯。他觉得记忆正在溜走，就像时间，而记忆溜走，头脑操练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操练变得非常吃力，令他沮丧；他开始头痛。最终他放弃了，就像身上蜕去了一块皮。

在分队里，同威利的关系最接近友谊的是指挥官罗摩占陀罗。吸引他的是威利身上和分队其他人截然不同的东西。

一天，他们正在树林里休息。一对村民夫妇从他们身边经过，那女人头上顶着个包袱。村民向威利和罗摩占陀罗打了声招呼。威利答道：“你是要赶远路吗？”村民说，他们要走好几英里去看亲戚，然后又微笑着说：“我要是有照相机，就给你们留个影，让你们记住这美好的一刻。‘迷失在树林里’。”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罗摩占陀罗马上警惕起来。他问威利：“他是在嘲笑我们吗？”

威利回答：“不是不是。他只是表示友好罢了。不过，我的确从没听到过哪个村民开这么精致的玩笑。他想说我们看起来像是迷路了，但没有直截了当说出来，而是用照相机开了个玩笑。他大概是从电影里学来的。”

等村民夫妇走远之后，罗摩占陀罗说道：“听说你父亲是位僧侣，出身于上等种姓。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呢？你为什么不待在英国或者美国呢？我的很多亲戚都去了英国或美国。”

威利粗略地说了他在英国、非洲和柏林的经历。在树林里，光是这些地名，就足够令人意乱神迷了，尽管威利为了避免遭人忌妒，有意不去过多渲染他充满戏剧性的际遇，谈到的都是些失意屈辱、东躲西藏的事情。罗摩占陀罗没有忌妒。他目光柔和。他听了还想听。就好像威利在那些遥远的地方的经历也是为他而经历的。自那以后，他就不时来找威利谈谈那些遥远的事情，不是太频繁，因为不想表现得过于亲密。

大约两星期后，他说：“我和你不同。你属于中产阶级。我是个乡下孩子，很穷。但你要知道，我在乡下身无分文的时候，并不老想着我很穷。有很多参加革命的人不理解这一点。我在乡下的时候，总以为我们过的只是一种平常的日子。我那时常常和一个男孩一起放牛，一个低等种姓的孩子，那时候被称作贱民。你想象一下，放着牛，脑子里却一点儿都没想着放牛的事。那个贱民男孩有时也会跟我一起回家。我爸爸一点儿也不在乎。在他看来，这个男孩胸怀大志，而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妈妈也无所谓，但她坚决不肯洗那个男孩用过的杯子。于是我就给他洗了。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这事。你猜他后来怎么样了？他确实胸怀大志——我爸爸说对了。他如今是一位高级教师，那个男孩，油得像抛饼，胖得像水桶。而我却在这里。”

威利努力想了想，似乎和罗摩占陀罗在一起时，还是有很多陷阱需要设法避开，然后他说道：“他去了他想去的地方。你去了你想去的地方。”

罗摩占陀罗继续说道：“我是直到进了城，上了大学，才明白我们有多穷。你看惯了我穿军装。但我刚进城的时候，常常穿件长衬衫和睡衣。我们那些政治家会特意穿上乡下人的衣服，来显示自己有多关心平民百姓，可那些衣服却是真正的乡下人引以为耻的。我第一次进城的时候，就总是为我身上的衣服感到羞耻。我大学里的那些朋友注意到了。他们都比我富有。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的钱都比我多一点儿。他们带我去一家裁缝店，为我定做了一套衣服。两三天后我们回到那家店里，他们帮我穿上那套新衣。我低头看着自己，简直难以相信。真是套漂亮衣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敢穿着这么一套衣服走到大街上去。刚穿上那套衣服时的感受，我现在有点儿想不起来了——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裁缝要我站到一面长镜子前。我又吓了一跳。那个乡下孩子没了。是个城里男人在盯着我看。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我的性欲膨胀起来了。我是个城里人了。我有城里人的欲望。我要女人。但没有哪个女人会正眼看我。”

威利凝视着这张脸，苍白英俊、棱角分明，但身体却如此瘦小，比早先那个村里的放牛娃高不了多少。身体似乎在嘲笑俊美的脸庞，把它贬得一钱不值；而那眼神，曾经那么严厉，此时却充满了痛苦。

威利说：“我们这些生长在次大陆的人，在性方面都有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由父母亲和家里人替我们安排这些事。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来。要不是我有这种问题，我就不会娶那个姑娘了。我也就不会去非洲，白白浪费了十八年，也浪费了她十八年。要是我能更自如地对待性，要是我知道怎样得到它，我也许会成为另一种人。我的人生会有无数种可能。我甚至没能把它们看清楚。但我注定没有这种才能。我只能得到我已经得到的东西。”

罗摩占陀罗说：“那也比我强。”

威利觉察到罗摩占陀罗眼神中有那么一丁点儿忌妒，他想最好换个话题。

但是几天之后，在行军途中，罗摩占陀罗旁敲侧击地重新拾起了这个话题。

他问道：“你年轻的时候读过些什么书？”

威利说：“那时候读老师要我们读的那些书，我总感到很困难。我试着读了《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但没弄懂它在说什么。我不明白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读他们的故事。我看不出这书和我所知道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海明威、狄更斯、玛丽·科莱利[1]，还有她的《魔鬼的烦恼》——我读这些人的书，读所有其他人的书，都遇到了这样的麻烦。最后我鼓起勇气决定再也不读了。只有童话，我读得懂并且很喜欢。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但我不敢把这个告诉我的老师和朋友们。”

罗摩占陀罗说：“我的大学老师有一天问我——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穿裤子的人了——‘你读过《三个火枪手》吗？’我回答说没有，于是他说：‘你错过了一半的人生乐趣。’我就苦苦寻找那本书。在我们那个小城，这本书可不容易找到。可这本书真是令我失望啊！我如坠云雾，也不知道那些穿古装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你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想吗？我想，我的老师——他是个英裔印度人——之所以说什么我错失了一半的人生乐趣，是因为他的老师跟他说了同样的话。我猜那句话已经传了好几代了，一个老师告诉另一个老师，没人叫他们不要再往下传了。你知道什么书我读起来最容易？什么书我一看就明白，而且符合我的需要？是列宁、马克思、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书。读他们的书，我一点儿困难都没有。我不觉得他们抽象。我真是狼吞虎咽。除此之外，我就只读‘米尔斯和布恩书店’出版的书。”

威利说：“那都是些给小女孩看的爱情故事。”

“所以我才去读。我读那些书是为了看其中的语言，看那些对话。我觉得它们能教会我怎样去接近大学里的女孩。我觉得因为我的出身，我不知道该怎么恰当地说话。我不懂怎么谈论电影和音乐。只有特定的语言才能引出特定的话题，然后才能有性经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放了学我就回去读‘米尔斯和布恩’，把书里的一些段落背下来。然后我就在大学咖啡馆里用那种语言和女孩们说话。她们听了都放声大笑。只有一个女孩没笑。但没过一会儿她就站了起来，和她等待的男孩一起走了。她一直是在利用我。我恨透了她。我的性欲膨胀起来了，我跟你说过。我希望自己仍然穿着乡下人的衣服，希望自己从来没离开过村子。我希望自己从来没让那些朋友带我去做衣服。我的性欲越来越强。我觉得自己好像坐在弹簧上。正是性欲促使我参加了革命。有位革命者到大学里来鼓动大家憎恨女性。他宣称这是一种新的道德。他常常说：‘同志们，你们首先要牺牲性欲。’其他人也都这么说。我听他们说参加革命的都是真正的禁欲者和圣人。禁欲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传统的，我对之十分向往，也是这么向部下宣传的。我还处决了两个违背我教诲的家伙。其中一个强奸了一个部落女孩。另一个家伙，我看见他在猥亵村里的一个男孩。我没容他辩解。我剥夺了他的一切身份，然后把尸首留给村民们任意处置。”

威利注意到，罗摩占陀罗说到他在性方面遭遇的挫折的时候，就是不愿承认那是因为自己身材矮小。其他原因他都谈到了：出身、衣着、语言、农村传统，但他却遗漏了最明显、最重要的一点。这就像他们在正式会议上所作的那些自我批评，真相往往被有意绕开了，比如威利在谈到博杰·纳拉亚的被捕和分队同志的牺牲的时候，就有意避开了真相。威利很钦佩罗摩占陀罗，居然对自己矮小的身材毫无怨言，表现得好像他和其他男人并无不同，能够对更广泛的问题发表高见。但是无论怎样掩饰，无论怎样同情，都不能化解罗摩占陀罗的不幸和遗憾。当威利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沉酣入梦的时候，常常不免对他充满怜爱。

威利想：“第一次见到博杰·纳拉亚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个恶棍。但没多久我就和他成了好朋友，抛弃了先前的偏见。第一次见到罗摩占陀罗的时候，看见他那瘦削的双手摆弄着枪，我以为他头脑狂热，杀人不眨眼。而现在我对他的偏见也已经渐渐消失了。在努力理解他人的过程中，我逐渐迷失了自己。”

有一天，罗摩占陀罗问威利：“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的妻子呢？”

威利回答道：“我当时在非洲，在一个日落西山的葡萄牙殖民地。我在那儿待了十八年。我妻子就出生在那儿。我住在她的豪宅里，靠她的田产过日子，她的田产至少是这里随便什么人的二十倍。我没有工作。我只是她的丈夫。有很多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很走运。远离家乡——印度是我最不愿意待的地方——过着逍遥的殖民地生活。你要知道，我是个穷光蛋，真的是身无分文。在伦敦遇到我妻子那会儿，我快大学毕业了，学的尽是些毫无用处的课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该往哪儿去。在非洲生活了十五六年之后，我开始改变了。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生命，我原先认为自己很幸运，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我感到我的全部生活其实都只是我妻子的生活。房子是她的，田产是她的，朋友是她的，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我开始感到，正是由于我的不安全感——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你一样——我很容易屈服于一些偶然事件，被这些偶然事件推挤着，日益远离了自己的本心。我告诉妻子，我要离开她，因为我厌倦了过她的生活。她听了之后，说了一句十分奇怪的话。她说，那并不真是她的生活。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她这句话，现在我想我妻子的意思是，她的生活其实和我的生活一样，也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非洲，葡萄牙殖民地，她的祖父，她的父亲。当时，我以为她这么说只是在指责我，根本不愿意好好想一想她的话。我以为她的意思是，她和我一起生活，使我获得了力量和精神寄托，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都是她赏赐给我的，而我却用它们毁了她的生活。如果我那时候像现在这样理解她的意思，我会十分感动，可能不会离开她。也可能是我想错了。我必须离开她，去面对我自己。”

罗摩占陀罗说：“我觉得我的出生、我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是偶然的。”

威利想：“这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也许当人们能够更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时，他们才会过上更加合乎计划的生活。也许在外面那个简单化的世界，生活就是那样的。”

他们来到一个村子，这儿和他们去年行军经过的那些村子和林中聚落不太一样。它以前可能是一个封建小领主的领地。用罗摩占陀罗的话说，是一个收税地主：过去，那些境遇悲惨的村民要向他交纳四十到五十种税款，附近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村庄实际上都归他所有。如今他的大宅子仍然矗立在村外，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过于宏大。宅子空着，但是没有人进去据为己有，也许是忌惮它往日的威严，或者是害怕有妖魔鬼怪作祟。前厅、铺了砖石的院子、屋门无存的房间，在整幢建筑的每一个部分，在这荒弃已久的石造院落内，到处都充斥着朽木烂石潮湿腐败的气味。这气味来自蝙蝠及其累积的粪便地毯，来自占领此地的鸽子和其他野鸟留在墙上的白色污渍，疙疙瘩瘩，层层叠叠。要把蝙蝠和野鸟留下的污迹清除干净，是件很令人头痛的事。即使有人搬进去住，也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让这宅子重新充满人的气息。

出了村子走上很长一段路，仍然可以见到地主家的田产：杂草丛生的田野，因为缺乏灌溉已经干涸，栽种柠檬和甜橙的果园，因为无人照料已经枝叶芜杂，随处都有刺槐和苦楝树恣意生长。

罗摩占陀罗说：“这些村民让你直想哭。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土地，这三年多来，我们一直想把这六百英亩土地分给他们。我们找他们开了不知道多少次会。我们告诉他们旧制度如何罪恶深重。他们都很赞同。但每次告诉他们，现在该轮到他们拥有和耕种这些土地了，他们却说：‘那不是我们的土地。’和他们谈上两个小时，他们似乎也赞同你的说法，但到最后还是那句话：‘那不是我们的土地。’你可以叫他们去清洁水箱，叫他们去修筑公路。但你没办法叫他们去接管土地。然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革命必须流血。要让这些人开始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杀人。要他们理解杀人倒是毫不费劲。我们在这个村子和许多别的村子里至少建立过三个革命委员会，但都没有保留下来。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想要看到流血。他们都上过中学。有些人还拿过学位。他们要流血，要行动。他们要改变世界。而我们给他们的只有空谈。这就是坎达帕里留给我们的。他们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生，就退出了。如果我们用铁腕来统治解放区——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这六百英亩土地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清理干净，开始耕种。人们才会对革命的意义有所了解。这次我们必须得做点儿什么了。我们听说以前那个收税地主的家里人想卖这块地。他们在第一次革命的时候就逃走了，此后一直住在某个城市，过着寄生生活，无所事事。现在他们穷了，就想通过某种秘密交易把这些地卖给一个本地的富农，一个希夫达斯那样的人。此人住在离这里大概二十英里的地方。我们决心阻止这桩交易。我们要把这些地分给村民，看来这次我们不得不拿几个人开刀了。我想我们必须留些人在这里确保我们的命令得以执行。坎达帕里就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暗中捣鬼。一提到穷人就哭哭啼啼，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每个人都很感动，可就是一事无成。”

他们来到地主的大宅前。两层的房子，没有装饰的外墙。门厅的地面比较低，两侧厚实的墙壁上各挖了一个凹室，里面砌了两三英尺宽的高台。以前，门卫就在这间凹室里看门、睡觉、抽水烟，一些无关紧要的访客也是在这里等候主人的召唤。房子的这种格局——院子和房屋交替出现，正中一条走廊，这样一来，站在前门就能顺着这条光影交错的通道一直看到后门——房子的这种格局是当地传统的建筑模式。很多农民家的房子都是这幢大宅的简化版本。这表明一种文化依然固执地存在着，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如此；而威利，站在这幢半朽的、腐臭弥漫的大宅子里，竟被这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景象打动了，这小小的一角令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祖国。过去是可怕的；过去必须被消灭。但过去也具有某种完整性，对此，如罗摩占陀罗者不会在乎，但也取代不了。

第二天晚上在村里召开的会议的情况正如罗摩占陀罗所料。他们缠着短头巾，裹着或长或短的腰布，穿着长衬衫，毕恭毕敬地来到会场，仔仔细细地聆听训话，看上去精明能干。身着军装的革命者都亮出了枪，这是罗摩占陀罗下的命令。罗摩占陀罗本人则显得有些不耐烦，神色严峻，瘦削的手指轻叩着他的AK-47。

“这里有五六百英亩土地。你们有一百来人，每人可以分到五英亩耕种，让土地重新开始产粮食。”

他们一齐叹了一声，仿佛听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事情。然而，当罗摩占陀罗一个一个问他们的意见时，他们的回答却无一例外是：“这地不是我们的。”

后来他对威利说：“你看看传统的规矩和生活方式是怎样把人训练成奴隶的。这就是我们的政客们所谓的古老文化。还不仅如此。我了解这些人，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把他们的心思看个一清二楚。有些人阔，他们能接受，他们完全不介意。因为那些阔人和他们不一样。和他们一样的都是些穷人，他们认定了穷人就该一直穷下去。我叫他们每人领十英亩地的时候，你猜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我不能让斯瑞尼瓦斯拿到十英亩地。他会叫人吃不消的。最好我不拿这十英亩地，让斯瑞尼瓦斯和拉格哈瓦也拿不到他们那份。’只有枪杆子才能带来革命。我在想，这次我们要留半个分队的人在这里，让他们清醒清醒。”

那天晚上他对威利说：“我觉得我们总是进一步退两步，而政府就在那儿等着看我们失败。队伍里有些人参加过所有暴动，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他们已经做了三十年。他们如今是真的不想有任何事情发生。对于他们来说，革命、躲藏、敲开村民的门、问他们要吃要住，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这些隐士一直就在树林里晃荡。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人们为此给我们喝彩，但这不会让我们有丝毫进展。”

他亢奋起来，激情盖过了对威利的尊重，当他们最后各自去睡觉的时候，威利舒了口气。

威利想：“他们都想了结旧的生活方式。但旧的生活方式是人们的存在的一部分。如果旧的生活方式没有了，人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而这些村庄，原本自有一种美感，也将沦为丛林。”

他们留下分队的三个人，向村民们宣传耕种地主土地的必要性。

这天早上，罗摩占陀罗恢复了理性，像一只突然将愤怒置于脑后的猫，说：“他们不会有任何进展的。”

走到村子外面一英里的地方，一些年轻人从树林里出来，和队伍步调一致往前走。他们并没有任何嘲弄的意思。

“我们的新兵，”罗摩占陀罗说，“你知道的，都是中学生。我跟你说过。我们让他们看到了他们以前的生活。但是他们没钱继续待在他们接受教育的小城市里。他们看我们，就像你看那些从伦敦、从美国回来的人一样。我们会让他们失望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现在就让他们走了更好。”

中午他们休息。

罗摩占陀罗说道：“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其实很简单。你知道大学里有几个男生是我的好朋友，还为我买了一套西装。那所大学里还有一位老师不知什么原因对我也很不错。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做些什么报答他。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你可别笑话我。我想我应该请他吃顿饭。这是‘米尔斯和布恩’的书里经常写到的。我就问他是不是可以和我一起吃顿饭。他说可以，我们就约了个时间。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排这顿饭。它让我伤透了脑筋。我从来没有请人吃过饭。我突然生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那个小城里有家人很有钱，是小实业家，制造水泵之类的东西。在我看来已是厉害极了。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去了他们家的豪宅。我穿了那套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和痛苦的西装。你想象一下：车道上的轿车，缤纷的灯光，宽敞的露台。人们来来往往，一开始谁都没有注意我。客厅中间有一个吧台，那些住摩登大屋的人家里都有这样一个吧台。到处都是人，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我甚至觉得可以坐到吧台前向系着领结的侍者要一杯酒。我觉得我也只能和他说上话。我没有向他要酒。我问他这家的主人是哪位。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主人正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露台上凉爽的夜色中。那是一个中年人，健壮而不臃肿，稀疏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朝后梳着。我心里七上八下，我走到露台上，当着那里所有的人，对那位大人物说：‘晚上好！先生。我是一名大学生。我的老师古马拉斯瓦米教授派我来邀请您。他非常希望能和您一同进餐——我说了时间——不知您是否有空。’那位大人物站起身来，说道：‘古马拉斯瓦米教授在这个城市里备受敬仰，能和他一同进餐真是莫大的荣幸。’我继续说道：‘古马拉斯瓦米教授特别希望由您来做东，先生。’这些话都是从米尔斯和布恩的书里学来的。要是没看过那些书，我根本不可能说出那些话来。这位了不起的实业家吃了一惊，但他立即说道：‘那将是更大的荣幸。’我说：‘非常感谢，先生。’然后几乎是跑着离开了那幢豪宅。到了约好的那一天，我穿上那套让我欢喜也让我痛苦的西装，叫了辆出租车来到教授家里。教授说：‘罗摩占陀罗，我真是高兴。但你何必坐出租车来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吗？’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坐车到了实业家家里。教授说：‘这房子真是宏伟，罗摩占陀罗！’我说：‘先生，我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您。’我把他带到露台上，实业家和他的妻子还有其他人正坐在那儿，然后我再次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幢房子。第二天，在校园里，教授对我说：‘罗摩占陀罗，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劫持我到那儿去？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也根本不认识我。’我说：‘我是个穷光蛋，先生。我没法请一个像您这样的人物吃饭，可我又只想给您最好的东西。’他说：‘但是，罗摩占陀罗，我的出身和你一样。我们家和你家一样穷。’我说：‘我错了，先生。’我真是羞愧万分。这些都是那套西装还有米尔斯和布恩的书惹出来的。我恨自己。我要把那些看到我蒙羞的人统统干掉。我仿佛听到露台上那些人正在哈哈大笑。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了，除非那些人统统死掉，除非我的教授也死掉。我几乎忘了他们的模样，但我仍然记得当时的羞辱和愤怒。”

我说道：“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我遇到过很多令我感到羞耻的事情。在印度，在伦敦，在非洲。二十年后我仍然记忆犹新。我认为它们永远不会消亡。它们只会和我一道消亡。”

罗摩占陀罗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

傍晚时分，分队行军经过树林的时候，一群年轻人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他们可能已经等了整整一天；在这里，时间几乎毫无价值。从他们欢欣的表情和急切的举动中可以看出，这些年轻人愿意加入到队伍中来。他们被困在村子里，时时梦想着冲出去：梦想着城市、摩登的穿戴和娱乐，梦想着一个时间在其中更具意义的世界，他们中间更有野心的几个也许还梦想着剧变和权力。在行军途中不断地有这样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跑来跟着队伍走，他们的姓名、出身以及所属村庄都被记录下来。但是，眼前这群年轻人和以往的不同。他们带着情报，这情报令他们激动得发狂。

他们搜寻着随身武器最贵重的那个人，认定他就是指挥官。罗摩占陀罗与他们谈起来。过了一会，罗摩占陀罗示意纵队立定。

罗摩占陀罗说：“他们说前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有埋伏等着我们。”

威利问道：“是谁？”

“谁都有可能。如果情报属实。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坎达帕里的支持者。可能是想买以前的地主的田产的那个富农雇来的人。他们可能当我们是敌人。甚至可能是村民，我们老是待在村里，他们烦透了，想除掉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说到做到。这是我们在这儿的困境的一部分。人人都感觉到旧世界在改变，但没有人看得清将来。我们已经错失良机，现在有几百种可能的原因。如果我们的队伍训练有素，就会知道怎样应对埋伏。但我们没想用枪。我们只练习过童子军和军校学生那套玩意儿。扛枪，亮枪，稍息。如果只有你带着枪，那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别人也有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想到的就是冲上去把他干掉。我不能让你们跟着我，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前面真有埋伏，要是我出了事，你们就原路返回。现在你们就悄悄离开吧。”

威利叫道：“罗摩占陀罗！”

“我有把好枪。”

他们在那片树林里一直等到天黑。后来，送来情报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从林间小径上朝他们喊：

“他们把他杀了。”

“他们是谁？”

“是警察。他匍匐前进到他们附近，用枪向他们扫射。杀了他们三个人。这一下暴露了他自己，他们就把他杀了。我跟你们说，这事会上报纸的。”

威利问道：“他杀了他们三个人？”

“没错，先生。”

毕竟，这听上去是个好消息。威利想：“他终于为自己赢得了美名。在印度史诗里，罗摩占陀罗是最高贵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虔诚的人。你可以相信，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行为端正，做事妥当。”

那个带来情报的年轻人又说：“真可惜，你们损失了一支枪。”

过了一会儿，他们按照罗摩占陀罗的最后一道命令原路撤退，离开了林间大路，在黑暗中慢慢移动，他们决定，如有必要会连夜行军，以避开可能追踪而来的警察。他们默默地在昏昧的林子里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威利想：“我没有去想那些死去的警察。我把自己都忘了。现在我真的迷失了，彻底迷失了。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后面又有什么。我现在只知道要活下去，要走出去。”

[1]玛丽·科莱利（1855-1924），英国小说家。

六　坎达帕里的末日

惶惶不安地过了两天，他们又回到了那个村子，又看到了地主家空荡荡的大宅子。地主家荒芜已久的田地一片枯黄，其间点缀着疯长的寄生藤明亮的绿色。果园里，一味伸展的枝条耗尽了果树的营养，寥寥几片枯萎黯淡的叶子悬在细瘦干枯的枝头，果子散落在地上，倒像丰收了似的，却早有黄蜂在腐烂的甜橙和柠檬那灰白的果皮里安了家。

对他们来说，这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村子了。在之前驻扎的两个星期里，他们是天上的星星。他们扛着枪穿着军装，军帽上的五角星鲜红如血，说出的话都很要紧，即使没人真信他们。而如今一切都变了。全村人都听说了他们被警察伏击的事，也知道那个气势汹汹的指挥官已经死了。村民们也不来挑衅，只是抱着精明老到的人自以为是的谨慎态度处理村子里琐碎的日常事务——他们似乎已经看透了返回村子的这些身穿军装的人。

他们想找到那三个留在村里组织村民分地的人。这件事现在看来令人震惊，他们当初就该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些天那三个人的处境肯定极为难堪。村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甚至好像没有人记得他们。不久，威利他们和基索——黑黑胖胖的临时指挥官，考试没及格的医学生——就明白了，那三个人开小差了。基索知道开小差是怎么回事。

他们占领并解放这个村子之后，经常借宿在村民们的小屋里。现在基索认为，不该再向村民们借宿了，甚至在村里过夜都是很危险的。他命令大家继续行军，按照罗摩占陀罗生前的指示，一步一步原路返回基地。

基索说道：“你会不由自主地觉得罗摩占陀罗说得对。我们一旦解放了一个村子，就该杀几个人，那样的话，我们的进展会大得多。我们现在也会更安全。”

他们不熟悉树林，所以行军时不敢离开林中道路或者绕过村子。他们开始把村民当作敌人，尽管他们饮水吃饭仍然得靠村民。每天晚上他们都在村外半英里处宿营；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安排一个士兵持枪放哨（当初那些粗陋的军事训练遗留的印记）。村民们知道他们的这些措施，这使他们免受某些村民的劫掠。

在离开村子的路上，威利开始意识到，参加革命的这些年，他一直对乡村与树林抱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正是革命思想的基础。他让自己相信，眼前的乡村就是这样的；他从未怀疑过这一点。他让自己相信，在喧闹忙碌糟糕的城市之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遵循古已有之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正是革命所要推翻的。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里，农民辛勤劳动却深受压迫。这种幻想忽略了一点：在他们于行军途中解放（然后放弃）然后有幸在某一天再次解放的那些村子里，恶棍无处不在，褊狭、凶恶、残忍，就像他们身处的环境，他们的存在与劳动和压迫的观念没有任何关系。

让威利纳闷的是，为何以前在离开村子的路上他没有见到过这些恶棍。也许是罗摩占陀罗瘦削而刚健的手指按在AK-47上的形象把他们震慑住了。如今他们这支队伍元气大伤，在每个村子里都会受到那些恶棍的骚扰和挑衅。在其中一个村子里，有个脸色苍白的家伙骑着马挥着枪——他们当初怎么会漏掉他呢？——冲到他们的宿营地大叫：“你们都是中情局的，中情局的。统统该被杀掉。”基索下令不理睬他。这是最好的回答，但并不容易做到。骑马来的那个人是村里的一个恶棍，替村里人出头，来显示他们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就在几天前他们藏起来还来不及呢。

有些村子里的人认为，这支队伍里的人都是些四处游荡的枪手，可以雇来杀人。那些想要杀人的家伙通常都没几个钱，但他们自以为能够通过软磨硬泡和谄媚叫这些人就范。也许这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什么事都靠乞求解决。这从他们贪婪的眼神和懒散的身体就能看出来。

威利想起罗摩占陀罗曾经说过：“我们千万不要妄想去改造每个人。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的人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得等到这一代人全都死了。这一代人，还有下一代人。我们只能指望第三代人。”

就这样，他们一步一步往回撤，威利那田园牧歌式的幻想仿佛着了某种魔法，一点点自行消解。他们在村民帮助下修筑的路消失了；淘尽了淤泥的水箱又堵塞了。牵涉土地、水井或继承权的家庭纠纷，小得不能再小，已经罗摩占陀罗裁决，似乎都已解决了，如今纷争又起，闹出了至少一起人命官司。

一天，在村子外面，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人走近正在行军的部队。他问基索：“你参加革命有多久了？”他这么问，似乎就是为了让他们听听他那一口漂亮纯正的发音，让他们知道尽管他穿得像农民，肩头挂着条薄毛巾，但实际上他是城里人。

基索答道：“八年。”

那人说：“每次碰到你们这样的人——我确实经常碰到你们这样的人——我总会忍不住想，你们只是上尉或者少校，初出茅庐，晋升的路长着呢。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参加革命三十年了，所有那些运动都参加过，而且我觉得我还能再干三十年。只要时刻警惕，你就不会被抓住。所以，我自以为够做将军了。或者准将——如果你们觉得我话说大了。”

威利问道：“你这么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呢？”

“当然是逃避追捕。除此之外就极其无聊了。但是，即使为这样的无聊所包围，我的灵魂也从未停止对世事的判断，但从未发现它的价值。这一点很难向外人解释清楚。但我总是乐此不疲。”

威利问道：“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呢？”

“老一套。我那时还在大学里读书。我想知道穷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学生们曾对这类问题有过一些非常激烈的讨论。革命运动的一位侦察员——我们周围有不少这样的人——安排我去看穷人的生活。我们在火车站碰头，上了一趟慢车的三等车厢，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就像是观光客，而我的向导则像是陪同的导游。我们最后来到一个贫穷的村子。真的非常穷。我从没想过我的向导为什么会选这个村子，它是如何被革命运动发现的。当然，村子里没有任何卫生设施。那在当时的我看来可是非同小可。也没有什么吃的。我的向导问了他们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我听。有个女人说：‘我家里已经三天没生火了。’她的意思是她已经三天没做饭了，她们全家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我非常激动。第一个晚上即将结束的时候，村民们围坐在露天的篝火旁唱起歌来。他们那样做是为了给我们看还是自娱自乐，他们是不是每晚都那样，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我只知道自己迫不及待想要参加革命。当时的革命，三十年前的革命。一切都由向导帮我安排。费了点儿时间。我离开了大学，赶到一个小城，和联络员见了面。他们派我去某个村子。从小城出发走了很久。公路变成了泥路，接着天黑了。正是三月份，天气还算舒服，不太热。我一点儿也不害怕。然后我到了那个村子。不算太晚。一看到村子，我首先注意到了大地主的宅子。好大一座宅子，茅草屋顶修葺得整整齐齐。穷人家的屋顶可不会那么整齐，屋檐都是不加整饬的。我的任务就是干掉那个大地主。刚到村子第一天就看到我要杀的那个人的宅子，真是耐人寻味。看见那宅子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有另一种信仰，就会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指引我前进。我接到的指示是杀掉那个大地主。我不会亲自动手。我要找一个农民去干。那就是当时的观念，使农民转变成反抗者，通过他们来发动革命。说来你也许不信，刚看见那宅子，我就看见一个农民在夜色中朝我走来，他刚干完农活，因为某些原因回家晚了。又是上帝的安排。我跟他作了自我介绍。我直截了当地说：‘兄弟，晚上好！我是一名革命者。我需要找地方过夜。’他管我叫先生，请我去他家的小屋过夜。我们到了他家后他让我在牛棚过夜。这是典型的革命故事。那个牛棚很糟，不过我如今也见过很多比那更糟糕的牛棚了。我们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米饭。喝的水是从一条小溪里打来的。可不是故事书上流水潺潺、清澈见底的英国小溪。我们是在印度，先生们，那是条浑浊的泥沟。什么东西你都得煮过，好去掉臭烘烘的怪味。我和主人聊起了他的贫困、他的负债，以及他生活的艰难。他似乎很吃惊。接着我就请他去杀掉那个地主。你们也觉得我太沉不住气了吧？我到村里的第一个晚上就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完。那个农民一口拒绝。这让我松了口气，真的。我还不够强硬。要是那个人说：‘先生，你说得对，我早想这么干了。你来看我怎么宰了这个杂种。’说不定我就逃之夭夭了。但他却说，过去的三个月他就靠地主给他钱和吃的过日子。他还说——仿佛是要用他自己的智慧来回报我告诉他的理论——杀了地主就像是杀了会下金蛋的鹅。他的话里尽是类似的格言。第二天，我一大早就逃走了。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故事。大多数人会回到城里，坐汽车或者坐火车回家，回到书斋里，或者去和女佣纠缠不清。但是我却坚持下来了。于是你们就在这里见到我了。三十年了，仍然和农民混在一起，向他们灌输那种杀人的哲学。”

威利问：“你整天都做些什么？”

基索说：“我正要问他这个。”

“我住在某个农民家里。在那里过夜。不用为租金、保险和生活起居操心。我早早起来下田干活。我已经习惯了。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回到安坐在四面墙包围的小房间里的生活。我回到农民家里，吃点儿他们的东西。还读一会儿书，马克思、托洛茨基、毛泽东、列宁的经典著作。然后我去村里各家串串门，安排后面哪天开会。再回去。主人从田里收工回来，我们会谈上几句。其实我们没谈什么。很难。彼此间没什么可说的。你不可能真正融入村里的生活。过一两天我就换个地方。我可不希望主人家讨厌我，到警察那儿告发我。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每天的生活没什么两样。我都觉得我是在描述一个高级执行官的生活。”

威利说：“我不明白。”

基索说：“我也不明白。”

那人说：“我指的是无聊。一切都为他们安排好了。一旦进入那些机构，你一辈子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英美烟草公司，皇家烟草公司，联合利华，铁箱公司，都一样。我听说在皇家烟草公司，那些小伙子们就吃顿中饭，然后上各家门店转悠，检查香烟盒子上的生产日期。”

他察觉到了对方的不信任，不免焦躁起来，说话也有了戒心，不再像原先那样讲究修辞了。他不想再和部队的人待下去了，于是一看见他可以进去休息的一片小屋，他就告辞了。

基索问道：“你看他是不是在哪一家大公司里干过？”

威利答道：“我觉得他可能申请过但没被录用。要是他们招他进了铁箱公司或其他哪家公司，也许他就不会跑到乡下来教农民杀人了。他说的那些上尉啊少校啊自己够做将军之类的废话，也许说明他想参军却没部队肯要他。他有点儿让我恼火。”

“那是过分了。”

“我对他恼火是因为，起先我想他尽管一副小丑相，但大概还有点儿小聪明，我可以用到。我听得很仔细，以为我能慢慢明白他所说的一切。”

基索说：“他是个疯子。我看他没有被捕是因为警察认为抓他不值得。而农民们可能都把他当笑话看。”

威利想：“但村民们可能也是这样看我们这些人的。也许我们也都有点儿疯了，精神错乱了，自己却还不知道。基索以前也许想做医生。而现在他过着这种生活，还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是真实的。要看出别人是否不正常，总是很容易。那些村民叫我们帮忙杀人，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在发疯。那些人的面孔扭曲丑陋，仿佛他们真的生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但我们看不见自己不正常的地方。不过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不正常了。”

他们最终回到了基地。威利在基地有自己的房间。革命高层扩大解放区的愿望落空了，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整体的气氛十分阴郁，能回到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威利还是很开心。他觉得自己不再被抛入半空中；他觉得他也许能够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喜欢干净低矮的茅草屋顶——如此让人安心，尤其是当他躺在绳床上的时候——他可以在茅草和椽木之间藏一些小东西；他喜欢抹过灰泥的夯实的泥土地面，踩在上面脚底下会发出空洞的声音。

威利希望能再次见到防区长官，那个温文尔雅的人。但他没有露面。听人说他开小差了，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向警察投降了。他在投降之后领到了警方的赏金，游击队员投降后都可以领到那笔赏金。然后他回到了原先生活的大城市，花了好几天时间跟踪分居的妻子，最后一枪要了她的命。如今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也许他已经自杀了。但更有可能，他揣着获取自由的同时拿到的那笔赏金，正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四处逍遥，尽情施展当游击队员时学会的那套乔装隐匿的技巧，也许甚至逐渐摆脱了旧时的个性和隐忍多年的痛苦。

要不是警方几乎在同时逮捕了坎达帕里，以上消息本该会引起更大的轰动。从目前的情况看，坎达帕里被捕这件事更为重要，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大多数追随者，而且已经几乎构不成安全威胁，警方在逮捕他以及押送他上法庭的时候都没有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本随身携带的剪报簿，里面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孩子的照片。这些照片蕴含着某种深沉的打动人心的东西，但坎达帕里已无法说清；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剩下的只有这种深沉的情感。威利被深深地感动了，甚至比在柏林第一次听萨洛姬妮说起坎达帕里时还要感动：他对人类的深情，他眼眶中的泪水。现在已经没法同她联系了。这些天来，威利一直怀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悲戚，为他自己，也为这个世界，为每一个受伤的人和动物，他想要进入那个丧失理智的人的内心。他竭力想象那个身材瘦小的老教师怎样从报纸上挑选照片，又怎样把它们贴进簿子里。究竟是哪些照片吸引了他？它们为什么会吸引他？但他还是不能理解那个人，那个人始终是他思想的囚徒，永远被孤独地囚禁着。想到他已经精神错乱，没有人能够和他交流，想到他头脑里从过去到现在积累的难以想象的纠缠和转折，威利比听到这个人的死讯更感动。

甚至他的敌人也被感动了。爱因斯坦认为革命运动应该做出表态，表明与老革命家休戚与共。他在防区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此事。

他说：“他的耻辱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我们和他争论过，但我们不能抹杀他的贡献，他在革命遭到镇压奄奄一息的危急时刻挽救了革命。我建议我们劫持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长，如果做不到，就劫持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长。我们要清楚这样做是一种姿态，表示对坎达帕里的声援。我愿意参加这次行动。我已经调查过了，已经想到了一个目标，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手。我需要三个人、三把手枪和一辆汽车。我还要一个人等在部长官邸旁边的交通信号灯前面，在我们逃走的时候把横向行驶的车辆拦住三四秒钟。他要假装拦车是为了部长。整个行动不会超过两分钟。实际上我已经演练过一次了，用了一分五十秒。”

一位重要的分队长说：“目前我们不应该做任何长警察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但请你先说说你的计划。”

“部长宅邸在阿齐兹纳加尔。我们需要提前一个星期或者至少四天赶到那里，熟悉周围的道路。我们需要一辆汽车。我们可以从其他什么地方租一辆。我们三个人早上就坐在大门外的车上。部长宅邸与马路之间隔着一道高墙。那再好不过了。卫兵会过来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会记下他，时候一到就干掉他。我们就说我们是大学生——我会选出一个人来回答——想请部长出来和我们谈谈什么的。我会判断什么时候人少，时机成熟。我从车子里出来，经过卫兵面前到达部长宅邸的前门。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带的一个人会开枪打卫兵的手或脚。这时候我已经进了部长宅邸。有人来拦我，我就朝他开枪。我会冲进部长的办公室或会客室，同时大声喊叫并开枪。我会立刻射伤他的手，并不停地大叫。他一定会吓坏的。他一受伤我就押着他走出前门到我们停在门口的车子前。我研究过他的体格。我能对付得了他，能把他押出来。做这些时必须冷静、准确、坚决。一步都犹豫不得。然后我们就开车穿过设定好的信号灯。就两分钟。勇敢、冷静的两分钟。这次行动会对我们很有利。大家会知道我们仍然在活动。”

那个队长说：“不错，很简单。也许太简单了。”

爱因斯坦说：“最有效的行动都是简单直接的。”

基索说：“我担心交通信号灯会出问题。行动时索性把它们关掉是不是更好？”

爱因斯坦说：“关得太早，他们会修好的。关得太晚，路口就会堵车。最好有人走到十字路口，如果我们离开的时候正好是红灯，那个人神情严肃地戴上警察的白手套，拦住横向行驶的车辆。如果正好是绿灯，那就用不着了。”

长官说：“十字路口有警察或警亭吗？”

爱因斯坦说：“有警亭的话我就不会想这么干了。我们过了十字路口后，那个人会镇定地穿过马路，脱下白手套，钻进一辆汽车或出租车离开现场。所以可能我们还需要一辆车。如果有人注意到了，他们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印度式的街头玩笑。四个人，两辆车，三支枪。”

基索说：“我觉得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干了，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爱因斯坦说：“我认为这件事很有挑战性，而且出人意料，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理由针对那个部长。我喜欢出人意料。我认为这能给我们的人树立一个榜样。在制定军事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只会想到那些最老套的办法。对方于是总能堵到我们，而我们就只有进监狱的份儿。”

后来，爱因斯坦和威利有一次谈话。

爱因斯坦说：“我听说你们在向内地推进、扩大解放区的时候遇到了些挫折。那个战略糟透了，有些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的摊子铺得太大了，什么事也干不成。”

“我明白，我明白。”

“那些首长真是令我们失望。生活太奢侈。老是去国外开会。争着去国外宣传、筹款。对了，你还记得那个纺织工家庭出身的小子吗，那个几年之前把我们出卖给警方的家伙？”

威利问：“就是博杰·纳拉亚那件事？”

“他没有牵扯任何人。我认为他们并没有依据第三〇二条指控博杰·纳拉亚。”

威利说：“那我就放心了。”

“我想让你知道这事。我知道你们俩关系不错。”

“你真的要实施那个行动吗？”

“这件事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你看，你们对这种事总是说个没完。这就像你年轻时遇到的数学题。你闷声不响的时候，答案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威利想起他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小小的纺织工聚居区的情景：天边一片艳红，用以纺纱绩线的前院干净整洁，拉贾兄弟住的房子前面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他还记得，在一百码之外卷烟工人家半敞的厨房里，炉膛里的火在黄昏的余晖中显出些许节日的气氛：卷烟工人挣的钱是纺织工人的两倍，或者说，他们贫穷的程度是纺织工人的一半；那早早燃起的炉火似乎在标记两者之间的差异。他还记得，那个嫂子，身着农妇的棉布裙子，倒在小屋里的泥地上，倒在博杰·纳拉亚面前，抱住他的膝盖，求他给她小叔一条生路，身旁是一台自家装配的织布机。

他想：“这里有谁会知道我在关心那些人呢？也许那兄弟俩还是死了的好。也许就像罗摩占陀罗说的那样。对于拉贾兄弟这样的人而言，损失已经太大了。这一代已经没有希望了，也许下一代仍然没有。也许那兄弟俩已不必再忍受无穷无尽的徒劳和没有必要的痛苦了。”

现在每隔两个星期就要召开地区会议。各个分队的队长或他们的代表会从分散于树林各处的解放区——他们在那里模拟旧时的社会生活——赶来参加。他们带来了一些非官方的消息，关于警察的抓捕，关于游击队内部的清算，但是，有关革命成功、解放区扩大的信口开河仍在继续，至少仍然出现在正式的讨论中，这使得讨论变得越来越抽象。比如说，他们会极其严肃地争论究竟是封建制度的矛盾更深刻还是帝国主义的矛盾更深刻。某人可能对帝国主义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其实帝国主义在目前的形势下离他们很遥远——事后可能就会有人对威利说：“他当然会那么说。他爸爸是地主，他谈论帝国主义的潜台词其实就是：‘随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就是别碰我爸爸和我的家人。’”或者，他们会辩论——每两个星期就有这么一次辩论，而且人人都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发动革命的究竟应该是农民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尽管杀戮时时发生，但革命却日益变成了抽象的空谈。

这期间传来了爱因斯坦实施行动的消息。他按当初所说的计划行动，但失败了。爱因斯坦曾说过，部长宅邸的高墙对行动有利，因为它可以使躲在汽车里的爱因斯坦他们不被发现。但是他的调查并没有他在防区会议上吹嘘的那么彻底。高墙同时也使爱因斯坦无法看清部长宅邸的安全保卫措施。他原以为部长宅邸只有一名武装警卫守在门口。直到行动当天，离实施劫持计划不过几秒钟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里面还有两名武装警卫。他马上决定取消整个行动计划，刚走进院子就立刻返回，从门口的警卫眼前跑过，钻进汽车。信号灯也对他们不利，但他们安排去阻止横向行驶的车辆的那个人倒是干得很漂亮，他慢步走到马路中央，戴上大号白色手套，指挥起了交通。先前有些人还以为这会是整个行动中最薄弱的环节。但事实证明，这是唯一发挥作用的环节。而且，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几乎没被人察觉。

当他再次露面的时候，他说：“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不然警察可能已经对我们下重手了。”

威利说：“你真是冷静，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行动。要是我，可能会继续下去。我越是发现自己陷入困境，就越是会继续向前。”

爱因斯坦说：“每个计划都应该留有一点儿变通的余地。”

接下来的一次防区会议上，有一位革命委员会的高层领导出席。他六十多岁，比威利预计的要老得多。如此看来，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说自己参加革命有三十年了，也许并非全然信口开河。那位领导还有些纨绔气，身材高大修长，精心修剪过的银发闪闪发光。这也是威利所没有料到的。

爱因斯坦不再谈论自己那不得不放弃的计划，转而对这位领导说：“我们真的不应该再谈什么解放区了。我们对大学里的人说，树林是解放区，我们又对树林里的人说，大学是解放区。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人碰到了一起。我们谁也骗不住了，而且会把我们想征募的那些人赶跑。”

那位领导大发雷霆，气得脸都扭曲了，说：“这些妄想质问我的人都是谁？我读过的那些书他们都读过吗？他们读得懂吗？他们懂马克思懂列宁吗？我可不是坎达帕里。那些人，我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做。我叫他们站他们就站，我叫他们坐他们就坐。我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听这些昏话吗？我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来到这儿是想谈谈新战术的，结果却听到了这篇胡言乱语。”

他的愤怒——一个自行其是太久的人的愤怒——笼罩着会议接下来的部分，再没有人敢提出什么严肃的观点了。

爱因斯坦事后对威利说：“这个人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傻瓜。真难以想象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他这种人。”

威利一时忘形，流露出些许他那古老的伦敦大学式的机智，说：“或许他读过的那些大部头讲的都是本世纪的伟大统治者的故事。”

本该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新战术成了由革命委员会直接下达的命令。今后，解放区将与外界隔绝并严加管控。解放区的人将只能知道革命运动想要他们知道的事情。周围的道路和桥梁都将被炸毁。没有电话，没有来自外界的报刊，没有电影，甚至没有电。并老调重弹，再次强调清理阶级敌人。由于封建地主早已逃之夭夭，这些村子里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敌人了，所以清理对象改成了那些富农。威利和基索碰到的那个革命疯子曾经说过，杀人哲学是他赠送给穷人们的革命礼物，是驱使他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的伟大事业。与这种哲学类似的观念重又开始盛行，并被奉为圭臬。必须消灭阶级敌人——如今指的是地产稍多的农民——以对抗警方的镇压。部队的纪律必须加强，士兵必须互相举报。

威利被调入另一支队伍，他发现自己顷刻间落入了疑心重重的陌生人中间。那屋檐低矮的农舍里的小屋，他早已视为己有，如今不再属于他了。在负责摧毁道路和桥梁的部队里，他住的是露营帐篷，又像从前那样不断迁移了。他丧失了方向。他想起那段借着一一回想睡过的床寻求安慰和依靠的时光。现在，这种依靠已不再可能。他如今只热切地希望能拯救自己，能再次触摸自己的内心，能离开这里回到上层世界。但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那些陌生人，他无意去解读他们的个性，彻骨的疲乏和迷失感使他宁可继续保持这种不了解的状态。现在，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不确定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算个安慰——他还能在两周一次的防区会议上见到爱因斯坦。

现在部队得到命令，要发动村民镇压富农。这已不再是可以选择、可以等条件成熟才达成的目标了。这是命令，就像是零售连锁企业命令下面的分店提高销售额一样。革命委员会要的是数字。

某天黄昏，威利和分队另一个人提着枪去一个村子。威利想起那个疯子的故事，他在夜幕降临后来到一个村子，看见第一个农民，就要他去杀地主。那是三十年前的事。而现在威利就正在经历这样的事。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地主。

他们叫住了一个出来干活的人。此人皮肤黝黑，包着短头巾，粗糙的双手上长满老茧。他看上去吃得还行。

威利的同伴说：“晚上好，兄弟。你们村里谁最有钱？”

这个村民似乎已经明白他们的意图了。他对威利说：“请你们带着枪走吧。”

威利的同伴说：“为什么要我们走呢？”

村民说：“你们两个是什么事也不会有，干完就回你们那舒舒服服的屋子。而我要是听了你们的，完事之后就会被人打烂屁股。我敢说就是那么回事。”

威利的同伴又说：“要是你干掉那个富农，压迫你的人就少了一个。”

村民对威利说：“那你替我干吧。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使枪。”

威利说：“我会教你的。”

村民说：“你去杀他吧，那样事情对每个人来说都简单多了，真的。”

威利说：“我来教你。你就这样拿稳，然后从这儿朝下看。”

从瞄准器里望去，只见一个农民走了过来。他正从一个小山坡上下来，刚干完一天的农活。威利和同伴还有那个村民就藏在村路边的灌木丛里。

通过瞄准器看着那个人，手中的枪微微移动，仿佛在回应他头脑中的游移与确定，物体的尺寸应威利的调整而改变着。这种事他在葡属非洲殖民地也干过，发生了针对殖民者的大屠杀之后，政府向那些想学射击的人开放了警用射击场。威利对枪械一窍不通，但当他通过瞄准器观察周围的世界，事物尺寸的变化令他着迷。那感觉如同在暗室里注视一团火焰：那神秘的一瞬间令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传播这类启示的静修处。

有个声音说：“那个富农进入你的视野了。”

无须朝说话的人看，威利已听出那正是他的新指挥官。

指挥官已经不年轻了，他说：“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担心。你们不能要求别人去做你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开火。快。”

然后，那通过瞄准器一会看得到一会又不见了的目标向一侧旋转了半圈，仿佛受了一记重击，倒在斜坡上。

指挥官对那个目瞪口呆的村民说：“你看见了吧。就这么回事。”

威利冷静下来后想：“我是在一群疯子中间。”

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这是我到柚树林营地后生出的第一个想法。那时我任由它被掩埋。我那时候必须这样做，才能和我周围的人相处。而现在这个想法又浮出来了，它是来惩罚我的。我已经疯了。我必须逃走，趁我还有机会找回自己。我知道我还有机会。”

后来，指挥官用几乎算得上亲切的语气说：“六个月。六个月之后你就没事了。”他微笑着。这个四十多岁的人，爷爷是农民，父亲是温驯的政府职员，脸上展露出生活的艰辛和磨难。

他可以步行去一段尚未炸毁的公路。不到十英里。那是一条简陋的乡村公路，红土上面铺了两道窄窄的混凝土。沿路没有公交车往返，也没有出租车或摩托车。这是一个游击区，常有不测，出租车和摩托车都不敢靠近。所以他得尽量打扮得不引人注目，披上薄毛巾，套上带大侧兜的长衬衫，穿上裤子——裤子很有用——从那里步行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或火车站。

到这里，逃跑的梦断了。他已经上了警方的黑名单，警察会在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等着他。他是革命运动的一分子，到了外面，他倒是有可能隐蔽起来——利用革命运动的网络。但如果他脱离了革命，又要躲避警方的追捕，他就得不到任何保护了。他没法单靠自己。他在当地没有熟人。

他想，他要等到开防区会议的时候向爱因斯坦坦白。这很冒险，但他觉得他找不到第二个人说这事了。

他一向爱因斯坦开口，就把对他的疑心都抛开了。

爱因斯坦说：“有一条更好的路线，一条捷径，连着另一条路。我要和你一起走。我也累了。路上有两个村子。这两个村子的纺织工我都认识。他们会留我们过夜的，还会找一辆摩托车送我们上路，越过邦界。他们在那一边也有朋友。纺织工们也有他们的网络。你一定看得出我已经调查过这条路线了。当心这里的人。不得已的时候，要顺着他们。如果他们发现你要开小差，他们会杀了你的。”

威利说道：“纺织工。还有摩托车。”

“你在想拉贾兄弟。是的，就像他们俩。但事情有时会那样。很多纺织工卖力干活，然后买了摩托车。银行会给他们贷款。”

开会那几天，他们一直在商量逃跑的事。

爱因斯坦说：“你不能直接跑去向警方投降。他们可能会杀了你。这事有点儿复杂。我们必须躲起来，也许得躲很久。我们可以先和另一个邦的几个纺织工待一阵，然后继续前行。我们还要争取一些政治家的支持。他们很愿意获得说服我们投降这样的名声。他们会帮我们与警方谈判。甚至可以就找我想劫持的那个部长。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人们一会儿站在这一边，一会儿又站在那一边。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并不喜欢我。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也不喜欢你。世界就是这样。不要拒斥任何事情。还有，我不想知道你在革命运动中都干过什么。从现在起，记住这一点：你什么也没干过。你一直是在旁观。动手的都是别人。而你什么也没干。你后半辈子都必须记着这一点。”

他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他们脱离革命生活的过程有时候像是这种生活的延续。

第一天晚上，在到达借宿的纺织工小屋之前，他们把军装脱下埋了，点火焚烧太冒险了，他们也不想让那些纺织工看见他们烧军装。接着就是一连几天冒着酷暑，坐着低矮的三轮摩托，走过各种各样崎岖不平的道路。两人有时候搭一辆摩托车，有时候又分坐两辆，这是爱因斯坦的主意，为了安全起见。摩托车篷很深却太窄，有点儿像童车的车篷，阳光总是斜斜地射进来。在繁忙的路段，烟雾和褐色的尾气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袭来，他们的皮肤被阳光灼得隐隐作痛，变得像砂纸一般粗糙。他们晚上就在纺织工居住区休息。只有两个房间的农舍当年似乎是为了保护珍贵的织机而建，而不是为了住人。看起来真的没有地方给威利和爱因斯坦睡，但总是能腾出地方。他们走进的每一幢房子都和他们之前离开的那一幢相差无几，只有少许地区差异：前一家是参差不齐的茅草屋顶，后一家是瓦片屋顶；前一家是泥砖墙，后一家是抹灰篱笆墙。最后他们终于跨过了邦界，在那边的纺织工网络的保护下，又度过了两三个星期。

这时，威利对他们的方位有了大致的概念。他强烈地希望与萨洛姬妮联系上。他想他也许可以写封信给她，再叫她寄信到他们要去的某个城市的邮局。

但爱因斯坦说不行。警察如今已经知道这一招了。存局候领的信件并不常见，警察可能会留意来自德国的存局候领信件。多亏纺织工的帮助，到目前为止他们一路上还比较顺利，威利可能会认为他们未免过于谨慎了；但是威利必须记住这一点，他们在警方的黑名单上，可以“当场击毙”。

他们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一路都由爱因斯坦说了算。他正在寻找一位公众人物，为他们去和警察谈判。

威利对他很是钦佩。他问道：“你是从哪儿知道所有这些的？”

爱因斯坦说：“我是从以前那个防区长官那儿学来的。就是那个脱离革命之后又把他妻子杀了的人。”

“那就是说，我认识他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策划逃跑？”

“我们中有些人是这样的。而有时候就是这些人，一直留在革命队伍里，十年，十二年，然后变得昏头昏脑，其他任何事情都干不了了。”

威利觉得，这次等待，这次逃往新城市的行动，和他待在皮匠街那会儿一样，他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爱因斯坦说：“我们现在在等警察。他们正在审查我们的案子。他们要先知道我们都犯了哪些罪，然后才能接受我们的投降。你的情况有点儿麻烦。有人告发了你。因为你有国外关系。你认识一个叫约瑟夫的人吗？我不记得什么约瑟夫。”

威利刚想开口。

爱因斯坦说：“不要告诉我任何事情。我不想知道。这是我们的协定。”

威利说道：“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事。”

“那种情况几乎是最难办的了。”

“如果他们不接受我投降，那会怎么样？”

“你得躲起来，否则他们会杀了你或者逮捕你。不过船到桥头自然直。”

又过了些时候，爱因斯坦宣布：“没问题，我们俩都没问题。你的国外关系毕竟没那么具有威胁性。”

爱因斯坦给警方打了电话。到了那一天，他们前往所在城市的警察局。他们坐了一辆出租车，威利看到了很久以前在另一个城市拉贾兴致盎然地指给他看的那一切的翻版：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军事化地区，那时就已种下的老树，地面以上四五英尺高的树干上刷了石灰，镶了白色边石的小道，沙地阅兵场，带阶梯的凉亭，福利建筑，两层高的住宅楼。

警长办公室就在一楼某处。他们走进办公室，身着便服的警司站了起来，微笑着迎向他们。这样的礼遇大大出乎威利的意料。

他想：“博杰·纳拉亚是我的朋友。我同情罗摩占陀罗的遭遇。要不是爱因斯坦，我不可能知道怎样到这里来。但这间办公室里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更像是我的同类。我的心灵和理智已经向他展开。他的脸上闪耀着智慧。我不必容忍他。我觉得我们是作为平等的人会面的。在树林里待了这么些年，我为了生存强迫自己相信我怀疑的事情，现在我感觉很幸福。”

七　不恨罪犯

那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体格锻炼的警司与他们进行了一番亲切的交谈，临近结束时，他想他自由了，甚至在他被迫与爱因斯坦分开并被带到一个边远地区的监狱里时，他仍然这么想。他和爱因斯坦在安排投降时遇到了一些麻烦，而爱因斯坦又曾解释说投降之所以迟迟不能进行是由于警方要“审查”他们的案子，也许是以上两点使威利把投降和赦免混为一谈了。他原以为去警察局投降之后，就会被释放。甚至当他被带到监狱的时候，仍然怀着这种希望。办理入狱手续，就像是入住简陋的乡村旅馆，只不过负责登记的是一身卡其布制服的粗暴狱吏。登记手续重复而烦琐，新来的人每经历一道手续，心里就又凉了一层。

“当然，这一切让我感到焦躁，”威利想，“但对狱吏来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假如我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就不会那么不安了。”

他努力这样做，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办完登记手续后，他被安排进一间营房似的狭长的屋子里。里面已经住了很多人，大多是乡下人，身材矮小，被打蔫了一般，但一双双黑亮的眼睛盯着威利，仿佛要吞了他。这些人犯的案子各式各样，正在等着判决；所以他们仍然穿着平常的衣服。威利不愿意卷入他们的不幸。他不愿意这么快就被再一次投入情感的牢狱。他不愿意把自己当成这间长屋子里的居民之一。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离开这里重获自由，他想他该写封信给在柏林的萨洛姬妮，一封轻松开朗的信——语气他都已经想好了——把最后一次通信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她。

但是写信并非想写就写得出来，即便他手头有笔有纸。他要到第二天才能考虑写这封信，而看守大发善心拿给他的那张纸看起来像是被摩挲过许多次，大概是从一本活页账簿上撕下来的，窄窄一条，被划分成窄窄的格子，左侧的小孔都裂开了，左上角是紫色橡皮图章盖下的监狱名称，右边则印着一个大大的黑色数字。这张信纸很薄，没打孔的一边还卷了起来，令他十分沮丧，没心思写信了。

接下来的两三天，他熟悉了监狱的日常作息。他把马上就能获释的念头置于脑后，开始适应新的生活，就像之前各个时期适应那些摆在面前的生活一样。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矗立在院子里的水塔，味同嚼蜡的三餐，枯燥沉闷的放风，每天晚上囚室关闭后躺在地上挨过的无聊长夜：他竭力想通过以前那套精神瑜伽来适应这一切，他回到印度这么久——或许在此之前，或许这一生——每当日常行动和要求突然变得令他痛苦不堪的时候，他都是用那套瑜伽来对付。他有意识地操练着这种瑜伽，直到新生活带来的种种艰难逐渐变成了习惯，变成了生活本身。

在入狱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他被带到监狱前面的一间屋子里。他喜欢的那个警司在屋里等他。他仍然很喜欢他，但在他们的谈话结束的时候——他们好像什么都谈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谈——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案子不像原先料想的那么简单。爱因斯坦曾经提到威利的“国外关系”会给他带来些麻烦。所谓的“国外关系”只能是指萨洛姬妮和沃尔夫，那也正是他历险的起点。但是，警司和他的一位同事第二次找他谈话的时候，对他的“国外关系”只字未提。而有一件事是威利不得不忘掉的，也是爱因斯坦说他不想听的——他知道的显然比他声称的要多。事发当时有目击证人，他们可能已经报了警。但是，在监狱前面的那间屋子里，没人提起那件事。只是在第四次谈话时，威利意识到，警司和他的同事想了解那三名警察被杀时的情形。威利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更多的是对罗摩占陀罗的怜悯和崇敬；而那三名警察，他既没见过，也从来不认识，他们的死已经离他很远了。

在前几次谈话中，他一直在和一些幽灵搏斗，说了些他其实并不知道的事。他现在发现警司掌握了罗摩占陀罗每一个部下的名字，也知道威利和罗摩占陀罗关系亲密。由于警司也知道当时警察那边的情况，那么他对事件的原委自然比威利了解得更全面。

威利不免心慌意乱。当他发现自己将作为谋杀那三个警察的从犯受到指控时，他的心沉了下去。

他想：“太不公平了。我参加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其实几乎是全部时间，都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大部分时候我都感到极其无聊。我原想写一封半开玩笑的信——可惜最终没写成——告诉萨洛姬妮，我什么也没做成，我的革命生涯真是无可指责，最终无聊感促使我向警方投降。但是，警司可不这么理解我在游击队的日子。我的所作所为在他眼里要比在我自己眼里严重二十倍。他不会相信在那些事情中我不过是个旁观者。他只会数尸体。”

威利已经很久不曾一一回想他睡过的床了。他在印度度过的童年和少年岁月；在伦敦消磨掉的忧心忡忡的三年，他这个护照上的学生，实际上的流浪汉，一心要远离原来的自己，却不知该何去何从，不知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模样；接下来是非洲的十八年，飞逝而过、漫无目的的十八年，过的全是别人的生活。他能一一记起那些年睡过的所有的床，这种回忆会给他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使他觉得,尽管他处世消极,他的人生还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他身边累积。

但是，他回来之后已经被印度消解了。他看不到任何模式、任何思路。他回来是因为他想行动，想真正地在这世上拥有自己的位置。但他却成了一个流浪者，而世界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扑朔迷离。这种扑朔迷离所带来的不安，在可怜的拉贾像孩子般兴奋地骑着摩托车带他去见识“敌人”那天就有了——老树荫蔽下的地区警察总部，沙地阅兵场，预备警察部队的士兵荷枪把守的大门，门前那些挨过一轮季风的污迹斑斑的脏沙袋。威利认识那条路，也熟悉沿途的乏味景色。但是那天他所看到的一切有某种特殊的性质。一切都显得那么清爽而新鲜，就好像他在地下生活了许久之后来到了地面上。但是他不能留在那儿，不能留在那清爽和新鲜之中。他必须乘着拉贾的摩托车返回另一个世界。

那种扑朔迷离让人混乱。他一度回想不起来睡过的那些床。这么做不再有任何意义，他放弃了。而现在，谈话、出庭、从甲监狱转到乙监狱——监狱、监狱设施和罪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另类世界，他以前对此一无所知——当这些全新的体验降临到他头上，他重新开始回想睡过的床，但不再从头开始，而是从投降那天开始。

终于有一天，他认为他应该给萨洛姬妮写封信了。轻松的心境早已离他而去；最后当他脸朝下匍匐在鲜艳而粗糙的监狱地毯上，开始在被分隔成许多窄行的纸上写信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生出了悲哀之感。他想起自己在柚树林营地的第一夜，整个晚上树林里不断传来禽鸟拍打翅膀和鸣叫的声音，以及其他动物绝望的求救声。写字的姿势很不舒服，当他费力地在纸上细线隔出的窄行间写字的时候，他觉得手似乎被缚住了。最后他想没必要听命于这些线条。于是他开始跨行写。纸不够，他发现这不成问题，只要签名就可以领到纸。他原以为在监狱里写信只能用一张纸；他从来没有问过，他以为在监狱里世界整个儿缩小了。

如果狱卒不给他的信找麻烦，信应该在一个星期后送到柏林萨洛姬妮手中，如果她的地址没有变。如果她马上回信，如果狱卒不找什么麻烦，她的回信应该在又一个星期后送到他手中。那么，两个星期就够了。

但是两个星期过去了，然后三个星期、四个星期过去了。没有萨洛姬妮的回信。等待让人心力交瘁，而对付它的办法就是彻底放弃，接受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就是威利的办法。恰在此时，他的法庭生活和监狱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他被判监禁十年。他安慰自己说本来可能更糟。最后他被转到一所监狱，前门上方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一行瘦瘦高高的字：“恨罪行，不恨罪犯。”他坐着囚车进入监狱的时候看见了这行字，后来经常想起它。它所表达的是一种难以做到的宽恕，究竟是甘地的思想，还是基督教的思想？也许两者都是，因为圣雄的很多思想也符合基督教的教义。他还常常想起前门处墙壁另一侧写的字。墙壁内侧写的是：“感谢您的光临”。这不是写给犯人的，是写给来访者的。

一天，他收到一封信。印度的邮票，印度的信封——绝对没错，寄信人的地址威利再熟悉不过：那是他度过童年的那个家，是他父亲那充满感伤的静修处。他原本不会展开那沓信纸——狱卒已经把信封裁开了——要不是他看见这封信并不是他父亲写的，而是萨洛姬妮写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信是从夏洛腾堡转来的。威利心想，她这么快就丧失了在柏林养成的气质。她回到了他面前，仍是二十八年前还没有认识沃尔夫、还没有出国、还没有脱胎换骨时的样子。在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早先的某些个性仿佛又占据了她。

亲爱的威利：

我早就离开夏洛腾堡的公寓了，你的信从一个地址转到另一个地址，最后终于送到了我手上。柏林人做起这类事情来非常拿手。很抱歉让你等了这么久。你肯定很难受。而实际上我一直离你很近，不到一天的路程。但你不要以为，我会不经过你允许就来看你。你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我去看你，你就不太乐意。我还记得这些事。而我只不过是想对你好。这就是我烦恼的根源。你的事情那么快就变得那么糟。我又能说什么呢？我永远不会宽恕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么说也无法安慰你。我们不该把你送到那些人中间去，而事实上，另外那一方也好不了多少。无论送你去哪一方，你都会有麻烦的。

我回到这里，是因为我需要离开柏林休息一阵子，而且我觉得应该回来陪爸爸，他已经快走到生命尽头了。这我以前就告诉过你，而我现在觉得他其实比我们原先认为的要好。也许到最后，某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和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一样好，但这或许只是失败者的自我安慰。我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事并不怎么满意，尽管我总是出于最好的愿望。说起来真可怕，但我发现我给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带去了厄运。我现在才知道，近几年来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在追随我们的脚步。我们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们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然而，同样是在这几年间，那些被我们说服同意让我们给他们拍电影的人后来一个接一个被抓起来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都来自哪些国家。当然事情并非都是如此，也和沃尔夫不相干。他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怀着这个想法怎么还活得下去。我的所作所为总是出于最好的愿望，但到头来人家却说我心存险恶。也许现在最好是有谁出来杀了我抵罪。

这会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我写了这么些，你也不会相信我的心都碎了。如果我把这封信重读一遍，就会把它撕了，绝不会再写一封。所以我就这么寄给你了。请告诉我是否要我来看你。在监狱里，留点儿钱总能派上用场的。请记住这一点。

他花了些时间才完全理解了信中的内容。开始时他觉得这封信虚情假意，有些地方还很孩子气。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想她写信的时候可能完全沉浸在孩提时的绝望中——他自己也会如此——又转而觉得信里每句话都是真诚的。背叛的消息并没有令他吃惊，不过这可能是因为他这些年来已经看惯了人性在适应新的环境时的反复无常。令他沮丧的反倒是她——在误导了他之后——一直都离他这么近，又忏悔得这么深。当这个世界在他面前变得扑朔迷离的时候，当他在荒无人烟的树林里跋涉露宿，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其实随时都可以向她伸手求援，也就是说，随时都可以重新触到现实。

他等了几天才动笔写回信。他想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找到合适的措辞。（没有必要着急。现在每件日常琐事都必须拖着慢慢完成：一种新的瑜伽。）而这一次她的回信十天后就到了。

亲爱的威利：

我以为你会在信里责骂我。但你没有。你真是圣人。也许不管怎么说，你的身上流着爸爸的血……

而他所有的只是严密控制、高度戒备的监狱生活：九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十五个小时的监禁。

“谢谢您的光临”这句给来访者看的话写在前门处的墙壁内侧，在通往双层大门的走道尽头。给犯人看的话则用生动的斜体字写在几块略小一些的牌子上面：“真理战无不胜。愤怒是最大的敌人。行善是最伟大的教义。工作就是敬神。非暴力是最最伟大的教义。”总有一天他会对这些牌子视而不见。但刚开始的时候，威利生出一种学生似的调皮劲儿——虽然他已年近半百——想在墙上涂鸦：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但他从没真的去写过。那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但他总是想象那句话悠然自得地插在其他那些毕恭毕敬的话语中间，暗暗窃笑了好几个星期。

威利的囚室里还住着其他七八个犯人。人数时多时少：有人进来，有人出去。这间囚室很宽敞，三十英尺长，十到十二英尺宽。对于某些犯人而言，这间囚室比他们在外面见过的房间都要大。

有一两个犯人是在某个城市的工厂贫民区长大的，在家时和父母及兄弟姐妹同住一室。那里的房间通常都是四四方方的，长宽高都是十英尺，大概七英尺高的地方搭出一个小阁楼，这对于上夜班的人特别有用，他可以在那里睡上一上午或一下午而不影响下面其他家庭成员忙忙碌碌。把这些告诉威利的那个人，开始时说得很实在，但后来发现威利听了很震惊，就忍不住夸大其词了。威利问了他很多问题，最后他不得不勉强——因为很煞风景——承认他所谓的一大家子同住一室，之所以可以相安无事，是因为有很多事情是在室外，在宽敞的走廊上和院子里做的。至于其他，那人说，就像是挤公共汽车。你以为自己上不去，可你不知怎的就上去了；你上去了，又以为会坚持不住，可没过一两分钟，车子一开动，每个人就都安稳了，再过一会儿，每个人就都舒坦了。这有那么一点儿像监狱，那人说。你以为自己会受不了，可不久你就发现事情没那么坏。有一个像样的屋顶，大热天里有吊扇，结实的混凝土地面，一日三餐按时供应，每天早上院子里的水塔都会供水，甚至还能看会儿电视，只要你不介意和别人一起站着看。

那个人对监狱生活的满足给了威利些许安慰。甚至在那个人被转到其他地方之后——这在监狱里司空见惯——威利仍然记得他说的那句有关“安稳”的话，还把它纳入了他的瑜伽。

慢慢地，囚室里的犯人都换成了威利这样的人，脱离了革命，向警方投了降。之后，他们的待遇得到了明显改善，对此监狱长似乎有意作出解释，某天他在全体毕恭毕敬的狱吏簇拥下作每周例行巡视，训话的时候他说他们现在是“政治犯”。监狱长说，当年英国人设立了这一罪犯类别，专指像甘地和尼赫鲁那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触犯了法律，但不能像对待普通犯人那样对待他们。

威利为自己将享受优待而感到兴奋。但是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关押在两间政治犯囚室中的犯人可以在监狱制度的范围之内自由地组织活动。而威利很快就发现，这样的优待其实把他带回了他好不容易才挣脱的那种生活中。政治犯的日常生活几乎等同于当初柚树林营地的生活，只不过没有枪和军事训练。每天五点半被唤醒。六点钟在室外集合，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在监狱菜地和果园里劳动。九点钟回来吃早饭。吃罢早饭阅读当地报纸（由监狱提供）并讨论当日新闻。但上午严肃的脑力工作是研读毛泽东和列宁的著作。在这种半虔诚半敷衍的学习中，犯人们会就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革命说一些他们认为必须说的话，对此威利深感乏味，认为那完全是对教养和智力的浪费，不久，尽管能够享受优待，尽管这种学习能保证他在监狱中得到尊重，威利还是忍无可忍了。他觉得，如果他不得不每天花三四个小时参加这类讨论，他脑子里剩下的那些东西会腐烂的。甚至在下午的体育锻炼，排球、慢跑等等——那是为了让他们身体疲乏以便入睡——结束之后，晚上六点半囚室上锁了，大家还在进行政治讨论，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浅陋而虚伪的老生常谈。

威利想：“我坚持不住了。我不可能安稳的，就像那个人说的公共汽车一开动挤上车的人就都安稳了。在公共汽车上你能安稳下来是因为受挤迫的只是你的身体。没人要你费脑筋。可在这里，你却不得不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摧残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心智。甚至在睡梦里也不得清静，因为你知道醒来之后将要面对什么。可怕的日子没个尽头。难以相信一个人居然会这样对待自己。”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一，监狱长在他那些属下的簇拥下作例行巡视的时候，威利跨出了犯人队列，对监狱长说：“阁下，我期盼您能在办公室接见我，如果可能的话。”那些狱吏、看守、看守长和总看守长，纷纷举起手中的长棍要把威利打回去，但是威利彬彬有礼的谈吐以及那声“阁下”发挥了保护作用。

监狱长对狱吏说：“巡视结束后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去。”

这就是监狱的等级制度！和军队、大公司一般无二，也有点儿像革命运动中的等级制度。看守、看守长和总看守长相当于步兵，虽然“看守”一词听上去颇为文雅。下级狱吏和狱吏则是军官，尽管这个词会使人马上联想到腰间钥匙叮当作响的野蛮之徒，威利总觉得它应该指那些在囚室外面来回走动的低级狱卒。下级狱吏和狱吏之上是副监狱长，最高层则是监狱长。犯人刚进监狱的时候，可能对监狱等级制度一无所知，尽管自己的生活完全由它操控，也许也不能识别各种制服，但是很快他就会对各种制服和头衔作出本能的反应。

监狱长办公室的墙上镶着可能刷过漆的暗褐色木板。墙壁顶端有一方饰有钻石图案的铁栅，那是通气孔。一面镶着木板的墙上贴着巨幅监狱平面图，标出了各幢大楼、各个囚室、集合场地、菜园、果园以及两堵环形围墙，每个重要的出口都划着粗粗的红叉。

在监狱长的肩头，这座邦监狱的金属质地的字母缩写熠熠生辉。

威利说：“阁下，我之所以请求您接见我，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搬离我所在的囚室。”

监狱长说：“但那是监狱里最好的囚室啊。宽敞舒适，户外活动多，犯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有政治讨论之类。”

威利说：“我就是忍受不了政治讨论。这种事，我已经忍受了八年。我希望保持自己的思想。请将我转到普通犯人那边吧。”

“很少有人会提这样的要求。其他囚室的条件很差。我们给你的待遇，可是相当于英国人给圣雄和尼赫鲁他们的啊。”

“我明白。不过还是请把我转走吧！”

“那边的日子可不好过。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让我试试吧！”

“好吧。但要等到大概两个星期之后，让大家忘记你来找我的事。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是你自己请求搬离的。他们也许会感到受了污辱，也许会认为你是来告密的，可能会想方设法找你的麻烦。监狱里每个人都在战斗。你必须记住这一点。”

三个星期后，威利被转到了监狱另一区的囚室里。那里条件很差。一间长方形的混凝土房间，看上去没有任何设施。囚室正中是一条六英尺宽的通道。通道两侧是犯人睡觉的地铺。威利的地铺大约三英尺宽，铺着一块有鲜艳的蓝色图案的小地毯。仅此而已。没有桌子，没有橱柜，犯人们只能将自己的家当放在地铺顶头。地方有限，一块地毯紧挨着一块地毯。犯人们或睡或醒，头靠着墙，脚直伸到通道边。每块地毯的图案和颜色各不相同，便于每个人分辨自己的铺位，对看守也很有用。

威利想：“我不能再去请求监狱长将我转回政治犯那边。每次想到这事，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搬回去。他们可以在可爱的菜园和果园里劳动。但是，每天上午要讨论新闻——那根本不是什么讨论——晚上还要学习毛泽东和列宁的著作，代价也太大了。即便在非洲和当地人待在一起，也没有那么糟。如果我更坚强些，或许能容忍那一切而不受影响。可惜我在这方面并不坚强。”

第一天晚上，正当威利在地毯和铺位之间的通道上走动时，一个小个子男人突然从一块地毯上跳起来，尖叫着冲到威利脚边，抱住了他的双腿。他不过四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高，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每次他服刑期满被送到边境，孟加拉国的人就会把他赶回来，然后他只好再流浪几个月，直到被哪里的印度监狱收容。这样突然尖叫着跳起来冲到新来的狱吏或犯人面前抱住人家的膝盖，已经成了他的保留节目，他做起这些来就像一只驯兽——他的整个人生只剩下这个了。

萨洛姬妮寄来一封信。

亲爱的威利：

爸爸去世了，昨天火化的。我没想用这件事打扰你，因为我认为你不喜欢被打扰。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我决定接管爸爸的静修处。这件事我已经思考了很久，我想你是知道的。我没有什么宗教智慧，不能像爸爸那样给别人提供什么帮助。我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静修处变成一个静心冥想佛理的地方，我从沃尔夫那儿学到过一点点佛理。你说怪不怪，我这一生都很少接触这种地方，现在却要做这么一件事。但是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的。让我过来看你吧。我想和你面对面地详细谈谈……

他向看守要了一张格子纸，在地毯上躺下，身子微微向隔壁铺位倾斜，这样他就能伏在囚室低矮的窗台上写信了。他写道：

亲爱的萨洛姬妮：

你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静修所信奉的是一种死亡存在于生命中的理念，这和你所信奉的一切背道而驰。我们在柏林谈到的那些仍然是对的。我很感激你帮助我面对自己，面对我的出身。我把这当作生活的赐予。我目前身处的这种困境，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这肯定不是静修能解决的，也不是我参加的那场愚蠢的战争能解决的。那场战争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更与我们声称为之战斗的村民无关。我们老是在说他们饱受压迫，但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剥削他们。我们把自己的思想和言谈看得比他们的生命和理想还重要。这对我来说很可怕，而这一切甚至在这里继续，空谈者得到了优待，穷人的待遇一如既往那么可怜。这里大都是乡下人，又矮又瘦。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矮小。你很难把他们和那些重罪及冲动犯罪——绑架啊，拐骗啊——联系起来。我想如果你是村民，你会认为他们是罪犯，他们很危险，但是如果你隔着一点儿距离看他们，就像我现在这样——尽管我现在日日夜夜和他们在一起——你就会被他们身上的人性所感动，在这些弱小的身体里人性是那么健全。他们那粗野饥饿的眼神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觉得他们承载着这个国家最深重的不幸。我认为没有哪一种简单的作为可以消除他们的不幸。你不可能拿一支枪就把这不幸消灭了。你所做的只是杀人。

萨洛姬妮来看他了。她一袭洁白的纱丽——白色表示悲哀——当然，她不用和其他来探监的人一道在囚室外等候。她的举止、谈吐以及衣着，很快就为她赢得了特别关照。她不必像其他探监者那样，在全副武装的看守的严密监视下，服服帖帖地两人一排蹲在日头地里。她坐在监狱前面的一间屋子里，威利被唤出来与她会面。他喜欢她那身纱丽，以及她的风度，就像当初喜欢她在柏林时穿的牛仔裤和厚套头衫。

那些乡下人在烈日下排队等候探视亲人的情形把她激怒了。

他说：“他们毫无怨言。他们很高兴能排上队。有些人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等了整整一夜，却在第二天一早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钱给看守塞小费，或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给看守塞小费。在监狱里只要有钱一切都好办。看守也得养家糊口，你知道的。”

“你这是在吓唬我。不过我想到这一点了。这说明你精神还不错。”

“我们的确可以想办法把我送到医院去。那儿大约有十六到二十个床位。病房宽敞通风，光秃秃的，不过也没人指望监狱里会有什么内部装修。如果我们每天都偷偷塞给看守三四十卢比，那我在监狱里就可以享清福了。我会有一张带床垫的铁床，比睡在地毯上强多了，而且一日三餐会直接从厨房送过来。早中晚饭都在床上吃，就像在宾馆里一样。”

“那真生病的人怎么办？”

“他们待在属于他们的地方，就在囚室里。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她十分严肃地说：“如果我给看守钱，你会去医院吗？”

“我会。我厌倦了待在囚室里。我还想找些书读。那些人可以没完没了地讨论列宁和毛泽东。但是在公共囚室里他们只给你读宗教书籍。”

“等到释放的时候，你脑子都退化了。”

“我想你说得没错。我脑子里储备的东西就要耗尽了。有一次在非洲，我约了一个人在海滨小城见面，大概是在咖啡馆里。由于种种原因，我迟到了很久，有一个多小时吧。但我赶到的时候，那人还在那儿，平静地等着。他是个葡萄牙人。我觉得很抱歉。他说：‘没关系。我的头脑储备丰富。’我觉得这话说得真好。或许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但我把这当作我的理想。自那之后，每次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或在医院的门诊部，我从不去翻那些破烂肮脏的杂志消磨时间，而是仔细检点我那储备丰富的头脑。我在囚室里也经常这样做。但现在我的头脑要让我失望了。储备快要耗尽了。我回忆了我们的双亲和我的童年。真的有许多回忆。我回忆了伦敦，回忆了非洲，回忆了柏林。非常重要。我回忆了参加革命的那些年。假如我有宗教信仰，我就会说我是在修复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一一回想了曾经睡过的床。”

萨洛姬妮探监之后的两个星期，他被转到医院病房。他收到她送来的书籍，重新开始读书。每本书都令他赞叹。每本书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每一位作家似乎都是天才。很久以前他也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时他过着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努力地写小说，有时会笔尖滞涩，思路壅塞。那个时候，他经常深陷在故事中不能自拔。他惊讶于居然有人有勇气写下句子。他甚至会凝视着阿司匹林或者止咳糖浆的瓶子，惊叹居然有人如此自信，写下了那些药品说明和注意事项。就这样，现在，任何人只要能把文字组织起来，他就会对他心生敬意，读到的任何文字都能让他心潮澎湃。这种体验真是令人激动，他甚至认为，单为了这个，为了这种高度的智性愉悦、这种生活中某种原先知之甚少的东西豁然开朗的感受，蹲监狱也值了。

他搬到医院病房五个多月后，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监狱长正在做例行巡视。威利觉得监狱长扫了他一眼，下意识地想到自己住医院病房的日子怕是快到头了。果不其然，那天晚些时候，监狱长的一条命令经过层层转述，传到了他耳中。

第二天，威利来到监狱长那间墙上镶着暗褐色木板、通气口铁栅栏上饰有钻石图案的办公室里。

监狱长说道：“我看你是腿脚有伤。”

威利做了个手势，请求原谅。

“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叫你过来。我向你解释过，你在监狱里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使用这一特权。我们遵循英国时期的政策。你在投降的时候，曾经保证你没有犯下任何第三〇二条规定的十恶不赦的罪行。这是投降条件的一部分。你们所有人都做过保证。于是我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们有几百甚至几千人被你们的组织杀了，但我们却找不到一个做过这种事的人。你们所有人的供词都说动手的、扣扳机的另有其人。假如现在监狱里有人希望翻供，愿意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哪些人确定杀过人。”

威利问：“有这样的人吗？”

监狱长说：“也许吧。监狱里每个人都在战斗。我告诉过你的。”

他在监狱长办公室的时候，还十分清醒。但后来，当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脑海中起了阴霾，他的意识陷入了黑暗。仿佛有冰冷的液体在他体内流淌，仿佛真有什么疾病，令他一阵阵发冷。然而头脑中尚有冷静沉着的部分，使他可以继续思考，好像他正在将一些东西清理归档，以备将来之用：“干得漂亮。假如你不得不出卖或者毁掉某人，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没有人会想得到，不会留下证据。”

一个头戴无边白帽的犯人从监狱厨房为他送来晚饭。一如既往，一个塑料碗里盛着小扁豆汤，稠稠的，大概是加了面粉——要喝了才知道。还有六片薄面包，很快就冷了、干了。

当他半夜醒来，孤独地躺在医院病房里，他想：“昨天我还很快乐。”

他告诫自己要远离政治犯干活的菜地和果园。但第二天早上，当他走过去看他们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他害怕见到的人：爱因斯坦。他立刻就想到他是叛徒，而且他是第一次在监狱里看到他，这似乎是一种肯定。威利看到爱因斯坦第一眼就本能地不喜欢他（威利始终记着这最初的不喜欢），本能地不信任，但随后他们成了患难与共的同伴，而如今他又怀疑他了。威利知道，爱因斯坦对他的感觉也是一样。他渐渐发现，尤其是在树林的最后几年里，人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纯粹的互惠。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总能和他融洽相处；如果你觉得他难以相处，他对你多半抱有同感。在狱中，爱因斯坦和其他许多人也许已经恢复了昔日的仇恨，每个人都重新捡起自己早先的仇恨，就像是进入了某个秘密宝藏，在如今这前路未卜的时候，凝视着这宝藏有助于他们恢复活力。（威利还记得他们在树林里见过的那个夸夸其谈的无知的革命者，从老早之前被镇压的叛乱中幸存下来，三十年来一直怀揣着他那幼稚的杀人哲学在各个村子间流浪，如今不能理解任何高明点儿的思想，一有动静就畏缩不前。）不必费多少心思，就可以看出狱中的爱因斯坦是如何日日端详他心底的仇恨宝藏，无须理由，也许也不计报酬，出卖威利令他感到莫大的满足。

见到爱因斯坦后，威利回到医院病床上。他向看守要了一张信纸，给萨洛姬妮写了封信。

两个星期后，她来看他。他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她说：“事情很严重。”

他一眼就看出，虽然过起了静修生活，虽然身穿素白的棉纱丽，但她作为调停者的头脑仍在运转。为全世界的政治犯奔走早已是她政治事业的一部分。他看得出，在这间狱中小屋里，她的头脑正在飞速思索着各种可能的办法。

她问：“你那本书，那本故事书，是由谁在伦敦出版的？”

他告诉了她。现在看来，那像是另一个世界。

“那是一家有名的左翼出版公司。是在一九五八年吧？”

“伦敦发生诺丁山种族暴乱的那一年。”

“显然那些暴乱对你产生了影响，是吗？”她的口气像一名律师。

“我不知道。”

“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也许是条路。你当时和什么重要人物有过联系吗？比如说，某个到大学里做演讲的人？”

“有一个牙买加人。他去过南美洲，和切·格瓦拉共过事，但他们后来不要他了。之后他回到牙买加开了一家夜总会。我猜这在你看来没有多大用处。另外还有一个律师，曾上过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他的。他为我那本书出过不少力。”

“过了三十年，他也许已经变得很有名了。”

他告诉了她那个律师的名字，而她则让他生出了一种不真实的感受，仿佛一半回到了过去，在那黑暗的年代写下的那些荒诞的故事如今只剩下些模糊的记忆，令他局促不安，另一半仍在医院病房里，因为自己的困境一阵阵发冷。

威利告诉萨洛姬妮，律师名叫罗杰。威利的书出版几个星期后，罗杰曾写信给他谈及这本书。威利将这封信当作护身符，保存了很多年。他把它带到了非洲，在最初那几年还经常找出来看看。罗杰以他那老式知识分子的口吻写道：“诚如那位拉丁诗人所言，书自有其命运，而这本书留存世间的方式或许将会令你惊讶。”当时威利把这些话视作一个善意的预言。但并没有什么奇迹降临到他身上，后来他也就把这预言置于脑后了。离开非洲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把这封信带上；而且那时他多半已经找不到它了：又一件在非洲那场动乱中遗失的东西。但如今他在狱中又想起了罗杰信中的话，依旧把它视作一个善意的预言。

这预言似乎开始发动了，因为几个星期后，监狱长又把他叫去了。

“腿受伤了，行走还是有困难啊，”监狱长抬出那个旧玩笑。接着他换了一种口气说道：“我们从没听你说过以前是作家。”

威利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确实，”监狱长说着从桌上拈起一张纸，“据说你曾是现代印度小说的开拓者。”

威利知道，正如他父亲在三十年前给远在英国的大人物写信，最终将他送往伦敦，现在萨洛姬妮正在运用她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他奔走活动。

六个月之后，威利被特赦，他再次前往伦敦。

八　伦敦豆藤

把威利带到伦敦的那架飞机在着陆之后滑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似乎已经到了机场边缘。当人们终于走下飞机，不得不往相反的方向走了很久，才到达移民检查处和机场中心位置。行李也只得循同样的路线送回，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才到达。大多数行李都透着穷移民的寒酸：用绳索捆牢的纸板箱；金属包边的木箱；新打的老式船用箱，为的是应对海上恶劣的天气；鼓鼓囊囊的手提箱，几乎是清一色的黑色人造革，任谁都别想轻易地徒手搬动或提起，倒是印度的铁路脚夫更有可能顶在头上运走。

威利体味到从前的激动，从前的悲哀涌上心头。但随后他想：“我去过那儿了。我已献出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我没什么可给她了。我不能再回去。我得让自己的那一部分死去。我必须丢弃那份虚荣。我必须明白大国的兴衰得靠内力的作用，而非任何个人所能控制。我现在必须尽力只做自己。但愿还有这种可能。”

罗杰站在栅栏外面，身边尽是些手持名片的出租车司机和吵吵嚷嚷地等待亲人拖着沉重的行李走出来的家庭。威利不由自主地寻找着三十年前那张面孔，当然没能马上就认出罗杰。第一眼看见罗杰，他觉得他像是乔装改扮过。

威利向他道歉，自己让他久等了。

罗杰说：“我已经学会了保持耐心。我从显示牌上得知你已经着陆，然后又得知你可能就在行李大厅。”

那声音和语调是他所熟悉的。它们还原了那个消失的人，那个威利记忆中的人，仿佛他现在就藏在眼前这个人的体内。这种感受让他忐忑不安。

之后，威利的小手提箱放进了罗杰的汽车后备厢，自动收款机结清了停车费，这时罗杰说：“这就像看戏。但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却让人身心疲惫。第二幕结束，幕间休息之后，演员走出来，头上戴着扑了粉的假发，脸上满是皱纹。你发现他老了。衰老常常被看作是一种道德缺陷。在现实生活中，你发现某个人突然变老了，就像是发现一种道德缺陷突然清晰地展现在你面前。然后你就懂得对方其实也是这样看你的。你在这里还认识什么人吗？你们还有联系吗？”

“我以前认识一个在德本汉姆香水柜台工作的女孩。其实也算不上认识。她是一个朋友的朋友，而且当时她和另一个人订了婚。整个事情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尴尬了。你觉得她过了二十八年还会记得我吗？”

罗杰说：“她会记得你的。她在计算曾有过多少情人的时候——这种事肯定经常发生——会把你计算在内的。”

“真可怕。你觉得她会遭遇些什么呢？”

“发福。不忠。被甩了。怨恨这邪恶的世界。虚荣。唠叨。更粗俗了。女人要比你想象的更现实，更浅薄。”

威利问：“我是不是要永永远远待在这里了？”

“这是协议的一部分。”

“我会遇到什么事呢？我该如何度日呢？”

“现在别去想它了。就让它发生吧。让它来吧。让它从你身上流过。”

“记得我到非洲的第一天，从浴室的窗口往外看，隔着那层生锈的窗格打量外面的一切。我从没想过要一直待在那儿。我想马上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都没必要打开行李。可我一待就是十八年。我参加游击队也是如此。在那个柚树林里度过的第一夜。太不真实了。我不想待下去。马上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会重获自由。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一待就是七年。我们总是在树林里行军。有一天我在一个村子里遇见一个人，一个革命者，他说他已经在树林里待了三十年。他可能是夸张了，但他确实在树林里待了很久。他参加过上一次革命。那次革命早就结束了，但他还在继续。这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方式——扮成一个农民东躲西藏。就像古老传说中隐居在树林里的苦行僧。或者像鲁滨逊·克鲁索，远离大陆过活。这人是个疯子。他已经丧失理智了，就像一个停了的钟，他脑子里盘旋的还是钟停止的那一刻存在于他头脑中的念头。那些念头十分尖锐，说起那些的时候，他就像个清醒的人。监狱里有不少这样的人。我总是会后退一步，考虑自己的处境。但有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改变。整个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议，包含着一连串不真实的片段，我想我早晚也会发疯的，和其他人一样。头脑如此微妙，人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我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你也是这样过来的吗？至少在某些方面？”

罗杰说：“我本想说我们所有人都一样。不过我这三十年并不是那样。我一直觉得我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也许是因为我总觉得生活待我不薄。这样说好像有点儿沾沾自喜，但我确实没有经历什么意外。”

威利说：“我的生活倒是意外连连。不像你，我什么都掌控不了。我以为我能。我父亲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以为自己能。但是，看上去像是作了决定，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决定。那对我来说只是放任自流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我以为我想去非洲。我以为会发生点儿什么事，然后我会找到正确的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路。可是我一上船就被吓坏了。你怎么样——你和珀迪塔结婚了吗？”

“我说不清是为什么。我想是我的性欲不强。大约有六七个人，我可以和她们结婚，不过结局大概都会同和珀迪塔结婚一样。我真是幸运，我们婚后不久她就有了外遇，和我的一个朋友好了很久。这个朋友在伦敦有一幢很大的房子，虽是祖上传下来的，但这么一幢伦敦豪宅着实让珀迪塔兴奋。她太热衷于那人的豪宅了，真叫我失望。不过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有点儿俗气。贵族总是对头衔津津乐道。富人们总是在数口袋里的钱，总是在计算别人挣得比他多还是少。以前中产阶级有一种浪漫的观点，认为真正的贵族——不是那班突然发迹的中产阶级——有一种不自知的风度。其实不然。我所认识的那些贵族通常都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们可以非常俗气，那些所谓的贵族。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喜欢穿着睡袍出现在赴宴的客人面前，分发酒水饮料，把我们这些应邀来他豪宅的客人羞辱过了，才下去换正装。‘可真是衣冠楚楚啊，亲爱的，’事后他一五一十地告诉某人，‘我们可真是气派啊！’他说‘我们’，当然是嘲讽。他其实是在说‘他们’，那些受他邀请盛装赶来的客人。我就是其中一个，同时也是后来听他描述这一切的人。所以我认为珀迪塔身上的俗气并不少见。只是我希望我的妻子会更好一些。”

威利从指示牌上看到了许多久违的伦敦地名。不过他们的车正沿着一条新建的高速公路行驶。

罗杰说：“这都是你以前常走的地方。后来他们修了这条贯通这一片的路。我想只有那些平庸的人才是我所谓的不俗气的人。浅薄无知，自私自利，装模作样。不管怎么说，珀迪塔和这个坐拥伦敦豪宅的无赖勾搭上了，两人都很满意，无赖偷了人家的老婆做情妇，珀迪塔出入伦敦豪宅，自觉魅力非凡。后来珀迪塔怀孕了。这对她而言已经很晚了，也许是太晚了。她那个情人吓坏了。他还没爱她到那个地步，愿意为她照顾孩子一辈子。于是珀迪塔转而求我帮忙。我不想看她落得这么惨。你要知道，我对她总是硬不起心肠。但我当时不了解情况，误解了珀迪塔的感情，说了些我愿意放弃一切权利之类的话，愿意放她走。我还以为那就是她想听到的话。谁知她听了反而暴跳如雷，她没想到两个男人都对她毫不怜惜。我们谈了好几次，哭得很伤心。有两三个星期，我都害怕回家。然后我就说那个孩子可能是我的，我很高兴马上就有孩子了。当然，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我很害怕这个孩子降生。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想离开珀迪塔，去找一间小公寓住。在我的想象中，这间小公寓越来越温馨可人，远离尘嚣。这给了我很大的宽慰。但接着，发生了一点儿事情，珀迪塔流产了。生活整个儿乱作一团。就像此前我躲进角落里，梦想着自己的温馨小公寓，这下她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有好长一段时间她过得很放纵，比以前更糟。有的时候我真的连家都不想回，想搬到旅馆去住。她和情人——那个无赖，我的老朋友——一刀两断。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她似乎已经安于现状了，那个时期，我和她在一起就像是和一个断了手脚的人一起生活，这种伤残引人注目，但不会危及生命。

“一天，她那个无赖情人给她寄了——你肯定猜不到——一首诗。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她特地把这首诗放在餐厅的柜子上，好让我看见。是一首长诗，不是他从什么地方抄来或者是摘引来的。他说这首诗是他专为她写的。她知道我一向瞧不起那个家有豪宅的蠢货，我猜这首诗摆在那儿就是为了刺我的眼的。而且，可以肯定，这对男女的把戏又开场了，在豪宅里或是在我家里，兴致盎然地共度下午。不过也许这时候他们两个的兴致还没有那么高，也许只是出于旧日的习惯。

“我当然知道那首诗绝不会是他的大作。但就像有时候某些早先的流行歌曲会让我们魂牵梦萦一样，我被这首写给珀迪塔的诗缠上了。于是我开始随手翻找，终于有一天被我找到了。是在W. E.亨利的一本诗集中，此人是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的诗人，吉卜林的朋友。威利，万万不可低估拙劣技巧的能量。我本该什么都不要说，本该随这对情人去的，但珀迪塔的愚蠢和扬扬自得把我惹火了，她居然故意把那首诗放在外面让我看到。于是有一天我对她说：‘珀迪塔，给你看一本诗集，写得很棒。’我就把亨利的那本诗集给她了。我这样做是不太地道，但想到珀迪塔和她的诗人情人之间将要发生些小插曲，我就不由得窃喜。当然，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来往。不过我相信他们已经又勾搭上了。”

这时，车子在罗杰家门前停了下来。这是一幢半独立住宅，又高又大。

罗杰说：“那出好戏就是在这幢房子里上演的。我猜这样的好戏这儿每幢房子里都在上演。”

威利说：“而你却说你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意外。”

“我的确这么想。无论我做了哪些努力，无论我和谁结婚或者一起生活，我告诉你的这种事最后总会发生。”

路灯下的街道十分宁静，挤满了树木和阴影，这幢房子显得非常雄伟。

罗杰说：“大理石拱门附近的那幢小楼就像是一颗种子。它慢慢升值，就像长出了豆藤，我顺着这根豆藤往上爬，一直到了这里。这条街上至少有一半人是这样过来的，尽管我们可能假装有别的致富门路。”

房子很高大，但他们爬了两层楼进入的那个房间却很小。威利觉得他能看出珀迪塔布置房间的心思。他有点儿感动。厚重的窗帘是拉上的。他把窗帘撩开一条缝，望着街上的树木、路灯、阴影以及停着的车辆。过了一会他下楼来到大厅。大厅的一半是会客室，另一半则是厨房兼餐厅。他高声赞叹墙纸、白漆、厨房正中的炉灶以及抽油烟机的罩子，连连说：“真漂亮，真漂亮。”炉灶上放锅子的地方是陶制的，表面是平的。威利又赞叹了一番。罗杰说：“威利，你太夸张了。这毫无必要。这些东西没那么好。”但当他看向威利的脸，他发现威利并没有夸张或嘲讽的意思，他是太激动了。

事实上，在罗杰家的第一个晚上，威利真是百感交集。天色已暗，但还没有黑透。会客室的后窗还没有拉上窗帘，威利可以看见窗外枝干黝黑的小树以及屋后墨绿忧郁的小花园。他觉得自己从未见过如此优美宜人的景致。他舍不得把目光移开。他对罗杰说：“蹲监狱的时候，我们要照看一个果园，但是那根本不能和这儿比。打游击那会儿，我们在树林里穿来穿去，可树林里热烘烘的，阳光灼人。那时候常常一边走一边想，我需要麻醉剂。我喜欢这个词儿。现在我想喝点儿什么。我们在树林里什么也喝不到。在非洲的十八年里，我们还能喝到葡萄牙和南非的酒。”

罗杰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要来杯白葡萄酒吗？”

“我想要威士忌，香槟。”

罗杰为他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他一饮而尽。罗杰说：“这可不是葡萄酒，威利。”但他又一口气灌下了第二杯。他说：“真是太好喝了，罗杰。又甜又浓。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从来没人告诉我威士忌会有这样的味道。”

罗杰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很放松。我们有一次从阿根廷救出来一个人，大概是在一九七七年或者一九七八年。他受尽了折磨。他到这里以后想做的头一件事就是逛商店。他去了利利怀特体育用品商店，就在皮卡迪利广场那儿。他偷了店里的一套高尔夫球棒。他从来不打高尔夫球，不过是顺手牵羊而已。出于老游击队员或者是罪犯、亡命之徒的某种本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他把那套球棒拖到汽车站，又从迈达谷一路拖回家，并且把它们都摆了出来。就像猫把老鼠拖回窝里似的。”

威利说：“在革命组织里，我们不得不过一种俭朴的生活。大家经常吹嘘自己的克制力，说自己靠着多么少的一点儿东西对付日子。在监狱里，其他犯人都有各自的麻醉剂。但我们政治犯从来没有。我们洁身自好。奇怪的是，这是我们力量的一部分。但就在我们开车进入伦敦的时候，我听着你说话，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监狱里了，有一个人，不完全是我自己，原先躲在角落里，现在慢慢爬了出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和这个新人和谐相处。我不确定能否摆脱他。我觉得他会永远在那儿等着我。”

后来，他发现自己从一场令人沉醉的深沉的睡眠中醒来。过了一会儿，他想：“我想这儿是罗杰的漂亮房子，有漂亮的大厅和种着小树的绿色花园。我想是罗杰带我到这里的。”然后，一个新的想法——那个已经占据他内心的新人提出的——缠住了他：“我从来没有在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安睡过。小时候在印度的家里没有过。在伦敦没有过。在非洲也没有过。我总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睡在别人的床上。在树林里自然是不可能有什么房间的，后来就是在监狱里了。我还有机会睡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吗？”他吃惊于自己以前从未想到过这些。

后来有人敲门。是珀迪塔。如果在大街上，他不可能认出她来。但她的声音没怎么变。他还记得那些往事，又见到她，心中有些激动。他问道：“你还记得我吗？”她答道：“我当然记得你。罗杰的细腰印度男孩。至少那时候我是这么看你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句话，就没有回答。他穿上自己房间浴室里的一件浴袍，下楼来到正中放着炉灶的大厅。他被美丽的夜色彻底征服了。她从结构复杂的咖啡机里倒了一杯咖啡递给他。

接着她出其不意、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和谁结的婚？”诸如此类的问题，仿佛生活就是一篇老套的故事，而婚姻能抹平一切是非，甚至还能给三十年前威利笨拙的举动加上一分。仿佛威利在婚姻这档子事上左右逢源。或者也许满不是那么回事。仿佛从另一方面来看，威利作为男人，拥有她从来没有拥有过的特权。

威利答道：“我遇到一个非洲来的女人，跟她去了那儿生活。”

“真妙啊！不错吧？我常常想，过去的非洲应该很不错。”

“在印度蹲监狱的时候，我们不时会在报纸上读到一些战争报道，那些战事就发生在我以前待过的那个地方。我们经常讨论这场战争。讨论这些非洲的解放运动是我们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有时候我读到的新闻就是有关我住过的那个地区的。很显然那地方整个儿被摧毁了。每一幢混凝土房子都被烧了。混凝土当然是烧不掉的，但窗户和屋顶的椽子以及房子里的一切都是能烧掉的。我常常会去想象那情景。每一幢混凝土房子都没了屋顶，屋顶下面和窗洞四周都是烟熏的痕迹。在监狱里，我常常回想曾经走过的那些路，想象一些人走过那些地方，把所有的混凝土房子一一点燃。我常常想象，要是没有外面世界来的东西，那儿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没有金属，没有工具，没有衣服，没有线。什么也没有。当非洲人还与世隔绝的时候，他们已经掌握了精湛的冶金和纺织技术。但是他们结束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经很久了，那些技术已经被遗忘了。如果他们重新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会发生些什么呢，应该很有趣。”

珀迪塔问道：“和你一起回非洲的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威利说：“我不知道。我猜她离开那儿了。我想她不会在那儿一直待下去。不过我不知道。”

“噢，天哪。你就这么恨她吗？”

“我不恨她。我常常想要找到她。这是可能的。我那时候可以从树林里或者从监狱里写信给她。但是我不希望听到什么坏消息。于是我不想听到任何消息。我想忘记一切。我想开始新生活。那你还好么，珀迪塔？一切都顺利吗？”

“谁又能一切都顺利呢？”

他望着她那凸起的肚子——女人有这样的肚子可真是丑，比男人丑得多。她的皮肤也很差，粗糙干燥。他想：“我从来都没觉得她漂亮。但那时候我还是想跟她做爱，看她脱光衣服的样子。现在真是难以想象。难道就像他们说的，是因为年龄，因为我穷，因为荷尔蒙？抑或有什么别的原因？因为那时候觉得英国仍然非常强大，这种印象给英国女人的脸上添了光彩？”

珀迪塔说：“我想罗杰昨天晚上没来得及给你看这个。”说着，她从橱柜上拿起一本小小的平装书。威利看到了自己和书的名字，认出那正是他二十八年前写的那本书。她说：“是罗杰的主意。它使你获释。它证明你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而不是政治犯。”

威利说不出是哪家出版社出了这本平装书。书页正是他记忆中的样子。这本可能是原版复印的。封面是新的，威利看到上面写着，本书是印度后殖民文学的开创之作。

他拿着书回到楼上他自己的小房间里。他惶恐不安地读了起来，生怕撞见过去的自己。但他很快就被吸引住了；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他忘记了自己身处的房间乃至城市，忘记了自己正在阅读。他觉得自己仿佛受一种魔力驱使，开始了时间旅行，回到了二十八年前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甚至可以重新回到那些日子，再次看到当时的大街、天气和报纸，重新变成那个不知前途将如何展开的人。他重新回到了纯真或者说无知的年代，甚至连世界地图都还没有读通。这太不寻常了，他不时清醒过来，接着再次回到自己的书中，进入另一种生活，重新经历那一个又一个星期，一个又一个月，焦灼不安，直到遇到安娜，去往非洲。

假如有人问他，他会回答说，他一直就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人在隔着遥远的距离望着那个旧他。这本书就如同一个时间舱或者时间机器，整个早上威利乘着它，忽而深入他早年的个性，忽而抽身返回，就像是一个小孩或者一个头一次见识空调的人，在炎炎夏日一会跑进凉爽的房间一会又跑出来，渐渐地，威利看清了今天的自己，看清了非洲、树林中的游击生活、监狱以及其后的简单生活留给自己的东西。他感到拥有无穷的力量，这种感觉他从未有过。仿佛他终于合上了头脑中的开关，看清了黑暗房间里的一切。

珀迪塔叫他下楼吃中饭。她说：“平时我就吃点儿三明治什么的。但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样东西。玉米面包。是昨天烤的。你不是非吃不可。这种事情我不怎么拿手，但我想还是应该这么做。”

面包又油腻又笨重。但想到这个糟糕的面包毕竟是珀迪塔亲自烤的，威利心里十分受用。

他说：“我离开伦敦之后时常想起你的模样。我还记得在华都街的法国餐馆里第一次见到你的情景。我觉得你很有格调。我觉得那就是伦敦的格调。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女孩。你戴着一副条纹手套，不过我已经记不清是布的还是皮的了。”

她说：“那时候流行这个。”

他看得出她正在回想过去，他想：“过去的三十年她过着真正的生活。如今她已经没有生活了。不可能有了。我们已经换了位置。”他说：“后来你和罗杰在大理石拱门那儿的房子里为那个编辑——那个胖子——举行晚餐会，我又在那儿见到了你。有人在说话。我远远地朝你那边看，发现你也正在看着我。有那么几秒钟，我捕捉到了你的目光，热切地想要和你做爱。后来我尝试过，表现得很糟糕。但我的确是鼓足了勇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那两次见面的场景一直留在我心里，无论是在非洲举步维艰的时候，还是在其他那些地方。我从未想过还会有机会再次见到你。”

他起身走到她的椅子背后，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她说：“你坐回去。”

类似的话她二十八年前就说过，当时把他吓坏了，把他所有性的勇气都带走了。但这一次，他按住她的手又加了几分力道。然后，循着本能——他从来没有在女人身上这么试过——手掌继续紧紧地按住她，然后慢慢滑入她那薄薄的衣衫，直到抚上那小而松弛的乳房。他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见她身体的一部分，这让他的胆子又大了几分。他的手掌就停在她的乳房上。他保持这姿势站了片刻，还是看不见她的脸，只端详着她花白的头发。他说：“上楼去我的房间吧。”他松开了手，她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任凭他领着进了那个小房间。她挣脱他的手，开始小心翼翼地脱衣服。她和情人在一起的下午就是这样的，威利想，那个拥有豪宅的男人，现在她只是把我纳入她的午后例行事务中了。

他一边像她那样有条不紊地脱去身上的衣服，一边说：“我要用巴厘人的方式和你做爱。”这话有一半是在开玩笑，但只有一半，他想用这种方式在失败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后重新向她展示自己。那套巴厘人的方式是多年前他在非洲时从一本讲性的小书上看到的，那也许是一本严肃读物，也许是淫秽读物——他已经记不清了。他说：“巴厘人不喜欢紧贴对方的身体。在巴厘岛，男人骑在女人身上，这样小伙子和老女人做爱也不会觉得难以忍受。”他这些话说得毫无顾忌。但她似乎并没有听见。在印度树林和印度监狱过了这么些年的节制生活之后，他确确实实回想起了巴厘人的姿势；他的双膝和臀部还能运动自如。她迎合着但有些冷漠，他完成了那个姿势，如释重负，她却并没有在意，就像对他之前的那番话一样不在意。她还没有沦为残花败柳，有些部位的皮肤依然滑腻。

他打量着四周，这间她亲手布置的房子。家具——床、桌、椅——表面的油漆或清漆或罩光漆看上去几乎都已被磨光了，陈旧的木料裸露着，上面散布着斑斑点点的白色，可能是没磨掉的底漆，但也可能是漂白的效果。窗帘很厚实，镶着褶边，象牙白或者乳白的底色上疏疏落落地印着淡蓝色的小花朵。从窗帘的褶边和厚实程度来看，它们会朝屋里扬起。这，以及漂白的家具，都说明房子外面就是大海和清新的海风。昨天匆匆忙忙来到这里，之后喝了威士忌有些神志恍惚，威利虽看到了屋里的一切，但并没有特别留意。而现在，他终于看清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怎样精心布置的。松松的椅套、在漂白的桌面边缘打下几道褶的桌布，用的布料与窗帘相同。带凹槽的木灯柱上也有那种像是漂白留下的白色斑点。灯罩是深蓝色的。一个编织紧密的小草篮里面放着几支雪茄烟盒颜色的铅笔，都细心地削过。旁边是一个亚光实心玻璃球，正中的小孔里插着一些粉红头的火柴。昨天晚上威利看到它觉得很好奇，早上起床后就把玩了一番。玻璃球出人意料地沉。表面布满了规则的横向沟槽，所以显得没有光泽。威利发现有几道标记斜穿过这些沟槽，于是明白了，火柴的粉红头只要在沟槽上划一下就能点燃。他试了试，火柴果然点着了，然后他把划过的那根火柴棍插回小孔里，和没用过的那些粉红头火柴放在一起。它还在原处。他觉得珀迪塔的这点儿格调来自她的过去，也可能是她还待字闺中时对自己未来小家的一些憧憬。他不由得对珀迪塔充满了同情，她做爱时总是那么冷冷地迎合着，头侧向一边。

他想：“这间屋子的装饰里蕴藏的她的灵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甚至比……”他低头看着她，“比她衰老的身体里都多。”紧接着，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剧烈的抽搐，她竟得到了满足，慢慢地也把他带向了满足，那感觉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他想：“我绝不能忘记珀迪塔这样的女人。伦敦到处都有她们的身影。我绝不能忽视这些被忽视的人。假如我想留在这里的话，就应该这样。”

她轻轻拿起椅子上的衣服下楼去了她自己的浴室，留下他进了他房间里的浴室。他想：“她和情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是她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他想她不会再回来，但她回来了，已经穿戴整齐。他又回到了床上。她说：“我不知道罗杰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他和那个浑蛋银行家之间的瓜葛，他陷得很深。”

威利说：“我想他跟我说过那个银行家的事。那个穿睡衣的男人。”

她又下楼去了，他则重新拿起自己的书，在过去的时光中进进出出，在他的旧我中进进出出，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因为这个房间，这幢楼房，这座伟大的城市。他就这么躺在床上，像个孩子、像个妻子似的，等着罗杰回家。他慢慢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乳白色的窗帘后面日光正渐渐褪去。他听见罗杰回来了，之后又听见他打电话。没听见珀迪塔弄出的响动。威利不知道是否应该穿上衣服下楼去。最后他决定待着不动，而且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就像一个玩捉迷藏的孩子。过了一会儿，罗杰上楼来敲门，看见威利还躺在床上，说了声：“真幸福！”

威利收起他的书，说：“我第一次来英国是坐船来的。一天，我们快到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船员说船长要来亲自视察。这真是有点儿像在监狱里。船员很紧张，就像监狱长巡视时狱卒们很紧张一样。我想船长来视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和手下进来的时候，发现我衣衫不整地躺在铺上。他恨恨地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

罗杰说：“你能爬起来去楼下喝一杯吗？”

“让我穿上衣服。”

“穿上你的便袍吧！”

“我没有便袍。”

“珀迪塔肯定为你准备了浴袍。”

“那我就像你那个银行家了。”

他穿着浴袍下楼来到会客室，窗外汹涌的绿色在渐暗的天光中显得有些不真实。没有珀迪塔的身影和声音。

罗杰说：“我希望你会在这里再住几天，直到你找到落脚点。”

威利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抿着威士忌，说：“昨天晚上的威士忌又浓又甜。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今天却只有第一口是甜的，还只是刚刚入嘴的时候。然后就又是我印象中威士忌的味道了。它好像把我的味蕾粘在舌头上了。我以前没多少酒量。”

罗杰说道：“像今天这样，我就不想回家。”

威利想起在非洲他和安娜的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她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刚遇到你的时候，感觉你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句话，她说得直截了当、平心静气，却击中了他的心：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她眼中原来是那个样子，一个凭自己的本事活在世上的男人——那正是他渴望成为的那种人。这句话使他半心半意地希望自己能在她心目中一直保持这样的形象，虽然他自知已无可能。而现在他感觉这也是他如今在罗杰眼中的样子：一个可靠的人，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二天下午，他又把珀迪塔带到楼上那间摆着漂白过的家具的小房间，他问她：“昨天罗杰回来的时候你去哪儿了？”她答道：“我出去了。”这样一具衰老的身体也会令男人痛苦，这让威利感觉到一丝羞辱。他想知道却又不敢问，她是不是去找她的朋友了，那个抄了亨利的诗当成自己写的献给她的家伙。骑在她身上的时候，他想：“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打发她走了？”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妙，但转念又想到可能招来的复杂后果：他可能会被迫离开这所房子，罗杰可能会赶他走。于是他仍然保持着巴厘人的姿势。他想：“我能想到现在想到的这些，这说明她不能羞辱到我。”

或许罗杰不愿意回到自己这幢房子里。威利却不然。这幢房子位于圣约翰树林。每次出门游荡，返回的那段路程总是令他满心喜悦——跳上公共汽车，沿埃奇威尔大道而行，在迈达谷下车后步行，抛开市井喧嚣隐入圣约翰树林的树木和静谧之中。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如此新鲜的世界。三十年前，他远赴非洲，收拾起简单的行李，腾空了大学里那间小屋，悄无声息地销声匿迹，那时他觉得自己正在拆解一种不可能重现的生活。那卑贱的生活。他从来都知道这一点；他千方百计要自己相信它并没有那么卑贱；他精心安排作息时间，让自己相信他的生活充实而有序。回想起那些自欺欺人的花招，他自己都觉得惊讶。

他去了以前熟悉的那些地方。开始他还想玩一玩回印度打游击时玩过的游戏。那时候他喜欢看着他那个印度世界的内容一点点萎缩，旧时的记忆被忘却，旧时的痛苦被消除。但是他的伦敦世界并不是他童年的世界；它只是三十年前的那个世界。它并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凸显。他看见这整个世界，这里的每一幢大楼，都是由人，由不同时期的许多人建造的。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他这种观察方式的改变就像一个小小的奇迹。现在他明白了，过去，在这些地方，由于认识上的无知和片面，他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团昏昧，他的内心深处始终盘旋着一种疼痛，一种渴望，渴望某种他并不了解的东西。

如今那团昏昧和沉重已经离他而去。他一身轻松地站在那些由许多不同的人建造的大楼前。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那所规模不大但自命不凡的大学以及校园里的仿哥特式拱门，那令人胆怯的诺丁山广场，牛津街北面那条有小夜总会的街道，大理石拱门附近罗杰以前的家所在的那条小街——每一处都见证了那小小的奇迹，他感觉到压迫已经消失，感觉到自己已获新生。他从来没有，自孩提时起从来没有想过他可能变成什么样子。现在他觉得自己正在被赐予一种思想，虽然难以捉摸，不可理解，但很真实。他的本质是什么，他至今仍然不知道，尽管他在世上活了这么久。此时此刻他所知道的就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是自由的，而且拥有一种新的力量。这怎么可能，这实在不像他以为自己是的那个人，无论是在印度家中，在伦敦，还是在非洲那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我怎么才能做好这个人呢？走在曾经熟悉的伦敦街道上，他扪心自问。他找不到答案，于是便把这个疑问丢到脑后了。

市中心的街道上人潮汹涌，有时候甚至连走路都困难。到处都能看见黑人、日本人，以及阿拉伯人模样的人。他想：“这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的伦敦已经不是三十年前我待过的伦敦了。”他感到说不出的轻松。他想：“这个世界正在被某些力量所撼动，某些超乎我想象的巨大力量。十年前在柏林的时候，萨洛姬妮告诉了我许多祖国的事情，那些贫穷和不公让我难过得差点儿得病。然后她送我回去参加游击队。如今我不必参加任何组织。如今我只要庆祝我的今天，或者庆祝我变成现在这样。”

这样的游荡结束后，他会回到圣约翰树林的那幢大房子里，回到罗杰那儿，或者，经常是在下午，回到珀迪塔那儿。

九　云端上的巨人

两个星期过去了，他的兴奋之情已经退潮，他对身陷其中的日常生活开始感到厌倦。珀迪塔已经成了一种负担，她的身体已经毫无新意。时间沉甸甸地压在他手上，他觉得百无聊赖。伦敦已经看够了。他那全新的观察方式已经不能给它带来新的东西。重访旧日的伦敦已经令他兴味索然。过于频繁的重访像是在剥除他对这座城市的记忆，这让他丢失了一些珍贵的片段。现在，那些著名的景点宛如照片，定格于一瞥之间，留给他的不比一张明信片多多少——尽管有时候泰晤士河仍然会令他吃惊：那广阔的视野，那光，那云，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他对历史和建筑所知不多，也就无从寻觅。而车流、烟尘以及成群结队的游客也让人心烦。于是，在这个大都市里，就像他当年在树林里、在监狱里时那样，他不知道该如何消磨时间。

某个周末罗杰出门了，到星期天，甚至到星期一还没有回来。他不在家，房子里就显得死气沉沉的。而奇怪的是，珀迪塔似乎也有同感。

她说：“他大概是去找他那个相好的了。干吗这么吃惊？他没告诉过你吗？”

威利想起罗杰在机场所说的话，衰老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他讲这话差不多是在刚见到他的时候，这多半是当时他头脑里正在盘旋的一句话，他以这种方式让威利为此刻这种状况做好准备。

这个新闻像一团巨大的悲伤，把他砸倒在地。他想：“我必须离开这幢死气沉沉的房子。我没法和这样的两个人住在一起。”

把珀迪塔带到楼上那间留有海洋和海风痕迹的小屋，仅仅是出于习惯，不是必需，也没有兴奋。这每一件事都更加坚定了他离开这幢房子的决心。

周末到来之前，罗杰回来了。一天晚上，威利下楼来和他一道喝酒。

他说：“我一直想再次品尝刚来的那天晚上喝的威士忌的滋味。又醇又甜又浓。就像是小孩喝的饮料。”

罗杰说：“要是你想再尝到那个滋味，你得在树林里过上好几年，再到监狱里蹲上一阵。要是你伤了脚踝，断了腿，一连几个星期裹着石膏，到了除掉石膏、试着站起来的那天，感觉会特别美妙。那其实是感觉暂时失灵，刚开始那几秒钟真是甜蜜。但很快就过去了。肌肉几乎立刻就开始恢复。如果你还想要那种感觉，就得再断一次腿，再伤一次脚踝。”

威利说：“我一直在想，你和珀迪塔都对我很好。但我想我该走了。”

“你知道去哪儿吗？”

“不知道。但我希望你能帮我找个落脚的地方。”

“到时候我肯定会帮你的。但这不仅仅是找落脚的地方的问题。你还需要钱。你还需要工作。你以前干过什么工作吗？”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工作。我父亲就没有工作过。我妹妹也没有干过像样的工作。我们成天都在想命运如何对我们不公，却从未认真学过任何有用的技能。我想我们的情况有一部分就是这样。我们只能想到反叛，你现在要是问我觉得自己能做些什么，我只能说什么也做不了。假如我父亲或是我叔外公有一门手艺，我想我大约也会有一门手艺。我在非洲那么些年，从来没想过去学一门手艺，或者找一份职业。”

“并非只有你才是这样，威利。这儿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样。社会给了他们一种假象。大约二十年前我认识了一个美国黑人。他很喜欢德加[1]，非常认真地喜欢，我觉得他应该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成为职业画家。但他不同意，他认为民权运动比画画更重要。只有当民权斗争取得了胜利，他才会考虑德加。我告诉他，他在绘画上取得的成绩，和政治行动一样，最终将有益于他的民权运动事业。但他却看不到这一点。”

威利说：“现在印度的情形已经不同了。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如果在如今的印度长大，他会自然地想到要找一份职业，而我在他的影响下也会自然地想到要找一份职业。这样的变化比任何游击战争都要深刻。”

“但你千万不要对工作抱什么过于浪漫的想法。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你明天就坐十六路公交车去维多利亚。你就坐在车子上层，看看经过的那些写字楼，特别注意一下大理石拱门和格罗夫纳花园附近的写字楼，想象你自己就在那里上班。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从来不必为工作问题烦心。他们有奴隶可以使唤。今天我们都是自己的奴隶。”

于是第二天，威利就照罗杰说的那样，闲散地坐着十六路公交车去了维多利亚。他一路经过迈达谷、公园路、格罗夫纳路和格罗夫纳花园，看见那里亮着日光灯的局促的写字楼。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这座大城市里那些重要街道动听的名字，他的心收紧了。

他想：“工作，工作。如果工作是一种使命，是人的追求或自我完善，那样的工作是崇高的。但我现在看到的只让人觉得可怕。”

再见到罗杰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能让我在这儿再住一段时间，我将十分感激。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这整件事。你说得对。多亏你提醒，我才没有走错路。”

第二天早上，珀迪塔来到他房间，问他：“他有没有告诉你他那个相好的事？”

“我们谈了别的事情。”

“我很好奇他是否会告诉你。罗杰很鬼。”

一天，罗杰对威利说：“我的那位银行家邀请你共度周末。”

“那个穿睡袍的人？”

“我向他透露了一点儿你的情况，他听了很兴奋。他问：‘是国大党的人吗？’他就是那种人。什么都知道，谁都认识。或许他会给你些建议，谁知道呢。这也是他能成功的一个原因。他总是留心新人。从这个角度看，你可以说他一点儿都不势利。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可是势利得超乎想象。”

在他们出门度周末的前两天，罗杰说：“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他们会开你的行李箱。”

威利说：“听着像监狱。监狱里向来是要开你的行李箱的。”

“他们会接过你的手提箱，当你上楼走进你的房间时，你会发现有那么一个穿条纹裤的人已经把你所有的衣服和其他东西都从箱子里取出来分门别类地收拾妥了。他们就当你知道东西都在什么地方。如此一来，你在用人们面前毫无秘密可言。这会让你大吃一惊。你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会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我时常想要以牙还牙，带个肮脏的行李袋，装些破烂货，让他们知道我根本不在乎他们。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过。我总是到最后关头没了勇气。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到了那边，那些底下人会打开检查，所以我总是仔仔细细地收拾行李，几乎有点儿像在布置展品。但你可以试试，可以想办法羞辱他们一下。你是个外人，你做什么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没有多少人知道如今还有这种豪宅用人存在。他们能看穿你的心思，他们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子。他们让我不舒服。我觉得他们有点儿阴险。我看他们从来就很阴险，这些豪宅里的用人。如今，他们让每个人都觉得难堪，从男管家和主人身上就能看出来，他们会装得家里有这么一堆用人很平常。我那位银行家有时候还喜欢假装人人都有个管家。”

星期五那天，他们（还有他们的手提箱）坐了辆出租车前往火车站，路上罗杰说：“我会和这个银行家搞在一起，其实是因为珀迪塔。你信不信，我就是为了要让她记住，要她知道我认识的这个人，他家的房子比她那个情人的大十倍。我也不是要她离开那个情人。才不是呢。我只是想要她看清楚，他这个人和其他人相比，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我要她感觉到自己有那么一点儿龌龊。对我而言，这可真是一场灾难！”

到了火车站，罗杰说：“这种时候我总是买头等车厢的票。不过这次我想我就买二等车厢的好了。”他扬了扬下巴，仿佛在表明他的决心。

威利和他一道排队买票。轮到罗杰的时候，他要了两张头等车厢的。

他对威利说：“我不能那么干。有时候他们会到站台上来接人。现在我会说这种过时的蠢事我根本不在乎。但事到临头，我可不敢让一个讨厌的用人看见我从二等车厢里出来。我恨自己的不争气。”

头等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不免令人失望，因为没人看见他们坐在这里。罗杰沉默着。威利搜肠刮肚，想找个话题打破这沉闷的气氛，但他想到的每一句话似乎都能牵扯上他们这次奢侈的旅行。过了很久，罗杰开口了：“我是个胆小鬼。但我了解我自己。我做的每件事都不会出乎我的预料。”

当他们到达车站时，站台上并没有人来接他们。那个男人穿着制服，没戴帽子，坐在停车场里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子里，等着他们找到他。但这时罗杰的心情已经轻松多了，能够派头十足地对付那个司机了，虽然不免有些夸张。

他的主人在豪宅的台阶下面迎接他们。他一身运动打扮，一只手上摆弄着一样白色的东西，威利觉得那像是一颗拔下来的臼齿——他没见过高尔夫球和球座。那人看上去严厉、冷酷、体格强壮，就在他们见面的那一瞬间，他的全部精力，罗杰的，威利的，以及从楼梯上走下来的那个大腿粗壮、穿着条纹裤的用人的精力，都倾入了这场装腔作势的好戏，仿佛这样一幢房子前面的这样一种欢迎仪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威利觉得，这一刻笼罩着一种虚幻，或者说，一种难以把握的现实。这和他当初在树林里和监狱里时的感觉很像，仿佛远离了周遭的人和事。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和罗杰分开了，然后就顺从地——像在监狱里那样——跟着一个用人，也没细看房子里的陈设，就来到了楼上的一个房间。窗外是一大片田野。威利在想他是该下楼去田野里散步，还是该待在房间里躲着。下楼问路去田野里，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于是他决定躲着。梳妆台的玻璃护板上放着一本装帧结实的旧书。是一本旧版《物种起源》。这件窄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刷品——文字由于年深日久而漫漶不清——以及那起皱的故纸和容易令纸张起皱的陈年油墨散发出的气味——让人联想到当时阴暗的印刷厂和忧郁的排字工人——令人不由得心生敬畏。

那个穿条纹裤的人（也许是东欧人），开始了威利早有耳闻的收拾行李的工作。但因为此人来自东欧，所以威利并没有像罗杰预料的那样忐忑不安。

威利坐在梳妆台旁，那个人收拾行李的时候，他就在翻看《物种起源》。打开书中的插图时，他瞥见一个小小的柳条花瓶或容器，里面放着几支削好的柏木色铅笔。就像罗杰家他房间里的那个小篮子。之后他又看见一个小水晶球，实心的，很重，从上到下刻着一道道平行线，顶上有一个小孔，插着长长的粉红头火柴。这也和罗杰家他房间里的那个玻璃球很像。罗杰出人意料地把她带到一种不属于他的富丽堂皇面前，让她敬畏，就像一个穷人带着来客去参观镇上最漂亮的房子——正是从这里，或许也从其他地方，甚至从她还是姑娘时见过或了解的一些地方，珀迪塔得到了一些有关室内装饰的想法，尤其注重一些细微、次要并且容易做到的东西。威利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此同时，想到自己的种种感受，他不免心情沉重，那一刻他感到黑暗近在咫尺，那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的黑暗。

过了一会儿，他走进浴室。浴室建在这间布置古旧的房间内部，隔墙很薄。墙纸的图案很夸张，尽情铺展的绿色藤蔓使人觉得空间开阔。不过有一面墙上没贴墙纸，没有开阔的感觉，而是贴满了书页，来自一本叫《画报》的旧画报，维多利亚风格的窄窄的灰色专栏，穿插着描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的线条画。这些书页都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画家或记者（极有可能是一身兼二职）大概是通过海运将自己的画作或速写寄到编辑部；然后在画报编辑部里由一名专业画家修改整理，后者很可能全根据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一番；一周又一周，这些插图，这些先进的新闻业的产物，以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印刷出来，为感兴趣的读者描绘发生在大英帝国及其他地方的大事小情。

威利觉得大开眼界。在这些糊在墙上的书页中，历史如在眼前，触手可及。他读到了反英大暴动后的印度，读到了非洲的开发，读到了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读到了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读到了牙买加和爱尔兰的叛乱，读到了尼罗河源头的发现，读到了维多利亚女王，似乎她尚且健在。他一直读到日光消退，那些小字在昏暗的灯光下已经难以辨认。

这时有人敲门。罗杰进来了。他一直在和银行家谈生意，看上去很憔悴。

他看见梳妆台上的那本书，问道：“你这儿是什么书？”他拿起书来，说：“噢，这可是初版。他就喜欢把这些书随意摆放着让客人翻阅。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收起来。这次我那儿是一本简·奥斯汀的小说。”

威利说：“我一直在读《画报》。就在浴室里。”

罗杰说：“我浴室里也有。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用他们的话来说，我有一个癖好。有一段时间我常去逛查令十字路那儿的书店。现在已经做不到了，情况不一样了。一天，我在一家书店外面的人行道上看到一套《画报》。很便宜，一册只要几英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画报》非常有名，是《伦敦新闻画报》的前身之一。这套《画报》装订得整整齐齐。那时候的人常常这样做。也不知道是杂志社装订的，还是图书馆或者订阅的人装订的。我只能带两册回家，还得坐出租车。我说过，它们块头很大，而且相当重。那时候，我刚开始和这位银行家交往。我渐渐开始体会到骨子里的利己主义者对他周围的人的巨大的影响力。事实上，我不知不觉地开始向往这种影响力。在聪明人——比如我——看来，利己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可怜的，因为他像我们中的其他人一样，没有意识到那些荣耀之路只能通向坟墓。而聪明人正是这样入彀的。一开始他俨然屈尊俯就，最后却沦为弄臣。不管怎么说，我来这里之前刚看到那套《画报》。这位大人物还在向我献殷勤，而我实际上已经入彀。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他给我看了他的一些图片，告诉我他是怎样收集到这些图片的。而我不甘示弱，告诉他我最近是如何弄到那两大册《画报》合订本的。我有点儿吹嘘。他当然不了解《画报》，于是我就炫耀了一番自己对这本画报的了解。吹嘘完之后，我就想，回到伦敦应该再去搞几本《画报》来。但我一无所获。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派了辆大车把那些画报一股脑儿全运走了。这是他妻子的主意——把《画报》的书页贴在卫生间墙上。以后如果这房子重新装修，或者易主，改成旅馆什么的，所有这些书页就会被扔进工程队的垃圾堆。”

“你说这幢房子会改成旅馆？”

“差不多吧。普通人不可能住这样的房子。需要很多用人。这房子建造的时代还是大量使用用人的时代。十五名园丁，不计其数的女仆。这些人，当时所谓的服务人员，如今已不复存在。他们曾经占据人口的很大比例。”

威利问道：“他们去哪儿了？”

“问得好。我想一个答案全是他们死光了。但那并不是你想问的问题。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经常这么问，我们也许就会渐渐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了。我发现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提这个问题。”

威利说：“如今在印度的很多地方这是个重大问题。他们称之为种姓大地震。我认为这比宗教问题更加重要。某些中层阶级地位上升，某些上层阶级则流落到了底层。我参加的那场游击战争就反映了这一变革。只是反映，仅此而已。很快印度就将以一副不可捉摸的面孔展现在世界面前。这不会多么令人愉快。人们不会喜欢的。”

后来他们下楼去喝酒吃饭。不是什么正式宴请。银行家的妻子没有露面。除他们之外，只有一位客人，是一家画廊的老板。银行家有一长串头衔，包括画家，他希望能在伦敦举办画展。他之前跟威利和罗杰谈起那位客人时说：“请他来一起谈谈会更好。这种人喜欢讲点儿派头。”这最后一句话既吹捧了威利和罗杰，又强行把他们变成了他的同谋，一起对付那个画廊老板。

画廊老板和罗杰一样，穿得中规中矩，一双手红润粗大，仿佛整天都在画廊里搬运大画框。

灯光从大厅的天花板上洒下来，照亮了银行家的三幅画作。这时威利开始体会到罗杰所谓的骨子里的利己主义者的巨大影响力。威利、罗杰和画廊老板尽可以直言不讳地说银行家选中的这三幅画不过是二流作品，业余水平。他们尽可以把它们批评得体无完肤。但是银行家表现得太过天真无辜，叫人不忍伤害他。

画廊老板显然很受罪。应邀来豪宅做客，有优雅的衣服让人家打开、注目，不管这些曾让他多么兴奋，此刻也已经烟消云散。

银行家说：“钱对我来说不重要。你们知道这一点。我敢肯定你们知道这一点。”

画廊老板很想说，他经营画廊就是为了赚钱，而他最不感兴趣的就是不需要钱的画家，但最终忍住了，只说了两三句无关痛痒的话，就闭嘴了。

于是这个话题就不了了之了。天花板上的射灯依然打在银行家的画作上。这场自我和权力的表演已经足以让威利明白，在支付了不菲的艺术赞助费以后，任何与画廊老板有关的安排，都将秘密进行，不会有其他人在场。

银行家问威利：“你认识马金纳戈尔的土邦主吗？”没等威利回答他又说道：“他来过这里，那时候甘地夫人刚宣布不承认印度王公的地位，取消了他们的经济补贴。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前后。他还很年轻，在伦敦居无定所，因为失去经济补贴过得极为潦倒。我想我应该帮帮他。我父亲和他祖父是老相识。由于印度所发生的巨变，这个年轻人刚来到这里时，自然特别维护自己的尊严。没有人计较那些，但我发现他并不喜欢我给他介绍的那些人。如果他愿意，会有很多扇门向他敞开，可他毫无兴趣。他们做出这副样子，然后又去了别的地方，说什么在这里得不到尊重。在伦敦的时候，我请他去街角俱乐部吃午餐。你听说过街角俱乐部吗？它比赛马俱乐部更小，甚至更私密，尽管很难想象。餐室很小。街角可不是徒有其名。不瞒你说，那些人一看见这位年轻的土邦主，眉毛都挑起来了。但自那以后我就再没听说过他的任何消息。大约十五年后我去了趟德里，偶然听人说有可能推行经济自由化。我在电话簿里找到了那位土邦主的名字。他已经是印度上议院议员了，在德里有一处宅邸。一天晚上，他请我过去。房子的安全保卫真是气派，门口有警卫和士兵站岗，还垒起了沙袋，院子里还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尽管戒备森严，土邦主却显得轻松自在。他说：‘彼得，我们上次去吃饭的那个小餐厅可真是好笑。’这就是我对印度人的印象。‘好笑的小餐厅’。街角俱乐部！你全心全意待别人，得到的就是这个。”

威利没吭声。画廊老板低低一笑，已显得很高兴自己被允许参与这类有关大人物的讨论；但是罗杰始终一言不发，似乎很痛苦。

第二天会有更多人来。威利却并无期待。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想：“是因为虚荣。只有和那些了解我的人在一起，我才会觉得轻松。或者只是因为这幢房子。它对来这里的人提出了太多要求。我敢说它改变了他们。它显然已经改变了那位银行家。它也改变了我。它让我刚到这里的时候看不清东西。”

早上，他下楼吃罢早饭，见到了银行家的妻子。没等他开口，她就先跟他打了声招呼，大步走上前来，张开双手，仿佛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这个女人还很年轻，富有弹性的长发，丰满挺翘的臀部。她用悦耳的声音说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我是彼得的妻子。”她窄窄的肩膀，窄窄的胸部，很迷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威利想。接下来关于她的一切就都不如那第一眼的感觉了。她不过就是一副笑脸和一副喉咙。

威利想：“我必须想清楚，为什么我和这些人在一起会觉得不自在，那位土邦主在街角俱乐部也有这样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遇，在十五年后报了这个宿怨。我的感觉不一样。我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冷遇。相反，我觉得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乐意会会银行家邀请的客人。我只是觉得，我忍受这样的场合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期望培养任何人，也不希望被任何人培养。并不是我认为他们太物质。这世上没有比印度富人更物质的了。但是树林和监狱改变了我。经历过那种生活，人不可能一无改变。我已经抛弃了那个物质的自我。必须如此，为了生存。我看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事物的另一面。”这些话突然涌入他的脑海。他想：“这些话原本可能有某些含义。我必须弄清楚这些话意味着什么。这里的人不懂什么叫虚无。我在树林里见识过物质的虚无，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虚无，我那可怜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忍受后者。我觉得这种虚无已经刻在我的骨头里了，我随时可以回到这虚无中去。如果我们不理解人们的另一面，比如印度人、日本人、非洲人，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

银行家一直在和罗杰谈论生意上的事，手里摆弄着那个高尔夫球座，就像在数念珠似的。他们从刚才谈话的房间出来之后，银行家带着罗杰、威利、画廊老板，以及另一位刚刚到达的客人，参观了他的一些收藏。他做了一次环球旅行，拜访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像出访的国家元首那样，带回了许多别人赠送的礼物。有些礼品被陈列了出来，其中有不少被他嘲笑了一番。他特别嘲笑了一只高大的蓝色瓷瓶，半透明的瓶身上粗糙地绘制了一些当地花卉。银行家说：“它可能出自当地经理的夫人之手。那种地方长夜难遣啊。”那瓶子底部很窄，瓶口又太宽，手指一碰就晃个不停，已经摔倒过好几次，上面有一道长长的斜缝，而且已经磕掉了一块。

而罗杰，也许是因为谈生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带着怒气——这在他可不寻常——挑衅似的说道：“我看这瓶子很漂亮。”

银行家说：“是你的了。我把它送给你。”

罗杰说：“带走太麻烦了。”

“一点儿也不麻烦。我会叫人把它包好，送上火车。珀迪塔肯定用得着它。”

第二天下午，用人们果然就那么做了。罗杰最终买下的头等车票终于等到了他所期待的见证人，而他也避开了他最害怕的羞辱。但是，在付小费的时候，他一冲动，给了用人十英镑。

他对威利说：“我坐在车子里一路都在想究竟该给多少小费，为了那个可恶的花瓶惹出来的麻烦。最后我决定给五英镑，但事到临头我又改了主意。这都是因为那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我就这么随他侮辱，他送我那个破瓶子就是想侮辱我，而我过后还费尽心思给他找借口。我对自己说：‘他就像个小孩子。他对现实世界毫无概念。’总有一天，某个毫无顾虑的人会狠狠地羞辱他，然后魔咒就解除了。但是在那之前，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他仍握有权力。”

威利问：“你说，到时候狠狠羞辱他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你？”

“现在看来不会是我。我顾虑太多。我有太多事得靠他。不过到最后，我想我会的。当我父亲躺在医院里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的性格整个儿变了。他原来是非常绅士的一个人，那时候却侮辱每一个来看望他的人，侮辱我母亲，我哥哥。侮辱他的每一个生意伙伴。说的话刻薄极了。对每一个人他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死亡将临，他可以这样了。我想可以这么说，对我父亲而言，临死的那一刻是他最真实、最快乐的时刻。但我可不想那样死去。我想要另一种死法。像梵高那样——我在书上读到过——安详地抽着烟斗，同所有人、所有事和解，不记恨任何人。但是梵高有资格浪漫。他有自己的艺术和事业。而我父亲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当中没几个人有。现在，我已经能看到自己人生的终点，我觉得我父亲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东西。这使死亡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他们回到圣约翰树林的房子后，罗杰对珀迪塔说：“彼得送了你一件礼物。”

她激动极了，马上跑去拆那个用人笨手笨脚、马马虎虎（用了很多黏胶带）包起来的包裹，拿出那个难看的大花瓶。

她说：“多漂亮，多精致。我要给彼得写封信。我正好有个地方可以放它。没人会注意到那条裂缝的。”

花瓶在她选的地方放了几天，之后就不见了，也没人再提起它。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罗杰对威利说：“彼得很欣赏你。你知道吗？”

威利回答：“可为什么？我几乎没跟他说什么话。我一直在听你们说话。”

“可能就因为这个。彼得讲过英吉拉·甘地的一个故事。他一向看不起她。他认为她没有什么学识，也不怎么了解其他国家的人。他认为她只会虚张声势。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建国那会儿，他去了一次德里，想设法见到她。他手头有一个项目。她没理他。整整一个星期他就待在旅馆里掰手指头。他气坏了。最后，他遇到英吉拉·甘地身边的一个人，就问他：‘甘地夫人是怎样看人的？’那人回答：‘她的办法很简单。她总是等着看求见她的人想要什么。’毫无疑问彼得学会了这一招。他一直在等着看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可你什么也没提。”

威利说道：“我没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这勾出了他最善良的一面。他后来跟我谈起你，我跟他说了你的一些情况。最后他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和一些大建筑公司有来往。他们办了一本现代建筑方面的高端杂志。这是一种高级的公共关系策略。他们并不公开推销任何公司或者产品。他认为你也许愿意为他们工作。兼职或全职都行。你看着办。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工作绝对可靠。现在是彼得最得意的时候。这本杂志是他的骄傲。”

威利说：“我对建筑一窍不通。”

于是罗杰知道他有兴趣。

他说：“他们为你这样的人开设了培训课程，就像拍卖行开设艺术史课程一样。”

就这样，威利终于在伦敦找到了一份工作，或者说找到了每天早上的去处。或者说得更具体些，找到了暂时离开圣约翰树林的理由。

杂志编辑部位于布卢姆斯伯里的一幢正面平直的窄窄的老楼里。

罗杰说：“它就像是一个典型。”

威利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罗杰说：“以前在好莱坞，电影公司会有一个部门负责搭建一些夸张的外国场景的布景。夸张，而且很俗套，这样观众就能一眼看出这是什么地方。比如拍摄《圣诞颂歌》，如果有人要他们搭一幢狄更斯式的建筑、一间狄更斯式的办公室，他们就会搭一幢和你们那幢楼差不多的楼，再用浓雾把它包裹起来。”

房子不远处就是大英博物馆，可以看见山形墙、圆柱、巨大的广场和又高又尖的黑色铁栅栏。附近还有英国劳工联合会大厦，紧挨着大街，很现代，大约有三四层楼，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墙面被划分成若干长方形，正门上方有一尊展臂欲飞、造型怪异的青铜人像，表现了劳工的威胁或者劳工的胜利，也可能只是表现了劳工或者劳动的观念，但还可能主要表现了雕塑家为这个社会主义题材所做的努力。

威利每天都会经过这尊雕塑。最后他对它视而不见，而在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它让他觉得内疚：他在杂志社的工作实在太过轻松，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完全无事可做。

对于伦敦的这个地区，威利在二十七八年前很熟悉。曾有一阵子回想往事会令他觉得羞耻，如今已经不会了。为他出书的那家出版社位于一个黑色的大广场上。威利原来觉得那幢楼并不显眼。但当他走上正门台阶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它似乎变得宏伟起来了；在那些黑色旧砖的后面，楼内的一切都比他预料的明亮精致。到了楼上，在一间原先可能是大厅的房间里——出版商是这么说的——他被带到高高的窗户前，他俯视着街心广场，出版商叫他想象《名利场》中的马车、仆佣和随从。他为什么要想那些呢？在这个豪华的二楼房间里，想象奴隶贸易兴盛时期商人和经纪人奢靡生活的场面，这样做合适吗？当然，他的确那样做了。不过他还想证明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名利场》中，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富商想要逼迫自己的儿子娶一位圣基茨来的黑种或黑白混血女继承人。出版商有没有说过，对于那些富人而言金钱超越一切，甚至超越了男人对其血统的责任？然后，他有没有换了一个角度说，富人对于金钱的这种态度使他们在血统上保持了某种纯洁？没有，他没有说过那些话。他一直在批评。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告诉威利一个民族的秘密。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在说，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应该避开黑白混血的女继承人？在非洲的时候，每次想到自己那本可怜的小书，威利就会仔细思考一回出版商对《名利场》的解读。然后他确定，出版商那样说毫无用意，他不过是想在威利面前摆出一个观点，激起他对富人及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的境遇的一点儿小愤怒而已，所有这些他会在下一位客人走进房间时忘个一干二净。

每天从地铁站步行去杂志社的时候，威利经常——也许每天有一两秒钟——会想：“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如今看这个地方却满眼细枝末节。仿佛我合上了一道开关。但我能轻而易举地回想起什么都看不见那会儿的情形。”

威利工作的那幢楼，那幢典型布景似的楼，只是外表陈旧而已。而内部，频繁地改造、复原，接着又毫不在乎地摧毁重来，砌起隔墙，接着又推倒，以至底楼的模样就像是一家没有个性的商铺，装配都是临时的，脆弱易损，线条锋利的新鲜软木上刚刷了一层薄薄的油漆。那些装配工人，仿佛随时可以被召来，拆走他们刚装好的东西，换上一套全新的布置。在不断的交替更迭中幸存下来的只有那些墙壁和配有红木细栏杆的窄楼梯，那也许要感谢某项强制性的继承法细则。楼下那间小会客室前面是一道玻璃隔墙，就在前台的后面。一面墙上挂着一帧黑白老照片，是彼得和建筑公司的另两位董事恭迎女王陛下的情景。在一张形若肾脏的小桌上，放着几本他们出版的现代建筑杂志。这本杂志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夺人眼目，看起来应该价格不菲。

编辑部在楼上，占据着朝向广场的房间，比二十八年前为威利做书的那个出版商的办公室朴素得多。主编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容颜饱受摧残，黑框眼镜后面鼓着一双大眼睛。在威利看来，她似乎为一切家庭的不幸和欲望的痛苦所困扰，每天都有四五次、五六次得先从那个洞穴里爬出来，然后才能着手做其他事情。她对威利亲切和蔼，当他是彼得的朋友，这使得她脸上的痛苦更加令人不忍直视。

她说：“我们先看看你适应得如何。然后再送你去巴内特。”

巴内特就是公司为新人讲授建筑课程的地方。

后来，威利向罗杰详细讲述了与主编见面的情景，罗杰说：“我每次见到她，总能闻到一股明显的杜松子酒气。她属于彼得手下的那种无用之辈。不过她的分内事还算做得不赖。”

杂志每个季度出版一期。文章都由专业人士撰写，稿酬优厚。主编负责约稿，图片编辑负责物色照片，其他人负责编辑、核对、审校来稿。版面设计由专业人员完成。楼上有一间建筑资料室。那里的图书厚重得吓人，但威利很快就找到了应对的办法。他常常泡在资料室里，过了两个星期，每当他无所事事，被主编问起在干什么的时候，他就说：“我在核对稿件。”这句话总能让她平静下来。

一天午休时，他正在一个安静些的广场散步，一辆豪华轿车突然在他身旁停住了。一个女人下了车。她拿着一封贴了邮票的信投进了旁边的邮筒，然后和威利打了声招呼。直到这一刻他才想起来这女人到底是何许人。她那清脆悦耳、抑扬顿挫的声音让他立刻记起了她，那声音，以及那富有弹性的头发和挺翘的屁股。正是彼得的妻子。她用轻快的语调说道：“我听说你在为彼得做事。”她居然还记得他，他不免受宠若惊，但她没容他说什么，继续用清脆的声音说：“彼得正在举行个人展览。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我们希望你会来。”她又用同样轻快的语调介绍了车子里只看得清半张脸的司机，然后，没等他们两个开口，她就钻进汽车走了。

威利把这次见面的情形告诉了罗杰，罗杰说：“那是她的情人。她完全可以另找一个邮筒投信，但她就是要让你看见她和情人在一起。她要让每一个见过她和彼得在一起的人都看见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彼得为此很受折磨。这抵消了他的一切。他一定满脑子揪心的做爱场面。而她让你看见的那个男人非常平庸。肚子里没多少墨水，是个小打小闹的房地产商，所以彼得认识他。彼得的房地产生意，说得委婉些，不太成功。他现在无论怎样都赢不回妻子的心了。很多年前她刚嫁给彼得的时候，我在他们家见到了她。她同我谈起她的前一次婚姻，以及为什么会离婚。她说那场婚姻让她感到压抑。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说：‘蒂姆会说，我牙膏用完了，给我买一支，说完就上班去了。我只是举个例子。然后我一整天都在想着要买一支牙膏给他。蒂姆待在办公室里，处理那些令人激动的生意，和有意思的人一起吃饭，而我却待在家里一心想着要给他买一支牙膏。你懂我的意思吗？那让我感到压抑。你明白，对吗？’她用她动人的声音这么说道，同时用她动人的眼睛凝视着我，我竭力想弄清楚她所谓的压抑究竟指什么。我觉得她是想叫我同那个让她压抑的人开战。说实话，我觉得她是在挑逗我。我能感觉到她在用她那独特的轻纱把我缠绕起来。后来，我当然意识到我听不懂她说的那些话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听懂的。她不过是在听她自己的声音。我开始为彼得担忧。如果他可以信任她，他会愿意放弃很多东西。而这往往就是那些大人物栽跟斗的地方。我和珀迪塔结婚以后就不是原来的我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情人，知道他有一幢伦敦豪宅。没有人会相信她当初纠缠了我好多年，要我娶她。现在倒像是她受了委屈，是我叫她失望了。”

每个工作日威利都要去布卢姆斯伯里的杂志社，因此他早上就不再陪珀迪塔了。她只是偶尔上楼来他的小房间，通常是晚上，大概每周来一次，当罗杰去找她所谓的他的相好，而她去不了那幢豪宅又无事可做的时候。如今这样的见面机会得凑上每个人的时间。威利从搬进这幢房子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骗子。他不希望这样，但他喜欢这种新安排，因为它不那么沉重，也令他更喜欢珀迪塔了。

他们谈得比以前多了。他从来没想过要打听那个豪宅情人或者罗杰的情妇。这大约是出于打游击那会儿学来的自制，一开始，为了纪律和安全考虑，禁止过多打听革命运动里的其他人的家庭和出身情况。这种自制已经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而他也是真的不想多了解罗杰或珀迪塔的另一种生活。他只想知道他已经知道的那些；他不想因为知道太多破坏了他侥幸得来的平静生活，在圣约翰树林的这幢房子里，在他的小房间里，在这种无知之中的平静生活。

珀迪塔无意中提起她早年在北边生活时的一些细节。威利要她多说一些。他觉得自己的家庭生活太荒诞，自己的童年太扭曲。根据珀迪塔所透露的那些细节，想象她早年的幸福生活，让威利觉得仿佛自己代替了她漫步在一片光辉灿烂的田野上。这使他比刚开始时对她有了更深的理解。她感觉到了他的关注，于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变得有生气了。她热情起来，不那么被动了。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她说：“罗杰可能不想提起他和彼得玩的把戏，但我敢肯定他很快就会提起了。他的事业有点儿悬。”“把戏”，罗杰的措辞。接着她话语间多了点儿沉思的意味：“我很为罗杰难过。和彼得在一起，他总是显得很可怜。还把那个破花瓶当礼物带回来给我。有很多借口可以拒绝，他至少能想到一个。罗杰把所有精力，至少是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夸夸其谈和抛头露面上。这是罗杰那类人容易栽进去的陷阱。他们有一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而一旦他们接受了这种模式，他们就觉得没必要再努力了。”

威利说：“但你当年缠着他要他娶你。那是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她说：“那时候他英俊不凡，让我着迷。我太年轻，什么都不懂。他就像一个梦幻。他最优秀的一面是他的事业，他的法律。”

之后威利好奇了好一阵子，想知道珀迪塔的这些话是从哪儿学来的。一两天以后，他才意识到：珀迪塔的这些话是从她情人那儿学来的，那个豪宅的主人、罗杰的同事。罗杰被完完全全地出卖了。

在布卢姆斯伯里的编辑部待了六个星期之后，威利去了公司在巴内特的培训中心。编辑会说：“他们很快就会要你去巴内特的。”版面设计员会说：“你怎么还没去巴内特？”巴内特，巴内特，它已经不仅是一个地名，它似乎代表着奢华和享受，在那里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过上两三个或者三四个星期，不受管辖，薪水一分不少，完全是对幸运儿的一份恩赐。有许多关于那儿的美丽风光、培训中心的美食以及当地的酒吧的传言。

有一本这个地方的宣传册，上面有地图和各类指南。罗杰决定开车送威利过去。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早早地出发了。伦敦的环城公路交通拥挤。罗杰拐进了原先的老路，他们经过的一些地方的名字触动了威利的浪漫情怀。

克里考伍德：二十八年前，在威利眼中，那是个神秘的所在，在大理石拱门往北很远的地方，在他的想象中，那里的生活井然有序，充实安全。琼，那个德本汉姆香水柜台的女孩，她的家人，包括青梅竹马的男友，就住在这里。她在诺丁山的出租屋里让威利经历了一次难堪的性事之后，乘公共汽车回去的也是这里。威利后来还得知，克里考伍德有一个很大的公共汽车库；它还是年轻迷人的女明星简·西蒙斯出生、长大的地方（当时威利很留意有关克里考伍德的信息），这也为香水柜台的琼添了几分难以抗拒的魅力。

星期天下午的公路上，车流壅塞，从车里望过去，克里考伍德，或者说是威利认为的克里考伍德，是一条无穷无尽的红色水平线，那是一栋接一栋的两层楼房，红砖、混凝土，其间散布着窄小的商业区，商店同周围的楼房一般矮小。这一带由六七十年前的建筑师和开发商所建，宛如一个玩偶世界，舒适而狭窄：就是在这幢房子里，杰克和他的妻子生活、相爱、生儿育女；就是在这家商店，杰克的妻子买东买西；就是在这家街角酒吧里，杰克和他的朋友们、他妻子的朋友们有时会喝得酩酊大醉。一点儿也不像城里，没有公园或花园，除了住宅楼和商店，没有其他建筑。这一整片房子似乎建造于同一时期，而克里考伍德——如果这就是克里考伍德的话——就这么一成不变地蔓延至汉顿，汉顿又蔓延至下一个城区，就这样蔓延、蔓延，路面偶有抬升，越过下面的铁路干线。

威利说：“我从来不知道伦敦是这个样子。这可不像典型布景里的伦敦。”

罗杰正专注于缓慢而费劲的驾驶，心不在焉地说：“伦敦的东西南北都这样。这下你明白他们为什么必须建造绿化带了吧。不然半个国家都会被吞没。”

威利说：“我可不想住在这一带。想象一下日复一日都要回来这里，真是可怕。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而罗杰，仿佛是在反驳自己前面的话，说：“人只能尽力而为。”

威利觉得这话毫无说服力，不过他很快就闭嘴了。渐渐地，在这蜿蜒的公路上，印度人越来越多；还有巴基斯坦人；还有孟加拉人，一如身在故国，男人穿着层层叠叠的长袍或衬衫，戴着标志伊斯兰信仰的白帽，那些身材矮小的女人更是裹得严严实实，遮着拒人千里的黑纱。威利听说过来自次大陆的移民潮，但他没有想到（因为想法常常是互相割裂的）伦敦（在他心目中，这个城市仍是典型布景上的模样）在这三十年间居然新增了这么多人口。

因此，星期天下午这次穿越伦敦北部的旅行包含着双重启示。它消解了威利维持了三十余年的幻想——琼乘公共汽车从大理石拱门回到自己安全美好的家。也许抹去这个幻想是件正确的事，因为琼本人，正如罗杰所说，到如今应该已经备受岁月的摧残，几乎肯定是发福了，动不动就吹嘘自己有过多少旧情人，还有其他种种改变，昔日香水柜台后面的所有古老雅致的追求，都已换作某种时新俗气的电视广告水准的品位。忘掉这种幻想再好不过。对威利而言是一种解脱，使他得以摆脱这幻想所关联的羞辱，恰当地看待它。

移民的房屋和商店连成的红色水平线不断延伸。最后他们驶下了公路。威利依然沉浸在先前的所见之中，想着屋舍连成的红线和次大陆的服饰，车子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培训中心。砖墙，铁门，偌大的花园里有一条平整的车道和几处低矮的白色建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还能听见公路上车来车往的声音。这里离公路不会太远。这公园以前可能就在真正的郊外。后来伦敦扩展了，同这里连成了一片；公园的某些区域也许已被售出；四周的道路全部开放，供这里的居民使用。现在，公园已经大大缩小，被包进了移民区内。

罗杰不无嘲讽地说：“这是彼得的一处地产。”

车流的声音不断传来。但是，在经过了那些道路、那些连绵不绝的红房子和那些杂乱的小商店的招牌之后，这片绿意盎然的小公园真是令人惬意。离伦敦这么远，足以勾起人们历险的兴趣。而威利也明白了为什么编辑部里的人那么喜欢这里。

罗杰看着威利在招待所或宿舍楼的小房间里安顿下来。他似乎并不急着离开。他们来到大休息室——在另一幢楼里。他们从桌子上或边柜上取了矿泉水和茶来喝。罗杰对培训中心很熟。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西装革履，即将开始的课程令他们多少都有点儿紧张。有一个是非洲或西印度群岛来的人，还有一个大概是印度或巴基斯坦人，穿了双白皮鞋。

罗杰说：“这种感觉真是奇怪。一直以来都是我帮你。而如今我自己遇到了大麻烦。我不知道当你结束这里的课程时，我的情况将会怎样。你和我一起待了这么久，肯定已经意识到有一些问题。”

威利说：“第一天你把我从机场接回家的时候，对我说过一些事情。珀迪塔也提过几句，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清白规矩。慢慢地就变味了。我可以肯定，彼得刚开始玩这个把戏的时候，只想把它限制在家族范围之内，可以这么说。想想彼得的银行，还有各种房地产投资。再加上一个响当当的勘测公司。一个响当当的律师事务所。我就进了这家律师事务所。再加上几个稳健的房地产公司。如果彼得想放弃某些地产，就由勘测公司估价，由律师事务所准备文件，地产交给房地产公司，由房地产公司等上几年卖个高价。以上说的都是城市地产。估价不容易。常常会有几百万的出入。我们处在一个房地产持续增值的时代。今天花一千万买下，三年后可以卖到一千五百万，没人会感到惊讶。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的把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注意到。玩了十二年都没人察觉。但是后来有人发现了，开始找麻烦。彼得最后把事情摆平了，赔了几百万。但有些人就难对付了。要是他们找对了路，我的事务所就会有麻烦，我很可能会被告上法庭。那我就全完了。我还是觉得彼得一开始只想把这些生意限制在家族内部。扩大赞助范围，赢得更多敬仰。对他来说，别人的敬仰多多益善。你知道彼得这个人。他自私自利到极端，不过他也有慷慨的一面。而且能想出好点子。比如这个培训中心。这几年，我脑子里总在盘算这件事，千方百计想要向我自己、向我假想的法庭展示它最光明的一面。我简直快被逼疯了。与此同时，我的私人生活也阴云覆顶。事情总是这样，祸不单行。我一直相信，坏事一来就是三件。我只迷信这个。看见喜鹊，你就等着第二件吧。我如今就在等着第三次打击。”

“你指珀迪塔？”

“不是珀迪塔。珀迪塔的事情只能解决到这一步了。我能给的都给了。再也拿不出什么了。不是，不是珀迪塔。而是我在家庭以外的生活。和珀迪塔无关。一种生活。我就不细说了。对这件事，珀迪塔肯定不会一声不吭。”

威利说：“她大概提到过。但我从来没有仔细打听过。”

“她是个工人。我的同事，那个家有豪宅的人，从我手里抢走了珀迪塔。我原以为和这个女朋友在一起会很安全。我还把她带给几个律师同行看，让他们知道，没有珀迪塔我照样活得很好。我真是笨。也许在这种事情上我一直就是个笨蛋。现在，我这个女朋友狠狠踹了我一脚。她和我的一个朋友过周末去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么多事。我一直认为是我在养她。什么事都为她做了。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是我在屈尊俯就。”

他逐渐恢复了精神，果断地站起来，说：“我不能走得太晚。我得回去了。”

威利被独自留在了培训中心，在休息室和花园里闲逛了一会儿，就回了他的小房间，天色尚早，他并无睡意。他能隐隐约约地听见公路上车来车往的声音，在他那渐渐模糊的脑海中，红房子连缀成的水平线不断蔓延。他希望自己还有其他地方可去。

[1]埃德加·德加（1834-1917），法国印象派画家，代表作有《芭蕾舞女》、《洗衣妇》等。

十　连根砍断

培训中心的课程比威利想象的要丰富和深奥，他沉浸其中，把罗杰的烦恼抛到了脑后。

早上他们上现代建筑技术，混凝土和水灰比、混凝土和受压钢筋等等，这些东西威利并不总能轻易听懂，但越是听不懂，就越能激发他的想象力。比如说，受压钢筋的张力是否会永远持续？讲课的人真的知道吗？受压钢筋或者固定受压钢筋的螺栓可能会在将来某一刻断裂——这种想法是否荒唐？又或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二十一世纪或者二十四五世纪，会出现一种建筑大恐慌，全世界的混凝土和钢结构建筑说不定会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按照它们建成的先后顺序，逐一倒塌。

下午有一门建筑史课。讲课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子，身穿黑色或深色西装，黑色皮鞋，两只大脚摆出一个非常别扭的角度。他的脸光滑白皙，小眼睛不时眨动着，稀疏的黑发在他苍白的额头上划下一条细细的黑线。他讲课的声音不大，有些羞涩，但很坚定。他一张一张展示着照片，回答大家的提问，但又像是心不在焉。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他这样一位博学之士是否有某种小小的不幸？讲课是他唯一的工作吗？他是从外地来的，还是本地人，就住在北边某幢红色的矮房子里——三十年代的某位建筑师或开发商幻想中的标准住宅？

课上涉及的建筑只限于西方世界，即便如此，那位教师还是匆匆忙忙地直奔他的老板感兴趣的那些时期。对于哥特和文艺复兴时期，他以寥寥数语带过，重点则放在了工业时代晚期、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英美两国的建筑艺术。

威利听得入了迷。学习本身总是能令他兴趣盎然，但家乡的教会学校和伦敦的教师进修学院令他深感挫败。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给他打下牢固的基础，这使他后来试着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地时屡遭失败。但是建筑学所应对的问题很直观且随处可见，他发现自己能够进得去，而且他正在学习的很多东西包含着童话的成分。他现在知道了英国的窗户税，以及大约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印度反英暴动时期的砖头税。据此推算英国征收砖头税的时间，威利无须老师提示就回想起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往事，印度在英国殖民时期也曾征收过砖头税：很荒唐也不公平，因为征税对象不是烧好的熟砖而是没烧的生砖，不考虑在烧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大量损毁。（他记得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砖窑，高耸的烟囱，底部臃肿难看，旁边是长方形的黏土坑和一垛垛烧好的熟砖：也许当时砖窑和烟囱在乡下经常搬迁，哪里有适合烧砖的泥土，就在哪里建起砖厂。）英国的那种红砖房总让威利感到压抑，那么普遍，那么平庸。而现在，他从眼前这位温和而执拗的老师口中得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红砖得以在伦敦广泛使用很有可能就是受了废除砖头税的刺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已经相当工业化，能够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砖头，数量惊人。也许，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砖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伦敦北部那一望无际的低矮红砖房——从克里考伍德一直延伸到巴内特——的远祖。

威利想：“我这几天学到的东西甚至让我看清楚了这一带的情况。就在几天前我们开车来这里的时候，我还并不真正知道自己都看到了些什么。罗杰说：‘人只能尽力而为。’这话让我失望，但他说得没错。我直到现在才懂得了这种观察和理解的方式，这可真是糟糕，真是叫人伤心。如今我不可能用它来做任何事了。一个年届半百的人不可能重新开始生活了。我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在一种经济中，富人和穷人的唯一区别在于，富人赚到钱比穷人早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我想观察方式也是如此。有些人很晚才明白这一点，而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已经全毁了。我一点儿也没夸张。不过现在我觉得，我在非洲那十八年，我人生中最朝气蓬勃的时候，我几乎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而在树林里的那几年则是既黑暗又混乱。对其他听课的人我也太挑剔了。多么自负，多么愚蠢。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他没有去想那些南非人、澳大利亚人和埃及人，他们大多四十来岁，天生适合穿西装，位居高层，也许或多或少与彼得属下的某家公司有关系。小学生似的坐在桌前听课，给这些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愉悦。下课后他们很少出现在大休息室里，常常有车子来接他们回伦敦市中心。他想的是那些在他看来和他相似的人。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大个子黑人或混血儿，好不容易爬了上来，对能在这个跨国公司工作感到欣喜万分；那个干净利落的马来西亚华人，一副商人的模样，米黄色西装，白衬衫，系着领带，坐在休息室里，纤细的双腿优雅地交叉着，看上去沉默寡言，拿定主意听完整个课程也不和任何人搭讪；那个印度次大陆来的人，穿一双可笑的白皮鞋，后来才知道他是巴基斯坦人，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准备在这个培训中心传播伊斯兰信仰，而培训中心信奉的偏偏是另一种教义和荣耀，另一些先知：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先锋建筑师（有些曾大力倡导红砖），常常顶住困难，坚持己见，最终为建筑学的大厦增砖添瓦。

一天下午，在休息室里（藤椅、印花布靠垫、印花布窗帘），他们坐在一起喝茶。老师刚才要他们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最简单、最寒碜的房子，即使是培训中心周围公路两边的那种房子，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含义：穷人不再住在茅草屋里，地主家深宅大院的阴影里，不再像工业时代早期的奴隶那样，住在不通风的大杂院或挨挨挤挤的出租屋里，如今穷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建筑需求，这些需求正随着物质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这个观点令威利非常兴奋，他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思考，就像老师要求的那样。普通的房子，穷人的房子，不仅仅是为了居住或遮风避雨，还是某种表现文化本质的东西。他想起了曾经待过的树林中的村子，那时他身穿粗陋的橄榄绿军装，头戴饰有红星的军帽，徒劳地在树林里行军；他想起了非洲，那里的茅草房最终将淹没外来的混凝土世界。

那个穿白皮鞋的人认为老师所讲的只是英国的情况。

威利想：“那让我知道了许多你家乡的情况。”

那个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人说：“每个人都是这样。”

白皮鞋说：“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他又不了解所有的人。你要了解人家，只有和他们吃一样的食物才行。他就不知道我的食谱。”

威利知道这场争论将走向何方：在白皮鞋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人可以简单地分成吃猪肉和不吃猪肉、不信奉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两种。以这种方式表述这个简陋的观点，威利觉得真是既刁钻又可耻。这样一来，老师那个有关各种文化中穷人住房的观点——威利对此极为赞叹——就将在这场关于饮食划分世界的虚伪讨论中被消解于无形。看起来，白皮鞋似乎掌握了这场讨论的全部王牌。他总是率先提出议题。其他人只能手忙脚乱地回应，然后，白皮鞋凭借对付异议的老到经验，驳得他们哑口无言。

那个马来西亚华人或许对这场讨论的症结自有一套看法，但他宁可保持缄默。他含笑游离于争论之外。第一眼看去，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人，矜持寡言，独来独往，到后来发现他是这里最玩世不恭的一个。他似乎什么都不当回事，毫无政治信仰，还乐滋滋地开玩笑说，他在马来西亚——如今田园风光荡然无存，到处只见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开了一家阿里巴巴建筑公司。和四十大盗全不相干：马来西亚人把华裔叫作“巴巴”，所谓阿里巴巴公司，里面有一个阿里，一个马来穆斯林，作为公司的幕前负责人出面与马来政府打交道，而背后指挥的则是巴巴，一个华人，就像这个开玩笑的人自己。

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威利的名字，或者是因为威利与众不同的英国口音，或者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威利容易接近，在第一个星期，那个穿白皮鞋的人总想接近威利。

星期六晚饭后，休息室里静悄悄的（很多学员都出去了，有的去了当地的酒吧，有的去了伦敦市中心），他向威利弯下腰，诡秘地说：“我给你看件东西。”

他从内衣的胸袋里掏出一枚贴着邮票的信封（他这么做的时候，威利看见了一个标签，那是某个叫穆尔坦的小城里的某位裁缝的）。他垂下头，仿佛正在干的这件事让他想要把自己的脸藏起来，一边把信封递给了威利。他说：“没关系，打开看看。”信封上的邮票是美国的，威利展开信纸，发现几张小幅彩照，是一个健壮的白种女人在街上、在房间里、在广场上拍的照片。

白皮鞋说：“是波士顿。住下看。念那信。”

威利开始念起来，起初饶有兴趣，念得很慢，但后来就兴致索然，越读越快了。白皮鞋的脑袋越垂越低，似乎被羞涩吞没了。乌黑卷曲的头发从额头垂下来。当威利看着他的时候，他的头稍稍抬起来些，威利看到了一张满是骄傲的脸庞。

“请接着往下念。”

……如你所说酒精和跳舞带来的短暂欢愉算得了什么若和永恒的生命相比

威利想：“没提性爱所带来的永远新鲜的欢愉。”

……真是幸运才找到了你要是没有你我的爱人我就还在黑暗中徘徊用你的话说这就是我的命运一开始我觉得所有这些谈话方式异常古怪而现在我看见了其中的真理要不是你告诉我甘地甘德就像希特勒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我会继续相信他们告诉我的那些废话你知道在我们生了病的所谓西方文明世界舆论宣传或公共关系的力量有多强大又及我一直在想面罩的事我和几个要好的姐妹谈过了我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每天白天戴杰西·詹姆斯[1]那种在眼睛下方蒙住鼻子的面罩而晚上正式场合戴佐罗式的眼罩……

威利读完了全文。他一言不发，也不抬头，继续拿着那封信，无意归还似的，于是那穿白皮鞋的人飞快地伸出手——仿佛担心被人偷了——将信夺回，连同那些照片和那贴着美国邮票的信封。他熟练地用一只手把这些东西收拾妥当，把信封塞回了胸袋，站起身来。原来那诡秘的神情以及那遮蔽了双眼的强烈喜悦此时已为粗鲁无礼所取代。然后，他猛地转身离开了休息室，那样子仿佛是在对威利说：“你什么都不懂！我再也不想听你胡说八道了。”

在这空寂的休息室里，一种悲哀罩住了威利。他现在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这个星期老想接近他：仅仅是为了炫耀；他以为威利会比较容易接受他的这种炫耀。

教授下午课程的那位老师整个星期都在讲工业化时期知识和新技术、观点和实验、成功和失败如何不断累积。这一个星期以来，威利注意到，对于穆尔坦来的那个人以及听课的其他人而言，这些事实毫不重要：他们受各自的国家或公司委派，来学习某些现成的知识，某些看似神授的知识，曾有很长一段时期，出于种族或政治的原因，他们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获取知识的机会，而如今，在这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世界，他们有权要回属于他们的东西。而这些刚刚拥有的知识又向他们确认了他们各自的种族、部落和宗教的正当性。爬上光滑的杆子然后一溜而下。简化了的富人世界，充满了成功和成就，总是那么从容自在；之外的世界则总是纷扰不平。

威利想：“我想到过这些。我不能重蹈覆辙。我得让世界依着它的偏重心运转。”

萨洛姬妮寄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从圣约翰树林的罗杰家转寄来的，那受过训练的笔迹仍然散发着自信与风度，丝毫没有流露出写信人遭受的生活磨难，如今在威利看来却充满了嘲讽。

亲爱的威利：

但愿我要说的不会令你惊讶。我已决定关闭静修所。人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的东西，我无法给予。你知道的，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重精神而轻世俗的人，但是在经历了那许多事情之后，我认为离群索居的静谧生活包含着某种德行。很遗憾，我如今对父亲的处事方式深感疑惑。我并非认为他从不给人们以小恩小惠，只是我发现人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恰恰就是那些小恩小惠。他们对沉思和静修的生活用一个文雅点儿的词来说就是毫不关心，想到父亲这些年来不得不承受的东西，我觉得不寒而栗。当然，对此我并不吃惊。我不知道情况是否向来如此，甚至在圣人们还隐居在树林里的古时候，那可是电视人极为热爱的时代。这里有很多人去了海湾地区，去给阿拉伯人打工。近来海湾地区的局势不是太好，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回来了。他们学会了说非常想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来找我，要我为他们祈祷或者给他们护身符。他们真正想要的护身符是他们在海湾的时候从非洲的通灵术士——在你我看来就是巫医——那儿得来的那些东西。你可能不相信，现在这里很多人都信这种非洲伊斯兰教的垃圾，而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形容我这几个月来受到的骚扰。为了宝贝[2]贝壳之类的东西。我猜测父亲多年以来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只要你肯做，来钱很容易。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我决定到此为止。我已经写信给沃尔夫了，这位老伙计没有一句责备，答应尽力为我在柏林安排。我又可以拍几部纪录片了，真好。

当天威利就动笔给萨洛姬妮回信。

亲爱的萨洛姬妮：

你一定得当心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哪一种东西可以治愈人世间的所有不幸和人类的所有疾苦。你向来就有这毛病——

他停下笔，想：“我千万不能说教。我拿不出任何东西给她。”于是他就搁笔了。

对威利而言，培训中心的周末变得难熬起来。几乎每个参加培训的人似乎都在外面有熟人，都出去度周末了。食堂不再热闹，亮灯的房间少了，往北的公路上车流的声音倒是愈加嘈杂。威利既不想去酒吧，虽然步行即可抵达，也不愿费劲去伦敦市中心，与那些漫无目的的游客混在一起，于是他就像迷失在了乌有之乡。

他曾经认为离开圣约翰树林一段时间会比较好。但很快他就开始遭到孤独的侵袭，这孤独把他带回到在游击队时那些漫长的日子，那些小城里糟糕的、无缘由的等待，通常是待在一间没有卫生设施的肮脏小屋里，等到太阳西沉，一种陌生的生活就会开始在屋外号叫，那么乏味，他都懒得出去溜达，不由得怀疑自己所做的事究竟意义何在；把他带回到非洲的某些夜晚，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远离所了解的一切，远离自己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身的理解；把他带回到三十年前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带回到他童年时代的某些夜晚——那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家里的紧张关系，父亲总是郁郁寡欢，被剥夺了他那高贵的出身与不凡的仪表许诺给他的生活，而母亲总是那么咄咄逼人，她容貌平平，出身低微，威利却始终深爱着她；那时候他开始极其痛苦地意识到，因为他的出身，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真正属于他的位置——带回到童年时代那些格外忧伤的夜晚，他那幼小的心灵异常清晰地领悟到，地球正在黑暗中旋转，生活在上面的每个人都茫然无措。

他打电话到圣约翰树林。是珀迪塔接的，他松了口气。他其实知道可能会是她接电话。周末罗杰要出去过他那另一种生活。从罗杰的话来看，那另一种生活现在可能已经结束了。但如今威利对罗杰更了解了些，他想那不过是可能而已。

听说她一个人在家，他说：“珀迪塔，我很想你。我要和你做爱。”

“那你就回来，我不出去。你可以上这里来。”

“我不认识回去的路。”

“这样啊。不过等你到了这里，也许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于是他就在电话里与她做爱。她迎合着他，就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样。

最后什么话都说完了，她说：“罗杰被人踹了一脚。”

是罗杰的原话：于是威利知道罗杰什么都不瞒着她。

她说：“不仅仅是被他那个相好耍了，而是被所有人耍了。那场房地产的把戏整个儿垮了，彼得把他扔到了狼群里。彼得自己当然一直是有惊无险。我想，要是罗杰完了，我们将不得不卖掉这幢房子。从房地产的豆藤上爬下去。我看这没什么难的。现在这房子大多数时候都是空荡荡的。”

威利想象着罗杰正在他耳边说话。

他说：“我看我得另找地方住了。”

“现在我们不能想这事。”

“对不起。这么说有点儿蠢，但我只是想说些什么来接你的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罗杰会仔仔细细告诉你的。”

就这样，在认识这么多年之后，威利对珀迪塔生出了一种新的尊敬。她在许多场合向他展示过自己：但是她性格的这个方面——坚定、稳重、犀利，以及在这危急关头对罗杰的忠贞——她却深藏不露。

她后来肯定和罗杰谈过了。他打电话给威利，但只告诉他课程结束后他会开车来巴内特接他回去。电话里他的声音听上去很轻松：一个没有烦恼的人；在威利听珀迪塔说过那些话之后，这的确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他说：“你喜欢参加婚礼吗？如果你喜欢，我们有一场婚礼可以去。你还记得马库斯吗？那个西非的外交官。他在各种残酷的专制统治者手下当过差。他一向谨小慎微，在很多地方做过大使。结果据说他如今很受人爱戴。一个很有教养的非洲人，但如果你想对非洲发表什么高见，他会滑脚走掉。很多年前，我们在大理石拱门那儿的小房子里举办晚餐会，他来参加过。他当时还在接受外交官培训，但已经有了五个混血子女，母亲的国籍全都不同。那次你也在场。那天还有一位北部来的编辑，当众宣读了自己的讣告。马库斯就是要和白种女人做爱，最终收获一个白皮肤的孙子。等他老了，他就能牵着这个白皮肤的孙子在国王路散步。路上的人会盯着他们看，而那孩子会问马库斯：‘爷爷，他们在看什么呀？’”

威利说：“我怎么会不记得马库斯呢？为我出书的那个出版商，我去他办公室的时候，他除了马库斯几乎没有说别的。他认为他非常出色，信仰社会主义，他称赞他，还抨击过去黑暗的奴隶时代。”

“马库斯已经成功了。他那个一半英国血统的儿子已经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一个完全是白的，另一个不是很白。现在这两个孩子的父母要结婚了。这也算是时尚。孩子出生了再结婚。我猜孩子会在婚礼上当花童。通常都是这样。马库斯的儿子叫林德赫斯特。典型的英国名字。意思是‘森林’，要是我没记错那个盎格鲁－撒克逊语单词的话。这就是我们受邀请要去的那个婚礼。马库斯的胜利。听起来很古罗马。我们其他人各自冲向不同的目标，在百十个方向间窜来窜去，有些人失败了，但马库斯守住了自己简单的抱负。白种女人，白种孙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成功。”

他的语调自始至终都那么轻松。而此前珀迪塔在电话中的语调却沉重得多，忧心忡忡：仿佛罗杰把自己的忧虑转嫁到了她的身上。

两个星期后，课程结束，他如约来到培训中心接威利回圣约翰树林。他情绪似乎依然高昂，只不过双眼深陷，眼袋泛青。

他问道：“他们教给了你什么没有？”

威利回答：“我也不知道他们教给了我多少。我只知道如果我能够从头再来，我会爱上建筑。唯有建筑才是真正的艺术。可惜我出生得太早。早了二三十年，早了两代。我们当时还是殖民经济，有抱负的男孩所能想到的职业只有医学和法律。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谈起建筑。我想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罗杰说：“也许我从来就乐意因循守旧，总是走那条规划好的路。我从来没问过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现在我仍然说不出是否真的喜欢自己所做的。而我想这一点已经让我的生活枯萎了。”

车子驶过那些低矮的红房子。这次，这一路似乎不那么让人压抑了，也不那么漫长了。

威利问道：“情况真像珀迪塔说的那么糟吗？”

“就像她说的那么糟。我有意识地避免做错误的和不专业的事情。可以说这件事情是从背后悄悄缠住我的。我跟你说过我父亲临死时的情形。他一直在期待临终那一刻，或者说垂死的时候，好告诉世人他对他们的真实想法。有人会说，这是正确的方式，把所有的憎恨都集中在那一刻。但我不这样看。我从来不希望自己那样死去。我想要另一种死法。像梵高那样。平静地看着这世界，衔着烟斗，一个人也不恨。我告诉过你的。我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我已经准备从豆藤上爬下来，再把它连根砍断。”

威利继续写那封给萨洛姬妮的信。

……如果你到了柏林，也许我能找到办法规避法律来和你同住。上次在柏林度过的那几个月真是美妙极了！而这次，我想，如果我能学一门建筑课程就好了，其实我一开始就该这么做。不知道你怎么看。你也许觉得我说这话就像一个老傻瓜，而我大概就是个老傻瓜。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我不能再假装自己正在前进。事实上，每过一天我都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被救出了监狱，尽管我有人身自由，身心也都还健全，但我仍然像在服无期徒刑。我没有什么信仰。我不敢把这个告诉这里的人。那会显得太过忘恩负义。这使我想起我到彼得的杂志社工作了大概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我想我大概跟你说过，彼得找了一些无用之辈。我就是其中一个。这我根本不在乎。相反，我很高兴。有一天，我正在顶楼的资料室里做那永远做不完的核对，为的是堵住那位主编女士的嘴，一个身穿棕色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这里的人不喜欢棕色西装——这是罗杰告诉我的。这个人在房间另一头跟我打招呼。他说起话来声调拉得老长。他说：“你瞧，我就穿着棕色西装。”他的意思是他要么无关紧要，要么是个挑战传统的人，或许两者兼有。事实上，他这个人已经被毁了。棕色西装忠实地反映了他的情况。这西装的颜色就像是很浓的黑巧克力。那天早上，他过了一会儿又来了，直接坐到我的桌子对面，用慢得令人抓狂的声调说：“当然，我蹲过监狱。”他说的是“监狱”而不是“牢房”，仿佛这样说显得更聪明。而且他还说了“当然”，仿佛他蹲过监狱的事尽人皆知，仿佛人人都该去蹲回监狱。他吓了我一大跳。我不知道彼得是从哪儿把他捞出来的。我一直想问问罗杰，但总是忘记。这些人外表正常，心里却伤痕累累，想到他们就觉得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想到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而彼得正是这样看我的。

他停下笔，心想：“我不应该跟她说这些。”于是他又一次把写信的事搁下了，直到眼前的事情变得更明朗了些。

就在房地产的把戏已经无可救药或难以遮掩的时候，罗杰开始跟威利讲他遭遇的灾难，并非生意上的，而是降临在他的另一种生活里的灾难。他并不是一次说完的。他断断续续说了好些天，不时对之前讲过的补充几句说明和想法；而他并不总是按照先后顺序讲述。他转弯抹角地开始，从一些他或许早就埋在心底的零散想法谈起，逐渐转入主题。

他谈到了社会主义和高额税收，还谈到了高额税收必然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被通货膨胀所摧毁的家庭和家庭观念。是这种家庭观念，而不是家庭，让一些价值观念代代相传。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把一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起；这些价值观念的失落会使一个国家分裂，加速其全面衰落。

威利没想到罗杰会这样谈到衰落。他以前从未听罗杰谈论过政治或政治家（只是偶尔谈起过具有政治倾向的人），而且他也逐渐认为，罗杰对眼前发生的政治事件不感兴趣（这方面就像威利自己），天生具有自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者，关注全世界的人权状况，同时随波逐流，对自己国家近几年的发展并不特意在意。

此时他才发现以前并不真正了解罗杰。罗杰以为自己的国家至高无上，他对自己的同胞寄予很高的期望，他怀着最最真诚的爱国之心。国家的衰落令他悲伤。这会儿和威利谈起衰落，他望着会客室外花园里的暮夏景致，泪水盈眶。威利想，这眼泪其实是为他的处境而流，而这才是他真正在谈论的事情。

他着迷地谈论着马库斯儿子的婚礼，言语间并没有把此事和他之前提到的家庭观念联系起来。他说：“林德赫斯特目标明确。他的目标是意大利人所谓的‘没落家族’。一个徒有其名而毫无其实的家族。马库斯对这类事情特别讲究。我在努力想象马库斯牵着他那白皮肤孙子的小手，在大大小小的帐篷之间走来走去，接受宾客们的品鉴的情景。他们仅仅是在品鉴吗，或许还在喝彩吧？你知道，时代已经变了。你猜他会不会戴上高礼帽，披上灰色晨衣？宛如一位来自某个动乱国家的黑人外交官，在一个难得的清朗的日子，前往王宫递交国书。马库斯无疑想要举止合宜。他会不会向宾客们欠身致意，或者只是神情专注，和他的孙子喁喁细语？告诉你件事。洛兹板球场，离这儿不远，我应该告诉过你，有一次那儿举行一场板球比赛，午间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位传奇人物莱恩·赫顿。他没在打球。这位了不起的击球手老了，早就退役了。他穿着一身灰西装，正绕着球场漫步，就在看台的后面，好像是在锻炼。而实际上，他是在洛兹板球场里出风头，他曾多次在这儿为英格兰队开球。球场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而他，莱恩·赫顿，似乎浑然不觉。他正在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西装革履的人讲话。他们谈论的似乎是一件叫他们忧心的事。赫顿干脆眉头紧皱。他就这样低着头从我们身边走过，顶着他那大名鼎鼎的断鼻，眉头紧皱。马库斯会不会也像赫顿那样，一心想出风头？在他的想象中，他想要的就是这样。在国王路牵着他那白皮肤孙子的手，只顾走自己的路，无视众人吃惊的目光。但在他儿子的婚礼上，他绝不会像在国王路那样。他必须接受宾客们的品鉴。我仿佛看见，来自昔日世家的那些老家伙们坐在一边，马库斯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坐在另一边。这场婚礼会像狂欢节一般。但马库斯会把它操办得风风光光，一切都那么自然妥帖，赏心悦目。”

另一天，他说：“如今的婚礼真是像狂欢节。不久前我去参加了一场婚礼。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把什么都给拆了，什么规矩都给改了，但女士们仍然要婚礼。在市建住宅区里更是如此。市建住宅区就是市政府为所谓教区里的穷人盖的公寓和楼房。只不过住在那里的人如今已经不穷了。那里的女人会和三四个男人养上三四个孩子，全家都在吃福利。每个孩子每周六十英镑，而这仅仅是开始。你不能把那叫施舍。所以我们称之为福利。女人们把自己当作赚钱机器。就像是狄更斯笔下的英国。什么都没变，除了有很多钱，而且小扒手道奇[3]也确实干得漂亮，虽然东西样样都很昂贵，而每个人都债台高筑，巴望着福利提高。那里的人们一年里总要有一两次休假。如今休假已经不再是去布莱克浦、明尼海德或者马略卡岛了，而是去马尔代夫、佛罗里达或者墨西哥的红灯区。得飞上几个小时。否则就算不上是像样的休假。‘我今年都没有过一个像样的假期。’于是飞机上尽是这些可怜虫，喝得醉醺醺的满世界乱飞，让各个机场人满为患。每个星期报纸上总有二十页度假广告，价格竟然那么便宜，叫你弄不懂那些远在墨西哥的人怎么可能从中赚到钱。我们被叫去参加的那场婚礼，新娘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孩子父亲是一家俱乐部的厨师，和她断断续续地同居了一阵子。通常厨师时不时地还会在一些节日庆典的晚上充当俱乐部的保镖。这种场面是最拙劣的社会主义式的模仿闹剧。平日里的乞丐扒手穿戴起了礼帽和晨衣。是那些受虐待的娘儿们要她们的男人在星期六的婚礼上这么打扮的。而她们自己呢，她们需要洁白的长裙和面纱来遮住身上脸上的青肿和乌黑的眼圈，那是来来去去的爱情——她们称之为关系——留下的痕迹。那些破衣烂衫的孩子，有的胖，有的瘦，平时尽吃些三明治、比萨、炸薯片、巧克力棒，在这么一个婚礼上，也会被打扮一新，叫出来亮相，再美美地吃上一顿。就像喂养小公牛，为的是让它们在斗牛场里被屠杀，这里的孩子被当作牺牲品大量生养，为的是给他们在市建住宅区的家换取福利。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照顾，其中很多人注定会被猥亵、被拐卖，甚至遭到谋杀，然后，就像年幼的角斗士，在短短三四天的时间里，让伦敦市民们感受着社会主义式的狂热。我跟你说过，从虚伪和自私的角度看，这里不俗气的人就只有那些平庸的人。”

威利说：“我记得。我很喜欢这句话。那是在我们从机场回来的路上。那会儿我觉得伦敦跟我记忆中很不一样，你的那些话也让我感到新奇。”

罗杰说：“我错了。这话听上去很漂亮，所以我这么说了。我是掉进了自己挖的自由主义的陷阱。平庸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困惑，犹豫。和其他人一样，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他们纠正自己的口音。他们极力模仿电视肥皂剧中的人物，而现在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他们本来的样子了。这一点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你不可能了解那些地方那些人，除非你去过那儿。有的恶习不能给你任何乐趣，但你没它就过不下去，这样的嗜好是最糟糕的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刚开始的时候再简单不过。有个周末我去探望父亲，看见一个穿着运动套装的女人。女人往往意识不到她们身上那些让她们显得格外迷人的小细节，我想女人看男人也是如此。你曾说过，我们第一次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你对珀迪塔一见倾心。就在华都街的维克托之家餐厅。”

威利说：“当时她戴了副条纹手套，她把手套摘下来，往餐桌上一甩。这动作把我给迷住了。”

“我那女人穿了一套黑色莱卡运动装。这也可能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后面的裤腰滑得很低，不仅露出了皮肤。衣服面料很廉价，但那更令我动心。我怜悯她的贫穷，怜悯她尽管如此还是那么着意于自己的格调。我大概能猜到她的身份和职业。而正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使我鼓起勇气去追求她。”

把所有的片段连缀在一起，就是罗杰讲述的故事。

[1]杰西·詹姆斯（1847-1882），美国西部匪徒，多次抢劫银行及拦劫火车。

[2]一种贝类。

[3]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里的人物。

十一　迷惑

我父亲病了（罗杰说）。还没到奄奄一息的程度。那时候我常在周末去看望他。我觉得他的房子太寒酸了，比一幢农舍好不了多少，布满灰尘，被烟气熏得黑乎乎的，非常有必要重新粉刷一次，我父亲也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辛勤操劳了一辈子，剩下的东西委实太少了。

我觉得父亲把自己想得太浪漫了点儿，尤其当他开始描述自己漫长的工作生涯的时候。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造一座花园，创一家公司，是一种工作。那是拿自己作赌注。那种工作可以说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在别人家的产业或者在某个大企业里日复一日做着一样的工作，则另当别论。那种工作毫无神圣性可言，随你引用《圣经》里的哪句话。我父亲人到中年才看清这一点，已经来不及转身了。于是，他的前半生在沾沾自喜中度过，对他所在的企业和他自己过于自负；而他的后半生却在失败、耻辱、愤怒和忧虑中度过。他的房子就是这种生活的缩影。从每一个方面看，都是一半一半。不能算小屋，也称不上大宅，既不潦倒，也不富足。一个无人理会的地方。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奇怪，我当时那么坚定地认为，我的情形会和他截然不同。

我不喜欢去那幢房子。但是责任毕竟在那儿，而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要为父亲找个人照料房子。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从事家政服务。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成问题。有些人来了又走了，不过问题总能很快解决。如果你读过上次战争之前出版的书，如果你正在为这种事发愁，你会注意到人们常常随心所欲地丢下他们的房子，出去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是用人的存在给了他们这种自由。那些用人一直就隐藏在故事的背景里，只是隐约被提及。只有老派的恐怖小说和侦探故事里才会花比较多的笔墨在扒手和梁上君子身上。P.G.沃德豪斯[1]的小说里可能会写到抢劫，但也不过是为了添点儿笑料，如同在现在的卡通片里，闯入社区的窃贼无一不是蒙着眼罩、背扛包囊的可笑模样。

用人阶层已经消失。没人知道他们演变成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并没有失去他们，他们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我们身边，存在于依赖的文化和态度之中。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城镇和较大的乡村，都有附属的本意是为穷人而建的市建住宅区或者政府资助兴建的社区。这种成片的社区，即使在飞驶而过的火车上也能一眼认出。它们有一种刻意营造出的社会主义式的丑陋，似乎是有意识地压抑从心底自然产生的对于美和人性的感知。对这种社会主义式的丑陋的看法完全来自于灌输。人们不经熏陶，哪里会认丑作美。拉丁文里的“附属”（Ancilla）一词意为保姆、女奴或侍女，而这些附属的市建住宅区，本意是为了使穷人获得一定的独立，却很快演变成它们命中注定的样子：寄生于主体的奴隶。它们依靠税收生存。它们不思回报。非但如此，这些地方还成了犯罪高发区。你在火车上的一瞥不会让你看出这一点，但它们的确长期威胁着周围的社群。两个时代不可能绝对地互相吻合，如果当初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口比重与现在市建住宅区的人口比重不相吻合，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

当然，我们还是得去那些地方找人帮我们收拾房子。我们在当地报亭的橱窗里贴出求助卡。过了一段时间清洁工来了。再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走了。由于没人会对自己家里的所有物品都了然于胸，所以直到他们一去不返，我们才发现这个丢了，那个没了。狄更斯笔下，费金[2]的小偷厨房是在伦敦的七盘区，就在如今的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那儿有好多书店。费金就是从那儿把他的小兄弟们分派出去，偷一些可怜巴巴的小钱包或者是做工精美的手帕回来。这些四处漂泊的流浪汉，在狄更斯眼里是可怕的，在我们看来却是那么无辜，那么大胆。实际上，如今我们被形势所逼，不得不把扒手道奇和他的那班小兄弟引进家门，而事后保险公司又告诉我们——已经太晚了——这样遗失的东西不可能得到赔偿。当代道奇们的需求离奇而驳杂：房子里所有的糖、所有的咖啡、所有的信封、一半的内衣裤以及每一幅春宫画。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多多少少变成了长期的赌博和忧虑。我们都在学着适应它。而事实上，几经周折之后我们最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来照看父亲的房子。她是个乡下姑娘，但非常时髦，单身，带着几个孩子，双父亲——如果这种说法符合语法的话——孩子们每周都会带给她一笔不小的收入。她说到了一些“出身良好”的人，似乎在暗示她早年做错了事，后来就一直在追求更高的目标。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视之为犯罪的印记。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认识了各种各样的罪犯，而以我的经验看，罪犯往往喜欢这样表现自己。

但我看错她了。她留了下来，而且为人善良可靠。她三十多岁，受过教育，写的东西相当通顺，衣着雅致（常常邮购些便宜的时髦东西），举止也颇得体。她前后待了有六七年或者七八年。她成了家里固定的一员。我几乎认为她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几年我一直非常小心，不对她的私生活表现出任何兴趣。从她的神情看，我明白她的私生活必然十分复杂，但我从来都不想去了解。我害怕陷入这类细节之中。我不想知道她生活里的那些男人姓甚名谁。我不想知道那个叫西蒙的建筑工人如此这般，或者那个叫迈克尔的出租车司机如此那般。

我那时常常在星期五晚上去父亲的小房子。某个星期六早上，我什么都没问，她却突然跟我说，这个星期她非常痛苦。有一天晚上她甚至来到小房子，把她的小车子停在窄窄的车道上，放声大哭起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哭。

她说：“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知道你父亲不会在乎的。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把这房子当成自己家了。”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这令我心碎。但即便在那时，我也实在无心了解什么细节。当然最终她闯过了那场危机，恢复了以前的娴静、时尚和端庄。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发现乔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不是因为某个男人，而是因为一个女人。刚来到市建住宅区，或者只是刚被乔发现。这两个女人，乔和那个女人，一直在互相吹嘘自己的生活如何丰富多彩，女人常常这样吹嘘。那个女人叫玛丽安。她有些艺术天分，会自己制作窗帘，在陶盘上画彩绘。她感染了乔，乔也想试试这些。于是每逢周末我就开始听到她谈论陶窑多么昂贵。六百到八百英镑。我感觉她正在以艺术和社交活动的名义请求我花钱置办一套家用电窑。一项商业投资，毫无疑问很快就能收回成本。而实际上，乔的作品几乎没有带来任何赢利。那时候她已经花了许多钱购买空白陶盘来画彩绘，几朵花，一只狗，或在茶杯内画一只小猫，再请市建住宅区里的窑场主帮忙烘干，然后在工艺品市场租一个摊位，还要将东西运过去。那时候上述所有事情她都做了，根本没有任何赢利。我想象她凄惶地坐在摊位边，守着她那些工艺品，神似某个古代妇女，穿着长裙和木屐，坐在简陋的农村集市上，守着一篮子鸡蛋，想着等挨过这百无聊赖的一天，就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换一捧魔种。

在伦敦，不时会有某位有闯劲的年轻艺术商，刚刚认识不久就请你去吃饭。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在他那设计质朴的房子或公寓里，每一件物品都是精心挑选、品位独特，令人艳羡，发现者一定是独具只眼。而最后，当你觉得必须要赞美一番你们正在上面用餐的那张美丽的旧橡木长餐桌的时候，你听见他说这餐桌正待价而沽，一如其他你所看到的物品。这时你才明白，请你来不只是为了吃饭，更是为了参观，这就像是房产开发商请你去参观一幢房子，不仅仅是因为有你同行的乐趣。

现在乔就是这样。每个星期六早上，她总要一一打开那些又大又沉的包裹，里面装着她的作品——彩绘盘子、掐丝珐琅工艺品、布满条纹的蜡笔风景和肖像画、炭笔动物画、河畔垂柳的水彩画。凡是能镶上镜框的都镶上了镜框，还用了很大的衬托纸；所以那些包裹才那么重。

这样的周六展览令我十分为难。实际上我对这些作品很有兴趣。从中我出乎意料地体会到了灵魂的悸动，这真的令我感动。但是如果我显示出有兴趣的样子，就等于是在鼓励她下个星期六继续展出一大堆作品。我告诉乔，她确实很有天赋，或许可以去听听绘画或水彩画的课程，但她对此毫无反应。她想听的不是这个。

不知是谁向她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天赋与生俱来，勉强不得也操练不来。每当我告诉她某件作品表现出了不小的进步，她会说：“我想它都在里面了。”她指的是她那涌动的天赋，她并没有夸口。她也可能是在谈她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我觉得“艺术天赋与生俱来”这种半政治化的观念——及其所暗示的“艺术天赋无阶级性”的观念——应该是其人灌输给她的。我想那人或许就是她的新朋友玛丽安。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乔向我展示她的作品，并不是为了听我评论。她是要我买她的作品，她是要我向伦敦的朋友们介绍她。我自己就是一个工艺品市场。我父亲也一样。乔每个星期六早上带来的不全是她一个人的作品。有很多是玛丽安的，她对此很大度。毫不忌妒。我开始觉得，这两个彼此激励的女人已变得令她们自己都感到敬畏。她们都很平凡，但其天赋使她们出类拔萃，超出其他粗俗的同类。她们热爱自己制作的每一件艺术品。在她们眼中，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这两个女人令我不安。很多工人出身的罪犯，或是有犯罪倾向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向中产阶级表现自己。我因此警惕起来。

有时候她们喜欢把作品留在小房子里。这主要是为了给我父亲看，而不是给我看。不管他对外人多么凶狠，他对乔还是很温和的。他喜欢让她觉得他是受她摆布的。其实从来不是如此。这小小的把戏让他很开心：这小小的权术游戏，让这两个求售作品的女人以为他真的很虚弱。乔和她的朋友玛丽安还以为，只要过上一个星期，某件作品的美就会令我父亲倾倒，继而慷慨解囊。这怪不得她们；那些伦敦艺术商就是这么操作的。

一个很重要的工艺品市场就要开张了。开张前好几个星期我就听乔说了。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一辆沃尔沃客货两用车驶入我父亲家的车道。司机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我猜她就是玛丽安。乔坐在她旁边。她们来取一些留在我父亲那里培养他的兴趣的作品。乔先下了车，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径直走进了小房子。不一会儿，她就和我父亲一道走了出来。父亲在乔面前装模作样（但只在艺术品的事情上如此），夸张地颤抖着，慢腾腾地帮着把那些奇形怪状（大外框、大衬纸）的作品拿出来，搁在走廊上。

我的房间在房子的另一边，靠近正门，就在那条狭窄的弧形车道的尽头。因此，当玛丽安下车与我父亲打招呼时，我看到了她的背影。她身上那套黑色运动装，松紧带裤子太松了，本就已经滑下去一大截。她撑着方向盘一跃而下，使那条裤子歪向一边，甚至又往下滑了一截。

她对我父亲说：“我一直很羡慕您这幢可爱的房子。乔跟我说了许多这里的事情。”

我曾经猜测过她的性格，但是我错了，这样的错误在我这几年的工作中越来越多。她的那种直率、那种社交风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还有那辆大沃尔沃。同她的气度很般配。她高高地端坐在驾驶座上，轻轻松松地将车子驶入了我家那狭窄的、难对付的车道。这么些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一刻的情景。她身材高挑，更令我惊讶的是，她身上没有市侩气，不像是住在市建住宅区里的人，她很苗条，显然经常锻炼。我瞥见她的下半身，粗糙的黑色面料衬着她那诱人的肤色，这一瞥将这一刻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她迅速伸出右手抓住裤子后腰，把它稍稍往下一推又立刻往上拉直。我怀疑她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动作。但这一瞬我从未忘怀。后来我们在一起了，每次回想起那一瞬，总会立刻腾起对她的欲望，或者觉得生活变成了一场缓慢的演出。

我看着她们把作品一件件放进车厢然后开车走掉。我紧张得都没和乔打声招呼。接着，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想一个连正脸都没见着的女人。以前那些关于滑稽剧和犯罪的想法也都烟消云散了。

到了下一个星期六，我问乔那市场怎么样。她说不怎么样。她和玛丽安在摊位（租金二十五英镑）前坐了整整一天，一无所获。傍晚的时候，来了几个男人似乎有点儿兴趣，但他们不过是想带她们走。

我说：“上个星期天早上我看见玛丽安过来了。”

说话时我尽可能地不露声色。但是乔的表情告诉我，我的秘密暴露了。女人总是能敏锐地觉察两性间的吸引，即使她们只是在旁观。她们所有的感官都训练有素，能识破刚刚萌芽的兴趣和倾向，发现男人镇定面具上的裂缝。女人会说，对她们而言，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自我，超越了性。我们想要弄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看到女人的自传，通篇都在夸耀她的性经历。经常会有这种事，在某位生前十分敏感和严肃的女作家的传记里，展现在我们这些仰慕者面前的她的人生（既然她的作品已经买不到）只是一桩接一桩的性经历。

乔明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顽皮，仿佛已经了然于胸。她正在展现一种我不曾领教过的性格，仿佛是为了配合她在我身上看出的蛛丝马迹。

我问：“玛丽安是干什么的？”

“她是个游泳好手。在游泳池工作。”我们这集镇上有个市政府建的游泳池。

难怪她的身材那么健美。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游泳池，我想象自己正站在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里，玛丽安穿着泳衣，赤着双脚，在游泳池边巡视，在离我头顶一两英尺的地方走过。（其实我知道不会是这样：她多半是穿着某种合成布料做的闪闪发光的紧身衣坐在椅子上，挨着一个晒褪了色、水渍斑斑的胶合板茶柜，喝着粗劣的茶或者咖啡，翻着杂志。）

乔仿佛看进了我的心里，说：“她是个美人，对不对？”她对自己的朋友一如既往宽宏大度，但脸上仍旧挂着同谋似的狡黠，仿佛随时可以跟随我投入任何一场可能会牵扯到她的朋友的冒险。

我想象着她那曲线分明的身体在床上放松地舒展开来，洁净的床单上，洁净的胴体散发着氯气和水的气味，洁净的气味，我被深深地触动了。

乔说：“她犯过几个错误。和我们大家一样。”

这就是乔的语言，有着古怪过时的韵味：所谓错误，当然就是和不合适的男人生下的孩子。

她说：“她已经和某人同居了好几年。”

她说起那个男人的所作所为，但我打断了她。我不想知道那些。我不想了解他的任何事情。那会令人难以忍受。

（罗杰说）我对玛丽安的追求是我经历过的最不光彩的事情。而最后，更令我感到羞耻的是，我发现玛丽安这般年纪的市建住宅区的女人常以一种极其实际的态度看待性事，可以说粗俗之至，或者简单、原始之至，简直是把这种事当成了必须去采购的东西，那种娱乐消遣的心态就像是去杂货店买便宜货（某些晚上，超市会将一些容易变质的东西降价处理）。

后来，当我追求成功，我们的周末关系多少确立了之后，玛丽安告诉我，她们那儿的年轻女人常常会在周四、周五或者周六办派对，或者结伴去酒吧或夜总会，猎取她们看中的男人。所谓“看中”，意思就是“我想要他”。没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有一个看中的男人。这种情形可能会变得很糟糕。那些被看中的男人对待女人和性事也非常实际，女人往往会受到虐待。如果女人大声反抗，或者骂了太多的下流话，她就会被“啤酒香波”浇个透：一整瓶啤酒从她头上浇下去。这是性游戏的一个环节，周末闹剧的一个环节。几乎每一个去寻欢作乐的女人都享用过啤酒香波。最后每人都能找到人上床，无论你有多么胖，多么普通。

有一次，玛丽安跟我讲了她那条街上的一个年轻女人的事。那个女人整天就吃薯片、甜腻的巧克力棒、比萨和汉堡包，胖极了。她有三个孩子，也都很胖，是和三个男人生的。我原以为玛丽安这位游泳健将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批评错误的饮食和肥胖。但我错了。她们那儿的女人大多都很胖。肥胖本身根本不算什么。这个故事说的是胖女人的性欲和性满足。我原以为从她的口吻中觉察到了道德批判的意思，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玛丽安讲起那个胖女人的放肆和荒唐，不过是在闲扯。她说：“和男人混，就像是那幢楼里的华人洗衣店。快进快出。”

玛丽安说话就是这种风格。尖刻。她在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这就是她给我的总体印象。

即便我对玛丽安的背景有全面或部分的了解，我也不认为那会有助于我求爱——这个词或许不够贴切。我的态度不可能和酒吧里那些被看中的男人一样。我不可能在酒吧里打女人，或者浇她啤酒香波。我只能做我自己，靠我自己那些手段去引诱女人。可其实并没有什么手段。珀迪塔和其他几个同珀迪塔类似的女人，都是像俗话说的那样，主动送上门的。她们并不是为了性爱，而只是为了婚姻。性几乎不在考虑之列。我很适合做伴侣或丈夫，但仅此而已。因此我从来不必去追求女人，赢得她们。她们就在那儿等着我。后来，在追求玛丽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引诱女人的本事。

男人“勾引”女人的时候是他们最为愚蠢和荒唐的时候。女人尤其喜欢嘲弄他们，虽然那些女人若没人勾引她就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我强烈地体会到了这种荒唐，而且无法摆脱它，好在乔帮了我一把。可以这么说，是她为我做了些铺垫，所以后来我终于和玛丽安见面的时候，玛丽安已经知道我对她有兴趣。我们是在城里那家老马车旅馆的大堂里见的面。乔出的主意，她和玛丽安周六下午在那里喝咖啡或者喝茶，而我呢，从父亲的小房子出来进城，恰好碰见她们。在乔看来，这件事很简单，但那是对那些女人来说，我可没法那么坦然。我真是窘极了，简直不敢正眼看玛丽安。

乔走了，玛丽安留了下来，要了一杯温饮料。昏暗低矮的酒吧里几乎没人。我说了我的情况。事实上，法律上的类推法帮了我。她的一切都使我着迷，她的纤腰，她的声音，她的口音，她的措辞，还有她的冷漠。每当丧失了勇气，我就会想起她跳下沃尔沃时那粗糙的黑色松紧带裤子向下一滑的情景。我觉得绝对不能把这件事拖到下一个星期。我可能会失去冲劲，也许会失去全部勇气，而她也可能会改变主意。她同意留下来吃饭；实际上，她似乎以为那是早就谈妥的。乔干得很出色，比我出色。我根本没作任何安排。有那么一会儿我想也许可以带她去父亲那儿，但我知道那会酿成大祸：父亲虽然老朽，但还精明着呢。所以吃饭就只是吃饭。之后没有其他活动。可以说我和玛丽安之间仿佛在恋爱。我们叫了家酿葡萄酒，她很喜欢。我们约了第二天一起吃午饭。我觉得应该重重地谢乔一番，为了她帮我做的一切。

我在旅馆里预订了第二天的房间。我惴惴不安地挨过了一个晚上，又满怀绝望地熬过了一个早上。我努力回想是否曾经这样焦躁不安过，如此满怀欲望，如此缺乏自信，我想我从没有过。我感到一切都取决于能否引诱这个女人上床。如果一个人正处于别的什么危机之中，他多少会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做了哪些努力，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但是在引诱女人这方面，我真是毫无经验。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赌博。一切都得看对方。后来，我渐渐了解了玛丽安和她那些朋友的处世方式，当初这种忧虑就显得格外愚蠢和可怜了。但是，正如我说过的，即便我早就了解她们的处世方式，也无济于事。

长夜终于结束。午饭时间到了。吃完饭我们就去了那间预订好的房间，里面的家具漆成一种古怪的深色调，散发着霉味。现在突然要拥抱一个还很陌生的人，多么尴尬！玛丽安似乎只有轻微的抗拒，我放松下来。我们开始脱衣服。我就像是站在医生面前，等着他为我检查皮疹。外套放在椅子上；然后是裤子、内裤、衬衫，件件都放得很妥帖。

玛丽安的腋窝黑黑的，腋毛柔亮如丝。

我说：“你不剃吗？”

“以前有人叫我不要剃。有些人觉得这很恶心。他们看见了会皱眉头。”

“我喜欢。”

她允许我轻轻抚摸，感受那种丝般的柔软。它撩拨得我愈加兴奋，和我脑海中她的其他形象一起刺激着我。高潮来得提前了那么点儿。她太棒了。有好一会儿，她向左侧卧着，高高翘起的臀，深深陷下的腰，右侧的皮肤光滑而紧致。她的左臂半掩着小小的双乳，右臂弯在头顶，露出了腋毛。掩着双乳的左手戴着两三枚戒指：我想，那是从前的仰慕者送她的礼物，但我此刻不要想他们。

她冷冷地低头看着我，说：“你不是想操我屁股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说：“我当你就是想干那个。”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又问：“你去过牛津、剑桥吗？”[3]她不耐烦地伸手到床的另一侧拿过自己的包，飞快地取出一支唇膏，仿佛早知道它的位置。

我犹豫着。她把唇膏递给我，说：“我不会为你涂的。你自己涂吧。”

我没料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会这样傲慢。

她下命令。我服从。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她没说。

之后我们穿衣服，当她差不多全穿好了，而我正穿到一半的时候，门铃响了。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之前太过紧张，忘了打开“有人”的灯。

她立刻疯了似的叫道：“你，去卫生间。”她大声叫门外那人等着，一边将我所有的衣服往卫生间里扔，外套，鞋子，将她看见的所有东西都往里扔，仿佛要消除我留在卧室的一切痕迹。

进来的不过是女服务员，西班牙裔或者葡萄牙裔或者哥伦比亚裔，是例行检查。

我就站在狭窄的浴室里，像在演一出滑稽戏。

之后我更加想要弄明白她当时的行为。也许其中有些许羞耻心或道德感，某种她难以控制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我不是会给女人浇啤酒香波的那种人。于是就采取了新的规则、新的做法，甚至可能投入了新的感情。

她从没解释过。我说下周末我从伦敦过来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再见面，她回答说可以，接着又模棱两可地说：“再看吧。”

我给她买了一件漂亮的镶有蛋白石的首饰。花了我好几百英镑。我之所以要买件像样点儿的东西，是因为我知道她会给朋友看，而她们中会有人，说不定就是乔，怂恿她把首饰拿到特里索恩——当地的珠宝店——去估价。同时，我也想对自己公平些：蛋白石还不算太昂贵。

星期五晚上我把首饰送给她时，她很开心。

她把它拿在手上，凝视着那蓝色的光芒，以及宝石里缤纷变幻的色彩，眼波闪动，嘴里却说：“听说蛋白石不吉利。”

我在旅馆里订了一个房间过周末。那儿的服务员都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哥伦比亚人。哥伦比亚人通过某种关系网，渗透到了我们这个集镇，满足了本地对于简单体力劳动以外的某种需要。他们具有地中海的气质，宽容大度，把我和玛丽安当作老朋友款待。消除了我们由于这种新安排而产生的所有尴尬。

事实上，旅馆里的生活很精彩。身在国内却仿佛在国外度假，在自己的国度做异域人。置身于旅馆的酒吧、餐厅和卧室，耳畔尽是异国的语言，而数英里之外就是我父亲的小房子和杂草丛生的花园，长久以来，那地方——发黄的天花板和墙壁，落满灰尘的玻璃镜框后面那些模糊不清的愚蠢的小幅照片——在我看来是那么阴郁，那地方——那种生活已然过时，没有希望——浸透了父亲难以平息的怒火，而他这怒火指向的那些人，对我来说只存在于他的讲述中，而非活生生的现实中。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为和玛丽安的再次相见而坐立不安。几乎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前一样不安。我早早地到了旅馆，坐在大堂低矮的天花板下（“处处可见毫不掩饰的笑容”[4]，正如旅馆服务手册所承诺的），望着旧集市广场的另一边，那隐藏在街角另一面的出租车站和公共汽车站。她出现了，光彩照人。这个词一下子从我脑海中蹦了出来。她穿着一条鹅黄色的高腰裤，双腿显得格外修长。裤子上跃动的光线让那两条长腿显得无与伦比。她的步伐轻盈敏捷。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能力去领受这样的光彩。我望着她大步走进旅馆，发现那条裤子是新的，是特意为这次见面买的。裤腿正中还有一条熨烫或者折叠出的痕迹。那大概是在商店里留下的：裤子叠好后再用棉纸包好装进盒子或袋子里。她的细心准备着实令我感动，也给了我一丝安慰。同时我又觉得有些不值得，担心将来会有麻烦。因此我也许比一开始还要紧张。

什么悲剧都比不上床上的悲剧：我记得托尔斯泰曾经对他的一个朋友这样说过。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意思。是指再二再三的无耻要求？指失败？指糟糕的表现？指拒绝？还是指无声的谴责？这仿佛就是在说我那天晚上的情形。我想我的感觉影响了玛丽安，比如我觉得这家位于集市广场的旅馆令人惬意，旅馆里的那些外国服务员给人一种身在他乡的奇异感觉。餐桌上的葡萄酒加强了这种感觉，我认为。但是到了床上，她那阴沉冷漠的情绪又回来了，与那个欢欢喜喜接受蛋白石首饰的玛丽安简直判若两人。

她脱下衣服，交出自己，像上次那样袒呈于我面前，紧实的细腰，高高耸起的可爱的圆臀，舒展开的浓黑腋窝。这次她明确地让我知道了她要我做些什么。

但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否令她满意。我想我一定是做到了，但她从来不肯说出来。也许她是在演戏；也许她个性如此；也许这一招她是从某个喜欢吹嘘的朋友那儿学来的；也许这是她在市建住宅区度过的残酷童年迫使她学会的，是残存的质朴，为的是应付艰难的生活。

由于头脑可以同时应付很多事情，我欲火中烧之际——既难以相信摆在我面前的一切，同时又希望将它们统统抓住——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

后来，我在理智的这个瓦解性的可怕发现中越陷越深，我意识到自己一开始的表现并不怎么好。如果我那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必然会一蹶不振。但当时在旅馆的卧室里，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半夜时分她对我说：“我看见你系着皮带。你想揍我吗？”

我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但我从没想过那么干。我不吭声。

她说：“用皮带。别用其他什么东西。”

我们就那样干了，然后她问：“我屁股上有乌青了吗？”

没有。几个星期之后会有，但那时候还没有。

她问：“那有没有叫你激动得要命？”

没有。但我没说。

她说：“我知道你在动什么脑筋。”她结实的双腿在床边轻轻摇摆着。

就这样，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她仍同我保持距离。我想，在这出床上悲剧上演的时间里，这就是她的中心态度，我因此爱慕她。我很愿意与她保持这样的距离。如果我不愿意，那我们之间就是另一种关系了，但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在这张床之外，在她那阴沉的情绪之外，我们之间一无所有。我们没有什么话题可谈。

对于我的特殊需求，她自有一套理解，用她的话说，就是知道我在动什么脑筋，那些看法来自她读过的一些色情刊物，也可能是与哪个小姐妹的闲聊。但她只对了四分之一。我向来认为自己性欲不强。就像你的父亲，威利，你曾经跟我讲过，他陷在忧郁之中不能自拔，忧郁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是他陷入危机时的一个安慰，所以认为自己性欲不强也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这样很多事情就简单了。和女人做爱，敞开自己，面对那种亲密，这些让我反感。有些人一口咬定，如果你不是这一类，就必然是那一类。他们肯定我是对男人感兴趣。肯定我是相反的情况。实际上所有的性行为都令我反感。我一直认为低迷的性欲其实是一种自由。我确信世上有很多我这样的人。像罗斯金[5]，亨利·詹姆斯[6]。他们是特例，但我立刻就想到了他们。我们应该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自由。

我四十多岁了才第一次看登有色情照片的时尚杂志。我又吃惊又害怕。那些杂志在报亭里已经放了好几年，封面大同小异，我从没想过要去看一眼。千真万确。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发现了许多更专业的色情杂志。它们让我无地自容。它们让我觉得，每个人都能通过训练极大地拓展自己的性体验空间。只有少数几个基本的性爱动作是无师自通的。其他种种都需要学习。肉体就是肉体。我们都可以去学。不训练就不可能知道某些技巧。而我宁可不要这样的训练。

我相信玛丽安看透了我的这种无知。她想要开发我，当然只能依靠她自己知道的东西，依靠她自己所受的训练，在某种程度上，她成功了。

我遇见她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就像我父亲当年那样，开始觉得我年轻时的美好前景，我胸中的宏图大志，都已经变了味。珀迪塔的不贞——并不是她的行为本身，我就算想象那些情景，也不会觉得痛苦（甚至可能会觉得好玩），而是她的行为带给我的羞辱——正在吞噬着我。我不可能同她当众大吵，也不可能下达禁令，因为我什么也给不了她。我只能忍受。

我说过，我和玛丽安下了床就什么也没有。但我不知道是否果真如此。认识玛丽安之后，我再也不想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去结识别的女人了，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种爱：只想和这个人而不想和其他什么人做爱。大约一年之后，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早上，我在集镇上看见一个俗气的年轻女人从她工作的地方跑去面包店排队买店里拿手的苹果派。她比玛丽安壮实丰满，小肚腩松松垮垮的。她穿着黑色紧身裤和黑色上衣。衣服裤子的松紧带都没弹性了，她一边在寒风中跑着，一边托着自己毫无魅力的乳房，背后露出的肌肤和那次在父亲的小屋前玛丽安从沃尔沃里跳出来时露出的一样多。这个往面包店跑的女人，我再也不想多看一眼。

而在圣约翰树林的家里，我不止一次细细欣赏珀迪塔的身材和步态——它们不乏崇拜者——聆听她那有格调的古郡口音，真的很悦耳，我感到疑惑，为什么我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为什么我宁愿花几千英镑去欣赏、享受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地方。

我陷入了新的生活模式。工作日在伦敦，周末和玛丽安一起在乡下。最终我不再因她而焦虑不安，尽管她在床上时情绪依旧阴沉冷漠。我对她越熟悉，就越想和她亲热。那时候，我可以说每个周末都不想浪费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不愿意让时间白白过去。到了星期天早上我几乎要瘫痪了。然后我开始渴望摆脱她，出发回伦敦。奇怪的是，星期天晚上往往是我一个星期里感觉最好的时候，我可以惬意地放松、独处、反省，性爱导致的疲乏和性欲的释放慢慢转变成一种乐观的情绪，使我可以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一周。而到了星期四，我又受尽了折磨，脑海里又满是玛丽安的身影；然后星期五下午我就又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她身边。可以说，正是由于平时的乐观情绪，我才能够工作，努力地工作，实现我那些美好的事业，包括把你从印度监狱里救出来。这些美好的事业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们给了我一种关于自己的可以坚守的认识。

从某种角度看，这算得上是一种完美的关系，恰到好处的离别使欲望得以持久不衰。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彼得开始玩那种房地产把戏。然后，为了给珀迪塔一点儿颜色，也许更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去彼得家过了几个周末。我得说，在那种场合，我和珀迪塔的表现相当得体。玛丽安带给我的乐观情绪使我精神百倍。珀迪塔喜欢拜访那幢豪宅，喜欢让那些肥胖的、被宠坏的条纹裤男人来伺候她。她那悦耳的声音寻到了用武之地，而我也很乐意为她奉上甜言蜜语。我小费给得大方，这让珀迪塔很得意。与玛丽安分开了这么长时间，使我越发渴望尽快回到她身边。于是每个人都很满意。

我们换了几个旅馆，但基本上都在那一带：我总是希望在父亲有生之年，不要离开他的小屋太远。这样更换旅馆，一开始是为了避免玛丽安的朋友或亲戚看见她。后来就主要是为了新鲜感了：不一样的房间，不一样的服务员，不一样的大堂和酒吧，不一样的餐厅。有一阵子我们还考虑过在哪个偏僻小镇置一套公寓或房子，这个想法让我们兴奋了好几个月。但后来，当我们开始考虑细节的时候，家务的问题让我们越来越感到有压力。

周末做家务，我绝对不要。这会让玛丽安显露出她家庭生活的一面，对此我丝毫不愿去想。但她的这一面始终藏在那里。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家庭问题正在压迫着她，但我一点儿也不愿了解。知道多了，我眼里的玛丽安就会变成市建住宅区里平凡的家庭主妇，她粗犷的举止和奇怪的口音——这和她游泳健将的洁净气息、健美的身体是那么不协调——让我感受到的魅力就会消失殆尽。但是，一想到自己能拥有房产，她就非常激动；最后，我把她在市建住宅区里的房子买了下来，作为一种补偿。那时候法律有了变化，允许市建住宅区的住户购买房子。我没法给和玛丽安共度的那些周末定价，而市政府给她的房子定的价倒是极为合理。

正如一个人可以逐渐习惯一种健康状况——比如我父亲，但如果把这种状况一下子放在他们面前，那他们的世界就会倾覆，就像遭遇了战争或侵略这样的灾难，所有的常规都被打破了，有些东西被摧毁了——我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新的社交状况：大多数周末都满怀热情和一个女人待在一起，却不用和她真正地交谈，也不想把她带出去或者介绍给谁。

接着，大约九年或十年之前，你刚离开非洲那片废墟到了西柏林，东方那片废墟离你不过几分钟路程，就在那个时候，我有了一个文学上的发现。我读了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日记，作者是一个名叫A.J.芒比的绅士，我发现此人与我志同道合。

芒比一八二八年出生，一九一〇年去世。刚好和托尔斯泰是同龄人。他博闻强识，文笔生动优雅，轻松的维多利亚风格，且非常熟悉当时的知识界和艺术圈。他认识很多名人。有些名人，像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他只是见过面。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大街上问候过狄更斯，之后在日记里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了这位时年五十二岁的作家的形象：一个花花公子，有几分演员气质，对自己颀长的身材颇为自负，帽子歪向一边。

但是，芒比和罗斯金、狄更斯一样，藏着一个性的秘密。芒比对劳动妇女总是激情难抑。他喜欢女人用手干重活，把手弄得很脏。他说，他喜欢看女佣满身尘土，手和脸被煤灰和污垢弄得黑乎乎的。那个时代的脏活真是多，我们今天看来，会觉得万分惊讶，扫壁炉什么的都要靠女人赤手空拳来做，没有任何工具。她们的手洗干净了以后，又粗又厚，红通通的。贵妇人的手都是娇小白皙的。而令芒比倾心的却不在客厅，这些红通通的手，除非戴上长及肘部的时髦手套，不然立刻就会暴露她们劳动妇女的身份。

芒比和街上来来往往的劳动妇女交谈。他为她们画素描，为她们留影。他是早期的摄影爱好者。他教女矿工摆姿势，她们的粗布裤子上补丁缀着补丁，有的交叉着双腿，倚在与她们齐高的铁锹上，困惑地盯着摄影师，其中一两个有那么点儿虚荣，露出一丝微笑。芒比的照片和画作不见丝毫淫秽，尽管他表现的主题无疑带有色情的成分。

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和一个女佣保持暧昧关系。她高大强壮，比街上大多数人都高出一个头。芒比就喜欢魁梧强壮的女人。他喜欢让他的这个女友继续为别人家帮佣；尽管她有时也会抱怨那些雇主不体谅，他却并不急着救她于水火。他喜欢看着这个女人沾满劳作的泥尘。她理解他的这种癖好，并不介意：在邂逅芒比之前，她就曾梦想过有一位绅士情人甚至丈夫。有时候他们会住在一幢房子里，虽然刚开始时难得如此。然后，每当有客拜访，那女人就不得不从客厅的椅子上起身，装出女佣的模样。日记里看不出一点儿性的痕迹，但这或许只是维多利亚式的含蓄罢了。

对于有芒比这种嗜好的人，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是一个充满刺激的城市。比如，傍晚六点，在布卢姆斯伯里的某个广场上，每一扇底层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后面都是一个展示珍宝的舞台：一个女佣坐在椅子上，等待着主人的呼唤。

在芒比的日记中，伦敦的仆佣生活充满了痛楚和欢愉，玛丽安的生活在我眼中也是如此。尽管我从来不去想她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在做些什么，但那些生活的碎片渐渐扩展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的生活，那可怕的、残忍的市建住宅区的生活。

平日里，玛丽安就住在市建住宅区，和乔一开始向我提到过的那些“错误”在一起。“错误”共有两个：两个孩子，不同的父亲。我之前推测那第一个男人是个“浪荡子”。玛丽安常说这个词；她的口气就好像它是个专用术语，几乎可以作为一种职业填入社会保障或其他政府部门的表格。职业：浪荡子。那位浪荡子是黑发。头发很要紧：玛丽安不止一次这么说过，仿佛头发就能说明一切。

而玛丽安本人也是她母亲的一个错误，连同其他三个错误，来自三个父亲。玛丽安的母亲犯下这四个错误的时候，才二十多岁，然后她遇到了一个看中的男人，那是她等了一辈子的男人。爱情：命中注定。她当机立断，扔下那四个错误，跟这个男人跑了，搬进了市建住宅区的另一套房子。政府部门来找了点儿麻烦，因为玛丽安的母亲还想继续享受那四个错误带给她的福利。不过后来问题还是抹平了，玛丽安的母亲和她的男人同居，直到他厌倦了她，又和别的女人跑了。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其他地方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过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有关部门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求玛丽安的母亲承担她的决定所导致的物质或财政后果。她总是能借到房子，总是能申请到某种补助。可以说，玛丽安的母亲的每一个行动都得到了官方的酬劳。而支付酬劳的就是那些孩子，那些错误。而且我想，可以说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刻意的惩罚：他们不过是在潜移默化中适应了市建住宅区的生活，正如玛丽安可怜的母亲小时候被其他人、其他事潜移默化一样。

玛丽安和其他错误被置于“关照”之下。可怕的专用术语。这是玛丽安童年最可怕的一段时光，充斥着毒打、性侵犯以及一次又一次毫无希望的出逃。后来玛丽安意识到，即使她逃到街上，也会有别的灾祸降临到她这么个小不点头上。于是这个孩子忍了下来，熬过了政府的折磨。她去过各种各样的矫正学校。在其中一所学校里她学会了游泳。这成了她生平最了不起的事情。而那段时期，玛丽安有时会看到她母亲开车路过，过着她的新生活。

那段新生活结束后，她母亲又露面了，某种形式的家庭生活又在另一套房子里开始了。作为这种生活的一部分，玛丽安和其他几个孩子经常由母亲领着去各个超市和商店行窃。他们成绩不错。有时也会被逮住，那时节玛丽安和其他几个错误就照母亲教的，尖声哭闹，最终店里人总会放他们走。最后这种行窃生涯也中止了。

玛丽安认识的每一个住在市建住宅区的人，经历多少都与她有些相似。

了解了玛丽安的童年，我开始理解她在床上的那种阴沉和冷漠：目光阴冷，心灵封闭。然后我又希望自己不知道那些。我由此联想到芒比日记里一段既让人不舒服又让人心生怜悯的描述。短短的一节，我希望自己不曾读过。一天，在一幢允许进入的私宅里，也可能是一家旅馆，芒比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一个女仆背对他站着。他对她说了一句什么，她转过身来。她正值妙龄，容貌可爱，举止伶俐，一手握着一个尿壶，另一只手没戴手套，正搅动着里面的东西：暗示了壶里有固体物质。

每当想到玛丽安的过去，我心中就会涌起这种悲哀和厌恶兼有的感觉。在我们最缠绵的时刻，它就会涌上我的心头。

我知道市建住宅区的情况，她童年时所经历的悲剧如今已经落幕。但对那时的她来说，那悲剧似乎将永远持续。我曾多次路过那个貌不惊人的地方，她就是被送进那里接受“关照”，之后千方百计想要逃出去。似乎一个同狄更斯笔下的世界在道德方面没有差别的世界对她而言依然存在，却与我无关，因为我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想也不想地驾车经过，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年代。那个世界，我们这些人看不见，它隐藏在市建住宅区那颜色鲜亮的房子、停泊的汽车后面，藏在我们对社会改造过于简单的理解后面。

一度——前后差不多有一两年——有人在一点一点地整修那里的房子。我看到了，却没有特别留意，只是对那些建筑工人感到有点儿焦虑，同时想着圣约翰树林的房子，不知道工作进度怎样。

某个星期五晚上，我乘出租车从车站出来经过那里，司机对我说：“你动得了房子，却动不了人。”

他这话很聪明，但我肯定他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他也住在市建住宅区里，他自己告诉我的。我知道，他以那种准罪犯似的说话方式对我这个局外人说话，说的都是他认为我想听的话。

就在我对你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按照出租车司机的观点，我们自以为在对别人行善，毫不顾及他们的需要，在这个已然改变的世界里，这么做是落伍了，是一种愚蠢的虚荣。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将上面的观点作些引申——我们文明中那些更好的部分，比如同情，比如法律，可能被用来推翻我们的文明了。

但或许，这些沉重的想法只来自我内心的悲哀，我和玛丽安结束了，她带给我的乐观也消失了。

这种事情总要结束的，我想。就连珀迪塔和那个拥有伦敦豪宅的人之间的关系有一天也会结束。但是，由于某种残存的愚蠢的社交虚荣心作祟，我匆匆结束了与玛丽安的关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玛丽安的朋友乔决定办一场体面的婚礼，新郎是和她同居了好几年的那个厨师，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两个有利可图的错误。她想要一整套。教堂典礼，花饰轿车，白缎带从车顶一直垂到散热器，礼帽和礼服，熠熠生辉的洁白婚纱，花束，摄影师，宴会——按惯例安排在市建住宅区的酒吧里。一整套全要。乔请我参加。我父亲生前一直是她在照顾他，帮他做家务，后来他留给她几千镑。她声称，把我和她连在一起的更多的是我父亲这层关系，而不是她和玛丽安的友谊。谦虚地说，她也算是我们家的仆人。她很乐意这么看。而出于一种极其愚蠢的虚荣心，同时又怀着种种疑虑——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大部分阶级观念已经是明日黄花——我去了。

婚礼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乔那位粗鲁的配偶戴上了礼帽，身着其他行头，乔的脸浓妆艳抹，泛着油光，睫毛上撒了荧光粉，亮晶晶的。盛装之下的新娘激动得浑身颤抖。

我没找任何人寒暄，假装没看见玛丽安，更确切地说，是假装没看见她的同伴。这是我和玛丽安以及乔早就说好的。我一找到机会就走了，根本没等到嘉宾致辞，宴会正式开始。

我朝车子走去，老远就看见车身划痕累累。在前排座位上，有用白漆或者某种粗笔的白色黏性颜料写下的字，是孩子端端正正的笔迹：“滚开，别再缠着我妈”，“不滚就不客气了”。

那真是糟糕的一刻。孩子的笔迹让我想起了芒比日记里那个手持尿壶的女仆。

后来玛丽安告诉我，孩子的父亲一直在监视我。乔对一些人提过我会来参加婚礼，根本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那种白漆黏性特别强。几乎不可能清理干净；或许是专为涂鸦艺术家设计的，能保证他们的作品不被擦掉，也不会因为烟熏火燎、风吹雨打而褪色。白颜色填满了仿皮车座上每一处细小的凹陷；而在光滑一些的地方，虽然白漆已经被刮除，但还是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就像蜗牛爬过留下的痕迹，当阳光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投射过来时还会反光。婚礼过后不久，珀迪塔上车的时候，很难得地开起了玩笑，她问：“这话是给我看的吗？”

从那个星期六开始，针对我的迫害愈演愈烈。我暴露了，我的车子也暴露了。我被跟踪了。每次电话一响，如果是我接的，就会听见孩子的辱骂。隐藏在孩子后面指挥这一切的那个男人，孩子的父亲，他的懦弱，对于我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阴险。

最后，我决定停止我们的乡间周末，为玛丽安在伦敦买一套公寓。这个打算令她异常高兴，我几乎要觉得那些迫害或许是某个计划的一部分：她一直想搬到伦敦来住，这样商业圈触手可及，再也不必坐好久的车过来。

但是伦敦实在太大。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一套大小合适的公寓。就在此时我把自己的境况告诉了事务所里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合伙人。我把我的需要告诉他，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事。他家在伦敦西部，是特恩翰姆绿地附近一幢工艺美术运动[7]风格的或者诺曼·萧[8]设计的漂亮房子。他很讲义气，甚至为我出谋划策。他并没有因为我和玛丽安的暧昧关系而瞧不起我。他告诉我可以去特恩翰姆绿地一带找找看。那里绝大多数维多利亚以及爱德华时代的房子正在被改造成公寓，价格只有市中心一带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后来我就在特恩翰姆绿地——由圣约翰树林往南再往西，沿途风光令人惬意——买了一套房子。玛丽安咀嚼着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又一遍，仿佛那是童话里的魔咒。当她得知那里还有一条地铁线，可以让她在二十到二十五分钟内从特恩翰姆绿地直抵皮卡迪利广场的时候，她几乎欣喜若狂。我们决定放弃郊外市建住宅区的房子，把它留给玛丽安的错误和她第二个错误的父亲。因为玛丽安此时就和她母亲当年一样，伦敦已经在她眼前展开，她想要摆脱她的那些错误。

这些事是在你到伦敦之前一年半发生的。而且，不是吓唬你，可以说，我之所以能为你打赢那场官司，靠的就是玛丽安带给我的最后那点儿乐观。其实任谁都能预见到，搬到伦敦来住对我对她都是一场灾难。对我来说，玛丽安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周末伴侣。每个星期五、星期六，我们都如胶似漆，所以到了星期天我总是很高兴能离开她。而现在，怎么说呢，她总在我身边。以前周末的那种热度不复存在，没有了那份热度，她变得平庸了。甚至连做爱也变得乏味了，我从来没想过会变成这样。我的生活模式整个儿毁了。

我的预想落空了。大大小小的灾难接踵而来：那段时间，我们对于自己的行动在日常生活中的后果总是预料错误。在你到英国之前好几年，我认识了一位作家。他周内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工作，周末写作。平时每天他都在阅览室里正襟危坐，眼前展开着一个完整的世界，他的想象力每天都在吸收营养。周末的写作成绩斐然。人们会跑到阅览室去，只为看一眼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怎样工作的：钩子似的一张脸，迈着细碎急促的步子紧张地走来走去。两百年前，那些衣衫褴褛的穷人也是这样跑到法国王宫去看国王是怎样吃饭或者就寝的。而那位作家还真有那么一点儿国王的派头，他对自己的地位、名气和才华过于自信，开始觉得在大英博物馆里工作束缚了他的手脚。于是他退休了，隐居乡间，专事写作。但他写不出好的东西来了。他眼前的那个世界消失了。他的想象力越来越贫乏。他的作品变得浮夸。他没能写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来使早期的优秀作品重获青春。他死时一文不名。他的书销声匿迹。我能够看清这位作家的困境，却看不清自己的。

玛丽安也一样。她从未想过伦敦的生活竟会如此孤独。她从未想过一天大部分时间只能看看那些商店。她从未想过特恩翰姆绿地，拥有这么美丽苍翠的名字，竟会变成一座囚牢。她开始渴望自己抛弃的那些东西。她变得急躁。我总是很高兴能离开她，但不再有那种热度，那种性欲满足后的疲乏。我们共处的时光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对彼此看得很清楚，看到的东西令我们厌倦。因此，尽管她喋喋不休要我多陪陪她，而我是否能做到却无关紧要；因为她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个。她要回去。她要那些老朋友。她就像是隐居到了曾经心仪的度假胜地，却被那里的无聊和孤寂逼得要发疯。

假如我能像玛丽安的母亲或者像她的许多朋友那样，来个快刀斩乱麻，情形也许会好些。但是我没有那种勇气或者狠劲。那和我的本性或者教养都格格不入。我维持着，尝试妥协，却一无所获，在这个过程中，重燃激情的最后几分希望也被扑灭了，那让那个人为我改变的性狂热已不复存在，而我眼中的那个人也已流于平庸。

我和玛丽安的关系几乎变得同我和珀迪塔的关系一样了。圣约翰树林和特恩翰姆绿地这两个拥有美丽的田园名称的所在，在我看来都分外可憎。你在这儿的这段时间一直是这种状况。所以我才坚持要你留在圣约翰树林。这样至少我回来还有一点儿意义。

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把玛丽安介绍给了住在特恩翰姆绿地的那位朋友兼事务所同事。我想摆脱她，这一招奏效了。他在她面前满嘴动听的新名字和老套的浪漫情调：巴黎、法国、法国南部。然后她就跟他跑了，出于那种我从老早以前就了解而且喜欢的社交贪欲。就这样，我摆脱了她，但与此同时，我也尝到了最刻骨铭心的忌妒的滋味。我做着必须做的工作，我回到家里和你聊天，但我满脑子都是当初激情热烈的性爱场面，这种激情如今已离我远去。我仿佛又听见了她说过的那些话。我从没想过自己居然能够承受这么多的痛苦。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彼得的房地产把戏出了岔子。现在我正面临一个挑战，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不愿意像我父亲那样满怀仇恨和愤怒死去。我跟你说过，我要像梵高那样。衔着烟斗什么的。思考着我的艺术，或者思考着我的一生，既然我不是艺术家。不恨任何人。

不知道我是否会有那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勇气和力量。我已经开始感受到憎恨带来的巨大安慰，尽管这种感受还不甚强烈。也许我那些傻乎乎的小照片会挂到别的什么地方的某幢房子里，然后我就日复一日地看着它们在肮脏的玻璃后面渐渐变得模糊。

[1]P.G.沃德豪斯（1881-1975），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2]《雾都孤儿》中唆使儿童犯罪的人物。

[3]这两所大学被认为同性恋爱的风气较浓。

[4]原文为a wealth of exposed beams，beam兼有“横梁”和“笑容”两种意思，故亦可译为：许多裸露的横梁。为配合文中的调侃意味，取“笑容”。

[5]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艺术评论家。

[6]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英国作家，十九世纪最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7]十九世纪下半叶起源于英国的设计改良运动。

[8]理查德·诺曼·萧（1831-1912），十九世纪末英国著名的建筑师。

十二　魔种

这就是罗杰讲述的故事，断断续续，并非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讲了好几个星期。

在此期间，威利一直都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建筑杂志社做他那份悠闲琐碎的工作。每天早上，他步行到迈达谷大街，最好是等到八路公交车，可以一直坐到离杂志社很近的地方。在此期间，有时是在杂志社，有时是在圣约翰树林他自己的房间里，他一直在试着给妹妹萨洛姬妮写信。他的情绪随着罗杰的讲述而改变，他的信也随之改变。

亲爱的萨洛姬妮：

我很高兴得知你回到柏林从事电视工作。我希望能待在你身边。我希望时间能回到九年、十年之前。我们一起去卡德韦百货公司，一起喝香槟吃牡蛎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

他搁下笔，心想：“关于我跑去参加游击队那件事，我没有权利指责她，即使是旁敲侧击。最终决定的是我自己。我应该对自己的所有行为负责。和珀迪塔的事，好在罗杰并不知情，实在侥幸。如果哪天他发现了可就糟了。我认为那是真正的背叛。”

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写了第二封信：

我这里的情况起了变化。不知道这些好人还能在这可爱的地方的这幢可爱的房子里收留我多久。我刚来的时候只觉得目眩神迷。我以为一切就该这样。我以为这房子就该这样，虽然到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就觉得窗外屋后那片苍翠的小花园简直美得不可思议。但是我知道这是一幢伦敦的房子。现在我更了解伦敦了，而圣约翰树林的这幢房子也把我惯坏了，我再也不能适应其他地方了。我不知道怎样开始在别的地方生活，怎样开始认真做一份真正的工作。一旦你开始这么想，伦敦就成了另一种城市。它揪住了你的心。

他把信搁在一边，想：“我不能跟她说这些。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不能跟她说这些，她既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我改变什么。”

过了很久，大概一个月之后，他又开始写第三封信。这封信花了他好几个星期。

由于我目前从事的工作，我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努力在建筑行业做点儿事情。我想，获取资格大约要八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我都快六十岁了。但我仍然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活跃而令人满意地干上十年、十二年甚至十五年。难处是，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觉得，一个五十岁的人还要从头开始学习某一行，实在荒唐。而主要的困难在于，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我需要注入乐观的精神。我这里的这位朋友曾经每个周末从一个他倾心却难以与之交流的女人身上获取乐观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支撑了好多年。我不想重蹈他的覆辙，况且这类事情无论如何不可能直接安排。

当我还是个孩子，用孩子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曾乐观过。这副孩子的眼光让我有那么两三年一直想当传教士。那愿望不过是为了逃避现实。这就是我全部的乐观精神了。当我一开始理解现实世界，乐观精神就从我心里溜走了。我生错了时代。如果我现在才出生，即使还是在那个地方，世界也会呈现不同的模样。可惜对我来说，这个新世界到得太晚了。我内心深处藏着一个可悲的小我，我轻易就能认出它来，它让我把关于建筑的梦想搁置一边，让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哪儿找一份要求不高的工作，再找一套小公寓住下来，只希望四邻不会太吵。但是现在，我的经历让我明白了，生活决不能被如此简化，在那个简化的梦想中会有某种小陷阱或小缺陷，让人生白白度过，仅仅把人生当作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

我这里这位朋友说，最快乐、最成功的人是那些目标明确、有限且容易达到的人。我们就认识这样一个人。他是个非洲人，或者说是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如今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外交官。他父亲或祖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回归非洲运动中从西印度群岛回到了西非。多年以前，我们这位非洲朋友（无疑得通过某种强大的女性关系网）就有一个野心（当然，除了赚很多钱），就是只和白种女人发生性关系，最后生一个白皮肤的孙子。这两件事都天遂人愿。他的儿子有一半英国血统，名叫林德赫斯特，三十来岁，已经和一位纯白种血统的名门闺秀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完全是白种人的模样。本周六这个一半英国血统的男人就要和他那白孩子的母亲举行婚礼，整个事情也就圆满了。这是现在的时尚，先生孩子后结婚。

婚礼在伦敦以北很远的一个有着动听的名字的村子里举行。珀迪塔没去。罗杰和威利乘火车去，并预订了旅馆客房过夜。

罗杰说：“我们将通宵跳舞。哦，不能说‘通宵’，听上去太像是做苦工。我们将跳舞送走一宵。”

他们租了一辆汽车一路行来。要不是这条蜿蜒的公路两边有那么多酒吧、宾馆和带停车场的小旅馆，这一带看起来就是一片林地。

罗杰说：“新娘家族的祖上在十九世纪初十分了得。是实用科学家法拉第的赞助人。法拉第是和后来的爱迪生一样的人物。小时候是伦敦牛津街上的穷孩子，后来跟了一位贵族出身的科学家，一开始是做仆人。这样一个荣耀的时刻过后，这个家族发生了一些事情。再也没有贡献出其他伟人。也许是因为自满，或是基因的衰落。在随后的大帝国时期，很多其他家族竞相崛起，他们却走了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几年前，他们决定放弃老宅，任其腐烂。他们无法维持下去，而继承法又不允许他们把它拆了。他们就掀掉了屋顶。没多久那宅子就成了废墟。他们搬进了离那儿不远的一处小房子。”

家人在岔路口设立的指路牌亲切地提示车辆转弯前往婚礼地点。不是教堂。

罗杰说：“现代时尚。你不用去找牧师。让牧师来找你。”

无人照看的高大老树，缠满藤蔓和寄生植物，断裂的枝杈蓬乱不堪，为狭窄的道路布下浓荫。更多手工制作的指路牌引导他们驶离公路，爬上一片绿茵深深的缓坡。他们停下车，不远处有一辆巴士，车身漆得五彩缤纷，上面写着“阿鲁巴－库拉索”：乐队的名字排列成彗尾般的弧形，上面画着一颗大大的红星。下得车来，他们听见二三百码之外草坡下面的公路上传来的喧嚣。

这就是从那豪门院落俯瞰到的景致，曾经开阔而壮美。如今这宅子没了屋顶，成了废墟，显得出奇的真实，灰暗但毫不阴森，更像是一件巨型概念艺术作品被刻意安置在洁净、茂盛、翠绿的草地中央。一眼间就能看到。而观礼的宾客也的确就这么瞥一眼那废墟，脚下却并不迟疑，仍旧沿着狭窄崎岖的小径走向不远处宾客聚集的帐篷。

此时人群泾渭分明，一边是黑皮肤，一边是白皮肤。很快，两群人开始紧张地融合；终于，他们完全融合在了一起，接着马库斯出现了：肤色黝黑，瘦削依旧，面容清癯，满头银发，笑容可掬，眼神热切。热切而热情，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和客人们一一握手，同时将脑袋往后一仰，那动作威利还记得。

威利说：“我还等着看他戴礼帽穿晨服呢。看到他穿着普通的深色西装，还真有点儿失望。”

罗杰说：“这又不是早上的仪式。”

威利说：“你有没有在他身上看见那种年龄带来的道德缺陷的痕迹？”

“我正在找呢。但我得承认，我并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理智的挣扎。我只看到了巨大的幸福，巨大的仁慈。你会觉得这真是了不起，想想打你认识他以来，他经历了多少次革命和内战。都是些部落间的琐事，对于我们其他人而言无足轻重，但却非常难对付。无论事情大小，磨难就是磨难。我敢说，马库斯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黎明时分，他几乎是被赶着来到儿时玩耍的某片热带海滩，剥下衣服，在海浪的轰鸣声中，被或轻或重地揍一顿、挨枪子或被用棍子打到半死。他挺过来了，因为他很警觉。什么东西对他重要，他自有看法。这使他在非洲时表现出不寻常的平和。他没有硬摆出什么愚蠢的姿势。他凡事讲求中庸。他挺过来了。你瞧，他过来了。”

“罗杰。”

“马库斯。这是威利，你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我们的作家。”

威利说：“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马库斯和蔼可亲。“他们一家很幸福。林德赫斯特选对了伴侣。”

其他前来祝贺的宾客涌了过来，威利和罗杰离开马库斯，朝这幢大宅被废弃的花园走去，那里搭了一些凉棚。远远望去，那些凉棚仿佛一座营地。他们去的第一个凉棚在半死不活的果园。某个角落里，一株老朽的七叶树根部被常春藤密密实实地缠了一匝又一匝。每当一截树枝从一棵老苹果树上脱落，树干上就会留下一个洞：这是植物的天性，当生命的循环进入这个阶段，植物就和人一样，开始自我消解。但是凉棚下面的灯光使一切都变得柔和了，使每一棵垂死的树木重新焕发了生机，使每一根细长的枝条都变得引人注目，使这个颓败的果园宛如一个舞台，使它变得神奇，令人向往。

村里的姑娘们出现了，手中的托盘上放着廉价的酒品，大家都有事可做了。

直到此时，林德赫斯特和他的新娘还是不见踪影。倒是来了一对令人惊叹的黑白配，仿佛是想抢走新郎新娘的风头。他们就像是现代艺术中的“人体装置”，在模仿婚礼的象征意味。那白人女孩身穿蓝色短裙和红色丝绸上衣，紧紧搂住男伴的腰，把脸埋在他袒露的胸前。而那个男人则浑身上下都引人注目。他身材修长，肤色黝黑，穿了一身黑西装。他的白衬衣看上去十分昂贵。衬衣的竖领几乎敞到了腰际，露出的无瑕的黝黑肌肤呈完美的倒三角形。他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皮肤油光发亮，大概是涂了牛油树脂或是从其他某种非洲坚果中提炼的乳液，这油脂或乳液仿佛在午后的暖意里融化了，即便是在凉棚的阴影之中。皮肤的油亮似乎在威胁白衬衣的挺括和洁净，但这显然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他的发型也与众不同：结成一个个闪闪发亮的小发团，相互之间颇为疏远，让人觉得发团之间的头发可能被剃掉了，露出的头皮似乎也是油亮亮的。他光脚穿一双凉鞋，如同站在鞋底和脚跟构成的黄褐色轮廓上。凉鞋鞋带上的商标也是黄褐色的。他从头到脚就是一件绝妙的作品。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他吸引了所有的眼球。他让每一个人都相形见绌，但他自己却藏在有色眼镜后面，专心对付身上的重负。那女孩紧紧依偎着他，压在他身上的体重使得他看起来像是在侧身行走，有时甚至是在后退。人们纷纷为他们让路。他们就像是舞台上合唱队簇拥着的明星。

马库斯来到罗杰和威利身边。他说：“无耻啊。这是对神圣婚礼的嘲弄。我敢保证他们绝不是林德赫斯特的朋友。”

当他经过这对男女身边的时候，他也为他们让了路，仿佛面对的真的是令人心神不安的“人体装置”展品。

人群在各个凉棚间缓缓流动，大家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女士们穿着高跟鞋如同走在碎玻璃上。除了马库斯外，威利和罗杰谁也不认识，他们试着辨认谁是黑皮肤那方的，谁是白皮肤那方的。但很难分清。直到婚礼仪式开始，情况才明了起来。

举行仪式的场地四周种了一圈高高的黄杨树篱。探出来的枝条被粗粗地修剪过。这里新近养过鸡，那些熟悉家禽的人还能闻到淡淡的气味。有一面树篱上开了个缺口，对面的树篱上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当天下午的仪式。婚礼的主角从其中一个缺口正式入场。宾客则从另一个缺口进入。草地上铺着一块长方形的绿色帆布，那是举行仪式的区域。上面放着一些椅子，分作两摊，那是为男女双方的亲友准备的。马库斯的座位与他亲家的座位隔着一条极其狭窄的走道。他的威望和喜悦，他的肤色所显示的朴素的力量，和他们那微弱到几乎缺失的苍白尊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罗杰对威利悄声说：“他们很困惑。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这种事曾经很时髦。但现在，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人们对他们有些什么期望。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也许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太多感受，也许过去这一百年来他们一直感到困惑。”

牧师身上那件硬邦邦的法衣在这样的场合显得过于华丽了。他似乎还不习惯这一身——那衣服对他而言似乎太重了，随时会从他肩头滑落：也许是因为他穿得不得法——一边对着那尊贵的衣袍硬挤出一丝笑容，一边尽可能不露声色地挣扎着让那些华丽的衣饰各就其位。

在上述这一切之后——指路牌、婚礼场地、帐篷和凉棚，以及神奇的灯光——林德赫斯特出现了，胸膛宽阔，面貌凶狠，在他身上，非洲的痕迹已经被抹去了一大半，旁边是他那位长相平平的白人新娘，穿着样式简单的丝质连衣裙，平庸得令人惊讶。他们身后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跟着两个花童，他们的孩子，一个黑皮肤，一个白皮肤，白皮肤的那个跟着新郎，黑皮肤的那个跟着新娘。新郎新娘本就希望仪式简单一些，现在他们的愿望实现了，比他们预期的更简单。

牧师一口偏僻的乡音，难住了在场的很多人，而且他对朗诵就像对他的法衣一样陌生。他吞掉了一些词句，或许是因为它们的美令他尴尬。

一方亲友中有人朗诵了一段《奥赛罗》，另一方有人开始朗诵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后者还没有朗诵完，一个花童放屁了，没人知道究竟是黑皮肤的花童还是白皮肤的花童。但是来宾们很英明地分成两派：黑的一方认定是黑皮肤的孩子，白的一方认定是白皮肤的孩子。

白皮肤的孩子放声大哭。她有些伤心。马库斯跑过去，拉起她的小手，带着她慢慢走出场地，往卫生间走去。某位老妇人，看见满头银发的老黑人跑向伤心的白人女孩，回想起一些伤感的往事，不由得轻轻地鼓起掌来；接着又有人鼓掌；接着马库斯和他的孙女得到了所有人的掌声，几秒钟之后，马库斯才明白掌声是送给他的，充满了善意，他于是露出了笑容，扫视左右，微微欠身致意，然后领着白种孙女去了她要去的地方。

阿鲁巴－库拉索乐队开始演奏，节奏强劲。那个黑人鼓手坐在同餐桌一般高的鼓旁。起先，他放松地坐在椅子里，手腕搁在鼓沿上，仿佛正要吃饭或者写信。但接着，他的上半身纹丝不动，一双大手如同装了铰链一般动起来。他击打着，用手掌根部，用整个手掌，用手指根部，用手指，用指尖。他那张开的手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单独用过。翻飞的手掌泛出了红色，一连串声音响起，在凉棚下轰鸣，打断了所有轻声的谈话。接下来，这支来自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乐队用其他金属乐器盖住了鼓的节奏，而在这所有声音之上，有个声音开始在扩音器里高歌，唱的全是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土语，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听懂。在这可怕的喧闹中，有几个一身新衣的白种女人晃动着她们纤细的小腿，仿佛她们听出了一段节拍，仿佛那节拍令她们无法抗拒，而晚饭却还要过一阵子才开始，送走夜晚的舞会还要等到晚饭之后。

罗杰说：“我快要得偏头痛了。”

他和威利走回到他们租来的车子旁边。距离这么远仍然能分辨出两三种音乐类型。

罗杰说：“他们就是要你吃惊。不知道我们刚才经历的那个场面让你想起了什么。我猜那种音乐就是十七十八世纪苏里南[1]的荷兰奴隶种植园里演奏的音乐。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奏上几段，为的是奴隶们到了星期一早上肯安心干活，也可以让某位来访的荷兰画家领略一番种植园的夜景。我曾经见过这样的画作。”

他们沿着蜿蜒的公路开车回宾馆，惊讶地发现那音乐声一路随行。如果他们早就知道，如果的确有这样一条路，他们完全可以从宾馆步行去悬崖上那座被废弃的宅子。

整个晚上威利都能听见那音乐声。它侵入他的梦中，同其他记忆混成一团。非洲，那一座座灰蒙蒙的锥形巨岩，以及行走在柏油路旁的红土路上的非洲人。那些烧毁的混凝土房子，窗洞周围烟熏火燎的痕迹。树林，身穿橄榄绿军装头戴红星军帽的游击队员，以及永无尽头的行军。古怪的监狱，像在奴隶船上那样，犯人们一个挨着一个，分成两排睡在地上，中间隔着一条走道。整个晚上，他似乎还曾找到一些适合写给萨洛姬妮的话。但那些话又闪开了。他穿过那奴隶的音乐声寻找着，第二天早上，他能记起的只剩这么几句：“不该对这个世界抱有理想的看法。灾祸正是由此产生。解决之路也由此发端。但是我不能把这些写给萨洛姬妮。”

二〇〇二年九月至二〇〇三年九月

[1]位于南美洲北部，曾是荷兰殖民地。

版权信息

书名：奈保尔家书

作者：【英】V.S. 奈保尔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09-01

ISBN：978754427390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家谱

简介

编者的话

第一部分 1949.8.21～1950.9.22 从西班牙港到牛津

第二部分 1950.10.5～1950.12.16 在牛津的第一学期

第三部分 1951.1.1～1951.4.14 春季学期，复活节假期

第四部分 1951.4.20～1951.9.13 夏季学期，暑假

第五部分 1951.9.20～1952.1.8 秋季学期，圣诞节假期

第六部分 1952.1.16～1952.4.15 春季学期，复活节假期

第七部分 1952.4.21～1952.9.28 夏季学期，暑假

第八部分 1952.10.3～1953.8.8 最后一学年

第九部分 1953.8.10～1953.12.14 家庭悲剧

第十部分 1954.1.8～1957.6.30 作家

后记

家谱

西帕萨德·奈保尔（1906-1953）

V. S. 奈保尔的父亲

帕萨德（或拉姆帕萨德，小说人物拉普奇的原型）：西帕萨德的哥哥

普拉巴兰：西帕萨德的姐姐

哈里帕萨德：西帕萨德的弟弟

苏克迪欧·米西尔：西帕萨德的姨父

尤索德拉：苏克迪欧的女儿，西帕萨德的表妹

柏斯黛：苏克迪欧的女儿，西帕萨德的表妹

德拉帕蒂·卡皮迪欧（1913—1991）

V. S. 奈保尔的母亲

九个姐妹中排行第七，在全部十一个兄弟姐妹中也排行第七。兄弟姐妹包括：

拉吉达叶：依纳若炎和科索的母亲

拉姆杜拉莉：嫁给迪那纳特（西帕萨德《古鲁德瓦的冒险》中古鲁德瓦的原型），后离异

丹：欧华德、萨汀、塞萝曼尼的母亲

昆塔：因达尔吉特（博西）的母亲

阿伊拉：傅露、布拉马南德和迪欧昆沃的母亲

卡拉瓦蒂：谢卡尔、柏德瓦蒂、拉宾德拉纳特、达悠的母亲

辛伯胡纳特（卡珀S）：大弟，迪万德拉纳特、苏伦德拉纳特、希塔的父亲

塔拉：第八个女儿

楼陀罗纳特（卡珀R）：小弟

宾玛蒂：第九个女儿

西帕萨德&德拉帕蒂

育有七个子女：

卡姆拉（1929-2009）

维迪亚（1932-2018）[1]萨蒂（1934-1984）

米拉（1936-　）

萨薇（1938-　）

希万（1945-1985）

娜里妮（1952-　）

[1]即V. S. 奈保尔。——译注

简介

要介绍这么一本不寻常的书信集，实非易事。在父与子的往来书信中，年迈的那位要照顾一大家子，还要承受因抱负未酬而生的苦恼，因此疲惫不堪；年轻的那位正踏在光辉灿烂的笔墨生涯的门槛上，为二十世纪最好、最有生命力的小说之一《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积累原始素材。然而，这些书信同时也昭示了西帕萨德作为一名作家的成就，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唯一出版的小说《古鲁德瓦的冒险》的起源和演变上，或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书信展现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潜心奉献。对于西帕萨德（爸爸）而言，精神生活——作家的生活——即一切：用一双敏锐、幽默、仁慈的眼睛记录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带有自己的独创性，这就是高贵的生活。他在长子维迪亚身上发现，这种信仰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共鸣——说不可思议，是因为儿子并非刻意要跟随父亲的脚步，父亲也不曾力劝儿子这么做。这两个人步调一致，完全没有因分属两代人而难以沟通——写下本书中第一封信的时候，维迪亚才十七岁。年龄的差距、西帕萨德的英年早逝让维迪亚认识到了他对父亲的亏欠，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这份歉意。读者会在这些书信中读出儿子以一种微妙的、不经意的方式弥补着对父亲的亏欠。爸爸对维迪亚的关爱对这个聪慧、敏感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份慷慨的、从不让人失望的礼物。

维迪亚同家人书信往来较频繁的时段不过三年多一点。他获得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于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大学学院，大体上从那时起到西帕萨德一九五三年突然离世，随后维迪亚从大学毕业为止。

这是至关重要的几年……这种政府奖学金名额很少，是逃离狭小落后的岛国社会的局限的一个绝佳机会，因此竞争异常激烈。“回顾过去，”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维迪亚在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写道，“我意识到自己完成了多么艰巨的任务。”同样艰巨的还有从特立尼达那个大家庭远赴战后英国（宗主国）和牛津大学的旅程，这所大学（莫里斯汽车公司的故乡）主要从英国的公学招生。

在《寻找中心》（1984）一书中——本书的读者应该会注意到西帕萨德经常嘱咐儿子要“保持你的中心”——在那篇标题为《自传之前言》的文章中，维迪亚是这样描写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庭情况的：

他大半辈子都在从事记者工作。对他那一辈特立尼达印度人来说，记者是一项很不寻常的职业。我的父亲生于一九〇六年。那个时候，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自成一个圈子，主要说印地语，居住在乡下，集中在特立尼达中部和南部的甘蔗产区。一九〇六年出生的很多印度人都出生在印度，然后以五年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到特立尼达。

一九二九年，我父亲开始间或在《特立尼达卫报》上发表印度题材的文章。到一九三二年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卫报》驻小集镇查瓜纳斯的通讯记者了。查瓜纳斯位于甘蔗产区的中心，也是特立尼达印度人聚居区的中心。我母亲的娘家就落户在那儿。他们是大地主，远非契约劳工所能及。

我出生后两年左右，父亲离开了《卫报》。随后几年，他四处打零工，有时依附我母亲娘家，有时到他姨父那儿干活。他姨父很有钱，是岛上最大的公交公司的创始人和股东之一。父亲自身很穷，近亲都还是农民，他一生都在这两个有势力的家族之间摇摆，过着半依赖他人、半自尊的生活。

父亲于一九三八年再次进入《卫报》工作，这次成了一名城市记者。我们——父亲、母亲、他们的五个孩子，即我母亲那边那个大家族中的我们这个小家庭——搬到了西班牙港，住在我外婆名下的房子里。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解我父亲。

一九四五年，第六个孩子，即维迪亚唯一的弟弟希万出生。一九五二年，在牛津念书的维迪亚获悉第七个孩子，即第五个女孩娜里妮即将降临人世。这个消息是他的姐姐卡姆拉写信（本书收录）告诉他的。维迪亚的母亲德拉帕蒂·卡皮迪欧（妈妈）也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但她是九个女儿中的第七个。在从西班牙港寄到牛津的航空信件中，庞大的卡皮迪欧家族——尤其是妈妈的两个弟弟辛伯胡纳特（卡珀S）和楼陀罗纳特（卡珀R）——扮演着形象生动的配角，总是不太友善。不过，大部分信件内容还是关于小家庭的。就个人而言，是爸爸对于笔墨生涯的专注；就家庭而言，是爸爸为不在身边的两个大孩子卡姆拉（在贝拿勒斯）和在牛津的维迪亚过得是否幸福，以及他和妈妈的几个性格各异、都到了青春期的女儿萨蒂、米拉、萨薇的成长牵肠挂肚。

卡姆拉在本书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她年长维迪亚两岁，第一个离家赴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求学。她在那儿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爸爸的心脏病，她的日子愈发难熬，于一九五三年返回家中。姐弟俩关系很亲密。本书也收录了一些他们俩之间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两人总是责备对方没有及时回信，而爸爸则一视同仁地责备他们俩。在本书所收录的信件中，父子之间的交流平和收敛，而维迪亚和姐姐之间就比较无拘无束，直截了当。

就维迪亚的信件而言，这并非一本关于牛津的书。信中讲到了大学生活，以及维迪亚在其中的角色，但是牛津对他而言并非那么重要。他学习刻苦，身体不好，生活拮据，经常焦虑沮丧。他结交朋友，体验到快乐，尽管紧张，也渐渐树立起自信。有两件事是真正重要的：一是家人，特别是爸爸和卡姆拉，还有妈妈（外加所有姓卡皮迪欧的亲戚们）和姐妹们，以及日渐长大的希万；二是，当然，越来越诱人的当一名优秀作家的憧憬……

维迪亚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的时候，希万才五岁。这两兄弟直到六年之后才再次相见。在希万死后出版的《未完成的旅程》（1986）一书中，他在《兄弟》这篇散文中回忆了维迪亚寄到家中的信件以及他回特立尼达时的情景：

有时，邮递员会带来蓝色的航空信件，全家因此激动万分。偶尔，我会惊讶地听着这个抽象的人物——我的哥哥——在收音机里念短篇小说。大概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位神秘人物突然降临我们身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出现。不过，这仍然是个神奇的插曲，我非常激动。我会走到他的卧室前，站在门口，好奇地看着他躺在床上，从绿色的锡盒中拿出香烟来抽。这样的画面让我回想起逐渐淡去的父亲的形象。他也会在温暖安静的午后，躺在同一张床上，边看书边抽烟。

这个令人难忘的形象很好地抓住了本书的精神，它是如此意味深长，充满生命和故事；阅读这些书信，看着一个好人和他的儿子的关系逐渐变化，微妙地发展，看着他们自然地传承，是一种令人感动的体验。

特别感谢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大学的麦克法林图书馆，这些书信的原件即藏在该图书馆的奈保尔档案馆。感谢《纽约客》的威廉·布福德先生，他的主动支持和干劲对本书的出版至关重要；感谢艾玛·帕里对本书初版的编辑给予的独具判断力的协助。最重要的，我要对卡姆拉表示谢意，感谢她允许我们出版她写给维迪亚的信，也要感谢维迪亚本人，感谢他无条件地同意出版本书。想到这是一本他永远都不会读的书，我心情颇为愉快。

吉伦·艾特肯

一九九九年七月

编者的话

第一版《奈保尔家书》让V. S. 奈保尔的读者得以近距离窥探他的家庭背景、他早熟的天赋和野心，以及他早年在英国的奋斗，那时他正努力寻找自己的风格和主题，想要出版第一本书。一些读者为奈保尔杰出的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自传性素材的细节而着迷。另一些读者在这些信中看到了他以后作品中所有重要主题的线索。十年后（奈保尔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有了更多读者。现在看来是推出新一版奈保尔早年家书的好时机。这一版纠正了错误，重新做了注释，还增加了几十封新的信件。

原来的版本收录了一百七十封信，多数为维迪亚和他的父亲西帕萨德所写，也包括一些他的姐姐卡姆拉写的信。新版保留了旧版的所有信件，此外新增了七十九封，全部来自塔尔萨大学的奈保尔档案。其中维迪亚所写的有三十一封，父亲西帕萨德二十三封，卡姆拉十七封，母亲德拉帕蒂七封，妹妹萨蒂一封。这里面有三封十分重要的信：第156号信，由西帕萨德起头，因为他心脏病发作而中断，由萨蒂写完；第198号信和第199号信，分别是卡姆拉和萨蒂写的，（通过维迪亚在牛津的导师）告诉他西帕萨德去世了。此外，还有几封信是维迪亚在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之前写给卡姆拉的。在第一版中，这些信被放在全书开头。它们代表了保留下来的奈保尔最早的文字，仅凭这点就很有趣。此外，如果说本书讲了一个故事，那么这些信使其开篇更加有血有肉。

第一版主要涉及一九五〇年奈保尔离开特立尼达到一九五三年西帕萨德去世这个时段。但第一版的编辑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之后奈保尔的七封信，这些信大体勾勒了他完成他最早的三本书并且出版第一本小说的那三年半时光。我将这一部分大幅扩充，增加了三十多封维迪亚与母亲以及姐姐之间的通信。在此期间，维迪亚在BBC出了名，在他对特立尼达的记忆中找到了第一本书的主题——他后来在《自传之前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些信清楚地表明，奈保尔写作的动力不仅来自他自己的文学野心，也来自西班牙港家中的期盼和经济需要。这本父子通信集所讲述的故事的真正高潮是一九五七年《通灵的按摩师》的出版，维迪亚和西帕萨德如愿以偿。此处提到的这些新增的信件被放在本书最后一部分。

增加这些信件并不影响对西帕萨德和维迪亚之间关系的聚焦。这本书实质上讲的仍是一对由爱和尊重以及文学野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父子的故事，收录了所有留存下来的维迪亚和父亲之间的通信。西帕萨德去世后，维迪亚发电报回家（第201号信），发自内心地说：“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这句话在这本书信集中一次次回响。他那些写给“所有家人”的信，很明显主要是在和父亲交流。但很重要的是，奈保尔的其他家人，特别是卡姆拉和德拉帕蒂，也不应被忽视。在某种意义上，卡姆拉是维迪亚最亲密的知己。如果将维迪亚同母亲和兄弟姐妹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间的所有通信全都收入，这本书会有现在两倍厚。

虽然这些信里有奈保尔日后作品中的主题的雏形，例如后帝国和后殖民的更迭以及写作提供救赎的可能性，但其主要关注点毫无意外很实际：钞票、学业以及作家的必需品（时间、空间和一台好用的打字机）。维迪亚获得的牛津大学奖学金对奈保尔家来说——就像对那个年代许多有追求的西印度群岛家庭一样——是获得稳定的生活和社会尊重的好机会。当时这项奖学金被称作岛国奖学金，旨在帮助青年男女成为专业人士，通常指律师或医生。维迪亚选择了研究英语文学和写作，选择了作家这项危险的职业，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对他在特立尼达的家人来说也是如此——家人还在为贷款、年幼孩子的学费、修车费和电费担忧。最后一封信中德拉帕蒂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通灵的按摩师》出版后不久）列出的家庭开支清单告诉我们，这本书赌上的不止年轻作家的名誉，还有别的。

本书第一版的编辑吉伦·艾特肯“所持的原则是不介入，让故事自己说话”。我也一样。只有一次，我在第238号信和第239号信之间加了一小段连接性的叙述，以填补因为一九五六年维迪亚回特立尼达所造成的通信中断。

这些信件均由塔尔萨大学保存的原始信件转录而来。我的主要目标是在常规排版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给读者最接近手写或机打信件阅读体验的文本。因此，我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保留了许多第一版中被修改的作者的习惯拼写、句法和标点。例如，在机打信件中，维迪亚经常省略don't和can't这样的词中的撇号，但在手写信件中则不省略；类似的还有，在手写信件中，他经常用&来代替and。只有对引号的处理例外，所有信件在双引号和单引号之间随意转换，因为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和节奏，我把它们统一为单引号。

许多信件用的是蓝色的航空信纸，两次对折后封口。维迪亚和西帕萨德有时候手写，有时候用打字机。维迪亚的打字机的各种故障成了整个故事的陪衬情节。卡姆拉和德拉帕蒂从不使用打字机。这四个人笔迹的可辨认度差别很大。偶尔，信件被损毁，或者有的词句因为写得太急而无法辨认，我也束手无策，只能做出删减。除此之外，我呈现了每一封信件的全文，包括信末附言和信纸边缘的注解。

所有编者补充信息都被放在方括号里面。在我添加文字使句意更明晰或推测受损信件原来文字的地方，显示为“〔这样〕”。当我插入解释性的字句，比如，标示无法辨认的文字或写在信纸边缘的话，则显示为“〔这样〕”。所有省略号都是原始信件中就有的（西帕萨德尤其爱用省略号）。卡姆拉的两封信包含几小段印地语，是用梵文字母书写的，脚注里有英文翻译。

书中的日期和地址与信头中标注的完全一致。只有七封信没有标明日期，但都可以推测出比较准确的日期。有五六次，写信的一方把日期标错了。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保留了原来的日期，在注释中给出正确的年月日——通过邮戳或信件内容很容易判断出来——然后将这些信件按正确的日期排序。

我给所有信件都编了号，为了方便参考，新增信件的编号上加了星号。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特立尼达，对于如何将印地语的名字和词语转换成罗马字母没有定规。在这些信件中，同一个印地语词会有好几种拼写方式。涉及姓名，尤其容易造成误解。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有两三种不同的拼写方式，有的是按读音，有的是按其他；有时候还会用到昵称；有时候父亲的名字被放在姓氏的位置上；奈保尔家还会用印地语来表述不同程度的关系。例如，一个重要的配角，维迪亚的舅舅辛伯胡纳特·卡皮迪欧的称呼包括辛伯胡、玛穆（印地语中对舅舅的称呼）、玛木、巴卡玛穆、卡珀S。我将所有称呼按原样录入，并加以注释。

本书第一版有六页半尾注，大半是关于本书中提及的奈保尔家的亲戚的解释。我扩充了这些注释，并把它们放在每页底部，每章独立排序。加注释永远要注意平衡。加得太多，读者会被细枝末节淹没，加得太少，读者会觉得故事的某个也许很关键的部分不得而知。我努力揣测读者需要注释的地方。

这些信件写于五十多年前，跨越三个国家——特立尼达、英国和印度。信中提及的人、地方、风俗和词语可能只对恰好来自这三个国家的读者或者老一辈的读者来说是熟悉的。我努力为其中一些做了注释。在每个主要人物第一次出场的时候，都会有简短的介绍。维迪亚和西帕萨德提到的许多书和作家，有一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很有名，在今天则不为人知。对于本书的许多读者，我不用介绍弥尔顿是谁，但对于相对知名度较低的萨默塞特·毛姆和曾经流行的沃里克·迪平的作品，我提供了完整的书名、出版日期，有时还有简短注解，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

是帕特里克·弗伦奇建议我编辑这一版本，在每个阶段，他都一如既往地帮助我。他总是乐意和我分享他在写《世事如斯：奈保尔传》时研究、收集的材料。吉伦·艾特肯，奈保尔的代理人和本书第一版的编者，慷慨地允许我自由地重新编辑文本。保管奈保尔档案的塔尔萨大学麦克法林图书馆特别收藏处的工作人员热情、高效，耐心地对待我的要求。特别感谢塔尔萨大学的马克·卡尔森、米丽莎·布尔卡特、布伦达·布朗、乔治·吉尔平和埃尔米奥娜·德阿尔梅达，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给予本书建议和帮助。

莉拉·卡皮迪欧为编写这些信件的注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拉尔夫、维尔马和阿努·拉翰提供了有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圣詹姆斯的信息。阿米特·古普塔录入了第159号信和第160号信中的印地语段落；安妮·保尔提供了英文翻译。乔纳森·阿里、乔治娅·波普尔韦尔和比娜·沙哈帮助解释了信中提到的许多信息。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还有其他朋友、同事给予了建议和帮助，有时是热情的接待——我得到的帮助如此之多，我很可能遗漏了某些人，没把他们列入感谢名单。

尼古拉斯·劳克林

二〇〇八年一月

第一部分

1949.8.21～1950.9.22

从西班牙港到牛津

*1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1]

星期天，8/21

〔亲爱的卡姆拉：〕[2]

〔我〕不想在你〔离去〕几天后〔……〕，我很心烦，很暴躁。如果你还记得我申请奖学金失败而后又成功那段时间的样子，[3]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出我现在的状态。我做些古怪的事情。我不时骑自行车出去，往常绝不可能骑那么远（特别是你离家后那个星期天）。

我从星期一开始找工作。还是老一套。不，不，不。但我最后还是找到了每月七十五元的公务员差事。[4]

听着，如果你参与录制西印度广播节目[5]，我想让你这么做：把稿子彻底重写一遍，再加些观点进去。

（1）说加勒比各民族原本都保持着他们的个性，现在却趋同了。提一提印度加勒比学院，成立时热闹非凡。

（2）不要强调文化原〔因……〕，说给学生〔……〕来看看印度。

（3）记住，在〔……〕中，四十个是给非〔印度……〕海外印度人，出于很容易〔……〕和合理的原因。

强调四十个非印度学生奖学金名额。

这些奖学金颁发给了中国学生、波斯学生、埃及学生、非洲学生。

（4）忽视“文化差异”那部分。

（5）避免让印度人更印度以及其他无意义的蠢话。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你的访谈可能会被特立尼达电台“呼叫西印度”栏目转播。如果你让萨蒂亚·查兰听上去是在宣扬分裂和隔离，即使是文化上的，那也会大大伤害他。记住这点。

颁发奖学金让学生能去印度看看。

四十个名额给了中国学生、波斯学生、埃及学生。

西印度群岛各民族的关系越来越近。〔信纸边缘注：〕文化上的：印度文化和非印度文化的融合。没有偏见——如果不考虑民族的话。[6]

〔……〕我现在还不想你。〔……〕关于你。我想〔……〕和你。我觉得我〔……〕你的感觉，通过我〔……〕觉得不执着真是个理想的解决方法。

我只是担心从孟买去贝拿勒斯的行程。

我们收到了你的楼陀罗纳特舅舅[7]写来的一封很有意思的信。在那封他口中“恶狠狠的信”之后，他还真是温和呢。

下次，即几天后，我会写封更长更详尽的信。就像在牙买加丑闻期间给爸爸写信的任务一样，给卡姆拉写信的重任最后压到了我身上。[8]

你锡兰的朋友给你回信了（写得很亲切）。我会把他的信以航空信的方式转寄给你。

记住：不要说奖学金使印度人更印度。不要说印度人和非印度人在文化上有很大差异。说他们的文化在互相融合。

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不用担心。

〔无签名〕

*2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9]

星期五，9/2

亲爱的卡姆拉：

我们今天收到了你的电报。

你要保持清醒。你现在在安全的土地上。去印度高级委员会，去看看〔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安排：你去印度的旅费谁来支付？需要多少钱？绝不能接受奢华的安排。尽量限制在六十英镑以内（约三百西印度群岛元）。

恕我直言，每年我最多能偿还八百元。我不能让我的家人负担更多债务了。如果旅费超过三百元，你就要开始担忧了。

到那时，你要仰仗舅舅了。你或许得找一份工作，让舅舅给你提供食宿，直到你存够回家的路费以及还给爸妈的钱。

我在努力偿还七百元。还得靠那边。[10]

现在尽量不要抱太大希望。英国是个文明安全的国度。人们不用炫耀古老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不用因为没有文化靠吹嘘过去的成就来让别人道歉。

你的舅舅似乎很宽容。那件事后，我们大家都那么对他，我觉得他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如此大度。

去问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支付你的补助。

不要担心。这是一场冒险。我觉得你会玩得很快乐的，好好享受。

记得凡事都要问清楚。我的意思是，所有的事。卡姆拉，英国很安全，你的舅舅很可靠，我们现在只要偿还五百元就可以了。能让你看看英国，我很乐意替你还钱。不要担心，如果你真的了解我，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我有多么享受这场冒险。

不要让那些该死的印度人给你做任何奢华的安排，比如豪华的旅程、奢华的酒店之类的。要问清楚每项安排的价格。

我觉得很难为情。但我很快就会给玛穆写信的。玩得开心点！

V. S. 奈保尔

大家都很好，事情也都顺利。

速回信。

*3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11]

星期二，1949/9/6

亲爱的卡姆拉：

我想，你看了我的上一封信一定很不安。我还希望，你现在已经问清楚所有该问清楚的事项了。

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筹措余下的钱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丝毫不怀疑，我们终归会从银行贷到更多的钱。

好像不管在哪儿，你都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这很好。多希望我也有这样的本事。有时，我会自怨自艾。不管在哪儿，我都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可笑的人——一个颇为滑稽的小男孩，少年老成得很有趣，他的观点、习惯只是有趣而已，没什么分量。我觉得我交不到朋友。我无足轻重，影响不了别人。我想写作，但是我怀疑有没有哪个作家想象力像我一样贫乏。但是非印度人好像更喜欢你，欣赏你。印度人接受你是理所当然的，应当的，这就是为什么想到你在非印度人中间我会很开心的缘故。

你现在觉得印度的情况怎么样？玛穆跟你说了什么？如果他们安排得还算称心，就去印度吧。毕竟，能去另一个国家，每个月还能拿七十二元的人少之又少。我每个月的奖学金只有一百元。他们给我预定的火车只会是三等车厢。但是，好好保管你的衣物。尽量少花钱，把余下的钱存进一家可靠的非印度银行。随时都要有足够的钱前往英国。

要是他们安排的你还算满意，那就好。

我又一次开始适应新的环境。只要我情绪烦躁，动脑筋的〔活儿就没法进行〕。真是糟糕。如果我〔……〕开动脑筋，〔……〕我写的东西会〔……〕很难有〔……〕感觉。

我没有〔……〕奖学金纠纷期间以及你离开之前和之后两天。我非常不开心。我关于政府机关的服务和程序的想法，明天重复今天，日复一日，没有人感兴趣。我去找苏丹先生[12]诉苦，他告诉我他在那个地方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真是羡慕他啊。精神紧张的时候，哲学显得空洞，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

我发现只能在人与人的接触中找到安慰。欧华德[13]对我帮助很大。实际上，他是家人中唯一真正支持我的人。我不会忘了他。你离开的那个星期天下午，我们（欧华德和我）上了外环公车。车子行驶在莱特森路上时，我们看到轮船正在驶离港口。之后，我们骑车出去了，从布瓦西埃一直骑到波地谷[14]。事实证明这正是我需要的。很费劲，我们大汗淋漓。一半路程是上坡，另一半是下坡。上坡路太陡，根本骑不上去，只能推着自行车走上去。下坡路也很陡，必须捏住刹车不放：你也只须如此。我回到家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我根本无暇伤心。一整天都在找工作。这件事真不错。我成功地克服了人前害羞的弱点。下午，我做了最爱的事：看电影。我去看了一部不错的片子：《无名街道》[15]。打那以后，我每天都会看一两部电影。我〔突然中断〕

4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16]

1949/9/21

亲爱的卡姆拉：

我不知道这台打印机怎么搞的，不过它现在看起来倒是好好的。随信附上几张剪报，我想你看了肯定很高兴。你会看到我后来还是参加了校友会[17]晚上的聚餐，那几个小时可以归入我这辈子最痛苦难熬的时刻之列。首先，我完全不懂餐桌礼仪；其次，我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晚餐之后，他们告诉我为我做了特殊安排，但是这些特殊安排看起来就只是把不同做法的土豆端来给我，一会儿是炸的，一会儿是煮的。我跟经理说，给我上玉米浓汤，我不要大家喝的乌龟汤。他对此听而不闻，侍应生给我端来的是一碗绿色的黏糊糊的东西。这是乌龟汤。我一阵反胃，非常生气，让侍应生马上端走。他们跟我说，这严重违背了餐桌礼仪。所以，在上头两道菜的时候，我只能吃涂黄油的面包（喝冰水）。菜单是法语的。我们叫炖鸡，他们称“复兴的煎鸡”。咖啡是“穆哈”。我觉得那应该是某种异域风情的俄罗斯菜。甜点中还有被称为“出人意料的苹果”的东西。坐在我边上的小哈内斯[18]告诉我，那是一种用出人意料的方式做的苹果布丁。布丁上来，我吃了，味道还不错，但是吃不出苹果味。“那个，”哈内斯说，“就叫出人意料。”

我刚刚填完大学入学申请表格，还拍了照片。我一直觉得自己虽然不算很有魅力，但也不是个丑八怪。但是照片是不会说谎的。我从不知道我的脸这么胖。照片上看起来就是很胖。我看着申请表格上那个亚洲人，心想，从印度来的印度人看起来也不会比我更像印度人。单看我的脸，任谁都会以为我是个体重两百磅的胖子。我本来希望摆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知识分子的姿势给大学的人看看，但是瞧瞧他们会看到什么。我甚至还花了两块钱，要了一张修过的照片。

我挺好的。实际上我又开始看书了。我打算彻底理通十九世纪的小说，开始为明年做准备。我读了巴特勒的书[19]；但觉得还不及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一半好。书的结构太笨拙，巴特勒太注重表现宗教冲突了。他太想证明他的遗传理论。我接着读了简·奥斯汀的小说。我可是久闻她的大名。我去图书馆借了《爱玛》。莫妮卡·狄更斯写的序，说这是奥斯汀最好的作品。老实说，这篇序比小说本身写得好。我觉得简·奥斯汀根本上是一个专为女性读者写作的作家。她若是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毫无疑问会成为女性报刊的领军作家。她的小说让我觉得无趣，尽是家长里短，女性读者会很喜欢。当然，辞藻很优美。但是作品本身，除了通篇说长道短外，雕饰过多，华而不实。

我想你一定有兴趣知道我打算怎么花我那七十五元。我全盘接收了你的债务。五十元存银行，十元给米林顿[20]，十五元给达斯[21]。我还有二元左右的零花钱。玛米[22]给我的，因为我给希塔[23]做家教。把那个孩子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真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她是我见过的最蠢笨的人。你要是想让一个人伤心，那就给他一个班的希塔让他教。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我一直在给乔治[24]当家教。他很愚钝，但若是刻苦点，也能及格。我想，你要是知道依纳若炎[25]进步非常快一定很高兴。那些人真是可怜，让他们上学是桩赔本的买卖，对他们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人就不长篇大论了，那是你的活。你才是那个到了新的国家、经历了一些过去没有经历过的激动人心的事的人，这些可能会永远留在你的记忆里，成为你一生中最有趣的一段。但是我得说，你的信进步很大。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写得很自然，没有像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那次那样刻意考虑遣词造句吗？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你在印度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这有两层意思。较为次要的是小心照看好私人物件；印度窃贼很多。牢记西印度板球队十一名球员的“裤子事件”[26]。睁大眼睛，告诉我贝弗利·尼科尔斯[27]是否正确。他在一九四五年前往印度，见到的是一个肮脏破败的国家，尽是浮夸的庸才，没有前途。他看到的是肮脏污秽，拒绝提及给另外一种访问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精神性”。印度人当然不喜欢那本书，但我觉得他说的是实情。从尼赫鲁的自传看，我觉得印度总理是位一流的演员，有大量三流的拥趸。尼科尔斯谴责甘地是个精明的政客，用圣洁作为统治的武器，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我相信，这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由于神秘主义，赫胥黎近年广受知识分子称誉，这可能已经让他堕落成了一个无能的废物，但是他在大约二十年前出版的关于印度的书[28]里说的则不假。他说是节食造就了禁欲者和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冥想上的人民。你将置身于这一切古怪事物的中心。请不要被传染了。三年期满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到那时，你就可以呼吸无神论清爽宜人的空气了。我不喜欢“无神论”这个词。它似乎暗示一个人对宗教很感兴趣，而非完全无视宗教，甚至不会为某些特别愚蠢的〔……〕生气，就像我成长的〔氛〕围，很容易完全脱离宗教。学校也是如此。我听着“天主教空中论坛”[29]，觉得很快乐。

我想你现在应该已经收到那十镑了吧。我们看到了你的日记。我能从中体会到暗藏的不悦和担忧。我觉得你有点儿不开心。我可以想象，当你在埃文茅斯看到博西[30]的时候会多么高兴。毕竟，怀揣七十元前往异乡，还不知道会在那边待多久，谁会兴高采烈呢？我本来还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挨过经济压力，很高兴，我们熬过来了。

我很快就会再给你写信的。再见，祝好运。

爱你的维多[31]

5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1949/10/10

我亲爱的小傻瓜：

你真是个讨厌的家伙。读你的来信的前几行，我觉得还挺有趣，之后就变得荒唐可笑了。[32]

说到底，你是个愚蠢的傻姑娘。我猜想你在请求你任性的弟弟的时候还挺乐在其中的吧。那使你看起来像个好莱坞女主角。听着，我亲爱的“非常漂亮的”奈保尔小姐，你可以沉浸在幻想里，可以天马行空，但是不要指望我也掺和进去。在亲爱的姐姐离去之际，聪明敏感的（“他是你所有孩子中最敏感的一个”）弟弟堕落了，他伤心欲绝，借酒消愁。我明白这样的画面很吸引人，不乏戏剧性的味道。

你还是老样子。还记得你嘲笑我找工作吗？你很喜欢自己想象出来的画面，而对我们家一无所知的人会认为我就是那个样子。一个软弱的、戴眼镜的弟弟，因自己相貌不出众而沮丧不已。加上他是个知识分子，情况更加糟糕，他成了醉鬼。他很容易被引入歧途。一变坏，就变得很坏。姐姐对此一直心中有数，她痛苦地给弟弟写信，泪如雨下，质问她听到的是不是真的，还有点希望听到他说是的。你是个傻瓜。他很容易被引入歧途。生活在一个不可能慷慨、平庸和蠢笨当道、吃肉是美德的家庭，所以他小气，他愚蠢，他吃肉。

我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吗？可能。被你。我本可以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还能得益。我一直羡慕别人能在享乐之后把那乐趣抛到一边。

我若在特立尼达吸烟，你很清楚，我多么尽力地对你隐瞒这个事实！为什么不告诉我是哪个对我的个人幸福如此上心的“朋友”恶意造谣中伤我？你侮辱了我，卡姆拉。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我很容易被引入歧途！除了你，谁会蠢到去相信一个笨蛋说的话。这可能很有趣，可你竟然会全力以赴去扮演一个好莱坞角色。有时候，一连三个星期不见你一封信。现在你却连发三封快件跟我说教。维多要变坏了。得制止他！他身不由己，可怜的东西。然后对我说：“你想让我快乐，但我怎么快乐得起来？”这些都很不错。今后不要把我做进你的白日梦里，把位子留给那些英国或亚洲的笨蛋吧。

过去三个星期，我一直在抽烟。就像你还在家时，和斯普林格[33]还有寇他们在一起时一样。这不好，是吗？我一直喝很多？好吧，是的，喝水。天一直很热。听着，你们为什么都要针对欧华德呢？我告诉你，好莱坞小姐，他丝毫不比你的任何一个表兄弟差。当然，我这么说一定会让你在心里更加肯定我已经堕落了。但是我现在根本不介意你是怎么想的。你已经最大限度地侮辱了我。

V. S. 奈保尔

6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1949/11/24

亲爱的：

我想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想要你答应我把你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日记体的书。试着待上起码六个月——研究风土，分析人情。不要太愤世嫉俗，尽量幽默点。把你的手稿分批寄给我，我会处理的。我被引荐给了好多人，包括牛津的佩吉特。爸爸可以帮我拨电话给罗丹，英格兰《每日快报》的明星记者。从经济角度看，你的书将获得巨大的成功。我甚至现在就能想象出来——《我的印度之行：记不快乐的六个月》，卡姆拉·奈保尔著。

不要凡事都那么悲观。我难以想象，一个像你这么喜欢笑的女孩竟然看不出这整件事令人捧腹的愚蠢之处。你要是凡事都上心的话，那你的整个人生都会是一出悲剧。

但是让我们想想你吧，从现实的角度。我已经还了一百五十元，到十二月份，这个数字将达到两百元。还不错，是吗？你要是应付不了，告诉你在伦敦的舅舅。问问他之前说的话是不是还作数。我相信你跟露丝[34]一直保持联系。如果他说不行，那么，就到时再说吧。你银行还有多少存款？

该死的政府把津贴发放给你了吗？

我在特立尼达的日子接近尾声了，只剩下九个月。我相信，我将一去不复返。我觉得我骨子里是个流浪汉。知性主义不过是披着时髦外衣的懒惰。这就是我觉得我要么功成名就，要么一败涂地的原因。但是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任何局面。我想要无愧于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我想在我的书中拓展的哲学还太过肤浅。我渴望认识生活。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和情感，你对此无可奈何。我对一切，对这悲喜交加的世界心怀感触。

我发现很难按照自己的座右铭生活。“我们要努力，”我说，“我们必须对这垂死的世界发出的痛苦尖叫置若罔闻。”但是我做不到。苦难太多，多到压倒一切。那是生活中一个基本的特质——苦难。就像黑夜一样基本。它也使人对快乐的感受更加强烈。

写信给我，请只告诉我你有多悲伤。

我想要你帮我强调一点。我的论点是世界正在走向死亡，今日的亚洲不过是一种消亡已久的文化的粗劣展现；物质环境把欧洲打回原始社会；美国是怪胎。瞧瞧印度音乐，受西方音乐的影响到了可笑的地步。印度绘画和雕塑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是我想让你去寻觅的景象：一个已死的国家，靠着鼎盛时期的动力依然在运转。

不要哭泣，亲爱的。

你亲爱的弟弟

维多

*7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1949/12/14

我亲爱的卡姆拉：

欣闻你终于安顿下来，开始喜欢上那片土地了。

我能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新闻呢？除了这四个星期我一本书都没看，也没往我的灵感笔记本里记任何东西，别的什么消息都没有。一种疲劳的感觉——既有精神上的，也有身体上的——控制了我。我累极了，想休息。

12/20

我昨天收到了你的信。你以为我是谁？把信寄给“红房子里的V. S. 奈保尔”。[35]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大人物。但是，这些信寄到我这里，我不用付邮资。你每寄一封信到家里，我们就得付约八分。

很高兴，你还是原来的你。我们从未克服对黑暗的恐惧。我还记得，每次我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住上几天，各式各样的恐惧就会在我脑海中来场狂欢。忧虑被放大，你会觉得自己正被越来越深地拖入旋涡。但是到了白天，一切看起来重又欢欣鼓舞，充满希望。唉，我现在晚上还会生出这种种恐惧呢。

你可能会笑我，但是我恋爱了。这就是我没有看书、没有记下灵感的原因。你猜猜那个女孩是谁？——戈尔登[36]，亚瑟的妹妹。她十一月十六日来到这儿（即17号[37]），待了几天，我完全被她迷住了。她是个理智的姑娘。她从不让我干出格的事。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让我吻过她。但是，她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常常去圣费尔南多。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任何人，好吗？

我其实很想摆脱这个，但是我没办法。我想（而且我也读过、看过很多，我知道）这不过是青春期的迷恋，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是诗人们最热衷的主题。如果我会写诗，我肯定已经写了几十首爱情诗了。

这样的爱并不是幸福。但是，我向你发誓，我不会做过分的事。她也在尽力避开我。但是，她真是个甜美的姑娘，很明显，我频繁的探访让她很感动。

我的工作到二月十一日或差不多那个时候就结束了，我希望到那时有人会离职，这样我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我发现我的哲学和我的世界在我身边崩塌。我真的越来越害怕。我怕我骨子里是个浪荡子。我想摆脱这种沉闷的氛围，投入某种更有生气、更加刺激的生活。把一个健全的人送进疯人院，他很快也会变疯。把一个聪明人扔进一堆傻瓜中间，他也会变傻变蠢。我现在就是如此。

灵感不闪现，我只好反复把玩老的点子。而它们一点都没有新进展。

上星期天（十八日），在圣费尔南多过夜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见你不会说英语了。在信中，你写道：I never can succeeded. 语法是错的，你知道。应该是：I never could succeed. 告诉我这只是你的笔误或是没留神写错了。别担心。三年不会让你的英语荒废掉的。不用六个月就能恢复到原有水平。

你永远的

维多

*8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1950/1/28

我最最亲爱的卡姆拉姐姐：

你的信于一月十日送达特立尼达，但是我直到两天前才收到。我现在就给你讲讲原因。

我已经不在登记局做事了，我现在是女王皇家学院的秘书和代课老师，每月薪水一百三十九元九角六分。还不错，是吧？

教书很好玩。我非常喜欢，人人都说我现在气色很好，不像我誊写证书那会儿那么苍白病弱。

关于戈尔登那档子事，和登记局一起成为过去了。你的信把我在那件事上残留的最后一丁点儿傻气给扼杀了。

这儿大家都挺好。我要你别理会别人的信。如果说有什么事的话，我发现爸爸妈妈自你离去后，态度好多了。所以，你最好给他们写写信。

你的英语没有明显的退步，无须担心那个。

我想更多地了解你的生活，不要总是一句“我很好”。我想知道你讨厌谁；你是否已经厌烦，想回英国，或者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儿。如果你对我吐露心声，我会对自己的立场更加有把握。

我会在五六个月之后离开特立尼达。

板球：牙买加队正在特立尼达比赛。[38]此刻是星期六十一点一刻，我正在给你写这封信。我去了学院，和几个男生聊了一个小时，然后回来。新工作就好像拿着工资上学。

我希望一写完这封信就去看板球——跟往常一样的球场，但是我会坐在记分板边上（可口可乐赞助），因为有个负责的男生算是我和伊普·扬[39]的小跟班。

因为匆忙，这封信写得很短，也很仓促。

诸事都好。妈妈他们在等你的消息，别耽搁。

再见

维多

顺便记一下板球比分：

牙买加队第一局：155分。

拉马丁[40]：特立尼达队新来的印度裔投球手，投球39次，5次击中三柱门。

特立尼达队第一局：581分，丢了两个球（斯托迈耶尔[41]在此时出局，宣布比赛结束）

冈托姆[42]：147分

斯托迈耶尔：261分

特雷斯特雷尔[43]：161分，未出局。

*9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1950/3/4〕[44]

亲爱的卡姆拉：

很抱歉，之前没有给你写信。

上星期一（二月二十七日）莱因斯沃斯先生[45]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教育局。他告诉我，他刚刚收到消息，我的申请已经“和那些高素质申请人”一同送到了牛津大学，所以，好像一两个月之后，我就能拿到起航通知书了。

我在学院做代课的工作比较多，秘书的活比较少。巴詹生病已经有五个星期了，我得干他那份活。

我现在在白厅[46]参加一些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赞助的免费艺术课程。授课材料都是免费的。负责人是个英国人，名叫约翰·哈里森。他几次告诉我，他喜欢我的画风，他觉得很“大胆”。我只去了四次，有三次，我的画都被选为四五幅最佳作品之一。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出，我并不笨手笨脚，理查德得先承认他自己很蠢，才能嘲笑我的画。

顺便说一句，你还记得我去年二月份写的关于选美皇后的那个短篇吗？我大约在九月份写完了。写得不错。女王皇家学院的英语老师霍奇说那篇很有希望发表，他还祝我好运。

昨天（星期五）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哈里森告诉我，我应该参加艺术协会星期二的写生课。他把我推荐给秘书伯克女士。她说只有协会会员才可以参加写生课。然后我告诉她，我只能再在特立尼达待大概五个月了，她问我叫什么。我刚说出自己的名字，她就说：“可是，我亲爱的孩子，你是会员啊。你不知道吗？”她很愉快地说。总的说来，她是〔个〕很友善的人。

〔本段看不清〕

我竟然是在一九四六年加入的。

V. S. 奈保尔

*10 / V. S. 奈保尔和萨薇[47]·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1950/4/4

亲爱的卡姆拉：

昨天，我收到一封牛津寄来的信。我被牛津大学学院录取了。该学院成立于一二四九年，可能是最古老的学院。它的古老让我现在对那些三四百年前成立的大学都有些不屑一顾了。

你寄来的报纸完好无损。它们看上去办得挺不错的。

然后，说说你的杂志。我觉得它太过肤浅。你应该尝试把它变成一份有责任心的刊物，在重大话题上——比如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它应该成为学生观点的引领者。由暹罗女生写的关于暹罗的文章会很有意思。你们的纸张很好，印刷也不错。把它变成一份更值得尊敬的杂志——大学时事：来你们大学访问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演讲和建议。

到那时再寄给我看。

以我的经验，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是学院最受欢迎的代课老师。

如果你曾到过女王皇家学院，你就会知道，学生宿舍周围的一圈走廊是为男生们在重大场合预备的：拳击或者演讲日。我上星期五（拳击之夜）去学生宿舍，所有男生都一齐为我欢呼。我真的感到受宠若惊。我鞠了一躬，表示我不介意，如果他们觉得他们嘲弄了我，那我已经变失败为值得称道的胜利。

大约两个星期一之前，卢奇曼[48]、我和哈里森一起在女王公园酒店[49]喝了茶。我们四点差十分到了那儿，六点差一刻离开。我们在一起谈了许多有意思的话题。哈里森给了我好几个在英国的朋友的名字。我到英国的时候，他也会在那边。

一点消息：迄今为止，我已经还了银行四百九十元。现在还剩不到三百元了。我走之前应该不难还完。

上星期天，爸爸的一个短篇小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加勒比之声”[50]播出了。题目是“桑娅的运气”。

再见

维多

你写道：“整整一个星期的名人。”

这不对，你知道的。名人是有名的人物。你的意思是“整整一个星期的欢庆”，或“整整一个星期的庆祝”。[51]

〔萨薇手写：〕

亲爱的卡姆拉：

家里正在做果酱蛋挞。现在只有米拉[52]和我两个在楼下翻看这封信，我偷偷给你写几句。贝蒂和她的父亲[53]星期一过来了，但他们第一天是在阿贾[54]家过夜的。他们昨天才到我们家来。不过，他们下个星期会在我们家过三四天。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贺卡。非常漂亮。（萨薇）

我们永远是你的

萨薇　米拉

P. S. 我再一次赢得了三月奖章。

不要对维多说我们在他的信里添了这些话。

11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首页地址上方手写：〕

（我将把昨晚在机场收到的信[55]寄出去，你们或许可以感受到我的冒险。）

威灵顿酒店

第七大道

纽约市，19区

8/2

11:15

纽约真是不可思议。[56]奢华和颓废并存。但这是什么样的颓废啊！三十五页厚的报纸只卖五美分。

不过，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美国人吃得太多了。他们一直在吃啊吃。街上的餐馆和酒店挨挨挤挤。我想在这儿不容易迷路，街道都有标号，街区方方正正。

所以我今天早上出去逛了逛。

我花了大约三元去了美国轮船航运公司一趟又回来。还有两个小时左右，我就要上船了。

美国轮船上的旅游舱是头等舱。

我用心寻找书店，终于找到一家。真是家好书店。花上一百美元买书我都不会觉得不安。我很早以前就想买或想读的书堆得老高。礼貌周到的店员在三十秒内就能告诉你他们是不是有你想要的书。

我买了一本书，是诺曼·道格拉斯的《南风》[57]，花了一美元二十八美分。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毛姆、赫胥黎的书都卖同样的价格。

但好书店并不多，那家书店似乎可以算是一家，顺便说一句，没有无病呻吟的杂志。而酒店楼下全是那种杂志，我是说，大概二十层楼下。

今天早餐，我要了一杯橙汁、麦屑牛奶、咖啡和鸡蛋。花了六十五美分。

生平第一次每一分钟都有人称呼我为“先生”。我玩得很高兴——不好意思！我不想家。

〔信至此结束，可能有缺失〕

*12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58]

50/9/1

亲爱的维多：

我刚从卡里内吉归来。过去的一两个星期，欧华德、我以及几个小青年（最年轻的才十七岁）几乎每天都去海里泡一下。露丝人不错，挺好相处的，我们去看了几场电影。他下周一——也就是两天后——搭“科提卡号”走。辛伯胡[59]早一天乘飞机去纽约。他会在那儿逗留一周。

我希望你喜欢伦敦。我本打算给你寄点儿钱，但你妈妈说你现在还不至于手头紧张。若是在开学前你的钱的确不够花了，告诉我。我会想法给你寄几镑过去的。

我们都还不错，就是萨蒂[60]今天有点儿发烧。我昨天花十四块买了套冲洗底片的设备，很快就能自己洗照片了。那真的很容易。只需要显影液、酸性定影粉；再加上显影罐、量杯、温度计。整套设备就这么多。显影罐不透光，因此不一定要在暗室，白天也可以在里面洗。对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整套冲洗工艺简化为几个简单的步骤了。最要紧的是这比在店里让他们洗便宜多了。

卡姆拉见到了尼赫鲁，她为此写了封欣喜若狂的信回来。她是在贝拿勒斯印度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见到尼赫鲁的，他们专门为总理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她正好是引座员兼报幕员。因此，她得为尼赫鲁和其他大人物引座。副校长把她介绍给了尼赫鲁。卡姆拉说：“尼赫鲁跟我握了手，直视着我的脸问道：‘你很聪明吗？’”卡姆拉回答道：“这不好说，先生。”然后，旁边一位英国女士替她说：“是的，她很聪明。”尼赫鲁说：“那你坐这儿好吗？”所以，在尼赫鲁签名的时候她就坐在他边上。他也为卡姆拉签了一个，她寄回家来了。

我希望感冒没有让你太苦恼；大学功课进展还顺利吧？或者你还在潜心读书？跟我们讲讲你在伦敦的生活。

爱你的奈保尔

13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61]

威斯特拜尔路62号

伦敦，N.W.2

〔邮戳日期：1950/9/11〕

亲爱的卡姆拉：

把同一封信写两遍真的很累人。同样的事情，先给家里写一遍，然后再给你写一遍，这真是体力活啊。

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不给你写信的借口。那只是因为懒。我以为家人已经把我打包丢出去了，因为我有三个星期没有收到家里的只言片语了；而在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来自法国、德国还有这儿的朋友的来信。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是一封官方信件，来自殖民地部。

我非常开心，你听到这个很高兴吧。若是要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还缺一件，那就是一个女孩，但我有什么办法呢？不会有人喜欢我的。而我〔字迹模糊〕自己。

简单给你讲讲我写的那半打信吧。

1. 政府资助了我一张九月十九日的船票。太荒唐了。我若是坐那趟船，开学前一天才能到。所以我努力挽救，在谢卡尔[62]的帮助下，我决定先飞纽约，然后坐船来英国。政府说：“你的旅费总计五百三十八元（不包括在纽约逗留的开销）。我处资助四百六十四元，差额自理。”我怀着绝望的心情说行。当他们最终决定全额报销时，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2. 我有点儿害怕。此前我从未一个人生活过。一想到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度过一晚，然后登船，我就不寒而栗。轮船八月二日下午四点驶离纽约；八月一日上午九点半航班从特立尼达起飞。八月一日早上七点，我收拾妥当准备出发。不是很想落泪。我得在上午八点半之前赶到机场。在17号，我获悉航班延误。当时快气疯了。我不愿相信，但这就是事实。因此我不得不无所事事地饱受煎熬，闷头在伍德布洛克等到十一点，才把行李塞进亲爱的老PA1192[63]，我们在十二点左右赶到皮阿罗科[64]。先我而来的人挤满了候机厅，他们不是来为我送行的，是来参观机场的。航班准时抵达。十二点五十左右，V. S. 奈保尔脱离了家庭纽带。我感到害怕，乐不起来，我害怕是因为我怕纽约。但是我的害怕很快就过去了。

我开始高兴起来。

（见第二封信）

〔首页下方注：〕我见到了露丝。那个下午相当不愉快。我觉得她是一个头脑糊涂、顾影自怜的泼妇。是个最最令人嫌恶的女人。

〔第二封信〕

亲爱的，请继续往下看。

下午四点半，我们抵达波多黎各圣胡安，五点再次起飞，前往纽约。连续飞行八个小时。那天的每个时刻，还有那次航班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能回忆起机上每一位乘务人员的脸、餐点，以及其他乘客。

午夜十二点左右，我们飞抵纽约上空，下方，无数红的、绿的、蓝的光斑如星光般汇聚闪烁。十二点半飞机降落；我接到了英国领事馆的信，指示我前往指定的旅馆。

我坐出租车过去的，当旅馆的黑人门房接过我的行李，每说两三个词就称呼我一声“先生”时，我感觉自己有如贵族。这太让我吃惊了。我无拘无束，受人尊敬。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那一刻，自由和欲望达到了顶点。

我在凌晨两点左右抵达旅馆。想找个餐馆吃点东西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带了只烤全鸡——我亲爱的母亲倾其全部的微小关爱照顾着她的孩子们——我把煎饼（用纸包着）扔进垃圾桶，吃了鸡和香蕉，喝了点儿冰水。我不知道明天来倒垃圾的服务生会怎么说，我也根本不在乎。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轮船航运公司，之后回到旅馆，来回都坐的出租车。我在旅馆吃了早饭，出去走了走，买了本书。回到旅馆，看了会儿报纸，拖着行李来到码头上了船。很简单。我惊异于自己能妥善打理好这一切。

3. 航程很愉悦。我结识了几位朋友。其中有一位德国女士（已婚，她的丈夫也在船上）和我非常合得来，我都想亲吻她了，她邀请我去德国玩。我想可能明年会去。

4. 英国果然非常令人愉快。和博齐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很愉快。

5. 我结识了两个女孩。跟其中一个相处了三天，我带她去了圣保罗公园，还有摄政公园；但是她跟我拜拜了。因为她不想背叛她的男友。第二个女孩是挪威人，我是在去牛津的火车上遇见她的。我们一起游览观光，我用法语对她极尽恭维，发誓永远爱她，还写了我觉得是我迄今写过的最肉麻的情书（用法语写的）。她上周六回挪威去了。我想这个圣诞节我会去挪威。她真不错。

永远爱你的维多

14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

50/9/15

亲爱的维多：

你似乎还没有收到我的信。但是，你似乎手头还算宽裕，我很高兴。

你的打字机一定不错，能打得那么干净整齐；但是我注意到C和O两个字母似乎要叠起来了，这也可能是你打字太快的缘故。

我希望企鹅出版社会接受你的小说。我很想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我猜你多半不希望我看到。不过我相信肯定写得不错。我无法想象你会写一个不怎么样的故事出来。创作小说的时候最好多读好小说。优秀的创作离不开良好的阅读。不过，你应该已经发现这一点了。

斯万齐先生在“加勒比之声”的散文诗歌年中评论中称赞了我的短篇小说。这篇评论还上了最新一期的《卫报周刊》[65]。但是，林多夫人[66]（牙买加）指责我给他们寄去的短篇小说已经发表过了。她说英国广播公司本来打算支付我七几尼[67]稿酬，但是他们发现这篇小说已经发表过了，所以把稿酬降至四英镑九先令，然后再扣除大约九先令所得税。所以，我居然只拿到十一元。迄今为止，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奥比巫术》和《婚约》的消息，虽然两篇都已经寄出去了。我也没有任何关于你的诗的消息。你最好给林多夫人写封信告诉她你现在在英国。可能她把你误认作我了。

你给卡姆拉写信了吗？她没有收到你的信，感到很伤心。给这姑娘写写信，不要说伤她心的话。今天，我们在收到你的信的同时也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因学业劳累过度，病了，脚上还长了疹子。

要跟电影、作家圈中像索罗尔德·迪金森[68]之类的大人物建立联系。你永远也预料不到这些人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只要你明智地运用你的自由和独立的感受，就会大有裨益。不要让沮丧的情绪过多地影响你。如果你感受到了这种情绪，把它看成是一个终会过去的阶段，不要任它征服。

自信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优点。我很高兴知道你很有信心；但是不要低估他人，也不要低估问题。常来信。

爱你的爸爸

15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星期一，1950/9/18

亲爱的维多：

我在星期六下午收到了你的两封信，没有立刻回复是因为我没有航空信笺了。今天总算买了一些。我刚上完音乐课，学锡塔尔琴[69]，还在学院的走廊上玩了十五分钟的滑冰。

得知你很开心，我的确很高兴。你的梦想终于成真了。现在，是创造还是毁灭展现在你眼前的美好未来，全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好好运用你的聪明才智。不过，我知道你会成功的。我为你高兴。

并不是家里人把你打包丢出去，他们只是完全沉浸在忧郁沮丧之中。我这么说可能听起来多愁善感，但请不要生气。我说的是事实。你不应该用这么没有人情味的态度给家人写信。你完全明白，现在爸爸在家里很孤独。你曾是他一辈子的好朋友，而现在，就像你说的，脱离了家庭的纽带。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维多，给他们写信，这是应该的。这是最起码的。爸爸一个星期前写信告诉我你已经离开家了。他似乎有点不开心，说他让萨蒂代表家里人给你写信。明白我的意思吧。与英国家庭接触的时候，表现得体些，好吗？

你知道，跟你讲大道理，说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我会感觉很不舒服。但我想我是忍不住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进去了一点？我能想象得出来。

爸爸给我寄了几张家人的照片。你看上去很不错，但是那张有名的乞丐照，我特意藏起来了。你不要再做出这种样子了，很让人讨厌。米拉和萨薇已然亭亭玉立，我觉得你身边的姐妹们都长得很好看……嗯……

嘿，你这个凶残的家伙，什么时候堕落了？我觉得那是个不好的心理迹象，你觉得呢？

呃，这儿有个牛津人叫科林·特恩布尔[70]。他说你念的大学很不错，但是有一点不好，裤子很容易被磨破——因为晚上经常要翻墙。所以，我在这儿给你提个醒。科林明年回牛津，他答应我会去找你，对他礼貌一点。

你似乎突然变得热情如火。一个年轻的埃涅阿斯，呃？我不介意，但是小心为好。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讨厌把你和那些西印度群岛土著归为一类。别让那种事发生。对你的朋友友善一点，绅士一点。你还年轻，没有到一定要有女朋友的时候。我是说，不要让自己被任何人拴死。小伙子，希望等我回去的时候你的心里、你的家里都还有我的空间。给我留一个小小的角落，好吗？交女朋友得花钱，维多，不要过多借贷。

我决定辞去在I.S.A.[71]的秘书工作，心理和生理压力都太大。我的体重日渐减轻。这对我的外貌没有好处。医生嘱咐我不要喝牛奶。你怎么看？我的左腿上起了疹子，臀部长了一个脓疮，还有其他因神经紧张和过度劳累出现的症状。现在，我好多了。希望这个冬天能好起来。我的文化课是用印地语授课的，我什么也学不到。

你要是需要什么，跟我要。不要给家里写信。答应我，需要什么都跟我要，好吗？我甚至能给你寄香烟。好了，就此搁笔。我会常常给你写信的。

很多爱，卡姆拉

〔写在信纸边缘：〕

你给维尔玛[72]写信了吗？爸爸告诉了我最新消息：卡皮迪欧S. 要去英国做纺织品生意了！

快乐一点，好好照顾自己，要听话。永远爱你的卡姆拉。

16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0/9/22

亲爱的儿子：

你九月十七日的来信已于昨日收到。[73]我很高兴，同时也略感悲伤。我本以为辛伯胡到了那儿会给你和博西带去一些快乐；他会让你们那个地方多几分家的样子，讲讲笑话，观观光之类的。我并不介意有时信来得不是那么勤快。你说卡姆拉没有给你写信；卡姆拉说你没有给她写信。你给她写封信，表现得友好一点。卡姆拉只是太渴望收到你的消息，太想给你写信罢了。她可能不知道你的地址。

我的冲洗设备还不赖。第一次尝试就获得了成功。我没有办法在信中夹寄照片，不然一定给你看看我的成果。我给卡姆拉寄了一张洗出来的照片。是希万[74]和柏多[75]的。一张可爱的快照。我现在还需要一台冲印机，你知道，就是冲印底片的设备。另一个问题是我无法弄到合适的印相纸。亨顿的约翰逊公司（伦敦，N.W.4）有塑料晒相架。他们不光有这个，还有被他们称为新型伊格扎克顿的打印机，另有各种等级的缓感光印相纸。这种印相纸可以在日光下冲印，价格便宜。看看你能不能给我寄几包，印底片用的，尺寸是120。还有接触印相纸，分为鲜艳、柔和、普通三种。把我用什么样的相机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会给你相应的印相纸。

我拍的两张拉马丁的照片，《卫报》只给了五元稿费。给《星期日卫报》写的报道也是五元。在此之前，刊登在《特立尼达卫报》体育版的你姨父姨妈的照片拿了三元。但是我那篇刊登在《周刊》上的关于水稻栽培的报道配了四张照片，他们最起码得付我十二元，但是，当然啦，你永远也搞不懂那些人。

我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你的诗的进一步的消息。你知道林多夫人已经把你的诗寄到伦敦去了。我也没有再收到关于《奥比巫术》和《婚约》的消息，这两篇小说跟你的诗一样也已经寄走了，说是已经收到，或留待以后广播之用。等着瞧吧。

你写得不错。我丝毫不怀疑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但是不要骄纵自己，不要有奢侈浪费之举。我也不是要你当一名清教徒。你花钱过去见辛伯胡，却搞得不愉快，我感到遗憾，但是这样的事情难以避免。听闻你要给我们寄钱，我们很欣慰，不过，现在这里一切都好。你开储蓄账户了吗？是的，我想你开了，我想你在信中提到过。S在楼陀罗纳特获得奖学金的时候也曾对他说过类似的话。我记得R强烈反对，颇为不快。保持你的中心。你正在成长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过是表述了一个事实。在心理上承认这一点，说一声：“谢谢。”

我从未像现在这么忙过。希望我能应付得过来。我已经不在《新闻晚报》[76]了。他们把我调去《卫报》。从上星期一（大选日）起，我一直在工作，连轴转，从早忙到晚——晚上九十点钟。不知道怎样才能抽出时间给《周刊》写特稿。这封信我也是抽空写的。昨天中午大概十二点半的时候，他们要我写一篇关于信念治疗的特稿；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要交出这篇稿子。我要报道的信念治疗师大会一直到午夜才结束。就是昨晚，但是我已经交稿了。奇怪的是，我感觉这会是一篇好报道，虽然是仓促而就的。

我很高兴你决定每周写信回家。我想，只要手边有航空信笺，我每两周写一次信还是不成问题的！还要记得把写好的信寄出去！

我还没有买轮胎。到不买我就出不了门的时候我自然会买。就像买电池一样。跟我们讲讲你的近况。告诉我你寄出去的诗和小说的命运。不要担心这儿的任何人和任何事。

不要害怕。你所有的来信我们都收到了。我只是觉得信寄得很慢。有时，三封不同日期的信会一起到。打从你离家那天算起，我们一共收到了七封信；还有一封电报。

亲吻一个女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别太沉溺于那样的事情就好。

大家都爱你，奈保尔

[1]这封航空信有损毁，邮票被人撕了，收件人称呼和几个段落的部分词句也被撕掉了。（本书中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英文编者的原注。）

[2]卡姆拉是V. S. 奈保尔的姐姐，获得印度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于1949年8月初离开特立尼达赴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求学。V. S. 奈保尔写这封信时，她还在伦敦，在去印度的路上。

[3]当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有四个著名的岛国奖学金名额，可以资助学生在英联邦任何一所大学就学，主要根据高中毕业考试成绩进行评选。V. S. 奈保尔在1948年年底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1949年3月公布名单的时候，他没有获得奖学金。后来发现是他所在的中学女王皇家学院把考试规定搞错了。教育委员会代表奈保尔向政府上诉，他最终得到一份“特别”奖学金。

[4]8月17日，V. S. 奈保尔十七岁生日那天，他被登记局办公室录用为二级办事员。英属西印度群岛元（BWI$）和英镑的汇率为4.8:1 。

[5]英国广播公司节目，伦敦录制，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播放。

[6]虽然这封信有缺漏，但不难还原V. S. 奈保尔的论点：如果有人采访卡姆拉，问她关于印度政府奖学金的问题，她应该尽可能不把这描述成印度文化分离主义的表现，免得激怒特立尼达听众。

[7]楼陀罗纳特·卡皮迪欧，V. S. 奈保尔母亲的小弟弟，当时在伦敦大学做数学讲师。后来获得律师资格，1960年担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民主工党领袖。1960年至1967年担任反对党领袖。经常被奈保尔家的孩子称为玛穆（印地语，意为“舅舅”）或路德玛穆，V. S. 奈保尔和西帕萨德习惯叫他卡珀R。

[8]1944年前后，西帕萨德受雇于特立尼达政府社会福利部，被派往牙买加培训六个月。

[9]这封航空信的邮票被人撕掉了，略有损毁。

[10]V. S. 奈保尔的母亲德拉帕蒂后来从她母亲那儿借钱偿还了卡姆拉赴印度的旅费。

[11]这封信似乎不完整，可能没有寄出；有一角被撕掉了。

[12]罗伊·苏丹，奈保尔一家在尼保尔街的邻居。

[13]欧华德·佩尔曼南德，V. S. 奈保尔的表弟，姨妈丹的儿子。

[14]卡皮迪欧家在波地谷北部丘陵地带拥有一大片地产，波地谷在当时还是西班牙港西北部的农村。

[15]威廉·基思利1948年导演的一部黑色电影。

[16]此信的第二页略有损毁。

[17]即女王皇家学院校友会。

[18]戴维·哈内斯，V. S. 奈保尔的同学，之后成为一名杰出的律师。他的父亲考特尼也是一名律师，是立法会的成员，1957年被封为爵士。

[19]塞缪尔·巴特勒的《众生之路》（1903 ）。

[20]偶尔在奈保尔家洗衣服的女仆。

[21]身份不明，可能是另一个仆人。

[22]因德拉达叶·卡皮迪欧，辛伯胡纳特的妻子。“玛米”为印地语，意为“舅妈”。

[23]希塔·卡皮迪欧，V. S. 奈保尔的表妹，辛伯胡纳特的女儿。

[24]身份不明，西帕萨德在第41号信中也提到了这个人。

[25]依纳若炎·蒂瓦里，V. S. 奈保尔的表弟，姨妈拉吉达叶的儿子。

[26]西印度板球队在1948年至1949年间曾访问印度，他们的白色法兰绒裤子在孟买失窃，一度成为舆论焦点。

[27]以园艺书籍闻名的英国作家贝弗利·尼科尔斯于1944年出版了颇受争议的《印度裁决》一书（V. S. 奈保尔把他访问印度的年份搞错了）。

[28]《善戏谑的彼拉多：赫胥黎游记》（1926，阿道司·赫胥黎著）。

[29]当时在特立尼达电台播放的一档星期日节目。

[30]因达尔吉特·迪潘，昵称博西或博齐，V. S. 奈保尔的表弟，姨妈昆塔·迪潘的儿子。

[31]家人对V. S. 奈保尔的昵称。

[32]卡姆拉收到一封某位表亲寄来的信——她后来称之为“讨厌的、恶毒的匿名信”——之后给V. S. 奈保尔写了一封信。

[33]温斯顿·A.G. 斯普林格，V. S. 奈保尔1939年至1942年在特安贵立提男子高小上学时的同学。

[34]露丝·卡皮迪欧，楼陀罗纳特的英国妻子。

[35]位于西班牙港伍德福德广场的红房子是立法会、几个政府机构及法院所在地。

[36]戈尔登·冉桑达尔，V. S. 奈保尔母亲那边的远房亲戚。

[37]20世纪30年代后期，卡皮迪欧家在西班牙港伍德福德区买了一幢房子，位于路易斯街17号。奈保尔家1938年至1940年，以及1943年至1946年住在那儿。

[38]这场殖民地间的比赛于1950年1月25日至30日举行，特立尼达赢了牙买加。

[39]教名未知，V. S. 奈保尔在特安贵立提的同学。

[40]桑尼·拉马丁，第一位在西印度群岛队打球的印度人。杀伤力非常强的旋转投球手。1950年，他首次参加和英国的对抗赛，1951年被《威斯登板球年鉴》评为年度选手。

[41]杰弗里·斯托迈耶尔，特立尼达队队长，1939年首次参加同英国的对抗赛。1951年至1952年澳大利亚巡回赛期间，接替约翰·戈达德任西印度群岛队队长。

[42]安德鲁·冈托姆，1947年首次参加同英国的对抗赛。那次巡回赛后，再也没有加入西印度群岛队，但一直在特立尼达队效力。

[43]肯尼思·特雷斯特雷尔，1950年英国巡回赛时加入西印度群岛队，但是没有参加任何对抗赛。20世纪50年代定居加拿大，效力于加拿大队。

[44]未标明日期，从信件内容推算出这个日期。

[45]英国公务员，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教育局掌管奖学金部门。

[46]一幢殖民时期的建筑，位于西班牙港萨凡纳公园，1944年至1949年间租给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现为总理办公室。

[47]V. S. 奈保尔的妹妹萨薇特莉，通常被唤作萨薇。

[48]所罗门·卢奇曼，V. S. 奈保尔在女王皇家学院时的同学，后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教育局当校监。V. S. 奈保尔在第200号信中还提到了他。

[49]位于萨凡纳公园南侧，曾是西班牙港最豪华的酒店。

[50]1946年至1954年英国广播公司面向加勒比地区的文学节目，亨利·斯万齐任主编，对20世纪40-50年代的西印度群岛作家获得听众认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51]卡姆拉错把“celebration”（庆祝）写成了“celebrity”（名人）。——译注

[52]V. S. 奈保尔的妹妹。

[53]指蒂瓦里一家，他们是奈保尔家的牙买加朋友，当时正在特立尼达。

[54]印地语，意为“爷爷”。在此是对西帕萨德的姨父苏克迪欧·米西尔的尊称。他拥有阿里马公车公司，非常有钱，曾好几次借钱给奈保尔家，特别是在他们买房一事上。

[55]可能指他在第13号信中提到的英国领事馆的信。

[56]V. S. 奈保尔在8月1日离开特立尼达。先飞纽约，然后乘船去英国。

[57]1917年出版的小说。

[58]奈保尔一家1946年购得此屋，于同年年底最后一天搬进去。尼保尔街位于西班牙港西区的圣詹姆斯，那儿住着很多印度人。26号位于商店林立的西大道南侧。

[59]辛伯胡纳特·卡皮迪欧，V. S. 奈保尔母亲的大弟，律师和政治家。奈保尔家的小孩一般称呼他为玛穆。V. S. 奈保尔和其父习惯叫他卡珀S。

[60]萨蒂·奈保尔，V. S. 奈保尔的妹妹。

[61]这是一封写在两封航空信笺上的信。

[62]谢卡尔·佩尔曼南德，V. S. 奈保尔的表弟，他的姨妈卡拉瓦蒂的儿子。

[63]奈保尔家的福特汽车的车牌号。

[64]西班牙港东部村庄，岛上机场所在地。

[65]西帕萨德是日报《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卫报》也发行每周增刊。他从1929年开始为该报写稿，大约在1932年至1934年，以及1938年至1944年间任该报记者，于1949年再次受雇。

[66]格拉迪丝·林多，牙买加记者塞德里克·林多的妻子，她是“加勒比之声”的助理编辑，在金斯敦工作，将稿件转给伦敦的亨利·斯万齐。

[67]英国旧时货币名，1几尼等于21先令。——译注

[68]英国电影导演，作品有《煤气灯》（1940）和《黑桃皇后》（1949）等。

[69]印度一种长颈弹拨乐器，形似吉他。——译注

[70]英国人类学家，最知名的作品是1961年出版的《森林人》。

[71]可能指留学生会。

[72]奈保尔家的朋友，身份未经确认。

[73]这封信和西帕萨德在倒数第二段提到的几封信似乎都没有留存下来。

[74]希瓦达尔·奈保尔，维迪亚的弟弟，家人通常叫他希万（或塞万）。

[75]柏德瓦蒂·佩尔曼南德，V. S. 奈保尔的表妹，姨妈卡拉瓦蒂的女儿。

[76]《特立尼达卫报》东家特立尼达出版公司发行的每日晚报。

第二部分

1950.10.5～1950.12.16

在牛津的第一学期

17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0/10/5

晚7:00

亲爱的维多：

英国现在应该是晚上十一点左右了。你在大学的第一天想必早已结束。我既好奇又焦急地想知道牛津大学给你什么样的印象；或者说你觉得牛津大学怎么样。给我好好讲讲你的第一天……你九月二十九日的来信[1]已收到；也收到了一封卡姆拉的。你们俩的信都是昨天到的。目前一切尚好……我想你大可不必担忧你的写作。我认为牛津大学繁重的学业会让你日不暇给的；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你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抽出时间写文章赚稿费。安德鲁·皮尔斯[2]是这么告诉我的。

不要害怕成为一名艺术家。D.H. 劳伦斯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艺术家；总之，眼下你应该像劳伦斯那样想。谨记他常说的话：“为自己而艺术。我想写才写，不想写就不写。”……多年前，我还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跟你现在一样：渴望创作，但写出来的东西空洞乏味……完全是在努力编造，因为我写的或者说我尝试写的东西毫无血肉。我写的故事在生活中没有映照。我现在知道了，如果我写拉普奇[3]，在写的那一刻我就是拉普奇。因此我必须对拉普奇了如指掌，把自己变成拉普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完全是我；但也完全是我笔下的人物。我以为这就是人格化，就像演员们所做的那样。我觉得这是触及事物核心的秘诀。你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有所缺乏本身就说明你努力的方向没有错。好了，我可能讲太多大道理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明白我想要说的……你没有错。

想得出才能写得好。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作者必须设身处地想角色所想。

我也犯过你犯的错误，把一篇关于拉马丁的文章（最后一场对抗赛的同步记录）寄给了《新闻纪事报》[4]，而非《周日纪事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两份不同的报纸，属于不同报社。一位体育版编辑的回信给了我些许安慰，他说“稿子相当不错，但不适合发在版面紧张的日报上，就像敝报”。这事有点儿不合常理，一般情况下，他们退稿的时候只会附上一封千篇一律的退稿信。我现在重读那篇文章，也觉得“相当不错”。

很遗憾，罗丹没有帮上什么忙。我会给他写封信的。我真应该为你写封介绍信的。依我看，事情本该这么来。他应该是个重量级人物。为《快报》这样的畅销报纸写特稿的作家一定有其过人之处。有时也可能是运气问题，因为我都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两篇够格在《周日快报》上发表的稿子……没必要太焦虑。你的成功就在前方。但请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在抵达之前会有无数闭门羹。对此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这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热身……你见过卡皮迪欧R夫人[5]了吗？

自你离家之后，我在《星期日卫报》上发表了几篇一流的稿子。那篇关于“农民如何看待竞选”的稿子尤为突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人都跟我说这篇文章不错，希望多多见到此等好文。另一篇写的是我在伍德布洛克亲眼见证的信念治疗服务。我那篇水稻栽培的稿件反响也不错。今天我拿到了二十元稿费。我自己为文章配了照片，共四张。我觉得稿酬偏低。光稿子本身就值十五元；照片最起码三元一幅。我打算跟史密斯提一下……但是现在，《周刊》还有好几篇稿子要写，我快绝望了。真来不及了。《卫报》的工作占去了我所有时间。

请务必给我寄一本纳拉扬的《萨姆帕斯先生》[6]。《年度文学作品：1949》（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年刊）对该书评价很高，盛赞纳拉扬是“最具魅力的用英语创作的印度小说家……在某种意义上，当今英语文坛无人能与之匹敌”。该书由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公司出版（伦敦市格雷特纽大街6号，邮编：E.C.4）。定价未知。购书款稍后给你。再买一本《作者手册》（博德利黑德出版）。关于印相纸：给我寄一两包“自动着色日光印相纸”，鲜艳、柔和、普通三种都来点。花不了多少钱。我真希望航空信笺再长一点。〔此处删去一句，页眉处有说明：“删除为本人所为，萨薇”〕是时候写些我早就想写的东西了……是时候做我自己了。我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机会呢？我不知道。刚刚下班，快累死了。《卫报》快把我掏空了，尽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咸鱼什么价之类的。其实，那正是我明天要报道的事情呢！真不痛快……好了，不要气馁，更要紧的是：表现好一点。

来自妈妈和所有人的爱，爸爸

18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0/10/12

亲爱的家人：

收到爸爸的信是多么令人欣喜啊。我若是不认识他，一定会说：有这样的父亲多棒啊。他真会写信。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我刚上完辅导课回来，导师每周辅导一个小时。他评价我那篇关于《李尔王》的论文写得很好，论证犀利。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期待收到家书。今天上午，我还收到了中国男生陈永（英文名约翰尼）的来信，我在特安贵立提的时候教过他。[7]他给我寄了十英镑。我很好奇我怎么会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初次见面，我的确经常会让人印象深刻，但很快就会恢复爱插科打诨的常态，让他们失去尊敬之心。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个性。就这样吧。我记不清是对卡姆拉还是对你们描述过我在牛津的第一天，我觉得我已经给你们写信讲过了。

这儿的人接纳了我。我认识了好多人，为了结识新朋友，还加入了六七个社团。我对绘画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迫切想释放一下体内涌动的绘画作诗的冲动。离家之后，我已经写了好些诗了，我感觉文思泉涌。写诗真的只需要思想和深情，当然还要对遣词造句有感觉。我到伦敦之后，一位去年发表过小说的作家读了我的一首诗。他很喜欢，尤其钟爱以下几行：

在泛黄的树叶

和泛黄的世人的

泛黄的世界里。

在这样宜人的气候里，优美的辞藻自个儿就往外涌。再听听这个。大声读出来。我试图捕捉火车奔跑的声音：

……聒噪的火车

咔嗒咔嗒节奏分明地驶向虚无。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这句绝对棒。还有，描绘牛津大学的：这座象冢中，各种破碎腐朽的哲学在死亡中碎裂混合。很妙，你们觉得呢？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的诗突飞猛进。我对词语更有感觉了，现在我能真正领会穆尔克·拉杰·阿南德的《骗子》[8]的第一句的妙处了：拉布胡，我们村的老猎人，天生是个骗子。鲜有人对词语有如此感受。但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

我见过露丝了。我怀疑在我有限的人生中是否遇到过比她更愚蠢傲慢、暴躁自怜的女人。我们见面不过三个小时。那简直是地狱。我无法想象跟她一起生活还能乐在其中。她似乎对宗族恨之入骨。若说卡珀R暴躁无礼同她全无干系，我会感到吃惊。

你们应该已经知道，牛津大学是由二十多个学院组成的。因此几乎不可能认识所有你想认识的人。一九四八年入学的学生自成一圈，以此类推。在学院里，如果想结识圈子外面的人，就得参加很多活动。而如果参加了很多活动，那晚上就甭想得闲了。院长[9]在周四晚上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了：书中无万物，但若以为书中无物，那就太蠢了。度得靠自己来把握。同时也请牢记，这些不务正业之举正是大学教育的精华所在。你不会因此获得奖学金。你也别想处处独占鳌头。但如果你的确用功了，就不用担心会挂科。

最棘手的难题要数盎格鲁-撒克逊语[10]。这完全是门全新的语言，比拉丁语更复杂难懂。萨蒂可以告诉你们其难度。

对你那篇关于拉马丁的文章而言，现在还为时未晚。换作是我，我会给《新闻纪事报》发点儿有意思的新闻。可能行得通。报纸求新闻都是望眼欲穿。写短小精悍点。诸如牙买加板球假日、市民接待会这样的新闻准上头版。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把你的拉马丁寄给随便哪一家周日报纸。还不算迟。拉马丁在英国尽人皆知，但是知道其背景的可不多。

这所大学的氛围就像个俱乐部。这儿有间新生公共休息室，学生们在那儿碰头、喝酒、抽烟、谈天，就像在任何一间俱乐部一样。我得学跳舞。甚至连卡珀R都建议我学。上的课很无趣，学不到什么。我主要是去社交的。看到这么一大群学生跑来读英语文学，你们一定会吓一跳。大部分人都想成为作家。上课和写作业都不是强制性的。要是你乐意，你完全不写作业都行。但是我要读的东西太多了。

写完信我就出去买爸爸要的书。陈永也有几本想要我买的。我也会给他寄去。天气逐渐转凉，很快就得穿大衣了。到目前为止，我成天穿单层橡胶雨衣。拜托别把雨衣叫作斗篷。英国教会了我说谢谢和拜托。

你会逐渐爱上牛津的美。

我想我已经把肚子里的话倒空了。信笔闲扯了这么久，我希望这封信更像我们在聊天。

又及，我有件事求你们：能给我寄条香烟吗？这儿人人都抽烟，人人都给你递烟，我也学会抽烟了。但别恐慌。不过还是请给我寄些烟吧。这儿烟太贵了。

爱你们的儿子（兄弟）

维迪亚

〔手书附言：〕

打字错误请见谅。我无暇也无意修正。

*19 / 德拉帕蒂和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

1950/10/16

我亲爱的儿子：

十月六日的信[11]已收到。很高兴得知你已经安顿下来。你从来没有在信中提到过你的感冒怎么样了，仍像在家时那样，还是你觉得已经痊愈了。好好照顾自己，冬天快来了，别大意了。

据我所知，理查德[12]会在十月二十八日出发去英国。他之前既没有对我们也没有对他的家人提过一个字，他们打算在十月二十一日举办聚会为他践行。我觉得有点好笑。我告诉你这事的原因是，他们给了卡姆拉二十元，给了你五元再加一个皮夹子。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处置。N. 萨卡尔医生[13]也会搭乘理查德那艘船。家人都好，我在查瓜纳斯的玛穆[14]过世了。我想知道，我要是给你寄包裹，是会直接送到牛津，还是你要去伦敦亲取。请来信告知。尽量对两个玛穆[15]和博西友好一点，不要去管那些背着你的议论。就此搁笔。妈妈

牙买加英国广播公司的格拉迪丝·林多夫人给你寄了一张银行汇票，是你的诗《凌晨2:30》（或是《凌晨两点三十》[16]）的稿费。上个月二十四日播出的，但我没有收听——我根本不知道会播。不像短篇小说，会有预告。稿费总共一英镑一先令。我还得把汇票退回牙买加，因为这边没法兑现。我想，他们会及时寄给你的。

我可能会把你留在家里的诗寄给林多。但它们现在在安德鲁·皮尔斯那儿，他说想看看，我就给他了。他说不定能发到他的《评论》上。

我觉得你把诗寄给英国广播公司“加勒比之声”比寄给其他自视清高的出版机构要好。前者鼓励西印度群岛人写作，有前途的作品常被录用。

卡姆拉来信说她有两个星期的假，和一个尼泊尔朋友去旅游了。我忘了那地方的名字，但反正是尼泊尔某个山麓小丘。

两个卡皮迪欧都没有来信，不过，卡珀S从纽约给希万寄了张明信片。

我还没有给《快报》的罗丹写信。你发表在《特安贵立提校刊》上的文章用了uninterested一词，没有问题。贝内特在《老妇人的故事》中用了这个词，几乎是同样的意思。

奈保尔

20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0/10/22

亲爱的维多：

我的打字机出了点故障，纸的右边缘打不上字。所以只好像这样把信纸对折。

你写的信有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如果你能在信里写写牛津的人和事，特别是人，我可以把信件编成一本书：《父子书》，或者叫《我的牛津家书》。你觉得怎么样？卡姆拉在这方面似乎不行。你可以，我确定。你若能把这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带到你的任何作品中，那你不管写什么，都会熠熠生辉。我认为，一个人在其作品中有这种自然的流露，大部分是因为不焦虑。他没有为自己立下太大、有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我知道是因为我是过来人。我若是想讨好读者或者雇主，就会产生焦虑，然后通常会失去平衡，搞砸一切。我开始不那么专注于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转而开始琢磨写什么最能讨好那个人。结果自然是矫揉造作。除了你自己，不要去讨好任何人。只须考虑你是否准确地表达出了你想表达的东西——不要卖弄；带着无条件的、勇敢的真诚——你会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因为你就是你自己。许多人都会对此心存疑虑，即使是给通俗报刊写东西，也要保持这样的心态。你必须做你自己。一定要真诚。一定要把说自己必须说的作为目标，并且说得明白晓畅。若是在追求晓畅的同时不得不忽略语法，那就忽略吧。若是为了追求发音的和谐悦耳不得不使用很长的单词，那就用吧。我的上帝啊！你觉得文学归根结底是什么呢？要发自内心地写作，而不是为了脸面。大部分人写作是为了脸面。要是一个半文盲的罪犯在平常时候给他的心上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那么，这封信会和这类人平日写的大部分信件差不多。要是这封信是这个罪犯在临刑前写的最后一封信，那就是文学，就是诗歌。这就是班扬的《天路历程》伟大的原因。这就是甘地的作品伟大的原因。

没错！我是个矛盾的人；但是我认为我并非孤例。比如培根，据说“他的道德品质异常复杂”。说那样的道德品质异常败坏，大概也没问题。然而，大家普遍认可培根是“人类中〔智力〕最强大、最敏锐者之一”。否则就是麦考利又夸大其词了。[17]再看看戈德史密斯：“他写作时像天使，说话时像可怜的鹦鹉。”[18]还有博斯韦尔，他所追随的伙伴嘲笑他。后来，他为那个人写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记。[19]在我看来，关键不在于这些人的外在，而在于他们可以召唤出另一个自我。他们可以让自己沉浸于某种精神状态之中，这种状态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创作出作品。穆罕默德在恍惚中口述《古兰经》——我以为那不是真正的恍惚——他当时并不清醒。也是一种精神状态。人能在那个片刻成为他想成为的任何人。难怪威廉·詹姆斯说人拥有多个自我。他也许是对的。我认为他是对的。你可能会唤醒创作的自我，或者政治的自我、放纵的自我、诗人的自我、神秘的自我、圣徒的自我。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自相矛盾吗？你的个性如果整合良好，就不会相互冲突。你若是心理上已经完全断奶，那也不会。但是不要把这个和当代心理学家称之为偏执狂的精神疾病混为一谈：那些人有自己的诡异逻辑。特立尼达的詹姆斯·斯瓦米·达亚南德·马哈拉杰（原市议员，现王公）在皇后街游行时身系腰带，手握权杖（一柄小短剑），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某地王公！[20]

你知道，你应该读一点儿心理学。不要嘲讽这样的阅读。这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本好书你应该读一下，是……算了，别往心里去。

非常抱歉，但是你妈妈刚从萨卡尔那儿了解到，海关条例使得带香烟之类的东西极为困难。他说根本不可能。不过，我会再去问问，因为我觉得这事不应该这么难。

好了，我随信寄上那篇关于拉马丁的文章。你看看能否把它投到某个地方去。要是需要删减，那就删吧。试试《周日纪事报》《周日快报》和《雷诺兹新闻报》[21]。要是投稿成功了，稿费你留着。

我还可以说很多，但是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写点关于人物的长信寄给我。要是写得太长了，不适合寄航空信件，就改海运邮件。

今天是侯赛因节[22]。除了我，大家都出去看热闹了。我在楼上看了会儿，在塔吉亚经过里亚尔托[23]的时候，我走过去拍了两张游行队伍和月亮的照片。

我拍了一系列特立尼达水稻栽培的照片，还放大了。说不定哪天能用上。这些照片已在本地用过了。

不要忘了给我寄纳拉扬的小说《萨姆帕斯先生》，还有《作家艺术家年鉴》，对我来说会是一本很好的指南。

和这儿一个名叫巴克的英国人谈起为小说在英国和美国寻找市场的事，让我很受挫。他是《卫报》晚间新闻的编辑，曾在英国和印度的报社供职。我想他是《每日电讯报》（伦敦）的记者。他为美国的杂志写过文章，也写过短篇小说。

你的感冒怎么样了？还有没有症状？告诉我们。这儿人事都好。我们大家都爱你。

爸爸

50/10/27

我又加了些话。很抱歉拖了这么久。今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有一封你寄来的信。我已经学会通过信封的颜色辨认你的来信了。你有时会看到我在信里喋喋不休，如果你觉得这些话滑稽可笑，就忘了吧，都是些老生常谈。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有话可说，但如果只在自认为说的话是对的的时候才动笔，那就难得动笔了。

我真心希望你再次拜见拉达克里希南[24]能够成功。若能得到这样的人的关注，吃一两回闭门羹换来一次会晤是很划得来的。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最好的方式是坦承你的意图。你的开场白可以这么说：“家父向来认为您是当代印度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总是说，在拜读了您的《印度之心》之后，才真正了解了印度教。”这样，你就可以破冰了，如大家所言。联络，维多，不间断的联络。让我继续说下去……你若是和这位大学者交谈愉快，可以写封信跟我讲述你的经历，如有必要，写封长信。我会非常高兴读这样的信。我会把这封信和你的其他信件一起收好。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说说你遇到的人。告诉我你跟他谈了些什么，他们又是怎么说的。你将会惊奇地发现，在短短一年间，你写了这么多很棒的信。我们就这么办。这是简单易行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因为你表达出来的想法是自由的、轻盈的、自发的，这些珍贵品质是优秀作品的精髓所在。你若是保留了我的信，我也保留了你的信，我们说不定能出两本书，而非一本。谁知道呢！

我的信不该只是说教，而应该是对这边的人和事的描述……卡萨[25]，薄伽梵[26]，卡吕普索之夜，信仰同化祭礼[27]，和巴布拉尔[28]的闲谈，和拉普奇的闲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若是信件太长，就不要寄航空信了。保持你的中心。家中一切都好。

50/10/27

〔在一页干净的纸下方潦草地写道：〕

你可以看出来，打字机修好了。

在D.H. 劳伦斯的《圣马尔》的一小段文字中，我读到这么几句不俗的句子：“但是他面无表情，有一种石头般坚硬的骄傲……她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悲伤的阴云……”

我是今天拿到的这本书，里面有几千个这样的句子。我还拿到一本《哈桑》，有点像古巴格达的东方故事。还有威尔斯的《世界简史》。你该记得，我本来有这本书，但不知怎么给弄丢了。几个星期前，我买了劳伦斯的《书信集》。但是没有多少时间去读，也没有时间为《周刊》写稿子，不然每个月能多赚二十五到四十元稿费。这是不小的损失，但是就像我们这边说的，有什么法子？！

你快乐吗？你一定要说实话。除了疾病，你实在没有什么理由不快乐。今天跟诺布尔·萨卡尔——他现在是医生了，昨天刚到这儿——谈过之后，我想把房子卖了，如果有必要，让你在毕业之后接受些职业训练。试试看能不能申请奖学金，可以吗？我不知道申请到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知道，我给卡珀R和博西写过信了。博西回了信，今天到的，但是卡珀R还没有回复。那么，就让他们保持沉默吧。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这儿的代表很乐意把他们的奖学金颁发给我。他近来对我的小说赞不绝口。但是有一只拦路虎——我的意思是，阻止我得到奖学金的——就是我的年龄。你看，我已经四十五岁了。斯坦利人很好，提醒我在申请书上要强调什么，皮尔斯也一样。你看，这份奖学金是由评审委员会决定的，哈内斯[29]也在其中。他是政府的监察员，大家都很怕他。但倘若我真的拿到了奖学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好好使用。谁来照看家？这个是难题。

斯蒂尔先生，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毕业生，我想他是从伯明翰大学毕业后去的牛津大学念研究生课程，他也非常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工作。他是政府的统计员，愿意支付给我最少一百六十元，最多可能达到两百元的薪水。但是，有个问题，这份工作为期只有五个月。我只好婉拒。若是我每月能挣两百元，那就省心太多了。

爸爸

21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0/11/8

亲爱的维多：

获悉你已经适应了牛津的生活，我感到很高兴。但是，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你不该一心闭门念书。你不用为了争取更多的奖学金而发愤，相信我，读得越多，就有更多的书要读。功课和朋友都要顾。就像你说的，两者都很重要。都是幸福的媒介。

你知道，关于香烟：有人告诉我关税高得吓人。你还是在那边买比较好。但不要觉得我是在找借口。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可以寄点过去。看看关税到底有多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多寄一点。

两天前我收到了妈妈的来信。她提及你比爸爸好。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惊讶。但我从未质疑过。

诺布尔·萨卡尔一直在问我们的事，妈妈跟他谈了。说到妈妈，她（非常低声下气地）问我们俩能不能帮忙出一部分萨薇的费用[30]。她让我问你。我已经决定每个月给家里寄五十卢比（合十八元）。我知道，那会帮上大忙。我不知道你是否帮得上忙。我很清楚，你生活开销大概是我的三倍。

不管怎么样，回信的时候告诉我，不要跟家人提起这件事。你如果觉得我寄去的已经足够了，就不要寄了，因为我可能会去英国，到时你的开销会更大。好了，给我回信，我会做决定的，不要写信回家责问妈妈。

假期里，我收到一封来自拉姆纳拉斯穆萨[31]的信。呃，他要这个穆提[32]，要那个穆提，还要一大堆书。我得帮他买，“在妈妈寄钱来的时候”，他会把钱还我。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些人不知道我已经不问家里要钱了？我真搞不懂，我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还是来念书的。真的，我气死了。他写信要这个〔字迹模糊〕祝福我，最后两页信纸上列着他想要的东西。这是第三封信了。我打算回一下。

顺便说一句，有件东西我想要你帮忙买。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弄到。你知道，牛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国文学问答。我不知道你能否弄到几本，特别是关于诗歌的。真的，维多，我是在自学。相信我，如果你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回答，你就会不及格。如果你死记硬背、照本宣科，就会拿优。我想知道应该怎样回答问题。几天前，我们有个测验，考的是诗人柯勒律治，满分十分，我得了七分，因为我“都是自己的想法”。另一个女生也得了七分。我的英语教授比较喜欢她的答案，还让其他学生“把她的答案背下来”。她让我读一下，我照做了，说实话，她的答案就是照抄康普顿斯-里基茨的文学评论，一字不差。

很多爱

卡姆拉

〔写在信纸边缘：〕

请给玛米寄一张圣诞贺卡。寄一张，好吗？

你选择女孩的标准应该是：“卡姆拉会觉得她是个傻瓜吗？”你不消问，我已经按照你的标准去做了。别担心！

22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0/11/17

亲爱的维多：

我想你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给家里写信了。这不应该。要把周末给家里写信当成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即使有一两次没有收到我们的信，你也应遵循每周写信的规矩。不过，你会发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封回一封的。也就是说，我（或我们）收到一封你的来信，会回一封信给你。打这样一封信要花多长时间？最多五分钟左右，而且，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愉快。关于饮食情况，你只字未提。你通常都吃些什么？下封信谈谈这个。

我想我跟你说过，因为海关规定，寄香烟过去非常困难。我知道你一定大失所望，但是我们也一样失望。你能不能托博西在伦敦给你弄一点呢？据我所知，伦敦的香烟价格不像你们那边那么高。而且，从这边给你寄香烟关税会非常高，在英国本地买可能反而便宜些。反正，他们就是不让你从这边寄香烟之类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们问过的人都说他们不允许寄。今天，你妈妈本想去海关总局了解相关的确切规定，但是她后来告诉我抽不出时间过去。

你妈妈十一月十日给你寄了个二十二磅的包裹：六听葡萄汁、两听橙汁、两磅砂糖、一瓶阿姆查尔[33]、一个自制蛋糕。

从这星期一起（今天是星期四），我被调到《卫报周刊》做助理编辑，写文章拼版面。拼版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几乎和写稿一样让人兴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学习。我很少能在傍晚五点半左右回家。这是一份呆板的活儿，但若是没有太多干扰，让我能发挥主动性来排版，我想我一点也不会介意这活儿的辛苦。实际情况是，你太专心于工作了，时间过得很快，你还没有意识到就已经到了下班的点。我下封信会详述此事的。

本周人物趣事：占·萨杜（萨雅西）一个月前和图纳普纳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小伙子私奔了。直到现在，就是几分钟前，我才从你妈妈那儿知道了这个消息，她刚从苏克迪欧那儿回来，她去那儿还欠他的一百元的利息。之前没有一个人跟我们提起过这件绯闻。

第二桩人物趣事：卡姆拉离家的时候，你妈妈向苏克迪欧借了一百元。除了那一百，他在开具利息收讫凭据的时候，还另加了十五元给你。我建议你给他写一封信对此表示感谢，不必溢美。他也是普通人，会非常高兴的。

你在上一封信（十一月六日）中没有提及纳拉扬的书。我说的摄影器材的事不必麻烦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摆弄照相机。但请务必给我寄那本书过来。

恭喜你投稿《伊西斯》[34]成功。寄一份《周报》给我。

关于刊登在《女王皇家学院时事报》上的狂欢节皇后的故事和对毛姆的评论：你知道，我手头没有《时事报》，所以我请德比辛格[35]给我寄一份。他说要是我让迪文[36]去找他，他就让迪文给我带一份。今天迪文在学院没有遇到德比辛格，他说他明天还会过去。等迪文带回来《时事报》，我会连同《特安贵立提校刊》一起寄给你，不会耽搁。现在校刊就摆在我的桌子上。你会在你的文章里看到两个“X”。我认为，如果你删除这两个“X”之间的内容，再用几个“和”来取代句号，你的文章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像电报了，将会是一篇非常不错的文章。我提不起勇气把这篇文章从头读到尾。你给《印度人》写的有些文章很不错，但是我不能保证能弄到一两份，因为这份报纸很快就无人问津，找不到了。

那么，何不为《特立尼达卫报》或《卫报周刊》写一两篇稿子，谈谈你的牛津生活呢。写得亲切点。你要是投稿给《周刊》，稿费会是《卫报》的三倍。不要管《新闻晚报》了。如果你愿意，可以向希钦斯[37]打听一下消息。但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动笔。四到五页信纸大小的打印纸是比较适中的长度，如果发表在《周刊》上，稿费在十到十五元之间，如果你在写的时候有着眼于特立尼达，那就更好了。

我会以平信的方式给你寄去《卫报》剪报或者是整份《卫报》。

家中一切都好，爸爸

〔写在第一页顶部：〕

你妈说她情愿你穿坏一百双袜子，也不愿意你跟一个织补袜子的伙伴签下终身契约。我想她是出现幻觉了。

23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1/22

亲爱的卡姆拉：

谢谢你的来信。我很健忘。直到坐下来给你写信，我才想起来你要我给你找的东西。我明天会尽力记着。少安毋躁。

我这儿没有什么新闻，亲爱的，什么也没有。我学习很用功，但是没有我希望的那么用功。空虚感几乎总是如影随形。我觉得我正在一条两头都被封死的隧道中挣扎。我的过去——特立尼达，还有我们父母的需要，被我抛到身后，我没有能力帮助任何人。我的未来——尽管不怎么样——是整整四年之后的事。我丝毫不怀疑，到那个时候，我将能帮得上忙。但是，你两年后来这个国家时，我能给予你什么样的帮助呢？或许，在我安定下来、结识一些朋友之后，我会有新的机遇。但是现在，我一无所有。不过不要绝望。你到这儿之后，可以立即找一份工作，有工作就好了。你到这儿之后，我想要你住得离我近一点。我不是要窥探你的生活，而是那会给我一种深深的安全感。可是，离这一切还有二十四个月。

我亲爱的姑娘，我的生活补助勉强够我自己开销。我烟抽得很多，但你别告诉家里。我会尽力在圣诞节的时候给家里寄五英镑回去，但是要等到我和学院管理方谈妥之后才能确定。我已经打算为人捉刀了，只要有人肯付我钱。我准备下个学期写点稿件投给《卫报》，试试看能不能在上面发表几篇。我说的是“几篇”。其实我只写了两篇，但是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写了八章，大概相当于企鹅出版社的书一百四十页左右，不过只是初稿。我要等到下学期结束才会继续写。我文思枯竭了。我需要酝酿新点子。大概会在一年内完稿。想想若是小说能出版，我会变得多有名！因为我能肯定一件事：一旦出版，必然大卖。那是本很幽默的小说。

亲爱的，圣诞节你想要我送你什么礼物？说吧，我的生活补助一个星期后就到了。

今天上午我收到三封信。我感觉自己像个大人物。两封信里夹了钱。一封是家里寄来的。博西给我寄了一英镑，英国广播公司给我寄了一几尼。他们在九月二十四日播送了一首我的诗，你知道吗？但是，你可能知道，我不是个诗人。不过，我会尽力推销我写好的诗的。我已经给两家杂志投过稿了，但是他们马上就退稿了，原因很简单，诗写得很糟。我知道。

现在，我们来谈谈女孩子。这个学期，我谈了两次非常失败的恋爱。就在昨天，我以一种浪漫的方式结束了一段恋情。第一个女孩[38]是比利时人，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她忍了我三个星期。然后突然告诉我她不能来喝茶了。我很吃惊，伤透了心。好像是我给她看的一篇小说，在她看来是色情文学。天哪！约翰·哈里森上星期六来我房间喝茶的时候，我给他看了那篇小说，他说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怎么说，她把我甩了，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是我从女性那儿收到的最美的信。我把那封信抄在这儿：

我亲爱的维迪亚（她这么写道）：

我无法原谅自己伤了你的心，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请理解我，这不仅仅是因为身处这个社会，我不能包容你的冒犯，虽然在我心里已经完全原谅了你。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告诉你，我爱上了别人。我恨自己，因为我，让你痛苦了这么久，等等……

多么希望我的几句话能为你的人生增添意义，等等。

因为你很聪明，这个国家的气氛不紧不慢，人们都慢条斯理，而你打破了这种气氛，或许妥协才是最好的，虽然它令人生厌。迄今为止，你和那个男孩是我在牛津遇到的最值得交往的两个人，但是你逃避自己的焦虑，而我则认为，只有焦虑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他们因痛苦而美丽。

你难道不明白吗，你的痛苦证明了你的伟大，等等。

很棒！很棒！还不错，对吗？想象一下：你的亲弟弟，刚满十八岁，却对每个女孩谎称自己已经二十二了，他从一个女孩那儿收到这封信，而这个女孩是英语文学课上每个男生追逐的对象！我想，另一个男孩应该是个更好的诗人。还有一个女孩每个星期和我喝一次茶，一喝就是四个小时，她是英国人，非常蠢笨，和她分手后，我松了一口气。再见了，我最亲爱的卡姆拉，保重，不要写像上面那封一样的信，因为，你瞧，我对那个女孩撒谎了。

你的维多

24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没有日期；写在圣诞卡背面〕

亲爱的维多：

若是浪费这么可爱的空白处，就太可惜了。你的上一封信是几天前到的。我希望你能在圣诞节前收到这封信。因为我在想，你要去伦敦过假期，那么谁来收你的包裹，就是那个寄到你们学校，装了葡萄汁、糖、蛋糕等等的包裹。十一月十日寄出的，你应该对什么时候能寄到有点概念。

我还希望，你在去伦敦前能寄给我纳拉扬的书。你的新西兰笔友罗纳德·米尔纳给你寄了一张圣诞贺卡。我希望你也已经给他寄了一张。如果你还没有寄，现在还不晚。那张卡我是用平信寄给你的。

我们让你讲讲你的饮食情况，但是你只字未提。当然，若是不怎么如人意，我们这边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

我有可能会获得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奖学金。下次再跟你详谈。——爸爸

〔贺卡正面印刷文字：〕

圣诞的问候

我的儿子

〔贺卡内页印刷文字：〕

只因你是如此心爱的儿子，

如此体贴，如此纯真，

似乎任何圣诞祝福

都配不上你，

因此，我只好祝福你节日快乐，

另赠此言与你：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的爱带来了多少幸福。

美好的祝福

祝你

圣诞快乐

新年欢快吉祥

〔手写：〕

爸爸妈妈及家人

25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0/12/1[39]

亲爱的卡姆拉：

我坐在打字机前，不知道究竟该写些什么。实话实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已经在伦敦了，来过圣诞节。我会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回牛津，然后去图书馆看书，直到一月中旬下学期开学。我把所有衣服和一半的书都带了过来。我要努力学习，不能出去玩，但是学习时间每天也只有四小时左右。不过，我在进步。下学期一开学，导师就要进行测验，期末还有大考，所以我必须用功。实际上，唯一让我真正担心的只有盎格鲁-撒克逊语。希望我能掌握它。

关于那本问答书，我问了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们说已经没有了。万分抱歉，我能告诉你的就是随大流，但是不要欺骗自己。你知道那样不对。你知道的。别的人只会把它当成印度背景的一部分。

为了备考，我已经暂停写作。我有八套书要看。呃，其中六套我翻了翻，真正看了一套，还有一套连翻都没有翻过。过去的一个半星期，我比较仔细地看了两套。我看完了维吉尔的两本书中的一本。另一本我看过两遍，但那是六个月前看的。所以，复习量应该不会很大。所以，我不担心拉丁文。

你大概有兴趣知道，大约一个星期前，〔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雪。棉花球一样的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两个小时后，土地被雪覆盖，但街道没有。我期待下更多的雪。报纸上预报说前天和昨天都有雪，但是我所在的这个区没有下雪。

我没跟博西和卡珀S住一块儿。我住在伯爵宫[40]，离地铁站不远，确切地说，步行一分钟就到了。拥有自己的房间，真是大不一样啊。听着，我亲爱的姑娘，你若是要付关税才能寄香烟，那就不必麻烦了。如果付关税的是我，请务必给我寄些过来。不要印度香烟，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卡珀R和卡珀S打算在伦敦买一幢房子。要五千英镑！我几天前通过预约见到了卡珀R。我们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里昂街角餐厅吃了饭。他从事法律事务。他想赚钱。我觉得他对我很好。但是你永远无法了解他这个人。他邀请我去惠灵顿[41]，但是我还没有去。我讨厌他妻子，就是你觉得很有魅力的那个。你的判断力到底是怎么回事？

博西父亲的姐姐[42]死了，她是迪潘家族最后一名成员。我猜他很快便会写信告知你们此事。现在他正在公寓的客厅里，我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就把这事告诉了我，于是我把它写在这儿。

在此祝你们圣诞快乐，一切顺利。我就写到这里。我搜肠刮肚，也没有什么好写了。

爱你们的维多

26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手写标注：〕

未寄

伦敦

1950/12/11

亲爱的家人：

我迫切想给家里写一封长信，因为在过去两天里，我越来越想家。我把这告诉了博西，他对我说，可能是因为圣诞节将至的缘故。我不知道。圣诞节对我来说，对我们家的任何人来说，从未有过多大意义。我们总是能体会到某种很快乐的感觉，但是从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们总是身处一种模糊的快乐之外。我现在在伦敦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儿更浪漫。下午三点半左右天就黑了，灯全亮了。商店灯火通明，街上被照得很亮，人流熙熙攘攘。我漫步街头，却形单影只，完全置身于这热烈欢快的节日气氛之外。

我在想家。我所熟知的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比如说，门边那点儿破损、夹竹桃、凋谢的玫瑰。有时候，马路上车子发动的声音会让我惊醒。发动机犹豫不决的轰鸣声让我想起26号、家的气味等等。这让我很伤感。别误会，这让我想起了你们大家，我在家时，也会想起你们，只是很少像这样。这让我很惭愧。到英国后的头四个星期，我仅仅因为没有收到家里的来信就没有写信回家，真的很抱歉。请原谅我。

然后，由于某种难以名状的原因，我想起了住进纽约旅馆的那个凌晨。两点。吃着大块的烤鸡，长这么大从未一口气吃那么多。挺好吃的，但是，哦，太干了，没有饮料帮着咽下去。就连橙子都是干巴巴的，而我把香蕉给了飞机上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女。天哪，那些香蕉已经有味道了！并非完全因为我很慷慨。

是的，我非常想家。我想起了我们所有的问题。在这儿它们几乎像是不存在。一个人得努力地想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正身陷困境。几天前的晚上，我感觉到有哪儿出问题了，而且是大问题。我想给家里发电报，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卡姆拉跟我说过，她每个月给家里寄十八元什么的。两个星期后回到牛津，我会看看我能寄多少。最起码有十元。

但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烤鸡吗？你们看，这让我感受到你们有多么在意我，关爱我。你们不会意识到，这样的想法让人多么悲伤。我觉得自己太过脆弱，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值得被爱。

你们看得出来，我是在伦敦给你们写信。我一个星期前到的这儿，把一半的书和衣服留在了牛津。五个星期后开学，我最后三个星期想在附近的图书馆学习。我现在也在学习，但是我发觉自己不像一九四八年那样有干劲了。回顾过去，我意识到自己完成了多么艰巨的任务。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但是我重读了上学期写的几篇论文，写得真的挺好的。我努力整日待在屋里，逼自己学习。我的确有进步。上个星期，我钻研《李尔王》，读了点维吉尔，看了八十页关于他的评论，还学了点盎格鲁-撒克逊语。我想在班上拔尖。我得让这些人看看，我能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上打败他们。

我停止写作了，我突然觉得文思枯竭。我只能写点令人反胃的陈词滥调，就是写不出富有表现力的词句。所以我停笔了。其实，过去的三个星期，我什么都没写。挺好的。让脑子稍稍休息一下比较好。

这儿的天气真可以被当作趣闻报道。上个星期，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雪。雪像白色的绒毛一样飘落下来。好像有一只巨手在拍打一只开口的巨型棉花袋子，棉绒于是纷纷飘落下来。在这方面，相机是不会骗人的。雪就跟你在电影里或照片上见到的一模一样。雪下了两个小时左右。街道没有被盖住，但是光秃秃的树枝上都积了雪，变白了。雪的白同树干的黑相互映衬，更加漂亮了。土地上铺了一层雪。雪很轻，装满一个牛栏[43]奶粉罐还不到一磅。但是雪在地上能积很久。若是出门去，你的肩上、头上都会撒上雪花。我在特立尼达见过的最接近雪的东西是冰箱里积的霜，当然不是已经变硬的。

这儿的饭菜和家里的很不一样。通常先喝汤，然后是主菜，一块肉或鱼，一些土豆（在英国，我每天都吃土豆，在牛津，我一天吃两次），再加上一点包心菜或者花椰菜。然后是甜点，苹果加蛋奶糕之类的东西。最后是咖啡。你会惊异于自己已如此习惯在午饭和晚饭后喝一杯咖啡。没有米饭，我也不想念。没有烙饼，我也不想念。面包会配汤，或者配主菜。在特立尼达的时候我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餐桌礼仪，现在大有进步。还有一件事，一家人总是共进晚餐，我知道，这在特立尼达是不可能的事。

跟萨蒂说一声，她的信我已经收到了。是从牛津寄过来的。地址省略一点就可能出状况。如果你们给我写信，寄到牛津的地址。寄到那儿的信在接下来两个星期内会被转寄到我手上。上学期末，我给了哨兵[44]一英镑。他变得多么友好！给我正领带，帮我整理西服。

希望纳拉扬的书很快就能寄到。你想要任何书，告诉我就行。不要担心。

大家都说英国很冷。现在已经是冬天。我住的地方没有壁炉，我穿得跟在特立尼达时一样多。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冷。顺便说一句，窗户没有打开。至今为止，我在这儿经历了三天左右比较冷的日子。我喜欢寒冷。

前几天，我遇到一群西印度群岛来的人。哈里森把张[45]的地址给了我。我给他打电话了，他邀请我过去。塞尔文[46]和他太太也在那儿，还有格洛丽亚·埃斯科弗瑞[47]。哈里森告诉我，这个姑娘今后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就她的外表而言，我很怀疑。她给大家传阅一篇她写的关于种族问题的短篇小说的手稿。但她不想给我看。随后她开始大谈写作是一种探险，真是胡说八道。

“我写作是因为我不理解。我通过写作去探索，去理解。”

我说：“你无疑一开始就走错路了。我一向认为，人只有先理解，才会开始创作。而且，我也一向认为，作家写作是因为他们想写作，还因为如果写得好，等书出版后会有很好的收益。”

格洛丽亚说的纯粹是她的个人观感：“牛津观念已经影响到你了。”

但是，她还在继续。她仍旧通过阅读小说来理解生活。一派胡言！我告诉她，生活是要过的。

她正在写的这篇短篇小说想要阐释肤色问题。在我发表意见之前，塞尔文表现得很健谈，也很明智，他说这个问题对于短篇小说来说太大了。于是我说：“我亲爱的格洛丽亚，你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肤色问题的小册子来解决整个问题？”

塞尔文认为作家应该教导人。我觉得他拔高了小说制造班的成员。我告诉他，小说是对意在娱乐他人的行为的模仿。

我走之后，他们议论了一会儿我。张第二天给我打电话，他说格洛丽亚对我充满信心。他们都觉得我有点古怪，但我想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无道理，指出了这些文化创造者们走偏的地方。他们认为，我的古怪源自我对英国的看法。那个晚上我过得真快乐！

好了，我已经写了一千两百多个单词，够多了，任谁都词穷了。再见，圣诞快乐。

深深的爱

维多

*27 / 西帕萨德、萨薇、希万、萨蒂、米拉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

西班牙港

50/12/16

亲爱的维多：

这封信应该能在圣诞之前寄到你那儿。你妈妈寄到牛津的包裹你收到了吗？依纳若炎给同一个地址寄了两罐起锚机牌香烟。检验部不让寄本地香烟。

我还没有收到书。你在伦敦过得怎么样？哈里森在《卫报》上写了你——关于你和他一起喝茶，还有你在《伊西斯》上发表的文章，等等。可谓大加赞扬。

我非常想看看《伊西斯》。你能给我寄一份吗？

博西·辛格[48]和他的四个同伙被判绞刑。他们收到了上诉通知书。

大家祝你圣诞快乐。我也送上同样的祝福。

爸爸

每个人都在称赞你的画，我们给它装了个框。请不要问泥巴为什么是白的，也不要把它当冰激凌吃掉。

萨薇

亲爱的维多：

圣诞快乐！

希瓦达尔

亲爱的维多：

裹[49]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你的小疯子妹妹萨蒂

我亲爱的哥哥：

祝你圣诞快乐，好运连连，学业进步。

我司[50]你的妹妹米拉

亲爱的维多：

冬天照顾好自己，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妈妈

〔写在信纸上方：〕

好好学习，做个好孩子。

圣诞快乐

萨薇

[1]这封信似乎没有留存下来。

[2]英国社会学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生活、工作。主要研究特立尼达狂欢节和民间音乐，一度担任西印度大学学院（后更名为西印度大学）学报《加勒比季刊》的编辑。

[3]以西帕萨德的兄长帕萨德（即拉姆帕萨德）为原型的小说人物。

[4]一家英国日报，于1960年并入《每日邮报》。

[5]即露丝，楼陀罗纳特的妻子。

[6]R. K. 纳拉扬的第五部小说，于1949年出版。

[7]V. S. 奈保尔1950年在女王皇家学院工作的时候，同时也在特安贵立提男子中学教高年级学生英语。

[8]一篇短篇小说。

[9]贾尔斯·阿林顿，他的一个怪癖是喜欢双重否定。

[10]指古英语。——译注

[11]此信似乎未留存下来。

[12]可能是尼保尔街上的邻居。在第78号和第195号信中也提到此人。

[13]诺布尔·萨卡尔，医生，于1942年至1943年间效力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板球队。

[14]指德拉帕蒂母亲的哥哥。

[15]辛伯胡纳特·卡皮迪欧和楼陀罗纳特·卡皮迪欧，当时都在伦敦。

[16]应是V. S. 奈保尔写的最后一首诗。

[17]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著有《论培根》（1837）。

[18]演员戴维·加里克对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评语。

[19]此处“伙伴”指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詹姆斯·博斯韦尔（1740-1795）著有《约翰逊传》。——译注

[20]马哈拉杰在西班牙港拥有一家批发商店，因在选举中丢失保证金而声名狼藉。

[21]英国周日报纸，后更名为《周日公民》。

[22]什叶派穆斯林节日（在特立尼达通常拼写为Hosay），穆哈拉姆月五日举行，纪念穆罕默德的外孙之死。在圣詹姆斯会举行街头游行。信徒搭建起精美的花车塔吉亚，象征侯赛因的陵墓，持新月雕像跳起宗教舞蹈。

[23]圣詹姆斯有名的电影院。

[24]萨尔维帕里·拉达克里希南，印度比较宗教和哲学学者。万灵学院教授，后成为印度总统。

[25]印地语，意为“故事”；在特立尼达，这个词意指印度教经典中的故事，由梵文学者讲述。

[26]持续好几夜的《薄伽梵歌》诵读活动。

[27]奥里萨教庆典，基于约鲁巴族宗教传统，加勒比地区很多地方都会举行。

[28]西帕萨德父亲那边的亲戚。

[29]考特尼·哈内斯，律师，V. S. 奈保尔同学戴维·哈内斯的父亲（参见第4号信）。

[30]学费。

[31]拉姆纳拉斯·佩尔曼南德，维迪亚的姨妈卡拉瓦蒂的丈夫。“穆萨”是印地语，意为“姨父”。

[32]某印度教神祇的画像或雕塑。

[33]特立尼达的一种印度腌菜。

[34]牛津大学重要学生杂志，1892年创立。V. S. 奈保尔这时开始为它写稿。

[35]罗韦尔·德比辛格，女王皇家学院的老师。

[36]迪万德拉纳特·卡皮迪欧，V. S. 奈保尔的表弟，辛伯胡纳特的儿子，家人习惯叫他迪文。

[37]考特尼·希钦斯，《特立尼达卫报》主编，生于牙买加。

[38]克洛德·戈法尔。

[39]这封信的日期应为12月14日，但是4漏打了。不清楚是否故意为之。

[40]这个寄宿公寓的管家卡门·约翰逊是V. S. 奈保尔表弟博西的女朋友。

[41]楼陀罗纳特在此地租房住。

[42]指V. S. 奈保尔的姨妈昆塔·迪潘的婆家姐姐。

[43]英国一家生产乳制品及其他食品的厂家。在西印度群岛，牛栏葡萄糖奶粉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膳食补充。

[44]指学院的男仆。

[45]卡莱尔·张，特立尼达艺术家，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即现在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学习。他于1954年返回特立尼达，直到2001年逝世，一直被认为是特立尼达主流艺术家之一。

[46]塞缪尔·塞尔文，特立尼达作家（西帕萨德在《卫报》工作时的同事），1950年移居伦敦。第一部长篇小说《更耀眼的太阳》于1952年出版。最知名的作品《孤独的伦敦人》（1956）以独特的叙述风格，抓住西印度群岛语言的节奏，描述了西印度群岛移民在英国的生活。他于1978年移居加拿大，1994年逝世。1947年和第一任妻子德劳巴底·帕索德结婚。

[47]牙买加艺术家、作家。当时在史雷德艺术学院学习。返回牙买加后获得该国一流艺术家的声誉，还发表过几卷诗歌。2002年逝世。

[48]约翰·博西·辛格，即“拉贾”，暴徒、海盗。他的团伙以在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之间的海域打劫小船而臭名昭著。1957年因谋杀侄女被处以绞刑。

[49]原文拼写有误。萨蒂将“Have a nice Christmas”写成了“Has a nice Christmas”；米拉将“I am your sister”写成了“I is your sister”。——译注

[50]原文拼写有误。萨蒂将“Have a nice Christmas”写成了“Has a nice Christmas”；米拉将“I am your sister”写成了“I is your sister”。——译注

第三部分

1951.1.1～1951.4.14

春季学期，复活节假期

28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大学

1951/1/1

亲爱的家人：

我又回到牛津了，但是不住在学校里，而是住在离学校约十分钟路程的一个房间里。[1]

我想就两件事感谢你们。首先，我想告诉你们，你们给我寄的圣诞贺卡让我十分感动。很少有贺卡能让我同时感受到快乐和悲伤。贺卡是在圣诞节当天寄到伦敦的。我在圣诞节后第二天回到牛津。女房东和她的女儿都很友善。

我想感谢你们的第二件事就是这个包裹。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这么大一个包裹。别人会以为我开始做零售生意了。你们一定破费不少。从今往后，我要的只是每六个月给我寄两磅糖。

卡姆拉给我寄了几张她的照片，很漂亮。我把其中一张给了博西。我得给她买份二十一岁的生日礼物。我会在一两天内去买。

昨天我不小心踩到眼镜，踩坏了镜框。幸好英格兰的商店新年也照常营业，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眼镜取回来了。

现在，这儿的天气很可怕。太阳已经连续两天没有露脸了，天一直都像半小时内就会黑下来一样。经常下雪。我承认，当雪还没有被踩过，万物都盖着一层白羊毛似的雪的时候，景色美极了。但是，若你必须踩着雪走在人行道上，那就另当别论了。你脚下打滑，雪不再洁白，也不再美丽，而是变成了冰泥一样的东西。老实说，我还是怀念十月里的怡人天气：干燥、凉爽，时而有点冷。

接下来的两个半月，我的信会非常短，请你们忍一忍。我要准备我的第一次考试，打算刻苦学习。你们明白我说刻苦的意思。

牛津非常沉闷，几乎一向如此，但是现在几乎见不到学生。你会在学院里看到孤单的门房在看《读者文摘》，渴望能有个伴。你们知道吗，我极其怀念伦敦。伦敦这个城市适合那些在城市长大的人们。你若是喜欢热闹而非喧嚣、喜欢熙熙攘攘而非比肩接踵，那你应该会喜欢伦敦。当然，和纽约的霓虹灯比起来，伦敦的就显得小儿科了，但是，伦敦自有一种节制朴素的美。除了伦敦，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怎么生活。这儿样样便捷：弗利特街[2]、大型出版社、博物馆、画廊，还有很棒的电影院和剧院。这儿的生活多姿多彩。你只须亲眼看看伦敦的交通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便会兴奋不已。在皮卡迪利广场地铁站，有些时段一分钟便有两班地铁发出。真是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大家都说，跟伦敦的比起来，牛津的公交系统不太可靠。

新年快乐

维多

*29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

51/1/9

亲爱的维多：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三本纳拉扬的书。其中一本里面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已经拜读，另外两本也翻了翻。短篇小说都还可以，但不是很棒。有趣但不够精彩。我觉得它们的魅力在于简练。收到你寄来的书之前一个星期，我收到了卡姆拉寄来的《印度之心》[3]，所以，近几个星期，我有四本书可以看，日子更丰富了。自你离家后，我应该已经买了六本书了，都是企鹅出版社的。

呃，我依然是《卫报周刊》的助理编辑。我很喜欢。每编辑一个版面，都会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理想状态是边写作边编辑，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同时做好这两件事。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两篇报道，从圣诞节前几星期到现在，我还没有动过笔。

我的短篇小说《婚约》会在星期天，即十四日播出。[4]《奥比巫术》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婚约》的稿费到手，正好支付我的汽车牌照费用。还有K，她要求我们偿还一百元。如果《奥比巫术》很快被录用，我就不用担心还不上K的钱。[5]

你和辛伯胡一起过圣诞节开心吗？你去楼陀罗纳特家了吗？你再去拜见过拉达克里希南吗？

你的诗还在皮尔斯那儿，所以我没有给你寄过去。我（约一个星期前）问他，是不是会发表在《加勒比季刊》上，他说他还要再仔细看看。作为一名在英国的西印度群岛人，你如果把诗歌和小说寄给英国广播公司的“加勒比之声”，可以偶尔赚点稿费。你知道他们的稿费挺高。希望很快就能收到一两册《伊西斯》。

圣诞节期间，我请人把屋子里面整个刷了一遍，包括楼梯的格架和楼梯本身；买了新的靠垫和窗帘；楼上楼下的地板都重新漆过、抛光。所以，家里焕然一新。

我们没能让萨薇顺利进入修道院[6]。她参加了入学考试，但没有及格！不过，非常奇怪，她在特安贵立提的时候一直是全班第一——整个学年都是。我打算去求求弗朗西斯·泽维尔[7]。

爱你的爸爸

如果你还在伦敦，我建议你去找一下斯万齐，谈谈由你来朗诵《婚约》的事宜。

*30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

1951/1/10

亲爱的维多：

我刚收到教育局的拉福雷斯特小姐寄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曾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致信给您，请您给您在伦敦的儿子转发一封信。我仍在等待他的回信，殖民地奖学金主任要求他尽快回复，告知其在大学第四年将会选择的课程。

随信附上十二月六日信件的复印件。

您忠诚的

斯蒂芬妮·拉福雷斯特

考试办副主任

我是这么回复拉福雷斯特小姐的：

我刚刚收到您一月九日的来信，里面谈到那封您要求我转寄给儿子的信。我当时立即以航空信的方式寄出去了，但是我猜测，信寄到英国时，大学要么刚放假，要么即将放假，而我儿子当时在伦敦。

我在十二月三十日收到他的来信，他说他收到了教育局的那封信，打算回到牛津后（一月十一日开学）就此事征询下导师的意见。

我会立即以航空信的方式再寄一遍，催促他尽快回复。

收到教育局信件的同时，我们也收到了你的来信。获悉你及时收到了包裹和圣诞贺卡，你妈妈非常高兴。我几天前给你写了封信，谢谢你给我寄来了三本纳拉扬的书。

我今天上午太累了，所以称病，让米拉给詹金斯打电话替我请假。《卫报周刊》只有两名助理编辑，我是其中之一。詹金斯是编辑，还有一个同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我们努力让《周刊》更具现代感。看着自己的心血反映在报纸上，我很激动。我不光做助理编辑的事，还负责报纸的版式。但是有件事，这些英国人不知道西印度群岛人对什么真正感兴趣，所以他们只顾往报纸上堆积最重要的事件，我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助理编辑，只能任由那两个人按他们的意志改造这份报纸。

伊普·扬已经辞职，在政府寻了个低收入的文员职位，小埃斯皮内[8]已经接连好几个月没来上班了，吃他父亲的，我想他父亲一定很难过。小埃斯皮内就是懒汉的典型。

信写得短没有关系，但是你要保证每个星期都给家里写封信。

卡姆拉二十一岁生日，我们没有给她寄任何东西，这让我很内疚。事实是，我得支付汽车牌照费，一只后胎裂了个很长的口子，必须硬化。后备厢里的备胎也得硬化一下。K想让我们这个月还掉一百元。她打算在波地谷开店，就是那片坟地，真的急需钱。谢天谢地，七月离现在还有很久，到时我得付汽车保险费。这个圣诞节，我花了几个子儿，刷了房子里面，包括楼梯和格架，地板重新油漆、抛光，但是没有粉刷外墙，也没有清洗。

我们没能让萨薇顺利进入修道院。她参加了入学考试，但没有及格。不过，她在特安贵立提的时候是第一；学校的人告诉我她一整年都是第一。

卡珀太太一行人马上就要去伦敦了，他们买不到船票，只好订了机票。我想，至少要花费三千元。

我听说拉姆纳拉斯[9]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位于特拉格利特路的卡皮迪欧商店买了过来。萨哈迪欧一家[10]都好。除了伊拉，人人都在工作。傅露在政府机关的统计部门，布拉马南德在公共工程部，迪欧昆沃在美国液碳公司，每月挣七十五元。

好了，我的肚子开始痛了，就此搁笔。

爱你的爸爸

31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1/11

亲爱的家人：

想必你们已经收到我在节礼日后给家里写的信。下次萨蒂得找点别的内容写给我。我发现她的英语进步很大。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她在写的时候怒气冲冲，还是因为她更聪明了。反正，要是生气能提高英语水平，那就一直都气呼呼的吧。

也许，她是受了圣诞夜的节日气氛的影响。不管怎么样，我为没有写信回家感到抱歉。其实，我买了好几张圣诞贺卡准备寄回家的，但后来又不想寄了，并且把贺卡都撕了。然后，我在圣诞节前两天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我不喜欢那种语气，决定撕掉。就在昨天晚上，我把写给卡姆拉的信撕了，也是写在航空信笺上的。我陷入了一种情绪，第二天早上看前一天写的东西，会觉得很糟糕，往往有一种令人恶心的伤感。

这个圣诞节我过得比较沉闷。平安夜前一天，我去了基尔本，吃了一顿大餐，是我在这个国家吃得最多的一顿。两个舅舅[11]和博西也在那儿。我们吃得太多了，吃完之后，挪动一下都非常痛苦，只能无奈地面面相觑。圣诞节当天我是在出租屋里度过的。房东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无聊透顶。

很高兴得知房子旧貌换新颜。现在正是时候。关于第四学年应该选些什么课，我已经和导师谈过了。他说现在决定还太早。所以我打算给教育局办公室写封信，知会他们我打算拿教育学文凭，但是保留今后改变想法的权利。

今天，收到萨蒂的信的同时，我还收到了一张贺卡，戈尔登寄的。这个可怜的姑娘把信寄给英国伦敦牛津大学的维多·奈保尔先生。被人称为“牛津大学的奈保尔先生”，还有信寄到，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想想看这个称呼多么无知。

我今天回了学院。过去两个星期，我都住在牛津的出租屋里。我打算偶尔去那儿洗个澡。房东已经同意了。

好了，我还有一堆信要写，后天就要考试了。因此再见，下星期再说。

你们的维多

我在给《伊西斯》写一个短篇：《碗柜里的圣诞节》。

32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1/11

亲爱的卡姆拉：

我已经回到宿舍了，我的身后，电暖气开到了最热。谢谢你的来信。

你似乎已经见识过印度的不少地方了。[12]

我后天有门考试，两个月后还有预试。如果我还想在牛津继续待下去，我必须通过预试。所以，你做好心理准备，我的信会少而短。

我收到了萨蒂的信。她狠狠训了我一顿，因为我一个月只给家里写了两封信。

如果给我寄香烟太麻烦，你就不要费心了。但是我想请你帮我做件事。你知道，两个星期前我回到牛津时，是住在出租屋里的。房东太太人很好，我跟她说会送她点茶叶。如果你能给我寄点过来，我会非常高兴。地址如下：

金太太

里士满路12号

英国伦敦

请设法给我寄点，因为我想洗澡的时候还可以去她家。我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学校的澡堂离我宿舍有几英里远，而且毫无隐私可言。

我至今还没有交到朋友。好像是我自己的问题。不过，我会尽力的。

我买了好些圣诞贺卡——学校那种——但是我把它们统统撕了。我不想寄出去，不知道为什么。

我存了五英镑给你买礼物，但是发生了两件事，我现在没法给你买。先是我踩坏了眼镜，而我等不及免费的了，只好花钱叫人修。然后我发现，在雪地上走路得有双好鞋，于是我不得已买了双靴子，几乎花了我三英镑。所以，你得忍耐一下。我大概能在三月底把礼物给你寄过去。希望你不会太介意。

恐怕我无法再给家里寄钱了。学校的住宿费涨了，每学期多出十英镑，奖学金却还是老样子。我真的是勉强度日，非常节省。在这儿要想交到朋友，你得有钱请他们喝酒喝茶。好了，再见。我大约两个星期后再给你写信。

维多

33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1/1/19

亲爱的维多：

一天晚上，我去R.V. I.[13]参观儿童画展，有幸见到了哈里森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他似乎真的很高兴见到我。我们坐下来谈了约半个小时。他看起来对你印象很深，他说相信你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将在一两天内动身去牙买加，举办同样的画展。那些画都是英国孩子画的。对我来说，大部分画都显得很孩子气，但是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周一（今天是周四）收到了你的信，也收到了卡姆拉的信。她在从加尔各答回贝拿勒斯的前夕写了这封信，她的圣诞假期有一段是在加尔各答过的。你能想到为她买二十一岁生日礼物，很不错。我们也会给她寄东西——可能是现金，比如说十元钱。

我在《卫报周刊》做助理编辑已经快三个月了。主编是詹金斯，你或许知道这个人，他接替史密斯担任主编。一个名叫贝恩的英国小伙子也是《卫报周刊》的助理编辑。詹金斯的任务是让这本杂志焕然一新。他当然有两把刷子，但是坦白说，我觉得他笨得可以。但是他没有架子，与他共事很轻松。我让萨蒂给你寄了一份《卫报周刊》，你猜猜哪几页是我编辑的。

我很好奇，想要一两本《伊西斯》来看看。你能马上寄给我吗？

上星期天，英国广播公司播了《婚约》。我忘了朗读者的姓名，但他不是印度人。他朗读得非常好，比塞尔文之类的家伙好多了。他们还是没有读《奥比巫术》。天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再开始写一两篇短篇小说。下班后我已累得筋疲力尽。

我想我告诉过你我还未把你留在家里的诗歌寄过去的原因。诗还在皮尔斯那里，他跟我说，他想在有空的时候看看。他或许会把它发在《季刊》上。

你现在一定已经收到教务处寄给你的关于第四学年的信了。请回信告知他们你的决定。

我今天把车交给了麦克埃尼尔尼[14]。他们要对这辆车进行彻底修整，包括翻新一个前轮，你应该还记得，那个轮胎有好些地方已经磨平了。如果另一个轮胎的橡胶还不算太糟，则只须硬化一下。那辆老吉普的发动机运转得跟以前一样好。真是辆忠心耿耿的车，简直通人性。

卡皮迪欧太太卖掉了巴特纳街的房子。我想他们卖了一万两千块。卡珀说他买的时候花了一万五。玛米送了一份礼物给我们，是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买的一把修枝剪刀。还是新的。她对我们说，不要让今后住进17号的人知道她把剪刀给了我们！

请你务必尽快给我寄一份《作者手册》过来，出版人是博德利黑德的约翰·莱恩。书里都是相当重要的信息。

我已经看完了纳拉扬的所有短篇小说。写得不错，但是缺乏生气。我想到埃德加·华莱士[15]曾经反驳一个自诩清高的知识分子：“我不写伟大的小说，我只写好小说。”

你为什么不和卡珀S一起过圣诞节呢？是啊，你就是这样子，对吗？你妈妈对你自己租房子或者住旅馆颇有怨言，你若是在玛穆或博西那儿住上几个星期，可以省很多开销。

等你考完试，你得写封信好好描述一下你的牛津生活。我敢肯定，会很有意思。很遗憾，你把长信撕掉了。为什么呢，那信应该很不错。这样的信往往很不错。

上星期天我们是在巴布拉尔家度过的。我们买了两大袋粪肥给玫瑰施肥，玫瑰的新芽基本上全被巴查克斯[16]吃掉了。讽刺的是：我们施肥让玫瑰长新芽，一等到新芽冒出来，虫子就把它们咬光！就是这样，我们施肥让玫瑰长芽，只是为了喂饱虫子。

好了，我想我写得够多了。尽快回信。

爱你的爸爸

〔小孩笔迹：〕

亲爱的维多：

我很乖。给你一百个吻。希瓦达尔

34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0/1/24〔原文如此〕

亲爱的家人：

你们为什么不叫教育部那个可恶的女人滚开？要是殖民地奖学金主任着急的话，他为什么不直接从伦敦给我写信？别让特立尼达那些人装疯卖傻。你们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没有把我在伦敦的地址给你们，纯粹是因为你们可以继续写信到大学学院，这儿的人会把信转寄给我。把包裹和信件都寄到这儿，我收得到。所以，今后不必再担心了。

现在是第二学期的第二周。我发现这儿的人变得友好了。我现在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牛津也因此变得更有意思了。

寄给我的报纸已经收到，非常感谢。哈里森对我的评价，我看到了。我希望自己也能有同感。

“小考”已经结束，这是由导师出题的考试，看看你进步了多少。上个学期我没怎么用功，但是我在假期的努力卓有成效。我的文学考试得了A+。盎格鲁-撒克逊语不评分，但是我考得很不错，拉丁文我得了A-。很不错，六个星期后就要大考了，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复习。

获悉你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我很难过。我会尽量在三月底前后寄四十元左右回去。我想我会在三个月的假期里找一份工作。

这个国家的人之所以一直描写天气是因为天气实在太多变了。本月初，我刚回到牛津的时候，连下了三天雪；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天气暖和多了，但今天又比昨天冷了不少。天气也是有趣的新闻呢。我觉得要是哪天牛津顶着个大太阳，那就不是牛津了。天总是灰蒙蒙的，这样才对。所以，当你说天气真好的时候，是有意义的。在特立尼达你会说，该死的，又是大晴天。在这里，你会非常珍惜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的日子，因为物以稀为贵。

若是卡珀太太不介意，你能不能让她买四百支美国香烟，每个人都可以带这么多香烟免税入境。她到这儿之后我付她钱。你们真的不知道，这玩意儿对交朋友有多重要。我不请人吃饭，也不请人喝茶，因为我请不起，但是，如果我可以请人抽烟，就会好一点。所以，请务必转告她，让她别忘了。

我收到了卡姆拉的一封信，从信里看，她在印度很开心，而且，萨蒂似乎有很多时间写信。除了爸爸的来信，我几乎没有收到过其他家人的信，萨蒂却责怪我和卡姆拉不写信回家。

听着，我明白信的意义。我时常问门卫，有没有我的信，下一封信什么时候会送到，我想他们都快被我烦死了。我都是慢慢地看信，生怕很快就看到最后。我要是没有写信，只能说明我真的抽不出时间写。就拿这封信来说吧，晚饭后八点一刻我开始动笔，现在已经是九点差十分了。九点以后，我大概只有两个小时能很有效率地看书。天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找我，我又不能将人家拒之门外。所以，请体谅我。

我会去买这个星期的《伊西斯》寄给你。这次，我的文章占了一整页。其实只有半页，还有半页是广告。

就像我说的，我的时间很紧。但是，这个学期末的考试结束之后，我要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才有另一次大考，所以我将有大把时间。大人物们会被请到牛津做演讲，什么主题都有。我每两个星期可以写一封信，讲讲西印度群岛的人在牛津的新闻，以及大人物们对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我不知道你作为助理编辑，是不是可以给我开点后门，或者《卫报》会不会有兴趣？告诉我，还有，你觉得他们会付我多少稿费？

好了，现在已经九点了，我得开工了。

再见！

维多

〔手写附言，从签名处画过来一个箭头：〕

（还是用那支笔迹擦不掉的铅笔写的。）现在大约还有三英寸半长。

35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51/1/27

亲爱的卡姆拉：

谢谢你的来信。

关于生日礼物的事，很高兴你能谅解我，我保证，我稍后会补上的。

我的小考，或者说由导师出题的测试，考得非常好。

出于某种很诡异的原因，我发现自己没法集中注意力。这个学期，我断绝了一切社交活动，专心看书，但是感觉自己看不进去，一直都是这样，没有什么进步。我很纳闷。我真的很希望能通过这次考试。我想我会的。我只是希望已经考完了，然后我就能看我落下的书，能继续写我的小说。

我是大学杂志《伊西斯》的特别通讯员。这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没有猫腻的话，到年底，我最起码应该是助理新闻编辑。我告诉你，这儿的大部分学生都很笨，平均智商比女王皇家学院的六年级学生低得多，你很惊讶吧。

我记得我在上一封信里说交朋友很不容易。呃，这个学期，我发现有些人不光变得友好，甚至有点让人受不了。特别是有一个天主教徒，他使尽浑身解数让我知道他是一位时尚现代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但是，天晓得！他像特立尼达乡下的印度人一样迷信，相信巫术，相信别人可以让你生病之类的。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西印度群岛有可能存在某种更原始的迷信！

这学期刚开学的时候，赛艇俱乐部的人问我想不想当一名舵手。我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参加户外活动会很有趣。他们试用了我一个星期，但是我掌舵太差劲，所以他们又让我退出。我如释重负。舵手是船上个子最小的人，然而，他掌控全局，对船员和船的安危负直接责任。船身修长，约六十英尺长，两英尺宽，十分脆弱，只要一脚踩的不是地方，船就坏了。不让我参加，我一点也不介意。这不过表明我发现了一项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非常感谢你，给那位房东太太寄了茶叶。至于我自己倒是什么也不缺。谢谢你总是想着我，你真是太好了。

我在等着看这个学期的开销，然后再和殖民地部理论。但是，我有预感，一切都会没事的。我坚信命运天定。如果上天让我明天死去，我就会在明天死去。所以我从不为此担忧。这是我唯一的迷信，但是，我深信不疑，而且感到很安心。

你知道吗？我收到几份特立尼达的报纸，读了之后，发现那些报纸荒唐至极。我以前从未觉得《卫报》的文章那么差，我们特立尼达的名人那么荒谬，特立尼达是海上最可笑的一个岛。

英国人真是一个古怪的民族。相信我。你在英国待得越久，越觉得他们古怪。他们如此讲究秩序，却又如此热爱冒险，如此好色，如此勇敢。学校里的那些家伙就是如此。整个世界正在他们头顶崩塌，在我们所有人头顶崩塌。他们像我们一样激动吗？完全没有。他们根本不理会，照样喝酒、抽烟、喝许多茶和咖啡、看报纸，而且似乎不记得自己看过什么。

请常常给我写信，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至少一个星期写一封。我也会尽力回信的。

再见！

维多

36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星期三，1/1[17]

亲爱的维迪亚：

真抱歉，让你产生了我们的生活无比困顿的印象。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不像过去那样能通过自由投稿和旅行赚外快了。现在都是案头工作。但是这些并没有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你真的没有必要给我们寄钱。在我看来，你不该在假期太过刻苦，应该好好休息，偶尔学习即可，当然，除非你自己非常想要那么做，以寻求突破。

吉普[18]死了。今天下午一点钟左右，一辆箱式货车撞到它，大概过了三个小时它便死了。它现在躺在树荫下，身上盖了只袋子。我们打算明天把它埋到水泥地那边去。我会非常想念它的。

午饭后，我把将死的吉普留在家里，去了《特立尼达卫报》。我照常把车停在女王大街上，就在路德工程公司对面。下午五点，我打算回家，走到停车的地方，发现老伙计PA1192不见了。我报了警。可能找得回整车，也可能找不回。我上星期刚刚把它送去大修过，发动机的声音跟新的一样，不带一点杂音。我收到一张四十五块七毛五的账单，这还不算一只轮胎的翻新费（十四元）和另一只轮胎的硬化费。如果我找不回车，或者找回的是已经烧毁的车，或拆零的部件，或内部已经被拆空，我不知道保险公司会怎么赔偿。我应该弄清楚，可能会去问问律师。

别为这些事太过担心。没错，都是不幸的事。但是还有比失去一条狗和一辆车更惨的事呢。何况，保险公司会补偿我的车辆损失的。所以，你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清楚你玛米他们什么时候去英国。[19]他们本打算近期就去——二月或三月——但是我现在听说，卡珀写信来说要等到巴特纳街的房子卖掉之后才能走。房子早就卖掉了，或者说，“卖房合约”已经签了，但是库拉纳一家[20]还没有搬走，所以房款还没有付清。不管怎么说，我会给你买香烟的。我保证，你玛米不论何时动身，都会带香烟给你。我们想让理查兹给你带点过去，但是他说他自己也要带。我们没法给你寄香烟过去。依纳若炎给你寄过两罐起锚机牌香烟，有许可的，但还是受到警告说这是违法的，要是一些香烟礼盒在圣诞前夕的确通过了海关检查，那也是由于失误造成的。顺便说一句，你还没有写信给依纳若炎，告诉他是否收到了香烟。给他写封信。他人不错，你知道的。他一向乐意为我们做任何小事，还经常来家里看望我们。其他人就很少来。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欧华德了。我不准他开我的车，他好像为此生气了。

给维尔玛写封短信。然后，你每三个月给她写封信就可以了。在你考试结束前，每个月给家里来一封信，或者每六个星期。我明白写信很花时间。

不要在意萨蒂的鲁莽，她不是那个意思，就把它当成友善的气话，像在家时一样。你和卡姆拉都误解她了，她显然很伤心。所以下次写信的时候，记得说你知道她是出于好意。[21]你打算给《特立尼达卫报》写稿的想法很好，但是先给希钦斯写封信，随信附上一篇你写的文章。但要等到考试结束再着手。你要是写稿，倒能赚点钱。

星期四，晚上7:30

PA1192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警察那儿没有什么能减轻痛苦的消息。昨天晚上我报案之后几分钟，巡逻警车就出动了，但是还没有一点消息。一知道车在哪儿，警察就会来家里知会我。今天上午，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之前，我和安德鲁·希纳南（律师）见了个面。看情形，理赔上不会有问题，但是要等到弄清车的去向之后。

给我寄《伊西斯》。

爱你的爸爸

*37 / 西帕萨德和萨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星期六，2/3

下午2:20

亲爱的维多：

我的车今天早上回来了。一名警察在哈特街临近消防站的地方找到了它。前座被偷走了，但是小偷没有偷别的东西。如果计程器的读数无误的话，他们基本上没怎么开车。

保险公司会承担换前座的费用。将会换成长椅，就是连座，不是原来的斗式座椅。垫衬是棕色的，不过会加上绿色椅套。应该没问题。

我真不会说谎。我本可以多要一只备胎、一只新的遮阳罩、一对新的信号灯，或者把旧的修理一下，但是这些想法在我向他们汇报了实际情况之后才跑到我的脑子里。

我只要了两块很不错的挡泥板——前轮的。你还记得原来的挡泥板凹凸不平吧。我声称在车被盗之前挡泥板是完好的。

警察们用了两天时间找到车。车就泊在两百码外的哈特街，也就是说，离它被盗时所在的女王街只有两百码远。

萨蒂的鼻子变宽了，变塌了。她不承认，但事实如此。

爱你的爸爸

维多，不要在意爸爸对我的鼻子的评价。我猜，车找到了，他乐坏了，所以一个劲儿地胡说八道。——萨蒂

38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牛津

1951/2/12

亲爱的家人：

老实说，听说车被偷了我很难过，很高兴现在万事大吉了。

这是两个星期来我写的第一封信，过去两个星期里，我一封信也没写，所以现在我有一堆信要回。

我给卡姆拉买了一份小礼物，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其实只花了大约十一元，但是大家都说，在这样的时刻，礼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心思。我猜她现在已经收到礼物了，但是我还没有她的回音。

你们能否帮我转告维尔玛，说我很抱歉没有给她写信，她现在可能在生我的气。告诉她我会在一个月内写信给她。可能要等到差不多那个时候我才能给依纳若炎写信，所以你们能不能替我转告他，谢谢他的香烟，他不用再寄了。我非常感激他那么快就给我寄了过来。

上个星期，我第一次哮喘发作，睡了差不多整整两天。不过，我现在已经好了，没事了。

白昼又开始变长。现在都快五点钟了，天还是很亮。我真的很开心，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就要来了。

我来跟你们讲点这个国家的事情吧。变成富人想都别想。个人所得税高得离谱，收入达到某个水平之后，一英镑收入就要交九先令的税。最近由于国家重整军备，国防开支剧增，税收可能还要加重。如果你花五百英镑买一辆车，还得额外支付一百二十英镑的消费税。样样东西都有消费税。只想过日子，可以待在这个国家，要想赚钱，去别的国家。

萨蒂当然明白我不是当真的，但是米拉怎么说？

随信寄上一本《伊西斯》，里面有我的名字，字很小。你会看到，这是一本可笑的小杂志，你可能会想，那是因为这儿的本科生都不是很聪明的缘故。这儿笨蛋成群。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出类拔萃，这是因为英国为你提供了成功所需的眼界。就平均水平看，我教的六年级学生和这儿的大多数人同样聪明，甚至更聪明。这儿不再是贵族的天下，几乎每个来牛津的学生都有政府助学金。学校的水平自然就降低了。你若想找个浅薄的男孩，或是更加肤浅的年轻姑娘，牛津是个好地方。

我将有一阵子没法写信，所以做好收不到信的心理准备，请你们谅解，我还有四个星期就要大考了。

虽然这听起来挺自私，但若是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人写信给我，我会非常非常高兴的。

试试看吧。

再见！

维多

*39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1/2/12

亲爱的卡姆拉：

我终究还是给你寄了点东西。我没有挂号邮寄，希望你能收得到，也希望你喜欢。东西不是很贵，也不新潮，很便宜，很普通。你若是不想穿，就把它丢到一边。只花了二点五镑而已。

谢谢你寄来的茶。还有四个星期我就要考试了，在这四个星期里，我要拼命努力复习，通过考试。我想我能通过。

我给殖民地部写信询问我的奖学金，但还没有收到回复。所以我仍然抱着希望在等待。

战争日益逼近。可能明年，甚至今年就会爆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儿的人都很平静。英国可能会被蹂躏，会遭到狂轰滥炸，但他们对这种可能性无动于衷。人们普遍认为，英国总是会笑到最后。美国人越来越不受欢迎，只受到一个名叫“政府”的模糊不清的组织青睐。

白天日渐变长。现在已经是五点一刻了，但外面还是很亮。

听着，我亲爱的，我没有什么要汇报的，闲聊更是想都不要想。我的意思是我没时间。我储备了一大堆闲聊的话题——在这儿社交必不可少——但是我没那么玩世不恭，把它们用在你身上。

好了，考试过后，我会坐下来好好写篇有文采的东西给你的。

维多

40 / 西帕萨德和萨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

51/2/19

亲爱的维迪亚：

汽车现在没事了。实际上，情况比原先更好，你可能还记得，挡泥板和前保险杠已经弯曲凹陷，现在整平了，刷了新漆。前排座椅换成了长椅，就是连座。前后座椅和靠背都罩上了绿色的人造革套子。没错，车比原来更漂亮了。一切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承担。

我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描述发生的事。又是半年或一年没有动笔，我几乎忘了该怎么写了。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标题该怎么措辞，杂志该如何排版。这活很有趣，我有时觉得比写作更有意思。你可能对此没有什么概念。当然，《卫报》算不上业界典范，但它的排版还是不错的。

我上个星期一直在读《报纸编辑、排版、标题》一书，瑞德和斯坦普尔合著，很厚的一本教科书。看这本书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对于助理编辑，还有排版，多么无知。这是〔一本〕美国出版物，但是很不错。

等你考试结束，请务必给我寄几份——如果可以的话，以下报纸每样给我寄半打，下划线标注的优先：《周日快报》《每日邮报》《雷诺新闻报》《周日纪事报》，任何好的周报，特别是受欢迎的那些。把这些报纸和那些比较清高、保守的报纸（比如《自由报》《大众报》）区分开来。我想研究研究它们的排版。

我收到几封卡姆拉的信。她在印度收到不少朋友送她的二十一岁生日礼物，都很可爱，也挺贵重。要是在特立尼达，我怀疑她是否会收到这么多礼物。关于她的学业，我真不知道她的目标是什么，我怀疑她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她应该修印度哲学和其他相关课程——文化之类的，但是没有人教她这些。贝拿勒斯印度大学似乎是所气氛松散的大学。

你玛米明天会知道她是不是能拿到戈尔菲托号的船票，这艘船将在本月二十八日从特立尼达起航。有两名乘客打算取消订票，她希望能拿到他们的退票。如果她订不到，自然只能等待了。但是，她答应给你带点香烟。

丹茂希[22]买了一幢新房子，坐落在敦达纳德街，跟我们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个房间和两个卫生间。他们星期四搬了进去，今天上午举行了苏拉吉普拉诵经会[23]。

这封信读起来一定相当乱，但是总比没信强。我上面提到《自由报》《大众报》之类的杂志，意思是说这些不是我想要的类型。这些杂志在排版方面多多少少有点保守，而且自命清高。

预祝你考试成功。不要让自己成为焦虑的奴隶，保持冷静。只要尽力就好，不要显摆，即，不要想着争第一，只要尽力就好。

下次我会写一封内容更丰富、更令人满意的信给你。

家中一切都好。

爱你的爸爸

〔手写：〕

亲爱的维多：

我只是为了把信纸的空白处填满，爸爸看样子是填不满了。你肯定处于考前紧张痛苦的状态中，我，事实上，家里每个人都预祝你考试顺利。放心吧，我也正在为十二月的SC考试[24]努力复习。

爱你的萨蒂

41 / 西帕萨德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1/2/24

亲爱的维多：

我两天前收到了《伊西斯》；准备由米拉代笔，口述一封信给你，因为没有航空信笺而耽搁下来。今天中午，我们又收到一封你的来信。

《伊西斯》还不赖。印刷精美，编排精细，洋溢着青春活力。不过，比方说，要是《文学精神分裂症》一文的作者署名能够位于中间一栏的正中，并且加上边框，那一页会更美观。你的那篇文章非常不错。

你还要我给《快报》的罗丹写信吗？等考试结束，你试着给斯万齐投一两篇文章，也可以是短篇小说。你作为一名西印度群岛人，为西印度群岛写点东西。你可能对此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能让你多赚点稿费。我觉得你真的很需要钱。

卡皮迪欧太太和她的孩子们订到了戈尔菲托号的票，他们会在本月二十八日（星期三）起程。我们托他们给你带了一个六磅重的包裹，里面装着糖和一箱特价锚牌香烟。希望拆开后不会是便宜货或低档烟。让我知道。船会在十天后抵达。

昨天，毕业证书考试成绩公布了。拉比[25]以甲等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不知道他会不会给你写信。）萨汀[26]没有及格，已经是第二次了。奈尔·拉姆丁[27]得了丙等。我没有找到乔治的名字，所以我猜他没有及格。事实上，私立学校的学生——五百名男生女生——大部分都没有及格，只有一百二十五名通过了考试。希塔·拉杰库玛[28]也以丙等的成绩过关。

拉姆纳瑞一家[29]搬到另一所房子里去了。这幢房子位于敦达纳德街。房子和我们的很像：两层，三间卧室、两个卫生间——我们这儿称为“排水间”。

我想，我非常能理解你在牛津的境遇。你在任何地方都能遇到肤浅的人，但恰恰因为他们肤浅，所以他们总是大惊小怪。我不喜欢讲大道理，最起码不想对你讲，我知道你不喜欢听，但我有时候就是忍不住。拜一些浅薄之人所赐，我在牙买加受了不少罪，但是他们个个都比我受欢迎。我们必须学会客观地看人。有远见的人不多，有智慧的人绝不会到处都是。那些拥有远见卓识的人往往是痛苦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想想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吧。是的，往往是这些人创造了世界上那些真正伟大的事物。有智慧者必然异于常人。有时，在极其孤独的境地中，你会创造出新的事物，那是你在其他处境中无法创造出来的。辨识你同类中的寄生虫和细菌，但别让他们将你带离你的中心。不要说你甘心默默无闻。如果非要说，那么请说你会默默地努力，把默默无闻变成一面盾牌，将你同周围的喧嚣和空洞隔开，不要让它变成累赘。

如果明天上午有空（明天是星期日）我会给你寄十元，以后每两个月左右我会给你寄点钱。这或多或少对你有点帮助，让你偶尔能办个雪利酒聚会什么的。我完全明白这类事情的意义，以及它的必要性。同时，你要挺直腰杆，绝不阿谀奉承。

爸爸

（见背面）

萨薇这回露脸了。她切除了阑尾，恢复得很好。她在八天前被送到殖民地医院[30]，当天晚上就切除了那个讨厌的东西。她表现得非常勇敢。

梅维斯·拉姆帕萨德医生[31]帮了很大的忙。就是她立刻赶来家里看望萨薇，然后用自己的车送她去了医院。虽然她那天晚上不值班，但是坚持守在萨薇身边，好给小姑娘一点勇气。她每天都来看望萨薇，一天三次左右，还带别的医生来看她。

萨薇恢复得很不错。昨天她还跟你妈妈说，她对住院生活已经很习惯了。再过几天她就能出院了。

爸爸

〔手写：〕

亲爱的维多：

你爸爸已经把所有好消息都告诉你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要好好照顾自己，尤其要注意你的哮喘。家里人都好，萨薇也很好，虽然还在医院，但无大碍。——爱你的妈妈

42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32]

大学学院，牛津

〔1951〕/2/28

亲爱的家人：

首先要感谢你们寄来的两封信。我有整整两个星期没有收到一封信，这两封信在两天之内先后寄到。

好了，听着。我不想要家里的钱。你们很清楚，家里没有闲钱，你们不寄钱给我，我一样能过得下去。我没有张口要，你们就不要寄钱给我。在过去七个月里，我没有要过，并且真心希望以后也不需要。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

我想知道，是不是所有记者都是虽然心怀不满，但仍一边骂一边坚持做这份工作，还是这仅仅是遗传问题。今天上午我快疯掉了，新闻助理编辑篡改了我写的三篇稿子，把每篇的第一段都给改了。我听从你的建议——你常这么说——把一半的写稿时间花在想一个好的开头上。就拿这篇来说吧。我采访了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33]，他是《黑水仙》及其他几部好电影的导演，我问他对自己最近一部电影《红花侠》的看法如何。他说那部电影糟透了。后来，普雷斯伯格又和俱乐部头儿聊了几句，后者过来要求我把那句删了。牛津大学实验电影协会的会长也这么说。我当然拒绝了。我最讨厌别人指手画脚，告诉我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反正，访谈的开头我是这么写的：“‘不，我不满意《红花侠》。我觉得那部电影糟透了。’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先生上星期三接受《伊西斯》访谈时这么说。”标题是《糟透了的红花侠》。原因很简单，接下来的访谈都是围绕电影业不景气这个主题展开的。那个笨蛋却把标题改成了《普雷斯伯格访谈》，重写了开头：“E. 普雷斯伯格上星期三接受《伊西斯》访谈时说：‘我不满意……’他指的是他导演的电影，他接着说：‘我觉得那部电影糟透了。’”改得很荒唐，是吧？

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新闻工作。我觉得做新闻令人激动。人人都骂报纸，但他们自己并不会做得更好，就像在牛津，那些自己写不好的人会鄙视《伊西斯》一样。但是骂归骂，他们仍每期必看。

卡姆拉跟我说家里发生了大革命。萨蒂小姐一有机会就出去跳舞，女孩们都穿起了牛仔裤。我只想说，这太荒唐。考虑到萨蒂的感受，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但是，制止这样的荒谬吧，你们可以的。

非常意外，这一期的《伊西斯》上竟刊登了三篇我写的文章，几乎占了一整页。跟人聊聊天，写篇三百个单词的东西，像摘要一样简明扼要，真是非常愉快的事。我有时候也写写评论。两个星期前，我在《伊西斯》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乔治·施瓦兹[34]的文章，他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撰稿人。有一半印度血统的英国共产党党魁帕姆·杜特[35]来牛津时，我对他大发议论，共产党的人打电话给主编，把他痛骂了一顿。我觉得，只有在人人都开始恨你的时候，才说明报道写得够好。

我不能答应你一次性寄六份《周日快报》，因为这意味着我要等六个星期。我会先寄《每日镜报》和《周日画报》，它们的版面大小和《周刊》差不多。

我还没有开始学跳舞。就算我会跳，我对自己能否找到舞伴也没有信心，因为这儿的女孩子都好高大！

有一个名叫菲利帕·格里的女生，比我高两英寸，是《伊西斯》的记者（你可以在我寄给你的杂志上看到她的名字），邀请我周末去她在德文郡的家。她希望她妈妈会答应。我跟她谈过，她向我保证，她父母绝不会把我拖到角落里，逼问我对他们女儿有何居心。所以不要担心！但是，我会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你们的，等着。

维多

43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1/2/28

亲爱的卡姆拉：

你的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太难辨认了！而且也不在信里预告一下！

大家都说我的口音说法语很棒。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的英语发音太糟糕了。只要我发音不标准，大家就嘲笑我，经过这样的羞辱，现在我的发音进步不少。与此同时，我发现我的法语发音越来越差了。我觉得，这主要是用不用喉咙后部的问题。我几乎用不到喉咙后部。我张大嘴说gud（good），英国人会把这个词念成guude。你可以自己试试。用你习惯的方式说good，你会发现自己的嘴巴张得很大。然后你试着微微张开双唇，就能听到其中的差别了。

这个星期的《伊西斯》刊登了三篇我写的文章，几乎占了一整页。虽然我是新闻部干得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努力肯干的，但我怀疑是不是能马上得到提拔。

一个女孩，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她在德文郡的家。我把这事跟学院的一个男同学说了，他叫我别去。他说，等我在她家住到某个时候，她的爸爸或妈妈就会把我拖到角落里，逼问我有何居心。至于这位女生，我可以说不太了解。你作为一个女生或许可以告诉我应该听谁的。

她也是《伊西斯》的记者，但是个很烂的记者，一点也不懂行。我跟她讲过，我觉得她写得不怎么样。她自己也承认。我上个学期在一次社团活动上遇到了她，邀请她一起去喝杯咖啡。在去餐馆的路上，我又提议去喝茶。她接受了，那是因为她以为我是《伊西斯》的编辑。我告诉她我不过是社里的一个小角色，就算我明天死了，《伊西斯》也照常运作，连讣告都不会出一张，她很失望。但不管怎么样，她应邀来喝茶了，我给她念了我写的小说的头两章。她邀我下周去她宿舍。我去了，带着第三章。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学期末，她的态度突然变得恶劣起来。她不想同我一起喝茶。就算她马上离开我的房间，我难道会非常在意吗？她说她会给我写条子的。我说我最讨厌收到女生的条子。她说：“那好吧，既然你这么敏感，下星期来我宿舍。”那天晚上，我给她写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礼貌地批评了她。接下来那次我去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提那封信。那时已是上学期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互道再见，祝福对方圣诞快乐，非常客气。

这个学期，在《伊西斯》的会议上，前四个星期，我没有理过她。然后，她又开始改变。她开始坐在我旁边，把脸凑过来，贴近我的脸，过来一起念一篇我可能正在审核的文章。这个学期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六，我决定去看看她。我去了。有个男人正准备从太平梯下去。我的心一沉。还有两个女生在，地板上摆着茶具。她把我介绍给大家（还假装忘了我的名字）。那家伙顺着太平梯的逃生绳爬下去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没有说话，非常尴尬，努力用嘲讽的假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接着，那个男生又从门口冒出来，带那两个女生一起走了。我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她想让我多待一会儿，于是开始暗示她还想再见到我。随后的那个星期四，我又到她那儿去了，还给她带了一听葡萄汁。她收下了，羞涩地问我，她能不能带一个朋友到我那儿去喝茶。我说可以。不久，我就收到她一封信，说她朋友有约，来不了，所以她独自来了。跟平时一样准时，一直待到七点。

我应该怎么看待她？

维多

44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1/3/4

亲爱的维多：

萨薇二月二十八日出院了，那天也是卡皮迪欧太太和孩子们乘坐戈尔菲托号前往英国的日子。萨薇瘦了，但是气色比生病前好很多。我们托你玛米给你捎去一条香烟，还有些糖。

就奖学金[36]获得情况来看，女王皇家学院一九五〇年的表现不如人意。圣灵感孕学院[37]囊括了四个名额，主教高中[38]的珍妮·布拉思韦特荣获女子奖学金。圣灵感孕学院的获奖者名单：麦肯齐——语言类；巴拉特——现代研究类；克罗斯——科学类；沙克特——数学类。克罗斯和沙克特并列第一。

拉简达耶·拉姆基松[39]（争夺女子奖学金）名列第二，未能获得奖学金。女王皇家学院的麦克唐纳[40]（争夺语言类）和斯派塞（争夺现代研究类）都名列第二。

这个星期没有什么新闻。我们这儿一直在下大雨，下了快两个月了，一直没有停，再次发生了“旱季”洪水。不过，一个星期前雨停了，旱季似乎终于来了。你妈妈有几分地理学家的样子，她说西印度群岛延后的大雨是由于今年美国的冬季既寒冷又漫长所致。真的，报纸上也有类似的报道。

特立尼达板球队目前在巴巴多斯和东道主宾舍尔斯[41]队打预赛。第一场打成平手，特立尼达队没有败北，贾格伯尔[42]功不可没。他不是靠跑位得分，而是靠投球得分。根据预赛比分（英属圭亚那队和牙买加队也包括在内），决出一支西印度群岛代表队出征澳大利亚。[43]到那个时候，估计拉马丁和沃雷尔[44]已经从印度归来。你可能已经知道，拉马丁在英联邦队[45]的投手得分率中排名第一。

你或许会有兴趣知道，由于连日大雨，波地谷的桥塌了，是卡皮迪欧家的桥[46]，不是临时搭建的那座，而是原来那座美拉德混凝土桥，像颗松动的牙齿一样晃晃悠悠好几年了。实际上，大雨给全岛各个地方的作物、桥梁、电信都造成了损失。布朗希苏斯一度成了孤岛，政府派出了海上救援船只，给当地居民输送食物和其他物资。

再回到女王皇家学院，他们得到了议会的五项奖学金，拉比一项也没有得到。罗米利被调去担任纳尔逊街男子皇家学院的代理院长。我想他对这次调动很满意。

希万说你已经把他的生日给忘了，连张贺卡也没有。卡姆拉寄了一张。

51/4/5[47]

今天上午收到了卡姆拉的来信。她写道：“过去两个月来，我越来越渴望回家，或去英国维多那儿……我觉得我比刚离家那会儿更想家。我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越来越悲观。所有这一切只会让我跌进失落沮丧的深渊。陷进去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现在，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点意思也没有。”

她说她在自学古印度历史和文化，经常找教授求助。整整一年过去了，她还没有上过一堂历史文化课。

说真的，这听起来很令人沮丧。我在想，她是不是能转去更负责任一点的大学，也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帮助。你最好给她写封信打打气，给点建议。爱你，祝考试顺利！——爸爸

45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晚上7:30

51/3/9

亲爱的维多：

但愿我不会糟蹋了这张信纸。今天晚上我觉得特别累。几天前我就打算给你写信，但是一直拖着，想等心情好点再写。但再拖下去，再过两个星期你可能都收不到信。所以，我就写了。

自从卡姆拉走后，这是我第一次为她忧心忡忡。我说不好这个姑娘想要什么。一所大学——信不信由你——竟然要你去上他们不教的课！这已经很夸张了，但还不及真实情况的一半。我建议她，如果这种尴尬的情况无法改变，她应该请求转学，转去一所能让她更好地学习印度历史文化等等的大学。她可能已经给你写过信了，因为我让她写信给你，听听你怎么说。

我觉得《伊西斯》的助理编辑并没有怎么损害你的报道。我倒是觉得他的导言比你的略有改进，但只有一点点。多加练习，报道的第一段就会水到渠成了。因此，不要为这件事烦恼。我猜这是因为你花太多心思在导言上了。

任何时候，当你提笔写报道的时候，只须想想《伦敦快报》或者《镜报》《雷诺新闻报》会怎么写就行了，我留意到《伊西斯》的风格就是大众媒体的风格，比如周刊和日报。

嗯，换作是我，我会尊重实验电影协会会长的意见。你本可以从别的角度问问题，你可能会有全新的或几乎全新的见解。这个人今后可能对你有用，可能会成为你的采访对象，不仅是为《伊西斯》，而且为《特立尼达卫报》或其他报纸采访他。所以，我一点也不怀疑，你一旦找到一个新闻来源，马上就把人家吓跑了。

除非普雷斯伯格从来不做访谈，否则，《普雷斯伯格访谈》算不上标题或是题目。这属于一种老派的做法，那个时候的报纸加的与其说是标题，不如说是标签。题目必须言之有物；必须具体，不能抽象。《教皇庇护和离婚》这样的题目等于没说，《教皇庇护认可离婚》就一目了然了。

不过，你还是应该让助理编辑们按他们的方式来。我想，他们是真心希望能改进稿件的质量。不要对此事太敏感，至少目前没有必要。

如果让我来，我会这样开头：《黑水仙》的导演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先生用一个非常突兀的形容词来评价他最新的电影《红花侠》。在《伊西斯》记者问他对他的新电影有何看法时，这位制片人（？）脱口而出：“哦，我觉得那部电影糟透了。我不满意……”。

至于记者是被人憎恨还是被人喜爱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工作做得好了，别人就会开始喜欢他。我一直牢记高尔特·麦高恩[48]几年前告诫我的话：“写作要有同情心。”我认为，这并不妨碍我们写得真实，写得出彩。

请不要给我寄《快报》和《每日镜报》了。我在特立尼达能买到《快报》，至于《镜报》，花个几分钱就能在任何一家书店买到。我不应该叫你给我寄这些。但是，请给我寄《新闻晚报》《标准晚报》《每日邮报》。还有刊登你文章的《伊西斯》，之前几期也要。你考完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寄这些，好吗？

对了，斯万齐在他的年中评论中对我的《婚约》大加赞赏。节目是二月十八日播出的，但那天我没有收听。不过，他们照例将评论的纸样寄到《卫报》，詹金斯给我看了。他们不会发表这份评论。好像——信不信由你——我的小说是唯一非常真实和令人满意的作品。

我开始相信我可以成为一名作家了。

你妈妈在我身后说，人一定要有朋友，但是别让自己陷入糟糕的境地。她指的是菲利帕·格里……至于我……我知道，我以警告的口气跟你说话一点用也没有。

家人都很好。我消化不良的老毛病最近都没有发作。

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祝福。

爸爸

*46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晚上8点，51/3/21

亲爱的维多：

我从三月十二日起开始休假，一共两个星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海里游过泳，不是在干活，就是在睡觉。我已经把停车棚北边的墙给补好了；给家门前的花坛砌了一圈石块，并施上肥；做了一个笨重的踏凳来搁康乃馨盆栽；在树下挖坑，把红掌种了下去，并给面包树下的红掌装了栅栏。今天下午，你妈妈、萨薇、希万和我去克纳格商店以一元一盆的价格买了三盆玫瑰，用来替换半是由于疏忽半是由于虫子啃噬而死去的玫瑰。真希望假期能再多至少两个星期。但是不可能，我二十七日必须回去上班。

今天收到卡姆拉寄来的三本书：两卷本的《薄伽梵歌论》，还有一本小书《母亲》。《薄伽梵歌论》的两卷分别是三百二十二页和四百一十八页。它们正是我一直想要看的那种书。我很容易就能腾空两三层书架（除了两三本书）来放已故的奥罗宾多先生[49]的著作。他不仅博学，而且很有智慧。我本想把买书的钱还给卡姆拉，但她来信说她绝对不会要钱。好吧，我非常高兴！请注意，她威胁说，如果我寄钱过去，她会再寄回来！

你考试结束了吗？我很想知道你考得怎么样。你写信的时候详细讲讲。我记得你说古英语对你来说是最难的科目。希望你见招拆招，应对自如。

你觉得你放假期间可以去拜访一两家出版社吗——为了出版我的古鲁德瓦的故事[50]，连同近期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写的几个短篇小说？如果可以，我会把那本小书和其他手稿寄给你。企鹅出版社怎样？下次写信的时候回复一下我的这个提议。

现在，只有希万和我在家。你妈妈和萨薇去17号看望金牙奶奶[51]了，她刚出院。过去六个月以来，或者从更早时候开始，她渐渐不行了。

有卡皮迪欧太太的消息吗？他们到英国好些天了。17号收到一封电报，说了这事。B姨婆[52]住进了卡皮迪欧家的屋子。你玛米走了之后我还没有去过17号，但我听说打从他们走后，那屋子欢乐多了。

你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写信回家了，但我想这是因为你忙于考试。

我们大家都很好。——爱你的爸爸

47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1/3/28

亲爱的爸爸：

我早就应该给你写信了，但是我要考试。不过，两个星期前就考完了，我一直懒得动笔。我考得还不错，我的导师[53]觉得我应该得优。大约在考前三个星期，我和他在餐厅喝咖啡抽烟的时候（让你看看在牛津，非正式的辅导有多么惬意），他说我太过担忧，学习太努力了。事实上，除了《伊西斯》的工作，上个学期我的确放弃了所有社会活动。没有必要担忧。我相信我会通过的。我付出的努力会有回报，我真真切切觉得自己变聪明了。我不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不自信了。

现在让我给你讲讲我参加的《伊西斯》期末聚会。聚会是由《伊西斯》的主编和东家一起组织的。在这次聚会上，我遇到了我在书上读到过的那种女性：对写作不屑一顾，却对作家情有独钟。我发现，当《伊西斯》的编辑有诸多好处。让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写了半本《伊西斯》的家伙”，当然仅指新闻版面。编辑对我的姓名缩写很好奇，想知道我为什么只署名V. S.，从来不暴露名字。你知道，在特立尼达，男人以姓相称，只有女人称呼朋友的教名。可是，在这儿，你应该对认识的人直呼其名，但我仍然很不习惯。新闻编辑说我是那个学期最好的记者。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拔我。

我给斯万齐寄了一篇短篇小说。天，要是被录用的话，我会尽快再写些出来。我就有稿费可花了。一个法国人[54]看了我写的长篇小说的片段之后，说我很有天赋。他和我同住在伦敦那幢出租屋里，目前任职于英国广播公司法语栏目。他希望我能尽快完稿，然后把书稿交给他。他认识像约翰·莱曼[55]这样的人物。他还希望我能重写《狂欢节皇后》——第一段的确需要重写——他们会翻译成法语，在法语节目中播出。我不知道他在英国广播公司还能待多久，因为政府已经决定缩减法语节目，把重心移向铁幕另一边的国家。关于出版你的小说的事，我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久了。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我想，到今年年末，我应该会认识一些人。同时，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小说直接寄给出版社，说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曾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过。我会尽力的，但是我们得先说好谁负责把这些小说打出来。或者最起码得说好打多少！我想我当你的经纪人应该很靠谱。现在，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我一直都很崇拜作为作家的你。我深信，你要是出生在英国，一定早就出名了，而且很富有，广受知识分子的追捧。你还年轻得很。萧伯纳四十四岁才成功，你应该一直写下去。

舅妈已经把香烟给我了。她在给我之前大讲特讲她怎么被迫对海关撒谎，说她自己抽烟。而我非常清楚，每个来英国的人都可以带四百支香烟。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让你明白你欠他们人情呢？我打算对他们敬而远之。除了让我心情郁闷，别的他们什么都帮不了。卡珀说：“我觉得你妈妈鼓励你抽烟。”我说：“是的，没错。”他看到我对他的讽刺不为所动，并且马上反唇相讥，他立刻改变态度，问我考得怎么样！

那些孩子的粗鄙让我吃惊。我刚从牛津回来。他们叽叽喳喳，简直在折磨我的神经。我听到希塔用粗鄙的特立尼达口音说：“俺不要，俺不要。”听起来真是毫无教养。

谢谢你让人捎来这些烟。那个法国人觉得比骆驼牌好。这就替你做广告了！

请你们放心：我不去德文郡。我会和一个同学[56]去黑潭玩一个星期（也有不便之处，他们一家人都信天主教）。然后去坎伯兰玩一个星期。这个假期有两个朋友来看我，比上一个假期多了两个。其中一个是在印度长大的英国人。上星期二，他好好请了我一顿。我破产了：我们在皮卡迪利广场边的摄政宫酒店喝了咖啡，吃了午餐，接着到泰特美术馆喝下午茶。

好消息：企鹅出版社出了一套好书。要不要我替你买？还是你想在特立尼达买？

维多

关于周报的排版：英国人是按照做新闻的方式来做特稿的。你们的排版比较好，而且会越来越好。

看看英国报纸怎么放照片。每一张照片都不是标准的长方形。

〔两张草图〕

48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1/4/3

亲爱的卡姆拉：

我几天前收到了你的信和照片。我还欠你几封信没有回，但我懒得动笔。

我不喜欢你用“寒酸”来形容你的生日蛋糕。我可不这样觉得。我从来都没有生日蛋糕，连生日聚会都没有，那些甜饮料啊小点心啊根本不能算是聚会食品。

我有新闻要告诉你。你应该记得，我在一九四九年初写过一篇关于选美的小说。还记得吗？好吧，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今，我把那篇小说改了起码有六七遍。最后一遍修改是几天前，那个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法国人鼓励我改的，他和我住同一幢寄宿〔公寓〕。他会把它翻译成法语，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法语节目中播出。我还把一个短篇寄给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加勒比节目，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会录用。如果他们录用了，意味着我两个星期的劳动会换来十五几尼多一点的入账。还不赖！我才十八岁！我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写完，过去两个星期我像狗一样勤奋，但进展甚微。当然，已经有思路了，我陷入了一种连续的昏昏欲睡的状态，需要休息几天再继续。得有绝对清醒的头脑来构思情节和人物。但进行得挺顺利，我想在六月底写完。那个法国人答应帮我推销出去。他觉得我才华出众，一定会成功。自然，我觉得这部小说不算很好，我仍然在写是希望能靠它赚个一百英镑左右，也许还能在毕业后找份好工作。但是也有麻烦。作家想写出好作品，先得能生存下去，可是，待在办公室里、一日四餐有保证的人没有一个能写出好作品。一般说来，写作源于历练，但是我缺乏历练：你知道我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希望你已经从失望中走出来了。请振作起来。听说你不快乐，我的心都碎了。

不要担心我女朋友的事。她是欲擒故纵，她想让我觉得有很多人追她。我觉得了，于是退出了。我得出一个结论：有必要交个女朋友，但是我太热情了，你知道你一向是怎么说我的，我太在意新结交的女孩子了。因此，我打算，在我成功之前，不去理会任何一个女孩子。

我的一个同学邀请我去他在黑潭的家里玩。唯一的问题是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希望我不会出什么差错。

哦，顺便说一句，阿莱特出家当修女了。我经常在出租公寓里见到她妹妹莫莉，她和马耳他的一个家伙订婚了。这儿还有两个特立尼达女孩，非常印度，非常圣费尔南德，非常蠢。

请不要担心你自己，亲爱的，更不必担心我。还有，至于家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它像直布罗陀一样坚固。它摇摇晃晃，但仍在前进。它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你要明白，没有我们，那个家就没有了中心。

我知道，责任重大，但并不令人沮丧。

你的照片很漂亮。那个法国人说你看起来像一个希腊女神！他结过三次婚。所以啦！

有一个像你这样漂亮的姐姐，我很高兴。期待有一天能带上你在牛津炫耀一番！

再见，我亲爱的。

维多

〔手写附言：〕

牛津的房东太太收到了你寄的糖。她要写信感谢你。

49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1/4/4

晚上9:45

亲爱的维多：

我刚刚结束和卡尔（贝尔蒙特人）[57]的谈话。他来找我谈他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想让我看看写完的章节，这样我可以给他一点反馈。

收到你三月二十八日写的信，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获悉长时间毫无音讯不是因为生病，我们都放心了。我们在收到你信的同一天也收到了卡姆拉的信，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她似乎已经摆脱消沉，决定自学了……我一点也不怀疑你会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我猜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太过焦虑。即使不太努力，你也会考好的。我觉得诀窍就是别太重视，只要你自己尽力了，就不用太在意，安静沉着地等待结果即可……

《伊西斯》不过是小玩意儿。再过一两年，你将会为更有名的出版物写稿。只要我还在，就不要为我们担心。争取一切机会……冷静地删改《狂欢节皇后》。我觉得最起码可以删掉三分之一。我记得我已经把在我看来多余的部分都标注出来了……如果你寄给斯万齐的小说的主题是西印度群岛，那很有可能被录用，但是现在稿酬较过去少了一点，大概是十几尼，过去则是十二到十三几尼。不过，你刚起步，别的杂志付不了这么高的稿酬……那个法国人兴许只是客气：别说是特价锚牌烟了，特立尼达任何一种香烟怎么可能比骆驼牌更好？

依纳若炎今天在家。他说：“你知道吗，穆萨，香烟又回来了，维多没收。包裹上贴了张条子：‘明确拒收。’我想，收的税可能比香烟本身都贵。”《卫报》的女性专版前几天刊登了一篇报道，说你和另外十名西印度群岛学生接受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新闻处的邀请，参观英国主要工业等。接着又听说，你将和一个同学在黑潭待一星期。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们玩得愉快。

我想，等企鹅出版社的新书在这儿上市，可能还得好一段时间；所以你还是给我寄一本吧，最多两本。昨天，我买了一本迪平的《重获新生》[58]。不算是佳作，但故事还不错，写得过于急促和专业了。好书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就像品酒师能感觉出好酒一样。

谢谢你寄来的报纸杂志。不用寄《快报》给我，我可以在这儿买。

还要给卡姆拉写信，已经很晚了。

爱你的爸爸

50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牛津

1951/4/11

亲爱的家人：

我在黑潭给你们写信。这儿是英国北部重要的海滨胜地。它就是一部大机器，从度假的游客那儿敲诈钱财。这儿到处都是算命的——吉卜赛人，都说自己姓李，都说自己是海滨独一无二的吉卜赛·李[59]。还有很多餐厅和娱乐中心。当然，还没有到旺季，但是你可以到海滩上走走，看看人们为这部大机器上油，为即将到来的旺季——据说是在六月份——做准备。

我住在一个男同学家里，他和我住同一层宿舍楼。这是一个苏格兰家庭，笃信天主教。但这是我在英国度过的最适意的四天。他们想尽办法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也真的感觉很自在。我在这儿学到了一门艺术，就是如何让自己适应任何新的环境。打从离开家，我已经睡过许多不同的房间和床，换一个环境，我既不会觉得害怕，也不会觉得很浪漫。

一个法国人对我说，我们应该为英国人感到遗憾。他说英国的女人、海滨胜地、食物对英国人产生了影响。英国的女人不会做饭，不会打扮，且一律相貌平平；英国的海滨胜地湿漉漉的，挤着成千上万等着被骗钱的人。就拿黑潭来说，海滩本身很漂亮，除了没有椰子树，跟特立尼达东海岸差不多，但是海水冰冷，风冷飕飕的，而且水的颜色永远像泥浆。他说他们的食物就只有炸鱼和炸薯条。

今天上午，我在屋后的花园修剪枝叶。大约剪了一个小时，感觉不错。来到英国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干活，我真觉得我应该在下一个假期申请一份农场临时工做做，不光是为钱，也为了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筋骨。牛津是个比较小的城镇。从中心出发，走十分钟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野外。我从牛津去伦敦的时候，拥挤的人流把我吓坏了。我觉得大家都像是在奔跑，过了一段时间才觉得他们是在走路。伦敦的氛围当然很不健康。在牛津，我最晚九点半就会起床。在伦敦，不管我几点钟上床，每天都可以睡到中午。

我这个星期六去博罗代尔，就是著名的博德石[60]所在地。博罗代尔位于湖区，更靠北。不要以为我花钱了。我住在这里，费用全免，而且，我是利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假期旅游的机会去博罗代尔的，殖民地部给了我从博罗代尔回伦敦的路费，每个晚上还补贴我住宿费。我是坐大巴来黑潭的，车费十八几尼，打算和朋友一起搭免费便车回牛津，应该可以，回程的火车票要四英镑多呢！

忘了告诉你们，前些日子我收到了拉比的信。可怜的孩子！我觉得太残忍了。他没有什么好跟我说的，费了很大的劲把信纸填满。不管怎么样，他心地是很好的。

希望爸爸继续写作，哪怕每天只写五百个单词。爸爸应该开始写长篇。他应该认识到西印度群岛是个非常有趣的社会——一个假装老于世故的社会。看看那群苏克迪欧[61]，爸爸肯定可以构思出一部长篇小说。照原样描述这个社会，不解释，不辩护，不嘲笑。真遗憾，我没有多走动走动，看看那个世界，但如果我真那么做了，可能我就不会在这儿了。

对希万、萨薇、米拉、萨蒂说我想念他们。告诉萨薇，没有给她写信，也没有给她或希万寄生日礼物，我感觉很不好。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想，爸爸的生日已经过了吧。不管怎么说，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献给妈妈我的爱。

〔没有署名〕

51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4/14

亲爱的姐姐：

我一个星期前收到了你的来信。我在黑潭的一个朋友家做客，信被送到了那儿。我今天才动身离开，是在博罗代尔给你写这封信，妈妈的一个笔友曾在这儿住过，可能现在还在这儿。

亲爱的，我会给你寄你需要的所有书。不用给我钱。（或许，等到我双膝下跪，哀求“求求您了，先生，能再给点吗？”的时候，再给我。）[62]

我的表现（我一贯如此）没有差错。那是我相处过的最天主教的家庭。他们信，并且深信不疑。这当然没有错。这在他们周围筑起了一道墙，但这道墙给了他们安全感，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可能或的确是肤浅虚伪的。这墙没有把他们变成怪物。他们和善而慷慨。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天主教教义总在宣扬惩戒。人人头顶都悬着一把剑。

我刚刚意识到，这是好久以来你第一次收到我手写的信。我的字迹有大变化吗？

我与世无争。虽然是有点丢脸的平和，但是我在努力学着接受它。我不能告诉你原因，因为你听了可能会伤心。我知道，你一直认为我智慧超群。不是吗？但是，当一个人发现他一直在欺骗自己，会怎么样呢？他撒了太多谎，连他自己都相信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到羞愧。我发现自己表现出真诚的时候也在装模作样。大多数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吗？今天上午，我苦苦思索，人们为何竟然能容忍我。我希望能像别人看待我那样看待自己。那可能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又或者，我希望发现我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

那些喜欢我的男生，他们喜欢我是因为我身上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强烈色彩”，因为我表现得像“无所顾忌的孩子”。但是，我真的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故作姿态。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在西印度群岛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长大后就会轻视周遭的人。但是，那些人就应该被瞧不起！一个朋友某天对我说，人家不喜欢我是因为，我让他们觉得，我认为他们是傻瓜。你是怎么看我的？别跟我谈你的表亲。你非常清楚，他们是一群笨蛋。

很遗憾，我已经写完了。送上我全部的爱，我亲爱的卡姆拉。维多

[1]这个房间在金夫人的房子里，位于杰里科的里士满大街（这一带在20世纪50年代被认为是红灯区）。这个房间“以前住过一个年轻的化学系本科生玛格丽特·罗伯茨，后来撒切尔也在这里住过”（帕特里克·弗伦奇《世事如斯：奈保尔传》，p.x）。

[2]伦敦市内著名街道，19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是英国传统媒体的聚集地，时至今日依然是英国媒体的代名词。——译注

[3]拉达克里希南著，1936年出版。

[4]在“加勒比之声”。

[5]K不是卡姆拉，有可能是V. S. 奈保尔的姨妈卡拉瓦蒂。

[6]圣约瑟修道院，位于西班牙港，是由克吕尼的圣约瑟修女会开办的著名女子学校（招生不限宗教信仰）。

[7]弗朗西斯·泽维尔·于里克修女（后成为修道院院长），原名若瑟兰·于里克，圣约瑟修道院的老师（后升为校长）。

[8]《卫报》助理编辑西德尼·埃斯皮内的儿子。

[9]拉姆纳拉斯·佩尔曼南德，V. S. 奈保尔姨妈卡拉瓦蒂的丈夫。

[10]即V. S. 奈保尔姨妈阿伊拉一家，阿伊拉又名伊拉。她的三个孩子，V. S. 奈保尔的三个表兄妹分别是：傅露、布拉马南德（布拉马）和迪欧昆沃（迪欧）。

[11]指辛伯胡纳特和楼陀罗纳特。

[12]1951年1月16日，卡姆拉写信给V. S. 奈保尔：“我还没真正见识印度。这个地方实在太大了。”

[13]西班牙港的维多利亚皇家学会是人类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及艺术画廊。这一建筑现在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博物馆。

[14]这家汽车公司当时是（现在仍然是）特立尼达岛福特汽车的唯一经销商。

[15]现在最令人铭记的大概是他是金刚的创造者之一。

[16]切叶蚊。

[17]西帕萨德把日期写错了，其实是2月1日（星期四）。

[18]奈保尔家养的狗。

[19]辛伯胡纳特·卡皮迪欧当时打算携全家去英国定居。

[20]生活在特立尼达的印度家庭，奈保尔家的熟人。

[21]1950年12月28日，萨蒂写信责怪V. S. 奈保尔不给家里写信：“自从收到你上一封信，我们至少已经回了四封信了。”

[22]V. S. 奈保尔的姨妈，丹·佩尔曼南德。“茂希”是印地语，意为“姨妈”。

[23]印度教仪式。

[24]即剑桥高级证书考试。

[25]拉宾德拉纳特·佩尔曼南德，V. S. 奈保尔的表弟，姨妈卡拉瓦蒂的儿子。

[26]萨汀·佩尔曼南德，V. S. 奈保尔的表妹，姨妈丹的女儿。

[27]奈保尔家的表亲，西帕萨德的姨父苏克迪欧·米西尔的侄女。

[28]苏克迪欧·米西尔的外孙女。

[29]V. S. 奈保尔的姨妈丹一家，丹嫁给了拉姆纳瑞·佩尔曼南德。

[30]西班牙港主要的公立医院。

[31]家庭医生。

[32]西帕萨德在这封信的几个句子和短语下面画了线，在信纸边缘，他手写了为V. S. 奈保尔发表在《伊西斯》上的文章重拟的开头，他在第45号信中引用了这个开头。

[33]英国籍匈牙利裔导演、剧作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红鞋》（1949）。他与迈克尔·鲍威尔合作导演了《黑水仙》（1947）和《红花侠》（1950）。

[34]施瓦兹是《泰晤士报》的金融记者和经济顾问。

[35]拉贾尼·帕姆·杜特，出生在英国，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瑞典人，1939年至1941年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1951年任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36]为资助学生前往外国大学留学而设置的岛国奖学金，V. S. 奈保尔即获得了这个奖学金。

[37]通常称为圣玛丽学院，是圣灵会开办的男子中学，是女王皇家学院在学术和其他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

[38]安斯蒂主教女子高中是特立尼达顶尖的英国教会女子高中。

[39]后成为医生和作家。以她的婚后姓名拉简达耶·拉姆基松-陈出版了两本诗集。

[40]伊恩·麦克唐纳，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供职于英属圭亚那（后来的圭亚那）的布克斯制糖公司。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蜂鸟树》（1969），发表了几本诗集。是圭亚那文学刊物Kyk-Over-Al的主编。

[41]巴巴多斯的旧称。

[42]西德尼·贾格伯尔，1934年至1952年效力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

[43]西印度群岛队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在澳大利亚参加巡回赛。

[44]弗兰克·沃雷尔，巴巴多斯板球队员。1947年至1963年效力于西印度群岛队，1960年至1963年任队长。他是西印度群岛队首位参与全部赛季的黑人队长。1951年被《威斯登板球年鉴》评为年度选手。1967年死于白血病，终年42岁。

[45]这支英联邦队的球员来自英国、澳大利亚、西印度群岛等地。于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参加巡回赛。赛程包括五场“非正式”比赛。

[46]位于卡皮迪欧家的地产范围内。

[47]可能是3月5日。——译注

[48]1929年至1934年间《特立尼达卫报》主编，西帕萨德的良师益友。二战期间，他是《纽约太阳报》的战地记者。

[49]博恩·奥罗宾多·高斯，曾经的印度独立运动活动家，后成为精神领袖。1950年逝世。他的《薄伽梵歌论》发表于1916年至1920年间，《母亲》发表于1927年。

[50]西帕萨德在1943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一书，发行量为1000册。

[51]卡皮迪欧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亲戚。

[52]辛伯胡纳特·卡皮迪欧的姨妈。

[53]彼得·贝利。

[54]伊夫·勒克莱尔。

[55]作家、编辑，曾任霍格思出版社总经理，后创办《伦敦杂志》。

[56]约翰·麦康维尔。

[57]安德鲁·卡尔，民俗学者、文化历史学家。贝尔蒙特是西班牙港东部的一个区。

[58]《重获新生》（1942），沃里克·迪平著。

[59]著名的吉卜赛占星师，据说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占卜。

[60]一块重达两千吨的巨石，靠一个角支撑平衡，在冰河时代由冰川从苏格兰带到博罗代尔，一直很受游人欢迎。

[61]即苏克迪欧·米西尔一家。

[62]在3月29日的信里，卡姆拉写道：“我非常需要几本书。我会把钱连同书单寄给你，但是我先得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买。”

第四部分

1951.4.20～1951.9.13

夏季学期，暑假

52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1/4/20

亲爱的维多：

呃，是的。你的笔迹变得有一点不好辨认了。不过，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事实上，这大大安慰了我，因为我现在知道，除了我，还有人的笔迹让人难以辨认。

我正在参加学年考试。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的右臂肿起来了。十八日那天，在考英语选修（一）的时候，我的手突然变得软弱无力，连字母都写不好。你真该看看我那时写的字。糟糕透顶。只有上帝（不，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了，我现在甚至没有办法祷告）知道我是怎样写完考卷的。昨天，我去看了医生，因为我害怕某种热带疾病看上我了，要跟我亲密接触一番。医生说神经（肘部那条可笑的神经）有点麻木，可能是被压迫太久了。现在，手臂仍然肿着。我今天上午考了英语选修（二），结果它更肿了，非常疼。但是，我还是会继续考试的。下星期一还要考地理。

你信的最后一部分很搞笑。别跟我说你已重新开始。看在上天的分上，好好生活（别管别人）。任他是谁，喜欢你，或不喜欢你，那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但请答应我一件事，不要喝酒。我非常清楚酗酒的后果。所以，一定要理性。我依然认为，你会成为我一直认为你会成为的样子。相信我，你就是你。所以，忘了它吧。

我要告诉你一件发生在宿舍的事。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偷走了我的钱包。里面大概有五十卢比。我不在乎那钱，但是，钱包里还有爸爸和你的照片。我希望他们能归还照片，钱我就不要了。我的运气就是这么差。我小心翼翼地把钱存起来，想为自己买件纯棉纱丽，上学时好穿。我去喝了杯茶，回来钱包就不见了。为何烦恼？

这儿有个很无聊的美国人。他蓄着大胡子，穿印度服装，讲起话来有气无力，慢吞吞的，真考验别人的耐心。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要你加入他的会之类的。真的，他就是个笑话。我们叫他“走来走去的耶稣”。

我全部的爱

卡姆拉

53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1/4/25

亲爱的维多：

我上个星期没有给你写信。从接到你上一封信听说你在黑潭玩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星期了。我迟迟不回信的原因常常是——猜猜是什么？对了，没错，没有航空信笺了！

航空信笺应该是最容易买到的东西。邮局就在附近。萨蒂、米拉、萨薇每天都要从那儿经过好几次。但是这些家伙都靠不住——哪怕是买航空信笺这种小事。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因为，你很清楚，我自己每天也要经过邮局好几次。

你说我每天最少应该写五百个单词。呃，我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但是现在还说不了太多。先让我看看能不能坚持下去。我到现在还没有决定是写本自传体小说呢，还是把古鲁德瓦翻出来重写。我有自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我一直在非常认真地研究《赖斯曼阶梯》的结构，我觉得按照本涅特处理厄尔福沃德先生和阿尔布太太[1]的方式来处理古鲁德瓦应该很容易。但是，说到我打算写的自传体小说，某些部分我觉得很好处理，但有些地方我吃不准，很难把握。最难的是选择事件。

你无论如何都应该坚持写长篇小说。但是，要写出一部算得上佳作的长篇小说，可能要花费好几年时间，不用我提醒你，尽早着手。看看康拉德，学习其紧凑强烈的表达方式，但是，最主要的是有自己的个性。

关于我的短篇小说：手头写好的起码有十一篇。但是，光把这些打出来就是一项沉闷乏味、令人生厌的活儿……下班后我往往已经很累了，要想在一天的劳累之后接着干活，一定要有好心情才行。工作已经把我榨干了。所以，别对我抱太大希望。另外，几乎每天都有要修整的东西：房子东面和南面的栅栏啦，车库啦，花园啦（如果可以这么叫它）。我想让这片小天地变得漂亮一点，而且已经有一点小进展了。

希万去圣阿格尼斯学校[2]念书了，现在在念大班，但是没有什么功课。他对我说，学校要求学生们在某段时间“睡觉”——趴在课桌上——每天都这样。我有天问他：“你们要睡多久？”

希万回答：“睡到放学。”你明白了吧！

我在《特立尼达卫报》已经待了十六个月，还没有晋升。有件事让我更加不舒服——我猜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三流的英国小子，我敢保证，他的工作做得一点也不比我好，但收入却比我丰厚得多。这儿是殖民地，白人被看成是高一等的人种——吃得更好，住得更好。我不在乎告诉你，我已经有点讨厌他们了。这不完全是我的错。有个叫巴克尔（新闻编辑）的人，开口就好像他是一流报人。他有个文凭，我想是文学学士吧，某个三流大学毕业的。但其实他只会虚张声势。你要是读过普里斯特利的《天使人行道》，一定知道戈尔迪先生[3]。这个人就像戈尔迪一样。

凯瑟琳·麦科尔根[4]回英国了。她对我说她有个叔叔在牛津——不在牛津大学里——她去拜访他的时候会顺便来看看你。

她是个好人，不像巴克尔那类人。

卡姆拉写信给我们，要我们“马上”给她寄一本《斯坦布里奇地理——南方大陆》[5]。你妈妈要我跟你说，你给她寄一本比较妥当，因为她从家里平邮寄一本书过去太慢了。

关于你的短篇小说英国广播公司有没有回复你？如果有，一定要告诉我。

这儿有个叫阿拉哈尔的家伙给《卫报周刊》投短篇小说，也发表了。现在可以肯定，他投的都是别人发表在英国报纸上的作品。

家里一切都好。

爱你的爸爸

下一次我让你妈妈给你写信。

那个伙计，卡罗莱纳的布丹死了。约十五天前突然死掉的。他钻进柜台下面为顾客拿油粕，倒下来就死了。[6]

54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牛津，大学学院

51/5/1

亲爱的爸爸：

相信我，知道你在写作，我别提有多高兴了。不要为选择烦恼。这不过意味着你得写两本小说了。也不要让年龄困扰你。你可能听我提起过乔伊斯·卡里。他从殖民地公职机构退休之后才开始创作。我很肯定，他现在应该五十出头了。我上星期天还见过他。

我想你应该很高兴知道，斯万齐可能会在六月或七月播出我的短篇小说。[7]他大概两个星期前写信告知我这件事，但是他觉得最后一页“文学味太浓”，要我重写。

我考得还不错，最差的一门是B-。我的导师很失望，因为我没有得优。可是，整所大学只有三个人得优。无论如何，我是我们院成绩最好的一个。

别让《卫报》把你打倒，我知道那种事有多伤人，但是请别太担忧。不出意料，我在《伊西斯》没有得到提升，事实上，我觉得他们打算不伤体面地把我打发走。整个牛津都在搞小圈子，很可怕。要想和别人处得来，就得归属某一个圈子。我这个学期回学校比较迟，结果发现这个学期的报道工作都已经分派出去了，没有我的份。后来，他们让我捡漏，报道别的记者可能没扫荡到的新闻！你可能对这样的情况并不陌生。但是，也有所得，我拿到了第一篇特稿。这可是大任务，两页的篇幅，加照片，报道莫里斯汽车公司（就在牛津外面）扩张对学校造成的影响。我希望能把这篇特稿写好。只有大记者才能得到这样的活，因此，我想我不必担心。他们通过书面和口头方式让我知道，我不应该觉得《伊西斯》不需要我，我的工作还是被认可的，诸如此类，你知道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你永远也看不透这些人。

大约一个星期之前，一连四天艳阳高照，但现在又转冷了，还下雨。什么鬼天气嘛！但是我喜欢，充满了变化。

博西终于考进了医学院，学校位于纽卡斯尔，还要往北走一百英里，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我也为他感到高兴。

一个名叫阿卜杜拉的男同学时常收到家里寄来的香烟——一次两百支——用礼品包裹寄的。你们也能这样帮帮我吗？一切费用我出。请不要说“不需要你付钱”之类的话，我很明白家里的处境。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圈。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真是幸事。他们中没有谁是出众的天才，有一个英国男生，在印度长大，是个艺术家，但是考试没有及格，这个学期就要离开牛津了。这个暑假很长（有十六个星期），要是找不到工作，我会无聊死的。希望能找到。

关于把你的小说打出来的事：特立尼达没有帮别人打字的人吗？英国的价钱是一千个单词一先令三便士至一先令六便士。一部长篇小说一般七万个单词左右，所以，你可以自己算算费用。

我应该给萨薇写信的，但是我能给她或是其他人写点什么新鲜事呢？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这些信是大家看的，我想没人想把同样的内容看两遍吧！

我爱你们大家，问候妈妈、希万、米拉、萨蒂。

卡姆拉要的书我已经买好了，今天或明天就会寄出去。

维多

*55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51/5/1

亲爱的卡姆拉：

我买了几本书给你，甚至还买了包书的纸。我会在今晚或明天寄出。我想你得把书钱给我。真是万分抱歉，但是我需要。

考试都通过了。没有得优，但我是我们学院成绩最好的。还有，英国广播公司的人会在六月或七月播出我的短篇小说。他想让我修改一下最后一页，因为“文学味太浓”。

听着，我有事要告诉你。酒贵得吓人。就算我真的想喝，我也喝不起，或者说，没法浪漫地、好好地享用。所以，别烦恼了。

湖区很漂亮，希望还能再去。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还爬山了。开始很痛苦，心脏都要裂了，但我很快就爱上了爬山，这样运动对我大有裨益。

现在是夏季学期，基本上不可能学得进去。太阳一出来，人就不想学习。阳光太稀罕了。但我真的觉得和特立尼达一样热。一个星期前，有几天很热，我敢说，和特立尼达平常时候一样。

我不知道你那儿的规定是怎样，但是这儿的男生能收到从特立尼达寄来的香烟和食品包裹——作为礼物。你能帮我看看怎样才能办得到吗？我要香烟，天哪，这儿贵死了！

希望你早日收到书，也希望正是你要的。

爱

维多

56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牛津

1951/5/9

亲爱的家人：

什么鬼天气！真的，这是我遇到的最不可预测的事了。两个星期前还很热，天气晴朗，跟特立尼达差不多。但是上个星期天色阴沉，飘着毛毛细雨，还很冷。

我刚刚写完关于莫里斯的那篇文章，并不像我设想的那样好。编辑不喜欢我，这篇文章本该让他有所改观的。但是文章不如我料想的那么好有诸多原因。首先，我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在动笔之前，我没有好好整理手头的素材。所以，我搞得一团糟，无法补救。此外，我的眼睛从上个星期起就不太合作。不管怎么样，我会把下一期——英国节日特刊——寄给你，你可以自己评判。请来信告诉我你的想法。

说说我的眼睛，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把右眼里面的两个囊肿给切掉了，过段时间再弄左眼。很简单的手术，五分钟搞定。

老天，莫里斯汽车公司真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作为记者，厂方派人带我参观，在那儿我吃到了来英国后最好的一顿午餐。我和负责纳菲尔德五大刊物编辑的人聊了会儿。他曾在路透社和《每日邮报》工作过一段时间。好像所有地方的人都一样，诡计多端，寡廉鲜耻。他说他很庆幸离开了《每日邮报》。

前几天，我和朋友们去划独木舟了。我们对这项运动一窍不通，直到连船带人一起翻进河里，我们才知道自己划的方式不对。那真是很搞笑的经历。

我真该给家里寄几张牛津的照片。商店里照片很多，随便摆在那里，因此显得很俗气。但是我会尽快寄几张回家的。来到英国之后，我买了很多书，但是，如果要我说这里面有多少是平装本，有多少是企鹅出版社的书，我会很惭愧。

问候大家，给我寄几张照片怎么样？

维多

*57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51/5/9

亲爱的卡姆拉：

我已经把书寄出去了。大约三四个星期后能到你那儿。我真切希望你能及时收到。我已经写信给福伊尔商店买斯坦布里奇的书了，一收到书我就会以航空件的方式寄出。所以，你无论如何会在大概两周后收到。

谢谢你的来信。我看了很高兴。当然，我现在好多了。今天，给《伊西斯》写的一篇非常长的稿子完工了——关于位于牛津外面的纳菲尔德汽车厂。大概有一千八百个单词，得占差不多两页。希望他们能给它安排整版。下一期是关于英国节日的特刊，能在那上面发表一篇文章真不错。大家总是会去翻那些过刊，我非常希望他们能把我的名字印在里面。

前几天，我和两个朋友去划独木舟了。我们自然对划独木舟一窍不通，直到船翻了，我们掉进河里，我们才知道自己划船的方法不对。我们的衣服当然都湿透了。我碰巧穿了条泳裤，因此绝望地跳进河里。天哪，河水真冷啊。但是，我现在变得很皮实，之后甚至都没有感冒。哨兵对我说，我的肩膀越来越宽了，我当然不介意那样。但是，他还对我说，我胖了，他说他看脸就能看出来。我只想说千万不要。我真的希望我没变胖。我已经够难看了。

上星期六，我的右眼做了个小手术。主要是把右眼的两个囊肿切除。眼睛在康复中，虽然有时还会有点痛，但是很快就会好的。这个星期六，我要把左眼的囊肿切除。好像我的眼睛里有个囊肿养殖场一样。不过没什么。

我真是个坏蛋。我还没有给你，也没有给家里寄过牛津或者我的学院的照片。我真该寄几张。

好好学习，不要担心，看在老天的分上。

再见，送上我所有的爱。

你的维多

58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1/5/9

亲爱的维多：

金合欢开花了。开得还不多，只有五六朵，但是很快就会有很多花儿绽放。树很高，枝繁叶茂，一点也不像你在莱特森路上看到的那些歪歪扭扭的东西。我在树下种了九重葛，鲜红色的，我想看着它往上爬，越爬越高，然后像红色的帘子一样垂下来。我是在经过圣詹姆斯兵营的时候产生的灵感。你知道，在那儿，沿着车道两边，紫色的九重葛从上了年纪的雨树[8]上垂下来，看上去非常漂亮。卡姆拉想让我在车棚边种一株九重葛。我已经种了，茎上已经吐出小芽。

种花于我而言，就像一剂振奋精神的补药，是一项很不错的休闲活动，能让我暂时忘却《特立尼达卫报》的日常工作，当然，这不是说那份工作非常单调枯燥。它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在《卫报》方针或曰《卫报》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如果你有创造力，有艺术直觉，尽可以在版面设计、标题制作、照片布局、插图选择等方面大胆发挥。在一张白纸上开工，看着它最后变成一份杂志或报纸回到你手中，真是令人激动。有时，它也会让你有点头疼。

我负责《卫报周刊》的七个版面和《星期日卫报》的两个版面：第十八、十九页，是商业版。这个版的限制大得多：不是想用什么字体的标题就能用的。不行。必须遵守《卫报》规定。必须是博多尼粗体，或博多尼斜体，别的不行。（光是博多尼字体，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黑体、现代体、超现代体、特粗体、加粗体。）有一天，我用博多尼黑体制作了通栏标题和副标题，我估计他们可能会对我的大胆创新表示异议。第二天，星期天，我看到那一页恢复了惯用的博多尼体。所以现在，只要是《特立尼达卫报》的版面，我都墨守成规。

你知道吗，我发现自己同时在写三篇（可以说是四篇）小说，虽然这听上去很蠢。我的意思是三篇同时进行，一篇没有写完便开始写第二篇。你瞧，我最近一直在读高尔斯华绥（故事集——《大篷车》）[9]和吉卜林的《山中故事》，灵感不断，要是不马上记下来，我可能会忘记的。我一直这样，一会儿写写这个故事，一会儿看看那个故事，一会儿再动动第三个故事。我在两天前写完了其中一篇，其余两篇也已过半。我还没有把这些打出来，等我打出来，工作才算真正开始。但是我发现，这样系统快速地记录下来的东西很不错。因为，这样的记录赋予了小说整体性和平衡。你的灵感被保存在多少算是完整的故事中，你可以在很久之后再拿出来打磨润色。

我不想让你觉得我的写作是一种短暂的爆发，可以这么说，我是慢悠悠地、一点一点写出来的。这比完全不写要好。你那些鼓励的话，让我感觉尤其好，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在奉承我，我对你的评价很有信心。不过，我仍然不希望你对我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要是达不到，你的希望会破灭的。这对于我们俩而言，都是一种痛苦。听着，我并不是说我没有信心。我知道我能写，但我很容易感到疲乏，这也是事实。要是我连着六个月没有别的事，一定能写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虽然找出版商没那么容易，但我肯定那会是部很不错的小说。

你还记得塞西尔·亨特[10]是怎么说记笔记——随手记录你对人和事的印象（我会加一句，记下你的感受）——的重要性的吗？你要是能养成这个习惯，那真是万幸。在某些时刻，某些地方，你会发现这些随手记下的东西非常管用。你笔下的人物手到擒来。我在这里写一写我对詹金斯的印象，作为例子：有关他的一切都让人联想起猪油。他跟猪油一样白，一样厚，一样肿胀不堪。仿佛是为了加深人们的这种印象，他习惯穿白色。连头发都是白的。似乎他曾经遇到过什么人生危机，他跟他的上帝发过誓，为了显示虔诚，他只要白色。他很矮，圆滚滚的，胖得离谱。他的体重和脂肪堵在喉咙口。一张嘴，吐出的字砰的一声坠落，好像舌尖坠了铅。你仔细打量他，会觉得他是一个大得过分的婴儿：胖乎乎，圆圆脸，肉嘟嘟。据说，英国温和的、有时让人沮丧但从来不严酷的天气同它的国民性格颇为相似。詹金斯先生的体态和容貌同他的性格亦有相似之处。他很迟钝，哦，多么迟钝啊！你若是对他不够了解，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傻瓜；了解他之后，你会觉得他根本不是傻瓜，他只是很狡猾……好吧，我可以像这样一直写下去。这个东西现在对我可能没什么用，但是，今后某天会用得上：我的故事里可能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物。这样做的好处是，若是让你比如十年后再来描写詹金斯，很难写得同样鲜活。

我很乐意每两个星期，或者至少每个月给你寄一条香烟。但请向阿卜杜拉打听清楚他是怎么收到香烟的，换句话说，给他寄香烟的人是怎么寄过去的。昨天，依纳若炎在咱们家，他说寄不了香烟。问问阿卜杜拉，下封信告诉我。

《伊西斯》减轻了你的负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你最起码每两个星期可以写一篇特稿，写得轻松一点，效率高一点。这可能会比单写新闻稿让你获得更多认可。人们在说喜欢你的文章的时候可能更发自内心。不管怎么样，接受现状。

恭喜你顺利通过考试。你表现得很好。毕竟，你只差一点就得优了，而且还是你们学院第一。

和斯万齐搞好关系。多写写有关西印度群岛的主题。不光是小说，也写点非虚构的文章。这肯定比一般的叙述性的新闻稿好。一定要有文学价值。我已经寄了一个短篇过去。你知道，《莫恩》那篇。若是那篇能发表，我给你一半的稿费。我的《奥比巫术》还在他们手中，我已经提醒林多夫人这件事了。

呃，你了解拉姆力拉[11]、侯赛因节、湿婆节[12]等的情况吗？如果你了解，为“加勒比之声”写写这方面的稿子。你该把你的《狂欢节皇后》寄出去了。你只须整体删除一节，加几个“和”，使有些句子不那么像电报语句，就行了。你要是不介意，我可以在这儿帮你做这件事。我有一本那个杂……好吧，写不下了。保重，家中一切都好。我只好把这封信打印在这张纸上，没有航空信笺了。

星期二，5/15

你提到你眼睛里长了东西的那封信我们已经收到了。是不是我们说的“针眼”？长了这样的东西还写信，一定很不好受。那东西很痛，让你浑身不舒服。你应该跟你的编辑说你写不了稿子。要不是你长了“针眼”，我丝毫不担心你的文章。我写的东西，没有几篇能让我满意的，但我还是寄出去了，因为必须交差。但这些文章发表后，往往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有几篇我自己觉得不怎么样，实际上却非常好。你离家后不久，我在皮尔斯的建议下为《星期日卫报》写了一篇有关埃洛迪·比塞萨尔[13]的文章。我是抱着“无论如何要写完”的想法写的，但写出来后却很不错。所以，不要没自信。

被指派写一篇关于莫里斯汽车工厂的文章，这样的任务真的会要人命……如果你打算在你的文章里事无巨细一一提及的话。你还记得我不得不写的那篇关于BC工厂的报道吗？若是想把每样事情一股脑儿全写出来，必然会陷入混乱。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抓住一个点，只关注一个方面，然后再写另一方面，照这样一点一点来。不要想穷尽方方面面。没有人做得到，你知道，但是，不管你写了什么，务必表述完整。

上星期天，你妈妈和我，跟蒂瓦里太太和她的女儿，开着老伙计1192出去兜了一圈。我们准备前往贝纳，但是雨太大了，不得不在查瓜纳斯掉头，最终我们开到了拉姆丁[14]家。我在那儿碰到了迪欧医生[15]，还上了他的车。我很快得知他是要去喝酒作乐，晚上十点、十一点才会回来，那个地方是歌舞厅之类的。

所以我在阿里马下了车，搭出租车回到图纳普纳，我之前让你妈妈和蒂瓦里太太母女在那儿等我。这个家伙想都没有想过医学。你要是像他一样，我宁愿你当一名普通的工人。我的意思是，我宁愿你成为一个正派的工人，也不要你成为像这个人一样的成功的“专业人士”。我们在拉姆·德哈里[16]那儿喝了两瓶啤酒、几杯威士忌。

我正在看济慈的传记。除了甘地和尼赫鲁的传记外（后一本被比尚姆[17]借走，一直没还），没有一本传记能像这本一样感动我。你知道，我不喜欢诗歌——不喜欢现代诗歌，但是看了这本书，我发现济慈真是一个天才，在那个年纪能写出那样的诗，不是天才是什么。再看看《评论季刊》上对他的评论——难怪有人说，是狭隘的批评逼得他英年早逝——就像如今特立尼达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看看济慈的生平，只要英语这种文字没有灭亡，他就会永垂不朽……我刚开始还打算把这封信誊抄到航空信笺上，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所以我再多打点字，反正他们会收我一块六的邮资。

可怜的卡姆拉来信了，和你的是同一天写的，也是同一天到的。她说她的英文考试得了最高分。但是她不想“在这次考试中考太好，因为他们可能会给我奖学金”。我真不明白这姑娘是什么意思。萨蒂说得有点道理：“她变成印度傻瓜了。”

卡姆拉还问我为什么不给妈妈买一台洗衣机？好吧，我想给她买的可不止一台洗衣机，我想给她买一台冰箱，我还很想给我的车子买轮胎、电池、内胎，但是，不给她买洗衣机的原因和买不了这些东西的原因是一样的。瞧，你们离家之后，生活开销增长得很快，我过去还能赚三四十块钱外快，现在这笔钱没有了，而我的薪水并没有涨。我不会对卡姆拉说这些事，因为那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无知是福，难得糊涂。”

但是，不要因为这些，你就不去问阿卜杜拉怎么从这儿寄香烟的事。

好了，该去工作了。下个星期四和星期五都休息——两天都是公共假期。

保重。

爱你的爸爸

我要萨蒂再写两句，把空白处写满，她不肯。她的意思是要么不写，要写就写一封信。很有主见，对吗？

*59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1/5/17

亲爱的维多：

看看你能对我随信附上的文章做些什么改动。我觉得，除了把开头重写一遍，突出拉马丁被挑选参加澳大利亚巡回赛的事，别的你什么都不需要做。随信附上剪报。你可能得把文章重新打出来。试着投一下大众类的周末报纸。

爱你的爸爸

如果文章发表了，稿费归你。寄出去的时候附上邮票和写好回邮地址的平信信封，以备退稿。

60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1951/5/26

亲爱的家人：

我的特稿终于刊发了，登在这期《伊西斯》上。我的署名用较大的大写字体刊印。这说不定会是我给这本杂志写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特稿。在这家杂志要想出人头地真不太容易。

等导师把杂志还给我之后我就寄给你们。我和他处得很好，跟朋友一样。这是很好的事情。

我上个星期非常忙。上个星期天，我做东办了第一次大型茶会。花了大约二十五先令。我那间小客厅挤了十个人，很快就烟雾缭绕。我们听到关门声，就会猜是谁出去了，或者，等着听新的声音，看看是谁进来了。但是茶会很成功。博西正巧在那天第一次来看我。他来之前没有打招呼，所以，我本来打算用来准备茶会的时间都用来带他逛牛津校园了。不过，有他在很好，男生们都喜欢他，我怀疑他离去的时候眼里有泪花，他玩得很开心，或许还有点遗憾，他没有机会像我一样生活，没有舅舅们的监管和问询。这是我第一次办这么大的茶会，因此非常紧张，一点东西也没吃。我忙着招呼客人，忘了好多事情。小煤气炉被人占了，水烧不开，我沏的茶淡而无味，就跟软饮一样，颜色和淡褐色的纸差不多。不过，喝完糟糕的茶之后不久，我又请大家喝啤酒——我提前买了十二瓶——在喝了那么差的茶之后，大家依然兴致盎然。茶会非常成功，差一刻七点的时候大家还意犹未尽，我不得不把他们请出去，我还要带博西继续参观学校。他们坚持要带博西去学院地下室喝杯啤酒——这是本科生唯一知道的请客方式——所以我们就去学院地下室喝了一杯啤酒。然后我陪他在河边走了走，把他送去火车站。

我决定为期末考试多做点准备，我正在研究十九世纪小说家，有一堆小说要看。不过，这是好事，将会迫使我填满阅读空白。我要看狄更斯、乔治·艾略特、萨克莱、梅雷迪斯、佩特、亨利·詹姆斯、吉卜林、托马斯·哈代等人的著作。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馆长助理[18]是哈里森的朋友，他给了我一本哈代的书，还打算借给我更多书。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他和蔼可亲，因为一直是他在维持谈话，所以更加让人觉得和蔼。他博览群书，对于愚笨的小说家不会发表愚蠢的见解。昨天我请他在我房间喝了茶。

我终于定下心来。我不会让《伊西斯》或别的事情烦扰我。你可以想象，我要看许多书，时间非常宝贵，根本没有工夫写作。但是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阅读小说会引人思考，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才是最关键的。我读了《老妇人的故事》。和狄更斯的小说比，它几乎就是一本小册子。但写得好极了。我不大关心哲学。对写《老妇人的故事》的贝内特而言，生活令人悲伤的地方在于人总是会老。

希望你还在坚持写作。看在上天的分上，请一直写下去。你已经不年轻了，没有时间考虑应该写什么。你见多识广，即使每天只写一页，很快便会发现，你已经写完一部长篇了。关于你的短篇，我觉得是时候找个出版商了。关于打字：一千个单词三十六分。所以，如果你有七万个单词——一本普通的书的字数——花费不到三十元。我们可以试试均摊费用，或者用英国广播公司付给你的短篇的稿费来支付。你得写个说明，解释一下这些小说大部分都是以西印度群岛为背景的。我个人觉得，《古鲁德瓦》有点短。我觉得——实际上，我现在看来——你可以不去管它，把它看成是某种混血小说，不是短篇，不是中篇，不是长篇，也不是长一点的短篇。给我寄本《古鲁德瓦》，还有你的短篇手稿。自己留一份底。我会尽力推荐它们，但是无法保证能出版，试试没有坏处。

保重，不要担心，坚持写作。

告诉妈妈、米拉、萨薇、萨蒂和希万，我爱他们。谢谢妈妈的来信。

天气很好。暖和起来了，我只穿一件衬衣，没有穿背心。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我全部的爱

维多

*61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19]

大学学院，牛津

1951/5/27

亲爱的卡姆拉：

谢谢你的来信。很抱歉没有早点回复。我已经把斯坦布里奇那本书以海运的方式寄出。用航空邮件要花近一英镑。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及时收到，不耽误事情。我估计等你收到这封信，包裹应该已经寄到了。

谢谢你给我寄香烟。我想，除非你明明白白用礼品包裹寄出，否则他们会收很高的关税。到现在，我对这些事还是有点迷糊。钱方面，我不是太着急，我只是希望能在学期结束前拿到。

夏天终于来了。天气第〔一次〕暖和到我不用生壁〔炉。我想〕在这个夏天参加一次农业夏令营，但是我听到不少传闻，〔迟迟〕没有决定，参加的人好像得带上各式各样的厨具。

这个消息会让你高兴。我刚刚在《伊西斯》上发表了一篇大作。我的姓名以大写字母的形式印在杂志上。那是一篇关于莫里斯工厂的文章。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写得很艰难，挖掘各个角度。

博西上个星期天不打招呼就来了牛津。我正在准备我的第一次大茶会，要给我认识的十来个人准备茶点。他来了，我得带他逛逛。当然，我们没多少时间观光。但是我很喜欢他在这儿。一开始，我的聚会一塌糊涂，但是等到我把啤酒传给大家，每个人的兴〔致〕都提起来了，总算还不错。

没有新的划船事故。你可能还记得划独木舟那次的教训，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再到河上去。想必你已经看出来，这台打字机的“v”和“g”让我很头疼。我得请人把它们上紧一点。

保重，亲爱的，努力学习。

我很好。

〔无署名〕

62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老戈帕尔·邦

兰卡

贝拿勒斯

1951/5/29

亲爱的维多：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十分，我从两天前才开始认真学习。我的眼睛让我没有办法早点用功。我现在戴着一副茶色黑框眼镜，看上去眼珠突出，傻乎乎的。平时应该一直戴着，但是我有虚荣心，只在学习或看电影的时候戴。我的视力检查结果是，右眼能看清最上面三排，左眼只能看清第一排！这是不是说我的视力相当差？

猜猜发生了什么？我的文化课考了第一，也就是说，我选的所有科目我都考了第一。但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全班第一，等开学了才会知道。

与其给我寄牛津的照片，不如寄一本《伊西斯》。我想我现在都是以贝拿勒斯印度大学的标准来做评判，我说不要牛津的照片，是怕看了会失望。这儿的砖石建筑高大宏伟，外观让人惊叹，里面空无一物，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实质上，还是别的方面讲都是如此。

你知道妈妈的生日在六月，一张贺卡足矣。

保重，很多的爱，卡姆拉

*63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1/6/5

亲爱的维多：

非常高兴获悉你举办了一场茶会，而且办得还不错。另一个好消息是你的特稿在杂志上发表了。我可以嗅到你的兴奋。不要忘记给我寄一本。

我也很高兴拿到一册“加勒比之声”六月的节目单，你的小说被安排在二十四日播出。林多夫人好心给我寄了一份节目单，还标上星号写道“你可能会感兴趣”——指你的小说。

希望我自己的小说也能很快播出。《莫恩》我写了三千个单词，林多夫人回信说她觉得很有趣，并且已经寄给了伦敦办公室。希望斯万齐也会觉得不错。

你应该再给他们寄一篇过去。其实，你应该不时寄一两篇过去，还有诗歌，不过诗歌稿费很低。

上个星期六到现在我都没有工作。我的左眼长了一个很大的麦粒肿，还肿起来了。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到今天早上，它还没有破。

格伦科的迈尔斯[20]昨天去世了。他和他妻子本来计划昨天出发去美国度长假。一切准备妥当，突然，迈尔斯开始吐血，赶忙去医院，四天后在医院逝世。

还有，维尔玛·米林顿[21]也突然走了。她和一个朋友去海里游泳，溺水身亡。

我前几天拍了几张照片，想寄给你。但是家里人不太喜欢，我们很快会〔无法辨认〕。

爱你的爸爸

64 / 西帕萨德和萨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1/6/9

亲爱的维多：

《伊西斯》昨天已收到，谢谢。你的那篇很不错，若是没有人催你，你的眼睛也没事的话，我敢肯定你能写得更好。

卡姆拉今天来信说她想结婚，但是没有讲细节。我们会很快给你寄包裹，有糖、葡萄柚、菠萝。你还没有告诉我阿卜杜拉是怎样收到从特立尼达寄去的香烟的。请打听一下，写信告诉我。

爱你

我们没有给你寄什么东西，这很不好，但是你也没有问我们要任何东西，这也不应该。

爸爸

亲爱的维多：

我在给你写信，不是爸爸。我让他给我留几行。

家里还是老样子，大家争来吵去的。当然，就是米拉、萨薇和我三个人在吵吵闹闹。米拉和萨薇联合起来对付我。我想她们就是觉得好玩。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十二月份我要参加高级证书考试。我会尽我所能用功学习的。依纳[22]在帮我补习数学。数学是我最差的学科。我在跟斯普林格学法语。

我几个星期前收到了希塔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你胖了，白了，嗓音更粗哑了。是真的吗？上星期我穿你的那条白色短裤（当然只在家里穿），爸爸还拍了照片。我会给你寄过去的，是张大合影：妈妈、米拉、希万、我。希望你不介意我穿你的裤子。你知道你有多好笑。

现在，我们家的花园看上去棒极了。玫瑰长出了九个粉红色花苞，还有一株漂亮的黄色大丽花。夹竹桃和肉桂都在开花。每天都有新的植物送来，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没有地方种了。两天前，欧华德还送来了八株万代兰。

国王庆祝诞辰的时候，授予约翰·戈达德（板球运动员）[23]大英帝国勋章。我想是这样的。

好了，就此搁笔。

萨蒂

65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6/10

亲爱的家人：

今天是本学期最后一个星期天。我下星期离校，十月中旬回来。我会去法国待一个月，去之前，我会先在农场找份工作干段时间。

我会尽全力让写拉马丁的那篇文章发表的，虽然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我还是会试试。我猜你们现在应该收到《伊西斯》了。

我手头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又买了几张学院的，但是我要等拿到另外几张我的照片之后一并寄给你们。

我给导师看了一个我写的短篇[24]，四月初写的，他非常喜欢。关于写作，这个学期我完全没有动笔，好处是让我得以休息。

现在白昼变长了，路灯在晚上九点半以后才会亮，十点天还很亮。漫长的白天也有点让人伤感，因为你知道昼长一直在变化，两个星期后，白天就会开始缩短，到了冬天，下午三点天就很黑了。但现在还是夏季；这学期一开始的几个星期，我几乎是看着这几棵树在我眼皮底下转绿。光秃秃的树——我想到的是从我窗口看出去街对面的那棵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披上了绿外衣。

颜色是那种从绿颜料管里挤出来的色彩，明丽鲜亮到让人难以置信，就跟明信片上的水彩画一样。

这个学期我看了好多书。托尔斯泰的三卷本巨著《战争与和平》，《大卫·科波菲尔》和E.M. 福斯特的《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以及贝内特的大作[25]。

我刚刚收到卡姆拉的来信。信里讲了一个女孩自杀的消息，我不认识她，但她的名气甚至连我都有所耳闻——那个穆迪恩家的女孩，她是为情自杀！有个理由好过没有。我想，她的死并没有让这个世界发生任何改变。

请转告米林顿太太，我对她女儿的死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总是收到坏消息。告诉她我很难过。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对别人的哀痛感同身受，但是我真的很难过。请转告我对她的问候和关心。

听说希万换了好几所学校。现在就让他经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早了？但是我想，幼儿园是不会收他了。我不认为这对他有多大坏处。听说他现在变得拘谨而多思，总在脑袋里琢磨这个世界的诸多问题，冷静地思考生存和死亡的意义。卡姆拉为此很烦恼。她担心他正在变得像个学者。他只有六岁啊！转告希万我很爱他。

妈妈的生日想必已经过了。不好意思，我竟然忘了。我唯一记得的就只有卡姆拉和我自己的生日。其他人的生日我只记得月份。我不能给妈妈送生日礼物。这让我很伤心，但是我做不到。我能送上的唯有我的爱。

好了，我得走了。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始上辅导课了。

给你们我全部的爱

维多

66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1/6/19

亲爱的维多：

不知道你能不能在出发前收到这封信。但我还是寄出去了。我很快就会回去撰写特别报道，这是我自己要求的，可能会在本月底调动。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可说的。

以你的名字把关于拉马丁的那篇文章寄到“加勒比之声”——这件事进展如何？这篇文章和《星期日卫报》上的那篇大同小异，你觉得他们会发现吗？这个星期天，即六月二十四日，我会收听你的那个短篇。是不是就是你拿给导师看，他说很喜欢的那篇？

你去法国之前要去工作的农场在哪儿？你的意思是要到十月中旬才会回牛津？因为，要是你真要到那个时候才回来，我想我们还是等你从法国回来再给你写信比较好。如果你及时收到了这封信，请回信说明白。

我多想给你寄点钱，但是不行。我给英国广播公司寄了一篇三千个单词的小说，但我不知道斯万齐会不会用。他手头还有一篇小说。七月底我需要一笔钱付汽车保险，他们把保费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说我要付差不多一百元。电池在用了十八个月之后也耗尽了，还要换一组外胎和内胎。你看，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法偶尔给你寄点钱。

我们大家似乎都在打一场硬仗，但是，只要有决心和勇气，我们一定能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能靠自己的能力出国求学，一点也不依赖卡皮迪欧家，我有多么欣慰。哦，那几个兄弟！还是少说为妙。毕竟，他们不过是随大流而已。

但是我为你感到自豪，也为卡姆拉感到自豪。谁能说得准，你们现在经历的苦难不是在为未来的快乐做准备呢。

我收到你的信后去查字典才知道cyst[26]这个词的意思，奇怪的是，之后我自己的眼睛也出了一样的问题，我只好请了两个礼拜的病假，今天才回去上班。你要弄清楚，你的囊肿是不是因为眼疲劳，需要换一副眼镜了。

一切都好

爱你的爸爸

67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1/7/23

亲爱的维多：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寄到牛津的信。我有点糊涂了，不知道你在哪儿。这几个星期也没有收到你的来信，更让我不能确定你身在何方。

我们大家都很好，但我想，你一定很累吧。希望你能给我讲讲在农场干活的情况。

我今天会给你寄一张十元的汇票，以贴补你的法国之行。钱很少，但如果一点也不寄，我自己都觉得太残忍。

我们会给你寄一个包裹，有糖、葡萄柚之类的。糖里面藏了香烟。记得拿出来。包裹大概会在十月中旬寄到，因此你可以在回牛津后收到。

你的那篇小说，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播音员念得很含糊。故事讲了一个搬进新房子的人的故事，内容很丰富。你拿到多少稿费？

我的《奥比巫术》七月十四日播出了。塞尔文朗读的，他读得非常好。我还没有收到稿费。《莫恩》就没有那么好运了，被退了回来！我觉得写得不错！林多夫人还说她对这篇小说很感兴趣，希望写长点。

唉，我没有心情再写一篇了，退稿让我非常泄气。

你外婆和萨哈迪欧一家一直吵得很凶。老太太每天都想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他们找不到房子租，也买不起房子。迪欧和傅露睡在我们家。其他人还住在17号。

金牙奶奶上星期天在殖民地医院过世，隔天葬在拉佩鲁斯。你外婆想让她直接从医院下葬，但是塔拉[27]和寇说这样会被人笑话。毕竟她把房子和地都留给了塔拉、德纳特小姐、K和丹小姐[28]，珠宝也是。

给我们写长一点的信好好讲讲你的法国之行。真希望我能寄给你一百块。不要再这么长时间不给家里写信了，会让我们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卡姆拉的眼睛出了点状况，但别的一切都好。

我们都爱你

爸爸

*68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邮政总局

西班牙港

51/7/23

亲爱的维多：

在标注日期为今天的航空信件中我提到过这事，在这里我附上三张英国邮政汇票，每张一英镑。希望你至少能用这些钱买几根烟。

家里一切都好。

保重。

爱你的爸爸

〔签名：〕S. 奈保尔

69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1/7/30

亲爱的爸爸：

别管我的另一封信。我早该写信回家了。你不用给我寄那两英镑的。不要为没有给我寄钱而感到难过。你知道，“靠人不如靠己”这句老话很不错，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发现自己有贵族的一切特质，但是，你再清楚不过，我过不起那样的生活。我每去一个新的地方，都会去城里最好的酒店，就为感受舒适的氛围，在大厅坐坐，向热情礼貌的服务生借报纸来看看，喝喝咖啡。我喜欢舒适。在特立尼达的时候，我害羞得要命，连民政局都不敢去，现在，我哪儿都敢去，我坚信，我和别人一样，有权去那些场所。这是牛津对我产生的一个好的影响。这是一所昂贵的学校。人们期望你举止从容自在，相信我，你做得到。其实，我的改变是从登机开始的。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一个人出门，我挺喜欢。后来，在纽约的高档酒店投宿，门房和酒店服务员恭恭敬敬地为我服务，我到处给小费，像富家公子一样，其实，我之所以这么大方，完全是因为别人会帮我买单。

现在，你会发现我的打字机哪儿出了问题，我抽不出时间送去修理。

你手头的素材足够写一百篇小说了。看在老天的分上，开始动笔吧。你很清楚你能写。别找借口了。你一旦动笔，就会发现文思泉涌。不要刻意寻求戏剧性的或很幽默的情节，就像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只手都可以非常戏剧性。任何事情都可以写得很戏剧性。到处都是素材。从童年时代开始回想。想想给你留下深刻记忆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故事便浮现了。还有一点，尽可能立即动笔。一两天之内。你会觉得文思干涩，但很快就会恢复状态。我不想对你这样说教，但是我很想听你说你在写作，我想听到你说你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你停笔很久了，今晚就坐下写写落水的牛犊和经验丰富的潜水人。那是个很不错的故事。你对要写的人物又很了解。你可以写那个人，他的妻子，还有小山谷里那口可怕的井。想想小山谷里那口井。想想看。你怕它。让一个人对这口井处于不间断的恐惧中，恐惧到快疯了。他在井边徘徊，因为我们会被我们恐惧的东西深深吸引。他越来越恐惧，于是决定填井。他一脚踏上一块腐朽的木板，掉下去，死了。你可以写两个故事了。思考，思考，思考，写作。

我没法告诉你怎么写，我只能督促你写。不要犹豫，甚至打错字也不要去改。尽快写完。记住，想要把小说写得连贯完整，那么最好不要犹豫。相信我，一旦养成立刻动手的习惯，你会发现，肚子里还有几百篇没有写出来的小说。把写好的草稿放一边，过两个星期再拿出来修改。一个星期写一篇短篇小说。你做得到。现在就写。风格会自己慢慢形成的。去写吧。写作的关键就是去写。

请原谅我的说教，但我想听到你说你在写作。你看，如果你写了四十来篇，那就可以选其中的十六篇发表。我保证会尽力帮忙的。至于我自己，请继续对我保持信心，除非我说算了。不要让一篇退稿打垮你。为广播节目写稿是不一样的。白纸黑字看起来不错的小说可能并不合适念出来。我九月份要播的小说其中散文的部分也给删掉了，只保留了对话。不要担心。

我觉得自己还不是个好作家，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你是西印度群岛上最棒的作家，但是别人只会凭作品评判你。

维多

70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1/8/5

亲爱的维多：

非常高兴获悉你还有一篇小说九月份会在“加勒比之声”播出。不错，再加上你还有几篇快写完的小说，更让人期待。约翰·巴肯十九岁还在牛津念书的时候就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所以，你有个好榜样。

我在上封信中提到了你的小说。我说电台信号很差，听不到完整的故事，只听了个大概。当然，我很着急想听完整。我想你那篇稿费不错。我的《婚约》只拿了十几尼，我猜比你那篇还长。顺便提一句，《奥比巫术》为我赚了十二几尼。还不赖。

其实，《蛙人》我已经写完，但不是很喜欢。写得太顺畅，一下子就写好了，我有点担心要是把它寄到英国广播公司会被退稿，就像《我的达鲁叔叔》一样。但是我喜欢这个故事，写的是拉鲁，即巴格泰·穆齐已故的丈夫[29]的故事。

那篇关于拉马丁的文章怎么样了？已经署你的名字寄给英国广播公司的西印度群岛栏目了吗？

你寄给《特立尼达卫报》的所谓《曼彻斯特卫报》上登载的笑话在头版占了一个小方块。写得很不错。现在，有很多特立尼达立法机构成员在英国。你要是能采访到他们，写点报道，可以投给《卫报》。

我说过会给你寄两英镑的英国邮政汇票，我又设法加了一张，所以你会收到三张一英镑的汇票，装在信封里。

为了进步，继续写，不要管我。我没事。我只希望你能成功。我知道你会的。我的上帝！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连一封信都写不好。

我打算收集兰花，当然是小规模的。我把它们都挂在树荫下。现在我养的大多是本地品种，大部分都有很长的拉丁学名，这是这个爱好让我泄气的第二件事，第一件是它们好贵啊。

大家都爱你

爸爸

71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1/8/17

亲爱的维多：

我记得，从今天起，你就十九岁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高兴有人记得这事。我们分开已有两年，不管是生理上，还是思想上，你的变化肯定很大。反正，请接受我的生日祝福，不要生气。

除了你寄给我的五行短信外，有一阵子没有你的消息了。但我还是很高兴收到那封短信，让我知道你没有失踪。不过，我应该这么想，你不给我写信是个好的信号，代表你要么很快乐，要么已经变成一个英国人了。如果两者皆不是，那是怎样？

我星期天会去巴特那，希望在那儿只待几天。

我会把独立日的报纸寄给你，虽然我没法读，但是瞥了一眼，感觉挺有趣。

今天，我们在庆祝另一个节日——圣线节[30]。姐姐妹妹要在这天给哥哥弟弟戴上用丝带编织的手环，给他们吃糖果，在他们额头上点一个蒂卡[31]。然后，哥哥弟弟就会给她们钱。很划算，不是吗？

好了，就此搁笔。做个乖孩子。送上我全部的爱，生日快乐。

卡姆拉

72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1/8/18

亲爱的维多：

我早就应该给你写信了，但是我压根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给我回信了。

顺便说一句，爸爸在信里说他又给你寄了点钱。我觉得你就收下吧，不用还给他。

我真的觉得，你太劳累了，要写小说，要忙学习，还要去那个可笑的农场工作。

哦，我已经给你写过信了，我完全不记得了。

你非常担心某件事，比如钱。你应该放轻松点，不要四处奔波，你会累死的。我不知道你想同时做多少事。我在这儿可以找到很多小说素材（当然，我是写不来的，但可以把这些素材提供给爸爸），但是我已经认识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干好两件事情。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别的都靠后，不要再去农场了。

我有点妒忌你。但是，获悉你度过了一个平静而愉快的假期，我很高兴。你和你的女孩们。你肯定破费了。不过，我觉得没什么，别太过就好。

我给卡珀R写了封信，寄到他在沃林顿的地址。我很怀疑他是否收得到，因为他们已经从那儿搬走了。

真想和你一起过圣诞节，但我最好闭嘴，不要去想这事。

我要说说你的信纸，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它们很可爱。有几个女孩看到你的信纸，眼珠子都要贴上去了。

库拉纳家的人会给你带点东西。

保重

我全部的爱

卡姆拉

73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1/8/19

亲爱的维多：

你做了阑尾切除手术，这对我们大家而言是件大事。是你玛米写信告诉我们的。她说，你上星期三出院。我希望你真的已经出院，并且一切都好。希望你的哮喘没有频繁发作。显然你这段日子吃了不少苦，先是你的眼睛，然后是一个月的农场劳动，接下来就是你的阑尾。等你可以写信了，马上来信给我们讲讲。现在，除了你玛米那封信，我们对你的情况一无所知。

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对过去半年“加勒比之声”播过的诗歌和散文的评论，提到了你的小说，很快，我的也被提及。塞缪尔·塞尔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得了一言半语。要是我否认自己听了很不开心，那我是在撒谎。我气我自己。希望我能取代他。

我能做到每星期给《特立尼达卫报》写至少两篇文章，同时坚持写长篇小说吗？我是这么做的：晚上躺在床上，匆匆在纸上记下故事，第二天上午到办公室打出来。下午我就在家休息，或者出去找找灵感。

其实，我感觉自己陷入困境了。

卡姆拉在上封信里说她发烧一个星期了。她的眼睛也不太好。库拉纳一家九月一日经英国前往印度，我们托他给卡姆拉捎点东西。

欧华德十月十三日去英国。如果他真的能成行，我们会托他给你带一个包裹。我们托特安贵立提女子学校的罗斯坦特小姐[32]给你捎五包锚牌特价香烟，她九月中旬左右会到英国，我求她带一条，但她说只能带五包（半条），因为她还要给别人带香烟。

务必写信告知你的情况，愿早日康复。——爱你的爸爸

74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1/8/20

亲爱的维多：

昨天收到了你从你玛米那儿寄出的信，还有你和你学校的照片。拍得真好！在那几张你看起来好像在淋浴的照片里，你看起来很瘦；而在那张你坐在石墙上的照片里，你看起来很气派。获悉你手术后一切都好，我们就放心了。我给你寄了三英镑汇票，买点营养品，手术后需要调养。如果情况允许，我稍后再给你寄点钱来。这次的三英镑也是因为手头有富余。

家里一切都好，但这会儿我有点担心，因为最近我正坐着让约翰逊画像（油画），他是《卫报》的画家，我有点紧张，不知道姿势合适不。我会一点一点付钱给他的，你知道。

昨天是第一次，我在“白厅”坐了两个小时。约翰逊在那儿教美术课，学生们坐着画手（石膏模型）的时候，他就给我画像。画好之后，我看了一下，真让人惊喜。那是我。画布很大。我还要坐着让他画几次，星期一和星期五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

别为这事烦恼，我会在手头松快的时候付钱的。

我快变成狂热的兰花收集者了——已经集了八九个品种，都是本地的。但是，有一株从植物园弄来的最起码值二十元，我是从植物园的一个朋友那儿买的小苗，只花了两元。这是种花费不菲的爱好，只要再弄到两三株我想要的兰花，我就收手了。

转告你玛米，我非常感谢她和玛穆为你所做的一切。你妈妈已经给玛米写信了。

你妈妈给你平邮〔无法辨认〕了一个包裹〔无法辨认〕，装了：

1）五磅糖，装在罐子里

2）三听葡萄柚汁

3）两听橙汁

4）两听菠萝汁

5）一瓶番石榴酱

两块牙买加肥皂（梦牌）

糖里藏了三包香烟。

还有两份《每日卫报》。

爱你的爸爸

〔写在信纸边缘：〕希望你已经收到或很快就会收到罗斯坦特小姐捎去的五包香烟。

75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8/20

亲爱的家人：

你们可能已经获悉，我前段时间住院了。那是很愉快的两个星期，尽管我是因那种不体面的疾病住院——阑尾炎。似乎是因为吃得太杂！我到这个国家之后，哮喘第二次发作，和阑尾炎一起，让我吃了点苦头，因为，咳嗽的时候肚子上的刀口非常疼。

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治疗哮喘，很管用。五分钟后我就呼吸顺畅了。

不过，我在医院住得挺开心，尤其因为这是免费的。但我的法国度假计划不得不作罢，我自然很失望。

我住在玛米这儿，可能会住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如果身体允许，财力也够的话，我想在英国境内旅游一阵。这场病有个很糟糕的后果，你看，生病之前的三个星期，我每天都写作，感觉自己每天都有进步。但是昨天，我尝试从搁笔的地方接着写下去，但是不行。这个比别的事更让我沮丧失落。

关于《曼彻斯特卫报》的笑话发表了，我很高兴，但是他们还没有给我寄那五先令稿费！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有寄。

我现在很好，不要担心。

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写了，我现在没有心情写东西。等我有心情了，我会写一封长信。

在假期里我满十九岁了，哦！我觉得自己很老。

爱你们大家——维多

你们收到照片了吗？

请给我寄一份那则笑话的剪报。

76 / 德拉帕蒂和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信封邮戳：1951/8/21〕

〔生日贺卡封面印刷文字：〕

最美好的生日祝福

致我的儿子

〔生日贺卡内页印刷文字：〕

祝你生日快乐，儿子——

快乐时时相伴，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

一生好运，身体健康！

〔手写：〕

祝你十九岁生日快乐

致维多——

妈妈

爸爸

家里每个人

*77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1/8/28

亲爱的维多：

随信附上三张一英镑的汇票。你可以拿去买点补品什么的。

这几个星期就不要太刻苦了。看看书，多睡觉。等你重新开始学习的时候，你会更有热情的。

不知道还能说点什么。但是希望你尽快给家里回信。

米拉考试没有及格。

萨蒂补考及格了。

萨薇在特安贵立提表现得不赖；但她若是在修道院，也能如此出色吗？我很怀疑。

希万还在念大班。他越来越调皮了。昨天晚上，他在厨房中央小便。在此过程中，他一边跳舞，一边用他的嘴巴敲击想象出来的钢鼓。他不能进特安贵立提，没有名额了。教育局下发了严格的通知，一个班不能进太多新生，所以他进不去。爸爸

〔随信附上《特立尼达卫报》的剪报：〕

一则短笑话

L.S. 奈保尔先生，牛津大学学院的特立尼达学生，将六月九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的一则笑话寄给了《卫报》：

一封寄到办公室的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信封上写着：《卫报》办公室，《卫报周刊》笑话编辑亲启。

信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先生：以下是我为西印度群岛幽默大赛准备的笑话。有个校长是个急性子。一天，他正在旁听阅读课，约翰尼一直表现不错，但是念到barque这个词时，他突然结巴起来：‘B-b-b-b。’校长着急地喊道：‘barque，孩子，barque。’‘汪-汪-汪-’约翰尼叫道。[33]”

《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点评：“很简短的一则笑话。但这是一封从查瓜纳斯邮政局发出的信，这才是最奇怪的。”

这封信是一个村民在查瓜纳斯投寄的。

78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8/29

亲爱的卡姆拉：

谢谢你的来信和生日贺卡。

懒惰、懒惰，之前没有给你写信都是因为懒惰。我切除了阑尾，但那不是借口。好吧，术后三天我就可以下地走路了。但是，那意味着我要取消去戛纳的旅行计划。我打算用退回来的钱去巴黎过两个星期。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决定不了，是买台新打字机还是去巴黎。但是，在三个星期的农场劳动以及四个星期的被迫休养之后，我需要一个假期。

我现在住在卡珀一家位于克拉珀姆的新房子里。他们对我很好，但是我怀念自由。我已经习惯了一年以来独来独往的生活：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至少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讨厌他们家的孩子。

新闻：理查德娶了一个相貌丑陋的三十岁的英国女人。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四个星期前，我在牛津偶遇理查德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度蜜月。傻瓜！傻瓜！她更傻！

我当然很担心你的眼睛。希望你的视力能尽快恢复。我现在身体很好。

下午

我刚从市里回来，买了去巴黎的机票。我下星期二（九月四日）坐飞机去巴黎。

这封信我不是用自己的打字机打的，你一定猜到了，是卡珀S的打字机。

从我面前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右边一幢高大的红砖电影院的侧面，左边是树木、红砖房屋，一幢一幢长得很像。已经是夏末，最热的月份已经过去。现在，整个英国都在准备慢慢沉入秋天那种醇香温和的气氛中。到那时，乡村便会蒙上一层棕红色的雾霭。卡车和轿车会让金色和棕色的落叶在空中打旋儿。英国的秋天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七个星期后就是新学期，期待到时在牛津漫步。

我的经济状况比六月最后两星期好多了，那个时候真是绝望，我身无分文，字面意义上的，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但是，总有转机——往往是某个朋友。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朋友经常请我喝茶，甚至还给了我两英镑。但是都过去了，不用担心。我现在过得很舒适。请不要责怪自己。我从没想过要别人的钱。一个月前，爸爸给我寄了三英镑。这钱比什么都伤人：我知道他们要怎样节衣缩食，才能省下十五元寄给我。九月底，我会给他们寄五英镑回去，希望我的一篇小说下个月能播出，这样就有钱了。

我的写作进展稳定，写什么的老问题不再困扰我了。

我跟你说，卡珀家的情况不太妙。卡珀S来这儿已经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他们经常说要回特立尼达。我能感觉得到，兄弟之间关系紧张。孩子们不喜欢他们的表弟，他们嘲弄他，迪文有时还欺负他。沃林顿的房子已经卖了，露丝自己搬去了布赖顿。就是这样。你自己判断吧。

关于香烟，我想我告诉过你，我要付很高的税，所以别寄了。

再见，希望你的眼睛早日康复。

维多

*79 / 西帕萨德和希万·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1/9/3

亲爱的维多：

获悉你的短篇小说将于九月十六日播出，祝贺你。我很喜欢那个标题，届时会收听的。

希望你强壮了些。我想我跟你提过上个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寄出的包裹。给我寄一份《哀悼者》好吗？除了收听，我还想看看。

现在，米拉、萨薇和我在家。你妈妈去帕罗辛[34]那儿了，那儿在诵读苏拉吉普拉，做吉汗迪[35]。萨蒂一个星期前就去了敦达纳德街的丹茂希家。她脚上的“抓痕”是“泰泰癣”[36]，大家是这么叫的，丹会把癣挑出来。很奇怪，萨汀也长了类似的东西，比萨蒂的还严重点。

科索（埃科纳特）[37]昨天回来了。他拿到了理学士文凭，但仅此而已。我还没有见到他。

我没想好要不要去达巴迪听一个关于菠萝的故事。今天一早上都在下大雨，现在已经十二点半左右了。依纳若炎想来陪我，但我还没有见到他。他可能不会来了。这雨。

米拉正在给我盛米饭、咖喱羊肉，还有生菜。我要去吃饭了。我真的不应该吃这些东西。我消化道的老毛病又犯了，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写封长一点的信讲讲你自己、你玛穆，还有别的人。

希万也想写两行。他不喜欢他的书，说了很多谎：跟老师说他爸爸是个医生！老师一直信以为真，直到你妈妈告诉她实情。下面这句是他写的。

〔希万手写：〕

亲爱的维多，我去码头送库拉纳一家了。我是最好的学生。我希望是更好。[38]我很好。

爱你的弟弟

希万

〔西帕萨德手写：〕

希望你看得懂！你冬天的衣服够吗？合适吗？如果不够，告诉我，我给你寄钱。

爸爸

80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索邦大道18号

巴黎第五区

9月〔信的一角被撕掉了，日期不见了〕[39]

亲爱的家人：

我到巴黎已经一个星期了，但只看到一家邮局。

巴黎非常棒，但是东西贵得离谱：一顿饭要花八先令。我一个人，但是经常能遇到有趣的人。

在巴黎比在伦敦自由。这儿的人们更放松，我感到很自在。我的房东太太也很不错。当然，我的身体还没有大好，虽然没有疼痛什么的，但是很容易疲劳，经常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你们相信吗？再写一万个单词，我的长篇小说就完稿啦。我把其中几章寄给牛津那个人[40]，他觉得写得不错，更让我激动的是，他说读起来很有意思。就是这样。本月底，我会把书稿寄给出版社。坦白说，我肯定出版社会要它。

巴黎有成千上万的黑人和阿拉伯人，大家对他们都很友好。看到印度人像晒黑了的法国人一样，说一口法语，真是别扭！听到印度小男孩叽叽咕咕用法语对他妈妈抱怨，感觉真的很奇怪！我还听到了印度中国混血儿说法语！

当然，我在法国的土地上说的第一句法语是：“Où sont les toilettes?”（洗手间在哪里？）我很惶恐，因为学校洗手间很多，没人会真的去问法国人洗手间在哪儿。我都是胡乱点餐的，点的大多是蔬菜，根本不知道上来的会是什么。

离开巴黎前我再多写点，现在先说再见了！

你们的维多

81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写在一张印有凯旋门照片的卡片上〕

巴黎

1951/9/13

亲爱的卡姆拉：

今天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天。我的旅程不是很精彩，所有善良的游客写明信片时都会这么说。我的旅程安静而愉快。

我本打算星期一，也就是十七日离开，但是不得不改变计划。同往常一样：因为一个姑娘。这次是个芬兰姑娘[41]。我们在画家聚集的蒙马特相遇，在一起度过了美妙的三天。她甚至把回芬兰的时间推迟了一天。但她昨天走了，没有她在，我一天也不想待在巴黎。她真的很不可思议。她在美国待过一年，尽管如此，她还是很迷人。她喜欢收集乌龟和阿拉伯音乐唱片！当她说她想给一只乌龟（我们在巴黎的商店里买了两只）起我的名字时，我该怎么办？

我愿意倾我所有换取在开学前去芬兰看望她，圣诞假期和她一起度过一个月。但是，钱啊！钱啊！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比较弱，经常要坐下休息。还有点失眠。

我该怎么跟你描述巴黎呢？城市很棒，到处都是纪念碑。但是我觉得人们其实并不快乐。巴黎是一座疲倦的城市，随处可见死人的纪念碑，以及虚假的荣光。到了夜里，光鲜亮丽烟消云散，你会意识到，这儿和伦敦一样单调乏味。太阳底下无新事，只有人还能让人觉得兴奋。

坦白说，诚如毛姆所言，美有点让人厌烦。

恐怕我真是个很差劲的弟弟。只会寄些仓促写就的短信给你，原谅我，好吗？

我只有几个小时准备，然后就去机场了。

来自维多的爱

[1]亨利·厄尔福沃德和维奥莱特·阿尔布是阿诺德·本涅特《赖斯曼阶梯》（1923）里的两位主角。

[2]圣詹姆斯的英国制小学，位于尼保尔街以西几个街区外。

[3]他想说的是J.B. 普里斯特利所著长篇小说《天使人行道》（1930）中的人物戈尔斯皮先生。

[4]英国记者，20世纪50年代初供职于《特立尼达卫报》。

[5]贾斯珀·斯坦布里奇是好几本“新牛津地理丛书”的作者。

[6]这名不幸的店主身份未经确认。

[7]《这儿是家》在6月24日的“加勒比之声”中播出。

[8]加勒比地区一种常见的遮阴树。

[9]《大篷车：约翰·高尔斯华绥故事集》于1925年出版。

[10]《以写作为生》（1936）、《如何写书》（1939）等书的作者。

[11]民间游行表演，讲述《罗摩衍那》的故事，特立尼达印度人通常会在排灯节前几个星期举行。

[12]一年一度的拜祭印度湿婆神之夜。

[13]西帕萨德熟识的老师。

[14]苏克迪欧·米西尔的兄弟，奈保尔家的表亲。

[15]迪欧·拉姆丁，苏克迪欧·米西尔的侄子。

[16]达巴迪知名人士，住在图纳普纳拉姆丁家附近。他的侄女后来嫁给了V. S. 奈保尔的表弟谢卡尔·佩尔曼南德。

[17]比尚姆（有时拼作比彻姆）·拉姆丁，苏克迪欧·米西尔的侄女。

[18]即伊恩·罗伯森，约翰·哈里森把V. S. 奈保尔介绍给了他。

[19]这张航空信纸中间破了个洞。

[20]伦道夫·迈尔斯，知名公务员。几年前的卡拉大坝事件的揭发者。

[21]奈保尔家洗衣女工的女儿，不是前文提到的维尔玛。

[22]即依纳若炎·蒂瓦里。

[23]巴巴多斯全能型选手，1948年第一次参加同英格兰的对抗赛，曾在二十二场对抗赛中领导西印度群岛队，在1950年的英格兰巡回赛中表现出众。

[24]《哀悼者》，1951年9月16日在“加勒比之声”播出。《守夜人记事簿》中收录了修订版。

[25]即《老妇人的故事》（1908）。

[26]意为囊肿。——译注

[27]塔拉·迪潘，V. S. 奈保尔的姨妈。

[28]后三人即V. S. 奈保尔的姨妈拉姆杜拉莉·蒂瓦里、昆塔·迪潘、丹·佩尔曼南德。

[29]身份不明，可能是西帕萨德的亲戚。

[30]也叫兄妹节，庆祝兄妹之情的印度节日。

[31]红点。

[32]特安贵立提女子学校的老师。

[33]barque（三桅帆船）和bark（狗吠）发音相同。——译注

[34]印地语，意为“邻居”。

[35]印度教仪式。

[36]即环癣。

[37]V. S. 奈保尔的表兄，拉吉达叶·蒂瓦里姨妈的儿子，依纳若炎的兄弟。

[38]希万的话有语法错误。

[39]如果V. S. 奈保尔如他在第78号信中所说，9月4日离开伦敦，并且在巴黎待了“一个星期”，那么这封信大约写于9月11日。

[40]可能指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伊恩·罗伯森。

[41]多丽特·欣策。

第五部分

1951.9.20～1952.1.8

秋季学期，圣诞节假期

82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牛津

1951/9/20

亲爱的家人：

我欠你们一封长信。今晚，我坐下来，打算写一封比我以往寄回家的都长的信。所以，要是这封信真的很长，要是你们两个礼拜后还没有收到我的下一封信，那么，你们知道原因，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好了，这封信分为三部分：我的感谢和建议、巴黎、我的小小成就和失望。看到最后两个字不要太担心！

好了，我们是不是都疯了！想象一下，我亲爱的老爹让人给他画油画肖像，还像个小孩一样欢天喜地。再想象一下，他心血来潮，突然想要一个很花钱的花园。好了，或许很疯狂，但我喜欢。我举双手赞成，如果我的赞成有用的话！你们都是业余的不过关的逃税者，我亲爱的家人们！金宝汤盒子里沾满了糖。糖罐的盖子掉了，罐身似乎遭受过猛烈撞击，表面凹陷，还有破损。一半的糖都撒了出来，我收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浅灰色。三包罪恶的香烟就那么明晃晃地摆在那儿，好像生怕没人看见它们，你们没有被抓住问话，真是让我诧异。我看到包裹上粘的蓝色清单上说寄了半条土肥皂，我没有找到。不过没关系。非常感谢你们寄来的包裹。但现在请听着，除非我开口要，否则不要再给我寄包裹了。我不需要糖。我把你们托玛米给我捎来的六磅糖转手送给了她。番石榴酱是进口的，我不要。香烟太麻烦。所以，除非我要求，不要再给我寄包裹了。我今天回到牛津，有一大堆信等着我（我没有让人转到巴黎），其中一封是罗斯坦特小姐寄给我的，说了香烟的事。今晚，等我搞定我给自己安排的一大堆事之后，就会给她回信。所以，关于收到的信件和礼物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亲爱的小希万还没有上特安贵立提小学，真让人心烦。我倒不觉得他的教育会受影响，但我害怕他们不让他参加奖学金考试。[1]请转告我对他的爱。我害怕自己不得不放弃米拉、萨蒂和萨薇。我真的希望自己很有钱，能为她们做点什么。这几个姑娘每天都干些什么？听说希万敲平底锅，真让人烦恼。听说他把厨房地板当马桶，很好笑，但再一想，却让人震惊。

现在讲讲你们寄给我的六英镑。收到这些钱，我觉得很痛苦，很不开心。如果缺钱，我会在信里写的。不要再给我寄钱了，你们自己也需要。我现在还过得下去。下面这件事很重要：我要一本《古鲁德瓦》，以及你写的所有短篇小说的手稿。我会把这些手稿都打出来，寄给出版社，来还你的六英镑。我这么做并非全是自己的主意。两天前，我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斯万齐一起在牛津街喝茶，爸爸，我记得他是这么评价你的：“你父亲真是个很棒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比那些在英国发表的印度作家的作品差，可能还更好。你在给自己的书找出版商的时候，给你的父亲也找一家，多好？他的作品很真实，有一种幽默感。他描述的印度仪式很吸引人，虽然人们会对这些仪式和婚礼的细节感到厌烦（《莫恩》被退稿就是因为这个）。我真不明白，他在特立尼达为什么没有出名。”所以你看，最好把你的小说寄给我。哦，还有：“他是天生的作家，不过，我想他是西印度群岛作家中最需要克制自己的。他似乎很怀念上一代，不过，那有可能是因为他也是老一辈的人。”所以，把你的小说寄给我。

说到斯万齐，我最好提一下，我的《哀悼者》拿到了八几尼稿费。我自己觉得那个故事写得不错，我的导师也很喜欢。斯万齐说他得向我道歉，因为他找了一个牙买加女孩来朗读。他向我保证，以后会请我来朗读。我不介意多赚外快。现在讲讲我的大部头：《影子侍从》。萨蒂可能还记得这个名字。[2]今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写完了结尾，打出来一共二百七十七页（七万多个单词，相当于一本两百一十页的普通开本的书）。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人看了前面的五万个单词，他觉得读起来很有意思。所以，如果幸运的话，我们父子俩会差不多同时出版第一本书。希望我们中能有一个中奖！

你们问我的健康状况。我挺好。为证明我和爸爸的亲密关系，我得说，我了解消化不良引起的疼痛有多么难受。巴黎人一天只吃两顿饭，因此我到巴黎两天后就开始消化不良。但是，这是可以预见的。一日三餐吃了十八年，一日四餐吃了一年，突然，一天只吃两餐了！等我重新开始一日四餐的时候，就恢复过来了。谢谢挂念。

我有新闻要告诉你们，但请保密。卡珀兄弟间不太和睦。虽然没有挑明，但是双方都向中立者——比如我——说对方的坏话。卡珀S说过要在年底回特立尼达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在计划了。我同情卡珀S，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他弟弟先前向他保证的光明未来到头来却是海市蜃楼。而且他[3]的行为很让人反感。玛米觉得他对孩子们不好。他兄弟的朋友来家里玩，他很生气。而且有时候故意表现得很无礼。我告诉你们，他们不喜欢这儿。但是他们对我很好。我小说的最后两万五千个单词就是在玛穆的打字机上打出来的。他们每天都给我吃一个鸡蛋，一共吃了快两个星期。在这儿，鸡蛋是限量供应的，而且很贵。

我可以把巴黎留到下封信来讲吗？现在已经很晚了。是的，我想我会再写一封。非常抱歉，我没有把这封信写得很长，但我想留点内容到下封信。

顺便说一句，有件事让我很恼火，关于《曼彻斯特卫报》。上帝啊，他们居然不发表我的稿子。有时候助理编辑真的太差劲了。这种小事也能让我生气，很让人惊讶吧？我为此生了一个下午的气。

好了，再见。向妈妈和大家送上我的爱。

爱你们的儿子和兄弟

维多

请代我问候依纳若炎。他可能在骂我了，请他谅解。

83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51/9/29

亲爱的维多：

我们在几天前收到了你那封让我们很满意的长信。我警告过你妈妈，那个包裹到你那儿的时候会散掉。我还担心海关会发现那些香烟——那也是奈保尔太太的杰作。好了，我们不会再给你寄包裹了。

斯万齐真是那么称赞我的吗？那他为什么会退我的稿子？算了，我的那本小说和短篇小说会以平信的方式寄给你。请注意，有几篇短篇小说和我寄给英国广播公司的有点出入。所以你可能得做点补充。

我隐约记得我在哪儿读到过《影子侍从》，但是我想不起来是哪儿了。其他人没有一点印象。

你的信写得非常亲切，多写写这样的信。短信读着不过瘾。

我同情卡珀S，我说真的。我对人性的判断很准，因为我私下曾准确地总结过楼陀罗纳特这个人。要是孩子们的父母不带他们回特立尼达，那就太不幸了。

一旦出版社打算出版你的小说，写信告诉我。我会在《卫报》上报道的。还有，把你播出的那篇短篇小说寄给我。我们在这边一句话都听不完整，信号很差，大概听了十分钟，就收不到了。

想听听关于希万的事吗？他的老师——一位女老师——问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希万很肯定地说他爸爸是个医生。老师相信了他，在见到你妈妈之前，她一直深信不疑。我想可能是因为希万觉得“医生”很了不起，大多数人都这么觉得。

我每个星期要写两篇特稿，所以没有时间写别的东西，除非我每天不睡觉。当然，我是本地知名作家，但仅限本地，我不是太看重这种地方性的名声。

我们都好。我挺喜欢自己的画像。花了我五十二元。想给你妈妈也来一幅。把我的画像挂在楼下墙壁正中间，你和卡姆拉的挂两边。

我们都爱你，爸爸

84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9/30

亲爱的卡姆拉：

呃，我已经回到牛津。还没有开学，朋友们都不在身边，所以，我现在非常孤单。我在想，是否有很多人像我在过去一年间那样孤单；事实上我从“懂事”以来大部分时候都很孤单。我想说的是，我发现人们——尤其是牛津那些聪明的花花公子们——很无趣，听他们讲话，和他们在一起，很无聊。在这儿，我太老了。在牛津，所有男孩都在装成熟。这是最让人沮丧的。我真的希望你不像我这样孤单。

我艰难地调整自己，为新学期做准备。你可能已经知道，上个学期我无所事事，只写了两篇论文，而大家通常会写八篇。但是我有很充分的理由：我眼睛的毛病，哮喘之类的。

若不是我的打字机坏了，我会再打一篇小说寄给英国广播公司。我已经有两篇小说播出了，但是我需要第三篇的稿费。这个月二十日，大概上午十一点半，我在我的长篇小说末尾写下了“完”，在过去十六个月里，我一直在布局。好了，终于结束了。[4]真是如释重负！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个人现在正在看。他已经看了三分之二，是我去巴黎之前给他的。他很喜欢，觉得可读性较高，有趣，“写得真棒”。老实说，我比较认同他。我明天和他一起喝茶，听听他对于整本小说的看法。他有个朋友，好像是塞克和瓦尔堡出版社的主管——名人。他答应帮忙“推销”我的作品。祝我好运吧。要是我的长篇小说能赚些钱给爸爸妈妈，我就太高兴了。

我恐怕要成为一名作家了。我越写越想写，但是并不享受写作过程。你瞧，笔下的人物开始在脑袋里安家。一个人物让我几宿未眠。让她成长吧，我还不打算把她赶出我的脑袋。有她相伴，我就不焦虑。你知道，正是这种感受鼓励你吃完蛋白再吃蛋黄，或者把一餐饭中最好吃的留到最后，或者把王牌留到最后一手。我说的有道理吗？应该有点。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爸爸。我抽烟的方式，我的坐姿，我抚摸未刮的下巴的样子，我有时也会笔直坐着，我花起钱来既浪漫又傻气。爸爸可能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他在我眼中就没有秘密了。我越了解自己，就越了解他。请不要减少对妈妈的爱。她值得我们付出所有。我们不应该让她失望。她是那种默默忍受痛苦的人，可怜的妈妈！我爱她，但那个塑造了我的人生、观念、品位的人是谁？是爸爸。

现在你得做点什么。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大期望。也不要认为，有一天你会看到我的名字闪闪发光。我想你不会看到的。我也不想你伤心或失望。昨晚，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哭着向自己保证，每天写一千个单词，“你瞧，”我对自己说，“你只有一年的生命了。你得了癌症。每天写一千个单词吧。每写一千个单词，就能挣一千英镑。”

〔无签名〕

85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10/1

亲爱的妈妈：

今天下午我和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伊恩·罗伯森一起喝了茶。他很喜欢我的小说，明天就会把它拿给塞克和瓦尔堡出版社的主管。我们不要抱太大希望，不过，这个人是伊恩的朋友，他已经知道，我那部满是修改痕迹、混合着铅笔和钢笔字迹的稿子会交到他手上。

我上星期六遇到了约翰·哈里森，我们吃了午饭，又一起待了四个小时左右，他告诉我他见过爸爸。

我生病期间，玛穆和玛米把我照顾得很好。当然，玛米对我一直不错。玛穆现在忧伤而失望，不过也温和了很多。卡珀R和我相处融洽。不要问我原因。博西也想知道我怎么会和他交谈甚欢！没什么可说的。不必担心我们会发脾气。另外，他们说我随时可以去他们在伦敦的家里做客（当然只是小住）。就我所知，除非发生大事，卡珀S铁定会回特立尼达，可能是明年二月份。我倒希望发生点什么，但是，很遗憾，不太可能。

我讨厌谈论天气，但现在是秋天了。树叶变黄，飘落；早上很冷，雾蒙蒙的。

爱你们大家

维多

（转下页）

这儿的衬衫售价在三十到六十先令之间。我自然买不起。

未来三个月，我大概需要两件衬衫。如果你买来下过水再寄来，我就不用付关税了。最好在上面写上我的姓名。我就是先告诉你们一声，等我把钱寄过去再买。

维多

请不要给我寄钱。

86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女子宿舍

房间号：40

贝拿勒斯印度大学

邮政信箱

1951/10/4

亲爱的维多：

要是现在我在你身边，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在你脑袋上狠狠敲一下。你，你的梦想，你的写作，还有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极力想要挣脱它，让自己的生活痛苦不堪。你现在需要一剂“我”。但是我在这么远的地方，不可能。

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不仅写作好，学习也要好。如果你做得不好，我会很失望。

然后，你能不能不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你是拿破仑吗？（爸爸的话）

你没问题，很适合这个世界，以及其他事情（虽然有时会被丢进海里），所以，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你说的每件事都很有道理，但是，恐怕我不喜欢你过分敏感。

预祝你的小说成功，我是真心的。但是我忍不住会担心你过分劳累，这让我心痛。

天哪！我大道理讲得太多了，但我是很认真在说这些。

明天是普伽假期[5]，学校没课，我就待在宿舍里。

我房间的灯引来了成千上万只小虫子，一直围着我飞来飞去。我只好坐在床上写这封信，离灯远远的。

我有好多事想对你说，但我把它们埋在心底，等见面再说，十八个月之后。别担心，时间过得很快。你会不会有时想看看我变成什么样了，看看我还是那个卡姆拉吗？我常常想起你，但没法把现在的你和以前在家的你联系起来。

做个乖孩子，好吗，不要再做梦了！

许多的爱

卡姆拉

87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1/10/13

亲爱的维多：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说自己。看起来我们在想同样的事——都很担心家里。真的，我变得很瘦，大家都不敢相信。不过，那没有什么要紧的。

不要因为你那部小说而消沉。你还在上学，放轻松点。之后事情可能会有转机。而你不能指望一次就成功。

我想，你已经收到我那封关于家里的信了。呃，爸爸妈妈在家，如果他们不能在我们俩都不在家的时候管好萨蒂，那就太糟糕了。不过，如果我发现这样的事继续在家里上演，我肯定没法在印度待下去。这三个妹妹会变成什么样，我真说不好。唉，我多希望她们都是男孩啊。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尽量往好处想吧。我可能一年后回家。最起码，我一定会回家。

我想你现在该做的就是不要再担忧。你知道你不能期望一边学习一边赚钱。我想你应该做的是：学习，通过考试，回家找份工作（请别生气），或在西印度大学找份工作。你知道你喜欢待在英国，并且过奢华的生活，但在英国，不可能有奢华生活等着你。你知道，你该实际一点了。

你知道，我会为你尽我所能。但是你知道我的情况。亲爱的，我能要求你的就是，请耐心等上一年，一年后，我能另外给你寄二十英镑。在这一年里，你要非常有耐心，节俭度日。不要想着为钱而结婚，你知道那不好。自己去赚钱，你会更快乐。

我全部的爱，卡姆拉

〔写在信纸边缘：〕

这个炎热的夏天，还有上一个假期，我哪儿也没有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是因为我想学习，但那是在撒谎。因为我没有钱。我相信，有一段时间，整个校园只有我一个人。希望这能给你点儿鼓励。要勇敢，要保持微笑。会峰回路转的。

“你知道”太多了，我删了几个。

88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1/9/29[6]

亲爱的维多：

我早就应该给你写信了，但是因为你表妹迪欧和傅露的荒唐行径，我这阵子一直处于担忧和焦虑之中。直到大概三个星期前，我才意识到这些女孩子已经变得多么“进步”。你知道，她们住在我们家，我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仍然不知道：是把她们赶出去，还是任由她们堕落下去。这些女孩子变得极其现代，根本不管对方是黑人，还是穆斯林，或是别的什么人。迪欧一点也不脸红地说，印度人嫁给黑人没有什么不好，也不丢人。这是她的原话：“只要你幸福，有什么关系呢？”至于穆斯林，“哎呀，他们也是人啊”。她们不止嘴上说说，而是沉迷其中。大约一个星期前，傅露带回一个和黑炭一样黑的（我向你保证，丝毫不夸张）多戈拉[7]。她想知道，要是她打算嫁给他，我会是什么态度。你妈妈他们都在家，围坐在桌边。我不得不冷淡地对待那个男孩。随便聊了五分钟左右，他告辞离去。迪欧和傅露这两姐妹送他到门口。之后发生的事让我无比震惊，迪欧说：“穆萨，他人不错。比帕萨德好多了。”她提到的帕萨德是傅露一两天前带回家的另一个追求者，二十三岁左右，很英俊的印度人，在邮政总局任公务员。

你妈妈和我都说，那个男孩是个印非混血儿。迪欧坚持说他没问题，是纯种印度人，父母亲都是南印度人。傅露有姐姐撑腰和怂恿，已经和这个印非混血儿交往好几个月了，还一心想嫁给他。不过现在，她向我保证，她会跟他分手的。

但是，我担心的不是傅露，而是迪欧。这个女孩子已经彻头彻尾爱上了一个名叫艾萨克·穆罕默德的穆斯林，他是为特立尼达电台演奏的印度管弦乐队的一名鼓手。这个女孩一星期肯定会和这个穆斯林见上两三面——他在街上卖棒冰——而且一定会和他出去，很晚才回来。她的亲哥哥跟我说，他曾看见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傅露有天告诉我，迪欧带他去了斯蒂芬[8]，给他看她打算买的裙子，就花纹和尺寸问他的意见。我亲眼见过这两个人在晚上九点的时候一起散步——我们家的米拉在前面带路。

迪欧坚持说她不会嫁给他。起先，她还否认认识这个人，现在，她却突然跟我说，认识他已有一年多了，但是他们之间只是说说话而已，没有别的。不妨告诉你，我不相信她的话。她一心想要见他。她说要去她妈妈那儿一会儿，其实是去和这个穆斯林男孩闲逛，而这个男孩甚至连一份可以养家的稳定工作也没有。为了假装她是去丹家，她还带上了米拉和萨薇。我还能忍下去吗？

我一次次请求她不要再到特立尼达电台的直播室去了，在家听得更清楚。她嘴上说她讨厌穆斯林，也不稀罕去直播室，但其实她一直去。

迪欧从来不带伴去。她总是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去。

有一次，一个朋友乘哥伦比号离开，她去送行，上了船。那艘船晚上十一点起航，但是她直到凌晨一点或一点半才回来……一个已婚男人（曼戈托）开车送她回来。她是坐我们的车和我们一起去码头的，她在船上待了那么久，也不跟你妈妈或者跟我说一声，她不和我们一起回家。

我不得不这样想，这个女孩已经误入歧途了……除了丹，没有一个家人愿意接待她。我害怕，若是她干了什么出格的事，别人都会指责我，因为她是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出的事。

她痛恨婚姻。她公开藐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我知道，正统印度教徒的生活让人感到气馁，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孩的痛恨不是源于对印度事物的了解，而是源于无知。印度教没有在她心中留下任何美好的印象。不想结婚的女孩往往只想享受同居的乐趣，却不想负起婚姻的责任。这样的想法可能很聪明，但态度却是怯懦的……你或许会奇怪，这件事跟我们家没有关系，我为什么如此愤愤不平。

但还是有关系的……想想这两个女孩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

不要对迪欧和傅露提一个字。我会努力帮她们摆脱这种混乱的状况的。家里大部分人都讨厌她们。我一定要对她们表现出同情和理解……跟我说说你对此事的看法。把信寄到《卫报》……会很快把短篇小说寄给你。

大家都好。

爱你的爸爸

〔写在信纸边缘：〕

我再告诉你一桩骇人的事：你塔拉姨妈和一个多戈拉男人鬼混，那人来自波地谷，是个开出租的。她跟着他去马拉瓦尔、迭戈马丁、圣克鲁兹。这已是旧闻了。那男人有老婆，还有六个小孩。真不像样！

*89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1/11/6

亲爱的维多：

你肯定已经收到了我的长信。你很震惊吧。我可能不应该给你寄那样一封信，但是我最近就陷在这种事情里。

你上次来信至今已一月有余，我们开始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所以，给家里写封信，即使你真的生病了——写封短一点的。

或者是因为，没有出版社肯接受你的小说？如果是这样，不要绝望。你很清楚，很多最伟大的作家也有过连着好几年被退稿的经历。一旦他们的作品开始出版，那些被退稿的作品也都变成了杰作。所以，不要丧气。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我希望我猜错了，你既没有生病，也没有对什么失望，只是懒惰或太忙而已。

你知道我很想弄到几幅油画，所以我昨天去了特立尼达艺术协会在R.V.I. 举办的艺术展。我想买展出的三幅作品，两幅是海景，一幅是陆地风景。那幅名为《圣克鲁兹河》的画标价四十八元。还有两幅都是油画，分别是二十元和二十五元。但是萨蒂和萨薇，还有你妈妈，非常反对我花钱买画。为了不跟她们争吵，我没有买。但我很幸运。我遇到了阿拉丁[9]，问他手头是否有画，他把我带到了弗雷德里克街，向我展示了六幅画。一幅是油画，像你那张小幅素描“狂欢节”，画的是些醉汉。但是这幅已经售出。阿拉丁让我自己选，我选了一幅彩色蜡笔画，画的是一个在跳舞的呼喊者[10]，还有一幅钢笔画，画的是一个在看书的梵文学家。他不肯要一分钱！他说我应该让他给我画一幅肖像画，但是他现在很忙。他真是个大方的人。

务必每两个星期给家里写一封信。我们大家都很好。

爱你的爸爸

〔随信附：德拉帕蒂的纸条和她的照片〕

90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11/8

亲爱的卡姆拉：

这么久才给你回信，我感到十分抱歉，跟往常一样，我找不到任何借口。我就是懒到了极点，可能还很无礼。非常感谢你给我寄的五英镑，帮了我大忙。

你知道，我真的希望每年多两百英镑供我开销。那样的话，这儿的生活就完美了。其实，我的房间四壁空空：我买不起合适的画。我交不起很多朋友（通常是那些以后对我有用的朋友），因为我没钱请他们喝酒。我的假期是你能想象的最无聊的，因为我没有钱去国外旅游，甚至在英国境内也不行。我买不起一台像样的打字机，老的那台不能用了。我至少有一篇很早之前就该寄给英国广播公司的小说得打出来，那能为我挣八几尼。我买不起鞋子。我有两双旧鞋，全浸了水。我没有黑色的鞋。我没有体面的防水雨衣，只有一件破旧的外套。总之很狼狈。嘿，如果你〔认识〕有钱的姑娘要找个智商高的丈夫，把我介绍给她，好吗？

我猜你已经听说过家里发生的灾难了——迪欧、傅露和塔拉的桃色新闻很让人难过，不是吗？你要是还不知道，我现在就讲给你听，迪欧在追求穷光蛋，傅露在追求黑人，塔拉在追求多戈拉。就是这样！再想想萨蒂和其他人。你知道，女孩从来都不可信，而我发现，要相信萨蒂真的很难。我还在女王皇家学院教书的时候，就从男生那儿听到过关于她的令人尴尬的传闻，他们不知道萨蒂是我妹妹。我希望你给她写几封严厉一点的信。女人可能知道该怎样跟女人讲话。我真的很担心。

还有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一家出版社拒绝了我的长篇小说。收到退稿的那个晚上，我的心情非常低落，就跟获悉奖学金名单的那个晚上差不多。现在，稿子在第二家出版社那儿，我只有等啊等。

大约四个星期前，一个蓄须的男人来到我的房间。我不认识他。他笨拙地拼着我的名字，我只好帮他说出来，他说他是在印度认识的你。他叫科林·特恩布尔。他在这儿快出名了：《广播时报》刊登了他的照片，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他的访谈，哈拉普出版社会出一本他的书。我下周末将和他一起度过。希望他不是同性恋。在这个国家，你碰到的所有男人几乎都是同性恋。

大约三星期前，我带卡珀S一家在学校转悠。孩子们照旧很没礼貌，带他们在校园里逛真是丢脸。带表弟们来之前，我从来没在学院里见到过七岁或十一岁的孩子。不过总算还好，没有出什么状况。毕竟，在我生病期间，他们对我很好。

我想知道，你从印度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透露点儿给我。我还没有为毕业之后的职业生涯做任何打算，但是我不担忧。我总是想船到桥头自然直。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小说明年就能出版！

因为假期的四个月我几乎都是在打工、生病、写小说中度过的，自然没有时间忙学习。所以积攒了许多功课，这个学期我要加倍努力了。

所以，我在这儿的生活一如既往无聊乏味。想想我当初一心想要来英国，来牛津！唯一的安慰就是：特立尼达的生活比这儿还要无聊无数倍。

爱

维多

91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1/11/10[11]

亲爱的维多：

获悉你把本打算寄给萨蒂的信销毁了，我很高兴。那会让她很伤心，会伤害她的。萨蒂不是个坏女孩，你知道。她现在长得很高，上下学的时候看上去十分端庄。她很敏感，心情不坏的时候颇有几分幽默，这让她有时变得或者说显得有点轻佻。如果你问她：“呃，你在看什么？”她会以嘲讽的口气回答：“连载漫画，还有《真实浪漫史》。”实际上，她的确在看漫画，但是像《真实浪漫史》之类的，只有在别人——比如说维尔玛——带回家的时候，她才会看。除此以外，这姑娘学习很用功，还有几天就要考试了，她天天复习到深夜。

至今为止，我所有的孩子都是好孩子。有几个，比如说萨薇，有时相当无礼，但是没有一个天性如此。当然，萨蒂有时很固执。有一天，她想去看大学足球比赛。我说她应该和萨薇、米拉一起去。她坚持要一个人去，但最后她还是让步了。我觉得，如果你能给她写封信，语气亲切点，会对她有很大帮助，让她产生强烈的抱负和自尊——关于种族和宗教的自尊。她会非常自豪，我知道。但如果批评她，就会给她留下心结，而且很难解开。我非常希望你给她写一两封信，即使因此少给家里写一封也没有关系。

傅露和迪欧昨天上午悄悄离开了。这个星期，迪欧把她的东西一点一点搬走。我不断劝她，责骂她，让她不要和层次低的人交往，和她那个鼓手男朋友断掉，但似乎只是对牛弹琴，白费力气。你对她们的评价很正确，真的。打从她们走后，我的心情好多了。

阿拉丁送给我两幅画：一幅是钢笔画，画了一个印度教祭司在专心看书；另一幅是很大的彩色蜡笔画，画了一个信仰同化祭礼上的舞者。他拿出五六幅画让我自己选。他说等他有空的时候要给我画肖像，但我想让他给你妈妈画。

我觉得你每两个星期至少应该给家里写一封信。毕竟，除了信件，你和家里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吗？不管你的信有多简短，你应该写得更勤快一点。

你的长篇小说怎么样了？出版社有回复了吗？你得跟我讲讲。我很好，家人都很好。有三株兰花开花了，但是我得说，那盆“猿之喉”很让人失望：花很小，色彩不鲜艳，也不香。但是“蝴蝶”很漂亮，我保证。蝴蝶们真的以为那是蝴蝶。我的“塞德罗斯蜜蜂”已经开了两个星期了，现在仍旧开得很好。唉，关于洋兰，我可说不上什么。它们太昂贵，一盆最起码要十元，信不信由你，最好的要卖到两百元一盆。

我有一盆兰花，别人告诉我很稀有，叫作塞罗吉恩，但是我不确定有没有把它的名字拼对。我们都爱你。

爸爸

92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11/15

亲爱的家人：

爸爸在猜为什么我不给家里写信了。我的小说被退稿了，不过我已经不再沮丧。小说被退稿，只是让我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今天，我觉得无精打采，从九月二十三日至今，我还没有动过笔，从开学起，除了教科书，我没有看过别的书。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有所震动。但无论如何，我尝试过了。迄今为止，我已经看完了乔叟和斯宾塞的所有书，加在一起大概相当于《圣经》大小的双栏书一千页。这个星期，我在看《失乐园》。所以，你们大概能明白我还有多少书要看。

谢谢你们寄来的照片。你们一定选了光线最暗的地方来拍照！顺便说一句，萨蒂戴了副无框眼镜？看起来很滑稽。我觉得米拉是三个女孩中最容易辨认的一个。跟萨蒂说，我给她写了一封极其令人讨厌的信，但是撕掉了。我批评她的字难看，批评她不爱学习。

我明天去伦敦，不在牛津过周末，和一个在印度认识卡姆拉的人[12]一起。他以一个宗教怪人的身份回到这个国家：他蓄了胡子，还吃素。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做了访谈，时不时给《泰晤士报》写信。他对印度，对贝拿勒斯，对卡姆拉都赞不绝口。他跟我保证，印度大学的文凭并非全都可以轻视。他是老牛津人，应该不是信口开河。

爱你们大家

维多

93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12/1

亲爱的家人：

很高兴，家里的担忧消除了。

这个学期我没有经常给家里写信，因为我真的有很多功课要做。我得看斯宾塞和弥尔顿的全部著作，真的是很大的阅读量。

大概两个星期前，我和一个在印度认识卡姆拉的男人以及他的家人共度了一个星期。那个周末我过得很快乐，因为他有车，我俩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开车去兜风，从苏塞克斯郡的霍舍姆到奇切斯特，那儿有一座非常壮观的天主教堂，再到朴次茅斯。我们到达朴次茅斯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了，凌晨两点返回霍舍姆。第二天上午，我们回到伦敦。我拜访了卡珀一家，然后，朋友带我去了伦敦西区他的酒吧。我一点半坐大巴离开伦敦，前往牛津。我过得非常快乐，很有意思。

我很高兴地跟你们说，导师对我的功课很满意。没错，我没有写很多篇论文，一个学期只写了四篇，但凡是我写出来的都很棒。不是我自吹，导师真的很惊讶。他想看我的长篇小说。如果他觉得写得不错，首先会说服学院奖励我十五英镑，好把小说打出来，然后，他会帮忙出版。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罗伯森看完后，仍然觉得很惊艳，他似乎很肯定这部小说迟早会出版，我会成为知名作家。

为此，我们院长（其父是伊顿公学的校长）对我友好了很多，还答应支付打印机的修理费用，大约是五十先令。他说：“印度人很有魅力，很诗意，有些很有天赋。但令人吃惊的是，你一点儿也不像那些人。”我高兴地接受了。

这学期到这个月八日就结束了。我本来想去西班牙，但经济上可能不允许。不过不要担心。我有很多功课要完成，还得继续写我的短篇小说。从八日到十四日，我想我会在伦敦。我想去那儿看望一个德国人。我很肯定，要是我表现得当，他说不定会邀请我去德国过圣诞节！希望如此。

我给你们讲讲我遇到过的德国人：他们尊重印度人，容易被印度人吸引。一天，我坐在餐厅里，坐在我对面的金发女孩开始对我微笑。我也对她笑了笑，然后我突然大笑了一声，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场面很有趣。后来知道她是德国人。我们交谈了片刻后她离开了。还有在船上遇到的妩媚女人；大概两个月前在出租公寓遇到的六十岁的德国老太太，她对印度教和神秘主义非常着迷；以及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工作的一个德国人，对我非常友好，执意要带我去一个粗略介绍德国画家的展厅。

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学期，我认识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发现每个下午都有安排。我养成了在餐馆喝茶、晚上十一点在伦道夫——牛津最昂贵的女王公园旅馆——喝咖啡的习惯，那儿一杯咖啡就要一先令！

比如，今天上午，我和罗伯森一起喝咖啡。今晚我要去看一场戏剧。明天电影协会放电影。星期一，我和人约了喝茶。星期二，文学社开会，还有院长请的自助晚餐。星期三，几个欧洲同学来我这儿喝茶。昨天晚上，我去一位新老师家做客。所有这些写在纸上似乎很令人兴奋，以后回想起来可能也是如此，但在当时我却不这么觉得。

顺便提一句，告诉爸爸，我不喜欢他写“I'd”和“we've”，尽量少用撇号。爱——维多

*94 / 西帕萨德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1/10/15[13]

亲爱的维多：

随圣诞贺卡寄上一张便笺还有几张照片。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圣诞节。放心，家里一切都好。我们也给卡姆拉寄了一封同样的信。

务必来信告诉我们衬衫的样式和号码，我的意思是你穿的衬衫尺码。

爱你的爸爸

随信附上一张一英镑的汇票。买个蛋糕吧！

祝你圣诞快乐，维多。我们都很好。——妈妈

*95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14]

1951/12/27

亲爱的家人：

非常遗憾，这些礼物没有在圣诞节前寄到。但是圣诞节从来不会等着殖民地部发了津贴才来。不过，我希望，要紧的是这些礼物总算寄出了。我对寄礼物一直不上心，理由显而易见。

现在说一说礼物怎么分。拼图和彩笔套装送给希万。那枚胸针送给三个女孩子：萨蒂、米拉、萨薇。很抱歉我买不起三枚胸针，但我希望她们不会因为谁先戴而吵起来。巧克力给妈妈，阿卜杜拉香烟自然是爸爸的。

我刚从布赖顿回来，我在那儿和路德玛穆一起度过了圣诞节。我过得很快乐，我相信，在别处过圣诞节不会像在那儿那么快乐。我明天打算和路德玛穆一起去南安普敦，最后一次拜访卡珀S和他的家人。同时把我要给你们的东西交给他。

我今天下午去欧华德那儿了。他住在伦敦一个很破败的区，和圣詹姆斯公园附近的一群印度人住在一起。很遗憾，那儿肮脏不堪，令人沮丧。

我两天后回牛津，可能会去取我的信。上个星期离开牛津时太匆忙，我忘了带睡衣、牙刷和剃须刀。我急于在玛穆和玛米去巴黎之前见到他们。玛穆和玛米不太高兴，但是孩子们看起来很无所谓，甚至还有点兴奋。

余下的假期我会在伦敦度过。这封信可能会在十日或十一日寄到。那之后三天，我就搬回牛津了，新学期要好好学习。

顺便说一句，我总是记不住大家的生日。我想我把萨蒂的生日忘了，但是她会原谅我的，我相信。我刚刚意识到米拉的生日是三十日（还是二十九日？我真的不清楚。我只记得有两个人的生日离一九三六年年底很近）。

前不久我偶然听说，家里那边有人说，我着急离开特立尼达是因为我和黑女人鬼混？你们听说了吗？听闻自己成为毫无根据的诽谤的主角，还真是令人激动呢。

爱

维多

*96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1/12/31

& 1952/1/3

亲爱的家人：

非常感谢你们寄来的漂亮的照片和圣诞贺卡。爸爸的照相技术越来越好了。也谢谢你们寄来的一英镑。

我二十八日去南安普敦给玛穆送行，就是我从布赖顿回来后第二天。我们上午十点抵达南安普敦。在那儿，我们得知晚上九点半才开船。于是，我们还有十一个多小时。我们在镇上逛了逛，去看了场电影。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下雨了。我们躲雨躲到六点半，然后溜达回码头。因为风浪太大，我们发现得等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我们在附近转了转，然后找了家旅馆投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们吃过早饭，大概八点左右，我们到了码头，看着哥伦比号进港。我们看见玛穆和玛米在船上。他们走下船，我们聊了会儿。

我们十一点跟他们分别，返回伦敦。

从那天起，我就一直住在伦敦玛穆家。博西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他有时会做做饭。他不能天天做，因为他在药店上班。

玛穆明天（四日）来。露丝后天来。我现在很想家，但过几天就好了。

新学期一月十七日开学，这次我打算努力学习八个星期。毕竟，还有十八个月就要大考了，我想考好一点。

我一直在想从牛津毕业后我该干什么，结论是我起码应该先回特立尼达看看能否在女王皇家学院找份工作。

你们收到信的时候，卡珀S可能已经到家了。我给你们捎去了圣诞（或新年）礼物。谢谢萨蒂的信，希望她经常给我写信。请你们尽量给我写信。你们的信给了我许多慰藉。

说点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好笑的事。两天前，我站得离电暖气太近，一条裤管被烤坏了。就是这样！那不是什么西装裤子。没什么的。我有八条裤子，有的还没穿过呢。我得在它们放坏之前穿一下。

你们知道吗，我刚刚发现自己为什么不像原来那样经常写信，而且写得很长了。理由很简单：我没有打字机。但是我答应你们，从今天起我会经常写信。

记住——我爱你们大家。

再见！

爱

维多

97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1/8

我亲爱的维多：

我刚刚看完你提到为卡珀一家送行的那封信。他们这个星期五抵达。不知道卡珀S会不会仍然像以前跟我在一起时那样忧郁。

真希望你已经告诉了我你现在穿几号的衬衫。你该在一个月前就告诉我们，那样你现在已经收到衬衫了。如果两个星期后我还没有收到你的回复，那我就给你买三件十四号半的衬衫，我穿的号。

你不必给我们寄钱。你要是寄钱，我一定会很难受。我们过得没有那么糟糕，我向你保证。

不介意告诉你，我最近浪费了点钱。我傻到付给约翰逊十五元，请他画一小幅海景油画。他本该最晚在圣诞节前两个星期给我。他跟我说已经画完，画的是马拉卡斯海湾，但是他把画放在家里“晾干”了。事实是，他还没有开始画。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画。

说到画……我给你那幅未完成的水彩——波地谷的埃科纳特商店[15]——配了个画框，挂了起来，看起来不错。

我又给家里人拍了几张照片。我已经把底片拿去冲印、放大。我一拿到照片，就给你寄过来，还有卡姆拉。

今晚我有很多活要干。有一篇分两期的关于食品生产和营销委员会的报道要完成。必须在今晚写完，因为明天一早我还要写一篇关于相亲的报道。还有一篇关于“最后的割草工”的报道，已经写了一半，你知道，这些人在卡罗尼湿地割下草来，然后送到很远的马厩去。当然，等忙完这些，我要休息一下，靠一靠或睡一觉。

卡姆拉从十一月起就没有给家里写过信，连一张圣诞贺卡也没寄。但是维尔玛和乔伊幸运一点，他们收到了她的圣诞贺卡。

上星期六，我想为罗克花园凹地[16]的池塘画一幅水彩。但看起来不怎么样。池塘看上去像一块大石头，而非池塘！

我参照旧《特立尼达人》上的一张小照片画了一幅海景，好多了。

我很担心卡姆拉。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却给别人写。

告诉她，让她写信回家。

萨蒂可能会在今晚或明天给你写信，但是我刚刚弄坏了一张信笺，所以拿了一张她的。我的打字机也有问题，n和g粘在一起，v打出不来。我在给你打这封信的时候，你妈妈试图给它上点油。结果，油洒到信纸上了。

开心一点。时候到了，你就会找到工作的。即便不能马上找到，你还有家呢。写点短篇，挣点外快。以后把这些短篇收集起来。家里明亮欢快，铺着舒服的地毯。下个星期，我可能会粉刷房子的外墙。

我们天天惦记着你。

爸爸

[1]这种奖学金允许学生免费上中学，需要参加竞争非常激烈的考试来获得。

[2]借自《威尼斯商人》。

[3]即楼陀罗纳特。

[4]原文为法语。——译注

[5]普伽是印度教祈祷仪式。普伽假期是为了庆祝屠妖节。印度教徒在屠妖节期间祭拜象征繁荣兴旺的女神拉克西米。

[6]西帕萨德把日期写错了。邮戳是10月30日，几乎可以肯定这封信是在10月29日写的。另一封写给卡姆拉的内容相似的信标注的日期是10月21日。

[7]特立尼达人对一半印度血统一半黑人血统的混血儿的称呼。

[8]西班牙港的一家百货商店。

[9]穆罕默德·法洛克·阿拉丁，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画家和老师，后在政府里担任文化专员，这是一个高级公务员职位。1980年逝世。

[10]即精神浸礼会信徒，一种吸收了基督教和非洲传统的土著宗教的信仰者。

[11]这封信的日期很可能写错了。因为信中内容涉及V. S. 奈保尔写于11月15日的信（第92号）；但邮戳没保存下来。

[12]指科林·特恩布尔。

[13]几乎可以肯定日期是错的，可能写于12月15日。

[14]写在一张大学学院伦敦学生会的信纸上，写的时候纸上下放颠倒了。

[15]西帕萨德的连襟埃科纳特·蒂瓦里开的。

[16]西班牙港萨凡纳公园西北角的一处凹陷。

第六部分

1952.1.16～1952.4.15

春季学期，复活节假期

98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1/16

我最亲爱的卡姆拉：

我回牛津两天了。我刚度过了到英国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假期。我很沮丧，非常想家。但现在，如老话所说，我又爬起来了。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贺卡。我意识到再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就不寄贺卡给你了，但是在此送上我的祝福。

对了，我去了另外一本牛津杂志。杂志名叫《牛津保守党》[1]。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本政治杂志。但我并未过多地为这本杂志的政治性所困扰，我负责排版，并设计了封面。杂志出版后我会寄一本给你。

我保证每周都会给家里和你写信。自你上次来信，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我想得到你的新消息，知道你的新计划。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印度？

如果你感到很孤单，像我过去五星期的感受一样，我承认，不给你写信，我真是个浑蛋。我真诚地道歉，只能告诉你，那时我心烦意乱，甚至不能平静地看报纸。但那一切都过去了——希望如此。哦，长大真难啊！一年又一年，似乎会无限延伸下去，直到你看不到前路。

爸爸告诉我你很久没有写信回家了。他好像有些受伤，我能理解。请写信给他吧。很多次，我希望一觉醒来就可以回到家中，可以溜到隔壁的里亚尔托；或者骑车去库马纳，跳到海里玩一玩。

假期我什么也没干，我想在新学期发奋图强。希望我的身心状况允许我这么做。

最近，我收到一些家里寄来的好看的照片。我想你肯定也收到了。

露丝和卡珀R的确邀请了我共度圣诞节，我接受了。这对不开心的我来说是件好事。露丝很喜欢你，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忍受同他们一起住太长时间。

卡珀R、欧华德和我去南安普敦给卡珀S送行。这趟旅途不轻松。二十九日周五早上十点我们赶到那里，结果被告知船要晚点到第二天！最后船终于来了，我们见到了他们，我给家里人捎了些礼物。

请尽快给家里写信。

爱

维多

*99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1/17

亲爱的家人：

我想你们已经收到我让玛米捎回去的礼物了。我希望那个胸针（或其他东西）没有引起吵架；我也希望巧克力没有化掉。

我又回到学院了。其他人也纷纷回来了。这学期，学院将上演一出戏剧[2]，我负责宣传工作。我的任务是确保传单和海报能印出来。仅此而已。我在做的另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是为两周一期的《牛津保守党》排版。我设计的封面已经通过了！所以，很快你们就能见到我用心设计的封面和版面了。

我在伦敦的时候给主管BBC殖民地广播的格伦费尔·威廉姆斯先生[3]打了电话。他邀请我一起吃晚饭，并见见他将在十月入读剑桥的女儿。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夜晚——一起看电视，还有其他娱乐活动。那女孩非常美丽。但这没有听上去那么糟糕。她显然已经订婚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别以为学生很容易被穷女人俘获。我认为只有想结婚的男人才会妥协。

但是，孤独也是个严重的问题。

欧华德搬到了玛穆那儿。我想这是件好事，他在之前的住所和圣詹姆斯公园附近那些小子混在一起。再见到他很棒。过去的伤口已经愈合了。

很高兴得知我的一幅水彩画保存了下来。也许我回家时能看到它。你们大概很难想象遥望里亚尔托电影院后排的浪漫，以及如希望一样明亮的早晨；清晨骑车去库马纳，那里的水是灰色的，冰冰凉凉，平静得像大理石一样。每次投石激起的涟漪都会在清爽的空气中无尽地扩散。

我保证这个学期每周写一封信。这些日子时间似乎过得很慢。

我想欧华德周六会到牛津来。

我猜希塔和寇已经跟你们说了英国和巴黎的情况。

卡姆拉给我寄了圣诞卡。她说她很忙，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再给我写信；但到现在我都没有收到她的信。她给玛穆和博西也寄了贺卡。我想她是在为我不常给她写信生气。今天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这是圣诞节后第一封。从现在开始，我要每周给她写一封信。我没有她的新消息，不知道今年她是否会回英国。

先写到这里吧。

爱

维多

100 / 西帕萨德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1/24

亲爱的维多：

早就应该给你写信了。卡珀把你的礼物和信交给我们的时候，我没有马上写，就一直拖到了现在。给一个人写信的最好时间是刚收到他的信的时候。

谢谢你送给我们的可爱的礼物。希万很喜欢他的彩笔套装和拼图。我们都尝了你给妈妈的巧克力。你送我的阿卜杜拉，我享用了三天。

非常抱歉，我不能如之前承诺的，给你寄衣服了。我的车出了事故，修车要花九十元。我已经支付了七十元，余款还没有付。所以，我现在手头很紧。

卡珀回来时看上去很高兴。我有八天没去17号了，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变化发生。不管怎样，他对我不错。

萨蒂他们都开学了。我不清楚萨蒂是否打算拿高中毕业证书。她的成绩如果达不到一等，她当然会这么做。我怀疑她是否拿到过二等以上的成绩。

米拉再次考试不及格。萨薇通过了考试，第二十名。迪文参加了女王皇家学院的展览会，希塔在修道院上学。苏伦德[4]去了东方男童公立学校，罗米利是那儿的校长。罗米利的叔叔可能会在四月份开始执掌特安贵立提，那时希万也许可以入读。

卡姆拉一直不给我们写信。她应该告诉你原因了吧。

爱你的爸爸

（你妈妈的话在背面。）

亲爱的维多：

谢谢你的圣诞礼物。希望你身体健康，像玛米说的，好好照顾自己，不要粗心大意。

打十一月起，卡姆拉就没有给我们写过信了，也没有寄圣诞贺卡。要是你能帮忙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会很高兴。她想象不到她这样做让我们有多难过，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信。

我求你一件事——千万不要找个白人女孩结婚。玛米告诉我，白人女孩对到英国学习的男孩很狂热，她们以为这些男孩都很有钱。一旦和白人女孩结婚，你就完了。我不是说你会这么做。你的目标应该是学习，而不是其他。我想，在英国学习的印度女孩也很多吧。如果你在完成学业后找一个在那里学习的印度女孩结婚，我会非常高兴。

爱你的妈妈

〔写在信纸边缘：〕

你要适应那些造谣者对你的诽谤，别理会那些传闲话的人。

101 / 西帕萨德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1/31

亲爱的维多：

不久前我写了封信给卡姆拉。昨天我们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已经两个月没有给家里写信了。她说她不给我们写信是因为我的信对她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伤害”。[5]她承认她这么做很幼稚，并且建议我给她写信，“说点好听的”，平息她的难过。她说她需要安慰。我给她写了一封讨人喜欢的但也非常真诚的信。我希望这可以让她找回她的中心。我觉得卡姆拉的健康状况不如从前。她似乎生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看起来她害怕考试——顺便说一句，她三月二十七日考试。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大家期待她表现拔尖，而她对于实现大家的期望非常焦虑，可以说过于焦虑。我发现你也有同样的问题。破除这些障碍。你要学会尽力就好——平静地迎接挑战。

你能给她写些讨人喜欢的信吗？她一定非常孤独和想家。想家会让人生病。鼓励她好好考试。我想你能及时收到这封信，你必须赶紧给她写信。

你能寄给我一本由你设计封面的那期杂志吗？塞尔文的小说已经被温盖特出版社接受了，并被英国图书协会推荐为“本月最佳图书”。他真幸运。这本名为“更亮的太阳”的书写的是特立尼达两个十多岁的印度裔孩子的婚姻生活。那是我的点子。我怀疑塞尔文是否真的了解特立尼达印度人的生活。我承认这件事让我很沮丧。我觉得——当然很愚蠢——被别人偷走了好点子。

你在写短篇小说吗？你应该写。塞尔文的成功可能促使我写一些东西。我肯定我能写得和他一样好——在与印度有关的主题上写得比他更好。不过当然，塞尔文有年轻的优势。

卡珀S开始在西班牙港工作了。他放弃了卡罗尼。那是个危险的地方。你知道立法委员会的前成员C.C. 阿比德[6]吗？一星期前，晚上九点左右，他在查利维埃的家中被人射杀，没人知道凶手是谁。

你答应每周给家里写一封信，但你没有写。只要你提起笔，你会很快写完，就给我们讲讲每天发生的事，或刚刚发生的事情。玛米告诉你妈，西方女孩将印度男孩玩弄于股掌之间。你妈妈很担心。她觉得你有可能找个白人女孩结婚，但她希望你找个印度女孩。玛米告诉你妈妈，有“很多特立尼达印度女孩在英国读书”。如果做个调查，结果将会证明大多数跨国婚姻以失败告终。

别卷入麻烦。

爱你的爸爸

亲爱的维多：

我们终于在两个月后收到了卡姆拉的来信。她说你爸爸的一封信让她很受伤。我们的车被撞坏了，修车花了我们一百元，不过发动机就快修好了。一年的开始竟然是这样的。希望一切都能好起来。

今年的课本很贵。我感到手头拮据。如果教育费用变得这么高，我觉得我负担不起。但是总体来说，一切都有了起色。努力保持健康，做个乖儿子。——爱你的妈妈

102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1/31

亲爱的家人：

昨天我收到了你们的信。很高兴你们收到了我托人捎回去的东西。玛米似乎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无辜的特立尼达男孩被西方女孩勾引，命运比死在塞壬女妖手下还惨。当你听到谁在英国跟女孩有一段糟糕的关系，女孩不会受到指责，但男孩会受到同情。即使是在特立尼达，与女孩交往的经历也可能糟糕透顶，但那是些什么样的女孩啊！相信我，这个国家的人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对阶层都更加敏感。无论如何，阶层的差距真实存在。如果有人只能与最低贱的女孩为伍，我们能怎么办？

但是，我进入的圈子不一样。也许没有女性调味，日子让人觉得沉闷，但是你们可以放宽心。英国女孩和印度女孩一样爱钱。我没钱，所以不能在婚姻市场上立足。英国女孩并不比其他地方的女孩随便。尽管有人说法国女孩行为开放，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把她们弄到手也同样不容易。

我认识的女孩都是碰巧遇见的，不知不觉成了熟人。这些不期而遇很少会演变成长久的友谊。我承认，这很让人沮丧。我担心以后会打光棍。如果我想要糟糕的经历，也很简单，只要装作和图纳普纳来的那些男孩一样愚蠢就行了。他们高中毕业拿的成绩是C，父母送他们过来，他们只会拿更多C回去。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没告诉别人我有钱。我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外表，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我一无所有。

我设计的本学期第一期《牛津保守党》已经出版了。过两天，第二期也要出版了。版面设计非常有趣。虽然我们的共事对象是没有激情和想象力的印刷机，但我认为我们让这份杂志焕发了光彩。当然，这份杂志对我在牛津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但这里几乎完全由我说了算，与此同时我连加入保守党的意向都没有，你们可以想象这份工作多么让人兴奋。我学到很多设计排版的技巧——虽然学得很辛苦——我期望有这样的经历。

关于卡姆拉：我很久没有收到她的信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生病了。我认为，更准确地说是怀疑，她是在耍小孩子脾气。希望她能尽快停止不合作的态度。

这一学期，我在学习方面比上学期顺利。我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好。过去两个月，我经历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情绪波动。心灵的平静——大多数人向来拥有以至于意识不到其美妙的东西——正慢慢恢复。我说这些不是想让你们不安，而是想解释我在前几封信中表现粗鲁的原因。我想这就是成长的烦恼吧。

顺便说一句，学院为我支付了打字机的维修费：三十先令。学院的领导给了我特殊的优待，希望我不会让他们失望。

写这封信之前，我正在漫不经心地翻阅康拉德的《吉姆爷》（因为这是本很沉闷的书）。我必须向参加的学院社团提交一篇论文，题目为“英文小说中第一人称单数的用法”。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但写这样的论文要读很多书，其中很多书很沉闷。

我知道这封信的字写得有气无力。无论何时，我都讨厌字写得不好，但是当春天来临，阳光明媚，女孩们脱下沉重单调的冬衣，用她们鲜艳的连衣裙把生机和快乐带回大街的时候，我的状态才能恢复。到现在为止，今年只下了两天雪。真让人失望！

爱

维多

103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1952/2/6

亲爱的爸爸：

随信寄去两本杂志，除了杂志名称，其他方面都由我决定。你可以看到，从标题页开始，几乎所有工作都是我做的。我重写文章，设计页面。上学期，杂志的页面非常沉闷，一栏横贯整个页面，段落很少，可读性差，没有小标题。

也许你会对我经营牛津的《保守党》感到惊奇。我自己也感到奇怪，说实话，我记不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控制了这份杂志的。我想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上学期末，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这一学期，我已经开始经营它了。我设计了一些广告海报，有人说这是他们近来在牛津见到的最好的海报。这份杂志的质量正在提高。第一期的销量比以前都好。

不要为我的政治倾向担心。在牛津，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只是在玩政治游戏，没有诚意。我强烈怀疑这种态度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会延续下去。对这里的很多人来说，当政治家不过是另一种职业。无论如何，二月五日那期的照片我是从一个共产主义者那里拿到的。当得知这些照片被刊登在《保守党》上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随信附上学院戏剧演出的节目表。昨晚首演，座位销售一空。这对我和演员们而言，同样可喜可贺，因为对于首演来说，票房基本取决于宣传。但是麻烦很快就来了。今天国王驾崩。他同我们学院有些关联，所以院长和校长决定取消所有演出。于是，我的工作成了取消宣传，把海报取下，并通知全镇演出取消。忙活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和帮手们得知明天演出可能会恢复。所以，新一轮的宣传又开始了！

牛津镇有十万人，大多数是在镇子东边几公里远的莫里斯汽车工厂工作的工人。但是我只花了十四英镑就完成了宣传工作，并且收效甚佳。

爱

维多

104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

大学学院，牛津

1952/2/9

亲爱的卡姆拉：

谢谢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你没出什么大事。虽然，我必须承认，我怀疑你不给家里写信仅仅是出于固执。

请原谅这台旧打字机。它总在同样的位置跳格。如果不想让打出来的东西看起来是一栏一栏的，就必须用返回键。这不，我又忘了按返回键。

我一直在尝试一些困难的工作，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的抑郁几乎消失了，这让我很满意。我料想，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会比以前更加努力，在此奉上我衷心的祝福。

实际上，在过去三个星期里，我非常忙碌。忙着编辑《保守党》，还要宣传学院的戏剧。不过今天是戏剧演出的最后一天，谢天谢地，我终于又可以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了。我必须在八天内为学院的一个社团写一篇文章，那需要费不少功夫。

冬天正在不情不愿地离开。今年冬天只下了两天雪，我非常失望。我非常期待春天的到来——事实上，我认为再过五个星期就差不多了。我将设法离开这个国家一段时间。我想我应该再去一次巴黎。我发现那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好地方。每年的国外旅行补助被削减至二十五英镑，这的确大大限制了我的活动，但是我认识学院里的一个法国男孩，他愿意用法郎跟我换等值的英镑。

我不知道你申请奖学金的事怎么样了。无论如何，我都会感到高兴。要是我们有钱让你来英国就好了。我想你还会在印度待一年。我真希望能去印度看望你，并看看这个国家。但这只是一个梦，我并不指望它能实现。

2/17

抱歉，上次没写完就停笔了。我必须写一篇题为“英文小说中第一人称单数的几种用法”的五千个单词的论文。我草草写完，今天剩下的时间，我要仔细润色它。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相同的困扰，我发现写信时没有多少可说的东西。我很好，我的学习进展顺利，我有足够多的朋友。我没有做错事，并且会继续保持。

天气变成了仅有的话题，现在的天气很糟糕。

有个消息你可能会感兴趣：戈金[7]和他的家人在牛津。我去拜访了他们三次。他是来这里学习的。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学！你觉不觉得这是在浪费钱？

给你我所有的爱，亲爱的卡姆拉

维多

*105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2/15

亲爱的维多：

我有段日子没有给你写信了。五星期前我开始给你写一封信，现在它还在我的打字机上；另一封写给你的信不见了。事实上我生病了，但现在好多了，过两周就可以去上班了。因为生病，我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假期，我从来没有这样好好休息过。《卫报》给我全额薪水。不用担心。

每个人都很好，你不用担心。专心考试。我相信你能通过考试。

永远爱你的爸爸

106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2/19

亲爱的家人：

现在是八点十分。五分钟之后，我将在无足鸟文学社宣读题为“英文小说中第一人称单数的几种用法”的论文。今天下午晚饭之前，我刚完成这篇论文。虽然我几天前就完成了大部分章节，有一天从晚上十点一直写到凌晨三点。我发现由于很久没有动笔，写得很困难。直到写了两千个单词以后，我才进入状态，开始写出优美智慧的文字。

之后我等了几天，今天早上写出了最后六百个单词。文字不好。评论写得特别差，我试图写得幽默点，结果却很粗俗。但是现在要改为时已晚。

无足鸟是牛津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团。在战前，文学社会邀请校外人士来给学生做讲座，如戴维·塞西尔勋爵和著名的评论家C.S. 刘易斯。现在，文学社的成员每两周聚一次，通常是在院长办公室。大家坐在一起，喝点葡萄酒，听一个本科生读论文。

一个学生在牛津学习期间通常要提交一篇论文。但我被选中宣读论文的时间太早，最终我可能得写两篇，甚至是三篇。这是第一次。我只有一点点紧张，我认识大部分听众。

这个星期太忙了。首先，《保守党》要付印。第二，我要为牛津实验剧团制作一份海报，并为他们设计其他海报。顺便说一句，我对排版更加了解了。《保守党》的印刷商说他们真后悔让我做排版，他们再也蒙不了我了。我想这是最好的赞誉。

现在我必须停止写信，去开会了。回来再完成这封信，我会告诉你们会议进行得如何。

星期三早晨。好了，亲爱的家人，我的论文宣读反应很不错。我想让听众笑的时候，他们就会笑。今天早上，有人说我的论文是他在这个社团听过的最好的论文。我的兴头还没过去呢。顺便提一句，在论文中我把大多数作家都批了一通。笛福：我说人们赞扬他是因为他很真诚。但这几乎不再是一个体面的标准了。我说，笛福之所以仍旧是经典，是因为在孩子们还没有能力反抗的时候，《鲁滨孙漂流记》就被灌输给他们了。这些孩子长大了，终于不必再读书了。每个人都知道鲁滨孙，每个人都听过他的故事，但没有人去读。这本书注定仍会是一个经典。我滑稽地模仿了亨利·詹姆斯。我还引用了一些塞西尔·亨特的作品来分析电报式行文风格。“一声枪响。一个人倒下了。又传来两声枪响。又有两个人倒下了。”

总的来说，我很满意。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之后的讨论中，我意识到我对小说的了解还是挺广的。

今天早上阳光明媚。这是六个星期以来第一个大晴天。天气很暖和，我都不需要穿大衣。

告诉萨蒂，我很感谢她的来信，一有空我就会给她回信。但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到明天早上，我必须完成两篇论文，讨论四百年前用苏格兰方言作诗的几个诗人。后天，我必须完成关于盎格鲁-撒克逊诗歌的论文。

向家里每个人献上我的爱！

很高兴你们和卡姆拉重归于好。

爱

〔没有署名〕

107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52/2/24

亲爱的家人：

今天是星期天。比昨天暖和，让人感觉春天终于来了。这学期已经过去了五个星期，还有三个星期就要放假了。我过得不算失败。我做了几件积极的事情。我协助宣传学院戏剧演出，干得很不错。我协助编辑《保守党》杂志。我认识了一些人。我还为无足鸟文学社写了一篇好论文。

前些天，我在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布莱克会堂[8]看到几份《卫报》和《公报》。我看到了爸爸写的文章。我记得那是关于纺织品的。事实上，这个学期，我什么都没有写。昨天，我把去年六月写的一篇文章交给了学院办公室的女孩。她们将会为我把它打出来。

我发现我真没什么可说的。我的生活很平静，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事。有什么可写的呢？

我所能告诉你们的是我今天将要做什么，这样你们就能尽可能地贴近我的生活。今天是星期天。两个小时以后，一点十五分，我会到饭堂吃饭。饭堂是个很长很高的屋子，里面有个巨大的从来不用的壁炉。屋顶是木头的，有些窗户上装着彩色玻璃。墙上挂着曾在学院就读过的伟人的照片。顺便说一句，艾德礼以前在这儿上过学。屋子另一头摆着高桌子，人们可以坐在那儿。但他们不会坐在那里吃午饭。午饭是冷沙拉——这是每天都要受的罪，让人牙齿发冷。午餐还有压缩肉干、火腿之类我不吃的东西。碰到这种情况，我就让人直接端走。走运的话，我能吃到几块冻鸡肉或者冻羊肉。吃完午饭，我就到大三公共活动室，在那里喝咖啡，吃烤面包圈。我会边喝咖啡边看报纸。到了两点，我会回寝室看书。三点，我会稍做打扮，去牛津北边同一个人喝茶。会面七点结束。然后，我会返回学校，到地下啤酒馆喝上一杯。我一般会喝半品脱黑啤酒，只要十四便士。我七点一刻吃晚饭——每个星期天会供应鸡肉。八点，我喝完咖啡，结束晚餐。然后，我再一次匆匆离开学院。我是牛津电影协会的成员，今晚要放映一部法国电影。我会在十一点回到宿舍，然后看书到两点左右。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爱你们的维多

108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

大学学院

牛津

52/2/26

亲爱的卡姆拉：

谢谢你的来信。我很抱歉，在写信这件事上表现得这么懒。我答应过自己，也答应过你，会经常写信的。可是我发现事情总是不能如愿。

当然最大的原因是我懒于动笔，可以写的事情少之又少。坐在打字机前，我会变得烦躁。我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可是院方还没有为我修打字机滚筒。我真不知道，如果我不催着，他们会怎样。院长答复说，如果我收回不满的言辞，他仍会无条件让我保留打字机。我收回了我的话，他们支付了打字机的修理费。不过别指望这台老掉牙的机器真能被修好。

我在无足鸟文学社读了我的论文《英文小说中第一人称单数的几种用法》。相当成功。这个小小的〔原信中此处为空白〕成就让我感到满足。（别管这块空白：这是打字机在作怪。）

今年我是见不到你了，这让我有些失望。时间过得飞快，恐怕我们见了面都认不出彼此了。我并不在乎，到那时我也许会为你的变化而惊讶。现在，我发现我非常想过一种宁静的生活，几年前我还很轻视这种生活：工作、妻子、家庭，等等。幸福是一件令人难以捉摸的事，有时它就在你身边，你却浑然不觉。只有当灾难来临，彻底摧毁了你的生活，你才意识到你拥有过什么，失去了什么。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萨蒂不再是一个小姑娘了，米拉也长大了。

我希望你能专心学习，也希望你学有所成。我过几天再给你写信。

爱你的维多

109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2/28

亲爱的维多：

祝贺你的论文在文学社取得成功。这多少有助于你重拾昔日的自信。那种被拒绝的感受，使你，也曾经使我，陷入自我质疑的状态。但是，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被长久埋没的。我们就像掉进水里的软木塞：也许会沉下去片刻，但肯定会再次浮出水面。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现在能抽出一点时间来，不妨再试一试。先把讽刺文学放一放，多关注一下现实主义作品。我坚信，你会获得成功。

我正在衰老，有两个迹象：

我变得越来越喜欢种花；我的字迹开始变得清晰，一笔一画，像加拿大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写的字。还有第三个迹象：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我都忍不住要美美地睡上一觉。等我醒来，已经到了喝牛奶、可可或其他什么饮料的时间；抽会儿烟，赏赏兰花之类的；也许会浇浇花。然后再一次抽烟，吃东西，最好能再睡上一觉。现在我很少去看电影。电影和睡觉不可兼得。

狂欢节结束了。同去年相比，办得不好也不坏。萨薇想穿衬衫和牛仔裤去镇上，我没允许。当然，我会被视为老古板。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卡珀S了。我想他在翻那些陈年老账。

我写了两个（短）故事；但是其中一篇幽默得有点愚蠢，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我为其取名“以圣彼得之名，以圣保罗之名”。这是对我心中的穆萨——就是你可能听说过的拉鲁——的简洁生动的描述。但要是见到他，你只会觉得他是个大笑话。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这个人，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我直截了当地进行描述，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结果发现写出来的东西没有短篇小说的鲜活劲儿。所以我尝试把它改成短篇小说，发现文字变得生动起来——特别是对话部分——占了整个故事的三分之二篇幅。这样的结构不平衡。所以我又重新修改。改完这遍，可能依旧不好！所以你看，我正在衰退。怎么办？

你妈这两个星期无精打采。她的胃不舒服。今天下午她去找拉姆帕萨德（梅维斯）医生做检查，但是到诊所的时候天色已晚。明天早上她会回来。别为此沮丧，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修道院的考试——我也理解主教——愚笨的学生很难通过。如果不能在第一次以一等成绩通过毕业考试，就没有机会了！不知道米拉能否过关？全家人的爱——爸爸

110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牛津

1952/3/2

亲爱的家人：

这个星期，我收到了卡姆拉的一封信。很显然，她正忙着准备下个星期的考试。

萨蒂告诉我她得了B，我真是喜出望外。她的能力真的超出了我的意料。我离开的时候，她一定还很幼稚，或者我当时只顾自己的事情，没有注意她。但是她的英语水平终于达到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水平了。她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答应过写信给卡珀S，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抽不出时间写很多信。如果你见到他或者他的家人，请代我向他问好。近些天，我可能会给他写一封信。

我很想知道家里人是否已经习惯了没有卡姆拉和我的生活。我记得卡姆拉走后，我有一个月都很不开心，只能慢慢适应家里没有她的生活。现在回头看，我离开家的时候还不满十八岁。真是冒险。但是，这和那几百万不幸的难民及其他战争受害者所经历的大冒险比起来，不值一提。我不想让希万太早离开家。聪明的印度教徒很容易陷入内省。内省会让人很不快乐。

顺便说一句，如果我暑假回家小住也别奇怪。我的津贴够用四个月（假期就这么长），还可以买回程票。两个星期后，我到了伦敦就会开始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真想回家待一段时间，我认为每晚付十二先令六便士住在这里真是没有必要。

今天是星期天，我吃了一顿好的——蘑菇汤、鸡肉、花椰菜和烤土豆，还有冰激凌和咖啡。这顿饭消除了我对这里的伙食质量和分量的怀疑。

今天，三个月来第一次，我心情大好。我应该充分利用这样的好状态，晚上好好学习。

我不写信的时候，你们千万要原谅我。我知道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但是总写一样的事情会让你们厌烦，天哪，我自己都觉得烦。

再一次祝贺萨蒂，我爱她和所有人。

维多

111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2/3/7

亲爱的爸爸：

你的信把我逗乐了。你的笔迹把我逗乐了。没有谁的字会退化成加拿大教会学校的风格，通常情况是相反的。此外，一个人没理由为自己的笔迹跋扈、难辨认而骄傲。有趣的是，在英国这里有一股恢复老式书写风格的潮流，比如工整的铜版印刷字体，所以你现在的笔迹并没有那么差劲。

你还抱怨每天下午都很想打个盹儿。在热带，每个下午都该睡觉。你无法体会我在这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还要学习有多么困难。这样的天气就是让人无所事事、懒懒散散的。

学院办公室将我写的故事[9]打了出来。周一的时候，我把它寄给了斯万齐。今天——三天之后——我收到了回复。他认为我的初稿“写得极好”。四月二十七日，这个故事会被播出，可能会让我自己来读。这意味着我能拿到更多钱。事实上，这是斯万齐第一次对我不吝夸奖。他说我第一个故事的结尾写得太文绉绉了，第二个故事太复杂冗长了。这个故事写得非常好。我肯定是进步了，对吧？

我很想家。你知道我渴望什么吗？我渴望那毫无预兆突然降临的夜幕，我渴望夜里狂乱的暴雨。我渴望听见暴雨砸在屋顶的单调声响，或者，雨点落在美丽的野生芋类植物宽大的叶片上的声音。总之，我渴望回家，想念家的气氛。我想念骑车，想念大海，想念里亚尔托的后排，想念我抽过的那种香烟，想念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丢脸的事。

我会争取这个夏天回家一趟。我唯一担心的是回英国会不会有问题。两个星期之内，我会去伦敦的旅行社问问。

我觉得我写信写得比以前多了一点。我现在必须停笔了，因为我还要写一篇明早要交的文章。

爱你的维多

112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2/3/8

亲爱的维多：

过去一两个星期，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情。首先，你的上两封信语调感伤。你似乎很孤独，甚至悲伤。看来你伙食匮乏，很像我在牙买加时的情形，因为我厌恶牛肉、猪肉和火腿之类的食物。我希望我们能同别人一样，什么都吃。无论如何，至少我们会更容易秉承传统——而且，这样有助于身体健康。不过现在，很多海外的印度教徒都吃牛肉。在特立尼达，呼罗珊一家和兰吉特·库玛[10]，也许还有其他人，也是这样。

我知道我帮不了你多少；这真让我痛苦，我不愿细想……我的两周假期今天刚好过半。我比没放假那会儿干的活更多，但是我在工作过程中体会到强烈的愉悦，因此丝毫不觉得累。我已经完成了一部较长的短篇——从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时断时续地写这个短篇了。我想，我开始明白那些伟大的作家是怎样投入工作的——无事可做，只有写作。而且，他们知道编辑们正翘首以盼，等着他们创作出故事、小说或者文章。没动笔之前，你懒洋洋的。但一旦开始，你就会被吸进去。文学创作就是全身心的投入。你一直打字到中午，然后吃些东西，稍作休息，或者围绕着一块极小的花圃散步，或者睡一觉。当你起来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再次投入写作了。这是我的经验。我有十足的把握，能在六个月之内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假如我没有别的事可做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想给你这样的机会。你完成学业后，如果能谋到一份好差事，那再好不过；如果没有找到好工作，你也完全不必担心。你可以回到家里，过我渴望过的生活：专心写作、读书，做喜欢做的事。这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地方。我想让你拥有我不曾拥有的机会：写作的时候，有人在背后支持。有两到三年这样的时光足矣。假如到那时你还没有写出好作品，那么你也有足够的时间再找份工作。你考虑一下。我是认真的。我怀疑你将来是否会满足于仅有一份工作。我知道其他事情不能让你开心……我的意思是，只有文学上的成就能让你开心。

我刚看了一遍我打出来的这段话……这就是我为你做的打算。无疑，你现在很煎熬。这是前进道路上必经的考验。这是暂时的。你必须十分清楚你的目标；我给你一个建议，尽管你也许并不需要。别那么快结婚。为了下一个结婚那会阻碍你。当你已经取得一定成就，才可以结婚。当然，这说起来简单而且要跟你选定的人结婚。应该同谁结婚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虽然我更愿意你娶个印度姑娘。不过最终还是要由你自己来选择。你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假如你打算在女王皇家学院谋得一份差事，不妨和哈默尔保持联系。他也许能在不止一个方面帮上忙。你可以在教育部谋一个职位，可以成为监察员。不过你必须取得牛津的教育学证书。过去拉米什沃[11]不正是这么做的吗？但是，正如我所说，你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份工作，你应该成为一个作家。我绝对相信你会出类拔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了解你。你可以自由、无拘无束地写上两到三年，到那时你会有所收获。

至于我，当然还得偿还苏克迪欧先生的债务。我盼着卡姆拉和萨蒂将来能帮上忙。奈保尔家必须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才能崛起。你们几个必须确定目标并奋力拼搏。

凯索·拉姆查兰会去印度医学院。女王皇家学院大获全胜，除了科学类，主教女子学校连续第三次夺得这个类别的第一名。

你尽量让自己开心些。记住，不必担心毕业以后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定下了。我会在背后支持你。

全家人的爱

爸爸

113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2/3/12

亲爱的维多：

你能在暑期回家，这真是个惊喜。你确定他们会给你提供返乡旅费吗？可能的话，尽力争取一下……谢谢你寄来的信和《保守党》杂志。杂志很漂亮，我确定你干得很棒。你的文章很吸引人，同时不做作。我猜“殖民地居民”是一个专栏作家。把署名放在标题下面怎么样？或者放在结尾处？我最初想到的是，我应该把这几本杂志给希钦斯看看，对他说：“我认为我们未来的替补正在成长中。”我还想到，我应该让哈默尔先生也看看，但我希望你已经寄给他了。我肯定他会非常高兴，而且会在演讲日的年度报告中特别提到你和你的作为。我们不能羞于宣传，只要得体就行。我自己在这方面很不上心。

我在赶一个短篇，为的是尽快写完寄给你。但这台打字机昨天罢工了，我还有四五页没打完。我现在正在用信纸大小的新闻纸对付。我肯定会在明天或者后天寄出去。我写了两个长短不同的版本——短的大约两千五百个单词，适合英国广播公司用。我希望你仔细读读。如果你觉得足够好，就交给斯万齐先生，告诉他这是我写的；这也是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的某个章节的一部分。的确，这就是我的目标；一旦情况允许，你也要开始写长篇。描述事情，就好像它们正在发生一样。要真实，在合适的地方幽默，不要刻意为之。如果你正在为主题发愁，学学我。这样开篇：“他坐在小桌子前，把妻子一家所有成员对应的动物写下来。他擅长分析这种事。他希望做到准确，像科学家那样严谨。他写道，‘母狐狸’，然后是‘蝎子’；不到五分钟，他便列出了一份名单……”

只是个玩笑，不过你真的可以这样做。

你知道，塞尔文让我不安。两个写同样主题的人，能取得同等的成功吗？上帝啊！那个家伙怎么能偷走我的主意！他知道我们在《卫报》共事期间我想到的所有点子，然后开始写同样的主题。当然，我没有看到他那本书，更不用说读了。我肯定不会读。那只会让我受到伤害。你看看那本书，然后告诉我你的看法……你对R. K. 纳拉扬的评价很在理。我喜欢他写的短篇，但他的长篇小说《英语教师》明显不成熟。他的英语常常是非英国式的，暴露出他外国人的身份。但他似乎很有天赋，且成功地让它大放异彩。而我甚至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天赋。

还有什么事呢？你的赞扬让萨蒂非常高兴；所以她肯定要拿高中毕业证书了。这需要两年时间。我对米拉和萨薇的前途也抱有希望，不过萨薇似乎更聪明一些；难怪她更胆大妄为。

玛米总是喋喋不休地说英国有多好，特立尼达有多糟，让人厌烦。我觉得他们夫妻俩做得过头了……你见到欧华德的妻子琼·佩尔曼南德[12]了吗？当然，她去跟丈夫团聚了。哦，丹小姐还能更得意吗？

小心欧华德。他知道的任何有关你的秘密都会在这里广为传播。我并不是说让你一刻都不要跟他在一起。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我今天头一次买了一条新轮胎。我没有备胎了。先付了十八元，还欠二十三元零几分。我还买了一条内胎……上个星期天，我们全家去了曼赞尼拉海湾。车子刚开到库雷普外围景区，一条后胎爆了。都怪镇上那个给轮胎打气的家伙，他打得太足了。

我们换上备胎，然后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去了海湾。那几个轮胎还能用，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备胎。顺便说一下，我们享用了肉饭、啤酒、香蕉和甜饮。餐后发生了一点小插曲，你妈妈和我喝得有点儿多，昏昏欲睡。不过我们并没有睡着。天气不错，阳光灿烂，一整天微风习习。

约翰逊把画给我了。画的是卡瑞内奇的海滨景色，叫作“泊船”……你有没有wrapt up或者wrapped up？[13]我看到纳拉扬用的是后者……

爱你的爸爸

*114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2/3/20

亲爱的爸爸：

你瞧我的打字机多差劲。它跳字，A错位了，用它来打字真是要命。

我发现我只能在自己的打字机上写作，这可能会影响手写，也不利于考场发挥，因为上考场不能带自己的打字机。但是我不在乎，虽然我得再去弄一台打字机。新打字机要二十八英镑。我想，把这台卖掉能换几英镑。

很高兴你喜欢我暑假回家的计划。要是能够成行，那意味着，基本上七、八、九月我都能和你们在一起。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推出一种方案，学生要是买普通单程票，能得到返程旅费补贴，但是这要一百八十三英镑，还有六十英镑我凑不出来。回家很方便，但是我比较担心回英国的船票。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在这个上面帮点忙。我不知道回程船票要多少钱，但是我想总不会超过六百元，我只拿得出这么多。

我今天上午给你寄了最新两期《保守党》。我觉得第三期最好。收到之后你可以拿给希钦斯看看。哦，顺便问一句，你觉得我能在《卫报》干一个月左右吗，就排排版什么的？钱不重要，我觉得很好玩。

很高兴告诉你们，昨天一收到你和萨蒂的信，我的抑郁便突然消散了。我想那是因为想家的缘故，而非别的。但是，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三个月，这是迄今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三个月。我非常绝望，根本学不进去。真是让人吃惊，我还能不时给家里写信。但是都过去了。我现在可以很轻松地谈起它。人在十八岁之前就离家很有意思，我很享受，真的，但只是在最初十二个月。解放和完全的自由令人厌倦，人会发现自己处于真空中。我猜，这就是成长的痛苦。我丝毫不怀疑，过去三个月我所经历的地狱之火似的情绪波动让我变得更坚强了。这三个月，我一本书都没看，甚至一本书都没买，这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我现在好多了。我想蹦跳，想歌唱。可能是由于想到了回家。我不知道卡姆拉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如今，这三个月像是不曾存在过，都过去了，就像梦中发生的模模糊糊的事情一样。

好了，我希望你不要为此心烦。现在没有必要了。虽然我有时会想你们是否还能再见到我。但是，不必担心了。你们会见到我的。

我大约十天后去伦敦。我会去打听夏天的旅费。然后，我想我会去巴黎或西班牙，在阳光下休养生息。

我最深的爱

维多

*115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3/22

亲爱的爸爸：

这只是一张便笺，请你们帮我做点事情。

搞张船票去特立尼达小菜一碟，但再回来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

1. 你能问问价格之类的，然后为我预订一张返回英国的船票吗？记住，船一定要在十月十一日之前抵达英国，法国轮船〔圈了起来〕最便宜。

2. 给租赁那边的人写封信说明整件事，问问他们能不能让我乘坐〔某艘〕去英国的油轮。强调我是牛津的学生——而非一个去英国装疯卖傻的黑人——这在势利的人眼中很有价值。

3. 试着问问荷兰轮船公司的人。尽快去问，然后告诉我进展。

或问问其他轮船公司。

爱

维多

116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3/24

亲爱的卡姆拉：

这是个陷入绝望的人的祈求。我破产了。

你能给我寄五到十英镑吗？不用太着急，但是请尽量赶在五月底之前。

我正拼尽全力，像疯了一样写信求助。假如我能凑到三十英镑，就没事了。

如果你不能给我寄钱，也不用担心。

我为此感到抱歉。

维多

*117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2/3/26

亲爱的维多：

我确定，你回英国的船票将不会有问题。如果你能凑齐六百元，余下的钱我来补。我一个小时前收到你的信，马上就开始打听。实际上，这一天我就没干别的事。我看普皮尼昂[14]公司的返程票可以，只要我们马上预定。那个航运公司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哥伦比号六月十九日驶离南安普顿，十月四日从特立尼达返回，十月十七日抵达南安普顿。我觉得这个可以（你得告诉我学院放假的确切日期，还有什么时候开学）。

至于船票，哥伦比号经济舱有六十五英镑和七十五英镑两种，取决于你买什么样的票。可以在这边付钱，也可以在英国付。

我还去红房子问了。我见到了克劳斯太太，她主管跟海外留学生相关的事宜。她让我去找佩雷拉先生，他管旅行费用。佩雷拉跟我说，坐船回英国，油轮是个“低廉可靠”的选择。船票只要二百八十八元。他记下了你的姓名和我的地址，让我七月再来找他。

他没法告诉我油轮具体哪一天出发去伦敦，他们在油轮出发前十到十五天才会知道。但是这个人看起来很乐于助人，我觉得我们可以信任他。

我想，基本上，六百元够你打一个来回。如果你可以向法国轮船公司的人支付返程船票，我觉得你应当这么做。如果你没钱买返程票，那么就先买一张单程票回来。你得搭油轮回去。只要二百八十八元。你手头有点钱，我再贴一点，船票应该不成问题。

我还有一个建议，你跟路德玛穆借点钱买张返程票。跟他说，我会每月分期偿还。如果他帮不上忙，别担心。就照我上面说的做。但是你一定要回来。

或者买张单程票，然后把你凑到的钱寄给我，我来帮你订返程票。差的钱我想我可以从我哥哥帕萨德或（可能可以）从希钦斯先生那儿借。

别再担心返程票的事了。确保回家的船票。余下的事有我帮你。

我也去见了希钦斯，请他打电话给陈小姐为你订一张返程票。陈是哈金斯公司的订票员。但是希钦斯说搭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更好。这边打听的结果是返程机票要八百八十四元。轮船票介于六百到七百五十元之间，比比看吧。

要是你能从随便谁那儿借到钱，就借。凑齐返程的旅费就回来。等你准备出发的时候，我这边也凑足还借款的钱了。不要担心。我知道我一直在说莫名其妙的话，说了很多，建议了很多。怎么合适怎么来吧。

请马上来信告知你的决定。

爱你的爸爸

118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3/28

亲爱的维多：

今天早上，我付了你回英国的船票费用的四分之一。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预订回特立尼达的船票。我不知道你会乘哪一班轮船。如果在六月十九日搭乘哥伦比号，你将会在七月三日抵达，那样的话，你将可以在特立尼达停留六十二天。

你的返程票订的是哥伦比号。这艘船会在十月四日离开特立尼达，十月十七日抵达南安普顿。

但这样一来，你到达英国的时间会比开学的时间晚六天，所以我为你安排了哥伦比号的临时班次。八月二十三日离开特立尼达，九月五日抵达南安普顿。

但尽量让你的院长和导师知道你可能会比开学日期晚六天到。那样你就不必在八月二十三日离家，而是可以在十月四日离家；如此一来，你就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待六十二天，而不是四十九天。

此外，你也可以改乘油轮（票价二百八十八元）返程。那样的话，你就要在哥伦比号起航之前两个月取消预订。等你回到家，会有足够的时间处理这些事。

别为那三百六十元旅费操心。你可能得放弃七十五英镑的铺位，改定六十五英镑那种了。

等你到家，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你不用担心，但尽量多带点钱。如果你能负担返程旅费的余额，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等着你回家。

爱你的爸爸

119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马拉加，西班牙

52/4/6

亲爱的家人：

我本该在离开英国之前给你们写这封信，但没抽出时间来。从三月三十日起，我一直在旅行。请拿出欧洲地图，方便查找我提到的地方。三月二十九日，我离开牛津，坐两点十五的大巴前往伦敦。当时正在下雪。过去三十六个小时一直没停。这样的天气在三月底很罕见——他们都说三月“来时像头狮子，去时像只绵羊”。伦敦被白雪覆盖。我在玛穆家过了一夜，欧华德、玛穆、露丝和我一起玩惠斯特。露丝很友好，同我去年圣诞节在布赖顿见到她时相比，气色好多了。周日早上，欧华德的妻子琼为我准备了早餐。然后，欧华德和我赶往维多利亚火车站搭乘港口火车。我们抓紧时间赶路，但地铁由于降雪晚点了。我们赶到维多利亚火车站的时候，正好看见驶往纽黑文的港口火车离开。不过，九点半还有另一趟。我上了这趟车。我到了多佛，连露丝为我精心准备的三明治都忘了吃，上了一艘驶往加来的轮船。加来-巴黎，一段令人愉快的寒冷的旅程，历时五个小时。最初两个小时行驶在完全被白雪覆盖的乡间。接近巴黎时，天气暖和了些。到达巴黎时，已经赶不上巴塞罗那快车了，我只得在巴黎过夜，住在蒙马特区一家（非常破旧的）旅馆里。

第二天，我游览了巴黎。奥斯特利茨火车站。浪漫的名字——浪漫的旅程。巨大的火车头牵引着一列列快车驶往欧洲各地。我晚上八点整准时离开巴黎。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到了纳博讷，我决定奢侈一回，在餐车吃了早餐。此时，太阳刚刚升起。很美。巴黎-沙托鲁-图卢兹-卡尔卡松-纳博讷-佩皮尼昂-旺德尔港-塞尔贝尔。看看地图。旺德尔港至塞尔贝尔景色优美。海洋是清澈的蓝色，没有植被的山坡是起伏的红色；房子房顶铺着红色的石板瓦，赭黄色的墙壁上嵌着蓝色或海绿色的百叶窗。到塞尔贝尔要过七条很长的隧道——穿过比利牛斯山。在塞尔贝尔，办理离开法国的手续。核对护照并盖章。然后，进入西班牙的波尔特沃港。到处都是士兵。要填写很多烦人的表格。然后换火车——下了法国火车，换乘西班牙火车。跟SNCF（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我不会剥夺法国人从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中获得的乐趣）的大火车头比，后者就像玩具。

到波尔特沃港的时候，四名武装警察穿过客车走廊。接着是护照检查——我在西班牙的第三次。我有些火大，用英语大声诅咒。我对面的女孩是个美国人。之前她一直在讲纯正的卡斯蒂利亚语，现在又改说地道的美式英语。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信纸用完了。稍后接着写。）

〔印好的信头：〕

格拉纳达旅馆

帕斯托拉街4号　电话2772725

马拉加

周日早晨

十点半起床，然后去火车站询问前往马德里的车次。这家旅馆很贵，不过我另外找到了一家六先令包吃包住的。算很便宜了。在换到那家便宜的旅馆之前，我正在这家旅馆的写字间里写这封信。

接着说波尔特沃港的火车。当时火车正在哐当哐当地行进。一个西班牙人声称自己是画家，在法国待了六个月了。有个姑娘从某个车站上车。他立刻上前向她献殷勤。他拿出妻子的照片给周围的人传看，发誓说，尽管巴黎有很多诱惑，他对妻子仍旧十分忠诚。我看了他妻子的照片，同意他所说的，他要抵御诱惑，必定极为艰难。

我们三点钟到达巴塞罗那——我已经连续旅行了十九个小时。那个车站普普通通，很脏，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出口处有一群人在为出租车和饭店拉生意。我没有理会他们，按照火车上一位女士的建议，乘坐地铁来到一家旅馆。结果这家旅馆极其昂贵。但我已经二十个小时不曾合眼，而且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我不住地眨眼，眼睛酸痛。于是我住了下来，洗了一个澡，然后在让人舒心的服侍下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大餐。我在一间可以俯瞰巴塞罗那美丽街道的房间里享用着咖啡，同旅馆主人和她女儿聊着天——那女孩二十二岁，苗条而漂亮。我喝咖啡的时候，她在弹钢琴。不久，我意识到自己同时在跟母女俩调情。不过，西班牙人规矩严格。有家教的女孩去哪都会跟母亲在一起。我一直休息到晚餐时分。晚餐后，我出去散步，探索巴塞罗那的夜生活。到处灯火通明。忽然，宽阔整洁的街道不见了，一条条狭窄肮脏的小巷夹在五六层高的建筑之间。一个男孩追着我，向我推销一块瑞士手表——黑市交易。我拒绝了。巴塞罗那的夜生活艳俗而恶心，一点意思也没有。巴塞罗那不会像巴黎那样令人愉快。

第二天下雨了。我逛了几家书店，让一个擦鞋童擦了靴子。还为本来没有鞋带的鞋子配了鞋带！这花了我四个比塞塔，约合九便士。

接下来那天，阳光灿烂，我决定去看看风景。有些地方很有趣，但说到巴塞罗那的景色，照片要比我的叙述更公正。我遇到一个苏格兰女孩。她打算搭小货轮去马拉加。我决定陪她一起去。我在巴塞罗那上了船，然后就到了马拉加。在那儿，我之后便再没见过我的苏格兰“导游”，但我不在乎。

圣周的气氛正笼罩着安达卢西亚。无论哪儿东西都很贵。明天我准备去科尔多瓦或者马德里。我得停笔了。

爱

维多

120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加泰罗尼亚快车上

马德里-巴塞罗那

1952/4/8

亲爱的卡姆拉：

这会儿我正坐在一列西班牙火车的头等包厢里。已是午夜，但车厢里热闹依旧。西班牙的火车跟英国的不同。火车一离开站台，车上的人都开始同其他人交谈，把平日保持距离的生活抛在脑后。

火车晚上七点十五分离开马德里，将于明天早上九点半抵达巴塞罗那（已经是今天了）。

很抱歉，毫无预警地寄给你这样一封盖着外国邮戳的信。我想让你知道，每逢心烦意乱的时候，我就想向你倾诉内心的痛苦。如果我没有写信，那就意味着我过得不错。（低劣的文字游戏，别生我的气。）

这个豪华包厢里坐着五男一女（这趟车只有一等座）。那位女士坐在我右边。她极其美丽。我们刚才在餐车里一起喝了咖啡。现在，她正在给她对面的一位男士算命——这是个肥胖油腻的中年男人，发亮的头顶周围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几绺头发。坐我对面的男士没有穿外套。我正在用他借给我的纸写这封信。坐他右边的那位男士则借了钢笔和铅笔给我。我左边坐着一位衣着考究但相貌平平的男士。

我对面的男士讲了几个有趣的故事。令我吃惊的是，我依旧能听懂西班牙语，而且说得更好了。

我道歉。我发现在行驶的火车上很难像平常一样把字写得清晰易辨。

And yet it is hardly more than eight days that I have been in Spain.[15]

听起来像英语吗？不，句子的结构是法语/西班牙语的。

伴随着两天席卷全国的暴风雪，冬天重返英国。次日，我乘坐港口火车前往巴黎。坐船穿越海峡时风平浪静。之后是五个小时的火车，穿过白雪覆盖的法国北部。我没赶上巴黎奥斯特利茨火车站每晚八点发车的巴塞罗那快车，于是就在蒙马特区一家破旧但很舒适的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再次游览了去年九月在巴黎时去过的一些地方。

奥斯特利茨火车站真宏伟！非常整洁，巨大的告示牌上列着驶往欧洲各地的火车的时刻表。那些火车头真气派！火车速度很快。请拿出地图，看看我的行程。从巴黎到沙托鲁，到利摩日，到图卢兹（凌晨三点到，老农妇和沉默寡言的牧师下了车，又上来一些浑身散发着大蒜味的农民），到卡尔卡松，到纳博讷，到佩皮尼昂。火车飞速驶离纳博讷的时候，我正在吃早餐。太阳刚刚升起。哦，多么美丽。

我在巴塞罗那停留了两天。这是一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由两个截然不同的区组成。老城区街道狭窄，建筑古老；新城区的街道又直又宽。

我刚才停下笔，给大伙分发香烟。包厢里只有一个人不抽烟！

我在巴塞罗那遇到一个苏格兰女孩（后来发现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她骗我和她一道乘货轮去马拉加。于是，我在地中海一艘货轮的甲板上待了整整两天，被当猪一样对待。而她呢，跟管理人员是朋友，又善于调情，享受着女王般的待遇。

然后到了马拉加。我努力甩掉她，我成功了。

接下来我乘火车去了马德里。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你明年来英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马德里。比起巴黎，我更喜欢马德里。

好了，我得停笔了。我想参与包厢生活。我正在回英国的途中，大约四十个小时后到达——大部分时候坐火车——三等座！乐趣在前方！

爱，维迪亚维多

人人都叫我维迪亚——这个令人讨厌的名字——连我自己都习惯这样叫自己了。

*121 / 西帕萨德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2/4/15

亲爱的维多：

我刚从圣拉斐尔回来，一直没有收到你的信，我很担心。之前你第二次写信要求我为你订回英国的船票，以便你能赶上开学，自从我寄出回信，已经过去十八天了。那天（三月二十八日），我写信告诉你我帮你订了哥伦比号的船票，十月四日离开特立尼达，十月十七日抵达南安普敦。我没有订到更早的票，但是我通过航运公司为你安排了一个起航较早的临时班次（也是哥伦比号），八月二十三日离开西班牙港，九月五日到达南安普敦。

我告诉过你有一定把握为你订到油轮票，但要确定到达英国的日期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你回程的哥伦比号已经订好了，预付了票价的四分之一（九十元）。

我本以为你会尽快来信，让我们知道你那边的安排。但我们没有收到一个字，很自然地以为你确实病了。如果你病了，也请给我们写一封信，哪怕请人代写。你病了，即使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依然会担心。所以无论你有没有生病，尽快给我们回信。

很感谢你又寄来了两期《保守党》。今天收到的。我还没来得及看。写信给我们。

爸爸

〔背面〕

52/4/15

亲爱的维多：

希望你一切都好。家里还是你和卡姆拉离开时那样。孩子们全都放假了。没有收到关于你回家的相关事宜的消息，我和你爸非常担心。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一定要告诉我们，不要不写信，不解释。

希望你一切都好，身体健康。

复活节快乐

妈妈

[1]由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出版。

[2]荷兰剧作家扬·德哈托赫的作品《仅次于上帝的人》。

[3]约翰·格伦费尔·威廉姆斯，出生于南非，雇了亨利·斯万齐经营“加勒比之声”。

[4]苏伦德拉纳特·卡皮迪欧，辛伯胡纳特的小儿子。

[5]可能是指1951年11月19日西帕萨德写给卡姆拉的信，对于卡姆拉的结婚计划，他写道：“要求女儿对父母坦白这些事情并不过分；但你好像确实故意对我们隐瞒。”

[6]克拉伦斯·卡迈克尔·阿比德，出生于印度，幼年来到特立尼达，是长老会教堂的长老。1946年，他击败V. S. 奈保尔的舅舅辛伯胡纳特入选立法委员会。

[7]查尔斯·弗农·戈金，历史学家、女王皇家学院的老师，后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教育部工作。1951年至1955年，他在林肯学院读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题为“十九世纪牙买加的英国直辖殖民地政府介绍”，后来被西印度体制史学家认为是开创性的研究。V.S. 奈保尔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四十三岁。他于2006年逝世。

[8]位于圣吉尔斯教堂旁边的一座建筑，当时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牛津办公室。

[9]《土豆》。

[10]工程师、政客，出生于印度，成年后移居特立尼达，在那里的公共事务部工作。1943年入选西班牙港城市委员会，1946年入选立法委员会，从政十年。1982年去世。

[11]西帕萨德的这个熟人的身份未经确认。

[12]V. S. 奈保尔的表弟媳，后来成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上诉法院的律师和法官。

[13]Wrapt和wrapped均为wrap的过去分词形式，wrap up意为“裹得严实，穿得多”。——译注

[14]Pmppignan，可能是Pompignan（蓬皮尼昂）的错误拼写。

[15]意为：我来西班牙才不过八天。

第七部分

1952.4.21～1952.9.28

夏季学期，暑假

122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4/21

亲爱的爸爸：

我想你为我暑假返家所花费的心血恐怕要白费了。

以我目前的经济状况，我肯定是回不了家了。让你承受这么大的失望，我很难过。

实际情况是：我在西班牙花了太多钱。在我精神崩溃（没错，就是那样）的那段时间，我不计后果地四处撒钱。我要从现在的混乱中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夏天留在英国，省吃俭用。我打算这么做。

而且，这也是我考试之前最后一个长假。我应该用功学习。过几天我会把你的小说交给斯万齐。我得说，你仍旧是一个能给人带来愉悦的作家。

等我安顿下来，会再给你写信的。

爱

维多

123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52/4/21

亲爱的卡姆拉：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七英镑。帮了我大忙。

这样给你添负担，对不起。我干了一些很蠢的事，我希望自己不会再犯。

西班牙之行很愉快。当然，我本不该去。但在经历了精神大崩溃以后，旅行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安抚心灵的办法。

我过几天再给你写信。别把我想成坏人。

爱

维多

124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5/2

亲爱的维多：

你不能回家，我的确很失望。几天前，我从航运公司要回了那九十元。我拿出二十五元寄给你，剩余的还给债主，那人碰巧因生意上的事出国了。

你为何如此忧虑？家里一切都好——这点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你保持心情愉快。我会用海运邮件给你寄一本《智胜神经》[1]。我想它能帮助化解你的忧虑。你担心的很多事实际上根本不值得忧虑。

我为你上次写的那个短篇感到骄傲。你写得很棒。我们全都收听了，信号很好。我想我们都能很容易地认出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你为什么不把弗雷德先生叫作施瑞德先生呢？

尽量多写一些短篇。放任自己体会创作的阵痛和激动，可以写一些东印度或者东印度黑人主题的故事。我们绝不能让塞尔文独占这一块。

斯万齐先生如何评价我的作品？我知道那篇幅很长，但是你应该跟他说，那是一部长篇小说，它的确就是。此外，那个篇幅也好删减。

我很疲惫，无法独力承担任何持久的工作。总会有某篇文章或者别的东西——大多很愚蠢——〔看不清〕《卫报周刊》。我必须为生存而奋斗，我觉得自己被严酷的、无可逃避的现实力量所围困。

我们收到两封卡姆拉的来信。看来她考试考得不错。我想，她会在明天考完最后一门。我猜是英语。

写一封让她高兴的信吧。还有，为了你自己，一定不要再消沉下去。

爱你的爸爸

125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牛津

1952/5/10

亲爱的家人：

之前没有给你们写信，对此我完全找不出理由。我总是承诺会多写信，但从没做到过。假如可以，我想重提我以前用过的一个借口。我想，应该是在去年八月，我的打字机出现了严重的错位问题。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从那时起，我的信变少了。我觉得用钢笔或铅笔写信很困难。

我这儿几乎没什么新闻。除了春天确实已经到了。晴朗的日子多了起来。初升的太阳很美。花儿开始绽放，英国的花往往色彩纯净——铬黄，威尼斯红，大红，蓝色，紫红。草儿碧绿，风儿轻柔。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到牛津周围的乡间骑车或散步。牛津的乡间风景单一，地势平坦。但我觉得这让人心情舒畅。即使是雨天，也不会让人想要逃离。雨点轻柔，不会给皮肤带来不适感。一周前，过完闷热的一天后，下了一场很棒的雷阵雨。雷声隆隆，不时炸响——自然不会像在特立尼达那么猛烈——雨点落了下来。整场雨无法同特立尼达的雷雨相比。特立尼达的雨很狂暴，似乎急切地想要提醒人们大自然有时是可怕的。英国的春雨则温柔而甜美。我在雷雨中漫步，愉快地让自己被淋湿。就像以前一样。

说说我的业余活动：这学期我开始打板球了。并且重新开始画油画。我的技法有所提高。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准确地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这是因为我曾大量练习钢笔素描。不过色彩问题仍然困扰着我。如果我记忆准确，在家的时候，我看得见美丽的色彩，但却画不出来。

当然，我的板球打得不怎么样。

你们也许已经猜到了，我哭着祈祷我写的故事不要被家里人听到。但还是被你们听到了！当然，你们已经看到我是如何纵容我的想象力的了。大部分内容都是想象出来的，至于这点子的来源，你们都知道。顺便说一句，我挣了十一几尼。大约三个星期之前我同斯万齐谈了谈。他再次提到，我应该把你那些短篇拿去出版。他认为你正在浪费机会。他说你比塞尔文更成熟，更令人愉悦。所以，你能把你那些短篇寄给我吗？大约需要十二篇。我还没有把你之前寄给我的那篇拿给斯万齐。我正在努力修改，好让它在电台播出。写得很有意思。我把它读给学院的几个朋友听，一些好玩的句子，比如“泥土和他们是一家”，“外人把钱德纳高丽安当作一种两栖动物”，他们听了哈哈大笑。

我已经写了十个短篇。你知道，我写得不好，不及你的一半。我不具备你那种幽默感。你对于生活的见解极具幽默感。现在先不要写长篇。只给我寄些你的短篇。所谓的“戏剧化的情节信手拈来”，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观察片段。我无法确切表达我的意思，我知道我发展的空间有限。

我让萨蒂告诉我她正在学习的法语和西班牙语课本有哪些。她总是固执地保持沉默。我现在可以帮帮她，不过两个月以后我会非常忙。

我爱你们大家。如果碰到卡珀S，记着代我问好。

维多

126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5/19

亲爱的维多：

你信中提到的三件事让我非常高兴。第一，你开始玩板球了；第二，你已经写了十个短篇；第三，你和斯万齐认为我写得比塞尔文好。我当然不会因为最后一条昏了头。但听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这样说，真是太棒了。

我为什么如此讨厌塞尔文？我知道这样说不好；但一看到这个留着救世主一样的胡须的家伙，我就来气。但让他……《古鲁德瓦》中的故事，我只剩一个没打出来。你昨天的来信给了我新的动力——就是那句“斯万齐认为你正在浪费机会”。现在我手头只剩一些被英国广播公司用过的，以及被斯万齐拒绝的。我仍然认为这些被拒绝的故事挺不错的，虽然也许不适合在电台播出。看看，这是目前已经写好的：

1. 古鲁德瓦（可以视作中篇）　已打出

2. 五人长老会　已打出

3. 桑娅的好运（BBC播出）　已打出

4. 奥比巫术（BBC播出）　已打出

5. 戈皮　未打出

6. 婚礼　已打出

7. 杜克哈尼与蒙戈尔　已打出

8. 赏金（BBC播出）　未打出

9. 迦南（一个不错的故事）　已打出

10. 婚约（得到斯万齐的好评）　已打出

11. 他们叫他莫恩（被斯万齐拒绝）　已打出

12. 蛙人（新作，尚未发表）　待重新打一遍

13. 达鲁叔叔　未打出（为本书而作）

14. 逃亡　未打出（为本书而作）

还有一两篇我不喜欢，就没列在这个单子里。

你看，我还有将近一半的故事没打出来。我希望在今明两天能再打完一篇……可是弗朗西斯·X（女修道院）想让我为她写一篇介绍印度婚礼仪式的描述性文章，D. 马哈比尔[2]也让我给他的杂志写一篇关于印度教神职授予的文章。我想我不会接这些活儿，尽管……如果不必做打字的工作，我也许能多写一两个故事……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把你最好的作品也放几篇进去，署名维迪亚和西帕萨德·奈保尔，或者反过来。你觉得如何？……我刚刚让萨蒂反复检查，因为我要她拼写单词的时候，她随手加了连字符。当然，她写错了。萨蒂这样，另外两个女孩也是（前天在图纳普纳）。

昨天晚上，我在圣詹姆斯见到卡珀S了，那里在举办一场为期七天的《薄伽梵歌》吟诵会，但我忘了代你向他问好。

让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知道你过得开心。所以，让自己快乐些——万事都要实际……现在我要去吃饭了。今天有咖喱味的卡瑞特[3]、米饭和熟透的香蕉。就是这些；但我很想来一两品脱啤酒。比起朗姆酒，我更爱喝啤酒。朗姆酒太烈了。

我们都挺好的，你也多保重。你永远的……

爸爸

我写的故事，几乎都是以我们家族的成员为主要人物。桑亚希就是萨杜[4]；古鲁德瓦有四分之三是迪那纳特[5]；戈皮就是我自己，等等。

127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1952/6/2

亲爱的家人：

大约三周前，我和两个朋友在我的寝室办了一次“酒瓶聚会”。这是一种廉价的社交活动。主人只须提供低度酒水开场。每一个应邀前来的人都得带酒。大约来了四十个人——有男有女。聚会七点钟开始。院长大约八点半到，十点离开，这也是所有女士必须离开学院的时间。但是他走的时候看见了我，于是允许我们让女士待到十点半。他喝多了，或者是玩得太投入，竟把烟斗忘在我屋里了。聚会办得很成功。把姑娘们送回去后，我们发现了院长的烟斗。我们中的四个人跑到学院的另外一个院子，站在院长窗前开始唱，“可怜的吉勒斯遗忘了他的烟斗”[6]。他没有现身。于是我们拿着烟斗上去找他。他正在准备一个讲座，但没有介意我们闹出的动静。

这学期天气一直很好。我画了几幅画，学习也有所进展。在上周的一场板球比赛中，我投出了O11-M3-R25-W3的成绩，击球得了13分，没有出局。[7]我马上要换衣服去参加另外一场比赛。我被选进了1st eleven[8]。希望我能有好的表现。

6/3

昨天下了点雨，那场板球赛不值一提。我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击球，没有投球，只接了两个球。

还剩三周，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然后是长达四个月的暑假。我又恢复了良好的工作状态。我想要在假期里做好些事。

下个学期，也就是十月份，我会出去租房住。我已经在学院住了两年了。

内心的安宁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便为此抛弃雄心壮志，也是值得的。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三个月的痛苦状态给我带来了怎样的伤害。我必须放松面对一切。这就像一罐浑浊的水，只有让它静止，淤泥才会沉淀，让干净的水留在上层。四月初的时候，我慢慢振作起来。我不得不停下来，审视围绕着我的废墟。这学期，我一直在清理它们。

我当然知道自己崩溃的原因：孤独，缺乏情感交流。一个男人不是一根木头，被运到国外，在上面刻两道槽，当作受过教育的标志。远远不止于此。他会感受，会思考。有些人比其他人感受得更多，想得更多，因此更痛苦。敏感的人并不会活得更快乐，更了不起。没有人会关注你的悲惨境遇，除非你能很好地表达出来。而这需要宁静的内心。

大约三周前，我去看了印度队和牛津大学队的比赛。[9]我到体育场的时候，印度队以38:3的成绩领先，哈扎尔[10]和乌姆利加[11]都在场上。乌姆利加高大丑陋，非常强壮。快吃午饭的时候，我看见他冲到了95分——连续四个4分球——到205分的时候，他还连着击出两个6分球。

我现在每隔一天就要刮一次胡子，你们听了也许会感到伤心。我不得不这样做，我觉得这很麻烦。

感谢萨蒂给我写信。我已经收到了她想要的书的清单，但我现在手上不宽裕，也许这个月底才能把书寄给她。我自己也要买不少书。

我就快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看完了。第六册的故事支离破碎，破坏了整体性。托尔斯泰把他抓到的所有东西都塞了进来，读起来冗长乏味。我的结论是，散漫的阅读没有益处。我想要以一种更有秩序的方式开始阅读——特别是某些历史书籍。我对欧洲历史的了解实在有限。通过学习，我现在熟悉了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多恩、马洛等人。我不得不研究这些作家的全部作品。

我写的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发表在上个月的《保守党》上。我还想为英国广播公司写一些关于西班牙的东西。

爱你们大家，别忘了我。

维多

*128 / 西帕萨德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6/9

亲爱的维多：

我刚读完你六月三日写的信。听说你玩板球，我们很高兴。打得好不好不重要；只要你参加运动，我们就高兴。

我完全不知道你遭受了三个月的痛苦折磨。当然，我知道你得了阑尾炎，过了很久才听说手术有风险；但那之后我以为你就渐渐恢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知道也是件好事。否则我会非常担心，然后可能每天都给你写信，那样或许会对你有些帮助。我必须承认，在写信这件事上，家里人太懒了。他们的借口是，你没有给他们写信；而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家里并非总是有足够的航空信笺。但他们每周都去看电影。部分原因是他们缺乏想象力。

从现在开始，我会尽力多给你写信。

你从西班牙回来后，写信说你不能回家过暑假了，我通过英国邮政给你寄了五英镑。你收到了吗？我没有挂号邮寄，你也没有提起过，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不用给萨蒂买书了。我在这里给她买。我不知道有人给你写的信，让你买那些书。

还差一篇，我就把全部故事打完了。我现在没空干这个，我必须先干完《卫报》的活儿。明天早上我要去油田——五点半就要出发。得跑几个星期，写一些宣传文章，满足这些人。我不喜欢这个活儿。我会很快再写信给你。

爱你的爸爸

（见下页）

亲爱的维多：

我就不单独写了，在你爸的信末添几句。我觉得你太过忧虑了，这不怪你。你太早离开家了，换了谁都会觉得寂寞难过。但我们时刻都在想念你和卡姆拉。家里和你们在的时候一样。什么都没改变，除了你妹妹们和希万长大了些。所以你瞧，真的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你必须鼓起勇气。

家里人都好，虽然上门做客的人不多。每个人都防着别人，在这个大家庭里飘荡着某种无声的敌意。我想，要是我们奈保尔家出了什么事，很多人都会看笑话。所以你要打起精神。——爱你的妈妈

129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6/16

亲爱的维迪亚：

昨天我把最后一篇打出来了。总共十四篇。我不太喜欢最后两篇，但仍旧把它们放进去了，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将所有文稿装在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读起来就像在读一本书。我希望你仔细阅读每一篇。逐句检查是否有打错的字、语法错误，以及某些单词是否需要连字符。

我还没有把稿子寄给你，因为我不确定你暑假会在哪里。马上写信告诉我，暑假期间你是否还会住在牛津。别对任何一篇做太大改动，当然，如果是你可以令其增色的地方，尽管改。我相信你会看出哪里该删，哪里不能动。顺便说一下，把我的小说交给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如何，就是R. K. 纳拉扬的出版商？或者是企鹅出版社。假如一家拒绝了，就改投另外一家。你假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些吧？

加入一两篇你写的故事怎么样？问问出版商是否可行；如果可以，这本书就有足够篇幅了。要是你成功联系到了出版商，告诉他们我打算——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着手——将《古鲁德瓦的冒险》扩充至一本书的长度。我划分好了章节，并且已经打好了两章：《古鲁德瓦归来》和《古鲁德瓦成了学者》。

我还在构思一本书，我的《特立尼达日记》，风格近似于阿克利那本《印度人的假日》，你也许读过。我打算用或长或短的篇幅描述印度人或黑人的生活：所有关于马哈比尔尊者礼拜仪式、苏拉吉普拉诵经会，以及蒂拉克[12]和婚礼等的主题。

你看，我们必须按计划来：要么你毕业后支持我，让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要么我支持你，让你全身心投入写作……

你肯定缺钱花。希望我汇给你的五英镑能帮上点忙。你知道，你必须谨慎花钱。你妈妈和萨蒂，还有其他人，一直跟我说，你挥霍金钱的行为正在毁了你自己。我认为，甚至有人一直在萨蒂耳边叨咕，你有很多女朋友。

远离那些可能束缚你前进脚步的东西。你妈妈觉得你受到了欧华德的影响，她为此非常担心。她不信任欧华德，我也是。当然，这一切可能都不是真的。

马上回信，我好把我那些短篇寄给你……今天，卡姆拉从克什米尔寄的信到了，看来她过得还不错。

爱你的爸爸

130 / V. S. 奈保尔写给萨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52/6/23

亲爱的萨蒂：

我刚收到家里寄来的两封信，包括你那封。你的字倾斜利落，语言风格尖锐中肯。简言之，我认为你已经长大了。成长是个缓慢而磨人的过程，尤其会让你身边的人感到疲惫。我喜欢你上次的来信。它把我逗乐了，让我打起了精神。所以，读完信后半分钟，我就坐下来动笔给你回信。

很遗憾，在你眼里我变成了学院小说中的人物。[13]我曾经愚蠢地乱花钱，我承认。我还想说，假如我在今年头三个月没有那样胡乱花钱，今天也许就不会有人给你写这封信了——我跟你直说吧。那时我不想见任何人。我无法忍受阅读，因为阅读让我联想到人。我不能看电影，不能听广播。请努力理解：如今我能走在街上，不怕与人交谈，不想逃跑——对我而言，这简直就是奇迹。

西班牙之旅充分纾解了我对于逃离的渴望。我一直在旅行。我担心的是找住宿的地方和赶火车。这对我很有帮助。最终我变回了原来的我。我又开始啃大部头了，找回了那个旧的我。

亲爱的萨蒂，我会在一周内买齐你要的书。你能等那么长时间吗？

现在说点儿有关我的新闻。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有个男人正在我房间里走来走去。距离我手大约一英尺的地方有瓶香槟。不是我的。是那个男人的。我右手边的窗口传来男生们充满期待的嬉闹声。今晚学院要举行校庆舞会。主院中搭起了巨大的帐篷。我的房间已经被这位带香槟的先生征用了。他身材高大，面带蠢相，正兴奋地咧开嘴笑着，期待着今晚的快乐时光。我可以邀请你参加舞会吗？只须花费十英镑。我能带你去吗？请允许我小小地放纵一下。舞会一年才举办一次。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去的。

我的名字出现在上周一的《牛津邮报》上。因为我参加了板球赛。我加入了学院的1st eleven板球队。我投出了O15-M3-R33-W4的成绩，还不错！这也是我在学院队参加的比赛中投出的最好成绩。我们的对手得了142分，我们总共得了17分（没我的贡献）！在我的最后一局比赛中，我以25分（三个4分）的成绩位居前列，并且三次投中三柱门，攻方赢得了33分。[14]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的板球技艺提高了。

上周二，无足鸟（学院知识分子社团）的成员与院长共进晚餐。我被选为这个社团的秘书。不过，这项荣誉不值得吹嘘。

关于欧华德，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的看法不会轻易改变。

请转达我对米拉、萨薇的爱，当然，还有希万。

你们的维多

131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52/6/23

亲爱的爸爸：

感谢你这么快就对我的求助做出了回应。[15]你也许可以想象我的感受。那两次的五英镑我都已经收到了。谢谢。

整个暑假，我的通信地址还跟以往一样：牛津，大学学院。没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我早知道卡姆拉信写得和我一样少，我当初一定会尽力给家里多写几封。我不想让你觉得你最大的两个孩子不懂得感恩，不想让你说出那个以neemak开头、以刺耳的kharam结尾的词[16]。

这学期两天前结束了。我们开始放暑假，一直放到九月底。这会是一个刻苦用功的假期，我已经行动起来了。

我这个学期得到的评语令人鼓舞：“能力非凡……有独创性……有风格……阅读广泛。”

请把你那些短篇寄给我。我会把它们送到出版商手上的。

我收到了两份假期邀请。一个请我七月底到肯特郡玩一星期；另一个请我到约克郡的哈罗盖特过两个星期。

我已经建立了一个范围很广的朋友圈。除了放假期间，我很难对认识的人避而不见。有个人特意半夜跑到我的房间，向我诉说他爱情上的成功和失败。

到下个学年末尾，也就是六月份我考完试之前，我不打算再写小说了。

七月份，学院板球队1st eleven会到英格兰西部巡回比赛一周。我可能会跟着去。

向妈妈转达我的爱。

爱

维多

肯定是笔或纸出了点问题。

132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6/30

亲爱的姐姐：

获知有关你考试的消息，我很高兴。告诉我，你就没有一点可能争取到资助来牛津吗？或者，你有可能进入印度外交部门工作吗？让我知道相关情况。

听说你明年七月才能来英国，我有点失望。我原本以为明年四月就能见到你，这样你就可以在我六月考试之前陪我度过两个月。但实际情况却是这样。你知道，亲爱的，我非常想家，活着让我感到恐惧。过去六个月，无论做什么事，我都感觉有些不真实。

好吧，事情发生了。我想你已经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我和露丝吵了一架。她和她丈夫开始不停地羞辱我。他们希望我和其他人一样懦弱。例如，我说我打板球，他们就想知道什么样的球队有可能要我；我说我正在写一个短篇，他们就想知道有谁会读它；要是我的故事被播出了，他们就会对听众表示同情。他们将我安置在一间小屋里，那屋子是浴室的一部分——没有桌椅——每周收我一英镑。他们还收我饭钱，而且我必须洗碗。我一再收到警告，不许让烟灰掉在地板上。（我现在的房东太太会说：“请稍等，奈保尔先生，我去拿一个烟灰缸给你。”而露丝会说：“不要把你的烟灰弄到我的地板上。”比较一下，前者多么可爱。）总之，我已经受够了。感谢上帝，我在这个国家还有朋友。所以，到伦敦第二天，我就又回了牛津（现在是假期第二周）。今天我见到了院长。他说，对于没有义务做的事情，不必勉强自己去做。这话让我安心了些。

哦，我真希望抑郁不要再度来袭。我想学习。我想用功学习，但我必须在精神上感到自由。

请告诉我：你何时会考虑结婚。从你的来信看，你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这让我有些难以置信。别弄错我的意思。你有难题。可能我对人太苛刻了，所以你害怕让我知道。

有两个朋友邀请我暑假去他们家：一个在约克郡的哈罗盖特，另一个在肯特郡。所以，我的暑假也许会过得十分愉快。

我被选为无足鸟文学社的秘书。这不是值得吹嘘的荣誉，任务不多。

我在学院已经住满两年了。下个学期，我会搬出去住。我在牛津的威灵顿广场找到了一处地方——每周三英镑！这个国家的消费水平真是高得吓人。

在充分感受了真正的牛津以后，我发现学习可以很有趣。这很棒，假如一个人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感觉会好得多。但我仍旧感到深深的孤独。情况一直没有好转。

我很抱歉，一直向你诉苦。但这总比杳无音信强。在写信的过程中，我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希望，并且真诚地相信，我会拥有身体的、精神的和情感的健康。

快点给我回信，亲爱的卡姆拉。

爱，维多

133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6/7[17]

亲爱的维多：

就在今天，我还想着是否该给你发个电报，看看你还活着没。说真的，如果你在我面前，我会像火山一样爆发。但你毕竟还算是个好弟弟，我就不说什么了。

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要告诉你，我是你忠实的姐姐。不要为任何事情担心和抑郁。把一切都告诉我，相信我，我能理解你。至少你可以相信，我完全理解你。你对我可以畅所欲言。我能想象你在露丝家的情形。你永远都不应该忘记卡皮迪欧家的妒忌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我们要证明奈保尔家可以靠自己立名。

你不必失望。我可以设法在明年四月底或三月底去英国。音乐考试将在七月进行，但学校已经答应，可以特别允许我在三月或二月参加考试。

你知道吗，我现在变得讨厌结婚这事了。我不认为它就是我人生的终点。而且，我开始觉得婚姻只和性有关，我不喜欢。现在，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在随便哪里找一份好工作，帮助萨蒂和其他孩子接受教育。我希望他们能走出特立尼达岛，有好的发展。不知道家里人是否已经告诉过你了，很快我们家就要添新成员了。当然，我觉得这并不那么振奋人心。相信我，直到现在，我才接受了这个事实。当然，我不能写信给爸爸，说不中听的话。他看了会哭的。我决定忽略这件事，我想你最好也这么做。摆在眼前的这一切打消了我结婚的念头。我人生的目标将会是帮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过得快乐，并且让爸妈也快乐。

距离你大考不远了。这一年你要全力投入学习，不要让我失望。不要忘记我们还很穷，完成学业以后，我们才能过上舒适而富裕的生活。浪费了上学的时间，我们未来也不会快乐。所以，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的未来，好好利用大学时光。我现在暗下决心，远离我们所有的亲戚——卡皮迪欧家和苏克迪欧家的人。我讨厌那些人。

我想，我不可能拿到去英国的奖学金。即使给我，我也不要。我已经离家够久了。现在应该把机会给别人了。

我在你考试结束以后再去英国是否更好些？你决定。我会在你认为最合适的时间过去。

我刚收到爸爸的信。（他给我发了一封电报祝贺我。）他抱怨说你没给他写信。他以为你病了。给家里写几句吧。

永远爱你的姐姐

卡姆拉

如果你经常给我和家里写信，你就不会得思乡病了。

〔写在信纸边缘：〕

我会给你寄几张照片。

134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7/10

亲爱的家人：

我正在哈罗盖特给你们写信，我住在牛津的一个朋友[18]家里。哈罗盖特是英国北部一座很有名的小城；过去，富人们在放纵的一生行将结束时会来这里休养。

六月三十日，我给萨蒂寄了一包书，她要的书只有一本没买到。尽管萨蒂提出过抗议，我知道在特立尼达任何一家书店都能买到这些书。

这封信剩余的篇幅，我可能会全部用来讲我和卡皮迪欧家的争吵。当时我几乎一文不名（感谢上帝，等我离开学院搬到外面去住时，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因此，我给舅妈写了一封信，请求寄宿在他们家。当然，我知道我必须付钱。我六月二十七日晚上十点四十五分抵达伦敦。他们招待我吃了晚饭。刚吃完，他们就要求我洗碗，并帮助他们洗洗涮涮。两个女人——琼和露丝——还有欧华德在洗碗。我把他们的要求暂时搁置，先看完了报纸上的一个小专栏。然后，我走到水池边。琼让我走开：她说没事，她来洗。接着，露丝开口了：“别惯着他，他得学着做这些事。”这听起来也许并无恶意，但这是卡皮迪欧家对我进行的羞辱的一部分。（比如说，听说我去西班牙的时候曾错过火车，他们幸灾乐祸。可怜的傻瓜，他们不知道，我只等了半个小时就上了下一趟车。他们以为我浪费了所有的车票钱！）站在水池边，我没有什么可做的，只好闲待着。

我要求在房间里添一把椅子。这就是他们好心提供给我的那个每周一英镑的房间：

没有家具：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每月要二十元房租。舅舅真慷慨！

看这张图，你会发现，每个去浴室的人都会经过我的房间。因而我没有隐私。他们居然想让我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复习备考！

我要一把椅子。露丝说我可以拿一把椅子上楼，但每天早上要把椅子搬下来。我什么也没说。她突然叫道：“你不会指望椅子自己爬楼梯吧？”我没有回答。我不想发脾气，决定上楼回自己房间。但我一动也没动。我意识到我没法在这里学习。我拿起衣服，迈步上楼。露丝说：“别让烟灰掉到地板上。”这句话成了那最后一根稻草。我跟她说，我以前住过比这更好的房间。我不会再忍受她的颐指气使。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打击我的精神。我不会听任自己被羞辱。而且，我明天就会离开这幢房子。

她很生气。我不知道她之前为了让舅舅收留我曾跟他吵了一架——我被说成是可怜的孤儿——她可是帮我的。（这真可笑。卡珀R试图暗示露丝不想让我住在那里。这就是他们的计划——羞辱我。）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不久我又回去了，我得拿行李。卡珀R跟我说，我的到来让他们破费了。维持那个房间，每周需要一英镑：煤气费和其他开支（明显是谎言：夏天不需要取暖，用不到煤气）。一英镑的伙食费还算合理。如果他经营寄宿公寓的话，倒也说得过去。看看这个可耻的谎言：以我现在所住的房子为例——这是幢宽敞的大房子，我的房间正是我想要的那种令人愉快的大房间，窗外是花园——每周我只须支付不到两英镑：三十先令。房主来自上等阶层，并非穷人。

这里没有让人烦心的事情。那些亲戚对我没有任何帮助。我以为他们会在圣诞节时对我好一点，但并没有。我精神上遭受的痛苦成了他们的乐子。卡珀S可能更圆滑一些，但我认为——不，他们一样坏。别指望从他们两个那里得到任何好处。

爱

维多

135 / V. S. 奈保尔写给萨蒂·奈保尔

仍然寄自

哈罗盖特，约克郡

1952/7/15

亲爱的萨蒂：

我刚刚看完斯宾塞（1542-1599）的《仙后》的第二部。我决定给你写封信。现在是下午七点，但光线依然很亮，而且还会再维持两个半小时。我的窗户对着这幢房子的花园。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还会再住一个星期。

明天我们所有人都要去看一场戏剧表演，确切地说，是一场假面剧：弥尔顿的《科莫斯》。表演由艾德伯格女王学院[19]的女生组织。该校是哈罗盖特一所著名的女子公学。我非常期待。

你决定要拿高中毕业证书，我真的很高兴。你本就不该有丝毫犹豫。仅仅一张毕业文凭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不过你似乎选择了一门难学的科目。英语文学不仅要求你了解文本，还要求你熟悉文本编辑的评论。你必须对你所读的东西有自己的理解。你得学会评论。换句话说，如果你研究弥尔顿，就要了解他的生平、他所处时代的倾向及文学传统。仍以弥尔顿为例：你得阅读他的生平介绍和时代背景概述（用不了一个小时，却很有价值）。你会发现弥尔顿是个相当自负的人——他有着清教徒的朴素节制，自信是个天才，一直渴望写出一部超越时代的伟大史诗。你会了解到，由于他随意玩弄这部史诗的几个主题，所以他其实不在乎自己写了些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带着信念写作的。现在，你问自己，弥尔顿要做什么？他要为上帝对待人类的态度做辩护，尤其是在对待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这件事上。他面临什么问题？你想想看，就会发现，首先，一部史诗必须像《埃涅阿斯纪》那样有大量情节，以及超自然的桥段——罗马人出于宗教信仰很容易接受这些（例如，朱庇特可以传递消息给人类，等等）。然后，弥尔顿试图将超自然的桥段运用在他的作品中，但他遇到了麻烦。基督教的上帝是无形体的精神；天使也是。弥尔顿将如何把他们带入尘世同时不毁掉自己的信念呢？

换句话说，你必须思考。首先，你必须了解作者要做什么。指责一个板球记者对斯托迈耶尔[20]的婚礼的报道有误是没有意义的。找出作家的创作目的后，请思考他取得成功需要克服的困难，探究他的失败之处。看在老天的分上，不要像我在这儿的一个同学，以为每个杰出的作家都是文学之神，遥不可及，没有错误。

假如你想要了解十七世纪的文学，看看介绍欧洲文艺复兴的小册子很有用。要充分利用图书馆。广泛阅读，用心思考。不要读那些垃圾作品，你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很乏味。

抱歉，我如此傲慢武断，但我了解女王皇家学院的教学水平有多差；一想到圣约瑟修道院，我就忍不住发抖。顺便说一句，淘气鬼，你让我给你买一本《曼斯菲尔德庄园》，但显然你已经有一本了！

爸爸也许还记得《赖斯曼阶梯》里的厄尔福沃德先生。告诉他，我在哈罗盖特遇见一个男人，我认为他就是现实中的厄尔福沃德。他不在乎你是否会买他的书。他的店很破旧，书胡乱堆着。但他懂得这些书的价值。他从不主动跟人说话，似乎真的不情愿出售那些书。像厄尔福沃德先生一样，他衣着整洁。看上去像是没有吃饱饭。这真是太奇妙了。

爱

维多

136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7/16

亲爱的维多：

我有一个多星期没有给你写信了。事实是，我一收到你的信（六月二十三日）就给你写了一封挺长的回信。但我对这封信不满意，所以到底没有寄出。再次收到你的来信之前，我一直在为你担心。你康复的消息就像一帖补药，让我上班的时候干劲十足。

我很高兴你去了西班牙。这于你是件极好的事……我本该为你期末考试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再给你寄去两三英镑，但我现在不方便这么做，虽然我手头还有些钱。上个星期，我把眼镜丢在了森林保护区油田的树丛里。重新配一副要三十四元。还有其他事。如果你急需用钱，立刻告诉我。

下面说的这件事可能会伤害到你：你妈妈要生孩子了，九月或十月……我知道这是雪上加霜，但事已至此。说说你的麻烦吧……我很了解这种情况，多年以前，我也曾遭受神经衰弱的折磨。你也许还记得我们在蔡斯村逗留的那段时间吧。在那之前，我过得很艰难。先是在你外婆家，然后是在“大荒原”与埃科纳特在一起……[21]但是我挺过来了，在那之后我干的工作比我原先料想的还要多。所以，你用不着害怕。就我的亲身经历，宗教文学有些帮助，但只是很表面的。只能缓解，不能治愈。令我得以治愈的书是《智胜神经》和《青少年心理学》[22]。我会把前一本书同此信一起寄出。我确信，你会发现它很有帮助。你将摆脱所有无来由的恐惧，这些恐惧正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你看，亲爱的维多，我们不仅仅是一堆骨肉，还为思想所塑造。神经不会“生病”或者“衰竭”。不是神经组织出了问题，而是思想出了问题。让我们生病的是我们错误的思想。这种病通常源于作为动物的人的需求和作为文明产物的人的需求的冲突。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教皇到农民——身上有四分之三仍是非常原始。我们原始的这个部分有时会越过“监管”，入侵我们的意识。有时候我们完全意识不到，但是它会借由各种奇特的伪装通过潜意识来表达……大自然的日历中没有青春期。在生物学上，我们大多数人在青春期中段就已经成熟了。但是，在这个阶段，社会把我们关在学校。而我们的本能，比如饥饿、繁殖或者其他，在今天与类人猿或者尼安德特人的时代同样强烈（尽管文明了）。自然不认可罪，但社会却认可。所以，矛盾产生了。我们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觉得我们做错了；我们想要逃避。我们不能面对现实……世上本没有罪，是社会定义了罪。治愈的方法就是接受再教育。

我寄去的这本书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认真读一读，仔细找找你的麻烦所在……你说你的病因是缺少关爱。这有可能。但是不应该。如果是这样，那是由于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恋母或者恋父情结：个体在母爱或父爱阶段停留太久；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延迟断奶的现象。你必须克服。所有思乡病或多或少都是一种执着。这种情绪严重时，会变成一种精神折磨。告诉自己，你不再是两三岁的小孩了……要学会选择自己的情绪。好吧，我想我已经唠叨了很多，而你还会在书里找到许多。

希钦斯现在在高拉疗养院。昨天我去看他的时候跟他说，你现在是《牛津保守党》的助理编辑兼版面设计，他哈哈大笑……谢卡尔明年就要嫁给德哈里[23]的女儿了。注意，是“嫁给”。

昨天，卡姆拉给萨蒂寄来了几本书……有地理和英国文学，或者是英国文学史。还有一些画册，印得很棒。自从发了那封电报说她已经完成了学位考试，她就没有给我们写过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古怪的丫头，跟你一样！……我不知道如何评价这些短篇。共十二篇，但怎么看都不像能凑成一本正常篇幅的书！应该还得三四篇。

下次给我们的信要写得长一点，用心一点。

我还是老样子。

爸爸

*137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7/17

亲爱的维多：

我刚得知你在卡皮迪欧家所受的待遇。我不知道卡皮迪欧夫人是那样的人。是的，看起来她欺负了你。彻底忘了他们吧。我想我暗示过你，他们不会给你什么好处。几年前，我曾病得很重，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他们有多么卑鄙，甚至无情——整个卡皮迪欧家族都是这样。有一次，我很想要两个先令买一瓶Sanatogen[24]，但你外婆拒绝了。她说她没有钱。她当时在经营一家干货店。而我非常落魄。

不用担心；你会克服这些。经历会让我们看清人的真面目。我怀疑是不是欧华德做了什么，让卡皮迪欧这样对你。我不知道，但我不相信那个家伙。

你离开了那里，这很好。否则我会感到难过。因为这样，她就没有得逞。我希望你不要让这件事对你有太大影响。如果你受这件事影响太大，那正中他们下怀。

我随信给你寄了四英镑。帮你交点房租。收到了告诉我。事实上，我希望确认你已经收到了钱。我会尽量在每个月底给你寄点钱，好帮你渡过目前的经济困难。如果那些家伙给我应有的工资，我就可以给你更多帮助；但过去三年，他们没有给我加半点工资。

萨蒂和你妈妈让你给萨蒂买书，增加了你的负担，对此我很生气。虽然那些书在西班牙港确实买不到。

早点回信，告诉我们你的近况。我不知道你隔多久能拿到多少钱，你是怎么花钱的。你妈妈告诉我，联邦相关部门已经要求殖民地政府增加对殖民地大学生的补助。她是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的。我希望这是真的。

现在我必须停笔了，我还有些着急的工作要完成。

一旦你遇到麻烦，需要几英镑，写信给我。我会帮助你。

抬起你的头。

爱你的爸爸

138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7/19

亲爱的卡姆拉：

我真是个蠢蛋。我带着愤怒的情绪给你写了那封信。但我知道这整件事愚蠢透顶，我已不再生气。我听你的，不会再提这事。

我不是在牛津而是在哈罗盖特给你写信。这是约克郡中部的一个小城。我以客人的身份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要交一些住宿费。在这个国家，母子关系比我们那里要亲昵。母亲们总是把她们二十四岁的儿子当作可怜的小宝宝来对待。所以，我这样的外来者和闯入者被人以猜疑的眼光看待也没什么奇怪的。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想我的。他们也许把我看作一个酗酒的无神论者，或者更糟糕，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告诉过你，我明年七月参加学年考试。之后，我想我会在牛津再待两年，拿一个文学学士学位，或者类似的没用的文凭。工作前景确实灰暗。假如我回特立尼达，就只能进女王皇家学院教书或者去政府部门工作。这也意味着一切野心的终结。这的确是个问题。我发现自己一毕业就要养家。我该怎么做呢？

萨蒂定期给我写信。我一收到就立即回复。我收到很多来信，及时回信成了难题。但我已下定决心，一收到信就立刻回复。这可能得耗费些时间，但是会让我没有心理负担。

爱

维多

139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2/7/27

亲爱的妈妈：

大约十天前，我从卡姆拉那里听说了这件事[25]，我非常吃惊。现在，我的惊讶劲儿已经过去了。我想告诉你，我认为这件事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影响，除了对你。我希望姑娘们能帮助你。如果她们不帮忙，请来信告诉我，我会写信给她们的——如果我的建议她们还能听得进去。

我在哈罗盖特愉快地度过了两个星期。战争期间，我这位朋友的父亲在海军潜艇部队服役。他讲了一个有关腐败、欺骗与告密的故事，同爸爸讲的政府部门或者《卫报》的故事一样精彩。如今，这个六十岁的老人领着微薄的退休金赋闲在家。他从战争中得到的就是一枚英帝国勋章以及精神崩溃。他精神崩溃与他瘸了一条腿有关。世上的事情看起来都差不多。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卡姆拉太过担心。她是一个充满力量、有决断的好女孩儿。她想回家帮你走出困境，我认为她能做到。请相信我说的，她不给你们写信并不表示她不爱你们了。

至于我，只要我健康，你尽可以依靠我。这并不是说现在我是一个指望不上的人。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我们家族的神经质。我也继承了其他一些特质。根据照片，我发现我扣扣子的方式同爸爸一模一样。我们的坐姿也一样。还有表面上轻松愉快的气质。你大概知道，爸爸习惯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床，嚷嚷着把别人叫醒，然后自己又去睡回笼觉。我身边没有可以吵醒的人，但我有时也会在五点起床，然后又回到床上睡觉。

我想，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寄给萨蒂的书应该也到了。我只希望包裹打得结实，一本书都没丢。我在哈罗盖特时，为了避免行李过重，给自己邮寄了一些书。书寄到后，发现少了三本，包装用的东西也被换掉了。所以，我还是那么粗心，那么不记事。朋友的母亲为我准备了几个三明治，让我在回牛津的七个小时的旅途中吃。当然，我忘了它们。

有一件事，我希望永远不要在我们家发生。昨天，我去了戈金家，发现他们家凌乱不堪，令人反感。当妈的和女儿们一边吵架，一边交谈。那情形真是折磨人。我希望我们家永远不要出现这种情形。

一两天内我会给爸爸写信的。请告诉他，我收到他寄的钱了。告诉他目前不用再寄钱了；学院会给我提供帮助。他们不会让我挨饿。我也听说了增加津贴的传闻。最重要的，爱你，保重。——儿子，维多

140 / V. S. 奈保尔写给萨蒂·奈保尔

1952/8/21

亲爱的萨蒂：

抱歉，拖了这么久才给你回信。我很高兴你喜欢那些书。我要向你道歉，关于《曼斯菲尔德庄园》那件事，我冤枉你了。

我想，家里每个人都很担心卡姆拉，或者是生她的气。我刚收到她一封信，她说会尽快给家里写信。因此，不要生气了，也不用为她担心。

我同一个朋友[26]一起在肯特郡待了两个星期，感觉就像在家一样。现在我担心，我能否适应住回小屋子。我在朋友家住过的所有房间都是精致的圣克莱尔[27]风格。我现在已经对此习以为常。我想，这就是到牛津上学的危险之一。

钱的问题解决了。学院给了我四十英镑，但第二天殖民地部就给我寄来了四十五英镑，于是我又把那四十英镑还给了学院。我们的补贴增加了。

我想，卡姆拉大约会在十个月内回家。我打算在五三年或者五四年回家待四个月左右。这场始于一九四九年（仅仅三年前）的奥德赛之旅就要结束了。

跟我讲讲你的学习情况。记住，我会回复所有来信，在我收到信的当天就回复。大约三个星期前，我给家里写了好几封信，但只收到你的回信。我没有生气。我猜大家都很忙。代我转达对爸妈的爱；也爱你，还有米拉、萨薇和希万。

爱

维多

141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8/28

亲爱的维多：

整个八月份，我们没有收到你一封信。你写给萨蒂的信昨天刚到。似乎你寄给“家人”的信都在途中遗失了。事实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你不来信。至于卡姆拉……我只是无法理解她。她难得给我们写信，总是回避或忽略我们的问题。草草写封信又能花多长时间呢？收信即复是种好习惯。这样写信就会变得容易。

得知你摆脱了经济困难，而且补贴增加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你还焦虑吗？你收到我寄给你的书了吗？读读那本书，会对你有帮助的。

我听说《卫报》的工作人员将要涨工资了，从九月份开始。可能是发一个月的奖金，也可能是整体加薪。我还不清楚。我希望能得到些好处。

我们全家——当然，除了你妈妈和我——都和苏克迪欧家的人一起去了马亚罗。他们是星期四走的，星期六或星期五回来。希万每次都盼着去海边，但几乎不碰水。上上个星期天之前，我们开着老1192去了趟巴兰德拉。老家伙表现不错。

卡皮迪欧家最近发生了不少事。主要是由他们家那几个自命不凡的姑娘引起的。唉，他们这不是自找的吗？不久前，萨汀·拉姆纳瑞[28]小姐带来一个寄宿生，这人是长老会教友，来政府培训学院上学。如今，萨汀想要嫁给他；而他是个已婚男人，已经有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即将出生。因为这件事，卡珀S那伙人已经不再去罗伯特街了。至于苏克迪欧家的其他几个姑娘，她们的出嫁时间无法预测。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我们奈保尔家淳朴依旧。天哪！人变得真快！

我想你已经听说谢卡尔就要结婚了，他将成为又一个早婚的印度教徒。他要“嫁给”德哈里的一个孙女……顺便说一句，你的一位叫帕特[29]的女朋友给你寄了一封信——我忘了是从哪里寄来的——但这封言辞亲密的信最终落到了我们手上。家里人都读了这封信。我正躺在床上，萨蒂把信拿给我，对我说，瞧瞧，你儿子在英国干了什么。我们绞尽脑汁猜测，这封信怎么会寄到我们手里。我估计登记员或别的类似角色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不在牛津；他们认为你大约正在特立尼达度假，就把信寄到这里来了。别紧张。男孩应该有一两个朋友，不然算什么男孩？只是不要作茧自缚……务必每周都给家里写信，直到养成习惯。不管有没有收到我们的信，你都要写。

永远爱你的爸爸

142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9/6

亲爱的家人：

这星期我收到两封信。我遵守承诺，一收到信就立即回复。漫长的暑假就要结束了。事实上，还有一个月就开学了。一年后大考。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巴黎。现在我在牛津，得以第一次见识圣吉勒斯市场。圣吉勒斯是一条宽阔的街道，从牛津市中心北部一直延伸到班伯里（就是那个“骑白马的美人儿”所在的地方）和伍德斯托克。连着两天，这条街道禁止车辆通行，成了一个露天市场。今天（星期天），这里到处都搭起了帐篷和货摊。天气看上去会越来越差。又冷又下雨。

现在，我必须表达一下对某件事的不满。那封写给我的信被寄到了家里，因为学院的门房认为我有钱回家度假。无论如何，你们不应该拆开。即使拆开了，也不应该从头读到尾（不管那结尾是苦涩的还是热情的）。

不过，我将充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帕特丽夏·安·黑尔是个二十岁的姑娘。也是这所大学的学生，算得上聪明迷人。我在今年二月认识了她。一直对她心存感激。在我病得最严重的时候，她像朋友那样关心我，容忍我所有的坏脾气——我的恶劣言语，我的痛苦发作。我们的关系，虽然不是柏拉图式的，但迄今为止仍是纯洁的。爸在信里用了“作茧自缚”一词，有些愤世嫉俗了。我相信你们不会为难我们。她的父亲正为此事大惊小怪。我希望你们不要同样狭隘。

关于她的性情：她善良而简单。或许有点太过理想主义，这点有时让人很恼火。她坚持只看美好的东西，对于丑恶视而不见。她和我有相似的文学品位。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友谊能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我应该早点儿写信告诉你们，但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我以前也有过女朋友，有的被我拒绝了，有的拒绝了我。她们没有一个人有帕特的品质——她单纯，善良，有魅力。假如爸爸能给她写一封表示安慰的信，或者给我写一封表示理解的信，这样更好，我会很感激。我想，这样一封信会极大地鼓舞她。她在照片上见过你们所有人，非常喜欢希万。

我希望没有给你们留下很快就要结婚的印象。我们还得再看看未来的进展。

爱

维迪亚

143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1952/9/8

亲爱的妈妈：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信和生日卡。我总共收到三张生日卡——两张来自家里，一张来自帕特（所有人都看了她的来信）。帕特（亲爱的姑娘）送给我一双袜子，因为前段时间我曾抱怨说，我脚上穿的是我最后一双袜子了！

从精神崩溃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很耗时间。不过现在，我真的可以提笔写信，并自信地说，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我正在考虑去看心理医生。但是，过去两三天，我的精神状态加速好转，让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这样做了。不过做一次检查也没坏处。牛津这样的地方很危险——它让人变得迟缓；性生活失调；焦虑。

交友必须谨慎。这导致了一种恐惧——几乎对一切都心存恐惧。要想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需要顽强的意志。我这样夸自己：我那清教徒式的教养对我应对这些大有帮助。

我认为当妈的往往不能理解儿子的行为。年轻男子对异性的渴望非常迫切，如果受到压制，会让他很不开心。一个寄宿男人的生活包括在餐厅就餐和持续的孤独感。这样的生活能让人干出任何事。所以，如果我试图通过与女性的友谊来摆脱孤独，也无可厚非。我很幸运，找到了一个合心意的女孩。

我得停止谈我自己的事了。我再次向你保证，我是爱你的。我希望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相信会这样的。

英国有句俗话：来自热带的访客在这里度过第一个冬天时感觉很舒服，但第二个冬天就没那么舒服了。这话很对。此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了秋天的凉意，不过这种凉意令人神清气爽，有益健康，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我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卡姆拉的信了。她上次写信过来，表达了对婚姻的厌恶，说婚姻基本上等于性关系。而我认为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应该结婚。听说了表兄妹们的事，我感到遗憾。我相信我的妹妹们不会干蠢事。

亲爱的妈妈，请多保重。记着，我爱你们所有人。

维多

*144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30]

52/9/11

亲爱的维多：

今天早上，詹金斯将斯万齐的年中评论转给了我，我看见他提到了你。下面是引文：

“除了这些名字，在过去半年里，我们还看到一些新面孔：有给人带来轻松愉悦感受的天赋的弗兰克·皮尔格林[31]、表述精准的杰弗里·德雷顿[32]、对文体形式很有感觉的高登·沃尔福德[33]，以及擅长尖刻讽刺的V. S. 奈保尔。”

我想他指的是《土豆》。

现在，我的目录里有十六个题目了；关于古鲁德瓦，我又打出来三章：古鲁德瓦归来——古鲁德瓦变成了禁酒者和素食者——古鲁德瓦变成了祭司。我当时正在给一个短篇——〔题目无法辨认〕——做最后的润色，突然想到了这种形式。我想把这个短篇也放到目录里，算上古鲁德瓦，一共十七篇。

我这么做是为了出版一本篇幅足够的书，而不仅仅是一本小册子。我经常想，对于《古鲁德瓦》，我不应该就此停笔，而应该把它扩展到一本书的长度，取名为《古鲁德瓦的冒险》。〔这里有两句话无法辨认〕

我已经开始写我的“印度日记”——这是最容易的，搭建在印度教节日的骨架上。家里发生的事情、巴布拉尔和我兄弟帕萨德家发生的事就提供了足够的素材。

你知不知道塞尔文到处〔字迹无法辨认〕我？

卡姆拉对我们家将迎来第九个成员很不开心。她对你妈妈和我说：你们就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你们不爱孩子——还说了很多其他的话。

她说的大部分是事实。但是，我希望她在你妈妈生下这个引起争议的小家伙以后再提醒她这些。事实上，除了信头和署名，她的信从头到尾都在指责。作为回应，你妈暴怒。〔你写给她的言辞体贴的信〕给了她勇气……那些帮不上忙的人至少不该再添麻烦。你的爸爸

145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34]

星期三　52/9/17

亲爱的维迪亚：

你的信很有趣，但也让我很不安。一方面，我不会做也不会说任何让你不快的事；另一方面，我怕将来会痛恨自己曾鼓励你去做可能会让你后悔的事。（如果你大一些，比如说二十三或二十五岁，我可能会对你的决定更有信心。）我毫不怀疑那个女孩就像你描述的那样；而且，我们由衷地感激在你特别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同情的时候给予你理解和关怀的人。但是，如你所言，她的父亲并不同意你们在一起。[35]

我知道，你最终只会做合你心意的选择。我想让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对我和家里人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你能快乐。我很高兴你不打算很快结婚。我建议你们至少再多交往两年。到那时，你们年龄更大些，不但会看见各自身上的美德，也会发现对方的缺点以及同自己不合拍的地方。

你要反复跟她解释，看她是否能理解特立尼达人对异族通婚的反应。几乎没有例外，这样的婚姻就没有圆满的——不是因为两人的性格差异，而是因为双方亲友对他们的态度。你不被她那边的人所接受；她也不被我们这边的人所接受，除了我们家的人。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都希望你能很认真地考虑一下。为什么不在踏上一条你以后可能会后悔的旅途之前先完成学业呢？如果到那时候你们依然确信彼此适合，我会为你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请向黑尔小姐转达我最衷心的感谢，感谢她对你的关心。

爱你的爸爸

P. S. 告诉我你是否有足够的冬衣。你需要钱吗，需要多少？

爸爸

146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9/28

亲爱的爸爸：

大约六天前我收到了你的来信，感谢你的建议。我不想让你伤心，但我希望永远不要回到特立尼达——我的意思是不在那里定居，虽然我想尽可能多地见到你和家里人。你知道，特立尼达不能给我什么。

现在我能够写信谈论将来的计划，这应该会让你感到振奋。你知道，我确实曾为不正常的精神状态所折磨。我陷入了抑郁。我已经看过两次心理医生。现在我不需要再看心理医生了。第一次和医生的交流没有结论。第二次就诊快结束的时候，医生发现了我的问题所在。简单地说，我对牛津和自己感到失望，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从来不愿意承认这种恐惧。结果，这种对失败的恐惧演变成了对某种荒唐恐怖的东西——未来若干年，我都无法说出它是什么——的恐惧。发现这一点后，我突然如释重负。现在再看我自己，我看见的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年轻人，就读于一所名牌大学，提前一年开始为考试做准备，再次满怀抱负。我不再糊里糊涂地吃喝混日子。我此时的精神状态再平常不过，对我而言却格外美好。

当然，起码在未来两年内我不打算结婚。

向妈妈转达我的爱。

维多

[1]《智胜神经：精神治疗初级读本》（1921），约瑟芬·A. 杰克逊和海伦·M. 索尔兹伯里合著。

[2]丹尼斯·马哈比尔，作家、政治家，印度-特立尼达文学杂志《目击者》的主编和《观察家》的副主编。1957年至1960年任西班牙港市长，出版小说《短剑不是为了杀戮》（1970）。

[3]一种海鱼。

[4]西帕萨德的姐姐的第二任丈夫。

[5]V. S. 奈保尔的姨妈拉姆杜拉莉的前夫。

[6]原文为法语。——译注

[7]意思是，V. S. 奈保尔投了11次，3次未让攻方得分，最终攻方得到25分，3次击中三柱门；成绩不错，但此处未提到对手的实力。做击球手时，他得到13分，未出局。

[8]学院的主要球队。

[9]印度队1952年5月至9月在英国参加巡回赛，从5月21日到5月23日与牛津大学队进行了三天比赛。

[10]维贾伊·哈扎尔，1946年第一次参加同英格兰的对抗赛，1951年至1953年带领印度队参加了14场比赛，包括在1951年至1952年间带领印度队对阵英格兰队，首次赢得对抗赛。

[11]佩兰·“波利”·乌姆利加，1948年第一次参加和西印度队的对抗赛，1955年至1958年带领印度队参加了8场对抗赛，在1952年的英国巡回赛中，他在非对抗赛中取得了好成绩，但在四场对抗赛中的表现令人失望。他是两个世纪以来第一位在对抗赛中得分的印度选手。

[12]印度教订婚仪式。

[13]萨蒂在6月9日的信中写道：“两个星期前，我收到了你从西班牙寄来的信……它不像是一封信，更像是一本书中的描述性章节。”

[14]意思是，在第一局比赛中，V. S. 奈保尔投球15次，3次未让攻方得分，最终攻方得到33分，4次击中三柱门；做击球手时，他未得分。在第二局比赛中，他得了25分，全队最高。

[15]6月10日，V. S. 奈保尔发电报给西帕萨德·奈保尔，说自己一文不名，请他支援五英镑。

[16]Neemakharam，印地语，意为“不知感恩的人”。

[17]卡姆拉写错了日期。根据邮戳和V. S. 奈保尔写于6月30日的信可以推测，这里应该是7月7日。

[18]约翰·福西特。

[19]成立于1912年，事实上位于哈罗盖特郊外约10英里处。

[20]指特立尼达板球运动员杰弗里·斯托迈耶尔。

[21]1934年，西帕萨德第一次离开《卫报》，奈保尔一家搬到了特立尼达岛中部的蔡斯村，在那里经营一家小店。次年，小店倒闭，西帕萨德和他的连襟埃科纳特·蒂瓦里到“大荒原”工作。“大荒原”是个可可庄园，为卡皮迪欧所有。在那里，西帕萨德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

[22]《青少年心理学》（1928），莉塔·S. 霍林沃思著。

[23]拉姆·德哈里的兄弟，在第58号信中提到过。

[24]英国一种维生素补充剂品牌。

[25]即德拉帕蒂怀孕的消息，卡姆拉的信里提到了这个消息。

[26]盖伊·洛里曼，V. S. 奈保尔在《牛津保守党》的同事。

[27]西班牙港北部的高档社区，在女王皇家学院近旁。

[28]即萨汀·佩尔曼南德，V. S. 奈保尔的表妹（其父名为拉姆纳瑞）。

[29]V. S. 奈保尔于1952年2月9日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帕特丽夏·安·黑尔；她当时正在派发学院戏剧演出的节目单，他负责宣传工作。

[30]这封信污渍斑斑，有好些地方几乎无法辨认。

[31]圭亚那剧作家，最有名的作品是喜剧《米里亚米》（1962），于1989年逝世。

[32]巴巴多斯经济学家和作家，最有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克里斯托弗》。

[33]圭亚那作家、播音员，后成为V. S. 奈保尔在BBC的同事和朋友（《通灵的按摩师》的献辞：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并献给高登·沃尔福德）。在《自传之前言》中，V. S. 奈保尔描述了沃尔福德对《米格尔街》第一个故事的反应。

[34]这封信有两个版本被保留下来。第一封没有写日期，单面打字，边缘和背面有笔记，看上去像是第二封的草稿。第二封完全手写。这里选用的是第二封。

[35]此处，西帕萨德略去了第一稿中的一段话：“……家里人都希望你找个印度姑娘结婚。这也许纯粹是因为她们眼界狭窄，我可以说，这完全是迷信，但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特别是你妈妈。”

第八部分

1952.10.3～1953.8.8

最后一学年

147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10/3

亲爱的妈妈：

我写这封信，是想让你至少记住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和尊敬。所以，不要为了任何事不开心。知道你不开心，我也会不开心的。请你好好照顾自己。我相信妹妹们足够体贴和理智，会尽力让家里顺利运转。

知道吗，大约两个小时前，我新配了一副眼镜——一九四八年四月，你在麦蒂维埃大夫那里给我配了副眼镜，这是从那以后我配的第一副眼镜。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是位眼科医生——我曾在这个朋友位于肯特郡的家中住了两个星期——他为我检查了视力。谢天谢地，近视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可是，戴上新眼镜后，我大吃一惊。世界看起来如此明媚。我看人看得更清楚了，街道变得更美了。色彩更鲜艳了。我为自己一直以来错过了所有这些美妙的颜色感到遗憾。

请照顾好自己。身体好些就给我写信。我现在真的非常健康。我精力充沛；哮喘让我免受大部分冬日疾病的侵袭。就这样吧！

所有的爱

你的儿子维多

148 / V. S. 奈保尔写给萨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10/3

我亲爱的十八岁小姐：

你想敲我的头，我知道，因为我完全把你的生日给忘了。我想你会承认，我脑子里得装很多事。你的生日是九月二十一日，对吗？如果我忘了，你应该大吵大闹提醒我。你可以提前一个月给我写信：“哦，是的，你可以送我一个金色发箍作为生日礼物，我的生日正好在下个月。现在银色发箍很流行，但我并不介意戴金色的。”这就是你应当采取的方式。有策略一些。这是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可靠手段。

你没怎么提学业的事，让我觉得你一定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家务上，因为妈妈的状态不是很好。请不要让我失望。要求一个十八岁的孩子理解奉献和同情这些美德是很困难的。但请相信我，这些品德是好的。所以，尽力帮助家里。面带微笑提供帮助，将得到十倍回报。面带不悦的帮助是一种侮辱。

你能做的另一件事是，写信给卡姆拉。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给她写信了。我一直在等她的回信。不过，我会尽快写给她的。

记住，十八岁不仅意味着权利，也意味着责任。努力成长。尊重自己，别人也会尊重你。

我会另外找时间跟你谈谈“爱”。现在我能说的就是，不要做任何会让妈妈感到丢脸的事。记住，大部分男人一辈子都像个流氓；或者所有男人大部分时候都是流氓。

爱

维多

149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2/10/10

亲爱的维多：

听到这个消息，你大概会很吃惊。几天前，我和一个来自斐济的印度小伙子订婚了。他是基督徒，名字很吓人，叫文森特·里奇蒙。我仍然不认为我会得到一个理想的伴侣。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会变成基督徒。我一辈子都是印度教徒，我的孩子们也将是印度教徒。他还有三年才能毕业。在此之前，我不会结婚。所以，这不会妨碍我近期回家的计划。在我遇到的所有男孩中，我想他是最能让爸妈满意的，尽管他是个基督徒。除此之外，我认为最好是嫁给一个疯狂追求你——几乎是崇拜你——的人，这比嫁给一个你爱的人好。无论如何，我还有好几年才会结婚，所以不用担心。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非常厌恶贝拿勒斯大学以及这里的雇员。我想马上回家。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说他应该给这所大学的管理者写一封信，并为了我赶紧发出去。我真的希望他这么做。但是，正如我对你说过的，现在家里每个人都视我为毒药，我觉得我在家里会没了位置。我在贝拿勒斯受到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于我连自己的家人也不相信了。这就是我想立刻离开贝拿勒斯的原因。

这是我上次给妈妈写信的结果：“你能否克制一下自己过于激动的情绪，且不管它是对是错。”（萨蒂回复）就是这样。

你能否帮忙给爸爸写封信，让他马上给我寄点钱过来，让我在十二月之前离开这里。

顺便说一句，假如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想要我带给你，请告诉我。我知道你想要香烟。还有别的吗？

最近有很多特立尼达的学生来到印度，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天哪，我不会让我的妹妹们来这里。我一个已经够了。这儿还有一个人叫塞塔·穆哈拉耶，她一心只想着回家。据我所知，她在这里经历过非常难熬的时光。大一点的城市或许还可以忍受，但贝拿勒斯绝无可能。

我现在就盼着能早日回家。等见了面，我们有的是时间聊天；我肯定你对印度的一切都会很感兴趣。我指的不是政治。

好吧，就说这些。希望尽快见到你。

你的姐姐

卡姆拉

150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10/11

亲爱的维迪亚：

这星期我收到很多信。你来了三封，卡姆拉来了七八封；还有一封是卡姆拉的男朋友文森特·戴维·里奇蒙寄来的。我喜欢拉达·克里希南·迪亚尔这种节奏的名字，但这个名字看起来并非如此。

你的来信最让人开心，特别是给萨蒂那封，很有趣。她拿给我看了。这正是我们喜欢的那种信。扫走了我心中的阴霾——直到我收到卡姆拉的信。她让我们马上给她汇三百元，说她很讨厌贝拿勒斯，想立刻离开那里。

这姑娘行事真是出人意料：在两天前寄到的那封信里，她请求我同意她订婚的事情。里奇蒙本人也写了一封得体的信，提出同样的请求，说他们会在两年内结婚。她订婚的事和她离开贝拿勒斯的打算可不怎么合拍。我就是这么对她说的。

根据她信中所说，她似乎在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受到了恶意诽谤，她要求对此事展开调查。她让我写三封信，有给副校长的，有给校长的，有给校监和她的学监的，要求调查此事。那些针对她的谣言非常下流，我就不跟你说了。可能是在十月三日到十月五日之间，这些谣言越传越厉害，她于是写信跟我说，她想立刻永远离开贝拿勒斯。

我不知道上哪里能弄到三百元。我的银行存款只有三百分。我希望她改变主意。但是她说，即便我不给她寄钱，她也会在十一月离开贝拿勒斯（没说具体日期）。

顺便说一句，里奇蒙拿到一项印度政府奖学金，正在攻读药剂学课程。你应该还记得，很久以前，我曾为这个家伙责备过卡姆拉。结果她几个月都没给我们写信。唉，即便在特立尼达，这样的婚姻——他是天主教徒——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同意了这桩婚事，并祝福了他们。我还能做什么呢？让他们结婚，开开心心过下去，就这样吧。对你也一样。我相信帕特是个好姑娘。你妈妈是最难说服的。其他人都是不得罪人的中立者。他们想看看那姑娘和你肩并肩的照片。你寄些过来吧。

爱，爸爸

151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贝拿勒斯

1952/10/28

亲爱的维多：

昨天下午，我收到了你的来信。我肯定会给帕特丽夏写信的。但是你还没告诉我她是做什么的，或者她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们俩都觉得在一起会快乐，那我只会更为你们感到高兴。

你要完成学业，还要找一份好工作。与此同时，如果你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从容行事，对你很有好处。你知道，你总是应该争取保险一点。

顺便说一句，我打算尽快回家，很可能会在十二月份。我想我还得待在玛穆[1]那儿，而我很久都没给他写信了。所以我最好马上动笔。你同意我和你一起住吗？

你知道，在家乡，他们正在考虑让我做某所学校的校长，每月挣三百到三百五十元。那会是一所国家资助的印度教女子学校。玛穆[2]是秘书长。而我现在要嫁给一个基督徒，我想，除非我的未婚夫改信印度教，不然我很难得到那个职位。当然，我了解玛穆，我认为，只要他愿意，他肯定能帮我拿到那个职位。但老实说，我一点儿也不信任他。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准备结婚，他没有理由拒绝我。天哪，如果能得到那个职位，就太棒了。

好了，就写到这里吧。我希望你的信能写得稍微频繁点儿。我随时可能会给你发电报，说我到英国了。

代我问候帕特丽夏，爱你。

你的姐姐

卡姆拉

152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圣约翰大街49号

牛津

或大学学院，牛津

1952/11/7

亲爱的卡姆拉：

得知你即将离开印度，我很兴奋。我期待见到你。你可以跟我一起住。当然，钱是个问题。你不大可能在这里找到工作。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必须被明确安排做特定的工作。人人都是这种新社会主义的一分子，你也不会例外。我想你将不得不收起骄傲，忍受卡珀R。在这些人眼里，我跟毒药差不多。这是个难解的问题，不过，别被这种事搞到失眠。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希望我的要求没有太过分。你能帮我带下列东西吗：

甘地的自传（只在印度买得到）：《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一些印度铜器；另外，如果可能，带些艺术品。你能买到湿婆的雕像吗——跳舞的湿婆？

流畅易读、权威翔实的印度史书籍（这种东西存在吗？），还有英译本印度史诗和戏剧。

适合帕特丽夏的东西。

你自行判断。如果可以，带一些这样的东西过来；如果不行，也不必为此太过烦恼。

盼望见到你。

爱

维多

我知道这是一封很敷衍的信！

153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2/11/11

亲爱的妈妈：

非常抱歉，没有早一点给你写信。希望这个能算作补偿：我要告诉你，我现在一切顺利。我身体健康，恢复了斗志，学习非常努力。我将再次投入为期七个月的刻苦学习中。健康是一切的基础；不过我目前很健康，看上去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的事就说到这里。我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得知你们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我心烦意乱。我也不理解卡姆拉的行为，但是我了解她，我想，她很快就会弥补这一切，很快。

我想你该牢记这一点，再过两年左右，你的大半子女就能照顾自己了，而且可以帮助你们。坦白地说，任何时候想到你和爸爸，我都觉得你们很高尚。我只能想到这个词，我说出它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你们真的干得很出色，比你们以为的要出色得多。

十二月底的时候，我会寄一点点钱给你们——五英镑——我希望这至少能给你们在新年那天添点儿欢乐。

外婆最后的要求可真逗。[3]（在此，我想学究气地跟萨蒂提一句：如果她在写信的时候使用real big这种古怪的美式短语，我真不敢想她会怎么写作文。请告诉她，下笔之前应该动动脑子。提醒她毛姆在《寻欢作乐》一书中是怎样评价美国俚语的：美国俚语是如此完美，以至于美国人可以将谈话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而不用考虑该说些什么。）事实上，两个星期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事。那是个星期六，我在一个美国人——我现在用的就是他的打字机——的陪同下去了伦敦，到位于克拉珀姆的卡珀R家取我的大衣。我去年三月份将大衣落在了那里。卡珀不在家，但欧华德在。他热情地问候我，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又问我是否带了香烟。我很难过，给了他几根香烟。他请我吃了一顿饭。

我不在学院里住了。我搬出去了。房租挺贵，不过房子位于市中心，生活很方便。

关于你们急切地想看到的帕特丽夏的照片：这姑娘很害羞，一再推迟同摄影师约好的时间。对于卡姆拉的到来，她既期待又有几分担心。

我正在为无足鸟——学院的知识分子团体——撰写另一篇文章。我是该社的秘书。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找到别人在这个学期完成第四篇文章了，所以我决定自己来写。

给你们所有人我最深的爱

维多

（见背面）

萨蒂：你能给我寄点真正的好可可吗？但别为此事太费心。

154 / 西帕萨德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2/11/23

亲爱的维迪亚：

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得知你一切都好，我们很欣慰。我还以为你又病了。你两周也不来一封信——更不必说一周一封——真是糟糕透了。

我四日给卡姆拉汇了三百元，作为她从印度到英国的路费。她急切地催促我，一周给家里写了两三封信，说她想尽快离开贝拿勒斯。但自打给她汇了钱，我就再也没有收到她只言片语。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

另外，这里的印度事务专员威胁我说，如果卡姆拉没有修完音乐课程就离开贝拿勒斯，我可能得偿还印度政府为卡姆拉的音乐课程花的钱。但秘书（当然是私下里）告诉我，印度政府不会做那种事：我也没有签署过那样的文件。所以我并不担心这事。

按照卡姆拉的请求，我给那所大学的副校长写了封信。在那封挺长的回信中，他讲了一堆事情，其中提到：“她应该修完音乐课程，但是她自己承认对音乐课程不再感兴趣。她继续待在这里最直接最简单的理由是：里奇蒙在这里。”

假如他说的是真的——在我看来并非如此——那显然是卡姆拉态度生硬。你不能一个月领取两百卢比（这超过了那所大学普通教师的工资水平）学习某一门课程却还说对它不感兴趣。这肯定会招来忌妒。我还没有就此给她写信。你要是给她写信，体谅点儿，说得婉转些。

你说会在十二月份寄点钱给我们，你这么想很好，但家里的情况真的没有那么困难。我们还像往常一样度日。当然了，为了给卡姆拉凑路费，我每个月都要还贷款；不过没问题，我能应付。如果你用原打算寄给我们的钱为自己添置几件冬衣，或者买圣诞礼物，我会很高兴的。如果你一定要寄，就给我寄本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或《克雷杜克夫人》或《在中国屏风上》。[4]

我已经把那些短篇都打出来了——现在《古鲁德瓦》的篇幅比原来的两倍还多。如果不会对你的学习造成太大干扰的话，我很乐意把稿子给你寄过去。考试将近。你能设法在圣诞节期间带上书稿去拜访两三个出版商吗？尽早让我知道。

你去伦敦的时候，应该去拜访一下我的表妹柏斯黛·穆图[5]。我肯定她会好好款待你的。她将于一月十日返回英国。她丈夫和孩子都在那里。地址是：伦敦N.W.3，亨利国王路131号。——一切安好。爸爸

〔写在第一页边缘：〕卡姆拉到英国后，我还得给她寄两百元。我想向维尔玛借点钱。卡姆拉知道。

亲爱的维多：

娜里妮[6]和我很好。听说你过得也不错，我很开心。妈妈

柏斯黛会给你捎些可可过去。

155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圣约翰大街49号

牛津

大学学院

牛津

1953/1/9

亲爱的家人：

假期结束了；但对我而言，它就没来过。整个假期我都在牛津。除了待在伦敦那三天，我很不情愿地在伦敦一个贫民窟待了三天，同欧华德和一个从圣詹姆斯来的叫特瓦利布的人一起。到这学期末，我待在牛津的时间就满一年了，在此期间我几乎没有出去过。这对任何人而言都太久了。现在，我渴望离开牛津，换换空气。逃到小村庄去，漫步，享受自由。

我的学业进展缓慢，但效果不错。我就像一台蒸汽滚压机，慢点儿更有效果。我最近状态不是很好。烦人的咳嗽和感冒让我无精打采。但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想，楼陀罗纳特将在七月份回到特立尼达。他希望能把所有事情都解决了。显然，老太太去世三天以后，他就开始处理了。他还表示，希望他那几个贪婪的姊妹不要搅扰卡珀S的休息。我不在乎那家伙有多聪明，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再见到他。他对谁都毫无价值。他是个卑微小人。

我真的没有什么新闻跟你们分享：我想说的是——我知道迟到太久了——祝米拉生日快乐。感谢萨蒂的来信（不过，我确实希望她能把字写得好认一些）。也祝其他人新年快乐。当然，我也希望收到其他人的来信——萨薇、米拉，还有希万；但是，人不能期望得到一切。大家遵循的原则似乎是，不主动写信。我十二月初寄出的信，四天前收到了萨蒂的回复。卡姆拉回了张明信片。我不想指责任何人。我知道坚持写信有多难。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有热情的通信人。

理想状态下，我应该在六月份离开牛津。但是，我正在攻读文学学士学位，离校时间不得不推迟两年。我真的不知道为何要拿这个学位。

所以，当我做好准备离开牛津的时候，也就是两年半以后，我们几个大都是成年人了。萨蒂二十一岁，米拉十八岁，萨薇十七岁，希万十岁；卡姆拉已经算老女人了。在此，我想向你们承诺：等我工作了，我会竭尽全力每年给家里汇一笔钱；至于数量，我希望是越来越多。

在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期间，我不需要一直待在牛津。我将尽力安排在五四年回家待四个月左右，大概是从一月到五月。所有这些都只是暂定。关于这件事我就不再多说了。如果不能回家，我会提前告诉你们；如果可以回家，我就什么也不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关于工作：我连最模糊的想法都还没有。不过，在牛津有一个叫作职业委员会的人才交流机构。我想我可以在“壳牌”找一份工作。那儿薪水很高。但是帕特不喜欢这个主意。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我也不喜欢这种工作，可是适合我的工作看起来很有限。

上学期末，我和帕特一起去了照相馆。进门前我们俩争论了有五分钟，所以，毫不奇怪，照片上勉强的微笑没能掩住之前争吵的痕迹。不过帕特有架照相机，我们会在两三周内寄几张生活照给你们。

我想知道今年萨蒂在做什么？萨薇和米拉呢？没有一个人给我写信，我很失落。我甚至不知道希万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萨薇是否拿到了中学教育补助金。谁能帮忙告诉我？

爱

维多

你们能否告诉我：

（a）卡珀S乘坐的轮船，以及抵达的大概日期和港口；

（b）柏斯黛在伦敦的住处。

*156 / 西帕萨德和萨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3/1/17

亲爱的维迪亚：

我们不知道辛伯胡何时启程去印度。他不坐轮船。谢卡尔的婚礼定在二月五日举办，辛伯胡说这就是他推迟行程的原因。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热切地期待见到他。我认为，除了他自己，他对其他人都漠不关心。也许我对他有偏见，但我觉得他的卑鄙已经快到极致了。楼陀罗纳特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向你保证，我对他俩都没有好感。辛伯胡很自私，在你外婆去世后，连塔拉都不放过。塔拉一直保存着你外婆的金汉素利[7]，但他让塔拉把东西交给他的妻子。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看见他了，也许有两个月。你应该忘记他，还有他的兄弟。他们只会盼着你倒霉。

这里人人都在讨论板球——印度对西印度哈扎尔，印度队队长，五十分钟得了111分，未出局；最后得了322分。特立尼达七局得了246分。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殖民地比赛很可能以平局结束。[8]

柏斯黛的地址是——呀，我忘了。萨薇知道，但她也说不准确；可能是亨利国王大街117号或120号。我们让她给你带一些家里制作的可可；她答应了，但是她在原定的出发日期前几天就乘飞机走了。她过来跟卡皮迪欧打招呼，却没有跟我们说话。所以你拿不到可可了。〔这一句是萨蒂的笔迹：〕正确的地址是：伦敦N.W.3，亨利国王路131号。

特立尼达政府允许你再读两年吗？我以为课程是三年，再加一年让你取得教育学证书。

〔萨蒂的笔迹：〕

亲爱的维多：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几天前的晚上爸爸就开始写这封信了。但因为要睡觉或者其他原因，当晚没有写完。现在由我接着写，因为他没法完成这封信了。今天早上，他在办公室突然发病，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情况很糟糕。他大概十点被送进医院，我们十二点半才得到这个消息。妈妈赶到医院，爸爸告诉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他有什么不测，要把他写的《古鲁德瓦》寄给你，让你拿去出版。他最担心的就是出版作品的事。得知他的儿子对此事并不十分上心，他的确很失望。你从未写信鼓励过他，你只提过一次，说要帮他推销作品。他把书稿寄给了你，但从那以后，你再也没有提过这茬。我会再写一封信接着说教。因为你和卡姆拉好像根本不知道家里或者说爸爸发生了什么事。

萨蒂

157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贝拿勒斯

1953/2/2

亲爱的维多：

这封信大概会让你很难过。

爸爸病得很重，住进了医院。起因是为我们俩担心。按照萨蒂信中所说，“是心脏病发作，很严重，他不能走动，不得不躺着吃饭。梅维斯医生跟妈说，爸再也不能持续工作了。当然，假如让〔他〕知道了，他大概会立刻晕过去”。妈和萨蒂说，爸最焦虑的是他无法让自己的小说出版。萨蒂在信中说爸爸寄了一部书稿给你，而迄今为止你什么都没做。现在，你能否立刻着手处理他的书稿对他来说关乎生死，因此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尤其是对家里那几个可怜的小家伙而言。现在，你能否看在爸性命的分上，立刻着手帮他推销，并且写一封让他高兴的信。妈说：“他一共写了大约十四个短篇。如果维多能找到一家出版商出版这些小说，你爸会很高兴的。这对他的健康非常重要。请一定转告维多，如果相关事宜安排妥当，他会感到欣慰。”

这是妈的话。爸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无须多言。你明白的。所以，务必抽出时间处理此事。立刻给爸写一封鼓舞他的信。

今晚我预订了船票。我正在加紧处理——也许这个月，也许下个月。

你现在就给爸写信。

设法让他的小说出版。

写信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对这些事情不上心意味着不在乎爸的性命。

爱，卡姆拉

158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2/3

亲爱的爸爸：

首先，我想请你不要担心。即使你无法工作，也不用发愁，因为我会在六月考完试后离开牛津。请让米拉或萨蒂同我保持联系。如果预先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早就去职业委员会登记了。对于我离开牛津一事，你也不必担忧。对任何一个理智的人而言，三年足够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只在这里待三年。

你不该认为我对你的作品没有兴趣。你应该知道，我恐怕比任何人都对你的作品更感兴趣。此外，就像我常对你说的，你具备写作必需的才能。米蒂霍尔泽[9]就没有这种才能，塞尔文也一样。他最近写的那些所谓的小说在我眼里不过是游记。有二十多个类似的作家在奢侈地出版作品，他们只是其中两位。例如，那本文笔欠佳、矫揉造作的《办公室的清晨》得到高度评价，但我没在这里任何一家公共图书馆看到过它。牛津的书店几乎有所有的书，但没有塞尔文和米蒂霍尔泽的。两天前，我去了一趟伦敦的殖民地部，看见一本《清晨》，降价三分之一。失败的并且其失败为出版商所承认的书才会遭受降阶的命运。

如果我到处兜售你的书，那不是在帮忙，而是在尽力推销值得出版的作品。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当今英国最成功也许也是最好的小说家是乔伊斯·卡里。一战期间，在军队服役的卡里开始写作。他曾在尼日利亚服役，现已退休。在好多年里，他的妻子都是别人同情嘲讽的对象。“你丈夫在做什么？”人们问她。“他是我男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回答。卡里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了第一本书，那时他已经快五十岁了。那本书一败涂地。一九四四年[10]之前，他几乎每一本书都失败了。然后，这些失败的书渐渐变成了畅销书。评论家们开始认可卡里的耐心和艺术。如今卡里已经老了。他直到最近六七年才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他有时会来牛津演讲。

请你鼓起勇气，试着相信我。

爱，维多

159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1953/2/8

我最最亲爱的爸爸：

萨蒂和妈妈说你病了。在家里正需要我的时候，我却离得这么远，我感到非常难过。

你在为我担心吗？近来我在贝拿勒斯过得很好。你真的不用为我这么操心。你知道，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麻烦。我有自己的麻烦，有一段时间，我独自面对它们，但后来我愚蠢地把你扯了进来。你真的不必为这么一点小事担心。我相信你知道，你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相信我，无论我离得远近，你永远都可以向我寻求帮助。无论我结婚与否，我保证永远都会帮助你们。我想我不是那种不知感恩的人，绝不会全然不顾家里。你应该对我有信心。如果老天帮忙，很快我就能在经济上为家里提供一些支持。

女子学院授予我一枚奖章，因为我在一九五二年文学士的考试中名列甲等第三名。我已经照了毕业照。等照片冲洗出来，我就给你们寄回去。

请把你想要的书列个单子寄给我。我想，在贝拿勒斯和加尔各答应该很容易买到。我正在搜罗一些做工精美的小雕像。不过印度南方做得更好。北方产的非常粗糙。

① 卡姆拉的印地语语法不太好。她写道：“这是山坎莫肯的普拉沙德。请把它放在你的头上，你的病情就会好转。爱你的女儿，卡姆拉。”普拉沙德是印度教寺庙或仪式中用的供品，通常可以吃。山坎莫肯是贝拿勒斯的一所寺庙，为猴神哈奴曼而建。卡姆拉一定是从这所寺庙拿了一点儿普拉沙德——可能是供在神像前的膏状或粉状物——放在了信封里。

160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1953/2/8

①“这是来自山坎莫肯的额挂。请放在前额上。”

亲爱的妈妈：

我知道你肯定非常为家里担心。爸爸病倒的消息让我很不安。你能告诉我，爸爸到底因为什么担心我吗？他想让我现在就回家吗？我希望他身体好些了。萨蒂告诉我爸爸不能再工作了，让我很发愁。这对我们全家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接下来三个月，家里可能会迎来一段艰难的日子。希望到那时候，我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那样，你就不必为钱的事发愁了。这可不是空头支票。

弟弟妹妹们现在怎么样？其实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你和萨蒂会让一切顺利运转的。

2/9

我刚收到米拉从家里寄来的信。我现在没有任何计划。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现在我将说出一切，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文森特对我回特立尼达持悲观态度。他似乎认为现在分开就意味着永远分开。

我正在争取斐济那边的一份工作，月薪约四十镑。大约相当于特立尼达的一百八十元。我每月可以拿出一百元寄回家里。剩下的钱勉强够我度日。现在，要是收到斐济那边的书面通知，我就准备接受这份工作。你怎么看？我在家里那边能找到薪水比这更好的工作吗？你认为，我是应该和文森特一起去斐济，在那里工作，寄钱回家，还是应该回到特立尼达？请尽快回复我。我会完全遵从你的意见。

请尽快答复。

爱

卡姆拉

〔写在第一页边缘：〕

告诉我我是哪天几点出生的。我要看我的星图。如果你不记得确切的时间，告诉我个大概的。

161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3/2/20

亲爱的爸爸：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你的来信。[11]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你正在以自己的步调应对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吃惊，因为判断一个人伟大与否只须看他面临困境时的表现。

我跟院长谈过找工作的事。我不打算留在英国，也不想在特立尼达过一辈子。我希望去的国家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是一个大国。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忘记对你的义务。完全不是这样。只有在大的国家，才能挣到足够的钱。院长认为我在这个国家找到工作的希望很渺茫，而我还没有别的打算。不过，他认为我或许可以担任某公司驻某国的代表，或者从事类似的工作。无论如何，我都不担心，我希望你也不要担心。

毕业考试临近，我必须抓紧学习。

萨薇给我写了几封很棒的信，我希望也能收到米拉的。顺便说一句，我收到了萨蒂和米拉的合影，很迷人。米拉正在成长为气质高傲的美人，她瘦削的脸庞强化了这一点。

现在，我正在学习一些英语演变方面的知识；我现在对人们的发音极为宽容。许多特立尼达人把court读作coat，把join读作jine，有其合理的背景。这些词在十八世纪就是这样读的。还有把tea读成tay，把dream读成draym，等等。这样的研究真有趣。

有一天，我在读霍勒斯·沃波尔的书信——十八世纪的闲谈——里面谈到当时风靡一时的热气球。他鄙视那些乘坐热气球的人。后来我发现，十九世纪早期，热气球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一八三六年，一只热气球飞离伦敦——飞了十八个小时！——经过五百英里到达德国的拿骚！

请尽快把你写的那些短篇寄给我。我们也许能找到地方出版它们。

尽力保重，不用担心。你的麻烦即将过去。请相信我。

敬你爱你的儿子

维多

162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3/3/5

亲爱的维多：

你的来信令人愉快，谢谢你。它安慰了我，我知道可以依靠你。我感觉自己恢复得很好，我希望你继续攻读你前段时间提到的文学学士学位。我觉得自己还能让这个家好好运转下去。此外，萨蒂只要能通过十二月份的考试，就可以在永恒之法大会[12]学校得到一份不错的教职。你太年轻，不应该承担养家的责任；同理，我觉得你应该晚几年结婚。你先在社会上闯一闯；或者至少等一等，看看形势。

照顾好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们“在英格兰最后的希望”就破灭了。

重复一遍，要是你能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学业，我会非常开心。

我不确定你会在更商业性的职业中得到快乐。

下次寄信的时候，附一张你的近照——你不用担心。当你获得了文学士之上的学位，你就有机会得到更好的职位。

爱

爸爸

163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和希万·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3/3/5

亲爱的妈妈：

很抱歉上周没有给你写信；我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上周二，无足鸟（我担任主席的社团）在学院的高等公共活动室举办双年餐会。作为主席，我必须坐在长桌的一端。院长则坐在另一端。我们有五位来自剑桥的访客。总共有十九个人参加餐会。顺便说一句，高等公共活动室是供教师们用餐和休息的地方。

距离考试只有十三个星期了。这段时间，我得集中复习将近三年所学的内容。我不可能考得特别好，但我相信我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当然，去年的精神状况影响了我的学业。真可惜。

很抱歉没有为希万的八岁生日准备礼物。我的确送上了祝福。但那没有多少价值。我会尽力在三月底寄点钱给妹妹们。不多，大约十五元。[13]我计划暑假打一份工，这样就有钱寄回家了——五十元左右。

我对卡姆拉的近况毫无了解。她很少给我写信，我一点儿也不清楚她有什么计划和想法。不过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多么爱写信的人，没有资格说什么。

你告诉我的家里那边发生的事既令我沮丧，又使我警觉。我认为你应该留意身边那些行为不道德的人——并非因为他们生性淫荡下流，而是因为他们是凡人。我猜塞萝[14]和其他人一样，意识到她的行为会让自己蒙羞。对她来说，骂一句“该死”是很自然的事。接下来，如果有人试图“挽救”她，她会非常生气，大吵大闹。这都是人性，让人悲伤。原因在于：老一辈的印度教徒把他们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嫁出去。而我们已经变得现代——我们决定让她们自己选择，但同时，我们印度教的严谨规矩却遭到了西方求偶方式的粗鄙的冲击。我们采取了强硬的立场。结果是地下情。婚姻总是可以解决问题。我希望我的妹妹们能够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汲取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她们做了什么。

萨薇一长大成人，就把她嫁出去！

哦，她将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

卡珀R赶回家执行遗嘱的速度是否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真不明白，一个人的行为怎么能老是那么戏剧化。

看你的信，家里每个人都互相帮助。这真的很棒，希望他们能继续保持。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受感动。我说过，两年之内一切都会好起来，那并不是随口安慰。

爸爸，如果你正在读这封信，请不要觉得我没有想着你。我心里一直想着你。要是我问你好吗，会显得很蠢；我知道，即便我这么写了，也不会得到答复。请你千万不要担心。请对我有点信心。我希望可以像个身披盔甲的骑士，飞驰到你身边，救你于水火。但我只能以平淡乏味的方式做些事情。如果你觉得吃力，就别写信了。我不会介意。

现在，我必须完成一个艰巨得多的任务：向希万解释我为何如此吝啬。

〔给希万的信字写得更大：〕

亲爱的希万：

我喜欢你的直截了当。我指的是你直接问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15]你现在太小，还不知道没有实物依托的思念的价值。我知道我应该寄点儿什么给你。但是，我不知道一个八岁的男孩会喜欢什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一定会寄给你。

爱

维多

164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贝拿勒斯

1953/3/11

亲爱的维多：

我想你完全误解我了。或者是家里人给你写信，说我只会开空头支票，什么也没为他们做？

我对自己的订婚很满意。我定期给家里写信，每周一到两次。当然，如果能做到，我会每天写一封。

我正在争取一份斐济的工作，月薪四十镑。没有学位的教师的月薪是三十五镑。这些我都写信告诉妈妈了。她似乎认为，如果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就应该结婚，然后去斐济。这样我可以比在特立尼达多得到很多东西。我能支援家里一个不小的数目。但在得到那份工作之前，我不会去斐济。

我原本可以像你一样发一通牢骚，但是我在印度学会了耐心。在抱怨我不给你写信之前，你应该先反省自己是否乐意给我回信。我想知道到底是谁不理谁？但是，我会继续给你写信的。

向帕特转达我的问候。

很多爱，卡姆拉

〔写在第一页边缘：〕

给你一张我的毕业照。

我已经买了湿婆雕像（青铜的，很精美）。假如我不去英国，我会把它寄给你。

165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3/3/27

亲爱的维迪亚：

我终于拿到航空信笺了。我从两天前就一直要求她们三个——萨蒂、米拉、萨薇——帮我买些回来。据她们说，她们抽不出时间去邮局——她们每天早晨、中午、下午上下学都要经过的地方。

好吧，说一个能让你、让我们大家都高兴的消息：我恢复得很好。今天是星期五，下周一我就复工了。我在殖民地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大多数时候都照医生的要求躺在床上。我一月十九日被从《卫报》办公室紧急送往医院，三月二日出院，之后又休了四个星期病假，所以，我已经有大约十个星期没有上班了。《卫报》一直付我全薪。

我自觉休息得很充分，但仍感觉疲惫，紧张。

我出院后遇到的最大惊喜是发现我们的26号是个多么整洁的小家。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姑娘们应该为此得到表扬，虽然她们对其他事情缺乏兴趣。

我开始修改《古鲁德瓦的冒险》最后一章的结尾部分。重写了一两页后，我就想把稿子搁下，等状态好些再说。

娜里妮感冒了，其他人都很好。看上去姑娘们正在为她们第一个学期的考试而刻苦学习。

希万仍旧在私立学校上学。但我想送他去罗米利当校长的东方男童公立学校。

振作起来。

爸爸

166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3/4/4

亲爱的爸爸：

这是个节日的周六。[16]我独自一人在学院图书馆学习。教堂的钟敲了六下。太阳已经落下；但是白天渐渐变长，天还是很亮。

图书馆已经正式闭馆了，但我被允许可以在假期进入。然而，在寂静的学院里独自一人读书学习，令人颇为沮丧。

此刻，我刚刚中止学习。我正在准备有关斯宾塞的报告的定稿。他在一五九〇年到一五九六年间创作了一部未完成的长诗，叫《仙后》。一页双栏，每栏四十行，印了四百页，篇幅相当于一千页的普通开本的小说。你可以想象，要把握整首诗有多么困难。我只通读了两遍；我所做的就是合上书，根据我的笔记和印象来写文章。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我学得相当用功。

距离毕业考试还有十个星期。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希望如此。

我不想挑起任何希望——我正在争取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份工作。他们在印度有三家分支机构。我希望能获得和这个国家的人同等的待遇——有频繁休假的机会。这类工作有很多好处。我可以保留同英国和牛津的联系。可以拿到很好的薪水。可以旅行，可以与书为伍。这些看起来太过美好，以至于我确信自己得不到这份工作。

得知你恢复得不错，我很高兴。要是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我当然会离开牛津。从商业角度看，文学学士学位毫无用处。但是我们会等等看。我确实非常想家。有意思的是，我总是觉得离家不过是昨天的事。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会清晰地想起家乡的道路，想起椭圆板球场[17]和那儿的各种标志，想起板球场咖啡馆、华人店铺、警察局和穆库拉波邮局。这一切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大约十天前，我和一个朋友早上去喝咖啡。一个印度人走进咖啡馆。他的衣着非常考究，显然不是学校里的人。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然后，他走过来对我说：“打扰了，你是奈保尔吗？”我看着他，完全想不起来他是谁。我回答说我是。“维多·奈保尔？”我笑了，说是的。然后我们开始玩起了猜谜。我能猜出他是谁吗。我绞尽了脑汁。他曾经教过我吗？不。

他说：“啊呀！你忘了我曾带你看过板球赛吗？”

这下我想起来了。诺布尔·萨卡尔！他比我矮；比我记忆中还要黑，还要丑；比我以为的还要蠢。一个第一次来牛津的人，不去欣赏建筑，不去逛书店，只谈论钱——他想要多少钱，而他只有多少钱——你能想象吗？恐怕这就是西印度群岛的知识分子。他理所当然地以为我对他的个人事务会很感兴趣。跟诺布尔谈话时，我暗想，尽管他衣着考究，举止优雅，但我知道文化是什么。我很高兴我来了牛津。

保重。

爱，维多

问候萨薇。她的生日，我记得是四月二十一日？

让我理一下。萨蒂：九月二十五日

米拉：十二月三十日

萨薇：四月……？

希万：二月二十五日

167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3/4/10

亲爱的妈妈：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如果你们在四月二十六日收听“加勒比之声”，也许会听到我朗读小说[18]。

故事本身还可以。这是为换稿费而写的东西，我为此深感羞耻。但我认为这是斯万齐想要的。故事内容影射圣路易斯的玛丽。我添加了许多纯属虚构的东西，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故事还有点意思。不过，我肯定你会为能在电台听到我朗诵二十或十五分钟而感到高兴。

这意味着我能寄一些钱——比我预期的要多——回家了。不会少于三十元，而我希望能拿到五十元。我倾向于等到广播公司给我寄来支票再给家里汇钱。如果你们马上就需要钱，请告诉我。等待意味着大约一个月后才能拿到钱——大概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如果你们现在就需要钱，请不要犹豫，告诉我。

我想，六月底我还能再给你们寄去二十四元。希望到那时我能找到一份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在七月底给家里寄去更多钱。

请帮忙告诉我家里那边衬衣、袜子和衣服一般售价多少。你知道，我很害怕在英国买衣服。去年八月，我买了六双袜子，每双一元八角，现在全都穿不了了。我不是让你为我买东西。我不急需任何东西。前几天我做了一笔很合算的买卖。我花了十先令从一个朋友那儿买了件衬衣。

斯普林格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的是蓝水洼[19]，后面那几句话让我回忆起我穿着衣服跳进水里、游到瀑布下再游回岸边的情景！

这张明信片，还有一些别的事，让我的精神状态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好。

现在必须停笔了。我近期会再给你们写信的。

爱你们大家

维多

168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3/4/21

亲爱的维多：

你似乎很为我担心。我真的一切都好。家里每个人都在问你未来的打算。我给你一个忠告——为未来做计划的人，必须有钱来保证他的计划得到实施。没有钱的人就别制订计划，否则很可能会陷入困境。你应该做的是，尽力而为，无论有什么机会，都要抓住。

我正是这样做的。我没有计划，也不会制订计划。我想，如果嫁给文森特，我会很幸福。因为他是一个会很投入地去爱的人（和我正好相反，因为我想我不会太爱一个人）。我能理解你的担心，你说得有道理。如果我遇到困难，我会告诉你。所以，不用担心，好吗？

不晓得你是否听说了萨蒂同克里森·比松达特[20]订婚的消息。（你还记得他吗？）如果一切顺利，她将在明年三月结婚。我很为她高兴。因为最让我担忧的就是家里这三个姑娘。她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决定结婚的。克里森很有钱，家境殷实。我们这几个妹妹，至少已经有一个找到归宿了。你不能写信批评这桩婚事，明白吗？

我写信申请斐济那边的工作，但恐怕我没有那么幸运。如果得到了那份工作，我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已经开始申请特立尼达的工作了。

帕特最喜欢什么颜色？给她做条裙子需要多少布料？

简单地告知我这些信息。

我所有的爱

卡姆拉

〔写在第一页边缘：〕

回信时记得有关帕特的事。然后就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如果我去特立尼达或者斐济，会是在五月底。〔看不清〕保持通信。

169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3/4/27

亲爱的维多：

昨天晚上，我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你的声音，真是太棒了。我们家的收音机收不到那个节目，所以我们都跑到沙玛尔家去听——你知道，就是隔壁那个女人，住在主道上那家。但收听效果始终不是很好。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你会朗读玛丽的故事，我们根本就听不出那是你的声音。你读得很好，从你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紧张。这个故事挺长的，不是吗？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听全后面的讨论部分。当然，我们断断续续听到了几句，但大部分时候，声音都被干扰了。

两三天前，我寄了一个短篇到英国广播公司在肯辛顿的办公室。这个故事有三千四百个单词，天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那么长的作品。我没有时间删减。我给它起名为《拉姆达斯和母牛》。主人公原型是我的哥哥拉姆帕萨德。我还给林多夫人写了一封短信，问她如果我的故事被接受了，斯万齐先生能否让你来朗读。

有人向萨蒂求婚。因为这姑娘看上去满心向往，我也只好同意。来求婚的是桑格雷-格兰德的克里森·比松达特，就是希黛的儿子。他们家在城里开了一家布店，还有一个儿子在英国学医。因为萨蒂要在十二月份参加高中毕业证书考试，我们自然不同意在今年办婚礼——克里森一直在催促。目前我们只接受明年三月举行婚礼。萨蒂将会以已婚妇女的身份在大会学校教书。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舅舅卡珀S跟她说，如果她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书，起薪就是九十元。他是秘书长，也是大会学校主要创办人之一。二号人物是巴达塞·迈拉杰。

这意味着我要为婚礼借钱。不过萨蒂向我保证，她每月会还我五十元，我为卡姆拉向银行贷的三百元每月正好要还这个数。前段时间她说要回家，还记得吗？在丢给我这个麻烦之后，她似乎又改变了主意。真的，我怀疑卡姆拉陷入了幻想；她应该知道，靠着区区一百六十五元的月薪外加只及月薪一半的年底奖金，我是怎么维持这个家的。如果她不是一定得回特立尼达，她就不应该让我背上每月五十元的沉重债务。她说她会在这边找一份工作，在一年内把这笔钱还清。现在，她寄来一封口气高高在上的无礼的信。她在信里叫萨蒂留意，等她寄钱过来时，让我们不要乱花。好像她是寄钱给我们用似的！她寄来的每一分钱都会用来偿还我为了她向银行借的债。

我不想让你跟她提这些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讲这些……但我认为，卡姆拉在特立尼达能得到的工作机会不比她去斐济能得到的少，但她其实想去斐济。她要嫁的那个家伙跟她一样穷。在特立尼达，她可以到大会学校工作。

我们以为她会攒足返家的路费。而她什么都没做，却已经花了两百五十元，楼陀罗纳特给她的。我对卡姆拉滔滔不绝的抱怨毁了这封信。

尽管我们过得不容易，我也不想让你假期去工作。为了我们，不要那么做。试试申请特立尼达教育部或者印度外交部的工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只是随口建议。

爱你的爸爸

170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贝拿勒斯

1953/5/22

亲爱的维多：

此刻，我正想尽办法要搞到一张马洛亚号的船票。这艘船六日左右离开印度，大约二十一天后抵达英国。我得说，路上的时间真够长的。

我想，对你来说，我来得不是时候。因为那时你正在考试。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确定是否能买到船票，不过希望很大。

今天早上，我给爸爸写了封信。我想那不是一封令人愉快的信。如你所知，他们为我借了些钱。在每封信里，他们都会对此喋喋不休。萨蒂上一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保密，不要对家里任何人提起。答应我？）我问她手头是否有余钱，我可以帮她买点结婚用的东西。“我当然想要那些漂亮的印度商品，”她答道，“但现在，我们的钱都用来吃饭和偿还为你贷的那三百元了。”这简直是给了我一耳光，我深受伤害，哭了好几天。

今天上午，我在给爸爸的信里说了我的真实感受：他们希望我回家并非为了我，只是因为我可以工作。我还请求他写一封安慰我的信，帮助我打消这种念头。如果他不这样做，我肯定会带着糟糕的心情回家。

别跟家里人提这些事，免得他们抱怨。我不希望那样。你能理解吧。

期待很快相见。

爱

卡姆拉

171 / 西帕萨德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3/6/1

亲爱的维多：

我刚刚看完你写给萨蒂的信。得知你有好几个星期学业进展不顺利，我很难过。我希望你没有生病。不要灰心丧气。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着你和卡姆拉。

我很了解，不能更经常地收到家里的来信，你一定非常抑郁。对于萨蒂和其他人不常给你写信这一点，我很生气。当然，我自己做得也不够好。

关于那些短篇小说：我明天或者后天肯定会寄出去。你得重新帮我打一遍《古鲁德瓦归来》中的一小部分。我好像怎么也写不出想要的结尾。我先把稿子寄给你，我知道有很多地方会让你失望。请逐句阅读这些故事。保留一份《古鲁德瓦归来》的底稿。现在我手头只有散乱的章节。不过那几个短篇和《古鲁德瓦》打出来的部分，我都有备份。我想，如果将《达鲁叔叔》仔细删改一番，一定会好很多。你如果愿意，可以在考试后尝试一下。

我希望我已经把古鲁德瓦的“演讲”变成了转述，穿插了一些描述性的文字。就像贝内特的《五镇的安娜》中的布道会那段。说真的，这部小说很多地方写得很不理想，我都不好意思让你和其他人看到。

如果我写的这些东西不够一本书的篇幅，能否把你写的故事加进去？可以这样署名——西帕萨德和维迪亚·奈保尔。我不确定，你拿主意吧。

在收到你的信的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卡姆拉的来信。她在信中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写的信将由卡珀R转给她。她终于要回家了，她很快就会跟你在伦敦或者牛津见面。她遭遇了很多令她失望的事情，你要好好安慰她。

她在贝拿勒斯的老师们可能有心报复她。音乐学院把考试从四月推迟到七月，却没有相应地为她安排增加三个月的生活补贴。结果，我想，她会不参加考试就离开贝拿勒斯。她对我也很生气，因为我让萨蒂问她是否收到了那三百元。去年十一月我通过巴克莱银行给她汇的钱，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她是否收到了。因为她从来没有明确回复过我，而银行汇票也可能寄错地方。请你跟她解释一下，告诉她我们爱她，我们希望她回家是因为她自身，而不是因为她挣了钱可以贴补家用。

现在，维多，请不要担心。你为考试所做的准备可能比你意识到的要充分。我相信，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们大家都非常爱你，不管我们在写信这件事上多么拖沓。

爱你的爸爸

亲爱的维多，祝你考试成功。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不要灰心，我们会一直为你祈祷。妈妈

172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亚丁

1953/6/4

亲爱的维多：

我身体不舒服。事实上，自从上了船我就一直不舒服。

快到季风季节了。海上波涛汹涌。

我碰巧与一个印度家庭同住一个舱室。他们将前往特立尼达，到“印度事务专员办公室”工作。

好了，就说这些。

爱

卡姆拉

173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3/6/10

亲爱的维多：

今天早上我把《古鲁德瓦的冒险》以及其他故事的书稿寄出去了。当然是普通邮件。就如我之前跟你解释的，你得帮我打一小部分文稿。时间紧迫，我自己打来不及。不过，等你考试结束再做这些事情吧。

请调整一下《五人长老会》的位置。因为《古鲁德瓦的冒险》以五人长老会做结尾，这个具有相同主题的短篇最好放在别的地方。

如果看到你不喜欢的故事，你可以把它们从集子里删除；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我想你最好用你写的故事来填补。

你很快就要考试了。我还是那句老话：沉着冷静，集中精力。尽力即可，不要焦虑。做一个智者。

你能否抽出五分钟，给我写几句话，告诉我你的近况，尤其是你的健康状况？你上次的来信[21]让我很沮丧。你说，如果萨蒂去年一直给你写信，要比你在牛津或者伦敦交两百个朋友更有价值；你还说你已经有六个星期没有学习了。

事实很可能是，你比你意识到的要刻苦。我坚信你会顺利通过考试。只要保持冷静。

不要让卡姆拉和萨蒂影响你的心情。姑娘们嫁人后就没有多大出息了。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我们都祝你考试取得好成绩。——爸爸

174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3/6/22

亲爱的维多：

你可能还没有收到我于六月十日寄出的书稿。你收到稿子后还得做一些工作，我希望不是太多。无论如何，等考完试以后再做。也许你正在考试；放松些，你会顺利通过的。最近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担心你；我总是觉得你病了，这让我非常焦灼。

英国广播公司将在七月十九日播出我的《拉姆达斯和母牛》——无趣的名字。我请林多夫人向斯万齐先生建议，由你来朗读。林多夫人回信说她已经提出了建议，但由于你得赶到伦敦去，似乎不太可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收听到。这个故事是《古鲁德瓦的冒险》中的一章或者一段，但是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个。我把“古鲁德瓦”改成了“拉姆达斯”。我在想，万一我寄给你的那些小说不能结集出版，我还可以选出好多故事投给“加勒比之声”。这就是我让你妥善保管《冒险》的书稿的原因。

多试几家出版社；如果有必要，也可以找代理商。基勒姆·罗伯茨在旧版（一九四〇年）的《作者手册》里推荐过一些，包括：

A.P. 瓦特父子，黑斯廷书局，诺福克街，斯特兰德，W.C.2，《作者手册》里说它“作为英国最古老的代理机构，地位超然”。罗伯茨推荐的另外几家有名的代理机构是：柯蒂斯·布朗有限公司[22]，亨利埃塔街6号，W.C.2；A.M. 希思有限公司，皮卡迪利大街188号，W.1；雷蒙德·萨维奇有限公司，杰明大街39号，S.W.1；A.D. 彼得斯，白金汉街10号，阿德尔菲，W.C.2；波恩、波林格尔和海厄姆有限公司，贝德福德街39-40号，斯特兰德，W.C.2。其余参见《作者手册》。很抱歉丢给你这份名单。

至于出版商，试试迈克尔·约瑟夫、斯波蒂斯伍德，或者阿兰·温盖特，他们出过塞尔文的书。

卡姆拉今天抵达英国。我希望你们俩见面时身体都好好的；我还希望你没有同卡珀R发生争执。为什么我老是这么担心你呢？担忧和各种愚蠢的预感都快把我搞病了。我想让你好好给我写一封信，还希望卡姆拉能给我写一封信，说说你的情况。

你不必想着给我们寄钱。我们没有给你寄任何东西已经够糟糕了。我们家太穷了！或许，你曾许诺过寄钱给我们，但到了那个时候却发现自己也等着用钱。这样的情况当然会让你焦虑。请不要这样。

请确切地告诉我你在英国还要待多久。你可以在特立尼达教育部找到好职位，但是必须提前安排。你可以成为一名学监。或者进入女王皇家学院。在巴拉塔利亚将成立一所新的公立中学。由于缺少合适的教职人员，开学日期被推迟了。女王皇家学院的代理院长法雷尔系官方任命。

卡姆拉将在大会学校得到一份工作。当然，卡珀R是关键人物，巴达塞是主席。他们在全岛建了二十六所小学，都由政府资助。大会还计划开办一所中学和一所教师培训学院。卡姆拉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合适的职位。

我要求你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持健康。不要抽太多烟。我正在为以前吸烟过多而受罪，因此我很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你一定要吸烟，就只在饭后吸。这非常非常重要。一天三支烟。

我们都在为你考试取得好成绩而祈祷。我打这封信的时候，你妈妈正在我身边摇着娜里妮哄她入睡。姑娘们刚刚去上学了。现在我必须停笔了。我还要给卡姆拉写信。

永远爱你的爸爸

*175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或圣约翰街49号，牛津

（寄宿处）

〔日期为后来用铅笔标注：1953/6〕

亲爱的卡姆拉：

谢谢你的来信。我已经跟房东说好了，你来了可以住在我隔壁的49号。

七月二日我要去一趟伦敦。爸爸写的一个故事将被播出（半个小时），他希望我去朗读。但那是八天以后的事情；我想我离开你几个小时没关系。未来几天我全都留出来陪你。你什么时候到我都高兴，越早越好。我想我的导师会请你喝茶；在带你参观完博物馆后，馆长也会请我们喝茶。

振作起来，看在老天的分上，不要担心。

帕特很喜欢你。她觉得你很漂亮，而且有迷人的个性。她很高兴你比我理智。

我想你会喜欢她的；但我不确定。

得空给我回信。没事的时候或想过来的时候就过来。

爱

维多

P.S. 周一我们险些没有赶上火车。

176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家：53/7/1

亲爱的卡姆拉：

以下是一封来自纳帕丽玛女子高中董事会的斯克林杰小姐的信，我照抄了过来。我没有把原件寄给你，因为不确定你是否能收到这封信。我的意思是，这封信寄到的时候，你可能已经离开英国了。你回到家就能看到原件。

纳帕丽玛女子高中

圣费尔南多

特立尼达，B.W.I.

1953/6/25

亲爱的奈保尔先生：

我收到了您女儿卡姆拉从印度寄来的求职信。我之前把它放错地方了。

纳帕丽玛女子高中董事会下辖两所高中——另外一所就是新成立的圣奥古斯丁女子高中[23]。

圣奥古斯丁女子高中需要一名合格的助理教师。您女儿的条件看起来不错。可否请她给圣奥古斯丁区奥斯汀街的康斯坦丝·韦杰小姐写封信，详细说明一下她所获得的学位。

我会在学校董事会上大力推荐卡姆拉小姐。我想她是一名印度教徒。这意味着我们同她见面的时候，得跟她谈一两个问题。鉴于她的情况，我们不会让她教授《圣经》课程。

可否请您告诉她，这个职位还空着，如果她依旧感兴趣？

我想说，对她而言，圣奥古斯丁比圣费尔南多离家更近。实际上这里也有一个职位空缺。

抱歉写信给您，而不是直接写给您的女儿。我希望她能谅解。

玛格丽特·A. 斯克林杰（小姐）敬上

（签名）

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申请了这份工作，以及我们收到的回复。大会也为你提供了一个职位，但要先在小学教书。他们的“教师培训学校”和中学还没建好。我认为你应该写信接受圣奥古斯丁的职位，我希望大会的人，包括你玛穆，不会因此不高兴。萨蒂会到他们那里工作。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你的来信。你见到维多了吗？你们俩一切都好吗？尽快回家。希望我能再给你寄点钱。但请相信我，卡姆拉，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我没有工作。鉴于我的病的性质，《卫报》将在月底终止与我的合同。希钦斯昨天将此事告诉了我。

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卡姆拉，千万不要告诉维多。我不知道他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如果他很忙，最好不要跟他透露家里发生的事。等他完成学业再说。记住，现在不要告诉他一个字。

抱歉，把信划得这么乱。

盼着你回家

永远爱你的爸爸

〔卡姆拉后来手写的，没有日期：〕

我经常会想，他们是怎么度过那一年的。

这是爸爸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24]我确信，他删掉的内容是想告诉我他没有工作，他们是多么穷困潦倒。

177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3/7/1

亲爱的维多：

现在你大概已经考完试了。如果考得不够好，也不必担心。只要及格，我们就满足了。另一方面，你考得可能比你以为的要好。你知道，你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都非常努力。你正年轻，这是一个人应该努力工作的时候；但我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样，长期不断地做苦工。维多，这样不值得，你很快就会累趴下。最终，你会发现你跟多年前一样贫穷。一旦通过考试，就别再想这事，好好放松，尽情玩乐。然后回家。

我猜你已经见到了卡姆拉。我想这段时间也正是你考试的时候。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想知道你是否会跟卡姆拉一起去卡珀R那里。我知道要你这样做会让你很为难。我有时也会想，是不是由于你当时生病了，才会对露丝的态度有那样的反应。我不知道。无论如何，如果你能和卡珀R夫妇和好，总是件好事。假如你玛穆和卡姆拉乘坐同一艘船返乡，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现在，我想，再次看着卡姆拉离开，你肯定很难受。我希望你能轻松面对。我想知道你还要在牛津待多久，以及你目前有什么打算。我知道你之前在信里暗示过，说你不会待在特立尼达。你还提到过去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印度分社工作的微小希望。看起来这对你来说是一份很好的工作。还有没有后续消息？绝不要鄙视金钱。假如我有钱，我会比现在快乐得多，也不会给你和其他几个孩子添这么多麻烦。

维多，请尽心推销那些短篇。我知道有些部分看起来很不成熟，很粗糙，但这似乎正是出版商们近来想要的东西。你把稿子通读一遍，把需要打的地方打出来，然后寄给出版商或亲自送过去。我想你知道，如果它们被接受了，对我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幸运——不是因为名声，而是因为这将给我带来金钱收入。

记着英国广播公司将在七月十九日播出我的小说。我猜会由塞尔文朗读。我情愿是其他任何人。我向斯万齐建议，最好让你来读。今天就写到这里。我还要给纳帕丽玛女子高中写回信。他们回复了卡姆拉从印度寄来的求职信，为她提供了在圣奥古斯丁一所新成立的女子高中担任助理教师的机会。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了卡姆拉，由卡珀R转交。我希望她能得到这份工作。大会学校也为卡姆拉提供了工作机会，但是必须从小学教师干起。我后来听说，他们计划成立一所教师培训学院，会给卡姆拉在这所学校留一个职位。“他们”当然就是卡珀S。

好了，我得停笔了，维多。给纳帕丽玛女子高中董事会的斯克林杰小姐写完信以后，我和你妈还有娜里妮会去图纳普纳跟苏克迪欧家的人待一天。尽快给我回信，跟我讲讲你的考试，你自己，还有你和卡姆拉见面的情况。

永远爱你的爸爸

178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圣约翰街49号

牛津

1953/7/14

亲爱的卡姆拉：

很抱歉昨天我们错过了。希望你没有遇到什么不便。今天我收到卡珀S寄来的一封有关你的信。信很短，问我能否为你安排一门拿证书的假期课程。我担心那种证书没有价值。我这么跟他说了。我还给柏斯黛写了感谢信。帕特非常感谢你买的礼物。如果你昨天过来，她也不会介意。

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见我。你想去看戏吗？在斯特拉特福德或者伦敦。告诉我。

维多

179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1953/7/17

亲爱的爸爸：

今天我在一堆稿纸中间发现了一封信——已经写完，地址也写好了。我原以为我已经把这封信寄出去了。这就是我隔了这么久才来信的原因。我希望卡姆拉已经写信告诉你们她到了英国。她写信比我勤得多。

你的书稿是在两周前到的（我就是在那时写了那封信）。我通读了一遍。故事很棒，我相信它们最终会出版的。不过打字的工作可不轻松。

我的口试在二十三日举行。之后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我将在七月底知道考试结果。二十三日之后，我会陪卡姆拉四五天，然后为她送行。接下来我会到一家医院洗六个星期盘子。报酬不错。有两三个朋友邀请我去度假。我可能会在九月下旬过去。十月的前两周，我想我会去欧洲大陆——如果凑得出钱的话。

卡姆拉和我在柏斯黛家过了一个周末。我感到挺愉快的，只是有点无聊。卡姆拉非常开心。当我发现我和家乡的人隔阂日益加深，我倍感孤独。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很快就能弄清楚自己的水平。牛津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例如，在同像拉梅什[25]那样的家伙谈上一个小时之前，一个人不会知道什么是高智商的对话。牛津出来的人优雅、能干、仁厚——在我看来是这样。所以，鸿沟每天都在扩大。当然，牛津有很多特立尼达人，但是他们的无知和愚蠢一如既往牢不可摧。

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好多了。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彻底康复了。当然，我身体没有任何毛病，但我曾经陷入抑郁。不过现在这种症状正在快速消失。了解自己是最大的难题。不要认为我是这里唯一有心理问题的人。这里有好几个学生陷入了神经错乱。牛津能让一个人性格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来。一个人手里握着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孤独。

卡姆拉可能会觉得我懒得吓人。她的陪伴有一种奇怪的心理作用：我感到极度疲惫——我从未这样疲惫过。我整天都想睡觉。我想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并无抑郁。我能写下这些内容，这一事实应该可以证明，此时此刻，我真的很健康。

我爱你们大家，同时请接受我的道歉。

维迪亚

180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53/7/20

亲爱的维多：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有两件事情让我很高兴。昨天晚上，全家人都听到你在电台朗读我的小说；今天早上，我收到了卡姆拉让人安心的来信……你读得真的很棒。我想没有人能比你读得更好。谢谢你。我希望你朗读所得的报酬足够支付往返牛津和伦敦的路费。

这个月我们的日子很难过。主要原因是你没有写信告诉我们你的健康状况。而且卡姆拉似乎又一次身无分文抵达英国。今天早上，我从她的来信中得知，卡珀R拒绝帮她买回家的船票。好吧，这就是这位天才先生做出的事。她可以把我所有的小说稿费都拿走，无论有多少。假如差额只有十五元，我可以从《卫报》给我的最后一笔薪水里扣，这笔钱我这个月底就可以领到。如果卡姆拉能从印度高级委员会贷到钱，或者，像她说的那样，从你手里借点儿，那对我们来说会好很多。告诉我你目前的经济状况。如果你手头拮据，我一收到英国广播公司的稿酬，就寄给你……另外，大约十天前，卡珀S说他被印度事务专员叫到办公室，签署了一份担保协议，因为卡姆拉贷了四十五英镑——从伦敦到特立尼达的路费。看起来卡姆拉已经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办公室申请了这笔贷款。他们又联系了这儿的印度事务专员办公室。这件事卡珀没对我说一个字，只跟萨蒂提了一句。萨蒂每周末去17号辅导希塔功课。卡姆拉在信里没有提到卡珀S为她担保的事，这让我感到奇怪。

原谅我，我没办法不把楼陀罗纳特视为某种萨堤尔[26]一样的怪物。目前我还得同这些人来往，因为萨蒂要去大会学校工作。卡姆拉也是——他们将在九月开办一所中学。我听说卡姆拉将会成为校长，而萨蒂会成为一名助理教师。不过，纳帕丽玛女子高中也给了卡姆拉一个职位——在圣奥古斯丁的一所新学校。

卡姆拉告诉我你一切都好，而且，由于她在英国，你的精神看上去更佳。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不想让你担心我们。卡姆拉很快就会回来。我们会渡过这个难关的。当然，我的身体很差，但已不需要卧床休养。我可以做很多事，比如伏案写作，但不能承担较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能着急。感谢上帝，我还能写作，所以我可以用写作来消磨时间。但是，从今年年初，我的身体一直很糟糕，总在卧床休息，我的雇主认为应该终止我的合约。工资付到这个月底为止。但我不想让你为这些事担心。在卡姆拉之后，米拉和萨薇也能帮衬家里一两年，到那时你已经完成学业，也许也开始工作了。所以，用不着担心，只管去做。弗朗西斯·泽维尔嬷嬷建议你在牛津读一年“教育学文凭课程”。这将有助于你在教学领域得到更高的薪水。

我不知道此时卡姆拉是否还在英国，如果还在，你把这封信里提到的一些消息告诉她。比如说，关于她的教职申请，纳帕丽玛女子高中的秘书写信给我了，我在给她的信里抄了一份。校方有意让她在圣奥古斯丁那所新高中担任助理教师。卡姆拉没有说她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我让卡珀R把信转给她。

我不得不给卡珀S好脸色。卡姆拉和萨蒂的工作还没确定。他打算让萨蒂继续上学，参加高中毕业证书考试；他每月会付给萨蒂五十元——帮助我们走出困境。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如果要在八月假期后开始教书，萨蒂那时就得离开学校了。

我想让你跟我讲讲你考试的情况。写一封详细的、有意思的、令人愉快的信。卡姆拉拿了你的钱，你肯定又没钱了。其实在这里，卡姆拉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她的舅舅或舅舅们，而是她那些愚蠢又善妒的姨妈……你能把《古鲁德瓦》的最后一章改为三千个单词的短篇吗？如果可以，就这样做吧。我手里没有完整的底稿，不然我就自己干了。英国广播公司又通过林多夫人向我约稿了。

很多爱

爸爸

（萨蒂用平信给你寄了一些照片和信。）

181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3/7/30

我最亲爱的爸爸：

今晚从伦敦回来后我收到了你的来信。我在伦敦送走了卡姆拉。

首先，不用担心。理由如下：

1. 我已经取得牛津大学的学位。现在我是文学士了。

2. 我会立刻开始找工作——在我能力范围内找薪酬最高的。你似乎认为我只能教书。这种想法并不正确。这里有个牛津大学职业委员会，帮助我这样的人就业。通常，我们遇到的难题不是找到工作，而是如何选择。我不一定非要去教书。

3. 等我找到工作，你就可以过来跟我一起住，帮我实现心愿——让你过得清闲惬意。我当然会让你有威士忌喝。这不需要等很长时间。我希望在一年之内能把你接过来。卡姆拉已经答应照顾妈妈和弟弟妹妹们。

4. 你不要认为我在牛津只待三年会错过什么。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都只待三年，就像我一样，他们盼着早日毕业赚钱。文学学士学位并不是必需的，确实是浪费时间。据我所知，它对找工作没有多大帮助。

现在，我想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我不希望你向我隐瞒任何事情。明早我就去职业委员会。

卡姆拉抱怨卡珀R不肯帮她，真是愚蠢。为什么他该帮她？我当然不希望他给卡姆拉钱。卡珀R在我们家的生活中无足轻重，为了他大惊小怪毫无必要。卡姆拉不该写信跟你说这些，特别是我已经答应借给她钱了。总之，印度高级委员会只给了她十五英镑。天知道卡珀S为什么会为了四十五英镑签订担保协议！

听到我下面要说的话，卡姆拉一定会吃惊。她做事依旧那么欠考虑，不知体谅，虽然本意是好的。比如说，在信里跟你说卡珀R的事。我反复跟她解释过，这件事是多么不值一提。

我本来可以照顾好卡姆拉。不过我们考虑到，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卡珀R的感情。从上周开始，卡珀R越来越让人不悦。卡姆拉最终做了正确的事。她离开了那里。在柏斯黛家那五天我们过得很愉快，听卡尔没完没了地和所有人讨论政治。

昨晚我没有写完。我不是在牛津而是在一个叫诺斯柯里的小村庄写这封信。这里离汤顿不远，在萨默塞特郡。我和一个朋友[27]在一起，明天我就回牛津。

我去了学校的职业委员会，填写了一些必要的表格。你知道，重要的是避免做出草率的决定，那些决定在帮助我们度过未来两三年的“危机”后可能会让我陷入困境。

昨天，我和我在牛津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中年男人——聊天，他相信，单凭你还不到五十岁这一条，你仍处于人生中的黄金时期。请你耐心等待，等我找到工作，就接你过来同我一起住，我不会让你再做任何傻事，比如又病了。我再次请求你不要担心。我正在写一个故事，如果被接受了，我保证会把钱寄给你。我给了卡姆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我相信，看到我和卡姆拉费心准备的礼物，你们一定会感到惊喜。希万将得到一件特别的礼物，我不说是什么，因为我们想给他一个惊喜。你是否还记得，当初卡姆拉要走的时候，希万想让她给他买一条绿色的裤子。我想他现在已经过了想要那个的年纪。

卡姆拉希望直接回26号。而且，她希望尽可能少跟卡珀R以及那几个愚蠢的姨妈打交道。在需要去见什么人等问题上，她想完全听你的安排。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别因为姨妈们生气。同她们置气是自降格调。我反复告诉卡姆拉，姨妈们和那些让人心烦的亲戚们无关紧要，我希望你也能想得开。你不必因为卡珀R拒绝帮助我们而生气。帮助卡姆拉是我的责任，我希望我能做得好。我能够帮助卡姆拉，这会让很多人吃惊。我现在能照顾好自己了。

下周二，也就是八月四日，我将开始在农场干活。我非常期待这次锻炼，因为英国的田野非常美丽。成熟的麦子像金子一样，随风起伏，宛如波涛。

附带说一句，如果你正在写东西，我建议你写一些真正有分量的东西。如果你能以第三人称讲述你自己的人生经历，肯定非常受欢迎。你曾要求我成为哲学家，我也想让你成为一个哲学家——好好利用被强行塞给你的闲暇时光。

我现在必须去汤顿（你可以在地图集里找找这个地方）寄这封信。我的朋友要开车去那里，我必须停笔了。

爱你们大家——我最深的爱

维多

（抱歉，我用打字机打的落款，钢笔没墨水了。）

182 / 西帕萨德和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3/8/1

亲爱的维多：

我刚从城里回来。我进城是为了替图纳普纳的萨哈迪欧·马哈拉杰张罗些印刷方面的事务。你妈和我一起出的门，还没回来。她要买些涂料还有其他东西：为了给卡姆拉一个敞亮的家，我们正在清洁墙壁……我现在感觉真的很不错。他们说，我的精神比之前好了很多。消化不良引起的疼痛也消失了。但是我仍旧没有工作。希钦斯对待我的态度不能更冷酷了。

卡姆拉的离开一定让你很难过。多少次，我努力想象，你会感到多么孤独；如果知道你一切都好，我们会开心很多。我时常为你的精神状况忧心忡忡。你必须否认那种黑暗的抑郁，因为它不真实。你必须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它会过去的。”一两天后，它就会过去。

星期天，八月九日，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卡姆拉将在那天到家。我希望楼陀罗纳特没和卡姆拉乘坐同一艘轮船。我想到船上接卡姆拉，嘱咐她几句。她将会在位于圣奥古斯丁的一所新建的女子高中得到助理教师的职位（纳帕丽玛女子高中刚在丘吉尔-罗斯福公路边上建了一幢气派的大楼）。大会则在桑格雷-格兰德买了一幢楼，将于下个月开办一所由政府资助的中学。大会学校的秘书辛伯胡说卡姆拉会被授予校长一职，他正在为她争取一份两百四十元的月薪。他还将安排萨蒂在这所学校做助理教师。

目前，通过圣奥古斯丁女子高中的秘书诺比夫人，卡珀S已经探听到了纳帕丽玛提供给卡姆拉的职位。当然，他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所以我必须上船告诉她事情的原委，这样她就不会对辛伯胡摆脸色，坏了她和萨蒂的事。

现在来说说你。你过得越开心，我就越放心。我唯一时时牵挂的人就是你。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我会认为你病了，然后开始担忧。所以你必须尽量多写信。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切都好。

《古鲁德瓦的冒险》怎么样了？我想到你的考试刚刚结束了，所以想问问这事。你不必打太多。只把铅笔写的那部分打出来交给出版社。我不想让你在这件事上耗费太多时间。假如你干不了，找一家好的代理，注意要选一家诚信的。我知道很多代理是骗子。无论如何，推进此事。现在你考完试了，我希望你能更多地来信。——爱你的爸爸

亲爱的儿子：

我希望卡姆拉的离开没让你太难过。你要记住，聚散是常事。不要让情绪控制你。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喜有悲，不只你一人如此。

昨天娜里妮满十个月了。她会爬台阶，开始抓着东西学走路。她开始学说话了，叫爸爸、妈妈、巴普[28]……

家里每个人都感冒了。我们都急切地等着卡姆拉于八月九日乘坐哥伦比太阳号回家。从她离家到那天一共四年零二天。

祝你考试取得好成绩。也希望二十一岁先生快乐健康。

爱你的妈妈

183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圣约翰大街49号

牛津

1953/8/5

亲爱的爸爸：

这封信会很短，因为我这会儿很累。今天是我打工的第二天。我正在一家农场干活，我想我从来没有这么卖力地干过活。我本可以找轻松的办公室工作，但我更愿意过艰苦的农场生活——一两个月。昨天，我帮忙晾晒干草，我认为很少有东西能像干草那么好闻。我打零工的这个农场很不错，农场主允许我们在他的餐厅吃饭；如果下午五点以后还要干活，他会提供茶点。早上有辆车把我从牛津带到农场，晚上再把我送回来。这是一个令人愉快、振奋又有收益的改变。

在你读这封信的时候，卡姆拉肯定已经到家了。我希望没有人做傻事。这样的亲戚关系，一旦没了好处，立刻就无关紧要了。不必努力重新开始，除非大家都怀着真正的善意。

我还在等待家里来的消息：它将指导我的行动。

顺便说一句，卡姆拉可能已经提醒过你，卡珀R将会编造我“堕落”的故事。我想你和卡姆拉都足够了解我，能对这类谣言一笑置之。只有当你把那些事当真，它们才会变得重要。

希万有枪了。在接下来这几天，他会不停地开枪射击，把你吵得头昏脑涨。对于小孩子的成长问题，我很不在行，也不知道希万是否到了合法持枪的年龄！

两天前，我完成了一个短篇的初稿。写的是罗茜[29]的故事，我担心其中的对话可能有些空洞。家乡的人在我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希望能对他们的事情和言谈保持敏感。我恐怕会使用罗茜这个名字，因为我想不出其他合适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某个印度家庭，给人粗俗艳丽的感觉——也许是受到了毛姆笔下的罗茜[30]的影响。

我正在整理你那些短篇。所以，不要抱怨我不关心你的事。

我期待着家里的消息。你现在先不要写信。让卡姆拉写。

致以最深的爱和同样深的尊重。

爱你的儿子

维多

184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3/8/8

最亲爱的维多：

那封信真是令人愉快——就是你在那个叫柯里的村庄写给我的信……它让我卸下了重负，心情轻松愉悦。萨薇、萨蒂还有其他人开玩笑地叫我“英国人”，因为你说要让我到英国跟你一起生活……当然，我首先应该祝贺你取得文学士学位。我相信你是以很好的成绩获得这个学位的……你应该得到双份礼物，首先是为你取得学位，其次是为你二十一岁生日。我确实应该送你点东西，但现在我还不能说送什么或什么时候。

不选遇到的第一个工作机会，这种做法非常正确。别着急，确保你得到的是一份你真心喜爱的工作。家里人全都在责怪我——倒没有大吵大闹——让你现在就离开学校，而你至少可以再读一年，取得教育学文凭。我很赞同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再供你读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不过，当然，假如你已经厌倦了牛津生活，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确实总把你设想成老师。特立尼达也有好几所中学和教师培训学校，我肯定你能获得一个满意的职位。但是你妈妈十分反对我引诱你回家工作；我也痛恨这个主意，因为我感觉离开这个小池塘，你会有更好的机会。试一试印度外交部的职位怎么样，或者英国广播公司。你声音不错，发音准确。很快我就不需要挣很多钱支持家里的生活开销了。

我想农场的工作肯定会让你筋疲力尽。试两个星期，假如你觉得太累，就放弃吧……家里很好；而且，很奇怪的是，尽管我没有工作，身体也不是很好，但如果你见到我，绝对看不出我是一个病人。真的，我几乎从未这么快乐过。我担心自己会变得越来越懒。苏克迪欧想让我去他城里的店铺工作——“只要坐在那儿照看货物就行”。薪酬当然无法同《卫报》的薪酬相比——远远不如。但我得说，我欠这个老头很多。他在很多事情上帮过我。有天晚上他来家里，听说医生让我不要爬楼梯，他建议我卖掉房子另外买一套，他不会阻拦；换句话说，他愿意放弃我欠他的贷款。我欠他不少钱。但是，我觉得现在没必要换房子，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好转，我甚至长了小肚子，而且我每天上楼下楼好多次……戴维·拉姆凯松被任命为女王皇家学院的院长……卡姆拉将不得不在两个教职中做出选择：大会中学的校长，这所中学将于今年九月份在桑格雷-格兰德开学（萨蒂也将在该校工作）；或者圣奥古斯丁一所女子高中的助理教师，这所高中由纳帕丽玛女子高中董事会管理……

我听说辛伯胡在为卡姆拉争取两百四十元的起薪。即使他只能为卡姆拉争取到月薪两百，那也已经很高了。但是我担心，圣奥古斯丁高中给卡姆拉工作机会的事肯定让他很不满。但他没理由不满。他从来没有回复过卡姆拉的申请，而纳帕丽玛女子高中迅速给出了友好的答复。此外，直到几周之前，还没有人知道大会会赶在九月开学前在桑格雷-格兰德开办一所政府资助的中学。巴达塞买了一幢建好的楼房……这个月十六日，萨蒂将戴上克里森·比松达特送她的戒指（一百六十九元）。宣布订婚后，我会请比松达特一家吃饭。我们没有邀请很多人，这将是一次小聚……我不会让卡姆拉看到你上一封信，你在信里说她做事依旧欠考虑。我很赞同你的观点。确实很好，这表明你现在可以应对一些事情了，你有很好的分辨能力，有价值观……但是我不会告诉卡姆拉任何事情，她也许会受到伤害。她认为要是让你支付她的全部旅费，你会被“榨干”。她这是以欠考虑的方式来体谅别人。我可以用打字机写很多东西，我想开始写我的自传体小说；事实上，我已经请谢卡尔替我从《卫报》领一些打字纸……但苏克迪欧想让我给他看铺子……

保重身体。说真的，我们都很好。再次谢谢你那封信。

爸爸

[1]楼陀罗纳特。

[2]辛伯胡纳特。

[3]萨蒂在11月8日的信中告诉了V. S. 奈保尔他们外婆索姬·卡皮迪欧·马哈拉杰去世的消息：“外婆上个月23日去世了，哎呀，她的葬礼办得真不错。”

[4]《客厅里的绅士》（1930）和《在中国屏风上》（1922）是毛姆在缅甸和中国旅行时的记录；《克雷杜克夫人》是一本小说。

[5]苏克迪欧·米西尔的女儿。

[6]V. S. 奈保尔最小的妹妹。萨蒂在10月10日的信中写道：“你添了个妹妹，她叫娜里妮·维姆拉·奈保尔。她4日出生，这个可怜的小家伙，长得最像我。”

[7]一种很重的项圈。

[8]这是印度队的第一次西印度巡回赛。对抗赛四场战成平局，一场西印度赢。1月13日至17日，印度队同特立尼达队在西班牙港进行了一场为期五天的比赛，这场比赛确以平局结束。

[9]埃德加·米蒂霍尔泽，圭亚那作家，属于最早一批以写作为生的西印度作家。1941年至1947年，他居住在特立尼达岛；1947年至1952年，他居住在英国；此时他正凭古根海姆奖学金居住在加拿大。他后来移居巴巴多斯，之后又回到英国。他的作品包括《科提尼雷雨》（1941）、《办公室的清晨》（1950）、卡瓦纳三部曲（1952-1958）、《我的骨头和长笛》（1955），以及游记《带着一双加勒比的眼睛》（1958）。因患抑郁症以及为后来的作品寻找出版商而苦恼，他于1965年自杀。

[10]这一年，卡里凭借小说《马嘴》取得突破。

[11]西帕萨德写的这封信似乎遗失了。

[12]印度教社会和教育组织，由两个更古老的印度教社团于1952年合并而成，以联合主义者、政治家巴达塞·萨根·迈拉杰为领袖，协调整个特立尼达印度教寺庙的活动，在殖民政府辖下代表印度教徒利益，20世纪50年代建了超过30所学校。（后文简称“大会”。——译注）

[13]在2月24日的信中，德拉帕蒂写道：“要是你能省出点儿零钱给姑娘们，那就太好了。她们需要好些东西。”

[14]塞萝曼尼·佩尔曼南德，V. S. 奈保尔的表妹，丹姨妈的女儿，欧华德和萨汀的妹妹。在2月24日的信中，德拉帕蒂写道：“最近有点儿闲话，其实是事实，塞萝和萨汀在争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

[15]在德拉帕蒂2月24日的信末，希万写道：“我明天过生日。你会给我什么礼物？”

[16]复活节的前一天。

[17]女王公园椭圆形板球场，女王公园板球俱乐部所在地。

[18]《老人》。

[19]西班牙港西北部迭戈马丁山里的瀑布和池塘，曾是远足的热门去处。

[20]克里森·比松达特，来自桑格雷-格兰德一个有名的家庭，桑格雷-格兰德是西班牙港以东三十英里处的一个小镇。他的妹妹莉拉后来嫁给了V. S. 奈保尔的表弟迪万德拉纳特·卡皮迪欧。

[21]似乎没保存下来。

[22]柯蒂斯·布朗有限公司的格雷厄姆·沃森后来代理V. S. 奈保尔的文学作品近20年。

[23]建于1950年，圣奥古斯丁区位于西班牙港以东约10英里处。

[24]实际上西帕萨德至少还给卡姆拉写过两封信；保存下来的有写于1953年7月8日和7月28日的两封。

[25]拉梅什·穆图，V. S. 奈保尔的表弟，西帕萨德表妹柏斯黛的儿子。

[26]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形象的森林之神。

[27]史蒂芬·达曼。

[28]印地语，意为“父亲”。

[29]罗茜·苏丹，奈保尔家在尼保尔街的邻居家的女儿。

[30]罗茜·德里菲尔德是《吃喝玩乐》中的人物。

第九部分

1953.8.10～1953.12.14

家庭悲剧

185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邮戳日期：1953/8/10〕

亲爱的维多：

卡姆拉的归来让家里热闹起来，大家都很高兴；卡姆拉有那么多话要说，一点没有丢掉她的幽默感。不过，她的近亲们——姨妈们，还有其他人——对她就没有那么满意了。假如她从跳板上走下来时，手里盘弄着玛拉[1]，或吟唱着《罗摩衍那》中的诗句，她们会满意得多。但实际上，她一开口就带着明显的口音，的确让很多人大吃一惊。迪那纳特夫人[2]就说：“我的天，别像美国佬那样说话。”

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楼陀罗纳特在整个行程中一直和卡姆拉保持着距离。虽然卡姆拉坐的是三等舱，但旅途很愉快。她吃了很多东西，还曾好几次和船长一起吃饭喝茶。到了17号，卡珀R坐下参加苏拉吉普拉礼拜仪式；一分钟后，我吃惊地看到，卡姆拉坐在了他旁边的床单上。

我一直怀疑卡珀S在吹牛，两天前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过去的一个多月，卡珀S（通过卡珀S太太）一直声称他正在为卡姆拉争取大会在桑格雷-格兰德刚开办的中学的校长职位，她还将拿到二百四十元的月薪。两天前卡姆拉向卡珀S要求面试的机会，因为如果不这样，似乎不可能见到他，他总在忙别的事。卡姆拉想找他谈谈大会学校的那份工作。他没有亲自来见她，而是让她（和我）第二天到巴达塞的大库房去见大会管理委员会，或者董事会，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卡姆拉被告知，她只能在他们位于图纳普纳的学校得到一份教职，在拉里（里基）[3]手下做事，月薪只有八十多元。一副“干不干随你”的态度。当然，卡姆拉谢绝了那位绅士的提议。我们离开那里时备感羞辱，因为卡珀只是在拿我们当木偶耍。他无疑应该提前跟卡姆拉说明实情。他没必要让她去见他的同僚。

直到现在我还有点生卡姆拉的气。一直以来，她都没有表现出快速决断的能力，或者说商业头脑；她不听我的忠告，过度信赖卡珀S。纳帕丽玛女子高中有意让她去做助理教师，她一回家就应该按韦杰小姐建议的和她取得联系，打电话，或者用其他方式。但是她一个星期后才通过电话留言请求安排面试。同麦瑟斯·巴达塞、卡皮迪欧，以及他们手下的人相比，我相信卡姆拉为长老会的人工作会有更好的发展。那帮人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不会再去17号见楼陀罗纳特，因为我不想见他……后天，卡姆拉会去见圣奥古斯丁那所女子高中的校长。

实际上，巴达塞和卡珀S已经请求（应该说是乞求）楼陀罗纳特担任他们将在圣奥古斯丁开办的学院的院长；楼陀罗纳特接受了，条件是他要先回伦敦，获得他在大学的老板的许可，然后在十月份回来。他们向他提议的时候，我就在17号。他会带一个助教过来。他要求月薪六百元，因为，他说，这是牙买加大学学院[4]给他开的价码。所以你看，卡姆拉早就被大会的这些家伙抛弃了，这对她是件好事。想象一下，她在巴达塞以及他那些文盲和半文盲追随者手下工作……我想，卡珀R的打算是，长假期间在这里工作，然后回到伦敦大学继续当他的讲师；这样年复一年，直到他从那边带回足够多的文学士和理学士。不过，他明白地表示，他必须掌控一切；他将负责所有培训工作——因为他们还将开办一所教师培训学校；还有一座湿婆庙。

亲爱的卡姆拉带给我很多希望和勇气。但是，你知道，贝拿勒斯印度大学不被特立尼达教育委员会承认，我担心这也许会影响她的薪水。但我相信，比起大会学校，纳帕丽玛女子高中会给她更好的薪酬。

请原谅这页信纸顶端的墨迹。卡姆拉在给什么人写信，我让她给我张信纸……我感觉真的很好，你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斯万齐给了我十六英镑六先令——这是我得到的最多的一笔稿费。

爸爸

〔写在第一页边缘：〕

希望我的信能写得像你的一样好。尽快回信。

你还在农场干活吗？你现在一定很缺钱，如果是这样，告诉我。我可以从稿费里拿出两三英镑寄给你。克里希纳和希塔·拉杰库玛[5]会给你捎几件衬衫、几双袜子，还有一个印度花瓶，作为你的生日礼物。克里希纳和希塔将于八月十八日起程。

186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

圣詹姆斯

西班牙港

1953/8/12

亲爱的维多：

我终于回家了。哥伦比号原本预计十二点靠岸，实际上十点半就到了。妈妈、爸爸和女孩们都来了码头。萨蒂、米拉和萨薇长大了，都很漂亮，我真的认不出她们了。娜里妮很可爱，但长得像中国人。希万害羞而安静，妈妈说他表现出这副模样只是因为我回来了。他什么都不懂，但是很愿意学习。所以，我先给他几天时间来习惯我的存在，然后再教他东西。他即将入读一所私人学校。天知道那是谁办的。不管怎样，我已经见到了罗米利，从九月开始，希万大概会由他来教。

巴卡玛穆[6]一直对妈妈和孩子们很好。他承诺从八月起每月补贴他们五十元，因为爸爸的薪水只能领到七月份。阿贾[7]一家也对他们很好。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去了码头迎接我，那些没去码头的人则在下午来了家里。宝宝和巴格瓦特[8]（玛米的姐妹和兄弟）竟也来家里看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今天早上我和杰斯、傅娃[9]、希塔、戈什一起去弗雷德里克街[10]散步。街道看起来非常狭窄。

爸爸种的那棵有名的“遮阴树”已经能遮阴了。第一眼看到咱们家的房子，我感到〔看不清〕。每个人都对我说，自从听说我要回家，爸爸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变得开开心心，不那么发愁了。

关于工作——目前我尚未做决定。等下次写信的时候，我应该能确切地告诉你我在哪里工作，薪水多少。

我们请希塔和克里希纳给你带去衬衫和袜子。

全家人都爱你。

卡姆拉

187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1953/8/17

亲爱的爸爸，还有其他各位：

你们知道我写的信都遭遇了什么吗？写好了，然后忘了寄，或者没时间寄。直到中午十二点，我才突然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冲到楼下把这事告诉了房东太太。下午，她给我送上来一个蛋糕。

萨蒂的信和照片是今天到的。我必须承认，我对克里森一点印象也没有。萨蒂用她那难看的字告诉我，她要去玛穆家住了。她似乎很高兴，但我恐怕不会为此欢欣雀跃。我并不怀疑玛穆家的善意，但我们现在应该尽力保持独立。把薪水放到一边，如果卡姆拉接受纳帕丽玛的工作，我会高兴得多。我一直在等她来信，但目前还没有收到一封。你看，让卡姆拉接受纳帕丽玛高中的工作就可以消除你的怨气。但我的确没有资格对此事发表评论，因为我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过在我看来，萨蒂不在自己家住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只有圣人才会做事不求回报；有些事情做了，就会将自己置于别人的攻击范围之内。苏克迪欧则完全不一样，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帮助。

我真是烦透了卡珀R对你的影响。但是，正如我努力想要告诉你们的，这一切都不重要。请别误会。我对卡珀S没有丝毫敌意；非要说有什么的话，对于玛米和他，我抱着旁观的态度。在我关于特立尼达那个大家庭的内部关系的记忆中，无所不在的绳索紧紧束缚着每个人。我只是希望你远离那些琐碎的、没有尊严的争吵。

我在农场的第三个星期刚刚开始。工作时间很长：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半，但我还抗得住，我真的喜欢这种体力挑战。我盼着家里来信，我会在五天之内再写一封。

再见

维多

*188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1953/8/18

亲爱的维多：

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了我们写的信，还是它们仍在你们学校的收发室。

我得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你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这份工作在圣奥古斯丁女子高中，地点当然就在圣奥古斯丁。薪水是每月一百八十元，最高可以拿到两百七十元。每年增加十五元。不错吧？你可以想象大家有多高兴。

这意味着我每天都要跑去圣奥古斯丁。爸爸不上班了，也不能开车。所以他把车给我了，我正在学开车。普拉卡什[11]在教我。

爸说他已经把大会学校的事和许多其他的事都详细地告诉你了。我就不再重复了。玛穆真坏，把我叫去让一帮蠢货支派，每月只给我八十元。我对他没敌意，但你知道吗，他差点让妈妈把我们的房子卖掉，搬到贫民窟去住——他的理由是妈妈可能需要钱去还债。明白我说的了吧，他们对我们真的没怀好心。他们也许会随意跟我一起说笑，但我绝不会相信那个家族的任何一个人。迄今为止，妈妈娘家这边尽力同我们保持距离，天哪，我可以想象他们是怎么说我坏话的。爸爸这边的亲戚都很好，当然，除了恶毒的拉姆丁姐妹、拉奇敏和沙姆戴[12]。你知道吗，很多人来是想看我可怜巴巴、操一口粗糙平板的印度英语的样子。可是，他们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可怜我，自然会狠狠地说我坏话。

顺便说一句，圣奥古斯丁高中是纳帕丽玛董事会（长老会的人）新办的一所女子学校。

你一直没给家里发电报，我想这意味着你得了B。[13]我觉得你不应该离开牛津。你应该趁着有机会，接着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家里有我就行了。我还能不时给你寄些钱，虽然不多。如果你急需用钱，别怕跟我说。爸爸盼望见到你。他每天都会提到你。他想知道你为他推销小说的事进展如何。他完全依赖你，等着你，现在他把写小说当作收入来源。他提到了《蛙人》。如果你认为BBC会采用，请你通读一遍，寄给他们，或者爸爸必须自己动手？你看着办。关于爸爸的事情，下封信接着说。

傅娃，爸爸的姐妹[14]，还是像以前那样又瘦又精明。她听到有人说请代他向你问好。所以她说：“贝蒂[15]，下次给维多写信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在句尾特别加重了语气。快点给我回信。

爱，卡姆拉

189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3/8/19

亲爱的维多：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习惯有卡姆拉在身边。对家里人来说，她的归来让我们的境况大为好转。但我也知道，很多亲戚不太高兴，因为卡姆拉已经能够照顾我们。更令他们恼怒的是，她竟毕业于一所英式学校。他们希望看到她身披纱丽，说着地道的印地语，像贝拿勒斯本地人那样说英语。但事实并非如此，令他们很失望。所以自从回到家，卡姆拉只去过17号两次——一次是下船后，另一次是出于礼貌的拜访。她回家帮助我们，能够并且乐意帮助我们——这刺痛了很多人。

上周一我陪卡姆拉去了圣奥古斯丁女子高中。康斯坦丝·韦杰小姐——这所学校的校长，出生在加拿大——面试了她。面试非常成功：从九月开始，卡姆拉将在那里教授地理和英国文学。据校长所说，她的月薪是一百八十元。每年递增十五元，最高可以达到两百七十元。大会让她在拉里当校长的小学做助理教师，月薪只有八十元。她今天就会写信拒掉这份工作。

假如卡姆拉学了印地语，她就可以讲印地语，但了解的印度历史和文化也会非常有限。特立尼达懂印地语的印度教徒很多，但我看不出懂印地语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本质上还是那么无知和迷信。迪那纳特就是个例子。

昨天，朱尔斯·马哈比尔夫人来了我们家。她的丈夫马哈比尔先生是圣奥古斯丁高中管理委员会的主席。[16]当卡姆拉的求职申请（从贝拿勒斯寄过来）被拿出来审议的时候，他大力推荐了她。下个月，卡姆拉会为西班牙港的一个妇女团体做一场报告，讲她在印度期间的经历。这次报告是马哈比尔夫人邀请她做的，并且安排了相关事宜；但卡姆拉并不热心，她不喜欢做这类事。不过，为了避免不愉快，她还是答应了去做报告。

上个星期天，家里来了一些客人。那天萨蒂和克里森·比松达特订婚。除了卡珀S太太，卡皮迪欧家其他人都没来。我这边还来了乔治·拉杰库玛先生和夫人[17]。萨蒂一心想着她的婚礼。但她和卡姆拉本来可以大大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至于我，两三个星期后，我可能要开始为苏克迪欧先生看店了。薪水也许只有《卫报》的一半。不过，这是一份安静轻松的活儿，我应该能够应付。

最重要的事：现在先别离开学校。你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一旦失去，就不会再有。有了卡姆拉的帮助，我们至少可以在未来一两年过得很好。

刚才我在教希万词性。他没有你小时候反应快。他身上没有你那种独特的早熟气质。他不愿意思考。这会儿卡姆拉正在给他讲罗宾汉的故事，那本书是萨薇得到的奖品。你寄来的《亚瑟王和兰斯洛特骑士》对他来说太深了。不要把他想象成一个蠢笨的、懒洋洋的家伙。他一点儿也不笨，就是太贪玩，不肯专心学习。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私立学校最近的一次考试中得了第一名，他对此非常自豪。从九月份起，他就要去罗米利的东方男童公立学校上学了。罗米利好心答应用自己的车接送他。

我没能把他送进特安贵立提。

请读一下《蛙人》，然后告诉我它是否能获得斯万齐的赏识。我听说目前他们手上攒了“一堆中篇”，所以我的下一篇（“我希望你能尽快寄出”）必须是个短篇，就是说不超过两千五百个单词。《古鲁德瓦》的最后一章应该也可以改成一个很好的短篇。如果你能打一份寄给我，我会非常高兴。

我们眼下用的正是上一篇小说的稿酬，是时候再寄一篇了。千万别忘了——我是说寄给我一份《古鲁德瓦》中的《蛙人》或《五人长老会》。

克里希纳和希塔将给你捎去几件衬衫、几双袜子，还有一个黄铜花瓶。请收下它们，特别是花瓶，当作你二十一岁生日的礼物。它们寄托着全家人对你的爱。——爸爸

〔写在信纸边缘：〕

英国广播公司特地向我提出，希望我给他们写更多故事。

〔卡姆拉手写：〕

爸刚才承认他直到现在都没有习惯跟妈待在一起！有很多关于罗茜等人的闲话，下次写信告诉你。

卡姆拉

190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卡姆拉手写：〕

1953/8/21

尼保尔街26号

圣詹姆斯

西班牙港

特立尼达岛

最亲爱的比姆：

我到家了。

〔父亲手写：〕

这是卡姆拉的笔迹。如果我不用这张信纸，它就会被浪费掉。所以请别介意我用它给你写信。——爸爸

亲爱的维多：

星期二，九月一日，卡姆拉就要开始在圣奥古斯丁女子高中教书了。出了点小问题，但最终妥善解决了。首先是关于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是否得到英国相关权威机构承认的问题。昨天，这里的印度事务专员收到一封从伦敦寄来的信，说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是得到认可的，还附了一份英国承认的印度大学的名单。要没有这份及时寄到的证明，卡姆拉的薪水就会减半。昨天，我陪着卡姆拉去教育部见了莱因斯沃斯先生，他说卡姆拉学位的有效性和价值毫无问题。如果卡姆拉得到的是一个荣誉学位，或者未以甲等成绩通过考试，她的薪水就会低于最高起薪一百八十元。每年增长十五元，最高涨至两百七十元。现在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家里没有什么麻烦。我感觉越来越好，但说实话，任何持久一点的体力活我都干不了。我能做很多事，但仅限于案头工作——比如我现在正在打字。我倒不担心。给你写完信，我要开始打《达鲁叔叔》——重写了一遍，打算投给英国广播公司。（顺便说一句，我寄给你的那一版你可以完全按你的想法修改。）要是斯万齐采用了这篇，我再把《蛙人》寄给他。我确信，我至少可以拿《古鲁德瓦》的结尾部分改出一个短篇。我指的是“五人长老会”那一段。

萨蒂还没有去卡珀S家。也许是巧合，我也一直反对这样的安排。他并没有给我们他曾答应要给我们的五十元，感谢老天，我们也不想要——当然，除非他主动要给我们。希钦斯答应本月底给我一半月薪（八十二元五角）。给不给还不一定。但我们应付得来。我们可能会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过得苦一点；但我甚至不应该这么说，因为我发现有些事——你知道我绝对相信神的旨意——来得恰到好处。这不是迷信，儿子，这是一种特殊的真理——也许只对那些信的人来说是这样。

你不可能让萨蒂改变结婚计划。如果她能晚一年结婚，会给我们家带来很多好处。但她就是不愿意。如果你坚持跟她讲道理，她就开始哭！而克里森那个家伙想最晚明年二月办婚礼。我使劲劝他延到五月，他不肯。

有一件事让我的生活变得灰暗：我不能吸烟了。我偶尔也会抽一两口，但马上就会生出严重的负罪感，就好像自己犯了罪。不能抽烟让我很难受，因为这会带来痛苦，虽然只持续几分钟。每次抽完烟，我都发誓再也不抽了，但是一吃完饭，或者喝完一杯茶——我现在不常喝茶，因为这也被禁止了——我就想抽烟，然后就打破了誓言。但现在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抽了。

卡珀R完全没有跟我说起过你，我也没有问过他你怎么样。我知道他这个人说话夸张，所以即使他说了贬损你的话，我也不会全信。

别以为我们忘了你二十一岁的生日。我们没有。我们会让克里希纳和希塔给你捎去衬衫，还有一个黄铜花瓶，让你留作纪念。不过克里希纳和希塔九月十八日才出发，算算他们抵达的时间……我们收到你两封信——一封讲了你在农场干活的事，另一封讲了些其他的事。

你应该继续大学学业，因为机不可失。如果你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会恨自己。你没有必要放弃。

爸爸

191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1953/8/25

亲爱的卡姆拉、爸爸妈妈，还有其他人：

我应该先给萨蒂写信，恭喜她订婚。但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一刻，我在农场工作一整天，我想还是明天再给她写吧。

自从卡姆拉回到家，你们的来信确实让我欣喜。我感受到了你们的兴奋和快乐，这也让我非常高兴。卡姆拉能得到那份工作，我尤为开心。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好事。不过有件事让我很不满，没人跟我说过你们曾计划把26号卖掉。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找了人将《蛙人》打出来。恐怕你没必要在信里叮嘱我，我早就看中这个故事了。我会做个改动。在故事展开一半的时候转而描述过去。我想用一般过去时。这篇小说有一个精彩的开头——“关于贾穆尼，有件事令人费解……”——我是根据记忆引用的。我想自己打。但这台打字机是一个美国人的，而我本该前天还给他。他明天一早就会把它拿走。

我听说了一件不寻常的轶事。我去了那个美国人寄宿的公寓。按照他的指引，我来到一栋老房子前面。房子里落满灰尘，杂乱不堪，走道狭窄，楼梯摇摇晃晃。我看到的第一个开着门的房间里遍地垃圾。楼道里飘着油漆的气味，我猜想这栋房子正在重新装修。隔壁房间有人问：“谁在那里？”我说：“这是80A吗？”房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年纪不小了，戴着一副眼镜和贝雷帽，手里提着一桶油漆。我朝房间里瞥了一眼，天花板中间部分掉了下来，地板凹凸不平，墙板也很旧。他详细地给我指了路，原来他就是我朋友的房东。他带我参观了那栋房子，给我看了一个十五世纪的房间，还跟我说了许多他的事。他曾去监狱里和孤独的囚犯聊天。他住的房间——就是建于十五世纪那个——里面挂的那种风格的画只有在古董店才能见到。那个房间里的每件东西都像是从古董店搬来的。在道别前，他对我说：“你遇到我的那个房间，就是我正在粉刷的那间，你了解它吗？”我说不了解。“刘易斯·卡罗尔曾住在里面。他就是在那里写出了《爱丽斯梦游仙境》。”我不知道这事儿。自从来到牛津，我已经几百次路过这栋房子，但我很难想象“刘易斯·卡罗尔的牛津”的迷人之处。这一片街道越来越破败，流氓恶棍出没其间。在卡罗尔的时代，纳菲尔德还没有在牛津郊外建立莫里斯汽车工厂，牛津对小混混和产业工人没有多少吸引力。如今，一切都变了。

我想我还要在农场干一个多星期。在农场时间长了，有点舍不得离开。尤其是当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用联合收割机收麦子。联合收割机是一种神奇的机器。如名称所示，所有收割工作一次性完成。它可以割麦、脱壳，把麦壳和麦秆顺着一个方向吐出来，同时将麦粒送进一个大箱子。我的工作是装袋。这是一项非常需要技巧的工作。因为麻袋很大，我必须保证不让它折起来。一麻袋麦子重两百五十二磅。事实上，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之后，我并不像最初两个星期那样筋疲力尽。我很累，但心情愉快，有种干了一整天活儿之后的满足感。只是记账之类的工作比较无聊。此外，十一个小时的活儿干下来，一天就剩不下几个钟头了，晚上的时间因此显得更加珍贵。我感觉我的体力还不赖。胳膊上虽没有长出大块肌肉，但已经变得又硬又结实。肩膀上的肌肉也变硬了。我感觉身体非常轻快舒畅。

我将在九月十四日去见职业委员会的人。我翻阅了学院的招聘信息目录。我对联合国的某些职位比较感兴趣。如果申请失败，还可以选择东方国家或者海外的一些公司。我不得不继续留在牛津，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我找工作期间，我还需要钱——这段时间可能是四个月、六个月或者八个月。假如我留在牛津却没在修某种课程，殖民地部不会给我津贴。可是选哪种课程呢？我可不想在牛津再待两年。我对现代语言方面的学位很感兴趣——法语和西班牙语。应该和我在一九四八年学过的内容大体类似，但恐怕现在很多都忘了。我不知道。但我并不是太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希望你在认真写作。我想要把特立尼达看得更清楚。我看起来一直在写小说。我不缺素材。但我相信，在特立尼达待三个月，积攒的素材够我写三年。一旦有空，我会寄一本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给你。他那篇《泥土》收录在大众文库的选本里。你很喜欢那个故事，还曾读给我听——讲的是一个护士要去拜访一家人，最后发现忘记带蛋糕了。

爱你们大家，祝福你们。不早了，我必须停笔了。

维多

*192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9/3

亲爱的维多：

我们交了点儿好运。真是出人意料，希钦斯在八月底给了我一个月而非半个月的工资。所以我们有一百六十五元来应付九月份；我可以付一些账单，买点儿东西。我为自己买了一件长外套——这是自从你离家以后我为自己买的第一件衣服——两双袜子、两件睡衣、刮胡子用的镜子，给卡姆拉买了件纱丽。卡姆拉额外得到一些钱，我没有问她是谁给的。我们给你买了四件“精英”衬衫和三双羊绒袜。今天或明天，我会给你买一个印度产的黄铜花瓶。

我每天早晨开车送卡姆拉去位于圣奥古斯丁的学校上课，晚上再把她接回来。一旦她学会开车并且拿到驾驶执照，我就解脱了。昨天我给她上了第一节驾驶课，但是那“太刺激”了，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我听说卡珀R这个月十八日就要走了；他还没有到我们家来过。你说得对，这些亲戚关系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重要的。我去年一月病倒，他们没有一个人问我过得怎么样。就只是到病床前来看望一下，面带悲伤的表情。就这点儿剧情他们也演得很差，看上去很假。

我想卡珀R此行主要是为了分割卡珀家的财产，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消息，除了我们家将分得四桶谷子——我猜这是因为老鼠快把查瓜纳斯楼上库房的谷子吃光了，所以他们想处理掉这些讨厌的东西。

你的东西我们会让克里希纳和希塔给你捎过去，他们九月十八日启程。

所罗门上个星期出发去牛津了。他申请到了三年的奖学金。我希望你好好利用你的奖学金继续深造。卡姆拉工作了，我们的日子过得去。

爱你的爸爸

*193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3/9/6

亲爱的维多：

我想卡姆拉并没有像她许诺的那样经常给你写信。她的一个坏毛病就是拖延。我刚才问米拉她最后一次给你写信是什么时候，她没有回答。萨蒂告诉我她一周前给你写过信，但是你没有回复她。

卡姆拉似乎已经习惯了教书的工作，但会抱怨一件事：她被分配教数学，而她更擅长教地理。不过，这只是学校由于急缺人手而做的临时安排。可能从明天或者周二开始，她就可以教地理了。她披着纱丽，在那些人中间看上去既特别又非常迷人。

家里其他人都健健康康。不过，卡姆拉应该去找耳鼻喉科医生，看看她的鼻窦炎。但无论如何，她的鼻窦炎没有加重。萨薇将在马亚罗的海边和希黛等人[18]度过一周……娜里妮今天第一次在没有人扶的情况下走了三步。这是我们家的大事，卡姆拉、米拉和希万都为她鼓掌。

顺便说一句，明天希万就要去东方男童公立学校上学了。我想先把他送到学校，然后再送卡姆拉去圣奥古斯丁。在我接卡姆拉回家的时候，希万还在上私教课，所以他得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

我已经把删减过的《达鲁叔叔》寄给林多夫人了。我希望斯万齐能够接受。你的小说进展如何？罗茜很奇怪：这么多年了，她从来不和父母说话——除了吵架的时候。同苏丹先生吵架主要是因为他放短期贷款，苏丹夫人如果烧了鱼，不会给丈夫吃。结果就是吵架。

爸爸

194 / V. S. 奈保尔写给萨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9/7

亲爱的萨蒂：

你本该早就收到这封信了；我因为事情太多，一直拖到现在才写。

得知你订婚的消息，我非常高兴。给你和克里森我最深的祝福。你不必为不想推迟婚期而愧疚。所以，尽管爸爸想让你等等，你也不用烦恼。我确信他会理解你的。我这边没有多少新闻。你想知道的，卡姆拉肯定已经告诉你了。我想我肯定要在牛津待到明年六月份，就是说还有九个多月。我希望到那时我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我真诚地希望你写字不要那么潦草。我想这不难做到。简单比龙飞凤舞要容易。你的字让人看不下去。毕竟，ABCDEFGHIJKL写起来和读起来都很容易。ABCDEFGHIJKL〔花哨扭曲的大写字母〕却不是。

如果能经常收到你的来信，我会很高兴。我不是每封信都回，但我并不想这样。

再次送上衷心的祝福

维多

195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1953/9/7

亲爱的维多：

爸急得团团转（字面意义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你一定病得很重。爸头脑中关于你的画面让我觉得好笑。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生动的想象。怪不得他写东西写得那么好。在他的想象中，你已经变成了一具骷髅——一具完美的标本——走在圣约翰大街上。他极其渴望见到你。

所以，维多，趁着你还在牛津，好好利用那里的机会。你要理智地考虑全局，做那些对你未来最有好处的事。你想离开学校这件事似乎让爸很伤心。所以，你要全力以赴，好吗？

我们为你买了“精英”衬衫，两件白色的，一件灰色的，一件蓝色的。我告诉你价格，你可以比较一下。四件衬衫一共十五元三角。我个人觉得很划算。我们还买了三双纯羊毛袜子，每双两元六角四分。等你穿上它们，就能告诉我们感觉如何了。如果穿着舒适，写信告诉我们。我会不时托去英国的朋友给你带一两件过去。

我回来以后，家里的气氛变得欢快起来。就好像希望主动找上门来。看到我回来让他们这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很喜欢在圣奥古斯丁教书。那里百分之八十的女生都是印度人，其中一些非常可爱。

爸爸和家里其他人都在为你明年暑假回家做准备。其实这可以很简单。政府会为你买回特立尼达的船票，我们则为你解决返程的旅费。帮我个忙——你可以预支一部分生活津贴先把返程票买了。别觉得我自私。你知道我工作不久。但是，为了明年夏天你能回家，我会尽全力的。

我的驾驶课成了全家人的乐子。我总能制造出笑料，爸很喜欢。今天下午从学校回家，丘吉尔-罗斯福公路那段全程都是我开车。我的车技有进步。我第一次用两个车轮转弯。这些天，我一直用四个轮子转弯。爸说，我可以去马戏团表演。

罗茜的情况是，她仍旧圆滚滚，红扑扑。理查德去了英国，妈说：“那成了她的荣耀。”她还没有网住一个丈夫。罗茜本已订婚，但她抓住未婚夫做了不轨的事情，差点儿剥了他的皮。之后她勾搭上一个有车的男人，她的贝蒂姨妈鼓励她这么做，因为贝蒂想开一间自己的食品店。现在每个人都很失望。罗茜的男人觉得她很丑陋。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罗茜又丑又老，还没有嫁出去。她非常沮丧。

贝蒂没开成食品店，于是找了个黑人。罗茜这样忠告我：“我很高兴我没有结婚。你认为我会嫁给傻瓜吗？”我为她感到遗憾。

〔没有签名〕

196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

9/7

亲爱的卡姆拉：

我早就该给你写信了；但我一直在农场干活。我在八月底的时候不得不停止在农场的工作，因为从那时开始，我就生病了——这是我离家后最严重的一次哮喘发作。医生跟我说最近很多人哮喘发作。我想这是天气的缘故。只要天气变得炎热，我就不舒服。当然，无法工作令我陷入了经济困境，所以我将不得不请你帮个大忙。不是现在。我只是提前打个招呼。明天我会把《蛙人》寄给斯万齐，把副本寄给爸爸。我只能做这些了。

我并没有不开心：我的哮喘已经持续很久了，现在我的桌子上放着好几种药——样子古怪的吸入剂、餐前服用的药片，还有餐后服用的混合剂。我这辈子从未吃过这么多药。

我还没有听人说过你工作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表现不错，工作投入。你应该读一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所有作品。这有助于提高你的洞察力，授课也会更有效率。

哮喘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它让人心烦意乱。我以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已经摆脱它了，但它又来了。估计一两天后我就没事了。

尽量与更多人为善，无论他们态度如何。

你的维多

197 / 西帕萨德·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3/9/24

亲爱的维多：

克里希纳和希塔·拉杰库玛已于九月十八日登上了哥伦比号，大约十天或十二天后抵达英国；你可以据此算出他们到家的时间。我们托他们给你捎了几样东西——四件衬衫、三双袜子、一个花瓶和两个半罐的三文鱼。我还给你买了一幅画，中国人用软木做的，上面是一条河流。但这东西太娇气，我不确定克里希纳和希塔能把它完整地交给你。事实上，希塔说，她不能保证会将这幅画完整无损地交到你手上。所以我决定把它留在家里，等你明年六月或七月回家时再给你。当然，我们已经讨论过你回来度假的事。卡姆拉认为你可以用你的季度津贴买船票；然后由我们为你补上回程的旅费。如果你能这样做，我会非常高兴。从现在开始就为回家做打算吧。

有一个令人遗憾的话题，我一直拖着不提。我装作一切都将顺顺利利，原本可能还会继续假装下去，但卡姆拉坚持认为我必须将此事告诉你，因为这让我们忧心忡忡。好吧，我直说了：家里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如果你结婚了，我们就会失去你。我们不能失去你；我已经不能再干重活了。家里必须要有一两个人工作，直到你的弟弟妹妹们长大自立。他们让我提醒你，你的舅舅楼陀罗纳特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公开表示和他的姐妹们毫无关系；至于姐妹们的孩子，就更和他没什么关系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从来没去拜访过亲戚们；即使这样，他的家族成员们还是卑躬屈膝地送他上了回英国的轮船。

卡姆拉做了很多事情，实际上她包揽了一切；她担起了男人的担子，我非常肯定，我很感谢卡姆拉，但我不愿意成为她的负担。此外，她迟早要嫁人——越早越好。我一直在找工作，但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卫报》不再想要我，没有地方想要我。而我还挑挑拣拣，只能做简单轻松的活儿。没有人愿意雇人做一份轻松的工作，除了苏克迪欧。顺便插一句，他的店还没有筹备好，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张。

我也不想拖累你一辈子；但是你应该帮助家里。我原想卡姆拉可以帮助家里一两年；然后轮到萨蒂（但你看萨蒂现在做了什么）；萨蒂之后是米拉和萨薇。但你千万不要跟姑娘们说这些。如果你能将婚期推迟三四年，你将能更好地帮助家里。我并非没看到你的寂寞。

假如你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家里某个人就能去英国或者无论什么地方找你。我们会尽力为你营造家的温馨。

这封信可能会让你很不开心，想到自己是你不开心的起因，我很难过。最终你还是会照自己的心意去做。我只是必须说一两句，现在已经说过了。

现在，我们这里合格的中学教师供不应求。巴拉塔里亚新成立的公立学校圣乔治学院因为缺少教师不得不延期开学。还有好几所不同宗教背景的中学正在兴建，或者即将建成。

有一个曾在牛津读过四年书的名叫阿卜杜拉的家伙[19]被女王皇家学院任命为语言部主任。那个罗韦尔·德比辛格已经去了牛津，进修一个为期三年的什么课程。

女王皇家学院给具备资格的教师开出四百元的月薪。我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我想让你待在特立尼达，只是传达一些信息给你。在这个小池塘之外，你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但是我确信你将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我全部的爱

爸爸

*198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彼得·贝利

尼保尔街26号

圣詹姆斯

西班牙港

1953/10/5

亲爱的贝利先生：

因为您离维迪亚最近，我想请求您替我们这些他的家人办一件非常难办的事。

维迪亚知道，我们的父亲心脏不好。他现在已经跨过了那道坎，去了我丝毫不了解的地方。

上个星期六[20]，九点左右，他有一次比较轻微的发作，但立刻就过去了。他很快就好了，还跟我们开玩笑，聊天。下午三点左右，又发作了一次，动静比第一次更小。这一次，他让我们去叫医生。梅维斯·拉姆帕萨德医生到我们家的时候，爸爸还在微笑。她为他做了检查，除了肺部有轻微的瘀血（心脏病发作引起的），别的一切都好。我们和他说话，甚至还跟他开玩笑。那个时候，你根本不会觉得他是个病人。我妈妈、我妹妹米拉，还有我和他在一起。但是，四点四十五左右，他的心脏病第三次发作，而且很严重，他痛得呻吟起来。打针之后，他安静了很多。之后，我马上让人把舅舅和弟弟妹妹们叫了过来。他们刚赶得上看他最后一眼。他死得很平静，就像医生所言，“像一支燃尽的蜡烛”。他一直希望那样。他不知道自己快死了，这让我有些安慰。一想到他可能不得不离我们而去，他就很怕死。遵从他的遗嘱，我们火葬了他（昨日三时）。

他渴望见到维迪亚，想让他明年六月回家一趟，哪怕只待很短时间。我们在家的人希望维迪亚能完成他这个心愿，过了今年，明年六月回来看看我们，特别是妈妈。他走的时候很担心。他以为维迪亚病了。距离维迪亚上次给我爸爸写信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了。他的短篇集一定要出版。他把命都献给它了。

维迪亚一个人生活。请为了我们好好照顾他。

非常感谢

卡姆拉

*199 / 萨蒂·奈保尔写给彼得·贝利和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

圣詹姆斯

1953/10/7

亲爱的贝利先生：

也许您随意一瞥就已明白，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哥哥维迪亚的。我是他的妹妹萨蒂。在爸爸去世之后给他写第一封信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之所以把信寄给您是因为，我想，在您向他转达了这个噩耗之后，他再看到这封信的反应会稍微平静点。[21]因此，我请求您在最合适的时候把这封信转交给他。

还有，我听卡姆拉说，他非常喜欢您，因此，我请求您照顾他。再有，如果您觉得他应该回家，请鼓励他这么做。因为我知道他最崇拜爸爸，因此不可避免地想到，他现在很需要精神支持，我想您可以给他这种支持。

先生，我再一次恳请您照顾维迪亚，为了我们的母亲，请尽您所能帮助他。我的姐姐卡姆拉似乎对您充满信心，所以，请不要让她失望。

十分感激

萨蒂·奈保尔

家

最亲爱的维多：

我们这些在家的人和你一样震惊。好在只有几分钟。他并不痛苦，感谢神。就像他所期望的，他走得很平静。同往常一样，他那时还在说笑。但是，亲爱的，我们都深爱着他，所以，我们异常痛苦。我说我们爱他，而不是爱过他，因为，亲爱的，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仍在我们心中，永远都在。他走了，怀着对卡姆拉的成绩的自豪，他更为有你这样一个优秀的好儿子感到骄傲。而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在物质上，他留给我们的只比平均水平好那么一丁点儿，但在精神上，他留给我们亿万家产。教育是最好的财富。他对你满怀期待，所以，亲爱的，不要让他失望。记住，妈妈现在代表他，此外，你还有五个爱你的姐妹，一个像你一样出色的弟弟。

作为爸爸的长子，你还有一项责任，即出版他的书。那样的维多才是爸爸的珍宝。那是他一辈子埋头奋斗的成果，虽然他无法亲眼见到自己的小说被印制成书，但我们都会在这儿“向他脱帽致敬”。

好了，亲爱的，放轻松点。我知道你一定很悲痛，但是记住，我们一直记挂着你。如果你想回家，就回来，因为毕竟那儿没人照顾你。在这儿我们都愿意照顾你。顺便说一句，如果你需要钱，告诉我们，不要犹豫。

我们每天都会给爸爸的照片挂上花串，听到这，你会感到欣慰吧，我们会一直这么做。他喜欢花，所以，我们每天都会给他献花。

不要担心家里。这儿一切都有条不紊。等你回到家，你会发现家里的一切和你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我们的一家之主不在了。但是，亲爱的，我觉得爸爸不会希望我们一直伤心下去。所以，我们要努力让自己高兴快乐、微笑起来，特别是后者，我们会因此一直怀念他。

一收到这封信，请马上写信或发电报回家，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信给你了。我期待能在写下一封信之前收到你的回复，所以，请尽快回信，哪怕只写一行。

永远爱你的妹妹

萨蒂

200 / V. S. 奈保尔写给西帕萨德·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3/10/8

亲爱的爸爸：

很抱歉这么久没给你写信。如果你知道这段时间我是如何度过的，你肯定会被逗乐。如你所知，八月份我都在农场干活。接着我的哮喘犯了（医生告诉我，那个时候这一地区所有有哮喘病的人都复发了）。我不得不卧床休息了两周。有一天，一个朋友说他要去布里斯托尔。你可以在地图上找找。他打算开车去，我决定出去兜兜风。他要去见他的分公司经理。他在一家图书公司当推销员，推销《家庭百科全书》《知识全书》之类的书籍。结果，我发现自己也可以干这个，拿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每卖出一本《家庭百科全书》，我就可以赚到七先令十便士。现在我已经卖出了二十三本。我还卖了一本字典。这生意的利润如此丰厚，以至于我想明年夏天拿着这些书到特立尼达去卖。我想我们能卖出不少。不管怎么说，我挣的这笔钱能让我顺利地度过九月。这份工作并不复杂，想要的人自然会买。

由于没有打字机，我整理你的书稿时很不方便。不过，我已经准备以每周七先令六便士的价格租一台。

现在说说我的计划。你可以指望在十个月内见到我，也就是明年六七月份。我保证，我渴望再次陪在你身边的心情和你渴望见到我的心情同样急切。两个星期以前，我开始厌恶英国的食物。我思乡心切，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里都是烙饼、南瓜和炸蔬菜饼——恰好都是你不喜欢吃的。英国食物真是灾难和悲剧。在加工蔬菜这件事上，这儿的人表现得无知而粗鲁。在这里吃蔬菜真是痛苦。

我知道并且也能理解你想让我回特立尼达生活这个愿望。但请听我说，假如我那样做，我会因缺乏知识的滋养而枯萎。两天前我遇到了所罗门·卢奇曼。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如此丑陋，如此粗糙——低额头，脸又胖又方，嘴唇很厚，鬈曲的头发梳成背头。现在，他也算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了。但在我看来，他没文化。在家乡时，我就感觉到和周围的人之间有鸿沟——人们都说我自负，你还记得吧——现在这个鸿沟更宽了。以卢奇曼为例，他见识短浅，思想狭隘，仍旧把特立尼达视作光辉的源泉。他固执己见，拒绝承认问题可能会有另一面。自身对读书并无兴趣：跟大多数人一样，他只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读书。他不像你，你会为了一本书的风格，为了创造这种风格的人而阅读。他不会说话，发音粗鄙：他说preférable而非préferable。也就是说，他先读prefer（pree/fir），再加上able（ubble）：pree-fir-able。实际上应该把重音放在第一个e上，读作preff-er-able。在牛津，他身穿一件有“太阳桥联盟”俱乐部徽章的天蓝色运动上衣。我希望他能注意到，那件衣服在一英里之外都能看见。“天哪，你不知道我们？这可是卡洛尼[22]的板球俱乐部。”在牛津穿着卡洛尼板球俱乐部的夹克。你能想到比这更狭隘和愚蠢的事吗？我跟他谈论过政治。他目光短浅，固执地将五十万人口的特立尼达当作宇宙中心，这种愚蠢的观点让我恼火。他无视那些更大的问题（“多米尼加的局势和牙买加的饥荒与我有什么关系？”）。他看不见肯尼亚或南非人民遭受的不公正。还有这一事实：十二年前，印度军队就是在肯尼亚的沙漠里遭到德国人的屠戮；今天，印度人移民肯尼亚受到阻拦，德国人反而受到邀请。他对更大的全球范围内的不公正和恶行不感兴趣。特立尼达就是他的全世界。

S. 卢奇曼还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特立尼达人。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另一面：特立尼达的上流阶层。希塔和克里希纳就是很好的例子。希塔的谈话内容：“我是‘毅力’、‘棕榈海滩’和好几家更古怪的俱乐部的会员。他们在皮亚科有一家俱乐部，喝下午茶的时候可以跳舞。人们可以从下午三点一直跳到午夜。我在船上玩得很开心。这是那位船长的最后一次航行，我们每天晚上都跳舞。”我甚至不相信她知道何为教育。接受教育不等于拿学位——卡珀R并不合格。教育意味着更多：它应该培养人文情怀，为生命增加闲适的片段，让人具备思考的能力。假如一个人能将社交的优雅（可以读一下切斯特菲尔德写给儿子的信，非常令人愉悦）转化成精神的优雅，教育的目的就会变得清楚一点儿。希塔只是识字；卡皮迪欧只是个技师，最糟糕的一种现代野蛮人——他认为凭借自己有限的优势就有权对所有事情评头论足。如果你能找到《大众的反叛》这本书，读一下（我在家的时候，中央图书馆有这本书）。作者是个西班牙人，叫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希塔的生活就是一场场布拉姆[23]。钱之于希塔，就如学位之于卡皮迪欧。英国的上流阶层也许会像希塔一样做一些轻浮放荡的事情消磨时间；但他们每天会抽空阅读《泰晤士报》，对世界大事也有兴趣；他们甚至会每年花二十元订阅《泰晤士文库》。就连他们的社团杂志也有书评部分。希塔甚至连书都不读。

我跟卢奇曼和希塔都合不来。看起来我必须通过努力才能找到一个让我有归属感的团体。特立尼达是不可能了。年薪一千英镑很有吸引力；但如果是在特立尼达工作，这样的薪水也毫无价值。

R. 德比辛格没有来牛津。他好像在伦敦东区某所蹩脚的工程学校。

关于结婚的事，我也不是很确定；我理解你说的道理。我会另写一封信跟你详细解释。

十月十八日，你会在“加勒比之声”中听到我的声音。这是一篇有趣的小品文——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是我在两年多以前写的东西。威利·理查森[24]请我做了一期六分钟的谈话节目，讲英国的农场——我把在农场打工的那一个月的所有经历见闻都贡献出来了。或许以后，我还能做关于推销员的谈话节目。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感到我必须写作。但是我沮丧至极。我习惯了使用打字机，没有打字机，什么也干不了。现在，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打字机。

我要告诉你的最好的消息就是，我现在非常健康。我在去年这个时候患上的精神疾病——它让我的生活变成了噩梦——已经缓慢而确定地消失了。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为自己的活力感到高兴。每一天都是一次探险。卡姆拉在英国待的时间不长，但确实让我开始康复。她刚到的时候，我仍在低谷。她的出现安慰并治愈了我。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比起我，她才是我们家的核心。

星期二（十三日），我会去牛津大学职业委员会。我希望到明年六月离开英国的时候，可以定下来一份满意的工作。

英属圭亚那现在怎么样了？希塔有一些那儿的照片。我打电话给《每日简讯》，想把照片卖给他们；但他们不感兴趣。

此刻，我正穿着你们请人捎来的灰色衬衫和袜子。非常合适；衷心感谢。

保重。请转达我对全家的爱。

维多

201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西印度）电报有限公司

1953/10/10

TBRP329 EK395 马伊达山 25 10 1355=

GLT=奈保尔/尼保尔街26号

西班牙港/特立尼达

=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勇敢点/我亲爱的家人/相信我=维多+

202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3/10/14

我最亲爱的妈妈：

家里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你，别的事还在其次。不用为我担心。当然，我一直盼着再次见到他；他给了我一切。但是，正如萨蒂所说，现在我们必须安顿下来，重新开始生活。眼泪和懊悔虽然无法抑制，但毫无用处。

目前我们的境况还没有坏到底。虽然没有人能取代他引领全家，但是我们所有人必须勇敢地团结在一起。

首先，我想详尽地了解我们家现在的经济状况。我们欠了多少钱，等等。请让我知道详细情况。昨天我去了职业委员会，拿了一张招聘信息表。我正在给西印度火柴公司写信，希望得到面试的机会。在工作定下来之前，我不打算回家。我只能在这里找工作。前景还是不错的。如果这些都行不通，我总还可以在石油公司找到一个月薪五十英镑的职位。但我确实希望能找到比这好一点的工作。

此刻，我为希万担心。他需要我；你知道男孩多么需要年长的男人在身边陪伴。等我回家以后，我们再详谈此事。

我不认为萨蒂应该推迟婚期，当然，除非她想这么做。但是我怀疑是否应该在17号举行仪式。

卡姆拉的担子很重；我希望她不要认为自己会被束缚好几年。我会尽我所能，尽快减轻她的负担。拉尼和德拉维[25]应该继续上学。我不知道德拉维人在学校表现怎样，但我想卡姆拉很快就会告诉我。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沉浸在懊悔中。他为我们大家辛苦工作；他让我们变成现在的样子。想想他的起点，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首先，努力乐观开朗，记住你还有

爱你的儿子

维多

203 / 彼得·贝利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

牛津

1953/10/17

亲爱的卡姆拉：

得知你失去了一位亲人，我万分遗憾。我向你和你的母亲以及你全家表示最真诚的哀悼。

你认为可以给我写信，对我如此信任，令我感动和欣慰。我很喜欢维迪亚。请你相信，我会继续喜欢他，并且尽我所能照顾他，虽然他现在正在攻读研究类学位，不会再因公事来找我。但是，我想他知道，我们家随时欢迎他的到来。我们两个希望他继续把我们当朋友，随时可以上门造访那种。

我星期一下午收到你的来信。那封信在学校门房等着我。我上午没去学院，因为我的课程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直奔维迪亚租住的房子，但没有见到他。傍晚去学校吃晚饭的途中，我又去找他，还是没人。我给他留了张纸条，叫他来找我。那天晚上十点左右，他来到我家。

然而，他此前已经被叫去伦敦，知道了你们父亲去世的消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如你所知，他深深地依恋他的父亲，爱他，钦佩他。他经常提到，他很感激他的家人，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但尤为感激他的父亲，他所有的兴趣都受到父亲的影响：语言、文学、写作，甚至打字机的样式。他显然很好地抗住了这个巨大的打击，而且，他无疑对姐妹们的关怀心存感激。（尽管我肯定他会在写信时责怪你因为此事打扰我！）但是你丝毫不必担心；萨蒂也是（很抱歉，我不确定另一封信是不是萨蒂写的，当然，我会把它交给维迪亚的）。我一点儿也不介意。事实上，正如我说过的，奈保尔家的人认为可以拜托我，我非常感动和荣幸。命运安排你来到牛津，并且在你停留的短暂时间里遇到我们，我感到无比高兴——不仅因为我们都十分享受那段愉快而难忘的时光，也不仅因为你给我们留下了迷人的印象，还因为，你遇到了我，我希望你不必担心维迪亚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

我向你保证，也请你转告你的母亲和妹妹们，我会尽力照顾维迪亚。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你真诚的

彼得·贝利

204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1953/10/22

亲爱的维多：

我有很多事情想说，但不知道如何开口。爸爸走了——我想我必须接受事实，但我做不到。有几件事情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他没能见到你，而他是那么想见你；他没有去成英国；特别是，他没有看到他的书出版。真正令我难过的是，他辛劳一生，都是为了我们。

他的葬礼很隆重。火化进行得很快。每一个前来观礼的人都认为火化进行得非常好。

家里的经济状况还跟以前一样。但是没有了爸爸，我觉得很没劲。你知道教书非常有趣。每当遇到什么趣事，我总是记着——“等爸爸今天下午来接我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例如，在为四年级学生改作文时，我看到一个学生这样写道：“伯恩斯住在苏格兰。当他长大了，他学习，他学习，并写下他的参考书。”我相信你能想象爸听到后哈哈大笑的样子。现在他走了，没有人能体会其中的幽默了。

换个话题。我们希望你明年六月一定回家一趟——哪怕只待很短时间。如果你回来，也算了了爸的心愿，尽管他已经过世了。他至死都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为我骄傲，也为有一个在牛津的儿子骄傲。他一直认为你又优秀又体贴。他信任你，并且对每一个人都这么说。

关于家里的财务状况，由于爸爸走得太突然，我现在还不能说什么。过一段时间，我会告诉你的。我们听到了你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访谈，也听到了他们对爸爸的赞扬。老生常谈——你为什么还不给家里写信？你让妈妈很担心。你要想着她。

爱

卡姆拉

205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3/10/28

我最亲爱的妈妈：

你埋怨我不给家里写信，你说得对。然而，尽管我非常想写，但我就是没法开始。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这么做。帕特没有催促我，但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我还没有拆开看。

亨利·斯万齐非常好心，在广播里向爸爸表示了敬意；尤其那时他正处在生命之称的另一头：他马上就要第一次成为父亲了。

我无须告诉你我现在有多么孤独无助。我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因为我想——我总是这样想：“爸爸会喜欢听到这个。”比如说，今年的考试我翻译考得最好，但现在他听不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我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看作他的生命的延续，这种延续，我希望也是一种圆满。我现在仍旧这么想。我还没有力量独立。但愿我能有爸爸一半的勇敢和坚韧。

我现在不想给你们虚幻的希望，但是，在大约三周内，我就能确切地知道我是否得到了那份看起来很棒的工作。我将去西印度火柴公司担任行政助理。这家公司控制着印度、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四分之三的火柴产业。公司有一半属于瑞典火柴公司。我每三年跟公司续签一次合同。头三年月薪一千卢比（三百六十元）。之后每三年月薪增加三百卢比。这意味着，在六年之内，我的年薪可以达到七千二百元。每三年有六个月假期（公司会支付来往欧洲的头等舱旅费）。此外，每年还有两个星期的本地假。公司还提供常规生活所需：汽车、住房等。

找这样的工作很容易：只要有一张牛津大学的文凭！假如爸爸可以再等等就好了！我一再告诉他找工作并不难。

我已经请求火柴公司提前三个月通知我入职——这样我就能回家了，假如他们马上雇我的话。

现在我要面对的问题是该拿希万怎么办。以及，米拉和萨蒂是否想要上某个大学。但是也无须立刻找到解决办法。希望等我回家的时候，我已经有计划了。在卡姆拉结婚之前，我不想再跟她分离。

显然，我收到衬衫、袜子和花瓶时，爸已经走了四天了。

我穿上了你们托人捎来的袜子。这袜子有点女气——你知道，鲜红的菱形图案。黄铜花瓶摆在窗前的桌子上，此时里面插满了菊花，不过品种很普通。花瓶很可爱，肯定很贵吧！

秋天来了。树叶开始枯萎。一棵棵树像在燃烧。大约到喝下午茶的时候，天就开始黑下来，雾气升腾。乡村的景色很浪漫；但在城里这种天气就有些恼人。

贝利很小心地把那个坏消息告诉了我；不幸的是，我两天前就听说了。欧华德很有同情心，我收到消息那晚，他去了柏斯黛家。我什么都不想说，他没有勉强我。卡珀R写了封信给我，还来了趟牛津；但我们没碰上。这样也好，因为我没心情跟他上演感动、亲吻、和好的戏码。

我一直在逛牛津的儿童书店；但我真的不知道希万该读什么（爸爸曾说过，《亚瑟王的故事》对他来说太深了）。我已经忘了我在他那个年纪喜欢读什么。爸爸的去世对希万来说真是很大的遗憾。我的阅读品位是爸爸塑造的，希万却没有这样的向导。

请原谅我拖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不过别担心。

爱你们大家

维多

*206 / 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尼保尔街26号

圣詹姆斯

1953/11/3

亲爱的儿子：

到今天，你爸爸去世已经一个月了。希望你不要太担心我们。卡姆拉接替爸爸忙这忙那，所以，一切照常。我希望自己能尽快帮她分担。

每个月都要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月末，我们要还清商店的赊账，付地租、电费、无线电费用、学校的杂费，或者修车的费用。存不下钱，我尽量不为这个烦心。

玛穆、查查[26]一家、苏迪欧[27]、傅娃和我们分摊了火葬费和巴汗-达拉[28]的费用。一切顺利。然后是保险的事。有一项保费为一千元，另一项七百元，我们一共逾期欠缴一百八十八元。我会让你玛穆去处理的。我们还欠两千三百元房贷。

卡姆拉在学开车，在她学完驾驶课程以前，PA1192还要修理一下。

萨蒂这个月参加高中毕业证书考试，米拉明年也要参加证书考试，我想，萨薇后年也要考了。希万进了罗米利的学校。你爸爸去世之后，罗米利先生很关心他。

那个星期六，十月三日，你爸爸早上跟我说：维多可能病了，我很担心他；书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那孩子对我的书不上心，他会任由塞尔文出版第二本书。我说我会写信，让你全力以赴帮他把书出版。他听了很高兴。那天下午五点，他就走了。

十月四日，星期天，他火化的那天，娜里妮满周岁。彼得·贝利告诉卡姆拉，你正在念研究课程，我觉得你应该念完。来自家人的很多爱和鼓励。

一直爱你的妈妈

〔写在信纸边缘：〕

我会在六个月后把萨蒂嫁出去。

207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3/11/25

亲爱的卡姆拉：

我希望你收到这封信后尽快设法给我寄些钱来。很早的时候我就跟你提起过，说我可能需要用钱。恐怕现在真到这一步了。我把写信的时间一天天往后拖，期盼着出现转机。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真的身无分文了。我知道家里经济非常拮据，但是我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补上夏天的花费。我需要一百五到两百元。我从家里带来的很多东西都用坏了，必须购置新的。我买了两双鞋子（三十元），付给学校七十五元，付给房东太太六十元。相信我，卡姆拉，我为不得不向你要钱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没有其他办法。我在这里最大的开支是食物。我尝试挑便宜的东西吃——唯一的选择就是吃大量煮土豆，这使我体弱多病。我决定不能再拿自己的健康来冒险，所以现在我每天都会好好吃上两餐。每餐花费一元多一点。如果你能拿出钱，请电汇过来，这样我就可以在学期结束前收到钱。这真的让我很难受，请不要认为我残忍无情，不知体谅。我一天天地拖着不写这封信，但是现在，我走投无路了。

印度的那份工作落空了。现在我不得不尝试另外一家公司。这个你不必为我担心。

我想，得知我重新精神焕发，你会为我感到高兴的。我已经开始为自己曾经那样焦虑感到奇怪。但事实令人遗憾。那时的精神状况使得我不给家里写信，妨碍我交朋友，妨碍我正常学习。但是，感谢老天，都过去了。

如果你能让苏克迪欧销掉我们的债务，那就太好了。假如他不同意，那也没什么可担心的。这是我的债务，我会偿还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确保希万和有这个意愿的妹妹们接受大学教育。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家里的事。

我在上周六被授予了学位。没有纸质文凭。仪式很简短。得穿上黑色衣服和长袍等。所以，现在我已经是个合格的文学士了。

我写的那篇关于罗茜的短篇被退稿了，这只是许多退稿中的一篇。目前我仍处于学习阶段，退稿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请不要因为我写信少就停止给我写信。现在我比以前更加盼望收到家里的来信。

替我问候家里其他人。请转达我对妈妈的爱。

〔没有签名〕

*208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1953/12/3

亲爱的维多：

今天早上，妈妈会汇钱给你。这几天我们设法为你筹集了一百五十元，如果以后还需要，我们再想办法。你知道，找人借钱给我们不容易，所以我们没能立刻给你汇钱。妈妈这四天来每天都出去跑，今天才把钱凑齐。我们必须每个月还五十元。我希望，在我能再次给你寄钱之前，这笔钱能帮上忙——我会尽力在一月到二月间再给你寄点钱。

十二月十一日学校就放假了——就是下个星期五。之后我会有五个星期的假期。这就是教书的好处。教书不容易，但有全薪假期。

我本来打算下周去领驾照，但是发证部门说我们家的车已经不适合上路——方向盘晃动得太厉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检修。无论如何，我会很快领到驾照的。

你知道吗，露丝给在伍德布鲁克的玛穆写了一封信，信里说路德玛穆身体不适。原因是“他急匆匆去找维多，告诉他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真见鬼，我不知道谁叫他这么干了。那个人真是虚伪。我感觉在我去牛津找你的时候，他读了所有家里写给我的信。他回到特立尼达，说了所有信里的内容，还说了许多信里没有的内容。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我能信任的。

家里一切都好。但是我想我们都希望你能回家待上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但我感觉不完整。爸爸在的时候，我备受宠爱。我想，我们需要一个人来代替他，而这个人就是你。

尽力保持好状态。只要情况允许，我就会给你寄东西。吃饭不要节省。

爱

卡姆拉

209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1953/12/8

我最亲爱的妈妈：

自从上次写信要钱以后，现在我一提笔写信就感到非常羞愧。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一个坏孩子，我实在无计可施才向你们求援。

我不想让你不开心或者为我担心。我每天都会想你，我希望你能感觉到；就像我知道你也会想我一样。请记住这点，还要记住，无论我计划将来如何，都会考虑到你和家里每一个人。你必须相信这一点，这样也许你就会好受一些。

塞萝曼尼正在英国，在我看来还是老样子。她给我看了那份登载爸爸去世的消息的《星期日卫报》。让我欣慰的是，这则消息被刊登在头版。我想这大概是《卫报》为他做过的最好的事。但我必须要说，我对他们在爸爸还活着的时候对他的态度并无好感。

我认为爸爸那边的亲戚真的很棒——比如苏克迪欧家的人——塞萝曼尼告诉我，他们齐心协力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等我回家以后，我会去向他们表示感谢。你看，妈，你不必感到失落。你还有我们，我想，我们当中任何一个都不会令你失望的。请不要担心。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为希万担心。他似乎越来越野。我希望能尽快见到他，看看我们该拿这个小坏蛋怎么办。他像我那时候一样爱看电影吗？我过去每个星期天都去“老伦敦”，你还记得吗？对他而言，里亚尔托要近得多。

萨蒂肯定觉得我不关心她，因为我从来没问过她考试的事。但她应该知道，我非常希望她考得最好，而且我相信她的成绩不会让大家失望。还有，德拉维人的情况怎么样？米拉仍旧是十四名吗（或者十三名）？

我希望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独立和尊严。不要被任何人强迫做违心的事。

我现在状态很好。我希望能和你们一起过圣诞节，不过你们很快就会见到我了。所以不用担心。

我刚想起来，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昨天收到了汇款。非常感谢，我希望你们把这看作给我的贷款，我会尽快偿还的。

过几天我会再给你写信。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保持写信的频率。请带着爱思念我，就像我对你一样。

你的儿子维迪亚

*210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29]

1953/12/14

亲爱的家人：

这个国家的天气在开玩笑。你们大概知道，十二月是冬季。气温只有华氏五十六度，比特立尼达低了三十度。但是在英国，这样的温度让人感觉很舒服。不需要烤火或者穿厚衣服。这可能是近年来最温暖的十二月，虽然人们说稍后就会冷起来。

亲爱的卡姆拉，我希望你不要理会那些来自英国的信。我从来不愿相信人会为了说谎而说谎，但是那些人让我相信了。萨蒂，你说得对，十二月五日广播中的人是我——但那一点也不重要，所以我都没有跟你们说。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我的外貌和谈吐还和以前一样：你们不会失望吧？所有的变化都在内部。我现在了解了某些有关自己的事——我不能一个人待着，周围必须有我认识的人。对别人说“让我一个人待着”真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我现在状态不错，真的非常安心，我相信未来车到山前必有路。

恐怕在三个月内，我还有一次小考。我有些厌倦考试了。从一九四六年起，我一直在考试。

[1]祈祷时用的念珠串，也指花环。

[2]即V. S. 奈保尔的姨妈拉姆杜拉莉，迪那纳特·蒂瓦里的前妻。

[3]拉姆查里塔·里基，教师、文化活动家。

[4]即位于牙买加莫纳市的西印度大学学院。此时，这所大学还跟伦敦大学有联系，1962年取得独立地位。

[5]V. S奈保尔的表亲，苏克迪欧·米西尔的女儿尤索德拉·拉杰库玛的孩子。

[6]即辛伯胡纳特。

[7]印地语，意为“祖父”。此处用来尊称西帕萨德的姨父苏克迪欧。

[8]鲁比（昵称宝宝）和巴格瓦特·拉莫塔，分别为辛伯胡纳特妻子的姐妹和兄弟。

[9]西帕萨德的表妹尤索德拉的姑姑（苏克迪欧·米西尔的姐妹；“傅娃”是印地语，意为“父亲的姐妹”），希塔是尤索德拉的女儿。

[10]西班牙港市区主街。

[11]普拉卡什·拉姆丁，苏克迪欧·米西尔的侄子的儿子。

[12]西帕萨德的表亲，未经确认。

[13]卡姆拉推测正确。（那时牛津B等成绩不细分。）

[14]此处可能指西帕萨德的姐妹，也可能指西帕萨德在186号信中提到的傅娃，即他的表妹尤索德拉的姑姑。

[15]印地语，意为“女儿”。

[16]朱尔斯·马哈比尔是第一位被任命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印度裔特立尼达人。他和他的妻子明妮是一个印度文化协会密涅瓦俱乐部的赞助人。这个俱乐部经常在他们位于西班牙港圣克莱尔的宅子里举办活动，还出版刊物《密涅瓦评论》（1941-1944），这是特立尼达第一份印度文化杂志，西帕萨德还为其写过稿。

[17]乔治·拉杰库玛娶了西帕萨德的表妹尤索德拉。

[18]可能是比松达特家的人，奈保尔家未来的姻亲。

[19]可能与V. S. 奈保尔在第54号信中提到的阿卜杜拉是同一个人。

[20]即10月3日。

[21]收到这封信之前，V. S. 奈保尔可能已经在10月10日从在伦敦的柏斯黛·穆图那儿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

[22]位于特立尼达中部的卡洛尼镇是制糖工业和印度教文化的中心。

[23]特立尼达土语，意为“聚会”。

[24]在BBC工作的特立尼达人，广播员、制作人，之后曾在短命的西印度联邦政府（1958-1962）任高级公务员。

[25]米拉和萨薇在家的昵称。“拉尼”是印地语，意为“女王”，“德拉维”是“德拉维人”（亦常译作“达罗毗荼人”）的缩写，意指萨薇肤色较深。

[26]可能指西帕萨德的兄长帕萨德。“查查”是印地语，意为“父亲的兄弟”。

[27]即苏克迪欧·米西尔。

[28]一种印度教仪式，在火葬二十天之后举行。

[29]这封信看上去不完整，可能一直没有寄出。

第十部分

1954.1.8～1957.6.30

作家

*211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1953/1/8[1]

最亲爱的家人：

我得解释一下这么久没有写信回家的原因，但是首先，我要感谢你们寄来的信和圣诞贺卡，还有小妹妹、妈妈、巴顿[2]的照片。顺便说一句，我听说希万在谢卡尔的婚礼上当了小傧相。你们可能在信里讲过这事，但是我给忘了。好吧！好吧！想象一下小希万裹上缎子，叮当作响的样子！

实际情况是，殖民地部给了我一笔旅游经费，我去了趟西班牙，过圣诞节和新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马德里。老实讲，这是我自离家之后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西班牙人很喜欢印度人，他们发现我会说西班牙语之后，对我更有好感了，不过，我得说明一下，我现在讲起西班牙语有古怪的英语口音，不像在家时那么纯正。起码有两个西班牙姑娘跟我调情——我到那儿才两个星期就遇到了这种事，我当然喜欢这个国家了。英国和西班牙相比，简直是一潭死水，英国人都是蜡像。他们是我所知道的最缺乏道德感的人，但是，他们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冷静坚决得吓人。我觉得萨蒂在复活节结婚是个不错的主意。唯一的遗憾是我无法出席。对此我无能为力。现在请你们原谅，我跟小奈保尔讲两句。

亲爱的希万：

你真是个好学生！你花多少时间在书本上？你要记住，不要一直埋头苦学。你打板球吗？你应该打。我像你这么小的时候，很喜欢打保龄球。问妈妈，她会告诉你我的事的。你还要记住，看书——不光是学校的教科书——非常重要，也很有趣。你自己单独给我写一封信吧。但请让米拉或萨薇帮你修正拼写。你的拼写真是糟糕。做个好孩子，代我亲亲妈妈。

非常感谢卡姆拉所做的一切，我答应过她，几个月后她就轻松了。我会尽力的。顺便说一句，能给我一张米拉和萨薇的合影吗？我的皮夹里有每个人的照片，就缺她俩的了，手头有的她们的照片都不好看。

我决定今后好好安排每天的日程。十二点睡觉，八点起床。事情会简单很多。我打算每周在固定的时间给家里写信。相信我。

爱你们的维多

*212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1954/1/15

亲爱的维多：

好吧，我得说我开始变得有点像爸爸了，惦记着你是不是病了，或者有别的事。无论如何，你的信里说的都是开心的事，所以，我也很高兴。

我想在这封信里说几件事情，都是很严肃的事。首先是房子的事。爸爸还活着的时候，苏克说会帮我们还贷款。大约两天前，妈妈在公车上遇到他，他让妈妈去找玛穆续贷。“你知道的，巴胡[3]。你运气来了，萨蒂已经工作了，维多马上要工作了。天，你有钱的。”想象一下爸爸像苏克那样说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反正，看这情况，我们要自己付房贷了。我敢肯定，这是因为他们忌妒我们。我们在客厅挂的窗帘五角钱一码。阿吉[4]注意到了。爸爸走了，圣诞节我们应该什么也没准备才对。我们本应消沉抑郁，榨取他们的怜悯（不包括帮助），那会让他们获得极大的满足。他们还说，萨蒂的婚礼我们应该只邀请“十二个人”。他们让我感到恶心。总之，如果保持以往的士气，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来说说另一边。巴卡玛穆最和气，最令人惊讶。希塔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告诉你，我正在努力帮米拉和希塔学西班牙语，你不要笑。我不是在教。我让他们翻译，收集单词、习语，分析结构。还不赖，是吧。这是我想让你回来的另一个原因，孩子们很好学，但是没人帮他们。关于米拉——她今年要参加剑桥高级证书考试。她非常用功，但是西班牙语和法语比较薄弱。她很想学医（她现在在学生物）。我想让你看看她到底该学什么。如果我们负担得起，我想让她考完之后马上就去。要是学不了医，她想考高中毕业证书。你看看哪所学校最好，问问学费和入学条件。这很重要。

萨薇跟你走的时候一样，仍旧说个不停。天哪，她这样很危险。不过，她想安静的时候也能安静下来。她很为我骄傲，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向别人炫耀我。萨蒂满脑子都是结婚的事，没别的。希万——他需要你。

最后，妈妈说，你回来的时候把你的床单毛巾都带上。我们有用。是的，如果我们有钱就会给你寄过来。妈妈还想让你给她带些纯银制品回来。玛米说那儿比较便宜，勺子、刀子、叉子什么的。每样带一打左右。再问问一套茶具的价格。如果不太贵，送给妈妈，她会很喜欢。〔信纸边缘写道：这些妈妈都想要。〕嗯，你知道那种可以打开变成床的沙发吗（柏斯黛傅娃[5]有那样的沙发）？妈妈很想让你带两张回来。别的都可以忘记，但这是妈妈想要的。特立尼达买不到。买两张质量好一点的，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邮寄回来或带回来。跟我们讲下价格。没地方写了。爱，卡姆拉

*213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1954/3/17

亲爱的家人：

过去几周我忙得要死，很抱歉没有写信回家。其实我在努力找一份工作，这样，等我六月或七月回家的时候，各种事情都安置妥当了。

我在卢奇曼[6]那儿看到一份旧《星期日卫报》，上面有萨汀的名字，说的是转校的事情。很高兴获悉萨蒂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替我祝贺她好吗？也替我祝贺迪万和达悠[7]，虽然他们俩的成功对我来说毫不意外。

这个学期上周结束，牛津人去楼空。我想我会在伦敦待一周左右，然后去某个小镇或小村待上一段时间。学校现在聚集了一群很有趣的人：一个波斯人，是摩萨台[8]的表亲，一个来自香港的中国人，还有一个来自东非的印度人。

我很好，这儿的生活很平静。我没有做什么激动人心的事。就是去图书馆，去餐馆吃饭，晚上回寝室。

好像印度政府对外国人压制得很厉害。我在印度政府眼中恐怕就是一个外国人。我现在正在申请土耳其的一份工作，希望会有好消息。

请不要为我担心。事实是，没有什么事发生，写信真是一件苦差。我在这儿的生活如此简单，如此一成不变，有时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很想离开牛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干点什么。

希望卡姆拉好好照顾她自己，不要太沮丧。我得说，考虑到爸爸刚刚去世，我们手头没有多少能支配的钱，我不太理解你们为萨蒂大办婚礼的想法。不过，还是按你们的心意来吧。

如果你们能列个单子，详细写明我要带回家的东西，我会很高兴的。（单子要能放进皮夹里。我把卡姆拉罗列那些东西的信给弄丢了。）

希万，祝你九岁生日快乐！有空给我写信，给我讲讲你的奖学金考试之类的事。

希望下封信我会写得比这封好玩点。

爱你们每个人

你们的维多

*214 / 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4/3/21

亲爱的维多：

现在家里正忙着准备萨蒂的婚礼。我们当然有很多担忧，但是我肯定事情到最后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你很久没有写信回家了。我给了你很长一段时间确定未来的计划，但你似乎什么都没有定下来。我不是在命令你，但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回家，我很期待你回家，最好在六月之前。不要觉得你会给我们造成负担。

要是你在家，我会放心得多，特别是考虑到希万。你至少应该说清楚你回不回来，因为一直为你担心可能真的会影响我的身体。

卡姆拉的工资比你爸爸的稍微多一点，我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支持你。不要觉得你回到家我就会强迫你一直待在特立尼达。你想走随时可以走。我只是想让你回来一趟，至少假期回来看看。

记住，我们还欠着爸爸，就是出版他的书，本地也好，国外也好。

很多的爱

妈妈

*215 / V. S. 奈保尔写给萨蒂·奈保尔

（西印度）电报有限公司

1954/4/17

TBRP280 EKC668 牛津 19 17 1205=

GLT=萨蒂·奈保尔/尼保尔街26号

西班牙港/特立尼达

=新婚快乐/为何无请帖/爱你=维多+

216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大学学院，牛津

1954/5/3

我最亲爱的妈妈：

要是你认为我不想回家，认为我有意忘了家人，那你就错了。回家对我而言是莫大的快乐。我非常想在今年夏天回家，但是现在无法确定日期。可能是下个星期，也可能是下个月，或者三个月后。

事实是，我觉得自己不适合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要是让我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都待在特立尼达，我想我会死。那地方太小，价值观都是错误的，那儿的人很狭隘。还有，那儿没有什么适合我干的。原则上，首先，我想在印度或别的地方找份工作，然后回家过个假期，我迫切需要休息一下。你们要明白，在特立尼达找份工作一点用都没有。回家住六个月，非常好。那是最开心的事了。但六个月之后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是个问题。你们明白吗？对我而言，在这个国家多待两个月找份工作，比回家享用美食要有益得多。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可以放心，我今年一定会回特立尼达看望你们。

不要以为我喜欢待在这儿。这个国家种族歧视严重，我当然不想待在这儿。我讨厌继续待在这个国家，就跟我害怕待在特立尼达一样。希望你能理解我目前的处境，不要觉得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经常想家，不是想特立尼达，而是想你。我常常梦到你。我盼望能马上回家。有时，我甚至会想，要是睡上一觉，睁开眼就在尼保尔街上了，那该多好。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好消息告诉你，所以写信对我来说很痛苦。如果我关于家里的所思所想能被你直接感知，我肯定你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烦人的人。

我离开牛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要和英国的朋友们告别。[9]我将用余生来淡忘曾经来过牛津。但可能不用那么久。对很多人而言，牛津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同时也是个暗藏危险的地方，把你和周遭的世界隔离开来。你忘记了牛津之外的人可能比牛津人更蠢，而且粗俗得多。你忘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令人不快的意外正在前方等着你。

我很幸运，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间的精神崩溃让我对凡事都有了心理准备，只追求适度的、自身处境所能承受的快乐。那个时候我曾说过，若能恢复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若能让我的精神重获健康，我愿意用双臂来换取。然而，除了两年的牛津时光，我无须付出任何东西。现在，我真的很好，虽然身体不算完全健康。你知道吗，我现在一百四十七磅了。过去三个星期，我重了十五磅左右。所以，你不要为我担心。要是有什么事，我会马上告诉你，相信我。

萨蒂从巴巴多斯[10]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她看起来很开心，我也很高兴。你能代我向她提个建议吗：生两三个孩子足矣。

我挨个想你们大家。卡姆拉自然最贴近我的心。还有米拉可爱的脸庞和可爱的嘴巴。萨薇能让东西振动的歌声。希万那张可爱的奈保尔家的脸看上去像个中国人。最小的女孩我还没见过，不过很快了。不知道希万还记不记得我。还有你，我非常爱你。

所以，我会回家，但是说不准什么时候。不要担心这担心那。世界很糟糕，但我们的星星依然闪亮。

爱你们，你傻乎乎的儿子

维多

〔在第一页上方写道：〕

五月十日收到了你的信。我个人觉得印度是地球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妈妈想要那种可以打开变成床的沙发（漂亮一点的）。她说会去问问价格。她会寄钱过来。当然啦。

妈妈还想要一套优质银餐具：刀子和叉子。她说每副最多两元。反正，要是你能找到好的，就带一套回来。

〔德拉帕蒂手写：〕

娜里妮和妈妈给你很多吻

*217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4/5/9

亲爱的维多：

我早就该给你写信了，但是你知道，萨蒂的婚礼让我们快忙晕了。我的手还在痛。不过，她看起来很漂亮，很上相。我记得她说她从巴巴多斯给你寄了张明信片。现在，我们全家出动，把房子收拾得更漂亮些，因为你要回来了。我正在种几盆矮牵牛。

奈尔[11]写信回来说她见到你了，但是她被你的口音惊呆了，所以什么话也没跟你说。

哦，是的，婚礼前一个星期，姨妈们和表姐妹们都住在我们家，当然，每天都要争吵。他们所有人似乎都对我们恨之入骨，总在外面诋毁我们，议论我们。

塔拉茂希在波地谷给自己盖了幢房子。现在17号只有玛穆和他那帮朋友（我一个也不喜欢）。

希万整天和沙玛尔[12]的儿子们一起打板球。我们上个星期一直在放假。但希万不放假。星期一吃早饭的时候，我突然记起来他要上学。但是他说：“学校要维修，要到星期二才上学。”你知道，我信了。

比彻姆星期天结婚。我们这个周末自然要过去。

好了，我不知道还能写些什么。对了，妈妈说让你别找工作了，回家来。

妮拉[13]是你所能想象的最可爱又有点丑丑的宝宝。她很有趣。你会喜欢她的。

爱你

卡姆拉

218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大学学院

牛津

1954/5/17

我的卡姆拉和家里其他人：

希万这个小淘气鬼难道不是很像我吗？玩板球，撒点小谎不去上学。一九四〇年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特安贵立提上四年级，妈妈和爸爸觉得让我在老罗米利那儿开开小灶不错。我不喜欢，于是熟练地告诉罗米利他们最后还是觉得不开小灶为好。所以我回家了，然后麻烦来了。罗米利后来发现了，他叫我“小捣蛋”。我不得不接受一个星期五天的折磨。

我希望妈妈再次认真考虑沙发床的事。刚开始，这些玩意儿挺好使。几个月后，它们就成了麻烦，糟透了。我看了柏斯黛的沙发床（欧华德现在在用）。看上去不怎么样。睡在上面很不舒服。偶尔用一下还可以。但如果你打算每天都用，那还是用别的吧。还有别的呢。

萨蒂从巴巴多斯给我寄了张明信片和一封信。我还没有回信，希望很快就能回。她似乎很快乐。希望她受得了桑格雷-格兰德的一头蓬发。她在上班吗？我想她在习惯相夫教子之前应该教教书。哦，天哪，多了个妹夫，感觉有点古怪，不是吗？很奇怪。我觉得自己很老，马上就该当心白头发了。

我不该为奈尔心烦。这个讨厌的女人，对我非常无礼，让我很伤心。我流着眼泪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不得不打扫房间，每样东西都沾上了我的泪水。这为我想要逃离特立尼达提供了又一个理由。我想，这是我欠你的，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离开那个地方。是谁沾染了所谓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恶习——跳舞喝酒？反正不是我。我太傻了，专注于西方的书和油画，不是吗？大家看到我，会对我失望透顶。我全身上下没有什么能证明我念过牛津。如果奈尔觉得我的口音是那种被错误地称为牛津口音的东西，那只能证明她的无知。

家里那群傻瓜一直找你们麻烦，我深深地为你们感到伤心。我能说的就是，尽你们所能少跟他们来往，别把他们的谎言和冒犯放在心上。他们蠢死了，为这样的人烦恼，不值得。你们生在有他们的家庭里真是不幸，好在彼此的关联没有那么牢固。他们既无法让人快乐，又不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如果你们表现得冷淡客气，也没有什么损失。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希望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萨蒂的婚礼。我们必须靠自己，记住。我们足够坚强，可以做到。

随信附上两张照片。你们也许会有兴趣。卡姆拉肯定认得出那个靠着布莱尼姆宫马尔伯勒纪念柱的人。左边是我的土耳其朋友，很和善热情的一个人。中间的女孩是塞萝曼尼，她非常不开心。几个星期前，我邀请她在伦道夫过了一个周末。（我还是像往常那样，上午除了睡觉没干别的。）另一张照片是在阿宾顿的一座桥上拍的，牛津往南五英里左右。我们四个——我，土耳其人，中间的德国人，来自坦噶尼喀的印度人，就是拍照片的那个——在耶稣受难日去河上划了两个小时船。主河道不是照片上那条，在靠左边一点。

你们会照顾好自己，相亲相爱，并且爱我吗？

维多

*219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4/5/24

亲爱的维多：

今天是星期一，萨蒂和克里森在这儿过了周末，刚刚离开。

你寄来的照片真不错。不过，家里人看到你和塞萝曼尼在一块，不是很开心。可是，你也不能怪他们，她在特立尼达的生活很吓人，那些人已经不承认跟丹姨妈家和萨哈迪欧家是亲戚了。现在，没人知道萨汀[14]在哪儿，和谁在一起。

不要担心，我根本没去拜访亲戚。我只去卡皮迪欧家——我在教希塔。迪万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小笨蛋。他用砖块和“土豆”估量一切。希塔说：“我们给房子买个花瓶吧。”他会说：“想想你拿这些钱可以购买多少砖块吧。”——他们在谈建新房子的事。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让奈尔烦扰到我的。她和那帮人是典型的特立尼达人。我没有交到新朋友，因为我找不到同类。但我一点也不担心。

今天，我种了二十一盆花，希望能在一个月内看到它们开花——牵牛花之类的。我已经全权接管花园啦，真是有趣的爱好。

嘿，那个“克劳福德”人给我们拍的照片怎么样？你拿到照片了吗？

不要再为沙发烦恼了。呃，找点别的事做吧。你觉得你会在印度找到工作吗？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继续在印度或别的好地方找找看。特立尼达不过是个“山窝窝”。但是，当然，你过节得回家过。

我请了个黑女人来洗衣服。我还请了个印度人，她明天过来做饭，打扫卫生。所以，妈妈可以好好休息了——妮拉在身边，她也无法彻底休息。天哪，她现在正是干什么错什么的可怕年龄。

关于萨蒂的工作。我可说不上来。她现在没在工作。但是我不愿问她这个问题。我想，你也最好忘了这茬吧。

就此搁笔。

家里人都爱你

卡姆拉

*220 / 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54/7/24

家

亲爱的维多：

我们收到你的上一封信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我非常担心。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忙着找工作。如果是这个原因，我觉得你不必担忧，回家来。我不是在命令你，但我能肯定，你会在女王皇家学院找到一份每月最少三百元的工作。

你不一定要一直待在特立尼达，你可以休息一阵再回去。

卡姆拉现在身体很好，但是这个学期余下的时间她不会去学校。她气色很不错。同往常一样，她总在担心，这回是因为怕他们会削减她的薪水。她已经有五个星期没有教书了。

维多，不管你怎么花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不要想着给我们带东西回来，不要花额外的钱，让你自己陷入困境，因为，你知道，儿子，我真的没有钱。

说实话，要是你八月还不回家，我会很失望的。卡姆拉种了花，因为她希望你回来的时候看到院子漂漂亮亮的。萨蒂和克里森经常来看望我。保重，尽快回家。

爱你的妈妈

*221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1954/8/5

亲爱的妈妈：

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写信，真的非常抱歉，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会让你怒气冲冲、大喊大叫。我没什么事——既不好也不坏，那也是我没写信的主要原因。

我一直跟你说，我想尽快回家。对我而言，回家是最最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接着，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之后怎样？你说我可以在女王皇家学院教书，然后离开。但如果我那样做，就等于放弃了在这儿找工作的所有机会：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人脉就断了，那些也许可以帮助我的朋友就没了；等我再回到英国的时候，我得从头开始。我现在在等两个结果：一个是印度的一份工作（我已经面试过了）；另一个是美国电视台的一份工作，我觉得我很有希望。[15]如果我接受你的建议，很早之前就回家，我就不会有这些机会了。还有，我在女王皇家学院一年最多赚一千二百英镑，那样我就没法送希万念大学，没法许他一份职业，而我必须做到这些。你难道看不出来，再等一阵，找一份前途光明的好工作，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就马上飞回家，是更好的选择吗？一个人要是太容易放弃，就什么也做不成。但是，我猜，家里现在很困难。如果你能写信告诉我家里确切的经济状况，我可能会去女王皇家学院谋份工作，让你们松口气。然后，我将不得不跟很多东西说再见——我的、你的、大家的好日子。我去年答应过卡姆拉，会尽全力把她从特立尼达接出来。如果没找到好工作就回家，我如何实现我的承诺？

不要以为我没有灰心过。至今，已经有二十六个工作机会拒绝了我：没有人会把这样的消息写在家书里。但是，即使是牛津的英国男生，运气也可能比这更差。我在这儿的生活并不快乐。每天早上，我都盼望着收到跟工作有关的信件。要是没有收到消息，我会很失望。

我请你务必告诉我，你们的状况有多么糟糕。要知道，我是如此在乎你，可现在我什么都没做，我很痛心。但是，见到第一块石头，不看看别的就跳上去，那太不明智了。勇敢点儿。下个星期印度那边会有消息。我不能承诺什么，但如果我抓住了这个机会，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下次来信的时候，尽量不要让我感觉自己不孝了。爱你的儿子

维多

*222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邮戳日期：1954/9/28〕

亲爱的维多：

我生气极了，我想骂人。听着，如果你不给我来信，我也不会再给你写信了。就这样。

我今天本应在学校。但是，你知道特立尼达。现在正在流行“脊髓灰质炎”，只有初高中的学生去上学。他们给我重新安排了课表，我现在一星期上三个半天的课。当然，下星期人人都要去上学，我也会恢复日常的课表。

娜里妮真是个小坏蛋，但是很可爱。妈妈宠她宠得过分。希万继承了爸爸的所有习惯，无一例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参加奖学金考试。他们今年给了一百七十五个名额。

萨蒂怀孕了，但她已经开始教书了。我不知道她的薪水是多少。她会给妈妈一些。她也想为买房子存点钱。

查尔斯·约翰（还记得他吗？）现在成了海关官员。他问起过你。莱昂斯沃思也问起过你。

我很认真地在考虑，等米拉的成绩一出来，就把她送到你那儿去。我有很多理由。首先，你会发现，米拉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伴儿。其次，妈妈知道有人跟你在一起，照顾你，会放心很多。第三，要是米拉跟你在一起，那你今后几年都不用写信回家了，我们也会很放心。最后，要是遇上经济困难，米拉懂速记和打字，很容易就能找份工作。还有，你要是找到工作了，务必让她继续念理科。特立尼达没有这个条件。

好了，就这样吧。家里都好，有希万和妮拉在，热闹得很。她叫一声“哥哥”，希万就回答：“怎么了，我亲爱的。”

我全部的爱

卡姆拉

〔第一页上方，孩子的笔迹：〕

我十月四日就两岁了。

我艾[16]你

妮丽[17]

〔卡姆拉的笔迹：〕

（我握着她的手写的。）

*223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英国广播公司

广播大楼，伦敦，W1

（在另行通知以前，来信寄牛津大学学院）

1954/12/7

亲爱的卡姆拉、妈妈，还有其他人：

现在，你们每个星期都能在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你们收听的话。我在主持“加勒比之声”，就是亨利·斯万齐之前做的那档节目，播出过爸爸的短篇小说。这份工作相当简单，但很有趣。我只要在录音那天去上班，其余时间可以在家休息，写东西。他们每星期付我八几尼作为起薪，节目制作人肯尼思·阿布拉克[18]对我说，要是我多干了活，他们会付我额外的报酬。所以，我不用太拼命。当然，我仍然在找印度的工作，因为现在这个国家不是谁都住得起。

我每个星期大概能存下二十到二十五先令寄回家，因为我知道你们很困难。我什么都没在做的时候，真的没法给你们写信，因为我能感受到你们的责备。但是，你们知道，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家里的每个人，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在哪个时候忘了你们。我怎么会忘了你们？你们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最美好的部分，你们的困苦就是我的困苦。如果我能用自己的右手换你们的幸福，我愿意交换。

我计划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实现，这让我的生活变得灰暗。但是我从未放弃。我为你们担心。我请求你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请一定要相信我，相信我会竭尽全力，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你们。但是，想要获得成功得付出卓绝的努力。这需要时间，我一定会成功，如果你们现在担心，将来怎么会有机会享受成功呢。请相信我。因为我自己的缘故，如果不是因为你们。

关于米拉，我想知道，她考的是剑桥高级证书，还是高中毕业证书。如果是后者，那么应该过来，我会看看能怎么帮她。写信告诉我。关于我打算寄给希万的十元钱，我本来要去邮局寄，路上经过一家画廊，转而决定寄画回家。花一样的钱。希望你们都爱我，日子过得好一点，大家相亲相爱。家本该如此。

我全部的爱

维多

*224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1954/12/11

亲爱的维多：

今天早上收到了你的来信。妈妈失声痛哭——为你已经找到一份工作喜极而泣。当然，我们全都非常高兴，每个星期天晚上都会聆听你的声音。

关于米拉：她刚刚参加了剑桥高级证书考试。她学习很刻苦，应该会考得不错。现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她明年就上高中了。我们想把她送到你那儿去，更多地是为了你，你可以多个伴儿，同时也能让她继续学理科。一想到你一个人，我们就不放心。我能肯定，你会发现米拉是个相当不错的伴儿。

但是，当然，如果你认为她应该先念完高中，然后再到你那儿去，也可以。她会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参加高中毕业证书考试。米拉起先很迷理科，但是现在，她有点犹豫不决，我们建议的她都愿意学。所以，就由你来全权决定吧。不管你说什么，我们都照做。

我个人觉得，希万很聪明。他对绘画非常感兴趣。我最近注意到，他开始自己看书了，看《汤姆和麦琪》[19]。今天我去了镇上，他求我给他买几本简写本名著，《雾都孤儿》之类的。但我没钱买。我们花了四元给他买了一整套板球装备，作为圣诞节礼物。我看见他开心得跳了起来。罗伊·苏丹也买了一套放在家里。

关于你自己：只有当你不写信回家的时候，我们才责备你。关于你不回家：我们都认为这是最好的决定。特立尼达是讨厌的山窝窝。妈妈想让你回家是因为她觉得在家待上三个月对你有益无害。我觉得她想得没错。你不这么觉得吗？但是我们知道你不会回来，所以，下一步是把米拉送到你那儿去。

家里很好。萨薇突然开始用功起来，还威胁说，要是有人想要和她共用餐厅的桌子，她就用书砸他。1192仍旧每天早上突突突地驶到圣奥古斯丁。米拉在圣诞节的时候自告奋勇给它擦洗了一番。

萨蒂预产期在五月。她很快乐。妮拉长得很快，是个再皮实不过的小家伙。

我们永远想着你。

大家都爱你

卡姆拉

*225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5/1/27

我最亲爱的家人：

最近我工作压力很大，无法像答应你们的那样经常写信。比如，为了第五百期节目，我整个十二月都很忙。我得花好多时间让自己真正熟悉“加勒比之声”的工作。

你们的来信我终于全都收到了。还有，亲爱的家人们，我这么久才收到一英镑，你们一定牺牲了很多。拜托，拜托你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你们比我更需要钱，从你们那儿拿钱太不好受了。我打算最近给家里寄点钱，但我还在等钱存够一个拿得出手的数额。

我很高兴，欧华德和琼回家了，希望他们提到我都是好话。事情不顺心的时候，他们对我很好，不过，要是我知道怎样处理事情就好了，我就不会老有麻烦了。我想让你们明白一件事，不管我写不写信回家，我一直想着你们。我一点也不怀疑，将来有一天，不会太久的，我们的境况会比你们梦想的还要美好。我爱你们每个人，你们一定要明白，我是在为你们工作，因为我自己是那样觉得的。我想做很多事，可是现在，我能做的很少。这让写信回家变得很困难。但是现在，你们每个星期天都能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身体强健，总算是个安慰。我现在很安心。虽然一个星期还有两三个晚上，我会梦到爸爸——总是好梦。我在梦里看见他，跟在家里看得一样清晰，比我醒着的时候头脑中想象的还要清晰得多。所以，那也是有好处的。我工作也是为了他。我说自己努力想成为一名作家更多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自己，我并没有说谎。我现在就在修改润色他的小说，准备寄给出版代理，只要一见到他的字迹，我就忍不住流下泪来。

但是，我们大家都要好好的，要坚定不移，因为他是我认识的最好、最勇敢的人。我为他自豪，那也是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一刻也不会的原因。

听到我亲爱的弟弟表现不错，我真的很高兴。妈妈、卡姆拉、萨薇，你们一定要把他照顾好，因为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孩子，比我要好得多。

现在，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的计划。我把目光投向印度，但是，在我出版至少两本书之前我还不能离开英国。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明年就会出版了。我打算在五个星期内完成我的长篇小说（你们可能已经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听说了）。你看，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任何一个想成为作家的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的工作了。每个星期大概只占用我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很自由。反正现在是这样。实习期已经结束了。

卡姆拉，你要的书我给你寄过去了。[20]同时也给希万寄了一本。还有，哦，天哪，米拉生日的时候，我正在忙着赶第五百期节目，根本顾不上记起她的生日。你会原谅我吗？我亲爱的拉尼？真遗憾，这么迟才收到你的信，我本可以很快就回复的。亲爱的米拉，你似乎没有明确的学习方向。我强烈建议你学理科。不过前提是，你觉得你可以学得好，而且（这点非常重要）你是发自内心想学，你真心喜欢。学理科可以让你在任何地方找份好工作，而且很快就能找到。但是你必须牢记，将来要学习的人是你，不是我，是你要摆弄试管和本生喷灯！如果你喜欢那些东西，那么就〔选〕理科。但是，如果你不想学，不要让自己痛苦地硬学。请来信告诉我你最近在学什么。

希万给我写了封信，我打算单独给他回信，但是你们有谁能转告他：他想要什么样的书，跟我说一声。你们知道，我早就忘了十岁男孩爱看什么书了。

只有萨薇决定把我忘了。其他人给我写信，我非常感动，虽然我很少写信回家。但是，我已下定决心，从今往后每周日上午给你们写信。

不，亲爱的家人们，我不想要家里任何东西——至少现在不要。但是，务必把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梅达谷1054）告诉阿卡尼家的人[21]。如果你们可以请他们给我捎些巧克力，那就太好了。寄点家里人的照片给我看看吧。我希望保持联系。我给你们寄了两张。现在你们应该看到维多有多丑了！两张都是几个月前拍的，我刚从一本书里翻出来。划船那张是在阿宾顿附近一段宽阔平静的河道上拍的。阿宾顿是牛津边上的一个小集镇，很古雅，很无趣。

跟妈妈说不要担心，因为我确信她看不懂我潦草的字。跟她说，那是她现在能为我做的最棒的事。她跟我无忧无虑住在一起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到那时，无忧无虑，她将会多么痛苦啊。我有这样的感觉。一九五三年从精神崩溃中逐渐恢复过来的时候，我曾说：“不，这都是焦虑。你的头脑没问题。不，这都是焦虑。”所以我会误会自己。我其实没有什么大毛病，你知道。我只是没有勇气早点去看医生，把病情描述给他听。当我意识到自己抑郁的原因的时候，我好多了，确实就是那样。

现在，请帮我转告两个消息，拜托，拜托。第一个消息给迪万。谢谢他的来信。转告他我会很快给他回信的。[22]替我问候他和他的家人。请转告欧华德和琼，我写了他们的故事，问问他们最近怎么样，他们的儿子（最小的那个）怎么样。我会给他们写信的。

至于我那个很快就会让妈妈变成外婆、让我变成舅舅（想想看吧！）的可爱妹妹，给她和克里森捎去我最深的爱。请帮我带到，我没有给萨蒂写信，她一定很难过。我真是个很烂的收信人。我欠她最起码三封信。

现在，时刻记挂你们的人送上对你们每个人的爱。

维多

*226 / 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5/1/28

家

亲爱的维多：

我每个星期一晚上九点到九点半通过特立尼达电台收听你的节目。我认为这个节目你做得很好。祝你成功。

这个圣诞节我们过得很平静，就在节前几天，米拉和萨薇出麻疹，发烧。萨蒂也是，没法回家过圣诞节。她和克里森同我们一起过了新年。娜里妮也出麻疹了。不过现在大家都好多了，都去学校了。

听着，维多，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告诉你家里的事，你不必把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我厌倦了考虑应该干什么，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告诉你。卡姆拉把她赚的每一个子儿都交给我，供家里开销，对此我必须感激，但她也带给我同样多的痛苦。她说我的生活没有未来，我会一直年轻，而她会先于我变老。她将会一直〔说〕：我要累死啦。但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她不得不把她的薪水都〔交给〕我用以维持这个家，但还不够。第二，车经常要修。现在就在修理厂检修，要花一百四十元。光是知道要花这么多钱，她回到家就晕倒了。第三，如果她今年六月之前还不嫁人，我能想象她的样子，因为她一直唠叨个不停。我每个星期都要面对这些，但精神还不错。现在，我们家雇了两个人，每天开销都在涨。米拉在等高级证书考试的结果。萨薇今年十二月也要考。你要是能帮上哪怕一点忙，对我们都会很有用。希望哮喘没让你太苦恼。

始终爱你

妈妈

〔信纸边缘手写：〕

娜里妮正坐在餐桌上叫维多哥哥。

谢谢你，吻你一下。

哈里·比松达特医生，克里森的兄弟，明天一早坐哥伦比号出发。我今天下午去S. 格兰德那儿。妈妈

*227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5/3/31

亲爱的维多：

好吧，我想你过得不错。总之，我很焦虑，我真的很想听听你的建议。

你知道，我已到了出嫁的年纪，但我不知道要嫁给谁。我很喜欢一个在美国的印度小伙子，但是，当然，他不太可能来特立尼达，我自然也没钱去美国。但是，他给我写过信，说他会努力在特立尼达找工作，六月左右会有消息。

还有一个在特立尼达的男人，我或许会喜欢，但是他不适合结婚，我对他丝毫不能确定，所以我想他已经出局了。

玛穆前不久把我介绍给一位律师，他刚来特立尼达，想娶我，但是我发现自己很难想象跟他生活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不喜欢他。他不是那种我想跟他说话的类型。

你觉得我该为了结婚而结婚吗？我会很不开心的。你觉得我还有机会离开特立尼达吗？如果有，结了婚还能轻易离开吗？这最后一点完全指望你了。我非常非常焦虑，所以请给我回信，至少帮我做个决定。

卡姆拉

228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圣朱利安路14号，伦敦，NW6

1955/4/6

亲爱的卡姆拉：

我刚刚收到你的信，我非常担心你。要给出这样私人性质的建议，人们总是会犹豫。但是，有一件事我很确定，你一定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恨嫁。如果单身于你而言变成了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那么尽一切办法结婚。但如果不是那样，那么我想，等待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比较明智。我不能接受你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然后郁郁寡欢。那样的话，你肯定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所以你看，要我给你建议是多么困难。但是，亲爱的卡姆拉，你才二十五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开始恐慌。当然，我全都明白，但是，我不想你为这事日思夜想。这对你不好。

现在，在我回到或者说继续那个话题前，我想先回答你的信的第二部分。我在滑铁卢送你那天答应过你，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离开特立尼达，把你接到离我比较近的地方。这个承诺仍然有效。我在广播行业的进步很慢，但一直在进步，照此发展下去，我向你保证，最多两年，我会把你从家庭职责中解放出来。不要认为我这么说是不想承担责任。我强烈感觉到我很快就能帮助家里所有人了。因为，我答应你，如果不能很快开始赚大钱，我就去非洲或别的地方找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最亲爱的卡姆拉，我知道，我们俩在生活中都遭受了苛待，你的处境比我的更糟糕，但我请求你，我们能否把彼此看成是照顾家人的伙伴呢？你不必坚持很久。这也是我不想让你草率决定之后又反悔的原因。我希望你能明白。但是，如果，比方说，你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你能想象你们俩长长久久在一起，那么就结婚吧，别管其他问题。我知道你鄙视我，我总是在拖延，推迟维多奋起战斗解救全家的那一天。但我正在朝着那个目标努力。我不会为了承诺而承诺。但在开始之前我需要一点时间。你不要把特立尼达看成“山窝窝”，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驿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快乐一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听着，我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我很清楚。我把我的未来全押在这个可能上了。你要把你的赌注也一并押进来吗？所以你瞧，我真的不想让你做任何会让你不幸福的事。我要你一直一直觉得，我是在为你们努力。因为我的确是。

从你的来信我看不出你是不是想马上离开特立尼达。或许你在下一封信中可以解释一下。请告诉我，因为我会尽我所能的。

还有一件事，我不希望你为钱发愁。我几个星期后会再给你寄一点。只要家里需要钱，请立刻问我要。我会千方百计寄给你。很抱歉，这次我只能寄十五英镑，不能再多了，但如果情形不变，我将来能寄更多。你经常问我要，好吗？

之所以无法定期寄钱，是因为要等英国广播公司给我寄支票，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麻烦，烦琐的手续，经常推迟。

把我的爱给家里每一个人。

维多

*229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4/17

亲爱的维多：

好吧，首先，今天下午，欧内斯特·艾特尔[23]和雷·罗宾森[24]还有芭芭拉·阿苏恩[25]都在这儿。这姑娘看起来很肤浅，我不太喜欢她。我喜欢雷·罗宾森。另外，艾特尔真的很有魅力。他们明天下午六点还会和我们一起喝茶。

很好，我决定不结婚。我烦透了特立尼达的印度人。

关于我的工作。你知道我和这儿的教会的人一起工作。我已经教了一年多课，他们还没有正式任命我。无论如何，我是个印度教徒，我想这就是原因所在。他们当然会找到借口，比如之前缺乏教学经验。我想在巴拉塔里亚新成立的一所公立男女混合学校找份工作。我下个星期去看看。要是能得到这份工作，我就有退休金可领了。我还打算通过这儿的印度事务专员办公室在印度高级委员会找工作，一个星期大约十二英镑。如果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你觉得我应该过去吗？你能帮我付旅费吗？

关于钱，我们现在就需要。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有时快到月末的时候，我们手头真的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不管你寄多少，我们都很感激，如果在十五日到月末之间寄过来，我们会尤为感激。请认真考虑这件事，别等到我们不得已开口的时候。即使只有一英镑也能帮到我们。

我想，你应该给米拉写封信祝贺她以一等的成绩通过了高级证书考试。你的冷漠让她伤透了心。

我们都爱你，卡姆拉

*230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1955/5/14

亲爱的维多：

从几个星期前，我就想给你写信了。

因陀罗[26]和傅娃[27]是在十二日星期四那天走的，她们给你捎了一套睡衣、可可、酸辣酱、腰果和辣椒酱。

哦，顺便说一句，万一你结婚了，请不要像特立尼达那些印度人一样，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当然，我觉得你不会那样，但万一你什么时候想结婚了，记住，我们一定会送上美好的祝福。[28]

我刚刚在希万的后脑勺上敲了几下。他老是在板球记分板上写写画画，或者宣传某部电影，或者详细地抄广告——就是不做功课。讨厌的是，我总是那个出面训斥他的人。

我需要钱。请寄点钱给我。有几件事要付账，而我手上没钱。所以请马上寄点钱给我。你知道，要是把钱寄给妈妈，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就全花在家里了。我等着你寄钱过来。

顺便提一下，萨蒂生了个男孩，起名叫尼尔·迪万德拉。[29]这听起来也许很讨厌，但是你知道，萨蒂可能帮上忙的所有希望全部落空了——就像其他所有她承诺过但从来没有兑现过的事情一样。当然，他们在圣诞节送了我们一些耳环之类的礼物作为弥补。很抱歉，以这样苦涩的语气作结，但在爸爸过世后，我已经找到了另一个朋友。

保重，我全部的爱

卡姆拉

〔信纸第一页上方写道：〕

我会尽力每星期都给你写信。

*231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英国广播公司

广播大楼，伦敦，W1

1955/5/26

亲爱的妈妈：

我昨天给你和卡姆拉各寄了点钱。只要我办得到，我就会给家里寄钱，因为我意识到家里真的很需要钱。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法寄更多。但是我会尽力的。我给你寄了三十元，也给卡姆拉寄了三十元。我想下个月也许能再给你们寄点儿。

我想柏斯黛已经到伦敦了，我近期会去她那儿拿你们托她捎给我的东西。

顺便问一句，家里人有没有在收听我做的节目？很差劲，对吗？但是不得不做，因为要生活。我给你们讲讲我真实的收入状况。我每个星期从“加勒比之声”赚八几尼，缴税后余七英镑十五先令。但是这个节目每星期只占用我一天半到两天。其余时间我都闲着，我努力多做点事。上个星期，我多赚了五英镑，这个星期七英镑。但是，要在伦敦生活，每星期大约需要十英镑。

但我真正在忙的是写作，我自己的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上就要写完了，现在阿瑟·考尔德-马歇尔[30]正在帮我看。我真的不想对此抱什么希望，但倘若能出版，而且获得一定的成功，我帮助你们的机会就大得多。接下来我计划撰写三部长篇小说，今后两年就忙这个了。我眼下的计划是，大约十八个月后，想办法去印度或这个世界的别的地方：为了我的写作。我毫不怀疑，事情最终会顺利的。我有强烈的预感。

卡姆拉之前写信告诉我萨蒂生孩子的事。我今天也会给萨蒂写信，以弥补之前对她的忽视。我还想给希万、米拉、萨薇单独写信，但问题是怎样才能给每个人都写得不一样。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很难。但我想知道希万怎么样，他现在玩什么游戏，看什么书，如果他看书的话。我坚信，他迟早会跟我一起生活。

今年春天天气一直很阴沉。现在已是五月下旬，但是晚上有时还是很冷，风也还是很烈。

在和澳大利亚的比赛中，西印度群岛板球队表现得很糟糕，我都没兴趣看联赛了。[31]

不管家里的状况有多差，请来信告诉我一切。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告诉我。我会尽力而为的。

给你们我所有的爱

维多

*232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5/9/25

亲爱的维多：

好吧，让我们先谈令人不快的事情吧。我现在需要钱，用来付车辆保险。大约需要三十元，我手头没钱了，下个月月中就要付。你觉得你能寄点过来吗？请尽量吧。

我昨天见到了琼和欧华德。他们谈起你来就没完没了了。不止对我，他们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常谈的话题。

家里都好，一切照旧。妮拉的话越来越多。希万，呃，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十足的哲学家，我觉得他是我们中最像爸爸的。他算术不行，我也不知道他的奖学金考试会怎么样。

特立尼达人人都在谈飓风。天哪，飓风把巴巴多斯和格林纳达变成了木料场。[32]

妈叫我跟你说一声，玛穆下个星期去英国。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看你。我希望妈妈别让他去。我，其实是我们（奈保尔家）和他们的关系很客气，就应该这样。

你明年真的会回家吗？这对孩子们很好。只是放假回家还是不走了？我可不建议你在这儿一直住下去。米拉说她想让你明年回来。她要跟你讨论点事情，当然是希望你帮她决定高中的事。

爱，卡姆拉

〔孩子的笔迹：〕

亲爱的维多哥哥：

我爱你。我吻你。（啊，跟他说“抱我”。）抱我。下午好。明天见。

〔卡姆拉的笔迹：〕

（这都是妮丽自己的话。）

很多的爱，卡姆拉

233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英国广播公司

广播大楼，伦敦，W1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5/10/3

亲爱的卡姆拉：

我四天后给你寄钱，如果我觉得电汇更好，我会电汇的。

我欠你和家里所有人一个大大的道歉，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对我丧失信心。你瞧，我至今做的每个计划，不管是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大家的，都没有实现，我感到无比惭愧。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计划——绝对是最后一个。我的确打算明年回家，但是我不希望在家待太久。坦白说，你瞧，我指望自己的创作能出点成绩。我希望自己或多或少有点建树，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英国去做些有价值的事。我还在关注印度。所以，当你想骂我的时候，记住，我骂自己骂得更凶。今年我已经写了两本书。第一本现在在几个出版商那儿，我抱了很大的希望，每天都在等回音。其实，本该上个星期就有结果了，这也是我这几天没有给家里写信的原因，因为我想写点好消息。我对这本书期望很高，因为读过打字稿的人都认为不错，那是个好迹象。第二本书还要修改。我上个星期刚写完，还只是草稿。但是你瞧，我并非无所事事，我正在向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努力前行。我并不像你说的，在伦敦享乐。我还有很多能写成书的点子，但是，现在如果能出版一本，会让我信心百倍，而现在我很需要信心。

还有个消息，想必你已经猜到了。我和帕特结婚了。我觉得保持沉默，直到现在才告诉你们是明智之举，因为我觉得这个消息会让你们很生气，因为我还没有为你们做任何事。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为家里做的打算。实际上，帕特一直催促我回家帮忙，对我留在这里继续写作则是勉强同意。现在的计划是，如果我的写作毫无起色，我们就会尽快回到特立尼达，在那儿工作，把养家的担子从你的肩头卸下。我知道，这个消息会让妈妈和你非常生气，但我真的希望得到你们最大的祝福。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我留在英国的原因真的是写作，我觉得你会同情我，鼓励我。回到特立尼达，还清借债，这样的短期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其实反而牵制了我们大家。要是我能写出点名堂，通过我的不懈努力，我们大家都会得益。宽恕我，我求你了。我也不轻松：我不会挨饿，但我时时记挂着自己对你们的责任，我自觉有愧。

我不想见特立尼达来的人，要是你能让他们别来烦我，我会很高兴的。因为现在，我发现我越来越难以做到对我不喜欢的人客客气气的，我受不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谢谢你在我没有回信的情况下依旧给我写信，谢谢你们托人带来的可可和睡衣，我已经收到，已经吃了，穿了，满怀感谢，最重要的是，感谢你们源源不断的爱。这最后一点对我尤为重要。

希望你们很快就能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的书被出版社接受的消息。这会为我们打开一个不同的世界。

把我的爱传达给每个人：给萨蒂，我对她很粗鲁，不可原谅；给米拉和萨薇，我想起她们就很愉快；给希万，当然，当然！给娜里妮，给妈妈，给你。

我爱你们大家，请不要写信骂我！

维迪亚

*234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5/10/12

亲爱的卡姆拉：

我给你寄了二十元，希望过几天能给你寄余下的。对不起，我现在手头没有更多钱了，因为合同拖到现在还没到我手上。

恐怕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可以汇报了，事情都还没有定下来。但是我相信，这个周末，我就会收到确切的消息，可以写信告诉你们，希望是好消息。

录音刚刚结束，我正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打字机上打这封信。录好的小说会在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播出，所以，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这个下午是怎么度过的。我朗读了一个短篇，但是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好。

爱你们大家，我很快就会再给你们写信的。

爱

维多

*235 / 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5/10/28

家

亲爱的儿子：

恭喜你结婚了！我希望你们俩万事如意，愿神保佑你们。

你在给卡姆拉的信中提到要我们别骂你，但我必须要说几句。我一点也不生气，但我一直在等你告诉我。收到你的信前一个月，我就对卡姆拉说，你没有写信回家是因为你结婚了，她说：“我觉得维多会告诉你的，妈妈。”

好了，我很失望，你真的不了解你妈妈。

没有提前得知你结婚的消息，我很伤心。我本想，你即使不考虑弟弟妹妹们，最起码会为我想想。另外，很伤人的一点是，你让别人对我保密。我得说，你对你叫妈妈的这个人太不了解了。

家里目前一切都好。我真心希望你们也很好。

希万参加了奖学金考试，这次没什么希望。萨薇正在认真准备高级证书考试，米拉则是高中毕业证书考试，卡姆拉教书，萨蒂也在教书，我做点缝补的活儿，娜里妮很让人头疼。

你大玛穆现在在印度，他十一月会去英国看眼睛。看在我的面子上，尽可能跟他见个面。

祝你出书成功。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让你每个月给我一点钱了，这样，我就可以让卡姆拉松口气，考虑一下她的终身大事了。她想去纽约，我很乐意她去。这能让我们俩都活得久一点。

从今往后，记牢了，对每个孩子，我都是个好妈妈。你们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但是挑的时候要睁大眼睛。不要再隐瞒什么了。很多的爱，吻你们俩。

爱你的妈妈

〔信纸上方写道：〕

你寄钱过来时收款人写我，在信中说明是给谁的。这会省去很多麻烦。妈妈

236 / V. S. 奈保尔写给家里

（西印度）电报有限公司

1955/12/8

TBRP153 EK238 邦斯贝利 10 8=

GLT=奈保尔/尼保尔街26号/西班牙港

特立尼达=

=小说[33]已被接受/爱=维多+

*237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5/12/19

亲爱的维多：

家里一团糟，圣诞节前两个星期，通常都是如此。我们洗刷油漆了整个屋子。

听说你的书被出版社接受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如果爸爸还活着，他会看到壮志得酬。书名是什么？哪家出版社？另外，你和帕特确定明年回来过节吗？

萨蒂给你寄了一张圣诞贺卡，但是我给错了地址，所以我猜你没收到。

希万没通过奖学金考试，妮丽还是那么淘气。希万现在正在外面擦洗篱笆——上面长满了青苔。

我听萨薇说，她会给你写信，要你回家的时候带张地毯。她想给客厅配张大一点的。

我们几天前去了迪欧和萨汀那儿。他们去马亚罗过圣诞。我想他们会在那儿待一个月。

祝你和帕特新年万事如意。

爱

卡姆拉

*238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英国广播公司

广播大楼，伦敦，W1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6/2/10

亲爱的卡姆拉：

自从离开特立尼达，我一直想写这么一封信回家。是关于我的书的。我之前给你们发过一封电报，说我的小说被出版社接受了。这封信可以解释为何从那时起我再没有写信回家。首先，我去年写了不止一本书，而是三本。第一本我寄给了一个评论家，他把它批得体无完肤，我彻底放弃了，根本没有把它寄给任何出版社。我觉得那是好事，因为之后我决定彻底改变我的写作风格。六月初前后，我开始写关于西班牙港一条街道的一系列相互勾连的故事。每个看过这些故事的人都很喜欢它们。我在七个星期里写了十七个这样的故事。打字的姑娘花了五个星期把它们打了出来。我把它们寄给出版社（其实是我和一个朋友一起送过去的），出版社将它们保留了十一个星期。我给出版商打电话。[34]她说她很喜欢那些故事，大家都很喜欢，但是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出版，因为没人会买一本短篇小说集，即便是系列故事。她自己很喜欢那些故事，也想出版，但是她的合伙人不同意。在这十一个星期里，我花了不到六个星期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并最终写好了前三〔章〕。我对出版商说了这事，她很感兴趣，想看看写好的三章。他们如果喜欢，就会先出版长篇小说，再出版短篇小说。所以，十一月底，我送去了小说的前四章，十一天后，我收到一条电话留言，说他们很喜欢，打算预付我二十五英镑，收到完本后再付我七十五英镑。所以我努力撰写，终于在一月底完稿。他们很喜欢完本。那天晚上，我去了出版商家里，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商量她想让我对结尾做的几处修改。我还没有收到那七十五英镑。这整件事有趣的地方在于我没有遭到一次拒绝。我圣诞节给家里寄的十英镑就来自预先支付的二十五英镑。我暂时不想再动用这笔钱，这就是原因。我想把钱放在银行。要是这本小说能卖一万册——小说的平均销量是两千册——我就有足够的钱偿还家里的欠债，我是指买26号欠的钱。所以，一切都得看这本小说以及之后要出的那本书的情况。小说的名字是《通灵的按摩师》，出版商是安德烈·多伊奇。我想这本书最早九月或十月能出来。要是这本书获得成功，那么下一本就是描写西班牙港一条街道上的故事的《米格尔街》。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叫《伦敦生活》，这是第三本，才刚开始动笔。但这最后一本目前还只有大纲。我觉得或许能写本好书出来。

我知道现在不该预测，但是我预感能从《通灵的按摩师》上赚笔钱，这是我现在能给卡姆拉的仅有的承诺。这本小说很有可能在美国出版，美国那边拿的版税都给卡姆拉。所以，如果书卖得好，对我们大家都有利。

我想，从我刚才的讲述中你们可以看出来，我并非无所事事，家里的人我一个都没忘。我记挂你们每一个，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你们。我相信，艰难的路我们已经走到尽头。我无法向你们形容，当我知道自己专注写作并不是在浪费时间的时候，我有多么高兴。我相信自己有点天赋，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在写作方面学到很多，我现在写出来的东西比去年年初要好六倍。

另一方面，这本书也可能挣不到一点钱。但是我不该让这样的念头困扰你们。我很快会再写信回家的。

爱

维多

“我真心希望七月或八月能回家一趟。”维多在五月十五日给卡姆拉的信中写道，“我真的希望在年底之前看到我的书有点成绩，但是这儿的印刷工人的罢工持续了很久，很多书因此延迟出版……”在八月二十日给德拉帕蒂的信中，对于已经拖了太久的回特立尼达的行程，他给出了明确的回复：“已经定下来了。我本月二十八日离开英国。”

他于九月十二日乘坐卡维纳号抵达西班牙港，恰好赶上一九五六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大选。他在特立尼达的两个月里，自然没有家书往来。维迪亚十一月初离开特立尼达后通信又恢复了。他在戈尔菲托号上给家里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在牙买加等着换船的几天里又写了两封。他回到伦敦，发现《通灵的按摩师》的出版又被延期，很失望。

*239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星期三　11/28

亲爱的妈妈：

我回到伦敦了。这儿很冷，钻进两层冰冷床单之间的感觉真奇怪。

我拿到了授权表格，正在找人当见证人。[35]

我似乎还没有转运。我回到伦敦时指望能见到书的校样，但是出版商告诉我，书不是明年三月面市，而是明年八月。也就是说，在完稿二十个月后。我无法描述我有多么失望。我很沮丧，很绝望。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是个傻瓜。我觉得当下的生活必须很快改观，不然我就要被压力压垮了。以前在伦敦一边维生一边努力写作，压力很大，现在从家里回来，压力更大了。要是书到八月才出版，我就没法像先前承诺的那样给家里寄钱了。我会好好考虑一下，另找一家出版社是否明智。与此同时，我知道自己应该动笔写作，但我现在没法连贯地思考。

真抱歉，我这么哭哭啼啼，但是，好在我还有帕特，要是她不在这儿，英国真的会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地方。她很温柔，很善解人意。她说她想给你写信，但是她觉得（根据英国的习惯）这不太合适。你说你觉得像在做梦的时候，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我现在正在伦敦做梦。在家里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比起在这儿，做梦的感觉更强烈。我觉得很奇怪，好像我从未来过这儿一样。

过海关的时候没有扣税，大概是因为我跟他们说我很快就会离开英国，我希望真是如此。无论如何，税也不会太多。帕特很喜欢那些东西。裙子她穿着很合身。我猜她这个周末会写封感谢信。

我想一月份我会继续录制“加勒比之声”，十二月的节目已经安排妥当了。所以，你们得过四五个星期才能再听到我的声音。

我真的很想家，我非常挂念家里每一个人。我很高兴带了许多照片回来。它们让我觉得离你们近了些。那天我走后，埃迪·方[36]他们怎么样了？

顺便问一句，你后来和贝里奇太太[37]大吵大闹了吗？

我每个星期都会写信回家。

我全部的爱

维多

*240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6/12/6

亲爱的妈妈：

好吧，这个星期，我起码可以以好消息开场了。那家出版社决定在五月而不是八月出版我的书，算是有点进展。英国广播公司对我很好。二月之前我都不用参与“加勒比之声”的录制，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分配给我别的事情。本月十四日，你可以在一档叫作“评论”的节目中听到我的声音；将在十六日录制的节目，我也参与了讨论，我想，你们可以在之后的星期二，即十八日收听到。

我开始写另一部小说，从上个星期三到现在，我已经写了一万个单词。我想这部小说会顺利写完的，但是，长篇小说说不准。这部小说是关于选举的，但是整个故事波折不断。

我总想着家里，我不停地看钟，想着特立尼达现在是几点，想着你们在干什么。比如，现在（在特立尼达）是清晨五点差一刻。我在这儿刚吃完早餐：一杯咖啡。我稍后会喝点美味的可可。帕特刚去学校。她工作很努力。她太在乎教书这份工作了，早上七点起床，这样八点就可以出门，晚上六点回家，做饭，然后工作到十一点半甚至半夜。现在正是期末考试阶段，她工作加倍投入。但我想，这儿的老师大概都这么拼命。没有所谓的加班之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一直没能给你们写信。她真的没有时间。

等我觉得手头在写的小说初具雏形，也就是说，写得比较顺畅时，我会去问清楚米拉的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最好的打算是她先来这儿，然后去理工科学校念理科，然后，我们可以试试让她进医学院。但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她在美国会开心一点。唯一的问题是太贵了。不过，几个星期之内，我会再写信回家谈谈此事。我会尽力收集所有信息的。（让米拉把她的科目表寄给我。这段时间，她可以在家学些理科方面的东西吗？）

我这段时间就待在家里写作。至少对我来说，治疗抑郁的唯一方法就是写作，这是不是很奇妙？只要开始写一些似乎还不错的东西，我就会将所有烦恼抛诸脑后。这就是为什么像阿诺德·贝内特这样的作家可以在经历各种家庭变故的时候仍然笔耕不辍。我一直待在家里写作。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职业。我昨天写了一整天——通常我每天只写几个小时——没抱太大希望，然后，在下午三点左右，突然越写越顺手，我感觉很好，一整晚心情都不错。今天早晨我收到了出版商的信，信上说“因为我非常喜爱这本书”，他们决定五月出版。所以，怀着这样的好心情，我立刻坐下开始写信。

我在找合适的人签那张表格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麻烦，希望会顺利。钱你们留着。但我想知道，他们出了多少钱，因为我得把其中一部分给这儿的一个合作者。（我会在这儿自己给他的，你们手上的钱全部归你们。）

但我想向米拉和萨薇保证，她们会学门专业的。这没有问题，我很希望她们学门专业。能在这个上面帮助她们，我非常高兴。卡姆拉也会顺顺利利的。但是，我到四月份才能给她准信。我在埋怨的时候，并不是从我自身出发的。你们要记住这一点。因为我真的挺好，生活在一个公道的地方，吃得还不赖，睡在温暖的床上。我埋怨的时候，只是因为我觉得我帮助家人的计划遇到了挫折。

要是我不寄圣诞贺卡，你们会原谅我吗？反正也没法准时寄到了，我在信中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更多。

爱你们大家，特别是卡姆拉。我很担心咱们那辆车。希万在干吗？妮丽还记得我吗？

爱

维多

那些照片怎么样了？埃迪拍的那些。卡姆拉，替我问候多丽丝。

*241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7/1/24

亲爱的妈妈：

好了，我终于从出版社那里拿到了书的校样。已经是一本书的样子了，我只须做几处修改。当然，没有硬封面，连封面也没有。这些会在最后装订的时候装上去。今天，我还去看了护封的设计样稿。有点疯狂。他们给我的男主角包了巨大的圆头巾，看起来就像厨师的帽子。腰布是波尔卡圆点的！画面上的人盘腿坐在那儿。但是，这些都改不了了。比如，波尔卡圆点的腰布会出现在护封上。其实，我是被叫去弄头巾的，但是，我长这么大根本不记得男人的头巾包好是什么样。

另一本小说的初稿已经完成。事实上，写得不如我预计的那么好，但是我想，我干得也还不赖。写的是特立尼达的选举。我很快就会对它进行修改，一页一页地改，直到它变得精彩，简洁，生动。修改很费功夫，但比写初稿省事。

几天前，住在楼上的女人飞快地跑下来说：“我丈夫病了，痛得打滚。”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但是后来医生来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也来了。今天，那个男人因阑尾炎被送去医院。医生直到今天才诊断出来。我六年前得阑尾炎的时候，直接打车去医院，他们几个小时后就给我做了手术。

让拉尼和希万给我写信。我想知道拉尼的功课怎么样。希万在女王皇家学院表现如何。辛普莱克斯那儿的人给萨薇回音了吗？很奇怪，我不担心萨薇。我相信她会做得很好。她干劲十足，精力充沛。希望她的花粉症没有变严重。妮丽怎么样了？她把我忘了吗？我可没有忘记她。我星期六把她在马亚罗拍的可爱照片给我的几个朋友看了，他们都印象深刻。

我顺便给他们看了我的国际驾照。这引起了一阵大笑。在英国，只有通过严格的驾驶考试之后才能拿到驾照，比一般考试难多了！他们搞不懂我怎么能在第一次驾驶考试通过的当天就拿到了国际驾照。

帕特一直在改试卷。她看到了这么一句杰作。她让他们解释subtle（微妙）这个词，并根据解释造句。一个女生写道：

微妙：柔软、顺从。造句：他像个柔软的小东西一样微妙。

现在很冷，虽然有微弱的阳光。风特别大，寒冷刺骨。我不讨厌冷天，还挺喜欢。只要天一冷，我的哮喘就无影无踪了。

帕特问候你们。

我也爱你们，包括卡姆拉，尽管我在这封信里一次也没有提到她。

维多

*242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家

1957/1/26

亲爱的维多：

我今天上午去福格蒂买了几本书，在那儿遇到了圣奥宾[38]先生。你还记得他吗？呃，他说他收到了你的书的手稿，现在正在看。是你寄的，还是出版社寄的？他说书会在两个月内出版。他保证会好好宣传（顺便说一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会想尽办法让大家关注你的书）。他对我说，他希望弄到书封和一张你的照片。帮帮他。这对做宣传很重要。你从阿拉丁[39]那儿弄来的画稿怎么样？

我觉得你应该拍一张好点的照片，给我寄一张，一旦确定书即将面市，马上来信告诉我。你可以连同评论家们的好评（？）一起寄过来。

我们在“汤姆·索耶”中听到你的声音了，直到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才听出来是你。每次你一上节目（时间很不规律），就会有朋友打电话通知我们。

尽快回信。

爱，卡姆拉

*243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7/2/2

亲爱的维多：

全家都在看你的书，他们寄了份清样给福格蒂。我们差不多都是一起看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每看一页，我们都不顾形象地大呼小叫。几乎每个到家里来的客人都会被要求读“尾声”。写得真不错。拉尔夫说“中国人就是那样的”。

我不知道妈妈那边的亲戚是不是也喜欢你的书。我个人认为，他们肯定会让我们的孤立（？）板上钉钉。不过，谁在乎！

萨薇说你的写作风格很像爸爸，但是我不这么认为。爸爸的文字中有种质朴和微妙的东西，是你的文字中所没有的。你知道何时该停顿，来表达你的观点。爸爸的用词比较简单。但是，当然啦，只是风格上的差异。

还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你在小说中没有表达出什么复杂的情结。你仅仅是一个捧腹大笑（或者说狂笑不已）的旁观者。和其他西印度群岛作家的作品比起来，我觉得你的小说令人耳目一新。其实，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如果有人问起，我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需要在特立尼达再待一个假期，体会这儿的日常俗语的特色。你知道那些尽人皆知的“俗话说”。

PA1192仍旧痛苦地来往于圣奥古斯丁和家之间。

妮丽的脓疮好得差不多了，她已经重新开始上学了。

过去两天我由于感冒发烧一直待在家里，这儿晚上的气温只有六十八华氏度，可想而知。

多丽丝·方昨天在我们家，她给妈妈念贺卡，看到你“面朝大海”。

给我们寄张好一点的照片，也寄一张帕特的。

爱你们俩

卡姆拉

〔写在信纸边缘，萨薇的笔迹：〕

卡姆拉从来不好好听我说话。她只是支着耳朵！

基本如此。（萨薇）

*244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7/2/10

亲爱的妈妈：

我不确定书寄到萨薇手上的时候是不是还完好无损。我寄出的时候，不得不在上面开了个洞。因为邮寄图书有特定的邮费，普通包裹的邮费差不多要六先令。

我听说娜里妮长了脓疮，可怜的小姑娘。谢谢她写的信，让她再跟我讲讲她的范恩老师。启蒙读物她看了多少？

卡姆拉提到特立尼达晚上的气温只有六十八华氏度。我想，有炎热的白天作对比，感觉一定特别冷。英国今年冬天的气温温和得有些反常。过去两三个星期就跟春天一样，都不用经常生壁炉。

我没有什么新闻，因为我基本上一直待在家里写作，外出就是去英国广播公司写脚本。帕特七点左右起床。（你们可能不觉得早，但在英国，能起床就是胜利。）她大概七点四十叫我起床，常常是匆匆忙忙的，因为她怕上班迟到。然后，我煮杯咖啡，穿着睡衣和浴袍下楼拿报纸，边喝咖啡边看。帕特八点左右出门。八点半之前我就看看书，抽抽烟。然后洗漱，铺床，开始工作。我午饭（工作日）就吃一罐汤——亨氏蔬菜、克罗斯和布莱克威尔牌奶油鸡肉和奶油蘑菇——很简单，足够我吃饱。讨厌的是，因为久坐不动，我胖了点。虽然我有做运动！我想，等写完这本可恶的小说，我开始四处打探情况，体重应该会降下去。但是现在，我只好忍受一下了。啊，天哪！刚回到英国的时候，我胖了很多，谁让我在家那样胡吃海喝，还在牙买加、在船上大吃大喝。

我们现在每两个星期去一次剧院。我迷上了舞台剧。看到幕布拉起，台上有真人在表演，我总是非常激动。和看电影完全不一样。伦敦剧院很多，如果你每晚都去一个不同的剧院，要用六个星期才能去个遍。大部分表演水平不高，但我喜欢剧院。我花了大约七年时间才培养起这种爱好！

迪万来看望过我们两次。他是个令人愉快的人，很认真。听他谈得天花乱坠，很惬意。

我们今天下午要和帕特学校的一个老师一起喝下午茶。我爱你们大家，包括希万和米拉，还有你。

维多

*245 / V. S. 奈保尔写给卡姆拉·奈保尔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7/3/3

亲爱的卡姆拉：

你得直接写信给你想去的地方。没有你的申请，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想，你申请去某个学校读一年进修课程，应该不难。你马上动笔。你很早之前就该这么做了。明天，星期一，我会去拜访学生联络员，然后再给你点建议。但是申请你得自己写。[40]

我正在努力让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安定下来。我已经对威利·理查森说了，要是联邦政府机构有好机会，而且薪酬也理想，我随时能工作。我会填张表格，连同自荐书一起寄给法雷尔。

另外，这儿可能有发展的空间。就像我在给米拉的信中写的那样，读书协会推荐了我的小说：这意义重大。已经有一家出版社写信给我，问能不能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我的经纪人也给我写了信，要我快点完成下一部小说。我承诺会在一个月内完稿。你看，我努力面面俱到。万一小说不成功，美国市场不成功，我会回到特立尼达（要是只待三年，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我将有能力让米拉和你来英国。除此以外，我真的觉得希万现在需要我在他身边，妮拉也一样。我一月份给你写信时说过，我们应该等到我的小说出版之后再议。它可能会让我一举成名，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改变。

很抱歉，我忘了你的生日。我从几个星期前就一直记着这事。但真到了那天，我工作太投入，反倒忘了。我想你会体谅我的。

收到你的信（那是昨天）的前一天，我寄了封信给米拉。信中含糊地批评了她，因为她没有告诉我她通过了高中毕业证书考试。我现在想向她道歉。

真高兴我回了趟家。我无法清楚地告诉你，那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再觉得离你们很远。你们似乎就在我身边，我完全不用害怕会和你们失去联系。

把我的爱转达给妈妈，告诉她我很想她，很爱她，很感激她。不管我们这些不顾及他人的孩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她的耐心和爱永不枯竭。我曾揍过希万一两次，我现在万分后悔，有时，我真希望打他的那只手断掉。

还有，卡姆拉，很爱很爱你。问候萨薇。

爱，维多

*246 / 卡姆拉·奈保尔写给V. S. 奈保尔

1957/5/10

亲爱的维多：

今天你的书上市，我们都希望你能成功。萨薇说她做梦梦到你的书了，她为自己做了个“真实的梦”感到自豪。

我昨晚也梦到你了，但我不记得梦的内容。反正，我相信全家都为这件事激动万分，我想，在收到你的信之前，我们会一直忐忑不安。

萨蒂和克里森在家过的周末。

昨晚，妮丽受够了我们聊天，她建议妈妈去买一只“阿拉丁老师在学校用的”沉默铃铛。

5/11

今天我会去福格蒂找找你的书，我记得圣奥宾先生说过他会在月底拿到书。我给蒂瓦里一家[41]写了信，告诉他们我将去英国，请他们帮我把落在他们家的衣服邮寄过来。蒂瓦里太太回了封信，邀请我去牙买加玩几个星期。她愿意支付旅费。

我给伦敦经济学院写信了。学院十月三日开学。我必须提前三个月通知我工作的学校，所以我想知道我离开特立尼达的确切日期。

就写这么多。尽快来信。我们特别希望获悉你的书的情况。

爱，卡姆拉

*247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7/6/4

亲爱的妈妈：

非常抱歉，耽搁了这么久才写信。因为我想等一等，看看我的书反响如何。我先抄点评论。

《泰晤士报》：有一种好笑而一本正经的世故。这本小说本身很有阅读价值。

《星期日泰晤士报》：……一位老于世故、诙谐幽默的年轻特立尼达小说家，迅速跻身西印度群岛一线作家之列。

《泰晤士文学增刊》：奈保尔先生拥有一对机敏的耳朵，对对话和方言非常敏锐，他一本正经的幽默令人愉悦。对笔下人物有着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毫无疑问，他的才华独特而有趣。

《周日快报》：我近年读到过的最机敏、最欢乐的作品。

《标准晚报》：明快的特立尼达背景，不动声色的幽默，对话就像芒果一样刺激。

还有一些别的评论，除了一篇发表在《新政治家和国家》上的[42]，其余的都是赞誉。对于一个毫无名气的作家的处女作，这些真的算是很不错的评价。因此，我的第二本、第三本书的评价会更好（顺便提一句，它们都已经被出版社接受了。所以，我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都会有书出版）。但是，帕特肯定跟你们说了，这些评论让我有点沮丧。我想要的远不止这些。我希望能一举成名。唉！事与愿违，但是其他人都很高兴：我的出版社，我的经纪人。

现在，我会尽最大努力找份工作，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小说的出版让我有了点资本可以展示给别人。我相信，很快我就能给家里寄钱了，可能是三四个星期之后。之后，我将尽力定期寄钱。

关于卡姆拉的事，我单独给她写一封。

我没有写信回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去伯明翰看对抗赛了。开局很不错，后面却一团糟。[43]有人让我搭车，还给了我一张免费的票，不去太说不过去了。天气很好，非常适合打板球，结果是，我现在黑得不像样。关于这个，我会专门写一封信给希万。所以，这封信只是住在26号的人将要收到的三封信中的一封。

我先前的计划一个接一个落空，但是我觉得霉运快要到头了。是时候转运了。我很肯定，我会在一个月内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顺便提一句，出版社的销售经理告诉我他们卖了五百本我的小说给特立尼达。

爱你们大家，多鼓励萨薇。希望她工作顺利，我相信她会的。

我很快就会再给你们写信的。

来自维多的爱

*248 / V. S. 奈保尔写给德拉帕蒂·奈保尔

圣朱利安路14号

伦敦，NW6

1957/6/20

亲爱的妈妈：

我之前写信给卡姆拉，讲了我的小说收到的书评，第二天，《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评论，写得太棒了，我在这儿全文转引：

“V. S. 奈保尔这位年轻的作家将牛津式的机智和他家乡特有的喧闹融合在一起，使两者相得益彰。他是西印度群岛的格温·托马斯[44]：尖锐、仁慈，有着拉伯雷式的幽默。他关注人生体验的细微转变，仿佛那是金子铸的。

“他的第一本小说《通灵的按摩师》描写了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的职业生涯，从早期在教师位置上的奋斗到最后摇身一变成为英帝国勋章获得者G. 莱姆萨·缪尔先生。在这期间，格涅沙写了好几本书，诸如《上帝告诉我的事》之类的，并且通过当一名神秘顾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除周末外，随时可在此获得精神慰藉’）。

“对于配角（包括一对可怕的女家长乔治王和打嗝大婶），奈保尔先生有着狄更斯式的热情。他对政治具有敏锐的眼光。当我们在思考电视对特立尼达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他已经注意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涅沙的生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我估计出版社已经把这则评论寄给了圣奥宾先生，如果他想用来做宣传的话，作者的姓名是彼得·格林。

现在说说工作。我上个星期参加了一次面试。虽然我迟到了四十五分钟，但面试很顺利。（我迷路了，去错了地方。）他们立刻打算录用我，但一年只给六百英镑。我跟他们说，我没法接受这样的薪水，起薪最少一千英镑。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值那个价。我表示理解，然后建议可以先试写一篇，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出我的价值。所以我将会试写一篇稿子。他们今天上午把所有材料都给我了。这不是一份让人兴奋的工作。为水泥与混凝土协会写东西，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描述水泥建筑物，但是他们作为雇主还是不错的：他们每年至少会给我涨一百英镑。[45]

还有几个别的机会。老实说，恐怕我还能收到两三份录取通知，从中做出选择可不容易。

现在我手头事情很多。正在为小说补写六个新段落（出版社要求的）：真是要命。小说已经完稿，怎么都加不上去。还要做两次关于亨利五世的访谈[46]（总报酬：三十几尼）。还要写那篇试用稿。

爱你们大家

维多

*249 / 德拉帕蒂·奈保尔写给维迪亚和帕特

1957/6/30

家

亲爱的维多：

很高兴每个星期都能收到你的来信。我在上一封信中说过会解释为什么要你每个月寄钱给我。

因为每个月两百元不够支付家里的开销。我过去会做些缝补的活计补贴家用缺口，但是整个五月份，我都病着，干不了缝补的活，所以没法付清所有账单。艾贝尔先生好心借了点现钱让我应付过去。好了，说说我们每月的开销：食品杂货一百五十元到一百六十元，电费六元，土地租金五元，报纸和广播五元，小指头[47]十二元，电话十元，熨衣工十元，还有付给市场摊贩、药店和修鞋匠的钱。我们每个月的开销就是这样，过去五年一直让我头疼不已。

在收到你的两封信得知你已经给我寄了五十元之后，我给巴克莱银行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钱已经到账，我去把钱取了出来。我买了煤气，付了电费，以及米拉配眼镜的费用，还留了五元准备做礼拜，祈祷你的书大获成功。两个星期就销售了两百本。我绝对相信书很成功，谢神保佑。

关于工作，我想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好了，我也给帕特写几句。

亲爱的帕特：

很高兴能收到你的信。我可以想象你早上去学校，晚上回来还得做晚饭，还要批改成堆的作业。我理解你到了晚上一定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要因工作而过度劳累。

好了，祝你和维多好运，身体健康。

爱

妈妈

[1]日期有误，应为1954年。

[2]即希万，“巴顿”是印地语，意为“小儿子”。

[3]印地语，意为“媳妇”。

[4]指苏克迪欧·米西尔的妻子。“阿吉”是印地语，意为“奶奶”。

[5]即柏斯黛·穆图。

[6]即所罗门·卢奇曼。

[7]V. S. 奈保尔的表弟达悠·佩尔曼南德，姨妈卡拉瓦蒂的儿子，谢卡尔的兄弟。

[8]即穆罕默德·摩萨台，1951年至1953年任伊朗总理。

[9]在V. S. 奈保尔认为不公平的情况下，他的文学学位口试没有通过。直到1954年7月前后他才彻底离开牛津，搬去伦敦。

[10]她在那儿度蜜月。

[11]可能是奈尔·拉姆丁，苏克迪欧·米西尔的侄女。

[12]即V. S. 奈保尔在第169号信中提到的邻居。

[13]即娜里妮。

[14]即V. S. 奈保尔的表妹萨汀·佩尔曼南德。

[15]V. S. 奈保尔在6月4日写信给斯万齐：“有一份工作需要‘聪慧、创造力、对重大事件的敏锐嗅觉和良好的表述能力’，您觉得我符合要求吗？如果您认为我能胜任，请写一封推荐信，我会非常感激的。这是美国的一个‘电视台实习生’职位。不一定要有电视台工作经验，在电台或‘创造性写作’方面有经验者为佳。”

[16]Love（爱）被写成了Wove。——译注

[17]即娜里妮。——译注

[18]特立尼达板球运动员，1946年至1949年间效力于北安普敦郡队。回到特立尼达之前，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播音员和制作人。

[19]可能是指《小汤姆和小麦琪的故事》（1903），乔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青少年版，美国丹娜埃斯蒂斯公司出版的系列丛书中的一本。

[20]在1月13日的信中，卡姆拉要一本托马斯·哈代的《还乡》作为生日礼物。

[21]珍妮·阿卡尼是卡姆拉的同学。

[22]迪万在1954年12月29日写过信，咨询在牛津念法律的条件。

[23]板球记者、播音员，生于英属圭亚那。1963年出版了弗兰克·沃雷尔的传记。1968年逝世。

[24]可能是亚瑟·N. R. 罗宾森，律师、政治家，从1986年至1991年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1997年至2003年任总统。

[25]演员、播音员，曾获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奖学金，于1949年赴英国学习戏剧。20世纪60年代之前主要待在英国（参演各种舞台剧和电视节目），之后回到特立尼达做电台播音员。

[26]因陀罗·穆图，柏斯黛的女儿。

[27]即柏斯黛。

[28]V. S. 奈保尔在四个月前的1月10日和帕特丽夏·黑尔结婚了。虽然V. S. 奈保尔的表兄迪欧·拉姆纳瑞出席了婚礼，但是其余家人都不知情。到了五月，特立尼达的奈保尔一家应该是听到了传闻。

[29]V. S. 奈保尔的外甥尼尔·比松达特1973年离开特立尼达赴多伦多约克大学学习，后定居加拿大，在加拿大颇有文名。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掘山》（1985），长篇小说《随意的残忍》（1988）、《不确定的明天的前夕》（1990）、《她的世界》（1998）、《夜晚不屈的喧闹》（2005），以及对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长篇评论《出卖错觉》（1994）。

[30]作家阿瑟·考尔德-马歇尔曾在20世纪30年代游历西印度群岛，根据所见所闻写成《已逝的荣光》（1939）。他是“加勒比之声”的顾问，曾帮助乔治·兰明在英国出版《皮肤城堡》一书。他也是奈保尔所著《世间之路》中的人物福斯特·莫里斯的原型。

[31]澳大利亚队于1955年3月至6月在西印度群岛参加巡回赛，作为客队赢了三场对抗赛，平了两场。

[32]飓风珍妮特于9月22日过境巴巴多斯南部，造成38人死亡。次日经过格林纳达岛和卡里亚库岛之间，在格林纳达岛和格林纳丁斯群岛造成122人死亡。圣文森特岛和圣卢西亚岛也遭到严重破坏。

[33]指《通灵的按摩师》。

[34]戴安娜·阿西尔当时在安德烈·多伊奇的出版社工作。她在《删除：一个编辑的人生》（2000）一书中讲述了同V. S. 奈保尔见面以及阅读他手稿的事。

[35]跟财务事项有关，在第240号信中也提到了，大约是为了从英国广播公司领取报酬。

[36]埃迪和多丽丝·方是奈保尔家的朋友，在随后几封信中亦有提及。

[37]奈保尔家的一个朋友，住得很近。

[38]莱昂内尔·圣奥宾，特立尼达知名书商，当时在福格蒂百货商店经营图书部。20世纪50年代，他以这里为基地支持西印度群岛作家的作品。

[39]即M. P. 阿拉丁，参见第89号信。

[40]卡姆拉当时考虑去英国念研究生。2月25日，她写信给V. S. 奈保尔：“你能帮我咨询一下怎么进伦敦经济学院吗？”

[41]奈保尔家在牙买加的朋友，第10号信中提到过。

[42]作者是安东尼·昆顿。

[43]西印度群岛板球队从1957年5月至9月在英国比赛。第一场对抗赛在伯明翰进行，从5月30日至6月4日，平局。

[44]格温·托马斯（1913-1981），威尔士作家、剧作家、专栏作者、电台主持人。——译注

[45]V. S. 奈保尔以《水泥与混凝土季刊》的助理编辑的身份工作了两个月左右。

[46]为英国广播公司的殖民地学校单元。

[47]奈保尔家的女管家的绰号。

后记

娜里妮于一九七一年离开特立尼达赴布里斯托尔大学深造。她在那儿遇到了她的丈夫奈杰尔·查普曼律师。他们在伦敦定居，她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一九五八年末，米拉离开特立尼达去伦敦。一开始，她住在维迪亚和帕特那儿，之后前往利兹大学攻读西班牙语和法语学位。毕业后，她和萨薇在爱丁堡住了一年，取得教育学文凭。她于一九六三年返回特立尼达，成为一名教师，后嫁给阿马尔·伊纳尔辛格医生。后来他们移居美国。她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萨薇获奖学金学习牙科，但是没有去读。她在一九五七年遇到了年轻的医生梅尔文·阿卡尔，几个月后结了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住在爱丁堡，梅尔文在那儿学习皮肤科。他们返回特立尼达后，萨薇一度在西印度大学教授社会学。后来，她开了一家奢侈品商店，获得成功。她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萨蒂继续在学校教书，有了尼尔之后，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一九八四年逝世，享年五十岁。

希万跟他的哥哥一样，就读于女王皇家学院，一九六五年获得岛国奖学金。他在牛津大学学院获得中文本科文凭，于一九六七年和珍妮·斯图尔特结婚。就像奈保尔预言的那样，他也决定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萤火虫》出版于一九七〇年。之后又写了五本书：长篇小说《收集小贝壳的人》（1973）、《炎热的国家》（1983），游记《南之北》（1978），研究琼斯镇惨案的《黑与白》（1980），还有一本散文集《龙嘴之外》（1984）。他于一九八五年死于心脏病，年仅四十岁。

卡姆拉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这一年间在伦敦教书。回到特立尼达后，她和奈保尔家在牙买加的朋友蒂瓦里家的儿子哈里南丹（大家都叫他哈里）订了婚。他们于一九五八年在金斯顿结婚。一九七七年之前，她一直在牙买加教书，与哈里离异后返回特立尼达。她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德拉帕蒂帮她哥哥辛伯胡纳特管理采石场。她在那儿工作得很愉快。一九九一年，她见证了自己的儿子因文学成就被授予爵位，同年在熟睡中辞世，享年七十八岁。

让全家挂虑的西帕萨德的短篇小说集最终于一九七六年由英国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名为《古鲁德瓦的冒险及其他故事》。在序言中，维迪亚写道：

一九五三年，父亲在他逝世前不久把他希望保存下来的所有小说都收集起来寄给我……对他而言，出版一本真正的书是指在伦敦出版。但在当时，我觉得这本书不可能在特立尼达之外的地方出版，我什么也没有做。

他接着写道：

……如今，我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我不再关注那些故事中缺了什么，我现在把它们看成是地方文学宝贵的组成部分。

继《通灵的按摩师》之后，一九五八年，他又出版了《全民选举》，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一九五六年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选。一九五九年，《米格尔街》出版。

维迪亚花了三年时间将他父亲的一生写成了一本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一九六一年，奈保尔又回了趟特立尼达，这回是和帕特一起。几个月之后，这本小说出版。《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尾声”中有一段话，可以视作对本书中这些信件的一个简短而直率的总结。阿南德的原型即维迪亚，毕司沃斯先生即西帕萨德：

阿南德刚开始很少写信，后来越来越频繁。字里行间充满沮丧、自怜之情。后来还流露出歇斯底里的意味，毕司沃斯先生立刻就明白了。他给阿南德写很长的幽默的信。他写他的花园，给予宗教建议，他甚至花费巨额邮资航空邮寄了一本由两位美国女心理学家撰写的《智胜神经》。之后，阿南德的信又变少了。毕司沃斯先生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

目录

序 南方老家：小废墟的乡间风景

第一章 亚特兰大：调谐

第二章 查尔斯顿：往日的信仰

第三章 塔拉哈西：与非理性停战I

第四章 塔斯基吉：与非理性停战II

第五章 杰克逊，密西西比：边境，腹地

第六章 纳什维尔：圣洁

第七章 教堂山：烟

版权信息

书名：南方的转折

作者：【英】V.S. 奈保尔

译者：陈静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8-01

ISBN：9787544263115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南方老家：小废墟的乡间风景

吉米在纽约工作，是一名设计师和刻字艺术家。霍华德是他的助手。时不时会变得消沉的吉米某天对霍华德说：“霍华德，如果我不得不辞职，而你不能得到另一份工作，你将会做什么？”来自美国南方的霍华德说：“我会回老家看我妈妈。”

吉米被打动，跟吉米告诉我时的我一样：霍华德拥有某种我跟吉米都没有的东西，一小块他当作完全属于他的家来想念的土地。而且那是——我听说这个故事的好几个月后——我认为我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本有关美国南方的书：在霍华德拥有的家的附近。

霍华德安排了这次拜访。吉米决定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在复活节周末成行；时机纯属巧合。

天正下着雨，纽约已经连着下了两天的雨。

在拉瓜迪亚机场霍华德说：“我年轻时不喜欢这地方，因为传承。”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历史传承，继续存在的往事。但是从他那时说的其他事情中，我感觉他所指的仅仅是那是一个很少东西改变、很少事情发生的乡村之地。有时，我对霍华德的话有这种困惑；我太想在当中找到一些他并没有意指的含义。

霍华德身高六英尺，不过身材修长且行动轻盈。他当时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出头。他非常有个性。他独自生活，并且他不愿意住在哈莱姆[1]（Harlem）。他是一名严肃的报纸和杂志读者，并且对外交事务特别感兴趣。他喜欢烹饪；通过周末的乒乓球运动来保持自己的体型。他很容易相处，不易发怒；我把这部分归因于他如此深信且仍旧靠近的家。

霍华德说：“你们明白南方怎样开始了吧。这里有很多黑人，在飞机上。”

大多数乘客是黑人，而且他们并不像非洲或者西印度群岛的人。他们差不多都很克制，从大城市回家过复活节。

我们在格林斯博罗降落。这是一个大机场；然后，仅仅几分钟的路程之外，作为这里颇具规模的证据，还有另外一个机场，几乎一样大。我们在那里下飞机。在等候区域里有军人。天气比纽约温暖；我换了件更轻便的外套。

很快我们就上了公路。

霍华德说：“看，山茱萸和松树。你在南方会见到很多。”

山茱萸是一种小乔木，现在正开着单瓣的白花。它并不是英国的山茱萸，在秋冬亮丽演出的亲水、红茎灌木或小乔木。在最清新的春绿色里，还有——霍华德为我指出它们——橡树和槭树。

土地是平坦的，像阿根廷的潘帕斯（pampas）或者委内瑞拉的拉诺斯[2]（llanos）。不过树木划分田野的边界，为事物提供了人类尺度。我们经过烟草库房，有点儿高、近似方形的波纹铁皮建筑物，过去烟草在这里加工。它们已经破败，波纹铁皮锈成深红色，树木风化成灰色。在绿色的映衬下，这种波纹铁皮锈成了可爱的颜色；那为这片土地增添了额外的美丽。

公路看上去跟美国其他地方的公路一样：路边有为汽车旅馆、餐馆和加油站准备的广告牌。

烟草依旧是一种作物。我们看见幼苗正在被机械化地种植：一个黑人在拖拉机上，两个人在后面的货车上，把根上带土的幼苗从有柄的穴播机栽下。全部作业以前是用手工完成的，霍华德说。他在学校假期里采摘烟草。绿叶上落下的树脂染黑了他的双手，而且很难被洗净。我从不知道这种来自绿叶的染黑树脂，不过很快就理解了。正是为了树脂和焦油，人们才会吸烤制烟叶。

我们在公路上开得很快，以至于在我为此做好准备之前，我们就已经在霍华德的区域里了。有一个小镇中心，一个附属于那个镇的小型富裕白人郊区，然后外面是黑人地区。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霍华德，现在靠近他的家，似乎已认领了白人地区和黑人地区。

他已经兴奋了整个早上，现在更加兴奋了。然后，进入另一个小镇，我们正在观察他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就已熟悉的地方。他曾经割草，清理游泳池，并且擦洗一座房子的门廊，那就是鲍恩宅邸，仍旧或多或少拥有这个被称为鲍恩的小镇的人的宅邸。他也为其他房子里的人干相同的活儿。

一个现在已停用的绿色小木屋就在公路旁，曾经是他母亲的房子。他在那儿长大。他母亲现在住在另一所房子里；另一所房子——更大且更新——才是家。我们在公路上看见了它。那是一所混凝土砖房，距离公路有一段距离，在其他一些房子的后面：并不是在我想象中曾有过的树木围绕的老房子。我们没有停车，先去了汽车旅馆，在镇外。

汽车旅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木房。在沙地院子里，有几排附属的兵营式小屋在树下和灌木丛后面。一个黑人男孩正在用水管浇木房的门廊地板。他看起来有点儿羞怯——那天早上第一次我有种族约束感——他说办公室在里面。

没有明显的办公室。只有一个低顶的空房间，有两三排紧挨在一起的铺着红蓝相间格子桌布的小桌子。空调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关掉，空气不流通，气味难闻。

霍华德大声叫喊，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短裤、系着黄色塑料围裙、拿着一把大菜刀的年轻白人从后面穿过两扇门走过来。他气色不好，大嘴张开着，动作也不协调。一小会儿之后，一个有着一张扭曲的脸的肥胖白人老妇穿过同样的两扇门走过来。我感觉我们错误地打扰了他们，老妇人和其实还是孩子的年轻人。

两间房？我们是要两间双人房还是两间单人房？

我不能理解老妇人的问题。但是随后，穿着短裤、系着黄色塑料围裙的男孩放下了他的刀，稍微向我们示意，我们就跟随他——他用有力的、笨拙的脚步行走——出了餐厅，到了松树下的沙地院子，接着进入院子一角的一个低矮建筑。那里的土地是潮湿的，男孩一个接一个打开房间门，里面散发出土地的湿气和密闭的陈腐气味，铺着污迹斑斑的廉价地毯。

然而，更好的判断在起作用。甚至在吉米和我跟着穿黄色围裙的沉默男孩看这些房间时，霍华德并没有跟随我们，他从汽车旅馆里的某个人（也许是有着扭曲的脸的老妇人）那里听说在邻近的小镇彼得斯有一个更加新式的汽车旅馆。（鲍恩、彼得斯：美国的地方，大大小小，常以人名命名；而这些地名的平常会让一些旅行线路读起来像是一个陆军班或是一支运动队的点名册。）

去彼得斯，接着，我们出发，穿过公路景观。彼得斯汽车旅馆总而言之是更大的事物，有若干两层楼红砖建筑。那里甚至还有广告为游泳池（尽管过滤器出了点故障，水池因水藻而变绿）宣传。

霍华德走上我们前面的台阶，穿过两扇门进入办公室，然后转向我，带着一点儿幽默感，并且神秘地说：“这是为你准备的东西。”

他的意思是办公室里的女士是印度人，不会弄错，来自印度的印度人，尽管她没有穿纱丽，尽管在她的声音和举止里有一种非印度式的自信。她的口音是美国的——对于我。只有一次使她露馅儿，当她以爽快、不客气的方式说诸如咖啡之类的东西“店内”不供应时，使得这个词跟“恶行”一词押韵。那是印度的；那有一种印度的味道。

后来我从霍华德那里听说，在过去六年左右的时间里，来自印度的印度人一直在美国南方从白人手里买下汽车旅馆。（而这或许解释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在佐治亚州西北部的一家汽车旅馆看到的大型霓虹灯广告牌，“美国人所有”。）

所以在那里，在对于霍华德是家的地方：白人，他们可能出自一部小说；而在不远处，来自世界另一边的人们，他们早已使自己成为美国人，根据他们对这个词会有的特别理解。

汽车旅馆女士的丈夫走进办公室。他也是印度人。他穿着一件浅黄褐色的短袖丝绒衬衫，带有一种得克萨斯口音——或许在我听来是那样。他妻子说过（而他正在证实）他曾经从事石油行业，在休斯敦，是一名石油工程师。六年前，他离开了石油和休斯敦；并且他认为（如他妻子更早之前所说，虽然承认北卡罗来纳州彼得斯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海蒂的房子，霍华德的新家，由海蒂用自己的双手分批建造而成。它距离公路有一段距离，在居住区其他房子的后面，并且有一条车道从公路上通向它。地点是精心挑选的。房子两边各有一个带台阶的前门廊，而在引自公路的车道尽头是一个门廊车库。房子后面是林地。

铺着松软地毯的客厅在欢迎我们到来。厨房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带有餐台。卧室和普通房间在从客厅延伸出去的一条中央走廊的两边。

海蒂是个高大但身材匀称的女人。她六十岁，皮肤依然很好，戴着眼镜。她弄出大量友好的响声来欢迎她认识的吉米；而霍华德扮演归家儿子的角色。他放松地坐在餐台面前的高脚凳上，双臂优雅地放着，一条腿交叠，一条腿伸直：在这所房子里，一个儿子，而现在再加上，我们的半个主人。有一扇通向门廊车库的门，旁边的墙上有家庭照片，包括霍华德穿着毕业礼服的一张。

我们享用了午餐：炸鱼、绿甘蓝菜、有着煮熟胡萝卜颜色的甘薯。我们四个就坐在前会客室用餐区的餐桌旁。

就在我们坐着的时候——我背对着前门，它通向两边有台阶的门廊——传来了大叫声。一队人马到达了：从奥古斯塔（Augusta）来的海蒂的姐姐，迪-安娜（依照我听到的名字），以及迪-安娜的丈夫和儿子。迪-安娜看上去不像海蒂。她比海蒂块头更大也更丰满，肤色更深（海蒂是棕色皮肤）。她更加活泼——有一点跟她的体形相符——不过她有更加敏锐的双眼：她不具有海蒂的宁静。

迪-安娜的儿子乍看上去好像穿着凌乱，不过随后我看出他的服装精心搭配过，绝对是为了展示：一件当代随意款式的石板蓝色外套，一件闪亮、有纹理的白衬衫，一条有补丁、标签外露的锥形裤，还有一双新鞋子（脚背部分的鞋面接近白色而显得很新）。复活节的宾客；精心装扮的节日。

他们聊了会儿最近的一场重大拳击比赛。他们全都喜欢获胜者。霍华德说他就像一位现代黑人，平和而有教养；另一个家伙高大强壮，但更鲁莽。

身着现代服装的年轻人问我在北卡罗来纳做什么。

当我告诉他时，他说：“哪种类型的书，历史的？”

而当我和霍华德解释时，迪-安娜皱着眉头说：“我希望你不会让我们沮丧。”

她儿子的认真现在似乎跟他的服装截然相反，他说：“我们有太多的往事。”他们对往事不感兴趣；他们对当下感兴趣。

我没想起问海蒂是否有工作。霍华德没有告诉我；那只是在我们到了这所房子之后，我推测她在一间便利店的咖啡座做兼职，那是由鲍恩家族的现任当家人所有。午餐后她带着我跟吉米去见他。她说他是一个好人。

这间便利店只是鲍恩先生的产权之一。我们去他的家具工厂见他。他说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鲍恩家族的人。他只是跟这个家族通婚，而人们把他看作一位鲍恩，他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名字。鲍恩镇里，关于这个名字的第一次记录是在《独立宣言》前的几年，不过在那时，镇的名字是劳伦斯（这暗示在独立战争期间或之后的某种剥夺）。

然而，历史并非鲍恩先生想要谈论的内容。他是一个六十出头的大个子，想让吉米和我去看他做的家具；他想要谈谈鲍恩家的生意；他想让我们知道这个小镇是一个进步的地方，尽管它只有数千居民，在当地银行却有着好几百万存款。他彻彻底底是一个鲍恩人。在给出所有这些数字时，他带着吉米和我绕着家具厂闲逛，给我们看他或他的机器用木板做的物件，海蒂站在旁边，穿着全套牛仔裙，姿态中有某种霍华德式的优雅。

鲍恩——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地名直到霍华德告诉了我。而现在它无处不在，附着在每一种当地行业上，农场设备和农业物资店、杂货店、录像出租店、加油站、家具店、便利店。

他是一个好人，海蒂又说了一遍，在我们离开鲍恩先生和家具厂之后。当初她想要五千美元用于建造房子时，去找过他。他当天就告诉银行，安排了一次贷款，而银行需要的所有担保只是海蒂的汽车和其他一些小东西。并且，鲍恩先生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海蒂说。他曾提供土地给黑人墓地。她在那里有一块家庭基址，有雕刻好的墓碑。

我们开车穿过郊区林地到达墓地。几乎开到了墓碑上。海蒂想让我们看到它们，但她不鼓励我们下车。我们就待在汽车里看了一会儿。那是一块小墓地，没有用栅栏或任何类型的树分隔开。现在正逢春天，万物生长，那就像林地的一部分。

其中一块墓碑是属于海蒂父亲的。当我们回到房子里时，她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他的事情。他是个聪明人；因为他房子里总会有很多食物。他在一个农场上为一位白人工作——我开始理解，对于海蒂来说，以她的方式去定义人是多么有必要。那个白人对农场没有任何兴趣。海蒂的父亲为他打理一切：农产品销售以及所有事情。现在，海蒂的父亲在那里居住和死去的农舍已经破败不堪。它仍旧归白人家庭所有，不过他们不打算出售；他们想为了记忆而保留它。

海蒂的这位父亲从哪里来？他死于一九六一年。他也许出生在一九〇〇年前后？一八九四年，霍华德说。那是在黑人公墓里墓碑上的年份，在鲍恩先生所给的土地上。而父亲的故事是模糊的。他曾经是孤儿：他从难以相处的叔叔那里逃走，并在铁路沿线找了份工作，然后到达这里，为史密斯先生，一个白人，做佃农，最后成功，成为这个地区最先拥有汽车的黑人之一。获悉更多有关这位父亲的情况是不可能了，哪怕是把时间推回更远的地方。在此之上就是一片茫然，还有海蒂的姐姐、姐姐的儿子以及或许所有黑人都曾有的太多太多的阴暗。

后来，在小睡一会儿之后——吉米在海蒂房子的卧室中的一间，我在另一间——我们喝茶，然后出去开车兜风。海蒂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她知道谁拥有什么。在我们开车时，她好像开始了唱诵。

“黑人在那里，黑人在那里，白人在那里。黑人，黑人，白人，黑人。这边全是黑人，这边全是白人。白人，白人，黑人，白人。”

有时候她说：“黑人曾经拥有这片土地。”她不喜欢这个说法——黑人失去了土地是因为他们曾经懒散或是由于家庭争端。但是黑人和白人出现在这里，彼此之间近距离地生活，并且海蒂自己也没有什么种族怨言。白人对她一直很好，她说。但是随后她又说，那或许只是因为她喜欢与人相处。

那是一片小废墟的乡间风景。房子、农舍和烟草库房被随意弃之不顾。每一个的破败不堪都是独立的，而它们在午后的光线下很美。一些农舍有着非常宽阔的屋檐，低垂下去，曾经提供遮蔽的波纹铁现在像一个过于沉重的物体，铁皮中间下垂，在一些地方成扇形散开。

我们去看这所房子，现在被废弃了，海蒂父亲在为史密斯先生做佃农时曾在那里住过。灌木丛正对着敞开的房子向上生长。山胡桃树，仍旧差不多是光秃秃的，现在只有几片叶子，高过了房子和烟草库房。颜色是灰色（树干和风化的树木）、红色（生锈的波纹铁）、绿色和芦苇的麦秆金色。当我们站在那里时，海蒂告诉了我们她父亲在那所房子里的死；事情的经过对她仍旧历历在目。

另一所房子，甚至更加美丽，是海蒂和她丈夫住了十年的地方。那是一间农舍，有大片的绿色田野，每一侧都有森林树木绵延一段距离。

对霍华德来说，家不只是他母亲的房子，那现在被关闭的绿色小屋，或者她已经搬入的混凝土砖新房子。家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我们只看到一部分：所有在几英里之内、这些乡间道路周围的都是与霍华德家族的不同成员有关系的房子和田地。那是一段比我曾想象的要更丰富和更复杂的往事；在自然上也更加美丽。我被带去看的房子比很多在特立尼达或英国的人住过的房子可能都要大。

不过，依然，在往事中有黑暗降临的那个瞬间，历史的黑暗，哪怕在这里，在作为家的地方。

我们去海鲜烧烤吃晚饭，事实上那里也是唯一可能的地方。那是一家路边客栈，一个光线昏暗的大房间，有一台沉默的自动点唱机和几个精心打扮的白人家庭小组。不供应啤酒。于是我们点了冰茶，霍华德说这是非常南方的东西。它就像糖浆，无疑是女侍应生的味道，白皙、年轻和友好。她们中的一个非常年轻，或许十二岁左右，很高兴被打扮得像一个女侍应生，在假日周末帮帮姐姐或是父母的忙，供应点好吃的东西。

我问海蒂她需要什么给她自己和她的家庭。她的回答奇特而感人。对于家庭，她说，她希望她儿子中的一个能够把酒瘾戒掉。这很奇怪，因为那是一种缅怀：她谈及的儿子已经死了。

对她自己，她说她愿意再婚，如果还有可能的话。她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她已经上了年纪——她知道——但那也是为什么她愿意再婚。她已经度过太多独处的时间；她想要有人陪伴。霍华德理解这一点。不过他和海蒂都认为对她来说要找到合适的人并不容易。

海蒂说：“男人在这里很稀缺。这里只有非常少的男人。去教堂数一数男人。好的都走了。留着的都不怎么样。私下里，也许有一两个好的，不过……”

然而，过去又怎么样呢？那是一种还过得去的生活吗？她说她对过去没有遗憾。对她来说，事物没有变得更好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事物没有变得更好吗？

她说：“我几乎没有想过，哪怕是有关我自己的过去。”

而霍华德说：“我已不记得过去。”

这些话很像海蒂姐姐在午餐时所说的。

不过接着海蒂说：“我不喜欢烟草。在一排的末端，那气味会使我感到恶心。在我刚结婚时，我们会一早起床，那时露珠还在烟叶上，也没有气味。即使现在，烟草也让我感到恶心。年轻时，在烟草田地里，两小时之后我就会流泪。那是我跟着父亲一起干活的时候。”

而在那背后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星期六，海蒂曾带着早晨五点的复活节晨拜的节日兴奋与我们聊天。她说过她可能会去那儿。不过当吉米和我早晨在彼得斯印度人汽车旅馆退房，到她家用早餐时，发现她还在那儿。前一天下午开车四处兜风已经使她筋疲力尽，她不能去做晨拜了。她现在想她会去参加十一点的仪式。

吉米和我想着我们会在十一点半去听唱诗，至少是布道的开头，海蒂说布道会在十二点开始。问题是吉米的服装。在纽约霍华德说过，鲍恩是个非常乡村的地方，对于我们或许会做的无论什么事情，休闲服和运动鞋都是足够的。吉米有的唯一适合在这种温暖天气穿的衣服是香蕉共和国[3]（Banana Republic）牌旅行装。海蒂说那也没关系；不过她会在一个特定时刻在教堂里起身并请求会众对他着装的宽恕。

在海蒂客厅里的电视机上，有持续不断的宗教兴奋点，来自黑人教堂和白人教堂的仪式，牧师和唱诗班总是穿着时髦，每一个教堂都有它自己颜色的牧师长袍，几乎是它自己的制服。

一个传道者，带着一种严肃而虚张声势的举止，突然停下手上的事情，对一本关于《圣经》和来世的新书吹捧了一番。这本书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们在天堂会快乐吗？”在我可以完整品味那种“快乐”——饮酒作乐、圣诞快乐、老国王科尔是个快乐的老灵魂[4]——之前，这本书回答的其他问题就被说了出来：“天堂里会有进步吗？”这个美国的天堂明显是美国本土的复制品，有黑人和白人，有北方和南方，还有共和党与民主党。

海蒂穿着牛仔裙进了她的房间，出来时穿上了为教堂准备的一件令人无法抗拒的亮粉色长裙；然后她戴上了她的深蓝色平顶帽。帽子，还有她的眼镜，令她看起来像一个行政官。

她开车去教堂。霍华德听任自己驾驶执照失效；他不能开车带海蒂然后回来接我们。我们步行。教堂大约一英里远。吉米穿着他的香蕉共和国牌服装。霍华德身着休闲装，脚穿运动鞋；他不打算参加仪式。他说他不喜欢去教堂；那是他曾是个孩子时不得不做了太多次的事情。

路很宽，一次能过一两辆车。草地上满是紫色的春日小花；不时，出乎意料地，有黑色的沼泽（让人想到原始的土地，在定居者到来之前，还有定居者肯定会感受到的孤寂）。

我们走过亚历山大先生的房子。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为礼拜日而穿着正式，有外套、领带和帽子；他在他房子一侧的一块空地上练习推杆进球，或者至少举着球杆。他的小房子前面的区域被塞满了装饰性的花园雕塑以及任何可以作为装饰放在院子里的物件。他说他祖父开始了这种收藏，然后借着对时间水银般的感觉，他说：“两百年。”有些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亚历山大先生把它发音为“吉-买加”。

我们继续走，霍华德说：“你们能看出来他是个怪人。不仅是因为高尔夫球杆，还因为他不做礼拜。”

一辆汽车停在我们旁边的道路上。里面有三个白人——眼下在他们周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人的种族和肤色。他们想知道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课程在哪里上。霍华德说帮不了他们，他自己也是个访客。然后他们开走了。

教堂小且整洁，红砖墙，白色尖顶，还有它搁在纤细木头柱子上的柱廊三角楣饰。在教堂一侧的院子里有很多汽车。我说汽车使得这个镇看起来富有。霍华德说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没有任何意义。

当我们沿着台阶走上柱廊时，霍华德说：“他们在唱诗。”他不跟我们一起进去。他说——现在非常孩子气，很像得到许可的小孩——他会在外面等着。

一位身材苗条、棕色肤色的年轻女子在门口迎接吉米和我，并告诉我们仪式的顺序。我们坐在后排。我想起海蒂说过的话：“去教堂。数一数男人。”男人比女人少。一些孩子在后排，跟着他们的母亲。而每个人，正如海蒂所透露的，都穿着最好的礼拜日服装。

教堂里面跟它外面一样简单和整洁，有相当新的浅色硬木靠背长椅和一条浅褐色地毯。在大厅一端的高台上是唱诗班，两边各有一位钢琴师。唱诗班的男人们站在后排，身着套装；女人和姑娘们在前三排，穿着金色礼服。这很像我们在海蒂客厅里的电视上所看到的场景的一个小型本地版本。

在唱诗班后面，在这些穿着金色礼服的姑娘们和深色套装的男人们后面，是一幅怪异的透明的基督受洗的大型油画：水是蓝色的，河岸是绿色的。基督和施洗者的白色是一个意外。（同样的意外是，前一天晚上，在一位退休黑人老教师家里，耶稣基督的画像是一个有胡须的人物，看上去就像是《小巨人》里的卡斯特[5]将军。）不过也许这种意外或不协调只在我的眼里，耶稣的白色至多就像印度教万神殿里众神的蓝色，或者日本文化里第一个佛教传教士达摩的印度特质，是一种象征元素。

唱诗结束了。那是给“拜访者的报到、宣告和赞赏”的时间。宣告此事的一个穿着深色套装身材矮小的黑人——不是牧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说最后一个词[6]，把这个词拆散成音节，然后，似乎要从这个词里榨取最后一点儿滋味，在最后的音节上给出一个有力的重读，说了像“vee-zee-TORRS”的某种东西。

他说完便等着宣告。一个男人起身说他来自费城，回来看他家里的某个人。然后海蒂站起来，戴着她的蓝色平顶帽，穿着粉色裙子。她看着我们，然后向穿着深色套装的男人致辞。我们是她儿子的朋友，她说。他在外面某个地方。她解释了吉米没有领带和外套的原因，并为此请求宽恕。

我们随后站起来，我第一个，吉米跟着我，也像来自费城的男人曾做的那样，宣告我们自己。前几排里的一个肤色白皙的女人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她也从纽约来，她作为来自纽约的人欢迎我们。那就像一次粘合，我认为。之后，在穿着深色套装的男人说起兄弟姐妹时，这些词似乎有一个多于形式的意义。

用于募捐的铜盆在座位上来来回回地传递。（上周募捐的数字，略高于三百五十美元，按照仪式顺序被公布。）牧师，一个有着清晰、斯文嗓音的年轻人，请求我们冥想复活节的奇迹。为了帮助我们，他召来唱诗班。

唱诗班的领唱，一个大个子女人，调整了麦克风。在这个微妙的小动作之后，激情涌现。圣歌是《我怎么样？》。有来自唱诗班的拍手，还有摇摆。一个穿着棕色套装的男人在会众中站起来，也跟着拍手和歌唱。一个穿白衣戴白帽的女人起身歌唱。于是我开始感受到宗教集会的愉悦：兄弟会、联合、礼节、仪式、衣服、音乐的愉悦，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忘我的可能性。

正是仪式——由来自那么多种源头的黑人形成——那才是意外；还有社区的概念。

在穿着深色套装的黑人讲话之后，另一个穿套装的人起身对会众讲话：“这是伟大的一天，”新的演讲者说，“这是主起身的日子。他为每一个人而起身。”会众中持续传来克制的“阿门！”的口号。演讲者说：“很多比我们境况更好的人没有这种特权。”

最后，那位穿着有两个红十字的优雅长袍的斯文年轻牧师讲话：“耶稣曾经祈祷。我们必须祈祷。耶稣曾经呼喊。我们必须呼喊……神曾对我们如此仁慈。他已经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磨难与泪水，幸运与悲伤。这些是这种宗教、这种粘合、这种抚慰联合——联合意外的、感人的想法给我——的主旨。而且，正如在穆斯林国家里一样，我理解一个传教士可能拥有的力量。

就像后来霍华德所说，在他、吉米和我一起走回去的路上，“一切都会发生在教堂里”。

用霍华德在出去的路上曾用的词，我们遇到了另一个当地怪人：黑人社区里的酒鬼。我们离这个男人的家还有段路时，霍华德发现他正从一扇窗户往外看。霍华德说：“向下看。不要跟他说话。不要看见他。”那是霍华德在这里也在纽约所学到的避免麻烦的方法之一，避免“目光接触”，他说，那样会激怒抢劫者、乞讨者、种族狂热分子、疯子和酒鬼。

嗜酒的男人定格在他的窗户里，注视着我们走向他的房子。当我们经过房子时，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他一眼。他穿着内衣站在窗前，隔绝在自己的房子里，两眼通红，精神与心灵似乎都非常遥远。

我告诉霍华德，那天早上我得知一个有其自身严格规则的黑人社区的概念，感到有些意外。

他说：“这个社区，或是你所看见的，将会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里消失。”种族隔离曾保留黑人社区。但是现在，黑人和白人，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正在一起做更多的事情。这强调了前一天海蒂（为儿子伤心）曾说的有关黑人和白人男孩现在“一起喝酒”的内容。而我不确定霍华德和海蒂是否完全喜欢这种新融合及其预示的内容。我认为，没有社区，海蒂不会像现在这般平静安详。

在海蒂从教堂回来吃午餐时，我们聊了一会儿黑人地位的问题，没有触及前一天的主题。

黑人曾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现在，当事情本应该对他们更容易的时候，这个国家里有了新的种族元素：墨西哥人、古巴人和其他外国人。墨西哥人很快就会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上有势力。亚洲人不再仅仅是购买汽车旅馆，也会进入其他的商业门类；他们来到这里只有几年时间。在不远的一家医院里，海蒂说，只有两名美国医生。

很快，霍华德和海蒂就开始相互提醒事物正在转变的方式。在过去，卡车会过来把采摘水果的黑人带走。现在卡车不来了：墨西哥人从事水果采摘。霍华德说，黑人使自己无声无息地从迈阿密退出。黑人不想要酒店的工作，认为那些工作有失身份。于是，古巴人接手了那些工作，黑人被再度禁止进入那里。以类似的方式，黑人允许了古巴人控制这座城市。西班牙语现在是迈阿密的语言。

后来，当我们返回机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群白人会众从鲍恩的另一个浸礼会教堂出来。那离我们去过的那个黑人教堂并不远。只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看到的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小镇，有旧的种族隔离制度。

当我们驱车经过乡间时，海蒂的唱诵赋予她的言语一个更加完整的含义：“这边全是白人，那边全是黑人。黑人，黑人，白人，黑人。黑人，白人。”

以她自己的方式洞察这片熟悉的土地——在那里我看到的只是春天的色彩，路边的紫花，酸腐的杂草，松树、山茱萸、橡树和槭树，还有被废弃的农舍和烟草库房的灰色、绿色和深红色。现在返回机场，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往事，更清楚地明白了前一天的所见所闻。

我开始理解，离开家去纽约的霍华德，是如何把自己与往事和哈莱姆的愤怒分隔开的。

我问他为什么不住在哈莱姆。

“我的节奏不一样，而他们很在意这点。节奏？那就像你的能量级别。我该怎么说呢？我并不愤怒。哈莱姆的大多数人是愤怒的。”还在尝试进一步解释自己的他说，“我不一样。我在高中里就感觉到了这点。你的所思所想令你不一样。我一直感觉不一样。这让我相信我出生在了错误的城镇。像很多人那样。”

两天之后，在纽约（就在我开始真正的南方之旅前），我又跟霍华德聊了一次，确保我对某些事情理解正确。

对于亚洲人、古巴人和墨西哥人的存在，霍华德说：“一想到那个问题，我就变得非常亲美。”把亲美的态度延伸到外交事务上，是他的特殊兴趣。于是，从鲍恩的一个南方黑人小社区起步，霍华德已经成为一个保守派。他说：“我认为，出身南方浸礼派的背景，就是成为一名保守派的基础。”

我问起从教堂走回来时他说过的有关黑人社区的话。他说这个社区将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内消失。他的态度看似中立。是真正的中立吗？

他并没有承认。他说社区里的个体性更强，不过好处会从这个变化中出现。就像完成一次神秘的飞跃，他说：“变化如同死亡。好的事物可以由此产生。就像南北战争，在整个生活方式终结的时候。”

所以最后，事实证明了他早前的评论，有关他家乡的传承，不得不跟历史有关系，正如我一开始想的那样。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些话在当时看来寓意着千篇一律与枯燥无味：一样的建筑，孑立在田野里的废墟，小镇生活的沉闷无聊。他的本意也是如此，不过他还意指继续存在的过去。好像与我交谈的一个陌生人，他不得不找到一种方式谈论不堪回首的往事。

[1]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社区，曾经长期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也是犯罪与贫困的主要中心。

[2]潘帕斯和拉诺斯均指南美洲的大草原。

[3]美国时装品牌，GAP集团下比较偏向贵族风格，设计款式较为流行新颖，同时属于中高价位。为美国大众普遍接受且喜欢的品牌之一。

[4]著名英国童谣《老国王科尔》的第一句歌词。

[5]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1839-1876），美国陆军西点军校1861届毕业生，美国骑兵军官，美国内战时联邦军将领，战绩卓著，是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1876年在“小毕霍恩河战役”中，卡斯特率领的第七骑兵团被印第安人全歼，他本人也被击毙。卡斯特死后，立即成了英雄人物，图书、报刊和电影争相渲染其功绩，但只字未提其对印第安人的屠杀。

[6]在原文中最后一个词是拜访者，visitors。

第一章　亚特兰大：调谐

我在纽约规划了我的旅程。一个建议是我应该去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1]（Tuskege），去看一下贸易学院，现在是所大学，那是布克·T.华盛顿[2]在一百多年前专为那时刚摆脱奴役的黑人创办的。

塔斯基吉是一个我熟悉的地名，对我而言有神话的意味，这来自我对布克·T.华盛顿《超越奴役》一书的记忆，当我在特立尼达还是个孩子时就知道了它。如此遥远：很难想象这个带有奇怪名字的地方依旧在那里，在寻常日子的光线里。

我得到了一个曾在塔斯基吉受教育的作家的名字，艾尔·默里。他是，或者曾经是拉尔夫·埃里森[3]的门生，住在纽约。在电话里他很友好，对我的计划感兴趣，准备继续交谈。他想让我去他的公寓，在哈莱姆的中心，他说，他认为我应该看看哈莱姆。这将是我为旅行所做准备的一部分。

他住在第一三二大街，认为我只须乘坐麦迪逊大街公共汽车即可。他说的话让人认为其他做法都是无效的，而我也是打算坐公共汽车的。但在最后时刻，我犹豫了，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很快我们就在哈莱姆了。过了一会儿，穿过同步灯，我们就置身于看上去像这座城市下层社会漫画的地方了。

那就像在时光中的一次跳跃，翻起了一页：上层窗户被吹开，在暖褐色石头与陈旧红砖的墙上变成黑洞，房子屈从寄居在石造部分里留存的古老工艺和优雅中（仿佛在一些被掠夺的古罗马遗址里），一些房子墙壁包围着的只是土地，等待某天的挖掘：人与地点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座城市下层社会的混合人口变了，人行道上的喧嚣消失了，现在全是黑人，周围女性不是很多，而男人们常是以懒散的姿态坐在台阶上或站在街角。在十五分钟前同样的光亮下，同样的天气，在依旧是第五大道的地方。

原本过一会儿就该停下来，但是车继续前行。在某个信号灯前，一个瘦瘦的面无表情的男孩跑到车前，对司机说了些什么。司机，一个胖胖的黑人，没有回应。信号灯变了，细腿男孩又在车辆间跑开，没再说一句话。他想要什么呢？司机，从口音可以听出是来自较小岛屿中的一个西印度群岛人，说：“他想擦我的车窗。”他发出紧张不安的笑声——只是现在——才打开了他的窗。

不远处就是艾尔·默里住的公寓大楼。那是一组三四幢高层公寓大楼中的一幢，肯定是在旧的联排房的位置上建造的。在艾尔的楼里——从人行道往回退，有一条浅湾式车道通向玻璃门入口——出乎意料地，有一名穿着制服的开门人，还有公告提醒访客必须登记。

他的公寓在没有窗户的中央走廊的尽头。靠近走廊尽头时，暖和点了，电灯亮着。当艾尔打开门时，又是白天的光线了，透过他客厅一端的大玻璃窗又能瞥见纽约的天空。他是个棕色皮肤的人，比我想的要老一些。我原本期盼是个年轻人或是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人；电话里他听起来很年轻。但是艾尔刚满七十岁。

他的客厅里满是书和唱片。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些书是一套第一版或早期版本的二十世纪美国作品的严肃合集：艾尔已经收集了它们超过四十年。他的爵士乐唱片（放在唱片套里立着，摆满了很多架子）同样珍贵。爵士乐是他的酷爱，他还是这方面的知名撰稿人。在他最初向我展示的东西里就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4]的私人照片——一个小个子男人，出乎预料，毕加索的个子，还让人意外的是，他是一个穿着仔细的人：有关这个伟大人物的一切都值得注意，它们几乎是天才的一个方面，并且令艾尔兴奋。

他是个热情的人，易相处，愿倾听。他的生活似乎是一系列的快乐发现。塔斯基吉，五十年前他曾学习的地方，就是那些发现中的一个。他爱他的学校，并且仰慕它的创建者。

他展示那个地方的照片：八九十年前由学生们自己建造的佐治亚风格的砖砌建筑。它们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属于塔斯基吉的照片，令我想亲临其地。而布克·T.华盛顿，当艾尔说起他时，变得有点儿更真实了。他一八五六年作为一个奴隶出生，但那只是在南北战争前的五年；所以（不管他的记忆怎样）他并没有做奴隶很长时间。他本会在南北战争后的特殊时期里成长起来，那时自由人到处要求自己的权利，一些有天赋的人做得很不错。他是带着美国理念成长的，十九世纪后期的宏大理念。布克·T.华盛顿，艾尔说，从他的能量和他对资本主义美国运行方式的理解来看，他必须被看作一个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人。他本可以与他曾成功求助过的非常富有和有权力的人站在一起。

艾尔拿下来两本路易·R.哈伦[5]的传记来向我展示照片。它们让人感动：那些长久保留的姿势，布克·T.华盛顿与他的家人，与他打扮时髦的男秘书，所有那些属于世纪之交的体面服装——而那个伟大人物的眼睛总是疲倦的。那些塔斯基吉的学生，男男女女，干着不久之前还是奴隶们干的活儿——耙干草、砌砖墙——但是现在都穿着体面的衣服，男的有时甚至穿套装，这对于作为奴隶几乎没有什么衣服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塔斯基吉是在一个旧种植园的遗址上，艾尔说。种植园宅邸多年来一直留存在校园外；不过他听说那最近被购得，现在成了校长的住所。变化发生了，以美国的方式。或许可以说艾尔·默里，跟他的书和唱片一起，本身就是那种变化的一次展示。他出生在位于美国南方纵深的亚拉巴马；曾去过塔斯基吉；曾在空军服役并以少校军衔退役；然后有了作为学者和作家的第二职业。

那是在空军时期的尾声，他来到纽约，来到那座公寓。他在那里的邻居是中产阶级、职业化的黑人吗？不是，他们是混合的群体。例如，有位邻居在中心城区俱乐部里做看门人，艾尔是那里的会员。“在那儿，他是看门人。在这儿，他是我邻居。”艾尔喜欢那样，他也喜欢公寓，因其本身的缘故。

不过环境在那里。当他带我来到他令人眩晕的小阳台上，让我看风景，哈莱姆最初建设者们所设想的雅致，我从高处看到了地面上的街道，非常令我泄气。我还看到南面红砖排房的废墟。那里六年前发生了一场火灾，艾尔说，自那以后那些砖壳干脆就被允许放在那里。一棵大树（现在长出春天的绿叶）在一座房子的墙体里长了出来，没有损毁那些墙。这情景有点儿像作为纪念碑被保存在东柏林某些部分的战争废墟——而哈莱姆某些被毁坏的街道确实让人想起战争。

但是艾尔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下个街区，与被烧毁的房子相邻。他似乎已经不再看得见它们；他有了更大的视野。向南，整个曼哈顿平躺在我们脚下。如果几个街区以下的那座高楼不妨碍视线，艾尔说，我们就可以从我们所在的地方看到帝国大厦。向西是一排色彩缤纷的建筑，一位著名黑人艺术家，艾尔的一个朋友，曾以此作为一幅画的主题。当艾尔俯视下面的街道时，他看见两三座教堂，还有当地国会议员的宅邸：建筑是对当地生活重要方面的反映。

于是，在艾尔的帮助下，我的眼界改变了。在最初我只看见哈莱姆和沉郁的地方，我开始在这高高的阳台上看见艾尔所居住地区相对而言的秩序。还有最初哈莱姆的设计的光彩：恢宏，在设计者的意图中，胜于更往南的任何地方。

不过哈莱姆的那些最初设计者们超额建造了。没有足够多的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住哈莱姆的新房子。一些生意人那时开始买房子，打算出租给从南方来的黑人。他们打广告，尽力赢得布克·T.华盛顿的好感和参与，在那时他是美国最负盛名的黑人。华盛顿不喜欢这个主意，他认为那太商业化了。不过华盛顿的秘书，埃米特·斯科特，塔斯基吉的三巨头之一（华盛顿的大房子、他的司库以及他的秘书仍旧并肩站在塔斯基吉），加入了这项商业冒险。于是黑人的哈莱姆以它将要继续的样子开始，在需要和利用里。一直有着那样细微的一种塔斯基吉联系。

艾尔·默里带我到附近走走。他请我留意非常宽的人行道：那是最初哈莱姆方案里雅致的一部分。他带我到一家关于黑人事业的书以及关于当地事件的海报和传单的书店。我买了一本杜波依斯[6]写的《黑人的灵魂》平装本，他是一位华盛顿的当代黑人批评者（艾尔的书架上有这本书非常早的一个版本）；我们与经营这家书店的那位热忱而且有教养的女士相互致意。他说，哈莱姆医院是街坊里最重要的建筑，它的水准是专业性的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好。然后，随着我“松开”的视野的扩展，我们去了尚博格中心，一座致力于黑人研究的恢宏新建筑，拥有非凡的书和文献，还有热情的员工，黑人和白人。

中心给研究人员津贴使其在图书馆工作。我遇到的一位有津贴的做学问的人是位俊美的棕色皮肤的女士，她去过很多地方旅行，正在做有关巴西与西非之间文化联系的研究工作。她以一种发现者的兴奋来谈论她的工作。对她来说，黑人事业，或者是它的这种延伸，都如同一个新兴领域。

我没有坐出租车回去。街上没有出租车。艾尔陪我等了一会儿，聊聊拉尔夫·埃里森，直到一辆公共汽车到来。随后，很不情愿地，我又一次看见了（这次更缓慢，一站又一站）来的路上所看到的东西：衰落中的一座伟大城市的一整片街区。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的达拉斯共和党大会上，去美国南方或者东南部旅行的想法向我袭来。此前我从未到过美国南方，而且尽管达拉斯不属于我后来选择去旅行的东南部，但在那里我有一种足够强烈的属于跟纽约和新英格兰截然不同的地区的感觉，那两个地区基本上也是我所了解的美国的全部。

我喜欢新建筑。对外形、光泽度、建筑的玩味，还有它所意味的财富。犹如乐事的建筑——见证它从更古老、仓储式风格城市的单调乏味中成长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是八月中旬，天气炎热。我喜欢闹市区街道的强光与高楼大厦的深影的对比，以及那些影子营造出的另一种更倾向于温带气候的奇怪感觉。人们时常以类似那样的反差为伴。酒店房间的有色玻璃令炽热天空的耀眼光芒变得柔和：外面天空的真实色彩总带来一种惊奇。酒店、汽车以及会展中心里的空调使得高温在人们通过其间时变得刺激。

高温是一种启示，那令人想起旧时光。还有遥远的距离，那给出了早期定居者生活的另一种概念。但现在正是南方的气候被塑造成另一种运作方式。本应减弱的高温已经转变为一种乐事的源泉，一种感官上的刺激，一种吸引力：一次政治会议可以在八月中旬的达拉斯举行。

会展中心里讲坛后面的墙上平铺着各州州旗，按字母顺序排列。北美十三州的州旗与众不同，它们使我想到我在特立尼达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知道的英属殖民地旗子（还有英国人给出的殖民地格言，用拉丁语，来自维吉尔）。第一次我想到了特立尼达，一个前英属殖民地（始于一七九七年）和一个农业奴隶殖民地（直到一八三三年，奴隶制在大英帝国被废止），相比新英格兰或者北方较新的欧洲移民州，它应该与东南部旧奴隶州有更多共同点。我本应很早之前就想到那些，但是没有。我孩提时听说的南方的种族行为太令人震惊。那已经玷污了美国，也让我对美国南方关上了我的心门。

会展中心非常大。一眼并不能尽收其景。在那样广阔的空间里，讲坛上的人物看起来很小。他们本可以被忽略，不过上方的一个大屏幕放大了他们的影像，遍布整个中心的无数更小的屏幕重复着这现场直播的图像。那是催眠的，相同的特写面容或姿态从那么多的角度一齐涌来。目标也许仅仅是沟通和明晰；但是有关人们的首要地位没有更多本可以做出的堂皇声明；没有什么可以试图如此扩展失去瞬间的荣耀。然而，差不多作为其政治优点的一部分，这次大会在虔诚、谦卑与乐土中进行，并且每日在神面前放低自身。

一位著名的本地浸礼会牧师做了最后的祝祷。他的教会组织非常庞大，据报纸说该组织在达拉斯市中心的财产价值好几百万。他的仪式，在周日大会之后，会众爆满。那也会在电视上播出，是一次全程盛装的播送，有音乐和唱诵。但是这种地狱之火的布道也许来自于一个更简单、更困难的时期，在一年之中或许有五六个月人们无法逃离高温的时候，在旅行还很困难的时候，在人们还狭窄地生活在他们出生的社区里的时候，生活仅仅由绝对的宗教必然性赋予意义。

我开始想到写作有关美国南方的内容。我的第一部游记，在特立尼达首位黑人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的建议下着手，是关于前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奴隶殖民地的。那时我二十八岁。在我看来适宜的是我的最后一部游记——有关一个主题的旅行——应该有关美国东南部的旧奴隶制各州。

在达拉斯，然后在纽约，在我规划旅程的时候，我的思绪关乎种族问题。那时我不知道那个问题将在旅行期间很快自行解决，而我的主题将变成另一个我不了解但曾在达拉斯得到暗示的南方——属于秩序和信仰，还有音乐与愁思。

从纽约我去了亚特兰大。我曾听说那里有一位年长的黑人名流，一种美国黑人贵族；有许多成名的黑人商人和一些黑人百万富翁；还有黑人经营这座城市。我预定了一个飞机航班；在亚特兰大机场排队等出租车；然后开车穿过市中心庞大的道路工程来到酒店。我在那里，有点儿吃惊于如此长时间规划的旅程，以那样一种实际的方式开始。

如同要回应我的焦虑，我在纽约做的所有在亚特兰大的安排都泡汤了，一个接着另一个，非常迅速。一位记者去了另一个城市报道一件轶事；一位黑人商人在电话里说过去这二十年在亚特兰大之外的生活已使他与其失去联系；而由一位电影制作人引荐的一个黑人说，我听到的有关亚特兰大的一切差不多都是错的。

有关黑人贵族的谈论是夸大的，这个人说。按照美国财富的标准，在亚特兰大的黑人并不富裕；在亚特兰大人的富豪榜上，一个黑人也许能排在第二百零一位。政治权力？“没有其他种类权力的政治权力是毫无意义的。”

他抿了一口葡萄酒，我的线人，似乎完全没有为使我为难而不快。

我实际上相信他所说的。我已经感觉到人们在那么多照片上看到的亚特兰大的宏伟新建筑跟内罗毕[7]的建筑一样与黑人没什么关系，比方说，跟肯尼亚的非洲人的财务或建筑的技能有关系。我已经感到对黑人权力和黑人贵族的谈论有点儿太过贸然了。

然而，我想自己去看看；我期盼着跟人们建立联系。但是从这个黑人身上没有一点儿那种类型的帮助的迹象。我应该去见安德鲁·杨，市长，他说；不过安德鲁·杨很可能有大约两百次会面在排队。（我可能是第二〇一号——一个流行的号码。）我摸索着这个黑人，事实上——他抿着葡萄酒，从眼镜上面看着我，享受着我的难堪，等待着我的问题然后猛地击倒它们——我觉得他正越来越多地受控于一种矛盾和无助的情绪，差不多就要失控了：很快我就会听到，不仅在亚特兰大没有有钱的黑人，在佐治亚也从没有过任何东西，没有种植园，没有棉花、玉米和土豆，在亚特兰大黑人世界的大船上只有他自己。

我在里兹-卡尔顿的房间，佐治亚太平洋大厦的窗户在夜间的景象就像一幅巨型流行艺术印刷品。这些相同尺寸的窗户全部被点亮。每一层都像一幅几乎相同景象的电影胶片，或是一条接触印刷照片。从我的房间里看，景象改变了，一层接着一层。在较低楼层，我俯视办公桌桌面和办公室地板。在齐眼高度的楼层，我看到办公桌投影在办公室的墙面上。然后，办公桌消失了。在较高的楼层，我只看见被点亮的天花板；而在最顶层，只有光亮，窗户上的一道光。办公室都空无一人；白天坐在里面的人都在郊区的某处。挂在资深人士办公室墙上的画作就像等级的随意符号，在这个距离只是些矩形，相当模糊，甚至没有色彩——大城市从非常高的角度如大地旋涡下的污迹般显现的方式。

一个正式的社会，私人生活，一个正式的观点：那些房间里的每一个都需要一次介绍，而拜访者不知道要叩响哪扇门。哪里会有新闻发生？难道那仅仅是电视上的一次播送吗？

但是随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福赛斯（Forsyth）县事件的报道。福赛斯县位于亚特兰大北面大约四十公里的地方。一九一二年在该县，一个年轻白人女孩被强奸并严重殴打，几天之后死去。几个黑人被牵连。一个被用私刑处死；另外两个得到审判被绞死。所有福赛斯县的黑人被赶出该县；自那之后（据说）再没有黑人被允许居住在县里。

这最后一个事实，有关黑人不被允许住在福赛斯县，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变成了一个公共问题，当时在一月中旬有人在福赛斯组织了一次“兄弟会步行”，以纪念圣雄甘地遇刺和马丁·路德·金诞辰的周年。这次游行受到一些当地人和三K党团体的攻击，成了新闻。一周后的第二次兄弟会游行——在所有的宣传后——成了一件大得多的事件。两万人去了福赛斯游行，大约有三千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州和当地警员维持治安。尽管如此还是有抗议，五十六个人，其中没有一个是游行者，被逮捕。

幕后操控这几次游行或者是让这个问题尽可能变大的人，是一位亚特兰大黑人市议员何西亚·威廉姆斯[8]，谈起他的每个人都简单称其为何西亚。他六十一岁，曾在民权运动中做过马丁·路德·金的副手。何西亚之前曾对一些三K党团体提起诉讼，控告其在第一次兄弟会游行中侵犯人民的公民权利，并且他还想代表在一九一二年被赶走的失去土地的黑人向福赛斯县提出指控。

汤姆·蒂彭，来自亚特兰大《宪政报》，有天我和他一起吃早餐，几乎带着感情谈起何西亚·威廉姆斯。“一个根本力量，巴黎街垒传统中的煽动者，并且见识广博。”

但是那个星期我不能见到何西亚。

汤姆说：“他在监狱里。”

“监狱！”

“那没什么。他经常进监狱，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他没几天就会出来。”

当我看着何西亚·威廉姆斯自己的一些宣传材料，尤其是一本《何西亚·L.威廉姆斯是谁？》的小册子时，我明白了他的监狱记录对他很重要。有一张他在一间牢房里的照片。“何西亚牧师保持着因民权而被捕入狱的记录……自金博士死后，他进监狱的次数差不多跟他活着时一样多（总共一百零五次）。”

他出生于一九二六年。所以很多年来，他的种族抗议与斗争原本是绝望的事务。但是何西亚赢得了他的战争，并且（尽管他仍是一个勇敢的人：在福赛斯的第一次游行需要勇气）我感觉何西亚现在也许已经获得许可，成为一位明星，一位新闻里的人物，某个存在于一种特殊类型的电子媒介的现实或非现实中的人。他的政治生活要求他擂起自己的战鼓。在《人的维度——何西亚·L.威廉姆斯博士——年表》里，有一张何西亚身着学位袍的照片，他正从另一位黑人手中接受荣誉学位，有如下文字：“今天他不满足于看着事情发生。他让事情发生。”

亚特兰大的北部郊区几乎与福赛斯县相连。让佐治亚看上去像康涅狄格的高速公路，使得人们可以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工作，那里的大街上有黑人，然后轻松驱车二三十英里（在有空调的车里）到他们在郊区的房子，那里鲜有黑人——佐治亚的这个部分从不是种植园地区。在奢华的郊区购物中心里有名牌商店的分店。没有黑人运作的城市中心，白人的郊区可以生活得相当好。

一天，在报纸上有一则新闻提及这些郊区中的某个不想被接入亚特兰大的城市交通体系，因为他们不想被黑人渗入其中。没有像福赛斯那样的呐喊，没有邦联的旗帜，没有白色的兜帽和长袍——那不是这些新郊区的方式。一位交通官员说：“这是一个潜意识问题，非常难应付。”

我遇到的一名律师说，要理解就有必要记住，在大约一百二十年前，曾有过奴役。对于穷苦白人来说，种族就是他们的身份。处境好的某个人可以绕开那个问题，可以找到另一种动机来实现自尊；但对于没有钱也没什么教养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没有种族，他会失去自己是谁的概念。

我谈起我与霍华德和海蒂在一起的周末。海蒂对于她的种族与家庭身份有一种强烈的观念，然而她也对鲍恩先生有极高的尊重，她认为他是个好人。那是否意味着什么？律师认为没有。南方白人会愿意为与他们有一种关系的黑人家庭做任何事，不过那种姿态是停滞的，并不会推及一般而言的黑人。

我们在吃午饭，那位律师和我，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所大型俱乐部里。俱乐部开张时正逢亚特兰大普遍外迁的时候，而商务人士觉得需要有个地方以便他们在一天之中可以会面。那是亚特兰大白人职业人士生活中的圆罩的一部分：房子，有空调的汽车，办公室（或许像佐治亚太平洋大厦里的一间办公室），午餐俱乐部。

我问那位律师是否曾感觉被威胁。他说有时在大街上时这种感觉会伴随着他。他是指对暴力的恐惧。不过他也是指对于一个变得不稳定的世界的一种更大的恐惧：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圆罩的保护性越强，人们对于圆罩之外的了解就变得更加不确定。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律师认为如果黑人中产阶层可以成长起来，如果黑人可以在商业上变得更活跃，那会是件好事。但是，正如每个现在谈论黑人的人一样，他立刻搜寻中立和真实的词语，黑人（无论他们如何向往）不具有商业意识、商业使命。在一个由经济驱动的社会里，黑人不具有经济驱动力。但是现在美国有新一类的移民——拉丁美洲人、亚洲人。那位律师认为，当黑人对于那些移民的存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有更好的理解时，黑人的种族情绪也许会改变。

在那里，就像汤姆·蒂彭曾告诉我的，在每件事情的背后，不言而喻：种族的想法，小小的神经质，奴隶制的遗存。

在我去见小说家安妮·莱弗·西顿[9]时，这个话题再度出现。她住在北亚特兰大：丘陵宅地、高大的松树、山茱萸、杜鹃花。我曾在霍华德的家乡看到的春天在这里正值其顶峰，沿着郊区蜿蜒道路而立的房子看起来都掩映在树荫中。

安妮·西顿刚出版了一部小说《老家》，正在为它做宣传工作，她自己承担了一些费用，她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书。她有一点儿孤僻，生活在内心世界里，执着于她的新书。她现在生活在如此的美景中；不过，正如我在看她之前一本书《福克斯的土地》时所见，她的思绪（正如很多南方人一样）很容易回到更加贫穷的日子。

她说玛格丽特·米德[10]做出了一次有关南方的重要观察：白人男人与黑人女佣的关系，男人与要求不高的情妇，这使白人女人和黑人男人变得无性生活。黑人男人，安妮·西顿说，是愤愤不平的。

而报纸——《宪政报》及其姊妹报《日报》（“像露水一样散布迪克西[11]”是在其社论版和送报车上的标语）——充斥着种族条目，交织着进行中的连载：福赛斯县，以及一个被指控使用可卡因的黑人政客的私生活的分支故事。

一天有这样一则报道。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派一位黑人执行官到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12]（Columbia）；但是在乡村俱乐部里没有留给这个黑人的房间，也没有给他孩子们的聚会邀请。第二天又有一则报道：一名三十一岁的黑人妇女，一位年龄分别是五岁和两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带了一把左轮手枪去上班，并在佐治亚电力公司她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她觉得正遭受公司的排斥，错失了升职机会。她在自杀遗言里说，她想给经理和主管们留下某些去思考的东西。

绝望；但是当一种政治动机变得安全时，也有它所吸引的某种类型的玩兴。有黑人艺术节的新闻。有一位纽约雕刻家为亚特兰大而作的巨型雕塑的新闻，“纳尔逊·曼德拉必须被释放来带领他的人民和南非走向和平与繁荣”。这座岩石雕塑重七吨，对于它最初的场址来说太重了，那里只能承重每立方英尺一百磅。于是，雕塑将被搬移到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伍德拉夫公园。（伍德拉夫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大人物，经营这个公司六十年；可口可乐和《乱世佳人》是南北战争后亚特兰大的两个传奇式成功故事。）一个带有工作门的十二英尺铁篱笆将被焊接在岩石上。这扇门将用真的钥匙锁着，钥匙将被交给亚特兰大市，这样——假设钥匙没有被放错地方——当曼德拉被释放时，这扇门就可以被打开。

来自汤姆·蒂彭在《宪政报》里的专栏：大都市亚特兰大是一个二百二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亚特兰大是一个四十五万人口的中等城市；黑人亚特兰大是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黑人领导范围是一个小城镇。”一名优秀的记者会找到清晰的好方法来陈述事情。汤姆·蒂彭也谈及此事：美国的白人没有“领袖”；只有黑人有领袖。而我觉得他那么说是因为（参见报纸上的其他专栏作家），当下有关在一些州的黑人政客的丑闻正在被用来全面诋毁黑人。

我喜欢有关领袖的那个论点。我觉得那可以被应用在许多黑人国家、落后国家与革命国家，在那里领袖就是一切，在那里来自外面的记者和其他人，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探险家态度的变体（“带我去见你们的领袖”），单独赋予领袖尊严，而在其他类型的地方，它们会被更广泛地赋予国家和人民。但是接着我开始想知道，既然美国的黑人政治仍然是种族的、救赎的和单一的，那么是否美国的黑人终究不能被说成拥有领袖——他们简单追随的人。而我也想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黑人要脱离他们的领袖是否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否大于加勒比海地区或非洲人民要脱离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种族或部落首领的可能性。

我听到了更多有关身份的内容。

汤姆·蒂彭——摆脱他所说的标准办公室着装的西服和领带，穿着有很多口袋的背心出现——一个星期六早上带着我去东亚特兰大的一个百年历史的阿巴拉契亚拓居地：一座老式红砖的大型棉纺厂，几间白色木板屋，越过一条繁忙道路的高地上的一片墓地。最初工厂工资非常低，据说一小时五分钱；不过对于山地居民来说，工资的规律性就是一种保障，围绕工厂建立的社区都保存了下来，尽管很多人在不同时期离开，工厂本身现在也关闭了。

我们去了拓居地里的一个社区工艺中心。那是由一个名叫埃丝特·勒菲弗尔这个美丽名字的女人经营的。很多年前她作为一个民谣歌手来到了该拓居地——亚特兰大《宪政报》上一张十年前的照片显示她曾是一个拿着吉他的漂亮女人。但是接着，出于被她的歌声得到的回应感动——一位老妇人起身跳了一段特别的舞蹈，其他人都哭了。她更深地融入阿巴拉契亚社区里，甚至曾成为一名市议员。

她娇小、苗条，仍旧有魅力而且嗓音清脆。她自己不是来自于一个阿巴拉契亚社区，但她理解他们的亲密关系。她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门诺派[13]教徒，一位传教士的第八个孩子。她谈起以她门诺派教徒背景的出走，对她意味着什么。她曾感到孤独，她说。变得孤独意味着什么？她说她头脑里有成为山坡上最后一棵树的景象：其他的树全被砍倒了。对她而言，哪怕是放弃戴女帽也并非易事；她整个一生都被教导出于对神和男人的尊重而戴着那种女帽。甚至在她二十岁时，站在芝加哥的街道上还会让她紧张。那与其说是对黑人男人的害怕，不如说更多是对酗酒且粗野（按照她所听说的）的白人男人的恐惧。

而接着她发现了外面世界的残酷，美国的残酷。她是怎样发现的？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位阿巴拉契亚妇女有天来找她，说她需要一份工作，“女佣的工作”。埃丝特·勒菲弗尔带着这名妇女去见了某人，一个大把金发梳到脑后的女人，一个只比寻找女佣工作的女人高一两个台阶的女人（埃丝特·勒菲弗尔说）。而那个金发女人说：“她干吗想干女佣的工作？那是给有色人种的。”

那是一个小插曲，我认为，是一件本该忽略的事情。那个金发女人自己（从故事里）跟其他每个人一样也是受害者。但是这个插曲有很多层意思，埃丝特·勒菲弗尔曾为此感到不安和受辱。她说：“他们想让你待在他们为你设定的位置上。”谁是“他们”？她想了想，说是安排了体制而且想要保持每个人都在其位置上的人。

我问她在哪些方面身份是重要的，以及是否有某些实际的方式可以帮上忙。她说，你搬到一个新社区或接手一份新工作，而人们并不是太友好，如果你知道你是谁，那可以成为一种帮助；你可以经受住那些敌意。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如果（这也是我的延伸）你依赖于其他人来认识你自身的价值——那么你就有麻烦了。

她在给出自下而上的观点，她所关心的穷人的观点。从她所说的内容，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些人有质朴的情感，并且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我发现那很难想象。

（然而，在另一个层面，凭借我自己一半被隐藏的部分，我理解。或许在一个有很多群体或种族的社会里，每个人，除非他是绝对安全的，都带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压力生活。作为印度人社区的一员，在多种族的特立尼达成长，那里的人们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被带来耕种土地，我始终知道不落入虚无有多么重要。一九六一年，在我为了自己的第一本游记在加勒比海地区旅行时，我记得我的震惊、受辱与精神毁灭的感觉，当我看到马提尼克岛[14]的一些印度人并且开始理解他们已经被马提尼克所淹没时，我没有分享这些人的世界观的手段，在某个阶段他们的历史与我的相像，但是现在，在种族上并且以其他方式，他们已经变成其他的东西。大约八年之后，在中美洲的伯利兹[15]，一种类似的空虚感冲破了我的其他成见，当时我看见那个悲惨的英属殖民地里渺小、失落和半印度人的社区，在曾经是西班牙帝国的地方侵入的滨海林地，住满了奴隶和仆人，然后或多或少被遗弃了：新大陆的废墟。）

从一位宗教学者那里我听到了更多有关南方的身份的内容。在他指导的人中间有为牧师职位而学习的男男女女。我以为想要成为牧师的人也许是被某种宗教体验感动。不过那种态度是我自己性情与背景的一种反映，是我自己对一种宗教信仰的缺失。我待在英格兰已三十五年或更久，在那里正式的宗教差不多枯朽了。

在美国，尤其是在南方，宗教信仰几乎是普遍的，一份宗教职业就跟任何其他的职业一样。那是一个人可以出于很多原因而转向的某种东西；而我从这位学者那里听到的是，他所接触的人中的一些（并且他意指白人）转向宗教生活是为了得到身份的确认：来自贫穷家庭在种族上感受由南方的新发展带来的威胁的人，在蓬勃发展的新南方已经进入商界的人，他们随后觉得自身已遥远地漂离他们所了解的南方世界，以至于他们已经放弃，回到神的身边和他们感觉更自在的生活。

在远离亚特兰大的地方，我听到这次有关宗教与身份的谈论，在佐治亚西北部一个庄园里的露天聚会上：山丘，森林，景致辽远，山峦叠翠，碧空如洗。

聚会是在林木间一片未经修剪的长草地上，在一间在矮柱子上拼凑起来的灰色小木屋前。这木屋据说很有年头了。它几乎就在一个山坡的脚下；当你透过后门与窗户径直看到松树掩映下缓缓而上的土地的绿色时，这个地方确实有一种古老而遗世独立的感觉，跟某人如今可能为自己安排的独处相当不同。

（驱车驶出亚特兰大，进入丘陵，了解我正经过的小镇里黑人的稀少，我感到我正驶入荒野。几个月后，当我的旅程差不多结束时，我从其他方向接近亚特兰大，从纳什维尔和查塔努加，佐治亚的这一部分看上去被耗尽和践踏得更严重。）

聚会在其主旨里是“南方”的。林木间未经修剪的空地里，一面邦联旗帜在阳光里飘舞。一头被剥了皮的猪，在跨栏上固定姿势，一整天都被烘烤着，架在杆子上一侧稍稍靠着慢慢燃烧的硬木材。（一张桌子上是更加现代的快餐和蜡纸里的鼻烟之类的东西。）一支乐队从小木屋里演奏着蓝草音乐[16]。旗帜、猪、音乐：来自过去的东西。乐器很大，音乐简单而重复。有人告诉我，歌曲的歌词才是重要的。口音对我来说不容易倾听；但是这音效，尤其是隔开一小段距离，在绿色环抱的地方来自未扩音的音乐和歌声是令人愉悦的。

我们的女主人说：“印第安人或许曾住在这里。”

借着身在美国荒野之地的想法，我感到一阵寒意，想到在这片有保护性的斜坡、树荫和河流的绿色土地里的他们。后来我听说土地里到处都是燧石箭头。

正是在这种环境里，伴着从小木屋里传出的蓝草音乐，我听说了在印第安人之后到来的人们的宗教信仰和身份。我有一种在这里一层靠着一层堆积的历史感。印第安人几个世纪后消失了；穷苦白人；黑人；战争以及随后到来的全部；而现在，每个人都感到有需要，黑人和白人，贫穷和不怎么贫穷的，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的灵魂。

音乐家们年轻而且友好；他们中间有一位姑娘。结束时，他们把大件乐器放到皮卡上，离开了。当太阳下山时，没有风；旗子垂落下来。天气很快就变凉。那仍旧只是春天。

亚特兰大《宪政报》有关福赛斯县事件的档案并不是以一叠盖有日期戳的报纸剪辑形式出现，而是电脑打印资料。一九一二年事件的报道，正如一位报纸撰稿人所调查的，从每个方面看都是骇人听闻的。

被拖进树林、强奸和殴打的白人女子——并且在两三天后死去——是一位知名农场主十九岁大的女儿。现场附近的一面手镜引导警方查到一个残废的十八岁黑人男子。他认罪并说还有其他黑人涉案。总共有十一名黑人作为嫌疑犯被逮捕。在这名女子死后两天，一群人闯入福赛斯县监狱，开枪打死了其中一名嫌疑人，用铁撬击打尸体，并且把它挂到电线杆上。三周之后，残废男子和另一个黑人男子以强奸和谋杀罪名受审，并判定有罪。第二名男子的姐姐举证了他。审判后一个月，两个人被当众绞死，在一万名群众面前。曾住在福赛斯县的数百名黑人被驱逐出去。

被毁掉的年轻女子、残废的黑人、监狱里的私刑和血肉模糊尸体的悬挂示众、指证她兄弟的黑人女子，当众绞刑（一万人为此出现，在一个五十年后在亚特兰大繁荣之前人口不到两万的县里）——这个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是让人无法承受的。然而，看起来在福赛斯县超越其他一切而存留的东西，是对没有黑人住在那里的认识，一种对有些人来说骄傲的缘由。

力图挑战这种骄傲的人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白人，一名曾在福赛斯县住了五年的空手道教练。他呼吁一次兄弟会游行以纪念甘地遇难和马丁·路德·金诞辰的周年。在接到辱骂电话和威胁后，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但是游行的想法被另一个空手道教练接手，也是白人，来自邻近的县。这就是何西亚·威廉姆斯介入的游行——预计有大约五十人参加。就是这场游行，曾受到三K党团体和其他人的攻击，一周之后，两万人的大游行，有三千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以及州与当地警员的保护。于是，在一周之内，曾经是一次勇敢而孤独的事业被何西亚和少数其他人演变成一次安全的事业；而且将变得越来越安全。

一档广播节目被带到了福赛斯。一个非常出名的下午档电视脱口秀带着一位风趣的黑人女主持去了福赛斯，一期节目在一家当地餐馆里开始录制。何西亚，对于安全事业投入了与英勇事业同等的热情，在秀场外进行抗议，因为只有福赛斯的居民被允许有发言权，而他们当然都是白人。

何西亚曾设法被逮捕，来增添他的那项记录——在他的《何西亚·L.威廉姆斯是谁？》小册子已经付印时的一百零五次入狱。根据亚特兰大《日报》所记载，何西亚在他被押入警车时大喊：“这是福赛斯县！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而何西亚已婚的女儿，和他在一起，也大喊：“我的爸爸！我要和他一起！”随后也被押入警车。

汤姆·蒂彭最初告诉我有关何西亚的事情时，还不能帮忙安排一次与他的会面，因为那时何西亚在监狱里待了几天。当何西亚出狱时，汤姆又找不到他。但是随后，某天早上晚些时候，汤姆打电话给我捎来消息，如果能赶到某座大厦，我或许能见到何西亚。他被传讯十一点三十分在联邦法庭接受另一项指控。当时差不多已经到点了，不过汤姆说那些事务通常会迟一会儿。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那是由一个非洲人驾驶的，一个来自加纳的男人。那对他来说是趟短途；几乎没花时间，他就又把我放下了。一个铺砌路面的开放式前院，大楼坐落在后面；一条安全门道；一个电梯到十六楼。硬木门，低天花板，棕色地毯铺就的走廊，整洁的铭牌：正式，毫无戏剧性，安全，甚至舒适。但是听审会已经结束了。在一间像小型演讲室或教室的房间里，角落里有一小群人，就像有时在一次学校考试后留下来探讨题目的被慑服的群体。

在这小群体里，我认出了迪克·格雷戈里[17]，灰胡子和白西装，一位在战争中变老的男人，但现在看起来相当像圣人。还有一个蹲着的人，留着更浓密的大胡子，那除了是何西亚本人不可能是其他人。即使在法庭里这个寂静的时刻，他的双眼仍透露着忙碌——一个有着太多事情要做和太少时间可用的男人。他有一把牙刷在衣服的上口袋里——一个随时准备进监狱的人。

他还有一位官方发言人跟着，一位身材苗条、棕色皮肤的女士。她有一份“立即释放”的散发材料。而且从她所说的来看，似乎我和何西亚会面并有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的时机并不好。何西亚和迪克·格雷戈里那天下午将乘飞机去华盛顿中情局外抗议。在那之后，他们径直去欧洲，去伦敦和梵蒂冈，做一些有关种族隔离的工作。来自官方发言人的散发材料是有关毒品的：何西亚在说近期发生的某些事件被利用来“诋毁黑人领袖”，黑手党和中情局是牵涉进毒品交易最多的那些人，那是在“摧毁着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国家的未来”。事实上，那就是为什么何西亚和迪克·格雷戈里要去中情局外抗议。

突然，在我可以完全接受何西亚的眼睛、胡子和牙刷之前，这一小群人就走了。

自打我到达之后，四五分钟已经过去，没有更多了。而为了突显在一号法庭里时机的不可预测性，有了我与某个在小群体离开时像我一样被抛在后面的人的邂逅。他是一名记者，相当年轻，也由于来得太晚错过了传讯。他也是新到亚特兰大，不知道什么有关这座城市的轶事。在审判室里，在棕色地毯铺就的走廊里，在电梯里，我们聊起他在英国的时光。他曾去那里研究古罗马城墙，哈德良长城和后来的安东尼墙。我从来没见过那些城墙并且对他不得不讲的东西很感兴趣。

我们在楼下分开。在我正准备从大楼前门出去时，我看到一小群人围在一个留着胡子的人周围。那看上去非常像我在楼上看到的，致使我以为这个人是何西亚，正在做一次非正式采访。只是在我几乎进入人群的时候，我才看清那个说话的人不是何西亚，他的肤色更黑，穿着不同，没有牙刷，只是有浓密的胡子。

会议业务对于亚特兰大很重要，这座城市的中心有很多大酒店，一个紧挨另一个。很难想到这些酒店会在同一时间全都满客。但那有时会发生。一天在里兹-卡尔顿餐厅的一个女孩告诉我，一次重要会议正在城里召开。这是一次关于什么的会议？干洗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必须有那么多，如果你知道有多少干洗工遍布整个美国——他们已经填满了亚特兰大的所有酒店。

没有酒店像万豪侯爵那样营造出公司节日的感觉，而且没有一个如此令人无法抗拒。进入它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巨大、中空、螺旋的锥体。那有一个四十七层楼高的中庭：弯曲走廊上的走廊，追随锥体的螺旋。那种螺旋是出乎预料的；眼睛总是被带引着向上看。巨大的红色飘带，像某种来自中国节日的东西，悬挂在半空。而所有的时间里，就像游乐场的交通工具，高大的玻璃幕墙电梯，它们的梁柱在灯光下突显，在中庭的墙上滑上滑下。

有一个在希尔顿酒店（那里也是中庭的风格，内带长廊，但感官上没有那么震撼）工作的黑人男子，我和他在一天晚上聊起亚特兰大的酒店，他认为我去里兹是做对了。他说：“那里是精英们待的地方。”

似乎为此做证，我听说一天（有多少真实性我不清楚）歌莉亚·温德比[18]正待在里兹，曾有人在电梯中见到她。

她在亚特兰大做宣传活动。大约两星期前，在纽约，我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上看到了她。她正在聊她的生活，有关一个女人如何被她所爱的男人来定义的方式。当我听说她在城里时，我猜测她是来这儿推销她的书。但是远不止这样的推销。“魅力……传承……声望……梅西百货[19]傲然引介歌莉亚·温德比出品的‘荣耀’……唯有真正伟大的香水才有激荡我们情感的力量。歌莉亚·温德比出品的‘荣耀’……歌莉亚·温德比会在赠送的照片和购买的任何荣耀产品上亲笔签名。”

以上的事情正在梅西百货里进行，就在里兹的路对面，早上，安妮·西顿来到酒店里，跟我聊起在南方的成长。她如我所预料地热情且聪慧；尽管她有点儿内向（因为她正在写作的书），尽管她正在为她的出版商做的宣传活动（与歌莉亚·温德比的规模不同）是一次进一步的损耗，她仍全心讲述，让我感受到一点她作为作家的资本。

她是南方人和佐治亚人，差不多也算是亚特兰大人。她出生在费尔伯恩（Fairburn），亚特兰大以南二十英里。费尔伯恩是一个农业和铁路城镇。她父亲是一名律师；尽管他们不富有，但他们是小康之家。她父亲是他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一八二〇年前后我们从弗吉尼亚南下。家族中我们的分支有七代人耕种同一片土地。那让我感觉自己的根扎得很稳。但是同时，我感受到这会是一种桎梏。我觉得我们南方人会太深且太狭窄地聚焦在那片土地上。”

我告诉她有关我到霍华德家乡的旅行，以及在那里见到的一些黑人农民家庭。

她说：“那是南方白人与黑人共有的一件事情。自奴隶制废除起，我们都曾是地主。”她告诉我那些霍华德和他妈妈曾告诉我的事情：那片土地是由黑人们为之工作的白人给予或委托给他们的。几十年前，她说，一项口述历史的研究发现这种土地的赠予曾被黑人和白人视为主仆关系中良性的一面。

我问：“在怎样的方式下土地会成为一种桎梏？”

“我们没有意愿提升眼界来获取更宽广的视野。”

人们因为待在土地上而太容易安顿下来。他们倾向于说或感觉，“我们这种人不上大学。我们是农民”。

安妮·西顿说：“在一所以来自周围农场的孩子为主的文法高中里，我是仅有的聪明孩子。每件事情对我而言都轻而易举，我感到羞愧。我用了十二年时间试图掩盖我是个聪明孩子的事实。智慧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来引导我们的人显然是有智慧的。但是他们也有其他东西，使其更容易沉落。比如，他们很有魅力。”

在我们初次见面时，她曾说：“我们是殖民地人。”她又提起这点。南方人，她说，对他们自己不确定。

“我在谈论白人。在我成长时，在南方农村和小镇里的南方白人感觉受到了黑人的威胁。你不会恨那些威胁不到你的东西。只要某人在你之下，你就知道你有了权力。事实上，那都有关权力。我们是被征服和被占领的人，在美国仅有的像那样的人。而这——我们对黑人的态度——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可以感受或执行我们权力的唯一方式。我们是一个贫穷的农业社区，我们有对于真实征服和占领以及绝对耻辱的刻骨记忆。

“我们是见识狭隘的人，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没受过教育。我们所有的应对变化的唯一方式就是假装它不在那里。当民权运动开始时，尽管它就在那里，在亚拉巴马，我们却能装作它不在那里。当转变真的到来时，由那些黑人的手带到我们的门前时，那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为憎恨和恐惧的。这些情绪仍旧在这里。深思熟虑的南方人怎么会不知道它们仍旧在那里？这会是很多想法产生的背景。”

“一直跟这样的种族概念在一起，你难道不疲倦吗？”

“我们中很多人发现那太令人窒息，难以在其中生活。”她说，那就是为什么许多南方知识分子从南方搬离出去。

我问有关种族抗议的情况。难道那不是已经变为正式的、几乎程式化的了吗？有福赛斯县的游行事件。那很清楚，从报纸上的报道可以知道，只有最开始的几个抗议者冒了风险。在那之后，抗议的情绪和语气都发生了变化。那已经成为公众的事业，受保护的事业；一些评论员已经变得自以为是。

“当然，福赛斯的白痴行为需要被处置。但是反应会是，而且确实是，变成老一套。”

她曾被来自福赛斯最初的新闻震惊。但是她不得不承认她自己的个人局限，作为某个年过五十的人，某个现在会在早晨醒来明白死亡正在临近的人。

“活跃的革命运动对年轻人来说是浪漫的。问题是：你在中年时如何对待激情，在你必须囤积激情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办法，或者无论如何没有一个简明的方法。而且，除了来自媒体的关注和游行，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抗议的形式已经是陈词滥调——天知道，美国人会抗议任何事情。”

但是种族作为一个问题——那不可能被避开。“在我所写的每一本书里我都在以某种形式论述种族。我猜，那是我的伟大战役。我通过写作来发现我现在身在何处、我在想什么，借以找到我自己世界里的秩序与简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不能简化那个。你只能够稍微澄清一些。”

我谈到了在新大陆里奴隶制的奇异，属于它聚拢在一起的两个相距遥远的种族，非洲人和欧洲人。现在有了共同的语言，甚至是共同的宗教信仰。

“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对我们的充实胜于我们对他们的丰富。或许我们确实在某种深层次上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

她稍后说：“关于民权运动我感到很内疚。我没有游行，回到游行中去本该是有激情、真实和自发的时候。我当时是一个初到亚特兰大的年轻女人，还深陷在什么是得体的那张网里。”

真正的有激情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我认为是在塞尔玛[20]（Selma）的大游行，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尽管我由于为我们学生报纸所写的专栏而身陷麻烦。我在一所小规模的大学。这是在奥瑟琳·露西进入亚拉巴马大学的时候。有来自全国的游行队伍来诘问那两个可怜的黑人，诘问甚至更糟。没有人来自我的大学。那是因为他们没兴趣，真的。我写了一篇专栏赞扬这种不介入，并且做出了一些过分单纯和自命不凡的声明，有关种族，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

“我们如何必须保持冷静，并且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情。而我被拉到教导主任面前，要求我重新考虑并且不要递交发表专栏。我不会那样做的。”

我想知道，出于她的背景，她是怎样到达那个位置的。

“我回想起高中里的一次小顿悟。我们处在某种跟黑人与白人有关的事情中。那是一节美国历史课。我已记不清具体的情节，但是我记得非常强烈的感受：这是错的。我以前从没有过那样的感受。我脱口而出，‘那是不对的’。那些又瘦又高的乡下小伙中的一个，他那时肯定有二十岁，起身称呼我为黑人解放运动者。当然我一辈子都在听着它，但是我从没有站在它的另一边。我只是记得那个时刻彻底而直接的打击。

“我的觉悟被培养了一点儿。但还不完全。我仍旧感兴趣于兄弟会和舞蹈。你瞧，我们变得越来越美了。

“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曾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用比言语更深奥的智慧了解——我们可以追求的最高点是俘获一个可以养活我们的丈夫。而且我们相信那个。在十四岁时我一直在恋爱。我们的母亲和祖母相信那是他们可以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男人的保护。我有一个理论，南方精神病院里挤满了被憋坏的有才华的女人。”

我说：“在一个工业世界里遗存的田园或乡村社会?”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但是我插嘴了。她继续说：“在高中里我做一切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校友女王。”

“校友女王？”

“那是一场大型足球比赛。当男校友都回来时，有一位女王在她的球场里，她被赠予玫瑰并在半场时在她的球场里展示。我是一名啦啦队队长，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期待。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姑娘。那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必须做的，得到这个男人并且好好过一辈子。

“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可以学会那样做。但是我们的另一面想要学习——我们总是羞愧于此。我们从不珍视我们的理智。我们从不珍视我们的个性。做出好成绩那是对的。那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小姑娘的全部。但是要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者，要拥有出众的才华并追逐它，会使你离群索居。而那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那会让你孤独地前行。在一些事例中我的意思完全不夸张。

“我知道大学里的一个女孩是绝对有天赋的画家——哦，她很出色——她花了所有工作时间在艺术系的实验室里，绘画，那是她所做的全部。她隐蔽至极。她是那所大学里唯一被允许单独有一间宿舍的女生。她承受的耻辱是严酷的。”

我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离群索居”的情况。我记得埃丝特·勒菲弗尔曾说过有关离开她的门诺派社区并且感受“孤独”的事情：感觉你自己是山丘上最后一棵树，所有其他的都已经被砍倒。

安妮·西顿说：“你得到的感受是属于完全被暴露的，完全受累于纷乱。

“我认为那追溯到安全。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南方妇女那样教她们的女儿，或者她们必须有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们。在南北战争后，那些女人失去了她们的整个世界。她们的家被焚毁了，她们的奴隶（如果她们拥有他们的话）被驱散了，她们的男人可能被杀害了。而且我认为她们感觉这是因为她们的这些男人的纯粹愚笨和幼稚才发生的。那是一场愚蠢的战争。那是极度空虚和浪漫的。那是有勇无谋的。我们打了一场荒谬的战争，任何反应都会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赢。

“而这些曾失去一切的女人决心确保她们的女儿和孙女再不会把她们的权力交给会如此轻易地扔开它的男人。她们再不会允许她们的男人抛弃他们的性命。并且她们决心用诡计、魅力和女人的策略来控制那些男人，因为那些是她们仅有的武器。

“如果我们住在美国的东部，我们或许会使用我们的理智。在西部，我们或许会运用一种身体的主动权和勇敢。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经济上被陷在这里。你不可以追求你不能够幻想的东西。这样，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跟一个男人交往。我母亲到今天会更快乐，如果我有一张教学证书并且嫁给一名律师。‘你应该获得一张教学证书，那样你总有某件东西可以依靠’。”

安妮·西顿自己仍旧有某种属于她有关纷乱的挂念。“我最害怕的事情是对我不能控制的力量感到非常真实的脆弱。这件有关控制的事情对我是重要的。”

她再次谈及她青春期的习俗。“原本可以充实我们和区分我们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们学会的事情，通过不作为是错的。我们成长却从不珍视真实的东西。南方对于它的女性是极其冷酷无情的，而且我们允许它对我们做的事情……我猜想这在其他地区也是真实的，但是我认为那在南方更加真切。要了解为什么我们如此怀疑是非常有趣的。”

“那影响了你的情感生活吗？”

“我只是现在才开始了解那有多么影响我的情感生活。那阻止我内审。那使我害怕。结果，我比很多人晚了二十年才达到那种内审。我所不满的是那种内审的力量本可以释放得更早。在我的写作和我的生命里。

“我在遗憾荒废的岁月。我在努力应对由于我父母的行为而带来的怒火——尽管那怒火出自对他们的行为，源于对他们内心所有的最高的爱的深深了解。

“我很高兴那在我身上发生。我或许会成为在南方的那些美丽的可悲的醉酒女人中的一个，在某处的乡村俱乐部阳台上。在南方有很多醉酒的女人。”

但是那里曾有家族七八代务农的土地的安逸，自从这个家族一八二〇年从弗吉尼亚南下以来。

“我很高兴我有那些纽带。自由漂浮的感觉使我惊恐。我几乎每周末都回去。我跟我父母一起进餐。”

现在来到了她早先曾提及的激情“囤积”的解释：留出情感给私人生活、私人关系，至少从公众问题中转移一些激情的需要。

“我曾跟两三位女性朋友谈论此事。我们发现我们现在都不理智地生父母的气。我认为那是因为我们感觉到最初的契约——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契约，述说‘我会一直照顾你’并且是一个办不到的承诺的契约——现在正在失效，而他们很快就要死亡。那就是我透过激情必须被聚焦所表达的意思。”

她如今有怎样的想法，有关黑人和同样被困扰的人？

“如果我们，南方妇女，感觉受苛责，我想知道南方黑人对此有怎样的感受，他们曾有过多得多公然的非难。尽管我怀疑我可能高度浪漫化了他们对此会有的无论何种感受——我有那样做的倾向。”

“你是否认为抗议正变得如此形式化，甚至黑人正在开始失去与他们所感受的东西的联系，并且经常说他们所想的是对他们的预期？”

“我认为生搬硬套和花言巧语已经取代了愤怒。在有关福赛斯县的麻烦事的真实冲击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南方的暴力，并没有消亡的冲击——那时迅即行动起来的是完美的游行。并且我们的的确确知道怎样去做。仿佛某位法力无边的游行主席拉下所有的开关——而且，天哪，在一个星期内我们有了完美的游行。

“我们有公共安全意识的正确要素、媒体意识的正确要素。正确的群众组成、年轻黑人和身经百战的老牌名流的完美平衡；并且我们有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正确成分。你不会发现一位前总统行进在首次民权游行里。你知道，组织！公共汽车出现，就像那样。那是何西亚。小伙子，他现在能筹划一次非暴力抵抗！”

那不好吗，在美国的抗议可以像这样仪式化？

“我不想听到轻蔑。我还能有怎样看法？谢天谢地没有人在福赛斯县失去性命，没有伤害发生。我所想念的是致敬三位在密西西比的民权工作者的谋杀的纯粹愤怒的咆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那是流淌的鲜血唤起的愤怒。而我们肯定不要鲜血。”

不过对于抗议的形式化还有这个：一种有关种族和权利的正统想法。或许人民有时候会自我审查，表现出在说正确的东西。

安妮·西顿说：“我猜那发生在所有的革命中。他们不会终止。他们只是会进入多年以来的讽刺画里。而由此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公信力。民权运动将失去其能量并逐渐消失而成为零星的小规模冲突，就像其他事情发生的那样。民权运动就像六十年代活跃起来的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一样开始消亡。如我所说，美国人抗议任何事情。我们是抗议者。但是抗议塑造这个国家。那是我们知道怎样去做的事情。”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在里兹的路对面，在梅西百货的底楼，微笑的穿制服的年轻男女，像为歌莉亚·温德比准备的设计师仪仗队轻盈地——轻盈地，像舞蹈者——走过深红色绳索护栏中间的走道，与此同时一支小乐队在演奏，而歌莉亚·温德比本人（难以想象一个拥有这个名字的真人并且实际处在名望、商品、图书、脱口秀的中心），一双黑眼睛，肌肤绽放，在百货公司的荧光灯里，光线映衬着空调，使泡沫世界完整，歌莉亚·温德比坐着为排队等待的人签名。

汤姆·蒂彭带我步行去了金顶的州议会大厦。在宽敞的中央大厅里，挂着在佐治亚州政治生活中著名人士的肖像，那里有来自南北战争的旗帜的展示。汤姆·蒂彭说：“大量历史在这里。”

而副州长泽尔·米勒在他的木质办公室里。他来自该州东北部，他说那里是印第安人地区，彻罗基人[21]（Cherokee）地区，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那时彻罗基人沿着“泪水之路”被送往俄克拉荷马。是在那时这条路线被这样称呼吗？可能不是；那是现在很难思考而且让人头疼的。夺走印第安人土地的定居者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一些德国人，他们从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南下。该州东北部保持与世隔绝——美国历史忙于其他区域，在阿巴拉契亚的山丘和“山凹”与“峡谷”里的社区间跳跃——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里少有黑人；那个区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社会”。但是现在，由于来自其他地方的新来者，主要来自佛罗里达，他说，在当地人中间有了歧视。

那是副州长的背景。他的母亲在一九四二年来到亚特兰大，在他十岁大的时候，她在洛克希德工厂工作了两年。她省吃俭用，带着孩子们在比特摩尔酒店吃了一次午餐。有两年时间他们待在亚特兰大，接着他们回到了山里。而现在，副州长在木质的办公室里。

而那晚来到里兹-卡尔顿嵌板酒吧的亚特兰大市议会主席马文·阿灵顿，跟副州长关心他的往事一样关心他自己的往事。

但是马文·阿灵顿是黑人。他身体笨重而强壮，尽管有明显的内弯腿。他四十六岁，职业是一名律师。他的谈话，开放而无所畏惧，尽管他肯定讲了这些台词不下一百次，仍旧鲜活的是有关今天和昨天之间的差别，在他荣誉等身时的今天和亚特兰大如此隔离以至于仅有的黑人可以使用厕所的地方是汽车站时的昨天之间。于是他母亲，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里时，催促他们用那里的厕所，如果他们不想为此往回走几英里的话。

黑人酒吧招待们，女性，很高兴看见阿灵顿。笑容来到她们脸上，尽管他不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人，而且有一张又胖又长的脸。他穿着浅褐色套装；他似乎低坐在他的椅子里。他告诉汤姆·蒂彭他曾减肥二十磅。不过他冗长的一天——他相当迟才来到我们的聚会——已经使他精疲力竭；他只有一杯蔓越莓汁，他把大手伸入坚果盆里，大把地拿坚果。

我们谈论在亚特兰大的富裕黑人——他们是真实的吗？他说（就像在我曾读过的一篇亚特兰大《宪政报》的文章重印版里）他挣六位数的薪水。但是他认为在亚特兰大的黑人中没有那么多富人；而他给出的数字，有关薪水和开销，实际上是相当适度的。

他说他很抱歉在那时不能谈论更多，不过他愿意见我；并且他给我一次几天后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两小时约会。

“离群索居”。安妮·西顿曾用这个词语来描绘她南方教养的焦虑之一。而我在一所神学院从一个女人那里听到几乎同样的词语，我去那里追踪在佐治亚州西北部曾给予我的有关宗教信仰和身份的概念。

说起这些词语的女人——“我不想不是这群人的一部分。那是我的身份源头”——就像安妮·西顿，来自一个建立已久的家族，不在佐治亚，而是在密西西比。密西西比，这个女人说，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她的家族已经在同一间屋子里生活了将近两百年。

“我身份形成的方式是通过我的家族和通过在杰克逊[22]（Jackson）以及在密西西比的我们。在长老会[23]教堂里我们有自己的座位。而那就是你的身份。我阿姨某天在去教堂并且在她的座位里发现一个陌生人时感到震惊。”

是否虔诚和正确性的概念里包含服务的概念？

不是，她说；那种概念不适用于她的家庭。其他人有服务的概念；这个概念适用于其他人。然而在亚特兰大她曾用了不少时间在服务黑人社区上。

“有一种位高任重使你们分开却又强加了一种职责，但是没有人与人的联系。并且我认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亚特兰大黑人社区里的理由是我感到饥饿。”

“因为什么？”

“感到饥饿因为……”她找词语有困难，“因为接触。跟生活得比我更加真实的人。我们是真正的冷漠世人。”

她的意思是家族的礼仪、刻板和举止。当她挣脱时她甚至萌生了欢迎泪水的想法。在如今服务的概念里，以及在成为一名牧师的梦想里，她已然发现一种社区的新概念。

“但是记住，”她说，谈及曾经是并且很可能仍旧是她的身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化的族群。上层密西西比白人。”

而当她正在迈向一个新社区的时候，她所知的事物的旧方式正在转变。这个家族目前散布在整个美国；而旧家宅，“种植园”，很可能“将分化”。“我母亲以一种我可能从未了解的方式而心烦意乱。因为许多她的身份将要消失。那所房子曾经是聚会地点；很多人可以待在那里。对于我母亲来说那是一种地域感。那房子、那些树、那泥土。我阿姨们谈起南北战争仿佛那是发生在昨天。那里的人们炫耀这些旧宅，你知道。那是这个地方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穿上旧日装束并且展示这些房子。”

我说：“一种化装舞会。”

她说，出于对她新的社区概念的保护，“那更像宗教信仰”。

身份作为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作为身份：那正是另一位神学院学生的主题，一位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小伙子，佐治亚州北部的山地社区。

他说：“当我想起成长过程，两件事情差不多是同样的——家庭和教会。这个教会是小教会，有大约四十五名成员，都有亲戚关系。七八代人之前，我们家族的最初成员搬进那片区域，买下四百亩地，而我们仍旧以此为生。那不是一个种植园。在早期或许会有奴隶，但那很快就消失了。我们是一个小农场主的家族。我祖父有十五六个兄弟，而他们的后代都住在三英里的范围内。很少有任何人搬走。当你去那里了解那里的人，才知道他们是亲戚。

“与此同时，你自己的身份很容易就丢失了。但是我从此学会欣赏那有多么美妙：一个温暖、有爱、开放类型的家族，不只是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妹，还有同辈、阿姨和叔叔。

“教会差不多是同一件事情。家族成员。圣洁会是一种非常感染人的宗教，而在早期打动我的东西是人们在教会里与我所知道的在家里的他们多么不同。他们在教会里表达的情绪是不同的。会有大量的叫喊。传教士会试图激发他们逐渐到达人类天性的有罪。礼拜仪式期间会有些时刻人们起身耳语，人们会试图解释正在说的东西。而当人们得到拯救时会有调谐。”

“这种宗教并不走向世界？”

“这种宗教是从世界移走，是世界的一次排斥。我仍旧在挣扎着找寻我如今怎样与所有那些关联的方式。在学院里的第一年我一个人在我的宿舍里度过。我害怕出去。然后我开始对这种具有如此僵化世界观的信仰的某些方面感到愤怒。”

不过现在（就像密西西比种植园，并且因为相同的经济理由）山地世界正在转变。“很多人不得不离开去找工作。”他们回来，那是真的；他们从未失去联系。但是，“二十世纪正在浸透山地”。

山地家族，旧种植园主家族：旧的社区观念不再有用，而那些家族的后代们正在牧师职业中寻找一种新的社区。不过对于弗兰克来说那并非如此。他在一个城市蓝领白人街坊里成长。那不是“种族的”，并且那跟社区无关。那是南方，但是在山地男孩和种植园女孩骨子里被培育的南方历史和南方往事必须被来自城市的男孩学习、领会。因为出身于一个群体，他早期的抱负不一样。

“我想要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一个有自己权利和观点的人。但与此同时，我确实想要一个身份。而我在民主党中找到了。那是在高中开始的。我进入民主党团体并且迅速成为青年民主党的领袖。那成为我的宗教信仰，因为我根据这个党的成功或失败来评估一切。当我离开学校时，我直接进入党组织。党成为我的社团。但那不是一个真正的社团。那不具有一个基督教社团具有的关爱。在海军，我在阅读《圣经》中有了遇见基督的感觉，并且我由此受感动。但那是孤立的，直到我来到这里，那终究使这种与神的关系成真。我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社区，在神学院里。”

亚特兰大的城市政治主要是黑人政治，而迈克尔·洛马克斯是极有前途的黑人政客之一。他只有三十八岁，但是据说他会在一九八九年竞选市长。他并不来自亚特兰大，而是来自洛杉矶，并且他有自己的风格。他身材瘦高，穿着考究，有教养，说话柔和。他属于一种灰白肤色。他并不具有黑人人民公仆的声望；但是服务于黑人事业在他的家族传统里。他对黑人写作的了解是值得注意的；他的崇拜对象是早期的黑人激进分子威廉·杜波依斯，布克·华盛顿的批评者。而且他是一名专注的政客。

有关他的一切都是被深思熟虑的。他具有政客被提升的自我感觉，正如在我们交谈之后，我们在市中心，在梅西百货一侧的桃树街一起走回去时，我所了解的。他被认出；人们看着他。他对此开了个玩笑，不过这种公众反应对他很重要。

我们在图书馆会面，对此，作为富尔顿[24]（Fulton）县委员会主席，他是负责任的。他在前院如此友好地跟人打招呼，这些人是建筑师。他庄重地说，不过面带微笑，“我喜欢建造东西”。在图书馆议事厅的楼上有茶点：一套银色茶具和白色韦奇伍德瓷杯，还有一些精心挑选的小糕点，由来自委员会的某个人为我们摆放，一个白人，年轻，微笑着，乐于服务他优雅的主席。

黑人必须审视内部，迈克尔·洛马克斯说。现在需要的不是拥护游行，而更多的是拥护一次内部变革。

“民权运动扭曲了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想法。那使其变成彻底对抗性的。在一种对抗性的关系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受害者。”没有一个当前的黑人领袖谈论黑人责任，他说。

然而对他来说，借着全部他已经成为的，还有他的全部未来，仍旧有成为黑人的负担。他以这种方式谈论这种负担（并且他之前或许经常说起这些词句）：“在我生命里没有一天，或没有一刻，我无须念及我皮肤的颜色。而成为黑人并不仅仅关乎我所看见的。那关乎我对我自己所感觉到的。那是外在的同样也是内在的。

“我认为有时候一次驱魔必须为我们所有人发生，在那里你把所有那些种族的邪恶魔鬼拉出来。它们仍旧在我们内部，相互斗争。

“十年前我去巴西。我去了巴西北部叫萨尔瓦多（Salvador）的人口非常混杂的地方，在那里有和我肤色一样的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情。而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解放和自由感。但是我还感觉到一种失落感，因为人们不会因为我的皮肤而负面地对待我。那是自由，但是在我内心作为一名黑人我有太多预期，令我不可以接受那个人的忽视——那是另一种类型的隐形。

“你必须直面你自己的魔鬼。对我来说，那是直面我是一个黑人，以及每当一个白人看见我对他来说或许跟看到街上的一个酒鬼没什么两样这样的事实。那也粉饰了我思考自己的方式。我曾对成为黑人生气，为此忧伤。我不能够应对白人或黑人，直到我看着镜子，接受在那里我看见的男人。”

人们普遍认为，福赛斯县警长的正确行为对于缓解最初的形势起了很大作用。当我在电话里与他交谈时，我发现他说话平静且有条理；很多人已经去见过他。他告诉我怎样去他的办公室，地址是在福赛斯县监狱，他说。那使我想到好些西部电影。

办公室距离亚特兰大大约一个小时路程。假日环境，有森林、保管良好的道路以及由陆军工程兵团开挖的巨大人工湖，很难跟一九一二年的流血冲突联系起来：监狱里一个男人的私刑，另两个人的公开绞死，提醒黑人注意的流动人群。在这些春日森林中间的县城是非常美式的：快餐场所、看上去像教堂的银行、公告牌——平凡。

一个从杂货铺走出来的女人指引我去警长办公室。跨过镇里的主干道，穿过墓地，接着就到了一个低矮的砖砌建筑物旁。在繁忙的小红砖城镇里，那是一座新大楼，不是一九一二年的那座，不过仍旧跟西部电影里的警长办公室一样外观扁平；赫然标记着（就像在一部电影里）福赛斯县监狱，有一个停满汽车的柏油大前院——监狱和警长办公室，就像快餐场所，服务一个机动化的社区。美国国旗和佐治亚州旗在旗杆上并排升起。

两道玻璃门引向接待区域，那里两位年长的白人正坐在低椅上。一位秘书拿着文件坐在办公桌边上。在她后面，在水泥砖墙上，是一块佐治亚标志的牌匾，概略地描绘来自一七七六年的礼仪主题——一个在两根古典圆柱上的拱门，在圆柱之间的空间里松散地挂着一幅卷轴，上有佐治亚的格言：智慧，公正，节制。

警长正在开会，那位秘书说。一个穿牛仔裤的男人进来谈论一张违规停车罚单或者某件类似性质的事情——反映了一位警长办公室的日常业务。警长本人过了一会儿之后出来，没穿外套，一根涡纹花呢图案的领带系在他的白衬衣上。他说：“过一会儿就跟你们大家在一起。”

很快我就被请进他的办公室，那里，在一个老式的帽架上，在最顶端，是一顶有警徽的黑色牛仔帽。警长说他只戴过那顶帽子一次，在福赛斯大游行的那天。在架子上还有警长非常干净的淡蓝色外套。

他四十多岁。他说他在这个县里待了二十年。他曾在“学校教书”一段时间；当了十一年的警长。

几年前，他说，福赛斯县曾被孤立，乡亲们都非常排外。同样的事情可以说发生在“整个北佐治亚地区”。“酒类行业随之而来，不少乡亲在这里非法酿酒，因为这里与世隔绝。而那是仅有的收入手段。”后来那里来了洛克希德和通用汽车工厂，还来了家禽工业。“家禽工业把我们的社区拉出了它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你开始看见更好的道路，人们大批涌入。”与此同时有亚特兰大的兴起。“我们当前正在吸引的是大量的人。”土地价格翻了三倍。在一九七〇年有一万六千人；在一九八六年肯定有四万。“我们正在成为亚特兰大的一个富裕郊县。所以我们处在一个爆发式增长的形势里。”

所以，尽管在第一次兄弟会游行时“乡亲们扔石头”，投石者的目标不可能在新福赛斯真正成功。第二次游行，两万人的那次，并不是一个种族场合，警长说。游行者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在证明他们不想看见暴力。“美国公众不会容忍暴力。”

有关种族作为种族，警长说，没有什么可以被施行。“真实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没有什么你可以做，因为人们迁移到他们感觉适宜的地方。他们迁移到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地方。”一位想要定居在福赛斯县的黑人医生可能会适应。不过那对于一个更低阶层的黑人来说会是不同的。人们需要与人感觉适宜。“如果你有两个令人遗憾的黑人乡亲和两个令人遗憾的白人乡亲，他们会打起来，因为他们不能和睦相处。”

关于大游行本身，那一直是一个重大新闻事件，警长说。很多的人参与那次游行，因为那是在二十年里的第一次游行。过去曾错过民权运动的游行的人现在希望参与一次。“那给了很多人一次机会来参与某件他们认为会成为历史的事件。”于是有这两种“不稳定”的群体——游行者和反对他们的人。怎样的人是反对的？“很多我在周六应付的人。执法部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在应付百分之十的人口。”这就是警长说的：他是执法部门官员同样他还是社会学家（和前教师）。他使得福赛斯县的事务看上去更加可控。

尽管他没有那么说，从他的谈话里也可以引出两组人寻求关注的概念。民权团体，他们的主要战役以及实际上他们的战争很久以前就胜利了，如今在争论并且寻求动机；还有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寻求公众注意和支援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福赛斯大游行，正如警长描绘它的，就像一次仪式化冲突，在照相机前演完，并且按照特定的规则。在这种形式化之外，这个问题已经死了。过度曝光是这种形式化非常美式的方面，我有同样感觉。每个人都采访和被采访；每个人，包括警长，都成为一个人物；每个人现在都耗尽了关注。

所以，如警长所说：“这个问题是死的。”

并且警长进一步表明了观点。游行者赢了，但是自那之后的三个月里没有黑人搬进福赛斯。这个县仍旧全是白人，证实了第一个观点：那个问题现在不是种族的，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

他令人印象深刻，瓦尔拉文警长。他是一位民选官员，而且他把自己看作代表美国人民意愿——他们曾掉转脸面对暴力。尽管他不愿意夸大事物的这一侧面，他也正在履行他的基督教职责，基督教成为一种教导爱与和平的宗教。（基督教有时候在这种环境里代表其他东西；三K党的基督教仍旧必须被考虑在内。不过警长把一九一二年的事件看作历史，七十五年之前。他代表美国人民当前的意愿。没有暴力；看清没有暴力是他的职责。）

他是否看清一种可能会转变的形势？

他考虑了一会儿并说：“如果体制崩塌……”不过他几乎是立即补充道，“体制不可以崩塌。个体可能会崩塌。”

要用一种关于他的职责近乎哲学的观念遭遇这个有教养的人，要看福赛斯的三K党团体离中心有多远。这个观点实际上出自亚特兰大的黑人市长安德鲁·杨阐明。

“我并不把三K党的行动仅仅看作是种族主义的。”《日报》报导他在大游行后三天这样说。“这些是发现历史正在抛弃他们的人的绝望行为。基本上我们所需要的是帮助人们进入主流的一些职业培训计划。当前我们在佐治亚所应付的是一种下层社会——黑人和白人——问题。黑人下层社会卷入毒品和犯罪中。白人下层社会卷入毒品、犯罪和三K党中。你可以游行直到你的脚步停下来，但是那样不会改变它。”

这个观点并没有被接受。它没有被再次阐明；它消失在良好而安全的事业中。

一种类型的胜利已经被赢得。但是几乎没有改变。福赛斯县的消息也是黑人亚特兰大的消息。正是这种特别的挫折，亚特兰大市议会主席马文·阿灵顿曾经谈及或者想要谈论。

我们的会面并不美好。之前我曾致电他的律师事务所，他说我可以立刻过来。不过当我到那里时，他不在。据他秘书——他给了我一罐可口可乐——说他出去了。他过了半个小时才回来。他公司的办公室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幢精细翻新的旧大楼里；《宪政报》里的一篇文章曾说这座大楼花费一百万美元。

当他回来时，他带我进他自己的办公室。那里阳光充足，可以俯瞰大街，比里屋更暖和。墙上有很多证书和家庭照片；而非洲雕像，旅行珍藏，在窗台上。

这个场合的失败部分是我自己的错，因为当阿灵顿脱掉他的外衣并且催促我开始时，我没想到可以说什么。我曾盼着预先有一会儿闲聊；盼着在这闲聊中我可以看见我会想要追究的想法或主题。不过这生硬的请求开始只把最显而易见的东西装满我的头脑。那对他的焦躁不安没有帮助。他时常起身并且踱来踱去；时常透过开着的门跟他的秘书说话；浏览他办公桌上的文件。他说他在同时做四十件事情。

出自这次不令人满意的会面的全部内容或许可以从《宪政报》和《日报》还有从他自己的宣传中收集：一个来自内城的人，在所有设施都被隔离时长大，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大多数孩子的志向是源自他们的母亲。“我挣脱出来。”一个体育学位帮助他挣脱出来；他关心所有那些不能获得那样学位的人。而改变很少。鲜有经济力量随着他们的政治力量来到黑人中间；甚至黑人的商业街，奥本大道，现在也被忽视。黑人需要机会；机会只可以通过体制被给予。于是他似乎仍旧在把责任压在别人身上。这里没有迈克尔·洛马克斯曾提及的内部变革的想法。依然是愤怒。

当我说有过为黑人的运动时，他说：“再等另一个三百五十年？”

他抽了一支大雪茄；掐灭了它并且在靠近我坐的地方生成了一片芳香的烟雾。他为此抱歉；伴随着他的唐突，总有这些关心作为客人的我的小时刻。一位同事进来，他比阿灵顿对我更感兴趣。他的儿子进来，而阿灵顿看见这个自信的大男孩立刻变得柔和，他儿子告诉我他曾到英国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半星期。过了一会儿男孩出去了。阿灵顿后来提起了他。世界对于像他儿子的人将是不同的，他说。那是他普遍的尖刻里一次温和与乐观的触动。

一种有关种族的尖刻。有关曾试图摧毁他的亚特兰大报纸，他说——并且他带我去了一间附室，向我展示亚特兰大《宪政报》里对他的攻击：他让人把它装框，跟一份印刷的抗议书放在一起，上面在其他人的中间有马丁·路德·金父亲的签名，有关新闻媒体对黑人民选官员的态度。而有一种尖刻，在所有之上，有关迈克尔·洛马克斯，以如此多的方式与他对立：阿灵顿高大、笨重、强壮，褐黑色皮肤，白手起家；洛马克斯瘦高，肤色白皙，来自有教养的家庭，并且意识到他的魅力。

阿灵顿曾在差不多六年前的亚特兰大市议会主席职位的竞选上击败洛马克斯。并且据说如果洛马克斯一九八九年竞选市长，阿灵顿倾向于跟他竞争。他想让我读一篇为一份亚特兰大报纸写的洛马克斯的人物简介。他在电话里跟他事务所里的某个人说话，并且以一个主管的方式要来一份“洛马克斯人物简介”的拷贝。后来他再一次在电话里对他事务所里的某个人说，要一份他自己宣传小册子《阿灵顿承诺》的拷贝。八页纸，十六张照片；印制精美。

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其中一次，当我正在浏览墙上的某件东西——在证书、相片和报纸专栏里陈列的往事——我听见他坚定地跟电话里的某个人交谈，或许有关他告诉我过来之后把他召唤出事务所的那件事情。好像那天他已经发现有很多事情在折磨他。

他再次谈及他的儿子。那种柔情引导他想起伦敦，他儿子到过的地方。但是，那里有暴动，他说。而且当他在那里时：“我在伦敦感觉不自在。”他补充道，“我去了莎士比亚剧院。不理解那个，但我为了文化而去。”我原本愿意了解更多。不过这成为被他起身踱步、找寻文件、抽烟、礼貌的小爆发打断的诸多头绪之一。这次去英国的旅行——透过阿灵顿的双眼看这个国家原本会是有趣的——是某件我们再也没有回去的事情。

我很快感觉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的可以问了，所有我可以提出的论点都会在黑人劣势的主题上陷入泥沼。

那正是我曾担心的某件事情：亚特兰大的这些人物，因为他们已经被如此频繁地采访，尽管他们可能对城外人而言是全新的，而实际上被缩减为一定数量的姿势和态度，或许会成为他们的采访。就像某些作家——博尔赫斯，举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曾给记者以及其他以记者的方式想要绝对设定采访的人那么多采访，在档案里的这个，他曾想要不遗漏任何出现在每次其他采访里的东西，而他，博尔赫斯，最终成为不多于他的采访的人，一些故事，一些观点，一部浓缩的自传，一个口袋里的人格。那就是这种方式，我曾被告知，媒体为一名政客编造两三句口号并且把他缩减到那些朗朗上口的词句。我曾为此担心，有关不能熬过宣传；而对于阿灵顿那已经实现。我还不能超越档案。

在墙上是一幅装框的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一名律师的时间和建议是他存货的一部分。

我起身要离开。他很有礼貌，作为一次告别献礼，他带我兜了一圈他公司的办公室。我遇见的人都很友好和有魅力；有一位白人办公室主任。在一间办公室或在任何组织里的人的品质和情绪会立即泄露给你有关雇主或管理层的情况。所以对于阿灵顿，肯定有比那天下午他向我展示的侧面更好的一面。

下楼进入街道，在那里行人都是黑人，而结果是亚特兰大与我迄今为止见过的地区显得不同，人群具有一种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的外貌——而且甚至就城市而言，由于亚特兰大并不是一座立体的、多建筑物的城市，更是一座满是高楼和空地的城市，空地是停车场，所以那迅速获得一种半废弃的外观——下楼进入街道，我被一种似曾相识的压迫和郁闷的感觉缠绕。

我被带回到某些我在特立尼达的孩童时期的情绪中。在那里，尽管我的老师大多数是黑人（褐色皮肤而不是黑色），尽管对于这样的人（同样对于警察，也是黑人）我作为孩子拥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并且在我眼里像教师那样的人并不真正具有种族属性而单单是他们的职业，然而当我发现自己处在与他们的校外关系的那一刻，我开始了解——一个来自印度家庭的孩子，全是不能够被转移到家宅之外的礼制，当某人去学校和回家时，曾日复一日被掩藏和重现的礼制和态度——我开始了解黑人的身体素质，以及他们家庭生活的不同，甚至对我来说的不真实。

某些类似于此的事情发生在阿灵顿的办公室。他的尖刻、他在种族和内城（“内城是我的球赛”）上的强调以及他从黑人的贫穷中所借鉴的力量，已经在他周围建起了那种旧屏障。

尖刻是可理解的；愤怒是可理解的。但是我也感到愤怒和尖刻可以向其他从未被满足的人提出要求。他曾说：“我喜欢自由。我不能够像鸟一样飞翔。”很多人可以说某些类似于此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那当作一个政治宣言。而我感到，尤其是在我走回酒店时外面加勒比海地区外观的街道里，这里差不多有两种世界观，两种看见和感受不可以被调解的东西的方式。这是令人沮丧的。

我有一部分的思绪试图在亚特兰大黑人政客中找到一些加勒比海地区黑人政客的轮廓特征。在阿灵顿身上，第一次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某个可能有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塑造的人。在加勒比海地区，这样一个人，宣称他在人民中的出身（像圣基茨[25]的布拉德肖[26]或格林纳达[27]的盖里[28]）并且宣布由于他的早期贫困而理解他人民的贫困，本可以继续完成殖民权力，本可以推翻旧体制并且在它的位置上建立起某种他已把自己塑成的东西。

不过这里，在亚特兰大——尽管，作为市议会主席，阿灵顿拥有一个种类的权力，说不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受限制的。或许正是这座城市的政治提供给一个黑人的尊严使他更加明了白人亚特兰大的大包围的财富和真实势力。于是亚特兰大的政治原本像一场游戏，一种愤怒从黑人那里的转移。就像民权法案提供没有金钱或承兑的权利，或许城市政治提供没有势力的地位，并且刺激另一种类型的不能平息的愤怒。

何西亚·威廉姆斯，在华盛顿就毒品在中情局外抗议之后，要去欧洲做一些有关种族隔离的工作。要么他没有去；要么旅程非常短暂。因为几天之后，汤姆·蒂彭为我安排了一次在亚特兰大跟何西亚的会面。会面是在东亚特兰大，在“街坊”中的一个，汤姆说；而他开车带我到那里来引介我。

我们停车的建筑看上去像一个小工厂或仓库，而它紧挨着一个破损的三面墙的棚屋。有一条中央走廊，有人坐在办公桌旁。印着“何西亚”的贴纸在墙上和门上，给了这个地方一种竞选活动总部的感觉。我们被领进一间里面的办公室，穿过一个有一位秘书坐在一张全尺寸办公桌的房间。

里间办公室的墙挂着很多民权游行的大幅黑白照片：何西亚，年轻许多，在一些照片里，跟着他令人吃惊的年轻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有被警察逮捕时的照片。不过最感人的是那些强调更单纯事物的照片：游行者的工装裤和四轮骡车——这项运动的双子象征，感人，还有必然，还有正确，就像甘地帽和印度的手织品。汤姆·蒂彭，跟我一起看着照片，说在马丁·路德·金遇害时，人们决定在一辆四轮骡车上运送他的灵柩；但是仅有的能够被找到的一个——并且被征用——是在一座博物馆或游乐场里。

在墙上还有很多因为各种事情而赠予何西亚的盾牌和牌匾。还有一张有关杰迈玛大婶[29]主题的黑人力量臂弯的海报。这个大块头女人没有笑；她伸出一个大黑拳头；而口号是“不能再多”和“净重一千磅”。

何西亚（他曾在大楼里某个地方忙碌着）最终进来了，现在一个在他自己地方的人，被那里的人们遵从，比我在联邦法庭里看到时更加平静。

汤姆·蒂彭引介了我；告诉他我对福赛斯县的兴趣。我看见他眼睛里即刻的接纳。甚至在汤姆离开我们回他的报社前，何西亚马上开始了谈论，开始自然地描绘这个故事，释放能量，来回走动，有时候直接来到我面前，当时我坐在长板桌旁，在大办公室里那是对办公桌的补充。

他把福赛斯的故事带回到这一年的开始，当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空手道教练决定为了纪念马丁·路德·金而在福赛斯举行一次兄弟会步行的时候。何西亚在电视上听到此事，而且感兴趣。

“他并不了解在那里存在的暴力和激烈的种族主义。他们如此凶恶地紧跟着他，他开始意识到，‘我或许不能活着离开这个城镇’。在像那样的地方主要的武器是火。焚烧他们，焚毁他们的房子。一名来自邻县的武术学生自告奋勇来帮助这个家伙。练武术的小伙子有硬汉的名声。他对加利福尼亚人说，‘我们是白人男性。他们不能够对我们做这个’。他是个硬汉。不过他们不打算追赶他。他们会做的是追赶他的家庭。于是他开始伸手要求黑人的帮助。他变得愈发不坚定。

“当我听说此事，第一件击中我的事情是这个：‘我们曾经参与的每次运动，一些白人为我们辩护。这里这些白人小伙子有麻烦。如果金博士在这里，他会采取什么姿态？’我说，‘何西亚，打好你的包。我们必须去福赛斯。’

“我最终通过一份报纸得知练武术的小伙子的名字。我打电话给这个家伙。‘我的名字是何西亚·威廉姆斯。我给你提供我的帮助。’他受宠若惊。他说：‘我知道你。在我接受你的帮助前，我想要面对面跟你交谈。’不过我不会连夜开车去福赛斯。他说：‘我会开车到亚特兰大来。’我害怕他。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或许来自三K党。我安排了一次在一家大酒店大堂里的会面。他就在那一晚驱车而来，他和他的岳父。他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名声。我知道你是一个强硬的人。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来到福赛斯并且跟我一起游行，你不会活着离开那个地方。’

“我知道福赛斯是多么凶险。不过我认为他过于悲观。我召集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我宣布我们在九点从金博士的墓地离开，我们将去福赛斯。我不认为有人会跟着我一起去。黑人害怕福赛斯。他们知道这个名声。黑人甚至不喜欢在福赛斯停车加油。

“迪恩·卡特，那个练武术的人，说：‘这些人是愚昧的。他们被告知要赶走黑鬼，不在乎那要耗费什么。他们从摇篮到坟墓都被教导要把那些黑鬼赶走。你要做无论怎么样都必须做的事情——你打他们，你杀他们——把黑鬼赶出这个县。那就像他们的文化。’那就是迪恩·卡特说的东西。‘那就像他们的文化’。

“我以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有多糟。我并不知道那真的有那么糟。

“第二天早上有大约三十五到四十人。

“我感觉到，向上，这些人有一种深深的失望。我起身、教导、谈论、教导、谈论、说教，一路去到那里。当我们到那里时，有大约三十或二十人等着加入我们。一两个是等着潜入的三K党。不过同时有大约一千五百人在周围——报纸说两百人，不过我说是一千五百人——他们正在进行一次三K党集会，他们在大喊，‘杀死黑鬼！杀死黑鬼！把黑鬼赶回亚特兰大西瓜田’。一千五百人。四面八方。

“警长试图阻止我们下大巴。我说：‘我们是美国人。游行是一件言论自由的事情。’我不打算让任何人阻止我们行进。

“那些周围的人都被加大了马力，他们像奥运会跨栏选手一样俯冲并跨过四英尺围栏，大喊：‘杀死黑鬼！杀死黑鬼！’”

当我在法庭看见他时——没做什么，话也很少——他看上去疲倦、不安。然而现在，尽管他正在我椅子周围走动并且描述他的故事，跺着他的脚，砸下他的拳头，他看上去头脑清醒。他的言论似乎并不夸张或离奇。逐步表现出来的是他有多么老练。像印度圣雄一样，他知道怎样组织事情，怎样利用社会公共机构：法律，新闻。

游行的对手同样是有组织的。按照何西亚的说法，他们储藏了导弹库。

何西亚说，“新闻记者保持接近我”——奇怪，这种对一次危险游行的描述，有新闻记者在身边：他怎样把他们弄到那里？——“新闻记者保持接近我并且说：‘这糟糕吗？这糟糕吗，何西亚？’我一边说一边行动：‘不，那不怎么糟糕。’我自己职员中的一个过来并对我说：‘牧师，那很糟糕。’他是对的。那很糟糕。

“一个男人，福赛斯群伙中的一个，跑到我们大巴的前面然后又到大巴的车尾——载着我们去福赛斯的大巴，我租来的大巴——跑前跑后试图接触到我。我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我看来要成为一名领导者，而我想我会试图通过目光来跟他交流。”（我记起霍华德曾告诉我的：在街头危险的时刻避免目光接触。那是霍华德一般避免麻烦的规则；而我在亚特兰大看到那一直被黑人侍者执行。）“当他回到大巴的前面，我对他微笑。他发狂了。他开始尖叫：‘黑鬼冲我微笑！你们要杀了这些黑鬼！我不想这些黑鬼游行。但是这个黑鬼冲我微笑！’”

警长接着要求何西亚让他的人回到大巴上。

“我让大家回到大巴上并且稍稍压下他们的火气，给他一次机会来牵制三K党。”

何西亚拉起一条裤腿的底部并展示在他浅褐色胫骨和小腿上暗红色的擦伤。他说擦伤是由游行期间扔来的一块砖头造成的。

那就是游行的结束。在返回亚特兰大的大巴上，他有了一个想法，他开始微笑。他儿子问他为什么在微笑，何西亚对他说：“我感觉好像我真的庆祝了金博士的生日。”

那是他圆满结束故事的说书人方式，那是从他对人们和他们中间的黑人开始庆祝“金博士”——何西亚不变地指称马丁·路德·金的方式——生日的错误方式的苛责开始的。

何西亚说：“在回家的大巴上我告诉我儿子，‘他们是一些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白人’。

“我从前曾面对过暴民。不过他们通常是更年长的白人男性。如果有女人，她们也只是一两个并且很安静。但是在福赛斯，哦上帝，有很大数量的女性，很多还有小婴儿在她们怀抱里，并且尖叫着各种粗话，特别地憎恨。‘杀死黑鬼！黑鬼得艾滋病！’年轻人的数量，青少年！我想：‘哦我的上帝，我们还要有六十年有那个孩子站在那里。’”

在第一次游行之后，何西亚说，一些报纸报道他曾被驱逐出福赛斯县。那激励他组织第二次游行。那时有四千人游行。报纸说两千人，而他认为四千人。

“种族主义正在回来，嗨。就像在南北战争之后那样。他们当时把那形容为重建时期的结尾。好吧，我们现在正在第二次重建时期的结尾。”

不过福赛斯问题现在是死的，正如那位警长曾说的。有任何事情得到促进吗？

何西亚认为，尽管没有黑人移居到福赛斯，很多好处由这个事件产生。他提供了一份好事情的清单。一：在福赛斯的好的白人已经可以勇敢地面对三K党。二：各自为政的民权团体团结在一起，以一种自金博士死后他们就没有在一起的方式。

“三：福赛斯类型的力量所谓的领导者停止欺骗并开始领导，不再等待事情自然发生。力量领导者站出来发起并煽动对抗。四：最伟大的事情。那证实了金博士的策略并没有如其他人所说的，随着他的死而变得过时。他们对我说：‘何西亚，你只是一个得了战斗疲劳症的老将军。是时候停止示威开始协商了。’他们已经把运动带出街道进入套间。出了街道进入套间。那就是他们转身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必须回到我的位置并且承认街头才是发生的地方。”

“一个根本力量”：那是汤姆·蒂彭描绘何西亚的方式。但是我没有看出是这样的。我看出他更多作为一名演员，表演他为自己创造的公众角色。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他投身的市议会政治需要他成为一名表演者；不过通过他的表演技巧，现在，在他的办公室的私密中，我明白了他的清澈和宽厚；而我感觉圣雄自己——由于所有他自己的笨拙——或许流露出那种品质的某种东西。

巧合的是，在一个靠着墙的书架上的书中间有一本在书脊上有甘地字样。当何西亚必须走出办公室跟到来的某个人交谈时，我去看了那本书。那是一本平装本，并不如我所以为的是圣雄的自传；是电影《甘地》的剧本，扉页上有来自作者杰克·布里利给何西亚的题献：题献说那是（如果我记对了话）来自一个男人，他写一些话给一个承受打击的男人。这题献在我看来似乎在向两个人表示敬意，并且暗示了那部电影的特别力量的一个解释（在许多个中间）。何西亚曾诉说的故事（我是唯一的听众），他曾释放的能量，给墙上的大照片增添了一份含义：四轮骡车和工装裤，还有年轻的马丁·路德·金，何西亚敬仰和爱戴的人。

当他回到办公室，在他讲述福赛斯故事期间来到他身上的能量中的一点儿消失了。在它的位置上有的是权威；他现在在我眼里绝对的清晰。

我问及他最近有关反对毒品的运动，还有他在中情局外面的抗议。

他说：“毒品这事情很不好。毒品正在摧毁我们的人民，甚于任何东西——种族隔离、种族主义——自从奴隶制以来。对毒品贩子的恐惧，由毒品交易导致的恐惧，比毒品更糟。他们什么都不怕，不像那些吸毒的人那样。我在街头出生；我在街头长大；我仍旧在街头生活；甚至我也才发现毒品交易是多么的糟糕。”

所以在他的行为里有逻辑，就像在圣雄的行为里曾有的，从公众问题到个人、从外部敌人到内部的改革关注的转变。而他给出的成为一个非常老练的人的印象在我问及有关我们所在地方的大楼时得到补充。那是他在一个“街坊”里的政治总部还是什么？他说那是他的营业场所。他制造化学制品。这是出人意料的。我肯定在某个地方读到过它，几乎确定；但是那没有留下印象。

他说，带着自豪也同样带着亲切：“来，我会向你展示。”

我们走出去进入走廊，再走过办公桌，自打我来了之后，那里就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年轻小伙，像学生一样安静，在何西亚的事务中服务某个目标。在走廊的尽头，何西亚推开一扇门，在那里，附着在他的办公大楼旁边，是一个有大圆桶的仓库，在一边是会折叠成纸板箱的几堆硬纸板。

“我制造清洁用化学制品，”何西亚说，“地板清洁剂、窗户清洗液。与日常清洗有关的一切。我必须使自己独立于城里的那些人。”

他雇了二十个人。这项业务比我认为的要大；而在这个男人的这一商业方面里，甚至有比之前的印度圣雄更多的某种东西，他作为一名律师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对账目一丝不苟，对诸如新闻报纸之类的事情小心仔细，并且二十世纪初在南非，正是为了这种独立和罗斯金[30]式的美德的目的，开办了一所农场。六十年后圣雄的信念在异乡的实行，或许在这里的成就比圣雄在印度的更大：法定权利的赢得，面对一个奴役和暴力的背景，给一个长期被羞辱和剥夺权利的民族。

他带我到外面，等一辆出租车。那里看上去没有。他说：“我会让某个我认识的人停下来，叫他把你捎回去。”但是没有他认识的人出现。最后他请了等在一辆破旧货车里的两个他的人，开车送我回去。“给他们一些钱加油。”他说。而驱车沿20号公路回亚特兰大，在这些何西亚的追随者的陪伴下，穷人，在他们凌乱的货车里（收音机打开着），我感觉自己在另一种气氛里，并且感觉到在何西亚引领或代表的人和环境之间的距离，亚特兰大市中心的高楼在几条高速公路之上出现在远方。

从散乱的印象里（并且确实更多从特立尼达的尚戈和肖特斯[31]的故事，以及在那里对街角传教士和海滩洗礼的记忆）我曾认为美国黑人宗教是忘形和恍惚的宗教。我并没有为其仪式或其公共社交的一面做好准备，就像在霍华德的家乡。我并没有为其纯净做好准备，就像在何西亚身上。或者，后来，在罗伯特·威默身上。

他是一个四十九岁的英俊男人；正式的着装使他更帅。他是亚特兰大教育董事会的一员。他来自一个南卡罗来纳黑人家族。有一个五十亩地的家庭农场——不大，但是那维系了家族里许多人的生存。而这个家族有三代人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Orangeburg）很出名。“或许四代”。

我告诉他像这样的家族传承并没有构成我对在美国南方的黑人生活概念的任何部分。

他说：“那是一个秘密。”

“秘密？”

“你不会告诉白人一切。”而从他口中这是如此奇特，在里兹-卡尔顿的嵌板大堂，他自信地坐着，与环境相符。

他说：“他们是有敌意的。理解他们的环境并且对为自己做某些事情感到自豪的人们知道，如果你是黑人，你就生活在一个有敌意的环境里。”

他告诉我有关他的大家庭的情况。“在大家庭里确实有一种共鸣。而源自那种共鸣和协作，我父亲的两个姐姐嫁给了一对兄弟，他们是烟草农、牧场农和普通的菜农。我们就是来自那样的务农的起点。而且我们是相当心灵手巧的人，我认为。我们有十六个人。我母亲是一位A.M.E.牧师的长女。”

他告诉我有关这个缩写的情况。非洲卫理公会[32]。这个教会那年有了它两百周年的纪念，他说。非洲？那跟非洲有什么关系吗？没有。那是由一名前奴隶，理查德·艾伦创建的，那时他发现他被关在白人教堂的门外。而那是鲍勃·威默的主题：源于被关在外面而来到黑人中间的团结，曾驱使他们成立自己的教育机构的必要性——以及随着种族隔离的终结而出现的崩溃。

他父亲是一名农场主的长子。所以在他的家庭里有一种传统。而且还有一定的质朴。

“我们确实不是领导者。确实不是。你和其他人没有机会了解黑人他们真实的方式。我的家庭并不认为他们自己很突出。我们是有担当的人，承诺互相帮助。一种奉献由我祖父开始，并以我母亲为继。

“你必须明白你并不了解有关黑人的任何事情。

“民权运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伟大的。但是相比黑人，那开放了更多白人。我们是一个在美国的被封闭、隔离和迫害的群体，并且我们对此了解。我们学会的一切，我的年龄层，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擅长任何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有求知欲。有爱国心。比其他家伙更好。有教养。并且有宗教信仰。还要小心谨慎。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我们不得不为了谋生、为了带着幸福的感觉生存和存在而跟不友好的体系交涉。我们做得不错，作为一个普遍的人群。我们建立我们的教育机构，教育我们自己。公共教育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亚特兰大的第一所高中，布克·T.华盛顿高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建造。”

“关于此你现在谈论多吗？”

“不，不多，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说任何东西都在吹嘘你能生活得有多好。那什么都不是。否则你会自吹自擂。那在我的家庭以及其他像我的一样的家庭等同于罪孽——那是虚荣心。”

我问他有关教堂场所的情况。

“教堂是基本的。我并不是非常的虔诚。教堂是我学习怎样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地方。那是基本的。十诫——那是法则。就是这样。在我孩提时我曾以为它们是我母亲的法则，而且我想知道其他孩子怎样听到相同的东西。”

他是平静的。然而有其他人——我提起并不平静的马文·阿灵顿。

他说像阿灵顿那样的人是“演员”。他强调了这个词，然后他解释了一下。

阿灵顿是一名律师。“在单单在黑人教育机构里受教育的美国黑人，和那些去白人教育机构接受更高等教育的人的态度里有一种区别。

“每个人都想在他们所做的事情里成功。学习是一次你和你精神面貌的非常痛苦的转变。如果你打算在美国作为一名律师而成功，只有在你模仿或变成一名白人律师的时候，你才会成功。这个职业——并且这不仅仅针对法律职业——为你指定那个方向。你会成为自我毁灭的一个工具。”

毁灭——死亡。那是一个很重的词。不过他的意思是灵魂的死亡；并且，正如他所看见的，那是一种以某种方式随着取消隔离和随之发生的社区的损失而来到黑人中间的死亡。这正是霍华德——而且那现在显得就在不久之前——在我们从教堂走回他母亲的房子时曾触及的主题。

鲍勃·威默说：“我意指毁灭。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在教师职业和法律职业以及其他任何职业里，你从白人教育机构学习有关黑人的特定事情。那当中有百分之九十是贬低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33]，他是我的偶像之一——而且其他人这样说过——说没有土地的耕耘就没有植树。有一段时间，由于金博士可以跟这世界剩余部分沟通的爱与同情，遍及整个世界，有很多人感到关于种族问题和黑人的待遇的某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过这些好人一直都知道，他们早已知道。金博士所做的是为白人充当一次疏泄。他对于美国白人是一次伟大的心理健康治疗。他为黑人所做的是使他们的权利合法并且激励数量巨大的黑人为他们的人民和自己采取行动。

“不过一旦黑人进入白人教育机构，他们会发现待在他们自己的教育机构里要好得多，成为一个美国白人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以为一旦有了相同的权利，所有我们的难题都结束了。所发生的是我们保留了百分之八十曾有的历史问题，而且现在我们还必须应对所有那些跟成为白人有关系的事情。

“让我给你一个可笑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个用人，你为一个白人家庭做晚餐，你知道他们会吃多少并且你知道如果稍稍多做一点儿就可以把那个随手带回家。你总是那样做。那是固有经济的一部分，隐藏的经济。”

还有其他例子，并非那么好笑；实际上羞于想起。在种族隔离的时期里，黑人不可以待在酒店或汽车旅馆里，或者在餐馆里得到服务。一些地方在后窗服务黑人；那经常在厨师知道他的订单是后窗订单时发生——如果他正在提供一个汉堡包，他会额外加上一块肉。这是吉士汉堡的由来。没有给黑人的酒店，那里逐渐形成了在某些黑人家庭或房子里的“旅客之家”，黑人们可能会暂住在那里。本地黑人通常知道这些场所在哪里，并且可以指引旅行者。“旅客之家”通常是某人房子里的一间房间；那提供给一些人一种谋生之道。

“民权运动使我们平等。我们不再必须变得足智多谋。所有我们需要的是一张信用卡和一份好工作。那么，什么是损失呢？曾经经营她的旅客之家的史密斯女士不再能够谋生。我们从一个家庭一晚四美元——包括早餐和你带走的一份三明治，还有交流——涨到假日旅店房间里一晚的十四美元。”

通过旅客之家的交流：那是种族隔离出乎预料的成果之一，那也是鲍勃·威默强调的某件事情。新的舞蹈，他说，由于这种交流在黑人之间传播得非常快。在那些没有电视的日子里，它就像魔术：来自这个国家不同部分的黑人总是可以在他们相遇时跳起相同的新舞蹈。随着种族隔离取消，这被丢失了。

“遍及整个美国有一次类似假日旅店的酒店的巨大增长。我记得并没有旅行到任何地方的人们会去市中心并入住假日旅店，只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

宗教信仰就像在空气里的某种东西，一个人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激起情感的库房。宗教职业可以涉及很多。对于某些人来说，职业包含着服务和社区的概念。对于带有一种更强的自我感觉的其他人来说，他们曾带着想赢的愿望入世后来却由于各种理由而退出，这个职业以一种要阐述世界、要传道、要向上帝和生命曾经存在的人们献祭的愿望产生。

我遇见的前白人商人，在一所宗教学校的一群成年学生中，曾感觉“被上帝贬低”。那只是在他做出他的宗教决定之后，由他一直寻求的使其业务维持下去的资本提供的一次报价。那次资本的报价曾是一个引诱；但他没有堕落。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有着迷人的蓝眼睛；他本不可能不了解他的外貌；他或许期待这个世界的一次更轻松的穿行。上述情况很可能被说成是来自亚拉巴马的引人侧目的黑人女子。她把她的美丽说成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东西；还是某种仍旧是资本的东西。不过她离开南方后的生活是贫困和无序的。还有丹尼，一位音乐家。他也像那位前商人，曾感觉被上帝贬低——他用相同的词语。

丹尼说：“我把我的生活描绘成一面破碎的镜子——一块在这儿，一块在那儿。”

我是那么被此所吸引——安妮·西顿曾谈论的这种类型的纷乱——并且对他不得不说的有关他宗教生活的发展的内容感兴趣，我想要再次跟他聊一聊。我们定了一个时间。他没有来，我打电话，他正在吃东西；我可以从噪音来判断，他说他有比他所想的多得多的事情要做。我们定了另一个时间。他来了。

他肤色黑且健壮结实，穿着他的短袖黄色开襟衬衫，他在里兹的休息室里看上去非常随意，在那里那天早上他们正在制作一段有关酒店的录像，有一个男模特，他们在变换周围非常明亮的灯光。这是我们讨论宗教信仰和浮华世界的背景。

我问他有关他有过的被上帝贬低的感觉。这是他故事开始的地方。

“我的一生都是这样一个胜者，总是沽名钓誉，甚至在高中里。做的每件事情我都是第一名。在音乐里，我必须成为领袖。我是足球队、篮球队的队长。我是班级里致告别辞的人——我曾获得班级里所有应届毕业生的最高成绩。甚至在家里做家务劳动，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力气，因为我知道父母会称赞我。我就是喜欢人们夸奖我。我认为我是这世界里的特例——我认为那跟自然而来的、神赐的恩惠和天赋有很大关系。

“我的父母也是专业人员。我父亲是一名牧师也是一名教师，我母亲也是。我们居住的小社区，通过他们俩都是专业人员也变得有点儿独特。那使我自豪，甚至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住在得克萨斯的小地方。

“我甚至可以想到在社区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室内卫生间了。尽管我从不会吹嘘任何像那样的事情，那总是对我有影响。我们是第一或第二家搞到一台电视机的。我父亲实际上像社区里的领袖。种族融合后进入学校董事会的第一个黑人。

“我明白这个事实，变得爱自夸和表现出自豪——让它展现在表面——这造成人们不喜欢你或者厌恶你。所以贯穿我的一生，我总是知道怎样变得谦逊。不过目标是为了赞扬。

“我有一个音乐奖学金，一个足球和一个篮球奖学金。而事实上我没有接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估计最终音乐会成为我的最佳路线。我母亲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教我，我姐姐和我总是在教堂的节目里，表演或演唱独唱。所以音乐一直是人们聚焦于我的一种方式。那不是我在思考的某种东西。那是某种我就是知道的东西——当你演唱时每个人都坐下并且聆听你，聚焦于你。我以前甚至经常下到杂货店里，为那儿的男人独唱，为了得到一些糖果。

“当我离开去念大学并且看到足球运动员——而我的决定都是围绕音乐做出。足球场上的家伙那么强壮和野蛮。那应该会是一条艰难的前进之路。

“在大学里有一次才艺表演。我正穿过宿舍，听见某人在楼下弹吉他，于是我下楼去看发生什么。我回到我的房间，拿起我的单簧管，下楼，跟这个家伙一起演奏——歌曲。那引来人群。人们开始下来倾听。在那之后，更多音乐家到来。从那一刻起我们决定为了才艺表演练熟一两段。那一晚我们很成功。一位夜总会业主在礼堂里，他邀请我们那一晚去他的夜总会演出。我们不为钱演出，而是为甜甜圈。我们那么喜爱它，我们除了那两段什么也不知道。但那就是它开始的时候，这个团体成为这座城市里最热门的团体。我们有了一位经纪人。我们环游全国。我们为自己创立了名声。

“我挣了那么多钱，还那么受欢迎，而我只有十九岁，只是大学里的高年级学生，住在一间极好的公寓里，我想我是上帝给女人的礼物。直到学校一下子变得没有吸引力。那看来确实毫不相干，因为我已经在通向名声和财富的道路上——我把名声放在财富前面。

“于是我离开学校，全神贯注于成为一个明星。在十七年里跟几家唱片公司一起环游美国和加拿大、非洲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这说来只是一瞬间。不过丹尼的隐蔽点是他曾误解了音乐世界，误解了他在其中的位置。他的位置一直是附属的、辅助的。他已经太快地把自己看作明星，允许自己被迷惑。

“我开始感觉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乃至上帝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知道我跟这个行业里的任何人一样有天赋。但是我一直被利用。他们会从我的歌里汲取想法，并且从未把我的题材向全国发表。”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经纪人？在那些年里？”

结果证实当他在大学时他曾有的第一位经纪人并不长久。“有一件事情是，我的人生里只有自己，所以我就是一切。我猜我可以成为我自己的经纪人，一切。我不是唯唯诺诺的。我的骄傲使我失去了最初的经纪人对我说过的理智——如果我留在他的团队里，他会在财政上给我提供支持。但是我想自己的名字在最前面。于是年复一年我们四处飘荡。唱片公司和推广人知道演艺人员沉溺于一件事情——娱乐。于是他们利用我们，而我们允许自己被利用。

“我失去了我的团体。那正是危机到来的时间点。我在一家俱乐部里，我记得在思考，‘我最成功的时间是在我是一名学徒的时候’。那个词奔向我：学徒。‘某个有关系和金钱的人的学徒’。

“回顾过去，我认识到那时主正在安排我。那时我正在某种程度上被贬低——甚至认识到我需要跟着某个人，而不是处在直接控制中。但是我正在严格地在音乐上思考——也许我需要加入一个正在做什么、正在去某处的团体，并且成为一名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

“接着一次重大机遇出现。我记得我在一间录音棚里，准备为给我提供报价的公司做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那就像一次试听。我是可怕的。我在录音棚里崩溃，像个婴儿一样哭泣。

“我记得在棚里祷告。我说：‘主，为什么你让这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能够回到我的家庭并且告诉他们我在重大转机上失败了？’我曾打电话给遍布美国的人，告诉人们留心着我，因为我最终将成为一个大明星。甚至尽管我父母从未赞同我在做的事情，我可以感觉他们在期盼我会成功，我的梦想会成真。我梦想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用一辆劳斯莱斯和一个百万美元的家来给我母亲惊喜。”

“为什么你认为你在棚里的失败那么糟糕？”

“我就是看上去不像能成功。我很沮丧。感觉我的生命已经结束。我感觉那像给我的最后一击，粉碎了一切。让你的骄傲供养你整个一生，然后就像称呼我为冒牌货一样被揭发。或许我从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

“于是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考虑另一种方式。这一辈子在脑海里我好像总是听到的一个声音在说：‘如果你成为一名歌曲作者，首先。让其他人录制你的歌——那将是为你准备的最佳路线。’我就是感觉到了那个。但是我有太多骄傲。我不想以一名歌曲作者的身份成功。我想唱我自己的歌。但是现在我已经到达这个点，在那里那是一个最后的抉择。因为，哪怕我处在最低点，我也从未彻底放弃。所以这是为我准备的一个谦逊的点——或许我应该尝试成为一名歌曲作者。于是我把歌曲中的一首给了当地一位音乐家，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成为他的制作人和经纪人。我们在当地层面上，是成功的。

“正是在那个时间我遇见一个向我诉说基督的人。他是一位牧师，一位黑人牧师，六十岁出头。他也是一位音乐家。我去办公室见我妻子，遇见了这个人。当我遇见他时，他的表情就像有灯光从眼中出来——就是炽热。这笑容恰好穿透了我。他带着那么多爱看着我。与此同时，我感觉他的表情正在把我拉向他。不过内心，我感觉污秽、不洁和羞愧。我想要向另一个方向前进。所有这些是在他和我妻子工作的保险公司办公室里。

“所有他所说的是，‘我一直盼望着遇见你。我听说过那么多关于你的情况’。他是一个萨克斯演奏者，不过他告诉我他只演奏圣歌，并且他问是否我们可以在一起用萨克斯演奏一些圣歌。内心我没有欲望，没有那样做的意图。但是我告诉他可以。

“在他来之前，大约一周之后，他送给我一本《圣经》。那是一本‘当代圣经’。在最前面有挑选出来论述特定问题的经文。一句是：《圣经》怎样说成功？它给出所有与成功以及当你痛苦和沮丧时怎样做的内容有关系的经文。所有那些经文与对主的信赖有关。信赖，而他会做。重点是在他。我这一辈子重点都是在我。我会做，或者我可以做。或者我已经做了。”

一想到“我已经做的”，丹尼笑了，仿佛他开了一个玩笑。

“当我跟这位老音乐家在一起时，我接受了基督。他与我分享基督。他向我打开了《圣经》。

“在他送了《圣经》之后一周他来到我的房子。在那个特定时间我妻子不在那儿。他带着他的萨克斯而来。我们演奏了一会儿。他确实变得对我的歌唱感兴趣。他与我分享了基督。我们做了祷告。我知道——不过那主要是为我自己阅读《圣经》并且看出我曾背负生活的重担的地方，要变得成功，要变得幸福，背负那重担在我自己的肩膀上——我透过《圣经》看到，神通过基督提供了一切我追求过的东西。

“于是我祈祷并且邀请基督来到我的生活中。我相信神化身为人来承担我们的罪过，这样我可以生活在神的正义里。有一段适用于此的经文深深地抓住了我。那是《加拉太书》5:22。‘当代圣经’用这种方式表述：圣灵想要在你身上结出果实。‘果实’。单一，却复杂。果实，那是：爱、快乐、安宁、容忍、善良、温顺和自制。那深深地抓住了我。要变得成功就要拥有所有住在我体内的东西，因为不会是我的环境决定我的幸福，而是我与神的关系。所以要变得成功不再取决于个人成就，而仅仅是拥有了解神爱你的安宁和快乐。那么多以至于他会宽恕我所有曾做的事情。

“就在那一晚，在我家里跟老音乐家一起的祷告之后，我跟着他去了监狱并参与了一次礼拜仪式。这成为一件每晚都会做的事情——访问监狱。他会传道而我会演唱。”

“你怎样考虑监狱里的人，那些囚犯？他们怎么看待你？”

“我爱他们。我开始看见人。整个一生我看见的都是我自己。我的爱是一种自我导向的爱。我开始看见人们给我的比我给他们的多得多。换句话说，我开始用我看见神的方式看见人。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我仍旧在周末跟一个乐队一起演奏。不过我的歌曲改变了。我开始把世俗的歌词换成有关耶稣的歌。我开始在台上传道。”

“人们怎样接受那个？”

“当作一个笑话。”

“黑人听众还是白人听众？”

“混合的。我开始如我们所谓的在去演出的路上做《圣经》研读。跟音乐家一起。间隙期间的《圣经》研读。这个团体正变得比以前更加受欢迎。与此同时，引领我到基督的绅士耐心地，并且亲切地，告诉我，会有一个时刻到来，那时我会做出一个决定——绝对服从于基督。

“而那是我挣扎——我斗争——的时候。我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告诉主，我可以成为夜总会里的见证者，因为那里的人不去教堂也不想去教堂。但是我保持阅读《圣经》，并且在我脑海里倾听。‘你是不同的。你从他们中间来。何种伙伴关系可以用黑暗点亮，或者由非正义而正义？’

“在那时候，一天晚上，我妻子和我在家里。我有了一个幻象。在我得克萨斯的家乡。离我们的房子大约两百码有一个池塘。那是我最爱的地方，甚至现在也是。我在那里钓鱼，放我的来复枪，游泳。我看见自己走过通向池塘的田地。这时我听见一个声音呼唤我摩西。我抬头看，向上。我听出那个声音。我知道那是神的声音，在说：‘你已经尽你所能走得最远。’立刻，我闭上双眼，在田地里躺下。突然，另一个起初是透明的形象从躺在田地里的形象中产生。这个形象是强健的。随着它爆开衬衣，我可以看见我的手臂和肌肉内的血管凸起。在我脸上，是自决、雄心和极端的高傲。我继续向池塘走去，每一步都变得更加热切、自信和雄心勃勃。这时，我突然再度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摩西，这是你可以去的最远处。’这次我带着怨气仰视。在我脑海里我在说：‘不，你现在不能阻拦我。我差不多到那儿了。我可以完成。’

“来自上方的力量把我压制在田地里，我自始至终在对抗的力量。当我双膝跪地，仍旧在抗争，我的皮肤开始溶化我的骨头也开始溶化，直到最后我成了一个外表可怖的生物，像恐怖电影里的某种东西。但是我继续抵抗，直到什么都没有只有液体——我是一摊液体。接着另一个形象，起初是透明的，从在地上的那个形象里产生。这一次我是平静的——这个形象有平静在它脸上、我的脸上，还有爱和快乐在我心中。顺从，愿意服从并且信赖正在指引我的道路的声音。

“当我醒来时，我——在幻想里——在水中触碰我的双脚。妻子醒来时，我坐在床上，眼泪像水一样从我脸上淌下，浑身上下起着鸡皮疙瘩。而在我坐在床上时，仍旧在场的力量唤醒了我妻子。妻子在恐惧中醒来，她在尖叫：‘亲爱的，怎么了？亲爱的，怎么了？’我开始歌唱：‘没什么不对。神正在召唤我。’她立刻躺下，回到睡梦中去。

“那之后不久，我彻底屈服并且进入牧师行列。从有热门唱片的地方走开。明白神的爱和顺从于神的愿望就是成功。

“那是在一些日子以后，在我三十四岁生日上，我向主许诺，我会去他派我去的地方并且做他想让我做的事情。他引领我进入卫理公会[34]教派，在那里我成为牧师的候选人。现在，这个教派坚持一个人必须去念神学院。我挑选的学院，在我的家乡，非常非常昂贵。而我身无分文。我去那里被拒绝了。我被告知我必须有钱来念那个学院。拒绝我的人是委员会里的一名牧师。他说：‘先生，你来这里要一些勇气。你一个子儿也没有。’我说：‘主派我来的。’”

讲着这个他被拒绝的故事，丹尼笑了。

我问：“他实际说了什么？”

“他说了某些这样的话：‘让主给你一些钱，然后再回来。’”丹尼又笑了，仿佛他理解那是多么诱惑人，对于某个处在牧师位置的人，像那样回答。

丹尼说：“他很粗暴。那是在礼拜五。那个礼拜天我指挥唱诗班在我们的教堂里表演了一首萨克斯歌曲。教区督察那个礼拜天过来。他在听说我是一名牧师候选人后深受感动。礼拜一早上，我接到来自曾送我走的绅士的一个电话。他说：‘神肯定是派了你过来。我们打算让你进学校。’所有我的学费都已付清。到目前为止超过两万美元。那是在三年前。”

我问有关老音乐家的情况。

“他依然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爱他。我称他是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讲这个故事，也愿意它为人所知，这样某些人或许会被耶稣感动。”

[1]美国亚拉巴马州东部城镇，梅肯县县治。

[2]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1856-1915），美国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他是1890年至1915年之间美国黑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1881年创办第一所黑人师范学校—塔斯基吉师范学校，并成为该校校长，华盛顿成功地使之成为著名的学校。

[3]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1914-1994），当代著名美国黑人作家，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小说家之一。埃里森因主张种族融合、文化多元、没有直接参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及在小说中没有像赖特那样创作抗议小说而备受指责。在美学上，他的主要观点是“小说家应该对民主承担道德责任”。他的小说致力于改变传统的黑人公式化形象，重塑黑人人性。

[4]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1901-1971），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爵士乐音乐家之一，被称为“爵士乐之父”。他以超凡的个人魅力和不断的创新，将爵士乐从新奥尔良地区带向全世界，变成广受大众欢迎的音乐形式。阿姆斯特朗早年以演奏小号成名，后来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成为爵士歌手中的佼佼者。

[5]路易·R.哈伦（Louis Rudolph Harlan，1922 –2010），美国历史学家，编撰了两卷本布克·T.华盛顿的传记并且编辑了几册华盛顿的材料。他分别在1973年和1984年因每一卷而获得班克洛夫特奖，并且因第二卷获得普利策奖。

[6]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868-1963），美国黑人运动领袖、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1908年他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批判了布克·T.华盛顿的观点和渐进主义理论。他认为，在种族主义统治下，美国黑人只有奋发反抗，才能实现社会变革并获得平等。

[7]内罗毕（Nairobi），东非肯尼亚的首都，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国际化大都市，人口超过200万。

[8]何西亚·威廉姆斯（Hosea Williams，1926-2000），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委任牧师、商人、慈善家、科学家和政治家。曾是马丁·路德·金的核心集团的可信赖成员。

[9]安妮·莱弗·西顿（Anne Rivers Siddons，1936-），美国悬疑小说家，作品屡登纽约畅销书榜，故事背景多设定在美国南方。著有《樱桃街》《心碎旅店》《邻居》《过季》《火烧岩》等18部小说。

[10]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11]迪克西（dixie）指美国南部各州及该地区的人民。

[12]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州府和最大的城市。

[13]门诺派（Mennonites）是当代基督新教中一个福音主义派别，此派信徒共70余万人，其中美国约有23万。

[14]法国的海外大区，位于安地列斯群岛的向风群岛最北部，岛上自然风光优美，有火山和海滩，盛产甘蔗、香蕉和菠萝等。

[15]中美洲的一个国家，是中美洲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伯利兹东临洪都拉斯湾，与洪都拉斯共和国隔湾相望。伯利兹经济在传统上以林业为主，特别是糖、柑橘类水果、可可、稻米、烟草等，渔业也颇为重要。

[16]乡村音乐的一个分支，其标准风格是硬而快的节奏；高而密集的和声；显著地强调乐器的作用。

[17]迪克·格雷戈里（Dick Gregory，1932-），美国喜剧演员、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社会批评家、阴谋论者、作家和企业家。

[18]歌莉亚·温德比（GloriaVanderbilt，1924-），美国艺术家、作家、女演员、女继承人和社会名流。

[19]美国的高档百货商店，主要经营服装、鞋帽和家庭装饰品，以优质的服务赢得美誉。

[20]美国亚拉巴马州中部城市，以20世纪60年代的塞尔玛选举权运动和1965年的塞尔玛到蒙哥马利游行而出名。

[21]一个美国土著部落，土生土长于美国东南部（主要是佐治亚、田纳西、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他们说彻罗基语，属于易洛魁语系。

[22]美国密西西比州中部城市，该州首府和人口最多的城市。杰克逊市得名于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23]长老会（Presbyterian），西方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流派，根源是从16世纪的苏格兰改革运动开始。长老会持守加尔文主义。20世纪，长老会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24]美国佐治亚州西北部的一个县，县政府所在地是亚特兰大。

[25]圣基茨（Saint Kitts），位于东加勒比海背风群岛北部，与尼维斯岛组成的联邦制岛国，在1983年9月19日独立，现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面积267平方千米。

[26]罗伯特·布拉德肖（Robert Bradshaw，1916-1978），圣基茨和尼维斯的第一任总理（1967-1978），之前担任首席部长和劳工活动家。布拉德肖被赞誉领导圣基茨和尼维斯迈向独立。

[27]格林纳达（Grenada），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南距委内瑞拉海岸约160公里。农业和旅游业是经济的基础，主要农产品肉豆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现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28]埃里克·盖里（Eric Gairy，1922-1997），格林纳达第一任总理，从1974年国家独立起直到1979年被罢免。盖里在格林纳达独立前还担任政府首脑，1961年至1962年出任首席部长，1967年至1974年出任总理。

[29]杰迈玛大婶（Aunt Jemima ），美国商业广告中的黑人厨娘，指对白人俯首帖耳的黑人妇女。

[30]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主要的艺术评论家之一，他还是一名艺术赞助家、制图师、水粉画家和杰出的社会思想家及慈善家。据说其著作《给后来者书》曾对甘地产生影响。

[31]尚戈（Shango）和肖特斯（Shouters）是两种源自非洲的宗教。

[32]卫理公会在美国的一个分支教派。

[33]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8-1895），第一位在美国政府担任美国外交使节的黑人。他主张废奴，毕生争取黑人权益。

[34]卫理公会（Methodists），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1738年由英国人约翰·卫斯理和其弟查理·卫斯理于伦敦创立。原为圣公会内的一派，后逐渐独立。该宗认为传统教会的活动方式已不足以应付新的社会问题，主张着重在下层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宣称求得“内心的平安喜乐”便是幸福。主要分布于英美等国。

第二章　查尔斯顿：往日的信仰

州际公路直接进入查尔斯顿半岛，你可以相当方便地抵达历史街区。在亚特兰大之后，它就像玩具城。旅店大堂里的人们穿着旅游服饰；他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墙壁和大理石地面上弹回，会聚成悬在奢华枝形吊灯上方的喧闹声，时不时有新来者用照相机对准那里，就好像这连同旅店大堂的许多商店一起也是查尔斯顿景区的一部分；奴隶集市和南部邦联博物馆位于外面的十八九世纪的街道上；翻修过的旧市场有很多货摊和小店，还有严肃的黑人妇女坐在人行道上，编织着篮筐。查尔斯顿景区不仅仅是十八世纪的市镇、奴隶制和南北战争，也有今日加勒比海风景区的一些景象。

在历史街区里，四轮观光马车总是跑来跑去，马有“尿布”来接住马粪。其他游客在散步和巡视。还有其他人——以奇怪的固守仪式的姿势，稍稍显出向后的倾斜——一次两个人在他们的脚踏四轮车上自己踏车环游，一种新的观光风格。

历史街区很小。看上去它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可以继续存在。不过查尔斯顿确实有它漂亮的十八世纪街道、教堂和墓地；并且在历史街区，仍旧有人带有以街道名为纪念的名字。（“他们现在做什么呢？”有天早上一位观光客问他的四轮马车车夫。他在探询他们正路过的老宅中的古老家族。在他的纯真里，仍旧相信他买了一张游览票进入的世界的完整性。马车夫没有辜负他作为奇闻传播者的角色，说：“哎呀，他们还没有起床。”这次交流，如其所发生的，是在其中一间房子撷取的。那就是我听到它的地方——作为可以存在于查尔斯顿市中心的观光客和被观光的事物之间小小距离的佐证。）

事实上，正是观光贸易保持历史性的查尔斯顿正常运转，保持古老家族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尽管有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观光贸易会通过推高房价来赶走一些人。在查尔斯顿发生的故事是金钱开始回到一些古老家族手里；而金钱据说在这人们曾满足于地名之古老的地方已经成为一种动机。地名——它们确实是某些建筑物的牌匾上所传颂的。这些事件本身是渺小的、殖民地时期的，不值得游客纪念。

在查尔斯顿景区，游客很快就会感觉窒息。但是那里有一座更大的城市。半岛之外有富庶的郊区。有查尔斯顿军港。还有不同的黑人地区。有大片精致的中产阶级地区，在一段白色恐慌时期里形成并巩固。在中心，在必定是老宅的场址上，有黑人住宅区，单调的砖块建筑物单调地延续到磨损的大地，把人们赶出房门并且暴露他们、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晾衣绳的建筑物，于是贫民窟的印象，很多人在小空间里无遮蔽的生活，跟黑人面孔的印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查尔斯顿的东区也是黑人的。那里的房子是旧式的，一些有人照看，很多没有，属于古老的查尔斯顿风格；但是没有观光者。于是，在剩余的古老查尔斯顿玩具城的一面之后，这些黑人看上去像查尔斯顿大厅里的非法占用和入侵者。然而他们跟这些旧家族一样古老。

只有当你从查尔斯顿半岛横穿到曾是奴隶种植园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广阔腹地，奴隶往事才变得生动起来。尽管大部分的地方现在只是森林。

土地平坦而多沼泽，它绵延数英里。森林——橡树、胶树、枫树、松树、美国梧桐、木兰：高树森林——证明了土地的肥沃。土地的平整、适宜和广阔表明了过去对大量奴隶劳力的需要；并且它们也使关于那种劳动的想法变得痛苦。

现在一切都已平静。不时，森林里会有一条门道，暗示土地被一家大公司收购；有一座老教堂；还有黑人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有一段历史。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旧种植园的遗址上，这些种植园在南北战争之后被联邦政府占领并被割成六十亩的小块土地分给从前的奴隶。现在的旧地产，历史性的，一些房子是好的，一些较差；不过土地在没有意图或需要的情况下传递的一百二十年之后，大多数的权利是不可能的。

我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看见了这片滨海的南卡罗来纳森林。我的向导是杰克·利兰。他是一位退休的查尔斯顿新闻记者，属于一个古老家族。整个这片土地和森林对于观光者来说如此相似，他都一清二楚。这里的一草一木是他还是孩子时就已认识的一草一木；它仍然对他具有魔力。极少的种植园现在还生长东西。某些还养着牛。有钱的北方佬把其他的买下并且转变成狩猎保护区。

“这第二次北方佬入侵，如我父亲称呼它的，开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并且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是一件好事情，因为那保留了老建筑，给了本地黑人工作，还使经济提高了很多。”

这片土地以及在上面劳作的黑人，往昔的纪念——这些依旧在杰克·利兰的挂念之中，尽管他自己家族的种植园在五十多年以前就已被转让。而我们周日早晨的短途旅行有一个纪念目的。

我们将要去米德尔堡种植园。那里的一座超过两百年历史并且处在被冲走的危险中的小教堂，曾在联邦政府拨款的帮助下加固地基。那天早晨在小教堂里会有一次仪式，一次特别的春季仪式，但也是一次感恩仪式。米德尔堡种植园直到六年前仍为吉布斯家族所有；老吉布斯先生，杰克·利兰的岳父，发出仪式邀请给他认为想要参加的人。尔后会有一次在种植园宅邸的空地上的野餐。那座宅邸已经由买下地产的房产代理恢复。

小教堂位于森林里一条绵长小道的尽头。小道没有铺砌，软软的；地面上有阳光非常明亮的斑点。在森林的荫蔽处有点儿冷；在阳光的直射下升温是即刻的。教堂被称为庞皮昂山教堂；在南卡罗来纳平坦的沿海土地上，任何几英尺高的都是一座山。教堂矗立在一片曾耕作水稻的沼泽边。水的表面是一片片翠绿斑块。南卡罗来纳州这部分的原始稻田是由曾在东印度群岛学习种稻和筑堤的荷兰人建立。如今，由于一些距离之外的某座大坝或水利工程，沼泽地里的水平面已经上升；正是这样的水平面提升威胁到了这座一七六三年的小教堂。靠着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一座岩石护墙在水边绕“山”一圈被建造。

汽车在松软小道上一路颠簸到了小教堂。老吉布斯先生，穿着大格纹外套，迎接每个人，指引每个人到停车地点。

小教堂是一座单室的红砖建筑，由两边的侧门进入；里面粉刷成白色，没有装饰；而且，除了巴洛克圆顶和一端的壁柱，没有建筑上的花饰。地面平铺地砖；铺地砖，杰克·利兰说，对于殖民地居民来说尤其难以完成。唯一醒目的布置是布道坛，用本地雪松做的，它与小教堂是同时代的，是一位名字现在依旧为人所知的查尔斯顿家具匠的手艺。IHS[1]，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的虔诚；现在是另一种虔诚的记号。实际上，在老吉布斯先生被认出，并且沿着地砖慢吞吞走上去，对有助于保护的每个人致以谢意之后，布道的主题——沼泽里不时传来摩托艇比赛的嘈杂，不过它激起的波浪此刻无危害地拍打在灰色岩石护岸上——是作为人们的粘合物的宗教信仰。社区现在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同时减弱和放大。

然后我们前往种植园宅邸。砖垛，绿色大门，没有墙的门道，从小路引向一条非常宽阔的橡树大道。这些橡树树龄有一百五十年；这些南卡罗来纳橡树具有中美洲雨树的树形和伸展姿态，它们曾作为某些农作物——可可和咖啡——的遮阳树而被引入加勒比海群岛，并且从那里开始遍及远至马来西亚的地方；这样凭借从世界不同部分带到一起的植被，帝国时代的热带种植园和殖民地获得了类似外貌。这里，在南卡罗来纳，是类似特立尼达雨树的某种东西。

透过树叶的明亮阳光再次在荫蔽的地面上洒下耀眼的斑点。然而，在这条又长又宽的大道之后，修复后的种植园宅邸却不太起眼，一座楼上三间房、楼下三间房的白漆木质建筑。这颠覆了人们有关种植园生活奢华的概念。杰克·利兰说这座宅邸之所以小是因为建造者是一名胡格诺派[2]教徒。英国种植园主在他们干得不错时可以变得奢华；胡格诺派教徒会保持节省和简朴，在土地和奴隶上投资再投资。（最初的种植园宅邸，依照有关此次修复的小册子，甚至更不起眼，在底楼只有一间客厅和一间餐厅，前后都没有阳台或门廊。）

与主楼分离的是一间“外屋”，附属建筑是这样被称呼的；这间外屋，多少还状态良好，是一间带有砖砌烟囱的伙房。另一间外屋已经被焚毁，现在只留下了它砖砌的烟囱。黑仆是粗心大意的，杰克·利兰说。正是由于这种粗心大意，在查尔斯顿有法规禁止木质外屋的建筑。主楼可以用木头建造；外屋必须用砖头。

在米德尔堡种植园宅邸的空地上还有其他外屋：在一片开放田野尽头的马厩和一间粮仓。杰克·利兰认为我应该去看一眼这间粮仓。它是一座两层建筑物，上层楼面是木瓦，下层是砖瓦。稻米被贮存在楼上。底楼有两间窗户上有闩的小牢房。这些是为奴隶准备的；不是惩罚牢房，而是“扣押”牢房，在那里，一次一个人，执拗的新奴隶会逐渐习惯或者适应种植园生活。

执拗的奴隶会被扣押在一间牢房里。在另一间会有一名老奴隶，某个已习惯于种植园方式的人。这名老奴隶——并没有被锁在他的牢房里，而是自由地来和去——会跟新人交谈并试图使他冷静下来；会吃东西，展示它有多好吃，还会提供食物；而这名新奴隶的恐惧和怨恨应该会被缓和。

我走过明亮的田野前去粮仓。天气很热，有虫子叮咬；真不算是春天的田野。田野的一侧是绿色的池塘，像冲破土地的沼泽地，水面上满是白色花朵。莲花，杰克·利兰曾说过。但它们不是精致的印度红莲花。这些白莲，很容易地适应了南卡罗来纳，已经变得就像沼泽里的物种，密匝地生长，把自己挤出了水面。在粮仓建筑的远侧，是两间奴隶牢房，仅仅用格栅隔板隔开，大地做地板，还有高高在上的装铁条小窗，高不可及。

它们确实是小地盘，高隔间。那便于分担来自非洲的新人的恐惧，“新黑人”，他在西印度群岛被这样称呼，或许在几周或几月前在非洲腹地被抢走，步行或被带到海边，在那里被扣留在一个像达喀尔以外戈雷岛[3]的地方的人贩子栅栏或围墙里，最后为了横渡大西洋而被转移到一艘船上。便于分担他的恐惧，一步一步地从曾经的现实中被带走的人的恐惧。还便于分担其他人的心情，隔板另一侧的可靠的奴隶，跟他坐在一起，与他交谈，努力向他呈现安逸和充足的新生活，仅有的真实生活。

在午餐时，老吉布斯夫人想知道，我是否看见了新奴隶被“驯化”的牢房。（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词在美国南方被普遍使用。）那是一定要去看的某样东西，她说，那展示了种植园主遭遇的难题，让事情变得对他们的奴隶更加容易，那是人所不知的种植园生活的另一面。

野餐在树荫下的折叠桌上摆开。在种植园大道的高大橡树下，四周都有野餐聚会——教堂礼拜的圣餐仪式延伸到这场盛大野餐中，在修复后的种植园宅邸的空地上。

在宅邸本身的餐厅里，有一张桌子上为客人们摆上了丰盛的酒宴。在另一张桌子上是复建工作的照片；也有属于曾在宅邸工作的老黑人的照片。在野餐会里没有黑人；但是这些仆人被记住。希尔先生——来自从吉布斯家族手里买下种植园的家庭，曾为了修复它费心费力，以此来作为对社区、历史和这片土地的一种姿态——告诉我，在房子的墙纸里有让你可以追溯许多黑人的祖先的档案。他穿着蓝条纹泡泡纱套装，一个壮实而友好的大块头，给出了来到宅邸的正式欢迎。

许多公司和个人为复建做出贡献。房间本身由不同室内装潢公司修缮。这解释了在广告里我曾看见的宅邸令人不解的描述：“米德尔堡种植园设计师事务所一九八七。”十九世纪的“大厅”，举例说，由低地装潢和低地古董公司修缮。它们追求“在传统装有软垫的物件上选用生动活泼的织物”。作为配饰它们挑选，在其他物品中，“大约画于一八九四年的一幅黑人丫头的美丽油画”和“新的丝质树和植物，现代家庭主妇对她‘太少时间’问题的答案”。

这些房间实质上是定位于一种时代感的展览室；经修复的宅邸是为了展示的目的。而对于被期待的游客来说，在后门廊的一端，包含了礼品店，在另一端是厨房。

复建工程被仔细地完成。并没有做出使宅邸比曾经的更宏伟的尝试；大家的想法是已经完成的东西会使这座宅邸存在一段时间。壮丽的宅院被保留。杰克·利兰的老岳父，曾在房子里住过一段时间，对于宅邸幸存下来极为感动。她的女儿，杰克·利兰的妻子安妮也是如此。作为孩子，她曾到宅邸来度过“在乡野”的时间。在那些日子里没有电，她不得不借助油灯来上床睡觉。

土地和过去被授予荣誉，种植园及其背后的河流曾促进了水稻田，就像在东印度群岛一样。不过被遗漏的是奴隶小屋。种植园宅邸，甚至还有它幸免于难的外屋，缺少了曾经是它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杰克·利兰告诉我奴隶小屋原本被设置在橡树大道边上。这些小屋被称为“宿舍”或“村庄”。它们从不会移出种植园宅邸的视线范围。而且，考虑到那些日子里的公共卫生，那里几乎可以肯定有奴隶种植园实质的肮脏一面。

但是现在种植园清除掉了它的小屋。那里只有美妙的橡树大道，一直在生长。在心里，很难把小屋放在那更多显出古老欧洲乡间住宅的宏伟中。只有每当人们走出森林阴影时就在身边缠绕的沼泽热量，还有光线，使人想起热带作物快速生长的概念：劳作、汗水、农工、肮脏。

空荡的周日午后道路再度穿入森林，此刻的视角稍有不同；还穿入由整整一百二十年前曾短暂赢得对他们主人的胜利的奴隶们流传下来的分散黑人社区。

靛蓝、水稻、棉花——所有主要的奴隶农作物在这里都已停产，恰如，在加勒比海地区，椰子患上一种“锈病”，还有可可，在某些岛上在种植园主语言中曾经是“国王”，几乎被名为丛枝病[4]的疫病彻底消灭。于是从表面上看，特定的农作物，当种植量超过一定人类尺度时，在经济上或者由于某种恢复平衡的疾病而以某种方式受损；正如瘟疫减少人口数量，多发黏液瘤病（在兔子由于数量而不再可爱时）控制数量。

在乡村道路与公路会合的不远处，一群黑人正走出一座大教堂。满眼可见套装、礼服、帽子、汽车。在米德尔堡的野餐之后，一种社区的应对观念：消失的奴隶小屋现在转型为完全不同的东西，不仅是森林里老式的乡村社区，还有在查尔斯顿本身的黑人定居点，一些是中产阶级，很多在“国民住宅”里，或者在东区的旧宅里，为坐在四轮马车或踏板车里的假日游客避之不及。

一位住在历史城镇其中一间房子里的老妇人，当听说我出生在特立尼达时，说道：“我的家族中有一个故事是有关来自费城的伯克祖先曾被留在特立尼达岛的。”

我们坐在小花园里，喝着柠檬汁。隔壁的房子尽管是砖头造的，看上去却过分的古老、小巧、扭曲和古怪。

我说：“整座岛？”

“整座岛。那就是这个故事。南方人喜欢感觉，至少在从前，他们很富有。但是他们死了，伯克家族，在温沃德航道[5]，当他们正前去索取土地的时候。”

我问发生的年代。

妇人走进屋里，然后拿了一张描画得简直像一棵树的家谱出来。她母亲在那上面花了不少时间。在下方左手边的分支上是有关伯克家族的铭文：“死于一七九五年五月，前去索取在特立那达的土地之时。”特立那达——那是在家谱里的错误拼写，暗示在家族故事里，特立尼达跟查尔斯顿和跟费城之间的浪漫距离。

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很有趣。特立尼达在它被发现后的接近三个世纪里差不多是西班牙帝国被遗忘的部分。十八世纪末期，出于保护他们南美洲领地的愿望，西班牙人决定为移民开启岛屿，并且以圣多明各[6]、牙买加[7]和巴巴多斯[8]的模式，将这个灌木之岛转变为产糖的奴隶殖民地。但是西班牙人自己不能提供移民。他们没有人；他们的帝国太大了。为了尽他们所能地保护自己，西班牙当局要求到特立尼达的移民是罗马天主教徒；作为回报，他们按照移民者带来奴隶数量的比例许诺自由土地。他们想到的和大部分去的都是法国人，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在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由杜桑·卢瓦杜尔[9]在圣多明各领导的黑人革命，以及在拿破仑战争的征服和再征服期间发生在加勒比海的所有剧变和旗帜变换后的动荡之中。

一七九五年人们去特立尼达“索要土地”的故事并不是想象出来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座岛都会被索取。对我来说，是新闻的是在费城的爱尔兰人曾想到要去。他们不可能有很多奴隶也不会被准予自由土地。

但是这个故事里的伯克家族没有做到。他们淹死了，特立尼达变成了他们巨大财富的一个神话。在家族记事里，有一个续篇。布克家族的律师，查尔斯顿的妇人说，娶了家族的护士。他们两人暗地里把布克孤儿的遗产分了。几代人之后，罪行暴露。碰巧某天律师的后代之一正在款待孤儿之一的后代。律师的后代展示了一些祖传的瓷碟。只有十一个。孤儿的后代说：“我有第十二个。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家族里的传说是其他十一个被偷走了。”

一个南方故事：一个旧家族的故事，一个往昔财富之梦。不过它使我感兴趣基于另一个理由。最初几本关于特立尼达事务的书之一是由一位来自费城的小册子作者写的。他的名字是皮埃尔·弗朗·麦卡勒姆。他是一个具有激进甚至是革命观点的人；用他自己的话叙述，是一名权力的仇恨者。他于一八〇三年前往特立尼达，在被英国人征服后第六年。他对英国总督怀有敌意，并且对英国当局普遍怀有敌意；事实上敌意之甚，使他最终被驱逐——从西班牙港[10]非常粗陋的监狱被带到码头，然后扔上前往纽约的船。

麦卡勒姆的法国名字暗示了他部分的法国血统。这或许解释了他的某些激进或反英情绪。但是同样在他的书里出现的是，在他对抗特立尼达的英国总督和英国当局的活动里，他更多的是被可怜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人被抛弃在南北卡罗来纳的方式的怒火所驱使。对我来说他一直有点儿神秘，这个来自费城有一半法国名字的小册子作者。现在他没有那么神秘了。在这个两百年前在特立尼达全家覆灭的查尔斯顿故事里，我想我可以看见一个再移民和淘金的故事：穷困潦倒的人从贫瘠的费城到刚开放的特立尼达的某种类型的迁移。

必定有某些事情从历史中消失。只有最广泛的迁移和主题被记录。所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无常、所有个人的危险和冒险以及失败不可能被记录。历史充满了秘密，哪怕作为家族历史也满是缝隙和点缀。特定的事件失传了，对我的方式是，从印度到特立尼达的移民的第三代，如祖父母般亲近的祖先是神秘的；一些无从得知，仅仅一百年之后，已经不可能提供一个好的回答给这样的问题：“你的族人来自何方？”

现在不能轻易地想起的是，在奴隶岁月里，加勒比海和美国南方奴隶地区的关系有多紧密。当西印度群岛的法国种植园主正为了在特立尼达定居而跟西班牙当局协商条款时，他们施加的压力之一是威胁要带着他们的奴隶去美国南方。作为种植园主那会对他们更好，他们说，尤其是自从战争——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看上去可能在这个半球里具有一些重要地位（并因此更有能力保护人民）。而平坦、雨水充足的卡罗来纳海滨低地必定会呈现给只知道群岛的人的是它的富足和诱人！

假使我在其中成长的特立尼达黑人借助另一次扭转，出生在南北卡罗来纳并且有过完全不同的历史，会是怎样奇怪的表述。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两个社群与奴隶制的距离。奴隶制一八三四年在英国殖民地被废止；加勒比海殖民地随后被忽视。所以英属加勒比的黑人与奴隶制分离了一百五十年。美国奴隶制终结于南北战争。不过或许可以说自由在一九五四年才来到黑人中间；所以美国黑人到达他们所到达的地方只有三十年。在那三十年里，美国黑人逐渐开始看到机会；同时英属加勒比的较大独立地区——特立尼达、牙买加、圭亚那[11]——以它们各自的方式被掠夺并败落。

或许是我开始习惯于南方口音。但我时常感觉我在查尔斯顿黑人的言语中找到了与众不同的巴巴多斯发音里的某些东西——在我孩童时期就已熟知。奇怪——渺小的巴巴多斯在宏大的南卡罗来纳找到了共鸣！不过十八世纪的巴巴多斯，富产糖和奴隶，是充满机会的殖民地。在本杰明·富兰克林[12]的《自传》里，它是一个职员和律师都逃离去挑战命运的地方，费城本身是如此贫穷，有时候那里甚至连硬币也没有。巴巴多斯是南卡罗来纳种植园殖民地的样板。巴巴多斯还是杰克·利兰作为老查尔斯顿人的贵族气质的一种元素。

他的两件最有价值的财产来自巴巴多斯。它们是水手橱柜，是由来自巴巴多斯的先辈在一六八五年带来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建立的十五年之后。这些橱柜为杰克·利兰所有已有四十年；它们是由一位阿姨传给他的。他曾向一名历史学家谈起这些橱柜，他被告知像那样的橱柜是为航海而调整，适合放在一艘船的横梁之间。它们是木工或细木工匠的手艺，而不是家具匠的。它们高大而未加装饰，边角榫接，没有棱角，总体是平的；它们在他的餐厅里很突出。

他生活在老查尔斯顿市中心非常狭小的老旧“独立屋”里。屋子大约十五英尺宽；地基很小；那是一间或许会被人忽略的屋子。然而到了那种程度，住在狭窄街道的非常简易的屋子里，他仍是老查尔斯顿人具有象征性的代表，为家族而不是金钱而自豪，为土地还有他与之的长久联系而自豪。

他把它的历史带在身边。在米德尔堡的周日之后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向我展示一张有些年头的地区地图，上面是所有的老种植园，有很多。我们曾沿着走过的道路，尽管远比任何在巴巴多斯的更长更直，也只不过显示了曾经存在的东西的一小个片段。每个种植园都曾是一个整体，每个都是种植园主统治下的小王国；每个都有一座宅邸和住所；并且每个种植园里，按照杰克·利兰所说，住所都在中间，以避免不同种植园的奴隶之间的交流。

地图在他屋子的梯台上。楼梯位于狭小房屋的中间，分隔前屋和后屋。屋子的入口是在一侧。那种中间的侧门和楼梯对于查尔斯顿“独立”屋的概念是根本性的，这里的独立屋并不是如我曾想象的一间独立的小木屋；而是出于私密的缘故，入口不在前面而在侧面并且在入口和楼梯的两侧各有一个单间的房间。双排房在楼梯两侧各有两间房间。

据说独立屋的概念是传入的，跟种植园奴隶殖民地的概念一起，大致来自巴巴多斯和西印度群岛。我不曾在特立尼达见过任何像查尔斯顿那样的房子。不过特立尼达是晚期西印度基地；它的起源是西班牙和法国的。查尔斯顿参照的西印度殖民地是更久远的英属的那些。

对我来说在查尔斯顿总是很奇怪，这样重提殖民地的英属西印度作为祖先和血统的标记。那种想法，一个殖民贵族重返根据地，在我的年代从未真实存在于特立尼达；现在也不存在于这个前英属西印度领地。理由很简单：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差不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而关闭，随后停滞不前。大英帝国移向东方；然后移入非洲。如今在前英属西印度群岛声称曾经是最先到达那里的人之一是没有意义的。或许真的不能说在一个成为泡影的地方会有上层社会——他们只是去了错误地方的人（像鲁宾孙·克鲁索）。鉴于查尔斯顿为大陆性历史大事件所需要，它无足轻重的开端现在是难以捉摸的传奇式的，当时它处在与像安提瓜[13]或巴巴多斯或牙买加一样的奴隶殖民地的相同地位，并且为了贸易和支持指望着它们。

一个殖民地的重要性原则上取决于它的经济前景。法国人用加拿大（或者他们概念上的加拿大）交换非常小的西印度产糖岛瓜德罗普。荷兰人一六六七年把纽约给英国人以交换南美滨海殖民地苏里南。（当我一九六一年在苏里南时，一位荷兰女教师告诉我，在荷兰学校里人们说荷兰人讨了便宜，因为英国人已经失去了纽约，而荷兰人——在一九六一年——仍旧拥有苏里南。）没有美国作为其靠背，后种植园时代的查尔斯顿或许会像南美的苏里南或圭亚那，还有中美的伯利兹一样，在财富消失后，奴隶主或者他们的继承者最终不得不离开这些前大陆性奴隶殖民地，把这个地方留给奴隶和取代奴隶的人。鉴于幸存下来的查尔斯顿，属于旧家族的查尔斯顿，观光客游历的传奇，是一座白人城市，在那里黑人（尽管他们的数量超出白人）扮演了入侵者。

于是，从亚特兰大（一八三七年作为铁路终点站而创建）向东南方向只有五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着完全不同于亚特兰大的历史。尽管如此，跟亚特兰大和佐治亚州北部一样，那段历史可以一层又一层地被揭示：旅游城市、种族隔离、南北战争、种植园、大量奴隶人口、财富、十八世纪殖民地。

在靛蓝中早期的财富被创造，杰克·利兰说。

“当革命开始时，英国支付了一笔赏金在靛蓝上。靛蓝是一种好染料。印度仍然不知底细。大量的英国靛蓝出自这里。在革命之后，没有了英国市场，靛蓝渐渐消失。一八〇〇年之后，不再有靛蓝被栽种。种植园主专注于水稻和棉花。跟靛蓝一样，这些是他们早已有的农作物。

“水稻种植园主在顶端。棉花种植园主就在他们下面。普通农场主跟小店主一起再往下在底端。这就像一个等级系统。你仍然听得到人们说起某个人，不过如今不那么多了，‘他在做买卖’。那意思是他稍有点儿被排挤在外。现在那变化得很快。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从前，家庭总是比金钱更重要。”

英国的社会偏见，被殖民地的财富强化——从这个缘由看来（且不说奴隶制的事实），成功在它来到查尔斯顿种植园之时，几乎立刻开始破坏其本身。不过这片土地是受保佑的：它是如此肥沃和灌溉充足，如此平整和适宜。

“在靛蓝减产之后，这一地区变得非常繁荣。从北卡罗来纳延伸到佛罗里达的这片土地成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农业地区。这些种植园主是开创罗得岛州纽波特[14]的人。他们在那里建造他们的避暑别墅。

“南北战争是第一次重大打击。这场战争解放了奴隶，种植园主必须给钱让他们工作。这场战争之后，种植园实际上土崩瓦解。”

现在那对我来说很容易想象。我只要想象米德尔堡的橡树大道，在橡树下安置奴隶小屋，想象在休假或有叛意的奴隶人群；想象在水田里水稻的生长，长得很快；想象广阔无垠和酷热；黑人的数量和白人的稀少。并且很容易看到曾为几代人创造财富、曾建造在查尔斯顿的房屋和在罗得岛的避暑别墅的小小王国可以突然垮台。

“最后的打击是大飓风。那共有三次——一八八五年、一八九三年、一九一二年。它们冲破了堤坝，没有办法来修复它们。与此同时，水稻开始在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东得克萨斯出产。它被种植在高地，它简单地就使这些种植园主破产。于是到一九二〇年，这里再没有用于商业的水稻在种植。我们少量种植，但那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

“棉铃象甲[15]出现在一九一五年前后，不到三年时间，它已经杀死了海岛棉[16]作物。接着这些农场主进入商品蔬菜栽培。那就是，种植蔬菜——土豆、豆类、西红柿、南瓜——供应纽约和东部市场。那一直持续到加利福尼亚登上舞台，在沙漠灌溉以后。沙漠土壤非常肥沃，所有它所需要的只是水。”

“于是，在一定阶段之后，种植园的故事是一个属于坏运气和衰退的故事？”

“那使我非常难过。我的家族拥有奴隶。我认为他们是非常仁慈的主人。几年前，我跟一些从前的奴隶见面——他们现在都死了——他们曾住在我家族的地方。他们对他们被对待的方式赞赏有加。奴隶制是错的。我不能为此做任何辩护。不过那曾经存在。那曾被用来建设我们所拥有的农业经济，而且那是一个相当好的、可行的制度。”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时刻，你开始了解种植园的过去？”

“我在一个种植园中长大，那里仍有二十间以前的奴隶小屋，它们都被黑人占据。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这些人实际上曾一度属于我的家族。我们是友好的。”

“在此时，家族命运早已逐渐衰弱？”

“水稻没了，接着是棉花，接着是商品蔬菜栽培。然后大萧条来了。我的父亲不得不卖了它。那就是它的终结。”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我后来听说的，很多查尔斯顿老宅的家具转到了贩子手中。查尔斯顿家具现在遍布美国并且非常有价值，尤其是那些由查尔斯顿细木工匠（就像曾为庞皮昂山制作讲道坛的那个人）制作的。这个失落的故事使我想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帕克曼向西部迁徙时在俄勒冈小道所看见的东西，被小道的危险和他们旅程的严苛耗尽体力，丢弃了他们曾希望带到新家的珍贵家具。

尽管这片土地已经被转让，杰克·利兰仍旧对它怀有深情。

“这片土地不属于我。但是我感觉那是我的遗产。”这个词，“遗产”，我将不止一次从他这里听到，仿佛那就是解释他对查尔斯顿、他的家族和祖先的大部分态度的词。“那个特别的种植园，我出生的那一个，一八三二年由我的家族买下。但我父亲在一九三五年失去了它。所以那在我的家族里延续了一百零三年。不过也有其他财产曾在我的家族里比那时间更长。

“有关我家族不寻常的事情之一是我的利兰祖先是真正的新英格兰人。南卡罗来纳的第一位利兰是阿隆·惠特尼·利兰”——他对全部三个名字很有讲究，慢慢地重复让我可以写下它们——“他来自马萨诸塞。他刚从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17]毕业，他南下此地在希本家族里当家庭教师”——还是很重要，那个家族的名字——“他们在那时拥有现在是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的地方，港口的东岸。而且我认为，作为一名精明的扬基商人，他转变了他的宗教信仰并且娶了那家女儿中的一个。如此开始了这里的利兰家族。他的宗教信仰从一位论派转变为长老会，他甚至成为长老会的牧师。

“但是我母亲和我父亲是殖民地初创时就来到这里的家族成员，一六七〇年。”正是从那些早期家族之一那里，他继承了现在在客厅里的水手橱柜，在中间楼梯的另一边。

他是如何了解到他家族的贫困的？

“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生活。有充足的食物。实际上我并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贫穷。当然，我们比黑人和被我们称作未垦荒地白人的人境况更好。我并没有认识到我们在经济上的贫乏，收入非常少。

“我有一年在这里的查尔斯顿学院。那时候它是一所私人学校；我祖母替我付钱。接着她死了。我寻找一份暑期工作，找到了这份在挪威货船上的工作，货船从古巴运输香蕉到查尔斯顿和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18]（Jacksonville）。然后船长，拥有船的三分之二，有一舱煤要送到阿根廷。当我们在阿根廷时，他拿到了一个去澳大利亚的报价。于是我最后去了澳大利亚，在一次三角航程里从悉尼到新加坡到马尼拉，然后回到澳大利亚。一九三九年八月，我们回到这个国家，途中在洪都拉斯带走一船香蕉，并来到亚拉巴马州莫比尔[19]（Mobile）。我们进入港口那天，希特勒入侵挪威。这使得这艘船成为交战国的船。美国边境巡逻队建议我下船。我回家并重返查尔斯顿学院。当然第二年就是二战的招募，而我是最先从查尔斯顿被招募的人之一。”

于是他错过了一些正规教育。他或许可以在大学里度过的岁月作为一名海员而被度过。他是否感觉错失了同辈的陪伴？

“船上很多人说英语。英式英语。这是一次极大的教育。战争是另一次教育经历。英国、北非、西西里、意大利。而且具有我那样的背景——我父亲和母亲都是很爱读书的人，并且他们已经逐渐灌输给我阅读和学习事物的能力和愿望。

“我在一九四五年回来，并且再度回到学院。然后我在当地报社获得一个职务，从那时起就没有离开过报纸。”

“你曾看到查尔斯顿再度崛起?”

“我也看见了它的转变。当我还是男孩时，在查尔斯顿没有黑人街区，也没有白人街区。白人和黑人并排居住。转变始于大萧条时期，当时大量农场和种植园破产，而在那些地方劳作的黑人开始搬入查尔斯顿，也有去北方的。接着二战爆发，有了一次巨大的经济推力，因为这是一个主要的军港，并且他们还建设了一座机场，那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的黑人从郊区来到这座城市。

“战后，年轻人开始回来。这个大多数十九世纪移民曾居住的地区——德国人、爱尔兰人，还有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这些家庭仍旧生活在现在是黑人街区的地方。一个中低收入的地区。但是战后到来的年轻人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来买下城市里的旧房子。他们不得不在住宅小区建造新房子。随着他们这么做，他们父母的房子开始闲置，黑人搬了进去。如今我们有大片黑人地区。老查尔斯顿，查尔斯顿半岛是百分之六十黑人和百分之四十白人。公立学校是百分之九十五黑人。”

“对于一座依赖种植园的城市那是怎样的命运！”

“那的确是一次巨变。这样想一想。这座房子，我现在居住的这座房子，是大约七年前修复的。这座房子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一位或许是为了逃避土豆大饥荒而到来的爱尔兰木匠建造的。房间小的可怕。开发它的建筑师是个好建筑师，他利用了每一寸空间。现在我们是街区里唯一的白人家庭。我应该说，在这条街上。这条街只有两个街区长。余下的全部是黑人。

“现在，隔壁的房子。你也许对此感兴趣，也许不。几年前，我的岳母约翰·E.吉布斯夫人发现，一些老的吉布斯家臣——她这样称呼他们——正在被利用。她买下那座房子并且修复它，使它变为两套公寓，还有后院的小外屋。老吉布斯家的仆人们现在居住在那里，而她只从他们那里收取足够的钱来支付税费和保险。他们是值得拥有的极好的人。很照顾我们。

“就在这里的街道下面，我们有那些廉价住宅工程中的一个。那些人是可怕的。在那里，他们都是黑人。那项工程是罪行生产者。总有某些事情在那里发生或者由生活在那里的人犯下。”

“对你来说跟不具备对他们有威信的黑人生活在一起很难吗？”

“我总是跟黑人生活在一起。总是这么做。他们曾帮助过我。我们是好朋友。不过在社会上，我们是分离的。没有办法回避它。但是去年，我的继女在圣菲利普圣公会教堂结婚，那是一座美国东南部的安立甘宗大教堂。一次盛大的正式婚礼，随后有在南卡罗来纳会堂的款待，仆人们来到婚礼上，他们就像家庭的一部分。无须回避它。有一位老人的年纪跟我岳父一样，他已八十二岁。他在洛根街上的吉布斯家后院长大。这位老仆人不会读和写。他是个法定盲人。我岳母拿了他的食品券并兑现他的救济金。他确实认为他是吉布斯家的一员。能拥有他们我感到非常幸运。”旧家族的仆人们，住在隔壁被修复的房子里。“他们很关心我们。”

“当你考虑种族问题发展的途径时，你是否有时候感到奴隶制对南方来说是一场灾难？”

“奴隶制是一场灾难。结果总是不可避免。不过你必须记住在新英格兰的人也有奴隶。他们没有那么多；他们有小农场。南方的经济依靠黑人奴隶。结局的开端发生在一八〇〇年之后不久，当大英帝国宣布奴隶贸易不合法之时，然后美国也通过了一项法律反对奴隶的进口。”

“于是结局甚至在种植园处于繁荣顶峰时就可以被看到？”

“巨大的财富刚被建立起来。”

“考虑到现在的影响，你是否把它看作对这个地区的削弱？”

“是的。更年轻的黑人，六十岁以下的黑人，从未能够真正跟白人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他的意思是，那个年龄层的黑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区，不像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曾做的那样在白人的房子里服务。“他们站在外面往里看。而且他们不接受白人的标准。

“现在——单单是生孩子的问题。正如你可能知道的，黑人妇女把家庭团结在一起。他们有大量的孩子。至少在南卡罗来纳，每一年出生的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中黑人占绝大多数。没有问责——当然，那如今也在白人家庭中转变。这些人愿意靠救济金生活，或者他们确实靠救济金生活，我不知道有多愿意。黑人教会，一度是黑人社区的中心，从没有问责有关私生的情况。他们接受它。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形势，这些年轻的黑人女孩在她们十三四岁大时就有了孩子，并且没有丈夫来提供钱财。”

我问他有关民权和战后政治的内容。

“一九四七年，一位联邦法官，朱利叶斯·瓦蒂斯·韦林”——他强调了这三个名字，并且他把难分辨的中间那个拼给我，只是在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特别的名字在查尔斯顿是如何臭名昭著——“朱利叶斯·瓦蒂斯·韦林。他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查尔斯顿家族。他宣布了一项裁决，黑人不能再被排除在民主党候选人初选会之外。他的裁决是正确的。黑人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在那时，民主党候选人初选会在州里是真正的选举，因为没有任何反对党。而到了一九五二年，黑人开始大量参与投票。他们现在是选举制度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他们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很不幸，他们令人遗憾地缺乏领导力。他们的领袖倾向于否定对手，能言善辩的政客，但是对真正的政府运作所知甚少。”

那就是他强调的点：真正的政府运作。查尔斯顿有一位“煽动政治家”，但是在黑人官员里有一些好人。而且，在经历如此多转变之后，他现在更理性了。“我认为我们正在令人惊叹地进步。”

我想要了解他在种族问题方面的想法演变。

“我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我们被告知可以跟黑人成为朋友，并且必须尊重他们，不可以利用他们。但是你不可以把他们提升到相同的社会等级。我在对此深信不疑中长大。”

另一天，当我回想起他曾告诉我的内容，并回到这一点上，他说：“黑人有他们自己的等级制度。在查尔斯顿，过去有一位砌砖承包人叫平克尼。他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在查尔斯顿的老房子被修复时，他做了大量的砖工。但是他知道在他父亲的那一边，他来自于南卡罗来纳的顶级家族。而且他会把他的工人称作‘我的黑鬼们’。这使我震惊，因为我父亲曾告诉我们永远不要用这个词。

“黑人家仆看不起农场工人。他们以贬损的方式指称他们。‘麦田黑鬼’。家仆们首创了那个词。屋里的人只在他们自己之间来往。

“当我去那艘船上工作时我只有十七岁。在那个年龄，你不会对任何事情有高见。不过，在进入加勒比海、南美洲、马尼拉和新加坡的港口之后，我开始稍稍转变对其他种族的人的观念。回到这里，中国人被称作中国佬。在新加坡那里，他们操纵局面。他们高人一等。

“让我告诉你这个故事。当我在陆军航空队时，我前往伊利诺伊州夏努特菲尔德学习气象学。在我的班级里有四个曾在塔斯基吉学习的黑人，他们在数学方面几乎一窍不通。在气象学的学习中，你要学习所有种类的东西——各种自然界的力量——还有大量与它相关的数学。而这些年轻的黑人——那对于他们是难以理解的。学校里的大多数人是北方佬。我是少数南方人之一，我了解这些黑人有的问题。我提供了帮助却没太大用，这些黑人不能够毕业。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准备好去佛罗里达，已经贴出了公告，我必须赶上夏努特菲尔德那里的大巴，这四个黑人出现并带给我一瓶威士忌作为告别礼物。在那所学校的北方佬会跟黑人交朋友，但是他们不明白黑人需要帮助，他们也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们。但是我被教育必须去帮助黑人。这是你的职责、你的遗传的一部分。

“我猜想那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比方说，今天，如果我走在街上并且如果有个白人试图向我乞讨，我会无视他。但是如果是个黑人，我会停下来跟他说话，来看他是否真的需要帮助或者是否他正在找一杯喝的。我认为很多黑人，我熟知的那些人，理解我的这一点。但是对于其他的黑人，我只是一个白人，敌人，大恶魔的化身。我绝对愿意承认他们有理由不喜欢白人。

“真的很难让一名黑人坐在这里。”他指向他的靠背长椅，它靠着他独立屋的墙放置，紧挨着门，在门的另一边有来自巴巴多斯的两个水手橱柜，它们在一六八五年进入他的家族并且是他查尔斯顿贵族的标志，来自巴巴多斯的殖民祖先的标志。“很难让一名黑人坐下来跟我谈话。他们不会说他们的感受。他们不信任白人。这些汤姆叔叔们——他们心里没有真理。一九五二年，我被指派走遍这个州中下部的所有县，查明黑人准备如何投票。一九五二年的选举是第一次黑人在一定数量上进行投票。在沿海岸南下的博福特县，我把自己弄糊涂了。共和党是林肯的政党。但是我发现，在跟大约一百名黑人交谈之后，他们都准备投民主党的票。我递交了一份那种感触的报道，我的编辑，有很多汤姆叔叔朋友，拒绝相信它。”

我问杰克·利兰他是否对加勒比海群岛的事务感兴趣，并且是否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对美国黑人的观点。

他说：“好吧，看一下在圣多明各发生了什么。那个岛被分成了两部分，海地在一边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另一边。在海地，他们杀死了所有白种人。而当你去到圣多明各，那真是白天和黑夜之间的差别。多米尼加共和国拥有稳定的经济。海地人正在挨饿。当我在那艘船上时我有非常强烈的印象——我们去多米尼加共和国装载香蕉。我遇到一些说英语的人，他们把我带到了海地。它就像白天和黑夜之间的差别。我不愿意去想它是因为在海地没有白人团体而在多米尼加有。但是沿着这条线的某处，有些事情弄错了。当我看到今天在非洲发生的事情——我不认为我的观点受到任何误导。美国人民已经不接受像那样的想法。他们的思维是全球化的。他们已经转变他们的想法到同一世界、同一民族。它是不切实际的，行不通的。我不会用尼日利亚本地人思考的方式思考，而他也不用我思考的方式思考。我们是不同的人。”

我们第一天相遇时我就知道杰克·利兰有一条伤腿。第三或第四次我们遇见时，他看上去特别不舒服，我问了有关他腿的情况。他说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北非，他的两条腿都受到损伤。他曾上过跨越西西里的轰炸航路，最后一颗炸弹卡在架子上。有命令要求返回的所有人员跳伞，他跳了；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降落伞。他降落在一块岩石上，撕裂了两个膝盖的韧带；这花了他两个半月时间来恢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下令跳伞的飞行员设法使飞机降落，没有事故。

这就是战争如何发生在他身上的经过。然而他曾把战争说成是一段学习和冒险的时间；他从未提及这持久的伤害直到我问起。这就像他的素养、他的举止优雅以及他在没太听清我说的“先生？”的一面：这些成为南方观念本身一部分的举止。

“它更像宗教信仰。”这位来自密西西比的上流社会妇女曾说过，在谈及她家庭（以及跟她的类似的其他密西西比家庭）里对南北战争和往事的特定态度；旧的家庭住宅；还有某些日子里穿戴的特定时期的服装，在这些房子被展示时。不是一场假面舞会，不是名利场：更像宗教信仰。在查尔斯顿也使人有把往事当作宗教信仰的想法。

那不只是老房子和旧家族，古老的名字，地方史或州史中古文物研究的一面。那还是作为一道伤口的往事：由废弃或转让的种植园叙述的往事，它们中的许多仍有旧日的有形纪念物，宅邸、外屋、橡树大道。由如今黑人多于白人的城市叙述的往事，奴隶制和南北战争的往事。

自从我来到南方，每一天都是在报纸里读到谢尔曼[20]将军或者在电视里听到他而度过的。并且——在那种报纸或电视的途径里，当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要被讽刺地或以其他方式强调时——他经常被给出他带有奇怪的美国印第安人中间名的全名：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

查尔斯顿在战争中幸存。州府哥伦比亚没有。它在一八六五年被谢尔曼焚毁。那次焚烧是由一位年长的女士、哥伦比亚州议会大厦附近的大教堂的向导说给我听的；她说起来仿佛事情刚刚发生。或许汉尼拔在意大利和罗马以类似的方式在他去世一百年后为人们所记起。大教堂是哥伦比亚没有被谢尔曼焚毁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这位女士说。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那是罗马天主教的；谢尔曼的妻子是天主教徒。而在接近旅行的结尾，当我们谈及镶嵌在教堂窗户上的彩色玻璃时（在一座将要被夷为平地的城市里是如此脆弱），她停下来说，好像再次献上感谢，“大教堂没有被焚毁真是一个奇迹”。

我曾读过有关哥伦比亚被烧毁的内容。不过这个事实那天下午并没有出现在我记忆的前面。这次有关焚烧的谈话——在大教堂里从一名年长女士的口中——造成了可怕的印象。我并不曾搜寻这所大教堂。我是在注意到墓地后进去的。我正在去州议会大厦广场瞻仰邦联纪念碑的路上。我被指向那里是受一位我去见的法官的引导。他曾说纪念碑上的铭文是应该要被研究的东西。它具有诗意并且包含很多本来的南方概念。

纪念碑的一侧铭刻有：致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南卡罗来纳州的邦联军队死难者。在另一侧写有：由南卡罗来纳州的妇女竖立。一八七九年五月十三日揭幕。那样提及妇女是一种修辞手法；悲痛和复仇的纪念物，或者悲痛和虔诚的，在它们描绘妇女在悲伤中屈膝躬身时最使人不安。

在面朝繁忙道路的另一侧，纪念碑上写着：这座纪念碑使那些忠实于他们出身的天性、忠诚于他们父亲的教诲、坚定于他们对这个州的热爱、牺牲于他们职责的履行中的人的记忆不朽：他们用他们生命的单纯男子气概、苦难的持久忍耐和献身的英雄主义赞美一个陷落的事业，他们还在囚禁的黑暗时光里、在医院的无助中、在战场上的短暂而剧烈的痛苦挣扎里找到信念中的支撑和慰藉，在家乡他们不会被忘记。

在另一侧，面向州议会大厦，如果人们不想走上纪念碑背后的草地，只能以倾斜的角度有点儿困难地阅读，那里写的是：让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读到这段铭文的陌生人认识这些不为权力所腐化、不为死亡所惊吓、不为屈辱所击垮的人，也让他们的美德恳请对他们埋葬其中的事业的公正判断。让又一代南卡罗来纳人记住这个州教会他们如何生如何死。从她破碎的命运中，她为她的孩子们保留了她们记忆的无价之宝，教导所有理应获得相同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人，真理、勇气和爱国主义将永垂不朽。

在一侧：出身，信仰，责任，苦难和死亡。在另一侧：因这些美德而高贵的无名、未定义的事业。不过，这些词是无可辩驳的。失败的痛苦是某种可以被每个人分担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在他生命的某个阶段了解某种类型的失败和在他内心想要抹去它的希望，或者至少让他的事业可以被明鉴。不过邦联纪念碑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它述说的失败是彻底的。像这样的失败引向宗教信仰。它可以是宗教信仰：钉死在十字架上，如基督徒的悲叹般永恒，如对伊斯兰教的什叶派来说，阿里和他的儿子们之死。悲痛和对正义事业的确信；对每个道德观念、每个好故事、正确故事、它本该有的方式的观念的挫败：邦联纪念碑的眼泪接近宗教信仰，有关一种不太可能经常被演练的不公正的无助的悲痛和愤怒（正如什叶派所知的那样）。

在南卡罗来纳的这个中央广场里有更多那样的东西，这个州曾发动了战争：更多痛苦、更多耻辱、一次某天会被还原的错误的更多揭露。在下面的花岗岩台阶上，有一座真人大小的乔治·华盛顿铜像。这块牌匾被附上：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哥伦比亚被谢尔曼的军队占领期间，士兵们向这座雕像投掷碎砖并打碎了步行手杖的下半截。手杖继续挂在半空中。在台阶下部的柱子上是另一块牌匾：这座州议会大厦的建造始于一八五五年，并且不间断地持续到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七日，谢尔曼焚毁哥伦比亚的时候。工程在一八六七年恢复并不间断地持续到一九〇〇年。

邦联纪念碑，由南卡罗来纳州妇女竖立的那一座，在一八七九年建造；当时北方占领军已经被移走并且该州已经从南方各州的重建中恢复。州议会大厦的牌匾，带着所有它有关谢尔曼和这次焚烧的悲痛，在超过二十年后被挂起，这时世界已经改变更多。这种改变的证据就在那里：州议会大厦铺路面的前院里的其他纪念物是愉快的，对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的庆祝，刻有吉卜林[21]风格的铭文。

那就仿佛邦联纪念碑的悲痛在其他纪念物的愉悦中找到补偿；仿佛未曾提及的南方事业继续存在并且在后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辩护；仿佛未曾提及的后南北战争时期的种族困境，后来针对黑人的苛刻，已经变得融入某些远不如住有南卡罗来纳州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的奴隶的奴隶小屋肮脏的东西，正如某些南方人曾说过的，融入白人文明的更广泛事业中，蔓延到非洲、澳大利亚和东印度群岛。

但是南方的真实往事是某件已经消失的东西：战前的世界，接着是战争自己。那种悲痛是特殊的，就像宗教信仰；那将超越十九世纪帝国的衰退、超越帝国概念的本身而持续。当下有关美西战争的纪念物是令人尴尬的，这个片段本身很难被记起，在州议会大厦广场上继续令人感动的，仍旧可以被感觉到出自内心的，是邦联纪念碑上的词句。那种有关这项事业的困境依旧存在。

这样的一项事业可以如何被辩解呢？

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里，一九五二年的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私人印制的小书，来自作者给大学的一份礼物，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大学美国成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印制的这本书是关于奴隶制的。作者希望消除剩余世界对美国奴隶制的误解。那正是作者所说的。不过这本他在晚年安心写下的小回忆录是关于他的童年和他童年的快乐。奴隶制曾是他童年的一部分；他的童年不可以被想象为与奴隶制的背景和它的特殊礼制分离。白人儿童，作者说，经常和他们同龄的奴隶儿童来一起玩耍和厮闹。作者说他也有他“自己的黑人男孩”。事实就是如此，作者曾有他自己的奴隶男孩，作为这种惯例的充分解释而被提供。

如那般简单和真诚的某种东西在背后支撑着一本优美、值得庆贺的书，《五十年代的卡罗来纳水稻种植园》，一九三六年由威廉·莫罗出版社在纽约出版。

书名的五十年代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南北战争以前，当时奴隶工作的种植园仍在经营中。这本书的历史核心是由D. E.尤吉-史密斯（尤吉是带有特殊查尔斯顿发音的古老查尔斯顿名字之一，就像两个字母“U”和“G”）写的一篇那段时间的小回忆录。在此之上还加上爱丽丝·R.尤吉-史密斯画的三十幅水彩画——完成于七十或八十年后；还有一段“记叙文”，实际是历史随笔，作者是赫伯特·拉韦内·萨斯（另一个古老的名字，萨斯是一个起源于德国的名字：拉韦内用法语方式发音，在一九八七年的查尔斯顿是仍旧在标示牌上被看见的名字）。

属于种植园景色的水彩画是浪漫的：有时候处理种植园工作，一帮黑人工人修筑被冲毁的堤岸，妇女装载大米到平底种植园驳船上；有时候是水和森林的大气研究；有时候纯粹是挂历（或“苏联”）艺术，种植园主和他的妻子（像一本儿童书插图里的父亲和母亲）是微笑的黑人中间白色和高贵的移影，在另一幅画里有一个金发小女孩从一个黑人孩子手里接过一束花。

堤岸修筑场景的大型复制品我后来会在一家查尔斯顿的餐馆里看见，作为某件来自旧日时光的东西——并且是浪漫的，适合旅游城市。而这些绘画的浪漫是真诚的。它们并非出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奴隶时期。如果它们是，它们或许会有所不同——更加风土化和描述性，而且因为那个理由而令人不安。这些绘画是由某个（正如她在前言里所说）希望记录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的人完成；而且它们是由某个在接近重建时期尾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完成，当时广阔的种植园世界，好几百万亩土地的秩序，已经被完全颠倒。重建时期的羞耻和愤怒、对失败的悲痛、对曾经世界或往事概念的乡愁：那一切都掺杂着，在这些水彩画里，画笔、颜料和画纸里的愉悦、自然世界的愉悦、她自己敏锐的画家感觉。

在赫伯特·拉韦内·萨斯的散文里也有某种那样情绪的东西。他也用浪漫手法处理：橡树大道、种植园宅邸面朝的河流之美；大种植园的组织；与潮汐种植园的漫灌和排水相关的工艺技术；每个种植园的自给自足，每个差不多都是有其自己领主的小州，对他的臣民有一定的法律惩罚权。

正是那种种植园州的概念无疑使作者把稻米海岸看作“本质上在美国重建经典希腊民主理想的一次尝试”。在一个无关非洲人或奴隶或黑人的行文奇特的段落里，种植园奴隶制作为在美国曾提供给某些人的“最完整的‘经济保障’”而被融进这种希腊理想里。“对于这种保障，覆盖他们的生命从婴儿时期到老年的整个期间，一个价格被支付。”“一个价格”——那就是为了保留古典世界的观念，奴隶制被指称的默示法。而这个“价格”，考虑到这种保障所提供给的人——也从未被提及，作者补充道，“或许不是完全剩余的”。

但是，当这一希腊方面被搁置，有另一种方式来谈论奴隶制。“对于南方，奴隶制问题变成黑人问题，而且在现实中，从一八三一年到一八六五年卡罗来纳州所对抗的是将摧毁他们的黑人问题的临危‘解决办法’。”这个州需要奴隶；没有奴隶它不能维持下去；但奴隶总以废除来威胁这个州。于是在卡罗来纳稻田里种植园主的特殊生活方式变成“白色文明”；那正是必须被保留的东西。

在这种推理方式中有一种折磨，受过教育的人和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有敏感的人，曾经不情愿去说他们正在保卫的东西无非就是他们已知的世界。当种植园世界变成比自身更高贵的某种东西，变成像希腊城邦一样的某种东西时，缄默总是存在着——缺少对黑人、橡树下的奴隶小屋的涉及。五十七年前，那也曾是属于哥伦比亚的邦联纪念碑的缄默；死去的人的品德使事业变得崇高，事业本身却从未被定义。但是，在一八七九年或一九三六年，甚至在高度帝国主义的那段时间，受过教育的人还能怎样为奴隶制辩解？

我曾在一位有着著名名字的女士的收藏里偶然发现这本水稻种植园的书。她以不寻常的简单方式居住在查尔斯顿的老宅里，有一条“皮亚扎”（在查尔斯顿相当于“走廊”或“门廊”）可以眺望一棵老橡树掩映下的绿色院子，一个既不算整齐也不算繁茂的院子。在小片土地的边缘（或者越过栅栏）有一座没有后窗的邻宅。这是查尔斯顿风格，门廊在侧面，为的是私密性。不过隔壁的这间房子随着收音机而摇滚；对此毫无防护。

就在那里，在那条门廊上，那里家具简单，受风吹雨打而硬化，布满灰尘（查尔斯顿的微风，杰克·利兰曾告诉我，来自南面或西面，而那就是人们放置门廊的地方，目的是捕捉清风），就在那里，通过这位女士的好意，我有幸见到了五十年前为种植园的书写下“记叙文”的人的儿子。

马里恩·萨斯五十多岁，瘦高，弯着腰，对这个炎热的查尔斯顿下午来说穿得太多：一件褐色花呢夹克衫随意地套在一件套衣外面。他瘦削、温和的脸上有一对忧郁的蓝色小眼睛。他不想背对风口坐；他背靠着房子的墙边坐。空气充满花粉。我自己的双眼有些沉重；我感觉一次咳嗽正在酝酿；跟马里恩·萨斯一样，我也穿着一件夹克衫。在门廊下陷的地板上，面朝着不整洁的花园或院子，几乎就像在一出有关美国南方的戏剧的场景布置上，并且在隔壁收音机的声响中，我们交谈。

他带点儿羞涩；他轻柔地说；他的目光向下或朝着远处。作为一个查尔斯顿人，他直接回到了亨利·伍德沃德[22]，他曾为了一六七〇年的奠基而探索并保护这片土地。我问为何这样一位在查尔斯顿的祖先不是一种负担，为何那不会限制一个人。他说那是一种负担。他的祖先是使他留在查尔斯顿的事物之一。有一大部分的他（不管他的德国姓氏）会喜欢生活在英格兰；他故去的妻子是英国人。正是英格兰及其对人们的奇妙影响——太多的人，他说，第一次见识英格兰，就感觉那会成为他们的家——他谈论了一些时间；而正是英格兰，我感觉，他更愿意去谈论，假使如此简单、没有纷杂的这样一件事情开放给他的话。但是这里有祖先的负担；还有他的南方人本性。正是为了那个，那一刻无须我的提示，他转变了话题。

他的父亲赫伯特·拉韦内·萨斯出生于一八八四年，死于一九五八年。所以当一九三六年这本水稻种植园的书出版时，他父亲五十二岁。十八年后，当他父亲七十岁时，主要的民权事业得到承认。马里恩·萨斯自己出生于一九三〇年。他本该分享一些他父亲的政治挫败；但是南方事业，正如他所理解的，继续活在他体内。

他告诉我在学校被取消隔离的时候，他的父亲曾冲破北方强加于南方观点的“纸幕”，并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暗示混合的学校会导致一个混合的种族。那已经被证明是错的，马里恩说；借助取消隔离，这些种族实际在社会上更多地保持自我。但是那并没有减少对于他的政治工作的需要，对此他现在给了比他的法律实践更多的时间。

这次政治工作的交谈，他说，听上去似乎他正从事着推选人们进入政府机关的工作。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现在更关注于“反抗”。反抗北方的征服和反抗美国化，实际是北方化。尽管讽刺的是，他观察到，某些最重要的“美国”事物——可口可乐和乡村音乐，甚至超级市场的概念——是南方的。（就像有瑞典人可以列举五项或六七项使瑞典富裕的工业发明，所以马里恩·萨斯对于南方对美国概念的贡献显然可以信手拈来。）

定义南方价值观并无需要。“南方文化并不仅仅是农业文化对抗工业化的问题，或者荣誉的理想反抗粗俗的商业价值观。南方人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南方的。我们是南方人。那就足够了。那就像爱尔兰人。不过，他们爱尔兰人不具有这种外来人口在他们中间的可怕负担。”

在他父亲在水稻种植园的书中的散文之后的整整五十年，与“这个问题”的关系也有点儿模糊了。作为一名思考者，他对此——种族的问题——怎样对待？

他说：“我们对待那个的方式？我尝试尽可能少地处理种族问题。很多白人至上主义事业是在北方，与南方毫不相干。南方事业和南方问题实际是不同的东西。北方一直利用黑人来针对南方。他们在一八六〇年这么做，在这个世纪他们也曾做过。”

北方现在非常关心所有它的少数民族。或许会有人想过他们会把南方考虑成少数民族地区。但是他们没有。正式的北方观点可以被如此表述：“南方白人不是一个少数民族。他是压迫一个少数民族——黑人——的落后的美国老乡。”

最近他看过父亲有关种植园的书吗？

没有，最近没有。但是他对这本书很了解，并且他对旧日的种植园生活有一些感情。

我说：“但是你不可能对你不了解的东西有怀旧感？”

“尽管我的成长中没有任何种植园劳动生活的知识，然而，种植园的生活，当我还是个孩子我们去参观它们时，那更像老式的南方乡村，哪怕我们没有奴隶制。那是老式的悠闲自在的乡村生活，种族之间的关系也大致如他们曾经的那样。于是我可以感受对往事的怀旧。”

他是如此担忧，甚至困扰，如他父亲曾为南方的表面破坏所做的那样——公路、快餐连锁店——并且为一些种植园给来自外面的人和公司的转让所苦恼。

往事作为一场纯净的梦，往事作为悲痛的根源，往事作为宗教信仰：那恰巧是在贪婪和野心摧毁这才被拯救的世界之前，伊斯兰教什叶派对高贵和奉献的提示，对先知和最初的四位哈里发的好时代的美梦。那恰巧是哥伦比亚的邦联纪念碑的提示。只有在从种族问题的悲惨中被移开的情况下，那极其特殊的南方往事，还有事业，才可以被净化。

又像在场景布置里，当我们从椅子里起身并走进屋里，享用我们的女主人准备的一份沙拉，我说我感觉他正在应对没有计划的情感。他同意；不过接着他说计划正在被创建。

谈话变得普通。我们看着我们女主人的一些有关南卡罗来纳的旧书。我们看着她家庭信件的拷贝，它们中很多是种植园信件，那差不多有两百年：这些信件用打字机打出并装订在厚厚的对开册子里。当他们——马里恩·萨斯和我们的女主人——谈起种植园的名字，费尔菲尔德、奥克兰、米德尔堡、米德尔顿、汉普顿宅邸，那就仿佛他们在谈论乡间别墅。但是随后我理解了他们恰恰也在以暗示的方式谈论与他们有联系的许多家庭。

他开着他凌乱的旧车送我回酒店。他被我说过的有关没有计划的情感所困扰；第二天早晨，他给了我一封一九八三年他写给当地报纸的信的拷贝和一份宣布一项南方出版计划的广告。这些拷贝被放在一个非常大的用过的信封里留在了酒店，上面用很小的字体写了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信封上印着一家健康组织的名字。

随后他打电话过来；伴随他的话语，我可以想象他瘦削而敏感的面庞。他没有完成广告曾承诺的出版，他说；但是广告激起了一个回应；他感觉他拨动了一根弦。他告诉我，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发展，他父亲最终成为一名南方分离主义者；那也是他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南方的失败，李的投降，对他是一种无法平息的痛苦，我感觉。

我问他是否知道哥伦比亚的邦联纪念碑。他说他曾在哥伦比亚学习法律，而且他喜欢这座有些人并不喜欢的城市。他对邦联纪念碑上的字句耳熟能详；他在电话里谈起了它们中的一些。他认为这些话可能是由W. J.格雷森[23]写的，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写下名为《雇工和奴隶》的史诗，一首蒲柏[24]风格的押韵对句诗。诗的背景是相对于马萨诸塞州工业工人的南方奴隶较好的境况。他没有把这首诗念一遍。

他的事业出于一种无法平息的痛苦。而我觉得那只可能导向进一步的痛苦：他自己清楚现在有另一方面或许更占优势的南方思维。我想起安妮·西顿在亚特兰大所说的：在特定年代里对囤积情感、从公众事业中节省热情给一个人自身的精神关怀、使人平和面对年龄及其自身人格状态的弱点的需要。我在电话中尽我所能地谈论那些。他说他理解；但是仍旧烦扰他的是，有时候他可以如此沉湎于自我，他可以忘记他的事业。

接着，作为礼貌的回复，他说他愿意读一些我写的东西。不过他的眼睛有些麻烦——那双敏感的眼眶和细小的眼睛曾给我留下印象。他需要对两只眼睛都做一次白内障手术。如今那据说是一种简单的手术，不过在送给他的传单里（或许在他用来给我他给报纸写的信和他的出版广告的那个过大的信封里）他获悉了可能的复杂性。他希望尽可能久地信任他自己的晶状体。

一个炎热的早晨——对于五月来说非常炎热，每个人都说，也没有花园需要的雨，有时候可以每天下午都落下的雨——在这样一个早晨，杰克·利兰带我穿越了他所称作的他的“地区”。

我们先去了芒特普莱森特，在查尔斯顿港的东面。那曾是种植园主的“避暑胜地”，现在是一片绿树成荫、景色宜人的郊区。下面不远处就是大海。我们看见一艘拖网渔船正准备出海。葡萄牙人是最先在查尔斯顿使用那些拖网渔船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杰克·利兰说；他记录了每件与他的城市有关的事情。我们曾到过芒特普莱森特去看希本老宅，杰克·利兰的新英格兰祖先曾作为家庭教师到来并一直待到结婚的家庭住宅。那是在一条死路的尽头，一座两百年的有立柱的房子，曾经拥有这片郊区的所有土地的人的房子——一个提供令人意外的事实的祖先的故事。

再度上路，他指出黑人社区在小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地方，那是在战后，南北战争，给予他们的。“他们做得不好。这些黑人一直到二战都拥有土地并且都有园子。他们种了许多他们自己的食物。如今你很少能看见一个在乡村的黑人家庭有一个菜园子。”

我们驶过一个黑人村庄，杰克·利兰展示了他的两个黑人“朋友”的房子。这些朋友是他从他们那里买东西的人：他对黑人朋友的定义是南卡罗来纳式的。房子中的一些暗示主人境况良好。我问是否他们是小生意人。他说不是；在那些房子里的黑人很可能在海军船坞工作，或者有其他联邦政府的工作。当地黑人已经失去了对迁移到北方城市的最热切的阶段；几乎每种黑人的抱负都已消失。

“斯泰平·费奇特[25]这个名字是否对你意味着什么？”

那当然是。斯泰平·费奇特在我儿童时期为特立尼达的黑人所喜爱。他受喜爱不仅因为他很滑稽、用看似关节脱节的身体做奇妙的事情、具有绝妙的步态和绝妙的嗓音，并且用他夸张的言辞去讲；他为特立尼达黑人所喜爱是因为他出现在电影里，在一个好莱坞象征几乎不真实的魅力的时期；而且他受喜爱，最重要的还因为，在一个特立尼达的不同种族在社会上分离而且这个世界看来永远固定在那种方式的时期，在美国有与北方的隔离，有被欧洲统治的非洲，有如此方式的南非（不完全是一个当地黑人问题的主题）和如此方式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时在特立尼达，斯泰平·费奇特是在白人的陪伴下在屏幕上被看到的。而对于特立尼达的黑人——他们在那时看不起非洲人，每当非洲人跳着舞或带着长矛出现时，他们就在电影院里哄笑和喊叫——斯泰平·费奇特跟白人在一起的景象就像一场更欢乐的世界的梦。

然而，那并不属于杰克·利兰正在谈论的这个受人喜爱的人物。他有另一种，事实上的，本地态度。他说：“有雄心壮志的人去了北方，而我们跟斯泰平·费奇特们一起被留下。”现在有一种回归运动；不大，但值得注意。

稍后，我说，那是我的印象，南卡罗来纳的黑人是肤色非常黑的人，不像加勒比海群岛上的黑人那样是混血。他说这里很少有种族的混交。种植园主认为跟女奴隶发生关系是降低身份的。有一个故事说战后北方士兵没有那些顾虑。但是这里没有很多混血人口。

那导致了种族之间更加困难的关系吗？

不，它导致了更简单的关系。“黑白混血儿、四分之一的混血儿等等是愤怒的人。”

后来，沿公路向上一段距离，我们拐弯去看一条壮观的老橡树大道，部分已成废墟；马里恩·萨斯的父亲曾开始他对种植园岁月的乡愁回忆的那种类型的大道。当我们驱车向前，大海在我们右边，被森林掩藏；河流在我们左边。盐水和淡水：那里土地是盐渍的，棉花曾在旧时生长；那里河水是清淡的，曾有过水稻。现在，沿着路的一段，有一大片奇异果种植园。

我们接着转入一条小路，突然，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附属于一座一六九六年的长老会教堂，有一片小墓地，那里，杰克·利兰说，埋葬着一些最初的殖民者。

我们正在进入神圣的领地。

越过某条溪流，开始是胡桃林的老种植园。那是祖先的地产，获得于一八三二年，一九三五年在大萧条期间卖出。依旧在我们身边，路边的森林。现在，南北战争之后黑人曾被给予小片种植园土地的黑人村庄。

“当孩子们还小时，”杰克·利兰说，“我们跨过小溪，我停下车让他们出来并向东方鞠三个躬。神圣的领地。”

“孩子们对那怎么想呢？”

他笑了。“他们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当他们来到这里时，他们仍然这么做。我跟他们一起做。人们看见我们鞠躬。他们可能以为我们疯了。我们可能是的。不过那是美好的疯狂。”

现在，驱车穿过他的领地，在特定地点回忆压倒了他，他补充了一些他早先告诉我的事情。他们曾经很穷，收入很少。但是他们从没有缺少食物。“虾、蟹、牡蛎、蛤蜊、鱼、野鹿、野火鸡、鸭子、獐子、松鸡，这里刚好有丰富的野味可以吃。当然，我父亲有农场可以种食物。”在某个早晨，杰克·利兰会带着霰弹枪出门，他打下的鸟就可以上桌。狩猎生活——在这里是重要的（对黑人也是如此）；当你看见这片土地时你就理解了。这片土地还隐藏了其他东西。在一些距离之外，有一条溪水非常纯净的小溪。小溪被称为“溪流”；游客们会被供以波旁威士忌和溪流。

我们拐弯进入一条更窄的路，经过一座在树木繁茂的院子里的房子。

“那是一个吹牛者[26]的家。乡下白人，穷苦白人，就像他们说的。那是另一个吹牛者的家，我会说。或许七十岁。他们是图画的一部分。你不能把他们给漏掉。”

他有当地人的眼睛——就像在马来西亚，当地人可以区分中国人和马来人的房子，纯粹通过周围土地被使用的方式。他曾描述为吹牛者之家的房子似乎对我有吸引力，有大树、树荫和灌木丛。

他说：“它们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周围很多垃圾。你可以通过垃圾和这个地方普遍邋遢的外观来分辨吹牛者之家。半打废弃的汽车，比方说。曾经那是非常典型的。”

吹牛者，就像黑人，在当地等级制度里有他们自己的位置。

“当我正在长大时，我跟他们一起上高中和初中。但是我们并不来往。我们的社交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大多数吹牛者是浸礼会[27]、卫理公会或五旬节圣洁会[28]教友——那是叫喊的宗教。然而，我的家庭和在这里的其他家庭主要是圣公会[29]教友，也有长老会的，他们高人一等。

“我会告诉你。在桃树林我们有一个夏季小别墅，我父亲的弟弟和他们的朋友夏天会待在那里。一座河边的四间屋子的房子。这是在一九〇二年后不久——我父亲刚结婚并把他的新娘带回来。他是十一个孩子里最年长的。

“一天，我父亲一早起来，六点，如往常一样喝杯咖啡。他看见几匹他的马站在大门旁，装上了马鞍但它们的缰绳却是断的。不一会儿，弟弟们和他们的朋友们现身，步行。他们曾去沼泽地里跳方块舞，吹牛者们居住的地方。之后他们没有找到马，不得不走回来。我父亲警告他们别再回去。因为，他说，这——割断马匹的缰绳——是吹牛者们警告你不要乱动他们的女人的方式。‘下一次他们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但是他们不听，又去了。他们穿过沼泽地里的小径骑回去，这时吹牛者们拿着小刀从他们上方的大树枝上跳出来。就像印第安人。跟着我叔叔的一个人被杀了。那是在夜里。对任何人都无从对证。没有人被绳之以法。这是沼泽地的法规。你就是不能跟这些人交往。我父亲总是说，他宁愿让黑人住在他的地产上，而不是那些吹牛者。”

黑人看不起吹牛者，而吹牛者恨黑人，因为黑人处在与他们的直接竞争中。但是吹牛者跟黑人一样被利用，杰克·利兰说；并且很可能受到白人雇主更差的待遇，因为对于他们的责任感更少。

“吹牛者在南北战争后开始在数量上增加。在南北战争之前，在这片种植园区域里，只有种植园主和黑人，没有人处在中间，或许除了工头之外。”

有一座杰克·利兰想要向我展示的教堂，家庭教堂，与桃树林有联系的那个——圣詹姆斯，在桑堤（Santee）教区，桑堤是河流的名字。它沿着国王公路伫立，名字从殖民地时代传下来，暗示在一个大多数人由水路旅行的时期一条在国王的命令下修筑的路。路没有铺路面。如果有惯常的五月雨水量，它本该是难行的；但是它是适宜的。很快我们就在那里了：一座有柱廊的古老红砖教堂，背后有另一条柱廊。教堂曾有意要服务法国人和英国人，但是在背后给法国人的柱廊现在被堵上了。红砖具有某种在潮湿热带气候中被忽略的外观。

“来吧，”他突然说，不顾他受伤的脚踝而迅速移动，领着我穿过了栅栏，“来，让我向你展示我将被埋葬的地方。”

天很热，没有风，有蚊子发出的嗡嗡声。四周，在松林里，是各种各样的鸟啼声。在干燥、满是棕色叶子和掉落的松针的教堂的小院子里的是墓碑。

“所有这些人都是亲戚。”乔纳·柯林斯生于一七二三年死于一七八六年。“他是从巴巴多斯带来水手橱柜的人的儿子。”威廉·图默一八六六至一九五五。“我母亲的叔叔。一位律师和法官。”他对于靠近他的埋葬地选址的愉快使我吃惊，接着给予我敬畏。

“那里。”

一片寻常、裸露的土地，墓石之间的一小块空地。那就是他将要被埋葬的地方。

“我想要用平顶大理石坟墓埋葬，就在这里乔纳·柯林斯的边上。那将有我的姓名，我出生的日期，我死去的日期。并且在下面会有一行：跟杰克干一杯。我会留两千美元给教堂，这样每年春季仪式时他们可以有葡萄酒、威士忌或其他任何东西。我认为人们会因此而记得我。”

蚊子和其他昆虫是个麻烦。他已经预料到它们；他带着一罐驱虫剂而来。没有一丝微风，热的让人难以忍受，正在晒焦脑袋。但是这里往常是有风的，他说。

“没有声音像飒飒穿过松树的风的声音。而那就是我想要被埋葬的地方，这样我可以永远听着它。”

里面，这座教堂很普通，有不常被人使用的建筑物的霉臭和密闭的气味，没有那么热。这座教堂建造于一七六三年。（所以庞皮昂山小教堂也是在同一年建造。）它有高低不平地铺上地砖的地面，建筑材料是砖头、灰泥和木料。在这些部分里没有石头；窗户有木料饰边，装潢得像石头：当地的劳动，当地的树木，奴隶的劳动，或许。靠背长凳是被围住的；在靠背长凳里的家庭会被掩藏，好像在一个有四壁的盒子里，顶部是开放的。或许，杰克·利兰说，靠背长凳像那样被制作是为了保持孩子们在里面，抑或是在寒冷天气里他们更易于取暖，靠的是为那个目的而被使用的热砖。

他是怎样获得死亡和庆祝的观念的呢？

“有一位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奥格教授。他在不止二十五年前过来。他告诉我一个我从未听说的故事。有一位水稻种植园主的儿子，一位特拉皮尔先生，他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造访牛津。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乔治敦（Georgetown）的水稻种植园主的儿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进行修业旅行。他受到教师们的款待”——杰克·利兰准确地用了这个词——“新学院的。我认为那是新学院。他要了一杯薄荷朱利酒。他们从没有听说过薄荷朱利酒。于是当他回来时，他请人做了一个纯银大水罐，并且作为礼物送回学院，附着买薄荷朱利酒的钱。”

我们继续前往麦克莱伦维尔（McClellanville），在海边，家庭的夏季度假胜地。那实际上仍旧是一个家庭度假胜地。差不多在村庄的白人部分里的每座房子里都有同辈或亲戚。大多数黑人住在村庄地界之外。杰克·利兰了解每座房子的历史。那株木兰树是由他父亲在一八九二年栽下的，在当时曾是杰克·利兰祖母的院子的地方。他父亲曾用他的工具皮包从桃树林把树苗带来。杰克·利兰自己曾在前面的街上种了一排橡树。他是在一九三四年做那个的，他父亲不得不卖掉桃树林的前一年。它们现在是非常高大的树了。不过那样的植树曾是一项联邦计划的一部分——并且它们包含对那些日子的贫困的提醒。一位女士在管理这项联邦植树计划。她雇了大约十五名高中男生，支付给他们每天一美元。

我们在公路上的一间餐馆吃午饭，离麦克莱伦维尔不远。结果发现非常年轻的女招待拥有利兰的姓氏；她是一个表妹。

我念给他来自哥伦比亚邦联纪念碑的词句。他被它们所感动。

他说：“我认为那很伟大。”

他依旧对南北战争有所感吗？

他有。“当我还是一个男孩时，在我的家庭里有一个关于在战争结束之后家庭种植园之一的被焚烧的故事。这个地方属于分裂条例的起草者之一。那是在一八六〇年。当然，那助推了战争。在南北战争之后，这整片区域在军事管制下，掌管基督教会教区的区域的长官是一位比彻上校，哈莉特·比彻·斯托[30]的兄弟。他们是来自新英格兰的伟大的废奴主义者，并且我认为我可以说，那本书，《汤姆叔叔的小屋》，在挑起战争上比任何其他一件事情做的都多。它激怒了南方，那里只有百分之十三的人拥有奴隶，而且它也对北方人民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这个故事是比彻上校的夫人到基督教会教区的各处焚烧种植园宅邸。我从小就以为那或许是一个民间故事。不过在近几年，一本马尔西医生的日记为人所知，他是一名北方军军医。他是被授权拿走书、艺术珍品以及不在这里的房子外面的东西并把船运到北方的人之一。而我的女儿，她正在对米德尔顿广场进行研究：她是部分的米德尔顿，得到了这本日记的一份拷贝。在里面，她读到了月桂山的焚烧。那是由分裂条例的起草者所拥有的宅邸。在那本日记那里有证据。她或许焚烧了二十座宅邸，比彻夫人。用火把点燃人们的房子。比彻一家是清教徒。这些人具有一种很难揣测的心态。当他们派传教士去非洲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让非洲人穿衣服，遮羞。”

午后不久，重新上路，我们经过黑人教堂，会众正在四散，驱车离开。我问起黑人和汽车，记得在特立尼达黑人中对汽车的拥有只是在二战之后才变得普及。他说有一些年黑人不被允许驾驶汽车；他们被认为是鲁莽的司机。“而且他们的确是。”在过去，他说，黑人教堂在下午举行礼拜仪式，因为许多黑人妇女早上会在白人房子里工作，做午饭。

绿色的公路标记划出我们返回查尔斯顿的进度。有一小会儿杰克·利兰停下来向前倾，他的手放在我座位的靠背上。

他靠回去并且说道：“我们现在出了我的领地。”

那是阿历克斯·桑德斯，南卡罗来纳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指引我去的邦联纪念碑。我有一份对他的介绍；当我们在哥伦比亚初次相遇时，他请我在大学的教师俱乐部里吃午餐。我们的对话只是浅尝辄止。我感觉他被我们无结果的会晤弄迷惑了。但是对我来说不可能确切地告诉他我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因为简单的理由，在这种类型的旅行中，人们不知道他们想从一个人那里得到什么，直到他们跟他交谈之后。

他是一个大个子，带有强烈的口音可以使人们从他作为一名律师可以说的精确和简练中转移。他送我去了纪念碑，他后来说，是为了使我理解有关南方的某种东西。他自己，尽管他发现这些话很感人，有关这项事业并不确定。

“失去的事业为第二代所信奉或传奇化了。”纪念碑是在一八七九年被建起，战争结束的十四年之后。对他来说吃惊的是人们在一八七九年找到钱来建造纪念碑，那个时候吃的都不够。他记得曾跟一或两名邦联方的老兵交谈。他们中的一个说：“因为其他乡亲的黑鬼，我的屁股被射中了。”

“你瞧，他一无所有。绝大多数在那场战争中战斗的人都一无所有。他们是上层社会的弹药。身份不只是仅仅记住过去。我们必须成为像博物馆馆长的人。在明朝，显然有很多美妙的东西。但是我也确信有很多是垃圾。馆长的职责是精挑细选。”

但是在他成长时，是否有一种对南方的态度呢？

他没有，至多是一条鱼对于他游过的海洋所持有的态度。“那只是在我长大并离开后，我培养了一种态度。而最初，我的态度是我为此感到羞愧。不过随着我的年长，我越来越认识到南方的侵略就是人类的侵略，那里总有某些东西是高一等的。在南方有一种文化态度围绕对家庭、上帝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故土的尊重。虽然爱国主义在我的清单里并不在最高美德之列，尽管如此，爱国者相信某种比自己更大的东西，那因此也是一种美德。在南方有一种态度更多面对整个生命而不是某一时刻。”

“荣耀？它是一个主题。那么多人讨论它。”

“我受到了类似的训练。相信真诚是一种最高的美德。生命的口号是无私。”他顿了一下，“但是我不清楚这里有什么是南方特有的。然而，我倾向于认为，你越接近赤道，你的生活就越容易被夸大。”

“在你变得为此感到羞愧之后，你是否尝试过使自己疏远南方？”

“尤其是在我跟来自北方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当我身在南方之时，我也明确反对我不喜欢的事物，是种族主义。”

“那必定会产生烦扰，背叛曾伴随你长大的东西。”

他说：“那会产生某种精神分裂。不过随着我的年长，我变得更宽容。我变得对不宽容更宽容。如果有一名三K党徒跟你说话，你问他三K党象征什么，他会说它象征法律和秩序，还有爱和友谊，以及手足情谊。如果你问他怎样着手抵达那些，他会说：‘不惜一切代价。不论我们需要炸毁那座建筑还是袭击那个人。’他看不见那两个概念相互之间是怎样的不匹配。你不可能应付那种类型的精神分裂。”

在我们吃午餐时，他谈及南方对民权的接受程度，把它作为一种南方对其早期位置的不道德的认可。我想要知道是否他可以追溯那种认可的特定阶段。

“我度过一段很艰难的时期来对自己解释。那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如果你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告诉我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不会相信你。当时我认为它或许要一百年才能到来。那甚至会是神圣的、已经发生的转变——我不知道。很难理解。但是人们一下子明白了那是错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让人们解释他们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从没有人曾以那样的尺度忏悔。这里我们不仅仅是以某个人、一个个体来说，而是整个社会。”

现在商业压力正在带来社会改变。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是，一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黑人执行官被哥伦比亚的一家俱乐部拒绝赠予会员资格。结果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已经放弃在当地创办工厂的想法。它和这位执行官都不希望谈论这件事情或者把它变成种族问题；因此，对于人们来说应付它并不容易。但是在俱乐部这一边没有什么影响，他们简单地改变了策略并且邀请一些黑人来参加。

桑德斯法官像一名律师一般讲话。通过法律，他已经拥有更不同的身份。

他说：“普通法是一件庄严的事情。它具有一种非凡的容量，以一种不仅保留文明而且促进它的方式解决纷争。对我来说，发现自己被一名法官在一千年前做出的裁决引到另一个裁决并不少见。我明白我正在服务一个更大的文明。我知道我正在服务它。”

“所以你没有一种身份的问题，在背景和职业之间没有烦恼。”

“不再有了。我对自己更加平和。当然，这大概是变老之后需要更少判断、更多理解的事情。”

他的家族“一直”在南卡罗来纳。他母亲这一边的一位早年的祖先曾作为印第安人的传教士出现，随后成为奴隶的传教士。

[1]IHS，拉丁文Iesus Hominum Salvator，“耶稣是人类的拯救者”的缩写，在天主教堂中经常出现。

[2]胡格诺派（Huguenot），16世纪至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胡格诺派受到加尔文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主要组成为反对国王专制、企图夺取天主教会地产的新教封建显贵和地方中小贵族，以及力求保存城市“自由”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

[3]戈雷岛（Goree Island），濒临塞内加尔海岸，面向达喀尔，位于塞内加尔维德角半岛正南，是欧洲人在西非最早开拓的殖民点之一。

[4]木本植物特有的一类病害。发生在多种针、阔叶树种和竹类上。主要由类菌原体和真菌所致。

[5]加勒比海中的一条海峡，在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之间。

[6]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指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西班牙殖民地，17世纪末其中三分之一被割让给法国，随后发生黑人革命，成立海地共和国。殖民地的东部三分之二后来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

[7]牙买加（Jamaica），是加勒比海的其中一个岛国。牙买加原本是印第安人居住地，但在1494年哥伦布发现它，不久之后就变成了西班牙人的殖民地。1655年，又被大英帝国占领，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8]巴巴多斯（Barbados），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最东端，为珊瑚石灰岩海岛，四周被海洋环绕。经济以甘蔗种植和加工、朗姆酒、旅游业等为主。

[9]杜桑·卢瓦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圣多明各黑人起义领袖，原为种植园奴隶。1801年颁布宪法，宣布永远废除奴隶制度，并成为终身总统。后被勒克莱尔诱捕并押送到法国，死于囚禁中。

[10]西班牙港（Port of Spain），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南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和主要港口。原为印第安人村落，1774年成为特立尼达首府。

[11]圭亚那（Guyana），位于南美洲东北部，但传统上及历史上与加勒比海诸岛的关系比较密切。1966年脱离英国独立。

[12]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同时亦是出版商、印刷商、记者、作家、慈善家；更是杰出的外交家及发明家。他是美国革命时重要领导人之一，参与了多项重要文件的草拟。17岁时出走到费城，数月后到伦敦，后来在一名商人的帮助下回到费城，成立了自己的印刷公司，出版报纸，并且发表自己的文章，在当地社会得到相当的尊重。

[13]安提瓜（Antigua），中美洲岛国，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美洲时到达该岛。1520年至1629年曾先后遭西班牙和法国殖民者入侵。1632年被英国占领。1667年据《布雷达条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1967年成为英国的联邦并成立内部自治政府。1981年11月1日宣布独立，为英联邦成员国。

[14]纽波特（Newport），美国东北部罗得岛州的滨海城市和重要海军基地。位于罗得岛州西南角的小岛上，借桥梁与大陆相连接。殖民时代即是一个海港，现为海军人员与旅游者的夏日休养地和货物批发零售点。

[15]象甲科花象属的一种昆虫，北美洲最严重的棉花害虫。

[16]细长、富有丝光、强力较高的棉纤维，又称长绒棉。是纺制高档和特种棉纺织品的重要原料。海岛棉最初发现于美洲大西洋沿岸群岛，后传入北美洲东南沿海岛屿，因而得名。

[17]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1793年建立，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作为美国文理学院之首，它代表着美国最引以为傲的教育精髓—规模小、质量高，专注本科，崇尚通识和人文教育。其声誉在美国丝毫不亚于耶鲁、哈佛等名校，且更为美国上流家庭所青睐。

[18]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城市，美国东南部商业、金融、保险的中心地之一。

[19]美国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县莫比尔湾西北沿岸城市，是该州第三大城市和唯一的海港城市。

[20]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部联邦军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著名的向大海进军战略获得“魔鬼将军”的绰号而闻名于世。

[21]约瑟夫·吉卜林（Joseph Kipling，1865-1936），生于印度孟买，英国作家及诗人。他是英国19世纪至20世纪一位很受欢迎的散文作家，在20世纪初的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本人也在190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2]亨利·伍德沃德（Henry Woodward，约1646-约1690），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首位英国殖民者，他推动了跟美国东南部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建立联系的进程。

[23]威廉·约翰·格雷森（William John Grayson，1788-1863），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众议员，也是一名诗人。

[24]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是启蒙运动时期古典主义的代表，他的作品可分为田园诗、讽刺诗、哲理诗及翻译作品四大类。经蒲柏完善扩充的双韵体诗，形式更整齐优美，节奏更跌宕变化。这种“英雄双行体”在诗歌艺术中达到了神韵独步千古的境界，成为英国诗歌史上的最高成就。

[25]斯泰平·费奇特（Stepin Fetchit）是演员林肯·佩里（Lincoln Perry，1902-1985）的艺名，美国喜剧演员。

[26]吹牛者（Cracker）是对白人的一种贬损称呼，尤其是指美国南方的贫穷农村白人。

[27]浸礼会（Baptists），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浸礼会反对给婴儿行洗礼，主张得救的信徒方可受洗，且受洗者须全身浸入水中，称为“浸礼”，故名。浸礼会主张独立自主、政教分离，反对英国国教和政府对地方教会的干涉。美国浸礼教会最早在1639年创立。美国独立后，在浸礼会的推动下，美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1845年，因为对黑奴制度的存废有分歧，美国的浸礼会分裂成拥护黑奴制的南方浸礼会和主张废奴主义的北方浸礼会。19世纪末到20世纪，为对抗现代主义对基督信仰的攻击，美国浸礼会兴起了基要主义运动和独立浸礼信会运动。现在，浸礼会是基督教在美国最大的派别。

[28]五旬节圣洁会（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

[29]圣公会（Episcopalian），是源自英国的英格兰国教会和爱尔兰教会及其于世界各地衍生出来的教会之总称，即安立甘宗。由于“安立甘”一词与盎格鲁人一词词型较为相近，有时会被误认为是民族名称而非宗派名称，因此在美国及苏格兰等的强调圣公会非英格兰民族特性的地区，改以“The Episcopal Church”自称，用“Episcopalian”称呼其成员。

[30]哈莉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美国作家、废奴主义者，最著名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她的一生以写作为生，发表了多部作品。

第三章　塔拉哈西[1]：与非理性停战I

在查尔斯顿的人曾抱怨缺少午后雨。似乎为了对此有所补偿，在我离开的那天，几乎就在我出城向西时，来了一场猛烈的大暴雨。大树摇摆，树叶翻转，每条大树枝独自抽搐。雨水拍打着挡风玻璃；紧张兮兮的汽车打着车灯停在行车道上。不到几英里之外，又变成晴朗的下午三点；尽管依旧有时不时迫近的车辆——当他们把车头灯打开时——警告人们暴雨将至。

热带气候，属于大陆性强度，与景色相称：南卡罗来纳的湿地遭遇佛罗里达北部的沼泽，芦苇绿色和褐色相间，斑驳的水面或银色或黑色，景色因其广阔而令人印象深刻。很快，这片热带湿地，查尔斯顿——人们已经开始认为是理所当然：如此完美的造物——慢慢远离。很难想到那座城在这里，正如难以把整个儿这片滨海土地跟非洲奴隶制联系起来，这是代表新大陆、如此与众不同的土地，是人们想要关注、踏入的神奇的土地。

英属加勒比群岛的奴隶制开始显现小型化，甚至是家庭性质的。英属加勒比群岛的奴隶制确实是一种十八世纪的制度；当奴隶制一八三四年在大英帝国被废止时，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和贸易国家，可以有条件来勾销这些种植园和群岛。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奴隶制变得过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里的谬论。但是商业人士只关心此时此地的事情（获悉奴隶主扩张种植园奴隶制到西部地区的愿望让人害怕）；并且为了废除南方的奴隶制发动了一场战争。自由的奴隶以无法逃避的数量存留，不再仅仅是劳力和财富的单元，一种通货；而且正是他们承受了南方痛苦的冲击，正是他们的缘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战争才被挑起。

奴隶就是奴隶；主人无须去考虑是否羞辱或折磨他。在奴隶制终结后的百年里，黑人在美国南方以各种我从不知晓的方式受着折磨，直到我开始在那个地区旅行。杰克·利兰曾告诉我，在汽车出现的早期，在南卡罗来纳黑人是不允许驾驶的。在塔拉哈西，我听说，黑人不准在商店里试衣服；他们必须买下他们试过的任何东西。在密西西比，黑人不可以接受超越某个特定点的教育；南卡罗来纳的人们有一段时间曾做出尝试来完全拒绝黑人教育。

在南方还有某些我们在殖民地岁月的加勒比海地区从未了解的事情：暴力，法律的缺失。黑人家庭对私刑的消息作何反应？那些尸体会怎么样？它们怎样被埋葬？我遇见的一个人告诉我，当他还是孩子时，他父亲不允许他去当送报员。这位父亲害怕某个白人妇女指控这个男孩是偷窥狂或者有强奸企图。

在加勒比海地区，黑人在殖民地被忽视一百年，并与殖民地分离一百年之后，发现自己在他自己的岛上成了大多数，拥有选举自己的领袖和政府的权力。美国黑人，大约在相同时期，发现自己刚被解放，但是在世界上最先进国家中仍处于少数，并且是那个国家里被剥夺权益最甚的人。他的发展潜力，作为一名美国人，远比那些西印度群岛的人来得大。不过对于主体来说不可能有容易的向前趋势；他们已经经历过太多；奴隶制和奴隶制之后岁月的非理性已经造成很多人的非理性和自我毁灭。

每天出现在新闻里：毒品、犯罪、街头生活、学校里的“同龄人负面压力”（黑人殴打在学校里表现出色的那些黑人）。在亚特兰大，安妮·西顿曾谈及她在特定年龄之后隐藏感情的需要，为她自己保留部分自我。看上去所有年龄的黑人——在他们的生命中实现他们的事业——感觉到类似的需要。不过在他们更加令人绝望的状况里，这种内省可以将他们与他们的事业分离并且经常违背它。

“最后，我认定，在我生命中最困难的（和最有回报的）事情是这样的事实，我生是一个黑人并由此被迫对某种与这一现实的停战起作用。”詹姆斯·鲍德温[2]（这门语言最优雅的操控者之一）的这段话自从大约三十年前我读到它们起就一直伴随着我。“现实”——我所记得的和我所接受的；现在，在美国南方，在我自己旅程的中途，我开始怀疑是否每个黑人寻求的停战事实上没有和他周围世界的非理性在一起。某些人的成就开始显得更加卓越。

柏妮丝·克劳赛尔牧师住在塔拉哈西的乔·路易斯大街。“不在国民住宅[3]里，”她在电话里说，“告诉司机不在国民住宅里。”而白人司机不单径直来到房子前，还在街上用车灯照亮这位戴着领圈的女士，她正跟她会众的一名成员交谈。

克劳赛尔是一位浸礼会牧师，她由于是佛罗里达这一部分唯一的浸礼会女牧师并且从事一些社会工作而有点儿名声。她曾因为派送一次救济任务到密西西比而出现在新闻里，派往图尼卡镇[4]，在名为糖沟的一个贫困地区。她曾送出装满一卡车的补给。卡车一侧下方有一条印有专业性文字的横幅：塔拉哈西到图尼卡。那里为了效果有一种广告文案撰写者的感觉，我认为。不过在出租车司机指认时我在街上看见的女士没有任何令人生畏和武断之感。

她身材娇小、苗条，容貌和善，戴着领圈看上去有学院气，是某个适合有小房子和整洁院子的安静的居住区街道的人；肯定不是一条“国民住宅”里的街道。

她向和她在一起的妇女说再见，并向我致意。她说那名妇女属于她的会众，在她去教堂关灯的路上拦住了她。她邀请我跟她一起去。那离这里只有几个宅地，在路的另一侧：各各他浸礼会教堂，一座白色建筑，有一块木板给出她已故丈夫的名字，詹姆斯·阿隆·克劳赛尔。他创建了这座教堂。

小教堂周围的草地跟宅院里的草地一样被修剪整齐。门廊的白炽灯正浪费地亮着。

克劳赛尔——那是怎样类型的姓氏？她说那是法语。来自于路易斯安那州；它是那里早期重要定居者之一的姓氏。她的丈夫是浅肤色的人，跟他家族的许多人一样。

关于在那条街上的教堂的创建有一个故事。克劳赛尔一家在他们的房子里主持祈祷会，人们得救和被施洗。一天，克劳赛尔牧师问她：“我们打算为这些人做什么？”她说：“让我们创办一所教堂。”他说：“我不需要一所教堂。我已经在太多教堂做牧师。”她说：“好吧，亲爱的，我不是考虑你所需要的。我是在考虑人们所需要的。”这就是这所教堂是如何创办的。当克劳赛尔牧师去世，他的妻子柏妮丝响应会众的请求成了牧师。

这座教堂，外观如此洁白和朴素，里面放满了东西。那无疑经常被使用，看上去就像会客室或者会众的聚会地点。主厅大约五十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满是鲜花，还有一架钢琴和管风琴。地毯是蓝绿色的；靠背长凳装有绿色织物垫。主厅的尽头是一幅非常大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画像。那至少有十五英尺宽五英尺高。画像是二十三年前从波士顿附近的印刷行买来的。基督显而易见是白人，金色长发，稍有点儿——跟我在其他地方注意到的一样——像卡斯特将军的某些画像。

我问柏妮丝·克劳赛尔有关画像的情况。

她说：“那不会烦扰会众。我教导他们肤色并不重要。白肤色基督总比没有基督要好。毕竟，基督是无色的。”

不过她也有一个黑肤色基督来展示，黑肤色基督带着黑肤色门徒。这幅画像很小，是她可以握在手里的某件东西。

关于地毯和靠背长凳，她说：“一切都是捐赠的。给什么我们用什么。那就是为什么它们不相配。”

窗户上是画在纸上的彩色玻璃图案，粘上的纸条。纸条印有一种花的图案。它们是从史宾塞礼品订购，那是一家邮购企业；它们是从一个产品目录中被选出的。

教堂的门打开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候牧师。柏妮丝牧师认识这位拜访者。她请求谅解并走向那位妇人。我没有转身去看；我看着波士顿壁画。到访的妇人低声说话，柏妮丝牧师的声音与她相称。她们的话语听不清楚。只有一句话，属于柏妮丝牧师，逃脱含糊的对话进入我耳中。“你不需要跌到地板上然后跳到天花板。”咨询持续了一会儿：那天早上第二个找到牧师来解答心灵问题的人。

在多声道别和感谢之后，拜访者离开时，柏妮丝牧师解释说。

“她女儿上周过来接受基督。她准备接受洗礼。她女儿十四岁大。然而某些人告诉她女儿，她还没准备好——他们确实试图阻止她进入教堂。一些教派不会让你加入直到你做出某种类型的情感及身体反应。那就是为什么我告诉那位母亲，现在你不需要跳到天花板。”

我请求她再多解释一点。

她说：“你生来是一个印度人。我们并非生来是基督徒。我们生来是黑人。”

那最后一句话由牧师说出来似乎有点儿奇怪。不过也许她的意思只是人们必须选择基督。

“成为基督徒不需要大量情感。在我们的礼拜仪式里，我们只有在非常受感动的情况下才情绪激动。”

她领着我进入主厅后面的屋子。那是主建筑物的附属建筑物，那被称作克劳赛尔友谊礼堂，以纪念她故去的丈夫。那是居家的布置。有一个用于烹饪的炉子，四周全是为了教堂的施舍尤其是“济贫任务”而收集的衣物。这位和善的女牧师一本正经地说起这项计划的口号：“那是我们的关爱分享计划。”那是“塔拉哈西到图尼卡”任务的一部分。有在架子上、在盒子里、在麻袋里和在桌子上的衣物（盖着绿布）。她说她为约六百英里远的密西西比州图尼卡的穷人的吁请已经触动了她会众的神经。

这间侧厅的四周，墙和木板上，都是美国黑人的照片。“我们在人们面前保留美国黑人的历史，这样他们会知道一些他们的传统。”那里有马丁·路德·金、理查德·艾伦（宾夕法尼亚州非洲卫理公会教堂的创始人）、布克·T.华盛顿、哈莉特·塔布曼[5]、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以及美国黑人服务英雄们；还有一张黑人拥有的亚特兰大人寿保险公司的照片。

我们离开侧厅，往回穿过教堂主厅。紧靠前门的墙上有很多柏妮丝牧师一九七二年欧洲旅行的彩色快照。这——以及其他的一切——给了这面墙一种虔诚者的剪贴簿的感觉。不过那里有更多的东西。这位年长的黑人妇女作为一名黑人曾体验更大的世界，闻名的世界，并且把这些经历的少许魔力带回给她的黑人会众。就像曾授予她的荣誉被看作是授予黑人的荣誉，并且由此成为授予所有黑人的荣誉。

在教堂的门廊有来自杂志的黑人和白人家庭小组的剪贴。这是柏妮丝牧师提醒她的会众母亲节的方式；并且她用心地展示了黑人和白人的家庭小组。她说：“我们是双种族国家。”这个词对我来说是新的；不过随后她描述并延伸了它。“我们是黑人，但是这个国家并不全是黑人。我们是很多种族。于是在描绘家庭时，我们有不同肤色的家庭。”

空气由于花粉而感觉沉闷。在路的另一边，她房子所在的地方，地面向下倾斜，于是房子在一片小凹地里；而空气更加沉闷。车库里有一辆车。在她的小客厅里，远比人们从外面或许会认为的更小，有更多照片、纪念品之类的东西。一面墙被装框的证书和饰板覆盖。客厅里很温暖，哪怕门是开着的。

她出生在佐治亚州，当她九个月大时被双亲带到了俄亥俄州哥伦布。“我不知道我爸爸做什么。我爸爸是个工人。他是个小个子。他不能够做太多。”很可能源自她父亲，她也遗传了她自己的娇小。“我们留在哥伦布一小段时间。然后我母亲去世而我们的阿姨带我们去了纽约。我爱我的阿姨。我年纪太小没法了解我母亲。在纽约，我们周围什么都有——吸大麻、凶杀、吸毒——不过那不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的教堂生活。”

她突然停下来讲述有关乡下黑人在来到大城市时必须做出的适应。“你失去所有跟你的家庭、你的社区、你的教会的联系。然而那里有给你获得新联系的机会，甚至在像纽约那样的大都市。你可以加入一个较小团体，并且成为那个较小团体里能够独立发展的人。比方说，像一个教会、一个社交俱乐部、一个政治团体或者就是一个街头团体。一些年轻人，当他们从南方迁移到北方，他们仍旧想要一个团体来依附。于是很不幸，他们加入了街头团体。”

她怎样解释黑人所具有的强烈宗教本能？

“我认为那源自奴役。而且甚至在奴役之前。源自非洲。他们就是有强烈的宗教传统。在奴役中，上帝是他们的拯救者。而且他们感觉有一天上帝会把它解决。”

有时候那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吗？

“对于某些人，那或许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我不会否认它。但是根本上，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可以说白人教堂就我所知跟我们的类似。他们正在做大量的传教工作。而且比我们更多，因为他们有财源。宗教在打破种族隔离中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我必须私下里说。我没有经历任何种族敌意直到我离开纽约前往华盛顿特区生活。这是在一九四一年，当时我二十五岁。我去为政府工作。并且有了这种让我心烦的经历——第一天。陆军部大楼的自助餐厅还没有开放。于是我们大概四个黑人女孩前去一家三明治小店吃午餐，我们买了苏打水，并且准备坐下来吃，那里的女士说得非常刺耳，‘你们这些人不能，你们这些人不能找别的地方去吃吗？’当然，在那之后我们都没有胃口了。”

“这动摇了你的信仰或者你思考的方式吗？”

“那做了什么，那让我对我的国家感到疑惑。在那之前，我是百分之百的爱国者。我爱美国。不过那开始稍稍损害了我的爱国热情。那并没有动摇我的宗教信仰。事实上，由于我的宗教训练，我不会对三明治店里的妇女心怀怨恨。华盛顿特区并没有取消隔离。而那才是让我难以置信的，国家的首都没有取消隔离。

“当我们去陆军部大楼的大自助餐厅，我们在那里工作，白人不会想跟我们坐在同一桌。如果我们坐在他们身边，他们会换位子。我们刚开始了解这种情况存在。那使我成为一名斗士，好吧。我们在那里加入由贵格会[6]教友领头的团体，我们的目标是解除这座城市里某些便餐馆的种族隔离。我们聚会——所有贵格会教友都是白人——做祷告并决定我们去哪里。并且我们被告知不对表现给我们的任何暴力表示任何回应。我们不得不接受培训。你不能够想象被说给我们听的那些东西。人们会朝你脸上吐唾沫。如果我们正在喝上一杯，他们会把它拿起并扔出去。基督说转过另一边脸颊。最终，华盛顿取消隔离，在不久以后。”

空气是沉闷的，由于花粉和佛罗里达北部的潮湿。我的双眼已开始刺痛；而现在，想到那些祷告聚会，我开始流泪。

她说：“人们已经改变。而现在，那些人中的一部分不会相信他们当初那样冷酷。”

那是多么好的表达方式。她并没有给出个人宽恕。她谈到了内心更大的转变。那极度地感人。

她说：“这些经历有助于塑造我，给我更多个性和力量。”

但是其他人怎样呢？

“一些人不能接受它。他们就放弃了。他们承认。对于那些人来说，那或许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战斗。《圣经》上说，让强者支撑弱者的缺陷。”

她，在她的小客厅的靠背长椅里如此纤弱和安分，认为自己是强者中的一员。

“那仍旧是个问题。没有种族隔离，但种族主义还在。那更加微妙。”

我想知道她对往事的态度。不过她的过去，跟几乎所有我与之对话的黑人一样，停在了某个特定的点。

“我从未探究我的根源。我可以回溯到我祖父和祖母那一辈。一九〇〇年前后。那就是全部。”

现在除了种族主义的那些之外，还有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里有少女怀孕、吸毒、辍学以及被报道殴打那些在学习上比他们出色的黑人的在校黑人的行为。

“当学校里都是黑人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问题。现在，我讨厌说这个，种族融合已经毁了一些黑人孩子。因为在黑人学校，我们必须定期拜访家长的家。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们会去家里，而家长都非常配合。我们在学校里有宗教活动。我们有十五分钟晨更。在融合学校里所发生的是一些黑人孩子开始以一些不求上进的白人孩子为榜样。家长没有跟学校的紧密联系。我们中那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更加努力工作。现在你不可能在学校里做太多。”

她把自己看作强者中的一员。她的宗教信仰给了她一部分的力量。是否曾有过任何经历使她坚定她的信仰？

她说：“很多。无时无刻。上帝与人交谈，正如他过去所做的那样。当我十六岁时我就知道我将要去讲道。我告诉我在纽约的教会。我不知道那如何而来。我只是知道它。我知道在一九七一年，当时我成为一名牧师，上帝曾与我对话。当上帝说话时，它们是我内心的言语。不过有几次上帝曾口头上对我说，当时他呼唤我的名字，而我环顾四周看是谁在那里呼唤我，那里没有人。第一次听见上帝讲话的经历是在我还是孩子时。他说：‘起来去加入教会。’我当时并没有这么做。

“不过自从我成为牧师，上帝无时无刻不对我说话。用言语。他会告诉我做某件事情。我会大声回答他。一些我的会众了解那些经历。某个礼拜天，上帝跟我说起会众中的一个小孩。我就转身回到讲道坛，上帝说：‘为那个孩子祈祷！’我转身并看见这个孩子坐在某人的膝上。命令是紧急的。我说：‘那是谁的孩子？把那个孩子带到这里。’我祈祷。人们哭了。一周之后这个孩子病了，不过这个孩子并没有死。感谢上帝！”

她一般不会提起这些经历。一次她这么做是当她出现在任命委员会面前的时候，那是在纽约城里的一个黑人浸礼会教友团体。“我必须证明神对我的感召。我讲了上帝如何对我讲话。当我告诉任命委员会时，他们相当理解。”

她的宗教信仰曾帮助她度过一九四一年及以后在华盛顿的艰难时期。

“你看，那就是在这些情况下指导和保护我们的圣灵。”

“你曾感觉到被抛弃吗？”

“我从未感觉被上帝抛弃。”

“是他告诉你要成为一名斗士吗？”

“我不知道。那在我身体里。并且我感觉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

她崇敬对马丁·路德·金的记忆。不过她与贵格会教友在华盛顿的反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前很久。她比她所宣称的更加勇敢。不过她把一切都归于她的信仰。“太多宗教体验，太多神的体验。”并且她欣慰于她的女儿们都有宗教倾向，其中一个还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教会”。在那种程度上，她正在传递作为女牧师的火炬。

“当我还是在纽约的孩子时，我们的会众里有女传教士，所以对我来说那并不是罕见或独特的事情。当我嫁给一个牧师时，我失去了所有自己成为一名牧师的想法。我的丈夫并不相信女人会成为牧师。不过他了解我想要成为一名牧师。他是一个有悟性的人。他比我年长很多。他知道我想成为一名牧师是因为有时候在教堂里我会起身宣讲。当圣灵行动，你就行动。他理解我是真诚的。当一九七一年上帝对我说话时，我禁不住挣脱我丈夫的想法。此刻我必须回应那个召唤。我必须倾听上帝的声音而不是我丈夫的声音。”

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她给了我一本有关她的影印合订小册子，六个月前为向她表示敬意在佛罗里达农工大学举办的庆祝活动的纪念册。这本小册子里有摘自塔拉哈西《民主报》的有关她的文章的复本；它还列出了她许多的奖项和荣誉。标题页是整页她自己的照片；在封面上她被描述为“基督的献身者”。

她还给了我她的名片。在这张名片上，各各他浸礼会教堂被描述——我也认为是广告文案——为“在乔·路易斯[7]和亚利桑那场角的友好小教堂”。有时候那在我看来非常“美国”。现在我对此更多了一点儿理解，并且知道像柏妮丝牧师的教堂那样不仅仅是礼拜的场所，也是社区中心、社交中心，并且取决于牧师的个性。

莫里斯·克罗克特，一个高大、挺拔、英俊的五十六岁棕色皮肤男人，是佛罗里达州假释委员会的理事。作为一个当地黑人的成功故事的代表人物他曾被我知悉。那使我想要见他。他同意见我，但是他不明白我要寻求什么。当我某天午后被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的桌子清理过，他的头靠在交叉的双臂上休息，但是他完全没有睡意——他没有立即表示欢迎。

他说，像一个准备好的声明：“大多数外面来的人把我们看作缺乏教育的人种，半文盲。”如果我们像那样继续的话，在会谈中不会有很多收获；不过当他了解我是来倾听的，他的态度变和缓了。很快他天生的风度取而代之；他从容自在地交谈，急于抹去最初不友好的印象。

他说：“当我成为部门领导，管辖黑人和白人时，白人并不高兴，我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生活了两三年。”

现在看起来那不太可能，在他职员的普遍礼貌中。

“那或许是一次过激反应，但是你永远不知道。有好些恐吓电话和暗示。还有许多白人辞职了。”

战斗并不令人愉快，但那是必须的。

“一些人试图给出当我们被解除隔离时白人高兴黑人也高兴的印象。但那不是真的。我不认为任何有思想的人在那种环境下可以高兴得起来。我从来不能承受得起快乐。我的选择如此受限。我儿子今天有不受限制的职业选择。我没有。当一九六四年我认为我应该得到一次晋升时，他们过来开车带我兜风，解释说我够资格但是他们还没准备好让有色人种做那种职位。我回到家里，我告诉你，我哭了。那还在伤害我。

“我的儿子，由于我的职位，从未经历那种拒绝。在我这里的工作中，我主要被白人包围，而这正是我儿子成长的环境。”

他的儿子在白人公立学校上学，直到他父亲把他放到一所当地黑人大学附属的黑人学校。

“他不能接受它。他从没有处在一个全黑人的环境里。音乐不同，举止不同。迈克尔一直听白人孩子的音乐。在他的童子军团里，他是唯一的黑人孩子。”

莫里斯·克罗克特曾度过一段艰难时期，并且活得相当不错。但是是否有些人在压力下放弃？

“一些人退出了。你那样做的方式是使你自己进入你的教会，进入围绕家庭的事务。所以为了所有实际的目标，你把自己与现实隔离。教会全是黑人，当你去那里时，每个人都友好，你不会被恐吓，就像重新回到了发源地。”

不过他曾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来源。

“大多数黑人孩子主要具有母系家庭体系。但是我跟着一个男人长大。他是我的继父。他对我来说是榜样和向导。母亲倾向于不对男孩如此严格。男孩需要男性提供的那种条理。我认为如果有男性的基础家庭结构在位的话，如今很多黑人孩子会去上学。不过由于缺乏职业机会，黑人男性在安顿他们自己上举步维艰。”

我问他他的儿子，他从白人学校被带出然后送到黑人学校的事。

莫里斯·克罗克特说：“他已经开始意识到他是个黑人，每个人都不爱他。他在塔斯基吉[8]（Tuskegee）开始他的第三年学业。不过迈克尔仍旧有他白人朋友的基本框架。”

出于现在的成功，出于他新的保障，莫里斯·克罗克特正在重新发现、重新肯定他的黑人身份。他需要宗教信仰，但是他需要的是黑人宗教信仰。

“我不是一个叫喊的人。但是我喜欢在一个那种事情在继续的教会里。我们中的许多人想要效仿其他标准，而我们必须那样做。但是我依旧认为，跟大多数民族团体一样，你不应该使你自己跟你的基础文化分离。尤其是当我去教堂的时候。教会是我的救星。教会使我保持头脑清醒。”

救星、头脑清醒——我不曾听过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但是在假释委员会理事的工作中有特殊的需要。

“某些日子在这项工作中，努力坚持的压力送你带着痛苦回家。我们不得不做的最有压力的事情之一是主持与死刑牢房里的罪犯的最后面对面谈话。我们的确要去监狱，跟囚犯和他的律师坐在一起。我们的会面由一名法庭书记员转录。当世界给了我太多压力时，我去教堂。对于我们南方黑人来说神的恩典是教堂。”

“你现在是否感觉成功？满足？”

“我不满足。我将带着不满足去我的坟墓。我自始至终试图改进。人们说我们想从树上落地并且在我们余下的日子里吃西瓜。我想让他们知道那种老套的说法是错位的。在我的工作中我接待了很多拜访者。大多数来自外面的人把我们看作缺乏教育的人种，语言运用不熟练。我猜想他们把我们看作半文盲。”

那是我们对话开始的地方。现在他已经把它带回到那个点，附上一个解释。

“但这是错的。如果你像那样来见我，我会让你知道我不是你可以用那种方式应付的人。”

他自己与非理性的停战——他是怎样处理它的？有关往事，现在从这个距离，什么是最使他吃惊的？

“我发现现在难以理解的是我怎样包容愤怒的。我料想你必须学习愤怒并不解决你的问题。你有时候必须坐下来跟你自己角力。”

他仍旧偶尔要角力。他住在一个白人街坊。他牵着他的狗去散步。无论早晨或下午的什么时间他牵着他的狗，在街道一头的一所房子里，总有一个白人老头出来坐在走廊上盯着他。看起来那老头正在等着克罗克特先生走过他的房子。

“但是意义是什么呢？”

我并不理解克罗克特先生给出的解释。“他想要让我知道他在那里。他想要让我知道我正在被盯梢。”克罗克特先生用手指做了个手势，划了一条水平线。

“他会说些什么吗？你们交谈吗？”

“我们有。我总是不得不想某些话来回嘴。他上一次说的是，‘我不知道谁更慢，你还是这条狗。’我不得不想一些话来说，某些愚蠢的话，像，‘你比我们两个都慢’。那种废话。”

不过这位邻居也许是个宗教徒，也许是一名浸礼会信徒，一位基要主义者。难道那导向一种特定类型的交流吗？

克罗克特先生对此否认。“白人基要主义”——把它放入一个跟他在黑人教会中喜欢并看作他黑人文化一部分的黑人基要主义完全不同的分类——“那是他们试图回到过去好日子的尝试。白人教会现在有一所附属于它的学校。他们称它为‘基督教学校’；主要的目的是保持其隔离状态。白人基要主义教会消费了这些人并且消费了这些问题。那是建立一种早已落空结构的一次未完成的尝试。”

是一位西海岸作家的建议，最初来自塔拉哈西的某个人，把我送到了塔拉哈西。佛罗里达北部，我曾听说，跟佛罗里达南部完全不同。佛罗里达北部，这个州的狭长部分，是南方腹地的一部分。但是那花了我很长时间来找我的路线；这有时候会发生在这种类型的旅行中。

塔拉哈西，该州州府，是在狭长地带两端的中间、彭萨科拉[9]（Pensacola）和杰克逊维尔两城中间的人工行政中心。所有我必须知道的乡下是在塔拉哈西和墨西哥湾的白沙黑溪上的海滨别墅之间的几英里：食品店、餐馆、活动房屋、加油站、提供活饵的场所和教堂构成的一道假日风景线——“红脖佬”地区用完即弃的建筑物，在那里（我被告知）从前黑人会被放火赶走，如果他们试图定居的话，并且那里仍旧几乎没有黑人。

然而，就在我在塔拉哈西的时间的尾声，我看见了某种异于那条假日风景线的东西。大约一小时车程之外，在公路——美国公路使得一个州跟另一个看上去一样，并且州的一部分也跟另一部分一样——后面我看见废弃的泥土路，曾经是田地的森林，曾经被整个遗弃的房子，杂草丛生的院子里的车棚和车库。有一点像在非洲，在扎伊尔或卢旺达，被遗弃的欧洲人城镇。

这里曾经有一个旧的社区。现在它很难生存。农业不再能支撑它；农业不再有收益。在荒废的房屋间的各处——大树、矮树和灌木似乎朝它们伸了出来，使得院子的开放空间变暗——是仍旧有人生活的地方，黑人和白人，没准备好离开的人，都在坚持，可以说是正在耗尽他们自身品行的怪癖的人。比方说，在低门廊上摇晃的年轻胖子是一个黑人农民的儿子。那是他选择的度过日子的方式；他做出了隐居的选择。我想起在霍华德的村庄里的酒鬼，在一个星期天从他家的窗户里往外看，但是远离他社区的生活。这里不再有一个社区；年轻胖子在灌木丛中摇晃。

我的向导是格兰杰。他是白人，四十多岁，在附近镇上的酒店里工作。他那么做是为了现钱，保持他自己的农场运作。那是一个小农场，一百二十亩地。祖传的土地。那是在南北战争前的十年里成为宅地的——印第安人的土地，标出并从联邦政府索取。当地浸礼会教堂在一八五六年建立；格兰杰是一名浸礼会教友。这片土地从没有被奴隶耕作过。“我们感觉自己像最初的美国人。”格兰杰的一名亲戚告诉我。多方面的祖先从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佐治亚移居到这一部分的佛罗里达。

在这个古老富有的家族的某些支系里有些故事。有一个故事是某位祖先曾在英国拥有三分之一个郡。还有个后来的故事，来自一段南北战争的灾祸之后的时期，属于另一位曾在中国贸易中取得成功并带回家一箱金币的祖先，当金币倾倒在农宅地板上时，曾升起一片纯金的尘雾。

现在格兰杰在一家酒店里工作，两天上班，两天休息，并且照看祖传农场里留下的东西，这么做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虔诚，亏欠他祖先的债，而且这么做也是因为务农对他来说是日子里美好的部分。务农意味着在这些田地里，在这些树林里。

我们在他陈旧、没有空调的皮卡里驶过他的田地。他的一头母牛刚产下牛犊。我们把皮卡停在松树中间，在稀疏阴影里，在牛粪堆和松果、松针、易碎的枯枝中间。他出去并保持他的距离，跟母亲和正在尽力站起来的污迹斑斑的初生牛犊交谈。他已经等待这件事有些天了。这正是他正在做并喜欢的农务，它曾把他的和善赋予他。

但是发展正在到来。在城里有工作的人正在乡村建造房屋。老农场正在受到威胁。以印第安人土地被划分为宅地为开始的一个循环正走向终点。（三十八岁时死于联邦政府囚禁中的塞米诺族酋长奥西奥拉的坟墓离查尔斯顿不远，在能看得见萨姆特堡[10]的地方。）

五十英里左右之外，仍旧在狭长地带里，建筑发展和农业失败正在终结另一种类型的社区，一个黑人佃农的社区。自从奴隶制结束之后黑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曾经每个人都是相关联的；这些田地限定了每个人的范围。如今道路通到那里；被暴露的社区正在解散；在旧的田地里有松树种植园——新生的松树从大量灌木中生长出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移居到一座城镇？

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不同于格兰杰在他的一百二十亩地上发现的生活。对于祖先、历史、虔诚这里有不同的观念。对于巴雷特，带领我参观的三十多岁黑人，这片排外的黑人社区的农业生活是单调乏味和令人羞愧的。

巴雷特是中产阶级，双亲是谦逊的专业人士。他来自一个颇大的城镇，那里黑人很少。直至来到塔拉哈西，他都认为南方的黑人就像他的家庭；他仍然因为在塔拉哈西那些并不符合他原先概念的黑人生活方面而不安和激愤。处于少数的概念是他教养中非常大的部分，并且对他如此重要，他告诉我，习惯全黑人街道的景象对他是有困难的。我因为他那样说而喜欢他；很少有人会坦白如此简单和潜在的某件事情。当他的工作将他带到那个古老的黑人农业社区时，他说，他遭遇了“文化冲击”。

我不认为他正在向我展示的都那样坏。但是，我并没有满足他的期望。随着怒气再度在他体内积聚，出于希望再度看到最坏情况并且向我展示它的这种愤怒，他开车带我去了一条小路并且说道：“看看那个。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

那很特别，一间修补多次、破旧的老木屋，在光秃秃的院子里独自竖立，周围没有树，背后有野地里的灌木丛。

我想我现在理解了莫里斯·克罗克特希望为他儿子保留的东西：在“白人”中长大然后像巴雷特一样必须做出调整。

关于黑人宗教信仰，巴雷特并不像莫里斯·克罗克特那样认为喊叫的宗教是他自己黑人文化的一部分。结婚以后，他说，他和他的妻子曾谈及他们应该去哪个教会。他们曾非常严肃地交谈，并且决定加入长老教会。

他比莫里斯·克罗克特年轻二十岁，并没有更年长的人的那种需要。

在我们驱车旅行开始时，我曾注意到他的种族激情。他希望首先批判某个人；但是接着他被自己的话语引开，去向一种更加普遍的苦恼。我曾问及他的种族激情；那似乎是他绝对的主题。他确认了我的问题，却没有回应它。现在，在我们快要回到酒店时，他说起了那个问题。

他说：“你问我的问题。我考虑过它。我猜想我愤怒是因为我是黑人。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足够好的理由，但就是这样。”

一个好的回答，是他诚实的一部分。

在酒店的车道里，我逐渐辨认出一个黑人身形。他戴着黑色头巾，穿着奶油色印度款式长衫。他正在大声朗读，唱诵一本阿拉伯书，或许是一本《古兰经》。他对身边的来来往往毫不留意。他像一个学生那样大声朗读，把大书凑在他的面前；他不可能被忽视。

柏妮丝·克劳赛尔牧师、克罗克特先生、巴雷特——他们代表发展中的黑人进步运动的各个方面。杰西·杰克逊[11]某天曾来到塔拉哈西，寻求对他总统候选资格的支持。纵使这个人自己没有被许多人看见，他的存在却被感知。他的随从几乎挤满了金鸡酒店。那天深夜一辆引擎盖打开的豪华轿车停在一家俱乐部的外面，在那里候选人正在会晤当地人。如此的做派，如此的开销；而这只是其中一天，总统候选人日历中并不十分重要的一天。

那原本在历史上是令人满意的，并且对于理性地管理更加简单，如果这个进步运动是广泛的全部；如果黑人的法定权利胜利，他们现在已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不过在这个运动的另一端，并且足够接近威胁这个运动的（尽管杰克逊党派的男男女女在金鸡酒店的强势存在），是非理性和自我毁灭，还有一种也许前所未知的绝望。

那就像奴隶制最后的残暴：现在，在一个本该有可能性的时刻，很大一部分黑人却发现自己在没有信仰和社区支持的情况下在上一个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演进。在加勒比海群岛，在奴隶制最稳定的日子里，奴隶们在夜晚假装拥有他们自己的王国：一种对于西非种植园信念的移情——仍旧在象牙海岸流行——真实世界在日落后开始，而在夜晚，人们改变或颠倒他们白天的角色。没有这样的幻想，没有非洲千年的梦想，支持新的被剥夺的黑人元素。进入他们的空缺是困难的。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存在。”一个在感化中心里的年轻黑人说。“您的双手很柔软。”另一个说，使用的字眼在我看来来自很久以前，“您的双手柔软得像棉花。”他自己的手也是轻柔的。他具有一种行为不良者的智力和危险吸引力。但是他可怕地迷失了；他不可能被触及。另一个人说：“对于一个黑人来说，走出极小的一步也非常难。”

他们都会在几个月内被释放。但是在外面的世界里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坚持那样说。他们都说得好像生命已经被预先决定，并且早已完结。

“将近八百万双手会帮你向上拉起重担，或者他们会反着你把重担往下拉。我们将贡献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南方的愚昧和犯罪，或者三分之一的它的智慧和进步；我们将贡献三分之一给南方的商业和工业繁荣，或者我们将证实一个名副其实的毁灭、停滞、萧条的主体……政治主体。”

这些话读起来像特别的吁请。而它们正是。它们来自于布克·T.华盛顿一八九五年在亚特兰大的演讲，当时他只有三十九岁：一次建立起他的声望的著名演讲，并且在其中他做了两件显然不能调和的事情——使南方白人冷静下来和为黑人在一段几乎绝望的时间里提供希望。特别的吁请，有点儿夸大；不过一八九五年亚特兰大演讲的那些话语现在读起来像预言。

[1]塔拉哈西（Tallahassee），美国佛罗里达州州府，莱昂县县治。

[2]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作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黑人和同性恋者，鲍德温的不少作品关注20世纪中叶美国的种族问题和性解放运动。代表作有小说《向苍天呼吁》《乔瓦尼的房间》《另一个国家》等。

[3]指由政府出资供低收入者用的住宅。

[4]图尼卡（Tunica），密西西比州西北部小镇，靠近密西西比河，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美国最不发达的地方之一。

[5]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1820-1913），美国废奴主义者，杰出的黑人废奴主义运动家。她本人就是一个逃跑的奴隶，帮助许多黑人奴隶逃亡。

[6]贵格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该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任何人之间都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该教会坚决反对奴隶制，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废奴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7]乔·路易斯（Joe Louis，1914-1981），美国职业拳击手，战绩69胜3负，其中55场击倒对手。乔·路易斯一生为打破种族歧视，改变黑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形象，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被认为是美国黑人的英雄。

[8]指位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东部塔斯基吉的私立黑人大学。

[9]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北部城市、军港。

[10]萨姆特堡（Fort Sumter）是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一处石制防御工事，始建于1827年，以美国独立战争英雄托马斯·萨姆特将军的姓来命名。1861年4月12日，萨姆特堡遭到南军炮轰，称为萨姆特堡战役。随后，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对南方宣战，南北战争爆发。

[11]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1941-），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和浸礼会牧师。1984和1988年是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

第四章　塔斯基吉：与非理性停战II

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就知道《超越奴役》。我父亲曾给我念过选自这本书的一个故事，我确信我随后独自阅读了这本书的更多内容。我的父亲，出身贫穷，不管他的抱负且一直贫穷，却喜欢那些关于自助和从贫困中出头者的故事。他在特立尼达受苦，而我已了解了《超越奴役》具有种族含义并且可以跟我们自己岛国事情发展的方式相联系。但是我还太年轻，无法处置那种类型的信息。我几乎以接受一篇童话故事的心情来接受我父亲读给我的布克·T.华盛顿的故事，并且在它暂住的我的那部分意识里，种族和历史时期都已经被剥离。

在一个人出头并成功的更大故事里，要讨论的是有关一次测试的故事。这个小男孩，独自在人间，正要迈入这个世界，他被要求整理一张床（这就是这个故事活在我意识里的方式）。处在危险中的、取决于床是否被正确地铺整的是小男孩的整个未来。

要忘记那个故事很难（每次我铺床时它都萦绕在我的意识里）；童话式的测试，把看上去琐碎或不相干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像引诱受正义驱使的骑士或者许下誓约的圣人的故事；像其他神话故事里的神奇测试：捡起稻谷，猜测矮人的名字，把稻草纺成金子。

不过这个在我意识里留存的故事在一个细节上是错的。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奴隶出身，他夜以继日地走到一所特别的学校去接受那里的教育，在那里他首先被要求的不是铺床，而是打扫房间。这个男孩打扫了四次房间。设置测试的妇女那时并不是简单地说：“正确。你通过了。”她是用手指在墙和地板上快速移动来检查。男孩的判断终究还是正确的。这项迷惑人的简单任务他做得非常好；以这种方式，他还把另一位潜在的折磨者争取过来，把她转变为他神奇旅程里的伙伴。

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故事从打扫房间转变为铺床有一个原因。床对奴隶男孩很重要。在单间奴隶小屋里，还有农场厨房里，男孩曾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他睡在泥地上的破衣烂布里；而当他地位上升，第一次被赠予一张铺好的床时，他并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他不知道该睡在两条单子上还是中间还是它们下面。（我对那种窘态深有同感，我十八岁时从热带的特立尼达移居温带的英格兰，在特立尼达我们用自己的方式铺床：一张单子盖在床上，另一张单子或毯子折叠着，如有需要在晚间会被用作宽松的盖被。我或许已经转移早年个人的窘境给我的关于这本书的记忆。）在他后来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为像他一样刚脱离奴隶制不久的人建立的学校里，布克·T.华盛顿注重教导他的学生们如何使用床铺，并且以更一般的方式注重教授好的家庭礼仪，正如他逐渐理解它们的方式。

一个感人的故事，寓言似的一个：曾睡在奴隶小屋地板上的男孩成为他的年代里最著名的美国人中的一个，曾与总统一起进餐，从未停止为他人民的事业服务。很容易明白《超越奴役》怎样影响一个像安德鲁·卡内基那样白手起家的人，并且从他那里拿出大量钱财用于塔斯基吉的学校。

与此同时，恰恰是布克·T.华盛顿故事的寓言性使它似乎跟人们在书中和报纸里写到的美国南方或美国种族问题的更阴暗面分隔。这个人的盛名曾起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伟大的成就曾发生了什么？于是这本书已变得模糊，只留下铺床测试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跟中年托尔斯泰的故事一起出现，在一个农民的阶段里，希望整理自己的床）。然后，这个书名恰恰被威廉·巴克利[1]拙劣模仿的书名《超越自由》悄然破坏。

在我开始计划这次旅行，并且有了去塔斯基吉的主意时，这本书对我再次变得真实。当我去哈莱姆的公寓看艾尔·默里时，它变得特别真实。

艾尔·默里是我遇见并向我讲述塔斯基吉的第一位受教育的人。是他开始给了我一些有关布克·T.华盛顿的崇高和复杂（和苦恼）的概念；给中性的童话人物提供种族属性——奴隶男孩的父亲或许是白人；并把他放入相应的历史时期。当学校在一八八一年始创时，作为普通的职业学校，黑人拥有选举权，而且学校得到亚拉巴马州的一些小额补贴。二十年之后，当《超越奴役》出版时，黑人在美国南方事实上被剥夺了公民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不断增加的法律条目，布克·T.华盛顿建立了他的学校。在稳定时期已经足够艰难的事情，在偏见、隔离和屈辱之墙持续移动、迫近的情况下，变得更加艰难。布克·T.华盛顿做了他所做的事情，艾尔说，是因为他理解资本主义美国运转的方式；他知道如何向美国的那一侧面展现他自己。要记住重要的是布克·T.华盛顿是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与卡内基以及他借取财富的其他人地位对等的人。

艾尔·默里对他的大学及其创始人的钦佩，使得他向我展示的在两册路易·R.哈伦写的传记里的黑白老照片特别感人：布克·T.华盛顿庄严的照片；穿着正式的年轻黑人，男人和女人，正在做家务和农业劳动。在几年之前本该是奴隶的工作，现在（像他们老师自己的打扫房间测试一样）成为迈向更好生活的一步。

那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浪漫，当我在旅行中离开塔拉哈西和它令人烦恼、诱发哮喘的花粉，前往亚拉巴马和塔斯基吉——穿越佐治亚州的平原，接着穿过佐治亚州哥伦布的营后城镇的一片灯红酒绿：色情演出、当铺和快餐店；从那穿过进入宁静、田园、似乎被遗落的亚拉巴马。

塔斯基吉成为公路牌上的一个地名；成为一片森林的名字——接着提到一八三〇年前，种植园前，印第安往事，为这个不寻常的名字提供另一个联系；接着，最后成为一个城镇的名字。

我正在期待一个像路上那些一样的城镇。这个更小、更破旧：小就餐处，鲜见大型快餐品牌（我怀念那些高大、明亮、有竞争性的标志，路边生意的竞争等价物和骑士精神三角旗），肮脏的车库，小杂货店——一个仍旧贫穷的地方，几乎没有为大人物成功故事准备的场景。但是随后校园出现，它比我，还有我确信我父亲曾想象的任何东西都更宏伟。我父亲，在特立尼达阅读励志书，无疑在将自己跟已在工业化英国成为工程师和架桥者的穷小子对比；尽管我父亲可能会在布克·T.华盛顿的早期阶段发现他自己故事的某些方面，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取决于他发现自己的位置的发展潜力。关于塔斯基吉没有任何奴隶般或特立尼达般的东西；没什么需要辩解。很少有人了解它，然而它是真实的，它是在美国规模上的成就：一大批一大批的深红色佐治亚砖砌建筑物点缀在丘陵地带的美景周围。

“你应该理解，”一位非常年长的女士几天后对我说，她几乎在塔斯基吉度过了整个工作期，“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的黑人都没有钱。”

第一眼看见校园给我的印象肯定跟在种族隔离岁月里看见它的人一样，当时它应该代表少数几种给黑人的前进方式之一，而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它看上去像做梦一样。

艾尔·默里为我预定了大学招待所。它被称作多萝西会堂，于一九〇一年作为女子技工学校而被建造。它差不多在如今校园的中心，横跨揭开人民无知面纱的布克·T.华盛顿的大型铜质雕像起的道路。

那是一座著名的雕像，是塔斯基吉明信片的主题。我对它已有所了解，但仍为它吃惊。雕刻家所塑造的确实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隐喻。身着三件套的布克·T.华盛顿从表面上看正从一名蹲着的肌肉发达的年轻黑人身上揭开一条被单，黑人的膝盖上有一本老式对开本的书：人物和道具放在一起时如此出乎意料，它们使人想知道，这名除了身上被单正被揭开之外一丝不挂肌肉发达的黑小伙曾跟他的大书一起被藏在被单下有多久，还有为什么他待在那里，为什么他需要布克·T.华盛顿像个魔术师一样来展示他。

但是一位两或三周之前我曾与之交谈过的黑人在他作为学生被带到塔斯基吉时发现这座雕像非常感人。“或许你必须成为黑人。”他曾说。我也愿意，在抵达的那一刻，用大约四十年以前他的双眼来仰视。

依然，它在那里，有感染力和一些絮叨，永远如此细微地反作用于传奇。我不会让任何人贬低我到让我恨他的地步。另一个年代镌刻的词句，无助的哲学——正如别的这些词句，同样镌刻在雕像底座上：我们会获得与我们学会尊重和赞美劳动并且把头脑和技能投入寻常职业生活相称的成功。一种迎难而上地工作、结合希望不触犯他人的提升的人的哲学。然而，那已经导向了巨大的成就。

我转身离开雕像，前往多萝西会堂的入口处。我看到窗户未经修缮而且需要上色。楼上窗口的一个窗框松动了。这座旧建筑物美丽的深红色墙砖需要重新嵌入。这些墙砖是在三次使用砖窑的心痛失败后，由塔斯基吉的早期学生用自己的双手砌成的。

这座建筑面朝西。现在是下午三四点并且非常热。我问是否有电梯，可以帮我把我的行李送到楼上。我被告知大楼陈旧电梯不再工作。当我在闷热的楼梯上上下下三次并且穿过二楼大厅进入我的房间，把我的行李提上去时，我的肺又发炎了。压迫感在我在塔斯基吉的全部时间里一直伴随着我。

二楼闷热的分格俱乐部里的颜色就像一家绅士俱乐部里的颜色。那里有一幅白人军人的油画像；在梯台的墙上是一张特迪·罗斯福[2]的照片。多萝西会堂于一九〇一年建造；《超越奴役》在一九〇一年出版；在那一年，布克·T.华盛顿在白宫与特迪·罗斯福一起用餐。旧的历史，旧的尊严，旧的战役。我后来被告知许多著名的美国人曾于某个时刻在多萝西会堂停留。

差不多是我在那里的最后时间，我发现了电梯在哪儿。向我展示的人是校园里最年长的人之一。他是，或曾经是，一位音乐家。一九一三年，还是十四岁男孩的他来到塔斯基吉，那时布克·T.华盛顿还活着；他曾参与1915年布克·T.华盛顿的葬礼。这位老音乐家在当地非常出名，我遇见的许多人都认为我应该去见他。当我到达时他不在城里，不过他传话说他将在某一天的十二点到多萝西会堂来见我；他准时按照给出的时间出现在那里。他以守时为骄傲。这是布克·T.华盛顿传统的一部分，他说。而他的故事——他立刻开始讲述它们——属于那久远和浪漫的时期。

“当我一九一三年到这里时，这里就像天堂。我从未见过任何这样的地方。我从家里出走，口袋里只带着一个半美元来到这里。不过布克·T.华盛顿从不拒绝任何人进入这所学校。”

老音乐家的穿着富有艺术气息：粉色衬衣、蓝色领带、浅绿格纹外套。他高大而匀称，在八十八岁的年纪，为他身形的挺直而骄傲。那是布克·T.华盛顿训练的另一部分。整洁的衣服、直立的姿态、坚定的步伐：没有旧时的拖沓。正是布克·T.华盛顿想要的方式。每件事情必须井然有序；每件事情必须整洁。每天布克·T.华盛顿都会在校园里到处转转，把出错的地方口述给秘书做记录。

老音乐家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一座小镇，塔斯基吉以北大约一百五十英里。“我父亲是一名普通劳工。我母亲的家族看上去像白种人并且有教养。”老人解开他的粉色衬衣，展示他浅色的皮肤。“那里的许多白人都把我母亲的家族当作同族。我来到这里只带着我的裤子和袋子，没有学费。这里的一个老奴隶，一位贝克先生，告诉我如果人们发现一个奴隶正在学习怎样写字，他们会锯掉这个”——老人晃动他的右手大拇指——“他们会锯掉这个，因为如果奴隶可以写字，他就可以给自己写一张离开种植园的通行证。奴隶未经许可不允许离开他们的种植园。那是贝克先生还年轻时看见的。

“这就是我父亲可以教给我的他最年长孩子的全部——没有什么错，但还远远不够。这就是他所教给我的。不要跟老人顶嘴。不得无礼。避开坏伙伴。还有帮助爸爸照顾家庭。所有那些都是好的，但远远不够。我母亲的兄弟去了塔拉迪加（Talladega）学院[3]。白人开办的——美国传道会，由白人组织在南方为自由人开办学校。塔斯基吉不一样。解放之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选举。黑人。某位当地政客想要我们的选票，亚当斯先生告诉他：‘如果你可以帮助我们搞一所学校，我想我可以让所有有色人种投你的票。’于是这个县里的人投票给这个白人，州里给了两千美元开办这所学校。

“在我的家乡，我一个月付给教师五十美分来教我阅读、写字和算术。摩西教授在小镇西区有他的学校。卡迈克尔教授的学校在南边。我住在南边。然而我爸爸并不清楚——我每个月付给卡迈克尔教授五十美分。我在擦皮鞋。我父亲经常清空铁道列车里的煤。清晨四点。一美元一天。

“当我来到这里，看到所有这些建筑物，还有大餐厅，桌布，一桌十四个学生，女孩在一边，男孩在另一边，感觉就像天堂——我从未见过任何像那样的地方。那座老教堂！我们让成年人来到这里。他们会在这里走动，想要学习如何读和写。布克·T.华盛顿会帮这些成年人找到工作，来自镇里白人的工作，白天的工作，这样他们可以晚上学习并支付他们的食宿。”

他爱这段往事，这位打扮时髦、和蔼的八十八岁老人。他充满活力和热情；他仍然开着他的车。他开车带我看了最初校舍的旧址。“你的意思是还没有人带你去看那儿？”然后他决定在他曾说到的时间带我回到多萝西会堂。就在我们回到多萝西会堂的时候，他向我展示了那里的小电梯，告诉我有关它的故事。

亨利·福特[4]曾在一九四一年来到塔斯基吉，当时乔治·华盛顿·卡弗[5]博物馆已经开放。卡弗，塔斯基吉的农业科学家，当时大概有八十岁。亨利·福特看到这位老人蹒跚走上多萝西会堂的楼梯非常震惊，他立时出钱买了一部电梯。现在电梯已经发生故障淡出人们的视线；而这位比1941年的乔治·华盛顿·卡弗更年长的老音乐家不得不艰难地爬上楼梯。

提起乔治·华盛顿·卡弗勾起了旧记忆，类似于我对布克·T.华盛顿的铺床测试所具有的那些记忆。

我在特立尼达上的小学里的大多数教师都是黑人。他们大都是安静的人，一两个暴躁的也只是用鞭子；有时当这个世界给他们的少了，他们有他们安静的方式做出种族姿态。一个典型的问题或许会像这样：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板球选手？如果你说是布莱德曼——澳大利亚人——那可能是错的。更好的回答，或许甚至是正确的，应该是海德利，牙买加黑人，或者康斯坦丁，特立尼达黑人。

乔治·华盛顿·卡弗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跟那所小学和黑人教师深藏的种族自豪联系在一起。我记得有一部小电影某天肯定在上课期间被播放过：一个受惊吓的黑人家庭在小屋里，白人骑手在外面。我不确认这个故事是什么：对于这部电影的记忆是模糊的。伴随这部电影有一节关于乔治·华盛顿·卡弗的课，一位黑人科学天才，他用普通的花生做出令人惊奇的事情，给除了果壳之外的每个部分都找到用途。

他用花生做的绝妙事情我深信不疑。不过他对使用花生壳的无能为力总是让我感兴趣。既然竹浆可以用来造纸，为什么花生壳不能？那在我看来具有竹子的质地（我在考虑的是极度腐烂的竹子）。问题就在那里，关于乔治·华盛顿·卡弗的联想——为什么不能用果壳来做些什么——总会出现，每一次我在剥开花生的时候。就像布克·T.华盛顿的故事跟铺床联系在一起一样。

但是——无疑因为我学习所选用的路径——我从未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听说过乔治·华盛顿·卡弗。我在我的小学以外从未听说过他；而且我逐渐开始感觉到，他不仅是一个黑人幻想人物，还是某个成就被本地荣誉所夸大的人，就像特立尼达《卫报》夸大本地人在宗主国的所作所为一样。

我从未将乔治·华盛顿·卡弗跟布克·T.华盛顿和塔斯基吉联系在一起。而现在他们都在那里，都是真实的，在一个绝妙的地理环境中，有一整座博物馆以乔治·华盛顿·卡弗命名。一九四一年博物馆得以开放；在一九四一年，亨利·福特来此并提供了电梯，而且几乎就是在那一年，在特立尼达的小学里，当时我八九岁，我看了有关黑人家庭在小屋里而白人骑手在屋外的恐怖电影（很可能由美国领事提供）。

现在全部都得以澄清，因为我阅读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宣传单，上面把卡弗博物馆和布克·T.华盛顿住宅都定为历史遗迹。他出身奴隶，这个乔治，他属于一个叫卡弗的人。他也许出生在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期间；曾跟他母亲一起被人绑架，那些人在一个州绑架奴隶然后到另一个州把他们卖掉。乔治从绑架者那里逃脱并回到卡弗家，但是乔治的母亲再也没有被找到。乔治自学成才。一八九七年他来到塔斯基吉，并且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

除了他的农业研究之外，他还收集黏土作为绘画颜料；画图画；做针线活。他给主日学校授课。他的嗓音尖锐，有些女性化。在博物馆里有一段录音，你可以倾听卡弗朗诵据说是他最喜爱的诗：

替你自己想一想，我的孩子。

你拥有最伟大的人所有的全部：

双臂、双手、双腿、双眼，

还有你聪明的话可以用的大脑。

照片显示他身材瘦长、面容清秀，异于常人。

路易·哈伦，在他的《布克·T.华盛顿传记》里，很少说有关卡弗的内容，仅有的一点点也不总是好的。按照哈伦的说法，他有点儿好争论，惯于顺从白人。不过也许作为一个不是非常阳刚的男人，在孩提时代曾被绑架并且永远跟他母亲分离，随后又不得不依赖一位仁慈和有爱心的前主人，他的世界观也只能是一个奴隶的世界观。再也许，在那世界观范围内，塔斯基吉对他而言是一个终身的避难所。

亚拉巴马的避难所——这是片刻之后我怎样逐渐开始考虑种族隔离日子里的塔斯基吉。如此多我遇见的人曾在塔斯基吉度过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尽管这或许是偶然，很多老居民是浅肤色的人，他们中的一些差不多是白人，温文尔雅和处事圆滑的人，会因外面世界的轻蔑而极度受伤害，并且甚至现在，在他们的暮年，不希望失去他们的警惕。

不过避难所的概念——当我联系乔治·华盛顿·卡弗提出这一点时——被一位校园里的老人拒绝了。他说布克·T.华盛顿并不担心为任何人提供避难所。他请求卡弗来塔斯基吉，那是因为，一如既往，他想把最好的给他的学校。

不是避难所；这个人更喜欢的词是“绿洲”。

“当我二十多岁来到这里时，没有铺好的道路。整个地区，黑人聚居区，是一片贫困地区，而塔斯基吉对于黑人来说确实是一片绿洲。各个方面。这里有学术氛围。比较而言，校园很漂亮。我们不会经受黑人在乡村地区忍受的那种生活，尤其是在大萧条期间。我们有自来水。我们有自助餐厅里的食品。我们有安全保障。如果我被扔进‘真实世界’里，那或许会不同。我或许会变得更好斗——我不能确定自己会做出什么。

“在我的意识里寻求安全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事情。那只是我生活发展的方式。尽管这样的环境确实提供了很多对人的保护，避开一个人在那些日子里要经受的很多事情——我指的是黑人。在外面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拥有白人在法律之下所拥有的相同保护。你走出这所校园的那一刻，你会经受所有的侮辱。一切都被隔离。

“我们都清楚白人的态度是什么，为此感到不快。最可怕的事情是你不知道何时那会走到终点。不过那不是我们在学院里要考虑的事情。”

这位老人驱车带我兜校园，向我展示它的范围并解释这个地方各个阶段的发展，然后带我兜了这座不太大的城镇，现在都是黑人——这个人告诉我，从前一个黑人，哪怕在车里，围绕塔斯基吉湖地区闲逛也是不明智的。

外面的轻蔑；在校园之内，直立的姿势，军事的正确性。然而总是——非理性是多么折磨人！——有必要向外面的人发出信号，你并没有自高自大。

古兹曼女士，一九二三年来到塔斯基吉，并为《黑人年鉴》工作多年，回想起老的学校教堂也是镇里的小文化中心，有电影、音乐会、演讲。“镇里的白人也来。他们被给予我们小教堂里最好的位置，前排座位。很多学生和教师对此不满。不过那是习惯。白人坐在前排，黑人在他们后面。当一位更年轻校长到来并停止那样时，白人就不来了。”

不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看上去会是旧时奴性的东西在布克·T.华盛顿的年代只是谨慎而已。或许某种直觉智慧，提供给外面可以轻易地压垮黑人学院的人的某种和平，扎根在华盛顿对每个人都应该学一门手艺的坚持背后。那激起了外面对学校的误解（也许那并没有任何损害）。一些人只把塔斯基吉认作一所行业、职业学校。（路易·哈伦说，白人有时候写信来索要训练有素的仆人；一个人写信要一个“完全黑人”，肤色非常黑，要带去法国。所有这些信一概都曾收悉。）

当然，远不止于此。罗斯金与托尔斯泰[6]有关手工技艺、反工业工艺、双手训练的观念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方兴未艾。当罗斯金一九〇四年在南非建立他的凤凰农场（一九八六年被非洲示威者焚毁）时，他肯定是在为甘地的想法撑腰。尽管这两个人是如此不同——华盛顿是几乎没有时间给非洲人和亚洲人的美国人，甘地是几乎没有时间给非洲人的精神上漂泊的印度人——在他们的目标和手段里却有引人注目的巧合：通过劳动和奉献的概念在国民中灌输自尊。

有趣的是，一些与我在塔斯基吉交谈的老人似乎曾在他们受教的技艺里发现某种类型的美满和人类完整性。一九一三年作为男孩来到塔斯基吉的老音乐家学习了制鞋。（托尔斯泰有时候喜欢在他的研习中做一些小修补。）这位老人说：“我可以在二十分钟内用手缝制一双鞋底。很多人不知道我了解那门手艺。他们只知道我是一个音乐家。”路易斯·拉布先生——曾在塔斯基吉学习商业管理，然后继续在塔斯基吉的资助下在哥伦比亚学习人事管理，在西北学习医院管理，随后在塔斯基吉有一个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当他作为男孩从密西西比来到那里后，拉布先生在塔斯基吉高中做了四年裁缝。他父亲为他选择了那门手艺，拉布先生带着一定的自豪告诉我他仍旧为自己缝纫。

但是在塔斯基吉绿洲之外，世界是严酷的。在图书馆的一排书架上是布克·T.华盛顿的档案盒。另一排书架上是标有私刑记录字样的六十三个档案盒。

取下一九〇三年部分的华盛顿档案会感受到对这个人更大的钦佩。如此多来自普通人的信件——用铅笔写的信，它们中的一些，写在碎纸片上的信，倾注了需求和希望的信——保存如此完好，如此清新，在超过八十年之后。每一封都曾被读过，回复过；很多复写纸回复有“BTW”的首字母缩写。我注意到一封来自牙买加岛的学校教师的信，长达好几页，出自一位整洁的学校教师之手（显然是一份“清稿”）；另一封来自多巴哥岛上的黑人妇女的信。或许这些在塔斯基吉档案里的信件是这些人现在仅有的遗迹。

在粉色的狭长纸条上，有布克·T.华盛顿在校园里散步期间或者骑马环绕校园后口述给他的秘书的、给塔斯基吉工作人员的著名小纸条的淡紫色小签复印件。那里还有给在华盛顿的人的更具政治性的信件，应付让不知情者很难理解的问题。那里还有生活的如此多的方面；太多已经失去的东西。

这样的方法和细致是如何赋予一个立业如此晚且助力如此少的人呢？或许他的秘密之一是没有感情用事。来自普通黑人的信件曾感动我。布克·T.华盛顿或许会更加冷静。他明白刚摆脱奴隶制的人几乎没有教育的概念并且常常把它看作避免体力劳动的手段。他明白很多几乎不能阅读的黑人转向了布道，因为它提供的简单生活。他经常讥讽这样的人。在《超越奴役》里，他曾让这样的一个受教育有限的黑人说：“噢主啊，棉花太茂盛，工作太辛苦，太阳太热，我相信这个黑人被叫来布道！”不同寻常，来自塔斯基吉创建者的这种滑稽玩笑。但是他可以开这种玩笑的同时又从不停止为他的事业而奋斗的事实，这也许是他天才和韧性的一部分。

在图书馆里有这个场景的纪念物：六十三盒私刑记录。我都不敢看它们。我认为它们会包含非官方的调查或声明并且会充满不堪承受的内容。但当我取下一个盒子，我放心了，发现那些记录主要是报纸剪辑。

正是那种敌意从塔斯基吉最简单的起始给了它目标点。跟这种敌意曾阻挠一些学院富有想象力的计划等同——例如对于黑人农民中间的农业推广工作——它也曾刺激学院的成长，哪怕在布克·T.华盛顿去世之后。种族隔离和敌视，定义黑人的需求，同样有助于定义学院的目标，并且为学院的成长提供逻辑。

当种族隔离结束时，没有什么可以去抗争；学院的功能不可能再是它所曾是的。当黑人可以加入空军时，在塔斯基吉学习飞行对他们不再有需要。当黑人可以被允许进入美国最好的蒙哥马利的医院时，在塔斯基吉的医院不再有同样的需要。

这座城——曾经黑人学生把穿着他们的塔斯基吉制服作为一种保护——现在是安全的：当黑人赢得选举时，塔斯基吉的白人搬走了。于是这里曾有过一种胜利。但是被接管的城市小而贫困，黑人的贫困，完全没有仅仅二十英里之外的白人大学城奥本的生活和财富。而塔斯基吉学院，现在的塔斯基吉大学，它可以被说成有助于当地的那种胜利，正处在衰退中。

在我到达的那一刻曾有过的迅速转变的印象——宏伟、感染力、衰退——一直持续并被放大。里根总统在不久前曾到访学校，为一座用于空间科学和健康教育的一千八百万美元的新大楼开幕，冠以丹尼尔·詹姆斯将军之名，他是第一位黑人四星空军上将，一九五〇年从塔斯基吉毕业。总统行进路线上的校园道路为了这个场合而铺上沥青。不过其他地方的道路就不怎么好了，校园其他部分里的电力支柱上破碎的玻璃罩仍旧破碎。并且没有我与之交谈的人（尽管我没有跟官员交谈）可以向我保证，大学可以负担得起配得上它航空航天大楼的壮观的院系教员。

衰退已足够使我惆怅，一个访客，一个路过的人。那不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跟曾把生命献给塔斯基吉的人谈论的主题，他们曾收获如此多作为回报，对于他们，布克·T.华盛顿的服务精神和自助曾有多么重要。这个主题并没有出现。有网球场吗？是的，有：就在图书馆的背后。但是杂草正在穿透两（或三）片场地的沥青表面生长。一种沉默被施加于参观者，就像在私人住宅里；特定的事物不会被看见。

衰退的主题在人们感觉更加安全的场所——例如在兽医学系，据说是全国最好的之一，并且表现的仿佛它是——更容易出现。一个像那样的院系，成功地游说联邦基金（它最近被授予六百万美元用于一个新项目），可以在其自身优越性的基础上生存。但是对于其他院系，那并非如此容易。现在优秀的黑人学生和教师为全国的大学所需要，塔斯基吉不再有对政府或基金会的基金的特殊要求权。曾被布克·T.华盛顿的魅力吸引的北方富豪慈善家不再存在；那种做事情的方式已经结束。

但是有人认为塔斯基吉仍有其特殊的事业可以服务。黑人学生不如其他人在标准化的大学入学测试中得分高。塔斯基吉总是准备好接收这样的学生，并且它的记录显示，它可以为职场培训这样的人。一位退休官员说：“塔斯基吉会把一名学生当作是它在学术上和社交上发现了他，并且通过个性化的关注和关心在四五年里引领那名学生到他的全面实现。”

为什么一些人认为塔斯基吉仍旧需要有另一个并且或许更加重要的理由。塔斯基吉在实质上仍旧是一所黑人大学，它可以提供一种“黑人体验”，随着种族隔离废止，越来越多的黑人似乎感到他们需要这个。

在佛罗里达，假释委员会理事克罗克特先生曾告诉我他如何感觉到他必须把他的儿子带出一个过于白人化的环境；他首先把这个男孩送到一所黑人高中，然后到了塔斯基吉。而我现在从一位二十三岁漂亮女人口中听到她为什么要来塔斯基吉，她来自一个黑人很少的远方的州并且会在任何大学获得成功。

“我在其他地方去的学校是全白人的。他们对你是一个黑人并不关注。他们给你一些你们的历史，但不是很多。在其他地方你要尽力争取，思考，‘如果我可以像他们一样，我会一切顺利。’你失去了一些你自己。你真的不确信你是谁。”

“当你来到这里时，你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我的最初？‘回家’。从一个漂亮城市过来之后，大都市、漂亮设施、小商店、大商场。在那之后，这里，看着小土路——它们不是真的土路，只是某些地方它们没有人行道。在家里，我习惯于可以经常去市中心，习惯于去各种场所。这里没有公共汽车服务。当我到了这里我认识到，‘这里没有什么可做的。哦天哪，我被陷在这里并且无事可做。而且天气热而潮湿。’我认为这里的人们是真的乡下人。他们是闭塞的。他们友好，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小乡村方式。”

而适应并不是那本该有的全部。“一些地方是危险的。有东西要修理，门要修理。有上下颠倒的灯开关。我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我来自的地方，一个漂亮地方，在那里他们做事情很漂亮，很细致。”

但是为什么她继续留在这里明显有一个理由。“来这里是我的主意。我母亲不想我离开家。我想要在一个全黑人的城市，不想成为少数而想成为多数。并且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确实喜欢。在其他地方有时候你进入一场所，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黑人。但是在这里，当你进入一家企业，业主或经理会是黑人，工人会是黑人，那会有助于你感觉你可以在你的目标下进步并实现它们。

“这里你处在跟同类的竞争中。他们可以对你苛刻，因为他们在努力而你也在努力。在家里我习惯于做C-D的学生。这里我成为一名A-B的学生。我在观察其他人做事情的过程中获得鼓舞。在这里那发生了。现在我准备离开了。我可能想去另一所黑人大学，可能在亚特兰大。不过那不再必须是黑人的。塔斯基吉已经充当了一个目标。”

那是布克·T.华盛顿理念的一个版本——持续一个世纪。对于这位年轻女性（并且有其他像她一样的人）来说，塔斯基吉理念依旧留存。然而她说在来到塔斯基吉之前几乎对布克·T.华盛顿一无所知。她只知道他是一位很久以前做出某件非常出名事情的黑人。来后的一个月，她读了《超越奴役》。“这里的教师鼓励你发现有关学校的内容，并且你会领会它。”

塔斯基吉仍旧是一个发展中的事业。它有一个忠诚的社区；并且它仍旧有决心。它的财政困境是黑人学校普遍的困境；并且它比一些境况要好。它的现实条件远优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7]（Nashville）的费斯克（Fisk）大学，在那里校园的部分地方看着像废墟。那里也有一座令人惆怅的铜像，在费斯克，原意是确立荣耀，但是现在似乎在照看废墟。这座雕像属于W. E. B.杜波依斯，华盛顿的竞争者和批评者。

杜波依斯认为塔斯基吉把重点放在职业培训是错的；并且华盛顿对种族隔离和黑人被剥夺公民选举权表面上的默认只能引向进一步的受辱。然而，有可替代的选择吗？难道不可以说单单布克·T.华盛顿的伟大成就，他在当时对黑人的重大贡献，已经是非常出色和令人钦佩的了吗？人们可以阅读书和文献，但是重新进入那段苦涩时期并且有感于日常生活对黑人的沉重想来并不容易。

这两个人之间的争论——杜波依斯和华盛顿，都是黑白混血儿——非常出名。杜波依斯或许看上去更接近现代感觉。不过他最为人所知的书《黑人的灵魂》（一九〇三）是一本散文和文章集，有一点儿故弄玄虚。正是这本书的书名有点儿奇怪，甚至怪诞。抒情而神秘的语气（掺杂着社会和经济现实，有时候带点儿浪漫虚构）使人回想起十九世纪晚期英国乡村作家理查德·杰弗里斯的一些散文。（这就是抒情的杜波依斯：“我已经看见一片正与太阳同乐的土地，那里孩子们欢唱，起伏的山丘如因丰收而嬉闹的激情女人般横卧。那里在国王的公路有一个带着面纱、躬着身的人形坐到现在……”）

我甚至有印象，杜波依斯或许会为南方黑人尝试杰弗里斯曾为英格兰南部农民所做的事情。这两位作者与其所写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有一种不确定性。杰弗里斯是一名小农场主的儿子，几乎是一个劳动者，尽管有暗示他在社会上可能很顺利；杜波依斯是一个黑白混血儿。杰弗里斯的榜样将解释杜波依斯偶尔的推诿和过于华丽的运用辞藻的方式（比方说，使用诗意的“面纱”比喻种族隔离）。如果布克·T.华盛顿可以讲一个黑人的笑话，杜波依斯可以谈及“我们习惯于跟种植园黑人联系起来的充满欢乐的狂放和嬉闹”；可以说，“甚至今日，大部分黑人劳工需要比北方劳工更严格的监护”；他还可以问，“奴隶制对于非洲野人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杜波依斯的写作方式和布克·T.华盛顿的男性气概读到这个时期黑人生活的现实，并且看到这两个人在面对如此一种糟糕背景时定义自己并且建立自身的尊严中遇到的困难。仿佛是在解决那种困难里，杜波依斯的书看似为了抒情性而抒情。那似乎可以把黑人和荒废的种植园作为诗的属性来使用。那沉溺于泪水和愤怒；那不提供计划。

在杜波依斯的这种开端里也就有了他的结局。他活得很长，而临近他生命——以非理性面对非理性——结束时，他离开美国移居西非加纳，一个前英国殖民地，独立后非常迅速地成为一个非洲专制国家，并且在不久后返归丛林和贫困，出口劳动力到它的邻国。

在本世纪的初始时期，布克·T.华盛顿在《超越奴役》中以其维多利亚晚期饱经世故者的风格，曾恰好对那种关于非洲的多愁善感提出警示。“在我们曾拜访多次的英国下议院，我们遇见了亨利·M.斯坦利爵士[8]。我与他谈及非洲和它与美国黑人的关系，在我与他会面后变得比从前更加确信的是，美国人通过移民非洲来改善他的境况是没有希望的。”

在这次旅程中，我读了两次《超越奴役》。在第二次阅读中，在我在南方待了将近四个月之后，我发现这本书有了改变。它变得不只是一个贫穷者出人头地的寓言故事。我开始把它看作痛苦的编码工作，甚至可以在简单的一个段落里向北方人、南方人和黑人传递不同的信号。

我也开始把这本书看作一个长期关注于为他的学校筹集资金的人的作品。这原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没有；它已被寓言的力量卷走。然而，在那首要的吁请下面还有别的东西：这个饱经世故的人代表不幸者求助于非常富有的人，把自己描绘得体面、可敬、有男子气概和受过教育；然后与此同时小心翼翼地做相反的事情，并且表明作为一个黑人，他知道他的位置。

因此，他的自信，为公众所知的谈话，像任何体面的十九世纪晚期的公民一样，属于“下层社会人民”的“最好的人”和“恶习”。不过在一次从奥古斯塔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火车旅行中，在一节“满是南方白人”的卧铺车厢里，当两名“似乎无视南方习惯”的来自波士顿的女士坚持邀请他共进晚餐时，他感到了窘迫。一旦可以，他就从女士们那里逃脱去吸烟室，在那里男人们正在“观察土地怎样发展”。那很好；这些男人知道他是谁并且急于向他介绍自己。

在英国，他逐渐获得了上层社会的高度尊重以及他们奉献给慈善事业的时间和金钱。他对仆人们的顺从印象深刻，他们对一辈子做仆人感到满足，不像美国仆人，不加限制地使用“主人”和“女主人”这些词。在那种模棱两可的观察中，有给黑人和南方白人的安慰消息。他说，他开始对萨瑟兰公爵夫人友善。她是一位出名的美女。不过作为黑人，他这样直接说是不得体的。他写道：“我可以补充，我相信萨瑟兰公爵夫人据说是英国最美丽的女人。”

那么多陷阱；那么多人要满足；那么多矛盾要解决；那么多毁灭的可能性。成就是巨大的。不过代价又是什么。他在五十九岁死去。

朝西，在去密西西比的路上，是破旧不堪的小村落，像塔斯基吉城贫困的延伸。我在边界上的木材种植园里过夜。那里仍旧有点儿像殖民前的荒凉：柏树，树叶半数剥落，它们光秃的根膝像一种驼背的水生动物从泥水中升起；漂移的沼泽，在它们的边缘有森林地被；巨大的湿热。这片土地并不古老。塔斯基吉只是在一八三〇年才有人定居。

两个月之后我再度进入亚拉巴马，不过是从北面，从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驱车南下，从山丘下降到亨茨维尔（Huntsville）附近的平坦土地。亨茨维尔所在的地方凭借它所吸引的空间研究和工业，已经在南方创造了一片全新的地貌：宽阔的大道、低平的厂房，只为了赏心悦目的宽敞广场。亨茨维尔还靠近一八七三年亚拉巴马第一所为黑人开设的州立师范和工业学校。那段往事已被淹没，尽管棉花依旧在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边缘生长。

从国家航空航天局博物馆——满是亚洲游客、印度人、中国人（“来看他们打算来工作的地方”，就像跟着我的南方商人所说的）——塔斯基吉似乎属于另一个年代，存在于一个令人惆怅的时间隧道里。它使人想起人们为自己和为他人创造的精神监狱，如此令人无法抗拒，事物似乎必定的发展方式的如此重要的部分，然后突然稍稍有所转变，如此虚幻。

[1]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1925-2008），美国媒体人、作家、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政论杂志《国家评论》创办人。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主要在于努力把传统的政治保守派、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及反共主义统合起来，替现代美国保守主义奠定了基础。《超越自由》是其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书。

[2]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昵称特迪，Teddy。美国军事家、政治家，第26任总统。

[3]位于亚拉巴马州东部塔拉迪加县的一所私立人文科学学院。

[4]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亨利·福特与他的儿子一起于1936年在密歇根州创立了美国福特基金会。一开始是一个地区性福利机构，目的是广泛促进人类福利。该基金会发展极快，到1950年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性和国际性组织。

[5]乔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1864-1943），美国教育家、农业化学家、植物学家，第一个进入爱荷华州立大学并取得农业硕士学位的黑人。他于189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应布克·T.华盛顿之邀，前往塔斯基吉学院，主持新设立的农业系。

[6]列夫·托尔斯泰（ЛевТолстой, 1828-1910），俄国小说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1908年，托尔斯泰在致印度人民的公开信中谴责了英国殖民统治，宣扬“勿以暴抗恶”原则，鼓励印度人用“爱的原则”拯救自己。在英国念书时就喜爱托尔斯泰的甘地大为震动，深受托翁感染的甘地在南非工作期间，建立了托尔斯泰农场，接受了“勿以暴抗恶”的思想。

[7]美国田纳西州中部城市，位于戴维森县坎伯兰河畔，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阵亡的将军弗朗西斯·纳什命名，是该州首府，也是仅次于孟菲斯的第二大城市。纳什维尔是医疗卫生、音乐、出版和交通运输的重要中心，有“音乐之都”之称，是乡村音乐的圣地。

[8]亨利·M.斯坦利（Henry M. Stanley，1841-1904），原籍英国，入美国籍后又回英国的探险家，曾深入中非，以搜索戴维·利文斯通和发现刚果河闻名，1899年成为英国爵士。

第五章　杰克逊，密西西比：边境，腹地

即便在亚拉巴马——反复的元音声，似乎是“吗-吗吗”或“吗-吗咪”的模仿，并且（因为所有这些歌）带有班卓琴、黑人和种植园的提示——我也发现密西西比拥有贫穷和种族困难的名声。

但是在塔斯基吉的黑人（实际是棕色皮肤）药剂师也曾告诉我，向西走得越远，我的哮喘症状越会减轻。事实的确如此，在塔拉哈西的湿热之后（我曾暂住的玻璃塔楼使其变得更糟，西面的墙午后不久就开始放射热量），并且在塔斯基吉的多萝西会堂二楼过道里封闭的热空气之后（有时候在爬上梯级之后，我感觉热量卡在我的喉咙里，不能呼吸直到我进入房间里的相对凉爽中），我开始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华美达复兴酒店的空调空气中恢复。

空调系统是安静的；窗户的染色玻璃遮挡了眩光还有交通噪音。四周都是大公路。城市东面是一片绿色，树木掩蔽了状况良好的住宅建设。东北面是一片大型新建购物区。令人愉快的视野：少有我曾担心的贫穷。我也感激这座城市就像变戏法一样使我摆脱肺部的压迫感。

不过，当然，杰克逊也有另一面，在那里，就在它的市中心。在周日下午很容易看到，在没有商业交通的街道上。内城区是黑人的。那里有“盒式”房屋的街道。那是第一次我听到这个有表现力的词：狭小的木屋（像活动房屋或者旧式列车车厢），前屋通向后屋并且前门和后门排成一列。星期天下午，人们都到了街上，于是拥挤、贫民窟和黑人的效应是即时的：仿佛户外生活，屋子外的生活，是贫穷的一个方面。

在街角，在一片开放土地上，在炙热的午后阳光下，有一场祈祷会。它没有听众。那里的每个人都是表演者。妇女们为礼拜日打扮，男人们穿着套装打着领带，除了牧师之外，他穿着白色长袍。这是圣保罗基督神的教会的西杰克逊十字军。那是音乐和舞蹈的场合。在那个盛装群体中的许多人都有机会走上布道坛或者握着麦克风歌唱。

这些歌似乎是只有一句歌词的变奏。

没有耶稣我会做什么？

这就是一名穿着褐色套装的中年男性正在唱的全部，他斜靠在布道坛上，用一种吐露心声的方式俯身拿着麦克风，仿佛他有大量听众，而不是（除了在我们车里的人之外）完全没有。这个男人靠什么维生？他真实的——或其他的——职业会是什么？

合唱团的领唱是一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大块头女人。她稍稍站在合唱团的前面。从她连衣裙的纯白、她的体型和她的嗓音可以把她与他们区分开。当轮到她使用麦克风时，她并没有走向布道坛。她拉过麦克风的线缆，从她站立的地方歌唱：

不要让任何人扭转你！

那是她的那行歌词，它的变奏似乎自然而来。

不要让——

不要让任何人——

不要让任何人扭转你！

这群人起舞。舞者中间有三个小男孩。他们中的一个站在前面。他很小，或许五六岁，穿着裤腿长的吊带裤。另两个男孩大一点儿；他们在后面；而舞蹈——所有复杂和别出心裁的东西他们用两条腿完成——似乎被一阵阵地传染给他们。在某一刻，他们就像处在即将成熟之际的孩子，冷淡而疏远。接着突然他们被控制住了。舞动波浪似的穿过他们。同样突然地，他们来到他们舞蹈的尾声，即使歌唱仍在同时继续，在白衣女子的一句歌词的中间；他们又回到原先所做的动作，他们看来幼稚的关注点。穿着白色长袍的牧师随着女子的歌声起舞，他长袍的扰动，源于他现场的舞蹈，产生了自己的节奏。

他们不是那天下午在西杰克逊活动的仅有的宗教团体。载着另一个团体的一辆大巴经过，一辆有细细红色标记漆成白色的大巴。在那辆大巴驶过后，我看见，离这个正在跳舞的福音团体几块宅地之外，另一个男孩正在跳舞，这一次是跟邻居的黑狗，男孩握着狗的前掌。

当白衣年轻女子唱完她的歌，她走过我们车停的地方。由于在午后的高温中跳舞，她的前额上方渗着汗水，热量通过来自街道和建筑的反射而在此增强。她用甜美的嗓音问，我们是否见证了这个仪式，她还给了一本小册子。

在小册子里，有一张牧师的照片，没有穿他的白色长袍也没有十字架，没有提醒他自己舞蹈节奏的姿态，而是穿着夹克衫打着领带，专心的，看着摄影师。他是埃尔德·杰西·凯利。除了作为他的教会的牧师之外，他还是“西杰克逊十字军的创建者、WOAD调频的当地播音员、杰克逊州立大学的毕业生”，并且“目前在卫斯理圣经神学院攻读神学硕士”。某个故事——像丹尼的那个或者在塔拉哈西的克劳赛尔牧师的那个——也许在这样的宗教感召的背后，包括（根据白衣女子给的小册子）一所主日学校、一个夜总会牧师团、一个电台牧师团、一个街头牧师团和帐篷服务。

音乐和歌声震慑了我们；舞蹈震慑了我们；我们可以为宗教奉献而惊叹。但是我们只能是见证者；我们不能参与。而白衣女子的靠近，事实上，使我们想到离开。

在特立尼达中部我祖母房子的旁边有一扇高大的门，用木板框架上的波纹铁制成。这是房子和院子的主入口。我最初的概念之一——当我六七岁时——是有两个世界：门里的世界，门外的世界。走出那扇门会进入一个与房子里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上课日结束后穿过那扇门回来会摆脱外面世界的观念。每个人伴随着像这样的想法生活；每个人有不同的行为集合。不过在一个种族混杂的社会，尤其是在种族是个大问题的一个地方，这不同的世界有种族的属性或寓意。特征和差异可以具有禁忌的力量——事物起感官作用而不是有意识地实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参与不同于见证；它们约定这个人的不同侧面。正是带着熟悉的宽慰，我结束了我在西杰克逊十字军的歌唱和舞蹈中的欢愉，回到这座城市北面的华美达复兴酒店空调房间的寂静治疗中。

那是我的希望，在密西西比，从白人的观点考虑事情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可能。在纽约的某个人曾告诉我，那不会容易。然而在密西西比，我发现人们对于他们的名誉很有防卫。这似乎给了我一个开始。然而我并不确信。

例如，我似乎很快就达到了艾伦的概念和记忆的极限！她六十岁，家境很好。她具有自由主义的态度；而且对她来说超越那些态度的表述似乎很难。

她说：“我感觉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次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的发生在密西西比的革命。那就像这里的两个分离的社会。现在黑人拥有比曾经有过的更好的工作。取代每个人必须在家劳动——我在谈论妇女——现在她们在麦当劳、银行或商店工作。”

在那里，我们待了一段时间，艾伦——或许因为我还不够敏锐，或者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跟密西西比人交谈——似乎并没有比那说的更多。我甚至把我的笔记本放到一边去。她很温和，热情，渴望交谈。但是我不能找到提给她的问题。她的乐观、她对进步和转变的观念，几乎覆盖了我可以想到的一切。我们最后开始谈论她的童年。那是我又重新拿出我的笔记本的时候。

“我成长于大萧条时期。不过我感觉自己并不糟。其他每个人也很穷。我感觉不糟的理由是我有许多阿姨、叔叔、兄弟姐妹和所有人——一个大家庭，不过我不知道你怎样称呼它。他们爱我并且有时间给我。我会出去跟他们一起度过夏天。他们总是有时间跟你交谈并且准备你最爱的食物。他们甚至给我做衣服。”

那种小社区的概念，在那里每个人了解别的每个人并且人们都有亲戚关系——我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过去方式之美的一部分。

我问艾伦：“那些叔叔和阿姨住在哪里？”

“他们住在密西西比州最保守的城镇。”

在保守小镇里的欢乐夏天。什么存在于家庭团体之外呢？什么是艾伦作为孩子对红脖佬的感觉呢？是否真有这样一种东西叫“红脖佬心态”呢？

有。她比划出来。“‘别惹我。’”她抬起她纤弱的双臂摆出拳击的姿势。“一种战斗的心态。”不过她曾被保护免遭此不幸。“我有个阿姨读给我听很多。她有很多书。实际上，她是邮政局局长。她鼓励我成为最好的自己。我猜想这听上去有点儿势利，但是她会说：‘艾伦亲爱的，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是不做。’有一些人我们就是不来往。”

她回到童年时曾经历的爱的主题，那曾部分塑造她的爱。“那帮助我拥有了正面的自我形象——尽管那不是我们当时谈论它的方式。我认为在这里人们仍旧有来自大萧条的伤疤。对我来说似乎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这里就是没有任何工作岗位。我姐姐比我年长而且她比我受苦更多，不过那是因为她有更多已经开始的东西。她有失去的东西。我只是在贫穷中长大。

“当我离开南方时，我变得更自豪于成为一个南方人。我丈夫去东部上学，我在工作。这是在二战之后。在那时，我们有一名政客，一名叫比尔博的参议员。比尔博是一名种族主义者，作为对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主张把所有黑人都送回非洲；他也绝对受到密西西比人民的钦佩，我猜想。但是他也绝对为在马萨诸塞州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所恨。这是一个我跟着一起工作的心理团队。他们正在研究团队动力——偏见及诸如此类。

“那是在我开始寻找有关南方和密西西比的正面事物的时候。我思考这些人。我也思考我们曾经历的艰难——当你想到所有他们曾经经历的事情，你不可能期待人们表现完美。马萨诸塞人——在一九四六年——他们可以对来自密西西比的某个人会读写以及我们‘穿鞋’表现出惊讶。在某些地方那仍旧是真实的。人们对于密西西比具有非常非常坏的印象。不过那正在改变。”

“是因为作家们吗？”

“写作产生于闲话，这种对不停地说的热爱。”

回到她在马萨诸塞州的时间，艾伦说：“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们想知道是否我真的会做这个。曾经有个到访的黑人，猜猜他们让谁来带他转一转？好吧，我带他转一转。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我向他学习。我认为他们很吃惊。他们从未说过。我也没给过他们机会。你明白我们来的有多远吗？”

不过曾有密西西比州的暴力名声。

“城南的红脖佬就是低劣。他们有这个名声。他们非常喜欢拳击。曾经有关于他们的故事。比如，如果一个旅行推销员到来，他们会拉着他去耕地，并且让他整晚耕地。我不知道那是否真实。他们会在周六晚上喝得醉醺醺，互相打斗，互相消磨时间。那确实是最坏部分的密西西比。就是有一个坏名声。不过那个群体之外，这里产生了一些出众的密西西比人，包括一些优秀的神职人员。那表示还有希望，不是吗？”

还有种族问题，在密西西比和美国南方永远不会被忘记。

“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一起玩，也跟黑人孩子一起玩。他们是佣人、洗衣女工之类的人的孩子。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南方人具有比北方人更好的对于黑人的感情。我们称他们为尼格罗人——‘黑人’是一个新词。我已经习惯用它。在我家我们不用‘黑鬼’。”我并没有问及艾伦那些词，或者提示她；她所说的是自然而来的。“我的亲戚也不会叫人黑鬼。我猜想他们有比那个多一点儿的教养。即使他们住在外面乡村里。”

艾伦反复说：“我成长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

一段记忆向她而来。她曾停下来说我们的谈话开始使她把事情拼凑起来，唤醒了旧事。

“我爸爸喜欢钓鱼。他带我钓鱼。我不认为我有跟某些人一样的苛刻态度，”——她意思是种族态度——“因为那个。”她又停下来，微笑。“我在乡村的夏日很重要，不是吗？”

“多少个夏天？”

“那更像我生命的最初十二年。我知道我跟其他一些人感觉不同，不过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宗教信仰？”

“我确实认为我的宗教信仰造成差别，还有我们都用神的形象塑造的感情。很可能不是作为一个孩子。我不得不对那样的考虑有更多的理解。”接着她说，“还有这些有关人们干卑劣事情的故事。”

卑劣的事情，在有爱的童年？

艾伦说——记忆运转，不相干的往事片段组合在一起，正如她所说的，她交谈时它们已经开始工作，回答以前从未提问过她的问题——“我母亲告诉我有关隐藏她的女仆不让三K党发现的事情。那恰好显出我们有多进步。我母亲有一个女仆。她的名字是莫莉·惠勒，我想。三K党试图得到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母亲对此没有说很多。我认为三K党人为了某种理由想要痛打这名女仆一顿，然后把她送走。我母亲说她把女仆藏在家里的一个洗衣篮里来保护她。当然，他们不会进入我母亲的房子。这实际是在我出生之前。他们——三K党人——很可能是年轻人，镇上不错的人。”

“这使你害怕了吗？”

“没有。那给了我对三K党人之类的事物强烈的厌恶感。”她补充道，“红脖佬——我告诉你的那个故事，很可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

我也理解艾伦正在说的要比我说得更好。没有任何形势或环境是互相之间绝对相像的；不过我童年在特立尼达的印度人村子里，有很多谋杀和暴力行为，这些暴力行为给了由于语言、宗教和文化早已与岛上其余人隔离的特立尼达印度人一个可怕的名声。但是对于更接近谋杀和世仇故事的我们来说，其他事情处在紧要关头。家族世仇或村庄世仇经常跟一种荣誉观念相关。或许那是一个农民观念；或许这种荣誉观念对于一个无法诉诸法律或无法相信法律的社会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想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立尼达的印度人村庄里的这种场景。一名村子里的重要人物，比方说，被谋杀了。第二天早晨，在法定程序之后，尸体在棺材里被展示，这或许被摆放在他房子外面道路上的两把椅子上。这是由被谋杀者的家庭发出的反抗宣言。在前来吊唁的人中间就有凶手。他必须来；他不可以避开；而且他几乎肯定被认出。现在两个人的生命被践踏：凶手的，还有将不得不杀死凶手的死者亲属的。规矩要求的不会更少；那不会对一个希望平静地走开的人开放。

如此深刻，对于我，是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巴兹尔·拉思伯恩[1]出演）作为我最早的真实戏剧体验的这种荣誉和世仇的概念，这个故事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更多的是家族世仇的故事。当鲜血染红茂丘西奥的衬衣时，究竟随之而来的是怎样的恐惧、怎样的惊骇！荣誉——就是我所理解的，或看见的，在某些我们周围发生的谋杀里。不是如我后来所理解，局外人定性于我们的野蛮习俗。

某些如此的情感途径我定性于艾伦，在她曾与她的大家庭一起度过的如此快乐夏天的小镇里的她的童年。存在于那里的暴力不会对她显出如它表现给绝对的局外人一样的赤裸。太多其他东西被附着。

当时的暴力；现在也有暴力。她童年时期的暴力曾是白人的。人们现在谈及的暴力是黑人的，并且属于城市。

她说：“我认为那就是挫折。那么多的暴力现在是在黑人社区里。黑人不喜欢我说这个，但是如果你去州监狱，你会发现那是真的——高比例的年轻黑人。”

她怎样达成她的修养、她的冷静、她对公平的愿望——在一个有着密西西比所具有的名声的州里？

她说：“我去念大学。我认为那对我起了效果。我有一位非常好的教授。他会对你产生个人兴趣。当我还年轻时我父亲死了。我刚刚十三岁。那是我开始观察自己和他人的时候。我认为我不得不迅速成长。我住在一个小镇里。我父亲没有留很多钱给我们维生。于是我母亲必须去工作。她是一名护士，她回去工作。而我——我回去跟我阿姨生活，上学，在那相同的小乡镇里。我母亲非常努力地工作供我去上大学。她在她的职业里非常成功。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相信对所有人的公平。她训练有素，她护理每个人。她伴随着对所有人的尊重而成长。”

突然，出于正向她袭来的随机记忆，艾伦说：“这个故事确实给我深刻印象。在不久之前我正跟我的一个亲戚谈论它。这真的发生了，而我也在那里。我八岁。我在我阿姨家做客，她有一个很好的女仆；我的几个表兄妹也在那里。默特尔——这个女仆——弹钢琴。她可以弹奏听到的任何旋律。她用她的音乐和一切使我们所有的孩子快乐。一度她曾有一辆敞篷跑车，她带我们兜风。我们真的爱她。她是个黑人女仆。或许她的男朋友之一给了她车。她是个好女孩。她涂上艳丽的口红，她还有一颗大金牙在前面。

“反正，有一天她失踪了。她住在我阿姨房子后面的一间房子里。最后他们出去找她。他们发现了她，她已经死了——在一个衣柜里，上下颠倒。她被用一根松树节瘤打中头部。他们称它点火节瘤——它被用来点火。他们认为那是她的男朋友中的一个，但是我们从未知道。那真可怕。我知道那是错的。我阿姨极度悲痛。我认为如果那是一个白人妇女像那样被杀害，他们应该会找出是谁干的。不过我认为那是某种我现在的想法。我认为当我八岁时我不会那样想。对于我，默特尔是默特尔。我不考虑她是黑人。她会打响手指并跳舞。”沉浸在回忆中的艾伦坐在她的软垫靠背椅里，做了个手势，也打响了她的手指。“她就是很有乐趣。她是挨家挨户干洗衣服的活的女人的女儿。她们在大盆子里干这个活。这是在农村通电前，当时在大多数房子里他们开始有自来水。我阿姨有自来水和室内浴室，因为我爸爸在他住在那里的时候——在我出生前——建了一个水塔。

“我回到她的房子。”默特尔母亲的房子，在艾伦阿姨房子的后面。“他们已经移走她的尸体。但是我看见它在那里。那只是爱管闲事。我阿姨不想我去看它。但是我想，她也由着我了。”

怎样的一个故事，出自十二个快乐夏天的一段记忆！那个故事也释放了艾伦心中另一段记忆。

“我母亲和父亲过去常常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会在法院广场绞死人。合法的绞刑，不是私刑。那是在我父亲和母亲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爸爸出生在一八九七年。那正是非常令我憎恶的——对他们也是。这些是当你正在长大时人们会告诉你的故事。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很大进展。那似乎显出人们正变得更加文明，我希望。”

在艾伦成长中被诉说的故事是边境故事；我就是那样看待它们的。它们有好些西部电影的仿效；值得注意的是从某个就快六十岁的人那里听到它们。在其一生中，看上去她已经从边境文化或者一种边境文化的遗风中转移到二十世纪末的杰克逊和美国。那给了我的思维一个新机会，也是给我与人们交流的新机会。

有一些电影导演更愿意在自然光线里工作，可以获得的光线，他们找到的光线。我正在进行的旅行就是这种类型，在一个主题上旅行，取决于意外的事：在旅程中读的书，遇见的人。按我正在做的方式旅行就像在亚克力或湿壁上作画；事物快速凝固。一段叙述的整个轮廓可以由某次碰巧的会面、某个听来的或设计的警句决定。如果我遇见别的某个人，我的思维可能朝不同方向行进；尽管我可能在最终达成有关我所处的地方的相同的大体感觉。

艾伦的思绪，就在我们分开前，属于他父亲，他在她十三岁时去世。“我父亲告诉我永远不能通过踩在别人脊背上向前进。我们都需要肩并肩在一起。”

那是到目前为止我在美国南方的旅行中的最大发现。在世界的其他部分，我未曾发现人们如此受良好行为和良好宗教生活的想法驱使。那对于黑人和白人都是真实的。

我的思绪在边境游走，在一种文化的生命尽头。有一天刚过中午我去看路易丝，她快八十岁了，一个人住在杰克逊的一间大房子里，在一个现在对她来说太大的花园里，还有几星期没有下雨之后的干燥。

在她的旧书柜里，来自或许一八四〇年的美国工艺，接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呈现出优雅深色的樱桃木，里面有一八四七年由一家费城公司发行的《旁观者》[2]——艾迪生和斯蒂尔著——的一个版本的皮边小册子。此地殖民往事的提示，属于一个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修养和教育的概念。《旁观者》一八四七年的再版——美国出版商在那个年代对英国书有着如今英国出版商对美国书所具有的追随态度。《旁观者》，过时一百年，在那时帕克曼正在俄勒冈小道上旅行，在路上偶遇曾走过那条路的开拓者们的几乎如白骨般可怖的提醒物：废弃的家具，或许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家具，像路易丝的书柜一样，那些开拓者曾把它们装上他们的二轮和四轮马车，期盼着把它们带到西部。

在樱桃木书柜的一个抽屉里，是与路易丝的家族历史有关系的文献和文献复本。她的家族追溯到殖民地时期。

她丈夫的祖先来自宾夕法尼亚。他大约在一八二〇年来到密西西比。“全是荒野，你知道。”他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几个内部通婚的家庭。他们没有直接去密西西比。“在他们的迁徙中，他们一起经过佐治亚、田纳西和亚拉巴马。”她给出迁徙群体的亲属关系的这种概念：“当这两个年轻小伙”——她丈夫的祖先，还有群体里另一个男人——“处在结婚的年龄，他们前往牛津”，密西西比的牛津，在德尔塔以东的丘陵地区，平坦的冲积河流平原，“并娶了他们遇见的两位坦科斯雷家的女孩。”坦科斯雷是迁徙群体的家族之一。“土地还没有被开垦，旅行也是艰难的。当他们到那里时他们留了下来。

“我祖父在他去参加南北战争并在田纳西州夏洛[3]（Shiloh）战斗时是个十六岁大的男孩。他从中幸存，回到亚拉巴马州东北部，并组建他的家庭。南北战争后事情是艰难的，接着我祖父去世了。我父亲在十五岁时离开家，去跟在密西西比州德尔塔的一个叔叔住在一起。他受过一些教育，还付钱给一位浸礼会牧师来教他记账，他开了一家小店铺并且开始在德尔塔买下土地。那是美丽的乡村。现在那是一大片棉花地，全被开垦和排干。但是当时那就像威廉·福克纳的‘熊’——他最出色的写作之一。那就是荒凉原野，没有被收割的大橡树。这是在种植园之前。好极了。

“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土地，各种各样的野生鸢尾花和紫罗兰，荷花和短吻鳄。他们刚开始在德尔塔的种植园。那很艰难。你瞧，我们得疟疾。当我还是孩子时每个夏天都得疟疾。开垦德尔塔花了一点儿时间。那里每年春天都发洪水。

“当我还是小姑娘时——约莫在一九一五年——他们还在开垦它。他们会去这些大橡树周围砍剁，他们会让它们死去，接着砍断它们。当他们准备开垦出一片田地，他们就会杀死这些树。我从不关注于此。那就是他们做的。我把它当作理所当然。我在树林里玩耍。如果你没有在家用餐，你会被惩罚，因为你已经走得太远，他们不得不出来认真地找你。那时每个人都有太多的孩子，你知道。没有生育控制。我们有很多。许多家庭丢失了很多孩子。”

拓荒者的土地，密西西比州的德尔塔地区。然而密西西比作为一个边境州，从河边的棉花种植园的年代起，具有对奴隶制的奇特复杂状态。边境、拓荒者、偏僻；不过当时还有廉价的黑人劳工。路易丝现在怎样想？黑人人口目前在她在孩提时曾为森林的野花和大树而欣喜的乡野是非常庞大的。

她说：“没有很多理由要待在德尔塔，除非你是一个大地主。你几乎不可能自己来开垦它。它的一些部分就是甘蔗丛。”

“我曾读到过那个词。那是什么？”

“一种野生种类的甘蔗，不是你耕作的任何东西。我们有充足的帮手，仆人们。在他们得到自由后，他们就待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到处生活和繁衍。随着很多白人的长大，他们离开了。但是黑人留下来。他们留下的一个理由——甚至现在读讣告也有趣——是他们是非常喜欢群居的人。他们不太纠缠于结婚证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他们是忠诚的家庭。”而且黑人喜欢返回他们认为是家的地方。

那种观念，有关家庭的重要性，我曾在西非听说，在象牙海岸。那压倒了对婚姻忠贞的其他观念——如果那果真在非洲人中间存在的话。我曾被告知，把不忠当作离婚的理由在象牙海岸会被认为是轻率的。那也一致于另一个非洲观念：你不是跟一个人结婚，你是把自己与一个家庭结盟。

路易丝说：“我感觉非常关心黑人事物、黑人问题。我的女佣今天早上告诉我，在街道的上上下下，他们跑出来向空中开枪——这些年轻黑人。”边境的一个扭曲版本，在杰克逊这座城市。“我不知道我们将怎样从中走出来。他们中的一些非常有智慧和野心。一些是未开化的。一些白人也是，但或许不太多。我们不像他们那样快速繁衍。”

她提供了一段不相干的记忆，在其中拓荒生活和黑人的观念交融在一起。“我在德尔塔时，我有个保姆，我猜想。她甚至做过我的奶妈。那时没有配方奶。医生们不知道有关婴儿的任何事情。事实上，他们知道的也就比水蛭多一点儿，但也多不到哪儿去。他们没有很多技能。”

德尔塔绝美的森林，在其中孩子可以在野花丛中嬉戏，已经被砍伐。她父亲也已经创建了一个种植园。那个种植园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父亲在他五十岁时去世。就在大萧条之前他卖出了大约一千亩地，还有大约七百亩地留着。”但是不再有森林。“冬天的泥浆，夏天的尘土。我父亲买了一辆查尔默斯[4]（Chalmers）汽车。这甚至是在广播时代之前。那是一种消遣。”有时候他们就坐在查尔默斯里面，为了快乐，哪也不去。“我们平静地生活。如果一座城镇有五英里远，那就是很长的距离。”不过后来，当道路改善而且汽车也改善，德尔塔的人民在密西西比州出名，因为他们愿意为了正餐或其他娱乐而长途旅行。

接着路易丝触及了一个将德尔塔地区跟我自己印度社区的特立尼达联系起来的主题。中国人曾被引来经营德尔塔；正如在黑人奴隶制废止之后，中国人和葡萄牙人还有更持久地来自印度的印度人曾被引入特立尼达和其他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包括南非）经营种植园。

中国人在这里，密西西比河畔！

路易丝说：“中国人严格在他们自己中间居住。他们仍旧这样做。曾有一个人在万斯，低等白人会无情地欺负他。如果情况变得糟糕，我父亲会照顾他。我父亲死后，这个中国人也离开了万斯。他们戏弄他。学童们在他们回家路上会经过他的小店并说：

奇科[5]中国人

爱吃死耗子。

细细嚼一嚼

就像脆姜饼。

他会跑出来——那或许是他的幽默感——摇晃他的拳头，他们会欢笑着跑开。”

仍然寄存在她的记忆中，这无意义的儿童韵文，无疑来自另一个国家，并且适用于德尔塔的中国人。同样根深蒂固的从孩提时代就寄存在我自己脑海里，有关特立尼达的中国人，被黑人儿童传唱的韵文——也同样无恶意：

中国小子，中国小子，死不了。

塌鼻子和眯缝眼。

谁是始创者？一个成年人——或一名儿童，自然地吟诵韵文，像某些孩子们可以做的？对应于我的中国人韵文也对应于路易丝的，肯定有一位始创者。

原本再谈论一会儿有关密西西比儿童韵文的内容会是愉快的事情。但是路易丝有其他回忆。她现在正变得疲倦，不再如我们开始时那样能够完成一连串的想法。

她说：“在那是一个平静的地方的那段时间里，黑人太受压迫。他们不做如今他们所做的这种事情。我们很少有麻烦。他们走他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我们习惯于有帮手。在大萧条期间，我姐姐有一个女佣。她有一个同龄的女儿——”不过这个故事再没有结束。或许回想它过于痛苦；或许路易丝希望就让它被埋葬。那意外地引向这种想法：“我对黑人所称呼的穷苦白人有很大的尊重。我认为他们是受难的。他们也需要机遇。”接着路易丝不耐烦地说，就好像带上了如今她的疾病和年龄的重量，“不过世界的需要太大了，他们被压垮了。”

有关黑人、需要跟任何人一样多的帮助的穷苦白人以及她姐姐和大萧条的想法组合，引向了这个故事的发掘：

“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间里——我们还从未有过在那次大萧条级别的任何事情——我们住在离一个劳改农场不远的地方。”想起了她准备讲的故事，她说，“不过那是件可怕的事情。那里的模范囚犯中的一个在劳改农场的雇员家里工作。啊，那是件震惊德尔塔的事情！那里看守之一的这个女儿——他们说她跟这些黑人囚犯之一有染。从没听说过。不过，无论如何，这名囚犯杀死了她父亲。接着他们开始逮捕他，还有一份两千美元的奖赏。在当时是一大笔钱。这名年轻的种植园主的儿子就走进谷仓阁楼想把他带下来。当然这名囚犯开枪射死了他。二十三或二十四岁，你曾见过的最英俊的人，还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但是他就直接走向他的死亡。当然他们抓获了这个黑人并杀死了他。这发生在离我们大约十英里远的地方。那真的让每个人心烦。在当时那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事情。现在他们似乎并不重视它。我当时是一个年轻女人，大约二十岁。那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是非常不幸的。不过只是偶尔有像那样的暴力情况。”

我们谈及一九五五年埃米特·蒂尔的谋杀案。埃米特·蒂尔（当与重大和悲剧事件联系在一起时人们的名字变得多么特别）是一个黑人青年，他被指控向一名白人妇女吹口哨调戏她而被杀死。那是件为密西西比的坏名声添油加醋的事情。

路易丝说：“部分我的家族仍旧住在德尔塔那里。他做的不只是向她吹口哨。我的兄弟在他们进行那次审讯的萨姆纳（Sumner）有间药店。我们不是那种人。”路易丝正在谈及德尔塔的社会特质。早先，谈及她家族作为种植园主的地位时，她曾说：“每个地方都有阶级区分。”而她现在的意思是作为店铺职员工作的这个女人——就像埃米特·蒂尔据称向其吹口哨调戏的女人——属于不同的阶级。“我母亲和姐妹们从不在那样的供销店里工作。我们总是雇帮手。”“供销店”，一个种植园用词，意思是种植园商店，在那里工人们赊账买商品，在他们的薪水中扣除。“我父亲认为那不是给他家庭里的女人待的合适场所。各种类型的人都去那里——有时候是喝醉的。”

在艾伦对她童年的叙述中，我早已被好家庭里的人干的正派职业所吸引。艾伦的阿姨之一曾是邮政局局长；而现在路易丝正在述说她兄弟经营一间药店。那就好像在南方的贫困中阶级是某种存在于一个家庭的思维和意识里的东西，与好的、得体的行为和观念相联系。

路易丝说：“民权运动改变了一切。那是好的，也是坏的。”她补充道，思绪似乎通过联想重回她脑海，“我更愿意住在任何没有黑人的地方。我一辈子都生活在他们中间，并且我喜欢他们。而现在”——她的意思是不管在杰克逊发生的犯罪，而且尽管这座城市正在趋向黑人多数，或许不久就会有一位黑人市长——“他们是热心和幽默的。我会想念他们。但是，在杰克逊这里我们有如此众多的他们。而且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总是一大堆人，因为他们喜欢同类的人，他们也不准备在没有其他黑人的地方定居，他们会寂寞的。这个女人在爱荷华州，她能挣更多钱，但是她回到这里，因为对她来说在那里是寂寞的。不过在杰克逊他们现在正结成帮派。如果他们可以被分散在乡间，那会更好。但是我们不是俄罗斯。我们不可以那样做。”

差不多是我要走的时间了。她有一点想摆脱谈话的需要；不过还有她的既然已经开始交谈就希望能够继续的一面。又一次她转向了德尔塔的童年，在土地还是森林的时候。

“我们自给自足，不过我们生活在现在所谓的贫困线之下。在德尔塔生活是一种特权。在夜晚，我们会听见森林里的动物。一头美洲豹。它听上去像一个女人在哭喊。”

如今在垂暮之年，当她独自生活时再度接近她的是童年的孤独，德尔塔的孤寂。

“我继母过去常常讲一个关于森夏恩·伊斯特林小姐——森夏恩·伊斯特林！——的想要去聚会的女人的故事。不过没有交通工具，除了沿铁轨而下。于是——他们去了，沿着轨道而下，用一辆手摇车。上下抽动它，你知道。”

我不知道，真的。我只是在特立尼达还是孩子时，在美国系列惊悚电影中见过她提到的手摇车。

“然而，”路易丝说，“他们被货运列车撞到，森夏恩·伊斯特林小姐一辈子都跛脚。那个故事是为了阻止我们对社会生活有太多向往。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无疑被隔绝在德尔塔。

“我记得一个圣诞节我得到了一顶最漂亮的真獭皮帽。那肯定来自于一家像马歇尔·菲尔德[6]（Mashall Field）的商店，因为附近任何地方都没有拥有像那样的东西的商店。而且也没有我戴着我的獭皮帽可去的地方。于是我在圣诞节下午戴着它沿着铁轨漫步，希望某个人会看见我。但是没有人。那时候我十二岁。”

六十七年之后，重回孤单，在一个发展超出她想象的杰克逊，寡居，她生命中几乎所有的冒险都在过去，她回想起对于孤寂的更早的记忆。屋外，她枝叶茂密的院子，满是大树，土地干裂，发黄，等待雨水。

几天之后（雨水已然到来）我去拜访尤朵拉·韦尔蒂[7]并提起了路易丝有关獭皮帽的故事。韦尔蒂女士只比路易丝年轻一岁，她知道路易丝在一九二〇年圣诞节可能得到的那种帽子。

“那些帽子被称作玛奇·埃文斯[8]帽。它们以一个女童星的名字命名。它们只在杰克逊的一间商店里有售。很多年之后，我遇见了这位女童星。当然我遇见她时她已不是儿童，不过她继续着演艺事业。我在纽约遇见她。她比我稍大一点儿。她说：‘我知道你的作品，因为在一个故事里你有一顶玛奇·埃文斯帽：我就是玛奇·埃文斯。’当她戴着这顶帽子时她跟我们一样是小姑娘。这种帽子四周有宽边，带有垂在你的背上直到腰部的飘带。它们是极好的帽子。也有用于夏天的草帽。在那些日子里你所有时间都戴着帽子。你甚至会戴着帽子去主日学校。”

在德尔塔再没有路易丝知道的森林；而沿着密西西比河的一条堤岸现在保护平坦的土地免于每年的洪水。

大地如此平坦，连大树都看着低矮。而且，从车里望去，新棉株的田地产生了快速拉过的长长的催眠的透景线：棉株的绿色与大地的土黄或深褐色相间。不过农业在困难时期已经衰落；尽管仍然有像一个叫作“埃及”的那样的杰出种植园，德尔塔也不再是路易丝描述中的“一大片棉花田”。

然而，埃及给了往事以及种植园文化的社会风尚和分化的惊鸿一瞥。庄园宅邸和种植园供销店背后是亚祖河[9]（Yazoo River），非常混浊，仍有驳船顺流而下；最后的内河汽船在一九三二年造访那里。午餐时，在凉爽的庄园宅邸里，有一种空间感，源自分隔一个人与其邻桌的巨大距离。关注于历史的书（埃及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为同一家族所有）和绘画（原件，大部分是肖像，还有复制品），甚至还有会客厅的壁炉台上的黑人头小雕像——所有这些都提醒着一种早已从特别的德尔塔工作世界里移除的文化。

甚至在午餐期间，防治害虫的人都在外面忙碌。就在宅邸庭院以外是它完全依赖的平坦土地。百万美元价值的装备耕种、收割和施肥于那些田地。在过去那里的装备会少很多；那里会有更多的劳动者。

在平坦的土地上，现在所需的少数黑人劳动者的一排相距甚远的几座房子顶着蓝天矗立。在房子前面，在路上——看得非常清楚，就像在舞台上：大地的平坦和天空的高度的作用——黑人孩子们在嬉戏、乱跑或打转。在庄园宅邸，午餐时，有人或许是在阿根廷，在一个大牧场里。外面，想一想那些劳动者的房子，有人或许是在非洲的某个国家——或许肯尼亚，如果在背景里有山丘的话。

不过棉花，尽管价格近来已经提高，不再绝对是德尔塔之王。大地的平坦从公路上隐蔽的是，数千亩德尔塔的土地现在被转作鲶鱼养殖，跟任何德尔塔的冒险一样的复杂、大型和美国独创，还有机械化和风险性。

我某天一早驱车从杰克逊去见证一些鲶鱼池塘的“收成”。这些“池塘”——每个大约十五或二十亩——前一天晚上已经被围网捕捞。这种围网就像人们所知道的围网。不过拖曳由两辆拖拉机完成，两边的堤岸上各一个；堤岸上到处堆放着灰尘覆盖的死鱼，现在不像死鱼而更像一种皮质原料。有时候在池塘里有蛇；还有金鱼，在围网和从池塘提升鱼进入卡车的铁丝网漏斗里闪烁红光。金鱼，有时看到一两条时是美物，在这里变成了“杂鱼”，在加工厂被与鲶鱼分开，要么跟其他被一座池塘吸引（有时候被鸟类扔下）的杂鱼一起被扔掉，要么被研磨成肥料。

任人摆布的大自然已经有点儿乱套。金鱼被引入来吃掉给鲶鱼带来坏滋味的藻类。但是当金鱼发展得过于旺盛——就像葛藤，密西西比的另一个大灾祸，从日本或中国引入来阻止这个州多丘陵部分的侵蚀，它如此喜好它所发现的地方，以至于已经蔓延了数平方英里，爬上电线杆并拉倒它们，杀死大树，到处产生巨大的悬垂物和摇晃物，用无法根除的藤蔓厚实而水平的生长——事实差不多如此——来覆盖林地（葛藤就是为了那个理由被引入，因为它奇特的根系紧紧地抓住土地）。跟刚果河里的水葫芦一样，葛藤已经变成了扼杀者。

滋味——那是有关鲶鱼的大问题。迄今为止通过加工厂和鲶鱼研究所的全部研究也还没有被解决。鲶鱼，尤其是在夏天，可能会产生奇特的滋味：泥土，抑或烧过的木头，抑或某种带石油气味的东西。

于是加工厂在准备收捕的鱼上进行五次或六次滋味测试。一条活鱼的尾巴被割下，煮熟然后尝味道。加工厂的采购经理说：“我们带着鱼皮切开鱼。我们不想在任何方面有掺杂。它刚从卡车上下来，尾巴被割掉，然后被放入微波炉。它不会被剥皮或其他什么的。”

煮熟和尝味是一个人的工作。“我们的试味员一天可以轻易地品尝两百个样品。那会变化。我知道他一天最多可以尝三百五十个样品。他有他自己类型的洗净碗碟的方法。如果一条鱼异味很大，他会打开厨房里的风扇——因为有异味的那条真的会把试味厨房弄得臭气熏天。眼前，在夏天，送来的十五条里只有两个或三个样品可以被接受。接受率在冬季更高。”鲶鱼养殖者只能希望有被拒绝样品的池塘会变正常，那里的鱼在下一次机会中会通过滋味测试。

所以那天早晨被装载进加工厂卡车里的鱼只差一道就已经通过了他们全部的测试。在加工厂还有最后的一道。在它们前往加工厂之前的两天里，鱼没有被喂食，这样没有什么会干扰它们的滋味。现在，口味纯正，分量从一磅到一磅半，这些鱼差不多到了它们十八个月养殖循环的终结。

在一间孵化场，一间小棚屋里，它们从一开始就被看见：水槽里的鱼卵，保持在恒温八十度的水中，一个电动桨叶取代了雄鱼波动的尾鳍的位置；没有那种水的扰动，鱼卵会死掉。在五天的生命里——以小黑点为开始——长成鱼卵；接着鱼苗被放入池塘，开始它们十八个月的生命。

池塘被持续地供氧，因为没有氧气鱼会死掉。池塘的氧气含量夜以继日每隔两小时会被测试；一名鲶鱼养殖者不能远离他的鱼太长时间。喂给鲶鱼的饲料和谷物由电脑控制。那在固定时间被扔入池塘的深端。鱼在喂养时间游到深端。它们是有习惯的动物。如果它们被不规律地或太多地喂食，它们就不会吃了。如果池塘里的鲶鱼太少，鱼就不会吃得足够多来增加到有销路的重量，因为（如它所显露的）竞争的减弱使得这种动物跟放养在河水底部的野生鱼种一样“懒散”。那么，有多少——有多少试验、意外和损失——已经投入到那天清早被装载进加工厂的卡车里的那些鱼的喂养呢！

工厂是在印第安诺拉（Indianola）小镇上。来自加工室内的工人们在他们的午餐时间正坐在外面，在从工厂出来的铺平道路上的松树破碎的阴影下。他们穿着血迹斑斑的白色长袍和看起来像塑胶浴帽的东西。这些工人中的大多数是黑人，很多是妇女。他们坐在木桌旁的木凳上，吃着他们的午餐。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吃汉堡——一种食品加工业里的工人吃着另一种食品加工业的产品：工业社会的平等交换。

当午餐结束，加工恢复。加工厂的卡车放出它们运来的鱼——在泉水里，尽可能保持鱼的清洁——进入一个金属笼子里。鱼在这个笼子里被提起并送入一个电动震晕机，一个漆成绿色的箱子。然后他们从那里被传下来到加工线上，那是在建筑物里面的一间机器声轰鸣的房间里，鱼在那里被去头、去内脏和剥皮。

去头、去内脏和剥皮——带我们四处参观的采购经理说起这些难懂的单词就像在另一个年代人们说起罪犯被绞死、拖往刑场和肢解一样容易。那样的程序里某种东西被包括在此。不过在鱼类工厂里的重点在于速度，保持鱼的新鲜的速度，它们被保持存活直到最后一刻，接着在短短三分半钟里去头、去内脏和剥皮，此后立即放入（至少是鱼片、鱼排、鱼条或鱼块）混合着冰块的非常冷的水中。冰块在那个阶段是重要的：在这个过程里的每个细节都被设计。冰块，采购经理说，摩擦切块或切片的鱼肉，充当另一种清洗剂。在三十分钟内，鱼被彻底加工，为投放市场做好准备。

“于是，”这位采购经理说，“客户那天傍晚正餐时可以吃到一条在早晨还鲜活的鱼。这是任何其他水产养殖品都不可能比得上的一种新鲜程度。至于任何海鲜，忘了它吧。一些海鲜在船回到码头之前已经在船上躺了四五天。”

“去头”——这个词对于我是新的。不过它是绝对正确的。一个人可以被斩首；一个人不会被去头就像一条鱼不会被斩首；“去头”暗示了工业化过程的牵涉。部分这种操作速度取决于去头者或如采购经理所说的锯头匠的技巧。一名好锯头匠可以在一分钟内切下五十五个鱼头。不过鱼必须被震晕，不再扭来扭去；绿箱子里的震晕机必须起作用。男人和女人都干锯头的工作。我研究了一会儿的女人戴着黄色手套，以高速度把震晕的鱼滑过垂直的手锯。去内脏是用吸力完成，用的机器就像将近二十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Monterey）的约翰·斯坦贝克[10]的罐头厂街[11]保留的东西里看到的一样。外面，加工后的鱼内脏和其他血淋淋的东西从两个漏斗倾泻到红色卡车里，它们被带到别处，也许（不过我没问）变成肥料。

在办公大楼里，有的是秩序和寂静；女孩子们是白人。在休息室里，有一张两个漂亮白人女孩的彩色照片，她们是一九八五年鲶鱼小姐和一九八六年鲶鱼小姐。

一九六九年在罐头厂街，我曾经由一个人带着四下参观无声的废弃不用的机器，那人曾买下它并且正巴望着卖掉它。他告诉我一旦你“用活”它，那个机器——正如罐头加工机械表现出的复杂和烦琐——并不难。我感觉这家加工厂的总经理（还有采购经理）以那种方式“用活”了鲶鱼。但是罐头厂街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山姆·海诺特正在构建一个新兴产业。

他四十五岁。他出生在亚拉巴马并且念了奥本大学。这个名字使我回忆起当我还在塔斯基吉时，傍晚驱车赶往那个城镇以及邻近的城镇欧佩莱卡（Opelika）吃晚餐。而且，我记起了曾在塔斯基吉听说的某些关于两所大学兽医学系的比较优劣的内容，我说：“奥本。不过那是塔斯基吉的竞争对手，黑人大学。”

山姆·海诺特笑了。我是客人；他有耐心。他说：“塔斯基吉是一所黑人学校。不过奥本不是它的竞争对手。奥本的竞争对手是亚拉巴马州立大学。”

他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一名处理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市场分析员。随后，作为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Omaha）的一家大公司的经济研究主任，他的职责变成为那家公司找到新的商机。那就是他怎样进入鲶鱼产业的。

“我们最后在一九六九年买了一家涉及鲶鱼业务的小公司。这家公司有一个孵化场和一间加工厂。他们的业务是售卖鱼苗给养殖者，然后从养殖者那里买回可售尺寸的鱼，加工并销售包装好的鱼。我认为那非常像早年的鸡肉生意。”

他的分析是对的。他一九八一年在印第安诺拉以五十名雇员开始经营的水产养殖合作社现在提供一千四百人的就业，而非直接的更多，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直到那时只能在棉花种植园得到季节性工作的黑人，在春季“切棉花”，除去可能有毒的杂草以及秋季在轧棉机里工作。很多养殖者避免了不得不离开他们养殖场的命运。“许多养殖者不想被卷入鲶鱼产业，但是他们鲜有替代品。对一名养殖者来说，一旦他们成为养殖者就很难放弃。那是给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山姆·海诺特做了大量有用的广告。“作为一家公司和一个产业，我们花了大量的广告费用来提升鲶鱼的形象。我们雇用专业的厨师就像这个家伙”——他拿起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一张照片，一位厨师两个手里都端着看起来煞有其事的菜肴——“来帮助我们改变鲶鱼的形象。”鲶鱼，鲶鱼——就像他那样专注的人，山姆·海诺特似乎从不厌倦说这个词。成立于一九八六年的鲶鱼研究所曾经出版各种小册子。山姆·海诺特给了我一本《为了赞赏的渔业——用鲶鱼烹饪》。那曾是一个美国样式的运动，也产生了美国式的成果。鲶鱼产业目前总共有两亿美元的销售额；将近一半来自于印第安诺拉的工厂。山姆·海诺特认为在十年之内这个行业将拥有十亿美元的销售额。

尽管人们不能绝对控制其他活着的生物——罐头厂街本身由于沙丁鱼从那片海岸消失而停止运转——也没有人可以绝对有把握于对鲶鱼会发生什么——什么突变、什么衰弱——作为如此密集养殖的后果，那在这个地方发生仍旧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这里路易丝所知的是荒野、疟疾、易遭洪水，但却凭野花而美丽，而现在在这里，在离开它们的池塘几小时之内，鱼的鲜红内脏倾泻到红色卡车，它们的生命周期结束了。

没有一处风景像我们儿时的风景。对于路易丝，尽管她父亲曾是一位种植园主，种植园主们在德尔塔创立的“大片棉花田”是对她作为孩子就已知道的森林的玷污。而对于玛丽，四十年后出生于德尔塔，没有一处风景会像她曾经在其间成长的平坦、带状的大地。

她说：“我认为没有比平坦的土地和广大的天空更美丽的东西。”

她正在向我展示杰克逊以北约十五英里的小乡镇坎顿（Canton），给前一次我驱车而过却未能理解的破旧赋予意义。我只接纳了穿过镇里的主路上的衰落气息，并注意到在一个显然很少有事情做的小镇里的大量黑人。忽然现在，借着玛丽带我穿过主广场周围的街道，历史的层次变得清晰可见，就像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发生的那样。

这座小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建立。不过广场上的大多数建筑物是在从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〇年的二十年时间里建起的。南北战争已介入；在一条离主广场不远的街上就是第一处提醒。

那是一条有着精致老房子的街道，不过有黑人。他们中的一些正坐在门廊上。这条街的中间是一片开放的绿色空地，那里有一座灰色大理石方尖碑。那被铭刻在一侧：由W. H.豪科特竖立，为纪念南北战争期间与哈维童子军共命运的优秀和忠诚的仆人们。另一面上：献给我忠实的仆人和朋友威利斯·豪科特，一名有着罕见忠心和诚实的有色人种男孩，对他的记忆我以深深的感激来珍视。W. H.豪科特。第三面上：忠诚、忠实、真实是他们每个人和全部。方尖碑上的第四面是空白的。

这名奴隶，威利斯，带着主人的姓氏。难道跟着他主人上前线的这名“有色人种男孩”真的是一个男孩，抑或他是一个甚至到死的时候还是男孩的人？真实的情感在那里，不过在这座战后为了称颂奴隶的忠诚而建起的方尖碑里，有多少反抗也在那里？

方尖碑在一条黑人的街上。哈维童子军的纪念碑在别处的白人墓地里。这座奴隶纪念碑仍旧被呵护。灰色方尖碑周围的草地被整齐地修剪；在底座上有一束人造花。黑人坐在不远处的门廊上。黑人在我们瞻仰时从一旁经过。他们不介意吗？

他们不。但是，玛丽说，那是没有加在他们头上的某件事情。假使某天有人过来把某些事情放在他们身上，也许他们会介意的。

在几条街外的白人墓地里，放置在中央的是哈维童子军的纪念碑。那也是一座方尖碑，但是不像给仆人们的那般平常。它被刻有交叉的旗帜、一颗星和新月；在底座上有一块金属牌匾。一些诗句也被镌刻：

刺上最后的文身已经很久

如今和平降临在骑兵驰骋处

他们的军刀赫然敢作敢为

由艾德·哈维引向前方

那令人不安，那有瑕疵的最后一行，使人以为前面三行是借来的。然而那里还有献身：艾迪生·哈维上尉生于一八三七年六月被害于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正当国旗被永远收拢时死亡解救他失败的痛苦。

在墓地的远端，距旧有的犹太人坟墓的角落不远处，是小墓石，五个一排，延伸到墓地的最远端，每块石头上都标记着“无名邦联士兵”。那让人震惊，在这个小镇墓地里，对所有这些无名者的关注。尸体或残骸，玛丽说，应该是在战后某个时间被收集在一起。这些墓石可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建造。哈维纪念碑，还有给黑人奴仆的纪念碑应该在之后被建造。

墓地仍旧在使用。有更强烈需要的其他人跟我们一样正在顺着车道驱车行进。那里有两个新墓穴，在绿色凉篷下标着承办人的名字，布雷兰。在不远处是承办人自己的家庭宅地，有标着布雷兰的大块石头。玛丽说：“一些人认为那是广告。”

坎顿虽小，却有其社会和种族的划分。铁路轨道分割这座小镇好的一边和坏的一边。在坏的一边，黑人的一边，很多房子处于失修状态；它们中的许多是盒式房屋，前面一间屋，后面一间屋，房子都紧挨着建造。也有别的更好的黑人地区；不过即使新建的住宅也看上去将要倒塌。在坎顿似乎没有很多可做的事情。在镇里的一个较陈旧的部分是与已经消失的木材工业相关联的定居点。工业城是给白人工人的。挨着它的是黑人地区，有一个使人回想起奴隶种植园小屋的名称：锯木厂区。

在坎顿仍有一间家具工厂，镇外还有两家或三家其他工厂。不过工业区是一团糟。那看上去就像热带贫民窟。难以想象的是，当我们到达乡村俱乐部的区域——有来自坎顿和杰克逊的专业人士的会员——那两个地区分享了相同的气候和植被。在一个地区，日光似乎是毁损和麻木的一部分。在另一个地区，在大树和精修的车道中间，阳光就像这个场所的特权的一部分。

“日光”“阳光”——对我来说它们一直是不同的词语。“阳光”是个美好的字眼。“日光”更刺耳；那正是特立尼达的清晨阳光在大约八点要去上学的时候转变成的样子。特立尼达葡萄柚果汁标签上的口号，在我还是孩子时，是“在热带阳光里成熟的水果”。我一直认为这些字眼太漂亮了。“在烈日当空下成熟的水果”本该更真实反映我所生活的气候；不过那样它们或许不像一句口号。“热带阳光”——它们是旅游用词，我总是想；而事实上，它们对于某个对别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可能毫无意义。

现在的农业和工业不景气；二十到三十年前的民权运动；在那之前的大萧条；南方各州的重建；还有南北战争——考虑到各个历史层次的纪念物或遗留物人们可以在一个像坎顿的地方看见，似乎南方曾在危机与危机之间迁移。在那的背后都是习俗播种了大部分的危机或者使它们恶化：奴隶制，导致当下这种黑人过剩，人们在机器时代不再需要。

玛丽说：“那令我沮丧，因为问题之深渊是某种我知道我将不能看到被解决的东西。那将阻止这个地区的发展，经济上和文化上。这些人不读书，甚至报纸。电视是仅有的东西。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很可能不能阅读。并非你和我能阅读的方式。他们可以读一个记号，但不是一个想法或概念。”

在我们驱车穿过这座城镇期间，她曾指给我看一所红砖墙高中，在学校被废止种族隔离后已经变成一间家具商店。

“在公共系统里的注册使得这座建筑变得多余。”她的意思是白人撤出他们的孩子，转而把他们送到私立并且通常是基督教的学院。不过现在，对于某些人那是一种经济压力，人们又开始考虑公共系统。“我近来受到鼓舞，因为这里的一些不会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正在认识到这座城镇很大部分的未来是跟学校系统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仍有关于废止种族隔离的苦涩吗？”

“来自六十年代的大量苦涩已经进入第二代。不过现在那更多是对经济的不满。人们不满于看见像食品券之类的福利计划——并且有某种给婴儿提供食品和牛奶的东西。当然，努力为他们的家庭工作的人肯定会不满于看见人们无须付出就被给予相等于你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挣得的东西。医疗保险是另一种东西。这里有人们按照他们的收入来付费的诊所。这意味着他们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那就是，其他人的所得税。

“在种族上，我不是一个软心肠，相信世界大同。人们太不一样。我相信上帝，但我不修道。这是圣经地带。因为某种原因，南方人对于信仰有极大的容量——黑人和白人。当我前去一个礼拜仪式，在那里人们极端虔诚，我感觉我正在错过某些东西。但是那不会持久。宗教在这里非常社会化——社团成员、教堂晚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也猜想我不是一个特别社会化的人。”

“你什么时候开始作为一个南方人考虑你自己，不同的某个人？”

“我一直有此感觉。我们对此如此自豪。我们被南方的就是特别的这种情绪所感染。我的家庭一直对文学方面感兴趣。我们对我们这里的作家感到非常骄傲。”

另一面又怎样呢？顽固、暴力？有没有一种观点可以全部容纳？

“我明白另一面。暴力、贫困。在我成长时有一个非常丑陋的事件。那就是埃米特·蒂尔的谋杀。他是一个从芝加哥来这个地区暂住的黑人男孩。他因被怀疑向一名在乡村地区的小店里的白人妇女吹口哨而被枪毙。这都发生在靠近我当时居住的格林伍德（Greenwood）的地方。这是在一九五五年。我十一岁。我记得最初在报纸里读到它。我有一个朋友，她认识在小店里的人。我还记得在学校的人说那不是真的，他仍旧生活在芝加哥，而人们正试图给密西西比抹黑。不过即使在十一岁的年龄，我也知道那是一种可悲的思考方式，像那样想的人属于跟小店里的女人相同的社会阶层。”

又在这里，对社会差别的强调。他们在生活如此被孤立和受限制的德尔塔怎样协作？

玛丽说：“我祖母会说起一些人他们不是乡亲。那可能是她最喜欢的用语。她非常有意识于谁是或不是乡亲。”

“谁是乡亲？”

“一般说来，乡亲不是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的过客。你了解他们的家庭。如果他们不是搬来的，比方说，从拉斐特县，你会了解他们的家庭。”

“但是，除了一些在纳切兹的人，没有人曾在这里超过五代。”

“不。那仅仅意味着你知道他们是相同类型的人。他们知道怎样表现。他们不说‘黑鬼’。他们也不说‘安特’[12]。说‘安特’和‘黑鬼’的人不是乡亲——那当时当地就肯定会把你划到范围之外。她是一个对于规矩一丝不苟的人。如果你把你的胳膊肘放到桌上，她会拿起那些沉重的银质餐刀，她会击打你的胳膊肘，如果没有客人的话——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用沉重的银器，而不是不锈钢的。我认为我们如此表现是因为我们由衷地认为这儿——南方——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从严格意义上说，我祖母来自亚拉巴马。从结婚起她就住在密西西比。我能记得我父母跟我谈起并尝试解释种族问题。由于没有人真正理解它——”

我对那个概念感兴趣。我说：“没有人曾向我提出这一点。”

“我认为他们不会。理解种族问题。我仍旧认为他们不会。我了解像我祖母那一代的人——她那一代人和同一代的黑人有一种已不再存在的亲近。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有钱。你知道，大萧条等等之类。很多工作黑人要依赖于白人——在房子里和院子里的。但是白人也依赖于黑人。我认为在那时有更好的种族之间的尊重。”

“外面的人没有那种印象。这里有私刑。”

“这里有，确实。不过我正在谈论的人——而且我确信人们比我所认识到的有更多暴力倾向——执行无人道的人并不是每个人的典型。”

“坎顿的外貌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向我展示的这座城镇。”

“使我们自卫。”

“不，不。我不想那样。”

“我向你展示了什么？建筑和田地。”

“你向我展示了大量破败的东西。它们配不上历史。”我的意思是——尽管我没有准确地说出——如果你拿走墓地和主广场，在坎顿很少有不是当代贫民窟的地方。这片土地和环境很难与一段伟大和艰难的历史联系起来。在如此的一种环境里，她怎样支撑她的历史感？

玛丽说：“它或许配不上。不过我认为贫穷和匮乏并不只限于南方。我认为我们正在讨论经济问题而不只是我们曾经做的事情。人们像讨论一个群体问题一样讨论黑人和白人的问题。”

“有关南方的什么是你喜欢的？”

“那是一个对于生活很有滋养的地方。我喜欢这里的人，虽然我并不接近他们。如果有某种不幸，人们会聚集起来，哪怕他们不是我的家庭成员。往事的感觉也可以让人满足——哪怕我的家庭不是来自这个地区。福克纳是怎么说的？往事比当下更真实？我不能记起确切的话语。但是往事正是某种我们全都经受过的东西。可能在更大的地方，他们不把重点放在往事上。我们专注于往事。一些人认为那是因为我们输掉了战争。”

于是我们转了一圈差不多回到开始的地方。在墓地里的纪念碑上看见某个军人样子的人像时，我曾问是否他正穿着邦联军制服。但是纪念碑并不是我曾认为的东西。玛丽也曾说：“没有制服。临近结束，他们幸运地穿上了鞋。”

威廉说：“北方的人认为他们对于这里的问题和人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他们以为他们知道黑人怎样想和白人怎样想。他们糟糕地误解了黑人。”北方曾在一八六〇年瓦解了经济上更活跃的南方；他们在二战之后又做了一遍。

我想让他说得更多。

他说：“在你做笔记之前，让我们先彻底讨论某些东西。”

我收好我的笔记本，我们开始随意地交谈。他是一名商人，属于密西西比一个显赫家族。他四十多岁。他热爱户外生活，体格强壮而且英俊。他似乎在很多方面都得到赐福。然而几分钟的交谈的结果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宗教的人。他的判断，甚至在我们会面初期他曾说的最艰难的几个，都包含在他对宗教生活的概念里。那也是我们重新开始的地方。

我们坐在他办公桌前的摇椅上：门廊的惯例，从这里转移到一间有空调的办公室。

威廉说：“《圣经》说主帮助那些自助者，我真的相信那个。我感觉没有足够的人尝试自助。我不认为这些人需要的帮助是一张空白支票。”

我问及他信仰的发展。

“我两边的祖辈都是浸礼会教堂里非常坚定的工作者。我父母到现在都是教会的坚定成员。我不记得我们有不祈祷或不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我七岁大时完成了我的信经。我猜想我先去见了父母——在听到主日学校教师谈论耶稣和上帝之后，我也相信他确实来自天堂并且走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而死，为的是给我们一次跟他一起在天堂的机会。最后我公开地说，‘我想要接受基督’。他们说，‘很好，让我们去见牧师’。然后他对我说。我猜想他们感觉我的情感足够坚定，我在七岁时受洗礼。我围绕它成长，我接受它，并且我完成了那次信经。

“我在那前后做过一个梦——不过直到多年以后梦才被突然想起。我跟我祖母一起过夜。我睡在门廊上。我记得端坐在床上——真的很快醒来——而且我认为我看见耶稣基督从后门走过。这扇门有一个小门环，一根绳子牵着一个小木球，我记得听见了门环发出的声音，门开了。我就有了耶稣基督走过那扇门的幻象。我记得整夜没睡来看他是否会从后门出去。但是他没有。关于那个梦我从没有思考很多直到六七年前。我正顺着公路开车，那突然闪回到我的脑海里。在那一刻，我真正认识到那是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内心。我没有看见他离开那扇后门的原因是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我只是没有跟我的家庭讨论那个故事。但是我记得那个梦和那整个夜晚，仿佛就是昨天。我感觉耶稣基督在那天进入我的内心并且再没有离开。”

“那改变了你对别人的态度吗？”

“我希望我对人有更多耐心。我希望我先看到善行而不是看到短处。我当然设法对不好的体验有短暂的记忆。我尽力宽恕和遗忘。”

“无宗教信仰的人怎么样？你怎样考虑他们？”

“我猜想我感觉如果我可以为他们设置一个榜样，我就可以鼓励他们少一点儿对宗教的漠视。我也不会轻视一个具有跟我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

“你是否感觉你在一个宗教社区里？”

“我想是的。我不确信社区的宗教信仰部分跟得上人口的增长。我不确信教会的成员持续增长。不过我认识到那里有很多基督徒。我被人们对于加里·哈特-唐娜·赖斯[13]事态所具有的没有耐心而鼓舞。我当然受到有关在这个国家里的基督教和上帝的杰作的鼓舞。”

“为什么你不在教堂里？”

他误解了这个问题。“我在那里直到昨晚九点。”

“不，不。我在问你为什么不在牧师团里。”

“我相信上帝有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计划的意愿。他知道他想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都是建筑师，我们都会有漂亮的建筑，但是就没有农民来种植粮食。我认为他造物的计划是那挑选了很多人来组成这个世界。而他需要所有这些领域的劳动者。”

“这是你为什么对不工作的人有那样的感觉？”

“我从没有像那样表达它。不过我认为那是为什么我有像我这样的感觉。”

“你是否认为人们需要工作？”

“对此毫无疑问。上帝创造了伊甸园，他把亚当和夏娃放在那里，当他们犯了过错，他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告诉他们去工作。”

“你认为人们仍旧在为抵偿那个过错而工作？”

“我不认为我仍旧为抵偿他们的过错而工作。不过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过错。人类是一个有罪的种族——这是我们所处的地方，而那就是我们现在必须应对的。我有强烈的感受，我们被需要来工作六天并在第七天休息。上帝谈论着赋予每个个体天分，而且上帝告诉我们去使用它们。我认为工作是使用那些天分的重要部分。一些人是作家、农民和建筑师。这些是上帝赋予他们的天分。

“几个月前有人写信给我父亲。在这封信里，他说：我享受我的工作；一个成功的商人怎样继续成为一名基督徒？他应该留在他的事业里，还是应该回到教堂里呢？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来解释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商人存在于世界上是必要的。我们自己这里的牧师曾数次说过，随着电视牧师陷入如此困境并且招致如此糟糕的关注，他已经看到一些门正向他关闭；而引领人们进入基督教的职责更多地落在了世俗者的肩上。”

我说：“一些人正在说那是魔鬼的工作，那些电视牧师们正处在困境中。”

威廉说：“当我失败于某件事情我就失败了。我感觉就像我非得承担我失败的后果。我也知道有对我不利的外部力量。不过在开始前我就知道。所以我不能推卸责任。魔鬼可能使我做了那件事情，但那仍旧是我的问题，我的职责。最终的责任是我的。”

我请他谈论责任。

他深吸了一口气。“很难把它公之于众。我猜想那可以回溯到爸爸妈妈曾教会我的东西：如果你有职责你就负有责任。职责越多，受到影响的人也越多。而且我认为对基督应负的责任就是我所具有的终极职责。这也给予我对于爸爸妈妈讲授有关职责和应负责任的内容的一个背景。也许最依赖于我的人是我的家庭。然后是跟我在业务上有联系的人。他们赋予我特定的职责，而我负有责任。我们在业务中要服务客户。那把我们应负有责任的另一完整部分的人赋予我们，我们永远不会见着的人。

“你曾告诉我有关你前往鲶鱼养殖场的旅行。那些鲶鱼将会走遍全世界。养殖者必须看到鱼押注在口味上——对于那个准备吃掉那条鲶鱼的人，对于那条鲶鱼最终会到的地方。如果我们做得对，它们就会回来。如果我们做错了，它们就不会回来。”

于是天赋、工作以及应负责任的宗教观念与充分的商业实践相辅相成。这对于其他宗教团体来说也是适用的，这种宗教奉献与商业感觉的一致性：一种类型的奉献激励，并且甚至成为另一种类型的奉献。那适用于某些印度教种姓群体和伊斯兰教中某些少数派或异端派。不过宗教和文化有它们自己的特性。某一种就是不像另一种。天赋的观念被包含在印度教法则观念里；不过印度教的宗教-商业奉献不同于威廉正在谈论的奉献。无论他的商业实践显得多有包含服务的观念，印度教商人单单与神有一份合约，而不是与人。

威廉继续要讲的就是他与人签订的合约。他说：“对我来说，宗教之外不会有任何目标。正是宗教给我们目标存在于此。这个目标就是侍奉上帝。而我们唯一拥有的侍奉他的方式是服务人类。我们不能给予他任何他并非早已拥有的东西。我们不能触及那个。没有什么东西他不是早已拥有，除非那是我们的心。”

威廉花费了一定量的空余时间在教会工作上。他有时候做“祈祷”；有时候在主日学校授课；跟童子军一起工作。如此全神贯注于教会的他是否根据人们的信仰程度来判断他们呢？

他把这个问题读作了一半的政治问题，与“平等机会”和种族问题相联系。他说——令人迷惑地，除非你理解他感觉他正在回复的这个半政治问题——“我尽力不把个体当作个体来判断。我不具有事实依据来进行判断。不过我尽力根据必须被完成的工作来判断和权衡他的行动——尽我所能解释的权衡他的力量和弱点。尽管那是我经常被告知的情况——这个人适合这个特定岗位。也许他们是，也许他们不是。但是那样造成的情况是个体直觉地知道：‘我在这里因为你曾被告知要把我放在这里。那与我的岗位表现无关。因此那与我在这里做什么无关。’而在那时，这个人失去了动机和适当的积极性。”

不过威廉对于谈论这个显得无精打采，就好像他从前已经谈论过很多次，并且对于他现在正在说的简单而平淡的事情是否会被留心没有信心。

接着，摇摆不定地，撇开了平等机会的主题，他说：“我对早期美洲土著有着那么一种审慎的尊重。我真的感觉像是他们相信上帝住在地球上的每件东西里，岩石、树木、灌木、动物——上帝住进每件东西里——而他们也是它的一部分。我所考虑的早期美洲土著的情况是他们对于自然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尊重。对他们来说，一棵草的生命与一头大水牛一样重要。他们不加任何区别。他们可能比地球上当前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更多地认识到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都是完全相关的。他们理解源自使一件事物在本质上失去与其他事物的平衡的连锁反应。而且我认为，由于他们对于所有生命的敬畏，他们具有一种我不确信我们会再次看见的对人类的尊敬。”

“你怎样发现有关印第安人的情况？”

“我曾阅读了不少书。我曾完成了几次西部之旅并与不少路边的印第安人交谈。而且他们对小细节具有的关注之精细让我印象深刻。对于每个作用都有一个反作用。现在最使我担忧的是，在我看见新的公路与住宅区的地方，在他们正在开垦土地的地方，总有不能被替换的动植物的重大破坏。对此令我不安的事情是，那不是用任何意识或关注来完成的。它只是用对美元的关注来完成。

“俯下身让你的肚子贴在大地上。看着一平方英尺的草地大约四十五分钟。凝视生命，那些昆虫。并且把那扩大到一个住宅项目的大小。”

“但是密西西比需要投资。”

“我不知道那可以被怎样解决。你对这些小事情以及生活的那一面有更多的关注，你就将对你的邻居有更多的关注。”

与别人签订的合约，通过服务人类来侍奉上帝——它们是威廉回报的主题。

“我感觉人和自然必须在一起。上帝把我们作为万物的守护者放在这里。我的很多想法与宗教信仰和上帝的造物相联系。”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在开始时他曾说的东西上，有关北方对破坏南方经济的历史性愿望。不过就在那时他不想回到事情的那一面。他想要停留更长一点时间在他更加神秘的想法上。

我觉得我已经开始理解他的基要主义信仰——从外面看如此受约束——实际上是多么完整而灵活。《圣经·旧约》和《新约》的混合，耶稣的生活和创世记之书，构成一个整体。已创建世界的神圣、良知的美好生活、对邻居就像对自己的爱——它们汇到一起，它们似乎符合密西西比的特征和历史：对自然和户外生活的热爱，对印第安人泛神论的钦佩，对家庭和社区的爱，对几乎可以被感知为对宗教法则的干扰的外部干扰的怨恨。

出于他的宗教信仰，威廉说：“我不会把它穿在我身上。我希望我不会到处炫耀它。那只是部分的我。我不想成为一个伪善或假仁假义的人，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感觉。我只想成为上帝造物的一部分。他的造物在一切之中。我们对他的造物有更多尊重，我们就有了对我们同胞的更多尊重。”

塔拉哈西和塔斯基吉之后，我想在密西西比尽最大可能地从白人的视点观察事物。不过在我抵达那里后不久就得到提示，因为在该州黑人的高比例，也因为杰克逊很快会有一名黑人市长的可能性，我应该会见一些黑人政客。

安德鲁，一位年轻的密西西比州政客，某天在午餐时给我这个提示，而且他认为我应该会面的人是威拉德。安德鲁自己那天将第一次与威拉德会面，在午餐后，他认为我应该跟他一起去。“如果会面进展顺利，”安德鲁说，“我可以离开而你可以跟他交谈。我总可以在其他时间跟他交谈。”

安德鲁并不是在寻求黑人选票。他作为政客的雄心是重写一八九〇年的密西西比州宪法，为了那样做，他需要所有他可以获得的政治支持。对于这首次与威拉德的会面，他的着装有点儿正式，穿着浅蓝色泡泡纱套装。

会面安排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酒店里。我们离开餐馆的凉爽，走进停车场的眩光里。汽车是热的。空调打开调到“强风”，吼叫着；车里变得比外面更热。空气刚开始变凉，这时我们抵达了酒店，不得不下车，进入另一个停车场的眩光里。总是这些早前几代人的不便之处的提醒；还有对他们已经展示的能量的惊讶；还有对应该在像这样的高温中开打的大战更大的惊讶。

我们坐在门厅里等着威拉德。直到威拉德应该到来的时间交谈都是轻松的。在那之后它变得尴尬，因为我们两个都等着威拉德。安德鲁说：“我从没遇见过他。”他那样说了两三遍。一度他起身走过门厅向某个他认识的人致意：他的举止没有瑕疵，他的魅力经久不息，他的政客角色现在明显是他的第二天性。

接着，约定时间已过十五分钟，当我们已经把他放弃时，威拉德来了。他穿着衬衫和长裤；没打领带；他出乎意料的平凡，完全不是我曾想象的某个安德鲁将要对待的黑人领袖或将要成为领袖的人的模样。我曾期盼一个具有令人不安的魅力的黑人。威拉德全无魅力可言。他四十多岁，胖乎乎，强壮，在他身上没有劳苦的印记。他为这次会面准备了一张严肃的脸。如果有人不知道他被视为一名政客，此人就会错过他眼中的愤怒，或者把那种蓄意的凝视当作好色来解读。

威拉德十足是个本地政客。在密西西比，由于一八九〇年的宪法，最朴素的公职也是选举产生的职位。这条规定，本来打算要阻止任何政府机构拥有太多权力，并且还打算不让黑人进入哪怕是小的岗位，现在却有助于黑人，并且使得在别处应该是纯粹专业性或技术性的岗位具有政治性。威拉德照管一个特定县的一个特定区的道路：实际上一个非常小的岗位。

我差不多在遇到威拉德后就立即离开了。并且，部分通过安德鲁的斡旋（会晤肯定进展顺利），一次与威拉德的会面为我安排在几天之后。

那是一次清晨的会面。我从提供给我的指示中假设地点是在杰克逊市内。我没有询问距离有多远。不过在开车上了一条州际公路约二十分钟之后，我开始感觉我正在驶回亚拉巴马。

最后，在安排给会面的时间刚过，出口出现了。只有那时，我才认识到给我的并非像住宅或办公室地址的东西，我一路开车只是凭借一个县区级编号作为终点。然而，我继续前进，想着我可以在跨越县境的时候打探一下。我经过一块指示牌。上面给出了县名和区号。那不是给我的编号，不过我认为我应该在后面的大楼那里停下来问一问。周围有汽车停着。当我到达大楼，我看见在停着的汽车中间有个空位，这个空位是为威拉德保留的。按理这是我要来的地址。不过他不在那里。

我推开门，发现自己在一间分隔成几间办公室的小屋里。小屋里满是黑人。在前厅或者说是小隔间里，有一个拿着电话的黑人姑娘，其他黑人包围着她。

这个姑娘伶俐地询问我的姓名。我给了。她说她整个早上都在尝试，而威拉德先生昨天一天也在尝试找到我，告诉我威拉德先生不能在这个地址，不过在他指定的时间一小时之后他会有空来见我，在杰克逊。他会在杰克逊我的酒店里与我见面。他们打电话给所有杰克逊城里的酒店来找我。不过他们没有成功。他们曾打电话给喜来登、假日酒店。我暂住在哪里呢？我告诉了她。她说威拉德先生一小时之内会到那里。她会如何把消息传给他呢？通过无线电广播，她说；我感觉无线电广播很重要，办公室的象征。

我请她在我在那里的时间给他发广播，这样我会知道他收到消息。她说我不用担心。于是我驱车返回杰克逊，沿着那天早晨曾显得如此漫长和无望的路线，而且临近结束时还使我有点儿小狂乱，因为我以为我要迟到了。

当我回到华美达复兴，威拉德不在那里。那时不在，下午也没在。当我打电话给他的办公室，那个姑娘说威拉德先生在无线电广播里跟她说，他打算如期赴约。他甚至知道我的房间号码，她说。不过威拉德没有来；第二天也没有来自他或他的办公室的消息。

后来我把威拉德的小——或者大——玩笑告诉安德鲁。安德鲁说：“我并不真正了解他。我那天跟你一起第一次见到他。”当我问他诸如他所设想的政治协作是否真的有可能时，安德鲁说他必须成为一名乐观主义者。黑人问题是糟糕的，而在密西西比州有很多黑人。假使他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说，对他来说最好移居到俄勒冈州，那里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口是黑人。

安德鲁说：“每个人都渐渐明白，一场灾难正在黑人社区中发生，我们的确不得不谈论它。客气的新闻态度不会再保持很久。”然而安德鲁只了解他所了解的，“我对我所读到的有关这个社会的东西比我亲身经历的更感到反胃。我从电视纪录片和特别报道里获得它。我不曾真正经历它。我从未跟黑人或红脖佬谈过。我必须断然处置这些基本问题中的一些。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我们就会有损失。”

台面上的乐观主义；背景里的非理性。

有关我与威拉德的冒险故事肯定被传开了，因为一天我接到来自一个名叫刘易斯的男人的电话。他说他是黑人，他想要把真正的黑人文化介绍给我。他在一个县局（就像威拉德监管的那个）的储备科工作。他开始给我去他住处的指引。但是随后他说他会来酒店带我过去。他说他会在一小时之内到那里。

他很守信用。他一走进华美达我就认出了他。他随和、轻快和友好。他的态度如此随和，为我准备了普通的交谈，至少一开始如此。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他车里的私密空间，甚至在我们开出华美达的停车场之前，他说在过去他应该不能够住在他现在住的地方。他曾促进他街坊的“种族融合”。那最后是一个适中的街坊。房子小且密。在他说过的话之后，让人惊奇的是他的院子。那里杂草丛生，在其悉心呵护的邻里间显得突出。

在里面，房子是凌乱的，狭窄，不通风。他对这种凌乱只字不提（甚至在客厅里有一些没洗的杯子和盘子），只是说他妻子带着孩子们去她母亲家一段日子；那里有一种低于凌乱的秩序。

客厅墙上是两张黑白照相馆老照片的镶框放大照片。它们属于他祖父母。那个年代的服装、在领圈和飞边里脖子的窒息以及持久表情的凝视都奇异地感人。在放大照片里，照片的色调已经逐渐淡化，以至于人看上去发白，有黑色的眼睛。这些照片带有一个孟菲斯[14]（Menphis）照相馆的印戳。

刘易斯说：“密西西比人。他们去了孟菲斯。每个人都去孟菲斯。我父亲在战后回到密西西比。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照片里的人。你想要我告诉你吗？他们是仆人。那两个人塑造了我。在我身上没有怨恨被培育，因为他们教我永不怨恨。这个词在他们的房子里永远不使用。‘做个好男孩’。那就是格言。‘对每个人都好’。你每天都听到它。我被教会那个——要好好的，要好好对待每个人。”

客厅里很热，因为空调装置出故障了。我问他是否可以开一扇窗。他说他不能；虫子会进来。于是我们坐在了强烈、燥热、发霉的气味里。

他说：“我祖父去世时，我祖母把我祖父的一些衣服送给我父亲。仆人的服装，套装。这些衣服仍旧很好，你瞧。仍旧有人穿着它们。而我父亲留了一套给我。我有天穿上了它。只是上衣，不过我感觉它刺痛了我的皮肤。”

“你还有那套衣服吗？”

“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可是，都是那么长时间以前了。”

“但是往事总是很有趣。了解往事，我可以做更好的工作。那对我是一次唤醒，想起往事。有时候那是一次猛醒。想起曾发生的事情中的一些——我不能住在我现在所住的地方，甚至都想象不到。我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面。我的祖母给白人洗衣服，一篮筐五十美分。为什么他们不能付给她更多？但是当我听说时我没有质疑它。现在那是一次猛醒。仍然，他们庇护我远离怨恨。它就在那里。我住在我的黑人地区。他们住在他们的白人地区。那种怨恨就在那里，在我周围，而我却不能感觉到它。他们使我免遭于此，我的祖父母，在他们之后是我父亲。我曾听到关于杀害黑人的事情。但是我父亲从不允许我们对此谈论太多。我会告诉你。直到他死的那天他对白人说，我父亲，‘是的，先生！’‘不，先生！’无论他们是多么年轻。”

“对此你现在想到什么？”

“那不会烦扰我。他是我父亲。他提供了很多给我们，他的家庭。所以我不会对他说，‘别这么说。’”他继续说，“我自己每天奋斗要变得快乐。每一天。那是唯一我为之奋斗的事情。要让自己满足，要快乐。”

借此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不能改变我周围的事物，但是我可以尊重自我。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去我母亲姐姐的房子。黑人士兵经常跨过马路来到这座房子，他们会被住在那里的年轻女士款待。一天一名士兵抱怨他丢失了皮夹子。前来处理此事的警察来到我母亲姐姐的房子，这位年轻女士在他来时正坐在门廊那里。他走向她并说：‘姑娘，你拿了那个小伙子的皮夹吗？’她说：‘没有，先生。’他说，‘进车里’。当她弯腰进入车里时，他在她身后重重地踢了她一脚。那永远永远不会离我远去。”

“对此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要知道，因为我不再确定他正在说的一些事情、他正在浮现的回忆的要点。在这间令人窒息的小房子里，光线也在变暗——他似乎对此跟对不通风和凌乱一样漠不关心——并且在他说话时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也逐渐变得更困难。他正在把若干想法连在一起。他希望要快乐、满足；他曾受庇护远离痛苦；而穿插在这里的是类似于对曾经设立他的界线并且教导他置身于一个非理性世界的麻烦之外的祖父母的钦佩的某种东西。

“我怎样想那个警察和那个女人？我不知道。我太年轻。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论此事。我只是看见它。那是残酷的。但是我不知道对于这种残酷我的真实感觉是什么。这个事件不时会浮现在我脑海。甚至今天，我也忘不了它。但是我不知道对此我如何想。”

如此多的活在往事里，尤其是现在时代已经改变，那不是有一点儿自我放纵吗？

“是的。我现在享受着收获。但是我不认为我像一个向往自由的斗士、行进者那样做了很多。”

“那折磨着你？”

他什么都没说。接着他大笑。“我不知道对此我有怎样的感受。我猜想我在我自己的小世界里。我猜想我是自私的，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应当疯狂、愤怒、好斗。但是我不会发疯。”

“这是源自宗教信仰的某种东西吗？你的祖父母教你那样吗？”

“我不修道。我不像很多人每个礼拜日去教堂并且想成为执事。”

“如果你不知道你对此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你要回顾往事？”

“我喜欢谈论往事。”

往事会回溯到多远？那会回溯到奴隶制岁月吗？当然不会。他喜欢谈论的往事是他可以记起的往事，那被奇妙地庇护的往事。

他说：“如果我祖母一天挣五十美分，我应当对我现在挣的感到满意。”

有关他祖父母，什么是他现在特别记得和喜爱的？

“自尊。自尊。我祖母经常穿着她的紧身褡端坐在教堂里。非常有自尊，非常有文化的样子。非常优雅的女士。我不知道她和其他人从哪里得来的。很可能从白人那里。如今我看不到它。他们是体面的人，但是他们并不拥有什么。我猜想我也不拥有它。但是你肯定知道我真的尊重我的过去，就算被种族隔离，就算充满着种族主义，就算无论任何东西。因为我感觉我在世界上有一个位置，而我将要达到它。”

电话响了。他在昏暗中拿起它。他听的比说的多。他正在因为没有守约受到某个他认识的人的斥责。

当他放下电话时，他说：“我会开车送你回华美达。”那正是他告诉电话里的人来见他的地方。“我们明天再聊。我六点来找你。”

出了这间房子到户外是一种释放，尽管空气是燥热的。

现在，开车到北杰克逊，刘易斯似乎界定了某些他在他房子里说的事情。在房子里他看来没能把他有关民权运动的想法组合在一起。现在他以对马丁·路德·金的尊敬来谈论。

他说：“如果他没有把它转变为非暴力方式，他们原本会杀死在密西西比的每个黑人。在南方的每个黑人。”

言语中我听到真正的恐慌。

我再次问及他的“小世界”。那真的保护了他吗？

他说：“我猜想我了解外面的一切。我对那感到害怕——我猜想。”

接着，没有得到我的提示，他开始谈论神。在房子里他曾说他不以大多数人的方式来修道。现在他说没有神他会一事无成；没有神他会一无所有；没有神他不知道他要怎样忍受下来。

在华美达复兴的停车场里，他开到了一排停车位的边上。在一辆停着的车里有一个黑人。刘易斯引介了我。车里的人避开了我。

刘易斯第二天六点没有来，到六点半也没有来。我打电话时没人接听。大约八点时他回电话了。他听上去疲倦、冷淡。

“我生病了。我去看了医生。今天没去上班。”

“我不停打电话但没有应答。”

“我在医生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他请我立刻去看他。我叫了一辆出租车。他房子里的空气流通好一点儿了，但还是那样凌乱。他看着很特别，光着脚，穿着一件敞开胸膛的家居服，头发上有一个黑色网状织物。这装束就像黑色版的鲶鱼工厂里工人的浴帽和白色长袍。

他说：“这张网保持我头发的卷曲。”

我开始对他的病情说些礼貌的话语。他置此主题于不顾，光脚在客厅里走动。“我要告诉你我祖父的事情。我认为他是知道如何应付人尤其是南方白人的那种人。‘是，先生！’‘不，先生！’递帽子给他们然后露齿而笑。但他是成功的，在他的年代。不管今天或昨天那看来有多平凡，那发生了。就是那样。”

“你没有为民权运动做更多这一点烦扰着你吗？”

“狗从不咬我。那烦扰我吗？我不知道。你必须为我决定。”

电话响了。

又是他的朋友，昨天晚上那个。

刘易斯对电话里说：“他在这里。我们想要你的加入。”他笑了起来，似乎失去了控制，对着电话大笑，跺着他的光脚，为我表演了一点。

当他放下电话时，他说：“我的朋友害怕你。”他用他的新方式大笑。“你必须脱掉那件外套。脱掉那件外套，让我为你展示黑人真的怎样生活。我会带你到某些地方。你会闻到堕落的气味。”

他用他的手做了个手势，就像厨子暗示一种诱人的芳香。然后我理解了，把事情拼在一起，他并不是在隐喻地说。由他祖父开始的发展线条以他为结束：他自己的小世界，现在不同于他曾在其中长大的那一个。

他开始穿衣服去见他的朋友。他说——而我刚刚到达——“我会带你回你的酒店。”

他穿上他的裤子和衬衫，我们走到外面。他让门虚掩着。我向他指出这一点。他说：“我必须做点什么。我会回到屋里。”

我等了他一些时间。当他出来时他下巴上有一片白色面霜，白色在昏暗中发光，映衬他的黑肤色。

他说：“黑人有卷曲的毛发。你对此了解吗？毛发在皮肤下生长。那很难修剪。我涂上的这种面霜会软化它。到我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会准备好剃须，我会得到一次非常光滑的修面。”

那就是他怎样驱车送我回到这座城市相异的白色部分，头发上带着网状织物，下巴和上嘴唇上涂着白色面霜。

他给了我另一个去见他的日子。不过他不能定下来；我并不奇怪。当我打电话时他听上去非常疲倦、迟钝和冷淡。他请求我晚上再迟一点儿打电话。当我打的时候没有应答。

就像直到一个人有切身体验之前，很难理解美国的距离和南方夏天的酷热，在密西西比州和在杰克逊市，很难理解七十岁的人会经历过许多不同的世界；体面市民的童年时期会留下边境生活、原始条件和封闭社区等这些如今很难再度体验的记忆。

尤波拉（Eupora）小镇，在德尔塔东部的丘陵里，如今在82号公路上。但是某个像萨格法官的人，出生于一九一六年，一九八三年从州最高法院退休，带着来自他童年时期在大黑河[15]（Big Black River）上没有桥只有一片浅滩的年代的尤波拉的记忆。所以当那里河水高涨时，就没有手段跨过它，人们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在他们的小社区里，直到洪水退去。

“我们有土路。没有电力。我曾见过各式各样的奇妙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享受现代文明的奢华。即时的电视，即时的娱乐。即时的一切。我全都享受。在早些年生活对我们来说是艰难的。在南北战争结束时，我们是穷困的。已经被解放的奴隶没有训练。那耗费了我们百年时间来重建我们的资本基础。我们的奴隶没有资本。我们是一个农业州。”

年代是相关的。对于我，一八九〇年，如果我把那应用到一个类似特立尼达的地方，并且由此应用到我的印度先辈们刚移民到新大陆的年代——对于我那个年代属于一段黑暗时期，有些神秘，非常久远。把那应用到英国，我会想到现代世界：奥斯卡·王尔德[16]、年轻的吉卜林、正在伦敦学习法律的甘地（比吉卜林年轻四岁）。在南方，年代以这种方式变得相关。我理解许多到了某个年纪、在某人看来有一种特别的成功故事可以诉说的人。他们中的许多开始时两手空空，在一片荒芜中从仅有的文明概念开始。（他们中的许多开始时跟我在特立尼达的祖父母一样一无所有；但是——一种更进一步的相关性——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着更大潜能的地方。）

“每个人都穷。我很幸运。我父亲是一名商人。他还当了一任县治安官。他经营一间日用品商店。商人借贷给农民。他们供应商品给农民，在这一年结束时，农民卖掉他们的收成，主要是棉花，他们结算。如果有一个坏年景，商人会跟农民一起受苦，因为如果农民不能付钱，商人就不能收账。没有什么是写下来的，没有期票之类的东西。俗话说：‘我的话就是我的票据。’”

一个属于法官的成功故事。不过在他出生前七十或八十年里，那曾经是一种留给他先辈们的鲜有进展的生活。那也是值得关注的。

“我两边的家族都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之间来到密西西比。我的萨格祖父在南北战争里失去一条腿。他几乎不能读和写。当他出来时他明白一个一条腿的男人不能像农民一样谋生。他去念了三年书，接着又教了三年书。然后他当了四年卡尔霍恩（Calhoun）县的司库，又做了四年韦伯斯特（Webster）县衡平法院的职员。他买下一块农场。他有七个长到成年的孩子，还有一些佃户的家庭。这些佃户是黑人，以前的奴隶。大约十年前我去过那里，遇见了一些老人，他们是我祖父手下佃户的后代。当我离开韦伯斯特县时，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黑人。我是个乡下小伙，你知道。我还没有习惯生活在城市里。

“一年一度，帐篷集会会到来。他们称之为‘肖托夸[17]’。他们会在镇上待大约一周时间。他们会有音乐节目；有时候一个人会演讲；而你会有游戏、戏剧。那是我们的户外娱乐。他们坐火车来。那是他们唯一可以来的途径。在星期天下午，一列客运列车经过。我们一天有四列。但是在星期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有一列往东开的客运列车。三分之一的镇子会去火车站看火车，看谁在火车上和谁在下车，还有谁正离开镇子。每个人只是享用好时光——那是某件被期待的事情。

“我记得在我还真正年轻的时候，我们收到消息，林林兄弟马戏团将在午夜后的某个时间到达。大约半个镇子都起来去看马戏团的火车通过。你可以看出我们缺乏娱乐。那超过一百节车厢——当时看上去就像那样。”

不像德尔塔，那里有富人、穷人、等级或阶级区分，在山里没有社会区分，除了在黑人和白人之间。

“我们没有私立学校。每个人都去教堂。我们没有一片社交地区，没有一本社交名录。我们就是普通百姓，有许多不识字的白人。在大萧条里，我们一年只有六个月开学；在其他时间我们有八个月。就是没有钱付给教师。正规的教育受损害。但是很多老一代的人是自学的，像我父亲。他写的一手好字。他用规范的英语。

“我有一种想要看见我曾读到的事物的愿望。纽约对于我只在地图上。我就是从没梦想过我会去那里。我知道中国跨越太平洋而欧洲跨越大西洋。我从没梦想过我会去这些地方。是的，我想过它，但是我认为它不会成为现实。

“但是大多数人满足于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是一群紧密相连的人。在镇里我们只有一千三四百人。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的唯一途径是铁路，你在像那样的一个地方不可能保守秘密。

“我相信紧密性是某些密西西比特征形成的原因。当你那样紧密地与人一起生活，你不得不与他们友好相处，否则你会被排斥。你学习接受他们那样的人。我们有很多古怪的人，讨厌的利己主义者。我的一位朋友某一天说：‘我们似乎不再产生像我们曾经产生的那样的特征。’我说：‘我们现在就是特征。’”

那种社区的紧密性，缺乏食物和缺少教育，导致了暴力。人们不会感到本票的需要，也不会锁上他们的房门，甚至不会有某些门的钥匙。但是脾气可以是暴躁的。这里有凶杀，冲动犯罪。

“他们会直接发怒，陷入争吵，发脾气。他们中的一些会喝醉。他们或许会争吵并打一架，某个人会被杀死。他们不会轻易被激发，不过当你使某人像那样愤怒，某个人会受到伤害。其他方面，乐于助人的人，可爱的人。”

自力更生是另一方面的密西西比乡村特征。“我们在房子后面有两亩半土地。要开发就需要辛苦的劳作。那使你认识到这个事实，任何东西你想要，你就必须为它劳作。而且那被联系到宗教信仰，因为我们在教堂里被教导，工作是光荣的，你不能懒惰，你不应该为了生计而依赖别人。在箴言里，有很多对工作、惩戒和奖赏的引用。”

于是又在那里，宗教信仰的概念穿插着拓荒往事的概念。

“我猜我大概是从拓荒者起的第三代或第四代。我猜它的某些东西仍旧保留着。但是我对此不太有认识。当我回想我的童年时期，那提醒我曾读过的有关正在出现的地区的内容。它们刚刚开始，他们中的一些，认识到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将必须以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为开始，并且接受教育和训练。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辛苦工作上的。

“不久以前，我去旅行，我妻子和我，去亚利桑那。我以前曾到过那儿。沙漠地区有一种吸引力，有开阔的空间。我们开车转悠了四天。我开始思考前去亚利桑那并定居的第一批人，他们穿越峡谷和河流、寻找水源以及保护自己避开不友好的印第安人——不全是，但是有一些——的艰难时期。我实在是欣慰于我生活在有如此民族传承的国家，他们愿意眺望比地平线更远的地方，并且为了让别人享受更好的生活而捕捉开发新疆界的愿景。

“我认为宗教信仰在拓荒精神中扮演了重要的部分。因为，在拓荒精神中，在你的心底里你知道你将要为了随后的几代人把事情做得更好。对此部分的动力会来自于宗教信仰。我认为它们是如此紧密交织，你不能分离它们。”

边境、自然、信仰、工作、与别人签订的合约——在萨格法官的世界观里，各种概念跟它们在商人威廉的世界观里一样是联结在一起的。浸礼会信仰使这两个人完整，各自以他自己的方式。不过萨格法官还曾被他的信仰和他的过去（这两者几乎合一）引向一种无望的同情心——对于构成他故乡小镇百分之三十人口的黑人。

“我跟我熟识、一起玩耍的黑人一起长大——很多跟我自己年龄相仿的黑人。我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一种深度精神性的人。在我们的教堂关门后，我们经常在礼拜日晚上去黑人教堂，站在外面听他们歌唱，也会去看。我们享受聆听，看着他们。我记得一个我们叫他史蒂夫叔叔的老黑人。我不记得他的姓氏。他演奏手鼓。很多时候那是唯一的伴奏——不过那已足够。他们有节奏。你很难站定在那里听歌。很多歌是他们编的。那些歌有重要的信息。”

所以那肯定使他不快，在城市里的和在杰克逊的黑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说：“是黑人并不是理由。也有很多白人在那个位置上。理由是他们不具有任何精神价值。某人有一次问耶稣什么是最重要的戒律。第一条是：爱上帝。第二条是：爱你的邻居如你自己。那对于我就是日常适用的基督教原则的作用。”

密西西比有关针对黑人的暴力的名声被保留。“尤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很多人不愿意承认黑人拥有跟其他肤色人种一样的权利和特权。我认为这是源自奴隶制年代的残留，在黑人是奴仆，被看作财产而不是人的时候。而我们白人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事实，神爱每个人。”

我告诉他有关我与南卡罗来纳州上诉法庭法官亚历克斯·桑德斯的交谈。桑德斯法官曾说，在南方的心意转变，白人对黑人权利的认可，或许有神圣的原因。

萨格法官说：“我相信神必须创造一种心意转变——源自我们对我曾提及的原则的秉承。他已经把原则设立在那儿，而我必须接受它。他不会用一道闪电击中我并说：‘嘿，孩子，爱那个黑人。’要记住我成长于一个黑人不被允许从前门进入的社会。他们是仆人。我必须做一些深刻反思。”

“你什么时候开始那样做的？”

“很早。六十岁之前。我最终得出结论，当他说爱你的邻居如你自己时——我得出结论黑人也是你的邻居。而且我相信我已经克服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某些成长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社会里的人会有的态度。

“好吧，这里我还是哪道闪电也没有。那曾是对自创世起就伴随我们的真理的缓慢而稳定的接受。例如，我现在在教一个黑人读写。他三十九岁了。我把他视为我的朋友之一。我们一起去钓鱼。他读书读到了八年级，但是他住在农村社区。他父亲是一个农民。所以当学校九月份开学时，他必须待在家里摘棉花、收割玉米和其他庄稼。于是最后到他十一月份进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书都发完了，他就坐在班级里。有时他不得不缺课去砍木柴。不得不在春季辍学去准备耕种的土地。结果是有一半学年他不能去上课。他可以读一点，写一点，但是不够在我们的社会里起作用。他是个好人；他有一份好工作；他工作努力。他笃信宗教，已婚，有三个孩子。文盲并不愚笨。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真正好的思维。”

这就是萨格法官怎样谈及占据他退休时间的工作：给文盲和“国际人士”教英语。

“我把那当作宗教工作。那给了我机会跟我教的人分享我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我们必须帮助我们的同胞的伟大原则上的。”

在他六十岁时，当时他仍旧是一名法官，他曾负责教授一个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的浸礼会讲习班。他在他妻子的鼓励下那样做。

“我负责这个讲习班两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出现在我面前，他被指控盗窃。他十五岁。我宣判他去少年犯教养所。第二天她的姐姐之一出现并告诉我，他因为他哥哥带着他协助犯罪而陷入麻烦。这个哥哥是一名前科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和母亲都是酗酒者，而他只在某一年里的部分时间上过学——那是在他生命里全部的学校时间。这位姐姐告诉我，如果我给他一次机会，她会提供给他一个家，并且帮他找一份工作。我告诉她，如果她给他一个家，我就会教他读写。于是我做了。在稍稍超过一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可以读和写。他父亲不再酗酒。于是我允许他跟着他母亲和父亲回到得克萨斯。”

这位法官的职业生涯有一种动人的对称性。这个在孤僻的内向型社区里长大的人，如今在他忙碌的退休生活中找到了一项使命。他的信仰曾见证他经历了他环境里所有的改变。在每一刻，他的信仰都曾是他世界完整性的一部分。

我对于红脖佬是什么有最模糊的概念。某些偏狭和无知的人——那就是这个词所暗示的。那符合我在纽约曾被告知的内容：某些汽车组织给他们的成员穿越南方的安全路径图，引导他们远离红脖佬猖獗的地区。此外我也发觉这个词曾被某些中产阶级者转变为一个浪漫的词；而在这个外延里，那代表不聪明、身体雄健的人，某个（比方说）不介意当众说“狗屎”的人。

直到我遇见坎贝尔，才给了我一个完整而美好的抒情解释，一个把那捏合在一起的解释，这个人一半看不起一半喜爱红脖佬，当他开始谈到红脖佬的乐事时，激动地坦白他自己有一半是红脖佬。

严格说来，并不是因为他红脖佬的一面促使我被引介给坎贝尔。我曾听说他是那种新兴类型的青年保守派，在种族和福利方面具有强悍观点。（萨格法官曾告诉我，那种类型的人仍旧在出现，但是他自己的途径，关于理解和促进，是领先的途径，并是大多数人最终会走的途径。）坎贝尔也是代表宗教南方的另一面的人：专制的一面。家庭、价值和权力是我们所谈论的，全部都不出预料，直到我突然问道：“坎贝尔，通过‘红脖佬’这个词你理解了什么？”

接着——仿佛有所准备——一种伟大的泰奥弗拉斯托斯[18]式的“性格”，某种几乎以十七世纪性格作家风格的东西，从坎贝尔身上涌出。那或许是来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下层社会写作的某些东西或者约翰·厄尔[19]的《世界缩影》或者来自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20]的某些东西的更新版本。（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有关英国乡村绅士，一六一六年：“他的旅行很少比邻近的集镇更远，而他的探究关于玉米价格。当他旅行时，他会为了节省费用而绕道十英里到他亲戚的房子；在他离开时通过牵着仆人们的手来奖赏他们。”）

坎贝尔说：“红脖佬是一名下等蓝领建筑工人，他肯定不喜欢黑人。他喜欢喝啤酒。他可能会穿牛仔靴……”

那就是坎贝尔讲话具体而奔放的方式。不过在此刻最好还是回过头听一些他怎样说他自己的内容。

“我父亲出生在亚拉巴马，他的家庭离开他们拥有的农场，三百六十亩地，离开它并前来密西西比接受教育。他父亲，我父亲的父亲，和他母亲说，‘我们必须让你们这些孩子去那里，给你们好的教育’。他们显然有一些钱为了做那个而节省下来，收拾并离开。他们留着这个农场。爸爸在五六年前把它全卖掉了。当他们来到密西西比时，所有的兄弟在他们不在学校的时候都找到了工作。我父亲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离开亚拉巴马。在一九二八年毕业。最终拥有了一个汽车修理厂和加油站。但他们是快乐的。我从没听我父亲在他生命中说一句脏话，那是事实。他所有该死的时间都在工作。我们从不真正亲密。他没有时间来亲密。

“我母亲是一名学校教师。我在浸礼会教堂里成长。我差不多是被强迫接受的。教堂的门一开我们就去那里。每个礼拜三我们为了祈祷会去那里。为了夏季复兴活动我们会去。每天晚上去，无聊死了。”

接着，没有一点儿停顿，坎贝尔说：“从长远来看，那是我曾有过的最好的东西。我妈妈和爸爸给了我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回到我身边的价值观。但是我叛离了。大多数孩子都顺从了。我确实想做疯狂的行为。我喝酒更多，四处乱跑。在我十二岁时，我开始在一间杂货店里工作，那就是该死的真相。我爱它。你遇见各色人等。你跟所有黑人做生意。他们坐在饲料袋上；妈妈带着四五个小孩来到镇上，她必须喂两个孩子奶。我喜欢在那儿工作。总有某些去那里的人。驴叫声一直有。你认识来的每个人。那是间好店铺。这是礼拜六。我喜欢钱。在开始时我每天挣四美元。当我离开时我挣到大约七美元。

“我这就简短一点儿。在夏季我驾驶一辆该死的翻斗车。他们正在建造这条州际公路，他们需要某个可以读写的人来计算送入飞机的化肥袋数。他们给道路两旁施肥使草长高。那太无聊了。这些是远去的日子。有趣的是你怎样改变并且成熟。我想要变得疯狂。我尽情享受疯狂的时刻。”

“你想要成为这些男孩中的一个？”

“那在杰克逊东北部是重要的，如我们所谓的，受别人欢迎，被别人念及。但是我跟教会没有关系。我在圣诞节的时候跟我妈妈一起去，我无聊死了。但是教会价值观——做好事、做正确的事、不酗酒、不杀人、不偷盗、十诫、不要垂涎你邻居的老婆——我不相信那些价值观被灌输的一些部分的这种文化。那些孩子跑上跑下，我过去经常在活动房屋停车场工作，我们在那儿遇上一些难弄的角色，他们需要让他们的屁股疲乏，就像我让我自己的疲乏。

“我认为对此的理由是家庭的破裂。父亲和母亲没有都在那里尽他们的责任。我培养我的孩子要尊重我。我认为他怕我，我认为那很好，因为他明白我不会忍受一切。我每天都拥抱他吻他。一些人说我是对的；一些人说我错了。我怕我的父亲。我怕我会让我的屁股疲乏。无论如何我不喜欢它。人们说‘呀’‘哪’——油嘴滑舌的孩子——我认为如果他们每天努力工作就多十分钟他们会做得好很多，如果他们说‘是，先生’‘不，先生’，你就抽他们屁眼直到他们说对。

“我认为那全都回到被正确地养育上。让某些价值观回到家里。我们现在在谈论黑人。让他们待在学校里，保持他们该死的屁股安静。我会成为一名独裁者，并让这个地方顺利发展。我就是一个集法律与秩序、血腥与胆量于一身的家伙。”

坎贝尔四十岁左右。他身材矮胖，一个强壮的男人。他穿着鲜艳颜色的衣服。他像一个有角色要维持的人那样谈话，但是在他声音里或脸上没有幽默的触动。

他曾目睹杰克逊黑人地区的扩张。他还从中赚到钱，从逃离的白人手中买来并卖给移入的黑人来获利。有一年他像那样卖了十套房子，赚了六万美元。

“那并不坏。我牟取暴利。我应该被枪毙。”

我不确定什么是“角色”，什么是真实。接着我说：“坎贝尔，通过‘红脖佬’这个词你理解到什么？”

这个男人摇身一变。

他说：“红脖佬是一名下等蓝领建筑工人，他肯定不喜欢黑人，他喜欢喝啤酒，他可能会穿牛仔靴；他不是一定要戴牛仔帽。他打算住在兰金县外面的某个地方的拖车里，他打算一天抽大概两包半香烟，晚上喝大概十罐啤酒，如果他没有吃到一些玉米面包、豌豆、油炸秋葵和一些油炸猪排，他就打算极度疯狂——我还从没见过那些婊子中的一个不喜欢吃炸猪排的。而且他会迟缴他的拖车钱。

“他就是那样被养育。他父亲就像他一样。这个狗娘养的儿子热爱乡村音乐。他们热爱打猎和钓鱼。他们整晚外出到珀尔河[21]（Pearl River）。他们拿出曳绳钓——一根飞跨过河流的长绳，在上面每隔四五英尺有个钓钩。他们用该死的老鲶鱼引诱它们，那根绳子会沉到河底，而他们会去河边，拉屎和喝酒一整夜，他们会点燃一个大火堆。他们每晚会查看它两三次，看看他们是否弄到一条鲶鱼。那会是好鲶鱼。这些狗娘养的红脖小子说，他们宁愿要这些河鲶鱼中的一条也不要那些塘鲶鱼中的一条。他们说那味道更好。

“你知道，我喜欢那些红脖佬。他们是那么闲散。他们什么也不在乎。他们什么也不在乎。”

“那是因为他们是拓荒者的后代吗？”

“对此毫无疑问。他们是拓荒者的后代。他们对生活在那些活动房屋里感到满意。我从不知道我父亲是如何被那样培养的。如果你看见他来自的地方——他来自密西西比-亚拉巴马边境上的森林里最绝对、最荒凉的地方。红脖佬们具有拓荒者的态度，正确。他们不想去该死的乡村俱乐部或者玩高尔夫球。他们不会挣该死的十五美分，他们就是高兴得要命。

“他们从本源上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近亲通婚、近亲繁殖。我现在正谈论好的老红脖佬。他打算干老套的八点至五点的工作。但是有一种高端的红脖佬，他打算要清扫干净。院子割草，背后有个小花园。老妈，她想要穿名牌牛仔裤而他们打算每三个星期去吃一次肖尼餐厅[22]（Shoney's）。”

我曾在公路旁见过几次那些餐馆，但从未进去过。它们像麦当劳吗？

坎贝尔说：“在肖尼餐厅你会把肉汁浇满。那会是一件大事儿。他们会爱上它。我了解那些狗娘养的。

“如果他或她搬家到北杰克逊，他会变得高端。他不会有那么多那样的鼻音。但是这个好老伙计，他一年只打算工作六或八个月。他打算告诉他老婆，‘我打算去工作’。而他不会去。如果天下雨了，他不打算工作——狗屎，不。他打算去他能够找到的最肮脏的垃圾场，他打算开始喝啤酒和打台球。当他到家时，会有跟他妻子的一次小争吵，他会喝得半醉，吃一点儿玉米面包，然后不省人事，那就是该死的真相。而她会理解的，因为她习以为常。

“她不喝酒。一般是红脖佬男人喝酒——威士忌或啤酒。她有一些琐屑的工作。她很可能是收入的基础。她打算每天努力工作。但是他总是等待那种每小时十五美元的重要岗位，那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度他有一份每小时十二美元的工会工作。他认为那会回来。他会为了另一份十二美元的工作等待十五年。他不会得到它除非他挪动他的屁股前往亚特兰大、佐治亚或者纳什维尔——某个天气炎热的地方。可以确定这周围不热。但他是那么该死的满足。这狗娘养的是那么该死的满足。当他得到四美元的工作：‘不，我要做别的事情。’如今我可以给五个男人一份工作，最低薪水。一小时三百三十五。但是即使我找了该死的一整天，我也不会找到五个狗娘养的。‘你想要为三百三十五工作吗？’‘不。不打算为三百三十五个狗娘养的工作。’

“于是他打算平均挣六美元，一小时六元到六点五元。只为六元，一年八个月。你瞧，他不想工作一整天。他满足于维持生计。他们不喜欢被告知去做什么。那就是独立精神。那就是老的拓荒者态度。‘我有足够吃的和喝的，还有个小住所。还有什么我想要的？’

“宗教信仰？当妻子痛打他一顿时他们会去教堂。但是他不打算穿上外套并打着领带之类的东西。他不会做这个。他会踢烂她的屁眼。

“他们不太有性欲。他们宁愿喝一扎老啤酒。跟其他男性一起闲荡，去打猎、钓鱼。我们现在在谈论那些好的上了年纪的红脖佬。不是高端的那些。他们的鸡巴还硬着呢。那该死是真的。

“红脖佬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的白人人口。我算上了老红脖佬和高端红脖佬，还有一大群中低阶层的红脖佬。他们跟黑人一样有相同的旧有态度。爸爸更经常在家。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也会非常开心。你不会相信。”

我问起了着装，尤其是牛仔靴。为什么它们那么重要？

“那是他们必须突出的形象。他们会有一顶老式棒球帽，帽舌就这样翻下。他们不会戴牛仔帽。他们想要那种特别的红脖风格。他们想要人们了解他们不会介意。他们想要人们了解：‘我是一个红脖佬而且为之骄傲。’

“你所必须加入并且务必做到的是狗娘养的他们热爱乡村和西部音乐。那是乡土气息的音乐。那是哭喊的音乐。某人在卡车里被杀死。或者火车辗过某人。或者某人跟某人的妻子私奔了。

“像你不会相信，普莱斯利是一个红脖佬。他是个双份红脖佬。这里的一些妇女会用鞭子抽着你的屁眼说。我自己很可能也是一个红脖佬。”

当坎贝尔那样说时，他赢得了我的心。

他说：“我只是穿着不同。波洛衬衫和卡宾休闲裤。”

我喜欢坎贝尔对细节的具体性，品牌名称、时尚规则的启示在我眼里只有鲜艳的色彩。

接着，突然地，他走上另一条轨道。“如果我父亲不曾那么辛苦地工作——而且我知道那是重要的，辛劳工作和努力行善——”

我使他回到红脖佬的性主题。

“如果他们年轻，他们那儿是硬的。但是他们越老喝酒越多，接着他们就不再关心那儿了。而她就在那里，每周一次在自助洗衣店里把一些衣服洗了。坐下来，看着它，抽几支烟——那是对的，那是她会做的事情。

“我要告诉你。我的儿子不会在兰金（Rankin）县玩弄一个红脖女孩。藏不住它。每个人认识别的每个人。我还要告诉你一些别的。他们谈论不同的事情。我想要我的孩子们待在他们的社会阶层里，那是他们将待的地方。我会说：‘基思，你不是像那样养大的。你把你的屁眼从那里挪开。你远远在那之上，而我们打算远远地待在那之上。’但基思是正确的。他想要穿着讲究；他想要看上去好看；他想要挣钱。我们在杰克逊东北部的人群中经营。那应该是高端的。”

我说：“但是美女就是美女。一个美丽的女人将会在任何地方赢得爱慕者。”

“美女就是美女。但是当她开口，开始谈论，说她住在兰金县——呃-呃——那是任何魅力的终结。不过那样的情况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永远不会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因为他已经知道红脖佬是什么。你知道那个词从哪儿来的吗？这个人的脖子后面被太阳晒红——”

但是某件事情发生了——有人进了屋子，有人问了个问题——而坎贝尔没有完结这个想法。几天之后，当我从一位密西西比老人那里听到“红脖佬”这个词时，那对我来说完结了，在他还是个孩子时，“红脖佬”这个词不是一个轻蔑语；事实上正相反，意指通过挥汗如雨来谋生的人；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边境拓荒生活正在转变，这个词开始有了令人不快的联想。

坎贝尔说：“我为他们的独立性而钦佩他们。但是那对于当今的社会是不合适的。对此毫无疑问。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却不是现在。在一座现代城市你不可能用那种心态把业务干成。我们必须改变那样的红脖佬社会和那样的黑人社会，否则财富将只会在少数人手里，那一直就在他们手里。就我能所关心的范围而言，我希望它保持那样。我应该被枪毙。”

他从那片政治场地回归。他说：“红脖佬就像四轮驱动。四轮驱动皮卡。它们可以穿过沼泽横扫每个地方。它们中的一些像一种老爷货车，涂漆了一半。涂漆了一半，因为他打算修理这一边，但是他从不打算抽出时间给另一边。他会一直驾驶那狗娘养的，直到它散架或者爆了一个车胎，接着他就会把它留在那里。他不会有备用的，你瞧。那天下午他会回来并把它修好。他会让他朋友之一搞到一个旧轮胎，他们会去修理它。这些狗娘养的可以修理车上的任何东西。他们这些杂种可以干任何事。他们可以拖着车到公路旁边，用千斤顶顶起它，当场修理它。”

上午过去了。坎贝尔有一个商业午餐。他就像这样出发了，穿着他鲜艳的黄绿横条运动衫，条纹的宽度还是变化的。但是他如此享受于谈论红脖佬的生活；那带回了那么多他自己“疯狂”青春的记忆，激起了那么多怀念，以至于他想再多谈一点儿，他答应下午再来，在他午餐之后和一次前往佛罗里达的商务旅行之前。

他在午餐后打来电话。我问那进展怎样。

“我闻着就像地狱。在午餐里满负荷量的大蒜。但是赚钱。不同寻常，一顿商业午餐，在那里我真的赚到了钱。”

我们后来在酒店酒吧里相遇。他已经在喝酒庆祝他的交易。他双眼含泪，有一点儿充血。早上他曾面无表情地讲话；现在他也面无表情地讲话。但是喝酒使他的话语庄重。他讲话不带脏话，没有不必要或咒骂的强调。

我说我仔细考虑过他曾说的有关红脖佬的内容。从他描述他们的方式里，我把他们看作一个部落，差不多是一个印第安部落，自由的灵魂在杳无人烟的地方自由地游荡。但是即使在密西西比，他们现在没有一点儿受约束吗？

坎贝尔说：“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但是那取决于可以获得的自然生活。我会说如果那些红脖佬没有密西西比的这些自然环境——因为户外事物是他们最爱的消遣——他们会非常无聊。而狩猎权现在正变得那么有价值，他们将在五年之内被迫退出市场。我们有很多人现在从路易斯安那向北这么远过来，因为我们有大量的鹿，大鹿，他们正在为狩猎权支付大价钱。我打赌你开车四十五分钟出杰克逊不可能发现没有被租用的土地。那会有一块‘警告’标牌：‘这片土地被租给某某狩猎俱乐部。不得擅自进入。’某天这里会有一次关于它的谋杀，我告诉你。在这个州里他们早已有了几次谋杀。尤其是猎鸭——在德尔塔那是如此有竞争性，如此有价值，获得那里的一块租地是如此昂贵。你必须有大量的钱。那会花掉你大概三千美元一年在捕猎鸭子上。然而猎鸭更多是一种绅士运动。那些红脖佬更多是肉食捕食者。

“在密西西比还是有大量土地。他们会侵入某个人的土地进行偷猎。要不然他们就只是喝啤酒的人，没有地方去，没有事情做。那就是我替红脖佬担忧的事情。他们不会使自己适应，他们被留在后面。随着人口的增长，外出狩猎对于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昂贵，他们将没有能力支付它。

“当前他们有一些名犬俱乐部。他们进入某个真正便宜的地方，他们会做一些交易，一些与某人家庭的交易——十五、二十、三十个男人在一次家庭交易里；亲戚，他们中的所有都在家族土地上。全部加在一起一年十或十二次。而且他们会有一次舞会。”

“那女人呢？她们外出参加那些旅行吗？”

“她们就坐在家里。她们正在担心下一袋土豆从哪里来。但是她们可以靠一周一百美元生活。比你和我都便宜。而且她们不是瘦得皮包骨头。她们中的一些又肥又壮。我在说什么？她们都又肥又壮。

“午餐之后，你知道，我回到办公室。秘书是一个红脖女人。我告诉她有关我们今天早晨的谈话。有关红脖佬和边境心态。告诉她这些日子并不那么伟大，你知道。不同的时代。而她说，‘你知道，坎贝尔先生，一度我曾羡慕你。我想要你有的东西。但是现在我感觉我就是不一样。我就是生来如此。我什么都不会有，我现在知道我将什么都不会有。’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正确类型的丈夫。为什么你不让你的丈夫滚蛋？’她说：‘哦，坎贝尔先生，我不能那样做。他就是一个老红脖佬。’她的孩子们就像他一样。

“普莱斯利，他是个全时乡巴佬。那里的那个家伙，在桌子旁留着长发和胡须的那个家伙。”

他正在谈论一个红色格子衬衫挂在裤子外面穿的男人。这个人正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走着，好像害怕他牛仔靴的皮底在上面打滑。

坎贝尔说：“他很可能在想，留着那样的头发和胡须，他是上帝给世界的礼物。但是他就是个乡巴佬。他像一只鹅一样迷失。在他生命里他从没有踏上瓷砖地板。他来这里以为那是另一个汽车旅馆。他不知道做什么。他只是在这里四处闲荡：‘哦狗屎，我在哪里？’”

艺术封圣，造人，使人明白。尽管其他人说有关红脖佬的其他事情——尽管一个人说应付他们的最佳方式就是不与他们发生关系，他们的脾气太接近表面，他们受的教育太少难以应付被他们视为怠慢的事情，受的教育太少难以理解人类行为或者理解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他们对怠慢和荣誉的夸张感觉可以使他们甚至在计划打爆你的头的同时跟你交谈和微笑——尽管这是公认的智慧，坎贝尔对他们生活模式的描述使我在曾视而未见的地方看见自豪、风格和一种时尚规则，使我注意到迄今为止我未曾充分留心的东西：开得闯劲十足的皮卡，标有某个公司名字的棒球帽。

第二天，一个星期六，在酒店和从酒店对面隔着停车区域的餐厅里有一群人。而且，仿佛在兑现坎贝尔对红脖佬风格的描述，三个男人从一辆有凹损的落满灰尘的车里出来，打开后备箱取出他们的红脖佬靴子。他们穿着运动鞋到达。他们在走进酒店之前脱掉运动鞋穿上牛仔靴。他们中的一个正在用牙齿咬开一瓶啤酒。我现在感觉，在坎贝尔之后，正在做那种非常红脖佬的事情的人需要一点儿勇气。或许，进入酒店在瓷砖地面上行走，他会感觉“像一只鹅一样迷失”。

有一些日子坎贝尔的言语在我脑海里回响，我跟别人提起它们。一天下午我去一个在杰克逊城外的农场。那里的某个人，了解我的新狂热，走近我并说：“池塘有三个你的红脖佬在钓鱼。”我赶去看他们，就像我可能会赶去看一只不寻常的鸟或一头鹿一样。确实，他们在那里，赤膊，但是戴着绝妙的棒球帽，在一条芦苇中间的小船上，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在坎贝尔讲述之前，我可能了无兴趣地看待的人，现在却被看作有特定过去、实践特定规则、一种受威胁的人。

那给某人在公路上看见的东西一种新的诗意：帽舌“就那样翻下”的棒球帽，红脖佬风格的皮卡女司机前额上的束发带。甚至在报纸里给那些卡车做的广告——和价格：大约八千美元——有了一种新含义。

那是有关红脖佬，边境人的不太可能的后代，在我去拜访尤多拉·韦尔蒂时我所谈论的。我早到了，在滴水的树下的街道上等待。她早已准备好，可以清楚地透过她没拉窗帘的前窗看到。但是我对于太快敲门感到紧张。

于是有一阵子，在雨后的幽暗中，我们在滴水的大树下等待，她在她潮湿的前院尽头的窗户后面，我在车里。当我感觉时机合适了，我走过潮湿的小径来到她的前门。在门上，以她坚实的笔迹，是请求人们不要再带着书来让她签名的纸条。她现在想要为了她的作品尽可能多地节省她的能量。我敲了门；她打开门，像某个就准备好那样做的人。从她的照片里她是格外的熟悉。

边境在她的故事里是如此之多：一个我只是刚开始欣赏的事实。她也乐于讲述边境人的性格。

“他不是个坏人。但是有一整个儿他的侧面是狡猾的。有时候那会越过界线，他变成彻头彻尾的恶棍。黑人从不会在这个州的那部分居住。他们过来在种植园里工作。大多数红脖佬在没有黑人的环境下长大，然而他们恨他们。那就是所有坏事情起源的地方——那是他们做出的吁请。红脖佬在锯木厂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工作。他们也有小农场，都极度地自豪。他们决定这个州的政治。当政客和福音传教士到来时，他们呈现出兴奋状态——在那些小镇里。惊吓每个人，哄骗每个人，狠揍每个人，杀死每个人——那就是边境人的心态。”

我告诉她艾伦作为孩子曾听说的有关她曾在那里度过夏天的小镇南面的红脖佬的故事：旅行推销员的故事，他曾被粗暴对待，套在犁上，被迫耕地。艾伦曾说这个故事是从过去传下来的；我曾把那看作一个关于过去的恶事的传奇故事，一个有关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生存的人的夸张故事。但是尤多拉·韦尔蒂认真对待这个故事。她说：“我可以相信有关这个推销员的故事。我曾听说通过迫使他们犁地来惩罚人的事情。”

我们谈论有关密西西比及其名声的话题。

“在有麻烦的时候，很多人经过并拜访我。他们想要我证实他们的想法。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我生活在一种恐怖状态里。‘难道你不是一直害怕他们吗？’一个年轻人到来并说，他曾听说有一位某某先生，他是一名可怕的种族主义者，拥有整个杰克逊，所有的银行和酒店，他正在对黑人干出可怕的事情。那是一种幻觉。那不是真的。这里的暴力还不如北方——都市——烙印的那样令人恐惧。”

一个边境州，文化上受限制——作为一名作家以及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曾对她是困难的吗？一名作家的丰富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或她描写的社会。

她说：“在那背后有很多，这个州的生活。来这里并在不同地区定居的人有着巨大的多样性。随着你变老，对此会有重要的认识——你明白事物植根于什么。在这里作为一名作家教会我的伟大事情是一种连续性的感觉。在一个未曾有太多变化的地方，你逐渐认识了几代人。你可以看到一个小镇历史或一个家族历史的完整叙事。”

我越来越多地听到有关不同寻常的密西西比州宪法，一八九〇年在南北战争和南方重建之后起草的宪法。我曾听说这部宪法要为大量人们仍然看见的东西负责；就此我前去见了前州长威廉·温特。他在这个州有着很高的声望，既作为一位州长也作为一个对这个州的历史知根知底的人。

某天下午晚些时候，在繁忙的一天结束时，温特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我；那天早晨他曾飞去阿肯色州的小石城。这位前州长现在是杰克逊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他陈述准确而合法，已经准备好几本书和一张地图；贯穿我们的交谈，他一直在书里寻找参考。

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在他的彩色家庭照片中间——是这个州的一大张老地图。当他去给我拿一杯凉的减肥可乐饮料时，我起身看着它。它是裱在亚麻布上的，并且装上镜框，是给温特先生的一件礼物。那是一张法语地图，或许是一八三〇年的。它显示只有这个州的南部各县有人定居。大片中部地区被规划给更多的白人定居点。尽管这片区域几乎跟所有已定居的县加起来一样大，在地图上它仅仅被称为海恩兹（Hinds）县（那片区域的一部分将会成为坎贝尔带着那么多感情叙述的兰金县）。东部和北部的区域在一八三〇年仍旧是印第安人领地：乔克托人[23]和奇克索人[24]。

一半的州在一八三〇年是印第安人领地；在一八六〇年，南北战争即将到来；在一八九〇年，在南北战争和南方重建之后，有了一部新宪法。这里的历史似乎以三十年为间隔而到来。加上一八七三年、一八七四年、一八七八年、一九〇三年的黄热病流行；加上大萧条。没有什么是固定且稳定的。

这位前州长说：“编纂一八九〇年宪法时的氛围是由为白人提供一种手段恢复这个州的政治进程中白人控制的需要所支配的。一八六一年的宪法并没有为黑人选民和黑人公务员的消除提供工具。在一八九〇年宪法编纂的时候，还有很多黑人公务员。”有两位黑人参议员，一位黑人众议员，一位黑人副州长和一位黑人教育负责人。“密西西比州一八九〇宪法成为其他南方各州的典范——在它对黑人投票的阻碍的机智条款上。”

几乎跟种族条款一样重要的是反商业化条款。编纂宪法的人想要这个州保持“一个田园的州、一个农业的州”。他们不想大商业或公司进入，鼓励“与农业社区对职位的不利竞争”。

“我们在企业发展的路径上架设了各种障碍物。那具有阻止在州里的工业工厂里投资的作用。一家主要的造纸公司，盖洛德公司，想要定址在密西西比州珀尔河。由于这里的宪法限制，那家工厂定址在河对岸的路易斯安那州，在珀尔河县的视线范围内，事实上在路易斯安那州创建了一座新城镇，博加卢萨（Bogalusa）。在密西西比州在一家公司可以拥有的资产总额上有一个限额，在一家公司的资本结构上有一个限制。甚至在一八九〇年，那部宪法致使我们对于资本没有竞争力。

“对于整部文献有一种老式的语气。我们需要现在属于一部二十世纪晚期文献的心理利益。其次，我们需要治理该州方式的重构。我们必须排除很多旨在分散和打碎权力的过程。在一八九〇年，有一种对任何权力在任何一个个体中的集中的不信任。其结果是，没有一条被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是严格按照一八九〇年宪法的。”

他搬出一大本法律书，向我展示了一八九〇年宪法的第五十九章。

“法案可以在任一议院发起，并在另一议院被修正或驳回；每项法案应在每个议院在三个不同的日子被朗读，除非上述内容在审理中的议院的三分之二免除这条规定；每项法案应该紧接在其最后通过的投票前被全文朗读；并且每项法案，在两院通过后，应该由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在公开会议上签署；但是在两人之一签署任何法案前，他应该就此发布通知，暂停他所主持的议院里的事务，请人朗读该法案的标题，并且，应任何议员的要求，请人完整朗读它；并且所有这样的议程应该被记录到议事录上。”

在修正的章节里有一项规定，使得法律可以被通过。但是一位难对付的议员仍旧可以导致延误。“我见过那发生。我见过一位议员站起来要求法案被朗读。”

这部宪法的策划者是否怀有一种疯狂的心情？

“那是一部反政府立法。它的意图是造成通过立法尽可能地困难。这种心态是：我们拥有越少的法案，我们就会境况越好。政府的越少越好——那是表达它的一个公平方式。”

“他们在一八九〇年是哪种类型的人？”

“他们代表极端保守主义、种植园主、农业利益。他们中许多是南北战争的老兵。贯穿全体议员有一种强烈的种族偏见。他们以在政治进程中消除黑人席位为己任。”

“你是否认为有任何类似对这片土地的浪漫感情在里面？”

“那是一种属于土地地主的感情，不是劳动者的。自耕农并不是大会的显著特征。这部宪法替那些起草它的人的经济利益说话。例如，它谈到沿密西西比河的一套堤防系统的维护——那在一部宪法里实在是没有位置的。

“故事是这样的。在一八九〇年春季，堤坝溃决，德尔塔部分地区被淹没。为了应付那个，宪法策划者那一年晚些时候，一八九〇年，把旨在应付那样的灾难的整个章节写入宪法。第十一章。”

他把它展示给我。长达八页，论述详尽，专业的和财政的，包含堤坝将被维护的方式；它概述税收来偿付开支；它提及销声匿迹的铁路公司的名字。

“像这样的一章确实在一个州的宪法里没有位置。但是你可以看见起草者的当务之急。他们正在关心他们在德尔塔的农场。”

可能没有对于土地的浪漫感情。但是前州长如何解释宪法的反政府语气呢？

“那反映了该州的基本边境面貌。他们在说：‘我们打算由政府来解决那些看来对我们显得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打算让政府来干预我们的生活。’正如它被利用的一样，这部宪法对该州的无权力者不利。但是那不再是一个有效的反对。修正已经被做出。”

这部宪法已经留下它的痕迹。“卡罗来纳两州和佐治亚州有烟草加工厂和纺织厂。亚拉巴马州有一个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的已经固定下来的工业基地。密西西比州从未发展这种类型的基地。”

在前州长的办公桌上，为我们的会面取出了一张美国地图，上面显示一九八四年“有经济竞争力的”县和“贫困”县。有竞争力的县标为蓝色，贫困县标为粉红色。这张地图显示出三个贫困县的集中区域：墨西哥边境线上；西部的印第安地区；以及几乎形成一片粉红色区域的亚拉巴马州的南部黑人地带和几乎整个密西西比州。只有围绕杰克逊的区域是标蓝色的。

然而，尽管有贫困——相对而言：美国的贫困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里的贫困——并且尽管许多人会赞成前州长所说的有关这部宪法的陈旧性质，在一些人身上还有对变化的紧张。这部边境宪法已经逐渐变为代表有关该州的某种真实的东西。许多人现在缅怀那部宪法保护的过去，当时生活“更加安逸”，更有乡村气息；当时社区很小，每个人认识别的每个人；当时时间还不是金钱。

在前州长办公室里的一八三〇年地图上，海恩兹县曾被标记为其后代将变成坎贝尔的诗里的红脖佬的人的定居点。现在这些红脖佬，就像他们之前的印第安人，发现他们的狩猎土地收缩了。

那曾经是一个边境州，但总是跟这个奴隶制的对立成分在一起。在河边的纳切兹（Natchez）周围古老的种植园土地述说的是奴役。那片土地，跟南卡罗来纳的稻田一样平坦、温暖和柔软，述说的是富足和对数以千计的黑人的需要。不过纳切兹也有它的种植园宅邸，如今每年两次“朝圣”的目标：南方的旧日情怀，分割的记忆，包含奴隶制不堪回首、蓬乱、黑人主题的往事的美丽与哀愁。

那是一个破旧的小镇，在雨后靠着浑浊河流的不是非常高的“陡岸”上冒着水汽。雨水从红色和白色紫薇树沉重的树枝上滴落。那里有过石油繁荣。那次繁荣，跟那么多其他的南方繁荣一样，已经平息。

路易斯安那州位于河对岸。我开车到那里，期盼发现一些实在的、真实的地方吃午餐，而不是某些与观光贸易相联系的东西。那是平坦的三角洲地区。穿过汽车空调而来的空气闻着有洋葱气味。正是这种浓烈的气味，差不多跟土地的平坦和我的追求的明显无望一起，只是公路旁的快餐地点：上方高大诱人的指示牌，下面简单的建筑式样，以绿色平原为背景的鲜艳色彩——把我赶回了纳切兹。

这个路易斯安那城镇被称为韦达利亚（Vidalia）。韦达利亚也是一种洋葱的名称。那肯定是一种南方的美味；在很多地方我曾看见在路边上有家庭涂饰的指示牌提供韦达利亚洋葱。于是我闻着洋葱气味直到我回到纳切兹，在那里又有丛林污水的气味，河水的气味，差不多就像在巴西亚马孙河边上玛瑙斯的丛林污水气味。就像生锈的波纹铁屋顶和在老木屋里坐着的悠闲的黑人，他们或者站着或者晃动着、凝视着，流露出了西印度群岛的特点——像塔斯基吉杂草丛生的网球场曾经做到的一样对人们地方感的扰动：那些球场某天下午，有非洲学生在玩，绝对使人想起非洲。

我弄错了路易斯安那小镇韦达利亚。在一家有一点河景的纪念品商店里的一位女士这样告诉我。洋葱的韦达利亚是在佐治亚州，无论我可能在路易斯安那州韦达利亚闻到多少洋葱气味。

这位受苦的——生意不太好的——女士说：“我的丈夫喜爱韦达利亚洋葱。每周日”——他们住在河对岸——“我们打算去俱乐部时，他会说：‘苏珊，拿几个韦达利亚洋葱。’我会说：‘带去俱乐部？在星期天？’他会说：‘给我洋葱。’在俱乐部那里他有一个把他宠坏的黑人姑娘。他喜爱面包、黄油、番茄酱，还有一片又一片的韦达利亚洋葱。她为他做这个。”

有一场大暴雨。我逐一看过她的存货。她正在出售一个穿着红色长连衣裙套着白色罩衫的大个黑人保姆。

她说：“我买下它们的这天对珀琳说——她是厨子——‘珀琳，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做了什么吗？我买下了两个你。’这话使她开心大笑，她说：‘好吧，至少你可以给我买这裙子来搭配它。’”

天放晴了。但是我刚走到外面又开始下雨了。我回到商店里。

我说：“我不想感冒。”

她说：“经营这个地方的第一年，我每天都有支气管炎。如果不是因为我丈夫，我不会坚持下来。不过接着不知怎么我培养了一种免疫力。银器在这种类型的气候下不出三天就生锈了。每隔三天擦亮它不可能对这些银器有好处。”

雨下得更猛烈了，大滴、飞溅的雨滴。她继续交谈，乐得有个伴儿，在她的纳切兹纪念品中间。密西西比河因雾霭和雨滴而变得朦胧；大桥是模糊的；看不到路易斯安那的河岸。

当我回到杰克逊——沿着印第安纳切兹小径公园道——我发现雨水、闷热和我自己对要寻找的美景的忽略已经向我隐瞒了纳切兹其他的奇迹。大河曾改变它的河道；在某些地方的河岸曾被冲毁；种植园主年代的一些漂亮的老房子塌陷在河里。

纳切兹断崖上的每个姑娘

在我们经过时哭泣，噢。

它们是被气候、高温和对种植园劳动的思考带回给我的诗句：来自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25]所写有关南北战争的叙事长诗的诗句，或许被记忆弄乱，我曾在四十年前看到过它。

[1]巴兹尔·拉思伯恩（Basil Rathbone，1892-1967），南非出生的英国演员，起初是一位演技突出的莎士比亚舞台剧演员，后来成为电影演员，因20世纪40年代出演过早期的福尔摩斯电影系列而闻名。

[2]由约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蒂尔在英国创办的日刊，从1711年持续到1712年。这些日刊被收集成了七卷小册子。

[3]位于田纳西州西南部，南北战争中夏洛战役的发生地，建有夏洛国家军事公园。

[4]一家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汽车公司，在1908年成立，随后进入辉煌时期，但在一战中逐渐衰落，后被并购，并于1923年停止生产。

[5]奇科（Chico），一种对中国人的蔑称。

[6]一家美国高档百货公司，最初在芝加哥开办，后来发展成为一家连锁店。

[7]尤朵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美国著名女作家，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各种美国文学的作品集和美国学校课本里。她长期生活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以描写美国南方生活见长。

[8]玛奇·埃文斯（Madge Evans，1909–1981)，美国舞台和电影演员，作为童星开始演艺生涯。

[9]美国密西西比州河流，大致向南和西南流，在维克斯堡汇入密西西比河，全长304公里。亚祖河流域过去易受上游洪水的影响。1886年堤坝系统完工后，成为主要产棉区之一。

[10]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国作家，获得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愤怒的葡萄》《伊甸园东》《人鼠之间》等。

[11]罐头厂街（Cannery Row）是在1953年为纪念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而命名的。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几个私人经营的渔业公司仍然存在于罐头厂街。

[12]安特，ain't，是美国南方人的常用语，“不是”的意思。

[13]加里·哈特是一名美国外交官和政客，1987年他被传与一个名叫唐娜·赖斯的女性有染，是当时的轰动性事件。

[14]美国田纳西州最大城市，密西西比河河港。在美国东南部排名第二，仅次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也是全美国第17大城市。孟菲斯在美国南部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被誉为“摇滚的发源地”。

[15]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条河流，源自该州中部向西南方向汇入密西西比河。

[16]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剧作家，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他于19世纪80年代创作了多种形式的作品，其后成为19世纪90年代早期伦敦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

[17]肖托夸（Chautauqua）是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早期在美国非常流行的成人教育运动（同时也指其集会教育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肖托夸在美国农业地区广为传播。肖托夸为社区提供娱乐与文化教育，与会成员包括当时的演说家、教师、音乐家、艺人、牧师和其他各方面专家。但这一运动随着广播、电视、电影等的崛起而逐渐消亡。

[18]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an，约前371-约前287），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先后受教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来接替亚里士多德，领导其“逍遥学派”。泰奥弗拉斯托斯解作“神样的说话者”，并非真名，据说是亚里士多德见他口才出众而替他起的名。

[19]约翰·厄尔（John Earle，约1601-1665），英国主教，他最值得纪念的作品是《世界缩影》，一部诙谐幽默的作品。

[20]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Sir Thomas Overbury, 1581-1613），英国诗人和散文家，由于成为一起引发诽谤审判的谋杀案的受害者而出名，他的诗作此后在17世纪的英国非常流行。

[21]美国南部河流。源出密西西比州中东部，向西南流经州府杰克逊后折向南进入路易斯安那州，过博加卢萨注入墨西哥湾的密西西比湾。

[22]一家私有的连锁餐厅，主要在美国东南部、中西部以及大西洋中部各州运营，总部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23]乔克托人（Choctaw），美洲原住民中的文明化五部族之一。早期他们分布于美国东南部（即现今的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及路易斯安那州）。现在主要分布于密西西比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亚拉巴马州及路易斯安那州。

[24]奇克索人（Chickasaw），生活于美国境内的美洲原住民，原先居住于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西部，以及密西西比州与田纳西州等田纳西河流域一带。在与欧洲移民接触以前，有部分奇克索人就已经向东迁徙到密西西比河畔。历史记载显示奇克索人与欧洲人接触之后，开始于密西西比州东北部生活，后来被迫迁移到俄克拉荷马州，也就是当今他们的主要居住地。

[25]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ét，1898-1943），美国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有关南北战争的长篇叙事诗《约翰·布朗的尸体》（1928），他也凭此在1929年获得普利策奖。

第六章　纳什维尔：圣洁

一个暴风雨的下午，驱车在密西西比州从德尔塔到杰克逊，兴奋于昏暗的天空、大雨、闪电、汽车和卡车的灯光，还有被重型车轮激起的车窗高的水花，我开始认识到我从在美国南方的旅行中获得的巨大快感。浪漫，一道希望和自由的光辉，在旅程的早期阶段已经开始有所触动：我抵达亚特兰大，从那里驱车前往查尔斯顿。我已差不多忘记在那些场合曾有的写作冲动。

我认为那天下午如果我不需要写什么东西；如果我不需要担心接下来做什么和去看谁；如果我可以单纯地体验，那都会使我的快感完整。不过如果我不写下来，如果我没有目标和间或的紧迫感，如果写作没有给我一个计划表、要去的地方，我又能怎样度过在杰克逊公路旁的华美达复兴酒店里的日子？甚至我怎么会来到密西西比？

大地是广阔而富于变化的，部分是荒野。不过那让差不多每个地方都变得统一且方便于旅行者。一个后果是，没有一本旅游手册（除非作者是在写他自己）可以仅仅有关道路和酒店。这样的手册在一百年前就能写成了。（范妮·肯布尔[1]一八三八年从费城到佐治亚州海洋群岛[2]（Sea Islands），乘坐火车和公共马车，部分在木材覆盖的道路上的旅行报道是一次专门的冒险。）

这样的手册仍旧可以被写成有关非洲的某些国家，比方说。对于在那种类型的国家的旅行者来说，或多或少足够可以说：“我就在这里。就是我跳下当地的旧式公共汽车，被陌生的男孩们指引，做出不适当的建议，去了某个肮脏的住处。就是我跟一些当地名流在一间酒吧里喝了一杯。就是我那天晚上后来迷路了。”

此类旅行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者。他至多是一个面对异国环境定义自己的人；并且，取决于他是谁，他写的书是可以有吸引力的。只有作者，把读者带入他的自信，以某种方式自封为异乡或外国情调，像那样的一本书才能够被写成是有关美国的。然而，一般这种方式在美国不能奏效。这个地方不是也不可能是以一个非洲国家异化的方式而异化的。那已被很多人了解、拍下太多照片、太常被写到；并且，更有组织更正式，并不是太开放随意检视。

从我自己旅程的开始，我一直关注建立一些探究的路线，定义一个场景。这个途径有它的难度。在我脑海里总有个担心，我会来到一个地方并且所有联系都被切断，我将不能超越公路和连锁酒店的一致性范围（正是那天下午在德尔塔我屈从的浪漫）。如果你按照一个主题旅行，那么这个主题必须随着旅行而发展。在开始阶段，你的兴趣可能是广泛和分散的。但是随后它们必须更加聚焦；旅程的不同阶段不可能简单成为彼此的不同版本。而且，比其他类型的旅行更多的是，这种基于一个主题的旅行依赖于运气。那依赖于你所遇到的人，你所拥有的灵光乍现。与一份快速移动的日报的第二天刊号一样，手头的这一章节的条理因路上的意外而持续地被改变。

纯粹运气——我们的交谈如此温顺地开始——给了我坎贝尔对兰金县红脖佬的抒情描述：户外生活，边远地区自给自足的遗风，混合着对黑人的反感，奇妙啮合对乡村音乐的热爱，“南方乡村音乐、哭喊音乐”和对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狂热。

那次与坎贝尔的会面（打消了有关福克纳和密西西比州牛津的主意）曾给我关于旅行的提议。尽管我对音乐所知甚少，而且普莱斯利的成就，在他活着的时候，已在我身边溜走。

普莱斯利的出生地是在密西西比州北部的小镇图珀洛（Tupelo）上。

带我去那里的商人说：“他是低微中的最低微。”他严肃地说着，没有激情；脑袋非常轻微地摇晃了一下。他曾想到的低微的厌恶被某种像敬畏的东西触动。

我记起坎贝尔的话，并且引用它们：“‘全时乡巴佬’？”

“比那更低微。”

在杰克逊酒店的一本杂志上，我曾看见一张狭窄、两间屋子的“盒式”房屋的照片，前门廊通向卧室再通向后厨房。我曾期待，从照片里，找到一座城市废弃地里的保留建筑。不过图珀洛是个繁忙的小镇，密西西比州最繁忙的商业场所，普莱斯利出生地周围的地区已经变成郊区，房子本身就像某个人在大树遮阴下的附属小屋（或“外屋”），周围都是草地。

前门廊上有一把双人座的摇摆椅，吊着固定在天花板的链条上。前屋是卧室。那新近刚被贴上有简单的花朵图案的墙纸；在一面墙上是诗歌《如果》的镶框印刷副本。

我问值班的女士，是否这首诗在普莱斯利的年代就已经在那里了——是说普莱斯利父亲的年代，据说是他找人建起这座房子。那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这位女士没有回答。那位商人说过去糊在墙上的应该是报纸。

当然，这座房子已经被修葺得外观尽可能漂亮，有摇摆座椅和床架，还有厨房里某个时代的物品——像来自位于杰克逊的密西西比州农林博物馆里的某些东西，在那里仅仅若干年前的人工制品、家用器具，被郑重其事地展出，因为，尽管如此近，它们却是很多人曾分享并且现在已消失的一种特别的乡村往事的一部分。（在英格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触手可及，就像昨天前的一天。在密西西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很久以前，接近于万物的开端。）

在密西西比的博物馆里，正在展出的往事可以被当作一种宗教来感受，一种结合。在被美化的盒式小屋里也有那种感觉的某种东西。（然而想象人们住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想象这压迫、混乱。）对于坐在摇摆座位上拍着照片的——稍稍发福的——人来说，正是这个男人出身的低微使他更加神圣。

房子的后面是一个门厅，那里卖卡片和纪念品，还有一九七七年普莱斯利死后那天印刷的孟菲斯报纸的拷贝；还有一座装有染色玻璃窗的新建小教堂。房子的旁边是一个公园。普莱斯利的钱产生了那种魔法。那就像人们听说的故事——这些故事总是很动人，许多种类的梦想的实现——属于医院里的护士和其他普莱斯利用一辆卡迪拉克作为礼物来让其惊喜的普通人。

在纪念品商店里，那位商人说：“你听见了那个女人的口音吗？听。”他用他谈及普莱斯利的出身时的敬畏来说这些话。不过我的耳朵未曾做精细的本地调音。它们没有接收那位商人听到的东西。

那位商人的态度是历史性的。那具有差不多跟这个州一样久远的先例。甚至在一八三九年面对佐治亚州“松林地人”的范妮·肯布尔也被转移到愤怒和蔑视，一样不可言喻地排斥被她看作败类的她自己种族的人。人们认为范妮·肯布尔出身名门，讨厌不公正。但是作为来自一个非常重要的英国演艺世家的一名女演员，她也关注人的外貌。她厌恶奴隶制；但是她不关心美国种植园的黑人的外貌特征（她认为西印度黑人更好看）。有关松林地人的段落应该被全文引用。正是它的重复性捕捉了作者混乱的情绪和羞愧：

“这些是所谓的佐治亚州松林地人，我猜想是在地球表面上可以找到的声称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最下品的人种——肮脏、懒惰、无知、残忍、自以为是、身无分文的野蛮人，没有一个被发现偶尔跟野蛮天性的恶习联系在一起的更高贵的特质。他们没有奴隶，因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一贫如洗；他们不会工作，因为如他们所想那会放低他们到被他们痛恨的黑人的同等地位；他们闲坐、偷窃、挨饿，在这所有文明社会中最低等的郊野，他们的面容也为他们环境的悲惨和他们天性的彻底堕落做证。至于奴隶制的罪恶，尽管它们没有有益的部分或份额在其中，它们是极端的附属，因为那是在他们深陷于不可言喻的堕落的基础上区分黑人和白人种族的界线，但是很自豪于仍旧使他们区别于被鞭子驱使的土地耕作者的基本自由。”

佐治亚在一七三三年作为给自由人的殖民地而建立。但是不到十六年时间，奴隶主已经把那改变；像松林地人那样从其他州迁徙来的穷苦白人社区被创建。在西印度奴隶殖民地里没有类似规模的穷苦白人群体。基本上那里只有种植园主和奴隶。以至于在解放之后，这些岛事实上变成黑色；并且没有红脖佬，在这些岛上没有重建后的“美国南方”风格的历史。在新大陆以及其他大陆上其他新地点的移民过程中，不仅对于当地人口而且对被输送的人都有重大的暴行。在任何群体可以被追究责任的很久以后，后世的几代人作为旧历史的受害者或继承者继续存在。

我开始收获一些有关在图珀洛的普莱斯利膜拜的新感受：人民之子的出生地，人民的圣人，弄得更漂亮和相称一点儿，一个圣地。而我也部分地做好准备，为后来去位于密西西比州牛津的南方文化研究中心时，在查尔斯·威尔逊的非正式收藏品中所看到的东西做好准备。

最醒目的物品是一张海报，在左下角展示穿着肥底紧身裤的普莱斯利正在弹吉他，有一条楼梯向上引向天空中的他母亲和格雷斯兰——普莱斯利在孟菲斯的家。红脖佬成就感——从一种层面上是社会的悲哀；在另一层面，宗教艺术的一种，带有基督教的借用：中心人物的受福，带着他所有的性征，格雷斯兰就像中世纪世界末日绘画中新耶路撒冷的一个版本。

在孟菲斯的郊区是格雷斯兰。公路指向标记宣告了这个地名。一条公用道路将房子和庭院与格雷斯兰停车场、售票厅和两架普莱斯利的飞机现在停放的地方隔开：高贵的象征。

房子和庭院的参观是被组织的。参观者不可以四处走动；他们必须从售票厅坐专用观光大巴。我去的下午，观光在一个半小时前已经被预订完。所以我没有看房子，不得不满足于随处可见的电视机的故事、源自拉斯维加斯酒店房间的装饰、一个快乐和趣味很简单的人的挥霍无度，他不知道怎样花掉他挣来的钱，并且当认为亏欠自己更多的他展望比他最喜欢的简单事物更远的地方时，遇到了难题。

在繁忙的售票厅里很容易——扬声器里播放着普莱斯利的歌，令人不安地活泼：圣人的不朽——感觉到魅力、嗓音的魔力及其曾带来的不可思议的财富。这财富，以它为人所熟知的被消费的方式消费：单纯被放大，然后再被放大，就像给每个人的财富，给已经把成就感和富有的荣耀转移到个人脂肪且把脂肪当作个人财产的人——按照一种类似普莱斯利方式的消费原则行事，不过限制它在可以被他们获得的东西之内，快餐食品他们发现是永恒诱人的，丰富并且在容易触及的范围之内，就像吗哪[3]（Manna）的现实生活版本或者在古典传说里的某种东西的现代版本——中所有的胖人。

自从查尔斯顿酒店起（尤其是在亚特兰大酒店里的忙碌商务人士之后），我已经见识了非常胖的人，已经（像生面团一样）上升到过度肥胖的特殊领域。不是一个或两个；他们几乎是一个类别。查尔斯顿是一个度假城市。他们出现在那里，在酒店里，穿着在他们身上被两倍和三倍夸大的鲜亮节日服装；他们还令人意想不到地成双成对出现。有时候，至少有四个这样的一对出现在酒店里——肥硕、把走廊阻塞并且（无疑是数量起的作用）不无侵略性。

在那之后，我曾在其他地方注意到他们。不过正是坎贝尔第一个对我说起有关红脖女人的肥胖，使它显得是一种区域性或群体性特征。有时候看见他们是一种快乐和刺激，可以看见每个身躯组织或安排它的多余磅数的独特方式：一块垂肉在这里，一个肉疙瘩在那里，一大块肉在那里，一大卷肉在那里。那或许看上去像一种自杀行为；但是我也开始想知道——在格雷斯兰的售票厅里，在所有那些骄傲和兴奋的人们中间——是否对于这些边境人民和松林地人的后代们，在他们的肥胖中没有某种固执己见的简单元素。

这种对歌手的崇拜怎样被理解呢？这些人有政治领袖；他们有体育、电影明星；他们有好些崇拜对象。但是这些崇拜对象都是从远处被观察；这位歌手是一个跟他的倾慕者一样的人。他是一个他的倾慕者们感觉他们可以经历过的人：歌手替他们经历，为了他们的利益。

在殖民时代的英属西印度群岛，在奴隶制废止后有大约一百年，黑人没有崇拜对象。他们很晚才开始有崇拜对象，而这些崇拜对象是运动员，主要是板球队员。没有其他类型的崇拜对象在那种受限制的社会里是可能的。但是接着，当临近殖民时期的尾声，一种政治生活得以发展时，西印度黑人需要领袖，在很多情况下是工会成员，他们接着成为政治领袖，并且后来在独立时成为总理。对于这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早期领袖们，西印度黑人有的不只是敬仰。他们希望这些领袖代表他们，并且不只是通过议会的途径。他们希望他们的领袖（出道跟其他每个人一样贫穷）变得富有（通过无论何种方式）、强大和光荣。黑人领袖的荣光成为他人民的荣光。领袖为了他的人民活着（或者纵情欢乐）；而人民经受他们领袖所经受的。平常的道德和理解的观念并不适用。一位领袖不需要是谦逊和正确的；那些是另一世界的美德。一位领袖作为一名黑人被赋予一种责任：为了所有黑人的利益，变得崇高，高于生命。这种对领袖的观念——已导致在西印度群岛那样的浩劫——近来已经有所转变，不过它依旧在那里存在。

某种像这样的黑人政治崇拜的东西似乎在背后支撑着对普莱斯利的膜拜。那有点儿奇怪——对于我——音乐应该带有如此多一个人的情感需要。当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我去一场“大奥普里”的演出时，长期上演的乡村音乐广播节目，我感觉跟我所见证的东西相当疏离。那就像一次部落仪式；或许用的都是一门外语。

有多少才华在那里被展示？但是才华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关系吗？那对于仅仅展示他们自己给听众而出名和深受喜爱来说是足够的。礼堂是满的；过道里满是带着相机的人。一些表演者的牛仔帽和工作服提供了线索：乡村音乐创造了一个社区，并且是一个社区的表达。

纳什维尔是乡村音乐产业的中心。那是一个产业，不过音乐地区的街道满是假日装扮的观光客。

一位某天驱车送我回酒店的黑人长者说起观光客：“他们都是白人。你看见了吗？黑人讨厌乡村音乐。那对于他们是红脖佬的音乐。那象征着压迫他们的全部和他们厌恨的全部。”

我问是否普莱斯利有对黑人的那种态度。

这位长者说：“跟普莱斯利谈论黑人就像跟阿道夫·希特勒谈论犹太人。你知道他说的什么？‘我想从黑人那里得到的全部就是让他们买我的唱片和擦我的皮鞋。’那是在唱片里的。”

当我向艾伦·雷诺兹，一位制作人，提起这个时，他说：“噢不！噢不！”

艾伦来自阿肯色州。他四十九岁，我感觉他或许有点儿厌倦了为南方对种族指控进行辩护。

他说：“我在孟菲斯的浸礼会医院，埃尔维斯也在那里。或许不是作为一个病人——他妻子可能在那里。我处在一群靠近电梯的人中间。两名黑人护士以一种着迷的状态从边上快速走过。她们在说：‘他在这里，他在这里。’捧着她们的心，飞奔去看埃尔维斯。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那使我质疑黑人讨厌埃尔维斯的理论。”

艾伦在孟菲斯受教育。他爱这座城市，“在音乐上和其他方面”，直到一九六八年马丁·路德·金遇害。那次谋杀破坏了与黑人音乐家和其他黑人的关系。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只有谋杀在那里，一条界线和一个困境，一种沉默的根源。（我自己在孟菲斯的时间里，也察觉那里的事情中的敌意，黑人城市是广阔的难以恢复的荒芜，而被包围的白人住在东面很远的地方。）

艾伦在孟菲斯的音乐业务中仍旧有朋友。“他们中的一个是山姆·菲利普斯，一位独立的标签创造者。他有几分像我的偶像。他的成就仍旧给我深刻印象。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做普莱斯利。他在密西西比州或路易斯安那州长大。在他还是男孩时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黑人音乐。在孟菲斯我们有这种音乐的混合。山姆热爱黑人音乐，他正在有意识地寻找具有黑人”——他搜寻这个词——“态度的白人。黑人的能量。”

我问艾伦乡村音乐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的成长非常贴近乡村音乐，我不能找到任何可以定义乡村音乐的人。不过对于我，那是真正的人民音乐，在歌词上和旋律上。而且那直接来自日常生活。

“我祖父母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听‘大奥普里’。我祖母是十四个孩子中的一个。有个名叫小吉米·迪肯斯的小伙会唱一首名叫《在床脚睡觉》的歌。我祖母会说，‘就是那个样子’。当人们来做客时，不会有搞一张新床的问题。成年人会并排睡在一起，孩子们会被放在床脚。处在最佳状态的乡村音乐来自每日生活的情感。”

在乡村音乐里，音乐本身并不重要。有关系的东西是歌词。不过歌词都很少也简单，并且主题是那么程式化。判断一首歌的质量很难吗？一个人能被垃圾欺骗吗？

艾伦说：“我可以迅速辨别。例如，我现在正忙于一位名叫凯西·玛蒂雅[4]的歌手的一张专辑。她是位新歌手；这只是她第四张专辑。这项业务运作的方式是，有一些出版公司以及把进入办公室写歌作为他们日常工作的作者。我不认为那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体系。它的结果是大量贺卡类的东西。当我宣布我们正在寻找凯西的这张专辑的素材时，我得到了来自出版商和作者的数量巨大的歌——差不多全部都是不被接受的。”

那解释了我在前门上看见的打印通知，要求人们就把卡带通过邮件投递口扔进来，不要进门并且交谈。

“我每周必须听一个购物袋的卡带。纳什维尔就像大批追梦者的麦加。不过与此同时，我保持与出版商和作者的会面，因为我正在寻找素材，真正的战斗是找到真正的歌。所以前门上的标记只是部分有效。”

“你正在寻找一首歌，还是一位作者？”

“两者都是。我永远在寻找真正的作者。我们有一些非常出色的。我知道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有着简单的背景，农村背景。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不过他们普遍来自只有部分城市化的背景。他们与小城镇及其人民有很强的结合。”

我想起了其他形式的程式化写作——复辟时期的喜剧，P. G.伍德豪斯[5]的上流社会幻想——在那里这种形式的富于机智的操控就可以足够成为艺术。

艾伦说：“我认识来自这个国家另一端的某个人。这个人写了品种繁多的音乐。他已经凭借一些我知道绝对有想象力而且是基于这个人所具有的对程式化元素的感觉的作品而在乡村音乐中取得一些成功。然而这些作品中的一些是非常好的。”

“不过你会说最佳作品中的一些来自于真实的认识。”

“还有创意。”

“那还有可能吗？”

“是的。但是这个行业并不鼓励创意很多。至于其他写作，有百分之十是原创的，很多都是很快地来了又去。”

我们前去听了一些为了凯西·玛蒂雅的新专辑而被送来的磁带。在试听室里，确实有他曾谈到的购物袋。

艾伦说：“在大部分这些磁带中我关注的第一件事情是它们中的创意是如此之少。甚至标题都可以是相同的。好些歌是关于爱火，爱的火焰。很多标题像那样。不可能被熄灭的爱火。”

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关于爱，伤感、泛化、没有把它附着到一种环境或一个人的具体细节。

艾伦说：“那是一种商业小曲。贺卡。三个作者从事于那首歌的创作，你可以分辨他们没有目标除了挣点儿钱。音乐也是。那是一种混合物。一点点流行，一点点乡村，一点点感伤。没有任何灵魂。那就只能回到购物袋里了。”

试听室的架子上也有磁带。架子顶上是瓷器的小丑像。

我们听了艾伦准备用在专辑里的歌中的一首。

“它的歌名叫《十八个轮子和一打玫瑰》。他——卡车司机——正在带一打玫瑰给她的回家最后一程上。现在他们正准备做大量修正的工作。那不是一首沉重的歌。我被它的幽默打动。在乡村音乐中有一些歌是跟货车运输业相关的。很多乡村音乐的听众也与汽车和卡车有关系。”

我拿起分离的几行歌词，看见在它们中某些数字的运用：“十八个轮子和一打玫瑰”；“整晚的广播里又几首歌”；“他四天行程里另外的十英里”。

艾伦说：“十八个轮子。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大型道路装备。”

他演奏了他已经选中的另一首歌。它的歌名叫《为时已晚》。

他说：“那是反省的，悲伤的。涉及失去的感情，失去的爱。”他引用了一行：“‘你不知道那是个好东西直到它从你指缝间溜走。’”

我们还听到：

现在我斟满威士忌，敲碎冰块，

翘起我的脚，闭上我的眼，

努力去听我的心会说什么，

试图找到带我回到旧时的韵律，

在这里跟你在一起，为时已晚。

艾伦说：“我爱那首歌，因为气氛和意象引发我的共鸣。旋律本身也吸引人，我听着很美。”

我们谈论他对音乐的发现。

“在我生命中，在房子里有乐器并且为你自己和你朋友的娱乐而做音乐曾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我还是孩子——在阿肯色州——邻居们晚上会带着吉他、小提琴、口琴、曼陀林过来，他们会坐着唱上几个小时。他们爱它。在我祖母的年代，夏天里他们会有老师从一个社区旅行到另一个社区。他们会有歌唱学校，儿童和成人每天会去学习演唱与和声。在那一周的最后，他们会有他们所谓的‘大型全天欢唱’。

“在南方，教堂吸引力的一部分是音乐。他们享受的正是音乐、歌唱与和声。对白人和黑人来说，教堂和福音音乐的影响在世俗音乐中对我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埃尔维斯最喜爱演唱的歌是给教堂的。他体现了世俗和福音、白人和黑人的相互关系。”

凯西·玛蒂雅，她的新专辑艾伦正在制作，属于乡村音乐中艾伦所谓的“民间一方”。还有另一方。“我们最伟大的歌手和作曲者之一是洛雷塔·林恩[6]，她是真正朴实的作曲者之一，一个传奇。她的音乐更多跟酒馆和家庭风暴相关。她在有满满一屋子小孩时才开始演唱。那是在她身上某种自然的东西的表现——一种娱乐她自己、表达她自己的自然方式。而且她很穷。她所有的全部是一台收音机和一把吉他。艰难的生活，贫困的生活。”

尽管歌手们大部分是修道者——宗教信仰是美国南方人民的一个自然部分——尽管同样修道的听众希望他们的歌手表现家庭价值观，与此同时却有一种相反的潮流。艾伦说：“听众看见歌手正在与他们自己的恶魔斗争。并且他们认同这种斗争。”这使得听众仁慈、包容和忠诚，提供了一种受难剧的元素给某些表演者的生活和歌曲。

在纳什维尔最繁华区域之一的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长老会牧师K. C.托米牧师说起乡村音乐：“那是白人灵魂音乐。可以跟十九世纪音乐为奴隶所扮演的角色相提并论。那在受压迫的人中间创建社区。我喜欢它。我听它，因为在歌词里我听见作为一个有过体验的穷苦白人对生活中受压迫方面的抗争。”有关一些歌手公开的宗教信仰，他说：“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修道。宗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共享的情感体验而不是共享的教义。”

有时候情感可以是过度的。当我在纳什维尔的时候，那里出版了一本叫《阳光和阴影》的书，一个名为简·霍华德的“大奥普里”歌手的自传。她打算开始一次十六座城市的巡回推广，纳什维尔报纸《田纳西人》的艺术和休闲板块刊登了一篇她的书的评论：

“在密苏里农村令人绝望的贫困中出生的十一个孩子中的一个，她在八岁时被她父亲的朋友强奸。十五岁她结婚了。她在四年里生了三个儿子，接着成为最终在精神崩溃中病倒的受虐待的妻子。

“当她丈夫试图杀死她，她带着口袋里的十美元、拖着她的儿子们逃走。她叩响陌生人的门，乞求庇护。她的第二任丈夫，一名空军中士，被发现是重婚者。她跟他生的两个孩子都死了。”

在此之后，她的运气暂时转变。她在加利福尼亚遇见一位歌曲作家，嫁给他，搬到纳什维尔，成为一个明星。接着婚姻结束了，乱糟糟的。

“当她从痛苦的离婚中恢复过来时，她的大儿子吉米在越南被害。不久以后，演员/歌手儿子戴维参与了一起毒品引发的自杀行为……”

很难相信任何人可以经受住所有那些并且出来歌唱。不过她出现在了“大奥普里”的舞台上，一个纤弱、苗条的身形，精心打扮，面带微笑，尽管她可怕的故事在那份晨报中占据很多的空间。奥普里的听众，带着他们的相机从走道跑上舞台，拍下她的照片，期待她继续、祝福她安好。

“乡土气息的音乐，哭喊的音乐”——那就是坎贝尔曾描述它的。不过那只是开始。白人灵魂音乐；歌手作为明星和受害者，在两个角色中代表着社区；在简单的音乐内外，通过对古代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里尔舞和吉格舞的仿效，有一种忧郁和失落的情绪，被流放的人依稀记得的忧郁，或许只是具有一种社群意识的“古老、不悦、遥远的事情和很久以前的战斗”。与此不可分割的是基要主义边境宗教信仰，那为这些人保留了一种完整的已创世界和一个完整的神性约束准则的概念。

简·霍华德告诉《田纳西人》报有关写作她自传的困难。“再体验一些糟糕的部分是可怕的。有时候我坐在打字机前，发现自己剧烈地摇晃，事实上我不可能触动键盘。否则我会哭。有时候我事实上会祈求得到那样做的力量。”

音乐和社区，还有眼泪和信念：通过乡村音乐，我感觉我已经被带入对整个特色文化的理解，某种我从不曾幻想在美国存在的东西。

我酒店房间里的杂志，混合着它的隐喻，说纳什维尔是“圣经地带的搭扣”。教堂占据黄页目录里的十二页。《田纳西人》报有一名“宗教新闻”编辑，每周有一页“宗教新闻”，上面有许多给教堂的广告（尤其是基督会教堂），一些有外表时髦的牧师或传教士的照片。大多数在纳什维尔的新教徒属于基要主义边境信仰；主要的教派是南方浸礼派。

更经典的教会，长老会和圣公会，从一定的社会距离观望这种浸礼派优势，没有敌意或竞争。

汤姆·沃德博士，基督教堂的圣公会牧师，说有时候到他的教堂来的南方浸礼派教友发现那太安静了：“‘你们都不讲道。’浸礼派的特质是传讲的话语。那是在南方的基督教会的特质。布道意味着激动的宣讲而不是英国教会的博学论述——传讲话语并计算被拯救灵魂的数量。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说‘我是一名南方浸礼派教友’，是说‘我是南方人’的另一种方式。我的意思是那就是特质，宗教上的。被埋葬在他们心灵深处的是对地狱之火和诅咒的恐惧。我父亲一九三一年被驱逐出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7]（Meridian）的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当时他十七岁，因为他去跳舞。那就是卫理公会教堂。许多三K党的宣传材料是基督教的。复兴主义——为什么？重新点燃心灵。什么心灵？坏的一步；坏的许多步；然后你接受了三K。”

威斯敏斯特的长老会牧师，K. C.托米，赞成南方浸礼会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南方身份。“那非常准确。你瞧，一名南方浸礼会教友把自己区别于一名美国浸礼会教友。美国浸礼会教友的思想要开明得多；他们不那么死板。我会补充一下有关南方浸礼会教友的情况：那与共享经律主义有关；与品行有关。例如，要成为南方浸礼会教友就要成为禁酒主义者。品行、跳舞、喝酒——包含生活的全部。”

我问他有关复兴主义的情况。

“复兴主义者的思维定式是‘回到神那里’。你经常听到这些词被使用。”

“‘回到’？”

“‘失去’是他们用的词。他们通过那个表达的意思是‘该死’。因此他们需要复活。”

在纳什维尔的第二大教派是基督会。那也是基要主义的，起初同样是边境信仰。那以一次从长老会的脱离作为开始（K. C.托米告诉我）；并且在某些方式里，它力求比浸礼派更加纯正。

“他们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相信他们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派的宗派或教派。浸礼派教友不会那样说。但是基督会的人会说，‘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进入基督会，因为那是唯一真正的教会。’”

在纳什维尔有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多的基督会教堂。詹姆斯·范迪维尔牧师，他属于这个教会，告诉我为什么。

“中南部处在一个中枢点上。它是如此接近美国开端的地方。人们从沿海地区来到这里，接着他们从这里迁徙到得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大草原地区——而且在所有这些地区你会发现基督会可数的力量。从一个文化和社会经济观点上来看，这个地区的人具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并且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基本上，那种定位的人群具有更多一点儿的宗教倾向。”

范迪维尔牧师给了我很多他的时间。他乐于谈论他的教会并渴望有助于我的探究。我发现他绝对公平。我想要会见某个来自这个教会却逐渐对其产生怀疑的人。他答应给安排，并且他做到了。后来他甚至让我接触了某个已经脱离这个教会的人。

他是哈佩特丘陵基督会的牧师，离纳什维尔城南有一段距离。当他在电话里给我指引方向时，他把他的教堂称作一个“设施”。当我来到某条大马路或环形路时我要向左转；向前一百码处我会看见这座“设施”。我喜欢这个词。我一九八三年在格林纳达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初次听到它被使用，当时正是美国入侵：在一次早晨吹风会上，军队新闻发布官曾把为俘虏准备的临时铁丝网围地指为“设施”。

位于哈佩特丘陵的基督会设施用干净的红砖砌成：一座繁荣社区里的繁荣教堂。范迪维尔牧师也许四十多岁，体格强壮，戴着眼镜。他请求我称呼他詹姆斯或吉姆。

“那种随意适合我也适合我们的宗教体系。我们尝试了每种可能的方式来消除教士和凡人之间的差别。”

音乐在办公室里演奏。

吉姆说：“一个轻音乐电台。在我这个下午做一些工作的同时我打开它。更年轻的一代会叫它电梯音乐。”他笑了笑。

他穿着衬衣，但是却打着领带。他坐在靠着隔板墙的三人靠背长椅上。他头上是一幅一棵乔木的画；靠背长椅的一侧是一株无花果树。有一整面墙都是书架。

吉姆说：“让我用一种历史上最简单的方式解释基督会。我们在宗教信仰中追求两件事。一件是接受《圣经》作为我们唯一的信仰和实践准则。我们相信《圣经》的绝对正确。”另一件教会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是回到最初期的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初创的三个世纪之内，罗马天主教教义是占优势的，直到路德、加尔文以及伟大的宗教改革者们，这些人说：‘让我们把《圣经》赠予平民，并且改革罗马教会。让我们戒除陋习，由那个演化而来的堕落。’

“总有一种路线是回顾《圣经》并且说，‘让我们重复’。十九世纪早期在这里，凭借向西的扩张，那里出现了这些边境人——和海边的人一样——并且我认为边境精神与此有很大关系。这些人代表了新教教义的一种广泛主流，尤其是卫理公会、浸礼会。基督会代表对新教教义的丢弃，也并不代表对罗马的回归，而是回到信仰的最初，一路回到五旬节[8]，基督教文化最初的《圣经》注明日期。

“那是边境精神。‘我们眼下在边境上。让我们搁置差别。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兄弟。’我并非试图变得忸怩作态，但是我认为我作为一名成员的这个教会是在公元三十年建立的。我正在说这里的复古运动是在美国土地上的那种运动的历史追踪。”

“那是什么时候？”

“早至十九世纪中期。那是被我们称为美国重建的时期。”

“这种需要是什么，你认为？”

“每次伟大的宗教复兴都由对《圣经》的回归触发。”

“你们是如此接近于浸礼会。然而你却是如此与他们相对。”

“我们在很多事情里接近于浸礼会。《圣经》、三位一体、一座教堂、福音主义、对基督的个人转换。但是我们在其他事情里是不同的。我们唱歌没有音乐。我们每周领受圣餐。我们讲授洗礼对于拯救是必要的。浸礼会讲授洗礼只是作为进入教会的要求。而且我们是自治的；每座教堂是独立的。”

但是，如在纳什维尔的教会一般重要，那正在衰退中。符合边境人需要的教会不太适用于城市居民。吉姆明白这些困难；他有洞察力且直率。

“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那对我们是个真正的挑战。改变？从农业到商业和工业，从乡村到城市，从蓝领到白领，从下等到中上阶层。”

在《田纳西人》报里我曾读到由“宗教新闻编辑”写的一则新闻，六座纳什维尔基督会教堂正在考虑合并，“来克服高频率出现的高额费用……给教会资格加上旗号并且重新点燃对参加宗教社团和传教的热情”。这六座教堂总共的成员是一千两百人：六座小教堂，属于早期更加乡村的时代。

亨利来到吉姆的办公室。原先安排是那样的：吉姆和我会单独谈一会儿，接着亨利加入我们。亨利二十六岁。他中等个子，头发整齐地梳到后面，穿着白色牛仔裤和一件蓝色短袖马球衫。他一生都是一名学生，尽管他的博士攻读处在无结果的暂停状态，他仍旧有学术志向。他刚刚代表教会去了乌干达，为传教工作仔细考察那个国家。目前，为了钱，他正在从事木匠的职业，刚靠他的一小时八美元达到收支平衡。

我问他怎样考虑教会在乌干达的机会。

他说：“非常好。不过形势可能正在发展成为等待另一次政变的时机成熟。”（然而，在几分钟之内，他准备使我理解他有关非洲和传教工作的理解也不是太肯定。）

在乌干达东南部，他曾见过可怕的事情。他曾看见数百人被绑在一起，坐成几圈。那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似乎不知道如何用知识和经验来应付。

我想要了解有关他信仰发展的情况——这个穿着牛仔裤和马球衫的年轻人。他曾有过某种类型的心灵启示吗？他曾做过信仰告白吗？我曾听说那是必要的。

他说：“有一个漏洞。一个讽刺。我父母都是信仰的支柱。在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有牢固的亲密关系。但是——也就是这要说的——我知道为了基督里的拯救必要的步骤是什么。早在五或六岁时，我就知道那些步骤是什么。那在任何方面都没什么不寻常的。”

“那就像部分你的身份。”

“当然。我在八岁时追随那些信仰的步骤。我被施洗礼，完整覆盖于水中，在八岁的年纪。但是，回到你有关心灵体验的问题，回答是，坦白说，没有。在回想中，我怀疑是否在八岁时的那些行动意味着任何东西。”他突然停下来然后说，“在那一刻我处在旋风里。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与家庭的分裂。”

我很吃惊。吉姆曾许诺安排与某个有怀疑的人的一次会面，不过我原本期待在另一天与那个人相会。

吉姆说：“作为一名导师，首先让我说我认为亨利是典型的一个在宗教环境里成长并在其中做出一次信仰告白的人。”

亨利说：“作为一名博士生，我已经开始怀疑客观性——理性过程——基督会——”

从一开始我已注意到他怎样限定他的言语。现在他看来有困难于完成一连串的思考：很多新东西正在闯入最初的想法。

他说：“我感觉被迫抛出这个。我的非洲经历强化我曾有的一种怀疑，可能有某种有差错的东西——我想说的东西是——一种西方人的思维过程或思维形式——我相信我可以把这个扩大，不仅包括基督会还有其他保守的新教教会——我们理性的滥用——西方思维——保守的福音派——”

我注意到他正系着一条伊夫·圣·洛朗品牌的皮带。

吉姆说：“我看见你朝大量概念的缩减而去。”

“我到了非洲，我对传教士们曾做的事情感到厌恶。他们不向非洲人讲授一世纪的基督教，而是讲授一种西方的、白人的基督教。真糟糕——很多年轻的非洲牧师不会认为自己是用最适当的方式履行他们的牧师职责，除非，比方说，穿着一件运动上衣打着领带，完全不是非洲的某种东西。”

那似乎构成了一个整体：基督会的观念融合对殖民模仿的拒绝。

亨利还在沿着那条线前进。“基督教脱胎于一种东方框架——”

一个未表达的想法向我袭来：一种给蛮荒西部的东方宗教？是否早期基督会真的像那样呈现给它的追随者？抑或宗教的东方性是一个更加近代的概念？

“而且我们需要知道何时将基督教真谛与西方文化包袱分开。”

那构成了整体，不过亨利接着说：“从谁将去往天堂的角度上看，我父母的心态是非常排他的。那就像说谁是真正的——冠以一个大写字母‘R’——基督徒一样基本。真正的不安在我去念大学时开始。他们对此完全不开心。我曾经对教会知识的部分主体提出质疑。这个观念似乎是那样的，如果我不具有跟我父母相同的一套信仰，我就是在拒绝正确的信仰。”他唐突地说，“我感觉对正要发生的事情如此麻木。”

他说完松了一口气，仿佛欣然放弃与如此多新的和不相干的概念玩花样。

吉姆说：“那是对保守教会质疑的人的典型。”

我说：“某些人告诉我，我应该好好研究南方教会。因为在十五年里那都将发生改变。”

吉姆说：“我赞成。”

亨利说：“我赞成。”他补充道，“基督教这一整套正在烦扰着我。要点是，吉姆，那就是正理智地存在于我脑海里的东西。但是从情感上，我对这种成员关系有非常强烈的依附。”

一次非洲的经历，受部落内战的震惊，对传教活动的新视野，引向了更广泛的质问：曾经是一个完整、清白、封闭的世界的完整、令人满意的信仰的东西再也不能回答。而他“处在一阵旋风里”。

不过本是平静的，我在另一个下午在吉姆办公室遇到的人。他来自一个基督会家庭。他两边的祖辈都属于教会，他父亲是一名专业人士。本十八岁。他不是来自乡村；他出生在纳什维尔，不过他的信仰是纯粹的。他在十六岁时第一次讲道。

他说：“教会的青年领袖鼓励我们去了解神——”

我问有关这位青年领袖的情况。

吉姆说：“他是全日制的普通员工。”

本说：“这位青年领袖鼓励我们去了解神并与别人分享他。他试图慢慢向我们灌输一种将会散播的热情。于是自然地，当我对神的了解增长，我想要分享。”

“有没有某些你被要求去做的仪式？”

“在礼拜和在教堂里我们会上课，还会互相学习和互相作用。不过接着在教堂外，我们会去一起做事情——在某人的房子里有一次宗教集会并且一起吃饭。再接着，就跟你分享信仰的人在一起，你会得到提升。大多时间里我们会谈论在我们生命里会发生什么。如果你不能与你父母友好相处，比方说，我们会坐下来就此谈一谈——即当作一个私人问题也是一个普遍问题或主题。”

吉姆对本说：“一节互相帮助的课。”然后对我说：“青少年面对的大量来自同辈的压力。我们相信基督徒生活在真实世界里并且不应该从真实世界里撤出。”

本说：“偶尔我们会——我们三十或四十人——出城到一个营地，在那里我们会摆脱很多干扰，电影和广播，外部影响，在那里我们会全部在一起并分解成四或五人的小组。在较小的群体里，你总是可以获得更多私人性。相比于三十人的群体，在较小的群体里更容易相互分享。”

我说：“就像早期的基督徒走进沙漠。”

吉姆说：“那是可比的。”

本说：“那种我们精神生活的再创造——那是跟早期基督徒的比较仍然有效的地方。”

“那些露营是多长时间的？”

“周五下午，整个周六，和大部分周日。一个周末。”

“欢乐？或庄重？”

“不是庄重，”本说，“有意义。”

“喜悦的场合？”

“喜悦。对我们正在改造和成长的内心喜悦。当我们离开时，我们知道我们一直是更坚强的人，更靠近神，并且更靠近我们周围的人还有我们自己。那就是整个周末的意义。”

“你曾参加了几个周末？”

“我参加了八次。”

吉姆说：“一年两次。”

我问他有关他对神的了解，以及那如何而来。

“哦，不神奇。不是发生在上周三或上周四的事情。而是一整天我都有他存在的持久感觉，并且我知道他是跟我在一起。那确实是在最近几年当我开始探求《圣经》时发展的。我们被鼓励来探求《圣经》。你不是必需的。那是一个个人决定。”

“现在，未来是怎么样的？”

“我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我认为那适合手拉手。我们拥有的宗教类型是人的宗教。就像范迪维尔先生可以从讲道坛成为一种影响力，就像我作为一名律师可以容易地成为我社区里的光源，并且让人们把我看作仁慈的、品行端正的个体。”

“但是基督会的兄弟会正在缩减。”

“数字上我们可能减少了。但是会半途而废的人都是那些不论以何种方式都会对他们的信仰不认真的人。”

亨利，在所有他的混乱中，曾说起——并且吉姆·范迪维尔曾为我指明它——他对教会内的同伴关系有情感依附。而本热爱手足情谊的想法。不过梅尔文，他四十岁出头，并在过去的五年里渐渐与基督会疏远，当我提及同伴关系时，他做了一个苦脸。

他说：“不，不。同伴关系会激怒我。我从不欣赏同伴关系，永不。”

事实上，很难看到某个如此优雅和有修养的人，贬低他的职业和他在那个职业里的技能——很难看到某个带有那些礼仪的人从本所描绘的这种周末里汲取养分。

他说：“那真无聊。”

随即，如此简单的反对显得无法反驳。不过梅尔文在他大部分的生命中都在教堂里。在那个爽快的词后面有很多学问。

“我认为那并不总是无聊的。回到七十五年前，我认为那原本是令人愉快的，一种娱乐形式，伙伴关系。现在我会赞同那是一种福音运动的外延。保持你介入，保持数量上升。

“南方几乎完全是农业的。帐篷复兴大会是提供给差不多整个社区在一个地方聚会的一次机会——主日仪式也是。你会发现复兴大会直到十年前都在基督会的成长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们是你可以有的最无聊、无趣的经历。”

我说：“美国是一种娱乐文明。”

“赞成。他们在打一场失败的战斗。而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娱乐文明。大多数参加这些大型福音活动的人是年轻人。最终他们不会回去。他们变得厌倦。那是不幸的。教会不应该尝试提供娱乐。当他们尝试时那是无聊的。那不会在感情上或智力上刺激你。所有你必须做的就是打开你的电视机接受娱乐。”

“我认为我可以轻松地捍卫这个观点。整个美国福音运动是基于这些演出、这些马戏。现在最好的例子是奥洛尔·罗伯茨[9]。那些日子已经过去。现在有电影、电视和旅行。不过假使你在过去日子里所做的全部就是坐在你的农场里，那提供了在你生活里的一次间歇。

“它会彻底死掉，这个教会。或者让我们说在二十五年里它不会如今天它存在的那样存在。如果它终究会存在，它必须回到它的教义。不，那是错的。我认为那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为了保持它的活力，它必须提供一种救赎性质的答案。对此我的意思是那确实是它能做的全部。它只能够处理人们有关生活是什么的问题。它必须停止成为法官、供人娱乐者、聚会场所的尝试。在过去，它甚至是市政厅。你不会把你的问题带给律师。你前去教堂。基督会今天会告诉你，你不应该向任何人提起诉讼，你应该把你的问题带到教堂并且允许教会来仲裁。在一个小型农业社区里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问题处理方式。非常有效。尽管成为法官和陪审团的教会强加于人们的道德负疚感上——他们因为民事犯罪而感觉被神责难。”

作为一名成长中的专业人员，他已经逐渐开始排斥他儿时文化的完整性。宗教，边境信仰，创造了这种完整性；现在那是一种对他来说没有也无妨的负担。在一个新的世界里，他希望宗教有它的位置，就像其他的一切。然而他知道他正在排斥他身份的一部分。

“基督会在协调传统价值观和基督教原则——通用的基督教原则——方面做的非常出色。结果是当一个人开始怀疑传统时，他不能够将他有关传统的疑问与他对基督教原则的信仰分离。那变得非常令人困惑。这种困惑有时候是难以承受的。我可以理解亨利为什么很难找到用于某些事物的言辞。那里有内疚和疏远，放弃你的传承的想法。我经历过很多内疚。内疚是最危险的。基督会有意在人群中慢慢灌输内疚感。那是终极审判性的。几乎有严阵以待的感觉，如果你攻击某些传统，那就是亵渎神明。我认为我应该告诉你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精神主义者。事实上，我认为我现在比以前更具精神性。在字面意义上。”

在梅尔文心中，有某种类似忧伤的东西存在于跟他已知的南方的必要决裂中。

“南方正在失去它的身份，而那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成为南方人是一种心理状态。我知道那是一件说起来老套的事情。那是一种在世界范围里观察你所在地方的方式，一个比许多其他地方更被界定的地方。你去过加利福尼亚吗？那是南方所不是的一切。关于此的一件奇怪事情是很多商业概念始于加利福尼亚。快餐、州际公路、服装款式。原因是有创造力的人在南方被压抑。他们从南方和别的地方移居到加利福尼亚。有创造力的人必须离开南方。在那种压抑感消失之前会经历非常长的时间。那将是我们这一代来打破这个环节。那不是某件我怀着骄傲而说的事情。也不羞愧。不是判断。我那样说纯粹作为事实。”

源自那个环节的打破，是否存在一种新型的知性生活、一种新型的力量的可能性？

梅尔文对此毫无概念。他回到他最初的论点。“这个环节为我们这一代人所打破是因为他们不想要无聊的对待。与自我反省的体验截然相反。‘我就是不需要这个’。教会真正地被正在发生的事情所迷惑。”

梅尔文说过的事情有来自另一位杰出人物的证实。这个人告诉我，他的邻居们，专业人士，成功人士，来自在那里他们都曾是浸礼会或基督会教友的小镇，现在全都是长老会教友。一个原因（正如托米牧师曾暗示）是长老会宗教信仰更为社会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它更多宽厚、更少苛求、更少侵入或围绕。宗教信仰如今必须有它的区划，几乎就是它的社交场所。

边境已经停止存在，而它曾培育的宗教信仰正在开始缓慢消亡。在过去，在经常是接受很少教育的人们只需要宣告他们自己是牧师时，人们会看见他们自己反映在圣言的讲授者身上。这种朴素的质量就会使宗教信仰表现为一个社区的创造物，个人、亲密、不可侵犯。现在一定的距离被需要。

最成功的乡村音乐词曲作家之一是鲍勃·迈克迪尔[10]。美国南方是他的最佳主题：红脖佬庆祝活动，以中年男子曾经历并讲给他们的孩子们听的艰难岁月的背景为衬托。迈克迪尔最好的歌曲有民谣的感觉。

棉花在路边上，棉花在沟渠里。

我们都摘过棉花，但我们从未变得富有。

他在纳什维尔的音乐出版公司里有一间办公室，他有每个工作日都去他办公室写歌的名声。我就是去那里见的他。在他桌上是一本黄色画线便笺簿，上面看似是一首已完成的歌的铅笔清稿。在他办公桌上没有其他纸。但是有稀奇的装饰品：伦敦纪念品——一辆玩具双层巴士、一名卫兵、仪仗卫士团、一辆伦敦出租车。

他四十三岁，身材瘦高。他喜欢户外生活，外出打野鸭。（在这里那是绅士运动，正如坎贝尔所告诉我的；真正的红脖佬是肉食狩猎者。）他出生在东得克萨斯，从十五六岁起就开始写歌。他总是感兴趣于诗歌、音乐、吉他、鼓、班卓琴和钢琴。“并不是说我全部都演奏，或者说演奏得很好。”

他说他早期写的歌是自我放纵的。“我没有学会商业性地写歌直到我快三十岁的时候。”专业态度是必要的。词曲作者为歌手写歌，具有跟歌手的特殊联系。

他在一九六七年到了孟菲斯并且在那里待了一年。“在孟菲斯，我尝试给黑人艺术家、黑人歌手写歌。我作为一名作者在一家出版公司的人员名单上，同时在一间录音室作为一名助理录音技师工作。”那次写黑人歌曲的尝试没有成功。“假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黑人心态的话我本可以获得成功。我在我离开后开始学会它。你必须说某些歌手想要说并且可以产生共鸣的东西。当我搬到这里，那也是同样的事情。我必须学习这种心态。我学习这种亚文化，那并非我自己的。词汇表非常有限。你不得不学会用较少的词汇去做大事情。在黑人音乐和乡村音乐里都有，在乡村音乐里更是如此。”

那是如此特殊的一种艺术，写歌，与我自己的相隔如此遥远。我想要被带领进入其中，我请他谈论有关他与一首歌曾有的问题。

他选择《某些人总是说再见》。

火车站，午夜列车，

雨中孤单的机场，

某个人站在那里，泪水在他们眼中。

那是同样的旧场景，一次又一次。

那是所有人类都有的难题。

某些人总是说再见。

出租车在夜晚离开，

灰狗巴士拖着红色尾灯。

某个人离开而某个人被留下。

好吧，我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那样，

不过这些天你看的每个地方

某些人总是说再见。

拿我和你那样的两个人来说。

我们本可以走完这一程。我们只是放弃得太快。

噢，我们两个，我们本可以拥有一切，

只要我们曾经努力。

但是那就是爱的方式，看来是。

就在你得到真正的好东西时，

某些人总是说再见。

鲍勃·迈克迪尔说：“过门——在前两个小节的映像之间，超然和个人的东西——那给了我很多难题。直到我产生了只有对话的想法。那使听者安心进入它。还有另一个难题——我仍旧没有确定两个人之间的位置，爱人和失去的那个人。我必须在四行之内把那完成。那现在看来如此明显。但是你知道这种明显要花费多久。我看出没有需要在两边的行为上做出判断。‘某些人总是离开’。那听上去几乎就像那可能是她，这名歌手。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她现在知道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抛下了一件重要的东西。两句歌词的描绘，然后在七行歌词里你必须产生所有个人的东西。

“我也在音乐上对此有烦恼。两长段旋律完整地一遍，两遍。你需要鲜明对比——接着我产生了只重复A段旋律的后半部分的想法。”

当他开始谈论写歌时，他起身去看别的地方。

“有时候你以一种情绪为开始，有关某种东西的一种情感。有时候一个歌名，有时候一行歌词。不过接着最难的部分来了。你抓住那点小东西，那一点点想法，把那放大，再放大。那是艰难的部分。随后的难题是不要弄乱它。你的歌词很短，每个单词都需要计算。从最初的词开始你就要向着那个中心努力。

“你一行一行地写歌词。严肃的诗人不需要应付的我们必须处理的部分是音调，还有唱腔。你不能做复杂的东西和很难说出来的东西。那必须非常容易地说和唱。那必须是从歌手嘴里掉落出来。”

我请他给出一行必须校正的歌词的示例。他不能在他自己的作品里想到任何类似于此的东西。

“大脑里的计算机始终在排斥。它排斥一切笨拙、难唱的东西。”

到最后也没有定义一首歌为什么成为好歌的方式。那完全是感觉的事情。

“如果那感觉好，如果那对你有所触动，就是好的。”

即使再多疑问，即使再多解释，甚至来自某个跟鲍勃·迈克迪尔一样愿意交谈的人，可以把人带入魔法：表面上简单的冲动的唤醒和识别，但跟音乐放在一起，因合唱而变得丰富，似乎抓住内心和记忆里某个模糊位置。

妈妈说，不要走近那条河。

不要在老鲶鱼约翰那里徘徊。

但是在我总是在那里的早晨前来

在甜美的三角洲黎明，走在他的脚印里。

开始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接着映像和联想出现：妈妈、河流、鲶鱼、脚印、三角洲、黎明。

鲍勃·迈克迪尔说他曾不得不学习亚文化。不过南方映像和他最佳歌曲的歌词远不是大量乡村音乐的程式化主题。尽管他在一间办公室里以一种实事求是、日常的方式完成大多数写作——并且或许因为他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方式交谈，因为神秘的事情难以被描述——那很可能是真的，当变换位置时，他以普鲁斯特说的严肃作家写作所凭借的自我的最私密部分写作。

他说他最好的歌是《像我这样的好老弟》。

当我还是小孩子，雷莫斯叔叔把我放在床上，

在我头上放一张斯通威尔·杰克逊的照片。

然后爸爸走进来，吻了他的小男子汉

呼吸中带着酒味，他手中还拿着一本《圣经》。

他谈论着荣誉和一些我应该了解的事情。

然后他走出门的时候踉跄了一下……

我想我们终将成就我们的梦想。

对于像我这样的好老弟，你还能做些什么？

那里的每个细节都被考虑到。他的目标，他说，是在几行歌词里尽他所能得到更多南方的东西。这首歌已经变得非常出名；许多与我对话的人都提到它；这首歌的语气替他们说话。“好老弟”（正如我在杰克逊从坎贝尔那里得知的）是一个红脖佬；但那也是一个更加普遍的词来指称老南方人，某个用旧风俗塑造的人。这首歌看似嘲讽，然后欢快。不过在那之下，是给南方的挽歌，旧历史和神话，旧社区，旧信仰。

南方浸礼会大会，大约两星期前在圣路易斯[11]（Saint Louis）召开，已经投票使自己——超过强劲的温和反对——进入一个极端基要主义的位置。浸礼会神学院将会净化不相信经律主义的人。主日学校的文献将要反映这种新的规范性。

汤姆·沃德牧师，基督圣公会教堂的牧师，说：“浸礼会信仰受到的威胁越多，它就变得越热诚。”托米牧师，长老会，认为新的举动代表了浸礼会热情的消极一面。他说：“他们在他们教派之内操纵政治进程来提名与他们分享经律主义观点的人到他们学校的董事会。”

威尔·坎贝尔牧师，比这两个人都参与更多，他愤愤不平。威尔·坎贝尔是当地一名著名的浸礼会牧师。他没有自己的教堂。他非正式地运作，从他就在纳什维尔外面的四十亩地农庄；这种非正式是他名声的一部分。尽管有梭罗样式的环境和他边境居民的风格，他曾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包括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三年。他现在六十岁出头。

他去过那个大会。他说：“我不能够分析为什么我把一种忧郁症的接近临床状态公之于众。我从不是一名尖塔牧师——我三十年前就从那里走开——不过历史上浸礼会的观念是辉煌的。这一小群左翼人士，真正的激进派，他们相信教会和州的分离。不再有人相信于此。他们不会从军；他们不会宣誓或担任陪审员；他们不会给他们的婴孩施浸礼；他们实行财产的公有。如今这一切都不再有效。

“温和派和基要主义者——没有一派历史上是浸礼会教友。他们宣称照字面地笃信《圣经》。没有人照字面地笃信《圣经》。问一下告诉你他笃信的那个人，‘我们将要解散州监狱吗？’

“我从不知道真实的浸礼会观念是否曾使它跨过大西洋。边境精神，这种文化，如此强势，你所具有的宗教信仰成为一种公民宗教，一种文化宗教，融合成了一体。”

我说：“不过那很好地服务了人民。”

“那确实是。但是那背叛了信仰。”

威尔·坎贝尔有一种特殊的信仰观念。“宗教信仰不应该是教条的。基督的伟大教会通过忽视基督的生活而形成。我在圣路易斯听说的——那使我沮丧——是教义，教义及其辩护。我很少听到门徒训练。教会提供一种确定性的神学。而那烦扰着我。耶利米说，‘对神过于确信并不好’。而甚至基督，当他即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在痛苦挣扎中呼叫，这痛苦挣扎是在翻译中过来的，‘若是可能的话，且让我逃过这个劫数吧。’没有伟大的宗教信仰可以给出对每件事物的所有答案。耶稣并不告诉人们想什么。他并不规定一种信仰告白。基督不提供信经或特殊的神学。”

他似乎正在说信仰是某种必须持续追寻并为之奋斗的东西。当我就此问他时，他说那是肯定的。但是威尔·坎贝尔的想法是难懂的；我不确信是否他不是客气。

后来我突然想到只有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以及某个在南方浸礼会教会范围内成长的人，可以对人有如此多要求。他的环境——四十亩农庄、他用来会客的小木屋书房——代表了有关这个人的某种东西。他给人一种对于边境传教士的势力和旧信仰的力量的概念。

但是威尔·坎贝尔的出名以及如某人所说几乎是一座南方丰碑并不仅仅在于此。他的出名还在于他通过他的信仰被引向的政治地位。他在民权运动中曾做过勇敢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停在那里。宗教信仰以及与南方历史妥协的愿望使他超越黑人事业，走向红脖佬——黑人的怀恨者——的事业。他把这两个南方群体都看作不幸的。而某种类似宗教皈依（在他早已热烈的信仰之内）的东西曾引领他提供精神援助给三K党的成员。

皈依曾像这样发生。一名嘲弄者一天问到基督教消息是什么。威尔·坎贝尔说这消息是：“我们都是杂种，但是无论如何神爱我们。”（那是他在耶鲁大学所做的阐述的一个版本——“神在乎他人民的疾苦”——那曾使他超越他教养的僵化并把他引向民权运动。）过了一段时间，一名三K党人射杀了威尔·坎贝尔的朋友之一。嘲弄者随后问满腔悲愤并且对红脖佬、三K党徒和吹牛者怒不可遏的威尔·坎贝尔，“神爱哪个杂种最多？”已经被杀的杂种，还是实施杀戮并且还活着的杂种？威尔·坎贝尔对答案毫不怀疑：他对活着的三K党人也有使命。

皈依的故事在威尔·坎贝尔的自传《蜻蜓的兄弟》里有叙述。事情在那本书里并不总是清晰的。主要的叙述被分割成许多小故事，有时候过于支离破碎。不过似乎借助那次皈依，威尔·坎贝尔有了对南方历史更完整和特别的理解。

穷苦白人，他们中很多是签订过契约的仆人的后代，并在那种程度上分享了对黑人处于奴役状态的祖先，他们在南方是无关紧要的直到南北战争。接着，因为他们被需要来打那场战争，他们被宣讲福音并且赋予他们动机；随后，作为红脖佬和三K党人，仍旧是穷人，仍旧是受害者，他们因为实际上属于整个社会的种族主义而被赋予责任和嘲笑。

三K党的宗教信仰，关乎虔诚和仇恨，衍生于那场战争，威尔·坎贝尔与犹太教《旧约》比较。他在一首《英勇》的三K党歌曲中发现了与《诗篇》第一百三十七首（《若是我忘记你，哦耶路撒冷》）的相似点：

你们黑鬼现在听着，

我将告诉你们怎样

避免遭受折磨

在三K党巡逻的时候。

晚上待在家里，

紧紧锁上你家的门。

别出去否则你会发现

他们穿过一片燃烧的光亮。

与《若是我忘记你，哦耶路撒冷》的相似点，他用这种释义或转换的方式来解释：“若是我忘记你，哦亚特兰大、维克斯堡[12]（Vicksburg）、牛津、多纳尔逊[13]（Donelson），记住，哦上帝，迎战北方佬这一晚他们把老迪克西赶下来！当谢尔曼说，‘把它夷为平地，夷为平地，把它烧成平地！’他将多么快乐，拿走你的小北方佬宝贝，把他们猛撞在石头山[14]的人。”

威尔·坎贝尔在我们见面时没有谈及三K党人。他给了我一份他写的文章的复印件，《红脖佬的世界》，那概括了他的观点并且提供了三K党歌曲的歌词和分析。他没有跟我提及他的书《蜻蜓的兄弟》；那是我自己转过去的。我们谈论宗教信仰和南方浸礼会大会；以及他说他已走入多年的“自由荒野”。最重要的是，我们谈论了深远的南方往事，对此——尽管出生在一九二四年——他如数家珍，而且他的环境——在他农场的房子后面的小木屋——似乎在向此致敬。

他来自密西西比。“我是一个第四代密西西比人。我的家族大约一七九〇年在密西西比定居，我在想。在边境，密西西比是一个地区。那是路易斯安那购地的一部分。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州。来自像佐治亚这样的州的居民可以移民到那里，如果他们想要在那里生活，可以立界标索要一块土地。土地归属于联邦政府。很快那成为棉花地。在密西西比的整个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棉花。六百四十亩的土地——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很多土地。不过比方说一个有十个孩子的家庭。你把那分割。六十亩。在十九世纪，一个家庭仍旧可以靠此维持生计。但是再分割一下——那就是家庭怎样分离和分散的。”

威尔·坎贝尔在他讲话的同时在嚼烟草。那是他为人所知的某件事情；时不时地他会吐到痰盂里。我从未实际看到任何人使用一个痰盂。在南方的不同地方，我曾看见“格兰杰精选”咀嚼烟草的大招牌广告：“碰上更清洁的咀嚼”。格兰杰的标语曾令我迷惑不解直到某人告诉我那是真正的红脖语言，“碰上”意思是“开始了解”“变得友好”。我请求看一下威尔·坎贝尔的烟草。那是“比纳”牌，甘草口味：“适度和更佳，更软且更湿”。在它柔韧的铝箔袋里，它是芬芳和诱人的。

“我的家族是一个在佐治亚州的地主家族。其中一个男孩跟理发店里的一个朋友打了起来并杀了他。法官对父亲说，‘你唯一的机会是迁移到这些地区中的一个。’于是他们卷起铺盖，整个家庭，乘着四轮马车迁移直到他们到达密西西比西南部的这片特别区域。他们可能有继续向西的想法。但是在早上，当他们准备开始继续前行时，他们听到了一只公鸡鸣叫。于是他们知道那里有一些别的定居者。他们去跟这些人交谈——印第安人是否还有敌意，这片土地是什么样子，冬天是什么样子以及他们种什么。而对于我，最有趣的事情是他们定居的地方恰恰就跟他们所来自的地方一样。如果你闭上双眼，接着重新张开，你不会知道你已经离开了佐治亚。

“到我父母长大的时候，土地上已经没有空间留给我们。我的家族植根在那里，在那片农村社区，这使得那不合逻辑，因为一些人说——当时我开始为民权运动工作，作为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纠纷调解人：一些人说那是纠纷制造者——李·坎贝尔先生的儿子，完全卷入那些黑鬼杂事，是个局外人。这在某种意义上使那更加危险。我并不是试图使其浪漫化——在那些日子里不需要耗费很多就可以使你成为激进分子。唯一比局外人更糟的东西是叛徒，而我也被看作一个叛徒——对于坎贝尔-韦伯-帕克-麦克米兰家族。我祖母的家族是韦伯。正是韦伯家族来到那里并定居下来。

“我祖母记得，在从佐治亚到密西西比地区的艰苦跋涉中——当钱用完时——看见她父亲向一个亚拉巴马州定居者表明自己作为共济会[15]会员的身份。他们给出了机密的共济会握手暗号，机密的共济会暗号；而这位定居者给了一些钱。十美元。今天或许值一千美元。我祖母一辈子都记得那件事。”

那是一幅美丽而感人的画面。我这样对威尔·坎贝尔说。

他说：“这种口述传统对于他们坚持所有做事情的旧方式的固执有影响——这也意味着其中的种族隔离。‘威尔，你不是这样被养育的。’这又使你成为一名叛徒。对于他们，种族隔离是一种基督教方式。神创造了人种。而我不能向他们解释并不是神创造了人种。而是神创造了人，他们中的一些会去北方地区并且失去皮肤的天然颜色，一些则去炎热的地区并且演化了密集的色素淀积。对于他们，神创造了白人——亚当和夏娃是白人。当他给含下了诅咒时，这个诅咒是变成黑人。但是他们从前和现在都是笃信宗教的人，对于每件事情有一种宗教制裁是重要的。

“让我说一些似乎否定我说过的话的东西。当我说‘他们’时我是指整个社区。我的直系亲属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里没有既得利益，因为他们不是奴隶所有者。他们是自耕农。更远的历史真相是‘我的民族’也是作为签订过契约的仆人来到这个国家。大量的自耕农作为签订过契约的仆人到来。后来我们有了黑人奴隶。

“我不是在否认我有种族偏见，并且在其中成长。那不是某件你讨论的事情——黑人不会跟白人结婚或约会。他们在农场里一起工作。在田野里平等。我们是平等的游戏伙伴。当我们还小，我们跟黑人孩子一起玩耍。但是到了某个特定的点，你知道他们是黑人——你开始上学的时间。你接受了那个。”

他说他曾写了一首关于此的歌。他拿起身边的吉他并唱了起来。我对此没有准备。那使我吃惊；充盈小屋的歌唱和吉他的效果使人昏昏欲睡。我臣服于歌者的情感和歌声里的专注。

这首歌很长，一首叙事歌谣，有很多宣叙调。有关一个黑人男孩和一个白人男孩，他们在南方的农场里一起长大，直到按照当地的种族习俗他们被分开。黑人男孩的父亲为白人男孩的家庭工作。黑人家庭住在熏制房里；白人家庭住在主房里，那并没有大多少。当大萧条到来时，黑人工人被辞退，他和他的家庭去了孟菲斯。接着白人家庭失去了农场，他们也不得不去了孟菲斯。在那里有一天已经长大成人的白人男孩遇见了也已成人的黑人男孩，他们重新成为朋友。

歌曲的一些部分是真实的，威尔·坎贝尔说；一些部分是虚构的。他的家庭没有失去他们的农场；他们也没有移居到孟菲斯。所以有关这首歌的伤感的东西、使它成为寓言、赋予它寓意的东西是虚构部分。

“我家庭的男性成员不是固执己见者。有偏见，但不是固执己见者。我记得有一天在坎贝尔敦——所有坎贝尔家的人住在一个地方，相互之间在一英里之内——这件事发生了。一位年长的黑人，约翰·沃克住在附近；他最近从州监狱被释放，他在那里是因为从他的地主那里偷玉米——他沿着泥土路走下来。而我们在‘踩草地’里玩闹。不是草地。那里应该有房子、院子和尖桩篱栅；越过尖桩篱栅会有一片青草地，像一片牧场，那就是所谓的‘踩草地’。那不是种植庄稼或牧草的地方；那更像一个操场。在院子里应该没有长草。那会用一把山茱萸扫帚彻底打扫。如果你有草长在你的院子里，那是一件要做的垃圾事情。我们在踩草地里，这个黑人沿着泥土路走下来，我们嘲笑他：‘嗨，黑鬼！嗨，黑鬼！’对此他从不回应。本地风俗不会允许他对白人孩子做出回应。

“后来，我祖父叫我们都围着他。他正坐在那里，在这个树桩上。他把我们都称作‘宝’。他说：‘宝，世界上没有什么黑鬼。’而我们说，‘是的，爷爷。约翰·沃克是个黑鬼。’我们仍旧可以看见他消失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而他说：‘不，所有的黑鬼都死了。现在只有有色人种。’那是他向我们解释南北战争已经结束的方式。”

（在《蜻蜓的兄弟》里有那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约翰·沃克偷的玉米是“一袋烤玉米穗”。他并没有因为偷玉米而进监狱。他被某个人揍了一顿，而他自己用诙谐的方式讲述那次挨打——这部分激发了来自年轻男孩的嘲笑。“耶苏。他们让我赤条条像只松鸡。拿了一条轧棉机带给我。抽得我差不多就要拉屎。”威尔·坎贝尔在他的小屋里告诉我的故事——关于黑人的沉默和忍耐——更加符合现代感觉。书里的版本，关于黑人开有关挨揍的玩笑，或许还有关偷盗，感觉更真实。）

威尔·坎贝尔说：“我祖父是一个只受过二年级教育的人。他可以写他的名字，而且我猜想他可以阅读。但是他对语言的使用！我一直希望传教士会号召他在祈祷中引领我们。我们是浸礼会教友。我记得这位老人结束一次祈祷，‘当最后我们跪着喝下生命的苦泉……’，而借此，‘生命的苦泉’，他意指死亡……

“所以这些过去和现在都是在乡下白种南方人的生活中的主要影响——这种地域感，产生自离乡背井、契约仆役、迁徙以及这种在农场、宅地、社区里地域感的发现。这种地域感变得神圣。

“对那种地域感有一个威胁是正在发生的种族变化。那是一个威胁。突然知道你认为是固定并一直持续的东西再也不会是相同的。

“我过去经常试图向我的同僚——运动中的非南方人——解释，当白人说要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就是摧毁如他们所了解的学校时，他们正在说某些正是事实的事情。我过去经常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例子。人们会对我说：‘你正在要求我把我的孩子们奉献在由最高法院建造的种族融合的祭坛上。’我的回应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只是在要求你忠诚于你立誓信奉的神。作为一名基督徒，有超越我们所建造的崇拜物的神：场所、社区、公共教育——那实际是我们可能被祭献的。亚伯拉罕甘于奉献他的孩子。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放在种族融合的祭坛上，我们把正义之杖放在下面。但是孩子并不是被祭献——通过亚伯拉罕。最终孩子得救。’”

威尔·坎贝尔说：“也许那种类比不成功。但是它在那时适用于我。”

他开始谈论他的民权工作；那对于发现后来会引领他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抵御被政治利用的想法的途径也是有可能的。

他说：“我们的线索不是一九五四年五月的最高法院裁决。我们的线索远比此重要。最高法院的公正会转变。那在我们的年代早已改变。自由主义运动的格言是法律与秩序。但是到尼克松先生和其他人发现中美洲的时候，名词‘法律与秩序’成为‘黑鬼’的同义词。接着那是正在说的东西的另一面，‘我们必须拥有法律与秩序。’于是，小马丁·路德·金和其他人被看作捣乱分子，因此对法律与秩序是一种威胁。”

他谈到运动成功的悖论和歧义。

“我认为，我成长的方式、我对于人种变得自主和开明的机会要远大于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因为当我还是孩子时，有从不经过讨论就做出的假设。你不会讨论黑人是否会担任陪审团成员或者跟我们一起上学或者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每个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后出生的孩子都曾听到黑人轻蔑地讨论。所以现在有了充满怨恨并且在一个有能力落实的位置的一代人。

“我确实认为这极度危险，因为你永远不能再有在金博士和其他人领导下看到的那种非暴力抵抗。”

在过去，他说，如果你看见五千黑人围着法院游行，你问他们为什么在游行，他们会说游行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注册为选民。如果你看见黑人在午餐柜台前示威，他们会告诉你那是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在午餐柜台吃饭。那时丝毫没有有关动机的麻烦。

“如今，一种非暴力、消极的抵抗会怎样运作？这些问题不那样清晰。如今，如果你看见五千黑人在游行，他们唯一可以说的东西是：‘我们在围绕法院游行因为我们对于你们仍旧是黑鬼。’

“我记得在我们的小酒店里被传唱的一首歌：《把他们黑鬼搬到北方》。

把他们黑鬼搬到北方。

把他们黑鬼搬到北方。

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南方的方式，

把他们黑鬼搬到北方。”

从简单的口述歌词开始，他很快就屈从于轻快的节奏，半哼半唱起来。

他最后说：“我记得曾在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新近废止种族隔离的路边咖啡馆里听到过它，在那里我暂住在一个黑人朋友家里。那是在一个自动点唱机上。这首歌明显地针对我们。而当我离开时我的朋友说——我的朋友受伤害了——‘我猜没有法律是针对播放自动点唱机的。’而我说，‘还没有。我也希望永远不会有。’”

他重复了他给黑人朋友的回应。我没有抓住威尔·坎贝尔在这里所说的要领；只是后来从他自己的文章《红脖佬的世界》我才获悉这首歌是一首三K党歌曲。正是以这种不明确的方式，他介绍了三K党和红脖佬的贫困和悲剧主题，以及他在“自由荒野”里的岁月。

他正坐在一个办公桌或餐桌旁的凳子上，有一个痰盂在脚边。在小木屋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把老式发廊座椅，靠近空气调节装置。那里还有一把摇椅；一把靠背长椅靠着一面墙；一块地毯在地板上；用抛光或涂漆树干厚板作为台面的长餐桌。一把班卓琴或尤克里里琴挂在一面墙上；那里还有照片、绘画和漫画原稿。在一个高壁架上是一块老式铁皮广告：说咕-咕。五分钱的营养午餐。5c。咕-咕是仍旧在“大奥普里”广播节目里打广告的糖果品牌。正是那个老式铁皮广告使我开始把小木屋里物品表面上的随意组合看作民用物件的收藏。

威尔·坎贝尔说：“我兜了大圈子回到原处。我成长于一个基要主义背景——它当时不是那样称呼的。每个人都是浸礼会教友。在那种世界观里，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不吸烟、不喝酒、周六晚上不去瞎混。”但是他想从宗教信仰要得更多；而且他的信仰随着他的研习而发展。“我感兴趣于伦理问题。”这在南方直接引向种族的主题以及他的民权工作。“我仍然反对战争、种族隔离和付给工人低工资。但是我开始明白我是用一种法律规则交换另一种。我中年的自由主义并不比我早年的基要主义更适应我。基督教消息是我们是被自由创造的，没有人有权强求我们比耶稣更多。而耶稣不拥有教义或其他思想体系。我发现社会自由主义信条跟曾经的基要主义宗教教义一样脱离实际。耶稣要求我们留心身边的人。”

对威尔·坎贝尔来说，这个人是——受轻视，如他所看待的——红脖佬；像他自己的人。他恨这个词。他认为那应该只能被像他自己的人使用。

“红脖佬的悲剧是他挑选了错误的敌人。我知道一首好歌。《红脖佬、白袜子和蓝带啤酒》。你想听吗？我不是一个音乐家。但是我喜欢人民的歌。”

他离开了高凳子，拿起他的吉他，坐在靠背长椅上。一条光滑的黑狗进了小屋。当威尔·坎贝尔开始弹奏吉他并演唱时，这条狗起身坐定，闪烁的目光固定在弹奏吉他的手上，并且倾听着它主人的歌声。

不，我们跟那一群白领不一样。

我们有一点儿过于粗暴和有一点儿过于吵闹。

但是除了在这里我没有更好的地方待，

跟我的红脖子、白袜子和蓝带啤酒在一起。

威尔·坎贝尔说：“那是疏远之歌。那说了很多，‘我们有一点儿过于粗暴’，‘有一点儿过于吵闹’。”

我问：“谁写的？”

“鲍勃·迈克迪尔。如果你有选择地听它，你会学到很多。”

然而如此历练威尔·坎贝尔的历史可以被绕开，正如在某些方面古老而要求过于苛刻的信仰被绕开。

离纳什维尔市中心二十五分钟的距离，在士麦那（Smyrna）小镇上，有一座非常大型的尼桑卡车和汽车装配厂。那是合在一起的三家工厂，在一片八百亩的场地上。工厂建筑是扁平和直排式的，在平坦的土地上灰白且几乎没有特色。从外面看，那几乎不算是对这片场地或周围景色的破相。但是，在里面，那是一个它自己的世界：在一片当你在其下时看起来比在天底下看见它时更高的屋顶下的连续七十八亩。那是一个靠日本生产线运转的工厂，有美国南方的劳动力，白人、黑人和一些亚洲人，男人和女人，分割成小的军事化单元，每个有它自己的带头人、目标和效忠。

纳什维尔以南三十英里，在斯普林山（Spring Hill）里，甚至有一个更大的项目在建设中：通用汽车公司的土星工厂在一千一百亩地上的创建，一座制造工厂（不像尼桑在士麦那的装配厂）。那将花费三十六亿美元，将成为在美国曾修建的最大工业厂房。即使凭借它的自动化和机器人，土星仍将雇用大约六千人。但是没有东西会从道路上被展示。通用汽车公司正在规划土地，堆积起一座低矮的不太引人注意的山丘，来隐藏大型工厂。庄稼将会在道路旁通用汽车公司的土地上生长。对于驾车驶过的人，土地看上去会像耕地。但是当土星落成时，那将在物质上和文化上改变周围很多英里的地区。通用汽车公司认为“连锁反应”会在田纳西州中部地区创造一万四千到五千的新岗位：新的住宅、新的设施、新型的劳动人口。

那里此刻还看不到什么。但是这个地区正在一次剧变的边缘上。土地价值已经提升。我在纳什维尔曾听说一些当地人的“贪婪”，以及关于面临财富预期的老南方人疏远旧农场和土地，并且把自己与直到不久前对他们还非常神圣的往事切断的故事。

不过弗兰克·巴姆斯泰德，一位非常了解这个地区并且在一天早上开车带我兜了一圈的纳什维尔商人，就较少责难。弗兰克四十岁出头，一个白手起家有佐治亚血统的得克萨斯人；他靠篮球奖学金修完大学。作为一个有很多商业伙伴的人，他有大量的地方知识；并且他有精密的善于分析的头脑。

弗兰克说：“事实真相是在一九八五年，还有今天，一个有效率的家庭农场主是幸运的，如果他的耕作负担得起他的可变成本——种子、饲料、肥料、化肥、汽油，劳动力。如果他有任何债务在他的土地或设备上，他就处于严重的财务困境中。农场主们不能负担他们土地或设备的费用。他们只能希望负担得起他们的可变成本。为什么人们不出售呢？

“很多当地人事实上像一只在夜里被一道光线射入眼中的青蛙一样被吓呆了。他们看到价格不断上涨，对于卖得太便宜或太早害怕得要死。那可以被解释为贪婪。那也可以被解释为某人强烈担心他不能卖出一项极其亲密的资产——对于一名农场主他的土地仅次于他妻子和神——来换取足够的钱。很多卖掉的人在他们家族里拥有那些农场已有几代人。

“在许多情况下，卖出的人用钱来偿付债务。我知道一个拥有一片大约一百二十亩土地的农场主。那并不直接邻接这个地方；那大约三英里远。他卖了三十五万美元。他偿还银行三十万。除去律师费用之后，可能还给他留下两万到两万五。”

他谈论土地价值。“土星项目由通用汽车公司在一九八五年宣布。宣布之前六个月，在摩利（Maury）县的耕地，如果你可以卖掉它的话——几乎没有给它的市场——以最低一亩地四百到五百直到最高一亩地一千到一千五百，取决于土地的类型，草地比耕地便宜。土星宣布后一个月，在摩利北部和北面的威廉逊（Williamson）南部的很多土地以最低一亩地两千五百的价格出售。一些土地以上至一亩地一万美元的价格转手，‘原始的’农田。一些销售额被报道在两万到两万五千的范围。换句话说，那是荒谬的。大量那样的投机行为是由得克萨斯土地购买者完成的，他们曾经历在达拉斯和休斯敦的土地暴涨并处在那些市场的衰退中——‘萧条’是一个更好的词。

“在那样的地区巨额的财富一夜之间被创造。我知道某个人，他卖掉他的广播电台和他在一个成功的有线电视系统里的股份，买下了富兰克林[16]（Franklin）市南部以南不到半英里在美国31号公路上的三百亩地。许多路边土地。在土星宣布之前六到九个月里他支付了平均一亩地三千美元。在土星宣布之后，他以一亩地一万七千美元的价格售出土地——而他拥有它只有不到十八个月时间。他认识到这片土地远比在上面养马有价值。他说他在农场上比在广播电台赚得更多。他买下农场是为了退休用的。那恰好显示了它报偿给幸运而不只是精明。”

在另一个早晨正是跟着弗兰克，我去看了在士麦那的尼桑工厂，从绿色田纳西离开首先去了醒目的厚软地毯上的灰色和镀铬办公家具里。很多人穿着制服，深蓝色裤子，浅蓝色衬衣，有“NISSAN”机绣在衬衣左边口袋上方，员工的名字在另一个口袋上方。

陪着我们的负责公共关系的女士某个阶段在一条走廊里说：“那就是总裁，刚经过。”他也穿着尼桑制服。

在一片开放的办公区域，我们看见一个机器人邮件车。它靠铺设在灰色地毯里的化学跑道运转。邮件车在办公室里来回移动并在特定地点停下来，不再继续移动直到某人按下顶上的压条。如果一个人挡在它的路线上，车会发出哔哔声。

三合一的装配厂是E型的。脊柱超过一英里长：一条车道、一条路，平坦且笔直，消失在两端。弗兰克曾见过一样大和更大的地方；我没有。我们乘坐电动汽车长距离来回，负责公共关系的女士开车和讲解。那里看不见日本人（三千五百名员工中只有十一人）；看上去像日本人的是美籍华人或其他美籍东方人。在工厂各个部分的自由区域里，有篮球篮板和乒乓球桌。乒乓球的想法是由曾在工厂开工前在日本接受培训的工人们带回来的。在很多地方有电视屏幕，传递持续的生产数据和时间表，有时候还有国内或国际的重要新闻。

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完整的世界。但那是一种调剂，走到外面从远处看着旧世界的遗迹：靠着树木的波状钢谷仓。

成长于特立尼达，我从未想过被雇用。我一直想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这部分是我的印度农民背景和特立尼达的殖民地农业社会的影响。尽管一开始那并不容易，我保持是一个自由人。作为后果我几乎没有二十世纪工作世界的经验；并且拥有很少理解人们所做的调整的手段。在这座尼桑工厂里，人们被很好地对待和报偿；那里有一种类型的自由，也有尊严。但是因为那样，在我看来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

几天之后，我请求弗兰克，作为一名商人和南方人，来告诉我他怎么想我们所看到的。

他说：“你在那里首先见到的东西是尼桑的企业文化。那是一种优良的企业文化，聚焦在过程中工人的参与上，也聚焦在工人的福祉上。他们的普通劳动力高度受教育、报酬极其优厚并且没有工会组织。日本人的管理理念是把整个工厂分割成小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有一种特定的职责。在组内，他们选举一位带头人并分派责任，而他们持续参与到使他们的工作更有效、更有生产力的过程中去。文化的一部分是工人被鼓励使得工作场所成为一个更好、更有效率、更安全和更快乐的地方。你可以看见乒乓球桌。

“这种企业文化被采纳是因为几个理由。报酬是吸引人的。工厂是干净、现代和悉心照料的，并且生产设施在哪里，哪里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工作场所。尼桑提供很多额外福利。‘良好状态’——一个我们词典里的新词，一个变得良好、保持良好的过程。还有健身设施。还有团队形象。

“穿着制服，口袋上方有他的名字，这位总裁从一旁走过。制服是可选的，但是绝大多数都穿着他们的制服。让每个人都感觉是团队的一部分。还有植入尼桑企业文化的给表现出色的员工的实质奖励。这些奖励是公平的，平均分布在整个劳动力中，并且——更加重要的——它们是可以达到的。

“你看到企业文化值得提及的两个组成部分。没有跟机器人并排工作经验的人发现自己跟机器人并排工作。这些是南方人，根源在土地和农场里的人。第二个文化冲突是尼桑公司是一家组织良好、非常强大、极其大型的企业，在一种很大程度上农业化、无组织、非正式的文化中运作。

“尼桑公司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场争论的最前沿，那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席卷美国南方的中型都市地区——纳什维尔、肯塔基州列克星敦（Lexington）、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达勒姆（Raleigh-Durham）、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Charlotte）。这场争论与工业化有相当简单的关系。以金钱为交换条件，你在生活方式上就会有所牺牲。我们在南方曾有非常高质量的生活，哪怕在我们以一种合理方式工业化时，就会有牺牲。增加的交通量和随之而来的紧张；增加的人口和随此而来的紧张。犯罪。逐渐增加的压力迫使当地政府组织为增长做准备。

“百分之三十五的尼桑装配工厂是女性。在南方妇女不工作。妇女的工作是在家里。

“尼桑公司对于土地价格没有影响。有大量的投机行为存在，大多数人错失了。因为尼桑是一个装配工厂，不存在连锁反应。而且尼桑里有当地人，早已在这里的人。大多数通用汽车的工人将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北部地区。他们需要家。他们不是南方人。我们知道他们将会有一个效应。他们没有成立工会组织。还将会有另一种碰撞：生活水准对抗生活质量。

“我的印象是中上和中等阶层趋向于抵制增长和改变，尤其是如果他们有充足的工作岗位、适宜的房子、优良的学校。上层阶级会得益于增长。大富豪支持增长，因为那对商业有利。穷人们会变成棋盘上的小卒子。”

现在正接近七月末。我暂住在佐治亚州西北部的一座庄园里，现在看着那片区域，不同于旅程开始时我看见它的方式。

那时我从亚特兰大向北旅行，曾把它看作一片接近印第安的荒野。现在我从一座部分已衰败的工业城市查塔努加[17]（Chattanooga）南下而来。不是这里有高耸标志和鲜艳工作服的公路快餐店；只是当铺接着当铺，看手相的人和读纸牌的人，提供贷款的小办公室，以及有时候挂着三角旗的活动房屋销售堆。查塔努加城外，我看见活动房屋，已生锈且没有旗布，在它们的家庭环境里。我看见小房子；一些院子里囤积的废金属垃圾：吹牛者的佐治亚州，偶尔在院子里有令人不安的黑人小雕像，这个人像打算要成为它看上去像的东西，一个“仿造黑鬼”，一个装饰性当地人物，一个往事的提醒物。

奥格尔索普堡（Fort Oglethorpe）是我最近的城镇；詹姆斯·奥格尔索普[18]是佐治亚州的创建者。有一条去奥格尔索普堡的新路线，翻越丘陵。还有另一条路线，穿过拉斐特镇（Lafayette），接着穿过奇克莫加（Chickamauga）战场公园——作为古迹和奇巧难解策略的战争：奇克莫加是南方对北方的最后一次大胜。

我去奥格尔索普堡的正常路线是翻过丘陵，这样更快。从那里继续开车一天到查塔努加，我从罗斯维尔大道附近的贫民窟看见——看见并且起初难以置信——在战场墓地里的白色墓石图案：点线的白色弧形，整齐而有规律，在越过黑人和白人贫民窟的低矮丘陵上，在我开车时穿过这些贫民窟我继续瞥见这块墓地。我不了解这个地区；我不曾期盼在那里看见一块墓地，如此的大小，如此白色点线的图案；奇克莫加对我仅仅是个名字直到我来到这里，而现在——那二日战役的第二天或许是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天，如我后来会在孟菲斯从这场战争的历史学者谢尔比·富特[19]那里听到的——远比在密西西比州坎顿的墓地更加令人震撼。重要，那场战争，势必；然而现在那些过去和死亡，一片荒芜。

看见这座衰败城镇里的穷苦黑人和穷苦白人（戴着他们得意的棒球帽）——“棋盘上的小卒子”——我有威尔·坎贝尔所看见的世界的短暂幻象；并且再度在容易捕捉的层次里看见这个地方的历史：印第安土地，黑人（有时候是仿造的），战争，工业，贫民窟，向西很远，在纳什维尔，引向没人知道在哪里的一种新秩序的开端。

[1]范妮·肯布尔（Fanny Kemble，1809-1893），著名英国女演员，来自一个19世纪中早期的剧院世家。她还是一名受欢迎的作家，出版的作品包括喜剧、诗歌、回忆录、游记等。

[2]美国东南部大西洋海岸上的一系列潮汐岛和堰洲岛，数量超过100个，位于从桑堤河口到圣约翰河口之间的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海岸上。

[3]《圣经》故事里的一种天降食物。吗哪是在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

[4]凯西·玛蒂雅（Kathy Mattea，1959- ），美国乡村音乐和蓝草音乐表演者，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曾多次获得乡村音乐和格莱美奖。下文提到的《十八个轮子和一打玫瑰》是她最出名的歌曲之一，曾获得1988年乡村音乐学院奖和乡村音乐协会奖年度单曲。

[5]佩勒姆·G.伍德豪斯爵士（Sir 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伍德豪斯作品的主要背景是一战前英国的上流社会，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生长于斯，在这里接受教育，并开始早期的写作生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包括《无事忙俱乐部》系列和《布兰丁斯城堡》系列小说及短篇小说等。

[6]洛雷塔·林恩（Loretta Lynn，1932- ），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在肯塔基州农村长大，20世纪60年代初名列第一批成功的乡村音乐女歌手。

[7]美国密西西比州中东部城市。位于杰克逊以东154公里，靠近亚拉巴马州界。

[8]也称圣灵降临节，是基督教节日，为纪念耶稣复活后差遣圣灵降临而举行的庆祝节日。据《圣经》说，耶稣在复活后第50天差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开始布道。据此，教会规定每年复活节后第50天为五旬节。

[9]奥洛尔·罗伯茨（Oral Roberts，1918-2009），美国卫理公会五旬节派电视福音传教士，他创办了奥洛尔·罗伯茨福音传道协会和奥洛尔·罗伯茨大学。

[10]鲍勃·迈克迪尔（Bob McDill，1944-），美国词曲作者，在1967年至2000年间，他为乡村音乐歌手谱写了大量歌曲，其中有31首排行榜榜首歌曲。

[11]美国密苏里州东部大城市，曾于1904年举办第三届夏季奥运会。

[12]美国密西西比州西部城市、河港。临近密西西比河，在杰克逊西约64公里。1862年至1863年在维克斯堡发生的历时九个月的维克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13]指南北战争中发生重要战役的多纳尔逊堡，位于田纳西州坎伯兰河畔，靠近纳什维尔。

[14]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东郊，被称为“世界最大天然裸露花岗岩石”，是该市著名的景点。

[15]共济会（Freemasonry）出现于18世纪西欧，自从1717年成立英格兰第一个总会所，至今其已经遍布全球。共济会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兄弟会，基本宗旨为倡导博爱、自由、慈善，追求提升个人精神内在美德以促进人类社会完善。会员包括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有些要求申请者必须是有神论者，有些则接受无神论者申请。而其反对者则认为共济会主要是富人和权贵的阴谋组织，有着不为人知的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比如建立世界新秩序等。

[16]美国田纳西州城市，以本杰明·富兰克林命名。

[17]美国田纳西州东南部工商业城市和河港。临田纳西河，是水陆空交通要地。工业发达，有钢铁、农业机械、纺织、人造纤维、食品、化学、玻璃、木材、制革等。

[18]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1696-1785），英国将军、国会议员和慈善家。佐治亚殖民地的创建者。作为一名社会改革家，他希望重新安置英国穷人，尤其是那些在新大陆的债务人监狱的人。

[19]谢尔比·富特（Shelby Foote，1916-2005），美国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写作宏大的三卷本战争史《南北战争：一段叙事》。

第七章　教堂山[1]：烟

天气从一开始，在四月中旬就是炎热的，那就是说，在我跟着霍华德向南去看他认作家乡的地方时；我曾为卡罗来纳春天的色彩而惊喜，树的新绿，路边小草的紫花，山茱萸开花的黄白；并且为废弃的烟草库房、无主的农舍和有尖而伸展的波纹铁顶棚谷仓的——铁锈色、木灰色、湖滨绿色、印第安红色的——美景而更加惊喜。

在那个复活节周末感受到的炎热的程度令我不能将其跟春天联系在一起——在英格兰超过三十五年之后。且在南卡罗来纳五月中旬有个早晨，仍旧是美国南方的春季，我发现了一件难以承受的事情：一个潮湿、灼人的早晨，在一条浑浊河流的堤岸上的大房子的空地里，白色天空下，空气中满是蜇人的春虫，只要打开车门就会放入几十只。

但是接着，在塔拉哈西和塔斯基吉之后，我的感受发生了变化。现代空调系统——不是单间的装置，由它们产生的噪音和冷流跟它们抽走的热量一样使人衰弱——致使这种变化变得可能。夏天变成某件人们已经学会忍受的事情。直到某天在佐治亚州西北部，我到达那里大约一星期之后，酷暑相当骤然地降临，温度计显示气温将近一百度，而且那第一轮暑热停留了三星期。

我不确定哪天是暑热到来的第一天。房子、汽车和商店里的空调设立了温度反差的期望值。但是接着大地升温，空气也升温。每个暴露在外的物品都放射热量。在开放空间里，人们就要在刺激一个人肺部的又热又湿的空气里呼吸。

我暂住的房子位于一座山的一侧，被建在田地和树林中间。庄园之外有很多小房子。从路上看去，这片区域看起来似乎是纯粹的吹牛者土地。但是从庄园本身看出去，视野——而且是广阔的视野——不显示其他房子，不显示简陋或扰人的东西。从房子和房子周围的松树，山坡倾斜而下，穿过蓬乱的开阔草地，到达一片人工池塘和一条小溪或小河支流凌乱的岸边。再过去，在密集的树木之间，瞥见其他田地和草地；在远处是森林覆盖的山丘，蓝色逐渐消失变成灰色，一排又一排。

房子周围的树林里本有几只小鸟。现在，在酷热中，似乎都没有了。蛐蛐跟往常一样在下午晚些时候开始鸣叫，在光线变化前，蛐蛐不间断地鸣叫，只是有偶尔而奇怪的渐息。草地，在房子前面的那一块和在远处的几块，在两三天之后被晒成褐色；树木，远近皆有，显得更绿。接着，房子周围的一些大树的树叶变黄并且几分钟一次大量地飘落，仿佛那是秋天。

看门狗，之前纠缠不休地要溜达和有人陪，此刻在日光下变得没那么精神了，它提起尾巴打招呼，让它垂落，接着耸起肩，低头，尾巴夹在腿间，到在门廊地板下面的地上它们自己刨出的凹陷里去。在去奥格尔索普堡的路边上的一个池塘里，牛站在深及它们腹部的浑水里——在印度可能也会这样。

远处，天空在不同的地方变暗。但是似乎有很多天，只是其他地方在下雨。然而，一天雨来了，带着风。我最初在池塘水面上看见。除此之外，在池塘的混凝土边沿、在含沙的土地上以及在屋顶的木瓦上，雨水几乎一落下就干了。但是就像最初降落的雪花可以在雪开始积起前融化，于是雨水现在慢慢地渗入木瓦，并且开始快速地落在池塘边沿上，来不及蒸发。渐渐地，潮湿开始显现。

我打开门，听着雨，还闻着它。有一种炕土的气味——在印度初雨的气味被一些调香师再造，使用一种檀香油打底的黏土，来产生雨季的香味。在此之上还有一种松树的沉香，来自房子潮湿和凉爽的松树原木。

雨后，狗在四处活动，在杂乱的院子和活动房屋的装饰花园里乱跑，或者在路旁心无旁骛地慢跑，仿佛它们在长时间受限之后需要在更凉爽的天气里起来走动一下，也仿佛它们被到处由雨水释放的土壤气味唤醒。在雨水落下后很长时间，柏油路面冒出了水汽。

温度计在几小时里下降了二十度。不过那仅仅是酷暑中暂时的缓解，它很快就回来了：当它持续时，就像在遥远北方任何一段严冬天气一样顽固。很难想象在有空调和屏风之前人们怎样在这里度日。在旅行变得轻易之前的日子里，这种酷暑会使人回归自我，差不多跟极北的冬季据说使斯堪的纳维亚人回归自我一样。或许这六个月的夏季气候，由热变得更热，是一部分当地白人仍旧可见的颓废行为的一个因素（范妮·肯布尔观察的松林地人会有上述问题）；也是南方在宗教方面几乎被印第安人困扰的一个因素，一种超越感官的生活概念。

向西是纳什维尔以及它周围的地区，等待将要随着土星工厂一起到来的变化。向东，在北卡罗来纳，是被称为研究三角区的地区，以教堂山、罗利和达勒姆的大学校园为边界，在一段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那里创建了一座七千五百亩的大型工业园区：三万新工作岗位在那里，贫瘠的北卡罗来纳松林地被规划为最朴实类型的工业园区，许多现代科技和制药的名字由低矮的长条砖块、混凝土和玻璃新建筑代表，提供一种宽敞、秩序和优雅的印象，农村贫困的土地再造来符合它的新功能，看上去南方在这里被摧毁，如它在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空间研究城被摧毁一样。

在亨茨维尔，跟我在一起的南方商人曾指出一片棉花田——不只是一种农作物：某种来自过去的东西——差不多就在一座高科技大楼的路对面：棉花，这个商人说，它撕破你的手、折断你的背（因为棉株很矮而你不得不弯腰一整天来摘棉花）。

以差不多如此的方式，在北卡罗来纳的研究三角区的边缘，一小片受到精心照料的烟草田在八月末被指给我看：烟草是北卡罗来纳著名的老牌农作物，这里的一些城镇的地名现在作为香烟的品名更加出名——温斯顿（Winston）、塞勒姆（Salem）。

我在复活节跟着霍华德去他的家乡时，曾看见烟草幼苗被栽种。我不认识这种植物，尽管我肯定在那之后的很多地方见过烟草，我也不知道我曾看见的是什么，直到现在，在叶子的巨大显而易见时。我曾听说我们在七月末和八月上半月遭遇的酷暑应该对棉花有利；而我认为相同的热量——那曾烤黄森林树木的叶子——已经烧焦了较低处的烟草叶边缘。不过烟草叶正在成熟而不是变干。那就是烟草叶成熟的方式，从下而上。

烟草叶只有在它们成熟时才必须被采摘或收割，所以一行必须被倒腾很多次。我们正在看的植株上最低的叶子早已被收割。烟草不仅要求弯腰劳作；它还必须在最酷热的时间里收割。这片烟草田的田埂和犁沟像一个打扫过的泥土场地一样没有野草，很干净。这一小片人们可能经过而不看第二眼的田地涉及一种缓慢而细致的劳作，就像棉花劳动一样使人筋疲力尽。

让我看见所有这些的人是詹姆斯·爱泼怀特。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一个古老烟草家族。他五十二岁。他是在杜勒姆杜克大学的——得益于烟草繁荣创办和资助的一所大学——一名教师。他还是一位诗人。尽管他不再是烟草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把它当作在距离上遥远的东西来谈论（尽管事实上那相当近，坐车两个小时），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烟草文化是他诗歌的主题之一，同样还有所有旧式的半乡村家庭生活。

在我遇见他时我并不了解他的诗歌。但是在他停下来向我展示烟草田时，我开始察觉他作为一个人的品质：诗人的感性和农民的专注，有一种学院式的不偏不倚的举止。他是一个瘦长的人，细腰，注意锻炼。他严肃地接纳所有我的请求，发自内心地讲话，不带感情，带有一个农民的实事求是，他一看到我乐于接受，就立刻提供我他本该花一些时间才能触及的想法。

杜勒姆并不是他的风景，他说；他只是近来才开始把它作为诗歌的主题。没有风景像一个人最初了解的那样。他对此详细描述，不可能了解他正在对我讲的有多直接（事物开端的几乎不能承受的念头现在只存在于我的心中，在今日被摧毁然后再生的特立尼达不在物理上存在）。我可以理解他在沉思的往事，尽管距离上如此接近并且在威尔逊县依旧存在，在他脑海里是怎样的遥不可及。

他带我经过偏僻小道去他的房子。在一个特定阶段，在我们看见一所房子的院子里一个坐式割草机上的某个人之后，他谈论了过去泥土院子的打扫问题。土地应该是多沙的；应该用山茱萸树苗制成的扫帚打扫。“而且打扫的痕迹会被刻意地在院子里留下来，显示那已经被打扫并且是干净的。”打扫应该是由仆人完成的吗？不。“房子的女主人带着骄傲那样做，作为她做事井然有序的证明。”

那触动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不过此刻我可以想到的全部是，在刚果或扎伊尔河的河岸上的非洲小屋及其干净的黄褐色院子，那是我十二年以前从一艘内河汽船上看见的。院子被那样刮平，我听说，是为了防范蛇。吉姆·爱泼怀特认为在美国南方，也可能有类似的东西在里面。而且那使人想起威尔·坎贝尔关于他在密西西比州麦库姆附近裸露、干净的家庭住宅的院子外面的“踩草地”。

然而，还有别的某种东西留存。那后来才向我涌来：一段回忆，来自我童年时某个无法定位的时间，关于可可椰扫帚在暗沙里的痕迹，那是一种用椰子树枝或叶子的叶片坚硬的中心茎——顶端坚硬，但在底部是薄且柔软的——制成的扫帚。浮现在我眼前的那些在特立尼达印度人院子角落里的痕迹确实代表着秩序和整洁，几乎是一所房子的虔诚，它对良好的旧方式的依附。当我还是孩子时，在特立尼达像我们一样的印度人家庭里有一种打扫院子的惯例。那必须是早晨第一件做的事情；在祈祷前一所房子的洗净的一部分。而且针对在夜幕降临之后的清扫有某种类似宗教禁止的东西（无疑因为有价值的东西可能会被扫走并丢失）。或许，也有那样的宗教和虔诚的概念埋藏在日本人耙过的院子后面。

农民、孩子和诗人集合在吉姆·爱泼怀特对他童年时期自然环境的沉思里，也在他严肃而慷慨的谈话里。

他的房子在乡间，在一片林地里有一些其他房子的死路里。那是一座木屋。他客厅的端墙是用对角摆放的陈年宽木板构成的。后面是一块望见林地的没有屋顶的平台——一种在其他国家只对少数人开放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美国对很多人开放。

他给了我一本他的新书，《楝树颂歌》，一九八六年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准备茶水时，我看着《一叶烟草》。

用混血儿的双手形成脉络

接着脉络被看作溪流，“流尽整个流域的河系”，收集所有南方的历史残留。与此同时：

借朗姆酒和糖蜜而香甜，

卷成纸烟或压成烟块，

接着吸入或咀嚼，这段历史像糖浆

月光洒入汽车散热器，于是盐

使我盲目。唾液在体内活动。我们为这片叶子而死。

这种需要奴隶和自由人那样劳作的农作物，这种给这个地区一个特别日历和文化的农作物，对人是一种麻醉和威胁。经济上那行将消亡：美国南方的另一场小灾难。吉姆·爱泼怀特不吸烟，只是多年以前很短的一段时间吸过。但是这种文化如此接近他，几乎不顾他自己，诗中的烟草产品一样诱人地出现。朗姆酒、糖蜜和烟草的想法，甜的和苦的，令我想起威尔·坎贝尔的芬芳、潮湿、甘草加甜的比纳咀嚼烟草，令我想起在南方超级市场的付款台边上像水果蛋糕一样深色而丰富的玻璃纸或透明塑料包裹的烟块。

他喜欢作为一种文化的烟草，因为伴随这种农作物生长、烤制和出售的仪式。当那天深夜我在酒店房间里阅读他的诗的时候，我发觉那被他的谈话和我看见的场景充实，并且已经有点儿熟识了。

在《致W. H. 爱泼怀特》里，他写了他的祖父。（在我想象里，我看见在研究三角区边缘他指给我看的烟草田。）

他在沼泽附近挖出灰泥，用手

栽种烟草，在它们开花前

折断吸根和顶尖，留一些做种子。

收割宽大的沙耳，弯腰屈膝

在空气里，热量在他脸上列队，从雨落下的土壤。

《怎样收拾一头猪》，在烟草收获结束时一种“选猪”的庆祝，也是这个“收拾”或烧烤这头猪的人的一种庆祝，此人叫迪伊·格莱姆斯，他——仍旧——是老爱泼怀特农场里的佃农。

那来自老家，来自

当他们用木头烤烟的时候，还有玉米穗

在烟道的烟灰里烘烤。

猪是最后的东西。聚会

在环形住所，在庄稼全都收获时。

可以闻到秋天的味道，

就像红叶和金钱。

农业社区是受他们种植的庄稼和这种庄稼变得不重要的起因或最初意图约束，并给定一个日历的：从前水稻在爪哇，烟草在北卡罗来纳，甘蔗在特立尼达。在那首收割——艰难的收割，起初是奴隶的收割——结束时庆祝的诗里的谈话，带回在特立尼达某种叫“丰收节”的东西的非常模糊的记忆，这时甘蔗都已被收割，拉着甘蔗车的黑水牛的角挂上装饰，我住的小乡镇的主干路上有某种像音乐的东西，在一亩又一亩甘蔗田的边缘，辛苦劳作的场面：回忆像来自非常遥远年代的快照，当时我只有六七岁，似乎延续很长时间的记忆，但是也许事实上不超过一个星期。

大地的辽阔，地点间的距离——这是原本把吉姆·爱泼怀特作为一个孩子对世界的理解与我自己在特立尼达对事物的理解分隔开的事情之一。从前，那有时候是否有压迫性或令人恐惧？人们是否感觉迷失？在几天之后当我们在我暂住的酒店相遇时我问他。

他说：“对于我祖父来说骑二轮马车去威尔逊（Wilson），这个县的中心和烟草销售的中心，十英里到那儿再十英里回来，这是一天的旅程。”

对此我都早已从诗里熟悉：

他的记忆留有更早的年代：一艘汽船

去纽约博览会，那时烟灰糟蹋了他的帽子。

马和马车追逐，当双程十英里

是一整天。

“汽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那个地区，还有电灯。电气化常常沿着道路。我妻子的母亲今年早些时候曾追忆，记起电气化到达这个地区的时间。这里的人们的确感到迷失。需要形成一种有其自身规律性、其自身仪式的生活的感觉——那就是宗教有了它所有的轮廓的一个理由。那就是为什么烟草生长的仪式如此重要。”

我问他有关他向我展示的烟草田的情况。我曾在刚抵达这个地区时见过，它正在一片地理雾霾中。

“我们在奥兰治（Orange）和杜勒姆县的边界上。从杜勒姆到教堂山的老路。也有大豆在生长，附近的一小片大豆。在这个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农村农业经济正在被另一种经济取代。那使得那片农场不同寻常。那离杜克大学校园五六英里远。”

接着他说起烟草生长的仪式。

“烟草跟一种更古老的生活模式有关。对我来说与我祖父有关系，与一种程式化的周期性时间顺序有关系，在那里季节轮转由播种植床、春季准备土地、初夏栽种植株、仲夏收割来标记。你应该在八月完成烤制和分级。”

分级？

“分级包括分离来自不同标准收割的叶子。还有实际上不同成熟度的标准。所以最好的烟草被放在一起，包裹在一起，在这些“手”中，在拍卖时带来最高的报价。可能有三四家烟草公司，或者五家——在旺盛时期——给品质令他们喜欢的烟草出价。购买者会旅行到不同的市场。那里会有一种市场秩序。市场会在南方开始并北上，大致跟随烟草成熟和收割的路径。

“我认为烟草在其最好的化身是一种民间艺术。一种由极其擅长它但可能不会读和写的人实践的艺术。我记得在像加拿大和罗得西亚[2]（Rhodesia）的其他地区试图介入烟草种植时，它们会来到北卡罗来纳接触这些民俗专家——他们或许不能记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知道如何收割、烤制和分级烟草。

“关于收割，有技巧的事情是知道何时烟草应该被收割。如果太早或太迟采摘它不会得到适当地烤制。你不可能在某些季节制成一种完美的烟草。那就是为什么烟草有收获期，像葡萄酒一样。”

“你是一位专家吗？”

“不，不是。我只是知道什么是有关的。整个青春期我都在我周围看见这个。通常我认为我对烟草仪式的审美轮廓印象深刻。种植必须在恰当的时间完成，逐个用手工护理。一种手工艺模式的农业产品。现在那要机械化得多。不过烟草的手工艺方面是基于南方的廉价劳动力上的，在那时南方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

“典型的，土地会由恰恰不再生活在农场上的地主拥有。就像我的祖父。离开由他们祖父辈或曾祖父辈建造的南北战争农舍祖籍并移居到城镇、到像我出生地那样的小乡镇的人。在农场上的那些房子里会住有佃农，租田种的人。他可以是黑人或白人。在我经验里，典型的，他们是白人。他们分摊盈亏经营农场。佃农获得庄稼的半数收益。所有者供应物资和资金。典型的，会有一个或多个黑人家庭住在农场上较小的房子里，免租金地住。他们不是收益分成交易的参与者，而是作为一种疏远仆人来劳作。他们为钱劳作，他们的大家庭提供庇护烟草所需的很多帮手。”

“庇护？”

“使得烟草从田地里进入烤制库房接着包装库房——在那里它被打包和储藏直到被带入市场——的整件事情。有一间密封良好的包装库房是重要的，那要不太潮湿，最重要的是不能有漏洞，你不可能承受你的烟草在被烤制后受潮。如果有太多湿气，它会‘发霉’并彻底失去它的价值。

“这个庇护工作包括具有不同等级的多级重要性和职责的整队人手。收割者，那些事实上从梗上折断叶片的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最重要的。他们必须做两件有难度的事情。艰苦的身体劳动，以及他们必须做出关于哪些叶片要收集的决定。他们必须非常快速地劳作。那里会有两人到四人穿过田地，折断叶片。在梗底折断叶片的时候是最困难的。他们必须在非常炎热的气候里弯腰屈膝劳作一整天。

“他们中的几个会排成一排用膝盖走路，这样不必再俯身弯腰。不过那也很辛苦。跟着收割者的会是一辆骡拉或拖拉机拉的‘烟草卡车’。这些烟草卡车实际上是木轮子的木头小货车。它们在四角有木桩，四边用粗麻布来把叶子装在里面。”

我告诉他霍华德曾说起的在他手上的烟油，还有霍华德的母亲海蒂曾说起的烟草气味使她不舒服的事情。

“大多数工人抱怨树胶黏在他们手和手臂上的方式。那通常不会使任何人因尼古丁而生病，除非是湿的。”

海蒂曾说了对立面。她说为了避免气味，她和她丈夫在清晨去烟草田劳作，这时露水还在叶片上。

“另一种最重要的人是‘打环者’。他们在库房里工作。他们用棉线把烟叶绑在棍子上，它们接着被水平地放在库房的货架上，叶片从棍子上垂下，茎端向上。这也必须迅速地做完。打环者经常是女人——她们可能是佃农的妻子。并且那里会有‘传递者’。他们会把烟叶从烟草卡车上递给打环者。

“如今的某些人甚至会带着车轮拿走整辆烟草卡车，并用它们做咖啡桌。老式的烟草卡车只有咖啡桌的一半大小。它们被做的小是为了穿过田地里间隔的行。而且可能一辆卡车收拾的大约五英尺烟叶已经非常沉重，足够一个人来处理。烟草，在它被烤制前，是很重的。

“打环者会收到五六片烟叶，茎端对着她，在她的左手里，借助几次迅捷的动作，缠绕并确保茎端在一起。接着她会轻弹这一捆”——他做了一个手势，不过他正在描绘的事情不容易仿效——“这样它跨在烟草棍上并且挂在那里。叶片不从棍子上掉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几片叶子掉下并且落在它们下面电镀的暖气钢管上，它们可能引发一场火灾，整个库房可以在十五或二十分钟内烧毁。”

“那会经常发生吗？”

“烟草库房着火并不罕见。在生长季节你会看到一两个库房被烧毁。”

他回到对烟草中不同岗位的谈论。接着他说：“一种特定的社会分层产生。所有者的儿子和女儿们成为城镇男孩和女孩。佃农的儿子和女儿们是乡村男孩和女孩。我们一起上学。我真的钦佩这些乡村男孩和女孩，因为他们比我工作得更辛苦。”

我问及机械化的影响。他的回答是出人预料的。

“去掉大部分艰苦劳作的技术创新也去掉了烟草的一些品质。现在不再用‘手’打结。叶片在密集库房里被夹在一起并烤制。”他把单词“密集”拼给我听，仿佛这个词本身包含一些新方法的粗劣。“烟草不再分级。烟叶被放在帆布里出售。”

他对烟草态度的很多模棱两可显露在对新方法的厌恶表情里，那节约了人力却对烟草有害。我那样问他。他没有拒绝它。

他说：“那是一个谜团、一个悖论。对此我有一定的共鸣，整个烟草业务，它接近于文明本身的悖论。这种本质上有毒的物质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具有如此多有吸引力的方面——一种对于它形式化的季节性轮转，茎秆在秋季被切割之后，留下梳成平坦犁沟的土地。那具有烟草市场的场面，一堆堆金色的芳香烟叶被卖到真正可观的金额。”

吉姆·爱泼怀特的妻子同样来自于一个烟草家族。他们最近谈论过烟草，他说，他的妻子说从前仅仅从观察一把烟叶就可能分辨谁用手打的结——打环者的打结风格是那么个性化。

“烟草是一种使得南方在一段非常严峻的经济劣势时间里从全国甚至从海外引来现金的产品。没有其他农作物每亩地可以挣来那么多钱，并且对耗费的努力的回报是暴利。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不知道他将要成为一名诗人的诗人，这个产品是一种民间艺术及其非功利性肯定引发我的好感。烟草的最终使用是作为一种社交姿态。从产品到消费品，它是一种风格承载的媒介。生活方式已经转变。我不认为南方绝对需要再生产这种有毒物质。

“我把烟草视为一种过去生活方式的旧约圣经式的方面，一种传统、保守、堕落的世界，一个由原罪标记、在其中烟草是一种象征的世界。”

我问他的家庭成员是否抽烟。

“父亲抽一点儿。不多。那是悖论的一部分。工人们大部分抽烟。两名在我青年和成年期间在家族农场劳作的佃农死于肺癌。”

那些死亡令他担忧。在我们初次会面时，他曾有感情地谈及他们，几乎就在他向我展示在去教堂山的老路上的烟草田的同时。但是，正如一直在他话里的，这种毒药有另一面。

“某人可以争辩，任何成功的农业经济都有烟草种植的大部分方面。它所不具有的是烟草具有的手工艺、分级、芳香以及通过拍卖出售的品质。品质的问题，由颜色、气味和口味决定，对烟草极其重要。对于葡萄酒，有地区的特异性，而烟草处在一种类似的感官中：对于烟草也有地区的特异性。”

他说在他房子里有某些东西想要展示给我，但是他忘记了。“一块来自我家庭农场的烟草库房的墙板在我客厅里。天花板的横梁是库房里的标杆。”

不过我曾注意到端墙上的厚木板，对角放置的宽木板。

他说它们是松木做的，经过多年烤制过程的热量已经变得那么坚硬，以至于他不得不用电钻才能把钉子打进去。

“当过滤嘴流行起来时，这个行业在其要求上转变。经典的香烟是未过滤的‘好彩’（Lucky Strike）、‘契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或‘古金’（Old Gold）。那是公司想要用最完美烟草做的香烟类型，最完美、柠檬色、‘淡色叶片’的烟草。当过滤嘴开始流行，他们想要一种更浓厚的烟草类型，颜色不淡，品质不用一样好。于是种植最淡色的金色叶片的溢价减少了。整个生产模式已经由于不同的需求类型降级，并且最千真万确的是由于变化的种植实践。化学品被用来限制吸根生长并人工地增加叶片的体积和重量。它被称为MH 30。它在北卡罗来纳州得到发展。当然，烟草不再支撑一样多的人在其机械化的方面。从前，烟草种植会支撑整个乡村的人。那是奴隶的农村后代们、不拥有自己土地的南方白人农民还有地主们的首要现金来源。如今很简单就有了多得多的钱，烟草的重要性降低了。”

他的过去或多或少被摧毁。不过正是这个过去给了他对他现在生活的景观的观察——尽管可能没有任何风景像初见那般。

“我现在能够写关于杜勒姆县的风景。不过我认识到那在部分情况下是因为，这风景已经由于在这片土地重新被树木覆盖之前、我仍旧可以在那里看见的一种更古老的农业经济的痕迹而产生的想象历史化了。

“一片南方田地，如果你放任它，它会在金雀莎草中生长，不出几年，松树幼苗会向上挺立，散布在金雀莎草丛中。在二十或三十年之后，它又变成了林地。”阔叶树接着在松树的掩蔽下生长；再接着阔叶树杀死了松树。他生活在一片八十到一百年树龄的次生林景观中。“不过在有些地方，旧的农场仍然在那里，就像海湾里偶然冻结的小波浪。它们是几行由一些农民种植的最后农作物，或许在上个世纪，或这个世纪早期。在树林深处，你可以看见倒塌的烟囱，以及在春天黄水仙仍旧会回到曾是家庭花园的地方的空地。在某些地方有几块旧的墓碑。几棵带有从被刻入树皮的地方仍旧可见名字和日期的山毛榉，那是在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一年或一九一四年。这是在我们曾谈论的变化——电气化、道路、汽车——将要开始的那段时期前后。”

每段历史都由小废墟以及小废墟的景观所标记——当我跟着霍华德在复活节南下，看见离这里不太远对他来说是家乡的地方时，这曾是我对美国南方的最初印象。

吉姆·爱泼怀特说：“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风景对于我总是一种过去的风景。在我父亲和祖父之间的我自己的生活里有这种分裂。我祖父出生在南北战争年代的农舍，他在我脑海里总是跟农业经济相联系。我父亲经营一个加油站，相信进步，有几年还出售过电气设备。他总是很匆忙。我祖父从不匆忙。

“在我祖父的房子里，就在我们房子的路对面，我们参加标志农事年的仪式场合。我祖父对我来说代表一种永恒。他有一个包装库房——就是他们包装肉食的地方，是他们熏制火腿和肩肉的地方。而且他们做像熬猪油、做香肠之类的可爱事情。非常艰苦的工作。但是正式的，因为人们与驱使他们做事情的需要直接接触。猪必须在冬季非常冷的一天里被宰杀，否则猪肉会变质。玉米和豆子必须在它们成熟的时候装罐，否则它们不会持久。”

装罐

在有像桶一样大的锅的厨房里

起皱围裙和皮肤带着水汽。

猪被绑在十二月的木材上。

它们的血像寒冷中的幽灵一样蒸发。

“人们有这种浪漫精神，但是当人们看着它时，会发现它不是一种虚构。它确实存在。离我祖父的这间农舍四分之一英里远是一片墓地，在那里我祖父母跟其他一些人葬在一起。”

“烟草”这个词被认为来自多巴哥，特立尼达的附属或姐妹领地。在“弗吉尼亚”在英国成为指称烟草的单词之前，烟草有时候被称为“特立尼达多”，以特立尼达岛命名，自从它被哥伦布在一四九八年发现以来，一直是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烟草是当地印第安人的一种农作物。但是在一五一九年至一五二〇年侵吞墨西哥以及十五年后侵吞秘鲁之后，西班牙人只感兴趣于金和银；他们对烟草不感兴趣。是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前往特立尼达装上了烟草。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特立尼达很难同时有超过五十个西班牙人。

帕里亚湾，位于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之间，是个大避风港，几乎总是停满外国船只。一位英国探险家和外交家托马斯·罗伊爵士[3]（后来作为詹姆斯国王的代表前往位于印度阿格拉的莫卧儿王朝），某一年来到帕里亚湾，看见十五艘英国、法国和荷兰船只“运送烟”。另一位英国官员汇报烟草贸易可能迟早比所有西班牙来自美洲的金银更有价值。

然而，这项贸易是非法的——即使农作物是在西班牙总督的同谋下在特立尼达生长的。在西班牙法律下，只有西班牙可以跟西班牙殖民地贸易。西班牙海军偶尔会对帕里亚湾里的外国闯入者发起扫荡；而被捕获的外国船长和海员可以被当场绞死。印第安烟草田——跟我会在北卡罗来纳看见的一样，烟草是一种需要那样被悉心照顾的农作物——被铲平；在三百年里本地印第安人口和烟草从特立尼达被肃清的过程的一部分。

英国在一七九七年夺得的（没有开一枪）这座岛是一个甘蔗奴隶殖民地。在大英帝国一八三四年废止奴隶制之后三十年左右，印度人基于契约从印度被带来，为的是在甘蔗庄园里劳作。正是甘蔗给了农村印度人社区的生活以节奏。烟草不再是一种本地农作物。

作为孩子被告知特立尼达曾经因为它的烟草而闻名，我原本感到难以置信，还有欣喜。对于我，烟草是富有魅力的，遥远的，来自英格兰（在极度奢华的密封罐里）或者美国（在柔软、芳香的玻璃纸小包里），某种来自《生活》杂志广告的东西。

她有一块胸牌在她的女装衬衫上：黑色塑料上的白字保拉，引人注目，还使你看见她几乎是平胸。她是在研究三角区的富人城镇之一里新开不久的一家色拉蛋饼“美食”吧的女招待。

她说：“你喜欢在午餐前要一杯鸡尾酒还是饮料？”它是一种形式。如她所说的一样，它完全不具有邀请性。她对于这些饭店的举止似乎跟几个月以来徘徊在饭店和酒店的我一样缺乏热情。“现在，让我告诉你我们的特色菜。”她机械地背诵了特色菜名。

在这次旅行的最初，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饭店里的这些吟诵期间，我常常微笑：这吟诵看起来讽刺，是一种在侍者和顾客之间的玩笑。但是这吟诵总是相当的严肃；侍者们正在做而且经常是顽强地在做他们被告知要做的事情。

保拉熬到她不得不说的事情的结尾。就在那时，出乎意料之外，怒气在她的声音里出现。她说：“我今天就离开了。”

“离开这家饭店？”

“在这次服务之后。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城镇。去威明顿[4]（Wilmington），明天。”

“你打好包了吗？你现在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就把它都扔到雪佛兰上。那些微型小车之一。像一辆平托[5]。”

“你不会租一辆友好[6]？”

“我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扔东西了。你扔掉再扔掉接着你发现还有东西想要扔掉。”

“你真的认为它们会都装进一辆雪佛兰里？”那已经成为我自己的小焦虑之一，有关旅行和酒店生活：打电话给行李员，清空保管箱，装上车，怀疑它们是否都装上了，在另一端是否会有一名看门人给这些大件小件搭把手。现在那么多书、报纸、文件和笔记本，那么多小包和袋子。

她说：“好吧，你瞧。我丈夫和我大概一个月之前差不多干了一架。他把一半的东西带走了，而我有，差不多，好吧，另一半。不过神给我力量来看透这些。”

“你打算在威明顿做什么？”

“彼得在那里。我打算跟他在一起。”

“你丈夫？”

“神创造奇迹。我去拿你的色拉。”

当她拿来色拉时我说：“友好的人在这里有一个停车场。我昨天看见它了。”

“我们有很多账单。我想先把那些付清。那会全部放进雪佛兰的。”

“账单。我明白。”

“那是我们经常为之干架的事情之一。他已经付了一些。还有一些他痛快地拒绝付。”

“他为什么那样做？”

“确实如此。他说他得救了。就像我。”

“你得救了吗？”

她的声音颤抖着。“哦是的。但他，大概，不是。如他们所说的，在耶稣中成长。”最后的话语，以及语气，暗示她有点儿在嘲笑她正在谈论的事情，或者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就像关于特色菜一样，她正在严肃地说。

她穿着便宜的牛仔裤，一种鲜艳的刚出厂的蓝色。宽大的蓝色衣物下面的身体是瘦弱的。在她脸上有很多南方的妆容：大的有色眼镜下面和纤白的脖子上面玫瑰红色的面颊。带着乡下口音的早衰的小个子女人：所有的弱点和吵闹，所有生存的意志，包含在那娇小的身体里。

她端来了乳蛋饼，由于长时间的暴露它显得不新鲜、粘湿、看上去没有光泽。

她说：“我们总是争吵，每天干架。他会想走，然后我会乞求他不要离开。”

“你们结婚很久了吗？”

“三年。”

“你不认为你会找到其他人吗？”

“我害怕一个人。不过这次神给了我力量。我没有请求他留下。我让他走。接着神在我们两个心里酝酿了奇迹。”

“你怎样得救的？”

“我刚得救。”

“你有牧师吗？有没有你正在追随的某个传教士？”

“没有像那样的事情。我有几年感觉我必须做某件事情。感觉如果我不做某件事情——”

“你会对自己不满？”

“不满。但是我感觉地球和宇宙或无论哪里的神都不可能对某个像我一样不重要的人感兴趣。我什么都没做。”

“没人给你建议？”她正在使用的很多词似乎都是由某个了解灵魂拯救的人放到她嘴里的。

“有一个牧师。”她给出了一个基要主义新教教会的名字，“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突然发生在我身上——我发现自己在一次仪式期间走向圣坛，而且我说了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我得救了。那时我只是感到上帝对我的爱。之后我遇见了彼得。”

“他已经得救了吗？”

“他在我之后。当我告诉了他这件事情之后。不过撒旦用一个前男友来诱惑我。”

“在你结婚之后？”

“在我结婚之后。那是彼得停止付账单并且开始找什一税的麻烦时。开始到处找麻烦。我们干了几架。”

“当撒旦诱惑你时你堕落了吗？”

“只在我的脑海里。”

“你遇见这位前男友了吗？”

“不，从没有。他对我不感兴趣。他从不想要我。那是个麻烦。”

“这位有吸引力的前男友出现说明了什么呢？”

“我不能够说。我不知道。它就是在那里。撒旦的诱惑。”

“我可以看见你丈夫会变得怎样不高兴。”

“我不是在责怪彼得。但是什一税和账单，尤其是什一税——跟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在上个月当他走时神给了我力量。我没有在他面前跌倒，抱住他的双膝，请求他不要离开。我就是有这力量。我不知道我将要做什么，什么将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只是感到神给我的力量。而现在它还可以。”

“你多久祈祷一次？”

“每天早上。大约二十分钟。”

“在你脑海里你讲给神听吗？你感觉你必须做某种身体姿态吗？你跪拜吗？”

“有时候在脑海里我给神讲。有时候我大声对他讲。”

“你享受这个过程吗？”

“肯定的。而且这些祈祷得到回应，就像彼得和我再次来到一起的方式。那就是祈祷。那就是神。不过他只在它们是遵照他的意愿时回应祈祷。”

“你怎样知道什么时候它们是遵照他的意愿呢？”

“我曾经祈祷得到我的前男友。但那是违背神的意愿的。”

“什么时候你祈祷得到你的前男友的？在你得救之后吗？”

“在我得救之后。”她无拘束地笑着。

“你现在爱你的丈夫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正去他的身边。我爱他。我爱他。神在我们两个心中孕育奇迹。”

“你的前男友呢？”

“我已经宽恕他了。”

或者她说的是已经忘记他了。

撒旦和神为了保拉的灵魂争斗，保拉自己不对她感情的活动负责，无助，只能挑选拯救和请求神显露他的意愿：一种中世纪的混沌观念，人的孤独和无助，以及拯救的必要性。但是这并不是以中世纪世界的瘟疫、疾病和贫困、君主的专断和穷人的谦卑为背景的。我们在研究三角区的一个城镇；这种文化的场景是对所有人的迫近可能性的美丽、奢华和感官满足而言的充裕和选择，个人（只要作为消费者）至上。

充裕和选择甚至是这家小餐馆的主旨，在这里有非常大幅的面包条、麦穗、光洁玻璃杯里半透明红葡萄酒的彩色照片挂在墙上，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保拉忠实地背诵着特色菜名。

“你多大？”

“三十二。”

“我以为你要更年轻。”

那是事实。蓝色牛仔裤胯部以下之字形的橙色线条在款式上透露出的，是比引发性欲的图案更多的一种新手的尝试，在下面的身体缺乏经验、易受诱惑的一种信号——那实际上是三十二岁女人的资本和责任的身体。大的有色眼镜遮挡了她的双眼；眼镜下面浓厚而闪亮的南方妆容隐瞒了她面颊的肤质。她就像乔装打扮的某个人。

她说，用南方的方式：“谢谢你！谢谢你。当我在经历这些时我看上去更老。我看上去什么都不像。”

我曾问吉姆·爱泼怀特，是否在从前乡村的人们不曾感觉迷失。他曾说：“在这里人们确实感觉迷失。需要形成一种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礼仪的生活的感觉——那是宗教有它所拥有的轮廓的一条理由。”

向东是一片小农场的土地，不是完全的乡村，没有大的城镇。玉米（或苞谷）田是高大和褐色的。现在快要成熟的烟草的厚大叶片是柠檬黄色的；在学习了一些有关这种农作物的知识后，我好像已经学会看见它的美丽。柠檬黄色，金色，“淡色叶片”，相对于其他农田的褐色和绿色：土豆或大豆的绿色，植株低矮接近地面，点缀着白色和紫色花朵，吉姆·爱泼怀特后来告诉我那应该是牵牛花。

到处都有旧的烟草库房，高大、方形、密封的结构，有时候在外墙上有绿色的沥青毡，沥青毡（最初想要保持库房尽可能的紧密，而现在大多被扯裂）由间隔紧密的垂直压条压制。压条和破败不堪的沥青毡有时候在远处暗示着结构磨损的旧库房。杂草和小树就靠着废弃的房子和农舍生长；藤蔓覆盖着烟囱；紫薇标志着车道和旧花园的位置。

小农田、小房子、小废墟、教堂、小镇，该州中部的高速公路让路给拥挤而危险的双车道马路——这片土地证明着人民的本性，独立的小农场主、在宗教信仰上的保守或基要主义以及在政治上的保守。

我曾被告知该地区的政治是“烟草政治”，小农场主政治，在这里，对烟草种植者持续补贴的承诺可以以某种方式同样被解读为对保留黑人在他们的地方的承诺。

不过教堂山圣经教堂的詹姆斯·亚伯拉罕逊牧师认为这种对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保守主义的嘲笑与轻描淡写是愚蠢的。

他说：“基要主义政治冲动总是在那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它被抑制，主要因为它不拥有大学的支持。在意识形态上，大学拔起它们的帐篷桩，转移到另一边。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神的世界观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公认的唯一现实是物质的，可以被衡量和科学地定义。他们重新出现——基要主义者——主要因为他们已经看见或感到世俗社会的压力。

“那种北卡罗来纳州东部保守主义的一面被很多人认为是红脖佬的和下意识的。不负责任的——几乎是盲信的。无知的，缺乏我所说的三‘I’——智慧、信息和正直[7]。不过他们获得了一个更有力的证据。他们很容易被嘲笑，而且他们永远不会受欢迎。在他们有机会明确地表达他们代表的常识之前，我们的文化可能自我毁灭——对于一种基于极端自我和物质主义的文化来说。”

吉姆·亚伯拉罕逊——他在电话里通报自己的方式——来自中西部。他自己是一名基要主义者，他感觉他的圣经教堂符合在教堂山的一种需要。他的会众里有几位博士；他的教派正在扩大。当我去见他时大量的建筑工程正在继续。美国社会，他说，被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它不可能自由漂浮。近来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每三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是重生的基督徒。“有很多人。”

不过他有跟北卡罗来纳基要主义者的争论。

“我认为有强大的、合法的和几乎永恒的原则会一再的重现。但是为那些原则而奋斗的人们不能够如其所愿地明确表达它们。宗教右派似乎不理解左派或世俗知识分子信奉的世界观。他们倾向于把他们当作恨神者或异教徒而剔除。而且他们在了解怎样转化宗教理想为政治政策方面有困难。”

那也是伊斯兰教的问题——既然伊斯兰国家从未被它的创始人定义——并且在很多国家它成为对原教旨主义的推动：如何在一个剧变的时代知道真相并且抓住一个人的灵魂。

奇怪的是，在美国的一个遗留角落，或许是世界转变的马达，相同的问题会被提出，相同的对安全的需要。

不过没有人比巴里·麦卡蒂对他的信仰和政治更加有把握。政治和信仰让他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他只有三十三岁，不过他早已给人留下了一些印象，而且密切注意该州政治事务的人把他视为新一代新右派领袖之一，他们的时代将在十或十五年里到来。

他的培养是在神学和辩论上的。（就像在穆斯林国家很多原教旨主义领袖的培养：两种相反的文化再度巧妙的会聚。）他一九七五年在罗阿诺克（Roanoke）圣经学院取得第一个在圣经里的学位；一九七七年在阿比林基督教大学[8]完成演讲和修辞的硕士学位；一九八〇年在匹兹堡大学[9]获得他的修辞和辩论的博士学位。一九八〇年起，他成为在他母校的演讲和辩论的教授。

罗阿诺克圣经学院是一个基督会机构。它位于伊丽莎白市，一座远在东面海岸线上的城镇，距离罗利将近两百英里，研究三角区的美化松林地景观。

越过乔万（Chowan）河，高高的天空下的三角洲土地，早已没有山丘特征的土地变得平坦。阿尔比马尔湾（Albemarle Sound）（它作为名字我一直不知道直到那个时刻）给出了北卡罗来纳海岸的一种宽阔、大陆性的感觉，致使我对以前关于它的无知有部分的遗憾，也使得我想再次前来并在那片空旷里停留一天。那是易于想象早期探索者的激动、发现他们自己在一片真正的新大陆的区域之一。

巴里·麦卡蒂的办公室在一座世纪之交的木制建筑顶层的小房间里。一面墙上有里根总统和杰西·赫尔姆斯[10]参议员亲笔签名的装框彩色照片。那些照片下面同样装框的是巴里·麦卡蒂作为一名一九八四年在达拉斯召开的共和党大会的代表的各种入场券。一个年轻的政治家的珍宝。他还把我的注意力引到平放在另一面墙上的旗帜上：一面有两个红色长块和一个白色长块以及在蓝底上形成圆圈的七颗星的旗帜。他问我是否知道这面旗。他说这七颗星提供一条线索。我不知道这面旗。他说是星块旗，南方邦联的第一面旗帜。

他是一个矮壮的男人，冷静，自制，脸呈粉色，戴着眼镜。他穿的西服看上去非常整洁，像他的办公室、他的书架、他的照片、他的文件一样。他看上去像一个来自小城镇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不像一个政客，不像一个急于站出来的人。

他非常崇拜杰西·赫尔姆斯。在电话里，试图说服我完成到伊丽莎白市的两百英里行驶，他说（仿佛那足够成为对我的回报）：“我们是这里的杰西支持者。”

我问他一名杰西支持者是怎样的。

他说：“那意味着一名会投票给杰西·赫尔姆斯和像杰西·赫尔姆斯的人的保守的北卡罗来纳民主党人。他们代表旧南方的保守价值观。对神的信仰。对有限的政府的信赖。对自由企业的信赖。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概念。”

在那些原则范围内包含了所有他的政治、所有的保守计划。他向我展示，在一次为参议员准备的晚餐上他为赞扬杰西·赫尔姆斯而做的一次演讲的正文——用打字机以大写字母打出，带有手写的修订。演讲开始，“这是我短暂生命里最大的荣幸之一，被邀请来向你们介绍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接着非常快速地，在给予参议员赞扬并批评他的敌人的同时，演讲勾勒出有关税收、福利、政府开销、教育、共产主义等方面的保守计划；并且用自由和宗教把它组合在一起。

在演讲中有一个关于参议员的故事：“在某个场合我跟他在一起，他为了过夜而入住一间酒店。服务台后面的女士问参议员他是否有信用卡来支付他的房费。他转向她并说：‘小姐，我就快要带一条响尾蛇在我的口袋里了。’然后付了现金。”

有关参议员和信用卡仍旧是真的吗？

巴里·麦卡蒂笑了。“他现在有一张。不过那是某个对自己的财务谨慎的人的心态。”

一九八五年，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提名巴里·麦卡蒂为四年任期的州社会服务委员会主席。

“我们一直在尝试引入‘工作福利’概念取代福利。工作福利的基本概念是有能力工作的接受福利者被要求为了继续能够接受他们的救济金而工作。是南方工作伦理的一部分。

“你肯定记得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里多数是南方人。在这些海岸上第一个说英语的殖民地是在一五八四年由沃尔特·罗利爵士[11]在罗阿诺克岛创建的——离我们所在的地方不到六十英里。它被称为‘消失的殖民地’，因为沃尔特·罗利建立了这个殖民地，下一次给养船来找它们，它们却消失了。”

（不过沃尔特·罗利爵士在那时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开始对黄金国[12]感兴趣。在一五九五年，他用大部队袭击特立尼达岛。他消灭了半饥饿的小股西班牙驻军，抓住了西班牙总督，一个花自己的钱寻找黄金国的疯狂的老兵。罗利想要特立尼达成为他寻找黄金国的基地，想要劫持西班牙总督作为他的向导；并且他想要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在奥里诺科河[13]三角洲——的印第安人成为他的帮手。他带着印第安人回到英国，向人们证实他曾去过的地方；在同一年，一五九五年，他写了一本名为《发现广袤、富饶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书，里面暗示他曾发现黄金国及其金矿，但没有实际声明他找到了。他谈到一个英国-印第安人的南美帝国，罗利亚那。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曾激怒当地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人，但是他对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被西班牙人镇压。在一六一七年，跟他二十二年前驱逐的西班牙人一样疯狂的他从伦敦塔被释放，去寻找他曾谈及的圭亚那金矿——他从未见过，也并不存在；他的儿子死于这次欺骗性的探索；罗利为此不幸责难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并迫使那位朋友自杀。那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罗利主要因为他自己的写作而闻名，仍旧是一位传奇的戏装人物——他穿着全套装束的精致挂毯挂在教堂山的卡罗来纳旅馆。）

巴里·麦卡蒂说：“这个国家实际上在南方开始。当你着眼于美国的立宪政府的指导思想，你会发现他们中那么多是南方人——杰斐逊、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兰多夫、麦迪逊父子。

“奴隶制在南北战争中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联邦政府在各州之上的权力。对中央权力同样的不信任、对个人权利同样的戒备使得开国元勋们转而要求权利法案，同样的精神事实上就是引致南方各州在导致南北战争的问题里抵制北方的东西。”

今天那仍然重要吗？

“这里有一个人——杰西·赫尔姆斯——相信联邦政府的权力应该被严格地限制。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政府应该是最靠近他的那个。政府变得更遥远，它应该跟个人的生活关系更少。”

“你从哪里获得自己对政治的热情？是通过你的父亲、你的家庭吗？”

“最初的影响可能是宗教。《圣经》说在人类社会里建立秩序和公正政府是必要的。”

“《圣经》说过吗？”

“《罗马书》，第十三章。在那里使徒保罗教导政府具有神的权威。”

（后来，在酒店里，我读了《新国际版圣经》的这一章。我认为它充满了重复和渴望，一个非常清楚地了解罗马帝国的权力并且不想他的小集团被压垮的人的作品。那不仅仅是“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保罗似乎正在捏造一种理论来适应他的目的。

“每个人必须使自己服从于执政的权威，因为除了神创建的之外没有别的权威。存在的权威是由神创建的。所以，违背权威的他就是违背了神所创立的东西，那样做的那些人会引来对自己的审判。因为统治者不会给那些行事正当的人带来恐惧，只会威慑那些行罪的人。你们想免于对掌权的那个人的恐惧吗？那么只要行善，他就会称赞你。因为他是对你有益的神的仆人。但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白白地佩着剑。他是神的仆人，一位愤怒的代理，给行恶者带来惩罚。所以，服从权威是必须的，不只因为可能的刑罚，还因为良心。这也是为什么你应该纳税……”

这篇使徒书可以被用来为任何事情辩护。看上去把“政府在人类社会里建立秩序和公正是必要的”的内情和盘托出的巴里·麦卡蒂的解释是一个信徒的解释。尽管那段有关税赋的训诫似乎违反某些杰西支持者的政治信仰。事实上，那一章整体可以说是与他有关政府的想法相反的。但我是后来读到的。我不可能在当时向巴里·麦卡蒂提出这些见解。）

他说，继续他有关罗马文第十三章的想法：“那教义暗示政府首要的功能是建立秩序，惩罚犯法者。”他继续，“但是在《圣经》里没有把诸如慈善的事情责令为政府的责任。他们肯定被责令为个人的责任，但从不是政府的。所以我有个人义务来给穷人提供食物、庇护和衣物。”

“你？”

“是的。穷人是尽我的力量来帮助的。还有另一个《圣经》信仰塑造了我对严格立宪政府的热情。《圣经》说我们是堕落的动物，人天生是有罪的。立宪政府为此提供补救的方式是人的集体权力被抑制和平衡。我相信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最基本的差别是自由主义者相信人的可完善性，而保守主义者不信。

“保守主义者相信人类是堕落的动物，他们的集体权力必须被抑制和平衡。看一看这个国家里的社会支出。他们的信仰——自由主义者的信仰——是，如果你给正确的人足够的钱，他们会消除贫穷。我不认为那将会发生。将会发生的是那些有所有权力和金钱的人成为国王，而且因为他们是人，在某些方面有罪的动物，他们会找到一种方式来滥用那些金钱和权力。

“我质疑联邦福利制度的特有伦理性。如果你饿了，我带你回家并给你吃的，那是善行，因为我选择了向你显示仁慈。但是当联邦政府为了赠给你而合法地通过税收来掠夺我，我认为是不道德的。”

他到目前为止在回答私人问题上没兴趣。他没有给任何他的想法提供一次个人转身。所以我不曾被满足他政治驱动的任何人类理解。现在我再度尝试。我知道他并不出生在北卡罗来纳，而是从亚特兰大来到那里。我问起他的背景。

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他有一份最新的生平梗概在他的文字处理机里。微笑着摇着头说对于像他一样的某个人使用文字处理机如何奇怪的同时，他坐到仪器前面，按下不同的键，不一会儿向我呈现了一段打印的文字。那是正式的，对于他的教育、他的职业经历、他的政治生活以及他作为基督会牧师的生涯的描述。

我把这张纸跟他提供的其他文件放在一起，并问他父亲做什么工作。

“我父亲是一名消防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服役于美国海军，在我生命里的最初十一年，他作为一名消防队员在佐治亚州东点（East Point）——亚特兰大的郊区——工作。然后，在一九八一年，他去世的那一年，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安全工程师。

“第一次我在教堂的时候只有两个星期大。我碰巧来自在礼拜时使用音乐的教会分支。我们的人不拥有加尔文教派的信仰，你必须看见某种奇迹般的记号才能成为基督徒。我们的途径是更加理性的。”

“你们有周末露营吗？”

“作为一名男孩我参加过基督教仪式的露营。”

“某人告诉我他发现那些露营很无聊。”

“我童年时期最开心的回忆和友谊来自我在基督教露营中的经历。”

他十八岁时，从亚特兰大来到罗阿诺克圣经学院。他是在他家族历史中第一个有学院教育的人；他当时开始的这门课程就像他家庭信仰的延伸。他自豪于从匹兹堡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当我问起他取得那个学位的科目——修辞和辩论——他说：“我发现我被思考和演讲的基本技能所吸引。这些恰恰是关于生活中任何领域的努力的两个关键点。”

我告诉他有关我曾在纳什维尔见到的基督会的情况。像我曾遇见的那两个人一样，他有怀疑吗？

“我已经发现无论何时我怀疑信仰，我总是能够发现证明而不是否定我的信仰的证据。我不认为我到过一个曾有任何危机的地方。那是一种终身的成长过程。随着学习越来越多有关科学的内容，我发现世界是一个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现象，这坚定了我的信仰。”

他是否感觉教会做出了太多对人的要求？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对基督教精神的真实承诺变得越来越艰难。然而，我不认为那种意见可以被用来决定基督教精神是否是真实的。”

我问起这个地区的基督会力量。

“通过一名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亚历山大·坎贝尔的努力，运动在十九世纪早期开始。坎贝尔说他只想成为一名基督徒。坎贝尔生活在西弗吉尼亚。从那里运动向西和向南发展。”所以它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是相当新的。基督会学院一九四八年在伊丽莎白市创建。“旨在为东部沿海地区提供牧师和基督教领袖。”

那是一组给人深刻印象的建筑物，在巴里·麦卡蒂所说的这座城镇最美好的部分占据了两块住宅区。大多数建筑物是世纪之交的木板房。学院还在道路对面帕斯阔坦克（Pasquotank）河边买下了十八亩地。那是一个印第安词语，巴里·麦卡蒂说，意思是“水流分开的地方”。他说起那个的方式使我感觉他对于这片壮丽海岸上的印第安往事有着某种浪漫的感情。不过那并非如此；他从《北卡罗来纳州手册》获得有关帕斯阔坦克的事实。两座砖砌的宿舍楼近来在帕斯阔坦克土地上被建起。在学院里现在有一百六十名学生。在五年内，这所学院希望有两百人。

所有他的职业生活在宗教及相关事务中度过，而且他没有感觉枯燥。

“我发觉基督教生活是一种冒险。了解神并且在使他为别人所知中的分享是任何人可以驱动自己的最伟大追求。我的看法比大多数人更严格。我承认。”

我请他描绘这个地区的人民。

“这里的大多数人是非常传统和保守的。他们应该是基本的欧洲血统。”

“苏格兰人，大部分的？那是他们告诉我的。”

“不是苏格兰人。大多数人不可能记得那么远。他们是十足的美国人。美国南方人。你可能会听到的习语之一，或者在保险杠贴纸上见到的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承蒙天恩的南方人’。这个地区的人民为成为美国人和南方人而自豪。他们是小农场主，很多人有一百或两百亩地。其中一些是渔民，一些在旅游业工作。没有很多重工业。人们在这里比在罗利或夏洛特更依赖于土地。我喜欢小镇氛围。我成长的郊区有非常浓郁的小镇特色，在那里你了解你的邻居，他们也了解你。”

“你感觉这里的人跟城里的人的区别是什么？”

“作为某个从美国著名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很可能有雅皮士社会成员的资格。不过我对于南方文化的旧有价值观很尊敬。挣钱在我生命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事。这里的人忠诚于在利益喜好之上的原则。与城市的基本区别是物质主义。城里的人更专注于事物而不是想法。这里的人钦佩政治家、有原则的人。”

“但是他们喜欢人民去关心他们的经济利益吗？”

“赫尔姆斯对个人回归故土为自己谋生的权利更感兴趣。小农场主，小企业家。”

但是这些小农场怎样可以持久发展？烟草行将消亡。

他赞同。他自己并不喜欢烟草补贴的概念，并且他认为大多数农场主接受烟草行将消亡的事实。“我知道很多在北卡罗来纳的人并不单单通过务农来谋生。你会发现成为农场主和木匠、农场主和技工，或者农场主和其他什么的人。或者他们会务农和伐木。我现在没有木材炉。以前，我会从一个夏天务农冬天伐木的人那里买木柴。普通人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口语化的短语是‘向东’——并不富裕。他们是劳动阶级人民。”

那他们的未来呢？

“我并不处在一个预言小农场未来的位置上。但是我会做两个观察。其一是那些曾在这片大陆——美洲——劳作和谋生几个世纪的简单得体的人。我把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大多数人看作拓荒者的后裔。从荒野中开拓出这片土地的人通过简单实在的劳动开始了生活，没有一个庞大的联邦制度照顾每个人——在罗阿诺克岛上和后来在詹姆斯敦的人。

“其二是这些在这里劳作的简单实在的人并不像他们看上去的那样远远落后于时代。他们跟在芝加哥、纽约或亚特兰大的人看相同的电视节目。他们中的很多人送孩子去教堂山、范德比尔特或罗利的学校。我正在说的，是现有的保守主义和价值观是出于选择而保有的，而不是通过对现代世界所提供的东西的忽略。它们是永恒的价值观、持久的价值观。

“而且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你谈论未来，就是在谈论某种只有神确定知道的东西。这些人非常了解神。”

“你怎样描述你的对手？”

“相信政府有全套解决方案的人。”

“在当地？”

“在这里很难找出极端自由主义者。”

“描绘一下这个地区吧。”

“它是旧有南方价值观仍然盛行的地方之一。它是一片美丽的土地，绿色，水系密布。它是一个人们靠近土地生活的地方，甚至对于那些不依靠农场生活的人而言也是如此。有很多喜欢水的人。这里有钓鱼、捕猎。土地肥沃。”

大地之美，户外生活——之前我从很多类型的人那里听过它。

巴里·麦卡蒂本人就是一名猎手。他猎鸭，正期盼着猎鸽季节的开始。没有我的任何提示，他讲起他对有关枪支的联邦法规的愤恨。他完全持有保守的思想，甚至对于此，它最令人迷惑的方面：拥有枪支的权利。

他说：“自从跟你谈话起，还是第一次，我发现自己几乎焦虑于如何阐述关于枪支的这种态度。”我喜欢那种“几乎焦虑”：它可能来自于他在演讲或修辞方面的训练。他继续：“南方人经常被描绘为提枪的红脖佬、种族主义者，据说一个真正关心他拥有一支枪的权利的南方人真的是一名三K党的成员。这与我们早先有关权利法案的讨论有联系。在第二章里表明，人们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应该被侵犯。我认为你会在南方人中发现，既然他们珍视所有他们的宪法权利，他们也珍视保存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我会与我的邻居们和平相处。但面对一名入侵者，我会毫不犹豫地保护我自己、我的妻子和家庭。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把枪是开化的人面对一个未开化的人的最后防线。”

我说我曾在密西西比听说普通人的狩猎土地正在缩小。相同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吗？

“还没有。世界持续改变，我们必须适应。你必须准备好保护你生活的方式。有某些从未改变的价值观存在。”

“但是物质世界改变了。”

“是的。我过去经常用钢笔写字。现在我用文字处理机和计算机。”

他是怎样保护他生活的方式呢？

他打算付钱让他的孩子在一所私立基督教学校受教育。花费是每人每月一百美元。对于三个男孩来说是昂贵的。“但是我们会那么做。”这引向了他的其他观点，“过度税收是对我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

我被他的热情和率直触动，我把教堂山圣经教堂的吉姆·亚伯拉罕逊曾对我说的有关宗教右派的内容向他读了出来。他们是，他曾说，容易嘲笑的人；但是他们代表一种必要的常识。

巴里·麦卡蒂的目光在眼镜后面变得柔和。他对我宣读的内容感到惊讶和欣慰；他不曾期盼这种程度的理解。他的话开始有哲学意味。

“直到十七世纪，西方文明基本上是基督教的。在那种世界观之内，宇宙和在其之内的一切，包括人类，才有意义和目的。在现代观点里，世界只是一件又一件该死的事情。一种可怕的世界观。根本上人类不能忍受的一种世界观。它不可能持久。它会摧毁它本身。

“当你观看的荷兰大师的作品是通过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传播的画作时，产生的世界观是属于由神创造并在神的掌控中的世界的。在这个世界里，个人拥有自由和尊严是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这就是为什么伦勃朗会费心画一幅清理鱼或切一条面包的女人的画。因为这个女人对神有确定价值——她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

容易嘲笑，像他自己的保守派吗？不过他念过一所重点大学，他说；他曾攻读哲学；他了解现代世界。人们知道他的情况。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感觉某个人，曾看见新世界却不再考虑它的人，是让人害怕的。”

一分钟前曾变得柔和的目光又锐利起来。我感觉到——相当突然地——在他身体里，在得体的衣着和正确的举止里，有一团火。

当我们在电话里交谈来安排我们的会面时，我曾请求他考虑某些他可能在伊丽莎白市向我展示的有教育意义的或有启发性的东西。他没有忘记。在我们会面的最后，他带我去看法院广场里的邦联纪念碑。它是在一九一一年由邦联女儿会的当地分会竖立的，这个分会，他说，或许不再存在。他展示了纪念碑：柱子（暗示大量制造），士兵在顶端。他对此没有多说什么；在我瞻仰时他什么都没说。接着就是开车送他回圣经学院的时候了。

我问他有关伊丽莎白市黑人的情况。他以对他们的迷惑和遗憾来讲。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南方的工作伦理，他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价值观和日常生活方面是保守派。但是他们不投票给保守派；他们给黑人候选人投票。

那是漫长的一天，也是一次漫长的驱车返回之路。离伊丽莎白市大约五十五英里，在一条狭窄拥挤的道路上，有一起样子可怕的交通事故：一辆车撞毁了，另一辆翻车了，人们跑向出事地点，接着传来一辆正赶来的急救车的鸣笛声。

我的思绪留在那里一小会儿。仅仅在大约一天之前，我看见巴里·麦卡蒂以向我展示他办公室里的星块旗来开始会面；并且以向我展示邦联纪念碑来结束会面。

往事转变了，提升到真实的历史之上，提供了一种几乎是宗教信仰的象征主义：碰撞在一起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我曾被告知北卡罗来纳的保守派用代码说话。这代码有时候是易懂的，“烟草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小农场主对政府资金的请求。但是在这片小农田和小废墟的平坦土地里，还有某些情感埋葬太深难以用言语表达。

吉姆·爱泼怀特一天带我去看他在威尔逊县、位于他所说的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烟草区域中心的家庭农场。我们先去了这个县的主要城镇威尔逊。它离农场十英里——我从诗里和与吉姆的谈话中知道那距离。

威尔逊是一个比我期待的更殷实的城镇。我们开车通过的居住区看上去富裕和稳定，有缩在树木繁茂的花园后面的大房子。从前，在威尔逊的钱大部分来自于烟草市场。在这个城镇工业化的另一边（我们在下午回来的路上驶过那一边）有烟草仓库。

我们在一家超市停下来买午餐用的坚果和水果。结账通道里在我前面的是一个拿着几罐啤酒的醉醺醺的年轻黑人。他已经南方式的缓慢的语速因为醉酒而变得更慢，他似乎在窃窃私语而不是讲话。收银员是一个白人女孩，似乎没有察觉什么，她拿钱并找零后，恰当地说了超市惯用语谢谢。当我们走出去时，前场看上去缺少吸引力：超市推车、垃圾、一些闲逛的黑人。那不是一个可以在里面享用汽车快餐的地方。

吉姆说：“我们要去农场。”

我们跨越了铁轨。它曾经分隔白人与黑人城镇。那里仍旧有一座美铁车站；还有本该是城镇的白人区的老酒店。就像在一个简单的电影布景里的道具安排：车站、铁路、小酒店。

“旅行推销员会暂住在这里。”吉姆说。

“什么样的生活。”

“他们中的一些应该喜欢那样。”

铁路另一边，在仍旧是黑人城镇的地方，有盒式房屋，跟活动房屋一样狭窄，肩并肩紧紧靠在一起。有大房子的威尔逊似乎已经很远了。

去农场的十英里走得非常快。到处都有废弃的烟草库房，在一片田地里有时候一共有三四座。在我为农场准备好之前，我们已经拐下了道路，停在一座两层楼老式木屋和许多白铁皮农场建筑中间的净空间里。院子里有两辆稍有点儿年纪的汽车：院子金属质感的一部分。路对面是与农场连接的田地。

吉姆曾告诉我有关家庭住宅和农场、有关搬家去附近的小镇斯坦登斯堡、有关佃农家庭和黑人雇工的故事。但是我没有全部听进去。我被所有听说的事情弄糊涂了；我们停在院子里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认为在老木屋里的应该是吉姆的家；我把佃农看作一种受雇者。

当吉姆下车走向房子，我打开我的坚果罐，把橙汁倒入纸杯里。一只手拿坚果，另一只手拿橙汁，用一只胳膊把超市橙汁纸盒竖直地夹在我身侧——那就是我的样子，当一个快五十岁、皮肤白里透红、穿着深蓝色裤子和格子衬衫、戴着眼镜的笨重男人微笑着出来走到车旁的时候。

他带着一定的自信说：“我是迪伊·格莱姆斯。”

我很了解这个名字。他是在诗《怎样收拾一头猪》里庆祝的男人。他的言语、他在烟草中的生活已经被转变成诗。

他等着我挪动身子下车——他已经被告知我要来。但是我被堵住了，打不开车门，而且找不到言语来解释。他变得窘迫，说了某些我不能听清的有关“吉姆先生”的话，向后退了一步。

最后我说自己读过有关他的诗。

这使他高兴。他说曾有读过诗的人想要他做一些菜。

只是在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我才理解，事实上我以前听说过，佃农迪伊·格莱姆斯住在老爱泼怀特的家庭住宅里——吉姆的圣地之一。

它屹立在今天，楼上走廊用栏杆围住

狭小的窗户前，他们古老的玻璃

竖立并向着干净的犁沟开放。

他们手工吹制的窗格玻璃不完美地显示线条，

仿佛自南北战争以来幻影般的热量

印刻了涟漪。

在主楼和是一座分离建筑的厨房之间，有一条宽敞、有屋顶的过道，一条“风廊”，两边有开放的隔板墙。（从前应该没有隔板，吉姆说。）我们最后就坐在那里，尽管迪伊·格莱姆斯原本希望我们进屋享受空调。

他的谈话——对我来说不太容易听清：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另一边而且还隔着一些距离——是有关干旱的。那里总是不下雨。他已经尝试挖一口井，但是发现没有水。他的谈话也与一位邻居丹有关。丹有一个灌溉系统；这个夏天丹已经放水三次。丹还有一个机械式烟草收割机；几年前那曾花了他三万五千美元。丹从那一天起“种植”烟草，使用机械式收割机采摘成熟的叶片，接着让他的人在烤制库房里“种植”烟叶。

他谈起这座房子；他曾被告知我或许也想看一看。他说有关这座房子最值得注意的东西是它如此多地被用木桩钉在一起，甚至是风廊的椽子。他带我们进屋里。房子比人们从外面想到的更宽敞。地板有一种坚实的感觉，没有木房子里中空的声音，没有共振。前屋比例优美，几乎是正方形的，十七乘以十八英尺，而且很高。再到外面时，我们打量着房子各边上的砖砌烟囱，以及两条路对面的田地的有围栏的门廊。

吉姆说：“它是一座可爱的老房子。在其朴素的本地样式里高贵的房子。我尤其喜欢高大的窗户。尽管我事实上从未从上门廊眺望田地，但它似乎对我来说是一个有利地形。”

烤制烟草的密集库房是在开放式院子的另一边。三四个并排竖立，像小号的移动房屋。里面的热量是电力产生的，库房周围的空气闻着有热的绿叶气味。当迪伊打开一个库房的门，溢出的气味非常热并且腻得让人有点儿倒胃口。货架上靠外的早已呈褐色的叶片是破碎的。迪伊说这是由于每次他打开门看时更冷的空气穿透了它们；更里面的叶片会更好。

在包装库房里——在那里烤制后的烟草在被“清理”（考虑到湿气）以免变脆而碎掉之后就已储存——我们看见这一年可怜的收成。在大片空间里，只有几捆用粗麻布包裹的金色烟叶。这里有一种温暖、醇香的气味，地板有一种源自多年的树脂的光泽。没有被问及，迪伊就准备了几“把”老式烟草束：拿六片左右的烟叶，把它们茎向上握住，然后在茎上用一片质量好的烟叶折叠两三次来紧紧地绑住它们（原则上先是腰带接着是腰布）。

迪伊的妻子走进打包库房，她外出去了什么地方，刚回来。她默默地站在我们旁边，看着迪伊绑烟草束。

废弃的骡棚仍旧是完整的，院子里另一个金属构造：另一种过去的劳力的提醒。现在没有要照看的骡子了，但是有骡子曾在那里的提示物：畜栏的顶板以一种波状的样式被啃坏。

院子的尽头是一个奇妙的装置。它是一个有顶棚的烟叶收割机。有低位的金属座位给四个收割者，意图是当收割机被一辆拖拉机拉过时，坐着的收割者会从烟草梗上切断成熟的叶片，没有屈膝跪行的重负。不过，加上“束烟草者”和其他需要传递采摘的烟叶给夹具的人，保持收割机运作要投入十一个人。劳动力，盛夏的劳动力——在稍远处，只有屋顶和上面的墙可见的是黑人雇工本该居住的一层楼小屋。

农舍，新旧库房，给雇用帮手的屋子在背后——这样的布置与威尔逊的火车站、铁轨和小旅馆一样质朴至极。不过一位诗人长久地观察这个院子；它里面的一切被射向他的光芒纵贯。正如就在我们离开之前，我在迪伊和他的妻子开始谈论农舍附近的橡树掉落的树枝的危险时看见的。

迪伊和他的妻子想把这些树的树枝剪去。吉姆有些顾虑；他不想这些树被剪去太多树枝而改变外观。他们交谈了一会儿，两边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最后离开继续前往斯坦顿斯堡（Stantonsburg）小镇。这是吉姆·爱泼怀特的祖父在他离开家庭农舍之后移居的地方。吉姆就是在那里出生。路程不远。

吉姆说：“爱泼怀特家族来自英格兰萨福克[14]（Suffolk），并且似乎曾在巴巴多斯登陆。在巴巴多斯有关于爱泼怀特或爱泼思威特的记载。接下来的记载是十八世纪在弗吉尼亚，然后在北卡罗来纳。他们很可能在一八一八年斯坦顿斯堡合并之前就在这个镇上了。

“有一次我听说爱泼怀特家族拥有斯坦顿斯堡和下一个小镇萨拉托加（Saratoga）之间道路两侧的土地。”

再度重现，往昔巨大财富的南方故事（特立尼达岛的全部、一个英国郡的三分之一、倾倒在地板上时升起一片纯金尘雾的一箱金币）。不过这个故事的实质是：爱泼怀特家族拥有斯坦顿斯堡的杂货店以及一座锯木厂。

这个镇就像一个小型的威尔逊。甚至有一条铁轨分隔黑人和白人城镇，并排的黑人盒式房屋和农舍及草场。

我们经过曾经是爱泼怀特店铺的地方。它是一座低矮的白色框架建筑，在人行道上有一个遮蔽物。它现在看上去是空的。

吉姆说：“它备着你需要庇护一种庄稼或继续你的生活的一切。从前这些店铺实质上是一间共同商店。换句话说，农民可以赊账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切，当他们卖掉收成后再偿还。我的祖父拥有很多土地时，佃农会在那里获得他们所要的并偿还他。”

驱车经过现在空闲的店铺时，我突然想到——我不曾打算那样——我的旅程几乎跟它开始时一样结束了。我曾在复活节跟霍华德一起去鲍恩镇，从铁轨的另一侧看见他的家乡，似乎就是。（我有如此清晰的记忆，仍旧属于一个星期天早晨我曾感到的怪异，那时我们走向一座黑人教堂，三个白人停下车询问去乡村俱乐部的路线。）这个镇在大小和外貌上就像鲍恩；爱泼怀特家族（如我将要得知的，但不是从吉姆那里）拥有奴隶，一度有四十人。（怪异的是，一旦你开始接受奴隶的概念，你就学习了估算财富的另一种方法——按照奴隶的数量。）

黑人佃农的女儿海蒂曾带我去看鲍恩先生，以示对我的尊重。她接着带我去埋葬着她父亲的黑人墓地。她曾向我展示当前已是废墟的农舍，有小树和藤蔓靠着她父亲曾作为佃农居住的地方生长。她有她特殊的观察方式：当我们驱车通过乡间，她的颂歌是，“黑人，黑人，白人，黑人。这边全是白人，那边全是黑人”。她曾说过，不过是在一段时间后，不愿意进入往事的忧郁，烟草（她曾随着她父亲和她丈夫一起种植）使她哭泣。

春天，鲍恩路边草地里的花是紫色的。现在，在斯坦顿斯堡，将近夏末，花是黄色的，全黄的小雏菊。现在，跟着吉姆·爱泼怀特，我正在思考另一种往事：孩子可以见识完整性的往事，甚至在他祖父杂货店的存货（为佃农所备）里有骡子颈圈、烟草麻绳、十分钉（“很可能它们是一分钱十个”）、炉罩、给孩子们的鞋子。

“我确实感觉那里包含着一种类型的完整世界。部分因为这些房子是在没有建筑师、没有训练有素的建筑工人的情况下建造的，我逐渐感到建造这些房子的能力被包含在店铺里的物品中。”

爱泼怀特家宅是在一条有两三座教堂的居住区街道里的。在浸礼会教堂的外面，一些黑人和一个白人正在工作。街上满是儿童，他们中很多是黑人，不知什么原因他们都拿着一个大甜筒冰激凌。

老爱泼怀特先生在客厅的大电视机前面看足球。他八十岁，对他的年龄有一点儿骄傲。他比他的儿子矮壮许多，体形暗示他曾是一个非常强悍的男人。他解释了有关孩子们和冰激凌的情况。一家当地的商店正在庆祝七十五周年纪念日，以五分钱的价格卖冰激凌，那是在一九一二年这家商店一个冰激凌的要价。

餐厅的桌子上是给我们拜访者的食物。这位老人拿出一本杂志给我，《烟道烤烟农民》，一起的还有一本给烟草农民的小册子《怎样使它成熟》。

吉姆吃东西。我跟他父亲交谈。

他说：“我的佃农给你看了那些好东西吗？这已经是三十五年来最可怜的烟草收成了。已经有十三个星期没有雨了。”

他告诉我农场的年龄在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五年之间，他向我展示了一个镶框证书，上面说农舍是在史迹名录上的。他认为迪伊应该坚持挖他的井并且再往下二十英尺；他知道的某个人曾在地下一百五十英尺处发现水。

接着他的话渐渐变得具有哲理性、宗教性。“我们不能抱怨。农场已经做得非常好，直到这一年。如果你善待你的同胞，一切都会好的。我父亲跟周边任何人都处在最佳的经济状况里。他确实喜欢现在社会保险所做的那种类型的事情。他是受保佑的。”

后来，在里屋，通过一扇纱门可以看见草地和邻居的房子，吉姆和我坐着交谈，我记下了他的话。

一开始他的言谈就仿佛把自己与过去切断，他做了一次遥远的旅行。但是过去仍旧在这里，离杜勒姆几个小时的距离——或者如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按理可能期盼找到的一样多的过去。但是一次旅行已经完成；有了一次中断。

“当我六岁时，我得了当时据说是风湿热而病倒在床。母亲给我读了整本《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我待在床上有一年。有几年我比同龄的学生得到更多的保护。那使我与众不同。总有某种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将要成为作家的人身上。

“我认为我并不真正属于我曾向你展示的世界。我不曾在烟草中工作。迪伊·格莱姆斯是真正属于那个世界的。一个真实的烟草人，如果你想要通俗一点儿的话。在磕磕碰碰的学校里受教育，来自经验的教育。当我跟他在一起时我感到一种亲密关系和一种隔阂。”

“隔阂？”

“想必那始于我童年时的隔阂，那时，我被与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世界里不自觉地扮演他们的角色的人分开，那是一个属于行动而不属于思考的世界。”

隔阂和亲密关系。爱泼怀特的姓氏不再出现在店铺的橱窗里。但是对吉姆来说，玻璃上的字母——它们是鎏金的，并呈弧形放置——仍旧存在，“以一种幽灵般的方式”。

“我确实记得大学年代早期的回访并再度体验了我几乎已经遗忘的场景——人感觉跟地区以某种方式共同延伸的如此亲近并且是它一部分的感觉。

“在另一方面，我自己的一部分是在家乡里观察敏锐的陌生人，其中有一种隔阂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有时候我着迷于灵魂先在的概念。尤其是着迷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15]的原版书《人猿泰山》，泰山系列里的最初和最好的一本。因为在那本书里，将要成为泰山的人由于他父母的飞机坠毁而降落在丛林里。在这样的构思——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人从天而降到一个热带环境里——里有某种东西迷住了我。”

那是特别的。不只是（曾发生过不止一次）我找到吉姆·爱泼怀特来跟我交谈，表达我作为孩子和青年在特立尼达曾感受的东西。他还——尽管他来自于铁轨的另一边——像海蒂的儿子霍华德一样与我交谈。在纽约的飞机场，关于他家乡，霍华德曾说：“我恨我年轻时的地方，因为传承。”我曾苦苦思考那个词，“传承”。它意味着旧事物、旧建筑（像烟草库房和农舍）依旧伫立，保持一个地方在物理上令人生厌。如后来显现的，它还意味着存留的旧方式。在我们于南方的周末回到纽约时，霍华德说：“我是不同的。我感觉跟在高中时不同。你所想的和你所感觉的使你不同。我总是感觉不同。那导致我相信我出生在错误的城镇。就像很多人一样。”

吉姆·爱泼怀特说：“在那时我二元性的感觉物理地存在于与我有关的世界里，但是那在另一方面彻底地留出了我心智与灵魂的完整的另一面。这里仍旧有一种文化传承——从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通过教堂、赞美诗、言语和音乐、钦定版《圣经》里的诗以及书。我的叔叔会在夏天跟我们待在一起。他是一名学士。他可能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当我六岁大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我后来认识到是来自《奥德赛》的故事。

“作为孩子和年轻人，一种世界的二元性很可能并非完全为一种有艺术倾向的人所特有，但是通过在这个小镇世界里那么多对与它相异的价值观的藐视或反对的强度来看，那些文化价值观是从远方传播过来的，它被赋予了一种异常的紧张。有关南方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感觉——它就是它自己，了解它自己并且不需要别的东西。由于这种被包围的自给自足的感觉，它可以是极其顽固的。它可以珍视无知。它可以珍视不合理的、无理性的东西。

“我渴望把事情解释清楚。我曾经望着天上的星座却不知道星座的名字，或者不知道树木的名字。我现在有当时我没有的望远镜。

“最后，一个人想要觉悟、醒悟的权利，或者用语言来指定，用悦耳的语言或者用音乐——识别事物，要不然仅仅是指定。艺术是一种神圣的无用。那是我也被烟草吸引的理由之一。它不具有实用性。没有对任何东西有利的任何用途。”

我们已经从迪伊·格莱姆斯和吉姆·爱泼怀特的父亲那里听说了很多有关邻居丹的事情，这个有灌溉系统和机械式收割机的幸运男人那天正在“安置”烟草。我们离开斯坦顿斯堡时去看丹。

他是一个戴着眼镜、友好、经常锻炼的中年男人，穿着浅褐色衣服，戴着一顶深褐色棒球帽（“以烟草为骄傲”），尽管他自己并不抽烟。他的双手因为油脂和他种植的叶片的烟油——我第一次从霍华德那里听说的绿叶烟油——而变黑。

他的收割机——由一名黑人控制——在工作时跨越很多条垄。观察这个大型、难看但精巧的机器让人着迷，它摒弃了烟草收割的野蛮劳动。收割机的轮子和驾驶员的座位沿犁沟移动；在两侧，两个在中间留一点空隙的长橡胶滚筒夹住烟草梗，向上辗轧叶片到一定高度。被辗轧的叶片掉入接收器，接着被快速转动的传送带卷起放入烟叶篓里。留有上部未收割叶片的烟草梗迅速回到他们竖立的位置；到最后，只有偶尔的黄绿色叶片留在地上，显示收割机刚刚经过。

在丹的密集库房外面的棚屋里，两男两女四个黑人（从他们相当好的服装可以判断出是散工：没有工作服）卸下烟叶，把它们固定在金属夹上，然后沿着密集库房里的货架滑动夹子。在密集库房里“安置”要比在高大的旧式库房里容易，在那里一个人不得不爬上梯子把棍子挂在上层货架上。几年前，吉姆说，迪伊·格莱姆斯从高货架上跌落，导致手部骨折。在密集库房里分架的烟叶看上去就像超大份的蔬菜色拉。

有密集库房事情会变得更容易。但是男孩子曾在爱泼怀特农场学习的旧日的一些仪式也消失了——很多黑人妇女在棍子上缠绕烟叶，整夜照料加热的库房，在木炭上烘烤甜玉米和猪肉。

有爱泼怀特旧家族墓地的田地不再属于这个家庭。不过总是有去墓地的通行权，有一条青草小道从路上引向它。那是一个小围场，大约三十乘二十平方。铁轨上野草和橙色凌霄花丛生。几乎难以辨认的最老的墓碑是在一八四九年竖起的。小墓碑意味着儿童的坟墓。那里有两个木头标志。

吉姆说：“很可能是松树心，我们叫‘多脂松木’，或许是一个奴隶。有时候埋葬奴隶的地方会有木头作为标志。”

这些标志看上去已被烧焦。我认为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不过吉姆说在田地里曾有一次火灾。较松软的木头在较硬的木纹脊周围已磨损。

在从墓地出来的青草小道的另一边，有一片烟草田，有脉纹、有弹性、伞状的叶片在几星期的干旱之后稍稍耷拉着。这些小农田和生锈的废弃烟草库房——在我初见它们时如花一般——现在为重要而细致的劳作提供证据。在田地中央的墓地里，很容易想象在道路、汽车和电气化之前的岁月里那应该受到了多大限制，还有十英里远的乡镇威尔逊是如何花上一天才能到达的。

……大踏步地接近

沙路、松林荒地、沼泽致使

好奇心受限制。星光、

钦定版《圣经》和卫斯理赞美诗，

行进了相等距离，毫无疑问。

不过现在有一条容易走的路去杜勒姆。

出于他对童年时期的物质世界的密切关注——这种行为使我感觉离他更近，尽管他的世界并不完全像我的一样——并且出于他跟属于他的最初的世界的隔阂，吉姆·爱泼怀特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和祖父的宗教信仰，到达了一种“最小姿态的圣洁”的感觉。

那是一种富于想象的、诗意的对简单生活之美的解答，跟源自巴里·麦卡蒂作为一名政客和基督会牧师的感觉在其冷静、积极和含义上相当不同——对于他，那似乎也跟一个失去控制的有威胁的世界相连。

如此不同的人；然后他们有某种重要的共同之处。他们由相同的历史塑造。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往事，作为伤口的往事的感觉，我几乎一向北去弗吉尼亚，去到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就开始想念。

在数量上那里也有历史——杰斐逊、蒙蒂塞洛[16]（Monticello）、弗吉尼亚大学[17]。但那是作为庆典的历史，胜地的历史，造成住宅小区（或者住宅开发）在弗吉尼亚成倍增加甚至威胁到猎狐（在那里，早已有猎犬被训练来猎狐，而狐狸独自在有围栏的特别租用的狐狸大院里；在那里，猎人知道所有狐狸在“领土”的什么地方，并且接种所有的幼兽疫苗以防得病）的历史。

直到那时之前——这或许使得美国南方或东南方的人跟我意气相投——我一直跟甘心忍受一种更加令人绝望的新大陆历史，以及反映这个历史的更贫穷土地上的人住在一起。这段历史在吉姆·爱泼怀特的诗《南方之声》里被他编排为斜体的词“挫败”来记述，他听说的用南方口吻说的挫败：

这苍白的色调，像面粉

轻拍在面颊上，是又穷又白的粉末

为了隐藏游吟诗人的低沉声音

在我们的音域里，来自一条棕色表面的河流

[1]教堂山（Chapel Hill），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县的一座城镇。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位于该镇。教堂山与罗利和达勒姆围成研究三角区。

[2]即津巴布韦，非洲南部内陆国家，1980年4月18日独立建国，津巴布韦在1980年之前被称为罗得西亚。

[3]托马斯·罗伊爵士（Sir Thomas Roe，约1581-1644），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外交家。

[4]美国东部城市，特拉华州最大的工商业港口城市，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5]Pinto，福特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的一款车型，因外观时尚、价格合理而迅速成为流行的大众车型，但由于安全性的问题而停产。

[6]U-Haul，一家美国装备和货运车辆租赁公司。

[7]这三个英语单词的首字母都是“I”。

[8]阿比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成立于1906年，是一所小型规模（一万人以下）的教会大学，学校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阿比林。

[9]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成立于1787年，是美国最早成立的五所顶尖私立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匹兹堡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之一，一所世界一流的美国顶尖研究型高等学府，素有“公立常春藤”大学的美誉。

[10]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1921-2008），美国参议员，保守派运动的领导者，有“不参议员”的名号。1942年至1970年，他是民主党党员；1970年后，他转到共和党当党员。

[11]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冒险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军人、政治家，更以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的保护者而闻名。

[12]黄金国（El Dorado）一词原指南美洲哥伦比亚土著穆伊斯卡部落首领，作为成年礼，他把自己全身涂满金粉并跳入瓜达维达湖。作为一个地名，这个词可以指一座城市、王国甚至是帝国。

[13]南美洲重要河流。发源于委内瑞拉与巴西交界的帕里马山脉德尔加多查尔包德山西坡。呈弧形绕行于圭亚那高原西北部边缘，最后向东注入大西洋。整个河道除了有一段位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边界线上而外，大部分在委内瑞拉境内。

[14]英国英格兰东部的一个郡，东临北海。

[15]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1875-1950），美国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不高，但是他的《人猿泰山》长篇系列小说却可称得上经典之作。自问世以来，一直经久不衰，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16]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尔比马尔县的夏洛茨维尔，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出生地。

[17]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于1819年创建的美国历史上首个独立于教会的高校。

目录

序幕 不祥之兆

一 巴克什一家

二 与吉德伦金谈判

三 凶兆

四 老虎

五 相遇

六 夜路相遇

七 死鸡

八 死狗

九 耶和华见证人的撤离

十 新候选人

十一 离开

十二 更多人离开

十三 民主扎根埃尔维拉

尾声 一箱威士忌

版权信息

书名：全民选举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马群英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01-01

ISBN：978754427440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帕特

序幕　不祥之兆

那天下午，苏鲁吉帕特·哈班斯先生差点碾死那两个白种女人和那条黑母狗。

他看到那两个女人时，只把她们当作一定不能撞上的东西。他顾不得去想，看到两个金发碧眼的女人骑着红色的美式自行车艰难地往埃尔维拉山上爬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埃尔维拉山是纳帕罗尼郡的最高处。而纳帕罗尼郡是特立尼达九个郡中最小、最偏、最不受重视的那个。

配有宽轮胎的重型美式自行车并没有让那两个女人骑车上山变得更容易。她们从低矮的坐垫上站起身，用力踩踏板，自行车沿着狭窄的马路歪歪扭扭地往上爬。

哈班斯挂了低档跟在后面，煞是紧张。他不喜欢开车，觉得这辆在烂泥路上左右颠簸、一直发出咔嚓声的旧道奇卡车不受自己掌控。不过，卡车有些其他事让他担心。它上面贴满了红色的海报，非常醒目。海报上写着：为埃尔维拉选哈班斯。前保险杠上有两张，车前盖上有两张，两侧的翼子板上各一张，车门上除了漆有“哈班斯运输部”字样的那一小块长方形，到处都贴满了。海报是他的第一样竞选物品，那天早上刚到。埃尔维拉人会怎样看他？这些海报让他觉得不好意思，也有点紧张。

快到山脊时，他觉得应该加把劲，于是轻轻地踩了一下油门。与此同时，那两个女人摇摇晃晃地骑到路中间，觉得再也骑不上去了，便下了车。哈班斯用力踩刹车，他的左脚没踩到离合器，车停了下来。

贴有两张“为埃尔维拉选哈班斯”海报的保险杠撞在其中一辆自行车车尾的挡泥板上，骑车的人朝前打了个踉跄，手还抓着车把手。但她没有摔倒。

女人们转身看着卡车。她们都很年轻，都非常漂亮。除了在电影里，哈班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也许是她们戴了太阳镜的效果。她们的自行车筐里装满了书和杂志，每个车筐上面都插有一面硬三角旗，上面写着：觉醒！

刚才被撞得朝前倾的个头较高的女人很快镇静了下来。她笑了笑。“刹车很好啊，先生。”她说话带有美国口音，或者是加拿大口音，哈班斯分不出来。她听上去异常快活。

“头一回这样。”哈班斯说，几乎是在耳语。“二十多年来头一回。”相信他的话不难，因为他的面相看上去就像一名非常小心的司机，瘦瘦的，看上去很谨慎，还有点阴郁。他的头发稀疏灰白，鼻子瘦瘦长长的。

较矮的女人也笑起来。“别那么担心，先生。我们没事。”

处于困境时，哈班斯总会突然走神。他会低头盯着手背上灰白的毛发，专心致志地研究。

“嗯？”他对着自己的手说，然后停了停。“嗯？没事？”他又停了停。“你们确定？”

“我们总是没事。”较高的那个女人说。

“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1]的信徒。”另一个女人说。

“嗯？”但是听到这个法律单词[2]，他抬起头来。“你们是……”他挥了挥一只布满皱纹的手。“可笑的选举。”他感到既难为情又抱歉。他微弱的声音变成了咕哝。“烦恼让我有点头脑发热。选举的烦恼。”

较高的女人对他笑了笑，说：“我们知道你在烦恼。”

“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另一个女人说。

哈班斯这时才看到那面写有“觉醒”字样的三角旗，明白了她们的意思。女人们将她们的红色自行车拖到路边，挥手示意他过去。他费力地将他的道奇车启动，然后开到埃尔维拉山顶。特立尼达汽车协会在那里竖了一块黑黄相间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埃尔维拉”。“埃尔维拉”是“埃尔维拉庄园”的缩写，来自早期一位庄园主妻子的名字，但熟悉这个区的人都叫它“埃尔维拉”。

在埃尔维拉山顶，你可以看到特立尼达最美的景色，比在南卡罗尼的托尔图加岛看到的景色还要美。往下看，是中部山脉丛林覆盖的小山和谷地。远处，往南看，甘蔗地郁郁葱葱，皮埃尔角城炼油厂成排的油桶闪闪发亮，圣费尔南多的房子白墙红瓦。往西看，卡罗尼的稻田和沼泽地闪闪发光，还有美丽的巴利亚海湾。往北看，卡罗尼大草原辽阔无边，北部山脉脚下的聚居区依稀可见。

哈班斯无心看风景。他在周围看到的只是灌木丛。确实，埃尔维拉庄园早已解体，只有那些开着红黄色鸟形花的高高的蜡菊树会让你想起，这里曾是大片的可可园。

让哈班斯感兴趣的是埃尔维拉的路。即便是竞选也没让他忘记去数路面上的车辙、沟渠和小窄沟。这样的路况，开车去埃尔维拉简直就是受罪。到目前为止，他数到的有七处，还注意到有一处即将塌方。

这让他有所安慰。多年来，他成功地说服了纳帕罗尼郡的总工程师不要插手埃尔维拉的道路。大修从来没有考虑过，就连沥青也没有铺上，虽然向全世界供应沥青的沥青湖就在三十英里远的地方。埃尔维拉这些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可以让哈班斯运输公司忙着搬运沙子、砾石和青金石等修路材料。哈班斯还有一个采石场。埃尔维拉总是在修路。那天下午，哈班斯遇到三组修路工——四人一组，两人用锤子和轻碾槌填路上的坑洼，两人指挥过往车辆。一群有礼貌的孩子。当哈班斯经过时，他们停下来，摘掉头上的帽子，对他说：“好运，老板。”

在科多巴西班牙人的小居住点，哈班斯看到有些劳工刚干完活回来。他们肩上扛着沾有泥巴的锄头和叉子。他们没有挥手，也没有大声说话。科多巴的西班牙人居住点是一块保留地，不过现在那里黑人比西班牙人多，但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就算这样，哈班斯还是想展示一番。但那些劳工只是停下来站在路边，默默地打量着贴满海报的卡车。哈班斯更害羞了，还感到有点沮丧。

从科多巴开始，道路突然陡直向下，一直到可可屋，路面几乎被埋进了高高的灌木丛里。可可屋在一处隐蔽的角落，哈班斯在转弯处才看到那条黑母狗，在路中间慢悠悠一瘸一拐地走着。它是只快要饿死的杂种狗，肋骨突了出来，即便是道奇车的咔嚓声也没能让它加快步子。在踩刹车前，哈班斯差点就碾上它了。他不得不再一次停车。

“拖着屁股滚开！”

哈班斯只有在心烦意燥时才那样说话。而且，他以为碾到它了。

如果说碾到了，那条狗却没有任何被碾的迹象。它没有呻吟或是发出哀鸣声。它没有倒下，虽然看起来是要倒的样子。然后哈班斯发现它刚刚产过仔。它的乳房红红的，瘪瘪的，吊在缩小的腹部扇形的红色腹线上。

哈班斯不耐烦地按着喇叭。

这下狗明白了。它抬头看了看，不过眼里没什么生气，然后提着一条腿，一瘸一拐地走到路边，消失在可可屋前的矮树丛里。

开车离开后，哈班斯才想起，这是二十年来他头一回碰到这种事情。先是奇怪的白种女人。然后是黑母狗。他每次都不得不停车。

这显然是种征兆。

而且不是什么好征兆。他已经为竞选谈好了一切。政治新闻记者说，他差不多已经赢了。今天下午，他打算把自己正式介绍给巴克什和吉德伦金——埃尔维拉的权势人物。交易得正式确定下来。

但这些征兆意味着什么？

他不安地把车开进埃尔维拉，在那里，他会知道答案。他第一个要拜访的是巴克什。

[1]Jehovah's Witness，完全独立的国际性宗教团体，19世纪70年代末由查尔斯·泰兹·罗素在美国发起，属于基督教非传统教派的一支。

[2]哈班斯误解了witness（证人，目击者）在这里的意思。

一　巴克什一家

民主是四年前降临埃尔维拉的，那是一九四六年，但它那时几乎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直到一九五〇年，第二次普选前的几个月，人们才开始看到它带来的机遇。

那时候，巴克什还只是个裁缝，是个名声在外的富人。现在，他发现自己是埃尔维拉穆斯林的领袖。他说他控制着一千多张穆斯林的选票。纳帕罗尼郡有八千个选民，也就是说，在埃尔维拉和科多巴，有八千张选票。巴克什是位有权势的人物。

巴克什是怎样成为穆斯林的领袖的，这是个谜。他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先知的禁令，他并非全都知道。而且那些他知道的禁令也被他打破。比方说，他是个酒鬼。每次去拉姆劳干的酒铺，他总要点上一瓶白朗姆酒，那种酒，你要趁它在你嘴里还没有变成蒸汽时快速咽下去。他没有一点领导的威严。他是个吹牛大王：在埃尔维拉，人们叫他“大嘴巴”。

吉德伦金现在是埃尔维拉的另一位权势人物。他孤僻呆板，不管他什么时候跟你说话，你总觉得他在提醒你要有自知之明。巴克什跟大家打得火热，跟他们一起喝酒，一起吵吵闹闹。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成了穆斯林的领袖。说句公道话，领袖这一位子应该是哈克的。哈克是个难以接近的黑人，个头不高，蓄着白色的胡须和腮须，说到异教徒时，他的双眼在铁丝眼镜框后面闪闪发亮。哈克是正统教徒，或者是他让人们那么认为的，但他没钱。他经营着一个脏兮兮的小货摊，两个岗亭那么大，只卖廉价糖果和软饮料。

巴克什挣了很多钱。他虽然表面看上去嬉闹欢快，却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这一点大家不难感觉。他吹牛，但他也干活。就拿他的衬衫生意来说，几个月来，巴克什一直在说这个。“做两三打便宜的卡其布衬衫，”他在拉姆劳干的酒铺子里跟别人说，“在集市日带到普林斯镇和里奥克拉鲁，每件卖七十美元。如果有某个蠢蛋走到你跟前，你跟他说，这些衬衫对他来说不是太好，你会专门给他定制一件。你假装给他量尺寸，下周再去时，你给那个傻瓜同样的衬衫。只是，你会多收他点钱。”几个月来，他一直那么说。后来有一天，他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做了，而且挣了很多钱。

他住在一幢两层的木房子里。房子很旧，但做工细致，到处都是百叶窗和浮雕，是埃尔维拉庄园时期为一名监工建的。但巴克什常说，只要他想建，他随时都能建一座比吉德伦金家的房子还要大的房子。“只不过，”他常说，“他们没有我想要的那种建筑材料。你们知道的，特立尼达这地方落后得要死。”他保存了从美国杂志上剪下来的加利福尼亚式房子的图样，向大家展示他想要的那种房子。“想一想，在特立尼达他们能建那种房子吗？”他会问别人，然后又自己回答：“不可能！”如果他碰巧在裁缝店门口，他会使劲朝门外吐唾沫，唾沫径直飞过一小块参差不齐的草地，落入路边深深的排水沟里。

作为一个裁缝，巴克什穿得很差。他说，他之所以穿得差，就因为他是个裁缝，不管怎么说，“只有穷人喜欢打扮，想显得他们没那么穷。”他给他的孩子们也穿得很差，因为他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比穷人的孩子们高贵”。

一九五〇年七月，当哈班斯开车到埃尔维拉去拜访巴克什的时候，巴克什家有七个孩子。最大的十七岁，八月份满十八岁。那个男孩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大家都叫他弗姆，弗尔姆的简称。

贴满海报的道奇车在巴克什店铺对面的一条小路上停下来。哈班斯看到了店铺的招牌：

M.巴克什

伦敦裁缝铺

成衣制作和裁剪

以市区的价格制作和修补衣裤

一群穷人的孩子，周五下午刚从学校回来，自卡车进入埃尔维拉的主干道后便一直跟在后面跑。很多孩子都半裸着身子，根据他们奇怪的乡村规矩，应该被遮起来的是上半身，而不是下半身。他们大喊：“为埃尔维拉选哈班斯！”并且有节奏地唱起来。哈班斯觉得那是一种侮辱。走下卡车时，他想把他们赶走，但他想到选举的事，于是假装没有听见。

他长得并不高，但看起来比实际要高，因为他很瘦。他走起路来就像钟表的指针那样僵硬、笨拙，看上去好像只有膝盖以下在动。他的衬衫雪白，手腕处扣了扣子，刚刚熨过，他的裤子也刚刚熨过。他的穿着唯一稍显随意的地方是他用作裤腰带的带子。总体看来，他身上透出有钱人那种苦行僧式的尊严。

巴克什的长子弗姆坐在门边的辛格缝纫机旁，正在用粗线脚缝一件外套。他个头很高，瘦骨嶙峋，有一张平板脸：你会觉得在他出生的那一刻有人把他的脸拍扁了。

“候选人来了，爸爸。”弗姆喊道。

“让他进来。”巴克什说。要是哈班斯听到巴克什的话，他肯定能听出他整个下午都在担心的那种不经意的挑衅语气。巴克什站在柜台边，脖子上绕了根卷尺。他先在一本翻得蓬松的抄写本上查看一番，然后用一块黄色的三角形粉笔在某种深蓝色的布料上做记号。柜台一端堆了一堆已经裁好的新布料。另一端用螺丝固定了一把尺子，包了黄铜的那一头被磨得很光滑。

光线只从前门射进店里，并未照到店里的每个地方。未上漆的墙板因为年岁已久变得弯曲，见不到阳光使它们呈现出幽暗的黄褐色。年代久远，再加上见不到阳光，店铺显得潮湿阴暗，有种发霉的味道。当哈班斯走过排水沟上面那块摇摇晃晃的厚木板，来到院子里时，迎接他的正是这种午后刺鼻的霉味，而不是新布散发出来的味道。

弗姆继续缝外套。巴克什又在他的布料上做了几个记号。

要是在两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前，他们看到哈班斯来了肯定会立马起身。

哈班斯很受伤。

“啊，巴克什。”哈班斯柔声细语地说，“你好吗？”他朝弗姆炫了一下他的假牙，马上补充道，“小男孩怎么样？他干得好吗？哦，他看上去太棒了，太好了。”

当哈班斯弄乱弗姆的头发时，弗姆露出不悦的表情。

“弗姆，”巴克什轻声说道，“听话，起来，把你的凳子给哈班斯先生坐。”

巴克什放下粉笔和布料，走到门口。他佝偻着背，看上去像个劳工，不像个领导，甚至不像七个孩子的父亲。他看上去不过三十来岁。安排哈班斯坐下后，他朝门外的排水沟吐了口唾沫。“你看，家里没什么家具。”他边说边用手指着昏暗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阴沉沉的墙壁，以及熏得乌黑的天花板。

“有关系吗？”哈班斯说。

“当你没有的时候就有关系了。”

哈班斯“啊”了一声。巴克什的长相让他有点害怕。他不喜欢他那僵硬的方脸，浓密的眉毛快要长到厚鼻梁上了，厚嘴唇上胡须浓重。他尤其不喜欢巴克什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那让他看起来显得特别鲁莽。

哈班斯将双手放在单薄的膝盖上，看着它们。“巴克什，我今天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见你。我跟你说，我最讨厌开车了！”

“你想做衣服？”

“只想跟你聊聊天，巴克什。”

巴克什努力做出吃惊的样子。

“弗姆，”哈班斯说，“走开一会儿。我有几件私事想跟你父亲谈谈。”

弗姆没动。

巴克什笑起来。“不，先生。弗姆现在是大人了。嗯，再过两三年，我们就要考虑他结婚的事情了。”

弗姆靠在墙上，头顶上方是一幅可口可乐的大挂历，“不要，老兄，我还没有那么放纵，我不想结婚。”

哈班斯没有反驳。他“哦”了一声，然后轻声笑了笑。房间太黑，他看不清弗姆脸上的表情，但他看到这个男孩高高的，瘦而结实，他觉得他的姿态有点傲慢。他的姿态，以及他的大嗓门，让他几乎跟他父亲一样令人害怕。哈班斯的手开始轻敲膝盖。“哦，哦。孩子，嗯，巴克什？”他又一次轻声笑了起来。“孩子，你想干什么？”

巴克什吸了口气，走回柜台。“他们可是现代化的一代。”

哈班斯的手停了下来。“我来跟你聊的就是这个。现代世界，巴克什。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大家都是一样的。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没什么区别。你是穆斯林，我是印度教徒。告诉我，有关系吗？”他又开始柔声细语。

“要看情况。”

“是的，如你所说，要看情况。巴克什，你支持谁？”

“你是说这次选举？”

哈班斯露出羞愧的表情。

巴克什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最昏暗的角落里那把矮躺椅上躺下来，抬头望着天花板。“还真没想过。”

“哦。呵，弗姆，你支持谁？”

“干吗拿这种事情为难孩子呢？”

“我支持你，哈班斯先生。”弗姆说。

“哦，哦。难道他不是个好男孩吗？巴克什。”

“他是替我回答。”巴克什说。

哈班斯显得更羞愧了。

巴克什坐起来。“你需要很多帮助。麦克风。装着高音喇叭的大篷车（宣传车）。实际上，你需要一名竞选干事。”

“竞选什么？哦。不用搞得那么复杂，伙计。你和我，巴克什，我们都是非常简单的人。我们得为居民考虑。”

“一直在为他们考虑。”巴克什说。

“巴克什，你知道，还有你，弗姆，你们应该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时代到了。”

“但钱还是很重要。”弗姆瓮声瓮气地说，又缝起来。

“确实。”哈班斯用长笛般的声音说。

“一定要有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篷车。”巴克什说，“你的对手有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篷车。想想吧，你可以用我的喇叭。”他盯着哈班斯看。“你可以用我的大篷车。”

哈班斯回头盯着黑暗处。“你说什么？巴克什。你没有喇叭。”

巴克什站起来。弗姆停下手头的活。

“你没有喇叭。”哈班斯重复道，“你也没有大篷车。”

“那你就得不到穆斯林的选票。”巴克什说完便走回柜台，熟练地拿起黄色粉笔。

“哈！”哈班斯轻声笑起来，“我只是逗你的。哈！我只是开玩笑，巴克什。”

“一点也不好笑的玩笑。”弗姆说。

“你会有大篷车的。”哈班斯说，“你也会有喇叭的。你确定我们需要喇叭？”

“一定要有一个，伙计。给那个男孩。”

“男孩？”

“还会是谁呢？”弗姆问，“我一直想从事宣传工作。很多人说我嗓子好，有那方面的天赋。”

“百分之百比那个洛克胡强。”巴克什说。

洛克胡是埃尔维拉最聪明的年轻人，是弗姆的天敌。他只比弗姆大两岁半，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开着宣传车在特立尼达的边远地区转悠，为卡罗尼的电影做宣传。

“洛克胡只是个吹牛大王。”弗姆说，“你听说过他吗？哈班斯先生。他会说：‘这里是最流行的洛克胡之声，请求你，恳求你，哀求你，乞求你去新电影院看电影。’你知道吗，他只会说那几句大话。就像个吹牛大王！”

“他们一家人都是那样。”巴克什说。

“我们在埃尔维拉还要建一座水塔。”哈班斯说，“埃尔维拉地方很大，但只有一所学校。还有路也要修！”

“哈班斯先生，洛克胡在高音喇叭里说你的坏话，你知道吗？”弗姆说。

“什么！但我没对那个男孩或是他的家人做过什么。为什么他要跟我这样的老人过不去呢？”

巴克什和弗姆也不知道为什么。洛克胡以前常常说他不喜欢政治。后来，当他突然宣布支持另一个候选人，就是他们所说的传教士时，埃尔维拉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就连传教士的支持者都感到奇怪。

“但我是印度教徒。”哈班斯大声说，“洛克胡也是印度教徒。传教士是黑人。”

巴克什终于找到了机会。“传教士给钱很大方。洛克胡为他处理竞选的事情。每个月给一百美金。”

“传教士的钱从哪里来？”

巴克什开始瞎编。“传教士私下”——“私下”一词一九五〇年在埃尔维拉非常流行——“跟我说，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甚至在这次民主和普选之前，他就立志要进立法会。他说上帝给了他这次机会。”巴克什停了一会儿，想找瞎编的灵感，但没有灵感。“他一直在存钱，”巴克什牵强地说，“存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换了个话题。“老实跟你说，哈班斯先生，我有点担心传教士。他的行为太搞笑了。他没有宣传或是什么的。他只是安静又轻快地从一家走到另一家。他没有贴海报或是什么的。”

“挨家挨户拉选票。”哈班斯闷闷不乐地说。

“还有洛克胡，他靠说大话赢得了很多蠢蛋的支持。”弗姆说。

哈班斯记起他那天下午碰到的征兆：先是那些女人，然后就是那条黑母狗，两次都停了车。他到埃尔维拉还不到半小时，却发生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巴克什没有坚持原来的要价。他现在要一辆装有喇叭的大篷车，他还要弗姆参与竞选的事。哈班斯觉得弗姆肯定会制造麻烦。他刚才就说了洛克胡的消息。

“叛徒！”哈班斯大声嚷嚷道，“这个洛克胡真是个他妈的叛徒！”

“他们一家人都是那样。”巴克什说，好像这话能安慰到哈班斯。

“我还没开始竞选，就已经花了两千多美金了。别问我花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不知道。”

巴克什笑了。“你说话跟弗姆的妈妈一个样。”

“别担心，哈班斯先生，”弗姆说，“等我们让你进了立法会，你会挣回来的。别太担心洛克胡。他甚至没有选票。还太年轻。”

“但他一个月挣一百美金。”巴克什说。

“巴克什，我们真的需要宣传车吗？”

“老实说，老板，比起选举，我以后更需要它。靠它宣传各种事情。体育比赛啦，婚礼啦，葬礼啦。如今干那一行很挣钱，老板，尤其是对没什么家具的穷人来说。”巴克什又朝房间里挥了挥手。“弗姆能为你打理所有竞选的事情，每月八十美金。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哈班斯痛苦地接受了买宣传车的事情。他又试探道：“但是巴克什，我不需要竞选干事。”

“那你就得不到穆斯林的选票。”弗姆说。

哈班斯吃惊地看着弗姆。弗姆正在慢慢地、一针接一针地缝衣服，他把粗针拉得好高。

“我向你保证，这孩子会日夜为你工作。”巴克什说。这位穆斯林领袖吻了下他交叉的食指。

“每月七十美金。”

“好吧，老板。”

“嗯，我可以自己做主，七十五。”弗姆说。

“呵。小孩子们，巴克什。”

“他们就是那样的，老板。但孩子说得有道理。就七十五吧。”

哈班斯低垂着脑袋。

正式谈判结束。

“弗姆，抄近道到哈克的店里去给老板买点甜饮和糕点。”巴克什说。

巴克什领着哈班斯穿过昏暗的店铺，走上黑乎乎的楼梯，穿过杂乱的卧室，来到游廊，在那里将妻子和六个小孩子——他们特意穿了上学时穿的衣服——介绍给哈班斯。

巴克什夫人正在梳理她那浓密的齐臀黑发。她向哈班斯点了点头，把梳子上的散发清理下来，卷成一个球，朝上面吐了点口水，然后扔到一个角落。之后她又开始梳起来。她很年轻，活力四射，跟她丈夫一样健壮。哈班斯觉得她也有点她丈夫那种大大咧咧。给人这种印象也许是因为她的时髦裙子，裙摆刚过膝盖。

哈班斯一见到巴克什夫人就被她吓到了。他也不喜欢巴克什家的孩子们。他们家的每个成员都给人一种傲慢无礼的感觉。

如果说像巴克什夫妇那么结实的人却有一个像弗姆那样瘦骨嶙峋的儿子让哈班斯不解的话，那么，当他看到巴克什家的其他孩子（伊克巴尔、赫伯特、拉菲克和查尔斯）时，他能够想象出弗姆成长所经历的阶段。（巴克什夫妇给孩子们取名时一个取基督教的名字，一个取穆斯林的名字，这是他们对环境做出的让步。）男孩们的骨架很小，瘦瘦的，看起来像是被放在架子上拉直过似的。他们的肚子上一点赘肉也没有。这种体形很适合女孩，卡罗尔和吉拉。她们看起来既苗条又乖巧。

巴克什把藤椅上的一堆衣服拿开，邀请哈班斯坐。

哈班斯还没坐下，巴克什夫人就说：“这人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熨过的衣服。”

“卡罗尔，把你母亲熨过的衣服拿进去。”巴克什说。

卡罗尔将衣服拿走。

哈班斯坐下，研究起他的手背来。

巴克什夫人很看重自己家庭的地位，觉得值得守护。她看到到处都是威胁，这次选举是最大的威胁。她再也经受不起更多的敌人。忌妒她的人太多，她怀疑几乎每个人都在用邪恶的眼光看着她，用当地方言说就是“mal yeux”。哈班斯有一张瘦瘦的脸蛋，鼻子也瘦瘦的，她尤其怀疑他。

哈班斯边研究手上的灰白毛发和山脊般的血管，边考虑宣传车和每月七十五美金的事情，对自己受到怀疑一点也不知情。

弗姆拿着两瓶彩色汽水和一个装有两个岩皮饼的纸袋回来了。

“吉拉，去拿只杯子过来。”巴克什命令道。

“别麻烦，不用拿杯子。”哈班斯赶忙安抚，“我没那么讲究。”他犯难了。汽水和岩皮饼肯定不适合他。

巴克什家的孩子们一直都死气沉沉的，一听说哈班斯要吃东西，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吉拉拿来一只杯子。弗姆打开一个瓶盖，把鲜红的饮料倒出来。吉拉把装有岩皮饼的纸袋子递给哈班斯。弗姆和吉拉是巴克什家最大的孩子，从他们的举止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到了看着食物不嘴馋的阶段了。

巴克什家的其他孩子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巴克什离开游廊，回来时拿了罐用玻璃纸包起来的亨特利和帕尔玛饼干。他感觉到妻子的不赞同，但他避开了她的目光。

“吃饼干吗？哈班斯先生。”

孩子们聚精会神地看着。

“好饼干。”巴克什继续诱惑他，“圣诞节留下的。”

“给孩子们吧，嗯？”哈班斯说。他掰了一大块岩皮饼，递给挨得最近的赫伯特。

“赫伯特！”巴克什夫人大喊，“你的眼睛比嘴巴还长！嗯？”

“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吃吧。”哈班斯柔声细语地说，露出他的假牙。

她没有理会哈班斯的请求，面对着赫伯特。“你不知道你在生人面前让我多难堪。你让他觉得我让你挨饿了。”

赫伯特已经把饼放进嘴里。他慢慢地嚼，表明他知道自己错了。

“你不羞愧吗？”巴克什夫人指着他的肚子说。“瞧瞧你的大肚皮。”

赫伯特停下来，咕哝着说：“只是空气，妈妈。”

其他孩子的注意力被分散了，他们一会儿打量生气的母亲，一会儿盯着哈班斯的食物。

哈班斯哦哦地说了几声，尴尬地对着每一个人笑。

巴克什夫人转身对他说：“你把饼干吃完，把饮料喝完，不要给这些不知廉耻的家伙。”

她语气坚定，容不得半点商量，这一招确实对孩子们很管用。哈班斯不知道这点。他边吃边喝。温暖的液体直接进入他的胃里，到了胃里四处流窜，循环起来。不过，在喝汽水和吃岩皮饼时，他还是时不时地抬起头来，对着巴克什夫人、巴克什、弗姆和其他孩子们笑。

饼干省下了。

最后，哈班斯吃完了准备离开。他很高兴。巴克什全家都让他害怕。

弗姆跟哈班斯一起走下台阶。他们还没走出去便听到楼上有人哭喊。

“是赫伯特。”弗姆说，“每次他们打他时，他都发出那种怪叫。”

弗姆说他们时，哈班斯明白他指的是巴克什夫人。

候选人和竞选干事上了道奇车，驱车去见吉德伦金。

二　与吉德伦金谈判

毫无疑问，埃尔维拉最重要的人物是那位金匠，吉德伦金。原因大家都知道。他看起来富有，也确实富有。他是位大方的金匠，名声传到了埃尔维拉以外的地方。人们从查瓜纳斯和库瓦来找他，有些甚至从圣费尔南多那么远的地方来找他。他家的房子大家都认识，是埃尔维拉最大的。房子很结实，两层，用混凝土砌成，涂了鲜亮的颜料，总是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没人见过吉德伦金干活。因为，打弗姆记事以来，吉德伦金就经常雇两个人在楼下的店里干活。他们在外面干活，直接坐在搭有遮阳棚的混凝土露台上，周围放着干活用的工具：小钳子、锤子、凿子、镀锌铁皮上一堆烧得红彤彤的木炭，装有各种液体、被弄得脏兮兮的盆盆罐罐，有的发臭了，有的金属浸下去时发出嘶嘶的声音。每天下午，当工人们清理好场地回家以后，孩子们就在露台上扫银屑金沙。弗姆小时候也那么干过。他没扫到多少，但有些孩子几年后攒下来的碎屑够打一枚金戒指。吉德伦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们那么做。

难怪弗姆跟其他人一样，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黑人，都把他家的房子叫豪宅。作为印度教徒，吉德伦金自然在埃尔维拉的印度教徒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不只是印度教徒的领袖。他是唯一一位在科多巴的西班牙人中有影响力的人（据说他借钱给他们了）。很多黑人喜欢他。穆斯林不信任他，但就连他们也尊敬他。

“你不用担心，哈班斯先生。”当弗姆和哈班斯开车穿过埃尔维拉时，弗姆以竞选干事的口吻说。“吉德伦金至少控制了五千张选票。再加上穆斯林的那一千张，你就赢了，哈班斯先生。埃尔维拉总共只有八千个选民。”

哈班斯一路上都在思考。“那个叛徒洛克胡怎么办？”

“嘿！你还担心洛克胡？看看这里的人是怎么欢迎你的，老板。”

确实，从车子离开巴克什家之后所受的欢迎来看，哈班斯好像是没什么要担心的。哈班斯终于来埃尔维拉竞选啦，这个消息传开了。五点刚过，天变凉了，大部分人都在家里。孩子们冲到路边大喊：“选哈班斯，老板！”女人们丢下烹饪活儿，从前院朝哈班斯羞涩地挥手，让屁股后面的孩子们也跟着挥手。

哈班斯一路上郁郁寡欢，他让弗姆朝他们挥手，回应他们，“好，伙计们！加油！”

弗姆的满腔热情让哈班斯更沮丧。跟巴克什的交易已经让他吓了一跳，他担心吉德伦金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再加上，他担心他的道奇车，担心他刚喝下去的甜饮以及吃下去的岩皮饼会在他胃里翻江倒海。

“你很害羞，哈班斯先生。”弗姆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你要习惯这种挥手。在这次选举结束之前，我们十之八九会看到你朝每一个人挥手，大喊，甚至对那些不选你的人，你也会那样。”

哈班斯难过地摇了摇头。

弗姆已经适应了座椅与门的角落处。“我是这么看的。在特立尼达，民主是件新鲜事。我们还在摸索。我们是个正在摸索的国家。”他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我敬佩像您这样的人，哈班斯先生，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哈班斯没那么讨厌弗姆了。“我觉得你会成为一流的演说家，弗姆。你从哪里学来的？”

“社会与辩论俱乐部。弗朗西斯老师创办的。但现在乱套了。”他把长长的脑袋伸出窗外，对路边的一群孩子大声地说鼓励的话。“哈班斯先生，不久后，等我年龄到了，我要进郡议会。可以说是提前竞选。你想知道我会怎么做吗？嗯，我会走进一家小餐馆，看到穷人的孩子就给那孩子买瓶甜饮。”

“甜饮？嗯？”

“是的，先生。给他买瓶甜饮。花我六分钱。但五年后我会得到一张选票。五年里每一天都给不同的孩子买甜饮。五年后，你会得到什么？每一个人，先生，每一个人都会说，‘我们会选弗姆。’这是唯一的办法，哈班斯先生。”

“对我来说，现在给穷人的孩子买甜饮太迟了。”

他们现在到了吉德伦金家附近，道奇车在拉姆劳干的酒铺不远处慢下来。

拉姆劳干高大肥胖，穿着沾满油污的裤子和汗衫。他正斜靠在店铺的门上，肥肥的手臂交叉在胸前，怒视着这个世界。

“朝他挥手。”弗姆命令道。

哈班斯瘦削的双手紧张地握着方向盘，所以只向拉姆劳干点了点头。

“你应该做得更好些。尤其是，这个拉姆劳干和吉德伦金是死对头。”

“啊。但我们的民众为什么不团结呢？弗姆。人们现在应该团结起来。”

道奇车停了下来。哈班斯费力地把它挂到空挡。

“看到吉德伦金院子里那棵玫瑰树了吗？就在拉姆劳干家隔壁。”

“哦，哦，是棵好树。”这让他觉得吉德伦金肯定是个好人，“我不知道吉德伦金喜欢花。”

“吉德伦金不喜欢花。”

哈班斯朝玫瑰花皱了一下眉头。

“吉德伦金说花让人咳嗽。”

“是的。”

“嘿！别一开始就跟吉德伦金聊花。再瞧瞧那些玫瑰花。花在吉德伦金的院子里。但看看树根在哪里。”

树根在拉姆劳干的院子里。但长到离地面八英寸高的地方，它却——好像是故意作对似的——改变了方向。它几乎弯成了一个直角，穿过稀疏的铁丝篱笆网，然后开始疯长，在吉德伦金的院子里开花。

“看那株铃儿草。”弗姆继续说，“根在拉姆劳干的院子里，但花一直往上爬到了吉德伦金卧室的窗户上。看那棵面包树。整个都在拉姆劳干的院子里，但所有的面包果都掉在吉德伦金的院子里。再看那棵鳄梨树。一样的。像是施了巫术和魔法，嗯？”

“哦，哦。”

“现在，只要拉姆劳干种树，他总要种在院子中间。但后来怎样呢？瞧拉姆劳干院子中间那棵刺果番荔枝树。”

那棵树长得很矮小，蔫蔫的。

“拉姆劳干枯萎病，哈班斯先生。因为那些树，整个一排都是那样的。有一天，吉德伦金说他要砍了那些树，拉姆劳干拿着弯刀追着他跑，老兄。还有一天，当拉姆劳干说他想去吉德伦金的院子里从自己的树上摘面包果、鳄梨和鲜花时，吉德伦金拿了根棍子，将拉姆劳干撵到埃尔维拉的主干道上。”

哈班斯开始担心吉德伦金了。

在弗姆跟哈班斯说话的这段时间里，拉姆劳干一直盯着卡车看。他浓密的眉毛在深陷的眼睛上方紧锁着，眼睛里流露出不赞同的神色，肥厚下垂的脸颊上表情有些泛酸，粗壮的手臂仍然交叉放在胸前。他时不时悠闲地清着嗓子，从上齿的空隙处嘶嘶地吐着唾沫。

“弗姆，”哈班斯说，“有你这样的竞选干事可是件好事。我只认识埃尔维拉的路，但我不了解这里的人。”

“那样远不能称为本地通。”弗姆表示同意。“当心，哈班斯先生，卡车要翻到排水沟里去了！”

车继续向前，朝右边的排水沟驶去。哈班斯俯身去拉手刹，伴着巨大的撕裂声，车子停了下来。“哦，天啦！我的确知道我今天是冒着生命危险。”他的惊呼带有双重含义。他那时就知道他遇到的征兆正在被证实。

拉姆劳干发出短促的笑声，那么刺耳和冷漠，简直就像一句“哈”。

喧闹声将吉德伦金引到了他楼上的游廊。半高的围墙遮住了他大半个身子，但弗姆和哈班斯能看到的部分显得格外矮小干巴。细边银框眼镜和纤细的银灰色手臂更凸显了他的矮小。

弗姆和哈班斯下了车。

吉德伦金店里的遮阳棚已经收了，地上的碎屑也已经被孩子们扫过，只有摆在混凝土露台上的两把小铁砧表明那天工人们在那里忙活过。

“哈班斯先生，是你吗？”

“是我，金匠。”

“这个跟你一起来的小男孩是谁？”

“竞选……”但哈班斯不好意思说出口，“巴克什的儿子。”

“也没有那么小。”弗姆自言自语。但他有点担心。虽然他在车上一直直呼吉德伦金的大名，没有在名字前加上“先生”，但跟埃尔维拉的其他人一样，他很怕吉德伦金，从小就怕他。他从来没踏进过他家的豪宅。

“巴克什的儿子找我有什么事？他想单独见我？”

“不是单独，金匠。他只是跟我一起来。”

“他为什么跟你一起来？”

哈班斯羞得无地自容。

“有关这次选举的事。”弗姆抬高嗓音说。

“哈。”拉姆劳干站在他的店铺门口说，“哈。”

吉德伦金转身跟他家游廊上的某人说了几句，然后朝下喊道：“好吧，你们两个都上来吧。”说完他便走开了。

弗姆用手肘轻轻地推了推哈班斯，指着吉德伦金院子的一边。面包树和鳄梨树下全是腐烂的果子。“明白我刚才跟你说的了吧。”弗姆低声说，“一个不敢吃，另一个不敢过来摘。”

他们沿着房子旁边精致的红色台阶往上走，来到那个大游廊。吉德伦金正在莫里斯摇椅里慢慢地摇着。比起弯腰趴在游廊的围墙边上，他坐在摇椅里显得更瘦小。他没起身，没看他们，没跟他们打招呼。他有节奏地、安详地摇着，好像摇摇椅能让他获得极大的快乐。每摇一次，他的木鞋就啪的一声敲在铺了瓷砖的地板上。

“你这房子真大，金匠。”哈班斯小声说。

“嘿！”吉德伦金吸了一口气。他有三颗金牙，还有很多颗用金子补过的牙。“埃尔维拉最大的房子罢了。”他的声音跟哈班斯的一样小，但带着怒气。

哈班斯想换个话题。“金匠，我看你穿着家常便服，你今晚不出去了吗？”

跟弗姆一样，哈班斯也对主人豪华的房子和他随意的穿着形成的反差感到愕然。吉德伦金的白衬衫补了又补，袖子被剪短了很多，瘦削的手臂差不多都露在外面。洗得褪了色的卡其布裤子没有打补丁，但有一只裤腿从膝盖到脚踝处裂开了，看上去已经裂开很长一段时间了。可以说破旧得非常厉害。破旧得令人惊讶。

吉德伦金微笑着摇啊摇，没有看他的客人。“出去干什么？”他最后问。

哈班斯不知道说什么好。

吉德伦金继续露出微笑的表情。但他不是真的在笑。他的脸型就是那样的，嘴唇总是分开，金牙总露在外面，闪闪发光。

吉德伦金让两位客人困惑不解，他们都没有说话。“如果你问我，”吉德伦金说，“我跟你说，我没什么好出去的。”

“要看情况。”弗姆说。

“是的。”哈班斯立马表示同意，“要看情况的，金匠。”

“看什么情况？”夜色降临埃尔维拉，吉德伦金的语气似乎也平静了一些。

哈班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弗姆赶紧救场。“得看你要见谁，你要付出什么，你会得到什么。”

吉德伦金变得温和了些。“你们两个，坐。你们想喝点甜饮吗？”

哈班斯一个劲地摇头。

吉德伦金没有理他。“让我叫那个姑娘。”这时他才看了哈班斯一眼。“奈莉！娜丽莉！拿点甜饮过来。”

“是你女儿吗？”哈班斯问，好像他不知道娜丽莉（也就是小奈莉）的事似的，好像整个埃尔维拉不知道吉德伦金想把奈莉嫁给哈班斯的儿子似的，他今天下午来就是要跟吉德伦金商量这件事情。

“是的。”吉德伦金轻蔑地回答，“女儿。唯一的女儿。”

“我的是个儿子。”哈班斯说。

“你瞧瞧，嗯。”

“雄心勃勃的男孩。想从事医学方面的工作。就快十八岁了。”

弗姆静静地坐着，聚精会神地听他们商讨细节。他知道，通常情况下，作为女孩的父亲，吉德伦金会恳求对方，取悦对方。但选举可不是通常情况，现在是哈班斯得小心翼翼，免得冒犯了对方。

奈莉·吉德伦金走过来，将两个木制内格罗托盘放到哈班斯和弗姆身边。跟她父亲一样，她也很瘦小。她的粉红色低腰裙将她纤细的身材展露无遗。她将瓶装的彩色液体放进托盘里，然后去拿平底大玻璃杯。

吉德伦金变得有活力了一些。他指着瓶子说：“选吧。红色的还是橙色的？”

“我要红色的。”弗姆欢快地说。

哈班斯不能拒绝。“橙色的。”他说，但语气里尽是沮丧。吉德伦金说：“如果你想要红色的，你也可以选红色的。”

“没关系，金匠。橙色的可以。”

奈莉·吉德伦金对着弗姆飞快地做了个鬼脸。她见过他，每次在路上碰到，她都要忍受他尖酸刻薄的评论。弗姆经常“骚扰”她，朝她吹口哨。但他从来没有“突袭”过她，从没有对她表示过好感。看到他在她父亲的房子里，她有点吃惊。弗姆故意做出夸张的放松表情，好显得他一点也不在乎这种荣幸。

她把甜饮倒进平底大玻璃杯里。

哈班斯假装仔细研究椅子旁边的木制托盘。但他实际上是在看奈莉·吉德伦金。他看得很谨慎，但又足以让吉德伦金知道他在看她。

吉德伦金摇着摇椅，木鞋敲在地板上，啪啪作响。

“还有别的什么事吗？爸爸。”

吉德伦金看了看哈班斯。哈班斯摇了摇头。

“没别的事了，奈莉。”

她朝里面走去，穿过门帘走进一间很大的蓝色客厅。哈班斯看到客厅的一面墙上挂了一幅很大的镶框画，画的是乔治五世国王和圣雄甘地在举行圆桌会议。国王穿得很正式，面带笑容，甘地缠着腰布，也面带笑容。这幅画让哈班斯更放松了。他自己在西班牙港家中的客厅里也有一幅这样的画。

后来弗姆出了点意外。他打翻了内格罗托盘，红色的甜饮溅了一地。

吉德伦金看都没有看。“很容易擦掉。地板是瓷砖的。”

奈莉走出来，朝弗姆坏笑了一下，然后把弄脏的地板擦干净。

吉德伦金站起来。就算穿着木鞋，他看起来也还不到五英尺高。他走到游廊一角，木鞋在地板上噼啪作响。他拿了个高高的、涂了铬层的柱形物放在弗姆的椅子边上。

“把这个踢倒。”他说。他看起来面红耳赤，像是要冒汗了。

哈班斯“嚯”了一声。

“来吧，巴克什的儿子，把这个踢倒。”

“金匠！”哈班斯大喊。

弗姆站起来。

“弗姆！你要干什么？”

“别，哈班斯先生。让他踢。”

弗姆踢了下那个柱形物。

那个东西晃了晃，然后又恢复了直立的状态。

“你踢不倒它。”吉德伦金将那个烟灰缸和它厚重的底座放回角落，又回到他的摇椅里。“现在他们做了些有意思的新式玩意，嗯？我在西班牙港的妹夫给我的。”吉德伦金看着哈班斯。“是位律师。”

弗姆带着困惑坐下来。

“你女儿看上去很聪明啊，金匠。”哈班斯说。

“嘿！”吉德伦金还是摇个不停。“听过她说话的人都不相信她只有十六岁。在弗朗西斯老师那里学打字和速记。她会记下药方，以及打出药方。你的医生儿子……”

“哦，他现在还不是医生。”

“你应该把他带来。我喜欢有志向的孩子。”

“他今天在学习。获奖学金的学生。你一定要来见见他。他想见你。”

“我也想见他。”

就这么定了。

吉德伦金没有提出新的要求，哈班斯松了口气，他抿了一口橙色的饮料。

吉德伦金摇了摇摇椅。“你不用担心选举的事。一旦我支持你——他用右手做了个解散的小手势——你就赢了。”

“这个男孩的父亲也说支持我。”

吉德伦金吸吮了一下金牙，表示对巴克什不屑一顾。“嘿！他能做什么？”

弗姆马上表示对父亲的忠心。“他控制了一千张选票。”

哈班斯立马劝和。“当下，每个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我是印度教徒。你，金匠，也是印度教徒。巴克什是穆斯林。有关系吗？”

吉德伦金没有说话，只是摇摇椅。

“我们应该组建一个委员会。”弗姆说。

吉德伦金的笑容绽开了些。

“组织竞选的委员会。各种会议、游说，还有海报。”

哈班斯想对弗姆的话一笑而过。“如今事情变得越来越时髦了，金匠。”

“我不认为委员会能比我带来更多的选票。我要是让埃尔维拉人给某个人投票，我倒想看看谁跟我说不。”

吉德伦金最后那句话里冷冰冰的威胁语气吓了哈班斯一跳。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矮小的人竟会说出那种话。

“那个叛徒洛克胡怎么办？”他问。

但他没有得到回答，因为，就在这时，镀锌铁皮屋顶上的一声巨响让他们都吓了一跳。内格罗托盘抖个不停。有打碎玻璃的声音。

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疲倦而又镇静。是吉德伦金夫人在说话。“又是面包果。这次打烂了一块窗玻璃。”

吉德伦金跳起来，他的木鞋发出最响亮的噼啪声。“是那个狗娘养的拉姆劳干！”他跑到游廊边上，踮起脚尖，身体俯向围栏。哈班斯和弗姆跟他一起往外看。

拉姆劳干正在漫不经心地剔牙。“哈。哈。”

“拉姆劳干！”吉德伦金大喊，他的嗓音细长尖厉，传出很远。“我总有一天会打烂你的屁股。”

“哈。你会打烂我的屁股？你连跟我吵架的理由都没有，你还要打烂我的屁股？”

“是的，我会那么做。我，吉德伦金，会那么做，所以，神啊，帮帮我！”他突然转向弗姆和哈班斯，脸上挂着僵掉的笑容，朝他们大喊，“哦，天啦！别让那人惹我！别让他惹我！”

拉姆劳干从店铺门口走到院子边上。“下来。”他阴阳怪气地邀请道，“下来打烂我的屁股。下来打啊。下来砍了面包树或鳄梨树。那时我们就会知道谁厉害。”

“别跟他计较，爸爸。”奈莉·吉德伦金在屋里说，“你不知道那人只是想让你自降身份吗？”

吉德伦金没有理会他女儿的话。“你是个斗士吗？”他反问拉姆劳干。“你？你去过西班牙港吗？去西班牙港，要人告诉你圣文森特街在哪里，沿着圣文森特街走，在最高法院停下，向他们打听吉德伦金。他们就会告诉你谁是斗士。最高法院知道你是斗士吗？”

拉姆劳干犹豫了。吉德伦金是个棍斗老手。他够不了很远，但他身手敏捷，可以弥补那一缺陷。他因为用棍子打架常常被警察抓走，麻烦不断。

拉姆劳干无话可说。他将双手放到铁丝篱笆上。

“把你又胖又脏的手从我的篱笆上拿开。”吉德伦金呵斥道，“像你这么脏兮兮的胖店主还想把手放到我的篱笆上？”

“好吧，好吧。等有一天我竖起了自己的篱笆，你可别碰它，我警告你。”

“等你有了再说吧，现在把你又胖又脏的手从我的篱笆上拿开。”

就在那时，拉姆劳干突然哭起来。他哭得很伤心，肚子一晃一晃的，眼泪直流。“你现在连你的篱笆都不让我碰。”他用长满汗毛的粗大手背擦了擦眼睛，“但你没必要这么侮辱我。好吧，你不需要我。没人需要我。候选人不需要我。你们三个待在上面密谋着怎么对付我。你现在不让我把手放在你的篱笆上。我没有控制选票，所以没人需要我。就是因为我没有控制选票。”他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来了精神，他说，“吉德伦金，下次如果你老婆的哪只鸡跑到我院子里来，不用费力去找了。因为我晚上会吃了它。”他又变得伤感起来，“我没有控制选票。没人需要我。但大家的鸡都能进我的院子，好像我的院子是公用的。”

他边哭诉边退回到他的店里。

吉德伦金回到摇椅里。“去他妈的屁股。”他说得咬牙切齿，“自从他到埃尔维拉来，已经三年了，他只会让我生气。”但吉德伦金还像先前那样镇静。他的脸红彤彤的。但就像他的笑容一样，他脸上的红晕也是天生的。

天黑了下来。

“你得在拉姆劳干的店里开个朗姆酒户头。”吉德伦金说。从他镇静的表情可以看出，吵架并没有影响到他。

弗姆点头表示赞同。“埃尔维拉唯一的酒铺，哈班斯先生。”

哈班斯低头看着他的双手。“我得为每个人买朗姆酒吗？”

“不是每个人。”吉德伦金说。

哈班斯换了个话题。“那个叛徒洛克胡怎么办？”

“洛克胡不是没有脑子，”吉德伦金说，“但我不担心他。即便洛克胡为传教士赢得了一千张印度教徒的选票，你还有三千张印度教徒的选票。现在，三千张印度教徒的选票再加一千张——西班牙人的选票包在我身上——你就有四千张选票了。”

“不要忘了还有一千张穆斯林的选票。”弗姆瓮声瓮气地说。

吉德伦金极不情愿地承认那些选票。“有五千张选票。你不可能输。”

“这么说只有五千张了，嗯？”哈班斯对弗姆说，“在车里，你跟我说有六千张。我想你明天会跟我说四千张，后天会跟我说三千张。”

“哈班斯先生！”吉德伦金喊道，“哈班斯先生，你不能那么说！”

“没人能骗我。我知道会这样。我有征兆。”

“八千张里有五千张，”吉德伦金说，“你不可能输。你比对手多了两千张选票呢。记住，我，吉德伦金，是支持你的。”

“这个洛克胡真是个他妈的叛徒！”哈班斯最后大喊。他后来镇静下来了，看了看弗姆和吉德伦金，笑了笑，开始低声说：“对不起，金匠。对不起，弗姆。我刚才只是有点灰心，没别的。”

“竞选狂热症。”弗姆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还安排了其他事情。吉德伦金接受了成立委员会的要求，他们还决定了委员会的成员。看到吉德伦金对弗姆没那么冷淡了，哈班斯感到高兴。最后，他告诉吉德伦金弗姆是竞选干事的消息。吉德伦金也欣然接受。他不觊觎那个位置，因为那是个付酬劳的职位。他为哈班斯做的一切，只是出于他的好心。

在他们离开前，吉德伦金说：“我会去西班牙港看你的医生儿子。我喜欢有志向的孩子。”

“他也想见你，金匠。”

弗姆和哈班斯上了道奇车。

拉姆劳干昏暗的店铺里点着一盏小油灯，那个男人正在柜台边用一个搪瓷盘吃晚餐。

“朝他挥手。”弗姆说。

拉姆劳干也挥了挥手。“对，老板！”他莫名地高兴。

“一个有意思的人。”哈班斯说完便开走了。

“他总是假装勇敢，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哭起来。”弗姆说，“他真的很孤独。老婆死得早。女儿们也不来看他。”

回去时，一路上没有挥手和欢呼。年轻人坐在涵洞上，还在外面游荡的半裸的小孩被道奇车的前灯照得睁不开眼。哈班斯开过去后他们才认出他来。哈班斯小心翼翼地开车。周五晚上，主干道上人很多。拉姆劳干的酒铺里很快就会有人去喝酒，又一个周五晚上的狂欢，库费先生的布道已经开始了。

弗姆指着库费先生的房子给哈班斯看。摇摇晃晃的小游廊上一盏煤气灯照亮了库费先生，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穿一件紧身的蓝色上衣，手指在使劲敲打一本《圣经》。煤气灯也照亮了下面院子里库费先生的会众，一群虔诚的黑人，很多都是女人。道奇车的隆隆声淹没了库费先生的布道声，但他的动作热情洋溢。

“考费先生[1]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弗姆说，“那些黑人没有一个会选你，哈班斯先生。”

“叛徒！埃尔维拉到处都是叛徒。”

库费先生和他的会众被抛在了后面。

哈班斯想到那两个白种女人，想到那条黑母狗，想到宣传车，想到每个月七十五美金，想到拉姆劳干店里的朗姆酒户头，想到洛克胡的背叛，他看到处处是失败和羞辱。

弗姆突然大喊：“瞧！哈班斯先生，传教士。”

哈班斯看到了。一个高大的黑人，高耸的卷发，长长的卷胡须，长长的白袍子，头上戴的照明灯在他身上形成一圈光晕。他在路边轻快地走着，用手杖敲路，袍子的褶边在穿了便鞋的脚上飞舞。他们看到他离开马路，穿过院子，看到他敲别人的门。当他们开车过去时，他们看到门为他打开了。

“他就是那么做的。”弗姆说，“轻快地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敲门，进去，出来，然后又轻快地走掉。”

“进去之后，他会跟人家聊什么呢？”

“没人知道，哈班斯先生。没人说。”

他们在巴克什家停下来，弗姆下了车。

“我们在下周的某个时候开委员会会议，哈班斯先生。会让你受到鼓舞的。”

但弗姆的手还放在车门上。

“哦，差点忘了。”哈班斯把手伸进后面的口袋里。“这是……不多，但是个开始。”

“是个鼓励。”弗姆说着接过纸币。

哈班斯开出埃尔维拉，经过废弃的可可屋，经过科多巴，开上埃尔维拉山，开下埃尔维拉山。在山脚下时，他的前灯照到那两个骑车的白种女人。

“没什么。”哈班斯自言自语，“我一定不能灰心。根本就没什么。”

如果他知道就好了，他的麻烦还没有开始。

[1]弗姆发音不标准，把库费先生念成了考费先生。

三　凶兆

虽然弗姆在车里对哈班斯说他以后想进郡议会，但他以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要从政。然而，当洛克胡突然为传教士竞选，弗姆也宣布他打算为哈班斯竞选。巴克什夫人反对，但巴克什说：“这对男孩子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巴克什已经同意，如果哈班斯给他两千美金，他就支持他。但弗姆想跟洛克胡一样，做些宣传方面的工作。巴克什本人有段时间一直在拉姆劳干的酒铺里说，做宣传员很挣钱。因此，那天下午当哈班斯过来时，巴克什对两千美金的事只字未提，而是要一辆装有喇叭的大篷车，并且要弗姆当竞选干事。

自埃尔维拉公立学校的新校长弗朗西斯老师成立埃尔维拉社会与辩论俱乐部以来，弗姆和洛克胡就成了死对头。弗朗西斯老师是个年轻的黑人，皮肤发红，经常穿城里人穿的那种花哨衣服，在埃尔维拉煞是耀眼：鲨鱼皮阻特装[1]，敞开的衣领下打了一根鲜亮的领带，双色鞋子。作为一名校长，他很年轻，但在埃尔维拉，做校长就意味着被特立尼达教育部咒骂。（在西班牙港的学校里，弗朗西斯老师因为鼓吹他的无知论而被这样骂过。他曾经在黑板上画了个不成形的图案，然后问学生们：“告诉我，嗯。你们经常听说的灵魂，是不是这样的？或是怎样的？”有一个男孩感到很气愤。男孩的父亲向教育署署长投诉。然后弗朗西斯老师就被发配到了埃尔维拉。）他组建了埃尔维拉社会与辩论俱乐部，旨在鼓励大家独立思考。这想法很新颖，反响很大。洛克胡很快就成了俱乐部新秀。那些在俱乐部里念的诗歌和故事，大部分是洛克胡写的。洛克胡的一首诗甚至被印在《特立尼达哨兵报》的头版，头版的底部为诗歌和《圣经》的引文预留了位置，用特别的字体打上去：

埃尔维拉，觉醒！看，黎明！

为你照亮，为我照亮……

在所有的讨论中，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弗朗西斯老师仍然对宗教充满热情——洛克胡总喜欢出风头，而不让弗姆或其他人表现自己。弗朗西斯老师总是支持洛克胡。他们共同努力，将俱乐部变成一个他们可以在听众面前炫耀的地方。他们开玩笑，说双关语，那些玩笑和双关语几乎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回荡。一天，弗朗西斯老师说：“洛克胡，像你我这样的人，太少了。”只有洛克胡一个人哈哈大笑。紧接着开会时，洛克胡评论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要点有两个，而且间隔很远：开始和结尾。”后来人们不再去俱乐部，那些去的人也只是去喝东西——在埃尔维拉，总有两三个人跟朗姆酒铺的主人拉姆劳干争吵——俱乐部便解散了。

弗朗西斯老师和洛克胡关系密切。弗朗西斯老师觉得洛克胡理解他。他说洛克胡天生是个作家。他总替洛克胡往《哨兵报》、《卫报》和《公报》投稿。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结果。

当洛克胡得到那份在装有喇叭的大篷车上为电影做宣传的工作时，弗姆确实大受打击。是弗姆先听说那份工作的。弗姆从消息灵通的印刷商哈理查德那里得到消息，申请了那份工作，差不多要得到那份工作了，这时洛克胡在弗朗西斯老师的支持下掺和进来。洛克胡指出，弗姆太年轻，没有驾驶执照（确实是那样），还说弗姆的英语不好（事实也是如此）。洛克胡指出，他，洛克胡，有驾照（确实是那样），而且他的英语无可指责（这是保守的说法）。洛克胡获得了那份工作，还说那是自降身份。但当他开着那辆装有喇叭的大篷车在特立尼达中心转悠，心满意足地说着无可指责的英语时，弗姆只能待在埃尔维拉，在他父亲的店里做学徒。弗姆恨那间阴暗潮湿的店铺，恨没完没了缝衣服的活儿，他只被允许干那样的事情，他恨埃尔维拉，有时甚至恨他的家人。

弗姆从来没有原谅过洛克胡。洛克胡口中那份自降身份的工作理应是他的。为了得到那份工作，他当时宁愿不惜一切代价。现在，选举给了他又一次机会。让他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喇叭，让他走出了裁缝店。他工作不仅是为了帮哈班斯赢得选举，打败传教士，更多是为了羞辱洛克胡和弗朗西斯老师。

委员会的成员还没有碰头，弗姆就开始工作了。他从吉德伦金家拿来一罐红油漆，在埃尔维拉的涵洞上、电线杆上和树干上涂上热情洋溢的标语：不选哈班斯就死！

巴克什夫人压根儿就不赞同参与选举的事。“没人听我的。”她说，“大家都洗脚跳进这场民主的买卖中。但我敢保证，甜的东西起初都是甜的，最后将变得异常酸。”

喇叭和大篷车出现时她的态度有所缓和，但还是明确说她不赞同。埃尔维拉所有人都知道了大篷车的事情——巴克什城府深的又一个例证——巴克什夫人被她的财富，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吓了一跳。她觉得这是冒险，是在邀请邪恶之眼。

其他人都不那么看。当弗姆和巴克什在考虑把车停哪里时，巴克什家的其他孩子都围在车旁。为了把车停进院子里，他们不得不推倒几根腐朽的木栅栏，在排水沟上搭一座桥。有些穷人和他们的孩子跑过来看。巴克什和弗姆不再说话，皱着眉头思考，还一边吐口水，好像车子是个大麻烦似的。虽然严格说来那时还没有必要，但他们把喇叭装到车上。他们在车篷上铺了一个麻袋，把喇叭放在上面，然后用四根绳子把它固定在保险杠上。

在装喇叭的整个过程中，巴克什只说了一句话。“得给这该死的喇叭找个合适的架子。”他恨恨地说。

那天晚饭过后，弗姆和他十二岁大的兄弟拉菲克开车到三英里远的科多巴去涂些新标语。在他涂“不选哈班斯就死”时，西班牙人冷冷地看着。

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完成他的工作。

他标语前面的字被刷上了白石灰，科多巴到处只剩下滴血的红字：死！死！死！

“是洛克胡干的好事。”弗姆说。

这时，拉菲克指着一面墙。标语前面的几个字只有部分被遮住。被刷子刷了三下，每一刷之间都有空隙，标语只剩下几个字母，这几个字母成了征兆：……死……十……个！

“死十个。”拉菲克说。

“快点，”弗姆说，“这样的事情就把你吓住了？你现在是个男人了，拉菲克。不管你做了什么，”弗姆补充道，“别告诉妈妈，听到没有？”

但拉菲克最先干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

“死十个！”巴克什夫人用手拍了拍她的大胸部，坐在一条长凳上，手里还拿着她搞卫生用的破抹布。

巴克什从一个大搪瓷杯里喝了一大口茶。“没什么，亲爱的。有人在开玩笑，根本就没事。”

“哦，天啦！巴克什，这甜蜜的选举！”

巴克什家的孩子们来到厨房。

“没什么的，”巴克什说，“那上面说的是死十个。我们家只有九个人。七个孩子，还有你和我。只是个意外，亲爱的。”

“不是意外。”拉菲克说。

“哦，天啦！巴克什，你看，甜的是怎么变酸的！”

“只是洛克胡那个叛徒干的好事，”弗姆说，“让他等着，等他给传教士弄标语的时候……”

“怎么可能有事呢？”巴克什笑着说，“它说的是死十个，我们这里只有九个人。”

巴克什夫人冷静了一些。她好像想到了什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带着哭腔说：“哦，天啦！巴克什，我们怎么知道只有九个？”

弗姆虽然不担心“死十个”的征兆，以及巴克什夫人害怕的事情，却不再出去涂标语。他改为把心思放在竞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

他决定不在吉德伦金家开会。那个地方让他太不舒服了，他还记得当他把甜饮倒在地上时奈莉·吉德伦金对他不怀好意的笑容。他自己的家，伦敦裁缝铺，是绝对不行的：巴克什夫人甚至连“竞选”一词都不想听到。因此，他决定把开会的地点放在达尼拉姆的老木房子里。达尼拉姆是个梵学家，也是委员会成员。至少，达尼拉姆的家庭不复杂。达尼拉姆的老婆瘫痪二十多年了。他们家还有一位成员，是被他儿子抛弃了的温顺的年轻媳妇。他儿子结婚才两个月就走了。有一段时间了，没人知道他儿子在哪儿，但达尼拉姆总说他儿子在英国，在学东西。

在开会的那天晚上，弗姆和巴克什不顾巴克什夫人的反对，开了那辆宣传车过去。

弗姆在路上能看清游廊上有两个男人。一个是达尼拉姆，他块头很大，穿一身印度僧侣服，正在油灯旁边平躺着读报纸。另一个男人弯腰坐在一条长凳上，那是马哈德奥。

达尼拉姆和马哈德奥都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把他们放到竞选委员会里只是为了让他们别捣乱。达尼拉姆是埃尔维拉最有名的梵学家，但他喜欢到处嚼舌头，喜欢跟人辩论宗教上的事情，他被看成是一个小丑。马哈德奥是个十足的大傻瓜，埃尔维拉所有人都知道。但马哈德奥可能会有用。他在遗留下来的埃尔维拉庄园做小工头，是个“掌控者”（不是掌控车子或奴隶，而是掌控自由劳动者）。作为掌控者，他总能对他的工人施加压力。

当弗姆和巴克什走进游廊，达尼拉姆跳起来，整个房子都动了。房子摇摇晃晃的，游廊晃得更厉害。达尼拉姆把游廊的一边加宽，这样游廊伸出去就像块平地。没有经过处理以及刨光的雪松板缩水后，地板上到处都是缝隙。

“哈，”达尼拉姆边搓手边说，“竞选干事。来讨论竞选的事情，嗯？”

所有有关选举的事情都让达尼拉姆激动。像“竞选”、“候选人”、“委员会”、“选民”、“立法委员会”这样的词，尤其让他激动不已。他长得牛高马大，挺着个大肚子，那肚子好像是多余的，几乎可以和身子分开。

马哈德奥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说话。他萎靡不振地坐在长凳上，矮矮的个头，胖胖的身材，衣服有点紧，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屋里传来一阵咳嗽声，是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无力和不满。她用印地语问：“谁啊？”

达尼拉姆领着弗姆和巴克什走到小客厅，让他们朝门里面那间昏暗的卧室看。他们看到一个女人躺在一张有四根帐杆的卧床上。是达尼拉姆的老婆。她正向左侧身躺着，看不到她的脸。

“竞选委员会。”达尼拉姆对着那间房说。

“哦。”她没有转身。

达尼拉姆领着弗姆和巴克什走回游廊，让他们坐在马哈德奥对面的长凳上。

达尼拉姆坐在马哈德奥旁边，开始晃动双腿，直到游廊都摇晃起来。“这么说，金匠已经谈好了，嗯？一切都谈好了？”

弗姆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吉德伦金见过那个男孩了？哈班斯的儿子。”

“哦，是的，已经谈好了。”巴克什说，“吉德伦金前天去了西班牙港。”

达尼拉姆点了一支烟，以婆罗门的方式将烟从握紧的手里吸上来。“吉德伦金真的相信哈班斯会让他的儿子娶奈莉？”

巴克什趁机问。“你听说了什么吗？”

达尼拉姆耸了耸肩。“我们需要光。新娘，拿皮特马克斯煤气灯来。”达尼拉姆喊道。

巴克什注意到，虽然他的儿媳妇被抛弃很久了，达尼拉姆还是叫她“新娘”。

“哈里最近怎么样？”巴克什问，“他写信回来了吗？”

哈里是达尼拉姆的儿子。

“在英国，伙计。”达尼拉姆回答，“在学习。不能一边学习一边写信。”

新娘拿来皮特马克斯煤气灯。她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印度姑娘。她有一张小巧温和的脸，宽宽的嘴巴，大概十八岁，光着脚，面纱遮到前额处，很得体的样子。她把皮特马克斯煤气灯挂在天花板的吊钩上，然后回到厨房。厨房就搭在大游廊的一个角落，冒着烟。

“她最近怎么样？还哭吗？”巴克什问。

达尼拉姆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她现在熬过来了。这么说吉德伦金真的相信哈班斯的儿子会娶奈莉？”

马哈德奥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的头朝前倾，圆鼓鼓的眼睛盯着没系带子的黑靴子。弗姆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借着汽化灯的光，他研究起达尼拉姆家游廊的墙壁来。墙上有很多印度色彩的画作，但墙上最大的东西是一大幅埃索日历，梵学家达尼拉姆的宗教活动安排用铅笔写在日期上方。看来达尼拉姆的活动减少了。不过没关系。弗姆知道，达尼拉姆还拥有拖拉机五分之一的股份。巴克什说，那每月至少有两百美金的收入。

哈班斯走进来，显得有点烦躁不安，低头看着地面。弗姆马上意识到“出事了”。

达尼拉姆站起来。马哈德奥也站起来，这才开始说话：“晚上好，哈班斯先生。”

达尼拉姆将哈班斯领到客厅，弗姆听到哈班斯说：“哦，哦，夫人，你好吗？我们过来只是谈谈选举的无聊事。”

他出来时看起来垂头丧气的，坐在地板上的垫子上。

达尼拉姆喊道：“新娘，候选人来了。我们想要点喝的。哈班斯先生，你想喝点什么？巧克力、咖啡，还是绿茶？”

“绿茶。”哈班斯心烦意乱地说。

“哈班斯先生，怎么啦？”弗姆问。

哈班斯的手指交叉握在一起。“我想不通，弗姆。想不通。我是个老人。为什么下面的每一个人都反对我？”

达尼拉姆很兴奋。他笑出声来，意识到不合适，然后又尽力显得严肃一些。但他的眼里还闪着光。

“我开车经过科多巴，”哈班斯低头对着他的双手说话，他的声音很小，还有点沙哑，“那些西班牙人一看到我的车就转过背去。他们把窗户关起来。我以前以为他们会选我的。我想不通，弗姆。我对西班牙人没做过什么。”

“是那个叛徒洛克胡搞的鬼。”巴克什说。

后来吉德伦金来了。他穿着走亲访友时穿的套装，手里拿了本绿色封面的书。他好像对这座房子很熟悉，因为他没等达尼拉姆介绍就径直走向里面病人的房间。走上台阶时，他大声说：“夫人，你最近怎么样？是我，吉德伦金，金匠。”

当吉德伦金出来回到游廊时，看得出他也有不好的消息。跟脸上的红晕一样，他的笑像是固定在脸上。但他眯缝的双眼里透出愤怒和遗憾的神情。

“达尼拉姆，”吉德伦金一坐下来摘下他的大灰毡帽就说，“我们要再算一下”。

达尼拉姆对吉德伦金的话深信不疑。“新娘！”他大喊，“拿纸和铅笔来。要再算一下。委员会在等着。候选人和委员会在等着。”

哈班斯看着吉德伦金。“我对西班牙人做过什么？为什么他们都不理我？”

吉德伦金一字一顿地说：“发生了一些事情，哈班斯先生。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并不感到奇怪，金匠。”哈班斯打断他，“宣传车。竞选干事。朗姆酒户头。洛克胡。人们不理我。我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新娘拿来些褐色的包装纸。“我没找到铅笔。我到处都找了。”

达尼拉姆忘了选举的事。“但这简直是疯了，新娘。那支铅笔我用了六个月了。”

“只不过是支铅笔。”新娘说。

“是你这么认为。”达尼拉姆说，他眼中的笑容没有了。“不只是铅笔。是原则问题。自从你来了，我们就开始丢东西。”

“最先丢的是你儿子。”巴克什说。

达尼拉姆看了看巴克什，眼里又有了笑容。他对准地板的缝隙吐了口口水。

“这是你们在找的铅笔吗？”弗姆说。他从地板上捡起一支那种政府办公室用的保迹铅笔。铅笔顶端的凹槽处系了根长绳。

达尼拉姆搓了搓手。“啊，是的。你们进来前，我正在做填字游戏。”

新娘扭头走回厨房。

哈班斯在沉思。

突然，他说：“吉德伦金，我以为你控制了西班牙人的选票。”

大家都注意到，哈班斯直呼吉德伦金的大名，而不是叫他“金匠”。那简直是一种侮辱。

不过吉德伦金好像没有感觉到。他不停地摆弄他带来的那本书，一言不发。

没有得到回答，哈班斯转而对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一九四六年大选时，我知道的候选人没有一个花了这么多钱。我非得买宣传车，非得在拉姆劳干的酒铺里开朗姆酒户头不可吗？”

巴克什看上去生气了。“我知道你说的是我，老板。你提到宣传车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说的是我。你说的一九四六年的情况属实。那时没人花很多钱。但那是第一次选举。人们只是去选了他们喜欢的人。现在不一样。人们学乖了。你得在他们身上花钱。”

“是的，你得在他们身上花钱。”达尼拉姆说。他的腿晃个没完，眼珠滴溜溜转个不停。有关选举的大词汇，他都很感兴趣。“否则，其他人会在他们身上花钱。”

庄园工头马哈德奥抬起右手，一双大眼睛转过去看着哈班斯。他那一小撮厚厚的胡须和胖胖的小嘴不停地颤动。“你的钱白花了，哈班斯先生。”他轻声说，“我们已经赢了。”

哈班斯大声说：“就是这种屁话会让选举失败。（哦，天啦，你看，竞选让我满口脏话。）但你，马哈德奥，你四处转悠，张开你的大嘴到处说哈班斯已经赢了。你以为那样会得到人们的选票？”

“确实。”达尼拉姆说，“人们会说：‘如果他赢了，他就不需要我的选票了。’”

“弗姆，”哈班斯问，“你今天会给我多少张选票？第一次见你时你说六千张。然后是五千张。今天是不是四千张？”

弗姆没有机会回答，因为吉德伦金接过话大声说：“是的，哈班斯先生，是四千张。”

哈班斯没有理会。“瞧我一大把年纪卷进这种事情。为什么我不离开，到别处去安安静静地坐着，死去，到埃尔维拉外的某个地方？弗姆，拿纸和铅笔来，记下这个。纳帕罗尼有八千张选票。四千印度教徒，两千黑人，一千西班牙人，还有一千穆斯林。黑人的选票我得不到，还有一千张印度教徒的选票也得不到。那就还剩五千张。但现在，金匠，你说只有四千张。告诉我，求你了，今天说的为什么比上周五说的少了一千张？”

“问题出在科多巴。”吉德伦金沮丧地说，“你自己也看到西班牙人是怎么对你的了。看看这本书。”

他把他一直在翻看的那本绿皮书递给他。

马哈德奥皱了一下眉头，慢慢地念出标题：“上——帝——是——真——实——的。”

作为一名梵学家，达尼拉姆自认为是研究上帝的专家。他疑惑不解地看着那本书，“嗯”了一声。

“西班牙人现在整天都在谈论这个。”吉德伦金指着那本书说，“我一踏上科多巴就感觉不对劲。我看到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记，上面写着‘死！死！’。”

“那是洛克胡搞的鬼。”弗姆说。

吉德伦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到两个骑着红色大自行车的白种女人。我跟你们说，破坏是她们搞的！”

“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哈班斯惊呼，“我知道。我有预兆。我那天应该把她们碾死的。”

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她们在为谁拉选票？”巴克什问，“为传教士吗？”

“为耶和华。”吉德伦金说，“她们不能影响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黑人，但她们在西班牙人中捣乱。我每到科多巴的一个地方，西班牙人就跟我说，世界将在一九七六年毁灭。我问他们怎么知道这么确切的日期，他们说《圣经》上是这么说的。”

达尼拉姆拍了一下大腿，说了声“哈米吉多顿[2]”，梵学家达尼拉姆曾经在加拿大教区的长老会学校接受过教育，在那里学了圣歌以及其他基督教的东西。他很珍惜那次学习机会。“它能让我看到两面。”他常说。即便现在，虽然他是印度教的牧师，他却经常情不自禁地哼些赞美诗的小曲，比如“耶稣爱我，是的，我知道”。他拍了一下大腿，惊呼“哈米吉多顿”。

“差不多。”吉德伦金说，“这些白种女人跟西班牙人说，他们一定不要参与政治，西班牙人把这些女人说的话当成真理。”吉德伦金听起来有些受伤。“我跟你们说，这事对我来说是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尤其是，我认识西班牙人很长一段时间了。你们瞧，我去见老伊达格罗，你们知道的，特里萨的父亲。那人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多年来，他吃我的食物，喝我的威士忌，借我的钱。现在，他跟我说他不选了。于是我问他：‘伊达格罗，你为什么不选呢？’他回答我说：‘政治不是神圣的东西。’然后他问我：‘你知道是谁发起政治的吗？’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我是多么吃惊。‘某人发起了政治？’我说。他嘲弄地笑了笑，好像他比任何人知道的都多，然后说：‘你看，你不知道这些小知识吧。因为你学得不够。’他，伊达格罗，竟然那样跟我吉德伦金说话！‘回家去吧，’他说，‘回去读《圣经》，你就会读到发起政治的人是宁录[3]。’”

“谁是宁录？”巴克什问。

梵学家达尼拉姆又拍了一下大腿。“宁录是个伟大的猎人。”

他们都在思考这个。

哈班斯有点心不在焉，闷闷不乐。

巴克什说：“你们听到没有，那些女人想要的只是男人。在他们找到好男人的那一刻，所有这些有关勇猛打猎的讨论都会随风而去。”

达尼拉姆按了一下吉德伦金：“你没跟他们说恺撒？让恺撒的归恺撒。诸如此类。”

吉德伦金举起他枯瘦的手。“我不搅和那些有关基督教的疯狂事。我离开时，他，伊达格罗，叫我回去。我，吉德伦金。他给了我这本绿皮书。上帝是真实的。嘿！”

马哈德奥摇了摇头，同情地啧啧了几声。“老伊达格罗确实尿到你头上了，金匠。”

“不仅是尿，”吉德伦金说，“他还摇。”

坦白了丑事后，吉德伦金又恢复了先前的尊严。

“即便西班牙人不投票，”弗姆说，“我们还有四千张选票。印度教徒三千张，穆斯林一千张。传教士只有三千张。两千黑人，一千印度教徒。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输。”

“我觉得不会有一千个印度教徒投票选传教士。洛克胡没有控制那么多选票。”达尼拉姆说。

“别傻了。”弗姆赶紧插话，“传教士在这里帮了很多印度教徒。如果印度教徒看到像洛克胡那样的印度教徒支持传教士，恩，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去选传教士。洛克胡四处跟人说，他们现在不能考虑种族和宗教。他说，如果印度教徒选像传教士那样的黑人，没什么不对的。”

“这个洛克胡想要屁股开花。”巴克什说。

吉德伦金表示赞同。“选举的时候说那种话是危险的。洛克胡不知道他自己说的是什么。”

哈班斯将手指交叉然后又松开。“我只要做什么，什么就不是好事，就不容易。其他人都过得容易。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生活总是这么难。”

游廊上的人都没有说话。他们看着哈班斯，等着他哭诉。只有汽化灯在飞蛾撞上去时发出嘶嘶和嗡嗡的声音。

后来新娘端着茶小心翼翼地走出来。茶用鲜艳漂亮的茶杯盛着，杯口很阔，茶不时溢出来。

达尼拉姆说：“茶，哈班斯先生。喝茶。你会感觉好点。”

“不想喝。”

达尼拉姆轻声笑了笑。

两三滴眼泪从哈班斯瘦削的老脸上滚下来。他拿起杯子，对着杯口吹了吹，然后端到嘴边。但他还没喝就崩溃了，哭着说：“我没有朋友，没有帮我的人，什么也没有。大家只想要钱。”

马哈德奥有点受伤。“你什么也没给我，哈班斯先生。”他没有想到问他要。

已经被承诺过的达尼拉姆——拖拉机的合同——大口吸烟。“你不是送东西给我们个人，哈班斯先生。你一定要觉得你是在给大家。毕竟，这就是民主的意思。”

“确实。”巴克什说，“我们想让你进立法委员会是为了大家。你应该想着大家，老板。就像你前几天跟我说的，钱不是一切。”

“是的。”哈班斯以长笛般的音调说。“是的。”他笑了笑，擦干眼睛。“你们都很忠诚。我刚才没有控制住自己。”

他们慢慢地饮茶。

为了打破沉默的气氛，达尼拉姆开始责备起他儿媳妇来。“新娘，你泡茶泡了好长时间。”

她说：“我要生火，要烧水，要泡茶，还要凉茶。”

她的茶凉得太好了，差点就冷了。达尼拉姆喜欢喝那样的，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不喜欢喝冷茶。只有响亮地抿了一小口的哈班斯好像不在乎。

达尼拉姆的老婆在她房间里恼怒地喊着。新娘吸了一口气，然后走过去。

弗姆说：“如果洛克胡能让印度教徒把票投给传教士，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让黑人把票投给我们。”

他们边喝茶边思考。

达尼拉姆猛地抽了口烟，然后拍了一下缠了腰布的大腿。“啊！有了！”

大家吃惊地看着他。

“要花点钱……”达尼拉姆不好意思地说。

哈班斯喝了一大口冷茶。

“要花点钱，但不会很多。在埃尔维拉，竞选委员会一定要是某种社会福利性质的委员会。假如一个黑人病了。我们到他们那里。我们用我们的出租车带他们去看医生。我们给他们付药费。”

吉德伦金吸了一口气，又成了弗姆眼里那个在贴了瓷砖的游廊上微笑着摇着摇椅的令人敬畏的吉德伦金。“达尼拉姆，你说得好像你不知道埃尔维拉的黑人生命力有多顽强。你以前看到过黑人生病吗？他们只要倒下就死了。但这只发生在他们八九十岁的时候。”

“好吧。他们不生病。但就连你也说他们有时会死。嗯，选举前，有两三个肯定会死。”

“你想弄死几个？”巴克什问。

“嗯，即便死一个，我们去埋。我们去举办守丧仪式。我们带着我们的咖啡和我们的饼干去。”

“你觉得那样会让黑人选你吗？”巴克什说。

“如果他们不选我们，他们会感到不好意思。”达尼拉姆说，“如果他们不选，好，下次他们找人帮忙时，最好不要到这里来。”

马哈德奥抬起右手，示意他又要发言了。“塞巴斯蒂安那个老黑鬼看起来在选举前就要死了。”

“是个好主意，”弗姆说，“我们每个人在选举前只需每天为一个黑人的孩子买瓶甜饮。每天不同的孩子，还有他们的父母。我们不能只在他们病了或是死了时才帮他们。如果他们没有事做或是什么的。如果他们要举行婚礼或是什么的。金匠在这儿。他能给那些要结婚的黑人做个小礼物。”

“弗姆，你说得好像我用自己的金子做首饰似的。我自己没有金子。人们打东西是自己带金子来的。”吉德伦金激动地说。

吉德伦金的一番话打消了弗姆自小就有的错觉。弗姆一直以为，孩子们从吉德伦金家的打金场上扫的银屑金沙是属于吉德伦金的。

哈班斯说：“弗姆，拿铅笔和纸来，把埃尔维拉的病人记下来。”

“梦戈尔已经病得不行了。”达尼拉姆说。

马哈德奥举手示意。“巴士戴和拉姆皮阿里足足有一周没出来干活了。他们肯定也病了。”

“马哈德奥，你真是个笨蛋。你以为我要弗姆记下生病的印度教徒？”哈班斯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埃尔维拉没有生病的黑人。”吉德伦金说。

“好吧。”哈班斯又恼了，“谁要结婚？”

“只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人结婚。现在是结婚的季节。黑人不常结婚。他们大多只跟女人住在一起。就那么回事，你们知道的。”吉德伦金说。

哈班斯说：“你们不能带圆形的结婚戒指给那些人做结婚礼物。我们能做的是留意有没有黑人病了或是死了。马哈德奥，刚才你说的那个谁？”

“塞巴斯蒂安？”

“留意他。”

弗姆说：“我觉得马哈德奥应该能对付这件事情。他能列一长串生病的或是快要死的黑人。”

“是的。”哈班斯讽刺地补充说，“马哈德奥，你确定这项工作对你来说不会太难？”

马哈德奥盯着地板看，他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决心。“我能应付，哈班斯先生。塞巴斯蒂安那个老黑鬼肯定会死的。”

他们喝完茶，又续了点。然后哈班斯派弗姆去取他车里带来的新海报。

海报上写着：将货车系到星星上[4]，投苏鲁吉帕特·哈班斯，选最好的，留下其他的。上面有一幅哈班斯的照片，照片下面是他的名字和星星——他的符号。

马哈德奥说：“如果把一个人的照片贴到各个地方，肯定会让他感觉特别伟大。”

哈班斯不情愿地笑了笑。

“你那些海报是在哪里印的？”吉德伦金问。

“西班牙港。”

“错误之举，哈班斯先生。你应该让那个叫哈理查德的男孩印。”

“但哈理查德根本就没有印刷所。”哈班斯说。

“没关系，”吉德伦金说，“如果埃尔维拉有男孩能做海报，埃尔维拉人不喜欢看到你在西班牙港印海报。”

就在此时，哈班斯明白了。埃尔维拉没有一个人为他战斗。所有埃尔维拉人——传教士、洛克胡、巴克什、吉德伦金、达尼拉姆，还有其他人——他们所有人都在斗他。

他差点被另一波悲观失望打倒。

虽然这样，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他会赢。他又哭又发火，但他是想愚弄命运，而不是想冒险。然后他想起他碰到的征兆：遇到白种女人，他停了车，遇到那条黑母狗，他又停了车。第一个征兆意味着什么，他已经看到了。那些女人让他在科多巴受阻。

但是那条狗。那条狗会怎么样呢？狗会让他在哪里受阻？

[1]一种非主流的另类男士服装，20世纪40年代流行于美国非洲裔年轻人中间。这种服装的特点是上衣宽而长，裤子肥大而裤口狭窄，整套衣服颜色鲜艳。

[2]《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

[3]《旧约》中一个英勇的猎人，史那之王，是含的孙子，诺亚之曾孙。

[4]指胸怀远大理想。

四　老虎

又过了些日子。新海报张贴了起来。竞选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巴克什夫人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她变得平和了些，弗姆觉得他又能涂标语了。但现在他不涂“不选哈班斯就死”。他已经吸取了教训。那种激进的标语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威胁。他涂了些更平实的话，比如：与哈班斯共赢，我们需要哈班斯。

一天晚上，巴克什开了宣传车出去——他说他是去竞选，但巴克什夫人说他是去喝酒。那时，弗姆提着油漆罐，拿把大刷子，在埃尔维拉转悠，把以前的老标语抹掉，涂上新的口号。这一次，他没有带那个容易兴奋还不可靠的拉菲克，而是带了赫伯特。赫伯特十岁，身体还没发育好，对政治也懵懵懂懂。对征兆或者竞选口号之类的，他不是很感兴趣。弗姆涂标语时，赫伯特边吹口哨边到处闲逛。

弗姆满腔热情地工作着。连那些主人已经睡下的房子，他也涂上，一路涂到可可屋，才决定该回家了。

赫伯特犹犹豫豫地走着，弗姆发现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他弓着背，双手捂着肚子。他的肚子看起来比平时大。

“你肚子疼吗？赫伯特。”

“是的，弗姆。里面的气要把肚皮胀破了。”

“别太担心。我们小时候肚子都胀过气。很快就会过去的。”

“希望是，老兄。”

他们回到家，家里的灯还亮着。他们绕过房子走到屋后。门从里面锁着，但没有上闩。如果你按住中间，同时使劲又拉又摇的，门就会打开。弗姆放下油漆罐和刷子。

“赫伯特，我按着的时候，你使劲拉和摇。”

弗姆按着门。赫伯特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使劲拉使劲摇。门跟往常一样开了，有个东西从赫伯特的衬衫里掉出来。黑灯瞎火的，弗姆看不清那是什么。当他推开门，里面油灯的微光透出来，他看清了。

是条小狗。

一条很小的狗，摇摇晃晃，脏兮兮的样子，饿得快死了，倒在地上像一捆松松的肋骨。它没有发出声音，想尽力站起来，却又倒下去了，没有抱怨，也不感到羞愧。

“你在哪里捡来的，赫伯特？”

“某个地方。”

“但你不能把它带到家里来。你知道他们不喜欢狗。”他们指的是巴克什夫人。

“是我的狗。”赫伯特不相干地说。

弗姆蹲在狗旁边。整个晚上一路奔波，却没有打扰到在小狗眼睛周围过夜的蛾子。小狗眼睛湿湿的，死气沉沉。小狗也一副半死的样子。弗姆敲了敲小狗的口鼻处，看到跳蚤跳出来，赶紧把手指缩了回去。

“小心，弗姆。就是这种不出声的狗会咬人。”

弗姆站起来。“你要喂它点吃的。但你怎么把它藏起来不让妈妈发现呢？”

“我会把它藏起来。我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老虎。”

老虎想尽力站起来。它的每一根小肋骨，每一块骨头都像是用铅做的。但这次它站起来了，而且保持着摇摇晃晃的姿势。

“瞧！它已经认可这个名字了。”赫伯特说。

老虎又倒了下去。

“振作起来，老虎。”赫伯特说。

老虎没有反应。

“你打算怎么处理它？”

“把它带到楼上。放到床上。”

“那拉菲克、查尔斯和伊克巴尔怎么办？”弗姆列出其他弟兄的名字问，“你以为他们想和老虎睡在一起？”

“我们去看看。”

他们的卧室是裁缝店后面那间。整座房子，巴克什只装修过那一间，它散发出一股新鲜混凝土和新柏木的味道。楼梯边的地板刚用混凝土刷过，新楼梯用粗糙的厚木板搭建而成，没有上漆。全都是凑合着用，因为巴克什说，他正在考虑有一天把整座房子推倒，建一座更大更好的。这间房子叫储藏室，但其实是杂物堆放室，巴克什家把不想要但又舍不得扔的东西都放到这里。

弗姆说：“你今晚不能把狗带上去。他们还没睡。把它藏到楼梯下，明天早上再带上去怎么样？”

他在楼梯下的一堆垃圾里到处翻，翻出一个印有“置于阴凉处”的被压扁了的牛奶箱、两个发臭的黄麻袋，以及很多《特立尼达哨兵报》的旧刊。他把麻袋放到箱子里，把报纸放到麻袋上，再把老虎放到报纸上。

“现在放到楼梯下。”

楼梯顶上的门开了，更多的光透进储藏室。

“你们两个在下面搞什么鬼啊？”巴克什夫人问。

“没什么。”弗姆回答，“我们只是把油漆什么的放好。”

“我们在整理这里。”赫伯特补充说。

巴克什夫人没理会他们。“看到你们父亲没有？”

“他不是开宣传车出去了吗？”弗姆说。

“我知道他在哪儿。他就是用选举做借口，翘着尾巴到处跑。你们也一样。哼！这选举一开始对某些人来说是甜的，但我向你们保证，它还没结束就会变酸。”

她站在楼梯的顶端，显得高大而威严。

赫伯特一边动静很大地把油漆罐收好，一边把装有老虎的箱子放到楼梯下。

但老虎还得吃东西。

弗姆知道这一点。他走上楼梯。“妈妈，赫伯特肚子疼。他一路上都捂着肚子大叫。我想他是饿了。”

“他一点也不饿。我不知道是谁让他起露水了还在埃尔维拉到处乱跑。”

赫伯特领会了弗姆的意思。他从楼梯下出来，弓着背，双手按着肚子。“天啦，肚子里全是气，饿死了！”

巴克什夫人说：“要是不熟悉的人听到孩子这么说，还以为我让他挨饿。赫伯特，你今晚没吃东西吗？”

“是的，妈妈。”

“你不是吃了一整块烤肉吗？”

“是的，妈妈。”

“你不是吃了炸菜饼吗？”

“是的，妈妈。”

“你不是喝了半罐茶吗？”

“是的，妈妈。”赫伯特喝了很多茶。他能喝两三大瓷杯，有客人在时，能喝四五杯。巴克什夫人常在她的姐妹们面前夸耀，“在喝茶方面，我想没人能比得过赫伯特。”

“你吃了那么多，喝了那么多，你还要我相信你饿了？”

“是的，妈妈。”

“看，孩子！别那么回答我，听到没有？你小肚子鼓鼓地站在那里，直直地看着我，你还有胆量对抗我？别以为我忘了你在哈班斯面前是怎么让我蒙羞的。”

弗姆说：“不是他的错，妈妈。是里面有气。”

“气！另一个时髦的借口就是阑尾炎。在我小时候，没人得胀气病和阑尾炎。不是气。是我这些年来省吃俭用从我的孩子们这里得到的回报。告诉我，我省吃俭用到底是为了谁？”

孩子们没有吭声。

她的怒火消退了些。“好吧，上来拿点吃的吧。如果你不注意，你会像我这样变得胖嘟嘟的。但我看得出来，你就想这样。廉耻心被狗吃了。来吧。”

她站到一边，让他们过去，然后跟着他们走到脏兮兮的小厨房里。赫伯特从一个蓝色的大搪瓷罐里倒出茶，跟炼乳和红糖一起煮，然后倒进一个搪瓷盘里。他拿了半块烤肉，一块干干的没什么味道的薄烤饼，把饼干掰碎，然后放到茶里。

巴克什夫人站在他旁边。“继续。我想看你把这些东西都吃光。”

赫伯特无精打采地搅动茶和烤肉。

“你这么饿吗？不用别人告诉我，赫伯特。老天给我的七个孩子里面，你的舌头最长。而你的眼睛总是比你的舌头还长。”

弗姆想不出什么办法让巴克什夫人从厨房出去，好在让巴克什夫人分心的事情来了。从里面的房间传来尖叫，一个女孩的声音大喊：“我去告诉妈妈。妈妈，快来看，吉拉打我。她知道我打不得，但她还是打我。”

巴克什夫人走到厨房门边。她降低声音讽刺道：“吉拉，今天晚上你跟我说你脚疼。”她离开厨房走进去，“我要把你脚里的疼拔出来，把它移到别处去。”

赫伯特拿着茶和烤肉跑下楼梯。楼上，吉拉正在受罚。老虎对楼上的尖叫声、拍打声和冲撞声无动于衷。当赫伯特把装有茶和烤肉的盘子放到它面前时，它不知所措。慢慢地，本能克服了经验的不足。它感觉到那是食物。它想有尊严地靠近食物，四条腿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它的腿在发抖，又折回到身体底下。它把自己的口鼻放在盘子边有缺口的地方，将细细的没精打采的舌头伸到茶里，然后又把舌头缩回来。它这样放进去又缩回来好几次。最后，让赫伯特吃惊的是，它猛地一用劲，四条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直保持站立的姿势，吃喝起来。

“吃吧，老虎。”赫伯特低声说。

但老虎慢悠悠、无精打采地吃着。赫伯特希望老虎摇着尾巴，吃东西被打扰时汪汪大叫。但老虎并不兴奋，也没有胃口，它泰然自若，好像觉得盘子随时会被收回去，就像盘子突然来到它面前一样。

“赫伯特哪儿去了？”

赫伯特听到巴克什夫人问。然后他听到弗姆说：“下去闩门去了。我让他下去的。”

老虎漫不经心、吧唧吧唧地吃着。

赫伯特等着，以为巴克什夫人会问他要盘子。

“但你们，你们所有人，弗姆，你怎么啦？你想把门闩了，不让你父亲进来了？”

“我去把他叫上来。”

楼梯顶上的房门打开，楼梯上又有了光，将装老虎的箱子照得一道一道的。赫伯特听到弗姆说：“好了，赫伯特。不用担心房门。上来吧。”

巴克什家五个男孩睡觉的那间房被叫作铜床房，因为房间里最显眼的东西是一张有四根帐杆的老铜床。铜床会吱吱响，帐杆上的帆布篷发霉了，被篷顶上的旧盒子、衣服和玩具压得看起来要塌的样子。巴克什家四个年龄较小的男孩睡在铜床上。作为家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弗姆一个人睡在一张美国军用帆布床上。

赫伯特挤在拉菲克和查尔斯中间，他们合盖一床洗得褪了色的被单。他不喜欢睡在床边，因为他总滚下去。年龄最小的伊克巴尔睡在那个位置，他从来没有滚下去过。

拉菲克还没有睡着。

赫伯特小声说：“如果你答应不传出去，告诉你一个秘密。”

弗姆从帆布床上说：“赫伯特，为什么不闭上嘴巴睡觉？”

赫伯特等了一会儿。

他看到拉菲克吻了吻交叉的食指，然后指着眼睛，意思是说，如果他讲出去，他的眼珠子会掉出来。

“得了条狗。”赫伯特小声说，“不大，但是条恶狗。”

“他们知道吗？”

赫伯特摇了摇头。

“多大？”

“哦，还要再长长。”

“叫它雷克斯。”

“不。叫它老虎。恶狗。也很安静。就是那种，如果他们许可，你可以写一张布告牌挂在外面：谨防恶狗。”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大篷车开进院子的声音，不久便听到巴克什摸索着开后门。然后便是叮叮当当的声音和绊倒的声音，巴克什开始咒骂。

拉菲克说：“老头又喝醉了。”

他们听到他匆匆忙忙上楼梯的响声，他的咒骂声越来越清晰。

然后他们听到巴克什大喊：“亲爱的！我看到一条狗。一条大狗。在楼下。”

赫伯特用手肘轻轻地推了推拉菲克。

“你在竞选和演讲啊。”巴克什夫人说。

“跟你说，亲爱的。一条好大的狗。在楼下。走来走去。一点声音也没有。在守楼梯的样子。”

“如果你不小心点，你很快就会见鬼了。”巴克什夫人说。

赫伯特咯咯地笑起来。

“谁咬谁？”巴克什夫人问，“你咬狗还是狗咬你？”

拉菲克戳了一下赫伯特的肋骨。

他们满怀期待地听着，但后来没听到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巴克什含混不清地说着有关大狗的事，巴克什夫人语含讽刺地回应他。但他们没有打架，没有东西被摔碎或是被扔到窗外。

第二天早上，赫伯特起来，铜床是空的，弗姆的帆布床也是空的。他跳下床——他穿着白天的衣服睡觉——冲出去看老虎怎么样了。

他还没走到楼梯边就听到巴克什说：“你睡得好吗？下来，你个好家伙。我们正等着你。”

赫伯特知道完蛋了。

巴克什说道：“但我跟你说，亲爱的，我昨晚见到的确实是一条很大很大的狗。看它今天早晨有多小。只有一种可能。魔法。巫术。但谁想在我身上施魔法呢？”

巴克什夫人重重地坐在从楼上游廊拿下来的藤椅上。巴克什站在她旁边。巴克什家的孩子排成直线站在他们前面，弗姆也在。老虎的箱子被从楼梯底下拖出来，老虎蜷缩在潮湿的《特立尼达哨兵报》上，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

巴克什夫人讽刺道：“‘谁想在我身上施魔法？’好了，死十个。加上这条狗，现在我们家有十个了。”巴克什夫人很平静，静得有点沉闷。“巴克什，你给我作证，我跟你说过，这次选举一开始是甜的，但最后会变酸。你以为传教士是傻瓜？你以为传教士不知道你在这次选举中反对他？你以为他会忍气吞声？”

巴克什说：“像往常一样，你根本就不听我说。你以为我喝醉了。如果你昨晚下来了，你就会明白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亲爱的，昨晚是条大大的狗。很大很大的狗。”

老虎半睁开一只眼睛。

“看！”巴克什说，“它知道。瞧它看我的眼神多么狡猾。”

赫伯特也加入了孩子们的队伍中，站在拉菲克旁边。

巴克什夫人往椅子后面靠了靠，她看起来比以往更胖了。她的紧身胸衣很紧，胸部有皱痕。她的裙子也很紧，腹部也有皱痕。她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然后一只手托着下巴。“弗姆，狗是你带进来的吗？”

“不是，妈妈。”

“吉拉，是你带进来的吗？”

吉拉哭起来。

“你哭什么啊？如果不是你带进来的，就不是你带进来的，说清楚就行。是你带进来的吗？”

吉拉摇了摇头，哭得更凶了。

老虎的一只耳朵抽搐着。

“卡罗尔，是你带进来的吗？”

“妈妈，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女孩。”

就这样，巴克什夫人接着问。

“赫伯特，你昨晚带狗进来了吗？赫伯特，我问你，你有没有用我给人盛饭的搪瓷盘喂狗？”

“没有，妈妈。”

“确定？”

“我没带狗进来，妈妈。”

“好的。弗姆，去拿《圣经》来。在我的衣柜里。在装着所有照片和出生证的那个包裹下面。”

弗姆走上楼去。

“巴克什，去把店里的钥匙[1]拿来。”

巴克什非常热心地去拿了。“我跟你说，亲爱的。要是你昨晚听我说！”

“哦！”巴克什夫人叹了口气，“哦！没人带狗进来。是它自己穿过锁好的门进来，然后跳进压扁了的牛奶箱。”

弗姆和巴克什拿着《圣经》和钥匙回来了。

巴克什夫人闭上眼睛，随意翻开《圣经》。“死十个，”她叹了口气，“死十个。”她把钥匙放在翻开的《圣经》上。“弗姆，拿着钥匙的一头。”

弗姆用中指尖按着钥匙一端，巴克什夫人按着另一端。《圣经》挂在钥匙上面。

“如果没人愿意收回他们说过的话，”巴克什夫人说，“这是找出狗是谁带进来的唯一办法。你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提到某人的名字时《圣经》转动了，我们就知道狗是谁带进来的了。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们。弗姆，准备好了吗？”

弗姆点了点头。

巴克什夫人说：“对圣彼得发誓，对圣保罗发誓，弗姆带狗进来了。”

弗姆回应：“对圣彼得发誓，对圣保罗发誓，弗姆没有带狗进来。”

《圣经》没有动。

巴克什夫人又开始了。“对圣彼得发誓，对圣保罗发誓，吉拉带狗进来了。”

弗姆回应：“对圣彼得发誓，对圣保罗发誓，吉拉没有带狗进来。”

巴克什夫人往椅子后面靠了靠，严肃地看着《圣经》，而不是小孩们。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又开始了，这次是卡罗尔。

巴克什在一旁高兴地看着。他对用《圣经》来验证事情总是很感兴趣。拉菲克很兴奋。赫伯特知道自己心不在焉，但他决定坚持到最后。老虎又打起盹来。它瘦瘦的口鼻放在纤细的前腿间，清早精力充沛的苍蝇在它周围飞来飞去。

“对圣彼得发誓，对圣保罗发誓，拉菲克带狗进来了。”

下一个轮到赫伯特。他以前经历过这种检验。他知道不能愚弄《圣经》。

由于指尖承受了重量，弗姆的整只右手都在发抖。

“对圣彼得发誓，对圣保罗发誓，拉菲克没有带狗回来。”

巴克什夫人又舒了口气。

巴克什一只手掠了掠胡须。

“对圣彼得发誓，对圣保罗发誓，赫伯特带狗回来了。”

“对圣彼得发誓，对圣保罗发誓，赫伯特没有带狗回来。”

钥匙转了。《圣经》翻转并掉了下来。钥匙露出来，它的两端停在弗姆和巴克什夫人的手指上。

拉菲克激动地说：“我知道！我知道！”

弗姆说：“你确实知道得太多。”

“赫伯特，”巴克什夫人问，“你打算对《圣经》撒谎吗？”

拉菲克说：“肯定是巫术和魔法。昨天晚上他跟我说是条很大很大的狗。他还说是条恶狗。”他把“恶”重读了一下，那种强调听起来有点邪恶。

“好，”巴克什夫人平静地说，她一边站起来一边整理宽肚子上的褶皱，“我先把他撒谎的小尾巴砍下来再做其他事情。”她温和地对巴克什说，“亲爱的，请借我你的腰带用一下。”

巴克什也同样礼貌地回答：“好的，亲爱的。”

他把皮腰带解开，小心翼翼地从卡其裤的裤袢里抽出，好像他不想弄坏裤子，也不想弄坏皮带似的。巴克什夫人接过皮带。赫伯特先哭了起来。巴克什夫人没有看他。她拿着皮带停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低头看着它。突然，她转过身，拿着皮带朝他挥去，将他痛打了一番。赫伯特在小房间里到处跑，但出不去。后门仍是闩着的，通向裁缝店的门还锁着。巴克什夫人不急不慢地追着打。皮带够长，她总能够得着。她有一次不小心打到巴克什身上。她停下来，说了句：“哦！对不起，亲爱的。”

“没关系，亲爱的。失误。”

赫伯特大声喊叫，发出汽笛般的声音。哈班斯几个礼拜前的周五下午就是被这种汽笛般的声音困扰。巴克什家其他孩子在一旁看得入了神。就连弗姆也受到影响。拉菲克由兴奋变得恐惧。吉拉哭了。

然后弗姆厉声喊道：“好了，妈妈。”

巴克什夫人停下来，看着他。

巴克什也看着他。

巴克什夫人机械地将皮带还给巴克什。

赫伯特坐在台阶上，眼泪鼻涕直流。他抽泣着，一边吸鼻子一边哼哼，时断时续。

老虎一直在睡觉，耳朵时不时抽动一下。

巴克什夫人筋疲力尽地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我自己的儿子，我最大的儿子，竟然那样对我说话！”

巴克什尽量安慰她。

“走开。巴克什，是你的错。这次甜蜜的选举让你这么甜蜜。现在你看它变得有多酸。你搞得别人往我家里施魔法和巫术，你搞得我的儿子们当着我的面对我撒谎，你搞得我的大儿子对我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是他女儿一样。巴克什，都是你的错。我跟你说，这次甜蜜的选举变酸了。”

“弗姆，你看到了吗？”巴克什说，“看到你妈妈哭，你高兴了？”

“我什么也没跟她说。是她要教训这男孩，就这样。”

“把那条狗从我家里撵出去！”巴克什夫人尖声喊道。她的脸扭曲变形，红彤彤的。“如果那条狗不走，我走！”她又哭了一阵。“哦，天啦，巴克什！现在我得浪费一整天。现在我得带赫伯特去把他身上的妖气除掉。”

“我身上没有妖气。”赫伯特在楼梯上说。

巴克什说：“你这个臭小子，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你好像还没被打够似的。”他对巴克什夫人说：“在驱妖方面，我觉得梵学家格涅沙[2]最厉害。那种事情得找他。但他现在从政了。”

巴克什的话提醒了巴克什夫人。“我跟你说，这甜蜜的选举，正在变酸！”

“你想让我把狗带去哪儿？”弗姆问。

“从屋里弄出去就行，”巴克什夫人边说边擦眼睛，“我只想让你把它弄出去。但不要在大白天弄出去。家里被施巫术已经够糟了。不要在弄出去时让大家都看见。死十个。除了让我们都变得像那条狗那样瘦，然后让我们十个都死掉，传教士还能怎样？还能怎样？”

妻子的解读让巴克什吃了一惊。“把那条狗弄出去！”他命令道，“别给那条狗东西吃，听到了吗？如果你不把它快点从这里弄出去，它会吸了我们所有人的血。”

老虎醒来了，睡眼蒙胧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巴克什夫人将赫伯特带到塔玛娜的一位先生那里去驱妖。那位先生跟随远方著名的通灵按摩师格涅沙，涉足魔法界。

那天早上，当巴克什看见传教士像往常那样急匆匆地走在路上时，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1]旧时用的木制钥匙，有八九英寸长。

[2]印度教中的象头神，是天神湿婆与帕尔瓦蒂的儿子。在梵语中，格涅沙表示智慧与才华。梵学家和按摩师格涅沙是V.S.奈保尔另一部作品《通灵的按摩师》的主角。

五　相遇

在埃尔维拉，一切都乱套了。每一个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有一本《圣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带着极其敬畏的心情看《圣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西班牙人和一些黑人庆祝印度教的万灯节。有人跟他们说，财富女神拉克希米应受到崇拜。他们把小泥灯放到贮钱箱上，说是等着钱生钱。大家都庆祝穆斯林的侯赛因节。实际上，如果除掉宗教节日，埃尔维拉没剩多少普通的日子。

那天早上，弗姆的竞争对手洛克胡开着宣传车宣传的就是这个：各种族和各宗教的团结。演讲的间隙，他播放了印度歌曲和美国歌曲。

洛克胡在喇叭里喊：“埃尔维拉的公民，埃尔维拉公正的选民，联合起来！除了锁链，你们什么都不会失去。团结起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选那个跟你们一起生活、一起干活、一起祈祷、一起工作的人。这里是最有名、最受欢迎的洛克胡之声，请求你们、恳求你们、哀求你们、乞求你们选传教士，最有名、最受欢迎的传教士。在选举日使用你们的民主权利，选一个就行。埃尔维拉的好公民，这里是洛克胡之声。”

洛克胡非常不受欢迎。他得罪了大部分印第安人、印度人和穆斯林。传教士的黑人支持者怀疑地看着他。库费先生不喜欢洛克胡。库费先生是传教士最忠诚的支持者。传教士是个空想家，库费先生是个务实的信徒。他是黑人，头发花白，开了个修鞋铺，他把他的修鞋铺称为黑人先锋者自助联合协会。库费先生每周五晚上在自家的游廊上举行祈祷会。他穿着有点紧的蓝色斜纹哔叽布料套装，一只手拿着《圣经》布道。他在中间的一张小桌上放了盏煤气灯，还放有一张镶框画，画的是被刺中正在滴血的心脏。最近几个周五，为了驱除从洛克胡那里传来的邪恶，库费先生一直在做有关背叛的布道。

因此，当洛克胡的货车靠近时，库费先生抬头瞧了一眼，咕哝了一句祈祷语。当时他紫色的嘴唇间含有几颗大头钉。

洛克胡将大篷车停在库费先生的店铺外。让库费先生讨厌的是，他在下车前还在高音喇叭里发表了一通演说。他高高瘦瘦的，虽然没有弗姆那么高，也没有弗姆那么瘦。他的脸很宽，也很瘦，浓密的胡须沿着上嘴唇有点愤世嫉俗的曲线往下长。自从看了一部由墨西哥演员比德洛·阿门德里兹主演的电影之后，他便开始留胡须。在电影里，阿门德里兹说美式英语，时而蹦出一句粗野的西班牙语。就是那些蹦出来的西班牙语让洛克胡害怕。弗兰西斯老师诚恳但悲哀地承认，胡须让洛克胡看起来像个墨西哥人，但洛克胡的敌人们不那么认为。弗姆叫洛克胡傅满楚[1]，库费先生也那么觉得。

“听到最新的消息了吗，咖啡先生？”

洛克胡不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他决心时时刻刻说标准的英语。他故意那样，好像在说话前要考虑并检查一番语法。如果洛克胡在埃尔维拉以外的地方那么说，人们会企图向他漫天要价。他们以为他是游客。因为他说标准的英语，他们以为他是从孟买来的。

“上午好。”库费先生说。

洛克胡意识到自己社交上的失误。“上午好，咖啡先生。”

库费先生皱了皱眉，他黑色脸庞上的皱纹变得更黑了。“我不是你喝的东西，先生。”

埃尔维拉人叫库费先生“考费”。洛克胡固执己见，追求准确，叫他“咖啡”。库费先生宁愿别人叫他“考费”。

“听到最新的消息没有？”

“没听到。”库费先生边说边低头看手里坏掉的黑色长靴。

“谣言，考费先生。勒索和反对票[2]。”

库费先生怀疑地看着洛克胡。他觉得自己的黑肤色受到了嘲笑。

“巫术，考费先生。”

库费先生钉了一颗钉子。“上帝造人原是正直的。”

“是的，考费先生。但是，这些宣传是有害的。”

库费先生又钉了一颗钉子。“但他们却发明了很多诡计。”

“跟一条狗有关。”

“没听说过狗的事情。”

“能毁了整场竞选活动，你知道吗？”

“那你满意了，洛克胡先生，嗯？那遂你心了？”

“考费先生，我只是在告诉你，反对方在散布邪恶的谣言，说传教士在施巫术。”

“谁给你的权利，你叫那位先生传教士？”

“那就是传教士先生。”

“传教士先生会处理好一切。你别太操心。”

“考费先生，你还是要留意点。把谣言扼杀在摇篮里。留意看他们有没有打算向我们施巫术。如果他们向传教士先生施巫术和魔法，会吓跑很多选票的。”

路上传来自行车车铃的声音。洛克胡和库费先生看见两个戴着太阳镜的白种女人站在装有粗轮胎的红色美国自行车旁。每辆自行车上都有一面三角旗，上面写着：觉醒！

库费先生嘟嘟囔囔地问候了一声。

较矮的女人从车筐里拿出本杂志，像拿盾牌那样拿在身前。

较高的女人问：“对一些好书感兴趣吗？”

“最近读得太多了。”洛克胡说。

她们没有理他。

库费先生往下看了看。“不想看杂志。”但他讲话的态度是很恭敬的。

矮小姐愉快地说：“哦，我们知道你们不喜欢我们。”

库费先生抬起头。“你们知道？”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

“这次选举的事，”库费先生说，“你们也跟其他人一样，是来参与选举的事？”

矮小姐撇了撇她的薄嘴唇。“我们跟政治无关。”

“选举不是神示的制度，”高小姐说，“而是人为的罪孽。不管怎么说，在埃尔维拉，现今的政治是谁发起的？”

“英国政府。”库费先生说。他一脸的疑惑。

耶和华见证人不再争论。

“我们一定要为它而战。”洛克胡说。

矮小姐同情地看着他。“为什么，我想你甚至还不是基督徒。”

“当然不是。”洛克胡怒气冲冲地说，“看看雅各布。为雅各布辩护。为亚伯拉罕辩护。”这是他从弗朗西斯老师那里学来的。

“我们得一起学《圣经》。”矮小姐说。“你礼拜天下午都干什么？”

库费先生的疑惑变成了恼怒。“哎，你们是来见谁的？我还是他？”

高小姐说：“我朋友手里拿的杂志说明了《圣经》上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就连埃尔维拉的麻烦也在《圣经》里写着。选举和其他一切，都在里面。”

“谁赢了？”洛克胡问。

“你是谁？”矮小姐问。

“我是村里的知识分子。”这一说法是可信赖的，得到过弗朗西斯老师的认同。

“我们得一起学《圣经》。”

“首先不要打扰我的竞选活动。”

库费先生对洛克胡开始钦佩起来，没那么讨厌他了。

“关于这本杂志，”高小姐还是不依不饶，“《圣经》上的预言是怎样变成现实的，你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求知欲不强。”洛克胡说。

女人们离开了。

“魔鬼不是傻瓜，”库费先生说，“他真的派漂亮女人来引诱我们。但我被引诱了吗？”他用周五晚上布道时的语气和语法说话。“没有，先生，我没有被引诱。”

“你没有，”洛克胡说，“但有关巫术的事情，考费先生，如果他们企图做什么快动作，请告诉我。我们一定要以牙还牙。现在，又有这些耶和华见证人鼓励大家不要投票。我们也要考虑对策。”

“你真的是无神论者？”

“真正的自由思想家。不可知论者。”

“哦。”库费先生放心了。

庄园工头马哈德奥真的是个蠢蛋。他只需列出埃尔维拉生病和病危的黑人名单——只能让他做那样的事情，但他大肆张扬。

那天正午，洛克胡刚离开库费先生不久，马哈德奥就来到库费先生的店铺，想跟他聊天。马哈德奥胖胖的身材，穿一套紧身卡其布工头服，满身大汗。库费先生刚才一直心情沮丧，充满怀疑，让他打开话匣子就像用牙齿打开一瓶啤酒那样难。那时候，库费先生什么都不喜欢。他不喜欢耶和华见证人，不喜欢有关巫术的话题，不喜欢洛克胡。

马哈德奥摘下太阳帽。“工作很卖力啊，考费先生？”

沉默。库费先生也不喜欢马哈德奥。

马哈德奥搔了搔手臂底下紫红色的汗渍。“选举，考费先生。”

没有回应。

“进步，考费先生。民主。埃尔维拉在前进。”

“为什么你不自己前进，把你的屁股拖出我的院子？”

马哈德奥的眼睛鼓得老大，受到了伤害，但还是决定继续说：“有一个候选人想让我帮他竞选，考费先生。”

库费先生轻蔑地哼了一声。

马哈德奥拿出一个红色袖珍笔记本和一支小铅笔。“我得问你几个问题，考费先生。”他奉承起了他，“毕竟，你是埃尔维拉的重要人物。”

库费先生喜欢这样的奉承话。“确实，”他承认，“这是上帝的意愿。”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考费先生，你在埃尔维拉的黑人朋友过得怎么样？”

“很好，我想，感谢上帝。”

“考费先生，你确定？”

库费先生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你什么意思？”

“所有人都很好？没有人生病什么的？”

“马哈德奥，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马哈德奥像政府办公室里的办事员那样笑了笑。“只是在做一项工作，考费先生。只是个工作。在埃尔维拉，如果有黑人病了，你是他们第一个来找的人，不是吗？”

库费先生变得柔和了些。“是的。”

“没人生病吗？”

“没有。”库费先生没有理会马哈德奥希望听到有人生病的语气。

马哈德奥有点失望，把拿起的铅笔又放下。“没有快死的或是刚去世的？”

库费先生跳了起来，把黑靴子扔在地上。“巫术！”他大喊，然后拿起一把锥子。“巫术！洛克胡是对的。你们那边的人想施巫术。卷起你的尾巴从我院子里出去！快。”

“你什么意思？巫术？”

库费先生拿着锥子往前走。

“考费先生！”

马哈德奥开始后退，他的笔记本打开，铅笔尖朝前，作为保护。“只是想帮忙，就这样。这就是我得到的感谢。只是想帮忙，做一项工作，就这样。”

“没人要你帮忙。”库费先生大声说，因为马哈德奥现在已经走远了。“听着，马哈德奥，有一件事情我警告你。如果有人死了，任何人，你就麻烦了。所以，小心点。别施什么魔法。如果有人死了，任何人。巫术！”库费先生大骂，“巫术！”

库费先生听起来是认真的。

马哈德奥现在真的担心了。

如果巴克什不多嘴，马哈德奥也不会陷入那样的窘境。巴克什夫人警告过他，要他别说老虎的事。但他身上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他想让别人知道。在埃尔维拉，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灵异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在拉姆劳干的朗姆酒铺里聊到这样的话题时，巴克什不得不即兴编造。

巴克什夫人和赫伯特刚一动身去塔玛娜，巴克什便去见印刷商哈理查德，并在他去库瓦的印刷厂之前见到了他。

哈理查德是埃尔维拉穿得最好的男人。他当时正在一块小穿衣镜前打温莎式领结。穿衣镜钉在后廊的一根柱子上。他仔细地听着，但并不兴奋。

“你说的没什么奇怪的。”他最后说。

“什么意思？伙计，哈理查德。那是只很大很大的狗……”

“如果你觉得那是怪事，那你怎么看我在我父亲去世前接收到的征兆？”

“征兆，嗯？”巴克什的话是种让步，因为哈理查德的故事他之前听过很多次了。

“我父亲去世前两个星期，”哈理查德边用刀片刮胡子边说，“是一个晚上。我睡得很沉，很沉很沉。睡得香极了。嗯，我听到吱吱的响声。吱吱，吱吱。像小老鼠一样。我爬起来。还是听到吱吱的响声。是一个有月光的晚上。凌晨三点。月光使一切看起来像坟场一样。死寂而有趣。吱吱。吱吱。我打开窗户。根本就没风。外面的树木黑魆魆的，寂然无声。吱吱。吱吱。路面在月光下看起来是白色的。又白又长。吱吱。吱吱。我探出头。没有风。什么也没有。只有吱吱声。我往下看。路上有东西。黑乎乎的，在爬动。我又往下看。四只很小很小的马儿被套在一起。小狗那么大。小黑马。它们正在拉一副灵柩。吱吱。吱吱。灵柩跟鞋盒子一样大。”

哈理查德将剃刀刀片收好。

“两个星期后，我父亲死了。凌晨三点。”

“但讲到小狗，”巴克什说，“这个东西昨晚还是条很大很大的狗。我刚打开后门就看到它了。走路有点瘸，很有意思。你知道哈克是怎么走路的吗？蹒跚着走，好像走在玻璃上一样？这条狗就像哈克那样走路。它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很狡猾。我吓了一跳，马上跑上楼。早上就成了条很小很小的狗，瘦瘦的，所有的肋骨都露出来。但颜色跟晚上看到的一样。”

哈理查德弯下腰来擦鞋。“有人想在你身上施魔法。”他的语气很平淡。

“当时是条很大的狗，伙计。”

“不要喂它。”哈理查德说。

“喂它！传教士没那么容易伤害我。”

“啊，这么说是传教士啰，嗯？”哈理查德会心地一笑。“选举的事开始了？”

“我们帮哈班斯。”

“哈班斯不会得到我的选票。嗯，他还没让我印过任何东西。”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伙计。我们为你安排了事情。”

“你听好，我没求任何人。但如果你们想要我的选票，你们就得在我这里印东西。如果知道你们对我不好，会有很多人不喜欢的。”

“我们为你安排了，伙计。这么说，只是别喂它，嗯？”

“好，我等着看你们给我带来什么。别喂它。尽量把它弄出去。”

接下来，巴克什到处跟人说他的故事，有空听他说的，几乎都听了。他同时也听了很多别人的故事。拉姆皮阿里的妈妈埃特瓦丽亚（用印地语）跟他说，她丈夫死后两天，她看到他站在她的床尾。他看了看她，然后又看了看孩子——他是在拉姆皮阿里出生那天去世的——他在消失前哭了一会儿。在讲故事的时候，埃特瓦丽亚哭得很厉害，巴克什也不得不跟着哭，但他不能跟着埃特瓦丽亚一直哭，最后，他不得不很没礼貌地离开。

整个上午他都在跟人说这事。有关老虎的故事差不多传遍了埃尔维拉。洛克胡听说了，然后告诉了库费先生。

拉菲克上学前，弗姆把他叫到房后的小茅屋里对他说：“拉菲克，你个讨人嫌的没用的小浑蛋。”

拉菲克开始吸鼻子。

“你还假装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浑蛋？”

“我不说谎。”

弗姆打了他一巴掌。“是的，你不说谎。”他模仿他，“但你说了。”

“《圣经》自己转的。跟我无关。”

弗姆又打了他一下。“如果不是你告诉她狗的事情，妈妈怎么会知道？”

拉菲克哭了起来。“我不知道她会打赫伯特。”

“今晚赫伯特从塔玛娜回来，我要你请求他的原谅。而且我要你把那个藏在铜床顶上的红蓝色陀螺给他。”

“是我的陀螺。我从学校的一个男孩子那里偷来的。从大宝贝那里偷来的。”

“我要你把那个陀螺给赫伯特。”

“不给。你想怎样就怎样。再碰我一下，我就告诉妈妈。”

“拉菲克！你说的是什么下流话？你从哪里学来的那些话？妈妈以前听你说过那种话吗？”

“什么话？”

“再说一遍，拉菲克！我现在去告诉妈妈。”

拉菲克明白了这是勒索。“好吧，我把陀螺给赫伯特。”

拿到做竞选干事的薪水后，弗姆买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副昂贵的墨镜。只要开着宣传车出去，他就会戴上那副眼镜。

他正沿着峡谷路慢慢地行驶——你可以沿着埃尔维拉的任何一条路慢慢地开——正在那时，他看到奈莉·吉德伦金从学校回来。她正轻快地走着，头微微上扬。

弗姆放慢速度，发表了一段竞选演讲。奈莉·吉德伦金转过身看了看，然后又转回去，头抬得更高了。

弗姆开着车跟在她后面。

“姑娘，想搭车回家吗？”

她没有回答。他跟在后面。

“弗尔姆，请你不要跟在我后面。”

“你怎么叫得这么正式？是不是因为你要嫁给哈班斯的儿子了？跟别人一样，叫我弗姆吧。”

“埃尔维拉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

弗姆干笑了一声。“啊，你是因为这幅墨镜没认出我！”

“弗尔姆，请你开走。否则我就要告诉我父亲了。”

弗姆唱起来：

告诉吧，告诉吧，

直到你肚子里全是发臭的蛋。

“我看是小人无大志。”

“哎，姑娘，你想搭车还是不想搭？别浪费我的时间。这些天我可是在工作。”

“啊！我不知道你能干什么工作。”

“在这次选举的事情上，我是你父亲的上司，知道吗？”

她哼了一声，但停了下来。

大篷车也停了下来。弗姆一只胳膊肘搭在车门上。“为哈班斯的竞选效劳。就这样。七十五美金一个月。看到这眼镜了吗？猜猜多少钱。”

“六十分。”

“接着说吧。不好意思，十二美金。”

“哈！”

“你喜欢听成熟的大声演讲吗？”他大声演示了一番。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你都熟记在心？”

“没有！一路上编的。还想听吗？”

她摇了摇头。“天很热。你可以载我到峡谷路的那头。”

“只到那里，嗯？啊，你不想让那个老人看到你跟我在一起。”他为她打开车门。“现在你差不多是个结了婚的女人了。”

他发动了汽车，响动很大，然后一只手握着方向盘，背靠在座位和车门之间的角落。他看起来镇定而随意。

“这么说，小奈莉嫁出去了，嗯？”

他让她难为情。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难为情的。你嫁了个医生。你可以记下药方，然后打出来。尤其是，医生的字很难认。”

他开玩笑开得太大了。她看起来要哭了。“弗尔姆，我不想结婚。”

他没想到她会这么说。“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去保利。”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嗯，事情总是乱糟糟的。我听说，哈班斯也不急着把你当成儿媳妇。”

她哭了起来。“我想去保利。”

“保利，嗯？”

“在伦敦。摄政街。”

“哦。”弗姆说得好像他很了解似的。“弗朗西斯往你脑袋里灌输了思想。嗯，你永远不知道从现在到选举日期间会发生什么。”他停了一下，然后说：“哎，你喜欢狗吗？”

奈莉·吉德伦金在哭的时候还记得保持优雅。“我特别喜欢狗。”

弗姆踩住刹车，车子隆隆几声便停了下来。“哎，我可不是说着玩的。我问你喜不喜欢狗。你回答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不要教育我，听到了吗？你还没有去保利。”

她不哭了。

她说：“我喜欢狗。”

“你是个好女孩。我有条狗……嗯，很小的狗，还不到一岁。不能放在家里。你想照顾它吗？”

她点了点头。

他有点吃惊。“送给你。弗姆给你的结婚礼物。你晚上什么时候从弗朗西斯老师那里上课回来？”

“八点半。”

“八点四十五见。在今天碰到的地方。”

她在峡谷路的尽头下了车。

下午，吉德伦金穿上他走亲访友的套装，让吉德伦金夫人照看楼下的两个工人，自己出去为哈班斯竞选。吉德伦金走亲访友的服装跟他在家里穿的衣服一样特别。第一样是一件没有破损的白衬衫，十三码，袖子小心翼翼地朝上翻——不是卷起，而是折起——不穿的时候，他就把它用专用的衣架挂在他那个昂贵、宽敞但几乎是空荡荡的衣柜里。吉德伦金对他的衬衫格外小心。他不喜欢经常洗它，因为那样会损坏面料，但他从来不喜欢一次穿一件衬衫超过两个月。他尽可能少穿，只在特殊场合穿。吉德伦金喜欢让衬衫慢慢地变脏。第二样是一条褐色的华达呢裤子，他把它放在床垫下的《特立尼达哨兵报》中间，让它保持平整。第三样是一双褐色的鞋子，有点破旧，但闪闪发亮，替换他在家里穿的木鞋。吉德伦金走亲访友服装的第四样也是最后一样，是一顶大大的灰色毡帽，帽子很平整，没有缎带，只是在宽宽的帽檐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大油点。

埃尔维拉人一看到吉德伦金穿了这身服装，就知道他有正事要办。

吉德伦金竞选来了。

一开始，进展还算顺利。但慢慢地，吉德伦金发现人们不是很愿意表态。他们谈论巫术、魔法和狗。但他们最后还是答应了。只有脚被锄头伤了的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顽固不化。在状况最好的时候，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都是个好斗的蠢蛋。现在他在痛苦中，比平时差十倍。那天上午，巴克什在埃特瓦丽亚家讲老虎的故事时，拉姆皮阿里的丈夫也在场。他大惊小怪。他说他谁也不选，因为他不想让人在他身上施巫术，他不相信这种新政治，政治家都是骗子，没人会为他做任何事情。

吉德伦金把帽子放在膝盖上，耐心地听着。

等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讲完，吉德伦金问：“拉姆皮阿里的丈夫，你想借钱时，你会找谁？”

“我找你，金匠。”

“你想要人帮你找事干时，你会找谁？”

“我找你，金匠。”

“你想写信给政府时，你会找谁？”

“我找你，金匠。”

“你想借杯子、盘子、椅子时，你会找谁？”

“我找你，金匠。”

“当你想得到任何帮助时，拉姆皮阿里的丈夫，你会找谁？”

“我找你，金匠。”

“所以，当我想要帮助时，我得找谁？”

“你得找我，金匠。”

“当我想用这帮助把一个人送进立法委员会时，我得找谁？”

“你得找我，金匠。”

“你看，拉姆皮阿里的丈夫，我认识的大人物越多，就越能帮你。现在告诉我，我还得为你自己的事求你吗？”

“你不用求，金匠。”

吉德伦金站起来，戴上帽子。“我希望你的脚快点好起来。”

“金匠，如果你见到哈班斯先生，告诉他，嗯，告诉他我的脚有多糟糕。”

吉德伦金犹豫了一下，想起哈班斯不想插手印度教病人或是死人的事情。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说：“传教士明天来看我。”

“传教士能为你做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不只需要同情。你需要更多的东西。”

病人两眼发光。“这句话最真，金匠。无论什么时候我需要帮助，我都找你。”

吉德伦金笑了，病人也回以微笑。但当他走出去时，吉德伦金咕哝了一句：“狗娘养的混账东西。”

不过，虽然碰到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那样的人，还有有关巫术的讨论，吉德伦金那天下午的竞选活动还是收获不小。

但有关巫术的讨论让他担心。那会失去选票的。

[1]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楚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是一个高高瘦瘦、秃头、长眉倒竖、阴险狡诈的中国人。

[2]原文为blackmail和blackball，两个词里都有black（黑色），所以下文库费先生觉得他的黑肤色受到了嘲笑。

六　夜路相遇

巴克什夫人回到埃尔维拉，她的任务完成了。赫伯特获得了精神上的洗礼。她还带回了神秘的东西——装在一个褐色的小包里——那东西可以让家里也得到净化。

“梵学家格涅沙是个了不起的通灵师。”巴克什说，“很遗憾他要从政。不过，那表明他是个好人。从他觉得要为政治放下手头一切的那一刻起，他就放弃了驱妖那一类的生意。”

“我们去找的那个人也不错。”巴克什夫人说，“他给赫伯特驱妖驱得很好。”

赫伯特看起来确实得到了净化。他清瘦的脸蛋上挂着泪痕，眼睛还是红的，鼻尖还在抖动，湿湿的。他一直拧着嘴巴，表示仍然讨厌这个世界。

巴克什夫人一直对赫伯特有种负罪感。她对巴克什说，其实是为了让赫伯特听到。“你知道吗，赫伯特没有给那个人带来太多麻烦。他表现得像个很好的男孩。那个人说，如果妖孽附了身，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把妖孽打出去。你打的不是那个人的身体，而是妖孽。”

赫伯特吸了一下鼻子。

巴克什说：“人们不相信我昨晚见到的大狗今天早晨变得这么小。亲爱的，根本就没人相信。大家都非常吃惊。”

巴克什夫人吓得跌坐在藤椅里。“巴克什，你是个不可救药的大傻瓜。你的意思是你告诉大家了？”

“不是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们。没有提传教士或巫术。只是说了狗的事情。说狗的事情没什么不对的。你瞧，哈理查德也跟我说了他看到很小的马儿拖着很小的灵柩的事情。是在一个有月光的晚上。三点……”

“大家都知道哈理查德那件有关灵柩的事情。但那只是一个征兆。”

“征兆，嗯？这件事——这件有关狗的事——就是巫术和魔法，嗯？这件事更大？”

“是的，你个无可救药的傻蛋，是的。”

“不管怎样，没人相信我说的话。大家都以为我在撒谎。”

“你是撒了谎，爸爸。”赫伯特说，“昨天晚上是条小狗，今天也是条小狗。”

巴克什很感激赫伯特打断刚才的话题。“哦，天啦！哦，天啦！我要给这个男孩点颜色看看！”

他要去抓赫伯特，但赫伯特急忙躲到巴克什夫人的椅子后面。他知道他母亲同情他。而巴克什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赫伯特不可侵犯。但他还是做出要打他的样子。他围着椅子转。巴克什夫人伸出一只胖手臂挡住他。巴克什便停了下来。

“哦，天啦！”他哭诉起来，“听听一个这么点大的小屁孩竟然那样跟我说话！我小时候，如果跟我父亲那么说话，我的背会被打掉一层皮。”

“赫伯特，”巴克什夫人说，“你不能说你父亲撒谎。你要怎么说？”

“我要说他讲故事。”赫伯特顺从地说。但他随即振作起来，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这使他看起来有点像弗姆。

“不，赫伯特，你甚至连你父亲讲故事都不能说。”

“妈妈，你的意思是我什么也不能说？”

“是的，儿子，你什么也不能说。”

巴克什将手插进紧绷的口袋里。“下次说话前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小子。我打得你屁滚尿流，听到没有？”

赫伯特很害怕这种威胁的话，它们比挨鞭子还恐怖。

“我在跟你说话，小子，”巴克什继续说道，“回答我。”

赫伯特看了看他的母亲。

“回答。”她说。

“是的，爸爸。”他回答。

巴克什将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他的火气消了，但还是假装不高兴。不过他骗不了赫伯特。赫伯特知道巴克什只是想防止巴克什夫人攻击他。

巴克什却先责备起她来。“你管你自己叫母亲，你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孩子们的。要他们侮辱他们的父亲，当着他的面说他撒谎。孩子们一生下来就吃我的，你却鼓励他们这么做。”

巴克什夫人累了，显得很平静。她说：“你在肚子里怀了他们九个月？你照料了他们？你给他们洗过澡洗过衣？”

巴克什的胡子抖了抖，他在想怎么回答。

他还没找到答案，巴克什夫人又开始反击了。“发生所有这些事情，是谁的错？”她的脸色阴沉下来，态度变了。“这次甜蜜的选举让你尝到甜头了，巴克什。但看这种甜是怎么变酸的。走着瞧。”

她说得实在是太对了。

老虎一整天都待在楼梯下的箱子里，时而昏昏欲睡，时而清醒，无所事事地躺着。弗姆偷偷地喂它，但它还不习惯吃东西。下午时分，它突然打起嗝来。它侧身躺着，纤细的肋骨不能承受小肚子的抽搐。打嗝让它显得更有活力，让它的身体在湿透的报纸上翘起来，然后又掉下去，让它喉咙里发出吞咽食物时那种奇怪的声音。装它的箱子变得越来越潮湿，脏兮兮的。弗姆虽然很能吃苦，有些事情他却不愿意干，所以箱子从来没有清理过。弗姆喂老虎次数频繁但方法不得当。有一次，他伸出手，用一个手指头摸老虎的口鼻处，看到老虎抬起眼睛，翘着尾巴，他很开心。

现在，他不得不把老虎送出去。

“把它装到一个袋子里，开车带走。”巴克什夫人饭后说。

“把它带到远处去，”巴克什补充了一句，“远远的。”

“好。”弗姆说，他突然有点愤怒。“好，别催我。我会把它带得远远的，不会碍你们的眼，也不会烦你们的心。”

巴克什夫人几乎是哭着说：“打选举开始这孩子才这么跟我说话的。”

巴克什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为自己出口气。“小子，你知道你是怎么跟你妈妈说话的吗？谁在肚子里怀了你九个月？谁照顾你的？”

巴克什夫人说：“巴克什，你为什么不闭上你的屁股嘴？”

“你们两个争吧。”弗姆说完便下楼了。

他拿了个干净的麻袋，打开，往下卷成鸟窝状。他捏了张报纸衬着去抓老虎，免得弄脏手，他把老虎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被卷成鸟窝状的麻袋里。

赫伯特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

“嗨，赫伯特，下来把这个脏箱子扔到后院的什么地方。它把整个屋子都弄臭了。”

“弗姆，你要把它怎么样？”

弗姆没有回答。他的怒气还没散。

老虎在麻袋做的窝里伸开四肢平躺着，肚子因打嗝而不时起伏。

“弗姆，老虎会死吗？”

弗姆看了赫伯特一眼。“不，它不会死。”

“弗姆！你不会要了它的命吧？”

他不知道他会怎么做。那天他跟奈莉·吉德伦金说起老虎，只是找点话说，好让她别哭。

老虎喘着粗气。

弗姆站起来。

“弗姆！你不会杀了老虎吧？”

弗姆摇了摇头。

“弗姆，你发誓。吻你的手指发誓。”

“你知道我不相信那种事情的。”

“弗姆，别要它的命。你不相信巫术之类的事情，是吗？弗姆。”

弗姆吸了一口气。“那家伙给你陀螺了吗？”

“拉菲克？”赫伯特高兴起来，“给了，他给了我陀螺。”

“好，把那个旧箱子扔了。它发臭了。”

赫伯特用食指尖摸了摸老虎的鼻子。老虎的眼睛没动，但它的尾巴翘起又放下。

那天晚上，奈莉·吉德伦金想都没想就同意跟弗姆碰面去抱狗。现在，她坐在弗朗西斯老师家土褐色的客厅里，心不在焉地听他讲课。她对狗的事不放心，她对弗姆也不是很放心。她觉得根本就没有狗。但一想到晚上在偏僻的路上跟男孩子见面，她整个下午都兴奋不已。她从来没有跟任何男孩子出去过。跟男孩出去是不对的。现在，她差不多已经订婚了，那就更不对了。吉德伦金先生在很多方面已经很开明了——他让她受教育，他装修房子，给房子涂上鲜艳的涂料——但他还没有前卫到允许唯一的女儿在结婚前跟男孩出去。奈莉不怪他。她知道她这么快被嫁出去只是因为她不够聪明，不能进像拉皮克那样的女子中学。想到拉皮克，她就想起保利，然后想到哈班斯的儿子，那个她要嫁的男孩。她跟她姑妈（一个律师的老婆，吉德伦金家游廊里那个涂有铬层的烟灰缸就是那个律师给的）待在一起时，在西班牙港见过那个男孩一两次。他是黄皮肤，有点胖，长了一口大黄牙，傻笑着嚼口香糖，总是拿出他的钱包，向你展示他最近得到的某位美国女演员的亲笔签名照，你也会看到他钱包里塞了一叠四分之一英寸厚的崭新美钞。不管怎样，如果她必须嫁给他，那她就得嫁，是她自己的错。虽然她更愿意到保利去。弗朗西斯老师见过已经去了那里的人。保利有舞会！弗姆甚至不知道保利是什么。但他不是傻瓜。他讲话没有洛克胡讲得那么好，但洛克胡特别爱炫耀。她更喜欢弗姆。弗姆疯了。他买那么贵的太阳镜。还有那滔滔不绝的长时间演讲。她本想一直笑的。不是说他演讲的内容多有趣，而是弗姆演讲时那过分认真的态度让她想笑。然而，他从来没有让她觉得整件事情只是一场闹剧。男孩假装成男人的样子！还编造狗的故事，只是因为想见她！

弗朗西斯老师不得不将她拉回现实。“吉德伦金小姐，你一直在笑什么呢？”弗朗西斯老师提前想好要说什么的时候，才会讲标准英语。“我刚才在说，速记要靠练习。我在学速记时，经常不知不觉在枕头上练速记。”他总是这样结束他的课。

奈莉看了看巧克力色的墙和墙上积满灰尘的挂钟。八点二十分。她跟弗姆八点四十五分见面。

放学后，弗朗西斯老师常把外套脱下，把领带放得比平时稍低点，这时候，他喜欢谈生活。他正在谈论选举。自从洛克胡毫无预兆也没做任何解释就离开他去帮传教士竞选以来，竞选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令人痛苦的话题。

“吉德伦金小姐，这个新制度实际上是个诡计。是英国人让人们堕落腐化的又一个诡计。”

奈莉一边在便笺簿上随意写着一边心不在焉地问：“老师，你选谁？”

“一个也不选。”

“老师，你现在说话跟耶和华见证人一样。”

他酸酸地笑了笑。“选举没什么意义。埃尔维拉人不知道选举的价值。”

奈莉的目光离开便笺簿，抬起头来。“老师，在我看来，很多人都非常清楚选举的价值。”

“吉德伦金小姐，我没有反对你父亲的意思，吉德伦金小姐。但看看洛克胡。在这次选举前，我一直以为他会走得比较远。但现在……”弗朗西斯老师挥了挥手，没有说完。“在这次胡扯的普选前，埃尔维拉是个非常友好的地方。”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你反对民主。”

他发现他的话吓到了她。他笑了笑。“吉德伦金小姐，民主是我不赞成的东西。”

“老师！”

“吉德伦金小姐，我是个激进分子。”

奈莉将笔放在便笺簿上。“弗朗西斯老师，我父亲会非常感兴趣的。”

他看到了便笺簿。“吉德伦金小姐！你把我刚才说的话记下来了？吉德伦金小姐！”

她没记。但她将本子啪的一声合上，然后站起来。

“吉德伦金小姐，我只是在发表看法。你不要认为我是个法西斯主义者。”

她准备离开。“我什么都不认为，弗朗西斯老师。但我跟你说，如果我父亲听说你不赞同民主或选举，他不会让我到你这里来上课的。”

这正是老师担心的事情。

“吉德伦金小姐，我只是说说。传播思想。实际上，作为一个老师，我得不偏不倚。”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两边都讨好。”

“不是，吉德伦金小姐，不是。”

她不愿听他说完。

他在空空的、毫无生气的政府公寓里走来走去，又一次觉得，自从洛克胡背叛他以来，埃尔维拉已经成了一片荒漠。

峡谷路上漆黑一片。没有月光，也没有风。路的一边是一堆堆隆起的没什么特色的矮树丛，另一边是黝黑空荡的干涸的峡谷。当弗姆把车前灯关掉，所有夜晚的声音好像从矮树丛跳出落到了车里，所有他看不到的生物发出的呱呱声和啾啾声将他旁边座位上老虎的呻吟声淹没。

后来各种叫声退去。弗姆听到不远处发动机的声音。不久后，他看到两百码外道路拐弯处的斜坡上出现了汽车的前灯。车子拐弯拐得太快：车前灯晃出了一道“Z”字形的光。弗姆被照得睁不开眼。

司机大喊：“呀！”

是洛克胡。

“呀！我们要活埋哈班斯！呀！”

弗姆飞快地将头探出窗外，对着洛克胡大喊：“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叛徒！”

“呀！”

洛克胡走了。

但洛克胡不是一个人在车里。弗姆很肯定，他看到一个女人跟他一起。车子经过时，她急忙蹲下。那个洛克胡，确实是个不知羞耻的谎言家。他说过，掺和埃尔维拉的政治是堕落，但他为传教士竞选。他说过，他不喜欢女人，婚姻是不正常的，但他现在在晚上跟一个不愿意被人看到的女人开车出去。

“在这次选举中，我们不是一边的，我真是太高兴了。”弗姆大声说。

奈莉·吉德伦金来了，有点腼腆，也有点担心。“哎，弗尔姆，”她讽刺地说，“你带来了这条名狗？”

他把车上的顶灯打开。

“哦，天啦！弗尔姆！真的是一条狗！”

他不明白她为什么生气。

“是条长了疥疮的小杂种狗，弗尔姆。它病了，还臭烘烘的。”

“就是一条小狗，你看你给它取了多少夸张的名字。”

她面露不悦。“看它的肚子，弗尔姆。肚子疼。”

“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在埃尔维拉，除了你，没人能照看一条病狗。”

她不能食言。但她生弗姆的气。她感觉被他愚弄了。她要条狗干什么呢？

弗姆说：“你父亲传信来，说是在你们家开委员会的会议。我可以让你和你的狗搭便车。”

她一言不发地上了车。

“吉德伦金小姐，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你知道你没有礼貌吗？保利人可不喜欢这样的。没人教你说声谢谢吗？”

她抬起头，整了整上衣，避开老虎，大声吸鼻子。

“你会习惯它的。”弗姆说。

然后麻烦开始了。

他们听到路边有奇怪的声音。那声音既像是咯咯声，又像是噼啪声，还有点像口渴的狗舔水的声音。

后来，一个尖厉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这就是事情的起因！”

弗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看清说话的是哈克，狂热的穆斯林。

弗姆下了车。

“哈克，你这个老骗子。上帝给了你骗子的颜色。黑色。你这么黑，没人能在晚上看见你。”

哈克兴奋得发抖。他的棍子敲着地面，背看起来比平时更驼。“你，弗尔姆·巴克什，想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但我要告诉你父亲。作为一个穆斯林，你一点廉耻也没有。跟一个非洲黑女人出去。”

奈莉低头看身边的老虎。她已经吓呆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弗姆为她辩护。“你叫她非洲黑人？你让自己看起来显得那么虔诚，那么穆斯林，那么神圣，但你还是一点廉耻也没有。你的羞耻心让狗吃了。你这个脏兮兮的老骗子，老鬼。”

“这就是事情的起因。”哈克重复道，他的声音尖厉，一番喋喋不休，完全不受控制。有一刻，他冒着危险，将支撑自己的棍子举起来指着奈莉。“这就是起因。”他发出一种像窃笑又像哭泣的声音，然后又倚着棍子。在黑暗中，弗姆能看清的只是他眼镜后面的白眼珠和他花白、扎人的胡须。

“你看到了什么？骗子。”

“我什么都看到了。”哈克嘿嘿傻笑，然后又呜咽起来。“这就是起因。”

“跟我说你看到了什么，骗子。”

“好，好，你侮辱我。”他抱怨了一句，然后又愤愤地说了一句。“你不理解我忍受的痛苦。”

“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一个子儿，你这个讨厌的老骗子。”

“我不像你那么年轻强壮。我是老人了。你侮辱我，想看我哭。好。我就哭给你看。”

哈克开始哭。但听起来像是在笑。

“哭，骗子。”

奈莉最后说话了：“别管他，弗尔姆。”

“不，我想看这个老骗子哭。”

哈克哭诉道：“我是老人了。你们这些人把峡谷路变成爱情路。先是洛克胡，现在是你。你们所有人都不理解老人的艰辛。”他用袖子擦了擦脸颊，然后又哭起来。“我是个孤家寡人。”

弗姆上了车。

“哈克，如果你把你看到的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保证你会在一家好医院里度过你的余生。你到时还得安一对假腿。”

哈克又哭又笑。“现在就杀了我。你年轻，你强壮。来杀了我，把我埋在这峡谷路，你们的爱情路。”

费姆关了车前灯，发动引擎。矮树丛里的嘈杂声重新清晰可辨，哈克在黑暗中大叫：“杀了我，弗尔姆。杀了我。”

“骗子。”弗姆喊了一声便开车走了。

遇到哈克，弗姆很高兴，虽然他以前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人。小时候，他常因为哈克的故事而挨鞭子。

但奈莉感觉很无聊，也很害怕。

“别担心，”弗姆说，“他不会说出去的。我骂过他之后，他不会说出去的。”

她没有说话。

老虎在他们中间站起来，发出嘶哑的叫声。

他在离吉德伦金家不远的小路上放下了奈莉和狗。

弗姆发现马哈德奥和吉德伦金正在等他。吉德伦金已经换上在家里穿的衣服，正在铺着瓷砖的游廊上摇摇椅。他的表情跟以前一样冷漠，一样令人敬畏。马哈德奥仍然穿着他的卡其布套装。

游廊里没有灯。吉德伦金说他们不需要灯。他们不需要写字，只想谈谈。

不久，弗姆听到奈莉回来的声音。他听到她打开楼下店铺的侧门，听到她从后面的木梯子走上来。

吉德伦金喊道：“是你吗？女儿。”

“是的，爸爸，是我。”

“去穿上你的家居服，”吉德伦金命令道，“把弗朗西斯老师留的家庭作业做好。今天晚上别到处乱跑了。”

弗姆看着吉德伦金。他脸上依旧挂着那呆板的笑容。

有那么一会儿，游廊上谁也没有说话。弗姆在想着老虎，马哈德奥在想着库费先生，吉德伦金摇着摇椅，木鞋敲在地上啪啪作响。

最后，吉德伦金对弗姆说：“这个马哈德奥是个真正的蠢货。”

马哈德奥一动不动，他的大眼睛一下也没有眨。他刚跟吉德伦金说了早上跟库费先生谈话的不愉快经历。

“我是个率直的人。”吉德伦金边说边伸出手掌放在摇椅的扶手上。“我实话实说，谁想生气，让他们生气好了。”

马哈德奥没有生气。他低头看着他解开带子的靴子，摸了摸鼻子，把手指按得啪啪作响，用胖胖的短手指梳理着浓密且油腻腻的头发，嘴里喃喃地说：“我是个傻瓜，我是个傻瓜。”

吉德伦金不打算轻易放过他。

“你当然是个傻瓜。你是个双倍傻瓜。这个男孩的父亲是个三倍傻瓜。”

“你什么意思？”弗姆问。

吉德伦金笑得更灿烂了些。“你父亲遇到了狗的麻烦，是吗？”

弗姆低下头。

“这么说，你父亲以为，让人们投票的最好方法就是到处说传教士在他身上施巫术和魔法吗？”吉德伦金的话很刻薄，但语气很温和。“告诉我，那样是不是会让很多人不选传教士，嗯？”

马哈德奥还在想着早上的经历。“金匠，看来我们得放弃埋葬死掉的黑人和照顾生病的黑人这个计划了。”

弗姆头一次听到吉德伦金笑，短暂的讽刺挖苦的笑。“嗯，但马哈德奥，你是个聪明人。那个计划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马哈德奥笑了。“是的，金匠。”

弗姆开会时心不在焉的。他留心听屋里的动静。他在峡谷路上显示出来的那种镇静在吉德伦金家的游廊上开始消失。现在，想到哈克让他不安。他听到洗碗的声音，听到吉德伦金夫人正在唱印度电影《吉胡拉》的主题曲。

马哈德奥说：“不过也是个好主意，金匠。金匠，你当时不是觉得黑人塞巴斯蒂安在选举前肯定会死掉吗？”

吉德伦金边笑边摇摇椅，没有回答。

马哈德奥有点受伤。他用手指梳了梳头发，然后说：“对不起，金匠。我是个傻瓜，我是个傻瓜。”

奈莉在里屋走来走去。弗姆听到她穿着拖鞋走路时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到目前为止，一切看起来都正常。

马哈德奥挠了挠脖子后面，表示茫然和后悔。吉德伦金还是那么冷漠。马哈德奥又想按手指，但这次没响：他的手指最近按得太勤了点。“金匠，这次有关巫术的新说法会吓走很多选票的。”

吉德伦金大声说：“一边是耶和华见证人让大家不要选。现在，这个男孩的父亲告诉大家，如果他们选哈班斯，传教士会向他们施魔法和巫术。你们就这么办吧。看看这样是不是能赢得选举。”

马哈德奥忘记了自己的过失。“说实在的，金匠，这个男孩的父亲确实讲得太多了。”

弗姆打算反驳，但吉德伦金向他发问：“弗姆，你有什么办法吗？让西班牙人投票，让其他人别被传教士的巫术吓倒，也投票？”

弗姆摇了摇头。

吉德伦金边摇摇椅边说：“我有个主意。”

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施巫术的不是传教士，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得这么宣传。”吉德伦金说。

“是个好主意。”马哈德奥说。

弗姆比较谨慎。“等等，金匠。好，我们就说是耶和华见证人施巫术。但传教士会怎么说呢？”

吉德伦金的金牙在从厚厚的客厅门帘缝里透进来的微光映照下闪闪发光。“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弗姆。你确实问了个正确的问题。他……”吉德伦金将下巴伸向正呆呆地看靴子的马哈德奥，“他没那么聪明，不会想到那一点。”

马哈德奥抬起头来，问道：“传教士会怎么说？金匠。”

吉德伦金的摇椅停了下来。“是这样的。传教士也想得到一些西班牙人的选票。他错了，但有时让人们抱一些希望很好。如果西班牙人不投票，传教士会受伤。因此，传教士本人已经在说是耶和华见证人在施巫术了。如果我们也那么说，耶和华见证人就没有机会了。人们开始怕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就能赢回科多巴西班牙人的选票。这些西班牙人说他们不投票是因为政治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嘿！”吉德伦金吸了一口气，西班牙人的忘恩负义和愚蠢仍旧让他耿耿于怀。

马哈德奥挠了挠后脑勺，然后用一根手指摸了摸鼻子。“你知道你有但是我们没有的是什么吗？金匠。你有脑子，金匠。”

吉德伦金没有理会马哈德奥。“不是我的主意。我今天听到人们谈论巫术的事，也听到洛克胡到处说不是传教士在施巫术，而是耶和华见证人。我坐下，双手捧着脑袋，理了理头绪。我觉得，虽然这个孩子的父亲很蠢，发起有关狗和巫术的讨论，但我们还是可以获利的。”

弗姆表示赞同。但让他苦恼的是，是洛克胡想出了对付耶和华见证人的办法。耶和华见证人最终会被巫术和魔法的说法击垮，而这巫术和魔法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老虎，赫伯特的老虎。

屋内，脚步声照常。吉德伦金夫人还在唱歌。

老虎不会有事。至少今晚会没事。

七　死鸡

虽然吉德伦金的计划做得很好，但第二天，哈班斯还是遇到了麻烦，大麻烦。

这天一开始就不吉利，几乎可以说是个恶兆。弗姆在吉德伦金的店铺外出了点事故。只跟一只鸡有关，但那件事的影响在黄昏前已经使整个埃尔维拉惶惶不安。

事故发生时刚好是正午。拉姆劳干的酒铺一般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不营业。吉德伦金家的两个工人到店铺后面的某个地方吃东西去了——吉德伦金夫人给他们吃的，他们在楼下的地上蹲着吃。就在那时，两辆相互竞争的宣传车相继开过来。

弗姆开始发表演说。“埃尔维拉的人民，选那个适合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立法会可敬的议员的人。选苏鲁吉帕特·哈班斯先生。大家都叫他帕特·哈班斯。哈班斯先生是受欢迎的候选人。哈班斯先生会不遗余力地为你们服务。埃尔维拉的人民，这里是弗尔姆·巴克什之声，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是弗姆·巴克什之声。这里是弗姆·巴克什之声，要求你们——不是请求你们、恳求你们、哀求你们、乞求你们——而是要求你们和告诉你们选可敬的、受欢迎的候选人帕特·哈班斯先生。哈班斯先生会不遗余力地帮你们。”他停顿片刻后又加了一句，“但你们得先让他进立法会。”

然后是洛克胡演说，弗姆安静地待在一旁，得体地等着。洛克胡用他受过训练的煽动性的嗓音说：“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最有名最受欢迎的洛克胡之声。埃尔维拉这个公正的选区因歌曲和传说出名。洛克胡谦恭地劝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和儿童选托马斯先生，大家都叫他传教士。传教士会不遗余力地帮你们。我再重复一遍，女士们，先生们，他会不遗余力。”

两辆车就要擦肩而过时，弗姆想起洛克胡前一天晚上的奚落，便侧身探出头去喊道：“呀！我们要埋了传教士！到时没人在他的葬礼上布道。”

“你埋他的时候，一定要不遗余力。”洛克胡大声回应。

两辆车擦肩而过。洛克胡喊道：“弗尔姆·巴克什，为什么不说英语呢？”

“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弗姆反击道，虽然他知道这话跟他们当前的争吵没什么关系。在他说这话时，为了避开洛克胡的车子，他把车往右边挪了挪。他感觉到散热器被碰了一下，听到短暂渐弱的咯咯声，便知道他撞上了某种小动物。他等着主人大声咒骂。但没有。他赶紧往后看。是只鸡，吉德伦金家的一只鸡，更确切地说，是吉德伦金夫人的鸡。他继续往前开。

撞死鸡的事情刚好发生在正午过后。还没到三个小时，拉姆劳干树上的一个面包果重重地掉在吉德伦金家的屋顶上，结果他家客厅里那幅镶了框的乔治五世王和圣雄甘地会面的画掉了下来。

吉德伦金冲到厨房窗边，将正在用蓝色肥皂和灰烬刷罐子和平底锅的老婆从搪瓷洗碗池边推开，对着拉姆劳干的后院骂了几句复杂的印地咒语。

拉姆劳干没有反击，连头都没有探出窗外。

吉德伦金夫人叹了口气。

吉德伦金转身对她说。“你看到那个拉姆劳干是怎么惹恼我的了吗？你看到没有？”

吉德伦金夫人手里拿着抹了灰的罐子和灰白的抹布，又叹了口气。

“你看没看到？”

“我看到了。”

看到妻子那么镇静，吉德伦金更火了。他将头伸出德米拉拉窗[1]外，又用印地语大骂了一通。

拉姆劳干没有回应。

吉德伦金有点失落。他对他老婆说：“一幅很好的画。这种画，可不是每天随随便便进一家店就能买到的。还记得我花了多少时间给它框边吗？”

“嗯，亲爱的，值得安慰的是，画没有碎。”

“你什么意思？会碎的。如果那个人的面包果总掉下来，这座房子里就没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是的，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把画挂回去呢？”

“挂回去？我，挂回去？喂，你现在别惹我了，听到没有？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大家都来惹我。”

“不过，亲爱的，拉姆劳干今天没有惹你。面包果掉了，确实，但面包果不会思考。面包果不会停下来研究一番，然后说：‘我想我今天掉下去，会把那幅圣雄甘地画打下去。’”

“别让我发火！”

“再说那个拉姆劳干，虽然你一直骂他，但他都没出来回你一句。”

“没出来！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出来吗？你知道吗？”他冲到窗户边，自己大声回答，“因为他不是斗士。你知道谁是斗士吗？我，吉德伦金，是斗士。”他晃动着短小消瘦的手臂，打在搪瓷洗碗池上。然后他把头缩回来，对着吉德伦金夫人。“我因为战斗而在最高法院里留下名字。不是什么愚蠢的纳帕罗尼小法庭，哈！而是最高法院。”他坐在漆过的厨房矮凳上，若有所思地说，“我就是那样的。要去就去最高法院。”他吃吃地笑起来。“嗯，如果拉姆劳干继续这样下去，最高法院又得有我的消息了。”他怀着一种悲戚的自豪说道。

“亲爱的，你只知道说。”吉德伦金夫人又刺激他了。

吉德伦金的嘴唇噘起又放松下来。“只知道说，是吗？”

但他的心情缓和多了。拉姆劳干反常的沉默让他没了发火的动力。他坐在那儿，一会儿笑，一会儿皱眉，木鞋踩在矮凳的横木上，小小的肩膀耸得高高的，骨瘦如柴的小手紧紧地按着座位的边缘。

吉德伦金夫人又开始捣鼓她的平底锅。她一擦，灰就掉下来。她边擦边唱《吉胡拉》里的歌。

吉德伦金慢悠悠地说：“会收拾他。会好好地收拾他。要给他施点什么东西。施点好东西。”

吉德伦金夫人的歌声停了下来。“不，亲爱的。你不能这么说。巫术和魔法可不是施在人身上的好东西。”

“不，别阻拦我，我求你。别阻拦我。我再也受不了刺激了。”

“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把画挂回去呢？”

“在他向我们施东西前先向他施东西。”

吉德伦金夫人露出不安的神情。

吉德伦金看到了。他举例说明他的观点。“有人前天想向巴克什施巫术。一条狗。晚上还是条很大很大的狗，第二天早上就变小了。这么高。”

“你看到那条狗了？”

“你笑吧。但我跟你说，亲爱的，在他向我们施东西前，我们得先向他施点东西。我们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着想。小娜丽莉怎么样？”

“奈莉，亲爱的？小奈莉？”

妻子的焦急让吉德伦金平静了下来。他从矮凳上站起来。“我去把画挂回去。”他宣布。

他穿着木鞋咔嗒咔嗒地走下黑乎乎的木梯子，走进店铺后面那间漆黑的储物间。在这里，他放了各种工具：打珠宝用的桶和盆、梯子、剪刀、木匠用的工具、油漆罐、刷子、建房子时从混凝土饰面那里收集来的整罐整罐的弯钉子。储物间没有灯——那是他节约的一个表现。但他知道每样东西在哪儿。他知道锤子在哪儿，装有钉子的罐子在哪儿。

他打开门，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白石灰变臭了。”他说。他摸锤子，摸到了。他又摸装钉子的罐子。他的手指碰到一个有点硬的毛茸茸的东西。一个黏糊糊的东西滑过他的手。后来他小手指根部松软的肉被什么东西抓住，然后狠狠地咬了一小口。

吉德伦金赶紧闩上门。

当他气喘吁吁地站在厨房门后面时，才发现掉了只木鞋。

“亲爱的，”他最后说，“亲爱的，狗。”

“狗？”

“是的，亲爱的。”

“在楼下？”

“是的，亲爱的。在储物间。锁在储物间里。”

吉德伦金夫人差点叫起来。

“跟巴克什说的他看到的那条很像，亲爱的。他们把它送走了，但它回来了。到我们这儿来了，亲爱的，到我们这儿来了。”

拉姆劳干听到面包果掉下来了，他也听到了吉德伦金后来的咒骂。但他没有回应，因为有位客人给他带来了重要的消息。

这位客人就是哈克。

哈克大概两点半过来的，他绕到拉姆劳干院子的一侧，那个地方从吉德伦金家的院子里看不到。他敲了敲门。弄出的响声很大：整块门由克罗格医生的哮喘药方锡制广告牌做成，被涂上黄色和黑色的颜料。

拉姆劳干大喊：“走开。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是谁派你来的。你是个警察，你老婆病了，你急需为她买点白兰地，你求我，我就卖给了你，然后你就把我关起来。我知道是吉德伦金派你来的。走开。”

吉德伦金曾经确实用那种办法将拉姆劳干抓了起来。

哈克继续敲门。“我不是警察。我是哈克。哈克。”

“哈克，”里面的声音回答，“把你的黑屁股从我店里拖走。你一点也不值得信任。而且现在打烊了。”

哈克没有走。

最后，拉姆劳干从屋里走出来，带着一股加拿大康复油的味道打开院门。他刚才正在午睡。他穿一条脏兮兮的白短裤，走起路来胖胖的大腿一摇一晃的。他脏兮兮的白汗衫上有很多洞。他穿着拖鞋：脏兮兮的帆布鞋，小脚趾处裂开了，脚后跟已被踩扁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黑鬼哈克。”

哈克将脸凑到拉姆劳干胡子拉碴的下巴跟前。“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拉姆劳干推开他。“你说话时不要凑到我面前，不要让唾沫溅在我脸上。”

哈克好像并不介意。“你听我说。”他喋喋不休的，下嘴唇湿漉漉的，闪闪发亮。“等你听我说完，你就不会叫我黑鬼哈克了。”

拉姆劳干向前跨了一步，伸出大腿，从肩膀到膝盖处像果冻那样抖动。

他们走进店铺后面的那间房子。拉姆劳干在那里做饭、吃饭和睡觉。那间房子又长又窄，跟酒铺的面积差不多大。墙上贴满了《特立尼达哨兵报》，里面全是蟑螂。唯一一扇窗户关着，空气热乎乎的，弥漫着加拿大康复油的甜味。

拉姆劳干没好气地说：“伙计，我正要睡觉，你吵醒我了。”他躺在皱巴巴的床上——一张扔在几块新木板上的垫子——随心所欲地抓挠着，一边打着哈欠。

哈克将手杖斜靠在角落里装朗姆酒的板条箱旁边，然后爬到成对角线挂在屋里的吊床上休息。

拉姆劳干边搔痒边打哈欠。“哈克，你开始讲之前，记住一件事情。我不相信你。记住，我不信你。”

他指着墙上唯一的一幅画，一幅彩色双联画。在一联画板里，哈克看到那个从来不借钱给别人的聪明人，那人胖胖的身材——虽然没有拉姆劳干那么胖——正在笑着数钱。画板的另一联，画的是那个不可救药的债权人，瘦瘦的，样子很憔悴，正在一个空钱箱前咬手指。拉姆劳干在他的店里也挂了这幅画的复制品。

“俗话说，我们相信上帝，但俗话也说，相信人就要破产。”拉姆劳干解释说。

“我不是来求你的，”哈克说，“如果你不想听我说，我起来走了就是。”

但他一动不动，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开始讲起来。

拉姆劳干听着。听着听着，他的怒气慢慢地散了，变得高兴起来。他在脏兮兮的床上滚来滚去，踢着粗胖的腿。“哦，天啦，你是个好人。你真是太好了。我等着、盼着这样的事情好久好久了。哈！吉德伦金是斗士，嗯？他因为战斗而把名字留在了最高法院，嗯？现在我们得让这个最高法院斗士瞧瞧！”

就在此时，面包果掉了下来。然后，吉德伦金大骂。

哈克等着。拉姆劳干什么也没做。

“现在告诉他，”哈克催他，“回应他。”

“可以等等。”拉姆劳干开始唱起来：“可以等——等，可——以——等——等。”

拉姆劳干停下不唱了，他们一起听吉德伦金骂人。拉姆劳干拍着他的肚子。哈克咯咯咯地笑。

“我们就静静地听他骂完。”拉姆劳干说。他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抬头看着被熏得漆黑的波纹铁皮屋顶，微微一笑，然后闭上眼睛。

吉德伦金停了下来。拉姆劳干的房里只剩下墙上《特立尼达哨兵报》后面蟑螂窸窸窣窣的声音。

吉德伦金又骂起来。

“他说自己很勇敢，是吗？哈克。让他等着。哈克，你这个黑鬼，但你是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哈克正想开口说话，被拉姆劳干制止了：“我们好好听着。”

他们一直听到吉德伦金骂完为止。

哈克说：“拉姆劳干，你也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我得说，你是唯一的印度教徒。”

拉姆劳干坐起来，他的双脚在地上搜寻他那双破旧的帆布鞋。

“我老了，拉姆劳干。我的店铺跟你的一样，不赚钱。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常买甜饮。跟你一样，我也没老婆。但我没你力气大。”

“哈克，我们所有人都会变老的。”

“那个弗姆说他要把我打得进医院。”

“弗姆只是嘴皮子厉害，跟他父亲一样。”

“他确实求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食言不是为了我自己。”

拉姆劳干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毛茸茸的大手摩挲着毛茸茸的大肚子。他走到装朗姆酒的板条箱前，拿出一个方形酒瓶。

“哈克，像你这么虔诚的穆斯林是不应该喝酒的，你知道吗？”

哈克生气地看了眼方瓶子，然后又看了眼拉姆劳干。“我很老了。”

“因为你老了，你就要接管我的店铺？”拉姆劳干将朗姆酒瓶放回原处。“你已经欠我三十多美金了，我知道我这双眼睛是看不到你还钱的那一天了。”

确实是这样。拉姆劳干刚到埃尔维拉的时候，哈克就缠上了他。

“你老了也会这样的。给我。”哈克说。

哈克闷闷不乐地接过朗姆酒，把它藏在宽松的斜纹哔叽布料夹克衫里面的口袋里。“拉姆劳干，我有时还能到你这里来跟你聊聊天吗，就像你刚来埃尔维拉时一样？”

“你是个糟糕的穆斯林，哈克，你是个酒鬼。”

哈克挣扎着从吊床上起来。“我老了。”

拉姆劳干急忙将他赶出去，然后把门关上。

哈克高高兴兴地出来，但尽力显得灰心丧气，好骗过在吉德伦金院子里干活的两个工人。其实他们并没有看他。他们正吃惊地盯着哈克没有看到的东西。哈克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手在夹克衫里摸索，确保他的朗姆酒还在那儿。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接着意识到，如果他显得过分忧郁，人们也会怀疑，便又抬起头来。

他停下脚步。

在那里，他看到一只动物正一瘸一拐地从吉德伦金家的院子里走出来，行走在午后火辣辣的阳光里。那是所有埃尔维拉人都听说过的动物。它小小的，摇摇晃晃，看起来很危险。它就是老虎。

“那条狗要去哪儿？”哈克大叫。他希望它不要到他那里去。

老虎走到路上，然后向左转。

将近三点半，孩子们放学回家，劳工们也从工地回来。只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在上班，他们四点下班。

消息传遍了埃尔维拉。巴克什家的那条小狗，那条被施了巫术的狗，那条被送走了的狗，又回来了。

老虎一瘸一拐地走着。学生和劳工们在路边静静地站着，让它过去。卷起的窗帘后出现了面孔。人们从小路跑上去看。没人阻拦老虎，它也没看任何人。它不打嗝了。它踉踉跄跄、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好像它体外有股力量在推着它朝某个方向前进。

库费先生看到了，很害怕。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也很害怕。“你给我作证，妈妈，”他跟他的岳母说，“金匠昨天来要我投票，我跟他说我不想搅和政治上的事情。你给我作证，他求我投票。”

马哈德奥心里一直挂念着埃尔维拉有没有生病或是要死的黑人。他也看见了。经过库费先生家时，他没有抬头。

库费先生大喊：“记住，马哈德奥，如果选举前有人死了……”

马哈德奥继续往前走。

老虎继续往前走。

巴克什、巴克什夫人、弗姆以及巴克什家的六个小孩都知道了。

“关上店铺！”巴克什命令道，“关上门。什么狗都别想进我的院子。”

巴克什夫人脸色发白。“这选举，亲爱的，这甜蜜的选举。”

巴克什说：“弗姆，我不想再拿《圣经》和钥匙了。你昨晚有没有把狗送出去？”

“我跟你说了。”

“哦，天啦，弗姆！事情很严重。别在这种时候撒谎。”

弗姆吸了一口气。

“但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条狗。”赫伯特说。

“是的。”巴克什急切地说，“确实。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同一条狗呢？”

巴克什夫人捶了捶胸。“我知道，巴克什。”

老虎若无其事地走过来。人们以为它会走在路中间，但它没有。它走在路沿上，像是希望藏到草里一样。

基督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们都在胸前画十字。为确保没事，有的印度教徒嘴里还念着“罗摩[2]、罗摩”。

老虎来到路的转弯处。

“是老虎！”赫伯特喊道。

“甜啊！酸啊！”

“死十个。”拉菲克说。

“看那狗有多小，嗯？”巴克什说，“你们知道吗？它现在更小了。跟兔子一样小，跟火柴棍一样瘦。”

“虽然小，它还是来了。”赫伯特说。

“赫伯特，”巴克什夫人乞求道，“难道你制造的麻烦和痛苦还不够多吗？”

巴克什说：“别担心，亲爱的。我们知道，狗会径直从房子前经过。毕竟，塔玛娜那个家伙给赫伯特施了法术。”

“我知道，巴克什。埃尔维拉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瞧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看看狗，然后又看看我们。他们虽然脸上严肃，其实心里都在笑。哦，天啦，巴克什，这甜蜜的选举！”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大惊小怪的。我看到的只是一条瘦瘦的小狗，都要散架了，好像生下来就没吃过东西一样。”弗姆说。

老虎摇摇晃晃地继续往前走。

巴克什说：“看，亲爱的。你担心什么？它甚至不想过马路。”

“巴克什，我知道。如果它想过，它就会过的。我跟你说，那狗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哦，巴克什，看你把我搞得！”

“哦，它停都不停。”赫伯特说。

“你想让它停下来？赫伯特。回答我。我自己的孩子想让那狗停下来？”巴克什夫人哭丧着脸问。

“嗯，它不停。”赫伯特说。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巴克什说。他笑了。“想想看它会去谁家。想想看，亲爱的，甚至不是同一条狗。我们那条右脚前面有个白点。这条没有白点。真的不是同一条狗。”他转身背对着游廊的墙壁，面向他的家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兴奋。好了，好了，表演结束了。”他拍了拍手，朝孩子们打了个响指，“表演结束了。回去看书学习去。做家庭作业。去自学。看地理和化学。没人给我机会让我学习……”

“狗回来了，”弗姆说，“它停下来，转过来了。”

他们都挤着去看。

老虎走走停停，一瘸一拐地穿过马路。

“这里有人喂过那条狗！”巴克什大叫。“不要跟我说这里没人喂过那条狗。”

老虎拖着身体走过排水沟上的厚木板。走了这么远，它已经筋疲力尽，侧身瘫倒在地，眼神茫然，胸腔和肚子高高鼓起。

“它那样子像回家一样。”赫伯特说。

“赫伯特，我的儿子，我亲生的儿子，”巴克什夫人说，“你着了什么魔？儿子。告诉我，他们对你做了什么，让你想要那条脏狗。告诉我，儿子。”

赫伯特没有回答。

巴克什夫人彻底崩溃了。她哭起来，胸部和肚子一颤一颤的。“巴克什，要出事了。这家里要出事了。”

“死十个。”拉菲克说。

巴克什扇了他一耳光。

“假如那条狗躺在那里死了，”巴克什说，“哦，天啦，弗姆，你想让我相信你没在这里喂过那条狗？那条狗看起来好像知道它的面包和黄油在哪儿，你听到了吗？”

弗姆耸了耸肩。

巴克什说：“亲爱的，最好是什么？狗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

巴克什夫人双手捂着眼睛，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巴克什。我不知道什么最好。”

但赫伯特知道他想要什么。“哦，上帝，”他祈祷，“不要让老虎死掉。”

拉姆劳干不知道老虎从埃尔维拉穿过的事情。哈克离开后，他继续待在他那间狭长漆黑的屋子里，琢磨着哈克带来的消息。他不能接着睡了。他躺在床上，开心地望着波纹铁皮屋顶，直到摆在床边空朗姆酒板条箱上的闹钟响起。这个闹钟他很多年前就有了，是用他收集的空铁锚牌烟盒换来的。钟面十一个数字的地方写着字：SMOKE ANCHOR 6。钟面是黄色的，令人吃惊的是，玻璃没有裂，只是被刮得模糊不清。每天中午，当拉姆劳干关店铺时，他就把闹钟定到三点四十五分。那样，他在四点打开店门前就有时间给自己涂上加拿大康复油，穿上衣服，泡上茶。

那天下午，每天都做的事情成了美事。他用了很多加拿大康复油。脸上涂了一层，头皮上也搽了些。他往手掌里倒了一些，放到鼻孔前闻了闻那有治疗效果的气味。他只差没喝加拿大康复油了。他慢悠悠地穿衣服，一边哼着《吉胡拉》里的歌曲。他泡了茶，喝过了，看还有些时间，便走进院子。那天下午，院子中间矮小枯死的植物并没有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几乎是疼爱地看着院子边上的面包树和鳄梨树。他尤其喜欢那棵鳄梨树。那棵树是他来埃尔维拉不久从一辆装满小鳄梨树的卡车上偷来的。那些树装在竹篓里。那辆卡车刚好在他的店铺外爆了胎。他跑出去看，当司机下车去找打气筒时，拉姆劳干拿了个竹蒌带到自己的院子里。那棵树长得很好。它结的果子质量上乘。你只要看一眼便知道。普通的鳄梨果全是纤维和水，它们跟普通的鳄梨果完全不一样。拉姆劳干还从来没有尝过那棵树上的果子，那天下午，他却一点也不为此感到伤心。

开店时间到了。他爬上油腻腻的柜台，在想，选举过后，等哈班斯付清了朗姆酒钱，他便去买个好的镀锌柜台。也许还会买一台冰箱，用来放啤酒。人们越来越喜欢喝啤酒，他把冰块放在脏兮兮的布袋里已经不够了。有时候，运冰块的卡车甚至不来。

他取下用来固定松垮的前门的门闩，嘴里哼着《吉胡拉》里面的歌曲。想到是跟隔壁的吉德伦金太太学会这首歌的，他停下不哼了。他打开门，突然射进来的午后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低头往下看。

在他面前，在他店铺门口的正中间，直挺挺平躺着的，是一只死鸡。

[1]加勒比地区的一种窗户，装有百叶窗板，顶部用合页连接，推开后，用一根棍子撑着。

[2]印度教神名，相传为最高神毗湿奴的化身。

八　死狗

他马上就认出了那只鸡。

是吉德伦金夫人那只脖子很干净的鸡，灰白色，虽然拉姆劳干总是嘘嘘嘘地赶它，有时还用石头或木块或是空加拿大康复油瓶砸它，它却顽固不化，总跑到他院子里来，吃他的草，把他快要枯死的植物掘出来，到处拉屎，有时甚至在他后面的房间里和店铺里拉。

它就是弗姆那天早上碾死的那只鸡。

那只鸡一孵出来拉姆劳干就认识它。他还认识它妈妈。一天，那只鸡妈妈带着一窝小鸡跑到他院子里，他把鸡妈妈的腿弄残废了。那一窝鸡里的其他鸡都不见了，不是被偷，就是长大被吃了，或是死了。只有这只脖子干干净净的鸡坚强地活了下来。

看到它死了，躺在自己脚下，拉姆劳干难过了一下子。

他抬头朝吉德伦金家的游廊看了看。

吉德伦金正等着他。“好好看，拉姆劳干。它再也不会去烦你了。那只鸡一直是你的心头恨。”

拉姆劳干没想到吉德伦金在那儿。

“你是个胖畜生。你奈何不了人，所以你朝一只可怜的鸡发泄。你是个可恶的畜生。好好看。把它捡起来。煮了。吃了。吃了长得更胖。你不是早就说过要吃了它吗？现在你的机会来了。煮了它，吃了它，我希望它毒死你。你杀了它，可恶的畜生，纳粹间谍。”

拉姆劳干还没有晃过神来。“你叫谁纳粹间谍？”

“你。你是个纳粹间谍。你比希特勒还坏。”

“因为我比希特勒还坏，你就把这只死鸡放到我门口？”

“但这不是让你满意了吗？你这个卑鄙的畜生。看到这只可怜的小鸡死了，你那肥胖肮脏的心不是平静满意了吗？”

“哎！但谁跟你说我杀了你的鸡？我没杀任何人的鸡，听到没有？”

“你是个卑鄙的骗子。”

拉姆劳干抬腿准备把鸡从门边踢开。但吉德伦金的话让他愣住了。

“踢啊，”吉德伦金说，“我敢打赌你的胖脚会断掉，烂掉。去踢啊。”

拉姆劳干发怒了。“你想在我身上施点什么，是吗？你是个大斗士，你只会在我身上施魔法和巫术，不是吗？你是最高法院斗士？”

“你问我干什么？你去过哪个法院吗？”

拉姆劳干跨过死鸡，慢慢地走到自己家院子边上，温和地说：“吉德伦金，下来。下来跟我说我是个纳粹间谍。”

拉姆劳干把他的手放在铁丝篱笆上。

“把你又胖又脏的手从我的篱笆上拿开。”

拉姆劳干笑了笑。“下来把我的手拿开。下来，把我的手从你的篱笆上拿开，跟我说我是个纳粹间谍。”

吉德伦金感到困惑不解。以前他让拉姆劳干把手从篱笆上拿开，他都照做。他要么大哭，承诺自己扎篱笆，要么就说：“好吧，我把手从你的篱笆上拿开，我会进去用酚皂洗手。”用这些方法安慰自己。

“下来。”拉姆劳干邀请道。

“我不想在你身上把我的手弄脏了。”吉德伦金顿了下。“但篱笆是我的。”

拉姆劳干突然来了灵感。“为什么不围着你女儿也扎一圈篱笆呢？”

他占上风了。

“娜丽莉？”吉德伦金问，几乎是用谈话的语气。

“是的，就是娜丽莉。小奈莉。哈。”拉姆劳笑得异常冷漠。

“拉姆劳干！你想对我女儿怎么样？”

拉姆劳干摇了摇铁丝篱笆。“哈。我不想对你女儿怎么样。但我知道谁想打你女儿的主意。”

“拉姆劳干！你以为你是谁？竟敢随随便便叫我女儿的名字。你，像你这样的人，我女儿走过的地，你应该跑着去亲。”

“走？哈。小奈莉懒得走了。她现在躺着了。”

“拉姆劳干！你的意思是你把你朗姆酒店里的东西都卖光了？你连一分钱的羞耻都没留下？那种话是从你这种要退休的老家伙口里说出来的？

拉姆劳干跟吉德伦金家遮阳棚底下的工人说话。他们刚才一直都假装心不在焉，其实在听吉德伦金和拉姆劳干说话。“告诉我，是不是我编造的？”

工人们没有看他。

拉姆劳干说：“俗话说，女孩子小，爬着跑。俗话也说，她们大点就开始走，再大点就躺下。这不是我坐下来瞎编的。”

“谁编的？”吉德伦金尖叫道，“你妈妈？”

拉姆劳干严肃地说：“吉德伦金，求你别骂我妈妈。骂我随你便，但别骂我妈妈。”他停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奈莉的事，为什么不问弗姆呢？”

“弗姆？弗尔姆？巴克什的儿子？”

“竞选干事。哈。好男孩。很好的穆斯林男孩。”

吉德伦金没兴趣跟他争。“真的吗？拉姆劳干，是真的吗？你没有瞎编？”

“你问我干什么？哈。问小奈莉。瞧，小奈莉放学回来了。问她。”拉姆劳干指着奈莉。

吉德伦金从游廊上看到奈莉走上马路。

“好学生和奖学金获得者，伙计，”拉姆劳干说，“这个女孩白天上学，晚上到老师那里单独上课。我知道我是个纳粹间谍，我知道我是个无耻的要退休的人，但我不是那种离间父女的人。”

他最后摇了一下篱笆，走过去捡起那只鸡，扔到吉德伦金的院子里。“吃了我的东西，它已经够肥了。”他说，“你自己煮了吃了。像你这样的最高法院斗士，得吃好点。”

他走回柜台。

跟往常一样，奈莉放学后留在后面帮着批改低年级同学的作业以及整理同学们弄乱的桌椅。她是学生头，类似于不领工资的班长。在回家的路上，她已经听说了老虎的事，还看到它躺在巴克什家的院子里。她那时就知道，她父母肯定已经发现了老虎，还把它赶了出去。

见到吉德伦金，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嗨，爸爸！”

吉德伦金不喜欢那样的问候。“娜丽莉，”他忧伤地说，“别绕到后面去。上这儿来。我有事问你。”

她不喜欢他的语气。

“哦，狗啊，狗，”她边走上通往游廊的红色台阶边小声嘀咕，“你还会带来多少麻烦？”

巴克什一家正左右为难，他们不知道是该让老虎死还是让它活，幸好得到印刷商哈理查德的建议。

哈理查德从库瓦下班回家。没有出租车司机愿意去埃尔维拉，所以哈理查德只好在科多巴下车。他得走三英里路到埃尔维拉。他喜欢那样，因为走路会让他保持匀称的体形。如果遇上下雨天，他还喜欢炫耀他的美国雨衣，那是他有一次去西班牙港时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埃尔维拉只有他一个人有雨衣，其他人只能等雨停了再走。

巴克什正坐在游廊往外看，像是要找解决办法，看到哈理查德的时候，他便指了指躺在院子里的老虎。

“啊，小狗狗，”哈理查德高兴地说，“还以为你把它弄走了。”

“它回来了，哈理查德。”

“回来了，嗯？”哈理查德停下来，审视着老虎。“瘦东西。”他站起来，用一只锃亮的鞋尖轻轻抬起老虎的肚子。“嗯，如果狗回来，就是说传教士给你施了强力巫术。”

“哈理查德，上来，”巴克什说，“我们想问你点事情。”

大家都知道，哈理查德是个业余的通灵师。但巴克什叫他上去是因为他总给人一种自信满满的样子。没什么能让哈理查德吃惊或是心烦，他总有办法。

“我个人觉得，”让哈理查德在游廊的长凳上坐下后，巴克什说，“我个人觉得，这里有人喂过那条狗。”

“有人喂过，是吗？”哈理查德站起来，脱掉外套。他的白衬衫一个污点都没有。每天都穿着干净的衬衫是哈理查德的一个特点。他将外套小心翼翼地叠起来，放在游廊墙壁的架子上。然后他坐下来，将有深折痕的蓝色斜纹哔叽裤的裤管拉到膝盖上方。“有人喂它，是吗？但是跟你说过不要喂它。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喂那样的狗。”

巴克什夫人走上前来。“哈理查德，要是这条狗死了，会怎么样？”

哈理查德没想过这一点。“会怎么样？嗯？”他拇指的指甲尖划过他那一小撮尖尖的八字胡。“如果死了，”他顿了顿，“会有危险。你无法预知。关于它，你去问过别人吗？”

她提了塔玛娜那个通灵师的名字。

哈理查德做了个鬼脸。“他还行。但他不是很厉害。跟梵学家格涅沙没法比。格涅沙是最厉害的。”

“我也常那么说。”巴克什说。他转向巴克什夫人。“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亲爱的，梵学家格涅沙是最厉害的。”

“不过，”哈理查德安慰他们说，“你们去见过通灵师了，他给你们东西保佑这座房子了吗？他给这个男孩驱妖了吗？”

“他很有效地给他驱了妖，”巴克什夫人说，“哈理查德，巴克什跟你说了那个征兆吗？”

“征兆？灵柩？”

“不是那个。”巴克什赶紧说。“我们有个征兆。亲爱的，告诉他。”

巴克什夫人跟他说了那个“死十个”的征兆。

“确实看到了，”哈理查德说，“不知道是你们的征兆。”

巴克什笑了笑。“唉，是我们的征兆。”

哈理查德坚定地说：“不能让这条狗死了。”

“但你之前跟我说不要喂它。”巴克什说。

“那时你没跟我说你们的征兆，”哈理查德说，“而且，原话不是那么说的。那时只说不要在屋里喂它。世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屋里喂那样的狗。”

“在外面喂？”巴克什问。

“对了。在外面。在外面喂它。”

哈理查德站起来，低头看着老虎。

“哈理查德，想想如果它死了怎么办？”巴克什夫人问。

“嗯。”哈理查德皱了皱眉头，尖利的白牙齿咬了咬薄薄的下嘴唇。“一定不能让它死掉。”

“哈理查德，你看它是只壮狗吗？”巴克什问。

“不能说它是只壮狗。”哈理查德说。

“但哈理查德，那样的瘦狗会活下来会制造很多麻烦？”巴克什诱导他。

“特立尼达到处都是瘦狗。”哈理查德说。

“它们还活着。”巴克什说。

哈理查德小声对巴克什说：“那种瘦狗会生很多狗崽子。而且生得很快。”

为了让哈理查德高兴，巴克什装作很吃惊的样子。

“是的，伙计。像那样的狗。跟你说，伙计。我亲眼见过。”哈理查德看了一眼巴克什夫人的眼睛，然后大声说：“在外面喂它。一直在外面喂，就会没事的。如果有事，跟我说一声。”

他将外套轻轻地搭在左臂上，把领带弄直。走的时候，他说道：“我还在等着印海报，巴克什。如果哈班斯想得到我的选票，他就得让我印。否则……”哈理查德摇了摇头，大笑起来。

很快，老虎又穿过埃尔维拉，不过这次是搭着宣传车经过。弗姆和赫伯特奉命将它带到那间旧可可屋。

吉德伦金来访。

“出去竞选吗？金匠。”巴克什说。

因为吉德伦金穿着他走亲访友的套装。

吉德伦金没有回答。

“是私事吗？金匠。”

巴克什领着吉德伦金上楼。但吉德伦金没有脱帽，也没有在藤椅上坐下。

“是严重的事情吗？金匠。”

“巴克什，我希望你不要干预我女儿的事。”

巴克什皱着眉头。

吉德伦金的脸更红了。他的笑容展开了些。他平静的声音像结了一层冰似的：“有些人见不得别人好。我不想别人对我施巫术，我没有教育我女儿让她晚上跟着男孩子到处跑。”

“你说的是弗姆吗？”

“我说的不是弗姆。我说的是那个挑拨弗姆的人。那人就是你，巴克什。你知道的，我就是这种性格。我实话实说，谁想生气，让他生气好了。”

“瞧你，金匠！你说我是那个挑拨的人？”

“我不想要你们家的巫术跑到我家里来。我们是印度教徒。你们是穆斯林。况且，我女儿实际上已经订婚了。”

“订婚！”巴克什笑了。“跟哈班斯的儿子订婚？你让整个埃尔维拉笑话你。你以为哈班斯会让他儿子娶你女儿？哈班斯傻，但他还没有傻到那种程度，听到没有？”

吉德伦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哎，金匠，弗姆比哈班斯的儿子强十倍，听到没有？还有，你以为我唆使弗姆跟你女儿出去？别让我再笑了，伙计。你女儿？有五千个穆斯林女孩比她漂亮。”

“我很高兴听说有五千个穆斯林女孩比她漂亮。但那不是重点。”

“怎么不是重点？大家都知道穆斯林女孩比印度女孩漂亮。弗姆在追你女儿？而且你女儿十之八九也不会给这个可怜的孩子机会。我跟你说，每个印度女孩都以为她们嫁了穆斯林男孩就进了天堂。”

“什么是穆斯林？”吉德伦金问，他的笑容僵住了，他的眼睛没了神采，他的声音很低，但说出来的话很刻薄。“穆斯林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他停下来。“连黑人也是穆斯林。”

吉德伦金的话伤了巴克什。他不再来回走动，盯着吉德伦金。他盯着他看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大声说道：“好！好！我很高兴！我很高兴哈班斯不需要穆斯林的选票。哈班斯不会得到穆斯林的选票。你自己说的。黑人和穆斯林是一样的。好。传教士会获得埃尔维拉所有穆斯林的选票。”

巴克什的愤怒让吉德伦金缓和了下来。他脱下帽子，用一个手指头弹了弹宽宽的帽檐。“没有穆斯林的选票我们也会赢。”他又戴上帽子，抬起左手臂，捏了捏手腕正下方松弛的皮肤。“这是纯血。每一个印度教教徒的血都是纯血。没有跟任何东西混合。是纯粹的雅利安人的血。”

巴克什轻蔑地哼了一声。“依我说，你们只是一群异教徒。”

“杂种！”吉德伦金回了他一句。

他们侮辱对方的种族，声音越来越大。

巴克什夫人走出来说：“金匠，我不许你到我家来这么说话。”

吉德伦金将他的帽子在头上按得更稳当些。“我没有待在你家。”他穿过那间放有铜床的房间来到楼梯上，边走边说：“闻一闻。闻一闻这屋里的牛肉味和其他肮脏的味道。”他说话的节奏跟下楼的节奏一致：“一只动物在娘肚子里待九个月。它出生了。它妈妈喂它。人们喂它。它喂它自己。它成长、变大、变壮。然后他们杀了它。为什么？”他边说边走到最后一个台阶。“因为要喂巴克什。”

巴克什在他后面大喊：“告诉哈班斯，没有穆斯林的选票，他也得赢这场选举。”

“我们还是会赢的。”

吉德伦金走到主干道上。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巴克什？”巴克什夫人大叫，“看看甜的是怎么变酸的？”

“瞧你们这些人，”巴克什说，“别惹我，听到没有？”

巴克什夫人弄平肚子上的衣服。“你刚才为什么不跟金匠那么说？不，你只是在女人面前耍威风。但是巴克什，如果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埃尔维拉人就会看到这个地方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事。”

巴克什吸了一口气。“你说话跟你妈一个样。你们都只是嘴巴上的功夫。”

“继续说，巴克什。你说完了没有？继续侮辱去世的人。这场选举让你变得这么无耻。如果金匠那么跟我说话，我肯定会反手敲他的后脑壳。我知道我会那么做。但你，亏你还是我七个孩子的父亲，你让我蒙羞。”

巴克什想改变话题，他不耐烦地说：“你继续说。让金匠说，让哈班斯说。但穆斯林不会把票投给哈班斯。就等着瞧吧。”

弗姆和赫伯特将老虎带到可可屋时，天快黑了。多年前，种植园主雇劳工清理可可林的地面，现在，可可林被灌木环绕，那些灌木伸出去，快将可可屋堵住了。弗姆小时候在可可屋里玩过，但现在那里太危险了，没人敢靠近。

弗姆和赫伯特开出了一条从主干道通往可可屋的小道。他们给老虎带来一个盒子、几条麻袋和食物。在弗姆为老虎找足够安全的地方时，赫伯特四处查看。

赫伯特非常了解可可屋闹鬼的事，但就像他不怕黑一样，他也不怕鬼。可可屋里的鬼是个婴儿。修建可可屋时，埃尔维拉小姐跟一个黑奴有了那个孩子。据说她把那个孩子埋在屋后混凝土台阶下面的地基里。很多人，尤其是西班牙人，经常听到婴儿的哭声。有些人甚至看到那个婴儿在可可屋附近的路上爬行。

赫伯特爬到天花板上，试着将滑动式的屋顶往后推：屋顶是滑动式的，因为那样豆子可以在太阳下晒干，而且一下雨就能遮盖住。他用力推，但屋顶的轮子锈住了，卡在横杆上。他推了又推。轮子跟横杆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波纹铁皮沙沙作响，松木板上下摆动，草鞋虫和木屑纷纷往下掉，整座房子都在晃动。

赫伯特大喊：“弗姆，屋顶还能用。”

“赫伯特，你怎么净干些傻事？看你把老虎吓的。”

老虎确实表现很奇怪。长途跋涉后，它第一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被发现以来，它第一次发出了叫声。幽灵般的哀鸣声，微弱的呜呜声。

赫伯特下来查看。

老虎直哼哼，在盒子里踉踉跄跄地走动，像是在试图抓住自己的尾巴。

赫伯特激动起来。“你看到了吗？它好点了。”他想起了埃尔维拉小姐的孩子。“狗能嗅出幽灵，你知道吗？弗姆。”

热带的暮光来了又去。夜幕降临。老虎的叫声变得更清晰了。每当弗姆踩到有点腐朽的地板上，可可屋就吱吱作响。外面灌木丛里的蛙声回应着狗叫声：夜晚的声音开始了。老虎时而哼哼，时而哀鸣，在盒子里摇摇晃晃地走动。

弗姆想强迫老虎躺下，对它来说，那种姿势好像是正常的，但老虎不想坐和躺，它也不想离开盒子。夜色更深了。外面树丛里的昆虫开始唱歌。弗姆只能看清老虎口鼻处的白点。一只蝙蝠从房顶猛扑下来，张开翅膀。

“不能让它待在这儿，”弗姆大声说，“赫伯特！”

但赫伯特不见了。

“赫伯特！”

他点了一根火柴。发出的火光让他一时看不清。稍后他看到周围破败潮湿的墙壁，上面布满了成千上万年代久远的可可豆印子。他抬头看屋顶。

“赫伯特！”

他又走回盒子那里。影子在墙上晃动。

“别着急，老虎。”

火柴熄灭了。他把它扔了，但没有听到它落下的声音。肯定是掉在地板上的某个洞里了。

“赫伯特！你在屋顶上吗？小伙子，小心，别掉下来摔断尾巴，听到没有？”

他摸索着走到破败的入口。房子嘎吱作响，镀锌铁皮屋顶摇摇晃晃。

“赫伯特！”

夜晚，他的声音听起来尖声尖气的。他什么也看不见，矮树丛周围黑压压的一片。马路和宣传车在一百码之外。

后来，他听到赫伯特大喊：“弗姆！弗姆！”他便跑回屋里。房子突然隆隆作响，他停了停，才接着往前走。他现在根本看不清老虎，只听到它边呜呜叫边磨蹭盒子的侧面。

“弗姆！弗姆！”

他走到房间的另一边，点亮火柴避免看不清路掉到地板上的洞里。

“瞧！弗姆。”

他沿着后面坚固的混凝土台阶往下走。它们是可可屋唯一结实的东西了。地面从马路开始往下斜，后面的台阶大概有八英尺高，将近是前面那些台阶的两倍高。一堵牢固的混凝土墙支撑着牢固的混凝土台阶。弗姆点了根火柴。台阶的表面平坦崭新，像是一个星期前才建好的。高高的野草拂过弗姆的双腿。野草上已经有露水了，潮潮的。火柴发出的光在他窝起的手里跳动。

“瞧，弗姆，瞧这台阶底下。”

赫伯特异常兴奋。在这种情况下，弗姆按他说的做了。他麻利地拍了拍赫伯特，反手拍了又顺手拍。赫伯特深深地吸了口气，忍住了呜咽。

弗姆又点了根火柴。

在台阶下，他看到一条死母狗和五条小死狗。母狗的嘴巴是张开的，牙齿露了出来。就是哈班斯几个礼拜前的那个下午碰到的那条。

它的眼睛毫无生气，非常恐怖。胸部和腹部是扁的。肋骨突出来，硬硬的。湿湿的黑泥巴粘在粉红色的乳房上。它的乳房瘪瘪的，松松垮垮，就像一个被刺破了的气球。小狗们都跟老虎一样。不管怎样，它们都死在母亲身边。

火柴灭了。

“它没有奶，没东西喂它们。”赫伯特说。

弗姆在黑暗中蹲在死狗旁边。“赫伯特，你说话跟女人一样。你以前没见过死东西吗？”

“大家只知道说‘狗，糊糊’，”赫伯特边抽泣边说，“没人知道怎么喂它。”

“你只能想到这些吗？赫伯特。食物？看来他们是对的。你知道的。”

“我们怎么处理它们？弗姆。”

弗姆笑了。“我有个很好的主意，赫伯特。”他站起来，划了根火柴，远离那些小死狗。“我要去拿把弯刀。”

“拿弯刀干什么？弗姆。”

“挖一个洞，把狗妈妈埋了。你是跟我去还是待在这里为小狗哭泣？”

“我跟你去，弗姆。别走。”

他们挖了个浅洞，把狗妈妈埋了。赫伯特修剪了一根树枝，将它折成两段，剥去树皮，系成一个十字。他将十字架固定在墓穴上。

弗姆将十字架拔出来。“你从哪里学来的？”

“他们在坟场上就是这么做的，弗姆。”

“呃，你是变成基督徒了还是怎么的？”

赫伯特知道自己错了。

“来吧，”弗姆高兴地说，“帮我把这些小死狗搬到车里。”

弗姆公事公办的态度让赫伯特镇静了下来。“弗姆，我们要五只小死狗干什么？”

弗姆笑了。“哈，小伙子，你会明白的。”

赫伯特信任弗姆。他知道，不管干什么，肯定会很有趣。

“但老虎怎么办？弗姆。我们能把它留在这儿吗？它会不会伤心？”

“现在能放老虎的地方只有这里了。别担心老虎。它会没事的。”弗姆自信地说。

他们很晚才到家，发现巴克什、巴克什夫人和吉拉在储物间。弗朗西斯老师也在那儿。弗姆吃了一惊。弗朗西斯老师以前只来过巴克什家一次，那次他说，如果拉菲克在学校里不振作起来，他也会像弗姆那样被开除。

“啊，”巴克什对弗姆和赫伯特闷闷不乐地说，“竞选干事和小男子汉。你们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是要你们把狗送走还是要你们给它建座豪宅？”

赫伯特笑了笑。“我们竞选去了。”他朝弗姆使了个眼色。

“这证明了我说的有关选举的事情，夫人。”弗朗西斯老师对巴克什夫人说，“像赫伯特这么小的男孩没有权利出去竞选。”

巴克什夫人对老师特别礼貌。“我也总这么跟他们父亲说，老师。对不起，老师。”她转向孩子们。“你们的吃的都拿出来放在厨房里了。现在肯定已经凉了。”

赫伯特兴奋地跑上楼。弗姆吸了一口气，也跟了上去。

“我不是要反对你，巴克什先生，”弗朗西斯老师接着说，“但事实是，埃尔维拉的老百姓并不赞同选举是一种责任和特权。”这是他之前准备好的跟巴克什夫妇讲的部分内容。“责任和特权，夫人。”

“我也总跟他们父亲这么说，老师。听到老师说的了吗？巴克什。我一直跟他说，老师，说了上百次了，这次选举一开始对大家来说是甜的，但这种甜到最后会变酸。吉拉，你听到我跟你父亲这么说了吗？”

“听到了，妈妈。”

“是的，夫人。选举将各种成见都公开化了。都公开化了，夫人。”

巴克什夫人强壮有力的手臂交叉放在胸前，严肃地点了点头。“你说得太对了，老师。自我出生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到我家来——听着，是到我家——像金匠今天下午那样跟我说话。”

弗朗西斯老师说了他要说的剩下的话：“我时不时地思考类似的想法。时不时地思考。昨天晚上，我用一般性的语言——一般性的语言——跟吉德伦金小姐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巴克什夫人，吉德伦金小姐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了下来。用速记。”

巴克什夫人的眼睛睁得老大，慢慢地摇头，非常慢，摇来摇去，发出惊恐的笑声。“瞧瞧，哎，老师。用速记。”

“像奈莉·吉德伦金那样高傲的人肯定会做出那种掉价的事情。”吉拉说。

“巴克什夫人，吉德伦金小姐以为我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他顿了顿，他快说完了。“巴克什夫人，在你看来，我像个法西斯主义者吗？”

“不，老师。你看起来不像个法西斯主义者。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不像。”

吉拉说：“别为奈莉·吉德伦金烦恼，老师。她只是有点迷上男人了。像奈莉·吉德伦金那样的小个子瘦女孩有点喜欢男人。”

“对不起，老师。我得跟我的小女儿说一句。”巴克什夫人说。她转向吉拉：“嗯，是吗？小个子瘦女孩喜欢男人？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喜欢男人吗？”她又转身对弗朗西斯老师说：“对不起，老师。现在的孩子们好像理智和廉耻心都被狗吃了。”

吉拉垂下头。

弗朗西斯老师谈到正题。“巴克什夫人，今天晚上，吉德伦金先生来见我。他面无表情地走进来，异常冷漠地跟我说，奈莉再也不会到我那里去上课了。我担心的不是钱，巴克什夫人。事实上，我不想人们误解我的观点。我得为我的工作考虑。”

确实，弗朗西斯老师担心的不光是每月十美元的收入。他知道，吉德伦金今天做的，埃尔维拉其他人明天就会效仿。如果所有家长都不送他们的孩子到他那里单独上课，那他就麻烦了。

弗姆手里拿了个搪瓷杯走下楼梯。

弗朗西斯老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见你，巴克什夫人。我知道在这次选举中你丈夫和吉德伦金先生是一边的，如果你能跟吉德伦金先生说我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我会非常高兴。事实上，在这次选举中，我根本就没有支持任何一方。”

“这样最好，老天是知道的，老师。”巴克什夫人说。

弗姆大声冷笑。“哎，弗朗西斯老师，为什么你要我们去告诉金匠？为什么不请洛克胡去呢？他可以开着宣传车到处宣扬。”

弗姆第一次获胜。

他一直想轻蔑地拒绝哀求的弗朗西斯老师，他等了很长时间了。他曾经幻想过很多次这一刻。现实好像是定制的，而且很美妙。

弗朗西斯老师伤心地接受了指责。“洛克胡让我失望，伙计。夫人，又证明了我的观点。是选举毁了洛克胡。”

但这让弗姆第一次获胜。

“依我说，洛克胡是个可恶的叛徒。”弗姆说。

“没人问你，”巴克什说，“嗯，当心，我不希望在这屋里听到有人说洛克胡的坏话。”

弗姆感到迷惑不解。

巴克什说：“你，你出去竞选去了，是吗？为那个肮脏的印度教徒哈班斯竞选。你的廉耻让狗吃了吗？看来狗把我所有孩子的廉耻都吃了。”

弗姆说：“但你瞧。发生了什么事？你不是收了哈班斯的钱和所有东西吗？”

要不是弗朗西斯老师在那儿，巴克什早啐他了。“钱，是吗？钱给我带来很多好处了吗？很多好处！死十个。晚上的大狗早上就变小了。把它送走又回来了。很多好处！”

弗朗西斯老师知道那些话他白说了。找巴克什做他和吉德伦金的调停者对他无益。

弗姆说：“好，我拿了哈班斯的钱，我替他说话。我还是会帮哈班斯。”

“我希望你帮哈班斯，”巴克什说，“我打算帮传教士。我不会阻止你干任何事。你是个大男人了。你尿尿起泡沫了。弗姆，你控制了多少选票？”

弗朗西斯老师呆呆地坐在那儿，一点也不高兴，他站起身，走掉了。

然后，巴克什讲了吉德伦金的到访。

“好吧，你支持传教士。”弗姆说。巴克什夫人注意到，弗姆第一次跟他父亲平等地对话。“传教士能给你什么吗？”

巴克什笑了。“不是传教士能给我什么。但你别担心，我已经计划好了一切。一切都计划好了。”

九　耶和华见证人的撤离

马哈德奥是个忧虑的人。他在埃尔维拉到处游荡，调查黑人的健康状况，生怕他们有人病了，或者更糟：去世了。

印度教徒误解了他的意图，怨恨他偏心。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说：“到底为什么只管黑人？印度教徒也生病的。”因此，虽然他收到严格的指示，不要去管那些印度教徒，马哈德奥还是列了一长串生病的印度教徒名单交给哈班斯。那是他的一个忧虑。

他最大的忧虑是老塞巴斯蒂安。

那天晚上，在达尼拉姆的游廊上，他还非常自信，觉得塞巴斯蒂安在投票前就会死去。在跟库费先生会谈前那些开心的日子里，他还一直对他满怀希望。每天早上，他经过塞巴斯蒂安的小屋，看到他坐在正门前没有靠背的厨房椅子上，嘴里叼了根没有点燃的短烟斗，用竹片编捕鱼笼。他做那项工作真是莫名其妙，也没什么用，因为塞巴斯蒂安跟大海没有丝毫关联，捕鱼笼只是放在院子里，然后烂掉。马哈德奥会问：“塞巴斯蒂安，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塞巴斯蒂安会笑一笑——他很少说话——露出剩下的几颗牙齿，那几颗牙齿孤零零的，歪歪斜斜，好像嘴里发生过爆炸，将其他牙齿炸掉了。傍晚，在庄园里工作了一天后，马哈德奥又会从那儿经过一次，重复他的问题，塞巴斯蒂安又会笑一笑。

有些日子，马哈德奥感觉塞巴斯蒂安根本就不会死。

库费先生去世前的日子里，马哈德奥的确这么想过。

马哈德奥不信任库费先生，有点怕他。他老了，是个黑人，一个人住，布道，读《圣经》。马哈德奥永远也不会忘记小时候跟他那次令人不安的相遇。一个周六的早上，他到库费先生的院子里看他粉刷家里的墙壁。库费先生皱了皱眉头，小声说了句什么，但马哈德奥没有注意听。库费先生突然转身，猛地用刷墙壁的刷子朝马哈德奥脸上刷来。

现在，库费先生是塞巴斯蒂安的监护人。

塞巴斯蒂安看上去很老了，身体也很弱。马哈德奥真心实意问他的健康状况，塞巴斯蒂安突然透露说他病得很厉害。他全身到处都疼，关节硬硬的，脖子也僵硬，很危险。塞巴斯蒂安周围的东西看上去也都很危险——他坐着的椅子，他上方有些年头的茅草屋顶。马哈德奥请他小心点，不要被编捕鱼笼用的小刀弄伤了，不要拿重东西，不要在晚上有露水的时候走路，不要淋雨。马哈德奥给完建议后给他一先令，塞巴斯蒂安一下子就拿了，连感谢也没说一声，好像那钱是政府给的似的。

那天早上，弗姆碾死吉德伦金夫人那只脖子干净的鸡后，马哈德奥路过塞巴斯蒂安的小屋。他穿着他那身紧紧的卡其布套装，满身是汗。

塞巴斯蒂安没在家。

他忘了庄园里的劳工还在等着他给他们分配当天的任务。他急匆匆地经过那座摇摇晃晃的小桥，走进塞巴斯蒂安的院子。他得提醒塞巴斯蒂安注意那座桥：桥很危险，只是用一节一节的竹子搭起来的，上面堆了些泥巴。他敲了敲塞巴斯蒂安的门，没有回应。他试着推门，但上了锁。他绕着小屋走，但墙壁上的每一处缝隙都堵上了。是他建议他那么做的，好让塞巴斯蒂安别吹着风。

“塞巴斯蒂安！”马哈德奥大喊，“你还好吗？”

在茅草屋的墙跟屋檐之间，绕着小屋有一圈大概三英寸高的空隙。马哈德奥决定爬上去看看。他可以爬上那个很窄的窗台，希望窗台不会塌下来。他穿着套装往上爬。泥巴墙太滑，他抓不牢，绷紧的卡其布夹克衫限制了他的手臂。于是他脱了夹克，然后又脱了靴子。可墙还是太滑，窗台又太高，没法踩上去。他将右脚的大脚趾紧紧地贴在墙上，又试了一次。他感觉他脚趾下头的墙被他压得变形了。他往下看了看。原来他的脚刚刚在塞巴斯蒂安的墙上摁了个洞，那个洞离地面大概八英寸高。他从墙上下来，墙上的苦草丝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把一个手指戳进那个洞。他还没来得及扒开草就听到路上有人喊。

“马哈德奥！你究竟在干什么？”

马哈德奥仍然趴在地上。他抬起头来。是库费先生。

“没干什么。”他说。

“马哈德奥，你着了什么魔，干这种傻事？”

马哈德奥爬起来，将他的光脚伸进没有鞋带的靴子里。

“考费先生，你今天早上看到老塞巴斯蒂安了吗？”

“没看到任何人。”库费先生闷闷不乐地说。“你这样到底在找什么？”

“我在找老塞巴斯蒂安，考费先生。”

“你总是这样找塞巴斯蒂安的吗？哎，马哈德奥，如果塞巴斯蒂安出了什么事，你会吃惊吗……”

这时，巴克什从马路那头喊道：“考费先生，听说科多巴的事了吗？”

“现在正要到那边去。”库费先生回答。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但没人相信。大家只是到处说，巴克什是吹牛大王，嗯？”巴克什说。

“科多巴发生了什么事？”马哈德奥问。

库费先生看着马哈德奥。眼神就像他当年朝他脸上刷白石灰时那样。“那里昨晚发生了有趣的事情，马哈德奥。我听说有什么死了。”

马哈德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让他去亲眼看看。”巴克什说。

马哈德奥一刻也没停留，朝科多巴飞奔。他还没到那儿就看到一群人挡在路中间。大部分是西班牙人——他从他们的穿着可以看出——但也有些是从埃尔维拉过去的。

人群围着路上的什么东西，围了一大圈。西班牙人不说话，但显得有点不安。看到外圈有埃尔维拉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其实显得有点高兴。

大家都盯着马哈德奥看，为他让出一条道来。

“看，”他听到有人用刻薄的西班牙方言说，“让他好好看。”

五条小死狗对称地摆在泥马路上画出的一个大十字架上。一条摆在十字架的中间，其余四条摆在十字架的四端。下方用粗体字写着：觉醒。四周，在木栅栏和涵洞上，科多巴还有弗姆之前涂的红标语，有些地方被擦掉了，只剩下：死！死！

马哈德奥汗流不止，气喘吁吁，深深地叹了口气。

西班牙人怀疑地看着他。

“我还以为是塞巴斯蒂安。”马哈德奥说。

周围全是低语声。

马哈德奥感觉有人拉了一下他套装的袖子。他转身发现是塞巴斯蒂安，后者正微笑着，嘴里叼着空烟管。马哈德奥差不多是抱住他。“塞巴斯蒂安！你在这儿！你没在那儿！”

低语声更大了。

对马哈德奥来说，幸运的是巴克什和库费先生正好在那时赶来，弗姆也正好开车过来，开始为竞选做宣传。

弗姆说：“是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她们不能影响别人，所以她们到科多巴来鼓动可怜的西班牙人。让他们不要投票，让他们反政府。谁之前看见白种女人骑着红色的自行车，发绿色的书？”

巴克什没有考虑政治上的事情。“啊哈！”他大喊，“啊哈！看看那些狗。说了跟我的狗是同样的颜色，同样的体形，什么都是同样的。但没人愿意信我。嗨，现在看看。”

库费先生用手在胸前画十字。“马哈德奥，是你干的吗？”

“不是我干的，考费先生。我刚来，就看到了。”

“想知道吗？”巴克什说，“虽然这些狗今天早上看起来很小，他们昨天晚上是大狗。我跟你们说，伙计们。那天晚上进屋。十一点。我打开门。看到了那条狗，很大很大，到处走动，没有一点声音，看起来很狡猾……”

“是那些可恶的耶和华见证人干的。”弗姆说。

“……第二天早上，就成了小狗。”

“耶稣说，让恺撒的归恺撒。耶和华见证人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弗姆说。

“我常说，上帝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却发明了很多诡计。”库费先生说。

一个西班牙人问：“但是她们打算对我们做什么？”

“对你们！”弗姆说，“对你们！她们还没开始。她们不是说世界会在一九七六年爆炸吗？你们不是听到了吗？她们说，你们听。好啊，瞧瞧。”他指着那些小狗。

巴克什说：“没人能对我做什么。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我的狗没有死。”

印刷商哈理查德穿着工作服走过来。

“哈，”他说，“又是些小狗。”他蹲下来，像侦探那样检查地面。“死的，嗯？醒着，嗯？”他站起来。“耶和华见证人。严重。非常严重。只有格涅沙能对付这种事情。”

“但我们要做些什么？哈理查德先生。”

“做什么？嗯？你打算做什么？”哈理查德想了想。“不要给耶和华见证人吃的。”他果断地说。“别给耶和华见证人吃的。有意思，五条那样的小狗。跟你们家的那条狗很像，是吗，巴克什？”

巴克什笑了笑。“告诉他们关于狗的事，哈理查德。把那个征兆也告诉他们。”

哈理查德说：“是的，埃尔维拉人确实觉醒了。但不要给耶和华见证人吃的。”

巴克什说：“但你以前跟我说是传教士把第一条狗送到我那儿的，哈理查德。”

哈理查德马上回应：“原话不是那样的。我当时说有位传教士在向你施巫术。没有说是什么样的传教士。印刷的活儿怎么样了？巴克什。我跟你说，如果哈班斯想要我的选票，他就得让我印。”

“哈班斯可以滚蛋了。”巴克什说。

哈理查德大笑。“选举的事情，是吗？你改变立场了？你现在支持谁？”

“传教士。哎，你没听说那场闹剧吗？”巴克什说。

库费先生响亮地啐了一口。“巫术！巫术！”

西班牙人惊愕地看着。

“巫术！”库费先生大声说，“你们都想施巫术。一开始是洛克胡，现在是你，巴克什。明天我就会听说哈班斯也到传教士那一边了。你们所有人只是把传教士先生当木偶耍。马哈德奥！”库费先生叫道，“你也在施巫术，是吗？”

“我什么也没施，考费先生。”马哈德奥转向塞巴斯蒂安。“来，塞巴斯蒂安，我们回家。”

塞巴斯蒂安笑了笑，退了一步，躲开马哈德奥的手。

马哈德奥跟过去。“来，塞巴斯蒂安，你这样只会让自己很累。你应该回家休息，伙计。”他将一先令塞到塞巴斯蒂安的手心。塞巴斯蒂安笑了笑，让马哈德奥把自己领走了。

库费先生大喊：“好好照顾他，马哈德奥，听到没有？”

随后，大家看到吉德伦金朝科多巴走来。

他穿着那套走亲访友的套装。

候选人哈班斯听说巴克什和吉德伦金吵架了，中午便急急忙忙赶往埃尔维拉。他不想激怒争吵的任何一方，所以径直去了梵学家达尼拉姆那儿问清事情原委。

这天，达尼拉姆的身份不是梵学家。他有别的身份，更实在，是拖拉机五分之一的股东。他没有系腰布和圣带，而是穿了卡其布裤子、黄色的运动衫，戴了顶褐色的毡帽，穿一双褐色漆皮鞋。当哈班斯开车上去时，达尼拉姆正站在阳光照耀下的屋前台阶上，在哼一首他特别喜欢的圣歌：

清香的暖风

轻吹锡兰[1]的岛屿；

各处景色真秀美，

唯有人邪恶；

天父的恩典

纵然广施人间，

愚昧的异教徒，

反去崇拜草木。

他正要离开，但还是留下来告诉哈班斯有关弗姆和奈莉，以及巴克什和吉德伦金之间的事情。

比起失去未来儿媳妇的名誉，哈班斯更在意失去巴克什和那一千张穆斯林选票。达尼拉姆一点也不吃惊。

“在以前，”达尼拉姆说的是奈莉，他在进一步试探哈班斯，“你可以信任印度女孩。现在什么都变得时髦起来，都乱套了。瞧，哈理查德前几天才跟我说，他去了圣费尔南多，到那里的夜总会转了转，他看到印度姑娘……”达尼拉姆放低声音，“他看到印度姑娘在大庭广众之下勾引，”为了让他的话押韵，他又重复了一遍，“在大庭广众之下勾引男人。”

“在大庭广众之下勾引，啊。”哈班斯心不在焉地说。“哦，哦。给我拿铅笔和纸来。”

“新娘！”达尼拉姆边喊边松开他的黑皮带，然后坐在长凳上。“铅笔和纸。快点。”

新娘拿出几张褐色的纸以及那支在顶部凹槽处系有绳子的旧铅笔，不耐烦地说：“你为什么不把铅笔系在腰上呢？”达尼拉姆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跑回厨房去了。

“看到没有？”达尼拉姆说，“她丈夫离开她到英国学习，去了才两年。你看她变成了什么样子。要是在以前，你觉得儿媳妇能那样跟公公说话吗？实际上，”达尼拉姆又低声说，“如果她自己找不到对象，我不会感到奇怪。”

“哦，哦，达尼拉姆，你不能那么说！”哈班斯盘腿坐在地上，在褐色的纸上计算着。“我们失去了穆斯林的选票。那是一千张。我们也得不到黑人的选票。两千加一千等于三千。因为那个叛徒洛克胡，大概有一千印度教徒会选传教士。因此，传教士有四千张选票。我有三千张印度教徒的选票，西班牙人不会投票。”他将铅笔扔到地上，达尼拉姆把它捡起来。哈班斯平静地说：“我选举失败了，梵学家。”

达尼拉姆笑起来，将他的皮带又放松了些。“让我看看那张纸。”他说。他趴在地上，算出了结果。他脸上显出困惑的表情。“是的，你输了。看起来是你输了。”他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搞不明白，伙计。在我看来是一件很确定的事情。非常确定的事情。”

哈班斯将手指掰得啪啪作响，然后掌心朝下，研究起手背上的灰白毛发和皱纹来。“我老了，”他说，“我选举失败。不过如此。没什么好伤心的。”他抬起头朝达尼拉姆笑，露出了假牙。

达尼拉姆回应他，笑了笑。

哈班斯情绪崩溃了。“传教士在这次选举中打败我花了多少钱？”

“这民主真他妈的有趣。”达尼拉姆说。

就在这时，洛克胡开着他的宣传车过来了。“传教士获得了新的支持。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洛克胡之声。敌人的势力变弱了，传教士会赢……”

达尼拉姆的老婆在她房间里用印地语问：“他在说什么？”

达尼拉姆给她翻译了一下。

新娘理了理面纱，光着脚冲了出来。

“进去，新娘。”达尼拉姆说，“不是结了婚的女人该听的事情。”

她没有马上听从他的指令。

“这里，”达尼拉姆说，“把这纸拿回去。还有这铅笔。”

她差不多是一把抓了过去。

“看到没有？”达尼拉姆说，“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只要听到男人的声音，她就会兴奋好长时间。”

洛克胡一边轰隆隆地开车离去，一边喊：“呀！我们要活埋哈班斯！”

哈班斯一直低头看自己的双手。

达尼拉姆又坐在长凳上，点了根烟，晃起腿来。严重的形势让他害怕。他不能让眼里的光泽暗淡下去，他不时地笑笑。

来了一位客人。

哈班斯说：“如果你想来见我，走开。我没钱给你了。”

来客是马哈德奥。他还穿着套装，手里拿了顶被汗渍浸透的卡其布遮阳帽。他大大的眼睛悲伤地看着地面，脸颊看起来有点肿，厚厚的胡须在丰满的小嘴上方时不时地抽动一下。

“坐。”达尼拉姆说，好像他是在邀请马哈德奥去守夜。

“我从金匠那里带来了消息。”马哈德奥说。

哈班斯甩掉眼泪。“你真忠心，马哈德奥。”

马哈德奥悲伤的眼睛看起来更悲伤了，丰满的嘴唇变得更丰满了，他的眉毛紧锁着。“是关于拉姆皮阿里的丈夫。”他犹犹豫豫地说，“他病了。病得很厉害。”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是印度教徒，你很清楚。”达尼拉姆说。

“啊，马哈德奥，”哈班斯含泪微笑着说，“你也不忠诚了？”

“是的，哈班斯先生。不，哈班斯先生。但金匠，吉德伦金先生以前答应过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说你会去看他的。他病得很严重。他的脚被锄头挖伤了。”

哈班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我再没钱给任何人了。我只须还了拉姆劳干的朗姆酒钱，然后离开埃尔维拉再也不回来。为什么我还要为竞选奋战呢？”

“是上帝的安排。”达尼拉姆说。

“上帝的安排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难道是上帝安排传教士在竞选中打败我？传教士花了多少钱？你说那是上帝的安排？”

“传教士去看了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马哈德奥说。

哈班斯跳了起来。“传教士无权管印度教病人的闲事。”他在游廊上走来走去，发出很大的声响，达尼拉姆的老婆在里屋抱怨。“好吧，”他说，“黑人病人名单你列得怎么样了？”

马哈德奥犹犹豫豫的。

之前提议说要照顾黑人病人的达尼拉姆不再晃腿。

马哈德奥解释了有关库费先生的事情。

哈班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爆发了：“叛徒！间谍！哈！哈！马哈德奥，我要你留意生病的黑人，今天来却发现你在养他们。”他摇了摇一根细长的手指。“但别担心。我不会哭了。我已经在埃尔维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要跟你们所有人斗。你们谁也不能让我在选举中落败。”

达尼拉姆的腿又开始晃。他大口吸烟，眼睛闪闪发光。

后来，哈班斯的斗志好像消退了。“好吧，”他顺从地说，“好吧，假如我去见拉姆皮阿里的丈夫，”他冷笑了一声，“我付探望费，用什么保证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选我？”

达尼拉姆站起来，用脚将烟踩灭。“哈，最主要的是付探望费。”

哈班斯心不在焉地走了。

“埃尔维拉人很有意思，但我能为他们说一句话：你不用贿赂他们两次。”达尼拉姆边系紧腰带边说。

“那巴克什呢？”

“巴克什，”达尼拉姆说，“是埃尔维拉的耻辱。”

他们去见吉德伦金。

他们发现吉德伦金穿着家居服，安安静静地，态度很温和，在游廊上摇摇椅。显然，他心境极佳。

“谁说西班牙人不投票？”吉德伦金问。然后他跟他们讲了科多巴死了五条小狗的事情。“那两个白种女耶和华见证人一大早就骑着她们花哨的自行车来了。西班牙人没跟她们说话，也没看她们。那五条死了的小狗躺在路上。西班牙人进屋锁上门。那些白种女人不得不离开。谁说西班牙人不会投票？”

哈班斯掩藏起自己的欢喜。他不想再冒险了。

达尼拉姆算了一下。“现在我们跟传教士的票数持平了。每人都是四千票。”

吉德伦金摇着摇椅。“等一等。留意看传教士会不会失去他的保证金[2]。”

哈班斯说：“金匠，我早该告诉你的。”然后他透露了他几周前遇到的征兆：耶和华见证人，那条黑母狗，还有车子熄火的事。

吉德伦金挖苦地笑了笑。“你应该告诉我的，哈班斯先生。你可以省掉我们很多烦恼。一个征兆是不好的。但如果你一天里有两个征兆，就不同了。他们相互抵消了。就像狗抵消了耶和华见证人一样。”

达尼拉姆想要吉德伦金讲讲跟巴克什吵架的事。他说：“我总说，我们可以把穆斯林的选票给传教士。没有巴克什和巴克什的儿子，我们照样能行。”

“达尼拉姆，”吉德伦金说，“你知道我的。我喜欢实话实说，谁想生气，让他们生气好了。但你说话像个傻瓜似的。科多巴那些死掉的小狗，你觉得是谁放在那里的？”

“难道是弗姆？”哈班斯说，“哦。你的意思是弗姆还是可靠的？”

“但我想你跟他父亲吵架了，伙计。”达尼拉姆说。

“跟他父亲吵了，是的。但没有跟他吵。”吉德伦金瞟了哈班斯一眼，“是他父亲让他去试一试的。”

达尼拉姆皱了皱眉头，慢慢地晃起腿来。“不是那样的。巴克什想要的不止那些。他心里还有别的想法。”

吉德伦金的木鞋在地上啪啪作响。“他当然有别的想法！巴克什不是傻瓜。他已经算计好了一切。”

达尼拉姆又开始试探。他将头偏向一边，说：“我好像听到小奈莉在里面走动。她今天没去上学吗？”

吉德伦金没有看达尼拉姆，而是朝哈班斯那儿看，他低着头，心不在焉的。吉德伦金说：“她今天没去上学。毕竟，她实际上已经订婚了。”

哈班斯没有抬头。

“我说，奈莉实际上已经订婚了，我怎么还能让她上学呢？”吉德伦金慢悠悠但语气很坚定地说。

哈班斯醒悟过来。“不合适，”他赶紧说，“尤其是女孩实际上已经订婚了。”

吉德伦金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达尼拉姆。

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再也没有在科多巴和埃尔维拉出现过。

[1]斯里兰卡旧称。

[2]英国的选举制度规定，一旦提出候选人申请且经审查符合资格，候选人应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在选举中获得足够的基本选票，这笔保证金会退还给候选人。

十　新候选人

竞选形势大变。

传教士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库费先生每周五晚上做有关政治的布道。洛克胡在整个选区卖命宣传。

吉德伦金重访科多巴，将耶和华见证人引诱走的选票赢了回来。弗姆对哈班斯忠心耿耿，开着宣传车到处转悠，巴克什和巴克什夫人也都没有反对。哈理查德得到了印海报的订单。梵学家达尼拉姆只要主持印度教的仪式就力劝听众给哈班斯投票。

马哈德奥时时刻刻小心翼翼地关注着老塞巴斯蒂安。这人好像在一天天萎缩，马哈德奥每周给他五先令或两美元买药。

哈班斯做出让步，同意拜访印度教病人。每次到埃尔维拉见到马哈德奥，他总是先问：“哎，今天有多少个印度教病人？各种探望费是多少？”马哈德奥会拿出他那本红色的小本子说：“孟戈尔今天不太好。两美元可以搞定。卢奇曼抱怨说肚子疼，他一大家子人，全家有六票。我想你最好给他十美元。至少给五美元。拉莫塔也在胡闹。不过他很无知，连叉也不会画，肯定会搞坏他的选票。不过还是给他一美元吧。这样会让人觉得你关心别人。”

哈班斯在拉姆劳干酒铺里开的朗姆酒户头上的账目一路飙升。不过，拉姆劳干向所有喝酒的人声明，他公平对待每一个人。“这场选举狂欢一结束，”他说，“我得跟大家一起生活，不管他们投票给谁。”吉德伦金从来没进过酒铺。他和弗姆设计了朗姆酒券，那种券只能在拉姆劳干的酒铺里换酒。哈理查德负责印那些酒券。

老虎在可可屋里很安全，没过多久便恢复过来，开始茁壮成长。

但巴克什对选举什么也没做。埃尔维拉上千个穆斯林选民希望他领头，但没有成功。他既没有帮传教士拉票，也没有发起反对哈班斯的运动。他待在店里缝了几十件卡其布衬衫，闷闷不乐地专心干活。他拒绝谈论选举，几乎拒绝和别人说话。他突如其来的沉默寡言引起拉姆劳干朗姆酒铺里很多人的关注和钦佩。不过，如果他不怎么说话，他的动作会更大。他取下厚厚的眼镜，猛地放在柜台上，咂咂嘴唇，扭曲着脸，好像大桶装的朗姆酒尝起来是蓖麻油的味道。他不停地吐痰和打嗝，身子朝前弯，鼓着腮，揉着肚子，看上去很痛苦的样子。当人们问他选举的事情时，他只挤出一丝怪怪的、带讽刺意味的微笑。总而言之，他的行为举止像一个心中有重大秘密的深沉的人。

巴克什的行为最终惹恼了巴克什夫人。“你让大家都取笑你。当这场胡闹的选举开始时，你谁也没问，既没往右看，也没往左看，你就跳进去了。现在，当所有人洗了脚跳进去时，你却保持沉默，像一只孵蛋的母鸡一样坐在你肥肥的尾巴上。”

“是，我确实什么都没做。你想让我做什么呢？你以为两杯廉价的格罗格酒[1]就能愚弄我？要知道，我考虑问题不是为我自己。如果我想在这次选举中捞点什么，也是为了你和孩子们，听到没有，不是为我自己。”

巴克什夫人讽刺地说：“连小弗姆到月底都能拿回七十五美金。”

巴克什不说话，也不行动，让哈班斯和他的竞选委员会大为担心，就像担心传教士悄无声息地竞选一样。

关于巴克什的消息经常传到竞选委员会。

有些很夸诞。“巴克什说，他只须在埃尔维拉走一遭，把他知道的说出来，大家就会忘了哈班斯。”

有些很模糊。“巴克什说，他不会做什么让哈班斯选举失败的事。哈班斯自己会做。”

有些是威胁性的。“巴克什说，哈班斯可以在选举前做他想做的事情，但他在选举日会落选。”

但巴克什本人什么也没做。

只有吉德伦金一个人不为所动。他说：“巴克什不是傻瓜。他知道他想要什么。悲哀的是他会得到他想要的。但我们一定不能先行动。如果我们先行动，我们就是在自降身份。”

有两件事让弗姆不开心。

他本来想向吉德伦金坦白，是他碾死了那只脖子很干净的小鸡，但他没有勇气。然后就是奈莉。他对她特别有负罪感。吉德伦金已经把她从学校接回来，不准她去任何地方。她整天待在家里。

如果吉德伦金对他冷淡一点，弗姆也许会坦白那只鸡的事情。但令人吃惊的是，吉德伦金对他越来越友好。他鼓励弗姆去拜访他的豪宅，还给他端来很多甜饮。只是，现在是吉德伦金夫人做这些事了，不是奈莉。弗姆的反应是明确表明他对奈莉不感兴趣。他经常说一些不相干的话，他说他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结婚，他对婚姻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对女孩子都没什么兴趣。吉德伦金似乎赞同。“嗯，我跟你父亲之间的事情同你无关。”

后来，当吉德伦金认为他已经向埃尔维拉所有人都证明过，奈莉的名誉是可靠的，弗姆是个他绝对信任的好男孩，巴克什是个嫉妒心很强、爱惹麻烦的人，他把奈莉送去西班牙港，和他的律师妹夫待在一起。

自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在外面，他穿着走亲访友的套装拉选票，他是那个有权威的金匠，是那个了不起的选票控制者。但在家里，他穿着破旧的卡其布裤子、打了补丁的衬衣和木鞋。弗姆知道他是个悲伤且自卑的人。他再也没有冲到游廊的围栏边朝拉姆劳干大喊。他听着他的鸡在拉姆劳干的院子里被赶，被打，发出尖叫声，但他什么也没做。

一天，弗姆在豪宅里，一个面包果和三个熟透的鳄梨掉在屋顶上。弗姆等着。吉德伦金仍然摇着摇椅，假装没有听到。

弗姆决定坦白。

他说：“金匠，那只脖子很干净的鸡……”

“哦，那个，”吉德伦金手一摆，急于打发这个话题，“已经煮了吃了好久了。没有病的，你知道。”

“早该跟你说的，是我杀了它。被我的宣传车撞死的。”

吉德伦金在摇椅里顿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既惊讶又轻松的表情，然后继续摇摇椅。再次说话时，他没有看弗姆。“好，你无疑是杀了它。但谁希望看到它死呢？”

弗姆没有回答。

吉德伦金朝拉姆劳干的院子里疲惫地挥了挥手。“他。他希望看到它死。如果鸡现在死了吃了，那不是你的本意。”

弗姆没有明白吉德伦金的逻辑，但看到吉德伦金的心情没那么沉重了，他感到高兴，没那么难过了。

弗姆说：“拉姆劳干看到鸡死了真的很伤心。他第二天告诉了我爸爸。他跟我爸爸说，然后我爸爸告诉了我。拉姆劳干说，他从那只鸡孵出来就认识它了，他看着它长大。他说那只鸡对他来说就像个小孩，它死了是他个人的损失。”

吉德伦金看起来不怎么难过了。

三年来时断时续越吵越激烈之后发生的那场大争吵，实际上已经让吉德伦金不那么恨拉姆劳干了。他从来不确定是拉姆劳干杀了他的鸡，但是，在那之后不久，当吉德伦金在橱柜里发现老虎之后，他觉得必须马上做点什么了。现在，他意识到他的谴责是多么可恶。拉姆劳干已经在那场争吵中理所当然地赢了他，而且会在以后的每次争吵中赢他：比起他对篱笆的所有权或是他在最高法院的亮相，奈莉的丢脸是争吵时更有杀伤力的口实。

他的仇恨已经够了。他想改变他跟那人的关系。他叫来吉德伦金夫人，说：“那个掉下来的面包果，还有那三个鳄梨，把它们捡起来，放在我从圣费尔南多带回来的篮子里，送去给拉姆劳干。”

吉德伦金夫人没有表现出吃惊。她无法理解吉德伦金的做法。

她把果子放到篮子里，然后拿过去。拉姆劳干的店开着。大清早，店里没有客人。

拉姆劳干正在看《哨兵报》，他头发浓密的大脑袋低着，毛发浓重的大手按在有缺口且沾满油污的柜台上。当他看到吉德伦金夫人时，他继续全神贯注地看报，边看边“哼”了一声，同时搔了搔脑袋，发出加拿大康复油的香气。实际上，他深受感动，只不过是想掩饰一下。他也准备和解了。他以前总想伤害吉德伦金，但现在伤害了，他又很后悔。他知道，自己攻击吉德伦金女儿的名誉，已经很过分了，他感到羞愧。

“啊，夫人。”他最后说，一边抬起头来，将《哨兵报》放在柜台上弄平整。

吉德伦金夫人把那篮水果放在柜台上，然后得体地将面纱扯到前额。

“面包果。”拉姆劳干说，好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水果一样。“面包果，哦。还有鳄梨，嗯？鳄梨，一个，两个，三个鳄梨。”他用一根粗粗的食指按了按一个鳄梨。“也熟了。”

吉德伦金夫人说：“他让我送的。”

“我最喜欢好鳄梨和面包果了。最喜欢了。”

“是的，它们很好。”吉德伦金夫人说。

“比什么都好。”

“他让我送的。他要我去捡起面包果和这三个鳄梨，用这个篮子装好给你送过来。”

拉姆劳干用手摸了摸篮子。“漂亮的篮子。”

“他从圣费尔南多带回来的。”

拉姆劳干将摆在满是油污的柜台上的篮子转过来。“非常漂亮的篮子，”他说，“是那个瞎子做的吗？”

“他说我得把篮子带回去。”

拉姆劳干将篮子腾空，把水果抱在胸前。吉德伦金夫人看着篮子被腾空，看着水果贴着拉姆劳干的脏衬衫挤成一堆。然后她看到那堆水果被挤得撞来撞去。

拉姆劳干在哭。

吉德伦金夫人也满怀同情地哭起来。

“我们是坏人，夫人。”拉姆劳干抽噎着说。

吉德伦金夫人用面纱的一角擦拭眼睛。“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

拉姆劳干把水果抱在胸前，猛烈地摇头，泪水落在面包果上。“不，不，夫人，我们坏的多，好的少。”他又掉了一些眼泪，然后抬头望着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镀锌铁皮屋顶。“上帝，我问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么坏。”

吉德伦金夫人不哭了，将篮子从柜台上拿下来。“他在等我。”

拉姆劳干低下头来。“他在等？”

她点了点头。

拉姆劳干跑着将水果拿到后屋，然后跟着吉德伦金夫人出了店铺。

吉德伦金正斜靠在游廊的墙上。

拉姆劳干喊道：“你好，兄弟！”

吉德伦金招了招手，脸上的笑容展开了些。“你还好吗？兄弟。”

“好，兄弟。她带给我面包果和鳄梨。还是熟了的鳄梨，兄弟。”

“我看它们也是真的熟了。”

拉姆劳干离铁丝篱笆很近。他有点犹豫。

“没事，兄弟，”吉德伦金说，“我的篱笆就是你的篱笆。”

“很好的篱笆，兄弟。”

吉德伦金家的两名工人非常吃惊。他们停下手中的活，直接坐在遮阳棚下的水泥露台上观看，刚才正在加工的手镯放在脚趾之间。

拉姆劳干厉声对他们说：“你们到底怎么啦？金匠请你们来是管别人闲事的吗？”

他们赶紧去敲打手镯。

吉德伦金在游廊上说：“让他们等我下来。”他噔噔噔从前面的台阶下去。“在这个时髦的时代，每个人都想不劳而获。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来的，现在，这些人整天抱怨他们穷，表现得好像别人在剥削他们似的。”

拉姆劳干紧紧地抓住篱笆，表示赞同。“时代在前进，兄弟。正如谚语所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动脑工作的人，和那些动脑工作的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拉姆劳干邀请吉德伦金到他店里，让他坐在柜台前一个空朗姆酒板条箱上。他给了他一杯葡萄汁，因为他知道吉德伦金不喝烈酒。

他们谈到这个时髦时代的堕落，一致认为民主是件蠢事，然后他们谈到选举和巴克什。

吉德伦金轻轻地抿了一口葡萄汁——他还是觉得拉姆劳干不讲卫生——说：“这种民主只对巴克什那样的人有利。事实上，我说它只对黑人和穆斯林有利。那两群人从来不主动为自己谋好处，可你一旦弄到点甜头，他们就问你要。如果你不给，他们就生气。”

拉姆劳干想起了哈克，对吉德伦金的话表示赞同。

“如果你给他们，”吉德伦金接着说，“他们也不会感激。”

“正如谚语所说，无论你怎么洗一头猪，你都不能让他变成奶牛。如谚语所说。”

“你看巴克什，埃尔维拉的其他人在为某个人投票前只要求得到一次小小的帮助。只有巴克什想要三次。”

拉姆劳干搔了搔头。“三次贿赂，兄弟？”

“三次。巴克什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老人过时了，但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对的。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告诉我永远不要相信穆斯林。”

“穆斯林、黑人。一个也不能信。”

他们谈到这些种族不感恩和背叛的故事。吉德伦金离开时，他和拉姆劳干成了好朋友。

从那以后，拉姆劳干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走到院子里喊一声：“你还好吗，兄弟？”吉德伦金来到游廊上回应：“很好，兄弟。你呢？”

很快，他们就互称对方“哥们儿”。

后来，拉姆劳干有了个不恰当的想法。除了别的事情，他还想做一件事来巩固他和吉德伦金的友谊。一天，他宣布他会送一箱威士忌给获胜候选人的竞选委员会。他没有具体说是哪位候选人，因为他希望保持公正的立场，但他相信哈班斯绝对会赢。吉德伦金明白他的意思，对他表示感激。听说有人这么大方，而且这人甚至不是候选人，埃尔维拉其他人大为惊讶。这是拉姆劳干附带的目的之一。

他说了很多有关他提供威士忌的事情。这件事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直到提名日前一周，巴克什才摊牌。两条有关他的消息间接地传来。

首先，弗姆宣布：“爸爸说，他在考虑自己上阵去参选。”

“可恶的叛徒！”哈班斯说，然后又平静地补充了一句，“但他没有机会，他只控制了一千张穆斯林的选票。”

“他自己也那么说，”弗姆说，“他说那是他竞选的唯一阻碍。”

后来有一天，拉姆劳干在午餐时间急急忙忙跑到吉德伦金家，小声对他说（虽然没必要小声）：“哥们儿，巴克什今天来我店里了，他问我，如果他去参加选举，我会不会投票给他。”

吉德伦金问：“他让你告诉我？”

拉姆劳干用更小的声音说：“他其实要我别告诉你，哥们儿。”

“他有没有再三强调要你别告诉我？”

吉德伦金这么精，拉姆劳干看上去有点惊讶。“他确实一再要我别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我过来告诉你。”

吉德伦金只简单地说了句：“哦，巴克什现在只是想得到第二次贿赂而已。”

当哈班斯来到埃尔维拉时，吉德伦金跟他说：“哈班斯先生，你可以记住我这句话，你会赢得选举。”

哈班斯不想表现出激动的样子。

吉德伦金说：“巴克什传来了消息。”

“又来了一个消息？”

“他想去参加选举。”

“哦。”

“你得去见他，并且要装出你求他去参选的样子。只要穆斯林不投票给传教士，我们就赢定了。”

哈班斯笑了，冲吉德伦金晃了一下手指。“哦，你是个聪明人，金匠。哦，哦，分散对手的选票，是不是？”

吉德伦金点了点头。“不过你去看他时，不要把手伸进口袋。什么都不要做，直到你看到一切都铁板钉钉。”

哈班斯去见巴克什。

他正坐在门口的缝纫机前，那里亮一些，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工作。

哈班斯柔声说：“啊，巴克什，你还好吗？我听说你在考虑自己参选。”

巴克什从他正在做的衬衫上咬掉了一根松掉的线头。线塞在牙缝里，他冷冷地笑了一声。“嗬！我？我去参选，像我这样的穷人？那个给你传达消息的人传达错了。我没有钱去参选。选举对我这样的穷人没用。”

哈班斯又柔声说：“尽管如此，巴克什，你考虑参选就说明你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我喜欢有雄心壮志的人。”

“你真是太好了，说我这种好话，哈班斯先生。不过事实是，如谚语所说，我只是没有钱。光保证金就要二百五十美元。还有海报、拉选票的人、代理人。要花很多钱，哈班斯先生。”

“哦，不超过五百美元。”哈班斯停了一下，“第一次尝试。”

“别忘了还有两百五十美元的保证金。”

“是的，伙计。两百五十美元加五百美元。是吗？”

缝纫机又嗡嗡转起来。巴克什若有所思地缝衣服，摇了摇头。“选举比那贵多了，哈班斯先生。你自己知道的。”他拿起衬衫，又咬掉一根线。“我说要三千美元，加上保证金。”

哈班斯不安地笑起来，几乎将手放到巴克什俯下的肩上。“哦，哦，巴克什。你在开玩笑呢，伙计。第一次小尝试就要三千？一千。”

“两千五百，加上保证金。”

“两千五，哦，巴克什，好吧，伙计，一千五。”

巴克什又缝起衣服来。“在过去，你知道，哈班斯先生，在战前，你拿六分钱去商店能买一块面包、一些黄油和一罐沙丁鱼，讲价的话甚至还可以再买一包烟。现在六分钱只能买一瓶可口可乐。我有个大家庭。我不能拿一千五百美元去竞选。”

“你不会想要超过两千美元，巴克什，”哈班斯说，声音里的温柔不见了，“如果你不小心点，你还要另外去找保证金的钱。”他又柔声说：“两千，巴克什，怎么样？”

“加上保证金。”

“加上保证金。”

“这将不是一场为两千美元的战斗，哈班斯先生，我提醒你，我是一个有大家庭的人。”

“这是第一次尝试。”哈班斯说，“你可以一直试。这种民主不会爬起来就跑了。”

巴克什不停地缝衣服、咬线，缝衣服、咬线。“如果我可以马上开始竞选就好了。”

哈班斯想起了吉德伦金的警告。“哦，但你好像没有耐心，伙计。马上？稍微等一等吧，伙计，巴克什。我们永远不知道从现在到提名日会发生什么，是不是？”

令人吃惊的是，巴克什表现得非常顺从。“应当公正才是。提名日之前什么都不用。两千，加上保证金。”

“加保证金。”

巴克什夫人走进商店，用一把稀疏的大梳子梳她的长头发。

哈班斯走神了。

巴克什夫人将头发放在紧身衣服前梳着。水珠在屋里飞溅。她将梳子上的头发清理干净，将它们揉成球状，在上面吐了几次口水，然后丢到屋角沾满灰尘的杂物堆里。

缝纫机嗡嗡地转着。

巴克什夫人说：“我还在想，是谁在说话。”

哈班斯抬起头来：“啊，哦，你好吗？巴克什夫人。”

“勉勉强强还行。选举活动怎么样了？”

“哦，就那样。我们想让你丈夫参选。”

巴克什夫人不梳头了，将头发甩到肩膀上。

巴克什继续缝，没有停下来咬线。

“巴克什，我到底听到了什么？”

“听到？哈班斯先生来这里求我参选，就是这事。”

“哈班斯先生求你？巴克什，你知道你在说屁话吗？”

“对他来说会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哈班斯朝巴克什夫人笑了笑。巴克什夫人没搭理他。“哦，两千美元。”

“加上保证金。”巴克什对巴克什夫人说。

“巴克什，看来你的脑袋掉到屁股底下去了。这选举让你疯了。”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亲爱的。为了你和孩子们。我参选是为了帮哈班斯先生。”

这对巴克什夫人而言有点难以理解。

“哦，天啦，巴克什！你会让我在选举结束前糊涂掉。哦，天啦！甜！酸！”

事情还没完。哈班斯回到竞选委员会，他发现印刷商哈理查德跟他们在一起。

“如果巴克什参选，你就需要新的海报，”哈理查德说，“你现在所有的海报里，你的符号是星星，你的口号是‘将货车系到星星上’。不过他们按字母顺序分发符号。你的名字是第一个，你的符号是星星。现在巴克什的名字会变成第一个，他的符号会是星星。你的符号将会是心脏。传教士的符号会是鞋子。”

吉德伦金说：“我们需要新的口号。”

但哈班斯已经走神了。

“尽力量，选心脏。”弗姆说。

“一流。”哈理查德说。

哈班斯正在对着他的手背说话。“新符号，是吗？新口号。新海报。我到底造了什么孽，一大把年纪了还让自己陷入这么大的麻烦？”

吉德伦金看到哈班斯差点就要流眼泪了。“没什么，哈班斯先生。如果能让你赢得选举，根本就不算什么。弗姆给了你一个更好的口号。尽力量，选心脏。好得多。”

“他应该去写诗。”哈理查德说。

哈班斯的目光从自己的手上转移到哈理查德身上。“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哈理查德。我不用上大学就知道你为什么高兴。”

“高兴？我？我高兴？我不高兴，哈班斯先生。”

“你难过？”

“哈班斯先生，你没理由讽刺挖苦我。我只是想帮你。”

哈班斯离开埃尔维拉时被马哈德奥拦住了，他甚至没有精力开个小玩笑：“今天有多少印度教徒生病了？各种探望费是多少？”马哈德奥难过地递上名单，更难过地接收了探望费。

当哈班斯离开埃尔维拉，来到卡罗尼郡，他停下卡车，向背后黑漆漆的村庄挥舞着小拳头。

“埃尔维拉！”他大喊，“你是个婊子！婊子！婊子！”

[1]一种用水稀释过的朗姆酒。源自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弗农（绰号“老格罗格”），他命令将稀释过的朗姆酒供应给他的海员。

十一　离开

现在，埃尔维拉人人都知道老虎，几乎每一个人都把它看成是对付未来邪恶和巫术的吉祥物。老虎茁壮成长。它的皮毛越来越厚了。不是说它成了条毛茸茸的小狗，因为，毕竟它只是一条普通的杂种狗，但它的皮毛已经足够厚实。它的力气越来越大。它可以坐、站、走、跑、跳，没有痛苦，也越来越有兴趣。但是，不管你怎么喂它，怎么照顾它，都不能让它长肉将肋骨藏起来。怎么喂它都不能让它胖起来。它看起来是那种能长成完美街狗的小狗，吵吵闹闹，但又小心翼翼，什么都敢做，从追小鸡到晚上翻垃圾箱。不过，它还是老虎，它很健康，也很友好。赫伯特很高兴。弗姆也很高兴。巴克什夫人松了口气。她把狗的健康成长看成是别人对她家所施巫术和魔法力量减弱的表现。

老虎仍然住在可可屋。在它恢复的早期，它一直渴望离开屋子，去个更广阔的世界。但他们严厉地骂它，有时候还打它，最后是用一根绳子将它拴起来。它慢慢明白，可可屋就是它的家。最后，它喜欢上了自己的位置。它有自由职业者的所有自由，却没有焦虑。但它用它的方式责备赫伯特和弗姆：他们晚上离开它时，它会看着他们，带有歉意地小声抱怨。他们早上回到它身边时，它会先摇尾巴，然后躺下哭诉，这回声音比较大，眼睛望着别处。它总这样，从不觉得腻。

现在，老虎得洗第一个澡了。老虎满身是跳蚤，这隐瞒不了任何人，连赫伯特也隐瞒不了。你只须伸一个手指头在老虎背部画一下，就会看到一群跳蚤散开躲起来。

给老虎洗澡不是个轻松活。首先，弗姆和赫伯特要从巴克什夫人那里偷一块坚硬的蓝色肥皂。然后，他们换上旧裤子和衬衫，因为他们要在主干道上的一根水管边上给老虎洗澡。

他们来到可可屋。

在可可屋外，他们看到洛克胡的大篷车停在宽敞的路边。草深及轮毂处。

“希望他不要妨碍到老虎。”赫伯特说。

看到弗姆的信号，赫伯特安静下来，两个男孩穿过盘根错节的矮树丛来到可可屋。他们听到老虎在叫。它发出咯咯咯咬牙的声音，声音尖锐，很有生气。他们听到有人小声说话，然后看到了洛克胡和那个女孩。很显然，他们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老虎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老虎不是在朝他们叫，而是在朝弗姆和赫伯特叫。

那个女孩说了句“哦，天啦”，便把面纱拉下来遮住脸，然后穿过矮树丛跑到可可屋后面，不见了。弗姆想，她肯定是跑到主干道上去了。

洛克胡留在后面，想厚颜无耻地面对。

一兴奋起来，他就会把他那文绉绉的语气和词汇撇到一边，改用方言。“呃，弗尔姆！你现在从事坑蒙拐骗的工作了吗？”

“你没有廉耻，洛克胡。在小男孩面前用这样的词。”

赫伯特假装什么也没听到。

洛克胡变得恶毒起来：“如果你说出去，看我会不会打断你的腿。”

“我不是个搬弄是非的人。同时也不是个玩捉迷藏的人。”

“继续。再说一句，我让警察跟在你后面，听到没有？”

“警察？”

“是的，警察。你开着大篷车。你有驾照吗？如果我举报你，我会让你一辈子受罪，听到没有？”

弗姆笑了。“呃，不过这是一个滑稽的世界。人一旦犯了错，就开始装强硬。”

洛克胡没有停下来回答。

“呃！”赫伯特在他后面大喊，“不过他太胆大了。”

老虎在弗姆的脚边摇着尾巴，朝洛克胡汪汪汪叫个不停。它时不时作势要冲向洛克胡，但他从没有真的冲上去惹麻烦。

弗姆继续在洛克胡身后说。“你让我失望，洛克胡。你说你自己是个有教养的人，你根本就没有脑子。你让我失望，伙计。”

他们听到洛克胡开车离开了。

弗姆说：“你看到那个和他在一起的女孩没有？赫伯特。”

“没看清楚。不过……”

“好。你什么也没看到，记住。我们现在不想在埃尔维拉再发起一场狂欢。抓住这条狗。”

但狗不折腾一下，就不会老老实实受擒。它好像也感觉到有不愉快的事情等着它。它跑开狂叫。赫伯特追过去。老虎跑远点继续叫。

“不要追，赫伯特。让它到我们这里来。”

弗姆把手放进口袋。赫伯特吹着口哨。老虎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当它离得很近时——一段安全的距离——它发出咯咯咯咬牙的声音，站着不动，把脑袋偏向一侧，等着。赫伯特和弗姆不感兴趣。老虎前爪往下按，又汪汪汪叫起来。

“什么都别做，赫伯特。”

听到弗姆在说话，老虎停下来听。它跑远一点点，停下来，回头看，对他们的漠不关心感到不解。它向赫伯特跑过去，在他脚踝边大叫。赫伯特弯腰抓住它。老虎不停地扭动，用柔情的舌头作为进攻的武器。赫伯特往后靠，闭上眼睛，皱起眉头。老虎差点从他手里挣脱，跑上他倾斜着的胸膛。

“快抓住它，弗姆。”

弗姆抓住了老虎。老虎意识到被更强的力量控制了，便放弃了抵抗。

他们把它带到主干道上的水管旁边。要让水流个不停，你必须一直按着顶部的铜质旋钮。赫伯特按着旋钮。弗姆为老虎洗澡和涂肥皂。

“这样会把跳蚤淹死。”赫伯特说。

弗姆没有把握。“这些跳蚤很难弄死的。”

“我想老虎不会喜欢这样，你知道的，弗姆。”

老虎讨厌这样。它一碰到水就开始叫喊哀鸣。它直打哆嗦，扭个不停。有时候它忘乎所以，想咬，但又没咬。水浸透了皮毛，直到弗姆和赫伯特能看到它粉红色、有肿泡的皮肤。它看起来还很小很弱。然后，他们把蓝肥皂抹在它身上。

“小心，弗姆。不要让肥皂进它的眼睛。”

跳蚤在肥皂泡里跳动，只不过没有平常那么敏捷。

在他们给它擦干之前，老虎从弗姆的手里滑脱，沿着埃尔维拉主干道跑，一路滴着水。水使它特别依恋干土地，灰尘越多它越喜欢。它在主干道温暖的沙子和泥土里打滚，朝路上的行人剧烈地抖动自己的身体。灰尘沾在它潮湿的皮毛上，与洗澡前比起来，它此时看起来更糟。

弗姆和赫伯特在后面追。

库费先生屋前的一小块地引起了老虎的兴趣。它冲过去，不停地打滚。库费先生起身去看。老虎从泥土里爬起来，向库费先生跑过去，在他身边不停地抖动，将他身上溅得满是水和小土粒，还试图在他的裤子上磨蹭。

库费先生抬起靴子，将老虎踢开。因为是踢到一条瘦狗身上，响声很大。像山谷的回音，“砰”的一声，你从一面松弛的鼓上可以听到这种声音。老虎呜呜呜地跑开了。它并没有跑远。它跑上主干道，在觉得安全的时候，它转过身来，又小心翼翼地往后退了一步，发出一声刺耳的叫声。然后它又转过身来，抖了抖身子，慢悠悠地走开。

赫伯特一直跟在后面，看到了这一切。

“上帝会惩罚你的，考费先生，”赫伯特说，“他会让你像蟑螂一样死去，四脚朝天，直挺挺地躺着。上帝会惩罚你的。”

“脏兮兮的小狗。”库费先生说。

弗姆赶过来。“是的，上帝会惩罚你的，考费。你们这些基督徒嘴里总是念叨着上帝的名字，好像你们都和他过过周末似的。不过他会惩罚你的。”

“小狗。”库费先生说。

“它会让你像蟑螂一样死去。”赫伯特说，“等着瞧。”

提名日到了。三位候选人填了表格，付了保证金。只有两件事出人意料。都跟传教士有关。一是他的名字，纳撒尼尔·阿纳克力特斯·托马斯。有些人听说过纳撒尼尔，但没人听说过阿纳克力特斯。更让人吃惊的是传教士的职业，他的提名表里只是简单地写着：业主。

哈班斯给自己填的是“运输承包商”，巴克什填的则是“兼售衣料的裁缝”。

提名前一天晚上，梵学家达尼拉姆提出了一个阻止提名其他候选人的计划。

“先进去，”他告诉哈班斯，“付给他们两百五十美元铜币。只付铜币。让他们去数。”

“你要一个盐袋子装那些钱。”弗姆说。

荒谬的是，这个想法，哈班斯竟然还认真考虑了一会儿。“但如果他们在处理传教士和巴克什的事情时让我等着怎么办？”

达尼拉姆晃着腿，吸了一口烟。“不会让你等。你第一个去，他们得先帮你办。事实就是事实，应当公正才是。”

吉德伦金冷冷地说了句：“你给别人的铜币不能超过十二枚。超过就不是合法支付。”之后大家便不再讨论。

哈班斯用纸币支付了保证金。

提名归档后，他才付给巴克什两千美元的选举费用。

“像我跟你说的，老板，光靠这么点钱干不了什么。”巴克什毫不客气地说，“我是个有大家庭的人。”

那天晚上，巴克什去拉姆劳干的朗姆酒铺庆祝他的新胜利。他们把他当作英雄一样对待。他说了很多话。

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埃尔维拉公立学校放假，弗朗西斯老师很高兴可以离开学校去西班牙港。埃尔维拉已经让他无法忍受了。洛克胡的行为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埃尔维拉的大部分家长学吉德伦金，不再把孩子送到他那里去单独上课。

孩子们现在自由自在，有更多的时间掺和选举的事。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背心、衬衫和运动衫，在埃尔维拉到处疯跑，说些鼓励的话，折磨三位候选人。他们一视同仁，到处乱涂新口号，将旧口号弄得面目全非。他们陪传教士挨家挨户拜访，直到库费先生将他们吓跑。

竞选如火如荼。

洛克胡声势浩大地进攻，诽谤巴克什，诽谤哈班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他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告诉埃尔维拉人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哈班斯诱使巴克什参选。

“一个行贿的人，”洛克胡说，“同样会受贿。”

“这个洛克胡真是个蠢蛋，”吉德伦金评论道，“他以为那么说就会让哈班斯落选。老百姓想知道的是，他们能让候选人时不时地为他们做点小事。”

洛克胡将矛头转向巴克什。“一个受贿的人，”洛克胡说，“同样会行贿。”

“行贿？”吉德伦金说，“巴克什付出什么了吗？他不了解巴克什。”

巴克什和哈班斯的照片突然到处都是，房屋上、电线杆上、树上和涵洞里。这些照片很快被加上胡须、腮须、眼镜和烟斗。

“让你成为知名女人。”巴克什跟巴克什夫人说，“到处都是照片。马祖鲁斯·巴克什，将货车系到星星上。马祖鲁斯·巴克什，巴克什夫人的丈夫。马祖鲁斯·巴克什，穷人的朋友。马祖鲁斯·巴克什，大家的朋友。”

“马祖鲁斯·巴克什，”巴克什夫人说，“大大的傻瓜。”

不过他能看出来，她其实是高兴的。

哈班斯的新口号流行起来。当他来到埃尔维拉时，孩子们朝他喊：“尽力量，老板！”正如弗姆预言的那样，哈班斯不再羞涩，他回答：“选心脏！”

弗姆经常想出新的口号。“从心脏开始。”“哈班斯，一个心胸宽广的男人。”“没有心脏你活不了，没有哈班斯你也活不了。”他拿着留声机唱片，经常播放，这首歌成了哈班斯的竞选歌：

哦，亲爱的，

我们是否曾经说再见，

我知道我们都会死，

我的心和我。

吉德伦金每天穿上走亲访友的套装去拉票。达尼拉姆也拉选票，只不过没有那么大张旗鼓。马哈德奥则将生病的印度教徒的名字记在他那本红色的笔记本上。

有一段时间，传教士坚持老方法，积极地挨家挨户拜访选民。但有一天，他手里拿了块大石头，出现在埃尔维拉的主干道上。他拦下马哈德奥。

“你投票给谁？”

“传教士？你知道我为哈班斯竞选……”

“好。拿这块石头打死我算了。”

马哈德奥设法逃脱了。不过传教士两天后又拦住他。传教士右手拿了本《圣经》，左手拿了块石头——还是上次那块石头。

“直接回答我：你投票给谁？”

“每个人都知道我投票给你，传教士。”

传教士丢下石头，将《圣经》递给马哈德奥：“起誓！”

马哈德奥犹豫了。

传教士弯腰捡起那块石头。他把石头递给马哈德奥。“杀了我！”

“我不能对《圣经》起誓，传教士。我不是基督徒。”

马哈德奥再次逃脱了。

洛克胡模仿弗姆，以传教士的竞选符号鞋子为主要内容，为他创作了一首竞选歌：

我有一只鞋子，你有一只鞋子，

上帝的孩子都有鞋子。

当我去天堂，

我要穿上我的鞋子，

走遍上帝的天堂。

巴克什的竞选符号是星星。一天，他走到哈班斯那儿，说：“我也想要一首歌。每个人都有歌。”

“哦，巴克什。你也想要歌？为什么呢？伙计。”

“大家都笑我。好像我没在竞选一样。”

最后，哈班斯允许弗姆为巴克什放一首歌：

你觉得在星星上荡秋千怎么样？

将月光装入瓶中带回家？

你会比现在更富有。

你可以在星星上荡秋千。

人们在拉姆劳干的朗姆酒铺里畅饮朗姆酒。喝酒的人都知道，他们喝的是哈班斯的朗姆酒。

达尼拉姆高兴地安慰哈班斯：“首要的事情是付入场费。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拉姆劳干鼓励喝酒的人，他说：“送给获胜方的竞选委员会一箱威士忌。一整箱威士忌。”他这么说与话题不相干，也不明智。

与此同时，哈班斯的竞选委员会做了一些扎实的工作，尤其是弗姆和吉德伦金。他们拉选票，宣传，挑选投票日的代理人并检查他们的忠诚度。他们挑选出租车司机并检查他们的忠诚度。他们拜访了镇长、选举主任、选举工作人员、警察：时不时地给点好处会让这些办事人员对他们没有偏见。

竞选委员会的成员在做这些的时候，哈班斯时而高兴，时而郁闷，时而愤怒，他多变的情绪使他的委员们感到尴尬不已。他们希望他不要妨碍他们，并尝试委婉地告诉他他们的想法。

“你可以待在西班牙港，然后在埃尔维拉赢得选举。”梵学家达尼拉姆告诉他。“很容易的事。把所有事情交给你的竞选班子就行了。”他补充说，琢磨着“竞选班子”这个词。

在吉德伦金店铺露台上举行的那几次会议期间，哈班斯给孩子们发了几袋糖果，说的倒不多。主要是弗姆、吉德伦金、达尼拉姆和马哈德奥在说。

首先是弗姆介绍马哈德奥，然后马哈德奥介绍达尼拉姆，之后达尼拉姆介绍吉德伦金。到吉德伦金介绍哈班斯时，会议差不多要结束了，哈班斯只能接见代表团。

“老板，从人民路来的男孩子们这个季节不能踢足球。门柱倒了。足球也破了。”

哈班斯会开一张支票。

“老板，我们会举办几次运动会，如果您能给点奖品，那就太好了。不，老板，不是发。给。”

又是一张支票。

是哈班斯，一直是哈班斯。这是毫无疑问的。

达尼拉姆反复计算：“三千张印度教徒的选票加一千张西班牙人的选票等于四千张选票。传教士最多得三千张选票。巴克什得一千张穆斯林的选票。”

哈班斯不喜欢这种说法。他说，这给人们错误的想法，鼓励他们不去投票。当他个人三番五次地请求投票者时，投票者说：“不过哈班斯先生，你知道我已经承诺过你了。”哈班斯会说：“民主是个奇怪的东西。它会让有钱人变穷，让穷人变有钱。它让我成了一名乞丐——是的，别阻止我，我是乞丐——我向你们讨票。”

谣言满天飞。库费先生已经抛弃了传教士。传教士准备把票卖给巴克什，但打算在选举前一天才那么做。巴克什准备把票卖给传教士。马哈德奥准备把票卖给传教士。吉德伦金准备把票卖给巴克什。好像每个人都要把票卖给某人。埃尔维拉人因为谣言和辟谣而激动不已。投票者跟在候选人和他们的代理人后面，警告说要小心某某人或某某事。各方都同意，应该留意达尼拉姆。他只对他的拖拉机感兴趣，他先等着看哪一方会胜出。然后再全力出击。传得最久的谣言是洛克胡想离开传教士。吉德伦金非常严肃地对待那个谣言。

他说：“我确实经常感觉到洛克胡想从这场选举中得到更大的东西，但我不能准确地说出他想要的是什么。”

一天深夜，吉德伦金正在游廊里摇摇椅，想着要去睡觉了，这时他听到露台上有人低声说话。他起身往下看。

是达尼拉姆。他提着一盏防风灯，灯光照亮了他的学者徽章。“有消息，金匠。”达尼拉姆低声说，几乎不能控制他激动的情绪。

吉德伦金低声回话：“从巴克什那里来的？”

“洛克胡，金匠。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他是这么说的，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

“等一下。”

达尼拉姆站在露台上，边晃动灯笼边轻声哼唱：

于是他叫来众人，

把水变成美酒，

耶稣在呼唤你。来喝酒吧！

不久，吉德伦金下来，穿着他走亲访友的套装。

他们去了达尼拉姆家。

洛克胡正等着他们。他坐在游廊的栏杆上，抽着烟，晃着腿，一点也不像一个迷茫的叛徒。他说：“啊，金匠。不好意思把你叫起来。”

“是的，伙计。”达尼拉姆说，“让我大吃一惊。我刚从埃特瓦丽亚——拉姆皮阿里的妈妈，你知道的：她正在举行一次小小的卡塔[1]，我是梵学家——那里回来，看到洛克胡的大篷车停在外面。”

洛克胡说：“金匠，我都说烦了。”

达尼拉姆兴奋不已。他点燃一根烟抽着，动静很大。

“我可以给你们八百张票，”洛克胡说，“如果我闭嘴的话。值吗？”

吉德伦金脱下帽子，在防风灯的灯光下细看。“我不知道到底值不值。”

洛克胡笑了：“沉默是金，金匠。”

达尼拉姆颤抖着说：“我们多八百张，传教士少八百张。肯定会赢，金匠。”他希望达成交易，那样再合适不过。

吉德伦金说：“你一直想的都是在最后把票卖掉，难道不是吗？”

“是的。”洛克胡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我没有女儿可嫁。”

达尼拉姆不安地嘿嘿笑。

“我也没有拖拉机。”

达尼拉姆用力吸烟。

洛克胡从身后的口袋里掏出几张打印好的选举人名单。

“八百张选票，已经检查过，签好字，封起来了。你们如果愿意，可以自己检查一下。一美元一票，怎么样？”

达尼拉姆喊道：“新娘，拿皮特马克斯煤气灯来。”

达尼拉姆的老婆在后屋被吵醒，抱怨了几句，然后又安静下来。

吉德伦金盯着自己的帽子看。“你以为选举后你还能待在埃尔维拉？”

洛克胡靠着栏杆换了个姿势。“我在考虑彻底离开埃尔维拉。”

“哦？”达尼拉姆晃了晃腿，“你打算去哪里？”

新娘拿来皮特马克斯煤气灯，吹灭了防风灯。她表现得很谦卑，达尼拉姆很高兴。没有无礼的话语，也没有在不结实的地板上跺脚。她把面纱拉到前额，将皮特马克斯煤气灯挂起来。

洛克胡看着她把防风灯拿走。他看着她说：“我打算去西班牙港。在报社找个工作。《卫报》、《哨兵报》或者《公报》。”

吉德伦金背对着皮特马克斯煤气灯站着，在看洛克胡给他的名单。“我们怎么知道这八百个印度教徒会按你说的做？”

“你会亲眼看到。如果我跟他们说，传教士背叛了我，如果我要他们把票投给像哈班斯这样的印度教徒，你认为他们会投票给谁呢？巴克什？”

“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会改变主意？”

洛克胡耸了耸肩。“我会在选举前的星期六离开。”

“五百美元。”吉德伦金说。

“好极了，”洛克胡说，“这个数字合我的意。”

[1]印度教的一种诵经仪式。

十二　更多人离开

那件事发生在投票日前一周。哈班斯和吉德伦金充满自信，但没有表现出来。达尼拉姆不知羞耻，还很开心。马哈德奥则没什么兴趣。他还得忍受库费先生警惕的目光，还得监视老塞巴斯蒂安。他还一直担心其他的黑人会生病。现在，每天都有很多印度教徒生病，穆斯林也开始加入他们的队伍，甚至有几个西班牙人也掺和进来。不过，没有黑人生病。马哈德奥顾不上感到庆幸。

后来，巴克什又开始胡闹。

“第三次贿赂开始了。”吉德伦金说。

巴克什告诉拉姆劳干，拉姆劳干又告诉了吉德伦金。巴克什告诉弗姆，弗姆又告诉了吉德伦金。巴克什告诉哈理查德，哈理查德又告诉了吉德伦金。

“他说他没抓住机会，”哈理查德说，“一个机会也没有抓住。他说，要穆斯林投票给他，他是在浪费好端端的选票。他说，要穆斯林浪费他们的选票，对他们不公平。他说，浪费好端端的穆斯林的选票，在很多人看来就像是印度教徒的鬼把戏。他说，权衡方方面面的情况，他觉得传教士是更好的人选。他说他在考虑将票卖给传教士。他说这是让穆斯林重获自尊的唯一办法。他说……”

“他说他会亲我的屁股，”哈班斯说，“他说他之后就见鬼去。”

哈理查德没有受到哈班斯的影响，接着说：“他说，他愿意先好好地商量一下。”

“把穆斯林的选票给他们。”达尼拉姆说，“有了西班牙人的票，并且洛克胡告诉其他印度教徒不要投票给传教士，我们可以把穆斯林的票给他们。”

哈班斯像钟摆一样在吉德伦金的游廊上来回踱步。“再给那人哪怕一便士也违背我的内心，违背我的内心。”

吉德伦金说：“哈理查德，告诉巴克什，我们在周六晚上前不会去见他。”

“但选举是在周一。”哈理查德说。

“这我们知道，”吉德伦金说，“我们不想让巴克什第四次改变主意，搞得他自己精疲力竭。一次选举折腾三次对一个人来说已经够了。”

“是你的选举，哈班斯先生。”哈理查德摇摇头，笑着离开了，指关节按得啪啪响。

哈班斯陷入了他那种心神不宁的郁闷情绪中。他在吉德伦金铺了瓷砖的游廊上不停地走来走去，喃喃自语，将指关节按得啪啪作响。

“现在穆斯林把票投给谁，没什么关系。”达尼拉姆说，“你自己算一算，哈班斯先生。我们得到所有印度教徒的票，还有西班牙人的票。五千张。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巴克什把票卖给传教士，传教士也只能拿到三千张票。两千张黑人的票和一千张穆斯林的票。”

哈班斯不肯接受安慰。

吉德伦金一直在莫里斯摇椅里摇个不停，内心没有他脸上看起来那么平静。不是因为巴克什的消息。他早就料到他会那样。并且，正如达尼拉姆所言，不管怎样巴克什现在并不重要，虽然为了有绝对的把握，有必要防止穆斯林投票给传教士。但消息来得不是时候。吉德伦金要哈班斯那个周三晚上来委员会开会，跟他说周日（也就是投票日的前一天）车队大游行的事。

哈班斯对游行一无所知。游行是吉德伦金、弗姆和达尼拉姆安排的。他们担心，如果哈班斯知道这件事太早，他可能会反对：游行将是件很壮观的事情，但也要花很多钱。不过委员会需要它——让人印象深刻的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盛大场面。

在特立尼达，车队大游行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直到一九四六年，这种游行还只用在婚礼和葬礼上。举行婚礼时，装饰过的汽车从主干道驶过，彩旗飘扬，喇叭轰鸣。葬礼上阴郁的送葬队伍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它们总有优先通行权，经常阻塞交通，如果是个重要人物，还会引起交通瘫痪。车队游行可能被用于政治，一九四六年，进步统一党首次将车队游行用在了选举活动中。在第一次普选的前一天，进步统一党租了五百辆车在岛上巡游。那是进步统一党最辉煌的时刻。这个党在游行前两个月才成立，游行后两天就解散了。该党赢得了十二个席位中的一个，十名候选人失去了保证金，主席和资金都不见了。但特立尼达的老百姓对游行印象深刻，自那以后，任何一场选举，不管是市、郡一级的还是当地公路管理委员会的选举，没有游行，就不是一场完整的选举。

但游行是昂贵的。

吉德伦金看到哈班斯在游廊上踱来踱去，再次希望他不必既要应付竞选的事，又要应付候选人。

他觉得他应该随意一点。他说：“你星期天有事吗？哈班斯先生。”

哈班斯没有回答。

吉德伦金说：“我希望你没事，因为我们要为你举行一个小游行。”

哈班斯停下来。

“真的是小游行。”

哈班斯双手手指交叉，看着他们，然后又看着自己的鞋子，将指关节按得啪啪作响，又踱起步来。

“车队游行。”达尼拉姆说。

“大概五十辆车，”吉德伦金开始写起来，“每辆十五美元。你还要给他们几加仑汽油。你得给人们食物。还要有音乐。”

哈班斯还在游廊上走来走去，没有说话，只是把指关节按得啪啪作响。

“你不能让人们失望，哈班斯先生。”吉德伦金说，“要花费你一千五百美元，但同时那些想投票给你的人看到他们的候选人在盛大游行队伍的前头，会感到很高兴。”

“必须有车队游行，”达尼拉姆说，“一定得有。与时俱进。”他笑了笑：“付探望费。”

哈班斯坐下来。

弗姆进来时，他们商量好了细节。

唯一没在委员会会议上出现的人是马哈德奥。最近他开始避开委员会会议。他经常把生病的印度教徒名单交给哈班斯，这让他很为难。哈班斯的愤怒主要冲着他，他不得不多次为自己辩护：“哈班斯先生，这场民主可不是我发起的。”

老塞巴斯蒂安也越来越难对付。他一边患有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小疾病，一边却慢慢地变得活跃起来。马哈德奥本该高兴，但他却发愁担忧。他再也不能指望塞巴斯蒂安待在家织渔网了。他现在经常发现他出现在拉姆劳干的酒铺里，和其他人一起喝免费朗姆酒。马哈德奥不知道塞巴斯蒂安的朗姆酒券是从哪里来的。（酒券是哈理查德给他的，哈理查德打印酒券，自己留了一些。）塞巴斯蒂安喝一点儿就醉了。他长期以来一直靠养老金生活，平时没什么酒喝。

马哈德奥说：“这种民主对塞巴斯蒂安这样的人来说不是好事，听到了吗？”

库费先生说：“马哈德奥，我不知道你对塞巴斯蒂安施了何种魔法，但他真是太有意思了。记住，蜡烛在熄灭前会燃得很旺。塞巴斯蒂安这根蜡烛，两端都在燃烧。”

塞巴斯蒂安的行为也使他的酒友哈克苦恼。哈克已经坦然放弃了宗教上的顾忌，甚至在公共场合喝酒。他说，不是酒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喜欢待在人群里，否则弗姆会打他。他和塞巴斯蒂安静静地并排坐在拉姆劳干朗姆酒铺靠墙的一条长凳上喝酒。奇怪的是，他们两个看起来很像，只是，塞巴斯蒂安一直都在笑，而哈克眼镜后面透出烦躁不安和不妥协的神情。哈克直直的花白胡须和腮须比塞巴斯蒂安下巴上卷卷的灰褐色胡须更让人印象深刻。塞巴斯蒂安的胡须好像是某人因为种子不够而绝望地种上去的一样。

马哈德奥尽力了。他给塞巴斯蒂安好处，让他待在家里。不过塞巴斯蒂安认为，给一次好处只能待在家里一天。在他离开朗姆酒铺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厉害，这让马哈德奥更加担心。他给塞巴斯蒂安钱，让他去D.M.O.那里做检查。塞巴斯蒂安说他去了，但是马哈德奥不相信他说的话，于是贿赂D.M.O.，让他去塞巴斯蒂安家里给他检查身体。D.M.O.报告说：“他还会活一段时间。”这让马哈德奥跟之前一样担心。“蜡烛在熄灭前确实会燃得很旺。”他想，然后想起库费先生和朝他脸上刷的那把白石灰刷子。

马哈德奥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他每天早晚都做礼拜。现在在他所有的祷告词里，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在摇灯礼，摇铃礼，以及吹螺礼时——最令人丧气的是，这些都跟埃尔维拉发生的事情毫无联系——马哈德奥只有一个想法：塞巴斯蒂安的健康。

选举前那个星期六的晚上，马哈德奥注意到塞巴斯蒂安不在家。再过两天，他就不用监视他了，所以他现在不能冒任何风险。他径直走到拉姆劳干的朗姆酒铺。周六的晚上，酒铺里挤满了人，大家看上去比平时更高兴，因为他们手头还有朗姆酒券。再过两天，他们又得为朗姆酒买单了。地板湿湿的——朗姆酒铺的地板总是湿的。拉姆劳干忙忙碌碌，但很开心。马哈德奥穿过人群，朝哈克和塞巴斯蒂安常坐的长凳挤去。他听到一些有关选举的闲言碎语。

“英国政府不希望哈班斯赢得选举。”

“等他们把选票放进镇长办公室，他们就会把所有穷人的选票都毁了。各处的灯都会熄灭。”

“不，我不会和你打赌，但是我还是有种奇怪的感觉，巴克什会赢。”

“我跟你们说，等哈班斯挨过这场选举，他就跟埃尔维拉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们听着，选举结束后，吉德伦金会大吃一惊。”

马哈德奥看到了哈克，他被站着喝酒的人挡住了，看起来有点迷茫、烦躁，但是满足。

“塞巴斯蒂安呢？”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把一只大手搭在马哈德奥的肩膀上，他的右脚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的。“塞巴斯蒂安！我从没看见过一个老人变得如此年轻，如此敏捷。”

另一个人说：“记住我的话，塞巴斯蒂安会在干活的时候死去。”

“哈克，你看到塞巴斯蒂安了吗？”

“脏老头子，不想看到他。”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说：“看到了，在干活。”

“这可不是开玩笑，你知道的。塞巴斯蒂安在哪里？”

“在家呢。你啊。快回去照顾你老婆，马哈德奥小屁孩。”

“两三年后，一些黑人孩子会沿着埃尔维拉的主干道跑，叫马哈德奥爸爸。”

“你们都没有看到塞巴斯蒂安吗？拉姆劳干！”

“马哈德奥，你以为你是哪个笨蛋，竟然这样对我大叫？一个男人只有两只手。”

“塞巴斯蒂安在哪里？”

“他喝了点酒，离开很久了。”

“取牡蛎去了。”

马哈德奥跑出酒铺，他被担忧和朗姆酒搞得头昏眼花。他跑回塞巴斯蒂安的小屋。小屋里没有光，死气沉沉的。塞巴斯蒂安不在。他在黑暗中穿过高高的杂草，来到院子后面的茅房。沉重的灰色大门——来自西班牙港多克赛特街美军的一幢被拆除的建筑，天知道塞巴斯蒂安是怎么弄来的——开着。黑暗中，茅坑的臭气好像重了好几倍。马哈德奥擦亮一根火柴。没有看到塞巴斯蒂安。茅坑很小，塞巴斯蒂安不会掉进去。他又回到路上。

“马哈德奥，选吧。”

是传教士，一股汗味，看起来满身湿透了。

“你看到塞巴斯蒂安了吗？”

“选石头还是《圣经》？”

“石头，伙计。《圣经》。什么都可以。你看到塞巴斯蒂安了吗？”

“拿石头杀了我。”

“让我走吧，传教士。我手上已经有一个死人啦。”然后马哈德奥停了一下，“塞巴斯蒂安今天晚上选了吗？”

“跟考费一样。”

“啊哈！我一直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考费唆使他做的。让我走吧，传教士，不然我真的要用石头打你了，你知道的。”

马哈德奥放轻松了。在去库费先生家的路上，他在吉德伦金家的露台上遇到一群人，出租车司机们正在等待有关明天游行的指示。他们正在喝酒，闹哄哄的。马哈德奥抬头看见吉德伦金家的客厅里亮着灯。他知道他应该去那里，同哈班斯和竞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商量最后的选举计划。他怀着内疚匆匆离开了。

库费先生家没有亮灯。正常情况下，这时候库费先生会坐在他家的小游廊里，就着油灯的光读《圣经》，随时对路上向他打招呼的信徒说“晚安”。

马哈德奥围着屋子转了一圈又一圈。

“马哈德奥先生。”

是卢奇曼。马哈德奥一时没认出他来，因为卢奇曼戴了顶帽子，帽檐拉得很低，以防脸上沾到露水。卢奇曼家里有六张选票。他是最早向马哈德奥报告生病的印度教徒之一。他曾接受过救助。

马哈德奥记起来了。“你肚子还疼吗？”

“好些了，马哈德奥先生。现在有个男孩病了。”

“他病得晚了点儿。后天选举。”

卢奇曼笑了，但没有放弃。“你在等人吗？马哈德奥先生。”

“你看到塞巴斯蒂安没有？”

卢奇曼将衬衫扣起来，把帽子拉得更低。他抓住耳朵上方的帽檐。“他也病了吗？”

“你这些天遇到过没有生病的人吗？”

“是一种流感。”卢奇曼说。

他们身后传来咳嗽声和结结巴巴的说话声。

马哈德奥准备离开。

卢奇曼说：“看，他在那儿。”

库费先生家黑暗的游廊上有烟头在一闪一灭。

马哈德奥低声说：“塞巴斯蒂安，是你吗？”

更多的咳嗽声传来。

“他在抽烟，”马哈德奥生气地说，“这么大年纪还染了这么多恶习。”

卢奇曼说：“如果他抽烟，就不会病得太厉害。是很滑稽的事情，你知道的，马哈德奥先生。不过，我要是生病了我自己总会知道。我发现那时候抽烟会很难受。那时候，我就会说：‘卢奇曼，孩子，看来你很快要生病了。’真的，你知道的，马哈德奥先生。”

“塞巴斯蒂安！”

“这些天，我甚至连一小口烟都不能抽，伙计。”

塞巴斯蒂安来到路上，马哈德奥打掉了他手上的烟。

然后塞巴斯蒂安开口了。

“死了，”塞巴斯蒂安说，“像蟑螂一样死了。”他说话时不带一丝感情。

马哈德奥既害怕又高兴，感到困惑不解。

“死了？”卢奇曼取下帽子。

塞巴斯蒂安又说话了。“把帽子戴回去。你会感冒的。”

“像蟑螂一样？”马哈德奥说。

“像蟑螂一样。”

他们三个走进黑漆漆的屋子。马哈德奥擦亮一根火柴，他们看到屋角搁板上的油灯。他们把灯点上。地板被虫蛀过，不够结实，用来修补地板的纸板铺得到处都是，那些其实是压扁了的红牛牌牛奶的箱子。浅绿色的墙壁上挂着镶框的宗教画，还有用哥特式字体写的祈求上帝照顾这个家庭的祷词。

库费先生坐在莫里斯摇椅里，好像在擅长拍摄放松状态的摄影师面前摆姿势，他的头微微向后仰，双眼睁着，但好像什么也没看，双膝分得很开，右手放在臀部，左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

“像蟑螂一样。”塞巴斯蒂安说。他举起左手，然后放下。

卢奇曼手里拿着帽子，在狭小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就像教堂里的游客。“老考费圣经，伙计。呃！马哈德奥先生，看，考费的彩色照，伙计。”他指着一幅镶框的照片，照片里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孩站在许多盆栽棕榈和刻有凹槽的柱子中间，显得有点失落。这是一张调过色的黑白照片。棕榈树都调成了绿色，每根柱子的颜色都不同，男孩的衣服是棕色的，领带是红色的，脸蛋没有调色，是黑色的。

马哈德奥没看。光是待在库费先生的房里，他就受不了。欢欣、羞愧、宽慰和害怕一齐涌上他的心头。后来羞愧和害怕褪去，他筋疲力尽，但冷静了下来。

“卢奇曼。”

“马哈德奥先生。”

“和塞巴斯蒂安先生留在这里。不要让他到别的地方去。绝不能立刻让传教士知道考费的事情。”

他连忙赶到吉德伦金家，挤开露台上喝得醉醺醺的出租车司机，走上红色的台阶。他看到巴克什在上面。巴克什正在说话，语气里透出难以服人的威严：“我不是来见你的，金匠，我是来见哈班斯先生的。”

马哈德奥跟着巴克什和吉德伦金来到客厅。哈班斯和竞选委员会的成员都在那里。弗姆坐在锃亮的雪松桌边，正在看一张很宽的纸，上面写着竞选委员会为投票日做的所有安排：代理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投票站，站内的代理人和站外的代理人，出租车，出租车主，出租车司机，以及他们要去的投票站。

马哈德奥说：“金匠，我要马上见你。”

吉德伦金很看重这个场合，在家里都穿着他走亲访友的套装（没戴帽子）。他看着马哈德奥，有点吃惊，还有些许轻蔑。

“私事。”马哈德奥强调。

吉德伦金感受到马哈德奥目光的力量。他把他领到后面的游廊上。

巴克什说：“哈班斯先生，坦诚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我去参选，是不是只是在浪费穆斯林们好端端的选票？”

达尼拉姆说：“啊，你可以把穆斯林的选票留着。”

“我知道。”巴克什说，“你现在不需要穆斯林的选票。但你觉得这样看起来很好吗？下次选举，如果你不希望穆斯林浪费他们的选票，那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哈班斯说：“下次选举？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埃尔维拉竞选。”

弗姆在研究他那张记录纸，不打算参与他们的讨论。

巴克什知道他有点过分了。但他知道他不会有危险，因为弗姆在那儿。否则，他很有可能被痛打一顿。不是被哈班斯打，也不是被达尼拉姆或吉德伦金打，而是被那些来帮忙的人打。他能听到隔壁拉姆劳干店铺里的吵闹声：诅咒声和争吵声。时而高涨，时而消停下来。他能听到楼下出租车司机的声音，喝醉了，越来越醉，他们正在为明天车队游行的汽油争吵。

巴克什说：“如果穆斯林把票投给传教士，会给你造成一点麻烦，哈班斯先生。你是位老人，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但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对你来说，唯一恰当的事情是赶紧拖着你的尾巴逃跑。”说话的是吉德伦金，他刚回到客厅。“达尼拉姆，我们终于能用你的计划了。考费死了。”

“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达尼拉姆非常兴奋，他点了一根烟，“选举前肯定有一个黑人会死。你的运气来了，哈班斯先生。洛克胡今晚走。你今晚就有机会给黑人付他们的探望费。”

碰到这样的好事，哈班斯惊呆了，都没反应过来。

“守丧。”达尼拉姆说，“咖啡。我们要弄咖啡。哈！给考费弄咖啡。咖啡、朗姆酒、点心。”

吉德伦金仍然很镇静。“弗姆，开大篷车到查瓜纳斯去，把谭伟带到这里来，同时带一副上等棺材，一个冷柜，还有其他必需品。打电话给特立尼达电台，这样他们在十点钟就可以把消息发出去。新闻稿你可以自己写。达尼拉姆，回家让你儿媳妇多弄点咖啡带到这里来。”

“怎么可能带许多咖啡回来？”

“是个问题。弗姆，你回来时，去达尼拉姆那里拿咖啡。奈莉的妈妈会多做点儿。”

眼看现在威胁说把选票卖给传教士没有用，巴克什说：“很有意思，人怎么可能坐着就死了？嗯？当我还只有这么高，还是个穿着短裤的小孩时，考费就坐在他家里补鞋子。各种各样的鞋子。黑色的、棕色的、双色的，高跟的、坡跟的。”巴克什变得伤感起来：“我记得有一天，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拿了一只鞋子到考费那里去。鞋跟掉了。就是那种橡胶鞋跟。我把它拿到考费那里，他帮我把鞋跟钉好。我给他六分钱，但他没要。”

没人听他的。弗姆在认真地折那张选举事项记录纸。达尼拉姆在扣腰带，准备去张罗咖啡的事。哈班斯还在发呆。马哈德奥如释重负，已经筋疲力尽，根本就不想听他的。

“他没要。”巴克什又说了一遍。

吉德伦金说：“马哈德奥，你最好去照看一下那座房子。我要去跟那些出租车司机说一声。我们想让他们帮忙照应葬礼的事。我想，葬礼放在车队游行之前会更好。”

马哈德奥回到库费先生家。

塞巴斯蒂安正坐在莫里斯摇椅里，身子往前倾，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卢奇曼说：“塞巴斯蒂安不舒服，马哈德奥先生。刚才，在你来之前，他肚子有点疼。他病了。”

“活该。我跟你说件事，塞巴斯蒂安。你听着，如果你死了，没人会埋你。”

塞巴斯蒂安只是露出痛苦的表情。

卢奇曼说：“吃的都在厨房里摆着，你知道的，马哈德奥先生。什么都没动。考费先生，”卢奇曼说，他在考虑用什么词好，“走得太突然了。”

塞巴斯蒂安板起面孔，站了起来。他站在调过色的照片前面，说：“他拿出那张照片时我就认识考费了。总是去主日学校。”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悲伤起来。“他们过去常发些蛋糕和甜饮。然后，他就开始补鞋。”

他们坐在那里等着，直到听到外面有大篷车停下的声音。弗姆、吉德伦金、D.M.O.和谭伟走进来。D.M.O.是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有一张英俊浪荡的脸。他还没有忘记他与英格兰的关联，大热天还穿着一件哈里斯斜纹软呢夹克衫。

弗姆问：“你要解剖他吗？医生。”

D.M.O.噘起嘴唇，没有回答。他做了两件事。他脱下库费先生结实的黑靴子，说了句“靴子不错”，翻开库费先生的右眼皮，然后将他的双眼合上。

“心脏的问题。”他说，接着填了表格。

“我也是这么想的。”卢奇曼说。

D.M.O.这么快就下了结论，从事殡仪业的谭伟很高兴，虽然他脸上没有表现出来。谭伟是个华人，个头很小，很活泼，他在特立尼达中部发动了殡葬改革。他在查瓜纳斯有一家宽敞明亮的大店铺，带有明亮的橱窗。橱窗里展示着各种尺寸各种木料的棺材，有简朴的，有抛光的，有些有银把手，有些根本就没有把手，有些盖子上装有玻璃窗，透过那些玻璃窗，你可以看到死者的脸，有些则没有那样的窗户。每一副棺材都有价格标签，有时候会有提示：“柏木制的同款价格七十三美元。”还有墓碑，价格标签上写着：“带底座的同款价格一百二十七美元。”谭伟的口号是：实惠而优雅。因为要实惠，他放弃了用马拉棺材，改用灵车。优雅需要付出代价。谭伟在特立尼达电台赞助了一个每周十五分钟的节目。和他的节目类似的有一档节目叫“阳光时刻”，风格是那种安静肃穆式的。而谭伟为他的听众播放十五分钟唱片，歌曲来自不同的地方，旋律很欢快，他称这节目为“遥远的地方”。

谭伟马上开始工作。他从不浪费时间吊唁死者。不过他希望把事情做到最好。库费先生被放进一口比较贵的棺材里。

现在，库费先生去世的消息在埃尔维拉已经掩盖不住了。

D.M.O.在死亡证明上签字后不久，弗姆和吉德伦金就带来很多朗姆酒、咖啡和饼干。消息传了出去，人们开始聚集，一开始还比较严肃，但等大家开始喝朗姆酒，一切都好起来。哈班斯走进守丧者的队伍里，好像他们是他的客人似的。每个人都知道，哈班斯承担了守丧的所有费用，他们对此表示感激。经常来听库费先生布道的几个女信徒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来了，她们坐在客厅里，唱着赞美诗。男人们情愿待在院子里。他们坐在库费先生那棵大杏树下的长凳和椅子上，在大烛台下方喝酒聊天。

巴克什来了，虽然没人理他，他却一点也不谦卑。他没说选举的事，却说了许多故事，关于库费先生的好心地。守丧者对他说的并不感兴趣。正式说来，巴克什还是候选人，还控制着一千张穆斯林的选票，但他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哈班斯的黑咖啡很淡，巴克什喝了一杯又一杯，极力装出很开心的样子，其实谁也骗不了。

他怎么都觉得不自在，在院子里，他一会儿加入这群人，一会儿又加入另一群人，想说点让别人感兴趣的事。“我跟你们说，伙计们，”他说了一遍又一遍，“我昨晚还看到老考费好好的。我经过他家，向他问好，他还回问了我。”

巴克什在编故事，没人在意他。而且，前一天见过库费先生的人太多了。

巴克什喝了不少酒。很快，朗姆酒起作用了，让他忘了选举策略，话越来越多，也给了他启发。“你们知道考费为什么死得这么突然吗？”他问，“来，猜猜他为什么死得这么突然？”

卢奇曼说：“时间到了，自然就死了。就这样。”

印刷商哈理查德也在场。他说：“考费的死法让我想起塔尔玛索的死法。你们这里有人记得老塔尔玛索吗？塔尔玛索有一匹全世界最懒的马。”

“你们没人要猜为什么考费死得这么突然吗？”巴克什愤怒地问。然后他的语气又缓和下来。“好吧，我告诉你们。是因为那条狗。”

哈理查德竖起耳朵。“之前那条狗？”

巴克什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语惊四座。“之前那条狗。”喝完酒后，巴克什的整张脸不再那么冷酷。他的小胡子不再粗硬，垂了下来。眉毛也垂下来，眼睑疲惫地挂在红红的眼睛上。脸颊也松弛了些。此人自信满满地说：“就是之前那条狗。考费撞倒那条狗，踢了那可怜的小东西五六下。赫伯特警告过他，如果他踢了那条狗，他会不得好死。但你们知道考费是一个多么顽固和硬心肠的人，他从来不听任何人的。所以，他踢了那条狗，然后，他就死了。”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醉醺醺地说：“不过，人已经死了，我不想听到任何人说他的坏话。”

“确实，”哈理查德说，“不过，考费刚坐下就死了，让我想起塔尔玛索是怎么死的。塔尔玛索是个割草工。哎，不过我不知道塔尔玛索到底是什么时候得到那匹马的。全世界最懒的马。非常非常懒。嗒，嗒，嗒。”哈理查德用舌头发出短促的声音，模仿那匹马的蹄声。“嗒，嗒。它就是这么走路的。像是在葬礼上。抬起它的脚，好像双脚是铅做的：今天一下，明天一下。嗒，嗒，嗒。后来，塔尔玛索拿起鞭子，抽过去，啪！啪！啪！马就这么走：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啪！嗒－嗒嗒－嗒－嗒。嗒。嗒。不过你不能笑塔尔玛索的马。塔尔玛索会追着你到处跑。马每天早上都会嘶叫，像是要叫醒塔尔玛索似的。马一嘶叫，塔尔玛索就起床。一天早上，马叫了，但塔尔玛索没有起来。只有塔尔玛索的老婆起来了。你们知道，塔尔玛索的老婆以前经常惩罚塔尔玛索。马再次嘶叫。但塔尔玛索还在睡，睡得很沉很沉，睡得香极了。他老婆开始咒骂。用印地语骂。她摇塔尔玛索，马还在嘶叫，塔尔玛索仍在睡，像个孩子一样。他老婆推他，他从床上滚下来。僵硬的。他老婆开始号啕大哭。马叫个不停，他老婆哭个不停。塔尔玛索死了，马再也没有动过。”

“它怎么了？”

“你说马？跟塔尔玛索一样。坐下去就死了。”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喊道：“看，传教士来了。现在三位候选人都在这里了。”

传教士没有匆匆进门。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悠悠地走进院子，吻了一下右手，然后朝人群无精打采地挥手以示祝福。他们像看失败的候选人那样同情地看着他。他白色的长袍布满了汗渍和灰尘，但他没有流露出丝毫惋惜的表情，不管是对选举，还是对库费先生的死：他宽容的眼睛里仍然布满了血丝，看起来神情恍惚。

与其说人们对传教士的到来感兴趣，不如说他们对新来的失败者感兴趣。传教士没带工作人员，也没带石头和《圣经》。但他并非一个人。他左手挽着梵学家达尼拉姆，达尼拉姆泪流满面，显然极为伤心。

马哈德奥说：“我知道这次守丧是达尼拉姆的主意。但他哭得也太过分了，你们听。”

弗姆随后进来。“达尼拉姆家没有咖啡。”他宣布。

“达尼拉姆的老婆也死了么？”哈理查德问，还笑了起来。

吉德伦金拎着一台很大的五管收音机摇摇晃晃地走进来。这是他自己的收音机，交给任何人他都不放心。

女人们在客厅里唱赞美诗。院子里，一些男人在唱卡里普索[1]。

奥雷利死了！

奥雷利死了，留下钱财，

留下钱财，留下钱财。

奥雷利死了，留下钱财，

给我们买朗姆酒。

吉德伦金和弗姆摆弄着大篷车里扩音器的电线，将它们接到收音机上。收音机不断发出尖厉的声音。

“嘘！”

唱赞美诗的安静下来。唱卡里普索的也安静下来。只有达尼拉姆还在哭泣。

收音机响了。一个女人用嘶哑的声音慢慢地唱：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男人，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男人。

然后是让人敬畏的男女合唱：

她恋爱了：

她漂亮了：

她用旁氏护肤品了。

哀悼者中有人低声抱怨，表示失望，但电台播音员的声音让他安静了下来。“这里是特立尼达电台和黄金网络转播。”他报了时间。喇叭发出刺耳的响声。

“嘘！”

又是刺耳的喇叭声。

“听。”

现在是“加勒比人”时间！

现在是“加勒比人”啤酒

时间！

哀悼者躁动起来。吉德伦金负责收音机，他觉得要对从里面传出来的内容负责。他用安抚的眼神看着大家。

收音机里传出庄严的风琴声。

“啊。”

播音员跟音乐一样严肃。“我们受托宣布死讯……”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忍住没有叫出声来。

不过，埃尔维拉人对第一条死讯不感兴趣。

风琴声将在卧室忙于打理库费先生的谭伟吸引出来。唱赞美诗的那些人给他挪出空间，充满敬意地看着他。他双手紧握，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

风琴声又响起来。

“来了。”

“我们也受托宣布约瑟夫·库费先生的死讯……”

下面传来一声长长的、满意的叹息声。拉姆皮阿里的丈夫又一次不得不忍住。

……今晚逝于纳帕罗尼郡的埃尔维拉。承蒙苏鲁吉帕特·哈班斯先生的慷慨解囊，已故的约瑟夫·库费的葬礼定于明天早上举行，从吉德伦金珠宝公司附近的丧家出发，经过埃尔维拉的主干道，一直到埃尔维拉公墓。恳请各位亲友接受通知。

接下来又开始放音乐。

音乐一结束，谭伟松开手，消失在卧室里，接着打理库费先生。一个女人唱道：

用高露洁刷牙，

高露洁牙膏。

“把这些该死的东西拿走。”拉姆皮阿里的丈夫喊道。

它清洁你的牙齿，

（一颗、两颗）

它也保护你的牙齿。

收音机被关掉了。女人们继续唱赞美诗。

人们开始注意到梵学家达尼拉姆的悲伤。很多人觉得他是在卖弄：“毕竟，考费是传教士最好的朋友，传教士都没哭。”传教士还在安慰达尼拉姆，轻拍着悲痛欲绝的梵学家。当公告从收音机里传出时，传教士还特别用力用心地抓着他。现在，传教士把他送到卧室。

卧室里很闷。窗户是关着的，百叶窗也放下来了。照片被反着扣在墙上，毛巾盖在镜子上。谭伟和他的助手们在乙炔灯光下工作，灯是他们自己带来的。蜡烛在大床床头徒劳地燃烧着。那些助手们一言不发，正在为库费先生准备冰柜。库费先生的尸体没有一点尊严。这人的坏脾气，他凶狠的表情，都永远消失了。他只是看起来非常麻木，非常苍老。身体已经被洗净，被毛毛糙糙地穿上亮闪闪的蓝色斜纹哔叽布料衣服。这身衣服，埃尔维拉人在很多个周五的晚上都见过。

传教士放开梵学家达尼拉姆，看着库费先生，好像在看一幅画。他将手放到他的下巴上，把他的头转过来，慢慢地上下移动。

达尼拉姆还在哭。

这没有使谭伟感到不安。他只看了达尼拉姆一眼便不再看他。他还在尸体上忙碌，做最后的润色。他正把樟脑球放到鼻孔里，这项工作看起来有点不大方便。库费先生的鼻孔很大。谭伟必须先将樟脑球用棉絮包起来，再把它们放进去。谭伟有个让人担心的习惯，他经常将一个手指伸到自己的鼻孔下，好像他的鼻子老流鼻水，又好像他能闻到别人闻不到的气味。

达尼拉姆和传教士离开房间时，碰到了吉德伦金。达尼拉姆几乎撞到吉德伦金的肩膀上，因为要去拥抱他，他不得不弯腰。

“这事你有点过分，知道吗，达尼拉姆。”吉德伦金说，“你骗不了任何人。”

“她走了，金匠。”达尼拉姆哭着说，“她走了。”

“谁走了？达尼拉姆？”

“新娘走了，金匠。她跟洛克胡走了。”

“来，坐下来喝点咖啡。”

“她带着她的衣服和首饰走了。她走了，金匠。现在没有人照顾我和我家里的老太婆了。”

屋外，男人们正在唱一首有关选举的卡里普索：

我告诉我的姑娘，

把东西备好。

他们来要选票时，

就泼他们满脸。

喝酒唱歌持续了整个晚上，直到凌晨。然后他们把库费先生埋了。传教士做的祷告。

[1]一种起源于西印度群岛的即兴讽刺歌谣。

十三　民主扎根埃尔维拉

在库费先生的院子里，大烛台已经燃尽，上面蒙了一层露水。清晨静止的空气里还有一股陈年朗姆酒的味道。杏树下的长凳横七竖八地摆着，很多都翻倒在地，上面沾有露水、咖啡、朗姆酒，湿漉漉的。长凳周围，在被踩踏过的枯杏叶中，到处都是空瓶子和玻璃杯，以及还剩有半杯咖啡的搪瓷杯。库费先生房子矮地板下的灰尘里还有更多的瓶子和杯子。房子是空的。窗户和门都敞开着。

车队出发的时间到了。

吉德伦金家门外的出租车都装扮得花里胡哨，乱七八糟地停着。散热器和车背上挂了横幅，车门上贴有海报，上面的糨糊还是黏黏的。出租车司机们喜气洋洋。他们都戴着扁平的遮光眼罩，正面印着红字“尽力量”，反面印着“选心脏”。

在太阳的照耀下，有些出租车司机变得烦躁起来，移来移去想找个更有利的停车位。随后他们争吵起来。空气中回荡着各种奇怪的骂人的话。

后来出现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充满威严：“排好队，乡亲们！乡亲们，保持好队形！请求你们，恳求你们。”

说话的是巴克什。

没有正式的商议或通知，他在为哈班斯竞选。他开着宣传车，在出租车队伍里来回跑，时而指挥，时而谴责，时而鼓励：“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着你们，乡亲们。到队伍里去，到队伍里去。让道路保持畅通。别在世人的注视下让自己蒙羞，乡亲们。”

他的警告起了作用。不久，车队准备出发。

哈班斯、吉德伦金、达尼拉姆和马哈德奥坐在第一辆车里。人们跑到路边大喊：“尽力量，伙计！选心脏！”达尼拉姆太沮丧了，马哈德奥太累了，对人们的热情，他们没有回应。

巴克什夫人和巴克什家年幼的孩子们坐一辆车。巴克什夫人现在不仅不反对竞选，实际上还乐在其中，虽然她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她将孩子们打扮一新。卡罗尔和吉拉的头发上系了缎带，拿着什么也没装的白色小手包，还有从香港买来的小纸扇。男孩们穿了袜子，打了领结。赫伯特和拉菲克一直朝更穷的人家的孩子挥手，直到吉拉说：“赫伯特，拉菲克，别自降身份。”他们才停下来。

巴克什和弗姆坐在宣传车里。巴克什尽量讨好哈班斯，以弥补之前带给他的损失和伤害。他说：“这里是巴克什……之声。这里是马祖鲁斯·巴克什。这里是巴克什……之声，请求你们每一个人，埃尔维拉的乡亲们，选最受你们欢迎的候选人苏鲁吉帕特·哈班斯先生。记住，埃尔维拉的乡亲们，我，马祖鲁斯·巴克什，不再参选了。我现在支持苏鲁吉帕特·哈班斯先生。为团结起见，乡亲们。这里是巴克什……之声。”

然后弗姆播放了理查德·陶伯的竞选歌：

哦，亲爱的，

我们是否曾经说再见，

我知道我们都会死，

我的心和我。

巴克什继续说：“乡亲们，不要让任何人愚弄你们。选心脏。用黑色的铅笔划叉，乡亲们。是黑色的铅笔，不是红色的铅笔和钢笔。尽力量。这里是巴克什……之声。”

车队安排得很好。一辆货车单独运食物——烤肉、烤饼和加了咖喱的山羊肉。还有一辆车运烈酒和软饮料。路上出了点小状况。有两三辆车抛锚了，不得不被拖开。车队一度兴致勃勃地驶出了埃尔维拉，跟邻近选区其他候选人的车队混在一起。当扬起的尘土落下后，吉德伦金发现，由候选人、竞选委员会和宣传车组成的前队同运食物和酒水的后队脱节了。

一辆加长灰色大篷车停下来。那辆车属于特立尼达电影局，他们在为殖民部拍有关殖民地政治进步的纪录片，解说词将由一位住在伦敦、不大出名的英国诗人用诗歌般的语言撰写。除了司机和前排座椅后一堆乱糟糟的设备，车里还有一位黑人摄影师。摄影师的打扮符合他的职业：绿色遮光眼罩，未点燃的雪茄，宽大鲜艳的领结，宽领衬衫的领子敞开着，袖子整齐地卷到前臂中间。摄影师咬着雪茄，估算着哈班斯的车队减少的数量。

吉德伦金走到他面前。“你在拍照吗？”

摄影师还在咬着他的雪茄。

“如果你在拍照，那给我们候选人拍一张。”

哈班斯对着摄影师淡淡一笑。

摄影师咬着雪茄，对他的司机点头，然后车便开走了。

“这些天大家都想要贿赂。”吉德伦金说。

他派弗姆开着宣传车去找车队的其他车。弗姆在离皮亚尔科机场附近一条岔道不远的地方碰到他们。装食物的卡车已经被洗劫一空，装酒水的卡车也被吵闹的人群包围了。哈理查德在那儿，卢奇曼、塞巴斯蒂安、哈克和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都在那儿，拉姆皮阿里的丈夫缠着绷带的腿活动自如。

弗姆将他们全都赶跑。随后一切正常。

巴克什试图最后一次制造麻烦。

那是在车队游行之后，傍晚时分，当时哈班斯正坐在吉德伦金家的客厅里，一张一张地签汽油券。他给每辆车六加仑汽油，在选举那天用。巴克什说六加仑不够。

哈班斯说：“哦。巴克什，用完后你再到我这里来，我再给你一张券。”

巴克什哼了一声。“哈！你是这么竞选的？你的意思是，我的油用完了，我得放下手头的工作？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处去找你？到处找你，找你再给我一张券？拿到另一张券后再去加油？加了油后再回去干之前为了来找你而停下来的工作……”他把他的理由又说了一遍。

出租车司机们醉了，没有太留意，要不是出了点小状况，巴克什的抗议根本不会起作用。

吉德伦金自己出钱让他的工人给哈班斯的代理人和出租车司机做了些心形装饰扣，在选举那天戴。车队到达后不久，弗姆便下楼去分发这些装饰扣。装饰扣用鞋盒子装着。台阶最下方一个出租车司机想抓一把。那个司机喝醉了，兴致很高，别的也没什么。但弗姆很凶。他被那些庆典活动累垮了，先是为库费先生的守丧，然后是车队的事情。

弗姆说：“把你的贼手拿开！”说这样的话已经够糟糕了，但弗姆在说这句话时火气噌地一下蹿上来，又加了一句：“我要让你等到最后拿扣子。”

当他最后给那个司机发扣子时，他拒绝了，“我不要。”

“快点。你刚才不是要抓吗？拿扣子。”

“不要该死的扣子。你们这些人就像那些该死的公务员，把老百姓的手推开，好像老百姓的手很脏似的。”他抬高了嗓音，“我的手不脏，听到没有？你听清楚了吗？我是个出租车司机，但我每天都洗澡，听到了吗？我的手不脏，听到没有？”

大家都围过来。

“拿你的扣子，伙计。”弗姆说。

其他出租车司机已经神气地戴好了装饰扣。

弗姆试图把装饰扣别到那个司机的衬衫上。

司机把他推开，弗姆差点摔倒。

那个出租车司机跟周围的听众说：“他们想用老百姓的车，但他们不想给老百姓装饰扣。我问他要一粒小装饰扣，这人把我的手推开，还威胁要打我。他给每一个人装饰扣。每一个人。当他来到我面前，径直走了过去。我是条狗吗？我的名字是雷克斯[1]？我汪汪叫吗？嗯，我不是狗，我的名字不是雷克斯，我不会要他妈的装饰扣。”

弗姆的策略不对。他试着讲道理。他说：“我威胁要打你吗？还是你想把整盒扣子抢了去？”

司机大笑。他转身背对着弗姆走开了，出租车司机们为他让出一条道来。然后，他又转身朝弗姆走来，出租车司机们又围拢上来。“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你们为这次选举花了些钱，现在，在这倒数第二天晚上，你们就开始欺负人，侮辱人，自私自利。”

弗姆继续讲道理。“我侮辱人了吗？”

但没有人听。

另一个出租车司机说：“今天，他们在发吃的那会儿，我连闻都没闻到。我走过去问，他们说发完了。我走过去问他们要一点格罗格酒，他们把我赶走。哈班斯花了很多钱，但如果他输了，是那些帮他竞选的人负责。我的意思是，伙计，没有吃的，没有格罗格酒。如果说出去，这样的事情不好听。”

后来就讲到汽油的事。

“六加仑不够。”巴克什说。

另一个说：“你们知道他们在西班牙港给出租车司机多少吗？三十美元一天。而且，他们给你把油箱加得满满的，听到没有？而且西班牙港的路也很好，不会磨损车子。”

事情马上变得更糟。

吉德伦金、马哈德奥和哈班斯在楼上，被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包围着。吉德伦金每叫一次汽油的数量、出租车号码、司机的名字，哈班斯就填一张汽油券。他们没有用雪松餐桌，那太奢侈了。吉德伦金把厨房里的一张大桌子搬出来，在上面铺了报纸，然后将它像柜台一样塞在客厅跟游廊中间那个门口。司机们挤在桌边，等着哈班斯在汽油券上填写和签名。马哈德奥还想让司机们排好队，但没用。他们喊的喊，骂的骂，笑的笑，埋怨的埋怨。他们的鞋子在铺了瓷砖的地上摩擦，发出尖厉的声音。哈班斯填好了签名，填好了签名……忙得晕头转向，顾不得抬头看。

大家那么拥挤，吉德伦金感觉楼下出事了，他派马哈德奥去看个究竟。马哈德奥跑回来说，除非给每位司机至少十加仑汽油，否则他们第二天罢工。

围在桌边的出租车司机们也跟着起哄。

“十加仑，先生。我的车是辆美国大车，不是英国那种火柴盒大小的车。我的车一加仑汽油才跑十五英里。六加仑汽油对我的车来说什么都不算，先生。”

“在西班牙港，他们会把油箱加得满满的。”

“让哈班斯当心。他以为他只是省了两加仑汽油。如果他不小心点，他就为自己省了每周五下午到西班牙港去坐在立法委员会办公室里的麻烦。”

即便是吉德伦金那样威严的人物也平息不了司机们的骚动。

“马哈德奥，”吉德伦金喊道，“下去告诉他们，他们会得到十加仑。那些只得了六加仑的，让他们上来再领一张券。”

哈班斯顾不得停下来思考。

吉德伦金小声对他说：“十加仑。司机叫拉布奇。他的出租车号码是HT3217。”

哈班斯写啊写。如果他停下来想一想，他会崩溃大哭的。他布满皱纹的手不停地出汗抖动。他从来没有一次写过这么多字。

马哈德奥走下楼，宣布了那条有安抚作用的消息。

黎明前，埃尔维拉沸腾了。低低的薄雾笼罩着小山，预示着闷热的雷雨天。随着黑暗退却，雾气沿着陆地的轮廓慢慢消散，一层一层变薄。每一棵树都显现出来。太阳很快就会出来，薄雾会消退，树会变成不透光的绿色灌木，投票会开始。

七点开始投票，但有趣的事在那之前就开始了。埃尔维拉庄园给工人们放了一天假，公共工程部也给工人们放了一天假。吉德伦金让他的两名工人那天不用干活，穿上干净的衬衫。巴克什那天也不干活。他起得早早的，径直跑去同拉姆皮阿里的丈夫和其他人庆祝。弗姆一起床便跑到吉德伦金家。哈班斯已经在那儿了。哈班斯本想在埃尔维拉过夜，但考虑到出租车司机们那种不敬的态度，吉德伦金劝他不要在埃尔维拉过夜。

根据吉德伦金的说法，马哈德奥一大早就表现得一点廉耻都没有。他喝醉了，更糟糕的是，他是跟敌人喝醉的。

吉德伦金戴着帽子，身上的衬衫优雅整洁，他说：“我实在想抬起我的手，用手肘把马哈德奥好好地敲一顿。我碰到他跟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喝酒，我说：‘马哈德奥，你为什么跟这些无所事事的人喝酒？’我希望得到一个直接的答案。但那个家伙喝得太多了。他告诉我，他跟那些人喝，因为他想知道风往哪边刮。”

七点，七点左右，投票站开门了。不久便排起了长队。代理人坐在还带着露水的树根上，在复印的选民名单里用记号标出名字，给投票者发卡片，教那些健忘的人怎样打叉。“不，老人，他们不要两个叉。”“啊，夫人，他们不是要你画蝎子。是画一个叉。看……”“不，伙计，他们不是要你选所有人。你只用在心脏旁边打个小叉。尽力量，伙计。”“你想杀了他还是怎么？不是在心脏里面，伙计。”

弗姆的任务是确保组织工作有序地进行。他得留意装食物的卡车有序地供应食物。严格说来，这些食物是给那些代理人和其他官方工作人员吃的，但还有很多人也想来沾点好处。他还要时不时地跑到投票站去监督有没有人耍花招。

十点的时候，弗姆报告说：“学校那边的投票磨磨蹭蹭的。”

“磨磨蹭蹭？”

“投一张票要花六七分钟。”

吉德伦金说：“我一直感觉那人会制造麻烦。你最好去见见他，哈班斯先生。”

哈班斯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走到学校，弗朗西斯老师的地盘，但现在放假，弗朗西斯老师不在学校，他到西班牙港去了。

队伍很长，大家都在抱怨。

弗姆说：“很多人都走了，因为他们不想一直站着。”

现场工作人员是个欢快的年轻黑人，他跟哈班斯打招呼，毫不掩饰他的热情。“哈班斯先生，今天对您来说真是个好日子。”

“哦，我听说你这里有点麻烦。”

“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哈班斯先生。”

“不过他们不是有编号吗？”

工作人员的笑容没有停止。“我不想知道他们的编号。想知道他们的名字。”

“哦。当他们告诉你他们的名字，你花很长时间在名单里找，有时候，你要他们写下他们的名字？让我们一起看看选举规则。”

工作人员喜形于色。

哈班斯从后面的裤袋里掏出一本对折的橙色小册子。他把册子打开，这样就只有他和那位工作人员能看到里面的内容。是张十美元的纸币。

工作人员说：“嗯，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是我的错。把这些规则留在这儿就行，哈班斯先生。”

弗姆还是很担心。“在这个地方，你再怎么小心都不过分。在特立尼达，除非已经领到了第一笔工资，否则你不敢说哪位候选人赢得了选举。我们得跟着投票箱到镇长办公室，否则，你不知道他们会玩什么鬼把戏。”

为完成这项任务，他和吉德伦金选了几个可信赖的坐过牢的家伙去。

一个人问：“你想要我带弯刀吗？金匠。”

“我不想要你再进一次最高法院，”吉德伦金说，“带根棍子就行了。”

达尼拉姆整个上午都待在家里。新娘不在家，他不得不给他老婆倒痰盂，还得为她做饭，将她从床上抱起来，整理床铺，然后将她放回去。他没时间考虑选举的事，但当他走到吉德伦金家，他宣布：“哈班斯先生，科多巴一切都很顺利。我整个上午都在那边。”

吉德伦金挤出一丝笑容。“有意思的是你没见到弗姆。弗姆整个上午都在到处跑。”

达尼拉姆换了个话题：“我也被新娘和洛克胡搞得心力交瘁。”他确实看起来很憔悴，肤色更黄了，眼睛更小了，更红了，没了光亮。

但哈班斯不会同情他。弗姆从投票站带回来的消息让哈班斯确信，他实际上已经赢得了选举。

他一直在同吉德伦金和达尼拉姆开小玩笑。

“我想知道支票是什么颜色的。”

吉德伦金没能融入玩笑的气氛中。“我觉得他们不是用支票给立法会议员付工资。我想你会得到某种券。然后在国库里换成钱。”

“但你觉得那种券是什么颜色的？”

“所有政府的券都是白色的。”吉德伦金说。

“哦，哦。我还以为至少是粉色或绿色的，或者类似的颜色。金匠，是吗？哦，哦。只是白色的，是吗？”他笑了笑，在吉德伦金的背上拍了拍。

吉德伦金维持着重心，以免摔倒。

“现在能确保你赢的是下一场雨。”他说。

“哦，哦。”哈班斯戳了一下达尼拉姆的肋骨。达尼拉姆痛苦地笑了笑。“听金匠说，梵学家。雨！哦，哦。”

“雨会将那些要去给传教士投票的人挡在家里。传教士没车接他们到投票站去。我们把所有的车都叫过来了。”吉德伦金解释说。

“哦，金匠，你怎么能希望那个可怜的人那么倒霉？我没什么与传教士过不去的，伙计。嗯？达尼拉姆。”

“我也没什么跟他过不去的。”达尼拉姆说。

“讲到出租车，让我想起，”吉德伦金说，“昨晚闹事的头头今天上午甚至都没有出现过。”他查了一下记录纸。“欧马达。HV5736”。

“哦。HV5736，是吗？”哈班斯笑着将那个号码记在一个小笔记本里。“我们会收拾他，金匠。会派个警察跟着他。乱停车，超速，超载。从现在开始，他花在法院里的时间要比开出租的时间多。是不是？金匠。是不是？达尼拉姆。”

巴克什那天上午同马哈德奥、拉姆皮阿里的丈夫，以及哈理查德一起喝酒。马哈德奥甚至连票都没有投。他全忘了。

中午时分，拉姆劳干关掉店铺，走到哈班斯那儿。

“哦，拉姆劳干，伙计。”哈班斯向他打招呼，“当心！伙计。”拉姆劳干哈哈大笑。

“当心，拉姆劳干。哦，你胖得像个球了。哦，他要爆了。哦。”哈班斯朝拉姆劳干的肚子戳了一下。

拉姆劳干笑得更响亮了。“你已经赢了，哈班斯先生。”

哈班斯露出整齐的假牙，戳了一下达尼拉姆的肋骨。“他怎么能这么说，嗯，梵学家？他怎么能这么说？哦，拉姆劳干！”

“但你确实赢了，伙计。”

“哦，拉姆劳干，你不能那么说。你在损我。”

那天下午，越来越多的人跑来祝贺哈班斯。甚至那些曾经说要去给传教士投票而且确实为传教士投了票的人也来到吉德伦金的店里。一个人说（不是对特定某个人说）：“我是个木匠。传教士不能给我木工活干。传教士和那些选传教士的人不造房子。”

警察的态度变了。上午他们还一副小心翼翼、拘谨克制的样子：他们大多来自别的区，对候选人的前景知道不多。下午，他们便尊敬地对待哈班斯和他的代理人。他们招手、微笑，尽量不露出警棍。

后来，吉德伦金的愿望实现了。天下起雨来。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滑溜溜的。那些代理人不得不从树底下挪到屋檐下。出租车的车窗玻璃被摇上去，变得模糊不清，里面蒙了一层雾气。

到下午三点钟，打算去投票的人都去投了。投票率很高，超过百分之八十三。这么高的投票率在官方的报道中被称赞了一番。

弗姆最后的任务是监督学校投票站的投票箱。他五点钟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过去，在那里等着。通过敞开的大门，弗姆能看到里面的工作人员，那个上午组织投票时慢吞吞的家伙。他正坐在弗朗西斯老师的桌边，两边各站一名代理人，一边是哈班斯的代理人，另一边是一个黑人姑娘——传教士为数不多的代理人中的一个。投票箱看起来有点旧，褐色的，显得毫不起眼。弗姆能看到那名工作人员拿出票来数。

哈班斯的代理人来到门口，朝弗姆挥手。

弗姆大声说：“你这个笨蛋。回去监督他们。”

代理人是个瘦瘦的年轻小伙子，几乎还是个男孩，腰细得吓人。他说了句“一切都在控制中，伙计”，便又跑回桌边。

他们一直盯到天黑。

一直在学校外面闲荡的警察走上混凝土台阶。那个工作人员对他说了点什么。警察走下台阶，穿过马路，喊道：“贝尔曼！”他说话带有很重的巴贝多口音。

一个中年黑人出来走到游廊上，他穿着洗得褪了色的卡其布裤子和厚厚的法兰绒背心。

“贝尔曼，你有灯吗？他们想借盏灯过来。”

贝尔曼拿出一盏油灯。没有灯罩，火焰摇摇摆摆，蹿得老高，周围一圈浓烟。

贝尔曼说：“我把账目报到镇长那儿。”

警察笑了笑，把灯拿到学校。验票还在继续。显然，验票出了点差错，因为投票箱又被倒空，选票参差不齐地在桌上堆成白色的一堆。

出租车司机说：“如果那个代理人不小心看着，他们就会在这里玩大花样。”

警察看了看弗姆和出租车司机，挥舞着他的长警棍，随意警告一下。

哈班斯的另一辆出租车开过来。司机探出头来问：“你们这里的结果出来了吗？”

哈班斯的代理人听到声音便拿了张纸走出来。“初步出来了。”他边说边笑着将纸递过去。

“快点回去，”弗姆说，“去监督他们。”

代理人笑了笑，回去跑上台阶。

弗姆的出租车司机说：“选举需要的是能干的代理人。非常能干的代理人。”

他们看了那张纸。

弗姆念道：“哈班斯三百二十五票，托马斯五十七票，巴克什二票。”

另一个出租车司机吹了声口哨。“我们已经四处通知了他们。但有些人根本就不听，伙计。那个人要他们不要选巴克什，但他还是得了两票。”然后他传达了他那边的消息：“在科多巴，哈班斯三百七十五票，托马斯十九票，巴克什零票。还是在科多巴，第二个投票站，哈班斯三百四十五票，托马斯二十一票，巴克什零票。”

弗姆的出租车司机说了声“呀”，然后拿起仪表板架子上的朗姆酒喝了一口。

另一个出租车司机开车离开。

箱子被封了起来，签了名。

弗姆忍不住为传教士的代理人感到难过。她曾经在库费先生的守丧上唱过圣歌。她从容地坐在桌边，勇敢而坚定。而哈班斯的代理人，令弗姆和出租车司机厌恶的是，正跳来跳去，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贝尔曼将手伸出窗帘外，喊道：“喂，我的灯你们用完了没有？要花镇长六分钱，你们知不知道？我敢肯定你们已经燃了六分钱的沥青油了。”

他们完成了。箱子封了起来，签了名，被拿到台阶上。警察把灯还给贝尔曼，然后回到那个女孩和哈班斯的代理人以及投票箱那儿。工作人员在给学校的大门上锁。

弗姆大喊：“你们到底在等什么？”

哈班斯的代理人笑了笑。

他们等了大概二十分钟。

那个工作人员回家了。那个女孩——传教士的代理人也回家了。哈班斯的代理人说：“真笨。弗尔姆，现在你可以自己看投票箱。我饿死了。”

弗姆说：“好。走。但我会给你记下来。你饿了吗？你没吃东西？运食物的卡车没给你带吃的来？”

“什么运食物的卡车？我连看都没有看到。大家都跟我说过这辆有名的运食物的卡车，但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说完他便回家了。

弗姆跟他的出租车司机说：“你要从这件事吸取一个教训。永远不要预付酬劳。”

警察在黑暗中咳个不停。

“把车灯打开。”弗姆对司机说。

车灯打开后，警察就不咳了。

出租车司机去走了一会儿。然后弗姆也去走了一会儿。警察还在等着。

将近七点半，看样子没人要对投票箱怎么样，弗姆没了耐心。

他走向警察。“你在等什么？”

警察说：“我不知道。他们只是要我等。”

“你想搭车去镇长办公室吗？”

“你们要去那里吗？”

他们将警察和投票箱带到镇长办公室。

弗姆听到镇长办公室隔壁的院子里传来喇叭声——他父亲的声音。他还听到人群热情的呼叫声。显然，有些结果已经被复核过，并作为官方数据发布了。

他们将警察和投票箱送到后便开车穿过人群，来到院子里的一块空地上。

巴克什在广播：“跟警察好好合作。不要出车祸。遵守公路法规。这里是巴克什之声，要你们遵守公路法规，不要出车祸。进来一点点，女士们，先生们。进来一点点。又一个结果刚送来了。但先进来一点点。这里是巴克什之声，请求你们恳求你们遵守公路法规，不要出车祸。又来了一个结果。来自科多巴，第一投票站。又来了一个结果。从科多巴第一投票站来。最后结果。巴克什零票。巴克什零票。”

群众喜欢听这样的玩笑。

“哈班斯三百六十四票，哈班斯三百六十四票。”

群众高声喊叫。

“进来一点点，女士们，先生们。遵守公路法规。遵守公路法规。托马斯四十五票。”

人群高呼“呀”，人们不自觉地敲打车盖。

巴克什趁停顿的间隙又喝了口酒。人们的欢笑声被扩音器放大。有人说：“让我用一下扩音器。遵守公路法规，女士们，先生们。遵守……”巴克什的声音马上插进来，用日常交谈的口吻说：“我今晚是为政府干活，你知道吗？不是为任何人和大家干活。而是为政府干活。”然后他又用官方的口吻说：“托马斯四十五票。托马斯四十五票。”

巴克什说的是真的。他在为政府工作，作为官方发言人。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他出了很多钱。

扩音器安静了一会儿。

后来人群欢呼起来，狂热的喝彩声持续了好一阵子。哈班斯出现了。在胜利的时刻，他却显得有点难过和心不在焉。人们才不在乎。他们冲到他身边，将他举到他们肩膀上，把他送上宣传车，让他站到一块翼子板的旁边，然后从巴克什手里抢来麦克风，塞进哈班斯的手里，大喊：“演讲！”

巴克什试图把麦克风拿回去。

“这是政府的事，伙计们。你们想让我惹麻烦还是怎么样？”

哈班斯没有反对。“真的，嗯，巴克什？”他将麦克风递回去。

“女士们，先生们，跟警察配合。遵守公路法规。遵守公路法规，女士们，先生们。”

群众朝巴克什喊难听的骂人的话。有些还传到扩音器里。

“女士们，先生们，除非你们跟政府配合，除非你们跟警察配合，遵守公路法规，否则我不会公布此刻在我手里的最后、最终的结果。女士们，先生们，先进来一点点，女士们，先生们。不要挡路。不要出车祸。喝酒前先想一想。慢慢驾驶。安全驾驶。先进来一点点。最后结果。最后结果。跟警察配合。最后结果。最后非常重要的总结果。女士们，先生们，进来一点。”

哈班斯一直待在卡车的翼子板旁边，差点被忘记了。

“巴克什五十六票。巴克什五十六票。”

嘘声。讽刺的欢呼声。笑声。

“再重复一遍。最后结果。巴克什五十六票。哈班斯五千……”

人群一阵骚动。

“遵守公路法规。哈班斯五千三百三十六票。五三三六。”

人群涌到卡车周围，抓住哈班斯的脚踝和膝盖。有些人伸出手来想要跟他握手。哈班斯以惊人的力量抓住他们的手，热情地握住。

巴克什尽量平静地宣布，就像政府办事员那样。“托马斯七百……”

他们不想再听。

巴克什朝他们大喊，但没用。他喊啊喊，直到他们平静下来。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没有配合。托马斯七百一十六票。七一六。因此，女士们，先生们，我宣布新当选的立法委员会尊敬的议员是苏鲁吉帕特·哈班斯先生。但在我把时间交给哈班斯先生之前，让我最后一次呼吁跟警察配合。遵守公路法规。”

站在翼子板旁边的哈班斯接过麦克风时泪流满面。从麦克风传出来的是放大的咕哝声。“我想感谢每一个人。我想感谢你，你，还有你……”

有人低声说：“还有警察。”

“……我想感谢警察，还有镇长和工作人员，我想感谢每一个选我的人，甚至那些没有选我的人。我想感谢……”眼泪让他无法继续讲下去。

巴克什又重新拿起麦克风。“配合一下，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新当选的立法委员会尊敬的议员，苏鲁吉帕特·哈班斯先生。”

弗姆在人群中到处找竞选委员会的成员。马哈德奥醉了，没用。达尼拉姆他没有看见。在院子黑暗的角落里，他看到吉德伦金正靠在一辆小车的散热器上。

“哎，金匠，我们成功了。我们赢了。”

吉德伦金将帽子压低，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你还想怎样？”

就在这时，传教士正飞快地从一家跑到另一家，感谢人们。

就这样，民主在埃尔维拉扎了根。

[1]常用的宠物名。

尾声　一箱威士忌

哈班斯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都在算账。出租车司机的钱要付清，拉姆劳干的朗姆酒账目要结付，汽油券要承兑，代理人的补贴要发放。所有这些都忙完后，哈班斯离开了埃尔维拉，打算永不回来。

但他曾经回过，就一次。

他是因为一箱威士忌回来的。拉姆劳干之前承诺送给获胜方的选举委员会一箱威士忌。拉姆劳干想让赠送仪式显得有气派，由新当选的立法委员会议员主持。吉德伦金觉得那样合适。他一直不赞同拉姆劳干当众赠送那箱威士忌，但现在他很高兴，因为有理由让哈班斯回来了。对于让儿子娶奈莉，哈班斯只字未提。吉德伦金知道竞选期间埃尔维拉的流言，知道人们在背后笑他。但那些只不过刺激得他更卖力地为哈班斯竞选。他自己花钱做了那些心形装饰扣。他几乎每天都穿走亲访友的服装，穿坏了一件衬衫，鞋子前掌磨破了。哈班斯把吉德伦金为他做的事情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赠送仪式定在投票日后的那个周五，在吉德伦金家的店铺外举行。长凳和椅子是从学校搬过来的。达尼拉姆提供皮特马克斯煤气灯。吉德伦金提供一张小桌和一块干净的桌布。他们把那箱威士忌放在桌布上。威士忌的箱子上印着“白马威士忌，苏格兰酿造，十二瓶”。他们在那箱威士忌上放了一面很小的英国国旗——拉姆劳干的主意：他想让整件事情显得合法而庄重。

哈克和塞巴斯蒂安很早就来了，他们并排坐在靠吉德伦金店铺的长凳上。哈理查德、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还有卢奇曼都来了。老虎也来了，在桌脚边闻来闻去。哈克发出嘘声想将老虎赶走，但它留了下来，在吉德伦金的露台上到处追赶想象中的味道。

弗姆穿得很正式，好像他要去西班牙港一样。

巴克什夫人问：“这三瓶威士忌你打算怎么处理？喝掉吗？”

“不。”弗姆说，“留着。等到圣诞节。然后在查瓜纳斯卖掉。圣诞节白马威士忌一瓶能卖到八美元。”

“你说得倒好听。但我觉得你父亲不会让三瓶威士忌一直安安静静地在屋子里放到圣诞节。”

“哦，那你最好告诉他不要碰那些酒。否则，我跟他之间就有大麻烦。”

巴克什夫人叹了口气。仅仅三个月前，如果弗姆那么说，她会打他一巴掌。但选举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弗姆，他不再是小男孩了。

拉姆劳干非常精心地打扮自己。他用椰子油将身体擦了个遍，然后在浸有印度楝树叶的温水里洗了个澡，再用加拿大康复油涂了一遍身体，最后穿上他的蓝条纹三件套。胸前的口袋上挂了块手帕，而不是隐隐约约地露出来。超大的褐色鞋子被擦得锃亮。他甚至还买了一副鞋带。他没有穿袜子，也没有打领带。

吉德伦金穿了走亲访友的套装，马哈德奥穿了卡其布制服。

达尼拉姆不打算去那儿。失去了新娘，他非常悲伤，甚至对拖拉机也没了兴趣。他不明白他怎样才能找个人来代替那个女孩。他是个挑剔的婆罗门教徒。他不能让一个普通的仆人来照顾他的饮食。理想的是，他能再找到一个儿媳妇。

吉德伦金的店铺外，人群密集起来。人们从科多巴和普埃布洛路那么远的地方赶来。就像是库费先生的守丧重新开始了。

委员会的成员坐在吉德伦金的客厅里，弗姆对其他成员说：“我感觉今晚会有些麻烦。”

吉德伦金也那么认为，虽然跟拉姆劳干是朋友，他仍然大声说：“嗯，如果有人一定要炫耀……”

拉姆劳干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他笑了笑，拿出手绢，朝自己脸上扇风。“天啦，这种三件套装好热。能有什么麻烦？威士忌是给竞选委员会的，不是给埃尔维拉的每一个人的。选举结束了，他们知道的。”

周五晚上，楼下的人处于周末的兴奋状态中。聊天声、欢笑声和争论声飘到楼上的客厅里。

“他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但我知道巴克什能轻松赢得那次选举。”

“我想知道的是，是谁把哈班斯放到立法班子的？是竞选委员会还是人民群众？”

“不，伙计。不是一箱威士忌。是十二箱。”

“听我说。考费去世那晚传教士就选举失利。我强烈支持他，伙计。给了他两美元。”

“英国国旗下的那箱酒只是十二箱酒的标志。”

“如果不是考费四肢一伸死了，你以为哈班斯会赢？”

“是的，十二箱威士忌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看上去不好。”

然后哈班斯来了。

“啪啪！呃？那辆旧道奇车哪里去了？”

哈班斯开了辆崭新的蓝黑色捷豹汽车过来。

“卡车！哈班斯怎么了？”

他不是那个他们熟悉的候选人了。随意的着装不见了，松松的裤子、腰带、敞开的衬衫都不见了。他穿着双排纽扣的灰色套装。外套宽了一点，也长了一点，但那是裁缝的错。哈班斯没有朝大家挥手。他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他咳了一声，朝排水沟里吐了一口，然后拿出块熨得很整齐的手绢小心翼翼地擦了擦嘴唇——不是擦，是轻拍了几下。

埃尔维拉的百姓很受伤。

他没跟任何人寒暄，也没看任何人，一言不发地从沉默的人群中穿过，径直上了台阶，走进吉德伦金的客厅。大家一直看着他走上去，然后听到他说话，听到拉姆劳干有说有笑的。

他们一点也不喜欢。

不久后，竞选委员会的成员出现在游廊上。弗姆朝下看了看，挥了挥手，马哈德奥也朝下看了看，挥了挥手。哈班斯没有朝下看。吉德伦金也没有朝下看。刚才还笑得很欢的拉姆劳干现在却神情严肃。

他们成一列庄严地走下精致的红色台阶。弗姆和马哈德奥在后面，不得不把步子放小一点。

“嗒。嗒。嗒。”哈理查德说，“啪！啪！啪！嗒嗒－嗒嗒嗒。”

群众大笑。老虎吼叫。

吉德伦金皱了皱眉头，以示安静，群众便安静下来。

哈班斯一直低头看自己的鞋子，表情很痛苦，像是选举失败了一样。拉姆劳干本想配合哈班斯严肃的神情，但他想看看人群，他一朝人群看就发现很难不微笑。

椅子和长凳横七竖八地摆着。人群在路上散开，呈厚厚的半圆形，围着那箱上面盖了英国国旗的威士忌。

哈班斯径直坐在威士忌前面。拉姆劳干在他的右边，吉德伦金在他的左边。弗姆在拉姆劳干的旁边，马哈德奥在吉德伦金的旁边。弗姆右边不远处，坐着哈克和塞巴斯蒂安。

竞选委员会的成员一坐下来，一个男人从人群中跑出来，对哈班斯低声说话。

是巴克什。

他着急地小声说：“约旦今晚不能来。他病了。”

这句话唤起了痛苦的记忆。

“约旦？”哈班斯低声问。

“病了？”马哈德奥问。

巴克什踮着脚尖跑回人群。

塞巴斯蒂安微笑着看着。哈克吸了口气，吐了口痰。

吉德伦金站起来。“女士们，先生们，”没有女士在场，“今晚，哈班斯先生回到埃尔维拉，我们很高兴又一次欢迎他回来。哈班斯先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哈班斯先生只须看看今晚这里的人群就明白，他在埃尔维拉是多么受欢迎。”

哈班斯小声对拉姆劳干说：“约旦病了？谁是约旦？他病得太迟了。”

拉姆劳干为听众欢呼。

吉德伦金看了他一眼，接着说：“我想看看有没有人来当面跟我说，是因为哈班斯先生竞选获胜了大家才来看他。我知道——我个人认为——即便哈班斯先生没有赢得选举，他也会想回埃尔维拉，你们也会想来看他。”

有些礼貌性的鼓掌。

“还有，女士们，先生们，闲话少说，让我介绍弗尔姆·巴克什先生。”

弗姆说：“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这么多人。今晚，拉姆劳干先生，”他朝拉姆劳干点了点头，但拉姆劳干正忙着跟哈班斯说话，没有注意到，“拉姆劳干先生将赠送一箱威士忌给竞选委员会。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也很高兴作为竞选委员会的一员。女士们，先生们，时代在变。是民众投的票，确实。但是竞选委员会做了组织工作。在现代社会，如果不组织就干不成事。现在，让我介绍马哈德奥先生。”

弗姆在讲话中提到威士忌和竞选委员会，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闹哄哄的低语声，马哈德奥无法开始。

巴克什利用这个间隙又跑上前。

“不要忘了，”他小声对哈班斯说，“约旦不在这儿。他病了。”

吉德伦金站起来，严厉地说：“女士们，先生们，马哈德奥先生想说几句。”

马哈德奥说：“嗯，你们一定记得……”

吉德伦金拉了一下马哈德奥的裤子。

马哈德奥突然停下来，迷惑不解。“对不起，金匠。”他咳了一声，“女士们，先生们。”他咽了一口口水。“女士们，先生们，哈班斯先生跟威士忌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知道谣言是怎么传开的，但这箱威士忌，”他轻轻地拍了一下那面英国国旗，“是给竞选委员会的，我很荣幸也很高兴作为其中一员。威士忌不是给其他人的。不是哈班斯先生的威士忌。是拉姆劳干先生的威士忌。”

闹哄哄的低语声又响起来。

马哈德奥看了一眼拉姆劳干。“难道不是你的威士忌吗？拉姆劳干先生。”

拉姆劳干站起来，整了整他的蓝条纹夹克衫。“女士们，先生们，正如俗话所言，马哈德奥先生说的千真万确。是我的威士忌。是我的主意。”他坐下来，马上又开始跟哈班斯聊天。

群众的抱怨声不能忽视。马哈德奥一直站着，没说一句话。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从人群中走出来，他的腿没有绑绷带。“我们听到的不是那样的。我们没听说给竞选委员会威士忌的事情。我想我此时此刻在这里必须得说，埃尔维拉人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狂欢。瞧瞧这些可怜的人！他们从各处赶来。你以为他们穿上衣服大晚上顶着露水从科多巴到埃尔维拉是来看竞选委员会得到一箱威士忌的？”

哈理查德说：“大家都以为他们可以欺负穷人。让他们把威士忌拿回去。我们埃尔维拉人没有像狗那样伸出舌头等着别人的威士忌，听到没有。埃尔维拉人还有尊严。伙计，把那该死的威士忌带回去！”

现场的埃尔维拉人为哈理查德的发言欢呼。

拉姆劳干不再跟哈班斯聊天。哈班斯的双手轻轻地拍打着膝盖。

马哈德奥仍旧站着，一言不发，他看到人群分成几块，大家都激动地争论不休。他坐下来。

拉姆劳干看向人群时并没有笑。

突然，他跳起来说：“我有个好主意，把整箱可恶的威士忌毁了。”他一把抓起箱子，那面英国国旗滑了下来。“继续。激怒我。看我会不会把它扔下去。”

人群突然鸦雀无声。

拉姆劳干板着脸，那箱威士忌在他手里。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走上前，温和地说：“扔下来。”

群众齐声喊：“扔下来！扔下来！”老虎汪汪大叫。

吉德伦金说：“坐下，哥们儿。”

拉姆劳干放下威士忌，拿起那面英国国旗。

巴克什跑向哈班斯。这次他不再小声说：“别说我没有告诉你。约旦病了。记住。”

哈班斯迷惑不解。

“为什么约旦病了？”他问拉姆劳干。

拉姆劳干没有笑。

人群又聚集在一起。哈理查德和拉姆皮阿里的丈夫来到前面。

哈理查德说：“哈班斯先生，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埃尔维拉的老百姓不会忍受这种侮辱。他们为你干活，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跑去为你在选票上打叉。”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紧了紧他的宽皮带。“他们把钱放在你的口袋里，哈班斯先生。五年稳定的收入。委员会的人做了事已经得到了回报。但看看这些可怜的人。你把他们从科多巴，峡谷路和人民路叫了来。我不能阻止他们，哈班斯先生。”

哈班斯屈服了。他站起来，两手交叉，指关节按得啪啪作响，眼神从脚移到手，像老哈班斯那样喃喃地说：“埃尔维拉善良的百姓为我干活，我打算向拉姆劳干买十箱威士忌让竞选委员会交给你们。”会花他四百美元，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不能跑到他的捷豹汽车那儿。“十箱威士忌。好威士忌。”他咕哝了一声，露出假牙，“虽然不是白马。你们不能天天都喝白马。”

不可思议的是，人群安静下来。他们取笑哈班斯的小玩笑，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

但吉德伦金一点也不高兴。他恨那些群众，恨哈班斯这么轻易就向他们妥协，恨他是因为他现在确切地知道，哈班斯从来没有让他儿子娶奈莉的意思。他还恨拉姆劳干提供威士忌，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他跳起来大喊：“不！”那是他战斗时坚定的嗓音。人群安静下来。“你们这些人一点廉耻都没有。不是哈班斯先生给你们东西，而是你们应该给他东西。”

群众吃了一惊。

“你们大部分都是印度教徒。哈班斯先生是印度教徒。他赢了选举。你们应该给他东西。你们应该为他祈祷。”

人群中响起嘀咕声。不是表达不满，而是表示不解。

“比方说，为他举行一次卡塔。让梵学家达尼拉姆诵读印度教的经文。”

效果是惊人的。连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都不好意思了。他摘掉帽子，朝那箱威士忌走近了一两步。“但是，金匠，一次卡塔会花很多钱。”

“当然会花钱！”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退下。

哈班斯站起来，轻声说：“哦，金匠。如果他们看得起我，想给我举办一次卡塔，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给我举办一次卡塔。哦。跟你说什么来着，呃，埃尔维拉善良的人们。你们自己先捐点钱。”

群众太惊讶了，没有想到要表示抗议。

只有哈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说：“为什么我们要捐钱为一个印度教徒举办卡塔？我们是穆斯林。”

但没有人听见他的话。哈班斯还在说：“你们先捐钱。”他的假牙又露出来，金光闪闪。“你们每捐一美元，我就放一美元，用我们所有人捐的钱，我们就能举办一次卡塔。”哈班斯其实听到了哈克的话，他转身面向本身是穆斯林的弗姆寻求支持：“弗姆，怎么样？你不觉得是个好主意吗？”

弗姆站起来。“是很好的事情。我同意金匠的话，埃尔维拉的百姓应该给点什么给他们自己尊敬的议员。”

弗姆的话确实引起了麻烦。

吉德伦金那么说，拉姆皮阿里的丈夫并不介意。大家都尊敬吉德伦金，都知道他没从哈班斯那里拿过一分钱。但弗姆那么说，就不一样了。

“你这么说真好，弗尔姆·巴克什。”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说，“你的口袋满满的。你给哈班斯做竞选干事每个月拿两百美金。”

“还有你父亲得了一辆宣传车。”哈理查德插进来，“埃尔维拉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父亲得的那五十六张选票里，有一张是他自己投的。”

巴克什冲到人群前面。

“什么宣传车？”他问。

吉德伦金又站起来。“我们这些竞选委员会的成员打算把这箱威士忌还给拉姆劳干先生。”

这话让马哈德奥发起脾气来。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还这箱威士忌？”

“哈理查德，你到底怎么知道我没有选哈班斯？”

“工作人员告诉我的。”哈理查德说。

巴克什一时不知所措。然后他喊道：“哈班斯，如果你打算给钱给印度教徒举办卡塔，你也得给穆斯林举办克塔布[1]。”

马哈德奥说：“金匠，为什么我们要还回威士忌？”

“闭嘴，你这个蠢蛋。”吉德伦金小声说，“我们不是真的还。”

哈克已经一瘸一拐地走到威士忌的旁边，他说：“穆斯林也为哈班斯投了票。后来怎么着？这些天他们没有把穆斯林的票计算在内了吗？”

“好了。”哈班斯轻声说，“你们穆斯林也为你们的克塔布筹钱。你们每筹到一美元，我也加一美元。好吗？”

然后有人跳起来问，基督徒怎么办？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大声说：“哈克，你在那里干什么？你选了哈班斯吗？”

“选了谁是我的事。还没有人让你做警察。”

后来一片混乱。拉姆皮阿里的丈夫将战火转向巴克什。巴克什攻击哈班斯。弗姆受到无数陌生人的攻击。马哈德奥受到那些生了病但没有受到关照的人的攻击。哈克当面质问哈班斯。哈班斯一直在说“哦、哦”，想安抚每一个人。只有两样东西保持不动，始终如一：吉德伦金和那箱威士忌。

不管怎样，经过几分钟复杂的争论后，有些事定下了。竞选委员会将那箱威士忌还回去。埃尔维拉的百姓将得到宗教上的安慰。穆斯林会举办他们的克塔布，印度教徒会举办他们的卡塔，基督教徒会举行他们的仪式。

但没有人真正高兴。

拉姆劳干坚持要哈班斯举行还酒仪式。

哈班斯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真是太好了，要我今天来赠送这箱威士忌。看到竞选委员会不想要它，我有多么高兴，多么自豪，这种感觉无法言说。委员会的成员尽了他们的责任，责任就是他们的酬劳。”

有些嘲笑的欢呼声。

“所以，拉姆劳干先生，我把你的威士忌还给你。我很高兴看到，在此刻，埃尔维拉人将神放在他们心里。”

弗姆说：“为尊敬的苏鲁吉帕特·哈班斯大呼三声。嘿－嘿－嘿。”

没人响应。

只有巴克什跑上前。

“约旦病了，哈班斯先生。”

“我希望他好起来。”

“最后说一次，哈班斯先生。约旦病了。”

群众静静地往前挤，围着委员会的成员。

哈班斯将过大的外套扣好，准备离开。他将手放在拉姆皮阿里丈夫的手臂上，表示他不害怕。“稍微让一让。让我过去。”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两手交叉放在胸前。

“让一让，伙计。我最后一次来埃尔维拉，我跟你说。是你们所有人将我赶走的。”

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说：“我们知道你现在是尊敬的议员了，但你聋了吗？你没听到那人说什么吗？约旦病了。”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转身背对着哈班斯，面向人群说：“你们今晚看到约旦了吗？”

群众齐声回答：“没有，我们没有看到约旦。”

“约旦怎么啦？”拉姆皮阿里的丈夫问。

“约旦病了。”群众回答。

哈班斯看了眼吉德伦金。

吉德伦金说：“你最好去。”

约旦住在远离主干道的一条小路上。那晚没有月光，远处的小屋偶尔透出油灯的光亮，只是让黑暗变得更恐怖。在哈班斯和他的竞选委员会后面，几乎跟着一半聚集在吉德伦金家店铺外的群众。老虎在队伍里面进进出出。一个戴着眼镜、镶了金牙、戴着花盆形帽子、看起来很不友好的年轻劳工将脸凑到哈班斯身边说：“别担心老一代。你要担心的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

约旦正在等他们。他是个年轻黑人，躺在前屋的躺椅上，胖胖的脸蛋，看起来快要睡着的样子，头上一堆僵硬的卷发。他穿了睡衣，那睡衣看起来很新。吉德伦金有点吃惊。埃尔维拉没人穿睡衣。

“约旦，”哈班斯喊道，“你病了？”

“是的，先生。”约旦说，“中风。这一边。”他的手沿着身子的左边一路往下摸。

“这人病得很严重，”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说，“他接下来很长时间都不能干活。”

“病是突然来的，”约旦说，“我正在喝一杯水，就病了。砰的一声，就像那样。”

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女人，还有一个男孩走进屋里。

“母亲、老婆、兄弟。”巴克什解释道。

“约旦要养他们所有人。”哈理查德说。

吉德伦金瞧不起约旦和约旦的家人。他说：“给他十美元，我们走。”

“十！”约旦不悦地大喊，“五十。”

“至少五十。”巴克什说。

“至少。”拉姆皮阿里的丈夫说。

“不只是给约旦。”巴克什说，“你可以说是给埃尔维拉人的某种谢礼。”

“确实。”哈理查德说，“不能来收了选票就走。看起来不好。听起来不好。”

哈班斯说：“这次选举让我成了穷光蛋。他们应该通过某种法律，防止候选人花太多钱。”不过他还是拿出钱包。

约旦说：“上帝会保佑你，老板。”

哈班斯拿出两张二十美元，一张十美元，每一张都弄得噼啪作响，然后递给约旦。

老虎突然跳到躺椅上，踏过约旦的新睡衣，前爪踩在窗台上，一个劲儿地叫。

几乎在同时，从主干道传来一声响亮的爆炸声。几秒之后，更多爆炸声传来。

小路上的群众大喊：“起火了！”

大家忘了约旦的中风，都抢着往外跑。竞选委员会的成员，约旦的母亲、老婆、兄弟。约旦自己也忘了他的中风，跪在躺椅上朝窗外看。在主干道的方向，天空明亮，照亮了黑暗中的房子和树。

有人在哭喊：“哈班斯先生！金匠！”

哈班斯已经到小路上了，他跑步的样子很狼狈，像是穿了紧身裙的女人。

他发现群众围着正在燃烧的捷豹汽车默默地站了一大圈。油箱已经爆炸，现在围观很安全了。火光映红了人们的脸，他们没有笑，看起来像是在沉思。

哈班斯也停下来，看汽车燃烧。由于捷豹车的备用油箱也装得满满的（哈班斯喜欢那样），所以火燃得很快，也燃得很旺。现在没什么烟，只有纯净的火苗。热浪后面人们的脸都是扭曲的。

小路上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往主干道上跑，涌到车旁，站好后便安静下来。哈班斯被挤在中间。

弗姆非常沉着。

他挤过人群走到哈班斯身边。

“哈班斯先生，来。”

哈班斯想都没想就跟过去。他们上了宣传车。直到弗姆驾车离开，这些埃尔维拉人才转身看。他们没有欢呼，也没有发出嘘声，什么也没做。只有老虎，没有看到弗姆，跑着跟在宣传车后面大叫。

“现在好了，哈班斯先生。”弗姆说，“如果你待在那儿，你就会问他们。如果你问他们，你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埃尔维拉，埃尔维拉。”哈班斯摇了摇头，对着自己的手背说。他那件有点大的灰外套的袖子几乎遮到了手指的关节处。“埃尔维拉，你是个婊子。”

他再也没来过埃尔维拉。

捷豹汽车买来还不到一个礼拜。保险公司给他买了辆新的。

汽车被烧的事让洛克胡赢得了名声。他跟新娘住在西班牙港亨利街一间破旧的出租房里。他向《特立尼达卫报》和《西班牙港政府公报》求过职，但都没有成功。星期六，捷豹车被烧的消息传开了。洛克胡乘出租车到哈理查德在库瓦的印刷所，从哈理查德那里打听到事情的经过。听来的消息，再加上他自己对那次选举的了解，他有了素材，写了篇非常棒的后续报道，交到《特立尼达哨兵报》。那篇报道在星期天刊出。标题是洛克胡自己写的：“一箱威士忌，一辆崭新的捷豹车，以及埃尔维拉的选举”。他受到了威廉姆·萨洛扬[2]的影响。

星期一，洛克胡便成了《哨兵报》的职员。他开始定期给《哨兵报》的周日专栏“洛克胡日志”写稿。

弗姆的愿望实现了。他得到了洛克胡以前的工作，为卡罗尼的电影做宣传。还有，他为哈班斯做竞选干事挣了两百二十五美金，他已经可以冷落弗朗西斯老师了。

弗朗西斯老师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圣诞节假期，他跟西班牙港最混血的家庭史密斯家结了亲。他放弃了所有知识分子的抱负，赢得了教育部门的赞赏，被任命为学校巡视员。

拉姆劳干。他获得了最大一笔朗姆酒钱。他现在可以买冰箱了。也可以摘自己的花，吃自己的面包果和鳄梨了。

达尼拉姆。他有点运气。他姐夫九月份去世了，他姐姐过来跟他住在一起。

老虎。它暂免受罚。它会聒噪而长久地活下去。

吉德伦金。但吉德伦金输了。他给哈班斯发了很多信，但都没有得到回复。最后，他去西班牙港见哈班斯，但哈班斯让他在游廊里等了很长时间，见面时打招呼非常冷淡，所以他没提孩子们订婚的事情。是哈班斯提的。哈班斯说：“吉德伦金，特立尼达的印度教徒人数下降很快。我说，让那些想走的人赶快走。如果只有一百个好的印度教家庭留下来，那也很好。但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跟那些深夜还在跟穆斯林男孩瞎溜达的人结婚。”吉德伦金接受了哈班斯的理由。事情就那样了结了。

但如果说吉德伦金输了，奈莉则赢了。那年九月，她去了伦敦，在摄政街工艺学校学习。她参加所有的舞会，非常享受。那年圣诞节，她寄礼物回家，给父亲买了一把雨伞，给母亲买了一幅四屏中国花鸟画。花鸟画被挂在圣雄甘地和乔治五世那幅画的旁边。雨伞成了吉德伦金走亲访友套装的一部分。

就这样，哈班斯赢得了选举，保险公司损失了一辆捷豹汽车。吉德伦金失去了女婿，达尼拉姆失去了儿媳妇。埃尔维拉失去了洛克胡，洛克胡赢得了名声。埃尔维拉失去了库费先生。传教士损失了保证金。

[1]一种在清真寺里举行的诵经仪式。

[2]美国作家、剧作家。

目录

前言

序 徒劳的征服者

第一部 第三块侯爵领地 1592～1618

一 水晶山 1592～1595

二 父与子 1595～1618

第二部 西班牙的投降 1633～1797

三 荒无人烟的殖民地 1633～1776

四 三次革命 1776～1797

第三部 拷问路易莎·卡尔德隆 1797～1813

五 第四次革命 1797～1800

六 “使用酷刑” 1801～1802

七 刽子手的清单 1803.1～1803.7

八 受害者：I 1803.7～1806.2

九 受害者：II 1806～1808

十 继承者 1809～1813

尾声 雅凯之死

版权信息

书名：失落的黄金国

作者：【英】V. S.奈保尔

译者：马群英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3-01

ISBN：978754426180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大约一百年前，我的祖先开始从印度来到特立尼达。我一九三二年出生在一个叫查瓜纳斯的乡村小镇，离帕里亚湾一到两英里。我出生在我爷爷一九二〇年建的房子里。那座房子有用栏杆围起来的屋顶凉台，还有印度雕刻，在印度人居住的镇上一点也不显得另类。如今在特立尼达，那样的房子是建筑上的异类，但那时，它跟周围的建筑很搭调。查瓜纳斯镇上居住的主要是印度人，人们庆祝的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节日。我生下来首先听到的语言是印地语（或者说是它的变体，比哈尔方言）。

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安定和完美，很难想象查瓜纳斯曾有另外一番景象。没人觉得奇怪：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多年后，在世界上这个曾被他称为印度的地方真的居住着印度人，而那个被他称为印第安人[1]的民族已经消失。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物，没人怀念他们。查瓜纳斯不过是个地名，此外别无深意。很多印度人后来管它叫“乔汗”，这源自印度的一个种姓。

直至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过去曾被切断，疑惑才随之到来；我写作本书时，疑惑仍不断增加。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里了解到我出生地名字的起源。西班牙帝国的通信很慢，一封信从特立尼达送到马德里要花上两年时间。一六二五年，也就是罗利[2]试图在圭亚那寻找“金山”的八年之后，西班牙人还在交换有关寻找金山结果的信件。西班牙国王在一六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写信给特立尼达总督：“朕命你提供一支叫查瓜纳斯人的印第安种族的信息。你曾报告他们人数逾千，脾性恶劣，正是他们带领英人占领了那个镇。彼等罪行未得严惩，只因还未能集结用以惩罚他们的部队，且因印第安人只受自我意志掌控，从不听命他人。你已决定要给他们惩罚，望遵朕之训令，并将进展报朕知悉。”

特立尼达总督最终做了什么，没人知道，但不久之后，在那个叫查瓜纳斯的地方，已无人知晓这里曾住过查瓜纳斯人。据我目前所知，他们的存在只在这份文件里有记载，而这份文件一八九七年才从西班牙的档案里被发现。

撰写罗利生平的人通常急于追溯他被关在伦敦塔的日子。就像罗利本人一样，他们很少注意到那些被离弃之地。新大陆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地方瞬间跟历史有了触碰，随后又陷入黑暗。查瓜纳斯人在沉默中消失。他们的消失并不重要，那不是任何人故事的一部分。但这与一个殖民地怎样在新大陆建立起来有关。特立尼达曾在两个时刻被“历史”触碰。本书的目的便是记录那两个重要时刻。故事结束于一八一三年。从印度来的印度人在一八四五年开始到达这里，但殖民地的建立远在那之前。

[1]前文的“印度人”和此处的“印第安人”，原文均为Indians。

[2]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gh，1552－1618），英国探险家、朝臣、作家，伊丽莎白一世宠臣，组织若干次前往美洲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并将马铃薯、烟草等植物引入英国，1616年带领探险队到美洲寻找黄金国，空手而归后以谋反罪被詹姆斯一世处死。

序　徒劳的征服者

本书由两个被遗忘的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是寻找黄金国的终结。这个故事通常用沃尔特·罗利爵士的语言讲述，单独作为他经历的一部分。故事从他一五九五年突袭特立尼达和南美洲开始，以他一六一七年令人费解的归来结束，当时他是从伦敦塔假释的囚犯。然而，黄金国实质上是西班牙人的幻想。特立尼达的内陆城镇圣约瑟夫以及它的港口，“他们叫它西班牙港”，罗利曾袭击过那个定居点，此即作为寻找黄金国的基地被建立起来。圣约瑟夫城是一个七十五岁西班牙征服者的全部功绩，它是西班牙人在穿越南美洲的其中一段伟大旅程结束时建成的。对那个西班牙征服者而言，黄金国的探险以劫持、幽禁和精神失常告终。他的殖民地——继墨西哥和秘鲁之后在新大陆建立第三块西班牙侯爵领地的梦想——成了西班牙帝国荒无人烟的殖民地。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将近两百年后。它是由英国资助的革命者试图从新占领的特立尼达岛开始，在西班牙帝国发起一场高规格革命的故事。当时的情况很复杂。作为革命根据地的特立尼达，同时正被建成英国的奴隶制殖民地。这种复杂的情况在一次丑闻中被揭示了出来。在一八〇一年圣诞节前两天，一个十四五岁的西班牙黑白混血女孩路易莎·卡尔德隆被带到西班牙港监狱的阁楼（已成为处罚黑人的中心）并受到拷打。随后对英国总督的审讯成为伦敦的轰动性事件，这位总督后来在半岛战争中成为威灵顿的将军和滑铁卢的英雄。

西班牙港的历史是独特的新大陆探险史，它包含在这些故事中。在没有受到外界侵扰的新大陆，像西班牙港这样的地方没有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会随着外人的到来而发生改变。沃尔特·罗利爵士也向往南美革命：印加人被英格拉－铁拉人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了一个印第安人预言），并融入公正、美丽、富饶以及多种智慧相结合（年轻的印第安人将在英国接受教育，与英国女人结婚）的大英帝国。南美革命爆发时，英国是支持的。但英国的目的是贸易。特立尼达曾经是“黄金国区域”的一部分，当大英帝国来到特立尼达时，它有着种植园、黑奴、皮鞭、烙铁、割下黑奴耳朵的大刀、刑柱和西班牙港监狱的酷刑密室。

计划失败。南美革命失去控制，自行发展。西班牙港没有成为南美独立之后的大英帝国贸易港口。甚至在路易莎·卡尔德隆遭受拷打时，大英帝国的目标已向东方的亚洲转移。西方的蓄奴岛很快衰落下来，西班牙港再次沦为偏僻的自治市。探险结束。

在今天被称为哥伦比亚的地方，[1]曾经有一个金人，这个镀了金子的人是每年都要在松节油上翻滚，全身涂满金粉，然后跳入湖中的酋长。但这个金人部落是在哥伦布来到新大陆之前就已经被征服的一代。这是西班牙人所追寻的印第安人的记忆。而在丛林里的印第安人心中，记忆是和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传说交织在一起的。

印第安人总说起一个富饶文明的民族，只需几天就能到达。有时那里有几件制作精美的金器，也有人曾在丛林里发现一座太阳庙。有一次，一个疯狂的探险者回来，说起一座巨大的城市，它的街道又长又直，庙里到处都是金子做的神像。在墨西哥、秘鲁和新格拉纳达之后，一切皆有可能。过了五十年，经历了许多次灾难之后，西班牙征服者们仍然前赴后继竞相去西班牙，请求允许探索充满希望的新大陆。探险从大陆的西部开始，然后移向东部。一五六九年，有三个人因为最崇高的理由对特立尼达提出主权要求。那个被选去减少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人数量的人带了十二名牧师上岸。两周后，他报告福音派教会取得全面胜利，然后便消失了。

有关这些探险的记载很少。一无所获的西班牙征服者没有什么可汇报的。他们相信奇迹，但奇迹没有眷顾他们。哥伦布到达特立尼达时，以为来到了靠近伊甸园的外部。他向当地人要珍珠：珍珠是露珠掉入张开的牡蛎形成的。当地人面容失色。让人失望的事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将在最黑的黑人土地上被找到。大西洋上，飞鱼只是飞进哥伦布轮船里的鱼：新世界有限的目录上又被确认的一条。“我们经常看到众多飞鱼一起飞跃，被其他的鱼追赶着，好似一群云雀被猎鹰追捕。”一百年后，一名穿越大西洋去特立尼达的英国士兵将会像发现者那样写道。

对西班牙征服者而言，没有奇迹等于一无所有。一个地方仅仅是它的名字，风景只是地形复杂或简单的土地。在峡谷、山脉、山峰、森林、草地、河流、平原和泉水边，生活着赤裸但高贵的当地人：这份不够准确的记载是一五七〇年一位西班牙牧师对特立尼达的描述。西班牙人的描述语言大多贫乏，这是西班牙人的不足。没有想象和才智，伟大的行动变成了溜达，这是西班牙损耗的一部分。黄金国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死亡成了数字。

后来，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有人发言证实了在特立尼达的登陆与在想象中有峡谷、河流、平原和泉水的岛屿的存在。“收到鄙人之信函，陛下定然大为惊奇，不过……”这是一封向国王腓力二世抱怨的信。这封信出自一五七〇年登陆事件的幸存者之手，在寻找黄金国的探险中，那一年发生了四次灾难。写信的人说，特立尼达的居民已经被“消灭”，一部分西班牙人已死，一部分已离开。写信的人叫弗朗西斯科·瓦兹克斯·德·布拉沃，他去了玛格丽塔珍珠岛，在那里为国王效劳了二十五年。也就是说，他一直是位忠诚的臣民，除了最后两年，他一直干得不错。后来，法国和英国的海盗开始来到玛格丽塔岛。西班牙官员与他们进行贸易。与外国人有贸易往来是非法的，布拉沃这个忠诚的臣民表示抗议。

所有的官员都反对他。总督公开威胁他。布拉沃说：“他们说我的那些房子是这里最好的房子，他要把它们留在他正在建的城墙之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还要花许多钱。由于这些房子将被留在城墙之外，它们就会被推倒。他说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伤害我，因为他说我口无遮拦。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上述提及的他对我的憎恨和敌意。因为我公开说出了事实，已经六十六岁了，还有很多小孩，而且不是这个岛上财产最少的人，所以他能对我造成许多伤害。”

西班牙人天真的另一面是利己主义。布拉沃虽然没有说，但玛格丽塔的城墙必不可少。几个月前，埃米亚斯·普雷斯顿上尉来袭击过。罗利在洗劫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和圣约瑟夫城，并完成奥里诺科河探险之后，也曾尝试袭击玛格丽塔岛。

布拉沃于一五九五年十月写信给国王。六七十年前，来自波多黎各的信能在三个月内到达西班牙。但文书工作随着帝国的扩大在增加，布拉沃的信经过十四个月才到达国王手里。信被国王亲自记录在案，并交给全科型法官。这个地区很重要。最大的黄金国探险队（买船的钱是向佛兰德斯商人借来的）最近已离开西班牙前往特立尼达。罗利的袭击就像另一个黄金国存在的证据。上个月，西班牙国王宣布了他的第二次破产。

这次探险所依靠的人就是那位七十五岁、被罗利夺走一切的西班牙征服者。他花费了一大笔财产，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用三次探险获得的有关黄金国的资料都被罗利抢去，并记载在罗利的新书《发现广袤、富饶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当中。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本书出版，并谈到这个西班牙征服者的俘获与屈辱：他的士兵被屠杀。在监狱被打开、印第安人酋长被释放后，他的特立尼达定居点遭到袭击，被疯狂的印第安人付之一炬。

现在，援助就要到来，当国王感兴趣时，这个年老的西班牙征服者却无可救药了。他与自己的拥护者——不足十二人——生活在奥里诺科河一座荒无人烟的岛上。他正在躲避他的西班牙敌人时，罗利将他交给了西班牙人。他现在几乎精神失常，再也见不到一座城镇了。

[1]此书写于1969年，当时认为传说中的黄金国位于哥伦比亚。现今一般认为最可能的遗址是在南美秘鲁高原一处叫库斯科的地方。

第一部

第三块侯爵领地

1592～1618

一　水晶山　1592～1595

这个最后一无所有的西班牙征服者叫安东尼奥·德·贝里奥。他十六年前第一次出发去西印度群岛时，是位六十岁的退役军人。他生于一五二〇年，是柯尔特斯进军墨西哥的那一年。贝里奥参加过多场战争，这些战争一方面为西班牙带来荣光，另一方面也使西班牙日益衰落。他曾在锡耶纳作战，曾与巴巴里的海盗战斗，也曾在德国作战，在阿尔巴公爵的率领下与荷兰人战斗，还曾在格拉纳达与改信穆斯林的叛逆教徒交战。他曾亲眼看见两个兄弟战死沙场，还有一个兄弟死于著名的勒班陀海战。在那场海战中，西班牙大胜土耳其，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贝里奥很晚才结婚，当时五十三岁或五十四岁。他妻子是西班牙征服者克萨达的侄女。克萨达曾抢走奇布查人的财产，在大致位于哥伦比亚的地方建立了新格拉纳达西班牙王国。克萨达很富有，他的庄园一年能获利一万四千达克特，他还有总督的头衔。但克萨达想成为继柯尔特斯和皮萨罗之后新大陆的第三个侯爵。黄金国，如果他找到它，将是第三块侯爵领地。这是他在年迈时与西班牙国王做的交易。他的探险持续了三年，两千人中只有二十五人活了下来。克萨达几年后去世，还因麻风病而毁容。他在新格拉纳达的财产传给了他的侄女，再由侄女传给安东尼奥·德·贝里奥。这就是一五八〇年贝里奥从欧洲战场退役之后，去西印度群岛要求继承的财产。他当时六十岁，但他的家庭成员很年轻。最大的女儿五岁，儿子两岁。

贝里奥到了新格拉纳达之后，发现克萨达的遗嘱中有一条要求他“坚持不懈地”继续寻找黄金国。贝里奥五年后写道：“我认为，没有时间休息。”十三年后，当探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便不再给其他解释了。“具备的条件以及我自己内心的向往足以说服我去探险，因此我决定做好准备，出发去寻找黄金国。我召集了一大队人马，还准备了牛、军需品，以及其他必需品。带着这些耗资不菲的装备，我出发了。”不过，这些在一个句子里就写完的准备工作，花了三年时间。

贝里奥进行过三次探险。第一次历时十七个月，死了很多人。第二次持续了二十八个月后结束。“当我正在造小船，准备顺流而下时，一个船长叛变，带着他手下的大部分人逃跑了，所以我不得不去追他。”时间在贝里奥的叙述中消逝，就像他的精力在逐渐消退，沿路经过的风景在慢慢远去一样。贝里奥准备开始他的第三次探险。十年过去了。他七十岁，有六个女儿，儿子现在十二岁，将会与父亲一起去探险。

这就是贝里奥曾多次提到的那次伟大探险，不是因为他看到的奇事奇景或者穿过了一块新大陆，而是因为他在半路上的一次行动，在他心里，那次行动能让他跟古代的英雄媲美。

计划是顺着奥里诺科河向下游行进，一直到黄金国的山岳地带，在河里找一条穿过山脉的通道，人们都认为那道山脉守护着传说中的城市。这是一支小型探险队，还不到一百二十人，外加少数挑夫和黑人。一半人分乘二十条小船在河里航行，由贝里奥指挥；另一半人骑着两百匹马在河岸上行走，由一名曾经辅佐过克萨达的老兵指挥。

就这样，他们走了一年，但没找到穿过山脉的通道。然后便是雨季。他们在被水淹过的奥里诺科河河岸扎营，麻烦开始了。“小船丢了，三队西班牙人，总共三十四人，带着很多匹马逃走了。一种几乎像瘟疫的疾病害死了我所有的挑夫和三十多个西班牙人。”为防止更多人逃跑，打消他们返回新格拉纳达的念头，贝里奥下令将剩下的马全都杀掉。那是一次英勇壮举，探险结束后，贝里奥一直赞叹不已。

他们吃马肉，将树干挖空做成四条小船，顺流而下来到加勒比人的领地。加勒比人是食人族。每年两次，由多达三十条小船组成的加勒比人船队逆流而上，猎捕人类。沿岸三百五十里格内人口锐减，都被吃光了。但贝里奥遇到的食人族很友好。他们给贝里奥提供食物，还自愿带领了一段去黄金国的路程。他们把他带到卡罗尼河河口，来到一个叫莫里基多的酋长的领地。

莫里基多看起来闷闷不乐，他在东北海岸与西班牙人有过接触。贝里奥几乎回到了文明社会。莫里基多说到黄金国只有四天的路程，但贝里奥不喜欢莫里基多跟在后面。“我只有五十名士兵，其中只有十五人身体健康。我也不能离开小船，因为如果这些小船丢了，我就一无所有了。”又有五人病了，当贝里奥与莫里基多因为食物发生了争吵之后，他决定离开。

贝里奥现在关心的是活下去，走出奥里诺科河，到一个西班牙人的定居点。沿河而下一段路程后，他发现一艘抛锚的西班牙航船，这是五十年前在一次寻找黄金国的途中发生的灾难，一位著名的西班牙征服者丧生，他是柯尔特斯的朋友。不过，贝里奥抵达的下一个领地的酋长很友好。他已经八十岁，对每一个人，甚至加勒比人都很友好。他很了解特立尼达。为躲避家乡部族间的战争，他在特立尼达度过了少年时代，他说在那里见到过很多外国人。在奥里诺科河河口航行并非易事，他觉得应该给贝里奥提供一名领航员。

“我沿着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直至入海。奥里诺科河有很多河湾和狭窄的水道，两百里格的河岸有四十多里格被淹。我出来的那个河湾正对着特立尼达岛，离大陆四里格。我决定待在那里，在岛上住下来，重新召集我的人以便再次进入圭亚那。但上帝和命运捉弄人，我们一入海就分开了。船很小，士兵们病了，又没有经验，不会划船。我带着二十人到达特立尼达，在那里待了八天，虽然我的人都病了。”

他选了心中已考虑好的地方作为定居点：港口，河边的内陆城镇。峡谷里有黄金的痕迹，那里的河流像是要模仿圭亚那的河流似的，名字叫卡罗尼。“我发现岛上住了很多人，都是些很温和的当地人，土地非常肥沃。”之后，他将生病的士兵带上小船，开始最后一段危险旅程，穿过龙嘴激流到玛格丽塔珍珠岛。

那次探险历时十八个月。贝里奥被击垮了。在特立尼达岛上那八天的考察是他最后神志清醒的努力，仅仅比永久的萎靡不振稍微好一点。他在玛格丽塔岛上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妻子在大陆的另一端新格拉纳达去世了。他给国王写信说：“她于陛下之西印度群岛留有七女、两子。”有一个女儿是在他离开后出生的。“为陛下效劳。女儿之嫁妆，吾已消耗殆尽。”

他要的不是钱。他想要他十四岁的儿子继承探险事业，以及探险带来的奖赏。但旅程也显示出贝里奥儿子的品性。他被父亲派往加拉加斯和新格拉纳达，去寻求更多的人与供给品。他本应该返回，但却留在了新格拉纳达的家里。

贝里奥的探险不是黄金国传说的一部分。西班牙帝国辽阔无边。有关贝里奥探险失败的报告，很快被淹没在西班牙锡曼卡斯那一大堆未经筛选的帝国记录之中。贝里奥探险的故事是通过罗利爵士的记叙为人所知的。当三百年后，贝里奥的报告被发现时，西班牙帝国时代已经结束，黄金国的传说已经定型：那是罗利的故事了。

玛格丽塔岛的总督是位非常年轻的男子，被一个大家庭所困扰。但他很热情。他安排贝里奥住在家里，借给他钱，还答应给他安排人手。他说，他早就听说贝里奥在奥里诺科河遇到了困难，并在一周前派出了一支救援队。贝里奥没料到有如此待遇。很久以前他就认为：“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人只能坚持三天。”他写信给西班牙国王，汇报遇上了一位好总督。与此同时，这位总督也写信给国王，提出由他自己去寻找黄金国。总督说，贝里奥是个老傻瓜，他走错了路线，损失了一半兵力，还因为愚蠢错过了救援队。

几个月后，救援队回到玛格丽塔岛，同时从莫里基多的领地带回三百名印第安人奴隶。玛格丽塔岛的采珠业一直需要奴隶，用于潜水，消耗很快。他们从大陆和特立尼达岛获得奴隶，有时靠抓，有时也通过跟酋长或家族的主人公平交易获得。加勒比人会为了三四把短柄小斧卖掉一个侄子或侄女，女儿则要价稍高一点。在玛格丽塔，一个十二三岁的姑娘转手能卖一百五十比索，那时候一比索能买一顶英国王冠。

不过，贩卖印第安人奴隶是非法的。贝里奥以为，那个闷闷不乐的莫里基多再也不会让西班牙人经过他的领地去黄金国了。贝里奥向总督抱怨，还写信给国王。印第安人不能“像黑人那样被贩卖”。印第安人是国王的臣民。黑人不是，他们天生就是奴隶。总督逮捕了救援队队长，两天后又将他释放。西印度群岛的规矩是：Se obedece, pero no se cumple。即法律是用来遵守的，而不是用来执行的。贝里奥后来发现，总督、救援队队长和莫里基多都是朋友，也都是奴隶贩子。他误解了莫里基多闷闷不乐的原因，他有了三个敌人。

贝里奥病了，断断续续地发烧。他请求总督说实话，他和他的朋友们是不是想自己去寻找黄金国。总督说不是。但贝里奥不相信他的话。“他否认是因为我是他的客人。”贝里奥解读他人行为的方式还是西班牙式的。为得到总督的帮助，他提出将自己一半的侯爵领地给他。他们可以一起住在特立尼达，一起经过莫里基多的领地去黄金国。总督拒绝了，贝里奥没什么可给的了。

贝里奥这样提议，是因为又出现了新的有关黄金国的传说。一个叫阿尔布加的人，在丛林里生活了十六年后又重新现身。他是那支几乎被人遗忘了的黄金国探险队的唯一幸存者，有关他故事的很多版本都在西印度群岛流传。据说，阿尔布加曾负责探险队的军需品。后来军需品发生爆炸，他以特别的方式被判处死刑：被放到一条小船上，沿着奥里诺科河随波漂流。那支探险队后来被印第安人歼灭，但阿尔布加获救并得到照顾。有两个星期他都被蒙上眼罩，被人领着从一个定居点到另一个印第安人定居点示众。一天中午，他来到另一个定居点。眼罩被摘下来后，阿尔布加发现自己身处大马诺阿，金人之城。

“他一整天都在城里走，第二天从太阳升起开始走，直到日落之前来到了印加王的宫殿。”阿尔布加被安排住到宫殿里的房间，得到热情款待。他学会了印加语，在有些故事版本里，他还跟一个印第安女人结了婚。一天，印加王问阿尔布加，他是想留下来还是回到他的族人那里。阿尔布加说他想回去。印加王送给阿尔布加金子作为告别的礼物，还把他带到领土交界处。对阿尔布加来说，当时非常危险，他所有的金子都被土著印第安人偷走了。他设法将一些金珠子放到葫芦里，印第安人以为葫芦里装的是食物。

阿尔布加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没人见过他，故事里说他回去之后没活多久。他死于波多黎各，当时正在等船去西班牙。没人见过那些金珠子，阿尔布加将它们留给神父做弥撒了。黄金国，一开始只是作为寻找黄金的目的地，后来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它成了一部新大陆传奇，一个香格里拉美梦，一个完整的没有受到破坏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存在过，但西班牙人毁了它。现在，带着一种激发想象力的失落感，西班牙人希望再次冒险。故事随着西班牙人的失败变得越来越神秘。它带领西班牙人超越了丛林里的现实生活，它戏弄了每一颗匮乏的心灵。

马诺阿市建在丛林里，也在一块寒冷的高地。食物很可口。“人们吃不胀肚的玉米，不吃根茎和其他使人变柔弱的食物。”他们不是赤身裸体身背弓箭的印第安人，他们穿衣服，使用金币，但在宴会上也照样酗酒，场面很壮观。不过他们只用标枪作战，所以来自外面世界的普通人可能会有些独特。那个金人就能解释这一点，他远不是什么神秘人物，他是从秘鲁逃走的印加王的后代。

但被印第安人同化了的西班牙人是个古老的传说，阿尔布加回到原来的世界，沿着奥里诺科河到达特立尼达和玛格丽塔岛的故事，完成了黄金国的浪漫传奇。这令贝里奥兴奋，也让罗利激动，他的故事甚至有可能仿效了贝里奥的探险故事。

在加拉加斯，有一个受过教育的西班牙人，叫多明戈·德·维拉。他听说了贝里奥的探险以及途中杀马的故事，觉得那是一件“能够使行为者伟大、著名和不朽的壮举，可以与古代的类似事迹相媲美”。然而贝里奥穷困潦倒，这让他非常气愤。“对于现今谋大事者的行为，大家的态度是这样的：多数人报以诽谤，少数人加以赞美，没人给予奖赏。”维拉有钱。据大家所知，他至少拥有黑人奴隶，妻子佩戴宝石，并且由贴身黑人侍从照顾。在一五九二年的加拉加斯，黑人非常少见，价值不菲。维拉在加拉加斯招募了二十八名士兵，去玛格丽塔岛为贝里奥提供援助。

维拉不是西印度群岛人，所以贝里奥给他讲述了第三次探险的经过，以及过去一年在敌人家中寄人篱下无法自主所受的种种屈辱。贝里奥说，这种感觉比他过去十多年来的流浪所经历的还要糟。维拉宣誓效忠这位英雄和他的探险事业，贝里奥任命他为“寻找黄金国的驻地长官”，取代他缺席的儿子。

听闻阿尔布加那令人兴奋的故事之后，驻地长官的第一个紧迫任务，是找到地方扎营并平定特立尼达。贝里奥已经选好了营地，打算重新管理帕里亚湾两岸的印第安人部落。维拉对他们进行了派遣。一五九二年四月十八日，贝里奥给维拉颁发委任书。四周之后，维拉带兵登陆特立尼达，随行的还有一名修道士和一位公证人。

在“库穆库拉普港”（现今西班牙港的一部分），他正式占领了这座岛屿，“圭亚那、多拉多和马诺阿这些富饶地区的边境及奥里诺科河通往这些地区的入口。”维拉砍倒一棵四十英尺高的树，做成十字架，然后向十字架“脱帽致敬”，他叫修道士帮忙把十字架竖起来，在竖起的十字架旁划出一小块方地，请公证人观看并作见证。他抽出剑说：“我以草皮和树枝占领你！”然后他举着剑，猛砍周围的树枝和茅草。

公证人说他已见证这次占领。维拉举着剑说：“绅士们，我以我们的国王和他的总督安东尼奥·德·贝里奥的名义占领这片土地。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试图以异国的王子或其他人的名义质疑我这次行动，那就让他站出来。无论我是否具备武装力量，作为我们国王忠实的封臣以及安东尼奥·德·贝里奥总督的驻地长官，我都承诺给予回应。”

维拉说得既响亮又清楚，没人会误解他的话。他一遍又一遍地喊：“这里有人反对我吗？”少尉展开军旗，士兵高呼：“国王与总督万岁！是次占领进展顺利，若有人反对，我们坚持到底誓死捍卫！”

接着，用公证人的话说，“在上述的那年那月那日占领了那个港口之后”，控制土著印第安人的时候到了。维拉通过翻译官告诉两位一直在旁边观看的酋长，他已经占领了这座岛屿，打算在岛上建“一两座或更多座”西班牙人的城市。酋长们现在是西班牙国王的封臣，在“所有与我们神圣天主教信仰有关的事情上”，他们将接受西班牙人的教导。他们也会受到保护，以抵抗加勒比人的袭击。公证人认为酋长们已同意，随后维拉让他们摸一本书以表忠心。

维拉和他的士兵回到小船上，划船经过印第安人的康奎拉比亚村，直到卡罗尼河。他们逆流而上，穿过人口稠密的村庄以及种满玉米、甘蔗、土豆和棉花的土地，直至来到一个酋长叫瓜拉瓜拉勒的村庄。占领岛屿四天之后，维拉准备在这里建造奥伦那·圣约瑟夫城，奥伦那是贝里奥已故妻子的姓氏。

维拉把瓜拉瓜拉勒和他的印第安人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他已经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接管他们，并且要以天主教的信仰教导他们。公证人认为印第安人“很高兴”。维拉宣读了贝里奥的委任书。在委任书里，贝里奥讲到他的探险以及所经历的苦难，讲到他已经花费掉的价值十万美元的黄金，以及他已经航行经过了六百里格奥里诺科河。他说，定居特立尼达是为上帝和国王效劳，对寻找黄金国非常重要。

维拉用脚步丈量出这座新城市的广场，说：“奥伦那·圣约瑟夫城，我以国王陛下和安东尼奥·德·贝里奥总督的名义将你建立。如果这里有人不同意或者有抵触的想法，请他现在跟我到战场决斗。”所有西班牙人都说城市应该被建立起来，要坚决维护，他们也会帮助守卫这座城市。维拉请公证人见证这一事件和地点。接着他重复了一次用草皮和树枝占领的仪式，没人提出挑战。

维拉对印第安人说，他们周围五十里格的土地将要被分给在这里定居的西班牙人。忠诚将受到赞扬，犯罪要接受惩罚，应建立公正的秩序。再也不会有印第安人作为奴隶被卖到玛格丽塔岛。他们会得到保护，不受加勒比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袭击。（那时，本杰明·伍德上尉正带领四艘航船进入帕里亚湾。）城市广场将被建在维拉本人现在站立的地方。他用图标示出位于广场边的西班牙人居住区，也标示出教堂的位置，并把教堂命名为圣母受孕教堂。正如柯尔特斯在建立韦拉克鲁斯时（即便当时在进军墨西哥的途中）首先出示绞刑架和颈手枷一样，维拉在瓜拉瓜拉勒的村庄也宣布新法律，将一根高高的粗杆敲入地面用作绞刑架和颈手枷，来惩罚那些违法者和做坏事的人。

他安排修道士给圣约瑟夫城做弥撒，以便圣人请求上帝保佑这座城市平安兴盛。做过弥撒之后，他任命了市政委员会。那天做的所有事情都由维拉的黑人奴隶埃尔南多绕着新城大声通知了所有人。

岛上大约有三万五到四万印第安人，但他们并非都是西班牙人所称赞的“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维拉带了二十八名士兵，但没有使他们屈服。不过，留在玛格丽塔岛的贝里奥最终从新格拉纳达得到一些钱，招募了五十名新兵。贝里奥说，这些士兵贵比黄金。他们赶到特立尼达，维拉开始行动。

他的计划是与一个叫阿瓦克斯的游牧部落结盟，安排他们住在已被清空的帕里亚湾两岸的陆地上。首先要镇压并重新安置的是新城周边地区。维拉认为事情进展顺利，没有必要“施加惩罚或大开杀戒，因为当地人已自愿提供服务与和平”。维拉从来没有说起瓜拉瓜拉勒。四年之后，在总结这次殖民的历史时，一位到当地视察的官员写道：“瓜拉瓜拉勒撤退到其他地方去了。”

但这次占领行为是不合法的。西班牙国王并没有将特立尼达授予贝里奥，而是把它交给了库马纳总督。库马纳总督不久后出现，开始制造麻烦。他的年纪与贝里奥的一样大，在西印度群岛待过多年，是一个印第安奴隶贩子，也是莫里基多的朋友。他要求别人依法办事，自己却违反法律。只能用西印度群岛的方式（在西印度群岛，法律是用来遵守的，不是用来执行的）来对付他。这是可能的，因为每一位官员都单独跟国王建立契约，行为合法与否以成就来判定，因此，每个人都尽力使自己变得强大。

贝里奥没有拒绝库马纳总督的要求，他只是说，特立尼达已经被平定并有人定居。若想把该岛建成“西印度群岛最富裕的商业中心”，需要的是正直诚实的商人和大概五百名免税黑人。他认为，没有国王的直接指示，不能将这个地方拱手让人。在写给国王的信中，他的观点同样如此。之后，他带着十五名新招募的士兵去了特立尼达。他的士兵比库马纳总督的多，不可能被驱逐。三年后，他收到国王的来信：给他三年时间去寻找黄金国——法制健全的第三块侯爵领地，拥有“全世界最崇高的尊严和最巨大的财富”。

他发现，这个岛一点也不安宁，平定它并非像维拉说的那么顺利。英国商人正在印第安人中挑拨离间，还有报告说印第安人被带回英国培训成翻译。加勒比食人族正从北方的岛屿向无人居住的多巴哥岛迁移，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威胁。

贝里奥只有一百名士兵，他不能等太久。他派维拉带领三十五人横穿帕里亚湾去查看，占领奥里诺科河河边的陆地，他自己则留在圣约瑟夫城，“又老又没用，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四周后，维拉返回。他损失了十名士兵，但带回了黄金：十七只制作精美的金鹰和金豺。他带回的不只是黄金，他说他找到了黄金国——寒冷的高地城市，庙里全是黄金。他说起一个穿着衣服、文明且懂艺术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有用草编织动物的独特技能，“栩栩如生，值得一看”。他们来自西方，二十年前征服了丛林里的印第安人。那是曾经逃亡的印加人建立的新帝国，“那里的印第安人多得遮住了太阳，那里的黄金多得溢出了平原”。

故事传遍西印度群岛。慢慢地，十七只金鹰和金豺被传成了“四十只制作奇特的纯度最高的金盘子，用金子装饰和镶嵌的圭亚那剑，用黄金装饰的翎毛，以及各式各样的珍品”，这是埃米亚斯·普雷斯顿上尉从一个曾跟维拉对话的西班牙人那里听到的。在卡塔赫纳，故事版本是黄金国已经被征服，金人为向西班牙国王表示敬意，送去了“金制的巨人雕像，重达四十七公担，被当地的印第安人奉为神像”。一位了解特立尼达的法国人将金鹰和金豺说成了“二百万两黄金”。

贝里奥在特立尼达的存在是否合法已不再重要。他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宣布发现了黄金国。他没有为自己要求封赏。他有了第三块侯爵领地，这是他很久以前与国王达成的协议，他很快就能奖赏所有的随从。但有二十个人，他想奖赏的不仅是金钱。十三年来，他们在他身边，陪他经历了三次探险和所有的屈辱。他想让这些人“出名并得到尊重”，让其中的十二人成为圣地亚哥的骑士。一个很快就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却要求得到圣约瑟夫丛林里的荣誉：贝里奥仍然是古老的西班牙做派。

但那里什么也没有。贝里奥没去过的地方，维拉也没去过；贝里奥没听说过的事情，维拉也没听说过。圭亚那有黄金，但数量很少。秘鲁的手工制品已传遍南美，莫里基多有时在海岸边拿金“盘子”与西班牙官员做交易，也可以接触到印第安人。笑话出在维拉那里，有人用黄金和他换一把短柄斧，他“把黄金展示给士兵看，然后把黄金扔了，表示非常不在乎”。维拉自己发现了传说中的细节，觉得他应该要证实它们的真实性。他听说过金人的故事，也听说过涂金粉的仪式。现在，他从来自丛林的印第安人那里听说了黄金国的狂欢，“他们拿起前面提到的金粉在身上到处涂抹，让勇敢的人展示，最后身体被黄金覆盖，他们再涂抹碾碎的药草”。

印第安人告诉维拉，到黄金国只有一天的路程。“我们说要去那里，他们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正在欢度酒节，会杀了我们。”这很像证据。有关黄金国的传说，叙述中有叙述，证据里有证据，已成为最绝妙的小说，真假难辨。

印第安人告诉维拉，夺取黄金国需要一千名士兵。贝里奥没有这么多人，他决定派维拉带着金鹰和金豺这些表示黄金国存在的证据，回西班牙向国王求助。

不过，首先要确保通过莫里基多的领地进入黄金国的路必须安全。在一次伏击战中，维拉损失了十人，莫里基多必须受到惩罚。莫里基多跑到住在海边的西班牙朋友——一个奴隶贩子那里，请求把自己藏起来。他献出黄金，但还是被交给贝里奥的人并被处决。他们给莫里基多的叔叔戴上镣铐，牵着他走了十七天，他“像条狗一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付了一百盘黄金和各种脾石串当作赎金为止”。

严罚之后便尝试和解。莫里基多的儿子接受了洗礼，贝里奥的人称他为唐，并以礼相待。但那些“好战的”印第安人只记得惩罚，在部落内部新创立的贝里奥派无足轻重。领土必须得到士兵把守。贝里奥规模不大的部队现在分成两支，一支在大陆，一支在特立尼达的圣约瑟夫城，他就像一个被这两地困住的人。贝里奥常说，这次探险的守护者是魔鬼。

库马纳总督仍继续要求对特立尼达的管辖权。他派人告诉贝里奥说要杀了他。加拉加斯的总督拒绝贝里奥在加拉加斯继续征募士兵，并且派出了自己的探险队。棕褐色草原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一百七十个人悉数包围，很快吞噬。（两年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夸张地告诉罗利，他们杀了三百人。）年轻的玛格丽塔岛总督继续阻挠，但他在保卫玛格丽塔岛免受英国武装民船的侵扰时牺牲，这对贝里奥来说似乎又是一种安慰。印第安人的仇恨，来自北方食人族的攻击，以及武装民船的袭击，这些都是让贝里奥忧心的事。曾经有一百人将玛格丽塔岛摧毁，但在特立尼达岛的贝里奥只有不到五十人了。

维拉前往西班牙召集人马，但他在加拉加斯延误了好几个月。他的消息满天飞，总是人未至而传闻已先行。埃米亚斯·普雷斯顿上尉听到过他的消息，乔治·波帕姆上尉“突袭”一艘回西班牙的西班牙航船时，也发现了几份维拉关于特立尼达和奥里诺科河流域的文件：各种占领行为、建立特立尼达城、发现黄金国的“所有财富”（“如果要在这里记下来的话，四页纸都不够”）。甚至在抵达西班牙之前，维拉的消息就已经传到伦敦，传进住在泰晤士河边达拉谟宫的沃尔特·罗利爵士耳朵里。

罗利四十岁，刚结束在伦敦塔的第一次羁押。贝里奥七十四岁，已历经十四年探险，发现了黄金国。除了等待，他什么也不能做。他从来没有这么脆弱过。在他的圣约瑟夫居住地，有条狭窄泥泞的河流，岸边有几座用茅草盖起来的小屋，那条河叫卡罗尼，一个金子般的名字。贝里奥已同囚犯无异。

在等待的几个月里，另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在贝里奥周围发生，他却一直不知道。一五九三年六月，英国海船“爱德华·波拿芬切号”驶入帕里亚湾，“希望在那里补充给养”。六个月来，船员们只吃米饭过活，现在非常饥饿。船长在圣约瑟夫港口看到贝里奥的士兵，就在叫康奎拉比亚的印第安人村庄的位置，但没有让大伙上岸：西班牙仍然声名远扬。“爱德华·波拿芬切号”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多。它已完成了一次著名的航行，从英国到东印度群岛，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再往上一直越过大西洋。上一次停留是两个月前，他们要在圣海伦娜岛取水。

十个人乘着海船上的小艇上了岸。圣海伦娜岛并非“如传闻一般是人间天堂”。岛上荒无人烟，气候炎热，到处都是小山包。为给水手们提供方便，葡萄牙人在上面种植了柠檬树和无花果树。岛上只有一座建筑，一座“小教堂”。“爱德华·波拿芬切号”船员登陆时，教堂里有人在唱歌。他们推开门，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那男子很害怕，以为他们是葡萄牙人，想杀他。

他是一名英国裁缝，出海时生病了。他被放到圣海伦娜岛，在岛上独自生活了十四个月。他白天待在小教堂里躲避日晒。当他明白这些陌生人是他的同胞时，“在突然经历过度的恐惧和喜悦之后，他有些精神恍惚，这让我们非常难过”。太阳下正晒着四十张山羊皮。“因为需要衣服”，他们给他做了“两套山羊皮的衣服，羊毛露在外面，他就像加拿大的野人”。

“爱德华·波拿芬切号”到达帕里亚湾时，他还活着。但八天后，当这艘船搭载着快要饿死的船员再次穿过龙嘴时，他也许已经死了：这艘船已经是艘鬼船，它的旅程很快就会在叛乱、疯狂和神秘中结束。

这就是哈克路特在《航海》中记载的故事。一百年后，它成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情节。与哈克路特的记述一样，海难发生在另一个水手身上，地点是百慕大的一座岛。不同的是，笛福让故事发生在一个有加勒比食人族出没的荒岛上，就是那些令贝里奥非常恐惧的食人族。小岛的西边是奥里诺科河，“河口北部是特立尼达岛”。克鲁索[1]的岛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多巴哥岛。笛福小说中凶狠却不堪一击的西班牙士兵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来自贝里奥的圣约瑟夫城。

事实与虚构交织：贝里奥将新大陆的两种想象联结在一起。他是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人，是见到第一颗种子上第一根嫩芽的人，是打出“自土地形成以来第一枪”的人，这是黄金国探险的一个方面。《鲁滨逊漂流记》的中间部分是全书精华，那是一场独角戏，都是心理活动。人们似乎总是在远处，积极主动但又默默无闻，忙着自己的事情，好像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景象。

贝里奥那些快要饿死的士兵必须得到拯救，因为人类有相互怜悯之心。但正如克鲁索想的那样，当唯一的好处是生存时，他们会怎样服从命令？他们必须订立契约：信息已经发出。但这时克鲁索想起这个地方既没有笔也没有纸。遇到这个噩梦般的既不可理喻又确实存在的难题，那些关于纯真、财富和权力的美梦都结束了。克鲁索得到了拯救。

虽然从内部看，西班牙满是忧患，但它仍然具备声望，这对在特立尼达的贝里奥是有利的。外国航船都会像“爱德华·波拿芬切号”那样小心翼翼地驶进。新的一年，从新格拉纳达来了一些士兵，贝里奥想把他们派到莫里基多辖区的要塞。当特立尼达、圣约瑟夫和西班牙港这些地区开始被称作康奎拉比亚时，西班牙人就开始了等待与观察。有时候，他们冶炼当地矿石，贝里奥的修道士会充当“冶炼师”。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去击退瓜拉瓜拉勒那些一无所有的印第安人。阿瓦克斯印第安人尽心尽职，警告南方来的外国船只不要进入帕里亚湾。贝里奥也不自找麻烦。他没有阻止印第安人被带去英国学英语。他允许船只补充食物和水。有时候也允许他们进行贸易，虽然这是违法的。没有西班牙船只去那里。贝里奥和他的西班牙人就像航船失事后的幸存者，住在远离大陆的地方。

雅各布·维登船长被允许上岸补充淡水和木柴。但他问了很多问题。他在帕里亚湾到处游荡，按照他的说法，自己是出来寻找“爱德华·波拿芬切号”的，这很荒唐。一天，几名阿瓦克斯印第安人乘小船来到维登的船载小艇。小船上有当地的加勒比狗，早期的旅行者说这种狗是不吠的。印第安人说他们要去树林里猎鹿，邀请水手一起去。水手们同意了，“但此时岸上射来一枪，贝里奥的伏兵将他们全部抓捕”。

这件事情真假难辨（出自维登之口），但确实死了人。维登船长匆忙回到英国向他的主子汇报。除了其他身份，沃尔特·罗利爵士还是一位专业的武装民船船长。雅各布·维登是他的总队长，他是被派去视察的。

罗利正在计划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希望人数超过对方，占有压倒性优势。他考虑的不仅仅是掠夺圣约瑟夫城和黄金国的探险，他还在筹谋一个圭亚那帝国，帝国内印第安人的数量和英国的技术会从根源上摧毁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力量。他可以与贝里奥分享探险，但他比贝里奥走得更远。如果贝里奥在这个阶段有机会解释探险的目的，他很可能会说是金子和第三块侯爵领地，并且他会把这当作是为国王（能够准许臣民享受财富与荣誉的唯一一人）效劳。个人的成就停滞不前，如同处在空旷的南美丛林中，与任何事物都没有关联。而罗利会将个人抱负融入更伟大的事业中去。他有社会和组织的整体观念。虽然贝里奥的老兵曾与心怀不满的土著（在荷兰、格拉纳达和南美）打交道，他却没有产生这种意识。

罗利对这块土地有清晰的三重维度的观点，并认可它的潜在价值。但这种想法并非罗利独有。罗利的副手，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研究员劳伦斯·基米斯如此描述西班牙的弱点：“这些西印度群岛的大国，并没有姻亲、法律、语言或宗教上的共同关联，即便没有对外贸易他们也能坚持下去。这些国家并非幼稚到不清楚自身实力。我发现，他们认为自己在控制西班牙人，而不是被西班牙人控制。”

除此之外，贝里奥看起来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为自身历史、几个世纪的穆斯林规则以及慢慢净化土地而付出代价的西班牙人，仍然作为个体存在，仍然致力于神圣的战争，以及过时的骑士制度。在新大陆，这利益至上的阴暗面使得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并且最终只为个人生存而奋斗。

在伦敦等待女王下达委任书的罗利与在特立尼达的贝里奥一样，都认为已经拥有黄金国。但两人都有自己的焦虑。库马纳总督力争特立尼达主权，一天，他带士兵来到西班牙港，要求贝里奥离开。贝里奥表示拒绝，然后总督离开了。贝里奥非常不安，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写一张表示忠心的声明（这是《鲁滨逊漂流记》的梦魇，又一次印证了笛福想象的事实）。

与此同时，罗利听说一位年轻的英国宠臣要去特立尼达探险，寻找黄金国。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只是为了获得经验，“变成熟些”——部分是女王的意思。年轻人想去南太平洋，女王不同意，说那条路线对于一个只有二十岁的人来说太危险。罗利很生气，但他必须等，等到年底，女王下达委任书。他后来写道，如果印第安人的酋长受到伤害，就“从此向所有的好事告别吧；因为虽然我自己像个小丑，却希望其他人有未来，并且想争取让这些酋长为陛下效劳，而不是将他们洗劫一空；我知道其他人会怎么做”。

这个年轻人是罗伯特·达德利爵士，莱斯特伯爵的私生子。菲利普·西德尼爵士是他的堂兄弟。他的母亲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堂妹，曾搬到女王的宫殿居住。根据下个世纪名人传编者的记载，年轻的达德利是位伊丽莎白式的“非常有造诣的绅士”：“一位严格的海员，一位优秀的航海家，一位出色的建筑师、数学家、医生、化学家，等等。”他坐下时仍非常高大，因擅长用长矛格斗出名，也因“是第一个训练狗坐下来捕捉山鹑的人”而出名。

他的人生一开始很顺利，但很快就变得糟糕。从特立尼达返回一段时间之后，他要求依法办事的主张遭到抵制，于是他离开第二任妻子和孩子，自我流放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能够使用在英国被否定的头衔。他成了天主教徒，利用一切场合迫害英国异教徒。一开始，他还与英国保持联系，将新船的设计图纸发送回去，有一次还“提议约束议会的无礼”，但几年之后，他成为意大利的贵族，只效忠于佛罗伦萨。

七十二岁时，他写的关于航海的作品用意大利语出版。他将此书献给托斯卡纳大公爵。一同被献上的还有特立尼达和圭亚那的地图，它用海船和裸体的印第安人作为装饰，地名都用意大利语标注（以S. Gioseppe表示圣约瑟夫[2]）。当新大陆上一个岛屿的海滩成为他的舞台，他成为英国拥护者心目中“骑士的唯一典范”，当他代表“出于责任与忠诚，我们必须维护的最高贵的女王”向贝里奥发去一封（或是假装发去一封）表示轻蔑的信函时，智识被保留，五十年前的探险荡然无存。

改变了的不只是忠诚。在特立尼达，那是充满梦想和骑士精神的时期，是诗意地见证英勇壮举的时期，是挑战的时期，是在充斥危险和野蛮民族的奇特炫丽的森林里找出命定敌人（以及西班牙人如何胜任这个角色）的时期。

对这次探险最详尽的记录一直到一八九九年，它们都被保存在手稿中。手稿是怀亚特上尉写的。他身份不详，视达德利为骑士中最伟大的英雄，并把自己看作达德利的侍从。他追求一种能够同时契合探险与自身角色的风格。海上风暴如同“世界的第二次大洪水”。怀亚特的日记总是追求这样一种效果，它第一次体现出横跨大西洋到特立尼达的美妙之处：全体船员在特内里费岛庆祝圣诞节，“那天很热”，大家“从一艘船游到另一艘船”，“对彼此大声欢呼”；二十二天的旅程；飞鱼像一群受惊的云雀从海面掠起；新的气候条件。

在怀亚特日记之前的特立尼达文件里，海洋只是海洋，没有对新大陆气候的描述。弗吉尼亚、纽芬兰、圭亚那雨林和安的列斯群岛是一体的。地形整齐匀称。哥伦布曾看到花园，它们就像三月里巴伦西亚的花园，没人知道更多。怀亚特脑中都是以前看过的伦敦剧本（他能背诵新剧《西班牙悲剧》中的某些章节），他开始写传奇故事。但在欣赏自然界的时候，他的文字里同样充满惊叹，可以看出，中世纪时期的新大陆探险正在慢慢结束。而贝里奥，怀亚特砍伐森林时遇到的奇怪敌人，也在探险中受到了双重禁锢。

达德利有一百四十名士兵和两名有经验的水手。本杰明·伍德上尉非常了解特立尼达。水手长亚伯拉罕·肯德尔是当时英国最好的航海家之一。九年前，他和德雷克在西印度群岛航行，曾参与圣多明各城为期一个月的逐户毁坏活动。他曾在一次环球探险中带着两艘小艇从帕里亚湾逃跑。因不时有航船失事，这种探险目前已经结束。肯德尔与危险有一种模糊不清的联系，所以他不受人喜欢。一些传言提及他不允许有人死在自己的甲板上，为防止有人这样死去，他曾把类似于鲁滨逊·克鲁索这样的人流放到圣海伦娜岛。

以达德利的实力，他本可以占领特立尼达。但他不想有战争。他不知道贝里奥实力如何，也不想与罗利对抗。他此行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验，为了考证有关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黄金的传说。他刚将船停靠在沥青湖边的帕里亚湾，便派一位船长和“几位绅士”去看看能否遇到“一些野蛮人，或者至少与他们进行对话”。印第安人被带过来了。他们给印第安人刀子、喇叭、珠子、鱼钩和小斧，希望他们带一些黄金回来。结果他们拿来了坚果、水果和烟草。

他们中有一个印第安人会说西班牙语。这是一个警告的信号。但达德利问他附近是不是有一座金矿。印第安人说马上带他们去。他带领他们沿着海岸走了八英里，来到外国人经常挖金子的地方。怀亚特和他的朋友挖了许多沙子和白铁矿。每人肩上都扛了一袋，再走八英里回到船上。

第二天早上，达德利命令陆军上岸。不久之后，他自己也上了岸。船上鸣礼炮，士兵们“反复高喊伟大的训令”，枪声“响彻山谷”。他们向金矿进军，井然有序。怀亚特认为，“即便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向我们冲过来，他们也不能对我们造成伤害”。怀亚特前一天行军十六英里，这次又全副武装行军八英里，但他关心的是司令官。

“就这样，在极其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在深沙中走了八英里，司令官在前面带路，上帝知道，他一点也不习惯那样步行。我们最后来到金矿的所在地，将装备放到便捷的地方，安排好哨兵之后，剩下的人都被派去搜集矿石。我们很快就搜集了很多，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桶装满后，还剩下四分之一大桶，我们无法带走这么多。这时，海水涨潮，我们被迫待到半夜，然后，潮水退却。

“这时，司令官感觉到雾霾开始降临，于是砍了很多树枝铺在地上，他躺在上面，上了年纪的巴罗把自己的旗子盖在他身上，怀亚特在我们当中挑选了一些最强壮的人，围站在他旁边。

“这样休息了一段时间，他醒了。没过多久，我们接到警报。我想这是哨兵疏忽所致的错误判断，并非真有敌人攻击。因为夜晚总有一面像火一样的旗帜出现，我在森林里至少看到过几十次，它们上面好像挂着许多点燃的火柴。我说服自己，给警报带来的恐慌找了一个借口……

“就这样，当士兵休息好，潮水开始退却时，司令官下令返回。命令是通过号角和鼓声下达的，我们全体步行前进。水深及腰，司令官第一个下水，水没到他的裆部。作为一位宠臣，这对他来说非同寻常，但作为西印度群岛的司令官，享有行军中的最高权威，肩负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么做并非不合适。我们都跟在身后，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将证明他是骑士中的唯一典范。无论决定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根据主人的想法和建议去做。一旦有了应该做的事情，他会迅速地完成。他会像恺撒大帝那样说：我来，我见，我征服。[3]”

凌晨两三点，他们回到船上。海湾的岸上是一片空地。不过他们在午夜全副武装地走过去，产生了戏剧般的效果。他们共有两次冒险，一次是萤火虫，一次是潮汐，而且身上沾满沙子。西班牙人没有出现。那天，达德利起床时对自己说：我来，我见，我征服。他准备制作一块合适的铭牌。他在一块铅板上雕刻出女王的兵器，兵器下面刻了一句拉丁语，代表伊丽莎白女王和他占领了这个岛。铭牌做好时已是黄昏。达德利把自己的剑交给怀亚特，要他把这块铭牌挂在金矿边的树上。

怀亚特明白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他马上带着同伴上岸——更富有戏剧性——他们在黑暗中走了八英里来到矿山。他们决定在岸上的树林里过夜，遂选了一处有水有树的地方，怀亚特解释说：“那是所有士兵行军服役的两样必需品。”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构筑防御工事。当他们觉得自己的营地“不容易被攻破”时，便安排哨兵把守，其他人躺下睡觉。

怀亚特睡得很好，不到三天，他步行四十英里。早上，他听哨兵说昨晚听到了狗吠，还有一团火出现过好几次。怀亚特“怀疑有敌人在进行侦察”。现在，礼炮齐鸣、号角吹响之后，他认为到了该小心的时候了。他“开了两三枪”，然后“尽量隐秘地”走了一百步进入树林。他们看到沙地里的脚印，怀亚特认为这是敌人的侦察员在晚上留下的。这样的发现让他感到满意，他认为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秘密行动。回到营地后，他召集属下，“井然有序地”朝金矿进发，那是他们“要完成任务”的地方。

“首先，我们庄严地吹了三次号角，士兵站成一圈，怀亚特在中间，手持女王的兵器，兵器被一块镶有深色银丝边的白色丝巾包裹住。赖特先生和文森特先生陪在旁边。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武器，展开司令官的旗帜，用号角与锣鼓开道……我们就这样走上山顶，来到一棵生长茂盛的树边，然后停下来。一阵静默之后，怀亚特向部队宣读铭文，先用拉丁语，然后用英语。他亲吻铭牌之后，让一位木匠用准备好的锤子和钉子把它固定在选好的树上。

“我们宣读：‘尊敬的罗伯特·达德利爵士派我们来到这里，以他的名义并且用他的剑来完成这次光荣的行动，上帝支持他，他发誓会以这把剑击败世上的任何骑士。’宣读完毕，号角和锣鼓齐鸣，大伙高呼：‘上帝保佑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我们尽可能庄严地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然后便走下山。”

怀亚特又看到进一步效劳的机会。他让手下每人都带了“同样多的”白铁矿，然后行军八英里回到船上。

第二天，他们有了一个主意。他们坐船到金矿所在地。达德利称它为“侨民港”。虽然无法从岸上看到，但他们可以从海上看到有“设防和驻守的”西班牙港。亚伯拉罕·肯德尔记得那里是印第安人的康奎拉比亚村。他有些不安，但达德利认为那是一个为船只提供“淡水、弹药和修整”的好地方。他派陆军上岸。怀亚特现在承认，前一天那些“难以攻破”的防御工事“建得过于匆忙”。他们将它拆掉，又建了一些“无法击垮的”防御工事。达德利自己留在船上，又上岸待了一会儿，亲切地与“野蛮人”交谈，他说服了其中两三个跟他回到船上。这对野蛮人来说很危险：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会被扣留。这对达德利来说也很危险：这些印第安人会说西班牙语，也有西班牙名字。

午夜时分——怀亚特的叙述有些跳跃，事情变得模糊起来——达德利带信给怀亚特和其他人，要加快速度，并且把船准备好。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就是树林里的侦察兵：正如肯德尔担心的那样，贝里奥的西班牙随从从一开始就与这些印第安人建立了联系。本杰明·伍德船长已经去了一个印第安人村庄进行谈判，还没有回来。他们肯定要去攻打那个村庄。战争不可避免。

“第二天，乔布森船长决定行军去帕拉考，占领那个镇。但正当他命令怀亚特准备一个连队出发时，我们发现从树林中的峭壁里出来两三个人，他们向我们挥舞着停战旗，表明来和我们谈判是合法的。乔布森船长立即同意。当他们来到他面前时，他说：‘Vinie en pais ou con gero.’用我们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们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然后他们交给他一封信。”

就这样，隐瞒国籍的西班牙敌人出现了，他们举着停战旗，言语粗鲁。信一定是贝里奥写的。后来达德利说，贝里奥有三百人，是为他“准备的”。这只是贝里奥在根据印第安人探子的情报虚张声势，他在特立尼达只有不到五十人，而且都被分派在圣约瑟夫城和西班牙港。那天晚上，达德利又给岸上的士兵传送了一条消息：多次行军之后，他们应该谨慎小心，不让对方了解自己队伍的人数。如果有西班牙人出现，就告诉他们达德利非常鄙视他们。但是第二天，达德利将他的三只小帆船派回了英国。

他们在等待贝里奥第二次来信，信可能关乎本杰明·伍德船长以及将他释放的条件。第二天黄昏，信来了。送信的是两个印第安人，他们还带来了礼物。达德利接过信，露出鄙视的神情（他也命令部下采用这种态度），拒绝与印第安人说话，也不接受礼物。第二天，他下令所有士兵从岸上撤退，载满枪手的船整晚都停靠在近海处，“若有人攻击兵营，枪手就从他们背后进攻”。到了早上——毫无疑问，本杰明·伍德又和他们在一起了——他们准备离开。

不过还有时间再做点事情。他们又准备了一块铅铭牌，上面写着：罗伯特·达德利，英国人，莱斯特伯爵之子，登陆此岛此地，将之命名为“侨民港”，并在此停留，做心仪之事，未受任何干扰。一个士兵，未带达德利的剑，也没有号角与锣鼓跟随，独自将铭牌带上岸，将它立起来，或者说只是放在了那里。因为他没带“木匠”，并很快就回到了船上。他们向岛的南部驶去，离开了贝里奥的港口和巡逻队。

探险还没有结束。他们仍然带着那个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俘虏巴尔塔萨，并且还抓了另一个印第安人。他们问巴尔塔萨有关黄金国的事，他不想说。他们“威胁说要杀了他”，他才说，而且愿意带他们去黄金国。另一个印第安人不需要任何威胁，他说，所有关于黄金国的传说都是真的，“那里的野蛮人脖子上挂着精美的金块，代替了铠甲”。根据怀亚特和其他人后来的回忆，那个印第安人只是通过“手势”“确认”了这一点。

但这对达德利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说他会和巴尔塔萨一起去黄金国。有人反对：“大家都认为，这么一位重要且有前途的勇士，就像还没有用羽毛装饰的矛，不应该冒险坐在又小又简陋的船上。”达德利明白这一点。他也知道，这些人害怕留下来接受亚伯拉罕·肯德尔的指挥，他们“有些害怕”他的“邪恶”。肯德尔本人坚决不去。被选上领队的是带第二块铭牌上岸的人。他并不乐意。怀亚特听到他说，“前一天晚上梦见自己被淹死了”。

他带着“两位大副、水手长、炮手长、下士和下士的副手、军械修护员、一位木匠、两位有教养的少年船员，以及两位勤勉能干的荷兰人”，还有那两个印第安人出发了。他们穿过海洋来到大陆，一周以来音讯全无。怀亚特和其他人“每天在船上向上帝献祭，非常虔诚地祷告，祈求上帝保佑他们”。两个星期过去了。肯德尔放弃了他们。他已经在嘀咕船边那些危险的“激流和漩涡”，还有以前“由此引发的灾难性经历”。像往常一样，他急于减少自己的损失，于是准备撤出帕里亚湾，避开贝里奥的西班牙随从。

在帕里亚湾的另一端，巴尔塔萨带领寻找黄金国的队伍来到一个印第安人村庄。他们从那里的村民口中听说了黄金的故事。之后巴尔塔萨带着他们往一条小河的上游走，河里全是倒落的树木和森林中的残枝败叶，以至于有些时候他们不得不抬着船前进。正当他们这样朝南美丛林“挺进”时，一天晚上，巴尔塔萨这个“狡猾的恶棍”溜进了树林。他们“大吃一惊”，赶快把另一个印第安人绑了起来。但这于事无补，因为他们现在才发现，他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西班牙语，只是不停地指着某处说，“Paracoa，Paracoa”。他试图为他们指出回到帕里亚湾开阔水域的路，但他们没有理睬他。

后来，即便“我们认为将这个倒霉蛋捆绑得非常严实，他也在一个夜晚相同的时间逃上了岸。不过这次的河更宽。我们紧追不舍，折腾了很久。但我认为他很难回到他的国家，因为他被棕褐色的戟击中了”。第一次见到圭亚那的河流时，它是那么“美丽，宽阔，无边无际”，白色、朱红色，甚至“纯蓝色”的水鸟在河上掠过，“周围始终如一的美丽景色与河岸自然地融为一体，时常让人感到愉悦”，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这条河已成为可怕的劳动场地，“划船、拖船和抬船”。他们不停地祈祷出现奇迹，然后来到了帕里亚湾。

他们当时昏昏沉沉地——已经三天没喝水了——开始把船划向错误的方向。他们不得不划回去。后来，当回到离开达德利和肯德尔的地方时，他们一艘船也没有看到。他们决定冒险去西班牙人那里，划船回“侨民港”。在那里，他们看到自己的船与另一艘停靠在一起。新船来自英国的普利茅斯。五天前，这艘船奇迹般地出现，救了他们。光凭这一点就能够让肯德尔和达德利自愿留下来。达德利欢迎这些“快要饿死”的人回来，他下令鸣炮“整整一小时”。

第二天，达德利建议，根据已获得的经验，以及新来的英国船提供的保护，他们应该再尝试一次寻找黄金国的探险。他问是否有人愿意同行，但没有，“一个也没有，虽然我有权绞死或杀死他们”。这次他不得不一个人去，没人会阻挠他。而且，达德利想做一些事来干净利落地结束这次探险。他开始怀疑那些沙子和白铁矿（后来他说，他一开始就知道那仅仅是沙子）。他也想给新来的人留下好印象，他们了解那个地方，不是傻瓜。他决定穿越特立尼达。他仔细选了一个地方，它在圣约瑟夫城、西班牙港和那些奸诈的阿瓦克斯印第安人村落的南边。

故事以老套的方式开始：向新来的人展示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怀亚特先带领三十名士兵登陆，准备在达德利上岸时以“响彻山谷的枪炮声”迎接他。然后他们抓了一些印第安人做向导。这些印第安人立马宣誓效忠于伊丽莎白女王。他们向印第安人打听黄金的事，得知“侨民港”附近有个印第安人是用熔化的白铁矿炼制黄金的专家。他是个友好的印第安人，怀亚特转述他的话，“已经习惯了我们每一次设防和换哨的号角声与枪声”。但巴尔塔萨的事已经传开。这名印第安人黄金专家用了几秒钟就逃进树林。他“恰好从我们手里逃脱，在火上煮沸的食物都没来得及处理，我们让他连吃的劲儿都省了”。

他们在密林里行军，越过实际并不存在的“高高的令人厌烦的山岭”，涉过“深深的危险的河流”。同抬着船在圭亚那被阻的河流里行走相比，这还不算糟糕，但怀亚特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参加过行军的人才能领会他们的艰难，因为特立尼达以及一些类似的国家都“森林茂密，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一样”。

印第安人在他们到达前的那个晚上逃走了，留下房子和晚餐。达德利仍然将白铁矿作为重点，他发现了许多有渣滓的坩埚。怀亚特认为，印第安人之所以逃跑，是因为号角声和频繁的步枪声，“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我们仍然要告诉那些西班牙人我们行军的方式；举旗向英国致敬，完全忽略那些西班牙鸟人”。

行军二十英里之后，他们在一个空荡的印第安人村落扎营。他们听到了周围那些一无所有的居民吹响的哨声。怀亚特和其他人认为，那是战争之哨。他们绑住印第安人向导的手臂，用“亮晃晃的匕首抵住他们的喉咙”。但于事无补，有个印第安人挣脱绳索逃跑了。那晚什么都没有发生，但第二天早上，他们决定尽可能安静且迅速地回到岸边，不鸣号角，不放步枪。他们当晚登船，探险结束。

煮沸的晚餐，夜晚的战争之哨，空荡的房屋和烹饪器具：这是我们能接近的真实的印第安人生活。一八六八年，当查尔斯·金斯利[4]这个喜好游山玩水的人参观这些高地森林时，那些印第安人的村落和众多安静的居民可能已经消失了，他们曾频繁地在圭亚那河流和特立尼达森林之间迁徙。正是印第安人的消失使得西印度群岛这片区域的时间错位。在怀亚特的叙述中，达德利的探险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似乎也能够被放入这片充满神话的土地，构成其历史夜空的一部分，虽然只能以怀亚特喜欢的方式。

与达德利一起在夜晚行军的新来者是波帕姆上尉。他并没有像达德利期望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但正是他“截获”了多明戈·德·维拉发出的关于寻找黄金国的急件。波帕姆知道沃尔特·罗利爵士去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探险的计划。这些计划都要依靠印第安人的支持。多年以来，罗利一直在培训印第安人做翻译。他肯定不会认同达德利对当地印第安人的虐待与恐吓。

波帕姆肯定把信息告诉了达德利。达德利一回到英国就给罗伯特·塞西尔写了一封言语卑微的信。罗伯特·塞西尔是女王的首席大臣，投资支持罗利的探险。后来，在写给哈克路特的信中，达德利把有关自己探险的描述删减了很多，变得很谦逊：没有了装运沙子的部分，没有了隆重设立铅铭牌的部分，没有了威胁印第安人要将他们杀死的部分，没有了用号角和步枪将印第安人驱逐出家园的部分。他写道：“船长和我，为了沃尔特·罗利爵士停留了六天到八天（我们猜测，罗利爵士此次探险是有目的的），最后，凭借我们的智慧和他的船，我们本可以做成一些好事。但感觉即便过了六周到八周他都不会来，因此波帕姆船长和我都认为，不能再继续停留了。”

六天到八天的等待实际上是波帕姆停留在帕里亚湾的时间。达德利和波帕姆根本就没有等。他们傍晚回到船上，第二天早上离开——离开得正是时候。十天后——并不是六周到八周（达德利写信时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罗利从南方进入帕里亚湾。

罗利的武装力量并没有如计划中那样强大。他本来准备安排与埃米亚斯·普雷斯顿上尉在特内里费岛见面，但由于之前被罗利骗了奖金，普雷斯顿宁可自己去突袭。在穿越大西洋时，罗利与自己的两艘船被冲散了。因此他小心谨慎地进入帕里亚湾，在特立尼达岛的西南端停留了四五天。他虽然看到了印第安人的营火，但并没有看到印第安人或西班牙人。他认为，印第安人没来到船边，是因为害怕西班牙人。他从英国带来的两个印第安人翻译上了岸。他们从帕里亚湾靠近库马纳的区域征募了两个代理人。

船抛锚了，罗利放下一艘小艇沿着海岸航行。退潮时，他在河湾边露出的红树林根部看到了牡蛎。与哥伦布一样，他查阅古典权威著作，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罗利查阅的不是第九卷——记述珍珠是露水滴入张开的牡蛎形成的，而是第十二卷——他认为它对红树林这样的植物有具体描述。罗利后来写道，在特立尼达，牡蛎是长在树上的。这被认为是他的谎言之一。他研究了沥青湖。亚伯拉罕·肯德尔曾表示，沥青“有助于修补容器”，罗利也这么认为。十二天后，与他分散的两艘船赶来。就这样，三艘较大的船，七艘较小的船，还有三百名士兵，一同驶向西班牙港。

在一面白旗下——西班牙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维登船长乘坐旗舰的小艇前往“登陆点”。贝里奥的侄子担任指挥官。他有八个西班牙人和二十五名阿瓦克斯弓箭手。维登肯定在前些年就被认出了。他解释说，英国航船来特立尼达只为“补充给养”，他们要经过这里去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的英国定居点。维登带去了一封罗利写给贝里奥的信。西班牙人后来说，罗利也送了一枚戒指表示友好。维登说，他们现在带着大批武器和军需品前往佛罗里达，如果贝里奥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分一些给他用来镇压土著。

罗利的信被送给了圣约瑟夫城的贝里奥，维登邀请贝里奥的侄子和八个西班牙人到旗舰上喝酒。这些西班牙人很多年没有喝过酒了，但他们不相信维登。维登催促他们，最后，贝里奥的侄子和四名士兵“在一定不会受到伤害的前提下”登船。他们饶有兴致地参观那艘船，主动提出购买亚麻布和其他东西。他们大吃大喝。罗利同他们谈起弗吉尼亚和卡纳维拉尔，表示自己只是想在回英国的途中顺便拜访弗吉尼亚——这话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喝了一点酒后，西班牙人感到很“快乐”。他们“吹嘘圭亚那及其财富，以及他们知道的所有路线和通道”。不久之后，宴请结束，西班牙人被扣留。

罗利的翻译和他们的代理人非常忙碌。那晚，一只载着两个印第安人的独木舟来到旗舰旁，其中一个是酋长。更多的印第安人来了，他们不停地抱怨说，贝里奥“把土地分割，给每个士兵一份；他把这个国家原先的统治者——德高望重的酋长变成奴隶，用锁链禁锢他们，将他们赤裸的身体与烧过的熏肉放在一起，还有其他此类的折磨”。他们从大陆带来阿瓦克斯印第安人，将他们重新安置在特立尼达，“那个地方有什么就吃什么”。最近，两名印第安人因为和英国海船进行贸易而被绞死并肢解。

罗利询问贝里奥的实力。印第安人说，贝里奥没有多少士兵，时刻希望能扩大队伍。去圣约瑟夫城有两条路，一条是沿卡罗尼河往上，不过这条河很窄，很容易被阻断；另一条是穿过印第安人的区域，要翻越西班牙港的高山。

第二天，又有八名贝里奥的士兵带着送给罗利的礼物来到西班牙港：家禽、野味，还有水果。维登邀请他们上船喝酒，“消遣一下”。他们拒绝了。维登给他们送了一些酒到岸上。天黑之后，又来了两个西班牙人，开始和他们的伙伴喝酒。

又一艘满载士兵的小艇离开旗舰。旗舰上发出信号，岸上的十四个西班牙人都被刺死。与此同时，贝里奥的侄子和他的四个手下在船上被杀。不久之后，西班牙港有了一百二十名英国士兵，罗利的翻译来到瓜拉瓜拉勒人和卡里涅帕果特人中间，告诉他们是时候了。

那天深夜，印第安人醒来，西班牙印第安人后备军潜伏起来，行军开始。考尔菲尔德船长带着六十名英国士兵走在前面，罗利带着四十名士兵跟在后面。太阳升起时，这些英国人和印第安人来到圣约瑟夫城。“几声枪响之后”，战斗就结束了。他们进入广场，英国人大喊：“和平！和平！”他们找到大约十二名西班牙人，除了贝里奥和在贝里奥第三次探险时担任副手的老人，其他人通通都被杀掉。

晚上，贝里奥的十六名士兵以及他在特立尼达剩余的驻军沿着卡罗尼河逃跑了。有些人去了沥青湖，那里有友善的阿瓦克斯印第安人和小船。有些人躲在沼泽地里。落在后面的西班牙女人跑进了森林。罗利说这些西班牙人“逃过一劫”，他本想将他们杀光，而且他还记录了这次屠杀，因为他觉得一位实干家应该这么做。“如果在我背后留下一支对同样的事业感兴趣，并且每天都希望得到西班牙援助的部队，我还不如去舔屁股。”

瓜拉瓜拉勒的族人重新占有了他们的村庄，贝里奥成了他自己建立的城市的囚犯。在建成这座城市的当天，多明戈·德·维拉曾竖起绞刑架和颈手枷，以之作为法律到来的象征。罗利写道，监狱里有幽灵，“我走进城市的同一座监狱，里面有五位领主，或者说小国王（在西印度群岛，他们被称为酋长）”。“他们被锁在一根铁链上，快饿死了，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用他们的语言说是‘acarewana’。最近，自从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来了之后，他们称自己为‘船长’，因为他们发现，每艘船上的首领都这么称呼。这五个被锁在铁链上的船长叫瓦纳瓦纳勒、卡罗里、马卡利马、塔罗帕纳马和阿特利马。”

即便在奇思幻想时，罗利的思维也很严密。三百年后，西班牙文件被发现，瓦纳瓦纳勒——这个在野蛮名册上的名字得到证实并被赋予意义。根据那位前去游历的西班牙全科型法官的说法，贝里奥建城之后，“瓜拉瓜拉勒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瓜拉瓜拉勒的族人洗劫了圣约瑟夫城。罗利应他们的请求，两天后放火烧了这座城市：草屋，用茅草盖起来的教堂，圣方济会的女修道院。罗利后来带着他的两名西班牙囚犯去了西班牙港，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他把酋长们叫来，通过翻译与他们对话。

“我让他们明白，我是一位女王的仆人。女王是北方最大的酋长，是一位处女。她手下的酋长的数量比岛上的树还要多。她是卡斯泰拉尼人的敌人，因为他们实行暴政和压迫。她解放周围所有被他们压迫的国家，已将所有北方沿岸的国家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女王也派我来解救他们，并且保护圭亚那地区免受侵略和征服。我将女王陛下的画像给他们看，他们都充满了崇拜与尊敬，就像崇拜偶像一样。”印第安人说，罗利的女王是Ezrabeta Cassipuna Aquerewana，“意思大概是最伟大的女王、最伟大的指挥官伊丽莎白”。

然后，罗利将贝里奥和他的副手带到特立尼达岛的南部。他没有在西班牙港留下士兵把守。

某天，第一个生还的西班牙人来到玛格丽塔岛。玛格丽塔岛的总督马上派出一只小船去西班牙港，船上有二十名印第安人桨手、六名西班牙士兵和一名军官。他们第二天到达，西班牙港又归属于西班牙人。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战败比胜利更让他们清醒，他们搜集了如下事实：死亡人数、贝里奥士兵的逃亡情况、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罗利的名字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他们称他为拉里斯先生、瓜特拉尔、瓜塔拉尔，有时是瓜特拉尔伯爵。从罗利给印第安人的委任书中，他们知道了他使用过的头衔：康沃尔伯爵，英国女王警卫队队长。

他们从阿瓦克斯人那里听说罗利在岛屿的西南端，正在砍树修建堡垒。他已经架好三门大炮。他仍然与印第安人对话，承诺解放他们，要他们承认英国女王的权威。女王的兵器被陈列在一根高杆上。

贝里奥不明白这比袭击还要严重，也不知道他已经一无所有了。他损失了三十名士兵，这些人贵比黄金。他的侄子也死了。但他表现得像是一名只打了败仗的士兵。罗利写道：“这个贝里奥是一位出身良好的绅士，非常勇敢，非常开明，是一位充满自信、心胸宽广的绅士。我会尽量根据他的地位和价值来派遣他。”

与“在西印度群岛出生的人”一起度过几年之后，为了奉承罗利，贝里奥才给予回应。罗利很感兴趣，他提问题，贝里奥像给国王写信那样回答他。他告诉罗利，他曾在欧洲服兵役，退役后来了西印度群岛，开始探险。他讲到伟大的第三次探险，杀马以及造船；讲到阿尔布加留在马诺阿金城印加王的宫殿里；讲到西班牙官员的忌妒以及与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麻烦事。

罗利弄清了所有奇怪的名字和所有复杂的阴谋。有时候，他不得不套一些事实出来：地形的具体细节，以及贝里奥曾经说起但认为不值一提的印第安习俗。贝里奥将穿越未知大陆的探险转变成了缺粮少水的困境、突发的疾病、滚滚急流和难以跨越的高山。想透彻地了解探险的罗利开始觉得贝里奥“胸无点墨”，并且“对这些事情不感到好奇”。

贝里奥很虔诚，献身于信仰，几乎与世隔绝。对他来说，除了黄金以外，身体是唯一的奇迹，是一个谜。疾病就是疾病，“几乎像瘟疫一样”，是上帝的安排。罗利想知道更多。他将真实与中世纪的幻想混合在一起。“阿玛派亚地区是一块位于河边且地势较低的沼泽地。由于洪水总是以小支流的方式排出，穿过沼泽地带，所以滋养了各种毒虫和毒蛇。西班牙人没有怀疑，也没有预见到这一危险，他们喝了那里的水之后感染了一种非常严重的流感。”

这次谈话提到维登前一年的探险以及贝里奥杀死维登八名士兵的事。贝里奥只是简单地说，维登对黄金国过于“好奇”。

罗利说，他也对黄金国感兴趣。这就是他来这里的原因，也是他在岸边建造堡垒的原因。而关于弗吉尼亚和卡纳维拉尔的对话，仅仅是对话。

贝里奥愈发愚蠢。罗利写道，他“突然极度忧郁和悲伤，并用他能用的所有理由来劝阻我”。即便吃水深度为十二英寸的小船也搁浅在沙坝上，洪水季节马上就要来临，印第安人怀有敌意。他试图虚张声势。他说，他希望某天自己的儿子从格拉纳达带援军过来。他拒绝提供更多信息，也不知道这些河流和部落的名字，只知道奥里诺科河，“他任何时候都没有与居民交流的意愿”。

圣约瑟夫城被烧毁一个月之后，玛格丽塔总督从阿瓦克斯探子那里得到消息——其中有两人在英国人口中得知——罗利仍然对贝里奥很友好。不仅在宴会上款待他，还请他担任去黄金国的向导，穿过奥里诺科河河口“杂乱无章的岛屿和被水淹没的陆地”。罗利说自己已经知道很多，贝里奥和维拉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都在他手里。

一周之后，探子报告，贝里奥将被交给印第安人用箭射死，他的七十五岁的同伴阿尔瓦罗·豪尔赫会被绞死。这两人被拖上岸时，“枪炮齐射”。但他们未发一言。探子说，两天后，罗利带着贝里奥和豪尔赫到奥里诺科河上游去了，但并不确定。这时候，由于一些即将出现的原因，贝里奥和豪尔赫没有在罗利的记叙中出现。

罗利离开了三十天，其中有一半时间用在从帕里亚湾到奥里诺科河的途中。他偶然得到的第一个印第安人很有礼貌。印第安人说可以给他们引航，但几天之后的事实证明他并不会。他上次去奥里诺科河还是十二年前，那时他是一个孩子，现在已经不记得路了。“如果上帝没有送给我们另一个帮手，我们很可能会在那条迷宫一样的河里找不到来去的路，漂上整整一年。”另一个帮手是偶然抓获的印第安人，是第二个把他们带入奥里诺科河的俘虏。

作为一个探险者，罗利和达德利一样没有经验，甚至比达德利更胆怯。他一直认为自己人手不足，渴望新事物，但又对未知感到不安。对他来说，从二十英里外欣赏卡罗尼河的瀑布美景已经足够，因为自己“不擅长步行”。他的同伴们鼓励他走过一个又一个山谷，然后他高兴地发现“有鹿穿行于每条小径，夜归的鸟在每棵树上的歌声百转千回，白色、深红色、粉红色的鹳和鹭栖息在河畔，还有清新的空气”。

住在奥里诺科河河畔的印第安人已获知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被屠杀的消息。在莫里基多的领地上，他们欢迎罗利，视他为解放者。对西班牙港的印第安人说的话，罗利也对他们说了一遍，增加了七年前西班牙舰队被打败的细节。他听说过有关黄金国的古老传说，也听说过“矿山”的事。他们给他指着远方的一座山，说那里产钻石。印第安人希望他马上去寻找黄金国。但他拒绝了。他人手不够，供给也不足。他说，明年英国会派给他一千人，再加上印第安的“边境居民”，总共一千五百人，到时他就会出发。

他开始分发一些物品——后来被那位西班牙全科型法官称为“他从英国带来的奇怪的东西”。它们是金币，“价值二十先令的新币，上面刻有女王陛下的头像”。印第安人佩戴金币表示他们效忠于新主人。他把两个年轻的英国人留给印第安人酋长，其中一个是十六岁的孩子。作为交换，酋长把自己的一个儿子交给他们带到英国去。他们是如此相互信任，尽管罗利与奥里诺科河的印第安人相处的时间还未超过六天。

回帕里亚湾的途中下起了雨。罗利苦不堪言，不寻常的旅行对他来说都不容易。特立尼达的印第安人探子说他“非常高兴”地回来了。有关罗利“发现”圭亚那和黄金国的故事到此结束。“既然上帝乐于将我们平安地送到船上，那么是把圭亚那留给他们崇拜的太阳的时候了。我们继续向北行驶。”有诗意地节制，这是罗利说谎的方式，探险仍未结束。

贝里奥仍被囚禁。在特立尼达，在罗利的船上或堡垒里，他开始给玛格丽塔写信，希望借一千四百达克特作为他和阿尔瓦罗·豪尔赫的赎金。这并不过分，一个黑人价值五百到八百达克特。罗利写道：“这不同于我以往的生活——像流浪汉一样旅行，从一个海角到另一个海角，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只是为了掠夺普通的战利品。”但罗利的探险投入了太多资金，他开始考虑钱的问题。

不过还有很多让罗利分心的事情。他也在考虑黄金国和第二年的计划。他认为应该在西班牙港建一座堡垒。他派出两艘小艇去测量水深。玛格丽塔有消息说，罗利的人开始在沙滩上有淡水的地方挖地基。玛格丽塔总督派出一艘船去打听更多的消息，但它没有到达特立尼达就回来了，带回的消息是瓜特拉尔要来袭击了。

第二天，玛格丽塔出现了罗利的十艘船。他试图夺取这里的采珠业，但在损失一人后放弃了。他派阿尔瓦罗·豪尔赫上岸协商赎金。协议达成，但西班牙人内部争吵了起来。罗利转移到库马纳并计划进攻。他的翻译征募的两名印第安人代理人就来自库马纳，他们说知道通往市内的秘密通道，他们也保证会像在特立尼达一样发动印第安人起义。但他们和罗利都不知道的是，埃米亚斯·普雷斯顿船长四周前刚刚走过这条通道，西班牙人已经准备好战斗了。

接下来便是一场大屠杀：英国人勇猛登陆，西班牙人快速撤退到已经准备好且地势更高的位置，枪炮一齐射向袭击者。袭击者发现自身正处于一个没有任何掩护的山坡上。罗利的人转身跑回船上。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印第安人后备军在后面追赶。库马纳总督写道，阻止人们加入到追击队伍中去的只有仙人掌，然而“我不怪它们”。在袭击者试图爬上船时，印第安人弓箭手已为他们准备好毒箭，四十名英国人死在岸上。西班牙人给出了部分名单：卡罗菲尔德（考尔菲尔德船长，行军去圣约瑟夫城的首领）、泰森（塞恩船长）、格朗非罗（罗利的表兄弟，格朗维尔船长）。

上船后，痛苦接踵而来。中毒的人因口渴而“躁动不安”，但罗利认为喝水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贝里奥不知道毒药的成分，西班牙人用大蒜汁作解毒剂，但为时已晚。罗利没有提到的一点是，他精确地写出了（“也有一些必要的离题”）毒药的影响。“这些士兵承受了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折磨，忍受了最惨痛和不幸的死亡。有的发疯而死，有的肠子从身体里流出：不久颜色黑如沥青，气味难闻，没人能忍受去治疗或照顾他们。”

罗利自己也无法忍受。有两艘荷兰商船距离库马纳较远。罗利在那船上待了几天，只在晚上回到自己的船，回到挂着绿色丝绸幔帐的船舱。库马纳总督观察后认为，罗利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伤心。贝里奥后来说，船上死了二十七人。

没有可能得到贝里奥的赎金了。库马纳总督不太可能付钱。他是贝里奥的宿敌，曾发誓要杀了贝里奥。如果贝里奥被带回英国，他会这么说。经协商，贝里奥和阿尔瓦罗·豪尔赫可以用来交换一名受伤的英国男孩。

离库马纳较远的地方有一座西班牙人的房子。那人叫法哈多，愿意同每一位想做生意的人交朋友，不管是英国人、荷兰人，还是印第安人。法哈多曾是莫里基多的奴隶贸易伙伴，也曾把莫里基多交给贝里奥的人处死。罗利把贝里奥和阿尔瓦罗·豪尔赫带到法哈多的房子里，他们一起吃饭。罗利的海军上尉基米斯认为，贝里奥“失去了部队，已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希望了”，现在“除了自我安慰和消遣之外，不能对任何事情打起精神”。

罗利也损失惨重。但他和法哈多说起他们的旅行。法哈多想知道罗利是否见过卡罗尼河边上的“脑袋不长在肩膀之上”的部族。法哈多是“一个最诚实的人”，他说“他见过这个部族的许多人”。罗利把这次谈话写进书里，没有提及法哈多的名字，他说不希望法哈多受到西班牙当局的威胁。他也说，在库马纳见面是“偶然”发生的。九年后，也就是罗利在伦敦塔的时候，这次谈话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提供了一句台词：“……那些食人族和脑袋长在肩膀下的怪人。”

库马纳总督看着罗利离开，在正在写的报告中增加了如下内容：“后记。今天，星期五，三十号，英国人驶船离开……据说他要回英国。他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趾高气扬地离开。”两周后，离开古巴西部时，罗利遇到埃米亚斯·普雷斯顿这位友好的敌人。埃米亚斯·普雷斯顿成功袭击了玛格丽塔和库马纳，他用一种可想而知的讽刺语气写道：“我们与尊贵的沃尔特·罗利爵士相遇。在痛苦又快乐地发现圭亚那以及奇袭特立尼达岛之后，他开始返回。”

留下的只有受害者：圣约瑟夫城被铁链锁住的瓜拉瓜拉勒人；西班牙港码头那些“很多年没喝过酒”的“可怜的士兵”；“突然变忧郁”的贝里奥；库马纳仙人掌林中的尸体；船上正在腐烂的人。罗利留在丛林里的十六岁男孩已经死了。印第安人说，他的英国服装让一只老虎害怕得发疯。圣约瑟夫城的印第安人虽然觉醒，但没有得到保护，不久后会被再次镇压。

罗利回到伦敦，几周之内写了一本胜利之书，歌颂那块土地和那里的人民。至于本国的农民，他总是一提起笔来就放弃了愤怒，好像他们是被派来考验他的。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劳工通常从事“防止普通人破坏和偷窃的令人不胜其烦的工作”。就是死亡也没让他们免遭讽刺：维登那被害的八名士兵做起事来“像无人领导的聪明人”。至于爱尔兰人，罗利只有蔑视：食物、进食方式、威士忌、醉态。但他喜欢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能吃最能喝的人”，他也鼓励自己的随从与他们喝酒。印第安有一种木薯酒，由女人把浸透的木薯嚼碎，然后从牙缝中喷出来（女性嘴里的酸有助于发酵），他发现这种酒“干净而甜美”。他充满赞许的眼光落在酋长身上。酋长正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身边有两名女人侍候，她们正“用长柄勺把六只杯子装满酒”。纯粹出于乐趣，他观察其中一个妻子：“我一生中几乎没见过如此讨人喜欢的女人。她身材不错，黑眼睛，胖胖的身体，五官端正，头发长度几乎跟身高一样，打了很多漂亮的结。”他不仅对酋长的妻子赞赏有加，还非常喜欢被带到集市上出售或以几把小刀作为交换的女孩。他写道：“她们跟我在英国见到的任何女孩都一样有好身材，一样讨人喜欢。”

被当作解放者：那是梦想的一部分。对罗利来说，奥里诺科河的印第安人欢迎他的那六天、魔幻般的森林和远眺“水晶山”的记忆融合在一起。水晶山“就像非常高的白色教堂塔楼”，一条宽广的河流从上面倾泻而下，没有碰到山的任何一个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从未见过的“矿山”。最后，记忆将他拉出伦敦塔，伦敦塔也许是他潜意识里寻找的完美背景。在那里，他从岁月赋予的无法胜任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生存与死亡的真相达成和解，他归于沉寂。这就是他抢劫得来的东西，在探险之后，在摧毁了那么多人与物之后，迟来的东西。

“幸好黄金国没有被发现。”这是遭到罗利袭击后，西蒙·德·玻利瓦尔在加拉加斯写下的第一句话。

[1]Robinson Crusoe，《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

[2]圣约瑟夫在英语中为St Joseph。

[3]原文为拉丁语。

[4]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作家、牧师。

二　父与子　1595～1618

最终来到库马纳的，是贝里奥的大约十二名士兵、特立尼达的难民和莫里基多领地失散的守卫。他们还想继续效劳，可已无事可干。贝里奥和阿尔瓦罗·豪尔赫待在法哈多的房子里无所事事。后来贝里奥开始相信，他的宿敌库马纳总督正在密谋杀他。贝里奥把他的人集合起来，向内地进发，前往在第三次探险时给予帮助并提供向导的老酋长的领地。但那位酋长已经成为罗利的人，他手下的印第安人痛恨所有西班牙人。贝里奥和手下躲在奥里诺科河的一个岛上。那里食物不多。

来袭击的不是印第安人，而是一队西班牙人。头领叫费利佩·德·圣地亚哥。费利佩在贝里奥位于新格拉纳达的家中长大，跟贝里奥一起探险已有十二年。他参加过第三次探险，是见证了圣约瑟夫城建立的二十八人之一，后来签字宣誓效忠于贝里奥。他正好在罗利袭击圣约瑟夫城前逃离，去了大陆。几周以后，他和几个印第安人划船经过那里时，又经历了一次打击。他被罗利的船发现了——罗利说他是“一位西班牙绅士”——罗利的人“非常开心地”追击。罗利悬赏五百英镑捉拿他们，塞恩和考尔菲尔德船长奋力追赶。费利佩跑掉了，但被失败搞得精疲力竭，他决定易主，为那些有可能胜利的西班牙官员（也就是贝里奥的敌人）效劳。

费利佩接到的命令可能是杀了他之前的首领。但那位西班牙全科型法官说，进攻贝里奥时，费利佩的行事带有个人“感情”。那场战斗不是决定性的，双方各死了一人。在抓获罗利留下的第二个英国人（他在西班牙监狱里服刑七年）之后，费利佩去特立尼达重新平定了岛屿，并且在贝里奥的奥伦那·圣约瑟夫城的位置建立了蒙特斯·圣费利佩城，“距离海洋和他们口中的西班牙港三里格”。蒙特斯是费利佩转而效忠的官员的名字，为他提供士兵的人。

再也没有瓜拉瓜拉勒或他的印第安人的消息。西班牙人将印第安人分为三类：从事生产的印第安人、作战的印第安人和拥护和平的印第安人。费利佩将他的印第安人归于从事生产的一类，这也显示他们平定岛屿之后都做了些什么。

但费利佩转变得太晚了。在这个失败的时刻，贝里奥已成为一位名人，他的探险经历已闻名于卡斯提尔，尤其是托莱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拉曼查，这些地方很快被称为堂吉诃德之地。这归功于罗利，他袭击的消息（以及西班牙人的胜利）就像证明黄金国存在的证据。这也归功于多明戈·德·维拉，他在西班牙为贝里奥宣传已有一年多。

贝里奥被罗利抓获的消息帮助了维拉的事业。维拉宣布自己仍然是寻找黄金国部队的驻地长官，是贝里奥忠实的仆人。维拉给国王写信说，如果贝里奥被带回英国，那么应该把秘鲁、哈瓦那、里斯本和其他地方的所有英国囚犯都拿去换他。贝里奥是有功劳的，是为皇家效力的重要人物。通过他，本国的信仰可以在黄金国的内部传播。贝里奥是英雄。“苦难如此严重可怕，以至于人们听说时，都以为是无稽之谈。”贝里奥是忌妒的牺牲品，他的敌人应该受到压制，所有入侵者都应该从他的地盘上被赶出去。“因为在他辛苦了那么久并消耗大量财富之后，别人却成了受益者，特别是还有九个正直的、理应得到奖赏的孩子。我只要求公平。”贝里奥不可能在公平的战斗中落败。在圣约瑟夫城，他没有堡垒，没有军需品，没有大炮，没有马匹。当敌人来攻击时，他的士兵逃跑了。维拉说，所有这些都会在某天为人所知。时间会“揭示真相”。

维拉找到了听众。国王又一次濒临破产，愿意赌一次。他出资七万达克特资助维拉探险。塞维利亚市出资五千达克特。退役的步兵上尉以及许多家庭的长子加入了探险队伍，有些人卖掉农场和房子也去参加。探险人数从五百增加到一千，再到一千五百，还有人说达到了两千。也有挫折。英国人——又是罗利——袭击了加的斯。他们没取得胜利，但罗利的海军上尉基米斯报告说，去特立尼达探险的船都“化为灰烬”。快艇是从佛兰芒人手里赊来的。同时，为在他的领地保证贝里奥的安全并且惩罚国王的敌人，他们派出全科型法官。

法哈多逃到库马纳后面的山上，他与敌人做生意，鼓励敌人来贸易，按法官的话说，“他一点都不像基督徒，活在错误之中，还在这里宣扬”，他公开绘制港口图，测量港口水深，公开卸下从安哥拉、几内亚和佛得角走私得来的奴隶。库马纳总督是贝里奥的敌人，当法官的下属试图挖出一些被埋起来的走私货时，他非常生气。全科型法官写道：“我为所有违法乱纪的行为诅咒他。我关押了他的一名官员，因为他将三颗昂贵的珍珠廉价卖给了英国人。”

其他的西班牙官员明白了，他们说站在贝里奥这边。玛格丽塔岛的总督说，他一直认为，完成黄金国的探险需要的只是时间。

贝里奥仍在奥里诺科河河边的岛上。敌人的毁灭，国王的支持，以及不久后维拉强大的武装力量，二十八艘船，有史以来驶入帕里亚湾最强大的西班牙舰队，这些对他来说都来得太晚了。

十八个月之后，维拉奄奄一息，他能言善辩的天赋甚至语言表达能力都没有了，在圣约瑟夫城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战败的混乱不堪、滑稽可笑的陈述。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那次探险的幸存者虽然分散在帝国各处，却都在诅咒维拉这个名字。在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这次失败成了西班牙民族的恐怖记忆。弗雷·安东尼奥·考林写的十八世纪教会史保存的就是这一民族记忆。

考林说，一五九六年复活节前一周的周日或周一，那些船停泊在帕里亚湾。一百名士兵被派去占领西班牙港，并将费利佩·德·圣地亚哥逐出圣约瑟夫城。任务很容易就完成了。但西班牙港无法为一千五百人提供住处。他们在沙滩上盖起了临时棚屋，修道士们立刻去安慰受伤和绝望的士兵。他们整晚工作，第二天也没有休息。即便他们退到沙滩上比较隐蔽的地方，身后也跟着许多女人，有些还带着孩子，他们用圣洁的话语慰藉士兵。女人们说，从探险开始的情形来看，她们就知道结局会很糟。

不过，还有另一个远方的见证人：罗利的副手劳伦斯·基米斯。他回到奥里诺科河告诉当地的印第安人，为什么沃尔特·罗利爵士那年不能去他们那里。基米斯听说维拉有二十八艘船，其中十艘还停泊在西班牙港，“有些停泊在康奎拉比亚，其他的停泊在小岛边的水流入口处。”灾难远未到来。费利佩·德·圣地亚哥在圣约瑟夫城的监狱里等候处决。费利佩的士兵，“这场插曲的参与者”，已经乘小船回库马纳和玛格丽塔岛去了。

维拉没有记录费利佩·德·圣地亚哥被捕和被处决的情形。当他写的时候，那已经不重要了。维拉说，登陆不久（无疑是在基米斯看到“构筑防御工事”之后），他召集了许多小船和独木舟，给贝里奥送去了八百七十名士兵。麻烦从此开始。维拉不知道，圭亚那在罗利造访后已改变了主意。印第安人正从西班牙控制的地区撤离。即便在困境中，西班牙人也从不种植庄稼，他们的食物依赖于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撤离以后，因为没有种植庄稼，西班牙人饥饿至极。基米斯在灾难发生前写道，他发现即使贝里奥只有几个人，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寻找食物，因为印第安人离开了他们的住所，已经半年没有种植庄稼，导致食物严重不足。因此西班牙人不得不去很远的地方找面包，以很少的食物果腹”。八百七十人的到来是场灾难。

一定有人袭击过远方的印第安人村庄和物资供应地，印第安人一定遇到了麻烦。阿尔瓦罗·豪尔赫领导的对黄金国的袭击，如维拉所言，有点“老套、盲目、无力”，进攻遭到伏击。印第安人杀了阿尔瓦罗·豪尔赫和大约三百五十名西班牙人。这之后，一切都变糟了。维拉从特立尼达送出的供给没有到达贝里奥手里，它们被那些对黄金国不再感兴趣的人带到了加拉加斯。加拉加斯本应该提供补给，已经收了钱，但补给一直没到。加拉加斯的新总督是在贝里奥第二次探险途中发动叛乱的人，现在维拉向国王表示抗议已经太晚了。

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有很多人叛变，他们十个一伙二十个一群地逃跑，都被印第安人杀掉了。还有一些人被西班牙官员引诱而离开。“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是伟大的怜悯之举，”维拉写道，“但上帝重建了他的事业。”修道士们鼓励他们的绝望。“我为他们效劳，”维拉写道，“我也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除此之外我不想与他们有任何来往。”

维拉派出的横穿帕里亚湾的救援队遭遇了一支来自多米尼加岛北部的加勒比食人族舰队。大约有三百个加勒比人。他们把男人杀掉或吃掉，把女人带走。据考林记载，是不知如何幸免于难的修道士将残骸掩埋的：“这是一场惨无人性的大屠杀，胸腔被撕开，心脏被吃掉，其他部分被从关节处切成块。其中有个从马德里附近的圣西尔韦斯特雷来的可怜女人，他们从她的子宫里拉扯出一个婴儿，把婴儿和母亲的内脏一起扔在头颅边。”

维拉听说后，带了一百人离开西班牙港，前往帕里亚湾对面加勒比人猎人后分享猎物的知名地点。维拉说，海上风暴骤起，他损失了四十人。他和活下来的人到达大陆，但放弃了营救的努力。他当时想，既然已经到了半途，应该去看看贝里奥。

这是他们三年来的第一次会面。维拉希望贝里奥至少能对他的效劳给予一些认可。他发现贝里奥变得沉默寡言。维拉写道：“贝里奥甚至没有客套地说一句‘我会按陛下所愿行事’。”

“先生，”维拉说，他的信里这时候出现了直接对话，“你这里有小船，命令他们去特立尼达获取补给并交换货物，然后把人召集起来。我自己会向河边友好的印第安人求助。他们会给我们食物，让我们获得物资。然后我们会师。到了夏初，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都会准备好。”

“我们想做的太多了，”贝里奥说，“如果我们想做的太多，我们最终什么都做不成。”

这就是记录下来的贝里奥说过的唯一一句话。维拉等了三天，但贝里奥什么也没说。他一直想要人，想要的不是西印度群岛上的人。现在他们做得太多，已经因人数过多而陷于自我毁灭。维拉回到特立尼达。两人之间没有进一步的交流。

维拉说，他不断派人去贝里奥那里，但他们都叛变了。他派一名修道士带领一队人去，但没起作用。士兵们将修道士绑起来，用剑击打他，威胁说要淹死他。他们把他放在一个荒凉的海滩上，让他成为食人者的食物，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圭亚那饥饿的西班牙人密谋杀死贝里奥。这是西班牙人的仇恨——贝里奥疯了，已经奄奄一息。与维拉见面之后的第八个月，他死了。

贝里奥十九岁的儿子已经离开父亲六年，好像一直在等待机会似的，他现在来到圭亚那，要求继承父亲的领地。维拉去看他，向他汇报并移交领地，贝里奥的儿子取得了头衔：唐·费尔南多·德·奥伦那·伊·德·拉·奥斯，国王陛下钦命的黄金国、圭亚那、大马诺阿以及特立尼达岛地区的总督和总司令。他留在圭亚那，维拉则回到圣约瑟夫城。

维拉说，他已经让圣约瑟夫城和西班牙港的印第安人臣服。他写道：“他们耕地，令土地肥沃。”但仍然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留在特立尼达的三百人。八十匹马又是额外的负担。在圣约瑟夫城的新堡垒里，有十门大炮，但人们都在等死。

维拉于一五九七年十月在圣约瑟夫城写了这封信。根据考林的记载，当这封信到达国王腓力二世手里时，维拉已经死于尿道疾病。国王本人也行将就木。帝国的文书工作现在像例行公事般自动接纳失败和悲痛。国王写道：“把所有与这件事有关的文件放到一起。”然后，它们被遗忘了三百年。揭示真相的时间将贝里奥吞噬。这个寻求西班牙新大陆第三块侯爵领地的人，就连一张肖像都没有留下。

罗利仍然每年派一艘船去圭亚那。但对于西班牙人，特别是费尔南多·贝里奥来说，探险已经结束。费尔南多跟父亲来到西印度群岛时才两岁，当父亲开始伟大的第三次探险时，他十二岁。他十四岁时回到新格拉纳达，留在了那里。现在，作为总督和总司令，费尔南多为特立尼达任命了一位副总督，这位副总督为这个职位支付了四千达克特。他可以利用在特立尼达征收的税款给自己发工资。

费尔南多在圭亚那待了三年。他和一个印第安女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圭亚那的圣多马开发了一个定居点，然后又设立了另一个定居点。印第安人撤离了，周围三十里格内没有印第安人种植任何庄稼。费尔南多说，他败给了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最糟糕的一种——饥饿。他“减少”新定居点的人口，去了他父亲那座不幸的圣约瑟夫城。现在那里只有五十人，副总督颇有怨言。他做了桩糟糕的买卖，想把它取消，连工资都无法筹集。圣约瑟夫城的皇家金库里只有一千六百五十二比索，这意味着作为副总督，他只有权力给自己十六点五比索的工资。费尔南多给了他钱，也给了他自由。

十六点五比索，一名官员的工资，这提供了一种标准。寻找黄金国失败以后，西班牙大陆的这片区域已不受西班牙帝国的关注。玛格丽塔这个几乎没有资源的珍珠岛只有五十一户居民，其中十九户住着牧师和寡妇。然而，它已是这个地区最有前景的地方了。这片区域并不能为官员们带来什么，当他们发现这一点时，都像孩子一样向国王诉苦。

“陛下想要奖赏我。但我的运气没有持续多久。我得到这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但我视若珍宝，因为这是陛下您的愿望。”“给我换个工作吧，”西蒙·德·玻利瓦尔写道，“任何人都能管理委内瑞拉，即便他的能力十分低下。”没有船从西班牙来，工资也没有着落。“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已经二十个月没有得到一个雷阿尔[1]了。我要吃饭，要不是我的几个印第安自由民在我的小块地上种了点玉米，他们和我都不会有东西吃。为了养活我的家人，我必须这么做，考虑到我不能从事其他工作，我相信陛下会认为这做得不错。”“现在有人向我收房租。有总督要付房租的吗？更何况我一点钱都没有，怎么付房租？发布一条命令吧，那样我就可以不付房租住在这屋子里了。”

那些与世隔绝的官员生活危险重重。“我在一封信里请求陛下赐予我加拉加斯的总督职位。但现在我恳请陛下不要给我了，因为传言说上一届总督被药草毒死了。几天前，一位到访的主教也出于同样原因而死。我听说，那里的人有用药草的习惯，那个地方发生过一些奇怪的死亡事件，我恳求陛下可怜可怜我。”外国的海盗随心所欲地袭击小规模定居点，有时只是为了消遣。一天，几个荷兰人将一伙采珍珠的西班牙人从玛格丽塔岛掠走，问他们玛格丽塔岛有多大。西班牙人说非常大。荷兰人大笑。他们知道，在采珠工作繁忙的时候，玛格丽塔岛的五十一户居民里大概只有三十五人。

西班牙人一直没有足够的东西吃，还有被吃掉的危险。食人的加勒比人越来越频繁地寻找猎物。“他们吃抓到的印第安人，用尽可能残忍的手段杀死西班牙人……当这两种人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吃黑人。”一份报告显示，黑人被他们阉割并且“无限期奴役”，直到被吃掉。

加勒比人或许不会招惹西班牙人和他们宝贵的黑人，就像他们不去招惹荷兰人和英国人一样（甚至还成了他们的朋友）。但嗜食同类对西班牙人而言从来不是玩笑。就像印第安人公开的鸡奸习惯，以及在谈话时不避一避就随地小便的习惯，嗜食同类同样会唤起摧毁、破坏和奴役的渴望。“他们的罪行臭名昭著，后果严重，不能指望通过福音书去感化他们，陛下必须消灭这些岛屿上的加勒比人。”加勒比人必须被宣布为奴隶并加以追捕。计划一次又一次被发往马德里，要求西班牙士兵进行灭绝式袭击，要求军舰巡逻（军舰由被俘获的加勒比人操纵）。“如果不这样做，想要保住特立尼达、库马纳、玛格丽塔岛和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定居点都是不可能的。”

但几乎没有回复。帝国太大了。在墨西哥、秘鲁、珍宝船护卫队以及欧洲遇到的困难面前，那些岛屿和东部大陆并不重要。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说，特立尼达有许多印第安人，但它不是一个“好”地方。有时，经过几年通信之后，珍宝船队的护航舰会进行一次大扫荡。但这于事无补。加勒比人继续袭击，外国人不断前来。

但外国人不是来袭击的，他们来做生意，那是大买卖。荷兰人从委内瑞拉买盐。英国到特立尼达买烟草，以满足罗利发起的烟草热。特立尼达几乎脱离了西班牙帝国，它已成为一系列英语词汇：Trinidad，Trinidade, Trinidado。在弗吉尼亚之前，英国使用这些词指代烟草。对西班牙人来说，与外国人做生意是非法的。但没有其他可以做买卖的人了。特立尼达没有西班牙船只到来，附近的定居点几乎无人踏足。“即使警卫还在食堂，黑人还在戴着锁链睡觉，只要看到一艘哪怕仍在两里格之外的商船，人们也会跑出去与他们交易。有些人甚至会搭船去佛兰德斯和英国。”

每一位西班牙官员都在违法，每一位西班牙官员都在抱怨自己的无助，或抱怨其他西班牙官员。“陛下把我派到一个敌人众多我却无力攻击甚至连表示敌意都不行的地方，我在心里哭泣，流下血泪。我恳求陛下帮我换一个地方去做总督，让我不用每天都无助地看着敌人行动，承受巨大的痛苦。”“实不相瞒，我的财务主管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他玩忽职守的行为一次接着一次，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惩罚他。”

有时会进行调查。“持有开业证书的佩德罗·德·利亚诺是陛下任命的法官，他来这里了解到，某些城镇一直在无耻地进行的非法交易和物品交换。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行事不考虑任何个人利益。”五个月后，前面提到的抱怨的官员给国王写信谈到这位法官。“我尽我所能去帮助这个人。对于那些进行非法交易的人，我非常严厉，会亲自处罚犯人。当前面提到的那位有开业证书的人看到我比他先行一步，导致自己的贪心无法得到满足时，他就不怀好意，严重违反了陛下为他制定的委任条款。他在所有地方都派出了自己的司法官员，付给他们丰厚的薪水，去打探各种隐秘细节……”

当每个人都犯罪，当像法哈多这样的西印度群岛老手都能成为总督时，法律就无法执行了。“总督派我去逮捕两位市长，他们在我做弥撒时逃跑了。有几个警卫是同谋。我设法抓回了一位市长，但另一个跑掉了。我很伤心以致卧病在床，现在也没恢复。那个跑掉的人根本不畏惧上帝或者国王。甚至有牧师也被卷入到这件事情中来。”

除了上帝和国王，那位与世隔绝的西班牙官员不用效忠于任何人，也没有别的念想。他孤立无援，西班牙人同外国人一样是他的敌人。“陛下知道，卡塔赫纳、哈瓦那和波多黎各的总督已经被调查并确认有罪。我请求陛下恩准我到其中一个地方做总督，这样您就不会再听到对我的投诉了。”这是西班牙衰弱的一部分表现，它可能被其他拥有更先进集体观念的人利用。一名英国外交官在西班牙港写道：“这里有一个西班牙人，禁止善待落入他手中的英国人。他和许多西班牙追随者潜入大陆，公然反对国王的行动。我已派出小船去寻找他。我知道如果可以和他谈一谈……他会很好地为阁下效劳。”

另一位英国商人兼探险家写道：“我斗胆冒昧地认为，并且希望几年内可以得到证实的是，只有烟草这种商品可以给从业者带来巨大的利益，就像西班牙人曾在西印度群岛通过最优质的银矿获得利润一样。”但对西班牙人来说，特立尼达的烟草只是累赘，就像委内瑞拉的盐。如果烟草种植地被摧毁，就不会有非法贸易，印第安人就会再种植粮食作物，回到矿上工作。但是烟草种植地被摧毁了，贸易却没有停止。

至于委内瑞拉的盐，西印度群岛的战争理事会经过一个冬天后断定，它“无论对这些王国还是对西印度群岛来说都是无用的”。因此，盐场应该被销毁。拒绝为荷兰人供盐也是对佛兰德斯反叛者最有力的制裁，从而终止那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一名工程师被指派汇报引水冲掉盐场的可能性。另一位官员写信给国王：“给我一些毒药。水里有毒，盐里就会有毒，从而给荷兰、泽兰和英国造成损害。我敢肯定，这样他们就不想再回来要盐了。尽可能隐蔽地给我一些毒药。”

出人意料的是，在去检查和汇报的工程师与官员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不是后裔，而是海军上将本人，极不情愿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指挥官。大英帝国便是在那次打败西班牙后崛起的。在人们的想象中，他在那次大败之后便消失在自己的庄园里，贫病交加。八年后，在他担任安达卢西亚总督时，英国袭击了加的斯，停在加的斯港准备送维拉去特立尼达进行黄金国探险的船只“化为灰烬”，这更增添了他的耻辱感。

但意想不到的是，在无敌舰队战败之后十六年，对新安达卢西亚地区的调查，对阿拉亚盐场的步测，对帕里亚湾以及特立尼达与玛格丽塔岛之间海域的调查，依旧面临同样的困难（现在敌人是未提及名字的荷兰人和英国商人，以及乘坐小船的加勒比食人族）。加的斯被袭击之后，他写道：“我禀告陛下，给我派送人手与资金是非常必要的，但从没得到过回复。”现在，这再次成为他报告的主要内容，结果还是没有回复。

无话可说，无事可做：这是皇家沉默的惯例。然而，无事可做——这也是事实。帝国横跨整个世界，它太辽阔了。费尔南多·贝里奥与这些抱怨、焦虑的官员不同。他继承得来的职位是终身的，也从来不请求免职或是调任。他时而待在圭亚那，时而待在特立尼达，从不抱怨。他仍然代表官方寻找黄金国，但从未写过报告。不过其他人会写到他。“费尔南多先生并没有尽忠职守。考虑到他现在所在之处，即使有五百年也找不到黄金国。我禀告陛下，他已经交易和卖掉了八千多个印第安人。”“他不是在寻找黄金国，他是在买卖印第安人，现在已经卖掉一万多个印第安人了。陛下您要知道，这个人在哪儿，黄金国就不可能在哪儿。”

“他像往常一样陷入麻烦，出于同样的理由：没有足够的牛或马。我本人认为整件事情很荒唐。士兵们感到厌烦，他们认为这一切是个笑话，觉得自己被骗了。”有时候批评是含糊的。库马纳总督于一六〇五年写信回复一个曾在一六〇三年提醒他的人（现在每件事情的进度都变得更加缓慢了）：“我于一五九八年接到命令，调查寻找黄金国的事务。我派出公证员和少尉带着四名士兵去做秘密调查，没要求士兵带奴隶回来。我只要他们把那些因为正当理由被费尔南多·贝里奥驱逐的印第安人带回来。”

“除了圣多马和特立尼达岛，各地的烟草作物都已被连根拔起。特立尼达有很多布匹交易，总有英国和法国的轮船在那里做这类生意。”玛格丽塔岛的总督说，帕里亚湾和奥里诺科河“就像一个贸易市场”。寻找黄金国而经过的河流现在已成为公认的走私路线。“所有走私的布匹都被运到那里，然后直接进入秘鲁，这对皇室国库非常不利。”

“这些以及其他罪行的领导者和发起者就是总督。他行事一点也不像基督徒，根本不顾及自己是陛下封臣的事实。他行事就像一位专制的君主，像个没有信仰的野蛮人，身上没有一点基督徒的特征。

“我们很少听说这个人，也很少收到他的消息。但从我听到的一些信息来看，这并非一次了不起的征服，虽然它并不由陛下承担费用。但或许正因为不是由陛下承担费用，基督教才面临危险。妄想发现黄金国的追求必须付出代价，因为士兵生活不加节制又荒淫无度，既不遵守上帝的准则，也不遵守国家的法律，丝毫不约束自身恶习。所以，那个地方吸引并且欢迎不尽责的俗人和僧侣，以及叛教的修道士。那里通常是恶棍的发源地。除此之外，据说这位绅士的身体不太好，即便没有垮掉，实际上也很糟糕了。他身体不健康的原因众所周知。”

费尔南多·贝里奥和一个印第安女人住在一起。一个西班牙官员写道，她是他去黄金国的向导。费尔南多患上的很可能是梅毒。梅毒是印第安人的疾病。在哥伦布第二次航行后，它被带到欧洲，是新大陆对旧大陆的唯一报复。

费尔南多从来没有写到过他的疾病。他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他是一个精力日益衰退、对自己那毫无律法可言的王国感到满意的三十岁中年男人。不过，愚蠢而又腐败的费尔南多仍然是西班牙人，能像屋檐下的瘦黄蜂那样迅捷地蜇伤人。在特立尼达，瘦黄蜂至今还被叫作“西班牙人杰克”。按照西班牙人的习俗，他继承了堂兄罗德里戈的姓氏德·拉·奥斯。罗德里戈那天去了西班牙港码头会见罗利的人，被他们用酒引诱到旗舰上杀掉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费尔南多去报复。

这个地区越来越有知名度了，传言满天飞。塞缪尔·珀切斯继承了哈克路特的《航海》文集，他问罗利的副手基米斯，脑袋长在肩膀下的人是否真的存在。基米斯说，他们只是“没有脖子”。印第安人被英国人与荷兰人利用来对付西班牙人，又被荷兰人利用来对付英国人。印第安人获得了枪支。一位英国到访者写道，他们已“学会有条不紊地摆弄他们的枪支，其中有些人枪法很好”。

罗利现在成了国王的囚犯，他对那个地区有属于自己的记忆。然而，在伦敦塔内，那些记忆正在变成幻象。他依旧派遣或资助船只。但比起探险，他更感兴趣的是与印第安人保持联系。那里仍然有记得他的印第安人。

一个叫罗伯特·哈考特的英国人来到圭亚那，计划在那里建造殖民地和种植园。他对海边的印第安人谎称自己是罗利派来的。这个名字把一位印第安人酋长和几个酋长的追随者引出丛林。他们穿着罗利几年前送给他们的英国服装，但已破烂不堪。哈考特不得不解释罗利已有十四年没来的原因。罗利那位年事已高的印第安人翻译兼仆人伦纳德去过英国，他走了很远的路来与哈考特会面并招待他，“不是用印第安人那种普通粗陋的礼仪，而是用更文明的方式”。伦纳德希望英国人住下来，并且带他看了一块地，说适合盖房子。在南美丛林里出现“房子”这个英语单词，让哈考特感到震惊。当晚有月食，印第安人将火焰箭射向月亮。刚从英国回来的印第安人马丁对这一习俗做了解释，“嘲笑他们的天真”。

这就像罗利的南柯一梦，那里仍然流传着有关黄金以及金城马诺阿的古老传说。哈考特要向导带路去马诺阿。他们提供了一个向导。但当他们来到印第安人描述的地方时，发现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向导当时露出不知廉耻的无知的表情”。哈考特一直认为在伦敦流传的矿山传说有点夸张，不过，他还是留下三十个人寻找大马诺阿，然后北上去了费尔南多·贝里奥的烟草王国特立尼达。

三艘英国轮船停泊在帕里亚湾南部。这里有一些不能确定的信息：哈考特用了两星期才到达西班牙港。两天后，费尔南多·贝里奥的副手和随从来到船上并接受款待。哈考特想要烟草，但西班牙人有其他难题。“他们坦率地承认正被加勒比人严重袭扰，不知道怎样才能制服他们。”在最近的一次加勒比人袭击中，八个西班牙人被杀，有许多人受伤。哈考特的外科医生治疗了一些伤员。

南部的三艘英国轮船跟随哈考特来到西班牙港。但“西班牙人手里也没有优质烟草”。这不正常。哈考特突然想起，“缓兵之计和谄媚之语”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大约每天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们允许其他船来参加贸易，已经有七天了。”

“黛安娜”号的主人是一个住在伦敦的荷兰人。“珀涅罗珀”号和“奋进”号的主人是一个叫霍尔的伦敦商人，他是罗利的朋友，罗利的一些下属就在那两艘船上。哈考特离开后不久，从“珀涅罗珀”号和“奋进”号上岸的三十六人被费尔南多·贝里奥在西班牙港的副手抓住。他们被背靠背地捆绑在一起，割开了喉咙。贝里奥与罗利的恩怨算清了。哈考特非常幸运，他其实一直在使用罗利的名号。

当一位英国大臣兼外交官到来时，有关这场杀戮的记忆仍然鲜活。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过罗利的资助，已经在亚马逊－奥里诺科河流域探险一年。后来他到达帕里亚湾，在西班牙港发现十五艘“运输烟草”的英国、法国与荷兰轮船。他与西班牙人就霍尔和罗利的下属被害一事发生争执，“他们对待那些人比对待摩尔人还要残忍”，但最终争吵“平息下来”。西班牙人行动很频繁。他们将牛和马集中在西班牙港，准备重新向圭亚那进发。“但这一切都将消失，化作青烟。因为总督很懒散，不适宜做艰苦的事情。比起建立殖民地或带军前行，他更擅长种植和销售烟草。”

记录这些的外交官是托马斯·罗伊爵士。四年后，作为英国国王派往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任大使，他从印度西部的苏拉特港出发去印度北部的阿格拉，进行了一次缓慢而又枯燥的旅程。那是一个更加绚丽夺目的帝国。不过它有着同样的弱点：国王只是国王，臣民只是一些雇佣兵，它不是一个民族。它对知识性的东西关注很少，因此它的衰落也会更迅速、更彻底。罗伊对阿格拉宽敞的大理石宫殿里不易相处、忧心忡忡的官员没什么印象，如同他对住在西班牙港草屋里忙碌的费尔南多·贝里奥的西班牙人没什么印象一样。“这里的西班牙人傲慢无礼，但又贫困软弱。他们的安全信念是：武力即名誉。”即便是西班牙港的行动也有懦弱之处。罗伊发现，那只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期待国王的公平正义”。

他们在等待国王的调查员。这需要一些时间。特立尼达每年对英国商人的烟草贸易价值六万英镑，对大陆商人同样如此，这已成为一桩丑闻，曾被大使写入报告。西班牙警告过费尔南多·贝里奥：“……另外，该做的还是要做。”如果威胁再直接，就不是王室的措辞了。即便决定调查，也还有不少抱怨。特立尼达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一直在吹嘘自己有足够的走私布匹，足够他们使用十四年。在一艘捕获的英国轮船上发现了来自费尔南多·贝里奥和他副手的信件，甚至还有来自一名圣方济会修道士的信件。费尔南多本人保持沉默，甚至没有编造借口。有传闻说他正在玛格丽塔岛接受某种医学治疗。

调查的准备工作用了两年时间。距离托马斯·罗伊爵士的到访已有一年，他们“每天都在期待”的调查法官——委内瑞拉的前总督，才终于离开玛格丽塔岛前往特立尼达。与他一起出发的有三艘汽艇和一艘双桅平底船。他带着三十名西班牙官员和士兵、一百多个印第安人和黑人，用了两个星期跨海航行到西班牙港。然后，法官又从西班牙港去仅有三十二座茅草屋和四十名成年男性的圣约瑟夫城。但费尔南多·贝里奥没有住在那里，他住在帕里亚湾对面的圭亚那。

法官投宿在一间从未被记载过的小旅馆里，向地方理事会出示了他的委任书。然后他去听弥撒。圣约瑟夫城的所有市民，甚至“重要的女人”，都跟着法官回到旅馆。他们带了一份请愿书，如果法官同意，他们想让公证员宣读。法官表示同意。公证员一开始读，所有市民都跪了下来。请愿书的内容是恳求宽恕。市民们说，他们都有罪，无一例外。他们与外国人做交易已经很多年了。如果法官想施以绞刑，就不得不从孩子开始。法官被“令人同情的场面”感染了。他让男人、女人和小孩都站起来，尝试安慰他们。他说，他会建议国王进行一次大赦。

他用了一个月时间记下他们的忏悔，最后认为，费尔南多·贝里奥“罪行严重”。不过费尔南多显然不打算去见法官，法官只好决定到费尔南多那里去。但就在那时，警报声响起，加勒比人又来袭击了。“我现在身处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手里都要拿着武器，保护自己免受加勒比人攻击的城市。”法官写道。他对当地的西班牙人深感同情，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加勒比人应该被消灭或者被奴役。

法官的人击退了加勒比人的攻击，然后法官去了西班牙港，准备从那里去圭亚那。他发现，即便当他在圣约瑟夫城收集非法贸易的证据时，外国船只也会来到西班牙港。法官将对费尔南多·贝里奥的指控增加到三十八条。费尔南多在圭亚那接受调查时态度冷漠。他说他很贫穷，缺乏生活必需品，担任总督的十六年来一直都很贫穷，一直缺生活必需品。法官——他从没有描述费尔南多或是相关背景的细节——大发雷霆，他说费尔南多应该被判死刑。他禁止在圭亚那种植烟草。然后，他回到了特立尼达。

西班牙港的外国船只更多了。“但佛兰芒人和英国人在这个港口进出自由，就像他们在英吉利海峡一样。”这位法官写道，“这里的西班牙人很少，敌人又很多，以至于它不是一个可以手握钢笔散步的地方，而更适合肩扛步枪四处巡逻。”他“伏击”了一艘英国轮船，把船长囚禁起来。“在我把他绞死之前，”仅此而已，没有更多，“我问了他许多问题。”船长坦白还有其他的外国轮船正在路上。

轮船出现：战舰和整支无敌舰队。法官准备去迎接他们。但船是西班牙人的，属于无敌舰队的一部分。五十年来，虽然航行的线路与时间是固定和公开的，无敌舰队一直非常成功地保护运送珍宝的船队。西班牙的战争理事会已经决定，无敌舰队应该去特立尼达水域进行为期两天的扫荡。但现在经过多次通信之后，这一拜访看起来已无必要。特立尼达水域并没有外国船只。一个理由是，他们已被印第安人伙伴警告。有关这一警告的总体信息已在前段时间被送往西班牙，但还没有人读到相关文件。

西班牙的舰队司令赞成继续航行。时间很宝贵，运送珍宝的船队比外国贸易商船更加重要。法官迫使他停留六天。没有外国商船出现。这两人之间有过交谈。法官说，他只是急切地想要效忠国王，剿灭异端。无敌舰队离开之后，法官暂停了费尔南多·贝里奥的特立尼达总督职位，任命了一位副总督，然后回到玛格丽塔岛写报告。

他并不着急，他提出一些惯常的建议：更多的居民，永久的驻防部队，更多的西班牙商船。他附加了一份有关黑人的备忘录，黑人一直被非法运到特立尼达用来交换烟草。在结尾时，他提到自己。“我不是在抱怨自己调查期间每天只有六达克特的报酬。一名内政法官每天可以得到十达克特，我却不得不带领那些如果我不给他们就一无所有的士兵前行，不过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周围有许多外国人，我很高兴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为我知道自己乐于用这种方式为陛下效劳。”

玛格丽塔岛的总督写了一封表示支持的信。两份文件一齐被送往马德里。九个月后，国王把总督的来信记录在案：“把这封信和其他关于烟草的文件归纳在一起，直到做出决议为止。无须回复。”

决议终于在两年后做出，这时费尔南多·贝里奥去了西班牙，提出自己无事可做和被免职的问题。在这之前，他一直住在圭亚那。没有他的特立尼达比往常更糟糕。副总督精力太充沛。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十二名西班牙士兵和一些阿瓦克斯弓箭手去寻找并捣毁圭亚那的一个荷兰人烟草种植园。荷兰人有大炮。西班牙人吃了苦头，直到弓箭手向荷兰人用茅草覆盖的堡垒发射火焰箭。六个荷兰人被烧死，他们用来交换的所有货物都在大火中被毁，烟草种植园被夷为平地。这场胜利招惹来荷兰人同盟加勒比人的报复性袭击。有一艘海盗船威胁要攻占圣约瑟夫城，圣约瑟夫城的西班牙人发动起义反抗副总督，因为他带来了“苦恼和麻烦”。

此时，就像一个人应避免陷入那些没必要被煽动起来的不愉快情势一样，费尔南多·贝里奥去了西班牙，在莱尔马公爵面前提出了他的“正当理由”。公爵以国王的名义治理西班牙，他的恩惠是有代价的。费尔南多被免去了黄金国和特立尼达总督职位，但他得到一些补偿。他得到一笔两千达克特的借款（最终成为礼物）、新格拉纳达的一块土地以及分配而来的一些无主的印第安人。因此，六年后，对费尔南多·贝里奥的指控终于结束。那位法官没有得到报酬，不久后去世。

西印度群岛战争理事会认为，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新总督应该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军人，在西印度群岛的事务方面富有经验。有三个人值得考虑，最后被选中的是迭戈·帕洛梅克·德·阿库纳。此人对西印度群岛一无所知，但他出身高贵，是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的亲戚。他和费尔南多乘同一艘船离开西班牙，后者要去他在新格拉纳达的庄园。

帕洛梅克有高高的个头和胖胖的身材，在圣约瑟夫城和西班牙港那些瘦弱的西班牙人中非常显眼。他很严肃，从波多黎各带来士兵听他差遣。他严禁违法交易，检查他所怀疑的人的账目，对任何欺骗性的行为都给予罚款。如果有人声称付不起，他就让他们写借条。两年之后，那里的西班牙人开始密谋杀了他，或者把他放到小船上送离岛屿。

就在此时，在多个传言之后，西班牙传来消息，沃尔特·罗利爵士要来了。

这是一场疯狂的举动。西班牙人已经不再寻找黄金国。荷兰人什么都没找到，法国人也什么都没找到。罗伯特·哈考特曾嘲笑寻找黄金国的设想。托马斯·罗伊爵士什么都没找到。对许多商人来说，圭亚那已经褪去那些关于烟草和印第安人敌对部落的神秘感。罗利本人不再提及黄金国和大马诺阿，但他在伦敦塔里不断地梦见矿山和水晶山。

二十年前，在奥里诺科河上的那个星期，他相信自己曾见过这样一座山—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矿山。然而他没有更公开地彻底追究探险的事。六十四岁时，他被从伦敦塔释放出来。十三年之后，他寻找黄金的信念变得非常强烈，“找到圭亚那的黄金就像……从餐厅去卧室不会迷路一样”，他接受自由的前提是荒谬的，就像在玩室内游戏。矿山在西班牙的属地，西班牙人会知道他的行动。他必须在不惊动西班牙人的情况下找到矿山，失败的惩罚是死亡。

刚被释放，他寻找矿山的信念就减弱了，行动的意愿也消失了。他把寻找矿山的所有责任都抛给那位宣称见过矿山的老朋友基米斯。后者的想法和一半行动计划都是狂热的：圭亚那，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法国的工作，海盗。经过伦敦塔的调解与和平，以及对死亡的审视之后，罗利已准备好重新回到这个世界。这是违背自我的行为。从他轻易对儿子、曾经一起做生意的乡下人，甚至后来的印第安人（世外桃源的居民）动怒，可以推断出他的自我怀疑、灰心丧气与无能为力。他就像一个全心全意投入一连串事情的人，现在被这些事情挟制着。走霉运：很多时候都是如此。但不管运气好坏，当事人常常会有一种精神暗示，但现在罗利并没有试图控制事情进展的精神暗示。他生性孤僻，事情总围绕着他发生。

这就像一出开篇即错的喜剧，罗利一方和那些亦步亦趋的西班牙人都有错，双方都像外行的探险者，也都对失败感到焦虑，而且一直担心钱的问题。一六一六年三月，罗利被从伦敦塔释放。十一月，有关他计划的第一条消息传到马德里。罗利知道西班牙人已经听说了这件事，他告诉一个朋友自己“什么都不怕”。十二月，他的船“命运”号出发。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西班牙人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直到一月份，西印度群岛战争理事会才决定，他们什么也不做。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而且来自伦敦的消息或许需要再核实。以现有的力量，玛格丽塔岛、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的总督能做的不多，但他们应该警惕。

两个月后，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给马德里写了一封更加紧急的信。西班牙向玛格丽塔岛、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再次发送警告，别的什么都没说。三个星期后，伦敦又发来两封信。又过了三个星期，他们准备了一份行动计划书：增援远洋舰队，强化牙买加岛防御工事。再两个月后，即一六一七年六月，在收到新消息之后，他们决定没有必要强化牙买加岛的防御工事，也没有必要召集舰队去追赶罗利，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没人知道他要去哪里。新的警告被送往特立尼达、委内瑞拉和玛格丽塔岛，一式两份，是五个月里的第三轮。

几天之内再次开始。西班牙大使从伦敦写信说罗利在普利茅斯推迟了行程。他给养不足，缺少资金，陷入了绝望。最后，罗利出发了。但他总碰上恶劣的天气，不得不靠岸，先在法尔茅斯，又在科克郡。船上的人“不停地争吵和打斗”，很多人受了重伤。罗利用了八个星期才进入公海。

他给朋友基米斯写信，“我知道，除了几个绅士之外，你的人都是人渣。”他的愤怒被写进他开始记录的航海日志里。日志简短、有大量空白、语言粗俗、句子松散不连贯，记录着英里数、罗盘方向以及恶劣天气。在加那利群岛，他遇到西班牙人的阻挠。他的一位船长弃船逃回英国。在佛得角群岛，他损失了一艘中型舰。所有人都睡着了，没有人值班，这艘中型舰驶入罗利所在船只的船首斜桅下，沉没了。“不过上面的人获救了，虽然他们更应该被绞死。”之后便是“疾病”。死亡情况最初只是记录在航海日志的页边空白处，后来便成了航海日志的主要内容，和记录恶劣天气的内容混在一起。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一，米迦勒节，我们的军士长鲁巴尔先生死了，这是我们的重大损失。修帆工也死了，我们还有六十个病人，我所有的仆人都病了。除了我的男侍，没有仆人服侍我了。十月一日……我们遇到飓风暴雨的袭击……十月二日……星期五，一个号手和一个厨师死了……十月六日。从星期天的十二点到星期一的十二点我们航行了二十八里格。这个星期一早上，约翰·哈奥德先生死了。从海军少尉到船长：诺斯、海军上尉佩顿和霍斯先生病倒了。我们重要的炼制工富勒先生死了，我们深感悲痛。十月十二日，从星期六的十二点到星期天的十二点，一直风平浪静……我们航行了不到六里格……这个星期天早上，霍斯先生死了，他是一位正直又有教养的绅士，才病了六天……十月十三日。从星期天中午到星期一中午，我们航行了不到十二里格。由于天色很暗，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这是非常不幸的二十四小时，我们失去了我的副手约翰·皮戈特船长，他来自大陆。我忠诚的朋友约翰·塔尔博特先生，他跟我在伦敦塔里生活过十一年，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一个可靠的、正直的人。我们也失去了加德纳先生和莫登特先生，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健壮的绅士，我自己的厨师弗朗西斯也死了……”

天气还是很糟糕。“我今天观察到，当然以前也观察到，早上出现彩虹并不能保证有个好天气，这跟英国不一样。”十月的最后一天，罗利自己也病倒了，然后有两个星期没写航海日志。除了“偶尔吃点炖梅子”，二十天来，他几乎什么都没吃。他不停地出汗，不得不“昼夜各换三次”衣服。到达圭亚那海岸时，他仍在病中，不能动弹，但他一到那里就派人去“打听我的老仆人伦纳德，一个陪我在英国待了三四年的印第安人”。他在连笔都无法正常握住的情况下，不无妒意地在航海日志里写下九年前伦纳德在圭亚那给予罗伯特·哈考特的帮助。当时罗伯特·哈考特以罗利的名义行事。伦纳德没有出现。

“船上有很多病人，不能动弹，发出污秽的恶臭，快熏死我们了，让人厌烦。”就这样，伴着因毒箭而化脓的人，他终于看到了新大陆。他让人把自己抬到岸上，派人去找他的另一个印第安仆人哈里。哈里派来了他的兄弟和两位酋长，他们整晚都和罗利待在一起。第二天罗利给妻子写信：“在我处于逆境时，上帝给了我强壮的心脏，现在它要在地狱之火中经受锤炼。”疾病夺走了他四十二个人的生命。“告诉你我是这里的印第安人之王或许有些虚夸，但我的名字在他们当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这里，他们供给我新鲜的肉类和所有田地里盛产的食物。所有人都为我提供服务。”

但伦纳德还是没有出现。当哈里来见罗利时，“他的英语几乎已经忘光了”。这是罗利印第安王国之梦的结束。他在圭亚那海岸待了两个多星期，但没有写到印第安人。当他在特立尼达再次写到他们时，写的却是一场没有特色的土著弥撒。二十二年里，圭亚那和特立尼达都发生了改变。印第安人已经被西班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分分合合折磨得疲惫不堪。就在罗利给妻子写信的时候，正有一位叫詹森的船长从邻近海岸的弗拉辛向圭亚那航进。他已经与圭亚那有十二年的贸易往来。

罗利埋葬了死者：死于五周前的皮戈特船长，死于十天前的黑斯廷斯船长。船上鸣炮致敬，岸上齐发三枪。

多年探险之后，如今不了解黄金国、马诺阿、水晶山或者矿山会更好。基米斯知道矿山的位置。他计划带五艘船和四百人去寻找。罗利的儿子与基米斯同行。

罗利本人和其他人去特立尼达等候。早上的彩虹并未带来晴朗的一天。他来到岛屿的南部海岸，发现了可怕的征兆：一天中已出现十五次彩虹，“一条彩虹的两端在船尾相接，形成一个完美的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船上的人也都没有见过相似的情景。”他将船停在岛屿的西南端，二十二年前，他曾在这里举起伊丽莎白女王的武器，建了一座堡垒，向印第安人致辞，聆听贝里奥的探险故事。

而现在，没有印第安人来到他的船边。如果上岸的话，罗利会很危险。虽然西班牙人数量少，也感到不安，但他们已做好准备。总督迭戈·帕洛梅克在圭亚那。但他在特立尼达的副手已砍倒大树，阻断了从西班牙港去圣约瑟夫城的陆上通道。这条通道是罗利和他的印第安人支持者在一五九五年的行军路线，现在这些支持者都被对手征服了。

有两个星期，罗利待在原地，没在航海日志上记录任何东西。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向北朝Conquerabo行驶，Conquerabo就是西班牙港”。他将船停泊在沥青湖。第二天，他在航海日志上做了记录。他看着湖，“所有的沥青都像小喷泉一样从地面涌出，流淌一段距离之后，在空气中硬化，覆盖了所有平地。这里还有许多条小溪，里面有淡水鱼”。他们吃鱼，也吃了“许多当地菜……肉的脂肪很多，菜很精致”。

接下来的十九天里，他什么都没有记录。基米斯带领的去奥里诺科河的队伍已经离开六个星期。罗利变得急躁起来。他船上的一位传教士说，罗利不怎么谈论矿山的事，当他谈起时，“也远不如以前那么自信了”。他说要走，要离开奥里诺科河的队伍。他说不管他们回不回来，都无所谓，因为“他们除了吃以外什么都不会，被派出海也是因为朋友都想摆脱他们”。他说特立尼达有许多烟草，甚至开玩笑说要在西班牙港登陆，然后朝圣约瑟夫城进军，就像他在一五九五年做的那样。但他什么都没做。

他派了一艘船去西班牙港买烟草。西班牙人等到船上的小艇与岸边有大约四十步距离时，二十支步枪一齐开火。在小艇掉头逃回时，西班牙人破口大骂。没有人受伤。但罗利再也没提及烟草贸易或者在西班牙港登陆的事情。他派了一艘船回岛屿的西南端等候基米斯的消息。几天之后，有三个人和一个小男孩在沥青湖上岸，受到枪击时，他们“在沥青里打滚”。一人被杀，一人游到了船上，一人跑到树林里藏了起来。小男孩被抓。船上拉响警报，小艇被放下。西班牙人逃跑了，丢下了他们的小船、斗篷和其他“装备”。沥青湖并不安全，罗利回到了岛屿的西南端。

第二天，警戒船看到一只独木舟从南边划来，上面有几个西班牙士兵和划桨的印第安人。西班牙人逃跑了，但有七个印第安人被抓。他们不会说西班牙语。通过手势，罗利明白他们来自特立尼达的一个小村庄，那里距离东部十六英里，大概一天的路程。罗利把其中三人带上船，派十二个人和剩下的四个印第安人“去看看他们的城市，和他们做买卖”。他们正在路上前行时，罗利的一个人感觉他认识其中一个印第安人。两年前，他们在奥里诺科河见过，罗利的人记得这个印第安人会说西班牙语。他扭住印第安人的胳膊。印第安人坦承罗利船上的一个印第安人也会讲西班牙语。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利。

罗利船上会说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回答了问题。他说，他从去过他村庄的圭亚那印第安人那里听说，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在奥里诺科河上发生了纠纷。英国人占领了圣多马镇。总督“迭戈·德·帕米塔”与两位船长都被杀，其他的西班牙人逃跑了。英国一方也有两位船长被杀。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就是结局。罗利自始至终都知道他会为这种海盗行为付出代价。除非基米斯找到矿山，除非基米斯能带回哪怕“一两篮子”矿石以证明有关矿山的故事不是杜撰的。至于这两位被杀的英国船长：罗利已经有六天没在航海日志上做任何记录了。

从印第安人村庄回来的人带回一个印第安人，他讲述了有关圣多马的同样的故事，还增加了“其他种种细节”。这种含糊不清现在是罗利唯一的戏法。他看到岸上有营火，但派去侦察的船没有发现任何人。两天后，他派了一艘小船去奥里诺科河上游打探消息，由一个被抓获的印第安人做引航员。

一天，一艘中型艇从怀特岛来到帕里亚湾。这次会面让罗利感到振奋。他写了航海日志，但把月份弄错了。当时是二月中旬，他错写成一月。他一遍又一遍地审问船上的两名印第安人。他们的回答变了。有一个说战斗发生时他正在圣多马。罗利心烦意乱。他派了十六名步兵到印第安人村庄去抓更多会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步兵没有带回一个印第安人，相反，他们抓获的印第安人全跑了。

罗利允许两个印第安人中的一个上岸，与岛屿东部的一个部落做交易，用小刀换取食物。如果他四天之内还没有回来，船上的印第安人就会被绞死，和那个担任奥里诺科河引航员的印第安人一样，留下的印第安人对这一安排“表示默许”。

四天过去了，去换食物的印第安人没有回来。“我带着那个印第安人上岸，把他牢牢地和我们中的一个人连在一起，就这样领着他。他指给我看一些树，上面结着香树脂，我弄到了一点。它闻起来有当归的味道，是很珍稀的。十点后，天气非常炎热，树林里到处都是蚊子，我回来把印第安人交给一位大副和其他三人看管。但我刚一离开，他们就把绳子解开，印第安人很快跑进了树林。尽管我告诉过他们，如果印第安人没有被绑起来的话，就算中间只隔着一棵树，舰队里所有的英国人加起来都不能把他带回来。除了被派去奥里诺科河的那个印第安人，我现在一个印第安人都没有。我很担心，由于水手的疏忽，他也会跑掉。这些水手（我指的是普通水手）除了掠夺和偷窃对什么都不上心。”

对罕见香脂树的兴趣，身体上很快出现的不适，对特别派去考验他的“普通水手”的愤怒：这就好像到了最后关头，他要改变自己去适应倒霉的事情，准备马上采取行动从新大陆撤退，恢复精力。

第二天，他与来自怀特岛的中型舰的船长达成协议，这艘中型舰可以跟随他六个月。下午，他派了三位绅士和六十个人到印第安人村庄，看看能否抓回逃跑的人。当天晚些时候，出现了一艘来自奥里诺科河的小艇，上面有位印第安人乘客，穿着华丽的西班牙服装。他刚从西班牙总督家的囚室里被释放。英国人用有些夸张的敬意对待他。这些人都受了惊吓，行为古怪：他们带来了消息。

印第安人说的都是事实。六个星期前，圣多马受到攻击，西班牙总督被杀。印第安人清晰地记得他的名字。总督叫迭戈·帕洛梅克，他们叫他迭戈·德·帕米塔。他们甚至还知道一同被杀的两位西班牙船长的名字：他们把阿里亚斯·涅托叫作“阿里那塔”，把胡安·鲁伊斯·蒙赫叫作“胡安·鲁埃斯”。他们还提供了“其他种种细节”：“贝德福德伯爵夫人的亲戚”哈林顿先生受了伤，还有两位英国船长也死了。一位是曾率领“敢死队”的科兹摩船长，另一位是罗利的儿子沃特。

有一个印第安人见证了罗利听到消息的这一时刻。他是阿瓦卡人，基督徒，叫弗朗西斯科。他当时可能在罗利的船上，也有可能在刚刚到达的小艇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西班牙官员。六个月后，这位官员在调查时复述了他的话：“这个印第安人告诉证人，他在瓜塔拉尔将军的船上被囚禁时，曾看到一艘小艇带来沃特被害的消息，那位将军听完之后，为儿子的死哭了起来。”

罗利的航海日志里没有提到那艘小艇。日志被封存，再也没有新的记录。

本来不需要有人牺牲。如果矿山存在，如果在发现和开采矿山前能够占领被士兵守卫的圣多马要塞，就可以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达成目标。西班牙的守卫和居民本来准备不打仗直接投降。他们想除掉帕洛梅克，收回借条和抵押品（包括多娜·安德里亚·玛利亚·德·贝里奥的大量银制盘子），它们是被强行拿走用来代替罚金的，正保管在帕洛梅克家的皇家保险箱里。基米斯的队伍一来，西班牙人便看到了制造“意外事件”的完美时机。六天前，曾有人想刺杀帕洛梅克。后来，有些西班牙人认为，帕洛梅克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被杀害。

进攻在午夜后开始。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帕洛梅克的尸体被赤裸裸地放在广场上的一棵木棉树下。“头部左侧被剑从上到下一直劈至牙齿部位”。西班牙人的目光坦诚，印第安人的目光或许同样如此：看到总督尸体的印第安人妇女说她们“为他”放声大哭。但这一点不确定。随后，圭亚那官员与特立尼达官员之间发生了冲突，后者想使前者名声扫地。可以确定的是，卫兵早就逃跑了，英国人在夜晚攻击的是一处被遗弃的定居点，守卫的人不超过三个：总督，可能还有他不久前从特立尼达带来的两位上尉。

罗利的儿子参与了这次行动。他离开长矛队，向前猛冲，“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一名英国目击者写道，“他甚至没来得及请求天父宽恕自己罪孽深重的一生”。之后，英国人与西班牙人之间再无交流。英国人进行掠夺并且放火。西班牙人撤到了一座岛上，在那里他们发现自身人数以七比一占据优势，因此决定围攻。

当时，和每一个去黄金国的印第安人向导一样，基米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他不了解黄金，也不了解矿山。他或许一直在期待另一座圣约瑟夫城，以及被解放的印第安人的狂喜。他发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一个跛子牧师，两个被主人释放的黑人，帕洛梅克家被链子拴住的印第安人，帕洛梅克的印第安仆人，一个葡萄牙年轻人，以及第二天早上发现的三个印第安妇女。妇女们都被带进帕洛梅克的卧室，基米斯在那里设立了临时办公室。他们发现一个六十岁的男人，高高瘦瘦，一只眼睛轻微斜视，拿着一根大约一码长的磨得发亮的木制指挥棒。基米斯告诉他们不用怕，只要给他的人做饭就好了。稍后他让他们把死掉的西班牙人找出来埋掉。妇女们说不知道怎样埋人。于是基米斯的人把尸体绑在一起，放进总督在前一天准备防御工事时挖的坑里面。第二天，他们埋葬了英国死者。裹尸布包着的尸体被放在厚木板上，由一队人将木板扛在肩上，队伍环绕广场行进两圈，降旗致哀。

黑人可以在定居点自由走动，但帕洛梅克的仆人侥幸逃脱了。他说，因为某些原因，他有一半西班牙人血统。如果黑人们没有指出他的谎言，说出他是来自新格拉纳达的纯正印第安人的事实，他也许早被英国士兵绞死了。帕洛梅克家里被链子拴住的印第安人因为公然辱骂西班牙人，并且说自己很欢迎英国人的到来而陷入麻烦。现在英国人很尊敬他。他们称呼他为森纳·唐·佩德罗先生，给他穿漂亮的西班牙服装——是已去世总督的特大号服装吗？——并且邀请他一起进餐。他们让葡萄牙年轻人游街示众，并鞭笞他。在知道了这个年轻人并不了解有关黄金的情况之后，英国人也允许他自由走动。

没有黄金，这就是麻烦所在。看来基米斯并不比他手下的人知道得更多。一天晚上，他出去拿回一小块“矿石”。结果发现没有价值，于是他再也不谈论这件事了。占领圣多马六天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罗利，并派出一艘小艇把信送过去。小艇上还载有帕洛梅克家的两个印第安人，一份从国库带来的文件，一卷烟草，一只乌龟，一些橘子和柠檬。他沿河的上游继续探险，结果中了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埋伏，六人被杀。然后他又逆流而上航行了两百多英里。罗利和他都没有在这条河的这一段航行过，他的无知与茫然现在已显露无遗。

帕克船长给罗利从海岸派回英国的那人写信：“艾利船长，你从我们这里离开实在太幸运了，你无须经历无法形容的痛苦……我们占领那个镇后，基米斯船长带了很多人陪他找金矿，来回折腾了大约二十天，一直要我们对找到金矿抱有希望。但最后我们发现，他的延期只是幻觉，他就像马基雅维利，因为他欺骗了所有人……我再也不愿对上帝和人类说起这个可恶的家伙了。”

没有基米斯的消息。他的探险几乎以饿死收场。他已无法掌控局面。对敌视西班牙人的那些印第安人开放的小镇，已被洗劫一空，然后付之一炬。与罗利在帕里亚湾会面的时候到了，他的船上挂着两面白旗。

“他让那个异教徒的呼喊在地狱得到了回应。”八年之后，弗雷·西蒙在自己出版的历史书里这么描述罗利儿子之死。这也是发布信息的时刻：“但因为将军儿子之死，每艘船上即刻开始的哭泣声马上把他们的快乐冲刷得一干二净。”这是失败者必须忍受的残忍行为。这是罗利二十二年前就已经做过的残忍行为。当时他这样记录寻找黄金国的西班牙人：“他们（那些印第安人）杀了西班牙人，把他们埋在难以找到的地方，以这种方式给予西班牙人一处完整的领地。”这是罗利至今依然可以做出的残忍行为。但现在目标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基米斯，他终生的朋友。一六〇三年，基米斯因与罗利关系亲密而遭受拷问。他在二十一年前曾宣誓：“我将自己和剩余的岁月，全部交给罗利，我所有的思想都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存活。”

在罗利心里，责任都应该由基米斯承担。写完信件三个星期后，基米斯到达帕里亚湾。那时，罗利心里对基米斯的指控已经成型并且非常坚定，其中的一些内容，罗利可以假装相信，也可以添油加醋。自从被释放以来，他一直缺乏行动能力，怀疑行动的价值。他离群索居，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为死亡做好准备。他对矿山存在的信任已转化为虚无，再无其他。

有黄金，有矿山，两座、三座、七座、八座。这就是西班牙人为之战斗的原因。基米斯一直很“顽固”，他拒绝听从指示（他后来在伦敦塔里将这些指示写出来，当时他是安全的）。如果基米斯再多待两天，他很可能得到罗利的老朋友印第安人酋长的帮助。（但伦纳德没有来，哈里也不会说英语了。）他曾扬言要自己去矿山，但他的船有些破旧，士兵也有反抗心理。他再次建议在西班牙港登陆，然后步行去圣约瑟夫城，但只是说说而已。基米斯毁了一切。罗利在国王面前的信誉消失了，财富都浪费了，儿子死了，他的健康状况也很糟糕。

他讽刺基米斯，迫使他采取行动。关于基米斯的死，他写了三份详细的报告。“他当时告诉我，要等我一会儿，会给我更满意的答案。但我刚从他那里回到我的船舱，就听到一颗子弹从我头顶飞过的声音。我派人去问是谁开的枪，他们回答是基米斯擦枪时从船舱的窗户射出的。他的男仆走进船舱，发现他躺在床上，周围全是血，再看他的脸，发现他已经死了。这是一把小型手枪，子弹只击碎了肋骨。但男仆把他的身体翻了过来，发现他身上插着一把长刀，只有刀柄露在外面。”

罗利的报告骇人听闻。自杀者通常蒙受谴责，而罗利这个诡辩家知道如何利用理论偏见。“他欺骗所有人，最可憎的是他也欺骗自己。”帕克船长这样写基米斯，“对于许多心中没有上帝的人来说，他们杀死自己，不想继续活下去，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坏事，我不愿再次对上帝和人类说起这个可憎的人。”

在他们驶离帕里亚湾时，探险正在一天天走向终结，罗利请求人们离开他，然后又抱怨他们的离开。基米斯的“顽固”在罗利心里滋长，也在他的信里蔓延。顽固变成执拗，无法言说。帕洛梅克的仆人对事业有益，他要随罗利回英国。他要告诉人们——罗利一直是他的翻译——圣多马有金矿。他没告诉基米斯，因为基米斯没有问起这件事。

故事的内容越来越离奇，曾有西班牙人在夜晚叛变并发起进攻（西班牙在人数上以七比一占优势）。罗利从一开始就被国王出卖给西班牙人。圭亚那不再属于西班牙了。他一直记得当时自己病得很厉害，视力减退，胸膜炎复发，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他坚持认为圭亚那有黄金，甚至杜撰了黄金矿主的名字：佩德罗·罗德里戈·德·巴拉那（南美的一个地名）、埃尔马诺·弗吕蒂诺（埃尔马诺的意思是兄弟，弗吕蒂诺是他从基米斯发过来的圣多马财政部门的文件上挑选出来的名字）、弗朗西斯科·法哈多（弗朗西斯科·德·维多斯是一五九五年打败罗利的库马纳总督的名字。法哈多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罗利曾和他一起在库马纳吃饭，谈论那些脑袋长在肩膀下的人）。

罗利从来没有忘记帕洛梅克的仆人，他现在是去黄金国的唯一向导。“告诉你我可能成为这里的印第安人之王是虚荣心作祟。”这个印第安人和罗利在伦敦塔一直待到最后，是印第安国王以及他们的漂亮女人纵酒狂欢的残梦。罗利希望他能为英国贵族效劳。

罗利也从来没有忘记基米斯。在他被处决的那一天，他谴责基米斯，说出了短笺上的内容：“他认识矿山首领，却没有找到矿山。他看到我儿子被杀，却自己跑掉。”

这就是探险的终结。它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梦，和新大陆一样辽阔无边的梦。它在这次搜寻矿山的行动中结束，并且是从未有人见过的矿山。这是一次业余的行动，所有的大人物，以及少数几个小人物，都死了。

三个多月后，迭戈·帕洛梅克的尸体在浅坑里腐烂，是基米斯的人把尸体扔进去的。当从尸体堆里把他挑出来埋葬时，只能从身高去辨认。西班牙国王听说帕洛梅克的死讯之后给特立尼达写信：“朕失去一位如此忠诚的官员，万分悲痛。朕非常怀念他，并且对其继承人赐予恩惠。这位总督在你们国家是否留下债务或者未尽的义务，报朕知悉，以便下达合适的命令。钦此。圣洛伦佐·埃尔·雷亚尔，一六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七个星期后，罗利在伦敦被处决。迭戈·帕洛梅克的仆人目睹了那场处决。他后来去了马德里，从那里转道回西印度群岛。在西印度群岛，他把罗利的故事告诉了历史学家弗雷·西蒙。

最后那场探险的秘事都记载在罗利的关于第一次圭亚那之行的书上，书名叫“发现伟大、富饶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这是一本关于探寻世外桃源的书，书中写到矿山与黄金，辽阔的疆域，涂了釉彩一般的森林。在那个世界里，感官、需求和生命本身都能得到延伸。这本书是世界传奇故事的一部分，书中的细节清晰真实。从发现、征服新大陆过程中不为人所知的野蛮行径，到后来殖民统治过程中的残暴行为，都在这本书中有所记录。这一阶段转瞬即逝，但传奇能够得到理解。不过作者也会竭力掩饰很多。他是国王的宠臣，他的天赋从来没有在审判法庭规则要求的行为上发挥作用。在行动细节的描写上如此不严谨，这是很致命的。

罗利记录的是世外桃源和胜利，但事实是失败和六天紧张的探险。没有人见过矿山：这是他所写内容不严谨的一部分。基米斯和罗利视自己为这些大事件的参与者和重要人物，维拉也这样看待安东尼奥·贝里奥和他自己。探险是英雄之举。但他们的世界跟旧时的世界一样小，世界也正在随他们的努力而改变。印第安人也变了，他们因失败和绝望而愈发迟钝。如今，在他们茫然的子孙后代身上，并没有智慧和敏捷的痕迹。这种智慧和敏捷曾深深吸引罗利，被他视为最可怕的敌人，海上霸主。

欧洲的轮船来来回回。种植园越来越多。被新大陆的奴隶们伐倒的巴西红木正由阿姆斯特丹的犯罪分子在打磨房里打磨。作为中世纪探险目的地的新大陆已经终结，它已成为不断发展的旧大陆的可耻延伸，是旧大陆潜在的贸易基地。没有人会再以罗利、罗伯特·达德利或怀亚特船长那样的眼光看待特立尼达和圭亚那了。

同以前一样，灾难过后，费尔南多·贝里奥就会出现来认领他的领地。他的认领是合法的，但态度让人生厌。他的意思是，只要他一转身，一切都会出问题。但其他地区的官员不太高兴。新格拉纳达具有威严的皇家法院表示，他们打算这次采取强硬的态度，不想出现抗议、延误和谎言。

这是奇耻大辱，费尔南多给国王写信。他说，在三十年不间断的效劳之后（他不到四十岁），他不希望得到这种待遇。他收到一封宽容的、几乎像慈父回复的信。“你知道，国家的开销很大。财政部资金不足，不能满足这方面的所有需求。因此，你要像以前一样尽力而为。”

一段时间后，费尔南多失踪了。一六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新格拉纳达的皇家法院愤怒地向西班牙报告费尔南多擅离职守。但西班牙在三个星期前就已经得到消息，费尔南多未经任何人的许可从特立尼达去往西班牙，在地中海被摩尔人海盗抓获。费尔南多一生都在贩卖奴隶，却在四十四岁时发现自己被送到阿尔及尔热闹的奴隶市场。随他同行的十二岁侄子也被带去拍卖。阿尔及尔的总督故意透露信息给被赎回的西班牙人，说他若将这个男孩（是个上等货色）放到土耳其市场出售，他会获得更多回报。这位总督觉得，为了西班牙人民，他能做的就是为这个男孩“再付赎金四千比索”。消息传到国王那里，他付了双倍赎金。费尔南多却在被赎前就死了。

费尔南多死后三年，有一封来自特立尼达的信。信很短，但内容惊人，揭露了他再次侵吞公款的事。一年之后，一位新总督报告说，他在费尔南多·贝里奥的财产中发现三百五十公担烟草。他向马德里请示，同时表示烟草已开始变质，他已将烟草“借给”当地富有的市民。两年后，他收到回信：把烟草卖掉，获得的利润通过大帆船从卡塔赫纳送往马德里。这位总督认为：为何不用这些收益支付士兵军饷？在这次通信之后的第五年，他收到回信：很好，支付士兵军饷，余下的送往马德里。

贝里奥的名字仍然在费尔南多那个从阿尔及尔赎回来的侄子马丁·德·门多萨身上延续。他有时会在这个名字后加上德·拉·奥斯，有时加上贝里奥，有时加上德·拉·奥斯·伊·克萨达。一百年后，在被遗弃的圣约瑟夫城（曾是寻找黄金国的基地），有了关于马丁·德·门多萨的记载。几乎可以肯定，他是贝里奥的后裔。因此，西班牙征服者那些伟大的名字在被征服或者所谓的被征服的地方消失了。十八世纪末，大陆上的人向旅客洪堡指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牧童，说他是西班牙征服者冈萨雷斯·希梅内斯·德·克萨达的后裔，这很可能不只是当地的传奇故事。冈萨雷斯·希梅内斯·德·克萨达曾为西班牙赢得奇布查族的财富，建立了新格拉纳达王国，并把寻找黄金国的探险以及探索新大陆第三块侯爵领地的梦想传给自己侄女的丈夫。

[1]Real，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旧时使用过的一种银币。

第二部

西班牙的投降

1633～1797

三　荒无人烟的殖民地　1633～1776

特立尼达很少向西班牙运送货物，也很少收到来自西班牙的货物。一六三三年之后，西班牙商船有二十年时间没有出现过。但它仍然是帝国的殖民地：那条哥伦布认为流自伊甸园的大河，被淹的河口土地，海湾，岛屿。一段时间后，名字流传了下来，“这些黄金国的殖民地”，首府仍然是安东尼奥·贝里奥的城市。“圣约瑟夫·德·奥伦那这个级别低下的城市”，就像一封请愿书上写的：一些茅草屋，一座失修的教堂，经常没有做弥撒用的酒，或者没有灯油。

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的开发令特立尼达的烟草失去了市场。但圭亚那仍然折磨着西班牙人。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水银（西班牙水银充足），外国人不断涌来。这些外国人主要是荷兰人，一直扬言要移民，直至后来英法联合将他们消灭。荷兰人与加勒比女人联姻，并且一度与特立尼达的七个印第安酋长结盟。他们洗劫圣约瑟夫城两次。第二次，他们抢走了这座城市所有西班牙人的衣服和为数不多的十五个黑人。西班牙人躲在茅屋里无法出门，直到有人从玛格丽塔岛送来衣服，“他们才穿了衣服去被烧的教堂里听圣言”。

这块殖民地是负担。但它和那些西班牙人主动将土著消灭然后拱手让给外国人的加勒比岛屿不一样。西班牙人害怕失去奥里诺科河上这块关键的殖民地，它的不堪一击让官员们非常不安。袭击，抱怨被忽视，投机与走私，另一块被遗弃的殖民地的威胁，请求得到船、士兵、资金：最后国王生气了。处理西班牙与印度群岛贸易的契约局准备了一份关于特立尼达的备忘录。国王回信：“你们提到钱的事，就好像我拿了你们或者其他人的钱一样。又好像如果我没拿，就不会失去米兰、佛兰德斯的大片区域和整个勃艮第一样。”

这个地区不再适合西班牙人单独行动。但玛格丽塔岛的一位总督说，决心与进取心比人数更重要。他毁了自己的事业。以玛格丽塔岛和特立尼达不足八十人的兵力，他相继突袭了荷兰、法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定居点，并俘获了一百人。其中三十六个是黑人，是有价值的战利品，其他人则成了问题，因为他们的人数几乎与西班牙军队的人数一样。西班牙人的部队里有很多黑人、黑白混血儿和别的混血儿，“目光短浅的人，总是随口就撒谎，不能坚持到底”。一天早晨，除了十九个男孩，总督在玛格丽塔岛的沙滩上将囚犯绞死并埋掉。

之后他很害怕，命令他的人不要说出去。他把十九个荷兰男孩藏在民房里，教育他们信仰天主教。国王听说后给他写信：“我命令你，完成任期报告后返回朝廷接受特殊任务。照我说的做，我会准许嘉奖。”总督及时赶回西班牙，以为国王会奖励他一些未分配的印第安人，或者是惯常的骑士勋位。结果他发现自己和儿子都受到惩罚并降级。国王也非常不安。在任何力量薄弱的地区，进取心和决心都不过是增加了权力时代的黑色传奇[1]，会招致报复。

加勒比海不再属于西班牙人。同以前相比，现在的西班牙人更多的是依靠自身。一名西班牙官员出去查看特立尼达的防务，最后没有回到岛上。他在背风群岛遭遇法国海盗追击，他们抓获他后，把他遗弃在迪耶普。他写信向西班牙大使求助，他说他很肯定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正在西班牙挨饿，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我病了，躺在床上，”特立尼达的总督迭戈·德·埃斯科瓦尔写道，“我被敌人和充满敌意的土著人包围，求助了四次，但这里没有总督愿意帮我。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曾忍受过这样的厄运与辛劳。”他没有酬劳，他的十名士兵都光着脚。他们需要鞋子，需要盾牌来抵御印第安人的弓箭。这只是那么多封信当中的一封。

“告诉圣达菲的人，这里的教堂与其说是教堂，还不如说是条通道。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任何东西用来做弥撒，修道士们很沮丧。告诉他们，我们衣不蔽体，死者没穿寿衣就下葬。晚上没有灯，我们不敢在城外走动。告诉他们，现在整件事情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荷兰人正对印第安人说我们死了，没人会来帮我们。”

“人们想离开。我没拿到工资。自从我来到这里已经被敌人抢劫了四次。我光着脚走路，几乎全裸。整件事情都令人难以置信。”

他成功地唬住了新格拉纳达的圣达菲当局。他们给他送去衣服、士兵和物资。几个月后，一些士兵回到圣达菲，身无分文，悲惨可怜。迭戈·德·埃斯科瓦尔曾在圭亚那碰到过他们。他带着物资，告诉士兵在他去特立尼达期间耐心等候。他们有五个月没见到他。然后他带着荷兰人的商品回来卖给士兵，用了五个月时间在特立尼达做救济品生意。

一六四一年，马德里当局命令进行调查，六年后又发送了一封提示信。“没有收到报告。你们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这件事也没了下文。下达命令要求汇报的人就是从阿尔及尔赎回来的费尔南多·贝里奥的侄子。他和叔叔一样，从不抱怨。他统治特立尼达十年，最后还请求延长任期。曾经有一次，他威胁说，如果不能从西班牙得到帮助就辞职。他的辞职请求获得通过，但不知为什么，他从未获悉这个消息，马德里也忘了此事。这是一个荒凉的殖民地，比一百年前还要荒凉。“致唐·璜·穆诺茨，”若干年过后，国王的信以此开头，“你好像是，或曾经是，我们的总督……”

没有人愿意担任总督的时候终于来临。西印度群岛理事会将三个人的名字提交给国王，并对每个人的情况进行了大致说明。“我提名唐·洛伦佐·德·西恩富戈斯。”国王的秘书写道，国王则在末尾附上指示。“陛下，”西印度群岛理事会回复，“已按陛下恩典通知唐·洛伦佐·德·西恩富戈斯，并授予他特立尼达和圭亚那的总督职位，但他找借口推辞不愿赴任。”八个月后，理事会又尝试了一次。“陛下，”理事会汇报，省略了客套话，“已将陛下恩典通知唐·弗朗西斯科·德·桑迪连，但他找借口推辞不愿赴任。”

出现了新的危险：海盗，法国人和英国人，披着兽皮、身上沾满污垢和动物鲜血的加勒比败类。他们那无人监管的土地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西班牙人曾使那里的人口大量减少。他们猎捕的牛和猪是西班牙人留下的家畜所繁殖的后代，只不过已从驯养变成野生。猎人们也变得野性十足。现在他们有了带头人和保护者，成了海上的强盗。

一六八四年，五艘满载法国海盗的船来到西班牙港寻找黄金国的黄金，他们是从北方的印第安人那里打听到消息的。总督急忙赶到圭亚那。他的西班牙士兵将他铐在圣多马的小礼拜堂，把枪丢入奥里诺科河，跑到丛林里去了。总督和一些官员都被袭击者俘虏。三个西班牙人受到严刑拷打，一人被打死。后来，总督被放到特立尼达的海滩上，饥饿难耐，痛苦不已。袭击者带走了总督的银制墨水壶和所有黑人。“唉，圭亚那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总督写道，“这座城市经常被摧毁、洗劫。它仅有的十间茅屋，它的名声，它的噩运，以及一件汗衫都没有的市民。”

六十年前，费尔南多·贝里奥的继承人曾投诉他的书记员。“这个人几乎不知道怎么写材料，如果要用合适的方式完成陛下的工作，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特别是我自己几乎不写东西。”玛格丽塔岛现在纸张短缺。在特立尼达，总督的墨水壶丢失以后，也没有了墨水。在黄金国的殖民地，帝国的文书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

北方的岛屿落入法国和英国手里，变得愈发具有价值。奴隶打理的甘蔗种植园永久地改变了地貌和人口（都宣称对圣基茨岛拥有主权的法国和英国，在一次迅捷的行动中一起消灭了加勒比人）。北美的人口越来越多。特立尼达退出了历史舞台。没人来袭击，也没有人来做生意。西班牙人就像遭遇海难的人那样生活，接近大自然，只关心生存问题。

西班牙人坚持了下来。逐渐消失的是印第安人。经过几次袭击得来的小规模胜利，并且在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陆续离开之后，西班牙人平定了这个地区。“我从海上回来，派阿古斯丁·德·圣地亚哥上尉带领同伴从陆路去惩罚他碰到的所有印第安人，烧毁他们的庄稼，他这么做了。”这是一份早期关于平定区域的报告。也有新的疾病出现。一个世纪之前，多明戈·德·维拉说有四万印第安人，现在已降至四千。

在大陆和帕里亚湾，印第安人仍然很危险，加勒比人仍然每年都猎捕人类。“狂妄、勇敢、好战，”一名西班牙官员现在非常钦佩地说，“他们是和平与战争的主宰者。”但在特立尼达，阿瓦克斯印第安人已经从西班牙人的盟友变成了仆人，而且非常顺从，有人甚至建议让他们皈依基督教。

圣方济会的人非常热心。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建立传教团的皇家法令颁发后不到一年，第一批传教士便来到圣约瑟夫城。主教环顾印第安人的村庄，做了关于“愉快的开始，他期待的成果，以及众多等着在上帝的帮助下被拯救的灵魂”的报告。横渡海湾去圭亚那的旅程则没有那么愉快。十二位传教士遇到了一百五十个加勒比人，那些加勒比人分散在七艘小船上。“上帝保佑，我们与加勒比人战斗了七个小时之后，他们撤退了。和我一起的只有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传教士们出来时有些匆忙，没有带上所有的必需品。他们用来召集印第安人做祷告的钟，还有香炉、枝形吊灯、盛放圣油和酒的桶、酒、油、面粉、蜡烛。他们还需要纸。几乎什么都缺。“许多异教徒的转变都从服饰、装饰和教堂仪式开始。我无须为陛下作画以描绘印第安人的生活环境，他们是一个实利主义的民族，只对看到的事物有反应。如基督门徒所言，通过他们所见，他们甚至知晓看不见的上帝。”

两年后，传教士们还没有得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仍在写信与西班牙交流。但这些传教士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让三百个印第安人奴隶获得自由，并规定不能用“只”来计量印第安人，“只”是称呼奴隶的量词。他们为一些获得自由的印第安人建造了一个叫圣克鲁兹的定居点，并将其他人安置在西班牙港。当时西班牙港只有十个西班牙人。他们设立了乡村教区。这些都是自给自足的劳动聚居地。进去的印第安人要接受洗礼，并被教育要养成为挣钱而工作的习惯。挣到的钱先用来买衣服，然后向王国表示一点敬意。他们必须远离未接受洗礼的印第安人和黑人。

西班牙定居者开始抱怨。他们说自己被剥夺了使用印第安人劳工的权利，教区的印第安人被纵容过头，无所事事。总督与传教士之间有了矛盾，印第安人也并非总是配合，因此传教士们有点灰心。他们开始觉得，印第安人是野蛮民族，宁愿生活在丛林里也不愿生活在城镇。这就像终审判决。对西班牙人来说，文明生活就是城镇生活。两百年前，哥伦布在消灭海地中部的印第安人后就指责他们是丛林居民。

教区里的印第安人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一六九九年，他们爆发了。这是最后一次印第安人叛乱，也是印第安人生活的最后印记。它为特立尼达留下了第一批基督教殉道者，以及第一个圣迹。

当时，其中一个教区正在修建一座新教堂。一天早上，两个印第安劳工在一名修道士和一名西班牙木匠的监督下干活。他们笨手笨脚的。在修道士看来——这是圣方济会官方的说法——他们是故意笨手笨脚。他斥责他们，还说会报告给当天下午来视察的总督。一个印第安人扬起铁锹，将修道士打翻在地，另一个印第安人用刀将西班牙木匠刺死。然后他们都发出古老的战争怒吼，所有受过洗礼的印第安人都从茅屋中跑了出来。

受伤的修道士挣扎着走到旧教堂，跪在圣母像前。印第安人用箭刺穿了他。一直到死，他都在为他们祈祷。另一名修道士正在教区一个偏僻的地方做祷告，这是合适的殉道方式。第三名修道士正在厨房里准备大家的午餐，他拿起十字架，跪下等待。这四具尸体被埋在新教堂的地基下。旧教堂受到了亵渎，教区被焚，总督和他的随从受到伏击。总督、军士长、司库、书记员和其他人都被杀害。他们中了印第安人的毒箭，慢慢地死去。

在圣方济会官方的记载中，修道士们临死前原谅了印第安人的罪行。但是圣约瑟夫城的六十名西班牙人很快就发现印第安人在攻击他们，因此充满仇恨。圭亚那不能立刻派兵增援。当地的船长在二十个月之前就离开那里，前往新格拉纳达寻求帮助以度过日后的危机。两个月前，一些西班牙步兵上尉和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人赶来。造反的印第安人被扔进了海里。最后一场战斗发生在特立尼达的大西洋海岸，接近哥伦布在一四九八年第三次航海途中于傍晚登陆时看到的地方。哥伦布视力不好并且睡眠不足。当他在月光中朝这个海角驶去时，想起了扬帆行驶的大帆船，于是称之为加莱拉[2]海角，从此，这个名字便流传了下来。

当时这个海角附近有许多印第安人（男人、女人和小孩）投海自尽，但更多的是被逮捕。他们的罪孽太深重，不能在宽阔的海滩上立即处死。他们被带到圣约瑟夫城接受拷打和审问。六十一人被判处死刑，一部分被枪决，二十二人被游街示众。传令员宣读罪状，然后他们被绞死，头和手被剁掉，身体被分成四大块，每一块都被钉在公路上。

一年之后，一群官员来到教区所在地。当他们从新教堂的地基下挖出修道士的尸体时，发现尸体仍然保持完好，还有新鲜的血液从伤口处流出。这些尸体被送到圣约瑟夫城，安放在教堂供公众瞻仰九天，这期间尸体一直保持完好。关于这一事件，有人写了一首诗，《一个悲伤的故事》。这是西班牙人在特立尼达创作的唯一一篇文学作品，但很快就被遗忘。听过那首诗的人只记得它写得不是很好。

有一份报告指出，三十年后，内波伊斯部落的阿瓦克斯人在西班牙人遭遇加勒比人袭击时帮助过他们。但是在加莱拉海角的海滩上发生的那场战斗结束之后，印第安人已经不重要了。他们被征服，被重新集中到教区，要通过劳动挣钱纳税。西班牙定居者迫切要求使用印第安人劳工。教区也失去了自治权，开始由政府控制。一百年来，印第安人的数量稳定在两千左右。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印第安人几乎消失了。

一八八五年，有一个印第安人带领一位多米尼加传教士去了那块经历过屠杀和奇迹的杂草丛生之地。多米尼加传教士将它报告成印第安人的传说。在耶稣升天日和耶稣受难日，人们可以听到丛林里有唱歌的声音，也可以听到祈祷声中的西班牙人的声音：四百年后，印第安人告诉来访者的仍然是他们认为对方想听到的内容。那个地方长满了兰花。多米尼加传教士带了一些回到西班牙港，将它种在修道院的卧室旁，以纪念那些殉道者。

北部种植甘蔗的岛屿变得更加重要了。六百二十平方英里的瓜德罗普岛被用来和加拿大交换。法国和英国曾为这些岛屿兵戎相见。那是没有英雄的战斗，为了几块土地，通过四处招来的雇佣兵决一雌雄。黑人越来越多，正遭受饥荒（种植的庄稼很少），很容易发生奴隶起义，但那些庄园也无能为力。特立尼达没有什么价值，它很安全，内部也没有矛盾。西班牙人增加到一百人，后来又增加到一百五十人。他们在那里种了点可可豆，出口到西班牙。那里的事务都小而琐碎。

木匠把账单交给总督，总督授权司库付款，司库说没钱，总督命令借钱。钱借来了，付清了木匠的钱，然后偿还借款。一份十二页的文件被送往马德里，里面的每件事都经过起誓，都有签名。仍然被名誉折磨的圭亚那再次请求帮助。圣约瑟夫城市政会开会认为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派一人出岛：马德里得到了通知。总督视察了西班牙港和圣约瑟夫城的军队情况，“在这种经常发生战争的时候”，发现了五十磅炸药。他爬上西班牙港附近的一座山，在热浪中煎熬。（他是第一个提到特立尼达天气炎热的西班牙人，那是一七一一年。）但他并不介意，因为他有“永远为陛下效劳的渴望”。他成立了一所文法和神学学校，以“驱散黑暗”。

那是西班牙人的讽刺和自嘲，它会变得有悖常情。有些传教士未经许可便离开岛屿。总督抓获了两个来访的修道士。虽然正在发烧，他还是骑马带他们去了西班牙港，在那里连夜用小船将他们送到没有牧师的教区。他认为自己通过这一行动拯救了许多灵魂。“我没有得到报酬。如果我有更多的精力，肯定愿意为陛下做更多事情。但我现在虚弱无力，在这个炎热潮湿的地方虚度青春，暴露在恶劣的天气里。陛下，我几乎总在危难中，因为这些地方什么都没有。很多次，我不得不吃草，如同置身沙漠。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开、声名狼藉和尽人皆知的，也是公共财产。”

可可树枯萎了，这块殖民地的收入降至二百三十一美元。一位总督离开十四个月去寻找黄金国。然后是西班牙帝国在行政区域上的大调整。安东尼奥·贝里奥那荒凉的黄金国殖民地最后消失了。特立尼达从圭亚那分离出来，两个地方都并入加拉加斯总督区。加拉加斯不断发展，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大学。贝里奥的城市——如此多的名字恰恰反映了它的不堪一击：圣约瑟夫·德·奥伦那，特立尼达的圣约瑟夫，有时甚至被称作圭亚那的特立尼达——不再直接向马德里发送急件。

在黄金国殖民地消失的那一年，特立尼达的大西洋海岸冲上一艘来自加那利群岛的断桅小船，船上装的是特内里费出产的酒，饥肠辘辘的船员都醉得不省人事，因为酒是他们几周来唯一的食物。两年之后，对发现和探险的拙劣模仿好像在继续，又有三个殉道的传教士从奥里诺科河被送到圣约瑟夫城安葬。

这些人是西班牙帝国的新探险者。他们殉道的故事在西班牙版画上得到赞美，和两百年前欧洲其他国家指责西班牙征服者残忍一样，富于想象，充满血腥。弗雷·安东尼奥·考林所记载的教会历史完成了西班牙的英雄轮回：西班牙人的血正在偿还印第安人的血，殉道的英勇事迹取代了征服的英勇事迹。

经历了可可豆枯萎病之后，这个岛屿又复苏了。人口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人，收入增加到一千二百一十八美元。后来出现了天花，连猴子都死了。定居者的士气顿时崩塌。有一百多年之久，他们靠大自然生存。现在，他们不顾西班牙的法规，离开圣约瑟夫城的茅屋，和之前的印第安人一样生活在丛林里。

他们想单独留下来。一七四五年，因为总督在西班牙港“对他们太粗暴”，他们把总督铐了起来。八个月后，士兵从委内瑞拉赶来将他释放。圣约瑟夫城市政会的地方行政官员被关押，一些定居者被流放到了哈瓦那。新任总督命令市政会用茅草盖教堂，市政会说没钱，结果什么都没做。五年后，哈瓦那的流亡者回来了，有人为他们求情。据说，没有了中坚力量，整个市镇都遭受创伤，甚至没有人去捕鱼。

一七五七年，一位新总督来到圣约瑟夫城，发现街道上到处坑坑洼洼，长满了“树和灌木”。很多茅屋都没有人住，还有一些茅屋的屋顶和泥巴毁坏严重，地基看起来是空的。市政会的会议厅没有完工被搁置在那里。市民住在丛林里，他们拥有的几个黑人已成为他们的同伴。总督在圣约瑟夫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于是待在西班牙港。他写信给圣约瑟夫城的人民，要求他们清扫街道，将会议厅修好，打造一个装档案的柜子，找“一本装订好的像样的工作簿”用来为市政会做会议记录。

他们回复说不能按总督要求的去做。他们人手太少，非常贫穷，以树林里能挖到的、海里能捕到的东西为食，很多天都没东西可吃。如果总督强迫他们做事，他们也会像很多人一样，离开这个岛屿。即便他们有工具，清扫街道、填补洼洞也要用掉一年多时间。他们没有工具，也没钱去买，更何况整座岛上没有任何工具。

“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是要命令岛上唯一的木匠佩德罗·邦图去造一个档案箱，直到可以从居民那里收钱时再支付给他工钱，居民应为此事做出贡献。但总督阁下必须提供木材，市政会知道岛上无人能制作木材。若有机会，请阁下务必从大陆弄些锁和铰链，这里什么都没有。需要下命令整理市政会的文件。如果有纸张，还要制作一本工作簿，市政会的成员目前一张纸也没有。”

这是一份全面的回复。总督没有施压。他留在西班牙港直到任期结束。而那个从未建立的没有理事会的渔村，却成为特立尼达总督居留的地方。那里的西班牙人从海龟体内提取油汁，从甘蔗糖浆里提取朗姆酒——西班牙大陆的甜美味道——还饲养鸣禽用来出售。

圣约瑟夫城的市民现在已成为古老的新大陆的基础。创始人的名字已被遗忘：有人认为是贝里奥，还有人说是约瑟夫·德·奥伦那。市民仍然与他们的黑人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竭力不让医生离开。那位医生给他们免费的药，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医生了。他们与牧师吵架，让教堂有段时间关了门。他们认为总督野心太大，密谋造反，却缺乏技巧，也没有毅力。他们通过决议要建一所学校，规范度量衡，把同伴从丛林里招呼出来，一起打造装文件的柜子。结果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密谋反抗另一位总督，也失败了。他们把文件弄乱并藏起来以进行报复。来了一位新医生，但死了。一个法国人接替了他，法国人出示了法文证件，但市政会的人看不懂。他们的笔记上写着，新来的人至少看起来像一名医生。

新总督来了。圣约瑟夫城市政会的工作人员没有去西班牙港参加国王的生日庆典。总督非常在意他们的怠慢。市政会受到威吓。但他们说自己不知道必须参加庆典。何况那天下雨，他们没有马匹。不过，他们在备忘录里表示抗议。他们写道，“皇室的旗帜随着枪炮声升起”，去都城参加国王的生日庆典是总督的职责。

如果不受历史制约，他们本可以继续靠挖取食物为生，十八世纪也可能就那样悄悄地流逝。但是，西班牙突然想起要将特立尼达抓在手中，于是西班牙的美好生活走向了终结。帝国的其他地方得以重新整编并快速发展。委内瑞拉曾像特立尼达一样穷。在罗利袭击圣约瑟夫城之后，西蒙·德·玻利瓦尔曾请求换个地方。他写道：“任何人都可以征服委内瑞拉，即便是能力很差的人。”现在玻利瓦尔家族非常庞大，他们还有少量丛林里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加拉加斯有一所大学和一座剧院。如果委内瑞拉还不是一个国家，它至少也有自己的社会准则。因为帝国容忍自己的殖民地有独立生活。不久之后，帝国就要面临这种独立生活带来的威胁。但荒谬的是，最终正是这种独立生活造就了帝国的成功。

现在特立尼达同样如此。它再次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它可以守护那些与曾经的黄金国一样具有吸引力的殖民地，当然不是守护他们免受袭击和海盗的威胁，而是警戒舰队和军队的调动。它需要增加人口，加强防御，它要成为帝国的另一个军火库，第二个卡塔赫纳。它要成为南美贸易的中心。但要实现这些目标，特立尼达必须脱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没有这么多人，特立尼达只能接收外国移民，并且应该是罗马天主教徒，这是某种保证。

这样的移民（一些是爱尔兰人，但更多的是法国人）就在附近，就在北部的蓄奴岛上。加勒比地区的法国人已经习惯了受到征服，也习惯了外国人（通常是英国人）的统治。一些破产者或者那些将无法赎回的土地、庄稼和黑人抵押出去的人，都希望受到征服。被征服意味着法国人的债务可以一笔勾销，也有机会向英国商人再次借款，因为英国商人每次来到被征服的岛屿都盼望做生意，放高利贷。在好客的西班牙政府统治下，特立尼达已经处于守势，提供特殊的避难场所。

这些严于律己的西班牙人现在意识到失去了机会，想要去模仿。不管怎样，他们都希望将黄金国旧殖民地的这一部分变成西印度蓄奴岛，以便让它和北方的岛屿一样有利可图。但当时不是帝国在新大陆颁布决议的时候。皇家殖民的法令从马德里发出，于一七七六年到达了“我那迎风的特立尼达岛”的总督手里。

[1]The Black Legend，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崛起并控制欧洲大片区域，因而被欧洲妖魔化，塑造成残暴、偏执、压迫、自以为是的帝国形象。西班牙人将这一过程称为“黑色传奇”。

[2]Galera，有大帆船之意。

四　三次革命　1776～1797

在特立尼达，没人会问有关债务、黑人抵押或其他负债问题。大约四百个来自不同岛屿的法国人愿意过来，并且声称能带来三万三千个黑人，这很夸张。法国人一直在讨价还价，他们想要避难所和土地，但不想遵守限制贸易的西班牙法律，不愿纳税。他们希望与法国在牧师、遗产、旅游等方面保持联系，认为这并不尴尬。他们还希望有法律保障他们对黑人的所有权，因为当时的法律对于从委内瑞拉抓回来的逃跑的黑人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说自己一直在考虑带着黑人去美国。法国人的代表说：“新的美国宪法赋予人极大的自由，让每个公民神往不已。”确实，新英格兰非常寒冷，特立尼达则很温暖。但在佐治亚、卡罗莱纳和佛罗里达，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可以种植他的黑人以前常种植的作物。这位代表在一七七七年写道，“虽然美国人还要被迫接受大英帝国统治很多年，但不久之后，新政府权力的增加或许会在平衡两个大陆的权力上发挥有趣的作用”，如此一来，西班牙会蒙受损失。法国人的代表说，西班牙有必要开发加勒比群岛。但不能让西班牙人自己去开发，他们太懒惰了。现在外国人和一些西班牙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也许被要求的太多了。也许对于堡垒能否保护南美大陆，西班牙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最好的保护是无人海岸带，还有人提到“游击队”。有一段时间，关于特立尼达什么都没发生。在谈判《凡尔赛和约》期间，英国暗示，他们不介意用直布罗陀换取特立尼达。西班牙人很生气，他们谁也不知道特立尼达在哪里。西班牙驻巴黎的大使告诉他们，一旦放弃特立尼达，他们将失去整个南美大陆。不久后，马德里采取行动，满足希望移民的法国人提出的所有要求。

重点在于土地和黑人。移民必须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每人将得到三十二英亩土地，每带进一个黑人，又会得到十六英亩土地。每个自由的黑人或黑白混血儿会得到十六英亩土地，他拥有的每个黑人也会得到十六英亩土地。移民在十年内无须为黑人纳税，而且在十年里可以免税引进黑人。如果出售货物所得的钱用来购买黑人，那么出岛销售的货物只需交百分之五的税款。黑人法典即将颁布。与此同时，每个移民都需要有足够多的武器来控制他拥有的黑人。

一名海军军官（一个新派西班牙人）被派去做总督。他叫何塞·玛利亚·查孔，是卡拉特拉瓦骑士修道会的骑士。作为西班牙皇家舰队的队长，他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莫比亚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在特立尼达的副手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军械师。墨西哥将会提供大量开发土地的资金。

查孔总督同西班牙港和圣约瑟夫城的西班牙人有些摩擦。他们不希望受到打扰，已经习惯了在森林里觅食。他们认为，随着移民的到来，祖先的土地会变少。他们声称拥有整个岛屿的所有权，有时还将“他们所谓的财产”卖给移民。查孔的报告认为，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那就几乎没有剩余的土地用来授予新的殖民者了”。

他像外国人一样责备他们。作为西班牙人，他们贫穷、懒惰、狡猾。他用一条法令驳回了他们的所有要求。为了将他们隔离在圣约瑟夫城，他命令市政会在西班牙港开会。内地的鱼很少，从西班牙港购入的鱼价格昂贵。圣约瑟夫城的西班牙人最终失败，走出了丛林。他们现在属于少数派，在西班牙港开会的市政会会员在十个人里有七个是法国人，还有一个是爱尔兰人。

黑人方面也有一些麻烦。有些移民为了在特立尼达得到更多的土地，以值得信赖的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为诱饵，从其他岛屿盗猎黑人。政府和利物浦的一家公司“贝克和道森”签订了从非洲进口“新”黑人的合约，但后者将最好的黑人送到了哈瓦那。移民开始抱怨。于是两个爱尔兰人巴里和布莱克做起了贩卖黑人的生意。他们不做新黑人的买卖。他们的黑人来自其他加勒比岛屿，而且并非总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有些黑人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尽头，但总有隐藏他们真实年龄和疾病的办法。巴里和布莱克有一批黑人，每人卖价不超过三百美元，但四十个当中有三十四个在上岸后三天便死了。

马德里开始干预。这件事和其他事情都得到了控制。蓄奴殖民地的忙乱和敏感已开始为人所知。类似布莱克的人是这一代人当中的先驱，在某种品质上也有贵族气派。马德里出资一百万美元用来提高农业水平，并赠送资助的工具。移民获得减免赋税的权利。城市区域得到界定，岛屿的其他部分被划分成不同的行政地区。西班牙港也被纳入了区域网计划。从英国进口蒸汽机，规范度量衡，规定面包和肉的价格，清出麻风病患者，先前承诺的黑人法典也得以颁布。

黑人到达后要在一年内接受天主教教育和洗礼，他们的饮食和衣着要得当，每个黑人都要有自己的床，每间房住的黑人不能超过两个。需要明白的是，黑奴的主要职业是农业劳动，“而不是那些需要久坐的工作”。每个黑人每天可以有两个小时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耕种，并且每年得到两美元报酬。十七岁以下或六十岁以上的黑人不用劳动。任何人不得在节假日劳动。年老或者是患慢性病的黑人不可遗弃，必须由他们的主人照料。

黑人要警惕有伤风化的事。妇女不得从事与性别不符的工作，也不得与男性一起工作。在圣日做过弥撒之后，黑人需在主人或主人管家在场的情况下“适当消遣”。不可喝太多酒，男性黑人不可与女人待在一起，一个种植园的黑人不可和另一个种植园的黑人掺和在一起。黑人的娱乐活动必须在祷告前结束。鼓励黑人结婚。丈夫的主人可以以公平的价格购买妻子，或者将丈夫卖给妻子的主人。

惩罚形式仅限于监禁、上镣铐和鞭打。只有主人或主人管家可以鞭打黑人。无论犯了任何错误，鞭打都不能超过二十五次，并且“不得有青肿或流血的地方”。受到更严厉惩罚的黑人会被充公。主人若违反法典任何条款，将被罚款五十至二百美元。

这是一部健全开明的法典。它在西班牙位于阿兰胡埃斯的皇宫签发，但由一位特立尼达的法国种植园主撰写，这位种植园主与查孔总督一样，有一个黑白混血家庭。如今，在法国的岛屿上，种族法让人极度蒙羞。在英国的圣文森特岛，种植园主联盟则在二十年前通过了《使奴隶成为不动产法案》。其中一条规定，黑奴打白人会被“割掉鼻子，或割掉身体的任何部位”。

特立尼达法典得到实行了吗？证据显示，在一七九〇年的西班牙港，法国人大量移民前，西班牙人的做法比这部法典温和得多。

一七九〇年八月的某个早晨，一个叫弗朗西斯科的十九岁黑人在西班牙港的一个院子里守灵时，刺死了一个说荷兰语的黑人。随后与之相关的法律程序被记录下来，这为人们了解当时西班牙港黑人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条件。

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死了，在她家中举办的守灵活动成了彻夜的黑人聚会。当时没有宵禁。但如果一个黑人夜晚外出，他必须带一支点燃的蜡烛。这可能是当时的法律规定，后来的西班牙港同样如此。住在主人家里的许多黑人可以随时自由出入。和水手弗朗西斯科一样，很多人在外面有工作，主人并不总是知道他们身处何地。萨利、帕利和贝尔奇在守灵，这个妇女叫帕塔·德·雅蒙，绰号“猪脚”。哈姆、斯坦、西皮奥、瑞和参孙也在那里。他们有些人说荷兰语，有些说西班牙语和法语。

他们都不到三十岁。只有在奴隶贸易被废除之后，加勒比地区的黑人才开始能够多活几年。弗朗西斯科是十九岁或二十三岁，他自己也不确定。他准备与之结婚的妇女也是奴隶，年龄稍长。弗朗西斯科觉得她欺骗了自己。午夜过后，当他站在她的屋外叫她出去守灵时，他的情绪不是太好。守灵期间，弗朗西斯科借故与一个正在唱诵玫瑰经的荷兰黑人吵架。弗朗西斯科说这个荷兰黑人愚昧无知，根本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结果是，他刺死了对方，争吵结束。

参加守灵的黑人并不都是品行端正的人。控方证人萨利后来说，她是“一个出去做散工的黑人妇女，过着不健康的堕落的生活，她的女主人忍受不了她的行为，将她送出海岛”。这是对女奴隶的惩罚：驱逐出去，不再属于某个家庭。据说“猪脚”“作为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屋檐下或正在建造的房子里度日；她大部分时间都是醉醺醺的，自暴自弃，沉溺于各种罪恶行径中”。

西班牙港的奴隶制不是简单的种族问题。奴隶仍然作为个体而存在，并非被彻底抛弃。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弗朗西斯科是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他声称自己是“加拉加斯殖民地库里普地区的居民，住在这个港口是因为他是住在这里的唐·曼纽尔·索尔萨诺先生的奴隶。职业是水手，未婚，信奉罗马天主教”。弗朗西斯科是一个痛恨遭受歧视的人。与他同船的水手，无论黑人还是黑白混血儿，都不愿与他一起吃饭。他们说他是奴隶，应该等他们先吃。当第二次去岛屿的南部时，他们将弗朗西斯科留在了岸上。

弗朗西斯科的耻辱源于社会原因，并非种族原因。他就像古典时代的家奴。这一点在弗朗西斯科的律师做最后陈述时也被披露出来。他否认所有的指控证据，因为那些证据是奴隶给的。“根据第十三部法律第十六章第三条，奴隶不能作证。如果这些案件允许他们作证，他们必须先接受拷问，因为奴隶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具有绝望的心理。每个人都应该怀疑他们言语的真实性。除非给他们好处，否则他们会掩盖真相……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人像奴隶那样卑鄙。”

这是传统世界的声音，但也是为一个奴隶所做的辩护的一部分，它冗长而细致。案件被提交到加拉加斯。当拷问弗朗西斯科的命令下达时，当局安排他逃跑了。

特立尼达的黑人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班牙人的温和，对个体的关心，以及古老的西班牙法律人本主义。这种温和也存在于特立尼达，存在于依然没有生产力的圣约瑟夫城丛林，以及依然贫穷的西班牙港。这里没有矿山，或者说，至今没有大农庄。

一七七六年，西班牙为了保护她的帝国，将加勒比海无人居住的岛屿对外国移民开放。一七八九年，即发生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年，《特立尼达黑人法典》颁布。时间的选择总是出现问题，事件超出了西班牙的控制。当加勒比人的财富结构在十八世纪发生改变时，西班牙还在寻找种植甘蔗的岛屿。

法国大革命在圣多明各引起了反响，那是加勒比海最富有最活跃的蓄奴殖民地。那里一直摩擦不断——白人、黑白混血儿与黑人之间，富裕的白人与低微的白人之间，宗主国的居民和殖民地的居民之间，官僚和商人之间，现在又增加了不断发展的法国政治派别。这场革命好像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某些东西，包括富裕的白人，低微的白人和黑白混血儿。他们之间一直争吵不休，直到一七九一年八月，黑人点燃圣多明各北部的战火发动起义。当时特立尼达正在审判弗朗西斯科。

第二年，一支共和军军队从法国赶来，声明支持黑人。马提尼克岛也在共和党人的控制之下。白人和黑白混血儿种植园主带着他们忠诚的黑人从岛屿来到特立尼达。几周后，英国和西班牙联手攻打法国。西班牙的装备太差，并且与在圣多明各发动起义的黑人相互勾结。英国冒着本国被入侵的危险，出动所有兵力去征服圣多明各，目的是通过摧毁法国财富的来源——法国加勒比海帝国——进而摧毁法国。英国海军包围了法国共和党人的岛屿，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之后轮到了法国共和党人的逃亡。其中一些人来到特立尼达，查孔阻止不了他们。

白人、黑白混血儿、黑人、保皇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三年之内，在关于移民条件的所有讨论结束之后，一个人口多样化的法国殖民地在特立尼达形成，并且是一个处于起义和无政府状态的殖民地。敌人就是当局。当局指的是英国、法国政府、法国的奴隶主、白人奴隶主。敌人包括造反派、危险的黑人、傲慢的自由黑白混血儿、劝诱改宗的共和派、黑白混血儿、白人或黑人。西班牙与这些冲突无关。而查孔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成了本应由他组建和发展的殖民地的旁观者。

然而，无论多么无能，西班牙仍在和法国打仗。革命的思想对于西班牙帝国来说非常危险。即便像“共和”与“同志”这类词，也会对查孔上司告诉他的“宗教的神圣、民众的安定和殖民地应保持的必要的从属性”带来危害。查孔企图阻止非保皇派的法国人进入特立尼达的管理阶层。当英国人夺取拥护共和政体的马提尼克岛时，他很高兴。法国人、白人和黑白混血儿会因为这一点而记住他。他们的内部划分出许多阵营，但都对英国人持有最深的敌意。这是传统，与意识形态无关。

现在留在加勒比地区的是维克托·乌格斯。他是罗伯斯庇尔的革命使者，英国人的敌人。他是西印度群岛的黑白混血儿，但也是法国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复仇者的角色，他再合适不过：出身贫寒，失败的理发师、旅馆老板、船主，然后是法国军队的中尉，现在回到了儿时的岛屿担任行政长官，带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小型舰队。他从英国保皇党人（兵力是他的十倍）手里夺回瓜德罗普岛，处死了三百名法国保皇党人，将英国总督的尸体掘出。纪念这一事件的铭碑上有对英国国王表示不敬的词句。

维克托·乌格斯的兄弟在圣多明各被起义的黑人杀害，但他仍宣布废除奴隶制。他征募黑人入伍，给海盗提供军火，送酒、火腿、盐和武器给岛上的土著印第安人。他警告英国，他们每杀害一个法国共和党人（不管是黑人、白人还是棕色人种），他就会杀两个英国战俘。加勒比地区曾有很多海盗和雇佣兵，革命是新生事物。维克托·乌格斯在马提尼克和多米尼加煽动的起义失败，圣卢西亚麻烦依旧，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许多白人被杀。巴黎的政党代表大会听到这一消息表示非常满意。

维克托·乌格斯是法国人，也是法国的代表。在特立尼达，白种法国人对他的最终评价没有对英国人的那么差。英国人在法国保皇党人的帮助下占领了临近的多巴哥岛。那里一位叫威廉斯的上校辱骂法国人是胆小鬼和妓女。他也污蔑一个法国人是scoundrel[1]。在法国人听来，这个词的发音很刺耳，于是他们把它转换成了scondrel。英国人的辱骂事件流传下来，差不多十五年后被一个法国旅行者得知。这位旅行者将它写进自己的书，并在脚注里解释说，scondrel是英语当中很卑鄙的脏话，他不会翻译出来。战争、奴隶起义和屠杀对加勒比地区的法国人构成了威胁。但这是一种令他们既怀念又痛恨的伤害。

自由-法律-平等，这是维克托·乌格斯众多公告的标语。在海地，黑人起义的领袖杜桑具有出人意料的天赋，他加入了法国共和党人一方。牙买加的逃亡奴隶发动了一场起义，严重到足以称为一场战争。特立尼达的黑奴也有动乱的迹象。在法典颁布之后，在讨论免税以及购买黑人的价格之后，法律似乎再也不能保障对黑人的所有权了。查孔总督本人也失去了一些黑奴，可能是被偷了，也可能是逃跑了，去大陆找他们则很不安全。

西班牙港的科布伦茨庄园突然死掉了一百个黑奴。他们每个人价值二百七十到二百八十美元，种植园主破产了。后来，在更和平的时期，地产被变卖。和其他人一样，新来的黑奴因为不适应奇怪的气候，很快就病了。建在沼泽湿地里的西班牙港对身体尤其有害，但科布伦茨的黑奴“适应了”。他们是被毒死的。这就是蓄奴岛的生活方式，投毒是黑奴发泄怨恨、愤怒或绝望的最后武器。一百具痉挛的尸体：这不是黑人法典里设想的奴隶制和新殖民地。如今看来，法典里的内容就像一个令人满足的田园美梦，梦里有肥沃的土地，以及白天劳动晚上祈祷的黑奴。伴随着黑奴而来的是一种臆想，在这种臆想中，那些富饶的、被一些西班牙人视为典范的蓄奴岛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传来的都是炮火与屠杀的消息。

作为一个在充满种族仇恨的岛上娶了黑人小老婆、有了黑白混血儿的男人，作为一个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帝国官员，作为一个在法国殖民地的西班牙人，查孔已经彻底无能为力。他用泥土与麦秆修建了四座小塔楼用以防御。然而第一场雨过后，它们就坍塌了。每个男人的心里都想防御一些什么，但他什么也防御不了，也没有值得防御的对象。

法国与西班牙签署了和平条约，在恢复与法国的同盟关系之前，西班牙暂时保持中立。查孔的境遇没有变化，法国的殖民者没有原谅他。作为友好中立国的法国或许比敌人还危险：法国海军办公室里有一份文件，里面提及占领岛屿之后能够获得的利益。

在有很多黑白混血儿种植园主居住的岛屿南部发生过一次黑奴起义，西班牙港附近的另一次起义遭遇挫败。查孔估计，他需要三千到五千人来控制这个岛屿，但他只有不到一百人。

西班牙海军上将阿里斯蒂萨巴尔造访西班牙港，查孔恳求他留下来。但阿里斯蒂萨巴尔上将不能停留，他还要去西属圣多明各。这个岛屿上曾被哥伦布称为西班牙岛的部分已割让法国。圣多明各市是新大陆留存的最古老的定居点，阿里斯蒂萨巴尔的任务是去这座城市的大教堂找回哥伦布的遗骸。一五四一年，哥伦布的儿媳将他的遗骸从西班牙的托莱多带到了那里，现在阿里斯蒂萨巴尔必须把遗骸运回哈瓦那。[2]

阿里斯蒂萨巴尔把查孔需要援助的信息带到了哈瓦那，古巴有人愿意提供帮助。这个人是让·弗朗索瓦，他以前是奴隶，是早期圣多明各起义中的一个人物。他曾和西班牙人一起抗击法国人，在西班牙与法国签订和约后移居古巴。他现在提议带他的黑人游击队去守卫特立尼达。一个非常真诚的提议。但他的提议让查孔感到害怕，被拒绝了。法国人本应得到救援，但他们非常烦闷。因为游击队员是黑人，他们是法国人。有谣言在法国人中盛传，查孔打算把特立尼达岛交给他们的敌人英国人。

管理体系彻底崩塌。没有建筑用的石头或石灰，没有兵营，没有监狱，除了那座炮台和被洪水冲蚀的泥塔以外，没有任何防御工事。没有警察，有四个黑奴将他们的白种主人打死了。这件事让人们意识到还有更大的威胁存在。查孔立刻将这几个黑奴绞死。绞死黑奴是非法的，但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岛属于法国共和党人，他们中有富人、穷人、黑人、棕色人和白人，也存在内部斗争。查孔非常希望能够远离所有人。黑奴戴起了三色帽章，高唱《马赛进行曲》。这是法国人荒诞精神的一部分：奴隶起义不是彻底的奴隶起义，种族战争也不是彻底的种族战争。当地的所有仇恨都与法国的革命政治纠缠在一起。巴黎给每一方都提供了同样简单的革命词汇，像是从剧本里挑出来的，甚至有北部新历法上表示气候的可爱名字：芽月、雾月。

帕里亚湾属于西班牙，它保持中立。但法国共和派的武装民船去那里整修，查孔却不能阻止。英国轮船去那里追捕，查孔也不能阻止。“警钟”号护卫舰有三十二门大炮，已经击沉了三艘武装民船。特立尼达岛真的不再属于西班牙，西班牙再次失败。

一天，“警钟”号与装有二十门大炮的轻巡洋舰“斑马”号驶入帕里亚湾。“警钟”号的舰长沃恩在龙嘴巡航，封锁了帕里亚湾。沃恩捎信给查孔：海湾里有法国的武装民船，“警钟”号和“斑马”号正在采取行动。查孔回复说他不承担任何责任。拂晓前，武装民船遭炮击沉没。“斑马”号回到它的驻地背风群岛。“警钟”号停泊在西班牙港的海湾。沃恩舰长登岸拜访查孔。查孔的房子在海滨的卡列码头，刚好位于退潮时暴露在外的黑泥平地之上。

“警钟”号上的一些水手留在码头附近。几位军官沿着新城里一条短而直的街道来到格里菲思夫人的家。格里菲思夫人是威尔士人，有两个待嫁的女儿。沃恩离开查孔家后也去了那里。他们听到外面有叫喊声。被击沉的武装民船上的船员回到了西班牙港，在码头附近与英国水手打了起来。

沃恩和军官向他们的队伍跑去。他们在人数上没有优势，而且身处一个充满敌意的城市。他们躲在一座石头房子里，在前面设置路障。法国人越来越多，主要是有色人种，有些人还带了武器。“警钟”号的外科医生受伤了。

西班牙驻防部队的八十人匆匆赶来，站在人群和房子中间。在一位西班牙军官与人群争论时，有人传话给沃恩，让他们从后门出去。西班牙士兵最终撤退。法国人破门而入，洗劫了那座空房子。然后他们在市内游行，高唱《马赛曲》，还冲入军械库。街上出现了三色旗和帽章。

他们的政府可能因为商业原因发动战争，但法国人和英国人也会因为怨恨对方而打仗。那天受到屈辱后，沃恩心烦意乱。第二天早上，他带领两百五十人在西班牙港登岸，并让他们在卡列码头以战斗队形排列，“警钟”号则几乎无人防守。他不顾在岸上警戒的西班牙军官的反对。“我是你的囚犯”，那位军官说着交出了自己的剑。沃恩无心理会这种形式，继续向市区挺进，那里有四五百名全副武装的法国共和党人在等着他。

查孔迅速采取行动，将他小规模的驻防部队置于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他用英语对沃恩说，特立尼达属于西班牙，是中立方，沃恩正在违反国际法，不要指望夺取或者占领这个岛屿。岛上几乎全是法国人，如果发生战斗，少数英国居民和所有西班牙人肯定都会被杀死。

沃恩听完，和他的军官避到一边讨论了一会儿。然后沃恩来到查孔身边，以剑致敬，转身带着部队回码头去了。聚集的人群跟在后面，有的吹口哨，有的说风凉话，还有的唱歌。

当天晚上，西班牙港发生了一场骚乱。有人向英国人开枪，一个英国黑人被杀。查孔给马德里的和平亲王戈多伊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增援士兵与轮船。沃恩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他回到“警钟”号上自杀了。

几个月后，西班牙政府签发的对英声明里提到了沃恩和“警钟”号，这份声明签发于官方宣战前几天。查孔在特立尼达的同盟现在是一位共和派法国人，曾经非常痛恨查孔。他的敌人是英国，最近才对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胜利表示欢迎。

在圣多明各和其他地方，英国军队正面临失败，英国的海军兵变正在酝酿。尽管有维克托·乌格斯，英国海军仍然统治着加勒比海。在南美海岸，殖民地伯比斯、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沦陷，然后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岛也相继沦陷。

西班牙的军事准备是防御性质的，但实力还在。怀疑会消耗力量，带来噩运。西班牙港西部的查瓜拉马斯是一个极好的港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认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保护西班牙船只。必须建一座堡垒来保护查瓜拉马斯。但人们一直都在怀疑堡垒的价值。敌人可以在很多没有防御的地方登陆，堡垒可能会被攻占。在安全的西班牙港口里得到保护的西班牙舰船上，西班牙人正在练习射击。每一样准备都有它的危险，每一项优势都有它的缺点。

委内瑞拉送来一位工程师和一门大炮，但由于英国海军的把守，印第安人劳工不能来建造堡垒。一艘来自波多黎各的运送资金和军需品的轻巡洋舰被捕获。有五艘运送增援部队去卡塔赫纳的西班牙战舰停靠在西班牙港。查孔希望士兵们帮他建堡垒，他说服舰队司令留下来。但士兵们不适应，很多人都病倒了。没有钱可以用来照顾他们，一些士兵不得不依靠西班牙人的私人援助。

西班牙人对失败的想象里也包含事实，为防御进行的每一项准备都只会招来进攻。英国人一直在谋划这件事。现在，因为查瓜拉马斯港有了新舰队，进攻计划随即被提上日程。进攻的规模巨大，不能犯任何错误。堡垒还没完工，人们连喝的水都没有。生病的士兵将二十门加农炮和三门迫击炮拖入炮台，其中不能开火的不止一门。工程师的精美图纸派不上用场，将被送往伦敦。它们如今还在那里，没有被用过，引人注目，像是在等待判决。

英国军队将在一七九七年二月十三日当天或早些时候，前往格林纳丁斯群岛一个叫卡里亚库的小岛集合。这需要将巴巴多斯、多巴哥和圣文森特的七千多名士兵装载于四十艘运输船内运送过去。二月十二日，哈维上将和阿伯克龙比将军离开马提尼克的总部。当他们于二月十四日来到卡里亚库时，发现一切都准备就绪。一名六十五岁的曼丁哥黑人引航员带领舰队通过龙嘴进入帕里亚湾。这是现在西班牙人自己有时会忽略的细节。多年前，墨西哥总督在一次正式访问特立尼达的途中被堵在龙嘴外，两个星期之后返回。

二月十六日，听说英国人来进攻时，查孔和西班牙舰队司令或许正在西班牙港吃午餐。西班牙人好像从来都不会做好准备。查孔在西班牙港有六百名士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身体健康。那天早上，还有一些人正躺在病床上。查孔有民兵，但民兵从来就不可靠。城北的矮山头上有一个炮台、两座堡垒，这些就是他的防御工事。西班牙舰队司令可以尝试带领他的小分队逃出帕里亚湾的困境，或者留在帕里亚湾，攻击部队运输船，这是经过讨论的。但他自己的船可能被摧毁，也有可能扰乱这次进攻。因为这样的进攻需要士气十足以及训练有素的船员，而西班牙舰船人手不足，有些船员还生着病。

大约下午三点，英国军队开始进入帕里亚湾。舰船一艘接着一艘，总共有十八艘，而西班牙舰队只有五艘。英国的行动目的明确，非常精准。

查孔命令两百民兵去增援留守海军要塞的一百三十名士兵。但民兵解散了，离开军官逃进了丛林。帕里亚湾的战斗继续，就像永不停歇的海军训练。正如战略家最初的设想，敌人尽管很强大，却无法前进。四十艘被两艘护卫舰和一艘轻巡洋舰“斑马”号保护的运输船驶入帕里亚湾，来到西班牙港的对面。他们一直在西班牙舰船的射程以外，现在也停泊在岸上任何大炮的射程之外，虽然只有一门。

西班牙船张满帆，预示马上要开始航行。两艘单桅帆船和在新舰长指挥下的护卫舰“警钟”号仍然在龙嘴里航行，控制着出口。西班牙舰船没有移动。天黑前，九艘英国战舰排列成一个弧形，面对西班牙舰队的五艘舰船，把它们封锁在非常安全但是不受保护的海港内。西班牙人担心的事情成了现实。

夜幕降临，舰上的灯亮起来，标示着早上战斗的位置。只有三艘英国巡洋舰在黑暗的委内瑞拉大陆和特立尼达半岛之间游弋，仿佛近在咫尺。西班牙舰船和保护他们的堡垒静默无声。

西班牙港的法国共和党人非常急切。但查孔很冷静，好像对失败并不在意，他更关心的是档案和国库里的东西。他派人将那些东西转移到了圣约瑟夫城。当法国人要求武器或者行动信号时，查孔说：“快了，先生们。”[3]最后他打开军火库，法国人尽其所能地拿走许多武器，据说有四五千支步枪。然后，法国人同民兵一样，消失了。

在凌晨一点半到两点之间，西方传来爆炸声，张满帆的西班牙船起火了。火已经烧了一段时间，只是没人发现。天还没亮。散落在新船甲板上的硫黄和树脂不易燃起明火，船在起火爆炸前已经闷烧了很久。爆炸仍在继续。船上的火持续燃烧至清晨。

早上九点，舰队司令和他的参谋赶到西班牙港。他们是乘坐舰上小艇来的，停靠在海岸附近。战争理事会通过紧急撤退的决定，军官们亲自撒播硫黄。他们放弃了堡垒，堵住了加农炮和迫击炮的炮膛。水手和堡垒里的人都躲入了丛林。

法国人把那天早上查孔和舰队司令的会面编成了一个故事。“你把船烧了！”查孔说，“一切都没有了。”“不是一切都没了，”舰队司令边说边画着十字，“我设法救了孔波斯特拉圣詹姆士的雕像，它是我和旗舰的守护神。”

一艘西班牙船没有被烧掉，两艘英国舰上的船员救了它，作为战利品。堡垒被占领。阿伯克龙比将军一大早登上了保护军队运输船的护卫舰。其他舰船逐渐靠近市内，与守护炮台的人进行了短暂的交锋。一门西班牙大炮爆炸，死了一名士兵。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西班牙阵亡者。

中午，英国军队开始在城市西部登陆。一艘单桅帆船提供掩护，这是海军们最后的责任。士兵上岸后便踩到了深深的黑色淤泥，距离干燥的陆地还有几百码。他们行走在没膝的淤泥里。寻找浅水域的阿伯克龙比选择了这个岛上最糟糕的登陆点。好在岸上没有枪炮的攻击。

士兵的装备很重，据说他们的制服能度过加拿大的冬天，可是当时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在淤泥和腐臭气味的尽头，有一家制糖厂，里面是桶装的朗姆酒和甘蔗糖浆。士兵们在朗姆酒里加了糖，喝完之后就休息。接近五点时，他们开始向西班牙港行军，一支队伍走主干道，另一支向北部的山区进发，太阳炙烤着他们的后背。

查孔从市内撤退到他那两座山上的堡垒里，与炮台失去了联系。他带着大约三百五十人。为了配合这场西班牙人的告别演出，他也征召了一些背着弓箭的印第安人。他派出一支队伍巡逻。巡逻队回来报告，敌人部队的德国猎手已穿过北部山区，占领了两座堡垒的前方阵地。查孔撤出了堡垒。

“我仍然振作精神，”他后来给马德里写信（说自己摧毁了“德国军团的大部分”），“抱着微弱的希望，希望能够攻击山上的敌人从而进行突围。因此我向四面八方派出了传令员，但没有结果。当我赶到我指定的那个地点时，发现只有舰队司令在那里。”

时间已是晚上。一名英国军官拿着一面白旗来到查孔、舰队司令和他们的参谋人员所在地。英国人下令停火，也请求查孔停火。军官呈交了阿伯克龙比将军的书信。“向总督声明。我痛心地看到，他的部队已无丝毫能力用以执行命令。我请求他指定协商的地点。我愿为他提供体面的投降条件，这也是为那些优秀而忠诚的士兵考虑。”这是一封慷慨大方的书信。查孔和阿伯克龙比进行了会谈，当天晚上就投降条件达成一致意见。

所有的军官和信奉天主教的军人都“投降成为战俘”。他们要在第二天下午五点“带着战争的荣耀行军离开”，然后将武器放在距离他们的居住地三百码处。从那时开始，英国政府会提供他们日常开销。他们可以保留私人物品。军官可以佩剑。他们会被尽快送往西班牙，在那里视自己为战俘。在得知自己被交换的通知之前，他们不能拿起武器反抗英国或英国的同盟。一些军官将被释放六个月，去处理英国在西属美洲的私人事务。所有的政府财产，包括军需品，必须附上清单移交，私人财产仍然不可侵犯，所有的法律和契约继续有效，信仰自由，保护有色自由民的自由。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们在西班牙港以东几英里的庄园里签署投降书。国库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已在两天前被藏于地板下。几天后，西班牙人的军用保险箱会被送到加拉加斯，国库里的东西不是被一并送过去，就是被查孔带去加的斯。

查孔是令西班牙皇家海军蒙羞的军官，是交出自己领土的帝国总督，也是不战而降的卡拉特拉瓦骑士。阿伯克龙比把他看作是“正在衰落的国家”的代表，很不想让他个人受到屈辱。查孔也喜欢英国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曾是他们的囚犯，英国人也是使他备受折磨的法国共和党人的敌人。

无疑地，查孔支持阿伯克龙比的命令。投降的第二天，若有任何人当自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就要在十天内带着自己的财产离开这个岛屿。他们会提供去往荷兰、法国或西班牙殖民地的交通工具。剩余的人如果希望在国王的政府下生活或拥有财产，就要向乔治三世宣誓效忠。“除了绅士的剑和猎枪”，所有的武器都要上缴。尊重财产，尊重绅士的权利——引人注目的语言——由一个忙碌的士兵说出来，它是一个新帝国的信条。

英国海军业务繁忙。他们计划进攻西班牙最近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加勒比岛屿波多黎各。哈维和阿伯克龙比很快就离开了。阿伯克龙比留下他的副官做特立尼达的总督，每天发给他三十先令，给他留下了一千人，其中一半是英国人，剩余的是德国人、黑人和法国保皇派。阿伯克龙比认为无须担心西班牙人的反扑。如果他们来了，“从西班牙军队的本质来看，即使他们在军队规模上处于劣势，也很可能采取有魄力的行动，从而取得胜利”。

有魄力的行动：这是对buena disposición y gallarda resolución的恰当翻译。玛格丽塔岛的总督，那个曾经带了很多囚犯，不得不勒死一些的总督，一百六十年前曾使用过这几个词，确立西班牙人在黄金国殖民地反抗侵略者的行动原则。这位总督写道：“经验告诉我，比起军队规模，战争胜负更多取决于能否采取有魄力的行动。”

那里仍然一片冷清，查孔就这样将西班牙统治了三百年的土地从手中放开。他的敌人说，他接受了英国人的贿赂。这很有可能。但也有另外的解释。一七九七年，英国即将面临失败。查孔以为战争就要结束，和平条约会让岛屿重归西班牙，可以把它从严重威胁西班牙帝国的法国以及共和派法国人手里解救出来。他满腔热情地与阿伯克龙比总督留下的皮克顿上校合作。有皮克顿的士兵在，法国人和其他人都不敢轻举妄动。几年来，查孔第一次感觉到在特立尼达是安全的，他甚至可以重新得到逃跑的黑奴并把他们卖掉。

皮克顿是个急性子的威尔士男子，三十八岁。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但从没打过仗。他被人们记住，只是因为发生在布里斯托尔的一件事。那时，第七十五团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期被击溃。当他在格林念出指令时，一些士兵开始抗议。皮克顿抽出剑，奔入抗议的人群中，猛地推倒了领头的人，秩序很快得以恢复。之后，皮克顿做了十二年工资只有一半的上尉。无所事事的状态毁掉了他的好脾气。在最近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没人看到他采取行动。他只是阿伯克龙比的众多随从之一。特立尼达是他第一个重要的驻地。

当听查孔说起混乱无序和共和主义的事情之时，他召集了西班牙港市政会的工作人员。他把剑放在桌上，说着说着就发起了脾气。他说如果有一点混乱的征兆，就将他们全部绞死。查孔有一个很特别的敌人，一个来自马提尼克的法国人。这人过去常说，他已准备好断头台，如果那天来临，查孔会是第一个上去的人。皮克顿说要马上去绞死他，把他的庄园烧掉。皮克顿有六英尺多高，有一副“可憎的表情，这种表情经常挂在眉毛上”。法国人央求了半个小时。没有人被绞死，也没有庄园被焚毁。但在西班牙港的街道上再也没有发生过法国共和党人的游行。

对查孔而言，这是一场令人满意的报复。但皮克顿也告诉了他一个消息。皮克顿说，英国人正针对西属人的财产谋划一场全面战争，给居民的宣言书已经印好：“命运眷顾西属美洲大陆的居民：完全和彻底的贸易自由，废除所有进出口关税，自由种植和出售你们的农作物，政府经选举产生，受英国军队的有效保护。”

尽管加拉加斯非常富裕并拥有自己的大学，但它没有印刷机。被印制的文字享有权威。查孔将这些印刷完毕的宣言书看作宣战的新方式，他认为这将产生“最致命的后果”。贸易的自由不是法国共和主义的自由，但隐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西班牙帝国的终结。富而不强的一方没有选择朋友的自由，只有选择掠夺者的自由。查孔看到，加拉加斯的海军上校也更绝望地看到，英国人不会放弃守卫奥里诺科河的岛屿。

查孔谋划夺回特立尼达岛，他与岛上的西班牙人商议。但太晚了，皮克顿将受过良好教育的西班牙人（尤其是律师）赶出岛屿。西班牙的舰队司令已被派往西班牙，现在查孔本人也被赶往了加的斯。

一年之后，查孔和舰队司令在加的斯受到战争法庭的审判。库马纳总督为查孔辩护，舰队司令由他的兄弟辩护，他的兄弟在为日益衰退的西班牙效劳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先是驻伦敦大使，后来成为墨西哥最后一任让人印象深刻的总督）。查孔和舰队司令都被宣判无罪。但特立尼达的失去带给人的感受日益加深。拿破仑对此感到愤怒，担心其他西班牙殖民地向英国投降。西班牙对此感到愤恨，特立尼达的法国人也对此感到愤恨。而且，他们也不能确定在签署和平条约前特立尼达不会再回到西班牙手里。他们害怕西班牙人的报复。

特立尼达的法国人已经宣誓向乔治三世效忠，但他们急于向马德里证明，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效忠西班牙。他们把情况告诉了皮克顿，表示对即将离任的西班牙总督进行调查是惯例。皮克顿同意了。委员会召集会议，法国居民把指责查孔将特立尼达岛交给英国的情况记录了下来。他们给马德里发送请愿书，经由纽约向西班牙派出使者，最终说服了拿破仑。波士顿和伦敦的报纸刊登了这位总督不战而降交出殖民地的故事。

战争法庭做出判决三年之后，西班牙国王推翻了法庭的判决。西班牙舰队司令被剥夺官衔，查孔被终身逐出西班牙领地。他们必须永远对此事保持沉默。几年后，在法国入侵西班牙、英国成为西班牙的盟国之后，舰队司令恢复了官职。然而此时，查孔已死于葡萄牙。

对加勒比地区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而言，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这三次革命，美国人、法国人和黑人的革命，在英国和美国贸易动机这一问题上（他们与西班牙帝国的贸易数额在十年内增加了二十倍），给他们留下的是困惑和分歧。关于查孔最刺耳的话出自鲁姆·圣劳伦特之口，这个法国人在二十年前参与了有关法国人移民条件的谈判。鲁姆当时更关心追回逃亡奴隶的问题。他的母亲，罗斯·德·加内斯·德·拉·尚瑟利耶，德肖拉斯侯爵夫人，在西班牙港附近定居时拥有七十五个黑奴。拉·尚瑟利耶庄园仍然存在，里面仍有黑奴。但鲁姆现在在圣多明各，是法国理事会的专员，是黑人革命的雇员。

鲁姆写信给加拉加斯的海军上校，说查孔卑鄙狡猾，使西班牙军队古老的光彩变得晦暗，应该受到惩罚，以防其他人把西班牙的殖民地和西班牙舰船出卖给英国。作为一个同盟者，他写了这些；然后作为黑人革命的雇员，他以经典的革命词汇放出消息。“我们的方阵正在前进，一手持剑，一手持宪法。”叛变者已被处死，或者争取到了自由。“与其他的公民一样，我们的新兄弟非洲人知道他们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奴隶制是反对神法和自然法的最大罪行，对农业、工业和商业同样有害。”他警告委内瑞拉人，他们一直有自己的黑人问题。委内瑞拉人认为，不管鲁姆是不是同盟者，都应该有保留地对待他。

鲁姆很快在圣多明各遇到了麻烦。他又有了移民计划，他建议，应该发动牙买加的黑人革命，如果可能的话，将他们从种植园里暗中移走。他下令行动，结果被杜桑逮捕，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被赶往美国。杜桑的支持者迷惑不解，但杜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鲁姆早就易主。命令他在牙买加采取行动的是拿破仑，为的是重新引起英国人对圣多明各的敌视。拿破仑的目的，现在当然也是鲁姆的目的，就是破坏黑人革命。

专员鲁姆被流放美国，总督查孔在贫穷的葡萄牙旅店奄奄一息：伴随着第四次革命的成熟，西属美洲的二手革命有激情但没有原则，有领袖但没有英雄，混乱不堪，身处其中的人有时候会发现很难说清自己的立场。

皮克顿总督将西属美洲革命看作一个他未曾经历的军事行动的机会，将革命看作特立尼达职责之外更重要的延伸。他给高喊自由口号的革命者以庇护。但皮克顿从前任手里接过来的岛是一个蓄奴岛，他个人就代表法律。在他的岛上要有秩序，不能有革命。这样的情势对革命者很危险，对皮克顿也很危险。当他的耻辱到来时，会比鲁姆或者查孔的耻辱更具轰动性。然而，经由这一耻辱得到的荣誉，或许这个十二年来只领一半月薪的三十八岁男人，已经不再期待。

[1]流氓、无赖之意。

[2]他弄错了。被取走的是哥伦布的儿子迭戈，即西印度群岛总督的遗体。1877年，人们在圣多明各大教堂的地下室里找到了装有哥伦布遗体的铅盒子，它至今仍在那里。—作者注

[3]原文为意大利语。

第三部

拷问路易莎·卡尔德隆

1797～1813

五　第四次革命　1797～1800

皮克顿将军五十六岁时死于滑铁卢战役。他在此前两天的四臂村战役中已严重受伤，但他给自己绑了绷带，隐藏了伤情。当他的顶头上司威灵顿下令撤退时，皮克顿大发脾气，说在滑铁卢打仗简直糟糕透了。

威灵顿说皮克顿是“一个粗野的满嘴脏话的恶棍”。但那时的皮克顿已经有了特许证：巴斯骑士，国会议员，半岛战争的英雄，下议院的议员们一致认为他是“杰出的民族先驱者”。他在罗德里戈、巴达霍斯和维多利亚赢得的声誉比约翰·摩尔爵士还要高，摩尔爵士也是一七九七年在西印度群岛每天拿三十先令的军事总督。

皮克顿死后十年，政府决定在卡马森给他建一座雕像，国王亲自题名。皮克顿的兄弟是彭布鲁克郡的一位教区长（他刚从皮克顿在特立尼达的庄园回来，因为虐待庄园里的两名黑人被当局罚款一百六十四英镑），他通过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爵士表达了他隐隐不安的谢意。皮克顿的传记由马里亚特上校撰写。马里亚特是小说家，是特立尼达一个奴隶主的儿子。一八三五年，也就是皮克顿死后的第二十年，马里亚特的两卷本《人生》出版，后来又再版一次。当时有人认为皮克顿比威灵顿更重要，但这不过是人们对皮克顿所受屈辱关注的延续，在他拥有四年荣光之前。

皮克顿希望达到的以及实际取得的军事荣耀没有持续下去。获得荣耀的前提是具备勇敢的品质：烟幕散尽，英雄带领士兵冲上巴达霍斯被炮火轰开的缺口，走在从布萨克斯撤退的葡萄牙部队的最前面，戴着混色睡帽大喊“冲啊！”“万岁！”这种“可恶的好战之徒克劳福总有一天会让我们陷入困境”的风格，是当时的作战风格。“一支对待朋友比对待敌人更可怕的军队。”阿伯克龙比在爱尔兰这么说，皮克顿在西班牙港也这么说，但这种情感被认为是属于威灵顿的。皮克顿和其他人的荣誉都被纳入威灵顿更为复杂的建国神话中。皮克顿的荣耀取代了耻辱。当荣耀退去，他本人以及他的耻辱也都被人遗忘。

出现在《新门监狱纪事》里的人物看起来像另一个托马斯·皮克顿。《新门监狱纪事》是很受欢迎的英国罪案审讯纪事，里面有“偶尔的评论……原始趣闻轶事……道德反思……自首以及受害者最后的呼喊”。书中，处于理查德·弗格森案件（一八〇〇年的大斋节巡回审判时被判有拦路抢劫罪）与乔治·沃尔德伦案件（犯案多次，最后被流放到博塔尼湾）之间的，则是托马斯·皮克顿侯爵（特立尼达新近总督）案件，“因逼迫路易莎·卡尔德隆招供，于一八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被判滥用酷刑罪”。

那只是一次审判。调查在三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皮克顿还在特立尼达。可以说，审判直到皮克顿去世才结束。审讯记录在霍威尔的《国家审讯》里占有一千个专栏。伦敦公共档案馆里经常有人翻阅有关皮克顿的文件，它们被磨损得很厉害。那件事情是具有明显倾向的书籍、小册子以及文章的主题。在伦敦，甚至有人出售路易莎·卡尔德隆的照片以及拷打她的工具。

皮克顿见过路易莎两次。第一次是在某天傍晚的西班牙港，当时她被带到政府大厦的大厅里，被指控犯有盗窃罪。第二次是在四年后的伦敦，他第一次接受审讯。但皮克顿受审不只是因为路易莎·卡尔德隆的事情，也是因为十八世纪末担任特立尼达总督时发生的事情。最初有三十七项控诉，拷打路易莎·卡尔德隆只是其中一项。很快地，审讯好像成为迫害。奴隶制确实存在，也让很多人富有起来。但皮克顿显然是因为担任一个奴隶制殖民地的总督而受到了审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有人想利用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革命。革命者自己背叛了革命，革命者之间也相互背叛。但显然地，革命失败也是皮克顿受到审讯的原因之一。

他是人们良知的牺牲品，也是超越现实的博爱和理性思想的牺牲品——一个三十八岁的失业士兵，到西印度群岛去碰运气，既不在乎奴隶也不关心革命，只寻求战斗和荣誉，就像某个召集士兵撤退的军队、下令冲锋的军官。

得到军事总督的职位，是因为皮克顿会西班牙语，那是当他还是海军少尉时在直布罗陀学的。一开始，他的职责很明确：在一个混乱、充满法国共和党人小团体的殖民地维持秩序，保护殖民地免受攻击。在海湾对面的委内瑞拉大陆，有很多法国共和党难民以及来自特立尼达和其他岛屿的有色人种。比起西班牙主人，他们对战争更不关心。英国海军已经离开，西班牙和法国的武装民船又回到了海湾和岛屿附近的水域。皮克顿没有海军，他的卫队也不可靠。

德国雇佣兵没有得到报酬，开始逃跑。少校病了，其他军官都是无能的人。委内瑞拉人给每个逃逸者六美元，如果带了武器则给二十美元。他们也付钱给船夫，让他将逃逸者送到海湾对面。对每一个抓回或杀掉逃逸者的人，皮克顿会付十六美元。有十四名德国士兵被抓回来之后立即绞死。西班牙港还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西班牙人的苦工，也就是先前住在丛林里的人，成了威胁。他们总是拿着弯刀，而且使用得很灵活。圣约瑟夫城里，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苦工走进一位西班牙女士的房子，站在“大厅的中央”虐待她。士兵们被召集过来。当地的西班牙行政官以为苦工会被驱逐出岛。查孔会这么做，但皮克顿觉得这还“不够”。苦工当天即被绞死。这些苦工们都习惯把教堂当作避难所。但皮克顿打消了他们的念头，据说他在教堂的正门外面竖了一个绞刑架。

岛内逃跑的黑人被追捕。一个叫普雷森特的黑人妇女在西班牙投降前与一个黑人士兵私奔。一天下午，她被带了回来。她的主人在第二天早上去认领，但太迟了，他的“值钱的奴隶”已在日出时被绞死。

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向行政长官控诉，说她在军火库附近被四名皇家工人强奸。行政长官是爱尔兰人，把她送到皮克顿那里，“我想皮克顿在西印度群岛听到强奸的事会感到高兴”。当天晚饭后，行政长官到码头散步，看到其中一个被控告的人正要被绞死。“恶棍！”皮克顿大喊，“你说谎话会下地狱的。”军事法庭宣布其他三个每人打一千五百鞭。

皮克顿正是通过这种不偏不倚的恐怖行动来维持秩序。但比秩序和防御更重要的是大陆革命。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加的斯的英国领事有段时间一直在分发宣传资料，皮克顿的具体声明起到了某些作用。自从耶稣会的成员被驱逐出巴拉圭之后，圣方济会的传教士（他们之前的总部在圣约瑟夫城，如今依旧缺少教堂用品）就对西班牙政府不满。但他们现在承诺，如果英国人进攻，他们会让自己的印第安人“不要插手”。还有一个生于加的斯的商人，在库马纳做皮克顿的代理人，对英国人提供的生意很感兴趣，他的目的是将加拉加斯和库马纳置于英国人的直接控制之下。

传教士和商人的怨恨不会导致革命。革命是在其他地方酝酿起来的，在拉瓜伊拉的监狱里，在一个从西班牙运送过来的囚犯的牢房里。

囚犯名叫比科内利，马略卡人，住在马德里，在那里开办学校，写过一本儿童教育方面的书。他也是共济会会员、共和党人，写过一本有关政治的书。不久后他便密谋叛变，想要一个像法国那样的西班牙共和国。他把武器藏在学校里。经历了被出卖、被抓、受审之后，他和三个支持者被判处死刑。后来他获得减判，被判终身监禁在巴拿马。他被带到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单独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在那里等船将他带到巴拿马。

对委内瑞拉来说，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囚犯。他说他不能吃监狱里的食物，不喜欢睡在地板上，需要肥皂和水用来洗衣服。狱卒很尊重和保护他。比科内利请求要一名牧师，谨慎一点的官员不会认为这是他要悔改的迹象。他得到了牧师，牧师很快就成了他的支持者。

不久，光是通过狱卒和牧师两个人的联络，就让整个拉瓜伊拉都参与到革命中来。比科内利在看守的配合下可以在港口自由活动。拉瓜伊拉是谋反的好地方。几百个法国共和党战犯已经在那里待了好多年，一直宣传自由和平等，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将它们解释一番。比科内利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叫何塞·埃斯帕纳的高级官员，也是种植园主和奴隶主。还有一个叫曼努埃尔·瓜尔的退伍士兵，他在加拉加斯老兵营待了三十三年后才被提升为上校。

这是一次迅速的谋反行动。比科内利于一七九六年十二月到达拉瓜伊拉，一七九七年六月成功逃脱，他计划七月发动起义，宣言比较简单。印第安人手中的美洲被夺走，是主持正义的时候了。未来将没有阶级划分，没有奴隶制，没有印第安人的贡税，和平统一，没有宗教犯罪。共享所有货物，甚至不会有香烟货摊，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大家互称“兄弟”。共和国的旗帜将有四种颜色，代表四个种族：白色、蓝色（代表黑人）、黄色（代表混血儿）、红色（代表印第安人）。

一个叫蒙特西诺斯的富人也是谋反者中的一员。他试着让他的理发师（一个混血儿）参加了革命。理发师是混血儿部队的一名军官，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同事，同事又告诉了随军牧师。蒙特西诺斯的房子被搜查，二十四人被捕。瓜尔、埃斯帕纳和比科内利不得不逃到了库腊索岛。库腊索是法国人的岛屿，西班牙和法国是同盟国。但法国的共和党人总督给谋反者提供避难所，宣称他们是法国公民。当比科内利在街上对着一个西班牙人大喊“你这个告密者，走狗，你这个人类公敌”，并威胁用剑刺死西班牙人之后，总督才将他们赶出了岛屿。

谋反者跑到由维克托·乌格斯统治的瓜德罗普岛。休斯非常欢迎他们。比科内利创作了一首革命歌曲，它时而叫“美洲歌曲”，时而叫“美洲十四行诗”，时而叫“美洲卡曼纽歌”[1]：“人民万岁！平等万岁！法律万岁！公正万岁！自由万岁！”

瓜尔跑到马提尼克岛。他对英国总督说，委内瑞拉已经为革命做好了准备，需要得到军事上的帮助。总督认为瓜尔正是皮克顿要找的人。曼努埃尔·瓜尔和何塞·埃斯帕纳都被送到了西班牙港。

他们的革命不是皮克顿脑海里想象的为军事行动提供可能性的简单革命。革命旗帜上的四种颜色代表革命的四个目标：平等，自由，财产，安全。这些词有特别的含义：混血儿的平等，奴隶的自由，商人的财产，所有人的安全，它是美国人、法国人和黑人的革命总和。正如一位西班牙官员所说，革命是件荒谬的事情，他们“叫嚷着”争取所有的东西，却丝毫战斗力都没有。确实，目前革命是失败的。委内瑞拉宣布大赦，三个混血儿告密者被任命为上校，每月拿六十比索，获得一块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金质勋章，还被允许使用“唐”的头衔。但委内瑞拉官员们谈到“皮特先生推翻美洲既不公平也十分可憎的计划”，“无宗教信仰、腐败的国家”，以及“西班牙统治的甜蜜与束缚”时，没有使用与革命口号相抗衡的词语。

革命无法维持下去。但对皮克顿来说，这是一次革命。它有领导人，并且领导人由他来安排。皮克顿写信告诉伦敦当局，说大陆上的“道德革命”已经取得进展，现在不仅有可能推翻西班牙政府在加拉加斯的统治，还有可能“撼动整个帝国事业”。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聚集在安戈斯图拉打算进攻特立尼达的委内瑞拉部队，不得不转而对付国内安全的威胁者。

皮克顿下令袭击海湾对面的国家。特立尼达的很多人都熟悉那里，和那边的人有来往，圣方济会的人帮了忙。法国共和党的难民四处逃散。许多牛和其他供给品被带了回来。第二次袭击的结果不是很好。西班牙人和共和党人一直在等待。他们向汽艇射箭，死了二十个人，丢了带给圣方济会的教堂钟。皮克顿认为，仍有必要处处小心，当地很多有色人种依然是“无法和解的共和党人”，放逐和警戒性的惩罚还将继续。马提尼克向特立尼达派发了援军，英国总司令建议派给他“更严厉的警察”。

秩序得到恢复，经济甚至还得以增长。热衷殖民的人又带来了大概一千个黑人。道路得到改善，看样子庄稼也能够有好收成。虽然就委内瑞拉人的需求来说，有些英国产品过于精美，但与大陆的贸易依旧保持着。特立尼达岛甚至会将委内瑞拉的产品再出口到其他岛屿。留在那里并获得财富的法国种植园主不想回到西班牙统治时的不稳定状态。年底，英国人对特立尼达的统治已经巩固。大陆上的革命看起来很有希望。皮克顿每天三十先令的津贴被取消，代之以年薪一千二百英镑。

有瓜尔和埃斯帕纳在，西班牙港成了革命的中心。但欧洲也有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者，新近在委内瑞拉发生的事件最终证明革命者是可信的。欧洲的革命者也很焦虑，他们不想错过革命。这些革命者中最有名的（那一代人中最负盛名的南美洲人）是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有时候被称作德·米兰达、米兰达将军、米兰达伯爵。他当时四十七岁，离开委内瑞拉已有二十六年。一七九七年，米兰达在巴黎，但一直麻烦不断。年底，他戴着假发和绿色的眼镜，化装逃到英国。他的箱子有一个临时安装的假底，他携带的俄国护照上的名字是米兰多夫。

八年来，米兰达已经两次把关于南美革命的计划交给了皮特首相。米兰达说，他想将革命从法国人“可恶的箴言”中挽救出来。他和朋友们为哥伦比亚制定了一部宪法，哥伦比亚将是取得独立的美洲的名字。这部宪法就像英国的宪法，由上议院、下议院和世袭的印加组成。八年前，皮特有些专制，米兰达经历过挫折，但皮特现在好像对革命表现出兴趣，米兰达在日记里表达了对他的原谅。

皮克顿后来写信说他不认识米兰达。但皮克顿有可能在二十二年前的直布罗陀见过米兰达。皮克顿那时十七岁，是个少尉。米兰达那时二十五岁，在西班牙人的部队担任上校，他去过直布罗陀，受到部队官员的款待。对皮克顿来说，在部队没什么事可干，他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威尔士的彭布鲁克郡度过，正如皮克顿的教区牧师兄弟四十年后的回忆——“在野外玩球以及阅读名著”中度过。对米兰达来说，那里有冒险，有荣耀，也有挥霍：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西班牙陆军中校；在古巴有关于金钱、黑人和走私的丑闻；被逮捕、被释放，与西班牙关系破裂，逃往美国；然后流亡欧洲。

一开始，流亡生活很刺激。米兰达是欧洲知道的第一位有文化的南美人，许多大门都为他敞开。他去得最远的地方是俄国。他讲的有关宗教裁判所的事情令叶卡捷琳娜陶醉。她因为他作为一个革命者所历经的危险而喜欢他。此后，俄国驻欧洲大使由米兰达担任。

米兰达年轻时在加拉加斯，很渴望去欧洲。他向往比委内瑞拉的种植园和商业中心更具挑战性的文明和社会。他比任何欧洲人都爱欧洲，因为他从来不会把欧洲的优雅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从未停止让自己准备好以效忠欧洲的努力。他非常引人注目。法国人提及要派他去圣多明各担任总督，让他做革命军的将军，因为他曾经在西班牙军队里担任这一职位。接着发生了一次不大的军事灾难，然后便是审讯和监禁。但米兰达令拿破仑印象深刻，就像他后来给威灵顿留下的感觉一样。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谈判、失望、战败、破产，但从未厌倦。

他自授头衔，这是他在殖民地追求浮夸的标志。一开始作为他对宗主国的献礼，后来作为他这个外人缺乏安全感的一部分，因为他感觉还没有融入这个环境。他开始挖掘自身魅力，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成了让他自豪的事。西属美洲殖民地上有黑人吗？没有，或者很少。南美人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是印加人——一个等待解放的高贵民族—的后裔。在特立尼达和西属西印度的其他岛屿上有黑人，但他们不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米兰达和他的同事愿意交出除古巴外的所有岛屿，以换取英国的帮助。

米兰达现在交给皮特和美国驻伦敦大使的计划，是英美联合进攻南美。英国将得到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由黑人居住的小岛、三千万英镑，以及在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商业利益。美国将得到商业利益。三个大国对抗法国的防御联盟即将出现。皮特对他的计划很感兴趣，美国大使也表示支持。他们认为，米兰达应该先派一个代理人到特立尼达，告诉他们援助很快会到的消息，并留意革命的形势。

代理人是一个叫卡罗的古巴流亡者。他还没出发，西班牙在巴黎的情报人员就打听到了他的任务，对他外貌的描绘已在西班牙沿线各港口传播开来。据说，卡罗会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打扮”到达特立尼达或委内瑞拉，戴着“与黑人的浓密短鬈非常相似”的假发，“他用染料在脸上和身上涂了同一种颜色，不管是水还是汗，都无法将它洗掉”。革命者和追踪他们的人都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即便像米兰达如此简朴的人都有假名和绿色眼镜——加拉加斯通知委内瑞拉所有港口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进一步通知，他们都要“仔细”摸一摸所有从外面来的黑人的脑袋。

后来，就像以前一样，米兰达非常失望。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他认为，“这个人”（米兰达）是一个“好奇的探险家”，他的信不值得回复。皮特更关心拿破仑一世的进攻，所以没有发表意见。不管卡罗有没有乔装，这件事都被一再延迟。美国人又提了一次，然后便不管了：他们正在与法国人谈一项协定。米兰达写给英国内阁的军事计划在被转送到西印度群岛总部的途中被西班牙人截获。委内瑞拉下令，如果米兰达登陆，就把他抓起来。这项命令好像表示他们至少还是在意米兰达的。

皮克顿于一七九八年五月写信给伦敦当局：“有一个加拉加斯本地人，我知道他现在在伦敦，但可能会派上用场。不是因为他有很多当地知识，或者是身为加拉加斯的一个店主的儿子，拥有很多人脉资源（他从小就离开了祖国）。而是作为一个经常被人们谈论的本地人，他可能会吸引人们注意，从而让我们有利可图。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建议不要询问他或让他知道此事，直到他被处死。”

店主的儿子就是米兰达。米兰达的父亲甚至不是西班牙人，他是加那利岛人，移民到加拉加斯从事布料生意，而且做得很好。他受到当地贵族的歧视。有关他在民兵中的地位，曾经有过一次争论，后来国王下达指令不许再讨论米兰达的家庭背景，才平息了争论。谁是皮克顿的告密者？他在库马纳的代理人？贵族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在米兰达于欧洲经过了多年的阅读、畅想和学习之后，谈论自由和宪法之后，殖民世界依然存在。它只知道鲜血和金钱、可可和烟草，以及管理黑人和店铺。米兰达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流亡者，他的实力和尊严一直掌控在别人手里。只有他的敌人，西班牙政府，才总把他当回事。

大家都希望英国早点行动。但几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英国的军队仍然被牵制在圣多明各，英格兰仍然受到法国进攻的威胁。特立尼达的德国雇佣兵虽然受到鞭打，但还是力争酬劳并继续逃往委内瑞拉。皮克顿对西班牙港的革命感到不安。革命的第一位行动者比科内利已被英国人抓获，作为战犯被送往百慕大。在那里，他鼓动爱尔兰的军队造反。皮克顿决定把何塞·埃斯帕纳和曼努埃尔·瓜尔藏到他信得过的种植园主家里。

皮克顿写信给伦敦当局说，有人在悬赏要这些人的脑袋。但他现在的计划是要防御外来进攻。他在山上修建了一条新路，在北海岸建造了一座小堡垒，它们像是为撤退做的准备工作。他担心西班牙人进攻。总部一度有传言说，特立尼达被一支西班牙的海军部队重新占领了。皮克顿开始像查孔那样写信，他需要两千人来维持秩序，他不能让法国的有色人种忠于自己，感到非常失望。如果英国还想继续控制这个岛屿，就要给他一定的防御工事。

革命者发现，和伦敦的米兰达一样，没了护照，他们就成了囚犯。何塞·埃斯帕纳宁愿——也许得到了皮克顿的许可——藏在朋友当中，待在委内瑞拉自己的庄园里。当然，他已经过乔装打扮，穿得像个水手，戴了黑色的眼罩。毫无疑问，拉瓜伊拉港口的办事员还在寻找乔装的黑人，他得以蒙混过关。

不需要代理人的时候，米兰达的代理人卡罗却来到了西班牙港。卡罗一点也不像个黑人。在巴黎的西班牙人被别人的乔装愚弄了。卡罗由于生病变得很虚弱，一直在抱怨。他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从伦敦到西班牙港的行程花了近一年时间。他的船被一个法国海盗俘获，海盗带他到阿尔及尔，差点把他当成英国探子绞死。后来在葡萄牙耽搁了一段时间，横跨大西洋，他吃尽了苦头，接着在巴巴多斯又耽搁了一段时间。在从巴巴多斯出来的船上，卡罗一直担心西班牙海盗，他们会把他当作英国间谍绞死的。

他的任务已不再具有意义。他带去的英国和美国将联合进攻的消息已经过时。所以，他一到达西班牙港就被逮捕，被送到皮克顿那里。他们要求确认他的身份，但他的证件丢了。他被当成西班牙政府的间谍痛打一顿，被命令离开岛屿。卡罗称他是英国政府的探子，皮克顿说他没有得到通知。“我一听说卡罗这个名字，就知道你是个可疑的人物。”皮克顿用西班牙语说，脸上挂着他那出了名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笑容。

卡罗病了。没有船，他只得留下来，但不准见任何人。皮克顿有时邀请他吃饭。他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将他送回米兰达手里。他捏造了几个借口：委内瑞拉还处在动乱中，只需要一位领导者和两千人。但卡罗很快就了解到特立尼达的委内瑞拉革命者的情况。

“委内瑞拉人没有统一的计划，”卡罗于一七九九年四月写信给米兰达，“他们没有远见。他们准备的是更换主人，而不是解放自身。他们觉得要求独立和不受他人控制是一样的。他们以为光靠抵制西班牙人的统治，将自己置于其他国家的保护下就能获得独立。”

皮克顿看了卡罗的所有信件。这一封，他转送到了伦敦的战争部副部长那里，作为米兰达不可信赖的证据。

米兰达一直想离开英国去特立尼达。美国的大使没有能力帮忙。俄国的大使说，如果叶卡捷琳娜还在世，俄国会给米兰达两艘战舰外加两千人，但现在是“怪才”保罗一世掌权。有两个英国人说要用战船把米兰达送到南美，让他做“那块陆地上的华盛顿”。他们认为，“比起血腥昂贵的欧洲战争，这种冒险能让英国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利益”。他们的想法没有实现。与此同时，战争部副部长哈斯基逊告诉米兰达，他因为卡罗的那封信，“最近成了政府怀疑的对象”，不能拿到护照。

“为了指出一个毫无瑕疵的人的毛病，看专制政府是怎样靠诽谤武装自己的！”米兰达在日记中写道。

在委内瑞拉的法国共和党流亡者递交了一份进攻特立尼达的计划。加拉加斯从来就不喜欢共和党人，认为那份计划有点“莽撞”，因此拒绝了。但那个消息让皮克顿不安。为了让革命的威胁持续下去，他加快了小册子宣传战的步伐。有些小册子是米兰达的，有些是在当地写的。

“自由！将所有金属变成黄金的点金石。看看北美的居民，你会发现造物主喜欢让人们居住在自由之地。再看看其他地方，遗憾的是，与自然法则相违背的奴隶制正在蔓延。遗弃、孤独和沉默是暴政的结果。”

“西班牙受到欧洲各国的打击，以荣誉为代价乞求和平，这都是由于她不尊重同盟者应得的惩罚。她说她一定要臣民顺从。但她的海军被摧毁，她的陆军混乱不堪，她的国库空空荡荡，一个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强迫人顺从呢？造物主给了你世界上最美丽最肥沃的国土，在这样的国家，你只要有自由就能成为最快乐的人。”

革命是残忍的。三十年前，西班牙对米兰达来说是一个有老教堂、清真寺、绘画、美酒（他的日记里有相关罗列和描述）、迷人的妓女、漂亮的衣服的国家，是一个有书籍和学习氛围的国家。他一直渴望在这个国家的军队服役。为表明自己有资格，他还准备了一份贵族系谱，以证明几代人的纯正血统和贵族生活。柯尔特斯的同事迭戈·德·奥尔达斯在要求征服奥里诺科地区时就提交了这样版本的贵族系谱。

大汽艇来往于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无论是从特立尼达到委内瑞拉的贸易，还是从委内瑞拉到特立尼达的贸易，都是违法的，但双方都允许。汽艇从特立尼达装载英国人的货物和皮克顿的宣传资料；从委内瑞拉带来牛、驴、烟、盐、干肉、所有违禁品和西班牙政府探子。对皮克顿来说，探子有很大用处。西班牙港河岸的政府大厦为他们敞开，有些人还会经常被邀请到那里吃晚餐。皮克顿晚上可以喝红葡萄酒和马德拉白葡萄酒。

加拉加斯听说皮克顿曾经询问一艘中立船的船长，有没有在奥里诺科河看到一艘英国战舰。当船长说没有看到时，皮克顿显得“困惑又沮丧”。加拉加斯也听说皮克顿只是假装担心委内瑞拉人的进攻，以此令委内瑞拉人放弃警惕。伦敦在秘密筹备进攻部队。特立尼达已经有五千支步枪，用来帮助委内瑞拉的起义。

一天早上六点，海港的警卫带了一个委内瑞拉人来到政府大厦。皮克顿已经穿好衣服准备上马。委内瑞拉人称他是因为教堂的事情而来。皮克顿请他共进早餐。委内瑞拉人第二天来的时候，皮克顿刚收到来自英国的报纸，他谈到欧洲的战争和西班牙的不利形势，也谈到委内瑞拉，他给那个人看了委内瑞拉人计划进攻的报道。

皮克顿突然命令他离开岛屿。委内瑞拉人什么也没吃，他没有一点时间，甚至连衣物都来不及拿。当然，他是个探子。他饥肠辘辘地横渡过海湾后，向上司抱怨说，委内瑞拉的每一件事或每一个决定，皮克顿都能在两天内知道。

库马纳总督给皮克顿提供了两万美元，皮克顿给了他二十美元。

皮克顿现在的目的，是再一次建议即刻行动，这不只是对委内瑞拉当局的提议，更是出于现实考虑，对特立尼达革命者的提议。他将他们从藏身地带出来，给他们钱，送他们到码头附近西班牙人的小货摊和酒馆处。

“你们这些人怎么就甘愿做奴隶？难道你们不懂得英国人享有免税自由吗？你们这么优秀，难道想继续做奴隶？”

一天，一位委内瑞拉的特工在西班牙港的店铺里听到了这些话。为了掩人耳目，他买了一块奶酪。说话的是胡安·曼萨纳雷斯，一个三十四岁的律师，从西班牙经伦敦到达这里，曾在西班牙入狱。他在大街上跟委内瑞拉人搭讪，然后把话题引向人权、挣脱枷锁获得自由，以及他本人在事业中所受的苦难。

“到时候，他们会希望好好地认识我，认识圣达菲的总督阁下，以及圭亚那总督。哦，是的，他们发出了委任书，但我们会在我宣布投降条件的那天相遇。好好看看这张脸，你很快就会在那边看到。”

这是一张消瘦、没有血色、长满痘疮的脸。曼萨纳雷斯身高五英尺两英寸，普通身材，黑色卷发，上身穿夹克衫，下身穿马裤。他白天很忧郁，但到了晚上就很直爽，在皮克顿的餐桌上很受欢迎。加拉加斯人听说到的就是这些。曼萨纳雷斯充当了闷闷不乐沉默寡言的老兵曼努埃尔·瓜尔的指挥角色。

“你不知道这个人？但如果你了解委内瑞拉，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呢？我亲爱的先生，在你面前的是瓜尔，加拉加斯的朋友。”

这时候过来的一个委内瑞拉人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叫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他来看望他的哥哥安德烈斯。安德烈斯在投降后就一直待在特立尼达，在海湾的一艘战船上为英国人效力。安德烈斯为敌人效劳，他在安戈斯图拉的母亲很是伤心，所以让曼努埃尔去和他谈一谈。

“老弟，你弄错了。”安德烈斯说，“但别走，要发生大事了，我们需要有志气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将与我的两个伟大的朋友谈话。你一定要听听他们说什么，那对我们太重要了。”

当晚八点左右，瓜尔和胡安·曼萨纳雷斯来到安德烈斯的房间。他们讨论的是美洲政府和西属美洲的事情。曼努埃尔说他一直是西班牙国王忠实的臣民，瓜尔和曼萨纳雷斯便沉默不语。

四天后，他们邀请曼努埃尔到他们住的地方，对他说：“朋友，你不认识我们。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你的朋友。如果不想做奴隶，我们这些美洲人（革命的一个词语）就一定要联合起来。”

曼努埃尔表示他们应该说得更清楚些。

“我们需要大概二十到三十个战士，为了解放我们被侵占的美洲土地。”

曼努埃尔说：“我已经到了要考虑生计的年纪，宁愿做伐木工也不愿为敌人干活。”

“不，朋友，”曼萨纳雷斯说，“你理解错了我们的意思。为敌人干活是一回事，为你自己的国家效劳是另一回事。你已经到了保卫自己国家的年纪。你和你的哥哥都是有志气的人，我们敢肯定。我们也相信自己很容易就能成为祖国的解放者。”

“朋友，”曼努埃尔说，“我知道你讲到的这些，所有为自由而努力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们会一直那样，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个。自我出生以来，父亲就干活抚养我，自从我有能力以来，我就自己养活自己。看来我得一直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不管是谁统治美洲，对我都没有任何帮助。”

“停，”瓜尔说，“作为一个奴隶养活你自己是一回事，就像你现在这样。如果我们获得自由，情况会完全不同，那时你就会成为第一个将军。”

曼努埃尔开始为难。他从来没有想到自由还可以这样定义，说他会仔细考虑。他回到了哥哥的房间，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嗯，你是怎么想的？”安德烈斯问。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我要回家，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想考虑不可能的事情。”

“你让我惊讶。作为美洲人，你的智商却这么低。”

“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相信那些人的话。”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到时候英国会援助我们多少兵力。”

安德烈斯一直劝了他两天，最后他勉强表示同意。如果革命像安德烈斯说的那么简单，而且他以后能做将军，他就参加革命。安德烈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瓜尔和曼萨纳雷斯。他们给曼努埃尔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一些文件送给大陆的一位牧师。

皮克顿邀请曼努埃尔到政府大厦吃饭，把他介绍给正在作客的马提尼克岛的英国总督，给了曼努埃尔三百比索（“我不得不花费大笔钱来满足大陆上的人”，皮克顿在当月写信给伦敦当局，请求加薪），承诺到时让曼努埃尔指挥一艘战舰。皮克顿说，伦敦已经下令进攻，至少会有五千人，军事行动大概在四个月后进行。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斗，曼努埃尔能让它成为不流血的战斗，他带着的那些文件会赢得很多委内瑞拉人的支持。

瓜尔说他知道委内瑞拉有六个市镇准备起义。他当着曼努埃尔的面对皮克顿说，他只需要一百五十到两百个人，再加几艘战舰。皮克顿说可以给他安排，他还会得到一支在海岸边巡航的小舰队，以支持瓜尔。

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一回到安戈斯图拉的母亲家里，委内瑞拉当局就开始找他。但曼努埃尔并不知情，他正沿岸前行去送文件。他与朋友以及陌生人住在镇上和种植园里，每次三到四天。委内瑞拉人出行的方式就是这样。二十四天后，他到达了目的地。下午五点钟，他找到住的地方，然后便出去逛了逛，买了香烟，喝了一杯酒。他在街上碰到几个年轻人，听到他们说：“他们在找他。”

他问：“谁？”

“你。”

第二天一大早，一些民兵骑马来到他落脚的甘蔗园，曼努埃尔听到他们在打听“一个刚从特立尼达来的年轻人”。庄园里的人说他们不认识这样的人，民兵们便离开了。

曼努埃尔离开庄园，一直骑马前行直到晚上。他在一个种植园里找到住的地方，在吊床上睡下。十一二点时，他听到民兵的马声。他跑进柠檬园，看到有人拿着火把在搜索外屋。其他人走后，有两人留了下来。曼努埃尔在柠檬园待到黎明，然后选择自首。

曼努埃尔一开始在撒谎，但官员们很友好，因此他把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

库马纳总督仔细读了审讯记录，向加拉加斯的海军上校汇报说他并不担心。他了解皮克顿“说谎和虚构的伎俩”，认为伦敦或马提尼克岛不可能已准备好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皮克顿在对瓜尔和曼萨纳雷斯撒谎，就像他曾经对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撒谎一样。他不相信委内瑞拉有六个市镇准备起事，也不相信瓜尔现在是中心人物。他觉得可能是英国在煽动和武装委内瑞拉的黑人，以建立另一个圣多明各。当然，应该采取防范措施。

事实上，加拉加斯已经赢了。第一次委内瑞拉革命已经被摧毁。当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被逮捕和关押的消息传到特立尼达时，那里正在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因此没人关注这边的情形。革命的悲剧发生了：何塞·埃斯帕纳戴着黑色眼罩化装成水手，从西班牙港返回大陆时已经被抓。

何塞·埃斯帕纳是种植园主和奴隶主，但他回去发动——作为革命的第一步——黑人起义。他希望从自己庄园里的黑人开始。这些委内瑞拉的革命者和他们的口号一样简单。两年前在拉瓜伊拉第一次越狱后，两位革命者走到官方翻译的住处，在周围闲荡，直到被抓获，他们还以为那是法国领事馆。现在，何塞·埃斯帕纳已经大名鼎鼎，有人在悬赏要他的脑袋，他藏在了自己的房子里。他自己建了一个藏身的地方，不管前门何时被打开，那个地方总是非常隐蔽。他不再靠黑色眼罩伪装自己，而是穿得像个烧炭翁一样在街上行走。

他给他的黑人放一天假用来谋划起义。其中一个向当局告了密。何塞·埃斯帕纳的房子因此被监视。一天晚上，哨兵听到一声巨响。他抓住了其他的看守。女仆马上承认，何塞·埃斯帕纳没有躲在藏身地。他爬上屋顶，跳到隔壁房子的屋顶上，顺着烟囱往下爬，跌落到一个放有盘子的支架台上，发出了很大响声。他被带到加拉加斯，六天后接受审判。他已经忘了“敬畏上帝，人文情怀，以及与宗教社会同样神圣的任务”。他的目标是“流许多无辜的血，掠夺，纵火，毁坏家庭，无序，混乱，无政府状态，对宗教的蔑视和贬低”。

判决如下：“从监狱里带出来，绑到野兽的尾巴上，领到绞刑台前，由庭吏宣读罪状。在绞刑吏手里，他的生命将被终结，斩首，四马分尸。他的脑袋将被装在一个铁笼子里带往拉瓜伊拉港，钉在一根三十英尺高的柱子顶上，然后把柱子立在市镇的加拉加斯之门”。他的身体部位将被发配到与革命有关的地方。两天后，也就是一七九九年五月八日执行了判决。当天晚上，他的脑袋和身体其他部位被装在骡背上运到了指定的地方。

第二个月又有五人被执行死刑，三十三人被放逐，很多人被强迫工作了一段时间。背叛了何塞·埃斯帕纳的黑人每个月将领取三百比索用来生活。特立尼达的绞刑执行之前，瓜尔就急于筹划进攻的事情。他只要求两百人和两艘战舰提供一两天的保护。皮克顿写信给总部，瓜尔写信给委内瑞拉的朋友。但总部没有权力，也没有军队，瓜尔的信件又在委内瑞拉被拦截，与之相关的人都受到了审讯。被人们称为瓜尔和埃斯帕纳革命的造反运动，就这样结束了。

皮克顿送往伦敦的信件越来越少，后来一连四个月都没写信。在西班牙港，革命者和他们的赞助人关系越来越疏远。每一位革命者都认为是皮克顿背叛了埃斯帕纳。米兰达伤心的代理人卡罗还被关在西班牙港的监狱里。有传言说，卡罗将乔装混入大陆，皮克顿好像同意了，但现在卡罗改变了主意。他写信给米兰达，说他们应该单独发动革命，如果延期，会危机四伏，“秘密会泄露出去”。皮克顿最后命令他离开。特立尼达的革命者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他们猜想他去了大陆，然后也被出卖了。

加拉加斯的海军上校是个新人，为摇摇欲坠的帝国积极效劳。只用很少的钱和文书工作就组建了委内瑞拉情报部的，就是他。他察觉到皮克顿和他仅存的革命者之间有隔阂，于是想利用这一点。他写信给库马纳总督：“一开始，我会给你单独寄一封信。你可能会遗失，或者甚至抄一份送给皮克顿上校。这样他可能会以为送信给他的人背叛了我们，在为他效劳。”这封信以委内瑞拉官方公函声明的文体写成，值得信赖。里面提及瓜尔和曼萨纳雷斯在滥用皮克顿的信任，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破坏了英美同盟，最近也让爱尔兰处于危险中，他们的宣传根本就不值得皮克顿这样的人去认真思考。一位摇摇欲坠的帝国的海军上校也会关心一位正在日益变强的国家的总督，皮克顿这样说道。

“在我看来，这是将皮克顿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内部的好时机。我们不要讨论进攻的事。”海军上校写信给他的总督们说。

皮克顿做出了回应。他写信给伦敦当局，声称一支委内瑞拉远征军正在筹备之中，他要求得到帮助。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给伦敦写了两三封信，信里讲到逃亡者、移民、授予土地、账目。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什么也没写，没什么可汇报的。

离开特立尼达前，卡罗好像去见了瓜尔，瓜尔接任了米兰达在特立尼达代理人的任务。瓜尔五十七岁，米兰达四十九岁，三十年前，他们还年轻时，在加拉加斯就认识彼此，可以说他们现在都成了囚犯。瓜尔写信给米兰达，重新介绍了自己。他有“被西班牙政府列为一七九七年加拉加斯谋划革命创始人的光荣历史”。他讲述了自己四处流浪和遭遇迫害的生活，称米兰达是祖国的救世主，求他到特立尼达来完成祖国独立的事业。

米兰达将瓜尔的信带到一位英国部长那里，表明革命还在继续。“他是加拉加斯人，”米兰达写道，“他在民兵团工作过，很受欢迎。他来自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米兰达将军与他有私交。”富裕！贵族！米兰达将欧洲人的概念作为单独的词用于一个更简单的世界：委内瑞拉依靠黑人耕种的种植园，西班牙港低矮的木屋，泥泞不堪的海滨，简陋的西班牙商店，一个印刷厂。他的语言虽然用得准确，但引人误解。他把他的小册子送给瓜尔。瓜尔“满怀热情”地阅读，写信时那些革命的高尚词语又回到了脑海。“我们祖国的一个微笑，比暴君的所有恩惠都要宝贵得多。”“我相信，缺口一旦被阿喀琉斯的长矛戳破，将永远无法闭合。”

与此同时，两年来一直在支持米兰达的特恩布尔先生（来自伦敦特恩布尔－福布斯家族）给米兰达写信讲到钱的问题。“真的，我亲爱的先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预付款的单期利息已达到每年一百英镑。我敢保证，福布斯先生和我一样愿意为你效劳。但为了使你我双方都满意，必须对资助进行限制。”

不过，英国有可能再次进攻南美。征服了特立尼达的阿伯克龙比将军从苏格兰来见米兰达。米兰达给他看了地图，介绍了那边的情况和数据，并提出建议。“将军们开始来见我了。”米兰达于一八〇〇年三月写信给瓜尔。马德里当局听说了此事，发出警告。瓜尔写信给委内瑞拉的朋友：英国的远征部队人数在增加。后来，阿伯克龙比带领他的部队去了埃及，直到在那里去世。

米兰达写信给瓜尔说：“这个国家向我们做出的每一个承诺最后都没有得到兑现，除了背信弃义和毫无诚信，我什么都没看到。”米兰达说，在伦敦的所有西班牙裔美洲人都去了革命情绪再度高涨的巴黎。“我一再要求拿到我的护照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却要以反叛罪拘留我。”他没有收到瓜尔的信，怀疑瓜尔的信已被中途拦截。“如果你有机会写信给我，要写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公使金先生收。”

一年以来，皮克顿再也没有写过有关革命的事情。他把米兰达的这封信送往伦敦，作为米兰达“不是很积极地为英国政府效劳”的进一步证据。

付出代价的是在特立尼达的瓜尔。在他写给委内瑞拉通讯员的信件里，他尽量消除不利影响：英国几周后会派援助过来，英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有关他的信件都被拆开，不光是从伦敦的来信，还有他写往委内瑞拉的信。

西班牙港有传言说瓜尔认识的委内瑞拉人之中，有一个是接受委任的投毒人，库马纳总督提供用鸦片做的或者是碎玻璃做的药丸。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抱有希望，永远不要被暴政压垮，暴政总是不牢固的。再见了，永远爱你的老乡和仆人，曼努埃尔·瓜尔。特立尼达，一八〇〇年九月八日。”这是他最后一封信，被委内瑞拉当局拦截了。

“从事你所说的自由事业的人们最后结果总是很惨。”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曾经说过。他现在在委内瑞拉的监狱里。他的哥哥安德烈斯在西班牙港的监狱里，被关押的原因不明。圣地亚哥·马里诺的特立尼达庄园被没收。但圣地亚哥·马里诺和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都还活着，他们可以改日再战。胡安·曼萨纳雷斯曾经可以自由支配皮克顿给他的钱，穿着欧洲人的夹克衫和马裤，胡言乱语（委内瑞拉的侦探认为那是“充满愤恨和绝望的人的大话”），在西班牙港非常惹眼，但后来再也没人看到过他。他无声无息地死了，不知是哪一天死的，当时才三十六岁。曼努埃尔·瓜尔离开西班牙港，去了圣约瑟夫城。关于投毒者的传闻出现三个月后，瓜尔死在那里。

库马纳总督可能提供了毒药，但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认为皮克顿应该为投毒负责。没有公开的指控，皮克顿什么也没说。他的西班牙裔美洲原告们从来没有寻找事情的真相，发发牢骚就够了。革命的情况暂时是这样。

加拉加斯人知道更多。他们知道那个投毒人，收容了他。他叫安东尼奥·巴伦西拉，曾经是瓜尔的朋友。两年半前，加拉加斯人传说他是在特立尼达为英国人效劳的西班牙人之一。他筹集了一个雇农公司，追捕从内陆逃跑的黑人。英国的总司令让他做队长，每个月给他六十比索。皮克顿以前常对委内瑞拉人说，他有能力召集西班牙士兵。

巴伦西拉一直在等待革命的到来，但革命迟迟不来，所以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就像消失了的米兰达代理人卡罗一样。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不关心卡罗去了哪里。卡罗没去大陆，也没有被人出卖，他回到了英格兰。他投诉皮克顿，想从英国政府和米兰达那里得到钱。然后，他去了汉堡。他一直给米兰达——他的“朋友和主子”，“朋友和老乡”——写一些诙谐抱怨的信。他在信里写道，他几天前遇到几个法国人，他们中没一个有自己的原则，每一个人都“既是贵族又是保皇派，是民主主义者和雅各宾派的混合沙拉”。几乎就在同一天，卡罗疯狂地写信给汉堡的西班牙部长，请求给他一些钱，还附了一封信给西班牙国王，乞求得到原谅。只求国王允许自己过平静的生活，有可能的话让他在皇家服役，以弥补他的过错。革命是一出闹剧，米兰达是个骗子：米兰达想成为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印加王。卡罗没有得到原谅。他三年后因贫困死于葡萄牙。在特立尼达，他和瓜尔一直被人们视为革命烈士和皮克顿的受害人而受到纪念。

被称为瓜尔和埃斯帕纳革命的造反运动影响重大，那些从来不与当地匹配的外来词，那些最后以流血收场的乔装和假名，那些被挂在公共场所的头颅！某天在加拉加斯，何塞·埃斯帕纳的一个朋友从刽子手那里逃脱了两次，他在广场被追赶时，人们都在默默地看着。刽子手之前是个杀人犯，二十年前被免除死刑，条件是他余生都要做刽子手。他现在老了，不得不与犯人斗争，将他们放进套索。可是没人帮他。

一八〇八年，皮克顿摆脱了丑闻的困扰后，米兰达和威灵顿在伦敦碰面讨论进攻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威灵顿最终没有到美洲，他和皮克顿都去了西班牙，与入侵的法国人作战。但威灵顿后来讲到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我一直害怕为了政治目的去解放任何一个国家。我一直说，如果他们可以自己发动起义，是很好的事情。不要去煽动他们，那将要承担可怕的责任。”

[1]一首流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歌曲。

六　“使用酷刑”　1801～1802

想不到的是，米兰达竟想安抚皮克顿。伦敦换了新政府，他们对米兰达的进攻计划感兴趣。米兰达说皮克顿应该是其中的一位将军。皮克顿马上做出反应，他说米兰达对南美的任何冒险事业都很重要。皮克顿写信一周后，和平到来，所有进攻计划都不得不被搁置一边。皮克顿当时四十三岁，如果以后再进攻南美，也不会带他一起了。

几年后在伦敦，皮克顿和米兰达成了朋友。但他们不可能于一八〇一年在特立尼达一起工作。英国的一位女士注意到革命者米兰达在讲到“伟大原则”时的“自负”。她原谅了他。但皮克顿可能没那么友好，他太了解米兰达的背景了。米兰达一辈子都待在欧洲，已经养成了年轻时的贵族气质。皮克顿在特立尼达做了四年半总督，已经成了殖民地居民。当他摆脱了革命、革命者和西班牙人的身份时，便把特立尼达变成了他的机会。他成了一个种植园主，拥有黑人。他成了奴隶制的坚定拥护者，就像是奴隶事业的皈依者。他懂奴隶的词汇，能够私下开玩笑，把奴隶制描绘成“来自海岸的非洲人的援助”。

伦敦当局认为，居住在特立尼达的应该是自由人。皮克顿假装同意，但他在战争期间迎来的，是从圣多明各和其他法国岛屿上移民而来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每人都带来一百个左右忠实的黑人：洛皮诺特·德·拉弗雷西耶尔伯爵、蒙蒂尼亚克子爵、鲁弗雷伯爵、卡斯特勒特伯爵、蒙塔朗贝尔男爵、杜邦·杜·维维耶·德·古维尔骑士。皮克顿和英国统治者又给了这些人一次机会，不需要他们承担任何新的责任。在特立尼达，曾经使加勒比异常激动的贵族统治原则复兴了。

在加勒比海地区遇到麻烦前，贵族统治慢慢地用黑人来衡量自身价值。在白人与黑人之间，法国人区分了一百二十八种颜色，从两者各占一半的真正的黑白混血儿到白人与半白人混血儿，再到有一百二十七度白的混血儿，都属于“有色人种”。这种分类是最近才有的——大约一百年前，法国岛屿上的奴隶既有白人也有黑人——来自在人类种族上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身上渗入了黑人的血，非常担心对抑制竞争不利。十八世纪下半叶，圣多明各产生了一系列种族法案，人们试图将有色人种赶出种植园，禁止他们买房或拥有自己的黑人。官方登记的有色人种不能佩剑，不能穿法国服装，不能在法国接受教育或被称为“先生”，不能举办舞会，不能玩法国人的游戏。

特立尼达没有法律，也没有律师，记忆中只有西班牙人的办事方式。它是皮克顿的王国，皮克顿就是法律，法国种植园主是他敕封领地的贵族。他一八〇〇年为他们重写了《黑人法典》。西班牙人的法典考虑到了黑人自己的需要，新法典只关心奴隶主的需要和担忧。

鞭打次数的上限从二十五提高到了三十九。黑人要带证件，如果晚上九点后还在街上就要被鞭打二十五下。黑人的舞会必须在九点前结束；卖给黑人的朗姆酒，除非是五加仑及以上，否则会被禁止；有色的自由人如果允许黑人跳舞会被罚款。周六晚上特别安排的巡逻让这些规则在西班牙港得以执行。

工作时间被延长了，皮克顿写道，新来的黑人肯定会偷懒，他们“宁愿挨饿也要休息”。“另一方面”，皮克顿继续写道（他的字迹总是歪歪扭扭），种植园主们“持续增长的财富”“使得他们大量购买黑人，扩充了他们的势力”。允许黑人周六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这样就不用给他们分发食物）的习惯因此被取消。如果种植园主不让他们的黑人在周六工作，就会被罚款五十美元。

克里奥尔的黑人都是在种植园里出生成长，他们总是比别的黑人更顺从。目前为止，受西班牙法典保护并且不做有伤风化之事的黑人会受鼓励生孩子，“这样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不能彻底取消进口奴隶，从非洲进口黑奴的数量也会大大减少”。如果一个女人的孩子超过三个，而且孩子们都很健康，那每个孩子一年会得到一美元；如果一个女人有七个孩子，她就不用在地里干活了。

其他法律禁止黑人卖从自己土地里种出来的庄稼，如果他们从主人那里偷东西就会受到惩罚。最严重的惩罚是针对使用魔法和巫术的黑人的。黑人巫术是法国人最害怕的，它能带领人们走进一个黑人的地下世界。从属关系、镇压竞争、镇压任何导致谋反和暴动的事情：法典标示着奴隶岛的危险。再也没有委内瑞拉人进攻的威胁，岛上的西班牙人可以忽略不计。法国的自由有色人充满仇恨，但已被制服。危险在于黑人自身，每一个奴隶岛的繁荣程度都在依靠黑人的数量来衡量。

每周日早上，民兵在太阳底下训练三个小时，他们当中有皇家的白人，忠心的有色人种。在橘林兵营，早晚都有士兵被鞭打，既有黑人士兵也有白人士兵。外面的人估计在卫队一年要挨打四次。有时候，士兵们会受到皮克顿刑罚。皮克顿恢复了这种古老的军事处罚：将士兵捆好，把手腕绑起来倒挂，升到一个滑轮上，然后被慢慢地放下来，大脚趾尖刚好落在一根钝木桩上。

特立尼达的土地很便宜，甚至可免费获得，但黑人和机械设备很贵，建立一座有七十五个黑人的庄园大概要花八千英镑。皮克顿自己没钱，他做总督的年薪在最后一个任期才从一千二百英镑涨到三千英镑。他的敌人们说，皮克顿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会追捕逃到内陆的黑人，然后把他们卖到当地或委内瑞拉来挣钱。他抓黑人和卖黑人都靠一位西班牙上校帮忙，他后来杀了上校。如果我们不认识安东尼奥·巴伦西拉，毒害曼努埃尔·瓜尔的人，就会以为那是谣言。巴伦西拉开了家雇农公司，专门追捕逃跑的黑人，他去了大陆很多次，最后去了委内瑞拉，再也没有回来。

另一项指控是皮克顿抢了一个孤儿家传的十五个黑人。虽然有可能是因为在孤儿未成年时没有缴清他们的养护费（养一个黑人每年至少要花费四十美元），所以才把黑人没收，但财产转让确实发生了。两个西班牙人犯向伦敦当局抱怨，投降时，他们的钱被抢走了。皮克顿说他们撒谎。还有人说，皮克顿扣留了遗赠给他的钱。皮克顿找了个借口，把钱拿走了。

皮克顿通过与美国货船进行非法交易在自己的庄园里储存了家畜、木材和其他藏货，包括给黑人的咸鱼。伦敦来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就像两百年前任何一位西班牙总督一样，皮克顿回信说他储存东西只是希望在岛上缺货和发生饥荒时能派得上用场。伦敦的商人抱怨，他们在特立尼达纳税过高。皮克顿承诺送一份账单过去，但没有送，他的会计“不愿意”。

对一个殖民地的总督来说，这些都是比较温和的行为。伦敦还从来没有指责或威胁过他。一个总督的合法收入是酬金。皮克顿估计特立尼达岛总督的酬金是每年一万两千美元。他说他没有拿过酬金，但那是在他申请涨工资的时候。从拍卖办公室拿的酬金是每月五百美元。征服特立尼达后，西班牙港很流行台球，每张台球桌每月要付给皮克顿十六美元。

这并不过分。酬金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官员。皮克顿的秘书每天的工资是半几尼，他也拿酬金，去格林纳达的护照要收一美元，委任一个特立尼达皇家殖民炮兵要收十六美元，律师执照要收四十美元。当一艘商船进入海港时，每人都会得到小费：税务员、海军军官、审计员、殖民地的秘书、检察官、海港里的师傅，甚至海洋堡垒里的官员都有一两美元。

西班牙港监狱里的狱卒是个法国人，他有一个很好的狱卒名字，叫瓦洛。只要有人要他抽黑人鞭子（这是皮克顿规定的对逃跑黑人的惩罚），或割黑人的耳朵，他就会得到酬金。为防止意外发生，瓦洛会提前拿酬金。有一次，刀刚切进黑人的耳朵，人就死了。之后主人肯定不愿意付削耳费。对于监狱里的黑人，瓦洛每天每人收两个硬币，大概一先令或二十分钱。这些钱包括看管费和伙食费：咸鱼、干马肉和面包。

一个获得自由的黑人从格林纳达到特立尼达找工作。他找到了工作，但没有得到报酬。他厌烦了，向雇主索要七十美元工钱，雇主将他送进了监狱——不用通过法律程序。瓦洛最后发现这个黑人是自由人，身无分文，没人给他付监禁费，便把他当作自己的财产代替监禁费，然后把他卖了。

职员里面比瓦洛地位低的是警察。西班牙港有六名警察。有色人种认为这种工作有失体面，所以只留给没有黑奴的自由黑人。警察只要抓到违反宵禁的黑人并把他拘留，或抓到天黑后没有拿灯走路的黑人，就会得到酬金。主人随后会赎回他的黑人。新来的黑人经常是警察的猎物，因为他们习惯于在晚上到主人房子前去吸烟，了解街上的生活。新来的黑人通常只说某种非洲语言，警察假装听不懂他的解释，把他带到监狱里。有些克里奥尔的黑人和警察串通好，在宵禁后被抓。如果警察遵守协定，那个黑人就会获得自己赎金的一部分。但他要付出代价：离开监狱后，他的主人要打他二十五鞭。

和平让士兵忧虑，让皮克顿感到一种特别的威胁。他一直担任英国的总督，作为英国权力的代表统治着一处外国殖民地。但现在，因为和平，英国移民开始过来，有些从其他岛屿来，有些从英格兰来。皮克顿把他们看成入侵者，“西印度群岛的糟粕和沉积物”或者是从利物浦和兰开斯特来的破产店主和冒险家。他不能阻止他们的到来，但能不让他们进政府大厦。据说，当英国人到政府大厦报到时，皮克顿有时会将他带到塔楼，指着绞刑架说：“看那个绞刑架，先生！如果你不规矩点，你就会被绞死。去忙你的吧，不要让我听到抱怨你的话。”

新来者对皮克顿议论纷纷。他们说，他“出生在威尔士山区的某个地方，不知道父母是谁”，“在山羊群里长大”。他的兄弟也是名士兵，曾经在好望角因为“胆小和残忍”而被撤职。他的妹妹嫁了个美国人，美国人“叫贝迪，是个小掮客，以前是个巡回玩杂耍的人或者演员”。贝迪曾经去特立尼达拜访皮克顿。那次拜访没有什么丑闻，但英国人将它编成一个带有恶意的道德故事。据说，“小贝迪”对皮克顿的生活方式和头衔感到吃惊，“在卡拉克塔克斯之前或之后的日子里，家里还从来没有人拥有过那样的日子”。贝迪觉得这与自己格格不入。皮克顿感到很羞愧。一天，他终于崩溃了，向贝迪承认，“他们住在威尔士每年只有二十磅收入的日子”比现在要好多了。

王国受到了威胁。但一开始看起来很像私人间的斗争，皮克顿的贵族们没有参与。

到访的人现在总是从北部进入帕里亚湾。他会见到哥伦布曾经见过的风景，奥里诺科河——哥伦布大陆上的那条天堂河流——将潮水推向远方。即使在龙嘴外面的水也带有泥土，呈橄榄油色，且不规则变化，但很明显，边上有白色的泡沫。到访者把远处的南美大陆看成一座低矮的完整的山脉。然后山脉裂开，龙嘴海峡出现：委内瑞拉在右边，特立尼达在左边。

海湾里仍然有乘独木舟的印第安人。他们来自委内瑞拉，那里的内陆还保留有印第安人村落。在特立尼达，最后的印第安人住在他们的保留区，终日酗酒，非常懒散。海峡两岸没有耕种的迹象，还都是哥伦布最初看到的植被。特立尼达远处多岩石的小岛上长了一层碧绿的青草，猴子吱吱唧唧地叫个不停。

黑人苦工在唱歌，顺流而下到西班牙港的到访者经过深水海港（那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在那里烧了自己的船）、浅水海湾和沼泽地。靠近西班牙港时，出现很多私人的木制码头。最大的码头是用石头砌的，带有老式的西班牙炮台。城镇呈小矩形布局，到处是绿地。城镇建在沼泽地之间，北边被山包围，非常闷热又对健康不利。到访者认为，那些乏味的小木屋“很适合在里面烤活人”。

监狱里的高温是其中一大惩罚，里面有专门的隔间叫热黑牢[1]。在黑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温度从来没有低于一百华氏度的时候。锁着镣铐的囚犯躺在地上，很快就会消瘦下去，变得精神失常。这些房间在功能上与监狱的阁楼不一样。阁楼是“通透”的房间，留给有素质的白人犯人，他们可以比下面的人付更多钱。阁楼最近也被装成了拷问室，里面有烙铁、镣铐、滑轮和其他装置。这意味着狱卒让－巴蒂斯特·瓦洛的工作更多了。他买了一个黑人来帮他，黑人名字叫波多黎各，瓦洛叫他“卜提科”。

监狱里总是关满了犯人。警察们很贪婪，那些没有受到保护的（黑人或白人），没有遵守宵禁的黑人，或者喝醉的英国水手，都不得不小心行走。瓦洛的监狱、军事营地，以及皮克顿的房子是西班牙港三幢最重要的建筑。到访者听说的唱歌的黑人苦工和工头，都住在这个监狱里，他们是城市的财产。

西班牙港仍然有许多西班牙人，大部分是混血儿。他们让城镇保持着委内瑞拉风格，与法国人的种植园显然不同。西班牙人里有商人、水手，还有技艺娴熟的工匠，但他们没有新来的英国人富裕，受的教育也没有他们多。政府大厦附近的酒馆是西班牙人开的。西班牙人开的商店里卖盐、烟，以及劳工的日常必需品。英国人开的商店会卖更好一点的商品，如衣服和葡萄酒。西班牙人中很少有人能阅读图书。只有街道的名字和一些政府公文用西班牙语。印刷较好的四版周报《新闻报》用法语和英语出版。从欧洲过来的长篇新闻通常报道的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广告主要和种植园有关：出售黑人、手推车和其他装备，对逃跑黑人的描绘。那些黑人通常是残废的，只有一只眼睛，或者“有很多挨打的痕迹”。

《新闻报》于每周六发行。周日早上会进行白人和有色人种民兵的操练。有钱人可以想到办法避免参加这种操练，但英国商店里年轻的签约店员总是要出席的。那些店员每年挣一百到二百美元，还得自己买民兵套装。阅兵结束后，店员回到他们的商店，安息日也不歇业。

与黑人不一样的是，签约店员没有假日。与黑人相同的是，他们死时也很年轻。每一百个到特立尼达来的英国穷人，一年之内会死二十到三十人。黑人很容易死去，因为过度劳累、劣质食物和特殊的黑人病（比如说因食土癖而导致的胃疼[2]）。一位到特立尼达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3]说，他已注意到这种病，它是绝望的产物，把自己卖到美国为奴的苏格兰高地居民中有人得过这种病。但在特立尼达，那些年轻的可怜白人死亡，则是因为他们的恶习。

西班牙港的恶习是台球、酒和性。据说，从那时候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烈酒”是“英国下等人的毒药”。半美元或两先令一加仑的朗姆酒，很快就会让移民参加“不愿意出海的水手的宴会，然后被奴隶轻视，最后在黑人的小屋断了气”。英国商人喝他们在英国常喝的红葡萄酒、马德拉白葡萄酒、波尔图葡萄酒，就像他们经常穿着“由绒面呢料制成的长大衣”坐下来吃饭一样。几年前他们才承认，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轻便衣服更适合当地的气候；在热带地区，马德拉白葡萄酒和波尔图葡萄酒不适合下午喝。但他们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如果英国商人接受了朗姆酒，他们就不是英国人和中产阶级，而成了西印度人，在文化上是中立的，在一个简单到没有阶级的社会，他们也没有了阶级。

然后便是性。欧洲人一到那里就开始找情人，“不是黑人，就是黄种人，或者青灰色皮肤的”。如果他喜欢一个黑人妇女，会和她的主人谈价格。如果他遇到一个自由的有色妇女，会和她的母亲谈价格。自由的黑白混血女人一般会做中间人。一个叫佩里夫人的黑白混血女人，在西班牙港开了最好的妓院，妓院的名字叫“英国人的咖啡屋”。公布这则消息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说，西班牙港的所有小旅店都是妓院。唯一一家真正的客栈是“由一个值得尊敬的叫麦凯的小苏格兰高地人开的；因为在他店里没有那么多放荡的女人，没人鼓励他这样做，这就是西印度堕落的程度”。

西班牙港黑白混血女人的美貌众所周知。一位英国旅行者在二十五年后解释了原因。“比起我们英国人的血来，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血好像能更好地与黑人的血混合。我们吃了太多的牛肉，喝了太多黑啤，不能与黑人血管里热带的淋巴彻底融合。因此，我们的黑白混血女人更多像是脏兮兮的白种女人，而不是那种由法国人或西班牙人混血而成的高贵富裕的东方女子。我想，从步态、姿态、体型和气质来考虑的话，可以在周日的西班牙港看到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皮克顿有一段时间在政府大厦公然与一位叫罗塞特·史密斯夫人的自由黑白混血女人住在一起，他在特立尼达的法国朋友很少提起这件事，后来他在伦敦的控告人也同样如此。对那个到特立尼达访问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来说，她是政府大厦里粗暴可怕的女人。皮克顿把卫队的燃料契约给了她。苏格兰小册子作家说，那是蜜月礼物：“接受这份薄礼，亲爱的，它的利润能让你买些小饰品。”

有位史密斯先生，人们只知道他欠了他妻子一些钱。这一事实让罗塞特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女冒险家。流传下来的关于她的事情大多是谣言。没人谈论她的长相，她肯定长得漂亮。据说她与皮克顿共享追捕黑人得来的利润。为了一份酬金，她会将男人们送往监狱，为了另一份酬金，她也会将他们放出来。她从店里买东西不付钱，尤其是英国的玩具。她一周举办两次纸牌游戏[4]，在皮克顿的支持下，她要求西班牙港所有英国上流社会的人都参加。

在英国人看来，当罗塞特提出要买格里菲斯夫人的房子时，推翻她的机会就来了。格里菲斯夫人是西班牙港的老居民，和她“两个温柔的女儿”住在一起，十四年前卷入了沃恩上校和“警钟”号之间的斗争。合同已拟好。罗塞特要付三百“乔司”买格里菲斯夫人的房子，大概合一百二十英镑。她把一个黑人女孩和二十五乔司给了她，作为部分付款。她还有黑人，但她不想和他们分开，她说一得到史密斯先生的欠款就付清剩下的钱。格里菲斯夫人签了某种表示同意的协议。

后来格里菲斯夫人说她什么也没签，她不知道她签了什么，罗塞特骗了她。她拒绝离开房子。罗塞特向市政会的首席法官申诉。首席法官是爱尔兰人，他以前与罗塞特有过节，那时她像皇室成员一样，因为一个爱尔兰渔夫没有将他抓到的海龟献给她而想将他绞死。现在首席法官说他无能为力。根据传言，罗塞特在政府大厦对皮克顿大发脾气。

“如果你不让我住进格里菲斯小姐的房子，就别上我的床。”

皮克顿传来首席法官，说他是卑鄙的人，然后将他解雇。他随后下令一队黑人士兵将那座房子包围，不让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人进去。士兵们侮辱格里菲斯夫人和她的几个女儿，整晚大吵大闹。当格里菲斯夫人表示抗议时，他们说整个团的人明天都会过来。罗塞特站在外面，告诉士兵，如果他们让任何人进去，她就会扒了他们的皮。水没了，蜡烛也没了。一个和格里菲斯夫人女儿订了婚的军队外科医生想偷偷带一罐热水进去，结果被抓个正着。格里菲斯夫人的一位黑白混血儿邻居想给她送些橘子，罗塞特到她那里，告诉她最好小心点。五天后，格里菲斯夫人将房子交给了罗塞特。

因此，有关皮克顿的事在英国人中传开。传说追溯到皮克顿刚到特立尼达岛的日子，一个因强奸而没有经过审讯就被绞死的士兵加拉格尔的故事被大家说了一遍又一遍。据说，皮克顿和加拉格尔在妓院因为一个妓女而吵起来。一个嫖资为一“葡萄牙币”的白黑混血女人，知道皮克顿和加拉格尔之间争吵的往事。为了取悦皮克顿，她后来控诉说她曾经被加拉格尔强奸，还被抢走一块手帕。“他再也不会偷你的手帕了。”[5]皮克顿说。他逮捕了加拉格尔，问他：“你看到过日出吗？”加拉格尔说“看到过”。“你看不到日落了。”加拉格尔被绞死了。

这就是有关英国人暴行的传言：一个寡妇被黑人士兵侮辱，一个士兵被不公正地绞死，但这些事情都和政府大厦划清了界线。瓦洛监狱里的黑人，死于胃痛有食土癖的黑人，好像都是在别处发生的事。

英国的移民源源不断地过来。一个法国的到访者认为，移民中的商人去西班牙港就像是去另一个新的黄金国一样，成了“有趣的、有时是滑稽的景观”。他们穿着全套英国服装上岸，但又准备进行热带冒险，肩上都扛着来复枪。跟在后面的是他们的黑人，拿着样品箱、帐篷、油布棚屋。他们不顾当地的生活习惯，自给自足，保留了在英国生活的全套家什。他们之间曾严肃秘密地讨论过与他们痛恨的和从来没有了解过的外国人做生意是否有前景。很多人都破产了。英国商人不知道西班牙法律保护的是债务人，都在早期竞相借钱给一开始就不打算还钱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

英国人有些荒诞，因为他们是新到的外来者，而且很排外。那位法国到访者认为，他们“因为不擅社交而退化到半开化的亚洲人水平”。英国人的荒诞也表现在比周围的人更喜欢冒险，更有天赋。委内瑞拉人有他们的“可可和烟草侯爵”，法国人有他们一百二十八种不同肤色的贵族统治，英国人是有具体天赋的“新人”。他们在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园里用蒸汽机，谈到要开运河将内陆打通。《新闻报》的英国编辑是一位教育程度很高、很有文采的优秀印刷工，他的报纸对西班牙港来说简直是太好了。

英国人还不是殖民地的人，仍属于英国的一部分。他们的欲望更复杂，殖民地能让他们得到某种释放。英国商人喜欢决斗：“决斗的人越谦逊，对手就越残暴。”在特立尼达的英国人与皮克顿成了对手，这很快就不是传言，而成为英国政治斗争的延续。英国的移民要求获得权利。他们谈到要写信给伦敦的报纸和伦敦的律师，想在特立尼达实施英国宪法。他们计划写请愿书，召开公共集会。

实行英国宪法意味的不只是宪法本身，更意味着特立尼达将由英国人统治。它不仅剥夺了自由有色人种的公民权，还剥夺了皮克顿的法国贵族种植园主的公民权。英国人一点也不荒诞。他们与皮克顿斗争不是为了个人私事。王国受到了威胁，英国人只是其中之一。

奴隶社会也有自己的滑稽之处。黑人女厨师烧焦了星期天的蔬菜面糊。她的法国女主人下令进行一次严格的鞭打—四柱皮克顿刑罚，是法国人喜欢用的“四柱”鞭打法。女厨师的衣服被剥掉，手脚伸平，脸朝下面对地面，手腕和脚踝被系在四根柱子上。女主人站在一边吸烟。每打一鞭子女孩就大喊：“哎哟，哎哟，夫人！我的背！”“很好，我的姑娘。”她的主人回答，“你为什么烧焦我的蔬菜面糊？”[6]

有一次，瓦洛将自己认领回来代替酬金的自由黑人的背打到脱皮。后来，一个很同情他的狱友和一个有财产的黑白混血儿和这个正在流血的黑人说话。黑人说：“古伯纳是个魔鬼，狱卒是他的兄弟。监狱是地狱。当狱卒说绞死他，古伯纳就说拿绳子来。”黑白混血儿用黑白混血儿有产者常用的小心翼翼的语言汇报，“这样的修饰让我那些可笑的同事们很兴奋”。他给了那人一美元。

甚至是夺走很多黑人性命的食土癖和胃痛也成了污秽的讽刺诗主题。但对法国的种植园主来说，黑人的自杀从来都不是好笑的事。对于黑人的自杀以及中毒死亡，法国的种植园主有种宗教上的恐惧感。自杀、投毒、巫术，疯狂的黑人团体，无用的监工的鞭子和链条，没有被怀疑的秘密话语：唉，真遗憾。[7]可能是这样，火焰与复仇的夜晚，都是庄园主非常恐惧的事情。自己的黑人中一旦有沉静的迹象，法国种植园主便表现得像被自己害怕的魔法附身的人。

一七九四年，在西班牙港北部的科布伦茨庄园，一百个黑人中毒而死，庄园因此被遗弃。一八〇一年十月，蒙塔朗贝尔男爵买下了这个庄园的一半，让一百四十个经验丰富的黑人在庄园里干活。但是在蒙塔朗贝尔男爵买下庄园的第一个月里，他的黑人就死了一百二十个，第一批六十个，第二批四十个，第三批二十个。与此同时，在西班牙港西部一个叫迭戈马丁的地方，圣蒂莱尔·贝格拉特的庄园里也有越来越多的黑人中毒。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阴谋，是黑人对权威的挑战。蒙塔朗贝尔是新来的，但贝格拉特是皮克顿最亲密的朋友，是当年的最高行政官。

贝格拉特是马提尼克人，是最早移民到特立尼达来的法国人。他是皮克顿在西班牙刚投降时就威胁说要绞死他们的种植园主，因为他是个麻烦的共和党人。贝格拉特当时的共和主义理想只是希望不受政府的干涉，但这种想法早就消失了。他受过教育，明白事理，思路清晰，有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他与皮克顿截然相反，但两个人慢慢开始配合得很好。贝格拉特是岛上最擅长管理黑人的人。他为皮克顿建立了一个奴隶殖民地。所有有关黑人的问题，皮克顿都听他的意见。

贝格拉特证明了自己管理黑人的能力。他将黑人召集起来，当着他们的面解剖一个死了的黑人，然后和医生一起寻找毒药的痕迹。这件严肃的事情触动到了投毒者。投毒者是种植园医院里的一名护士，叫提斯柏。她还没有受到指控就到隔壁的种植园主那里请求帮助。他把她送了回来。贝格拉特还叫来其他几个种植园主一起调查提斯柏。她撒谎，说话前后矛盾。“为了利用她一开始的焦虑，不给她思考的时间，”贝格拉特后来写道，“我下令将她的手绑起来吊着，离地面五六英尺。大约两秒钟，她立刻承认了犯罪行为，还说出了所有的帮凶。”

皮克顿赞成即刻审讯被指控的黑人。贝格拉特认为应该先立案。就像他后来所说，在这种事情上，他想办得“巧妙”些。他建议应该把这些黑人送往监狱，单独关押五六天，然后再审问。皮克顿表示同意。贝格拉特和蒙塔朗贝尔庄园里所有被怀疑的黑人，以及其他被认为有牵连的，都被带到了监狱里，总共有二十人。有些被瓦洛用烙铁烫，有些被他用链子锁住，有些被他关在热黑牢里，还有些人的腿被他用榫眼接到木桩上。

几天以后，一个从马提尼克岛来的法国人审问黑人，这个法国人在马提尼克岛审理过很多投毒案件。他建议黑人应该接受审判。皮克顿指定了七个种植园主担任法官，贝格拉特是其中之一，他们坐在监狱的一间房里。审讯耗费很多时间，但他们没要钱，贝格拉特说这是他们慷慨的例证。后来，伦敦法庭上有人指出当时有三四个黑人受到严酷的拷打。但贝格拉特予以否认，拷打只有一次，是针对医院里的婊子提斯柏。

投毒案委员会在一八〇一年十一月正式成立。十二月上旬，一些爱争吵的英国移民在酒馆里聚集讨论为英国宪法请愿的事情，很快就吵了起来。结果证明准备请愿的是伦敦派激进分子，一个狂热的人甚至吹牛说他和通讯协会有联系。大部分签约职员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那些更具威望的移民没有签，他们与英国还很亲近，比起皮克顿，他们更害怕伦敦的激进主义者。年长的英国酒馆老板说，“在他调酒时，他听到一些非常激烈的争吵声”。

一位商人说，他觉得整件事情“只是一场为了满足险恶目的的阴谋”。一位民兵团长离开，因为他不想“和下层人混在一起”。还有一人改变了主意，因为他通过会议认识到，没有多少能让英国宪法起作用的“有经验和有知识的人”。到最后，只有六七个人留了下来，决定再试一次。他们说两星期内会举行一次公共聚餐。与此同时，请愿书会留在海厄姆的店里供大家签名。

然而，皮克顿出乎意料地强硬起来。他禁止聚餐，声明如果聚餐，会动用武力予以驱逐。他下令调查那些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的人。首席法官和书记员一整天都在写证词。有一两个签约职员态度很坚定。上了年纪的酒馆主人说，他并不是太在意这件事情，签名只是为了获得额外的生意。但这种表面上的法律形式——一个不可靠的爱尔兰法官提问，一个出生在西班牙的书记员用西班牙语记录（每一次宣誓作证他都能得到一份酬金，并且记录和纸张额外收费）——让岛上不为人所知的“西班牙”法律的恐怖变得真实：审问，拷问，树桩。这些足以让很多人失望。温特弗拉德先生向更直接的压力屈服。他是海关审计员，从一艘商船上收取的酬金高达二十美元。皮克顿说，如果他发现温特弗拉德先生的名字在请愿书上，会毁掉他。温特弗拉德先生有四个无父无母的侄子需要照顾。他跑到海厄姆的商店，要求把自己名字擦掉。海厄姆照办了，温特弗拉德先生“眼里含着泪水感谢他”。

关于事件的带头人，没有挖出什么东西，但也足够了。有人在另一个岛上“被人从背上把长袍扯下来”。被当众虐待是丢人的事情，只有靠逃离来挽回声誉。这个英国激进分子逃到特立尼达岛，因为“做了不诚实的事”被一个法国贵族当众杖责，更确认并加重了他的耻辱。一个科西嘉人看到了这一切。

至于从通讯协会来的桑德森博士，他在酒馆聚会时差点和一个有声望的商人打起来。另一个英国人说他“没用”。但唯一一个说桑德森坏话的是狱卒瓦洛，因为这一点，他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他拿酬金，干自己的活，用或简单或复杂的方式鞭打黑人，割掉他们的耳朵，用烧红的烙铁在犯人脸颊上烙印子，将仓库装满，检查黑牢。这一职位具有迷惑性，但他干起来并不痛苦。他会说（他后来是这么说的），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使用酷刑。但瓦洛凡事都有自己的判断。

瓦洛不喜欢桑德森。桑德森可能是个激进分子，但“宣誓作证的人认为桑德森博士是非常没有人性的人，是糟糕的主人”。桑德森没有多少庄园，却鞭打自己为数不多的黑人中的一个，打在黑人的脸上，瓦洛不喜欢这样。还有控诉桑德森的黑人婊子，她控诉桑德森虐待她，控诉得到了证实。她被充公并住在监狱里，病得很厉害。瓦洛有时会买一个很虚弱的黑人放在监狱里做投机买卖，但这个女孩病得太厉害了。瓦洛请求桑德森把她赎回去。桑德森说她现在是政府财产，不关他的事。女孩两三天后就死了。

激进主义者拥有奴隶。理智上的困惑在等待从英国来的激进分子。皮克顿对那些“假装仁慈”的人尤为愤怒。他说，那些人“经常把仁慈挂在嘴边，却从来不操心”。

激进主义者没有得到人们的信赖，请愿失败。但它毕竟是英国人的事件。一个科西嘉种植园主听说海厄姆的店里有一份重要文件等待签名，便跑去签名。海厄姆对他说，不允许外国人签名，“听到这个回答，那位宣誓作证的人走了出去”。不久后，请愿不得不秘密进行。海厄姆在监狱里待了一天一夜，他和他的一位朋友被解除了民兵里的职务。没有聚餐。

这段时间，投毒案调查委员会的七个种植园主经常坐在监狱里开会。黑人被他们从牢房带出来，接受审讯，然后又被送回各自的拘禁室。他们靠水和车前草维持生命。

种植园主们会定期向皮克顿汇报。他们对他提起了一个叫奥比诺的黑人。根据经验，他们认为这个黑人特别危险。奥比诺是个巫师兼术士。他用一根有毒的鞭子在Μ.拉德维扎的庄园里害死了很多黑人。他们彻底调查他，但认为他还没有交代全部事实，应该受到拷问。皮克顿传话给瓦洛。在阁楼接受拷问后，奥比诺被带下来，绑到柱子上，双腿被放进铁足枷。

热黑牢里还有一个危险的黑人，是一个叫拉福蒂纳的男巫。他令黑人生病，“与恶棍有危险的联系”。他曾经想自杀以逃脱逮捕，这是对他另一项严重的控诉。在黑牢里，他变得既愚蠢又虚弱，再也站不起来，反复被审问，不得不由两个监狱里的黑人把他拖出来，一直扶着他去见法官。

贝格拉特匆忙拷问了种植园里的医院护士提斯柏，然后说她已供认不讳，但这种招供不具备法律效力。她被带到阁楼里接受拷问。瓦洛的助手波多黎各干了用力拉绳子的重活。她又一次招供。但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全身浮肿，她仍然不愿指控自己的丈夫。法国种植园主担心的就是这种坚强，这种坚强暗示着在黑人中间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起了作用。

监狱是个恐怖的地方，否则就不是监狱了。调查委员会的种植园主们走进监狱，面对拷问、招供和正在腐烂的尸体。这些就像会将他们压垮的非洲的黑暗：火药变成昆虫肆掠种植园，符咒战胜手杖，钱成了粪，黑人抽搐而死，世界在血光中终结。

皮克顿再也不能退缩。他可能会说他还是名士兵，革命失败不是自己的错，他的抱负在别处。但特立尼达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与监狱里的种植园主一样，他不能冒险。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投毒案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时，一名乡下警察将一个黑人当作逃跑的奴隶带了进来。两位共有这个黑人的英国移民匆匆忙忙赶到西班牙港去为他求情。他没有逃跑，只是在生气，“在庄园里藏了起来”，他不像逃跑的奴隶那样经常跑进林子里。但皮克顿已经下令给瓦洛。瓦洛的刀切进黑人的耳朵，血花四溅，黑人倒地而死。

监狱外的城市看起来很平静。每天傍晚，当太阳下山的枪声从海边的堡垒传来时，皮克顿便出去散步。在政府大厦附近讲西班牙语的区域，黑人、黑白混血儿和西班牙人都出来在屋前的台阶上聊天，在格林市场附近的黑人货摊或是在西班牙人的酒铺里喝酒。政府大厦附近的酒铺兼杂货店，是一个叫罗德里格兹的西班牙人开的。十二月七日太阳下山时，这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路易莎·卡尔德隆走进这家店铺。她什么也没买，只是在里面闲逛了一会儿，和罗德里格兹的妻子聊了聊。路易莎年约十四，有两个姐姐，母亲是一个已获解放的委内瑞拉黑白混血女人。路易莎在一个叫鲁伊斯的黑白混血儿商人那里做了两年半的女主人和女管家（根据她母亲的说法，她是要和他结婚的）。对路易莎来说，那将会是一桩很好的婚事。鲁伊斯白手起家，开始在一个西班牙人开的商店里做店员，后来有了自己的事业。他赢得了皮克顿的喜爱，给卫队提供鲜肉，从大陆买进牛和骡子。他的店铺在政府大厦的正对面，里面出售盐和烟。他很成功，至少西班牙的黑白混血儿是这么认为的。他拥有三个黑人（虽然他们的质量不算上乘），两座房子，还有手推车和骡子。

每天傍晚，路易莎都会离开鲁伊斯的店铺兼住所，然后回母亲家。她一般不会去罗德里格兹的酒铺里闲逛。她要罗德里格兹的妻子出来到桥那边走走。罗德里格兹的妻子说她不能去，路易莎便待在那里。然后，卡洛斯·冈萨雷斯走进来。罗德里格兹要他在店里坐一会儿，卡洛斯说他太忙了。卡洛斯是出生在委内瑞拉的黑白混血儿，三十六岁，现在和妻子住在西班牙港。他是个商人，很富有。罗德里格兹问卡洛斯停在海港的新纵帆船怎么样，卡洛斯说很好。

路易莎离开商店，卡洛斯也随之离开。他在角落里的鲁伊斯店铺前赶上了她，他们说了几句。然后，她走进了店里。他沿着街道走了一段，心不在焉地和一群在门阶处的人打招呼，然后往回走。鲁伊斯店铺靠海的一侧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正对街道。卡洛斯走进通道，“站在那里假装撒尿”。一个黑人男人和一个黑人女人从街上走过。女人朝他大喊：“那里是大家经常洗厨房用具的地方！”卡洛斯继续沿着通道走，“时不时假装正在撒尿”，直到走到侧门处。路易莎打开了侧门。

卡洛斯有可能进去了，也有可能没进去。他后来说没进去，因为路易莎说鲁伊斯就要来了。卡洛斯离开时没有走直路，而是经过海滨的仓库，回到家里。接着他就听说——黑人们在四处散播消息——鲁伊斯丢了两千美元。

卡洛斯发现鲁伊斯的店铺里挤满了人。皮克顿也在那里，他傍晚散步回来时接到了鲁伊斯的投诉。隔壁一个卧病在床的人说他听到侧门被打开，有类似劈开箱子的声音。皮克顿离开了。无疑地，卡洛斯很高兴地与鲁伊斯谈论那些与己无关的话题，他问鲁伊斯有没有检查他的黑人。鲁伊斯说检查了，但已经向皮克顿指控了路易莎和另一个人，一个男人。时间一到就会有证据：侧墙的木板会被拆掉。鲁伊斯的黑人说他只看到被撬开的箱子。但他是个黑人，是个出了名的小偷——鲁伊斯因此很便宜地买下了他——没人在乎他的证词。

路易莎·卡尔德隆当天晚上被带到皮克顿的住处。他在楼下的大厅里审问了她。罗塞特在那里，但什么也没说。皮克顿说，如果路易莎不承认，就叫那个刽子手鲁多维戈（一个会说英语的黑人，叫威廉·佩恩）“把手放在她身上”。鲁多维戈会将钱从她身上“抽”出来。路易莎没什么好说的。她和她母亲——她母亲站在街道的外边听审讯——由四名士兵押送到监狱，住在女囚区，当晚没有戴镣铐。

鲁伊斯虽然丢了两千美元，却在第二天买了满满两船的骡子和牛。皮克顿忙于英国移民和他们请愿的事情，没有注意到。而负责路易莎·卡尔德隆案子的首席法官贝格拉特，也正忙于投毒案的事情。贝格拉特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只是命令瓦洛“用两把锁”锁住路易莎，将她母亲带往楼上的牢房。

那段时间对瓦洛来说是最忙碌的时候。三天后，他把店主海厄姆带进监狱。后来鲁伊斯——他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过来问他，有没有可能给路易莎提供比平时监狱里更好的食物。有可能。瓦洛的妻子罗斯让路易莎与他们吃一样的食物。狱卒遵循这样的原则：一边是法律规定的惩罚，另一边是人们愿意付出金钱而得到的偏爱。

路易莎和她的母亲在监狱里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就在此时，一个西班牙人突然通过印第安人布道团来到西班牙港。他拜访了鲁伊斯，与这黑白混血儿居然是“老乡”。他们谈论盗窃的事情，邻居们也加入进来。一个女人说失窃当晚在过道里见过卡洛斯·冈萨雷斯。后来，这位西班牙人穿得更正式一些，礼节性地拜访了皮克顿。

“他们偷了佩德罗先生的东西。”皮克顿说。

“他们是这么说的。”那个西班牙人说。

“你说‘他们是这么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有恶意还是有疑心？”

西班牙人被吓到了。“先生，我刚听到一段对话。”然后他对皮克顿说了从鲁伊斯的邻居那里听到的话。

第二天早上，卡洛斯·冈萨雷斯的家被搜查。当天晚些时候，卡洛斯被逮捕。后来，刚好在圣诞节前几天，贝格拉特接手了这件案子。

贝格拉特作为首席法官的任期在当月底结束，他已没有多少时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调查了大多数目击者。很多人在失窃的那天傍晚见过卡洛斯和路易莎。那个出生于西班牙的书记员把他们说的话都记了下来。案子看来很简单，路易莎招供就可以了。但路易莎在监狱里接受审讯时，什么也没说。贝格拉特认为，稍微拷问一下，进行“轻微的折磨”，就像对那个男巫所做的一样，可能会起作用，但需要皮克顿的许可。他现在的身份是首席法官，不是投毒案委员会的成员。

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张刑罚申请单：“对路易莎·卡尔德隆用刑。”他和书记员将刑罚申请单带到政府大厦。皮克顿看了看，然后签了名：托马斯·皮克顿。

真是该死。根本就没有发生盗窃，卡洛斯·冈萨雷斯和路易莎·卡尔德隆是被充满忌妒的鲁伊斯陷害的，这点毫无疑问。但后院里这个黑白混血儿的阴谋很快就被接下来的围绕签名和拷问的丑闻所淹没了。

贝格拉特和书记员当天还审问了三个证人。贝格拉特傍晚走到监狱，审问了鲁伊斯的搭档。按照皮克顿的命令，他也被关了起来。太阳下山的枪声响起时，贝格拉特准备去审问路易莎。她被关在阁楼里。贝格拉特、书记员、瓦洛、波多黎各，还有两个警察一起走了上去。房间低矮，宽度同监狱一样，屋顶两端向下倾斜。路易莎坐在一端的地板上，双脚套着铁环。铁环在一根铁杆的两侧，铁杆被固定在一根木柱子上。即便这些铁器不碍事，路易莎也不能站直身体，屋顶倾斜得太低了。

拷问工具很简单：系有长绳的滑轮被固定在天花板上，绳子的一端打了一个结；滑轮正下方的地板上放了一根六英尺高的尖木桩，木桩的顶部是平的，圆形，直径半英寸。

一个警察以前是奴隶苦工，他小声告诉路易莎，让她说是卡洛斯拿了钱。路易莎见过两个年轻的黑人妇女在房间里被拷问的情形，但她什么也没说。

大概七点，贝格拉特拿出表，把它放在桌子上：他知道西班牙的法律不允许每次拷问超过一小时。他下令开始。

瓦洛将路易莎的铁环解开。两个警察扶着她站起来，举起她的左手，将手腕放进滑轮绳子一端的绳套里。瓦洛和波多黎各抓住滑轮绳子的一端，将绳套拉紧。然后，两个扶着路易莎的警察将她的左腿弯曲，单独用一根绳子和她的右手绑在一起。瓦洛和波多黎各继续拉绳子，直到他们将路易莎捆绑起来的身体拉离地面。瓦洛和波多黎各的拉力会落在路易莎的手腕、肩部、胸腔和腰部。

他们将路易莎拉起，然后又放低，直到她右脚大脚趾球部位落到半英寸宽的木桩上支撑起她的整个重量。“在这种姿势下，”贝格拉特写道，“路易莎大喊‘啊、啊’，重复了好几次，呼喊着上帝和圣母。”瓦洛和波多黎各紧紧地拉着绳子，拉了大概二十分钟。路易莎没有招供。贝格拉特命令瓦洛和波多黎各再拉绳子，直到只有路易莎的大脚趾碰到木桩。“她保持这种姿势，像先前那样大叫。”又过了二十分钟。瓦洛和波多黎各继续拉绳子，直到单独靠拉路易莎的手腕把她吊起来。十分钟后，她乞求把她放下，她坦白。

路易莎的母亲在阁楼下的牢房。她都听到了。

瓦洛和波多黎各放松绳子，路易莎被松开带到楼下瓦洛的房间。她靠在桌旁，表情很痛苦。贝格拉特“亲手”给了她一些酒和水，她慢慢恢复过来。一个警察将卡洛斯·冈萨雷斯从他的牢房里带来，路易莎说他偷了钱。他吓得目瞪口呆。然后，瓦洛将路易莎带回阁楼，将她放进向下倾斜的屋顶一端的铁环里。

瓦洛不确定路易莎的名字是什么，他说话带鼻音，路易莎的名字省略后就成了路易丝·卡登。他不知道她为什么遭到拷打。他看到她很痛苦，但不知道对她的拷问是不是有些严重。别人付钱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拷打路易莎，酬金是六十里尔，大概三十三先令，或者六点五美元，这正如他应鲁伊斯的要求，让路易莎与他们吃一样的食物。“她甚至在早上还有咖啡。”他后来说。但瓦洛欣赏路易莎的精神：“她那么坚决，我很吃惊。”

对瓦洛来说，时间过得很快。他以为拷问只持续了十五到十八分钟。但根据贝格拉特的手表记录，拷问持续了近五十三分钟。这种拷问源自十八世纪军队里的惩罚，施刑从来不超过十五分钟。这种惩罚会让很多人受跛足和疝气之苦，军队中已经停用很多年了。

第二天一大早，贝格拉特让其中一个警察把书记员带到监狱。路易莎·卡尔德隆要重新受审。当时是圣诞节前夜，贝格拉特想在节日前，在他做首席法官的任期结束前处理好这件事情。书记员拿着墨水壶和纸张过来。两个警察在那里，瓦洛和波多黎各也在那里。十一点前，他们六个人走上阁楼。瓦洛在当天早上没时间给路易莎吃的喝的，但即便当时想到也太迟了。贝格拉特问偷来的钱在哪里，路易莎说不知道。贝格拉特拿出表放在桌上。

瓦洛取下路易莎的镣铐，两个警察将她绑起来。这一次，她的右手被放进绳套里。波多黎各用力拉绳子，她的右脚落在木桩上。“以这个姿势，”拷问开始时书记员就详细记录着，“这个路易莎喊了几次圣母。”她什么也没承认。放下她后，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把她捆起来，吊着她前一天晚上被磨破的左手腕重新升上去。

她最后喝的东西是酒。现在她要求“一点点醋”。“我想她受苦了，”书记员后来说，“因为我看见她哭。”她昏过去两次，第二次昏过去时，他们以为她不会醒了。一个警察用手臂抱着她。贝格拉特派瓦洛下去拿点醋。瓦洛总是在监狱里放一些醋，每次打过黑人后在他们的伤口上擦一点。瓦洛三分钟后回来，朝手心里倒了点醋，然后放到路易莎的鼻子底下。她还被吊着，波多黎各一个人拉着绳子。当她苏醒后，发现自己被松开了。

对瓦洛来说时间又过得很快。他以为拷问只持续了五分钟，贝格拉特的计时是二十二分钟。但正如瓦洛后来所说，他没办法计时：“我在忙着别的事情。”路易莎一“恢复”过来——贝格拉特认为她晕过去是“假装的”——瓦洛又将她铐起来。将近正午时，六个男人离开阁楼。审问在圣诞节暂停。那一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五。

鲁伊斯的合伙人虽然不再受到怀疑，但周六圣诞节时他仍然被遗忘在监狱里。他请求释放，然后便得到了释放。在同一天，路易莎和卡洛斯得以短暂地离开监狱。他们跟着贝格拉特、书记员、两个警察，以及一群士兵，他们一起走了三个街区，大概一千五百步，走到鲁伊斯的房子前，路易莎“一直在吸烟”。所有的证人都被召集起来。鲁伊斯的房子也被搜查，路易莎母亲的房子也被搜查，卡洛斯·冈萨雷斯的房子被搜了两次。没有找到钱，卡洛斯和路易莎被带回监狱，上了脚镣。

星期二，二十九日，贝格拉特非常忙碌。那一天，他的投毒案委员会通过了第一轮判决，当天执行。

叫布基的黑人被控告犯有施巫术、占卜和投毒罪。他被单独关了几个月，现在被带出监狱，由士兵押送到教堂。在宗教的事情上，新来的黑人被认为是稚子[8]——小于六岁的孩子，可以不经过教诲就接受洗礼。西班牙港的副牧师给布基施了浸礼。士兵们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绞刑架处。绞刑执行十五分钟后，黑人刽子手将布基的身体取下，砍下他的脑袋。没有脑袋的尸体被绑在一根树桩上。脑袋被拿走钉在通往圣约瑟夫城的山路的一根柱子上。

与此同时，监狱里一个叫皮埃尔·弗朗索瓦的黑人被命令跪下接受判决，然后被带往教堂。他已经是基督教徒，没有受到施洗。念过祷告文之后，他被“上了重重的镣铐”。士兵们把他带到绑有布基的尸身的树桩处。很多黑人都在观看，瓦洛监狱里的一些黑人正拿着柴把等着。皮埃尔·弗朗索瓦被锁在绑有尸身的木桩上。有人给他穿上一件撒满硫黄的衬衫。监狱里的黑人垒起柴把，刽子手点火。

当时大概下午三点，是他们吃饭的时间。站在一边观看的黑人没有逗留。他们跑到街上，一直大叫。硫黄的味道加上两具燃烧的尸体，让很多人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些白人害怕这是大屠杀。这种惩罚仪式由贝格拉特和法国种植园主发明。他们后来说在马提尼克岛经常这样做。

当天通过了第三轮判决，流放黑白混血儿伦纳德。

一八〇二年新年之际，贝格拉特将首席法官的职位移交给一位西班牙种植园主。他随后即刻查封了卡洛斯·冈萨雷斯的财产：家具、银器、亚麻制品、油脂、一些牛、两个黑人和那艘纵帆船。之后他便不紧不慢地在周末处理这件案子。他放了路易莎的母亲，路易莎还是戴着镣铐待在阁楼里，卡洛斯也依旧被铐起来。他们现在在监狱里只是囚犯，戏剧性的事件已不出现在他们的案子里，而是伴随着贝格拉特。他还是监狱里的常客。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贝格拉特和他的投毒案委员会发布了对五个黑人的第二轮判决。

其中四个黑人归贝格拉特判。鲁伊森被判定为男巫的学徒，因此被放逐。他的教唆者安托万也被放逐，离开前要在前额印上烙印。费力克斯被放逐，并且被割下耳朵。费力克斯很幸运，投毒案中他“嫌疑很大”，但他的老婆医院护士提斯柏即便受到酷刑也不愿控告他。提斯柏将会被处死。那个来自其他庄园想自杀的投毒者拉福蒂纳，也会被处死。他一直被关在黑牢里，现在既不能走也不能站，他们把他放到一辆手推车上带到行刑地。提斯柏是走着去的。被绞死前，提斯柏用方言说：“与我所受的苦比起来，这只不过像喝一口水。”她希望她丈夫费力克斯不要受到伤害。她自己将“去见上帝”。被绞死的那一刻，人们听到她喊费力克斯的名字。

费力克斯在那里和安托万一起观看。这是惩罚他们的第一部分：看别人受刑。然后，他们被弄成残废。拉福蒂纳被绞死。提斯柏和拉福蒂纳的脑袋被砍下来，尸体在一堆准备好的柴火上被烧掉。第二天，星期六，提斯柏的脑袋被带到城市西边贝格拉特位于迭戈马丁的庄园，钉在一根柱子上。拉福蒂纳的脑袋被展示在城市北边吕泽特位于圣安的庄园里。

星期天早上六点，两个英国人在散步。码头上的哨兵发现岗亭上贴了一张传单，封缄纸还是湿的。

“残暴的惩罚将毁灭人类。将残酷的场景展示给众人看，结果是摧毁所有善良的心。它唤起的是厌恶而不是恐怖，它引起的是冷漠而不是恐惧。当下层人民有权实施这些受到教导的行为时，残暴的惩罚将会鼓励他们为了报酬去实施酷刑。巴里奥镇长令[9]，人道主义者[10]。”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此富有文采、抽象并且有争议的传单不可能是听从法国地方长官М.伯纳德的命令张贴的。毫无疑问，这是英国人写的。皮克顿发布了两条愤怒的具有讽刺性的公告（“……某个激进的慈善家……黑人的温情……投毒者……险恶的阴谋者……”），并悬赏五百美元寻找贴广告的人。

哨兵帮了忙，“人道主义者”找到了。他是个英国律师，最近刚到特立尼达，是桑德森、海厄姆和其他人的同伙。在他那里找到了传单的副本。他解释说他星期天早上在码头抄下了那些文字。哪里来的墨水？他说他派了一个黑人男孩从海厄姆的店里买的。在早上六点钟买吗？他开始支支吾吾。他说哨兵在码头上见到的另一个英国人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哨兵不同意。于是，律师被驱逐出境。

投毒案委员会公布了第三轮判决。曼努埃尔，一个伊博族黑人，将按正常的方式被处死。提斯柏和拉福蒂纳刚刚在十天前被行刑，他们决定将曼努埃尔带到圣约瑟夫城。瓦洛监狱里的黑人被提前派去准备柴堆。曼努埃尔在监狱里戴着足枷关了六个月，行刑时间到了，他被铐上链子，装进手推车。

转移到圣约瑟夫行刑，看起来像是对律师所做抗议的让步，但加重了黑人雅拉和尤巴的判罚，又推翻了这个结论。对雅拉和尤巴的控告并不严重。他们“不恰当地利用了黑人的轻信和愚钝”，委员会决定将他们流放。皮克顿下令，先把他们带到圣约瑟夫城观看曼努埃尔被施以绞刑、斩首、焚烧，然后将他们的耳朵割下来。割下耳朵的刑罚确实是拜英国律师所赐。

关于行刑的事，《新闻报》只字未提。它的躲闪也是一种现实。对多数人来说，生活仍在继续。英国移民继续过来，感到失望的移民继续离开。一个苏格兰人打算离开，在曼努埃尔被行刑一周后，他于一八〇二年二月十五日的《新闻报》上发了一条布告，要他的债务人付钱，要他的债权人拿账目来。他也为“一个勤快的男侍和一头优质马报了价”。巴尔弗上校警告说，他再也不会费力去抓那些跑到他的草地上去的山羊，而是要把它们杀了。佩兴斯·尼布斯，一个自由的有色女人，请求“通知她的老客户和公众，她下个星期会恢复她喜欢的个性，每天早上去集市，在那里她会得到最好的东西，汤、牛排、烤肉、水煮肉。水煮肉总可以盛放在任何喜欢的玻璃制品里面吃”。

这一期的《新闻报》出版的前一天，路易莎·卡尔德隆和卡洛斯·冈萨雷斯又被加了一副铁链。卡洛斯在当天请求释放。他的买卖被毁，他的新纵帆船“在太阳底下暴晒，风吹虫咬”，他的身体“因为缺乏运动，因为被关押的地方不干净，因为身上的镣铐”而变差。他的请求导致首席法官让两个人的关押环境变得“更糟糕”。

卡洛斯还是没有招供，路易莎没有说出被偷的钱在哪里。在被加了铁链的两天后，路易莎“跛着腿，全身浮肿”，她被放出监狱去找一名“辩护人”为她辩护。辩护人必须有名望，但没有必要是律师。一名医生被允许来见卡洛斯，他是个老英国居民，是特立尼达颇有名气的“热病”专家。他说，卡洛斯的“小毛病”源于他“心神不安”，然后收了两美元。下午早些时候，路易莎回到监狱，满眼泪水。她请求了四个人，但没有一个愿意为她辩护。

六周后，又一个黑人巫师被绞死。他的同伙被要求在旁观看，脖子上绕着一根绳子，好像下一个被绞死的就是他。但在绞刑架下宣读的判决不是绞刑。他的耳朵被割掉，右脸颊被印上红色的烙印，然后被放逐。

一周后，投毒案委员会结束了他们的工作。那个有毒鞭、被绑在监狱里一根柱子上几个月的奥比诺被绞死并斩首。他的尸体被烧成骨灰吹散在风中，头颅被钉在墓地附近的树桩上展示。三个黑人目击了这一过程，随后他们的耳朵被割下来，右脸颊被烙上烙印，遭到放逐。其中一个黑人名叫伊卡尔。伊卡尔、提斯柏、皮拉姆：法国人有时候喜欢给他们的黑人取古典名字。这是证明殖民地向往田园生活的一个方面。

特立尼达的英国反对派喜欢假装自己处于危险中。一天，一个叫雷德黑德的人，因为在街上打了皮克顿的一个朋友被关押起来。英国的激进分子间有谣传说，他们的耳朵不安全了，应该割掉雷德黑德的耳朵，监狱里那些致残的惩罚不只是针对“黑人的惩罚”，而且有可能已经超过了不为人知的西班牙法律所批准的范围，应由皮克顿、贝格拉特和瓦洛来执行。但这只是谣言。皮克顿不得不小心对付英国移民。他可能会送一两个人到监狱里待一小段时间。如果有合适的案子，他也会驱逐某些人。否则，他只能通过处理某个人的黑人来达到处理该人的目的。他们可能会因为虐待而被没收，可能会因为违反宵禁而被拘留，可能会因为逃跑而被致残。

皮克顿是通过道森的黑人惩罚道森的。道森是利物浦的一个黑人贩子（他家里的一个黑人叫利物浦），以前卷入过一场复杂的财产争夺战。他将黑人卖给一个庄园，但没有收到钱。道森对庄园提出索赔。皮克顿的判决对道森不利，道森利用激进分子的造反制造麻烦。皮克顿说道森是“该死的老流氓”，并送去消息。道森说皮克顿的意思是“如果我自己不小心点的话，他会把我卖了”。道森没有把皮克顿的话当回事。

道森有一个虔诚忠实的黑人叫哥利亚。一个周日，哥利亚在去教堂的路上被警察逮捕。道森周二骑马到西班牙港去赎哥利亚、表示抗议。他说他的黑人总是被抓。皮克顿说这一次有额外的监禁费，两块四便士的硬币，因为道森对他的黑人“太纵容了”，哥利亚有把弯刀，而且“与治安官作对”。道森拒绝付钱，他说他已经给了哥利亚去教堂的通行证，黑人携带弯刀是经过允许的。

两天后，道森的几个黑人来到西班牙港。他们去监狱见哥利亚，发现他在监狱院子里的绞刑架下，“从屁股到肩部都被打烂了，被用打牲畜的鞭子无情地鞭打过，身上的肉被一大块一大块地打掉”。哥利亚被带回种植园，醒来后只跟主人说了几句话，几天后就死了。

一八〇二年四月，在英国的殖民地多米尼加，西印度第八团的黑人部队造反杀了指挥官，因为团长曾经有一段时间扣留了他们的生活费给自己用。在瓜德罗普岛，法国人接到拿破仑的命令，正打算在一场激烈的战争后重建黑人奴隶制度。在圣多明各，黑人革命仍在继续。杜桑被敌人设局抓获，拿破仑的妹夫勒克莱尔将军的目的是消灭克里奥尔的黑人，从非洲重新运一批黑人过来。在巴黎，拿破仑展示出和目的有关的事实，以证明这种行为的必要性。超过五万法国军人会丧命。

皮克顿、法国种植园主以及已经成为种植园主的英国人会认为，特立尼达没有受到动乱的影响。特立尼达岛繁荣起来了，不仅建立起奴隶制度，黑人的数目也逐月增长。有些黑人是通过惯常的渠道买进来的，更多的是他们的主人从库腊索岛、圣多明各、马提尼克和其他动荡不安的岛屿带过来的。

仅仅几年之后，大家（包括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同意，皮克顿是“殖民地的救世主”。但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反对派仍然满怀英格兰的政治态度，让皮克顿不得安宁。皮克顿像个受迫害者一样给伦敦当局写信。他被指控对黑人过于残忍，他说有这个想法的人是想煽动黑人造反，妨碍治安。他错了。他的很多对手已经开始购买黑人，让黑人为自己干活。他们也投诉皮克顿的黑人士兵，说他们“每天习惯于侮辱每一位欧洲人，他们的总督想让陛下的大臣们相信，他要求黑人最大限度地遵守和服从”。他们因为他“是英国人的总督却奋力阻止英国法律延伸到英国的殖民地”而攻击他。他说，要求实施英国法律，无异于要求自由的有色人“在法律上被粗鲁地对待”。于是，皮克顿无疑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的对手有英国的激进分子、英国的人道主义者、英国的爱国者，也有殖民地的奴隶主。他们占领了每一个职位。皮克顿不可能赢得这场口水战。

他的对手给其他岛上的报纸写信。他们写给伦敦的律师厄斯金。现在，更为危险的是，他们派了一个使者带着所有指控到达伦敦。贝格拉特和其他人支持皮克顿，他们通过支持的决议，决定派自己的人去伦敦。他们选中一位法国贵族，杜邦·杜·维维耶·德·古维尔骑士。

特立尼达政府在伦敦的代理人，就是那位小说家的父亲约瑟夫·马里亚特。他在特立尼达拥有土地和黑人。“德·古维尔刚到的当天早上就来见我，”马里亚特几周后写信给皮克顿，“但对你在特立尼达的政府的指控，我不需要他的解释就能做出判断。激进共和主义不再风行，不管共和主义者怎样大声疾呼，都不能在这里给你带来什么不利影响。”

马里亚特太忠于他的事业，他表达的是希望而不是事实。一八〇二年七月，英国大臣们决定削弱皮克顿的权力。特立尼达将由一个三位专员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皮克顿是第二位专员，负责军事。第一位和第三位专员将从伦敦派出。国务大臣霍巴特阁下言辞激烈的信与马里亚特的信同时到达了西班牙港的政府大厦。

这样的安排不仅仅是因为反对派。皮克顿建立了秩序，但他做错了工作。伦敦当局不想在特立尼达建立另一个西印度奴隶殖民地，他们希望特立尼达成为自由人居住的殖民地，它将成为废奴主义者的礼物。伦敦当局曾经建议让西班牙雇农在那里定居。伦敦的报纸曾经为定居者做广告：白人定居者会得到十英亩地、家具、一年的粮食、一座房子的补助金。他们曾经还谈到把伦敦的妓女送到那里去“增加白种人口”。一个在亚洲海上服役的海军上尉写了有关免费从中国移民的备忘录。他写道，奴隶的劳动过于昂贵。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皮克顿不理会这些。他欢迎的人是有头衔的法国人和他们的黑人。伦敦的大臣们曾经很担心，认为皮克顿不应该赐予他们那么多土地。但最终土地制度和黑人庄园都被建立了起来。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特立尼达的价值在于它将成为英国与南美交易的中心。这也正是那些源源不断地来到西班牙港的商人所希望的。贸易不需要黑人。它需要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独立需要革命，而皮克顿放弃了革命。

皮克顿放弃的不只是革命，还有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他将大部分富人和有文化的人驱逐出境。他这样描写留下来的苦力：“除了饥饿，什么都不能让他们尽最大努力工作。他们的行动总是半途而废。”但革命在特立尼达持续了下来，或许是作为怨恨持续下来的。从农村来的紧张地与皮克顿谈路易莎·卡尔德隆案子的西班牙人是个革命者。与其他人一样，他记得何塞·埃斯帕纳和卡罗。他们仍然相信，这两人是被皮克顿出卖的。胡安·曼萨雷斯三十六岁死于西班牙港，曼努埃尔·瓜尔在圣约瑟夫城被毒死，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仍被不明不白地关在瓦洛的监狱里，圣地亚哥·马里诺被放逐，他的庄园被没收。

皮克顿被降职的消息对于伦敦的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来说是个好消息。米兰达又变得重要起来。他正在与要去做第一专员的人讨论事情。他还在挑选两个人，英国政府秘密批准这两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和第一专员一起去特立尼达，到那里重新建立与伦敦的联系，为英国进攻大陆做准备。

新殖民地的新政体给很多人带来了新希望：第一专员本人，在他身边追求官位的人，响应公告的移民。

还有其他人：一位在费城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他一接到警告就离开了。年轻的弗兰克斯小姐，“美洲市场的装饰物”，给了他一册“少年读物”作为临别赠礼。作家是个神秘的人。他可能是一位英国部长的探子，也有可能是伦敦一份“民主报纸”的编辑，曾鼓动海军造反，还有可能是通讯社的人。他是最早的外国通讯记者，正如他所说，是一个“游历者”。身为作者，他很高兴被一些官员形容为“害虫”。四年来，他一直在攻击美国和海地。他的政治立场是激进分子－人道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现在，他被不明身份的人叫去报道特立尼达，揭露皮克顿。

还有一个人不慌不忙。他就是第三位专员，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塞缪尔·胡德海军准将，一位海军英雄，在尼罗河口海战中担任纳尔逊将军的副手。他要在伦敦停留一小段时间讨论与法国人作战的事。法国战争看样子很快就会开始了。

但皮克顿还是总督，请愿书底下他的简短指示是“最后决定”。有关路易莎·卡尔德隆案子的文件，最后被送到他手里。路易莎被铐起来八个月之后得到释放，手腕上留下了一个终身印记。卡洛斯要付一千八百美元的罚款和案件费用。他被驱逐出境，他妻子在西班牙港安了家。

一周后，皮克顿给霍巴特阁下回信。他一开始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快就激动起来：“……诽谤和误传……卑鄙的和无关紧要的……品德声名狼藉……”但他会服从。他已经为专员们租了“城里最好的房子”，他不能请他们待在政府大厦。政府大厦只有“一间可居住的卧室，我自己已经住了”。

皮克顿认为没什么好隐藏的，即便是罗塞特·史密斯也没什么好隐藏的，决心消除了疑虑。他现在的目标是清理，不要有突出的问题。卡洛斯·冈萨雷斯需要付清费用。书记员统计了一下，有三百三十九个条目：拜访、布告、招供、两次用刑、判决、纸张、记录，合计大概是三百一十三美元。

为了付钱，卡洛斯的妻子试图从没收卡洛斯财产的人手里收回财产，但她大吃一惊。没收财产的人列出了自己为卡洛斯维修和保养纵帆船的账单，总共花费一千二百九十八美元，包括两次追赶和抓捕纵帆船上一个黑人的二十六美元。卡洛斯的妻子向皮克顿提出抗议。纵帆船在海湾服务，而不是用于航行到欧洲，新船价值九百美元。纵帆船马上就被拿出来拍卖，“先是通过敲鼓宣布，随后就是通过一个平时担任传讯员的叫西尔韦斯特的黑人奴隶口头宣布，因为没有常规的拍卖员”。没有人出价。没收财产的人自己出价六百美元买了纵帆船，卡洛斯的妻子表示同意。拍卖的费用，从裁判员到传讯员，要一一付清。对卡洛斯来说，那是一次让他破产的通奸，他再也没回特立尼达。

他就像那个黑人贩子哥利亚的主人道森一样，道森又失去两个黑人，包括叫利物浦的那个。道森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离开了特立尼达岛。所有其他制造麻烦的人被关进了监狱。皮克顿可以写信告诉伦敦当局，他已经为专员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岛上“一切太平”。

皮克顿忽略了他的黑人刽子手威廉·佩恩（他叫他鲁多维戈）的不满。自从在圣约瑟夫城施绞刑、斩首和焚尸以来，卢多维戈就没有得到过酬劳。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一样，瓦洛没有监督人，他只对皮克顿负责。瓦洛没有把酬劳交给卢多维戈。他肯定已经意识到，属于皮克顿和他的时代正在逝去。瓦洛老了，很快就会退休。自从割了黑人的耳朵导致黑人死亡以后，他的权力就有了减弱的迹象。那次事件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英国奴隶主一直在抱怨他们的损失。瓦洛不再割耳朵。在波多黎各的帮助下，他改为在阁楼里折磨犯人，在楼下进行“四柱”鞭打和其他诸如在监狱院子里进行的轻微惩罚。但是割耳朵和在绞刑架下进行的严酷鞭打，就像导致哥利亚死亡的那次鞭打，以及在门外进行的惩罚，他都让威廉·佩恩去做。他曾经给过威廉·佩恩两个四便士的硬币，但后来就没再给。经过了那忙碌的一年，威廉·佩恩对瓦洛和皮克顿的怨恨越来越深。

后来，正好在那一年的年末，第一专员到达前的日子里，又爆发了一起黑人投毒事件，还是在蒙塔朗贝尔男爵的科布伦茨庄园里。那些走起路来腿就痛的食土人中间又多了一些发胀的尸体。又有六个投毒者（其中有两个女人）被带到监狱，在热黑牢里发热的木瓦下方上了镣铐。还有三个——贝努瓦、塞尔彭特、皮拉姆——被带上阁楼，由瓦洛和波多黎各拷问。但没有柏蒂·乔治或蕾切尔。后来，伊丽莎白上台执政。瓦洛叫她莎白。贝格拉特又组织了投毒案委员会，在监狱里审讯、判刑。投毒现在已成为周期性事件，皮克顿一直忙于这种事，就如贝格拉特对他说过，马提尼克岛过去经常发生这种事情一样。

[1]原文为法语。

[2]原文为法语。

[3]原文为pamphleteer，文章撰写者，尤其擅长政治性文章。

[4]原文为法语。

[5]原文为法语。

[6]原文中的对话为法语。

[7]原文为法语。

[8]原文为西班牙语。

[9]原文为法语。

[10]原文为拉丁语。

七　刽子手的清单　1803.1～1803.7

第一专员于一八〇三年一月三日来到西班牙港，一起来的有他的妻子、妻子的妹妹、随身侍从、四个年轻的干事（得为他们在政府里找些或是设置一些带薪工作）、五个测量员（包括米兰达的两个代理人）、委员会秘书、一个被授予首席检察官这种无意义的职位的人，还有很多移民。一艘战舰将他们从朴次茅斯运送过来。第一专员期待的就是这种阵势。他四十八岁，见多识广，知道在政府部门、部队和东印度公司工作是怎么回事，而其他人此时还在摸索着阐释权限和职责。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正是代表了一种大英帝国的风格。

但风格没有体现在服装上。第一专员与他那些年轻的干事们穿得一样。他穿了温莎式的蓝色套装，红色的衣领和袖口，淡黄色棉布马甲和短裤，蓝色长筒袜，粗扣鞋子。他带有礼服佩剑，拿一根棍子，吸着鼻烟。他是富拉顿家族的威廉·富拉顿上校，苏格兰埃尔郡的议员，伦敦和爱丁堡皇家协会的成员。他在埃尔郡有庄园，他的妻子是雷伊男爵的女儿。他曾经在埃尔郡写了一本有关农业的书，还有一本书是关于他在印度的两年军事生涯的。二十年前，他在东印度公司的部队被授予上校头衔，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科罗曼德岛海岸南方部队的司令官”。

他在印度的经验无疑对他得到第一专员的职位起了作用：抚慰外国人，在西班牙人控制之下的美洲大陆扩大英国的影响。殖民地副秘书长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在印度时和他是同事。富拉顿上校遵循关系、财富、教育（他曾经与威廉·贝克福德的老师进行大旅行[1]）、经验、准备效劳以及压制丑闻的原则。一七九四年，他组建了一支轻骑兵在爱尔兰服役，一直拖欠生活费，草料费也被付给了虚构的人的虚构的马匹。一八〇〇年，他组建了另一支部队，但之前部队的丑闻还没有平息。约克公爵给国务大臣写信说，如果富拉顿没有成功处理几项“严重的索赔事项”，就不能被派往特立尼达。

但是他来了。第二天，他在“正规的仪式”（他喜欢这么说）下登陆。西班牙港市政会的两名官员到码头上迎接，白人和黑人士兵夹道欢呼，举枪致敬，敲锣迎接。官员们将他带到政府大厦，他将委任书给皮克顿看。皮克顿对他表示欢迎，将他介绍给市政会的成员以及皮克顿的委员会。

第二天，《新闻报》专刊说第一专员应邀发表演说，演说赞扬了皮克顿的管理方法。富拉顿让手下的一个随从将报纸寄往伦敦，随报纸一同寄过去的还有一封表示否定的信。证据，证人，揭发信：这就是第一专员的办事方式，一个习惯了官场纷争的人的办事方式。第二天，委员会秘书建议，应该宣布所有现存的“法律、习惯和雇佣关系”仍然有效。富拉顿表示同意。但到了晚上，他改变了主意。第二天早上六点，他又派了一个年轻人到《新闻报》的印刷室搜取证据，但太迟了，公告的五十份复印件已经被贴到西班牙港各处。富拉顿命令印刷工将所有的公告撕下。公告被撕下之后，整个岛上的人都知道了富拉顿和皮克顿之间有冲突。皮克顿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一开始只是风格上的冲突。皮克顿是个拥有黑人的暴君，生活在政府大厦的黑白混血儿罗塞特·史密斯的暴政下。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让他成了殖民地居民中的一员。人们经常看到他穿着“柔软的夹克”骑马到处闲逛。他说法语，法语方言，还有西班牙语。他讲西班牙语的流利程度甚至让委内瑞拉人吃惊。他随时将大门敞开欢迎来客。三十年后，种植园主们还在讲皮克顿的笑话。那些笑话几乎总带着一些威胁，被人们添油加醋地讲出来。

富拉顿一家对外人很温和。富拉顿经常称他的妻子（雷伊男爵的女儿）和他妻子的妹妹为“我家里的女士们”，总是对她们很恭顺。这令他成了一个“怕老婆的男人”。在一片蛮荒之地，这样的行为会得罪人。多年以后，这件事情结束，罗塞特·史密斯只剩下了一个淫荡的名字，法国人和英国人却记得雷伊男爵的女儿们是“两个曾经来折磨一个西印度殖民地的最成熟的政治阴谋家”。

这个评判不公平，它只是让简单的男人变得更简单这一粗劣方式的一部分。一八〇三年的女人们很少被提及，人们更关心的是生育。生了小孩的黑人妇女如果愿意靠种植园将孩子养大会得到奖励。如果需要增加白种人口，人们会建议将伦敦的妓女运送过来，没人会介意这件事。那本就不是女士待的地方。

一月的雨下个不停。皮克顿为富拉顿一家找的“市里最好的房子”结果证明不是很好。房子又小又旧。西班牙港的每一样东西，甚至连肉和蔬菜都是从外面运来的，价格昂贵。蓄奴岛上经常缺少食物。才过了几天，富拉顿一家就发现，以第一专员每年三千英镑的薪水，他们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体面地生活”（新形势下的新词），除非他们自己养牲畜，自己种蔬菜。富拉顿夫人觉得她应该自己动手做黄油。虽然外面下着雨，但富拉顿即刻去乡下找了一块地，在市里找到了一所新房子。他的阅历帮了忙。他选了一座失修的政府大厦，让木匠和泥瓦匠马上开始干活，黑人苦力（城市的财产）当起了建房劳工。几个月后账单出来，总共大概花费六千美元，被转到了财政部支付。

特立尼达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提供给富拉顿的随从。那里没有政府组织，皮克顿的个人统治建立在临时委员会和西班牙式的遗俗上，富拉顿为一个随从设立了一个根本不需要的宪兵司令的职位（大概相当于警察专员）。对于其他人，富拉顿除了让他们做“人口专员”（不承担责任，有一点薪水），以及在自己的身边做秘书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测量员更惨，他们的薪水是固定的，每天十先令，在西班牙港根本不够。测量员是富拉顿特别设置为他个人服务的，其中两个是米兰达南美革命的代理人。

拉瑟福德上校来的时候是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他认识米兰达将近三十年了。他是美国人，来自南卡罗莱纳州，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就放弃美国去了英国。他于一七七五年十二月（皮克顿当时也在那里，是年轻的少尉）在直布罗陀与米兰达第一次见面。后来，他们一起游历美国。拉瑟福德曾经支持米兰达的进攻计划，帮忙做过介绍。

拉瑟福德在特立尼达至少有份工作。土地的所有权一片混乱，有必要设置一个测量员的职位，但他的助手没有工作。富拉顿有时说这个助手是语言学家，有时说他是西班牙律师，有时说他是植物学家。助手叫佩德罗·瓦尔加斯，他按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的方式给自己取了一个密探的名字：史密斯。他参与了一七九九年新格拉纳达的一个阴谋，然后逃到英国。在那里，他对流放和革命充满热情。在一封给皮特的信里，他说自己是美洲土著——“西班牙人所说的印第安人”——的后代，因为他妈妈是土著。他后来担任米兰达和拿破仑之间的信使。就像其他所有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者一样，瓦尔加斯在流亡期间的境况变差，他的种族自豪感越来越弱，而且忍受着贫穷和失望。

他正在写信给米兰达，一天十先令的报酬只能让他住在黑人的茅屋里，他没钱跟白人一起住。这是英国政府对西班牙美洲人和革命的又一恶行。但瓦尔加斯还是要做代理人的工作。他劝告他的上司，对于西班牙港的西班牙政府探子问题，他所写的并不属实。但他主要收集西班牙美洲人在特立尼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证据：他自己的不适、死亡、关押、对革命者的出卖和放逐，以及皮克顿的敌意、对西班牙苦力和水手的绞刑。

这些报告没有帮到在伦敦的米兰达，但帮到了特立尼达的富拉顿，为富拉顿那份一直在脑海里的“报告”增加了“材料”。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后来知道，在皮克顿统治了几年之后，他们在这个曾经属于自己的岛上终于有了一个听众。他们来到了富拉顿这里。一想到他能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交流，富拉顿就很高兴。

前来的一个西班牙人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是个军队工程师。他说他被诬告犯抢劫罪而蒙冤入狱，关押期间正值路易莎·卡尔德隆事件发生，他知道很多有关路易莎·卡尔德隆被囚禁和拷问的事实。富拉顿觉得这个西班牙人会派上用场，应该雇用。他决定将无聊的宪兵司令职位并入警察长的工作，把西班牙人任命为副警察长。

那些自由的有色人种也把富拉顿一家看成他们的保护者。富拉顿写道：“不管我什么时候出去，或者我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出去，居民们都会以他们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敬意和关心。”英国的反对派也将富拉顿视为支持者，他们开始讨论再举行一次公共聚会。

这就是站队的问题。站在皮克顿一边的，一直是法国和英国的种植园主，但礼仪还是要遵循的。女王生日那天，皮克顿在政府大厦举办了舞会，富拉顿一家认为舞会过于“豪华”。不知道罗塞特·史密斯有没有去参加。

那里有监狱，富拉顿一到特立尼达就听说了，年轻的宪兵司令曾经到过那座监狱并且向他做了报告。监狱的事不能不管，富拉顿不希望自己显得总爱窥探什么，但他认为应该先传递一条信息给瓦洛。信息内容是，人们不应该被无缘无故地送进监狱，罪犯的过错应该被详细列出，在瓦洛鞭打某人或让某人致残之前，应该有一份报告。

这是一条简单的信息，但这条信息不仅让监狱里的程序变得复杂，可以说，它实际上是废除了监狱。富拉顿和他的宪兵司令并不真明白监狱是怎么回事。监狱自有它代表法律的一面，但更多是教训黑人的地方。它是公共设施，要求人们配合。它经营的费用依靠种植园主的资助，由瓦洛管理。要求进行常规的汇报，有监狱的工作簿，以及将罪犯的过错详细地列出，就是忽略了监狱的功能以及资助人的权利。一旦黑人们知道瓦洛在自己的监狱里不能随心所欲，他在监狱里的威信就会大打折扣。

正如瓦洛担心的那样，在监狱里干了十三年后（有六年是在皮克顿的统治下）以后，他的工作就要结束了。他开始提及离开特立尼达岛去美国的事。

法国人庄园里收到的消息，是第一专员已经禁止鞭打黑人或给黑人上镣铐。那两位到码头迎接富拉顿的地方官员表示抗议。第一专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正在破坏秩序。破坏秩序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富拉顿赶紧安抚他们。他说这其中有误会，地方官员们应该马上写信给瓦洛。如果地方官员要求瓦洛鞭打黑人和给黑人上镣铐，瓦洛当然可以继续照做。第一专员的意思是，监狱里上了镣铐的黑人不应该不经允许就受到惩罚。这样的意思仍是一种干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瓦洛和其他一些拥有黑人的主人依旧表示担忧。

三天后，在一周一次的市政会会议上，富拉顿又提出了监狱的话题。他说，也许需要一座新监狱。贝格拉特没有同意。但有个地方官员知道有一块地可以被用来建造新监狱。当天傍晚，他们都去看了那块地，随后顺便参观了监狱。

刽子手威廉·佩恩心情很不好。他听说富拉顿可以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于是一见到他就投诉，说自己干了一年活才得到两个四便士的硬币。富拉顿要他把投诉的内容写下来。

瓦洛带着一行人参观，监狱里臭烘烘的。富拉顿认为那些狭小拥挤的牢房是“引发瘟疫的容器”。楼下那间较大的牢房（二十英尺宽的正方形房间）里关了五六十个黑人，男女混在一起，脖子或腰部被用铆钉固定在铁链上。有的人赤身裸体，至少有十几个快要饿死了，瘦得皮包骨的样子“简直就像妖怪，完全没了人样”。那些黑人叫什么，谁送他们进来的，什么时候会释放，这些瓦洛并不是都知道。瓦洛说很多黑人都是他的负担，因为没人为他们付监禁费。富拉顿认为这是因为收监禁费不合理，但他什么也没说。瓦洛一直说个不停，他指着一个“妖怪”说她是他的，他最近以两个四便士的硬币把她买来做投机生意。富拉顿反对这种“交易”。瓦洛不能理解，他知道自己没什么可隐瞒的，但直觉意识到会有危险发生。他们走到监狱的后面，他笨拙地让一行人经过一扇门。富拉顿要求看一看。

这里是热黑牢的走廊。低矮的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关了五个从蒙塔朗贝尔男爵的庄园里送来的投毒者，他们在热烘烘黑漆漆的牢房里赤裸着身体，“有些人仰面平躺着，双腿被固定在不能移动的镣铐上”。他们已经在那里好几周了。瓦洛最初带进来六个，已经拷问了四个。有一个肯定已经死了。

贝格拉特是审判投毒者的首席法官，他回答了富拉顿的问题。他对富拉顿讲了他们在马提尼克岛常干的事情，承诺给他看岛上的政务会年报。“率直的个性让我以为，上校的目的是获得没有在殖民地居住过的欧洲人不知道的信息。因此我认为，把自己知道的每一项见闻和每一次领悟报告给他是我的职责。”贝格拉特两个月后写道。

富拉顿特别想知道他见过的黑人们有没有受到拷打。贝格拉特说，除了拷打，没有别的办法让“恶棍”讲真话。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不能实话实说。于是他说，只拷问过一次，用于投毒案的调查。他说自己是怎样将一个黑人的尸体剖开，医院护士提斯柏是怎样跑到邻居那里寻求帮助。他讲了前一年的大面积投毒事件，导致骡子大批发疯，黑人大批死去。

富拉顿记下了这些可怕的数字。黑人是牺牲品，也是威胁。奴隶制度作为具有双重恐怖性的制度，为自己提供了存在的理由，也暴露了情势的不稳定性。富拉顿说，即便那些人有罪，对地牢里五个黑人的惩罚也已经够了。贝格拉特理解了富拉顿的意思，决定将这些疯狂的黑人放出去，以证据不够为由。参观结束。

当一行人正打算离开监狱时，威廉·佩恩将写好的控诉材料交给了富拉顿。

富拉顿说他当天晚上思考了很多，试图尽量对看到的保持理性，尽量对“缺乏管制的黑人”和“过度的投机买卖，不合适的食物，以及种植园主和监工的不当管理”进行权衡。第二天下午，他回到监狱，再次看到了他已经看到过的。他下定决心说，如果新监狱没建成，他会亲自将囚犯转移到海港的一艘废船上。他现在坚持要一份囚犯的清单，上面要列出他们所犯的罪和受到的惩罚。他让他们每周汇报一次被关押的黑人的情况。

皮克顿第二天拜访富拉顿并提出抗议，认为他去参观监狱像某种批评。富拉顿说没有批评的意思，并且感谢皮克顿如此坦率。

富拉顿夫人做黄油，认为自己做的黄油与剑桥的一样好。她开始喜欢上这个国家和她统治的人。她对受到压迫的人很友好，尤其是反应热烈的西班牙人会用一种他们从来不知道的礼节对待他们，让他们进入她这种地位的人的浪漫幻想。富拉顿也清楚自己的角色。在二十年前的印度，他觉得在一群虽然腐败但有进取心的英国新人中间，自己生活在国家衰退的时期。他与皮克顿的斗争就有来自这种想象的歇斯底里、自以为是，甚至自我珍爱。

他的敌人们后来说，他从英国出来决心告发皮克顿，这很有可能。但他真正决定战斗是在监狱里受到震撼的那一刻。他总是回过头去看威廉·佩恩的清单，总回想起贝格拉特说的不是故意施以酷刑的解释。按逻辑，富拉顿本应从事废奴事业，但他是个渴望证明自己的管理者，而不是改革家。黑人应该是奴隶，应该受到管束。在监狱里，他们应该被铐起来，被鞭打，但他们不应该被惩罚得过于严重。和皮克顿一样，富拉顿也困惑了。对他来说，他的事业显而易见而且合情合理，但他从来不能对自己的事业恰当地下一个定义或者是为事业辩护。他的事业——有时是出于人道，有时是为了“英国的民族性”——消逝在他的自我辩白和仇恨里。他开始憎恨皮克顿。他忘记了自己的职位是第一专员，也忘记了憎恨的原因。

现在他需要证据。他的随从四处打听，记录别人的陈述。被他任命为副警察长的西班牙人开始调查路易莎·卡尔德隆的案子。米兰达的无用的代理人佩德罗·瓦尔加斯终于有事可做了。瓦尔加斯既了解西班牙法律，又知道英国大臣们的办事方式，因此担任解释者和中间人。起诉皮克顿成了瓦尔加斯的事业和工作，他从革命的幻想回到了现实世界。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进行这项工作。

两个星期后，他们收集了很多信息，案件成形。但对富拉顿来说，这还只是个开头。案子反反复复，停了又启动，迂回曲折，充满羞辱，为之付出的努力持续了五年。这个案子让他发疯，让他丢脸，最后要了他的命。

从费城来的苏格兰小册子作家P.F.麦卡勒姆最后来到西班牙港。他在纽约病了，“得了间歇性热病，是闪米特人的那种。加仑说的复杂的间歇性隔日热，那种病持续不断，在白天发作”。他觉得上帝让自己得了热病很不公平。在旅行中，他已经“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把自己暴露在每一次致命的狂风中”。如此坚韧不拔，仅仅是这位记者或大不列颠人的传奇人生的一部分。抱怨显示了一个人的感性。弗兰克斯小姐从费城来照顾麦卡勒姆。结果证明，这次疾病是“上帝为延长这位作家生命而做的一次奇妙安排”，因为他原本打算搭乘去西印度群岛的船，在航行途中沉没，船上的人全部遇难。他认为自己幸免于难“是为了将第二个宁录的罪公之于众”。

麦卡勒姆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皮克顿的西班牙港。他在星期天登陆，但没有见到安息日的迹象。赌室里挤满了玩台球的人。（同行的一位乘客拿出台球桌和“其他赌博器具”，打算开一家赌室。他以前是伦敦人，“说自己是药剂师或硫酸盐制造商”，后来和一位女演员私奔，在法国和美国流浪了很多年。）

乘客们被带到政府大厦。他们等了一个半小时，麦卡勒姆开始讨厌看到皮克顿的秘书。“那个两足动物”（我们开始意识到麦卡勒姆是狄更斯的前辈），“蹲下来，然后又蹲下来，有时会在一面镜子里看自己柔弱的样子；时而朝东咧着嘴笑，时而朝西咧着嘴笑，欣赏自己的牙齿；当他趾高气扬地走路时，会像雌鹅那样咯咯咯地叫”。

皮克顿走了出来。“这个唐，”麦卡勒姆想，“这个暴发户唐。”麦卡勒姆渴望皮克顿侮辱他或威胁他，至少也要提一下那有名的绞刑架。但皮克顿没有对麦卡勒姆说话，甚至没有看他。被皮克顿忽视的时候，麦卡勒姆自我安慰思考道德的问题，回过神来时发现他已经离开了。

麦卡勒姆一找到住的地方（军营旁边，从早到晚都是鞭子声）就开始干活。他拜访了一个印第安人传教团。他忌妒印第安人“不惹人讨厌的思维方式”，但“对他们观念上的无知表示惋惜”。他觉得那位传教士是个好色之徒。他看到黑人妇女戴满了链子，从脖子到脚踝。感谢上帝他是白人。他收集事实和数据，询问有关农作物和当地水果的事情。（据说在一八〇三年，香蕉的形状和颜色会“让人想撒尿并且产生性欲”。）他拜访了富拉顿，“与这位优秀的人在他的书房里待了一个小时”。他也和英国的反对派接触。

反对派与皮克顿之间又有了摩擦。他们曾经发布公告说要再次集会，要求实施英国的法律。但皮克顿表示他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集会被取消。现在反对派决定每周六在麦卡勒姆的旅馆里集会。他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叫“丑陋俱乐部”。俱乐部有书面的规章制度。作为秘书，麦卡勒姆的职责是保存这些记录和“文件”，但他很小心。如果裁判所的人（他这么称呼贝格拉特和他的朋友们）“知道我的笔如此忠于人道事业，他们很快就会折磨握笔的这只手”。

麦卡勒姆在爆发危机的那一周到达。富拉顿和法国的种植园主经常做出让对方吃惊的事情，法国人很紧张。有传言说富拉顿反对瓦洛买监狱里的黑人做投机生意，这一消息让他们非常气愤：人们可以卖自己的黑人，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有人向富拉顿投诉，一位法国面包师“鞭打折磨”他的七个黑人，打得非常厉害，“他们的哭声对别人造成了干扰”。一个黑人已经被打死，另一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让人生气的是，富拉顿竟然听别人投诉这种家务事。面包师听说后“突然暴跳如雷”。

富拉顿还做过更加过分的事。一位法国司令官，或者说西班牙港西部卡雷纳格区的区长，与一位黑白混血儿种植园主一直有矛盾。这个黑白混血儿是个出了名的惹事大王，因为“胡闹”，他已经被周六巡逻队开除了。周六巡逻队的任务是带走喝醉和闲逛的黑人，以及赶跑宵禁时间后聚会的黑人。现在，这个黑白混血儿拒绝派他的任何黑人当司令官的修路工。司令官说他要把黑白混血儿送到瓦洛手里。黑白混血儿说他身上有现金可以付给瓦洛。就这样，他去了监狱。但司令官忽略了富拉顿的命令，没有说明黑白混血儿犯了什么罪，所以富拉顿将他放了。

司令官暴怒。他说，自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开始，他就担任司令官，已经有十三年了。他送到监狱去的每一个人都坐了牢。现在他受到了羞辱，黑白混血儿很高兴。有发生动乱的危险。被释放的黑白混血儿跑到他邻居那里。他的邻居以前是革命者，他跑到海岸边“大喊”：白人和有色人种是平等的。第一专员支持有色人种，反对白人。

这件事发生在麦卡勒姆到达后的星期二。更糟的还在后面。星期六早上，一个年老的法国有色人种妇女从其他岛屿来到西班牙港。她以前被皮克顿放逐，但她向富拉顿发出请求，他书面答应她回来一个星期。上午九点，她向富拉顿汇报。两点半，她去了一个警察的屋子。皮克顿要她马上离开这个岛屿，还亲自写了一条放逐令。富拉顿让警察离开，告诉女人她可以留下。接着他拿了放逐令，由他的一个随从送给委员会秘书。

秘书说富拉顿上校应该小心行事，“因为这样的做法会让皮克顿将军的敌人胜利”。

“我没权利回答你什么。”随从说，然后回到富拉顿那里。

后来，富拉顿夫妇、富拉顿夫人的妹妹和随从一起吃饭。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三位西班牙客人：新任命的副警察长，路易莎·卡尔德隆案件的书记员，佩德罗·瓦尔加斯。

大概八点钟，当他们正在客厅喝茶时（书记员和副警察长忍受着味道怪异的饮料，因为这是独特礼仪的一部分），皮克顿进来要求和富拉顿谈谈。他们穿过敞开的门到达隔壁阳台。一会儿工夫，皮克顿与富拉顿都喊了起来。哨兵听到了，仆人们也听到了。皮克顿在敲阳台的栏杆，富拉顿也敲栏杆表示反击。后来暴风雨结束，皮克顿离去。

笔，纸，富拉顿要他的随从写一份陈述。他们开始写“……下面签名的这些先生……用餐……坐着喝茶……突然大家都很吃惊……威胁性的大声叫喊的语调……”富拉顿为没有让西班牙人也写一份而表示歉意。他有着“狡猾的目的”。大家在陈述下面签了名，富拉顿仔细看了看，并没有写全面。他写道：“他们漏写了皮克顿准将在与富拉顿上校说话时暴躁地敲击阳台栏杆，这当然使得富拉顿上校更猛烈地敲栏杆。”

星期天上午，富拉顿与家人一起去教堂。然后，在随从的帮助下，他准备了文件、瓦尔加斯的报告、副警察长的报告。每一份文件他们都复印了几份。富拉顿夫人可能也帮了忙，她有时候充当业余秘书的角色。富拉顿打算在第二天的委员会特别会议上提出对皮克顿的所有指控。

但当天晚上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担任军事专员的皮克顿，将所有卫兵和哨兵从城市撤回了。军人一直是有真本事的治安人员，而警察只是处理喝酒和闲逛的黑人。富拉顿看到了自己的危险——也许会有更多的黑白混血儿冲到海滩大喊“起义”。之前的迹象表明，他“鼓励”了这些人。他没有自己的部队，并且在训练民兵时遭到反对。这就像他丢了工作。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与皮克顿决斗的想法，“绅士之间处理私事的常用方式”。这当然不可能。但这之后，富拉顿常在处于困境时以这种决斗的幻想安慰自己。

第二天，富拉顿在委员会会议上详细列出了对皮克顿的指控。对于“被关押，被放逐，被加了脚镣，被鞭打致残，被刑讯逼供，被绞死，被烧或被用其他方式惩罚过”的人，不论种族和肤色，他都要求提交一份确定的名单列表。

他的行为引起了轰动。其中有一部分是贝格拉特的错，他主动将所有信息告诉了富拉顿。但没人指责贝格拉特。贝格拉特本人也感到很震惊。他后来说：“我那么坦率真诚地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他本应要感谢地方官员的细心。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却从那一刻起就决定要写一份可恶的指控摆在你面前。今天他把那份指控递给大家时，所有人都很吃惊，都停下来默默地看着对方，因为恐怖和惊讶而吓呆了。”

委员会的成员要求两位专员和解。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富拉顿说，为了政府和平起见，他愿意和解。指控材料被委员会的人员撕毁。富拉顿后来写道，幸好他在家里有备份。皮克顿给富拉顿夫人写了封道歉信。信被留下来作进一步的证据，也做了备份。

富拉顿在自己处于守势时都那么固执，所以，在暂时和解的时期，他变得越来越贪婪。他说，委员会的秘书在皮克顿和他之间制造麻烦，应该停职。三天后他重提了这个要求，作为愿意和解的条件。他想让自己的宪兵司令接管秘书的职位，想让自己手下其他的随从也在政府部门工作，想让佩德罗·瓦尔加斯做翻译官。至于他自己，他想清楚地说明，他“应该处理每天行政上的各项事务”。

他要求的太多了，争论再次发生。第二天，在夺取特立尼达的六周年纪念日，皮克顿写了辞职信。笔迹比平常更整洁，拼写还和以前一样。“我现在清楚地意识到与一个不讲诚信、性格残暴的人共事的困难。自从他到达的那一刻起，就带来了黑暗神秘的阴谋诡计。”他滔滔不绝，“华而不实的慈善事业……炫耀伟大的人道精神……有产者的深深焦虑……狡猾巧妙的谣言……最自私、最有成见的动机……给值得尊敬和正直的人带来痛苦。”

当天晚上，刚好宵禁之后，富拉顿的副警察长管理下的巡逻员发现，一个黑人睡在码头岗亭一个士兵的背包、毛毯和大衣上。与此同时，几个总引人怀疑的水手在守着一艘小船。巡逻员“已经被黑人缠上了”，堡垒里的卫兵拒绝帮忙——这是皮克顿长期有效的命令——因此水手们逃走了。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富拉顿来说，这是他没有权力甚至处于危险的证明。

他希望过几天情况会有所改变。第三专员塞缪尔·胡德海军准将在巴巴多斯岛停留了将近两个月，他对巴巴多斯岛总督的大女儿产生了兴趣。但胡德终于上路了。富拉顿曾经在伦敦见过胡德，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是一个军官、真正的绅士、海军英雄、学者，是一个“专业水平高、大家都喜欢的人”。富拉顿已经为胡德租了“西班牙港最好的房子”。房子的位置很好，能看到海湾和过往的船只。他已经详细嘱托他的一个年轻人为海军准将“做最舒适的安排”。

他也决定，不管皮克顿会说什么，先到旗舰上去欢迎胡德。他决定带詹姆士·彭丁先生一起去。詹姆士先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岛上唯一一个有头衔的英国人，出来是为了追求官位。一年前，阿丁顿首相把他推荐过来，说是如果有破产事务官之类的职位而且他也合适的话，就让他做。皮克顿没有为詹姆士先生找到工作，因此他现在愿意站在富拉顿一边。

胡德让富拉顿失望了。他从一开始就声明自己拥护皮克顿，他很清楚地表明，他不喜欢富拉顿，不喜欢富拉顿为他选的大房子，不喜欢富拉顿的那个想服侍他的善于奉承的随从，也不喜欢富拉顿夫人。富拉顿一直都想不通。胡德是个大忙人，关心的不是特立尼达，而是一场大战争。但对富拉顿来说，胡德的拒绝是永久的伤痛，他极不情愿地产生了怒火。几个月后——战争又开始了，胡德外出作战，后来得到提拔——富拉顿才想到要与胡德决斗。

一切准备就绪，令人费解的欢迎仪式结束了。富拉顿和詹姆士·彭丁先生按计划走到旗舰上，让皮克顿和他的士兵们留在码头。当一行人上岸时，皮克顿没有理会胡德，而是走到詹姆士先生面前说：“我希望阁下能够健康到达，请允许我恭喜您在特立尼达岛安全登陆。”

詹姆士先生迷惑不解。

皮克顿解释说：“我听说，阁下已经被指定担任专员。”

詹姆士先生当时才明白自己受到了侮辱，气愤的皮克顿准备将事情闹大。怒火终于爆发。詹姆士非常气愤，情绪低迷了好几个星期，看到自己没什么出路，他回了英国。

胡德很爱惜自己的名声，甚至连《新闻报》上有关他的文章都要过问。码头上发生的事情本应该对皮克顿不利，但没有任何影响。从那以后，什么事都不正常了。胡德赶走了富拉顿的随从。对于富拉顿夫人，他一开始彬彬有礼。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比如伦敦的托马斯·特罗布里奇先生，不久后在百慕大“衰亡”的可怜的米切尔女士。胡德喜欢巴巴多斯锡福斯阁下的女儿。但胡德这个四十岁的单身汉可不是省油的灯。不久之后，他就直白地说，富拉顿夫人让他生气，他认为她是个危险狡诈的女人。

与胡德一起从巴巴多斯来的英国总司令也直白地表达了对富拉顿一家的愤怒。总司令之前住在富拉顿家。他是个大忙人，挂念着测量、防御工事和防御计划的事情，不能忍受富拉顿和富拉顿夫人“打扰他的公事”。一周后，他搬到小册子作家P.F.麦卡勒姆住的旅馆。富拉顿表达了他不参与阅兵的“详细理由”。他解释说自己不想被人认为“干预军队事务”。或者当他检阅过后，如果总司令发现了地方部队的问题，他要负责。这种没出息的借口使他更失礼于人。总司令暴怒。周末，富拉顿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处于劣势。

胡德、总司令和皮克顿的相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都忠诚效劳，厌恶“文件”、阴谋和律师，还在于他们都不喜欢特立尼达岛上居住自由人。几周以前，总司令暗示过富拉顿，但富拉顿没有反应。将军和海军军官们想要属于自己的土地。海地败将梅特兰、海军上将科克兰以及其他人都期望得到土地作为效劳的奖赏，希望建立黑人庄园。那些和富拉顿一起来的英国移民什么也没做。他们变得越来越穷，还得偿还来时的路费。特立尼达物价很贵，黄油要每磅六先令，每一个移民每月要付一百美元租金。他们没人得到任何土地或工具。一个威尔士男子开始清理一小块地，却被人用瓦洛和监狱里“三十九鞭子和黑人的惩罚”吓跑了。

但当胡德和富拉顿在伦敦面谈的时候，他们曾就自由白人移民达成了统一意见。富拉顿认为胡德并非真的变了，也认为胡德和总司令并非真的站在皮克顿一边。他想这样告诉他们，他有证据。曾有人经过政府大厦时听到皮克顿和胡德在争吵。还有人从跟随总司令的一名官员那里听说，总司令认为当地的士兵落后了二十年。

富拉顿敢肯定，如果他能和胡德私下谈谈，他会让胡德明白。但胡德不想私下见面，所以富拉顿不得不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起这件事情。富拉顿说，他去了两次监狱，确实有所冒犯，但西班牙法律规定，总督应该每周到监狱参观一次，狱卒应该在监狱记事本上做记录。瓦洛的助手波多黎各前来作证。波多黎各说，富拉顿上校没有命令将所有黑人的镣铐解除和禁止鞭打黑人。上校只是口头要求他不要将上了镣铐的黑人惩罚得太严重，没有写在书面上。

这没有用。胡德依旧与皮克顿站在一边，两个人总在一起。军队仍接到不要给民事提供帮助的命令。一群水手在周日的下午闯进一家商店，没人阻止他们。垃圾在热烘烘的街道上腐烂，而负责收垃圾的警察归部队管理。传言有人要起诉富拉顿干预司法和滥用市镇基金：西班牙港市政会按每个黑人苦力每天二十分的价钱付给瓦洛，让他给黑人提供食宿，而富拉顿把黑人苦力当作建筑工人，让他们给自己和胡德建造房子。还有，在军队被收回后，他又把黑人苦力当作应急警察使用。指控有些可笑，但富拉顿小心应对着。佩德罗·瓦尔加斯和宪兵司令帮了忙。

对富拉顿的指责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皮克顿说，他是“一个有手段的诡计多端的人，受控于一个狡诈的女人”。确切地说，他是个疯子。皮克顿这么认为，胡德也这么认为。与此同时，首席检察官向富拉顿暗示，他只需道个歉就可以解决问题。鉴于胡德没站在他一边，富拉顿的气势减弱了，但他还是很固执，越来越沉迷于和皮克顿决斗的幻想，拖延时间。他说他会写信寄往伦敦。如果国务大臣同意，会指定富拉顿向皮克顿道歉的条件。

胡德和总司令在岛上才待了两个星期，总司令就要离开了。英国的反对派也许通过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交给他一封请愿书，他将请愿书交给了皮克顿。之后富拉顿又给了总司令一些文件。总司令第二天退回文件并表示感谢，然后上了船。

富拉顿慢慢地了解到，政务会的会议记录没有被送往伦敦。他很紧张，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宣布自己不能正常参加政务会或委员会的会议。他希望避免每天“争吵的语调”，而且，他想在岛上走一走，“准备汇报的材料”。

富拉顿的话模棱两可，胡德和皮克顿严厉地批评了他。富拉顿上校是要退出委员会吗？他能不经允许就离开吗？他能不经其他委员的同意就写报告吗？简短的信函来来去去，一天有四封。讽刺的是，代表胡德和皮克顿写信的是富拉顿之前的宪兵司令，富拉顿让他做了委员会的秘书。

富拉顿的支持者是英国反对派和麦卡勒姆的“丑陋俱乐部”，他雇用麦卡勒姆做代理人，用从特立尼达国库里拿来的“秘密服务款”付给他工资。麦卡勒姆认为富拉顿“天性善良”。但富拉顿和富拉顿夫人都不能与麦卡勒姆和每周六晚聚集在“丑陋俱乐部”的朋友们轻松相处。他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喜欢显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观点。麦卡勒姆不能很好地驾驭法语和西班牙语，却喜欢用法语词和西班牙语词。他用的词汇很古老，类似拉丁文：lancinated, facinorous, siderated。

他们在政治观念上也有隔阂。富拉顿将自己的事业界定为维护英国的民族特性，以及正义和保护的原则。麦卡勒姆在乎的却是作为英国人的权利。麦卡勒姆反对特立尼达的奴隶制，其实是反对“利物浦的某些人”变得越来越富有，反对“继续坐在四轮大马车里，吃海龟、喝波尔图葡萄酒或红葡萄酒”的黑人贩子。他其实是反对那些将军和军官，他们正在使贫穷的英国移民（尤其是苏格兰高地的人）丧失土地和希望。理论上，这也是反对黑人的存在，与反对黑人没什么区别。麦卡勒姆喜欢杜桑，认为他是“最优秀的人”。但同时，他一想到海地或一看到隔壁兵营里的特立尼达黑人部队，就会非常“痛恨”。

最早与皮克顿作对的英国反对派已经分成两派。一派是有名望的，主要是商人；另一派是少数激进分子，人们认为他们鼓励黑人反抗。还不到十八个月，分界就模糊了。反对派人数增加。在一个黑人很容易就能被购买和出租、对黑人的投资和收入低于一百英镑的殖民地，反对派激进人道主义的一面（这一面源自伦敦的争论和法律原则）变弱了。现在是商人代表着反对派，他们希望英国的法律确保英国人统治。

富拉顿、麦卡勒姆、商人、激进分子残余：他们有使用相同语言的共同敌人，但这些语言可以代表四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在富拉顿的支持者中间，一开始很容易显露出来的正义和保护问题——命令狱卒，要求有监狱记事本——变得模糊不清。在奴隶制和废除奴隶制之间，人道主义者该在哪里停下来？法国的有色人种该怎么处理？他们经常被羞辱，但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有经验的革命者。富拉顿建议应该对他们强硬一些，但又不能太严格，这相当于什么也没说。

富拉顿不仅处于劣势，自己也迷迷糊糊。他不能明确自己的事业。四封书信来往之后的第三天，胡德和皮克顿叫他去参加政务会议，讨论财政问题。但最后并没有讨论财政问题。富拉顿听到皮克顿收回了自己为那天在富拉顿夫人家阳台上发火而做的道歉。“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他总是在相似的场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富拉顿听到他说，他周围“有一群阴险狡猾的人，他们丧失了财产和名誉”。富拉顿听到皮克顿无情地陈述了奴隶殖民地的原则。

皮克顿再也不讲非洲人的“帮助”，或者将黑人的舒适度与欧洲农民的舒适度相比较。“在所有建立了或容忍奴隶制度存在的国家，法律都会允许主人通过合理和适度的惩罚使奴隶顺从。但第一专员下令，没有他的命令就不能惩罚黑人，他其实已经取代了奴隶主和地方官员的权力，导致奴隶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主人和地方官员的支配。临近的殖民地爆发了革命，令国家成为一片废墟，他们的痛苦自然提醒我们不能进行这么危险的改革。”

即便没有辱骂，事态也很严重，和解已不可能。富拉顿认为，他是第一专员，不管胡德是否站在他一边，都到行动的时候了。他对他的随从说，从现在开始，他打算公开收集证据。为调查证人，他指定两个英国人为律师（三年后发现，其中一个根本就不是律师），指定佩德罗·瓦尔加斯为他的西班牙助理法官。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两天内富拉顿就能准备一份详细列有对皮克顿三十七条指控的临时文件，其中包括不经审讯就行刑、误判、刑讯逼供，还有一条是将活人烧死。接下来需要审讯皮克顿。富拉顿脑海里唯一的问题是在哪个地方进行审讯。

有一艘船即将开往英国，乘客里有些是与皮克顿关系很好的军人。富拉顿已经不相信邮政，他认为，派一个测量员作为信使将信件送到英国会更加安全。

其他的信件与这艘船一同去往英国。其中一封是皮克顿攻击富拉顿、赞扬胡德的信。还有一封是佩德罗·瓦尔加斯写给米兰达用以攻击皮克顿的信。瓦尔加斯暂时不做助理法官，回到了已差不多被遗忘的秘密革命世界。他使用古体字写信，使用不会导致任何危险的词汇。他写道，在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的西班牙人都把米兰达看作他们的救世主。

富拉顿当天去了监狱，将一个无故关押了两年的黑白混血儿有产者释放。富拉顿一直有权利这么做。瓦洛和他的妻子罗斯·巴尼耶·瓦洛很配合。他们总能做到鉴别权力，执行命令。这虽然不关他们的事，但他们一直很乐意发表评论。瓦洛说，他总觉得皮克顿对黑白混血儿“特别怀恨在心”，但他和太太已经为黑白混血儿做了他们能够做的。瓦洛太太认为，在这件案子上，皮克顿表现出了“恶意和仇恨”。

三天后的政务会上，富拉顿宣读了他送往伦敦的对皮克顿的指控。皮克顿勃然大怒。富拉顿写道：“任何一个脾气与他一样难以控制的人了解到他当时的愤怒，都会马上杀了他。我有武器，他没有。我把手放到剑上，但没有拔出。”

胡德非常生气。他说富拉顿的文件是“损害名誉的东西”。他就在那一天，到达特立尼达的第三十天，辞职了。所以，现在有两位专员辞职。第三位，也就是富拉顿，感到很害怕，打算逃走。他用国库里的经费租下的纵帆船正在港口里等着。

这时候，富拉顿得到从伦敦传来的坏消息。上一届政府的两位部长，也就是皮克顿的赞助人，正打算罢免他，不让他做国会议员。他们认为，专员的职位是王权下有利可图的公职。但富拉顿现在没时间去考虑这些，他甚至没有回复胡德和皮克顿对他的计划的愤怒的质问。还有几样东西他需要尽快得到：贝格拉特第一次投毒案委员会的报告，瓦洛的有关刑讯逼供的证据。

瓦洛又一次表现得非常配合。他坐在屋子里路易莎遭受折磨后倚靠的桌子旁，用法语写下特立尼达的刑讯逼供史。

路易莎·卡登或卡尔德隆：那天她在贝格拉特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他觉得他应该检查一下有关当时过程的记录，“看纸上写的是否有误”。他走到书记员那里。书记员说，富拉顿上校几天前来要犯罪记录，他已经把岛上所有的犯罪记录交给他了。

政务会特别会议上宣布的消息使人震惊。他们攻击富拉顿，富拉顿的宪兵司令表示抗议。他们决定取消书记员的职位，宪兵司令表示抗议。他们决定逮捕书记员。

傍晚，富拉顿一家正在与随从吃晚餐，宪兵司令带来消息，说书记员被关在市政会的一名地方官员布莱克法官的家里。按照西班牙法律，被关在私人的家里而非普通的监狱里，是公务员的特权。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要去收集证据，也许是准备马上逃走，富拉顿穿着全套制服：镶有红边的蓝色温莎式外套，礼服佩刀。马车也已经备好。他拿起手杖，同宪兵司令和一个随从驾车前往布莱克法官家。太阳快要下山了，富拉顿急匆匆跑上楼梯，走到上层楼梯平台大喊：“卡斯特罗先生在这里吗？”

卡斯特罗是书记员的名字。他和布莱克法官正坐在桌边讨论某些法律问题。听到富拉顿“官气十足的语调”，他们都站了起来。

“卡斯特罗先生在这里吗？还是在监狱里？”富拉顿边问边走进去。

“在。”布莱克法官说，“卡斯特罗先生在这里。那边。”

富拉顿走到卡斯特罗身边，抓住他的手臂。“卡斯特罗先生，我的朋友，跟我来。”[2]他转向布莱克法官，“你为什么、又有什么权力将卡斯特罗先生关起来？”

布莱克法官说他是按委员们和政务会的命令行事。

“他是自由的吗？他能出去吗？卡斯特罗先生，你自由吗？”

“我是囚犯。”卡斯特罗说。

“你看，先生。卡斯特罗先生是名囚犯，这是违法的，或许会被施以绞刑。[3]这是有关绞刑的问题。我要把卡斯特罗先生带走。”

布莱克法官说卡斯特罗在他的监管之下。“如果你硬要带他走，我不会阻挠你。”

“好，不然这样，卡斯特罗先生，我任命你为这片殖民地的人口专员。”[4]人口专员是不能被逮捕的。“现在看看。”[5]富拉顿对布莱克法官说（当然，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囚禁……”[6]富拉顿突然停下来命令宪兵司令去家里叫其他的随从来。“拿本圣经过来，拿本圣经过来。”富拉顿对布莱克法官说。

布莱克法官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不想发誓。

“圣经没有必要。”宪兵司令说，“布莱克先生是罗马天主教徒，可以凭十字架起誓。”

布莱克法官说他是新教徒，不过这都没关系，他并不打算起誓。

“没必要写了。”宪兵司令说，然后将写下的东西撕了。

富拉顿的其他随从到达，皮克顿称他们是“同党”。他们不怕布莱克法官。布莱克法官是个中年人，有些顽皮，因小气出名，自从他作为奴隶贩子从外地运来四十个生病的黑人并以罕见的高价卖出（有三十四个在三天内就死了）后，人们都开始害怕他充满欺骗性的买卖。

“记住，先生。”随从刚到，就对富拉顿说，“你对我说过，我会被绞死。”

同党受到惊吓，差点没站稳。富拉顿发现，既然书记员是西班牙人，布莱克法官是爱尔兰人，那么就没有必要使用惯用的法语“绞刑”了。他说他没有威胁布莱克法官。他刚才说的是，书记员给他的文件与绞刑有关。

“先生们，”富拉顿对他的随从说，“听好了，我说这是违法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难道不是吗？先生们。”

“完全违法。”他们说。在布莱克法官看来，他们像在背书。

“不管怎么样，记住，你对我说过我会被绞死。”布莱克法官说。

想到最初的案子，富拉顿说：“公开的报告是，你曾经威胁说要把那些提供对皮克顿将军不利证据的人关起来，放逐，或绞死。”

布莱克法官说：“我答应你，所有这些惩罚都不会施加在卡斯特罗身上。”

争论就此停止。卡斯特罗默默地坐着。也许，作为新任命的人口专员，他不能遭受逮捕。但富拉顿放弃了营救的尝试。

次日，富拉顿登上了正在等待的纵帆船。逃离，或者离开一段时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他想，这是唯一安全的办法。佩德罗·瓦尔加斯和两个随从跟着他。但纵帆船在当天和第二天都不能起航，因为岸上的人想要他们的犯罪记录。胡德说，如果富拉顿试图起航，他会扣押那艘船，或将它击沉。全市的人，包括麦卡勒姆和“丑陋俱乐部”的成员，都在看着纵帆船，在那里等待。

富拉顿在纵帆船上继续给国务大臣写信。“此刻，我不确定是否该把自己当作一个囚犯。他们动用海军拘留我，阻止我去完成阁下的指令。我在岸上时一直受控于皮克顿将军的部队。”

富拉顿夫人探访过丈夫。一个随从也来到船上，当着富拉顿夫人的面汇报——他“觉得这是他的职责”——胡德说的话。富拉顿觉得这与胡德“以前的方式和性格”不同。与其说这是“司令官的语言”，不如说是“一个喝醉的水手长的措辞”。

富拉顿的宪兵司令仍然是委员会的秘书，胡德和皮克顿通过他给富拉顿送去了一封更正式的信。他们表达了对他出逃的震惊，要求他归还犯罪记录。

当宪兵司令带着富拉顿的回信回来时，有人正在政务会上宣读一份谴责富拉顿的决议。他大声读道：

“我请你通知委员和政务会的成员，任何将犯罪记录带离这个岛屿的人，不是极其不关心公共职责，就是直接违反了公共职责。目前，你信里提到的所有犯罪记录，都在岸上被安全地保存。”富拉顿只要得到保证：他的律师可以复印一份。记录就会被送回。不过，律师们“这时候还不知道文件在哪里”，这是他最后一件让人吃惊的事。

胡德被愤怒击垮，皮克顿被他的讽刺击垮。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没说。随后宪兵司令大声宣布自己要辞去秘书的职务，将委员会的文件扔在一个职员的大腿上，然后走向富拉顿的纵帆船。纵帆船不久便驶向格林纳丁斯群岛——现在要扣押它或击沉它已毫无意义。

到达格林纳丁斯群岛后，宪兵司令带着富拉顿好几封表示愤慨的信件和其他文件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船。第一专员富拉顿在安的列斯群岛上巡游，寻找总司令。第二专员和第三专员都已辞职，富拉顿认为，总司令是唯一能保护他和妻子免受两个专员伤害的人。在西班牙港，两位专员的平静已转变为对不公平的抱怨。和富拉顿一样，他们也开始写哀伤的信件（信里面也有附件），寄往伦敦，寄给国务大臣，甚至寄给首相。

除了写信寄往伦敦，他们也行动起来。他们解雇了港长（是他帮富拉顿找来了纵帆船），也解雇了富拉顿的副警察长。他们将书记员卡斯特罗当犯人关押起来，将所有给富拉顿的同党提供过证据的人驱逐。他们将一个西班牙黑白混血儿赶到英国，将一个西班牙人赶到委内瑞拉。他们让代理卡洛斯·冈萨雷斯的西班牙律师永远离开。他们将革命者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还有拒绝将他的黑人送去做修路苦工的黑白混血儿，他以前被关在监狱里，后来因为地方司令官没有写清被关押的理由而被富拉顿释放。他又被抓了起来，罪状写得很清楚。他被关了七个月，但之后又被释放。逮捕他只是形式，真正的目的是重建司令官的威信，以及打消黑白混血儿的积极性。司令官按法国人的方式行事，如此处理自己受辱一事，令自由的有色人种开始完全信任。据说，索索、巴罗、斯坦尼斯洛斯·德·克劳克斯，还有在其他地方组织起义的黑白混血儿又回到了岛上。毫无疑问，被释放的黑白混血儿现在感觉自己受到了特别保护，他谈到要起诉司令官。但他去找的律师不仅建议不要起诉，还让他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离开气愤的司令官。黑白混血儿明白了律师的意思，匆匆忙忙卖掉家产搬走了。

皮克顿和胡德在政治上也有行动。他们打消了白人小佃农想定居的念头。大概有一百名退役士兵（普鲁士人和荷兰人）移居特立尼达岛。他们没有获得预期的小块土地，相反，“为了不给他们发粮食”，他们被分到庄园里作为额外的种植园劳动力。

为了削弱英国人对富拉顿的支持，他们提出白人联合起来控制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的原则。这是贝格拉特的主意。他一直提及用加拿大式的宪法保护法国人的利益。但他现在说，假若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不再像以前那么“温和”的话，法国人就会接受英国的宪法。否则，特立尼达岛会成为另一个海地，“在那里，波拿巴不可战胜的部队已经被这些人打败并摧毁；在美洲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一定要联合起来使这些人屈服”。

他们又一次试图将富裕或有名望的英国人与激进或下等的英国人区别开来。市里张贴了告示，让英国的商人们放心，胡德和皮克顿“考虑到了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对英国的闹事者采取了打击行动。麦卡勒姆朋友的一个黑人被关押并打成残废，“丑陋俱乐部”被解散。

皮克顿和胡德都想除掉麦卡勒姆。皮克顿知道麦卡勒姆在写一本书，他也觉得麦卡勒姆是某位英国部长派出来的探子。胡德记得，他死去的兄弟曾经在伦敦一份“民主的”报纸上遭受辱骂，麦卡勒姆曾在那里当编辑。胡德也认为，那份报纸对曾经的一场海军叛变负有责任。

他们一开始让麦卡勒姆在民兵队伍里工作。麦卡勒姆表示拒绝，说他只是个过客，几周后就会离开。他也向他的朋友们解释，民兵是自行设立的志愿兵，里面没有什么工作“值一法新”，他打算“打击第一个想朝他下手的人”。他的几个朋友没有参加周日的阅兵。星期三上午，麦卡勒姆被邀请在一间私人房子里见几位民兵官员。他们给他一把椅子，让他解释。消息传开，有人过来观看。

麦科勒姆发表了一场有关英国臣民自由的演说。他说，如果他们想将这间房变成星室法庭[7]，他们会发现他是位不好对付的敌人。后来他们让他离开，但他知道，“他的厄运……现在肯定近在咫尺”。五天后的下午，他被捕，被带到胡德家，面对胡德与皮克顿。

“你必须讲讲你自己。”皮克顿说。

“等回到伦敦，我打算把你想了解的东西发表出来。如果你有时间读一下的话，我相信你会发现我写得很有意思。”

“先生，我不可能觉得有意思，你是妨碍公共和平的人。”

“请允许我告诉阁下，你刚才说的不是事实。不过，对于你的直属部下，我就不能担保了，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黑人军营里的三名军官拿着棍棒痛打一位英国绅士。”

“你对这个殖民地有什么看法？”

“作为英国国民，我想没人能剥夺我在英国殖民地上的居住权。然而，我也没什么要隐瞒的。当我在美国大陆旅游时，听到了很多有关皮克顿准将的传闻，我那时就非常渴望见他。”

皮克顿露出他那招牌式的咧嘴笑容。

麦卡勒姆问了几个有关君主、权威和自然权利的“法律问题”。他在证明，逮捕他是不合法的。

“安静，先生！”皮克顿说。

“很好，先生。我想不久后你们就会在正义的源头听到我的声音。”

“住嘴！”胡德说，这是他第一次开口。

命令被写了下来。

“我们指控他蔑视法庭。”皮克顿说。

“那我可以把自己看成是政治犯。因此，我要求得到相应的特权。”

皮克顿没有理会。他用西班牙语对一位官员说：“告诉瓦洛，除了仆人，不能让任何人和这位囚犯说话或见面。”

三点半，麦卡勒姆已经被关进监狱。他称这座监狱是巴士底狱，但他的牢房很大，将近二十英尺长，十英尺宽，只有他一个人住，由两名黑人士兵看守。牢房里的蜘蛛“和欧洲的螃蟹一样大”，但里面也许没有“蝎子、蜈蚣、无脚蜥蜴和蚊子”。上面的黑牢里关了一个老黑人妇女，是投毒者，看起来七八十岁的样子。下面的牢房里关了五六十个上了镣铐的黑人，他们的链子叮叮当当响个不停，“身上不停地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通过地板的裂缝升上来。

瓦洛“总阴沉着脸，是最丑陋的怪物”。作为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描写肖像的天赋。瓦洛像往常一样健谈。他谈到美国，说自己正在考虑去那里。当麦卡勒姆说他口渴时，他拿出掺了水的朗姆酒，麦卡勒姆喝起来。但他一想到有可能下了毒，就停了下来，一直等到他的仆人拿晚餐来才喝了水。他的仆人也同时为他带来了笔、墨水和纸。麦卡勒姆开始在狱中写日记。

第二天，他患了痢疾，一直昏昏欲睡。他确信自己是因为喝了瓦洛掺水的朗姆酒而中毒。他知道，“公开”他的旅行是恐怖的，但一想到自己的职业责任，他便有了安慰。即便在生病，他还是记录下瓦洛鞭打四个黑人的过程：一名妇女，一个男孩和两个男人。他们遭受的是“四柱”鞭打法。鞭子有四英尺长，中间粗，每打一鞭子囚犯身上就有三四英寸长的痕迹。“每当受害人发出叫声（几乎每个人都如此），或挣扎着想逃脱时，站在前面的瓦洛就会毫不留情地踢他们的脸。”

因为痢疾，麦卡勒姆当天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他通过仆人送了一张便条给一位朋友（朋友的黑人已经被打残，仍然在监狱的某个地方），看他是否能够安排帕克医生来见他。十一点钟，几个士兵过来要将麦卡勒姆带到皮克顿和胡德那里。他说自己走不动。

瓦洛很担心，他哪一方都不会得罪。“哦，先生，他们很快就会强迫你走的，你一定要自己走。”

他们让他走到胡德那座能看到海湾和船只的房子里，他在阶梯处的烈日下站了三个小时。麦卡勒姆想见的帕克医生流着眼泪走下来，麦卡勒姆走上去。皮克顿拿了麦卡勒姆当天早上写的便条，他将地址写成了“巴士底，重罪犯区”。

“这张便条是你写的吗？”

“是的，先生。这张便条不是写给上面称呼的那个人，而是写给阁下的。称呼没有什么区别，内容是相似的。”

“什么是相似的？”皮克顿问，他像富拉顿有时质疑自己的发音一样质疑麦卡勒姆的用词。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编纂词典的人。”麦卡勒姆用了一个更夸张的词。

“你叫什么名字，先生？”胡德问。他仍在探查神秘的存在：麦卡勒姆的名字是皮埃尔·弗兰茨。

“阁下对它并不陌生。”

“请问你在哪里出生？”胡德继续问。

“虽然我当时也在场，但确实说不清楚。大不列颠岛上的某个地方。”

“你是在哪里受洗的？”

“仪式举行时我肯定在场，但我想不起来了。”

“你的父母讲到过那个场景吗？”

“可能讲过。”

“你之前在什么学校上学？”

“难道你没发现我没有进过学校吗？”

“站起来，先生！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站不起来了。至于知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比你希望的知道得更多。”

“住嘴，先生！”

麦卡勒姆拿出他的鼻烟壶。

“请问你吸鼻烟有多久了？”胡德大声问。

“虽然吸第一撮鼻烟的时候我在场，但我确实不记得了。也许你现在以为自己在船的甲板上审问你的厨师。但请记住，我不会像厨师那样受你的控制，所以不会害怕遭受你所谓的惩罚。”

胡德虽然经常唠叨，却总能让人有哭出来的冲动。

“我鄙视你的胡言乱语。”胡德说，“将他带走，把他关起来！”

麦卡勒姆走下阶梯到明亮的院子时，看到麦凯走上来。麦凯就是那个“苏格兰高地人，身材矮小，值得尊敬”，他原本打算在西班牙港开一家没有妓女的客栈，但没人支持他。他是“丑陋俱乐部”的成员，正拿着装有俱乐部“文件”的盒子。麦卡勒姆没有和他说话。

麦卡勒姆疲惫不堪，受到胡德的威吓后胆战心惊。他四小时后回到监狱，病恹恹的。瓦洛正在执行任务，麦卡勒姆看到他把两个人放到树桩上，一个接一个，然后鞭打。大概一个小时后，麦卡勒姆的仆人送晚餐来。牢房里的黑人士兵“在饭菜里翻来翻去”，看里面有没有信件。麦卡勒姆表示反抗，一个黑人士兵“大吼”，亮出刺刀。麦卡勒姆没了胃口。黑人将他的晚餐吃了，没有感谢他。

当天召开政务会。皮克顿说了很长一段话，为他的管理方式辩护。会上宣布民兵服役是强制性的。另一项宣布的事情，是悬赏一百美元寻找失踪的犯罪记录。“丑陋俱乐部”的文件里没有相关记录。

刚过中午（这好像是专门逮捕犯人的时间），又一个英国囚犯来到监狱。他被放到麦卡勒姆隔壁的牢房。那间房和麦卡勒姆的一样长，宽不到十英尺，只有七英尺半。里面已经关了两个英国人，一个印第安人，两个法国黑白混血儿和四个黑人。

新来的犯人是廷布雷尔医生，皇家炮兵部队的一名外科医生。三年前，当寡妇格里菲斯夫人和“温顺的女儿”被皮克顿的黑人士兵包围在那座她说没有卖给罗塞特·史密斯的房子里时，廷布雷尔医生帮了她。之后，廷布雷尔医生娶了格里菲斯夫人的一个女儿。她现在来看望狱中的丈夫，但并不能给予多少安慰。一个黑人士兵站在她旁边，麦卡勒姆甚至觉得，“如果她张开嘴，士兵会将刺刀刺入她的胸膛”。

传言皮克顿打算收买格里菲斯夫人。但廷布雷尔医生的案子更严重。早上七点钟，他被带到胡德的房子里，下午两点回来。他告诉麦卡勒姆（麦卡勒姆已经忘了自己中过毒，得了痢疾），他将六年前一个炮兵犯有强奸罪但没经过审讯就被绞死的证据给了富拉顿的律师们，所以被关进监狱。廷布雷尔整个上午都在否认他把证据给了富拉顿这件事。他后来说，他是想保护律师们。皮克顿和胡德决定，要将廷布雷尔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因为他“将指挥官的秘密信息泄露了出去”，这在西印度群岛是犯罪，还因为他“与有色人和黑人待在一起”。正如富拉顿后来所说（歪曲了一点事实），第二项指控“完全成立，因为廷布雷尔医生在监狱里与九个有色人和黑人一起被关在一间十二平方英尺的牢房里”。

廷布雷尔的事让麦卡勒姆沮丧。不通风、臭气熏天的牢房和底下黑人链子的响声也让他很难过。大概四点钟，一直没有闲下来的瓦洛发现服侍付费犯人的黑人狱童犯了错误。他只是一个小男孩，但瓦洛毫不犹豫地干起了他的本行。他将他放在桩木上，将他的衣服剥了，用鞭子打他，然后在伤口上拍了点酸橙汁。

一个小时后，一封写给“西班牙港监狱囚犯P.麦卡勒姆先生”的信送了过来。信上签名的是曾经被富拉顿解雇、现在又被胡德和皮克顿恢复职位的委员会秘书。“先生，我受命通知您，您将于明天晚上被遣回到你来的地方纽约。”措辞的变化很熟悉。麦卡勒姆将信放下，思考着，最后发现皮克顿和胡德希望的事情没有被漏掉：遣回到你来的地方纽约，从那里走向刑场……

但遣送被推迟，麦卡勒姆说是因为他们和美国纵帆船的船长就价钱问题争论不休。他继续待在监狱里。第二天，他的仆人带来一封信，像他嘴里“嚼的烟草块那样被藏着”。信是另一个苏格兰人写来的，他曾经被捕，被审讯，然后被释放。信的格调很高，是“丑陋俱乐部”的遗风。信里面没什么内容。“那些屈尊使用才能去揭露怪物们的邪恶的作家们，对人类幸福所做的贡献不比那些只展示优点的人少。”

麦卡勒姆打起了精神。但他还得在监狱里待上一天（瓦洛早上将三个黑人捆在木桩上，鞭打他们，然后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上盐、醋，还有监狱里的灰尘），之后警察来接他，将他带到港长那里，港长又将他带到兵营隔壁的住所取箱子，再将他带回码头，拿到收据后将他交给美国船长。在这艘特别的船上，有些船员得了黄热病，纽约流行的那种病。麦卡勒姆后来说，急于想除掉他的委员们用七百美元贿赂了极不情愿的船长。委员会秘书说他付了五十六美元。

两个星期前，在格林纳丁斯群岛的尤宁岛，富拉顿将他的第二个信使（宪兵司令）送上了去英国的轮船。然后富拉顿去了北方，追赶总司令寻求帮助，从一座岛到另一座岛。总司令也像是一个被追赶的人，最初一直朝北，然后快速向南，一直到巴巴多斯岛的总部。富拉顿继而转身朝南。他好像收到了消息，放弃了总司令。

他与佩德罗·瓦尔加斯讲到对南美和所有岛屿进行“科学”调查的必要性。这种看似能让清闲的他们有点事干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强烈。富拉顿开始称瓦尔加斯为“科学家”，瓦尔加斯也开始接受自然科学家的角色。他已经是米兰达的革命代理人。对富拉顿来说，他是测量员、官方翻译以及西班牙法律的助理法官（他说他曾在新格拉纳达担任三位总督的秘书）。

他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一个月前离开的特立尼达水域。他们沿着北海岸航行，在山脉的掩饰下，从西班牙港一直到其他有人定居的地方。然后他们沿着大西洋海岸航行。富拉顿时不时上岸去试探他找的民众的反应。他说，在“没有被皮克顿直接影响”的地方，他可以得到“款待和尊敬”。但在岛屿的东南端，有人给他看了一则公告。皮克顿和胡德宣布，富拉顿违背国王的命令擅离职守，不再是第一专员。

这是胡德作为第三专员的最后一次行动。他已经回到巴巴多斯岛总部。和法国人的战争又要开始了，他被任命为背风群岛部队的总司令。皮克顿又一次单独统治特立尼达岛。他将富拉顿家的哨兵撤回，亲自解散在院子里工作的黑人苦工。苦工们当时正在填补之前为了排掉雨后积水而挖的沟渠。富拉顿夫人和她的妹妹听到皮克顿大喊。她们来到阳台，正好看到两车碎石被放置在阳台前，然后所有的黑人都离开了。

富拉顿知道胡德已经离开了。当他进入帕里亚湾时，他也听说皮克顿已经颁布了详细的戒严令；胡德已经将帕里亚湾皇室海军双桅船交给皮克顿指挥；海军上尉得到命令，如果看到富拉顿的纵帆船停在西班牙港就即刻没收。富拉顿让皮克顿的计划“落空”了，“因为我没有在西班牙港停泊，也没有通过暴力的方式重新夺权，而是从伊卡科海角（他在那里与当地的司令官有点摩擦）航行穿过帕里亚湾直接到了巴巴多斯岛”。

在富拉顿和佩德罗·瓦尔加斯开始逃往巴巴多斯的那一天，米兰达正在伦敦用西班牙文写备忘录。与法国的战争在前一天开始了，米兰达要马上前往特立尼达。他想命令英国的部队与特立尼达的黑人部队即刻进攻委内瑞拉。部队的人数不多，但“足以在大陆起到推动作用。从瓦尔加斯委员信件的摘录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正在着急地等着我们，特立尼达岛上的大部分西班牙人想加入我们。光是这些就足以让大不列颠陛下的部长们相信，我有必要听从祖国的心声，她正处于危险时刻，唤我回去救她。”

幸运的是，胡德外出巡航不在巴巴多斯，富拉顿与总督取得了联系。他没有接近总司令，只是写了封信。“比起单独与皮克顿准将比试或带领力量相当的部队在战场上攻击他，没有什么能更让我满足了。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作为手里只拿了一根警棍维护和平的治安官，我不会挑起战火，单独去挑战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假如让我通过武力方式从敌人手里夺取西班牙港的话，那么除了皮克顿准将，我不知道我会真心地希望哪位将军来与我抗衡。”

富拉顿没有马上送出这封信。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更长的信，是写给不在的胡德，代替胡德从来都不希望发生的私人会面。“我相信，我们与皮克顿准将的交往没有让我们忘记军人和绅士的行为。”富拉顿在信里写了胡德从来没有听过的所有解释，所有证据，并且向他汇报了所有已经向他汇报过的东西。他写得很悲伤。“您的赞赏是我不变的主题。”然而，有人听到胡德在西班牙港的大街上大声说富拉顿的行为“很无耻，极为无耻”。“至于你和我，我们的性格，仅在战争事业这方面说，很早就已经确立。我很清楚，当你和我处于相对的情况下时，发出或接受挑战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极不合适的。”

富拉顿也没有马上送出这封信。但后来他运气很好，从伦敦去特立尼达的装有快件的邮船到达巴巴多斯。国务大臣已经接受皮克顿的辞职，确定了富拉顿作为第一专员的行政权力，明确让他指挥皇家部队和特立尼达忠诚的民兵。信的原件已被送往特立尼达的皮克顿手中。富拉顿将复印件寄给特立尼达卫队的队长、指挥民兵的官员、巴巴多斯的总督，还有不友好的总司令。他很快就收到总司令的回信，以及宴会的邀请。

邮船三天后到达特立尼达。皮克顿决定，应该先放一放刚从伦敦过来的“有关这件重要事情”的邮件，与此同时，不能让富拉顿上岸。他宣布了戒严令，给部队分发实弹，调试海洋堡垒里的大炮。但与此同时，皮克顿也准备离开。他指定贝格拉特做他的产业代理人。贝格拉特组织“主要业主”向皮克顿致辞，他们也为皮克顿的演讲订购了剑，以便“在伦敦准备着”。

两天后，富拉顿的纵帆船从南方进入海湾。纵帆船不是独自航行，而是由一艘战船护航。富拉顿曾经乘战船从英国出发。

皮克顿派一名官员带着一封信上了纵帆船。富拉顿不再是第一专员，不许上岸。为防止富拉顿偷偷上岸，纵帆船上的小船和战船遭到查封。富拉顿夫人只有在战船船长的陪同下才被允许登上纵帆船。

富拉顿转到战船上，战船在西班牙港西部的查瓜拉马斯半岛航行了三天。在航行和“巡查”时，富拉顿给皮克顿写了一封信，准备了一则公告。他也给巴巴多斯的总司令准备了一封信，信中有附件。瓦尔加斯和其他人一直忙于把所有的东西都备份。航行结束时，卫戍部队那位心烦意乱的指挥官派了一位使者到富拉顿那里。富拉顿对他要求的事情给予保证。富拉顿说，皮克顿没有打算“让你掌控军队，军队有时会违反你的命令，还有可能对要求他们支持公民政府的国王不忠”。

就在同一天，富拉顿派了他的一个随从带一封信上岸给皮克顿。“我请你确定，如果只是你个人受到了侮辱或者想阻止我完成我的公共职责，那么我希望你能在摩尔阻止我上岸。如果你本人这样做，我会拔出我的剑，将你的身体刺穿。”

他们现在都收到了信。富拉顿将他的信寄给总司令，三个星期后另一封信又写好了，他寄给了胡德。富拉顿收到特立尼达卫队指挥官的来信，他对富拉顿的“不利形势”表示担忧，但觉得富拉顿在求助于总司令而不是求助“在准将直接控制下的部队”这一点上显示了“判断力”。

后来，危机突然结束。总司令决定替换掉皮克顿，来接皮克顿的双桅船已经到达海湾。就在当天晚上，一八〇三年六月十四日，皮克顿“和有着古铜色皮肤的情人深情地告别后”（虚构的润色是麦卡勒姆加上的），登上了双桅船，前往巴巴多斯岛。大约六年半后，皮克顿的统治结束了。在富拉顿看来，这样的结局就像逃跑。富拉顿后来写道：“皮克顿亲自虐待或侮辱过的很多人都表示，他在白天上船会不安全，或者他在殖民地的权力一旦被剥夺就会很危险。”

皮克顿再也没有回特立尼达，罗塞特·史密斯也随即消失。

这是富拉顿登陆前三天的事。他想要大家明白，第一专员的特权是什么，军事力量的局限是什么，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信件。然后，他发布了公告，这是对他权力的界定。第二天上午九点，他“以常规的形式”登陆，不是从他用于旅行的纵帆船，而是从他前几天转移过去的战船上登陆。他注意到有色人种和黑人都非常高兴。“需要我亲自干涉和积极地劝告，让他们别张灯结彩。这在一座完全由木头建起来的城市里是非常危险的。”

当他得知皮克顿已经被胡德和总司令雇去远征事先计划好的法国岛屿圣卢西亚和多巴哥，后来又收到胡德从他的旗舰（这位海军英雄的伟大领地）上写来的信时，他的胜利感荡然无存。“先生，我不得不告诉您，您的长信我已经收到，比起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我唯一细读的部分）要求的事情，我更愿意忙于对国家来说更实在的事情。”

目前富拉顿还有另一件痛苦的事情。他的一个随从死了，还未成年，死得很突然。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现在轮到他来恢复（港口主任、副警察长、书记员）、解雇（政务会、首席检察官、伊卡科斯不友好的司令官），以及接收呈文了。他收到一份主要由英国商人、契约职员、“丑陋俱乐部”以前的成员和已经变贫穷的白人移民签名的呈文。他们祝贺他“在您做出选择的时刻……在远处”管理他的政府，希望他建立“英国的司法系统”。

自由的有色人种很害怕这个系统，三天后，英国的有色人种（他们将自己与有革命污点的法国有色人种区分开来）准备和提交了充满焦虑的呈文。他们考虑当地英国社区之外的事情，感谢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挥动英国的权杖……他让所有的英国臣民认为并且感觉到他们生活在一个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风格是正义和保护的典范：这是模仿富拉顿自己的语言。但富拉顿现在关心的是证明自己是管理者。“我最热切的愿望和努力，是加入和解的原则和对每一个人的财产与人身提供不可侵犯的安全。另一方面，让我特别满意的是，我可以证明，我从来没有发现特立尼达的白人或有色人种产生违抗或不服从命令的倾向。”

富拉顿加强了对黑人的管理。在最近的骚乱期间，警察巡逻已经被暂停，黑人在没有主人通行证的情况下到处自由走动，尤其在码头附近。他们在晚上击鼓、跳舞、跳高，让人厌烦。

富拉顿还是一位讲求平衡的行政官，他做出明确的指示，对进口的货物征收百分之三点五的关税。英国商人表示抗议，他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英国法律发挥作用。没有了皮克顿的阻挡，忠心也开始易主。对所有的支持者而言，富拉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角色。

现在，富拉顿一方面急着回应对他的每一项批评，另一方面在为皮克顿的案子积累尽可能多的材料。他手忙脚乱，孤立无援。在回应英国的有色人种时，他含糊不清地阐述了皮克顿、贝格拉特和其他人在三个月前就已经阐述了的殖民地种族原则。但富拉顿看得更远。他听说，巴哈马群岛上的很多种植园主不久前已经改变了主意，不再搬到皮克顿的特立尼达，而是带着自己的五六千黑人去了美国。这被记入了皮克顿的档案。然而，住在特立尼达的自由白人小佃农和黑人种植园主的关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激进主义的愿望才是富拉顿、麦卡勒姆和“丑陋俱乐部”之间的纽带。

有原则和雅量的愤怒已变得不可能。最困难的是奴隶制度。正义和保护的原则——现在只有英国的自由有色人种会这么说。废除奴隶制度很久以后，人们还记得英国和法国的有色人种对他们的黑人管理很严厉，这种封建君主的权位是他们唯一的特点。

富拉顿收到从伦敦的来信，收到他的朋友副部长的来信，收到宪兵司令的来信，新的总督将被任命。有可能要对皮克顿进行司法调查，需要证人和材料。富拉顿拜访了詹姆士·彭丁先生。詹姆士先生自从胡德到达的那一天被皮克顿侮辱后就一直保持沉默。富拉顿将一些文件交给他送往伦敦。（詹姆士在伦敦付出了代价，皮克顿的支持者们当众侮辱他，说他做这件事是为了免费回英国。）

佩德罗·瓦尔加斯也趁机给米兰达送去一份报告。这是三个月来他的第一份报告。这段时间他一直和富拉顿在海上，抄写文件，“研究植物”，追赶别人，也被人追赶。但他还是发现自己有话要说。瓦尔加斯告诉米兰达，加拉加斯的革命时机已成熟，委内瑞拉人准备为革命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为确保成功，瓦尔加斯已在特立尼达准备好一切。“别忘记你出生在美洲，她会张开双臂欢迎你。”

然后，瓦尔加斯重新回去开始工作：起诉皮克顿。时间紧迫，新总督随时都会来。很显然，只有两项控诉能得到证实：一是贝格拉特的投毒案委员会刑讯逼供、举行火烧活人和死人的仪式；二是路易莎·卡尔德隆的案子。关于投毒案委员会，瓦尔加斯有他的担心，因为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奴隶只有在被拷问时给出的证词才有效。但路易莎·卡尔德隆是个自由的女人，她的年龄会是有利条件。瓦尔加斯的想法是，西班牙法律禁止对未满十四岁的人使用酷刑。路易莎·卡尔德隆被拷问时十五岁。瓦尔加斯认为她的年龄应该被改为十三岁。他说服西班牙港的老西班牙牧师在名册上做改动，开一份假证明。要训练路易莎·卡尔德隆的母亲记住女儿的新年龄。她再愿意不过了，她甚至愿意说女儿被拷问时才十岁。

出生证，法律程序的细节，这些都在文件里。伦敦方面也要求证人到场，这没有问题。证人们都愿意跟着富拉顿去伦敦——这是富拉顿的权力——愿意待在伦敦，由英国政府出钱。两个捆绑路易莎的警察，在拷问时将整个过程记下来的书记员卡斯特罗，拉绳子的波多黎各（瓦洛的助手），一直见风使舵的瓦洛，还有路易莎。后来，除了贝格拉特，每一个和拷问有关的人，拷问者和被拷问者，都出发前往伦敦。副警察长也很想去。他帮忙获得了很多证据，一直准备着对十字架发誓，有时候只是那种用两片纸粘在一本普通书的封面上的十字架。

富拉顿忙于清理他在政务会的记录上发现的对他的几项诽谤。比如，他读到，在某天的宴会上，富拉顿夫人安排一个黑皮肤的黑白混血儿坐在蒙塔朗贝尔男爵旁边，这种“奇特的现象”极其危险地提高了黑白混血儿的“狂热想象力”。富拉顿给男爵写信。男爵回信说，（如果真那样的话）他早就立刻从餐桌上起身了。富拉顿的告密者撒了谎，男爵承诺会随时随地质问他。富拉顿将信传了过去，让那两个人去“调解”这件事情。

还有人指控他精神错乱，指控他闯入布莱克法官的家，威胁要绞死他。但时间不够了，当时是他待在西班牙港的最后一个上午，新总督就要到了，海港里的船只正准备出发与护航战船汇合去英国。行李已被打好包，富拉顿夫人，她的妹妹和仆人，随从都准备好了——富拉顿只有这最后一个上午能调查布莱克法官了。

最让富拉顿恼火的是，他在政务会的记录里被描绘成“用几乎不可理解的粗俗的法国方言说话”。他说的是绞刑[8]，布莱克法官记录成通通绞死[9]。富拉顿也反对记录里用西班牙语记述他走进布莱克法官的家时“一只手举着剑，另一只手举着手杖”[10]。他说他只不过是把它们带了过去。

布莱克法官说：“西班牙语只是字面翻译。”

“用西班牙语听起来更糟。难道你现在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我就有理由说你要威胁我吗？”

“当然不能。我现在手里拿的手杖是普通治安官的区别标记，大家都叫它正义棒，我们通常会对着这根棒宣誓。”

对布莱克法官的调查持续了四个小时，直到有人宣布新总督到来才结束。

富拉顿欢迎总督的到来。他的欢迎演说里不只是欢迎的话，还说明了他所做的一切。

在某个阶段，他觉得自己需要有力的证据，所以派人去叫已经打包完毕并与其他人一起在码头等船的书记员卡斯特罗。被派去的人带回的消息，是新总督一开始宣誓，布莱克法官就逮捕了卡斯特罗。布莱克法官还想逮捕副警察长，但副警察长比卡斯特罗更敏捷，或许也比卡斯特罗更愿意逃跑，于是设法跑到船上去避难了。

布莱克法官被召回到政务会。他说逮捕卡斯特罗是因为传言他打算乘船去英国，但他没有交出工作时的所有文件。卡斯特罗确实指定了一名代理人。但布莱克法官不确定那名代理人是否符合条件。代理人看起来是白人，但有可能“他的血管里流着黑白混血儿的血”。

富拉顿仍然是带薪第一专员，但现在只是名义上的，他没有行政权。布莱克法官的无礼已不再是无礼。富拉顿发现，他与新总督待在一起“协调事情”的时间太长了，他本应知道早已到了离开的时候。他的随行人员很多，将近二十个，包括证人和仆人。但他现在没时间去清点和检查。他只让一个和他一起来的移民留在这里。这人现在穷困潦倒，已经花光了三百英镑积蓄，老婆和女儿都死了。他认为自己在“富拉顿上校”的保护之下，白种自由民过来定居都是因为有富拉顿。但现在不是追究原因的时候。富拉顿告诉这位贫穷的鳏夫如果可以的话把土地弄到手，然后匆匆忙忙地上了船。他走的时候没带箱子的钥匙，有些仆人也没和他一起离开，包括瓦洛。

为了处理瓦洛、卡斯特罗、钥匙和仆人的事情，富拉顿命令佩德罗·瓦尔加斯留在后面照应。瓦尔加斯还是一名官员，他的职位不可剥夺。书记员文件的事情几天内就能理清。但瓦尔加斯现在不能说服卡斯特罗去英国。再次被布莱克法官逮捕，卡斯特罗已经吓坏了。如果去英国，他要求至少有皇家传票的保护。

瓦尔加斯甚至已经找不到瓦洛了。三十年来，瓦洛第一次不在他的监狱里。他也被吓坏了，藏了起来。布莱克法官没打算要抓他（不可能将狱卒关进监狱），但他告诉过瓦洛，如果英国人按照英国人的法律在英国会对他怎么样。瓦洛明白了他差不多要掉进去的陷阱：拷问别人的人会被拷问，鞭打别人的人会被鞭打，割别人耳朵的人会没有耳朵，快要退休的狱卒会被关在别人的监狱里。瓦洛被黑人刽子手的不忠以及富拉顿对监狱事务的干涉搅得不安宁，他决定逃跑。他像富拉顿逃避布莱克法官那样逃避富拉顿。瓦洛逃离码头，逃离监狱，逃离城市，在布莱克法官的庄园里藏了十一天，直到瓦尔加斯离开，去英国的风险消失。

富拉顿于一八〇三年七月二十日离开，距离他来时正好二十八周。现在，监狱里没有狱卒，狱卒的助手在外海。刽子手几周前就消失了。总之，特立尼达岛没有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了，这就是他为自己列出的那份清单所付的代价。

[1]The Grand Tour，旧时英国贵族子弟需要遍游欧洲大陆，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原文为法语。

[3]原文为法语。

[4]原文为法语。

[5]原文为法语。

[6]原文为法语。

[7]Star Chamber，15世纪至17世纪英国著名司法机构，以滥刑专断闻名于世。

[8]原文为法语。

[9]原文为法语。

[10]原文为西班牙语。

八　受害者：I　1803.7～1806.2

富拉顿刚刚离开之后的两三天，岛屿便一切恢复正常。新总督急于安抚大众，将富拉顿曾经任命的一半委员解雇，又将富拉顿曾经解雇的一半委员恢复职位。瓦洛离开了布莱克法官的庄园，没有回监狱，其他人接管了他的工作。但新来的人没有经验，几天后，需要拷问一个黑白混血儿（可能是男巫师：黑人的地下生活还在继续），瓦洛又被临时召回。

这个黑白混血儿一直纠缠一个黑人妇女，要她和他睡觉。他最后只是想表达他的友谊，于是同她握手。他用拇指指甲按住她的手掌，她大叫了起来。接着她的小指变弯，手臂开始抽筋肿胀。街上的黑人开始跑，他们又害怕又愤怒，向路过的一位城市官员控诉。

被带到监狱的黑白混血儿说他使用的不是毒药，它的主要成分是春药，是他花一美元从种植园里一个聪明的老黑人那里买来的。老黑人现在已经死了。这种药已经让两个女人“热烈地”爱上了他。他通常将它与水银、指甲碎屑和油脂混合在一起。也许剂量太多了，老黑人警告过他这一点。他走向瓦洛（布莱克法官的命令），接受拷打。他交出解药配方，“浸在朗姆酒里的玫瑰油”，但没起作用。瓦洛再次回到监狱。这一次，黑白混血儿被打得昏了过去，在一摊冷汗中躺了一会儿。对于死了的种植园老黑人和一美元，他又有了新的说词。他说，他是从一个曾因巫术而遭放逐的黑人那里获得的药。

这很严重。黑人妇女的脖子开始肿起来。两个医生给她做了检查，发现她的双手“因为劳动而起了老茧”，没有被抓伤，于是怀疑她根本就没有中毒。确实，月经期一结束，她就停止了歇斯底里，恢复正常。不过大家认为，比起黑白混血儿在拷问期间所受的痛苦，她因为害怕中毒而遭受的痛苦更多。一个说话“像真理之友”的官员甚至认为，黑白混血儿“如果没有昏过去会受到更多的痛苦”。黑白混血儿被放逐——草药是草药，黑人的巫术是黑人的巫术。他们告诉他，他很幸运，没有被绞死。

富拉顿和路易莎一行也许还在加勒比水域上。在维尔京群岛的托托拉岛，富拉顿等了一会儿他的钥匙、仆人和佩德罗·瓦尔加斯。然后，他们一行（现在是十八个，卡斯特罗和瓦洛不在）在英国的护航舰队护送下前往欧洲。皮克顿也在去英国的路上，他和胡德的远征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皮克顿没有看到打仗，也许是他的运气。在圣卢西亚的战斗一天就结束了，皮克顿隶属的军队只是备用。在多巴哥岛根本就没有战斗，他又担任了大概一周时间的军事长官。

当皮克顿和富拉顿竞相赶往英国时，伦敦的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却急着要去特立尼达。佩德罗·瓦尔加斯早期的信里充满了抱怨，没有激起他想去的欲望。但瓦尔加斯近期的报告又让革命变得真实和紧迫起来。米兰达宁愿放弃英国政府给他的五百英镑津贴，而向政府贷款一千五百英镑。这些钱能让他去特立尼达，帮他征募部队进攻委内瑞拉。“这项提议的目的，是将我所有的一切献给我的国家。我深信，有一项更正义、更重要、更光荣的事业还从来没有呈现给芸芸众生。如果像英国这么强大和富有的国家……将难以解释。”

英国人的回复，是部长们正忙于爱尔兰的事情。伦敦的部长们也很了解特立尼达。两个月后，富拉顿和皮克顿相继回到英国，米兰达本人肯定已知道了一点。与富拉顿一起到英国的有黑人、黑白混血儿和他的新西班牙法律专家（三位总督的前任秘书）佩德罗·瓦尔加斯。

富拉顿一行先到。他们在格拉斯哥港上岸，在秋天的埃尔郡富拉顿庄园里度过了几天。富拉顿夫人不是很舒服，医生说是热带气候和长时间海上航行引起的。在西班牙港的街道上很不起眼的路易莎·卡尔德隆，突然成了一个有异域情调、说西班牙语的“克里奥尔人”。她“面容独特”“举止优雅”“线条优美”，用西印度的方式戴了一块穆斯林头巾。她和曾经帮忙拷问过她的黑人（包括瓦洛的波多黎各）在富拉顿两名仆人的照料下送往伦敦。富拉顿没有浪费时间，马上着手准备枢密院的案子。但也有传言说在埃尔郡的富拉顿夫人曾经带路易莎坐她的马车。富拉顿夫人后来说这是诽谤，并起诉了诽谤的人。

富拉顿和路易莎在伦敦掀起轩然大波，皮克顿则在一八〇三年十月登陆时才发现自己已成为公众人物。一家报纸报道：“特立尼达的血腥总督回英国了，有人性的朋友们正准备将他带到正义的法庭，让他在那里接受惩罚。”

皮克顿写信给时任首相阿丁顿，没有谈特立尼达的事情。他提到法国进攻的威胁，并建议了防御策略：提供一支民兵队伍，由处于战略要地的军械库供应弹药；穿灰白色制服；需要少量的非正规军袭击敌军纵队，骑兵袭击追赶的特遣部队；正规部队只争夺“有利位置”，不冒险打“常规战”。这是一种以全面战争为条件的游击战争。实际上，依靠这种战术，海地的黑人在一七九四年和一七九八年之间消灭了英国的军队。但这封信没能让首相同意接见他，已有许多人就防御策略写信给首相。一个秘书给皮克顿回了信。这是他长期失宠生活的开始：一个在战争时期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将军。

对路易莎·卡尔德隆来说也只是开始。现在，她经常在枢密院和法院前描绘当时的情景，面对五年后依然设法装作不相信或装作很痛苦的律师。她在圣诞节前两天的西班牙港监狱里怎样举起这只手，弯曲那条腿，怎样被绑起来悬在空中。贝格拉特和计时的手表，波多黎各和绳子，贝格拉特和酒，晚上的烙铁，瓦洛和醋——刑讯逼供成了仪式性的行为，这些都是它的组成部分。问题总是一样的。最后，所做的回应、所说的话和表明的态度没有传达出任何信息。但每上演一次，刑讯逼供的这出戏就变得越来越固定化，效果越来越强。戏剧上演的场景（瓦洛的监狱），与很多法庭审判的场景一样，成了一个神秘的地方，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在想象当时的情景。不过没有监狱的平面图，人们只是通过监狱里个别的不相关的牢房去了解它。早在审判前，皮克顿在特立尼达委员会的朋友就将它推倒了。

富拉顿离开还不到一个星期，大家就发现他已经将特立尼达国库里的钱用光了。六个月前他到达时国库里总共有十万美元，六年的积蓄。富拉顿离开之后岛上还有钱，英国的商人和种植园主靠从商人那里贷款来维持生活。但政府好几年都穷困潦倒。

总督的住宅（以前是富拉顿的）破败不堪（“下大雨时几乎不可能有一块干燥的地”，走在地板上要一直“小心翼翼”），没有钱修补。如果要获得邻近土地，政府会以一部分黑人苦力支付。当需要购买自由的黑人为公共工程干活（每人六十镑）时，政府不得不从当地的发货人那里贷款三年。兵营里的吊床杆垮了不能修，墙壁上到处都是洞，士兵们睡在破败的地板上。他们不定期从伦敦得到补给，但每到那时，他们都穿得破烂不堪。

皮克顿政府每年的花费是八千美元。但富拉顿和他的随从在六个月内就花光了这笔数目，花在薪水、旅行和“秘密服务”上。除此之外，富拉顿的房子花了六千美元；为将十八个随行人员带到英国，在船上准备的必需品花了一千六百美元；富拉顿任命的所有人口专员的工资（包括瓦尔加斯和几个测量员）；和其他所有费用加起来相当的测量部门（瓦尔加斯又在里面，还有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的费用。

特立尼达的首席检察官在一封信里详细列出了这些费用清单，然后寄到伦敦。富拉顿曾经解雇了这个人，但富拉顿一走他就恢复了职位。现在正在枢密院忙着的富拉顿引述特立尼达岛西班牙法律助理法官佩德罗·瓦尔加斯的意见，说首席检察官没有财政权。不过富拉顿也对回答财务上的问题做好了准备。他不仅认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合法，还要求政府给钱。他还是每年收到三千英镑的第一专员，所有的人口专员也还是人口专员。其中有一些九年后还在要工资。十年后，宪兵司令还在要酬金。律师、黑人和黑白混血证人，还有路易莎·卡尔德隆，他们都有权要他们的费用。一开始，佩德罗·瓦尔加斯代领路易莎和其他人的钱，但财政部的法律顾问怀特先生不久后便决定直接与他们打交道。因为副警察长在索霍区的住所被找到了，他每天只有一几尼的收入。

首席检察官和他的朋友们无法接触到富拉顿。但对书记员卡斯特罗或者瓦洛或者想去伦敦作证的人来说，副警察长至少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副警察长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他欠别人的钱，别人也欠他的钱，但后者已被遗忘。两个星期后他的债权人就开始制造麻烦。他的底部包有铜皮的小艇（铜覆材，保护船体免受热带雨水的侵蚀，还是新的，很昂贵）和艇上的黑人被拿出来拍卖，以低价卖出。然后他家里的黑人也被卖掉。再后来，到那一年的年底，他的房子也被卖了。

一八〇四年的新年，皮克顿于去年十二月就被捕的消息传到了特立尼达。枢密院命令国王的使者“将所说的皮克顿准将带到他们面前”，去回答七项非法行刑和一项刑讯逼供的指控。皮克顿被关在一所私人房子里，保释金是四万英镑。这么高的金额意味着罪行很严重。接下来还有另外七项指控，都与投毒案委员会有关。之后的指控也许是在西班牙港兵营里大量绞杀德国雇佣兵，他们找到了证人，小说家的父亲马里亚特帮了忙。

在伦敦，与法律上的仪式和礼节相反，一切都简化为陈述、原则和措辞。案子令人吃惊，看来已没有希望。在特立尼达，这看起来则像是迫害。老蒙塔朗贝尔男爵在历经多年不安的日子，以及失去了一百五十个黑人后，想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不富裕的人早就有可能被毁掉了。一个英国移民说，他在马提尼克岛的一位朋友不得不烧死他的四个黑人。还有人说，瓜德罗普岛的一位种植园主即便在岛被英国人占领的情况下也烧死了两个黑人。贝格拉特说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当时没有英国的国民“敢反抗或者是对法国的法律进行评论”。只有在特立尼达，“政府的敌人总是”对“想象中的犯罪行为”“大呼小叫”。他说，当时在马提尼克岛有一个新的投毒案委员会。

贝格拉特说，投毒者不是唯一的恶棍[1]，还有最近发生的纵火案。一个西班牙港的人从楼梯上向下看时，发现正有人准备将他的房子点燃，不久以后，他又发现同样让人不愉快的事。帕特里斯先生抓到两个逃亡的黑人正准备点燃他家的藤条。除了“这个恶魔般的种族”，还有很多法国的有色人种，知名的白人杀手。他们有时候甚至被放逐到伦敦，但总是又悄悄地溜回来。人们也谈到刑讯逼供。瓦洛的皮克顿刑罚“在骑兵团很著名”。贝格拉特讽刺地说，对这种刑罚的“精确”描绘应该被送到伦敦。

震惊愤怒过后，人们对皮克顿被捕这则新闻的反应得到梳理。很多人——他们被从小机构里解雇，财产被没收——开始前来控诉皮克顿。新总督希斯洛普准将想要安抚大家，因此进行了公正的判决。他在西印度待了将近十年，已经放弃了军事上的雄心。他喜欢佳肴，他的敌人们用十八世纪无情的讽刺描述方式，将他刻画成一个“酒鬼的角色”。二十年前，他参加过直布罗陀包围战，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战斗。现在，他四十岁了，只是想寻求一份工作和安稳的生活。

在富拉顿和皮克顿的这场纠纷中，他不想偏袒任何一方，但他想理清所有事情，只因为他担心自己上任的第一周就被拷问过的黑白混血儿（那个使用春药的人）。一个当时被关在监狱里的意大利水手看到了拷问的过程，消息传到留下来的英国激进分子耳朵里。他们给这个意大利人很多提示，最后他撒谎说当时瓦洛拉起绳子，波多黎各将囚犯吊起。大家都知道，波多黎各当时已和富拉顿去了英国，于是意大利人又被关了起来。曾经提示过他的英国店主（岛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英国激进主义者）很高兴获许离开特立尼达前往英国。

与此同时，针对刑讯逼供和焚烧黑人有一次整体调查。贝格拉特和其他人将自己或者在其他岛上的朋友当中知道的类似这样惩罚的事情记录下来。贝格拉特甚至还找来西班牙法律书，以表明如果嫌犯小于十四岁，大于六十岁，或者是孕妇，就不能用麻绳将他们吊一个小时。

监狱统治最终被推翻。瓦洛最后失去了这份突然变得混乱的服务性工作。

所有这些都做得很及时。从伦敦传来的下一个消息，是虽然枢密院在审查其他指控，但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团发现了一份对皮克顿的真实的起诉书，起诉他“行为不端，导致一位自由的黑白混血儿路易莎·卡尔德隆受到刑讯逼供”。于是，西班牙港要开庭调查目击者，王座法院发布了书面训令。没过几个星期，富拉顿新书《有关特立尼达事务的声明、信函和文件》的副本就被印了出来。

信件从英国到达特立尼达大概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书面训令在五月中旬发出，十一月底在特立尼达法院归档，延误可能是由战争引起的。

据说，一支法国舰队五月份到了海岛附近。皇家海军、种植园主和商人在什么应该得到保护的问题上争论了一年。种植园主和商人说应该保护财产，海军说应该保护海军——“英王政府的移动财产”。海军希望在查瓜拉马斯港建造堡垒，种植园主和商人希望建造堡垒来保护西班牙港和周围的种植园。希斯洛普总督于是踌躇不定。花费七万五千英镑后，他将查瓜拉马斯的黑人劳力撤回，用了一万英镑在西班牙港的山上建了一座小堡垒。不管做什么，种植园主都不愿他们的黑人被征用，希斯洛普总督就主要使用有色人种的黑人来安抚种植园主。殖民地的居民谈论财产和权利，这很奇怪。战争保护了两者，也从来不遥远，但战争总是别人的事情。

争论的事情肯定用了贝格拉特很多时间，延误了书面训令的到位。富拉顿的不合格的出庭律师——几年前，他花了四十美元从皮克顿的秘书那里购买了律师资格证书——回到西班牙港，就路易莎的年龄问题指导路易莎的母亲和其他友好的证人。那些黑白混血儿很热情，有些人以为，把路易莎的年龄说得越小，就越能突显刑讯逼供的不合法。贝格拉特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要确定路易莎的年龄，要指导瓦洛，要重写审讯记录。记录已被更改，贝格拉特将它在家里放了几个月。

那次刑讯逼供是件很潦草的事情，是在一八〇一年的圣诞节匆匆忙忙完成的。要将非法行为全部描述出来并非易事。最讨厌的是，每一个阶段的记录都需要书记员卡斯特罗签名。卡斯特罗现在和瓦洛一样，害怕每一个人，拒绝签名。即便签了名，他也威胁说要在法庭上坦白。贝格拉特开始威吓他，在证人面前指责卡斯特罗的记录有“遗漏”。这种方法起了作用。记录里确实有遗漏的地方，卡斯特罗屈服了。

路易莎在被拷问前应该有个“辩护人”。贝格拉特将这一点写进了刑讯逼供令里——不是指一个真正的辩护人，而是按他的意愿指派一个人。他只能这样做，因为一名真正的辩护人自然会对刑讯逼供令表示抗议，会耽误很长时间。宣布刑讯逼供令和执行刑讯逼供之间应该有五天时间，但贝格拉特马上就执行了。他现在在刑讯逼供令里加进一条说明：刑讯逼供必须马上执行，“为的是避免进一步的拖延会影响这个案子”。西班牙法律禁止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两次刑讯逼供。贝格拉特在晚上七点拷问了路易莎，然后在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前夕的早餐后，大约上午十一点又拷问了路易莎。他也修改了时间。对于“刑讯逼供行为”本身，贝格拉特写进了所有西班牙人在拷问时要做的预备工作——对着十字架宣誓，三次警告以及法官的自我宽恕：“假如她受到了任何伤害或者死了，都该由她自己负责，不应归因于法官。法官只是在尽力调查事情的真相。”

犯人招供要在刑讯逼供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进行，并且要在一间没有刑讯逼供装置的房间里才能得到正式批准。在最后请求辩护的阶段，贝格拉特把自己很好地藏了起来。最先提出请求的是一个在案件中担任翻译的男子。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穷困潦倒的西班牙人，他没有表示抗议。

贝格拉特写道：“当执行刑讯逼供时，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她，不管是爱还是恐惧。但出于对事实的尊敬，她马上揭开了秘密的面纱。”他写到第二次刑讯逼供。“然而，法官大人还不满意，急于想知道谁是帮凶。为了查明真相，他觉得有必要再进行一次刑讯逼供。这一次，她耐心地忍着，坚持不懈地维护和重复她后来的证词。在第二次刑讯逼供期间，她为了真实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以英雄的精神忍受了所有的折磨，对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是特别了不起的。”

因此，所有重点都被写了进去：路易莎被拷问时的年龄，对罪行的承认，对刑讯逼供程序的解释和辩护。这作为对路易莎的辩护，最后的请求不是很合理，作为对贝格拉特的辩护，即便是修改过的程序也有矛盾的地方。比如，紧跟在没有刑讯逼供签名确认后面的就是刑讯逼供。但就像首席检察官不是首席检察官，书记员不是书记员，富拉顿的律师也不是律师。

修改过的记录被还给卡斯特罗，书面训令被归档……上述托马斯被这么雇用，但他没有法律观念，坏透了，充满敌意。他打算侵害、压迫西班牙港的路易莎·卡尔德隆，通过非法、残忍和非人道的手段，让上述路易莎遭受巨大的耻辱，身心承受痛苦，这没有一点合理或可能的理由。在上述场景的掩护下，将上述路易莎（一个还不到十四岁的女孩）进行非法的、残忍的和非人的折磨。用一根绳子将路易莎的手腕捆起来，把绳子穿过固定在某监狱某牢房的天花板上的滑轮……通过残忍和非人的折磨，路易莎的手掌、手腕、手臂和腿被严重擦伤和扭曲。上述路易莎因此很虚弱，病恹恹的。上述路易莎经历了巨大的侮辱和压迫。是对我们和我们法律的蔑视，是公然违背国民的自由，歪曲公众正义，违背他上述的责任，给其他相似的案件造成不利影响，违反了我们的和平、我们的王权和我们的尊严。

正义、责任、尊严，这些是当时具有政治意味的词汇。上述托马斯，上述路易莎：平衡被破坏，这在西班牙港是危险的。有色人种的行为在“变坏”。法院书面训令通过五张印好的传单以及在《新闻报》上的一则广告被公布，一周后，政务会推迟了有色人种九点钟的宵禁时间，但法院拖延了好几个星期。富拉顿的律师不在；然后是首席检察官（奇怪的是，他代理辩护的工作）不在；后来是要主持庭审的希斯洛普总督病了。直到第二年，即一八〇五年（在伦敦的皮克顿请求枢密院加快速度，十三个月后，法院允许他交出四万英镑保释金），第一个证人才被传讯。

第一个被审问的是书记员卡斯特罗。他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发誓，已将做过修订的记录交给了法院。首席检察官问这是不是原始记录，卡斯特罗说是。卡斯特罗和律师都没有时间去读贝格拉特所做的全部改动，都不知道贝格拉特解释了为什么一签署刑讯逼供令路易莎就受到拷问。当首席检察官提示卡斯特罗说贝格拉特等了那法定的五天时，卡斯特罗表示同意。他说他忘了将这一点写进去。富拉顿那位不合格的律师很喜欢盘问，但不知他这样问的目的是什么，问题总是绕回原处。他没有使卡斯特罗感到不安。卡斯特罗那一整天都表现很好。

但贝格拉特后来吓了一跳。他听说，庭审结束后，卡斯特罗去见了富拉顿的律师。他也听说，卡斯特罗正在找一个能在他面前宣誓的有能力的人。

卡斯特罗没有参加第二次庭审，他派人去说他病了，于是对他的审问暂停。路易莎的母亲被传讯，富拉顿的律师马上就遇到了麻烦。

“请准确说出路易莎·卡尔德隆的出生日期。”

“我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但我知道她生在八月的圣路易斯节，她被关进监狱时十岁。”

富拉顿的律师想得到一个更合理的答案：他只要这个女人说路易莎当时十三岁。“路易莎·卡尔德隆进监狱时是不是不止十岁？”

这是暗示性的问题。

“不是。”路易莎的母亲说，“是不到十岁，而不是超过十岁。”

首席检察官接着问。

“你的年纪？”

“四十岁。”

“你怎么知道自己四十岁？”

“因为我从我的国家来的时候有受洗证明。”

“你能识字或写字吗？”

“不能。”

“你看过你女儿的出生登记本吗？”

“佩德罗·瓦尔加斯先生给我看了副本。”

“谁是佩德罗·瓦尔加斯先生？”

“那个带走我女儿的总督的语言学家。”

“你女儿现在多大？”

“十五到十六岁。”

一个简单的圈套：路易莎是在三年前进的监狱。

“你知道你的女儿路易莎为什么被关进监狱吗？”

“因为鲁伊斯先生指控她犯了她从来没有犯过的盗窃罪。”

“在路易莎被送到监狱之前，难道她不是作为佩德罗·鲁伊斯的情人与他住在一起吗？”

“是的，他们之前承诺结婚。”

“在路易莎被指控犯了盗窃罪之前，她和鲁伊斯一起住了多久？”

“两年五个月。”

因盗窃罪被关进监狱时十岁，做情人时七岁：首席检察官没什么可问的了。他既愤怒又无能为力，最后剩下的就是富拉顿的律师羞辱证人了。

“如果你女儿进监狱时是十岁，到现在已过了三年，她现在怎么可能是十五到十六岁呢？”

“不，我说的是路易莎已经十四岁了。”

这更糟糕。她误会了律师愤怒的原因。她的话正在接近真相。

“你的意思是路易莎被关进去时十四岁？”

“是的。还没满十四岁，快十四岁了。”

这就是他想要的回答。她的证词差点毁了他的案子，但他最后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坐下来。翻译官将审讯路易莎母亲的记录递给她，她画了押。

五天后重新开庭。卡斯特罗来了。富拉顿的律师说卡斯特罗想收回第一天说的话。卡斯特罗读了一份宣誓书，这份宣誓书归进了档案。他说他撒谎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自由和财产，“因为有些人很狡诈，他这个宣誓证人指证出哪些人都同样危险”。他再也不会说什么，只在“值得尊敬的欧洲审判人员”面前提供证据。他的话还没说完，富拉顿的律师便突然倒下。他总是晕倒，可能是身体不大好，也有可能是喝了酒。

第二天，希斯洛普总督担任庭长，他要卡斯特罗列出他所害怕的人并作出解释。卡斯特罗说他不能，原因他已经说过。首席检察官向他施压。卡斯特罗仍拒绝回答。他因为蔑视法庭而被关进新建的普通监狱。两年前，他还被认为是位绅士，不能被关进普通监狱。在监狱里，他听说他已经被解雇掉市政会管理者的职位。他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花钱买了这份工作，这是他财产的重要部分。但他没有证据。富拉顿的律师帮不上忙，他又病了。卡斯特罗开始妥协。他说他会在法庭上回答问题，但希望先将问题带回家，将答案写下来。希斯洛普总督表示同意。卡斯特罗在监狱被关了一周后释放。

当案件在市议事厅重新开庭时，贝格拉特在场。卡斯特罗拒绝当着贝格拉特的面发誓。贝格拉特回避，但他的到来起了作用。卡斯特罗又害怕了。他对首席检察官说，他不知道谁在记录上“画了线”，他重复了很多第一天说过的证词。

富拉顿的律师在整个庭审期间都保持沉默。卡斯特罗说路易莎被拷问时是十五岁，富拉顿的律师只是要求他重复一遍。最后，当卡斯特罗想说波多黎各和其他人跟着富拉顿一起去了英国时，富拉顿的律师表示反对，这是为了戏剧效果而不是因为法律。

庭审终止。富拉顿的律师病了近一个月。后来便颁布了戒严令。

西班牙已经加入了战争，站在法国一边。希斯洛普总督从伦敦听说西班牙的海军上将格雷维纳在马提尼克岛，准备攻打特立尼达。希斯洛普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西班牙港西部的山上筑了防御工事。他带着文档资料，商人带着账簿，都搬了上去。留在西班牙港的人得到建议，如果战败，尽量与敌人议和。

面粉短缺，火药也短缺，军事驻地很小，结果证明有色人种和忠诚的民兵都是不利因素。（一个民兵队长后来写信给国务大臣说：“阁下，对于一个曾经为陛下效劳没有什么瑕疵的人来说，指挥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肯定非常苦恼。用英语指挥这些人，在操练和演习时用法语和西班牙语做必要的解释特别困难，也令人尴尬。”）希斯洛普觉得，有必要招募一队黑人武装骑警。他很小心，只选那些“忠心和性情好的黑人”。但种植园主们既不想武装他们的黑人，也不想失去他们。希斯洛普提出条件，每个黑人在招募时都会被公正地估价，如果他受伤或者牺牲了，他的主人会得到补偿。

结果那次警报有误。六个星期后，政府又搬回城里。希斯洛普想到那几周食物短缺，便让西班牙港所有的面包师为民兵做了很多桶饼干。

早在被干扰前，卡斯特罗就已变得越来越懦弱。现在，他更加沮丧。

“我威胁或恐吓过你吗？”首席检察官问，“还是你害怕或担心我？”

“没有。”

过了一会儿，受到首席检察官的鼓励，卡斯特罗解释了记录中让他困扰的遗漏。遗漏只有两处：一个签名，一个签名后的手写花体字。“我想不起别的了。”

富拉顿的律师站起来反复询问，首席检察官表示反对，希斯洛普总督驳回了他的反对，但富拉顿的律师没什么可问的。他问了五个不相干的问题，然后坐下来。

第二天，他继续处理路易莎的年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没什么希望了，他叫来另一个有破坏性的黑白混血证人。

“路易莎·卡尔德隆和佩德罗·鲁伊斯一起住时多大？”

“据我估计，根据她母亲告诉我的，她那时十岁。”

富拉顿的律师不知所措。“她那时在你看来是那个年龄？”

这话像是鼓励。

“是的。她那时还不是成年女人，没有乳房，因此我觉得她是那个年龄。”

当天晚些时候，富拉顿的律师叫来路易莎的教父。

“向审判人员尽可能准确地陈述她受洗的时间。”

“我记不清了。”

“她那时看起来多大？”

“还不到一个月大的女孩。”

富拉顿的律师彻底绝望了。“她受洗是不是已经十年了？”

“我想是的，或多或少。”

这么说路易莎现在只有十岁。那她是在七岁被关进了监狱受到逼供，四岁半成了别人的情人。富拉顿的律师像个木头人，他将黑白混血儿交给首席检察官。首席检察官没有提问。

富拉顿的律师说他没有证人要传讯了。有一个警察，但他在大陆。

首席检察官传讯瓦洛。瓦洛知道整个特立尼达的刑讯逼供史，他就这个话题说的一切几乎都是灾难性的。富拉顿的律师反对，大家都很不解，没人理他。瓦洛对证词发誓。他现在退休了，不必待在满是灰尘的监狱里，不必在监狱里流汗，也许穿了他最好的便装，也许有一点担心，也许在坐过四轮马车后还有一点虚弱。首席检察官简单地问他，一步一步诱导他。

“路易莎·卡尔德隆与其他犯人的待遇是不是一样？”

“她的待遇比其他任何犯人的都好。”

“她被关在怎样的房子里？”

“她被关在一间大房子里。”

“对犯人来说，那样的房间舒服吗？”

“那是用来关白人的房间，是监狱里最好的。”

“她在监狱里吃得好吗？营养怎样？”

“她和我吃一样的东西，在早上甚至还有咖啡喝。”

“你阻拦过别人帮她吗？”

“没有，从来没有。相反，她姐姐每天都给她带来糖果和烟草。”

这听起来像一间旅馆。富拉顿的律师反复询问。他的问题让瓦洛一开始就说出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的监狱里没有刑讯逼供的工具。但这只是幸运的一击。重要的事实被遗漏在那里，富拉顿的律师很快就像往常一样不加选择地问起来。他问监狱里的日常事务，黑人苦力的口粮，（“从来没有少过？”“从来没有少过。”）烙铁，棍棒。瓦洛再现了监狱里的生活。

“距离你看到皮克顿刑罚有多久了？”

“那座老监狱里一直有，但自从建了新监狱，皮克顿刑罚就被废除了。”

新监狱依然只是一幢楼房，有一个新的狱卒，别人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瓦洛就是瓦洛，新名字永远不会有这种分量，一直都没人知道。那是瓦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自己的黑人波多黎各和布里克在两年前被带到伦敦陌生的街道上，（“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和富拉顿先生在一起。”）现在他自己，十五年来一直名声远扬的人，消失了。

法院终于做了最重要的工作。叫鲁伊斯的男人听说他和一个四岁或七岁或十岁的女孩睡觉（就像有人说的，女孩的乳房还没长大），随即便表达了他的愤怒之情。贝格拉特被他的朋友首席检察官传去作证，他表示抗议，但只是做做样子。他的回答流利、准确、详细。他制服了富拉顿的律师，打败了书记员卡斯特罗。

“我从一七八四年起就认识他了。他当时为这个岛上的总督巴里托上校效劳。查孔先生到来后，他做书记员，整个地区的人都厌恶他，因为他曾经是玛格丽塔岛老兵团里的一名普通士兵，后来去了安戈斯图拉，加入海岸护卫队。在玛格丽塔岛，他是利特蒙迪上校的仆人和理发师。这些让我相信，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学过西班牙法律。”

对卡斯特罗的处罚和公开贬损确实是现在要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两次戒严令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贝格拉特和他的朋友们在接收训令的法庭一直忙于这事。

这一次的警报是真的。法国舰队已经避开纳尔逊在地中海的封锁，解除了对西班牙舰队的封锁。据悉，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已经驶向加勒比海。希斯洛普总督带了档案材料和五百桶饼干躲在筑了防御工事的小山上。不过，他发现自己忘了在水桶和水壶里装水。民兵的物资供应官也是个商人，有点小运气，成功地索取了他没有交付的东西。

一天早晨，十三艘战船出现在北海岸。海岸的士兵点燃他们的小泥堡垒，然后逃跑了。下午，已经做好战争准备的战船驶入帕里亚湾，将海湾封锁。没有战争，来访者是纳尔逊，他历时二十四天横跨大西洋，正在冒险追赶三个月前错过的法国舰队。在西印度群岛，他被一艘美国双桅船和一艘私人特立尼达纵帆船误导：信号是由一个商人的职员发出的，他当时在查看敌情，于是点燃了泥堡垒。纳尔逊以为岛屿已经被占领，以为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在帕里亚湾。他发现自己已经浪费了三天，于是在第二天早上七点（没有与岸上的人交换信息）驶回欧洲。希斯洛普总督民兵的不光彩行为被记录在“胜利者”号的航海日志上，没有加入评论。此时距离特拉法加海战还有四个月。

六个星期后，特立尼达岛从纳尔逊的警报中解脱出来，恢复常态。当收到训令的法庭重新开庭时，一切已变得乱糟糟。富拉顿的律师要求延期，没有出席。大家断定他是在“嘲弄”法庭，法庭休庭。至少过了一年以后，大家才知道他不是个真正合格的律师。但就目前来看，在他差不多毁了富拉顿的案子之后，人们提出了异议，他被放逐。

伦敦的这件案子让大家都很忙。富拉顿写信给财政部，索要离开特立尼达以来的薪金（总共五千二百五十英镑）和他的随从的费用。只有伦敦能解决问题。他在信中说，大家都知道，特立尼达的国库是空的。皮克顿此时也决定索要薪金。第三专员塞缪尔·胡德海军准将回到了英国，富拉顿觉得枢密院也应该调查他。富拉顿释放的黑白混血儿有产者因错误关押向皮克顿索赔四万英镑。一个新的殖民地秘书卡斯尔雷男爵，不是富拉顿的朋友们的朋友，他撤销了特立尼达委员会，切断了富拉顿和国库的供养联系，富拉顿表示抗议。皮克顿写信给卡斯尔雷男爵，说给路易莎·卡尔德隆开假出生证明的西班牙助理牧师应该受到惩罚。枢密院决定再派一个委员到特立尼达，调查皮克顿的投毒案委员会。

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的书在前一年就说要出版，后来受到皮克顿朋友的威胁而推迟，不过最终得以面世。《特立尼达游记》厚达三百五十页，里面记载了巴巴多斯、海地和美国的恐怖事件，“世界的尽头”，一块实行奴隶制的土地，骗子横行，基督教消失，“城市由酒馆和铁匠铺组成”，在“南北卡罗莱纳州的沼泽海岸”的人、苏格兰高地地区的人和麦卡勒姆自己的人都像黑人一样被奴役。新世界是谋杀、欺骗和伪装：他们付钱给麦卡勒姆让他声援事业，但他的激情有时就像他的文风，是狄更斯的榜样。他在前言里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叙述这些让特立尼达岛不幸成为戏院的暴行，是我太沉溺于粗暴的风格”。但他给出了理由，“我自己就是压迫的牺牲品”。

对黑人的描写非常多。但一八〇〇年的黑人与三个世纪前拉斯卡萨斯的印第安人一样无名无姓。这是所有农奴制的沉默。即便瓦洛的助手波多黎各，也只是一个黑人和一个名字。投毒，给一个因劳动而双手起茧的女人春药，一个聪明的老巫师，奥比巫术，一有机会就击鼓跳舞：这些都只是表面的东西。它们暗示了全部虚幻的地下生活，这种生活将克里奥尔的黑人、新黑人、法国黑人和英国黑人联系起来。

新世界是虚构的：这种虚幻的黑人生活一直在变化和发展。在移民组成的特立尼达，这种生活变得多面立体。一个超越了劳动并且比劳动更真实的梦，一个有关权力和虚荣的梦，有关头衔、旗帜和制服的梦，国王、王后和朝臣的梦。种植园主看见自己的黑人时只把他当作黑人，从来不会想其他的什么。他有可能知道，有些黑人会穿上别人丢弃的衣服迎接其他黑人，一起吃饭，一起跳舞，一起乱蹦乱跳：在黑人院子里模仿白人娱乐。但他不知道，那个黑人马车夫——属于罗塞特·史密斯，现在叫罗塞特·皮克顿——现在正从西班牙港里格比先生（商人和黑人贩子）的店铺里运货物。种植园主不知道的是，这个特别愚蠢的黑人马车夫在晚上是一位国王，有十二位朝臣和自己的套装：一件有红色领口的黑色外套，一个肩膀上有绿色的缎带，一顶带黑色帽章的帽子。

只有黑人们知道，如果圣多明各、马提尼克或瓜德罗普的种植园主知道这些事情会感到害怕。黑人起义的开始和结尾如此突然，背叛如此随意，通常只是黑人虚幻生活的一个方面，但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会让起义成真。当秘密成为自身的保障，当幻想淹没并嘲笑由劳动和财产构成的世界，那一刻就会出现。就像一八〇五年十二月第二个星期的大白天里在里格比先生的店铺外发生的事情那样。

年老的法国店员达格维尔正在辱骂运货马车夫，他们叫他金。金心不在焉，把东西装得乱七八糟，他开始警惕起来。

金的同伴说：“他们现在在店铺里对我们很粗暴。几天前，一个白人小男孩打我。”

金说：“如果达格维尔先生现在在路上，他就不会这么傻逼地来打你。”

“傻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金没有压低嗓音，达格维尔听到了。

清早，德加内斯·德·拉·尚瑟雷里先生正在河里洗澡，这条河穿过他在城市北部一座阴凉山谷里的地产。有十二个黑人妇女，头上顶着香蕉篮子，从旁边路上走过。她们摇动沙沙作响的豆荚，边用方言唱歌边跳舞。面包是白人的肉[2]，一个妇女唱起来。合唱曲叫《圣多明各！》

酒是白人的血。

圣多明各！

我们要喝白人的血。

圣多明各！[3]

“面包是白人的肉，酒是白人的血。我们要喝白人的血。”这是首老歌，从另一个岛传来。德加内斯先生没有把这首歌看成是针对他的。他只听到田园歌曲，是对生活的再创造。对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来说，田园生活早已消失。

梅蒂韦夫人病了。她的丈夫是一位种植园主，也是卫队的外科医生。两位女士晚上来看望她，梅蒂韦医生将她们带到妻子的卧室。在那里，她们听到了有节奏的摇豆荚的沙沙声。梅蒂韦夫人立刻说：“是这首歌。”梅蒂韦医生走到窗户边听了起来。

我们吃的面包是白人的肉

可口！

我们喝的酒是白人的血。

可口！[4]

有人看到梅蒂韦医生在窗户边。一个黑人大喊：“安静！安静！”[5]梅蒂韦医生跑到黑暗处，没发现有人。

他审问他的黑人。荒谬的是，在唱歌和戏剧之后，他们的话很随意。但时候一到，他们就会像魔术师一样，揭示真实的世界，这也是幻想的一部分。他们说，黑人将在西班牙港西部的卡伦纳格聚会。至少会有三个黑人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自己的国王领导。三年来，西班牙港的黑人大概每周捐二十分钱到中央基金。黑人们不知道谁是财务员。

梅蒂韦医生的一个黑人要求去卡伦纳格。

“我对你的厚颜无耻感到吃惊。”梅蒂韦医生说。但这个不合情理的请求让他吓了一跳。他在特立尼达只待了八年。他开始咆哮，说有关卡伦纳格的事情他都知道。

梅蒂韦医生警告他的邻居。但有些人仍然无动于衷，即便是已经醉了的德加内斯·德·拉·尚瑟雷里先生，也没有表现出兴趣，但希斯洛普总督听了他的话。一个棉花种植园里的监工最近被杀，凶手消失在内陆的森林里。在西班牙港，一个黑人士兵杀了一名警官。希斯洛普总督听完梅蒂韦医生的话便派兵出发，让他们按照梅蒂韦医生的黑人列出的名字到各庄园去抓那些黑人。他们当天晚上抓了诺埃尔王（那个运货马车夫），抓了刚果王，抓了参孙王、爱德华王、赫罗尔德王、西蒙王和巴普蒂斯特王；他们还抓了很多王后和公主，太子和王妃。但“无所畏惧”团的“法官”老米歇尔和其他两个领导人逃走了。

第二天开始调查（也是审讯）。有人认为，调查需要的是“简易模式”，而不是西班牙法律的“拖延程序”。大家去咨询一个西班牙律师。他说，必要性和东罗马帝国的法典，都证明简易模式是正当的。诺埃尔王，那个运货马车夫，推翻了国王的证据。

游戏结束了。但并不是所有的黑人都知道，有些人继续警告和嘲笑。审讯的第一天，两位法国女士坐在她们的阳台上，看到一个穿白衬衫的黑人骑着一头白骡子进了西班牙港，在阳台下停了下来。一个黑人走到他面前，他们开始谈话，提到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他们想要法国人的脑袋。这时一个女人走下楼梯，黑人匆匆离开。

四天后——审讯进展顺利，黑人的地下王国像被揭开的蚁丘，鞭子、铁链，还有更糟的在等着他们——皇家民兵的惠特森上尉在街上遇到一个黑人。这个黑人说：“假设他们这次杀了白鬼，就再也不回来了。”他要让周围的人都听到这句话。

惠特森上尉用棍子打这个黑人，然后抓住他。黑人说他会将上尉带到一个其他黑人也会这么说的地方。他们开始朝那里走。黑人挣脱想逃跑。惠特森上尉边追边喊人帮忙。一个民兵扑向这个黑人，将他摔倒在地。这就是夜晚幻想的残余：威胁，投降，白天的鞭打。

通过审讯得知，黑人们计划在圣诞节起义。先是砍下德加内斯先生和罗沙先生的脑袋，要吃猪肉（为了盛宴他们贮存了很多），在尚德先生庄园的风车房里跳舞。最后，他们会去梅尔维尔先生的庄园里喝圣水。

在市政会议室里讲出来的是一个让人迷惑的黑人故事，是由延续的、令人困惑的空想组成的不相干的碎片。在宵禁和太阳升起那段时间之间，这些忍受了那么多苦难之后的国王和朝臣，将军和法官，都会相互拜访、交换礼节。他们会送出祝福，也会给予惩罚。法国、英国、非洲、种植园、教堂和议会提供典礼、头衔和权力的仪式。

国王都有自己的旗帜。巴普蒂斯特王将他的旗帜藏在一个“印第安人的篮子里”。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收了十二美元做那面旗。他们被抓时，她正在为猴子团的参孙王做旗帜。这些国王们喜欢相互攀比。卡伦纳格爱德华王的制服是“褐色的荷兰麻布夹克衫和裤子，有蓝色的缎带和外套披风，绑在一起，可以系带子”。他的官员们将木剑涂成白色和绿色。参孙同爱德华发生了争执，他离开爱德华，组建了自己的团队，给自己和他下属们做了同样的制服。参孙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强大的人，他是医生，还有一个卖火药的店铺。然而在白天，参孙喜欢假装成一个愚蠢的上了年纪的伊博黑人。

一个团队可能全部都由克里奥尔人组成。非洲人的团队坚持要“纯色”人，拒绝黑白混血儿。有的人表示了对年代久远的岛屿的忠心——马提尼克团、瓜德罗普团、格林纳达团，甚至还有丹麦团。每一个加入的人都有一个头衔，可能是“女队长”或者“女士总管”。当西庇阿加入卡伦纳格团队时，他被授予“我主圣约翰”的头衔。他没同意，只想成为“秘书”。在聚会时，他“展示了胡乱涂写的本领”。在现实生活中，他是首席检察官的人，但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首席检察官，他是一个虚构的身份与另一个身份的混合。

国王们相互交换礼貌文雅的信息：有的黑人会写字。信息由年轻的妇女传送，有时甚至由上了链条的苦役犯传送。白天的匿名身份帮了他们的忙。一个腿跑起来就痛的黑人会说，他的脚里进了碎片，要到河里去洗，否则会得破伤风。到了晚上他就消失不见。第二天早上，有人看见他穿一件大衣回到种植园，成了一个看起来很滑稽的黑人：穿一件大衣，因为去拜访国王和王后是非常正式的事情。诺埃尔王，那个运货马车夫（在白天是那么愚蠢的人）派了四名代表去迎接一位国王，因为需要“迎接国王的仪式”。国王们自己“不使用任何仪式”。仆人会给国王大蕉和美酒，盛宴由卡拉萝、牛肉和朗姆酒组成。

晚上可能会有其他的仪式。严肃的法官老米歇尔会处罚罪犯，像种植园里的监工那样鞭打他们，或罚款，或让他们跪两个小时，一起敲石头，或将他们驱逐出团队两个星期。有时候，诺埃尔王和他的王后玛丽会征收捐助金。然后他们会烘焙一个大面包，面包块被送给国王的所有朝臣，有时也送给另一个国王。有时候，会有人送“圣餐”（没有放盐的小点心）给国王和王后。参孙王的臣子每人要付两美元才能参加典礼。对一个国王来说，钱总是重要的。参孙的朗姆酒每瓶卖二十七分。

夜晚的王国数量在增加，到处都充满了幻想。种植园主也许观察到了他的黑人有种“不安”，这些没有秘密也不美丽的种植园主正在成为幽灵，然后因为无知和简单而受到嘲笑。黑人们用“谜一般的歌曲”嘲笑他，直接警告他。有些词，比如“遗憾[6]”，包含了所有的秘密，但只有黑人知道。

现在是午夜，虚幻的生活瞬间幻灭。黑人们摇动沙沙作响的豆荚、在明亮的窗户外唱歌，之后，士兵过来搜查，销毁了旗帜和制服。国王和臣子们被惊醒，成了俘虏，他们说只是在玩。他们现在很愿意说话。只是在后来，当他们完全处于另一个世界的时候，这种健谈才成了有意识的背叛。参孙的王后，那个做了旗帜的自由女人，谴责他们：“现在出问题了，你们就说自己与它无关。但在之前一切都顺利和容易的时候，你们都觉得很有意思，都想加入。”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游戏还在继续。多米尼克·里维带了一些“文件”到政务会去证明他的清白。商人和黑人贩子里格比先生宣读了文件。文件中有逃跑的国王写的一封信。多米尼克·里维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文件不能救他。

审讯于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开始。十二月十九日，第一次行刑。三个黑人在西班牙港的主广场被绞死，脑袋被砍下来。他们的尸体被挂在链条上，脑袋被钉在高木桩上。这是他们嘲笑种植园主的结果。一个自由的黑人耳朵被割掉，又变回奴隶，被卖到岛外。其他“主要参与者”的耳朵也被割掉，每人挨了一百鞭子。被打了五十鞭的人要永远戴上铁环。参孙的王后要“永远戴着链条干活”，“有一条腿戴一个十磅重的铁环”。所有的王后、公主和王妃，即便是那些被描述成朴实的、闹着玩的或清白的，也都要受到鞭打，有些三十九鞭，其他的二十五鞭。“玛丽、博纳维塔、玛丽、玛丽·于尔叙勒和琼萝丝每人被打二十五鞭”：这是漫长审判的最后判决。这么多的玛丽——它几乎不是个名字。

黑人团体的亵渎事件引起了极大恐慌，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在西班牙港的新教教堂，克拉珀姆先生举行了一个感恩仪式。

审问在圣诞节后继续。地下活动范围很广，几乎每一个人的黑人都参与了。又一个黑人被绞死，头被砍下来。还有六个黑人的耳朵被割下来，被卖到岛外。

卡斯尔雷男爵从伦敦写信过去表示赞成。他写信给希斯洛普总督说，他无须别人告诉也知道“这群人”应该受到监视。事实上，特立尼达的首席检察官刚刚告诉过他这件事。首席检察官在伦敦为皮克顿作证，“使富拉顿的事情变得更复杂”。（这些话是海地那位被打败的梅特兰将军说的，他还在特立尼达要求得到土地。）首席检察官补充说，这次起义确实是因为“一群白肤色的人”。

然而在当地，故事却变了样。“妖怪们”想“除掉所有白人，将他们放在尚德先生家的新风车房里碾死”。“恶棍们”说，到时将只有“一种颜色”。

在边疆的恐怖氛围下——“无所畏惧”团的法官老米歇尔还没有被抓到，他们悬赏二百美元要他的脑袋——枢密院的律师到那里去调查四个圣诞节前皮克顿的投毒案委员会焚烧活人和死人的事。律师在那里待了一个月，错过了老米歇尔的投降。老米歇尔是因为饥饿而被迫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的。但律师和贝格拉特、布莱克以及其他人谈话，认为皮克顿的案子不需要辩护。特立尼达的事情变得简单化。三年来，英国定居者对博爱和激进共和主义的混淆（伦敦人的说法）消失了。

但伦敦依然存在抗议。白肤色的一批人都在这里：富拉顿、富拉顿的不合格的律师（他被放逐，感到很愤怒）、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激进的店主、被移交军事法庭并被放逐的民兵供应商兼司令官。

希斯洛普总督只寻求平稳。他的房子越来越潮湿阴冷，破败不堪，国库一分钱也没有。人们的批评给忙碌的一年增加了烦恼，问题接踵而来，审讯一场接一场。现在被审的是那个黑白混血儿，他因为非法关押而起诉皮克顿，要他赔偿四万英镑。希斯洛普说，他臭名远扬，曾经被从其他岛屿驱逐出来。在马提尼克，他被上枷示众，脖子上挂了一张写着“殴打白人的黑白混血儿”的小牌。希斯洛普不喜欢审问，他觉得那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希斯洛普一直担心正在执行的法律。他所做的所有事情的合法性几乎都受到那些伦敦人的质疑。希斯洛普写道，从小时候起，他就被当作一名士兵养育，培养服从“合法上级”的美德。现在，“作为一个压迫者被拖上去面对公众”，对他来说太难了。除非他的权力被清晰地界定，否则他再也不会对任何人行刑，即便是“最残暴的杀人犯”。

事实上，有一件很令希斯洛普吃惊的事情。卡斯尔雷男爵已经同意了圣诞节的绞刑。之后又有其他消息陆续传来。更糟糕的是，同时传来的还有P.F.麦卡勒姆那幸灾乐祸的小册子的很多副本，是以他个人名义写给岛上人民的。最关键的消息是，在一八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路易莎·卡尔德隆的案子被提交到了威斯敏斯特王座法庭首席法官埃伦伯勒大人手里。审讯持续了一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最后，皮克顿被判有罪。

在西班牙港的执行法庭所确定的内容——路易莎被逼供时的年龄——与其说是为皮克顿辩护，不如说是为贝格拉特和瓦洛辩护。埃伦伯勒大人和皮克顿的律师挑出来很多证据，认为它们都没什么价值。律师不想为贝格拉特和瓦洛辩护，他说，如果一名办事员不按法律执行命令，那就是办事员的责任。要是瓦洛知道这件事，他当时会很难堪。

皮克顿在四法院的大厅里走来走去。他高高的个子，脸色蜡黄，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穿了黑色的衣服。路易莎·卡尔德隆看起来十八岁左右，在大冬天里穿了白色的衣服，这是不是富拉顿夫人的主意？根据《新门监狱纪事》的记者说，路易莎穿了白色的衣服，戴了白色的平纹细布穆斯林头巾，通过一名翻译描述了被逼供的情景。然后，当年帮忙折磨她的黑人警察，在伦敦待了两年后，他们的关系变亲近了。她叫他拉斐尔先生，他讲了自己的故事，用了大量说明性手势。

皮克顿的律师说：“那位绅士已经站在这里向各位介绍了某种表演，但我不会申诉。我希望这个案子能够以我精通法律的朋友看来很不错的方式呈现给你。”然而，重要的是刑讯逼供命令本身。特立尼达实行的是西班牙法律而非英国法律。而且应该强调的是，英国的法律也不总是英国殖民地的法律。比如，在英国的殖民地圣文森特，割鼻子和剁手是合法的。皮克顿刑罚在刑讯逼供中并不罕见，在任何人文科学的词典里都可以找到它。它是部队里的惩罚，用于“为他们的国家效劳，为保卫他们的国家牺牲热血付出生命的勇士”。即便假定拷问路易莎·卡尔德隆是不合法的，也不能说拷问她是出于恶意。“各诉讼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没有……”

“你不能探究这个问题，”埃伦伯勒大人说，“如果行为不合法就可以被假定是出于恶意。”他一整天都这样警惕和精确。现在他只是简单地陈述问题。“问题是，西班牙法律是否允许这样的行为？”

一八〇一年，西属西印度群岛有关拷问的法律条文是什么？是不是贝格拉特和他的朋友们发现的那些古老时期的法律？埃伦伯勒大人将它们一一排除了，不是太“久远”就是“太可疑”。他比看起来要更了解西班牙法规。皮克顿的证人们没有帮助到他。

特立尼达的首席检察官不懂西班牙法律。他说他看到特立尼达人在翻阅古老的法律书籍，以为那些是国家的法律。他自己不懂西班牙语，在特立尼达没有出过几次庭。他太冷静了，什么也没说。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四年前作为皮克顿的使者来到英国并留下来的杜邦·杜·维维耶·德·古维尔骑士，被问到是否知道西班牙时期的刑讯逼供。他误解了这个问题，大喊：“从来没有！从来没有！”[7]这让起诉方和辩护方非常吃惊。他后来才明白这个问题，方才谈到罪犯的拇指被捆在一起。但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有一个了解西印度群岛的证人在当地使用过西班牙法律，有一本正宗的西班牙法律书籍的副本《法律汇编》。当时正值西班牙和英国交战，这是伦敦唯一一本《法律汇编》的副本。来自西印度群岛有这本书籍副本的西班牙律师，正是佩德罗·瓦尔加斯。

“你对这本书的内容熟悉吗？”

“熟悉。更确切地说，熟悉一部分。有些部分我已经忘了。”

“里面有没有条款说逼供是合法的，或者间接提到逼供？”

“没有，先生。据我所知，没有关于逼供的。”

“你听说过哪些岛屿或者西属西印度群岛的哪些地方使用过刑讯逼供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知道是否有法律允许实施逼供吗？”

“有。在一二六〇年或一二六六年左右，有这样的古老法律。”

这就是起诉案件。辩护律师要求佩德罗·瓦尔加斯翻到《法律汇编》里有关盗窃的部分。瓦尔加斯笨手笨脚地寻摸那三卷本，翻阅起来，但什么也没找到。“一共有三卷。”他说，“找到那一部分会比较困难。”

“你什么时候到那里的？”

“我想是一七九九年。”他当时是革命者，从新格拉纳达来的被放逐的反叛者，曾向皮特表明他的印第安人血统。

“你有没有根据移民法在国务大臣的办公室登记你的名字？”

“我想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不能问他这个问题。”埃伦伯勒大人说，“他会被罚款，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

“你在这个国家有没有以史密斯的名义通行过？”

“是的，有过。”他以史密斯先生的名义在拿破仑和伦敦的马丁先生（米兰达）之间担任过快递员，但那是五年前的事。

“你有没有被富拉顿上校雇用调查皮克顿将军？”

“我想没有，我没有被正式雇用。”

皮克顿的律师不断施压，瓦尔加斯步步后退。辩护律师嘲笑：“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一个机灵的辩护人。”但瓦尔加斯的证据得到肯定，皮克顿被判有罪。

这是一场公共戏剧的终结。“人道主义者非常满意。”富拉顿说，但他的成功就到此为止了。案子继续，还会有新的审讯。对富拉顿来说，事情已经向糟糕的方面发展。他已经病重两个月。特立尼达专员的职位已经被撤回，他的薪水没了。卡斯尔雷男爵一直在妨碍案件的进展，枢密院已经推迟对皮克顿其他指控的调查。

新一轮审讯被批准。兰斯道恩侯爵的藏书被拿出来售卖，皮克顿的律师发现其中有《法律汇编》，瓦尔加斯的证据受到质疑。一位曾经在特立尼达供职的陆军军官出版了一本书支持皮克顿。富拉顿起诉了这位军官，富拉顿的朋友、前殖民地副部长也起诉他，特立尼达的副警察长也按照要求这么做了。最终，书被收起来，但三个案子的问题纠缠在了一起。

副警察长的证据最后没有起作用。他已经是个废人，一个漂泊在索霍区的外国人。他失去了在西班牙港的财产：房子、船和黑人。现在他听说贝格拉特和其他人正计划阻止他回特立尼达。应瓦尔加斯的要求为路易莎·卡尔德隆做假出生证明的老西班牙助理牧师也没有起到作用。他病了，在皮克顿的坚持下，他将于不久后因做伪证而受到审讯。

伦敦有人捉弄麦卡勒姆，在《环球》报上插入了这样一则广告：“如果《特立尼达游记》的作者P.F.麦卡勒姆先生，从现在开始的十四天内不将他留在查林十字路口萨福克街四十号的几样东西拿走，它们就会被卖掉以交付他的部分租金。若想重新获得剩下的东西，必须要通过法律程序。”

麦卡勒姆可以幸免于难，但佩德罗·瓦尔加斯遇到了麻烦。他改变了想法，放弃了米兰达，转投富拉顿，现在正与富拉顿一起沉沦。他没有什么技能。有一段时间，他冒充植物学家，在肯辛顿做一些工作，但没持续多久。他失去了顾问、测量员和人口专员的工作，向国库要钱。他要求得到人口专员工资的请求，被送到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和革命代理人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手里。那人是米兰达的挚友。于是他的请求被拒绝。在伦敦的瓦尔加斯什么也不是，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1]原文为法语。

[2]原文为法语。

[3]原文为法语。

[4]原文为法语。

[5]原文为法语。

[6]原文为法语。

[7]原文为法语。

九　受害者：II　1806～1808

“瓦尔加斯在特立尼达没有尽到义务，他现在又忙于植物学的工作，加入了皮克顿的原告行列！”米兰达给他的朋友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写信。

瓦尔加斯从特立尼达回来四个月后，米兰达就意识到已经失去了他。米兰达没有想到瓦尔加斯会背叛他，还是一位英国大臣告诉他的。后来他觉得不能没听到瓦尔加斯的解释就谴责他。不久以后，他就对瓦尔加斯的事闭口不提了，就像在特立尼达，他对瓦尔加斯的前辈卡罗的事情避而不谈一样。卡罗也曾经背信弃义，西班牙人说他乔装成了一个黑人。

后来，米兰达在吃晚饭时从富拉顿那里听说了瓦尔加斯的事。富拉顿当时一直关注着皮克顿的案子，把这个消息当成好消息告诉米兰达，他一直想说服米兰达站在他一边。在特立尼达，为了得到英国人的支持来反对皮克顿，富拉顿声明拥护英国宪法。但从此以后，岛上关于种族问题的事情变得简单化，同盟阵营已经改变。现在，富拉顿把米兰达要求实施英国宪法的事情说成是皮克顿的“诡计”。他说，目的是推翻革命和使西班牙人在特立尼达的利益受损。

米兰达每隔几周就和富拉顿一起吃饭。他们曾约在斯特兰德街的冠锚酒吧见面，然后参加了艺术学会的晚宴，米兰达是客人，富拉顿是有票的会员。富拉顿了解学会的详情，之前几乎以主人的身份写信给米兰达介绍学会。这其实是他在以另一种方式向米兰达介绍自己。米兰达是位收藏家，他在格拉夫顿街租下的两间房子里堆满了图书、报纸和画作，已欠伦敦书商几千美元。

米兰达总是很友好，但他没有明确表态。他对皮克顿案件感兴趣，不是因为他对路易莎·卡尔德隆和富拉顿感兴趣，而是因为特立尼达是南美革命的根据地。皮克顿受审时，米兰达正好不在伦敦，他五个月前就离开了。他成了英国政府错综复杂的欧洲-南美部署中的障碍，最后在一八〇五年九月被允许离开，派到美国，身上带着六千美元。如果有可能，他会进攻南美。

他所收到的信件中有一封（“我亲爱的将军”）来自富拉顿，信里从头到尾都表示关心，希望他成功。他在一张纸上记下富拉顿的地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张纸虽历经艰险，但还是保存了下来，不过这是他们关系的终结。

被派去调查黑人投毒案的枢密院律师已经离开。“无所畏惧”团的大法官老米歇尔已经从丛林里出来自首。当米兰达战败来到西班牙港时，他获得皮克顿被定罪的消息后仍然感到焦虑。

他曾经异想天开地去进攻委内瑞拉，但以失败告终。还没登陆委内瑞拉，他就被击败。当他于一八〇六年六月来到西班牙港时，感觉就像三十五年后回到了老家。他在一七七一年离开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可以说是他的祖国的一部分，一个被忽略的地方。圣约瑟夫城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黑奴住在丛林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西班牙港到处都是渔夫的小房子。就像被关在塔中的罗利，在外流亡多年的米兰达一直在准备这次回归。争论被反复研究；信使曾带来希望；怀疑者被说服，但不是说服他们相信梦想，而是说服他们参与商业冒险。行动到来的时刻就像一场白日梦，简单，明显，但又怪异。

行动在最后已成为一场混乱、唯利是图的冒险，偷偷摸摸，但又广为人知（《里士满询问报》将特立尼达描绘成集合点），成为追踪在美国的外交和法律上的谣言：船和武器由一位美国商人提供，质量不算最好；两百名从纽约各地招来的新兵，并非都受过训练；海上，甲板上的印刷机为南美人民印刷公告，独立共和国的红蓝黄三色旗被高高挂起，新兵和解放者查阅军事手册。米兰达一刻也不停息，总在清洁他那洁白的牙齿，性情急躁，“对别人的反驳不耐烦”，和难以相处的美国统帅大声争吵；米兰达有高高的个子，近六英尺，身材魁梧，耳朵后已有白发，但他只有五十六岁，他是欧洲人，甚至可以说是英国人，服饰华丽，将上过发胶的灰白长发“束于脑后”，即便用甲板上的木桶洗澡，他也会穿一件红色的浴袍；米兰达总是高谈阔论、大声演讲，他很聪明，而且生活节约，喝的主要是加了糖的水；米兰达这个贵族，这个严守纪律的解放者，经常邀请大众嘲弄他的美洲士兵。

远征军一路走走停停，争吵不断，就这样来到了委内瑞拉的卡贝略港。委内瑞拉的士兵正在等着他们。交战四十分钟，侵略者乱成一团，惊慌失措，抛弃了两艘纵帆船和六十个人，四十个人被关押，还有十个人被一位精力充沛的军官开枪打死，正是这位军官在七年前毁掉了何塞·埃斯帕纳的革命。他们的头被砍下来，然后挂在树桩上。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看似只是说说的革命，游戏一样的行动（旗帜，制服，暗号“美洲”），接着便转变为海滩上的真实鲜血，大路上的头颅。

富拉顿想说服米兰达站在他一边，向他表明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提到在特立尼达岛的英国人对革命的敌意，以及他们迫害留在岛上的西班牙人。富拉顿透露消息，说希斯洛普总督强迫所有西班牙人服兵役——“自愿”但费用昂贵：制服和装备大约每年要一百美元。通过这种方式，他将很多贫困的西班牙人（潜在的革命军）赶出岛屿。在伦敦讨论入侵计划时，大家建议让特立尼达的总督做指挥官。米兰达无法克制自己，他写信给一位英国官员说，在特立尼达总督的控制下，带领远征军是“不可忍受和不光彩的”，尤其因为皮克顿总督之前一直粗暴地对待革命。

现在，当他异想天开的入侵计划失败时，他本应失去价值，本应遭到贬谪，但他却受到加勒比地区英国人的非正式援助。他仍然重要，人们在他身上仍寄予厚望。格林纳达的梅特兰总督给了他新的供给品。他在巴巴多斯岛招募新兵，科克兰海军上将送给他战船。虽然有人悬赏三万委内瑞拉比索要他的脑袋，希斯洛普总督却像对待英雄那样在西班牙港迎接他，把他安顿在一座闲置的房子里。这座房子以前是富拉顿的，现在是政府大厦。米兰达还是一副指挥官的模样，保留了一贯的军事风格，把房子称作“总部”，并很快忙活起来，在里面设想新的入侵计划。希斯洛普总督很热情，承诺给米兰达五百到七百新兵，更有意思的是，他封锁了西班牙港通往大陆的航线。

在西班牙港，一封来自米兰达新的美国支持者的信正在等着他。“我发现这个岛上的每个人都受到皮克顿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他们保持警惕。”富拉顿以前在伦敦也说过同样的话。事实的确如此。三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皮克顿在英国人中不再有敌人，也不再是暴君，不反对英国法律。他只是一名英国总督，因为一些黑白混血儿和黑人的事情而受到迫害。

但现在这已无关紧要。对抗皮克顿和皮克顿主义者，只是富拉顿一个人的事情。米兰达关心的是筹备最新入侵计划，特立尼达的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米兰达待在政府大厦指挥这场入侵战争。希斯洛普总督帮了忙。

实际上，做主人招待米兰达使希斯洛普恢复了活力。米兰达是一位杰出的伦敦人，对掠夺殖民地和在殖民地发财不感兴趣。米兰达到达时，希斯洛普几乎不与秘书说话。米兰达注意到，他们的争吵已“到了白热化阶段”，两个人曾因为秘书一桩不光彩的生意发生争吵。不久后这个秘书挣了钱回到英国，在议会谋得一席职位。他写信给伦敦当局，说希斯洛普是酒鬼和好色之徒。这种仇恨毁了希斯洛普在政府大厦的单身生活。他对米兰达的欢迎是真心实意的，米兰达对他的影响也在希斯洛普送往伦敦的急件中得到体现。希斯洛普写道，米兰达在大陆有很多支持者，对冒险只有好处。

对希斯洛普总督以及在特立尼达的英国人来说，米兰达是一位名人。他不仅是把法国人赶出南美、从而让英国人在那片大陆经商的南美革命家，还是一位杰出的伦敦绅士。他的文化内涵赋予了他这种魅力。他总是与优秀的人打交道，显得与众不同。在英国人心中，米兰达与当地的西班牙人劳工、店主和船长不同，他就是要来解放那些人的。皮克顿曾经这样描写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除非不得已，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努力。他们总有不干活的理由。”现在英国人仍对西班牙人持这一态度。米兰达比当地的西班牙人更具外国特性。在特立尼达，他与众不同。

英国人有自己的态度。米兰达离开委内瑞拉三十五年，现在几乎没有南美人了解他。对一些普通人来说，他是领导，是受压迫者的魔术师。其他人看到的只是欧洲社会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内涵也被延伸为暗指性别上的成功：也许是凯瑟琳大帝，也许是海丝特·斯坦霍普夫人），他们要么带着怨恨之情，要么带着崇敬之心，将这种成功看成对南美魅力也是他们自身魅力的挖掘。他们只看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无能，这是米兰达说的。他们想不到更深层次的殖民掠夺，以及失去现实世界的感觉（米兰达花费毕生精力使这个世界变美好）。南美革命者中没有一人像他那样在流亡中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或者还能像他那样保持健康。没有一人像他那样经常性地显示出理智上的自我珍惜。对约翰·亚当斯来说，米兰达是“阿喀琉斯，受到或真或假的身体伤害”。大多数委内瑞拉人不会慷慨地对他做出评价。对他们来说，米兰达很容易失去价值。他光说不做，装模作样，是小丑和骗子，是有私心的印加王。

在特立尼达，米兰达被出卖了两次。对他忠心的人已经死了，比如老曼努埃尔·瓜尔。瓜尔是米兰达少年时代在加拉加斯的朋友，他被皮克顿抛弃，据说是被毒死的。米兰达是对瓜尔而不是那些被抛弃在卡贝略港的美国冒险家表示尊敬。他收集了所有能收集到的七年前有关革命和死者的信息。为了表示敬意，他去圣约瑟夫城拿了瓜尔的死亡证明。

还有一些人一直忠于革命。比如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他说服自己的兄弟参加革命，但很快就被关进委内瑞拉人的监狱。他本来梦想日后成为将军，结果被皮克顿关了起来。安德烈斯后来成为特立尼达日益扩大的测绘局的一名“测量员”。特立尼达的测绘局局长写信给米兰达赞扬安德烈斯：“除了攻打堡垒，他什么都不想。”安德烈斯很忠诚，但与其他革命者的关系不好。特立尼达的革命曾因缺乏实际行动而日渐衰弱，现在甚至连借来的革命意识都没有了，仅仅成了有关个人野心和个人冲突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来到特立尼达，但很快就沉默不语。在别人的激励之下，他给出了理由。他娶了古维尔骑士的女儿，妻子是“蒙塔朗贝尔男爵的远房亲戚”。他以为米兰达会明白，这是“这个地方的第一次结亲”。如果米兰达明白，他就会尽快推荐他做特立尼达委员会的书记员，因为该职员刚好在头一天出了严重的事故，估计活不了多久。

一位年老的特立尼达西班牙人送来一封信。信很可疑，写信的人没什么文化，他以卡罗旧相识的名义向米兰达表示支持和钦佩。卡罗背叛了革命，但在特立尼达仍然有传言说他曾被皮克顿出卖。米兰达了解到更多有关佩德罗·瓦尔加斯和富拉顿的副警察长之间关系的信息。米兰达现在才听说，副警察长有可能是西班牙政府的探子。

瓦尔加斯曾经写道，美洲正张开双臂等着米兰达。但这是瓦尔加斯在放弃革命时写的。特立尼达的很多西班牙人和瓦尔加斯一样，向米兰达表示敬意，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委内瑞拉人。但他们对他的事业失去信心，有些人已经改变了主意。米兰达是希斯洛普总督的贵宾，本该如此。但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认为自己是被剥夺财产、被忽视的群体，很多人开始希望岛屿被还给西班牙。这样的谣言流传开来。当地的西班牙人都不愿意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帝国。至于那些富裕的西班牙人，米兰达称他们是“可鄙的走私商”，他们肯定反对入侵和革命的想法。米兰达正在调查瓦尔加斯已经发现的东西：导致瓦尔加斯士气大减的东西。

西班牙的新兵很少，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新兵之间争吵不断。有一个美国人反对在英国人麾下服务。洛皮诺特·德·拉弗雷西耶尔伯爵退出，因为他拒绝受美国人的控制。一天晚上，米兰达船上的船员喝醉了酒，打算造反。他们开了一枪，亮起三盏灯，最终以船员被送进西班牙港监狱收场。

米兰达在纽约、西班牙港和伦敦的债务越来越多。一个伦敦书商为了要钱向他施压，有人威胁他要把格拉夫顿街房子里的书搬走，有人威胁要把那房子租下来，还有女主人写来的让人心烦的信件，她也是米兰达两个幼儿的母亲。

米兰达年轻时喜欢妓女，会像对待美酒一样记下她们的样子和价钱。他在中年晚期与莎拉发展的这段平和的感情，在他的英国生活中是一块秘密区域，就像他事业中的其他秘密。然而他却完全忠诚于她，在离开伦敦前写的遗嘱里，他也表现了对她的忠心。有人或许会写：“你愿意独自乘坐四轮马车来……”然而他没有理会别人的反对，去培养那份感情。他独自去了。

莎拉的信虽然省略了一些字和音，却洋溢着爱恋与兴奋之情。尤其让她高兴的，是两岁大的头生子利安德。但黑暗总如影随形，她收到过别人的指点，告诉她小心虚伪的朋友，以及不要恐惧深渊。

“我亲爱的小利安德每天都用笔墨写信给将军，要你给他寄玩具和漂亮的东西，当他生气时……我会离开你妈咪，到将军那里去。他拿一本书，有关你的东西读上半个小时，告诉你他会长成一个好男孩，当听到大家都说他了解的东西和比他大两岁的人一样多时，我非常高兴。

“每一件事情都是暂时的，利安德像他妈妈一样不常想起，现在你不在旁边，我会尽量鼓励他想起所有人。草里有蛇，我们都……”

西班牙港一定是空白的存在。它是通往故乡的大门，与此同时，它又是世界的尽头。

到西班牙港一个月后，米兰达动身发动新一轮进攻。那是一个言语的时代。临走时，他给希斯洛普总督留言：“我希望激励我们纯粹目的的神能让我们成功。当子孙后代了解得更多时，他们就会对事情做出公正的评判，认为我们的事业不仅是爱国行为，也是光荣行为。”他还对他的部队发布公告：“将人民从压迫和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的光荣机会就摆在眼前，人民应该有更好的命运，他们应该享受慷慨的上帝给予的世上最出色国家的庇佑。但他们受到了专制统治的束缚，那种专制太过残忍，是人性再也无法忍受的。哥伦布发现并亲自到过的海湾将会见证我们的英勇努力和辉煌行动。”

三个月后，他回到西班牙港，在大街上受到西班牙人的嘲笑。他的远征军因为意见不合、供给不足、管理不善和过于野蛮而被解散。作为步兵团长参加远征的安德烈斯·德·埃斯帕纳讲到士兵在撤退期间挨饿、被绳子鞭打，指控和那些杂乱的事情会在审讯时浮现出来。

但米兰达差点就成功了，他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科罗镇。希斯洛普总督截获一封委内瑞拉人的急件，急件暗示米兰达可能会取得进一步成功。这名委内瑞拉官员说，如果英国人决定帮助米兰达，科罗就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直布罗陀。科罗“能让整个大陆散发光芒”。但米兰达没有得到要求的帮助，除了两个逃跑的黑人，委内瑞拉人无人响应他发布的公告，他们对一位正在拜访的主教更感兴趣。十天后，米兰达撤退。

他返回西班牙港没有任何仪式，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蒙上一层当地的色彩。两星期前来了两百个华人移民。他们由一名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在加尔各答的华人社区招募，并秘密地运出来，没人希望中国政府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被带到西班牙港，在希斯洛普总督规划的植物园里工作，种植蔬菜。蔬菜在特立尼达一直都供不应求。西班牙人苦力种的东西不多，可可园、棉花园、咖啡园和甘蔗园里没有多余的黑人。种蔬菜挣不到钱，所以他们希望华人会成为特立尼达免费亚洲农业劳动力的来源，成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缓冲器。华人一旦与白人存在利益关系，自然就会与黑人隔离开来。

然而，有一段时间，对白人、黑白混血儿和黑人来说，华人只是他们寄托情感但又疑惑不解的审视对象：穿着奇怪的服装，留着长长的辫子，走小碎步但速度很快，举着精致的阳伞。他们看起来不像能种蔬菜或让植物园变得茂盛的人，他们看起来甚至不像农民。还打着阳伞！也许他们在加尔各答没有找到合适的华人。

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足以证明，米兰达所谓的事业只是一个幻想。多年流浪之后，他还是独自一人，没有一方可以依附。他收到的唯一有意义的问候来自英国人，英国的某个人。但他从来不信任英国。美国人告诉他，英国打算把南美变成另一个印度，这消息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经对美国感兴趣，独立战争后，他还和成为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的人参观了战场。但从那时起，他开始变冷静了。他视美国人为冒险家，怀疑联邦能否团结一致。

回来的路上，他遇到杰斐逊总统和他在华盛顿的内阁。杰斐逊谈到欧洲的战争时说：“他们打仗时，我们会为他们提供食物。”

“前提是他们付钱。”一位部长补充说。

“那当然。”杰斐逊说。

特立尼达显然变得更加腐败了。英国移民已经变得与法国人一样具有殖民倾向，把复杂的文化动机简化成钱和种族问题，不再将他们的行动归诸理想。西班牙的革命者相互争吵，其中有一些很奸诈。种姓或种族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特立尼达虽然不再是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却和米兰达三十五年前逃离的委内瑞拉一样。

但米兰达坚持自己的事业。一个跟着米兰达从纽约出来并目睹卡贝略港悲剧的美国人，用辛辣的笔触描写了米兰达的失败。“他热爱自由，崇拜正直，尊重智者，敬重谦卑，喜欢象征古老黄金时代的高贵而美好的正直与真诚。”米兰达殖民剥削意识浓厚，为这个世界和他的角色准备得太充分了。多年流浪过后，他开始以浪漫的方式处理问题。比如，在特立尼达，他从不见黑人，黑人不是他革命浪漫主义的一部分，不是他想象的纯粹而美好的世界的一部分。在他的想象中，印第安人高贵而不野蛮，是传说中的印加人的后代。米兰达痛惜他们在特立尼达的堕落。他将这种印第安人的浪漫传递给了朋友测绘局局长。局长经常和代表团里那些堕落好酒的印第安人待在一起，因此被称为殖民地土著—印第安人。

两次进攻都失败了。针对第二次进攻造成的灾难，会有一次审问。政府大厦不再是米兰达的家或“总部”。但米兰达已经习惯了遭遇挫折。一旦有可能，他便派人（派去的不是西班牙人）去伦敦寻求帮助。他的胃口不小：四千名士兵。而他自己只能留下来坐等结果。

整整一年，从一八〇六年十月到一八〇七年十月，米兰达一直在特立尼达等待。这是具有双重流浪意义的一年，离开委内瑞拉漂泊在外是他长期不变的流浪，离开英国又是一种新的流浪。这是他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他在伦敦的声誉是他的一切。当时，他的债权人步步紧逼，那些觉得被他出卖过的人生他的气、奚落他。伦敦的来信又带来他被别人出卖的消息。

英国政府之前给他六千英镑去进攻南美。但另一个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曾被派去夺取好望角的米兰达的密友，后来利用机会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许是伦敦当局同意他那么做。英国政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投降时，米兰达正好从委内瑞拉撤军。米兰达担心的是，英国人想征服南美而不是解放南美。

还有其他的信。特恩布尔－福布斯家族的特恩布尔先生受米兰达的债主骚扰，尤其是伦敦书商的骚扰（他一直威胁要把莎拉和孩子们赶出格拉夫顿街的房子）。“他对我特别冷漠……我可能病了，我的心都要碎了。”特恩布尔多年来一直支持米兰达，希望他能发动进攻，并且已经把他公司的出口传单和委内瑞拉商人名单发给了他。米兰达打算在独立后分发这些传单，再加上他个人的推荐。米兰达也把特恩布尔看成好朋友。在遗嘱里，他把自己的画留给了特恩布尔。

“我永远亲爱的将军，我珍惜每一次给我亲爱的朋友写信的机会，因为这就像是我和你在晚上聊天，我相信不久后就会看到或听到你的幸福，我对你安危的担忧每天都在增加，我每一个小时都在向上帝祷告，乞求它保护你能够避免周围的危险，保佑你获得荣誉和成功，我能感受到你的爱。只有我两个可爱的孩子能给我安慰，每当我看到他们，我对你安危的担忧就增加一分。我亲爱的利安德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像我亲爱的先生，他不停地说起你，抱着我让我答应你会回来，你会给他带很多漂亮的东西。我们坐在一起时，他和我讲将军妈妈，我们谈论你好几个小时，然后他想买一艘船，到你那里去，他的话是那么的天真和有趣。我有时不希望听别人讲，我叔叔在给他画像时都不能让他安静地坐一会儿。”

在西班牙港的大热天里，米兰达得到消息——他们在七月中旬点火以便于格拉夫顿街的两间图书室通风。他的书和报纸都很珍贵（他已经决定独立后把它们捐给加拉加斯大学），除了在开借条的情况下借给过几个特别的人，那些书还从来没有被带出过房子。前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拉瑟福德上校回伦敦后去拜访并和孩子们一起玩。拉瑟福德最近常与大臣和将军们坐在一起讨论南美的事情。他现在没有工作，处于中年后期，急需用钱。这些英国的新一代都是个体的人，个人意识强烈，没有受到过英国氏族或团体的保护。而在特立尼达，它表现为英国侵略和为钱疯狂。这种空虚是真切的。在狄更斯早期的作品里，它就像一个孩子对黑暗的恐惧。

“我亲爱的利安德这时候一直在给爸爸写信，告诉他他不会戏弄他的弟弟，他会念书，但他喜欢铁环和陀螺，路边有个市集，他买了一把枪，一把刀，还有鼓，所以你几乎听不到对方说话，我亲爱的先生，这些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从伦敦上流住宅区来的家信，但莎拉的来信总让他陷入恐慌：写作的努力，集中精力，将易控制的焦虑变成突然的恐怖。收到莎拉的来信后不久，米兰达在特立尼达的信件中发现了司法部长的邀请函：“如果米兰达将军能光临周四下午四点的家庭晚宴，格罗斯特先生会非常高兴。”司法部长处理完皮克顿的案子后回到了特立尼达。光明重现！这是米兰达为人熟知的一面，是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定居者看到的一面。但他曾在写给伦敦的信件里流露出痛苦。在特立尼达，他专心于展现实力。不管伦敦有什么样的背叛，不管莎拉多么忠诚地急于告诉他种族教训的事情，米兰达依赖的都是在特立尼达的英国人的善意。

然而，虽然米兰达百般谨慎，他还是会犯错误。皇家海军上尉亚历山大·布莱里想进攻委内瑞拉的安戈斯图拉。在特立尼达，布莱里执行航海条例，限制英国人和英国船只做生意。布莱里曾经在海上不受希斯洛普总督的管制，有很大的权力，并且是科克兰海军上将的朋友。科克兰曾经对米兰达帮助很大。布莱里是个财主，在西班牙港有一座价值一万美元的房子，他乡下的产业包括三十三个黑人和十一头骡子，价值一万三千英镑。

米兰达从布莱里手里借钱，受他的邀请，住在他的庄园和他在西班牙港的房子里。他们一起谈生意。米兰达想筹钱还掉一些债务，布莱里同意买米兰达的“利安德”号轮船。后来布莱里开始找麻烦，认为米兰达的仆人“根据对不同地点的偏见和不同的时刻，过于随意地使用骡子和黑人”。他突然宣布退出，交易没有谈成。

米兰达在伦敦的声誉就像一张底牌，任何人都可以揭开。但英国人急于为布莱里辩解。布莱里是个流氓，和希斯洛普总督的秘书一样，是希斯洛普总督的灾星，他与那位秘书是一伙的。布莱里的海军司令部只不过是海港里的一艘破船，是关押战犯的监狱，他买的时候没花多少钱，然后以高价卖给了海洋事务所。四年里，他靠和受他保护的美国走私商和南美的商人分成以及奖赏发了财。（因跟希斯洛普总督赌气，他没收了运送华人的那艘船。）

英国人为布莱里进行辩解。米兰达很宽厚，说他会“怀念”布莱里的优点，“忘掉他的反复无常”。于是，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他在伦敦的声誉得以保持。他不能和希斯洛普总督待在政府大厦，因为这看起来像英国官方对进攻计划的赞同，但他受到了欢迎。布莱克法官送来一封古怪卖弄的既有英语又有西班牙语的邀请函，邀请他去过圣诞节。（“亲爱的将军，圣诞节是我们一起[1]举行宴会和欢闹的时节。”）政府大厦要举办舞会，米兰达是社交场合的名流，有人把关于一群英国人沿乡村庄园游览一个月的日记给他看。

乡村发生了改变。英国的种植园主越来越多，有很多人无法负荷，欠了债。虽然程度不深，但他们形成的生活方式仍能够被认出是来源于英国人。人们通常骑马去朋友的庄园里吃晚餐，在那里过夜或者度过周末。庄园都很现代化，洛的庄园里有一台新蒸汽机，一天生产的甘蔗汁和三个“牛拉磨坊”里的一样多。“一八〇七年三月六日星期四。一整天都待在家里。将军给麦科吕里小姐上了法语课。饭后与女士们散步一直到晚上，走了一英里，看看各处的改进。三月七日星期五。一整天都待在家，晚饭后和女士们在庄园附近随便走了走。”

英国人试着联络米兰达，使用最合适的方式和最恰当的言辞。他给予反应，并且按他们期望的去做。他把一个老种植园主（以前是英国反对派的大敌人）评定为享乐主义者，这被记录了下来。他发现另一个庄园里的女士“穿着很单薄”，有一个穿的衣服甚至“很透明”。

晚宴上，英国人对米兰达指使萨凡纳大教堂的西班牙牧师剥削八百个印第安人感到气愤。“他慢慢地压榨他们的劳动力，就像从森林里把雪松木砍倒然后拖出来，给自己建一座不知有多大的宽敞的房子。”一个“卑微”的西班牙人卖给印第安人朗姆酒，然后与那位牧师一起分得利润。米兰达对“骑马和乡村生活感到很满意，但讨厌人们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不过，当他在一个庄园里看到两百个黑人穿着主日服装被召集在一起唱圣歌时，他什么也没说。

他们曾经去过的一个庄园叫联合庄园，为皮克顿和一个叫麦克唐纳的男人共同所有。当时没人在家，东西到处都是，有很多书。但米兰达发现没有一本是麦克唐纳的。米兰达没有进入敌人的房子。自他到达以后，他已经了解了很多。如果富拉顿和佩德罗·瓦尔加斯以及其他人在伦敦失败了——宪兵司令正在请求得到他的酬金，那位副警察长失去了每天一几尼的津贴，正在请求回特立尼达并要求得到一块地作为对他损失的补偿——他们在特立尼达就没了支持者。

有人为皮克顿发动捐款，委员会当天在西班牙港国王街的佩里夫人餐厅举行晚宴（“晚宴四点开始”）。米兰达在当地的一位东道主应邀赴约。他在前一天就乘船离开，但因刮大风没能成行，只得返回。自希斯洛普总督而始的每一个英国人都以为米兰达是站在正确的一方。米兰达本人被邀请赴宴“去见皮克顿上校的朋友”，他没有去。但他的确是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米兰达从乡村回到西班牙港一周后，法院下达了关于路易莎·卡尔德隆案子的第二封书面训令。伦敦审判后已经过去十四个月，枢密院提出了富拉顿的其他控诉。皮克顿很快就会被卡斯尔雷男爵带到国王面前（富拉顿愤然将这句话写在宽幅纸张上）。但皮克顿交了四万英镑保释金，一年之后才能复审。第二封书面训令要求的有关酷刑和特立尼达西班牙法律的证据已经于十一个月前被交到伦敦，但它是作为特立尼达委员会急忙订下的决议而提交的，（“然而……”）因此被控方律师拒绝，认为那“只是一种声明，与审判时做的记录相反”。现在，同样的证人将被传唤，同样的实情将得到确定。

书记员卡斯特罗是关键人物。他现在不怀疑酷刑的合法性。他记得，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和一些朋友路过当地的监狱，正好听到两个男人“叫喊恸哭”，他们是牧师谋杀案的疑犯，当时正在“监狱的单间里”遭受酷刑。现在，卡斯特罗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更加直接。证据是有关黑人弗朗西斯科的，他因为谋杀另外一个黑人而在一七九一至一七九二年间被审判，曾被施以酷刑。卡斯特罗在那件案子中担任书记员，他设法找了一份记载那件案子的副本，原件已被送到加拉加斯，后来没有被送回。

几个星期后，给路易莎·卡尔德隆开具假出生证明的西班牙助理牧师死在西班牙港监狱。他在西班牙港已担任二十一年助理牧师，正要因伪证罪和伪造罪受到审判。与此同时，副警察长放弃了富拉顿强迫他插手的诽谤案，离开伦敦去了特立尼达。政务会内有传言说他被禁止进入特立尼达岛，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他消失了。

卡斯特罗、助理牧师和副警察长都是西班牙人，都站错了队。现在，羞辱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就像散兵游勇，没有效忠的对象，每个人都只有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寻求和平。米兰达本应该注意到这点，但他已经形成了流放者的临时补偿意识。特立尼达有黑人和西班牙走私商，他没能看到殖民体制下的特立尼达是殖民体制下的委内瑞拉的延伸。但委内瑞拉有它的特殊性：一部分属于秘鲁，一部分属于欧洲。

米兰达曾派人去伦敦请求得到四千名士兵的援助。但伦敦没打算给他四千名士兵，甚至连四百个也不愿意给。米兰达最后才认清，对于第三次远征，英国不会给予任何帮助。在特立尼达，他已经没什么可以期待的了。派往伦敦的使者还没有回来，他却要准备回英国了。

但希斯洛普总督对米兰达和米兰达的事业期望很高。特立尼达有“很多烦心事”，希斯洛普渴望离开，因此把米兰达的事业看成自己的机会。尽管米兰达已经失败了两次，闲散了一年，又遭到英国人的遗弃，他还是想放弃特立尼达的总督职位，在米兰达的麾下当一名士兵。

对希斯洛普来说，这是特别令人烦恼的一年。布莱里上尉扣留了运送华人移民的船，希斯洛普与他协商了几个月才令船得以放行。那些华人被寄予厚望，但令人失望，他们一点也不懂种植。他们梳着辫子，举着阳伞，慵懒奢华，沉溺于鸦片和赌博，供养他们的费用很昂贵。有传言说，当一个华人在植物园里劳作时，另一个人会在他身后为他撑伞。还有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问题，自由的有色女性看不上华人，华人又看不上黑人妇女。没有女人，华人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开始叫嚷着要求回加尔各答。最后，让大家如释重负的是，他们上了来时的船，被送了回去。

布莱里上尉又有了更多的麻烦。他违抗希斯洛普的命令，公开说他根本不在乎，还扣留了另外一艘船。他因“蔑视罪”被关押，这让他更恼火。他在监狱里表示抗议：“这个地方臭气熏天，肮脏不堪，足以毁了大量黑人和其他被禁锢在如此狭小空间里的身体。”宪兵司令说监狱每天都有人清洗，“已经很干净了”。他说布莱里甚至选了个“小套间”。（西班牙港和它的监狱！两个月前，米兰达救助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瑞典囚犯，他付不起监禁费，一直靠面包和水生活。）

布莱里被释放后便疯狂行事。一个受布莱里保护的西班牙走私商抱怨说有个英国人一直在检举他。布莱里的手下将检举者引诱到港口布莱里的船上。接着便是一通拳打脚踢，他们还用一发十二磅重的炮弹威胁检举人，在他身上涂了焦油。事后，他向希斯洛普总督控诉：“你的请愿人将他的帽子丢在了后面。”总督允许他乘自己的船上岸。但后来他在西班牙港街道上又受到追捕，最后被困在一座房子里，头和脸被棍棒乱揍，一名见习军官“低着头”守在门外。他趁机逃跑，接着便是一阵“抓小偷！”的喊叫声（涂上焦油后，他看上去像一个黑人）。人群越聚越多，他跑进某人的院子里，藏在后院一间黑人房里的一张“黑人床”底下。

“谁？”主人问。

“我。”

“你是谁？”

“利克先生。”

头部的两处伤口一直在流血，他被迫投降。要不是港长介入，布莱里的手下会把他杀了。这是一种海军的热情，马里亚特先生的儿子会把这些写进他的小说里。

希斯洛普总督只想离开。在米兰达动身去英国前，他给米兰达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想法。“这封信是私人并且秘密的，只交给米兰达将军自己思考。”在信中，希斯洛普说他想辞去总督的职位，想参加米兰达的任何一次远征，但他不能接受低于少将的军衔。“我的主要目的是被人体面地聘用，自然不能损害我的个人利益。这是为了他人着想，而不是为我自己。我不能对这件事表现得漠不关心。”

米兰达的回复很简单，希斯洛普可以依靠他。希斯洛普很认真地对待这个承诺，为他的新事业做准备，他开始每天早上花一两个小时学习西班牙语。

最后，人们都来求助米兰达。在船上，他收到一张来自海军军校学员的纸条。这名军校学员是航行中的一个临时雇员，想“通过测试获得上尉军衔”。这个年轻人“有点微醉，因为是我的生日”，想当一名普通水手。他想要米兰达将军为他求情。

虽然在过去二十七个月以来历尽艰险，但米兰达把富拉顿写给他表示善意的信件和他的地址保留在了伦敦的家里。富拉顿说的有关特立尼达和皮克顿主义者的一切都是真的。但富拉顿的战争只能靠他自己，米兰达没什么要回复给他的。一八〇七年年底，富拉顿病得很严重，陷入了困境。他的支持者们已经四处分散。小册子作家麦卡勒姆又写了一本小册子，但他正在寻找另外的事业和新的赞助人肯特公爵。皮克顿的运气越来越好，对他不利的案件因素正在慢慢消散，复审的结果可以预料。富拉顿自己的诽谤诉讼则越来越糟。他一直在拖延，一直在利用证人进行干预，他有可能会因蔑视罪而被关进监狱。米兰达没有给富拉顿带来希望或者好消息。从希斯洛普总督和其他人那里带来的消息都是给皮克顿的。皮克顿曾经是西属美洲革命的好朋友，后来成为敌人，但很显然，现在又是朋友了。

现在皮克顿要给米兰达提供有关英国在特立尼达的早期统治以及当时英国政府对革命表示支持的文件。米兰达也做了一些事情回报他。他在一八〇八年一月底第一次遇到惠灵顿时，对他谈起了皮克顿。在伦敦，米兰达是个大人物。有权势的人都想利用各种机会与他见面。这是一种能量，富拉顿和希斯洛普总督都了解这种能量，皮克顿也会慢慢明白。它不是佩德罗·瓦尔加斯转而为第一专员富拉顿效忠时所理解的那种能量。富拉顿当时对任命职位这件事情慷慨大方，他清空了特立尼达的国库。

四年来，米兰达一直对瓦尔加斯的事保持缄默。但如今在伦敦，米兰达翻出了瓦尔加斯在一七九九年寄给他的信，当时瓦尔加斯刚刚逃难到那里。瓦尔加斯在信中提到他参加了新格拉纳达的阴谋，还提到对阴谋者的逮捕和拷问。拷问以及西班牙帝国——这与瓦尔加斯在第一次审讯时交出的证据相矛盾。这是为皮克顿而做的事情，出于私利与报复。但瓦尔加斯曾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话曾令米兰达激动不已。但拷问也是真的。

米兰达抛弃了瓦尔加斯，也抛弃了瓦尔加斯的主人富拉顿。富拉顿现在很孤独。他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人曾在日志里详细记载了米兰达在特立尼达的乡村之旅，后来和米兰达一起回到英国。信里可能有责骂性的言辞。富拉顿住在伦敦的酒店里，把信还给米兰达，并附上一张正式的简短便条（“富拉顿上校向您道贺”）。几天后，一八〇八年二月十三日，富拉顿去世。

希斯洛普总督为了新事业一直在学西班牙语。米兰达用西班牙语给他写信，在附言里告诉他富拉顿去世的消息。“富拉顿死了，公众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条消息。”那个日志作者写信给米兰达：“尊敬的将军，与你分别后几分钟我便听到富拉顿去世的消息，我的信肯定让他觉得……我担心富拉顿是服用了某种药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富拉顿作为第一专员航行到西班牙港，等待以“常规的方式”登陆那年开始，到今年刚好第五年。监狱还在那里：戴着铁链的黑奴，瓦洛买来进行投机买卖的女人，热黑牢。这都是他的事业，他的困扰。五年后，他们要了他的命。英国的国民特性，公正和保护的原则，责任的概念，角色的概念——错误的改正者，迫害者，被迫害者，卑鄙小人，被遗忘的人——这些就像传奇故事里周而复始的复仇，其中包含着形影不离的同情。

两个月后，皮克顿获少将军衔。六周后，一八〇八年六月的一个星期六，在王座法院举行对皮克顿的复审，埃伦伯勒大人和一个特别陪审团出席了庭审。路易莎·卡尔德隆和那名西班牙警察都在英国待了五年，已经会说英语，不需要翻译人员。他们又重新描绘了七年前的两次拷问场景。路易莎再次展示了手腕上的伤。（“走近一点，将伤展示给陪审团的成员看。”）米兰达记下陪审团的调查结果，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拷问在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法律中是允许的。还有几项手续要办，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皮克顿被宣判无罪。公众对他案件的热情两年前就消失了。在米兰达看来，当下这场审判也是对怀特洛克将军的审判。他曾经想夺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特立尼达的前任测绘局局长拉瑟福德将军，每天都去庭审现场，然后回来汇报。

皮克顿利用米兰达给他的信，迫切要求逮捕佩德罗·瓦尔加斯。路易莎·卡尔德隆和那个西班牙警察已经没有主人，不再有意义。他们现在都感觉自己在骗人。虽然手腕上还有明显的伤痕，但他们已经通过律师得到了回特立尼达的护照，消失了。瓦洛的助手波多黎各曾经帮忙拉过绳子，他也消失了，或者可能死了，又或者已成为伦敦黑人区中的一员。

一八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皮克顿写信给殖民地的副部长：“至于有关佩德罗·瓦尔加斯做伪证的那些信件，我不得不请求您就当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佩德罗·瓦尔加斯已经死了。在遭遇失败、背叛和身体衰弱的悲惨境地之后，皮克顿的行动让人感到一种不安的优雅。虽然困难就在面前（尤其是与卡斯尔雷男爵在一起时），他的势力却仍在加强。

在整件事情中，只有富拉顿无望的诽谤案仍然悬而未决。富拉顿夫人接手了这个案子。案子拖了好几个月，总有新的宣誓书出现。埃伦伯勒大人在反对又一次休庭时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只要我还有力气，我就会一直坐在这里听案子的审判，直到精力耗尽。”富拉顿夫人每发布一次声明，都会令自身的处境变得更差。她死去的丈夫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多次侵吞公款被人痛骂，她自己说的曾和路易莎·卡尔德隆（当时是外国人）在埃尔郡同坐一辆马车的事情也为人所不齿。而他们做过的重要且真实的事情却被人们遗忘，被认为与富拉顿的案件无关：他们曾在西班牙港翻修过的房子（现在又成了废墟）里为饱受压迫的人提供食物，提高修养的礼仪，街上人们赞许的目光，被推倒的监狱，阻止使用酷刑，以及再也不会发生的把黑人活活烧死的惨剧。

“法制最有益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进一步的愤怒或伤害发生，”埃伦伯勒大人最后说，“审讯是引起进一步愤怒的原因，每一个正直和有感情的人都希望避免这样的事情。”他停止了审判。

每一个人的同情都会周而复始地浮现。日志作者以为他的信加速了富拉顿的死亡，他曾参加米兰达在特立尼达的远征，头衔是上校（但他不是真正的上校）。富拉顿去世四个月后，他穷困潦倒，因欠债被关进监狱，正写信请求援助。

米兰达也有自己的烦心事，他和威灵顿认真谈论了进攻南美的事情。后来拿破仑迫使西班牙国王退位，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西班牙成了英国的盟国，所以英国进攻南美不再可能，反而是威灵顿会带领一万名士兵去西班牙。他把米兰达带到街上，并告诉了他这个计划。米兰达大声抗议，威灵顿上前几步，对他说：“小声点，我们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认为那是我最艰难的时刻。”他后来说。

是年的早些时候，一场大火毁了米兰达留在西班牙港的“衣物、武器装备和军火弹药”。这件事就像一个征兆，是发生夸张的抗议和夸张的财务索赔的另一个原因。但米兰达已经五十八岁了。和罗利一样，他是个行动派，但总是厄运缠身，诸事不顺。他现在对不作为的抗议，也许就像年老的罗利曾在伦敦塔里的抗议一样，虽然是形式上的，但让人恼火。西班牙发生的事情在南美造成了影响，这些事情都与米兰达和皮克顿有关。对于皮克顿来说，它们是他在半岛的荣誉。而对于米兰达来说，它们则是他在委内瑞拉最后一场意想不到的行动，又一次失败、耻辱、背叛以及在监狱里度过的悲惨余生。

[1]原文为西班牙语。

十　继承者　1809～1813

随着西班牙被占领和战争的结束，帝国已经独立。西班牙和英国现在是盟国，所以加拉加斯和西班牙港之间的自由来往成为可能。这正是西班牙港的英国商人们所希望的：加拉加斯需要的大量东西，他们都能够提供。加拉加斯要求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台印刷机——加拉加斯有一所大学，但没有报纸。希斯洛普总督从格林纳达岛购得一台旧印刷机，派《特立尼达周报》的编辑去帮《加拉加斯政府公报》安装这台机器。然后希斯洛普总督向加拉加斯要几位律师作为回报。皮克顿之前将所有西班牙律师赶走了，自那以后在特立尼达就没人能帮忙处理涉及西班牙法律的事情。

对希斯洛普总督来说，殖民地的法律一直是个问题。一个因欺诈而受到起诉的商人逃到英国，径直进入上议院，声称他不能因为违反了西班牙法律而受到英国法庭的审判。他的做法引起很多人模仿。一个叫勒比的法国外科医生兼种植园主违反了废奴主义者宣传的条款，一天上午，他“在早餐前”将他的一个黑奴鞭打致死，还说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这样说似乎也不无道理。因为一七八九年的《特立尼达黑人法典》没有被加拉加斯法院批准通过，皮克顿的一八〇〇年法典也没有获得皇室的批准。希斯洛普总督和他的法官只能罚勒比一百五十美元了事，原因是“他在做外科手术时没有善待他的黑奴”。

就在几个月前，发生过一起更大的丑闻。一个叫贝西·迪金斯的自由黑人妇女对自己的几个黑奴非常残忍，这一点人尽皆知，甚至像皮克顿和蒙塔朗贝尔男爵那样有地位的人都知道。她指控一个印第安人——从圣文森特岛来的加勒比人——偷了咸鱼和面粉。她叫来自己的黑奴和她邻居的黑奴去抓那个印第安人。抓到后，她将那个印第安人捆在院子里折磨他。她自由的黑人邻居当天夜里总“听到尖叫声和痛苦的呻吟声”。第二天早上，到贝西的院子里“买面包”的人看到那个被打残的印第安人被拴在一根柱子上，脸贴地趴着。有些人对“混血女人”贝西说，那个印第安人是个自由人，不是她的黑奴，她会惹上麻烦的。但两三天后，贝西和她的两个黑奴（一个克里奥尔黑奴，另一个是刚来的伊博黑奴）一起把那个印第安人拖到了一条沟里，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贝西用弯刀将尸体肢解。

买面包的人的报告传到了地区司令官手里，他来调查。贝西的丈夫因患风湿腿脚不便，快要死了，什么都不知道。贝西说她不知道那个印第安人在哪里，他是个自由人，不是她的财产，所以她不打算去找他。但是，在贝西受到惊吓的黑奴的帮助下，他们开始搜寻。那条沟臭气熏天，令一个苦力呕吐。那个印第安人的尸体，或者说“碎尸的一部分”，被藏在野香蕉叶下，大部分已经被乌鸦“啄食”，头颅则不见了。贝西的一个黑奴将搜查人员带到一个看起来像坟墓的地方，但挖出来的头颅却是一个黑奴的——另一个未解之谜，但现在不值得去追究了。

贝西被逮捕，被关在监狱里和黑人苦力待在一起。一天后，她的丈夫死了。又过了几天，当监狱在西班牙港大火中被烧毁时，贝西逃了出去，最后辗转到了伦敦，在红狮广场一位律师的帮助下，她声称免受英国法律的制裁。

希斯洛普总督写信给米兰达，将英文习惯用语变成精确的西班牙语，“我的生活很不如意”。他坚持学习语言，在他破旧的房子里每天清晨为此花上一个小时。他写道，西班牙语很快会取代德语成为通用的军方语言。在其他的信里，他曾为“在西班牙没有漂亮、优雅的女士”感到惋惜。尽管新套装的钱已经支付，特立尼达的士兵现在还穿着破烂的大衣、马裤和鞋子。希斯洛普哀叹没有真正的世界。这是在暗示米兰达，他随时准备被传唤。但这些信件都是私人的。伦敦人看到的只是一位负责的、疲惫的、有时还歇斯底里的官员。他在特立尼达的敌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无能的管理者，一位绅士，渴望受人喜欢，有点偏爱食物和美酒。希斯洛普用西班牙语写信给米兰达“在过去的六年里，我看到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看到的人类的恶行和卑鄙”。

但希斯洛普总督抱怨得太早了，他为之准备的真正的世界和伟大的事件才刚开始，革命最终来到了委内瑞拉。西班牙突然元气大伤。脱离了西班牙，委内瑞拉正被分裂成由种族和宗族组成的小分支。但这并不是希斯洛普总督和米兰达所期望的革命，而是法律的缺失。宁静贫瘠的殖民社会变得血雨腥风。现在看来，西班牙的失败远不是其管理上的失败，殖民社会本身不可能产生法典和仲裁。不服从仲裁，联合便不再可能。

殖民社会只与种族和金钱有关，人的智慧只用于可可、烟草、糖和怎样管理黑奴，这样的社会和希斯洛普总督在特立尼达岛感受到的一样扭曲，也和米兰达早期在加拉加斯以及近年来在科罗历险时的感受一样。即便从外面传来了美酒、优雅的礼仪、书、艺术以及鲜活的文化理念，也不能让殖民社会有所改变。简单的社会才能养育淳朴的人。

对殖民地居民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自我毁灭性的结论。虽然米兰达经验丰富，但他的分析总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总体现在与他自身文化教养不相关的口号上。一七九九年，佩德罗·瓦尔加斯在给皮特的自荐信中曾自豪地写道，南美人是世界上最淳朴的人。他没有看到欧洲人在贫困中寻找浪漫的复杂思想。还有一个能证明这种淳朴性的例子：即使到了后世，当革命不再属于米兰达时，米兰达在特立尼达的新助手（西班牙人，曾为皮克顿提供有关路易莎·卡尔德隆案件的信息，住在阿里马印第安人代表团附近一个臭名昭著都是懒人的村子里）还在四处游说。他写道，米兰达“像偶像一样被崇拜”，他在委内瑞拉人心中的形象就像弥赛亚在犹太人心中的形象。

对希斯洛普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是自己和米兰达关系瓦解的开始，是他的委内瑞拉传奇梦想的终结。他是英国殖民地的总督，不能公开支持盟友帝国的解体。他也是一个到处充满黑人和顽固的黑白混血儿的殖民地的总督。意想不到的是，所有不同种族的人都支持革命。和十多年前的皮克顿一样，希斯洛普对委内瑞拉的革命感到紧张不安。米兰达谈到过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也谈到过印加人和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融合，但没有谈到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他没有提到，革命中的白人和黑白混血儿军官会在街上“手挽手地走路，齐声歌唱”。即便在没什么黑人的巴塞罗那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在曾经是黄金国的地方，西班牙帝国正在衰落，大英帝国已经崛起。但是，正在建立起来的英国殖民地与当初毁于自身的西班牙殖民地，几乎一模一样。

委内瑞拉实行西班牙法律。特立尼达被英国统治十二年之后，就再也没人知道实行的是什么法律了。人们充分利用西班牙和英国的两种法典，一般都按自己的喜好行事。特立尼达的法律体系一片混乱，有好几百桩没有处理的案子。希斯洛普总督多年来一直在寻求帮助。现在，伦敦的卡斯尔雷男爵终于认为，特立尼达需要的是首席法官。

这一想法是一个叫乔治·史密斯的人向卡斯尔雷提出的，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西印度群岛的格林纳达担任法官。史密斯和卡斯尔雷谈过一次，然后和卡斯尔雷为这份工作协商了一年。史密斯曾说，这份工作“会很费力，而且没完没了，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要做这份工作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史密斯要求年薪四千英镑，后来勉强同意两千英镑，不包括其他酬金。（他们的一个敌人说，他是卡斯尔雷的妹夫。）一八〇九年五月，乔治·史密斯被派往特立尼达，让那里的法律恢复正常。

不过，虽然史密斯为自己是一名英国法官而骄傲，接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他说自己和那些殖民地的乌合之众不同，他们是在西印度群岛获得律师资格证的。）但他并不是作为英式的首席法官出来的，而是作为西班牙式的皇家代表（唯一代表）。奇怪的是，虽然来自伦敦，他却有很多西班牙的头衔，并且都是英国国王亲笔签名授予的。史密斯是米兰达的朋友，曾借阅米兰达的西班牙法律书籍。经过起草和多次修改，他仔细地写出了自己的委任书，包括头衔。

在特立尼达，史密斯很重视自己的头衔。他是个单身汉，脾气暴躁，还有点耳背。他喜欢人们称他为“殿下大人”。有些人觉得他疯了。有一个英国移民在写给他的信中，挑衅地称他为“乔·史密斯先生”，那人随后便陷入“亵渎罪”的麻烦之中。史密斯出来时就做好了处理这种殖民地的鲁莽行为的准备。他以前在附近格林纳达岛的殖民经历似乎让他发狂。而在特立尼达，史密斯显然很快就有了一项事业，这项事业与他的薪水、酬金和西班牙头衔无关，也不是废除奴隶制——虽然他与伦敦的废奴主义者尤其是威尔伯福斯的妹夫的友谊是影响他的一个因素。史密斯的事业是惩罚英国的殖民社会。它是英国人对社会的怨恨，是英国人内部的问题，和黑人没什么关系。对他来说，黑人只是一些没有名字又随处可见的讨厌鬼。

任职前，史密斯曾给卡斯尔雷写信，提到“殖民地属性”中的“道德原则的大众需求”，特立尼达的情况证实了他的偏见。“除非你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否则很难了解殖民地的人。”他说，“一般说来，在殖民地定居的是被祖国抛弃的人，但在特立尼达定居的则是被其他殖民地抛弃的人。”他无所事事，愿意接纳每一个人。“我一点也不在乎这里任何人的想法”，他写信寄往伦敦，寻求警力支援，承诺会把这份工作做好。他在特立尼达总是有话直说，承诺“会有严刑峻法”，也说到做到。他一到特立尼达，便质问几位官员，司法部长很快表示抗议，说自己被当成了小学生。一个当地人本以为自己可以趁着一桩司法案件私下接触到史密斯，结果被史密斯的英国仆人轰下了台阶。

“这个殖民地过去十年来的私下交易令人毛骨悚然。”史密斯汇报说。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处理了七百桩著名的案件，获得酬金五千美元。他声称他从律师和商人那里找回大量财产，“那些人从未有过一先令，现在却热衷于从去世的朋友家人和继承人那里掠夺财产”。被揭露的骗子和债务人发出的“恐怖叫声”已成为“民众娱乐和笑声的来源”。债务人是像萨布利奇那样的种植园主。一八〇七年，也就是在宣布英国奴隶贸易违法之前，萨布利奇从一个利物浦发货人手中购买了一整船刚到的黑人。那些黑人差不多价值一万三千英镑，萨布利奇一直没有付款。在史密斯到来之前，没有任何办法催促他付款。

史密斯对这个社会的评价接近于希斯洛普总督，因此希斯洛普总督很欣慰。与此同时——他不喜欢与人为敌，是个绅士——他可以说，法律不受他的控制。在高兴的时候，希斯洛普愿意忽略史密斯的暴脾气。史密斯的邻居是个商人，他的妻子旺斯夫人在一桩小的债务案件中作证，话有点多。史密斯告诉她，如果她不管住自己的嘴巴说自己该说的话，他会让警察把她带到下面的监狱。旺斯夫人一回到家就晕了过去。

史密斯还对噪音很敏感。虽然他的耳朵有点背，但他无法忍受晚上的狗叫声，或者邻居家黑人们的交谈声。他命令他的英国仆人杀了任何在夜间狂吠的狗，仆人们很兴奋地执行命令。一天晚上，他们用石头砸旺斯夫人邻居的狗和房子，好像发生了争执。另一天夜里，马路对面杜·卡斯特雷特伯爵院子里的黑奴争吵起来，全被史密斯的英国仆人抓进了监狱。他们被狱卒痛打一顿，每人三十九鞭（监狱里的最高纪录），然后，第二天早上被还给主人。人们普遍认为，伯爵的黑奴“有价值，而且遵守纪律”，在此之前，他的黑奴没有一个挨过打，这是令伯爵非常骄傲的事情。于是，他向希斯洛普表示抗议，希斯洛普把他交给了史密斯，而史密斯奇怪的道歉方式，是邀请伯爵到家里共进早餐。

更令人气愤的，是史密斯对麦金托什的处理。麦金托什靠出租十二三个黑奴为生，他们的性格不是太好。也许因为他们听说过史密斯的反英偏见，于是投诉说遭到虐待，希望被充公。这些黑奴全被带进了监狱。史密斯召见麦金托什，说他不适合管理黑奴和财产，命令麦金托什抵押一定的有价证券。然后，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是，他下令鞭打所有黑奴。

他既惩罚了奴隶，也惩罚了奴隶主，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奴隶制的态度。七年前，奴隶制的问题让富拉顿很为难，因为他也具有一种使命感。但富拉顿很快意识到，奴隶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此应该管理好黑奴。最后，他只能说黑奴不应该被惩罚得过于严厉。史密斯感到愤怒的原因则更为复杂：他厌恶整个奴隶社会，不仅厌恶奴隶主，也厌恶奴隶，不仅厌恶殖民的白人，也厌恶受压迫的黑人。

不过，在处理种族问题或社区问题时，史密斯需要某种参考，需要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一开始，他选择了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然而，虽然他把他们描绘成害怕“英国殖民者狂躁傲慢的性格”，但也不能提供足够令人满意的对比。自由的有色人种可以：虽然受到压迫，但不是黑奴，还拥有黑奴，同时被他们自己的半特权困扰，身上流淌着像病毒一样的混合血液。史密斯成了他们的支持者。最终，这里成了唯一的殖民地战场。这就是让宗主国（法国、西班牙、英国）每一条明确的原则停滞不前和堕落腐化的原因。这些原则包括革命的原则、提升智力的原则、社会进步的原则、公平与自由的原则。然而种族，这种殖民地的污点，让整个殖民社会变得简单了。

几个星期之后，史密斯发现，黑人吵闹、商人和种植园主如此狡猾的部分原因是希斯洛普的温和。而希斯洛普也开始对史密斯起了疑心。史密斯变得像患有狂躁症一样易怒。

最近刚到的一位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投诉，他曾被民兵队长哈维先生痛骂一顿。“警察！”史密斯大喊，“警察！警察在哪里？先生！去把哈维先生带来。”哈维问他触犯了哪一条西班牙法律，史密斯说“取缔闹事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诉。富拉顿在伦敦的宪兵司令发现，他以前在特立尼达常和副手分享的两百英镑酬金被取消了。这位“软弱胆小的”副手去找史密斯咨询酬金的事情，史密斯羞辱他，说依据西班牙法律，他的工作没有意义，现在没有什么警察的任务需要他去执行，那些酬金“还不够给他的上司买一顿晚餐”。如果这个副手或者他在伦敦的上司再来惹事，他们两个都最好小心点。

掠夺寡妇和孤儿的人已经被打败，史密斯也汇报了“大众的娱乐和笑声”。但现在应该注意的是，笑声背后的财富正在逐渐消失。所有处于纠纷中的财产，以及所有逝者的房产和钱财都落入了一个叫司库员[1]的官员手中。自从史密斯任职以来，价值十八万英镑的财产就这样溜走了，只有四千英镑被归还。司库员是一个年轻男子，叫威廉·伯恩利。他突然与史密斯走到一起，因此也出现在记事录里。伯恩利是谁？是史密斯以前在西印度地区的格林纳达效劳时认识的人吗？史密斯只说他是弗吉尼亚人，是位绅士。史密斯认为那些对司库员的抗议不值一提，纯属没事找事。他说，被司库员拿走的钱在伦敦的司库那里，用于政府的有价证券。特立尼达的地产也由司库员管理。

“管理”是个关键词。这个词让拥有财产的当地人害怕，他们中有些人一开始也是管理者。有财产的当地人是对的。不管史密斯知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弗吉尼亚绅士，也就是他的司库员，为特立尼达最大最持久的财产奠定了基础。

史密斯曾承诺会制定严刑峻法，他也一直在这么做。皮克顿和富拉顿的案子刚刚归于沉寂。当地的白人肯定认为，史密斯这个人（他们的唯一皇家代表）集皮克顿和富拉顿的特点于一身，又回来折磨他们——他结合了其中一人的暴力独裁和另一人的使命感与对金钱的渴望。

反对意见终于出现。反对派要求撤销史密斯的职务，像在皮克顿时期呼吁实施英国宪法一样。在希斯洛普统治下的那些管理松懈的年代，没人在意法治。法律的不确定性适合很多人，尤其是负有债务的人。现在，因为史密斯的恐怖专政，法律变得重要起来。而且和皮克顿时期一样，英国宪法比法治更有意义。它意味着统治者是当地的白人，而不是像史密斯这样的伦敦官员。它意味着取消所有债务。现在，它也意味着剥夺自由有色人种的公民权。而且还有一个合理的借口：委内瑞拉处于混乱中，麻烦可能会蔓延到各个领域，在特立尼达的法国有色人种中间，仍然存在怨恨和不敬的共和因素，他们仍然在等待荣誉降临的那天。

史密斯只看到种族问题，只看到对他的示范社区里面有色人种（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的威胁，只准备为他们去斗争。《新闻报》不顾史密斯的命令，印刷了要求实施英国宪法的请愿书和支持信。史密斯派人在印刷厂逮捕了那个编辑，将他关了三个月。希斯洛普总督表示反对，说史密斯在干涉出版自由。史密斯回应说，在实行奴隶制的殖民地，谈论出版自由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皇家代表史密斯和希斯洛普总督之间的争论最终得以公开。他们争论的焦点并非出版自由，而是有色人种的自由。希斯洛普是位绅士，不管怎样，他还是希望在这块生活了七年的殖民地上得到同事的喜欢。但在面对任何与种族相关的问题时——尤其是现在，在委内瑞拉传来革命和种族分子煽动的消息时——他的立场总是相当明确。他接受了要求实施英国宪法的请愿书，并且不顾史密斯的反对，将请愿书交给了伦敦当局。

史密斯亲自给伦敦当局写信。他说，英国宪法依赖于“大众的自由”，而在这片奴隶人口已占据五分之四的殖民地上，英国宪法会成为“绝对的讽刺”。“在陪审员事先了解每一个案子，种植园主担任法官，士兵担任首席法官的情况下”，由陪审团审判是荒谬的。“相反，西班牙法典则简单得多，在一个缺乏文明的国家，它能给出明确的优先权。”“当我看到这些与利益相关，与热情相关，与偏见相关的冲突，并且社区里每一个阶级都和其他阶级作对时；当我将祖国在政治上的智慧与这里没受什么教育的殖民者脑中狭隘顽固的政策作比较时，我大声反对建立内部的立法机构。”在自由事业中为非自由主义辩护：种族问题使得每一项原则都无法发挥作用。

至于请愿书，史密斯说，在上面签字的人超过一半“是无名小卒，或者一文不值。签名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人，包括商人的店员、学徒、印刷工以及被社区抛弃的人。”像这样的人，“他们地位低下，不管多么值得尊敬，他们的名字都不适合出现在与政治有关的请愿书里，就像村里店主的店员名字不适合出现在由英国某郡的不动产持有者递交给君主的请愿书里一样。”自由有色人种的事业带来了社会满足感：英国人内部的问题有时会被遗忘，比如路易莎·卡尔德隆遭受酷刑。

送往伦敦的书信和请愿书让问题一直停留在那里。在西班牙港，斗争变得更加私人化。一个英国移民给史密斯写信说：“我把你的友谊看作一种玷污，记住，当我把‘尊敬的’这几个字放到你名字前时，并不代表我把你看成是我尊敬的女王陛下理事会里的一员。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把你和西班牙港一位与你同名的绅士区分开来。如果被当作是你，他会脸红的。”这封信来自一个叫洛克希德的男子，他是爱丁堡皇家学会成员，史密斯曾经没收了他的一些黑奴。

史密斯继续随心所欲地对待黑奴和他们的主人，随时对两者使用暴力。警察局长投诉，说小商贩们（被主人雇佣为小贩的黑人）晚上八点以后还待在大街上，总要去将他们赶跑。史密斯说：“很好，下个星期一宵禁的枪声一响，你便到我这里来。”史密斯骑上马，在约定的时间已经准备好，警察局长也骑上马，他们一起走了两三个街区。“他们在那里。”局长边说边后退，“你看到那边的光了吗，先生？”“你待在那里不要动，长官，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将他们赶走的。”史密斯说。然后他径直朝人行道上的小集市疾驰过去。黑人们尖叫着散开，扔下他们主人的货物。从此以后，暂时没有了小贩们带来的恼人之事。

自由的有色人种向希斯洛普总督准备了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想获准与君王对话。请愿书这件事体现了史密斯的影响力，它是示范社团递交的，有教养、服从，而且正确。“请愿书里透露出对合法当局的尊重，他们都是秩序的遵守者和国家的热爱者。他们恭顺服从，忍辱负重，坚韧刚毅，走过政治上蒙羞的阴暗时期……使用必要的方法来唤起思考成了他们的义务：在殖民地上存在不计其数富裕并且有用的自由国民，他们有权做某些事情。（与此同时，他们也始终如一地遵守原则和秩序，尊敬和服从他们的政府，他们宣称会按政府的要求行事，不会有任何逾矩行为。）”

希斯洛普总督不明白。他要求有色人种说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害怕的“恼人规则”究竟是什么？他们回答得更小心了。“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任何与他们有关的具体要求或主张都会很不合适，他们从来没有考虑或鼓励过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讨论。”事实上，正如大家所知，有传言说实施英国宪法后，自由的有色人种将会像黑人一样受到鞭打，这正是有色人种害怕的事。

希斯洛普说，他不能允许他们与君王对话。因为这会让人们认为有色人种在害怕什么。他暗示，恐惧都在另一方面。委内瑞拉传来了坏消息，军政府要实行“罗伯斯庇尔式恐怖”，这会尤其令欧洲的西班牙人遭殃。当地传言，大批的法国有色人种和共和党人会在圣诞节时被带到岛上。晚上，煽动性的信函被张贴或扔得满街都是。

后来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个法国混血儿“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扬言要踢打一个法国人。这个混血儿是一位革命将军的前副官，七年前被驱逐到英国，但他改名换姓后混了回来。后来发现他在有色人种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被关押起来后，他又逃跑了，悬赏抓捕他的告示也被撕毁。在一些人被关押，一些人被驱逐出境，以及对所有十二岁以上自由有色人种的男性进行了快速的人口统计之后，有色人种沉默了。

史密斯把英国的请愿者称为恶人，与他的言论相对应，马里亚特先生在英国说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种是“卑鄙无耻的种族”，是纵火犯和亡命之徒，缺少教养，没有礼貌。“向这些人灌输‘人的权利’的学说”已经造成了很多伤害，“我只能把史密斯先生煽动他们的行为比作疯子在四散火把……”

这就是所有种族或宗教争论的对称性。但有关英国宪法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这是史密斯的胜利，是他在伦敦的废奴主义者朋友以及在特立尼达的自由有色人种的胜利。

英国人内部的斗争依然存在，存在于史密斯和希斯洛普总督之间、史密斯（他说自己是“一个正常的英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史密斯和殖民社会之间。史密斯声称自己和现任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男爵、枢密院长卡姆登勋爵以及下一任首相利物浦勋爵之间的关系密切，他的胜利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继续镇压殖民地的官员，不管他们职位的高低。

因购买黑奴而欠债一万三千英镑的萨布利奇被宣告破产。他的甘蔗被没收，庄园也被征用，司库员向萨布利奇讨要所有债务。萨布利奇通过《新闻报》表示抗议，结果被关押了三天，并被威胁将像黑奴那样受鞭打。一天深夜，一个法国女人投诉说刚被丈夫打了，担心生命受到威胁。“去把那个家伙带来，关进监狱。”史密斯对他的警官说。那个“家伙”是个翻译官，在“脏兮兮的令人恶心的”监狱里同黑人苦工待了六个月。后来，他被带到史密斯的住处，被告知要么付一千美元，要么离开特立尼达岛或继续待在监狱。他选择回到监狱。史密斯解释：“像阿德里安这样的情况，靠罚款来惩罚是没用的。”这些没受过什么教育、身无分文的冒险者一直让史密斯恼火，他们都因为黑奴的存在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即便是自由的有色人种，他们的自由也要受到限制。一个自由的男性有色人种向另一个人发出挑战进行决斗，随即被送到监狱关了两个月。

作为西班牙式的皇家代表，史密斯的权力已经触及各个方面，甚至没办法分清史密斯的权力和希斯洛普总督英国式的权力有什么区别。但现在有人可以提供建议了，他们是委内瑞拉的律师。既然西班牙和英国处于和平时期，他们就被送到特立尼达帮助处理与西班牙法律有关的事务，他们至少可以规定皇家代表的权力。这些委内瑞拉人很勇敢，他们积极地选择自己的队伍。史密斯聘请了两个委内瑞拉律师，并自掏腰包付了他们两千美元。希斯洛普聘请了一个，付了三千三百美元。在加拉加斯，他们都是杰出的律师，但他们现在关心的不仅仅是西班牙法律。他们曾因革命争吵，彼此厌恶。现在，他们准备通过英国的庇护人带着委内瑞拉的仇恨战斗到底。

这些律师中，最精明、要价最高的叫安德烈斯·勒韦尔·德·戈达。他站在希斯洛普一边，是西班牙和英国议和之后首批来到特立尼达的委内瑞拉人。当来到特立尼达时，他才能第一次将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作比较。他开始怀疑委内瑞拉的独立事业，而这独立事业正是他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支持的。勒韦尔觉得，委内瑞拉人在思想上和社会状态上还没有为独立做好准备，而且，如果没有西班牙及其帝国，委内瑞拉将四分五裂。勒韦尔对委内瑞拉的看法与史密斯对特立尼达的看法一致。事实上，勒韦尔一开始打算为史密斯效劳。但他曾是委内瑞拉人，而且很奢侈。他曾说，作为皇家代表，史密斯就是一切，而希斯洛普一无是处。也许因为他要价太高，史密斯解雇了他，所以他又到希斯洛普一边。希斯洛普付了钱——三千三百美元，这样的数目暗示他们曾讨价还价——勒韦尔立刻着手对付史密斯及其雇用的律师。他说，史密斯的律师是骗子，他们鼓动“疯疯癫癫、耳聋、既不会说西班牙语也不懂西班牙语的史密斯”去相信自己可以是唯一皇家代表，他们无疑是在嘲讽西班牙法律。

勒韦尔·德·戈达三十三岁。他记得当特立尼达还是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时，在帕里亚湾对面他父亲的庄园里，能听到西班牙港日落时的枪声。勒韦尔并不介意在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岛屿上从事西班牙法律方面的事务。他说，为一个友好的国家效劳是他的荣幸，而且酬金很高。这些他甚至在四十年后还记得。英国的法律诉讼费超出委内瑞拉人的想象，他可以坐在自己的马车里自由进出政府大厦。勒韦尔认为，他的成功招来了委内瑞拉人的忌妒，他得以进入特立尼达以及他在特立尼达获得的地位，给委内瑞拉（《新闻报》的主编着手为加拉加斯的主要报纸建立一个二手出版社）和革命带来了影响。

勒韦尔对委内瑞拉的独立事业心存疑虑，但他还没有公然放弃。一八一〇年五月，他去委内瑞拉向新克里奥尔政府的最高执政团致辞。他作了有关独立和自由的演讲，言辞激昂，赢得阵阵喝彩。但是，他看到的新的敌意让他感到害怕，“忌妒吞噬我们，这种忌妒并不像其他地方的忌妒，也许只属于这些纬度……他们只有看到敌人的骨头才满意。”勒韦尔说，委内瑞拉有医生、律师和音乐家，但他们各自为战，并没有建立一个相互支持的社会。他认为独立是漫长而又血腥的混乱。他回到了特立尼达，宣布自己是“哥德”——南美人对欧洲西班牙人的辱骂性称呼。

勒韦尔·德·戈达，戈底斯摩：很显然是玩文字游戏。在特立尼达的勒韦尔鼓励大陆的每一次支持西班牙的运动。委内瑞拉人请求驱逐勒韦尔，“这个不近人情的畜生不配拥有一个南美人的名字”。勒韦尔在特立尼达有曾在委内瑞拉时的劲敌。他的敌人是辅佐史密斯的律师，是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他们说勒韦尔不再是一名律师，他曾经因欺骗黑人被加拉加斯的律师学院开除。勒韦尔说他们是财富猎人，忌妒他在特立尼达英国人中的成功，“就像杂货店店主忌妒隔壁的杂货店店主一样”。勒韦尔讽刺的是佩德罗·瓜尔和米格尔·佩纳，他们是玻利瓦尔未来的同事、公使和谈判代表。其中，米格尔·佩纳这个名字也出现在史密斯的私人工资单上，这又引起了一阵波澜。

然而，如果说史密斯和希斯洛普分别是这些敌对的委内瑞拉人的保护者，那也可以说两人是他们的棋子。比如，律师们认为，如果希斯洛普的职位从英国总督变成类似西班牙总督的职位，与史密斯的皇家代表一职相抗衡的话，特立尼达的宪法系统就会变得更清晰，更能与西班牙的法律相融合。希斯洛普也乐意与史密斯互通西班牙式的问候和书信：“上帝让你风光了多年。”“总统和他的兄弟法官是这么下达命令的。”“把这个与相关文件放一起。”直到最后，信件全是用西班牙语写的。

对希斯洛普来说，这已经足够。他当总督当得太久了，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开始请求伦敦当局找人替代自己。“从我咨询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以及我自身的感受出发”，他写道，他需要一点改变，需要在英国待几个月。如果他能在五月份回去，那就太好了，“那时气候比较温和，最适合与这里的气候抗争了十五个年头的身体”。

但代替他的人并非马上就能找到。况且英国的移民不喜欢留下来单独与史密斯待在一起。他们坚持让希斯洛普留下来，在勒韦尔·戈达的协助下，像西班牙总督一样斗争到底。

希斯洛普的地位被重新界定。现在，勒韦尔·德·戈达装修了西班牙港市政厅。在此前二百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市政厅已经荒废，要么灌木丛生，要么自西班牙投降以来被英国总督的官员所用。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殖民地，市政会通常是当地的执行委员会，以确保有权之人的统治。勒韦尔·德·戈达宣称西班牙港市政会有更多的作用。他规定了市政会古老的卡斯提尔人的特权，还宣布市政会是保护人民免受君主欺压的独立护民官。

委内瑞拉的一些地方是通过法律宣布独立的。希斯洛普和市政会现在通过法律质疑史密斯作为皇家代表的所作所为。市政会说，萨布利奇被关在普通监狱里“与黑人”一起待三天是违法的。萨布利奇拥有财产和地位，理应受到尊敬。希斯洛普公布了决议。同一天，市政会的主要官员开始佩戴红丝带，低一级的官员则佩戴白丝带，以示他们是人民的保护者。

几个月前，史密斯在反对实施英国宪法时建议，市政会应该恢复它以前的地位。但他现在写给英国国王的二十五页请愿书里充满了对市政会的怨恨。他说，市政会违背了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所有法律，丝带是嘲弄的标记，是“对王权的篡夺”。希斯洛普应该受到惩罚，市政会应该被解散，而它的成员应该被罚款。

市政会和勒韦尔·德·戈达并不害怕。他们攻击史密斯最害怕的地方，拒绝承认史密斯任命的司库员，进而任命了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有西班牙法律的支持，这种任命是市政会的特权。

史密斯输了。与希斯洛普一样，史密斯认为自己需要休息。他想和朋友们一起在格林纳达过圣诞节，因此请求希斯洛普准许他离开。勒韦尔拒绝。作为总督，希斯洛普无权批准皇家代表离职，只有国王才可以这么做。市政会的司库员也表示抗议，他希望皇家代表在离开殖民地前做一个“公正存款”的声明。市政会要求凡是关于史密斯的事都有直接与国王对话的权利。史密斯说他打算给伦敦当局写信，获准将市政厅夷为平地。但他没有写信，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圣诞节。

勒韦尔·德·戈达曾经是加拉加斯大学获过奖学金的法律系学生，他被史密斯拒绝，但最终取得了胜利。相对于米格尔·佩纳和史密斯的其他律师，他很机敏，而且多才多艺。就像米格尔·佩纳和革命者在大陆感觉到敌意一样，史密斯也开始感觉到委内瑞拉人对勒韦尔的憎恨。对他们而言，勒韦尔·德·戈达既聪明又可怕，“我们的绝对不会被遗忘的倡导者”，以前是朋友，后来“变成一个从地狱逃出来扰乱我们的魔鬼”。他们悬赏缉拿他，希望将他驱逐。希斯洛普不予理会，他认为应该给勒韦尔特立尼达土地，以奖励他所做的贡献，以及弥补他在委内瑞拉被没收的地产。

地方上的事情只占用了勒韦尔一小部分时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谋划库马纳的反革命活动，而且至少去过大陆一次。但在特立尼达，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米格尔·佩纳和其他人监视着。阴谋被揭发，他在库马纳的两个同谋被捕。四十年后，勒韦尔在他痛苦夸张的传记里记录的，是这件事和在委内瑞拉发生的其他事情，而不是与史密斯的法律争斗。

委内瑞拉革命的戏剧性事件正要上演。对勒韦尔、佩纳以及其他委内瑞拉人而言，一八一〇年下半年在特立尼达最重要的事件是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蓝宝石号”从英国驶入西班牙港。

舰艇上有一位年轻的委内瑞拉“代表”，他曾前往英国为委内瑞拉的独立争取认可和支持，但得到的只是威灵顿兄弟的私人承诺，他们说英国不会反对，而且英国军舰会护送他回来。希斯洛普与这位代表相处得不愉快。这个年轻人个子不高，五官分明，有着非洲人或者印第安人的血统，常常公然表示对拿破仑的崇拜。

让强势力量相互抗衡是常用的革命策略，但这让希斯洛普感到担忧，于是他写信给伦敦当局，转送从委内瑞拉传来的最新消息：欧洲的西班牙人被赶出了新巴塞罗那；因为希斯洛普自身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听说包括自己在内的英国人都被说成是“骗人的政客”），那里的反英情绪高涨；有色人种开始制造麻烦；法国步枪和军刀已经运到；一艘美国船在拉瓜伊拉卸载武器。看来法国人要来接手了。

这个代表有一个请求。就像米兰达四年半之前那样，这个代表也对革命家曼努埃尔·瓜尔感兴趣。曼努埃尔·瓜尔一八〇〇年死于特立尼达，现在被认为是委内瑞拉的革命烈士。瓜尔在皮克顿统治期间被毒杀的事件一直是特立尼达的谜案。米兰达曾经复印了瓜尔的死亡证明。这个代表现在想从圣约瑟夫公墓带走瓜尔的尸骨，但希斯洛普拒绝了。比起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勒韦尔·德·戈达在英国人的事情上更有经验。他写道：“对英国人来说，挖出尸体和人骨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勒韦尔说他让希斯洛普给予了批准（整件事情都是勒韦尔叙述的）。不管怎样，委内瑞拉人是这么猜的：勒韦尔从圣约瑟夫的西班牙教区牧师那里得知（这位牧师曾为米兰达提供了瓜尔的死亡证明），瓜尔并没有被埋在圣约瑟夫公墓。瓜尔到死都不知悔改，所以他的尸体被扔进了卡罗尼湿地。勒韦尔说，这位代表挖出来并带上“蓝宝石号”的，其实是一名英国医生一匹非常小巧的爱马的骨头。这是委内瑞拉人的说法，又开启了一个谜题。这也是勒韦尔在四十年之后对委内瑞拉革命、一位革命烈士以及这位代表的嘲弄。

希斯洛普不知道的是，“蓝宝石号”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米兰达的行李。行李是这位年轻代表从格拉夫顿街的书籍、孩子们以及管家那里拿来的，用于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受任何人控制的革命事业。米兰达曾投身于一个年龄只有他一半大的人。他现在六十岁，正是安东尼奥·贝里奥出发去西印度群岛，投身于黄金国以及那些“西印度人”的年龄。

米兰达乘另一艘英国战舰出发。勒韦尔·德·戈达说，一天，一艘英国护卫舰从龙嘴发出信号，这位代表从西班牙港码头发出回应信号，随后便乘“蓝宝石号”离开。细节是想象出来的，但米兰达绕过了曾收留他一年的特立尼达，绕开了一直梦想着宏伟解放运动以及漂亮的西班牙女人的希斯洛普总督。这位年轻代表是个波拿巴主义者，至少在说话方面是。米兰达准备穿二十年前一位法国革命将军的套装上岸。这好像回到了在伦敦的那些年，好像一个复仇和机会主义的手势，虚弱无力，最终伤害了自己。因此，经过一生的准备，米兰达最后竟出人意料地成了南美人，就像歌剧一般。

然而，被召唤回国并不是梦想实现的时刻。委内瑞拉人一直让米兰达等待。接下来二十个月的失败可想而知：当地人充满怨恨，殖民者的威望降低；借鉴而来的宪法的法律原则不能解决有关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冲突，草草构建的社会逐渐衰退成细微的利己主义；米兰达自己尝试领导未被承认的有色人种，这是一个权势日渐衰落的人做出的努力；革命被真正的民有西班牙政府军击败，那些人害怕恐怖，却传播恐怖。后来，就像勒韦尔·德·戈达在他政治生涯一开始就发现的一样，米兰达在他漫长政治生涯的最后才震惊地发现，原来社会是错的，他的事业也是错的，一切根本就不值得称颂。这确实是惊人的发现——他的代理人放弃了事业，经历了痛苦——但这种发现肯定也像一种和解，因为米兰达在生活中体验到了这一真相。虽然战败，但他还可以自由行动。于是，他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西班牙。他开始寻找新的伙伴，但后来被出卖了。

一八一〇年十一月底，在西班牙港，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了。港口停着“蓝宝石号”战舰。在米兰达被出卖的那一天，它本应该在拉瓜伊拉等着。如果米兰达没有决定最后一晚在岸上度过的话，战舰已经把他带到安全地带了。米兰达战败后，西班牙港有两个人出卖他：这两个叛徒为了重获自由，会在凌晨三点钟叫醒米兰达，把他送到圣卡洛斯城堡的地牢里。一个叛徒是史密斯的律师米格尔·佩纳，另一个是那个二十七岁的代表。希斯洛普认为他是波拿巴主义者，但没有把他的名字报给伦敦。他，就是玻利瓦尔。

不管有没有那些尸骨，马的也好，烈士的也好，玻利瓦尔都会乘“蓝宝石号”与米兰达去他的集合地，任由安德烈斯·勒韦尔·德·戈达和米格尔·佩纳，以及他们的助手在西班牙港通过斗争解决革命的问题，为西班牙帝国效力。对所有人来说，闹剧几乎已经结束。

对于有人悬赏缉拿自己，勒韦尔引以为豪，他正在库马纳策划第二次革命。他受到了佩纳的监视，被一个笨拙穷困的特立尼达西班牙人尾随。这时候人们很容易遭到谋杀。但在多民族的城市，它只是一个私人剧场。在特立尼达，西班牙人要么是美洲西班牙人，要么是西班牙黑白混血儿，他们是英雄还是恶棍，完全取决于自身。在西班牙港，这些西班牙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让人沮丧的因素。比起西班牙人，法国人更富有，英国人更有活力。委内瑞拉革命之后，西班牙人开始将自己界定为外来人，在语言、服装，谋略和血统方面都乱七八糟，但他们只对自己人来说是危险的。

《新闻报》的编辑是《加拉加斯公报》的合伙人。与他在英国的同事一样，作为一个感受到了特立尼达干扰出版自由的记者，他写道：“希望女神从欧洲大陆移民到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帝国，这样的话，数百万同胞都将从政府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在女神的庇护下享受上天赋予的权利。”但这些原则，以及他作为商人的焦虑，向这位特立尼达编辑显示了他与委内瑞拉人之间的距离。即便是曾经对委内瑞拉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希斯洛普总督，也成了一位代理领事。委内瑞拉人给法国人太多的鼓励。希斯洛普觉得，足够有威慑力的将是“语气坚定的海军部队”。

米格尔·佩纳和他的朋友们学了一些玻利瓦尔的波拿巴主义反英谈话，他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谈话是怎样的惹人愤怒。一天，话题转向从欧洲传来的战事消息上。夏天的胜利过后，马塞纳一直被阻挡在惠灵顿设于葡萄牙托里什韦德拉什的防线外。佩纳的一个朋友用西班牙语说：“英国人是猪。他们的士兵胆小可鄙，不敢出来面对法国人。很快就会征服英国，波拿巴迟早会成为世界之王。”

这样的话出自委内瑞拉人之口，希斯洛普不能接受。在发往伦敦的急件中，他附上了那些西班牙语，没做任何翻译。但他不能攻击佩纳和他的同事，他们受到史密斯的保护。佩纳是史密斯的律师，据说甚至可能会成为政府官员。

虽然史密斯的权威受到挑战，但他的权力依然存在。他的弗吉尼亚司库员继续处理有争议的地产，“低价买入，高价售出”。司库员可能感觉出自己时日不多了，他甚至去查封暂时外出者的财产。史密斯惩罚表示抗议的人。有人抗议是他预料之中的事，这确证并延伸了他惩罚罪者的使命感。好像受到惩罚的人越多，他的工作就越做不完。

比如，有一个叫桑德森的英国律师，曾声称自己懂一些西班牙法律。桑德森是英国移民中的一个领导，正是史密斯想要压制的一类人。桑德森谈论法律、民权和英国宪法，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一个简单的奴隶制计划。史密斯的一位朋友，威尔伯福斯的姐夫曾写过一本叫《甘蔗殖民地的危机》的废奴主义小册子。作为回应，桑德森写了《伪装的解放——殖民地真正的危机》。作为懒惰的黑人在特立尼达拥有特权的例子，桑德森讲述了一个白人男孩的故事。史密斯在一场谋杀案审判中没有接受这个白人男孩的证据，说白人男孩“讲不清上帝是什么”。但在另一件案子中，“史密斯详细记录了一个黑人男孩的证词，这个黑人男孩比前面提到的白人男孩还小；通过观察，他看上去不仅没有上帝的概念，而且没有任何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

通过调查，史密斯发现，桑德森曾在一起诉讼案中收取了双方的费用，桑德森被暂时停职。市政会支持桑德森，勒韦尔·德·戈达给他提出建议。以西班牙法律为支撑，桑德森在一封写给《新闻报》的信里，质疑史密斯作为皇家代表的权威。“我蔑视他篡夺的权力，我认为他是个卑鄙无耻的人。”史密斯授权没收桑德森的财产，并“将他关到普通监狱里”。勒韦尔·德·戈达说，桑德森是律师，不能被送到“关有黑人和犯罪分子的”普通监狱里。桑德森作为一位绅士，应该先服毒，这是委内瑞拉人的建议，但桑德森宁可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反抗。

桑德森没被关进监狱。相反，他被新上任的副警察长赶出城，被带到希斯洛普六年前建的山顶堡垒。他在一间空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冒着差点要了命的倾盆大雨，忍着肝病的折磨”，他被带下山，总共走了五英里，走到史密斯的法庭。

史密斯让法庭上的人走开，然后将大门关上。他一身休闲打扮，穿着白夹克衫，男士马裤，没有坐在法官席上。他让桑德森宣誓。桑德森想知道自己在哪个法庭受审，诉讼当事人和证人是谁。但史密斯没有回答，下令将桑德森押回堡垒。桑德森在当天晚些时候给希斯洛普的信中写道：“就像上文提到的，在同样艰苦的条件下走路。三次五英里的路程，每次都是在正午顶着烈日行走，有时下大雨，没有提供交通工具。因此，如果约翰·桑德森不许骑朋友的马，他就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一步一步爬上山。”

这次事件之后，大家觉得史密斯已经完全疯了，不得不把他当作“逃亡者”处理（逃亡者是当地词汇：一个逃跑的黑奴被认为是不正常和危险的）。情况紧急。希斯洛普最终获准离开。一些人觉得，没有了希斯洛普的保护，“被放逐并把这块裸地留给史密斯更好”。

但勒韦尔有个主意。他已经宣称市政会有古老的卡斯提尔人的特权。现在他觉得，虽然史密斯的委任是英国国王批准的，但根据西班牙法律，委任可能会遭到作为人民保护者的市政会的拒绝。希斯洛普表示同意，特立尼达的事件变成了更为扑朔迷离的委内瑞拉事件的翻版，其中，委内瑞拉的律师们倒转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革命者佩纳支持史密斯的独裁，反革命者勒韦尔开始秘密地为一场地方上的叛乱准备法律案件。这都只是幻想和胡闹。但每一个人，委内瑞拉的律师以及英国的官员（他们时而是负责人，时而是助手），都玩得非常严肃。

像以前一样，勒韦尔希望在多方面快速出击。他知道史密斯对西班牙法律不大了解，因此他首先希望除掉史密斯的法律顾问。米格尔·佩纳和他的两个朋友被指控煽动叛乱和伪造文书，在没有听证会的情况下，他们被命令即刻离开特立尼达岛。

史密斯要求解释，但希斯洛普什么都没说并且拒绝见他。米格尔·佩纳给希斯洛普写了一封表示抗议的长信。他受邀来到特立尼达，已经放弃了在加拉加斯体面的职位。他问心无愧，想要指证他的证据。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人可以被任意驱使：探险者、小男孩、船长、酒鬼或者游手好闲的人，“但不能这么对一位西属美洲绅士”。“在我的国家，英国绅士是不会受到这种蔑视的。”但这封信没起什么作用。辱骂勒韦尔没有意义，驱逐令继续执行。

然后，希斯洛普下令将桑德森从堡垒监狱里释放出来。三天后，当史密斯还在反对释放桑德森时，一个巨大的打击降临。市政会向希斯洛普交了一份决议，决议提出，史密斯的权力自相矛盾，违背了西班牙法律，应被停职。勒韦尔几周前就为史密斯的停职准备了十条法案。史密斯现在没了律师，只能自己查阅西班牙法律书籍。他说，只有当他的任命有可能会造成“臭名昭著的丑闻和不可弥补的罪行”时才能受到质疑。勒韦尔将这些话（用西班牙语）写到了市政会的决议里。史密斯暂停了勒韦尔·德·戈达作为律师执业的资格，还威胁说要“在我们国家……通过每一个法庭”追查希斯洛普。

但他知道这是一场政变，要求去英格兰。希斯洛普说他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有国王才可以准许皇家代表离开岗位，只有在史密斯提出到普通的住所或对他当政期间的行为做出调查之后，他才能离开。

就像每一个在大陆被免职的殖民地官员一样，史密斯现在的唯一出路，是逃走。史密斯的司库员，那个年轻的弗吉尼亚人安排了这一切。一天下午，他们骑马朝北穿过大山来到希望庄园。第二天早上五点，他们两个乔装成水手，登上一艘驶往格林纳达的双桅船。在格林纳达，史密斯在转乘一艘驶向英国的船之前，把律师的权力授予司库员。司库员回到西班牙港，那里的政务会已经“决定，上述乔治·史密斯，已经腾空了在管理委员会的席位，以及他在殖民地占用的所有办公室”。政变结束。

在特立尼达，这是一场模拟叛乱。在海峡对岸的委内瑞拉，叛乱真实发生了。米格尔·佩纳被驱逐出西班牙港的当天，库马纳爆发了支持西班牙的反叛乱运动，这场运动是勒韦尔和其他人策划的。但反叛乱运动没有持续多久。攻占的城堡被重新夺回，更多的难民来到了特立尼达，库马纳请求移交“我们的对手欧洲的西班牙人……忘恩负义的怪物”。委内瑞拉人摇摆不定，现在这是南美特色。

米格尔·佩纳作为“西属美洲绅士”在西班牙港微不足道，但他作为米兰达和玻利瓦尔的同事在加拉加斯则很快活跃起来。米格尔·佩纳诋毁英国，向委内瑞拉国会提出独立的建议。勒韦尔·德·戈达说，他用松散的语句表达夸张的思想，“简洁、夸张、诗意的跳跃”。对这一声明的总结，被英国加拉格尔和拉姆公司（加拉格尔是《特立尼达新闻周刊》的编辑）在加拉加斯用三种语言印刷出来，其中一份被送给特立尼达政府。每个人都要获得自由，但人人都得是罗马天主教徒。输入黑奴已被禁止，但已经拥有黑奴的人可以带黑奴入境。

思维混乱，行为混乱：几天后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欧洲的西班牙人。西班牙港的英国商人深受其害，许多被处决的人还欠他们钱。西班牙帝国已经破产，它那限制贸易的法律已不再重要。但英国人将西班牙港建成南美商业中心的梦想也开始破灭。

这是委内瑞拉充满血光的一年，也是充满公共恐怖与反恐怖的一年。殖民秩序正在瓦解，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每一个人——印第安人、欧洲的西班牙人、黑白混血儿、牧师、可可和烟草侯爵夫人——都要保护自己免受潜在敌人的侵害。

希斯洛普总督一直渴望为米兰达效劳，以及进行一场崇高的解放战争，但这一年什么事都没发生。有人被临时派去接替他。一八一一年四月，在特立尼达待了差不多八年之后，希斯洛普终于可以离开了，他在六月底去了英国。多年来他一直期待在英国度过夏天，但他一登陆就遇到了麻烦。希斯洛普自己的小反叛——将史密斯免职，反抗国王的权威——使殖民大臣利物浦男爵非常愤怒。

史密斯在英国，桑德森也在英国，两人都准备在英国法庭上继续争吵。勒韦尔·德·戈达现在在西班牙港，他最近非常得意，常坐着带篷马车往返政府大厦。但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委内瑞拉人，他处境尴尬，既没有国家，也没有工作。他的庇护人和敌人突然离开，像被他用法律技巧赶走了一样，他孤单一人。这是将自己的事业与他人的事业融为一体的流亡者的命运。勒韦尔对自己处境的解释更不可思议。比如，他看到史密斯没有回来，便以为是因为伦敦的卡斯尔雷男爵“已感到羞愧”。

不可思议的是，勒韦尔因自己为特立尼达的英国政府效劳而向行将就木的西班牙帝国政府索要回报。回报来了，勒韦尔被任命为库马纳、巴塞罗那和玛格丽塔殖民地的总督和司库。可是，这所有的殖民地都在叛军手里。勒韦尔去了波多黎各，但那里无事可做。他后来去了西班牙，说是“去探求一些有用的知识”，但其实是想看看能否在西班牙政府找到一个更加现实的工作。

他发现西班牙政府依赖于加的斯，此地人口众多，正受到法国人的炮击，这里的其他地区被法国军队控制。西班牙本身已成为一个概念，但这使勒韦尔感到兴奋，因为他第一次离这个伟大的世界和这些伟大的事件如此之近，来到一个有典故的国家，来到一个据说像薛西斯入侵时期的希腊一样的国家，来到曾使奥斯特利茨、耶拿和马伦戈这些名字闻名遐迩的军队面前。作为一个西班牙美洲人，勒韦尔拥有特权，他可以接近各方，包括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整个一八一二年，他都留在西班牙。

在米兰达的想象中，委内瑞拉几乎没有黑人。但现在游走于委内瑞拉各派之间，米兰达越来越像一位有色人种起义的领袖。他动员了很多人。硬币很少，人们不相信新纸币。三月，加拉加斯发生地震，对一些委内瑞拉人来说，这是上帝不赞同起义的信号，事情已经开始朝不利于米兰达的方向发展。一支刚超过两百人的西班牙政府军，在一名海军军官的带领下，已于三个月前登陆，各种肤色的人开始集结加入这支队伍。这支狂热的人民军，在恐惧和战利品的驱动下，陆续取得胜利。

西班牙正得到解放，威灵顿处于攻势。四月，皮克顿率领他的部队猛攻巴达霍斯的城堡，让被解放的西班牙居民经历了一夜恐惧。那是这场战争中最出名的洗劫行动，也是皮克顿最著名的战斗。利物浦男爵几天后在众议院说，这场战斗“是科学和勇敢的典范”，“迄今没有军官能够超越”。光荣最后终于到来，皮克顿五十三岁，他作为一名战士的事业两年前才刚刚开始。

攻打巴达霍斯的城堡之后不久，勒韦尔·德·戈达去看望皮克顿，他们十年前在特立尼达见过。勒韦尔有可能想和皮克顿谈工作的事。但勒韦尔的说法是，皮克顿在那场大战后派人去找他，想了解自己在特立尼达的庄园怎么样了。

在伦敦，桑德森和史密斯的案子已经被送到王座法院。埃伦伯勒大人和几位曾在皮克顿的官司以及之后的诽谤案中出庭的律师都参加了庭审。他们对特立尼达的事情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桑德森说，他被剥夺了谋生手段并丧失了名誉，他需要获得补偿。史密斯只希望阻挠庭审的进行，他请求延期，说想让勒韦尔·德·戈达、米格尔·佩纳和其他加拉加斯律师接受调查。法庭决定派人去调查加的斯的西班牙律师，史密斯说这没用。总检察长说：“我们很清楚，委内瑞拉和加拉加斯市正在发生叛乱，你还是把我们送到月球上去好了。”埃伦伯勒大人开始变得不耐烦，但史密斯获得了延期许可。

两个月后，委内瑞拉的叛乱结束。米兰达战败，被玻利瓦尔和米格尔·佩纳交给敌人，成了拉瓜伊拉的囚犯。每天都有共和派犯人被关进监狱，有些被拷打，有些被绑起来鞭打，有些被火烧，有些耳朵被割掉。特立尼达接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难民。

西班牙帝国看似已经在委内瑞拉得以重建，勒韦尔·德·戈达准备回家。时候到了，关于伟大世界和伟大事件的梦想开始消退。当在威灵顿进军前退却的法国人重新于秋季进城时，勒韦尔正在马德里。勒韦尔说，他不想看到威灵顿的“反应”，便即刻离开了马德里，日夜疾行赶去塞维利亚，甚至没停下来吃东西。

是年年底，勒韦尔离开西班牙前往波多黎各。到达之后，他发现委内瑞拉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一切摇摆不定：那位西班牙海军军官看似重新树立了西班牙的权威，其实只是确立了个人暴政，为制造恐怖事件而实施恐怖行为。存在拯救和报复的呼声，共和派也曾成功地从西班牙港重新侵入东部平原，他们总共九十四人，带了五支步枪，一桶火药，但是没有大炮。这是南美人的小规模进攻。

现在是这种模式：微小的努力带来严重的后果。共和派领袖是圣地亚哥·马里诺。他在委内瑞拉的圭里亚和特立尼达都有庄园，皮克顿曾一度将他在特立尼达的庄园没收。圣地亚哥寡居的姐姐除了做别的事情，还在西班牙港经营一家商铺，这对他也有所帮助。在西班牙港的所有西班牙人都参与了那项计划。他们在西班牙人的小商店和小酒馆里谈论争吵，偶尔威胁要开枪。

要搭乘前两艘船的人在马科斯先生的商铺里集合。当一名委内瑞拉组织者用手枪挑战所有在场的欧洲西班牙人要与他们决斗时，码头上发生了一件事。这个委内瑞拉人说，侵入者要砍掉委内瑞拉每个欧洲裔西班牙人的脑袋。他告诉一个表示同情的美洲人，入侵得从特立尼达开始，因为委内瑞拉人是“弱智和胆小鬼”。确实，小船上的人大多数是法国的有色人种，有些人还穿着忠诚民兵的红夹克。有一个英国有色人，以前在帕克上尉的连队里“常常击大鼓”。也有一些自由的黑人，其中有个男人名叫乔－乔，他挎着一把海上自卫队军刀，漫不经心地说：“如果可以自由行事，我会把每个英国人的脑袋都砍下来。”

黑人划船顺河而下，来到圣地亚哥位于查卡查卡雷小岛上的庄园。历经九个小时的跋涉前往圭里亚之前，圣地亚哥在那里杀了一头白色的阉牛，与他的士兵分享了牛肉。一个叫吉姆的白人杀了一只山羊。六点钟时，天色已暗，他们乘一艘纵帆船和一艘小船前行。大部分人只配有一把短剑，没有别的东西，所有人都收到十美元报酬。据说这些钱来自西班牙港一位逃难的委内瑞拉侯爵。这位侯爵向圣地亚哥许诺，每攻下一座城镇，就给他五千美元。

第二天，西班牙港宣布戒严令，成立审查的军事法庭。但当天晚上八点，越来越多的小船开始公然离开西班牙港，负责人佩剑在码头上四处走动，征募新兵和收集武器还在继续。科西嘉人苏西尼在广场上向朋友吹嘘，说“要购买一些国王的武器，然后把武器卖给共和党人，这样可以投机赚钱”。苏西尼从德国人哈里手里买了三十支不带刺刀的旧步枪，每支五美元。

德国人哈里是政府大厦的警察，在德国人的军团有朋友。苏西尼派三名黑人去哈里位于杜克大街的院子拿步枪。然后，苏西尼顺便到圣地亚哥姐姐的商铺看看，问有没有人想要三十支步枪。几天后调查这件事情时，苏西尼说他没有买步枪，只是和德国人哈里喝了一杯格罗格酒。但哈里说，是苏西尼买走了那些步枪。哈里为自己辩护，说只有两支步枪有点用，“买那些步枪是为了修理其他的步枪”，有些步枪甚至没有撞针。

给新兵的预付款是四美元，剩下的六美元将在小船上支付。一些有色人种拿了四美元却不想走，但他们骗不了潘塔莱翁。潘塔莱翁是海上自卫队的列兵，有一把手枪。在第三组小船离开西班牙港之前，潘塔莱翁在黑白混血儿的院子里四处走动吓唬人，对他们说要么上船，要么退回四美元。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兄弟退回了四美元，忠诚民兵的低音鼓手锡利也退了四美元。

这是一个有月光的夜晚。皇家炮兵里的一名德国投弹手基督徒尤尔森在城里四处闲逛。他走过西班牙教堂，沿着三烛路走到海边。海岸边坐着七八个人，一人向他点头致意。尤尔森走过去，一个穿着深色夹克衫的年轻人（“穿得像位绅士”）和他说话。这人指着沙滩上一艘有很多人的小船说，如果尤尔森愿意上船，可以给他四美元，然后还会给他八美元。

这些钱已经很多了，现金是特立尼达最缺的东西。但尤尔森有点犹豫，他需要时间好好想想。尤尔森有几个黑白混血儿朋友，他向他们的院子走去。他们说都拿了四美元，穿深色夹克衫的人在组织新兵入侵委内瑞拉，他就是两天前在码头上挑战所有欧洲裔西班牙人的那人。尤尔森回到兵营，把这事说给“在部队担任文员的炮手”布莱克特听。布莱克特说，尤尔森应该向总督禀报此事。尤尔森最终没有去委内瑞拉，他很幸运，圣地亚哥·马里诺不允许任何去那里的人再回来。

唐·弗朗西斯科·罗卡塔拉达住在西班牙教堂附近，他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听说了这次暴乱，然后到朋友阿迪拉（他是书记员）那里，说：“快来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戒严令的。”

有二十个人正在月光下说话，海上自卫队的列兵潘塔莱翁配有手枪，像是负责人。他正说给他们十美元可不是白给的，其他人就这一点在和他理论。但他最终将他们送上了船。

“我们去赚钱吧。”他说。小船离岸时，他朝空中开了一枪。

“卑劣的起因，”几天后代理总督向伦敦汇报时如此表述这次入侵，“仅限于少数游手好闲的人。”他掌握着事实。军事法庭在这些事件还没结束时就开始调查。汇报像是新闻报道。目击证人从委内瑞拉划船回去时被抓。不太可能发生但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旗开得胜：早上三点在圣地亚哥的圭里亚庄园登陆，行军半小时到城里，向圭里亚反抗的司库“砍了九刀”（但他活了下来），攻下了那座城。

发生这件事几天以后，圣地亚哥·马里诺的第一批急件以逐字翻译的方式公开，急件“以波拿巴的文风写就”，充满感叹号，但很简洁。

“罗宾斯！我在圭里亚受到普遍欢迎。”

“保罗！我们在十三号早上三点进入圭里亚，十四号进入蓬塔德彼德拉，十五号进入伊拉坡，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简单点说：其他城市邀请我们，但是我们还需要一百名法国人和一些武器。我们的希望在你身上，希望你能利用一切渠道给我们送过来。尽快，尽快，尽快！最后你会得到报答。马里诺。哥伦比亚独立元年，一月十六日。”

“瓦内其！过来在我的部队里做军官吧，我们的部队正向库马纳进军。把库尔曼也带来。”

“瓦尔迪兹！如果你希望我们能在十五天内到达库马纳，带一百个法国人和一些武器过来。”

“洛尔达！我们已让这座城市独立。你赶紧给我们派一些人来，赶紧！赶紧！”

因此在最后，在经历羞辱和被驱逐之后，法国的有色人种终于（他们很激动，富有攻击性，也很残忍）证明了自己。法国革命承诺很多，他们随波逐流。现在，二十年之后，他们的共和时刻已经来临，尽管共和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大部分人迟早要被杀掉，委内瑞拉人的胜利从来不会持久。这场二次入侵是委内瑞拉战争中的插曲，就如同几个月之后西班牙港来了一个加拉加斯当局的悲伤的特使，请求英国总督从中调停。

从加拉加斯来的人控诉共和党人在黑人、黑白混血儿和其他人中间鼓励法国式的平等理念，甚至鼓励英国人手下的黑奴从特立尼达逃亡。共和党人现在正需要尊重，希望与在特立尼达的英国政府平等相处，不承认这一指控。他们没有鼓励黑奴从特立尼达逃跑，所有被抓的黑奴都被关起来，任凭他们合法的主人处置。

委内瑞拉的混乱已经结束，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社会已经解体。对持久的事业而言，它过于简单。唯一的事业是自我和生存：因为简单而导致的悲剧，十四年前在西班牙港就上演过。当时曼努埃尔·德·埃斯帕纳还不满二十一岁，因为有人承诺给他将军的制服，让他掌控一艘护卫舰，他便背叛了母亲，背叛了信仰和帝国。“四十一年之后，”勒韦尔·德·戈达在一八五一年写道，“这场委内瑞拉革命仍未结束。”

米兰达因为被出卖而没有参与这场革命以及所有的行动。他被从委内瑞拉送往波多黎各的监狱。一八一三年，勒韦尔·德·戈达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他们不再是敌人，现在他们对西班牙和委内瑞拉的想法相似。勒韦尔视米兰达为“一座会走路的图书馆”，很喜欢听他说话。米兰达虽然仍然渴望看报纸，但已再次将整个世界简化为理念。他很安宁。勒韦尔非常敬畏这位老人的身体仪态。为了记得更清楚，他总是观察细节：米兰达将半只柠檬的汁液挤入一大杯茶里，制成“柠檬水”，喝茶时一点一点地咬柠檬皮，这样茶和柠檬就能被同时消耗掉。

与罗利一样，监狱或许是米兰达潜意识里非常需要的场景。它将无为、失败和流放的状况戏剧化。米兰达想着伦敦和格拉夫顿街的房子，也想寄钱给莎拉和孩子们。至于委内瑞拉和南美，他现在看到的只有混乱和外国人的控制。没有外国人的控制，他告诉勒韦尔·德·戈达，居民就有自由和义务“使庄园高产”。当听说他要被从西印度群岛转移去欧洲的加的斯监狱时，他说了句“感谢上帝”，然后拥抱带来这个消息的波多黎各海军上校。

米兰达在加的斯的监狱里待了两年半，直至他一八一六年去世为止。委内瑞拉在打仗：革命又失败了。欧洲在打仗，托马斯·皮克顿中将在滑铁卢光荣牺牲，时年五十六岁。他在夸特布拉斯受伤后隐瞒了两天伤情，对威灵顿的撤退命令非常生气，在亲自对他的第五师下令之后不久就死了：“冲啊！万岁！万岁！”米兰达在监狱里一直小题大作地操心他的“文件”，直到最后一刻。

特立尼达秩序井然，大英帝国正在迁入。临近的小派别都被赶走，他们都失败了。伦敦当局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在与市政会的斗争中，史密斯被判定是正确的一方。他官复原职，但没有回到特立尼达。之后他又被判定是错误的一方。市政会假定自己有卡斯提尔的特权，挑战君主权威，不仅被判定是错误的，而且属于专横放肆、卑劣粗鄙。新总督只有二十八岁，但出身良好。他报告说，市政会的成员不知道他们本应执行的法律，很少关注自身的职责，他们的财政部门“名声最差”，于是这些人都被解雇了。唯一受到尊敬的是年轻的弗吉尼亚绅士威廉·哈丁·伯恩利。他做史密斯的司库员发了财，现在拥有很多可使用的殖民地土地，因此不能忽视。他拥有这么多，就不得不负起责任，不得不站在当权者的一边。

这位年轻的总督代表权力，握有英国总督和西班牙总督的所有权力。为执行西班牙法律，伦敦当局把加拉加斯皇家代表的所有权力都给了他，因此他既是主教，又是出纳、书记员、讲述人，还是皇家领地的管理人和市政会的负责人。他另有一项继承得来的权力，就是神圣罗马天主教堂的皇家副赞助人。这位年轻的总督认真履行职责，几年之后，这成了一场英国请愿的主题。

“一位西班牙牧师谈到别人对他的投诉时说，在他手拿圣油经过时，有两位绅士没将帽子摘下来，为了让他们去照顾一位病人，拉尔夫·伍德福德先生命令将他们关进监狱，在教堂公开忏悔，然后被驱逐出这个岛屿，尽管他们出身于非常体面的家庭。”

在庄严的场合，新总督拉尔夫先生会乘坐由四匹马拉的马车来到政府大厦，身边跟着骑马侍从以及骑在马上的副官。他要检阅仪仗队。在议事厅，他和伟大市议会的成员一起穿上西班牙长袍，然后拿着代表伟大市议会永久成员的办公权杖，在手举武器的士兵中间领着队伍步行走向西班牙教堂。牧师会在那里迎接拉尔夫先生，并将他带到特制的椅子旁。在一个固定的时刻，圣饼被端上来。教堂外，士兵高举武器，防波堤上大炮鸣炮二十一响，以示致敬。

拉尔夫先生并非罗马天主教徒。在英国，天主教解放是几年之后的事。他继承和尊重的神圣罗马天主教堂皇家副赞助人的头衔，是最早于一五〇八年由朱利叶斯教皇授给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王国的君主）的，因为他们将摩尔人驱逐出西班牙并将基督教植根于美洲。

一五〇八年，墨西哥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西班牙人来特立尼达劫掠平民作为奴隶，玛格丽塔岛的采珠业也还没有发展起来，帕里亚湾到处是印第安人的小船，椰子、甘蔗和杧果还没有取代特立尼达的红树林和乔木林。在那片已经被改变了的人口稀少的土地上，外部的诸多干涉已被遗忘。有关真实的人和真实行动的记录已经在锡曼卡斯的档案纸上丢失。才发生在两百年前的对黄金国的寻找，以及重新发现新大陆的梦想，都已成为神话。一切都好像回到了世界起点。西班牙港最古老的西班牙家庭讲述了早期西班牙征服者约瑟夫·德·奥伦那的故事。他建立了一座城，被印第安人打败，又被某个叫安东尼奥·德·贝里奥的人继承。但这两个名字都已被遗忘：贝里奥的名字，以及他希望赋予荣誉的妻子的姓—奥伦那。

三百年之后，海湾两岸的西班牙帝国有了继承人。

[1]原文为西班牙语。

尾声 雅凯之死

与黄金国探险结束之后一样，西班牙港再次退出历史，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里记述的只是一个偏僻的城市。西班牙港不会成为独立南美的大英帝国贸易站，那场革命误入歧途。与此同时，十八世纪大英帝国在西部生产蔗糖的岛屿和奴隶种植园慢慢萧条。帝国正向东转移，向亚洲那些不正常的、富裕的和正在等待的地区转移。那些本来以为自己的事业已经结束的人，于是有了新的机会。这是英国的运气，是它在很多方面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回报。

一般情况下，名声不好的西班牙官员现在已没有机会了，而英国官员总能再次得到机会。史密斯在锡兰又得到一个高级职位，但他自杀了。希斯洛普五十多岁时在印度找到自我，作为德干部队的总司令，获得男爵爵位，还发了财，但此后遇到了麻烦。他在塔尔内屠杀了三百名驻军，还绞死了马拉塔总督。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批评——众议院的公开鸣谢中没有提到他——有关塔尔内战利品的案子被送到枢密院。希斯洛普败诉，威灵顿说这是他唯一感到满意的事，如果那些钱到了希斯洛普手里，就“会像希斯洛普的其他财产一样，被他用来买墨西哥债券和哥伦比亚有价证券”。

在西部地区，一八〇七年奴隶贸易的废除和一八三四年奴隶制的废除（伦敦的决定，伦敦的胜利）是种植甘蔗的岛屿开始走向衰落和被抛弃的时期。舰队司令科克兰从一艘运奴船上解救了一百七十名黑奴，他以为，为了换取衣服和食物，这些黑奴会在他特立尼达的庄园里作为“学徒”工作十四年。他还以为，政府会多给他一些土地来消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但对其他的移民来说，机会越来越少。特立尼达测绘局局长的工资降低了。他的工资依靠测量封地，而这些封地依靠连续不断地进口黑奴。对于那些野心勃勃并且有天赋的人来说，对于有钱可以借给别人的商人来说，对于认为自己正在从事崇高事业的律师和记者来说，他们在特立尼达已不再有前途。特立尼达岛只能如此，它只不过是一个边区的小村落，是浑浊的死水一潭。特立尼达曾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当时被称为“黄金国的殖民地”），这是错误和失败。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同样是错误和失败。而且，当它与帝国其他地方的生活隔离开之后，帝国的循环便开始加速：特别的美德和生机很快被它们自身包含的特别的腐朽所取代。

在这座由种植园主、船长、士兵、奴隶、妓女、格罗格酒店主，以及出售盐、烟草和干肉给苦工的零售店店主组成的城市（主要由西班牙人、法国人和非洲人居住），早期的英国移民显得与众不同并且令人吃惊。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过于傲慢，看起来可笑、无知、容易上当受骗。这种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财富和商业冒险（有时也是他们的愚蠢）、他们的衣着、他们具有英国特色的饮食礼仪，以及其他看重家庭生活的标志上，也在于他们智力上的活跃。很自然地，他们处于优势地位。这种活跃——给伦敦律师和报纸的威胁信，对权利和自由的肯定——是宗主国的舶来品。奴隶制社会的自我实现来得如此容易，这种活跃开始变得反常，然后逐渐消失，英国人则将他们的卓越更简单地看作种族魔法。帝国向东方转移，有野心的人选择移民，这更是一种智力损耗。特立尼达的英国人变得像法国人，爱争论的特质消失了，男人的身高也降低了。最后留下来的，只是一块殖民地。

一八〇七年，特立尼达反对废除英国奴隶贸易的一个理由是，这对非洲人不公平，他们现在不仅不能接触文明社会，还得被装进脏兮兮的外国轮船上。这种争论隐约提到几种理念，可以看出是英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一八二三年反对禁止鞭打黑人妇女的法规则不同。据说这部法规是一种破坏白人家庭的手段，因为白人家庭已经面临很大的压力。黑人妇女的无礼人尽皆知，这部法规会鼓励她们去挑衅主人。据说有一件这样的事：一天，一对年老而虔诚的法国夫妇被餐桌上淫秽的话语激怒，于是打了那个黑人，结果夫妇两人的生活毁于罚款。这些反对来自已经接受新社会价值观的人，他们已不再用宗主国的标准评价自己，只以经济和种族上的与黑人的距离来衡量他们的卓越。

这种卓越被双方接受。他们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塑造殖民地。一开始，智力活跃的时候，像富拉顿、希斯洛普和史密斯这种对自己和世界充满期待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感觉到，这片殖民地是不完整的，是错误的。随着智力的衰退，这种不满也逐渐消失。这样的官员不会再来，也不会再有麦卡勒姆那种将西班牙港看作宗主国的延伸而前来拜访的作家。

一九〇〇年，远离帝国主要运输线的西班牙港比一八〇〇年的时候还要偏远。曾经来过此地的十九世纪作家——特罗洛普、金斯利、弗鲁德——作为游客从主要的工业国来到帝国的边区村落，被人塑造成不朽的英雄。有关帝国历史表扬皮克顿而贬低富拉顿的说法，早已变得具有相对性，年代也是错误的。特罗洛普担心劳工短缺；金斯利描写植物，以温柔的笔触刻画这里的人民；弗鲁德忧心忡忡地描写种族和帝国。谁都没有质疑这片农业殖民地所缺少的生活，什么都不生产，什么都要依靠进口，人们认为教育是生活上无关紧要的事情，它只针对那些有志向的穷人，而富人、白人以及无忧无虑的人只要能读书、会计算就完全可以了。

这三位作家都关心如何“使庄园产量更高”。为达到这一目的，合同工（有些是华人，有些是葡萄牙人，但主要是来自古老的饱受苦难的印度－恒河平原的印度人）代替了黑奴在庄园里劳动。综合以往的模式来看，这是人类一种新的退步形式。印度人是从来不理解权威的民族，他们不具有历史感，隐秘的仪式统治和保护着他们。在特立尼达乡村，他们创造了一种简单的、田园般的印度文化。他们代表了殖民地的某个元素。殖民地成了帝国的混合物，一个微型帝国。

它充满传奇，它等待被人发现，它等候着游客。二十世纪早期，从英国来的游客并不是想欣赏阳光和沙滩，而是来到加勒比地区寻找历史，来到这片赢得十八世纪伟大海战的海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胜利突然变得遥不可及。当时来到这里的游客主要是美国人，他们为伏都教、黑人舞蹈和愤世嫉俗的黑人歌曲而来，也会在狂欢时节为这里的乐队而来——奴隶主竭力压制的黑人地下生活。世界的过去有很多种面貌，模糊不清。它到底属于谁？

今天，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我已是一个陌生人。比起我在这里求学的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西班牙港变得更大、更亮丽、更喧闹，教育水平也更高了。那时，尽管有战争和美国的基地，它依然像世界的边缘地带。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岛过去曾是它的一部分）就在海峡对面，有的时候都可以用肉眼看到。但委内瑞拉或许只是存在于地理书上的事实。西班牙语在特立尼达已经消逝，那里再也找不到西班牙帝国的痕迹了。英属圭亚那则更近。如果一份委内瑞拉报纸头版的标题写着“英国，请把特立尼达和圭亚那还给我们，否则我们会用武力收回”，会显得很荒谬。

委内瑞拉正在被它的石油财富改变。（一八五一年，在勒韦尔·德·戈达去世之前，他还为西班牙政府没有在法国战争期间从加的斯移民到委内瑞拉感到痛惜。有了“学者、有钱人、富豪商人、伟大的农业学家、政治家和一流的工匠……文明肯定已在这四十一年里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热病可能已经被消除，蛇和老虎可能已经消失，甚至蚊子也不见了。在伊甸园里，我们只有智慧、财富和健康。”）但对于西班牙港来说，委内瑞拉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国家，那里有独裁者、军队、虐待狂，以及突然到来的革命和难民。但当难民出现在西班牙港街头时，他们不过是黑白混血儿，是令人好奇的普通人。

事情在发生，但最终什么也无法保留——西班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留下来的只有人，他们的过去无法在任何一本历史书里找到。皮克顿成了一条街道的名字，除此之外，没人知道更多。历史是一部关于哥伦布的童话，是一部关于土著加勒比人和阿拉瓦人奇异习俗的童话。现在已不可能将那些过往放进历史里了。历史是特立尼达的五分邮票：罗利发现了沥青湖。历史也是一部很少提及奴隶制但经常讲到废除奴隶制的童话，它说好人战胜了坏人。这是讲述故事的唯一方式。任何其他的版本都很可能会以模糊不清并且受到警告结束。奴隶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就像已被灭绝的土著，他们只能从日常生活中重新塑造自己。因此，他们还在。但又如同瓦洛的监狱（监狱的平面图没有保存下来），他们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文献记载中的奴隶没有自己的面孔，他们沉默，没有名字。没有任何故事。

但有一个例外。贝尔－艾尔甘蔗种植园里的工头雅凯有他自己的故事。多米尼克·德尔特是贝尔－艾尔的所有者，是最早的法国定居者之一。西班牙港中部的一条街还留有他的名字，并指明了他庄园所在的位置。一八〇六年一月，当希斯洛普总督收集奴隶投毒的证据时，德尔特说起了雅凯的故事。德尔特是位受过教育的男士，和他的黑奴住得很近，但他是作为一个受害的种植园主来讲述的。二十一年里，他损失了一百二十五个黑奴，有小孩也有成年人，大部分是被毒死的。

一八〇三年九月，为德尔特太太处理家务的奴隶生了个小男孩，孩子的父亲很可能就是德尔特。小男孩成了整个庄园的宠儿。他快一岁时，在一天早上躺在母亲屋外的篮子里抽搐起来。他的肚子胀得很大，死得很奇怪。庄园里的人都很悲伤，大家都看出他是被毒死的。当月，德尔特有八个奴隶被毒死，还有很多人因被下毒病得很严重。在为小男孩举行葬礼期间，德尔特把他的黑奴——他所有干活的黑奴——叫到一起，要他们找出下毒的人。

所有的黑奴都出席了小男孩的葬礼，只有工头雅凯没去，他太伤心了。他当时六十六岁，作为一个黑奴，已经很老了。庄园就是他的生命，他已经开始爱上德尔特和德尔特的家人了。

第二天，德尔特的一个家奴告诉他必须找一个新工头了，因为雅凯疯了。德尔特把雅凯送到庄园的医院，雅凯在那里哭了一个星期，整天整夜地号叫，特别是在晚上。后来他平静下来，要求庄园里的黑奴集合。他告诉德尔特，自己要和几个黑奴谈话，说着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雅凯当着德尔特的面在黑奴当中走来走去，随后停下来与八到十个被他列出名字的黑奴说话。

他说（当时对话用的是法语，这里是德尔特复述）：“你们记得吗，有次我要你们吃米饭和肉，还喝了一些朗姆酒，后来你们吐血被送进了医院？”

黑奴们想起来了。

“你看，先生，”雅凯对德尔特说，“我没对你说谎。”然后雅凯开始招供。“我想毒死你和你全家。你知道，作为工头，我每天早上都会把你的水罐装满。有三次我都想放入足量的砒霜，但总有某些东西在阻止我，阻止我的是一种恐惧。”但他最后本可以将计划付诸实施。“我本来可以毁了你。你所有的奴隶本来都会死。你全家人本来都会死。”之后他把小男孩毒死了。但他不知道会造成如此巨大的悲痛，他自己会如此伤心。小男孩的死是他的“不幸”。

与其说德尔特是愤怒还不如说是吃惊和悲伤。他说，他以为自己对雅凯来说一直是个好主人。

理由是：年老的雅凯开始变得善妒。

“你是工头，”德尔特说，“你管理这些黑奴，为什么不多毒死他们几个？”

雅凯说，他并不是没想过这样做。他一直给黑奴们东西吃，但他们并不总是接受。

黑奴们说是这样的。雅凯很急迫，很笨拙。他们已经知道真相有一段时间了，庄园里的工头就是下毒的人。

黑奴们想把雅凯扔进糖厂的炉子里。德尔特说不行，他觉得不能惩罚这个老人。

雅凯还在坚持，他说自己该死，但不想被烧死。“给我一根绳子，我自己上吊。”

德尔特很好奇，他派人拿来一根绳子和一个拖架。

雅凯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拖架上，头伸进套结里，然后却害怕了。

几天后，德尔特又把干活的黑奴集合起来，调查雅凯毒死小男孩的事。雅凯说，他已经注意到受宠的小男孩会在某个时候被单独放到篮子里。他把砒霜装入一个鼻烟壶，把鼻烟壶放在裤袋里，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他就快速行动。给小男孩下的砒霜太多了，他从西班牙港的一个男人那里买了两次砒霜。他甚至卖给了朋友一些。他知道其他的庄园里也有下毒的人。

德尔特问起其他的砒霜。雅凯说，小男孩死后，他把砒霜都扔到炉子里了。

几天后，他们发现雅凯死于中毒。至于他是不是服毒自杀，没人知道。

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一九七三年一月修订）

目录

1 序曲：一份遗产

2 历史 鱼胶的气味

3 新衣服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4 过客 一个三十年代的人物

5 流亡

6 一包文件、一卷烟叶、一只乌龟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7 一个新人

8 在荒凉的海湾里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9 回归故里

版权信息

书名：世间之路

作者：【英】V. S.奈保尔

译者：杨振同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8-01

ISBN：978754426282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们的忆念渐渐模糊，

一年年远离这一带山岭。

直到从野外、从这花园里，

送来的是一种新的联想；

而岁月流逝，这里的风光

陌生人的孩子将会熟悉。[1]

[1]原诗节选自丁尼生的《悼念集》第101首，此处采用了飞白译文。

1　序曲：一份遗产

四十多年前我离开了家。那时我十八岁。六年后当我回来时——回得很是缓慢：乘一艘轮船颠簸了两个礼拜——觉得一切都既陌生又不陌生：突然到来的夜晚，叶子硕大的树，萎缩的街道，瓦楞铁皮屋顶。要是沿着一条街道走下去，就会听见所有开着门的小房子里传出的“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电台播放的那些美国广告的配乐短诗。六年前我很熟悉“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播放的配乐广告短诗；而现在，对我来说这些配乐短诗全是新的，仿佛是别人的民歌。

大街上的所有人都比我印象中的要黑：非洲人、印第安人、白人、葡萄牙人和混血的华人。不过在他们的房子里时，他们并不显得那么黑。我猜想是因为在大街上，我更大程度上是个看客，算是半个游客，而当我去到某个房子里，就是和我相识多年的人在一起。因此我更容易看到他们。

回家就是这种与印象的戏耍，就像当初我玩儿第一副眼镜，透过它看到的世界轮廓清晰，小小的，不那么真切，放下眼镜，看到的是一个尺寸标准、真切但却模糊的世界；就像我玩儿第一副墨镜，在炫目的光线和冷色调间切换；或者像我在这首次归家时第一次接触空调，我喜欢从凉爽的空调房走到炎热的外面，然后再回来。这么多年里，这么多趟回来，我总归是及时地习惯了那些新东西，但关于真实的交替和移位从来都不曾真正结束。只要我愿意，这种交替召之即来。从二十年前开始，每当回去，我都会时不时地让自己相信，自己置身于半梦半醒之间，一切都既熟悉又不熟悉。那是一种愉快的感觉；有点像儿时有过的那种感觉：那次是在雨季，我“发烧”了。

一次回家期间，那一次就有点像“发烧”时的感觉，我听说了列奥纳德·赛德的故事，他是个糕饼装裱师，也是个插花能手。我是从一个学校老师那里听来的。

她在一所新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在镇子的郊外，那一片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都还是乡村，是一片一片的种植园。学校的场地看上去仍像是一片收割过的甘蔗地或者是椰子林地。连一棵树都没有。一座简易的两层水泥大楼——绿房顶，奶油色的墙壁——孤零零地矗立在那片空旷的地上，遭受烈日的暴晒。

那个老师说：“早年间我们做的工作颇像社会服务，学生主要是劳工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她们当中有些人的兄弟、父亲或者亲属进了监狱；她们谈起这些事情很是习以为常。有一天，就在那所烈日炙烤下的高温校园里，一个老教师，印度裔长老会女教友，在教职工大会上提议我们应该举办一个五朔节[1]花会，让女学生们对此能有所了解。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我们决定让那些女孩子们做花艺展示，给做得最好的女孩子发奖。

“要是发奖，就要有一个评委。如果没有一个好评委，那这个奖也就没什么意义。让谁来做这个评委呢？我们所教的那些孩子是非常愤世嫉俗的。这来自于她们家庭的耳濡目染。哦，她们是非常恭敬的，可是她们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靠不住，她们打心眼儿里看不上那些地位比她们高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从政府机关或者教育部请人来当评委，也不能请太有名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可选的人就不多了。

“一个年轻女教师说，列奥纳德·赛德应该是评委的最佳人选。这个教师非常年轻，她就是一个农村女孩子，刚刚从公立师范学院毕业。

“谁是列奥纳德·赛德？

“那个女孩还要想一想，然后才说：‘他一辈子都在和花儿打交道。’“过得去。就在这时，有人想起了这个人物。她说，列奥纳德·赛德在妇女志愿协会讲了几次课，那里的人都很喜欢他。要找他就去那个地方。

“妇女志愿协会在战争期间成立，效仿的是英国的女子志愿服务队。该协会在市中心的帕里角有一座楼。帕里角什么都有：一家公共汽车修理厂、一家出租汽车修理厂、一家殡仪馆、两家咖啡厅、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兼干货店，还有若干小房子，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住宅。帕里角的一切都归名门望族帕里家族所有。

“我去帕里角很方便，就主动提出我去找列奥纳德·赛德谈。妇女志愿协会的那座小楼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就有了。那平整的前墙——一堵厚厚的碎石子儿墙，刷了石膏，也涂了油漆，两端还贴着粗糙的石板——紧挨着人行道直立着，所以，前脚刚刚离开那狭窄的人行道，后脚就直接迈进了楼的前庭。前门不偏不倚，正好处在那堵临人行道前墙的中间，门两边是挂着窗帘的小窗户。门窗都挂着棕黄色百叶窗，连着可以一下子都提起来的木头横板，并用一个铁扣针关上。

“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坐在一张办公桌旁。那刷了石膏、凹凸不平、落满灰尘的墙上挂有英国情报处的海报。伦敦塔，英国的乡村风景画什么的。

“我说：‘他们说，我在这儿可以找到赛德先生。’

“‘他就在那儿，马路对面。’办公桌旁的女人说。

“我穿过马路。和每天的这个时候一样，马路上的柏油又软又黑，黑得跟帕里角的公共汽车车库的油渍斑斑的水泥地面一样。我进去的那座大楼很有现代感：墙上贴着灰色的装饰性水泥块，仿的是凿刻出来的石头块。那是个非常干净素洁的地方，好像医生的办公室。

“我对坐在前台的那个女孩儿说：‘赛德先生呢？’

“她说：‘直接进去。’

“我走进内室，几乎不敢相信我看到的那幕：一个黝黑的印度男人正用他自己的手指，对放在他面前的一张平台或木板上的一具死尸做一些事情。原来，我已经走进了帕里角的殡仪馆。那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广播电台天天都播放它配着管风琴音乐的广告。我寻思列奥纳德·赛德是在给尸体化妆。‘化妆’，我只是知道这么个词儿。我对这件事本身一无所知。我吓坏了，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从那个房间跑了出来，跑过前庭，终于回到了外面的空地上。那个男人跟在我身后也跑了出来，用轻柔的声音叫着：‘小姐，小姐。’

“虽然我见到他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给台子上的尸体化妆，但说真的，他长得还是很不错的。他很乐意担任女学生插花比赛的评委。他甚至说，他想提供一等奖奖品。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他将做一个特别的花束。他也真的做了：一小把含苞待放的粉色玫瑰花束。我们的五朔节花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年过去。又到了举办花会的时候，我又要去找列奥纳德·赛德。这一次我可不会忘记了：我是不会去殡仪馆的。我只会去妇女协会和列奥纳德·赛德见面。一天下午放学后，大约五点钟，我去到那儿。那座西班牙风格的小楼里满当当的全是女人，在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列奥纳德·赛德正在用面团做什么东西，用那毛茸茸的手指捏着面团，用那些手指再加些牛奶，然后再加一点黄油。

“他在教那些女人如何做面包和蛋糕。他把面团捏好后，开始教她们如何给蛋糕涂糖霜，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使劲儿把彩色的糖霜从特殊的圆锥形卷筒或者说裱花嘴里挤出来。他一直挤，从被那毛茸茸的手指挤过的裱花嘴，钻出一朵粉红色或是绿色的玫瑰花蕾或花朵，然后他再用粘着糖霜的手指把花朵固定在柔软的涂了糖衣的蛋糕上。女人们发出一阵阵‘噢’‘啊’的赞美声。而他呢，沉浸于他的观众和他的工作之中，继续忙活着，好似一位魔术师。

“可是，我并不喜欢看到那些手指干这种活儿。最后，还是用那些手指，他把那些小小的成品当作礼物送给那些女人，让她们当场吃掉，我就更不舒服了。他喜欢给人送些小恩小惠。送这些小玩意儿有点类似在教堂里送圣饼，而那些女人呢，聚在一起，带着类似的尊敬，吃着、品尝着。

“第三年来了。这一次我不准备去帕里角和列奥纳德·赛德见面了。心想我可以去他家。此前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住了。他就住在圣詹姆斯区[2]，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这倒是出乎意料：他住得离我这么近，过着那样的生活，而我居然一无所知。

“我是放学后去的。我穿着一条窄长的黑色长裙，一件白色衬衫，提着一个装学校课本的包。我停下车，按了按喇叭。一个妇女走出来，来到午后阳光照耀下格外明亮的前廊，她说：‘进来吧。’就这样，就像她认识我似的。

“当我走上台阶，来到前廊的时候，她说：‘进来吧，大夫。可怜的列尼，他病得非常重，大夫。’

“大夫——可能是因为我开着汽车，按响了喇叭，还提着包，穿着那样的衣服。我想待会儿再解释吧。我跟着她穿过圣詹姆斯的这座老旧的小木房子，来到里面的房间。在那里我看到了列奥纳德·赛德，他病得很重，抖个不停，但他的穿着打扮却是要和医生见面的样子。他躺在一张有四个闪闪发亮的铜柱子的床上，上方有带花纹的顶篷，他穿着绿色的丝绸睡衣。他那毛茸茸的手指放在丝的或是绸的床单上，他把床单当被单用。他精心地摆放着自己的身体，被单在后面叠得整整齐齐。

“一个细腿床头桌上，也许是个花瓶置物台上，摆放着一个铜花瓶，花瓶里插着绉花；两把简单的带藤条座底的曲木椅子上，放着丝绸靠垫和大大的蝴蝶结丝带。我立刻就明白了，那些丝绸大部分是从殡仪馆弄来的，是覆盖棺材和陈列尸体用的材料。

“他是伊斯兰教徒，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与他工作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他给基督徒陈列尸体，尽管没什么人想过这一层——他甚至在卧室里挂了一幅镶着画框的环以光轮的基督圣像，圣人散发着金色的光芒，举着一根手指表示祝福。

“那幅画像挂在门上面的正中间，前倾的角度使得那根祝福的手指像是指着床上躺着的这个人一样。我知道，那幅画像挂在那儿并不仅仅出于宗教的原因：也是为了那一份美，那些色彩，那金光，以及基督那头波浪般的长发。我觉得，比起看见他给尸体化妆，以及后来看见他还用那些手指捏面团，然后挤出来那可怕的一团团小糖霜，这一次我更加震惊。

“当时是下午后半晌了，天还很热，窗户里飘进了圣詹姆斯那些污水坑的臭味儿。那些土院子里有分散着的小木房子，三两家为一片。院子里有污水坑，是从厕所污物流出来的细流，绿莹莹、亮闪闪的，流淌着，然后流到泥土里，干掉；还有那褪了色的石头，人们洗好的衣服搭在那里晒得发白；还有那一片片形状各异的地块，地上堆积着尘土、沙子和碎石子儿，种着果树和小树丛，呈现的效果不是一座座花园，倒像是一片片植物杂乱丛生的荒地。

“看着那放在被单上的毛茸茸的手指，想到这座房子和刚才叫我进来的女人——他母亲——我对他的生活百思不得其解，为他感到难过，感到害怕。这会儿他病了；他需要帮助。我无心再和他谈女学生和五朔节花会的事儿了，我离开那座房子，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寻思，让我心烦苦恼的是他的审美观吧。这种审美观，使他来到了殡仪馆的岗位上，使他用这种奢华的方式装饰他的卧室。这种审美观——把玫瑰、花朵和漂亮的东西混在一起做成吃的，其中的理念跟把死人的身体也弄得漂漂亮亮的想法如出一辙——和我个人的审美观背道而驰。这些事情的穿插混合使我心烦意乱。但并不使他焦虑不安。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当初，他丢下手里的尸体，在后面追着我跑到大街上，叫着‘小姐，小姐’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弄明白我为什么急着离开。

“他跟圣詹姆斯街区的无数的印度男人一样，身材颀长，穿着窄腰长裤和大开领的衬衣。即使长相英俊也是芸芸众生。不过，他有着那种特殊的审美观。

“那种审美观，虽然令人惊奇，却并不是一个秘密。对此许多人或许都了解——就像那个年轻老师一样，虽然在教职工大会上提起他的名字，之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他可能也已经习惯了人们以特殊的方式对待他：培训班上的女人们为他鼓掌叫好，其他的人对他冷嘲热讽，或者瞧不起他，像我这样的人则从他身边跑开，因为他吓着我们了。他吓着我了，是因为我感觉他对美的感觉就像一种病；就像某种不为人知、破坏性很强的病毒，通过他头脑简单的母亲传给了他，即使在那时——他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他自己，都对此浑然不知。”

这就是我听到的故事，那个老师说不清楚列奥纳德·赛德出了什么事；她也从来没想过要问。或许他已经加入移民大军，到英国或者美国去了吧。我有些想知道，到了异国他乡，列奥纳德·赛德会不会渐渐意识到他的本质；当他想明白的时候，那件曾经使那位老师大惊失色的事情，是不是也把列奥纳德·赛德吓了一大跳呢。

尽管在卧室里挂基督的画像，但他知道他是个伊斯兰教徒。然而，他从何处来，他的祖先从何处来，他可能一点概念都没有。他或许想不到，赛德这个姓氏有可能是赛义德的一个翻版，他的祖父或者曾祖父或许是来自印度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说不定就来自勒克瑙[3]；圣詹姆斯甚至有一条街道名字就叫勒克瑙。列奥纳德·赛德对他本人、对他的祖先所有的了解，估计就是他在他母亲位于圣詹姆斯的那座房子里认识到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他跟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通过学习，我现在或多或少可以告诉您，我们大家是怎么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可以告诉您，圣詹姆斯这片土地的美洲印第安名字本来应该叫作库穆库拉坡，早期从欧洲来的旅行者把这个名字变成了康克拉波或者是康克拉比亚。我可以看着这些植被，告诉您哥伦布到来的时候那里都有哪些，后来又引进了哪些。我可以重建曾遍布圣詹姆斯地区的种植园。这片土地有记录的历史很短，三百年的人口灭绝，然后是两百年的新人定居。人口重新定居的文件在这座城市里就能查到，就在登记总署的办公室里。只要文件存留，我们就可以追溯被占的土地上的每一个故事。

我可以带您俯瞰那段历史。可是我无法真的解释列奥纳德·赛德的遗传之谜。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生养我们的父辈或是祖辈。然而我们追溯，再追溯，一直追溯下去；追溯到最初的源头；在我们的血液里，骨头里，大脑里，我们承载着成千上万人的记忆。我或许可以说，列奥纳德·赛德的一个祖先来自勒克瑙一个善于舞蹈的族群，族群里那些邪恶的男人们在脸上涂脂抹粉，试图像女人一样生活。但那可能只是他的遗传的一个碎片，真相的一个碎片。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所继承的全部特性。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自己的陌生人。

[1]欧洲传统民间节日，人们通过采摘鲜花或跳舞等欢庆活动迎接春天的到来。

[2]特立尼达首都西班牙港的一个行政区。

[3]印度北方邦首府。

2　历史

鱼胶的气味

我十七岁生日那天，到登记总署当上了一名二等执行文书。那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我中学毕业，即将前往英国，去上大学，这份工作正好填补了这段空档；那是我人生中最为满怀希望的时光之一。登记总署就在圣文森特大街的红房子里。圣文森特大街是我在西班牙港最早熟悉的大街之一。

那时候我是一个乡下男孩儿，而今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是。只有乡下男孩儿才会像我来到这座城市时那样热爱这座城市。这是一九三八年或者是一九三九年的事。我热爱这座城市跟乡下不一样的一切。我喜爱那一条条铺着砖石、带有路拱的街道，甚至喜爱马路边露天的排水沟：每天早晨，清洁工扫完大街，收拾完垃圾，就打开消防水龙头，用清凌凌的淡水冲刷排水沟。我喜爱那一条条人行小道。许多房子都有一种特定风格的装饰性篱笆墙，一侧是一座大马车门或是马车门，通常是用瓦楞铁皮做的；中间是一个雅致的小门，直通前门。这些前门是合金焊接的框架，铁丝缠成生硬的花纹，门顶则是阿拉伯式的绞花。有的会装有门铃。我喜爱人行道会多伸出一点到那大大的侧门里（方便马车或汽车进到院子里，尽管有车的人家少而又少）。我喜爱那一盏盏街灯；喜爱那一座座广场，广场上种着树，有铺就的小径，摆放着条凳；喜爱城市里按部就班的生活：从一大早清洁工拿着的扫把，到扔到前门台阶上的报纸，到早晨过半时马拉的运冰车。西班牙港很小，真的，人口还不到十万。可是在我看来已经是个大城市了，一切设施都相当齐全。

最早那些日子里父亲是我在这座城市的向导。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带我来到市中心，领着我走了两三条主干道。星期天非常安静，如果你想要做些出格的事儿，甚至可以离开人行道，在大马路中间行走。弗雷德里克大街两边都是大商店。我对圣文森特大街更感兴趣。这条大街在较低的那一头，离港口不远，是报社一条街，《特立尼达卫报》和《西班牙港报》在大街两边面对面。我父亲在《卫报》报社工作。那是一份更重要、更现代的报纸。在人行道上就可以看见那一台台新机器，硕大的滚筒，以及未折页的印了新闻的长长的纸带，还可以闻到机器、纸张和印刷油墨那温热的气息。所以，几乎在我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这种新的激动，纸张、油墨以及紧迫的印刷所带来的激动，就感染着我。

后来我渐渐地了解了这条街较高的或者说是上首的部分。给我做裤子的那个裁缝，他的裁缝店就在圣文森特大街。有一天父亲带我去了那里。那个裁缝名字叫纳扎拉里·巴克什。他的店铺门脸朝西，门前的人行道上方垂直悬挂着一道白色的遮阳帆布帘，免受太阳西晒。他的名字就漆在遮阳帘上。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印度人，或许是由于阳光的缘故吧，他站在裁缝店靠里的地方。他长着一张瘦削的脸，一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像是镶嵌在那更黑的眼窝里，稀薄的头发向后梳得平平的：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对我父亲很是友好，但对我就很一本正经，比我期望的大人的态度还要正经。我期望的是，自己被正式引介时，大人会对我和我的“聪明劲儿”表现出一些惊奇。那条薄薄的皮尺挂在纳扎拉里的脖子上，就像他不苟言笑的外表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他的裁缝手艺怎么样；但是这一介绍使他的样子成了我心目中“裁缝”的形象。我觉得其他任何人都不如他更像个裁缝；西班牙港其他的裁缝在我看来都是冒牌货。某段时间我了解到他是个伊斯兰教徒。起初这一点并没有使他显得不那么亲近；然而之后，随着印度独立和南亚次大陆的宗教隔离，那种我与他不同的概念渐渐浮起，尽管我仍然一直去他那里做衣服。我去英国带的衣服就是纳扎拉里做的。

我后来听说，他的很多活儿都来自本地警察；他给他们做警服。对我们这些他的印度同胞来说，这算是纳扎拉里传奇和成功的一部分了。警察总署就在他的裁缝店对面。那是西班牙港的一座重要建筑。这座大楼与众不同，高高的灰色墙壁用石块和碎石砌成。我后来学到的知识让我认出，那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建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风格。当时，那堵粗粝的灰色前墙，后院露天平台里的那些带尖角的红色拱形纪念碑，似乎恰恰就跟警察总署相匹配。

一座小城，一条小街道；却也需要时间才能了解。比如说，我对法律和律师都没有兴趣，很多年都没留意过这条大街的那一带，就在法院对面，律师都在那儿。然而有一天，我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黑人律师的“事务所”——一个古怪的词。

这件事发生得很晚，那时我中学刚毕业。我在学校学业非常优秀，大家都知道——人们通常对这类事情很感兴趣——我获得了一项奖学金，即将出国留学。那个律师的儿子跟我一直是同学，一天，他说想带我去见见他父亲。我们就去了他父亲的事务所。事务所就在圣文森特大街上，占据了整整一座房子，一座很小的西班牙时代遗留下来的名副其实的西班牙港的缩影。这可能是最早的民居之一，或许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那时这座城市不过初步成形。我估计，这些早期的房屋大都这么小，这么拥挤，因为那时候街道都延伸得很短很短；离房屋不远就是灌木丛和种植园了。

事务所小小的前厅里坐满了黑人，都是普通人，在两张长条凳上紧紧地坐在一起，两条长凳面对面放在光溜溜的地板上。小小的前窗百叶窗的条板上落满了大街上的灰尘。在那粉刷过的墙壁上，可以看出这些年在长条凳上坐过的人们把肩膀和脑袋靠在墙上歇息的印迹。我见到的这些人沉默不语，耐性十足，跟在卫生局等待免费药品发放的人一样。明亮的眼睛、亮闪闪的面庞、尊敬的表情：黑人们来到他们自己人这里，不在乎不舒服，不在乎寂静，不在乎等待，那个小男孩刚到就径直进了大人物所在的内室，他们对此也毫无怨言。那间窄窄的小等候室里的氛围是我前所未知的。

在里面那间更敞亮、更凉快的房间里，那个律师只穿着衬衣，律师袍挂在衣架上。那些法律书、夹着旧文件的旧文件夹、事务所里脏兮兮的样子、虫蛀了的隔板，所有这些都使律师这个职业看上去非常枯燥乏味：很难想象出，在这个房间里完成的事情能挣大钱。

我们互相寒暄了好一阵子，这之后我便不知道该对这个律师说什么了。而他好像也一样茫然；他似乎只用看看我就满意了。我倒是有一个愿望：看看办公桌下面律师的皮鞋。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跟他儿子读小学四年级或者五年级的时候，他儿子就跟我说过，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绅士，只要看看他的皮鞋保养得如何。

我的朋友并没有帮着活络气氛。他一进里面的办公室，态度就变了。变成了个乖儿子，家里的宝贝，那个不需要努力的人。此刻他似乎对找到一瓶冷饮更感兴趣。他跟这个大律师非常随便。

律师的名字很有名，叫伊万德。在这尴尬的时刻，我能想到的只是问问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他说：“我父亲崇尚教育。取这个名字是他赋予我理想抱负的方式。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过，他出生在一八六七年或是一八七〇年。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久以前了。如果你要查一下，就会在《荷马史诗》里找到这个名字。是在第四卷或者第五卷。”

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不曾研究过他那非同一般的名字，还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自拉丁文和维吉尔[1]的诗歌，只是设法糊弄我，实在令人惊讶。他是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他的事业，为了飞黄腾达。他不经意间暴露出来的性格的瑕疵令人忧心。就在我渐渐接受了对他的新认识时，他把话题转向别的东西，转移话题的方式我记不起来了。

这一刻终于来了：他靠在那把温莎椅靠背上，套着白色衬衫长袖的粗壮前臂撑在桌子上，这是彰显力量的姿势，他微微一笑，像是在喊出某种誓言：“人种啊！人种啊，伙计！”

黑色人种，非洲的人种，有色人种：我想这就是这位律师话里的意思，这也是我被带到他的事务所里的原因。

我看看他的儿子。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好像没有听到他父亲说的话，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姿势似的。

我不相信那番话，不相信那张空洞的脸孔。在早些年前，在圣文森特大街较低的那一头，我就闻到过纸张、油墨和温热的印刷机的气息，脑子里就生发出某些想象来。在这个事务所里面的房间，穿过百叶窗弯折的光线，是另外一些想象，那是一些暗藏着的情感，是不得不被圣文森特大街的阳光和街道上的殖民现实所遮蔽的情感。

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在那个年代，只有寥寥无几的黑人看得到前面的道路。那么，看到这样一个老人，该多么奇怪啊：一个出生于上个世纪的人，他看到前路明晰，他甚至足以预祝成功，为此他在办公桌前本能地摆出一个姿势，或许二十年以后，这个姿势就变成对黑人力量的致敬。更为奇怪的是，公众对我朋友的父亲伊万德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人们议论说，伊万德这样一个自学成才的黑人，只想成为白人，只想和黑人没有任何瓜葛，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过是为了他自己。

这另外一个梦想就像是一个家族秘密，这一刻父子二人向我供述。我受到了触动，但同时感到尴尬。我理解他们的感受，某种程度上怀有和他们相同的感情，然而即便是理解，我还是希望我属于自己。我不能忍受作为某个集体的一部分的想法。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束手束脚的，而且我觉得伊万德这个种族大踏步向前进的想法过于感情用事了。

政府行政部门不雇用十七岁以下的人，所以第二年，在我十七岁生日那一天，我才去登记总署上班，渐渐地从另一种角度了解了圣文森特大街。

总署办公室在红房子一楼。红房子是市政府的主要建筑，是这座岛上最大的建筑之一，我们大家都认为它很漂亮。我不清楚它那干巴巴的红颜色是油漆漆成的，还是因为往抹灰泥里掺了什么东西弄红的。这是使西班牙港成为西班牙港的几座建筑之一。从港口，从山上，从相隔整片草原的地方，都能看到这座大楼。

有人告诉我们，这座建筑是意大利风格的。楼高两层，两层楼都有露天的走廊，有一个穹顶。整座大楼宽广得像个街区，同时，在红色穹顶下面，圣文森特大街和伍德福德广场之间，有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给人一种特别的大城市的感觉。要是沿石头台阶拾级而上，经过一个喷泉走进一片有回声的空地，然后再下台阶，就去到了另一侧。喷泉并不喷水——我们将这种功能的中断归咎于战争——尽管那里的大理石上有铁锈的瘢痕和水花的渍迹，却美丽依然，那座喷泉的意味也就还在。

在空荡荡的喷泉四周，在政府各部门敞开的大门前面，立着很多块大大的、齐头高的木头公告板。这些公告板也起到了屏风的作用，挡住过往路人对那些文书、打字员以及其他公务人员的窥视。公告板的后面是自行车车架，公务员们用链子把他们的自行车锁在那儿。公告板和自行车车架破坏了高高的穹顶之下通道的开阔感。所以那里已然流露出一种失落：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再无法展示出它的全部美丽，而这是不当使用的开始。

公告板上并不张贴政府指令。上面用大头针别着一些有关保健制度和接种疫苗重要性的海报，诸如此类的东西。其中很多都是从伦敦弄来的，不能完全符合当地的情况；不过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些公告板和海报都是情报处的，情报处在红房子的草坪上建的一座小木楼里，成立于战争期间，散发有关战争和英国生活的图片和小册子。这些有关保健、验血、X光和干净的水的海报和公告是这项工作在和平时期的延续。这些海报只在红房子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是看不到的。我从来都不曾觉得这些海报本身有什么用，但它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初步印象：政府是一个仁爱的机构，它关心人民。

我在学校学了那么多东西之后，关于政府的这一认识对我来说本来是不新鲜的。但是从每一个实用而具体的方面来讲，它又是新鲜的。那一定是因为在我血液和大脑里承载着非常古老的印度人的观念：统治者和政府都是冷漠无情、专横跋扈的。这些观念就那样存在着；不过你会对它们视而不见。或者也可能是——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将残酷当作生活的底色。日常语言里有一种古老或者不那么古老的残酷：随口的威胁，男人对男人的威胁，父母对子女的威胁，这些威胁把人带回到种植园时代的惩罚和屈辱之中。还有大家庭生活的残酷；小学里的残酷，老师狠狠地揍学生，学期末男孩子间那鲜血淋漓的斗殴；印度乡间和非洲城镇里的残酷。我们周围最简单的事物都承载着残酷的记忆。

如果从圣文森特大街那边走进红房子，登记总署就在喷泉的右边。如果从红房子里穿过去，就会来到伍德福德广场。这是西班牙港最漂亮的广场，是以一位非常年轻的英国总督的名字命名的。在英国人征服这片土地后的那段无政府状态之后，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那位英国总督给这片殖民地带来了法律和秩序。西班牙人刚刚把西班牙港这座城市规划好就失去了它。那时候伍德福德广场只不过是一片空地而已。英国人对广场进行了整修，我们觉得它和红房子的辉煌壮丽相映成趣。广场上有一个室外音乐演奏台，一座像红房子里那座一样的喷泉，有长条凳，有装饰性的铁栏杆，铺好的小径；现在广场上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老树。

它一直那么美，一直是这个城市的一件荣耀之物，然而即使在我第一次见到这座广场的时候，在战前的那个星期天，父亲带着我散步，穿过市中心的时候，这座广场就是西班牙港无家可归的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大多是印度人。他们当中的许多原本是从印度来的契约移民，在甘蔗种植园务工，但当契约到期了，由于种种原因——或许是他们变成了酒鬼，或许是庄园主没有给他们原来许诺的回印度的船票，或许是和家人闹翻了——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了安身之所。这些人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任何像个家的东西，不懂英语；没有类似促使雇主履约的陈述。他们穷得叮当响。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一样，他们从印度的田间地头升上了天，又在数千里之遥的地方落了下来——经过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海上颠簸——来到了特立尼达。在特立尼达这种殖民环境下，他们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人们对这些人为所欲为；他们饱受这个城市的人的折磨。

我们对这种残酷的情形处之泰然。我们看见了，但却很少动心思去想它。最后，这些印度人渐渐死去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们都快死光了。四十年代初，我父亲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交谈过，就他们的状况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地一家印度人办的刊物上。等到我去红房子上班的时候，伍德福德广场已经没有他们的存在了。我还记得两三个肤色黝黑的疯子，其中的一个头发僵硬，长长的辫子弄得乱七八糟，古铜色的脸满是脏污，又是土，又是油的，身上是鲁滨孙·克鲁索[2]会穿的衣服，不是积攒起来或者临时凑成的兽皮，而是破衣烂衫，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颜色，变成了油渍麻花的黑色。他也许不伤人，但有着疯人的那种厚颜无耻，所以从广场穿过去的人们都离他远远的，设法躲开他那双明亮的、能看到内心深处的眼睛。

这就是我当时每天上班的地方：位于文森特大街和伍德福德广场之间的登记总署。

我当二等文书的工作内容就是做出生证、结婚证和死亡证明的手抄件。需要这些证件的人来到红房子，和揽活的查询员做一个安排，这些揽活的查询员就在总署的大门口晃荡，就在公告牌附近，等着主顾的到来。在他们的主顾告诉他们可能的日期之后，查询员就用盖了章的表格征调各种各样的证明书；总署的通讯员就从仓库把装订好的厚重的卷宗抱出来；查询员在外面办公室里一张油光可鉴的棕色长条办公桌边坐下来，翻查那些证书。这个房间里——透过那高高的窗户一眼望去，能看到红房子外面的草坪，还能看到伍德福德广场上的树木和铁栏杆——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教室的氛围，成年黑人，有时候甚至是年纪颇大的黑人个挨个坐在那张长条办公桌旁，有时候一坐就是整整一个上午，就像是学校的魔力附在了身上似的，他们翻着那些大本子宽大的页面，每次都只翻一页。外面办公室的另一个区域，律师们的书记员在查找契约。这些人坐在单个的办公桌前，有的还打着领带。整体上来说他们比那些查找出生证和死亡证的查询员高一个阶层；查询员的营生——虽然收入微薄，不太稳定——取决于他们能写会读，而许多想要证书的人大字不识。

当查询员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了，他就写一份申请，要一份手抄件；通讯员就把申请和那卷证书拿到我的桌子上。是一张桌子，不是办公桌：我只不过是一个二等执行文书，临时性质的。我坐在仓库边上一张窄窄的桌子旁，面对着那堵刷了绿漆的墙壁工作。通讯员从我背后进出仓库，出了进，进了出，没完没了。我要抄的卷宗在我右边放成一摞；抄完了，我就在左边放成一摞。那一摞摞的卷宗堆得很高：每一卷都有三四英寸厚，大约十五英寸宽。

那些卷宗有一股鱼胶的气味儿。卷宗是用鱼胶装订起来的；我猜鱼胶是用鱼骨、鱼皮和鱼渣熬制的。鱼胶是蜂蜜的颜色；干了之后便很硬，如果不小心滴下来一滴，可以看到每一滴金黄色鱼胶都像玻璃一样透明；但是鱼的气味儿和腐烂的气味儿永远也不会消失。

有人对我说，这个岛上印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存放在这个仓库里。这个殖民地的所有记录都在那里放着：所有的出生证、死亡证、契约、财产及奴隶的交易，殖民时代这一个半世纪以来岛上所有的生命。我本来是喜欢看旧东西的，旧报纸，旧书籍什么的。可是那个仓库里的鱼胶味儿很冲。这一点，再加上积年的尘土味儿、旧报纸味儿、不通气（往里走得越深，情况就越糟糕），微弱的光线，还有那堆积如山的旧纸张，对我来说都无法忍受。

上午和下午，都有一个资深的文书检查我抄写好的手抄件并写上他名字的首字母。他走过来，像幼儿园老师一样，坐在我桌子旁。然后，手抄件被送到我们办公室里的大人物——登记总署的副署长，有时候是登记署执行副署长（我必须以他的名义誊写手抄件）——的办公桌上，请他签字。然后贴上凭证，用登记总署的钢印盖销；最后手抄件就可以交出去了。

所有这些查询、抄写、检查、签字，要这么多人经手——这样一份工作要放在如今，只消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行了。通讯员们干那些拿卷宗、扛卷宗的活计：他们一天下来大多数时间都马不停蹄，抱着那些体积笨重、形状怪异的卷宗，在仓库和外面的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他们的工作名义上是坐办公室的，但却要求有力气、有耐力，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汉子。

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在这个总署工作一辈子会是什么样。一辈子的工作就是用你上司的名字把那些证件写出来，检查，请别人检查：我想我能看到，在渴望公务员工作的安稳之后，这份工作会使你如何烦不胜烦，你内心会充满了仇恨，不仅仅是恨那些你以他们的名字写证件的人，就好像你自己的名字无关紧要似的。

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已经服务了很多年，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退休：一个棕色皮肤的男人，一个华裔女人。他们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进政府部门工作了。我很难往回想那么远，也很难想象得到那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的一成不变；只让我往回想十年都非常难了，回想我对这座城市的发现，回想我第一次和父亲沿着圣文森特大街散步，都很难。而现在，对这两个人来说，这些岁月已经过去了。他们已经把这份工作看透了，而这份工作也看透了他们。年纪和隐忍现在像是一种运气，使他们超脱于他人之上，超脱于办公室里的你争我斗和勃勃雄心。他们做事情动作很小，不紧不慢的，仿佛是这份工作和岁月教会了他们耐心。

那个女人的办公桌就在前台的正下方，她把制作完毕的证件递交出去。她像妈妈一样慈祥，对每个人都很温柔，仿佛这份工作把她所有的女性本能都激发了出来。可是，那个男人的温柔却是喝酒喝出来的。他嗜酒是出了名的；他周一进办公室的时候总是一副重焕新生、神采奕奕的样子，那是周末的畅饮让他的情绪又好了一些。

有时候，快到发工资的日子时，下班后有人就会在办公室里喝酒。那似乎是一种得到认可的办公室特色。喝酒的人——有的肩膀上搭一条毛巾：那条毛巾是一天工作结束的标志——喝酒的人们就坐在办公桌上，或者是两条腿放到椅靠上，一本正经地喝上半个小时左右。我并不喝酒；我记得的是这种场合下人们那股一本正经的劲儿。没有幽默，没有友谊。就像朗姆酒直接灌进了每个人的灵魂和隐秘处。

署里有一个来自圣詹姆斯的黑人男孩儿。我们在大街上认识，仅此而已，认识好几年了。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不远，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而且我感觉他只想保持这种状态。他有时候谈他的母亲，我想象得到他和她住在狭小的后院里，在圣詹姆斯区一座摇摇欲坠的旧窝棚里居住的情形。然而，我们之间的差异与其说在于金钱，还不如说是前程。我是个高中毕业生，胸怀大志；他只有小学文凭，没有多大出息也安然接受。这是我们在大街上建立关系的基础，这男孩在我心目中，高高瘦瘦的，动作似乎也不协调，想起他骑一辆女式自行车，就像一个弄臣，一个从后院里出来的高声大嗓的人。只是现在，看到他一本正经喝酒的样子，看到朗姆酒如何让他发生改变，看到他两眼通红，冷淡无趣，我才发觉，他对自己是严肃的，对他的工作、对他当文书的职责、对他自己的勃勃雄心是认真的，那份严肃认真是我此前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他一点都不满足。他那弄臣似的性格，那种期望不多、心气儿不高的男人性格，只是一种伪装；他说的很多玩笑话都当不得真。

贝尔伯努瓦——老文书之一，有时候检查我写的证件——就没有这种伪装。他是个“有色的”中年男人。他父母双方都是混血血统，而且已经延续了好几代。他的皮肤是浅色的。他并没有特别的资历，但是他认为他的现状还不够好。尽管他那张怨气冲天的脸上写满了他种族出身的傲慢，但他总觉得，种族原因使他没办法有很高的心气儿：在他参加工作成为公务员那会儿，最好的职位都是给从英国来的人留着的。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可是这变化对贝尔伯努瓦来说太迟了。大家都知道，在办公室他是个灰心丧气的人；人们把他的不快活当作一种病，大家也都知道，贝尔伯努瓦（以他一直以来的傲慢）认为他没有得到自己作为浅色皮肤而应有的待遇，并且他在办公室的地位实质上就是一种种族耻辱。

他在办公室里最不像盟友的盟友——在办公室政治以及向公务员委员会汇报各种事务方面——是布莱尔。布莱尔是个黑人大汉，皮肤光滑，身板儿笔直，两个肩膀雄武有力。他言谈举止无可挑剔；他可以非常严肃，也可以很容易大笑起来，但总是很有节制。他有着很强的自信心。他来自这座岛屿东北部某地一个纯黑人居住的村子。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没有在混杂居住区长大的黑人的那份好斗和神经质。同时，由于与世隔绝，布莱尔上学很晚。不过，他努力弥补了这一点。他已经是一名高级文书了，但办公室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正在读某个校外生学位，争取贝尔伯努瓦永远都没有的资格证。有时候布莱尔检查我写的证件。那个块头挺大的男人写的名字首字母却最小，最整齐：这些字说明了他的雄心和力量。

对我来说布莱尔就是礼貌周全本身；不过关于他，我觉得，尽管在政府的办公室里见面我们能做到无拘无束，但是他的很多背景是我永远都无法知晓的。那个东北部的非洲人的村庄，几代人都与世隔绝，没有印度人也没有白人，有其自身秘而不宣的情感，有其自身的信仰和幻想。布莱尔对我的感觉无疑也是一样；我的印度人及正统的印度教背景对他来说似乎更是秘不外传。但是在总署的中立地带，我们没必要担心这些家庭问题；我们处得不错，处到了我们能处的最亲近程度。在当公务员方面，布莱尔做到了尽善尽美，而这种尽善尽美有着令人忧虑的地方。我才出校门几个月，只有那么点儿判断外人的经验，但是我认为他（尽管有贝尔伯努瓦和他之间显而易见的同盟）是那种能当领导的男孩子：可以既是一群男孩子中的一员，同时又能代表权威。

我那时候对他的感觉后来他都做到了。七年后，他放弃了公务员的工作，放弃了那份美好的职业，一扫在总署里拘谨的做派，进入了当地政坛。他对时机判断得恰到好处。他升迁得很快，然后，在一个去殖民化的世界里，升了又升。后来他在国际上有一番事业。差不多是二十年后，我们在一个独立的东非国家相遇。他是根据一项短期合同到那里去为当地政府工作的。他对派他到独立的非洲工作满怀欣喜，可是就在那里，在我们再次相逢不久，他就死了，遭到政府里某些狂人雇凶暗杀，因为这些人感觉受到了他的威胁。布莱尔那硕大的身躯血肉模糊地躺在一座香蕉园里，身体的一部分盖着枯死的香蕉叶子，两天都没有被发现。一份事业就是一份事业；而死亡是无法逃脱的。我不知道他死亡的讽刺意味是否对他的事业构成了嘲讽，或者抹消了他事业的价值。这个问题将在本书适当的地方提到。

现在回想起他，回想起在红房子的办公室的日子：他的事业尚走到一半，凭着他非凡的天赋，他可以走这条或者那条道路。回想他（就像我一样）那纷繁复杂的过去，那所有的丝丝缕缕，因为那过去而备受激励，感受他的忙忙碌碌（就像伊万德律师那样），感受他（又像我那样）参加工作后继续深造，正处在他人生最有希望的时刻。

一有空闲时间——通常每天有一两个钟头——我就写作，就像布莱尔学习一样。可是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只是准备当一个作家。我备了一个笔记本，用墨绿色的墨水对我看过的书写些评论，也写些生活感受。我写的东西矫揉造作，假模假式；即使在我写的时候我就这么认为，不希望被任何人看到，然而我脑子里有很小一部分希望我写的东西是深刻的。有时候我写自然风景：佩蒂特山谷的森林，也就是城市西北部山区从前的可可种植园的残迹，在下午雨后的景色之类。有时候我写西班牙港的景色：圣詹姆斯西主干道的夜晚雨后（又是雨）的景色，里亚尔托电影院可口可乐的霓虹灯大招牌闪烁不定，闪闪发亮、崎岖不平的柏油马路反射出汽车和开着的商店的灯光，店铺里光秃秃的电灯泡，苍蝇成群结队落在电线上酣然入眠，蝇屎硬巴巴的，那个店铺的华人老板的秃脑袋，放着不新鲜的面饼和柔软的椰子馅饼的脏兮兮的玻璃橱柜。我喜欢写那些静态的画面。我更喜欢修改这些描写，仅仅是为了修改过的页面的外表。虽说写得很做作，然而这样子写出来的东西我一直带在身边，多年以后那些描写里的有些东西就成了我原以为再也回忆不起来的事件和情绪的关键所在。

有一个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我去里亚尔托电影院看一场黑人选美比赛。我去看是为了寻找素材；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任何选美比赛。那次选美很糟糕，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糟糕，或许对其中的一两个女孩子来说并不糟糕。比赛真的不好笑；我也没有发现它很好笑；可是我却试图写出一篇好笑的文章来。本来也没有波折，但我设法加进去一个波折：我让那个皇后因为观众的嘘声哭了。写这篇文章花了两三个星期的样子，对我要说的那件简单而又平淡无奇的事情来说，时间也太长了。我先是用钢笔写，后来在办公室的一台打字机上写，改了又改，故意拉长写作的时间。修改也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使这篇文章越来越像给学校杂志写的一篇东西，里面的幽默靠的更多是文字而不是观察或真情实感。

在我的文章里我把重点放在了那个司仪身上：他衣冠楚楚的外表，狗屁不通的语句，花里胡哨的做派。我把写好的文章拿给办公室里一个和我渐渐熟悉的女黑人打字员看。她把那几张纸放到她那台高水准的打字机上，通读了一遍。我觉得她微微笑了一两次，可是到了最后她说：“他要是一个印度人的话，你就不会那样写了。”

这是我最不希望听到的评论。我把一篇文章交给她看，希望的是她能以更高级的方式给出评判。虽然她说的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几个星期以后我渐渐地感觉到，那篇文章有些地方的确不对劲。作家态度的基础是什么？他对其他的世界有何了解，他给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带来了什么其他经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这个世界是他所了解的唯一世界，那么他能怎样描写这个世界？我一直没有把这样的问题弄明白；这些谜团一直伴随着我。

差不多六年后，我才解开了那些谜团。当时我已经到了英国，我写出来的第一本真正的书是关于我战前对西班牙港的发现，对那座城市的喜爱。对我来说，那就像是回到了开始的地方，那个星期天我和父亲沿着圣文森特大街散步，到纳扎拉里·巴克什的裁缝店看看：那些几乎记不起来的事情，那些只有通过写作才能释放出来的事情。

写完那本书以后，我回特立尼达住了几个星期。我是坐汽船去的。每隔一天钟表都往回拨一次；天气慢慢地变了。有天晚上，甲板上刮起了一阵微风。我预备好了要和严寒作战，可是在脑袋周围和脸上感受到的风是暖洋洋的。当我抵达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发现人们不像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么黑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时代——消逝的青春、逼出来的成熟、英国、一本书——把我和登记总署里的人们隔开了。对他们来说仅仅过去了六年而已。墙壁更脏了，办公室更挤了，桌子更多了。布莱尔走了，但其他大部分人都还在那儿：贝尔伯努瓦，那个来自圣詹姆斯，骑女式自行车，四肢修长的男孩（或者说男人）；那个不喜欢我写的文章的打字员。他们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一些新的东西。

我在汽船上听说，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来到了特立尼达。伍德福德广场上经常举行集会，这个广场和红房子隔一条马路相对而望，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西班牙人将其规划为该市的主要广场，后来英国人对其进行了整修；那些赤贫的印度人，也就是种植园出来的难民，一直露宿广场，直到他们死光；再后来是那几个黑人疯子到这里安营扎寨。现在，广场上有关于当地历史和奴隶制的演讲。有人给黑人讲他们自己，黑人的情绪非常高涨。这就是召唤了布莱尔的政治。

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集会。广场的规模在我看来已经变了，现在看上去又不一样了，装上了电灯，那个旧音乐演奏台上有演讲者和麦克风（我第一次看到音乐演奏台的时候觉得它那么漂亮，而今再看，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是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城市公园里的一个演奏台而已）；还有那黑乎乎的、分散在各处、看不清面目的人群。一棵棵大树投下光怪陆离的影子，看上去比白天要大一些。有的人站在广场的最边上，身子斜靠着栏杆；听众里有一些白人和印度人。

音乐演奏台上的人讲到过去所受的罪以及现时的当地政治体制。他们说话的样子就像正在揭露一个阴谋。他们和他们的听众打成一片。他们动不动就讲笑话，人群中也动不动就发出笑声，或者是一种满意的嗡嗡声。演讲的人并不都是黑人或者非洲人，但是这种场合却是一个非洲人的场合；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没有在演奏台上看到布莱尔。他压根儿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也不是个抛头露面的人；他没有那种气派。）

演讲的人我大多都不认识；我跟不上他们的引文，也听不懂他们的笑话。这就像是电影开演很长时间了才进电影院一样，不过我感觉到，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场合本身：那种集会，那种戏剧性，那种情绪：由广场上的众多黑人，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由他们发现（和庆祝）一种大家共有的情感。很久以前，我出国之前，我曾触及这种情感的许多方面的暗示。

种种暗示：人们在生活中把这种情感当作某种私密的东西，某种从不轻易外露的东西。办公室里的打字员，来自圣詹姆斯的那个黑人男孩或男人，布莱尔，甚至是那场棕色身材小姐选美大赛里的司仪、那群发出嘲弄的观众、某些自嘲的参赛者——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基于自身的性格和知识结构怀有这种情感。在大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这种情感深锁内心。这并不是秘密，是还未被注意的我们生活残酷性的一部分，是我们过去不想深究的东西。现在，所有私密的情感都一起流入到一个共同的池塘，在这个池塘里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支持。每一个人，不管地位高低，现在都能以更高真理的神圣意义之名交流私密的情感了；而之前，他们对这种情感会不时地有所怀疑。

广场上灯光迷离，树影婆娑，浪漫无比，他们谈历史，谈新宪法，谈权利；但生发出来的却更像是宗教。那并不是可以丢弃在广场上的东西，并不能和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隔离开来。我理解那份激动和距离，我去红房子里看原来的办公室的时候就在人们身上感受到了。

在登记总署外面的办公室里，我记得律师们的书记员像学生一样坐在倾斜的办公桌前，在那卷帙浩繁的卷宗堆里查询契约的情形。他们都是谦恭而又自尊的人；有的人打着领带，穿着白色衬衣。他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都有志向。有时他们假装自己的志向比实际更远大，但他们许多人都知道自己走不了多远，并且接受这一现实。这一点看得出来，有时候当一个年纪更大的男子——没有出息的一代人，现在或多或少已经没有了希望的一代人——过来做一些查询工作，就会把他们都引入到一种毫无意义的理发店里的闲扯，就像仆人房间里的闲话，满是惺惺相惜、心照不宣的暗示，但实际上空洞无比，只是些废话。

（我甚至在去红房子上班之前就已经了解了这种理发店里的飞短流长。在我申请了小小的临时文书工作后，有人通过我的一个表兄发话给我，据说此君熟知内情，深谙红房子里的门道：“佩雷拉是他必见的人。所有那些文件都要经过佩雷拉之手。”佩雷拉是某个部门的一个文书。有一天中午，有人指给我看一个在西主干道上骑着车的男人说：“看，佩雷拉。”那个大人物，就这样，在西主干道上，和别的每一个人在一起！他是一个混血男人，从长相上看，印度人的血统超过了葡萄牙人的血统，年纪不大。我猜，他是从红房子里出来，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的。他没有戴礼帽，在那热烘烘的太阳底下，不急不缓、优哉游哉，身板儿笔直地坐在那辆笨重的战前的英国造自行车车座上，衬衣衣兜里别着钢笔、铅笔，袜子一直捋过了裤脚，而裤脚，整整齐齐地挽起来，过了小腿肚。关于这次瞥见，记忆里还有另外一幅景象：佩雷拉骑着一辆骨架纤细的赛车，弓腰趴在位置偏低的车把上，高高地坐在窄窄的、隆起的车座上，骑着车飞驰而去。第二个记忆可能具有讽刺意味，而且不是善意的。我不知道。我再也没有见过佩雷拉，我甚至都不知道别人指给我看的那个男人是不是佩雷拉。我得到那份工作，是因为我原来的校长推荐了我。再也没有人跟我谈起过佩雷拉这个人。）

登记总署当年的查询员当中有些人还在那儿。他们都很乐意跟我聊天，无拘无束的，但他们身上没有了理发店里闲扯的那种漫不经心。我想，我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紧张，新的僵硬，这种深藏不露、未被注意的紧张一直都存在，甚至在那个年纪更大的人身上都有。

这一点，我在更简单的人身上都感觉到了。比如总署里那个大腹便便的通讯员，他高兴地跟我开着和六年前一样的玩笑（“你总是质疑我。你干吗要这么质疑我呢，图个啥呢？”）。还有那个上了年纪、愁眉苦脸的自由揽活的查询员，每天都在办公室外面等着不识字的人来给他活干。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的，偶尔还需要别人请他喝上一杯。现如今需要他服务的人越来越少了，他更加穷困潦倒。还有那个巴巴多斯的老泥瓦匠，他给我们家干过活。那时候我喜欢看他干活；我喜欢听他唱歌；我喜欢他的鼻毛从鼻孔里翘出来，上面沾满水泥粉尘的样子，就像蜜蜂的腿上沾满了花粉似的。现在他来看我了。他站在人行道上，身子靠着大门。他不想到院子里来，因为他是来要钱的。光景过得很难啊，他说。他的鼻毛更浅的颜色现在不是因为水泥粉尘了，而是和毛发一起变成的灰白色。甚至，和这些人在一起我也能感受到广场上的那种新的圣事，小小的新的荣耀。

这种情绪也许有很大一部分在我自己身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这次回来有些焦虑不安——可是我相信我只是放大一些原本就真实的东西。这个地方的历史尽人皆知；历史的遗留物到处都有；刮一下我们的身子，我们大家都会流血。奇怪的是，黑人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有这种感受。在我们的殖民体制下，黑人的领头人一直是白人或者是像贝尔伯努瓦这样的有色人种。黑人对自己人信不过，就一直指望这些人做他们的领导人物。政治生活来到黑人身边来得太晚了，信心也来得太晚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得不在理发馆的闲谈中埋葬或者嘲弄他们的情感。一九三七年，油田举行了大罢工，可是那个领头人是一个来自一座更小岛屿的男人，一个乡村传教士，没什么文化，甚至有点癫狂。在最初的政治鼓动之后，他便很快甩手不干了，只给他的追随者提供了一种宗教狂热的感觉而已。广场上的新圣事远比那件事影响长远。

这次回来，我原来所熟悉的每一样东西，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我乍一看就觉得它们都缩小了。我四处转悠的时候，喜欢品味这种规模的变化，把存在我记忆中的东西，童年时代和青春岁月的记忆，和当下的所见（就像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似的）相比较。用这种方法，来自我过去的每一个黑人或非洲人都变了。于是我和原来熟悉的东西之间产生了双重的疏离。

在那次我去广场参加的集会上，我看见过一家白人，他们在两场演讲之间的间歇走了出来。他们一家做生意多年。我算是跟他们做过一些小小的交易。就在我去红房子上班前的几个星期，我给他们家的一个孩子做过家庭教师。我觉得自己被他们哄骗了，为我干的活接受了过低的报酬。那时候他们要我来定酬金，而我那时候还不到十七岁，还不懂应该做出什么要求。我受某种荒谬的荣誉感的驱动，报了一个很低的数字。他们才没有想着要匹配那种荣誉感；我要了多少，他们就给多少，再没有多给。当我再看到他们的时候，曾经的羞辱感和怒气（也是广场上这场集会所有情绪的一个方面）都回来了。

他们一直在广场的边缘站着，引人注意，信心十足，且对这一场合充满敬意。或许他们就是去看热闹的。但后来，或许他们像我一样感到被排除在外，或许他们也感到了脚下大地的颤动。然而，在这个殖民地白人占少数，也没有真正受到过威胁。广场上这一圣事释放出来的许多敌对情感原本就是针对印度人的，他们占了人口数量的另一半。

这座城市曾经对我很重要。发现这座城市那漂亮的建筑、广场、喷泉和花园曾是我童年时代的一大乐趣，美好的东西只是为了取悦人们。然而，我熟悉这座殖民城市只有十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陌生的所在，一个我从别处走来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去了解的地方。现在这次回来我感觉它已经到了别人的手里。

过了几个星期我就离开了。又过了四年才再度回来。然后我就不定期地来来去去，有时在外面一次性待五年以上，回来就待几天。这种距离，这一次次的中断，使我看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依旧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人们疏远了，退休了，死了，出国了。这个时刻最终还是来了：我再也没有办公室可以去看看，再也没有人可以去探望了。

战前有那种板球运动员的动态影集——一连二三十张照片，当你急速翻阅时，能看到康斯坦丁投球，或者是布拉德曼[3]把球拍高高地举起完成一个外场挥击——就像看这些影集的方法一样，我翻动这个地方的图像开始越来越快。

这个地方就在黑人的激愤状态下，几乎是动荡不安的状态下，走向独立，种族划分得泾渭分明：印度人在农村，非洲人在城里。不久，我所熟悉的这个城市开始发生变化了。

来自北方较小的岛屿的黑人来定居了。从各个岛上一直有这样的人口流动。战争期间，他们就陆陆续续地来美军基地工作，并且在城东边那片散发着臭味儿的沼泽地建起了一座到处是样子吓人的、灰黑色的简陋窝棚的小镇，用的是旧木料、包装箱和锈迹斑斑的瓦楞铁皮。这种移民一直都不合法，但现在却越来越多了。这些移民不仅受到当地情绪的感染，还往里增加了他们那些小岛的某些激情，他们那闭塞的非洲人小圈子的激情。

移民的窝棚小镇在扩展，扩展到了填得满当当的沼泽地，扩展到了沼泽地上面的山上。与此同时，小镇也向西扩展，新中产阶级沿着海边（原来是一片海边浴场）以及北部山脉的峡谷（直到经济大萧条之前都是可可和柑橘种植园）蔓延发展。

十八世纪西班牙人规划出来的那个小镇原来有很多广场，居民区之间也有空地，四周则是乡村和种植园。而今没有那种乡村了，小镇自身感觉几近窒息。战争期间美国人就已经在某些中心广场与港口附近建起了很大的两层高的大楼。大约同时，当地政府在红房子的一片草坪上建起了情报处大楼。在穹顶下，红房子露天的通道上，那座早已不能喷水的喷泉的周围，竖起了情报处的一些木头公告板。而今，原来竖公告板的地方，是政府各个部门扩建出来的粗糙而又笨拙的木头办公室，看上去就像大柳条箱子似的。我原来上学的那所小学扩建了一次又一次，我们玩耍的操场也不见了。

到最后，这里已经不再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别。这是一种失落：小的时候，我喜欢城乡分开的想法。在我的记忆中，我曾经从乡村到了城里，后来偶尔会从城里到乡下去度假。要是往东走，就在乔治大街的汽车站排队。在离开环绕着名叫东干河的宽阔的水泥运河的贫民窟不久，就可以看到一棵棵大树，一片片灌木丛，然后就会瞥见南边那一片一片的甘蔗园了。向西走，走到小镇的尽头甚至更具戏剧性：突然就出现一片椰子树种植园，视线里不再有房子了。

现在向东向西都建起了房子，没有空地，没有绿色隔离带。只有房子，房子。偶尔有片空地也很小。总是有噪音，吵得人不得安宁。那印象就像是人们被监禁起来了，在他们狭小的空间里一直躁动不安。可是，新的道路仍在被割断，尤其是通向城市西边的狭窄山谷里的道路。更多的山坡渐渐地被削平。我原来所熟知的山色美景（我在红房子里利用业余时间写过的）也改变了模样，这个地方的变化如此大，大得令我难以接受；自然景色变化也如此之大，如今成了别人的风景，以至于有很多年我宁肯远走高飞。

城市最东头那片红树林黑水沼泽地上，在公路的另一侧，建起了一座新的垃圾焚烧场，而那条公路穿过窝棚小镇——官方默认的窝棚小镇，有时还有官方行为的扩建，但永远都是一座窝棚小镇，而且一直在增长，在扩张，蔓延到了山上。垃圾场的火日夜烧个不停。烟从黑色渐渐地变成了深棕色；常常火势呼呼地还越过公路；气味窜得很高；人们不得不把车窗摇上去。窝棚小镇的人们，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这滚滚浓烟里干活，标志性的剪影用耙子在垃圾里耙来耙去，耙出一些能抢救出来卖掉的东西。当地的乌鸦，身子黑黑的，重重的，弓着背，在垃圾场的斜坡上蹦来蹦去；窝棚小镇里的孩子们在散落着垃圾的公路上趁没有汽车的空当向垃圾场跑去。

仿佛是因为那被殖民的过去，所有的殖民时代的风景都在遭到蹂躏，遭到毁弃；仿佛是因为那过去，讲规矩的思想就遭到了摒弃；仿佛是在经历了广场上的圣事之后，造反的劲头已经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吞噬着这片土地。

多年以前，广场上那漂亮的卵石铺就的人行道和美丽的喷泉原本应该是这个世界富足的一个侧面，要为后人所继承下来的。然而，在那灿烂的灯光下，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演奏台上的那些演讲者讲了历史，讲了他们所受的罪，讲了统治者们的大阴谋，并且暗示，救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对很多人来说，救赎的时刻是到来了。然而，那个救赎的承诺是那么宏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很多人感到上当受骗了。人们继续在最初的排斥情绪中寻找美德；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人们把来自其他地方的更极端、更边缘化、更大肆宣扬的黑人事业的激情转嫁到那种情绪中。于是不满情绪增长，滋生出一种不可能的种族正义的思想，而且在动乱内部还一直有动乱的威胁。

有一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叛乱。政府倒是残存下来了，但此后，这座十八世纪西班牙风格的城市最后一片大的开阔空地被堵死了。之前叫作“海军大街”的地方，宽阔的广场一直延伸到原来的滨海大道，而今，被用来给那些山里的和东边的窝棚小镇来的蓄“骇人”长发绺的人们做市场。为了使他们能与这座城市里那些地位稳固的商人竞争，偌大的广场上建起了一座座小木屋，小木屋里的人们出售他们自制的简单的皮革和金属用具。

这就造成市中心进一步的孤立。过去我们曾把市中心称之为“镇”（当时我初来乍到，在一个宁静的星期天的下午，我和父亲去散步，我看见我们的身影平稳地映照在商店橱窗里）。西班牙港东边和西边的新定居点都建起了购物广场和大型购物中心，完全没有必要去市中心了；现在，我偶尔回特立尼达住上几天，根本就不到市里面去。

人们仍旧过着人心惶惶的日子。即使是在石油产量大增期间他们也是这样活过来的，那时候似乎每天都发钱，只要你要，他们就给，这样钱似乎成了对他们那种激情的奖赏，对他们忠诚于他们的圣事的褒奖。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时光过得比人们记得的还艰难，排斥的情绪和种族正义思想又一次变成了镇痛的药膏。而现在有一种转折，这种转折是广场上最早的那一批演讲者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西班牙港和乡村的集镇上开始出现像阿拉伯人那样打扮的黑人男女，男人穿着白色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女人蒙着黑纱，在大街上都很惹眼，有些羞羞答答的道貌岸然和疏离。

这些人是一种新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不像这座岛上的有些印度人，不是承袭先人的那种伊斯兰教徒，与在帕里角殡仪馆工作的列奥纳德·赛德和五十年前在圣文森特大街开裁缝店的纳扎拉里·巴克什那样的人不一样。他们也不像美国的穆斯林。这些人给人以直接和阿拉伯世界相关的印象。这些阿拉伯风格的穆斯林在市中心的各个地方、在殖民时代曾引领时尚的地带购买了重要的房产。这些建筑的窗户和阳台被遮盖得严严实实，他们展示出绿色和白色的写着阿拉伯文的公告板。

他们占据圣詹姆斯附近的穆库拉坡的开阔公用地，建了一个小定居点和一座清真寺。这个地方离长着古老而高大的皇家棕榈树的穆库拉坡公墓不远，离半山坡上的那座小房子也不远——大约二十年前，列奥纳德·赛德和他的母亲一起住在这小房子里。战争期间，这片地曾被美国人占领。他们用砖石建了很多很大的仓库，如飞机库之类的。其中一座这样的建筑变成了美国劳军联合组织的大楼，也就是美国人的娱乐中心，从防守严密的围墙的外面看进去，里面灯火辉煌，光彩夺目。那片地是战前从帕里亚海湾的浅滩改造而来，原是一片没有鹅卵石、非常柔软的黑泥地，潮水低的时候地表就裸露出来了。我还记得改造这片浅滩的情景，从海湾里清除出来的淤泥，形成一块块灰色的泥块，都晒出了裂缝。（在此之前很久，数百年间，圣詹姆斯、穆库拉坡、康克拉比亚、康克拉波这一带原来都叫库穆库拉坡，是一片土著印第安人的居住区。）

人们对这一定居点感到惴惴不安。定居点似乎在不断发展，越来越有钱，遵守的是它自己的法律。定居点有一所学校。这群人热衷于上学；快到中午的时候能看见他们在某些乡村地区的市场上买东西，这些成年人，不论男女，都像放了学的孩子们，手里拿着课本和练习本。这些书是阿拉伯文的，据说他们的学校是古兰经学校。很多当地人对这种学习的思想表示厌恶，再加上阿拉伯人的衣着，这些人就进一步被疏离了。他们建的清真寺也不像我们当地印度人通常建的那种长方形的水泥结构，上面有一个大穹顶，楼被刷成绿色和白色。这种清真寺更高，更加棱角分明，颜色刷得更俗艳。当地人不知道这种风格来自何处。我想可能来自于北非，但也不敢肯定。

一天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根据之后的报道所记，这个教派在这座清真寺里诵完经以后，大约有一百个男人手持枪械和炸药去了圣文森特大街。他们袭击了警察总署并在军械库附近点燃了一个很大的炸药包。数名警察在这第一次袭击中丧生。后来，或者是与此同时，他们袭击了马路斜对面的红房子。当时国会正在开会。他们开火，击中了一些人。接着，就像这些岛屿上奴隶暴乱期间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些叛民似乎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所有的劲头和兴奋都聚集起来，在这次出其不意的袭击、第一次流血、对当权者的羞辱之类一系列极具戏剧性的行为中消耗掉了。有六天左右，这些叛民包围了红房子，把政府各个部门的部长和大楼里的每一个人都扣为人质。

红房子和圣文森特大街都弥漫着死人的臭味。据说约有十五个人在那天傍晚的袭击中丧生，有几具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有人说，有些尸体就放在红房子的仓库里。当年，就在仓库入口不远的地方，我坐在我的桌子好几个星期，在那里写出生证和死亡证的手抄件。这些说法有多大的真实性我不得而知。然而后来，叛民们投降了，包围结束了，当地报纸刊登的照片（从大老远处拍摄的）显示人们用手绢捂着鼻子离开了红房子，这时候我想起我在里面工作时闻到的鱼胶味儿；想起那光线昏暗、空气窒息、静得古怪的地下仓库，里面放满了文件，有人跟我讲，英国殖民时期所有的档案都收藏在这里，所有的档案，即自一七九七年起，勘查档案和房产交易档案，然后是出生和死亡档案，还有这个殖民地印刷的一切东西，这里都有一份存档。

人们告诉我，死尸的臭味在那一带弥漫了好多天，也是那一带，大约三十五年前，有些叛民（许多人还很小，还都是十几岁的男孩子）的父辈和祖辈们或许就曾参加过伍德福德广场上举行的那场圣事。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沉静安宁的圣文森特大街会成为一个男人们拼命打斗的地方。可是，凡是人类居住的地方，都遭受过这种暴力行为。几乎每一个镇都被包围过，都被争夺过，都经历过这种流血。我一回想往事，就看到一连串重大的事件，就如第一次从英国回来时看到的，使我感到紧张。从广场上的那场圣事开始往前想：从长条凳上的黑人男疯子，到一贫如洗的印度人、种植园、蛮荒之地、土著居民定居点，到发现新大陆。然后从那次狂欢和排斥情绪向后想，就是当下的乱局。

包围伊始，就没有了有效的政府。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是对黑人居住区的影响——当地黑人和移民黑人在首都以及北部山脉山脚下所有那些彼此邻近的定居点，基本上位于印度乡村（这一地区向来宁静，没有受到北边那种狂热的影响）的北部——对这些居住区的影响是非同一般的。他们就像是被赋予了片刻纯粹自由的人。他们成群结队、打家劫舍。我回来的时候，人们正在谈论打家劫舍的人那怒火中烧、无法辨认的面孔，那闪着邪恶亮光的眼睛，还有对红房子的包围。大约有六天，整个居民区就是这样活过来的，满脑子想的是：一切都完了，一个毫无逻辑的世界，他们都从自己的生活中被抛掷了出去。这次抢掠期间，至少死了二十九个人。

很多年前我就接受了这一点：我儿时所熟知的那个城市已经不复存在，现在那里属于别人。当年给我做了出国穿的衣服的纳扎拉里·巴克什，早就不在圣文森特大街上了。然而，看到他的裁缝店原来所在的地方的废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他。马路对面，那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警察总署大楼——纳扎拉里曾给他们定做警服——被从里面炸掉了一侧。那灰色的外墙还伫立在那儿，但被熏得一片漆黑；浓烟从那尖顶的拱廊里冒了出来。看见城市的模样从之前井然有序、服务完备、受到保护、充满奇迹和寻幽探胜的可能性，变成空旷简单的空地，就令人不胜唏嘘。市中心的商业大街已经夷为平地。低头看看，或许能看到原以为已经被永远埋葬的东西：有些墙壁厚重的十八世纪西班牙风格建筑的地基。也可以看见早期的小楼那低矮的山墙靠着更高的墙壁。事实上，朝下看看，不仅仅能看到西班牙风格的地基，也能看到美国印第安人的红色土壤。

这里以前流过血。现在满山遍野搭建移民窝棚的地方曾经住着土著居民。这座十八世纪西班牙风格的城市就在这片蛮荒之地上规划了出来，而这片荒地是两个世纪以前西班牙人接管了库穆库拉坡土著人定居点后，亲手开创的。西班牙人很讲规矩，总是让一个公证员亲自“公证”他所目睹的事情。公证员会写上：“Doy fe[4]”这样的字，意思是“谨此公证”“谨此见证”。有一个公证员记录了几个库穆库拉坡美洲印第安人首领的名字，他们把他们的土地拱手让给了西班牙人；公证员说，他们是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并说人们“欣喜若狂”。这些首领的名字因了一个非凡的事件而得到了确认。过了没多久，一个英国掠夺者来袭。那些才刚刚“真正占有”这片土地的西班牙人，现在轮到他们自己仓皇逃窜；在山那边新建的西班牙人定居点的牢狱里，发现了五个被废黜的首领，正是那个公证员记录名字的五个，这片土地最后的土著统治者们，被一条锁链绑在一起，被滚烫的猪油烫得伤痕累累，最终被各种刑罚击垮了。

[1]维吉尔（70BC－19BC），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10首、《农事诗》4卷，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纪》，其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2]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里的男主人公。

[3]布拉德曼（1908－2001），人称“板球教父”，奥地利著名板球手，举世公认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板球手。

[4]西班牙文。

3　新衣服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有些写作的想法在你试图将其变成纸上的文字时就冷却了。有些想法在脑子里酝酿良久，就再也没有进展，大概是因为你知道写不出什么名堂来。这些未经尝试的想法大多会烟消云散；然而总有那么一两个会留在脑海中。这里要讲述的就是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故事。

我第一次有这种冲动是在一九六一年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当时我在圭亚那高原地区，那是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无人地带，位于委内瑞拉、巴西和如今叫作圭亚那的三个国家的交界地区。

我此前从来没有去过南美洲，从来没有在蛮荒之地旅行过。事实上，我都没有正经八百地旅行过；我那创作的愿望与其说是一个故事的初步构思，不如说是我到了那地方的激动心情。

有一次，差不多整整一天我都在高地河流里的一条小船上待着，小船逆流而上，穿过林木高大、凉爽宜人的林地。这条河是一条支流分出来的最不起眼的小支流。河水浅浅的，有时会在一片凌乱的石头河床上豁然开朗，偶尔会现出一泓深潭，掉落的树木和枝杈连同那一块块有裂缝的大石头投下完美的倒影。这些灰色的大石头，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有的裂纹裂得整整齐齐，宛如某种硕大无朋的石化水果，石头本身也变成了美的东西。河水微微透着红色（腐烂的树叶和树皮所致），在阳光下清澈透亮，干净得足以饮用。

色彩亮丽的鸟儿跟在我们船后。一个美洲印第安男子带着枪跟我们在一起。他纯粹为了好玩朝鸟儿开枪。每次开枪以后，他就低头看船，也不特意看某一个人，并神经兮兮地笑上一声。鸟儿们并不害怕，依然跟我们腻在一起，拍打着双翼，坚定地向前飞翔。

那天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村落停留了一两次。这些村落所在地的河岸要高一些，一条斜坡或者说坡道弯弯曲曲地下到拴着村里独木舟的地方。这里的人们脸色苍白，头发乌黑。他们和自己人还有说有笑，互相交换吃的，交换货品，交流消息，下一秒钟就刻意和我们其余的人保持距离：站在荫翳蔽日的岸上格外矜持，异常安静，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小船。

就是那样的环境。我原先倒是想对这个环境做些改动，可是我想到的每一处改动似乎都使我当时作为一个游客的感受遭到了篡改。

六七年后，在写另外一本书时，我详细地查阅了关于那个地区的资料。我回头查看了最早的档案记录，主要集中查看了一五九〇年至一六二〇年这段时间的档案记录。在西班牙人的文件中有关于在美洲印第安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建起的西班牙小镇正式奠基的记述，征战厮杀的报告（多以死亡或绝望而告终），以及殖民地民众上书国王的请愿书（或许整整一年后国王或者一个大臣才看到）。请愿书写得很新奇，但不正式，这是来自世界另一端的老西班牙人的呼声，是那些忍饥挨饿、争吵不休、自视清高、隐忍坦然的人们的抱怨和欺瞒。

我还查阅了外国冒险者的记述。西班牙的法律是禁止外国人，即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进入西班牙帝国的。进入者一旦被抓，就会受到严刑审讯甚至有生命危险。不过这个地方是西班牙帝国一个天高皇帝远的角落，不断有从法国、荷兰和英国来的入侵者（别人都这么叫他们）进来。他们大多是来做生意的（把非洲的奴隶带进来，再把盐巴和烟草带出去），但有很少的几个人想要建立殖民地或者他们自己的王国，想要印第安人成为他们的盟友或者臣民。

我惊异于这些人坚忍不拔的毅力。我记得一九六〇年最后一个星期在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上第一次看见这个大陆的情形，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连绵数英里的泥浆漫流，一棵棵倒下的大树，或许从来没有旅行者曾经涉足，也没有游客愿意涉足的荒凉海滩；密不透风的森林；蜿蜒的河流洪水四溢，横无际涯。能够到达这个地方并活下来的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我读到他们文字的这些人，却能在那里猎奇探胜、寻金探宝、征战厮杀。

几年的时间里我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故事。可是它从未丰满到有足够的细节，而这对一篇叙事体来说却是必需的“事务”，尽管随着叙述的展开，这种事务会渐渐淡去，颇像芳香持久的香水里的油或酒精会渐渐淡去一样。

我的想法依旧只是个想法，（有一部分是这次新想出来的）我就在这里写了下来。

讲述者正在一个无名的南美洲国家顺着高地河流逆流而上。这个讲述者是谁？把他塑造出来有什么意图？这里常常有让一部小说显得虚假做作的陷阱。

让讲述者是一个作家或者旅行者更符合实际情况，可是这样一来虚构增加的成分就显而易见了。讲述者如果是一个伪装者，一个亡命之徒呢？这会更符合这个地区的实情。一九七一年，特立尼达“黑人权力”领袖迈克尔·X在特立尼达杀了两个人后，逃到了圭亚那（外观颇像讲述者所去的那个国家），躲藏到了内陆腹地。而很多年以前，弗兰克·詹姆斯团伙[1]里最后一批人当中的一个，要在美国以外寻找一个庇护所，就来到森林下面的圭亚那大草原上不走了。（我旅行到那里时听人们这么说的。当地人对这一联系感到很自豪；我也觉得这是件很荣耀的事，因为我小时候就看过蒂龙·鲍尔[2]和亨利·方达[3]演的有关弗兰克·詹姆斯和杰西·詹姆斯的电影。）

讲述者是一个亡命之徒倒是符合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可是叙事艺术要求严谨。它要求自始至终地将所有相关因素考虑在内，如果把亡命之徒这个角色安到讲述者身上，那就要介绍一些故事中并不需要的东西、偏离主题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也和他这次旅程结束时所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干。

讲述者是一个捣乱分子，而不是亡命之徒会更合适。比如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革命者，在寻求上游国家印第安人的帮助，以推翻沿海地区某个非洲黑人国家的政府。这样的情形，不仅与这个地区好几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呼应，而且还暗含某些历史的讽刺。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荷兰和英国在沿海地区有奴隶种植园的时代，荷兰人和英国人已经不再是西班牙大陆的入侵者，而是对此拥有主权的强国了。当时一有奴隶逃往内陆地区，印第安人就将他们捉拿归案，讨得赏金。而这个故事发生时，沿海地区的非洲黑人后裔，也就是那些奴隶们的后裔，已经承袭了旧殖民政府的权威。他们有自己的显赫阶层，受过良好教育，具备专业知识。他们现在是统治者了；而那些印第安人从文化上讲还是两百年前的样子。

因而这个讲述者不仅仅是一个寻找新景致的观光客，对他来说在河上看到的一切都有着多重的含义。

船尾站着一个带枪的人。他时不时地朝跟在船后面的鸟儿们开枪，每次开过枪后就哈哈大笑。或许他的先人当年追捕逃跑的非洲奴隶时，也是怀着这种好玩的想法。那时候拿的不是枪，而是弓箭，那种制作精美的小棍子，带着极小的金属尖，看上去一点都不危险，更像是玩具。现在还有人做这种弓箭，沿海地带的工艺品商店里出售的那种弓箭和箭筒跟真玩意儿一模一样。在首都那座摇摇欲坠的小博物馆里能见到真家伙，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上面落了灰，殖民时代以后几乎就没有人碰过。

另外，讲述者或许心想：这一古老的本能，对非洲人的这种古老的态度，现在有可能被重新激发出来，为一项更高的事业服务。然而，当小舟在那些村落停靠，讲述者考量着那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孔，那盯着看的人们（在最初的激动之后）的那一份宁静，当把这些矜持的、消极的河边的人们和沿海地区的那些非洲黑人相比，和其他几大洲革命部落里的人的精气神相比时，他又对此有些怀疑。

河面上每周会有船停靠一次。在所有这些村子里，船的停靠都会带来一阵激动。在一个树荫遮蔽的村子里，一个妇女挎着一篮子吃食，沿着弯弯曲曲的黄色斜坡走了下来，向那个拿着枪的人走去。篮子里有装在罐子里或木碗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分别用布捆扎起来。那男人跟女人说了几句话，也不看她；之后那女人再次下来了，带来一些甜木薯面包，两个半份大大的、硬硬的、白白的圆饼，约有半英寸厚，看起来像是颗粒突出的聚苯乙烯塑料。

男人把这些两半的圆饼掰成更小的块儿，塞到碗和罐之间以及篮子的边上，只是那么草草地一塞，就好像把吃食打包是女人才干的活似的。当他们又到了平滑的河面上，就到了吃饭的时间，那男人把所有的盘碟都解开，突然之间严肃起来，把掰开的小面包块放到盘碟里蘸着吃。他每一口都会咬一点甜木薯面包。它是主食，让食物显得分量更足。

讲述者要来一块尝了尝。那男人朗声大笑，很高兴有人对此感兴趣。但是面包除了料想不到的酸味儿以外，几乎没有味道。

光线变了；这一天的情绪也变了。太阳几乎是当头照下，从森林屏障的间隙直接照射下来，河面上阳光灿烂，波光粼粼。河流也变了。扛着枪的男人吃完了饭，在河里洗了盘碟，放回到篮子里，此刻正端坐在船头，留意着暗礁险滩。他坐着，看着，一动不动。

讲述者嘴里残留着甜木薯酸酸的味道，带着那硌牙的感觉，他在想这世界上的几种主食。稻米和小麦以及其他种类的谷物都属草类。甜木薯呢，红叶子猩猩木的同属，要神奇多了。它属根类，有毒。这些林中人遥远的先祖们从亚洲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大陆，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才在森林和河流处落脚。又经过多少个世纪才发现了甜木薯？此后又有多少个世纪才有了运用简单工具排出毒素的民间发明呢？

这样想着，想着这些与世隔绝的人们所有的发明，讲述者接着想到了这片森林有多古老。并不是全新的，也不是一片处女地。河流两岸的那些村庄宛如古典世界里的村镇，在他们的先辈留下的粪堆上拔地而起，已有一千年了吧。

而后，瞬间，光线又在变了，刺眼的阳光涂抹上了殷红，河上的漂流结束了。快到四点钟了，再过两个小时太阳就落山了。树林里有一片新开辟的空地，空地上有一片损坏了的低矮的黄泥堤岸，不是印第安人村落那种高高的堤岸。空地上没有现成的坡道，只有几条破旧不堪的滑道。在河上漂流了一天，经历了阳光曝晒，见识了古老森林，看到了印第安人的面孔，之后，讲述者很惊讶地看见两个几乎一丝不挂的白人男孩儿，他们手里拿着弓和小型的印第安人的箭，藏在草丛和水边的大石头后面。他们拿的不是海岸附近工艺品商店里的那种箭，是森林里货真价实的箭。有那么一阵子，这情景恍若回到了一切的起点，回到了白皮肤变成另一种颜色，黄头发变成黑头发之前。

没什么神秘的：这些孩子来自这片空地的新定居点。他们在玩扮演印第安人的游戏。他们在等讲述者。

讲述者打算在这儿逗留几天。这个定居点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地。他想休息休息，再带上向导，继续赶路。这之后他就不得不走路前行了。这条河由此开始便不再通航，过了这里到处是大石头和浅浅的激流。

这个定居点是一个宗教布道所。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型宗教。它是在这个国家创建的，在海边和内陆都有信徒。海边的信徒都是非洲黑人，而内陆在吸收皈依的美洲印第安人。

这个宗教在沿海地区、在非洲黑人当中更受欢迎，因为它倡导自愿服务的思想是双向往来，是一种国际交流的形式。这就意味着，本地的国家不仅仅接待外国志愿者，信奉这一宗教并且受惠的本地人也能作为服务志愿者被派往国外，派到欧洲、美国、加拿大，甚至会被派到西非去。由于沿海地区很少人有办法出国旅行（而且大多数黑人想移民到北边的国家去），所以想当志愿者、到国外去的非洲人要多少有多少，其中不乏当地政客的亲戚和朋友。

于是，教会就颇有一些权威。这个国家官方的态度是敌视白人的，但是从外国来的服务志愿者却有相当大的自由。这些人当中就有革命者渗透、潜入的人。伪装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两群人有同样的献身精神；都提倡种族之间亲如兄弟；都讲到有钱人的挥霍无度，对穷人的剥削；两群人也都兜售一样坚定不移的信念：即将到来的惩罚和正义。

讲述者就是渗透者之一。这个宗教布道所里的其他渗透者都是谁他不得而知。最后，他们都会暴露给他的。现在，在他到达的这一刻，他肩上搭着背包，让那些手持弓和致命的印第安人小箭的男孩子像押犯人一样把他押送过去，他现在只想以一个宗教志愿者的身份行事。

他被带到空地中央的一间小木屋里。这间木屋很粗糙，但是建在树枝搭成的柱子上，大约有四英尺高，所以轻而易举地俯瞰着其他更小的、扁扁的、趴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的木屋。空地上还零星散落着伐倒树木的细碎木片，还残留着烧荒大火的痕迹，以及大火咸咸的气味。在这三面森林墙中，有许多细高的树，白色的树干靠得很近，像是新近才显露出来的。

讲述者原想在这长途跋涉之后会得到某种迎接。可是那个身材魁梧、身穿洗得褪了色的T恤衫和牛仔裤的男人从中间木屋后面的厨房出来后，只是对两个男孩儿说了一句“把这个人带到他屋里去”。一种中欧或者东欧的，夹杂着美国或加拿大腔调的外国口音。讲述者搞不清楚，男人对他的简慢是由于语言能力不足呢，还是出于咄咄逼人的架势需要。就在讲述者要走开的时候，那人喊了一声：“五点半开饭。这是这儿的规矩。”

这样一来，讲述者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他被领进一间很小、地板很粗糙的屋子。有四个印第安人在地上或蹲或坐，中间放着他们的包裹。其中一个人在缝补衣服，一个人在做一件玩具（部落里用的那种背囊），另外两个人只是在等着，等着这个布道所的某个地方有人给他们做饭。他们跟河上的那些印第安人一样逆来顺受，什么都不留意。木屋里散发出树皮、锯末、泥土、油和烂树叶的气味；好比调色盘里所有的颜色搅和在一起会变成那种暗淡的棕色，所有这些气味和外面烧荒大火后的咸味儿掺杂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浓浓的馊掉的烟草的气味。

太阳落得很快。讲述者在凉爽的河水里清洗了一番之后就去了那间大木屋。那里有八个人，都声称是服务志愿者，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没有美洲印第安人。因此，虽然大家都穿着牛仔裤，留着胡子，穿的衣服很随意，但那间大木屋里却有一种殖民地的感觉。

他们之间存在语言问题。那个举止粗鲁、身材魁梧的男人是这个宗教布道所的头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但这不是他自己说的；是讲述者从别人的话里推断出来的，他听他们说起了捷克的一座城市比尔森。他的妻子或是朋友，也就是坐在桌旁的那个女人，毫无疑问也是那两个男孩的母亲，一点儿也不会讲英语。

那个女人个子很高，有一头金发，长得并不好看，不发一言。但她是坐在桌旁唯一的女人，身上的某些东西很引人注意：闪闪发亮的高颧骨，歪拧的厚嘴唇，上面还有食物残留的油渍，光溜溜的大手，丑陋不堪的大红脚。

讲述者心想，在这个奇怪的殖民地背景下，由于没有任何竞争，这个女人散发着她在家乡不会有的性欲魅力。还有别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女人语言不通，她就是性欲：只要看上她一眼，看一眼她那薄薄的棉裙子，就不会在意别的任何东西了。

讲述者认识到，他所感受到的强烈的反感，是和他的鬼迷心窍做斗争的方式。被什么鬼迷心窍了？想入非非：这个女人，刚刚从她的国家出来，还带着所有的清规戒律和狭隘思想，却让所有的男人都想入非非。讲述者还认为，她丈夫也是这么想的。当他抬头看那大汉的时候，就捕捉到了他那打量的目光。

天还亮着的时候，人们围着餐桌七嘴八舌。天黑之后，点亮了一盏防风灯，灯光在那锯得不平整的木板墙上投射出巨大的影子。在这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话都少了。讲述者觉得他与这里格格不入。

晚饭结束。走出屋子，走出那盏防风灯的光影，走进黑暗之中，霎时就像挨了一闷棍。四周的木屋都亮着昏黄的小灯。森林在歌唱，那歌声像是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某种东西。才刚刚六点半，还要经过十个或十一个小时的黑暗才能再见到亮光。讲述者用手电筒照着路，回到他的木屋去，一进门，就闻到那种馊烟草味儿。吃的东西是这个味儿，河水是这个味儿，森林是这个味儿，现在他自己身上也是这个味儿。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习惯森林的生活。然而，想到那个一言不发的大块头女人，就被欲望之念弄得激动不已，他酣然入睡了。

接下来的几天，有两个渗透者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还应该有第三个——那个区域司令官。他是不会向讲述者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但是讲述者却对他是何人心知肚明。

讲述者终于得到了命令。他被告知要去哪里。那个地方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印第安向导会带他去那里。

最后，森林里会有十多个讲述者那样的间谍，有十多个基地。在某一天，会发生十多件事；那一条条河流会在沿线战略要地受到监视；在那为数不多的几条飞机跑道上飞机不停起落，不堪重负；占这个国家较大部分的森林地区，会被有效地与非洲黑人统治的沿海地区隔离开来。这个国家没有军事实力重新收回这片森林；外国报纸的内容会确保人们对印第安人的事业表示同情，减少外部力量干涉的可能性。

讲述者要继续赶路了，于是松了一口气。由于那一对捷克夫妇，也由于那些印第安人郁郁寡欢，这个宗教布道所使他感到压抑。对此讲述者责怪捷克人。捷克人身上根本就没有快乐这种东西。因为脱离了他们的环境，权威只是使他们释放出内心的欲望。正是这种欲望让他们在讲述者面前暴露无遗。

每天都要给印第安人作宗教布道，每天都有规定的工作时间。有的夜晚，在那间大木屋前面的空地上——点着冒浓烟的篝火（为了驱赶蚊虫），更加重了馊烟草的味道——会播放电视录像。这些美国的惊悚大片表面上看倒没有什么害处，但它们带着对黑人的偏见，是对印第安人进行反非洲人的教化的一部分。那些印第安人看到枪炮、打斗和飞车场面，都惊呆了；他们连连感叹，甚至叫出声来。有时候，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有人打开手电筒在一张黑人脸孔上晃来晃去；有人哈哈大笑；接着，人们打开手电筒对着屏幕上的那些黑面孔晃来晃去；这样电影不再带有恶意，成了一部新电影，那生动活泼的表情使印第安人像是充满希望的人。

向导终于来了。他们是两个年轻的印第安男孩儿，分别叫卢卡斯和马特奥。某天早上，讲述者和他们一道出发了。一个男孩儿走在他前面，一个走在他后面。

不久他们就来到一条很宽的林间小径上，他们从来都不是形单影只。在那阴森森的林子里，远处总有人，总有人会突然从树叶和树荫的伪装里跳出来。他们背着沉重的背囊或背篓，在讲述者的木屋里的印第安人一直在做的那种背篓：一个平平整整的木头框架，四周和底部都是柔韧的木条编织成的壁，用森林里捻出来的麻线把垒在框架上的东西捆绑起来。再用一根绳子系在背篓的两边，连到套在背背篓的人的额头上的头圈上。所以是头和背承受着所运物品的重压。背背篓的人弓腰驼背，同时使劲向前倾着身子，拉着额头上套着的头圈。背背篓的人被背上的东西压得矮矮的，这样子看似痛苦，但这是一个保持力量平衡的姿势，一个适合这种工具的姿势。这种姿势一定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化，使得背背篓的人一连能走好几个小时。

讲述者想到，这条森林小径很古老了。可以追溯到过去什么时候呢？会追溯到这些人遥远的祖辈们在此定居的年代吗？抑或这其中有什么气候变迁的干预吗？

当这些搬运工或脚夫（或许背的是他们自己的东西）经过时，就向卢卡斯和马特奥咕咕哝哝地打招呼，有时候他们会从那绷得紧紧的额头上的头圈下面抬起头，看讲述者一眼。此时讲述者看到的都是老人的面孔，这使他想到了日本木版画里的农民和脚夫，他们的形象是何等的相似。就像葛饰北斋[4]创作的乡村景色木版画里的场景，茅草和屋顶，树林和木桥，一切都再贴切不过，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所以，在这里，就在他行走其间的景色里，几乎一切都恰如其分、贴切自然，除了讲述者本人，卢卡斯和马特奥的衣服和帆布鞋，脚夫背篓里的罐头盒子，以及偶尔会有印花的纸板箱。讲述者心想，这画面里的一切安在一百年前都没什么违和，再往前一百年依然如此。

他们停下来休息，吃点东西，喝口水。卢卡斯和马特奥用他们的弯刀割出一小片空地让讲述者坐下。当他们接着赶路的时候，讲述者一任自己的思绪去想森林和小径那悠久的过去。他开始思索人在这个环境中会有的时间概念。

当人对自己的世界非常了解了；当他们熟悉了每一棵树，每一朵花；熟悉了所有的吃食和毒物；熟悉了所有的动物；当他们把所有的工具都弄得完美无缺；当一切都平衡地生存，同时没有任何外面世界的东西可以用以比较参照时，人们对时光的流逝会有什么样的概念？只有从物体旁边经过，我们才会有速度的概念。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参照了，人一定只活在他们自己的光和他们所熟悉的人的光里——讲述者想到了宗教布道所那片空地上黑暗之中那昏暗的灯光，想到他和其他人晃动手电筒，照着路回到小木屋的情景。在那光的外面，不管是往后还是往前，都一定是空无一物。

讲述者斟酌着这个深奥的想法，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显得很是奇怪。太阳还很高，他们就停下来不走了。这是规矩。离太阳落山还有两个小时，他们在一条溪流边宿营。太阳穿过浅浅的泛着红色的水，照射在水底压碎的灰色和红色的石子上面，水面下几英寸波光跳荡。美啊！可是，只有卢卡斯和马特奥才能在这美景中保证安全。卢卡斯和马特奥像是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森林就是他们的家。现在，他们很麻利地用弯刀砍下树枝，把一头削尖，埋进土里，搭起一座低矮的小棚子，顶上盖着野香蕉树叶。

他们生起一堆小火。卢卡斯和马特奥做他俩的饭，讲述者用河水做自己的。太阳开始落山了，很快就无影无踪。夜晚的忧伤，天亮前的漫漫长夜，给讲述者投下抑郁的阴影。

马特奥在削一个小小的独木舟船桨。

讲述者问马特奥：“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在森林里问这样的问题，真是愚蠢：讲述者一张嘴，就这么觉得。

“我父亲死了。”

“他怎么死的？”

马特奥放下船桨，把一根小枝条扔进火里，说：“是克奈玛恶鬼[5]把他杀死的。”马特奥的语气像个哲人，像一个对忧伤逆来顺受的人。

克奈玛恶鬼是森林里的死神，附在活人的身上。这杀人的恶鬼就在森林里的某一个地方，长得像个人，像马特奥、卢卡斯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它会把所有的人都杀掉。在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里，人们靠自己的光活着，只活在当下，可以说一个人在这种恐惧中耗尽了一生。假如没有了克奈玛恶鬼，一个人就会过得真的非常幸福，或许还会长生不老。

可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假如”。那一堆枝条小火快要灭了，黑夜向远处无穷无尽地伸展开去。讲述者问：“你结婚了吗，马特奥？”

另一个男孩儿答道：“怎么可能结婚呢？”

马特奥说：“印第安女孩儿们都很傻。她们啥都不懂。”

讲述者因为这片森林里的人们心怀羞愧和悲伤。他们非常遥远；他们能洞悉森林里的一切，有那么多的天赋，在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中发展得如此完美。他们遥不可及。他们比讲述者所知道的任何族群都更加遥远，远到或许连革命都不会到他们那儿去。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亚洲，欧洲北部和南部，非洲，部落之间和民族之间自远古洪荒就冲突不断。而这些人呢，自从他们的祖先从亚洲迁移过来之后，他们就完全是现在的样子，没有应对变化的弹性和能力，一旦有人闯入他们的世界，他们就失去了完整性。

小火堆熄灭了。卢卡斯和马特奥在小窝棚的外面伸展四肢睡去了。森林唱起了歌，不知什么原因，歌声会时不时地低下来那么一瞬，此时就能听到河流潺潺的水声了。讲述者试图想象自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了一些年头；后半生也在这生活；还要生活五百年。他感到些许人为的压力，就着酒瓶啜了一小口威士忌。

其中的一个男孩儿立即坐起来，说：“先生，您喝朗姆酒啊？”

“不是朗姆酒。”

“您给我们一些朗姆酒喝吧，先生。”

“不是朗姆酒。”

那男孩儿又躺了下来，像个成年人似的叹了口气。

讲述者被雨声惊醒了，雨点落在他窝棚棚顶的野香蕉叶子上，“唰唰”直响。他又想起早先的压力，他自己独在异乡的感觉。

其中一个男孩儿站在外面的黑暗中，说：“我和卢卡斯能进里面吗，先生？”

他们进来了，讲述者四周一下子全是馊烟草的气味，全是欲念：欲念是压力的解药。

他把手搭在身边的那个人身上，不知道是谁。那男孩子是被动的。讲述者性欲在膨胀，甚至就在他落下来的手张开，触碰到那硬邦邦的身体，一个跟他自己的身体类似但更纤细一点，因而他还算了解的身体时，讲述者想到了这一天行程之前宗教布道所的那个大个子女人粗俗不堪的模样。性欲，性欲：那男孩子的逆来顺受助长了他的性欲。

讲述者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一个人在那间树叶和树枝搭成的小窝棚里。有一阵子他惊慌失措。可是，那两个男孩儿就在河流的高处，在为这一天做准备。讲述者还不知道躺在他身边的是哪个男孩儿。

到了动身的时间了。卢卡斯和马特奥拿着他们的弯刀把小窝棚砍倒了，大概是在遵循某种森林规则吧。夜里能够遮风避雨，此时却真的不堪一击。

又开始了漫漫征途。讲述者不再那么安然自得，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小径离开高地上的河流，伸向森林。景色如此美丽，然而头一天讲述者感受到的那份安全感和完整感已经荡然无存。有什么想法在折磨着他；他根本没必要大范围搜寻就清楚原因。他越是不愿意想它，脑子就越是往那想，不自在的感觉就又来了，这个想法就夹在他和此刻之间；现在，所有这些情绪，加上在这一切之下他追求的事业、这次征程的出发点，让他更加躁动。

这一天慢慢地过去，他被这些想法折腾来折腾去，内心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恶心感，他不再朝四周看来看去了。他机械地走在两个男孩中间，两眼盯着他前面那个男孩子的脚后跟（穿着脏兮兮的帆布鞋）。

另一方面，两个男孩子今天却愈加兴奋，拿着弯刀挥来挥去，削掉沿途的树叶和小虫子；有时候用弯刀在树上轻轻地刻下路标，刻得很快，很整齐；隔着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大声交谈着，就好像在森林里发出人的声音至关重要。他们的步法也有一种不同的摇摆，仿佛此时森林里只有他们自己，没有别人似的。他们大老远地就冲着看到的行人大喊大叫；有时候似乎是突然间兴之所至，他们离开小径，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收住脚步——仿佛是不愿意搅扰那一刻的空气——就那么站着，看什么东西或者找什么东西。

下午刚过一半，他们停下来，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然而，今天男孩们没有丝毫要搭建窝棚的意思。相反，他们把讲述者留在宿营地，就走开了，回来又走开，两个人总是一起行动。之前的一天，讲述者没料到会搭建一座窝棚；但今天他指望着他们搭一座窝棚。他觉得受到了漠视；这美好的时刻、美丽的景色和逐渐变黄的光线都被破坏了。

这一天他第一次坚持自己的权益。等男孩们回来时，他说：“卢卡斯，搭建窝棚。”

这真的非常容易。男孩们照办了，且情绪上没有丝毫变化：或许他们就在等他的命令吧。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聊着天，以那种新的高声大嗓的方式，好像弄出些响动很重要似的，对着树枝又砍又削。他们朝露着白茬的木头上砍过去，大刀片铮铮有声，没过多久木头就准备好了。直立的柱子在顶部交叉，底下削尖了，好插进林中柔软的土里。很快，几乎没有经过搜寻——仿佛他们在游荡的时候就记下了一切东西，现在准确地知道到哪儿去取——男孩子们就弄来野香蕉叶子和硕大、空梗的心形叶子，挂在棚顶框架上。

他们搭建好窝棚，把讲述者的背囊放进去，仿若一种细心的关照。可是，接着讲述者就看到他们拿来自己的背囊，紧挨着他的背囊放了下来：三只背囊并排放着，重复着前一天晚上的摆放模式，非常郑重其事，好像这也包含在讲述者的命令中一样。

他们生了火，火焰在下午的光线里几乎看不见。他们分别准备晚餐，两个男孩儿一起准备他们的，讲述者准备自己的。光线很快就变暗了，火焰渐渐清晰，蓦然间，夜幕降临。森林开始唱歌了。很快就变成大脑里的一个声音，久久挥之不去。

卢卡斯边削他的船桨模型，边问讲述者：“您从哪儿来呀？”

“英国。”

马特奥问：“您到这儿干什么呢？”

讲述者按照他受训要求给的答案回答：“我会告诉阿尔弗雷德。他会告诉你的。”阿尔弗雷德是他们要去的那个村子的首领。

卢卡斯说：“您是不是想在这儿建房子呀？”

“阿尔弗雷德会告诉你的。”讲述者为了打断他的提问，就问道，“克奈玛恶鬼是怎么杀死你父亲的，马特奥？”

两个男孩子的脸黑黝黝的，黑得发亮，亮得能照出火光来。这时他们的脸突然沉了下来，露出无奈。

卢卡斯先开口：“克奈玛恶鬼当时在找他。他有预感。”

“可是后来他忘了，”马特奥说，“一天，来了一个卖布的人。我父亲想去看看布。他不知道克奈玛恶鬼就跟那个卖布的一起来了。就在我父亲看布的时候，克奈玛恶鬼藏到了他房间里。等我父亲拿着新布料回来，克奈玛恶鬼就把他杀死了。就是这么回事。然后，我们就把那布料烧了。”

他们都看着火。

卢卡斯说：“您在英国是住在房子里的吗？”

他话语中特别强调房子这个词。讲述者想说不是，他住在一套公寓里，可是那样说会把他们弄糊涂。于是他就说是的。

卢卡斯缓缓地说，就像在重复一节功课，“我想住在一座房子里。”

这么简单的理想，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讲述者发现自己被这两个孩子的话感动了，超出了政治事业对他的感召。

马特奥说：“您知道克奈玛恶鬼来要卢卡斯的命的事儿吗，先生？”

讲述者说：“卢卡斯？”

卢卡斯用他那把锋利的刀削船桨的木皮，并把削下来的木皮扔到火里去：“我当时在走路。在大老远的地方我就看见那小路上有什么东西，那里是不该有那种东西的。可是我没有多想，继续走我的路，就看见那个不对劲儿的东西，是一朵白色的小花儿，孤零零的一朵。我转身就跑。可是已经太晚了。”

是卢卡斯的身体——躺在他身边——那天晚上在窝棚里，讲述者的手搭在了卢卡斯的身上。现在他不仅仅是受到了情欲，受到了头天夜里那种兴奋的触动，那男孩子的逆来顺受也影响了讲述者的情绪，令他生出一份柔情，一种帮不上忙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又加深了这份柔情，使之转化成一种忧伤，就像他先前在火光的映照下在卢卡斯脸上看到的那忧伤一样。

过了会儿，马特奥蓦然间坐了起来，说：“先生，您一定要带卢卡斯去英国。”

这一定是马特奥刚刚想到的。讲述者心想：这是卢卡斯得到拯救的一种方法。讲述者没有说话。

过了很长时间，马特奥说：“先生？”

讲述者说：“好吧。”

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那只是一个声音，一句认可。可是马特奥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就躺下来睡着了。

第二天，两个男孩子变得特别友好。他们不再像头一天那样中间隔着讲述者高声说话了，他们不再突然离开讲述者，离开行进的路线；他们干什么事都把讲述者拉进来。他们的脸上多了一分明朗，少了一分无奈。讲述者这次出来要做的事就包括赢得像卢卡斯和马特奥这样的人的信任。但此时的信任是另外一种。他觉得这信任暗藏危机，但他不知道怎样拒绝它。好像一次交换：这两个男孩子摆脱的重压，此刻压在了他的肩头。

他还开始发觉赶路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现在在这条森林小道上遇到的人更少了，背囊里的罐头和印花纸盒子也更少了。不过，男孩们向讲述者打了包票：没关系；他不用担心；有他们照顾他呢。

于是，接下来的两天或者更多天，他们行走，宿营：夜里许下虚幻的诺言（在林子里用树叶遮风挡雨，点燃一堆小火，夜里平安无事），白天则心烦意乱，满腹狐疑。现在，白天和黑夜就像讲述者精神状态的两面，此消彼长：讲述者在夜里希望这虚幻就是一切，就是完完全全的现实，而到了白天又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摆脱这两个男孩子对他的那种信任。还有：他自己几乎都没有意识到，白天的怀疑在增长。他开始设想——刚开始时晕晕乎乎地觉得，仿佛这种想法很荒诞不经——他要是退出他的事业，会发生什么。

终于，一天中午左右，经过了四五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转弯离开小径，穿过森林，爬上一片小小的高地，高地上有一座村落。村子里散落着一座座灰褐色的旧草屋，有的草屋有树枝支架，门敞开着，有的是圆形的，门关着。

卢卡斯和马特奥到家了。人们向他们喊叫，他们也向人们喊叫。那份热闹劲儿和很多天以前，讲述者刚到这片内陆深处开始旅行时，在那个村子的浮桥码头上所看到的热闹场面一模一样。

讲述者被带往他要住的草屋。里面有一股很冲的泥土味儿和馊烟草味儿。之前在这草屋里住过的人留下了一些碎布片和削下来的碎木片，塞在屋架那削好的木杆和很旧的草屋屋顶之间。讲述者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几乎一躺下就睡着了。终于一个人待着了，他松了一口气。

他一觉醒来，发现光线已经是下午过半的样子，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要是在前几天，就到了他们停止行程的时候，卢卡斯和马特奥应该在搭窝棚了。讲述者看到，那小窝棚就是这里小茅屋的缩小版。

在阴森森的树林里走了几天之后，前面露天的厨房小屋烧火做饭冒出来的烟在讲述者的眼里，好像格外地蓝，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颜色，不带灰色或者褐色。讲述者还注意到，脚下的地好像是空的：隔着老远传来的脚步声发出敲鼓一样沉闷的响声。这片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侵扰，或者说已经布满了密集的建筑物。讲述者环顾这个村子空地上的高地或台地，发觉这片土地历史悠久。这地下一定有古代的残片和遗迹，而他身处的这个村子也会一样，会在数世纪后重演同样的结局。

有几个妇女在做甜木薯面包。做好的圆面包晾在草屋顶上。厨房小屋的一侧挂着一条很长的像辫子一样的管子，管子上装有与之垂直的棍子，棍子扭动、绞住管子，就能把压碎的木薯里的毒素榨出来；地上放着一个木盘子接住毒素。因为这种毒素很有价值：能使肉的保质期延长到一年。

地上放着一个榨木薯机，非常漂亮：锋利的大理石切片装在硬化的沥青上，沥青镶嵌在一块平木板里的一条浅浅的长方形凹槽里。那沥青应该来自遥远的地方；这是一块宝贵的沥青，应该是进口的。那些大理石切片应该也是进口的。那块沥青是先熬成液体，然后倒进木头的空槽里。等冷却下来，大理石切片就一片一片地嵌进去了。

讲述者抬头看去。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看到他对着厨房里的东西沉思，都乐了。讲述者心想：“我爱这些人。”接着他扪心自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看着那些青烟里的女人们，他想：“我希望没有人伤害她们。”

卢卡斯和马特奥来了。他们没有负重，没有戴旅行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看上去像是村子里有身份地位的年轻人了。他们带讲述者走下坡来到河边。有一个地方水很深，他们说，他可以潜泳。等他准备好了，他们就和他一起下水。他们不会留下他一个人不管的。如果有克奈玛恶鬼潜伏在周围，他们就不会下水，而是要保护他。

太阳在落下。水因有了树叶而有些泛红，但随着光线的减少而黯淡下来。水很凉，对那些吃人的小鱼来说太凉了，那两个男孩子或者说是两个年轻人说。

讲述者沉到泛红的水底。这一泓清水如同这些年轻人说的那样深。不久，水里的光线黯淡下来，慢慢全黑了。然后，水就成了一种很深很深的黑，黑得没有了颜色：不管你怎么集中注意力，它都是虚无。在虚无之中，讲述者感觉到，他和他的身体失去了联系；水阻滞了感知。他只有一双死死地盯着那虚无的眼睛，只有孤零零的、意识到那虚无的大脑。他很害怕。不知怎么的他唤醒了意志，就把自己拉了上来，拉到那昏黄的光线里。

他很高兴见到那两个男孩子。他们等着他穿好衣服，然后陪他走回村子里。防备克奈玛恶鬼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结伴同行：一旦有第三人看见了克奈玛，克奈玛的魔力就会消失。然而结伴同行的需要也强化了克奈玛恶鬼的魔力。讲述者觉得，就像卢卡斯跟路上那朵花的相遇一样，他跟他的克奈玛恶鬼曾擦肩而过：一种情绪，一个瞬间，它会在梦里，在他神志模糊的时候重新回到他身上，它是他不曾生疏的东西，当它回来的时候，还会将那场景以及过去这几天所有极端的情绪一起携带过来，包括此时此刻的情绪：对这些人的爱，这种爱包含着一种愿望：但愿他们不会受到伤害，因而与爱相比，这更像痛苦。

现在，讲述者看到的全是痛苦，而不是爱，痛苦毁掉了他看见的一切。这里的全部都像是他已经失去的东西：时近傍晚的苍茫暮色，友好的女人和孩子们，袅袅青烟。过去几天半成型的怀疑，纯粹的冲动，此刻坚定地化为一种要背离这些人、把他们全部抛到脑后的决心。

这个想法成型很难，要执行就更难。讲述者不能就这么走了。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需要一个向导领他回去，需要一些人保证他在森林里的安全。阿尔弗雷德，村长或者叫首领，是不会让他就这样走的。阿尔弗雷德会担心后果，担心会有什么样的报告传到沿海地区去。还有宗教布道所里的那个捷克人，他是不会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让讲述者离开的。

所以，讲述者必须得待下去。他得待下去，开展早就给他详细布置好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工作。或许之后，活动开始后，讲述者脱身会容易些。离开这片森林，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场运动。

可是现在，他必须待下去，待几个星期，几个月。这个村子和其他村子里的人们会渐渐地熟悉他。现在他已然是个陌生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们这些人不会写字，不会读书，只靠眼力和记性；他们在那些方面更有天赋。他们会把他所有的细节都牢牢地刻印在记忆之中：他的声音、步态、手势。他将活在这些人心中，而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不会这么活。在他走了之后，他们会记住他：待了很长时间，对他们不坦率，许诺了很多事情，然后一去不复返。

离太阳落山还有一个小时左右。卢卡斯和马特奥来带讲述者见村长。他们说他们会当翻译。

讲述者说：“可是他们说阿尔弗雷德会说英语啊。”

马特奥说：“这位不是阿尔弗雷德。”

“他是我叔叔，”卢卡斯说，“是我父亲的弟弟。”

这位叔叔年纪不是很大。他在一间敞亮的茅屋里，这个茅屋是用来接待客人的，不是睡觉的地方。墙角支了一张吊床，屋中摆放着几张硬木矮凳，每个凳子都是用一块坚硬的木头雕刻而成，供客人们坐。这位叔叔肤色很好，细腻的皮肤上四散着干净的毛孔，他穿一件花衬衣，一条新牛仔裤：很显然，那边的布贩子经常到这里来。

他用他们的语言讲，卢卡斯和马特奥用他们的英语翻译，大意是这样的：“我从阿尔弗雷德那儿听说，卢卡斯和马特奥去接您了。可是我从来都不相信您会来。这种事情进行了这么长时间，说的多，做的却很少。现在您来了。我希望您小心。您来一趟非常不容易。到我们这里还有一条路，一条更容易走的路：穿过大草原。我老丈人跟我讲过，他是从他父亲那儿听说的，有些人曾从那条路过来找金子。”

“是德尤卡斯人吧？”讲述者用当地话问，指的是那些逃跑的非洲人后裔，他们已经在这座森林的某个地方定居了。

“德尤卡斯人，从南边儿来的人——我不记得我老婆的爷爷是怎么说的了。他们是来找金子的。我不用告诉您，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您知道村民们都做了什么吗？正值旱季，他们一把火把大草原点着了，火势蔓延了好多英里。我老婆的爷爷说，鸟儿总是待在大火前面一点点，把蛇还有其他从大火里逃出来的小动物叼起来。这场大火，把来寻金子的人全都烧死了，一个都没有活下来。从那以后，大家不得不离开村子，到森林里躲藏了两年。您觉得这次会这样吗？您确定您要做什么吗？我们是勇敢的人。但是——”他打住不说了。然后又问：“您从哪儿来？”

“英国。”

“卢卡斯跟我说了。我爷爷当年去过英国。卢卡斯对您说了没有？”

卢卡斯舔了舔上嘴唇，低下头来。

“他跟一个英国人去的，这个英国人喜欢他，想让他学英语。他在英国待了三年。让他娶一个英国女人做老婆，是他们最初的想法之一。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个女人，可是最后一刻，就在他们回来之前，她害怕了。他们的计划是，回到这儿来建房子。”他用的是英语单词“房子”，可是在他的发音里，这个词儿听着像是他自己的语言。“我爷爷从英国回来，说的其中一件事是，那个国家的首领是个女的。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听到这话我真高兴。有人说他是瞎编的，有人甚至就不相信他去过英国，虽然他回来时带着印刷的书给人们看了。他回来后就等着英国人到这里来盖房子。差不多每年都有人过来。他们走的不是您来的那条路，是另一条，我跟您说过的大草原上的那条。他们给我爷爷捎来的信儿总是那句话：明年，明年。您给我们带来的也是这句话吗？”

“不是，”讲述者说，“这次不一样。我们是不同的人。”

“人们开始嘲弄我爷爷。他们说，他会让我们毫无来由地招惹政府，给我们惹上麻烦。有一回，一个英国人来的时候，出现了月食。您知道出现这种情况人们怎么办吗？他们对着月亮射燃烧着的箭，好点亮月亮。我爷爷觉得丢人死了。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求那个英国人原谅他们做出这么孩子气的事来。可是那个英国人只是呵呵一笑，说，不会从政府招惹任何麻烦。您刚才也说了这个话。他说，这个地方很适合盖房子。我现在听到人们对阿尔弗雷德也这么说。可是后来，发生了战争还是什么事情，我猜的，英国人也不来了。也不再有个人过来说：明年吧。可是我爷爷一直都相信他们会回来的。他信得都犯傻了，可是除了我爷爷，还有人相信他们会回来。卢卡斯就信。我跟您说一件事：克奈玛恶鬼来要卢卡斯的命了。您知道这件事。他一定跟您讲过。他说他跟您讲过。克奈玛恶鬼来要卢卡斯的命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会躲过去的。我知道。我要去英国。我爷爷的朋友会派人来接我的。’现在您就来了。卢卡斯跟您说过没有？他们那时候常常给我爷爷寄衣服。不是我们穿的这种。是现代的衣服，为他们要盖的那种房子而穿的衣服。我还留着一些呢。让我拿给您看看。”

他打开他身边的那一捆东西。一张用什么方法加工过的野香蕉叶子，棕色的叶茎让它像纸莎草，裹在那件衣服外面。他把那件衣服拿了出来，浅黄褐色的，且已褪色，但还能认出来是一件都铎王朝[6]时期的紧身上衣，三百五十年前的一件新衣服，一场久远的辜负的遗物。

[1]弗兰克·詹姆斯团伙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不法之徒组织，其中就包括两兄弟弗兰克·詹姆斯和杰西·詹姆斯。他们先是以游击队的方式支持南方邦联一方参与美国内战，讲求以牙还牙的报复方式。内战后兄弟二人与其他团伙一同制造了遍布南方多州的多起银行、火车、驿站马车抢劫，民愤日深，团伙成员逐渐或落网或逃亡，1882年随着杰西·詹姆斯被犯罪同伙勃布·福特暗杀和弗兰克·詹姆斯自首而解散。詹姆斯兄弟的故事被改编成多部好莱坞影片，他们的经历构成西部类型片复仇、恶棍、正邪对抗、悬念、动作等题材的原型之一。

[2]蒂龙·鲍尔（1914－1958），美国著名电影和话剧演员。

[3]亨利·方达（1905－1982），美国著名电影、电视和舞台剧演员。

[4]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

[5]（圭亚那等地印第安语）专事报复的恶鬼。

[6]都铎王朝（1485－1603），英国王朝名，是英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4　过客

一个三十年代的人物

在着手写这本书之前，我想过应该去看看旧景色。在特立尼达的时候，有一天我做了一次漫长的自驾行驶，抵达了这座岛屿的最东北角，加莱拉角或叫大船舱角。哥伦布起的这个名字。

从主干道岔出一条柏油小路，直通这个海角。在森林里行驶了最后几英里，就到了这条小路上，感觉道路一下子变得很高，很开阔。这里光线更强烈，柏油路面看上去也很黑，还可以听到风声和海浪声。路的一边是剥掉一半树皮的椰子树，另一边是无人修剪的灌木丛，还有很多番石榴小树（毫无疑问是从上空飞过的鸟儿播种的），以及被风吹成一堆、已经变成棕色的报纸和一堆堆已经发白、压扁的纸板箱。

小路的尽头是一座废弃不用的灯塔。在已经裂缝的白色墙壁上，稍微靠上一点的地方，用石灰膏或是水泥写着一个日期：一八九七年，画着一个简单的钻石形状，还写着“VDJ”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代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五十周年钻石大庆[1]”。一八九七年是双喜临门：这一年不仅仅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还是英国从西班牙人手里攻占并征服特立尼达的一百周年。

一条小径沿着断裂的悬崖通向灯塔原先向船只警示的那几块岩石。几个黑人男青年和小男孩儿（都是来自北边几座岛的合法或非法移民）或站或坐在高处的石头上，向下看着一个站在浪花拍打得到的石座上钓鱼的人，他在助手的帮助下捕捞幼鲨。

助手站在稍远一点较为安全的地方，就在他主人一侧稍高一点的位置。一有鲨鱼咬住钓钩，他就使劲拽钓绳。咬钩的鲨鱼在岩石之间白色的浪花里看上去很小，很好玩，实际上是幼鲨，不强壮也不机灵，不值得一抓。可是弄到岸上杀了以后，它看上去很大而且很重。尤其是当那个助手——和他的主人，和那些一言不发的看客（那些看客四散开来，站在那几块石头上，仿佛是为了保密，每一个看客在正午的阳光下照出紧缩的影子）一样不苟言笑——把鲨鱼放到肩膀上，扛到存放已经抓来的鲨鱼的地方时。

几个世纪以来，风和海浪的冲击使得海角上的这座悬崖坍塌崩裂。可是，但凡能攀住的地方，就有植物生长。有一种草把自己编织成一团，塞进悬崖顶端的岩石凹穴里。在延伸到海里几百英尺、很久以前就与海角分割开的奇形怪状的岩石上，样子奇怪的树木虽然被雾气弄得湿漉漉的，被风吹得长不高，还七歪八扭的，依然牢牢地固住，还庇护了那些终将代替这些老树的幼苗。

这些树我叫不上名字来。它们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从外国引进的植物，像椰子树、芒果树、面包果树，竹子等等。岩石上的这些树在这些地方长得非常茂盛，是因为它们在这些岩石、这座海角、这座岛屿、这片陆地上土生土长。蓦然间我意识到，即使在这里发生过许多事情，在我们背后有过许多故事，然而，我正在看的这些东西恰恰就是哥伦布第三次横渡大西洋之后看到的第一样东西的翻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岩石不复是同样的岩石了，却是从他所看到的那些岩石中生发出来的，就像我眼前这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树木，是在十个、十二个或者十五个轮回[2]之前的树木生出了这些树木。

传说哥伦布之所以把这个海角取名为“大船舱”（“加莱拉”），是因为他见到的东西看上去像“航行中的大船舱”。这座岛屿本身，在这座岛屿的东北部，并没有这样的形状。到了十九世纪，这座岛屿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以后，人们发现过去的地图把这座岛弄错了。在这座岛经历了两百五十年的人口减少和土地荒芜之后——这座岛屿的各个边缘都遭到了破坏，西班牙人从来没有真正地在这座岛上定居过，也没有管理或者探索过这座岛屿——哥伦布当年登陆的知识就失传了。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哥伦布见到的“大船舱”指的就是这座岛东南角一片很长的尖沙嘴上的地岩层。

但是现在，当我和其他人一起低头朝下看那个人在岩石之间染上血色的白水里钓鲨鱼的情景时，当我抬眼远眺，看到海里那些岩石和七扭八歪的树木时，我觉得我正在看当年哥伦布看到的东西。他有可能从远处看到了这座悬崖、这些岩石和惊涛拍岸的大海。他有可能离这座海角有相当远的距离。再经过几个小时的航行，他就会来到这座岛屿比较容易靠岸的东南角。一绕过东南角，就离海岸不远，就能看见人们的菜园子，他就有可能看到了那三座低矮的山头，这三座小山就暗示了这座岛屿的名字是三山合一的意思[3]。从那个地方继续航行几个小时，他就有可能第一次看到南美洲大陆。他可能误以为那是另一座岛屿，于是就给它取名字叫“优雅”（“格拉西亚”）。

他一直时运不济。前两次航行没有找到多少金子，在海地建立的殖民地也弄得乱七八糟。这是第三次，他很幸运地看见了这片新土地，他想的全是宗教和救赎，是他终于摆脱了错误、即将成功。可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可能还只是一个水手；在他那双十五世纪地中海人的眼里，那黑黢黢的岩石，这座岛的海角外面的海上那七扭八歪的树木，有可能使他想起了航行中的大船舱：岩石代表大船舱，七扭八歪的树木代表船帆。

我猜从前人们一直试图在岛屿本身中找到一个大帆船的形状，寻找某个很大、很引人注意的东西。他们可能没有想过那些远在大海里的风蚀掉的岩石，而哥伦布这位舰队首领恰恰是从另一面看到这些岩石的。那些轻快的帆船都很小；而那大船舱的位置有可能很低。

我突然间想到，从那一边，从大海的那一边，十五世纪地中海人最早看到的东西或许依然存在；而从我所站岩石的位置，我只是在看那座土著的岛屿的遗迹。

坚守那种浪漫的观看方式是很难的。小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假装正在看那座土著岛屿。没有老师，也没有其他任何人曾建议把这种方法当作一种丰富想象力的练习。这是我在去国多年后，在回国探访之际，发现自己努力在做的事。此刻，我离开海角，沿着乡村公路返回，经过林木参天的可可种植园（园子里有一座座历经风吹日晒而变成灰黑色的晾晒可可的房子），经过一座座村庄（村子里是泥土小院里用木头或水泥盖的小房子），经过公路旁边一座座拥挤不堪的小镇，就这样，我被带回我儿时熟悉的那片殖民地的翻版里了。我被带回了旧有的感受方式，仿佛没有开端，也没有过去，土著居民或许根本没有存在过。

我过去常常觉得——童年时的思考方式，也没有将其付诸文字——光和热已经把这个地方的历史烧光了。我不相信这个地方“风光旖旎”的印象，那是那些明信片和邮票赋予的（这种印象被我们当地的画家们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某些海湾和海滩，沥青湖，某些繁花盛开的树木，某些建筑，还有我们那种族混杂的人口。

许多年以后，我觉得那种虚无的感受与我的性情有关，是新近移民到种族混杂之地的亚洲印度人移民圈子里的一个孩子的性情：这个孩子回头望去，发现其家族没有过去，只有一片空白。然而我又一次意识到，我是对某些失去的事物、某些被连根拔起的事物做出反应。

跟小族群的人或者是偏僻族群的人一样，我们喜欢别人来参观旅游。尽管我信不过旅游局宣传风光旖旎的那一套，但我清楚，假如没有这些概念（哪怕是被拒绝或者是令人做出负面反应的概念），没有这些来访者的见证，我们就会是一群漂流无定的人，就像那些最早来到加莱拉海角下面的土著居民，凭本能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我猜想，来访者和游客开始大批量地到来是在蒸汽机轮船取代了帆船之后。世纪之交的游客们来这里不是为了阳光，而是为了看风景，小心地保护自己免受太阳的曝晒。他们穿了一层又一层爱德华王朝时代的衣服，戴着遮阳帽，打着雨伞和遮阳伞，来看开挖巴拿马运河；他们在沥青湖那硬邦邦的湖面上走动；他们看可可树上的可可豆荚，看长在树上的椰子（都是需要大量种植园劳动力的作物）。

他们到这里来也是为了历史。他们想亲身体验十八世纪发生了那一场场大海战的这片水域：当时欧洲列强为了争夺加勒比海这些富庶的盛产甘蔗的小岛而打得不亦乐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赞颂历史成就的观念消失了。十八世纪的大海战以及元戎们的鼎鼎大名都被忘却了。游客们过来是为了晒太阳，为了躲开冬天的严寒和大萧条的郁闷；他们来，是为了置身于那一个个尚未破坏的地方，一个个时光静静流逝的地方，一个个还没有被发现的地方。于是历史颠倒了过来；这些岛屿被赋予了新的形象。

每年，这些大型游轮都会带来一两位作家，他们写旅游日记，并为他们的“游记”拍摄照片。这些书尽管在形式上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旅游日记，但是跟五六十年前特罗洛普[4]、查尔斯·金斯莱[5]和弗鲁德[6]的书并不一样。这些岛屿及美洲大陆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现在已经没有了帝国“问题”：奴隶制废除后的劳动力短缺，备受忽略或是不忠的殖民地，与其他列强的争斗等维多利亚时代的忧患，以及对于帝国版图萎缩的紧张。

这些游记书虽说大多是记述在这些殖民地的游历，但某种程度上，讲述的是世界上那一片被抹掉了历史的地方。比方说，哥伦比亚卡塔赫纳防御工事模糊不清的照片，就是一个古迹的照片，一个隐约和金子、大帆船以及西班牙人有关系的东西。海地黑人皇帝克里斯托夫的城堡要塞的废墟就恰似埃及的一个不解之谜。这片世界是死的，是安全的。

这些游记书都大同小异。对任何人来说这些书都赚不了多少钱，我认为它们都是些大萧条时代的产物，生活困窘的人写给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这些读者梦想着有朝一日亲自到这些热带水域的某个地方畅游一番。尽管这种特定的旅游形式要求作者亲身经历，要求他们知识渊博、行程紧凑，但是他们所写的书却不带任何个人色彩，倒是令人称奇。这可能是因为，前辈作家所到之处，这些作家都必须去。我还觉得，这些游记书的作者其实是在假装，假装是作家，假装是旅行家，尤其，假装是到这些殖民地去的旅行家。

这种书关于特立尼达的章节一般一开始都讲一天早上游轮停靠码头，都会讲到大街上人口混杂。一个作家可能看到非洲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吃着香蕉，另一个作家可能会注意到东印度[7]女人戴着珠宝首饰，穿着印度人服饰。还有可能会去参观安格斯图拉苦啤酒工厂，参观沥青湖和油田；游览某个海湾；到演唱卡里普索即兴小调[8]的帐篷里去看看，如果不是演唱即兴小调的季节，就到那些狂热的当地非洲人教派的院子里看信仰同化祭礼或者叫喊派祭礼[9]。

作家后面会跟着一个人脉关系很广的当地导游。他过去给别的作家当过导游，所以对特立尼达之行了如指掌。除了他——一个略微有些冷傲的白人或者白黑混血儿——当地人只是背景里遥远而模糊的人物。关于这些人怎么说都可以。一个作家看见非洲人吃香蕉了，而另一个作家则看见非洲人穿着两种色调的鞋子。作家或许会说他们穿着新的、“吱吱”叫的、两种色调的鞋子；有可能接着说，非洲人酷爱“吱吱”叫的鞋子，他们会拿着一双崭新的鞋子去找修鞋的，让他往鞋里“放一个能‘吱吱’叫的玩意儿”。至于在乡下的印度人，他们是不同的人，外人对他们的语言和宗教所知甚少；作家和向导觉得这种知识无关紧要。

这些书不得罪任何人。当地很少有人看这些书。有些很过分的东西，像两种色调的鞋子里装个“吱吱”叫的东西，与当地非洲人的幽默感和即兴小调融为一体。还有，现在很难想象，但本地人对遭人冷落安之若素。你可以培养自己阅读这些书，忽略书中的冷落，发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一本关于特立尼达的书，这本书有一个洋泾浜式或者克里奥尔语[10]的书名：《要是螃蟹不走路》[11]。作者叫欧文·拉特，一个对我来说没有其他联想的名字。在这本书里，欧文·拉特写了这样一句话：“火车还好，但公共汽车就是一个笑话。”我父亲就欧文·拉特这句话在当地一家杂志上发表了整整一篇文章。这大概是在我出生后不久的事。几年之后——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偶然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了这本杂志。我被那篇文章迷住了，津津有味地看搞笑的插图、睿智的例子以及本地公共汽车乘务员胡诌的站名打油诗。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多遍。我想这是启发了我的事物之一，使我对自己身在何处有了概念。如果没有拉特的这本书，我父亲说不定就不知道，他能就本地公共汽车写出一篇文章来。所以，这里面有一种连锁反应。

我不确定，但是我认为，当地一家文学杂志又把欧文·拉特那些话放在了特立尼达海滩的一张照片下面：“日暮时分，四周围着棕榈树的海滩，萧索灿烂。”照片又紧挨着一张日落时分天空的照片，下面配有一句济慈的诗：“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12]”。海滩和落日当然美丽，可是济慈的诗句（尽管和照片并不相配，而且很是神秘）和拉特那外国人的见证就像是一件额外的恩赐。

外国人的见证不光是我们需要。连弗朗西斯·帕克曼[13]这样的人，在某些特定场合也感到了这种需要，即使有他波士顿的身家背景，但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走在俄勒冈州的小道上，身处美洲荒原的壮美景观中时，为了表现当时的景象，他选择将之比作意大利的油画——虽然那时他能看到的油画也只是并不完美的复制品而已。

也许，并不存在纯粹的或天赐的视野。或许视野只能通过培养习得，并且依赖于把一件事物和另一件事物相比较的能力。哥伦布当初看到了一艘十五世纪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而我呢，站在另一侧，只看见一堆破败不堪、长着树木的黑色岩石，倘若放在另一个环境下，我就无法辨认出这些东西了。在看到大船舱后又航行一阵子，哥伦布的帆船就驶到了靠近这座岛屿南部的海岸，他看见了土著居民的菜园子，和春天里巴伦西亚的菜园子一样美丽。这种比较他以前做了不止一次，要形容的是那些遥远的北边的岛屿，而那些岛屿的外表特征是很不一样的。不过话说回来，描述那些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植物，他只能用这种办法。第一次看到没有接触过的土著岛屿，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

又过了几个世纪，我们需要来访者们提供给我们关于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是何人的知识。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外国人的见证。然而与这种见证相伴随的是漠视。这就像是第二次颠倒历史。因为在这种旅行者的眼光里——这种从远处看到的人们吃香蕉、穿“吱吱”叫的鞋子的情景，这种游轮的一个乘客在一个早晨或是一天之内所能看到的情景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其他许多大陆来到这里的我们，就被用来取代了那些土著居民，被用来对那空无一物的历史负责，虽然这里虚无的历史早在我们漂洋过海被运到这里之前就已经造成了。

后来，一九三七年，一个名叫福斯特·莫里斯的青年作家来了，写了《黝黑的制服》，是另外一种书。那一年特立尼达一个大油田爆发了一场石油工人大罢工。我不知道福斯特·莫里斯来之前是否了解当地的情况。但这场罢工及其风云人物却是他这本书的核心部分。

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发现了石油；于是这个岛南部的大多数地区（就是哥伦布当年看到跟巴伦西亚一样美丽的土著人菜园子的地方）都变成了石油储备区。特立尼达的大多数石油工人都是来自北部格林纳达小岛上的非洲人。本来可以用本地人、东印度人或者非洲人的，然而激进分子们说（我认为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当局不想搅乱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倒是宁愿油田用一支单独的劳动力队伍。

当地人讲过很多格林纳达人贫穷和无知的故事。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得半懂不懂的，那时候我连格林纳达人是谁、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他们主要吃地下长出来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在一个“黑油”罐头里煮熟了吃。地下长出来的东西都是植物的块茎：山药、芋根、木薯、甘薯，等等。“黑油”罐头原本指装菜籽油的罐头。在特立尼达，正常情况下，那些罐头之后再用来储存“黑油”，“黑油”在我们这儿指煤油。所以，格林纳达人用黑油罐头煮地下长出来的东西，这整个故事不仅仅是说他们口味粗劣，而且是说他们很贫穷，居然能把那一堆垃圾似的吃食储存起来。他们太穷了，不能像我们其余人一样买得起像模像样的伯明翰产的搪瓷锅或者黑铁锅，他们只能用我们其余人用来盛黑油的罐头煮饭吃。

（关于格林纳达人的这个故事我是从一个说话叽叽喳喳像吵架的姨妈那儿听来的。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姨妈用她那尖叫似的嗓音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一把芭蕉叶扇子朝煤炉猛扇，让伯明翰产黑铁锅里的东西煮开。她当时住在西班牙港伍德布鲁克的一座小房子里，煤炉就放在房子后面的水泥台阶上。有两三年，我们那个大家庭里许多分支的家人，都是从乡下来的难民，都住在伍德布鲁克区，所有人都住在一起，挤得不得了，那地方当时连像样的下水道都没有。几年之后，这个姨妈移民去了加拿大。在那里，从拥挤的人群、贫穷和惨状中解放出来，她变成了一个机敏大方，温文尔雅的女性。不过，在我对那个说话像尖叫、在后院台阶上拿扇子扇煤炉的女人的记忆里，没有一丁点那未来变化的可能性。）

这个关于格林纳达人和黑油罐头的故事我是在战争期间听说的，那是在他们一九三七年的那场大罢工中声名远扬的几年之后。所以，一九三七年以前，他们受到的关注更少，他们的日子有可能过得更艰难。然后，在与世隔绝、贫困落后的状态下，一个领袖人物横空出世。

这个小胡子领袖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图巴尔·尤赖亚·布兹·巴特勒。他是一个传教士，他的激情或者说癫狂中有某种东西，把油田工人带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还吸引了其他人。许多激进分子，也就是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人，都投奔他。他和工会发起的这次罢工最后几乎演变成了一场暴动。一个警察在油田区被活活烧死了。政府就开始招募并武装志愿者。那种氛围颇有些一八〇五年或者是一八三一年的样子，那两年人们都在谈论奴隶暴动。后来，和奴隶制时代发生的事情一样，激情熄灭了，人们就回归到正常状态。

这就是福斯特·莫里斯这本书的主题。他写到了图巴尔·尤赖亚·布兹·巴特勒及其周围的人。他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写他们。他写他们的家庭及背景情况，在处理他们所说的话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冷嘲热讽。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写当地人的书。他写他们就好像他们是英国人一样，就好像他们有那种社会深度，那种坚不可摧、根深蒂固的特性一样。

书倒是好意，但却是错误的。福斯特·莫里斯满怀敬意所写的有些人物，像某些律师和教师，被他那张冠李戴的关于社会贡献的描述弄得十分尴尬。福斯特·莫里斯的视野里缺少的东西正是我们的日常：荒谬感，喜剧性，这些掩盖了我们真实的位置。他对普通人赋予的社会深度根本就没有意义。那种给出人物背景的理念——及其所包含的东西：秩序和价值以及为了完善提升的可能性而不断奋斗——只有当人们真正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才有意义。而我们还不曾负有那样的责任。从我们手中被夺走了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背景，没有过去。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过去截止到我们的祖父辈就停止了，再往前是一片空白。如果您从天上往下看，就会看到我们住在大海与丛林之间的小小的房子里；这就是我们的某种真相，我们是被漂洋过海运到那个地方的。我们只是在那里，漂着。

福斯特·莫里斯的愿望也许是赞美我们，但他没弄明白我们被剥夺的实质。他把我们看作是英国人的翻版，把我们简单化了。比如说，他无法理解，尽管图巴尔·尤赖亚·布兹·巴特勒近乎救世主，尽管在那场罢工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刻，像律师这样有文化的人赋予巴特勒近乎神魔般的力量，并且认为他的领导不会有什么害处；然而，与此同时，正是这些有文化的人在骨子里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文化、疯疯癫癫的黑人传教士，一个格林纳达人，一个荒岛小民，一个吃黑油罐头里煮熟的地下刨出来的东西的人，如此而已。

正是这种从未远离的荒谬的概念让我们得以维生。另一面的怒火和激情让那群人把黑人警察查理·金活活烧死。福斯特·莫里斯似乎并不明白，在特立尼达，人们并不恨查理·金。事实上，在卡里普索即兴小调和民间记忆中，他后来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牺牲者，和尤赖亚·巴特勒一样有名，一样受到崇敬。他被烧死的地方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查理·金之角：对一个被神化了的地方的小小戏谑。

一九三七年我五岁。所以，有关油田工人大罢工的事情都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那时我们因为战争而担惊受怕，美国人在特立尼达，金钱才是人人谈的话题；巴特勒的事情（至少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很快就被遗忘了。

整个战争期间，巴特勒都被关押着。他被释放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轰动，但也仅仅是一点点而已。他入狱时是一个革命者，出狱时却是一个小丑，一个胡子花白、手执灰色拂尘、爱穿西装的传教士。对那些在一九三七年轰轰烈烈的日子里曾从他身上汲取力量的律师和其他人而言，他是个令人尴尬的人物。他引发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自己却变成一个时过境迁之人。有了新宪法，有了各种选举。巴特勒重新创建了他的政党——这个党有一个荒唐的名字：大英帝国工人及市民之家统治党——在新的立法机关获得了一个席位。可是现在有了更加重要的党派。他身为立法机关的一员，却毫无作为。他去英国待了很长时间，据说是“去冷的地方待一待”。他原来的格林纳达支持者出资养活他。有一次在他回国的途中，他坚持要对机组乘务人员表示感谢。

福斯特·莫里斯的这本书将巴特勒塑造成了一个革命者，一个像甘地一样的人物，一个看透了他所处社会地位的人，一个献身于打破旧秩序的人；而今看来莫里斯是大错特错了。一九五〇年我离开特立尼达的时候，这本书和欧文·拉特写的《要是螃蟹不走路》以及战前所有那些冠以诸如《天然的西印度群岛》名字的游记书籍一样，都已湮没无声了。

后来在英国，尤其是一九五四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去伦敦生活，并试图写作，这时我开始对福斯特·莫里斯了解得多了一点儿。在特立尼达，我们一直把他看作某种英国叛徒，一个和我们殖民地的种族歧视视角反着来的人。在英国，情况看上去很不一样。他写了一本有关成长的书，跟亚历克·沃[14]的《青春织机》气质相仿，还写了一些长篇小说，颇似格雷厄姆·格林[15]早期的风格。莫里斯算挺有名的。他是一个三十年代的人，深深卷入当时知识界的潮流，也是个等待战争的激进分子，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等待着，与此同时他们还频频到国外去游历，不是那种乘着游轮的旅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游历，而是参与到消解十九世纪欧洲各大帝国的事业的那种游历。奥登[16]和伊修伍德[17]去了中国；奥威尔[18]和别的作家去了西班牙。格雷厄姆·格林先是去了西非，后来又去了墨西哥。杰弗里·戈尔[19]去了西非，就非洲写了一种新类型的书：《非洲舞蹈》。福斯特·莫里斯则去了特立尼达，写了《黝黑的制服》。

此后莫里斯的势头减弱了一点儿，没有在战前良好开端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五十年代中期，他的名字还不时出现，但仅仅出现在书评和广播的谈话节目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写书的作者的名字了。无论如何，它依然是报纸和广播里会有的名字。除此以外，尽管他的名字已在英国销声匿迹，尽管他的名字在有关三十年代的文章书籍中鲜被提及，对我来说，他仍以特殊的方式存在着：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儿童时代的某一个人，从环绕着我们的那一片虚无中来到特立尼达走向我们的某个人。

一九五五年我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找到一份小小的兼职工作，制作一个面向加勒比地区的半小时的周播文学节目。某次要评论一部关于战后英国小说的书，制片人说：“我想这活儿适合福斯特·莫里斯来干。”

我简直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制片人居然这么随随便便地就提起这个名字，这个人竟这么好找。

制片人说：“这种活儿，福斯特乐此不疲。”

我当时住在基尔本的一座旧房子里，在高蒙特国家电影院的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公共图书馆，就在主干道另一侧的一条偏僻街道上的房子里。那是个可以利用的好地方。好书几乎没有人碰，文学艺术类书籍和新的一样。我去那家图书馆的时候，虽然历经战乱，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过了十七或十八年以后，《黝黑的制服》依然在书架上。只在战前和战争期间被借出去过几次，此后便无人问津了。

我抚摸着褪了色的布面书，感觉怪怪的，这本书我原来读过，只不过是在另一种氛围下，怀着别样的心绪，脑子里有别样的理想。看见书脊上印着的名字，看到战前品质优良的纸张，战前的日期，作者的作品目录，感觉怪怪的。浏览着书页，看到里面提到那场巴特勒领导的大罢工里的人名和事件，有一份尴尬，同时也有一份感动。这本书的书名——我把这一点给忘了——取自《威尼斯商人》，是鲍西娅的追求者之一，摩洛哥亲王说的一段话：

不要因为我的肤色而憎恶我，

我是骄阳的近邻，

我这一身黝黑的制服，便是它的威焰的赐予。[20]

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莫里斯懂得我的经历。我要找他帮忙。我那时候需要帮助，非常需要。

那时在伦敦我举步维艰。在基尔本那座房子里，我租了一套座于二楼的两居室，浴室、厕所和大家共用。不是说这很糟糕；实际上，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把房子租给欧洲以外的人；我在基尔本拥有的东西比在牛津大学最后两年拥有的东西要好。可是，我看不到未来。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很不起眼，很不稳定。一切都要靠我的写作——这是我住在伦敦，过那种生活的全部意义——现在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在写作的路上走了很远，走得迷失了方向。我走得很远很远，已经是回首不知来时路了。

在特立尼达，在中学毕业、等着去英国上牛津大学的那段轻松的时间里，好像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尽在掌握，我心情轻松地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以当地为背景的闹剧。我当时——坐在那座红房子里，周围到处都是黑人文员，听着他们自命不凡地聊着天——想到一个本地的黑人，出于政治原因，给自己起了一个非洲国王的名字。如果在一九四九年，这事儿挺好的。可是，在那个年龄，十七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素材。但我还是写了下去，而且把写出来的东西带到了牛津。两年后，在那个漫长的暑假可怕的孤独中，我硬着头皮把那篇小说写完了。虽然那个作品没有任何价值（尽管里面会有隐藏的东西），然而，我写完了那本书——打字稿有两百多页的书——这个事实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我离开牛津，去伦敦的时候，开始写一些其他东西。这次不是闹剧，而是一些非常严肃的东西。我确定的人物是一个跟自己有些相似的人，在西班牙港登记总署当文书。我不知道对这个人物以及背景应持什么态度。我无法正确分析。我一定是撒了谎，吹了牛皮，尽最大努力用那种殖民地的方式把我写的人物和他所处的环境分离开来，把他放在了稍微高点的位置。就叙述方式而言，我所能想到的就是这个人物生命中的一天。一页又一页，证件越摞越高。

事实是，我那时候只有二十二岁，没有人保护，缺乏安全感，只是空怀大志，却看不到未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写作本该让我看清楚自己，想明白自己的；可是每天当我提笔写小说的时候（我不为了钱在英国广播公司做琐碎的事情的时候），那种胡编乱造、背离真实（我尚无法完全认清的真实）的写作方式把我进一步压进我给自己挖的洞里去。

六年前，在西班牙港登记总署地下室仓库的门口，我曾经——满怀欢乐以及对未来无比的憧憬——在办公室利用业余时间假装自己是一个作家，写文章，修改，把一页纸弄得像手稿一样。而今这却成了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

这就是我在基尔本图书馆看《黝黑的制服》，一个著作颇丰的作家作品的心情，我决定向福斯特·莫里斯求助。

在录制节目的那一天，我去了录音室，和录音室的经理及制片人一起坐在玻璃后面。

福斯特·莫里斯是一个矮矮胖胖、头发花白的男子，生就一副阔脸，目光黯淡，不大合群。我想他有五十岁的样子。黯淡的目光，不大合群，一个时过境迁的人物，这是我的印象；当我们请他对着话筒说几句话以测试音量的时候，他讲的那个故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那天我跟维克多·格兰茨[21]吃午饭。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一个农民因为和一个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被逮起来了。农民对法官说，这事儿怪不得他，因为村子里的女孩子们一直在偷他的苹果，他警告过她们，不管抓住哪个女孩偷苹果，都要把她给干了。那农民被无罪释放了。不过，法官对他说：‘罗伯茨先生，你可要小心了。否则，你就见不到多少苹果了。’”

这算不上是什么笑话，但是那个出版商的名字却如雷贯耳。如此看来，福斯特·莫里斯不只是一个过去的人物，他依然是一个和鼎鼎有名的人物有日常交往的人。

在残破的、依旧带着战时的粗糙感觉的餐厅里，我对他说：“我看过《黝黑的制服》。前些天我又看了一遍。”

他那黯淡的目光亮了起来，甚至有些窘迫。他只冒出一句老式的客套话：“哦，这本书还有人在看呀？”

这句话给人印象也很深刻：对一本出版过的书籍提得如此云淡风轻，而这本书可是要他乘蒸汽轮船去两个星期、回两个星期，又花了好多个星期才写出来的呀。我记得当时心里想：“以后我在这种情景下，一定也这么做。”

我陪他走出去，来到牛津街的大堂里。

我说：“我在写一本书，写了将近一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您能不能帮我看看？”

他同意了。他要我把书稿寄到一个出版商那儿，他每个礼拜会到那儿去看一两次，但他接着又说，我应该把书稿寄到他家。在写他家的地址的时候，他冒出一句话：“那个白人黑奴究竟怎么了呢？”

我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在说谁，我在特立尼达从来没有听说过把这几个字组合到一起的。可能那个词组来自另一座岛吧，抑或是福斯特·莫里斯可能只是忘记了。尽管他在书里谨小慎微地朝着另一个方向叙述，似乎并不在意一个人的种族，甚至几乎只字不提，但我还是弄明白了，他是在拿当地话跟我开一个很重的玩笑。我知道他可能是指某个肤色较浅的白黑混血儿，在特立尼达，人们把这样的人叫作“红种人”，没有侮辱的意思。接着我就明白了，他是指一个很有名气的激进分子，他参加了巴特勒领导的大罢工。福斯特·莫里斯曾以无限敬仰的口气描写过这个人，我对《黝黑的制服》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居然不了解，我感觉自己有点狼狈。

这是一个糟糕的时刻，不过我放过了它，没再多想。我把手稿寄了过去。他没有让我久等，过了几天就把稿子寄回来了，并附了一封打印的长信，单倍行距用了一页半纸。他的信开头一句是：大作已拜读，我意即刻弃之。

他所言极是。这一点我心知肚明。然而我还是希望——只是有一点点——希望出现某种奇迹。我满腔怒火，觉得很受伤。我想起了跟他在大堂的那一糟糕时刻；我提醒自己《黝黑的制服》的片面性以及微妙的错误。我假装他已无足轻重。然而这都无济于事。我知道他说得对。

我从来都认定自己是被选中的人，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事业。我有过疑虑，有过长时间的抑郁，但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没有完全独立。而今我终于要在广阔世界中全力施展、一显身手：属于我的时刻该来了。

我有两三个星期都闷闷不乐，羞愧得无地自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坐公共汽车在基尔本和牛津街的英国广播公司之间往返的时刻，感觉最糟糕。同时我也禁不住感到解脱：我不必再写那本书了，也不必面对那份手稿了。

福斯特·莫里斯的信我看了很多遍，真的很有内容，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在他说完那残忍的第一句话之后，他还是想帮助我的。他的信里通篇都是教导，一种此前从来没有人给过的教导。他要我读某些作家的作品，如契诃夫，海明威，以及他所钟爱的格雷厄姆·格林。而且还要我注意他们的写作手法。他要我对写作多做一些思考。他说得很对。我原来读书只是囫囵吞枣，毫无连贯性可言。至于写作，我原来一直以为那是一种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事。我根本没有觉得写作是我必须要学习，并设法搞明白的东西。我没有注意到我处理素材时遇到的问题，也没有注意到我写作个性的不确定性。

然而，我正处在感觉每一天都很漫长的年龄。这样漫长的日子，让阴郁很难停留太久。可能是接到福斯特·莫里斯的信三四个星期之后，我就走出了沿埃奇韦尔路乘公共汽车时感到的痛苦，决定重新出发，去当一个作家。我决定要摆脱原来写过的东西，回到起点：尝试下能不能从平常的、具体的句子里写些东西，在简单的阶段一步一步增加作品的内涵。

大约这个时候发生了另一件事。有一天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餐厅里喝茶时，我们谈起了乔治·拉明[22]的自传《在我皮肤的城堡里》。那个曾把福斯特·莫里斯介绍到节目里来的制片人只想谈谈这本书里一个很小的、喜剧性的片段，一个小男孩儿爬到一棵树上的事儿。我注意到总监的哈哈大笑，注意到他的钦佩，这让我领悟到一个新的真理，这同时又是我一直熟悉的东西，是在我之前的写作（在闹剧和内敛之间变来变去）中被压抑的东西：那种喜剧性，也就是我们特立尼达人一直熟悉的守护神，离我很近，这是来自两方面的遗产：我那擅长讲故事的印度家庭，以及西班牙港克里奥尔人的街市生活。

接下来的几天，我就开始写西班牙港的街市生活，把我的讲述者设定在一条大街上，就像（在我记忆或是想象中）我姨妈用扇子扇着煤炉锅，谈论格林纳达人的那条大街。我把我的讲述者放在街道的地面上。我发现这样写小说有极大的自由。材料“咕嘟咕嘟”地冒出来，故事“汩汩”地流淌着，笑话自动找上门来，一页纸上就有两三个。一天又一天，书稿摞起来了，我感到自己在变成一个作家，一个收放自如、恣意驰骋的作家。六个星期，一天不多，我的书大功告成了。我在伦敦的生活终于有了目的。我赞美福斯特·莫里斯这个名字，这个来自过去的不可思议的人物，是他解放了我。

四年之后，这本书[23]才出版了。出版商要求先出形式上不那么打破常规，更容易让业内认可的长篇小说。这本以街道为背景的书出版后我给福斯特·莫里斯寄了一本，并附上一封信。我重新做了自我介绍，给他讲了他写的那封信，以及它引发的痛苦，释放出的能量。我说，那本书，是献给他的。另外还有一重趣味：那本书所基于的回忆，我自己的回忆，几乎与他为写《黝黑的制服》而访问特立尼达是同时开始的。所以，尽管他比我大将近三十岁，但是可以说，我们作为作家的道路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交集。他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见过某些东西——西班牙港的街道、房子、后院——而我却从一个孩子的角度，一个从乡下搬到城里来的印度孩子的角度，带着新鲜和好奇，看过这同样的东西。

他复信写得很漂亮。他很高兴他对我有所帮助。他一直很留意我，看过关于我的书的书评，在《新政治家》杂志上看过我写的一些书评（有时候，他说，他认为我比那些蹒跚学步的作者蹒蹒跚跚地走得更好），很喜欢我送给他的那本书，要请我吃午饭。他说他属于一个没有绅士会称之为俱乐部的地方，可是他成了那个地方的会员，因为他对那个女招待很“迷恋”，那个女招待“在大战以前的阿兰布拉一定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我认出了他那重口味的开玩笑风格，我想这种风格大概是从他家里某个长辈那里继承过来的吧。

根本就没有女招待的影子。不过那地方（在南肯辛顿，我再一次去到那儿时，那里已经改成了一个二流的旅馆）跟他说的一样破败不堪，在战前很久一段时间就一直没有新粉刷过，也没有装过壁纸。

在那里，我又注意到了四年前就注意到的东西：一缕薄薄的长发落在他的前额上，有点像要在那黯淡的眼睛上架出蜘蛛网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直想探过身子，把那缕头发拨开。

我们谈了创作，谈了作家们。我们现在算是同行了。我们可以——或者不管怎么说，我能够参与——比四年前见面的时候更加以男人对男人的方式交谈了。他看不上C. P.斯诺[24]。提及安格斯·威尔逊[25]，他说：“你要是想离开大英博物馆，在这个国家以一个作家安身立命的话，至少应该首先学会写一个像模像样的句子吧。”

那时候这两个作家名气都很大。我当时已经看过安格斯·威尔逊的四本书，看过斯诺的一本书。我被斯诺设置的情节搞得晕头转向，不辨东西。读威尔逊的书，我是怀着某种敬畏之心的。那敬畏之心实际上是敬畏他的成功。我发现我和他笔下英国人的世界非常疏离——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和住处之间来回奔波，写自己脑子里承载的来自不同世界的素材——就像我和伦敦以及英国人的生活那样疏离。

文学毕竟不是一个中立的话题，一定会有背景掺进来。我们的午餐谈话是不平衡的。他读了大量本世纪英国作家的作品，而且一直紧跟潮流。我没有感觉到这种需要。我太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了，太专注于找到处理还未曾被我写过的素材的方法，这些素材我在四年前对其有了惊鸿一瞥。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不像福斯特·莫里斯那样，被C. P. 斯诺和安格斯·威尔逊的名气弄得忧心忡忡。我记得我很清楚地就有了这个想法——我们吃饭时第一个不安的时刻，不过或许是福斯特·莫里斯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感到不安了——不管我们在那个沉闷的餐厅里说安格斯·威尔逊和C. P. 斯诺什么话，他们的写作生涯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他流露出忧郁的情绪。这种忧郁情绪引起了我自己的一些焦虑，从来都不曾远离的焦虑。我本来是兴冲冲地来的，但现在却高兴不起来了。关于他我只看到表面的那个形象：我那时对英国的了解，还不足以从他透露的生活中看出他的模式：在郊区居住，那很重的老式玩笑话，每个星期去出版商的办公室两到三次，偶尔发篇书评或者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里谈谈三十年代。那时候我还没有询问的天赋。或许在你开始询问之前，很有必要储备大量的知识。

我问起《黝黑的制服》。

他说：“那是格雷厄姆的主意。”格雷厄姆·格林。“他前一年去了利比里亚。他认为我应该去大西洋的另一边看看原来的奴隶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没准儿我能找到一本书的素材。我却跑进了一片糟糕的弹丸之地，”他顿了顿，“他们是一群种族狂热分子。”

“谁呀？”

“巴特勒和他周围的那群人呗。”

可是这一点他并没有写到书里。

“这东西怎么写呢？你是不知道一九三七年那地方是个什么样子。油田就像殖民地里面的殖民地。外面没人能理解。西班牙港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座岛屿的南部是一个巨大的石油储备区，那里有很多南非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中有些人根本不在乎那场罢工。当政府招募志愿者的时候他们都巴不得加入呢。他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向那些黑奴开枪。”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九四五年的一天——对我来说很容易确定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的日期——我们的英国历史老师，一个白人和白黑混血儿的后代，毫无缘故地谈起了一九三七年的那场罢工。他说的话我记得不全了，只记得他说最后一句话时怒气冲冲的样子：“我是不会去南方冲黑奴们开枪的。”我以前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言论。那个老师将近五十岁的样子。他爱那所学校，并极力倡导良好的举止和礼节。他的家族很有名望：好几个亲戚都在政府部门和市议会担任要职——在向当地人开放的职位中的要职。那天在他走进教室之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使这个沉静的男人把藏在心深处的话说了出来。

现在想起他，想起他说的话，我感觉福斯特·莫里斯所说的“向那些黑鬼开枪”不是他随性想起来的，而一定是一九三七年在特立尼达白人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我再一次发觉，我的背景中有很多都向儿时的我隐藏起来了。

我对福斯特·莫里斯讲了那个老师的事儿。

他说：“他们对人们并不好。”然后就回到他自己的思绪里了，“你总不能在离开后写，巴特勒是个疯狂的黑人传教士吧。虽然油田上的人们当时就这么说。或许这是你现在可以写的东西了。我不知道。

“我给你讲一讲在查理·金被烧死后没多久发生的一件事吧。巴特勒被捕了，人们感到很迷茫。不过我应该告诉你这个：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查理·金事件后有点儿成功的欢乐感，想让事情朝前走，即便他们并不知道前面是哪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很害怕。事实是，形势急转直下。你能感觉到人们的内心沉静下来了。

“有一天晚上，巴特勒的人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这次跟罢工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正好相反：是要给人们一个机会聚一聚，喝点儿朗姆酒，忘掉大家遇到的麻烦事儿。

“我们在某个地方乡下的一间特立尼达式的小木屋里。老旧的黑木头，瓦楞铁皮，木地板上的缺口。油灯。即便如此，气氛还是很好的。我留意了一下，然后就痛痛快快地玩。我已经渐渐喜欢上了当地的朗姆酒。味儿淡淡的，很好喝。突然间——好像时间跳了一下——我意识到，那些有一半白人血统的人、棕色人种和那一两个印度人都已经离开了，留在小屋子里的都是黑人，除了我。

“我为什么感觉到了这一点？很简单：他们要我感觉到的。我跟那些人当中的很多人都很熟。他们知道我的立场，而且有那么一两次，他们在英国官员那里遇到的麻烦事儿，都是我帮他们解决的。可是现在，周围的人在拿我开种族玩笑，而且没完没了。就这样一直开了下去。他们就像上学的学生，合起伙来攻击我。我脸上快挂不住了。屋子里满是油灯下晃来晃去纵横交错的人影。我想到：这些黑人当中会有人伸出手来，用这种新的咄咄逼人的方式碰触我，然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说不定就会成为白人查理·金。

“其中的一个男人名叫勒布龙。一个特立尼达人，在巴拿马长大。他的家人去开挖巴拿马运河了，就像格林纳达人来到特立尼达，在油田打工一样。勒布龙是一个三十年代的那种共产党人。实际上我认为勒布龙是巴特勒身边最危险的人物。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任务就是周游中美洲、西印度群岛、西非各国，宣扬革命。他懂得如何跟当地人交谈，而且有本事把他所做的、所说的一切安在莫斯科那些特殊人物或者哪里的他的主子身上。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帅气、很有文化、很有教养的男人。

“此时，在这间黑暗的小屋子里，勒布龙开始拿性嘲弄我。我对此没有一点儿防备。我是白人，女人对我来说是手到擒来，这是他当时不断攻击我的东西。你能想象得到吗？”

时过二十多年，勒布龙的评论——按福斯特·莫里斯的说法，是嘲弄——依然使他耿耿于怀，而且，当我看福斯特·莫里斯那黯淡的双眼，落到前额上那缕薄薄的干头发，那张非常平坦、布满皱纹、毫无血色的面孔，那离群索居的架势，我想我还是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勒布龙曾试图大做文章的感情上的缺陷。

“那嘲弄的话越说越不像话。我觉得必须离开了。勒布龙开始说，黑人一直过着被剥夺了性生活的生活。一个黑人在一九三七年说出这样的话，是颇有独创见地的，不过勒布龙这么说让人感觉很奇怪。他长得很好看，我相信他在那方面也能有声有色。带着好奇心，趁着酒劲儿，也趁着所有人都离我这么近，我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勒布龙实际上是一个白人，只不过被囚禁在这黑人躯壳里罢了。我一想到，就脱口说了出来。张嘴的瞬间，我就发现我在犯一个大错误。这些话要放在十年前的牛津大学学生会，效果会非常好，可是在这儿说，就很糟糕。我说：‘对不起啊，勒布龙。我不能亲吻你，使你成为一个王子。’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大家‘轰’的一声大笑起来。你可以说，那是一个带后劲儿的笑话，因为关键词给省略了。有的人比其他人明白得晚一些，也就不停地有大笑声。嘲弄停止了，人们散开了。我又能喘过气来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我们还跟过去一样。但是我知道，出事了。我知道我做了一件近乎下流的事。我知道，勒布龙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这是你不能写的另外的事情。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写的吧。我后来试图把那一段插曲写成一个故事。曾把背景放在战前的柏林。那就变得太像伊修伍德了。然后我把背景放在了法国，战争期间莱曼把它发表了。可是这种背景的转移是困难的。我对它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三十年代对作家来说是一段困难的时光，比如像特立尼达这样一个地方吧，它的一大问题是黑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主题。没有人对其中的奥妙感兴趣。我认为格雷厄姆·格林那本利比里亚的书里黑人问题拿捏得也不到位，他不知道他究竟是萨默塞特·毛姆呢，还是电影《桑德斯河》。或许现在就容易些了。或许过了二十年之后会更容易。我不知道。

“在西班牙港，人们谈论南方向黑鬼们开枪的事的时候，有一个葡萄牙人工会的家伙，留着八字须，抽着烟斗，装扮得像斯大林。在闹剧里你可以这样设定。可是之后就无法改过来，做点严肃的东西了。只会变得多愁善感。就像伊夫林那样。在《黝黑的制服》里，我只能口气温和一些，我必须让那个假扮斯大林的人更严肃一些。”

我去吃那顿午饭，本来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一种对他感情上的敬意，因为他在我人生中非常糟糕的时刻出现，使我走上了正道。我原本以为的是和一个老年人吃一顿拘谨的午餐。可是他却使这餐饭吃得相当快乐。我折服于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渊博的学识，他所说的事情中的奥妙之处；还有，没想到的是，我还折服于他那美妙的、很有分寸的老式嗓音。

然而，在我“回放这部新闻纪录片”的时候——这是我在那些日子里用于记忆力训练的一个隐喻，这种记忆力训练在每次见面之后，我都会本能地开展（而且从儿童时代起就这么做）：设法按照正确的顺序记住话语、手势和表情，对曾经和我在一起的人有正确的理解，搞清楚说过的话的真正含义——回放了几遍之后，我发觉，他说的那番话，并不是我想的那样，那么自然而然地说出来的。

他是有备而来，是来为他那本特立尼达的书的不完整性（或者简单化）作辩护，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尽管当时在我眼里是种高贵的做法，但他似乎是将这本书一句带过。或许那番话也是为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其他我不了解的作品作辩护。

后来，还是在回放这部新闻纪录片的时候，我发现，他在辩护自己选择不去做某些事情时，这其中还有另一方面，福斯特·莫里斯是对那些他看似很仰慕的作家，像格雷厄姆·格林，带有不以为然的态度。

然后——我那个时候怎么会把这一点漏掉了呢？——我觉察出，尽管他在信中说很喜欢我的书，也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礼貌周到地请客，然而，在我们吃饭的整个过程中，他从头至尾都在不断地对我所写的东西拐弯抹角地进行批评。

那本书本身，他只是在我们要离开俱乐部的时候提了一下。他说：“你写了一本很好玩的书。我喜欢的地方是，可以透过这本书的表面，看到我曾经看到过的某些东西。你知道，就像你能训练自己透过一条小溪的表面，透过天空、云彩和倒影，看见水里的鳟鱼一样。”

一个作家的明喻：或许他早就想好了，或许他以前就用过这个比喻。它比出了一种错误的印象。然而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理解我在信中写的某些东西的。直到过了好些天，我才发现，假如把这个明喻加到他说过的事情上，关于闹剧和多愁善感，关于对世界上严肃、可怜的东西有严肃的必要，他实际上是在指责我，把我放在了次等的位置上。

其实，我并不介意。四年之后，作为福斯特·莫里斯那封来信的结果，我已经走完了那条写作之路：语言的训练（越来越紧凑），喜剧性。这两点合在一起给了我自信，也给了我一种由此发展出来的写作特点。有了自信，我发现，那种已经变成我的写作基调的喜剧性，每一页写出两三个笑话的本事，从我的特立尼达背景双重继承得来的滑稽感，不管有多好，不管多么富有启发，也不过是一个和艰难的世道求得和解的方式而已，是歇斯底里的另一面。这是我所写的殖民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在伦敦充满了不确定性处境的真实写照。

无意之中，这种焦虑或者歇斯底里，这种喜剧性的深层原因，成了我的写作主题，使得我的语言和写作都发生了变化。我去和福斯特·莫里斯吃午饭的时候，正在写一本书，写了大约有一年（六个星期写一本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际上，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变化就已经发生了。

我对这本新书有绝对的把握，而且自从我真正开始写作以来，第一次感觉已不需要任何人的赞许。再过几个星期第一稿就要完稿了，我满脑子装的都是我在写的东西。福斯特·莫里斯谈（我认为）创作中的语调和技巧问题时，我经常想说：“是的，是的，我完全懂得您的意思。”有那么一两次，我差点就要跟他谈我即将脱稿的这本新书——跟我送给他的那本以街道为背景的书很不一样，相当接近于他似乎会喜欢的那种书。我欲言又止，仅仅因为那时我有一种迷信的想法：一本书还没有写完就跟别人说，会让这本书面临永远也写不完的风险。

这是一种很好的直觉。两年多以后——那本书经过修订，交稿，然后我到国外去旅行了一趟，正全身心投入到有关旅行的创作中——我把我们吃午饭时自己满脑子想的那本书寄了一个初定版给他。我在信中提起他曾讲过的有关闹剧、多愁善感以及严肃性的话。正如当初送给他一本以街道为背景的书一样，现在我把这本更厚重的书送给了他。

他的回信很迅速。开头就写道：“新作已拜读。你已经通过了一个考验。比阿兰·希利多以及最近那些新秀的作品漂亮多了……”

我不再看了，尽管他那封打字机打出来的信写得很长，和六年前写的一样长。我不再看那封信了，不愿意再让任何词句进一步印入我的意识之中，就像停止去看一封恶意中伤的匿名信，那种装在小小的牛皮纸信封里，用窄窄的痉挛的手写在带横格的信笺上的信。

我居然把那本书寄给了他，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如此而已。我没有感到失望，没有感到怀疑，也没有觉得很生气，只是有一种类似于解脱的感觉，可以把这种师徒关系置于一边的解脱。

可是需要给他回信。我就写了封信寄到他在郊区的地址，说我很抱歉，他有那种感受，不过，那本书还新着，他可以卖给加斯顿。加斯顿是詹瑟里巷的一个书商。他主要和图书馆开展业务，也算是书评作者的资助人。五十年代末期这种名声的来源是，他从认识的书评作者手里收购任何新书，不论主题，不论出版商，也不论能不能卖得出去，一律以出版价格的一半收购。

我写的关于加斯顿的那番话，这似乎是一个足够轻松的回复了，但福斯特·莫里斯不喜欢。就像一九三七年在特立尼达的勒布龙一样，我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写信来，说他日子过得还算凑合，不需要加斯顿。我想，这事儿到此就算结束了。可是，两个星期后他又写来一封信，说他买了一张某个文学协会一场大型聚餐的餐券。现在他发现他去不了，但又不想浪费掉那张餐券。我喜欢吗？如果我喜欢，我就应在某一时间拨打某个号码，联系他。

我打了电话。我说想去参加聚餐。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他知道，我对他的指责不屑一顾。在电话里我们只谈了那个文学团体。他用那漂亮的老式嗓音说，聚餐会非常无聊，到处都是郊区那些攀龙附凤的人，不过，这种聚餐也许会使我快乐。整个谈话就像他那封信是个一时偏差，我们跟原来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一样。然后，就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在放下电话之前，他说：“我可不想看到你过得紧巴巴的。”

那张餐券寄来了，又皱又脏，仿佛在夹克衫衣袋里装了很长时间，磨得毛茸茸的。

聚餐前的三四天，我看到一篇关于我那本书的书评，尽管作者没有署名，但我还是认出这篇书评出自福斯特·莫里斯的手笔。他特意不厌其烦地向我发出信号，显露他本人对背景的了解，对背景的态度。书评对我所写的人物满是指责。这篇书评写道，企图从这样的人身上写出喜剧性、深刻性以及普适性是很荒诞不经的，他们住在一排排的工房里，闻着石油布条的气味过活，沉溺于迷信，过着没有智性的生活，毫无高尚或潜力可言。这几乎是殖民时代的恶语中伤，和《黝黑的制服》一书里的态度（及新颖的思想）截然相反。这番话使我想起了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大堂里他问起那个白人黑奴时，使我无地自容的时刻。

这篇书评，跟他之前那封信的结局一样。我没有看完。不过聚餐会我倒是去参加了。我之所以去，是因为我说过我会去；还有，就是想积累经验。然而，我去的主要原因是不想让他认为，他对我那本书的评价使我一蹶不振了。

于是我拿着他的名片，坐在了标着他名字的位置。他说过，那场面会很无聊，果真是无聊透顶。我坐在一个中年妇女的旁边，她参加聚餐，是因为写了一本课本。她对我也很失望。她过分关注她的家庭，整个心思都在家人身上，而不是聚餐会上。我们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几句话。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发现我裤子的拉链没有拉上。

我跟福斯特·莫里斯的小冲突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意识到，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参加那个所谓的聚餐会。

一部十九世纪欧洲伟大小说的当代评论集（针对大中小学）、一部像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的长篇小说（讲的是杰拉德·克劳斯，连平装本都没有出，就销声匿迹了）、一些零零散散的微不足道的书评——这就是此后的五六年里我注意到的有关福斯特·莫里斯的所有作品。他如今六十多岁了，使人能想起他的东西更少了。他之于我变成了过去的一部分。

一九六七年底，我去到法国的昂蒂布，为伦敦的一家报纸采访格雷厄姆·格林。和这位作家的会面进行了两天。有一个阶段，格林谈起了他曾经留意但后来停止写作或已经风头不再的作家。有三位这样的作家。两个年轻作家；我曾写书评评论过他们的作品；他们曾试图写格雷厄姆·格林风格的小说。

第三个作家就是福斯特·莫里斯。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格林认为这部小说比他本人在二战爆发前出版的长篇小说《英格兰造就了我》要好得多。福斯特·莫里斯的那本书就在格林藏书甚丰的公寓里的书架上摆着。

他把那本书拿下来，有一两分钟都没有说话，脸上是一个人发现记忆捉弄了他的那种表情。他说，那神情就像是在对福斯特·莫里斯说，而不是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说着从莫里斯那本书里读了一个句子：“复活节的小雨如同懊悔那样顽强。”

“实际上，”他后来说，“他是个奇才。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是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上牛津大学期间在写《播种时节》。”

那本显赫一时的书就放在书架上，格林拿下来给我看。黄色的布面包装已经褪成了很淡很淡的颜色。

“这个书名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可那时我很喜欢。它寓意深刻，充满反讽。这名字取自华兹华斯的《序曲》里的一行诗句：‘美好的播种时节攫住了我的灵魂。’

“这是一本逃离的书。我无法告诉你我们那时候觉得这本书多么富有新意，多么美好。福斯特十六岁的时候，逃学逃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他把上学用的钱全花光了，过得还挺滋润。他逃离是为了反抗学校和他的家庭。他家在中部地区开了一家小型土木工程公司。《播种时节》写的就是那次逃离，他遇到的人，他看到的贫困状态，他的性觉醒。

“福斯特在那两个月里记了笔记，但是直到上了牛津大学才写那本书。他写的时候已经成年了，但年龄还是很小，而我认为这赋予这部作品一些特点。它早熟，世故，技巧也很娴熟，但是你不得不说，它也很天真烂漫。书里充满了福斯特·莫里斯不了解的回声。那本书感觉很有新意，不过当然了，逃离是文学的一大主题。哈克贝利·费恩[26]，跑到贝齐·特罗伍德[27]那儿去的大卫·科波菲尔，从士括尔斯那儿逃离的史密格[28]，以及德·昆西[29]。福斯特说过，书写到一半儿，他想到的唯一一个名字就是W. H. 戴维斯，一个超级流浪汉。从某些方面，他的书预示了乔治·奥威尔和那本美国书《麦田里的守望者》。

“那本书卖了八千册，在那时是个巨大的数字。这本书火了十年，你知道，是康诺利的极限。他们拼命使之重振雄风，但已经无力回天了。性觉醒部分傻乎乎的，反抗部分非常老套，有点儿像《众生之路》[30]。这是早慧作品的通病。而这些通病正是属于较早的那一代人。

“你可以说，在那次成功之后福斯特再没有重获成功，虽然他也挣扎过。他要不是有家里的公司支撑，或许跟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得找份工作。可是他有份小小的收入。虽然不是很大，但总是有的。所以，他就坚持了下去。他一直在寻找另一件幸运的事儿，那种在某个主题上幸运地着陆的事儿。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曾一试身手。他写过福斯特式的私人关系，但是谁也不明白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他写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试图写天主教的东西。他尝试过奥登和伊修伍德那类的游记作品。但我总觉得那本特立尼达的书是一部懒散之作。战后，他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我以为这次他找到了落脚点。我错了。”

正如格林所说，他很早慧。一个早慧的作家没有多少阅历可以挖掘，天赋也得不到挑战。这样一个作家能够迅速成名，在于其继承了前辈的风格和感悟能力。福斯特·莫里斯逃离的青春期经历以及他大学本科时期的“叛逆”风格掩盖了他那必不可少的模仿，这使他在后来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敬佩过他的同时代的作家们很快就超越了他。在他创作生涯的剩余日子里，他就是一个不停地和人们说再见的人。想必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很奇怪，一个对自己的声音还在上下求索的人，居然帮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不过也许没那么奇怪。当初他看我手稿的时候，或许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困难所在，看出我在各种各样的模式里左奔右突，摇摆不定。在那第一封长长的信里，他或许就像一个半是自说自话的人。

那次奇怪的文学界聚餐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他已经垂垂老矣，他似乎做了某些补偿。我的一本书出版了，而我当时并不在英国，正在国外旅行。几个月后我回国的时候，发现出版商在使用一段福斯特·莫里斯写的书评里的溢美之词。

这使我感到周身彻寒。我没有想过要寻找那篇书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思量我是不是不该无视那位老人的姿态。然而，我认为，我当年的直觉是正确的。要是再和福斯特·莫里斯见上一面，还是会重复我们原来一起吃的那顿午餐，使自己领教他那彬彬有礼的、漂亮的老式嗓音（跟格林的嗓音没什么两样），然后，我确信我会发现，在那表面之下，即使到了垂暮之年，这位壮志未酬的作家才智的不确定性，以及他对说过再见的所有人都怀有的那份不以为然。

三十年代后期（我对这个年代已经开始有了记忆），经常会有游轮从欧洲和美国（美国游轮一直到战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驶来，上午在西班牙港停泊。我父亲或者是《特立尼达卫报》的其他记者就会和摄影记者登上游轮，对那些有名气的乘客们进行一番采访。有时候，船上的乘客可能名气很大：莉丽·庞斯[31]、奥利弗·哈迪[32]、泰龙·鲍华[33]的妻子安娜贝拉[34]。拍的照片和采写的新闻就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来。那个时候，游轮早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些大世界的大人物的来访，就像是一个人错过的某样东西，一场夜间的恩典。

那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当时正处在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而且有一天，我可以从另一面来看这些大人物的来访。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理解福斯特·莫里斯的经历，并且在他作为一个从外面来到特立尼达的作家、带着他所有的不确定性时，跟上他的思路。

他那本书并不完备，但也不算糟糕。他把笔下的人物作为整体直接表现，使人物属于他们自己，从这一方面看，该书是很有新意的，可以放入从不断变化的外部眼光看待那片世界的巨大链条里面去。那根链条或许在一五六四年约翰·霍金斯对土著人的生活进行精确而鲜活的描述（精确到土豆的味道：差不多介于欧洲萝卜和胡萝卜之间）时就开始了；可能继续往前走，就到了一五九五年，沃尔特·罗利爵士[35]奇迹般地拯救了那些被西班牙人废黜、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库穆库拉坡的美洲印第安人首领们，留下了他们的名字；或许接着就经历了十九世纪初玛里亚特船长[36]所写的航海小说里描写的群情激昂和残酷无情；然后到了维多利亚王朝的那些人，特罗洛普、金斯利、弗鲁德。《黝黑的制服》这部作品在式微的帝国游记作品和后殖民时代作家如詹姆斯·波普－亨尼西[37]及帕特里克·利·弗莫尔[38]的诸多作品之间肯定有一席之地。四百多年以来，观察的眼光在不断变化；这本书是对一个文明的一个侧面美好的记录。

[1]这里的“VDJ”三个字母是英文“Victoria Diamond Jubilee”三个单词的首字母。

[2]一个太阳历的轮回是28年。

[3]特立尼达的西班牙语名即Trinity，而这个词在英语中有“三位一体，三合一”的意思。

[4]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作家，十分高产，除47部长篇小说之外，还有大量短篇小说、游记、传记作品。他开始的二十余年写作过程中同时在邮局供职，因公各地出差，游记创作就基于这一经历，其中就有出版于1859年的《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加勒比海沿岸》一书。

[5]查尔斯·金斯莱（1819－1875），英国圣公会牧师、大学教授、社会改革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著述颇丰，其中包括游记作品《终于，在西印度群岛的圣诞节》。

[6]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小说家及传记作家。游记作品中有《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或尤利西斯之弓》。

[7]指印度、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等。

[8]流行于西印度群岛的即兴讽刺歌，具有爵士音乐特点，节奏灵活，常用以讽刺时事，臧否人物。

[9]均是受非洲宗教仪式影响、在西印度群岛流行起来的教派活动。其中，叫喊派因活动仪式发出的噪音过大，在1917年被特立尼达官方禁止。

[10]泛指由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以及非洲语言混合并简化而生的语言，往往经过早期混杂阶段最后形成一种母语。

[11]原文为If Crab No Walk。

[12]英国诗人济慈的名诗《秋颂》里的一句，这里引用的是查良铮先生的译文。

[13]弗朗西斯·帕克曼（1823－1893），美国历史学家，下文提及的作品即《俄勒冈小道：大草原和落基山生活素描》。

[14]亚历克·沃（1898－1981），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著名作家伊夫林·沃的兄长。

[15]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

[16]W.H.奥登（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是继T.S.艾略特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

[17]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1904－1986），英裔美国小说家。

[18]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19]杰弗里·戈尔（1905－1985），英国人类学家、作家，以将心理分析技术应用于人类学研究而著称。

[20]出自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第二幕第一场，引文采用了朱生豪的译文。

[21]维克多·格兰茨（1893－1967），英国出版商及人道主义者。他在1927年创立的同名出版社是20世纪英国一家重要出版社，除文学作品外，曾出版了多部重要的左翼或共产主义倾向作品，包括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22]乔治·拉明（1927－），巴巴多斯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加勒比地区文学的一个重要作家。1950年他从巴巴多斯来到英国，是早期描写西印度人在英国的生活经历的作家之一。《在我皮肤的城堡里》是拉明的第一部同时也是最负盛名的自传体小说，获1957年毛姆奖。

[23]即《米格尔街》。出版商在接到《米格尔街》的稿件后，怀疑一个不知名的特立尼达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能否成功，于是鼓励奈保尔先写长篇小说。直到1957年和1958年分别出版了《通灵的按摩师》和《全民选举》后，才于1959年出版《米格尔街》，这本书于1961年获毛姆奖。

[24]查尔斯·珀西·斯诺（1905－1980），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

[25]安格斯·威尔逊（1913－1991），英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

[26]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27]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名著《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28]士括尔斯和史密格都是狄更斯的第三部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中的人物。

[29]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的著名长篇小说。

[30]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他16岁时从就读的文法学校逃离，漫游威尔士乃至身无分文，流落到伦敦后才被朋友发现，回归家庭。

[31]莉丽·庞斯（1898－1976），法国花腔女高音歌唱家，1940年加入美国籍。

[32]奥利弗·哈迪（1892－1957），美国著名喜剧电影演员。

[33]泰龙·鲍华（1913－1958），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34]安娜贝拉（1907－1996），法国著名女电影演员。

[35]沃尔特·罗利爵士（1552－1618），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冒险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诗人、军人、政治家，更以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的保护者闻名。早期的美洲殖民者，因被指控阴谋推翻詹姆斯一世而被监禁在伦敦塔（1603－1616），后被处死（1618）。

[36]弗雷德里克·玛里亚特船长（1792－1848），原是一名功勋卓著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退伍后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了一系列海上冒险小说。他还发明了一套被广泛使用的航海旗语，被称为玛里亚特信号规则。

[37]詹姆斯·波普－亨尼西（1916－1974），英国传记作家和游记作家。

[38]帕特里克·利·弗莫尔（1915－2011），英国著名作家、学者。

5　流亡

上部

一九五九年与福斯特·莫里斯在他所属的南肯辛顿俱乐部吃午餐时，他同我谈起了勒布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个特立尼达－巴拿马共产党人，说他是那场石油工人大罢工的领袖巴特勒身边最危险的人物。

于我而言这是新知。勒布龙是我从未在生活中听人提及的名字。不过，那时候我对那场大罢工也知之甚少。大罢工发生的时候我只有五岁；还要好几年我才开始对其有所认识。

我到一九四七年才第一次知道勒布龙的名字，当时我在女王皇家学院上六年级，离那场大罢工过去了整整十年。那时候，勒布龙只是一个和他写的一本书关联在一起的名字而已。一个名字，跟欧文·拉特和福斯特·莫里斯一样，和本地相关，和印刷品的荣光相连。

勒布龙的这本书放在我们六年级图书室书架的最底层，一个书橱上面放着两三排装有玻璃框的书架。左边书架上放的是学校出借的一小部分藏书：都是些流行的书（萨巴蒂尼[1]、萨珀、约翰·巴肯[2]、威廉丛书），花大价钱重新装订、用烫金工艺印着我们的校徽和校训（有人告诉我们：是在英国烫印的，那儿才有机器），闪闪发光而结实的皮革书脊让书从架子上看去很漂亮，不过里面的廉价纸张已经过了很多人的手，磨得发毛破损，上面印的字有四分之一都被磨掉了。

勒布龙的书在相邻的书架上，在课本和字典下面放着。那紫棕色的封面已经变得很黑，黑得书脊上的书名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那本书是讲在玻利瓦尔之前的西班牙裔美洲革命者的。我从来没有看过那本书，认识的人中也无一看过。三十年后，人们在激进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说这本书是最早描写加勒比海地区革命的书籍之一；可是，在大学图书馆里做研究工作的人，一切信息和资源都向他们开放，有时候他们会看到那时候并不存在的进展。在特立尼达，勒布龙的那本书可能本来就没有几本。书店和中央图书馆里连一本都没有。我知道的唯一一本就在学校图书室的书架上，而且就在那里放着，无人阅读，几乎不为人所知，黑黑的书脊上字迹无法辨认。

但它依然是一本书，在伦敦出版的书。这个人因此罩上了一层光环。它暗示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我问过一个比我高一级的男同学——他已经获得奖学金，就要去剑桥大学留学了——关于勒布龙的事。

他说：“他是一个革命者，目前在美国的某个地方流亡。”

确实富有戏剧性，这个外来的黑人（特立尼达－巴拿马人）在流亡。可是我无法相信。通过电影我可以理解约翰·加菲尔德[3]的一个角色可能怎样走上流亡道路。但我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勒布龙。我猜想，十六岁的我不相信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角色；不相信一个来自特立尼达和巴拿马的黑人，会成为这样一个角色；而且想不出来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会被认为危险至极，要捉拿归案。

八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去英国时，特立尼达岛上出现了新政治；其中之一就是红房子外面的伍德福德广场的音乐演奏台上会有很多演讲，他是演讲者之一。距离巴特勒领导的那场大罢工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二十年，勒布龙此时年过五旬，身材高挑，五官俊朗。他讲话流畅自然。都是完整的句子。

他说，几个世纪以来，西印度群岛的劳动人民一直从事大规模的蔗糖生产。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属于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不应该让奴隶制的现实掩盖住这一真实情况。所以，西印度群岛的人民是最愿意参加革命的。为了这一刻他等待了二十年。他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希望，他相信这一刻终将到来，人民可以被召集起来参加政治行动。

我在特立尼达待的那几个星期里，听过好几次他的演讲。听他所言，就好像整个运动都表达了他的意志和思想，就好像那个运动是他掀起的一样。

然而他不属于那些试图进入新政治内部的人。他没有本地基础。他不是那种权力找上门来的人。就像他当年在巴特勒领导的那场罢工之后就失踪了一样，经过数次选举之后他又不见了踪影。

三年之后当福斯特·莫里斯谈到他的时候，我对勒布龙的全部了解也就是这些。他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属于过去的人。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勒布龙，这个一九三七年曾在特立尼达的乡间小房子里的油灯灯影下开下流玩笑的人，这个当时还默默无闻，不是作家也不是政治鼓动家，而伦敦作家福斯特·莫里斯原本还可以对这个人施以眷顾的人，会成为福斯特·莫里斯要说再见的另一个对象。

勒布龙在他垂暮之年来到了英国，这已经是一个发生了沧桑巨变的世界，黑人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于是他被“发现”了，他被说成黑人革命的预言家之一，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历史书里，但他持之以恒地为之工作多年，一直是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解放运动的幕后人物。于是他有了一种满足感。这是他大半辈子对他本人形象的认识，并且他也这样宣传着。这种认识使他有了停泊的港湾，使他赖以生存。然而，这也给他惹了麻烦，而找他麻烦的恰恰是他认为他为之鞠躬尽瘁的人。

西印度群岛当中较小一个岛的行政长官曾经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移民。从长远来看这丝毫无损于勒布龙的声誉，但在那个时候——当时正是去殖民化的开端，而这个行政长官又是整个地区较为无足轻重的人之一——这却是一个羞辱：那个黑人老革命被禁止进入他称之为他自己的革命当中去。

此后不久，我去了这座岛屿。我把我的名字报到行政长官的办公室，这是一种礼节，也是免生事端的一种保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行政长官请我去政府大楼和他共进午餐。他想谈谈勒布龙这个人。

他说：“让他到这儿来吧，并且到大街上走一走。”

在政府大楼里进行的街头谈话。勒布龙从来都不是一个街头或帮派人物，但作为一个革命者——即便是在巴特勒领导大罢工的时代——他也总是认为，民众的力量和烈性是他可以去号召的东西。而今他们却在用其人之道反对他。

新政治形态让几乎每一片辖地都产生了像这位行政长官这样的人。大多数都以工会组织者起家，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像特立尼达的巴特勒一样，都有宗教崇拜的一面。

这个人现在就住在政府大楼里。这座大楼看似不起眼，却是这座小岛上最好的。身穿制服的哨兵，当地的抽象画，当地产的厚重的家具，就像其他各个领地上一样，那继承而来的奢华全在那儿。然而，这位行政长官已经厌倦了。他已经到达了自己权力能做到的极限。权力已经开始压迫他，压进了他自身。他现在生活非常简单，仿佛如果不这么做，就会产生一种没有必要的压力似的。他现在并不发表很多讲话。他也很少出门。

他身边最近的人是一个黑人中年妇女，叫蒂丝小姐，长相很大众，走在大街上根本不会引人注意。据说她是他的精神顾问、管家、厨子，还是防止他被投毒的守护神。

蒂丝小姐为午餐做了番茄酱拌手撕咸鱼片、煎大蕉块儿以及米饭。这座岛上能找到的最简单的饭食。她亲自端盘上菜。饭菜是凉的。桌布上油渍斑斑。

现在的这位行政长官从前也许会为得到勒布龙的注意而受宠若惊。他也许会热爱勒布龙用来描述由他发起的简单运动的那些大词，或者听起来很专业的话语。他也许会喜欢勒布龙把他引荐给别的岛屿上名气更大的领导人。可是，关于权力能用于何处，勒布龙有别的想法，而这位行政长官却不想参与其中。行政长官不想颠覆他所熟知的这个世界，他不想失去他已经获得的权力。

他这样说勒布龙：“那个人想把你拉拢过去。”

勒布龙是革命的经理人。这是他不自觉地深陷其中的角色；这成了他的谋生方式。他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一呼百应的追随者。他总是不得不依附于其他的领导人，依附于更简单的人，这些人对权力有更简单的想法，也更直接地和给予他们权力的简单的人相连。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在巴特勒的时代，勒布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巴特勒并没有获得权力——他是在殖民时代崭露头角，那时还无法获得这样的权力。然而，在巴特勒自己的眼里，他已经获得了某种与权力相当的东西：他已经获得了那个特定群体的首脑或者说头领的地位。然后，在经历了大罢工的骚动、游行以及查理·金事件之后，他厌倦了。战争期间他遭到羁押。这或许正适合他。他后来的政治活动再没有形成什么气候。他成了立法议会的一个议员，可是他倒更喜欢远离他的追随者，去英国打发时光。谁也不知道他做些了什么，或许是什么都不做吧，只是让日子一天天过去而已。领导地位和行动之于他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同那个攻击了勒布龙的行政长官一样，于他而言，只有他那首脑的职务，他的地位才是唯一重要的；才是他极力要保住的东西。

所以，勒布龙那复杂的思想和他所鼓励的简单的政治活动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无可避免，同时显而易见。福斯特·莫里斯说，他是巴特勒身边最危险的人物。我想他的意思是，在另一种形势下，在另一个时间，巴特勒或者像他那样的某个人或许想着比当一个首领更多的东西，或许是想把这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而勒布龙就会在那儿告诉他该怎么做。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流亡中的人，常常都在离开他从前的伙伴；从来都不曾经历过他所鼓动起来的革命的后果。其他人只好逆来顺受：就像蒂丝小姐为那位行政长官看名片、维护心境并做饭的那个岛上的某些中产阶层的棕色人种那样。这些棕色人种遭受折磨可能有众多方式。事实就是如此；虽然就行政长官而言，这些折磨并不是出自他的本意，而对人的折磨仅仅是作为首领行事的一个方面。

“那个人想把你拉拢过去。”在政府大楼里，隔着那张油渍斑斑的桌布，那位行政长官对我说。我懂他的意思，因为勒布龙曾试图对我做过类似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我和福斯特·莫里斯分道扬镳的时候。

他就我的作品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俄国一本“很厚的杂志”上。他给我寄来一本，连同他那篇文章的译文（或者是原文），还寄了一张名片。他给了一个伦敦的地址；我由此推测他还在“流亡”。

那篇文章在那本厚厚的杂志中占了很多页。还没有人就我的作品写过如此长的文章。说老实话，我那时觉得我出版的这些作品根本配不上这样的待遇。我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学新人，大作品还在后头呢。我知道有人不喜欢我的喜剧风格，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觉得我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我以为勒布龙在这本俄国杂志上会对我非常严苛。

他并不严苛。他的批评方法很有新意。他对喜剧风格避而不谈，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是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设计出那么多的场景，在语言及语气问题上做出这样那样的决定。他越过所有那些问题，直抵素材本身，人物以及背景，他完全严肃认真地考量它们。他说我描写的人物在每个方面都是赤贫的，历史非常残酷地捉弄了他们。我作品中的人物以为他们都是自由的人，他们的命运都由自己掌控；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所处的殖民环境嘲弄了这些人物的幻梦、抱负、可以使自己渐臻完美的信念以及他们的嫉妒心。文章说，我的这些作品虽然分量不重，但却是颠覆性的，因此尤为突出。

当年我和福斯特·莫里斯离开南肯辛顿俱乐部时，他曾就我的第一本书用微妙的比喻说过类似的话。他当时说，就像是一条有鳟鱼的小溪，你得训练自己透过表面的倒影看出水面下的东西。

对此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尽管那时我觉得这样的评语很不到位，于我没有价值，因为这话是在否定我自己非常欣赏的喜剧才能（在我心里，我依然把对喜剧才能的发掘和成为作家的发端相联系）。

而另一方面，虽然勒布龙的文章和福斯特·莫里斯的评论只是角度不同，着重点各异，然而勒布龙的文章之于我却像是一个启示。我立即懂得了他所谓我作品中人物的无助是指什么；我意识到了我原来一直都知道的东西；这种认识随着我的成长深入骨髓。

这就像是在地面上行走时，很多东西都模糊不清，而当我被带领站得更高后，不仅仅能看到那一片片的田地、一条条的道路、一个个小小的聚居点，而且更高的视角还让我以快进的方式看到了历史，好似瞬时看到花开花谢，看到人世沧桑，看到了所有那些参与了农业殖民地建立的丝丝缕缕，明白了在经历过这样的活动之后这片殖民地所派上的用场。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像是奇迹般的存在。它紧扣我所写的东西，但又远远不止于此。读着这篇文章，我觉得我明白了小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历史在我出生的地方早已如云烟消散了。我情不自禁地想：“对呀，对呀。讲得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

勒布龙那篇文章的启示变成了我长期以来看问题的一个方式。我想我受到这样的影响，不仅仅因为那是第一篇评论我作品的文章，而且还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那种政治性的文学批评。我很高兴以前没有看过，如果之前看过了，我兴许就写不出那个作品了。那样的话，就像福斯特·莫里斯以及其他许多作家一样，还没开始写作就知道得太多，实际写作时能发现的东西就会少了。诸如声音、语调以及自然流畅之类的问题就会困难得多，而我要开始写作也就会难上加难。

我写信给勒布龙，对他那篇绝妙之作深表感谢，之后没多久，一个普通的西印度群岛国家来的熟人给我寄来一封请柬，请我去吃饭，去和勒布龙见面。

这个熟人在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上班。他三十出头，比我大几岁。他偶尔给英国广播公司对加勒比海地区广播的杂志节目写写稿子，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他来自一个比较小的岛屿，我倒愿意说他是一个白黑混血儿。他说他是黎巴嫩人。他老婆跟他差不多，只不过说话带着更浓重的西印度群岛的口音。

他们住在梅达维尔一个宅院大楼里的一套公寓房里。那一定是带家具出租的房子。有很多三十年代那种笨重的装着套子的家具，有一种尘封已久、古旧的气味和尘土会随时扬起的感觉。客厅里那盏昏暗的吊灯由于装有一个托盘形状的毛玻璃灯罩而更显黯淡。灯罩就吊在小链子上，满是蛾子和其他虫子的尸体。

我一到就觉得，这种下界凡尘的氛围倒是很适合这种场合。勒布龙和其他的行政长官们都说不上话了，在加勒比海地区基本上淘汰出局了；有很多小城镇都拒绝他在大街上行走。所以我觉得，这将会是在伦敦为伤感失意之人举办的一场伤感失意的小宴会，这些伤感失意之人想向这位老人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样子。

实际上，如果我想到了这一层，就会看到，勒布龙虽然老迈年高、背井离乡，然而他却处在他声誉鹊起的最好阶段的开端，他会声誉日隆，直至最后。大多数领地的人民已经对平民政治家的第一次浪潮失去了信心。这些人的腐败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权力所展示出来的是他们的狂妄无知和意料之外的无所事事。勒布龙曾遭到那些人的拒绝。他依然纯洁，坚持原则，有文化教养；他依然能讲革命和解放的语言。这恰恰是许多人，跟到梅达维尔这座公寓房里来的人一样，还想听到的语言。所以，席间充斥的并不是伤感失意，而是共谋大事的气氛。

主题是黑人解放。然而我们是一个人员混杂的群体，这也是这个场合礼仪的一部分。勒布龙来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美国白人妇女，捷克或者是波兰裔，比他小整整二十岁。勒布龙风流成性，或者说一直以来女伴不断，可谓名声在外。

勒布龙如今已年过六旬，身材纤细，五官端正，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近看，他身体纤弱，皮肤光滑，那黝黑的面庞透着些许铜色，说明其祖先非同寻常，或许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统。

大家都明白，我们是来听他讲话的。他进门到坐下来讲话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常规的寒暄，和黎巴嫩主人的闲适交谈，说他对他们的熟识，而我对他在俄国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感谢时，他表示出“小事一桩，何足挂齿”的态度——都像乐队在叽叽喳喳的交谈背景下，为了今晚的这出压轴大戏调弦定音。

旋即，主人去了他们的小厨房，做饭的香味儿飘了出来，萦绕在旧布帘和那笨重的装着套子的家具周围，就在这当口，勒布龙的戏开场了。

他生来就是演讲的。好像他看到、想到、读到的一切都自动加工成了讲话的素材。他讲得极其睿智，引人入胜。他谈到音乐以及作曲家所处时代的乐器对作曲家的影响。他还谈到了军事问题。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来自我们那个地区的人，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花了如此多的时间读书思考的人，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地整合了如此多信息的人。我觉得，他的政治声望把他这个人简单化了。他的语言卓越不凡。我当年在伍德福德广场注意到的东西依然存在：他那朗朗上口的句子，不管多么复杂，都是完整的：这些句子记下来就可以直接送到印刷厂印出来。我觉得他的口头语言就已经像罗斯金[4]印刷成书的语言风格，如行云流水，精巧别致，选词精当，常常出人意料，如泉水般从某个感情之源汩汩流出。跟罗斯金一样，那各个思想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那么明显；然而你会感觉到那些联系的存在。跟布莱克[5]（或者，选择时间上更近的人，奥登）的诗歌一样，你紧紧跟随着这语句，相信最终会有一个逐渐显现的论点。

当然了，这是修辞手段。当然了，他用的修辞手段都是对他有利的。他是不能被打断的，就像王公贵族，所有的话题都由他提出；他所提出的话题，他会是那方面的大师。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我把这种比较拔得太高了。我认为他是个奇才。这样一个人，出身背景居然跟我有些相似，这一事实让我颇为感动。我开始理解他在中产阶级黑人中的崇高声望。鉴于他出生的年代，他是怎样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的呢？在经历了殖民时代所有那些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以后，他是如何保持他的灵魂的呢？

他能理解他的听众。他似乎明白我的疑问，毫无疑问也明白其他人脑子里的疑问。那天晚上晚些时候，他谈起了自己。

他说：“我母亲有一个叔叔，在巴巴多斯一个英国人家里当马车夫。我现在可是要回溯很远了。那是一百年前。作为一个在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区的黑人，如果你要找的话，总能和这里有点渊源。有一段时间，那家英国人去了伦敦。他们是去那儿长住，还是短待，我不得而知。他们把马车夫也带了过去。

“在伦敦，这个马车夫和一个在蒂奇伯恩府上当仆人的黑人成了朋友。蒂奇伯恩家是一个名门望族，牵扯过一桩有名的官司。有一天，来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澳大利亚人，他说他是蒂奇伯恩家的后人。这位蒂奇伯恩夫人，出于某个奇怪的原因，说那个人是她失散已久的儿子——然而他几乎是个文盲。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桩大丑闻。关于这件事最好的记录来自毛姆勋爵，他是上议院的大法官，从这本讲述蒂奇伯恩家族的书看来，是个比他的小说家弟弟[6]还强得多的作家。

“那个在蒂奇伯恩家当仆人的黑人和这家的一个女仆结了婚。这件事对我母亲的叔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常常出入府上。你们必须想象他沿着台阶走下地下室的样子。他说，不管什么时间到那儿，仆人们都会给他端茶喝，给他点心吃。女人们很宠他。他回到巴巴多斯后还对此念念不忘。到他老了，还在谈伦敦那个大户人家的黑人娶了个白人老婆，而谁也不以为意，他还在谈那些白人仆人们总是很欢迎他，给他端茶喝，给他点心吃。他总是这么说那些仆人们：‘他们总是很高看我。’意思是他们总是很抬举他。

“小时候这样的事听多了，我渐渐地就产生了一个幻想，想象着英国的大房子，想象着白人也给我端茶喝，给我点心吃的情景。我想象中的房子就像一个大宅院。不是贝尔格莱维亚或南肯辛顿的那种大房子。多年以后，当我开始读那些英国小说家的作品，那座幻想中的大宅院总在眼前晃动，影响了我的阅读。现在依然，但只有一点点了。

“我母亲的叔叔，那个老马车夫，也是一个心气儿很高的人，他过去常常说：‘在那些年才没有麻烦事儿呢。黑人和白人就是一家人。’我在长大的过程中也就这么相信了，从前的日子要更好些。当我长大到能明白那个老马车夫使我相信的东西的时候，我感到羞愧难言。我试图忘掉。从各种情况推断，那个老人出生于一八四〇年。这是废除奴隶制后的第六年。这意味着，他母亲原来是一个奴隶，而且他周围所有更老的人都是。这还意味着一些别的事情。奴隶贸易于一八〇七年废止。因此，在我母亲的叔叔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时候，巴巴多斯有可能还有年纪在六十五岁到七十岁的人，他们就是从非洲带过来的。然而那个老人家还是认为，过去那些年日子更好一些，并且也使我相信这一点。

“这种记忆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坚定了自己的政治决心，看出了事情的真相。”

“政治决心”——这是他提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间接方式；就好像直接说这个词语本身会很粗鲁似的。

“可是，即便在我坚定了政治决心之后，我还是无法让自己把这段记忆说出来。后来，我在巴特勒领导的那次大罢工期间，在特立尼达出席一个公共集会时，终于说出来了。这是在西班牙港那次大游行之前，那次大游行可把殖民政府吓坏了。我当时在讲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黑人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在这时，我想起了那个老马车夫，就开始向人群讲起那些白人仆人、喝茶、吃点心的事情。我能感觉到他们在以新的方式聆听。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共讲台上听一个黑人讲这样的话。然而，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我开始讲小时候我母亲的叔叔让我相信的东西，讲到过去那些年头儿白人和黑人是一家人，我一开口，仅仅五秒钟，我背负了二十年的羞耻感倏然从身上卸了下来。”

他停顿了一下。一阵沉默。仿佛给每个人一些时间来审视自己。

而后，勒布龙说：“每一个黑人都有一段这样的记忆。每一个受过教育的黑人都在被这样的记忆无声地啃啮。”

饭菜端到了这间光线昏暗的客厅。我们的主人是黎巴嫩人，但出于对这一场合的敬意，饭菜是西印度群岛风味的。不是像特立尼达这样受各种文化影响的地方才有的亚洲－地中海风味，或者法语克里奥尔人的口味；而是那些较小的岛屿上粗粝的非洲风味的饭菜。主菜是黄澄澄、油汪汪的一堆，看着像是捣碎煮烂的青香蕉一样的东西。

看到这道菜，勒布龙脸上显出激动异常的表情。

“啊，”他说，“酷酷。在伦敦最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向它致意。”

有人说：“我们在老家管它叫糊糊。”

勒布龙说：“不管是酷酷，还是糊糊，这是今天晚上正儿八经的大事情。”

明晃晃的很重一大块放到了我的盘子里，我试探了一下：煮烂的木薯、青香蕉，可能还有别的块茎，和上辣椒，捣成糊状，木薯加上黎巴嫩风格的橄榄油让整个混合物显得滑溜溜的。除了辣椒味儿，这道菜的滋味只剩一种酸涩（青香蕉的味道）。我觉得那东西糟透了，那黏稠和滑溜溜的感觉。我觉得我没法咽下去。我就让它在盘子里放着。没有人注意到。

勒布龙在吃，他那尽职尽责的女友在吃，肉味、油味弥漫在那摆放着装有套子的旧椅子的拥挤客厅里。人们问那对黎巴嫩夫妇，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木薯和青香蕉，这时，我（感觉我在背叛他们大家，让我从那晚的良好情绪中抽离出来）回想起二十年前我的姨妈，在西班牙港我们房子后面的水泥台阶上一边用扇子扇着她的煤炉煮东西，一边谈着格林纳达人每星期一次用“黑油罐头”煮地里刨出来的东西吃。

没过多久，勒布龙满嘴吃着酷酷或者叫糊糊的东西，又讲了起来。

他说：“或许，本世纪最为非凡的讨论是列宁和印度代表罗伊在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

我觉得这番话是讲给我听的。

“会上重新诠释了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提到了二十世纪欧洲以外的人民斗争。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是有种族观念的。这个观念是从他就印度哗变为美国报纸所写的研究报道中引申开的。一篇一篇按顺序写出来，有些部分有欠考虑，很显然不是全部的真相。重新诠释是必要的。这项工作四十年前就全部完成了。有人可能忘了这件事。当甘地、尼赫鲁、蒙巴顿以及其他人已经成为亚洲历史的注脚的时候，人们就会继续回溯，就会发现，那场革命仅仅结束三年时，列宁和罗伊的那次会见是本世纪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

勒布龙跟福斯特·莫里斯一样，说起话来没有片刻的停顿。于我而言，在俄国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启示存续下来了；然而我们两个不久就会发现——我相信我们其实一直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强加的。我们有共同的背景，在许多方面不用明说就互相明白；然而，我们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

我们吃过饭之后只过了几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

勒布龙的女友，那位头脑聪明，举止娴雅，雍容大度，沉静得令人称奇的女士，住在纽约。我对这座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也鲜少遇到美国人。我无法想象出这个女人的出身背景，也就不能区分看待这个人本身与也许是她的出身背景和由这一背景而习得的礼节。不过就我所见到的部分，我都喜欢。我尤其喜欢她——她比我大十岁或者是十二岁——那份娴静；这使她平添了一种魅力。

我正巧要去纽约。算是一趟有使命的任务：想出一个故事的思路，提供给一部也许能拍成的电影（实际上是一部不曾拍成的电影）：关于一个年轻人往往会深陷其中的那种徒劳无功和自我背叛的泥潭。在梅达维尔那次晚餐接近尾声，大家都已经不拘礼节的时候，我向勒布龙和他的朋友提到了这次去纽约的事。他们很感兴趣。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及一些人名。接着，勒布龙说，他会给我寄一份我在纽约应该会见的人的名单。

他说到做到（我发现他做事总是那样谨慎）。所以，几个星期后，某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像被假释一样从那家昂贵的酒店里放了出来（电影制作工作不啻一种折磨），一对夫妇开车载着我绕曼哈顿兜风，给我介绍那一处处景观名胜，那对夫妇向我拼命地播撒友情，甚至不仅仅是友情：我作为勒布龙的同胞，作为他在伦敦的朋友，他们用近乎爱的东西将我包围。

观光之后还要共进晚餐。他们已经邀请了一些人和我见面；他们说，勒布龙已经给很多人写信讲到我。那位女士说，晚宴将会非常好。他们准备了一些特殊的菜式；他们准备了鱼丸冻。

她从汽车的前排座位转过身来问我：“您吃过鱼丸冻没有？”（这里有一个记忆，和这一动作有关，那就是她穿着一件皮大衣。）

听到我说没有吃过，她面露喜色。

我们在曼哈顿看完景致后，他们就开车把我送到一座房子里；我对纽约几乎一无所知，不了解这些人的身份，也无法对这片郊区和这座房子做出评估。那位女士直接就进厨房去招呼那道特别的菜了。人们陆续到了。我觉得他们到得很早，就为了来赴宴，吃那道特别的菜。对于这些人我也无法评估。

他们形象模糊，不过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聪明、友好的人。有的人就是近邻，有的则大老远过来赴这次星期天的宴会。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向我表示友好，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向勒布龙表示友好。

我接受了勒布龙的介绍，但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相信过他那些国际交往的价值。即便我对他越来越怀有敬意，我依然认为他更多是个夸夸其谈之人，别的什么都不是。我把他看作迫于时代环境，很早就开始靠小聪明谋生的黑人奇才。他在俄国的关系，在俄国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和那位美貌的波兰裔或捷克裔女人一起出席在梅达维尔举行的晚宴——所有那一切，虽已足够真切，但我还是把这一切看作是那个如今已老迈的黑人的个人努力，靠的是他从灵活头脑中发展出来的第二天性。

他属于那个地区第一代受过教育的黑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跟这个世纪一样老的人——在自己的殖民地家乡或者在大国都没有他们的体面的位置。他们属于中间那一类人，太早，没有地位；他们试图闯出自己的路来。他们来了又去；他们在某个地方，在美国、英国、西印度群岛、巴拿马、伯利兹城之类，高谈阔论，讲述他们在别的某个地方投身的事业。他们当中有的人疯了，或者精神失常了；有的人依附于“回到非洲去”运动（尽管当时非洲本身也被殖民了）；有的就变成了骗子。

我一九五〇年来到英国的时候，伦敦大街上都还能见到属于那一代的很奢华的黑人：穿着细条纹西装，头戴圆顶高帽，说话带一种不伦不类的口音。他们有时会和我打招呼，孤独促使他们这么做，同时他们也希望找到某个能吹嘘的对象。某个潮湿的冬天傍晚，我在摄政大街一个汽车站排队时，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直接掏出钱夹，给我看他的房子和英国妻子的照片。他们是被搁浅的人。他们丧失了真正的自己，而今，快到终了，他们看到自己赖以生存的幻想被来自牙买加和其他岛屿的新移民浪潮冲刷走了，这些新移民都是穿着哈莱姆风格的阻特装[7]，戴着宽边绒帽的劳动人民。

勒布龙自有其天赋，但我还是把他看作老一代人中的一员。他也是来了又走，而且人们把他（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说成是一个神秘的人。可是，联系到我自己的情况，我一直感觉勒布龙生活中那隐秘的异国片断恐怕一直是相当驯服，而且动不动就会拉响经济警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他就有点像一九三七年那场大罢工的领导人巴特勒：经过战争和关押以后，不声不响地去伦敦居住，切断了来自他的追随者及其政党“大英帝国工人及市民之家统治党”的要求（但没有切断津贴）。我想勒布龙在海外的时间就该包含那种清静和休息。

我曾被勒布龙发表在俄国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所震慑，因为我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分析得如此鞭辟入里；现在，正如那时一样，在纽约郊区这座房子里，我被勒布龙那种国际生活的痕迹搞得晕晕乎乎，这样的国际生活比我之前所预计的要优雅得多，比我原先所知道的一切都优雅得多。

他们对西印度群岛各国的政治和人物所知甚多，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他们都是从勒布龙那里了解到的。他们讥讽当地政客中那些勒布龙的敌人；把其中一个说成“亡命之徒”，另一个说成“巫术师”。

有位女士去过那些岛国，到访过一些我不知道的地方。她说，到那些岛国去，就不可能不想到那些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对那些国家的未来没有一些感觉。她都看到了什么？她却无法告诉我。她拒绝以旅游者的身份说话，那份拒绝就像她的一部分自尊。我感觉，正如（考虑到她提起的那座“巫术师”的小岛）大发现前就一直在那儿的所有森林，而后全部被毁掉改成甘蔗田一样，她剥除了岛上的人所有显而易见的属性，只为了将其转化为早已存在于她脑子里的某种理想结构。

我想起了勒布龙在俄国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对我产生的影响：那篇文章似乎使我的视野高出了路面的水平，使我从更高的视角看到事物的格局。我感觉勒布龙对这些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这个女人看待事物的一切方式都来自于她对勒布龙说过的话的理解。

我想起一九五六年在西班牙港伍德福德广场那几场规模盛大、激情澎湃的集会，期间勒布龙是多么不着调。那几场集会预定具有教育性质；而广场就是一所大学。当然人们并不是去学什么东西的，他们是去参加一种种族的圣事。勒布龙说，在这个世纪他等待这一时刻等了很多年，从不怀疑这一刻终将到来。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是参与其中的。然而接着，他离题讲起自己的话了。他开始讲历史和蔗糖的生产。

他说，风车和高耸的工厂烟囱是西印度诸岛风景的一大特色，已经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大规模的蔗糖制造始终是一个工业生产过程。甘蔗是一种容易腐烂的作物，必须在某一节令收割，在某一期限内加工。在蔗糖的生产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可能出错。这就意味着，群岛的黑人当属世界上最早的产业工人之列，他们遵守着一个复杂生产过程的纪律。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属于标准种族划分的范畴；他们与非洲、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不同。他们是非常古老的产业无产阶级，奴隶制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始终是革命的人民。如今，他们注定要站在新世界革命的最前沿。

他说的话人们听不懂，然而他讲话激情澎湃，口若悬河，这就使他的演讲似乎成了那场浩大的广场运动的一部分；人们为他热烈鼓掌。（他在广场上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演奏台上向树下面的人群发表演说的照片，曾用作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或东柏林出版的两三本演讲集的封面。）

这就是他所描绘的对这个地区的判断。这就是潮流——革命洪流即将到来的消息，他在那场革命中的地位——可以说，凭着这股潮流，他在海外革命者中就畅行无阻。

我一九五六年在广场上听他演讲时——并不十分清楚他对俄国的赞同态度，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遥远的黑人革命家——我和其他人一样，对他强调加勒比海地区奴隶制的产业本质感到困惑不解。后来，我觉得那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一个身处边缘因而愈发固执地声张其观点的人。

现在，在纽约的这座房子里，我听出他观点和修辞的一鳞半爪，甚至他的态度，我把这种强调看作他在梅达维尔那顿晚餐上所谈到的“政治决心”的一部分。他说过，有了那份决心，他才终于能摆脱因为他母亲的叔父，那个老马车夫，而渐渐滋生出的羞耻感；因为那个老马车夫回顾他的过去，那段奴隶制刚废除不久的过去时，认为那才是美好时光，那时白人和黑人亲如一家。

这忏悔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每个黑人，都有一个类似的秘密。然而，“政治决心”这四个字似乎隐瞒了什么东西。现在我感觉——满怀羞耻、忧伤、同情和景仰之情，在他的挣扎中辨认出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和九十年前那个目不识丁的马车夫一样，和一九五〇年在摄政大街，那个头戴圆顶高帽、穿着细条纹西装、从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群里走出来、给我看他家的房子和他英国妻子的照片的中年黑人一样，勒布龙一直需要找到某种认识和谈论过去的方式。他头脑灵活，又热爱知识，说不定他的需求会更大。

他找到的这种意识形态（以及他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诠释）使他能够做得比大多数人都多。有一种革命（或仅仅是反抗）写作，结构固定，敌人明确，道德清晰，很容易在奴隶制的时代里充满想象地来回游弋。这种写作把奴隶制这段历史看作是几乎从未停止的游击战争；它可以给这段剧情添油加醋，使之更有滋味，却无法处理奴隶制废除后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相比较而言平淡无奇，没有方向，也没有道德冲突。勒布龙的政治决心远非这种煽情主义可比。他不是去接受奴隶制那段过去，而是能够毫无痛苦地承认它，以他自己的方式陈述它，为它的普适性、甚至它的先行者地位做出宣言。

“那个人想把你拉拢过去。”那个行政长官曾经隔着政府大楼里那张油渍斑斑的桌布对我说。在纽约市的那座房子里，我开始有点那种感觉了。我依托的是勒布龙的引介，而我猜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也是一个革命者。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不禁注意到，我被当作勒布龙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大家都知道俄国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我的作品已经不再完全是我自己的了；它仿佛实实在在地包含着勒布龙对这个地区的看法。我开始感觉到，在他们看来，我是我自己作品的陪衬：我是勒布龙的意志的一个表述。我不喜欢这种臆断，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我任由他们说，不曾辩解；我的默许让他们继续说个不停。

我看得出，他们愿意给我腾出空间来，就像他们曾经给勒布龙腾出空间来一样。对此他们只字未提，但是我感觉出来，他们在邀请我减轻我的种族负担或者文化负担，加入他们的兄弟会。他们都那么美好，那么富有魅力，那房子那么令人舒心，而想到在酒店里埋头写电影剧本的工作又那么讨厌，如果我可以假装归附他们，那将会棒极了，那将会简单多了。而且我有一种感觉，数年以前，在那艰难得多的日子里，勒布龙或许就做了这样一笔交易，剥下一层刺痛的皮肤，感到自己在另一层皮肤中重焕新生。

几乎人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们是不完整的。不过，我感觉到的不完整和勒布龙的不完整是不一样的。我感觉自己不完整的东西，勒布龙却是——照我所想——应有尽有：外表风度翩翩，爱情顺风顺水，性欲得到满足。可是，还有别的渴望，并不是剥下一层皮肤就可以减轻的：我自己赢得的安全感，维持并不断提升我的创作才能的愿望，创作出暂且未知的作品的梦想，日积月累得到丰硕成果的日子，成功。这些渴望只会在我了解的自己身上得到满足。

再不会有一个团体会对我发出这样掏心掏肺、无比诱人的邀请了。然而若是屈从，我将不再是自己，将把自己托付给未知的东西。像那个行政长官一样，我吓坏了。

我们去了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吃晚餐。四壁是清一色的玫瑰红砖墙，浅浅的，刷洗得很干净，非常赏心悦目。终于，下午许诺过的鱼丸冻端上来了。鱼丸冻的样子我看着就不喜欢，对它也没有什么记忆。我想是把什么东西剁成糊糊，然后加上香料，浇上油，用手指头拌匀，这使我想起了润手乳液或别的东西。那玩意儿我闻起来都害怕。我吃不了。当初在梅达维尔吃酷酷或者糊糊的那次，我对盘子里的东西所做的事情，还能够遮掩过去。在这儿却做不到：大家都知道，鱼丸冻是特地给勒布龙从伦敦来的朋友准备的。

礼节起了作用。谈话又热烈了起来。然而从餐厅里开始的那份尴尬经久不散，直到他们把我送回曼哈顿酒店。

我们了解并羡慕的艺术收藏家都是些成功人士，比如那些一百年前以极低的价格买到了梵高和塞尚早期作品的人。而我们不了解那个时期的另一些人，他们或许怀着同样的激情，搜集同时代画家的作品，而现在这些画家已经不再为人注意。我曾就收藏家的问题请教过伦敦的一位交易商。他们会不会在某个时刻发现他们弄错了？那位交易商意外地激动。他说，差劲的收藏家都是一种类型：他们更相信自己，而不是更相信他们花钱买来的艺术品。

我不知道勒布龙在纽约的赞助人是不是也如此：在以后的数年间是不是要找到别的渠道，才能明白一直以来他给他们提供的消息是错误的，他所预言的在西印度群岛诸国要发生的特殊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

群岛诸国的政治格局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变化。在殖民时代结束时上台的领导人，比如曾命令勒布龙离开他的小岛的那个行政长官，一直在执掌大权。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厌倦了，并且无所作为，这都不要紧。他们都是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的领导人，是第一批成功者。他们都是本地人，唯其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其领土上表现出黑人救赎的思想。在这些本地人与其追随者近乎神秘的关系中间，根本就没有勒布龙的位置。

他而今老了，穷困潦倒，是一个没有革命的革命家，（用他的敌人的话说）只是靠从前的女性崇拜者们的恩赐，偶露峥嵘而已。但在其他时候他过着艰难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寄居在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英国和欧洲某些人的家里，一直漂泊不定。我渐渐地发觉，在某一阶段他已经放弃了，失去了对他的事业的信仰，尽管他不曾宣之于口，尽管他为了生计，继续在发行量很小的左翼刊物上发表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文章。

我和勒布龙从那天晚上在梅达维尔公寓里的晚餐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他年纪很大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见到他几次，因此我有一种感觉，我见证了他年纪渐长、身体衰老的过程。在纽约那次的尴尬之后我们保持着礼节性的交往。我们互相通信；有时候他给我寄刊载有他的文章的杂志，文章里提到了我的作品。提到的次数越来越少；终至不再提及。

一九七三年他把他的最后一本书《第二次斗争：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演讲及作品集》寄给我。书是在东德印的，封面上印着他一九五六年在西班牙港伍德福德广场上的那张照片，他站在音乐演奏台前，面对着人群。他的书内赠言称我为“人道主义同道”。他还写道：“理解这一点至少是在迈出第一步。”那遣词造句的方式带有一丝旧时的魅力。这话说明不了什么，可是看到他那颤颤巍巍的笔迹，我还是非常感动。

这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毫无当年发表在俄国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的光彩以及其中暗含的感情。尽管有封面上的那张照片，但我怀疑有很多篇章并非演讲稿。书中有一股失败和幽怨的暗流。没有微言大义，也没有狡黠的幽默。在某些文章中他几乎是从私人的角度使用一些死板的共产主义词语如“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布朗基主义[8]者”……等等，来指责他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敌人，那些成功的政治家，住在政府大楼里的人。

那种衰退（或许部分是由于年纪的缘故）在他选出来重印又大肆删改的文章中更是表露无遗。在这些文章中，他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人，试图比较欧洲以外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代理人国家，比如比较哈萨克斯坦与菲律宾或巴基斯坦，比较古巴与巴西或委内瑞拉。他列出共产主义国家的官方事实和数据：正在增长的工业产量，正在增长的学校和大学的数量；接着是一段简单的说明性文字讲述菲律宾、巴西或伊朗的落后面貌（像是从一部简单的百科全书里摘录出来的），给出人口数量和领土面积的平方公里数字，在这些国家，封建地主占有该国的绝大多数资源，几乎没有人上学；整篇文章由几个看上去很学术的图表和一段出自一个不知名的“教授”或“博士”的引文（作为引文过分翔实了）连接起来。他真的相信那些文章吗？或者这些文章出自一个太清醒的人之手：他明白这样的文章只是用来填充官方刊物的版面的？

现在想到他的衰退，由他的事业所引领走向的衰退，而多年前正是他的事业似乎把他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主义者中拯救了出来；想到这些，又想到他穷困潦倒，依赖他人，寄人篱下维持生计，我感到非常奇怪，他恰恰变成了他的第一本书里写到的人，那本就躺在西班牙港女王皇家学院六年级书架最底层、无人问津的书。

他在那本书里写了玻利瓦尔之前的一些西属美洲或者说委内瑞拉的革命者，把主要的笔墨放在那些与特立尼达有关的革命者身上。

特立尼达在脱离了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成为英国的一块领土后，有很多年，美洲大陆的革命者一直把特立尼达当作横跨帕里亚海湾的一个基地。

有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西班牙军官，一个住在特立尼达的难民，曾和他在大陆的副手密谋在委内瑞拉发动奴隶暴动。一个注定失败的想法，因为特立尼达依然到处是委内瑞拉人，其中的一些人是西班牙人的奸细。后来，这次谋反就像加勒比海地区的许多奴隶谋反一样，遭到一个奴隶向当局告密。反叛者全被施以绞刑，并予分尸，被绞死的人的肢体挂在拉瓜伊拉海岸和加拉加斯内陆峡谷之间的环山公路上示众。这种革命的尝试从来都没有真正成为著名事件：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米兰达更知名点。他早早地就离开了委内瑞拉，周游欧洲各国和美国。他自封为伯爵，结识达官显贵；在大革命期间的法国，他甚至成了一名将军。在流亡过程中，他开始美化他的母国的情形。奴隶庄园里的黑人和白黑混血儿退出了舞台；委内瑞拉人变成了印加人，他们是这个大陆原来的统治者，天生的正人君子，高贵如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向往的理想形象。这就是米兰达所代表的人民；他们除了自由别无所求。中年之时，他终于来到了他的根据地特立尼达，发起横跨帕里亚海湾的革命。他有钱，有一艘轮船，还有军火，他说过的革命需要的东西他全都有了。他还有资助过他多年的伦敦商人给的章程；他许诺，在他解放了委内瑞拉之后，要把这些章程四处散发。他没有解放委内瑞拉，却制造出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被殖民地的微不足道彻底打败了——他前半生的逃离就是为了摆脱这种渺小。然而它始终就在那里，等着他。

为了写这部书，勒布龙不得不到委内瑞拉档案馆做一些原创性的工作。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这部书的目的，是要证明他关于西印度群岛诸国革命的性质的老观点；让他本人和他的思想有一个显赫的过去，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与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在该地区产生的革命搭上边；把这些岛国从帝国边缘的微不足道的位置提升起来，奴隶制废除后，这一地区再次停滞不前，默默无闻；再一次把它们附着在美洲大陆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表明这样一个观点：革命不是说发生就发生的，革命必须是有准备的，人民必须被教育，而且必须有一个革命的政党。

所有这一切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我怀疑，在特立尼达或委内瑞拉，读过他这本书的人不会超过十个。在学校里没有人读过。我就没读过，它只是作为一本书、一个有趣的物件，被我拿起来过而已。

我是在看了《第二次斗争》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在伦敦图书馆里读的这本书。我大概是十年来第一个把它从书架上请下来的人。

那些书页里包裹着的是怎样的精神啊！一直在那里，等着向我诉说。如果是一九四八年在特立尼达，不知道我从中能领悟到什么。不会有很多。那时的我大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勒布龙指出的帝国边缘的渺小感的一部分。我还是会对这本书感到困惑不解，就像当有人告诉我这部书的作者是一个在美国某地流亡的革命家时一样。要理解他写的内容，我还需要时间，需要距离，需要阅历。

我注意到我读那本书的房间，这是伦敦了。而从这本书当初在伦敦出版，并由“出版商”捐赠给伦敦图书馆（标签的印刷字这么写）时起，伦敦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自从我在学校看到这部书以来，不仅仅是我发生了改变。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我出现在伦敦图书馆，这就是变化的一个方面。

想到勒布龙一生中的种种讽刺，到了末了，他居然就像他第一部书里所写的人，我几乎迷信地觉得：人的一生是有轮回的，然后我开始想，在我所写的作品中，我将重返的会是哪个精神区域。就好似勒布龙，他一直寻求的是用他政治信仰的普适性湮灭他的种族情感，然而，那个梦想已然被他放弃，到了老年，他无助地回归到别人无从得知的个人的恐惧中。

我想起他的能说会道。这一天赋在他一生中为他打开了很多扇门。然而那里面也有癫狂，那些岛国的癫狂，时常在自我讽刺、玩笑、幻想、宗教狂热、突然间发作的残酷无情中表现出来。我想起特立尼达发生大罢工时，查理·金被烧死的事情，以及此后人们对这个受害者近乎宗教般牺牲的崇敬之情。我想起在那座旧木房子里，光怪陆离的油灯灯影下，福斯特·莫里斯遭到嘲弄的情景。我想到那个头戴圆顶高帽的男人，从摄政大街排队等车的人群中走出来，给我看他妻子和房子的照片。一个人怎么才能够走进一个出生于这个世纪之初的黑人的情感之中去呢？

个人的恐惧，或许吧。可是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勒布龙没能回到他的起点。加勒比海地区独立了。非洲独立了。他四处漂泊了很长时间，他很有名气。而今临到终了，他隐秘的声望却发生了变化。从前，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加勒比海地区那形形色色的政治家都是出卖过他人的人。如今，经过微妙的加工，他成了真正的非洲人或者说黑人的救赎者，成了那里的一个正直的人，成了禁得住诱惑不曾放弃事业的人，跟那些冒牌的黑人领袖截然不同。

于是，他时而走进他那双重的性格里，时而又走出来，时而是革命事业的人，时而是种族救赎的人，但始终是那个正直的人。在这种新的性格里，他似乎是在违背他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违背他多年前就下定的“政治决心”，正是这其中的普适性帮助他摆脱了种族和羞耻的重负；违背他在纽约的支持者对他的崇拜；甚至违背在送给我的那本《第二次斗争》的题词，里面称我为他的“人道主义同道”。

有关非洲或加勒比海地区的书里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作者和出版商不想冒犯当政者。这却使他声望日隆；他可以作为本世纪隐秘的黑人预言家，参加广播或电视节目，就这个或那个问题发表意见。他看上去当之无愧；他这会儿已经很老了，近乎圣人，一个没有身外之物的人。

他从来不说黑人政权的坏话。他把阿明[9]领导的乌干达和尼雷尔[10]领导的坦桑尼亚对亚裔的驱逐视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他用很奇怪的方式为南美洲的圭亚那辩护：他在一个广播节目中说，自奴隶制时代以来，加勒比海地区就可以被认为是黑人的领土。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以一种宽泛的、归类的方法——完全是这个老勒布龙的做派——表达这个种族观点。他说：“自第一个黑人奴隶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天起，这个地区就成了黑人的领土。如果他们当初可以预见到这样的事，或许会三思而行的。”

仿佛在他生命的尽头，他找到了从最开始自己就为之奋斗不息的角色。他是本世纪的黑人的代言人，他提出的不是西印度群岛诸国政治家那简陋的、半神秘的救赎，而是一些更高、更具普世意义的东西，一些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东西：有点类似我从他一九六〇年在俄国杂志上就我的书发表的文章看到的观点。

在新的角色中，他开始了非洲的朝圣之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勒布龙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中有一批参加了“回到非洲去”运动。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曾经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这个运动是感情用事，是逃避主义。他承认这一点，但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作为一个著名的黑人去了非洲。他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欢迎；他的声誉与日俱增。据说他在做顾问工作。他去了各种各样的独裁国家；去了正处于残忍的部落战争中的国家；去了经济崩溃的国家。然而，回来之后，他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大谈特谈，仿佛他得到启示，看到了最终目标，看到了一个剥除一切偶然性和短生因素的非洲：就像多年前他给他纽约的支持者所描绘的那样，他看到在西印度群岛诸国潜伏着纯粹革命的景象。

他从来不曾试着在他访问过的地方待下去。他总是回到他在英国、欧洲和加拿大的据点去。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从西印度群岛诸国汲取了教训，从不希望威胁到任何人。

这对他来说是功德圆满。这不至于招人嫉恨。我觉得他对非洲的看法是一个无害的幻想。后来，我收到了一个作家朋友从一个法语区非洲国家寄来的信。

保罗写道：“有件可笑的事。一个美国黑人诗人到访。一个老前辈，一个完完全全的老－前－辈。美国新闻处要我主持这个会议。可是我不想见这个老酒鬼喝酒。然后，您的朋友勒布龙来了，独自一人。看样子很傲慢，很睿智。英国人为他造了点声势。他就开始对我们长篇大论，就讲非洲如何被政治化了，挑战马克思的观点。我听着很吃惊。我以为这个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接着发生了一件事。他无法忍受那些年轻的法国援外人员——在他看来——在非洲大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他也不喜欢看到大学里黑人女生和她们的白人男朋友在一起。他开始恐吓每一个人，尽管言辞节制。他发了疯，后来才平静下来。

这个人在过去的时代里，有一群纽约的朋友，有着纽约的做派，有好不容易赢得的政治决心。这个在自由的非洲发了疯的老人，表达着过去的伤害。

下部

此后不久，并不是因为想到了勒布龙，只是想满足一个已经很久的渴望，我第一次去了西非法语区。

在那里，我和法语发展出一整套全新的联系。

我和法语最初的联系——儿时在特立尼达，刚到西班牙港不久——来自一群从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监狱里越狱，乘着敞篷船逃出来的囚犯。他们的船随波漂流，一度漂到了特立尼达。我想，他们被允许待上三天。《特立尼达卫报》和《晚报》的记者们对他们拍照和采访；当地人给他们食物、水以及别的东西；然后就又送他们上路了。

大约与此同时，我在女王皇家学院开始了学法语的第一年。女王皇家学院是岛上的名校。初中考到那里，不仅是学业迈出一大步，更标志着成长成熟。学习法语就是那所学院所代表的兴奋和优雅的一部分。

我对法语的感觉很多是老师给的。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有着成熟男人的整洁和得体。他在讲桌前坐下来之前，总要向全班同学问好：“同学们，早上好。”他在热天掏出来擦额头、擦嘴、擦脖子的那方手帕总是叠得整整齐齐。他出身于一个著名的黑人家族。他们家的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工作者。在我们这个殖民地的环境下，这意味着巨大的努力：像他们家那样的可谓凤毛麟角。

这个老师热爱法语以及法国式的做派，我听说他和家人过去常常去北边的法属西印度的岛屿马提尼克岛消遣。（这估计是在战前；战争期间，那些法属岛屿都属于维希政府，属于禁区。）他们是冲着法语、异国情调、那种时髦，以及那里的咖啡馆去的，在咖啡馆里，可以向侍者要纸和笔，就着桌子写信。在特立尼达（餐馆是华人开的，很粗糙破旧，餐桌放在单独的隔间里），没有大都市的那种气息。他们去那里也是为了种族自由。我听很多人说，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有文化的黑人受到的待遇和白人是平等的。

所有这一切都和这种语言有关系。我还把这种联系转移到了我们使用的战前的《西普曼法语读本》上，左手边的书页是法语课文，右手边是整页的法国风景钢笔画，有街道、花园、田野，出自H. M.布洛克的手笔，可爱极了。

这就是我去马提尼克岛时带去的一些想法以及法语带来的联想，离我学习《西普曼法语读本》已经过去差不多二十年了。当时我旅行是为了写出我的第一部游记。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所有早年间留下的和法语相关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我看到的是一座原生植被似乎被砍伐得干干净净的小岛（特立尼达北部山区还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原始的沼泽地），被砍伐得一干二净，是砍了又砍：从蜿蜒崎岖的窄路上看那点点景色，却不是令人舒心的景色，是一座处处诉说着农奴制的过去，显现出过分耕作，社会和种族方面都有清规戒律，甚至沉迷于这种清规戒律的小岛，小里小气，限制很多，岛上的每个人都感到压抑，每个人的言谈中都有不自觉的残酷。这是一个让人一心想要离开的地方。

我的法语老师战前在马提尼克岛的假期，基本不能说明这座岛屿的魅力了，更多是在诉说那个时代黑人世界的艰难。

在我所到的这个前法属西非国家，我结交的是侨民。非洲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过着自己的生活。富庶的城市里广告上写的是法文，公路上的路标也使人想起法国；然而非洲人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家庭、家族、种族、宗教仪式，有自己的图腾和守护神，有自己本能的敬畏。你可以遇到非洲人，然后和他们谈经济，谈总统的继任；可是过后他们就会退回到一个你无法追及的精神领域。

那里有人过着完整而古老的另一种生活，这令人惊奇，也令人兴奋。但是要说友谊，能够一起吃饭、星期天一起开车去海滩的人，还得靠那些侨民。主要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有一些从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来的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妇女，三十多岁或者四十多岁的样子。这些妇女先是从岛上去了巴黎。她们在那里与非洲人产生了联系，因为这些联系来到这里。而今由于种种原因，她们都是单身。

我从来没有想过，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妇女们能成为一种类型，或者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现在我明白了，她们和我了解的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或棕色人种的妇女是不一样的：她们的世界观不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妇女们用的语言把她们隔离开了，而这种语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曾把我的法语老师吸引到马提尼克岛和其他讲法语的岛上去。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老师与其说是要逃避英语语言，倒不如说是为了逃避那艰难的种族联系。在马提尼克岛的法语里，他能找到关于他自己的一整套新的认识。

如今这却起了反作用。法语把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上的人限制在一个特殊的法语天地里。法语使他们和别的岛屿隔绝，也与中美洲大陆隔离开来。他们想的是巴黎；从法律上讲，他们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国公民。然而，他们去的那个巴黎却不是那座光明城，而是那座城市中黑人移民的居住区，恰似一个缩小版的老家；在那里，他们当中的一些妇女就跟随在她们那个版本的巴黎里建立起的联系去了非洲。奇怪而曲折，部分是沿着一百五十年前运载奴隶的船所走的路线回到非洲；然而现在不是把这些妇女送回属于她们的国度，而是把这些来自新大陆、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妇女们送到非常遥远、非常陌生的国度去。

在西非，我结识了菲丽丝。她三十八九岁或者四十岁出头的样子，从瓜德罗普岛来，肤色偏棕，而非黑色，讲一口清脆优美的法语。她在巴黎曾和一个非洲人结过婚。这桩婚姻，跟其他很多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和非洲人的婚姻一样，几乎是她和她丈夫一来到非洲就破裂了。她的婚姻失败后她就离开了那个国家，来到这个国家——法语以及讲法语的非洲至少给了她回旋的空间。她在其中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找到一份秘书兼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我进入的侨民群体里就有她。我到处都能看到她的身影，每一次聚餐会，每个星期天到海滩上游玩（她的秀发被大海捋直了，越晒越干，并有盐分浸入她刚刚灼伤的皮肤里），外国大使馆举办的每一次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官方的说法是为当地非洲观众举办的，实际上却是为侨民圈子里的人举办的。她穿着入时，冷静沉着，性格外向，出手阔绰。她认识许多人，不过，她似乎没有伴儿，也没有特别的朋友。

在游玩和活动上花这么大的精力！过一段时间，就使人不安了。我觉得她不喜欢回到她那套房子里，这使我觉得她也并不喜欢待在非洲，尽管她已经来到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回到瓜德罗普岛去。有一天我问了她。她说她讨厌那座岛，岛那么小；那里的人也都小肚鸡肠，有一点点东西就心满意足。她能想到的唯一的地方，也是她知道的唯一的其他事情，就是她住过的那个版本的巴黎。但她并不想回到巴黎。所以她就待在这个地方，经常出门。

我还发现，她性格中有某种变移性。她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合群。当人们抱怨非洲人的行为（接受了正式宴会的邀请，却不出席；不来参加大使馆举办的文化晚会）时，她表面上会随声附和。然而日后的某一天，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就会说：“一个非洲人为什么要离开家，来一个房间里，跟那些外国人坐在一起，听一个人拉小提琴呢？他们只要动脑子想想这件事儿，就会明白，请人家做这种事情是很愚蠢的。他们周围的非洲人的生活那么美好——他们应该尝试去发现其中的美好，可是他们并不想知道。”

一天她开始讲勒布龙到法属西非访问的事。他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她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老乡”。她很挑剔；直到她感觉很了解我了，才畅所欲言。关于他的行为，我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听说了很多，但都语焉不详。我此前就听说过他怒火冲天的事。

菲丽丝说：“他来的时候，这儿出了点事儿，首都这儿。他出了点事儿。他在这儿很不高兴。他跟他女儿来的。她差不多就是白人。您知道吗？她外表长得并不像他。她块头很大。就像一堵墙，就像那扇门。我觉得这其中有些不愉快的事儿。她和她母亲一起生活。这次和勒布龙一起来对她来说就像是度假。”

“他女儿有多大？”

“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吧。”

这样说来，她母亲很可能就是那位性情沉静、妩媚动人的波兰或捷克女人，我在梅达维尔那套房子里见过她，后来她介绍我去纽约见她的朋友们。

我说：“我想我见过她母亲。”

“她离开了他。这就是这里的那件事。她对他的共产主义厌倦了，而且她有钱。运动人士求她看在这场运动的分上回到他身边。”

“该不会是有别人了吧？”

“很显然是有了别人。她是个女人嘛。勒布龙气疯了。”

“另外那个是黑人还是白人？”

“很长一段时间勒布龙都被蒙在鼓里。”

“他对哪一点更加耿耿于怀呢？”

“问题就在这儿。我认为勒布龙并不知道哪一点对他伤害更重。他在这里的时候，种族思想很严重。他毫无来由地侮辱过好几个白人。这儿的某些东西他也不喜欢。是什么呢？他绝口不提。这是个富有的城市。您看得出来的。它不是您所想的一个非洲城市。它不仅富有，而且很漂亮。我觉得他实际上并不喜欢。不喜欢那所有的汽车，所有的商店，所有的汽车道。我琢磨这使他觉得自己很穷，没有人想要他。他把他的抵触情绪变成了政治，或者试图将其变成政治。他谈到黑人的背叛，谈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可是，您知道我感受到了什么？我感觉他希望人们和他一样，对他的白人女儿感到兴奋不已。他并不了解非洲人。他们是坚强的人民。他们也很残酷。在他那个很有名、很可耻的针对法国男人有黑人女朋友的议论后，大学的校报上登出了一幅讽刺漫画。那个白人女儿用英语对那个黑人老头儿说：‘爸爸，我们怎么不离开这些黑鬼，回家去呢？’”

这很残酷，很不公平。这所新大学，风景如画，路面铺得整整齐齐，一座座红砖住宅楼拔地而起：大多数学生都是家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所有的学生都有政府助学金；这里的大学生们不大可能想象得到勒布龙在外面的世界里要经受的挫折。

很奇怪，尽管菲丽丝有她自身的遭遇，她那不幸的非洲婚姻，她在非洲那一片空白的生活，社交依靠侨民，但她评判勒布龙时居然站在非洲人那一边。不过，这就是她的为人。当来访者对非洲完全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时，她就不喜欢；当来访者是黑人，而且是来自美国或者西印度群岛时，她就更不喜欢了。仿佛她希望很清楚地表明，她来到非洲完全是她自己的决定。

有一天，我问到她的婚姻。

她说：“我那时候常常去巴黎的一家俱乐部。那是专为黑人开的。实际上是一个地下室。这个丑陋的小非洲人也在那儿。我意思是说真的很小。他个头矮小，且长得很黑，身板软塌塌的，还戴着很多金子的东西。金手表、金戒指、金钢笔。那金子映衬着他的皮肤闪闪发光。他努力追求我。他说他喜欢我的名字，菲丽丝。还喜欢我的嗓音。然后他就要我嫁给他。他说，他家很有钱。他说他的家人类似首领。他们有很多土地，很多仆人，很多奴隶。”

我说：“他还说了奴隶？”

“我认为他在撒谎。不过我并不介意。事实上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他。我以为他只是在努力打动我，我喜欢他那锲而不舍的劲头。他追了我很长时间。后来我就同意嫁给他了。您想知道为什么吗？您会相信我吗？我之所以同意了，是因为我不喜欢他，实际上我发现他令人十分厌恶。那丑陋不堪的面孔，软塌塌的身板儿，还有那光滑的皮肤折射出的金子的光芒。我原以为嫁给一个我不爱的男人，对我会有好处。我觉得放弃爱情和欢乐，是在和上帝做一笔交易。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我常常在房间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说：‘菲丽丝，你必须忘掉爱情和美貌。你必须忘掉你过去的设想。我的姑娘，爱情和美貌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只是把你带到了巴黎的这间屋子里。你得想一想你的生活和未来。那才是幸福真正的所在。’

“所以我就找到我的小首领，说，可以，并且试图在他的幸福中找到幸福。此后在巴黎的日子是最美好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对了，和上帝做成了交易。他比以往更加起劲儿地献殷勤。过了几个月，我的小首领完成学业，我们就来到了非洲。到了那里，一切都乱套了。他事先没有跟家人说过他结婚的事，他们对我简直是视而不见。他们不跟我说话。他们甚至当着我的面跟他说，他需要结婚。”

我对菲丽丝说：“可是，你怎么能这么平静地去了那个国家？你应该知道那是一个独裁国？”

“我只是不相信这一套。我不相信在报纸上看到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撒谎。我当时认为存在另外一种真相。您知道我们有时会把自己也绕进去吧。我当时更关心的是我要去闯荡一番。您知道，我很紧张。我比任何一个欧洲女人都更害怕非洲。我认识嫁给非洲人的欧洲女人。这对她们来说是很不一样的，嫁到这里有快乐、刺激，甚至有虚荣的因素。要是哪里不对，不要就是了，就那样结束了。可是于我而言很不相同。我在这上面下的赌注太大了。我对自己说得太多了。”

“你觉得你那位小首领保护你了吗？”

“刚开始是这样的。他带着我到处走。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他们是有很多土地，很多仆人和奴隶。不用买奴隶。他们就在那儿，在那些村子里，在某些群体里，在某些家庭里。他们在那里照顾别人。大家对他们都了解，所以不存在奴隶逃跑的问题。

“我们到非洲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去我的小首领的村子。要举行某种欢迎仪式，在最后，要用血给小首领洗脚。让我告诉您我的感受。我非常激动，非常骄傲。我喜欢那种仪式。它是那么古老。我觉得它源自创世之时。我在瓜德罗普岛的时候，想象不到非洲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些仪式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

“我后来听说，在举行仪式的前几天，从一个奴隶村里绑架了一个孩子。我根据这些事得出了一个结论。在那个洗脚仪式中，一般用的是动物的血，但是最高荣誉，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荣誉，是用人血洗脚。所以您看看吧。看看我这么短的时间里想到多远了。当然，我惊呆了。可是这并没有消除我对这种仪式之美的感受。我的小首领曾用他的金钱打动我。可是他的首领生活中这种仪式的一面，增加了砝码。

“这种东西对我的小首领也很重要。随着他退回到原来的生活，他很少想到我的名字菲丽丝有多么美，很少想到我那瓜德罗普岛的法语口音有多么动听。他想和我分开的时刻最终还是来了。他家人让他娶部落里一个合适的女人为妻，他想遵照家人的意思行事。那个小首领开始对我施暴。他开始打我，那个穿金戴银、身板儿软塌塌的小家伙。我想起了那个洗脚的仪式。现在不用别人告诉我，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那天，就像有人在我身上施加了魔法，我感觉到，假如在这个国家再多待一个晚上，我就会疯掉。然后，我就去了机场，乘飞机来了这里。想一想，我可是违反了所有的直觉嫁给他的，我觉得这是在和上帝做一笔交易。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给您讲一件事，这件事是在您到这儿大约一个月前发生的。一天早晨很早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事实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像是半夜。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讲法语的声音。信号不是很好，我以为那是个骚扰电话。这里出过这样的事。通常都是讲法语的电话。这使我觉得远离家乡，非常孤独。

“我本应该立即把电话放下的，所幸我没有放下。电话是桑托斯·杜蒙特警方打来的，不是报上一个假名字的骚扰电话。桑托斯·杜蒙特是一个早期的飞行家[11]，法国人用这个名字命名了在北方建的一个边防站。这个警察局里有一部分是法国警官，一出小镇就能看到法国军队的营房。

“那个警官跟我讲话的态度好像我是大使馆的正式工作人员，而不是在当地雇佣的秘书。我也没有纠正他。他说话非常客气；我也不想破坏了这种客气。他说，在警察局抓到了一个越境人员。他说了那个小首领的名字，就让他讲话了。果然是他。他很害怕，说话声音都是尖利的。他说，在边境线的另一侧，形势非常糟糕。那里的总统突然跟他以及其他的首领反目成仇。有人头一天告诉他，第二天早上就要逮捕他。他决定出逃。当天下午他就一路开车狂奔。

“感谢上帝赐给我这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他说，仿佛我们两个还在一起，我还用着那辆奔驰车似的。他在坑坑洼洼的马路和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开了好几个钟头，汽车居然没有抛锚。他已经深陷麻烦了，却还对他的汽车感到自豪不已。

“他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他随时都有可能被遣送回去。您知道，在边境线那边，他们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反对法国人的，总是不失时机地在其他非洲国家做宣传，攻击当地政府。不过，我还是跟我们的大使说了这件事，他就打了几个电话。他了解我的经历。这样大使馆或多或少就把小首领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那天下午，我和大使馆里的一个人一起开车去桑托斯·杜蒙特，把小首领接走了。

“他就待在警察大楼的一个密闭的装着空调的房间里。里面很冷。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农民衣服，也没有穿金戴银。皮肤上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没有。这是他的伪装。他眼里还闪烁着恐惧的光芒。

“‘我，我，’他不停地说，‘一个堂堂的首领——他们居然让我吃黑人食谱[12]。’您知道那种有名的黑人食谱，是不是？他们把您扔进一个牢笼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就让您活活饿死。总统就是这么对他的敌人的。我在那里的时候就听说过。可是我要告诉您，这是另一件我听说过但不相信的事情。我才发现，我的小首领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我很震惊。

“透过密封的窗户可以看见那平坦而炎热的乡村。很奇怪。那些树木，竟然一棵一棵离得很远，没有聚在一起连成片。它们就一棵一棵地戳着，像柱子一样。沙尘就像薄雾。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沙漠化，人们过来就是为了看沙漠化，写相关报道。他驱车一整夜穿过的就是那沙漠，而那辆奔驰居然没有抛锚。

“他压根儿就没有问我的情况。他压根儿就没有问我是怎样独自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找到这份工作的，也没有问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接了他的电话，安排他避难，又开车来看他，而他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他认为我应该好好招待他。他是个首领嘛，您看。他自己受够了罪，遭到背叛，又勇敢地在长夜里驱车前行。在开车去首都的路上，他像个孩子一样一路抱怨个不停。他说，他的家族一直是支持总统的，他们送他去上学，照看他和他的家人。总统踢走法国人，历经了所有的磨难，那时候他们都是和他站在一边的。后来，总统就被人灌了迷魂汤，开始反对首领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是勒布龙，那个加勒比人。勒布龙对总统施了魔法。勒布龙奉承他，使他的脑袋转向了。就是勒布龙，勒布龙——小首领一门心思想着他。”

关于勒布龙的法属西非之行，我听说了不少事情。可是从没有听说他对当地政治有什么影响。

菲丽丝说：“人们都是这么说的。他离开这儿的时候很生气，我猜当他过了边境线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张开双臂对他表示欢迎。他们利用他做了很多反法宣传。”

我对菲丽丝说：“你说过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小首领。”

“在大使馆的帮助下，我们从那个国家把他的一些钱弄了出来。我们已经安排好他的证件，可他现在又坐立不安了。他已经忘了他的那些恐惧。他一直说要去巴黎。他在那儿有很多钱。过去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是呀，他现在要去巴黎了，他会再找一个女人，用他首领的话把她弄得五迷三道的，又要重新来一遍了。’”

我该继续赶路了。我旅程的下一站就是邻国这个独裁国家。菲丽丝就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这个国家把法国人和他们所有的援助和合作一脚踢了出去，然后，正像有些人说的，回到了丛林里。

所以，未经事先计划，我就追随勒布龙的路线了。菲丽丝给我提供了在那个国家的几个人名。有一个人她特别想要我见见。她说，这个人会给我讲一些非洲的真实情况，这些情况报纸上是不会写到的。

在我离开前一天，她来旅馆道别。我们就坐在外面的露台上。那个环礁湖已经凸现出成为旅游点的迹象，而在过去的日子里，却是以蚊子和疾病而臭名远扬的。

她说了她以前经常说的事情，说到非洲，说到西印度群岛和美国来的黑人所带来的虚假的思想。我看得出来，她是在打发时光。后来，在她离开之前，她做了此行想要做的事：打开手提包，给了我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那钱是给她要我见的那个男人的。她说，那边的人生活很艰难。

那是一个颇费了些周折的行程。这两个国家虽然是邻国，但政治关系非常紧张，所以，两国之间直航是不可能的。先飞到北边的一个中立国；飞机出了故障，夜里在机场边上一座敞开的棚子里等了很长时间，当地的警察和乘客们悠闲地游来荡去；穿着肮脏的长袍的商贩们坐在一袋袋装着廉价胶鞋和其他物品的袋子上；然后摇摇晃晃地飞完了前往那个独裁国家的最后一段旅程。

机场有很多警察。那不是个繁忙的地方。这架小飞机的到来是那天早上的一件大事，那些懒洋洋的警察两眼闪闪发光，想从刚刚过来的这几个人身上弄点钱。机场大厅是一个棚子，里面贴着几张风吹起来的、很旧的照片，应该是当地风景的照片，是早期进行旅游推广遗留下来的。我要把菲丽丝给她朋友的钱带过去本来是会有麻烦的，因为什么东西都要申报，海关官员会抽查一些人，他们激动得手都发抖。可是我前面那个人被滞留的时间太长了——他甚至一度被带到一个隔间里——一个年长的官员因急于锁了办公桌下早班回家，就挥了挥手让我过去了。

这里的气候和其他地方相似。可奇怪的是，光和热在其他地方是充满活力、激动不已和人群熙攘的一部分，而到了这里就感觉像是热带或者非洲那萎靡不振的样子。还有点新气儿的机场公路穿过裸露的红土地，由于没有维修，很多地方都有裂缝。看不到村庄，只有很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总统的语录，正对着公路，仿佛这些标语就是写给游客看的：增加生产。

勒布龙和他女儿来的时候，勒布龙都一大把年纪了。在他背弃了很多以前的观点之后，居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完成了一种革命的夙愿。想到这就觉得奇怪。增加生产——这就像遇到了勒布龙一篇旧文章里面的素材，一部分事实、数字和表格一样，在他的文章里，这种“生产”比其他种类的财富都更重要。

入住的宾馆是一家国际连锁店，住的人不多。空调开得很猛，我住的房间潮湿发霉，一些保存得不好的金属块上有一股生锈的气味。我觉得这个房间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了。什么东西都贵得出奇；外汇汇率也高得荒唐。酒吧间、大堂及其他公用的房间里到处都是戴着墨镜的便衣警察，仿佛在这个已经非常萧索的地方，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游客们当场抓住。

我终于打电话找到了菲丽丝的朋友。当我说出菲丽丝的名字的时候，他惊叫了起来。可是接着他就紧张起来；当他听说我住在哪里，就更紧张了。他说他会给我回电话。

宾馆里很肃静。没有人抬高声音说话。几天后我去参加大使馆的一个午餐会，对那份肃静有所察觉。大使馆的大楼实际上是殖民时代的一座政府大楼；我应邀参加的那个午餐会——我是最后一刻受到邀请的客人——是一项当地的活动。

在殖民时代，内地基督教会布道所的所长每年都要对首都进行正式访问，由总督以某种方式进行接待。午餐会就是殖民时代仪式的改编或者叫遗留物。现在没有总督了，其殖民时代的权力现在由大使执掌。原来总督的大楼，现在成了大使的官邸。至于那个布道所——这个词来自世纪之交——即使在殖民时代也经历过多次变迁。主会所变成了一个医疗中心，一家医院，一个普通的培训中心，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其传教功能由于宗教变得更加普遍，现在已经淡化了，来首都出席这一仪式的代表，从官方看，就是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长。今年，这个学院的院长第一次由一个黑人担任，据说他是一个浸礼会教友。这就是这次午餐会特别的小小的戏剧性。

我们那些早到的人就在楼下坐着，坐在敞廊上，坐在叶子花的花丛中。那天上午，所有东西和地方都打扫了，沙尘掸掉了。可是所有东西，包括叶子花，都因为沙漠化而蒙着沙尘。空中尘土飞扬。细沙一直在飘落。鞋底都能感受得到。

我们在等那位院长。他就在大楼里，可是来晚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才到，现在在楼上做准备。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在数公里之外，一艘靠绳子拉的渡船在一条水越来越少的河里出了点麻烦。这样一来他就耽搁了。

大约三十分钟以后，他从院长用（在他之前，是教士长用）的房间里走出来，走下台阶来到露台上。人还没到，爽身粉的气味儿先到了。他块头很大，肤色与其说是黑色，倒不如说是棕色，一副棱角分明的大脸盘，脸上的大颧骨高高隆起，身板儿很宽，很健壮，一双大脚放在一双很大的鞋子里。他身穿一件很旧很薄的黑色西装，由于穿得过久，加上日晒和干洗剂，西装上是一片一片的深棕色。他一直在刮胡子；一片干巴巴、白花花的东西，宛如叶子花上落下的沙尘，盖在他一直刮得很细致的下巴和脸颊上。

他讲到那只渡船，讲到糟糕的路况，讲到那天上午耽搁的事。他的话语给我描绘了一幅画面：那艘平底大驳船上放着一辆旧标致牌汽车；浅浅的河流从沼泽地里流出；薄薄的晨雾，伴着阵阵热浪；船工们拉着松松的纤绳或者是横跨河流的缆绳，身材高大的院长身板笔直地站着，然后驳船打起了转转。

院长说：“糟糕的路况，原始的渡船。然而，这就是我们要为下一代做出的牺牲。”

一个客人似乎并不希望说非洲的坏话，说：“边境线那边路况就好极了。”

可是这话像不得体了。从院长的表情看他像是被冒犯了。我觉得他的嗓音、举止和口音都有些特别。

我说：“院长，有没有人和您说过，您说话有西印度群岛口音？”

他做了个奇怪的手势，我立即就认出那是我儿时认识的很多人都会做的手势。他说：“我就是西印度群岛的人。”

他父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在伦敦求学。他父亲受到马库斯·加维[13]和其他“回到非洲去”的观点吸引，做到了很多人说到但实际上很少人做得到的事情。他来到西非，一直在那里住到去世。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非洲过这种生活！

女主持人问：“您会说，这就是您从事这份基督教职业的原因吗？”

院长说：“我不知道。我们家是浸礼会教友，可是要说我为什么想进教堂，其原因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好像那是唯一能做的事。我想跟教过我的人一样。我认识的一些黑人罗马天主教教徒也是如此。都是和我一样背景的人。我在这里认识一个西印度群岛的老人，他是罗马天主教牧师。您问我的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就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儿。这位老人家说：‘对我来说，别的还能有什么呢？修道院是我能见到的唯一安全的地方。我觉得它很好。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送到爱尔兰去。’这话对我也是一样。它或许是一个使命，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浸礼会教友，一个信徒。但是如果没有殖民主义，我就不会有这份职业。我就会成为另外一种信徒。这话也让我说了吧。”

有人说：“您说话跟你们的总统一样。”

院长把他硕大的肩膀向后一甩，摊开手掌做了一个手势。很显然他的劲头上来了，他已经准备为这个政权说话，并愿意承受餐桌旁每一个人的批评。

这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期望一些更平和的东西，更间接的东西，一些能认可这种场合的礼节性的东西，而不是把这个宾馆和大街上的肃静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东西。

有人说：“他们还谈论你们那个地方的首领吗？”

院长说：“即使他们谈论，我也没有听到过。还是勒布龙说得对。总统是首领们的一个囚徒。他们在阻挡他所有的改革。可是，如果总统试图跟他们较量，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勒布龙说：‘那就来个快刀斩乱麻。’你毅然决然地做了，他们就都跑了。不再有奴隶制，不再有杀人的仪式了，大首领死了，就不再有杀妻子们和仆人们的事了。所有的封建迷信都会一扫而光。所有让非洲背负恶名的东西都被消灭了。‘快刀斩乱麻。’我记得，就在一个大首领死前，女人们和奴隶们纷纷逃跑。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谁都不说。当总统推行了人民法院制度的时候，那些首领们也是这么逃跑的。”他做了一个西印度群岛人做的手势，暗指逃跑，把一只张开的手掌“唰”地从另一只手掌上掠过。“你们刚才对我讲，边境线那一边有良好的路况，鳄鱼牌服装专卖店，漂亮的房子和海滨餐馆，餐馆里有卡巴莱歌舞表演，有香蕉面包。可是，在那里，首领们还在统治。法国人在替他们做这件事，却都是为了首领们。当发生了某些事，法国人走了，但封建生活还会在那里存在，等着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这里就不会。您的驳船可能很糟糕，但是您现在没有首领了。这儿的首领们过去却常常说，他们为人民说话。好吧。那就让他们受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吧。这，就是总统的思想。”

我想听听有关人民法院的更多情况。

院长说：“最高形式的民主。”他配合他的话做了一个西印度群岛人做的手势：他把张开的手掌抬起来，刚刚高出桌沿，把肩膀向后甩出老远——仿佛要给他说的话的意义腾出空间似的。这就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动作，突然间向后一甩，非常吸引人，是他在那次午餐的餐桌旁做得最优雅的动作。

他演讲的天赋，优美、同步的手势和上身的动作，轻而易举掌控着午餐会的气氛。这把我带回了过去，把我带回到勒布龙在梅达维尔黎巴嫩人那间拥挤不堪的套间里讲话的情景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勒布龙几个月前到这儿的访问，让这位院长继承了某种演讲节奏。

可是或许不是这个原因。或许这种演讲和做手势的天赋要继续追溯，另有一个渊源。我回想起西班牙港那座红房子里，律师的文书们在登记总署装订完好的很大的书册里查找房产名号的情景。他们坐在那座意大利风格的有着高高百叶窗的大楼房间里的一张张红木办公桌前，像有秘密的人一样窃窃私语，鬼鬼祟祟地做着手势。装腔作势。可是仅仅在数年之后，大街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广场上就举行了集会，提出种族救赎的思想，像一种宗教圣事。最后证明，那种宗教圣事的激情难以平息，而今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现在就在这座法属西非殖民时代的建筑里听那位院长讲话。这座带拱廊的敞廊上摆放着长条桌、桌布、玻璃杯，鲜花缓缓飞落在墙壁、花草和铺了瓷砖的地上的细沙和尘土上，大楼颇似大西洋彼岸的那座建筑：文书们在宽敞的查询室里窃窃私语；意大利风格，厚厚的墙壁，高高的百叶窗，顶端装着合页，在下面就那么轻轻一碰，“啪”地一声就打开了，可以让空气和光线进来，可以一览外面花园的风光，又能阻挡上午炎热的阳光。两座建筑大约同一时间建成，刚过世纪之交，帝国的鼎盛时期。

这位院长是在非洲长大的。可他是伴随着他父亲的故事，以及大洋彼岸的“回到非洲去”运动的所有激情长大的。在西印度群岛，他身体的动作及演讲的节奏会被认为是非洲人或黑人风格。而在这里，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外人。

在午餐会的餐桌旁，他继续讲话，吸引着所有人的注意力，使大家鸦雀无声，就像一个戏剧人物，人高马大，穿着那件褪色的黑西装，脸颊和下巴上白花花的刮胡刀泡沫，环绕着衣领的爽身粉粉末。硕大的身躯在腰部以上晃来晃去，做着各种手势，像舞蹈演员一样。

“总统没有对任何人动手，不管边境线那边的宣传家怎么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民法院做的。它们是这个国家的卫士。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城市的街区、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人民法院。首领们都在那里受审判，受到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些据说是热爱他们的人民的审判。不可能有比这更高级的民主形式了。”

然后，院长低下了头看桌子，开始沉默，放弃了身体的舞蹈，脸色也开始变化。就像某些演员一样，在演出结束时，有一段时间仍旧保留着他们刚刚扮演的角色所规定的表情，然后瞬间而明显地恢复了他们自己的表情。所以，院长的表情变了。他似乎开始明白这次大使馆午餐会的实质，明白他所代表的尊严，明白古老的生存态度已经使他偏离了那种尊严。

他沉默了，只低头看着桌布，似乎什么都没有看见。他没有了舞蹈演员那种动作，也没有用手掌做任何手势。

他本应该像他的前任们那样，在大使馆里住上几天。可是这位院长没有。他吃过午饭就坐着标致牌汽车离开了，后来我从大使馆邀请我的人那里听说，他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殖民时代的小传统，就这样随着第一个黑人院长烟消云散了。

我和菲丽丝的朋友是在大广场的一家咖啡厅见的面。见面并不好安排。有两次他都打了退堂鼓；他根本就不想来宾馆。“那里的人不喜欢我。”他说。所以，我们最后是在那座法国殖民时代的旧广场上见面的。广场破旧不堪，阴森恐怖，那些建筑早已不是它们初建时的用途。那座咖啡厅位于两个商店之间，整体是红色的，里面的金属桌子旁摆放着油漆成红色的金属椅，商店里放着从共产主义国家比如越南进口的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

尽管有警车停着，但这个地区是很危险的，有强行乞讨的乞丐和瘸子，还有一些年纪轻轻却从小就被故意弄残废的男人。我第一次去那儿就被抢了，在那个售卖从共产主义国家进口的旧报纸的书报摊附近被抢了。这件事发生在上午九十点钟，正是喝咖啡消遣的时间。这座法国殖民地广场鼓励这些理念，可这是一个鬼城一样的广场：车辆稀少，没有消遣的人。那些抢劫犯是一帮年轻人和孩子，很显然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乞丐。那些孩子突然把我围起来，扑倒在我的脚下，仰脸看着我，就像一个表现饥饿的电影片段，那一张张压扁了饿坏了的非洲人脸孔哀求着，时而拽我的鞋带，时而拽我的裤子，仿佛在模仿饥饿和吃东西的动作。他们这么做是由乞讨大师训练出来的，这一套动作非常娴熟，就是要迷惑外国的受害者，分散他的注意力，此时年纪更大一点、手法更高明的扒手就趁机得手了。

可是广场上的这些罪犯举手投足都像自由人，是我见过的唯一这样行事的当地人。他们不管是身体没毛病的，还是残疾的，都四处游荡且行动迅速。腿瘸的坐在装了轮子的板子上，像更宽的滑板，或者坐在盒子一样、宛如自制玩具的小车里。他们大喊大叫，自己人说话也是高声大嗓，仿佛没必要像其他人那样安安静静的。

他们的头儿很显然是一个从大腿中间截肢的年轻人。两条树桩一样的断腿根部装有两三英寸厚的又平又圆的木头，木板的直径与他的断腿根部几乎相当，下面又用黑色圆盘状的橡胶或皮革加了一层垫子或者叫钉掌。他走路，其实是这些厚厚的断桩在动，但每一步都很小，像小孩儿的步伐，忙乱的断桩上面的躯体则移动得很慢。这个半是毁掉了的男人脸上的狠毒，对整个世界的蔑视，都令人不寒而栗。我不知道那个独裁者有关畸形人能力的一些宗教般或者魔法般的思想，是否隐藏在这座广场得到默认的表演后面。

菲丽丝的朋友如约在咖啡厅里红漆金属桌椅旁等着。他在一个角落的桌旁看当地报纸。他是个英俊健壮的男子，四十多岁的样子，五官、体格及肤色都更像西印度群岛的人，而不是非洲人。

刚一交谈，我就感觉到，菲丽丝讲的她跟那个小首领婚后生活的故事里，她漏掉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她非常喜欢我眼前的这个男人，哪怕离得这么远，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她还是想向我炫耀他。他因为被认为是菲丽丝喜欢过的男人而得意，多少有些虚荣的成分。

当听说菲丽丝让我给他捎了一些钱过来，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脸上扭曲出一种怪相，发出一连串不置可否的怪异声音。我觉得他以前就从女人那儿拿这样的钱补贴生活，那是一种他熟悉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他，菲丽丝说过，他会给我讲一些非洲的真实情况，这时候他脸上依然是那副紧绷绷的、没有一丝笑意的表情，很靠不住的样子。

他讲起了他认识的智者，有的在城里，有的在村子里；如果他请他们给我表演魔术，他们就会表演。他们会在观众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能从很结实的墙里穿墙而过。他们在手上划一个口子，血从伤口里汩汩流出，然后他们就会如此这般地治好伤口，不留任何疤痕。他们会表演令人惊讶的通灵术，进入不同大洲的家庭和很多人的心灵。

这些都不是我想听到的。我从菲丽丝原来说过的话里发现，她对部落的古老仪式产生了感情，最后生成了某种思想，而这种思想比她作为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在世界上所掌握的任何思想都要强烈。我可能从她的话中解读出了太多的东西。这个人像非洲宾馆大堂里向游客兜售嬉皮士式的魔法的江湖骗子。她当初和这个男人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非洲所知无几。或许是记忆美化了他。或许她到了另外那个国家后变得更深沉了。也或许是这个男人满足了她在这儿的诸多需求——慰藉者、情人、占星术士、魔术师——实际上，她没有判断他的能力。

我想远离这个男人。可是他在谈了魔法之后就黏上我了。他跟我出来，来到广场上——他身强力壮，举止优雅，动作敏捷，富有魅力——他开始跟我走回宾馆。那些乞丐见此情景，冲我们“嗷嗷”乱叫；有的甚至坐着小车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坐着垫桩的那个男人把他们赶走了。

我们一边走，菲丽丝的朋友一边说话，仿佛要证明菲丽丝所言不虚，他可以为我提供一些不为人知的非洲的真实情况：“您看欧洲的报纸，只得到有关非洲的坏消息，战争、饥荒什么的。可是我要告诉您一些别的事。非洲有七个圣地。这个大陆的所有力量都集聚在这七个圣地上。每个圣地有一个圣人。这些圣人每个月都要会面，安排非洲的命运。”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七个圣地当中的一个？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圣人呢？

我问：“这七个圣人怎么会面？”

他做了个手势，用食指在脑袋上画一个圆圈：“用通灵的办法呗。”

这就是魔法无边的非洲吗？它是不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某种幻想的一部分？是不是一种关于古老文化魔法的嬉皮士式的幻想又转回到这里的东西，而转回来之后又作为非洲的东西兜售给那些需要这种魔法的游客、陌生人和隐士？

我知道，我很快就会从这个人嘴里听到有关外星人降临到西非某个地方的话了。果不其然，我们刚到宾馆的门口，他就要讲这件事了。由于害怕那里的警察，他就没有跟我进去。

我们都居住在一个世界的“结构”里。古人有他们的结构。我们的祖辈也有自己的结构；我们是绝对无法进入他们的结构里的。每一种文化也都有其自身的结构：人具有无限的可塑性。菲丽丝有着非洲生活给予她性格的变移性，使她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样子（批评非洲人，批评欧洲人，批评西印度群岛人和美洲黑人，通过提及一个群体批评另一个群体），或许菲丽丝由于有着早先讲法语的局限性（瓜德罗普岛、巴黎、西非），已经进而建立了她自己世界的结构。或许在那种变移性中，在那种变化之中，她已经发现了自由。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会越来越疏离自己的背景，越来越没有逻辑性。恰如那位院长的父亲那场回归非洲的逃离（或曰斗争）决定了院长双重的性格，菲丽丝的结构是由她和她那位小首领的婚姻决定的，再往前，是由她逃离西印度群岛决定的（对第一个教我法语的那个黑人来说是巨大的解放）。她留在身后的东西，她回不去了；她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抹除不了；那是她女性本质的一部分。

这对勒布龙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他是一个没有根据地的革命家，一直在流亡，一方面总是失败，另一方面又很幸运，永远不必承受他的行动带来的后果，总是能自由地往前走。

因为他的一番劝告成功地迎合了一个国家统治者自身的需求，但是，当他第一次发现这个统治者愿意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或许从来都不知道他在那个法属西非独裁国家讲那番话的后果。

当独裁统治倒台，那个万物萧疏的国家对外开放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要责问他。他和万物萧疏没有关系。相反，他是紧紧抱着“革命”和“非洲救赎”这两种思想不放的那个人；是受了那么多苦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一个人。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一团糟，而他却神奇地纯洁无瑕。

他现在老了，在对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当中颇有名气。可是那些偶尔书写他的人并不能真正理解他。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长大，比他简单。那些为他写传略的作者和电视节目采访人员是有意识地力捧他的品德，但他们是在为一个很久以前就已赢得胜利的事业服务。他们不冒任何风险。他们无法理解或评价一个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生于乱世的人——这个人智慧的成长在每一阶段都伴随着越来越不加粉饰的感情，他的政治决心虽然表达出不要发疯的愿望，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始终具有精神斗争的性质。

他们带着采访文件袋过来，问所有别人早已问过的问题。他们特别问到他母亲的叔叔，那个英国家庭的马车夫，他从巴巴多斯去了伦敦，在蒂奇博恩家的仆人中找到了朋友，他们给他端茶喝，给他蛋糕吃。这个故事勒布龙讲了一遍又一遍。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有时候都忘了这个故事的要旨。他让那个老马车夫说，在过去的日子里，黑人和白人亲如一家，后来勒布龙搜寻他知道的接下来的事，可是却再也找不到了。对采访者或者电视制片人来说，这就够了，今天有一篇文章了；他们不理解勒布龙的痛苦就从那里开始，老马车夫把他带回到遥远的过去，几乎回到了奴隶制时代，说是带回到了美好的时代。或许，到了耄耋之年，他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也只是要寻找宁静而已。

[1]拉斐尔·萨巴蒂尼（1875－1950），生于意大利的英国小说家，主要写历史小说，作品有长篇小说《海鹰》《圈套》等。

[2]约翰·巴肯（1875－1940），苏格兰作家和政府官员，曾任加拿大总督，因写惊险小说如《三十九级台阶》《绿斗篷》而享有盛名。

[3]约翰·加菲尔德（1913－1952），美国好莱坞影星。

[4]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

[5]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版画家。

[6]指英国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

[7]20世纪40年代流行于爵士音乐迷中，上衣过膝、宽肩、裤腿肥大而裤口狭窄的服装。

[8]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法国空想主义者、革命家。布朗基主义是以布朗基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少数人的专政，一步就跳到共产主义。

[9]伊迪·阿明（1925－2003），乌干达军阀、国家元首（1971－1979），在位期间屠杀政治异己，驱逐亚裔，被推翻后流亡到沙特阿拉伯。

[10]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1922－1999），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任总统（1964－1985），非洲统一组织领导人之一，坦噶尼喀独立后曾任总理（1961）、总统（1962）。

[11]桑托斯·杜蒙特（1873－1932），巴西航空发展的先驱，有动力装置的气球和重于空气的航空器的发明者和飞行家。在欧洲一度被称为航空之父，在巴西至今仍保持这一称号。

[12]原文为法语。

[13]马库斯·加维（1887－1940），牙买加黑人政治领袖、出版家、记者、企业家和演讲家。

6　一包文件、一卷烟叶、一只乌龟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一个话剧剧本，或者是一部电影剧本，或者是二者的混合——这是很久以前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一个无法实现的冲动：第一个场景是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一艘轮船“命运号”上甲板的一个镜头。时间：一六一八年。地点：南美洲的一条河流，寂静时一片灰蒙蒙；泛起涟漪时一片混浊。黎明将至。天空露出鱼肚白。水光天色的两重背景若明若暗；但热带的天光来得迅疾。黎明前的寂静被一声沉闷的“扑通”声打破。一个男人从船上跃入水中。过了一阵，从轮船甲板上传来几声吆喝以及奔跑的脚步声。

与此同时，渐明的光线中，一个身着詹姆士一世时代衣服的瘦弱老人在船长室里脱衣服。这是沃尔特·罗利爵士。他六十四岁，已经病了好多个月了；他的生命只剩下约莫八个月。

他恢复自由只有不到两年。此前的十三年，由于和国王有过节，他一直被关押在伦敦塔。他被释放，是为了让他去南美洲圭亚那的埃尔多拉多[1]寻找金矿。他坚称，金矿就在奥里诺科河河岸上某个地方，并且他坚称，他知道这些金矿的确切位置。二十二年前，他袭击了西班牙人占据的特立尼达岛，该岛扼着通向奥里诺科河及埃尔多拉多的咽喉要道，他抓住了那位西班牙征服者贝里奥，所谓的埃尔多拉多省省长。他声称已经从那个老征服者嘴里获知有关金矿的所有情况。他还声称已经把该地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争取到了他这一边。现在他被释放出来是要证明他的说法，并且他接受了近乎赌博的条件。他如果找到金子，则既往不咎。如果找不到金子，或者激怒了西班牙人，他就会被处死。圭亚那是西班牙属地。

而今，在这片土地上——这片在他脑子里和他的文章里是世外桃源，他几乎可以做印第安人的国王、黄金国的主宰的土地上——他四面受困。印第安人躲着他。他无法找到曾经写到过的食物——沥青湖那一片片淡水水塘里味道鲜美的淡水鱼。特立尼达岛上的西班牙人不多，却占据优势，时刻监视着他。他们有火枪。他们并不会莽撞开火。他们等着，在四十步开外的地方仔细瞄准，没有其余动作。当小队人马上岸去找糊船只漏洞用的沥青，或是牡蛎，或是其他吃食，或是水的时候，他经常性地会失去一两个人手。吃食已经开始短缺了。

此前，他曾经往南边、奥里诺科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派出了金矿探险队一半的人马，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从南边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他倍感受挫。他之后派出去溯流而上打探消息的那只小艇——用了抓来的一个印第安人当向导——也没有回来。他越来越相信，上游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印第安村落里传开了。现在，印第安人都讲西班牙语了。他们没有理由为了罗利而无视西班牙人。毕竟，罗利已经离开二十二年了。再一次，为了获得消息，同时也为了弄到新鲜食物，从沥青湖（西班牙人叫“拉布里”）坚硬的柏油水塘里弄到鱼，弄到那鲜肥的乡间“雉鸡”肉，他允许他抓来的三个印第安人当中的第二个上岸去，把他的朋友留下来作人质。这三个印第安人私下里都讲西班牙语，可能和特立尼达岛上以及南美洲大陆上的西班牙人都有勾搭。

一个士兵敲门而入，说，那个叫马丁的第三个印第安人跑了。

“哎呀，哎呀，”老人说，“刚才是谁在值班？”

“皮戈特。”

“我觉得我应该给皮戈特一个人一只小艇，派他到奥里诺科河的上游去。”

“我们可以放下一条船，设法把那个印第安人弄回来。”

“我不觉得这会有用。”

“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不过我们可以试试。”

“当然不会容易了。等你把船放进水里，披上铠甲，他早就跑到林子里去了。他一旦跑到一棵树后面，那就全完了。你刚才没办法让他待在船上，你到林子里也一定没办法抓住他。”

“因为他的朋友没有从村子里回来，我们今天本来是要绞死他的。大家伙儿都不愿意。他们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事情都会有报应。他们经历的倒霉事儿已经够多的了。”

“这话倒提醒我了。去叫外科医生来。我必须服用水剂了。你为什么不穿胸甲呢？我发布过指示。我们要随时准备应战。金属是热了些，可是，一支毒箭会热得多。”

“我刚才正要穿胸甲，那个印第安人就跳进水里了。”

“这个人渣。”

“我这就去叫外科医生。”

“这些水手和士兵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送他们出海是故意的。等着他们淹死或者是失踪。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给我的这些人生来只是要吃粮饷的。他们把我最后的几个苹果都偷吃了。我在沙桶里放了几个苹果。他们发现了，就偷走了。我们离开英国前，我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把它们装到很好、很干净的白沙里。”

天更亮了。已经热得受不了了。外科医生来到客舱，给老人送来水剂。他们谈到马丁，那个逃跑了的印第安人。他们都认为，那个人不用被绞死也好。当初之所以要这样威胁，只不过是在他们派（照他们的想法）另一个印第安人回村子里去，拿英国货换吃食或消息之前，保证他能回来。可是，很显然，这个人并不在乎牺牲他留在船上的朋友或者说部落的同伴。

“您的水剂。”外科医生说。

“那个林子里有一棵香脂树，可以采香脂，”老人说，“一五九五年，我从瓦纳瓦纳雷的人那里弄到不少。这次上岸只弄到一点点。是我闻过的最香甜的东西。就像甜露酒。二十年了，我还能闻到那香脂的味道。可是接着，他们就朝我们开火了。”

“您现在得忘掉那些东西了。人家是不会允许我们上岸的。”

“还有牡蛎。长在水下红树根上的小东西。砍下一段红树根，就能带回十来个牡蛎，全是活的。香甜的牡蛎啊，比我尝过的任何东西都香甜。还有沥青湖那些空洞里的雨水。能尝出里面柏油的味道，但那也是水的甜味的一部分。”

“您说那些东西，是折磨您自己，也是折磨大家。香甜的东西。我们出发时，您给我们许诺了多少啊！光那个甜木薯酒，您就说了很多。”

“我从一五九五年知道的木薯酒。就在这儿。就在这条圭亚那海岸沿线。印第安妇女咀嚼甜木薯，然后吐到一个容器里。在英国酿酒的是女人，在这儿也是。或者从前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这次我还没有到他们的村子里去过。嚼甜木薯是女人的活儿，因为很久以前他们发现，女人的唾液能使甜木薯很快发酵。当你碰见的时候简直匪夷所思，你看到一群妇女坐在地上，嚼着什么，然后对着一块掏空了的树干吐出来，而当她们看见你在看她们时，她们还‘咯咯’笑个不停。我第一次是看见莫里基托的女人这么做，这显得太奇怪了，我就停下来问，她们则大笑起来，我以为她们是在开玩笑。可是，等做好了，它却是我尝过的最清冽、最甜美的酒。论香甜，胜过任何坚果；论醇美，盖过任何麦芽酒。在饮酒的节日里，部落首领们得闲时就躺在吊床上，在村子里的树荫下晃悠。因为那里凉快，在林子里，不像海湾的轮船这里这么酷热难耐，大汗淋漓的。女人们用小长柄勺每次斟满小小的一杯，向她们的首领们献上这琼浆玉液。如此美好的女人。丰腴，而且和英国有着良好家教的女人一样美好。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秀发乌黑。”

“这样的话您差不多全都说过了，我们刚离开加那利群岛时，您就这样说，为我们横渡大西洋鼓气；我们和西班牙人发生争斗时您又说了；在那个船长弃船而逃的时候您还说了。”

“人渣！甚至在我们离开英国之前，船上就争斗不断。真是人渣啊！跟你说实话吧，那个家伙弃船而逃的时候，我简直想跟他一样一走了之。但是我无处可去。我只有留在探险队。这个机会是我好不容易求来的，而当机会成真，探险好像自成一体，和我是完全分离的。只不过我把自己贴了上去。后来就是疾病——在我们那艘新轮船上所有那些生病的、奄奄一息的人。所有那些朋友。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为他们伤心。现在我恐惧的是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伤心。我感觉这会要了我的命。我的厨师弗朗西斯——死了。我雇的那个黄金专家，全伦敦最好的炼金匠，福勒——也死了。他们都死了。动弹不得的病人加上等待入土的尸首，船上恶臭弥漫。”

“于是您就给他们讲大洋这边的这个人间天堂，鼓舞士气。不仅是金子，还有新鲜的淡水，鲜美的食物，友善而美丽的人，都等着您来当他们的国王。”

“我也生病了。高烧。衬衣白天换三件，晚上换三件。所有衬衣都湿得能拧出水来。在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一天航行不超过六里格[2]，头顶炎炎烈日，到了下午，反光的海面耀眼刺目。我状态欠佳。探险有它自己的生命。我只是听天由命，任由它拖拽着过了一天又一天。我没有渴盼什么事情。还轮不到我去利用意志的力量。”

“十艘轮船，载满了病人和死人。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看见一艘荷兰商船，在非常平静地做生意。用短柄斧头、刀具、金属块儿换烟草、盐巴和兽皮。而我们的船却装满了寻找黄金的病人和死人。船上那些身强力壮的人没有造反，没有问一问您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您难道不感到意外吗？大家指望您把他们带到世界上一个神秘的所在，不管在英国还是西班牙，抑或是西印度群岛，都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我们到这儿的时候，詹森船长在做生意。您穿着衬衣，让人把您抬到岸上，呼吸新鲜空气，恢复身体，然后埋葬您船上的死人。自始至终都有印第安人的小独木舟划向那个荷兰人，那些将要成为您的臣民的人。他们说西班牙语和荷兰语。他们不说英语。他们没有朝您划过来。

“您为什么告诉这么多人，说您能当上西印度的国王呢？您让他们来这里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期望。他们一路上受了那么多的罪。我们受了那么多的罪，我们所有人。我原以为那些部落首领会出来觐见您，礼待您。那新鲜、甘甜的水、那一小杯一小杯的美酒、那些妇女、那新鲜的食物。鹿，鱼，牡蛎。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吃的还是自己带的东西。您的上尉基米斯派了一个翻译到最近的村子里寻找您那两个印第安仆人。仆人。不是首领。是您一五九五年带回英国去炫耀的人啊。”

“也为了跟他们学习语言。”

“我们等了两个星期，那个您叫他列奥纳德的男人一直都没有来。”

“他身体一直都不好。他一定是过世了。我是十年前或者十二年前把他送回去的。他想叶落归根。”

“两个星期后，驶来一叶小舟，船上坐着一个病歪歪的老头儿，穿着老式的英国服装。一个光着脚的、穿着英国破衣烂衫的、骨瘦如柴的印第安老人。脸上露出几颗熏黑的牙齿，这是他们出门在外为了压抑饥饿感而大嚼烟草的结果。弄碎的木薯饼散落在独木舟上，一卷卷黑色的烟草和剩余的吃食小心翼翼地包在一片叶子里。我们原以为会见证两个首领的会面。华美的服装和羽毛，这是印第安人的标配。我们看到的只是两个老头儿的碰面。而且您无法跟哈里交谈，因为他已经把英语全忘光了。”

“这一点我也感到吃惊。他跟了我十四年，我当时一直希望他可以娶上一个英国老婆。可是他得了思乡病。他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头带，棉的，蓝白相间。当他的思乡病发作时，他把那条头带绕着额头系上，面壁而坐。他在伦敦塔坐牢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不说话，不动弹，不闭眼睛。他可以这么坐一整天，直到思乡病离开。那情形简直惨不忍睹。我让他和威廉·哈考特一起回来这里。那是九年前的事了。他想带很多英国衣服回来。他喜欢衣服。”

“那天人们差点儿就造反了。我觉得您不知道那事儿有多悬。那天或者是第二天，您待在这个房间里给您妻子写信，说您的名字被印第安人铭记，还说您有可能当他们的国王。一艘轮船带回国的信件之一。”

“我不知道一直有人在看我的信。”

“他们要是不看您的信那才叫粗心大意呢。这么大一次探险，又死了这么多的人。危机四伏，而我们想要的是平安。我们得知道您的意图是什么。而且您很明白您的信在英国传抄，直到送达您的支持者手中。”

“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个奸细。但不确定是谁。在人们生病前几个星期，我一直想查个水落石出。我没想过是你。我以为是约翰·塔尔博特，他是跟我在伦敦塔蹲监狱的朋友。后来他病死了，我就认为再也没有奸细了。他是我们要埋葬的人之一。一个好人，我一直这么想。也很有学问。跟我在伦敦塔坐了十一年的大牢。他想要出来。这个理由让我无法责备他。他当奸细我并不怪他。”

“事实上他对我们一直都很有用处。”

“我的检查已经开始了吗？”

“早就该开始了。我们到这儿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人。出发探险免不了要折损人手，可是我们损失的也太多了。吃的东西已经不够了。您派出去五艘轮船、四百号人马到河的上游去，我们至今无从得知发生了什么。您抓住那个印第安人，派他划船到上游去，也还没有回来，我觉得他不会回来了。我们看到的所有其他印第安人都躲着我们，躲得远远的。在特立尼达那一边的海湾那里，西班牙人端着火枪，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防止我们登陆。对面发生了什么，河上出了什么事，圣托梅的定居点出了什么事，我们都无从得知。我们知道那个西班牙总督从特立尼达去了那里，毫无疑问是要加强那个地方的工事。这个总督是个新官，是特地从西班牙派过来的。他可不是那一帮子老派殖民人员中的一个。他是个贵族，是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的一个亲戚。您的上尉基米斯以及您的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您派出去的五艘轮船、四百号人马怎么样了，我们都不知道。但很显然是出事了。大家心知肚明。空气里就飘着这个味道。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能知道真相，可是到那时候，不管是您还是我，恐怕都不能这么坐着交谈了。”

“您难道不需要笔和纸吗？您难道不想写下些什么东西吗？”

“在这个阶段还不想。尽管我更喜欢和书面的陈述打交道。除非把东西写下来，否则就会错过很多东西。人们说的某些东西只有在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才能显示出含义来。活生生的文字必须放在眼前，这是让您有所发现唯一的办法。比如发现些简单的事情：‘可是我弄不懂那句话。’或者：‘我们怎么就从那儿到了那儿？’尤其是跟您这样文字功夫深的人在一起。可事实上，很多年前您和劳伦斯·基米斯两个人就对此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你们两个都写了关于圭亚那、埃尔多拉多和你们的发现的书。理查德·哈克卢特将那两本书进行汇编重印。这正是您在伦敦塔的狱友约翰·塔尔博特告知我们的消息。他说：‘书里都有。仔细研究二十二年前的那些书。好好分析它们。’

“这次航行之前我在英国就试着看这些书，但很难。所有那些陌生的印第安和西班牙人名、地名和部落名搞得我晕头转向。您写的名字太多了：我必须告诉您这使我起了疑心。

“在航海过程中没可能读书，尤其在大家生病以后。我是在我们到了海湾这儿，基米斯和您的儿子去寻找埃尔多拉多金矿以后，才真正开始读这些书。从那时起，我们有的是时间，很多日子都无所事事。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六点都阳光充沛。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把您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一部滑溜溜的著作，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您滑来滑去，就失去了根基。有很多页都很优美、流畅、清晰、华丽，你读着读着突然就觉得一直都没有集中注意力。你感觉刚才漏掉了一些东西。于是你又回头看。并没有漏掉什么。只是书里有些东西不对劲儿。这种情况反复发生。所以，哪怕一个人看书再仔细，也会迷失在漂流的叙述中。先要注意到写作风格变了，然后找到变化的具体位置，这很不容易。不过这正是你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因为那正是作者决定要增加东西或者隐瞒东西的地方。

“您书中更不同寻常的一点在‘致读者’部分，印在献辞和正文之间的那个前言。把这么重要的内容放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真是很大胆，效果也很明显，因为这一部分人们是不会全部阅读仔细的。您说您的‘致读者’是为了回应某些人，那些人在多年以前，当您回到英国的时候，说您关于埃尔多拉多的说辞全是谎言，说您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现，带回来的所谓‘矿砂’实际上只是沙子，您给人看的那块圭亚那金子是事先在北非买的。您的‘致读者’语气言之凿凿，掷地有声。您非常清楚地陈述了诋毁您的人说的话。然后您以看似开诚布公的方式予以说明。您说您曾派出四十个人去寻找金矿。他们带回来的是沙子。但这些沙子并不相同。人们挑选出不同颜色的沙子。您告诉了他们，说他们带回来的是沙子，可是他们以种种理由坚持要留下沙子，并且要把沙子带回英国，于是您就同意他们这么做了。

“可是，书的正文部分却对采沙这一事件只字未提。我没办法说您的人马是在什么时间根据您的命令去采集这种矿砂的。由此似乎看出，假如不是您的敌人或其他人说您撒谎，说您从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带回来的是沙子，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四十个人遵照您的命令去寻找金沙，并带回到船上这档子事儿。

“所以在伦敦，当人们开始取笑、怀疑的时候，您就拿出那块北非的金子，说那是从圭亚那弄来的，从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边的一处满是金子和钻石的山上弄来的。您可不想让人证明您是个傻瓜。这样一来，一个叛徒，一个海盗，一个和西班牙国王狼狈为奸的家伙，其中任何一个称谓都要比当一个傻瓜、一个小丑要强。在德雷克和霍金斯之后，要是成了一个小丑海盗，一个小丑探险家，那还不如死了的好。

“我们做事情往往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些原因看上去可能很是微不足道。把我们所有人带到这里来，搭上了这么多条性命的这次探险——看上去那么豪侠勇武，突破极限，那么英雄主义，那么悲壮，诉说着一位老人的高贵品格——这样一次探险最深处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唯一的原因），也是最初的原因之一，可能只是多年前就埋藏在您心里的愿望，要证明您不是个傻瓜，您当初不曾将一船沙子当作一船金子带回国。

“您给人们展示那块北非的金子时，人们问您为什么没有从世外桃源般的埃尔多拉多那个地方多带一些回来。当然了，您没有钱买更多的金子。可是您在‘致读者’中非常严厉地说，谁也无权要求您多带一些。接着您说，是因为在埃尔多拉多河上必须从很大的石块上把金子砍下来，但您没有时间，也没有工具，更没有人手。于是人们就信以为真了，尽管您为那次探险准备了很多年，有那么多人手，那么多条船。您还抓住了那个西班牙征服者，他原来一直在埃尔多拉多河上勘查，您攫取了他大脑里的知识，据此去找金矿了。可是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之后，很奇怪，您居然没有工具，您居然没有时间。您说，由于河流湍急，您不能在河岸上待得太久，而且您离轮船很远，那些船又无人照看。

“所以，您带回到英国来的是大量的白铁矿矿砂。我跟您讲一件别的事儿，会使沙子这件事更加丢人现眼。有几个法国人也做了同样的事，遭到人们的嘲笑。后来，就在您到埃尔多拉多的几个星期以前，一个年轻的英国贵族也做了同样的事。罗伯特·达德利爵士，即莱斯特伯爵之子。他去了特立尼达。他问过海湾沿岸的印第安人有没有金矿。就是这样。他一到就问了。他不懂语言，什么也不懂。他以为那些印第安人打手势，意思是有，沿海岸往上走不了多远就有一个金矿。他们就披挂着铠甲过去，看到了沙土里那熠熠闪光的白铁矿矿砂。达德利的人马往船上装了三天沙子。西班牙人看见了，也没有找他们的麻烦。然后年轻的达德利就离开了，因为您就要来了，就在来埃尔多拉多的旅途中，所以他很紧张，怕被您发现了。

“这件事实际上就发生在您来到海湾，杀死所有的西班牙人前的几个星期。正当您勘查圭亚那的入海口时，达德利正带着他的白铁矿矿砂返回英国呢。怀亚特上尉曾用高度浪漫的语言描述了这次历险，以手稿的形式流传。哈克卢特不愿意印这本书。当有人告诉达德利，他带回来的是沙子时，达德利就假装他一直都知道，只是一时兴起就把沙子带回来了。

“您带着那船特立尼达的沙子回国的时候，说的大致也是这番话。您对达德利的那次历险一无所知。您没有其他任何发现。您在书里也没有说发现了什么东西。您和一两个首领交谈过，仅此而已。可是您什么都没有发现。尽管您的书名是：《大发现：幅员辽阔、美丽富饶的圭亚那帝国》。一部难懂、不好读的书。

“我认为这部书是故意写得这么难懂的。只是到了这里我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么难。故意把老式的臆想和现代的真实糅合在了一起。您写的有关海湾这边的每一样东西，东边，特立尼达那边，每一样东西都是对的，都写得很清楚，包括每一个名字，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印第安人的小港口。真实的知识，真实的探索。而河流的那一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您写到奥里诺科河主干道的时候，您写了一片奇异的土地，到处是宝山，绿草如茵，鹿鸟成群。它是很美丽，但只是像一幅画。那部书就像是出自两个不同的人的手笔。

“我觉得当您在圭亚那沿那条河逆流而上的时候，当您看到那个老朽不堪的西班牙征服者是个什么样的傻瓜老头儿的时候，当您看到各个部落一贫如洗的样子的时候，您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黄金国。而且您痛恨在河上航行。我从您写的东西里可以想象出那种航行是多么困难。毒日头，空气稀薄，动不动就触礁搁浅，粪便、吃食和做饭的味道在船舱里混在一起，人们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那么小的空间，那么多人大汗淋漓，汗味儿熏人。

“您说过，您的饮食和别人不一样。不管您多么想跟霍金斯和德雷克一样，他们做的事情您都做不到。您从来都不愿意离开您的船和您的客舱太远。可是您已经杀了太多的人，又谈了那么久的埃尔多拉多，所以当您带着那些沙子回到英国的时候，您不想被人发现您有多傻。所以您就一口咬定有埃尔多拉多这回事。

“除非您在河上航行的时候就已经对埃尔多拉多不抱任何幻想了，否则就讲不通您所做的事了。您只留下一个人和印第安人去那个黄金之城。一个人，在森林中间。那个印第安首领要您留下五十个人，来保护他们不受西班牙人的威胁。您说不。您只留下一个人。在所有那些漂洋过海的航行和精心准备，所有那些年的勘探之后。您留下的是一个仆人，吉福德上尉的仆人，弗朗西斯·斯帕罗。弗朗西斯·斯帕罗，您总是责骂挑剔的那种卑微愚蠢的人，而他，是要去为您发现埃尔多拉多的人。

“为了向英国的人说明您去了哪里，您把托皮阿瓦里首领的儿子带了回去。您留下一个孩子当人质。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儿，休·古德温。我不知道您怎么能做得出来这种事儿。要是人们更仔细地看了您的书，他们会为这事儿谴责您。第二年基米斯发现了那可怜孩子的遭遇。基米斯就这件事写过文章，我们从西班牙人的报告中也发现了。甚至在您还没有回到海湾的时候，那孩子就被杀害了。印第安人告诉西班牙人，说那孩子穿着英国衣裳出去了，在树林里散步，一头老虎被那衣服的样子激怒，一下子就扑上去杀死了他。我觉得这故事有时候听起来挺好，有时候听起来像个西班牙的搞笑故事，有时候听起来像个愚蠢的故事。谁知道呢？或许是西班牙人杀了他，或许是印第安人杀了他。想一想这个孩子穿着最好的衣服，拿着他从船上带下来的东西，眼里噙着泪花，在森林里走路的模样吧。在那些轮船顺流而下，日行百里之后，他独自一个人从村子里走开。

“弗朗西斯·斯帕罗的遭遇更艰难。他根本就没能去寻找埃尔多拉多和马诺阿城。您把他扔下后没几天西班牙人就把他抓住了。肯定是印第安人告的密。我们从西班牙人的报告中得知，他在西班牙监狱里蹲了七年，您知道在西班牙监狱里新教徒是什么下场，哪怕在西印度群岛也是如此，因为这里也存在着宗教裁判所。

“您当时就对埃尔多拉多不抱任何希望了，在这次所有这些死亡之后，我把您留在河的上游四百英里处的那座森林里的这两个孩子，当成您特殊的祭品。我们对那两个孩子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他们的名字。您是从来都不怎么注意这样的人的，船上的苦力、划桨手什么的。

“看看吧，这个把您带回来的地方。看看这个把我们大家都困住的地方，在这浊浪滔天的海湾里等消息，等您儿子的消息，等您的上尉基米斯的消息。白日里，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时不时地放一枪，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盯着。太阳落山之前，印第安人就在岸上点起火把。他们的独木舟四处游弋，但没有一个人向我们靠近。

“可是，到达这里的第二天，您还给您的妻子写信说，您可以成为印第安人的国王。这话我们以后再说。我以后再来，等天凉快了，我再给您服第二次水剂。我要再多读一读，想一想，在您那滑溜溜捉摸不定的语句里理出个思路来。看，太阳透过您绿色的丝绸布窗帘照射进来了。光线已经开始变弱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水面上，海湾的南面，河流的入海口附近，从来都不会真正凉快下来——老人对外科医生说：“您问过，我为什么给我妻子写那样的信。她要几个月以后才能收到那封信。等她看到信的时候，这一切或许就已经结束了。我给她写什么并不重要。在某一刻这是真实的：我本来可以成为印第安人的国王。”

“那是很久以前。在一五九五年。二十三年以前。

“我从西班牙人手中救出了所有的特立尼达的印第安小国王或者叫小首领们。我是这儿第一个对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进行惩罚的人。我杀死了西班牙港的西班牙人，打开他们岛上的监狱，释放了那些国王们，而他们的人民放火烧了这座西班牙人的城市。可是，当我写书列出这些国王们的名字的时候，英国有人说这些名字是我杜撰出来的。瓦纳瓦纳雷、卡洛阿里、马夸里马、塔鲁帕纳玛、阿特里马。这些名字我还记得呢。后来，与其说对我，倒不如说对那些国王们来说，幸运的是，一艘带着送往西班牙的报告手抄件的西班牙轮船被截获了，其中的一些名字就出现在手抄件里。西班牙人在瓦纳瓦纳雷的领地上建起了西班牙港。在他们送往西班牙的报告中，他们说，他同意将他的领地和人民拱手相让。我看见的却是那间小牢房里的那个人，赤身裸体，受尽刑罚，被折磨得半死。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他们的脸扭向一侧贴着墙壁，那五个憔悴的国王，用一根锁链拴着，身体被炽热的猪油烫得遍体鳞伤。要不是我们释放了他们，他们就会在那儿死掉。要不是截获了那些来自特立尼达的西班牙人的报告手抄件，上面有那些国王的名字，说他们已经同意西班牙人接管他们的领地和人民，要不是发生了这件事，就没有人会相信那些国王存在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座密闭的监牢里经受过这样的磨难。”

外科医生说：“西班牙人就是这样。他们把一切都记录下来，然后通过公证员予以公证，通过不同的船只把报告一式两份、一式三份送到西班牙。很少遗失。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老人说：“想到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那些人的存在，不相信我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东西，就感觉很糟糕。”

“关于靠近特立尼达这边的海湾的一切，您写的都是真实的。这是很了不起的。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都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您的确救了瓦纳瓦纳雷和其他人的命。可是您离开了，就像您知道的那样，西班牙人卷土重来。几个月后，他们派了一支庞大的探险队来到了海湾。我想没有人知道，在您离开以后，瓦纳瓦纳雷和他的人民，以及其他人都是什么下场。西班牙人有很多旧账要算。您帮助过的印第安人在劫难逃。您留在河上的那两个男孩在劫难逃。您第二年派基米斯独自来勘探的时候，他必须小心行事。他连登陆特立尼达都做不到。他后来听说，西班牙人正在把印第安人的各个部落重新安置在海湾的两岸。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基米斯没有提到瓦纳瓦纳雷。好奇怪啊，我说的是基米斯。

“一五九五年的那几个星期，当您拥有所有那些轮船和人马时，我觉得您是有可能当上印第安人的国王的。可是您在愚弄那些人。第二年基米斯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一个印第安人首领带着十二只或者二十只用于战备的独木舟，来到河的入海口处和他会面。首领问基米斯您的船队其余的船只都在哪儿。基米斯照他事先的准备撒了谎。他说，他过来不是要和西班牙人开战。您头一年把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杀死了，如果您现在派来一支更大的部队，印第安人就会以为您是想要侵略他们的领土。基米斯把那番话说了两遍之后，这话就在各个部落之间传开了，就没有一个人来看基米斯了。河面上所有的印第安人能想到的，就是躲开西班牙人，然后与他们讲和。

“您在这儿，在这片海湾里，把人们的斗志激发了起来，然后您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您这一走就是二十三年。您留下那么多人面对后果。西班牙人有很多旧账要算。您不能怪他们。您在西班牙港杀死了那些西班牙人——有些人会说您这事儿办得不地道。那些人在岛上待了好几年了，差不多是一贫如洗。他们到您的船上来，是要设法从您的人那儿买一些亚麻布。您鼓励他们，您跟他们谈起了弗吉尼亚。您说，那就是您即将前往的地方。您给他们葡萄美酒，他们可是有年头没有喝到那东西了。您招待了他们好几天。您船队其余的船只刚一开进海湾，您对您的兵力很有把握了，您就扑向那些西班牙人，把他们全杀了。”

老人说：“我在这之前一年派了一些人来，他们对我的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邀我的人离开轮船，一起去林子里打猎。他们有印第安人和狗。我们的人马刚一靠岸，他们就开火，把我们的人杀死了。”

“好吧。您算是一报还一报了，可是您把其他的人留在这儿让西班牙人来报仇。西班牙人并没有忘记。西班牙人就是这样。十四年后，您的朋友霍尔，那个伦敦商人，派了两艘船来这个海湾做生意。主要是收购烟草。在西班牙殖民地做这种外贸生意是非法的，可是那位西班牙总督并不在乎违反他们国家的法律。他请伦敦商船上的人过去谈话。他发现这些商船的主人霍尔是您的一个朋友。一天，商船上的三十六个人上岸来到西班牙港，他们全被抓住并绑了起来。他们背对背给捆了起来，所有三十六个人的喉咙都被割断了。立马就给割断了。就在西班牙港海滩上那片黑色的沙地上。干这件事的人是那位老西班牙省长的儿子，那个老省长就是您一五九五年抓了起来，领着到处走的那个西班牙征服者。这件事对那三十六个人来说算是倒了大霉，可是那个老征服者的儿子欠了您这一笔账。

“这就是您留在身后的一些东西。这个海湾一直就是一个血雨腥风、冤冤相报的地方，是印第安人被剥夺一切、被重新安置的地方。甚至在西班牙人的时代之前就是如此。加勒比人的吃人传统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可怕的战争连绵不断。您又给这战乱雪上加霜。可是您离开了，还写了一本书，描写了一个人迹未至的河流上的天堂，一个只有您自己到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印第安人生活在美丽的草地上，他们周围全是黄金钻石，却浑然不知它们的价值，只有您一个人拥有抵达印第安人内心的秘密。

“我一直在努力探究您是如何写出那本书的，是如何拼凑出您历险的那个版本的。

“和文明世界的其他人一样，您听说过有关埃尔多拉多的情况。您了解这位被任命为特立尼达、圭亚那和埃尔多拉多诸省省长的老征服者，他倾其家产寻找那座黄金之城。您拉起一班人马。您来到这里，抓住了那个老省长。您让四十个人挖沙子——也许就找到了呢——然后把沙子装了船。您带着那个老省长继续勘查。您以为他很愚蠢。您什么都没有找到。您是个聪明人。您对埃尔多拉多基本没有信心了。您差不多不相信有什么埃尔多拉多了，所以您只留下一个人，一个仆人，去寻找这座黄金之城。只是以防万一。

“您开始试图就这个老西班牙征服者，这个特立尼达省长索要一笔赎金。这一点您的书里没有记载，可是在西班牙人的报告里却有。邻近地方的西班牙官员没有一个人愿意出这笔钱。事实上，他们都想让这个老头儿死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他那个省据为己有，并且得到有关寻找黄金的任何情况。

“所以，到了这时，在您历尽千辛万苦，在所有那些杀戮之后，您只有沙子。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个黑奴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

老人说：“一五九五年我身边没有带黑奴。”

“我知道。一五九五年您带着队伍直接从英国来的。我在想的是，在您的书中，当您来到圭亚那河，看到瀑布附近的绿草、良田和鲜花时，突然出现的那个黑奴。那条河里满是鳄鱼，您说有几千条。那个黑奴——他应该是了解鳄鱼的——从大帆船上一跃跳进河里，按您的说法他是去游泳的，但立即就被活活吃掉了。就是这样了。关于鳄鱼或黑奴您书中再没有更多的内容。关于那个消失的黑奴，我想了很多，我敢断定，您借用了约翰·霍金斯所叙述的一五六四年到西非的几内亚和西印度群岛的航行中的一个形象。在几内亚，霍金斯看见一个黑奴去河边汲水的时候被一条鳄鱼抓过去，摁在了身下。那个故事要好得多。

“正如您把托皮阿瓦里的儿子带回英国，向人们表明您真的去过圭亚那，同样地，在您写到国外的历险的时候，您想让人们知道，其他著名冒险家们见过的您都见到了。还有一点东西，跟那个黑奴有关。霍金斯是个奴隶贩子，私掠船船长，还是个对西班牙城市进行攻城略地的侵略者。我感觉，在您离开海湾的时候，您千辛万苦只弄到了沙子，因此您的心思就转向了洗劫一个城市。您脑子里想的是霍金斯。您觉得您要做一件他做过的事。

“海湾外面，向西不远的地方，就在阿拉亚半岛的盐田下面，是库马纳镇，那一带最古老的西班牙城镇。您以为您会像夺取西班牙港那样，夺取库马纳镇。可是那里的西班牙总督已经听说您了，他准备好了火枪手和带毒箭的印第安弓箭手严阵以待。从海边到镇上是一段斜坡。全是沙地，很是开阔，到处长着带刺的矮小的仙人掌。您的人马刚一离开船，就被屠杀了。您在书中对此只字未提，可是西班牙人的报告中说，您的四十个人死在了那里。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西班牙人的报告中还给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不可能是捏造出来的。在库马纳海滩上死在火枪子弹或马刀下的那些人还算是幸运的。

“可怕的事情发生在那些被印第安人的毒箭射中的人身上。他们口渴得发了疯。肠子爆裂，身体发黑。轮船上臭气熏天。您向您随时带着同行的那个老西班牙征服者询问有没有解药。他说他不知道。他终于报了仇。不管您怎么骂他没有学问，没有好奇心，都无关紧要：他就是说他不知道。

“您在书中当然没有谈到库马纳镇的袭击。可是您非常具体、非常热心地谈到了毒箭的效果；在圭亚那的那一章节，用您自己的话说，它是作为必要的插语而提及的。您提到，您从一个人那儿听说了对应的解药，按您的说法，他是圭亚那人；可是那个人说的话却又表明他是一个西班牙人，一个您在书的另一节中提到的叛徒，一个住在库马纳镇下面的海边、随时准备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人。这个人说，有些西班牙人用大蒜汁治好了这种毒；要紧的是在包扎伤口之前万万不可喝水。船上有二十七个人死于箭伤：这是那个老西班牙征服者回答西班牙方面的质询时提供的数字。他在这时被放下了船，那个老西班牙征服者，大概是换回了两个被俘的英国人。

“二十七个人死在了船上，可是您尽己所能，使自己不闻那尸臭味儿，没有受罪。有两艘荷兰商船在阿拉亚半岛不远的海面上停泊，毫无疑问船上装的是走私盐，经过告诉您解药的那个人的默许。您和他们度过白天赤日炎炎的时光，那时候您的船上尸臭味儿很大。到了夜里，您回到您的船舱，挂上绿帘子。就像您这个绿帘子一样。后来，当您来到了海湾，您就埋葬了死者——跟您这次的做法一样。

“一五九五年那次航行始于谋杀，止于您的人被杀，船上尸臭熏天。而您为此能示人的只有沙子。至于那些死去的人，您不必解释——在探险过程中总是要死人的。

“或许，要不是因为带回了沙子而遭到嘲笑，您什么都不会写。或者您会写点儿东西，讲讲您勘查海湾和河流的事。然而，您必须证明您不是个傻瓜，必须证明您发现了比金子和战利品更重要的东西。您为英国发现了一个新帝国，一个恭顺的印第安臣民的帝国。于是您就写了那本难读的书，把臆想和历史与您自己真实的探险混杂起来。海湾这边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边的一切都是臆想。那样您写起来就会很容易，可是您用这种手段也创作了一本谁也理不顺，很少有人能读的书。故事就在书的标题里；而大多数人能得到的也就是这么多：《大发现：幅员辽阔、美丽富饶的圭亚那帝国，与伟大的黄金之城马诺阿（西班牙人称之为埃尔多拉多）及其他由河流相连诸国之关系。一五九五年由沃尔特·罗利爵士作》。

“如果有人浏览这本书，它就可以作为证明。然而，更重要的证明是您自己的行为。您一口咬定埃尔多拉多是存在的。您有印第安仆人。您第二年还派基米斯来到圭亚那。您派人以保持联系。使您露出马脚的唯一一件事是，您本人从来都不想回来。您派了基米斯。您后来还派了其他人。可是您自己从来都没有回来过。即使是现在，您到了生命的尽头，您还是不想到这条河的上游去。您这次来和二十三年前离开时一样：船上尸臭熏天。您已经埋葬了死者。然而您宁肯待在这儿，待在外面的海湾里。您并不是真的想知道。您在希望撞上大运。或许您根本什么都不指望。圭亚那从来都没有什么埃尔多拉多。西班牙人多年前就已经不再寻找。法国人也已经不再寻找。荷兰人从来都没有寻找过。他们过来一直都是为了进行贸易：收购烟草和盐巴。不管是您还是基米斯，都没有在这条河上看到任何东西。你们只是认为，既然这么多人都来这里寻找埃尔多拉多，那么，埃尔多拉多就是存在的。基米斯在他的书里说，埃尔多拉多必须存在，哪怕是作为上帝天佑的征兆：赐予英国一个帝国，正如曾经赐予西班牙一个帝国那样。现在，我们在等待基米斯和您儿子以及其他人的消息。”

从海湾航向主河道的那些轮船和独木舟顺一条支流前行；从河流向海湾而来的船只沿靠东边一些的另一条支流航行，那里的水流不太急。回溯五十年，只有印第安人能够驾驭得了这片水域；而今那个河口的秘密大家都知道了。正常情况下，那些独木舟对“命运号”及其护卫舰是视若不见的。可是有一天，一只独木舟或者说小艇划了过来。

想象一下日出时分宽阔的南部海湾吧：西边和南边那平展展的有很多支流的入海口，东边特立尼达东南部那低矮、沙质的半岛犹如一条长臂横亘中间：清晨的天空高高的，水面相对平静，从大陆而来的河水与大西洋交汇，形成五颜六色的带子，边缘撞出泡沫：时而混浊，时而是深浅不一的橄榄绿以及灰色。差不多在入海口和半岛中间的位置是一块高耸的断岩，而今这块断岩有了个西班牙语的名字：Soldado，意思是“士兵”。只有鹈鹕和如今叫作军舰鸟的鸟儿在那里生活；这些鸟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个世纪，或许生活了数千年。它们在断岩上筑巢，岁数到了，就落下来死去，死在离它们筑的巢不远的地方，死去的样子依然沉着，两条腿整整齐齐地盘在身下。海鸟粪和鸟骨填满了灰色断岩的每一个裂缝，垫满了每一条矿脉，生出一种土壤，植被就在这里生长。

入夜，水势比日出时分更加汹涌澎湃，摇来晃去的“命运号”停泊在海湾里，它的护卫舰停泊在“士兵”的南边，两艘船微弱的灯光在很远处就能看见。

到了中午时分，天空湛蓝，鸟儿在“士兵”上空盘旋，只是粼粼的波光代替了汹涌的波涛，使远处的物体看上去模模糊糊的。

所以那天下午，那只从东边的河汊驶过来的小船忽上忽下颠簸着，在粼粼波光中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一只独木舟？印第安人的独木舟现在可是见了“命运号”就远远躲开的。这只小船坚定不移地行驶着。护卫舰发出信号。驶过来的小船是探险队里的一只小艇。“命运号”的船长用望远镜死死盯着驶过来的那个形状，船的轮廓在白色的粼粼闪光中时而散去，时而又现形。士兵们薄薄的皮革鞋跟下，船的甲板热得烫脚，士兵们现在警觉了，穿着炽热的胸甲大汗淋漓。

这只小艇在船长的望远镜里终于现形了。不是印第安人的独木舟。是一只英国人的小艇：能看见小艇的帆了：桨手们的船桨这会儿闲置着。几个带着武器的士兵跟他们在一起。还有一个绅士，一个身穿华服的男人，坐在一张长凳子上。不是英国人的衣服。是西班牙人的衣服。

那他只能是那位西班牙总督了？他是个俘虏吗？这么说是不是发生了某些战事？要么他是来和谈的？绅士对绅士，要提出一个协定吗？

将军的船舱里，下午酷热难耐，大海和入海口的气味混合着病人的气味，漂洗过的小布帘在太阳下闪着亮光，老人振作精神，开始更衣，要接待那位总督。外科医生帮他更衣。给将军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衣：衬衣在海水里洗过，所以能闻到微微的咸味儿。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去，来到甲板上的阳光下。

小艇靠得更近了。

“是帕洛梅克吗？”老人问。

“是一个印第安人，”外科医生说，“他们给他穿上了西班牙人的衣服。总督或者是其他某个绅士的衣服。衣服穿在他身上也太大了。”

老人家不作声了。帆放松了，小艇靠着大船停了下来。那个印第安人抬头看去，偌大的衣服只露着一张脸。小艇上的一个士兵顺着大船的梯子爬到半截，另一个士兵从小艇上递给他东西。

梯上那个人说：“送给舰队司令的。基米斯上尉向您致意。一篮子橘子和柠檬。”他把快要干枯的水果递给甲板上的一个火枪手。“一卷烟叶。一包文件。”

外科医生接过文件瞥了一眼。他说：“西班牙人的文件。”

“一只乌龟。”梯子上的那个人说着，把乌龟递了上去。那小东西的壳在太阳下晒得暖烘烘的，下半身之前卧在舱底的水里，所以凉凉的。“还有堂何塞本人。”

这就是那个印第安人了。他被推着上了梯子。这身衣服原来的主人比他要高出一英尺，而且那身衣服也不像在远处看着那么华丽。上面溅着泥点，不少地方有原来的血渍和舱底水的水渍；腋下的汗渍把蓝色的丝绸染成了紫色。那印第安人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一双惊恐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白胡子老人。

我们锁定印第安人的那双眼睛。当我们接下来打量那双眼的时候，那双眼就平静了许多，甚至有些沉着了。让我们后退一两步。然后我们就看到那双眼的主人此刻身穿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衣服，很是合身。他在一间高高的、空荡荡的房间里，正坐在一张沉重的黑色桌子前面。屋子里很凉爽，尽管外面骄阳似火。坚固的墙壁上高低不平地涂着石灰膏，这里或那里凸出的部分上布满灰尘。

一年过去了。尽管堂何塞穿着英国人的衣服，但我们却在新格拉纳达，回到了新大陆和南美，堂何塞正在向一个名叫弗赖·西蒙的牧师提供证明，而西蒙牧师正在写一部关于西班牙新大陆的历史。

弗赖·西蒙正在朗读他记的笔记。

“‘目击者说，把这些礼物交过去之后，外科医生就询问消息。一封信被交到了将军的手里。信读到一半，将军（当时目击者以为将军的名字叫米洛尔·瓜特拉尔）看了看甲板、大海和天空，然后看看那些在名曰士兵的断岩上空盘旋的鸟儿，然后再看看甲板，当着众人的面，为他儿子的死无声地哭了起来。’接下来呢？”

堂何塞说：“外科医生走上来扶着那老人，而那老人就顺势让他扶着了。”

现在只剩下那双眼睛了，我们将飞速掠过从海湾沿水流湍急的河道驶向主河道的那段航程。我们看到的只有水和河岸。我们将和轮船以同样的速度行驶，我们（通过这架摄影机的镜头，一览无余地）看到那曾经原始的水域，整整一年前，基米斯上尉的四艘轮船曾沿着这条河道经过，船上有四百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其中有一支长矛队，由老人的儿子指挥。硕大的森林鸟在前面飞翔。白色的天空变黄，然后变成火红；在苍茫的暮色中，浑浊的水变成了蓝紫色。夜幕降临在河上和岸上；丛林开始歌唱。我们慢下来。探险队已经靠近了西班牙人的定居点。

这里，我们开始把画面切换到堂何塞的话上。现在是他的叙述。

“当圣托梅的人们听说英国人要来了，都吓坏了。当他们听说，那些船只已经停靠在河口外面，他们就开始把东西从蓝切里阿拿走，拿到河中心的那座岛上去。”

“蓝切里阿？”弗赖·西蒙说，“是窝棚，是棚屋吧？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他们当时都住在棚屋里面吗？”

“只有总督住在房子里，一切东西都在那个房子里。监狱、皇家金库，一切东西。金库里放满了人们的东西。总督，叫堂帕尔米塔，是个心肠很硬的人。”

“帕洛梅克。帕－洛－梅－克。”

“人们违法了，总督就没收他们的物品。人们没有钱交罚款。堂帕洛梅克不喜欢人们和外国人进行贸易。”

“堂迭戈，堂迭戈·帕洛梅克。”

“堂迭戈说，这种贸易是违反国王的法律的，他下定决心要根除这种行为。于是他就没收人们的物品。他根本就不尊重人。在圣托梅他家的金库里，有很多银盘子，这些银盘子都是前一任总督的夫人的。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曾经为这一家人工作过。事实上，前任总督就是我的父亲。堂费尔南多·贝里奥。您可以看看我的脸，就会看出来我是西班牙人。”

弗赖·西蒙说：“不是特别像。”

“我只是在告诉您人们说的话。当然了，我母亲是一个印第安女人。人们不喜欢这个新总督，堂迭戈，他要是没有那些从波多黎各带来的兵，在特立尼达或者圣托梅人们早就把他杀了。他往返于两地，即使有那些兵，他还是有可能在河上很多地方出意外。我说，有些人听说英国人要来了是很高兴的，这并不是在泄露秘密。实际上有一个印第安仆人说了这样的话，让堂迭戈听到了。总督就让人把这个愚蠢的人在那片我们叫作广场的开阔地上狠狠地鞭打了一顿，然后用锁链把他锁进总督府的监狱里。这件事发生在英国人来的四天前。

“第二天，人们带来了关于英国军队规模的消息。人们说要来四百人，五百人，七百人。到了夜里，小镇上所有的人（我们叫‘Vecinos’）都离开了他们的棚屋，把全部吃的东西都带上，去了河里的那个岛上。我的人也都去了。他们把我留了下来，仅仅是因为当英国人来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就能从总督府拿回那些银盘子。第二天晚上，或者是第三天晚上，从波多黎各来的士兵们全都开小差跑了。他们大约有五十个人。吓倒圣托梅镇上的人是绰绰有余了，要面对英国人却力不从心。他们也去到镇上人去的那个岛上了。

“第二天上午，镇上只有十二个人了。我数过。有那个在总督府里被锁着的印第安人。有我自己。还有三个印第安女仆。两个被主人留下来生死由己的黑奴。一个瘸腿的牧师，一个葡萄牙男孩。有总督，还有两个跟他在一起的上尉，蒙赫上尉和埃雷内塔上尉。”

弗赖·西蒙说：“是阿里亚斯·涅托。这是官方讯问录里的名字。”

“总督堂迭戈表现得像个爷儿们。这一点我不得不说。只有他们三个是当兵的，而他表现得就好像有三百雄兵一样。他是个块头很大、很健壮的人，是我见过的块头最大的西班牙人。我从来没有见他干过体力活。现在他表现出他有多么能干。他和两个上尉从天一亮就开始干，加固从波多黎各来的士兵们在广场外绕着一些大石头修筑的防御工事。他和两个上尉挖沟。他们让那两个黑奴跟他们一起挖，也让我跟他们一起挖。所以我们是六个人一起挖。六个人一天之内是可以挖很多沟的。他们大约有十二支火枪，要准备三道防线。我们砍下树枝，在每一个火枪的位置前面设置路障。在外围防线，各个火枪的位置相距较远，大约有四十码的样子。在第二道防线，火枪之间的距离就近一些，在最后一道防线，就很近了，就在广场里面。他们给火枪架起支架，在一些支架上，放上待发的火枪。

“他们是没有希望获胜的，但他们要尽自己所能。他们干活意志异常坚定，只是到了下午，非常炎热，非常寂静，这时候我开始认为，他们真的是死定了，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必须告诉你，当时我非常敬佩他们，我开始像他们那样意志坚定地干活。印第安妇女们给我们做饭，给我们送水，而总督也没有忘记那个瘸腿牧师。我们干活干了整整一天。一整天都寂静无声，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广场上，我们却都干得热火朝天。那个葡萄牙男孩当侦察员，观察着河面。

“白昼只剩下两个小时了，总督说，他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他和其他两个人练习从一个火枪枪位跑到另一个火枪枪位，从一道防线撤退到另一道防线，练习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他们吃了最后一顿饭，把火熄灭了。太阳落下，一天的寂静过去之后，森林开始轰鸣起来。我们等着。不知道等了多久。我觉得，森林的声音那么大，葡萄牙男孩吹哨子或发出信号，我们都不可能听得见。然后，我们听到四声枪响。只有四声，离得很近。之后再没有听到枪声。只有森林的轰鸣。早上，又恢复寂静的时候，英国兵进入了广场。他们端着很大的长矛枪。

“我当时在贝里奥的房子里。英国兵毫不费力就发现了我。他们还发现了那三个印第安妇女，就藏在一间棚屋里。还有葡萄牙男孩以及两个黑奴。他们开始非常粗暴地把我们赶到总督的府上，用英语和他们认为的西班牙语冲我们吼叫。

“‘你，’他们对我说，‘Castellano[3]?’我想对他们说，我父亲是上一任总督，可是这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于是我就做手势说是的。这使他们很生气。其中一个当兵的从腰带上解下一盘绳子，我想，要不是黑奴们说：‘不是castellano，不是castellano。Indio, indio。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他们兴许当场就把我勒死了。

“总督府里有很多士兵。在一个房间里，是办公室，我们看见一个人打着绷带，撕破的衣服上还有血。他是被火枪击中受伤了。在另一个房间里，就是存放皇家钱柜的房间，我们看见两个死人摆放在那儿。我们被带到主卧室。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英国指挥官。他是个老头，个子很高，跟那个西班牙总督一样高，但是很瘦。他一只眼睛坏了。作为指挥官，他手里拿着一根约莫一码长的打磨得光溜溜的棍子。他通过翻译对那些女人说：‘夜里有一些西班牙人死了。我要你们告诉我他们都是谁。’“他们把我们带到工事那儿，我们头一天在那儿的红土上挖了那么多沟渠。地面已经被英国兵的脚踩坏了，但是依然可以看见我们砍的树枝，在地上拉树枝的痕迹。堂帕尔米塔、埃雷内塔和蒙赫上尉在外围防线的火枪枪位那儿就死了。所有那一番劳作后，战斗只进行了一分钟。打了四枪。一个人打了两枪。他们打的那四枪，打死两个英国兵，打伤一个。只有一枪打空了。接着他们三个人就都死了。你能看见英国人用大长矛把树枝挑到了一边。我觉得他们没有料到英国人会拿着那些长矛，沿河逆流而上，走大老远的路过来。埃雷内塔和蒙赫上尉身上还穿着衣服，但是他们已经把堂帕尔米塔的衣服全扒光了。他赤身裸体，脏兮兮的，身上的血是黑的，从头顶到牙齿有一条长长的切口。

“我告诉指挥官这几个死人是谁。当他听说那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是总督时，他脸色变了。女人们看见死人哭了，英国指挥官叫她们把死人埋掉，她们说不知道该怎么埋人。我不知道这个指挥官遵守的是什么规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妇女们埋那些死人。他没有要我埋。他没有要那些黑奴埋。当妇女们说她们不知道怎么埋死人的时候，他那神色好像在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他通过翻译对妇女们说：‘好吧，好吧。给我们做饭吧。你们要是给我们做饭，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能给我们做什么饭呢？’妇女们说她们只有玉米，玉米也不是很多，人们已经把地里的东西收光打净，大多数玉米都被弄到岛上去了。

“她们做了玉米饭，加了些香草，指挥官要我和另外那个印第安人，也就是用锁链锁在房子里的那个人，跟他们在总督府上一起吃。他们对待我们很是客气。我没有料到会是这样。那个用锁链锁着的人，他们把他叫作堂佩德罗先生。那不是他的名字。那像是他们的一个玩笑。

“金库里一直放着那两具死尸。其中一具是那个英国将军的儿子。外面是另外三具尸体。人死了，就应该消失。一具死尸就像是大地上的重压，就像是灵魂的重压。那天晚些时候，大家都不那么累了，一些英国兵向那几个死人走去，设法把他们的四肢放整齐，把几具尸体捆在一起，埋在我们头一天挖好的一个坑里。这才感觉好一些了。瘸腿牧师在他家里念了一些祈祷词。

“第二天，他们埋葬了摆放在总督府里的那两个人。他们从船上拿来裹尸布，把尸体裹好。他们把尸体放到木板上，几个人抬着木板在广场开阔空旷的地上绕场一周，在那些棚屋和土坯垒的茅草教堂前走过。指挥官独自一人走在木板的后面。这看上去怪怪的，可是我又不懂他们遵循的是什么规矩了。有些士兵列队正步走，他们的旗子指着地。有些士兵右手持着硕大的长矛枪，枪尖斜着向上，木头枪托在身后拖着地。他们绕广场走了两次。接着，那些尸体被埋在我们前天挖好的另一个坑里，离那个坑不远。

“之后，指挥官开始找金子了。他在每一间棚屋里都挖地三尺。有一次，在定居点他让人用鞭子把葡萄牙男孩抽过来，打过去，打了整整一上午。他认为葡萄牙男孩知道金子在哪儿，或许是因为这男孩子的口音吧。然后他丢下那可怜的孩子不管了，日复一日地让士兵们挖地。一天夜里他从定居点出去了。第二天早上，他带着一些沙子回来了。他给我看那沙子。‘这是金子吗，堂何塞？’他发疯了。他那只坏眼睛闪烁着越来越错乱的光。他沿着河走来走去。有一次走得离岛太近了，从波多黎各来的士兵们开火打死了他六个士兵。

“每一天，在这样的小事件中，他都有手下丧生。每天都要举行葬礼，尽管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规矩办。有一次他带着我乘一叶小舟向上游走了很多天，这样子行驶了二百英里。出发前，他说他对这一段河流非常熟悉。可是很快就表明了，他对这一段河流相当陌生。他很担心河岸上随时可能射出来的毒箭。他每次看见一块岩石、一块带颜色的土或沙子，就想知道里面是不是含金子。然而由于害怕毒箭，他从来都不在河岸上待太久。等我们回到了定居点，发现有一艘轮船已经开走了。

“很奇怪。我原来恨过堂迭戈，也就是那个总督。后来我为他感到难过。现在我开始为这个杀死了堂迭戈的人感到难过了。他很害怕，很不快乐。他手里攥着那根光棍子，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士兵们生病了，快死了。我们没有吃的。他的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害怕会有更多的船弃他而去。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决定派我乘小艇到河口与将军会面。

“他坐在总督府的卧室里，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不能告诉将军，说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将军应该在看信时得到这一消息。然后他开始往小艇里装东西。有很多从金库里取出来的文件，那个将军儿子的尸体曾经放过两夜一天的金库。橘子和柠檬。圣托梅仅有的金色的东西。定居点有几棵树。一卷烟叶。到处都种着烟叶。人们种烟叶是要和外国商船进行贸易。要是种粮食，大家就谁都不会挨饿了。他突然想起了那只乌龟。他本意是想送将军一只穿山甲的，他说。一五九五年有一天在河上，他和将军以及其他人一起宴饮，吃的就是穿山甲。乌龟不是吃的东西，可是将军对这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感兴趣。我一定要让乌龟凉凉快快的。

“可是后来，就在我出发前，他突发奇想，要把他们从那个死了的总督身上扒下来的衣服给我穿上。衣服是很漂亮，可是我穿着太大了。这件事弄得他哈哈大笑。我觉得这个时候开这样的玩笑很奇怪。不过，他可能是遵循自己的某些规矩吧。这就像那次他和他的军官们把锁在总督府里的印第安人的锁链打开，把他装扮起来，把他叫作堂佩德罗，然后要他和我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在总督府吃玉米粥一样，这个时候，那三个死人就在外面，还没有埋；那两个死人躺在另外那个房间里。”

又只剩下一双眼睛，我们沿河顺流而下。不过我们现在在看小艇留在后面的东西。我们一直都离北岸不远，船开得很快，大约每小时四五英里的样子。在某一段，我们离开主河道，转进一条向北流的支流。我们慢了下来。水流不再推动我们了。我们靠风和抢风调向行驶，直到河岸消失。我们已经出了河口，又来到外面那宽阔的海湾了，不久我们就看见那笨重的鹈鹕鸟和身体纤细的军舰鸟在“士兵”断岩的上空飞翔。

这些画面播放到一半，就在我们想着水和平地，那绿色、棕色和黄色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历史学家弗赖·西蒙的声音。

“你现在是一个去过很多地方的人了。比世界上大多数人去的地方都多。你去过英国。你见过一些大城市，大建筑。我没见过的东西你都见过。索尔兹伯里的尖塔，温彻斯特和萨瑟克的大教堂，还有伦敦塔，据说伦敦塔是尤利乌斯·恺撒建的。你见过重要人物。你也去过西班牙。你去过托莱多和萨拉曼卡。你去过塞维利亚。你在那里的河上见过从美洲来的大帆船。现在你回到了这里，你的出生地新格拉纳达。你是名副其实的堂何塞了。”

“这都要归功于英国将军瓜特拉尔爵士。他一句话就能使我死无葬身之地。”

“他为什么喜欢你呢？”

“他从来没有说过。”

“他是不是从你身上看到了和他失去的儿子有些相像的地方？是不是因为你是最后几个见到他儿子的人之一？”

“这一点他从来都没有谈起过。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他儿子的情况。”

“你当时知道不知道，将军过不了几个月就要死了？”

“不知道。我很高兴我当时不知道。经历了所有那些变故之后，这件事我会受不了的。我内心装满了我自己的悲伤。”

“是不是因为所有那些死的人？还是因为你就要被带走了？”

“我悲伤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但是，上了那只小艇，我才开始理解我的感受。我不是个圭亚那人。我来自新格拉纳达，我是跟着贝里奥夫妇顺着河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从圭亚那回到老家去。当人们放弃了这个定居点，到河里的那座岛上避难的时候，我感觉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觉得我和事物失去了联系。在小艇上，这种悲伤越来越强烈。有时候，一个雨后玩小水坑的孩子会突然被反射到水里的天空给吓住。我当时就是那个样子。我感觉掉进了天里边，掉到了大海里。我硬起心肠。而后来，我不再被掉进天里边的想法吓倒，我抓住这个想法不放。那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将会有灭顶之灾的想法使我比别人有了更高的高度。我认为自己不必对谁感恩戴德。即便人们由于我穿的衣服而嘲笑我，或者冲我笑，我也不会回以微笑。”

“你到将军的船上的时候，你给将军的也是这副面孔吗？”

“是的。”

“你是个幸运的人。他当时已经不再爱印第安人了。他觉得他们令他失望。”

“我说过，他一句话就可以使我死无葬身之地。”

“或许是你的举止打动了他。或许是他在你的命运中看到了他的命运。”

“他刚开始并没有看我。而我呢，当时在想的是在他们叫作‘士兵’的岩石上空盘旋的鸟儿。这时他开始看那封信，为自己的儿子哭了起来，外科医生扶住了他。在这之后他的目光才落到我的身上。”

“当然了，你是他从圭亚那带回到英国的唯一。”

“人们后来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只是觉得他那双老人家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自在。”

“我必须承认，我原来一直希望从您身上得到一些别的东西。我现在的感觉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应该尽量简单地处理发生大事件的那个时刻。我应该只表现事实。”

我们又在观察高高地盘旋在“士兵”上空的军舰鸟，再低一些，是排列整齐、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飞翔、身形笨拙的鹈鹕鸟（宛如飞在空中的小帆船），身体沉重，鸟嘴也重，尾巴没有保持平衡的长度。

这时传来弗赖·西蒙的声音，朗读他正在写的历史。

“于是他们为在战斗中英勇无畏的堂迭戈·帕洛梅克·德阿库尼亚的死而兴奋，但到了船上又开始为将军儿子的战死而痛哭，原来的兴奋被痛哭浇灭。”

我们又把镜头聚焦到堂何塞身上：他那自信的面庞，那身华美的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衣服。他又接着讲他的经历。

“当将军稍微恢复了点儿平静，他命令人把我带到他的船舱去，把他自己的一些衣服给我穿。于是我在船上的地位立即发生了变化。原来讥讽我的人不再这么做了。甚至他们叫我名字的腔调都不一样了。将军的船舱很小，可是挂饰却比我所见过的都丰富。带我去船舱的那个侍从打开一个用板条固定在地板上的箱子，取出几件衣服要我挑。将军的身量跟我很接近。能脱掉那个西班牙总督的衣服，我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是很漂亮的衣服，他穿上是为了上战场。血在衣服上已经变成了黑色，上面还粘着经历过那天夜里的战斗的圣托梅的红土，已经干成了粉末。衣服散发出死亡和森林的气味，散发出河水和潮湿的枯叶的气味，隐隐地还散发出田根的气味，仿佛很久以前，总督为了使衣服有香味和防虫子，把田根放进过自己的衣箱。我尽量把那身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箱的箱盖上。

“在侍从的帮助下，我穿上新衣服，正琢磨着要出去，这时，将军和外科医生走了进来。他们使我明白，我就在这个船舱里睡。他们会给我支一张吊床。我将做将军的私人仆人。将军问我懂不懂怎么伺候人，我说，我之前就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前任总督的家里。我没有告诉他，那个总督是我父亲。

“我的第一项职责是伺候他就餐。他的厨师在他们出航的路上死了，于是船上的厨房做什么他就吃什么。那天的饭食是玉米粥。他几乎碰都没有碰。后来他和外科医生散步，而且还玩了玩乌龟。那天夜里我们在船舱里没有说话。他不想一个人待着。他想要我做伴，但只想我当一个局外人。夜里的某个时间他会从他的棉织吊床上下来。他想吃点东西。他打开一个从英国带出来的桶，吃了一颗炖西梅干。我不喜欢西梅干和铁桶看上去的样子，在他揭开桶盖以后，我觉得那味道也很不好闻。他说，在航行中生病之后，只有这东西他能很容易地吃下去，但剩下的已经很少了。他说，从英国带出来的最后几只苹果，全被那些人偷吃了。他穿着衬衣，看上去很瘦。看见他就觉得可怜。

“他很老，有病，又很瘦，可是对人很凶，尤其是对伺候他的人。他想要他们知道，他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会冲人大喊大叫。出于某种原因他对我不是这样子，这样一来，我在船上的英国人中间有了些地位。不得不说，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礼遇，不管是在新格拉纳达，还是在圣托梅跟贝里奥一家在一起时。同时我也明白，我的这种好运气是不会持久的，将军在海湾这里的地位几乎就像他的指挥官在河上的地位一样。

“他是个正走向死亡的人。大家都知道。外科医生、船员们、士兵们、在厨房给他做饭的人。他已经失去了很多人，失去了很多朋友，很多贵族。他失去了儿子。而且他双手沾满了西班牙人的鲜血。他本来不应该让这些事情发生的。他曾向英国国王承诺过，不会跟西班牙人交战。圣托梅那场战斗本不应该发生的。这一点我是后来才想到的。我当时知道的是他还没有找到金子，一旦回到英国，根据英王的谕旨他将会被捕，之后将会被处死。

“那就是他的未来，然而与此同时，他还是将军。他有轮船，有兵马任由他驱使。他想干什么都可以命令人们去干。他可以冲船员们和服务人员吼叫。当然了，假如他找到了金子，一切都会颠倒过来，这也是有可能的。他将会活下去，受到尊敬。前提是他能找到他使人们相信只有他知道在哪里的金子。可是金子并不存在。对圣托梅的人来说，当我们听说，英国人要来夺取我们的金矿的时候，那简直是个笑话。

“我觉得，‘命运号’或别的船上的任何人也不相信有什么金子。然而他们都在那海湾里，任由将军发号施令，尽管他命将休矣。他们等待着，什么也不做。就像将军一样。他们当中有些人发现很难等下去。我来了几天以后，将军的几艘船就悄悄地溜走了，沿海湾朝北向龙口和加勒比海方向驶去。将军就像没有注意到一样。

“外科医生一天来船舱三四次。将军跟他说了很多话。事实上，他是将军唯一一个谈话对象。他谈到了进攻特立尼达和占据西班牙港索要赎金的事。他说，二十三年前他就这么做过，他可以再来一次。这一次他将向西班牙人索要两万英镑，他会放火烧那座城市，一天烧掉一条街，直到西班牙人交了赎金。他还谈到进攻库马纳镇和卡贝罗港，然后在佛罗里达建一个基地的事情。

“刚开始我很严肃地对待他所说的话，后来我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出路，他在这个世界上无处藏身，在他所勾画的那些历险当中，不管他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有什么样的好运，英国的舰船都会在他身后一次又一次找来。就像此前西班牙人的舰船一次又一次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样子谈话，仅仅是为了给外科医生留下些印象而已，甚至是要给我留下一点印象而已。他会把对外科医生说过的话再用西班牙语跟我说一遍，然后仿佛刚刚是在开玩笑一样，他会说：‘堂何塞，你以为如何？’

“当外科医生离开，船舱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他就默不作声了。无论白天或黑夜，我都能感觉到他在为儿子伤心，在想他自己的死。有一两次他拿出一个本子，坐下来在上面写。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写出来。他们后来告诉我，那是他自从带领船只和人马离开英国以来一直在记的日记。甚至在病得很重的时候他都在那个本子上写日记。然而，自从那只小艇从圣托梅来，带来了那个消息以后，他没有在本子上再写一行字。

“他在等他的指挥官从圣托梅回来。这是我们大家在海湾里真正在做的事情，等待那个有一只坏眼的战败之人。这件事他一天要说很多遍，仿佛那是唯一一件他还很清楚的事。

“终于有一天，大约是我到来的第十三天或十四天，指挥官的船在南边出现了，从我们左手边的支流里驶了过来。哨兵舰发出信号，船员们和士兵们喊着这消息，人们跑到甲板上去等。但将军没有去。他本来正想去外面的甲板上散散步的，我正在帮他准备；但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这话他不是瞎编的。他脸色变了。那张脸似乎收缩了。变得更加苍老，满脸都是皱褶。他说他要待在船舱里，但想让我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走到外面。时间正是正午之前，甲板在我的新鞋子鞋跟下面滚烫。天上满是很大的移动的云块，海水泛起波浪，闪烁着光芒。那艘船慢慢地驶了过来，海上和天上的光在船周围跳跃着，桅杆和帆的形状和颜色时隐时现。‘士兵’岩上的鸟儿在高高地飞翔。等船只靠近了，我看见船上飘着两面白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船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就抛锚停了下来。一只小船降了下来。划船手们顺绳梯爬下来，下到小船上。指挥官出现在轮船甲板上，个子很高，还是穿着我上一次见他时穿的那身衣服，手里拎着代表他官衔的棍子。他右手握着那根棍子爬下了梯子。人们划船把他向我们送过来。那一刻，他依旧是河上那支部队的指挥官，然而他刚一抓住轮船的梯子，开始向甲板爬上来，那种权威就离开了他。我觉得很奇怪，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英国的长矛兵们在圣托梅只用两三分钟就会把我勒死。当时是那几个黑奴救了我的命，此后很多个星期，我的小命都在这个人手里。现在，我在将军的船上，和其他的每一个人一起，两眼紧紧盯着这个死定了的人的每一个动作，看着他手里拎着那根现在毫无用处的棍子爬上了梯子。

“他已经很瘦了。我们当时在船上就没有多少吃的。他在河上能吃的东西更少。他的衣服肮脏不堪。他的手也很脏。那双手沾满旧的泥土，颜色都变了，满是划伤的裂口，有的是新伤，有的快要痊愈了。我知道一个征战的战士的双手应该是非常粗糙的，可是那一刻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层。一只眼睛很安静，几乎是死的；另一只眼睛，就是那只坏眼，在疯狂地跳动着。他没有看我。他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能表明他认出了我，尽管他曾经让我穿上西班牙总督的衣服，把我当成一个俘虏送给了将军。

“他走上来，朝将军的船舱走去。他知道路。每一个人都看着他。外科医生跟着他，我跟在外科医生身后。将军的门开着。指挥官敲敲门，无人应答，但他走了进去，手里依然拎着那根棍子，弯着腰——一个很高的人，一道很小的门洞——为了不碰着头。将军躺在吊床上。自打我离开他，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他的衬衣都给汗湿透了。他眼窝以上的部位和双颊都很苍白。他没有说话。然而，我了解到，这两个老人是多年的老朋友。

“指挥官开始说话。老人没有回答。指挥官继续说下去。我觉得他说的话无关紧要。我觉得过了一段时间连指挥官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在说什么。我觉得我们在船舱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吊床上那个病人的爆发。他终于爆发了，他爆发了很长时间。此刻，仿佛那等待、失望、几个星期的悲伤以及此前很多年的悲伤，都聚集到了这一刻，仿佛这就是将军一直在等待的一刻，一旦他明白了他必死无疑的命运之后，他看到了他觉得必须做的事情，这事情是明摆着的。

“那个老指挥官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面本来已经弯着腰了，在将军的这番话面前腰弯得更低了。指挥官把一切都毁掉了，将军说。指挥官在很多年以前就由将军出资，出来寻找金矿了，他说过他已经找到了金矿。圣托梅有三个人经营金矿，将军说。他连他们的名字都知道。堂何塞也知道他们的名字。弗朗西斯科·法沙尔多有一个矿。埃尔马诺·弗伦蒂诺有一个矿。佩德罗·罗德里戈·巴拉那有一个矿。

“我听到提到我的名字，就抬起了头，正好遇到外科医生的目光。他把将军刚才说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我想说这不是真话，圣托梅根本就没有金矿，将军说到的那些名字没有一个是真的，巴拉那是一条河的名字，埃尔马诺意思是兄弟。然而外科医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用脑袋做了个轻微的动作，我就知道了，我什么话都不要说，我们必须忍受疯狂状态下的将军，而他的疯狂现在是他生命中的所有了，这种怒气给了这个失去了儿子的病人某种生命。

“那天下午，老人家冲指挥官发了一通又一通火。太阳透过绿色的幕帘照射进来。我受不了那高温，那老人的怒火，那个坏了一只眼睛、衣服和手都脏兮兮的、半饥饿状态的高个子男人的悲哀。我走到外面，发现大家都静悄悄的，默不作声，闷闷不乐。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能隐瞒得了‘命运号’或其他船只上的任何人。

“指挥官终于离开了，手里没有了棍子，向他的船舱走去。他的船舱在将军的上面。将军叫我进去，我发现他在吊床上瑟瑟发抖，脸很瘦，很白，他的衬衣很湿，他抱怨说很冷。他说：‘我不舒服，堂何塞，很不舒服。’指挥官那根光溜溜的棍子放在将军的衣箱盖子上。我们能听见指挥官在上头他的船舱里走来走去的声音，而将军的举动仿佛在表示，他的指挥官的每一个声音、每一个生命的迹象都是一种侮辱。

“后来，就在日落之前，将军把指挥官召来，又冲他发了一通火。

“指挥官已经脱掉了一些衣服。他的衬衣没有系扣子。这一次他没有听很长时间。他说了一些话我也没听懂，之后，他不再试图说话。过了不久，他就离开，上楼去了他的船舱。

“将军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他从吊床上爬起来，拿出本子，从本子上撕下几张纸，开始就着蜡烛的光写了起来。自从我上了这条船以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用蜡烛。从上面传来一声枪响。将军做了个鬼脸。天很黑，即使点着蜡烛也很黑。要不是天黑，我会说将军听到枪声后脸上微微一笑。枪响过之后，将军就写啊写啊，自从我来到他身边，他还没有写过日记。

“外科医生来了，他和将军交谈了几句。然后我们三个人都去了上面的船舱，指挥官的船舱。他就在那里，躺在地板上，身上穿着他来时穿的衣服，穿戴得整整齐齐。这身衣服是他在圣托梅把我放到小艇上，连同那只乌龟、文件和那卷烟叶送给将军作礼物的时候穿的。指挥官面朝下对着地板。将军把他翻过来，就像一个人急于要看其他人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我们能看见那一枪穿透了衬衣，穿过他那非常瘦弱的胸部损坏了他的肋骨。可是还有一把刀，一把长长的、薄薄的刀。插在两根肋骨之间。哪个在前？是刀还是枪？我想是先开的枪。

“船舱里很快就聚满了人。将军要大家都看看，可是没有一个人喜欢眼前的场面。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们不喜欢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像是死人给自己做出了判决一样。尽管在我们印第安人或者是有印第安血统的人中间，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自我了断。

“那天夜里，将军像是一个灵感迸发的人，像是一个从一种未知的来源或是未知的灵魂汲取了精力的人一样，他又写了起来。第二天把指挥官埋了，没有举行仪式，仅仅是出于体面而非宗教的缘故，他的尸体捆在裹尸布里，被扔进了海湾。在圣托梅，他曾遵照礼节走在将军儿子和其他死了的英国贵族裹着尸布的尸体后面。

“结束了。在那里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其他船只的船长来找将军，请示他们该做什么。他说，他病得厉害，老迈年高，是个注定要死的人，一个失去了儿子的人，一个众叛亲离的人，连他最要好的老朋友都背叛了他；他们应该离他而去，因为他给跟随他的所有人都带来了厄运。当船长们按照他说的行事，离开了我们，海湾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曾那么习惯于看见他们的轮船；将军骂他们忘恩负义。他对着我和外科医生，对着其他人骂他们。但是骂得已经不那么义愤填膺了。他说的话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人，感情都被抽干了，只不过尝试着调度一下感情。

“结束了。尽管将军说了他能做的所有的事，但时候一到，他很简单地做出决定，回国，他的命运攥在国王的手里。

“照我现在的理解，那个可怜的指挥官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他当初在圣托梅让我穿上堂帕尔米塔那非常宽大的衣服时，就是为了开个玩笑，让我坐上小艇沿着河流过来，这时，我在自己的脑海里发现一个画面，我自己命运多艰的画面。我感觉我就要掉进海里，掉进天空里了。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那幅画面上，从中找到了安慰，因为里面包含的那个悲剧是那么完整，以至于夺走了人的忧伤和生命以及这个世界本身的意义。

“而今，在离开海湾几天后，离开了我们的轮船停泊过的，如今莽苍苍、空荡荡的地方，我发现世界在变得像我脑海里的那幅画面。几天之后我就离开了我那么熟悉的那许多东西，不仅是我跟着贝里奥夫妇长途跋涉所熟悉的东西，而且还有我从许多人那儿听说过的东西：那块叫作‘士兵’的岩石，那些翅膀坚硬的鹈鹕鸟就在那块岩石上落下、死去；伊耶雷岛（西班牙人叫特立尼达岛）上的沥青湖；高高的阿纳帕里马山遗世而独立，是所有在海湾里航行的人的标志；瓜纳加纳雷的领土康克拉波或者叫库穆库拉坡，我父亲的父亲在那里建起了西班牙人的城市；龙口里那高高的查卡查卡雷岛及其他岛屿和小岛。都是熟悉的地方，白云、蓝天、风和大海依然故我，但此刻却都处在一个永远改变了的世界上，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人，都是这样。

“从那里出来几天后，我来到我旧梦中的世界了，无边无际的水，无边无际的天。不过我倒没有感到恐惧。轮船自成一个小世界。在船上的日子自有其节奏。那个老人在他的船舱里很平静。他从事一定量的写作；他和外科医生谈话；他花相当多的时间教我英语。至于感情：他为那只乌龟伤心了很久，因为乌龟死了：船上太热了，而且没有新鲜的绿色植物给它吃。有了那些活动和感情——教我英语，为那只乌龟操心——那老人就能够信任自己了。然而大多数时间他就像是一个不再有感觉的人，跟我们其余的人隔绝开来，我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就可以理解了，他一直想着他自己必死无疑的命运。

“他对我的礼遇从未消减。外科医生不止一次把其他人要对我讲的事情告诉我。我是一个来自圭亚那的印第安人，是他的仆人：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再普通不过，但如今作为一个人却一天比一天宝贵。等我们到了英国，人们就会看着我，对这个老人的看法就会更好。我在他心目中就会像那个黄金国的一个遗留物或明证。所以，我是他残留的虚荣心的一部分，在那莽苍苍、空荡荡的大海之外行进的那个世界的想法的一部分。

“那天终于到了，我们登陆了，把那一片莽苍苍、空荡荡留在了我们身后。每个人都舒了一口气。每个人都想在坚实的土地上走走，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新鲜的饭食。可是我们一触到陆地，老人作为将军的权威就终结了。我们一触到陆地，他就成了国王的阶下囚。没有往他身上上锁链。也没有人等着要把他带走。我们去他家住了下来，在那里，尽管他愁绪满怀，但他还是主人。不过，大家都知道，他的命已经交了出去。大家都在等着国王的行动，而国王却并不匆忙。

“我们登陆好几天了，我还是感觉地在我脚下晃动，仿佛我们还在船上似的。很奇怪，虽然说我又到了陆地上，有了我所渴望的那份安全；尽管天空在我头上压得低低的，我又一次可以看到小小的景致，保持小小的距离，但是我又有了类似于当初从圣托梅沿河流而下，到‘命运号’船上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早在我们来到陆地前好几天就开始有了。当我听到人们谈论快要登陆的事情时就有了。我不喜欢快要登陆的想法。一听到这话我就紧张。

“到了陆地上，来到将军的家，我被一股巨大的忧伤攫住了。它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它就像一股冰冷的水流一样流遍我全身。它闯进我的睡梦里。它存在于我所做的每一件事的背后。它宛如一个幽灵压在我肩膀上。就像在那只小艇上沿河流而下、掉进大海里、掉进天空里的那个梦曾使我境界比别人高一样，现在的悲伤也使我与每一样事物、每一个人都隔离开来。我想死。在将军家他的家人给我的那个房间里，我在额头上系了一条布，来感受眼睛以上部位的那份紧张感，仿佛我又变成了一个孩子，我把脸转过去对着墙。我想从我周围所有的东西那儿跑开。我看着墙壁，从不闭上眼睛。就像小时候看我所见过的天空一样。我死死地盯着那东西，渴望停止感觉，停止思想。

“有时候我仿佛听到将军和外科医生在远处叫我：‘堂何塞，堂何塞。’如果我听得足够清晰，那叫声就会使我想到将军和他自己的厄运，有时候那种空虚感就会离我而去。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感觉舌头像长了苔一样，呼吸就很难受。仿佛是我头脑里、心里和肚子里的不快都变成了我身体内部的那种气味。

“国王的信使终于来了。我们离开将军家，上了一辆很大很重的马车。我和外科医生陪老人同行。前面还有一辆马车，士兵们在后面骑在马背上。天气很暖和。太阳比我原来知道的升起得早，落下得晚。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庄里，人们都等着看将军一眼。他们也想看看我。马背上的士兵们不让他们靠得太近。外科医生和将军有时候谈得很多。

“我们一直在接近首都，接近他必死的厄运。一天下午我们来到一个城镇，那里的房子布局就像一个大广场或市场。广场的一侧被一座很大的教堂占据，教堂有一个很高的塔。此时，老人还有心情开玩笑。‘看看，堂何塞。你再也看不到这么高的东西了。你想不想上到那上头去？’我觉得他在开玩笑，但是他说有一个办法可以直接上到塔顶，就在塔里面。一想到要爬那么高，我就感到眩晕，也使我有点儿脱离了我的忧伤。这使老人家很高兴，我觉得他心情放松了。

“我们要在这里吃饭。可是我们下了马车，老人说他头疼。正当士兵们要带他上楼到我们即将就餐的那个房间去时，他走进了一个岗亭。他疼得号叫起来，人们只好搀扶着他进了房间。他和衣躺下。有人给他端来饭菜，他给退了回去。他说他头疼得很厉害，觉得他的眼睛就要瞎了。当兵的和当官的都很担心。外科医生给他弄了一些东西喝，之后又立即混合了一些药膏，抹到他擦伤的地方去。将军呻吟个不停。最后他说想睡觉了。他们带他到另一个房间，在他门口安排了一个士兵。

“我正帮老人脱衣服，他开始呕吐起来。我到外面弄了一只碗。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半裸着在地板上四处乱爬，嘴里嚼着铺在那里的干芦苇。外科医生搽的药膏已经使患处冒出了皮疹，这使我想起了毒箭的后果。我朝外面那个在门口站岗的士兵叫唤，他一看，就喊人来帮忙。

“外科医生神色严肃。他说，老人家如果不休息，就会变得疯疯癫癫的。于是，国王的军官们决定，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过夜。他们叫人把老人家的衣箱搬到楼上那个房间。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我打开箱子，拿过夜所需要的东西。老人家说：‘纸，堂何塞，纸。’他站着，穿着衬衫，冲着我微笑。我把他要的纸递给他，他在桌旁坐下就开始飞快地写起来，跟那天指挥官在我们楼上那个船舱里死去之后，他在‘命运号’的船舱里写东西一个样。他写东西的时候，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笑笑。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写圣托梅的金矿。别的还能写什么呢？’“他一直写到天黑。他写满了很多页。他说：‘我手腕都写疼了，堂何塞。我必须停下来了。’天黑了，外科医生来了。他穿着旅行外套。两个人相视一笑。外科医生从外套下面掏出几块晚餐吃的东西，那东西用布包着，是老人家原先拒绝吃的东西。老人把他刚才一直在写的那封信或者是文件交给外科医生。外科医生把那几张纸折好，放进一个衣袋里。

“老人说：‘堂何塞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吃。’他点亮一根灯芯草蜡烛，我们就着放在房间里的木盘子吃了起来。老人家情绪很好。我从来没见过他有这么好的情绪。就像那次在圣托梅，指挥官坚持要我和那个在死了的总督家里被监禁的印第安人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玉米粥，而那两个死人就躺在隔壁的房间，另外三个死人在外面的太阳底下躺着，躺在他们头天挖好的壕沟里那会儿一样。

“老人家的情绪提起了我的精神头儿。但我同时感觉到，死神离我们都很近了。

“我们到了首都，他的死期很快就到了。监狱就在那条河上。他要我穿上最好的衣服，亲眼看看他们对他做的事。我去了。事后我几乎受不了，几乎回不了房间。我把脸转向墙壁，看着里面的天空。

“有一个英国贵族想要我到他家跟他过。老人家原先知道这件事，也很喜欢这个主意。然而我的悲哀太大了。在为贝里奥夫妇感到悲哀之后，接着是那天下午为堂帕尔米塔感到悲哀，之后是为那个英国指挥官难过，然后为这位老人家伤心，被死亡链条串起的悲哀从一个人转移到他的敌人身上；在漂洋过海之后；我觉得，要是不能回到起点，回到我所熟知的第一个世界里，我就要死了。

“英国人很仗义。他们本可以把我扣下来，让我戴上羽毛。但是他们告诉了西班牙大使。他是堂帕尔米塔的一个亲戚。大使做出安排，把我送到了西班牙。在我离开前，他们给了我英国衣服，包括我已经穿过的老人家的一些衣服。在西班牙，我去了塞维利亚这座很大的城市，那里满河都是大帆船，我从那里坐一艘大帆船去了卡塔赫纳。而现在，我到了这里。”

弗赖·西蒙说：“你两次横渡大西洋。现在回到了新格拉纳达，回到了你出生的地方。你并没有迷路。轮船总是知道要驶向何处。想一想你过去曾对大海有过的巨大恐惧，你现在怎么觉得呢？”

“对此我想过很多。我认为，神父，我们印第安人或者有着印第安人血统的人，与像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以及法国人这样的人，以及那些懂得如何去他们要去的地方的人之间的区别是，我想，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1]传说中的黄金国。

[2]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3英里或3海里。

[3]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人，西班牙人的主要民族。下文的“Indio”也是西班牙语，意思是“印第安人”。

7　一个新人

当我开始写特立尼达的风景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我儿时熟悉并且感觉自己已经融入其中的那幅风景——西班牙港的西部；西北边森林覆盖的山峦；南边一片片种植甘蔗的平地，整整齐齐的田地一直延伸到村庄里的茅屋、农舍和光溜溜的院落，窄窄的黑色柏油马路环绕着一座座村庄；泥泞的大西洋沿海是椰子树田庄，您驱车经过，高大的灰色树干形成一个不断变换、纵横交错的图案：一派简单的小岛风貌。

后来，在伦敦，我写一部历史书的时候，花了好几个月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早期的文献是西班牙文的复制件，原件保存在塞维利亚）把我带回到大发现时代。它们让我感觉到一座土著印第安人居住的拥挤的岛屿，忙着自己的事情，和我所熟悉的一切几乎毫无关联。一种感觉，而不是画面：那些早期文献中很少有令人信服的描述，给出的具体细节少而又少。我在脑海里为这些土著人创造出一幅他们生活其中的想象的风景，在这片后来成了我自己的风景的土地上，他们秉持着我无法进入的观念，关于时间、距离、过去、自然世界以及人类生存的观念。和这幅已经消失了的风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不同的天气（宛如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灯光照射下的全景油画上那不自然的天气），一片不同的天空。

我成长并融入其中的那幅风景已经把这另外的一个过去抹得一干二净了。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一直无法感受到它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由特立尼达教育总署的丹尼尔上尉编纂的《尼尔逊西印度历史》是我们在西班牙港上小学时使用的教材，在第一册里，有短短的一章是有关早期加勒比人和阿拉瓦人[1]的介绍。或许是关于那些人本来就所知甚少；或许是丹尼尔上尉态度轻率。他写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记住（除了说加勒比人凶悍，阿拉瓦人驯良以外），甚至连他用的是什么插图都毫无记忆。由于他们已经不复存在，是不真实的，我们自己岛上的土著人能给想象提供的东西远没有我们在地理课上读的《遥远的家园》里那些依然生活着的人提供的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那隐蔽的黑色帐篷里住的吉尔吉斯人，从温暖的冰盖雪屋里钻进钻出的爱斯基摩人，夜里住在大栅栏里的非洲人，大栅栏帮助他们抵御掠夺成性的狮子以及其他野兽。

被抹杀掉的并不遥远的过去，这样一个概念对一个上小学的孩子来说过于宏大，根本无法领会。之后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让理解变得困难重重。您刚试图进入那一概念，它就分叉了。而随着您知道得更多，分叉也就越来越多：在我们现在脚踏的土地上，不同的人曾生活过好多个世纪，关心着与我们自己相似的事：不同的人，有着他们自己的历法、崇拜以及社会关系的概念，有着不同的房子和茅舍，有着不同的大道和小径，有着不同的庄稼、田地和植被（和季节），不同的观点、速度、旅行的理由，关于人的年龄的不同概念，关于敌友的不同概念，以及关于人应该给予自己什么的概念。

这样，撇开首要的“残酷”概念，“就在你脚下的、被抹杀掉的、完整的过去”这个概念立刻变得近乎形而上了。世界似乎失去了某种实体；现实并不稳定。更自然的选择是去放手，去忘记，让思想跳回到一个只关心日常的、地面水平的视野，所见即所得。

当我在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和公共档案局查阅资料的时候，与那个地面水平的视野相距多年时间、相隔几千英里距离，再要感受那另一个岛屿、土著人的岛屿的真实性就容易一些。可以说，从那样的距离，从大洋的彼岸，那座土著岛屿的风景变得美妙了。正是那幅风景——我写过，但实际上并未见过的风景——此后每当我回到特立尼达，我几乎都在寻找它。

这幅风景大多在沿海，有时候在鸟瞰西班牙港的山上往海湾及北部沿海的方向能瞥见。我在内陆看见过一次，当时我正驱车穿越中部山脉那低矮的山峦间的公路。这里的土地裂缝太多，无法开垦成农田或建成道路，曾经这里到处都是森林、林区或者是灌木丛。现在这片土地被剥得光光的，刮得只剩下一种乱蓬蓬的草，所有的山脊和凹陷都裸露无遗。看上去这里被闲置着。就像是另一幅风景；就像是刚刚露头、还很新鲜的一点点过去。

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或许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带着他船上的三十个士兵，全部身着铠甲，在夜里进行长途行军，寻找印第安人的黄金。一路上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处处是热带森林的植物残骸——在接近这里的地方，在现在这片刮得只剩下荒草的土地上——人们行军非常艰难。为了恐吓印第安人，那些入侵者吹号角，放火枪。印第安人从他们的房子里跑了出来；有一个村子的人甚至把正在火上煮的饭食（“咕嘟嘟”地冒着泡）都扔下不管了。士兵们把他们的饭吃了。他们没有发现黄金，尽管那个贵族认为他在一个印第安人的锅底看见了金子的废渣。后来——为了给在新大陆的这个传奇故事收尾——士兵们觉得他们听到森林里传来了印第安人的战斗号角。然而，灾难并没有降临到他们头上；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行军回到了海边，回到了他们的船上。

关于那个印第安人村子里的饭食是什么，是玉米，木薯，或是土豆，肉，还是鱼，里面加了什么佐料，“咕嘟嘟”冒泡的锅和火炉是什么样子，以及那些房子的细节——所有这些都一概不知。记叙了这次探险的怀亚特上尉对那种细节不感兴趣。他有着浓厚的文学品位，对应该写什么有自己的想法。有一部伦敦的新戏剧《西班牙悲剧》，部分内容他背得滚瓜烂熟；在新大陆，在特立尼达靠近海湾的岸边，或者在森林里，他把他的将军、他本人以及那些士兵（还有西班牙敌人，以及森林里的印第安人）都当作一部骑士传奇里的人物。

这次探险——把一船船的白铁矿矿砂作为“金矿石”带回英国——本身就是一件荒唐事；而怀亚特的叙述又太言过其实。他的记录没有出版成书。这件事也被人们遗忘了，随之被人们遗忘的是怀亚特对那次夜行军的叙述；而值得注意的是，怀亚特的叙述为这个岛上仍然自治的土著人的生活——那些房屋、炉火、炖锅以及那天夜里的战斗号角——提供了唯一的目击证言。怀亚特的叙述直到一八九九年才终于在伦敦作为一个学术系列的一册得以出版，其时这次探险已经过去了三百零四年，土著印第安人不复存在已有差不多一个世纪；他们的土地已经变成了他人的家园。

怀亚特的目击证言被发掘出来经过了三个世纪；而之后又过了大约七十年，原来一直隐藏在丛林下面的土著人的那片土地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旦重见天日，这片土地很快就面目全非了。远远近近的农耕村落的人们开始擅自占用这片土地。擅自占用土地的是印度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是十九世纪从印度来的移民的后裔。他们在矮桩上搭起茅屋或窝棚。倾斜的屋顶是用瓦楞铁皮做的；墙壁是空心土坯或者木料，木料有新有旧，旧木料原有的油漆就像毫无规则的补丁。茅屋周围种着香蕉树。印度教徒的屋子外面高高的竹竿上飘着经幡或者旌旗。这些经幡是经过某种宗教仪式后才悬挂起来的：虔诚的象征（有时候一间茅屋和另一间茅屋争着比虔诚）：祈求好运。

离开海岸往腹地去，就很难再领会土著人和传说的概念了。我所熟悉的东西——我成长的那座小岛的殖民地地貌——愈加鲜明。

越过海湾到了委内瑞拉，情况就不一样了。从地理上说，特立尼达是委内瑞拉向海洋延伸露出水面的一块地；二者有三百年都属于西班牙帝国的同一个省。我写的关于特立尼达的那本历史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委内瑞拉的历史。我写那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去过委内瑞拉。之后不久我才去了，那时，我所看到的那片土地依然是个传说；没有个人的回忆或者有关个人的联想当拦路虎。

奥里诺科河一直是我故事中的河。甚至在与加勒比海相接的阿拉亚半岛上——风蚀水浸的红土和灌木一片荒凉，现代的道路延伸到了某一点就直接断了（没有人跟我讲过，甚至连那个委内瑞拉的司机也感到意外）——我也找到了我曾经希望找到的某些有特殊气氛的东西。

十六世纪末期，阿拉亚半岛的盐场很有名气，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轮船总是光顾此处，虽然得到了当地西班牙官员的默许，实际上是非法走私行为。西班牙方面想尽各种方法试图制止阿拉亚半岛的私盐贸易。一个总督建议在盐场放毒，并上奏西班牙国王请赐毒药。一六〇四年，为了勘察这片水域，并估测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了一位西班牙贵族，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号：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在由他指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的十六年之后，这位公爵大人受命完成这项小任务（还有其他任务）。

鹈鹕鸟——这片荒凉之所唯一的生命迹象和群居动物——在海面不高处成群结队地飞翔，捕鱼。它们或许在四百年前，或者是一千年前，就以那种队形飞翔了。它们那笨拙的史前身形，它们的力量，它们身上的灰棕色（也是那一望无际的海的颜色），阳光，那水光天色以及光秃秃的土壤在中午时分那摇动混沌的色彩，所有这一切似乎把我带回到万物之初。

在委内瑞拉的其他地方，我还找到了自己儿时所熟悉、并且曾以为是我们特有的热带林地。

战争期间，在我八岁生日后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们从小镇搬家，住在西班牙港西北的一片林木覆盖的山区。这个地区原来是一片片可可农庄和柑橘农庄，经过各种各样的病害和那段长时间的大萧条之后，这些农庄大都处于半废弃状态。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个城里的孩子；我不喜欢乡下这个概念。不过，这不是我原来的认知中的乡下，我一看见这里就喜欢上了：清爽宜人、郁郁葱葱的山峦，狭窄的山谷，那份空旷，那种置身森林和树丛中的感觉。

树丛里处处是惊喜，你会找到旧农庄剩下的东西：鳄梨树和柑橘树，咖啡树丛和香豆树（香豆用于给可可调味），还有可可树。尽管有病害，树林里密不透风，但这些树还在结果。可可林里某一个地方是这座农庄宅院原来的水泥蓄水池。蓄水池现在没用了，被沉积的泥土、沙子和枯叶堵塞住了；不过，原来给蓄水池供水的那股清泉依然流淌着，但现在有了它自己的水道，泉水在干净的棕色沙子上与枯枝败叶间淙淙流过，泛起涟漪。数年前栽种的雨树，本来是给可可树提供荫凉的，如今都已老态龙钟，成了枝繁叶茂的庞然大物，树身上生了过多的挂着苔藓的寄生植物：野松树，藤蔓，蕨类和葡萄藤。在这些树下走的时候，能感觉到从干苔藓和其他死了的植物身上飘落下来的尘土。

我们过着无序、贫穷、不舒适的生活；就像他人的废墟上的宿营者；所以当时机到来时，我们很高兴可以回到城里。但之后我渐渐明白了，在那片荒凉的可可林子里度过的几个月，给了我大自然之美最醇烈的感受。它们为我确立了关于完美的热带风景的概念。

之后不久那地方自身也改头换面了。我们住在那里时就正是那地方变化的关头。我们就是变化的一部分，而我们离开后这种变化加快了。这个地区——原来是一个方言区，是依附在旧农庄的讲西班牙语方言的白黑混血儿居住的地区——开始有贫穷的黑人来定居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北边的各个小岛上来的非法移民。这个地方变得拥挤起来，喧嚣起来，混乱起来，就像西班牙港东边山坡上那些贫民窟一样。

这是在我去国六年后再到那里时呈现在我面前的景象，很突兀，很完整。那郁郁葱葱的山顶太陡了，无法毁掉，所以还是我记得的样子；道路一边的树丛还在；但在道路的另一边，既没有树丛，也没有林地，只有定居点，我已经不能弄清楚这片土地的轮廓了，连那座旧农庄宅院，那几座正儿八经的花园，林子里的那座蓄水池，这些个旧有的东西原来都在哪儿，我都说不清了。我所珍视的风景有一半都还奇迹般地在那儿，在道路的一边；但是，这愈发让我记起那些被抹去的东西。此后，我小心翼翼地躲开那地方。我甚至都不喜欢接近通向山谷的那条路了（那条路本身也变了很多）。

而今在委内瑞拉，我在许多地方再次找到了那个特立尼达山谷里的植物和颜色。那时的委内瑞拉，石油产量猛增，城市地价暴涨，农庄和种植园被遗忘了；我得以重新找到我所熟知的可可林的氛围。有一次，我沿着一座可可林的边缘驱车数英里。在特立尼达，不会有这么大的可可林；不会有这种香草的芬芳——从香草藤蔓上飘来——与可可林那潮湿的泥土味儿、枯叶味儿和霉菌味儿混在一起。

特立尼达是南美洲大陆向海洋延伸露出水面的一个岛。委内瑞拉是这片大陆的一部分，故而一切东西都是大陆的规模。曾经一度在特立尼达显得顺理成章而又完整无缺的地貌——虽然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开始有拥挤的感觉了——在这里被无限地放大了：巍峨高耸的安第斯山对应的是我们小小的北部山脉，环绕着西班牙港，绵延数英里低矮的山坡上架满了移民的窝棚；那空旷的委内瑞拉拉诺斯平原本身就是一方领土，对应的是我们种甘蔗的平原——在稍高处往下看整个平原就尽收眼底；支流繁多、令人惊艳的奥里诺科河则是我们那里只有一条河道的窄窄的卡罗尼河。

因为我写过委内瑞拉，因为有很多个月，委内瑞拉之于我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度，是我从在伦敦所看的文献中创造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对它有某种所有权。在数趟旅程之后，我开始把委内瑞拉当作一个失而复得的家园。

我数度花整周的时间驱车游览海岸沿线并穿越拉诺斯平原。我第二次或第三次去的时候，在奥里诺科河入海口附近的一个地方乘了一只无篷小船。这一风景在我想象中存在了那么长时间，以至于那一刻，当我第一次真的见到它，也觉得它似乎有一种亦真亦幻、郑重其事的性质。河面很宽，河水很满，没有湍流。河岸光秃秃、赤裸裸的，没有森林。时值雨季。天空灰蒙蒙的，杂以黑灰色，乌云层层低垂，但由于河道开阔，水面几乎使人目眩眼花。河面（尽管近看很混浊，离河岸近的地方漂浮着油光）和天空一样呈灰色，光溜溜的。

空气很重：又要下雨了。雨比我想的来得快——一声轰鸣，河面明显上涨了。很大的雨点打在水上，宛如打在水泥上，船夫调转船头，向岸边划去。

一五九五年罗利在这条河上的时候，这样的雨应该就折磨着他，时而暴雨倾盆，时而湿热难耐。在关于该地区的档案中，他第一个用现代的方式，或者说用一种把他拉近了我们的方式，描写了这种探险中的许多小小的身体不适。在罗利之前，西班牙人曾在这条河上同样艰难地航行过二十次，然而，在他们那一本正经、简单到简直抽象的叙述中，没有任何身体的感受；没有任何风景。与这些先行者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相伴的，是一种更狭隘的观察和感受方式。

离这里不远处是一座废弃的油田宿营地。它就像一座小小的鬼城。数年前修剪整齐的灌木丛，如今又草木纵生无章了（定居点的这里或那里间或冒出一簇生机勃勃的花丛），覆盖着掉了漆的井架、油管、没了房顶的木头工房和在水泥支柱上建起的平房。一个个水泥植钢基座和一团早先的原油浓缩而成的黏稠物（干成了墨黑色），表明抽油泵曾经就在这里。在那些有石油可以提炼的年岁，抽油泵巨大的机械臂日夜不停，上下前后精确地移动，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每一轮动作最后都以“扑通”一声收尾，好似叹息。

最后证明，石油才是该地区真正的黄金。刚开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委内瑞拉的油田招收了许多特立尼达人当苦力、技工和文职人员。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委内瑞拉人不愿意在丛林里的营地工作，还是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破坏性极大的内战，他们缺乏技术人才，还是因为——与特立尼达的油田，或者本世纪初修建巴拿马运河时一样——那些承包公司倾向与更好控制的移民劳动力打交道。但特立尼达人确实来工作了，在委内瑞拉的油田宿营地（即使带着他们的殖民地气息），其中的众多特立尼达人第一次尝到了自由和金钱的滋味，第一次看到了希望。

在此之前，委内瑞拉在特立尼达可谓臭名昭著，它是这样一个南美国家：战乱频仍，极度贫穷，无法无天，局势动荡，革命、独裁、极度的凶残暴力事件往往就发生在一夜之间。不断有难民们过来；殖民地的英国法律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而今，有了石油，委内瑞拉变成了机会之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正长大成人，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看待委内瑞拉的。然而那时，他们不招特立尼达人去委内瑞拉工作了。委内瑞拉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去寻求移民；移民法将特立尼达人排除在外。

他们依然去了。通过非法途径。我小时候常常听说有人用这种办法过去了。凭那时我对西班牙港那小小的殖民地的地貌的认识——帕里亚海湾只是我从这座城市能看得到的那一点点——我以为，那些偷渡者只要从海湾的北部，即西班牙港的西边，游过几英里就到了委内瑞拉。我想象他们趁着黄昏或者夜色，上了小划子，顺着强大的洋流，就能漂到委内瑞拉的海岸。

那是幻想。不过，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是怎样渡海的，直到现在，差不多半辈子以后，在写完我的书很久以后，在我经历了自己的委内瑞拉之行以后，我才逐渐明白，前往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通道原来就是那古老的、原始的通道，在十六世纪末叶成了探险家和商人使用的通道：先下到遥远的海湾南部，然后再沿着宽阔的奥里诺科河入海口那错综复杂的支流往上游划——一条难以管控的路线。

我在奥里诺科河上乘一只无篷小船那次短暂的历险之后不久，一天下午，我来到了入海口的一个镇上。天一直在下雨；主干道湿漉漉的，到处是水洼，仿佛河水透过地层升了上来：空气里弥散着水雾。“奥里诺科河的水淹之地”——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旧文档里的一个词组。在潮湿的水泥围墙后面，低矮的房子四周，我所熟悉的特立尼达花草和小树组成了小小的丛林。

沿着这条街，透过这阵阵潮气，不时地从这里或那里会出人意料地飘来浓烈的肉糜咖喱的味道。特立尼达来的印度人就住在这里；他们是当地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土著印第安人曾经是这片水域的主人。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洋流和潮汐的知识传给了他们的后来者。特立尼达西南端半岛长长的尖角几乎插进了河流的入海口，顶点附近原来有一个土著人的港口或者说停泊点，叫库利亚潘。早期的西班牙人知道库利亚潘，罗利知道，其他人也知道。那里依然有一个渔村。但是库利亚潘这个名字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村子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叫塞德罗斯，意思是雪松。塞德罗斯村的许多渔民都是亚洲印度人，来自恒河平原的农耕人口的后裔。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新家园的地理地貌已经重新塑造了塞德罗斯村的这些亚裔印度人，使他们有了老土著人的本领，给了他们海边生存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他们身处内陆的祖先不曾有过的。

我曾经从空中俯瞰入海口处那一片混沌，那宽阔无边的水域和被浸没的土地，令人对过去没有地图依然抵达这里的每个人都惊叹不已。在地上，作为游客，我曾从海湾的另一边、从一个国家的内陆，前往入海口——那个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来说都存在于想象的国家，我因而找到了一个观看之道，既看见此处传说中的过去，也看见我成长的环境是此处的一个微缩版。

我成长中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小岛的地理地貌。不过我儿时向远方望见的却是一个远比小岛大的海湾。那个处在一座岛屿和一条大陆河的入海口之间的海湾，有着复杂的水流，始终是传奇的新大陆的一部分。哥伦布在其中发现了咸水，也发现了淡水，却始终不明白个中原因——他以为自己只是身处两座小岛之间。它还有过别的名字，这些名字如今都很神秘了：Golfo de las Ballenas[2]，即鲸鱼海湾，还有一个回到起点的名字：Golfo Triste[3]，忧伤海湾。

我现在可以毫无困扰地把罗利一五九五年的海湾地图和我所看到的海湾对上号了。他的地图正好弄颠倒了。南在地图的上面：对一个当时正在寻找通向奥里诺科河下游的道路的人来说，那样比较合乎情理。您对照那张地图，就能看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他凭空臆造的——从各种形状的严谨程度就能作出判断：在绘制地图上撒谎或者凭空捏造是很困难的。

我到委内瑞拉去，通常都是先到特立尼达待过几天，然后方从那里搭乘一架更有当地气息的飞机，飞行一个小时，越过海湾，在委内瑞拉上空沿加勒比海沿岸飞到加拉加斯的迈克蒂亚机场。

就在一次这样的航程中，在一架委内瑞拉的飞机上，我遇到了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这大约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他是靠窗的座位。我挨着他坐靠走道的座位。尽管他只是比我早几分钟登机，但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看上去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好了。虽然有规定，但他脚边还是乱七八糟堆放着几个包裹，另有几个包裹在上面的行李架上。这显示他曾在特立尼达购物，这很不同寻常。在石油产业繁荣起来的那些岁月里，海湾两岸都很有钱，购物的路线通常是反过来的：去加拉加斯，那里有摩天大楼和熠熠闪光的商业中心。

他是个身材矮小、上了年纪的棕色皮肤的男人，也许快满六十岁了。他的脸刮得很仔细，大圆脸，满脸皱纹，那含而不露的神情微微暗含着不怒自威的气势。我下意识的第一个估计——趁我归置东西的时候——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委内瑞拉人，一个沿海地区的混血儿，一个自西班牙人定居伊始的种族融合的产物，他只了解他自己生活其中的风景和有限的语言，只熟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的一切都相隔绝。

后来我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一种没有料到的风格：他那卷曲的头发编成了辫子，在脑后挽成大约一英寸长的紧绷绷的小辫子。这使他有了十八世纪海盗一样的外表。尽管我此前并没有注意到，但我觉得，那小辫子或许已经影响到了我对他面相的第一印象，使我看到了也许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不怒自威的气势。但不是：那小辫子是这个人呼之欲出的某个特点的一部分：他衬衣扣着扣子的袖口下面，我现在能看见用大金币串起来的沉甸甸的金手镯或者是镀金手镯。

他要带什么东西回委内瑞拉呢？我在一个塑料购物袋里能看见一些播放时间很长的唱片；在一个酒椰纤维篮子里，看到几个没有标签的瓶子和几罐特立尼达印第安人的泡菜。这些泡菜看样子像是家里腌制的。难道，是我误读了吗？也许他终究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有着我凭直觉就能知道的想法和臆断，而不是我之前所以为的委内瑞拉人？我仔细打量他的外表。他很不同寻常。他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也可能是另一回事：这要看您认为他是什么人了。

我问他：“您是特立尼达人吗？”

“不，是委内瑞拉人。”他语气坚定。可是他的口音却是特立尼达的。

这时我们已经在空中了，过几分钟就要低低地飞越海湾，这海湾比我三四十年前所以为的那个小小的海域大太多了，有一段时间向两边都看不到陆地。海水呈现出明暗不同的橄榄绿，组成了宽阔、界线明显、形状不规则的带子，有时边界上会有白色或者黄色的泡沫：这是奥里诺科河和大西洋永不停息的争斗，巨大的水浪互相挤压着。

我问：“您在委内瑞拉什么地方住？”

“哪儿都住。我的工作性质使我四海为家。眼下我是在圭亚那城。但是所有的地方我都熟。巴基西梅托、图库皮塔、马拉开波、玻利瓦尔城。甚至还在玛格丽塔住过一段时间。”

他好像很喜欢那些地名的发音：就好像通过说出那些地名，他就拥有了那些地方。

我说：“玻利瓦尔城原来叫安戈斯图拉。那里的人最早酿出了苦啤酒。”

我觉得这件事很是浪漫，他会感兴趣。他毫不在意。我只好作罢；我也不再试图想出新的东西跟他说了。

接着，我们要填入境申请表了。

他说：“这玩意儿恐怕要劳您帮帮忙了。我没有戴眼镜。”

他掏出护照。是委内瑞拉护照，棕红色，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我拿我自己的英国护照也是这么小心，旅行的时候，总是紧张兮兮的，唯恐弄丢，担心万一弄丢了，就不能向官方机构的某个办事员证明我的身份了）。他把护照递给我，我看见了他的照片，他的名字，曼努埃尔·索尔萨诺。索尔萨诺这个姓氏我是从十八世纪末叶的委内瑞拉档案里知道的。它是那时的一个响当当的委内瑞拉姓氏；不过，也许委内瑞拉到处都是姓索尔萨诺的。这个索尔萨诺的职业栏写着：carpintero[4]，木匠。

他收回护照，把它放到一边。他说他的护照每年都要换新的。他出差很多。头一年一本新护照花三十五玻利瓦尔[5]，三十五个“玻”；今年就要花七十五个“玻”了。两个“玻”相当于一美元。他其实弄错了；美元连那一半的价值都不到；我觉得奇怪，一个跑了那么多地方、戴着那么重的金手镯的人，却不懂得委内瑞拉货币的基本常识。

接着，好像要对我给他填写入境申请表表示感谢，也为了酬劳我没有问困难的问题，他给我看他那个塑料袋里的新唱片。它们都是印地语的灵修歌曲。有的是由一个特立尼达的组合灌录的，有的是由一个叫德罗帕蒂的女歌手灌录的，德罗帕蒂来自苏里南，即原来的荷属圭亚那。

这是他表达自己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的方式——同时让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再多问。所以，他的外表又一次起了微妙的变化；他跟我说他是什么人，就变成了什么人。尽管他并不是我原来所想的陌生人，但他在某些方面依然是陌生的，他有一些我没有的宗教需求，还因为他对印度古代的神明以及他们那应有的仪式杂乱无章的想法（很难想象），所以就离我很遥远。

空中小姐端来点心托盘，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拒绝了。他告诉我，他不吃肉，也不饮酒。我感到很意外。我之前并没有把他想成那种印度人。不过我并不真的相信他。我觉得他有着特立尼达饮酒的印度人的面孔：向下压着的柔软的嘴唇，深陷的双颊，一双咄咄逼人、含着水汽的眼睛。不过我接着想到他或许在进行某种苦修吧；或许他在宗教方面发过誓。也或许他这样外露地表现出的节制和他为家里的某个人服丧有关吧。或许他回特立尼达就是为服丧而去的。

他当然对特立尼达的朗姆酒很是熟悉。他说，他本来一直希望带一些白朗姆酒回委内瑞拉的，可是最后几天他脑子一直都“很热”，就把这茬事儿给忘了。特立尼达的白朗姆酒治感冒那可是一绝。

他说：“您蘸那么一点点抹到头上”——他用手指做了个蘸的动作，此时他的金币手镯露出来更多了——“您往额头上擦那么一点点，第二天早上感冒就没了。”

我们已经把海湾抛在了后面。有一段时间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沿岸就在我们下面，其轮廓就像一幅巨大的地图，色彩模糊的绿地，一片片或是白色或是红色或是棕色的海滩，黑色的大海，一条条小河河口那小小的泥点儿。正如太空卫星向我们展示一个仿佛不染尘嚣的世界，从那里看大城市也仅仅是小小的一点，从这架艾罗波斯塔尔航空公司[6]的飞机上看，这片美洲大陆的加勒比海沿岸依然像是一个新大陆。

他早年在特立尼达（他在那里的名字没有告诉我，但我想有可能是源自亚洲次大陆的一个名字），有过四个孩子。他在委内瑞拉叫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有九个孩子，而且他们取的都是委内瑞拉的名字。

“这就像是从一个帽子里选名字一样。一个叫安东尼奥，另一个就叫佩德罗。第一个女孩儿叫多洛雷丝。她母亲喜欢那个名字。”

这九个孩子的母亲是谁呢？他说她是个印度人。“她只说印度话。”

印地语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已经不再是一种活的语言了，这就意味着，曼努埃尔·索尔萨诺在委内瑞拉的孩子们的母亲来自苏里南，也就是印地语歌手德罗帕蒂的祖国。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说：“我在家里只讲西班牙语，所以孩子们就只讲西班牙语了。”

一片新的土地，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一种新的家庭生活，甚至是新的语言（苏里南的印地语应该和他在特立尼达所听到的印地语很不一样）——他的生活本该压力重重，可是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始终在凭直觉生活，闯他的路子，生存下去，没有失落或者空虚的想法。

不过，正如他说他去过很多地方，却不知道委内瑞拉货币的币值一样，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他有着保留下来的农民的需要，在与印度的宗教、难以理解的神祇的概念、食品和音乐以及崇拜隔绝一个世纪之后，他不知道他那九个孩子的母亲所讲的语言是印地语，而不是“印度话”。但也许并不奇怪：他凭直觉生活，对他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非常着迷。他无法远观或者评价先祖的文化；他无法获得关于它的外部知识；这种文化将会随他死去。他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子女。他们取的是西班牙语的名字，只讲委内瑞拉语。这些索尔萨诺家的人将会很不一样；关于他们不会有任何模棱两可的地方。他们将会成为那种委内瑞拉的陌生人，就像一开始我把他们的父亲误认为是的那种陌生人一样。

我想看看他的金币手镯。他摘下来递给我看。金币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君主。他解开衬衣，让我看到更多金币：他戴着一条很重的、有一个很大的金币项坠的金项链。

他原来在委内瑞拉发现过金子：一个藏金子的地方。那是好多年前了，当时他刚到委内瑞拉不久，在干一些木匠杂活，白天也当苦力——他们一帮二十五个人在加拉加斯市中心拆一座旧建筑。这是发现石油之后加拉加斯旧城大规模拆迁和重建工程的一部分——重建有汽车道的城市。在一个房间里的一堵土坯墙墙洞里，他和另外两个人发现了这个藏金子的地方，发现了许多像他手镯上那样的铸有君主像的金币，还有很多他现在绕脖子戴着的那种金币。铸于一八二四年的金币。金币很大，指示着一种历史意义，一种安定的说明，纪念一八一八年的一个事件：西蒙·玻利瓦尔试图建立的独立的南美洲国家的第一次大会。那不是一个镌刻在我脑子里的历史时间：那枚金币是我见过的关于这一宏大理想的第一个证物。

从英国君主头像的日期看，这个藏金子的地方应该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个时间建起来的。所以离金币铸造的时间只有三十年左右，这些标志着一个旧帝国、旧秩序的终结，以及对新帝国、新秩序的迎合的金币就必须被藏起来了。在委内瑞拉及南美洲其他地方，经过一个世纪的战乱之后，这个西班牙帝国土崩瓦解了。一八六九年，英国作家、博物学家查尔斯·金斯利在特立尼达过冬，他记录道，没有船只到奥里诺科河的上游去；还说，只有一艘生虫的轮船从西班牙港驶向了加拉加斯的港口拉瓜伊拉；在所有这些年的你争我斗之后，加拉加斯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

正如罗马帝国崩溃时，埋藏宝贝的人们不可能预见到历史的曲折，不可能预见到进一步的人口大迁徙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把他们不熟悉的人、他们想象不到的人带过来，把他们为了更加光明的日子而储藏起来的宝贝翻出来一样，老加拉加斯城的那些人，在黑暗的年代，（几乎肯定是通过抢掠）积攒起许多英国君主像和金币，秘密隐藏起来；他们不可能预见到历史的曲折会把曼努埃尔·索尔萨诺带过来并发现他们的金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时，曼努埃尔·索尔萨诺的先人还没有离开印度呢。

他说：“我就这样买了自己的房子。再也不用忍受任何人的吆五喝六了。”

我开始想，这份好运（不管他是希望它得以保持、展期或者说不要失去）现在和他的节制是否没有关系，或许这种节制是因为发了某种宗教的誓言（在特立尼达或委内瑞拉，其标志或许就是花园里的一个经幡）。

我的大拇指又摩挲了一遍那枚纪念安戈斯图拉大会的金币。金币还是那么新，上面那夸耀传奇的凸出的字母还是那么锋利。

一个奇怪的巧合是，这枚金币铸造的年份，一八二四年，就是这一年，在奥里诺科河畔同一个小镇安戈斯图拉，西格特医生第一次生产出了他那芬芳馥郁的苦啤酒。在此之后的几年，委内瑞拉的局势动荡不安，安戈斯图拉大会上的诺言变成一纸空文，西格特医生被迫带着他的秘密配方渡过海峡来到了特立尼达。作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特立尼达提供了和平和商业机会；与此同时，作为委内瑞拉露出海面的大陆岛，西格特医生的配方所需要的所有热带药草、植物和水果，特立尼达都有。委内瑞拉的安戈斯图拉镇曾以玻利瓦尔的名字重新命名；现在，安戈斯图拉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地名而存在，并不是因为那枚金币所纪念的那次大会，而是因为苦啤酒，虽然这苦啤酒是在别的地方制造生产的。

我又掂量了一下那条项链，感受一下金子的重量，然后递还给他。

我说：“我要是带着这东西到处走，会很担心的。”

他微微低头，项链轻巧地滑下脖子，他的动作就好像一个娴熟灵活的牧师穿戴祭衣的领带一样。他在他那皮肤松弛的、老年人的胸口上那杂乱无章、弯曲打卷的灰黑色胸毛上拍了两三下，让硬币贴在胸口由汗衫挡住；然后他扣上了衬衣扣子。

“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纪念品。这样比在银行里更保险。我要是把它放进银行，他们就会把我送去蹲大牢。这正是跟我一起的那两个伙计的遭遇。都是黑人，不是岛上来的，而是来自一个叫作巴洛文托的地方。那儿有很多旧时代的种植园，还有很多委内瑞拉的黑人。”

我在委内瑞拉的很多地方发现了我小时候的那个可可小山谷里的植物，巴洛文托就是那些地方之一。那些古老的种植园工房和纯正的黑人社区（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在城里工作）曾让我很感意外。而巴洛文托——这个词的意思是“迎风”，对我来说就是加勒比海地区——也是我曾驱车行驶好多英里的地方，旁边是一个乱蓬蓬的可可庄园，庄园里高高的大树遮天蔽日，香草的香气扑面而来。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说：“那些黑人一看见金币，就只想塞满腰包，然后逃跑。我对他们说不能这样，会被逮起来的。他们刚开始还听我的，可是后来他们就觉得，我是不许他们拿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只是塞满腰包，跑了。我待在后面，从从容容。我又撬出了几块土坯，想再找一找，还真又找到了一点。我不声不响地开始装我的携带餐盒。三个圆搪瓷碗，一个摞在另一个上面，放在一个金属篮子或者说笼子里，最上面有一个提手。我把那玩意儿装满了，里面还有大米饭、面包和其他吃的东西，这样金币就不会丁零当啷地响了。我留意着它，和别的伙计们一起继续在另一个房间里干活，一直干到下班时间。我拿着餐盒离开工地的时候，就像一个走在玻璃上的人，很怕摔倒了。到了晚上，我就把那些金币放到了别的地方。第二天早上，我回去上班，不声不响，安安稳稳，就在那一天，我们把发现金币的那个房间推倒了。我只是不停地干我的活，果真，下午就有五六个国民卫队的人来了。他们像疯狂的蚂蚁一样开始搜索工地。他们也不说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在找一个已经推倒了的房间。这都是那两个黑人惹的祸。您根本不会相信他们干的事儿。他们觉得有了那些金子就了不得了，拿着那些金币去了加拉加斯最大的银行之一，那里的每一个人可都是穿着西装的。想象一下吧。从巴洛文托来的黑人，穿着黑人的衣服，说话带着黑人的鼻音，走进那家大大的装着空调的银行，说他们有金币。银行里的人当然就打电话叫来了国民卫队的人，那两个家伙被戴上手铐，严刑拷打，而且失去了一切。”

我说：“我听说卫队的人很会动粗。”

“嗯，不错。”可是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话锋一转，好像转变了立场，“他们可是要和很多粗鲁的人打交道的。您要是想像个男子汉一样回答应对，就得拿出手里的东西。”

过了一小会儿以后，他说：“我儿子安东尼奥就在国民卫队里。他很小的时候就想参加国民卫队。”

我说：“有军装，有枪，有吉普车。”

“还有住的。这一点您可别忘了。他们有很漂亮的营房。安东尼奥对那种东西总是很讲究。我想起来几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是在拉克鲁斯港。我当时在那儿为一家旅馆干活。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跟孩子们和他们的妈妈开车出去。那时候滨海路上有个集市。我突然听到警笛声，霎时间一辆国民卫队的吉普车就把我推离了马路。我停下来，卫队的一个人拿着一把左轮手枪跳上车。他一看到妈妈和孩子们，这个人——已经准备用枪托打我了——一下子变得很不好意思，很是疑惑。他说：‘Disculpe, disculpe, señora[7]。对不起，对不起，夫人。’他又跳了出去。有几个星期，安东尼奥把那件事搞成了一个游戏。他在院子和房子四周到处跑，假装拿着一把枪，说着：‘Disculpe, disculpe, señora。’”

我们此时在海岸上空又降低了飞行高度。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看着窗外，留给我梳着辫子的侧影，沉默了一阵子之后，他说：“这孩子这些日子让我不省心啊。他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麻烦。”

“在国民卫队里的那个儿子？”

“是啊，安东尼奥。我不是说他‘惹’了什么麻烦。但是很严重。这件事呢，我又帮不上他的忙。大约两年前吧，他开始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同居。我知道这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他本来对这件事很不好意思，但过了一段时间，他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我就过去看他们。那是奥里诺科河边上的一个镇子。这女孩子年龄很小，个头也很小，是皮肤很好的那种委内瑞拉人的类型。我猜十五六岁的样子。我在那儿的时候，她对我非常尊敬，说话并不是很多，跟您说老实话吧，我那时候也很害羞，不敢仔细打量她。我要离开的时候，她过来亲吻了我的脸颊，而我就把手放到了她肩膀上。不，不是她肩膀上。是她胳膊的最上面。这一下我吃了一惊。她的身板儿一点儿都不柔软啊。她硬邦邦的，像个男人，个头儿又那么小。这件事儿，我印象尤其深刻，我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件事，心里一个劲儿犯嘀咕：‘他们让这个可怜的姑娘过了什么样的苦日子啊？他们让这个小孩子干了什么活儿呀？’我到家以后，孩子的妈妈问我：‘你觉得这孩子咋样？这孩子还行吗？’她指的是那个小姑娘。我说可以。她说：‘什么类型？’我说：‘帕尼奥尔那一类的。’别的我啥也不想告诉她。

“接下来，就发生了那种常见的事情。说是常见，但这事儿要放在您身上，也就不平常了。一天，安东尼奥在办一桩杀人案。他必须到城外很远的一个牧场去。一个养牛的牧场。都是外国人。安东尼奥很讨厌那个地方。他们建些很大的水泥牛棚，占用那儿所有的土地，天又那么热，他们把牛圈弄得很挤，就喂牛吃鸡屎和磨砾石。这样的地方不出杀人案才怪。安东尼奥本该一整天都在外面的，可是出了点事儿，他下午早早地就回来了。

“现在让我告诉您，这个镇子上有一个叙利亚人开的商店。这个叙利亚人就住在楼上，但他还有一座‘昆塔’，就是那种带一小片土地的房子，在镇子的外面。安东尼奥回镇子的路上，正看见那小姑娘和那个叙利亚人离开昆塔。他一见那阵势就气不打一处来。就像是有人把一袋面粉砸到了他脑袋上似的。

“他要是直接回家可忍不了的。他就去了局子里，在那儿消磨了几个钟头。然后他回家了。这会儿，那姑娘在家呢。就在院子里。她在一个敞亮的棚子下面，棚子下面是水泥地板，悬在棚子上的吊篮里种着蕨齿类植物，花盆里种着花草。这地儿漂亮又凉快，她平时在那儿洗衣裳，有时候他们也在那里乘凉。她这会儿在侍弄那些花花草草。他什么都没有跟她说。他只是在院子里停住了脚步，站在那大太阳底下，看着她，只看着她的脸，并不看她在干什么。她一看他，就知道她大祸临头了。

“她离开花草，朝屋子里走去，进了厨房，他也去了那里，在厨房里坐下，这会儿看着餐桌。她离开厨房。他站起来，拔出他的左轮手枪，跟着她。他跟着她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厨房到客厅，到卧室，到走廊上，等着他能用手指扣扳机的那一刻。她并没有设法从屋子里跑出去。感谢上帝。否则的话，那手指头早就扣了扳机了。然后她不再走了。他走上前去，走到她面前，她冲他尖叫：‘你不知道这些叙利亚人喜欢占小姑娘们的便宜呀？你干吗不去宰了他呢？’

“这话像刀子一样割着他。‘占便宜’，‘小姑娘们’——这几个词把他割得七零八落。他很伤心，感觉自己傻乎乎的。他知道自己不忍心杀了她。他去了那个小卧室，军装也不脱，就在床上躺了下来。窗户大开着，半拉着的窗帘一动也不动。天还是很热。但他感到很平和，立马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感觉自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就那么躺着，闻着邻居煎鱼的味道，他感觉很平和，闻着那种味道，听着四邻八舍房子里传来的小小的声音。那些声音听上去很遥远。等他更加清醒了一点儿，他知道他之所以感觉平和，是因为他没必要毁了他自己的生命，或其他任何人的生命。他并不需要做什么。

“他起床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屋子里很黑。他只看见邻居家的点点灯光。院子里很黑，外面的棚架很黑，那里有长在吊篮里的蕨齿类植物，还有那些花花草草，水泥地上放着的几把椅子。厨房里没有吃的，外面也没有一个人。他独自一个人在这座房子里。那姑娘不在那里。她走了。他开始在房子里乱窜，转来转去。他没有点灯。他只是在黑暗中走。

“他去了洗手间。然后他出来，来到黑暗的院子里。他四处走了一会儿。然后他挺直腰杆儿，抻抻军装，拍了拍枪套里的手枪。他钻进汽车，开车去了镇中心，来到河边那座很大的公园。

“公园的一边是那条河。那个叙利亚人的商店在另一边的一条马路上。那条路有一条带拱廊的人行道，道旁有水泥柱子，柱子上贴了很多广告，一张上面压着一张。那是一个很长的商店，有两个很宽的出入口，不过，这天晚上，有一个出入口关上了。安东尼奥走进店里，看见那个叙利亚人远远地就在柜台的一端，像个警察一样站在挂着廉价布结子的货架前。他正站在一盏昏黄的电灯泡下面，跟他欺骗的人们说说笑笑。

“安东尼奥端详着那个哈哈大笑着的人，心里对自己说：‘现在你继续笑吧。很快你就笑不出了。’他检查了一下，手枪就在腰上别着。他没有把枪掏出来，因为这一回，他是不会等着它开火的。这一回等他把枪掏出来的时候，它就要派上用场了。他从开着的门向里面走去。当那个叙利亚人转过身，看到那身国民卫队的制服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有点儿尊敬了。

“安东尼奥在自己心里对那个叙利亚人说：‘好啊，你表现出了尊敬。可是，只表现出尊敬是不够的。我想要看到你眼里的恐惧。我要看你求饶时候的眼睛。这个时候我要送你回老家。’

“那个叙利亚人认出了安东尼奥。他并没有大惊失色。看那样子也没有被吓住。他看上去很恼火。接着他恨恨地看着安东尼奥。这一下反倒把安东尼奥弄糊涂了。那阵势就好像那个叙利亚人不明白那一刻有多么严肃。可是，店里的人都明白。他们不再说话，给安东尼奥让开路，让他从中间走过去。他走上来，走到柜台边，此时那个叙利亚人鄙夷地看着他。这一段时间，那个叙利亚人始终都一动不动。

“这时候，一件好笑的事儿发生了。安东尼奥在心里头不再对那个叙利亚人说话了，他开始对自己说起来。‘这家伙为什么这样子鄙视我呢？一定是有人跟他说了什么。既然这家伙心里对我充满了鄙视，我就不能送他回老家。那姑娘一定是告诉他什么了，给了他压过我的力量。她都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脑子里飞快地掠过各种各样私密的事。力量从他身体里流出去了，他站在那里，站在商店里，开始感到很冷。他觉得他快要哭了。那个叙利亚人说：‘什么事儿，老警？’叫他老警就是要当着其他人的面侮辱他，尽管他穿着军装。安东尼奥只能转身离去。

“不管怎么说，接下来的几天他挺了过来。他给我捎了信，要我过去看他。我见他很混乱，整座房子也很混乱。那只是我第二回到那座房子。头一回是很讲究的样子。那姑娘穿着漂亮的衣裳，恭恭敬敬的。现在她不在那儿了，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联想到她。院子里的小棚子，种着的花花草草和蕨齿类植物，都使我想到她。我们在那个棚子里坐着，喝茶。

“所以，当安东尼奥跟我讲了这件事的时候，我内心深处跟他有点儿同感。他说，他觉得他必须离开国民卫队——他心里头给砸了个稀巴烂，现在干不了那种工作了。他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虽然我心里想那个姑娘，跟他很有点儿同感，可是，我没有那样的经验可以跟他说些什么。我没办法告诉他该怎么办才能让人们喜欢他或者跟他在一起。

“我是在旧时代长大的，成长的道路不一样。那时候，老辈人会给你关照那方面的事。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正是战争年代，我正在库穆托的美军基地工作——一个礼拜五，我回家过周末，我父亲直接对我说：‘你小子长得太大了。该娶个媳妇了。我给你看上了一两个女孩子。我这就去跟她们家说合说合。’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在基地我是个大人了，跟美国人干活，诸如此类，但我还没有大到跟我父亲说不。我还没转过来呢，就有了老婆，就有了孩子。那就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我该怎样就怎样，就像是别人塞给我的东西。而我并不用出去找。

“您可以说我砍断了那里的联系，打碎了那种生活，然后来到这里，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遍。我那时在马图林过着类似逃亡的生活，常常跟这家印度人一起吃饭。我从来不会跟他们的闺女说漂亮话。我几乎就没有跟她说过话。不知怎么的，我就搬过去跟他们一起过了，然后她就跟我搬了出去，而大家伙儿都同意，谁也不多说什么。而且我必须告诉您，直到我们住在一起，之前我从来没有碰过那个姑娘。

“好笑的事情是，等孩子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对男孩子们并不像对女孩子们那样操心。我们在这儿什么都不能给他们安排，而他们呢，也不想要任何老式的安排。他们想要的是现代的方式，他们自己选择，但要知道，女孩子们都傻乎乎的。一番甜言蜜语，她们脑袋就转向了。一旦女孩子有了孩子，那可不是她能退回去的东西。好也罢，坏也罢，就是她有的东西，她的生活就得朝着那个方向走。不过呢，多洛雷丝和另外那个女儿都还好。她们模样长得周正，给她们提亲的还真不少，她们挑挑拣拣，然后她们的终身大事就定了下来。我知道别的女孩子们也不会错，因为已经给她们树立起好榜样了。

“男孩子们可就不一样了。女孩子们还可以坐着等。男孩子们就得出去找。他们必须以新的方式成为男子汉，而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从我这儿可学不到什么。他们只是模仿外面的人，实际上又不是真的懂。这事儿对他们另有一层难度，因为他们一直还有老式的害羞，都是从我这儿继承的。

“对安东尼奥来说，进国民卫队可比得到那个姑娘容易。然后呢，他对这件事很害羞，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告诉我。他并不是耍滑头。他也不是担心那个姑娘。他只是很害羞。他觉得这样子就是对我不尊敬，看上去就像是跟我竞争似的。

“他告诉我，我就去看他们了，我当时也害羞得不行，我都不敢让自己正面看那姑娘的脸，安东尼奥也害羞得不行，他假装几乎不认识那姑娘。唯一不害羞的就是那姑娘。我事后想，我对那姑娘所有的了解，就是我所见到的，那姑娘实际上就是个陌生人，安东尼奥对她了解得也不多。随着我和他在那个房子里聊着天，我感到这就是他深陷的麻烦的一部分。

“我们聊了一天，一直到深夜。我们谈啊，谈啊。同样的事儿说了十遍，十二遍，然后从头开始再来一遍，他是那样的不安、混乱。

“我告诉他，那天他的手指没有扣扳机，然后从那个叙利亚人的商店里走出来，是上帝和他在一起。我告诉他，他实际上对那姑娘并不了解，所以他不能说什么羞耻啦，丢人啦。他必须也只能这么想，他跟她犯了错误。下一次他就不会犯错误了。那姑娘可能是自己也犯了错误，那个叙利亚人也是。出去在陌生人当中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的。我的感觉是，最后，真正该是你的，你就会得到。

“我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你和你们这一代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寻找的那种激动。你们这一代是现代的方式，我得告诉你，因为它，因为它所给你的自由，我都有点儿嫉妒你了。但是，如果你想要这种激动的话，就要付出代价。别的人一定也有他们的激动和自由。你不能把它们都束缚住。你不能开始想什么公平不公平。你一旦开始寻找这份激动，就要把公平不公平这种想法打消了。’

“所以，我们就在黑暗中坐着，坐在有蕨齿类植物的吊篮和花草的棚子底下，谈啊谈，我搜肠刮肚，找东西跟他说，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半真半假。

“一直有人从马路上经过。他们就像是别人家的灯光映衬出来的影子。我觉得这会儿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听到了风声，他们知道，这个国民卫队的人和他父亲坐着，在谈那个小姑娘和那个叙利亚人。我觉得我能说清楚人们都是啥时候知道的。他们并不想看，他们走路仿佛也不想弄出任何响动。他们对待那座房子，就好像那是一座病房。没有人笑话。人们的这一面是我之前不了解的，或者说之前没有理由寻找的，这使我感激并尊敬他们。

“我感觉，我们说着话，安东尼奥越来越疲乏，他慢慢平静下来。但时不时地他还是会崩溃，说他得离开国民卫队。我这会儿并不真的相信他的话，但与此同时，我有一种感觉，正因为我很认真地对待他的忧伤，正因为他更平静了，还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从邻居们那儿获得了同情，他或许就想表现一番，做一些出格的事。我觉得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我就告诉他：‘我给你做一些祈祷吧。’

“这个想法是突然冒出来的。我一说出来，就知道这话说对了。他知道，我脑子里有些很特殊的祈祷。他对这些祈祷知道得并不多，但他知道，他妈妈很看重这些祈祷词，我也很看重这些祈祷词。

“我对他说：‘我要你答应，我给你做这些祈祷前，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我感觉他是同意的。这样一来，压在我心头的重压卸了下来。”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打算做的特殊的祈祷就是印度教经文上的教义。做这种祈祷要求有一个梵文学家用梵文（或者在世界上这个偏僻角落能算作梵文的东西）诵经，坐在一个低矮的、装饰好的土祭坛前面，祭坛上面插一棵小香蕉树，要有白糖和经过提纯的黄油在香气扑鼻的油松火上燃烧——这是繁育和牺牲的古老象征。这样的祈祷没法在委内瑞拉做：曼努埃尔·索尔萨诺只好回特立尼达，那个他度过了早年另一种生活，还另有一个不再使用的名字的地方。他就是在做完了那些祈祷之后回国的，他自己的心灵刚刚得到净化，不吃肉，不饮酒，带着那个当作纪念品的酒椰纤维篮子，篮子里放着一罐罐、一瓶瓶的腌酸橙、腌芒果和辣椒酱；还带着那些印地语灵修歌曲的唱片。

他说：“我希望我回来不会发生大事。”他用他那戴着手镯的右手重重地捶了捶胸口。“我没办法告诉您，我觉得要为我在这里的好运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现在，我们下边这些东西越来越近了：那多风的、灰色、白色的大海，那一个个居民楼街区，海和山之间那条细长的平地上机场长长的跑道，那伤疤一样斑斑块块的红土地，几十架黄色的掘土机，委内瑞拉国内航线的艾罗波斯塔尔和阿文莎两个航空公司那许多白色的小飞机，长长的机场大楼旁边停着的五六架国际航线的飞机。这都表明委内瑞拉的经济正在大增长，在加拉加斯（要经过那些从山里穿过的长长的隧道才能到达）的更奢华的商业中心，一件衬衣能卖到一百美元，而这个时候在纽约，一件五十美元的衬衣就已经是奢侈品了。

我们在不同的通关处排队。他是委内瑞拉人，很快就通过了。他等着我，他梳着小辫子，提着那个酒椰纤维纪念品篮子，很是引人注意。

我向那个移民局官员走去，他拿我的入境申请表冲我挥了挥，正要说什么，这时一个同事叫他；他回应了一声，随意在我的表格上写了些什么，在上面盖了章，又在我护照上盖了章，挥手让我往前走，然后离开了他的办公桌。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抬了抬下巴，问：“他在您的文件上写啥了？”

我看了看。原来我没有写我的职业是什么——这是一个半无意的疏忽：那时候，作家很值得怀疑：有些游击队在滥用这个词。在职业一栏，那个分了心的官员写“Ejecutivo[8]”，总经理。

曼努埃尔·索尔萨诺说：“您看出来这个国家为什么伟大了吧？您表现出自己是什么人，他们就按什么方式来对待您。您怎样尊重自己，他们也就怎样尊重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这样的。”

一个国民卫队的人在看我们。曼努埃尔·索尔萨诺注意到了，他略微调整了一下行为举止，表明他对当局的两种支持：对那身军装的友好的认可，同时稍稍晃动一下肩膀，表示对军装的顺从。

在海关大厅里，他说：“但是您应该小心一点。我们这里可是有几个游击队的。安东尼奥有两三回都跟他们发生了枪战。有一个家伙在他的身份证上写了Director Ejecutivo[9]，首席执行官。很高调的。消息传开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就在他要上公共汽车去上班的时候，游击队员开车上来，把他给抢走了。一个colectivo，就是一辆那种很小的私营小巴，小得要弯腰才能钻进去。大家为了上车都忙着你争我抢的，还要小心碰头，所以没有人注意。当发现他身后没有大公司给他交赎金后，他们就把他枪杀了。在这个国家，您得懂得怎样表现自己。”

[1]南美洲的一支印第安人。

[2]西班牙文。

[3]西班牙文。

[4]西班牙文。

[5]委内瑞拉的银币及货币单位。

[6]委内瑞拉航空公司。

[7]西班牙文，意即“对不起，对不起，夫人”。

[8]西班牙语。

[9]西班牙语。

8　在荒凉的海湾里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我曾经一度认为，我应该设法以这个海湾为背景写一出剧本或者一部电影（一部电影或许会更好）。我觉得它应该有三部分：一四九八年的哥伦布，一六一八年的罗利，一八〇六年委内瑞拉的革命家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三个执着的男人，都早已过了盛年，关于新世界各有其构想，在这个荒凉的海湾里，每个人都处在一个本该功成名就，但实际上却是穷途末路的时刻。独立成篇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因时代差异而改换的服饰风格，但三个篇章环环相扣，衍生为一个系列。

一六一八年的罗利，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在海湾里等待发现金矿的消息，而他从来就没有见到过金矿，而今也不再相信会有金矿了。一四九八年的哥伦布也一样，他在日记里抱怨视力不好，身体欠佳，时运不济，提前请求君主的怜悯。在他沿着这条半是咸水、半是淡水的陌生的海湾逶迤而行时，他认为自己在他称之为特立尼提的岛屿和另一座他称之为格雷斯（实际上是南美洲大陆）的岛屿之间航行。他像祈祷者那样取地名，夸大他所见之物之神力。他几乎已经失去了对新大陆的梦想；他知道，他留在身后的海地岛那块小小的西班牙殖民地，情况很不对劲儿。在这第三次旅程结束的时候，他就要披枷戴锁地回到西班牙。正如一六一八年的罗利，除了回国到伦敦塔去蹲监狱，接受死刑的判决，他已经别无选择。

委内瑞拉革命家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比玻利瓦尔更早参加革命，在他革命生涯的后期，有这种疯狂和自欺，接着就是投降。米兰达不像哥伦布和罗利那样广为人知。他的革命生涯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独一无二，不过（因为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后面会讲到）他没有历史神话，所以在此刻，有必要撰写出他的历史。

一八〇六年，米兰达五十六岁。他离开委内瑞拉已经有三十五年了，其中有二十多年他都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一直在四处兜售西班牙裔美洲人解放的思想。准确地说，他是西班牙军队的一个逃兵。这就意味着，他在委内瑞拉拥有的巨大的家族财富都与他无缘了，他一直靠耍花招骗人混饭吃。南美洲革命——他首要的潜龙之地——是他唯一的资产。一八〇五年他慌了，他觉得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人有可能入侵南美洲大陆，那样的话，他就没有革命可以领导了。于是他离开英国，去了美国。米兰达用一个商人（他心甘情愿投机革命）资助的钱，买了一艘小轮船，招募了两百名雇佣兵，决定入侵南美洲。

轮船向南驶去，旅途漫长而缓慢。他和船长争吵，他和雇佣兵争吵，入侵也是一场灾难。在一场仅有四十分钟的战斗中，一艘西班牙战舰就截断并扣留了两艘没有武装的双桅纵帆船，这两艘船是用来送五十八名入侵者登陆的。米兰达上次见识到这种阵仗还是二十五年前，这次他乘自己的船掉头就跑了。

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的英国当局搭救了他。他那没有拿到工钱、正要闹事的雇佣兵们也被治服了。他在特立尼达的法国人中间又招募了一些人马，就想开始新一轮的进犯。跟哥伦布以及罗利一样，他有一种历史感。他发布一项宣言：“哥伦布所发现并以其存在而尊崇的这个海湾，现在就要目睹我们英勇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场面了。”

他的宣言成了另外一种宣言，因为这次凭着英国海军的暗中相助，他在委内瑞拉登陆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说，当地官员凡是不放弃对西班牙当局的忠诚者，都将被看作敌人。他的革命思想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一个人投靠并倒向他，人们都从他身边逃走了。

他早先失去的那五十八个雇佣兵，他也不下功夫赎回、拯救或进行谈判。他们当中有十个人被施以绞刑，被大卸八块，脑袋被钉上钉子，尸体被烧掉以表明某种象征意义。其他人全被关进可怕的监狱里。米兰达从来不谈他们，也不为他们表示悲哀。他们是雇佣兵，是赌徒。那次入侵要是成功了，他们就会大肆抢掠一番。现实是他们失败了；他不亏欠他们什么。

他力量不够强大，或者说技术不够成熟，信心不够充足，所以无法向内陆进军。十天之后，他再次上了船。有几个星期他都犹豫不决地在离委内瑞拉海岸不远的海域等待。英国海军的支援原本就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权，这时也撤出了；米兰达别无选择，只好回到了特立尼达。

此后整整一年，米兰达都待在特立尼达，就像一个被困在孤岛上的人，孤立无援。

九年前，特立尼达都还是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而今它是大英帝国的领土。该岛大都是森林，但却是空荡荡的森林：土著居民已近绝迹。二十年前，在古老的印第安人的海滨定居点库穆库拉坡，西班牙人规划出一个西班牙风格的小镇，笔直的街道规则地纵横交错。远离主广场的居民区大多空无一人，荒草蔓生。在这座没有建成的小镇的尽头，走回到那片三面被山脉和森林环绕的土地，就是新建的奴隶种植园，要比镇子新。这片土地在土著居民消失后，有两百年一直灌木丛生。

这些种植园主是从海地及北边其他讲法语的岛屿上来的难民。他们并不都是白人，当中有许多白黑混血儿和黑人，用那个时代的种姓语言来说，他们叫作“有色自由人”，不叫黑奴。特立尼达的奴隶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新黑奴”，是刚刚从非洲运过来的。

这座岛屿现在靠这些种植园活着，为这些种植园而活着，离开了种植园，几乎就没有生命。旅行是受限的。没有四处游荡的人，没有四处漂泊、自由自在的人。一个像米兰达这样过惯大都市生活的人，在这里无处立足。这一年当中一定有些时候——在等待进展，任由英国政府摆布时——他感觉像个囚犯，想着能不能逃出去，离开这片曾经是他祖国的一部分的土地，回到伦敦去，回家去，回到家人的身边去。

经历了漫长、闲散的一年，他真的回去了。他逃离了曾经是他的祖国一部分的土地，本来，他的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了。那已经足够讽刺了。可是，他在一次致命的失败后，人们就不允许他出去了。他名气太大了，活跃的时间也太长了，谈得也太多了。另一番命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三年后，由玻利瓦尔和其他人发起了真正的委内瑞拉革命。他们把米兰达从伦敦请了出来。他们认为需要他。米兰达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南美洲人或者叫西班牙裔美洲人，他认识英国和美国的重要人物。那些革命家们也相信他们需要米兰达的军事技能：南美洲人之间流传的说法是，在军事问题上，他仅次于拿破仑。（他曾在西班牙、北非和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军队中任上尉十一年。在他开小差去美国之前，他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上校。但当到了法国，他想方设法使法国人相信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是一个将军，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早期，他就在革命军中当了七个月的将军，直到因不称职而被捕。）

所以，在经历了三年前的溃败、不光彩行为和无所事事之后，米兰达居然大获全胜，倒是出人意料。他在委内瑞拉登陆，参加一场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这场革命他预言了二十年），在礼仪上被奉为革命领导人和英雄。有一段时间，一切都顺风顺水。委内瑞拉的革命胜利了，米兰达作为将军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尽管他参与的部分特别血腥，这位言必称公民自由的革命家暴露出残酷无情、过分独断专行的一面。这份残酷无情是使得人们对这场革命产生疑问的方面之一。

米兰达二十一岁时离开委内瑞拉，到了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一年，他去国已近四十年。正是在那段时间内，他多次塑造了自己：在美国人当中成了一个自由的爱好者；在法国人当中成了一个革命者；在凯瑟琳大帝统治下的俄国达官显贵中成了一个墨西哥贵族和伯爵；在英国人当中成了一个流亡中的统治者，一个能向英国生产商打开整整一个大陆的人物。所以在他一次次出人头地的过程中，委内瑞拉和南美洲逐渐吸收了十八世纪末叶欧洲思想家们的种种幻想。这个大陆上的人民理所应当拥有最好的一切。白人和印第安人都值得住进柏拉图的理想国。接着，在这种幻想的升级版里，白人和印第安人不知怎么的都变成了印加人，其纯洁和高贵，一如哲学家们此前所判断的那样。

可是，米兰达现在身处的委内瑞拉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委内瑞拉更像是米兰达三年前侥幸逃出来的特立尼达。委内瑞拉是新大陆的一个殖民地，有着众多的奴隶种植园，那种地方所有的帮派分别是应有尽有：来自西班牙的西班牙人，都是当官的；一个克里奥尔西班牙人贵族阶层；不是贵族的克里奥尔西班牙人；白黑混血儿；种植园里的黑奴；土著印第安人。这种地方只是被一个强大的外部威权聚合在一起。当那种外部威权消失了，人们就会开始感觉他们在下沉。一个族群的自由就意味着对另一族群的奴役或压迫。

所以，随着革命的发展，委内瑞拉革命加深了这个国家各个种族和种姓之间的分离，鼓励了每一种恐惧和妒忌；于是革命就开始失败了。这个国家的普通人就开始走向另一面，旧威权的那一面，走向了他们所熟知的敬仰、法律和宗教。

米兰达吸引奴隶们加入到他那边来。他们就是不听；事实上，随着革命者控制地盘的缩小，巴洛文托的奴隶们发生了暴乱，有一阵子，他们似乎就要攻占首都加拉加斯了。现在，恰恰是当初把米兰达从伦敦叫回来，要他领导他们革命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为了赢得和平，或者说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时间，决定把他交给西班牙人。一天夜里，他们把他从梦中叫醒，把他送到了一个海边要塞的地牢里。

米兰达的人生就在这里走到了尽头：这是自从他差不多三十年前开小差以来就一直恐惧的命运。这种恐惧在他当革命者的一生都在与日俱增。他对西班牙监狱的恐惧不亚于一个前西班牙官员对他们革命者的恐惧。他恐惧西班牙法律和宗教惩罚的残酷性和报复性，就像一个实施这些惩罚的人害怕自己被惩罚一样。在最近的委内瑞拉战争中，他下过令绞死人，下过令把钉子楔进人的脑袋里。

他现在已经六十二岁了，还有四年的活头。余下的这几年他都要在监狱中度过，有时候还要戴上镣铐。他再也不会见到伦敦，再也不会见到他的家人了。他将会从委内瑞拉的监狱转移到波多黎各的监狱，再转到加的斯市[1]的地牢。加的斯市的地牢可谓臭名昭著。然而，当波多黎各的那个护军统领（他从头至尾都对米兰达以礼相待）来告诉他，把他送到加的斯市的命令到了，米兰达拥抱了这位护军统领，还向他表示了感谢。仿佛他到了最后，很乐意把三十年的种种幻想都掷诸脑后——幻想着一个广袤无垠的西班牙裔美洲人的哥伦比亚共和国，国土从密西西比河的源头（河西边所有的土地）向南一路延伸，直到大陆南端的合恩角；幻想着值得当柏拉图理想国公民的印加人，这幻想（就像哥伦布以及罗利对新大陆的设想一样）还包含着一个无比美妙的个人权威的梦想。

米兰达在他整个成年生活中，对文件特别看重。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保存，有时候他甚至会保存印好的请柬。他刚开始这么做是作为一个旅行者，作为最早走出去、到更大的世界里去的南美洲人之一；后来他保存东西是出于一种历史感和个人命运感。如果说他现在名气不大，并不仅仅因为他取得的成就很小，也因为南美洲的革命不像更早一些到来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海地革命——那样具有普世的吸引力，还因为他被出卖的那一天，他和他的文件——两年前他从英国带出来的那六十三卷皮革装订的文件夹——分开了，而这些文件遗失了一个多世纪。当这些文件被发现的时候，南美洲的革命已经销声匿迹，这段历史已经变得更加稳定了，就像庞贝城里的那些尸体一样，本该有米兰达的位置是一片空白。

对委内瑞拉人来说，米兰达是革命先驱，是先于玻利瓦尔的人。我第一次看到有关米兰达的资料并开始看他的文件的时候，我也认为他是一个先驱，不过我有我的看法。我把他视为一个很早的殖民地居民；一个心中感到有所缺失，在家乡找不到依托，有着那外面大世界的思想的人；一个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时，必须重新塑造自己的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早年的一些影子（以及我所认识的其他人的一些影子）。

我现在感觉，我是被先辈的一种个人思想带偏了，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却被过分忽略了。这种殖民地居民不完整性的思想里是有一些东西的，而且他的政治事业不可否定。但是，米兰达从他离家的时候起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骗子。这简直太容易了：他是外界遇到的第一个有文化的南美洲人（也常常是第一个南美洲人），他发现，关于他是何人又来自何处，他想对他们怎么说就能怎么说。比如，有一次讨论墨西哥的写作时，他就能对耶鲁大学的校长说，他原来在墨西哥大学学法律。

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那个年逾中年、已经离开南美洲三十五年、于一八〇六年抵达这个海湾的人。现在，有必要回溯，以更多地了解米兰达这个骗子。

他于一七五〇年出生于加拉加斯。父亲是加那利群岛的一个岛民，一个贩卖亚麻布的商人。这就是说，他既不是来自西班牙的正儿八经的西班牙人，也不是被克里奥尔西班牙贵族所接纳的人。不过他倒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富得足以拿出八千比索——很大一笔钱——为儿子在西班牙军队里买一份上尉的委任状；富得足以在西班牙找到一个公证人，准备一份米兰达家族的族谱，证明他们一连七代人都是纯粹而高尚的卡斯蒂利亚人。

一七七一年，年轻的米兰达正是为了走马上任，才出国来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热衷于游山逛景，花天酒地，寻花问柳。他把一切都写了下来。为了支付他的有些开销（这或许是他那商人老爹的主意），他带了四百五十磅可可豆——毫无疑问来自加拉加斯北边山谷里的奴隶种植园。可可豆卖了一百一十五比索。这是他买一方丝绸手绢和一把丝绸雨伞所花的钱——足以了解米兰达希望进入的大都市穷奢极欲的生活。而这些还只是他刚一抵达西班牙，就买下的贵重服饰那长长的清单中的两项。

一年后，他收到了委任状。他一直和人们吵架，生性如此。他立即就表现出过分地专断；而且作为一个委内瑞拉人和加那利群岛的岛民，他太容易招致怠慢。无论如何，这样的岁月开始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他在北非服役。随着深入到团队生活——他至少有两次因不服从命令而被关禁闭——他的独断专行开始在其他方面显露出来。有一天，在阅兵场上，他用剑刺伤了一个士兵的头部，毁掉了这个士兵的听觉；接着他叫人把这个人拖到地牢里去，把他的衣服扒了个精光，揍了一顿。他还开始偷拿部队的军饷。这种做法在军官中屡见不鲜，他们的委任状本身就是买的，就要以各种方法把这笔钱给赚回来。有过投诉，延期的调查，胡乱写的书面检查——米兰达以后的军事生活大多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是美国独立战争。米兰达很想走，他就真的走了。他当时正随西班牙军队围困着彭萨科拉[2]小镇。英军敌众我寡，他们投降以后，米兰达就采购了一通。他买了三个黑奴和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在两个星期之内，他一次买一个奴隶，他保存的文件中就有这三张收据；这些收据是他头衔的证明。他还说，一个英军俘虏送给他一个黑奴，名字叫布朗。这四个奴隶后来作为违禁品（毫无疑问是搭乘一艘西班牙军舰）偷偷运到了古巴或者其他某个西班牙领地，转卖获利。西班牙军官们在这场战争中捞上一小笔，这是常事。

好事还多着呢。古巴总督策划了一个阴谋。他在报纸上宣布说米兰达是一个上校，将被派往英属牙买加岛，去安排英军和西班牙军队之间交换战俘事宜。这一使命倒是真的。可是，米兰达后来（在收买了英国当局之后）还在牙买加买了两艘轮船，装上黑奴、英国瓷器和亚麻，带回到了古巴。在那里，全部东西（包括那两艘轮船：一笔漂亮的交易）都做了买卖。到了巴塔纳博港，米兰达带着他那不会惹麻烦的个人行李（包括他在牙买加购买的许多精美的书籍）下船，那些载着违禁品的轮船和货物将打道回府，回到哈瓦那。风险都在米兰达身上。而这次阴谋的保护神古巴总督呢，则两手干干净净。

这是一桩巨大的诈骗案，很难保密，就把一些西班牙军官惹火了。米兰达用三辆马车拉着他的六个大箱子，刚一离开巴塔纳博港，就被那些税务官抓起来，故意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虽然他穿着军装，拿着官方护照，但毫无用处。他的借口照例是花样翻新，但都救不了他。这些官员怒火难平，越过总督上报了。这个案子（延续了超过十二个月）呈送到西班牙国王那里，返回到古巴的消息很是不妙，米兰达就决定溜之大吉。在总督的帮助下，他在一艘美国单桅纵帆船上买了一个铺位，偷溜到了美国。这件事办得正好。六个月后，西班牙国王的圣旨来了，米兰达被撤掉了军衔，被判在北非奥兰[3]守备部队中服役十年。

此时，米兰达身在美国，正和这个国家最高层人士打得火热。古巴总督对他还算仗义，给了他一封写给西班牙驻美国公使的信，而这位西班牙公使殷勤地把米兰达引荐给达官贵人。米兰达生平头一次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南美洲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凭自身力量独立的人，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一七八三年，在美国没有一个人知道或关心一个加那利群岛岛民或者一个委内瑞拉的克里奥尔人是什么东西。米兰达在社交场合左右逢源又有机缘巧合；就好像他的自我教育正是为了这一刻做准备。在一次聚会中，他说，他效仿的楷模是沃尔夫将军。碰巧了——谁也没有米兰达更感到意外——他把这话说给了那个人，而那个人偏巧就认识这位将军身居高位的朋友们。米兰达就被引荐给那些高朋，而他们又把他引荐给其他人。这种情况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半。

有一个阶段，人们盛传，米兰达的兴趣或者远期事业，是为西班牙美洲带来美国风格的自由。这一说法为米兰达增添了尊严，他没有拒绝它。所以，当人们听说，米兰达实际上是一个西班牙军队的逃兵，也没有给他带来损伤。他离开美国去英国时，怀揣着一封递给白厅财政大臣的介绍信。他转变得很快。仅仅十八个月前，在哈瓦那殖民地，他还是个贩卖违禁品的不法商人，还是个逃兵，而今在伦敦，他摇身一变，已经成了一位南美洲事业的谈判者了。大约二十年后，委内瑞拉人带着殖民地的自豪和夸张，将会为米兰达的美国时期增光添彩：他们封他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将军，与拉斐特[4]和华盛顿平起平坐。

一年又一年，米兰达的旅行继续着，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职业。总是有人心甘情愿为这位将来的解放者提供资金。至于性欲，一直会有旅馆的女服务员、女仆和妓女和他草草地春风一度。他还不断和仆人们发生争吵。他们常常会嗅出他蒙骗和依赖的气味，而他，凭着他那委内瑞拉殖民地的威权思想，常常殴打他们。在上层社会，继续不断有人引荐，向上一级，再向上一级引荐。他离家越远，事情就越好办。

在俄国，他又成了一名上校，一个墨西哥贵族，一个伯爵。凯瑟琳大帝本人很担心，假如他落到了西班牙人的手里，宗教裁判所会对他怎么样。当他对她说，西班牙大使一直在质疑他称自己为上校的权利，她就封他为俄国军队里的上校。她给他钱，她对他讲，俄国驻欧洲各国的大使馆的大门随时都向他开放。

他声誉日隆，失败就不算什么了。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居然正经八百地和英国政府谈判起来。这一谈就是好几年，没达成任何结论。但当他去到法国，他们就在革命军中封他为将军。这一称号以围困马斯特里赫特[5]的战役惨败，他住监、受审而告终。而这件事在英国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他回去了，合理合法，而且是以将军的身份回去的。后来有很多年，一直到米兰达五十五岁，英国政府围绕着米兰达将军，展开了又收缩，收缩了又展开入侵或者解放南美洲的计划。甚至一度有个计划，要从印度招募一万印度兵去征服南美洲。

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和失望，米兰达并没有萎缩。他壮大了，变得越来越有文化。他有了阅历，见多识广，结识了大人物，所有这些都使他远远不再是二十年前那个贩卖走私物品的不法商贩了。他俨然以候任政府领导人的身份自居。刚开始，他或许还拿那些大臣们让他悬望着的空头许诺有一番说道。但是现在他知道了，人都是以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他知道他必须拿出什么东西来。如果没有他，英国人入侵就会遭到西班牙裔美洲人的抵抗。就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直到当他害怕这个角色难保时，当他看到自己年纪大了，在伦敦没有用了时，他才孤注一掷，单枪匹马乘一艘轮船，发起了他那荒诞不经的入侵。

这就是一八〇六年来到海湾、首战失利的这群人。他应该是可笑的，但他不是。不久将会发起新的一轮入侵，这次有驻扎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舰队的支援。那些将军们和司令们都支持米兰达。他们想要米兰达一旦获胜后南美洲那大片大片的种植园。

一艘英国军舰把他从巴巴多斯送到西班牙港。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保护他免受他自己的轮船“利安德号”上那些闹事的美国雇佣军的纠缠。他们整整一年都没有拿到军饷了，他们信不过米兰达的领导。

米兰达在码头受到了特立尼达总督希斯洛普将军的欢迎。希斯洛普是个容易心烦意乱的人。他四十岁，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他最后在部队服役是二十年前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事。他在西印度群岛半行政的职位上已经混了十年了，而且酗酒成性。他任特立尼达总督已有三年，他讨厌这座岛屿，讨厌这里的人。

希斯洛普刚刚处理完一件事，一场他认为的奴隶暴动。这件事曾使他担惊受怕，而今他对他当时采取的行动——动用绞刑和酷刑——以及他担任总督以来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是否具有合法性而感到紧张。他觉得他所做的或者主持过的所有事情都会遭到质疑，因为自从英国占领特立尼达岛以来，这里一直都没有一个得到认可的法律体系。大家谁也不知道实施的究竟是西班牙法律，还是英国法律。不管是这两种法律体系的哪一种，都没有一个适当的律师给他提供建议。

米兰达是没有权力的。他的生活先是靠伦敦来的商人、如今是靠纽约来的商人接济，靠英国政府那不定期的赏赐。他现在要发动第二次入侵，就要靠英国的支持。希斯洛普是英国势力的代表。然而在他们现在的会面中，希斯洛普却是恳求的人，而米兰达是那个手里拿着东西可以赏赐的人。米兰达意识到，希斯洛普是个恳求者，而且他知道，那个请求一旦提出，会是这样的：“将军，您如果某个时间在南美洲需要一个军人，请毫不犹豫地叫上我。”

他们驱车穿过那破旧的小镇。离主广场不远处的码头附近，许多盖房用的地皮都空空荡荡，荒草蔓生。西班牙格局的小镇上那一条条街道，如今都取了英国名字，都以皇室成员或军人的名字命名：国王、女王、亲王、公爵、乔治、夏洛特、弗雷德里克、圣文森特、阿伯克龙比。时值雨季，土路上一片泥泞，空气温暖而湿润。

米兰达将作为总督的客人住在政府大楼，政府大楼在北边，在那群山的脚下。

两人谈起了入侵的部队。

希斯洛普说：“当然，我们自己的部队我一兵一卒都不能给您，但是您轮船上那些美国兵就必须跟您一起去。他们当中有些人说要待在这儿，但我会让他们知道，只允许他们作为您部队的作战成员待在这里。我已经认出那些美国兵里面领头的了。”

“是比格斯。”

“就是这个人。我们可以对付比格斯。西班牙当局是另一个问题。他们一直在散布谣言，说是一旦太平了，这座岛屿就会回归西班牙。这就意味着，这里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愿意当志愿兵。他们还在散布谣言说，您要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这就会打消法国志愿者参与的意愿。鲁弗雷已经招募到大约一百九十个法国志愿者。他们想从您嘴里听到您将会保障奴隶作为财产权的话。您知道，在这个地方，归根结底总会落到这个问题上：土地和奴隶。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个地方总督只是在给那些种植园主们当监禁卒。”

米兰达说：“我原来要求把信件都寄到这儿来的。”

“您的信还不少呢。有的信是从托尔托拉岛转寄过来的，有的是从背风群岛驿站寄过来的。特恩布尔先生寄到我这里好几箱子传单和样品，都是给您的。您在委内瑞拉登陆的时候就要散发这些传单。然后是您的介绍信。有些人对军事行动的想法非常简单。”

政府大楼需要修缮。希斯洛普一个劲儿地道歉。他说，这个岛上的国库空虚。前任长官对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秘书们应该住什么风格的房子有着宏大的想法。他只待了六个月，但留下一个大窟窿。在那以后，巩固海防需要开支，有些巩固海防的计划现在都放弃了。那几项公共工程项目，他们现在雇来黑奴从事政府大楼庭院的工程。这些黑奴们浑身都是泥点儿，穿着破烂的棕色亚麻布衣服，标准的奴隶打扮：米兰达驱车穿过市区时看见过黑奴身上穿的那种衣服。这些黑奴都是赊账从奴隶贩子那里带过来的。

“他们不是木匠，也不是手艺人，”希斯洛普说，“一个木匠要花一百英镑。这些人呢，只花六十英镑。而且他们是新黑奴，刚从非洲过来。除了一伙人在地里干活，没有任何用处，他们也不会说英语和法语。有个说法，说是明年黑奴贸易就要被禁止了，所以，商人们现在是能带进来多少黑奴，就带进来多少。这就造成了它自身的问题。您要是在这儿待的时间足够长，这就会成为您开始考虑的全部问题。黑奴和土地。

“将军，这里需要您，这是情理之中的事。麦克卢莉小姐想要见您。她是我们这儿的贵妇人之一。她一八〇二年就来这里了，一直为没有社交活动而愁眉不展。她穿透明的衣服。这是她的说法。衣服裸露着酥胸。很显然这是最时新的款式。她想从您嘴里听到有关赫斯特·斯坦诺普[6]夫人和凯瑟琳大帝的消息。您人还没到，这些个消息就已经到了。名人嘛，都是这个样子，您是来到这儿的名气最大的人。在您来之前，我想我们这儿最有名的人是海军准将萨缪尔·胡德，尼罗河战役中纳尔逊的副司令官。”

米兰达说：“胡德到这儿来之前我见过他。”

“还有，伯恩纳德想见您。上个星期他一直在催我来着。”希斯洛普说这个法国名字用的是英语发音，听起来像是“本纳德”似的。“他是尊敬的德古维尔家族的一个种植园主，娶了德古维尔家的女儿。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蒙塔朗贝尔男爵的姻亲。伯恩纳德不会让您忘了这一点。男爵是我们这儿最大的种植园主。他要是站在了您这边，会大有用处。他是五六年前从圣多明各[7]来到这里的，他的庄园就在这附近。他刚刚到这时，就失去了一百二十个黑奴，被毒死的。这件事儿大家都知道。我相信，伯恩纳德会再给您讲讲这件事的。他很快就会来拜访您。”

“念贝尔纳。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叫贝尔纳的人。他后来来伦敦了。七年前我曾派出过一个贝尔纳到这里来。让他给我盯着这里的事儿。他来了，可我从来没有收到他一个字的消息。一个字都没有。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担心我要东山再起了？还是要弄清楚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给他做呢？您怎么认为，将军？”

“米兰达将军，您刚才问到您的信的事儿。信都在您屋子里呢。不过还有一封。昨天早上扔进哨兵的岗哨亭里的。没有署名。说不定是骂我的。我在这儿就要忍受这些个东西。我不敢说气节在这里有没有用，不过我把那封信交给您了，这是我的气节。我的要求是，这封信您也这样子对待。将军，您本人一直是诽谤和迫害的对象。在这样一个地方，人是很容易受到中伤的。”

两人分了手。要到三点才会吃饭。米兰达走到政府大楼里他的房间，这儿从此以后就是他的司令部了。他看到贴着托尔托拉岛和背风群岛邮政标志的纸袋了。还有希斯洛普提到的那封脏兮兮的折叠起来的匿名信。

房间在政府大楼的背面。由于最近下雨，外面的青草和树木都湿漉漉的。不远的地方，一座山拔地而起。空气很潮湿，闻得到雨、泥土和枯叶的气味，米兰达不由得回想起加拉加斯北边那一道道山谷里可可的味道，回想起一七七一年，父亲把那一袋一袋的可可豆送到“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上，被他带到加的斯市换钱的事。

屋子里满是黄黄的小蜥蜴，蜥蜴的粪便到处都是。床上吊挂着一条平纹细布的顶篷，这样，灰尘、白蚁咬的木屑、蜥蜴粪便之类的东西就不会落到床上了。顶篷褪了色，那折叠或者说褶皱起来的地方因为古旧的尘土呈现出灰色。空气潮湿，顶篷都下垂了。

外面有响动，有人说话。那几个奴隶说的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法语或英语，而是一种非洲语言。

他开始在脑子里构思一封信：“亲爱的萨莉：时隔三十五年，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回归故里。这非常令人惊讶：我熟悉这种雨季的气味。我想，不久这雨、这风就会带来香草的气息。我感觉我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这是我自己的地方。它就在我的心里。不过现在这地方到处都是陌生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感到一种巨大的隔阂。要不是想到你，我会感到十分迷茫。”

他打开那个托尔托拉岛的纸袋，旋即，在那些秘书写的官样信函当中，看见了他一直在寻找的那宽宽大大、极不规则、呆头呆脑的手迹。

“伦敦，菲茨罗伊广场，格拉夫顿大街二十七号。四月十五日。我至亲至爱的将军，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我亲爱的将军写信，因为这会儿是深夜，两个孩子都睡着了，这就像在跟我亲爱的朋友本人交谈一样，能听到他的声音。利安德已经把他的鼓、剑和枪都放下来了，我们在马路上搞了个市场。亲爱的夫君，他说话声音很大，说，‘妈妈，我要去参战，去为将军而战……’”

米兰达思索着，部分心思在酝酿回信：“Querida[8]。我亲爱的萨莉，我爱你拼写错的每一个单词，爱你犯的每一个错误。你四个月前写的这些单词现在带着你自己的声音来到了我身旁。我又能看见我的房子、书房和书籍了。我想，要是没有你，我亲爱的萨莉，我在这里就会变得晕头晕脑，在这个我已经不再熟悉的地方，设法看得不那么清楚，设法不发现太多的东西，在这里，黑奴们用一种非洲语言交谈，我还能嗅到周围那可可庄园的气味……”

“利安德的睡相就是我亲亲夫君的一幅画像。我叔叔从约克郡来，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做伴，也从伦敦搞些画肖像的活计。他让利安德坐在将军你的书房。我必须告诉你，每年冬天和夏天，我每个礼拜都要在那里的壁炉里生火。我叔叔给他画像，可是他一刻都不得消停。人人都说，他脑袋瓜可林（灵）了，是他年龄的两倍，这话我听了很是叟（受）用。我亲爱的夫君，我一直遵照你所有的指示，现在就给你常规的预算消息。拉瑟福德先生说我应该把预算的消息告诉你，好让你在所有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下保持高昂的士气。我每天夜里都在心里和我亲爱的将军谈话，可是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消息的。

“我亲爱的夫君，你和我的第二个儿子弗朗西斯科于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了。那一整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以及你在惊涛骇浪里的危险。你希望这个儿子取你的名字，按照原来商定的，弗朗西斯科和利安德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受的西（洗）。那天上午，拉瑟福德先生和朗香先生都来了，他们用马车把我们带到圣帕特里克的苏豪广场。朗香先生为两个婴儿做应答。加菲神父在登记簿上把朗香先生的名字写错了，只好从（重）写。我在这儿把弗朗西斯科的受西（洗）证书抄写一份，加菲神父给我证书要我给我亲爱的夫君一份，证书全是用拉钉（丁）文写的，所以将军一定要原谅错误。Die 23a Martii 1806 baptisatus fuit Franciscus filius Francisci Miranda et Sarae Andrews. Natus die 27a Februarii praecedentis. Patrinis fuit Joannes Michael Jean du Lonchamp. Per Daniel Gaffey.

“我们回到格拉夫顿大街的时候，拉瑟福德先生对我说，罗马天主教浸礼会中挑起眉毛表示不赞成的人还不在少数，我们很熟悉的某些人说，你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内心深处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不过，我对我亲爱的将军的宏图大略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我那天和第二天都使劲儿想着他，想着他的危险。按照我们的约定，我知道，在我们的儿子受洗之后，我的将军就会让他的军官们宣誓效忠南美洲人民，效忠他们新的旗帜。我亲爱的夫君，我想起那面旗帜，想起我在这里，在格拉夫顿大街花了几个钟头制作这面旗帜的情形。有时候我把它铺展到书房的地面上，把利安德拴到桌腿上，这样他就不会靠得太近了……”

“萨拉，我永远都没有勇气告诉你。那面承载着你许多希冀的旗帜在你写了那封信的五个星期后丢失了，当时，‘蜜蜂号’和‘巴克斯号’两艘轮船，连同所有的登陆人马，都被弄没了。我一直到三月十二号才从箱子里取出那面旗，给‘利安德号’上的人们看。我觉得那时弗朗西斯科就该出生了。现在才知道，他已经出生两个礼拜了。‘蜜蜂号’和‘巴克斯号’两艘轮船都是没有武器装备的单桅纵帆船。我们一直都在等待着的其他船只根本就没有来。在跟那些桀骜不驯、冷嘲热讽的美国人、屠夫们一起经历了漫长的航行之后，我只好设法登陆。我不能就这样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走开了。西班牙人会羞辱那面旗帜。我们会找到特殊的办法……”

“一八〇六年五月一日。我等着我亲爱的夫君的消息，并设法猜测别的人都知道什么消息。印刷商霍兰先生叫我叔叔画一张将军的画像，我叔叔整个上午都坐在小书房里，画我夫君的侧面像，他那白色的长辫子顺着背部飘然落下，辫梢用小叶肋系住，下巴的下面系着丝绸围巾。全部是侧面像，表情严肃而冷峻。我叔叔说，印刷的时候，雕刻工就会在将军头部的上方显示出祥云和皇冠。我觉得这是一个吉兆，因为就像我叔叔说的，霍兰先生想出售他的印版，而且他知道何时能期望得到好消息。但是后来，特恩布尔先生来了，径直穿堂而过，要是我的将军在这儿的话，他就不敢这样子穿堂而过。他站在书房里，大声嚷嚷，那些书的印刷费什么时候能给，印那些书可是花了几千英镑的，书商和装订商们源源不断地把账单寄到特恩布尔和福布斯的公司来。这件事我从来都没有授权。现在你不在这儿了，他就径直从屋里穿过，就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现在也不鞠躬了，也不说我的好夫人了，也不怎么把利安德和弗朗西斯科和他们的母亲放在眼里了。我亲爱的夫君，他们都是些草丛中的蛇，只要活着，我就要让利安德和弗朗西斯科当心他们的脚下。他离开后我大病了一场，我的心几乎碎了。我亲爱的夫君，让你摆脱他们的威权吧，我每天夜里都在这寂静的屋子里祈祷，祈祷你不久就会大权在握，祈祷那顶皇冠将戴到你的头上。”

外面一阵喧闹。几个男人在同时说话，一阵不规律的、脚踩在地面上发出的空洞的声音，马具的声音。又是一阵说话声，喊叫声，接着是一声缓慢而沉重的碰撞声。

米兰达从萨拉的绵绵情话，他自己流畅的没有说出口的应答中，从万千思绪以及他的书房、他沉睡着的儿子、伦敦的夜晚、他那沉静的房子里醒过神来。

房间比他原来想的还要黑暗，仿佛时间是随着他的思绪发生了变化，将近黄昏了。这只是入海口和海湾地区雨季的天气：一阵短暂而猛烈的倾盆大雨刚刚过去，残留着的是蒙蒙细雨，另一场暴风骤雨又要来临。

他走到窗户边。窗户是当地的风格，百叶窗的叶片装得马马虎虎，在顶端装着合页（为了更好地挡雨），用一根棍子支着打开窗户。雨水从叶片的斜面上滴下来。油漆早就剥落了，木头经过风吹日晒，已经变成了灰色。窗台已经开始腐烂。

房屋后面的庭院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泥土、砾石和树丛，就像森林里的一片空地一样。空地的一侧，那间单独的小厨房附近，白色涂料从灰色的经过浸泡的木板上脱落下来，烟从熏得黑乎乎的开着的窗户里冒出来：里面正在给总督和他的客人做饭——有一堆堆被压得坚实的厨房草木灰。

正前方的泥地里，一头骡子刚刚从马车辕杆上卸下来。那一车装得凌乱的石头从前面掉了下来，砸断了马车的前挡板，把车轴压进了泥里。

围着骡子和马车的三四个浑身溅着泥点的黑人在用一种米兰达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语言交谈。他猜是一种非洲语言。

如果这些人在讲英语、法语或者是西班牙语，米兰达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注意到他们。他就只会看到几个黑奴，然后就认不出他们来。然而，那陌生的私密语言，这种语言所暗含的整个内部不可知晓的世界，使他仔细察看了这几个人的面孔。

几乎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他，那个梳着白色长辫子的老人出现在百叶窗倾斜的叶片下面，靠着黑漆漆的窗户。有一阵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只是看着他，静静地站着，此时他们仿佛处在一片迷茫之中——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甚至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米兰达看见了他自己的一些困扰从伦敦、从他的家里、从萨拉和她的恐慌中离开，聚集在了这片丛林和那些人身上。

他注意到他们身单力薄。这在需要干体力活的人当中是奇怪的，可是（这是种植园上的说法，在委内瑞拉也一样）种植园工人的身强力壮，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就能嫁接生长起来。很多非洲人刚到这里的时候，跟这些人一样身单力薄。头一年里，他们当中有些人由于水土不服、食物中毒或新的蚊虫叮咬而死去。在那些建好的种植园里，有一些“调教”新人的办法，见证他们度过危险的第一年。这些在政府大楼的庭院里的非洲人似乎遭到了冷落。在一个人那空洞的红眼睛里，可以看到雨季热病的征兆。他死定了，说不定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跟他一样，也是注定要死的。

甚至就在米兰达看着那些非洲人眼睛的当儿，他想到了必死的命运，想到另一种生活，这种想法重新确定了他和他看见的那些人之间的距离，使他回归自我，回归到这种场景之下：倾盆大雨即将来临，那湿漉漉的、就要烂掉的窗台上，一堆堆讨厌的黑白色的蜥蜴粪便落在木头被咬掉的部分上：现在，他四周到处都能看到蜥蜴在活动，那淡黄色的小东西，几乎是透明的，就像一条条小鳄鱼，但却有着硕大的没有眼睑的眼睛。

这会儿他在一个墙角看见三个新的契约箱子，就像海员的那种箱子，还有希斯洛普曾提到的特恩布尔和福布斯公司的样品。箱子上刷的字风格统一——横排笔画细细的，竖排笔画粗粗的——使人回想起伦敦的招牌和路标：托马斯陆军准将。寄：特立尼达政府大楼，希斯洛普收。转。米兰达将军收。寄自伦敦，特恩布尔和福布斯公司。

他没有再回去看萨拉的信。再过个把小时就要开饭了，正好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一下别的信件。大雨不久就“哗啦啦”地下起来了，敲打着地面、树木和屋顶，他正好可以集中精力思考问题。

雨刚停下来不久，就有一个仆人过来告诉他，说是有客人来访。

他走出去，来到走廊上。他认出来客是贝尔纳，上次见面是七年前在伦敦。车道上有一辆溅落着泥点的带篷马车，还有一个淋得透湿的黑人马车夫。虽说雨已经停了，车道上还是流淌着从周围山上流下来的黄泥水，使四周响着汩汩流动的声音。

那辆带篷马车给人的第一印象不错，可是，米兰达接着就看见了上面的车篷，有裂缝，皱褶处已经破旧，篷架有凹陷，有刮擦的地方，低矮的门上的纹章画得也很粗糙。那浑身透湿的马车夫穿一双便鞋，一双奴仆才穿的鞋子，就是一种很便宜的拖鞋，带一个很薄的皮鞋底，有几根棉织的带子套着脚趾头和脚后跟。马车夫便鞋后跟的带子早就被那人的脚后跟磨平了。

走廊上很湿，每吸进去一点点空气都觉着寒冷。刚才雨是从三面淋进来的。

米兰达没有请贝尔纳进屋。两个人就站在走廊上。

贝尔纳说：“将军。”

米兰达没有说话。

“我从来没有写过信。我知道。”

“有这么多信呢，”米兰达说，“你从来都没有写过一封信吗？你确定吗？”

“我拖了又拖，拖了一年又一年。然后就太晚了。希斯洛普总督也许已经跟您讲过了，我成家了。我妻子是德古维尔爵士的女儿，也就是杜邦·杜维维耶·德古维尔的女儿。他是蒙塔朗贝尔男爵的一个亲戚。在这一带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亲缘关系了。对我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件我根本想不到的事情。我就只好把革命的想法放到了一边。您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我觉得我可以给您解释一番，而并不想把它称作借口。”

米兰达说：“这位男爵我听说过。他于一八〇一年来到这里，带了一百五十个黑奴，一下子就损失了一百个。”

“一百二十个。在第一个月，在圣多明各和马提尼克失去了一切以后，他内心深处并没有任何怨恨。只是重新崛起。将军，我不想占用您更多的时间。我觉得我有责任来拜访您，尽快地见您一面说明白我的情况。时代会变化的，将军。尽管我有一段时间把革命的思想放到一边了，但过去的这几个月，我一直在以您所不知道的方式为您效劳。我想，让您知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了，这里有头脸的法国人了解我们的老关系。我一直都向他们保证，尤其是向那些已经自愿参加您的这次新征战的法国人保证，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政治分歧。将军，在这里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围绕着您传播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不全是关于凯瑟琳大帝皇宫里的事。有些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您在大革命期间曾当过将军。但是我总是对人们说，您会尊重土地产权和黑奴产权的，什么都不用害怕。在这里，在经历了最近的历史之后，人们担心这些东西，您是不能责备他们的。我希望您认为我做得对。”

“你做得对。”

“现在我必须走了。”

“你的马车？”

“是我老婆的。您看到的车上的东西是德古维尔的盾形纹章。画得很粗糙，不过那是一个在马提尼克岛出生长大的黑奴画的，而且，您可能不会相信，他是面点师出身。”

“面点师！这年头你能让人干这样的事儿啊！”

贝尔纳开始走下台阶。米兰达（怀着残存的羞耻感，从来都不曾忘记三十五年前，八法内格[9]、四百五十磅重的委内瑞拉可可，在加的斯市换回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条丝绸手绢和一把绸雨伞而已）注意到，即便是下着雨，这位爵士的乘龙快婿为这一场合的穿着打扮也是一丝不苟：淡黄色的裤子，白色的绉领衬衣，蓝色丝绸外套。在他走到最下面那宽阔的、半是腐烂的木头台阶之前（马车夫已经在准备了，在甩掉缰绳上的雨水），他转过身看着米兰达。米兰达一直在琢磨他此行的目的，米兰达从未想过这一刻会到来。

贝尔纳说：“将军，议会的文书上个礼拜去世了。希斯洛普总督告诉您了吗？这就意味着有一个空缺。薪水倒是不高。干一个月也不够在伦敦买一顿饭。但却是一个在本地有些体面的工作。有点事做让我能自食其力，这对我至关重要。您会理解的。我希望您能推荐我做这份工作。”

吃饭时，希斯洛普说：“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您不用跟我说。到此为止，我都装作没听见这样的口信。就让我们这样把它抛到一边吧。我们现在喝点酒，庆祝您荣归故里。因为这就是现实：阔别三十五年回到家乡。我希望您这一回来，就永远不走了。”

米兰达说：“将军，不要给我倒酒。只要蔗糖和水就行了。这么多年，我都只喝这些。我们小时候在加拉加斯，经常喝的就是这东西。”

“几乎是我们这儿唯一不短缺的商品。可是，蔗糖和水，这可不是我们听到的关于您的故事啊。”

“关于这些故事很是奇怪。有的是我最先讲出来的，或者不管怎么说是我让它们流传开来的。而今呢，就像是别人的故事了。一七七一年我去西班牙的时候，酒是我在旅行途中认识到的东西之一。它是诗人们吟诵的对象。欧洲的酒，不是我们在加拉加斯教堂里弄的那种带咸味儿的东西。在‘弗雷德里克王子号’上，我想了很多关于酒的事情。我期望喝到琼浆玉液。我一到加的斯，就把我弄到的每一种酒作了笔记，就像我对女人、教堂和图画都做了笔记一样。我不知道，为了日记的缘故，我有多少表演的成分。表演作一个有文化的男子汉。我当时只有二十一岁。”

“这么说，那位爵士的乘龙快婿是坐着带篷马车来的啦。一辆有名的马车啊。上面有商号的盾形纹章标志。我希望他对您很友好。”

“我不知道。他威胁我了。他说，我有革命的过去。他说，他对那一段过去，比这里的任何人知道得都多，他有可能轻而易举就让有些人感觉，我这一来，他们的财产就不安全了。”

希斯洛普说：“很不幸，他说的是对的。这话可能有很大的杀伤力。西班牙人也一直在散布谣言。本地的西班牙人已经要留下来了，除非这些谣言得到检验，否则您的那些法国志愿者也有可能撂挑子。他们是从各个岛上来的难民，是没有钱财的贵族，他们干这种事儿是看在财产的份儿上——土地和黑奴，是为了重新确立他们的财富。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倒希望是另外一种情况，可是，我跟您说过，在世界上的这个地方，归根结底就是土地和黑奴。伯恩纳德的威胁我们要认真对待。我会找到办法让他知道您跟我谈过话了，我已经同意让他得到那个文书的职位，但是，我接下来的一个月不会任命他。这样可以防止他生事，也给您足够的时间。啊，那辆马车！伯恩纳德会觉得它那小花招又起作用了。”

“一七九九年我把他派往这里的时候，我给他的钱我真的是拿不出来。可是，我今天上午看到他的时候，我还不得不装出对他生硬的样子。这很奇怪。我对他没有感到敌意。到了最后，就在要走下台阶的时候，他转过身，我看见他穿着打扮得一丝不苟，我突然就很怜悯他。他看上去是那么不堪一击，那么容易受到伤害。本来嘛，质问他的威胁，笑话他那辆马车，笑话那个赶马车的光脚马车夫，都是很容易的。仅仅因为很容易，我才不想那么做。那样一个人内心总是有那么一丝苦楚，他暴露无遗。我觉得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曾经我也有过一个盾形纹章。在西班牙军队里弄个官儿当当，就需要一个盾形纹章，西班牙就有人做这些事情。我父亲雇用的这个人叫萨索·奥尔特加。萨索的办法很简单。他把加拉加斯和加那利群岛的米兰达姓氏和老卡斯蒂尔十二世纪的米兰达姓氏联系了起来。尽管我确切地知道我是何许人，也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为我们的钱财感到骄傲，但是当我在拉瓜伊拉登上了‘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的时候，我也热切地相信，我是另外一种人，我是要去西班牙继承合法的遗产，那个盾形纹章就是其中的一件。‘弗雷德里克王子号’是一艘瑞典护卫舰，是彻头彻尾的外国货。这使我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有好多年我都是这么生活的，心里知道我是谁，但与此同时也相信自己是另外一个人。脑子里同时装着这两种不同的想法，甚至在我买的昂贵的书上也画米兰达家族的盾形纹章。

“我要给您讲一件更荒唐的事儿。二十五岁的时候——二十五岁生日刚过两个星期——我给西班牙国王写信，要求授予我圣地亚哥骑士团的红色十字架。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勋章，国王会亲自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您的贵族血统。画家委拉斯开兹[10]六十岁的时候被授予这枚勋章，当时他的名望正如日中天。我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家，我们家在加拉加斯和加那利群岛是个什么来头。萨索是怎样忙活着给我造了那份家谱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也用我大脑的另一部分认真地想过，萨索把真相翻找了出来，我是经得起国王调查的。我认为自己身上有一些很美妙的东西，国王会发现这一点的。我当时二十五岁，在非洲公主兵团里任上尉。

“后来我为这一切感到羞愧。我很高兴国王那里没有答复。我甚至把这件事都忘了。直到那天。现在我可以平静地回顾那件事的来龙去脉了。不过，还是能看到那个年轻人的逻辑，理解他做那件事的原因。当我看见贝尔纳走下台阶，他那双精美的鞋子就要溅上泥水，那辆旧马车的车篷上滴下的水就要弄脏他那件非常昂贵的丝绸外套的时候，我回想起了那件事。”

希斯洛普说：“回头看过去很容易，把当前看得清清楚楚就不那么容易啰。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只能勉强向前进，如此而已。”

“将军，您在吓唬我。当然了，我知道跟这些法国贵族冒险家们一起展开一场解放运动很奇怪，这些人只想要土地和黑奴。可是，这只是从表面看这件事。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的逻辑性。我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您知道，我和您都明白这些事件的各种周折，所以您才把我带到这儿的。”

“我在考虑我自己。我无意指责您。我是个军人，从儿时起这就一直是我的抱负。我最后一次参战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在这个地方给弄得沉寂下来，已经有十年了。我还自认为是一个军人，依然想自己会有前途。可实际上我已经不再知道我在做什么了。他们把你放在一个叫作政府大楼的地方，他们把你叫作总督，可实际上呢，你只不过是给这些种植园主当一个监禁卒而已。我倒是宁愿和您在一起。就这样，将军。这个月以来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些什么，我已经说过了：我一直盼望着这次见面。在过去四个月里我一直在学西班牙语，每天学一个小时的西班牙语。过去一两年，我一直梦想着一个高雅的社交场合，漂亮的房子，擦得锃亮的地板，以及美丽的西班牙女郎。或许有一天，我会在这样的场合使用西班牙语。最近我没有经历过阵仗，但是我可以参加您的部队。我可以跟我们的海军上将和将军一道，给您平息很多事情。他们当中很多人我都认识，并且知道他们的秉性。我知道用什么言辞。正确的言辞对军人来说非常重要。这对您来说会很有价值。”

天黑了，又下起雨来，雨点打在外面的地上和房顶上。第一阵雨水猛冲下来，谈话就很难进行了。

希斯洛普说：“就是这种天气，它能把您搞垮。正像他们在这儿说的，给您自己搞一顿蓝蟹宴。穿上一件外套，您就出汗，脱了您就打哆嗦。在这个地方待了十年之后，我的身体已经垮掉了。我做梦都想英国的六月天。可是要在六月份赶到英国去，那就必须做很多计划。到三月，您就必须赶到维尔京群岛的托尔托拉岛，好赶上护航舰队。我可不想在十一月份登陆英国。”

“加拉加斯对您会更好些。那里的季节不很重要。”

“将军。”

“加拉加斯山谷以四季如春而闻名天下。花儿的颜色更深，水果味儿更甜，个儿更大。”

米兰达把那封希斯洛普原来说扔进岗哨亭里的匿名信拿出来。火漆还没有弄开。他把信放在一边，说：“我觉得，最好是当着您的面看。但不是现在。晚一会儿吧。”

希斯洛普心有所动。他说：“将军。”

仆人们开始从米兰达见过的那间厨房端上晚餐，光着的脚重重地跺在木板地面上，随之也带来了雨和树叶的霉味，木柴的烟味和木炭的烟气。

希斯洛普说：“没有酒宴，将军。在这儿就像住在一条船上。我们有两万黑奴在种植园干活，从早晨五点钟一直干到晚上六点钟，每星期干六天。可是，这里最稀缺的就是吃的。他们在种植园种的，只有可可、棉花、甘蔗和咖啡。黑奴们有空的时候种一点土里长的作物，苦木薯、白薯、甘薯之类的。但是什么东西都不允许他们出售。那些干苦力的——帕尼奥尔，在这儿这样叫他们——有时候会从森林里带回一点野味，另外，有些有色自由人家里有的话，就会卖上一只小家禽。不过，我们一直接近于饥饿状态。我们在这儿吃的东西差不多都是熏烤的，腌制的，都是装箱从加拿大或者美国进口来的。牛肉、马鲛鱼、鲑鱼、鳕鱼和鲱鱼。连烟草都是成箱运进来的。黄油加了盐，橘红色的，一磅要六个先令。没有一个人想到在本地制造黄油。

“您不必道歉，将军。我了解这种食物。别忘了，我这是在家里。您那庭院里在发生什么事？那些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我表示怀疑。作为一个军人，您必须知道，如果您无法判断一群人在干什么，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是按命令行事而已。我们设法使从山上下来的土地形成一定的坡度，好把洪水排到别处。同时挖排水沟，沟底垫上石头。这件事几年前把这座大楼改成政府大楼时就该做了。挖一条沟，垫进去一些石头，然后把沟盖上。这样是为了防止水不流了。在这里，水一旦不流了，就会生蚊子。要是生了蚊子，这地方也就不能住了。我告诉这帮人的指挥官怎么做，他装作懂了，但实际上他不懂我为什么叫他埋石头。种植园里的人们会知道一些，可是这些新来的黑奴都一窍不通。我觉得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工作，在干一种叫作工作的活计。他们可能只是认为在受惩罚。这些黑奴相信，白天他们是在地狱里。实际就是这样。您知道吗？一种奇怪的地狱，在这种地狱里，他们做什么，别人对他们做什么，都无关紧要。当太阳落山了，真正的世界就为他们开始了。那时一切就都变了。夜幕一降临，您知道，在这个地方，五分钟天就黑了，他们就得到补偿了。我们变成了鬼。他们就变成了国王、王后、王妃和大法官。他们戴皇冠，拿鞭子。这是他们的魔法师告诉他们的。他们对这一套也坚信不疑。白天，您对他们做什么，多么想毁掉他们的精神，都无关紧要。他们相信到了夜里，权力就是他们的了。这是我们今年早些时候进行一场审讯的时候，审出来的事情之一。你在一个地方住了十年，觉得对它很了解了，但随后你发现自己一直站在一堆流沙上。

“在委内瑞拉，我们一直都知道黑奴们喜欢装扮起来玩游戏。他们很善于搞笑。我不记得有谁想到过要就这件事进行审讯。”

“我们就不能不审讯。我不知道他们在巴巴多斯是不是已经告诉过您，去年十二月，我们这儿出了一件很吓人的事，差一点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他们全部都参加了。”他抬起下巴朝那些仆人们努了努。“每一个人的黑奴都参加了，不管这些黑奴是白人家的还是有色人种家的。这件事酝酿了好几年，就在我们鼻子底下，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就在某一天，他们要把所有的白人都杀了。然后，当只剩下一种肤色的人的时候——他们在审讯当中是这么说的——他们就会上教堂去领受圣餐，然后就去吃猪肉，跳舞。这是他们能想得到的三年内的远景。他们要吃猪肉，跳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您或许会说，这是个游戏，可是他们要杀人，烧毁房屋和田地。我以前从来都不看黑奴。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也不想看，可我发现我一直都在看，而且我也拿不准我看见的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一两个月之内，所有这一切都要变了。庭院里的这些人将会去大帆船上，去参加适当的公共工程，其他的人将会在这儿的庭院干活。这里还没有一个人知道呢。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我们要弄来一些华人。”

“从中国弄来？”

“严格地说不是。从印度，从加尔各答弄来。他们将会成为来到这个地区的第一批华人。三年前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政府大楼周围是一片荒凉啊。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座植物园。他们其他岛上都有。这种东西黑奴们是不了解的，种植园主们无论如何也不喜欢。种植园以外的什么农活他们都不想让黑奴们干。我给伦敦写信谈华人的事，齿轮已经慢慢地开始转动了。这事儿已经弄了快两年了。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招募了华人。他们到的时候您就不在这儿了，我必须说我已经失去兴趣了。Mi cama aquí…”

“将军！”

“让我练练我的西班牙语吧，将军。Mi cama aquí…”

“我这里的床……您的发音很好。”

“…no ha sido…”

“……一直都不是……”

“…una de rosas.”

“……一个种满玫瑰的花圃，一个安乐窝。‘我这里从来都不是一个安乐窝。’对您来说，这里也不是一个安乐窝。”

“绝对不是。我原来一直希望华人也种些菜。黑奴们真的是不懂，而他们种的任何东西种植园主们都不允许他们出售。他们说，在海地革命之后，他们不想让他们的黑奴们有任何思想。不过，我觉得他们只是想压迫黑奴们，而且不知道到哪儿算是个头。我在这儿的三年里头，看到的人类之卑劣，比我一辈子看到的都多。”

米兰达说：“卑劣，这个词儿我知道。可是我从来还没有听见有谁在谈话中用到这个词。”

“我猜想，那是因为我花了三年的时间组织这个句子。我在脑子里不断地说这句话。它能给我安慰。我们集中到这里的法国贵族们玷污了大家。您去过法国，在他们的军队里当过将军。我跟您讲的您全都知道。将军，法国贵族表现可不怎么样啊。我无法理解他们。他们觉得，周围的人都穿破衣烂衫，他们才富有；他们觉得，别人都堕落了，他们才安全，才有教养。我现在理解他们为什么在法国闹革命了。然后，他们在海地从头再来一遍，同样的革命又闹了一回，但是闹得恶劣得多。而现在，他们在这儿差不多又闹了一场革命，把我也牵扯了进去。”希斯洛普捶了捶胸膛。然后他一边说，一边有节奏地捶着胸。“我只好在半夜把军队派出去，到处抓那些领头的。如果要进行调查的话，我就必须承担责任。我，就我一个人。古维尔、蒙塔朗贝尔、卢泽特和其他人都是这么想的。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站在一边就行了，他们当初对待皮克顿那件事就是这样。不过，我可不愿意这样的事儿发生。我是个军人。我负责这片领土的保卫工作，负责公共秩序。我对管理和照看黑奴是一窍不通，也没有人要求我懂这些。伦敦的律师加罗在对皮克顿的审判中已经把这一点讲得清清楚楚的了。我有一整套记录稿，并仔细研究过了。加罗说，若一个官员超出了法律的规定，那他就要对他的行为负责。所以，议会中的种植园主们、监禁卒和其他人都得承担责任，谁都脱不了干系。我说的话他们不爱听，但是我已经把我的立场讲清楚了。将军，您要是在这儿待的时间足够长了，就会发现，我在这个岛上并不是人缘最好的。”

米兰达说：“会不会展开一场调查啊？”

“谁说得清呢？说不定会吧。从伦敦传来的消息一直都怪怪的。”

“要调查的事儿很多吗？事情很糟糕？”

“三个人被绞死了。脑袋里楔进去大钉子，尸体戴着镣铐挂在广场上。”

“在通往伦敦的半路上，泰晤士河两岸都倒挂着上过绞刑架的海盗的尸体。”

“很多人都被断了肢。在这些岛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您是怎么做的？”

“割掉他们的耳朵。我在其他地方见过这种刑罚。在一些很小的小岛上，他们是割下鼻子的，但是在这里，他们只割耳朵。”

“我在委内瑞拉从来没有见过这。可是现在不能相信我的记忆了。不过呢，要是某种惩罚成了习惯，那就成习惯了。您太紧张了，将军。叛乱就是一场叛乱。”

“感觉好受一点的时候我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而且殖民地大臣卡斯尔雷发来了他的批准文书。他说，他知道，必须观察那个阶级的人的动向。但如果要展开调查的话，那份批准文书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要我说清楚，抽那些人一百鞭子，把他们的耳朵割掉的时候，我遵循的是什么法律，我是说不上来的。我所有能说的就是，我听从议会和种植园主们的意见，监狱里的工作人员似乎知道该怎么做。我从来没有遵循过法律，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执行的是什么法律。这片领土直到九年前还是西班牙人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说不定又回到西班牙人手里了，也说不定为了在别的地方交换到别的东西，这里又要交给法国人了，谁也不知道。您要是说，法律应该是西班牙法律，这里没有一个人告诉我那些法律是什么。法律书籍和律师们都在海湾的那一边。一个军人总督只能听从负责任的公民们的意见。汤姆·皮克顿当初就是这么做的，在他之后我也是这么做的。您知道针对皮克顿的诉状的全文。三十七条罪状：未经审判就执行死刑，错误监禁，动用酷刑，烧死活人……保释金定的是四万英镑。这个人给毁了，他这过去三年的人生可是一片漆黑啊。”

“将军，您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您动不动就草木皆兵。您不能把自己和皮克顿相比。他是恶名远扬，大多数罪状都跟政府有牵连，其他的罪名都给排除掉了。有一条罪状是在一个白黑混血的年轻姑娘小偷小摸的案子中施加酷刑，这一条也要排除掉了。”

“将军，在巴巴多斯他们没有告诉您吗？那场审判二月底就开庭了，埃伦伯勒勋爵审理。皮克顿将军被判有罪。”

“有一段时间我是喜欢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当时认为皮克顿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我有一笔旧账要和他清算。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清算旧账会浪费掉太多的时间，就会忘记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会上诉的。”

“他会上诉。可是他已经给毁掉了。那些种植园主们，那些坐在监狱里，想出各种花样把人活活烧死、让人受尽酷刑的人，仍然逍遥自在皮克顿并没有建监狱，他来的时候监狱就已经在那儿建好了，有监禁卒，有酷刑室，有特别的热囚室。监狱是种植园主们建起来的。他们出钱让监禁卒对黑奴们施行酷刑，用鞭子抽打他们。至于对那个白黑混血儿姑娘动用酷刑的事，那个种植园主当时就是本地的治安官，他给了监禁卒六十雷阿尔[11]，大约是六美元六十美分。至今没有人调查那个种植园主，也没有人调查其他人。他们也没有交四万英镑的保释金。这些法国贵族，他们除了对自己以外，对谁也不忠诚。您要是在这儿待的时间足够长，思想就开始变了。您就会失去信仰。您就会迷失了。

“我告诉您。去年我们这儿说是有人要入侵，很恐怖的。刚开始说是法国人，后来说是西班牙人要入侵。西班牙海军上将格拉维纳带着像模像样的武器装备，在这片水域出现了。我不用跟您讲我们的军事设施多么简陋，在任何持续的进攻面前都不堪一击。很显然我们不能防御整个岛屿——两三百英里的海岸线，有些海岸线很难防守，而且这座岛这么多地方都没有人住——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议会决定我们要努力保卫什么。我当时认为保卫在查瓜拉马斯的海军港口更有战略意义。那个地区很小，是能够守住的。如果守住了军舰，有军舰在，他日就能再行战斗。种植园主们说，不，我们的军事设施的职责就是要保护财产。

“唉，将军，在英国进行的关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争论，您是一直都在跟进的。我不用告诉您，种植园主们谈论‘财产’和‘财产的自由转让’以及‘自由供应’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找到一个办法不说‘黑奴’或‘奴隶’这两个词儿罢了。他们甚至没有谈论土地。他们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白白拿的土地。西班牙人当初为了开发这座岛，规定每个定居者每带来一个黑奴，就给十六英亩的土地。一个白人定居者得到三十二英亩，一个有色自由人得到十六英亩。过来的很多人都是在其他国家的某些地方欠了债，为了躲债才跑到这儿来，才把自己置于西班牙法律的统治之下。他们带来的很多黑奴都是抵押了房产买的，弄得是债台高筑啊。

“所以，这些落难贵族们说，实际上，一场大战在即，作为总督，我的职责就是防止他们失去自己的黑奴。他们在伦敦有有权有势的朋友。这样一来，在花费了七万五千英镑加强查瓜拉马斯港口的海防之后，我不得不停下来，考虑加固这座城市及其周围的种植园。这就是为什么国库空虚，我的仆人们和士兵们穿的都是破衣烂衫了。我想到过招募一个黑奴巡防队，不用说，是忠诚可靠，用起来又得心应手的那种。那些种植园主们说，他们可不想失去他们的黑奴。我说：‘我们会请人对他们进行公平的估价。如果他们折损了或是受到了伤害，你们就会得到赔偿。’他们说，海地革命之后，他们不想让他们的黑奴们舞刀弄枪了。我说：‘那好吧。至少把你们的黑奴借给我一些，到我们在这座城市西边那座山上正在修建的城堡上干活吧。’他们说，他们可借不起。所以，我们被置于何地啊？做事情还有意义吗？”

“可是您建了城堡啊？”

“我是不得不建。那是作为总督的职责所系。我使用有色人的黑奴。有色人一点都不喜欢那一套，而白人在他们面前自鸣得意。现在，当然了，自从皮克顿被判有罪的消息以来，有色人种当中有些人是追随我的。有一个有色人已经以非法拘捕为由，在起诉皮克顿，要求其赔偿四万英镑。我在等着有人对我做出类似的事情。我日日夜夜在脑子里仔细回想我任期内做过的事情。我指责自己，为自己辩护，就像是一种病。是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那些黑奴被割掉了耳朵，还挨了一百皮鞭。在西班牙人统治的时代，鞭笞的上限是二十五鞭。皮克顿提高到了三十九鞭——是在法国人的影响下提高的。我为什么让那些种植园主们告诉我，那些人应该打一百鞭呢？一个人挨五十鞭以后就已经半死了。”

“将军，将军。一件内部的小小的不当行为和反对国家的叛乱是有明显区别的。您在毫无必要地折磨自己。”

“您这么认为？一个他们割掉耳朵的人是个自由的有色人。他们对那个人很有成见。他们说，一个有色自由人和黑奴勾结在一起就成了最危险的人。他们决定必须把他送回去当奴隶。他们割掉了他的耳朵，卖到岛外去了。他们在这些岛上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惩罚，这离绞刑只有一步之遥，因为之后这个人就不值得活下去了。他们对一个自由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我当初应该让他们给我拿出法律来才对呀。现在，调查人员会问我这个问题。英国的法律是不喜欢这样做的：逼一个自由人为奴，割掉他的耳朵，很便宜地卖给岛外的某个人，而这个人会让他干活，直到干死。对一个耳朵被割掉的黑奴来说，您能做的，只有这些，而不能把他卖了。

“实际上直到传来皮克顿受审的消息，我才想起那件事。现在，那件事我每天都想五遍、六遍、十遍、十二遍。等轮到我受审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那个人的情况，我能说的就是去年十二月在审讯会上，种植园主们完全把我吓住了，他们告诉我必须这么做。当然了，我也对自己说，那可怜的人现在是不能联系到伦敦的律师了，他活的时间不长了。您知道的，将军。我既然对那个人做出了不公之事，又允许人们对他做出了非法之事，我现在只希望他死了。我想脱离这是非之地，将军。我觉得我在这儿就要沉沦下去了，再也看不清自己的路了。刚才我还对您讲，看清楚过去很容易。我的人生往回看十年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我是一头雾水，我再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做事情。服从我合法的上司的思想也不再管用。那些思想可是我当军人时给灌输出来的呀。”

“使您忧心忡忡的不是皮克顿的案子，我想，是天气。我认为是您不活动的缘故。正像您说的，您当监禁卒太久了，您是在和幻影争斗。”

“将军。我还没有跟您讲呐。有一个案子，绝对是和皮克顿动用酷刑案有牵连的。这个案子是三四年前发生的，差不多是我到来的那个礼拜。本地的治安长官是一个种植园主，那天下午后半晌的时候来到了这里。我们还正从马车上卸我的箱子呢。那治安长官有些激动。他说，他们发现一个白黑混血儿的自由人和一个黑奴魔法师有交易。那个混血儿一直在纠缠一个黑奴妇女（某个人的家奴），要跟她睡觉。她拒绝了他。然后他就伸出手来，仅仅是为了表示友好。她握住他的手，他就用手指甲挠她的掌心。她立即就开始抽搐起来，她的手和胳膊开始肿起来。她尖声喊叫，街上的其他黑奴吓坏了。这里的黑奴总是很害怕毒药。有的黑奴跑去叫警察，一个警察就过来，把那个白黑混血男人带进了监狱。就是那座老监狱，皮克顿执政的时候建的那座，带热囚室、有酷刑室的那座监狱——我们两年前给拆掉了。

“治安长官很快就去了监狱调查。那个混血儿说他根本就没有毒那个女人。他只是擦了点春药药液在她的手掌心里。春药是从一个种植园的老黑奴那里弄到的。这种春药是把油膏、水银和剪下来的手指甲混合在一起配制而成，已经使两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了他。这一次，他说，可能配制的剂量太大了。给他配制这种药的黑奴跟他讲过，有这种危险。治安长官并没有觉得这个故事有多好玩。他命令监禁卒把这个混血儿带到阁楼上去用酷刑。也足够奇怪了啊，那是他们关押白人的地方。那里关押着一个意大利水手，他看见了一切。那里的酷刑就是皮克牌[12]，一种古老的骑兵团酷刑。譬如说，您把一个人的腿往后绑，右腿绑到左胳膊上，把他绑成死死的一团，然后捆着左手腕把他吊起来，直到他的脚指头挨着一张锋利的皮克牌的尖尖。

“重刑之下，混血儿给了解药。朗姆酒加阿魏[13]，我想是那个。这种解药当然不管用——这治安长官居然认为有可能找到一种解药，倒是令人称奇。那女人身上还是肿，还是不停地尖叫，弄得大家都快吓死了。那法国监禁卒老瓦洛就又把混血儿捆了起来，这一次混血儿晕了过去，出了一身的冷汗，躺了很长时间。他醒来的时候，就改了说法。他说，那春药是他从一个黑奴魔法师那儿弄到的，那个魔法师早已被从这座岛上驱逐出去了。我如今才知道，种植园主一听到‘魔法’二字就惊慌失措。我那时候可是不知道的啊。那是我来的第一个礼拜。治安长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把混血儿驱逐出岛，他要当时就驱逐那个人。

“于是就这样做了，就在这儿。没有判决文书，什么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案子我并没有忘。但是我记得更多的是春药药液、阿魏和朗姆酒，并不是那个魔法师。现在呢，我只好从我的记忆中把它挖出来——那天我跟治安长官谈话的所有细节。因为自打给皮克顿定罪以来，所有这些细节都重新浮上了脑海——那个混血儿，连那个意大利水手都想起来了。不知怎么的，他们都上伦敦去了，也不知怎么的，他们都找到人帮他们找到了住处，支付了花销，不知怎么的，他们都已经和律师们搭上了关系。所有支持起诉皮克顿的人现在都是他们的后盾。

“有色自由人对这件事也是热血沸腾。这里有六千人呢，他们还能筹集资金。使我感到焦虑不安的是，我像我的前任汤姆·皮克顿一样，一直是有色人种的朋友。虽说您听说了不少传言，但他是一直反对对有色人种进行法律上的羞辱的。他就此给伦敦写了很多封信。因为那种法律上的羞辱是人们在谈到（您还会听到他们谈到）在这里有必要实行英国法律，实行英国宪法，设立政府代表时有意为之的。我们这里的用词有一种特殊的方式，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想成立自己的立法议会和执法议会，想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

“我要告诉您当中的一些法律将会是什么。他们想防止有色人种拥有黑奴。这纯粹是恶意的。让有色人种拥有黑奴变成非法行为，就会使他们一下子变得赤贫。在这种地方，凭他自己是无法经营一个种植园或者谋生的。人们做所有事情都是靠自己的黑奴。我们没有自由的熟练工。一个有色自由人假如没有黑奴的话，唯一能做的体面的事情，就是去当议会的警察，一种普通的巡夜者。就像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一样，他留意镇子上的码头和黑奴院子，当心黑奴们破坏宵禁。有时候他会在监狱帮帮忙。不允许他拥有黑奴，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会有各种各样的指责——绑架新来的黑人，新来的黑人失踪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管怎么说，这儿只有六个警察。财政能负担得起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但是却有六千个有色自由人。如果一个有色自由人拥有黑奴变成非法，他就不得不卖掉他的那些黑奴，能赚几个钱算几个钱，否则他的黑奴就会被没收。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会有人赚上很大的一笔钱。在这里，至少一半的黑奴是由有色人种拥有的。所以，我们在谈的是很多钱。假如，几乎是确定无疑的，照我们的朋友们的说法，明年黑奴贸易停止，‘供应’纯粹变成本地供应的话，那么，我们在谈的钱还要多得多。

“还有一些事情，迪卡斯特莱特家族、蒙蒂尼亚克家族和蒙塔朗贝尔家族正在策划。他们想阻止有色人种买房子。这是西印度群岛留下的一部古老的法国法律。他们希望有色人种住哪儿呢？他们给房子下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他们说的是一处房产呢，还是城里的一座房子？我告诉您吧：那意思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它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迫害手段：拿走人们的谋生之道。掠夺他们的那一点点资本，然后就降低了他们的身份。

“还有别的事呢。这事儿太糟糕，您在这儿的时候是不会听说的。法国人不会跟您说，而有色人种因为太害怕、太羞愧，不会讲这件事。白人种植园主们私下里让他们知道，等执行了英国法律，他们这些有色人种稍有不法行为，就会遭到鞭笞。现在只有黑奴才受鞭刑。所以，虽然现在有色人种是自由人，是资产所有人，但将和黑奴没有区别。他们将没有钱财，没有资源，很多人肯定会再次沦为奴隶。而所有这一切都将以法律的名义，以人权的名义，以英国宪法的仁慈做到。

“他们知道我是反对它的。所以，他们就在伦敦，在全岛上下，抹黑我的人格。说我是个酒徒、醉鬼，在政府大楼过分贪恋杯中之物，酒宴过后人事不知。对一个总督来说太没有尊严了。所谓的酒桌之乐：红色的咸味黄油，没有蔬菜，以及这船上的吃食。

“您现在看出来了，我做过的最坏的事情，可能就是允许把那个人的耳朵割掉了，使一个自由人沦落为奴隶，被当作最差的那种黑奴来对待。这实际上就是法国人想对所有有色自由人做的事。他们在审讯的时候感染了我。他们跟我谈到了马提尼克和海地。他们告诉我，当黑奴过分受到魔法和妖术的影响，就不得不把黑奴烧死。有个人告诉我，他在马提尼克的一个朋友不得不烧死了四个黑奴。他们对我说，一个有色自由人如果习惯和黑奴搅和在一起，那就很危险。他们想让我狠狠地伤害那个人。在审讯出示了所有的证据之后，在听了那些貌似简单的人非常镇静地谈杀人，就像这是他们在夜里玩的国王和王后的游戏的延续，这之后，我看到这座岛屿、这个镇大厦将倾。我从来没有要求看法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个人，没有见到他们在监狱里都对他做了什么，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是怎么把他卖到岛外的。假如没有出皮克顿定罪的事情，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更多地想起这件事。邪恶啊，将军。我过去三年所经历过的邪恶。”

米兰达说：“他们可都是我的志愿兵啊。我现在没有别的人了。”

“是您的志愿兵，不是您的主人。作为一个军人，我所受的道德教育就是服从我合法的上司。我——作为一个军人——从来没有明知故犯做过一件非法、错误或者违抗上级的事情。大多数军人都能说同样的话。现在，尤其使我感到烦躁不安的是，我极有可能作为一个压迫者被拉到公众面前。特别是我一直把保护这些人当作我的天职，但如今却成了一个压迫这些人的人。假如展开一场调查、审讯或者是审判，我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辩护。要为自己辩护，我就不得不把自己置身于我认为臭名昭著的人那一边。有色人种说过了，在皮克顿定罪之后，他们打算把我树为典型。这可不是什么好听的话。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受到了法国人的蛊惑，目的就是把我搞下去。将军，现在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清楚了。我已经被弄得一头雾水了。”

“这里肯定不是您的安乐窝。Claro que su cama no ha sido una de rosas, como ha dicho.”

“我觉得我需要重新开始了。”

“您在加拉加斯肯定能做到这一点。”

“将军。”

“可是，您就会跟法国志愿兵站在同一边了。”

“那将纯属偶然。我很清楚您的目的和设想。”

米兰达说：“让我看看这封从您的岗哨亭里拿来的信吧。您是不是觉得，有可能是您的一个白黑混血儿朋友写的呀？拜托，将军，请允许我开这个玩笑。这封信不是用法文写的，是用西班牙文写的，而且出自一个代笔人之手。所以，至少是很正式的。我浏览一下。或许是什么都没有，也许仅仅是标准的咒骂而已。开头很客气。太客气了，一个不祥之兆。可以肯定，一会儿语言就变得激情澎湃了，我认得出是某些西班牙官方声明的宣言风格，是一封从西班牙当局寄来的信。信写得很严肃。它警告我会有图帕克·阿马鲁的下场。图帕克·阿马鲁是一七八〇年在秘鲁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印第安人叛乱的领导人所取的印加人名字。他被捕后遭受了严酷的刑罚。他还活着就被割去了舌头；接着，他还活着就被四匹马朝着不同的方向拉，给分尸了。尸体被分成四大块，装进四个特地准备好的皮盒子里，送到了秘鲁的不同地方。西班牙军队里的每一个军官都知晓图帕克·阿马鲁的下场。那时候我在牙买加，是个刚刚晋升了军衔的上校，在和英国人谈判交换战俘的事情。他们给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准备四个皮盒子，这种想法尤其使我心烦意乱。我想，两年之后我决定开小差时，这件事是我内心深处想到的诸多事情之一。我在美国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叛乱。另一个人取了图帕克·阿马鲁这个名字，还是以一样可怖的方式被杀死了。不过，还是让我更仔细地读读这封信吧。”

“尊敬的先生：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所有大陆的口号。作为西班牙人，在一片自古就属于我们的土地上，我们有着和您一样的雄心壮志。我们的目的就是怀着对一个著名的同胞一贯的敬意，告诉您，自从英国人征服了我们的岛屿之后，在您的英国主子的统治下，我们是怎么过活的。英国的第一位军人总督皮克顿当时追求的只是砍掉西班牙人的头颅，他目前在伦敦赎罪。他几乎把所有有文化、有教养、有知识素养的西班牙人都驱逐出去了。您是不会从您那位好交际的主人希斯洛普那里听到他是怎么对待您的同胞中下等人的残渣余孽的，那些卖掺水烈酒的店主们，船工和猎人，烧炭工，沿街叫卖牛脂和干马肉的小贩，那些简单的人。您肯定从小就记得，那些人从来不知道好话为何物，在目前受羞辱的过程中，保护他们的只有他们的信仰和自豪。希斯洛普懦弱成性，一直不敢碰那些法国家族，他保护他们的黑奴不受侵犯，免除他们的强制劳役，但却让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这就必然要收西班牙人一百元的钱购置军服和装备。收这笔钱是希斯洛普本人定的，我们下等人中很少有人出得起这笔钱，所以，大多数人就只好离开这座岛，或者到高地的森林里去。这两种情况不管哪一种，他们都要放弃仅有的那一点点财产，充公到希斯洛普的国库里去。所以，在英国人统治的将近十年里，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逃亡者，变成了没有法律保护的人。我们的语言也被判定为仆人的语言。

“如今您来到了我们中间。在海湾两岸，我们都已经听说了您伦敦的两位赞助人特恩布尔和福布斯的计划书，他们以公平的价格提供急需的现代工业品。但是，在我们有些人眼里，您更多地不是一个解放者，一个爱好自由的人，而是一个一直忠诚于故土旧地的加拉加斯人，如今却以一个英国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回来，企图把这个大陆上的人民沦为贱民，这种情况在亚洲大多数地区已经发生，在这里也已经发生了。

“自从英国征服以来，您和皮克顿之间使用了自由和革命的语言，诱惑很多好人放弃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放弃了人性之感，不再负有那么多神圣的宗教和社会责任。您把这些人诱惑到这座岛上——您的颠覆行动的根据地，您把他们关在这里，就像关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全凭您一时的兴致把他们放出来，扑向无辜的平民百姓。这些受到误导的人随时准备为您和您的事业献出一切。而您却什么都没有给过他们。您的革命，由于是没有基础的，在好人的灵魂里无法得到共鸣；由于已经退化为一种个人的事业，毫无高尚可言，所以就一直没有到来。当这些骄傲的西班牙人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奋起反抗您和皮克顿的背叛行径时，你们就找到办法使他们噤声。想想胡安·曼萨纳雷斯吧，他曾经在这座城市卖掺水烈酒的小店里高声喧嚷，大吹大擂，手里的英国票子哗啦啦地响。然而，突然之间他就神秘地死了，死时仅有三十五岁；老曼努埃尔·瓜尔，刚开始被皮克顿藏了起来，然后就被用鸦片药丸混合碎玻璃渣残忍地毒死了；他的朋友何塞·埃斯帕尼亚，绝望透顶，就渡过海湾回来了，却被内部的人出卖，被枭首，漂亮的身躯被裂为四块，脑袋被装进一个铁笼子里，挂在加拉加斯城拉瓜伊拉港口的大门口示众；安德烈斯·德埃斯帕尼亚，在这里臭名昭著的监狱里遭受折磨，已达数年；胡安·卡罗和安东尼奥·巴列西拉，两个人都死了，葬身何处不得而知。想想这些人吧，想想其他人吧，您和皮克顿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侵吞掉了他们的生命和激情，而您踏上这片血染的土地，却没有感到有什么惶恐不安，真真是咄咄怪事。您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您的下场有可能和他们一样，这座被强夺过去的岛屿有可能也会变成您的牢狱和坟墓。

“不管希斯洛普给您什么样的鼓励，他的话都一文不值。他就是个大兵，服从就是他的荣耀。他今天会设宴招待您，是因为他长于待人接物，这是赫赫有名的；如果他收到命令，明天就能翻脸不认人。您会发现他是有爪牙的，这一点我们早就发现了。您在海边丢弃的那五十八个人，已经遭到应有的惩罚。您也会遭到法律的惩罚。这里虽然曾是您的故土，但是您在这里较之在伦敦，更加孤立无援，更不会受到保护。这封信抄写了六份。至少有一份能到您手里，您会想一想图帕克·阿马鲁。”

希斯洛普说：“将军，将军。您才来第一天，我真不该给您看这封信。它使您感到不安了。”

“它已经使我感到不安了。我知道西班牙人的仇恨，可是每当我再次接触到它时，我总是感到震惊。这是一封仇恨的信。您先前谈到，这里的人们让您感觉到了他们对那个想割掉他耳朵的有色自由人的仇恨。他们让您看了他。他们告诉您他相信他自己的能力。他们让您看到了他眼里地狱般的仇恨。他们让您感觉到，您不仅仅要惩罚那个人，您还要摧毁他内心里面的东西。西班牙人的仇恨就是这样。它从来都不遥远，而且它跟信仰、真理以及报应的思想混杂在一起。作为惩罚者，您是正确的。您处在上帝的位置。

“我了解这种仇恨，因为经过这些年之后，这种仇恨也在我心里。我自己也积怨很深，我知道我所做的一部分事情惹得人们写了这封信。冤冤相报啊。关于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我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说过一些傻话，一些伤人的话。我知道如何伤害了他们。一七七一年我离开加拉加斯的时候，西班牙对我来说就是世界的中心。历史、文明、雅致。而当时美国还不存在呢——美国的那些殖民地比我们还穷——而法国大革命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我都不好意思告诉您，我在加的斯的第一个月买衣服花了多少钱。我是过了好多年才发现，我原来有过的关于西班牙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观念被夸大了。战争结束后，我从西班牙军队开小差，于一七八三年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关于西班牙的事情我怎么想的，就可以怎么说了。这样说对我没有任何害处。这一点我看到了。但后来就有了处死第二个图帕克·阿马鲁的事情。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比和我在一起的美国人对我的影响都大。我开始说我本不该说的话。有一天晚上，耶鲁大学的校长斥责我说，西班牙人比我了解的更加尊重法律。我说，西班牙遵法守法的事我还是了解的，我就是从墨西哥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我当时是一时冲动就编了个瞎话。那番话很容易就说出口了，他一下子就不说话了。

“我去俄国的时候，瞎话说得就更离谱了。我觉得到了那么远的地方，关于西班牙或者自己，我说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告诉您，我充分利用了那份自由。俄国女皇和她的贵族们是那么感兴趣，那么愿意保护我。我忘乎所以了，觉得我生来就是干这个的。我从来都没有感到如此高枕无忧。我说有关西班牙的事情来取悦他们，说宗教裁判所、迷信、西班牙人的无知和堕落等烂事儿，说西班牙国王和他儿子阿斯图里亚斯的烂事儿。

“他们需要我。有一天晚上，在圣彼得堡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很英俊的先生一看见我，就从房间的那一头朝我走了过来。我微微一笑，鞠了一躬，准备好听他那俄式法语，期望着他说话磕磕巴巴，很友好，很有兴趣，跟我见过的其他俄国贵族一样，热切地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但从这个英俊的先生嘴里说出来的不是法语，而是西班牙语，是西班牙国的西班牙语，说话那口气，那方式，都是跟仆人说话用的。他是西班牙代办马卡纳斯。他要我——差不多是当场——拿出封我为上校和伯爵的西班牙文证书。那是我在俄国的做派。这种做派非但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害处，而且能给俄国人快乐。他的蔑视刀一样刺痛了我。那是从西班牙来的出身良好的西班牙人对南美洲人的蔑视。我感到很耻辱，被人揭了老底，这就像被人推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加拉加斯。我正要开口说，我在公主兵团服役过一段时间，退役时就是上校。但在最后一刻，我改变了主意，加拉加斯大街拐角那最粗鲁、最下流的骂人话从我嘴里脱口而出。在其他任何场合，他都会不得不拔出剑来，然而在那个房间里，他不得不吞咽下那污言秽语。当然了，他没有忘记。他给大使写信，大使给他周围的人写信说了我的事。我最近想起了这件事，就是‘蜜蜂号’和‘巴克斯号’两艘船被拦截的时候。很奇怪啊。我在领导一次入侵，这次入侵我说了多年，然后带着那次在遥远的圣彼得堡房间里的回忆，我想：‘现在，你可是把自己置于他们的进攻范围之内了。’”

希斯洛普说：“那些人会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西班牙人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那些军官们，多诺霍、鲍威尔和其他人，都会被处死，有些人会遭到监禁。我原来就总是对他们讲：告诉我——这是信中写到的一些东西——您认为是为什么，我派到这儿的所有的探子都使我大失所望，都变坏了？贝尔纳您是了解的。而其他人呢，我都了解。”

“他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失去了信心，就像皮克顿那样。虽然人们说了他很多坏话，但是他来这里不是买种植园的，他从来都没有想当种植园主。他是个军人，他来这里是希望有仗可打。他们承诺了在南美要有大事情发生，可是欧洲的盟国却不断在变，伦敦的政治也就不断在变。入侵的事就一拖再拖。您不能让一个人等了又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您那份定力。”

“定力，我不知道。或许是从来都别无选择吧。没有出现过第二种可能性，也从来没有人给我说过第二种想法。”

“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要那样做，将军。”

“有一段时间，我在伦敦常常说反对皮克顿的话。我认为他在毁掉我的探子，毁掉那横跨海湾的一场场革命。我错了。老曼努埃尔·瓜尔和其他人是在这里被杀掉的，实际上，我现在了解到是被一个委内瑞拉人杀的；加拉加斯招募到他，给了他那有名的玻璃药丸。皮克顿驱逐并送回到欧洲的那个我的人后来被证明是个骗子。我的又一次错误判断。那个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妙笔生花地谈法国那靠不住的革命，几乎在同一天，也给西班牙国王写了一封信，泪流满面地祈求他的原谅。皮克顿几乎是一看见他就把他驱逐了。我听到这件事时也勃然大怒，但他在那里确实帮了我大忙。

“我说反对皮克顿的话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但我对任何人都不能承认这一点。一七九八年，他对我、我的过去以及我为革命所做的工作一无所知，就给伦敦写信告我的状。他说，他们或许会发现我还有用，但是不应该告诉我太多。原话要坏得多，我是忘不了的。那些话是我的朋友拉瑟福德传给我的。那番话在诸位大臣那里起了很坏的作用。那些话我现在还能背得出来，‘现在在伦敦有一个加拉加斯人，这种场合他也许会有些用处，并非由于他对当地十分了解，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他只是加拉加斯一个店主的儿子……’这是我离开家将近三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事，建立起了我的事业，成就了我的品格，冒了这么多的风险。所有这些他都视而不见。而他自己呢，一无所成。”

希斯洛普说：“他只是在重复加拉加斯人说过的话，用他的话重新表述了一遍，就是要诋毁您嘛。”

“我知道。我那时候就知道。那样的东西现在是一点儿都不会让我烦心了。可是我那时候无法原谅他。我总是说他的坏话，甚而至于伦敦的大臣们决定派几个专员取代他，并派人调查他，消息传到我这儿时我是当作好消息的，他们要我派一个我自己的人跟新的专员一起走。我觉得应该派我知道的最可靠的人，从普遍意义上重新建立我的信誉。我选派的人不能再糟了：贝尔纳。您知道的，他出来后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个字。有一个人倒是一直给我写信来着。他的名字叫佩德罗·巴尔加斯。每隔一两个星期，从巴巴多斯或者是背风群岛驿站的邮轮来到的时候，白厅里的人就会给我送来从第一专员办公室寄来的一捆一捆的信件，是我的人佩德罗·巴尔加斯寄来的。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我早该察觉出来的。写得天花乱坠，用的是西班牙文的宣言风格。写这种东西巴尔加斯是高手。我是一个大救星，一个救世主。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每个人都在等我，随时准备为这一大业献出他们的生命和财产。

“有一封信使我昏了头。他说，他写这封信时激动不已。由于各种原因，行动的时刻绝对已经到来了，我们不应该等了。如果必要的话，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应该发起革命。我们一旦登陆，在沿海任何一个地方登陆，人们就会朝着我们的旗帜蜂拥而来。我把这封信拿给大臣们。我给他们看巴尔加斯专员——封了他这么一个错误的头衔——写的东西。我夸大其词地讲佩德罗·巴尔加斯的可贵品格，几乎让自己露了马脚。我跟大臣们说，如果他们愿意给我一艘军舰和装备，允许我去特立尼达，从那儿的黑人军队里拉起一支队伍，我情愿放弃我从英国政府那儿领取的津贴。幸好他们拒绝了。我不知道他们对巴尔加斯的了解有没有我多。您能想象得到吗？假如我在这儿出现，要求黑人军队入侵南美大陆，会出现什么局面？您要守卫这座小城，都没有足够的人手。而那些种植园主们又不愿意把他们的黑奴给我用。我就不得不回到伦敦，求他们再给我发津贴了。

我后来发现，巴尔加斯甚至没有写某件小事或者当地的某些闲谈作为辅料细节。他写那封信仅仅是为了让他的报告多一点花样而已。他就住在第一专员的房子里——就是这座房子，担任秘书兼西班牙法律的顾问。他每隔几天就给我写一个童话故事。他从我那里拿津贴，每天十先令。他从第一专员那里拿的钱比这要多得多。他一度是个革命者。他曾经参与过一次在新格拉纳达的谋反，使自己身处险境，受了大罪。然而现在对他来说，要紧的是定期从第一专员那里拿到钱。”

希斯洛普说：“在二月份的审判中，巴尔加斯的证据把皮克顿扳倒了。我看过庭审记录。巴尔加斯被称作西班牙法律专家。他是英国唯一一个（如果您相信的话）有相关西班牙法律书籍的人。他说，过去有过非常古老的西班牙法律，允许酷刑，但现代法律不允许了。就是这么回事。很奇怪，在绞刑和烧死人所有这些更大的罪名被提出来之前，这个小小的盗窃案居然就使他倒台了。签署了那个令人尊敬的治安长官让他对那个年轻的白黑混血儿姑娘动酷刑的命令，皮克顿为此受到了审判，而治安长官却毫发未损。很奇怪，皮克顿居然是被您派到这儿并使您大失所望的这个人毁掉的。现在有他在，所有那些给我罗列的罪名都是有可能的。我刚来的第一个礼拜就出现了白黑混血儿和春药的案件。我每天夜里都在脑子里想，假如我在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受审，我该怎样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我要找谁当目击证人，我要如何证明是西班牙人动用酷刑。接着，我觉得，为一件和自己几乎毫无关系的事情而忧心忡忡，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米兰达说：“即便是我被皮克顿激怒的时候，我也没想这样子把他搞倒了。他会因此而鄙视那谎言，鄙视我们的。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当然没有想让他被佩德罗·巴尔加斯这样的人搞下去。”

“我亲爱的萨莉，一切都安好。你看，你太紧张了。在希斯洛普的帮助下，我们已经把‘利安德号’上的美国人带了回来。他们喝得酩酊大醉，纵情欢闹，还要闹上几天，不过军纪却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在本地的军营天天训练他们和那些法国人。洛皮诺特·德拉夫勒西利埃勒伯爵坚决拒绝在一个美国人手下服役，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两组人分开更好一些。这一次我们将建一个由十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英国官方并没有帮忙组建这支舰队，但是我从海军上将科克伦和梅特兰将军以及这里的希斯洛普将军等人的态度里，能够揣测出伦敦对我支持的力度，他们都向我献殷勤，我在他们脸上能看出敬意来。他们依然认为我是能为他们做事的人，我因此感谢上帝。希斯洛普认为我可以给他一份好差事，梅特兰和科克伦（他贪心不足，很容易就掌控他）期望到一定的时候，我赐给他们在这片大陆上的大片的种植园。

“亲爱的，你认为这些人都是草丛中的毒蛇，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年轻的时候常常那样抱怨，但我错了。你千万不要鼓励利安德和弗朗西斯科期望从人们那里得到比他们应该期望的更多。你千万不要和他们谈草丛中的毒蛇。科克伦、梅特兰和希斯洛普这些人，并不一定要忠诚于我。把我们拉到一起的是相互之间的利益。一旦利益没有了，我们就会各奔东西。各奔东西也不会有什么不道德、不忠诚可言。你如果开始有了这种想法，亲爱的，你就会自寻烦恼。你就会时时刻刻处在道德迷乱之中，这样子你就会责备每一个人，而不责备自己，相应地人们就开始想探知他们不喜欢你身上的哪一点。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谈过了。我认为在你对你的某些家庭成员的态度中最为明显。

“至于特恩布尔，他是我最要好的老朋友了。我们三十多年前在直布罗陀海峡认识，那时候他是个中间商，我是个上尉，从那时起我们就是好朋友。现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事后都敬重我，我也敬重他。我再也找不到像特恩布尔和拉瑟福德这样的人了，那种友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特恩布尔对我不耐烦了，我也会对自己不耐烦。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会总是需要注意言辞，不要怀疑他，不要对他心怀不满。我写这番话只是因为，你知道，我担心你会心神不定。

“我写系列信函，或者叫信函日志，从未歇笔。我在心里不断地和你说话，把每件事都报告给你，有时候是很小的事情，那是因为我爱你的爱。你几乎已经变成了我醒着的大脑。不过并不是我说的每一件事都会写下来。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战舰已经准备好。我不会在‘利安德号’舰上。我将乘英国皇家海军舰艇‘莉莉号’。这是科克伦的主意：他认为如果发生战斗，西班牙人会直冲‘利安德号’而来，这艘船上飘着美国国旗，大家都知道，这是我的船。战士们都已整装待发。然而有一件事我不愿意写，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情绪很低落。

“昨天，第二封西班牙文信件被扔进了这儿的岗哨亭里（后来，贝尔纳送来一份丢在市议会房间里同一封信的手抄件），这封信讲的是他们在加拉加斯市教堂为截获‘蜜蜂号’和‘巴克斯号’两艘军舰而举行的盛大感恩仪式，讲的是在卡贝略港对那五十八个人判刑的事。十六天以前，这五十八个人脚踝上戴着脚镣被带出来，带到监狱大院里，监狱人员让他们跪下，向他们宣读了判决书。十个军官被处以绞刑，其余的人都被判了八到十年的监禁加劳役。他们将睡石头床，枕砖头，他们将要戴二十五磅重的锁链。那十个人十天前被处死了。我知道，那些西班牙人会匆匆地走完法律程序，这样一来，这些消息就都会在这第二次进攻图谋之前传到我这儿了。

“对这些细节的描述如果是夸大其词就好了。可是我知道，这些细节没有夸张。绞刑架就在监狱大门的外面。那十个人，身穿白袍，头戴白帽，戴着脚镣，被领到外面的绞刑架前。每个人的脑袋放进绞索里之后，那个黑人绞刑刽子手就滑下绞绳，坐在那个被绞死的人的肩膀上。那些尸体被割下了脑袋，卸成四块。被卸开的尸块和那死人的军装和胳膊堆在一起，上面盖着我那面哥伦比亚国旗撕得七零八落的碎片，然后一把火给烧掉了。萨莉，我知道他们会对你在格拉夫顿大街制作的那面旗帜特别地作践一番，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

“宗教裁判所的气氛，我那被视为异端邪说的革命——都比我原先想的还具有破坏性。如果说我一度知道如何伤害他们的话，那么他们现在还知道如何烦扰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最早冒出的想法之一，就是让这两个孩子受洗这件事我做对了。我三十五岁左右，在海外待了十五年之后，先是在美国，后来在俄国的时候，那早年的我在委内瑞拉的整个世界似乎非常遥远，似乎是另外一生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已经忘却了很多，而今，却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七七一年仿佛不过是去年。”

“我亲爱的夫君，我们在这儿是这样一种状况。我叔叔刚刚从印刷商霍兰先生那儿带回六份你的画像。我叔叔说，雕刻工应该雕刻得更好一些才对，由于这些人要干太多的活，他们只雕刻角落，也不想办法去理解他们临摹的作品。他们一样活儿还没有干完，就又寻找下一样活儿了。画像上倒是显示了你头上的在祥云里的皇冠，但是我叔叔说，活儿干得不怎么样，皇冠画得太差了，不过人们并不在乎。他说，这张画像放在霍兰先生的橱窗里，人们驻足观看那皇冠，都会这么想：霍兰先生还是很懂行的。但是，我亲爱的夫君，伦敦这些商人的缺点是，我叔叔在前面书房里那张小桌子旁画的那张像，他们不在画像上署他的名字。他们说，这幅画是他们在巴巴多斯海军里的画家比照着真人画出来的，我叔叔说他们总是说这种话。我亲爱的夫君，在你的画像下面，他们雕刻了你那个小小的舰队里各艘轮船的名字。什么样的舰队，我亲爱的夫君，我压根儿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们天天等着听到好消息。你的军舰有着那么漂亮的名字，莉莉、殷勤的斗牛犬、修剪机、大驯犬等。我无法告诉你当利安德知道有一艘船和它的名字一样时，他有多么激动，他把玩具船放在积木上满屋子拉来拉去，他说妈妈我要带着我的船去找将军。我告诉他海洋很大他的船航行不了多远，他说妈妈那我就买个更大的船去为将军作战。他读书读得很好，他答应不再打扰小弟弟。小弟弟正在睡觉呢，长得和你的画像一样漂亮，我亲爱的将军。这些日子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我亲爱的夫君。”

“啊，萨莉。隔开我们的不仅仅是海洋，还有时间，一分开就是三四个月。你写的事情在我这儿都是四个月前的，我现在写的东西你两个月后才能看到。我不知道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失败了，萨莉。整个事情都失败了。你说得没错，伦敦的那些人在最后一刻令我很失望，他们撤回了援兵。我回到了特立尼达。

“我现在不在政府大楼住了。从官方来说，我在这儿是没有职位的，也没有司令部。我只是我个人，而且我在这儿期间，必须放弃所有使这个大陆革命化的企图。我来到的那天上午，去拜访了希斯洛普。他无法假装不认识我，但他的言谈举止就像他对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似的。当我请求允许我居留的时候，他说这件事他爱莫能助。他说商人们不想让我登陆，他们向他请愿了。他们说，因为我，他们有六个月没有和公海上的人做生意了，他们无缘无故地破产了。就在那天上午，他们要在议会讨论那份请愿书。希斯洛普认为我应该参加这次会议。我猜这是友好的建议。如果我没有去，或许贝尔纳就不会那样为我大声疾呼，如果贝尔纳没有大声疾呼，投票结果就会对我不利。希斯洛普当然会满腹遗憾，但是我将不得不离开。天知道我这会儿会在哪儿。

“刚开始，一切似乎进行得非常顺利，萨莉。啊，那些好的开始啊！我曾经有过那么多好的开始。它们是那么鼓舞人心，与此同时又是那么惹人心烦！我们的军舰驶到科罗镇，一路没有干扰。我们朝要塞开火，他们予以回击，然后，那些西班牙士兵们就撤退了。我们登陆，进入了镇子，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只有三个人受伤。然后，我们发现根本就不值得庆贺。我们进入的是一座空城，一个人影都没有。在特立尼达的委内瑞拉间谍把工作做得太好了。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也确切地知道我们要在哪儿登陆，而且还知道英国人只会从海上支援我们。

“很多年了，我都相信——像瓜尔、卡罗和巴尔加斯这样的人鼓励我相信——我一登陆，人们就会朝我的旗帜蜂拥而来。现在，没有一个人来。我原以为他们是受到了当局的威胁，我认为我应该用西班牙人或委内瑞拉人的方式对付这一局面。我性格的那一面占了上风。我觉得，既然带着这么威武的一支海军部队出现了，我就应该大声讲话。我发布了一个声明：西班牙人的统治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官员都应该走出来，宣布对我的忠诚，否则将后果自负；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都应报名参加我的军队。这也是一件做错了的事。没有一个人走上前来，这使得我在我自己的人当中的威信进一步遭到破坏。我派出很多支小分队到周围各个村子里安抚百姓。我发现西班牙人早已先发制人了，他们更懂得如何进行这场战争。已经有好几个礼拜，那些牧师们都布道说我的坏话。任何帮助我的人都将被驱逐出教会。梅里达的主教宣布我为异教徒。

“接下来的十天，从科罗镇撤下来的西班牙士兵一直在跟踪我们，他们有一千五百人，而我们是四百人。与他们交战是不可能的，翻山越岭行军至加拉加斯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志愿兵开始显示出紧张情绪。军纪开始涣散了。一天，法国人和美国人两派之间还发生了纷争，有三个人受伤，一个厨师被杀。这件事使我大为震惊。我认为我们应该返回到海边去。我们当然没有马车载伤病员，没有马，没有骡子，就只好使用轿子，抬轿的人每半个小时左右换一次，这样我们的速度就慢了许多。我觉得我走进了西班牙人的圈套，我觉得西班牙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扑来。于是，我就使劲驱赶抬轿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威胁要亲手把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枪毙。他们至今都没有原谅我。我现在不住在政府大楼里了，他们就在大街上大声地骂我。

“一天深夜，我们重新登船。我为这一刻等了这么多年，此时却不知如何是好。我给牙买加的英国总督写信求援。这是件蠢事。他当然不可能给我派军队，我等了六个星期才听到这一消息。此时我们的给养即将用完，食物奇缺，人们生病、闹事。然后，海军上将科克伦给我送来一封信，告诉我他也无法再提供援助了，伦敦下达了禁令。他对我的支援仅限于保护我不受敌人海军的攻击，防止敌人援军登陆，保证我重新登船的安全。总之，这件事全完了。我原以为科克伦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因此很容易对付。而如今他那封信如此准确无误地切中要害，如同战场上的指令，一字一句都向我说明那使他成为一个海军上将的能力，展示了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权力。

“在海上，我们逆风向东航行了五个礼拜，那狂风恰似我的厄运之风。之后，我带着我的残兵败将回到了特立尼达，这就是我当时的情绪。而我回来的那天就不得不去给希斯洛普一个好脸看。然后，还像一个离权力只有一步之遥的人那样，不得不坐在议会里，与那帮走私禁运品的家伙们讨论我的未来。

“某种程度上，科克伦对我还算尊重。他安排我住在皇家海军上尉布莱尔利的家里。布莱尔利及至目前还是有礼且得体的。他住的地方，排场比希斯洛普大。不过，作为这里的海军领导人，他经管这里类似于一个平行政府的东西。他在这里执行《航海法案》。他管辖的只是一艘停在海湾里、去掉了桅杆的船体，然而他一上了船，就不受希斯洛普管辖权的约束。这支海军的权力就有这么大。《航海法案》和贸易有关。这就意味着，布莱尔利类似一位海关官员。这就意味着，他同走私商和这艘船的船长们分赃，而向别的人提供保护。他在发大财。他清楚自己的财富精确到先令，这一点他也让我知晓了。我知道我住着的这座西班牙港的房子价值一万元（而且他还口口声声说说不定哪天他就把它卖掉了），而且我还知道，他还有一处很大的乡村庄园，价值一万五千英镑，外加十一头骡子和三十三个黑奴。他总是在小碎纸片上写下这三十三个黑奴的名字，仿佛是在数他的黑奴的数量，然后算出他们的总价值。

“这里的西班牙人和委内瑞拉人，生意人和下等人，在大街上还冲我发出嘘嘘的声音。我回来的当天上午就嘘我，我原以为到了这会儿他们该收手了。他们嘘我总是出其不意，也并不看我，所以，当那犀利的嘘声响起的时候，我搞不清是从哪儿来的。那是可怕的声音。能穿透一个军乐队传出去。

“一个败军之将就不得不忍受批评，我刚开始以为他们嘲弄是因为我失败了。后来我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从‘利安德号’上下来的那些对我不满的美国人在大街上无休无止地大吵大闹，向我催讨我发不出来的工钱。关于我们撤退到海边，我对那几个轿夫的威胁，已经有人拿这两件事传播可怕的谣言了。后来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嘘我，是因为许多人都死了，而我还活着。我现在知道了真相，在我们出发去科罗镇那天，这里的委内瑞拉间谍们就开始散布在卡贝略港处死人的事，说那些人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白帽，被绞死然后烧掉，活着的人戴着二十五磅重的锁链，睡石头床，枕砖头。这之后我认为原因非常简单：我失败了，使他们大失所望；由于我的失败，使他们给戳穿为南美洲人，遭人奚落。

“这也是极端错误的。我那样想是因为我这方面的虚荣心。我一直以为这些人把我当作他们的解放者看待，指望我恢复他们的尊严。我一直以为，这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对我的看法跟我对自己的看法一样。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这里的下等人把我看作一个异教徒和叛徒。我被打败了，‘利安德号’上的人们穿着破衣烂衫，他们就很高兴。委内瑞拉的间谍们一直小心谨慎地传播梅里达镇主教反对我的宣言。说我是个无神论者，一个魔鬼，宗教之敌，领着一帮美国和西印度群岛来的流氓恶棍反对我的国家。

“过去的二十年里，在美国、英国和欧洲，我从来都不必针对那样的指控为自己辩解，所以，我在这里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辩解。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怎么被扭曲成了这个样子，以至于他们攻击那个被歪曲的我的形象。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萨莉，跟战败、羞辱，以及我在这里不得不忍受的无所事事一样，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不仅开始觉得身处偏远，还觉得自己就要和事物失去联系了。

“我不知道如何跟这里的下等人说那件全世界都知道的事：自从离开西班牙军队，除了南美洲的独立，我一直都没有别的工作，也再没有别的想法。在我离开伦敦前，我在我所立的遗嘱里就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你会记得我在遗嘱里说，我不知道在别的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人这么配得上明智而公正的自由。在这里我有什么办法使他们理解这一点呢？那份遗嘱里写着，你在格拉夫顿大街保管的那六千册图书，当自由来临的时候，将赠给加拉加斯大学。我把这些书留给这所大学，是为了纪念这所大学教给我的文学和宗教价值。在我踏上我祖国的土地之前，我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受洗了；我们乘坐‘利安德号’轮船向南航行，每个礼拜日，刘易斯船长念祈祷词的时候，我从来不待在甲板上。西班牙人将他们了解的我一生中所有的偶然事件拼凑在一起，包括我在美国和俄国说的那些狂言（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自由的人），以及我现在需要我能得到的所有志愿兵的现实，描画出一个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我的图像。我知道我走的是一条直路，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想法给这些人讲清楚。更糟糕的是，我现在做的一切事情都证实了他们加诸我的形象。我已经给伦敦写信，要求增派四千人马。鲁弗雷已经带着这个要求走了。这也会给这张叛徒和无神论者的图像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布莱尔利，那个定期数他的黑奴数量，然后把他的钱财加总的人，他已经感觉到我孤独无依，我缺朋少友，迷失了方向，以及我在这里的漂泊状态。他到目前为止对我还不错，把我当成他的海军上将的同事和朋友来对待。不过现在我感觉到了某种变化，这或许意味着，伦敦的诸位大臣给了科克伦更加紧急的事情要他处理。布莱尔利手下的那一帮海军少尉候补军官一个个都如狼似虎，他们让我很是紧张。他们是年轻军官，这一头衔让他们肆意妄为，他们是折磨普通海员的恶棍，是《航海法案》的执行者，他们追着殴打毫无嫌疑的人，并以此为乐。他们是从来不碰黑奴的，因为黑奴们有主人保护。但是，他们让贫穷的白人和有色自由人的日子很不好过。一天，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追着一个英国人穿过城里的好几座院落。他们说他是一个告密者。他跑进了一家人的院子，他们在后面跟着跑了进来。他们在院子后头，从一间黑奴住的小屋里的床下面把那个可怜的人拖了出来。他居然藏在那里，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天大的笑话，为了把这个笑话做完整，他们给他身上涂上焦油，插上羽毛，而希斯洛普的警察却什么也做不了。

“我一直在报告我对布莱尔利的怀疑。他对我的态度已经变了。这事儿我现在知道了。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他说：‘我跟那个美国人比格斯，也就是从“利安德号”上下来的那个人，吵了一架。他对你可是不算友好啊。你有六个月都没有给他和其他任何人发过军饷了。他还对我说了很多别的事情。他说，他准备就你办的这整件事情写一本书。’

“‘我知道。该来的，我就只有承受了。’

“‘让我直说吧。为什么每当你作为军人受到考验的时候，你总是让人们失望呢？’

“‘我在北非干得很好啊。在梅利利亚[14]干得也不赖。不过，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说得不错。我刚才在想的是围困马斯特里赫特那场战役，那之前你是一路坑蒙拐骗拿到的法国军队的帅印。’

“‘在巴黎进行了一场审判，我所有的罪名都给洗刷清了。想必比格斯已经告诉您了。’

“‘还有四月份卡贝略港的事儿。还有现在的事儿。’

“‘我想您可以说我运气不好。’

“‘我运气就不错。’

“有时候我跟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而我又看不上这个人，这时候我就开始夸大我性格中和他性格相反的一面。这对有些人来说看着像是讽刺，但确实是一种不快的形式。我说话口气温和起来，变得过分有文化了。我说：‘西塞罗[15]说过，好运气是一个成功军人的四大素质之一。’

“‘其他三个素质是什么呢？’

“‘天分，军事知识和威望。这些词语有着非常宽泛的含义。’

“‘你难道不认为，在科罗镇，当初如果有一个运气好的人在你身边，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吗？一个相信运气的人不大会一味防守。他或许会给你支招，截断一直跟踪你的西班牙军队，在你和你的轮船之间逼紧他们，然后向加拉加斯开进。’

“‘我信不过那些人。他们已然开始内讧了。’

“‘你怎么还清他们的军饷呢？怎样解决“修剪机号”船主的问题呢？他是要告你的。他说你在巴巴多斯雇了他的船。你干吗不把“利安德号”卖了？那条船会卖一个好价钱的。你要是卖的价格好，就能给每个人发放军饷了。’

“‘谁会买呢？’

“‘我买呀。这可不是搞慈善，是一项商业交易。我会在安提瓜或者巴巴多斯把这艘船重装一次，按照海军部的标准把它打扮起来，然后卖给海军。海军需要轮船。他们需要什么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没有再多说，而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在等他的决定，这一点他是知道的。有好几天他都没有提‘利安德号’的事。我感到惴惴不安，因为这似乎太容易了，因为我不敢肯定从布莱尔利海军上尉那里会传来什么消息。

“我今天终于知道了。

“吃饭时他突然说：‘我认为在你出售之前，“利安德号”军舰应该挂着美国国旗做最后一次航行。沿河流上溯到安戈斯图拉镇。那地方你本应该一开始就去的。河面很窄，那个镇守卫也不严密。那地方我熟。作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军人，当我从河面上或者是海面上看到一座城镇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进攻这个地方的最好办法是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脑力练习。而委内瑞拉轮船的船长们一直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情报。我确切地知道在安戈斯图拉该怎么办。优秀的海军战士们用枪炮激烈地打上他一个小时，就会解决掉那些军营以及他们拥有的堡垒。我们，包括你，就可以随心所欲，想逆流而上就逆流而上，想顺流而下就顺流而下。你可以占领那座镇，占领一段时间；也可以登陆，宣布成立你的共和国。要是管用呢，你就留下。要是不管用呢，五天之内，你就可以回到这儿了。’

“我知道，他所提议的，是一种海盗行为。他对我，对我的事业也是这种想法。这是委内瑞拉人传播的思想，‘利安德号’上的一些人开始的时候也常常这么说。当然了，我完全是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可以撤出他的部队，可以把我拱手交给西班牙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

“两天后。这期间什么话都没有说。现在：‘那事儿你想过了没有？’“‘安戈斯图拉镇的防御工事比您想象的要牢固得多，进攻部队逆流而上，恐怕是不堪一击。’

“‘这么说你的回答是不？’

“‘恐怕是这样。’

“他勃然大怒，满脸冰霜。他说：‘我在这儿的财产指挥官一直在向我提意见。你用那些骡子和黑奴也太随心所欲了。这个地方的人普遍对你有成见。指挥官说，他都不能行使他应该行使的职责了。’

“我说：‘您提供了设施，但我一直从“利安德号”军舰往仓库里转送给养。这事儿您是知道的呀。’

“‘我同意的是一天，并没有同意运送一个星期呀。我认为你应该离开了。实际上，我已经给科克伦上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由于你一直住在这里，我跟西班牙人以及其他人做交易都要低声下气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明白，我只好不买你的“利安德号”了。我认为你应该尽快离开。’

“我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了那座房子，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我为‘利安德号’感到难过。他之前一直使我以为这笔交易差不多是板上钉钉了。

“我去了位于军营隔壁的麦凯旅店，在军营操练我的人马，操练了四个礼拜左右。楼下是一个小酒馆，有一张弹子球球台，供商人的文书们玩乐。楼上有四五间房子，朝下能看到练兵场。

“麦凯在英国人刚刚征服特立尼达岛的时候就到这里了。他之前听人说，这座岛是空的，他们在赠送土地。等他来了才发现，他们赠送土地是不假，但是只大面积赠送，而且只送给那些能带来足够大的黑奴工场的人。有一天他开玩笑地跟治安长官说：‘假如我自己清理出五英亩的林地，那会怎么样？’治安长官以同样的口吻说：‘那就到瓦洛的监狱里去，受黑奴一样的惩罚，挨三十九鞭子。’瓦洛是当时的监禁卒，来自马提尼克的法国人，一个黑奴们谈虎色变的人物。这是一个小酒馆店主的故事，麦凯现在就是这样子讲这个故事。当然了，那几张弹子球球台，还有楼上那几间靠不住的房间，他生意都还做得不错，他还有几个自己的黑奴。关于弹子球球台：麦凯说每一张台都要缴税，而缴税的钱就直接进了希斯洛普的腰包，充作他当总督的办公经费了。

“萨莉，我刚刚为你写下了麦凯的故事。我不愿意写的是我的心情。实际情况是，不管什么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包括‘利安德号’军舰上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我也看不出来我能办什么事情。我只是不得不等下去，一直等到我从伦敦听到鲁弗雷的消息。这至少要三个月。我深知如何等待。这是我在以往的二十年里学会的一件事。我所不知道的是我在这里要如何对付下去。我现在处在这群人中，他们并不真的了解我是谁。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像希斯洛普和科克伦这样的人尊重我，他们就愿意尊重我，然而一旦这种尊重不复存在了，他们就不知道该给我附上什么样的价值了。我跟他们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

“这很奇怪，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处境。当年在加拉加斯，我是富家子弟，名人之后。哪怕还是个孩子，我就已经名声在外了。长大的过程中我也一直觉得很有名气。后来到了西班牙，我是一个挥金如土的殖民地居民。接着我在公主兵团当上尉。我想，我离开西班牙军队，去美国的时候，是折腾了一阵子。我得选择我的道路啊，我一直都不得不即兴表演。但是我在美国的生涯结束的时候，已经使自己有了那些身处高位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品格。在英国、法国和俄国，我由于我特殊的政治事业而名噪一时。我一直都是名人。而今在这里，虽然祖国近在咫尺，在人们眼里我却找不到那种认出我来的神色，我感觉，我在一块一块地失去自己了。

“后来，萨莉，在经历了所有那些担惊受怕以后，我不必在那家旅馆住了。我得救了。麦凯旅店的人正在把我的箱子往楼上搬，这时贝尔纳来了，穿着笨重的靴子，踏着粗糙的木板楼梯跑了上来。他穿着种植园主的工作服，看上去跟上次在政府大楼的阳台上见到的时候很不一样。他那时还穿着伦敦的衣服。

“贝尔纳说，他刚刚听说了布莱尔利的事，他过来是要带我到他庄园的家里。我的箱子要搬下去——他已经下了命令。他说话一般都带着巨大的权威。我们要立即离开。我在他庄园的房子里会住得很舒服，会得到很好的照料。我不用担心布莱尔利。这次争吵，我什么都没有失去。没有人喜欢布莱尔利和他那帮如狼似虎的海军少尉候补军官们。令人好奇的是，我居然在布莱尔利的地方坚持住了那么长时间。

“他是坐着他的带篷马车过来的，马车上雕刻着古维尔的盾形纹章。我现在并不想注意到马车的状况，不想看那马车夫的便鞋。我很欣赏这种风格。我一直都很灰心丧气——我现在意识到，在布莱尔利家住的这么多天一直都很灰心丧气——我在麦凯的眼里，甚至是在楼下打弹子球的年轻文书们的眼里看到的那份敬意，都像是香脂一样滑腻。

“贝尔纳的庄园在北边的一条山谷里。所以我们必须由南向北从镇里面穿过。这就像是在一条条大街上公开展览我的价值，在这些大街上，‘利安德号’军舰上的人们还在制造事端，西班牙人和委内瑞拉人偶尔还记得嘘我。我知道其他人同时（尽管贝尔纳帮我说了那番话）已经开始对我拿不准了。

“就贝尔纳而言，这纯粹是一种友谊的行为。我现在不能为他做任何事。这样的友谊并不是我曾从他身上寻找过的东西。我觉得，他来政府大楼看我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粗暴地对待他，是出于正确的直觉。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类似于悲悯的东西：他穿着打扮是如此精心细致。我同情他。这样的感情常常是相互的，我们坐着马车，我突然想到，六个月前的同一时刻，我在这儿的地位没有人怀疑，我的司令部就在政府大楼里（现在也不远），我的权威超过了希斯洛普，那时候，贝尔纳在我身上也看到了一种类似的悲悯。

“我们离开了这个镇子，进了山谷，走在那弯弯曲曲的窄路上。约莫走了一英里之后，我们要经过一座新的庄园。这是贝尔纳的庄园，也或许是古维尔的。可可和咖啡长在一起，树龄不长的遮荫树，冉豆树和腊菊树，树龄或许都不超过十五年，此刻都正开着花，在低矮的可可树丛中高高耸立。地上那红色的、黄色的蜡菊花看着就像是明亮的油漆。沉甸甸的可可豆荚，从绿到黄再到红到紫，五彩斑斓，色彩纷呈，直接从年轻的树干、树枝上长出来，通过短粗的花茎吊在那儿。

“我闻到了加拉加斯北边种植可可的山谷里那湿漉漉的泥土的芬芳和枯叶的气味，但是没有闻到香子兰的花香。相反，却闻到一股正在发酵的水果的刺鼻气味，到了房子附近更加明显：就像即将酿熟的大酒桶或大酒缸散发的气味。

“贝尔纳说，他对这种气味已经非常习惯了，几乎注意不到。他觉得我闻到的是香豆的味道，香豆是一种酸酸的、果肉很多的水果，用于给可可添味、添肉。接着他说不对，他知道这是什么味儿：她们正在可可房子里给可可豆‘发汗’呢。我们走出去，走到可可房前，他指给我看。可可豆长在可可豆荚里的果肉里。把豆荚割开，可可豆和果肉必须发汗或者发酵一个星期左右，直到果肉烂掉。经过发酵，可可豆就有了风味，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巧克力微微有一点麻醉效果。我小时候就常常听说，丛林里的某些人喝可可汁是凉着喝，苦着喝。

“我说：‘我一直以为我是懂可可豆的。我相信我一度也真懂。我知道，就像那么多种古代的食品一样，有很多道工序。可是，我把发汗这道工序给忘了。一七七一年从拉瓜伊拉离开的时候，我父亲让我带了八法内格的可可豆。’

“贝尔纳说：‘那可是不少可可豆啊。一个可可豆荚里大多是果肉。’“‘如果别的一切都失败了，可可豆就是一种额外的货币形式。它对我来说不是麻烦。那些马车把可可豆从我父亲的仓库运到拉瓜伊拉。水手们装到“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的船舱里，到了加的斯，这东西由我们的中间商阿尼尼奥负责，过了一段时间，就把钱寄给了我。我觉得，我实际上就没有见过可可豆，也没有闻到过可可豆的味道。’

“在离发汗棚不远的地方，我看见奇怪的一幕。大约十二个妇女或姑娘在四个抬高的平台上非常缓慢地移动着，一声不响的样子，膝盖几乎不打弯。每个平台上有三个姑娘。每个平台的边上，是一个有坡度的木瓦板屋顶，仿佛是从平台上挪开了。经过充分发汗的可可豆正在那些平台上晾晒。晒干需要几天的时间。哪怕有一点点要下雨的迹象，那些很显然是挪开的屋顶就会被拉起来，遮住平台，因为可可豆如果弄湿了就会腐烂。正在晾晒的可可豆要时不时地翻晒。那十二个姑娘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她们在‘舞蹈’可可豆，缓缓地移动脚步，脚趾通过可可豆向下按去。‘舞蹈’就是在这儿用的词儿，贝尔纳说。几天之后，舞蹈结束，晒干的可可豆就会有一层微微的亮光。姑娘们并不是朝着同一方向移动，她们在那抬高的平台上的不同位置，那缓慢的样子，那似乎专心致志的神态，的确使人联想到一种怪异的、克制着情绪的舞蹈。

“有一个姑娘瘸着腿。我就向贝尔纳了解她的情况。

“他说：‘玛里耶·博纳维塔，是去年她们谋反时候的皇后之一。到了夜里她就是一个皇后。她常常拉上庄园里的一头骡子，骑着就朝他们聚会的地方去了。到了那里，人们是不让她走路的，抬着她到处走。她的侍臣们佩戴油漆成蓝色和黄色的木剑。她的国王是桑松，吕泽特庄园一个赶大车的。他有自己的服装，带着蓝色贴边。有一次她在这儿让人在我们的炉子里烤了一块大蛋糕，分给她所有的追随者每人一块，每块蛋糕要他们支付两个小银币。当他们听说那场假模假式的圣餐仪式时，心里都很忧虑。

“‘玛里耶·博纳维塔。好命的玛丽，纯洁的玛丽。’

“我老婆一直都很爱护她，给她取了名字。在他们把所有人都杀了之后，她就要当其中一个黑奴皇后了。这件事是在审讯当中暴露出来的。参与这件事的姑娘们还不算少呢。她们大多数人都是挨了一顿鞭子了事。二十五鞭。玛里耶·博纳维塔挨的鞭数要多一点，而且她右脚踝上还必须戴那副铁匠给她打造的十磅重的铁环。她现在没事了，并不危险。她已经平静了下来。她总是向我妻子问好。”

“‘那副铁环她要戴多长时间呢？’”

“‘永远。’”

“我亲爱的将军，我接受你的训诫，并深表感激，你关于友情的良言直接打进了我的心房。特恩布尔先生抱有那么大希望，在听到你的消息之后，伤心透了。他来到这儿，在那个小书房里坐了足有半个小时，他说，他想念他身在远方的亲爱的老朋友。他为当着我的面说出来的坏话表四（示）难过和遗憾。他说，他事后已经调查了这件事，只有三个书商的账目还没有还清：达劳、怀特、埃文斯。他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如果他们威逼将军夫人过甚就把他们的货物退回去并不会对他们表示感谢。他说还是有希望的，英国所有的工业城市都愿意给我亲爱的将军提供给养，支持其新的行动。但是这次要派一批靠得住的人组成一支合格的队伍。所以，我的将军一定要有耐心。

“特恩布尔先生和拉瑟福德上校两个人都在留意这里的那些新大臣们的政治动向。我的将军可以想象得到来来回回的反复回合，拉瑟福德先生说像我亲爱的夫君那样亲临前线，随时准备战斗，就不仅仅一半是在参加战斗了。特恩布尔先生每个月的一号都派信使送来五十英镑，用的是你留给他的钱我从来都不必过问。我亲爱的夫君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的时候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生将军的气，而现在又为我亲爱的夫君遭遇厄运而悲伤，这是多么的郁蒙（闷）啊。拉瑟福德上校和威廉森上校乘一辆邮递马车来了，在格拉夫顿大街都引起轰动了。利安德以为是他的父亲荣归故里了呢，他一直都梦想你回家，高兴坏了。他目不转睛一个劲儿地盯着威廉森上校。上校说他在两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当中看到了将军的面容和行为，他深受感动。我亲爱的夫君不在家，我在两个儿子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安慰，将军你一定要像我们在这里一样，学会有耐心。”

“过了几个星期，贝尔纳对我还是很友好，时时处处保护着我。他的庄园就像一片私人领地，‘利安德号’军舰上的人跟其他人都不得靠近。在这里没有人嘘我。我还是没有得到在伦敦的鲁弗雷的任何消息。我现在都弄不清楚新政是什么样子了。我愿意等，我已经学会了等待。可是我在这儿能做的事情比以往更少。在这座忙忙碌碌的庄园里，做一个大闲人是很难受的。贝尔纳从早到晚都忙得两脚不着地。

“贝尔纳的妻子有时候跟我们一起吃饭。她的骨头有病，贝尔纳没说是什么病，或许大家谁也不知道。她行动不便，和一个陌生人坐在一起谈话，是很紧张的事。她那一副衰老、笨重的身躯上长着一张漂亮的年轻女人的脸蛋。贝尔纳对她忠心耿耿。他们没有孩子。他喜欢伺候她，照看她。她的一切他都喜欢，她的名字、她的庄园、她的弱不禁风、她那老式的法语。我第一次在巴黎见到贝尔纳的时候，他是个一点就着的狂热分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对我的目的很有好处。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个温柔的人。我在这里从他身上看到的那份温柔有可能是这位夫人给带出来的。

“这位夫人娘家的人我一个都还没有见到。也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像蒙塔朗贝尔男爵的人。这里的说法是，贝尔纳是被这些有爵位的人牵着走的，结婚的时候他没有迫不及待地要得到有可能得到的东西。他们说，在古维尔家族成员当中，他是一种下属，只不过是他妻子庄园的总管。他的地位不止于此，不过，这种说法却还是有些嚼头的。

“贝尔纳把我介绍给那些人，是他们告诉我这些事情的。贝尔纳会认为这些人都是朋友。我认为他们在给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看不出来他们在对我产生影响。我无法对自己隐瞒——我倒是希望没有产生这些想法——由于我跟贝尔纳的联系，我已经沦落为这个地方的二等人。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判断。这是他们给自己所作的判断。他们凭直觉把自己放在二等人的位置上。就他们而言，希斯洛普、科克伦，甚至是布莱尔利，都是大权在握之人，高高在上，遥不可及。他们讲关于布莱尔利和科克伦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希斯洛普暴饮暴食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他们认为自己很坦诚，富于批判精神。然而实际上他们从来都不怀疑这些人的权威。

“他们设法诋毁的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刚跟你单独凑到一块儿——你刚刚跟他们见面——他们就讲朋友的坏话。所以，我现在对他们的欢迎感到很紧张。他们见到你的时候很热情，但很快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另外一面。我感觉，当他们主动表示友好的时候，那不仅仅是一种需要我的方式，也是一种把我拉倒的方式。当他们看似对我的不幸表示同情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种说话从来不高人一等的好人姿态，体面人的做派。

“我觉得他们不久就会讲有关我的故事了。当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难想起来，当我第一次到这儿，住在政府大楼里的时候，我看希斯洛普也就是一个芝麻大的地方官员而已。

“最近我去乡下游逛了，人们找不到我。但现在已经回来了，还是没有伦敦来的消息。我跟唐尼上校、麦克卢莉小姐，还有其他人，一起在英国人的各大庄园里游荡了一个月。出去一阵子很有好处。这是唐尼的主意——他一直希望，当时机来到他能在我的军队里效力。他的兴趣使我觉得在伦敦，情况可能并不像我有时候想的那样毫无希望。英国人是最近到来的移民，我们去的一些较新的地方还很荒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一个地方，整个庄园的全体人员都集中起来，穿着干净的棕色亚麻衣裳，站在房子前面，唱英国的赞美诗。我当然不能流露出任何兴趣，这带来了一些不好的感觉。

“我当初在‘利安德号’军舰上，从美国向南驶过来的时候，我特意不过分频繁地向人们表现自己，为的是军纪。在这座小岛上，同样的人你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这就像是在一艘轮船上，我在中途突然觉得在这里表现自己太过频繁了，弄得有点儿太过高调了。我觉得我的名望在收缩，人们就像批评他们的朋友那样，已经在批评我了。

“旅行结束的时候，有一次在麦克卢莉小姐家吃饭，唐尼上校把他写的这次旅行的日志交给我。他这一举动感动了我——到了旅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抑郁寡欢了，但根本无法流露出任何东西来。可是我一打开这本装订粗糙的本子，就看出来，这本日志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写的。我看出来，原来我是被唐尼的举止和口音迷惑住了。这里有素质的英国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很少能与他进行比较。

“我抬起头来。麦克卢莉小姐（穿着她那有名的透明衣，裸露出她那完美的酥胸）在等着接我的目光。她说：‘当然了，您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上校。’我并不知道——我一直很器重他，就是因为他给我自己的希望增光添彩了。而且我一直以为他和麦克卢莉小姐是特殊的朋友。他依然就在那里，是请来的客人之一，在桌子另一端坐着。

“我后来问了他。他说，麦克卢莉小姐说的没错：他并不是一个上校。他是到这座岛上以后自称为上校的；他有军事方面的理想，一直想在某个地方寻找一个空缺。我说，他误导了我，这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利安德号’军舰上的那些人就让我吃尽了苦头，他们认为跟着我当兵就是吃粮饷，抢东西。我的事业有可能陷入绝望的境地。在我经历了最近的失利以后，我需要的人不仅要有军事经验，而且还要有经过证明的好运气的记录：这一点他应该知道的。

“他耷拉着脑袋，说，对不起。可是他认为，他做的并不比我所认识的其他人更糟，而他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被批评过。比方说，大家都知道，阿奇博尔德·格洛斯特，本地的首席大律师——另一个我在各种各样的人家里都见过的人——就不是一个律师。他只不过是在第一任英国总督皮克顿执政的时候，从议会文书或者秘书那里买了一张律师执业证书而已。

“贝尔纳后来对我说，格洛斯特的事儿是真的。这位大律师根本就不是什么律师，这并不是秘密。关于这点还有一个故事呢，贝尔纳说，这件事是在对那场差点儿就发生了的奴隶叛乱的审讯中暴露出来的。

“格洛斯特有一个家仆，名叫西庇阿。这里的人往往给他们的黑奴们取有名的古典作品中的名字：赫拉克勒斯、赫克托耳、丘比特、恺撒、庞培、阿格里帕、加图、西庇阿。夜里——在准备叛乱期间的几个月——格洛斯特的西庇阿离开他在镇上格洛斯特家院子后面的住处，走五六英里的路，来到海边的村子卡伦纳赫。那个名叫‘爱德华国王’的黑奴在卡伦纳赫村有他的宫廷，西庇阿夜里对爱德华国王的convoi或者说政体效忠。爱德华的侍臣们都佩戴油漆成白色和绿色的木剑。

“西庇阿刚刚加入到这个团体的时候，爱德华国王赐给他一把宝剑，封他一个封号：‘我的圣约翰勋爵’。每个加入到团体的人都有一个封号，他在夜里必须使用这个封号。西庇阿说，不，他不想当‘我的圣约翰勋爵’，它没有任何含义。他想跟他的主人一样，当大律师。爱德华说，那个头衔在他的团体里对一个侍臣来说不是恰当的封号。最后他们决定，西庇阿就当文书或者秘书——贝尔纳现在在真实生活中拥有的头衔——到了夜里，在卡伦纳赫村，国王的王妃们、王太子的嫔妃们、王子和公主们喝着白朗姆酒，唱歌、跳舞、吃着白天在各家庄园的厨房里为这场聚会做好的东西。这时候，西庇阿就坐在火把的亮光下，翻着格洛斯特的其中一部法律书，然后每次大约有十到十五分钟，就假装写字的样子。但是作为秘书，他有一个足够严肃的工作：这场叛乱的组织者之一。他是挨了一百皮鞭、丢掉了耳朵的人之一。

“贝尔纳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说：‘外面有人在琢磨我。而且我敢打保票，还有人在琢磨您。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想这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在经历了那场差一点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之后，我发现假模假式的东西似乎也是恐怖的。’

“所以，萨莉，在等待的时候，我周围的世界在缩小。我不想再走出去了。走出去也几乎没什么事儿可做。他们大家要说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我觉得，随着我周围的世界变小，我也跟着缩小了。我希望我不必在这儿再等下去了，而且我希望这种等待是值得的。在这种环境中，我不能再坚守宏大的理想。我现在的直觉，我的欲望，就是离开，就像三十七年前的一七七〇年，在加拉加斯那样。现在像是过了半生之后，转了个大圆圈，我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尽管我不记得加拉加斯是不是像这个地方一样小。人民是不能责怪的。商人们只是混迹于这个很小的小镇上的人们中间，像贝尔纳这样的人被束缚在他们的庄园上。现在，是贝尔纳，在开完议会会议之后，坐着他那辆带篷马车回来，给他的妻子，也给我带回更大的世界里的消息。

“庄园房子前廊的一端有一间突出来的屋子，三面都装有百叶窗。在炎热的日子里，贝尔纳的妻子就从她的内室搬到那里乘凉，她带一个侍女跟她一起坐着。我在前廊上读书或写东西的时候——前廊的内墙从上到下装饰着一种简单、明朗的花朵和弯弯曲曲的彩带的图案，毫无疑问是那个面点师的作品，他还给那辆带篷马车涂上盾形纹章——偶尔会听到贝尔纳的妻子和跟她在一起的侍女说话的声音。

“我听到的是腔调，而不是话语，是一个仰面躺着的人说话的腔调。她真的是跟自己说着说着就睡着了，而陪着她的侍女有规律地说上一两句话，表明她还在那里而已。侍女的话还更清楚一些，因为她是坐着的，侍女们——有不同的侍女陪伴——体贴入微得令人惊异。说的话并不总是‘太太’。也可能是小姐，妈妈，心肝儿，我亲爱的，我的孩子，我的小乖乖[16]。话说得怪怪的，催人入眠，在炎热的日子里，在那正在发汗的可可豆散发出的酒桶的气味里，我能听那说话的节奏，观看长尾巴的黄鹂鸟在冉豆树和腊菊花树上编织长长的类似袜子一样的烟草袋状的鸟巢。常常是女主人没睡着，侍女反倒先睡着了。

“有一天我想到：‘这实际上就是贝尔纳妻子所有的社交活动了。’

“每天夜幕降临之前，大约六点钟或者六点之前吧，贝尔纳都要去把养骡子的大棚锁上。他不想让黑奴们像过去那样夜里骑着骡子到处游荡。甚至在这之后，他常常有一种感觉：外面并不太平。那只是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最终促使他去检查养骡子的大棚和黑奴们的住房。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们人这么多，而我们可只有两个。’

“早上他早早就起床了，去检查院子，检查各个房子和店铺及厨房，打开骡圈的锁。喝了早茶以后（庄园上有三顿饭：早茶、早餐和正餐）他必须到可可大棚和可可林里分派活计，吃过早餐还要去检查工作，他经常是一切活计怎么做都要做示范，因为有的人头一天活还干得好好的，现在却说，他们忘了怎么做了。刚到的那些非洲人，或者说新黑奴，这是他们在这儿的叫法，那方面尤其困难。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糟糕，如果经常这样，他们就一点活都不用干了，兴许甚至还会被送回老家去。

“所以，贝尔纳就跟他的黑奴们一样，被绑在了他的庄园上。如果他没有议会里那份秘书的工作，他就会被囚禁在这地方了。

“在最近的麻烦事以后，什么事情他都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他每天早上转上一圈，就希望不会发现尸体——一起中毒事件或者是自杀事件。即便是我在这里居住的期间，附近的庄园都发生过黑奴被毒死或自杀的事情。拉尚瑟利耶庄园已经发生了好几起自杀事件，这个庄园是一个名叫罗斯·德加内斯·德拉尚瑟利耶的女人，也就是肖拉斯侯爵夫人拥有的另一座庄园。他们通过一连吃很多天的泥土去自杀。吃泥土是新黑奴干的事，不是克里奥尔人干的，而且那些自杀事件往往是成批地发生，他们互相之间鼓励自杀。

“出了类似的事，或者当这种事情的消息传到贝尔纳那里，我就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但他并不喜欢谈这种事。他想瞒着妻子，但他知道，当侍女们和她坐在那间三面装有百叶窗的屋子里的时候，她就会从她们那里听说。或许过去几个月在这里就发生过什么事情。即使发生了，贝尔纳也不会让我知道的。我听那些女人们说话，只是听到‘妈妈’或‘夫人’什么的，只听到她们讲土话的节奏。或许在不经意之间我已经在听那些女人们谈论其中一个小屋子里发生的死亡事件了。

“我不记得委内瑞拉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在城里住？我参观朋友们的种植园或庄园的时候，那里似乎都是悠闲的地方啊。于是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地方有自己的规矩和风俗习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嘛。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是大革命之前，现在，有些东西我大概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了。

“二十年前，在俄国的时候，我到一个公共浴池待了一个钟头。这是一七八七年，初夏，在莫斯科。我认识的一个俄国人说，我应该到公共浴池去看看。那是游客们必看的一大景观。我到了那儿，发现从男士区可以看见女人。她们全都赤裸裸一丝不挂，你能看见她们身体上撕开的裂痕和鞭痕。浴池里的服务员允许我们从女人中间走过去。没有人注意到我。那场面也激不起任何性欲。那一份冷漠，那受到伤害的躯体却是我无法视而不见的。我认为我的俄国朋友不会那么看。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埋藏在心底，并且很快就让自己忘掉那一幕。

“没有人能读出那眼神，贝尔纳说。没有办法知道谁开始吃泥土了，也没有办法知道是谁存放了那么多毒药。几年前，在镇子西边的多米尼克·德尔庄园上的投毒者就是指挥官本人。他对主人形成了非常强烈的依恋。贝尔纳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那些很让人信得过的庄园仆人身上。每当指挥官认为他的同伴们跟德尔走得太近了，他就毒死他们。指挥官的事情败露的时候，他把整个庄园的人都召集起来——就好像他还是指挥官似的——据说他向他们发表了一通演讲。他很是得意扬扬。他说，他们不知道，但是许多个月以来，他完全可以把他们大家全都毒死。接着，他直接跟德尔讲话。‘我随时都可以把您所有这些黑奴们都毒死。一夜之间我就能把您给毁了。’那次演讲是他一生中的华彩时刻，仿佛他活着就是为了那一刻。主人、全体黑奴、庄园——这就是他全部的世界，外面什么都不存在。几天后他吞下了自己的一些毒药。

“圣蒂莱尔·贝格拉特的庄园在西边的一条山谷里，他那里的投毒人是庄园医院里的护士。贝尔纳说，这是一桩很著名的案件。伯戈拉特是来自马提尼克的一个早期移民，他很像种可可和烟草的老委内瑞拉侯爵当中的一个，过去我们就这么称呼他们。不过，伯戈拉特和他们比起来要有文化得多。

“蒙塔朗贝尔庄园那一百二十条人命的投毒案发生的时候，伯戈拉特的有些人也被毒死了。这位种可可的老侯爵一点儿都不喜欢这种事儿。他认为这表明这些人没有敬意。蒙塔朗贝尔是个新来的人。而他伯戈拉特呢，是这个地方老资格的种植园主了。他已经建立起了这个地方的风格，甚至建立起了一些机构。在庄园的事务上，大家都对他言听计从。

“他假装很生气，让大家在他的庄园里排好队，让人把其中一具尸体抬出来，说，他打算调查投毒的人是谁。庄园里的医生用刀子把尸体割开，和伯戈拉特开始非常仔细地观看尸体。

“这对投毒的人来说难以承受，投毒者就是医院的护士。她的名字叫提斯柏。她脱离看客的队伍，跑着穿过可可林，跑到相邻的一座庄园，向那里请求庇护。贝尔纳告诉我，在非洲某些地方他们是可以这么做的：一个村子的人可以到附近的另一个村子要求庇护。她被交还了回来。伯戈拉特命人用粗线绳绕着她的大拇指系牢，然后通过大拇指把她吊了起来，直到她供出其他庄园里大约二十个投毒者和魔法师的名字。

“居然有这么多，可把人们吓坏了。就在那一天，他们全被抓了起来，带到了镇上瓦洛的监狱。他们相互之间被隔离开来，戴着手铐，脚镣，有的被关进屋顶下那间特殊的热囚室里。他们当中有的人被锁链捆得死死的，动弹不得。关进热囚室里的那些人有的很快就精神错乱了。只给他们吃芭蕉，喝水。有三个多星期，伯戈拉特和一个种植园主投毒调查委员会到监狱里审讯了他们一回又一回。提斯柏受了一次又一次酷刑。说到判决，种植园主们遵循了西班牙人的形式。被判为投毒犯和魔法师的人们都戴着沉重的镣铐，被要求跪下来听他们的宣判。他们当中有的人被施以绞刑并砍头。他们当中的新黑奴则第一次受洗：教会认为非洲人都是婴儿，可以不经训诫而受洗。一个男人被活活烧死。提斯柏被绞死并砍了头。她的尸体被烧掉，脑袋被钉在伯戈拉特庄园的一个木柱子上。

“伯戈拉特讲提斯柏的故事就好像讲过很多遍了一样。钉提斯柏脑袋的那根木柱子还在那里，面朝黑奴们的住房，差不多就在那具尸体被割开的地方。

“他微微一笑说：‘那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过他们一直都能看到那根柱子，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在看什么。这就叫以魔制魔。我跟贝尔纳讲过很多次。这是唯一的办法。在这儿，是我的魔法对上他们的魔法。’“他在山边开挖的一间洞室里讲了这个故事，每当伯戈拉特微笑的时候，他目前宠爱的黑奴——贝尔纳说他有好几个呢——就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他经常是笑眯眯的。当他讲到割开那具尸体，假装仔细看个究竟，就像一个罗马人仔细查看一副内脏时，当他说到这就是他的魔法对他们的魔法时，就会笑得特别灿烂。

“他嘴唇柔和，但他讲话准确，又尖刻又诙谐。这位年长的可可侯爵的文化程度比这里大多数人都要高得多，这一点他也心知肚明。那些对他言听计从的人在背后对我讲，那些年他从马提尼克来到这儿的时候，他是破产的状态。他带过来的黑奴全是在马提尼克抵押买来的；所以，他一文不花就从西班牙政府那里得到的那一大片山谷用地，每个黑奴十六英亩——那片土地如今是他的小王国了——是诈骗得来的。我敢肯定他知道这些故事在流传。我觉得他丝毫都不在乎。他有一双精于算计的、快乐的眼睛，他懂得自己能够这样笑。

“不仅仅是钉提斯柏脑袋的那根木柱子还在那里，在伯戈拉特的庄园，那个老监禁卒瓦洛也在那里。他就是那个对提斯柏和其他人都动过酷刑的人。他想去美国，去路易斯安那州。他说在那儿有亲戚，说不定能在那儿找到一份儿差事。在这里，一个自由人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希斯洛普就是不给他办护照。希斯洛普到这儿当总督的头一个礼拜，就让瓦洛对那个有色自由人动了酷刑——就是用春药让那个黑人女人跟他睡觉，又用毒药和魔法等种种想法把人们吓住的那个有色男人。自从去年皮克顿被判有罪以来，这个案子一直在折磨着希斯洛普。有色自由人已经筹集了资金，在伦敦的红狮广场聘请了律师，正在就这件事施压。希斯洛普打定主意了，这个案子一旦东窗事发，瓦洛就要作为一个越权的官员承担责任。

“瓦洛来自马提尼克，是一个上了年纪、面色苍白的法国人。他在西班牙人统治时代来到这里，当监禁卒当了十三年，现在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工作了。皮克顿被捕的时候，当地人就决定除掉瓦洛。他的积蓄全花光了，现在靠伯戈拉特的施舍度日。他住在一个黑奴的小屋子里，混迹于他过去动辄鞭笞、断肢的那些人当中，靠配给奴隶的口粮过活。很显然他们接受他。而他呢，很奇怪，并没有羞耻感或危机感。贝尔纳说，伯戈拉特庄园上没有一个人会毒死瓦洛。毒药只是一种对付主人的武器。几乎可以肯定接下来要被毒死的人是伯戈拉特现在的宠儿，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关于我瓦洛什么都不了解——他对这座岛屿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怎么了解。他们对他说我是个将军，于是他就穿上很好的衣服（有可能是过去由一个囚犯典当而来的，或者是交了这件衣服抵住监费），过来给我讲他的经历，希望得到我的同情，求我帮他的忙。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他妻子的病。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罗斯－巴尼耶。他说，她那时候常常亲手伺候那些交钱住监的囚犯，早上甚至还给他们煮咖啡。她整天在三层楼里跑上跑下，他说。如今她老了，病了，几乎照顾不了自己，也照顾不了他们那一间小屋子了。

“老伯戈拉特穿着马裤和带搭钩的鞋子，在这片属于他的王国的凉爽的可可山谷里，就在瓦洛讲他的艰难经历的当口，老伯戈拉特那柔软的嘴唇一直微笑着，他宠爱的黑奴哈哈大笑，在洞室的地上笑得滚来滚去。

“大西洋两岸都已经爆发了大革命。欧洲在进行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将会进一步改变这个世界。伟大的海军上将、将军们和新发明在不断地改变着战争的性质和规模。连施雷普内尔先生[17]最近的发明最终都将成为这种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当这种发明派上用场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新的战术。然而在这里，我们该不是在另一个星球上或者是另一个时代吧。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英雄、历史、神话般的事件和遗址：瓦洛监狱里的热囚室，皮克顿被解职、指挥官对庄园全体人员的最后演讲、蒙塔朗贝尔庄园的投毒案、在伯戈拉特庄园解剖尸体、提斯柏跑着穿过可可林请求庇护，她的脑袋被钉在木柱子上。在这里，他们把不同的事件附着在过去的不同年份；这就像这个大陆上的印第安民族有着自己的日历似的。

“萨莉，我缩小了。我坐在贝尔纳的前廊上，看着黄鹂鸟儿那长长的草窝吊在冉豆树和腊菊花树的树枝上，听到女人们在有百叶窗的屋子里窃窃私语，写着关于南美洲解放的随笔，准备将来出版，也给你写着这本日志式的书信。

“我昨天在这封信中提到了施雷普内尔。他的名字是在写信的时候冒出来的，是我在脑子里装着的一百个伦敦名字之一。你会记得，约莫是四年前吧，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寄到了格拉夫顿大街，谈到了他的发明，并邀请我出席在某个地方的某一片田地里举行的表演展示。很奇怪，我身在此地，却想起了在格拉夫顿大街的书房阅读施雷普内尔的书信，并安排同其他人一起去出席他的演示的事。仿佛这件事从没有发生过，或者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似的。我感觉——跟瓦洛一样——这里没有我的天地。我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我和自己失去了联系，甚至和我的理想都失去了联系。

“仅在一个星期前，我遇到了瓦洛。今天——你会相信吗？贝尔纳从议会开会回来，给我带了一封一个瑞典水手从镇上的新监狱写来的信。不是旧监狱——那座监狱四年前就被议会拆掉了，为的是防止任何人看见瓦洛过去的安排的真实面貌。你得反复地问，他们才指点给你看那座监狱的位置。那个瑞典人是因为失控行为而住监的——意思就是喝醉酒了。在这里，他们觉得醉酒的——或者叫‘以酒遮面’的——水手对本地的风纪很不好。警察每抓一个‘以酒遮面’的水手，就会得到一小笔赏钱，所以他们乐此不疲。

“那个瑞典人说他交不起住监费，靠吃面包喝水保住性命。他请求我作为一个自由的朋友去救他。这件事办起来容易极了。可是，这封信使我想起了三十六年前我在拉瓜伊拉登上瑞典护卫舰‘弗雷德里克王子号’，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自由人的情景。我必须从教会和其他地方搞到那么多许可证和证书，才允许我离开委内瑞拉。好几个月我都有些担心，历经挫折，即使我有父亲的势力呢。直到真正登上了‘弗雷德里克王子号’，我才真正感觉到要离开了。我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回忆起那一刻：拉瓜伊拉小镇后面的山峦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山峦是那么相似，贝尔纳庄园的房子里弥漫的酒桶气味恰似装在护卫舰船舱里的那八法内格可可豆的香味。

“现在，现在，萨莉，这几个月以后，你寄信来，别人也寄信来，这些信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也是我骨子里一直感受到的：我在这里是浪费时光。人们过去曾对我说，能在这里，身在现场，一半就是在战斗，而且我要有耐心。现在你写信，拉瑟福德写信，特恩布尔写信，还有其他几个人也都写信，说我应该尽早回伦敦去。情况已经变化，思想已经进步。一场要一个伟大的指挥官指挥的巨大的军事行动正在筹划，旨在趁法国人动手之前占领南美洲大陆。这恰恰是我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向英国大臣们灌输的思想。这种思想现在已经被接受，而我却远隔万里。所有这些信件都一致认为——这些信已经写了两个月了——如果在讨论的这个阶段我不在伦敦，那么在最后决定出来的东西里面则不会有我的话语空间。

“所以，我在眼睁睁地失去自己整个人生为之奋斗的成果。啊，萨莉。在这里我一直在缩小，因为我已经太过频繁地向这些人表现自己了。我在伦敦也一直在缩小，因为我还没有向那里的人表现自己。你也许会以为，一个人的人格、灵魂都是装在他身上的。可是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住在监狱里的人——我感觉我渐渐地和这个世界分离了，和我自己分离了。我必须再次发现自我。回到我原来的样子或许需要时间，或许我会发现我已经变了。

“今天，贝尔纳以议会秘书的身份，带回了希斯洛普转给米兰达‘先生’的消息。希斯洛普说，他不愿意给米兰达先生发放护照。他认为，由于米兰达先生和‘利安德号’军舰人员之间有纠纷，他们要他们的军饷，跟‘修剪机号’轮船船主也有纠纷，该船主要求得到租用其单桅纵帆船的租金，如果他发放了护照，就会招致批评，或许会招致他们的法律诉讼。他还说，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有一项指示：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是英国官方支持的东西，都不能提供给米兰达先生。

“贝尔纳说：‘那是他不得不说的话，是将要记录在案的。但是他实际上很想跟您谈谈。他有一种预感，伦敦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他想知道您能为他做什么。我认为您应该去见他。实际上他不能把您扣留在这儿，但他可以拖住您，一拖就是好多个月。写一封信去伦敦请示需要六个星期。等到回复又是六个星期。再要六个星期写封信就某些问题予以澄清，如此等等。时间对您来说是宝贵的。他是可以帮忙的，或许您能想出什么东西送给他。’

“这是贝尔纳最后一次为我效劳，使我很容易对付希斯洛普。我感觉我就要离开了，我感觉我就要逃走了，而且觉得很幸运，就像三十五年前的感受一样，当时我把所有的许可证和证书都已拿到手，可以在拉瓜伊拉登上‘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了。

“几年前，我把贝尔纳派到这里，当时他是侍从，我是东家。但是现在他要待下去了，永远也不离开了，因为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当时在政府大楼看见他穿着伦敦的丝绸衣服时，心中充满同情。我重新感受到了他的伤感和焦虑，他与他的妻子一起为自己创造的生活的不堪一击。

“我们饭后站在前廊上，远眺那窄窄的山谷。贝尔纳总是远眺这山谷，如果环境变了，他就面对山谷无限伤感。

“他的手放在前廊的栏杆上。我把手放在他手上，对他说：‘一年前假如不是你到政府大楼来看我，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儿会出什么事。’“他看着我，斟酌着我的话，眼里涌出了泪水。他说：‘将军，我希望您一切顺利。我相信您会一切都顺利的。’

“萨莉，希斯洛普不会拒绝我给他的东西。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可以给他。世上的条条道路已经朝着我回来了，说不定你还没有读到这封信，利安德就看到他的父亲了。”

原来庭院里都是非洲人，说着一种非洲语言，可现在都是华人了。他们个头很小，干瘪枯槁，脸很瘦削。他们戴着圆圆的尖顶草帽，留着长长的黑辫子。太阳晒得黑黑的胳膊细细的，从他们那奶油色的宽松外衣那宽宽的短袖子里露出来，看上去非常瘦弱。那宽松的裤子布料也是一样的颜色，裤长只到膝盖那儿。他们看上去老气横秋的，眼睛看着像要鼓出来，显得很脆弱。

仆人把米兰达的名字报进去几分钟后，希斯洛普就来到了前廊上。他们就在那里，站着，交谈起来。经过一年的日晒雨淋，那松木地板变得更黑了，硬木的隆起处之间的软木又给风蚀掉了一些。

希斯洛普说：“米兰达先生，我已经收到了您的来信，但是您很难理解我的位置。伯恩纳德想必已经对您讲过卡斯尔雷勋爵的指示了。”

米兰达说：“诸位大臣的指示都是有变数的，因为这些指示并不总是切中要害。卡斯尔雷勋爵曾对您处理那场奴隶阴谋的做法发来了贺信。然而这并没有制止有色人群在过去的一年里闹事，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耳朵被割掉了。那将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我认为您会发现，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卡斯尔雷勋爵就会使自己和这种行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事实上，我想跟您谈谈法律问题。我要谈的东西您会感兴趣的。”

“您在信里谈到了。”

“皮克顿在这儿当总督的时候，我是他的竞争对手，从某种程度上说，关于他的去职，我是有责任的。事后我派了一个探子到这里，他就是佩德罗·巴尔加斯。他并没有履行对我的义务。他寄给我的报告都是危险的谎言，是胡说八道。他依附了那个调查皮克顿统治情况的专员。他被当成西班牙法律顾问，这样一来，他成了指控皮克顿的其中一人。他在审判当中给出的证据定了皮克顿的罪。他说，西班牙法律不允许对自由人施行酷刑。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胡扯。可是在伦敦，只有巴尔加斯一个人有一套相关的西班牙法律书，而战争时期，再请一个西班牙法律方面的专家并不容易。”

希斯洛普说：“很多个晚上我辗转反侧，我想知道在伦敦的法庭上怎么才能证明西班牙人是实施酷刑的。”

“巴尔加斯一度是个勇敢的人。他在新格拉纳达参加过一次危险的密谋。他被监禁，受过严刑。不知怎么的，后来他去了英国。这是一七九九年的事。他到达英国的时候曾向我求助。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充满了他遭受酷刑的详尽描写。如果在法庭上出示这封信，就会摧毁他在皮克顿审判上出具的证据。针对皮克顿的案子将不复存在。那么，那个有色自由人的案子，那个使用了春药并遭到瓦洛严刑拷打的有色男人起诉您的案子也会不攻自破。”

“您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件事。一年前我们坐在这座房子里，谈到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忘了。只不过是几个礼拜以前，有一个水手从监狱里给我写信，我才想起了这件事。我在百无聊赖之中开始回想给我寄来的所有请求信和求助信。我想我不记得那些人的名字。那个瑞典人的名字我已经忘了。而且我还认为，巴尔加斯那封信除了酷刑的细节以外，不会有多大的用处。语言花里胡哨，就像他从这儿写给我的那些胡说八道的话一样。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这些政治流亡者，和政府打过交道的人，都有用于通信的秘密名字。巴尔加斯的秘密名字是‘奥利比’。他给我写信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记住的也是这个。我的秘密名字您是知道的，叫乔治·马丁先生。”

“这封信放在您伦敦的文件当中吗？”

“三十五年的文件。分装在三十个纸箱和两个皮公文包里。我大致知道在哪儿找，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得到。皮克顿很快就要上诉了。”

“您事先赶到那里或许会有用处的。”

“将军，大事正在酝酿之中。一支庞大的军队，还有韦尔斯利将军。我想您是知道的。如果我不及时赶到伦敦去，目前正在筹谋的计划当中就不会有我的位置。也许我就没有必要拥有一班人马。如果我要组建一班人马，我就需要某个了解西班牙，并且懂得如何和英国军方最高层人士打交道的人。我很清楚，这里并不是您的安乐窝。”

“将军。”

“就西班牙政府而言，他们只需知道，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丢掉我的事业，留下我的轮船，我的给养，就要回伦敦去了。卡斯尔雷勋爵无论如何都不会为此蒙羞。您知道，将军，人一旦成功了，某些东西就不算什么了。当然了，既然我要回伦敦去，就不再需要我的轮船了。这艘船可以卖掉，也可以以某种方式处理掉。它还是有实实在在的价值的。我将委托您为我的代理人。您帮我办这件事。我相信，在您和布莱尔利、‘修剪机号’轮船船长以及‘利安德号’军舰上那些愤愤不平的美国人之间，某些事情是可以协调的。”

“有些工作还是可以做的。关于布莱尔利，我应该告诉您，我把他送监狱里了，他要在那儿待上一阵子。”

“是吗？是吗？”

“他从监狱里投诉，说监狱里有臭味，太脏。我恰如其分地处理了他的投诉。我把投诉转给了宪兵司令。监狱由他负责，他收取监狱的部分费用。宪兵司令说，监狱很干净，一个监狱能有多干净，就保持得有多干净。监狱每天都冲洗。我把这个消息转回给监狱里的布莱尔利。我认为，这条消息对他没有任何害处。他真的是变得无可救药了。他把那艘从加尔各答运送华人的船给扣住了。那是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但他声称有不法行为。就这件事我们还在扯皮呢。谁也说不准那艘船和那些华人是谁出钱买的。我们这儿国库空虚，我们不知道是我们给东印度公司钱呢，还是伦敦政府给这笔钱。把这件事弄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弄一艘船把这些华人送回去。他们还没有理出头绪来呢。我猜，当初伦敦对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的人说，要他们给我们送些华人，他们只是出门把遇见的第一家大烟馆里的人统统给抓了起来。我不相信这些人在加尔各答曾栽过一棵树、种过一颗菜、锄过一根草。他们是城里人。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加尔各答，没有一个人想到过女人的问题。这些华人对黑人女人看都不看一眼。白黑混血的女人自由人也不看这些华人一眼。所以，他们在这儿的一年，简直快发疯了。将军，他们在这儿的时间跟您在这儿的时间一样长。他们讨厌被别人盯着看，但一直有人想来看他们。他们靠抽大烟勉强维持下去，很多人都已经死了。我想把剩下的人尽快遣送回去。”

“回去的旅程要六七个月。过来要同样长的时间。在这儿要待一年或一年多。我不知道，活下来的这些人会把什么样的回忆带回到加尔各答？他们会怎样回忆这段生活？他们知道他们到哪儿了吗？他们一直那样瞪着眼！”

“他们已经聚在一起看着您了。我想是因为您那条长长的白辫子。辫子在这里是非同寻常的。比海军的辫子还长，而且您比海军里大多数人年纪都大。他们可能认为您是他们那边的人，是来带他们回家的。将军，我会给您签发一张护照。‘大英女王号’在十月的第三个星期将出发去托尔托拉岛。这样一来，您就有足够的时间办完您手头的事儿。在托尔托拉岛，您将加入到开往英国的护航舰队。护航舰队将于十一月中旬出发。旗舰是‘亚历山德拉号’。我想他们会给您一个舱位的。今年年底您就会到伦敦了。”

这两个人交谈的当口，华人们默默地看着他们；米兰达沿前廊台阶往下走的时候，他们向前走得更近了一点，仔细端详着他。

米兰达说：“当他们讲这段经历的时候，加尔各答会有人相信吗？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自己会相信这件事儿吗？”

“将军，留给我的能活动的年数已经不多了，因此这些时间对我来说更加重要。我的首要目标是，当之无愧地受到雇用，前提自然是对我的个人利益没有偏见。将军，我们相互之间应该达成谅解。能为您效力是我的荣幸，但是任何低于少将的军衔，我都将很难接受。这不是出于虚荣心，我向您保证。这更多是为了他人的缘故。我有某些义务，所以，到了这把年纪，经历了那么多艰难险阻，有过那么多虚假的希望，任何低于我刚才说的军衔都将无法使我心满意足地接受。”

“将军，您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我们跳过六年。委内瑞拉经过三年的革命之后，局势动荡不安，成了一片血雨腥风、冤冤相报的土地；米兰达在波多黎各的莫鲁城堡，成了西班牙人的阶下囚。他在等待人生中最后一次横渡大西洋，到了西班牙，到了加的斯的地牢。一七七一年，他乘坐“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抵达的城市就是加的斯，那是他在欧洲见到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在那里，他买了那条丝绸手绢和那把丝绸雨伞。他将会在那里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三年，有时候还戴着枷锁。

到头来，并没有什么英国对西班牙占领的南美洲的大规模入侵。尽管米兰达从特立尼达回到伦敦的时候，正严肃认真地筹划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入侵；韦尔斯利将军（两年后成为惠灵顿公爵）正在爱尔兰集结一支规模庞大的入侵部队。米兰达——作为一个南美人可以使英国的这次行动师出有名——本来会在他的部队中有一个重要位置。可是后来，就像米兰达常有的际遇那样，计划赶不上变化。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法国人占领了西班牙；西班牙立即成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英国的一个盟国。那支英国军队本来应该去占领西班牙的南美洲，现在却去了伊比利亚半岛，去打一场解放战争。

米兰达已经五十八岁了，满头白发。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等待，他似乎没有可以做的事情了。可是，两年后，委内瑞拉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二十七岁的西蒙·玻利瓦尔来到伦敦为他的国家争取支援，米兰达就跟他回到了委内瑞拉。

他一定以为要回到一场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当中了。而他看到的是一个四分五裂、所有的种族和种姓团体帮派林立的国家，这场内战规模无人能够控制，也远远超出了他的军事才能。二十个月以后，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了。革命暂时失败了；在监狱里，共和派的囚犯遭到报复；米兰达——一个多次逃脱了厄运但终不能幸免的人——这次向厄运奔去，他本人成了阶下囚。曾经把他从伦敦请出来，有一天还去格拉夫顿大街喝茶的那个人，把他出卖给了他的宿敌西班牙人。

他在拉瓜伊拉监狱待了五个月。一七七一年，“弗雷德里克王子号”轮船就是从这里起航的。接着，他被转移到波多黎各的圣费利佩城堡。一八〇六年，就是在圣费利佩城堡，“巴克斯号”和“蜜蜂号”两艘战舰上的十个军官，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白色帽子，被绞死、分尸，最后连同他们的军服、武器以及米兰达自己的南美洲国旗一起焚烧掉。五个月后，他被带到了波多黎各，带到了莫鲁城堡，“巴克斯号”和“蜜蜂号”战舰上的十三个人曾在此被囚禁过一段时间，戴着二十五磅重的锁链，睡石头床，枕砖头。

米兰达在等着被转送到西班牙，现在，也就是在莫鲁城堡，他们允许米兰达接受一个名叫安德烈斯·莱贝尔·德戈达的委内瑞拉人的访问。莱贝尔三十六岁，职业是律师。三十八年后，当这些激情大多已化为尘土，米兰达的声名被抹杀殆尽，莱贝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将会提供米兰达在囚禁期间唯一的见证（官方的监禁记录簿条目除外）。

莱贝尔出生于一个克里奥尔人的地主家庭，在海湾的委内瑞拉那边拥有（至少在革命之前拥有）可可和甘蔗种植园。他是一个保皇派，他想让委内瑞拉保持与西班牙人的联系。他认为，请米兰达出来从事的革命是由当地的贵族——在他的评估里，属于二等人——发起的，为的是要解决私人怨恨，巩固他们自身的地位，因而没有民众的支持。一个游离于西班牙之外的委内瑞拉将会内战连绵不断，莱贝尔认为：这个国家宗派林立、种姓众多，充满仇恨。

在政见方面，莱贝尔和米兰达原本分属对立的两派。然而在波多黎各，他们的会面却基于一种谅解。米兰达已经被革命出卖了，现在超脱于政治之外。委内瑞拉和西班牙纷争不断，把莱贝尔变成了到处游荡的人，金钱已所剩无几。他目前无法回到委内瑞拉去：那里的革命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而他被宣布为法外分子。在波多黎各，依靠护军统领（也是一个朋友）梅伦德斯的慷慨施舍过活。所以，米兰达和莱贝尔两个人都是一贫如洗，在这种境况下他们会面了。

有许多个下午，莱贝尔都到莫鲁城堡去，跟米兰达坐在他的牢房里，他们一边交谈，米兰达一边喝他每日一杯的茶。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米兰达特别卫队的头目就让牢房的门开着。

莱贝尔对米兰达的仰慕之情与日俱增：那流畅的谈吐，那份权威，那声音，老人家堂堂的相貌，对人、对书、对重大事件的了如指掌。

护军统领梅伦德斯对米兰达礼遇有加。他让人从外面的一家小酒馆给米兰达送饭进来。他甚至安排米兰达从英属圣马丁岛的一个军官那里弄钱来（他不同意从伦敦那里搞钱），这座岛坐船只要几个小时就到了。

米兰达对西班牙的新闻感兴趣；加的斯的各种报纸一到手，梅伦德斯就拿给他看。在那些报纸上，米兰达看到了西班牙对法战争的消息。他看到各场战斗的消息，看到惠灵顿公爵和特立尼达前总督皮克顿将军声誉日隆。老人家想到自己的失意，一定很痛苦，不过，他对莱贝尔和梅伦德斯都没有流露出这种感情。

他喝茶的方式很特殊。他把半个柠檬挤进一杯茶里，一边喝这种混合物，一边啃柠檬皮，小心地拿捏进度（仿佛他在跟自己赛跑），保证茶喝完的同时正好吃完柠檬。

有一天下午他对莱贝尔说：“你瞪着眼干吗呢？你这一瞪眼，我就想起了那些特立尼达的华人。他们以为我是来接他们回家的。这件事希斯洛普跟你讲过没有？”

莱贝尔知道他指的是哪件事。他曾在特立尼达工作过一段时间，给希斯洛普总督当西班牙法律顾问。

他说：“我没有瞪眼，将军。我是在看，是要记住。我刚才在想，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人们，米兰达将军把茶变成柠檬汁喝。”

“当年在加拉加斯，下午天气特别热，我父亲就这样子喝茶。我回来以后也开始这样喝茶了。”

“我跟您在一起的时候，就想到您去过的所有地方，您见过的所有人，我就开始觉得自己也有点儿走进历史了。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感觉，不是我能刻意留住的。将军，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想把这件事提出来。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应该提的。但是，我要是不提出来，我将来就不会原谅自己。我想了解关于凯瑟琳大帝的事。您要是觉得这个问题问错了，还请原谅我。您要是觉得这问题过于唐突，就只当这话我从来没有说过。”

“这是我过去鼓动起来的故事之一，大约是我三十多岁离开西班牙军队后，我自己起头传播的故事。就像我那时候做过的很多没经过脑子的事情一样，后来这件事反噬了我，给我造成了很多伤害。这件事给我招来了太多的忌妒。那种忌妒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委内瑞拉人喜欢这个故事。他们没有把它当成是对我的颂扬。他们把它当成对他们自己的颂扬。他们当中有的人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好像我从他们那儿拿走了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觉得我占用了本属于他们的东西，我阻挡了他们走向凯瑟琳大帝的纹章的路。然后他们把这一理念发散到了我一生的事业中去。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做到了什么事，都仅仅是因为我跟他们，我的批评者，是一样的人；不管我在俄国、英国、法国，还是在美国，我的成就中丝毫没有个人因素。如果他们去到我去的地方，那么，他们也会做到我做过的事情。我没有拿自己的任何东西赌博，没有冒过任何风险，没有行使过任何个人意志。甚至这种想法还进一步延伸：这件事都是他们给我做的。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什么都不是。

“我在特立尼达跟希斯洛普讲过，不知道他跟你说过没有，一七九八年，在我离家将近三十年后，皮克顿是如何诋毁我的。他曾经给伦敦的诸位大臣写信，说什么虽然我很重要，但我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加拉加斯一个小店主的儿子而已。当然了，这话他是从加拉加斯听来的。哪怕相距这么遥远，我还是能听出来委内瑞拉人的那个声音，他觉得我玷污了凯瑟琳大帝的纹章，毁掉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我回来以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你知道，我是被玻利瓦尔请回来的，那时我将去加拉加斯，住在他家，因为过了四十年我已经没有自己的家了。我并没有直接去那里。我当时想，我要做得郑重其事，以示对革命的敬重。我到了拉瓜伊拉，给军人政府的外交事务秘书罗西奥写信，请求获得允许前往加拉加斯。他的答复简直是侮辱人，非同寻常。他说，我永远都不应该忘记，我欠这个国家的比大多数人都多，因为我享受了非同一般的特权，许多年都在海外，在欧洲各国的皇宫里逍遥度日。他要说的是，我在国外这四十年，实际上一直在剥削这个国家，吃尽了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现在我应该把所欠的东西还上一点点了。我立即就明白了，尽管我们谈的是革命，但实际上还是原先的对凯瑟琳大帝的忌妒之心在罗西奥身上作祟。那个故事对我伤害很大。在收到罗西奥那封信后，我根本就不该到加拉加斯来。我就应该知道，原来他们向我介绍的革命形势都是错的。我应该待在拉瓜伊拉，乘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埃冯号’回到库拉索岛去。我应该让他们等，必要的话，等上一年。我应该这样处理这件事才对。”

莱贝尔说：“我们的仇恨，将军，是我们的仇恨啊。这种仇恨跟其他地方的仇恨都不一样啊。”

“西班牙帝国就是这样把我们毁掉的。它一直使我们处于落后状态，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少而又少。它不给我们证明自己的办法。它从来不让我们相信人类的成就。它使我们只相信运气、出身、影响、偷盗，相信从国王那儿获得特许状。它使我们在权威面前卑躬屈膝，同时又对它冷嘲热讽。它使我们相信，底层的所有人都毫无价值。我早年做的很多蠢事都源于这一点。过了十年我才明白，在其他国家情况是不同的。”

莱贝尔说：“我曾一度认为您谈到的忌妒之心是无害的。就像一个开杂货店的，有个人在他隔壁也开了一个店，那样的忌妒心理。在革命之后，这种忌妒心理变成了仇恨。我们大家都臣服于这种仇恨。人们不看到敌人的皑皑白骨，是不会罢休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出现这样的事。我原来以为人们会吓得不得了。我记得早期的一些革命家，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瓜尔、埃斯帕尼亚。他们派人到我们的种植园，以及别人家的种植园，试图让我们感兴趣。他们说，他们要成立一个共和国，国旗将会有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的种族。白色代表白人，蓝色代表黑人，黄色代表混血种族，红色代表印第安人。这四种颜色还将代表共和国的四大目标：自由、平等、安全、财产。白人的财产、黑人的自由、白黑混血儿的平等，每一个人的安全。他们要每个人都有每一样权利。他们准备怎么做呢？您问他们，他们就答不上来了。他们还没有想好呢。他们只想了国旗和颜色。有时候他们就生气了。‘你是一个美洲人。你应该很傲气。你怎么能用这么低俗的方式说话呢？难道你不关心你的国家吗？’我就说：‘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你不能就这么告诉我，说你的国旗就是我的国家吧。谈到独立时要问的问题是“谁将统治我们？”这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也是战争将会开始的地方。’而实际上，事情也是这样发生的。既然我们已经被拖进了这场四种肤色的战争，我看不出来怎么才能停下来。总会有人寻求最后的胜利，总会有人想报复。”

米兰达说：“我认为谁也不能给委内瑞拉这样一个地方制定出一部宪法来。它对我们来说是西班牙的遗产。你提到的那些人物，瓜尔啦，埃斯帕尼亚啦，还有其他人，他们受了太多罪，很难更清楚地思考。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给委内瑞拉制定的那部宪法也是荒唐透顶的。可是我在那部宪法上花了很多时间。它一半是罗马法，一半是英国法。我没有设执政官。我设的官员叫作印加人。你看，有些地方色彩吧。我说服自己相信我的宪法，但我也知道，我制定这部宪法是为了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或许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天才，能为我们制定出一部宪法来。但他一定不是委内瑞拉人，因为没有一个委内瑞拉人能足够冷静、明智地管理事务，而且他也不能是外人，否则他就不能理解那些派系纷争和激情了。”

“将军，在您书写委内瑞拉和南美洲的这些年里，您把它简单化了。您谈过印加人和白人，您谈过那里的人足以做柏拉图理想国的公民。您总是漏掉两种肤色的人：黑人和白黑混血儿。这是不是您远离祖国的缘故呢？”

“不是。我这样做是因为从心智上来说容易一些。我关于自由的思想大多是在国外从谈话和阅读中得来的。所以，我在脑子里创造的那个国家就越来越像在书本上读到的那些国家。汤姆·潘恩[18]和卢梭的书里是没有黑奴的。当我试图学习他们的时候，发现很难把黑奴装进去。当然了，我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我把他们当作我所接近的真理的非本质属性，当要写那一部分的时候，我就把他们省略掉了。由于我的生活方式，我总是在别的国家生活，所以对同一件事情，我脑子里总是有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想法。对我的国家有两种认识，对我自己有两种、三种或者四种认识。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你现在没必要指责我了。

“我从特立尼达回到英国后，结识了威廉·威尔伯福斯[19]。我非常仰慕他，觉得他是一个慈善家，一个受压迫人民的保护者。我知道他想跟我谈黑人奴隶制的问题，可是第一次在肯辛顿一起吃饭时，我们很快就触及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话题，然后话题展开了，广泛地讨论了南美洲的自由问题。我感觉得让他理解我父亲那样的人不得不忍受的各种侮辱。我们一直在谈论人，像曼努埃尔·瓜尔。他在部队干了三十三年之后，还只是老兵营的一个上尉，可怜的瓜尔，因为更高的官衔都留给西班牙来的西班牙人了。还谈论到要求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必须持续不断地、羞辱性地服从，服从教会，服从国王和他的官员，我们走路都会感觉到羞辱。我必须让威尔伯福斯理解那些事情——这并不容易解释清楚——我感觉，和他深入地探讨黑奴问题，就会损耗他对我们的关注。这还有可能搅混我正在跟他讲的关于南美洲的问题。我知道黑奴解放的问题对威尔伯福斯有多么重要，我清楚地表明，我完完全全地接受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他谈的是其他的地方。而我讲的是另一个问题。这样想的人不止我一个。你会知道希斯洛普多么想离开特立尼达，为南美洲的事业做贡献。

“在围困了彭萨科拉镇以后，我曾煞有介事地买了三个黑奴作为一种投机；仅仅数年之后，我因为试图从牙买加走私两船黑奴到古巴而不得不从西班牙军队退役。在那次谈话的很多个月以后，我回想起这些事，有些好奇，如果那个大好人威尔伯福斯知道了这些事，会作何感想。”

“有那个故事。”莱贝尔说。

“确有其事。但那绝对不是我的真实情况。那件事是三十年前发生的，还是一开始。我当时刚刚出道。那就是我所发现的世界。之后有长长的一生呢。那以后的一生才是我为之负责的。我不觉得自己欺骗了威尔伯福斯。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带玻利瓦尔和其他人去见他的时候，他是那么温文尔雅，说，他当时能到伦敦是多么幸运，那时候，我就想知道，如果他知道了我对西班牙监狱以及宗教裁判所的恐惧——还有我跟他谈过的很多政治恐惧——是以那次走私事件开始的，他会作何感想。假若我不开小差，就得在北非的奥兰干上十年。

“开小差之后的很多年，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去参观监狱。那是欧洲的旅游者要做的事情之一。但我也是在考验自己。哥本哈根的监狱是最糟糕的。有的囚犯戴着镣铐。当中有些人只是欠了债而已。茅厕里的粪便几个月都不清理。我吓坏了，就给当局写信反映了此事。现在，我就在这里了。所以，我想，所有的账统统清算了。”

莱贝尔说：“希斯洛普跟我谈了很多您在特立尼达时候的事。我本人在那儿的时候，觉得我就是在委内瑞拉。您难道没有一点点类似的感觉？您在那儿的时候，您是否看过一眼海湾的对面？”

“还是那句话，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有两个时刻我是知道的，知道得清清楚楚。第一个时刻是我到达的那一天，在卡贝略港、‘巴克斯号’和‘蜜蜂号’军舰之后。可以说我是回归故里。我听见几个黑奴在外面的庭院里用一种非洲语言交谈，于是我走到窗户边。我们都大吃一惊，一时间都不知所措。当时是中午，可是正下着雨，天很黑。那几个黑奴看着我，就像见到了鬼——看到我的白头发和长辫子。这一点我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得清清楚楚。此时我感觉离这个世界非常遥远。第二个时刻是在我从科罗镇冒险回来大约两三个月之后。一个名叫唐尼的男士和一个名叫麦克卢莉的女士还有其他人带我游览了那座小岛。我们去的其中一个地方是印第安人保留区。有几个那样的地方，西班牙人用来安置剩余的印第安人。小小的布道所，林中的一小片空地，印第安人住在棕榈树搭建的小茅屋里，那个牧师则住在一座小木头房子里，教堂有的是土坯建成的。一切都很粗糙，很压抑。那些印第安人都变成了酒鬼。我们到了这个小布道所的时候，麦克卢莉小姐和唐尼以及我们一行人当中的其他人都替我感到非常生气。他们认为那个西班牙牧师不是个东西，把印第安人当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使用，让他们砍倒雪松，锯成木材，卖给他们朗姆酒，从他们身上额外再赚上一笔利润。他们想让我吵上一架。他们想让我把那个牧师骂一顿。我觉得他们所关心的事很奇怪，突然间，我意识到，他们把印第安人当成了我的人来对待。从远处瞥了一眼那个地方，我觉得我把自己困在了那里，再也离不开了。可是接着，我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您在特立尼达日子过得很不好，我知道。我跟人们谈过。您有可能在那儿就栽了。那个小地方的人满心都是他们自己的仇恨，几乎没有时间顾及您。您要是在那儿再待上一年左右，您也有可能会失去原来有的那几个保护您的人。令人吃惊的是，您幸运地离开了，又这么快就决定冒所有危险回来。我不知道玻利瓦尔是怎么给您讲这个国家的状况的。但我认为他不大可能告诉您，东部和西部都被保皇派把持着。”

“他似乎讲的是我自己的话。他使我觉得我一直在预言的东西已经实现了。我遇到的麻烦，就是离开英国要得到的批准。跟第一次离开委内瑞拉差不多一样难，比离开特立尼达难多了。诸位大臣不想让我离境。他们不想让他们在加的斯的西班牙盟友们以为他们在纵容西班牙帝国的分崩离析。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将乘一艘军舰离开，而他们将不会注意到。但他们坚持，为了明面上好看一些，我和玻利瓦尔应该分别乘坐不同的轮船。所以，玻利瓦尔就带着我的文件先走一步。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你就会明白，我对他和他的家人是完全信得过的。我头一年就让达劳把那些文件装订好了，漂漂亮亮的。六十三卷分装在三个新箱子里，每个箱子上都钉上一个写着我名字首字母的黄铜牌。”

“您当初要是知道最后整个国家都要反对您，您还会出来吗？”

“三十年以后我不可能漂泊在外了。我要亲眼看到最后。哪怕是到了你说的那一刻。我要看见我所有的思想都被颠倒过来，可以这么说。事实上，到了最后，这倒变成了一种解脱。很多年来我都对人们讲，如果我带着两百人，或者更少的人，在委内瑞拉沿海一上岸，全国的人都会朝着我自由的旗帜蜂拥而来。然而，事情并没有那样发生在我身上。却发生在了另一个人身上，发生在保皇派当局派过来跟我作对的那个粗鲁的海军军官身上。他运气不错。他带着一百二十个水手上了岸，每一个人都向他走了过去。十二个星期之内，他就彻底打败了我们。他没可能做错事。印第安人投奔他，白黑混血儿、帕尔多人、黑人都跟他在一起。在巴伦西亚，那些白黑混血儿像魔鬼一样愈战愈勇。即便白人都投降了，他们仍继续战斗。我有五千人马，而白黑混血儿即使只剩下五百人都还一直在战斗。你说过，有关革命他们问的问题是‘谁将统治我们？’他们只是不想受我这边的人统治。我不得不对巴伦西亚发动了两次进攻。在那次小小的攻城战斗中，八百人被杀，一千五百人受伤。我想起希斯洛普对我讲过的有关海湾另一边有色自由人的事情，已经太晚了——我从来都没有思考过，那件事可能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形势艰难的时候，我想过，应该为我的部队招募黑人。如果黑人在我的部队服役满十年，我就给他们自由。对此，我不知道威尔伯福斯会怎么想，因为这是我们在伦敦会面后仅仅一年的事。可是在这一阶段，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我提出招募黑人当兵，但这个举措并没有带给我合适的兵源，反倒使每个人都反对我。库列佩的保皇派为了复仇，让他们种植园里的黑奴突然袭击了我。他们派这些黑奴行军到加拉加斯抢掠，把这个地方烧了个精光。

“这就是结局。我四面受困。在玻利瓦尔丢掉了卡贝略港之后，我们就完全没有资源了。每天都有人离开我。我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仗是打不下去了。刚开始，像罗西奥那样的人要我离他们的革命远远的。而今他们却丢下我一个人不管了。我成了众矢之的，每个人——共和派、保皇派，四种肤色所有的人——都对我不满，怕我，恨我。那时候我看出来了，如你所说，这场战争是赢不了的。如果有什么办法重新组织这场革命，让我们可以回到开始，还是会败得一塌糊涂，其方式几乎是一样的。我在那最后几天意识到，我在海外那么多年，一直都只是在为自己说话。只有当所有的委内瑞拉人都像我一样，出身于我那样的家庭，有着我那样的阅历，我为之奋斗的革命才有可能发生。正像那些西班牙人说过的，我的革命是一项个人事业。

“懂得了这一点是一种解脱。当初我要是待在伦敦或者战争进行到一半时就离开，就不会懂得这一点。我就会一直被某种感觉所困扰：或许有些事情我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尽管有四种肤色的人种，有可可和烟草种植园的女侯爵们，以及我对委内瑞拉所了解的其他一切东西——或许能证明我所创立的思想是正确的。或许哲学家们是正确的。或许关于人，在所有的偶然因素——出身、性格、地理位置、历史——的更深处，还隐藏着一些更真实的东西。那是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认识和感觉。或许所有的人，如果给所有人以明智而理性的自由，或许他们都配当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公民。

“我现在没有半途而废的感觉了，也没有疑虑不安了。我知道，事情能发展到哪一步，我都见证了。当我意识到，我不再属于任何一派，除了我的私人侍从以外，没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时，最无法想象的一刻到来了。我那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格拉夫顿大街。我所控制的地盘，或者说我在里面还安全的地盘，在一天天缩小。不久就缩小到了加拉加斯市，缩小到了通向海边，通向拉瓜伊拉的那条山路。只有几平方英里。想想吧！我开小差后两三年里，曾经是把自己当成未来的征服者介绍给外国政府的，我的领土从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延伸开来，包括这条河西边所有的土地，向南一直延伸到南美洲的最南端的合恩角。

“一艘英国战舰在拉瓜伊拉等我，要把我送到英国辖管的库拉索岛上。我事先派了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把我的三箱子文件送过去了。我采取措施，以防被扣留，那些箱子上写的收货人不是我，而是岛上的一家英国公司。我从加拉加斯国库提取的那两万两千个银比索和一千两百盎司黄金也是如法炮制。到最后，我怀着卑劣的快乐心情恢复了我的敌人赋予我的性格特点。我认为，冲着我为这个国家做的所有贡献，我因此曾与我的家族财富隔绝了四十年，这是我应得的。可是你知道的，我没能登上英国舰队‘蓝宝石号’。这艘轮船载着我的东西去了库拉索岛。我得到的消息是，我写收货地址的那家公司声称那笔钱是他们的，他们很高兴他们原来通过我转送给加拉加斯革命政府的这一小笔钱能失而复得。所以，这一笔账也了结了。”

米兰达向门外的人做了个手势，特别卫队的头目拉腊上尉过来站在门外边。莱贝尔·德戈达知道该离开了。

当天深夜，镇子都在熟睡之中，莱贝尔被护军统领梅伦德斯叫醒了，他就住在梅伦德斯的军营里。这位护军统领着装正式，穿着军官外套，手里拎着那支明光锃亮的军衔棒。

他说：“天很热，安德烈斯。穿上一些衣服，跟我到海边去。”

他们沿着海堤走了一小段路，在一个码头停了下来。轮船上的灯光映照在港口的水面上，一条条桅杆矗立在黑暗之中，直插云霄。一阵夜风从海面吹来，一艘船的船帆弯了起来，准备起航。一只小船在码头的石阶旁漂来荡去。船不是空的：船上有两个桨手和两个士兵。两个士兵现在下了船，在石阶上立正。接着，拉腊上尉和米兰达挽着胳臂沿海堤出现了。他们身后跟着一个黑奴，头上顶着一个小木箱子。莱贝尔认出了那个黑奴：那个小酒馆的。五个月来一直给米兰达提供饭食的那个小酒馆。

梅伦德斯说：“将军，船在等着。剩下的就只有道别了。伊瓦涅斯中尉发话了，在您去加的斯的船上，不给您施加任何限制。”

米兰达说：“不戴锁链吗？”

“您将被待为上宾。”

米兰达说：“感谢上帝，我要去欧洲了。护军统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对我的这一片好意。”

他拥抱了梅伦德斯，然后，在士兵们搀扶他上船之前，他拥抱了莱贝尔。莱贝尔记得，那次拥抱是一个朋友的拥抱。

三十八年后，莱贝尔已经七十四岁的时候，写了回忆录，并且发表了那篇致米兰达的简短的告别演说。莱贝尔说，现在是一八五一年，那场委内瑞拉革命或者说内战进行了四十一年后依然在继续，看样子好像还要进行四十一年似的。这部回忆录本来极有可能跟其他回忆录一样毁于战火。书一直都没有全部写完，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得以出版（或许因为莱贝尔的政治观点吧），后来只在委内瑞拉一家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莱贝尔后来或许得知，米兰达离开波多黎各大约只有三十个月后，就在加的斯的监狱里死了。他也许不知道，米兰达死得非常痛苦，有四个多月，一场病接着一场病向他袭来，猛烈的阵痛，伤寒，到最后，他得了一种病，使他嘴里流血。他被草草地埋葬了，连个仪式都没有。只是用他死的那张床上的床单和床垫裹着，从监狱的医院里抬走了，身上就穿着他死时穿的衣服，下葬到他的坟墓里。把他带走的那些人回来后，把他的其他衣物和东西收到一起烧掉了。不久，连他埋在哪里人们也无从知晓了。

米兰达在波多黎各的时候，他的二儿子弗朗西斯科才七岁。莱贝尔或许不知道，这位弗朗西斯科，跟他父亲同名，长大后离开伦敦，去参加了南美洲的历次内战。他历经多次战争，于一八三一年（玻利瓦尔死后的第二年）在一场清洗中被处死，时年二十五岁。

莱贝尔满怀柔情地记得，米兰达对伦敦的一位女士很关心，他总是想要给她寄钱，并通过梅伦德斯给她寄了一封谈家务事的信。莱贝尔或许不知道，一八四七年，在他开始写回忆录四年之前，萨拉在格拉夫顿大街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她在这同一座房子里住了四十八年，那些年当中的后三十七年，都没有米兰达陪伴在身边。一八四一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这座房子里有两个女仆；米兰达书房里的东西——一八〇七年估价为九千英镑，还书商们的债务用去了五千英镑——直到最后有可能一直为她提供了相当丰厚的收入来源。

对她来说生命消逝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米兰达曾在伦敦风光无限，忙忙碌碌，而如今在她去世的时候，却几乎是个无人知晓的名字。他那三箱子文件显然是下落不明了；正像埋在庞贝城里的那些尸体一样，历史记录上该有米兰达的地方却是一片空白。萨拉和他一起消失了。她去世的日期，甚至她曾一直在格拉夫顿大街居住的事实，还是在一九八〇年由委内瑞拉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个研究人员发现的。

米兰达的文件在他去世一百多年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本世纪[20]二十年代，一个美国学者威廉·罗伯逊有一个观点，尽管那些金钱和黄金被扣留了，米兰达的文件有可能从库拉索岛运回了伦敦，送回到相关的英国大臣手里了；它们随后即成为该大臣私人档案的一部分。一八一二年这位相关的大臣是巴瑟斯特勋爵，时任战争及殖民地国务大臣。一九二二年，罗伯逊在格洛斯特郡塞伦塞斯特市巴瑟斯特的书房认出了米兰达的那六十三卷文件。一百多年之前，这些文件曾从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之间那条马车道上往返两次，每次行程三个小时，或许上面还沾着一两点委内瑞拉的风尘吧。这些文件被委内瑞拉政府获得，最后送到了加拉加斯。

文件的头几卷被编辑得面目全非，很多内容要么压缩，要么略去，于一九二四年在加拉加斯出版。为纪念米兰达诞辰二百周年，最后数卷于一九五〇年在哈瓦那出版。哈瓦那出版的那几卷就以米兰达保留的样子出现，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正式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没有编辑的注释和干扰，似乎还保留着那个人生命的余温。

[1]西班牙西南海岸港市。

[2]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北部地名。

[3]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港市。

[4]拉斐特（1757－1834），法国贵族，由于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被称为新旧两个世界的英雄。

[5]现荷兰东南部城市。

[6]赫斯特·斯坦诺普（1776－1839），英国社交界头面人物、冒险家和旅行家。

[7]指位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一个西班牙殖民地。

[8]西班牙语：亲爱的，心爱的。

[9]容量单位，约合56升。

[10]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宫廷画师，画风写实，作品有《腓力四世画像》《布雷达守军投降》《纺织女》和《宫女》等。

[11]旧时西班牙及其南美属地的货币单位。

[12]英文为piquet，一种通常由两人用32张牌对玩的纸牌戏。

[13]植物树脂，以前用作镇静药。

[14]摩洛哥东北部港市，1497年起被西班牙占领，现为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市。

[15]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106BC－43BC），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

[16]原文为法语。

[17]施雷普内尔（1761－1842），英国军官，榴弹发明者。

[18]即托马斯·潘恩（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论家。

[19]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政治家、社会改革家，致力于废除奴隶买卖，他的努力促成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取缔（1807）和1833年《废奴法案》的颁布。

[20]作者在这里指的是20世纪。

9　回归故里

我去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在东非。那时我三十岁出头。我跟当地那所大学有些许联系，镇子边上有一个政府大院，院子里风景优美，我就住在院里一座低矮的小平房里。院子里住的大多数人都是外国侨民——英国人居多，还有几个美国人——他们以各种方式为政府效力。有的直接受雇于政府；有的（像我）是由外国基金会或资助机构派出来的。

这个国家刚刚独立，被认为是很革命的，可这个院子还是有一种殖民地的感觉。这使我想到特立尼达油田上那些外国侨民居住的大院，这座院子有可能是在同一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规划出来的。

这两个地方的平房和套房都很不起眼。周围的环境——许多英亩风景优美的土地——使得这两个地方有了特殊性，暗示着隔绝和特权。土地上那杂乱无章的灌木丛好像都被砍光了。院子里没有篱笆墙，没有露在外面的粪堆，没有垃圾，没有一片片明显的荒地。房子之间的空地都种上了草。当地的每一种树木和灌木丛，桂皮、椰子树、凤凰树、木槿花树，在外面不管有多普通，但在这个砍得光秃秃的院子里，都有一种意外的、异国情调的美。

特权思想——或者叫保护思想，二者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是不错的。这座东非的院子就像这个国家中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国家。生活中有一个完整的方面是我们不用操心的。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这些套房和平房，负责维修、更换设施，处理投诉。虽然不是官方合约或官方问题的一部分，但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久就会配备一个仆人或男仆，这些仆人或男仆很习惯这个院子里的种种方式。

我刚开始对这些仆人感到很不好意思。这个想法本身使我感到尴尬：东非（一部分是殖民者的国家，同时依然是游猎国家）的黑人仆人，关于他们，有太多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的联想。但我看到，院子里的大多数人，甚至是仆人，都过着不自然的生活。每个人都表现出一种风格，在某些方面和牛津大学某个学院的风格一样正式，而这种风格在外面是不存在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明白了，这院子里可能一直就是这样的情形，甚至在殖民时代就是如此。

由于院子在镇子的边上，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出租车，所以我必须有一辆汽车。我不会开车，或者说我信不过自己开车的本事，就只好雇了一个司机。要是有个人能给我开车、做饭、照看我的小平房，那就方便了。可是，在这个院子里，事情不是这样办的。我就只好用了个专职司机。

早饭刚过，那人就来了，很是体面，穿得很整齐，裤线平整，衬衣干干净净，皮鞋锃光瓦亮，他问我这一天的计划。大多数时间我没有外出的计划。我当时在平房里工作。所以他就坐在厨房里等着，每当我经过敞开的厨房门时，他都先抬头看看，然后害羞地低下头去。他后来喜欢带漫画书、杂志，再后来带正经八百的书来厨房；他还写信。有时候我上午就打发他回家待一天，可是几个小时之后我又想出去了。大院的生活，虽然有其特权，但也有麻烦的地方。

仆人和司机都是摩西·卢伯罗给我找的，他给跟我隔几座房子的一对英国夫妇当男仆。卢伯罗是个身板很重、动作缓慢的人，长着一双明亮的、滴溜乱转的眼睛。我有时候看见他嘴里叼着晾衣夹，往外面晾晒婴儿的衣服。婴儿的衣服！卢伯罗的重要性可不止于此。据说，他控制着院子里的男仆们。当他在外面转悠，听见或看见我的汽车来了的时候，就缓缓地扭过脖子，慢慢地转动眼珠，打量汽车和我以及司机。仿佛他脖子的肌肉有什么毛病；不过这可能只是他让我们知道他在密切关注事情的方式。

他身着标准的白色男仆服装：短袖衬衣和短裤。从远处这身打扮使他看着像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当你走得更近些，他的容貌就变了：那胖乎乎的男孩根本不是个男孩子，是个见多识广的中年男人；从颧骨到嘴角有着深深的法令纹，一皱眉额头上满是皱纹。那大肚子——使他白色短裤的腰带起了皱褶——并不暗示着柔软。它暗示着力量、权威和自命不凡。走近了，会发现他的样子并不友好，他端着一种部落权威的架子。他的姓氏表明，他来自非洲大陆的中部；一个祖辈或者更远的先辈或许跟着阿拉伯商人或者印度商人来到了海岸，然后定居于此。

掌控大院里的男仆就是拥有权力。这里的工作和镇上的工作相比，工资更高，每一座平房或套房都有维护得很好的“住宿房”，即一间仆人房，镇上的很多人都会喜欢那样的住处的。伴随着外国侨民的来来去去，还有买卖外国侨民弃之不用的东西的一整套系统。男仆们在另外的渠道受到控制。我的仆人买了一辆破烂不堪的旧自行车，一切都是卢伯罗安排的（通过卢伯罗借钱买车，还买了一副大小并不合适的白边塑料墨镜跟他的新自行车风格相搭配）。

这个国家是个专制国家。不过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人在意这个。非洲刚刚开始独立，总统的名声是他是一个好人，使用其权威只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外国侨民中有一小部分认为他们自己在为这个事业做贡献。这是吸引他们来到这个国家的因素之一。他们喜欢接近权势人物，喜欢他们那简单但有保护的大院生活，尽管他们为自己必须配备男仆而心有疑虑，他们谈论过这件事。他们有些人甚至喜欢外面物资短缺、生活俭朴、对人民纪律严明的思想。他们认为，在形势好转之前这是必经的阶段。他们认为，防止村子里的人迁徙到首都来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城市就不会增长，人们就不会受到城市生活腐化堕落的影响，乡村就比较容易集体化，比较容易回归到传统的非洲式的社会主义。我现在觉得，对这些外国侨民来说，大院生活提供了类似于其他地方给别人提供的静修生活或者宗教团体生活：解放，新的僵化体制，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珍视。

摩西·卢伯罗掌控着男仆们，而理查德则留意着外国侨民。理查德是英国人，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颀长的男子，使用一副象牙烟嘴。当他觉得有人要误入歧途了，就请他们到他的套房里吃饭。他的工作单位是计划部门，但他在大院里更为人熟知的是，每当外国报纸杂志刊发有关这个国家和总统的批评性文章的时候，他就给这些报纸杂志写信。他不是以官员的身份，而是以个人身份写信。他写道，社会主义是一种简朴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本身就是它自身的回报。他会说：“为什么不允许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发展它自己的社会主义呢？”他会这样谈论总统：“他也许不会使他的国家比他缔造这个国家时更加富有。然而，衡量成功与否并非只有一个尺度，这位非洲新人将会因为按照自己的最高原则进行统治而深感满足。”

理查德举止从容，有一副自嘲的举止，这会使您觉得他半是与您态度一致，您可以就他所写的东西和他开玩笑。您不能。他没有一丝幽默感，他完全无法领会跟他不同的观点。

一天下午——我已经把司机支开了——我把车开出去，练车。我走的是机场线。这是首都周围的道路中人和车最稀少的路。它不穿过村庄，有很长一段路是笔直的，非常漂亮。在这段路上开了几英里之后，我看见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人骑着一辆摩托车朝我开过来。接着，我又看到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穿制服的人。这两个人在打手势。他们甚至像是要从摩托车上站起来的样子。等他们近了，我才发现原来是在冲我打手势。很显然，他们对我火冒三丈，还有一点也显而易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从路上赶下去。我平安无事地把车停在路边上。那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后面是一辆很大的黑色汽车，后座上坐着两个人，穿着露肩式非洲服装。其中一个男人是总统。后面跟着一辆小一点的汽车，小汽车后面又跟着另一辆摩托车。

几天后我看见理查德以他那一贯麻利的方式在院子里散步。

我说：“那天，总统把我从马路上赶了下来。”

他脸上那一成不变、毫无意义的微笑霎时间消失了。他脸色变得很严峻。“这件事你是瞎编的。你知道你是瞎编的。总统是不会做那种事情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路上遇到过总统。”

“当然了，你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你有那种自由，而且你知道你有那种自由。在这里的南非流亡者肯定会对你的讽刺文章感恩戴德的。”

他自己说话都冷嘲热讽。这个国家向南非的政治流亡人员提供及时的避难，在大院里就有好几个。他们形成了截然不同、沉闷压抑的群体。他们当中有几个是黑人，但更多的是白人。这些白人是不快乐的、受到伤害的人。他们或许是因失败而受到伤害，也或许是因为流亡而引发了那种他们天性里就有的抑郁寡欢和不完整的失落感，隐藏在他们的政治事业下面。我以前一个革命者也不认识，我猜想自己对这些革命者的模样有一些戏剧化的想象。大院里的这些人——我都是隔着一段距离观察的，而且发现很难与他们结识——并非胆大包天、凶暴残忍、或者满怀信仰的人。他们更像是经庸医之手治疗过，转错了弯的人，更像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的人，总是在跟自己的魔鬼打交道的人。

这个国家充满了一种特别的仇恨。是针对亚洲人或印度人的小团体的仇恨，这些人同样分布在东非其他地方，主要是生意人或者小商店店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群体。

沿海地区和印度可能自古就有联系。当初给瓦斯科·达伽马指路到印度的是一个东非的领航员。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家斯皮克甚至出版过一张地图，据说是根据古老的印地文文本绘制的，其中乌干达的河流、湖泊和山脉都给出了梵文名字。沿海地区混杂的斯瓦希里文化中应该含有印度文化的因素。可是，人们的印象里没有这种历史的流传。而遭到仇恨的亚裔群体来得更晚一些，他们是在英国统治了半个世纪左右时过来定居的。

这种仇恨表现在报纸上，在国会中，在这个大院里，在大学里。这种仇恨是公开的，是得到官方允许的，而且不会招致报复。外国侨民兜售这种仇恨，以表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有些政治人物把它视作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给它蒙上了一层教条的色彩。

有了关于进口和外汇的所有这些条条框框，在首都的亚洲人商店的生意就足够惨淡了。不用费什么劲就能看到，在背后，这些开商店的人还在不断遭到进一步掠夺，掠夺他们的是官员、总统所在党的党内要人、敲诈者、英国及其他地方的金融公司的人，这些人习惯于把金钱转移到国外去。这些开商店的人要么是印度教教徒，要么是伊斯兰教教徒，都很恬淡寡欲；这是这两种宗教的天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不想对外人发牢骚。那些商店不过是些暗色的木头盒子或水泥盒子，却招致这样的仇恨；而他们的悲伤似乎在精神上与那大院里风景秀丽的土地隔着一个世界，离那所新建的大学那更加富丽堂皇的校园隔着一个世界。这所大学是用外国援助的资金建起来的，似乎说明了外国对总统所作所为的肯定。

众所周知，总统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曾得到过亚裔族群中一些人的经济资助。总统出席亚洲人的某些仪式时，有时候也提这件事。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帮助过总统的人。他六十多岁，身子很重，一脸病容，他积极活跃的生活已经是过去了。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在世纪之初随家人移民到了东非。他没有循规蹈矩进入家族企业经商，而是成了一个律师。或许是由于和家族发展道路的分离，以及他自己的遗世独立，他比我在印度或东非遇到过的多数印度人都更有一种战前东非的种族残忍性的标志。（哪怕是在这座革命的大院里，在关于男仆、男仆们的制服及住处的规矩上，使我刚开始就感到不安的，也正是那种残忍性扭曲的回声。）战前那些年他的日子过得尤其艰难，当时他觉得自己处在被殖民的东非和被殖民的印度的耻辱的夹缝中。印度独立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了东非的事业中来。总统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认识总统——已经很有名了，已经被人说成一个领袖了。他对总统一直都很敬仰，即使是现在，依然敬仰他。

这位律师谈过总统统治的过分之处——乡村里的残暴行径，对亚裔族群的骚扰，新闻审查制度，对大学生的严格管制——之后，重新谈起了他所敬仰的总统的素质。尽管他刚才说了这一切，但他仿佛已经达到了个人的平衡点及和解点，对未来有着光明的信念。大院里有三四个这样的英国人，不老，有一两个和非洲有某种亲戚关系。他们热爱非洲，爱这里的风景、各族人民，爱宗教的种种神秘性，爱这里的动物，爱这里广袤的空间。他们无法在别的地方生活，不管这里政治制度如何，他们都打算待下去，允许他们待多久就待多久。

我想，这位印度人律师正要把我带到这样一个平衡点，从这里他能越过当前总统统治的过分之处看到未来。

我对他说：“可是，以后您打算怎么过呢？”

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每天都会尽一切可能，把我拥有的每一个先令都转移到国外去。”

这位律师在积累财富，并非没有他的家庭和种姓意识。但他已经变成一个远远超出他的种姓的人了。他的信仰中宽恕的倾向——和荣誉及美好生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被他转化成一种终生的政治理想。他心里非常清楚，把他所说的话付诸实施，会浪费掉他所剩不多的生命。然而，他却说得很认真。这个国家的形势外表有多糟糕，实际就有多糟糕。他出于绝望和了解，谈论着自己的徒劳无功，这个在他的年纪很难承受的事实。

教育是免费的。这所大学里的大学生大多是他们家或者村子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他们把村子里的某些习惯带到了校园里。他们能一脸严肃、神情忧郁地喝酒，一喝就是两三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每月一从政府那里获得津贴，就大喝一顿。他们睡觉时房间里亮着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黑暗里睡。学生宿舍楼里彻夜灯火通明，外人还以为这所新办的非洲大学的学生不分昼夜地学习，以迎头赶上呢。

实际上，一些学生把新鲜而犀利的头脑带到了大学。而正是在这所大学，他们通过所接受的政治训练（学习总统的思想和他的非洲社会主义原则），学会了麻木和乏味。好像把他们从村子里带到大学来，是为了让他们重新加入教会，重新加入部落，给他们新的禁忌，使他们重新变成狭隘的、服服帖帖的人。最后，成功的学生就是适合并且准备好为总统、为国家效力的人；而这对他们来说就非常好了，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谋生之路。

这就是他们必须表现出他们值得拥有的未来。有外国学者讲学，他们学会了讲课期间集体出走。没几个人能说清楚为什么，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那个团体的头目发出了信号。从外国老师的课堂上集体出走，这是一种侵犯，外国侨民们对此议论纷纷，它似乎为这个专制国家所自我标榜的一种思想提供了佐证：这个国家在总统的领导下迅速发展，但对这些学生来说，发展得还不够迅速，他们变得急不可耐，变得非常愤怒，促使总统采取更加革命的立场，而这几乎是违背总统意愿的。

学生们不断游行示威。他们示威反对南非和罗得西亚[1]。他们示威反对那些非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批评总统。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示威反对当地的亚裔族群把钱汇到国外去，榨干这个国家。政府办的报纸报道了这些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发表社论，呼吁学生要表现出克制。但是我觉得，有时报纸报道的游行示威并没有发生过。

两三年前，总统曾从伦敦请来一个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当顾问，就社会主义重构以及把半殖民地、半非正式的非洲式经济统一起来献言献策。现在，人们盛传，另一个外国顾问就要来了，来研究控制资金外流的方法。每当总统要做激进的事情或者困难的事情，或者要扩大自己权力的时候，他不喜欢让这个行为看起来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喜欢表现出他只是在跟着优秀的社会主义先行者学习，接受从声誉良好的国家来的声誉良好的人的建议。

一天，理查德在大院里的小路上拦住我。他带着一脸的假笑说：“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布莱尔的人？他就要到这儿来了，让我们大家都遵纪守法。”

从理查德的口气以及他眼睛里的闪光，我能猜出来，他谈的是总统的新顾问。

他嘴里咬着空空的象牙烟嘴，向上挑一挑，向下挑一挑，再向上挑一挑。“他是从你们那个地方来的。大家都说他跟你一起上过学，曾经当过部长，现在是一位巡回大使。很快你就没有秘密了。”

当然，我现在知道那个名字了。我和布莱尔没有一起上过学，那个部分歪曲了事实。不过他的名字却来自我的成人生活之初：一九四九年，我们有好几个月都在西班牙港的红房子里一个政府部门工作。我当时是非正式的临时公务员；而他却是完完全全、正经八百的公务员。

我是一个临时二等文书，一个抄写员，在凭我赢得的奖学金去英国，去牛津大学之前，利用时间的间隙挣一点小钱儿。他在那个部门是一个新升职的高级文书，一个个子高高的、一脸严肃、一路爬上来的黑人。上午或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有时候过来坐在我身边，坐在我的桌旁，检查然后在我写出来的证书上面签上他名字的首字母。

他比我大十多岁，而在特立尼达，那个年龄差影响深远。这意味着他出生在更黑暗的时代。他的求学经历不像我那样顺理成章。他出身于一个贫穷家庭，家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地区，所以他上学很晚。迟来的起步使他在教育系统里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他不得不上很差的小学，然后上那些几乎没有资质的人开办的“私立”中学。他由于年纪过大，总是被较好的学校拒之门外，他从来都无法看清前面的道路，而我从小就看得清既定的轨道：小学，凭奖学金上中学，然后获得到国外上大学的奖学金。他一直都要摸索自己的道路。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就在战争之前，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他的前途还是很有限，因为高等的职位都是给英国人留着的。

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但已经是高级文书了，比他刚进入政府部门时想象得要高。他打算再高升一步，大家都知道他在攻读一个伦敦的校外学位。然而在办公室里，我却是被大家看好的拥有真正未来的人：牛津大学，以及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获得一个职位。布莱尔好像也是这么认为的。说不定他觉得，要是在另一个环境下，他的机会或许就更像我的了，不过他对我没有表现出不满。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特立尼达——在战后完全对外开放之前，社会还有着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获得奖学金的人会令人们特别敬佩，他们几乎和板球运动员一样令人们敬佩。布莱尔对我表现出了这种敬佩。

而接下来的几年之中，对我们来说，情况就扯平了。我在西班牙港的红房子里所设想的壮丽辉煌的国外生活，结果是陷入困顿，捉襟见肘；我的事业过了很多年才起步。我不得不从零开始学习写作，几乎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手术之后，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重新学习操纵自己的身体。哪怕是在十年之后，我都没有安全感，总是在为下一部书，然后为再下一部书找材料而牵肠挂肚。

反过来，对布莱尔来说，刚开始时他的世界是那么逼仄，不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甚至在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之前，一场宣称特立尼达即将独立、呼吁解放的全新政治活动到来了——在紧挨着红房子的老英国、西班牙殖民广场上，晚上不断地集会，就像是宗教聚会——从此布莱尔一升冲天，离开了我认识他的那个政府部门，完全摆脱了那种政府公职，走上了部长的职位：旅行、当大使、委派到联合国，而今为总统效力，就资金外流的情况提出报告。归根结底，他生逢其时。

“你很快就没有秘密了。”理查德说。他说这话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在利用词语，以示他弦外有音。这就像他那一成不变的微笑，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笑。不过，这一次他的笑脸有了一点儿血色，他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被他这条消息弄得很尴尬。

自一九五〇年以来我就没有见过布莱尔，而且我现在也不想见他。我不喜欢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黑人运动早年间那近乎宗教狂喜的仪式很快就让位于最简单的那种种族政治了。在特立尼达，这就意味着反对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和连续不断的反对印度人的煽动行为，黑人的多数票就是这样得到保障的。尽管我当时已经不在特立尼达生活了，但我还是受到了影响。我发现，当遇到我在那里认识的人，甚至是遇到原来和我一起上过学的人的时候，种族问题都是无法忽略的。双方都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一种新的假模假式。我每次去特立尼达，都发现我与过去越来越有隔膜了。

那支撑布莱尔事业的政治之于我就不仅仅是政治，我不愿意想到他要来这里，来到这个认为自己进行了革命，而把局势搞得更乱的国家。大院生活是不自然，有着自身的半殖民地的拘泥形式，但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当地的亚裔族群有一种比我们在特立尼达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强烈得多的宗族和种姓意识，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自己人，而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已经找到了各种方法使自己摆脱那个地方的种族暗流。我觉得，随着布莱尔的到来，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

我不能说我在一九四九年就真正了解布莱尔了。我当时年龄还很小，只有十七岁。我在办公室之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他，在办公室里，他也很少表现自己。他块头很大，但走路轻手轻脚的，不影响任何人，仿佛他不想引人注意似的。他写的字很小，很整洁，说明了他的自信、方法、雄心。他彬彬有礼，总是很克制。他的想法好像常常很遥远，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正在自学攻读伦敦的校外学位的缘故。发工资的日子，在办公室门关上以后，他也不跟其他人喝酒。下班后他不到处乱逛。他从自行车停车架上推出自行车，提着走下红房子的台阶，就走了。

大家公认他是个模范男人，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敬重他。他的正确似乎是他性格的一部分，而正确是从他的出身得来的某些东西，他的出身很特殊。他来自特立尼达岛东北部一个全是非洲黑人的族群。由于种种原因——地处偏远，路况糟糕，树木的丛枝病、凋萎病把可可种植园都毁掉了，还有大萧条——这个族群几代人都与世隔绝，在那些旧种植园的废墟上，他们发展了一种温和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们沉着、冷静，不像其他地方的黑人粗鲁无礼。他们以诚实、夜不闭户而著称，而且举止都很得体。他们对陌生人说“早上好” “下午好”，希望也得到这样的回应。他们说将来的日期，总是要加上一句“感谢主”： “下一个月吧，感谢主”，“下礼拜五吧，感谢主”。他们很慢，但人们认为他们是好人，因此喜欢他们。

布莱尔有可能是他们那个族群里第一批受过教育的人，奇怪的是，他好像渐渐地为公务员生涯做了完美的准备。过去，由于我自己也刚刚走出校门，而且考虑到布莱尔在办公室的一贯正确，我常常想，布莱尔那缓慢的、田园牧歌式的族群举止和态度使他具备了一个在学校里当班长、当孩子王的风范：即是某个人的下属，却也在权威这一边。他在殖民时代就当上了公务员，那时候有可能像一些更老的文书一样，他做好了当一辈子下等人的准备。在早年间，他就有可能跟我认识他的时候一样一贯正确，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刚刚得到任命的高级文书，世界已经在为他打开大门了。这个更为沉静的人来自另一个时代，他只想过与世无争的日子，满足于他能得到的东西，他被埋没或者淹没于我一九四九年所认识的那个人下面，而那个人后来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政治家。

我想，布莱尔不会喜欢别人谈起早年的他。尽管当初是他对权威的直觉、对权威的接受以及他对权威位置的感觉，还有他对种族激情的发现，把他推上了政坛，并使他始终接近权力，而别的人却是来了又走了。他的正确性在他的新职位上并没有离开他，他得到了上司的信任，得到了其他人的尊敬。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的腐败（这有可能是夸大其词）是和他过去的经历紧密相连的。因为他是给更重要的人安排事情的人，而那些人只希望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

理查德找到我说，他在给布莱尔安排一个宴会，要请我去参加。没有发来请帖，但我还是通过大院的统筹人摩西·卢伯罗和我自己的仆人安德鲁了解到布莱尔来了。卢伯罗分配给布莱尔的那个男仆跟安德鲁来自同一个部落，有可能就是安德鲁很近的亲戚。他以前没有在大院里工作过，卢伯罗就必须弄到让他离开他的村子、到城里来工作的许可证。那地方到处都有这样的条条框框，这就意味着，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人要捞点儿钱。我觉得，新来的男仆长得像安德鲁，但年龄要小些，个头也矮些。他不像卢伯罗那样穿男仆的白色服装，他学安德鲁的样子，穿蓝色牛仔喇叭裤。他穿的牛仔裤有点儿太大了（可能就是安德鲁的牛仔裤），只好往上挽起来很高。有一个星期左右，他跟安德鲁在小平房的厨房里待了很长时间（厨房里还有那个司机，就变得拥挤起来），我相信安德鲁是在教他怎么做饭，怎么做一般的事情。有一天上午，我看见那个新来的人朝平房外面的木槿花树丛走去，小心翼翼地砍下一条小嫩枝，剥掉皮。有可能是安德鲁叫他做的，此时此刻，毫无疑问安德鲁在留意着他。吃午饭的时候，我看见那条小嫩枝被截成两段，削成细尖，插到一块煮好的玉米的两头。于是我就知道，不久的一天，布莱尔在财政部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开完会之后，回到他的平房或套房里享用午餐时，头一道菜就会是两头插了木槿花树枝的煮玉米。

第一个月的月底，安德鲁把他的自行车卖给了那个新来的人，安德鲁另买了一辆更好的自行车（当然是通过卢伯罗），这就有可能使他再多借一点儿钱。所以，现在这个新来的人可以骑着自行车来到我的平房和安德鲁一起。他有时候在上午八九点来，有时候则是安德鲁骑车去找他，不用说是要去把布莱尔厨房里的灾难摆平了。

男仆们下午是空闲的，有两三个星期，安德鲁和他的亲戚趁下午空闲的时候一起在院子里骑自行车兜风。这是一种庆祝方式。他们是在炫耀自行车、幸福和风度。新来的人开始戴上了安德鲁那副白边塑料太阳镜。这副太阳镜他戴着同样太小了，眼镜腿斜着朝上走，高高地贴在耳朵上面。两三天后，安德鲁戴了一副弯曲的新太阳镜。然后，他出其不意地比这个新来的人抢先一步（而他在发工资的日子之前，无论如何都是赶不上的），在下午骑车兜风的时候喜欢打领带了。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引人注意。但是一天下午，我看见他们骑车过去，安德鲁笑了笑，几乎笑出声来，这种笑是一种快乐的表示，是用一种办法表明，他知道这整个事情都是很滑稽的。然后，他这会儿为了亲戚好，又紧紧闭上嘴，两眼朝前看，脸色严肃起来。他们两个人，彼此都很相像，沿着有刷了白漆的路边石的整洁的黑色柏油马路，稳稳地向前驶去。他们徜徉在殖民时代种植的开着灿烂的橘黄色花的鹅掌楸树下，两个人有规律地一圈一圈踩着脚蹬，那个新来的人的车座有点太高，一路上要绷紧双腿，两只脚才能踩到脚蹬：布莱尔的男仆和我的男仆，在庆祝他们的幸福、安全和好运。这风景如画的大院空地，就好像特立尼达那油田大院里的回声，一九四九年，我和布莱尔两个人都只能从篱笆墙的另一面了解那座油田大院，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处在人生大有前途的时刻，我们都感觉，这个世界就要开始变化了，尽管我们那时候根本不会看到这种变化有一天会把我们带到这里，带到一个非洲国家，当时对我们来说都还只是一个名字的非洲国家。

在德格鲁特的平房里我终于和布莱尔见面了。德格鲁特是这所大学里的一个非洲史讲师。他跟我年龄不相上下。他就沿海地区的斯瓦希里文化做过一定量的开创性工作，而他在大学里的地位却要卑微得多。他有一两次为了非洲人靠边站，但他认为在一个非洲国家本来就应该这样，他并不在乎。他出生于东非，别的任何地方他都不愿意去住。事实上，那是他的首要理想：始终在非洲，决不移民到其他任何地方。

他父亲是个新西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了东非。他是一个工程师和建筑师，他在东非承建小规模的铁路建设工程。大萧条期间他的企业倒闭了，到了老年剩余的钱也赔了个精光，这时候他跟移民邻居们吵吵闹闹，开始对他们提起诉讼。用他儿子的话说，他从来都没有成为“‘移民’中的移民”。

儿子也是一样（尽管他会模仿移民们的口音），他也算不上是别的什么角色。儿子德格鲁特明白非洲这一地区所有人的态度，跟他们大家都很疏远。他把大院里这些喜爱非洲的人分为食鹿者（即在中非长途游猎者）和食芭蕉者（这些人在某一段时间想假装他们就是非洲人）。他不把自己看作其中任何一派（尽管他知道在有些人看来，他看着更像是一个食芭蕉者）。他从来不给自己定位，但我想他的态度是他仅仅是一个在自己的环境之中的人，那个环境中的一切都令他着迷。在非洲他没有特别的奋斗目标，那些想在人身上找到奋斗目标的人会发现他并不完整。

他是一个单身汉。他喜欢朋友，喜欢交谈，喜欢讲故事和说笑话。他的平房是标准的大院平房，不管是大小、设计还是配备，跟我的都分毫不差，不过似乎要漂亮得多。房子位于大院的边上，在一片略陡一些的斜坡上，房子的后面有一片风景，在一个下沉地带之外，从院子外面延伸到下一个斜坡的地方是一片无人照料的灌木丛。大院里大多数人都会装饰他们的房间，用的都是标准的非洲手工艺品：鼓、长矛、盾牌、斑马皮大坐垫、人物雕像之类。（小商贩们不断地到处走动，我刚来的那些日子，自己也买了一些垃圾。）德格鲁特有一双非洲人的慧眼，他的客厅里一些非常简单的物件——譬如从某一特定部落弄来的一把木梳，杂色斑驳地雕刻着吸引眼球的图案，这些图案雕刻得有滋有味，使你感觉自己都想雕刻一些东西了——都能吸引你的注意力，使你不断刮目相看。不过，德格鲁特的平房如此有魅力的主要原因还是他本人。他脑子聪慧，反应敏捷，没有恶意。他是完全开放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到他喜爱你的性格、你的怪癖、你的仪表。

（在我开始写这部作品之前，他是我觉得应该再去看看的人之一。他很久以前就离开了那所大学。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我相信，那里的生活最终使他太难混下去了。后来，他做了一些半学术半任务性质的工作，圣诞节卡片上只有寥寥数语，所以我无法得知他那些工作都是什么。他出版过一些东西，但后来他似乎就完全游离于学术生活之外了。我给他写信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误解了我的信：他以为过不了几天我就要去见他了。他无法来接我，他说他会派他的司机来，还描述了司机的模样。他说，他的格雷伯爵茶已经喝完了，要我给他捎一些。他现在有一座小农场，情况还是乱七八糟的，但是有很多书，他觉得我会很舒服。我知道农场所在的地区。那是一片灌木丛林地，尘土飞扬，并不令人舒心。我觉得“农场”——说到农场就让人想到农田，想到果实累累——对他拥有的那片土地来说，或许是一个太大的词儿。我想象他的房子是比他在大院里那座平房更加粗糙的一个版本，不过是在荒野之中。

他又写了一封信。这很显然是头脑过热的作品，这位写信的人以为我随时都会走进他的家门。是封航空信，写到一半就中断了，那字迹在我看来还是充满他的个性。尽管信是寄出去了，却没有写完，或许写信期间出现了某种意外，信写不下去了，他就省下精力写了地址。

事实上，德格鲁特那两封信都是在医院里写的。我给他写信的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了。一本书的筹划和写作，居然有这么凑巧的事。

在我离开东非以后，有好几年，我常想有一天要回去再看一眼，驾车长途旅行。在那种想法中，始终有德格鲁特在，当向导，当翻译，把我介绍给别人，给我提供消息。我本来是要把我的故事带回去，带给他的。要是没有他，回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将不知道该怎么行动；那就是另一个国家了。

我猜想，原本二十五年前就有可能预见到这个人的生活最后会萎缩，仿佛是对殖民者的模仿。我知道对未来的那份担心他的确是后来才有的。不过，他在大院里住的时候——年纪尚轻，还能找到朋友，做安排我和布莱尔见面之类的善事——是镇定自若的。这个国家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很糟糕，他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还是很享受他的非洲生活。）

凭德格鲁特的生活阅历，他应该能够理解我和布莱尔之间的紧张关系。什么话都不用跟他说就能明白。所以，有一天他对我说，他遇见布莱尔了，跟他还挺谈得来，我也应该和他见见面，这时候我立即就知道德格鲁特一直在做小小的努力，这样的见面是无碍大局的。估计布莱尔也这么想。所以，我们还没有见面，一种友好的意愿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们是一天下午，在德格鲁特房后面那狭窄的阳台上见的面。这个阳台是水泥地板，视野十分开阔，离地面只有几英寸，摆放着几把经过风吹日晒的柳条椅子和一张晒得发白、低矮的小桌子，桌上有环状的水印，一些垃圾堆在靠厨房的一个墙角。从那窄窄的一溜草坪斜坡往远处看——德格鲁特喜欢给草坪浇水——地势向下沉去，很显然一直沉到了那片灌木丛；从下面掩映着的离大院较远的定居点，传来非洲人喧嚷的声音。

一九四九年，我十七岁的时候，觉得布莱尔是个小伙子。而今，在我看来他已经人到中年，他年近五旬，而我还不到三十四岁。那潇洒的体格已经粗壮起来，动作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了，他似乎更加武断，占的空间似乎也更多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太多，他就把事情更正了过来，他首先做出了姿态。

他说：“我跟人们说，我亲眼看见过你写第一篇作品。”接着他也冲着德格鲁特说：“那是在咱们俩一起共事的那个部门里。他就一场黑人选美比赛写了一篇文章。他拿那篇文章给其中一个打字员看，而她呢，并不喜欢。她觉得他对那个黑人主持人嘲弄得太厉害了。”他深沉地大笑起来。“我一听说这件事，就认出了这个家伙。”

这之后，在英国，我的创作生涯似乎还没有起步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部门里假模假式写作的快乐时光。过了六年我才看清那篇写选美的文章哪个地方出了错。那个十七岁的作家自以为洞察秋毫，他的判断、他观察事物的角度、他开的玩笑似乎说明他了解另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个幻想中的世界和最初那天真无邪的要当作家的愿望一起到来，很难彻底摆脱。

而感受到布莱尔在德格鲁特的阳台上那更洒脱的动作，比我记忆中更加爽朗的笑声，我现在想到，当时布莱尔或许也意识到，他一直在向世人展示的那个形象——自学成才，一直奋斗不息，受人敬仰，总是保持正确，有着他那个特殊族群的做派——在某些实质意义上，在他自己看来，也是假模假式的。他也许已经获得了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他那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旧种植园废墟上的族群；他可能对他们的故事进行追溯，再追溯，一直追溯到没有记载的时代。他或许那时就已经打定主意——就像我当作家一样——要重塑自身了。

我们大约是四点半见的面。布莱尔大约六点钟离开，其时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从下面那笑语喧哗的定居点飘起炊烟，透过灌木丛升了上来。我们谈到还要见面。他提出要去他的平房里吃饭。（我想到这会给他的男仆，安德鲁的亲戚，增加负担。）

再也没有见成面。他没有活下去。他只给我留下了那九十分钟，正如意外或者残暴的事情发生之后会出现的情况那样，我记忆中布莱尔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开始蒙上了一层荒诞讽刺的色彩。很难相信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在某一隐藏的层面，会没有一种暗示，即他已经终止了循环，已经接近事物的终点；很难相信，这一知识不会以隐晦的方式从这个人的言语和行动中透露出来。

事实上，的确，在那最后一次会面中，布莱尔即使不是以隐晦的方式，也是以很有倾向性的方式，说起过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德格鲁特本来正在说话，他早早就插了进来，一字一顿，打着手势，使他在那小小的阳台上似乎成了庞然大物，“我知道，我将离开的这个世界会比我当初来到的那个世界好。”那是一句很简单的含有种族宣言的话，很容易理解。它说明了他的热情，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他所言不差：他所参加的革命已经胜利了。

不过，此后不久，他那咄咄逼人的姿态就柔和了下来。我们在谈保险公司和体检的事儿时，他讲了去纽约一家诊所体检的事。在记录下来他的详情以后，有人给了他一件晨袍，叫他去一个小隔间脱衣服。晨袍分四种颜色。颜色并无意义，晨袍则是随机发放的，可是，当换好晨袍的人们聚集在候诊室的时候，穿着同一颜色晨袍的人往往聚成一堆儿。他或许本来想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严肃的故事来讲的，可是当我和德格鲁特对他所描述的荒诞画面哈哈大笑时，他也大笑起来。

过了很久，德格鲁特在谈东非的部落政治，布莱尔出其不意地使谈话转了向。他说，我们大家都是有部落意识的人，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假如以为我们可以躲开它的话，我们轻而易举就能落入那种行为之中去。他讲了另一个故事。他当时在纽约，在一个火车站排队买票。（他被委派到了联合国，纽约就成了他很多故事的背景。）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耽搁了时间。他们是一对亚洲夫妻：布莱尔说不清他们是菲律宾人、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还是中国人。他们不会说英语。售票员过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他们要去哪儿，售票员把票给他们，那个男的才开始找钱付账。布莱尔情不自禁地说：“那该死的小日本是怎么了？”站在布莱尔前面的那个白人扭过头来，颇为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故事很简单；我和布莱尔成长的过程中，周围有更粗暴的种族行为，就每个种族说得难听得多的话都听到过。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布莱尔说自己坏话的故事。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到了哪个地方。那是他主动讲给我们两个听的，我们在暮色四合中和他坐在一起。综合他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所说的话，这个故事就像是一个声明，发表这个声明不需要借口，不需要道歉，在经历了政治生活的激情之后，他现在可以做另外一种人了，为各种新的关系做好准备。德格鲁特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在他本人和布莱尔见面期间，是能领会到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我发现自己都被我以为的布莱尔所表达的东西感动了。他希望他的种族激情能得到理解，他认为他没必要做出解释。那是很打动人的，它使我重新思考他那失去的在得了凋萎病的可可林子里生活的族群。我也很喜欢他最后那个故事的那份大度，那份笨拙。他所发表的声明本来可以讲得有倾向性，或者含糊其辞，带着那份笨拙即可；那份声明本身就很动人。我们三个人或许都发现平铺直叙的语言是很困难的。

剩下来的时间里，德格鲁特讲到沿海地区的斯瓦希里文化。非洲的古风，非洲历史的这一思想本来是可以激发起布莱尔的兴趣的，尽管他并不能够真的理解德格鲁特的热情。他已经获得了文凭和校外的学位，但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对德格鲁特娓娓而谈的文化思想有可能一窍不通，对那些年代和时期没有任何感觉。

不过在这里，他也希望以一种新的状态表现自己。不管他对这番关于非洲历史的谈话感到多么快乐，他都故意一带而过。他在某一个时刻说：“有时候在这里，当人们开始谈起黄金和象牙的时候，你可以相信你生活在圣经的时代。你几乎希望他们开始谈孔雀的羽毛。”

这似乎暗指他出国来为这个政府所做的这份工作，这似乎确认了大院里的种种说法，即布莱尔和某些政治家干上了。他们原来只是期望他捏一捏那些亚裔族群就行了。他正在做的要比这多得多：他已经开始注意向国外走私象牙和黄金的问题了。和首都里那些受到骚扰的生意人的交易一样，这也是国家资源的流失。众所周知，这种走私是党内的重要人物干的，他们（由于控制人口流动的种种规定和数不胜数的新法规）凭着旧式部落首领们全部的权威，现在统治着内地，而且（尽管在谈论社会主义的社会重组问题）常常和旧式首领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布莱尔走后，德格鲁特说：“他应该小心了。他们可不都像总统。那外面有一些非常野蛮的人，他们非常粗暴。新的权力已经深入到他们的头脑。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几天后，我从理查德那里得到同一信息的另一个版本。他在大院里拦住我说：“我一直在查你朋友的记录。他可不是个十足的干净之辈啊，对不对？”我那时候就知道，布莱尔已经踩到大人物的脚趾头了，理查德脑子已经在转圈，考虑怎样为政权辩护了，修饰好词句，反对任何布莱尔有可能公之于世的东西。

情况之残暴，之混乱，和德格鲁特暗示的一模一样。那么令人震惊，甚至在理查德看来也是震惊无比，以至于几天过去了，都没有宣布布莱尔的死讯。或许是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宣布吧。相反，各种谣言却满天飞，有的谣言是那些想搬开布莱尔这块绊脚石的人捏造的。第一个说法是他是在首都郊外的一家妓院被弄死的。另一个说法是这牵涉到某个亚裔族群人的阴谋。但还有一种说法事后很快就流传开来，说那座大院里他的平房被盗了，他的文件及其他贵重物品都被偷走了，他的男仆也失踪了。这种说法最后一部分倒是真的。他的男仆，也就是安德鲁那个亲戚，再也没有出现。

过了几天之后，确定的说法是，在离首都很多英里的一座示范香蕉种植园里发现了布莱尔的尸体。这座种植园是用外国资金、靠外国顾问建起来的，其目的是为将来的集体化农庄做一个范例。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气氛。老香蕉树叶干得很快，碎得也很快，堆了几英寸厚，用作覆盖层。走在这个覆盖层上就像走在厚厚的、柔软的地毯上。它能消除脚步声，似乎能吸收所有声音，而且你很快就对落脚何处感到不肯定了。那几个把布莱尔或者说他的尸体带到这里的人似乎是打算把他埋在覆盖层的下面，可是后来出现了意外，或者改变了主意。过了一两天尸体才被发现，才被送到首都，在官方简短地宣布他死亡之后——又过去了许多天——尸体才用飞机运回到特立尼达。

在我想象中所承载的关于布莱尔之死的版本里，我看见活着的他在那座香蕉种植园里，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着皮鞋，鞋跟亮闪闪的，在柔软的覆盖层里踉踉跄跄，一言不发地走着，两边是脚步稳健的攻击者。在那巨大的沉默中，有一阵子他已经知道他要被毁掉了，他的攻击者们意欲走极端了，而且他也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就像是在埃德加·爱伦·坡的某个故事里那样，在临死的那一刻，大脑还在闪现火花，那个大脑里曾闪现出一个问题——“这种辜负嘲弄了你的生命吗？”——死后立即给出的回答就会是：“没有！没有！没有！”

安德鲁为他亲戚感到难过，但却不愿意谈论他。他继续在周末喝酒。到星期一他就两眼通红通红的，跟以前一样，头疼得厉害。可是现在，由于悲伤，他的皮肤阴暗，表情就像是一座木雕，一动不动，两片嘴唇明显是紧紧地夹在一起了，下嘴唇突出着。有几个星期他似乎都两眼泪汪汪的。

我开车经过的时候，摩西·卢伯罗也不再缓缓地扭过脖子，转过眼睛看我了。他现在会小心翼翼地转过脸去看别处，忙他正在干的活。大约六个星期以后，原来属于安德鲁的亲戚的那辆自行车（此前属于安德鲁）由一个新的男仆骑着，在大院里兜来兜去。

还有理查德。两年前我为一本书的出版事宜去了巴黎。有一天在一家餐馆里，跟一个工作过度的法国记者吃午饭，他哄着骗着要进行采访。快吃完的时候，我身后有个人在我耳边用英语说：“一个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声音。”原来是理查德，没有抽烟，也没有叼着象牙烟嘴。二十五年的光景，他鼻孔里、耳朵里都长了很多毛发。他身穿一件灰色西装。他说，他在巴黎为一家基金会工作，给东欧来的学生安排奖学金。他已经离开非洲，又结婚了。“男性更年期啊，”他说，还是那一副快人快语，似乎乐呵呵的样子，“他们用这个词指代换老婆。”这才像理查德经过考验的语句。我说：“你看到非洲那么多地方发生的事情，一定很残忍吧。”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离开非洲仅仅是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想有个变化，而且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要有价值得多。东欧可是比非洲的任何东西都糟糕得多。一个像匈牙利的地方原来有一个那么好的共产主义政府，简直完美无缺。他们却把那个政府放弃了。现在，他们处于民族冲突的悬崖了。没有人说他们是野蛮人、蛮族了。”这话又是很像理查德，依然只关心他的原则的正确性，而且总能十分保险。

我脑海里常常有一个臆想出来的布莱尔尸体运回特立尼达的仪式的画面：飞机停在机场，身着黑色西装、神色肃穆的男人，四个或者六个，肩上抬着那个大棺材，逐级而下。我知道这幅画面不切现实，但是对于这样的场面，那份庄严似乎是正确无误的，直到我对它产生疑问。四个或六个男人抬那么大一个棺材走下阶梯简直是不可能的。棺材会放在飞机的什么地方呢？一定要用板条以某种方式固定到地板上。一些座位就得拆下来；这意味着一定要包下一架飞机。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所以，棺材、阶梯、身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这画面就得掷诸一旁。实际情况要简单一些。尸体放在一个箱子里，箱子要放在飞机机舱的冷藏舱里。尸体在非洲就进行了防腐处理；这就意味着内脏都已经掏出来了。在特立尼达机场，机舱门打开，时间到了，箱子就被转送到一辆低矮的拖车上，箱子或许以某种方式藏着或者盖着。会举行一些仪式。接下来，那具经过防腐处理、放在箱子里的尸体会不会就转移到一辆灵车上？用灵车似乎是不合适的。我询问过。他们告诉我说，那个箱子被放进一辆救护车然后运到了西班牙港，接着，那个人的空壳就摆放到了帕里殡仪馆的停尸室里。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三年十月

[1]津巴布韦的旧称。

目录

我的姑妈金牙

抽奖

圣诞节的故事

哀悼者

守夜人记事簿

敌人

绿尼和黄儿

完美房客

心脏

面包师的故事

岛上的旗帜

版权信息

书名：守夜人记事簿

作者：【英】V.S. 奈保尔

译者：吴晟　冯舒奕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2-01

ISBN：978754427048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戴安娜·阿西尔

我的姑妈金牙

我从来不知道她的本名，只听见过别人叫她金牙，但她极有可能原有一个本名。她确实镶着金牙，共有十六颗。她很早就出嫁了，给了个好人家，婚后没多久便把一口好牙都换成了金牙，好向世人昭示她夫家家底殷实。

就算没镶金牙，我的姑妈也是个惹眼的人。她很矮，五英尺还差点儿，极胖。要是你看的是她的剪影，可不太容易判断她是面对着你，还是侧着身子。

她吃得少，祷告得多。她娘家信印度教，丈夫是个梵文学者，她自己也是个正统的印度教教徒。但她只知道印度教的仪式和禁忌，这对她来说已足够。金牙视神为神力，在她看来，宗教仪式是驾驭神力实现非常实际的利益——她自己的利益——的一种途径。

我这么说，可能会给读者留下金牙是希望自己能瘦一点儿才祷告的印象。但实际情况是，金牙都快四十了，仍未生育。烦扰她的是膝下无儿，而非富态横生。她将解除诅咒的希望寄托于祈祷。她甘愿尝试一切办法——任何宗教仪式，任何祈祷文——只要能捕获并运用这种超自然的力量。

而且，她甚至开始沉溺于偷偷摸摸的基督教仪式。

那个时候她住在卡罗尼县乡下一个叫克努皮亚的村子里。加拿大传教士们老早就开始在那儿与印度异教徒对着干了，许多人信了基督教。但是金牙信仰笃定。克努皮亚村的牧师在她身上耗尽了自己作为长老会牧师的虔诚；教会学校的校长也是如此。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金牙从未想过皈依基督教，连念头都没有动过。光想想就让她不寒而栗。她父亲当年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印度教学者，现在，她丈夫又是一名梵文学者，能读写梵文，声望已远播克努皮亚村之外。她从不怀疑印度教教徒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印度教是一种高人一等的宗教。她愿意选择、修正，乃至将古怪的异教纳入自己的信仰中；但要她背弃自己的信仰——休想！

在克努皮亚，信印度教的好人所面临的威胁不止基督教长老会一个。除此以外，当然还有一直威胁着村民的来自穆斯林的公然挑战。天主教徒也不可小觑，他们到处散发传单，躲都躲不掉。金牙从里面读到了九日敬礼[1]和《玫瑰经》，读到了圣人和天使。她理解这些，甚至还能给予同情，而这些也促使她做进一步的探究。她读到了秘仪和神迹，读到了忏悔和赦免。她的怀疑松懈了，屈服于活跃的热情，虽然并不情愿。

这天早晨，她搭火车去三英里外的查瓜纳斯县城，二十分钟的车程，两站。查瓜纳斯宏伟庄严的圣菲利普教堂和圣詹姆斯教堂矗立在卡罗尼萨瓦纳路的尽头，虽然金牙熟悉查瓜纳斯，但她对教堂的理解仅限于教堂有一口钟，那还是她去附近的火车站时瞥见的。在那以前，她对教堂对面死气沉沉的赭色建筑更有兴趣，那是警察局。

她来到教堂墓地，惊异于自己的鲁莽冒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闯进食人族领地的探险家。好在教堂空无一人，这让她放下心来。这儿没有她原本想象的那么吓人。镀金、神像、华美的教士服都使她联想到印度寺庙。她注意到一行不起眼的字：蜡烛两分钱一支。于是她解开面纱下端藏钱的结，摸出三分钱投进箱子里，拿起一支蜡烛，用印度斯坦语作了一段祷告。油然而生的罪恶感压过了短暂的欣快，她突然焦急起来，想要尽快挪动她那庞然身躯，离开教堂。

她坐公交车回了家，把蜡烛藏在五斗橱里。她有点儿担心，怕身为婆罗门的丈夫拥有的非凡直觉会洞穿她去查瓜纳斯的真正动机。四天过去了，她一直忘我地祷告，但她丈夫对此只字未提，金牙以为是时候放心地点蜡烛了。晚上，她偷偷摸摸地在印度神像前点燃了蜡烛，按自己原先想好的，念起了一箭双雕的祷告文。

她的宗教分裂症日益严重，现在她开始戴十字架了。她丈夫和邻人对此浑然不知，因为她脖子上的层层肥肉遮盖了项链，十字架则被埋在巨乳的乳沟里。后来她得到两张圣像，一张是圣母马利亚，一张是耶稣受难像，都背着丈夫藏了起来。对着这些基督教的东西祈祷为她带来了新的希望，令她恢复了乐观。她对基督教着了迷。

不久，她的丈夫兰普拉萨德病了。

兰普拉萨德突如其来、难以解释的病给了金牙当头一棒。她知道，这不是寻常的病，她也知道，这是她背弃宗教信仰招来的。查瓜纳斯县的地方医疗官说是糖尿病，但金牙心里更清楚。为了安全起见，她还是用了医生开的胰岛素，为了双重保险，她请教了通灵的按摩师格涅沙[2]，他被人尊为信仰治疗师。

格涅沙从福恩特格鲁夫赶到克努皮亚。金牙的丈夫是一名潘戴[3]，为婆罗门中的婆罗门，精通五部吠陀[4]；而格涅沙不过是一名乔拜[5]，只通四部。因此他卑躬屈膝，热切地服侍金牙的丈夫。

格涅沙换上纤尘不染的洁白的库尔塔[6]，仔细系好腰带，绿色流苏披肩为他平添了几分优雅，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作为一名职业术士的自信。他瞧了瞧病人，看到他面容惨白，然后嗅了嗅空气。“这个人，”他说，“中邪了。七个恶鬼在讨他的命。”

他所说的一切金牙都心知肚明。她打一开始就料到有不干净的东西作祟，但她还是很感激格涅沙告诉了她一个准数。

“但是你不必担心，”格涅沙又说，“我会用符咒封住这屋子，鬼进不来。”

接着，不等他吩咐，金牙便取来了毯子叠整齐，搁在地板上，恭请格涅沙坐上去。然后她拿来一铜罐清水，一张芒果树叶，一只装满了烧红的木炭的盘子。

“给我拿点儿酥油来。”格涅沙指示道。金牙准备好后，他便开始做法。他手执芒果树叶，从铜罐里沾了水洒在自己周围，同时嘴里不停地咕哝着印度斯坦语。接着，他在炭火上融了酥油。由于木炭噼啪作响，金牙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他站起身，开口说道：“抹点儿木炭灰在你丈夫的额头上，要是他不让你这么做，就把灰和在食物中。罐里的水别倒，每晚放在前门口。”

金牙将面纱撩到额头。

格涅沙咳嗽了几声。“好了，”他整了整披肩说，“就这样了。我能做的就这么多，剩下的就交给神吧。”

他没有收取任何报酬，说卑贱如他能为兰普拉萨德学者效劳已是最大的福分，说金牙能做这样一位有名望的人的太太，是上天选定的。这番话让金牙觉得他就是命运及其安排的代言人，她那深藏在松弛肉身里的心微微一沉。

“我的父啊，”她迟疑道，“尊敬的父，我得向你坦白。”但是她说不下去了。格涅沙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目光中饱含着宽容和慈爱。

“你想说什么，我的孩子。”

“我犯了个天大的错误，我的父。”

“什么样的错误呢？”他问，语气中透露出金牙不会犯错的意味。

“我对着基督教的东西祈祷了。”

出乎金牙的意料，格涅沙和气地笑了：“你以为神会在意吗？我的孩子。世上只有一个神，人们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对他祈祷罢了。你是怎么祈祷的并不重要，只要你祈祷了，神就欣喜。”

“这么说来，我丈夫的病并非因我而起？”

“不，当然不是，我的孩子。”

在格涅沙的职业生涯中，不同信仰的人都来咨询他，借通灵之便，他拓展了印度教的空间，给其他各种信仰都留了一席之地，这为他增加了许多客户，如他所言，许多心满意足的客户。

打这以后，金牙不光用格涅沙开的神炭灰抹她丈夫的额头，还在食物里掺了不少。兰普拉萨德的胃口即使在病中原本也是相当好的，现如今却一天比一天糟糕，不久便衰弱得令人担忧了，他的妻子大惑不解。

于是她喂他吃更多的炭灰，最后神灰用完了，兰普拉萨德消瘦得让人担心，她使出了印度媳妇的杀手锏。她把丈夫带回了娘家。我德高望重的祖母和我们一起住在西班牙港。

兰普拉萨德成了副高大的骨头架子，脸色发灰。他那曾解释过一千条神学观点、背诵过一百种往世书[7]的雄浑的声音现如今细若游丝。我们把他关进一间被奇怪地称为“食品室”的小屋。里面从未储藏过食品，这大概是建筑师在四十年前造它的时候设定的用途。这间屋子极小。若是想进去，一打开门，你便不得不爬到床上去：这张床奇迹般地嵌在小屋里。墙壁的下半截是水泥砌的，上半截被拦成格子，屋内没有窗。

我祖母怀疑这间屋子不适合住病人。令她担心的是格子。格子能进空气，能透光，她得想法子做点儿什么，兰普拉萨德可不能因为这个送了命。她用硬纸板、油布、帆布封住了格子，这下空气和光都进不来了。

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兰普拉萨德便恢复了食欲，跟从前一样胃口大开。我祖母认为这全是她的功劳，但金牙知道她喂的炭灰也功不可没。她随即惊恐地意识到自己忽视了一件相当要紧的事。克努皮亚的房子被封死了，任何鬼魂都进不去，但是城里的房子却没有此种防范措施，恶鬼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如。问题非常紧迫。

格涅沙不在考虑之列。因为他没有收取报酬，金牙也就不可能再去请他。但是她一想到格涅沙，便回想起他说过的话：“你是怎么祈祷的并不重要，只要你祈祷了，神就欣喜。”

那么，何妨再发挥一次基督教的作用呢？

这次她可不想碰运气了。她打算向兰普拉萨德挑明。

他正靠在床头吃东西。金牙打开门，他停下来，对着微弱的光线眨眼睛。金牙一跨进门，整间屋子都被她塞满了，由于她的遮挡，屋里又暗了下来。他继续吃东西。她双手撑在床上。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老头子。”她说。

兰普拉萨德继续吃东西。

“老头子，”她用英语说，“我琢磨着去教堂祷告。这种事很难说，还是保险点儿好。毕竟，这房子没有被封……”

“我不想你去教堂祷告。”他咕哝了一声，用英语回道。

金牙做了她唯一能做的事。她开始哭。

她一连三天央求他准她去教堂，面对她的眼泪，他的拒绝松动了。此外，他现在也没有力气反对什么了。他虽然恢复了食欲，但仍然病得不轻，身体虚弱，而且每况愈下。

第四天，他对金牙说：“好吧，若是去教堂向耶稣祷告能让你放下心来，那就去吧。”

金牙立刻着手寻求安心。每天早晨，她搭电车去圣玫瑰教堂，以自己的方式祷告。然后，她大着胆子把十字架、圣母像、弥赛亚像带回家里。我们都有点儿担心，但是我们深知金牙的宗教本性；她的丈夫是位博学的梵文学者，她这么说这么做不过是事关生死，病急乱投医。所以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在黑天像和湿婆像前焚香、燃樟脑、点酥油，在圣母马利亚和耶稣像前也这么做。金牙对祷告的欲望可以媲美她丈夫对食物的欲望。我们则对两者皆感到惊讶，因为看起来不管是祷告还是食物对兰普拉萨德都没用。

一天晚上，宣告金牙每日例行的供奉仪式即将收尾的敲击钟、锣还有贝壳的声音响过之后没多久，家里突然响起一阵哀号，我被叫进了祈祷专用的屋子。“快来，你姑妈遇上可怕的事了。”

弥漫着浓重烟气的祷告屋内情景骇人。印度神龛前，金牙脸朝下，直挺挺地趴在地上，像一袋面粉。我见过她的站姿，也见过她的坐姿，但还是第一次见她如此古怪地俯卧着，令人不安。

我祖母是个爱大惊小怪的人，她俯下身，把耳朵贴在姑妈上半身。“我听不到她的心跳。”她说。

我们都吓坏了，想把她抬起来，但是她沉得跟灌了铅一样。接着，她的身体开始缓慢地颤动。衣服里面的皮肉先是微微波动，接着剧烈地抖动起来，屋里的孩子们放声尖叫。我们本能地后退了几步，等着看接下来会怎样。金牙的一只手开始敲打地板，与此同时，她开始发出咯咯声。

还是祖母看出了端倪。“她被鬼上身了。”她说。

一听到“鬼”，孩子们叫得愈发响了。祖母一记耳光让他们闭了嘴。

咯咯声慢慢分化成语言，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颤颤悠悠的声音说出来。“万福马利亚，万福罗摩，”金牙说，“蛇在追赶我。哪儿都是蛇。有七条。罗摩！罗摩！你满怀恩惠。七个鬼魂坐四点的火车离开克努皮亚去了西班牙港。”

祖母和妈妈侧耳倾听，她们的面孔因自豪而发亮。我为这番表演感到很丢脸，气恼于金牙姑妈把我吓得半死。于是我朝门口走去。

“谁要走啊？那个不相信的小异教徒是哪位？”那个声音突然发问。

“快回来，孩子，”祖母压低了声音说，“过来求她原谅。”

我照做了。

“不要紧，”金牙说，“你不懂。你还小。”

鬼魂随后像是离她而去了。她挣扎着坐起来，对我们大家都围在她旁边感到大惑不解。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她表现得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假装没注意到每个人都在看着她，对她的态度带着反常的尊重。

“我老是这么说，我还要再说一遍，”祖母发话了，“那些基督徒是非常虔诚的人，所以我鼓励金牙对着基督教的东西祷告。”

第二天清晨，兰普拉萨德去世了。电台在一点钟的地方新闻之后播送了讣告。那天只有这么一条讣告，所以，虽然是在广告中间插播的，依然给某些人留下了印象。当天下午，我们把他葬在姆克拉普公墓。

我们刚一回到家，祖母便说：“我老是这么说，我还要再说一遍：我不喜欢这些基督教的把戏。若是你，金牙，肯听我的话，不捣鼓那些基督教的把戏，兰普拉萨德可能已经好起来了。”

金牙啜泣着默认了。在供认自己与基督教的所有勾当的时候，她的身体不住地颤抖。我们怀着羞耻目瞪口呆地听完了。我们不明白，一个好印度教教徒，我们家的一分子，怎会堕落到这等地步。金牙捶打着胸膛，徒劳地扯着自己的长发，乞求宽恕。“全是我的错，”她哭着说，“都怨我啊，妈妈。我一时没有把持住，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祖母的羞耻转为怜悯。“好了，金牙，也许这样才能让你清醒过来。”

那个晚上，金牙像举行仪式般销毁了家中所有同基督教有关的物件。

“你只能怪自己，”祖母说，“现在不会有儿女来孝顺你了。”

一九五四年

[1]天主教特有的一种敬拜仪式，一连九天时间为某一特殊意向祈祷，以求得特别的恩宠。

[2]与印度神话中主智慧、财富的象神同名。。

[3]印度婆罗门姓氏，意为博学之士，精通吠陀、往世书等印度古典文献及宗教事务。

[4]婆罗门教和现代印度教最根本的经典，通常包括“四吠陀”，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按照广义的说法，还包括《奥义书》、《薄伽梵歌》等。

[5]印度婆罗门姓氏，意为精通四部吠陀之人。

[6]印度男子日常穿的一种长袖宽松衬衫。

[7]一类古印度文献的总称，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宇宙论、神谱、帝王世系和宗教活动，通常为诗歌体，以问答形式写成。

抽奖

在特立尼达，他们给小学老师开的工资不高，但允许他们随心所欲体罚学生。

我的老师印兹先生就是一个好揍学生的人。在《告别英格兰》[1]下方的架子上搁着四五根酸豆枝条。这些东西韧性足，打在身上很痛，耐用，是揍人的好东西。校园里长着一棵酸豆树。每次上课，印兹先生还会在储物柜里备上一根皮带，浸在防火水桶里。

要是印兹先生不那么年轻，体格不那么健硕，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在一次校运会上，我看见他甩脱锃亮的鞋子，利落地把裤管挽到小腿，嘴上叼着雪茄，领带潇洒地飞向肩后，拔得教工一百码短跑的头筹。那是条酒红色领带：印兹先生很在意着装。这不知怎的让他平添了几分令人恐惧的感觉。他穿一套咖啡色西装，奶油色衬衫，打着那条酒红色领带。

还有传言说他在周末喝酒喝得很凶。

但是印兹先生有软肋。他没钱。我们知道他给学生“开小灶”是为了赚外快。他利用上午课间休息的十分钟给我们补课。每个男生得付他五毛钱补课费。若是有男生不给，他就罚他不许出教室门，用树枝打到他给为止。

我们还知道印兹先生在莫望特有块地，他在那儿养了些家禽和几头家畜。

别班的男生很同情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虽然印兹先生会打我们，但是我感觉我们大家都有几分以他为荣。

我说他打我们，这话并不十分准确。出于某种我那时没搞明白现在仍然不知道的原因，印兹先生从来不打我。他从来不叫我擦黑板，也不让我用抹布给他擦鞋，甚至直呼我的名字维迪亚达尔。

这让我四处树敌。打板球的时候，别的男生不让我投球，也不让我守门，我只能当第十一号球员[2]。让我略感安慰的是，我只须在这儿上两个学期就会去女王皇家学院。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想上女王皇家学院，我只是希望早点儿逃脱致力（那所学校的名字）。印兹先生对我另眼相待让我感到不安。

某天上午开小灶的时候，印兹先生说他要搞一次抽奖，奖品是一只山羊，一先令抽一次。

他说的时候一本正经，没人敢笑。他让我在两大张纸上列出全班同学的名单。愿意花上一先令一试身手的男生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钩。十分钟没到，所有的名字后面都打上了钩。

我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好些男生都不相信真有山羊作为奖品。他们都说，如果真有山羊，他们知道谁会被抽中。我倒希望他们说中了，因为我一直想养一只小动物，能从自家养的山羊那儿挤奶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听说特立尼达一英里赛跑的冠军马尼·拉姆约翰训练时就喝山羊奶，吃坚果。

第二天早晨，我把全班同学的名字都写在小纸条上。印兹先生问我借了帽子放纸条，他抽了一张出来，说：“维迪亚达尔，山羊归你了。”说完便把所有纸条倒进了纸篓里。

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妈妈说：“今天我抽到了一只山羊。”

“什么样的山羊？”

“我不知道。还没见过。”

她大笑起来。她不相信真有一只山羊。但是笑完之后她说：“不过那样也不错。”

我也渐渐不相信真有山羊了。我不敢问印兹先生，但是一两天后，他说：“维迪亚达尔，你到底来不来领你的山羊？”

他住在伍德布罗克一幢破败不堪的木屋里。我去的时候，看见他穿着汗衫和卡其布短裤，脚蹬一双蓝色帆布鞋，正在用一块黄色法兰绒擦自行车。我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穿成这样干这种卑贱的活计。但是他的态度比上课的时候更讽刺更轻蔑。

他领我到院子后面，那儿真有一只山羊。白色的，长着大大的犄角，被拴在一棵李树上，树周围的地上很脏。山羊眯缝着眼，看起来闷闷不乐，似乎被自己搞出来的气味熏得有点儿晕乎。印兹先生让我摸摸山羊，我就摸了。山羊闭上双眼，嘴里继续咀嚼着。我停住手，它就睁开眼睛。

每天傍晚五点钟左右，总有一个老人赶着驴车穿过我们住的米格尔街。车上堆着一小捆一小捆的青草，扎得整齐极了，你会觉得它们是哪儿的工厂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地里长出来的。驴车对我妈和我变得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要买上五捆青草，有时候是六捆，每捆六分钱。山羊没什么变化。看起来依旧闷闷不乐、厌倦无聊。印兹先生时不时微笑着问我山羊怎么样了，我总说越来越好了。但是，每当我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挤奶，她总让我别烦她。然后有一天，她贴了张告示：

出售公羊

请进内洽谈

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勃然大怒。

贴了告示还是一样。我们仍然得买捆得很整齐的草给羊吃，我仍然不见它产奶。

一天中午，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山羊不见了。

“被人借走了。”妈妈说。她看起来心情不错。

“什么时候回来？”

她耸了耸肩。

羊在那天下午回来了。我拐进米格尔街的时候，看见山羊站在我们家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只手牵着绳子，另一只手比画着，吵得很凶。我知道那种人，没有吵尽兴，他是不会松手的。好多人从窗帘缝里往外看热闹。

“你们怎么能这么抢劫穷人呢？”他吼道。他转向藏在窗帘背后的听众：“看哪，大家都来看看这只山羊！”

山羊丝毫无动于衷，依旧缓慢地咀嚼着，半闭着眼。

“你们怎么能这么占人家便宜呢？我弟弟是笨，他不认得这只羊，但我认得。在特立尼达，从伊卡科斯到马雅罗，到托科，到查瓜拉马斯，凡是认得羊的人个个都认得这只羊。”他提到了特立尼达的四个角，“这是这世上最不中用的山羊，你竟然敢收我弟弟的钱？听着，你最好把钱还给我弟弟，听到了吗？”

我妈妈看起来既委屈又沮丧。她转身回了屋，再次出来的时候手上捏了几张钞票。男人接过钱，把绳子递给她。

那天晚上，妈妈说：“去跟印兹先生说一声，我们不要羊了。”

印兹先生看起来一点儿都不惊讶。“不要了，是吗？”他沉思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拇指指甲滑过小胡子。“听着，我说。我把它买回来。出五美元。”

我说：“光它吃的草就不止这个数。”

这也没有让他惊讶。“那么，六美元。”

我就把羊卖给了他。我本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在那儿的最后一个学期，离期末大概还剩一个月的时候，某个星期一下午，我对妈妈说：“又要抽那只羊了。”

她开始焦虑起来。

星期五喝茶的时候，我随口说：“我又抽中了那只羊。”

她已经料到了。日落前，一个男人从印兹先生那里带来了山羊，给了我妈妈几个钱，牵着羊走了。

我希望印兹先生再也不要问起山羊的事。但是他问了。不是接下来那个星期，而是再下个星期，就在放假前夕。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一个叫克诺利的男生替我答了。他是个快投手，也是印兹先生最爱揍的学生。“什么羊？”他大声嘀咕道，“那只羊很久以前就被宰了吃掉了。”

印兹先生立刻火冒三丈。“是真的吗？维迪亚达尔？”

我既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什么。下课铃救了我。

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妈妈说：“我不想再回去上学了。”

她说：“你要勇敢。”

我不想跟她争论，所以还是去上学了。

第一节是地理课。

“奈保尔，”印兹先生一上来就说，忘了我的名字，“给半岛下个定义？”

“半岛就是，”我回答，“一片整个被水围绕的陆地。”

“很好，过来。”他从储物柜里把那根浸湿的皮带拿了出来。接着，皮带落在了我身上。“你卖了我的羊？”啪。“你宰了它？”啪。“你竟敢这么不知好歹？”啪。啪。啪。“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手上中奖。”

那是我去那儿上学的最后一天。

一九五七年

[1]英国画家福特·马多克斯·布朗（1821－1893）的作品。

[2]板球比赛中，双方各十一名球员。击球方每次派两人上场，若已损失十名击球手，则整队出局，因为最后一名击球手没有合作的队友。

圣诞节的故事

虽然是圣诞前夜，我的心思却不在圣诞节上。我更期待节礼日[1]后一天，因为西班牙港稽查部门的调查员会在那天下访新校舍所在的村子。我平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当然，还有足够的时间做所有必要的事。虽然我的家人一直恳求我撇开顾虑，放弃我重新建立的信仰，把我们大家从耻辱和毁灭中拯救出来，但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唉，圣诞精神已经离他们而去。我可以那样做，但是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这么一个时刻，你不得不表明立场。我必须承认，这个时刻于我来得太晚了。

好像所有的事于我都姗姗来迟。在满十八岁之前我是一名印度教教徒，但除了毫无意义的、可耻的宗教仪式，我对印度教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说不清为什么还信。没准是因为惯性，印度教借此麻痹了信徒。毕竟，不用太聪明就能看出印度教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想想印度教万物有灵的仪式吧，想想它的盲目崇拜吧，想想它对芒果树叶、香蕉树叶，还有——事实就是事实——牛粪的重用吧。我只须对比一下印度教教徒和基督教教徒的地位。我只须想想两者在服装、住宿、食物等方面的不同标准。如今，这样的差异或多或少消失了，年轻一代很难明白我在说什么。有人可能会指责我太看重表面的东西。我能说什么？如果我说对我而言表面现象总是深刻的东西的象征，他们会相信吗？但是，我觉得说我在十八岁的时候睁开了眼睛足矣。用不着加拿大的长老会信徒来劝我“皈依”。我只须看看他们在我们那个地区落后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中的所作所为。我只须看看那些“皈依者”的学校，看看他们的房子。

虽然长老会来得迟了些，但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对教书感兴趣——像我这么一个财力有限、学历不高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加入长老会是个明显的优势。它会使我在上司的眼里显得优雅有风度，而且由于所教与所感没有抵触，它也使我得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这和那些没有改信基督教却想在长老会学校教书的人的地位是多么不同啊！

现在是开诚布公的时候了，我必须就新信仰为我带来的快乐说两句。我很乐意听到别人称呼我为伦道夫，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意蕴的名字，一个我觉得百分百契合时代、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名字，我也很高兴忘记曾经——我仍然羞愧地记得——仅仅出于本能应了一声库尼赖尔这个名字。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已将它埋藏。但是现在我记起来了，不仅仅是因为到了开诚布公的时刻。两个星期前，我的儿子温斯顿在翻看一些家庭文件的时候——那孩子显然无权翻看我的私人文件，但是他随他母亲，好奇心强——无意中瞥见了那个名字。他拿这个名字嘲弄我，甚至侮辱我，我勃然大怒，现在我对此感到万分后悔，乘还有时间，我必须为此向他道歉，我勃然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就像在学校教训那些屡教不改——与其父母的落后蠢笨很相配——的学生那样。落后总是能惹得我发怒。

新信仰庄严干净的——别无其他词可形容——仪式给我带来的快乐同伦道夫这个名字给我带来的快乐一样多。比如说，星期天起个大早，沐浴用餐完毕后，换上一尘不染的长袍，踏上依然宁静清冷的街道去教堂做礼拜，在那儿遇到顶顶可敬且受人尊敬的人，都穿得同样整洁无瑕，在那儿虔诚地祷告，在当了很久的外人——对他们来说，“基督”和“上帝”这两个词并不比“冬天”、“秋天”或“水仙花”更有意义——之后，我自己也得以参与其中，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啊！我们穿着白色长袍走在去教堂的路上时，那些没有皈依的村民才刚刚睡醒，张大眼睛和嘴巴盯着我们。虽然他们的崇拜让我感到愉快，但同时我必须承认，一想到不久之前我也在目瞪口呆者之列，我便感到羞愧万分。在他们的注视下经过很不好受，因为我比这缓慢、庄重地行进的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我过去十八年来都默默原谅了——那些人以宗教之名沉迷其中的事情。故此，我对他们的态度多少有点儿严厉，却也略感安慰，因为我知道虽然我们在有些方面相似，但我们的差别不仅仅在于名字，毕竟没人会把名字别在外套领子上，我们还穿着不同的衣服。星期天，我们这些人穿裤子和白色斜纹布外套，这和那些露腿的缠腰布极为不同，后者对其他那些人仍有吸引力，但我总觉得穿上之后会让人显得滑稽可笑。我甚至拿一顶白色太阳帽来夸耀。姑娘们穿着其他一些人深恶痛绝的短款连衣裙，戴着帽子，我很高兴说，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她们都很像那些从加拿大或是别的国家远道而来，在我们的民众中间工作的姐妹们。可能会有人指责我太过于关注表面的东西。但是我得为自己辩护几句，我坚信进步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思想境界；这正是我的新信仰教会我的。

我迄今为止所说的话很可能会让人觉得加入长老会给我带来的只有好处，只有快乐。我不想对我所受的考验大惊小怪，但至少可以这么说，在学校和另外一些社团中，别人是拿赞许的眼光看待我对新信仰的忠诚的，但在其他场合，我仍得不时忍受——尽管我已经为他们做出了好榜样——依然处于黑暗愚昧当中的亲戚们的冷嘲热讽。他们故意用嘲讽的语气喊我的名字伦道夫。我顽强地忍了下来。我知道会这样，如同守财奴想到自己的家当，信仰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最终，他们发现对我名字的嘲弄没有一丁点儿效果——相反，以前我签名的时候名字的第一部分只写出首字母C，现如今我把“伦道夫”一个字母不落地全拼出来——于是放弃了。

这并非考验的终结。我之前吃东西直接用手抓，现在，我觉得这样的吃法既恶心又难看，还不卫生，我真不明白我怎么就能这么吃了十八年。但是我现在必须承认，那时候觉得用手直接抓来的东西要好吃得多，而且我第一次私底下尝试用刀叉和勺子吃饭的经历简直可以说丢人，虽然并没有旁人，我仍然没法做到自然而然。习惯伦道夫这个名字要比习惯刀叉容易多了。

一个星期天，我正在郑重其事地吃午饭，听闻有客来访。来人是位男士，他没有敲门，而是径直进了我的房间，我立刻意识到他是某个亲戚。这些人从来不会学着敲门，也不会在进门之后随手关门。

我得承认，这样拿着刀叉被他逮了个正着，我感觉自己有几分傻气。

“你好，伦道夫。”霍里这小子说道，叫我名字的腔调无礼之极。

“下午好，霍里。”

他对我话里的讽刺无动于衷。霍里这小子最会折磨我了。他粗鲁之极，诋毁仁慈博爱。他块头很大，以野蛮为荣。还妄想自己能言善辩，我们不知讨论争吵过多少次了，这头蠢猪——我说过，他诋毁仁慈博爱——坚持说蹲着吃香蕉叶子盛的饭既卫生又体面，刀叉很脏，因为你用我用大家用，而手指只归自己用，洗洗就干净了。但是他的手从来就不干净，我知道的。

“在吃饭啊，伦道夫？”

“我在吃午饭，霍里。”

“吃牛肉，伦道夫。你长进啦，伦道夫。”

“很高兴你注意到了。霍里。”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执着地崇拜牛，在我看来，牛是一种很脏的动物，比他们嫌恶的猪脏多了。不过，我还是要说，这样吃牛肉可真是最艰苦卓绝的考验。我仍然坚持吃只是因为信仰在支撑着我。但是被人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撞见——我穿着星期天的白色斜纹布外套，桌上摆着祈祷书，白色的太阳帽挂在墙上，正在用刀叉吃牛肉——被霍里在这样的场合撞见真是有点儿难堪。我看起来一定像个过度热情的改信者。

我的第一反应是送客。但马上想到这么做太轻率和懦弱了。于是，我使出浑身解数摆弄着刀叉。他坐着，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桌子上，就在我的盘子旁边，我吃饭的时候这头蠢猪就盯着我。我无视他的轻笑，继续吃饭，像吃祭品一样。他交叉起粗肥的双腿，双手撑在桌上，后仰着身子监视我。我毫不理会。接着他随手拿起一把叉子，开始剔牙。我很生气，还很恶心。泪水在眼里打转，我站起身，把盘子推到一边，推开椅子，请他离开。他对我会发火很吃惊，于是走了。他一走我立刻捡起他用过的叉子，扳弯，在地上踩了几脚，扔出窗外。

进步，如我所言，是一种思想境界。我把这件微不足道的事和这样的感情扯到一块，是因为它表明要达到那样的思想境界是多么困难，因为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的人随时准备鄙视和嘲笑那些在他们看来正在超越自己的人。让人们说去吧，但是，即使这蔑视来自傻瓜，也令人难以忍受。因此，请不要以为改信新宗教不是伴随着相应的考验和磨难。但是，新宗教让我变得坚强，坚强到可以不屈不挠地承受这一切。

打这以后，我的生活变得孤单了。我同家族断了来往，不再出席这之前带给我无限快乐和温馨的各种大家庭聚会，我必须承认，我潜意识里一直觉得，若是我真陷入了困境，可以投靠这些人。现在我连这点儿慰藉都没有了。对新信仰死心塌地的献身精神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身为一名老师得不断充电，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我如愿以偿去西班牙港的培训学院进修了一阵。要想去那儿可不容易，竞争异常激烈，我申请了好多年，一直没有成功，原因是有许多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其中一些人的父母都是长老会信徒。但是我的热忱，我那随失败次数的增加不断积累的热忱，最终得到了回报。我去进修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比绝大多数同学都要年长很多。

在这十年里，看着霍里那小子日渐发达，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弄了辆卡车搞起了运输生意，做得不是一般的好。他又买了第二辆、第三辆卡车，似乎前途无量。而我在月末领的那张棕色工资单上的数目一如既往。我当初引以为荣的那身衣服不再那么光鲜了，到后来，我都不好意思穿着那身衣服去做礼拜了。但是我很快认识到，这是我应当承受的又一磨难，我挺过来了，到后来，我都快爱上袖子和手肘上的补丁了。

就在那个时候，我获邀去参加霍里儿子科达尔的婚礼。这些人，年纪轻轻就成家！婚礼是一个可以将宗教分歧置之度外的场合，能再次和家人相聚，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快乐，因为他们的态度转变了。他们已经接受了我是长老会信徒这个事实，并且真的尊重我的职业，这样的尊重恐怕有时在我的上司甚至我的学生身上都看不到。结婚典礼让我心烦意乱。我看着那虽是临时搭建的但挺漂亮的帐篷，那挂满了水果的椰树叶拱门，仪式中用到的芒果树叶、草、藏红花，还有那祭火，这些并没有使我高兴起来，只让我感到羞耻。好在这些仪式只是整个婚礼的一小部分。有许多好吃的东西，虽然是全素的，但是不知怎的让人胃口大开。在反感吃印度菜一段时间之后，我重新喜欢上了。这些食物可以说非常丰盛。音乐和舞者也令人兴奋。这顶帐篷和装点其间的灯饰有种魅力，我们学校举办音乐晚会的大厅的灯饰都比不上，当然，这场婚礼不及在教堂举行的那些婚礼优雅体面，正统的婚礼就该在教堂。

新娘嫁妆颇丰，脸蛋也确实令人惊艳，她的面纱被撩开的时候我瞄了一眼。但我总觉得美丽不过一张皮。女人太漂亮了让人不安。娶老婆除了看长相，还得看她是不是行为举止端庄——我经常这么提醒温斯顿——学习永不怕晚，也不嫌早——端庄得体。她很漂亮。一想到她嫁给了科达尔，便让我伤心，但她可能也只配得上科达尔。至于科达尔，光彩夺目的华服自不待言：他的头巾、点缀着流苏和玻璃挂饰的王冠、刺绣考究繁复的丝质外套，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装饰，在那天晚上很好地将他卡车司机的身份掩盖了起来。

离开婚礼的时候，我怀着深沉的悲伤。我想到了自己，忍不住把自己的情况和霍里甚至科尔达的情况两下对照。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平常人在二十岁左右便会经历的婚姻，在我这儿依然茫茫无期。这是我自己造成的，因为像科达尔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想要娶一个——像《威克菲尔德牧师传》[2]里写的那样——品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女人。我的选择相当有限。我想要娶一个长老会信徒，她有头脑，有教养，知书达理，愿意嫁给我。这最后一个条件，唉，这样的女人可不好找啊。再加上我能给予的的确少得可怜。这事若放在印度教教徒身上也许会不一样。可能会有富人为了赢得人们的尊重，沾点儿学问的光彩，愿意把女儿嫁给老师。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不足，因为这意味着女方仍得听娘家的，但即使这样，也并非全无吸引力。

你或许会想，你想得没错，我的信仰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一想到有多少次到了放弃的边缘，我便不寒而栗。我觉得自己就快要投降了；于是我愈发虔诚，祈祷的时间也更长了。我思索着尘世生活的一文不值，却找不到人与之分享。在这儿，容我插一句，不是自夸，倒是有几个非基督徒女孩的父亲曾向我表示过意愿，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关乎我的宗教信仰，我不可能同意；我先前的种姓还是挺受欢迎的。

我的信仰摇摇欲坠，我每晚都要与上帝角力——这个表达的含义直到此时我才完全了解。就在这段时间，我的命运有了转机。我被任命为校长。现在我有话语权啦！有多少人了解一个老师得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折磨、鸡毛蒜皮、钩心斗角才能获得这样的提升？欺上瞒下、眼红忌妒、仇视怨恨一样不少。至于你得如何努力上进，如何默默忍受白眼和漠视，如何苦苦等待，如何挤掉那些不够格的人——他们削尖脑袋往上爬，争夺自己无能胜任的位子，凭着花言巧语和伪装出来的体面、高效、虔诚，设法说服领导只有他们才能胜任那个位置——我能说什么呢？我也有对手。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愿他安息！我相信我是一个基督徒，不会对任何人行此不公之事，设想他在脱离泪之谷[3]之后仍然执迷不悟。

我在恰逢其时的运气中看到了上帝的手。我这么说是十分真诚的。若非如此，我必定已陷入黑暗之中，因为我们之中有谁面对诱惑能一直坚定不移呢？我心怀感激，重新献身于我的信仰。这无疑让我的上司很满意，所以后来他提拔了我。因为，在大多数人因奋斗而精疲力竭，很高兴能休息放松之时，我却表现得比以往更加热切。我一天祈祷四次，坚持上主日学校。我自己就在主日学校教书，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别的老师也这么做，如此一来，对我们来说，星期天变得不一样了，本该是休息日，却被我们用来为主工作。

我也没有放松教学。现在，所有的黑板上都画满了各色粉笔图表，都是关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各项活动的。噢，那样的学校可真漂亮啊！我创立了严格的纪律体系，禁止小学老师不分青红皂白体罚学生。每个星期五下午，我会在可以说是不偏不倚的审问——既审学生，也审老师——之后亲自鞭打。这个体系显然更加完善，我很高兴，这个体系现在已经推广到全岛了。放学后，我会把最聪颖的学生留下来，给他们开小灶，赚点儿零花钱。由于大家都觉得繁重的学业不应该被看成是负担，而应该快乐地学习，因此都认为私课很有必要。很快，愿意留下来上他们亲切地称之为“小灶”的私课的学生已经多到我快顾不过来了。

我成家了。我的权力现在已大到想娶谁便能娶谁的程度，有不少主日学校的老师清楚明白地向我表示了好感。我长得可不赖！但是我希望娶一个品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女人。我已年近半百，不想娶个比我小太多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是天助我也，我收到了一封意向函——我犹豫要不要用这个词，因为那听上去像是印度教风俗，会让人联想起房地产生意，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坦白——来自学校督学，他有个女儿，因为学识过人，三十五岁仍待字闺中，全岛的男人都不敢高攀——是的，你没看错——学识过人，但没到世人皆知的地步。我们对女性的态度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啊！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常常思考婚姻。这是人生的转折点，种种结果将由此而来。我不知道温斯顿，我可怜的孩子，到了这一天会怎么做。

我的房子不如霍里或者科达尔的那么高大光鲜，但其中有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平静和雅致。它只是一幢木屋，但是非常坚固，能经风雨，不像这些年我见到的那些拔地而起的现代怪物：它的布局井然有序。屋里摆着朴素的曲木椅，椅面是藤编的。没有铺着边缘饰有小球的蕾丝桌布的大理石面桌子！没有玻璃橱柜！我给珍爱的教师文凭镶了个框，同我的宗教照片和几幅英国乡间风景画一起挂在墙上。我还非常幸运地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张亲笔签名的老照片，是第一批传教士中的一位。看得出我妻子在装点寒舍的时候释放出了她三十五年来一直没有机会表现的热情和经验。

对她来说，也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姗姗来迟。由于我们俩都不年轻了，我们担心我们不会有小孩，许多朋友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们能看出他们那时表达出的好意背后藏了不少刻薄无情。但是他们，还有我们，都低估了祈祷的作用，婚后不到一年，温斯顿就降临人世了。

温斯顿的出生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恩惠和福分，但同时也教我焦虑，因为我总是禁不住计算我们之间的年龄差。比如，我有时会想，等他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八十岁了。这样的念头让我不安，因为可能是由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我期待的儿孙绕膝应是格外亲密的。我的焦虑还有另外一重原因：我不仅无法在温斯顿性格成型的最重要的那几年指导他——一个七十岁的老头能给一个血气方刚的二十岁小伙子什么指导呢？——而且无法给予经济支持。

钱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和妻子的心头，考虑到我之前不期而至的升职和由此而来的种种福利，这似乎挺没必要的。但我快退休了，退休金不会比我当小学老师那会儿拿的多几块。因此，我看起来就像那些有着令我钦佩但无法企及的热情的朝圣者，朝着目标进两步退一步，虽然就我现在的情况来看，更确切地说是进一步退一步。因此，那些像我一样对成功紧追不舍的人会说，成功到头来总是变成了灰烬！如果我当时有现在这样的洞察力和深沉的信仰，兴许会看清世事的虚伪，而世人的阿谀奉承不过是为了背叛欺骗。

如我所言，我们俩都焦躁不安。温斯顿的凝视成了我们许多痛苦的根源，这个可怜无辜的小东西，几乎还不可能明白我们俩都从泪之谷脱身的时候，等着他的是怎样的苦难。他的无助、他的依赖折磨着我。买保险这个提议不可行，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在我还只是一个普通老师的时候，我没有那样的财力。因此，看起来，我的好运、我所有努力的成果正在毁了我。然而，我拒绝顺应预兆。

趁还能给学生开小灶，我继续给他们开，在下午的小灶之外，我在上午又加了一次。但我上课的时候心情沉重，一想到不消几年，我就将被剥夺这特权，被剥夺这微薄的福利，我就感到极其痛苦。要知道，开小灶是校长的特权：他以这种方式给学校烙下自己的性格烙印。未满十二岁的男孩的公开考试结果仍然令人鼓舞，他们远远超过了别的乡村小学的男孩。我对宗教的热诚依然没有衰退；就是这份热诚，这份燃烧了这么多年的热诚，大多数人到我这个位置早就松懈下来了——他们，幸运的人啊，孩子已长大成人——我想说，这份令人惊讶的热诚，我觉得，也为我之后的升迁做出了贡献，你可以从我平实的叙述中看出，我没有奋力争取。

我的退休近在眼前。我在学校变得暴躁。我希望我教的学生能一夜成才。对于差生，我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可怜的人，没法如我那么成功地控制住她的焦虑。她没有工作，没有事业来分散她的注意力。她只有温斯顿，这个可爱的宝宝不断地让她担心他的未来。为了他，我相信，她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对她来说很不容易。有一丁点儿基督徒的慈悲心肠的人都能看出，她对我越来越尖刻，越来越频繁地斥责我，这些都是焦虑的表现。有时，我必须承认，我辜负了她的期望！然后，我会被自己的一无是处折磨，就像这一刻。

我们向我妻子的父亲，即学校的督学吐露了困境。虽然我们觉得让第三者来分担我们的问题于他不公，但是这仍不失为一种公认的好办法，能减轻过于沉重的个人负担。但是他，可怜的人，虽然像他的女儿担心温斯顿一样担心她，但他能给予的只有同情，帮不上什么实质性的忙。他告诉我当局不打算延长我的校长任期。我失望透顶，当场大发雷霆，他仁慈地原谅了我；虽然他离开时说不再帮我们了，但他很快便折回来，劝我要耐心。

我们如此有耐心。我退休了，在家几乎待不住，我已经对例行公事、日常琐事习以为常了。我出门去拜访别人，不为别的，就是害怕一个人在家。我相信，虽然我避免接近学校，避免接近我之前工作的地方，但人们依然对我的热诚品头论足。我试着给两三个小学生开小灶，因为他们的进步激起了我的兴趣。但是人们不再赞成我的教学方法了！这些孩子的家长说新校长强烈地表达了他本人对于课程的见解，事实上，他的见解已经影响到了孩子们在学校的进步，我对此非常不赞成。所以我停止了上课；更确切地说，开诚布公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离开了我。

督学现在已是我们这阴郁寒舍的常客，继续劝我们要耐心。叙述至今，我都没有准许我的妻子直接发言；因为她所要承受的已经过重，我不想再增加她的负担了，虽然我的妻子学识过人，但她不幸没有接受过现如今非常强调的正规教育。所以我不会把她回应她父亲劝告的措辞记录下来，只须说，她说起话来像个孩子，不太在意节律或韵律，后者她的确是无意间破坏的。她慌慌张张地把一个花瓶从屋子中央那张桌子上打翻到地上，水漫开来形成一个小水洼，就跟温斯顿这小家伙最近造的那些一个样。这个小插曲之后，我妻子和她父亲之间的关系明显变得紧张了；我尽可能不在家待着，把家庭内部的烦恼统统抛到脑后，散散步，听听头脑简单的村里人继续称呼我为“校长”，还是非常惬意的。

然后，就像我这一路走来经常会发生的那样，拨云见日，晴空万里了。我被任命为学校主管。督学亲自将这个消息以最温暖人心的方式宣布出来，正式任命通知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到。这也是家人重聚的时刻。看到疲惫的督学终于放下心来，看到父亲和女儿能够笑脸相迎，真是令人欣慰。这事带来的欣喜几乎赶上了新头衔给我带来的欣喜。

管理学校对于一个已至暮年的人来说很不错，可以实施你所能想象的最温和的权力。可以在授奖典礼上发言时请求给学生放假，随之而来的热烈真诚的欢呼声可真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声音。甚至还能给校长施加影响，比如说突然造访学校，向当局汇报的权力可是攥在我手心里。当然，这也是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因为学校主管管理一所学校就像总经理管理一家公司一样。他拥有决策权，比如说，有权决定是要重修排水沟还是再抹一遍泥浆使它看起来焕然一新就可以了，是只抹一遍呢还是得抹两遍，是只要修补修补天花板再漆一遍就可以了还是要卸掉重装。他来决定需要多少课桌，多少黑板，然后下订单，还有粉笔和文具用品等。总之，这份有尊严的工作非常适合一辈子苦心经营到头来却由于退休而怏怏不乐的人。除了荣誉，它带来的还有报酬。这是学校主管类似于公务员的另一个好处，这是铁饭碗，荣誉只会增不会减。

我怀着满腔热情投入了新工作，我们家再一次恢复平和。我妻子的父亲定期来访，可怜的老人，似乎渴望与我们分享这份他在其中功不可没的好运气。我管理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我拜访了所有归我管的学生的家长，向他们宣传上学的好处、旷课的弊端等等。我知道他们会体谅我时不时在其中加入点儿别的什么，只要土壤成熟，我便将长老会的种子或至少是怀疑的种子撒播到那些仍处于黑暗落后之中的人身上。这种热情在学校主管中间并不常见。我没法解释。可能是我早年的禁欲生活和雄心壮志赋予了我十字军东征般的热情。但是这样的热情不可避免地会超过某些人可以忍受的范围。

学校主管要求多给学生放一天假的时候的确能博得许多敬意和阵阵欢呼，但是这个位子有时也会招来敌意和恶语。这是任何一个身处要位、掌管财政大权的人都无法逃避的命运。谣言不断。虽然很显然，这个区的人都非常尊敬我，这是任何谣言都无法抹杀的。比如说，在选举的时候，五个候选人都来找我，要求我为他讲话，这种情况很棘手，我只好告诉他们我会保持中立，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行走在每天都渴望听到对他的诽谤的群众中间可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肉体是脆弱的，没有什么比恶意诽谤的谣言更能吸引头脑简单的村民了。而回应这些诽谤会贬低我的尊严，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职位的尊严。在此种情况下，我向妻子的父亲讨教经验，如今我越来越频繁地这么做。他建议我放弃一项主管工作，以表示我对流言的反感和对世俗荣耀的蔑视。迄今为止，我的新角色还是成功的，我现在已是三所学校的主管，已达到允许的极限。

我听从他的建议，放弃了一所学校的主管工作。那所学校太破了，原来的建筑华而不实，即便屡次翻新也于事无补。这所学校是大部分谣言的起因。我的放权引发了热议，甚至还见诸报端。我依然喜欢那所学校，但是愿意让别人接管。我的这个举动不仅平息了流言蜚语，而且还另有回报。几个月之后，我的岳父宣布一所新的学校可能马上就要在这个地区动工了。他总能带来好消息。我是管理这所学校的合适人选；他是政府和我之间诚信老实的中间人，说我被提名了。那时我是两所学校的主管，有权接管第三所。他热切地鼓励我接手。我则举棋不定，后来证明我的犹豫是有道理的。一想到新学校将完全按照我的理念和原则来建造，我不免飘飘然起来。我拜倒在诱惑的石榴裙下。要是时光能倒转，我当时没有接手该多好！那个好人匆匆赶回来宣布了好消息，不到两周我便收到了正式通知。

我不得不承认，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全身心投入新项目，犹疑被抛诸脑后。另两所学校就有点儿受委屈了。因为要说有什么能让学校主管满心欢喜的，那就是管理未建成的学校。但是，唉！每一步都在提醒我们名利的虚无啊。一个身居梦寐以求的职位的人，这个位子仿佛为他量身打造，然而突然就脱离了控制，这样的事多久才会碰到一次！得到了渴求的机会，却不能好好利用。力气都用来抵抗了。

我现在就是如此，几乎所有我染指的事都不按常理出牌。我在预算和评估上一贯小心谨慎，现在却一再出错。估算几乎没有准确的。频频发生短料和停工。学校的进度远比我设想的缓慢。而且我意识到，在这期间，在这漫长的痛苦挣扎期间，我只有单打独斗，这可不能给我些许安慰！我既无法向妻子寻求慰藉，也无法向她父亲诉苦。他们品味着我接管新学校的喜悦，却把我晾在了一边。好机会就在我手边，他们完全相信我会好好加以利用。要我泼他们冷水，或者在他们欢天喜地的时候倒我的苦水，我可办不到。

我的差错引来了更多的差错。差错翻番了，我敢说！我得编二十个谎来掩盖一个差错，而这二十个又需要更多的谎来掩盖。我发现自己身陷诡异的低效状态，我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有一种恶意，为同我敌对的力量所支配。到后来，失败似乎就在眼前，在这巨大的失败面前，我的整个事业不值一提。没错，楼是建起来了。外观挺气派，看起来是幢楼。但和我的设想大相径庭。我的估算一团糟，而想修补差错为时已晚。它的失误，它的缺陷，即使在非专业人员眼中都是显而易见的。我夜复一夜地被这个失败折磨着。只要判断再仔细一丁点儿，这样的错误完全可以避免。但是现在悔之晚矣！日复一日，我不由自主地去看那幢楼，每天都希冀会有奇迹发生，它在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但是它一直好好地矗立在那儿，严厉地注视着我。

妻子和她父亲的责备并没有让我好受点儿。他们俩都斥责我，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失败会把他们都牵扯进去。时间飞逝！他们要求我有事业心，我的晚年因此而负重累累，但我不能——我向来讨厌争吵，不喜欢用辱骂来回应辱骂——我不能因为这个责备他们。我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荣耀，因为我挣的已够自己安享晚年。我这么做全是为了我的妻子、她的父亲，还有我的儿子温斯顿。但是谁会相信呢？除了为上帝，谁会相信有人会为了别人的荣耀而工作呢？他们斥责我。他们袖手旁观。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我。

那些日子苦不堪言。我在凉爽的晚上久久漫步于村中。孩子们跑出来跟我打招呼。正在做晚饭的母亲和坐在路边排水沟边上的父亲都抬起头招呼我：“校长。”他们之中最贫贱的人也很快便会知晓我的失败。我得加紧行动了。必须抹去失败。将学校付之一炬天理难容，但倘若这是唯一的出路，肯定有些情况是可以网开一面的。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这可是狠招！但这招在这岛上已经使用过不止一次。我跟自己辩论了好久。答案很明确：必须抹去失败，不只为我自己，也为包括村民在内的其他所有人，他们现在跟我在一条船上了。

一旦拿定主意，我便果断开始行动。每年那个时候，十一月中旬，人们除了考虑圣诞节，别的什么都不关心。这正合我意。我找了——现在我无比羞愧地承认——帮手，因为出事当天我必须在别的地方。得为此花好多钱，好多我们为儿子的未来积攒下来的钱。至于某些对我的失败幸灾乐祸、乐得将其公之于众的官员，必须得封住他们的嘴巴。最后一切就绪。我们会在节礼日去西班牙港看赛马。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学校应该已经消失了。虽然我用了“我们”，但是我的妻子并不知晓我的意图。

我是怀着怎样的害怕、自责、自厌的心情挨过那一天的啊！听到圣诞颂歌的时候，那对我来说一向同平安夜难以描述的甜蜜相连的颂歌——我再一次感受到了那种甜蜜，幸亏我坚决果断，尽管我也隐隐感受到了厄运和毁灭，那是我应受的，但自有回报——当我听到电台播放的圣诞颂歌和广告的时候，我的心开始下沉；我似乎割断了与周遭的一切关系，再一次成为我宣称效忠的信仰的陌路人。因此，我在那段日子里悲痛万分，夜夜发疯似的祈祷、自责。懊悔侵蚀着我。为了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将至的结局。我觉得自己在下沉，沉入一个污秽的陷阱里，永远无法自拔。

我的妻子对此一无所知。但有一天，她问：“你打算怎么办？”没有等我回答，她直接道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和我的谋划如此贴近。我心生恐惧。因为，在我处境最不妙的时候，在我最需要深谋远虑的时候，要是随便哪个人都有可能想出我的计划，那么这计划铁定会被戳穿。让我感到惭愧的是，温斯顿，在两三天前嘲笑我未受洗礼时的曾用名的温斯顿也参与了讨论，脸上没有一丝羞愧，有的只是兴奋以及——说来让我伤心——对我的自豪感，迄今为止我在他身上见过的最强烈的自豪感。

人怎么才能了解人心的机制？人怎么才能了解作恶欲——基督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白这种欲望——以及与之相抵的行善欲呢？你一定记得这是善意的季节。这就是善意。我对一切都感受到善意。每一首圣诞颂歌都让我心软。每当有孩子向我跑来大喊“校长”，悲伤就折磨我一下。看到那些未受洗的人，他们中有许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而幼年阶段的教育是如此关键，没有受过教育的后果在日后自会显现，使人沦落为动物般的存在，看到这些造物对我心怀感激，我曾在许多个夜晚向他们慷慨激昂地宣传我的信仰，我就泄气了。他们为新学校而骄傲，甚至更骄傲于他们和那个建造新学校的人之间有过往来。

我感到四处碰壁。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教堂祷告，但即使在那儿，我都感受到了拒绝。时间不断推移，我所策划的事情的罪恶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告诉自己我所计划的事许多人都干过根本没用。颂歌、宗教仪式、有关诞生和生命的讨论，这一切都让我灰心丧气。

我走在孩童中间，像是一位能赐福也能收回祝福的人，我想到了另一位走在这些人中间的人，他说这些人都是有福的，神的国是他们的。[4]我走着走着似乎终于悟到了我所信奉的宗教的真正要义，悟到了为什么我热情宣扬的这种宗教在尘世会取得成功。我正在经历的种种考验似乎已被保存起来，留待我临终之时，只有到那时，我才能体验到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的狂喜。我怀着这种狂喜走着。这是平安夜。这是平安夜。我的头颅似乎脱离了身躯。我没法判断周遭事物的大小和远近。我感觉自己很高。我感觉自己成了土地的一部分，已经消失。

“不！”我在喝下午茶的时候对妻子说，“不，我不会让这怯懦的行为玷污我。我宁可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失败，请求应得的惩罚。”

她的反应如我所料。她之前一直在忙着布置各种各样的圣诞饰品，都是从美国花大价钱买来的时髦货，跟我战前在那些传教士家里见过的普通货色完全不同。我们后来搬的家跟之前的是多么不一样啊！简单普通早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炫耀！我为之得意自豪！

她求我回心转意，还叫来温斯顿帮她一起劝。他们哭着恳求我按原计划行事。但是我心意已决。我相信要是督学还在世的话，也会被叫来一起劝我的。但是，那个幸运的人已经于三个星期前辞世了，临终要我好好照顾他的女儿和外孙；只有这一点教我害怕，怕我自己求得荣耀的同时会伤害他们。但是，我心意已决。然后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一幕开始上演，早上还满溢着温斯顿热情的房子此时却哀丧满屋。他抽咽着哀求我把学校烧了，泪水顺着他鼓鼓的脸颊流下来，流经他高挺的鼻子，流到他坚毅的上嘴唇，就像我不让他参加篝火晚会时一样。接着，他母亲砸坏了好几样物什，然后和温斯顿一起走了，发誓再也不想见到我，决不愿被牵扯进必定会到来的耻辱中。

于是我坐在这里，不是等待圣诞节；在这间屋子里，那位早年的传教士从他的亲笔签名照里，透过他的大胡子和浓郁的眉毛凝望着我，墙上挂着那么多东西，让我记起我早年的努力、苦难、奋斗、胜利，唉，还有最后的失败。我在等节礼日后面一天——我们本来打算节礼日去看赛马——等稽查部门的调查员上门。房子孤零零、黑漆漆的。电台播放着圣诞歌曲。我非常孤单，但是我很坚强。我在此处放下笔。我的手很累，在教会学校学到的漂亮字母开始在画了平行线的纸上变得模糊而散乱。有人在敲门。

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怎么才能弄清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人怎么才能看清自己所经历的苦难？我甚至无从赎罪。我在写上面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我去开了门。啊，是一个男孩，报信来了。他望着西边变红的天空，告诉我学校着火了。我能怎么办？我的世界在我耳边轰然崩塌。我看来甚至无法求得最后的救赎，最后的胜利了。有些东西不属于我。在痛苦和绝望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妻子。她去哪儿了？我出去找她。遍寻无果之后返回家中，发现她和温斯顿已经回来了，他们在找我。我们噙着泪水微笑，相互拥抱。这终究是我们的圣诞节。昨天是节礼日，我们怀着轻松的心情去看了赛马，我的心只有在与上帝角力的时候才会变得沉重。我们没有赌马，这不符合我们的原则。稽查部门的调查员今天派人来传话，他们到底不会来了。

一九六二年

[1]圣诞节次日。

[2]爱尔兰作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1730－1774）的名作。

[3]基督教用语，指尘世的苦难。

[4]《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有类似的耶稣训诫。

哀悼者

我走上后面的楼梯，走进午后的阳光中白晃晃的走廊。我不能从前面的楼梯进入这幢房子。我们是穷亲戚；人们告诉我们要尊重房子，尊重那一家人。

走廊的右手边是厨房，铺着瓷砖，干净整洁，现代厨具一应俱全。一个长得很丑陋的印度姑娘正在洗碗碟，她满脸痘痕，双乳松弛，穿一条肮脏的红色印花连衣裙。

她看见我时说：“你好，罗梅什。”她开腔清晰响亮，但尾音沉抑，后者更适合她。

“你好。”我柔声说，“她在吗？”边说边用拇指迅速指了指正前方的起居室。

“在的，小伙子，她一哭就是一整天。那宝宝真太可爱了。”女仆努力让自己适应这户人家的语言。

“我现在能进去吗？”

“能。”她低声说着，在连衣裙上擦干了手，领我过去。厨房干净得一尘不染，似乎所有的脏东西都黏在她身上了。她踮着脚走到装了百叶窗的门前，推开一两英寸宽，小心翼翼地朝里面张望了一下，声音稍大了些：“希拉小姐，罗梅什来了。”

房里传来一声叹息。姑娘打开门，在我进去后复又关上。房间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晦暗闷热，满屋子都是氨水和油的气味。几缕阳光从通风口钻了进来，刚好勾勒出希拉的身影。她穿着宽松的柠檬色家居服，半坐半靠地躺在一张粉色沙发上。

我尽可能缓慢地、不出声地走过打蜡的地板，把视线从希拉身上挪向沙发边的桌子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希拉先开了口。她借着微弱的光线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呀，罗梅什，你长大了。”她微笑的时候眼里还闪着泪光。“你好吗？你妈妈好吗？”

希拉不喜欢我妈妈。“他们都挺好的——家里人都挺好的，”我说，“你好吗？”

她勉强挤出几丝笑意。“还活着。拉把椅子过来。不，不——先不要。让我好好看看你。呀，你都长成一个帅小伙了。”

我拖了把椅子过来坐下。开始我两条腿大张着，但突然觉得这个姿势太随便了，没有礼貌。于是我并拢膝盖，双手随意地放在上面。我坐得笔直，然后瞧了瞧希拉。她笑了。

接着她开始哭，伸手去够桌上湿漉漉的手绢。我站起身问她要不要嗅盐或是月桂油。她抽噎着，身体一颤一颤的，摇摇头让我坐下，一句话因哭泣断成了几截。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用手绢擦了擦眼睛，从衣服里抽出一块大一点儿的手绢，擤了擤鼻涕，然后冲我笑了笑。“我这么失态，请你见谅。”她说。

我本想说“没有关系”，但是觉得这句话太随便了，所以我只张了张口，发出一个傻乎乎的声音。

“你不认识我的儿子吧？罗梅什。”

“我只见过他一次。”我撒了谎，但立刻就后悔了。料想她会问我在哪儿见的，或者什么时候见的。但其实，在宝宝死去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希拉的孩子是个男孩。

但她没有打算问个究竟。“我这儿有几张他的照片。”她用温柔而疲惫的声音叫道：“苏明特拉。”

女仆开了门。“您叫我，希拉小姐？”

“是的，苏明，”希拉说（我注意到她用了简称，这可不常见），“是的，我想要拉维的照片。”一提到名字，她差点儿哭出来，但是她在最后关头一仰头，转为微笑。

苏明特拉离去的时候，我看着房间的墙，在昏暗的光线里辨认出一幅版画《塔中王子》[1]，画中一条蓝莹莹的漂亮小溪懒洋洋地流过铺满鲜花的溪岸。我为了避开希拉的目光而看着墙，但是她的视线跟随着我的，落到《塔中王子》上。

“你听说过那故事？”她问。

“是的。”

“看看他们，马上就要被杀死了，你知道的。在过去的两天里我才真正看懂这幅画，你知道的。那些男孩，太教人伤心了。看看那条狗。什么都不明白，只想着出去。”

“这是一幅悲伤的画。”

她擦了擦眼睛里的泪花，再一次笑了。“好了，跟我说说，罗梅什，你的功课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

“你要走了吗？”

“得看我考得好不好。”

“但是你应该会考得不错。毕竟，你爸爸可不傻。”

苏明特拉拿来了相簿。那是本昂贵的相簿，封面包着皮子。从拉维可以露天活动直到他死前那个月为止，一直都有照片。有他穿着泳衣在东海岸、北海岸、南海岸玩沙子的；有他打扮得漂漂亮亮参加嘉年华和茶会的；有他骑着小三轮车、坐汽车的，有真的汽车，也有玩具汽车；还有他和好多我不认识的人在一起的。我带着应有的疲惫神色翻着相册，希拉时不时靠过来介绍两句：“这是拉维在美国医生家里。真是个不错的人。他看起来很和气，是吧？再看这张：那个男孩一对着镜头就微笑。他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是个聪明的小家伙。”

最后，我们看完了照片。越到后来，希拉越是沉默。我觉得她在过去的两天中一定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过相簿。

我轻轻拍着膝盖，看着墙上的钟和《塔中王子》。希拉替我解围：“我想你一定饿了。”

我微微摇了摇头。

“苏明会给你拿吃的来。”

苏明特拉确实为我准备了东西，我在厨房吃的——他们家的东西总是很好吃。我准备好了去面对告别的眼泪和微笑。但是就在这时医生来了。他是希拉的丈夫，大家都知道他是“医生”。他身材高大，英俊苍白的脸庞现在看起来疲惫憔悴。

“你好，罗梅什。”

“你好，医生。”

“她怎么样了？”

“不是很开心。”

“她过几天就会好了。那样的打击，你知道。她非常脆弱。”

“我希望她尽快好起来。”

他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拉上百叶窗，挡住走廊上的光线，让我坐下。

“你认识我儿子？”

“一点点。”

“他是个好孩子。我们想——更确切地说，是我想——让他参加牛栏[2]之星宝贝秀，但是希拉觉得这主意不怎么样。”

我找不到话说。

“他四岁的时候常常唱歌，你知道。什么歌都唱，英语的，印地语的。你知道那首《我会再见到你》[3]吗？”

我点了点头。

“他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唱。他记得所有的歌词，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但他都记得。我自己到现在连一半都记不住。他就是那样。聪明伶俐。你知道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再见到你，在所有熟悉的老地方’[4]吗？听说他死了时，希拉看着我，开始哭。‘我会再见到你。’她说。”

我没有看他。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是吗？让你想到了生命。今天还在这里，明天就没了。让你思考生与死，是吗？好了，我又来了，又开始说教了。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们上上课呢？”他突然问我，“那样你可以赚不少钱。我认识一个小伙子，每周上一个下午的课，每个月就能挣五十美元。”

“我忙着备考。”

他没有理会：“告诉我，你见过我们上回带拉维去嘉年华玩时拍的照片了吗？”

我不忍心说看过了。

“苏明，”他叫道，“把相簿拿来。”

一九五〇年

[1]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1442－1483）死后，其子爱德华五世（1470－1483？）即位，不满三个月即被叔父兼摄政王理查（1452－1485）取而代之。他和弟弟约克郡公爵（1473－1483？）被关进伦敦塔，此后下落不明，相传是被他们的叔父杀死的。法国画家H. 保罗·德拉罗什（1797－1856）根据这个题材创作了《塔中王子》，表现了两兄弟面对死亡时的恐惧与无奈。

[2]英国著名奶粉品牌。

[3]英文流行歌曲，赛米·凡（1902－1989）作曲，欧文·卡哈（1903－1942）作词，发表于1938年。

[4]《我会再见到你》的一句歌词。

守夜人记事簿

11月21日，晚上10:30，C酒店：C.A.卡万德接班，一切正常。恺撒·阿尔文·卡万德

早上7:00，C酒店：C.A.卡万德交班给维尼埃尔斯先生，无报告。恺撒·阿尔文·卡万德

11月22日，晚上10:30，C酒店：C.A.卡万德接班，无报告。恺撒·阿尔文·卡万德

早上7:00，C酒店：C.A.卡万德交班给维尼埃尔斯先生，一切正常。恺撒·阿尔文·卡万德

这是我第三次发现守夜人C.A.卡万德在值班的时候睡着了。昨天夜里12:45，我发现他坐在酒店大堂的摇椅上睡得很熟。守夜人卡万德因此被解雇。

守夜人希亚德：以后这个本子就叫作《守夜人记事簿》。我希望在上面看到今晚酒店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详细记录。前任守夜人卡万德的例子就是前车之鉴。经理：W.A.G.英斯基普

经理先生，批注已读。有我看守，请勿担心，先生。查尔斯·埃塞尔伯特·希亚德，守夜人

11月23日，晚上11:00，C酒店：守夜人希亚德接班，1把手电筒，2把冰箱钥匙，1、3、6、10、13号房间钥匙。还有25相加勒比啤酒，7相喜力啤酒，2相美国香烟。啤酒相未拆封，酒吧无人，一切正常，无报告。查尔斯·埃塞尔伯特·希亚德

早上7:00，C酒店：守夜人希亚德交班给维尼埃尔斯先生，1把手电筒，2把冰箱钥匙，1、3、6、10、13号房间钥匙。32相啤酒。酒吧无人，一切正常，无报告。查尔斯·埃塞尔伯特·希亚德

守夜人希亚德：今晨威尔士先生愤怒地向我抱怨，昨晚你不许他进入酒吧。我真怀疑你是否明白酒店是干什么的。今后，所有酒店住客在任何时候均可进入酒吧。你的职责是记录他们消费的东西。这就是酒店之所以准备几箱（请注意“箱”字的正确书写）酒的一个原因。W.A.G.英斯基普

经理先生，批注已读。对不起，我没有上过学，先生。查斯[1]·埃塞尔伯特·希亚德

11月24日：晚上11:00，C.E.希亚德接班，1把手电筒，1把酒吧钥匙，2把冰箱钥匙，32箱啤酒，未拆封。酒吧12:00打烊，酒保下班，威尔士先生等人仍在酒吧内，凌晨1:00离去。威尔士先生后又折回，喝了4瓶加勒比，吃了些面包，在切面包的时候割破了手指，因此请勿担心滴在地毯上的血痕，先生。清晨6:00，威尔士先生又来拿苏打水，但酒吧没有，因此他喝了1杯姜汁啤酒。先生，我会尽力把工作做好的，先生，我不明白守夜人卡万德怎么会在值班的时候睡着。查斯·埃塞尔伯特·希亚德

你似乎对记录的时间很有把握，住客好像习惯在整点进酒吧。以后请记录确切时间。厨房的钟在窗子上，就在开关旁边。你可以用，但是早上下班的时候记得物归原处。W.A.G.英斯基普

已读。查斯·埃塞尔伯特·希亚德

11月25日：酒吧午夜打烊，酒保12:23离开，威尔士先生等人仍在酒吧内。欧文先生喝了5瓶加勒比，威尔森先生喝了6瓶喜力，威尔士先生喝了18瓶加勒比，他们凌晨2:52离去。一切正常。威尔士先生醉得不省人事，我不明白怎么能有人喝那么多，一个人喝了18瓶，这能让任何人变成基督复临安息日会[2]教友，酒吧又来了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叫他保罗，他帮我，别的人帮不上忙，我们一起把威尔士先生抬到他的房间，为他脱了靴子，解了衣服，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先生，我不知道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又喝了些，百事可乐记录板上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他们还在喝。看起来像是他们又回来拿了几瓶，但是我需要帮手来帮我抬威尔士先生。

经理先生，钟坏了，我从威尔士先生的房间回来后，发现它坏了，停在3:19，先生。查斯·E. 希亚德

昨晚，冰箱少了2磅多小牛肉，柜子里的蛋糕被人切过了。守夜人希亚德，你的职责就是看好这些东西。我应该给你提个醒，我已经叫了警察挨个检查离开酒店的雇员，以防范今后发生此类事件。W.A.G. 英斯基普

经理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着急怪罪于服务员。关于蛋糕，柜子晚上是上锁的，我没有钥匙，先生。有我看守，东西不会丢。查斯·希亚德

11月26日：酒吧午夜打烊，酒保下班。威尔士先生没有来，我听说他今晚在美国基地，很安静，一切正常。

经理先生，我有个请求。先生，酒店住有女性客人时请酒保告诉我，先生。C.E. 希亚德

今晨，客人告诉我昨晚酒店有尖叫声。你却写很安静。请书面说明。W.A.G. 英斯基普

解释请写此处

解释：午夜过后不久，电话响了，一个女人找吉梅内斯先生。我告诉她他在哪里，但是她说她听不清楚。十五分钟后，她开车来了，看起来很烦恼，很困。我上去叫吉梅内斯先生。门没有上锁，我进去碰了碰他的脚，轻声叫他，他跳了起来，开始大喊大叫。当他醒过神来的时候，他说他做噩蒙[3]了。然后他下了楼，和那个女人一起走了，这事没必要提。

经理先生，我再次请求您，先生，酒店住有女性客人时，请酒保告诉我，先生。C. 希亚德

11月27日：凌晨1:00，酒吧打烊，威尔士先生和一个美国人，19瓶加勒比。凌晨2:30，一个警察来找威尔士先生，他说那个美国人报了警，说被抢200美元。他最后是和威尔士先生等人在C酒店喝酒。威尔士先生和警察要求打开酒吧的门检查，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因为这个为你们开酒吧的门，警察和经理一起来才可以。然后那个美国人说他是开玩笑的，他们想逗警察笑，但是警察看起来和我的感受差不多。威尔士先生大笑着离开了，进了车库，他不能自己开，美国人在外面等，上车的时候两个人都摔倒了，威尔士先生说，你要是想透支，随时欢迎来我的银行，老兄。警察自己走开了。C. 希亚德

守夜人希亚德：“没必要提”！！不是由你来决定哪些事应该在守夜人记事簿里提及的。你什么时候成了酒店的唯一业主，有权决定哪些是应该提及的？若是住客没有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昨晚酒店有尖叫声。再有，你能否告诉我吉梅内斯先生是哪位？他住哪间房？或者曾经住过哪间房？凭什么？我曾经当面告诉过你，酒店所有住客的名字都写在电灯开关旁边的板上。烦请在板上找到吉梅内斯先生的名字，或告诉我他的相关信息，不胜感激。你提到的女士是罗斯科太太，住在12号房，你已经很熟悉了。你的职责是确保未经许可的来人来电不会打扰到酒店的住客。对于这样的人，你不必提供住客信息。今后再有此类电话，请直接转给我。W.A.G. 英斯基普

先生，我已经请求您两次了，我不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工作，我一直认为守夜人的活很安静，我可不想掺和白人的事，但是我去叫的时候，住12号房的先生就在那儿，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先生。C.E.H.

11月28日：午夜12:00酒吧打烊，12:20酒保离开。威尔士先生等人还在酒吧，他们凌晨1:25离去。威尔士先生喝了8瓶加勒比，威尔森先生12瓶，珀西先生8瓶，他们叫他保罗的那个男人12瓶。罗斯科太太在12:33的时候加入他们，喝了4瓶杜松子酒，大家都叫她来自特立尼达岛的蜜妮，然后他们开始唱那首歌[4]，还有别的歌曲。一切正常。随后，12号房传来小声吟唱的声音和吉他声。一个男人在凌晨2:17进来借电话，他在打电话的时候，进来大概7个男人想揍他，所以他撂下电话，他们都跑了。3:00的时候，我注意到柜子上的挂锁没了，我瞧了瞧里面，没有蛋糕，但是先生，柜子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有上锁。威尔士先生6:00的时候又下来了，来找甜点，他在冰箱里找了找，没有找到。他拿了片菠萝。冰箱里有只盖着的盘子，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威尔士先生把盘子拿出来，猫跳到上面，盘子掉下来打破了。车库的灯不亮了。C.E.H.

请在你的记录下面签名。你在养成说一切正常的习惯。在这么写之前好好想想。我要知道一切正常是什么意思。我得知，不用说，当然不是从你处，警察已经习惯在夜间来酒店。若你能记录下他们来的时间和次数，不胜感激。W.A.G. 英斯基普

先生，一切正常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我不知道，我写什么都不合您意。我不知道如今守夜人究竟要干些什么活，从什么时候起得有一张剑桥文凭才能当守夜人了，我没有念过书，因为这，人人都觉得他可以欺负我。查尔斯·埃塞尔伯特·希亚德

11月29日：酒吧午夜打烊，酒保12:15离开，威尔士先生和罗斯科太太等人还在酒吧。威尔士先生和罗斯科太太12:30离开，威尔森先生和他们叫他保罗的那位先生还在，他们都在凌晨1:00离开。1:40的时候，威尔士先生和他的同伴又回来了，他们2:55离开。威尔士先生3:45回来，吃了面包，喝了牛奶，还吃了橄榄和樱桃。他还要肉豆蔻，我说我们没有，他喝了2瓶加勒比，十分钟后离开。他还拿走了罗斯科太太的包。除了2瓶加勒比，别的东西都是那个叫保罗的人喝的。我不知道，先生，我不喜欢这个活，你最好雇个夜间酒保。罗斯科太太和那个叫保罗的男人5:30回到酒吧，他们吵架了，保罗先生说你让我感到恶心，罗斯科太太说我感到恶心，然后她吐了一地，还大叫我不要该死的牛奶。我在清扫的时候，威尔士先生下来要苏打水，我们需要为威尔士先生进点苏打，但是，我需要人帮忙照顾威尔士先生、保罗先生，以及他们的同伴，先生。

警察在2:00、3:48、4:52的时候来过。他们在酒吧坐了很久。后院有两次枪响。侦探来问讯了。我不知道，先生，我想我还是回去干别的活比较好。3:00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捉贼，我看到一个人从后面跑出来，住在9号房的伦敦先生说他少了8角钱，还有他放在梳妆盒里的一盒香烟。我不知道这儿的人到底什么时候睡着的。查斯·埃塞尔伯特·希亚德

守夜人希亚德：失窃的不止8角钱，事实上，昨晚好几间房都被盗了，包括我自己的那间。我们雇你就是为了防范这样的事发生。你对住客的个人道德似乎很感兴趣，这分散了你对工作的注意力。你的说教就留待你参加路边祷告会的时候用吧。住7号房的皮克先生说他要求再三，但是你依然没有在5:00的时候叫醒他。结果他误了去英属圭亚那的飞机。今天早上的报纸也没有送到各个房间。我再跟你说一遍，报纸必须当面交给门房维尼埃尔斯。送信人的自行车损坏了，我肯定告诉过你，那自行车是酒店的财产。晚上你都在干什么？W.A.G. 英斯基普

请别问我，先生。

关于损坏的自行车：那辆自行车一直放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发生什么能损坏它的事。我一直都很当心酒店的所有财产，先生。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觉得我有时间骑车出去溜达。关于报纸：先生，警察读了，报纸被他们看过之后都破相了，我觉得不太合适给住客看。我凌晨4:50、5:00、5:15、5:30的时候都叫过7号房的皮克先生。他让我走开，他还不想起床，有一次他还把一盒火柴向我扔过来，火柴撒了一地。我总是尽全力完成任何事，先生，但是上帝作证，我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守夜人的活是像这样的，要写那么多东西，我都没有时间干别的事了。我没有三头六臂，在威尔士先生和他的同伴一事上，我需要人帮忙。我是个穷人，你可以辱骂我，但是你不能骂我的信仰，先生，因为上帝全都看得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先生。我不知道我干的是什么活，我卷入了什么样的麻烦中，我想要的就是一份安安静静的夜间工作，而我的回报就是辱骂。查斯·E. 希亚德

11月30日：凌晨12:25，酒吧打烊，酒保1:00离开，威尔士先生和他的同伴还在酒吧。威尔士先生喝了12瓶加勒比，威尔森先生喝了6瓶，珀西先生喝了14瓶，罗斯科太太喝了5瓶杜松子酒。凌晨1:30，罗斯科太太离去，12号房间有小声唱歌的声音和轻柔的吉他声。一切正常。警察1:35进来酒吧坐了一会儿，就看了看，没有喝东西，没有讲话，什么事都没有做。1:45，他们叫他保罗的那个男人和纳帕洛尼号船的麦克弗森先生一起进来了，只要有什么东西碎了，他们俩就一起摔倒，还哈哈大笑，他们叫他保罗的那个男人说麻烦要来了，告诉蜜妮，马尔科姆要来了，船刚刚进港。威尔士先生和他的同伴们散了，一两只酒瓶里还有半瓶酒，然后，他们叫他保罗的那个男人让我去12号房间告诉蜜妮·罗斯科，马尔科姆要来了。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这样行事，遇上这种事，人人都会变成神父。我注意到酒吧门上的挂锁掉了，只靠一小片木头连着门。我上楼去12号房间告诉罗斯科太太马尔科姆要来了，船进港了，那个女人立刻就清醒了，好像不想再听吉他，她问我哪里可以躲，怎么逃跑。我不知道，我感觉最后审判日就要来了，但是她不听我的，她开始一会儿收拾房间，一会儿整理行李，然后她跑到走廊上，我还来不及阻止，她就跑下后面的楼梯，跑到附楼里去了。2:05，还是在走廊上，我看到一个大块头男人跑向我，他像法官一样冷静，像醉鬼一样疯癫，他问我她在哪她在哪。我问他是不是得到许可可以找她，他说现在不要跟他废话，她在哪，她在哪。我记起了上次吉梅内斯先生的事，所以直接带他去了附楼的经理办公室。他听到英斯基普先生的房里有轻微的争执声，我听出英斯基普先生昏昏欲睡的声音和罗斯科太太的声音，红脸男人冲了进去，下面五分钟，我能听到的就是乒乒乓乓和那个女人的尖叫声。我不知道我这个守夜人干的都叫什么活，我就想要一个像警察一样安静的活。后来，一切平静下来，红脸男人拖着罗斯科太太出来了，他们叫了出租。警察安安静静地在楼下的酒吧坐着。然后珀西先生和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回到酒吧，他们小声交谈着，没有喝东西，他们是凌晨3:00走的。威尔士先生3:15回来，喝了1瓶威士忌和2瓶加勒比。他还要菠萝或别的甜水果，但是酒吧里没有。

清晨6:00：威尔士先生到酒吧要苏打水，但是酒吧没有。我们得为威尔士先生进点儿苏打。

清晨6:30：报纸送来了，我7:00的时候把报纸交给了门房维尼埃尔斯。查斯·希亚德

希亚德先生：由于英斯基普先生不幸病倒，我暂时接管酒店。我相信你会一如既往好好记录晚上的情况，但是，如果你能尽量简明扼要，我会很高兴。罗伯特·马格努斯，代理经理

12月1日，晚上10:30，C酒店：C.E. 希亚德接班，一切正常。午夜12:00，酒吧打烊，凌晨2:00，威尔士先生2瓶加勒比，1个面包，早上6:00，威尔士先生1瓶苏打水，7:00，守夜人希亚德交班给维尼埃尔斯先生，1把手电筒，2把冰箱钥匙，1、3、6、12号房间钥匙。酒吧无人，无报告。C.E.H.

一九六二年

[1]查尔斯的简称。

[2]基督教福音派团体，谨守安息日，倡导健康生活，认为保持健康是实践信仰的一部分。

[3]原文为night mere，应为nightmare（噩梦）的错误拼写。

[4]《来自特立尼达岛的蜜妮》是194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齐格菲尔德女孩》中的插曲。

敌人

我一直把这个女人——我妈——视为敌人。无论我做什么，她都必定会误解，直到后来，我认为她不仅会误解我，而且会断然否定我。我是独子，但似乎对她来说，我是多余的孩子。

她恨我爸，即使在我爸死后，还是继续恨他。

她会说：“你做什么我不管，你是你爸的孩子，不是我的。”

我和我妈真正分开不是在米格尔街，而是在村里。

我妈决定离开我爸，想把我送到外婆家。

我不肯去。

我爸卧病在床。而且，他许诺如果我和他待在一起，就会给我一整盒彩色蜡笔。

我选择了蜡笔和我爸。

那时我们住在克努皮亚，我爸在一个甘蔗种植园当监工。他监管的不是奴隶，而是自由民，但我爸常常表现得跟他们是奴隶一样。他骑着一匹笨拙的大棕马在地里游荡，用鞭子抽打劳工。听说他还常常踢他们，虽然我对此难以置信。

我不相信这种事是因为我爸一辈子都住在克努皮亚，他明白克努皮亚人不会任人摆布。他们不是粗暴的人，但却不把杀人当回事，他们可以等待好几年，伺机铲除他们不喜欢的人。事实上，克努皮亚和台地是特立尼达岛凶杀案最多的地方，频繁得能保证那里的警察得以快速升迁。

起先我们住在营地，后来我爸想搬到不远处的一幢小木屋。

我妈说：“你在逞能。听着，你自己去住吧。”

我妈自然有点儿害怕，而我爸则坚持。所以我们搬到了小木屋，麻烦真正开始了。

一天中午，一个男人来到小木屋，问我妈：“你丈夫呢？”

我妈说：“不知道。”

这个男人用一小段木槿枝剔着牙。他吐了口唾沫，说：“没关系。我有时间。我能等。”

我妈说：“你不能这样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妹妹马上就要来这里了。”

这个男人笑着说：“我什么也不做。我就是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吓得哭起来。

男人笑了。

我妈对我说：“立刻闭嘴，不然我让你真的想哭。”

我跑到另外一间屋子，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念叨着：“罗摩！罗摩！悉塔罗摩！”我爸告诉我，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都可以念这个。

我向窗外望去。大晴天，非常热，在这一大片灌木丛和树林里，一个人都没有。

接着我看见我阿姨沿着小路走过来。

她来到小屋，问道：“出了什么事？我在家安静坐着，忽然觉得不对劲。我觉得我必须过来看看。”

那个男人说：“我知道这样的感觉。”

我妈一向勇敢，这时候却哭了起来。

但这一切只是为了吓唬我们，我们是真的被吓到了。从那以后，我爸总是带着枪，我妈则总是拿着一把锋利的弯刀。

此后，我们总会在晚上听到声音，有时候从路上传来，有时候从屋后的灌木丛中传来。有的来自迷路的人，他们想要得到指路的光亮，有的告诉我爸他的姐姐在戴卜暴毙了，有的则告诉我爸糖厂失火了。有时候几个声音同时从不同的方向传来，我们坐在黑暗中等它们消失。当声音消失的时候，感觉更加可怕。

我爸说：“他们还在外面，他们想让我们出去看看情况。”

早上四五点钟，晨光熹微，我们会听见灌木丛中有脚步声渐渐远去。

天一黑，我们就会把自己锁在小屋里等着。有时候好几天什么声音都没有，接着我们又会听到那些声音。

一天，我爸买回来一条狗。我们给它取名泰山。它是一条长毛棕色大狗，更像是玩赏犬，而不是看家犬。我很想骑在它的背上。

夜晚来临的时候，我问：“泰山也到屋里来和我们在一起吗？”

泰山没有进屋。它在屋外转悠，用爪子挠门。

它没活多久。

一天早上，我们发现它被砍成了碎片，丢在台阶上。

而前一天晚上，我们没有听见任何声音。

我妈开始和我爸争吵，但我爸却表现得似乎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毫不在乎。

我妈说：“你在装胆大。可是，听着，胆大不能让我们长命，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吧。”

我爸开始将许愿的文字挂在屋子的墙上，有的来自《梵歌》和《圣经》，有的则是他自己编出来的。

他也越来越频繁地向我妈发脾气，后来我妈一进屋，他就会尖叫并用东西砸她。

所以，我妈回了娘家，我则和我爸待在一起。

那些日子，我爸很多时候都躺在床上，我不得不和他一起躺着。我第一次真正和他对话，他教了我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爸问：“孩子，谁是你的父亲？”

我说：“你是我的父亲。”

“错。”

“为什么？”

我爸说：“你想知道你真正的父亲是谁吗？上帝是你的父亲。”

“那你是谁？”

“我，我是谁？我是……让我想想，嗯，我是你的第二父亲，不是你真正的父亲。”

这番教导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遇到了麻烦，特别是和我妈之间。

我爸教我的第二件事情是地心引力。

我们坐在床边，他抛出一个火柴盒。

他问：“孩子，为什么火柴会掉下来？”

我说：“它们肯定会掉下来。要不然还能怎样？你指望它们会横着飞吗？”

我爸说：“我告诉你它们为什么会掉下来。它们掉下来是因为地心引力。”

接着，他开始玩一个把戏。他给一个桶里装了半桶水，然后将桶快速转过他的肩膀。

他说：“你看，水不会泼出来。”

但是水泼出来了。他浑身湿透，地板也湿了。

他说：“没关系。这只是因为装的水太多了。再来一次。”

第二次，他成功了。

我爸教我的第三件事情是混合颜色。就在他去世前几天。他病得很重，很多时候在颤抖和嘟囔，甚至睡着后还在呻吟。

大多数时候，我和他一起躺在床上。

一天，他问我：“你的彩色铅笔呢？”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了彩色铅笔。

“你想看变魔术吗？”

“你会变魔术？”

他用黄色铅笔画了一个方框。

他问：“这是什么颜色？”

我说：“黄色。”

他说：“把蓝铅笔给我，闭上眼睛。”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问：“孩子，现在方框是什么颜色的？”

我说：“你没骗我吧？”

他笑了，向我演示如何用蓝色和黄色混合出绿色。

我问：“如果我把一片树叶洗啊洗，最后它会变成黄色或者蓝色的吗？”

他回答：“不，你看，是上帝混合了那些颜色。上帝，你的父亲。”

我花了很多时间努力发明自己的小把戏。我能玩的唯一一个小把戏就是将两个火柴头放在一处，点燃它们，让它们粘在一起。但是我爸知道这个。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他肯定不知道的小把戏。但他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就在我要演示给他看的那天晚上，他去世了。

那天天气非常炎热，下午的时候天变得阴沉沉的。屋子里面凉飕飕的，我爸裹着衣服坐在摇椅上。雨点开始落下来，一滴重似一滴，像一百只拳头砸在屋顶。天色越来越暗，我点亮油灯，在灯芯上粘了一根针，让坏精灵远离屋子。

我爸忽然停止摇晃椅子，轻声说：“孩子，他们在这里。你听，你听。”

我们都不吱声。我仔细听着，但我什么也听不到，除了风声和雨声。

一扇窗户砰的一声自动打开了。裹挟着大雨点的风扑了进来。

“上帝！”我爸大声叫道。

我走到窗前。天色漆黑，世界广大而寂寞，只有风雨敲打树叶的声音。我吃力地将窗子拉上，在我关上窗之前，我看到天空划过一道闪电。

我关上窗户，等待雷声响起。

雷声听上去好像压路机碾过房顶。

我爸说：“孩子，别害怕。说我教你说的那些话。”

我坐到摇椅脚边，开始念道：“罗摩！罗摩！悉塔罗摩！”

我爸也跟着我一起念。他因为冷和害怕不停地颤抖。

忽然，他叫道：“孩子，他们在这里。他们在这里。我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话。外面这么吵，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却没有人能听见。”

我说：“别怕，我这里有弯刀，你有枪。”

但我爸听不进去。

他说：“天哪，太黑了。太黑了。太黑了。”

我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油灯挪近一些。就在这时，一声响雷轰然炸开，低得好像就在屋顶上。雷声隆隆作响了很长时间。这时候，另一扇窗户被刮开了，油灯被吹灭了。风和雨冲进黑屋子。

我爸又一次尖叫起来：“天哪，太黑了。”

我在一片漆黑中迷失了方向。我尖叫着，直到雷声渐弱，大雨变成了毛毛细雨。我完全忘记了为我爸准备的戏法：将一块肥皂在手掌上摩擦，直到它干掉，消失。

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我妈和我必须离开村里。西班牙港是最安全的地方。很多人笑话我爸，看来从此以后我必须背负这个十字架：我爸是被吓死的。但是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就忘记了我爸，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没有爸的男孩。这似乎很自然。

事实上，在我们搬到西班牙港之后，我看到正常的父子关系不过是打人者和被打者的关系——当我看到这些时，我很感激。

一开始，我妈做得很好，她将我关在我的屋子里，将我爸教我的那些荒谬的东西从我脑中清理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再努力一把，事实是，很快她就对我失去了兴趣，她让我在街上乱跑，只是不时会追着打我。

但是偶尔她也会执行原来的严格规定。

一天，她把我关在家里。她说：“今天不许上学。我烦透了帮你系鞋带。今天你必须学会自己系鞋带。”

我认为她不公平。毕竟，在我们原来住的村子里，没有人穿鞋，我不习惯系鞋带。

那天，她一直打我，让我系了一个又一个结，但最后我还是没有学会系鞋带。之后几年，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的事真是奇耻大辱，就像不会剥橘子皮一样。但我在买鞋子这件事上玩了个小把戏。我从来不让我妈给我买大小正合适的鞋。我假装穿那个码的鞋脚疼，让她给我买大一两码的鞋。一旦售货员把鞋带系上，我就不再解开，只是将脚插入或滑出鞋子。为了让鞋子不掉下来，我在鞋尖塞上纸。

听了我妈的话，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几乎所有她认识的男孩都比我更好，更聪明。她认识一个男孩，帮他妈妈粉刷了房子。她还认识一个男孩，会自己修鞋。还有一个男孩，只有十三岁，一个月就能挣到二十美元。只有我无所事事，靠她的血汗钱生活。

但是偶尔也能瞥见出人意料的慈爱。

比如，一个周日的早上，我帮我妈洗玻璃杯。一个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妈看见了。

“怎么碎的？”她问。

我说：“滑下去了。杯子很滑很滑。”

她说：“用玻璃杯喝水不合理。它们这么易碎。”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为我妈的健康担心。

但是，她却从来不为我的健康担心。

她认为世上所有的病都可以用一剂过量的热泻盐来解决。每个月我都会受一回这种罪。我的周末完全被这事毁了。如果有什么我妈不懂的症状，她就把我送到查格瑞特路上的卫生站。那是个糟糕的地方。你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见到医生。

在你开口说“医生，我这里疼”之前，医生已经开始写处方了。你又必须开始等待拿药。卫生站开出来的药都一个样。水加上半英寸厚的粉色渣滓。

海特曾这样评论卫生站：“政府用的是信仰疗法。”

我妈认为卫生站对我来说是个好地方。我早上八点去，下午两点以后回来。这样可以保证我少淘气，而每年的花费只有二十四美分。

但你别以为我一直是个好人。我不是。我时常莫名其妙地发作，那种时候，我不能听从任何人的命令，特别是我妈的命令。我觉得，如果听从了其他人的命令，我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生活真是有趣。这种发作有时恰好就发生在我妈想对我好的时候。

在海特将落水的我从码头边救起的第二天，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给校长：《海边的一天》。我想没有哪个校长收到过那样的文章。我写了我如何差点儿淹死，如何平静地面对死亡，我的心灵极其平静，想着：“好吧，孩子，这就是终点了。”老师很高兴，给了我十分，满分十二分。

他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天才。”

回家后，我告诉我妈：“我今天写的文章得了十分，满分十二分。”

我妈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竟敢当面对我说谎？你想让我扇你耳光吗？”

最终，我说服了她。

她立刻变温柔了。她坐在吊床上，说：“来，坐到我边上，儿子。”

就在这时，我的疯劲儿发作了。

我毫无理由地变得非常生气，说：“不，我不想跟你坐在一起。”

她笑了，开始哄我。

我更加生气。

慢慢地，友好消失了，变成了两个意志的斗争。我情愿淹死，也不愿低头遵循她的命令。

“我让你过来，坐在这里。”

“我不坐。”

“把你的腰带解下来。”

我把腰带解下来，给了她。她狠狠地用腰带抽我，我的鼻子流血了，但我还是不肯坐到那里。

这样的时候，我会大叫：“如果我爸活着，你不会这么做。”虽然我并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她一直都是我的敌人。等我长大了，我会立刻从她身边逃走。事实上，这是成年对我的最大诱惑。

那些日子西班牙港发展迅速。美国人的钱涌向特立尼达岛，英国人谈论着殖民地的发展和福利。

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公厕消失了。我讨厌公厕。我常想什么样的人会在夜里开车到这里，把肮脏的东西运走；我总是很害怕掉进茅坑。

海特是第一个建起得体厕所的人，我们把推倒他的旧茅厕当成一件大事。所有男孩和男人都来帮忙。我年龄太小，帮不上忙，但我想看看。墙一面一面被推倒，只剩最后一面了。

海特说：“伙计们，让我们试试，把这面墙整片推倒。”

他们这样做了。

墙摇晃了，开始倾斜。

那一刻我一定是疯了，因为我做出了一个超人的举动——想要阻止墙倒下来。

我只记得人们大叫：“天哪！小心！”

我乘坐山姆高级服务的绿色大巴从西班牙港到佩蒂特谷。车上坐满了头上包着鲜艳的丝质大手绢的老女人，她们提着篮子，里面有芋根、山药、香蕉，这儿那儿还有几只鸡。忽然，所有的老女人都开始聊天，鸡开始咯咯地叫。我觉得我的头快裂开了，但是当我要对老女人大叫的时候，却发不出声音。我又尝试了一次，但我听到的只有老女人们持续不断的聊天声，虽然更清楚了些。

我被泼了一脸水。

我被平放在一个水龙头下面，好几张面孔从上方看着我。

有人叫道：“他醒了。怎么样？”

海特问：“你感觉怎么样？”

我努力笑着：“没事儿。”

巴库太太问：“哪儿疼吗？”

我摇了摇头。

但是，忽然，我的整个身体都开始疼了。我试图动一动我的手，但很疼。

“我的手受伤了。”我说。

但是我还能站起来，他们把我送回了家。

我妈走过来，目光呆滞，含着泪花。

我不记得是谁说了句：“孩子，你真的让你妈担心了。”

我看着她的眼泪，觉得自己也要哭了。我发现她会为我担心和不安。

那一刻，我希望自己变成有两百只手臂的印度教的神，这样我就有两百只手臂可以受伤，只为享受看见母亲眼泪的那一刻。

一九五五年

绿尼和黄儿

而蓝伊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蓝伊原本是住在地下室那对威尔士夫妻的。我们能听到它在屋子里飞来飞去，却很难得见到它。我只有下楼去倒垃圾的时候才能瞧见，垃圾桶正好在地下室窗户旁边。它全身烟蓝色，很活泼，可以说有点儿小脾气，由于它的羽翼未经修剪，笼子看起来有点儿小。

威尔士夫妻回威尔士去的时候——我猜刘易斯太太要生孩子了——把蓝伊送给了房东库克西太太。她收下了，我们都很惊讶。她不喜欢刘易斯夫妇。其实，哪个房客她都不喜欢。她跟我数落过每个房客，我想她也一定跟他们数落过我。这其实不能怪她：房子里的房客实在太多了。除了底层的客厅、地下室楼梯平台处的一间厨房、地下室某处的一间卧室外，整幢房子都租了出去。库克西夫妇没有孩子，正在为老年生活攒钱。其实他们已经步入老年了，只是他们自己没有觉察到。

库克西太太很喜欢蓝伊。她以前经常偷偷地躲在半开的房门后面，在我们经过大厅的时候跳出来，但现在不再问我们谁喝了她的那份牛奶，也不问是谁洗完澡没有拿走脏衣服，而是叫我们去她房间瞧瞧蓝伊，听它鸣叫，夸奖一下她对笼子做的改进。

我透过地下室的窗瞧见过那笼子，很精致的小东西，蓝色的笼条和蓝伊的羽毛很相称，两只玩具吊架，一只食槽，一只水槽，一扇弹簧门。每个星期五都会添样新东西：库克西太太一直是星期五购物。第一样新东西是一架彩色塑料玩具转轮。第二样是一只啄食铃铛；蓝伊每啄一下，它就会发出叮当声。第三样是一面小圆镜。这些玩意儿快把蓝伊的活动空间蚕食光的时候，库克西太太添了件别的东西。她说那是蓝伊的朋友。这位朋友是一只红嘴小鸡，从蛋壳整齐的锯齿状豁口中探出脑袋，塑料做的，靠底部的重物来保持竖立。

蓝伊很喜欢它的玩具。它会让小鸡和蛋壳晃着，吊架摆动着，转轮转着，啄食铃铛响着。它咯咯嘎嘎啾啾，还不时发出欢快短促的尖叫。

但是它不会说话。库克西太太认为这是刘易斯太太的错。“它们就像孩子，你明白吗？你得教育它们。但是她没有时间。她非常娇气，整天就知道嬉闹和咯咯傻笑。”

库克西太太买了本《你的虎皮鹦鹉》。她把书放在桌上，压在一只很重的玻璃烟灰缸底下。她说书里有很多好点子，她看完后就开始训练蓝伊。她不停地对它说话，让它习惯她的声音。接着，她给它起了个新名字乔伊。但是蓝伊一直没觉出那是在叫它。我星期六下去交牛奶费给库克西太太的时候，她说她正在训练它认手势，引它出笼，站在她的手指上。两三天后，她把我叫去帮她把蓝伊从窗帘上捉下来，蓝伊很带劲地在上面尖叫着扑棱翅膀。喊它“乔伊”不肯下来，库克西太太朝它咯咯叫、拼命比画手指也都不管用。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回笼子里。

打这以后，手势比画训练作罢，乔伊这个名字再没人提起。库克西太太还是叫它蓝伊。

春天来了。和我们隔着两个后院的那株悬铃木开始吐绿，那是我们这排房子背面和据说是英格兰最大的电影院背面之间仅有的一棵树。出太阳的日子，阳光一天有一两个小时能照进我们的后院，或者说库克西太太的后院：房客不准入内。库克西太太把蓝伊的笼子拎出去，挨着它坐下织短外套。麻雀在笼子周围飞来飞去；它们在库克西太太落满煤渣的、空荡荡的花圃里啄个不停，就是不去攻击蓝伊。蓝伊根本没觉得有危险。它在两个吊架上跳来跳去，转转转轮，在它的小镜子上擦擦嘴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叫两声。它的啄食铃铛不时发出声响，红嘴小鸡倒下又站起来。蓝伊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开心过。

一个星期五，我到家时很晚了，走过大厅的时候我看见库克西太太的房门半开着。我很配合地让她吓了我一跳。透过粉色边框的眼镜，她的蓝眼睛里满是顽皮。我跟着她进了屋。

蓝伊不是孤零零的，它有了个伴。是活的，一只绿色的虎皮鹦鹉。

“它今天早晨飞进了院子里，”库克西太太说，“真的。哦，它能从那些淘气的麻雀那儿逃脱，一定是只聪明的家伙。你很聪明，是吗？绿尼。”

绿尼比蓝伊胖，我觉得它挺起胸脯的样子非常骄傲。它急不可耐地向我们展示它的能耐。只见它噼里啪啦地展开一只翅膀，收回，然后展开另一只。它还会侧向一边单脚站立，它啄笼条的时候，笼子看起来可不太结实。它比蓝伊吵闹，考虑到它的体型，它也显得更灵活些。它看起来是那种对麻雀避之唯恐不及的虎皮鹦鹉，但是它曾经自由自在，克服种种危险，这些经历使它学会了恃强凌弱。我们站在笼子边上，它都敢欺负蓝伊。它尖叫着扇动翅膀，想要把蓝伊逼到转轮边上。蓝伊只好过去，用嘴让轮子转起来，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再来一遍。但是在轮子再次转起来之前，绿尼飞向蓝伊，使劲拍动翅膀，笼子里的沙土都被扇了起来。蓝伊退了几步，抗议着。绿尼的叫声盖过了它的抗议。转轮对绿尼而言毫无意义；在它的流浪生涯中，它没有学过如何让一个轮子转起来。一会儿之后，它从转轮边飞开，停在吊架上。它又一次赶蓝伊去转轮。蓝伊去了，于是它们之间再次发生了不体面的争吵。

库克西太太不时发出轻轻的一声“哦”或“啊”。“你有真正的伙伴了，是吗？蓝伊。”

蓝伊没在听。它正匆匆离开转轮到红嘴小鸡那儿去。它狂乱地啄着它。

“就像孩子，”库克西太太说，“它们会吵架打闹，但依然是好朋友。”

蓝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绿尼一刻不停地显摆自己，频频欺负蓝伊，对它大呼小叫，而蓝伊越来越不敢回敬绿尼。那个星期的最后两天，蓝伊似乎连抗议的心都没了。现在，让吊架一直晃来晃去的是绿尼，撞击啄食铃铛让它发出叮当声的也是绿尼，整个屋子装满了绿尼弄出的声响。库克西太太都没动过教绿尼说话的念头，我认为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教它认手势。“绿尼不是小男孩了。”她说。

看着大男孩对着转轮干着急，我觉得挺好玩的。它晃了晃转轮，把转轮弄得咯咯响，但就是转不起来。

“你给它示范一下吧，蓝伊。”库克西太太说。

但是蓝伊对库克西太太的所有玩具都丧失了兴致，甚至包括那只塑料小鸡。它待在笼子底部，几乎不动。后来，它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竖起羽毛，时不时颤抖一下。它半闭着眼睛，白色的眼睑看起来柔嫩而脆弱。它的双脚开始肿胀，最终发白脱皮。

“它没救了，”库克西太太情绪异常激动，“不怪绿尼。我已经尽力训练蓝伊了。它不上心。看看现在吃苦头的是谁？”

几天后她又后悔了：“这不是它的错，可怜的小蓝伊。它的指甲长到肉里去了，脚也太脏。它好久没有洗澡了。”

我留下来看。库克西太太倾空了玻璃烟灰缸里的大头钉、小夹子、橡皮筋，倒上温水。她打开电暖炉，把一条毛巾烘暖和。然后，她一只手伸进笼子，被绿尼啄了，绿尼还大叫着抗议。她把蓝伊抓出来，丢进烟灰缸。蓝伊立刻小了一半。它的羽毛像第二层皮肤一样紧紧贴着身体。库克西太太给它打上石碳酸皂，在烟灰缸里冲洗干净，再用温暖的毛巾把它擦干。完事后，它看上去湿漉漉、乱蓬蓬的。“好了，蓝伊。干啦。我们来瞧瞧你的爪子。”她把蓝伊放在左手心里，一把指甲剪伸向它肿了的脚。要是一个月前蓝伊有这样的自由，它早就飞到窗帘上面去了。现在它安静地躺着。突然，它发出一声尖叫，稍微扭动了一下。

“可怜的小蓝伊，”库克西太太说，“我们剪掉了它的小脚。”

蓝伊没有康复。它的脚脱皮更严重，肿得更厉害，变得更粗糙了。它的下喙长出一层像纸那么薄、形似指甲的赘生物，这东西向上长，它连吃东西都很困难，根本没法啄。它的上喙突然溃疡，肿得像海绵一样。

现在，连绿尼都不屑欺负它了。

夏天，库克西先生终于完成了他念叨了很久的事，把大厅和楼梯给漆了。用的是一种普通的暗蓝色油漆，但是很快就显示出它不普通的一面：这漆干不了。门的内侧很快被弄脏了，楼梯的扶栏上出现了一道道黏腻的蓝色痕迹，那是房客们的手指擦过留下的。库克西先生重新刷了一遍门，贴了张告示：油漆未干，请勿触摸。“请”字下面划了三横。他在外面的台阶上也用粉笔写了警告。但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油漆仍然没干透，门似乎又得重新刷一遍了。库克西先生在大厅的玻璃面桌子上留了好几张告示，一张比一张简单粗暴。他对简单粗暴的语言很在行。这不奇怪，库克西先生是某家重要的公营公司本部的门卫或看门人之类的。总之是个要位：他告诉我他手下有三十四个清洁工。

我一直未能习惯黏乎乎的油漆。一天，我走进大厅，心里颇为恼怒，正在考虑要不要把粘在手上的油漆抹在墙纸上，库克西家的门开了，我见到了库克西先生。

“来喝一杯，”他说，“鸡尾酒。”

我很怕库克西先生的鸡尾酒：很显然那是他工作的一种福利。但是我进去了，手在晚报上擦了擦。房间里一股油漆味和亚麻籽油味。

库克西太太坐在扶手椅上，微笑着看向我。她的两只手有点过于端庄地搁在大腿上。显然，她有东西要给我看。

放在缝纫机上的笼子罩了一块蓝布，是从库克西太太的旧裙子上剪下来的。那时已是黄昏，外面还亮着，屋里已经暗下来了：若非必要，库克西夫妇绝不开灯。库克西先生递过鸡尾酒。库克西太太摇了摇头。我接过来，但是没有立刻开始喝。库克西先生抿了一小口。

蓝布后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滚动声、吱吱的叫声。库克西夫妇安静地坐着倾听。我于是也听着。

“又来了一只。”库克西先生说，他抿了口鸡尾酒，咂咂嘴，发出小声的噗噗。

“也是在院子里抓到的？”我问。

“这是只雌的！”库克西太太说。

“噗噗，十先令，”库克西先生说，“那人叫价十二先令六便士。”

“我们还给它弄了个小屋。”

“但小屋不是买来的，贝丝。”

库克西太太走到笼子边上，把手搁在蓝布上，迟迟不肯揭开：“它是最娇俏的小家伙。”

“黄儿。”库克西先生说。

“正好给绿尼做伴。”库克西太太扬手掀开了蒙在笼子上的蓝布。

那不是我见过的那只笼子。这只铁丝做的笼子更大更粗糙，只有最简单的配件——两根栖木架在铁丝笼条上。我只见到了绿尼。它正在安静地睡觉。我没有见到黄儿。

库克西太太咯咯地笑了起来，我的失望让她很开心：“它在那儿。但是在它的小屋里！”我看到笼子背面挂着一只木头做的小盒子。库克西太太敲了敲盒子。“出来，黄儿。让叔叔好好瞅瞅你。出来，出来。我们知道你在里面。”一个黄色的小脑袋从盒子的圆孔中探出来，不停地左顾右盼。库克西太太又敲了敲盒子，黄儿从盒子里滑到了鸟笼里。

黄儿比绿尼和蓝伊都小。它好奇地在笼子里踱来踱去，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它当然不想现在就睡觉，它也不打算让绿尼安心睡觉。它跳上绿尼站的栖木，绿尼的头正埋在胸口，它啄了一下绿尼。绿尼抖了一下，没有睁眼。黄儿又推了它一下。可能是出于骑士精神——虽然我从来没有觉得绿尼身上具备这种精神——也可能是它实在太困了，绿尼没有反击。它一再退让，直到无路可退。然后，它跳到另一条低一点儿的栖木上。黄儿跟着跳了过去。它第二次把绿尼驱逐到边上后便失去了兴趣，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去了。

“你看到了吗？”库克西太太说，“它对绿尼很感兴趣。店里的人说要是它们两情相悦，十天后就会下蛋了。”

“十二天，贝丝。”

“他告诉我十天。”

我想转移话题，于是说：“它们有新鸟笼了呢。”

“库克西先生做的。”

库克西先生发出噗噗的声音。

他还给它上了漆，就是那种蓝漆。

黄儿从小屋中探出脑袋。

“它对绿尼很有意思。”库克西太太又把蓝布蒙在了笼子上，“我们真淘气。让它们俩待会儿。”

“我的一个清洁工，”库克西先生说，他停了一下，特别突出所有格，“我的一个清洁工养鸡和火鸡。圣诞节的时候赚了一笔。好大一笔。”

库克西太太说：“我可不想卖，小绿尼、黄儿都不卖。”

我突然记起来：“蓝伊在哪儿？”

我觉得库克西太太不想有人提起这个。她给我看了蓝伊的笼子。笼子放在地上，罩在扶手椅和书架的阴影里，书架上没有几本书，瓷器动物倒是不少。蓝伊孤零零地一只脚站在装饰繁多的笼子里，羽毛竖起，头缩着。

“我不能扔了它，对吗？”库克西太太耸了耸肩，“我已经尽力了。”

绿尼的感情生活不太顺利。

“黄儿把它制得服服帖帖的。”库克西太太说。

它的确安静了不少。

“说不定它想蓝伊了。”库克西先生说。

“听听他说的。”库克西太太说。

黄儿还是很热切，静不下来，对什么都好奇，在它的小屋里进进出出。库克西太太跟我说鸟笼的构造很巧妙：你可以拉开后面的小门看有没有蛋。她计算着日子。

“已经七天了。”

“九天了，贝丝。”

“七天。”

接着，库克西先生说：“绿尼在装傻。”

“瞧瞧是谁在说这话。”库克西太太说。

两天后，她在大厅遇到我，说：“绿尼出事了。”

我去看了看。绿尼跟蓝伊一样不太健康，一动不动：羽毛全都竖起，眼睛半闭着，头缩在胸口。黄儿在它边上转来转去，既不挑衅也不顽皮，而是很疑惑。

“黄儿爱它。你看见了吗？我试着喂它。用眼药水瓶喂它牛奶。但是它什么都不吃。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绿尼。告诉妈妈怎么了。”

那天是星期五。库克西太太给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打了电话，他们让她星期一带绿尼去他们那儿看看。库克西太太尽力了。虽然天不冷，但是电暖炉一直开着，库克西夫妇在寒冬都不舍得这样做。炉前一直烘着一块毛巾。绿尼被裹在另一块毛巾里。

星期一，库克西太太用干净的毛巾把绿尼包好，带它去看了医生。医生开了一种药水，还警告库克西太太不要喂它牛奶。

“他说是中毒了。”库克西太太说，“好像我想要绿尼出事一样。但是你还是得去看医生。医生！他还是个小孩。他说这个星期五再带绿尼去复诊。还有四天哪。”

第二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手指粘了门上的蓝漆。库克西太太在大厅遇到我，我跟着她进了屋。

“绿尼死了。”她说，非常平静。

库克西先生很有派头地推开门走了进来，他穿着橡胶雨衣，戴着圆顶礼帽。

“绿尼死了。”库克西太太说。

“噗噗。”库克西先生摘掉帽子，脱去雨衣，小心地把它们放在餐具柜旁的椅子上。

随后是一阵寂静，我没有看库克西夫妇，也没有看缝纫机上的笼子。放蓝伊笼子的那个角落很暗，我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蓝伊的笼子空着。我于是看向缝纫机上的笼子。它被放进了黄儿的笼子里，垂头丧气地待在笼底，闭着眼睛，缩起一只肿胀的脚。黄儿根本不正眼瞧它。它在两根栖木间跳来跳去，不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它钻进小屋的圆孔里，一声不吭。

“它仍旧有兴趣。”库克西先生说。他看着蓝伊：“说不准的。”

“这不好，”库克西太太说，“它爱绿尼。”这个老妇人的脸突然扭曲变形，她哭了。

库克西先生打开餐具柜的门找鸡尾酒，弄出很大的声响。

库克西太太擤了擤鼻子：“哦，它们就像孩子。太喜欢它们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只好说：“我们都很喜欢绿尼，库克西太太。我很喜欢它，我想库克西先生也一样。”

“噗噗。”

“他？他可不在乎。他心肠很硬。你知道吗，他今天早上瞧了瞧绿尼。还跟我说它看起来好点儿了。不过他一直就这样。看看他，什么都不上心。”

“不是的，贝丝。打击很大。很大。”

黄儿再也没有走出它的小屋。它两天后就死了，库克西太太把它埋在院子里，就在绿尼边上。我见到了那只笼子，还有小屋，已经被拆散，库克西先生在院子里的棚子里放了一堆旧木头，就丢在那上面。

蓝伊和它的笼子又摆在了库克西家客厅的缝纫机上。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蓝伊慢慢好起来了。它可以两只脚同时站在地上了，也可以在笼底拖着脚走两步了。但是它的双脚最终也没有完全康复，喙上的赘生物也没有消。吊架没有再次晃起来，转轮也一动不动。

大概过了有三个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下楼去交牛奶费。库克西太太要给我找钱，她先找到了眼镜，然后去找放零钱的花瓶。她从一个花瓶里倒出很多纽扣，从另一个里倒出很多大头针，第三个里是搭扣。

“可怜的老太太。”她一直在咕哝——她就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她又倾空了好几个花瓶，然后停住了，脸上绽开一朵笑容，向我摊开了双手。我看到她手上有两把弹簧锁钥匙，一个白色的头颅骨，精致而脆弱。

“绿尼的，也可能是黄儿的，”她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个的。麻雀把这个刨了出来。”

我们双双把目光投向笼子里的蓝伊。

一九五七年

完美房客

达金一家来之前我们就听说了。“他们是完美的房客，”房东库克西太太说，“他们原来的女房东亲自带他们来见我。她说不舍得让他们走。但是她要离开伦敦，接管本森的一个酒店。”

达金一家悄无声息地搬了进来，我过了几天才注意到他们已经住进来了。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能听到楼上的房间传来清洗声、擦拭声、打扫地毯的声音。星期一又恢复了安静。

那个星期，我有一两次在楼梯上看到他们。达金太太约莫四十来岁，瘦高个，笑容甜美。“她过去是个警察。”库克西太太说，“是小队长吧，我想。”达金先生跟他太太差不多年纪，看起来像个运动员。但是他粗狂英俊的脸庞庄重严肃。他的问候简短、坚定，似乎不太想跟人交流。

他们的举止堪称模范。他们家从来没有访客，也没有电话。他们做饭从来没有气味。他们不会攒一堆空牛奶瓶，也从来不会在白天把空牛奶瓶放在门阶上。他们很安静，没有收音机。仅有的一点儿声音就是洗刷声、扫地声、打扫地毯的声音。有时候，晚上街上安静下来之后，我能听到他们在卧室里；细微的嘀咕声偶尔中断，换成短促低沉的说话声。

“每个阶级都有值得尊敬的人，”库克西太太说，“现在的麻烦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瞧瞧西摩一家，深更半夜，偷偷摸进浴室，还两个人一起冲凉。英国广播公司的人也不能相信。那个阿拉伯人我可还记着。”

达金一家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房客。库克西先生邀达金先生下楼“喝鸡尾酒”。达金太太请库克西太太上楼喝茶，库克西太太跟我们说她对达金家的布置非常满意。“他们很挑剔。”库克西太太说。这是她所知的最高赞扬，我们都觉得这是在指责我们。

从库克西太太口中得知达金一家有麻烦了，我很失望。“他从梯子上摔下来，手折了，但是他们一点儿不肯赔。手臂弯着，他连海边都去不了。而且，他做不了活了。他是个电工，你知道电工常常要爬高。但是，你都瞧见了。他们不在乎。三百英镑对他们来说算什么？但是他们会赔吗？你知道吗，工头甚至把梯子都烧掉了。”

我没有注意到达金先生有任何损伤。本来，他那令人生畏的气势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对他更有兴趣了，而且，因为他对自己的不幸不声不响，我还对他心生敬意。我们经常在楼梯上擦肩而过，但仅限于彼此打声招呼，若不是库克西家的迎接新年派对，我们可能还会一直这样下去。

那时，库克西夫妇已不再青睐我。我把积攒的大约十五个牛奶瓶放在门阶上，送奶工不肯一次把它们都收走。六个稍微冲洗了一下的牛奶瓶在门阶上放了一整天，有损库克西家的声誉。库克西太太和送奶工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之后很快波及我。

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库克西家客厅的门开着，传出阵阵大笑声、跺脚声，电视里放着音乐。库克西先生正端着一只托盘从厨房回来，尴尬地看了看我。他飞快地用嘴唇包住假牙，发出噗的一声。

“噗噗，进来，”他说，“喝一杯。鸡尾酒！”

我进去了。库克西太太表情严肃，但还算快乐。大笑声和跺脚声都是达金一家发出的，他们在跳舞。每当达金先生抱着达金太太旋转起来，她就会发出尖叫声。作为一个左手永久受损的人，他做得真不错。达金太太见到我的时候尖叫了一声，库克西太太咯咯地笑起来，似乎让达金一家开心是她的责任。我楼下的那对夫妻也在，女的坐在扶手椅上，男的坐在扶手上。他们穿着平日里常穿的小县城品味的衣服，看起来很拘束，不太开心。我把这对夫妻想象成编织大王和编织王后。他们有数不清的小东西：现代咖啡桌、现代灯台、考纳咖啡机、电唱机、装了甚高频天线的电视机。还有一台一九四六年的福特安格利亚老爷车，在适宜的季节上面会贴张条子：免费搭车去格莱德堡歌剧院，若出意外，后果自负。还有编织大王牌编织机，很少闲置。

音乐停了。达金太太装模作样地昏倒在她丈夫受伤的手臂里，库克西太太开始鼓掌。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库克西先生大声说。

“再来一杯吗？亲爱的。”编织大王轻声问他的妻子。

“要的，要的。”达金太太高声叫道。

编织王后满怀恶意地对达金太太笑了笑。

“威士忌？”库克西先生问，“啤酒？雪利酒？吉尼斯黑啤？”

“给她鸡尾酒。”库克西太太说。

老房客都知道库克西先生的鸡尾酒。他在某公营公司身居要职——他自称手下有三十四个清洁工——他的鸡尾酒的来源和混合方式颇为可疑。

编织王后接过鸡尾酒，冷冷地啜饮。

“你要什么？”库克西先生问。

“吉尼斯黑啤。”我回答说。

“吉尼斯黑啤！”达金先生大叫，第一次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语气和善，“你是在哪儿学会喝吉尼斯黑啤的？”

我们挨近了些，谈论起吉尼斯黑啤来。

“最好的当然在爱尔兰。”他说，“厚重，柔滑。你老家的酒味道怎么样？”

“我在老家不喝酒，天气太热。”

达金先生摇了摇头：“不是气候，是吉尼斯黑啤。啤酒不会旅行，它会生病的。”

很快到了唱《友谊天长地久》的时候。

第二天达金一家又恢复了他们模范的行为举止，但是现在若是在楼梯上碰到，我们会停下聊两句天气。

大约四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听到楼上的房间像是发生了骚乱。先是咚咚下楼的脚步声，接着我的门发出一声巨响，达金太太冲了进来，大喊：“是我丈夫！他在痛苦地打滚。”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就冲了出去，跑到楼下编织夫妇家去了。

“我的丈夫在痛苦地打滚。”

编织机的嚓嚓声停了，我听到编织王后发出同情的声音。

编织大王说：“给医生打电话。”

我走过去站在楼梯平台上以示同情。达金太太叫醒了库克西夫妇，又传来几声喊叫，然后我听到有人在打电话。我走回自己房间。我想了想，让门敞开着：再次表示一下同情。

达金太太、库克西太太、库克西先生匆匆跑上楼去。

编织机重新响起嚓嚓声。

这时，有人敲我的门，库克西先生进来了。“噗噗，楼上热得像烤箱。”他鼓起双颊，“难怪他会生病。”

我问达金先生怎么样了。

“有点儿消化不良，我看是。”接着，他像一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人一样补充道，“我的一个清洁工上个星期突然生病了。脑瘤。”

医生来了，达金家到处是脚步声和交谈声。库克西先生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气喘吁吁，不停地噗噗。达金太太小声啜泣着，库克西太太在一边安慰她。街上响起救护车的铃声，达金先生、达金太太、医生三人很快便离去了。

“阑尾炎。”库克西先生告诉我。

编织夫妇打开门。

“阑尾炎。”库克西先生对着楼下大叫，“楼上热得跟烤箱一样啊。”

“他觉得冷。”库克西太太说。

“哼！”

库克西太太看起来很不安。

“不要紧的，贝丝，”库克西先生说，“希特勒命令所有士兵都要切除阑尾。”

编织大王说：“我两年前切除了阑尾。疤很小。”他用食指比画了一下，“大概就这么长。但真的挺紧张的。抑郁、忧心都可能导致阑尾炎。我妻子在我们去法国之前也切除了阑尾。”

编织王后走了出来，令人发怵地笑了一下，露出短短的小方块牙齿，长长的牙肉，眯起了她的小眼睛。她说了声：“哈啰。”戴上羊毛手套，可能是她刚刚在编织机上织好的。她穿着粗花呢短裙、红色毛衣，套了件棕色平绒夹克，戴了顶红白相间的贝雷帽。

“阑尾炎。”库克西先生说。

编织王后只好再笑笑，跟着她丈夫下楼，向一九四六年的福特安格利亚走去。

“太不幸了。”我试探性地对库克西太太说。

“噗噗。”库克西先生看着他的妻子。

“太不幸了。”库克西太太说。

我们之间因牛奶瓶而起的摩擦算是告一段落。

库克西先生变得活泼起来。“没什么的，贝丝。这不要紧，犯不着大惊小怪。天哪，他们的房间像个烤箱。”

大概十一点钟的时候达金太太回来了。她双眼通红，但还算镇定。她谈到护士们的和蔼可亲。然后，像是要为一个不平常的晚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听到——工作日的午夜时分——楼上传来打扫地毯的声音。编织王后按照她惯常的方式发泄不满。她打开门，扯开嗓子跟她丈夫抱怨这讨厌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达金太太又去了医院，不到中午便回来了。她一走进大厅，便开始抽泣，声音很大，我在二楼都听到了。

我下楼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库克西太太的怀里。库克西太太脸色苍白，眼眶湿湿的。

“怎么了？”我小声问。

库克西太太摇了摇头。

达金太太倚靠着库克西太太，后者的身材娇小很多。

“我弟弟明天结婚！”达金太太大声说道。

“好啦，伊娃，”库克西太太坚定地说，“跟我说说医院的情况。”

“他们用玻璃管子喂他吃东西。把他列入了危重名单。还有，他的床就在门边上。”

“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伊娃。”

“有问题！有问题！”

“没什么的，伊娃。”

“他们给他做各种检查。”

“你要勇敢，伊娃。”

我们领着达金太太进了库克西太太的客厅，让她坐下，看着她哭。

“那个东西在他身体里爆炸了。”达金太太夸张地用手在身上划了一道，“他们不得不给他开膛破肚，然后——把它刮掉。”最后那个可怕的词一经说出，她便放任自己沉浸在绝望之中。

“好啦，伊娃，”库克西太太说，“他不想看见你这个样子。”

达金太太不去医院的时候，我们就轮流陪着她。达金先生的情况没有好转。达金太太和库克西太太一起喝茶。她和编织王后一起喝茶。她和我一起喝茶。我们快乐地谈天说地，就是不提及病人。达金太太非常坚强。她甚至跟我谈起她当警察时的几次危险经历。她也抱怨。

“那天晚上，库克西先生上楼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房间像个烤箱。但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丈夫觉得冷。想想看，他居然上来就说这个！”

我厨房里巨大的维多利亚式碗柜上堆满了杂志，我把其中的几本送给达金太太。我注意到编织王后也把她的杂志送给达金太太。

库克西先生让自己表现得沉重一点儿。他谈起手术的时候语气悲伤，但是用的是临床医学的词儿：“那东西在人体内爆炸的时候，你知道，毒害了整个系统。因此他们必须给他开刀，清除那东西。之后，他活下去的机会很小。”

库克西太太说：“他真是好人。现在，我很高兴我们在迎接新年派对上好好乐了乐。我真为她感到遗憾。他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你知道。”

“啊，”库克西先生说，“是有些那样的女人。”

我告诉编织王后：“他真是个好人。”

“是吗？”

我听到达金太太在每个人的房里抽泣。我听到她在楼梯上抽泣。

库克西太太说：“太悲惨了。她弟弟昨天结婚，但是她去不了，只能发电报。他们要来看达金先生。他们的蜜月竟然要这样度过，这叫什么事啊！”

达金太太的弟弟和他的新娘骑着摩托车从威尔士过来。他们来的时候达金太太正在医院，库克西太太给他们沏了茶。

那天傍晚我没有见到达金太太，但是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看见那对蜜月夫妻拿着几个棉纸包着的瓶子跑上楼去。男的身材魁梧——是个足球运动员，库克西太太说的——他跑上楼的声音整幢房子都能听到。他的新娘娇小玲珑，有些土气，活泼快乐。他们过了一会儿才睡觉。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去拿报纸的时候，见到足球运动员的摩托车停在门前，漏了很多机油。

那天，达金太太又没有到我们房里来。那天晚上，楼上的房间又在开派对。我们听到了足球运动员沉重的脚步声和他的叫喊声，他妻子咯咯的笑声，达金太太的抱怨声。

达金太太不再需要我们的抚慰。我们只能主动问她达金先生怎么样了，他喜不喜欢我们拿过去的杂志，还要不要再拿几本过去。然后，好像被提醒了她已经勇敢地抛之脑后的伤心往事，她说是的，达金先生谢谢我们。

库克西太太不喜欢重新回归沉默。我们也都不喜欢。不过，编织大王还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两天后获得了回报，达金太太说：“我把你说的关于神经过敏的那番话转告他了，他很好奇你怎么会知道。”她把达金先生怎么从那架有毛病的梯子上摔下来、手怎么折的、工头怎么把梯子烧掉的又讲了一遍。

我们很吃惊。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达金夫妇正在对医院外的世界表现出兴趣。

“是啊，真的！”库克西太太说。

编织王后开始抱怨晚上的声响。

“呸！”库克西先生说，“那东西不可能在他身体里爆炸了。接根玻璃管子喂东西！”

我们听到蜜月夫妻蹦蹦跳跳地下楼来。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我们听到摩托车雷鸣般的突突声。

“可以起诉他，”库克西先生说，“不消停。”

“哼！”库克西太太说，“我很高兴有人玩得很开心。也很便宜。你觉得他们到哪里去了？”

“不会是医院，”库克西先生说，“足球，更有可能。”

这提醒了他。窗帘拉上了，那台小电视机打开了。我们看了赛马，还看了一小段足球比赛。库克西太太给我沏了茶。库克西先生递给我一支香烟。我又开始受宠。

第二天，也就是达金先生被送去医院后的第八天，我在烟草商店外遇到了达金太太。她正在买东西，鼓鼓囊囊的购物袋映出她兴高采烈的面容。

“他明天出院。”她说。

我没有料到他恢复得这么快。

“医院里的人都很惊讶，”达金太太说，“因为他很壮实，你明白。”她打开购物袋，“我买了雪利酒和威士忌，”她哈哈大笑起来，“当然少不了吉尼斯黑啤。我还买了一只鸭，配苹果酱。他很喜欢苹果酱。他说鸭子配上苹果酱才能咽下去。”

我对家人之间的小玩笑报以微笑。达金太太接着问我：“猜猜昨天谁去医院了？”

“你弟弟和他妻子。”

她摇了摇头：“是工头！”

“烧梯子的那个？”

“哦，他和气极了。他带了葡萄和杂志来，还让我丈夫放宽心。他们现在是吓坏了。我丈夫刚被送进医院，我们的律师就给他们写了封信，说我们很有希望拿到不止三百英镑。”

那天晚上，我在楼梯平台上遇到编织大王，于是把达金先生快好了的事告诉了他。

“并发症不会很糟糕，”他说，“但这是神经性的，神经性的。”

编织王后打开厨房的门。

“他明天回来。”编织大王说。

编织王后冲我一笑，还是那么难看。

“摔个梯子五百英镑，”库克西先生说，“哈！跟从木材上摔下来一样容易，是吗？贝丝。”

库克西太太叹了口气：“这就是工党对这个国家做的事。他们是不会为中产阶级考虑的。”

“手折了！不能去海边了！太纵容了，没错，就是纵容。希特勒可不会纵容这种事。”

摩托车的声响打破了沉默。

“快乐的蜜月夫妻。”库克西先生说。

“他们很快就得走了。”库克西太太说，然后，她起身出去，在大厅拦住了他们。

“你们拿的是谁的钥匙？”

“伊娃的。”足球运动员说着跑上楼梯。

“咱们走着瞧。”库克西太太大声说。

达金太太说：“我下楼去找库克西太太，我说：‘库克西太太，你让我的客人难堪是什么意思？即使你不给他们难堪，他们的蜜月毁了，已经够倒霉的了。’她说房间是她租给我和我丈夫的，不是我弟弟和他妻子的，他们必须离开。我说他们反正明天就走了，因为我丈夫明天回来。我说我希望她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她毁了他们的蜜月，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蜜月。她说有些人会有两次，我想这是影射我，因为你知道，我的前夫在打仗的时候死了。然后我告诉她，如果她坚持这个态度，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然后她要我把我弟弟的摩托车漏出来的油渍弄干净。我说要不是我丈夫病得那么重，我当场就宣布走人了。然后她说，就是因为我丈夫病了，她才没有让我走人，换作别的房东太太，早就轰人了。”

第二天发生了三件事。足球运动员和他妻子走了。达金太太告诉我公司给了她丈夫四百英镑。还有就是达金先生出院了，就跟他平常下班一样，没有引起别的房客更多关注。那天晚上，达金家的套间除了轻声抱怨和低沉的谈话声，没有传出别的声音。

两天后，我听到达金太太冲下楼，来到我的套间。她敲门的同时就进来了。“电视今天会到。”她说。

达金先生打算自己装天线。我不知道他如今是不是够强壮，可以爬到屋顶上去。

“他们装的话要收十英镑。但我丈夫是个电工，可以自己装。你今晚一定要上来，我们庆祝庆祝。”

我上去了。电视机上罩着一块白色桌布，放了一架镀铬的飞机。电视机新得令人惊讶。

达金太太把一整瓶贝贝叔叔雪利酒倒进三只玻璃杯中。

“为健康干杯！”她说，我们为健康喝起酒来。

达金先生看起来瘦弱而疲惫。但是他的疲惫中带着些许满意的味道。我们一起看电视，一位四百来岁的老人吃了某种药看起来就像个顶多二十岁的小伙子。达金太太不时发出低低的高兴的喊叫，她为电视节目，为电视机，也为雪利酒的好味道而高兴。

达金先生有气无力地拿起空酒瓶，研究商标。“西班牙雪利酒。”他说。

第二天库克西先生拦住了我。“他们买了大电视。”

“十八英寸。”

“大电视伤眼睛，你发现了吗？”

“是的。”

“进来喝一杯。BBC和广告？”

我点点头。

“真是受不了那些广告。毁了这个国家。我们不会让我们的生活被改造成那样的。”

“我们在等彩电。”库克西太太说。

库克西太太喜欢战斗。她只为她的房子而活。她没有亲朋好友，她和丈夫的生活中几乎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在赫斯[1]登陆苏格兰后不久，有一次在维多利亚车站，库克西先生曾被一群满怀敌意的人误认为是墨索里尼。但是大多数时候库克西太太的谈话还是围绕她在与房客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在与房客的斗争中，她坚持规则。她客厅的大书架上摆着许多瓷器动物，《关于业主和房客的法律法规》是夹杂其间的几本书中的一本。库克西太太对于什么是胜利有自己的看法。她从不通知房客走人，这对她来说几乎等同于自认失败。库克西太太问我：“你没有把一条过期的面包扔到院子里吧？你扔了吗？”

我说我没有。

“我也觉得不是你。这条街上其他某个人做的，你知道。管好这幢房子跟打一场仗差不多，我告诉你。那里有一只老鼠，看到了吗？你那儿没有老鼠，有吗？”

“昨天其实有过一只。”

“我知道。只要一放松，这些东西就来了。这条街上别的房子里都有老鼠。卫生检查员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我们的房子是整条街上最干净的，但是你只要一扔东西，老鼠就来了。”

那天晚上，我听到达金太太在大声抱怨。她抱怨的方式和编织王后一样：门打开，高声对她丈夫说话。

“让他们到这儿来问我有没有把面包扔到他们的小破院子里。再讲讲现在人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呃，要说有什么是我喜欢的，就是这间屋子还算暖和。我可不会把自己裹在毯子里，缩在炉渣前，然后跑上来说别人的屋子跟烤箱一样。”

达金太太打开厨房门，乒乒乓乓叮叮当当地洗盘子。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我待在自己房间，每一则广告、每一首歌、每一句对话都能清楚地听到。地毯清扫机打开了，我听到它撞在墙上和家具上的声音。

第二天，库克西太太继续抓老鼠。她来到每一个套间，掀开油地毡，把一团团报纸塞进地板缝隙里。她还清空了达金太太的垃圾桶。“防老鼠。”她这么跟我们说。

那天晚上我又听到了达金家的电视声。

第二天早晨，大厅里放了一张大大的告示。我认出那是库克西先生的字迹和口吻：烦请责任人（等）即刻清理门阶上的油渍。浴室里连接热水锅炉的管子上挂了张字条：烦请责任人（等）勿乱动此龙头。厕所里：若非不得已，本不想说，烦请责任人（等）勿随意挪动物件，保持清洁，就像别人希望看到的那样。

达金夫妇立刻回敬。门阶处的油渍上放了四只没有洗过的牛奶瓶。挨着垃圾桶放了一只商标朝外的威士忌酒瓶。

我觉得达金夫妇赢了这个回合。

“酗酒、赌球。”库克西先生说，“那个阶级把钱都花在那上面了。放纵！不要生气，贝丝。我们好好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那天晚上，电视的声音响彻整幢房子。洗餐具的声音非常大，地毯清扫机不停地撞在墙上和家具上，达金太太放声高歌。我能听到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和尖叫声。达金夫妇在跳舞。不过时间不长。然后我听到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

有人轻轻敲了敲我的门，库克西太太进来了。“我只想知道谁在洗澡。”她说。

她离开后，洗澡的声音还持续了一阵。接着传来更尖利的水流声，嘶嘶作响，还有金属声。很快浴室便安静下来。

房子没有贮水箱为热水锅炉供水（“贮水箱，不卫生的东西。”库克西先生说），流入锅炉的水流大小得看房子里其他水龙头。你只要打开自己厨房的水龙头，热水锅炉流出的水及相应的热量就会变少。嘶嘶声说明楼下的一个水龙头已经开到最大，热水锅炉没有水了。

我听到安静的浴室里偶尔传来水花泼溅的声音。嘶嘶声仍在继续。达金先生打了个喷嚏。

浴室门开了，接着砰的一声关上。达金先生又打了个喷嚏，达金太太说：“你要是得了肺炎，我知道你的律师下一个该写信给谁。”

他们能做的就是把浴室的气灯罩给压扁了。

他们看起来似乎接受了失败，因为第二天，他们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那天下午达金夫妇下班回来的时候，我正跟库克西夫妇在一起。他们几分钟后就又离开了房子。库克西家客厅的灯没有开，我们透过蕾丝窗帘看着他们。他们手挽着手走了。

“去找新地方了，我想。”库克西太太说。

有人敲门，编织王后进来了，她满面笑容，即便在暗处看起来也很可怕。她说：“大家好。”接着她对库克西太太说：“我们的灯不亮了。”

“停电了。”库克西先生说。可是路灯亮着。但打开库克西家的灯，也不亮。

库克西太太脸一沉。

“保险丝。”库克西先生马上反应过来。他自认是电气专家，于是他借着蜡烛光挑了根保险丝，走到保险丝盒那儿，催我们熄灭所有的灯，所有的火苗，所有的炉火，然后他开始接。保险丝再次断了。然后又来了一次。

“他在上面捣鬼。”库克西先生说。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搞明白达金先生究竟做了什么。达金夫妇的门上挂着新的耶尔弹簧锁。

编织王后在抱怨。

“没用的，贝丝。”库克西先生说，“你就通知他们走人吧。从来就受不了那个阶级的人。”

失败来得甚至更加令人难堪，因为胜利本来近在咫尺。库克西太太刚说了要他们打包走人，达金夫妇就宣布他们用一部分赔偿金付了一幢房子的首付，正打算通知大家呢。他们收拾好东西没有说一声再见便走了。

三个星期之后，一个中年妇女住进了达金夫妇的那个套间，她养了一条油光发亮的达克斯猎狗，名叫尼基。给她的信寄自某女子俱乐部，我常常能在十六路公交车的上层瞥见那间俱乐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内部。

一九五七年

[1]鲁道夫·赫斯（1894－1987），德国纳粹党副元首，于1941年5月独自搭乘飞机前往英国，意图进行未经授权的和平谈判，遭英方扣留直到大战结束，被以战争罪判处无期徒刑，1987年于狱中自杀，也有传言说他是被人勒死的，伪装成自杀。

心脏

当大家一致同意，把哈瑞扔到海里是让他学会游泳的唯一方式时，哈瑞退出了航海小组。一个学期以来，每个星期天下午，哈瑞都会穿上制服，在学校的操场上练习划桨，学习释放信号，给绳子打结。上个学期，为了避免去露营，他退出了童子军。还有上学期的校运会，他报名参加十一岁以下组的所有跑步类项目，可是到了上场的时候，他却不好意思脱衣服（因为他母亲别出心裁，在他的背心上绣了家族徽章），最后他没有上场。

哈瑞是独子，十岁了，心脏不好。医生让他避免过度消耗体力，避免过度兴奋。他缺乏锻炼，身体肥胖。他想打板球，想成为一个敏捷的投球手，但他从来没有被球队选上过。他跑得很慢，不会投球，也不会接球，他扔起球来像个女孩。他还想吹口哨，可是他只能从小小的厚嘴唇里发出嘶嘶的声音。他对整洁的狂热几乎赶得上中国人了。写字的时候，他的手下压着吸墨纸，每写一行字，他就用吸墨纸吸一下；要划掉字的时候，他会用尺子。他的书本干干净净，没有涂画，除了衬页上有他父亲手书的他的名字。如果他家里没有给他那么多钱，他在学校会毫不起眼。家里有钱让他不受欢迎，也容易招来喜欢欺负弱小的人。他那些很贵的钢笔总是被偷。他学会了远离零食店。

同哈瑞住一个区的大多数孩子，上学的时候都会走詹姆士大街。哈瑞想避开这条路，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走鲁珀特大街。在街道尽头有一幢养了阿尔萨斯犬的房子，他在那儿向右转。

那幢房子在右边拐角处，如果从另一边走，就会向狗和行人暴露他的胆怯。阿尔萨斯犬从阳台上跳下来，咆哮着，冲着铁丝栅栏跳跃，弄得栅栏摇摇晃晃。它们的爪子搭在栅栏顶部，哈瑞总觉得，它们只要稍稍加把劲就能跳出来。有时候，一个戴着眼镜、头发灰白、满脸怒气的瘦削的老太太会蹒跚着走到阳台上，用尖细的嗓音冲着那些阿尔萨斯犬吆喝。它们会立刻停止狂吠，忘了哈瑞，回到阳台上，摇着大尾巴，好像在为刚才的叫声道歉，同时也等待着夸奖。老太太摸摸它们的头，它们继续摇尾巴；如果老太太重重地拍打它们，它们就会夹着尾巴垂头丧气地离开，趴在阳台上往外张望，眨着眼睛，鼻子埋在前爪下面。

哈瑞羡慕老太太对狗的威吓力。老太太出来的时候，哈瑞很高兴；他也为自己的胆怯和软弱感到羞愧。

城里有很多无证的杂种狗，整日整夜一只接着一只吠叫。哈瑞不怕这些狗。它们又瘦又饿，而且胆小。要赶走它们，只须装作弯下腰捡石头的样子；街上所有的狗都明白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但这一套对阿尔萨斯犬没用，相反只会激怒它们。

一天中，哈瑞要四次经过那些阿尔萨斯犬——哈瑞回家吃午饭——听见它们狂吠和呼吸，看见它们长长的白牙、黑色的嘴唇和红色的舌头，以及它们充满渴望和力量的身体——它们趴在栅栏上比哈瑞还高。他在街上的杂种狗身上寻求报复。他假装弯腰捡石头，杂种狗落荒而逃。

当哈瑞要求父母给他买自行车的时候，他没有提詹姆士大街上的男孩，也没有提鲁珀特大街上的阿尔萨斯犬。他说太阳太晒，自己走得很累。父母对让哈瑞骑自行车心存疑虑，但是哈瑞学会了安全地骑车。借着自行车的力量，哈瑞再也不怕鲁珀特大街上的狗了。阿尔萨斯犬很少冲着骑自行车的人叫。哈瑞在那幢房子前面停下，阿尔萨斯犬跑下阳台的时候，他会假装向它们扔东西，直到它们被彻底激怒，呼吸变得粗重。然后，哈瑞慢慢地骑车离开，阿尔萨斯犬沿着栅栏追到院子尽头，气愤而沮丧地咆哮。有一次，老太太出来察看，哈瑞假装他停下来只是为了系鞋带。

哈瑞的学校位于城里安静开阔的地带。这里的街道很宽，两侧没有人行道，只有宽阔的养护良好的草带。草带并不平坦；每隔几码就会有用于引导路上积水的浅水渠。哈瑞喜欢在草带上骑车时轻微的上下颠簸。

周五下午晚些时候，哈瑞参加完集邮俱乐部的活动，从学校回家（从航海小组退出后，他加入了集邮俱乐部。凭着父亲给他的大量邮票和昂贵的集邮册，他继续享受着尊敬）。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沿着路边的草带骑行，一边上下颠簸，一边低头看着草地。

他看见水渠里有一只阿尔萨斯犬。

自行车轮滚过水渠，从狗的尾巴上碾过。狗站了起来，看都没看哈瑞一眼，抖了抖身上的毛。接着，他看到了另一只阿尔萨斯犬。然后又是一只。哈瑞紧握车把，努力不撞上它们，结果却撞上更多。水渠里，整个马路边缘的草地上，随处可见躺卧的阿尔萨斯犬。它们有各种颜色，其中一只是棕黑色的。从见到第一只狗开始，哈瑞就没有再踩脚踏板，现在车速慢得他觉得自己就要失去平衡了。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短促的吠叫，像打喷嚏一样。哈瑞回过神来。他把车子骑向沥青路面，此时，阿尔萨斯犬似乎也刚从惊讶中缓过神来，它们都站了起来，跟在他后面跑。哈瑞踩着脚踏板，眼睛盯着前方，不看后面或边上。有三只狗，包括那只棕黑色的，追上了自行车。哈瑞边踩脚踏板边努力保持镇定，等着狗来攻击他。但它们只是跟在自行车旁边跑，并不叫唤。自行车吱吱作响。狗爪落在沥青路面上的声音就像是鸽子落在铁皮屋顶上。哈瑞开始觉得阿尔萨斯犬的野蛮是偶然的，无关愤怒和恶意：一个傍晚的相聚，一个傍晚的快乐。他盯着路尽头的主干道，那里的路灯刚刚亮起，街上有无轨电车、汽车和行人。

他骑到了主干道上。阿尔萨斯犬被他抛在了后面。他没有寻找它们。直到此时，他到了主干道上，夜色中闪烁着蓝色火花的无轨电车集电杆已然落下，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多么害怕，他差点儿痛苦地死在那群兴奋的猎狗的牙齿之下。由于紧张过度，他心跳得很快。他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尖锐疼痛。他发出一声压抑沉闷的呻吟，从自行车上跌了下来。

他在疗养院住了一个月，那个学期没有再去上学。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家人决定不让他再骑车上学；父亲改变了上班时间，以便开车接送他上下学。

学期开始不久就是他的生日，他傍晚坐父亲的车从学校回到家的时候，母亲递给他一个篮子，说：“生日快乐！”

篮子里装着一只小狗。

“它不会咬你，”母亲说，“你摸摸看。”

“那你摸给我看看。”哈瑞说。

“你必须摸它，”母亲说，“它是你的。你必须让它习惯你。这种狗就跟一个主人。”

他想着那个尖嗓门的老太太，将手伸向狗崽。狗崽舔了舔他的手，将湿鼻子凑上来。哈瑞觉得痒痒，笑了起来，感受着毛茸茸的狗崽在手上蹭来蹭去。他的手掠过狗崽的嘴巴，将狗崽抱起。狗崽舔着他的脸，哈瑞痒痒的，又笑了起来。

狗崽长着小尖牙，喜欢假装在咬东西。哈瑞喜欢感觉狗崽的牙齿；那里面蕴含着友好，很快就会蕴含力量。他的力量。母亲说了：“这种狗就跟一个主人。”

父亲开车送哈瑞经由鲁珀特大街去学校。有时候，他会看见那几只阿尔萨斯犬。然后他想到自己的狗，会觉得有安全感和报复的快感。他们在那条他曾被一群阿尔萨斯犬追赶的、边缘有草地的街上来来回回，但是哈瑞再也没有在那儿看到过一只阿尔萨斯犬。

他们到家的时候，狗崽总是在等候。父亲把车开到大门前，按喇叭。母亲出来开门，狗崽也摇着尾巴跑出来。车移动的时候，狗崽会在车边跳跃。

“抓住它！抓住它！”哈瑞大叫。

现在哈瑞最害怕的事就是失去这只狗崽。

他喜欢听到母亲跟客人说他有多么喜欢这只狗崽。很多人送他关于狗的书。他悲伤地得知这种狗只能活十二年；所以当他二十三岁，成为一个男人的时候，他已经失去它了。这样看来，训练它似乎没有意义，但是所有的书都建议训练，哈瑞试了试。狗崽懒洋洋地回应他，哈瑞觉得那神情很迷人。在学校，哈瑞读到以“一个牧羊人听到狗叫声”开头的诗，感动得几乎要落下泪来。他去看电影《灵犬莱西》，也哭了。通过这部电影，他意识到自己忘记了狗崽训练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阻止狗崽吃陌生人给的食物，他在院子里放上沾了辣椒酱的肉。

第二天狗崽失踪了。哈瑞非常难过，并且生出了罪恶感，但是他从电影中得到了一些安慰。接着，一个星期不到，狗崽回来了，身上脏脏的，有抓痕，而且变瘦了。哈瑞抱起它，低声说着电影里的台词：“你是我的莱西——我的莱西回来了。”

哈瑞取消了狗崽的所有训练，只关心怎样让它重新恢复健康。他看到美国漫画书里的狗住在狗屋里面，用上面标有DOG字样的碗吃饭。他反对让狗住在狗屋里面，因为狗屋看起来又小又孤单；但他坚持要母亲买一个上面标有DOG字样的碗。

一天，哈瑞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母亲给他看一个上面标有DOG字样的碗。父亲说他觉得太热了，暂时不想吃饭，就上楼了；母亲也跟了上去。哈瑞在吃饭前把那个碗洗了洗，装上狗粮。他把狗崽唤来，拿碗给它看。狗崽跳着够碗。

哈瑞把碗放在地上，狗崽立刻忽略了哈瑞，向碗跑去。哈瑞失望地蹲在狗崽边上，等待它做出认可自己的表现。然而没有任何这样的表现。狗崽吃得热火朝天，每次下口都像是在猎食。哈瑞的手从狗崽头上掠过。

满嘴食物的狗崽低吼着，摇晃着脑袋。

哈瑞又试了一下。

狗崽发出一声比较尖利的吼叫，嘴巴里的食物掉了出来，冲着哈瑞的手咬了一口。哈瑞感觉狗崽的牙齿嵌到了肉里，他能够感觉到驱动牙齿的愤怒，以及最后收回牙齿的念头。哈瑞看见自己手上的皮破了，渗出了血珠。狗崽重新低头向碗，大吃大嚼，眼神冰冷。

哈瑞一把抓住有DOG标识的碗，将它扔出了厨房——他扔东西的样子像个女孩。狗崽忽然停止了吼叫。碗消失以后，狗崽抬头看着哈瑞，脸上的表情困惑而友好，慢慢地摇着尾巴。哈瑞狠狠地踢了狗鼻子一脚，感觉鞋尖踢到了骨头。狗崽后退到门边，大惑不解地看着哈瑞。

“过来。”哈瑞说道，唾液让他的声音变得低沉。

狗崽轻快地摇着尾巴，跑了过来，它那灵巧的粉红舌头伸出黑色的嘴唇，上面还残留着食物的油脂。哈瑞伸出被咬的手。狗崽将上面的血迹舔干净。哈瑞踢了它的肚子一脚。他还想再踢一脚，可是狗崽已经呜呜地叫着跑出了厨房门，他失去平衡，摔了一跤。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手上被狗崽咬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他仍能感觉到狗崽留在他手上的口水，黏合着皮肤。

他爬了起来，走出厨房。狗崽在大门口盯着他看。他弯下腰，假装要捡石头。狗崽没有动。他捡起一颗小石子，向狗崽扔去。这一扔很笨拙，石子飞得很高。狗崽跑过去接，但没有接住，它停下来看着，摇着尾巴，竖着耳朵，张着嘴巴。哈瑞又扔了一颗石子。这一次，石子飞得低，狠狠地砸中了狗崽。狗崽呜呜地叫着跑到房前的花园里去了。哈瑞跟了过去。狗崽绕过房子一侧，躲进了红掌百合花丛里。哈瑞投了一颗又一颗石子，忽然找到了方向感。他一次又一次击中狗崽，狗崽呜呜地叫着逃跑，直到被逼到龙吐珠花狭窄的棚架下的角落里。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神中透露出不安，夹着尾巴。它不时舔一下嘴唇。这个动作激怒了哈瑞。他一颗接着一颗胡乱扔着石子，狗崽在盘绕的龙吐珠花藤间窜来窜去。有一次，它试图从哈瑞身边跑过，但是路太窄，哈瑞动作太快。哈瑞狠狠地踢了它一脚，它又跑回角落里，看着哈瑞，低声哀鸣。

哈瑞哽咽着说：“过来。”

狗崽竖起了耳朵。

哈瑞微笑着，试图打个呼哨。

他有些犹豫地屈腿俯身，狗崽跑了过来。他抚摸着狗崽的头，直到它用后腿站了起来。然后他用双手抓住它的口鼻，狠狠地挤捏。狗崽大叫着挣脱了。

“哈瑞！”母亲喊，“你爸快准备好了。”

哈瑞还没有吃饭呢。

“我没有胃口。”哈瑞说。父亲经常这么说。

母亲看到碗碎了，食物撒得满院子都是，问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玩。”哈瑞说。

母亲看见了他的手。“动物不知道它们有多大劲。”母亲说。

哈瑞决心让狗崽在吃东西的时候允许被抚摸。一旦狗崽反抗，哈瑞就会揍它或者用石子砸它，把它关在台阶下面的盒子里，或者摇上玻璃窗的车里（如果那时候车子没人用）。有时候，哈瑞会拿走狗崽的盘子，将它带到厕所，把盘子里的东西倒进马桶里冲走。有时候他会把食物扔到院子里，然后惩罚狗崽，让它在地上捡东西吃。很快，他开始评判狗崽的所有行为，惩罚那些他认为不友好、不顺从或者不知感恩的行为。如果车子的喇叭声响起，狗崽不跑到门前，就会被惩罚；如果哈瑞叫它，它不过来，也会被惩罚。哈瑞仔细算计着这些惩罚，因为他要等父母不在家或者忙碌的时候才能实施，所以他总是延期实施惩罚。他害怕狗崽再次离家出走，所以在晚上将它拴起来。父母在旁边的时候，看着狗崽好似不知道惩罚即将来临的样子，哈瑞非常生气，就跟被狗崽用油舌头舔手的时候一样生气：狗崽躺在父亲的脚上，打着哈欠，蜷缩成舒服的姿势，或者摇尾巴问候母亲。有时候，哈瑞假装弯腰捡石头，狗崽就跑出屋子。有些日子，哈瑞也会忘了惩罚，因为他知道他控制着狗崽的力量，将其变成了自己的力量，不仅仅是通过惩罚，也通过控制自己对它的喜爱。

有一天，胜利到来了。狗崽——现在已经是一只成年的狗了——攻击了哈瑞，父母将其拖走。“永远不能相信那些狗。”哈瑞的母亲说，狗被永久地拴了起来。有一段时间，哈瑞一有机会就打它。一天晚上，趁父母不在家，哈瑞把它打得连叫都不叫了。接着，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情况下，为了测试自己的力量和恐惧，他将狗的锁链打开。它没有攻击哈瑞，也没有叫。它跑到红掌百合花丛里躲了起来。那以后，它接受了哈瑞在它吃东西的时候抚摸它。

哈瑞的生日又到了。他得到一台勃朗尼6-20相机。他将很多胶卷用在了拍摄荒唐的事物上。父亲建议哈瑞拍一张和狗的合照。狗一直不肯站定，最后他们给它套上了项圈，哈瑞抓着项圈，冲着相机微笑。

那个周五，哈瑞的父亲有事，不能开车接哈瑞回家。哈瑞参加完集邮俱乐部的活动之后坐出租车回家。他父亲的车停在车道上。他叫狗，狗没有过来。记过一次。父母在厨房边的小餐厅里，正坐着喝茶。餐桌上放着黄色的夹子，里面有底片和相片。相片的冲洗效果不佳。狗看上去很紧张，很不自然，没有面对镜头；哈瑞觉得照片上的自己非常胖。他感觉自己看照片的时候，父母在盯着他看。他将一张照片翻过来，看见背后有父亲写的字：纪念雷克斯。下面写着日期。

“一桩意外，”母亲说着抱住了哈瑞，“你爸开车进来的时候它正好跑出去。发生了意外。”

哈瑞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抽泣着，脚步沉重地走上楼梯。

“当心，儿子。”母亲喊道。哈瑞听见她对父亲说：“跟着他。他的心脏。他的心脏。”

一九六〇年

面包师的故事

看着我。黑得似黑桃A，丑陋无匹。看着我的人中没有一个会相信，他们看着的这个人是西班牙港最富有的人之一。有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你知道，特别是在某些假日我出去旅游——近来我开始带着妻子和孩子们——豪华酒店内到处都装饰着花哨的镜子——似乎是专为侮辱像我一样的人而准备的——我在其中某一面里瞥见一张惨不忍睹的黑脸。

现在每个人，特别是黑人，都会无休止地问我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从面粉里生出面粉来。哈！就像那样？但那是怎么开始的？好吧，你在听我说吧，我用不着告诉你我没有念过书。在格林纳达，我是那儿的人——这是那些特立尼达黑人不能原谅一个男人的事情之一：他是一个格林纳达黑人——在格林纳达，我们兄弟姐妹十个，我想——那儿样样东西都是混淆不清的——我甚至不知道谁是搞大我妈肚子的那个人。我想他一定也搞了岛上其他教区的许多女人，因为只要我在跟你提起过的那些假日之一回到格林纳达，人们总是跟我说，我让他们想起了谁谁谁，只要我在某家商店，人们总会把我误认作那里的店员。（这种事情要是一直继续下去，我总有一天要卖点儿东西给什么人，纯粹出于怨恨。）即使在特立尼达，只要我遇见另一个格林纳达来的人，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呃，我不知道在格林纳达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妈在她仍然年轻的时候只把我带到了特立尼达。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安置别的孩子的，但是也许那些孩子都不是她亲生的。不管怎样，她在圣安便利店找到了工作，和几个白人一起干活。他们给了她一件制服，管她一天三顿饭，每个月还给她几美元。她不知怎的又搭上个男人，完全是一只特立尼达猩猩，她用了什么办法，我不知道是什么办法，弄了个人来照顾我，她自己则跟那个男人住在一起，而她赚的钱、弄到的吃的几乎喂不饱她勾搭上的那只下流无耻的特立尼达猩猩。

我和新认识的阿姨一起住，离她家不远有家中国人开的小店。一天，那个老女人弄不到现金，没办法买面包——现在想来真是要命，这个岛上的人弄不到足够的钱买面包——呃，她买不了面包，就让我去这家中国人开的小店赊账。那个中国女人——呃，可是这些中国人真能生孩子！——块头很大，我觉得我正好撞到她心情好的时候，因为她说，说什么都没用，他们店不赊账，但是如果我能帮他们干点儿活，那就另当别论了，她需要一个人帮忙把烤好的面包送给几个印度人。但她怎么能放心让我去送那些面包呢？这是个问题。于是我把十字架从肮脏的美利奴毛衣下扯出来，那件毛衣上面的窟窿眼比钩花桌布上面的还要多，我让她把这个收好，等我带着面包钱回来。我不知道这些中国人信什么宗教，但是那个女人看起来深受感动。不过她很聪明。她收下了十字架，把面包给我，面包包在一大块旧的面包布里，就是两三只缝在一起的面粉袋。我收了钱，带回来，她把十字架还给我，还给了我几分钱和一个面包。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我总是告诉黑人是上帝赐予我这个开始的机会，要是那些特立尼达人总是告诉你格林纳达人总在祈祷，别在意。但是，这是真的，因为即使是现在，一旦遇到点儿生意上的小麻烦，我也会咚地跪下，开始虔诚地祈祷，兄弟。

好吧，所以事情就这么往下发展，直到某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我又去给人送面包。这家面包店烤的都是些常见的面包：小圆面包、盘状面包、长条切片面包。这些就是过去通常卖给穷人的东西。那些中国人可真能干活！这个女人，大腹便便，衣服脏极了，在烤箱前大汗淋漓，这些面包都是她烤的，钱都是她挣的，我不知道他们用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因为他们一直都挤在破破烂烂的后屋里，只有一张床，还有几张给孩子睡的吊床，几个箱子。我根本没办法跟她丈夫讲话。英文词儿他一个不识，都是用中文写东西。他是个脏兮兮的瘦子，穿着中国人常穿的滑稽的宽松的卡其布短裤、白色美利奴毛衣。他干起活来也是个不要命的。我们格林纳达人干活也很卖力，我想这就是我能和这些中国人处得还不错的原因，也是那些懒惰的特立尼达黑人妒忌我的原因。有趣的是，虽然他们脏兮兮的，但是他们的孩子，老兄，从破败的后屋出来的时候就跟新出炉的面包一样干净，他们总是保持着那份干净整洁，带着他们的小铅笔盒、小橡皮、小尺子、小本子，而且他们从不丢东西。早晨他们排成整齐的一小队出来，下午他们排着同样整齐的队伍回来，依然干净整洁，好像一整天就没有任何东西接触过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真可以教教黑人小孩。

但是，如我所说，这家面包店烤常见的面包卖给穷人。他们也为富裕点儿的阶级烤面包，但是他们会向这些人家收取面粉，送回去的则是新鲜出炉的香甜面包。我过去曾为这个阶级的顾客收面粉送面包。他们不让我在店里干，好像是因为他们不放心我站在柜台后面匆匆忙忙地卖面包、收钱。店里总是很忙。你了解黑人：即使店里只有一个顾客，他也会忙来忙去，好像店里挤满了人一样。

好吧，一天，当我把一些包在面包布里的面包送到一户人家，一个邻居，那个女人开始说，要是能吃到自己亲手揉面、不会混入各式各样的人的汗水的面包，那该多好啊。这启发了我。烤箱就是烤箱。不管是烤一只面包还是两只，烤箱一直都热着。所以我告诉这个女人，那是个葡萄牙女人，我可以从她那儿拿面粉，面包烤好后给她送回来，她几乎不用花钱。我话说得很含糊，她搞不清楚我是会把钱给中国人呢，还是因为收钱的是我，所以她几乎不用花钱。但是她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明白了，她想让我自己留着钱。所以事情搞定了。随后的几天，我把面包布拿回来的时候，都会装点儿面粉回来，挂在面包店自行车的篮子里。我把面粉拿进店里，好像我只是嫌麻烦，没有把面包布叠好，然后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面粉和别的面粉混在一起，看我和面、烤面包，似乎用的都是店里的面粉。这里头的关键是，你这么做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勇敢。有些人在做一些芝麻绿豆大小的事的时候大惊小怪，注定会被逮住。所以，我非常吃惊，说真的。我把这东西推进烤箱，然后，那个总是拉着一张苦瓜脸的中国男人用长柄铁铲把它拖出来，看了看，又推回去。

然后我把那些面包连同别的面包一起送出去，从容不迫地收钱。这么干的问题是，一旦上手，你就很难撒手。你开始算这个算那个。我的脑子天生会算东西。我常常坐下来，计算着要是一年五十二个星期，每个星期七天，每天都能挣半块钱，那一年会挣多少。我越来越把这事当成个事。我不会把这点子推荐给任何一个想开始做点儿生意的人。但我告诉人们我从面粉里生出面粉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女人的身体最近不太好。老男人开始找点儿中国式的乐子。你知道那些中国人是怎么赌博的。安息日一大早，你开车经过海洋广场，三回总有一回你会见到一些中国人坐在财政部外面，仿佛想离钱近一点儿，赌得昏天黑地。好吧，老男人赌博，老女人生病，我基本上就是唯一一个看店的人。我干得很卖力，我跟你说。我甚至还学会了两三个中文词儿。有几个粗鲁的黑人开始叫我中国黑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像中国人一样穿卡其布短裤和美利奴毛衣，我还喝中国人一天到晚喝的茶，我走路也像个中国人，只有说话不怎么像。而且，现在，我不相信那些黑人说的有关中国人和偏见的话，嗯。如果一个黑人干活卖力，懂得感恩，他们对他一点儿敌意也没有。

但是生活总是出人意料。看起来我现在事事如意，一帆风顺，突然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让我痛哭流涕。先是中国女人患了胸膜炎死了。真是要命，但是想想她成天在炉火前弓着身子，弄得浑身湿透，大清早出去的时候，露水还没有干，等等，还老要生孩子，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为此遗憾万分，也有点儿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独自跟这个老男人相处。我在店里干了那么久，他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一个字，他总是通过他妻子之口跟我说话。

现在，看着我的十字架。女人一死，中国男人像疯了一样。他不哭，也没有其他类似的表现，但是他发疯似的赌博，结果有一天，大概是老女人死后一个月，男人让孩子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因为赌博，他把面包店输给了另一个中国人。我不知道我该站在哪一边，也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他们只顾收拾。我不知道，我想他们大概觉得我是面包店的一部分，那个老男人甚至都没说一句失去我很遗憾之类的话。你知道，我一跪下祈祷，就明白了一开始把面粉那个主意灌输进我脑子里去的正是上帝他老人家，因为若没有那个主意，我现在将无处可去，因为接手面包店的那个人说他不想要我。他打算把面包店关了，开一家普通的杂货店，他不想要我为杂货店打工，因为杂货店的顾客不喜欢黑人店员。所以看着我。二十三岁，没有工作。一无所有。我有的不过是像个中国人，会烤面包，还有那几年积攒下来的一点儿钱。

我脱下旧卡其布短裤和美利奴毛衣，在镇子里四处游荡，找工作。但是没人想雇面包师傅。我有七百美元左右，我觉得走来走去可能会碰到个工作，但是没用，而钱用得很快。现在，瞧瞧这个吧。你知道，那些日子，我从来没有动过自己开一家店的念头。黑人就是这样。他们习惯了为别人干活，以至于觉得，因为自己是黑人，所以除了为别人打工，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得告诉你，我开始祈祷的时候，上帝告诉我，去开一家自己的店，我觉得可能上帝犯了个错误，或者是我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上帝只是对我说：“小伙子，拿着你的钱开家面包店。你会烤出好面包的。”他没有说开家饮料休闲吧，有几个黑人伙计开这种店，卖岩皮饼、莫比饮料，还有别的软饮料。不，他说开一家面包店。看着我的十字架。

为了借几百美元，我碰到了许多麻烦，但最终还是在一个印度人那儿借到了钱。这也是我一直跟年轻人说的。你要是对自己想要做什么一清二楚，借钱不是问题。我没有到处跟人说，我想造房子或是买卡车，请他们借钱给我。我就想烤面包。好吧，长话短说，我在阿洛卡附近买了一处破旧的房子，我把大部分的钱都用在维修装潢上了。这不是铺张浪费，你懂的，因为阿洛卡就是阿洛卡，我不想夸夸其谈来吓唬乡下人。何况，我也没有什么钱。我不过是把一些二手的玻璃盒子之类的东西放进去。我在一块板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瞧，我已经在做生意了。

现在，有趣的事情来了。在拉文提尔，我烤的面包总是脱销——最近几个月，都是我自己在烤面包。但是现在问题来了。阿洛卡从来没有人见过那么好的面包，却没一个人来我店里，穿过摇摇欲坠的破旧前门，买一便士小圆面包。你是不是听说过酒好不怕巷子深这样的说法？别相信，伙计。需要质量，也要别的。而我没有别的。我开始考虑这见鬼的情况到底是为什么。我以为是因为我刚来阿洛卡不久，所以才会这样。但是不是。一开始我是新来的，但当我成了老人，人们仍然不肯成群结队地来我店里。日复一日，我烤两三夸脱面包，它们全部就一直放在那儿，变干，变质，我唯一的顾客是一个政府农场的人，他买变质的面包蛋糕去喂猪牛，或者他们养的随便什么动物。但那是新鲜的面包。所以我又弯下我的老膝盖，跪下祷告，就像我想要磨破膝盖一样。我得到的还是那个答案：“小伙子”——我祈祷的时候上帝总是这么叫我——“小伙子，你只管烤面包。”

老爹！这事可不容易。借来的钱，利息每个月都在增长。有几个月我从阿姨或其他任何愿意听我说话的好人那儿借钱偿还利息。情况如此糟糕，我不得不出去，假装我在为另一家店工作，要去烤他们那些不值钱的面包。在阿洛卡，不值钱的意思就是不值钱。我这么低三下四弄来的一点儿钱刚刚够填饱肚子，我跟你说。

上帝呀。瞧这一团糟。阿洛卡那处旧房子太他妈偏僻了——这也是我当初会买它的原因，我想着他们那儿没有面包店，要是有格林纳达的好面包，他们会很高兴——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人愿意买。而且也没有保险什么的，所以也不能突然来点儿小火灾之类的——我去那儿不是为了这些东西。我每次跪下的时候，答案会立刻在我耳边响起：“小伙子，你只管烤面包。”

好吧，因为上帝的缘故，我每天总是烤一两夸脱面包，虽然我开始觉得上帝想要搞垮我，虽然我开始觉得这是上帝的惩罚，惩罚我曾在中国人的面包店里对他们做过的事。我开始觉得很糟糕，真的没有头绪。那时，为上帝烤完那几夸脱面包之后，我常常会离开面包店——没什么可锁，也没什么可偷的——而且，每当安息日，随便哪个拉文提尔的小伙子在去曼赞尼拉或巴兰德拉或别的什么沙滩的路上顺道来访，我总是开玩笑告诉他们，我正在“磨洋工”。他们也会笑得合不拢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看到一个你认识的男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倒霉透顶更好笑的事了。

那个印度人开始担心他的钱，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到利息了。这也开始让我感到沮丧。我记得，当初我去找这个人借钱的时候，他反复问过我：“你肯定你想烤面包？你觉得你能烤好面包？”是的，是的，我告诉他，他就那样掏钱了。现在他开始担心了。所以某一天，在烤好那些上帝的面包之后，我坐上阿利马公交公司的车去西班牙港见那个人。路上我感觉自己勇敢极了。但是，公交车在终点站火车站停下的时候，一看见熟悉的海洋，闻到南码头的味道，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我决定先在城里逛逛。

那是个很热的早晨，刮着小卡列姆风。那个时候，买一个椰子还只要四分钱。好吧，在老广场上停了一辆椰子车，我在车边站住。那个卖椰子的是个黑人。看到这情形真他妈的有趣。若是你不知道这个岛上所有卖椰子的都是印度人，你就不知道这有多滑稽。他们使弯刀的方式黑人学不来。左手握椰子，右手握刀，，椰子切开了，可以喝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卖椰子的砍到自己的手。这里居然有个黑人用弯刀做剁椰子的生意。滑稽程度不亚于看到黑人缠腰布包头巾。最最有意思的是，不看长相，这个黑人就像个印度人。他用印度斯坦语和好多印度人讲话，他们使劲开他玩笑，他也不介意。在这个国家，黑人如果整天跟印度人混在一起，就可能会像这样。他们吃咖喱，讲印度话，行为举止就是个印度人。好吧，我从这个黑人那儿买了个椰子，然后去找那个人谈钱的问题。

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很生气，但是更为伤心。我若是他，我也会很伤心。你的钱不见了，每个月拿利息的那点儿甜头也尝不到了，这叫什么事嘛。不管怎么样，他说他愿意再宽限我三个月，要是还付不出利息的话，他就要收走面包店了。“你真让我为难。”他说，“看着我，你觉得我想要一家在阿洛卡的店吗？”

我从他那儿离开的时候感觉好受点儿了，就在那时我看到了珀西。珀西这只老猩猩，曾和我一起在拉文提尔小学念书。他是我见过的挨揍最多的人。但是他长大后很壮，同时也很蠢。他现在穿着新潮的衣服，就像个爱出风头的人，满嘴生意业务。我猜他在卖保险——在特立尼达，差不多每个小混混都在卖保险，记住我的话，总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些家伙得向彼此推销保险。好吧，珀西如今金光耀眼，他说看在老交情的分上要请我吃午饭。我们朝安古斯图拉酒吧走去，他讲了好几个特立尼达人经常拿来取笑格林纳达人的愚蠢的笑话。我从没去过那儿，也无法想象像珀西这样的猩猩在那儿会受到欢迎。但是我们去了，珀西开始对侍应生吆三喝四地抖威风，顺便说一句，侍应生们还不及珀西一半黑。他们没有骂他真是个奇迹，特别是周围的人肤色都比较浅。几杯下肚之后，珀西说：“你想去哪儿吃午饭？”

我对这个城市的餐馆毫无了解，珀西说要吃饭，我想到的就是在某家印度小店吃点儿豆子炒饭或者烤肉，不然就去某家饮料休闲吧要点儿莫比饮料和岩皮饼。别人向你卖弄，甚至是像珀西这么蠢的人，真的让人很不舒服，特别是你兜里只揣着两个钢镚儿，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所以我告诉珀西，我们就随便找家小店或酒吧吧。但是他说：“那怎么行。我请朋友吃饭，可不想让黑人乱动我的食物。”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觉得特立尼达人说格林纳达人蠢并非全然胡诌，但你得在一个地方待好久才能真正认识那个地方。我恍然大悟了，兄弟。

特立尼达的黑人去餐馆，他们不想让黑人摆弄他们的饭。然后我明白了，尽管特立尼达岛上什么肤色、什么人种都有，但每个人种只做特定的事情。瞧，伙计。如果你想买雪球，你会找谁呢？你不会找印度人，也不会找中国人，也不会找葡萄牙人。你会找黑人买。我自己，当我把阿洛卡的房子修补装潢好之后，没有雇印度木匠或泥瓦匠。要是特立尼达有印度人想当木匠，那人会饿死的。谁见过印度木匠呢？我猜世界上唯一一个你能见到印度木匠或泥瓦匠的地方就只有印度。这真是有趣。我总有一天要去那个国家旅游，就为了看看印度木匠和泥瓦匠。我们走去餐馆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面包店的名字：科埃略、庞坦、斯陶布莱。葡萄牙或瑞士，或别的某个国家，然后全都是中国各个地方的名字。然后，瞧瞧那些洗衣店。要是有黑人开了家洗衣店，你会把衣服拿过去吗？我不会把衣服拿过去。好吧，我们向着餐馆走去，但是我开心地跳了起来。然后一切都对上了。还记得那对中国夫妻不让我在柜台里卖面包吗？我曾以为是因为顾客太多他们不放心我能忙得过来。但不是因为那个。是因为，如果他们让我站在柜台后面，店里根本不会有顾客。你见过有人找黑人买面包吗？

我问珀西为什么不喜欢黑人在公共场合给他弄吃的。这个问题让他措手不及。他站住，想了想说：“看上去不太好。”

好吧，接下来的故事你一定猜到了。那天，在我回到阿洛卡之前，我联系了一个叫麦克纳布的黄种人。这个小伙子是黑人和中国人的混血，虽然他的肤色偏褐色，头发稍微有点儿卷，但他可以冒充广东人。广东人比一般的中国人略黑，我觉得。我找到麦克纳布的时候，他正在某个人的院子里打钢盘[1]——他们在为狂欢节练习——我猜麦克纳布肯大老远跑去阿洛卡只是因为他没有钱买狂欢节时穿的乐队演出服。

但他还是跟我走了。我让他站在店里，给了他一件美利奴毛衣，一条卡其布裤子，还告诉他要是他想要狂欢节奖金的话，最好尽可能地像中国人那样讲话。我则待在后屋，开始烤面包。我甚至还给了麦克纳布一张旧的中文报纸，不是用来读的，因为麦克纳布连英语单词都不认识几个，就是摆在那边装装样子，看起来好看点儿。我还弄来那种很大的中国挂历挂在墙上，上面有中国女人啊花朵啊瀑布啊什么的。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跪下感谢上帝。还是那句话，但是现在听来友好而快乐：“小伙子，你只管烤面包。”

然后，你知道，还有个问题要解决。我为店名伤透了脑筋。新上海、广东、香港、南京、扬子江。但是，当我想起那句老话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该给我的店起个什么名字了。我把原来的店名刮掉——原来的名字就不告诉你了——请了个专门画广告牌的人，从中文报纸上描了几个字下来。在那几个字下面，我让他用很大的字号写了几个单词：

YUNG MAN BAKER[2]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柜台露过脸。我告诉你，不是自吹，我的面包烤得真不赖。阿洛卡人可不傻。他们知道好坏。很快，我就赚了大钱，可以在阿瑞马开分店了，接着又在西班牙港开了家分店。一开始，让中国人为黑人干活可不容易。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如今，你走过任何一家“小伙子”分店，站在柜台后面的都是中国人。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在为一个黑人工作。我的妻子管这事，她是中国人，来自塞德罗斯岛[3]。所以现在看着我，在西班牙港，成了科埃略、庞坦、斯陶布莱的竞争对手。就像我说的，我从来不从前门进店，但是每个星期一上午，我都会非常勇敢非常勇敢地走向海洋广场，走进银行，从前门。

一九六二年

[1]一种用汽油桶加工而成的敲击乐器，流行于中南美洲的某些地方，边框较矮的称钢盘，较高的称钢鼓。

[2]意为“小伙子面包店”。Yung 为 young的不规范拼写。

[3]墨西哥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岛屿。

岛上的旗帜

一部奇想剧

1

这座岛，我曾绕着它走了好几年。那是我的职责使然，我随时都可以去那儿。但这座岛在我的想象中已无法涉足；我希望它一直如此。我总是会感到倦怠，每当——看着比方说机场公告牌上具体而平庸的名字——我打算再去一次岛上。之后钻进车子，用树木、房屋、人、离奇古怪的广告、令人困惑的旅程来限定一个名称很容易。摧毁一个名字之外的东西也很容易。所有的风景最终只存在于想象中。直面现实即再来一遍。

岛现在就在我面前，我们的行程安排上没有它。但是在那边，北方那些向观光客开放的岛屿中间，正值一年一度的飓风时节，一条有关“艾琳”飓风的新闻让我们在此停留。我们从船上的布告栏得知岛上还算安全。曾有飓风席卷过岛，不算太强，就一次，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科学家说，从科学的角度来预测，岛在今后的一百年都是安全的。虽然从地方电台激动不已的播报来看，你决不会这么认为。在我们缓慢地通过狭长的海峡进入港口的时候，收音机已经可以接收到地方台了，海峡被夹在绿茵葱茏的岩石群岛间，风平浪静，畅通无阻，但又危险重重。

我曾希望，或者说祈求再也不要见到这海峡和那些岛屿。但它们仍在那儿。我在这一路向北的旅程中一直很平静，几乎是一上船，我便节制饮食，甚至可以说是禁欲苦修；这让我感到一种深沉的满足。我吃得很少，根本不喝水。我幻想着自己一天天萎缩下去，每天这样想想非常合我心意。当我坐着的时候，我努力让自己蜷缩得更小一点儿；然后我快乐地戴上眼镜尝试阅读，变成禁欲者，从自己不断萎缩的肌肉中获取更大的快乐。变成禁欲者，变得温文和善、柔声细语、孤僻无能；在思维的丛林中为自己创造一片空地；并不断地自我安慰那空地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已经入港，我再次感受到丛林正在逼近。我变得神经质、恼怒、不满，突然不完整了。我仍然在努力。我决定不跟其他人一起上岸。我们得待在岛上，直到飓风离去。行程和游览路线都是游轮公司事先安排好的。

“这是什么地方？在机场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你要去的地方的名字，在港口则会跟你打哑谜。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哲学家！”

老夫老妻，配合默契。

我们已经成了新闻。收音机里传来一则新的播报，和别的播报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下面播报一则来自公共秩序和教育部门的呼吁。今后几天内，五百名观光客会滞留本岛，该部门呼吁岛民表现出我们一贯的礼貌友好来对待观光客。”

“岛上的土著很激动。”一名观光客跟我说。

“没错。”我说，“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会吃了我们。我们看起来很开胃。”

红色的尘云悬浮在铝土矿装载站上空，使城市和山脉破了相。观光客们穿着百慕大齐膝短裤、浅色棉衬衫，带着草帽，在铁轨边上站成一排凝望着。他们看起来非常脆弱。

“下面播报一则来自公共秩序和教育部门的呼吁……”

我想象着这呼吁飘进了我熟知的破败小镇，飘进了理发店、酒吧、咖啡馆和后院。

电台播放了一则衬衣广告；风琴呜咽了一会儿，播放了几条讣告；接着是一则洗衣粉广告；然后是骇人的报时和详细的天气预报。

一个女人说：“他们这儿对时间和天气的报道也很精确。”

她的丈夫说：“他们为什么他妈的不该这样呢？”他那花哨的衣服几乎掩不住他的怨恨。

他们配合不默契。

我朝自己的舱室走去，在路上遇到了更快乐的一对，他们已经穿得像要去狂欢了。

“你不上岸去吗？”男的问。

“不去。我还是待在这里看看书吧。”

在我强加给自己的孤立状态下，我努力开始看书。我戴上眼镜，试着品味自己日渐萎缩腐坏的肌肉，但是毫无用处。丛林逼近；混乱和威胁已经转变成了内在的激动，这种激动从本质上说是满足和疲惫。

在摩尔－麦科马克航运公司的游轮上，一切东西都是摩尔－麦科马克的。在我的白色舱室里，每个角落、每件东西上都有这个名字，毛巾上、纸巾上、信纸上、桌布上、枕套上、床单上、毯子上、杯子和菜单上。这个名字就跟我们被警告要提防的辐射一样，深入或者说刺入暴露其中的一切东西的表层之下，在人体内活跃的红血球里留下印记。

摩尔－麦科马克，摩尔－麦科马克。人已经成了上帝。在这间舱室内根本没有潜逃的可能性。可是我知道一旦我们离开这艘船，那个名字便失效了。所以我的决定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我要上岸，我要在岸上度过夜晚。我的情绪一下上来了；我任由它蔓延，任由它占据我的身心。然后，我放好公文包、文件、信件、护照，我发现我也能有自己微弱的坚持。我也曾试着给自己贴标签，但是没有一个标签能让我相信我属于我。

这是我的一部分情绪，它增加了我的焦虑。我感到整个世界正在被冲走，我也随之被冲走。我感到自己的时间很短暂。一个孩子为了检验自己的勇气，跨入轻快流动的溪水，虽然水深不及脚踝，但是安全坚实的土地瞬间消失，他意识到的只有天空和树木带来的恐惧，以及脚下的力量。刹那的清醒更加深了这种恐惧。所以，我们可以多年来使用同一种牙膏，到头来却没有看清牙膏管的颜色；但是，让我们置身于各种奇怪的标签之间，让我们心烦意乱，让我们身处陌生的环境，每一个属于我们却为我们所忽略的东西都被孤立出来，彰显着我们特有的依赖。

“你晚上要在岸上度过？”

问这问题的是一个矮个子男人，看上去挺聪明，长了一张和善的圆脸。他像我一样同游轮生活保持距离，我经常见他和一个穿灰色西装的魁梧男人在一起，但我一直记不住那人的脸。据说他腰缠万贯，但我没有特别留意；我也未留意另一则传言，说船上有个囚犯，曾是俄罗斯间谍。

“是的，我要勇敢点儿。”

“哦，我非常高兴，”他说，“我们一起会找到很多乐子的。”

“谢谢邀请。”

“我说乐子，但我的意思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也不知道你想的是哪样。”

他仍旧笑着：“我以为你上岸是去找乐子。”

“呃，可以这么说吧。”

“很高兴我们会在这儿逗留几天。”他的语气变成了身负重任的人的语气，“你看，我在这儿有点儿生意要谈。”他说得很严肃，但是难掩兴奋，“你了解这个岛吗？”

“我曾经对它了如指掌。”

“那么，我就更高兴我们能遇上啦。我就希望遇到你这样的人。你可是能帮我大忙啊。”

“我可以给你开张单子列出不要去的地方，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

他看起来很痛苦。“我真的是来这儿谈生意的。”

“在这儿，你的生意会做得不错，我过去就干得不错。”

乐子？我早就精疲力竭。我的胃发紧；这些天来、这几个星期来没有消耗的能量似乎全变馊了。我已经对贝壳和海鲜燃起了热望。我几乎可以感受到它们在我口中令人恶心的不新鲜的味道。我明白，由于过去的种种经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无法好好吃完一顿饭。我的情绪仍保持着，同时，我寻找的快乐很快便会转变为一场让人既痛苦又满足的耐力测试，最终以痛苦收尾。

我曾是最冷漠的观光客，对不期而至的假期提不起半点儿激情。现在，在我们登陆之后，我却成了最热切的一分子。

“嘿，你看得可真快。”

“我只看了最后一页——是男管家干的。”

时髦的游客接待中心里面，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姑娘们浑身上下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她们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在这些种族不同、肤色各异的姑娘中有一两个纯黑的很有外交手腕，她们纷纷往我们手里塞纪念品：玩具钢鼓、棉布做的集市妇女玩偶、铁丝绕的音乐家、椰子壳做的图腾脸孔，等等。在铁丝网围栏后面，市里的出租车司机挤挤攘攘。看起来像是不堪一击的屏障。

“跟动物园似的。”一个女人说。

“是啊，”她心怀怨气的丈夫说，“他们说不定还会扔几枚坚果给你呢。”

我在找电话机，还要了一本电话号码簿，这是一本很薄的本子。

“玩具电话号码簿。”快乐的观光客说。

“里面都是娃娃的电话号码。”我说。

我拨了号，等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哈啰。”我闭上眼睛倾听。那个声音又说：“哈啰，哈啰。”我放下听筒。

“顽皮。”

这是一个船上认识的朋友。他的同伴站在房间的另一头，背对着我们，正在看旋转书架上的书。

“你觉得辛克莱在看什么，那么津津有味？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走了过去。辛克莱退了一步。

书架上的大部分书都是一个名叫H. J. B. 怀特的人写的。每本书的封底都有作者的照片，一张饱受折磨的脸。但我想象他对我眨了眨眼，我也对他眨了一下。

“你认识他吗？”朋友问。

“我不知道我们中是不是有人真认识布拉克怀特先生。”我说，“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

“本地作家？”

“土生土长。”

他竖起敬畏的手指，数了数书的数量，非常吃惊。“他看上去非常了不起。我希望能见见他。哦，这本看起来不错。”

他挑出来的那本叫《我憎恨你》，副标题《一个男人的寻找身份之旅》。他迫不及待地翻开书，开始翻动嘴皮子：“‘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憎恨毁掉了我的身份，也扭曲了我的性格。我的圣歌不是赞美之诗，而是憎恨之诗。成为一个卡利班[1]太可怕了，你们会说。但是我说，多么美妙啊。因此，美妙于我是最不可能的一个概念。’”

他不再往下读，他把书递给店员说：“小姐，小姐，这本我要了。”然后，一本一本地念出书名：“还有这本，这本，这本，还有这本。”

他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许多观光客都被巧妙地指引到书报摊。

“本土作家。”

“别用那个词。”

“很有地方特色，你觉得呢？”

“注意你的措辞。”

“但是，瞧，他在骂我们。”

“不是，他只骂观光客。”

观光客们走开了，留下一个空荡荡的书架。

我买了H. J. B. 怀特的所有书。

卖书的姑娘说：“观光客一般会买《我憎恨你》，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小说。都是些让人心窝一暖的故事。”

“温和的、干净的性爱？”

“不是，不同人种间的。”

“对不起，我得看看书上是怎么写的。”

我戴上眼镜，翻到其中一本的致谢页：“由衷感谢黑克尔基金会对于本书的大力支持。”另一本书对斯托克维尔基金会表示了感谢。我的同伴——他正在成为我的同伴——把他买的书都夹在腋下，跟我一起看我买的书。

“你看，”他说，“他们都追捧他。我觉得他不会想见我的。”

各种各样的公司都给我们赠送了迷你朗姆酒。小小的散页和折叠传单上都是照片和地图，地图上画满了箭头和叉叉，指示岛上各处美景，现在景点都被详细标注出来了。姑娘在讲解景点的时候显得格外友好。

“这儿有泥火山啊，”我说，“那太好了。但是传单上没有写啊。如今城里哪家妓院最好？”

观光客们全都睁大了眼睛。姑娘大叫：“菲利普斯先生。”我的同伴挽住我的胳膊，像对着一个孩子一样微笑，安慰我说：“嘿，我想我得好好照顾你，我了解一个人放不下某些事时的滋味。”

“你了解，我知道你了解。”

“我叫雷纳德。”

“我叫弗兰克。”我说。

“弗兰肯斯坦[2]的简称。别在意，开个小玩笑。你看见我朋友了吗，在那儿，但你看不清他的脸吧？他叫辛克莱。”

辛克莱背对着我们站着，正在研究几幅可怕的画，画中，漆黑的沙滩横在电闪雷鸣的天空下。

“辛克莱不会跟你说话的，特别是现在他看见我在跟你说话。”

我们是喧嚣的接待中心里三个凝固的点。

“辛克莱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他忌妒。”

“万岁。”

我脱身去叫出租车。

“嘿，你别想溜。我为你担心哪，记得吗？”

在上书“欢迎来到多姿多彩的小岛”的木头拱门下面，出租车司机们穿着朴素的炭灰色裤子、白色衬衫，有几个还打了领带，表现得像是被广播里要求礼貌的呼吁逼疯了一样。他们纷纷涌向观光客，后者都穿着印有夸张的椰林沙滩、茅草屋、草裙图案的加勒比棉布衬衫，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些热带景观只出现在他们的后背上，他们一上车，热带也随之而去。

我们在一条林荫道下了车，街道两边全是玻璃建筑、装有空调的酒吧、加油站、时髦的广告牌。随处可见“自豪、辛劳、文明”的标语。海关大楼上插着面旗子。这对我来说是新的：金黄色的太阳照着起伏的蓝色海洋[3]。

“米字旗哪儿去了？”

出租车司机说：“他们给弄走了，送来了这个。跟你说实话吧，我还是喜欢米字旗。别误会，我就旗论旗。他们给我们送来了这个，还使劲扯什么红色、阿金塔盾牌、波浪分隔线[4]来哄我们。他们想用那个来哄我们，但我还是喜欢米字旗。看上去像面真的旗帜。这个看起来像是假的。你知道，就像假的外国钞票？”

对我来说，这个岛过去是没有旗帜的。当然有米字旗，但那是遥远的誓词。这个岛是一片漂浮在海上的陆地，你要是想，可以自己带一面旗帜来。在基地那会儿，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在日落时分降下星条旗；军号声穿过城里狭窄的街道、高大的树木、老旧的木屋，每个美国军人都会驻足倾听。这是荒谬的誓词——当地的孩子嘲笑我们——但也不过是这座城市中的诸多荒谬誓词之一。布拉克怀特先生的前屋，一张彩色的海尔·塞拉西一世[5]像挂了好久；马荷的街角便利店里，一张蒋介石的照片挂在几本中式挂历中间。在没有旗帜的岛上，我们向旗帜致敬，我们即将返回美国；战争一结束马荷就会回广州；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照片是为了提醒布拉克怀特先生，也为了提醒我们大家，他也有地方可回。“这个地方不存在。”他曾说，他比我们大家都聪明。

我们现在正坐车穿过这座城市，它的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连土地自身、土壤的特性都变了，我再一次觉得风景，或许也包括所有关系的真实性，只存在于想象中。这地方此刻是存在的：这就是旗帜传达出的信息。

车子开始爬坡。两个穿着舞蹈装的卡吕普索舞者愁眉苦脸地坐在一个涵洞上等主顾。不一会儿，我们又看到另外两个舞者，他们成功地招来了生意，正在为那快乐的妻子唱小夜曲。出租车司机无所事事地站在一边，双手插袋，嘴里衔着牙签。怨恨的丈夫也无所事事地站在一边，但是他看起来像是正在与内心的愤懑作斗争。

酒店是新的。大厅的壁画竭力想要美化岛上的风光和居民，但是酒店的存在似乎恰恰否定了这项努力。大厅的布告栏上有我们船的名字，还加了一句：“航行无止境。”有一张“椰树林”的海报，另一张是关于希尔顿酒店的篝火烧烤之夜的，电视红人、著名节目主持人加里·普利斯特兰德主持。附了一张他和女模特的照片。但我只看到神父[6]，穿白袍的神父，语言处理器，六个唱赞美诗的小女孩的训练者。他没有向我眨眼。他阴沉着脸，他威胁我。我用手遮住了他的脸。

我沉浸在情绪中，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不是正在被冲走，还有时间，让我感到无助的幻想和现实的模糊只存在于我的思想中。但是我知道这思想是陌生的，是不太友善的，我从来不会操控事物。希尔顿，希尔顿。即使在这儿，即使在床头柜上的书里。“椰树林”再次出现在床头柜上的一本小册子里，小册子旁边是一盘用绿色玻璃纸包好打上红色蝴蝶结的水果。

我打电话叫了酒。然后我又打了一次，就为了听听声音，一言不发。午饭之前我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弗兰克，你还是眼里容得下肚子里放不下。”

这是岛上的土语，我以为我会在电话中听到这些词儿。

午饭，午饭。要叫一顿十足的大餐。从甜瓜或者鳄梨开始，之后是……是什么？什么？一走进餐厅，我对牡蛎和贝壳的渴望便压倒了一切。穿制服的侍应生敲打着一个玩具钢盘穿过餐厅，大声叫着一个名字。我幻想那是在叫我：“弗兰基，弗兰基。”但我当然知道不是。

辛克莱走向一张桌子的时候，我瞅见了他的背影。他坐在餐厅另一头，像是一个掌控全场的人。

“你好点儿了吗？”

“雷纳德？”

“弗兰克。”

“你喜欢海鲜吗，雷纳德？”

“还可以。”

“我想要点儿牡蛎。”

“不错的开胃菜。那我们就点吧。我要六只。”

侍应生的翻领上别着黄太阳和海浪的徽章；我的视线描摹着那些海浪。

“他来六只。我要五十只。”

“五十。”雷纳德叫道。

“呃，那么来一百只吧。”

雷纳德笑了。“伙计，很开心遇上你。你相信我，是吗，弗兰克？”

“我相信你。”

“你知道，人们不相信我来这儿是为了工作。他们认为我在撒谎。”

侍应生为雷纳德端来六只牡蛎，为我端来一百只。这是海岛上的小个牡蛎，六只还摆不满雷纳德盘子的一个瓣儿。

“这是六只牡蛎？”雷纳德问侍应生。

“是六只牡蛎。”

“好吧，好吧，”雷纳德安慰他，“我只想弄弄清楚，就这样。”他对我说：“这听上去不像是工作。你瞧——”

穿制服的侍应生从餐厅那头折回来，玩具钢盘发出响亮的声音，他仍在叫着某个名字。

“你瞧，我要送出一百万美元。”

我的牡蛎是装在玻璃杯里送上来的。我舀起十二只左右吞了下去。

“没错，”雷纳德说，“听上去不像工作。但这就是我的工作。一个人想要确定他在理智地花钱。我总说，赚一百万美元小菜一碟。花这么多钱可就难得多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失陪一下。”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牡蛎吃得太多了。胃里一阵阵难受的抽搐。尽管现在只是开始阶段，激励自己也很有必要。

我很谨慎，巧妙地作了准备，我对这类事情向来谨慎。我往裤腰里塞了一圈有趣的新的岛国钱币，每个兜里都装了几张纸币，甚至还在鞋子里铺了几张。

我的文件里夹了一封家书。没什么要紧的，没有新闻，就讲了点儿下水道的事，能干的管道工帮了忙。勇敢的姑娘。真勇敢。

我又记起来了，于是抓起电话，请求接通某路线，拨了号。同样的声音接的电话，我再一次失去了勇气，只是听着电话那头大声抱怨，直到对方挂机。

我扯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标签，卸下了所有的坚持。很快我便自由了。希尔顿，希尔顿：人成了上帝。现在跟那个说声再见。我兴致正高。

我到前台把一笔固定数目的钱存进酒店的保险箱。我们无法避开最后的欺骗：我们可能在寻求逃脱的机会，但我们总是谨慎地为逃脱那个逃脱的机会作好准备。

前台人员很忙，我从前台拿了支笔，把加里·普利斯特兰德的眼白涂黑，还往他的脖颈上插了支箭。服务员训练有素，我转身以后他才把毁容的海报扯下来，换上一张新的。

穿制服的门卫打了个呼哨叫来一辆出租车。我给了他当地的一块钱。给多了，但我很喜欢看他努力抑制住惊讶的样子。他打开车门，关上，行礼。那是他最后一刻的职责。我没有告诉出租车司机任何酒吧的名字，而是给了他市中心一个百货商店的名字。下车的时候我还真进去了，仿佛司机正在看着我，他在心目中已经为我塑造了一个形象，我不能破坏，这很重要。

商场有空调。这儿的世界凉爽而压抑。我越来越烦躁。

“想要点儿什么，先生？”

“不用，谢谢，我只是路过。”

我的语气中有不必要的挑衅意味；一两个顾客盯着我看，我本能地等雷纳德来插上一句话。

“雷纳德。”我侧过身，低声说。

但是他不在我身边。

女店员退了一步，我急忙从另一个门出去，进入潮热、白光、腐臭味的浪潮中。空调万岁。我的情绪一下子上来了。这比酒精或多或少要醉人。

钱开始从我的指缝中滑走。这是我激动的原因之一；钱成了别人争夺的纸。入场费花了我两美元，一杯啤酒一美元，雪茄的价钱是啤酒的两倍：我用纸币付的。明亮的房间，亮得刺眼，喧闹如海浪汹涌。黄色、绿色、红色，在酒瓶上、标签上、墙上的挂历上。电视上加里·普利斯特兰德在主持一档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讨论节目，中间不时插播几家这样的酒吧的广告。一个黑脸女人，黑到面目难辨，说：“我为爱而结婚。”“不，她是为恨而结婚。”笑声如海浪般此起彼伏。有人在现场玩按钮。我突然想到，可能已经说出来了：“这不是友善的媒体。”

我飘浮在明亮的房间里，明亮的海上。我探索着黑暗的岩洞，岩洞太黑了，你摸索着，安静坐着，最后你发现你是孤零零一个人。

“其他人在哪儿？”

“他们就快来了。”

在一间几乎空荡荡的房间里——昏暗的灯光、深色的墙、深色的椅子——坐在桌沿上的男人要我们向他靠拢。房间里包括我在内的六个人向他围拢，就像在夜总会看歌舞表演一样。他跷着二郎腿，不停地晃着。“他要跳脱衣舞吗？”

再次陷入困惑。门；贴了瓷砖的入口；不显眼的告示牌：

英国文化委员会

伊丽莎白时代的抒情诗

共六节课

我总感觉，如果我能等等，挑选一下，会更好。我一次次发誓要这么做。但是当妞儿过来说——在我看来很哀伤——“我要干倒你。”我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我无力抗拒。

自豪，广场那边的霓虹灯在闪烁。

妞儿叫了黑啤。

“你真是个诚实的姑娘。”

“黑啤让我兴奋。”

辛劳

黑啤来了。

“啊，”她说，“我的老斗牛犬。”

瓶颈的标签上有只斗牛犬对着我狂吠。跟黑啤一起来的还有两个穿得像旅行手册中的卡吕普索舞者一样的男人，就像我们在来酒店的路上看见的那两个卡吕普索舞者。

“请允许我欢迎先生来到我们多姿多彩的小岛。”

文明

“滚开。”我大叫。

她看起来有点儿紧张，犹豫地朝我身后的一个人点点头：“可以吗，佩西？”然后冲我说：“你为什么要他们走？”

“他们让我尴尬。”

“什么意思，他们让你尴尬？”

“他们不是真的。瞧，我的手可以穿过他们的身体。”

捧着吉他的那个男人抬起手臂，我的手穿过去了。

歌声响起：“一转眼，喝醉的男人忧郁伤感。”

“上帝！”

我放下捂着脸的手，眼前是一只带着戒指的手。这是一只意料中的手。我付了钱；我喝了酒。

一个肥胖的白种女人开始在凸起的地板上跳一支简单的舞蹈。我看不下去。

“你怎么了？”

在这女人似乎是要脱掉最后一件衣服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吼一声：“不！”

“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这么羞辱我呢？”

坐在台阶顶端握着手杖的男人走到我们桌子旁边，他朝房间的各个方向挥舞手臂，挥过钢鼓乐队，挥过在金色的沙地上跳舞的女人们，最后指向一块告示牌：

顾客不得做出粗俗或无礼的动作

公共秩序和教育部宣

“没事吗，佩西？”那妞儿说。

佩西只能指指，说话根本听不见，钢鼓乐队演奏正酣。我坐下了。

佩西走了，那妞儿温柔地说：“坐下，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觉得所有的事都让你尴尬呢？你们游客到这儿来还为了什么？”她朝女侍应生招了招手：“给我来份炸鸡。”

“不，”我说，“你别吃他妈的炸鸡。”

乐队在那个时候停了下来，我的话响彻全场。日本水手——我们在港口见过他们的拖网渔船——抬起了头。美国飞行员抬起了头。佩西抬起了头。

那妞儿在这片寂静中对着屋子里的人喊道：“他觉得一切东西都让他尴尬，他是说真的。”她站起来指着我：“他在周游世界。而我只想要炸鸡。”

“弗兰克。”我听到一声低语。

“雷纳德。”我小声回应。

“哦，伙计，我可算找到你啦，太高兴了。我找了你很久。我到过许多不同的酒吧，许多。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好听的名字，很多有趣的人，我应该帮助他们，给他们钱。我有时候搞不清这些名字。你知道人们会怎样误解。我担心你呢。辛克莱也担心你。”

辛克莱坐在远处的一张桌子旁边，背对着我们，正在喝酒。

我被夹在雷纳德和一份炸鸡之间，于是把炸鸡买了下来。

“你知道，”雷纳德自信满满地说，“我们该去的地方似乎是‘椰树林’，那地方听上去很可怕，我找的就是那样的地方。你知道‘椰树林’吗？”

“我知道。”

“那么，我们三个现在去那儿怎么样？”

“我不去‘椰树林’。”那个妞儿说。

雷纳德对我说：“我的意思是你、我，还有辛克莱。”

“你他妈的什么意思？”她站起来，举起啤酒瓶子斜对着雷纳德的脑袋，似乎准备泼下去。她大叫：“佩西！”

雷纳德闭上了眼睛，认命地等着。

“我去去就回，雷纳德。”我说，和仍然握着酒瓶的妞儿一起跑下台阶。

“你怎么突然就不耐烦了？”

“我不知道，但是你的机会来了。”

台阶下方，一扇车门开着，看上去像是一份邀请。我们进去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得躲开楼上那些人。他们疯了。他们彻底疯了。你不知道我把你从什么样的处境中救了出来。”

她看着我。

就是这么开始的：经过桌子；随意凝视；不想走上一百码回酒店；两美元的出租车；没有打扫过的水泥台阶；灯光昏暗的房间；廉价的木制家具；墙上俗丽的挂历，嘲笑欲望，嘲笑肉体；闪着蓝光的电视机屏幕；加里·普利斯特兰德正在播报飓风的最新消息；文雅到令人诧异的玻璃橱柜；反复使用的床铺。

在头脑清醒的间歇，电话响了：响亮刺耳的叫声，砰砰声。

就是这么开始的。酒吧、酒店、跟妞儿毫无意义的搭讪。“你叫什么名字？哪儿人？你想做什么？”喝酒；发胀的胃；岛上牡蛎和辣椒酱的恶心味道；气闷的房间；废纸篓里湿漉漉、白乎乎的垃圾；口朝上放在旧床上的白色洗脸盆，让人联想到医院、药品、手术、发烧、精神错乱。

“不！”

“但是我还没有碰你呢。”

我的上面是一张愚蠢的脸，可怜的身体想要施展魅力却无魅力可施展。可怜的身体，可怜的肉体；可怜的人。

再次陷入困惑。我一定是说了话。一个女人哀号着，说被非礼了，呼喊无畏的男人，声音回荡在光秃秃的木头楼梯间。然后，在格子棚架和玫瑰间，在几十朵发光的白玫瑰间，一条狗吠叫着、咆哮着。受了冒犯的黑色身体因为侮辱而变得苍白。同样的尖叫，同样呼喊着要报仇。过道那头，在成百上千穿戴整齐、戴着眼镜、拿着便笺和铅笔的男人中，那个身体追着我。到了另一个入口；另一处铺着瓷砖的地板；另一块不显眼的告示板：

法语联盟

艺术课

巴黎模特

（免费入场）

我瞥见了雷纳德：一如想象中的场景，一个要送出百万美元的男人，就像我在梦中看到的花衣魔笛手，走在路上，后面跟着钢鼓乐队的乐手、歌手、要钱的女人们。他在前头走着，善良仁慈，不知所措，面带微笑。

白天已经退却，黑夜猛然浮现，像是突然吞噬了好几个小时。上了灯的码头有着明智耐心的面孔。

酒吧混合了朗姆酒和公共厕所的味道。从铁丝网的缝隙间向我塞过来啤酒，还有几张钞票、几枚银币。我的右手被握住了，那张微笑的、威胁的、滑稽的、令人惊恐的黑脸——我似乎一个一个毛孔、一根一根头发仔细研究过——说：“给点儿小费，哼。”

困惑。瞥见许多脸庞上流露出兴趣，而非敌意。摔了一跤，轰隆一声；潮湿的地板；我大叫“不”，以及一句重复的回答：“下次出门记得带钱。”

午夜即将来临，灰姑娘的时间，空无一人的广场边的街道上寂静无声，我坐在人行道上，神志非常清醒，脚伸在排水沟里，吮吸一只橙子。我上首坐着一个戴草帽的老女人，瓶火炬冒着烟的黄色火焰照着我。商店橱窗的厚玻璃后面，加里·普利斯特兰德和马荷四人组在电视上无声地疯疯癫癫。

“好点儿了吗？”

“好多了。”

“现在这些人，从未有过，只会要。”

“他们要什么？”

“你有的东西。瞧。”

这声音在模仿美国人：“伙计，我能给你点儿什么吗？”

“你有什么？”

“我有白人。”出租车司机说，“有中国人、葡萄牙人、印度人、西班牙人。别问我要黑人，我不做黑人生意。”

“没错，小子。”老女人说，“免得他们胡作非为。”

“现在我做不了黑人生意，也做不了白人生意。”

“正是我在想的。”橙色女人说。

“那你得去‘椰树林’，”出租车司机说，“非常有文化。老醉鬼都去那儿。”

“你这么说听上去很放荡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文化的确是这样，但是这没有什么好处。要是问我，我就说是挑逗惹火。衣服邪恶暴露，你两只手的用处就是最后鼓鼓掌。老醉鬼情绪激昂，但是身子骨不行。”

“听上去就像在说我。我又想了想，我想我们就去‘椰树林’。”

“再有，我要说，你这副样子他们不会让你进去的，老家伙。瞧瞧你自己吧。”

“我不知道，我想我听漏了什么。你想要我去那儿吗？”

“我什么也不想。我只是说他们不会让你进去的。”

“那我们试试看。”

“在这些文化娱乐场所有大块头保镖，你知道。”

我们驶过安静的街道，间或有霓虹灯打出自豪、辛劳、文明的字样。车子的收音机里播着午夜新闻。交通事故现场播报。接着是关于风速、温度的报道，还有飓风，仍在持续。

“你明白我的意思。”出租车司机在停车的时候说。

“都变了。”我说，“这儿本来是一幢普通的房子，你知道。你知道那些有山墙、屋檐上有浮雕装饰的木头房子吗？”

“哦，那些老式的房子。我们现在整天都在拆迁。你不能指望留下多少。”

“亨利之家”是新的，方方正正，装了许多玻璃。玻璃后面摆着各式绿叶盆栽，再后面是百叶窗。粗糙的石墙，缝里填了灰浆，厚重的玻璃大门，各个俱乐部和旅行社都极力推荐，就像一个老派的旅行者的手提箱。门后面站着保镖。

“块头大吧？”出租车司机说。

“他很魁梧。”

“你要碰碰运气吗？”

“也许过一会儿会去。现在我要你沿着街道慢慢开过去。”

保镖目送我们离开。我回头看他，他仍旧看着我。我怎么会忘记？“椰树林”对面，什么？我望过去。我看见了。

公共秩序和教育部

大学学院

创造性写作系

系主任：H. J. B. 怀特

地址：奥林匹斯

“开这么慢，你不介意吧？”我问司机。

“没事，活少的时候我常开灵车。”

如今，街上不见翻倒的垃圾桶，也没有胆小的流浪狗抢东西吃。我们驶过的这条街就像建筑图纸上的街道一样。整洁的新建筑上方，树木的枝条摇摆不定。风很劲，银黑色的云在奔跑。我们驶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超市。”司机说着指了指。

“超市。”

我的焦虑消散了一点儿。我既期待又害怕在那儿见到一所房子，却发现那儿空空如也。我下车去瞧了瞧。

“你在找什么？”司机问。

“我的房子。”

“你肯定你把房子留在这儿了？那可真不小心啊。”

“他们拆了我的房子。”我在杂草丛中边走边看。

“这儿没有房子。”司机说，“你在找什么？”

“一个解释。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我付了车钱。

他没有离开。他留在原处看着我。我开始快步走回“椰树林”。风吹着我的头发，我的衬衫鼓了起来。我第一次来这条街上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虽然那次是大白天，在高远明亮的天空下，而现在是晚上，在茫茫夜空下。天空和树木带来的恐惧，我脚下的力量。

2

在那些日子里，我时常觉得是我们把热带带到岛上的。我初次来到小镇的时候，镇子尽头不是沙滩，也没有椰树林，而是一片腐臭的沼泽，是一片红树林和污泥。后来，填海造地，从红树林里打捞牡蛎的人们不见了。我们在填出的地上建造热带。我们搭起了军用茅草屋，插上旗帜，种上椰树，培育树篱。那些大木屋的窗户装了铁丝网，其间散布着小巧玲珑的茅草屋。

我们把热带带到了岛上。但是岛民一定觉得我们是把美国带到了岛上。人人都为我们工作。如果你问一个人是做什么的，他不会说他开卡车，也不会说他是个木匠，他会简单地回你一句他为美国人做事。每天早晨，卡车都会穿过城市去接工人，每天傍晚又会离开基地把他们送回去。

岛民来到我们的热带。我们探索他们的地盘。那个时候，万事待举。没有小册子告诉你哪儿可以买东西，哪儿值得一游。你得自己发现。你很快就找到了酒吧，被揍一顿或被抢劫一空可不会让人感觉愉快。

我是从基地的一个伙计那儿听说亨利之家的。他说亨利在后院养了几只山羊，有时会在星期天杀羊。他说亨利是个怪人。这虽然不够吸引人，但我还是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叫了出租车，我决定去看看。出租车司机什么都知道，人们这么说。

“你认识一个叫亨利的人吗？”我问出租车司机，“他养了几只山羊。”

“岛是很小，老板，但没有那么小。”

“你一定认识他，他养了山羊。”

“不认识，老板，你不跟我来虚的，我也不跟你来虚的。要是你找山羊……”

我随他把我放在他想把我放下的地方。我们穿过破败的老城区，木屋散布在鲜亮无比的植物间，显得破烂不堪。如果有选择的话，你基本上不会想在这样的城市里找乐子，这儿只会让你想到无所事事的下午。所有的街道看起来都非常安静、非常相像。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非常乏味、无趣、一模一样：只有很少几个人在做些琐屑之事。

出租车司机把我带到不同的房间，都拉着窗帘、闷热、堆满家具、肮脏邋遢，足以扑灭任何玩乐的念头。其中一间甚至还有个婴儿。“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那妞儿说。我有点儿紧张，司机也有点儿紧张，我们回到街上，他说我可以去找找亨利之家。

勇敢的年轻人出来找乐子。兴奋已经退去。说实话，我有点儿尴尬。我想一个人去亨利之家。于是我跟司机结了账。

我想，我希望找到一个地方，最起码看上去像是个商业场所。我到处找牌子，找标志。什么也没有找到。我走过许多关着门的房子，来到一家关着门的便利店前，门外的小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经许可马荷便利店售酒，暴露了它的身份。我走到街道另一边。我之前错过了一些东西。一幢掩映在蕨类植物中的屋子外面竖着一块牌子，写着：

先锋商业学院

速记和簿记

校长：H. J. 布拉克怀特

不时能看见窗帘飘动。我沿着不长的街道来回走动，开始有人注意我了，但是现在放弃已经太迟。我走回来，经过先锋商业学院，这回有个男生从窗口探出头来。他打着领带，咯咯笑着。

我问他：“嘿，你姐姐做鸡吗？”

男生张开嘴，大叫一声，把头缩了回去。蕨类植物后面传来嘿嘿的笑声。一个高个子男人推开嵌有彩色玻璃的门，来到门廊上。他脸色阴沉，穿着黑裤子、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手里握着一根棍子！

他操着英国口音说：“去别处下流。这儿是学校。我们致力于心灵之事。”他严肃地指了指牌子。

“对不起，先生……”

他再次指着牌子：“布拉克怀特。H.J. 布拉克怀特先生。我快没耐心了。要不要我坐下写封抗议信寄给报社。”

“我想抗议信还是我自己写好了。你知道一个叫亨利之家的地方吗？”

“这儿没有亨利之家。”

“抱歉，抱歉，但是在你进去之前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什么意思？”

“你们没有生意的时候干什么？你们是怎么维持的？”

蕨类植物后面的笑声更响了。布拉克怀特先生转身快步穿过彩色玻璃门，进了教室。我听到他一边用棍子敲一张桌子，一边喊着：“安静，安静。”屋里立刻寂静无声，他开始打一个男生。他随后又来到门廊上，袖子挽起来了，脸上汗涔涔、光亮亮的。他看起来很愿意跟我再交谈几句，但就在那时，几辆军用吉普车驶过拐角，我听到了男人女人的喊叫声。欢乐表现得太夸张了，我想。布拉克怀特的兴奋变成了厌恶或者说警觉。

“你的同事和朋友。”他说。

他不紧不慢地消失在玻璃门后。他的班上开始唱歌：“轻轻地流淌，甜美的亚顿河。”[7]

吉普车停在布拉克怀特学校对面。那儿有两幢木头房子，没有门廊，没有篱笆。小小的房子建在低矮的水泥墩上，后面可能还有房子。我站在人行道上，吉普车上的人蜂拥而下。我有点儿期待这欢快的人潮把我卷走，但男人女人只是打我两边走过，涌入屋子和院子，我依然站在老地方，站在人行道上无所适从。

很显然，亨利之家类似一家俱乐部。成员彼此熟悉，还把这看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站在边上，但是没有人看我一眼。我努力表现得像是在等人的样子。我觉得自己蠢极了。很快，我就将找乐子抛在了脑后。此时尊严要重要得多。

亨利之家看上去不是商业机构，因此很难对付。没有吧台，没有侍应生。欢乐嬉闹的人群就散坐在水泥楼梯的台阶上，这些楼梯从石头地上一直延伸到各个入口。外面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我可以看到几个房间里摆放着桌椅，但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进去。显而易见，这里不是适合独自前来的地方。

最终跟我搭讪的是亨利本人。他说我使他紧张，使妞儿们紧张。他说妞儿们就像赛马，很容易紧张，很敏感。接着，就像要对这一切作个解释，他说：“这地方就是你看到的这样。”

“很不错。”我说。

“你不用恭维我。你要是想留下，可以；要是不想留下，也可以。”

亨利还不算古怪。他不过是在努力朝古怪靠拢。我不喜欢古怪的人。他们让我不安，可能是因为亨利还不算怪人——他只是一个大众演员，有趣但排外——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很轻松。后来他成了一个怪人，我则是跟他在一起的怪人之一；排外的成了我们。

就像我说的，为了保持尊严，初次见面的那个下午我一直跟着他。我还对其他人感到一丝愤慨，他们表现得那么快乐，那么融洽，我不想独处。

“我们出去吧。”亨利说，“去散个步，你知道的。山那边的海湾，你们的人只留给我们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说你们来这儿是为了打仗，但是你们一来就搞掉了我们的沙滩。你们把所有白沙滩都弄没了，留下来的只有黑沙滩。”

“你了解那些官僚，他们喜欢整齐干净。”

“我了解。”他说，“他们想要这儿也整齐干净。我没法告诉你究竟有多少人想要把我从城里赶出去。”

“比如街对面那个人？”

“哦，你见过老布拉克怀特了？”

“他打算写封信给报社抗议我。我想他也打算写封信抗议你。还有你的同事和朋友。”

“他们不会把布拉克怀特的信都印出来的。我跟那些人关系不错，你知道吧。他觉得在打字机上他的胜算更大。跟我讲讲你是怎么惹怒他的。你是我见过的看起来最温和的人。”

“我问一个男生他姐姐是不是鸡。”

亨利板着的脸上古怪地流露出忍俊不禁的神情。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禁欲者。头发一律向后梳，低腰裤上拴着一根皮带。这是他的着装打扮上唯一显得放荡古怪的东西。

亨利说：“本地人的问题……”

听到这个词我有些吃惊。

“是的，本地人。本地人的问题是他们不喜欢我。我不属于这儿，你知道。我就像你。我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告诉你吧，是一个漂亮的岛。我白手起家建起了这一切。”他对着他的院子挥手，“这儿的这些人懒惰，还特别爱忌妒。他们一直想方设法要把我驱逐出去。非法移民之类的。但是他们不敢动我。我握有杀手锏。你听到人们谈起戈登了吗？是个黑人，但却是岛上最棒的律师。戈登在离婚前经常来这儿。那可是头条新闻。你可能在基地已经听说了。”

“是的，我听说过。”

“每当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碰到麻烦，我就会像个男人那样径直去戈登事务所。职员——你知道，那些打领带的家伙——想要蛮不讲理，我就跟他们说：‘告诉阿尔弗雷德’——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戈登——‘告诉阿尔弗雷德，亨利找他。’当戈登先生亲自出来迎接，跟我握手，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很尊重我的时候，每个人都一脸惊愕地缩了回去。‘让你久等了。’他说，‘我要会会我的老朋友亨利啦。’笑得露出了牙齿。”

“牙齿？”

“牙齿。我要拔牙的时候，就会去找老凌云——是中国人，但是是城里最好的牙医——他拔牙一点儿不含糊。你得有生活哲学。瞧，我告诉你。”他说，“我父亲一无是处。经常赌博，玩一种特立尼达街头牌戏。每当我母亲开始抱怨，继而痛骂：‘赫齐卡亚，你能给孩子们留下什么？’他只会说：‘我没有地，没有钱。但是我会给孩子们留下许多朋友。’”

“不错的生活哲学。”我说。

“我们大家都得以某种方式合作。有人以这样的方式，有人以那样的方式。我觉得你和我会相处愉快的。梅维斯，给他倒杯酒。他很健谈。”

亨利一直在啜饮兑了可乐的朗姆酒，很伤感。我的兴致有点儿起来了。

和我们一起去海湾散步的一个美国人向我们走过来，脚步有点儿踉跄，说他得告辞了。

“我知道，”亨利说，“战争之类的。”

“我要付你多少钱？亨利。”

“你心里清楚要给我多少，我不记账的。”

“让我算算看。我点了鸡肉饭，三四杯兑了可乐的朗姆酒。”

“好的，”亨利说，“你就照这个付吧。”

那个人付了钱。亨利接过他的钱，没有说一个字。那人走远了，亨利说：“喝醉永远不是借口。我不相信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不会再来了。他一共要了两份鸡肉饭、六杯朗姆可乐、五瓶苏打水、两杯威士忌。这就是我说的堕落。”

“堕落，我为他感到羞耻。”

“我会告诉你的，你知道。”亨利说，“老女王过世的时候。”

“老女王？”

“我母亲。我失去了知觉，然后做了一个短短的梦。一位老人出现在我面前。”

“你父亲赫齐卡亚？”

“不，是上帝。他说：‘亨利，让爱围绕你，远离堕落。’我跟你提起过那个岛，那岛很漂亮，我告诉你，有个女人漂亮但是恶毒。她给我生了两三个孩子，接着，嘭！你猜怎么着，她想逼我结婚。”

太阳渐渐西落。从基地——那个我们创建的小小热带——传来召唤回营的降旗号。亨利打了个响指催促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都站了起来，互相道别。

“我喜欢这些习惯，”他说，“这是你们的一个好习惯。”

“漂亮的小岛上生了两三个娃娃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亨利说：“我避免堕落。我拼命地跑，还散布了我死了的谣言。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确已经死了。不可能再回到漂亮的小岛上去了。哦，比这个漂亮多了。漂亮，漂亮。但是她还在等我。”

我们听到街上有人在唱赞美诗。

“钱，”亨利说，“姑娘们都准备好钱了吗？”

每个人都拿出了几枚硬币，我们回到人行道上。一个穿白袍踩凉鞋的大胡子高个男人领着一小队唱赞美诗的歌者，六个穿白袍的黑人小女孩。赞美诗非常甜美，我们安静地聆听。

然后，大胡子男人说：“兄弟姐妹们，在这种场合说依然有忏悔的机会乃是惯例。”他看起来对自己流利的英语非常满意。他的口音很英式。“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时候，这是不诚实的福音传教士的一种乐观的断言，他们更关心数钱，胜过关心迫近的灭亡，我称之为灭亡倒计时。”他的举止突然一变。他停下来，闭上眼，摇晃了一下，抬起双臂，用一种与之前迥异的声音大喊：“《圣经》所言即将应验。”

亨利手下的几个妞儿回问：“什么言？”另几个人则问：“哪部分？”

白袍男人说：“说到年轻人行为败坏、罪恶和暴力在大地上肆虐的那部分，就是那部分。”

他的小合唱队又开始吟唱。他则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收钱，边收边说：“这不是给我自己的，你们知道的，不是给我自己的。我知道你们这些小伙子会在这儿保卫我们什么的，但事实就是事实。”

他收了钱，放进袍子的一个兜里，拍了拍。接下来他似乎在不停地拍。他挨个拍了拍歌者，要么是出于深沉的爱，要么是为了确认她们没有私藏收来的硬币。然后他说：“出发。”他的声音盖过了歌声。每个女孩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都会拍拍她们的肩，然后跟着她们去了街角的便利店。在那儿，在生锈的波纹铁屋檐下，赞美诗集会在继续。

天黑了。亨利之家的院子里弥漫着一股野炊的气息。好些房间里都在准备晚餐，留声机放着音乐。钢鼓乐队的演奏声从远处的院子里飘过来。夜幕提供了保护，院子显得非常温馨，就像一场家庭聚会。只是，我不是家人。

一个背单肩包的姑娘走了进来。她跟亨利打了招呼，亨利也招呼了她，动作幅度很大，隐藏了一点儿保留，一点儿敬畏。他叫她塞尔玛。我留心观察她。我成了这场聚会的第三者，我开始紧张。

有美人儿在场我总是会紧张。在这种情形下，面对一个我吃不准的人，我有点儿害怕。我不清楚亨利之家的规则，但显然是有规则可循的。我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我是说。但是有经验又有什么用呢？在这样的场合，在这样的地方，我依然在过分礼貌和过度聒噪之间徘徊不定。

塞尔玛独立，从容。我想，她的这种从容要么源自拥有，要么源自被拥有。她的从容，同她的打扮、举止、镇定一样，将她同院子里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她可能是亨利的女人，他用她代替了另一个，被遗弃在漂亮小岛上的那个，但也可能属于某个还未现身的男人。

他们俩非常亲密地打过招呼后，亨利为我们作了介绍。

“他很健谈。”他说。

“他很善于倾听。”我说。

她问亨利：“他听过神父讲话了吗？”

我回答说：“听过了，有点儿说教。”

“我喜欢听擅长运用语言的人讲话。”她说。

“他的确擅长。”我说。

“你看得出来，”她说，“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看得出来。”

停顿了一会儿。“他卖保险，”她说，“布道之余。”

“这样的组合听起来不错。他先用死亡吓唬我们，然后推销保险。”

她没有被逗乐：“我想有份保险。”

“你还太年轻。”

“但这正是买保险的时候。条款会优惠点儿。我不知道，我就是想要。我觉得不错。我在乡下有个姑妈，她买了保险，所以一直很守旧。她只要又买了点儿，总会跟你说。”

“呃，那你自己为什么不买一份呢？”

她说：“我很穷。”

她说这话的口气像是要为我们的谈话画上句号。我恨穷人，恨卑微的人。我觉得穷困是一件应该被掩盖的事情。她说到穷的口气，好像既不为之自豪，也不感到可耻，似乎那种状况很快就会改观。这样的小事会发生在一切关系中，这种交往初期的小摩擦发出的警告我们选择忽视。我们总是欺骗自己，我们没法否认事先曾被警告过。

“你要是有很多钱，你会怎么办？”

“我会买很多东西，”她想了想说，“很多漂亮的、现代的东西。”

“哪一类的东西？”

“三件套。很厚的那种。你可以整个儿陷进去。我会买一条很棒的床罩，要缎子的，厚实的，缝纫线走出深陷的十字纹路。我看见瑙玛·希拉[8]在《逃脱》中用过。”

“奇怪。那个场景我只能想起那床罩了。你认为那时她在床上做什么？但她那个是鸭绒的，你知道。在这儿用不到鸭绒。太暖和了。”

“好吧，随你怎么说，我就是喜欢。还有鞋子，我要买很多很多鞋子。你会做噩梦吗？”

“经常。”

“你知道我的是什么样的吗？”

“跟我讲讲。”

“我在城里，你知道。我走在摄政街上，人们都盯着我看，我觉得很新奇，我不感到尴尬。我感觉自己像是选美皇后。然后我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了自己。我光着脚。我总是在那个时候醒过来。我的脚悬在床边。”

我还是紧张。我们的谈话总是会岔开，偏离我所设想的方向，但是说实话，我已经不想让谈话回到我原来设想的方向上了。但我们还是要对自己负责。

我说：“你是城里人吗？”

“我来自农村。”

问题，答案，句号。我又试了一次。亨利就在边上，手里拿着个瓶子。

我说：“像你这样的妞儿怎么会想到来这种地方呢？”说真的，话还没出口我就后悔了。

“我称之为一个堕落的问题。”亨利说。

与此同时，塞尔玛扇了我一个耳光。

“你觉得那问题像话吗？”亨利说，“我觉得那是个堕落的问题，很淫秽。”他指着敞开的门内一间屋子里的一块小牌子：可以淫秽，但别被人听见。“我们不谈这个。”

“对不起。”

“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他说，“我担心塞尔玛。我不知道，但是那妞儿总能勾起人们心中隐藏的邪恶。她曾让对面的布拉克怀特先生邪恶了一次。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他想改造她。你知道什么是改造吗？改造就是：别碰她，她是我一个人的。她也让神父邪恶了一次。他不想改造她。他就是想要她。瞧，弗兰基，一拨人来了，然后另一拨人也来了。塞尔玛受过教育，你知道。剑桥初中毕业。学过拉丁语、法语、地理之类的。她在某个大商场打工。不是那些小不啦叽的叙利亚小店，你知道。她时不时会到我这儿来，你也来了。这就是生活。别让邪恶进屋来，别让邪恶进屋来。好多这样的妞儿在商店打工。我想要件衬衫的时候，只要传话给那些商店，她们就会把衬衫给我送来。我们必须相互帮忙。”

我说：“你一定有不少衬衫。”

“没错，我有很多衬衫。瞧，我会告诉你的。塞尔玛和你在这儿看到的另外一两个妞儿，我们叫她们娃比。”

“娃比？”

“是一种我们这儿特有的淡水鱼。小小的放纵。小小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你明白吗，娃比不是斯波特。”

“斯波特？”

“斯波特是——别引我说脏话，伙计。弗兰克，你看到的那些就是斯波特。”他朝院子四周挥了挥手。

钢鼓乐队的声音听起来近了点儿，接着，这些乐手穿过空地后面波纹铁篱笆上的一道门走了进来。他们的乐器是用旧垃圾桶改的，他们用这些乐器演奏出我从未听过的粗犷曲目。

“他们不得不躲起来，你知道。”亨利对我说，“这是犯法的。因为战争之类的。这被认为是鼓动战争。”

后院有个凉棚，里面有块黑板。我注意到了黑板，有些好奇它的用途。棚子里有两三个人开始起舞。他们吸引来了一些观众，这些观众随即也成了舞者。人们陆陆续续从亨利之家的各个房间、从别的院子的房间、从后面下水道那边汇拢过来。每个舞者都自顾自地跳。每个舞者都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狂热。观众中有几个女人从木槿篱笆上折下小树枝，时不时用绿叶抽打舞者沾满灰尘的赤足，像是在祝福，也像是奖赏。

亨利把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领我走到塞尔玛身边。他的一只手仍然圈着我，另一只手搭在塞尔玛的肩上。我们三个沉默地站着欣赏。他的双手让我们和好，把我们绑在了一起。

一声口哨。有人大喊“警察！”后院瞬间变了样。到处都是竖着的垃圾桶，酒瓶消失在垃圾桶里，舞者和观众在棚子里坐成整整齐齐的几排，有个人站在黑板边写着什么。好多亨利的妞儿戴上了眼镜，有一两个拿出了几件刺绣品。

我觉得过了很久警察才进来。他们进来的时候，一个警官跟亨利握了握手，说：“又在上成人教育课了，啊？”

“你都见到了，”亨利说，“一个教一个。”

警官从亨利手中抽出手来，五指握成拳头。他话多起来。“我不知道，伙计，”他说，“我们也是不得已。老布拉克怀特盯你盯得很紧。还有兰伯特太太，她也投诉你了。”

我一直在想，我第一次脱光衣服和塞尔玛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如果我没有看到我的衣服在窗外舞蹈，我会不会跟塞尔玛还有别的人扯上关系。衣服在跳舞，似乎被赋予了生命。

我叫醒塞尔玛。

她似乎一点儿也不惊讶。她说：“我看他们今晚在钓鱼。”

“钓鱼？”我冲到窗边，去追正在消失的衣服。

“是啊，你知道。从窗口钓鱼。这边钓一件衬衫，那边钓一条裤子。不用追了。狂欢节快到了，你知道，大家都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她说得没错。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起来除了短裤和背心，我没有别的衣服了。我打开后窗，看见赤身裸体的美国人站在窗口张望，我们面面相觑，没有交谈。夜晚已经过去，现在是早上了。

男孩女孩们正在去布拉克怀特先生学校的途中，有几个停下来研究被扔在下水道里的避孕药。我见到塞尔玛的时候，她穿得整整齐齐的。她说她去上班。看起来，亨利说他的妞儿中有些在商店打工并没有骗我。亨利自己给我端了杯咖啡来。

“你可以从我这儿拿件衬衫。我会去那边找她们再拿一件，你知道。”

亨利之家的早晨和晚上迥然不同。温吞平庸的忙乱随处可见。一个瘦高个男人正在热身。他穿着背心和短裤，不时从小药瓶中倒点儿油出来涂在身上。

“加拿大治疗油。”亨利说，“我喜欢给他一点儿鼓励。马诺是竞走运动员，你知道。但是有点儿太缺乏耐心了，总是走着走着就跑起来了，然后被取消资格。”

“这太糟糕了，”我说，“但是我的衣服怎么样了？”

“你得学会宽容。这是你在岛上必须学会的一样东西。”

马诺正在蹲下跳起。在他周围，有人在后面的台阶上扇煤炉，女人们在做早饭。触目皆是绿色，比我记忆中多。我能看到下水道那边，街对过那些房子的后院也是一样葱茏，在其中几个院子里，我看见卡其布制服和白色水手制服晾在绳子上。

亨利跟随着我的视线：“狂欢节快到了。弗兰克。你们的人拥有整个世界。有人这样合作，有人那样。”

我那会儿不想听亨利说教。我跑了出去，来到人行道上。我只穿着背心短裤，但照街头的规矩来看，还不算太过衣冠不整。隔壁，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在一间屋子门口晒太阳，那屋子看上去像是一家正在走下坡路的二手书店。他穿了一套紧身的卡其布衣服。门开着，内侧挂了一块字体花哨的牌子：兰伯特先生，书籍装订工。现在我明白了，昨天前门关着，我以为是拉着百叶窗的体面民居，现在门开了，原来是一家书店。兰伯特先生边上——这个人应该就是兰伯特先生吧——放着一小杯朗姆酒。我经过的时候，他冲着日光举起酒杯，斜着眼睛瞧，对我点头说：“早上好，美国佬朋友，愿上帝保佑你。”说完他将那杯朗姆酒一饮而尽，脸上愉悦的神情变成了痛苦的折磨，仿佛朗姆酒和晨间问候是令人讨厌的日常苦修的一部分。

“早上好。”

“冒昧地问一句，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好先生，你怎么光着身子。”

“我没有衣服。”

“一针见血[9]，可以说。我们赤条条来，赤条条走。”

这有点儿意思，值得探究，但是就在那时，我看见路那头有一辆吉普车。我不知道丢了制服，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于是掉头往回跑，经过兰伯特先生身边。他看起来有点儿惊讶，像是看到了幻象一般。我跑回亨利的院子，从后面的楼梯上到前面的房子里。此时，那个竞走运动员马诺开始从房子的另一侧健步如飞地走到街上去。

我听到吉普车上有人说：“你觉得看起来像不像是他白的进去，黑的出来？”

隔壁屋子的窗开了，一个美国人喊道：“今天早晨你见到一个光身子的白人跑进来了吗？就在几分钟前？”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听着，先生，早晨是我的休息时间，我这会儿最不想见到的就是鸡巴。”

过了一会儿，吉普车开走了。

我的服装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亨利表示愿意借我几件，但是不太合身。“不过，”他说，“你可以去塞尔玛的店里拿一件衬衫。喏，我给你地址。”

街上传来自行车铃声，穿着制服的邮递员来了。

“亨利，亨利，”他说，“瞧瞧我今天带什么来了。”

他进了屋，拿出一个包裹，是美国一家出版社寄给布拉克怀特先生的。

“又来一个，又一个。”

“哦，我的天哪！”亨利说，“布拉克怀特又要在我的手上痛哭流涕了。这回是关于什么的？”

“平常玩意，”邮递员说，“爱。我稍微翻了翻。事实上有些部分挺有趣的。”他取出手稿，“你想听听吗？”

亨利看着我。

“我是被迫的听众。”我说。

“那随你便吧。”邮递员说。他开始读：“‘在什罗普郡的乡下，特雷莎·菲利普斯小姐可是个万人迷。她聪明漂亮，继承了大笔遗产，精通古典作品，能言善辩，长于女红，简言之，她天赋极高，但是她有个缺点，就是过于傲慢。她蔑视所有的追求者，她曾把失意的追求者赶去意大利，赶去偏远的殖民地，让他们在深深的孤独中为伊消得人憔悴。不过，复仇女神涅墨西斯就在她身边。在当地最显贵的塞汶男爵举办的一次舞会上，特雷莎·菲利普斯小姐遇见了阿利斯泰尔·格兰特男爵。他身材修长，肩膀宽厚，长相俊朗，忧郁的眼睛似乎在诉说着深深的苦闷；事实上，他是个孤儿。’”

“老天！他总是写些这种东西吗？”

“一直都这样，”亨利说，“全都是男爵和小姐。像个疯子一样整天打字。特别是在星期天，你能听到打字机一直在响。”

前门开着，布拉克怀特先生的声音飘了进来：“亨利，我早上什么都看到了，兰伯特先生碰巧瞧见我了。我会给报社写信的。我就是受不了光着身子的男人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他看到了邮递员，看到了邮递员手上的手稿，脸拉了下来。他跑上水泥台阶，一把夺过手稿。“艾伯特，我告诉过你，你必须停止拿陛下的信胡闹。你会因为这被砍头的。”

“他们退回来了，老家伙。”亨利说，“要是你问我，布拉克怀特，我认为是他们抱有偏见。一目了然。我安安静静地坐着听艾伯特念，写得不错。很不错。”

布拉克怀特软下来了：“你真的这么觉得？亨利。”

“是啊，伙计，写得不错。我等不及要听听特雷莎·菲利普斯小姐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不信。你在说谎，你在说谎。”

“结局是怎么样的，布拉克怀特先生？”我一巴掌拍向腿上的蚂蚁。

“你挠你的痒痒吧，给我闭嘴。”他对我说，“我恨你。我不相信你识字。你以为我们黑人都不会写字，对吗？”

邮递员艾伯特说：“这个故事真的不错，布拉克怀特。我把话放这儿，伙计，有一天，所有这些现在退你书稿的人会来到这儿，求你为他们写书。”

“让他们求吧，让他们求吧。他们求我我也不会写。哦，我的上帝啊。所有那些担心，所有那些打字稿。我不会再写一个字了。不会再写他妈的一个字了。”他又开始发疯了，“我也恨你，亨利。我会把这地方关掉，尽管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亨利甩开他的手。

“你见鬼去吧，”布拉克怀特说，“特雷莎·菲利普斯小姐见鬼去吧。”他指着我说：“你不喜欢我。”然后又对亨利说：“你也不喜欢我。亨利，我搞不懂人怎么能像你一样变得那么快。曾经全都是‘黑人胜利，白人必死’。现在，你都能裹上星条旗在街上游行了。”

“黑人胜利？”我问。

“那还是在阿比西尼亚[10]战争的时候，”亨利说，“那时候老女王刚刚过世。白人是死对头。两千万人示威游行。你了解黑人。大复仇。两千万人示威游行。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总是最后一个。后面没有人了。但是星条旗，”他补充道，“你知道的，黑和白，我想你有点儿概念。是狂欢节的好点子。我有点儿像山姆大叔。先生，基地有星条旗之类的吗？”

“哦，他就是其中一个，不是吗？”布拉克怀特说，“美国商人中的一个。”

“我想我能给你弄面星条旗来。”我说。

布拉克怀特一言不发。看得出来，他蠢蠢欲动。

他说话时的咄咄逼人可不太令人信服：“我琢磨你们的打字机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吧，就像你们其他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

“现在是早晨，还不是说下流话的时候。”亨利说。

“不是我吹，”我说，“我一直对写东西、对作家很感兴趣。跟我讲讲，布拉克怀特先生，你是经常写呢，还是有灵感了才下笔？”

这个问题很合乎他的心意。他说：“两者兼而有之吧，兼而有之。”

“那你是先手写出来呢，还是直接用打字机打出来？”

“打出来。但是我不会被你收买的，记住。我不会被你收买的。但要是这位光身子的先生对我们的风俗和节日感兴趣，我愿意洗耳恭听。”他的态度一变，“告诉我，伙计，你有那种制服式样的小册子吗？我可不想把狂欢节服装穿个遍，你知道。”

“有些衣服很贵。”我说。

“钱，钱，”布拉克怀特说，“张口闭口都是钱。我会付钱的。”

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这就是我怎么开始成为海军物资承办商的。开始只跟亨利先生和布拉克怀特先生做交易，后来是整条街。我带制服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带钢鼓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带香烟和口香糖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带几架安德伍德打字机来，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布拉克怀特说：“弗兰基，我认为艺术应该是它自己的回报。”

但艺术不是。布拉克怀特的牌子上又添了一行字：

兼授打字课

“兼授打字课？布拉克怀特？”

“兼授打字课。黑人不会打字？”

这成了他的笑柄。我们到他家去。墙上挂着描绘英国乡间春天的彩色图画。这样的画有很多，但是不如他自己的照片多，他的照片有黑白的，有深褐色的，有颜色粗糙的。他有一张特别大的照片，夹在两张小一号的丘吉尔和罗斯福照片中间。

“问题是，你知道，布拉克怀特，”我说，“你不是纯黑的。”

“什么意思？”

“你很白。”

“上帝，一个海滨流浪汉侮辱不了我的。”

“海滨流浪汉。不错。但你不仅白，你还很英国。全都是男爵啊，小姐啊，布拉克怀特。非常简·奥斯汀。”

“那又怎么样？我为什么要拒绝世界的某一面呢？”

“一派胡言。但是，我在想，你能不能写写这个岛。写写塞尔玛、马诺、亨利，还有其他人。”

“可你觉得人们会对这些人感兴趣吗？没有这样的人，你知道。这对你而言不过是人生的一段插曲，弗兰基。这是你的小小格林威治村[11]。我知道，因为我识字。嘭嘭，布拉，布拉。有意思。然后你会回去，我们还留在这儿。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无名之地。它不存在。人们出生在这儿是身不由己，大家都想离开。而对你来说，这不过是度假。我不想成为你的格林威治村的一部分。你们这些海滨流浪汉，你们收买好感。自大的有钱人总是躲在爱啊，我跟你一样啊，这些说辞后面。我听到你在亨利的院子里跟别人讲美国如何如何：讲宽屏幕大电影院，讲跟房子一样大的冰箱，人人都能成为电影明星，个个都可能当总统。你们他妈的什么都怕，随时准备喝上一杯朗姆酒，总在寻找天真可爱的本地姑娘拯救你们。”

的确如此。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经历变成故事，给平庸添点儿戏剧性，以此来维持自尊。但是我们从未看清过自己，只是偶尔看到一个不曾扭曲的映像。他说得没错。我收买好感，我收买友情。我清楚地知道——比他说的更清楚——我在这条街上的地位的欺骗性。

他指着墙上的丘吉尔照片：“你说他若是出生在这儿会怎么样？”

“头别动，布拉克怀特。没错，十足的丘吉尔作派。”

“可笑。你以为我们今天会听说他？他会在银行工作。他会成为公务员。他会进口缝纫机，出口椰子。”

我仔细端详着照片。

“你喜欢这条街。你喜欢那些在后院敲打锅碗瓢盆的男孩子。你喜欢哪儿都去不了的塞尔玛，可怜的小娃比。天大的事，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她不过是小娃比，而你会回去，你们俩谁都糊弄不了谁。你喜欢早晨坐在台阶上喝一杯朗姆酒钉几本账册的兰伯特先生，因为兰伯特先生只能在早晨喝一杯朗姆酒钉几本账册。你喜欢看马诺为永远也不会举行的竞走比赛而训练。你看着这种种说：‘真棒啊，真有趣，生活本该如此。’你不明白在这儿的我们都是疯子，一天比一天更疯，把生活过成狂欢。”

狂欢节到了。

那一年，允许人们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狂欢。亨利家旁边的几个院子里的人组成几队，穿着我弄来的制服在街上游行。亨利穿成山姆大叔，塞尔玛是狄奥多拉皇后[12]，其他姑娘是侍女和嫔妃。在太平洋环礁上还有海军陆战队、步兵、空军飞行员。布拉克怀特先生站在我搞来的吉普车里。他穿着一套神气活现的海军高级将领制服，站得笔挺。他戴着墨镜，嘴叼玉米穗烟斗，挥舞左手向观众致意，就像在举行祝福仪式。他没有翩翩起舞，没有随着音乐摇摆。他是麦克阿瑟，他承诺会回来的。

星期二晚上，街上挤满了大人物——拿破仑、凯撒大帝、狮心王理查；人们全神贯注地游行着——布拉克怀特也在其中，这次他打扮成了莎士比亚。

塞尔玛和我开始交往，我们之间很少有不愉快。我接受了亨利在第一个早晨给我的建议，去了她的店里。她假装不认识我。我身上的衣服是亨利的，很不合身，引来了很多不以为然的目光，以及对美国人行为举止的苛刻议论。塞尔玛后来承认：她很高兴我在一个像宿醉一般冷清和幻灭的时段去找她。

我说过，亨利之家似乎有它的特殊规矩。那是个俱乐部、聚会的地方、港湾、幽会的场所。它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塞尔玛属于岛上姑娘那种，她们从一段恋情游移到另一段，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她害怕结婚，因为对那些姑娘来说，结婚太冒险，身价很快就降低了。她觉得她要是完全臣服于一个男人，她就控制不了他，她的美貌会失去效用，这是暴殄天物。

她说：“有时走在街上，我会打量那些瓦拉胡[13]，对某些地方的某些姑娘来说，这些动物就是上帝，就是主人。他。他不喜欢玉米片。他不喜欢朗姆酒。他这个，他那个。”

她在商场的工作和亨利的保护让她得以独立。她不想失去这个；她从来不迷恋魅力。她认识的很多姑娘打破她们的规矩，和来到岛上的访客结了婚，然后被迫过一种痛苦不堪的生活，失去了曾经拥有的通过奋斗换来的自由，也没收获尊重，而婚姻本来应该给予这些的。

所以，在订立合约之后，我们开始了交往。

“记住，”她说，“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也一样。”

压力总是在我这一边。要想守约可不容易。我很清楚，这样的自由很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对布拉克怀特，那个藏身幕后的害羞的改造者，或者我们称之为神父的那个穿白袍的说教者敞开怀抱。他们两个依然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对她的兴趣。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在我们俩搬进这条街上某一幢百叶窗小屋之后——那个时候，花一千五百美元买幢房子还是有可能的——我们发现敌意并非来自这些人。不，敌意并非来自这些人，而是来自亨利的邻居，兰伯特太太，那个穿着卡其布衣服在早晨喝朗姆酒、表达喜怒哀乐都会押韵的男人的妻子。

兰伯特太太让人惊讶。我在这条街上看见她已有一段时间，但并未把她同兰伯特先生联系在一起。兰伯特先生是黑人，兰伯特太太是白人。她约莫五十岁上下，一副市井小民的模样。从某种角度说，是我自己不好，是我引起了她的敌意。我把钱放在兰伯特家的路上，还表现出一副要不要随你的态度。

最近街上开始繁荣起来，兰伯特先生为此兴奋不已。这话出自马荷之口，马荷是街角便利店的老板。他将店进行了一番改造，开辟出一间咖啡吧，很多基地的士兵和本地人坐在高脚凳上，吃着热狗，喝着可乐，附近几条街上的孩子们也聚到一起，等待招待。

“随便聊聊，”马荷说，因为他很喜欢跟人聊天，“我说，发达啦。”“随便聊聊”和“发达”是仅有的两个能听明白的词语。他每句话都以“随便聊聊”起头，后面的词儿就不容易听明白了。但他还是喜欢和一些不幸被抓丁的客人交谈。

他店里的墙上挂着蒋介石和蒋夫人的照片。还有图画挂历，好多年前的了，上色细致的中国美女或慵懒娴静，或腼腆害羞，背景是布局巧妙的假山石，修剪过的草木，漂亮玲珑的鸟雀，像油一样倾泻而下的瀑布。而这家便利店的柜台破旧肮脏，面粉袋敞着口，装糖的袋子是卡其色的，红色的液体黄油罐没盖盖子，因此挂历显得格格不入。上面的图画像是传达着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的确，马荷并不打算在岛上终老。你跟他聊天的时候，特别是你还差几个钱，得向他赊账的时候，问他：“你还打算回去吗？”他的回答会是：“随便聊聊，我再待三四年。”

他的孩子们与众不同，和街上的其他人过着不一样的日子：孩子们两个一排，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每个人都有一只干净的小书包，一个漂亮的铅笔盒，早晨从容不迫地去上学，傍晚从容不迫地回家，似乎一整天没有任何人或东西接触过他们，或者把他们弄脏。每天早晨，他打开小店的后门让孩子们出去；傍晚，他们又从后门鱼贯走进店里。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在别的场合也没有见过他们。

繁荣影响了马荷，影响了兰伯特太太。一天晚上，穿着卡其布衣服的兰伯特先生煞有介事地找上门来，给了我一个建议。

“我不想见你惹麻烦。”他说，“兰伯特太太和我商量很久了，我们觉得你把这些——我该怎么说呢——这些供给弄到我们这可怜兮兮的岛上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这样的冒险完全没有必要。”

我说：“到目前为止，都还不错。你真该去瞧瞧我们扔掉的东西。”

“别误会，”他说，“我不是怪你做了这些。但是兰伯特太太特别放心不下那些卡车。她觉得那些卡车把东西运出来，又开回去，有两次被查的可能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谢谢，兰伯特先生。你是说兰伯特太太觉得那些卡车可以不回基地，待在外面？”

“兰伯特太太觉得那样可能会更安全些。她有个亲戚，是卡车还有各种机动车的行家里手。”

那时我什么都没有说，而是思考着可能性。

兰伯特先生端着的架子一下子放了下来。我对此很熟悉。街上所有的人都有两副面孔，一副一本正经，一副随便打趣。

“听着，”兰伯特先生说，“卡车开回基地去，他们会问一大堆问题。卡车停在这里，他们十有八九根本记不起来。你们什么都有。”

因此，某天，兰伯特先生的院子里开进一辆卡车；大概两周后，卡车开了出来，几乎没人认得出来。

“租借协议[14]，协议租借，”兰伯特先生高兴地说，“大势所趋，我的朋友。”

兰伯特一家把这辆卡车租给了基地的承包商。司机归承包商请，他们愿意——可以说是巴不得——让卡车一天两班倒。

“一天的收入是二十美元，”兰伯特先生说，“我的朋友，运气不错！一辆卡车就能让我们有这运气！”

不用说，我也分享了这运气的一部分。

但是，兰伯特太太一直隐身。她是那个藏在窗帘后面的角色；她是那个轻快地走在街上的人。她是那个从来不跟你交谈半个字的人。她从来就不属于这条街。

“你太敬老了，”亨利说，“你明白吗？好像他们买了这辆卡车似的。我觉得不会有好结果的。”

扣去佣金和油钱，一天二十美元。钱慢慢积攒起来。然后有一天，一大群工人像蚂蚁围住死蟑螂一样把兰伯特家团团包围起来。整条街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兰伯特家是幢小木屋，工人们把它整个儿从立柱上抬了起来。他们把它挪到后院，直接平放在地面上，而不是立柱上，那挂有“兰伯特先生，书籍装订工”牌子的前门开着，搬动的过程中一直在那儿开开合合。工人们满上朗姆酒庆祝。整条街跟着欢呼。接着，我们看见，兰伯特先生正拨开人群往里挤。他看起来像个接到死讯的人。他看到了立柱，看到了立在地上的木屋。他说：“我的房子！我的房子低了一截！但是我不想要平房。原来的立柱还在，立在光秃秃的地上。”他转身去了马荷那儿。他喝了个酩酊大醉，对谁都朗诵诗歌。慢慢地，这成了他的习惯。我们觉得他到死都没有清醒过来。

亨利说：“很久很久以前——现在听起来真像个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兰伯特太太是个穷姑娘。她家是从科西嘉岛[15]搬来的，住在可可峡谷，那儿长着高耸的不凋花树。那时的日子很艰苦，连椰子都舍不得送人。兰伯特是公务员，送报纸的。穿制服，拿工资，到老还有养老金，是个铁饭碗。他们在灌木丛生的山上，在红色的不凋花树下举行了婚礼。哦，多快乐！很久很久以前的童话故事。呼啸山庄。巫婆扫帚可可林里的汉泽尔和格莱特[16]。然后似乎整个世界都在追捕他们。”

立柱被推倒了，原来房子矗立的地方现在开始建一幢带花纹的混凝土砖房。这房子，我看得出来，会跟这城里成百上千别的房子一个样：一边是三间卧室，带一个走廊，客厅和餐厅在另一边，带一个后走廊。

再也没有台阶可以让兰伯特先生坐在上面，在早晨的时候举杯朗姆酒跟我们打招呼了。原来的木屋的用材被卖掉了；一片片屋架，一扇扇百叶窗，屋子被大卸八块，然后被买主在这个国家某个遥远的地方重新搭建起来。早晨再也见不到兰伯特先生了。他早早地走出院子，穿着卡其布衣服，像个工人一样匆匆离去，开始忙碌的一天。我们经常见到他和马诺走在一起。马诺，亨利院子里的那个竞走运动员，会在早晨的训练结束后换上卡其布邮递员制服，步行去他工作的政府办公室。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但是他们俩在一起是那么不和谐，马诺精瘦，运动员身材，而兰伯特先生，一大早就已经醉得步履蹒跚了。

兰伯特先生还有副业。每逢运动会、赛跑比赛、板球比赛、足球比赛，他就摆个小货摊，卖自家做的廉价糖水。在这样的时候，那顶软木帽他就不戴出来了，而是拿条手绢在头上一绕打个结。他摇着铃，有节奏地吆喝着，常常满嘴胡诌。“街坊邻居！街坊邻居！你们在哪里，我来啦！嗒啦啦。”他有时会指着那让人厌恶的饮料桶，里面，大块大块的冰漂浮在红色的液体中，吆喝道：“走进来！跳进来！跑进来！蹦进来！晃进来！跃进来！爬进来！”

那是兰伯特先生最开心的日子。现如今，他的旧房子拆了之后，他似乎也不再打理他的小摊了。但是他对马诺越来越友好，出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有一天，他宣布要去看马诺参加的运动会。

亨利说：“兰伯特太太不喜欢这样。她觉得那个老黑头上包条手绢，到处乱蹦，摇着铃铛的样子很低等，特别是现在，她在造新房子。她说过，要是他敢再去摇铃，就跟他断绝关系。她不会让他跨进新房子半步。”

所以我们既为兰伯特先生也为马诺担心。我们常常在下午和马诺一起去大公园，他练习竞走，我们骑自行车。他总是不够耐心，比赛的时候走着走着就跑起来了，被取消资格，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他克服这个缺点。

亨利说：“弗兰基，你对马诺的要求太高了。悠着点儿。你也看到兰伯特先生的例子了。你知道，我觉得人们不会想做他们嘴上说想去做的事。我觉得，我们帮他们得到他们嘴上说想要得到的东西，结果却往往给他们造成许多麻烦。有些人看着黑人只看到黑。你看着穷人只感觉他们穷。你认为他们只想要钱。你们都错了，你知道。”

一天，我们从公园回来的时候，遇到马荷家的孩子排成两排走着，马诺快步走上前去，超过了他们。看到兰伯特先生像死了一样直挺挺地躺在人行道上时，我们都吓坏了。他没有死。我们全都舒了一口气。他不过是喝醉了，不知怎么就醉了。塞尔玛跑去找兰伯特太太，捎回来一条冰冷的口信：“兰伯特太太说，让我们不要费心思去管那个一无是处的懒虫了。”

亨利说：“我们对兰伯特这么友好，对他来说可没有什么好处。兰伯特太太，我敢说，对我们所有人都抱有敌意，一目了然的敌意。”

这个时候，兰伯特先生稍微清醒过来一点儿了，他说：“他们说我是黑人。但我不是。我告诉你们，善良的先生们，我是苏格兰人。”

亨利说：“这不好笑，你知道。他爷爷是个大地主，大人物。开战之前几年，我们听说过一些传闻，根据某种奇怪的继承法，兰伯特先生还是某个苏格兰家族的法定族长呢。”

房子建起来了。举行运动会的日子也到了。马诺紧张得要死。随着日子的临近，他看起来甚至有点儿恐慌。这比较令人费解，因为我一直都认为他性格孤僻，成功啊，失败啊，鼓励啊，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亨利说：“你知道，马诺从来不看报纸。昨天在街上，某种疯狂的念头促使他拿了份晚报，他翻到星座运势，念道：‘今天你会上升。’”

“那不是很好。”我说。

“但他吓坏了。报纸居然会用那么可笑的字眼。这让马诺联想到上帝和天国的旧钥匙。”

我们出发去运动场的时候，马诺非常害怕。街上看不到兰伯特先生，我们觉得他最终被兰伯特太太吓住了，为了保全面子，他得消失一段时间。但是，在运动场上，运动会正式开始后，马诺正在比赛——竞走的赛道很长，你可以想象运动员一直在竞走，同时，别的比赛项目也在举行，每一项比赛都互不相干，构成一出各种各样无意义的激奋的合奏曲——就在马诺比赛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铃声。对我们来说，这是厄运的警钟。

“马诺今天不会跑，马诺今天会走进天堂。”

兴奋不仅仅体现在兰伯特先生的脸上，也不仅仅体现在他的铃声或话语中，还体现在他的衣着上。

“我身上的异族血液在喷涌。我要做最后申明：我穿上了苏格兰短裙。”接着，他又哼起了旧时的小调。

马诺没有跑。他走完了全程，拿了第一。兰伯特先生摇响铃铛，唱道：“马诺今天不会跑。他今天会走进上帝的怀抱。”

我们为马诺的胜利付出过。现在，他拿了冠军，反倒觉得不自然了。他拒绝人们的道贺，像个受到惊吓的人。所以我们没有祝贺他。我们四下寻找兰伯特先生，却找不到他人。我们走回家去，心中对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对的，感到深深的不安。我们搞了个聚会。后来变得不仅仅是个聚会。马诺离开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

那天晚上夜很深了，我们在人行道上找到了喝醉了四仰八叉躺在那儿的兰伯特先生。

他说：“我把她从贫民窟里解救出来，我给她面包，我给她黄油。这就是她的报答。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

我们把他抬回他家。亨利去找兰伯特太太。一点儿用也没有。她不准他进去，也不愿出来见他。

“回我自己的家竟然吃闭门羹，来吧，我的朋友，一起来我的坟上跳舞吧。”

第二天我们有两个葬礼。马诺做了许多岛上人做过的事。他去深蓝的水里游泳，游出很远，远到回不来了。

“你知道，”我和亨利一起去墓地的时候，他说，“马诺的问题是缺乏勇气。他不想当竞走运动员。他想成为赛跑健将。但是他没有勇气。所以，他一拿到竞走冠军就溺水自杀了。”

邮递员艾伯特也在送葬队伍中。他说：“最新消息，弗兰基。他们又退回来一本布拉克怀特的书。”

布拉克怀特听到了。他对我说：“都是你的错。是你怂恿我写这个的。哦，我觉得有失身份。谁会想看这个地方的故事呢？”

我说：“你曾经全是白的，但那不是事实。现在你想完全变成黑的，这也不是事实。你其实是灰色的，布拉克怀特。[17]”

“为我高呼万岁吧，借用一下你们的话。这个地方哪儿也不是。到这儿来的人都会以死收场。但是我跟马诺不一样，你弄不死我。”

“布拉克怀特，你个老童男，我爱你。”

“童男？你怎么知道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弗兰基，你为什么喝酒？那不过是对糖的渴求。”

我对他说：“小鸟，你为什么流泪？糖，糖。甜蜜的词儿，糖。我喜欢吐气时的甜味。我喜欢渗进我皮肤的甜味。”

送葬的队伍阻碍了交通，路人频频脱帽致敬，神色凝重。我为马诺，为兰伯特，也为我自己而哭，为我对糖的喜爱而哭；布拉克怀特也为同样的理由，还有他的童贞而哭。我们肩并肩走着。

塞尔玛说亨利是对的。“我觉得你不要再去打搅别人的生活了。人们其实不想要你以为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的，”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安静地生活吧。”

安静。这个词包含了太多的含义。比如说，宿醉的安静，我戴上眼镜，安静地待在一个适当的角落。我现在是个人物了。我有了执照。糖让我变甜了。在亨利的院子里，在塞尔玛的屋子里，在山那边荒凉的海湾沙滩上，那是疗伤的海湾，岛上的人在那儿寻求不受欢乐和悲伤干扰的清净。

神父对我们、对我的谴责越来越强烈。透过布拉克怀特前屋随风飘动的窗帘，可以看到他正怀着同情的愤怒猛敲打字机。

然后，在一个头隐隐作痛的早晨，我在门前的台阶上发现了一具小棺材，棺材里躺着一个残缺不全的水手娃娃，一个米蕨做的玩具花圈。

他们都过来看是怎么回事。

“真原始，”布拉克怀特说，“真恶心，太丢人现眼了。”

“这是神父干的。”亨利说。

“我一直跟你说给我买份保险。”塞尔玛说。

“他在玩什么把戏？”

亨利说：“神父很在乎他做的事。只是，我要是知道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就好了。我不知道究竟是传教，还是卖保险。我觉得他自己也不清楚。对他来说，这两个搅和在一起了。”

说实话，塞尔玛门阶上的棺材让我颇为担心。棺材一再出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塞尔玛越来越紧张。一会儿要我带她远走高飞，一会儿说我自己应该离开。她还建议我找神父买点儿保险安抚一下他。

“安抚神父？这话听起来不那么对劲。亨利，你觉得呢？”

亨利说：“我来给你讲讲保险的事。我不知道岛上是怎么开始有保险的，但保险变成了一种普及之物，你知道。就像冲凉，就像上学，就像结婚。现在，你要是不买点儿保险，你就抬不起头。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穷光蛋。但是瞧，人来了。”

来人正是神父，他穿着西装，看起来满面春风，一点儿也不像有满肚子坏水。

“欢迎各位来参加小小的庆祝。”他说。

塞尔玛毕恭毕敬，不知道是因为神父的西装，还是棺材，还是他庄重的举止。

“庆祝什么？”我说，“葬礼吗？”

他没有生气。“新工作，弗兰基，新工作。更多的钱，你知道。更高的提成，更多的薪水。弗兰基，你说你家在美国哪里？呵呵，留点儿神，说不定哪天我就到你家乡去了。老板们是这么说的。”

我说：“非常欢迎。”

“你知道，”他说，“我的保险生意相当不错。但是这些本地人，”说到这，他掀起大胡子，挠了挠下巴，眯缝起眼睛，“但是这些本地人，你知道他们都是铁公鸡。后来这家新公司到了岛上，你知道，他们知道了我。我没有去找他们，他们派人把我找了去。我去了，他们像待神般待我。他们中好多人是彻底的白人。你知道，好家伙，我就像——该怎么说呢——在那群人中我就像一个花花公子，一个花花公子。瞧瞧，我现在还是那么走运，瞧瞧，好运还在我掌心里。你知道我特地到这里来庆祝什么事吗？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求马荷买保险。你知道他，马荷，不想买。他说他想回中国，回到馄饨汤和蒋介石那儿去。呵呵，他今天在我这儿投保了。”

亨利说：“他的体检没有问题？”

我说：“随便聊聊，我觉得那个男人看起来病恹恹的，你知道。”

“他去看医生了吗？”亨利问，“或者，医生去他店里出诊了吗？”

“你们怎么都这么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呢？你们都了解这些中国人。有家店就能一直在里面待到新的国家成立。健康的生活，你知道。”

亨利说：“某天，马荷跟我说，他一九二〇年来岛上的时候，船停在海湾那儿，他环视四周，看到的只有红树林，他开始哭。”

塞尔玛说：“我想象不出马荷哭的样子。”

亨利说：“我倒是觉得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哭。”

“随便聊聊，”我说，“不会再有棺材了，是吗？”

“不要让我听到死亡。”神父用布道的口吻说。他突然拍着我的背大笑起来。

的确，塞尔玛的门阶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棺材，没有死掉的水手，没有玩具花圈。

两周后的一天，我敲了敲塞尔玛的门。“今天有棺材吗？小姐？”

“今天没有，谢谢。”

塞尔玛开始讲究起家里的摆设了。小小的屋子亮闪闪的，闻上去全是各种抛光剂的味道。墙上挂着镶了框的画，大理石台面的三腿桌上摆放着种有蕨类植物的铜花瓶，她对大理石桌子情有独钟。那天她有新东西给我看：一张大理石台面的梳妆台，配有陶土脸盆和水罐。

“你喜欢吗？”

“很漂亮。但是，你真的需要这东西吗？”

“我一直想要一个。我姑妈也一直想要。我不想用它。我就想看看它。”

“好吧。”我过了一会儿说，“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什么意思？”

“好吧，仗不会一直打下去。我不可能一直待在这儿。”

“呃，就像布拉克怀特说过的。你要回去的，我们则会一直待在这儿。不要为我流泪，”她对着房里的所有东西挥手，“我也不会为你掉泪的。不，那不对。我们稍微哭一会儿。”

“我觉得，”我说，“你对老布拉克怀特动心了。他说服了你，塞尔玛。我给你提个醒。他不是好人。他是童男。这种男人很危险。”

“不是布拉克怀特。跟你说实话吧，他让我有点儿害怕。”

“比神父更教你害怕？”

“我可一点儿都不怕神父。”她说，“你知道，我一直都觉得神父说话像学者，像绅士。”

我正站在窗边：“我在想你现在会说什么。”

神父穿着西装沿着街道跑过来，一边大声吼叫：“大家都听着，大家都听着。马荷死了！马荷死了！”

从各家的房子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询问：“谁死了？”

“马荷死了。”

“那是个好人。好人，好人。”

“谁？”

“马荷。”

“我不是说他不好。我的意思是，”神父说着，陷入他自己的悲痛中，“我的意思是他不错。他很强壮。他很健康。可是现在，现在，他死了。”

“谁死了？”

“马荷。我哭不是因为我在新公司的记录上有了污点。我哭不是因为这是第一个在我手上买保险死掉的人。我哭不是因为我开始这份新工作的时候那些白人对我赞赏有加。”

“可是，神父，看上去就是这样。”

“看上去是这样，但不是。哦，我的兄弟们，不要误会我。我是为那个人而哭。”

“哪个人？”

“马荷。”

“他很想回去。”

“去哪儿？”

“中国。”

“中国？”

“中国。”

“可怜的马荷。”

“你知道他店后面的屋子里那些中国画。”

“还有好多孩子。”

“你知道那个人有多好。”

“他是个好人。”

“你去马荷那儿，要一分钱的红黄油，他给你一大块。”

“再加上一块猪油。”

“他总是愿意给你赊一点儿账。”

“赊一点儿账。”

“现在他死了。”

“死了。”

“他不会再给猪油了。”

“不会了。”

“他回不去中国了。”

“死了。”

神父穿过喧闹起来的街道，对着一个又一个男人，一个又一个女人咆哮。那天晚上，在马荷便利店的屋檐下，在关着的店门前，他发表了一次精彩的葬礼演讲。他的六个女孩子唱了赞美诗。然后，他悲伤而庄重地走进亨利的家，开始喝起啤酒来。

亨利说：“跟你说实话，神父，听说你把保险卖给了马荷，我很震惊。你竟然不知道他有糖尿病。但是这地方停放了这么多棺材，我觉得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所以我闭上了嘴。我什么都不会说。我总是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糖尿病？”神父说，胡子都快触到啤酒了，“但是医生的检查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他用右手画了一个圈。“医生给他做了检查，样样都正常。每一样都检查了。那个人没病，没病，没病，我跟你说。他个子很小，但是你们都见过他把那些很重的糖袋面粉袋搬过柜台。”

亨利问：“你们给他做了尿检？”

“健康。真他妈的健康的尿液。”神父落了几滴泪，“你知道这些中国人都很爱干净。他和他的孩子们进了店后那间小屋，然后他带出来一个小瓶——加拿大治疗油那种小瓶。”他还在落泪，用大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一下瓶子的大小。

“不是他的尿。”亨利说，“那就是他为什么不肯去医生那儿。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医生去他那儿。”

“哦，上帝啊！”神父说，“哦，上帝啊！中国婊子。就因为他，我的奖金没了。而你，亨利，你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你瞧，”他对着整间屋子说，“黑人在这儿为什么没有进步。不合作。”

“有人以这种方式合作。”亨利说，“有人以那种方式合作。”

“神父，”我说，“我想为塞尔玛买份保险。”

“不，”塞尔玛紧张地说，“我不要在神父那儿买。我觉得这个人正在枯萎。”

“不要嘲笑衰落。”神父说，“不要嘲笑衰落。我将离去。我将搬去城里的另一个角落。我将慢慢消失。但不是永远。”

他的确搬去了城里的另一个区。他变成了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害怕卖保险，而且，他还把恐惧灌输给他兜售保险的顾客：马荷猝死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

马荷走了，跟他一起走的还有他店里那些中国象征。两人一排的整整齐齐的队伍不再进出便利店的后门。马荷家的人原本不怎么跟人交际，好像随时准备打包离开，让别人觉得他们只是暂居岛上。现在他们走出了小店。女孩们开始骑自行车。保险理赔得到的钱很不错。男孩们开始在人行道上打板球。从来不说一个英语词儿的马荷太太原来会说英语。

“我开始觉得，”布拉克怀特说，“我错了。我开始觉得，这个岛正要开始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

我们的旗帜也快要降落了。战争结束了。打了这么多年，结束让人们觉得很突然。消息传来，大家开始狂欢。没有必要躲躲藏藏了。乐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凭空出来一首歌：《玛丽·安》。长久以来眼睁睁看着岛被别人侵占的当地男人们唱着歌，不带怨恨：“斯波特，斯波特，美国受难者。”警告每一个当地人拮据时期即将到来。

亨利之家的气氛有了微妙的改变。经过战争年代的繁荣，这里逐渐改进，但是现在，光临的人也不同了。基地的官员们带着妻子来看舞蹈表演。岛上的中产阶级也是一样。有时观众中还有人拿着录音机。亨利越来越受人尊重，却越来越痛苦。后来他成了人物，名字还见了报。放荡的妞儿们不见了，出现了更多娃比，娃比很贵，几乎没法同那些注定要结婚的女人区分开来。一天，亨利说他一个叫斯内克的鼓手被某人的老婆给逮住了，逼他穿上夹克，打上领带，送到美国去学音乐。

亨利意气消沉，虽然他现在越来越整洁，胡子刮得越来越干净。他成功了，但这成功让他畏惧。这么多年来，布拉克怀特一直说像斯内克那样的人败坏了这个岛，助长了当地人的逍遥无虑，现在他非常愤怒。他曾说：“斯内克要在垃圾桶上敲出节奏来，这可不容易。就像用削铅笔的小刀来砍大树，还要大家都喝彩。”现在，一谈起斯内克被绑架的事，他就会说岛上的文化正在腐坏。

“但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我说，“因为这证明了岛的存在。”

“可是一存在，”他说，“我们就开始遭到破坏了。你知道，我一直都在思考。你知道，弗兰基，我开始觉得我的书之所以不对劲，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使用的语言。你知道，在英语中，黑是一个他妈的坏词儿。你们会说黑心。我怎么能用这种语言写东西呢？”

“我早就告诉过你啦。你对我太黑了。”

“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我打算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作。你知道我们有土语的。不是英语，不是法语，而是一种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语言。这是我们自己的。你是对的。去他妈的男爵和小姐。去他妈的简·奥斯汀。这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必须使用它。而我相信，不管亨利有什么样的理由，在这点上他会站在我这一边。”

“是的，”亨利说，“我们必须保卫自己的文化。”他悲哀地想到了他的新顾客，于是加了一句：“我们必须回到过去。”

布拉克怀特房子外的牌子上添了一句：本校设方言课程。

塞尔玛开始去皇家学院上缝纫课。第一堂课我猜是教怎么抽丝做花边，而她不是很拿手。她在做的那个枕套越来越脏，没有什么进展，我开始怀疑最后能不能把它洗干净。但是她在家总是很开心，不愿意跟我谈我最上心的事：我们马上要撤离基地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真的谈起了这个话题，大概因为我没法谈别的。我一个人出去，我经常这么干。我们每个人都有发怒的理由，我的理由是：塞尔玛不肯表示出一点儿我是她的人的意思。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是个倒霉的晚上。我没有门钥匙。我在门阶上崩溃了。最后她还是让我进去了。她很担忧，也很同情我，但是那份担忧没到应该到的程度。而且，她拯救我的那个瞬间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我在门前无助、自厌、彻底绝望，我挠着门，而门很快便奇迹般地打开了。

我们开始谈话，不是谈我的情况，而是谈了她的缝纫课。她说：“上完缝纫课，我就能靠这个赚点儿外快了。”

我说：“我觉得你靠你的缝纫赚不到一个子儿。”

她说：“在农村，我的姑妈每个晚上都会坐在油灯旁刺绣，她做这个的时候看起来很开心，很满足。我对自己说，等我长大了，每天晚上我也会坐下来刺绣。但是我真的想知道，弗兰克，究竟谁担心谁？”

又一次未曾扭曲的反思。我说：“塞尔玛，今天晚上你让我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你比任何时候都要好。”

“我什么也没有做。”

“你很好。”情感既愚蠢又危险，甜蜜冲昏了我的头脑，“要是有人欺负你，我会杀了他。”

她饶有趣味地看着我。

“我真的会的，我会杀了他。”

她开始大笑。

“别笑。”

“我不是真的在笑。但是，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让我们来做个约定吧。你很快就要走了。等你走后，若是我们再见面，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约定，我们会一起度过见面后的第一个晚上。”

我们就这样做了约定。

所以，我们现在在亨利之家相聚，多半是为了有个伴，而不是找乐子，一起庆祝变化，我们四个似乎拥有同样的兴趣：亨利、布拉克怀特、塞尔玛、我。改变的已然改变。我们不会永远在一起。现在街上每天都会看见陌生人。一天，街上出现了两个人，他们似乎将我们永远地分开了。

那天，我们在亨利之家，一个衣着考究的中年男人急匆匆地走到我们桌边，他介绍自己是殖民文化委员会的德鲁伊泰尔先生。他和布拉克怀特从一开始就处得不错。布拉克怀特谈到发展新的本土语言的必要性，说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走到哪儿都带着几页一模一样的单子：他自创的词汇表。

“我一直在创造新的词汇。你觉得斯昆其这个词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词挺好。”

“不错的一个词。”德鲁伊泰尔先生说，“什么意思？”

“意思是眯着眼睛，就像这样。”

“很棒的一个词。”德鲁伊泰尔先生说。

“我设想，”布拉克怀特说，“能有这么一个机构，将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作品都翻译成这种语言。”

“巨大的工作量。”

“需求量巨大。”

我对亨利和塞尔玛说：“你们知道，我感觉我们三个要失去布拉克怀特了。”

“我觉得你错了，”德鲁伊泰尔先生说，“这恰恰是我们应该鼓励的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我最喜欢的句子之一。”布拉克怀特说。

德鲁伊泰尔先生说：“虽然我的做法不一样，但我有个提议想跟你聊聊。你觉得去剑桥大学进一步钻研你的语言怎么样？当然，牛津大学的语言学更有名，但是——”德鲁伊泰尔先生笑了。

布拉克怀特跟他一起大笑，他已经开始玩牛津和剑桥那一套了。我看得出来，问题几乎还没有说完，他就屈服了。但他仍然挣扎了一下：“剑桥、牛津？但是我的工作在这儿，在我的同胞中。”

“没错，没错，”德鲁伊泰尔先生说，“但是你会亲眼见到剑（河）。”

“那么大老远过去就为了看一台相机[18]？”亨利说。

“那是条河。”德鲁伊泰尔先生说。

“一条大河？”

“在英格兰，我们认为大的东西比较粗俗。”

“听上去是条他妈的很小的河。”亨利说。

德鲁伊泰尔先生接着说：“你会见到国王学院的礼拜堂。你还会见到多佛的白色峭壁。”

每一句诱惑的话都会让布拉克怀特的眼睛亮上一分。

德鲁伊泰尔先生又下了几鞭：“你将横跨大西洋，沿着泰晤士河顺流而下。你会见到伦敦塔，见到雪和冰。你得穿风衣，你穿上风衣的样子肯定很不错。”

与此同时，亨利偷偷摸摸地慢慢站起身来，开始为自己辩解。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见到这个。”

我们看到房间那头站着一个恶狠狠的胖女人，在已经变得昏暗的房间里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人。她就是亨利经常给我们看的那张照片上的女人，亨利习惯拿她来编浪漫和背叛的故事。即使是现在，在这样窘迫的时刻，他仍见缝插针说了句：“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胖。”

成功，报纸上的专栏文章背叛了他。他在那个晚上逃走了，但是不到两个星期便被抓获，收拾干净带了回来。现在是亨利太太说了算，如果她算是亨利太太的话。新官上任三把火，她要求井井有条，搞了大扫除，买了收银机和账本，在报纸上登广告，还新竖了一块牌子：椰树林——欢迎海外游客光临。

我们现在没有地方可去了。改变，改变。迅速，激烈。从欧洲和美国驶来的船只，穿过没有水雷的、安全的海峡来到小岛：有灰色的，有仍然披着战争时期的伪装的，但是其中已经有一两艘白色的了——它们是最先到来的游轮。

基地原来有的是时速限五英里和未经批准入内后果自负这样措词严厉的警示牌，现在则出现了一个标示牌：公开拍卖。

基地被卖掉了，归本岛所有，已经定下了交付日期。在交付前，我依然有权进入。我沿着街道走过一幢又一幢房子。在这空无一人的时候——在最后的撤退和当地买家进驻之间，后者已经竖起了一块新的牌子：

楼房即将动工

弗罗里达衬衫厂

——在这空无一人的时候，黄昏时分，基地的门敞开着，无人守卫，街上的人走进来，随手拿走他们拿得动的一切东西。他们拿走打字机，拿走炉子，拿走浴缸、洗脸盆、冰箱、橱柜。他们拿走门和窗，拿走整片的铁丝网。

我看到建筑物被拆除。我看到长得很快的热带野草填满了柏油马路的缝隙。我看到各种花卉，九重葛、一品红、木槿，在我们创造的小小热带肆意蔓延。

我在一个塞满了冰箱、洗脸盆、炉子、打字机的房间里作了最后告别。

“这是我们的方式，”塞尔玛说，“比那个好。”她指了指亨利之家，亨利痛苦地站在自己家门口，你可以感觉到他背后来自亨利太太的压迫。“那就是爱情和大事通常的结局。”

我离开的时候布拉克怀特正在打字。

3

现在保镖站在门口。

“我一直盯着你。”

“我也是。你非常漂亮。”

他做了个手势。

“像杂志照片里的人那么漂亮。你们今天做什么广告？波旁威士忌？”

“你不准入内。”

“不，我觉得不是波旁威士忌，我觉得是米。”

“你就是打了领带也不准入内。”

“波旁威士忌，米：我都不感兴趣。我翻到了笑话这一页。”

“你不准入内。”

“你被解雇的地方不错呢。”

里面豪华舒适，就像旧时音乐片里的布景。侍应生穿得花里胡哨，我想是某种民族服装。观光客们坐在烛光晚餐旁。有一个茅草顶的舞台。布拉克怀特坐在一条长桌旁，同几位衣着考究、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

“不打领带不准入内。”

我用力拽他的领带。

一个声音说：“你最好把自己的领带借给他，否则你就用它吊死算了。”

那是亨利的声音。可怜的亨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因为酗酒，他的双眼通红无神。他比我记忆中消瘦，一脸苦相。

“亨利，他们怎么对你了？”

“我觉得，”另一个声音说，“我觉得这话应该他问你才对。”

那是布拉克怀特。H. J. B. 怀特，照片上那个痛苦地朝我眨眼睛的作者。现在很正常。

“我买了你所有的书。”

“万岁，像人们常说的。弗兰克，再次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但是你有点儿吓到我们了。”

“你们也吓到我了。”我抬了抬手装作害怕，“我被你们吓坏了。”

亨利说：“要是经常这么比画，他们就会让你上台表演了。”他说着朝房间后面点了点头。

布拉克怀特不安地快速扫了一眼屋子里面。有些观光客警觉地看着我，带着些许羞愧，包括早晨那对快乐夫妻和那对痛苦夫妻。让他们失望了。

布拉克怀特说：“我觉得你不仅仅吓到我们了，你知道。”

我正纠结于门卫给我的那条领带。真油腻。

“看，”我指着门卫对亨利说，“这个人没有打领带。把他扔出去。”

“你心情不佳。”布拉克怀特说，“我想你看不出我们与时俱进了吧？”

“哦，我被你们吓坏了。”

“醉鬼。”布拉克怀特说。

“不过是糖，还记得吗？”

“我觉得，弗兰克，说句哥们儿的话，你要的是另一个岛。另一群乐天土著。”

“你后来去了剑桥？”

“沉闷的地方。”

“沉闷依然，看得出来。”

乐队开始演奏。布拉克怀特变得焦躁不安，急切地想要回去招呼他的客人。“来吧，弗兰基，你跟亨利去厨房喝一杯叙叙旧怎么样？你看，今晚在座的有来自各个基金会的贵宾。这次谈判非常关键，小伙子。我们不能让他们误解了这个地方，你说是吗？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听我一句，开始找别的岛吧。”他看着我，软下来了，“虽然我觉得除了你家，如今没有其他地方是为你留着的。把他带走吧，亨利。亨利，听着，等下帕布罗还有其他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来的时候，先在厨房把他们拾掇干净点儿，再让他们出来，听到了吗？”

穿得像侍应生一样花里胡哨的男人女人们走上舞台，开始跳起花里胡哨的民族舞蹈。他们象征性地采棉花，象征性地砍甘蔗，象征性地运送水。他们在舞台上蹲下，摇来晃去，呻吟哀号。时不时有个戴白面具的人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把鞭子抽得啪啪作响；他们抬起手臂表演很害怕的样子。

“你看，我们黑人受了多少苦难，”亨利领着我走进一扇贴着“员工专用，闲人免进”字条的门，“这都是布拉克怀特弄的，你知道。他说是你启发了他。是你让他别写那些英格兰的男爵和小姐的。是你叫他写写黑人的。你知道，弗兰基，想想吧，你的影响力真他妈大呢，你知道。你没想着跟我结婚真是个奇迹：是奇迹吗？是遗憾。还记得你曾经说过要是有一百万美元你会干什么吗？你会对这岛，对这街做些什么？”

“一百万美元。”

身后传来脚步声。我转过身。

“弗兰基。”

“雷纳德。”

“弗兰基，找到你太好啦。我真的很担心你。但是谢天谢地，这真是个好地方！你看到刚刚那个舞蹈了吗？”

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听到鞭子的啪啪声、精心安排的号哭声、跺脚声和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和缓的、有节奏的掌声。

“雷纳德，你最好回去。”我说，“楼上有几个来自不同的基金会的人缠住了怀特先生。你要是不留点儿神，就碰不到他了。”

“哦，原来是这些人啊？谢谢你告诉我。我现在就上去。我不知道怎么把自己介绍给他。人们就是不相信我……”

“你得想个办法。亨利，电话在哪儿？”

“你还在玩电话的把戏啊？总有一天警察会来抓你。”

我拨了号。电话铃响了。我等着。一个低沉浑厚的男人的声音大叫：“走开，弗兰基。”声音太大了，连亨利都听到了。

“神父，”我说，“加里·普利斯特兰德。你认为他怎么会知道的？”

亨利说：“从你的行事风格来看，我想城里人尽皆知了吧。你知道你搅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莎士比亚讲座还是什么吗？”

“我的上帝。”我还记得那个房间。六个人，有个穿卡其布裤子的人坐在桌上友好而快乐地晃着腿。

“你以为那是酒吧。”

“但是，亨利，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意思是他们真的开始向你们灌输文化了？莎士比亚什么的？”

“他们给我们，我们给他们。这是双向的，老布拉克怀特总这么说。他们总是说能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这种事怎么会突然流行起来。你瞧这地方，如今就像一个小纽约。我想这就是他们喜欢这儿的原因。人人都感觉像在自己家。冰箱里冻着冰块，同时感受着古老的异域文化。老‘椰树林’甚至还有自己的理事会。我觉得，你知道，他们下一步会让我去管市议会。他们已经吸纳我为MBE了，你知道。”

“MBE？”

“就是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19]。是颁给歌手和文化界人士的。弗兰基，你甚至不在乎MBE。去他的电话。去他的塞尔玛。有时候你真想让世界终结。你不能让时光倒流重来一遍。事情就那么发生了，进行得不错。只是直到结束你才会看出它的好。我希望飓风袭来，把这一切都吹走。我觉得这个世界时不时需要这么一下。干干净净，重新开始。但是这世界他妈的不会结束。我们也不会在恰当的时候死掉。”

“塞尔玛怎么样了？”

“你真想知道？”

“跟我讲讲。”

“我听说她不久前买了台搅拌机。”

“这才是我说的新闻。”

“我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些什么。我那天去希尔顿了。篝火烧烤之夜。在那儿我见到了塞尔玛，在剩下的东西里挑挑拣拣。大家都与时俱进了，弗兰基。只有你和我后退了。”

亨利太太进来了。她根本无须说她不喜欢我。亨利畏缩不前。

她说：“我不知道，亨利。只让你在前面管了五分钟，这地方就一团糟。我要解雇门卫。他没有打领带什么的。怀特先生说了要你今晚特别留点儿神的。”

我捻弄着门卫的领带。亨利太太走掉之后，亨利端起假想中的冲锋枪朝门扫射。我这才注意到了房间。我们周围鲜花簇拥，还有成百上千的气球。

“你现在看到的，”亨利说，“不是我弄的。我喜欢花，但是我没有那么花痴。”

后门又一次被推开。亨利往后缩了下，压低了嗓门。但进来的不是亨利太太。

“我是帕布罗，”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说，“那个胖女人让我们从后门进来是什么意思？”

“那个不是女人。”亨利说，“她是我妻子。”

帕布罗是三个怒气冲冲的人中的一个。三个人一个样：刚洗过头发，刚抹过油，刚换上西装。他们看上去就像三胞胎。

帕布罗说：“怀特先生专门派人把我们请来。他派人请我来的。他派人请他来的。”他指着他的一个朋友说。

那个朋友说：“我叫桑德罗。”

“他派人请他来的。”

“我是佩德罗。”

“帕布罗，桑德罗，佩德罗。”亨利说，“冷静。”

“怀特先生可不喜欢这样。”帕布罗说。

“让客人和艺术家从后门进来。”桑德罗说。

“他们是获邀来用简单的晚餐的。”佩德罗说。

亨利打量了一下他们。“客人和艺术家。简单的晚餐。呃，你们几个看起来都不错，我觉得。就像人们常说的，尽力而为，随遇而安。去吧。怀特先生在等你们。”

他们走了，愤怒平息了。从他们的步伐中可以看出他们打消了继续辱骂的念头。亨利跟着他们，看起来萎靡不振。

我注意到窗外有一张怒不可遏的脸，那是被解雇的门卫。不打领带的他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他做了个恐吓的动作，似乎想爬进来。我正了正圈着领子的他的领带，紧走两步跟着亨利进了正厅。

长桌边的简单晚餐似乎正要开始。布拉克怀特起身招呼帕布罗、桑德罗、佩德罗。这三个穿着考究西装的人和布拉克怀特一起站起来，被介绍给大家。雷纳德和辛克莱晃来晃去，拿不定主意。

布拉克怀特看到了雷纳德。雷纳德畏缩不前。他看到了我，向我跑了过来。

“我没勇气。”他小声说。

“我来引荐你。”

我把他领到餐桌边。

“我来引荐你，”我又说了一遍，“布拉克怀特是老朋友了。”

我从邻桌拖过来两张椅子，一张拖到布拉克怀特的右边，给雷纳德坐。另一张拖到布拉克怀特的左边，我自己坐。基金会的人一脸惊讶；布拉克怀特脸上写满了焦虑；至于帕布罗、桑德罗、佩德罗等人，脸上露出混合着估量和同情的神色，在水晶、亚麻制品、鲜花和烛光中显得那么不自在。

侍应生开始分发菜单。我想拿一本，但他抽了回去。他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布拉克怀特。布拉克怀特看看我，又看看雷纳德。雷纳德冲他浅浅一笑，轻轻挥了挥手，然后低头看着两副餐具间的空当，他从右边拿了叉子，左边拿了刀。

“是的，”布拉克怀特说，“我想。给他们吧。”

他们匆忙摆上刀叉和勺子。

帕布罗、桑德罗、佩德罗正在默念菜单。

帕布罗说：“我要一份查托布莱恩[20]牛排。”

“可是先生，”侍应生说，“那是双人份的。”

帕布罗说：“你听不到吗？就要查托布莱恩。”

“查托布莱恩。”桑德罗说。

“查托布莱恩。”佩德罗说。

“牡蛎。”我说，“五十只。不，来一百只。”

“这是第一道菜？”

“也是最后一道。”

“我要对虾。”雷纳德说，“你知道，清水煮的。不要剥壳。我喜欢自己剥。”

“他可是你的忠实读者，布拉克怀特，”我说，“他叫雷纳德，艺术赞助人。”

“没错，”雷纳德说，“怀特先生，荣幸之至。我觉得《憎恨》写得棒极了。那书，那书，非常讨人喜欢。”

“那不该是本讨人喜欢的书。”布拉克怀特说。

“上帝呀，我真希望能收回我说过的话。”

“你收不回了，雷纳德。”我说，“雷纳德有点儿钱要送出去。”

布拉克怀特的目光变了。帕布罗、桑德罗、佩德罗都抬起头来。基金会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睛。

“你认识他吗？奇皮。”

“我想我不认识。我来问问比皮。”

“我不认识他。提皮。”

“雷纳德，”奇皮说，“我在基金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有可能，”布拉克怀特说，“但是雷纳德的主意不错。”

“怀特先生。”比皮感觉受到了侮辱。

“我们从未让您失望过。”提皮说。

“您现在该不会想要把我们扔在这儿吧？会吗？怀特先生。”奇皮问。

“您要点儿什么？怀特先生。”侍应生问。

布拉克怀特翻了一下菜单。“先给我来一份卢库勒斯牛油果。”

“卢库勒斯牛油果。”侍应生欣然记了下来。

“您说主意不错是什么意思？怀特先生。”

“然后我想尝尝鱼。今晚的龙利鱼[21]怎么样？主意不错？”

侍应生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圈。

“好吧，我就尝尝龙利鱼。配点儿菠菜。先生们，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后殖民时代的艺术家的日子可不好过啊。”

“菠菜要怎样的？怀特先生。”

“带茎的[22]。你们，或者别人能帮他的就是——钱。就这样，先生们。你们能帮帕布罗的是——”

“酒水单。怀特先生。”

“继续说。我们洗耳恭听。”

“你们能帮帕布罗的是——哈，酒侍[23]。但让我们问问主人。”

“不，不，您自己问吧，怀特先生。”

“就是——钱。我们定点儿规矩怎么样？帕布罗，你和你的伙计们介意喝点儿霍克酒[24]吗？还是你们一定要勃艮第红葡萄酒来配夏多布里昂牛排？”

“都可以，怀特先生。”

“那我就点白葡萄酒了。我问你，你们这儿上好的吕德斯海姆酒还有吗？”

“还有，怀特先生。冰过的。”

“很好，先生们，你们觉得呢？有点儿甜味，但是不起泡。”

“好的。侍应生，给我们来几瓶怀特先生刚刚说的酒。我们怎么才能帮到帕布罗？”

“帕布罗？你给他一万美金。让他开始工作。”

“他做什么的？”比皮问。

“那是细节问题。”布拉克怀特说，“就我此刻讨论的而言。”

“完全同意。”奇皮说。

“侍应生，”布拉克怀特喊道，“我想你忘了我们的主人。”

“对不起，先生们。你们要什么？”

“要是你感兴趣，帕布罗和他的伙计是画家。他们在一张画布上同时作画。”

“鞑靼牛排。要意大利式的。或者荷兰式的。”

“鞑靼牛排。一个人画脸。”

“鞑靼牛排。另一个画风景。鞑靼牛排。我刚才说了什么？要一盘沙拉。”

“不完全是，”布拉克怀特说，“这更是一次恢复部落潜意识的实验。”

“来点儿酸辣沙司？”

“什么意思？”

“你知道荣格和种族记忆吗？”

“来点儿醋。”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他们弄出了一些很有趣的效果。某种艺术的意识流接力赛。但是是用颜料。一种连绵不断的交互干涉。”

“听上去很有意思，怀特先生。”比皮说。

“我们无意冒犯帕布罗。”提皮说。

“还有桑德罗和佩德罗。”奇皮加了一句。

“但是我们要肯定一下，怀特先生。”

“基金会有基金会的规则，怀特先生。”

“怀特先生，我们要起草一份报告。”

“怀特先生，帮帮我们。”

“怀特先生，我们是专程来见你的。”

“我不知道，先生们。我们不能就这么把帕布罗和他的伙计晾在一边。这是公道话，你们觉得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吧。”

比皮、提皮、奇皮看着帕布罗、桑德罗、佩德罗。

“问他们，”布拉克怀特说，“来吧，问他们。”

“你觉得怎么样？帕布罗先生。”比皮问。

“要是有钱，都给布拉克怀特。”帕布罗说。

“给怀特先生。”桑德罗说。

“我也是这个话。”佩德罗说。

“你瞧，怀特先生，”奇皮说，“你得担起责任。我们很欣赏你想要扶持辛苦奋斗的艺术家的美好愿望，但是……”

“的确如此。”提皮说。

布拉克怀特看起来并不感到失望。

食物上桌了。帕布罗和他的朋友开始切牛排。布拉克怀特挖了一勺牛油果，倒上葡萄酒。

布拉克怀特说：“我不想显得我是想要自己出风头。我想让你们见见帕布罗和他的伙计们，因为我以为你们可能会想要鼓励新的东西。我感觉你们几位从我这里拿走的已经够多了。”

一声不置可否的轻笑。我吞下牡蛎。雷纳德剥了虾壳。

“还有，”布拉克怀特接着说，“因为我感觉你们对我手头上进行的实验可能不会那么满意。”

“实验？”提皮说。

“哦，听起来不错。”雷纳德说。

“先生们，没有哪个艺术家应该重复他自己。不是我自夸，我写的跨种族浪漫故事获得了不少尊重，更确切地说是赞誉。”

“没错。”比皮、提皮、奇皮说。

“先生们，在你们发表见解之前，先听我说。我打算不去管这个问题了。”

“这很好，”雷纳德说，“这真的很好。”

“我们怎么才能不去管这个问题呢？”布拉克怀特问。

帕布罗伸出手去够酒瓶。酒瓶空了。他把它举起来对着灯，摇晃了几下。奇皮从他手中夺过瓶子，放在桌上。“里面没有东西了。”他说。

“我想这个很久了。我想我应该与时俱进。”

“好样的老布拉克怀特。”我说。

“我想，”布拉克怀特说，“写一本关于黑人的书。”

“哦，很好。”雷纳德说。

“一个黑人坠入爱河的故事。”

“一流！”比皮、提皮、奇皮说。

“和一个黑女人。”

“怀特先生！”

“怀特先生！”

“怀特先生！”

“我就知道你们会吃惊的，”布拉克怀特说，“但是我会把这本小说写成最终解放的报告书。”

“这主意棒极了！”雷纳德说。

“当然存在很多大问题。”布拉克怀特说。

“怀特先生！”比皮说。

“我们也必须写。”奇皮说。

“我们的报告！”提皮说。

“冷静一点儿，伙计们。”比皮说，“怀特先生，你不准备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写这个故事吗？”

“那是我的难处。”布拉克怀特说。

“你的难处。”奇皮说，“那我们的呢？”

“黑男孩遇到黑女孩。”提皮说。

“他们相爱了。”比皮说。

“生了几个黑小孩。”奇皮说。

“怀特先生，那不是一个故事。”

“更像一出过时的黑鬼秀。是我们一向反对的东西。”

“自由主义者会斥责你的。”

“你会让我们被解雇的。怀特先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冷静一点儿，伙计们。让我跟他讲。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退化的例子，怀特先生。”

“我也这么认为。你已经退化到莱姆斯大叔的时代，退化到拉比兄弟和福克斯兄弟的时代。[25]”

“再给我们写一本《憎恨》，我们会无条件支持你。”

“再写个奋力拼搏者的故事，怀特先生。”

“冷静一点儿，伙计们。当然，这主要取决于接受。接受就是艺术作品的全部。”

“当然。”布拉克怀特说着从侍应生恭恭敬敬端着的盘子里舀了一勺龙利鱼配酱。

“我不知道。你总得写点儿什么。你可以写写把黑男人从坏白女人那儿拯救出来。”

“或者把黑女人从坏白男人那儿拯救出来。”

“或者别的什么。”

“我们得小心点儿，”布拉克怀特说，“我写了不少这种东西了。我不想冒犯任何一个族群。”

“你什么意思？怀特先生。”

“他说得没错。”雷纳德说，“怀特先生，我觉得你棒极了。”

“谢谢，雷纳德。还有，我正在琢磨要不要写个坏黑人当主角。不过是随便想想。”

“怀特先生！”

“怀特先生！”

“怀特先生！”

“对不起。我用了个很蠢的字眼。说顺嘴了。把不能再简化的东西简化为简单的词汇。我的意思不是坏。只是普通而已。”

“怀特先生！”

“冷静一点儿，提皮。”

“你什么意思？怀特先生。球打得很烂的人？”

“还五音不全？”

“你就想写个残疾人。”雷纳德说。

“我还真想过，雷纳德。”布拉克怀特说，“他们就想要个残疾人。”

“谁他妈的说过要残疾人？”

“冷静一点儿，比皮。”

“小伙子，”奇皮说，“原谅我这么跟你说话。但你这是在自寻死路。你好不容易有点儿小名气了。为什么要毁在几个疯狂的新点子上呢？”

“你怎么不回家再给我们写一本《阴影下的制服》呢？”

“再给我们写一本《憎恨》。”

雷纳德说：“我要支持你，怀特先生。”

布拉克怀特说：“事情发展至此，我觉得挺高兴。我想我理解你们，先生们，也明白你们的立场。不管怎样，你们去赞助帕布罗和他的伙计可能不算是个馊点子。”

“还要点些什么吗？怀特先生。”侍应生说，“萨巴里安尼[26]？栗子奶酪？”

“不要了，结账吧。”布拉克怀特说，“虽然这些小伙子看上去还能吃。”他朝帕布罗和他的伙计点了点头。

侍应生送来了账单。布拉克怀特对比皮、提皮、奇皮晃了晃，三个人都伸出训练有素的手来接。

“怀特先生，我们不想冒犯你。”

“你们已经冒犯了。”雷纳德说。

“我恨你。”布拉克怀特对比皮说。他指着奇皮：“我恨你。”他指着提皮：“我也恨你。”

他们开始微笑。

“这才是原来的H. J. B. 怀特。”

“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一个朋友了。”

“但是我们感觉我们拯救了一个艺术家。”

“从今天起，填饱帕布罗和他的伙计们的肚子。”布拉克怀特说。

“没错，”雷纳德说着站了起来，“填饱帕布罗。怀特先生，我站在你这边。我觉得你那个关于黑人的点子好极了。我会支持你的。你有我的支持就够了。”

“这个人是谁？”比皮问。

“谢谢请我吃牡蛎。”我说，“他有一百万可玩。他会使你们看上去非常愚蠢。”

“谁知道呢？”奇皮说，“这个疯狂的想法可能会成功。”

“要真的成功了，纽约不会喜欢的。”比皮说。

“冷静一点儿。”提皮说。

他们一起向吧台走去。

“冬日旅行没有了。”

“也不能延长旅行行程了。”

“没有会议了。”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不能再琢磨琢磨文字的人了。”

“也没有电影讲座了。”

“等等，”比皮说，“或许布拉克怀特是对的。或许帕布罗和他的伙计们真有两下子。部落潜意识。”

他们还在吃。

“帕布罗先生？”

“桑德罗先生？”

“佩德罗先生？”

我留下布拉克怀特和雷纳德单独相处。辛克莱也留了下来，他一直待在餐厅。我来到厨房。

加里·普利斯特兰德正在电视上播报新闻：“下面播报重要新闻。飓风艾琳略微改变了路线，这意味着本岛现处于她的必经之路上。大家知道，艾琳过境，”他几乎是充满柔情地说，“卡里巴岛和摩洛科伊岛几乎夷为平地。”电视上开始播放照片。倒塌的房屋；遇难者的遗体；躺在不可能的地方的摩托车；椰树林里被连根拔起的椰树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是有意设计的一样，等着被竖起来。加里·普利斯特兰德报道了死伤和经济损失的详细情况。他就像一个体育比赛解说员，随着比分的上升愈来愈激动。“今晚本岛电视台将彻夜不休。本台二十四小时连播，为您提供最新的报道。有一条来自红十字会的消息。但是在这之前——”

马荷家的姑娘们出现在屏幕上，穿着百褶短裙，唱着轻快的、有点儿像马儿嘶鸣的曲子，为当地的一个朗姆酒品牌做广告。

她们还在唱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亨利一直盯着电视屏幕，吸引他的似乎不仅仅是新闻。他起身接电话。

“找你的。”

“弗兰基。”

不是电视台明星主持加里·普利斯特兰德的声音。是神父的声音。

“弗兰基。我告诉你。走开。别插手。今晚我脑子里想的只有死。不要碰塞尔玛。别去惹她。”

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放下电话，看到他的态度立刻从神父转变为普利斯特兰德。接着，他像神一样播放了更多卡里巴岛和摩洛科伊岛的灾难照片。

厨房的天花板很低。灯是日光灯。除了排气扇弄出的，没有风，没有噪音。世界在外面。保护在里面。

亨利盯着死亡和混乱的照片，变得有生气起来。

“飓风，弗兰基。飓风，伙计。你觉得它真的会来吗？”

“你想让它来吗？”

他看上去有些茫然。

我走开去上厕所。牡蛎让我恶心。一扇门上有块金属牌子，上面刻着个男人，另一扇门上是个女人。他们的忸怩作态激怒了我。他们轮流摇摇晃晃地向我跑来。我抽了女人一巴掌。响起几声尖叫。我飞快地跑进刻着男人的那扇门。

镜面都是水雾。我用手擦了擦。那天，那个晚上，那个早晨，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的脸。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衬衫，门卫的领带。我不知所措。部落潜意识。艺术家的画像。我在一个角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是的。无论如何，我觉得你非常了不起。非常勇敢。男人中的男人。你出门叫出租。你会买衬衫。你会打理家务。你会旅行。你听得到别人的声音，你不胆怯。你真的很棒。你的勇气都是哪儿来的？”

一只手搭在我的肘上。

“雷纳德。”我小声说着转过身。

但那是亨利，比那晚早些时候坚定了点儿，多了几分精神气，少了几分沮丧。

“飓风要来了，伙计。第一次。你想在这儿会会它吗？”

我走出去，看见了塞尔玛。

“你。”我说。

“电话里的神秘男人，”她说，“但是几次之后，对我来说就不神秘了。我知道那是你。亨利给我送了口信。我尽快从希尔顿赶过来了。”

“烧烤之夜。加里·普利斯特兰德，明星主持。我知道。塞尔玛，我要跟你聊聊。塞尔玛，你推倒了我们的房子。我去看了，你推倒了它。”

“我买了幢更好的。”

“可怜的塞尔玛。”

“有钱人塞尔玛。”亨利说，“可怜的亨利。”

我们回到厨房。电视蓝屏了。排气扇在轰鸣。

“我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基金会。他们要在那儿建本岛国家剧院。”她朝电视机点了点头，“那是加里想出来的。一笔不错的交易。”

“你们大家生意都做得不错。谁来写剧本？加里？”

“就是即兴表演。没有舞台布景什么的。观众可以在舞台上随意走来走去，甚至可以参与表演。就像过去的亨利之家。”

“飓风要来了。”亨利说。

“这都是加里想出来的。”

“但飓风不是。”我说。

“那个也是。”她盯着屏幕，仿佛在说，看。

普利斯特兰德，神父，正抬起头来。前方通讯员兴奋地报道着其他岛上的死亡和破坏的具体情况，他似乎进入了一种宗教的喜悦之中。这之后，没有播放马荷家的姑娘们那则广告，而是六个黑女孩唱赞美诗。

她移开目光。“来吧，我带你回家好吗？”

“你想带我看看你们的家？”

“去不去由你。”

“飓风要来了。”亨利说。他开始摇摆。“一切都将结束。我们都会成为全新的人。”

“忏悔！”神父在电视里大叫。

“忏悔？”亨利也大叫，“一切都将结束。”

“欢欣！”神父说，“一切都将结束。”

“为什么现在要逃走？”亨利说。

“为什么要逃走？”神父说，“无处可逃。很快也将没有什么可逃避的。有些道路，看来正直；走到尽头，却是死路。[27]忏悔！欢欣！如果无视如此伟大的拯救，我们将如何逃脱？”

“伊梅尔达！”亨利叫道，“伊梅尔达！”他对着塞尔玛和我说：“还没完，别走。最后一杯酒。最后一杯酒。伊梅尔达！”他开始在厨房和隔壁那间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所有这些塑料花！所有这些家具！所有这些装饰！烧了它们，哦，上帝啊！”

亨利太太出现在了门口。

“伊梅尔达，我亲爱的。”亨利说。

“你发什么疯哪？”

他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一只振翅欲飞的鸟，对准她的脑袋扔过去。她低头躲过，鸟一头撞在门上。

“四十美元玩完了。”她说。

他又拿了一只对准她：“现在八十了。”

“亨利，你脑子进水了？”

“凑一百吧。”他举起一只花瓶。

塞尔玛说：“我们走。”

我说：“是该走了。”

“不，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们得喝一杯告别酒。伊梅尔达，给我的朋友们斟酒好吗？”

“好的，亨利。”

“称呼我先生，伊梅尔达。我们还是照原来那样。”

“好的，亨利先生。”

“伏特加和椰子汁，伊梅尔达。”他放下花瓶。

黑女孩唱着赞美诗。

“那个晚上你让我进去了。”我说，“我还记得。”

“我记得。所以我来了。”

伊梅尔达，即亨利太太拿来一个瓶子、一个大水罐和几个玻璃杯。

亨利说：“伊梅尔达，你一直教我要注意言行举止，你自己却把粘有头发的杯子给我的朋友们？”

“你自己留着不就得了，你这个醉醺醺的老家伙。”

“老家伙，老家伙。”亨利说。接着，他一边带着纯粹的欢欣大叫，一边把瓶子、罐子、杯子统统砸得粉碎。背景音乐是从电视里流淌出的赞美诗。他走到哪摔到哪。伊梅尔达跟着他，不停地说：“那个值二十美元。那个三十二美元。那个十五美元，还是促销价。”

“坐下，伊梅尔达。”

她坐下了。

“给他们看看你的嘴巴。”

她张大了嘴。

“很好，张得很大。你有张大嘴，你知道的，伊梅尔达。牙医都可以带上午餐盒爬到里面刮上一整天了。”

伊梅尔达没有牙齿。

“弗兰基，看看你把我丢给了什么人吧。坐下，伊梅尔达。她和她姐姐比赛。她姐姐拔光了牙齿。所以很自然，伊梅尔达一颗她自己的牙齿都不想要。瞧。今天早上、中午、晚上我都盯着。我要疯狂地砸你，嘴巴。嘴巴，我要疯狂地砸你。”

“不，亨利。拔光这些牙齿花了我差不多一千美元，你知道。”

“那么，世界到头了！”

“欢欣！”神父在电视屏幕上喊道。他拿起桌上的电话听筒开始拨号。

亨利家厨房的电话响了。

“别接，”塞尔玛说，“来吧，我们的约定。我们的第一个晚上。我带你回家。”

蓝色的屏幕上传出赞美诗；伊梅尔达厉声尖叫；玻璃和陶瓷的粉碎声。“椰树林”的大厅里没了人影，所有的灯依然亮着。茅草顶的舞台上空无一人。

“戏剧的极致。没有舞台背景。没有剧情。没有观众。我们观看吧。”

她把我带到外面。人们都在外面。有些是从“椰树林”出来的，有些是从边上的楼里出来的。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言不发。

“就像水族馆。”塞尔玛说。

乌云低低地快速移动。光线不断变化。

“你的车？塞尔玛。”

“我一直想要辆赛车。”

“车是男人，是女人。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家。”

“你没有跟我说过。在哪里？”

“曼哈顿公园，新开发的地方，过去是柑橘园。那块地很大，有半英亩。”

“有漂亮的草坪和美丽的花园？”

“这段日子，人们经常进去弄灌木。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你会喜欢那儿的，很漂亮。”

那地方很漂亮，塞尔玛的家算是岛上现代风格的建筑。草坪、花园、水滴形的游泳池。走廊的棚盖由倾斜的金属管支撑着。油松屋顶刷了清漆。家具也同样现代。小件的漂流木装饰品；电灯做成油灯的样子；桌子的形状都是不规则的，桌面是树干的横切面，包着树皮。她肯定讨厌直线、圆圈、三角形、椭圆形。

“你的勇气是哪儿来的呢？塞尔玛。”

“这不过是你的情绪。我们都有勇气的。”

墙上挂着当地特色的油画，和所有其他的东西一样现代。

“我一直都觉得女人很有勇气。想想穿上最新款的奇装异服上街。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但你撑过来了。你卖什么？我肯定你卖东西了。”

“百科全书。教科书。不伤人的文化。没有黑人吉姆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十美分。”

“你瞧。我就不会这么做。这个世界不是个可怕的地方，真的。人们花大把的时间在玩。你只要意识到这个，就会开始明白别人其实跟你差不多。不比你强，不比你弱。”

“哦，他们都比我强。布拉克怀特、神父、你，甚至亨利也是——你们全都比我强。”

“你在看漂流木？大自然中总能找到可爱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让可爱的东西就那么放着。房子很漂亮，塞尔玛。漂亮、骇人、令人厌恶、可怕的房子。”

“我的房子不可怕。”

“是，对你来说当然不可怕。”

“你侮辱不了我。你太容易害怕了。你不喜欢家。你更喜欢房子。应该去适应别人的生活。”

“没错，我更喜欢房子。我的上帝。我在跑步机上，下不来。我被其他人响当当的名字包围了。”

“你越来越糟了，弗兰克。来吧，做个好孩子。约定，还记得吗。我带你看看我的卧室。”

“私通也是有规矩的。不在婚床上搞。”

“还不是婚床。不过就快是了。”

“我对自己的勇猛没有太高的评价。”

“作为情人，你总是这么讨厌。不过很安静。”

“什么话，塞尔玛。这么时髦，酷啊。让我把电视打开，我不想错过点儿什么。”

屏幕上的人换了件衣服。他现在穿着白袍。他不再播报新闻，只是祈祷。

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28]”

似乎是为了应和他的便装，我开始解我的衬衫扣子。

卧室里听不到他的大声喊叫。床上铺着缎面鸭绒夹被。

“你就像《逃脱》中的瑙玛·希拉。”

“闭嘴。来吧。乖。”

“我既然来了就会乖乖的。”

我们做爱不成功。

“真糟糕。”

“喝酒对女人好，”塞尔玛说，“但对男人不好。今天你准备得太充分了，弗兰克。你的勇气都浪费在害怕上了。”

“我把勇气都浪费在害怕上了。‘瞧瞧你都干了什么。’”

“解释一下。”

“好多年前一个女人对我说的。我那时十五岁。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她把我叫过去，让我爬到她身上。我们做完后她就对我说了那句话。‘瞧瞧你都干了什么。’好像是我要求的一样。像对小孩一样对我说话。糟糕。做爱真是丑陋。我决定了。我要反对做爱。”

“我也是。”

“我能说的就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表现得很奇怪。”

“你先挑起这个话题了。告诉我，你还想让我信守我们的约定吗？”

“我不知道。像你听过的某个故事一样。女人总会跟破了她们处女膜的男人睡觉。是真的吗？我不知道。是真的吗？”

“那是，”塞尔玛说着从床上起身，“无稽之谈。”

客厅里的电视仍然在咆哮。黑女孩唱着赞美诗。我去了洗手间。地毯上写着“滴水时使用”。抽水马桶的坐垫上有条告示，字里行间点缀着花朵：“男士请翻起坐垫，女士如厕时间没你想象的长。”一只烟灰缸；一本适合在厕所和卧室翻的笑话书。这两样东西总是凑在一起。可怜的塞尔玛。我拉了两次抽水的链子。

风很劲。

“塞尔玛，像我一样脆弱。亨利是对的。神父是对的。一切都会被抹平。我们尽情欢乐吧。我们去海湾吧。我们带上亨利一起。然后，如果还有然后，亨利会带我们去他的漂亮小岛。”

“没有岛了。不是你在说话。是风。”

伪装成油灯的电灯倾倒了。除了蓝色的电视屏幕，一片黑暗。风声盖过了神父的声音。

塞尔玛开始变得歇斯底里。

“我们出去吧。我们回城里。在街上，和大家一起。”

“不，我们去海湾。”

亨利坐在七零八落的塑料花中央，坐在荒芜的“椰树林”里。

“海湾！”

“海湾。”

我们开车翻过山头，我们三个。我们听到了风声。我们冲到沙滩上，听到了海浪声。最起码，那是不会被改变的。曾经的沙滩上长满了椰树，椰子会砸下来，很危险。现在，为建停车场，大部分椰树都被砍掉了。沙滩上矗立起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水泥亭子，已废弃：一件失败的现代设施：为方便游客而建，却一无用处。村子变大了，几乎扩展到了海滩上，海滨渔村贫民窟。很多棚屋里亮着灯。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们会把海湾给毁了。”

“我们说不定有机会从头再来。”

我们走在风中。流浪狗走上前等着，战战兢兢地跟着我们。风中断断续续飘来烂鱼的臭味。我们打算在游客亭度过这一夜。

早晨，昏暗，混乱，海岸的废弃一目了然。沙滩上，有的渔船斜倚着，有的平躺着，沙子金黄依旧，能看见渔民们丢弃的黄色油桶。渔民们的棚屋是用空心砖和原木垒起来的，没有抹灰泥，原木也没有漆过，一间间挨挨挤挤，绵延到干燥沙滩的尽头。沙滩上到处是脚印、污渍，像角斗场般血迹斑斑，鱼头、鱼内脏扔了一地。肮脏的流浪狗瘦得皮包骨头，皮毛都褪色了，黄不拉叽的，无精打采地夹着尾巴，在油桶间徘徊。黑色的秃鹫压弯了椰树枝，有几只在沙滩上笨拙地跳着，更多的在空中盘旋。

亨利对着大海撒尿。

我大声叫他：“我们回去吧。我受不了了。”

“我很早就想这么干了，”他说，“在公共场所撒尿。”

“千万不要责备你自己，”塞尔玛说，“早晨向来不太美好。”

不太美好。

我们开回了城里。车子一直行驶在黑压压的、低沉的天空下。天还很早，但是岛上已经热闹起来了。街上都是人。他们的第一次飓风，他们的第一场戏剧，大家都来到街上，以免错过什么。日常活动全部暂停。就像是前一夜的继续；街道甚至愈发像水族馆，充溢着生命，但是悄无声息。只有黑暗夜色的缺席似乎证明了时间的流逝；只有那个和敞着门的房子里——有些还亮着没用的灯——及停业的咖啡馆里此时一片空白的电视屏幕。

黑夜再次降临。没用的灯有了意义。黑乎乎的天幕上，更黑的斑点无休止地移动：岛上所有的鸟都在往南飞。这像是最终的遗弃。嘈杂声中，我们偶尔能分辨出这是房子的吱嘎声，那是树木的呻吟，那是散架的波纹铁的拍打声。但是，没有一张脸上显出恐惧，有的只是诧异和期待。

电视屏幕闪烁着，神父再次出现，看上去很疲倦，却疲倦得光彩照人，他告诉我们大家都已知晓的事，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瞧呀！”他说，“今天正是救赎日。”

城市有了回应。开始时，钢鼓乐队的演奏，像遥远的庙宇的钟声一般，驾着风声隐隐传来。流浪狗和家养的狗的吠叫声开始此起彼伏，来来回回，纵横交错。脚步开始拖曳。神父像先知一样骂骂咧咧，由于聚精会神而精疲力竭。他痛骂着；整个城市在音乐和舞蹈中剧烈颤抖。

世界即将走到尽头，迎接这末日的呼喊是欢欣的呼喊。我们大家全都跳起了舞。我们看到了过去在亨利之家的院子里看到过的那种舞蹈。没有采棉花，没有砍甘蔗；没有运水，没有精心安排的悲叹。我们真诚地舞蹈。我们扭动肢体，以前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能扭曲到这般地步。

我们看到布拉克怀特和雷纳德共舞。布拉克怀特不白，也不黑，但是，如我们都希望看到的那样，他从努力中解放出来，从认识自己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艺术家肖像：部落潜意识），平和地面对这个世界，敞开胸怀，像雷纳德一样。我们看到比皮、提皮、奇皮和帕布罗、桑德罗、佩德罗手挽着手，仿佛始于“椰树林”的求爱延续了整个晚上：这个姿势如今已失去意义，只是一种固定的仪式性的态度，飓风的新闻感染了所有人。基金会的人间或邀请布拉克怀特。既非出于恶意，也不是沾沾自喜，他还是拒绝了他们，他踩着程式化的舞步，那是单纯的否定：终究是个孤僻的人。如同在一个在我们眼前无限伸展的平坦的舞台上，无穷无尽一直延伸到油漆地板的连接处，陪伴、求爱、追逐、逃避在我们面前反复上演。但是雷纳德，固执地跳着，真诚地跳着，像一个迫不及待想要找到对的感觉、做正确的事的人：虽然努力不懈，但他还是老样子，困惑、友善、茫然。只要撞见了布拉克怀特，他就会和他手挽手一起跳舞；而辛克莱，那个庞大沉重的辛克莱，在他们之间晃来晃去。前天的观光客夫妻：快乐的那对如今像是忘了快乐这词的含义，表现出了它的反面，痛苦的那对，痛苦大大减轻了。对我来说，天空和树木不再可怕：徒劳的勇气，勇气的徒劳，空虚的、全部的回应。

我们在街道上，在平坦的舞台上舞蹈着，等待最后的赐福。天空压得很低，抬高，又压低。风温柔地灌满了我们的耳朵，松下来，再灌满。我们舞蹈，我们等待。我们等待，我们舞蹈。

赐福没有降临。我们跳累了。疲倦耗尽了痛苦。但是希望没有被侵蚀殆尽，即使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神父又成了普利斯特兰德，先知变成了新闻播音员，满脑子都是死亡的人变成了贬低生命的人。但是我们怎么能否认呢？

我们对飓风失去了希望。我们坐在街上。天色灰蒙蒙的，而后变成银闪闪的。舞台变回街道，房子里有了声音。我听到比皮、提皮、奇皮在哀号。帕布罗、桑德罗、佩德罗在安慰他们。

辛克莱整了整夹克和领带。现在，他在破碎的天光中走向雷纳德，把他从布拉克怀特身边拉开，说：“来吧，雷纳德。来吧，伙计。我们玩够了。该回家了！”

“再见，怀特先生。”雷纳德说。“好的，辛克莱。你真好，我们走吧。”

布拉克怀特看到了，明白了。“雷纳德，”他惊呆了，“雷纳德，我的黑人小说怎么办？你答应过会帮忙的。你把基金会的人都赶走了。你说有你我什么都会有的。”

“再见，怀特先生。你觉得怎么样？辛克莱。”

“雷纳德！你答应过会支持我的！比皮、提皮、奇皮，等等。帕布罗，让你游手好闲的伙计走开！帕布罗！比皮！提皮先生！奇皮先生！”

他，曾经被众人追捧的他，如今成了追逐别人的人。帕布罗、桑德罗、佩德罗在他眼前离去，比皮、提皮、奇皮也一样。他追逐他们，他们躲避他，这六个人常常一起进出。无限延伸的舞台上上演着追逐的戏码，在我们眼前，追逐者和六个被追逐者渐渐缩小至虚无。阳光灿烂，总有阴影。

我和塞尔玛一起去了“椰树林”。亨利正在打扫厨房。伊梅尔达在监督他。他把塑料花重新摆放好，把打碎的花瓶粘起来。

加里·普利斯特兰德在电视上宣布飓风没有来。但是他带来了坏消息，关于别的岛被摧毁的新闻。他报道了新闻。他报道了摧毁情况和死亡人数。他播放了照片。

港口的船只解除了警报。

马荷家的姑娘们出现在电视上，为当地的香烟做广告。

电视上出现了当天的节目表。

“家。”塞尔玛说。

“老漂流木在呼唤。大自然中总能找到可爱的东西。”

“加里肯定很累。”

“没错。”

城里，每个精疲力竭的人不得不再次顺应命运，接受没有戛然而止的生活。我回到了酒店。

希尔顿，希尔顿。

大厅的布告栏里写着：下午1:00起航。

摩尔－麦科马克，摩尔－麦科马克。

一九六五年八月

[1]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半人半兽的怪物。

[2]英国诗人雪莱之妻玛丽·雪莱（1797－1851）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创造的丑陋怪物。玛丽因这部小说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

[3]西印度群岛联邦邦旗图案。该联邦在1958年至1962年间短暂存在，由数个英国殖民地组成。

[4]这是在描述西印度群岛联邦邦徽。

[5]海尔·塞拉西一世（1892－1975），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个皇帝。

[6]普利斯特兰德（Priestland）的名字里包含了“神父”一词（Priest）。

[7]《甜美的亚顿河》为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1796）的诗作，美国作曲家乔纳森·斯皮尔曼（1812－1896）为之谱曲。

[8]瑙玛·希拉（1902－198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著名女演员，曾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9]原文为法语。

[10]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11]纽约曼哈顿西南部艺术家、作家聚居的一块区域。

[12]狄奥多拉（500－548），拜占庭帝国皇后，查士丁尼一世之妻，据说曾做过妓女和演员。

[13]南美洲土著部落，主要居住在委内瑞拉东北部和圭亚那西部。

[14]指二战时美国以向盟国提供装备和军火为条件换取盟国军事基地使用权的协议。

[15]法国东南部地中海岛屿。

[16]格林童话《糖果屋》中被遗弃在树林里的兄妹。

[17]布拉克怀特（Blackwhite）由“黑”（Black）和“白”（White）组成。

[18]剑桥大学（Cambridge）有条剑河（River Cam）。相机（camera）亦可简写为cam。

[19]Memb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简称MBE。

[20]Chatto Brian，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不标准拼读，以后者命名的牛排非常高级和昂贵。

[21]原文为法语。

[22]原文为法语。

[23]原文为法语。

[24]德国莱茵区产的一种干白葡萄酒。

[25]莱姆斯大叔是美国记者、民俗研究者乔尔·钱德勒·哈里斯（1845－1908）整理改写的美国南方黑人民间故事集《莱姆斯大叔》中虚构的讲述者，拉比兄弟和福克斯兄弟均是他讲述的故事中的角色。

[26]一种意大利甜点。

[27]语出《旧约·箴言》14:12。

[28]语出《旧约·以赛亚书》53:6。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版权信息

书名：斯通与骑士伙伴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吴正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09-01

ISBN：978754426195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一

那天是周四，米林顿小姐下午放假，斯通先生只得自己开了房门。黑暗中有双深不见底的绿色眼睛，把他吓住了，他还没来得及打开门厅里的灯，那活物便嗖地跳下了台阶，在黑暗中移动的似乎只有那双眼睛而已。斯通先生倒退几步，靠在灰扑扑的墙上，举起公文包挡住头。那猫擦着他的裤腿，从仍然敞着的门那儿蹿了出去。斯通先生站着一动不动，等着心跳恢复正常，等那扩散到全身的细微的疼痛感平息下来。他的一只手上还戴着手套，拿着钥匙。

那只猫是隔壁人家的。那户人家是五年前搬到这条街的，斯通先生对他们依旧存有芥蒂。那猫刚来的时候还是只小猫崽，给小孩子们养着玩儿的。当它不追逐纸球、乒乓球，对线团也没了兴趣时，便开始跑来破坏斯通先生的花园，因为它的主人家里并没有值得好好挖掘一番的地方。于是斯通先生将对这个家庭的敌意转移到这只猫身上。他养成了下班回家后检查花圃的习惯，在碎石路之间不规则的泥土带上，寻找那动物疯狂刨、挖、埋之后留下的踪迹。“米林顿小姐！米林顿小姐！”他总是这样叫嚷，“拿驱猫胡椒粉来！”上了岁数、体态臃肿、系着长及脚踝的围裙的米林顿小姐，总会匆匆跑出来，拿着一个装着驱猫胡椒粉的大锡罐（一开始他们以为小罐的份量就足够了：商标上画了一只受了惊吓的猫，看了让人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按老规矩在花圃上撒遍胡椒粉，被刨过的地方多撒点，像是要遮掩，而非防范那只猫的侵袭。不多会儿，花圃的颜色就全变了，好像水泥和泥土搅拌在一起，并被撒在植物的叶子和根茎上。

现在，这只猫居然入侵到屋里了。

斯通先生的心跳渐趋正常，急剧的疼痛也消退了，只是刚才的惶恐还留下些许残余，让沉重的辛普森牌外套下的身体略有些飘忽，心里有一种想要立即采取些行动的冲动。他没有去关上大门或打开灯，也没有脱下外套、摘掉帽子，只是把手套和公文包放到门厅的桌子上，便径直走向厨房，在黑暗中打开橱柜，拿出一块奶酪。奶酪还在老地方，包着桑斯博里百货商店的包装纸——米林顿小姐周四早上刚去过商店。他找到一把刀，像准备鸡尾酒小食那般小心地把奶酪切成小方块。他拿着这些小奶酪块，走到院门口。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他看了看四周——有些窗户亮着，没有人在窗口张望——然后把这些小奶酪块放了一路，从院门到房门，再顺着铺着地毯、此时已是寒气逼人的门厅一直放到卫生间前的台阶。在卫生间里，他穿着外套，戴着帽子，坐在马桶盖上，手里拿了一根拨火棒，等待着。那拨火棒与其说是为了打猫的，不如说为了自卫。这条街道上猫族横行，他常常会猛然看到一只猫，一动不动地坐在围墙上，所处高度和他的个头齐平。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总是抬起胳膊挡住脸。这动作很没面子，但他无法控制住自己。他害怕这种动物，而且听了太多发狂的猫逼急了袭击人的故事。

门厅里的空气很潮，弥漫到了卫生间。黑暗和沉寂让四周变得更为阴冷。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画面：将猫爪子浸在滚烫的油锅里，拎着那动物的尾巴将其甩到人行道上，以及把它扔在开水里剥皮。他从马桶盖上站起来，打开热水龙头。水立刻流了出来。但水是冷的，而且似乎不是很顺畅，扑哧几声之后才慢慢变温，最后终于暖了起来。热水器需要清洗了，他得提醒米林顿小姐。他将盥洗盆装满热水，又在马桶盖上坐下。热水流经水管发出的嗡嗡声消停了，四周重归寂静。

几分钟过去了，或许有五分钟，或许是十分钟，他忽然想起吃奶酪的是老鼠，不是猫。他把屋子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关上大门，点燃炉火。

他忘了地上的奶酪。第二天早上，米林顿小姐激动而焦虑地向他报告说柜子里的奶酪不见了，而且这些奶酪都变成了小块，歪歪斜斜撒在地上，从院门口一直到卫生间。他没有提供任何解释。

这件让斯通先生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其起因并非他对园艺的热衷。对他而言，侍花弄草不过一种手段，这爱好很适合他的年龄，六十二岁。他在伊斯卡尔公司的工作还算轻松，又是单身，而且身体不错，所以正好能以此打发业余时间，消耗多余的精力。年轻的时候他并无此爱好。他享受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所以他一点儿也不介意驱猫胡椒粉让花变了颜色。他的快乐更多地来自于掘土犁地，为种植做准备，而不是种植本身。有时候种植这事干脆就免了。他一度热衷于挖土，直到有一天挖破了地下水管。这个癖好告一段落后，他又痴迷于收集肥料，下令家中所有能够用来做肥料的垃圾都不准扔掉，一点儿也没留给地方议会。接到了严厉指令的米林顿小姐尽责地把垃圾收集起来，每天供他检查。他像守财奴似的看着肥料一点点累积起来，然后用一个又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这些肥料埋在前院花园里。第二年，他种下草籽，但那些嫩芽长出来之后他修剪得过于勤快——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台割草机——以至于到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他预期中的草坪依旧是片零乱荒芜的泥土地。之后他又迷上了铺路，在花园的多数地方铺上了碎石子，那些材料非常吸潮，使植物在并不炎热的夏季里，也像因为土地干涸而枯萎。

但他依旧坚持着这一爱好，因为这让他能够自得地独处，还有长时间不受打扰地思考。所以说，那晚的小插曲更多源自他的独处，独自一人回到无人的家中。就是在这个没有他人的家里，也就是说在米林顿小姐不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常常陷入幻想，他知道这很古怪，但同时又非常享受。幻想中，人行道是活动的。他看见自己穿着外套拎着公文包，站在他专属的活动人行道上，滑向前方，两旁的路人吃惊地看着他。他幻想着到了冬天，他的道路安装了罩棚，路的下面或许还有他在巴斯[1]见过的古罗马热水系统在加热。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幻想。他能够飞。交通信号灯对他没有约束。他在行人、轿车以及公共汽车的上方飞过一个又一个的街区。（下面的路人仰头惊奇地看他，他沉静地飞过，对他们的目瞪口呆完全不予理会。）他坐在扶手椅上，在办公室走廊里飞来飞去。他想象着同事们夸张的反应：阴郁的伊文斯颤抖起来，说话也结巴了；基南的破眼镜从鼻梁上掉了下来；他还恶劣地给孟席斯小姐扣上了一顶假发，并让那顶假发从她头上掉下来。他所到之处都爆发了混乱，而他则平静地处理着自己的事情，事毕后又平静地飞走。

周五早上，米林顿小姐回家时，常常发现主人在独处的状态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比如用面包捏出来的歪歪斜斜的房屋——她周四早上购买的面包，等他晚上下班回来仍然新鲜，还有一定的可塑性；为了压平烟盒里的银色锡纸，她的主人会搜出屋子里所有的大书并把它们摞起来，书堆得非常高，显然他花了不少心思让它们保持平衡，并从中找到了乐趣。这些创作都会留下来，似乎是供她查看、仰慕，然后销毁的。对这些事情，两个人都缄口不言，但心知肚明。

她或许该提一下奶酪的事情，因为太反常了。这事情本身也不该像其他事情那样被淡忘。这事后来常常被提起，被一个此时还没有出现在他生活中的人，当着他的面，作为一桩奇闻趣事讲了一遍又一遍，而他则总能带着满足的微笑来听。尽管在那个晚上，在黑乎乎、空荡荡、寒气逼人的屋子里，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非常严肃，直到想起猫是不吃奶酪的那个时刻，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任何荒谬之处。

在此事发生之后恰巧一个星期，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斯通先生像往年一样去参加汤姆林森夫妇的晚宴。他和托尼·汤姆林森是师范大学的同学，尽管后来选择了不同的职业道路，他们之间每年都有这么一次重叙友情的机会。汤姆林森留在了教育界，而且成为他所在学区内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他从模仿别人、替人批文签字，变成了让别人替他批文签字，而且现在他的落款总带着“T.D.”，也就是“地方勋章获得者”的缩写。这个落款刚出现的时候，斯通先生在当年的晚宴上调侃说，莫非汤姆林森成了“神学教师”，或者是“神学博士”。[2]但这个笑话第二年没有人再提起，因为汤姆林森很在乎这个头衔。

按照汤姆林森的说法，斯通先生“进入了业界”，而且汤姆林森还给斯通先生冠以“首席图书馆员”的称号。他是这样介绍他的：“这是理查德·斯通，我的大学老友，伊斯卡尔公司的首席图书馆员。”这样的一个很有策略性的介绍，可以避免提及斯通先生所在的那个无足轻重的部门。斯通先生本人也很喜欢这个称号，并开始在正式邮件中使用。起初他还很担心，但是发现公司以及他所在的部门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他的部门其实还挺高兴的，因为这个称谓似乎提升了本部门的重要性），此事也就变得理所当然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汤姆林森的晚宴规模逐年扩大，级别逐年增高，斯通先生还是年年受到邀请。对于汤姆林森来说，斯通的到场可以提供一个关注点，给人安慰，令人放松，而且，这证明了他汤姆林森是个重情义的人；与此同时，他们两人获得的社会地位也会让大家对他们的过往产生尊敬，避免不必要的猜忌。

晚宴上的贵宾每年走马灯似的换，汤姆林森总会在电话里提醒斯通先生，如果出席晚宴，可以拓展有用的关系。但斯通先生觉得他和汤姆林森都已经过了需要去发展关系的岁数。虽然年纪一把，而且取得的成就肯定已经远超预期，汤姆林森依然雄心勃勃，由此引发的种种作为总让斯通先生看得津津有味。在这样的晚宴上，要看出哪些是有用的关系并不难。汤姆林森会缠着这个人，但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又显得很痛苦，有时看上去心烦意乱，似乎在等着受罚，又似乎是尽管缠住了这个人，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他憋不出什么话来，最多只能提些并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或者重复那个重要人物所说的话的最后三四个词。

但在今年的晚宴上，斯通先生发现汤姆林森的拓展关系之辞，显然只是套话。今年并没有一个让汤姆林森围着团团转，对其唯唯诺诺的人物出现。今年晚宴大家关注的焦点，引导谈话的中心人物，是斯普林格太太。

斯普林格太太五十出头的样子，戴着石榴石首饰，穿了一件暗红色水洗真丝低胸长裙，披着一条精美的金色刺绣羊绒大披肩，样貌出众。但她的举止和着装正好背道而驰，她的一举一动带着男性化的特征，有一种并非刻意而为的豪爽。她低沉的嗓音以及语音语调，都容易让人想起某个著名的女演员。每当要强调某个观点时，她会突然挺直上半身；等观点发表完了，她也就突然松懈下来，双膝微分，瘦骨嶙峋的手垂到膝盖间真丝裙的旋涡里。所以那些雕琢裁剪得无可挑剔的复古款首饰、裙子与它们的穿戴者完全是两种风格，看上去更像是衣服在穿人，而非人在穿衣服。

斯通先生到的时候，她已经确立了当晚风趣幽默的谈话领袖的地位。她一开口，周围的人就眉开眼笑，格蕾丝·汤姆林森像是其中的啦啦队队长。汤姆林森在过去那些年中为重要人物所做的一切，今年变成了格蕾丝对斯普林格太太的所为。斯通后来了解到，斯普林格太太是格蕾丝的朋友。

他们在讨论花的事情。有人赞美格蕾丝为晚宴布置的花卉。（格蕾丝在伦敦西北圣约翰伍德区的康斯坦斯·斯普雷[3]学校上了一个短训课程。她的胸花及晚宴上的种种花卉陈设都得益于此。）

“我唯一喜欢的花，是……”在众人默默地表示赞同之际，斯普林格太太冒出了一句，“西兰花。”

格蕾丝笑了，众人也纷纷附和地笑了起来。斯普林格太太讲完，缩进座位，她的身体似乎在裙子里，以臀部为支撑点，庆祝般地微微摇晃着。她把膝盖分开，轻敏地整理着两腿之间的裙摆，形成一个沟壑，一丝狡黠的微笑闪过脸庞，突显了她方方的下巴。

就这样，她打破了社交谈话中的沉寂，驱散了犹豫，消灭了含混不清的窃窃私语，控制住了全场。

接着，话题转到新近上映的电影上。在此之前，除了偶然大声地发出似是而非的“嗯”之外，汤姆林森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他长长瘦瘦的脸看起来比以往更痛苦了，眼神也更忧郁，好像缺了“重要人物”，他就失去了方向。当谈话开始趋向交流电影名称之际，他挺身而出，试图将谈话引导到更高、更适宜的学术层次，因为他认为保持谈话的高水平是他作为主人的特权，也是义务。他说他最近去看了《男人的争斗》[4]，当然，那是在一位重要人物的推荐之下去看的。

“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他说得很慢，脸上仍旧一副苦楚的样子。他的眼睛没有看任何人，而是落在远方某处，好像思路和话语都来自那个地方。“法语片，当然啦。法语片在这方面做得就是特别好。非常伟大。几乎没有对话。让影片很有冲击力，我认为。没有对话。”

“至少我会喜欢这种电影。”斯普林格太太接过话头。她的回应打破了他的若有所思。他立即从沉思的状态中回到现实，看起来像是如释重负。“我讨厌字幕。我一直觉得字幕会让我们错过很多有趣的细节。你看到屏幕上的人在招手，叽里咕噜说着一串话，然后去看字幕，看到的就是一个‘是’，”然后她模拟着某种外语又是一连串叽里咕噜，“然后你再去看字幕，看到的又是一个词，‘不’。”

斯通先生觉得这一评论又风趣，又准确，正是他切身的体会。他非常想说：“是的，是的，我深有同感。”但就在这个时候，格蕾丝又端上了新一轮的雪利酒。格蕾丝在给斯普林格太太倒酒的时候，被风趣幽默的氛围感染，说道：“这杯酒敬你，玛格丽特。未经人手之触碰。[5]”

斯普林格太太挺了挺上半身。“如果你听到别人说未经人手之触碰，那多半可以肯定被脚碰过了。”说完，她举起杯子，好像是要一饮而尽。

斯通先生内心满是仰慕，坐着说不出话来。在他的酒杯再次被倒满之际，他壮起胆子，讲了一句办公室里听来的玩笑话。

“我明白了，”他说，“你是想让我喝胡话说醉了[6]呢。”

人群没有什么反应。汤姆林森看上去依旧很沮丧。格蕾丝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斯普林格太太是真的没有听到。斯通先生举起酒杯放到唇边，慢慢地、长长地呷了一口。这个笑话其实不是他自己的，是会计部的基南爱讲的笑话之一。每次基南讲起这个笑话，办公室里的人都会装出捧腹大笑的样子，他应该有所察觉的，但斯通先生一直真心觉得这个笑话很好笑。他知道用谐音来编造笑话实属品位不佳，但至于为什么品位不佳，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决定保持沉默，不再开口。在大家准备去餐室的时候，格蕾丝带着一丝责备的语气告诉他，斯普林格太太其实还在服丧，她的第二任丈夫刚刚过世。这让斯通先生更坚定了保持沉默的决心，也解释了为什么格蕾丝对斯普林格太太格外关照、斯普林格太太为什么讲起话来肆无忌惮。但她似乎挺享受这种状态，这让本就聪明的她更增添了新的魅力，而她好像对自身的这种魅力也心知肚明。

宴会进行到这个时候，斯普林格太太还完全没有注意到斯通先生，用餐时他们两个的座位隔得很远，几乎看不见对方的存在，一来烛光朦胧，二来桌子上都是蜡烛、鲜花，以及各式各样新奇的摆设，包括木雕、耶稣诞生马厩的摆件，和某次奥地利度假带回的失去光泽的古董物件。每年圣诞，汤姆林森夫妇都会拿这些东西出来做装饰。在房间昏暗的角落里还有两张小桌子，上面放满了圣诞贺卡，这些卡片选自过去十多年间夫妻两人收到的卡片，格蕾丝说都是她不忍心扔掉的那种。这些卡片要么尺寸很大，要么装饰性很强，有那么一两张还贴着花边，这些卡片每年都会取出来摆放陈设。房间里的布置吸引了全桌人的注意，包括斯普林格太太和斯通先生。对斯通先生而言，十二个月之后再次见到这个一模一样、充满了节日气氛的房间，是件让人既开心、又安心的事情。

直到晚饭之后，男士和女士混在一起交谈之际，斯普林格太太和斯通先生才有了直接的对话。

“嗨，你坐在我边上吧。”她手拍着她边上的位子说，语气里略带着挑逗的意味。

他顺从地坐下。两人一时都没有找到可以攀谈的话题，他注意到她脸上有一种陷入沉思，或是思索要说什么的表情。那样的表情那天晚上他看到过三四次了。就在两人之间的沉默要变得尴尬之际，她开口了。

“你，”她突然转问他，“喜欢猫吗？”在他眼里，她的这种突兀，已然成了标志性举动。

“猫嘛，得视情形而定。那天有个事情，就是上个星期。事情是这样的……”他说。

“我觉得所有那些动物保护主义者们的说辞……”她停顿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调皮的神色，每当她要开口讲些不符合社交规范的话语时，脸上都会有这样的神情（她已经用了“荡妇”和“该死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最后的几个词她特别强调，好像这些词语本身就有别样的妙趣，而且她说的时候还带上了重重的尾音。

“那天有只猫攻击了我，”斯通先生说，“攻击……”

“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它们原本就是丛林里的动物。”

“我一打开门就冲向我，跳下台阶。吓了我一大跳，真的。后来……这事有点滑稽，真的……”

他顿住了，犹豫着是否该继续往下讲。她眼里露出了鼓励的神色。于是他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在讲述中，他让自己显得很滑稽，而且发现这给了他一种久违的快乐。他详详细细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脑海中把那只猫扔进滚油烫水里，还提到了他如何打开热水龙头，将盥洗盆放满水，拿着拨火棒坐在马桶盖上。他的描述完全吸引住了她！她倾听着，一次也没有打断。

直到他讲述完，她才说：“奶酪啊，你这个傻瓜！奶酪！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讲给格蕾丝听。”

她把这件事变成了她自己的故事。她讲得很好，不紧不慢。他注意到她的话语中不乏添油加醋，这非但没有让他恼怒，反而让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她说话的时候身子前倾但挺得笔直，他则放松地靠在沙发背上，宽阔的肩膀放松地耷拉下来。斯通先生微笑地看着自己的腿，手里剥着核桃，只在有人发出惊叹声时才抬起头来看一下。在他高高的额头下，眼睛明亮而温柔。

就这样，她将他占为己有。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她所有的对话都离不开他。“斯通先生，是奶酪对不对？”她会这样说，或者是：“但斯通先生更喜欢奶酪。”每次大家都会哄笑起来。

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他纵情享受。晚宴临近结束，一段音乐过后，两个人又坐到一起。斯普林格太太对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核桃看起来很像人的大脑？”他有了某种莫名的自信，大声回答：“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叫它们坚果[7]。”

他的回答让整个房间安静下来。那些在夹核桃的人显然犹豫了，然后安静中传来了有人无意中弄碎核桃的声响。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意思。”斯普林格太太回答。

但就连她，也接嘴接晚了。

离开汤姆林森夫妇家的时候，他很不开心，感觉很丢脸，十分不满意自己的表现。他被一种孤单、空虚和绝望的情绪笼罩着。

斯通先生喜欢用数字来思考问题。他常这样想：“我加入伊斯卡尔公司已经有三十年了。”或者是：“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二十四年了。”他还常常想到自从进入了工商界，他的工资一直稳步上涨，现在到了一千英镑一年的标准。这样的收入使他成为全国前百分之五的高收入者（这个信息来自他读的报纸，可能是《标准晚报》）。他喜欢想，他认识汤姆林森已经四十四年。他还会想到母亲去世已经四十五年，虽然这想法很痛苦——对他而言是最痛苦的想法了。

被猫意外骚扰的事件平息之后，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漫长而平静。他一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享受着这种平静。对他而言，生活是用来度过的。经历不是在当下被享受的，快乐也不是当下获得的，而是在经历过以后，沉淀下来，成为过去的一部分，才能成为“生活”、“经历”和“事业”本身，才能够被享受。就像大自然中的色彩，只有被彩色照片或者绘画作品捕捉到，消灭了画面上的空白，将真实的空间扭曲，才能真正成为某种色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在零散的独处时间里，他会将他的工作经历用表格的形式整整齐齐地写下来，好像这些材料将来会被递交给某个雇主。他常常会感叹这些年过得如此平顺，尽管有挫折、惊险，但总体来说，他的生活像是自动安排好了一样，有条不紊地推进，十七岁的时候他绝对想象不到生活可以是这样的。

一如珍惜过去，他也珍惜自己的外表。他是个大个子，身材不错。他的衣物合体挺括。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上，无论是穿西装，还是餐后打开一份报纸，他总是不慌不忙。有两个原因让他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大：一来他身上有种老年人的整洁，看得出他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但其整洁程度也没有发展到洁癖的地步；二来他有很多刻意养成的习惯。他总是先刮右半边的脸，总是先穿右脚的鞋。他非常注意饮食，有一套自己的饮食规矩，并严格遵守，好像这些规则是由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医生为他制定的。早餐的时候，他只看《每日电讯报》的头版，其余的内容都留着到办公室后才看。他总是在维多利亚区一个固定的摊贩那里买两份晚报，《新闻报》和《标准晚报》，付钱之后他从不扫一眼看看报上有什么内容，而是直接将报纸塞进公文包。在地铁上他是不看报纸的。（他心里默默嘲笑那些在地铁上看报的人。）报纸是留给晚餐之后的闲暇时间看的。他不把新闻当作新闻来看，因为大多数内容他转眼就忘了。对他来说，报纸就是一种专为饭后的闲暇时间而生的产品，它在他和它所描绘的世界之间架设了一层屏障。

现在是无味的，因此它的消逝不值得惊恐。他的房子后面有一片学校操场，操场上有一棵树，通过这棵树他看到了春去秋来，时光消逝。每天刮胡子的时候他都会研究窗外的这棵树，直到完全记下了每一根枝丫的样子。在对这个生物的凝视中，他体验到了生命的可靠。他开始把这棵树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个记载着他的过去的标志物，因为它和他一起经历了很多岁月。春天的新叶、夏天的绿荫、冬天的枯枝，他并不把这些看成是生命在被慢慢消耗。这些只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象征着生活经验的增长，他的过去变得越来越长。

他身边有很多这样可靠、延续、流淌着的事物。汤姆林森家的圣诞装饰是其中一样，虽然这些摆设越来越旧。在办公室里，他的助理孟席斯小姐（他作为“首席图书馆员”领导的人就她一个，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馆员）有十八套套装。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现让他有些恼怒，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注意一个女人的穿着，但她有规律的着装习惯慢慢成了一件让他安心的事情。有些衣服旧了被淘汰了，但总数永远保持不变，每个工作日一套衣服，连续三个星期之后开始新的一轮。后来他能够通过她的衣服判断出当天是星期几。他想象着这些衣服越来越旧，变成褴褛破布（不过，他很难想象孟席斯小姐不着紧身衬裙，穿着破旧衣服的样子），最终化为尘土，如同他的树叶一般，她的新衣服就像春天里冒出的新叶。

在家里，则有米林顿小姐。每个星期四下午，这个老妇人都会去看为领退休金的老人放映的特价专场电影，后来他买了电视机，但她还是照去不误。他总怀疑她说是看电影，其实多半是在电影院里睡觉。星期五早上他总要问她看了什么电影，他喜欢听她说出那些或惊悚或浪漫的电影名称。“你昨天看的是什么电影，米林顿小姐？”“《火海浴血战》，先生。”她回答道。说的时候，她那张呆板的方脸盘上没有任何表情。她粗哑、含混的声音总让他想到张着嘴巴苟延残喘的鱼。

这个星期五的早上，在冰冷的卫生间里刮胡子的时候，他透过玻璃窗看到外面已然是一派熟悉的冬景。光秃秃的树后是女子学校那片氤氲潮湿的操场。这部分操场离学校的主楼和网球场有段距离，夏季的时候会有很多低年级女生在这里玩耍。这些小家伙喜欢身体的触碰，互相打闹，搂抱成一团。但现在，到了冬天，操场上绝大多数时间是空空荡荡的，只在某些早晨有个小腿壮壮的女体育教师和穿着红袜子的学生队伍出现。学校操场之外，他还看得见两栋房子的后院，房子的主人他都不认识，但他在心里给他们分别起了“雄性男”（一个矮小但筋骨结实的男子，有着一大家子）和“老怪物”（一个非常胖的女人，冬天几乎处于冬眠状态。春天的时候，她穿着像健身服一样的衣服，踮着脚在花园里走动，手像合唱团指挥般挥舞着一个洒水壶）这两个绰号。“雄性男”喜欢把身体探出窗外，刷油漆啊，锯啊，敲啊，总是在消防梯上跑上跑下，修缮他的小巢。斯通先生只要有空就观察他，暗自希望有一天他会从墙上摔下去。他讨厌这种修修补补的行为，其程度不亚于他对那些周日早上在街上清洗车子的人的厌恶。对于自己日渐衰败的房子——内装修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寒碜，客厅墙纸下半部分积满了多年的污垢——他是怀着欣赏的态度去看待的。因为他觉得像房子这样的东西，应该随主人一起变老，显示出是老年人的居所，那才是合宜的。

但这天早上，窗外熟悉的景色并没有给他带来安慰。他隐隐觉得心中不安，但又吃不准不安的来源，而且这种情绪久久不能消散。因此他有些惊恐，似乎他那井然有序的世界受到了威胁。

米林顿小姐在楼下忙碌，她又胖又磨蹭，显然年纪太大，不适合工作了。但若退休她将一无所有。她的脸苍白而浮肿，眼睛朦朦胧胧带着倦意。她穿着光亮的、一直垂到肿大的脚踝处的黑裙，外系着长长的白围裙。

“昨天你看了什么电影，米林顿小姐？”

“《冰海沉船》，先生。是部好电影，先生。关于泰坦尼克号的。”她很少会这样主动就一部电影发表评论，显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睡着。在她心目中，泰坦尼克号沉没要比两次世界大战都重要。

在对生活的精心考量中，他已经把米林顿小姐纳入其中：她跟着他已经有二十八年了。他预想过有一天她会死去，但没有对这个念头深究下去。这个早晨，在思索自己为什么会觉得不安的时候，他劝自己相信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个受年龄和沉重的身躯之累变得越来越迟缓的女人就快死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一旦有了这个念头，他晨间惯常做的所有事情，虽然还在照常发生，但好像已然成了历史。这是一件他必须要挥手告别，而不可以纳入经历储备中的事情。

他知道这只是胡思乱想，就像很多其他傻念头一样。但这个想法在他脑海里驱之不散。

他将《每日电讯报》折起，用大拇指的指甲顺着折缝捋了一遍，然后将其塞进皮质公文包。公文包一如它的主人，上了岁数，有的地方皮质暗淡，有的地方则被磨得亮闪闪的。（这个包他用了二十二年了。对在地铁车厢里看到的“像您这样的先生”需要一个新皮质公文包的广告，他非常厌恶，觉得那是一种冒犯，是个诡计。）然后，他穿上厚厚的辛普森牌外套，戴上圆顶礼帽，准备出发。

这是一年中所有常规都被打破的时节，街道变得让人难以容忍，所有的工作都很难完成，日子孤单、漫长而无聊。圣诞节前后的这个星期，一切都乱了套，直到假期结束，生活才能回归惯常的轨道。孟席斯小姐这天穿的衣服他认得。她和往常一样把自己丰满的胸脯裹在紧身胸衣里，和往常一样搽着粉抹着香水，和往常一样穿着高跟鞋。她精神昂扬，和往常一样“职业”，就连这样一个早晨她也能让自己显得很忙碌，尽管并没有什么好忙的事情。需要处理的只有伊斯卡尔公司总裁哈里爵士写给《泰晤士报》的信。这封信是哈里爵士嘲讽文风的一个极好体现。他批评商店不积极备足复活节商品，抱怨商店里都是为圣诞节而购物的人群，害他买不到复活节商品。这封信是他从九月底开始撰写的一个系列通信的最后一篇，系列的名字是“圣诞节离我们越来越远”。此外，来自另一个部门的“写手”提出的查阅资料的要求，使他们发现孟席斯小姐的前任——一个在二战结束后匆匆任命的男性秘书——把另一个文件也归错了档。那个人几乎不识字，如果让他和杂志社打交道，他就把要投稿的文章从信笺上撕下，用订书机订起，弄得翻页的时候阅读被迫中断，让人非常恼火。（在一次罕见的怒火爆发中，斯通先生果断采取行动，使这个人被降职到地下室商店工作。此后数年里，在地下室，还有在公司员工花上几个便士就能吃上一顿午餐的公司附属厨艺学校的肮脏餐室里，这个人一直扬言说这个部门的文件管理系统就要完蛋了。）把文件夹放对了地方，然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斯通先生午饭时间的惯例是去附近的一家酒吧喝杯健力士黑啤，这天酒吧里又热又吵，让人无法忍受。那啤酒杯显然只是在水池里匆匆浸了一下，没有洗干净。他站在靠近酒吧敞开的门口处，那杯啤酒一点儿也不能让他感觉到享受，他心中又莫名地惶惑不安了。他努力想要摆脱那种感觉，但它驱之不散。站在灌下了不少啤酒、吵闹的人群边上，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非常不开心。

那晚，他随着潮湿涌动的人流进了地铁站，准备搭地铁到维多利亚站的时候，注意到一张伦敦公交的海报。这海报应该是新贴出来的，可能就是针对才过去一半的漫漫冬季而设计的。

在这潮湿阴冷的日子里，对我们这些整天穿行在城市街道上的人来说，可能很难去相信白昼正在变得越来越长，冬天就要过去了。但是，在冰冻的泥土下，在干枯的树枝里，生命正在萌动。那些对春天的到来有所怀疑的人，请到伦敦的郊外走一趟吧，嫩芽正悄悄地为春的到来做准备。

那些对春天的到来有所怀疑的人，这句话在他的脑海里被放大，使他的不安有了一个焦点。他想起了那些心神不安、无着无落的时刻——记忆和恐惧加速袭来，他看到过去一年中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电影中飞闪过的一幕，办公室里的一句话，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他自己的一个思绪——因为这些时刻不在他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上，所以他以为它们已经被埋藏。但现在，在列车机械化的前行中，在两旁熟悉的黑暗划过之际，这些时刻再度一一浮现出来，好像是在等待他审视、抛弃，然后再次捡起。

在这样沮丧且无序的一天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几乎是跌跌撞撞、怀揣着恐惧回到家，去见米林顿小姐。

他沿高街[8]往家走。天色已暗，路面蒙着一层湿冷的污泥。路过公共图书馆灯光昏暗的大门口时，他一眼就看到一个妇人和一个男孩站在台阶上。他只看了他们一眼，就惊恐地把目光移开了。那男孩的牙齿竟然都是尖的。那妇人的神情里透着一种孤寂和凄凉，势必因为有这样一个残缺的孩子。那男孩的四肢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想到了老鼠，老鼠必须不停地磨牙，否则牙齿就会长得过长而穿透脑袋。他不愿意相信他刚才看到的那一幕是真实的，也不敢回头再看。那一幕留在他的脑海里：呆滞的脸庞，黄色的尖牙——成长的激素让人变得阴郁而丑陋。

几秒钟后，他走到了一家著名的卖搞怪玩具的商店门口，橱窗里的灯照亮四周。他停下，深深吸了口气，动作看起来相当夸张，然后闭上眼睛。

一位老绅士，整整齐齐地穿着外套，戴着帽子，拎着公文包，站在搞怪玩具商店的橱窗前，好像是在对着橱窗里的仿健力士黑啤酒杯、塑料粪便、怪物面具、橡胶蜘蛛和塑料假牙微笑。

将花园丢给野猫，将米林顿小姐丢给她的亲戚（他相信她有数个侄孙，因为在周四早上的采购中，她偶尔会买些糖果小礼物），抛弃门厅里、餐厅中和某段楼梯上那些米林顿小姐每年都要拿出来的圣诞装饰品，斯通先生出发了。这些圣诞装饰品不意味着节日的到来，更像在昭示节日就要结束了，而且圣诞当日他们两个都不会留在家里欣赏这些装饰。斯通先生去了班斯台[9]，他妹妹家。他妹妹寡居多年，原来是个学校教师。历年来他都在她家里过圣诞。

他认为他圣诞假日期间去班斯台是个秘密，他竭力守着这个秘密。尽管警察局在门口的公告栏上提醒大家外出最好告知当地警局，还散发了很多小册子和广告敦促大家，他却从没有这样做过，因为他坚信他们和邻近地区的小偷强盗是一伙的。他去妹妹家期间，小偷可是永恒的谈话主题。她被偷过多次，所以和别人的交谈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偷盗的：成功的，不成功的，以及该如何防范入室盗窃的贼。她说她常常搬家就是因为害怕小偷。过去的十二年间，她从伦敦的博汉姆搬到布里克斯顿，再到克罗伊登、萨顿，最后到了班斯台。每一次搬家都使她住得离市中心越来越远，尽管她为每一处新的住所都制定了各种修缮方案，但她的家总有一种仓促搬入、尚未完工的样子，斯通先生经常忍不住拿她的房子和自己的作比较。

但去奥莉薇家是件愉快的事。斯通先生和妹妹之间的关系几乎一直维持着童年时期的状态。在他们短暂的互访活动中，奥莉薇给予他女性的关怀，这种关怀要高于米林顿小姐能给他的照顾，而且他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是需要这样的关怀和体贴的。她会引用他的话，注意他的生活习惯，并以此开玩笑。他讲的笑话，她有时候也会当作自己的借来一用。他们俩的关系在二战期间有些疏离，因为在三十七岁那一年奥莉薇突然结婚了。但婚后不到一年她的丈夫就死了，此后没多久，格温出生。他们俩的关系因此有所缓和，但里面掺进了些许伪装，因为斯通先生不怎么喜欢小孩，对于格温更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不过对奥莉薇，他倒是越发关切起来。那一年发生的事情让奥莉薇像是变了一个人。她的头发变得灰白，一口好牙也毁了，嘴唇变了形，只剩下纯粹的保护牙床和牙神经的功能。她讲话的时候唾沫星子会在嘴角边聚集起来，而且讲话的速度越来越慢，有时候甚至含混不清。

斯通先生在和格温的相处上下过功夫，但不成功。斯通先生听很多人说过，也在不少地方读到过，孩子和狗差不多：他们知道哪些“成人”，或者说“成年的人”不喜欢他们。“成年的人”原先并不在他的词汇库里。他知道和小孩子相处需要有特殊的技巧，同时还要有一颗纯真和绝对诚实的心。他也明白和小孩相处相当累人，是对大人耐心的考验。他努力过了。他认真地和她谈话，认真地陪她游戏。但他总是无法搞清楚她真实的想法，她常常还嘴，让他别傻了。那些“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下午，人家说有多么放松，他却觉得精疲力竭，几乎有要杀人的冲动。三年前的某个下午在游乐场发生的一幕，让他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喜欢上小孩子了。当时她拒绝了他乘坐垂直升降机的提议，说：“我可不想在假日里尖叫，像个售货员似的。”她的拒绝脱口而出，这样的措辞显然并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那一年她十三岁，看着她长胖，变丑，手臂变壮，手指变得粗短愚笨，他内心非常满足。他最不喜欢看到女人的手指长成那样。奥莉薇说，那是婴儿肥，但那肥胖一点儿也没有消退的意思，而他则在暗地里成为肥胖的帮凶。比如说，奥莉薇禁止格温吃的巧克力，成了他的有效工具。格温特别爱吃巧克力，他一有机会就偷偷塞给她半磅。但就算如此，他们俩的关系还是没有改善，因为她很清楚地告诉他，她认为他的礼物只是贿赂，而靠贿赂是无法换得她的爱的。

此外，和这个小东西打交道的另一个麻烦之处在于礼物的选择。在他看来，送伊尼德·布莱顿[10]的童书应该是很保险的。但没有任何征兆地，这个小东西的口味变了，他曾在塞尔佛里奇百货公司[11]门口排着长队，买下了著名的“五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还请作者签名，写下她对格温的祝福，但这些努力变得徒劳而可笑。还有一次，他自取其辱地给她买了一个玩具手袋，但那手袋给八岁的女孩子还差不多，而她已经十五岁了。去年他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给了她一张两英镑的支票，但这钱好似打了水漂。不过今年他仍旧准备这样做。

所以，尽管无法把她看作是奥莉薇的一部分，但他接受了她是奥莉薇的家的一部分这个事实。随着格温年龄的增长，奥莉薇好像开始慢慢恢复她独立的人格，这让他觉得他和妹妹的关系中那些虚伪的东西在减少。奥莉薇还是能够给他以安慰；他还是能够给予她带有保护性质的怜悯。去她那里就像是回家。从她那里离开总能一次次给他重获自由的感觉。

但就算是奥莉薇也没有能够消除他今年异样的不安感。她还是像往年一般欢迎他的到来，并四处张罗，同时神色平静，做事慢吞吞的。她照旧穿着他熟悉的棕色长裤，这是她在战争期间养成的一个习惯，看到她穿成这样总让他心里对她多几分温柔。本来以她的身高和窄臀穿裤子还是好看的，但她在打扮的时候显然没怎么在意。要不是她走起路来腰板有些僵硬，上半身微微前倾，总一副在忙碌、有事情要张罗的样子，斯通先生会觉得她的穿着多少有些滑稽。

一切安排还是和往年一样。圣诞前夜他在房间里帮忙布置，同时默默忍受着格温恶声恶气的批评。（这样一个小东西会有朋友吗？在他的想象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她皱着眉头，眼睛几乎斗了起来，穿着校服在街上行走。她把书包抱在怀里，一边嚼着糖果，一边和她瘦小、沉默的同伴谈论着她们的“敌人”。这个同伴过不了多久也必将成为她的“敌人”。）然后，他喝着健力士黑啤酒看电视，奥莉薇则在厨房里忙碌。一餐又一餐中，他看着肥胖的、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格温病态地、津津有味地吞下许多土豆和甜食。奥莉薇想要阻止，但斯通先生总是说：“圣诞节嘛。”

但所有这些熟悉的事情，今年却无法令他融入其中。它们像是被放大了的现实，这现实变得不现实，每件事情好像都在发烧。最后到了该离开的时候，像往年一样，他带走了一个奥莉薇做的布丁。他从没把放布丁的碗还给过奥莉薇。这些碗都被洗干净，白白的，放在米林顿小姐掌管着的橱柜里。加上今年的这一只，它们摞得整整齐齐的，就像他的经历、他的过往。

回到家，斯通先生看到花园的泥土上刚撒了驱猫胡椒粉：显然在米林顿小姐掌管房子期间，猫又来袭了。这事若放在几天前，他还能恼怒上半天，现在他却无动于衷。树叶已经掉尽，可以毫无遮拦地看到“雄性男”的后窗。后窗挂着窗帘，里面亮着灯，窗框则是令人作呕的绿色（这个颜色是“雄性男”去年春天的时候选的，他把这个颜色仔细刷到房子外墙所有的木材上）。“老怪物”家的灯没有亮。入夜的迷雾正在学校的操场上弥漫开来，假日就要过去，一天即将结束，整个世界似乎停滞下来。

第二天早上他收到一封信，是斯普林格太太写的。她说很高兴能认识他，并邀请他参加一个小型的新年聚会。她说聚会上有饼干和奶酪，“奶酪”这个词后面她在括号里加了一个感叹号。信的结尾说：“如你知道的那样，我正努力使自己开心起来，我真心希望你能来参加此次聚会。”

这封信有几点让他恼怒。他对标点符号的使用非常在意，斯普林格太太在一处该用句号的地方用了逗号。她的字迹循规蹈矩，毫无个性，斜斜地排成行，显得很老派，抵消了她言辞中想要传达的幽默。他觉得她重提奶酪一事，还加了感叹号，显得很傻，还有她那么明显地暗示自己在居丧，似乎带着炫耀，一点儿也不诚恳。但她写信给他又让他感觉有些受宠若惊。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他现在似乎对新鲜的事物，对能够打破他生活常规的事物，很是向往。如果寄邀请信的人是熟人恐怕不会引起这样的反应。这个邀请变成一件大事，让他在此后的一段日子中有了一个重心。一个新认识的人，一段新的关系——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斯普林格太太住在伯爵府一带。斯通先生过去一直觉得那个区太过拥挤，名声也不好，此刻他还是这样认为。那个地铁出口脏兮兮的；马路对面的某座建筑里，英国国家党[12]正在开会；有个男人在一辆货车后面声嘶力竭地叫嚷着什么；几家装修新潮、亮着霓虹灯、橱窗一闪一闪的咖啡馆里坐满了人；街上满是艺术院校学生打扮的年轻人和各种肤色的外国人。

斯普林格太太给的地址是一家在伯爵府街上、新月形拐角处的私人旅馆。旅馆门铃下挂着块小牌子，上面用工整的字体写着“只允许欧洲人入内”，暗示了这里是那些寻求尊严和安静的人的庇护所。斯通先生后来发现这里其实也是一切上了年纪的事物的庇护所。他乘坐电梯来到斯普林格太太的房间，那电梯和他在旅馆小小的大堂里看到的大多数人一样上了年纪，颤巍巍的。斯普林格太太的房间里，床被不那么巧妙地掩饰成了沙发，室内空气污浊，所以窗开着，外面是一片屋顶和烟囱，衬着阴沉的天色。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斯普林格太太的居所。就算有一个名叫迈克尔的穿着白色制服、上了年纪的旅馆服务员在场伺候，也不能抵消这个地方透出的寒酸相。不过，他还是度过了一个颇为愉快的夜晚，斯普林格太太妙语连珠，猫和奶酪的故事又被讲了两遍，他像上次一样受到斯普林格太太的感染，也说了些俏皮话。但每次兴奋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抑郁。

接下来的两个周日，他都邀请了斯普林格太太来家里喝茶，并做了精心的准备。在准备的过程中，米林顿小姐显示出了非比寻常的热情，用她自认的轻快脚步走来走去。壁炉被擦拭干净，平整不一的瓷砖被擦亮，露出褪了色的本相，熊熊的炉火燃烧着。蛋糕和司康饼备下了，桌子铺陈好。在慢慢升起的暮色中，他们两个等待着。

门铃响起，两个人都走到风很大的门厅里。门打开，斯普林格太太站在门口，脸上带着不自然的微笑。略带张皇的斯通先生把她介绍给米林顿小姐。

“这就是那个花园了！”斯普林格太太在花园里转转的时候说。她用鞋子碰了碰一株带着胡椒粉的低矮植物。在她的碰触下，胡椒粉成片地从叶子上散落下来，那片不怎么有生气的叶子随之虚弱地恢复了原有的轻快。

她用她参加宴会时的语气问：“我猜这是一株灌木吧。你叫它什么呢？”

斯通先生回答道：“我还真不知道。它在这里长了已经有几年了。是种常青植物吧，我猜。”

“米林顿小姐，平民是怎么叫这个的？”

从那一刻起，斯通先生再也不能和米林顿小姐站在一个阵营里了。

米林顿小姐回答说：“夫人，我不知道正确的名字是什么。不过平民们……”

但斯普林格太太的注意力已经挪到下一桩事情上去了，就这样，还没有正式进入房子，她已经把自己当成房子的女主人，同样也是这栋房子的两个居住者的主人。

三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斯通先生和斯普林格太太结婚了，当时，学校操场上的树正长出新芽，阳光下那芽尖看起来是白色的。

[1]巴斯（Bath），英国西南部的古城。古罗马人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的温泉洗浴设施。

[2]“神学教师”（teacher of divinity）和“神学博士”（theology doctor）这两个词的首字母缩写都是T.D.。

[3]康斯坦斯·斯普雷（Constance Spry，1886—1960），英国著名的园艺学家、园艺教育家和作家。

[4]《男人的争斗》（Rififi），美国导演朱尔斯·达辛拍摄于法国巴黎的黑色电影，1955年上映。

[5]“未经人手之触碰”（untouched by hand），此处借用了著名科幻作家罗伯特·谢克利的科幻名著的书名《人手难及》（Untouched by Human Hands）。

[6]“喝胡话说醉了”原文under the affluence of incohol，“affluence”和“incohol”这两个词并不存在，是词头互换而成，正确的应该是“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也就是“喝醉了”。互换的词头，正说明喝酒人已经神志不清，讲话讲不清楚了。

[7]“坚果”的英文nut也有“疯子”的意思。

[8]高街（high road），英国对一个市镇主要商业街的统称。大城市的每个区域都有高街。而在偏僻的小镇，所谓的高街则可能只是一条有邮筒、公用电话和小便利店的街道。

[9]班斯台（Banstead），英国萨里郡的一个城镇，位于伦敦西南，临泰晤士河。

[10]伊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1897—1968），英国著名的童书作家，一生写下七百多本儿童读物。

[11]塞尔佛里奇百货公司（Selfridge's），总部在伦敦的大型百货公司。

[12]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英国极右的政党。

二

取代焦虑的是泄气，是某种恐惧和极度的害羞。在斯通先生和斯普林格太太成为夫妻的第一个夜晚，随着洗漱时间的到来，这种恐惧和害羞变得越发强烈。单是想到丈夫和妻子这两个字眼都让他感到不好意思。他等待着，不愿意开口，也不愿意先去卫生间，最后还是她先走了进去。她在卫生间里待了很长时间，而他含着早已熄灭的烟斗，沉浸在独处之中，好像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间了。

“轮到你了，理查德。”

她的声音不再有那种故作深沉的腔调。她试图让自己听起来很轻松，结果更像是在吆喝。

卫生间里原来存留着他的气味，那气味总是让他感到满足。现在，里面多了一种温暖的、香喷喷的湿气。然后他看到她的假牙。他没曾想到过她戴假牙。他感觉受了骗，有些恼怒。他感到后悔，有一下子被强烈的恐惧攫住的感觉。然后，他取下自己的假牙，颓然地走上那几步台阶，走进他们的卧室。

他从不顾忌邻居的看法，也拒绝和他们打招呼，因为他害怕，天知道这样的交往会不会让他和什么人成为亲近的朋友而脱不出来。他也不想让邻居知道他家里发生的变化，所以故意让玛格丽特分了好几次，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她的物品搬进来。他觉得到目前为止，他的计划还是成功的。玛格丽特在伯爵府街上那家旅馆里的家当，两个箱子就搞定了。他们从窄小幽暗的旅馆大堂走过时，那里的老头儿老太太都将视线转向了他们，那些年龄偏小的目光还颇为谨慎收敛，几个真上了年纪的则直接地、肆无忌惮地、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们，让斯通先生觉得他绑架了他们中的一个。不过玛格丽特摆出胜利者般庄严的架势，让这更像是一次救援行动。他们是傍晚时分到他家的，好像是回家吃晚饭一般。斯通先生故意做出对那两个箱子随意摆布的姿态，暗示他就是箱子的主人，无论是谁如果恰巧看到了，都会觉得那就是他的物品。

两人默默地各自躺下，还没有来得及在各自的床上睡稳（玛格丽特睡的小床是从奥莉薇偶然造访时睡的那个房间里搬来的），她突然坐了起来，那机灵的程度几乎可以和她在宴会上的表现媲美。她说：“理查德，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他确实听到了。但是此刻屋里寂静无声。他重新躺下，害怕她再度开口。

啪嗒。

响动非常清晰。

嘭！吱！好像是有人踩着铺着薄薄地毯的楼梯，小心而坚定地往上走。

“理查德，房子里有人！”

话音未落，脚步声没有了。

“去看看，理查德。”

他不喜欢被呼来唤去，但还是坐了起来。他觉得她是在扮演一个受了惊吓的女人的角色，并且很享受这样的设定，他还注意到她把毯子一直拉到了头颈处，顿生不满。

这种责任对他而言是全新的，让他又忧虑又恼怒。尽管他自己也被吓到，但此刻他希望房子里确实有个强盗，站在门外，进来把他和她都杀了，这样就解脱了。

啪，嘭，啪。

他掀开被子，跑到楼梯口，打开电灯。他希望他的速度和巨大的动静能让那声音安静下来，并将它赶出去。

他叫道：“嗨！是谁啊？有人吗？”

没有回答。

他小心地靠近楼梯扶栏，向下望去，楼道里黑漆漆的，栏杆那被拉长了的斜影有一种狰狞的味道。他看到门厅里的电话机，拨盘在黑暗里散发着金属的光亮。

他赶紧跑回卧房，关上门，打开电灯。她裹着花哨的睡衣站在灯罩下面，她的嘴因为没有戴假牙而瘪着，床上十分凌乱，床单因为不够大翻卷起来，露出权充为床垫的三个大垫子（米林顿小姐按照红白蓝的秩序摆放的）。

他带着轻微的恼怒在自己的床上坐下，“什么也没看到。”

他们各自保持着先前的状态，什么都没有说。他避开她的目光，四处打量着。他以前一直觉得他的卧室很舒适。现在住进了另一个人，他再度逐一审视，内心越来越恼怒。在他的指挥下，米林顿小姐把那个带穗子的灯罩涂成了绿色，这倒不是为了遮掩破旧，纯粹是想改一下颜色，现在灯泡亮着，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涂得乱七八糟的，很不均匀。窗帘用三块不怎么匹配的棕色丝绒布拼接而成，那是米林顿小姐选的颜色，因为不容易显脏。地毯也很旧了，看不出原有的图案和颜色，那一圈脏兮兮的深棕色油毡封边（硬得像是金属制品）也看不出原有的图案了。墙纸很脏，天花板上满是裂纹。几乎成了暗黑色的衣橱旁，是一把破旧的扶手椅，好多年没有人在上面坐过了，现在它的功能是堆放杂物。

啪！嘭！啪！

“理查德！打九九九叫警察吧，理查德！”

他意识到这是必要的，但又很害怕这样做。

“和我一起下楼去打电话。”他说。

如果可以，他非常希望她能走在他前面下楼，但是他的新角色和责任不允许他这样。拿上一根弯掉了的拨火棒，他蹑手蹑脚地带着她下了楼，一路上防备着有可能从任何一个黑暗角落窜出来的强盗。到了门厅，他一手拿着拨火棒，一手拨了电话。当电话那头传来了冷静的、不急不慢的问询时，他立马就后悔了。

他们上楼等着警察的到来，沿路把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并走进卫生间各自戴上假牙。现在除了他们自己的响动，房子里很安静。

门铃响了，斯通先生拿着拨火棒走到楼下开了门。只拿着一只手电筒的警官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拨火棒。斯通先生开始为打扰了他们而道歉。

那个警官打断了他。“我已经派人绕到房子后门查看一下。”他边说边往里走，然后沉着而熟练地在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里搜寻起来。

什么都没有发现。

屋外的警员也从大门走了进来，他们都在尚存着一些暖气的客厅里坐下。

“在这种连排房屋里，有时候隔壁房子的响动听起来好像就在自己的房子里。”警官说。

那警员则微笑着，玩弄着手中的电筒。

“房子里确实有外人。”玛格丽特争辩说。

“房子后面有门吗，或者有任何其他入口可以闯进来吗？”

“我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刚在这里住下。”她说。

没有人接茬。斯通先生故意看着别处。

“你们要不要喝杯茶？”他问。他看的电影让他相信警察们在这种场合会坐下来喝茶。

“是的，喝杯茶吧。”玛格丽特说。

警察婉拒了喝茶的建议，对他们的道歉也不予回应。

这一晚，房子里灯火通明，而且门口还来了警车，这自然引起了众多邻居的关注。所以原本打算对婚事秘而不宣的斯通先生，第二天不得不承认自己结婚了，其后果是不得不承受各处飘过来的探询的目光，以及邻居们站在窗口对他们屋里一举一动的张望。

通常来说，米林顿小姐对她不在的时候房子里发生的种种怪事见怪不怪。但这次，就连她也无法掩饰因警察造访而激动的心情。

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到宽慰：他们走到一起是因为将彼此视为风趣的人。在婚前的那段交往中（他不喜欢“恋爱追求”那样的字眼），他头脑发热，努力地把自己塑造成那种非常具有幽默感，而且能看穿生活中种种荒谬的人。然后他开始担心，结婚是否意味着他一辈子都得吃力地去扮演那个违背他自然本性的角色。但他惊讶地发现，玛格丽特并没有指望他婚后还那样诙谐幽默、兴致勃勃；同样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她在宴会上的种种做派，并不是他以为的天性流露，那只是扮演给熟悉她名声的朋友们看的，是就可以立即抛弃的。在吃完晚饭，共同沉默着的那段时间里（他看报纸，玛格丽特则写信或织东西，鼻梁上低低地架着细框眼镜，让她看起来一下子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他常常想到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真是聪明，那么精准地选对了话题（“你……喜欢猫吗？”），以及他自己在那次宴会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么出乎意料地精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叫它们坚果。”），他为他们两人感到羞愧。因为她再也没有表现出那样的唐突或“机敏”（他觉得他在遇见玛格丽特之后才充分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而他也再没有表现出那样的智慧。

对于玛格丽特的过去，他从不多问，她也不主动讲述。他常常会想到，但努力克制着不去深想：玛格丽特的行为表明他们在“恋爱”期间说的那些话是不作数的，她并不像她之前表现出来的那么高贵。他也同样如此——这更让人痛苦。他自己的秘密，那些在遇见她的那个晚上前并不能称之为秘密的秘密，现在必须得揭开。比如他所谓的首席图书馆员的头衔，和他每年一千英镑的收入。实际上玛格丽特什么都没有问。但是秘密是沉重的，他没有耐心和耐力去隐藏，或者继续欺骗下去。虽然他的地位和薪水都还不差，但他觉得玛格丽特的期望会更高，所以她暗暗地瞧不起他。虽然他也暗暗地瞧不起她，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恶意，所以这样想想也无妨。

或许暗地里她是瞧不起他的，但她的言行举止中没有流露出来丝毫。而且他惊诧地发现，他还能保持过去绝大多数生活习惯。他像以往一样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改变的只是家里除了有米林顿小姐之外，还多了一个玛格丽特。米林顿小姐比她的主人更平静地接受了家中多一个女主人的事实。但总归还是有些事情和过去不一样了。比如说他的独处，他再也不会下班回到一栋没有人的房子里。还有就是他和奥莉薇的关系。尽管她送上了满满的祝福，他也努力装作一切都没有改变，但他知道因他结婚而使他们兄妹关系间形成的隔阂，比格温的出生更具腐蚀力。另外，就是他房子的气味和感觉变了。

因为米林顿小姐做的清洁工作不是那么有效，所以他的房间里总是有股子霉味，他很喜欢这种味道。现在，取代了这种霉味的不是被清洗之后打了蜡、刷过肥皂水的味道，而是一种新的、古怪的霉味。有那么几个星期，他觉得客厅已经不再是他原来的客厅了，因为那里出现了一张崭新的虎皮。玛格丽特解释了虎皮的来源，还拿出一张装在相框里黑乎乎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只死老虎。还有一个留着胡子的英国骑兵军官，身子笔挺坐在一张笨重的木质扶手椅（天知道这椅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里，一只手摸着放在大腿上的来福枪，一只穿着锃亮皮靴的脚踏在老虎身上。他无法掩饰自己的笑容。他身后站着三个神色忧郁、头上包裹着大头巾的印度人，他们要么是帮着狩猎的当地人，要么是脚夫。还有许多小家具，和虎皮一样陆续出现在屋子里。他觉得这些玩意儿又繁琐，又没有什么用处，而且看起来和他原有的三十年代的大件家具完全不搭。但米林顿小姐却好像发现了失而复得的宝物一般，经常不辞烦劳地给这些家具打蜡。她使用一种液体打蜡剂，那些液体在家具的缝隙里留存、风干，留下不规则的灰白色图案。为了能放下这些新来的家具，原有的家具必须重新摆放。米林顿小姐和玛格丽特就此进行讨论，并动手实施。推动和挪拉家具的时候，米林顿小姐带着痛苦的快乐——她闭上眼睛，嘴唇抿紧了，几缕湿漉漉的灰头发从发套里钻出来。所以一个又一个傍晚，斯通先生回到家，迎接他的是面目全非的家和两个带着一脸期待神色的女人，她们希望得到他的赞许。

在结婚之前，他只是米林顿小姐的雇主。现在他成了老爷。而且对这两个女人来说，他的角色还不止于此。他是个“男人”，一个具有不同品位、能力和权威的物种。每天早晨他离家上班是作为一个男人离开的——或者说是被派出去的，穿得整洁笔挺，一尘不染，毫无差错，好像他要去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每天下班后，他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回家的。这种全新的责任感更让他感觉自己是不称职的，他甚至有点觉得自己是在骗人。特别是对米林顿小姐，她在等着他对她的态度和行为有所变化，而且她似乎笃信这样的变化即将发生，可他感觉他在让她不断失望。他是一个有局限的“男人”，只有和妹妹奥莉薇在一起的那么几天，他才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偶尔有这种感觉让他挺受用的，但每次结束的时候他也很高兴自己能够从这个角色里逃离出来。现在，没有地方可逃了。

作为她们勇敢的公牛，每天在“职场”（孟席斯小姐的说法，玛格丽特也是这么说的）冲杀，他希望能够在办公室里找到安宁。但那里也没有安宁，因为他烦恼地发现，他的言行举止日益暴露出他生活角色的转变。他以前很为自己的整洁感到骄傲，现在他不单单是整洁，而是那种被照顾得很好，几近衣冠楚楚的样子。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年轻人对他的婚姻状态有些不尊敬的暗示，让他非常不舒服。而且，同事们对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年轻的女孩不会再拍拍他，或者和他调调情，他也不能想象自己再装出恼怒的样子，用圆柱形的尺子打她们屁股，阻止她们进一步的挑逗。随着自由气息的一步步丧失，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女人的所有物，出来上班不过是一种假释。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甚至包括那些也结了婚的，对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包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假装把他当作他们中间的一员。现在，办公室里有兴趣和他打交道的只有那个佛教徒威尔金森，但他是一个会只穿着袜子在公司走廊里走来走去的怪物。

他慢慢养成了下班后在办公室里拖延一会儿再离开的习惯，好像是为了挽回一点点他渐渐失去的、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机会。有一天晚上，他关上图书室的灯，走进黑黑的过道时，撞上了一个和他差不多高的男人。那人穿得不齐整，原来是门卫。这时候传来一个女孩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他听出来那是一个打字员小姐的声音）：“我们找不到灯的开关，斯通先生。”他给他们指了电灯开关的方向，还过去把灯都打开。等到了地铁上，等那装着几份晚报、没有什么分量的公文包搁到了大腿上的时候，他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心中暗自咒骂：“真是个傻瓜。”他的怒气既是针对他们的，也是针对自己的。从此，他很讨厌那个打字员小姐，好在没过多久她就辞职离开了。

办公室无法成为避难所，他便转向家中找寻，这使他每天的离家和返家从实质上来说都是一种撤退。有一天，他终于发现自己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每天一打开前院的门，他就预期看到穿戴比以前齐整的米林顿小姐，在玛格丽特的示意下打开屋门。此时玛格丽特应该站在对着大门的窗口前，然后走过来迎接他的到来，给他一个拥抱，在这个过程中她脸颊上新搽的粉会有些许落到他的脸颊上。她每个下午都精心穿戴好等他回来，就像上午再三打扮后送他出门一样。

邻居们还是在偷窥，特别是他傍晚回家受到迎接的这一幕。好像是为了让自己保持镇定，他慢慢养成了看到自家房子就开始吹口哨的习惯。一天吻他的时候，玛格丽特说：“你吹得不错，理查德。”他吹的是同一首小曲，歌词是：“有只小狗要被卖了。那只趴在窗台上的小狗崽会卖多少钱呢？”他每天晚上都吹。就这样，他的昵称变成了“狗崽”，偶尔，她也会变成他口中的“狗崽”。

但是，在和他的树交流的过程中，他忍不住用它的安宁和他的忧烦作比对。过不了多久它的树叶就要掉了，但这只是为了生长出新的树叶，获得新的力量。对他来说，人生的责任来得太晚。多年的生活习惯被打破，他最多也就是去适应这种改变，无法因此获得重生。所以窗外的树对他不再构成一种宽慰。它像是在谴责他。

这个夏天，那个“雄性男”特别忙碌，因为他在搭建一个外屋。斯通先生比以前更狂热地期望发生什么意外，使这个男人不再无休止地翻建自己的宅院，不再因此获得他老老小小一家子无保留的仰慕目光。

他，也是个男人。每天早晨，他勇敢地闯入残酷的职场。现在，他开始发现玛格丽特恪守女人的职责。她非常认真地对待她作为女人和妻子的角色与职责。这些职责包括让他吃好，穿好，陪他说笑，鼓励他，偶尔勾引他，以及永不让他感到失望。每个早晨在费尽心力送他上班之后，她都得歇着以恢复体力；每个下午她同样得歇息着，然后开始为迎接他的归来做准备。她很在意晚上是否能睡个好觉，不希望自己早上形容憔悴吓他一跳。她涂很多化妆品，吃很多滋补皮肤的食物。但他一点儿也不为此感激，并拒绝去注意这些事情。他开始觉得她散漫，懒惰，爱慕虚荣。想到她加之于他的责任，想到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她把毯子拉到脖子处的样子，他无法抑制地觉得在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分配中，她得到了好的那份。

这种对于他们作为男人和女人分工不同的强调，总是让他感到恼火。他很希望她能够接手照管花园，让他从中解脱，她却不愿意这样做。不但是因为她不喜欢园艺——婚前她关于花的那一番言论确实不虚——更因为她觉得男人需要有样爱好，而园艺非常适合斯通先生，因为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专长。每天两次（周日三次），他和她面对面坐在饭桌的两端的时刻，让他最能感到压力，结婚前他可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压力。她，食物的烹饪者，不停地向他道歉说饭菜上晚了，并且她胃口很好。他可以看出她抹了粉，粉粘在脸颊的汗毛上。进餐过程中，她的唇膏变得油腻，然后变淡，晕染到本没有涂唇膏的地方。在饭桌上想到她的无所事事，为了取悦他而花那么多时间打扮自己，他很害怕他会因此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但是，他们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争吵，却别有起因，一个荒唐的起因。

虽然斯通先生并不情愿，但他们还是依玛格丽特的建议举办了一次晚宴。这个晚宴在很大程度上是汤姆林森家的复制品。尽管玛格丽特热情高涨地去布置，但对于这栋被主人忽视了多年、长久失修的房子来说，她热情的补救实在是杯水车薪，所以无可避免地，这个宴会显得比汤姆林森家的寒酸些。汤姆林森夫妻也来了，带着恩赐的态度，行为举止中表明他们把自己当作了这桩婚姻的缔造者。来宾包括玛格丽特的各路朋友，有的是她在汤姆林森家认识的，有一两个是伯爵府那个旅馆里的朋友。（他对她真是知之甚少啊！）其中有个高个子、体形硕大、四五十岁的女人，面无表情，毫无吸引力可言。她不说话，也没有人注意她，但是她拘谨地端坐在指定的位子上，显得很满足的样子。

宴会前，斯通先生被要求请一些同事来参加。但他一个合适的人也想不出来。伊文斯、基南、威尔金森，他们都不太合适。伊文斯勉强还行，但是如果他接受了邀请，多半会认为是在帮斯通先生的忙。斯通先生和同事只有工作上的关系，相互间非常友好，但仅限于此。由于他多年来的单身状态，任何上门拜访都被视为对私生活的侵犯，是更适合年轻人的交往方式。斯通先生也不喜欢在办公室以外的场所和同事们打交道。刚碰头的时候还能热热闹闹地打招呼，显得大家挺有共同兴趣和话题的样子，但在讲完了办公室里最近的笑料之后，谈话渐渐寥落起来，也没有新的话题跟上，直到有人欢快地提议说：“好吧，我们办公室见。”这种人际关系只有在办公室才能得以维持，它们就像温室的植物，需要人造环境的保护才能得以存活。

所以斯通先生方面请来的客人就只有奥莉薇和格温。他寡不敌众，就连米林顿小姐也不能算他的人。她戴着发套，系着围巾，在玛格丽特的指挥下，喘着粗气，冒着冷汗，已经疯狂地忙了一整天。宴会开始前，玛格丽特让她穿上了新的围裙，戴了新的帽子，这使她兴奋得吁气。那帽子在她的眉毛上方往后倾斜，让她那张上了年纪的娃娃脸显出了一点活泼。斯通先生也不能把格温算作他的人。这个一脸病态、长着青春痘、阴郁的胖姑娘，似乎要向每个人传达她的不耐烦。丈夫和主人这两个新角色已经让斯通先生觉得难以应付了，看到格温的样子，他更是心神不安。

在葡萄酒的问题上——“我认为有一瓶好的博若莱[1]就可以了。”玛格丽特说。在他表示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参与之后，她就越俎代庖地替他下了决定。因为有酒，就有了祝酒。但是不多，因为只准备了一瓶博若莱，所以每个客人的杯里都只倒了一小点，好像是倒烈性酒那样，这也是汤姆林森家请客的规矩。然后，还是按照汤姆林森家的规矩，男士和女士分开谈话。这项性别隔离政策是由玛格丽特来实施的，她成功而满足地把所有的女士从餐室带走，留下沉默中的斯通先生、汤姆林森和另一位男士（宴会上的性别比例非常不平衡，大多数来客是寡妇）。斯通先生不知道说什么好，汤姆林森看起来有些恼火，正清着嗓子，另一位男士（一个会计师，首席会计师）想要张口讲话，但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喉咙里只发出了尖尖的、清嗓子的声音。

汤姆林森终于开口说：“你们的晚宴非常好。”他的语气里带着褒奖和鼓励。

那个首席会计师连忙接口：“是的，非常好。”

他们听着女人聚集的地方传来的响动和嘈杂的交谈声。玛格丽特的声音深沉，格蕾丝讲起话来拖着长长的尾音。餐室里没有可以喝的东西（汤姆林森家里也没有）。在此之前的一次圣诞晚宴上，汤姆林森曾经讲过一个黄色笑话。每个人都尽责地洗耳恭听，露出微笑，甚至准备好了笑声，好让屋外的人也能听到。但汤姆林森讲这个笑话的时候太过精确了，什么时候该停顿，什么时候该面露微笑，事先都算计好了，与之唱反调的是他那痛苦的瘦脸上满是不喜欢这个笑话的神情，所以大家完全没有抓住这个笑话的笑点。他讲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已经讲完了，所以没有人笑，每个人都显得非常尴尬，还有些瞠目结舌，因为没有了笑点，这个笑话就完全是个下流的段子。自此以后，汤姆林森就放弃了在这种场合娱乐大家的念头。所以他们都呆坐着，等待着。

斯通先生说：“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他不愿意使用“可以加入女士们的行列”这样的表述，觉得自己无法像汤姆林森那样随意、毫不犹豫地应付这样的场面。

汤姆林森回答道：“再等等吧。”好像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而这一刻，里面房间传来了抽水马桶的声音，似乎是在响应汤姆林森的话。

他们终于走出餐室的时候，玛格丽特迎上前来，说：“你们这些男人刚才在笑什么呀？”

他们在虎皮周围坐下，好像在参与某种形式的战斗。对于在场的人拿婚姻来开玩笑，斯通先生表面看起来浑不在意的样子，内心却甚为恼怒，特别是格蕾丝·汤姆林森说：“我看出来了，玛格丽特，你已经把他调教得很好了。”他气得眉头都皱了起来。

宴会上的娱乐形式也和汤姆林森家的一样。有唱歌，而且像在汤姆林森家那样，女客要唱得动听，听者则要热烈地鼓掌。偶尔，非常偶尔的情况下，会邀请某个著名的女滑稽演员参加。在这种场合下，男人们按规矩应该把自己扮成小丑，随心所欲，表现出在职场上无法表现的一面，由此在他们的伴侣和朋友面前获得心灵的放松，展现出他们性格中外部世界无法获知的或温厚、或孩子气的一面。所以他要做出各种滑稽的举动，把西装的领子弄乱，把头发放下来遮住额头，卷起一条裤腿，还和另外两个可怜的男人一起唱一首小曲。

此后，玛格丽特建议格温给大家朗诵些“好听的”。出乎斯通先生的意料，格温立即站了起来，走到虎皮的中央，后背的裙子蓬起处在身体的重压下变得皱巴巴的。她选取了喜剧《不可儿戏》[2]中的一段。她操着深沉的嗓音，但没有扮演戏中的男性角色，而是模仿一个著名女演员扮演的女性角色。斯通先生惊讶地看着她的表演——在此之前他觉得格温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她阴郁的表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的神色，好像她已经不在这个房间里。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她表演了剧中的一段，其间还一人分饰数个角色，用头部的忽然晃动来表示角色的转换。她没有一处忘词，也没在表演中失去镇静。在压低了嗓子说“在手提包里”这句台词的时候，因为把声音压得太低，以至于“手”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喉咙间发出的干吼。众人都对这个表演露出赞赏的神色，斯通先生也深有同感。

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格温模仿的那个女演员也是玛格丽特模仿过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圈子都知道、并且已经接受了玛格丽特的这个“专长”，所以现在格温选了这位女演员来模仿或许不太妥当。他瞟了一眼玛格丽特，发现她确实有些不太受用——鼻子和嘴巴间的法令纹加深了，嘴唇在假牙外面绷得紧紧的。他内心充满了对她的同情。但是格温结束表演的时候，玛格丽特带头鼓掌，并喊道：“好啊！好啊！”

格温向大家鞠了个躬，显得训练有素，但是她的眼睛里似乎没有任何人。然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又开始了第二段表演，这次是《威尼斯商人》中法庭上的那一出。这次的表演没有上一段成功。先前的表演中，她的朗诵抑扬顿挫，而此段的表演却像是日常说话。斯通先生几乎没有听出鲍西娅的那段话。在转了一下头，示意下面一段话来自另一个角色之后，格温开始模仿夏洛克，一个带着犹太口音的夏洛克。

斯通先生意识到这个表演有点问题，他看看周围，然后从每个人的表情中发现了自己的担忧是对的。格蕾丝·汤姆林森的嘴唇平时是略微张开的，但此时她抿得紧紧的。汤姆林森则板着一张脸。玛格丽特的眼里绝对充满了怒气。每个人都偷偷地瞄了几眼那个首席会计师，因为他的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格温看。

表演在继续，只有为女儿感到骄傲的母亲奥莉薇没有注意到现场其他观众的不满和气氛的尴尬。

表演结束。格温鞠了一躬，也不等观众的掌声便径自走回座位。她拉了拉身后的裙子，然后坐下，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好像很恼怒的样子，仿佛一个羞怯的人被迫抛头露面。房间里只有大家挪动身体，带动衣服摩擦的窸窣声。

玛格丽特冷冷地说：“班克斯小姐，你带了乐谱吗？”

班克斯小姐就是那个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的高个子女人。没有人注意过她，但整个晚上她都显得独享其乐，很满足的样子。在餐桌上，她是个沉默的不停进食的食客。她并不作答，只是从一个非常大的袋子里拿出乐谱，站起，然后在钢琴前坐下，开始演奏。

在无人说话的情况下——班克斯小姐的演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斯通先生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他想到班克斯小姐，也想到自己的房子。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他的邻居们现在可以听到从他的房子里传出的钢琴声。但从外部来看，他的房子一切照旧。所以，那么多房子的大门内发生过多少奇怪的事情啊！有时候在地铁上，他会让自己的思绪飞离列车、坐椅、乘客，看到自己坐在离地面四到五英尺的高空，以每小时四十码的速度飞行。此刻，他有了另一种想象，在他的想象中，这个城市不再有砖头、水泥墙、木材和金属，不再有任何建筑，所有的人都在空中飘浮起来，上下分层，前后左右，做出人类特有的形形色色的举动。他突然有所领悟，但这个念头非常令人不安，需要更长久地思考：那些所谓稳固的、不变的、永恒的的世界，那些人类执着的东西（“老怪物”浇灌春天的花朵，“雄性男”修整扩建宅所），虽然给人以宽慰，但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所有那些和肉体无关的东西对人类来说都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意义的；而重要的肉体是软弱的，会腐朽的。

举办晚宴后第二个星期，发生了一个荒唐的小插曲。每隔四星期左右，奥莉薇会给斯通先生送一个自己亲手烤制的水果蛋糕。这个习惯在奥莉薇结婚和格温出生之后都没有改变。斯通先生也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婚姻并没有让这一习惯止步，玛格丽特虽然可能不喜欢这样的举动——因为这等于在提醒她，丈夫生命中还有其他的女人——但每次她还是妥协地装出开开心心的样子，接受切蛋糕的任务。

但这个晚上，蛋糕切开了，咖啡准备好了，他们两个坐在电火炉前，玛格丽特做出了奇怪的举动。她将一大块蛋糕叉在刀子上，然后放到火上烤。

斯通先生喊了起来：“你会触电的！”

那块重油蛋糕已经被电触到。玛格丽特赶紧甩掉蛋糕，蛋糕落到电火炉的罩子上，像是上好的燃料一般继续燃烧，甚至在完全变成焦炭之后，蛋糕渗出来的油脂让它周围的金属罩子也被火烧得焦黑。

玛格丽特盯着那燃烧的蛋糕，若有所思地说：“在印度，他们在煮饭和开饭前，常常把食物这样一小块一小块地扔进火里。”

斯通先生愤怒了。他先是像平时那样把盘子轻轻放下，但在盘子落到桌面的最后一刹那改变了主意，将盘子重重扔到桌上，然后站起来走向门口，途中还踢了那虎皮的头部一脚，差点被绊倒。

“狗崽！”

他拉开门，停住，对她说：“我……我根本不相信你去过印度。”

“狗崽！”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那是过去的杂物间，玛格丽特来之后塞进了一些她自己的家具，将其改造成一个他能够一个人待着的地方。玛格丽特在外面敲门，喊他的名字，哄他出来，他不为所动，独自坐在黑暗中回忆着过去、奥莉薇、他、童年。他又看到了十七岁的自己，在一个冬日里独自从学校出来，走在高街上，两旁都是商铺。他准备回家，却不知道家里等待他的是什么。他已经无从分辨他脑海中的这个景象是真的，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记着这段回家的路。但每当他试图回忆童年的美好时光时，这画面就浮现出来了。这个男孩还不知道他将来的生活是波澜不惊的，一年一年平静如流水。斯通先生怜悯他，为他心痛。

怒火终于过去。时间已经不早了，而且他快要冻僵了。但他还是在书房里坚持到了十点之后。然后，他下楼到了客厅，什么都没解释。玛格丽特也没有说话。她坐在那里读一本图书馆借来的书。他继续保持沉默。他又走上楼，走进卫生间。他先洗漱已经成了两人之间的习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在那里抽上一会儿烟斗——玛格丽特说烟雾能让卫生间暖和点，而且她喜欢烟草的味道。所以在离开卫生间前，用力地吐出四五口烟雾已经成为他的又一个习惯。但是因为他们的争吵，这个晚上他没有这么做。

从卧室里他能听到她在卫生间里的动静。等她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被子里躺下了，一动不动。她没有开灯，设置好第二天早上的闹钟，然后上床。

他听到她的呼唤时已经快要睡着了。

“狗崽。”

他没有回答。

几分钟后她再度开口。

“狗崽。”

他喉咙里发出哼的一声。

“狗崽，你让我很生气。”

这话让他几乎再次发作。但疲倦的他没有作答。

她开始啜泣。

“狗崽，我现在想吃你的蛋糕了。”

“那你干吗不去吃那该死的东西呢？”

她啜泣得更厉害了。

“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呢，狗崽？”

“不。”

“就一小块，狗崽。”

“我的天！”他说着，推开身上的被子。

她坐了起来。

他们先后去了卫生间，带上假牙，然后下楼到起居室。从冷冷的卧室里出来，起居室里炉火的余温让人感觉几乎有点闷热。他们在沉默中吃了不少奥莉薇做的蛋糕。

然后他们重新上楼，取下假牙，上床，两个人还是没有说话。

现在他已经完全醒了。

“狗崽。”她叫他。

“狗崽。”

两个人无法一下子入睡，都担忧地想着会不会消化不良。

奥莉薇还是继续送蛋糕来。但斯通先生知道他和妹妹的亲近关系已经属于过去。

就这样一步一步，斯通先生成了一个已婚男士；一步一步，婚姻在他身上长成。玛格丽特的个性中有一种柔韧可塑的东西，因而缩短了他熟悉她、习惯她的时间，整个过程也毫不痛苦。他是他们两个人关系的重心；她完全按照他的习惯来改造自己，让他觉得妥帖舒服。所以当他看到她和她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想起来她也有自己的个性、观点和态度。刚开始的时候，他把玛格丽特看成是米林顿小姐的附属品，现在他把她们两个都看作是他的附属品。他还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事情一开始连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现在想到时却越来越满足：早晨他离开家后这个家就停止了运转，下午进入迎接他回家的状态时才重新启动。

他的习惯慢慢变成了仪式，这些仪式连他都开始觉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让自己喜欢上了园艺，那种玛格丽特希望他喜欢上的园艺，他对花圃和球茎的关注被玛格丽特和米林顿小姐视为一桩神圣的事情，并甘心情愿地充当侍从。（过去米林顿小姐对花园的关注只限于给泥土撒驱猫胡椒粉，而且是无节制地、浪费地将其全部铺满的那种撒法。至于是否开花，她并不关心，如果开了花，她可能会赞美上几句。）他“喜好园艺”就这么成了事实。玛格丽特还曾试图让他成为“乡间问答”和“在花园里”这两档广播节目的忠实听众，她是这么说的：“狗崽，这节目挺适合你的。”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很有原则地拒绝了。后来他是这么安慰她的——他反复地说那些谈论园艺的人都带着乡下口音，他们都住在梅菲尔区，他们的经验最多也就是来自养在窗台上的几盆花而已。这些都是他从办公室听来的。他的言谈成了“老爷说的”——过去他的话从来没有得到过“老爷说的”的待遇。

还有一桩被两个妇人认定的事实，就是隔壁的那只黑猫是他的敌人。她们俩的甜蜜阴谋就是不能让她们的主人接触这个动物，看到它的劣迹。整个下午她们留意着它的踪迹，如果有被它践踏过的花圃，她们一定会赶紧修补好，这样不至于让主人回来看见生气。她们不知道她们做得过于成功了——因为这场和猫的战争已经和斯通先生无关，他对那只猫的敌意慢慢消退，心里还若有所失。

但在婚姻带来的平静下，一种对时间流逝的担心慢慢滋生出来。时间一晃而过，吞噬着他的生命。周日一个接一个来临：周日的广播，先是新闻，然后是“海岸和乡村”节目，或者“乡间十月”、“乡间十一月”，这些一月一播的节目好像每周都在播放，每个周日都让他觉得上个周日就在昨天。这些飞逝的星期让他离退休、无法动弹、肉体腐烂的日子越来越近。每一个井然有序的星期都让他想到失败，想到那些一度在他的脑海里从容舒坦、但现在想来已毫无激情的岁月。每个无法去办公室的周日都加剧了他的焦虑，让他渴望周一的到来，渴望工作日里那种倏忽而过的状态，尽管他知道那种充实其实是虚假的，他做的办公室日志，记录的每一次会议，需要做的每一桩事情，都只不过是为了让他觉得自己很忙、很重要。

那棵随着年岁成长、变化的树，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星期天喝下午茶的时候，除了让精确、有条不紊、笃笃悠悠的动作给自己定心外，他有时候还会说：“玛格丽特，你是我的一部分。真不知道没有你我该怎么办。”他说这话时表现出的真诚和感激，玛格丽特其实未必能够完全理解。

[1]博若莱（Beaujolais），葡萄酒的一种，产于法国。

[2]《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19世纪爱尔兰剧作家王尔德的一部讽刺风俗喜剧。

三

三月底，白色的嫩芽沐着阳光，从黑色的树枝上冒出来，一天比一天更显出绿意。斯通先生和玛格丽特离开伦敦两个星期。这是他的假期——他马上就不需要假期了——也是他们的蜜月旅行。他们去了康沃尔[1]。斯通先生不喜欢到国外度假，情愿在国内待着。战争结束后，他想过出国看看。一九四八年，他去了爱尔兰。但最享受的那段旅程，不过是搭乘从南安普敦到科夫[2]、可以在上面随意吃喝的美国豪华游轮。两年后，他又去巴黎玩了两个星期，待到对这个名城的新鲜感消失后，剩下的时间对他而言都是乏味的折磨。他像完成任务一般盲目地去那些旅游景点，把自己搞得相当疲惫。事后他常常质疑自己何以跟着旅游书亦步亦趋，到诸如先贤祠[3]和荣军院[4]那样枯燥乏味的景点。他去了咖啡馆，但痛恨咖啡，而且无所事事地坐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并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那一杯杯咖啡小得实在是可怜；他尝试了餐前开胃酒，但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他感到非常孤独；他的钱包被一个阿尔及利亚人随随便便就给偷了，小偷本人甚至还警告他下次要小心点；所有的东西都贵得恐怖；满街都是男女服务生站在店门口招呼着生意：“先生，请进，请进！”这让他对法国人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战争把轻浮、爱玩乐的法国人搞得挺悲哀的。在巴黎的最后两天他得了痢疾，除了喝点矿泉水，其他什么都不能吃。

所以他们决定去康沃尔。再过短短十八个月左右，斯通先生就要退休了。他们两个都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需要为未来的生活过得节俭一些，而且这个话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两个人的对话中，玛格丽特忍住了对此的失望。她告诉格蕾丝·汤姆林森，他们觉得是去好好了解一下自己国家的时候了，格蕾丝对此表示赞同。

他们住在彭赞斯的女皇酒店。春天还没有正式开始。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今年的天气异乎寻常的糟糕，好像是在宽慰他们：他们并没有做傻事——他们的一举一动在酒店里备受瞩目。

无论是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马路上散步，斯通先生都觉得自己那件黑外套非常招摇。（辛普森牌的，买了有二十年了。他和汤姆林森很早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辛普森牌的衣服是值得多花一点儿钱的。就穿衣服而言，他常常从头到脚的都是这个牌子，这也曾是让他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一个源泉。）在英国的其他地方，他或许不会感到他的黑外套那么显眼。但在此处的大自然景色中，他的黑大衣就成了软弱和笨拙的标志。这片土地上甚少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如果人类和大自然之间有角逐，在这里人类不是退出，而是被驱逐出了这场争斗，因为在这片遍布岩石的土地上，适者生存，它的存在似乎是在提醒人们大自然和人类的不和谐之处。

有一次，在一块光秃秃的石崖上，他们看到一只死狐狸，它的身体完好无损，没有受伤的痕迹。它侧身躺着好像在睡觉，棕色的毛在风中拂动。

星期天，他们去了契索斯特[5]。那段路非常难走，其中包括一条危险得能够让人丧命的石子下坡小路。风很凌厉，忽大忽小，阳光微弱，时有时无。等终于到了目的地，两个人都心情糟糕，没有兴趣再去参观凯尔特人的遗迹。他们靠着一堵矮小的石墙，在背风处坐下，斯通先生无心顾忌会不会弄脏外套。他们喝掉了随身带的茶，一路上这茶给他们添了不少分量和麻烦。太阳时不时露一下脸，但总是在他们暖和起来之前就又不见了。

之后，他们参观了石窟中原始人的居所。和那些洞穴相比，他们简直就是巨人。洞穴的石墙极其厚重，而洞穴本身则粗陋、狭小，人类用它除了挡风避雨，不知道还能干吗？！斯通先生想到了“老怪物”和她的浇水壶，修巢筑屋的“雄性男”：这些可都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居住环境。他进而想到了自己的辛普森外套。他想象着自己披着豹皮，拄着粗糙棍棒的样子。但他无法深想。这些洞穴太让人沮丧了。他想要赶紧离开。

他们原本打算乘公交车到圣伊弗斯，然后从那里再乘车返回彭赞斯。在宾馆房间里查看地图和公交时间表的时候，这样一条复杂的路线看起来似乎并不难行。但走回契索斯特就花了比预想中更多的时间，走着走着，他们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玛格丽特声称自己毫无方向感，把找路的事情都留给了他。天刮着风，又没有什么太阳，他的心情越来越糟糕。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火。火势正从那片洞穴后面空旷干涸的土地上，带着白色的浓烟无声地朝他们逼近。

他们发现路上还有一个人。在他们的左侧方向上有一个非常高、非常壮的男人也在观察火情。他戴着深蓝色贝雷帽，穿一件破破烂烂的军装外套，纽扣没有扣上。他看起来像是个农庄工人，那张忧郁的长脸是深红色的，眼睛很小，粗糙的嘴唇噘着。

斯通先生觉得他们得赶紧逃离这一带。

“去圣伊弗斯怎么走？”他问道。他发现自己在喊，好像不提高嗓门，他的声音就会被白色的烟雾吞没。

那个穿着军装的男人并不作答。他瞥了他们一眼，然后迈开长腿，加快步伐，似乎要甩掉他们。他翻过那道在洞穴群和土地之间的墙，沿着地面上一条白色的小路，径直往烟雾里走。

他们不想陷入完全孤单的境况，赶紧跟了上去，手忙脚乱地也翻过了那道墙。

那个男人在烟雾中不见了。

斯通先生心中一阵恐惧。

这时，他们看到那个男人停了下来，朝他们的方向转过身，然后再次消失在烟雾中。他们继续尝试跟上他。

他们听到了火苗低沉而持续的噼啪声。烟雾将他们包围。他们看不到泥土，不知身处何方。他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狗崽。”玛格丽特的哭喊让他重新回到了现实，感到了害怕，他作出了决断。他们跑回那堵墙边，逃离火势和烟雾的范围，回到干净的空气中，看到岩石、土地和天空。

他们站在墙后，看着火势。火一直蔓延到墙边，但没有什么力道了，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烧尽。烟雾飘散到空气中。然后就好像压根没有发生过什么火情，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他们的幻觉。

直到开来了一辆莫里斯牌小轿车，他们才完全回到现实之中。斯通先生拦下车子询问该如何走到圣伊弗斯。开车的人说可以把他们俩直接带回彭赞斯。

上车之后他们又看到那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站在离石穴不远的地方，凝神望着被火熏得略略发焦的泥土。他没有看他们。

回到宾馆，玛格丽特向前台服务生讲述了下午的遭遇，那个服务生像是宽慰她，说：“啊，当然啦，康沃尔这个地方充满了传奇。”他的伯明翰口音把单词中“g”的尾音拉得特别长，像是钢琴踏板踩出的和弦。

斯通先生终归觉得，这个小插曲如果他们仔细探究，还是可以理性地被解释通的。但是那个虚幻的时刻，那种土地、生命和情感仿佛都已经不存在了的时刻，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这是一次有关虚无、有关死亡的经历。

斯通先生和玛格丽特决定不再去想康沃尔的传奇——那个前台服务员津津有味地告诉他们，他认识的一个人去了一次契索斯特，回来后房子就被烧了，幸而寒冷、多雨、阴晴难测的天气帮了忙。不过，在他们离开的前一天，天空开始放晴，下午他们决定出去走一走。他们沿着海岸线，顺着悬崖边的一条白色小路一路走去。小路有一部分落入了海里，这本是自然的事情，但毁坏的地方实在太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天还是挺冷的，一路上他们遇到的人不超过六个，其中包括一位身着黑色大衣、一看就是城里来的男士，这让斯通先生有了些许安慰。正当他们感到有些吃力，想要坐下来吃些甜食的时候，他们看到一块设计简明的广告牌，说再往前走上五十码，就有一处喝茶的地方。

喝茶的地方和那广告牌一样简洁干净。每张桌子上都铺着干净的格子桌布，要么是红色的，要么是蓝色的，上面还都有一张干净的白色卡片，标明店家是奇切斯特小姐。奇切斯特小姐既是她的名字，也是店的名字。她人到中年，身材壮硕，胸脯丰满。她行动起来干脆利索，像是要让人知道自食其力是件光荣的事情；她讲起话来彬彬有礼而恰当得体；她的穿着和淡妆透露出她可能在守寡，经济状况也颇为窘迫，但她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店里只有一张桌子上有顾客，共三人，一男两女。那两个女的和奇切斯特小姐一样壮硕，但胖得不匀称，从腿、肤色到头发，从衣服、帽子到亮闪闪的新手袋，都很粗糙，让人觉得她们随意而且没什么教养。她们目光呆滞，镜框和装束完全不匹配；胖得像是发肿的手紧紧抓住放在大腿上的包，外套的最后几粒纽扣敞开着，更显露出大腿的粗胖。那男人干瘪瘦小，肩膀溜而窄，穿着一件硬邦邦的新花呢夹克衫。他稀疏的头发，耳旁助听器那乱糟糟的线和钢丝边的眼镜，给人一种岌岌可危的印象，就像他两片薄嘴唇间夹着的和他的脖子一样皱巴巴的手卷烟，早已没有了火光，被主人遗忘。他对刚走进来的玛格丽特和斯通先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仍旧盯着自己眼前的格子桌布。他坐在两个女人中间（如果一个是他的妻子，那么另一个呢？），那两个女人看起来像是他的看护者。

他们的沉默让玛格丽特和斯通先生也沉默下来，奇切斯特小姐为那三个人端上茶点的时候也没有能够打破他们的沉默。那个男人开始无声地扑向盘子、咖啡壶和奶罐，好像一直储存的精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他向精致的三明治、新鲜的司康饼和手工制的果酱发起了进攻。咽下的每一口食物似乎都给了他力量、勇气和胆识。他稀薄的头发随着身体倾向茶壶、蛋糕盘和果酱碗而四散飘摆，他的动作果断而充满了权威。那两个女看护人一开始还试图让他慢一点，但很快就彻底投降，满足于未入口的食物。但突然之间，他停下来不吃了。他的嘴唇包裹住牙齿动了几下，发出吞咽的声音，那盲目的热情不见了，变回了先前的沮丧。他茫然地直视前方。而他的守护者们，为了不让她们的午茶时间过早结束，断断续续地小口吃着面包和黄油，但好像没有什么胃口。整个过程中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在过去的一年中，斯通先生养成了观察年龄比他大的人的习惯。他曾试图抗拒这种习惯，因为在观察中，他发现只有女人、年幼的孩子和年长的男人才会如此热切地观察和审视自己的同类。但此刻他无法控制住自己，在凝视中他感到了恐惧和满足。他发现随着那个男人变得越来越狂乱，自己的动作缓慢到夸张的地步。

他们的茶也被端了上来，可以开始用午茶了。试图打破静寂的斯通先生低语了几句，但发现他的低语如同响亮的枪声。于是复又陷入了沉默。房间里只有厨房方向传来的锅碗瓢盆声和奇切斯特小姐的脚步声。

猛然间房门被推开，一下子驱散了屋内的沉寂。进来的是一个肤色白皙的高个子男人，和一个肤色同样白皙的小个子姑娘。那男人穿着登山服，像是要去攀登喜马拉雅山，或至少是要去阿尔卑斯山远足。他背着登山用的帆布背包和绳子，厚重的裤子塞进羊毛袜子里，然后一起消失在那双巨大的、没有什么光泽的靴子里。那靴子的鞋底厚得惊人。他强壮的身躯在进门后放东西时制造出来的动静，足足抵得上两到三个人能制造出的声响。那姑娘温顺而安静，宽松长裤的口袋里乱七八糟地塞了很多东西，使她本人显得更为柔弱。她淡蓝色的丝巾也起到同样的效果。她穿着的浅色外套、奶黄色的雨衣和那双淡棕色鞋子的式样，表明了她来自欧洲大陆。

那登山者在桌边坐下，厚布裤子下的膝盖擦着桌布，他的身胚使桌子和桌上的花瓶陡然变小。他向屋内众人打了个招呼，鞠了个躬。他的英语不错，只略带一点外国人的口音。

那个老头和他的女看护点头回应。斯通先生的眉毛耷拉下来，像是受了惊吓。玛格丽特几乎不为所动，继续蘸着果酱吃司康饼。

那个登山者的气场吸引住了整个房间里的人。他讲起话来不需要别人接口，自然地就能持续下去——别人就算保持沉默也毫无关系。他说他是荷兰人；在他的国家里没有山脉；康沃尔的自然风光真是太美了，无法用语言形容。所有这些，这个荷兰人都是用完美标准的英语说的。他时不时会用荷兰语对那个沉默的、披着头巾的同伴讲上几句，这让他的英语水平更显出色。

他并不要求别人回应，但那个老头和他的看护越来越被他的讲话吸引。从点头到“嗯哈”表示赞同，他们进而赞扬他的英语说得不错。这些交流那个荷兰人都翻译给同伴听。那个女孩害羞地抬起眼睛，好像是自己受到表扬一般。

“那么，那么……”那个老头开口道，皱巴巴的香烟依然夹在唇间，“那么……你是来度假的？”他的声音单薄，听起来古怪且刺耳。

荷兰人回答说：“两个星期的假期。”

老头咂吧着香烟：“我……我上个星期五退休了。”

荷兰人把他的话翻译成荷兰语，解释给同伴听。

“为一家公司工作了四十年。”老头说，言语中没有丝毫喜悦的成分。

他的两个看护瞥眼看着玛格丽特和斯通先生，似乎是提醒他们注意刚才的话。

玛格丽特咽下一口蛋糕，说：“四十年，那不错嘛。”

“真的非常不错。”荷兰人接口道。

这一刻那两个看护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一个人说：“给他们看看，弗雷德。”

弗雷德脸上的表情一如先前般沮丧，嗓音同样的刺耳，他说：“星期五的时候，他们为我办了一个派对，给了我这个。”他显得有些哽咽，停顿了一下，咽了口口水，然后补充道：“为了表示敬意，他们给了我这个。”他一只手伸到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块表来。

看护人中的一个将那块表递给荷兰人。

“四十年。”弗雷德说。

“真的非常不错。”荷兰人回答，然后又用荷兰语说了一遍。

他的同伴抬起头，涨红着脸，微笑地看着弗雷德。

那个看护接过手表，转而递给玛格丽特。

“这真……是……不错呀。”玛格丽特说着，目光先落在手表上，然后又转向弗雷德，像是在哄一个孩子般，“这真是不错，对不对，理查德？”

“非常不错。”

“他们星期五给我的，”弗雷德说，“星期五退休……”

一个看护带着胜利者般的口吻打断他说：“星期六我们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弗雷德现在完全放松下来。他把表又递给斯通先生：“读读上面的字。在背面。这礼物是个惊喜。当然，他们在背后偷偷讨论了很多时候……”

“非常不错。”斯通先生回答，手伸着拿表。

“给她看看。”弗雷德指挥道，示意斯通先生把表再递给玛格丽特，“我跟他们说了，最后一天又怎么样呢。最后一天与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最后一天只是……”

“非常好。”玛格丽特插嘴道。

“我能看看吗？”荷兰人一边伸出手，一边问。

“我又不需要什么勋章。那都是现在的年轻人想要的东西。追求勋章。年轻人来找我，问我要钥匙，我说，‘伙计，拿去吧。我不需要什么勋章。’”

注意到斯通先生在回去的路上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玛格丽特说：“别担心，狗崽，我也会给你买块手表的。”

他们已经开始拿退休这件事情打趣了，好像那是他们尚存的一点儿幽默感。但她看到他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肩膀微微地挪离开她，默不作答。她知道他恼了，也就不再说话，默默地看着窗外。

他的恼怒要比她想象的深。在他看来，茶室中的那一幕是荒诞不经的，茶室中的那两个男人，登山者和那个老鼠般的老头，都是小丑。不单是这样，他当时突然萌发对所有女人的憎恶。奇切斯特小姐，就算她很苦恼，就算她守了寡，她那穿了胸衣、胖胖壮壮的样子还是很讨厌。那两个看护自得自满的样子令人恶心。而那个穿着浅色衣服、时不时脸红、不说话的小哑巴是他最为痛恨的。这个充当花瓶点缀的女孩子肯定会变成一个寄生虫；那个现在照顾她的人注定会变成被照顾的，说话都得听她的，做什么也都得听她的。

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两个星期，除了分别去卫生间的时间，他和玛格丽特分秒不离。这是一种全新的、令人不安的经历。在茶室里他这种备受困扰的状态到达了顶峰，玛格丽特那句玩笑话（“我也会给你买块手表的。”）的语气似乎是大人在哄孩子，虽然在当时的情景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在观察到了生活的荒谬之处后），但这话触发了他对她所有的憎恶。

他们的车在越来越暗的乡间公路上行驶，窗外的黑暗中似乎隐藏着某种威胁。他意识到自己对女人和婚姻的这些想法是对她的背叛。她一点儿也不胖，也不像寄生虫般靠他生活，但是她的爱和关切，让他感到蒙羞，感到窒息。

他们的静默与赌气，并没有因为到达宾馆而终止。前台的服务生带着满足感注意到这一点。

到晚上，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她静默的存在变成了他的安慰，虽然白天在茶室的时候，他还希望她是不存在的。躺在床上，他又回想起那在白色的烟雾中虚幻的一幕，那失去了现实感的一幕，他的恐惧还是那么的真实。他开口道：“狗崽。”

“狗崽。”

她的语气中已然没有了任何强硬的态度。他能感觉到她哭过了。

[1]康沃尔（Cornwall），英国南部的著名旅游胜地，周围有城堡、古镇和侏罗纪海岸线。

[2]科夫（Cobh），爱尔兰南部海港。

[3]先贤祠（The Panthéon），位于巴黎拉丁区，是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

[4]荣军院（The Invalides），位于巴黎第七区，是安置伤残军人的福利院。现今是多个博物馆的所在地。拿破仑·波拿巴的陵墓也建在这里。

[5]契索斯特（Chysauster），位于康沃尔的一个史前时期村庄的遗迹。

四

就是在那个晚上，斯通先生想到“骑士伙伴”计划。这个名字当然是后来才有的，是年轻的公关经理温珀想出来的。主意是他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想到的，而且一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计划，让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是，到第二天早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在去伦敦市中心上班的时候，他在脑海里把细节过了一遍，没有添加任何新的东西。他心里有一种焦灼的喜悦，害怕自己的创意会以某种方式离他而去。

一回到家，他就宣布要去书房“工作”。家中的两个妇人期待这样的时刻其实已经很久了，她们赶紧为他准备好他需要的东西。玛格丽特同时也松了口气，因为她看出这天他一直沉默不语并非心情不佳所致。她为他调好了阅读灯，削尖了铅笔，还主动为他泡了一壶热茶。一开始她还有点不愿离开，但注意到斯通先生的不耐烦之后，她给米林顿小姐下了指示，说主人现在在工作，不愿意受到任何人的打搅。接到指令，米林顿小姐抿紧了嘴唇，并试图踮起脚尖走路。因为黑色的长裙遮住了脚，所以看不出她到底是否成功。但她坚持着，说话也变成了耳语，可惜那粗哑的咆哮其实比她平时喘着气说话的声音传得还要远。

此时在书房里，一束灯光打在铺着呢子面料的书桌（玛格丽特的家具）上，斯通先生奋笔疾书，铅笔的笔芯擦着脆生生的白纸，发出沙沙的声音。

那天晚上他工作到很晚。第二天他从办公室回到家后，径直走进书房，还是说要工作。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写，写了改，改了再写。他一点儿都没有感到疲劳。他的字迹慢慢变了。原来工整的笔迹现在变得潦草而难以辨认，有些字母的拐弯部分好像是故意写得很不优雅，但是显得更耐看、权威，甚至是均衡的。每行字都写得笔直，纸边的留白处齐整地空出来。柔软的铅笔头擦着纸张，圈出错误的地方，然后拉一个圆圈到空白处修正。每页都是这样，翻看起来赏心悦目。

就这样，斯通先生完成了写作。尽管他晚上有时候还去书房，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在将稿件誊写清楚之后，有一天早上，斯通先生将稿子塞进公文包（这个公文包终于真正派上了用场），从家里带到办公室。他央求一个打字员小姐帮他把稿件录入并打印出来。两三天后，拿到打印在厚厚的、带伊斯卡尔公司字样的信纸上的稿件，他再次为它的完美和必然而感动。但他又感到羞怯。他没有把这份东西交给顶头上司，因为觉得自己不擅自我吹捧，所以情愿把它寄给不认识他的人。因此，他没有遵从公司的流程规定，几天后将这份东西附上一封介绍信，通过公司内部的邮寄系统直接寄给了哈里爵士，伊斯卡尔公司的总裁。

他感到精疲力竭，悲伤而且空虚。下班后，他要么到花园里去干点活，要么看电视或报纸：他的夜晚一片空白。

他没期望发生什么事情，但如果发生什么了，他也不会感到奇怪。会计部的基南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喜欢把众所周知的事情搞得神神秘秘的。一天他到图书室来找他，夸张地踮起脚尖走到他办公桌前，小声地说：“斯通啊，我听说总裁办公室要找你去谈谈。”

基南没有多说什么，但很明显，他觉得斯通先生肯定是犯了什么错。基南留着微微上翘的胡子，一口牙齿小而整齐，眼神熠熠，戴的眼镜掉了一只脚（那是他存心让自己显得不修边幅）。他爱穿宽松的裤子，包裹住两条瘦长、绕着膝盖抽动的腿。

很快这消息就传遍了办公室。总裁办公室要找斯通先生谈话！好像斯通先生犯下了可怕的错误，部门无法处置才交给总裁办公室，因此他才会被召到总裁办公室谈话。这种待遇以前只有部门的负责人才有。

斯通先生知道办公室里的议论，看到大家异样的眼光。他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知道他们会觉得他很大胆。这情形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古怪感觉。然后他想起了在康沃尔茶室遇到的那个老头。“当然，他们在背后偷偷讨论了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说了，最后一天又怎么样呢？”这个念头让他非常不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越来越浓烈。整个上午做的事情好像以前都经历过。

直到上午快要过去，他走过伊文斯敞开的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那熟悉的感觉源自何处。伊文斯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虽然他自己从来不提这段往事，但别人谈起他时总挂在口边。他爱穿藏青色的双排扣西装，虽然个子矮小，步伐倒也轻快利落，伴着皮鞋落地的声音，有一种军队的干练劲。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严肃而忙碌的重要人物。大家对他并不是很信任，就算他有时候会和“小伙子们”混混，但总把自己当成“小伙子们的头领”以及办公室里的督导。他会拿上司和公司开玩笑，但他的玩笑话细究起来，尽是些无伤大雅之词，不过这些话有时会让一些年轻人忘乎所以，导致出格的言行。斯通先生走过他敞着门的办公室的时候，发现自己拿着一叠无用的文件。这么做是个习惯，习惯让自己看起来忙碌些。斯通先生离开图书室的时候总要拿些文件在手上。在那个早上，他想到所有过去的日子里，那些文件都是无意义的，他还意识到在办公桌旁皱着眉头的伊文斯，看他的眼光和平常的不同，是带着敬畏的，那天早上每个人都带着敬畏的眼光看着他。他终于恍然大悟，这个早上发生的一切何以感觉那么熟悉。因为他体会到的，正是想象中他坐在扶手椅上从众人头顶平静地飞过，而办公室里的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他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刻意让自己显得更为平静。直到坐在回家的地铁上，公文包搁上大腿，他才感觉放松下来。他凹陷的眼眶周围的小皱纹里好像写着幽默。他的嘴唇略略上弯，自然地微笑着。这是一个疲倦的、无所谓了的老办公室职员，他的眼光落在一个保险广告上，但又全然没有看见那个广告。

那天晚饭之后，在他装烟斗、玛格丽特织毛衣的时候，因为实在索然乏味（灯光很昏暗，玛格丽特特别不喜欢强光），他开口说道：“他们要我去总裁办公室一趟。”

玛格丽特完全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所以只是简单回答道：“很好呀，狗崽。”

他陷入了沉默。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沉默不同于他们赌气时的那种。不过，他就此下决心不再对她多说什么。

老哈里——不熟悉他的人是这么称呼他的，而那些能和他说得上话，并以此为荣的人则称他为哈里爵士——是个让人敬畏的人物。那些做妻子的知道，像斯通先生、汤姆林森和汤姆林森的朋友们这类人，在人前都是一副让人望而生畏的面孔，私底下才会卸下在公众前的面具，而老哈里位高权重，已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在公众面前也不戴任何面具。他给《泰晤士报》写信，涉及的话题包括新衬衫上应该有的别针数量、火柴盒里火柴的数量，他还详论过灯具标准。虽然他没有参加第一届公交系统发起的、征询乘客意见的布谷鸟比赛，但是他为《十一号公交车手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在报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公交车票的讨论。（“我购买到的是一张脏兮兮、卷了边的纸片，看上去、感觉上去，都不像是公共汽车票。尽管是个平常东西，但这毕竟是公共交通的一项凭证。这张纸片几乎不能像其他像模像样的票证那样，塞到帽带里保存。它太薄了，而且看上去完全不值得好好对待，所以大家很自然地会无所谓地把它捏成个纸团，或者，有些更有创造力的人，把它整齐地叠成一个迷你风琴。而当汽车检票员出现要你出示车票的时候，纸球或者手风琴总是会踪迹难觅。”）其实，公共交通这一领域已经成了他的专长，他因熟稔英国轨道交通而闻名，尤其是在伊斯卡尔公司内部。（大家都知道，有一次花园派对上他对孟席斯小姐说的话：“这么说你住在斯特雷特姆？那不就是火车总线分岔开往朴次茅斯的地方么？”）老哈里写给《泰晤士报》的每一封信，连同“读者来信”这一栏目的其他内容，孟席斯小姐都会作为剪报剪下来，贴在一张薄薄的白纸上，供同事传阅。在这个栏目下，每一封来信者的名字都印得清清楚楚的。传阅回来的时候，那白纸上留下了各种各样人名的缩写，不同的字体、不同颜色的墨水和不同粗细的铅笔，蔚为壮观。多年累积下来，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让老哈里变成了大家心目中一个值得敬畏的人物。每一封信的发表都让他显得更加难以接近。他偶尔称自己为“走四方的大众中的一员”，让人讶然。据传他有左派倾向，这让他的形象更加高大和无法接近。

所以当斯通先生准备出发去总裁办公室，去和老哈里面谈那无论是伊文斯还是其他同事一概无所知晓的事情的时候，周遭气氛肃然。他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辛普森牌西装，打着玛格丽特挑的领带，她只知道他要去见哈里爵士。斯通先生觉得自己像要去参加婚礼似的，这感觉在一个泪水汪汪的女打字员出现在图书室以后更加强烈。这个体形壮硕、穿着邋遢的年轻女打字员日常和同事们对话的主题，是公司拒绝将她列入房屋计划（事实上她和丈夫还拥有一辆私家车呢）。她这天早上很不顺利，被伊文斯批评了。斯通先生出发的时候她几乎是带着恼怒对他说：“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的日子才不好过。”

他完全没有留意她说了什么，沿着走廊的正中间走出办公室，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为了躲避别人的注意走在走廊的边缘。他手里也没有拿任何文件。就这样，在这个工作日上午过去了一半的时候，他堂而皇之地离开了办公室。

那个下午斯通先生还没在图书室自己的座位上坐稳，基南就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老哈里说了什么？”基南的两个膝盖在抽动。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起来像是在摸自己的私处。他在小声询问中想要传达的关切，被眼睛、嘴唇和胡子流露出的幸灾乐祸背叛了。

斯通先生回答说：“哈里爵士和我讨论了我提议成立一个新部门的想法。”

斯通先生再次感受到坐在椅子上飞翔的快乐。基南惊呆了，无法相信他听到的回答。有那么几秒钟，他佝偻着身子，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然后，他挺了挺身体，但手和膝盖僵直着，微笑变得空洞，然后消失，这两个男人之间的距离自此似乎再也无法弥合了。基南乐呵呵的劲头不见了，脸上那些原本透着幽默的皱纹，现在隐藏着焦虑和歇斯底里。站在穿着辛普森牌西装的斯通先生旁边，这个套在一条单薄又不成形的裤子里、脸上架着断了一条腿的眼镜的基南，显得凄苦可怜，而且平庸低劣。虽然他差不多马上恢复了平日那种停不下来的、乐呵呵的劲头，但先前那个时刻已经无法被抹去。

又一个人际关系发生了改变。斯通先生飞了起来。整个下午，剩下的一整周，他在办公室的走廊里走来走去的时候，都好像坐在椅子上飞翔。

当月月底，斯通先生被调至员工福利部。这个部门在一栋新楼里，新的办公室，所有的办公家具都是新购于希尔斯[1]的。这里没有了孟席斯小姐用衣服来标识每一天的情形。他的薪水涨到一万五千英镑一年。公司内部刊物报道了他调任的事情，但没有提及涨薪；报道中还附了一张他的照片。出版那天，他回到家，似是随意地拿出来给玛格丽特看：“这里有关于我的报道。”（他的公文包里放着起码半打这期杂志。）

环绕着他的世界正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醒来，变绿。学校操场上的那棵树，枝干的颜色变得有些斑驳，然后开始冒出绿色的芽来。这不单单是季节变换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树再次形成了一致，因为他也每天在生长，每天都有新的、有意思的事情要去做。在新的部门，他和年轻的、刚被任命为本部门公关经理的温珀就他的提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温珀说他的提案很好，非常好。他因此感到很“激动”，但这个想法必须要“琢磨打造一番”。说到这几个词的时候，他像是有一种身体上的快感——那些词化为厚重的音节从上嘴唇冒出来，同时他的手指夹着烟，用一种独特的姿势在银色的烟盒上敲打着。温珀将自己看成一个原材料的加工者。他像是非常享受筛选、清洗、去除杂质这样的过程。他说主意不是他的，“但是，”他马上补充道，“我能由此创造出更好的东西来。”

不过，这样一个以创造完美为傲的人，外形看起来却古怪而粗糙，斯通先生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有个方下巴，看起来有些松弛，而且过于肥厚；嘴唇肿胀，周边似有一圈淤青（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把玩手中的香烟，把那烟塞进嘴后，他习惯用两片嘴唇将其滚来滚去，香烟拿出来的时候烟屁股常常是湿的）；棕色的眼睛疲态毕露，眼神游移不定，像是一个因饱受打击而失去自信的人。他中等身材，中等体格。对这样的人来说，购买衣服的选择应该非常多，但温珀穿什么都显得不合身。他的衣服就像他的下巴那样松松垮垮——这说明他从不锻炼，从不晒太阳，肉都是松的。他的夹克总是歪斜着，肩膀显得没有什么棱角，有时候甚至有些驼背。而他花哨的马甲——温珀对穿衣之道还是颇有兴趣的——看起来就有些惊悚和滑稽了。

听到自己的主意需要“琢磨打造”，斯通先生有些不快，并且这种不快在滋长。两人在福利部第一次开会的过程中，温珀突然说道：“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但是你把玩香烟的方式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

香烟在指间，斯通先生一下子停住了。

温珀说：“继续，你看看你是怎么敲的。”

斯通先生的香烟是夹在食指和大拇指之间的，然后通过这两个手指的动作来用香烟点击桌面。

温珀指出，这是不对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让香烟从半英寸的高度落下，然后自动弹回食指和大拇指之间。

接下来的两三分钟里，他们一起弹着香烟，温珀示范，斯通先生学习。

然而对于温珀的不喜欢，很快被欣赏替代，因为斯通先生发现此人思维活跃，工作勤奋，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个提案的热衷。斯通先生将这看作是对自己的肯定。不过他也很快意识到，温珀对这个项目的关注点是有别于他的。

温珀说：“这样如何？让我们的退休员工去拜访我们客户中那些已经退了休的人。带点公司的小礼物。这对伊斯卡尔公司来说不算什么。然后让他们说，‘我们的关系不单单是生意上的，我们是朋友。’”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它们已经可以被用作广告语了。“这可比那些圣诞卡片要管用。没有人喜欢公关经理。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但谁会怀疑那些老家伙呢？而且你想想看，为伊斯卡尔工作的人退了休还在为公司服务。从伊斯卡尔退了休的老家伙，在全国各地各个角落为公司宣传，一支多么强大的军队啊。”

斯通先生没有立刻否决这个想法，他开始想象。脑海里浮现出那些退休的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拄着重重的、疙疙瘩瘩的拐杖，穿着切尔西医院的病号服。他们在乡间的道路上蹒跚而行，颤巍巍地穿过开满鲜花的花园，敲着乡村小屋的门。

温珀继续说道：“上千个不拿工资的义务宣传员，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每个村庄都有他们的踪影。”

“不现实。”

他们的出发点总是不同。温珀是站在伊斯卡尔公司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斯通先生则不得不掩盖他的初衷仅仅是保护退休员工，而非传扬伊斯卡尔公司的名声。

温珀的态度中，有一点特别让斯通先生恼怒，那就是他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个计划最初的由来，也就是说斯通先生是出于何种考虑和担心而想到的这个提案，或者说是什么支撑了斯通先生在书房里熬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反复修订它。温珀没考虑到这一点；斯通先生也不愿意挑明这一点。但是，在两人无休止地讨论这个方案的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斯通先生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地接受温珀的观点——这就是一个提升公司公共形象的方案。

在讨论中，温珀每天都要说的一句话是：“这件事情让我很激动。我觉得用这个计划可以做成一件大事。”

他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喜欢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即使是最不切实际的念头他也会详尽地描述出来，并附上各种实施细节。当这些想法被否定或者遭到抛弃之后，他就会看着放在面前的提案备忘录，请斯通先生把他最初的想法重新概括一遍。

斯通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给退休员工写信，邀请那些愿意参加的人成为‘访问者’或者‘伙伴’。这样我们就从退休者的队伍中筛选出了依旧可以干活的人。我们寄给这些‘访问者’、‘伙伴’——随便怎么称呼他们——需要拜访的人的详细资料。包括那些彻底不工作的人的年龄、部门、退休的时间、服务公司的年限等等。”

“在这个环节上，我们需要增加人手。”温珀说。

“我们的‘访问者’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打报告。我们再研究具体情况。但是普通的拜访，我们只要支付‘访问者’的交通费用以及带去的小礼物——一束鲜花或是一盒巧克力——的费用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将退休人员组织成一支自我管理、互助协作的团队。我们所需提供的只是一点儿行政上的管理。”

他们总是这样又回到起点，回到斯通先生最初的提案上，所以温珀说的“琢磨打造一下”更像是把这个计划敲打得面目全非，然后再将它弄回最初的样子。

温珀的这个毛病迫使斯通先生更积极地去推动他的计划。开始的时候，他还因为怕暴露制定计划的初衷常常语焉不详。但让他意外的是，随着他真实想法的一点点暴露，温珀既没有冷嘲热讽，也没有表示不解。

“这很有意思，”温珀总是把眼睛眯缝起来，真诚地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这正是我所想的。”

斯通先生有点自我膨胀。他为退休职工想出了一个改善生活的方案。他把他们从无所事事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免于遭受残忍的漠视。他的计划会使他们能继续和他人保持办公室同事的关系，不至于完全陷入家庭杂务中。他让这些人能继续保持对公司的忠诚。而且这一切几乎不花公司什么钱：按照他的计划，这个方案公司每年需要投入的资金将不超过两万英镑。

温珀说：“一个协会，保护那些上了年纪、不中用的家伙。”

温珀的言辞中总是充满了这类性暗示的话语。斯通先生慢慢学会了忽视这些言辞，但是这句评论却让他无法隐藏自己的尴尬和恶心。

温珀却很兴奋。“这正是我想要的，”他说，“你说得很有意思。继续。”

在这种“琢磨打造”的过程中，温珀让斯通先生逐渐深陷于辩护者、解释者的角色，搞得斯通先生在冗长的解释之后精疲力竭，免不了将就地胡乱概括几句。但这同样会引起温珀的注意和追问。

有一次，一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斯通先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说出那样一句话来：“你明白吗，这就是一个帮助那些可怜的老家伙的提案。”

这听起来让他的提案显得荒谬又廉价，和他内心的感受完全不同。但温珀却用一种真诚的、实事求是的口吻回答说：“这个国家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太卑鄙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他们的讨论继续着，好像两人各自断定不能全然敞开心扉，而且互相默认，不向对方点破这一点。

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项目的名称。

温珀说：“我们需要一个听起来就激动人心的名字，这个名字要让那些老伙计真的行动起来，跑出家门，一家一户地去拜访。”

在此之前，斯通先生从未想过名字的事情，现在也还是不想去思考这个问题。他旁边的温珀一边思考，一边拍打着香烟，让香烟在嘴唇间滚来滚去。他害怕命名会让自己的计划显得更廉价。

温珀说：“‘午餐代金券’是门很大的生意。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名字起得好。午餐代金券。这几个词让你联想到午餐、餐饮、美食、金钱、丰盛。这几个词本身就很有饱足感。我们想要的正是—一看就明了，看了就激动。看了忘不了。”

“老兵。”斯通先生提议到。

温珀似是宽宏大量般摇了摇头：“这正是我们最不想要的名字。我们想要的是体现年轻的名字。年轻，同舟共济的情谊，对男性的保护。”

斯通先生脑海里仿佛看到温珀是如何在他的原材料上添油加醋的。

“比如说骑士之类的。”温珀说。

“但骑士可不保护男性。”

温珀对他的回应完全不在意：“骑士之类的名字。公路骑士。游侠骑士。他们要做的不就是巡游四方吗？游侠骑士。”

斯通先生觉得他的提议荒谬至极。他想要站起来，一把将希尔斯牌办公桌上所有文件和杂物都扫到地上，再冲温珀骂几句脏话，然后回到平静的图书室办公桌前。

沉默。斯通先生内心在咆哮，温珀则继续思考着。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他常常会有这样的表现。

他说：“敲门人，公司的敲门人。最值得尊敬的公司的敲门人。”

斯通先生点燃了一支烟，用自己的方式重重地点了几下桌面。但是温珀的这个建议确实有点道理。他的建议让那些退休员工摆脱穿着红色工作服的形象，他们好似换上了深棕色的、带黄色镶边条纹的华丽衣服，及膝马裤和黑色长袜，拄着带有古代纹饰的拐杖，去敲门。

“骑士拜访者。”温珀说。

“不是黑夜拜访者[2]吧？”

“我不是个孩子，斯通。”

“但是你表现得像个孩子。”

温珀游移不定的眼神似乎是在向他讨饶：“善良的伙伴。”

“骑士伙伴。”斯通先生疲惫地说。

“要在他们的年纪成为骑士伙伴可不容易。”温珀哧哧地笑了起来。

斯通先生看着窗外。

“骑士伙伴。”温珀又重复了一遍。

斯通先生没有作声。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个名称都无可挑剔。”温珀说，“‘骑士’体现了年轻；‘伙伴’体现了公司、集体。此外还能够让人联想到更多的内容，KCVO[3]之类的，什么什么的骑士伙伴，体现了时代和尊严。这样一来，这个词组包含的元素有年轻、时代、尊严、伴侣。还体现了是公司、是集体。骑士伙伴。太棒了！这个名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的骑士伙伴们可以组成一个骑士社团，开圆桌会议。每年举办一次宴会。他们之间还可以开展竞赛。斯通，看看，我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个项目琢磨打造出来了。”

此时，玛格丽特已经发现了自己新的使命，而适应新的角色对她来说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她已经不单单是那个在家里等着丈夫回家的妻子了，她成为了一个鼓励、激发丈夫努力工作的妻子。在过去，两人甚少谈及斯通先生的工作，因为这相当于在提醒他们初次会面时双方都带有的欺骗性态度，斯通先生当时是以“首席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出现的。但现在，两人不停地谈论他的工作，而他退休的话题则不怎么再被提及。她的着装也悄悄地改变了：傍晚等他回来时穿的衣服就算是接待访客也不失体面。在他最初对她产生爱慕时，她曾穿戴过石榴石首饰和水洗真丝的红裙子。这些首饰和裙子以前只是陌生人身上引人注意的特点，现在已成了熟悉的、被细心护养的、一个精致衣橱里的一部分。她仍旧围绕着他的生活来打造自己，但同时也拓展着自己的角色，慢慢恢复了她过去的一些行为方式。在斯通先生还没有看明白之时，她已经领悟到自己职责范围的扩大，而且在谈到这些职责的时候，她好像很烦恼，好似她还不能够完全处理好这些职责。她讲起“设宴待客”时的态度，仿佛这是一桩迫在眉睫的大事。她严肃而坚持地认为，斯通先生及其骑士伙伴计划的每一步进展，应该更频繁地以更长的篇幅出现在公司内刊上。她感到责任在召唤她，并且这责任是她不能逃避的。

就这样，像任何一对年轻的夫妇（说到这个，玛格丽特总是以笑声来对抗由此产生的滑稽感，想遮住尴尬），他们讨论屋子里必须要改变的地方。他们需要新的地毯、新的画、新的墙纸。玛格丽特总能萌生各种各样的点子。斯通先生并不怎么认真地听她讲，也不怎么回应，但对于这个放着虎皮的房间里有了玛格丽特这样一个女人在讲话的新情景，他还是很乐在其中。他的姿态变得更放松，而且他夸大着自己的放松，并从中获得自我满足。看晚报不再是一种寻求慰藉、填补夜晚空白的习惯。他开始抱着满足而恩赐的态度来看报，来发现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发生了什么。他变得更容易被逗笑，更容易被感动。他常常把新闻读给玛格丽特听。而且，两个人一起笑一起被感动的感觉，让他对他们相处的担忧一扫而空。每一种感觉都被放大了。他们甚至还假装拌拌嘴，但从不让这些摩擦变成两个人不理不睬的缘由。

斯通先生对房子的改造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说这些是女人的事情，随她去张罗。而她则不管斯通先生如何反复解释，总是装作对骑士伙伴计划知之甚少，有时甚至还号称老是谈论这个，让她厌烦了。

就这样，斯通先生的房子又开始慢慢改变，所有的变化都是逐步实现的。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要彻底整修房子，很多部分就需要推倒重建。有部分屋顶塌了，阁楼的地板很危险，窗框变形。斯通先生说，这些就是无从追寻赔偿的战争伤害——他告诉她说，战争期间每周六晚上，伦敦南部的这一片上空都有敌机飞过——这些话总是给了玛格丽特义正词严地指责政府的理由。因此他们决定只整修那些尊贵的客人来访时能看到的地方：门厅、会客室、餐室、卫生间，以及客人有可能走到的最高部分的台阶。底层的厨房和二楼他们的卧室，则决定暂时不动。

他们觉得米林顿小姐能够担起装修的职责。首先，她要刷油漆。她把漆刷得横七竖八，毛毛糙糙地到处都是。然后她号称要开始贴墙纸，同时还暗示刚刚装修完一家卖鱼店的艾迪和查理有空来帮忙。就在那个下午，邮箱里就收到一张简洁的白色卡片，上面印有“艾迪·毕奇和查理·布莱恩特，建筑和装修”的字样。这两人当晚还登门拜访。他们已经上了年纪，但还都精神很好。长着一张圆脸、戴着眼镜的布莱恩特只管微笑，不说话。脸色惨白的毕奇是两人的发言人，他说他们两个是自由职业者，目前正处于打名气的阶段。他们的价格不便宜，但毕奇说他们以前为之工作的公司要价更高。就这样双方签了约。随后的日子里，屋子内部被接连分隔开来，每个区域要花上一两个星期的时间重新装修，其间的空档，毕奇和布莱恩特还出去接其他活，而米林顿小姐则在大家的鼓励下再做些修修补补的小工。就这样，房子的公共区域，或者说将成为公共区域的部分，修缮妥当了。

在玛格丽特的设想中，夏日的晚宴场地可以延伸到屋外的草坪上。草坪不大，而且看得见别人家房屋的背面，但还能凑合，特别是因为有了隔壁学校空旷的操场。可是邻居们不配合。那只黑猫的主人显然不擅手工活，他的栅栏院墙摇摇晃晃，破破烂烂，一塌糊涂。而且花园里的植物长得乱七八糟，杂草丛中探出几株蜀葵，还有过度繁茂的玫瑰。草坪另一侧的那几户人家则干脆什么都不种，任花园荒芜着。这几家人还招了租客，后花园里布满了晾衣绳。他们自家的后花园栅栏也同样破败，斯通先生每天刮胡子时看见的那棵树的树根一直延伸到这些栅栏下面，把木栏杆推得挪了位。

所以虽然房屋的状况改变了，但其特质并没有变。因为玛格丽特的旧家具带来的霉味仍旧存在，好在大家都习惯了，只是在这个霉味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打蜡抛光的味道。屋子重新装修过的部分还是充斥着旧家具、旧地毯和油漆的味道。所以每天晚上，他们上楼回到卧室，回到这个挂着棕色丝绒窗帘、配着绿色流苏灯罩、铺着毫无个性可言的地毯的房间里时，就像回到了旧房子里，回到了过去。

米林顿小姐也有了变化。在过去，她是一个身体状况和工作效率越来越差的老仆人，现在则变得很珍贵——她的存在让这个家平添了一层光彩。还有多少家庭能有穿着制服的仆人出来为客人开门呢？过去如果要召唤她，那就得大呼小叫，而现在呢，门厅里的桌子上、黄铜花盆旁，出现了一把放在铜盘上的铜摇铃；而如果是她要找他们，就去敲墙上挂着的一面黄铜大锣，要敲响这面大锣对一个老太太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咬紧了嘴唇，闭起眼睛，慢慢地抡起手臂，茫然地敲着，直到大锣发出的声音足以穿破她的耳膜，提醒她可以住手了。因为米林顿小姐服侍的家庭变了样，所以现在她需要在干脏活苦活的佣人和点缀装饰的仆人两个角色之间穿梭转换。只有到了星期四，她才变成领退休金的老人，去退休老人电影专场，睡上一整个下午。

“我们提供的就是行政管理。”斯通先生曾经这样告诉过温珀，现在他们忙碌的就是试点项目的行政管理工作。凡事温珀喜欢有个说法。他喜欢那些听起来紧要、关键的名字。他建议他们所在的这个隶属于员工福利部的“骑士伙伴”项目应该称作一个“分队”。分队在执行一个“行动”，这个行动需要“情报”。这些军队术语般的词汇说多了，再加上温珀越来越多地直呼他的名字，以及那张为了试点项目的展开而在墙上挂起的大地图，常常会让斯通先生陷入遐想，觉得他们两人都穿着将军制服，在一些电影中见过的、有着高高护墙板的房间里，轻声说着话，在他们的指挥下，退休老人们被派到全国各地去作战。

他欣赏温珀的谈吐。他也欣赏温珀的紧迫态度，因为通过他的行为举止，透过他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和他谈论到文件流程时所持有的“这些工作虽然麻烦但非常重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项目很上心。他还欣赏“行政管理”和“工作人员”这两组词。但招聘工作开始后，这两组词就具体地化为三个打字员、四个男性办事员和一个来自约克郡的年轻会计师。招到的三个打字员很普通，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这让她们完全没有电影和卡通片中打字员的那种魅力。（虽然他过去的工作中接触到的打字员们并不怎么样，但这次他的期望颇高。）而那四个办事员都上了年纪，这似乎削弱了项目的重要性，同时又是在质疑项目的紧迫程度。这些办事员看起来似乎都非常勤奋、非常投入，但工作效率却出奇的低。至于会计师，则是一个穿着古怪又自命不凡的年轻人。

项目的主要工作包括写信、整理回信、任命骑士伙伴、准备那些需要被拜访的人的简介，以及购买处理这些客户资源所需的办公设备。尽管有这些勤奋打字、翻阅档案、抱着文件在走廊里来回奔走的工作人员，斯通先生自己还得承担下大量的任务。同时，该项目的宣传工作必须不间断地维持着。这是温珀的工作。斯通先生为此很感激温珀。在这方面温珀还是颇有才华的。他那些看起来戏剧化的、廉价的主意，最后都被证明颇为成功。

每个骑士伙伴都会收到一张任命书，这任命书印在手工制的、带毛边的纸上，然后卷成一卷。这是温珀的主意。任命书上的文字应该古色古香，读起来严肃、权威。这些文字是温珀撰写的。完成之后，他们还求见了哈里爵士，因为需要获得他的同意，才能在任命书上使用伊斯卡尔公司的印章。出乎斯通先生的意料，哈里爵士对这个方案没有表现出丝毫吃惊与恼怒，而是非常赞许。温珀还出了一个主意，每一个骑士伙伴应该在衣服的翻领上别上一枚银色的胸针，胸针做成一个全副武装、戴头盔、携长矛飞驰的骑士的模样，其上没有任何文字和字母。温珀的主意还包括所有伊斯卡尔公司的退休员工应该佩戴一朵金属制玫瑰花，玫瑰花有不同的颜色，代表他们为公司服务的年限，方便退休员工和骑士伙伴相互辨认，但这个主意没有被采纳。温珀的脑子里总是这样充满各种念头，他的规划总是超前，并时不时地浪费时间（比如说，没有任何美术基础的他会花好几天时间去设计骑士胸针），但总又能鼓动起大家的工作热情。

管理这样一个由人构成的组织——这个其雏形最初由斯通先生在书房里创造出来、写到纸上的组织，让他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状态。现在他那破旧的、磨得锃亮的公文包终于装上了真正有意义的文件。而且，他开始在商店橱窗里找寻新款的公文包，随时准备抛弃那个带有欺骗意味的旧包，虽然在过去那些一去不复返、可以被编号储存起来的日子里，这个旧包曾带给过他莫大的快乐。现在他的谈话内容除了骑士伙伴项目，还是骑士伙伴项目，玛格丽特都已熟知其中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毛病。对此，格蕾丝则会以汤姆林森多年来默默忍受其下属的故事来回应，似乎是借此在说：玛格丽特和理查德，现在你们能理解我们的处境了吧？对此玛格丽特表现出晚到的同情，似是心有戚戚焉。

试点计划碰到了一些问题。

一个退了休的部门负责人在被任命为骑士伙伴之后，觉得有机可乘，他去拜访了他认识的八名散居在威尔士各处的退休员工，顺道游山玩水，然后给公司寄来一张二百四十九英镑十七先令五便士半的账单，账单条目清晰，里面包含了昂贵的宾馆住宿费用、餐厅账单、停车费和购买礼品的收据。他给其中一个退休员工买了一台收音机。他还称很遗憾没能给一名已经耳聋了的退休员工购买到电视机，但是他要求公司能够尽快办妥此事。

有二十名骑士伙伴已经上路。他们紧急发了通知给其余的十九个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公司内部一级又一级的主管看到这份账单都为之咋舌，拒绝签字批准，一直闹到了哈里爵士那里。最后，是决定给予全部报销，但在寄给他支票的同时，还附上一封信。信是由温珀和斯通先生花了很大功夫写出来的，重申了项目的种种规定。信上说，公司并不鼓励骑士伙伴过度地耗费自己的精力；需要拜访的退休员工的名单，会由公司提供，这些人都住在他附近；所需携带的礼物也都是象征性的。他们告诉这名公司曾经的部门负责人，虽然他在此事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令人钦佩，但是拜访八位退休员工的总预算为四英镑，而他的报销要求超出了规定的六十多倍，他必须清楚这样的要求让他们感到非常为难，没有办法入账，而且威胁到了这个项目的存在和延续。

回信很快来了，装在一个大信封里，里面还放着那卷任命书。内容又长又乱，流露着书写的人气恼、受伤及抱歉的心情。他感谢该部门和伊斯卡尔公司寄给他支票。但是，他又说，他觉得必须把任命书退给公司。在还工作的时候，他常常鼓励自己、鼓励下属说，伊斯卡尔公司要么什么都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至于那个银色胸针，他决定暂时保留。他等待着他们的进一步指示。

他们回信让他留着胸针。之后就没有了他的音讯，直到那一年年底。

还有一件事情，虽然不具有上一件那样的灾难性，但甚至更让他们感到尴尬，因为这事完全是因为管理上的疏忽而造成的。一个过去为公司跑腿的快递员，在被任命为骑士伙伴后，被派去拜访一位退了休的公司高管。他收到的高管个人简介，是本着民主、平等的精神而统一撰写的，所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去探望的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来到那人的住处，他满腔坚定的骑士精神化为怀疑，怀疑又转为焦虑。等那位退了休的高管出现之后，这个快递员深深鞠了个躬，递上一袋廉价的茶叶后匆匆撤退。

温珀一直在撰写的材料里呼吁，骑士伙伴中既要有快递员这样的角色，也需要有主管级别的退休人员。但现在他们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确定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的背景要相当。他们还决定，放弃固定的礼物支出配额，对不同的访问对象制定不同的支出标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大家对骑士伙伴计划有些失望的时候，那个约克郡来的会计建议说，礼品的账单应该直接寄到他们这个部门来处理。这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工作量，但会计拿出一些数据，说如果采取这样的措施，每次拜访能够省下两到三先令——或许可以更多，因为他们可以和某些商店签署协议，得到优惠价——这样部门就可以获利，最不济也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人手。”

温珀和斯通先生积极提出了增加人手的请求，哈里爵士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就这样招来了更多的员工。每天十二点半到一点、五点到五点半期间，办公室里都是女性员工窸窸窣窣上厕所的声音，让人不胜其扰：先是高跟鞋笃笃笃的声音，然后停顿下来，一会儿传来抽水马桶放水的声音，再是笃笃笃的声音，像是平静的大海在陡峭的石壁海岸搅起了风浪。

此外还发现了两件不合规定的事情，并且第一件似乎一时还找不到解决之道。他们收到一连串用颤巍巍的手写下的投诉信，投诉一个骑士伙伴滥用职权，上门宣扬耶和华见证人[4]的教义。他带去的礼物，也就是数周来项目部一直在支付的，是《上帝是真的》宣传册和《醒来吧！》杂志一年的订阅。他们紧急寄出十八封信，警告那十八个骑士伙伴不得有同类行为。他们写信给那个违规的骑士伙伴，告诉他，他已经被剥夺了骑士伙伴的资格。那人的回信很平静，说他所做的都是合法的，因为真理必须得到传播，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世俗的权威害怕真相，部门对此的反应一点儿也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还是会继续他的“传道和出版工作”。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所在的那个区域的退休员工们继续受着他的骚扰。这一点从他们办公室墙上挂的地图可以看出来，那一区域里红色的图钉密布，意味着投诉的案例。蓝色的图钉表示满意，黄色则表示部门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他们因此决定以后在任命骑士伙伴之前，需要谨慎地试探出对方的宗教信仰。这就意味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为人事部门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温珀说：“这就是生活在一个异教徒国家的可怕之处。”（这是斯通先生第一次意识到温珀可能是个罗马天主教徒。）话语中的态度和过去他说“这个国家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太卑鄙了”是一样的。“一个为公司工作了四五十年的员工，却没有人知道他是伊斯兰教教徒，还是佛教徒。”

另一桩不合规的事情是偶然发现的。一个骑士伙伴声称他拜访了所在区域内的十位退休员工，需要报销五英镑的费用。就在支票寄出的那一天，退休金管理部门通知他们说，有一个退休员工在款项支出前的两个星期就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个退休员工根本没有接待过任何来自骑士伙伴的访问。这名骑士伙伴同样遭到解职，任命书被收回，温珀就此规定，以后每个骑士伙伴收到的被访问者名单上，都要包括一名已经过世的员工。

这些插曲，成了玛格丽特和斯通先生在家举办晚宴时的谈资。晚宴的客人主要是来自福利部、人事部和养老金部的高级主管。米林顿小姐为晚宴准备的鱼和薯条总是受到女主人的热切赞扬。过去，他们两个都觉得自己库存的那些人生故事已经讲完了，而现在，他们很高兴每个星期都有新的故事可以讲。那个关于猫和奶酪的故事，也就是斯通先生和汤姆林森夫妇反复听了许多遍的故事，现在已经几乎被彻底遗忘，就像那只猫一样——那动物不再来挖花园的泥土。每逢晚上有空暇的时间以及周末，斯通先生总在花园里忙碌，他的这个嗜好依旧受到玛格丽特和米林顿小姐善意但又略带敷衍的鼓励。

这些晚宴偶尔温珀也会来参加。他第一次穿正装出现的时候把他们都吓了一跳。他的外套像以往一样耷拉在他软塌削溜的肩膀上。第一次参加晚宴的时候，他特别小心翼翼，对玛格丽特谦恭得很，完全没有表现出斯通先生担心的直率和鲁莽。他很谦和，也非常严肃。眼睛有些眯缝，嘴一动不动，下巴不自然地绷紧着。他抽了无数支香烟，用他的方式拍打它们，把它们叼在嘴唇间慢慢移来滚去。他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作为女主人的玛格丽特伶俐活泼地周旋着，但他一直躲着她。玛格丽特觉得他不喜欢她，斯通先生也觉得如此。但他没有拒绝下一次的邀请，一次次地来，答应得一次比一次显得爽快，而且每次都穿正装出席。玛格丽特还是坚持用她的方式来与他打交道，终于，他慢慢随和起来，变得和办公室里的样子更为接近。他舒展开四肢坐在椅子上，两腿分得开开的，背弓着。他的眼神不再显得严肃、迷离。他偶尔会发出短促而神经质的笑声，这样的笑声在办公室里斯通先生听着觉得很刺耳，在家里听到倒挺高兴。

一天晚上，玛格丽特用她那女演员的腔调问他：“告诉我，温珀先生，你对童贞女生子是怎么看的？”

“所谓的童贞女生子，要我说，是复仇生子。她们不就是对丈夫心怀不满么……”

玛格丽特先斯通先生一步明白他话中的含义。她忘记了刚才扮的女演员腔调，高兴得张大了嘴，发出一通肆无忌惮的笑声。她双膝分开，身体朝着温珀先生的方向倾斜过去。

他们的友谊加深了。他变成了斯通先生府上的常客，常常单独和他们一起用晚餐，这让斯通先生忍不住怀疑温珀虽然看上去精明、忙碌，但是并没有什么朋友。温珀恢复了他的本来性情，客套归客套，实话归实话，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讲，其中包括对玛格丽特的穿着和厨艺的评价。斯通先生有些难堪，玛格丽特却很高兴。“只有温珀才会这样。”这个评价让温珀很满意，他因此表现得更为卖力讨好。玛格丽特开始直呼他为比尔，他也直呼玛格丽特的名字，而斯通先生却还是斯通，只是在家里带上了一些假作正经又很亲昵的口吻。在办公室里则照旧是严肃的。

有时候奥莉薇和格温也在客人之列。格温照例还是时阴时晴的样子。但她比以前瘦了，脖子上的皮肤有些松懈下来，而且身体终于有了点儿曲线。她戴着非常紧的胸罩，一对硕大的乳房被推得高高的。它们很具有诱惑力，让人分心。这对乳房匀称有致，所以她坐着的时候，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但她一站起来，形象就被破坏了大半。因为她的屁股很大，虽然不至于比例失调，但是这个傻孩子为了突出胸部，总是穿着极度收腰的裙子，有时还系上一根阔腰带，这就让她的屁股显得更宽更大了。

格温总是让斯通先生觉得紧张，所以他把更多注意力放回奥莉薇身上。他希望获得她的仰慕，但发现她总是不温不火。尽管她也处处表现出友好，对新装修赞不绝口，并能轻松自如地和玛格丽特相处，但她似乎已经不再是这个家里的人，不能完全置身于这个家庭的喜悦和悲伤之中了。就算玛格丽特不在屋子里的时候，奥莉薇讲起话来也好像玛格丽特在场。斯通先生很失望。他以为他们兄妹之间的关系本能更甜蜜、更亲密无间。

校园操场上那棵树的叶子开始发黄掉落，再一次让斯通先生把“老怪物”和“雄性男”的房子看得一清二楚。（“雄性男”这个秋天把院子里的泥土翻了个遍，虽然花了长时间去观察，斯通先生还是无法确定其原因。）斯通先生发起的试点项目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转起来，并且颇为成功。尽管花了不少钱，但是取得的成就也很可观。部门基本成形，行政管理工作得以简化，与养老金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建立起常规的沟通机制，进一步扩大项目规模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这个项目效果卓著，这一点没有人再敢去怀疑。骑士伙伴们不仅发现了生活窘迫、需要帮助的人，还发现了许多被人遗忘、生活极其悲惨的人。这些案例总能激起温珀的热情，并在用圆孔边的纸装订而成的内刊《听着！听着！》上撰文介绍，登出相关骑士的照片，以鼓励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去履行使命。这个部门对老员工所提供的保护，超出了温珀、乃至斯通先生最初的设想。而且“骑士伙伴”这个名称，真正变成了一个事实，尽管斯通先生最初认为这个名称是温珀本着职业的热情调侃着想出来的，虽然温珀倒总是正经严肃地对待它。有一次，那个年轻的会计师在提到这个名称时出语不甚恭敬，温珀为此还严厉地批评了他。总之，这个项目演化成一种追求、一场运动。

这也是温珀先生才华的另一例证，斯通先生对此很是仰慕。而且他是那么热忱，看到计划成功，他又是那么开心，这让斯通先生不再怀疑温珀先生对这个项目的投入还有所保留。温珀这个人很难讲得清楚。在这一点上他和伊文斯，那个退役皇家海军战士有点像。他有时会表现出嘲讽的态度，特别是在某些钻空子的违规行为浮出水面的时候，但如果别人也表现出这种态度，哪怕是斯通先生，他都会立即加以阻止。所以有时候忙于行政工作的斯通先生，觉得他和带着激情四处宣传这一项目的温珀先生，互换了彼此最初的角色。

“这个项目是成功的。”温珀看着地图说。现在地图上蓝色的图钉到处都是，那些红色的图钉还顽强地存在于原来的地方，而黄色的图钉只是稀疏地散落着。“但到底什么是成功呢？我们收到了很多来信，我们可以报出很多数字来，那些骑士们快乐得就像卖沙子的小孩。但这还不够，斯通。这里要解决一个问题，那里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些都没有关系。但再过几个月，这些都会变成常态。大家会慢慢厌倦，连骑士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应该有更大的目标。一个爆炸性的事件。能够带动这个项目全速再发展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事件。”

这就是温珀，一旦事情顺利运转起来，他就开始不满足，想要新的刺激，让原本很满足的斯通先生开始不安。方案被证明是有用的，这本在斯通先生的意料之中。让他备感高兴的是，这个部门能够顺利地运行起来，而且每天有那么多男男女女，尽管有着自己的生活，都在为他在书房灯光下描绘的项目而工作。

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伦敦北郊马斯韦尔希尔的“囚犯”。

有一天傍晚时分，斯通先生接到一个自称是杜克先生的人的电话。杜克先生听起来很不愉快，而且说的很多话都让人无法明白。斯通先生基本听明白的信息，是杜克先生最近被任命为骑士伙伴。受命的第一天他就戴上骑士的银色胸针，开始了他的拜访之旅。他最先拜访的两个退休员工都已经过世了，而且过世很多年了。

“我给他们买了一个核桃蛋糕。”他反复强调，好像核桃蛋糕保质期不长，无法及时送出让他很是烦恼。

其中一个退休者确实过世了。但是退休金部门说另外一个还活着，至少那人还在按时领取退休金。地图上的马斯韦尔希尔地区被钉上了一只黄色的图钉，好像一面隔离检疫的旗帜。第二天一早调查员就出发了。午饭前她回到办公室，战栗着讲述她发现的情况。

那个地址在马斯韦尔希尔区环境相当不错的红砖街上。如果是匆忙路过，行人根本不会注意到那栋房子有什么异常，因为就是一栋红砖房，而且野草疯长的花园在这一住宅区域也非常常见。只有留心去观察，才会发现这栋房子年久失修，窗框油漆已经全部剥落，窗帘掉色掉得已经说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整栋房子散发出一种无人居住的腐朽气息。越走近这种感觉就越为强烈。门铃生锈了，门环也是这样。她敲了又敲，里面终于传来了响动，门一打开，她感觉扑面而来一股子腐味和霉味，以及猫和破烂衣服的味道，这味道一部分来自房子本身，一部分来自开门的妇人穿的廉价皮毛外套。这个妇人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子，戴着粉红边框的眼镜，眼睛是淡蓝色的。她的眼神里流露着惊诧，但显然没有太多防备。她身后黑黢黢的长廊里传来持续的、窸窸窣窣的响动，她扶着门，既像要防止屋里的什么东西跑出来，也像在拒绝访问者进门。门里的动静不断，是些轻微的撞击声和摩擦声。房子里都是猫。妇人说她的父亲已经死了。她已经告诉过他们他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再来问一遍呢？

那个调查者坚持，强行进了门。猫擦着她的腿跑来跑去，穿着皮外套的妇人试图抗议，但被调查者呵斥住。客厅里堆满了纸张：一堆足球赛的优惠券、从不同政府部门邮寄来的信，还有骑士伙伴项目邮寄过来的各种宣传资料。调查者掩着面屏住呼吸，在房子里搜寻了一遍，在一个插着门闩的房间里找到了那个领退休金的老人。那里的气味比楼下的更让人难以忍受。老人没有看见她，房间里是暗的，他躺在一堆破布之中。“他不喜欢猫。”穿皮外套的妇人说。老人看起来已经失去了说话能力，费尽所能发出的也只是些咿咿呀呀声。调查者扯掉了窗帘，那窗帘一拉就掉了下来，然后她又使出全力推开窗户。这时老人终于讲出话来，但那纯粹是句傻话。调查者在这一刻崩溃，哭了出来。

那么，这个躺在一堆破布床上的老人到底说了什么呢？

“要把你送到MCC去。”

这件事情让斯通先生感到震惊和害怕。自从加入员工福利部，创建了项目部门，在享受管理者的权威和庆幸自己好运气的同时，他慢慢忘记了那种不安感。现在，那种感觉一下子都回来了。

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玛格丽特。那晚回到自己亮堂堂、许多东西都是簇新的、而且可能继续换新的家里，他并没有高兴起来。他觉得那摆放着绿色灯罩的卧室将来也未必没可能变成他的监狱。房间里的霉味又开始变得陌生起来，而且带上了某种威胁的意味。

早晨来到的时候，他很高兴，因为又可以离家去上班了。

是温珀将他从阴郁中拯救了出来。对于温珀来说，“马斯韦尔希尔囚犯”的故事——这是后来报纸对这一事件的命名——太有启发意义了。虽然他本人也感到震惊和恐惧，但是他将愤怒转化成能量，转化成一种渴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让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政府感到羞愧”。

“这件事情对于《听着！听着！》来说太大、太严重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联系媒体。”

斯通先生并不愿意参与到温珀的积极行动中去。他知道上媒体有好处，但同时又感到惧怕，就像他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玛格丽特一样，因为这丑闻活生生地发生在了他们身边，而且让那些遭受到同样威胁的人感到更为无助。

但他没有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只说了温珀预估到他会说的话：“我想我们还是要谨慎些。我想这件事情还是要请示一下上级。”

出于对斯通先生的尊重和维持良好关系的愿望，温珀对此表示赞同，年轻得志的他好像也知道他的冲动劲头需要有人站出来缓一缓。

再一次，两人之间像是达成了无言的默契。

他们请示了上级部门，上级部门同意了。这件事情爆料给了媒体。就这样，公众开始了解“骑士伙伴”项目。这个报道正好赶上了各种星期日报，此后又引起了地方和全国性报纸的兴趣，进行了后续的跟踪报道。马斯韦尔希尔当地的报纸凭借地理优势，更是进行了详尽的图文报道。

来自伊斯卡尔公司内外的表扬接踵而至，让斯通先生心花怒放。这个项目部门由此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的未来不再是不确定的，它肯定会继续开展下去。对前来道贺的人，他一概说那只是他们运气好。温珀也如是回答。后来，公司高层如何讨论要不要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媒体的细节，成了斯通先生向汤姆林森及其朋友们吹嘘的资本。

一段时间之后，斯通先生正好到北边出差。他借机去了一趟约克郡收容所。这个收容所名义上是一家医院，“马斯韦尔希尔囚犯”的女儿就住在这里。那“囚犯”在被解救之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女儿则脱掉毛皮外套，那群猫也都被处理了。她顺从地接受了一切，完全没有攻击性倾向，所以医院指派她打扫一个医生的房间。每天早上她都会从医院的花园中采摘一束鲜花送给那个医生，她还会到医院的食堂买两颗糖，一颗给自己，另一颗留给一个她不愿意说出名字的人。每天早晨她都在寻找这个人，但是找不到，然后只能悲伤地把糖送给护士。

[1]希尔斯（Heal's），英国家具连锁店，成立于1810年。

[2]在英文中，“骑士”（knight）和“黑夜”（night）的发音相同。

[3]KCVO是“Knight Commander of the Royal Victorian Order”的缩写，意为“（英国）皇家维多利亚勋章爵士”。“骑士伙伴”（Knights Companion）的缩写“KC”与其有相似之处。

[4]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19世纪70年代末，由查尔斯·泰兹·罗素在美国发起的独立的宗教团体。

五

项目的成功改变了斯通先生对温珀的态度。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一如既往，但斯通先生发现自己在重新考量温珀。他像个陌生人那样去注意温珀的面部表情和行为举止，试图以全新的眼光来解读他。他不知最初的时候，自己是如何克服厌恶喜欢上温珀的，也不知自己怎么会去欣赏他粗鲁的笑声和肮脏的笑话（温珀拿放屁开玩笑，拿女性的步态开玩笑）、双关语（“同偷懒同薪酬”）、恐怕是借鉴来的格言警句（“食物最好的替代品就是汤”），以及带有暴力倾向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政治观点。在这种情绪下，他不再愿意掩饰自己对温珀种种行为的真实感情。他觉得自己的愚蠢和软弱正配合了温珀的聪明和无耻。

但这些想法他都没有告诉玛格丽特。她和温珀已经成了要好的朋友。由于温珀，她派对上的做派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她不再说粗话，但在任何粗话面前都泰然自若。她理解温珀。他们互相欣赏对方讲的笑话，互相欣赏对方是有个性的“人物”。

斯通先生也无法向玛格丽特诉说他的不安、恼怒，以及在某些时刻感到的痛苦，因为他觉得温珀是“踩在他的背上获得了成功”。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宗教受难般的图景：一个强壮的、脸颊胖胖的年轻人踩在一个穿得破破烂烂、颤巍巍拄着拐杖的瘦弱老人身上。看到两个人的名字——温珀和斯通，不停地一起出现，斯通先生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不快。在公司的内刊上，两人的名字一起出现时，总是温珀的话被引用，项目不过开展几个月，温珀就好像成了它的代表。斯通先生的贡献、热情和痛苦，都白白付出了，好处都叫温珀得了。他一辈子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因为这个主意，他的生活有了改善，也可能是被毁了。而从中得利的只有温珀，年轻的温珀，那个老是号称自己什么都没有做的温珀。

但在两人的关系中，斯通先生对温珀的关心还存留着，那是一种近乎父爱的关心，有时是怜悯。温珀对自己的评价和他真实的自我之间差距巨大。他那种急于卖聪明的表现，让人觉得可怜。他穿的衣服质量本不错，但在他身上就显得很糟。他努力做出高雅的姿态去拍打香烟，但烟头从他厚肿的嘴唇间出来时那种又湿又扁的样子惨不忍睹。他想要让自己显得威严，但获得的常常是嘲笑。他似乎知道自己会被嘲笑，但又完全没有学会如何应付。让斯通先生感到内疚的是，温珀声称他越来越喜欢玛格丽特和斯通先生。在这一点上，斯通先生其实是感激和开心的，此外还有一点点意外，因为两人在办公室仍旧保持着非常正式的同事关系。

对个人的事，温珀总是滔滔不绝，但他很少谈及家庭。温珀是伦敦人，父亲还居住在巴尼特区，但谈到他的时候总好像那是个遥远的、不重要的家人。他从未提及母亲。他是一个没有家的人，只属于这个城市。就像对父母的情况保密一样，他对自己的住所也出言谨慎。他只是暗示那房子完全属于他，其他一概不提。他所有重要的活动好像都是在家以外的地方发生的，玛格丽特和斯通先生开始觉得他从来不邀请任何人上门。所以，当他在某次共进晚餐之后邀请他们时，两人无比惊讶。温珀对他们说：“我再也忍受不了玛格丽特弄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菜了。你们俩一定要到我家来吃一次晚餐，看看食物可以怎么做。”

温珀的房子在开朋，临着高街，属于汉普斯特区的这一边。房子不起眼，是排屋，不带花园。他住一楼，地下室和其他楼层被租了出去。玛格丽特和斯通先生坐在客厅里，温珀则在厨房里忙碌。厨房在走廊尽头，连着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客厅很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地板上铺着接近浅黄褐色的毯子。两把扶手椅的简约款式勉强算得上现代，但已经很旧了，透着寒酸。一面墙上贴着用黄色胶带黏上去的斗牛场景海报，海报的上半部分满是灰尘。另一面墙上则什么都没有。书架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书、旧报纸和过期的《绅士》、《时代》和《观察家》杂志。还有一个单独的书架，上面整齐地摆放着绿色书脊的企鹅丛书[1]。在玛格丽特和斯通先生的想象中，温珀的家应该更大更豪华些，至少和他的穿着打扮是相匹配的。但他们看到的这个房间充斥着孤独。他们坐着等他的时候，听到门厅和楼道里传来脚步声，那是温珀的租客们。

他把食物一盘一盘地端进来。餐盘和家具相比精致许多。第一盘是冷切牛肉，牛肉上铺着厚厚一层切得很细的生菜、卷心菜、胡萝卜、红辣椒和大蒜，都是生的。然后，他拿出一个细长的瓶子。

“橄榄油。”他说。

玛格丽特滴了几滴在自己的盘子里。

他把瓶子从她手中拿过去，说：“这又不会爆炸，像这样。”他的手慢慢转着圈，把瓶中的橄榄油倒进盘子里。“来吧，吃了它。”他又同样为斯通先生倒好橄榄油，然后回厨房继续张罗。

玛格丽特和斯通先生在昏黄的灯光下坐着，看着放在盖有餐巾布的大腿上的盘子。

过了一会儿，温珀回来，说：“你们还记得战争的时候，那些饥饿的波兰人没有我们那样的白面包，只能靠黑面包为生吗？但那面包其实比我们的白面包好上十倍。不要把面包切成一片一片的，玛格丽特，用手掰就可以了。亲爱的，今天晚上我们可不用像在你家吃鱼和炸薯条那样拘谨，涂一点儿黄油吧，你也是，斯通。”

他们掰下一大块面包。

他再次离开去厨房张罗。

“我们该怎么办呢，狗崽？”

温珀拿着一瓶没有标签、装着黄色液体的瓶子回到桌边。

“不用等我。”他说着，把酒瓶里的酒倒进三个酒杯，“这是一个有着伟大饮酒习惯的国家。现如今你们拿出一瓶博若莱葡萄酒就觉得差不多了。你们在想什么呢，斯通？有松节油味的酒才是真正的酒呢。”

他在他们对面坐下。“嗯，”他嗅了嗅盘子，装出一副很难闻的样子，“那些肮脏的外国人啊，净吃这些大蒜和油腻腻的东西。我们的番茄酱到哪里去了？”他开始大嚼那盘拌着橄榄油的生鲜蔬菜，喝着希腊松脂葡萄酒，咬了一大块用手掰下来的黑面包，同时和他们愉快地谈着话。话题主要是美食。他们俩则小口地吃着东西，小口地喝着酒。

之后他们还吃了饼干配布里干酪和卡门贝尔奶酪。最后，他又为他们端上装在一个锃亮的长柄铜壶里的土耳其咖啡。

两人回到家，觉得饿极了，但对这个做事不着调的年轻人却越发喜欢起来。一两天后，他们讨论起这顿晚餐，都觉得“和温珀这个人一模一样”。

在邀请斯通先生去过住所之后，温珀好像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可以毫无保留的程度。此后他们经常一起吃午饭，温珀教会了斯通在午间溜出办公室，用公务的名义乘出租车去吃午饭。而且，斯通先生还成了温珀的倾诉对象。

原来温珀有一个“情妇”。他用这个词的时候态度极其随意。她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斯通先生隐约记得她的名字，但为了温珀的缘故，他装出非常熟悉的样子。温珀提起她的口吻，俨然是在讲一个公众人物，而且他总爱说她对性如何贪婪，食物好像对她有催情作用。据温珀说，有一次他们在饭店吃饭，她突然推开主菜，拿起包说：“买单吧，我们回家去……”

“她把我的衣服一把扯掉。”温珀补充道。

斯通先生很后悔鼓励温珀吐露心声，因为温珀的倾诉越来越多地围绕着性。他谈到的这个主持人情妇的事情太过私密，让人尴尬。还有一次，在斯通家吃过晚饭之后，他谈起格温说：“我觉得要是我去揉搓一下这姑娘的话，她能滴出各种淫荡的汁液来。”

温珀的这些言论和“情妇”这个词的使用让斯通先生感到不安，他开始怀疑这个女主持人是否真的存在。但一次在午餐时间，温珀安排了他们在一间酒吧里见了面。（“不敢请她吃午饭啊。”温珀是这样说的。）这个情妇挺让人失望的。她三十出头的样子，脸上搽了厚厚的粉，嘴唇上草草地涂着唇膏，眼带哭相。她给人的印象是竖线条的：脸瘦而长，几乎没有胸，屁股的长度快要超过了宽度，而且很下垂。她看起来和斯通先生想象中的女主持人，不管是在外貌上还是声音上，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无法想象她会扯掉任何人的衣服，但对于温珀能够引得她有足够兴致扯掉他的衣服，以及温珀对她有足够兴致而容许她这么做，他还是挺为他们感到高兴的。在这两个人面前，他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觉得他们两个能够找到对方是一种幸运。

“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他事后说。

温珀说：“我能把头钻到她的裤裆里，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

他说这话的认真劲儿听起来相当悲哀。以后，再看到温珀把香烟放在唇间翻来滚去，斯通先生都会回想起这句出乎人意料、令人惊恐、又毫无愉悦感可言的话语。

此次见面后，斯通先生有好些时候再也没有听到这个女主持人的消息。温珀的言谈中开始透露童年和参军的经历，他提及的那些令人感到羞辱的过往好像近在眼前。“我和妈妈，以及她的一些朋友们，在听广播里女王加冕的转播。你知道吗，那时我已经挺大的了。我妈对我说，‘比尔，快来这里看，街上有加冕的队伍走过来了。’我上了她的当，真的跑到窗边看。我真的跑了过去。她的女友们哄堂大笑。那时我杀她的心都有。”“他们说军队能塑造一个男人。但我在军队里差点玩儿完。你听说过关于传统英国士兵的说法吧。说他们蠢得‘可怕’，勇敢得‘恐怖’。我两样都不沾边。”

有时候，他对任何目睹的事物都发表带有蔑视性质的评价。这在某些情况下是有趣的。比如有一次，在转过一个街角之后，他说：“你看看那个白痴。”好像他的话带有魔力一般，他们面前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穿着臃肿的摩托车手服装的男人，垮着的裤臀处很脏，看上去像个猴子的图案。有一段时间，他只要在伦敦街头看到黑种人就很恼火。整个午饭时间，在街头行走的过程中，他都会大声数着他看到的黑人的数目，直到他和斯通先生两人都忍不住大笑。但有时候，这种午休时间的步行也会带来尴尬。打扮齐整的妇人和她们的女儿像黑人一样让他恼火。有一次，他们两个在牛津环的交通岛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前面就站着这样一对母女，斯通先生听到他在嘟囔：“快滚得远远的，死老太婆。”他常常在人群中发出类似的诅咒。但这一次他说得太大声了。那个女人转过头，盯着他审视了一番，眼里满是鄙夷。这让他有点畏缩，一路变得很沮丧，直到回办公室才略有好转。

这段时间温珀过得不顺。他似乎和斯通先生走得更近了。有一天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温珀突然满是热忱地说：“我真希望能像你那样，斯通。我希望我的生活就这样了。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发生过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活就这样了呢？”

“想到要继续追求生活我就无法忍受。如果现在就能满足地回顾自己的一生，那有多好。所有该经历的都已经经历，所有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很平静，幸福而平静，一天又一天，坐在绿色草地上铺着干净桌布的桌子边喝茶。”

他的话击中了斯通先生，让他猛地跳脱出对温珀的关注而想到自己的过去，那么近又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过去。温珀的话非常正确，又非常错误！他几乎觉得温珀的这些话充满了诗意，像一首歌那样留在他心中，而且有一种永恒的力量。

但是一天一天过去，温珀从自信变得心烦气躁。

“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一天午饭的时候，他说，“从今天起，我要改变。我该如何表明我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呢，斯通？”

“这我还真想不出来。”

“一顶帽子，斯通。绅士需要戴帽子，帽子需要绅士戴。看看你，看看那些戴帽子的人。我该去哪里买一顶呢？”

“我的是在邓家帽店买的。牛津街上有家他们的分店。”

“太好了。我们这就去邓家。”

他们穿行在午休时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温珀哼着自己即兴编的小调：“帽子，帽子，一定要买一顶帽子。”

但等他们走到邓家的橱窗前，温珀突然停住脚步，张大了嘴巴，决心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他完全忘记了要改变自我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嗫嚅地说，“帽子怎么会这么贵。”

他们站住了，背对着橱窗，看着拥挤的人流，直到斯通先生说还是走吧。

有一阵子温珀看上去气色不佳，眼睛凹陷，脸颊苍黄。一天早上，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看起来像是遭了难，生了病。

午饭的时候，他对斯通说：“我在她的花园里站了整整一夜。”

这是继那次在酒吧见面之后他第一次提到他的情妇。

“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想到食物对温珀情妇的功用，斯通先生几乎想要露出笑容来，但温珀显然不是当笑话在讲这件事——“我看着他们，直到他们拉上窗帘。我站着，一直等到他离开。我就这么站了一个晚上。那是地狱般的经历。”

“那个……家伙是谁？”

温珀报出一个过气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名字，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他那种随意的腔调和他提及“情妇”这个词时是差不多的。

斯通先生让自己表现出吃了一惊的样子。但是温珀的骄傲完全被痛苦打倒了，斯通先生非常想安慰他。

他说：“我觉得这事就这样了。她听起来是个非常不可信赖的人。如果我是你，我就再也不见她了。”

“那很好！”温珀恼怒地说，“我不会让你再见她了，再也不了。”

从此之后，温珀再也没有向斯通先生提及情妇的事情，也不再向他倾诉或一起出去吃午饭。温珀又变成办公室里那个积极工作、办事有效率的员工，而且行为举止丝毫没有显现出他曾经危险地把自己完全暴露给斯通先生。

危机，或者说是温珀的个人生活危机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到他在骑士伙伴项目中的工作。他的思维还是那样活跃，创意不断。他为骑士伙伴们创立了一个竞赛制度。要制定出一套比赛评分系统很困难，所以最终他和斯通先生决定就由他们两人来选择结果。而《听着！听着！》内刊则继续让大家相信，一个精心设计、基于评分制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十一月底的时候，他们还公布了这个奖将由哈里爵士在圣诞圆桌晚宴上亲自颁发。

准备晚宴的过程让温珀非常激动，他想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主意，都被斯通先生否定了。他最初的想法，是让骑士伙伴们都穿上某种古代服装。在这个点子被枪毙之后，他又建议晚宴主持人穿上盔甲，不管是真的还是仿制的，侍者们则穿伊丽莎白时代的服装（温珀对中世纪有着浪漫而失真的印象），而且最好有乐师，也穿伊丽莎白时代的服装，演奏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

“那样的音乐正好。”他说，“你知道吗？叮当，叮当，哐，叮当。我们可以从老维克剧院[2]借些服装来。”

斯通说他觉得任何正经的餐厅和侍者都不会喜欢那样的安排。

“不喜欢从老维克借服装？”兴头上的温珀有些轻飘飘，“我们不如直接把老维克剧院的演员租来用。”

冷静下来后，他还是恳求让司仪穿上铠甲，门口再安排一个穿铠甲的门卫，并在门庭里摆放一副全套铠甲。他还搞出了用古文体、歌德式字样、打印在类似羊皮纸的纸张上的邀请函。

那天晚上，事先承诺要来的人几乎到齐了，很多人带着他们收到的卷轴式样的请柬。在最早到来的人之中有那个寄来二百四十九英镑十七先令五便士半账单的原某部门主管。他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被深深地冒犯了的表情。但是温珀和斯通先生都没有把他的名字和那件事情联系起来。虽然他们对他皱着的眉头和只伸出两只手指来握手感到有些奇怪，但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到他带来的女人身上。看来这人又要自取其辱了，因为请柬上和关于圆桌晚宴的宣传资料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活动只邀请男士参加，他却把自己的老婆给带来了。他老婆在和温珀及斯通先生握过手之后，还继续往站满了老年男性的大厅里走。这些老人或着普通西装，或着晚宴西装，安静地分几群站着，显得有些尴尬。温珀立即采取行动。

“女士们请到玻璃房。”他追了上去，拦住继续往前走的她。

领班也得知了这一情况。那位女士被领到同一楼层的另一个房间里。她有些惊讶，但没有抗议。有那么一段时间，她独自一人坐在那房间里。

幸好温珀想到这一招。因为有好几个骑士伙伴（“对于这些杂种你有什么办法呢？”温珀后来这样愤愤地说）把夫人带来了，那间玻璃房里后来渐渐坐满了人。

哈里爵士到了。他的出现让人群的沉默显得深沉而有意义。这么一个矮小但又举足轻重的人物！

大家开始在座位图上寻找自己的座位，各自入座，晚宴开始。时不时有照相机闪光灯亮起，让餐桌旁的人们直眨眼睛。来了好多媒体记者，因为有他们在，侍者都显得很紧张。

晚餐结束，向女王祝福的话也说过之后（“上帝保佑女王。”温珀严肃地说），是哈里爵士演讲的时间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打印好的纸张，房间里安静下来。大家都知道，他对讲话总是非常认真地进行准备，写下每一个词。在这篇讲话中，他用了最好的言辞来表达他对伊斯卡尔公司的信心。

哈里爵士说，今天聚在一起，是为了庆祝大家的团结，为了表彰大家中的一位。但是，今天的聚会还有着更深的含义。他觉得这证明了三件事情。首先，这证明伊斯卡尔公司对员工的承诺并不因为员工为公司服务的结束而终止。第二，这证明在伊斯卡尔公司，任何有决心和信心的人都能获得提拔，无论年龄大小。斯通先生就是最好的例证。（说到此，人群中响起掌声，斯通先生都不知该把眼睛往哪里放。）第三，这个聚会还证明了团队合作精神是像伊斯卡尔公司这样的机构的核心。这个项目是成功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它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有三个人的努力和信心。如果要向他们表示祝贺，如果排名有个先后——他觉得有先后——那么应该像高卢人三呼胜利那样。斯通先生，祝贺你。温珀先生，祝贺你。

“好了，最后——啊哈！”哈里爵士猛地抬起头，视线从打印稿件上离开，“你们肯定觉得我会说‘最后但并不代表最不重要的’！而我要说，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就是那个让你们重新回到工作中、成为今晚真正的明星的人。”

稍微擦拭了一下湿润的眼睛，他在大家疯狂而热烈的掌声中和“好哈里，老哈里！”的呼喊声中坐下。这场面让众人感受到的集体凝聚力，要比他们在工作时能感受到的更为强烈。哈里一坐下，似乎就被别的思绪打断，对掌声毫无反应，并马上和坐在旁边的人严肃地聊起了其他话题。

下一个讲话的人是温珀。他回顾了竞赛过程，进而说要挑选出获胜者，让他们费了很大的周章。虽然只有一个人获奖，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奖也属于每一个人，因为大家今天聚集在这里，正如哈里爵士强调的，是为了庆祝这个集体的胜利。

宴会的高潮来临了。

“安静！安静！”司仪喊道。

房间里安静下来。

“请骑士伙伴约翰逊·理查德·道森，到前台来！”

（授奖仪式和授奖辞都是温珀设计的。）

马蹄状的桌子一端站起一个穿着花呢西装的老人，他戴着眼镜，嘴巴里隐约还在嚼着什么东西。他看起来非常紧张。在上百双泪涟涟的眼睛的注视下，在绝对的静默中，他走到大厅中央哈里爵士面前。哈里爵士再次站起来，从一名侍者手中拿过一把剑，将剑颁给获奖者。一连串的闪光灯亮了起来，这一幕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向年度骑士伙伴颁发“伊斯卡尔之剑”。

颁奖晚宴举办的那个星期，正是举办圣诞午宴、晚宴和公司员工宴会的时候。第二天晚上，斯通先生和玛格丽特要去汤姆林森家。斯通先生对这场活动的期盼程度要超过圆桌晚宴。因为他将以私人的身份出现在朋友中间，而这些朋友都没有像他那样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而且报上登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他将以平静的姿态出现在朋友们面前，自然，不傲气，完全没有因为上了媒体而自我膨胀。

斯通先生敢说他和玛格丽特是当晚大家关注的焦点，从他们在门口受到的欢迎，以及托尼·汤姆林森对他们持续的关注就可见一斑。没有人提及照片，他若无其事地和别人对话，谈些不相干的话题。这给了他莫大的快乐。他的动作变得更加缓慢，更加放松。他沉吟着，言语愈发温文尔雅。在决定是喝甜酒还是干雪莉酒的时候，他明显表现得有些过于犹豫不决、慢吞吞的，好像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很重要，很多人都看着他。不过，他能感觉到，随着主菜和甜点一道道上来，汤姆林森和他的客人们对这个话题所保持的沉默快要发酵、爆发了。对于先前还积极加入的无关痛痒的谈话，他略略减少了参与度。所以当听到格蕾丝终于把他推到话题的中心时，他松了一口气。格蕾丝说：“理查德和玛格丽特能在一起真好，你们说是不是？”

房间里立即里传来各种含蓄的赞同声。

格蕾丝继续说：“你们可能不会相信，他们两个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两年前刚刚认识。”

“……两年前刚刚认识的。”汤姆林森应和道。

玛格丽特插了进来，抢过话头。

“不过我跟你们说，过去的六个月里，理查德开口闭口全是那些老家伙的事情。如果他再多说一句，我相信我会冲着他尖叫。”她说。

“那，这还是你的不对，玛格丽特。”格蕾丝说，“我们都跟理查德说了好多年了，每个男人都需要有个女人在背后支持他。”

“真是太不能让人接受了！”玛格丽特一边说，一边在坐椅上摇晃起来。每当她冒出一句妙语之后都会这样。

斯通先生看出她是受了温珀的影响，他偷偷环顾餐桌，察看大伙儿的反应。每个人都很愉悦的样子。连那个沉默的首席会计师腼腆而且同样沉默的妻子，尽管脸红红的，而且一直红到耳朵根子，也微笑地看着自己的餐盘。在这个晚宴上，玛格丽特显然占据了话语的主导权，能够畅所欲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向他证明，他们两个就是当晚的主角。晚宴之后，女士们去了另外一个房间，男士们则站着，没有拿酒杯，也没有抽雪茄，仍旧滑稽地戴着帽子，准备开始聊天。他就是聊天的主导者，储存了一个晚上的快乐现在尽情地从他身体里流淌出来，帽子被向后推，脸上带着恒定的微笑，心不在焉地从严肃的汤姆林森手里接过各类坚果。现在汤姆林森倾听的是他的谈话，汤姆林森应和的是他的言辞。

“那就像一场宗教运动。”他说着，微微踮起脚，两只手都举了起来，将一把坚果塞进了嘴里。

“……是啊，一场宗教运动。”汤姆林森附和着。他在附和别人的时候脸上都会露出一种痛苦的表情。

“为什么不让我们那些退了休的老伙计去拜访我们客户中退了休的老伙计呢，他们说。但是，”他一边挥着一个握满了坚果的拳头，一边咀嚼着，“‘为什么？’我说，‘这不是为了帮助伊斯卡尔，这是为了帮助那些没了朋友，没了亲人，没了……什么都没有了的可怜的老年人而做的。’”他又往嘴里扔了一把坚果。

“……当然，帮助那些可怜的老年人……”

“当然。”那个首席会计师插嘴道，发音有些含糊不清。他嘴里还含着嚼了一半的坚果，说话的时候他才赶忙把这些坚果往下咽，“好主意是一回事，但也需要好的包装。这就是我想要向你致敬的地方。包装，现在每个人都对包装很有兴趣。”

“包装，当然。”斯通回答道，一时间他有些结巴，但愉悦的心情让他再度滔滔不绝起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鼓励那些老伙计走出家门，到不同的人家拜访。”

“……是的，包装……”

斯通先生还没来得及讲述自己对包装持有的略有差异的看法，汤姆林森已经在招呼大家加入女士们的行列一起谈话。

在女士群里，玛格丽特正在说话：“好吧，每当理查德开始消沉的时候（他什么时候消沉过了？），我都这样对他说，‘现在这个年纪获得成功，要远远好于在三十岁时的昙花一现。’”

亲爱的狗崽啊！他们何时讨论过这个话题呢？她何时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呢？

这个夜晚完完全全被快乐充满。如果回首人生，他会发现这一晚就是他人生的巅峰。

[1]企鹅出版社早期的装帧设计，以不同的色彩对书加以分类，绿色为悬疑类。

[2]英国著名的专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剧场。

六

离开汤姆林森家，走在空旷、亮着街灯的马路上，斯通先生再也没有讲话的欲望了，只想让自己沉浸在那非同寻常的情绪里。感觉到他的变化，玛格丽特变得沉默起来。随着时间分分秒秒的流逝，刚才笼罩着他的光辉越来越远，好像已然消失，并且如同幻影，再也找不回来。他的沉默渐渐变为一种懊恼，要不是玛格丽特忍不住开了口，那懊恼可能就只能藏在心底，没有爆发出来的理由。上了出租车后，玛格丽特按捺不住沉寂，开始对宴会上的种种状况、言辞发表评论。他晃了下肩膀，这一细微的动作透露出对她的不满，透露出希望一个人待着、不和她接触的情绪。他的反应逼得她再度回归沉默，在那沉默中，两人回到家。所以，这个晚上，就这样以两个人始料不及的结局告终。

随着那光辉的褪去，他越发意识到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光辉无法留存住，每一寸光芒的消退都让人痛惜，让人愈发感慨过往生活的黑暗，惆怅未来将要面对的黑暗。

随着圣诞节和新年的来临，又到了一年中最难挨的时节。这是一个休息和祝福的季节，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相处，让日子显得更加漫长。对于假期，他们完全没有计划。他的情绪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他想要再次体验那种被光辉笼罩的感觉，但那感觉愈发虚无起来，因为没有人可以供他发火，他更感到无助、懊丧。在那无助而懊丧的情绪中，他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浮现出他当时忽视的细节，那些细节现在想起来真真切切的，如在眼前。这包括哈里爵士的讲话，还有温珀，还有那个首席会计师刻意提及的包装问题——无疑，他是从一些杂志和报纸上看来的。有人把他的创意变成了自己的财富，他们踩在他的背上获取成功。他们从一个老人手里夺取他一生唯一的创意，无视他为此而耗费的心力。就算他死了，那些温珀们和哈里爵士们会继续颁发“伊斯卡尔之剑”。他和他的痛苦都会被遗忘，最多在公司内刊上登则小讣告，从此销声匿迹。

在节日的气氛中他暗自懊丧着，感觉孤独无助，而且，他对玛格丽特什么都没敢说。觉得她会认为他不可理喻，怕她会对此不耐烦——他肯定她会站在温珀们和哈里爵士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辩护。那晚笼罩着他的光芒就这样消失殆尽，只剩焦虑、愤怒和怅然若失。任何人提及他的成功，只能让他感到现在这样的空虚。“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回答，这种谦虚，虽然是应有的得体姿态，却隐藏着已然转化为懊恼的酸涩。

汤姆林森家的宴会过去不到一个星期的某天晚上，夜挺深了，电话铃突然响起，打破了屋里的静谧。玛格丽特摘掉眼镜，出去接电话。门厅里断断续续传来她说话的声音，但听不真切。

门开了，玛格丽特走了进来，他感觉发生了什么大事。

“格蕾丝的电话。托尼死了。”

他慢慢放下烟斗。烟斗落在桌面上轻微的啪嗒声，他听得很真切。

“八点半的时候他还在看电视，九点就死了。”

托尼！那个频频出现在他对那晚的回忆中，那个如此活生生、十足完整的托尼！

玛格丽特走到他椅子背后，用胳膊环住他的脖子，把脸搁在他的头顶。这举止是戏剧化的。他很感激她能这样做，但这并不能给予他慰藉。

他走进书房。里面非常冷，他打开电暖炉，坐下，看着电炉的光亮越来越刺眼，电炉罩栏上的灰尘烧着了，燃起小火焰，发出灼烧的气味。

楼下，玛格丽特在打电话。

“八点半的时候他还在看电视，九点就死了。”

新一年的到来或许能让他消除恐惧疑虑，恢复信心，斯通先生这样想。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切照旧，没有能够让他兴奋或者专注的事情发生，他做的大部分事情是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他拒绝和温珀讨论圆桌晚宴，那是很多个星期前的事情了。现在，以他的新眼光，他觉得自己更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他在这个办公室里和在图书室里没有什么两样，是个温和亲切、快要退休了的老头，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他注意到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员工们的第一反应是找温珀，因为温珀遇事反应快，能从纷乱中找到解决之道，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女士们去玻璃房”成为办公室里流传甚广的故事。尽管大伙儿未必喜欢温珀，但温珀总是受到尊敬。他还意识到，他负责分管的骑士名单和账户监控，实际都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工作。他已然沦为一名普通员工。但是对这些状况，他也无可奈何。他的头脑没有温珀活跃，想不出新的主意，也无法处理公关事务——而这方面的工作正在整个部门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为温珀对此特别擅长。在办公室里他变得出言暴躁，行为粗鲁。为了一个波兰裔的打字员，他还和温珀公开吵了一次。

这个打字员常常把字拼错，穿得又邋遢，而且在他眼中，她的举止相当无礼，他和她当众发生了争执，他骂她是“集中营”里出来的。事后，他坐在办公室里为自己的言语懊恼时，温珀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这个在午休散步时总是满怀感慨地说“外国人把我们这里都给占了”的温珀，此时恼怒地瞪着眼睛，嘴唇在颤抖。他的表现从头至尾都非常戏剧化，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我有没有听错，斯通？”“你敢再这样对我们的员工讲话吗，敢吗？”斯通任由他发泄，但并没有被吓倒。他想到那个姑娘可能是温珀的新情妇，想到各种回敬的言辞。但他脑子还算清醒，忍住了，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第二天，报复的机会就来了。在一封写给一个颇有地位的骑士伙伴的信中，那个姑娘错把“itinerary”打成了“artillery”[1]。他没有直接向她指出这个错误，而是在那个词后面打了一个星号，并加上了这样一句评语：“我没有修改此处，因为通过这个例子，我想你会发现这个打字员的拼写水平很有意思。此处的这个词，显然应该是‘itinery’。”这个玩笑开得相当失败。留言是他在快下班的时候写的。如果换作在早上，他的头脑可能会清醒一点儿。两天之后，回复来了：“打字员的拼写水平确实需要改善，但你写的‘itinery’我想应该是‘itinerary’吧。”这件事情的发生，一方面让他就此记住了这个单词到底该如何拼写，另一方面让他隐约觉得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他偃旗息鼓，不再和那姑娘对着干了，也失去了要在办公室里树立权威的紧迫感。

他和温珀的关系变了。温珀现在和他相处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由于两人在办公室里职权范围各不相同，这种态度更像是漠视。因打字员而引发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似乎是在圆桌会议之后，温珀对骑士伙伴项目渐渐失去了兴趣，对斯通先生也失去了兴趣，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让斯通先生最难堪的是，虽然温珀对这个项目的兴趣越来越淡，他作为其代言人的名声和权势却与日俱增。

办公室一度成为他兴奋的所在、力量的源泉，但现在，他又开始把精力转向家庭。在家里，他重新感受到一些在办公室里无法体验的感觉：重新装修过的房子、尊卑秩序、米林顿小姐宣布开饭而敲响的铜锣声（这套程序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玛格丽特张罗的晚宴。

温珀还参加这些宴会，但出席的频率日趋降低。现在的宴会上有一个新的常驻人物：格蕾丝。玛格丽特接待她的热情态度一如格蕾丝以前对她。格蕾丝像曾经的玛格丽特那样，蜕变成一个容光焕发的寡妇。一开始的时候，她形容憔悴，两眼泪汪汪的，脸上挂着勇敢而悲伤的笑容。但这个憔悴的妇人，在冬天的凄风苦雨中，却一周比一周神气起来。悲伤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突然踪迹皆无。她的先夫身材单薄，她似乎也像他那样越来越枯槁，但不知是什么时候，消瘦的过程突然停止了。那张全是皱纹、憔悴的脸庞逐渐饱满起来；松弛的脖颈似乎也挺拔了些；眼睛变得明亮；一贯低沉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语调则越来越振奋。她的行为举止中，多了一种自由感，好像是从某种枷锁中挣脱了出来。过去，她满足于坐在某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蜷缩着，很倦怠的样子。讲话的时候拖拖沓沓，常常重复丈夫的言辞，偶尔暴露出一口非常白的假牙。现在，她的言行中多了活力、敏捷和独立。发型也变了。而且，这位老太太的身上开始出现各色新服饰，一开始的时候还只有玛格丽特注意到。玛格丽特觉得，如果把这个发现讲给斯通先生听，对格蕾丝来说是不公平的，是对她的背叛。玛格丽特按捺住不说，反倒是格蕾丝自己嘴不牢，提了这一茬。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格蕾丝一身新装出现在他们家门口，两个老妇人相见，都神情黯然，但一个透着勇敢，一个透着严肃。斯通先生给了她们孩子气的拥抱，让这两个人都吓了一跳。

然后，有整整十天时间，格蕾丝没有来拜访他们。她再次出现的时候，身体看上去颇健康，但神情却充满哀伤。她说她去了次巴黎，说这次出行的部分原因是觉得心烦意乱。那天中午她走在邦德街上，正好看到了法国航空公司的办公楼。冲动之下她走了进去，询问当天飞往巴黎的飞机是否还有座位，一副火急火燎的样子。她订了机票，付了钱，然后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赶回家取护照，再乘出租车冲到银行，兑换好旅行支票。匆匆赶到西肯辛顿航空中心，再晚几分钟就赶不上机场大巴了。整个过程中，她不再是她自己，好像发了疯一般。但奇怪的是，这次出游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快乐。她给玛格丽特带了一样小礼物：一瓶卡纷出品的香水（一套三瓶装的香水中的一瓶，是在回程的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买的）。她还买了不少东西，因为在匆忙之中，她没有带够所需的衣物。有些她穿了来，还有些小件的衣饰她带来给玛格丽特看。玛格丽特说了些赞赏的话，但随着展示的持续口吻显得越来越勉强。

这是格蕾丝第一次失踪。三月中，她再次失踪，从地中海的马略卡岛回来后，她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两颊饱满。她对斯通先生说：“总得做点什么，对不对？”

到了后来，就连一直对她很贴心的玛格丽特也有点看不惯了，尽管有礼物可收。斯通先生一开始对此事装聋作哑，后来就在背地里明确地表示坚决反对。但两人都不敢挑明了对她说，因为每一次出逃回来，格蕾丝都巴巴地期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那种期望之情一次比一次强烈。

托尼这个名字再也没有被提起。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怕提了有人受刺激，后来，好像是格蕾丝拼命要忘却他的努力奏效了，他真的被忘记了。

有时候，斯通先生发现自己被女人包围了：玛格丽特、格蕾丝、奥莉薇、格温、米林顿小姐，而这些女人都活在某个男人已经死去或者缺失的世界里。

冬天还笼罩着大地，但是春天不远了，早晨的阳光一天比一天强烈。阳光斜斜地穿过黑色的树枝，落到隔壁人家外屋的屋顶上，留下浅浅的光影。一天早晨，斯通先生看到了他的宿敌，那只黑猫。它在睡觉。在斯通先生的注视下，猫醒来了，它慢慢悠悠、舒舒服服、笃笃定定地伸了个懒腰，然后站起来。这一刻，世界也好像从冬天里醒来了。之后这只在阳光下醒来的猫昏昏然、慢吞吞地踏在隔壁男人建起的、将外屋和栅栏相连的板上（搭这块板可能是为了防止栅栏坍塌，也可能是防止外屋坍塌，或者是为了让两者能够互相支撑），向栅栏方向走去。沿着开裂的栅栏，猫一直走到后院，然后轻轻一跳，落到隔壁女子学校的操场上。它在潮湿的草地上悠闲地踱着步，时不时停下来张望一番。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它又返回自家荒芜的花园，舔自己的毛皮。它抬起头，正好和斯通先生四目相对，同两年前的那个夜晚在台阶上遭遇斯通先生时一模一样。他敲了敲窗子。猫转过身子，走回栅栏后边，在一个空隙里坐下，伸长脖子看着操场，留下一个背影给斯通先生。

对斯通先生来说，这只猫的出现意味着冬天的结束。以后的每一个早晨，他都看着它舒展身子站起来，然后毫无目的地在花园和学校操场逡巡。他对这只猫的敌意早已消失，只会在玛格丽特讲述的、几乎已经被遗忘的故事之中出现。现在，他不仅沉迷于它悠闲而高雅的态度，更为它的孤独倾倒。他开始感觉这只猫每天早晨也在看他，就像他看它一样。有一天早晨，他在窗上轻敲几下之后，那猫并没有转身走开。所以，他养成了每天都在窗子上轻敲几下的习惯，那猫总是对此有所回应，抬起头向他投来茫然而耐心的注视。他还和它玩起了游戏。他敲敲玻璃窗，然后蹲下来躲在墙后，又突然站起。“我真像个老疯子。”他有时候这么想。他也确实差点被逮着，一天他正敲着窗子，搞出各种声音，试图吸引猫的注意力的时候，传来了玛格丽特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呢，狗崽？再不抓紧就要迟到了。”

她最近常常抱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太拖沓了，简单的事情也要磨蹭半天才能做好，他的磨蹭已经逐渐演变成丢三落四、心不在焉。

在日渐和煦的阳光中，每天早晨他和猫交流的时间越来越长，使得他对春日的迹象更加关注。原本只观察学校操场上的那棵树，现在上班路上他开始留心每棵树、每片灌木丛的变化。他对报纸上的气象预报栏目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开始研究温度的变化、日出日落时间的变化。尽管每个白天感觉还是那么短暂，下午又常常被雨雾笼罩，但他注意到报纸上公告的日照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了起来。他还注意到春天的临近对街上和地铁上的人产生的影响，对报纸广告内容产生的影响，甚至是对报上刊登的读者来信的影响。他特别记住了一封信，它刊登在一份他常常在办公室里阅读的、发行颇广的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上。写信的是个姑娘，她特别在自己的姓名后加了括号，说明她今年十六岁。她强烈谴责男人在春天里的行为表现。她说男人注视姑娘的目光是如此“饥渴”。信的结尾，她忿忿地写道：“有时候，我真想回敬他们一个大白眼。”这真是一封让人非常愉悦的信。它充分说明春天来了。

斯通先生继续观察着时节的变化，却无法融入其中。这有点像他的“成功”，在成功的巅峰，他感到了疏离，想到的只是迫近的空虚和黑暗。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更证实了他的想法。当年七月，他就该退休了，他开始拐弯抹角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延迟自己的退休时间。至于为什么要延迟退休，他也说不清楚，或者是因为他停不下来，或者是害怕从此只能在家待着，或者是因为如果有更多的时间他保不准还能干点像样的事情出来——一件真正能够让他得到满足的事情。但他的请求，就像他一贯在公司遭遇的那种态度，被打马虎眼、敷衍了事，要么说他已经工作得够辛苦了，要么开玩笑说他肯定会被任命为骑士伙伴，而且很有可能在来年当选为“伊斯卡尔之剑”的获得者。

他并不欣赏这样的笑话。这加深了他对日常工作的痛恨，加深了他对温珀的不满。奇怪的是，温珀突然收敛了，公事公办中带上了一种随性的态度，斯通先生自觉这些他都能看穿，尽管这样，他依旧恼怒于温珀。这加深了他的失落感，让他更焦躁、易怒，这些都是那个光辉之夜留下的后遗症。

春天过去了就是夏天，就是退休，就是温珀说过的：“很平静，幸福而平静，一天又一天，坐在绿色的草地上铺着干净桌布的桌子边喝茶。”

玛格丽特已经开始为这样的日子做准备。她说他们需要安排各种活动，不能无所事事。她已经在计划出游、拜访，格蕾丝对此提出了很多建议，还说她或许能够陪他们一起出行。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很清楚，无法避免：米林顿小姐必须辞退。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老太太明显衰老了，行动愈加迟缓，这或许和近来派给她的家务大大增加，而她又一律照单全收有关。尽管她依旧非常尽心，并且竭力隐藏起身体的衰老，但再好的制服也不能把她装扮成一样值得炫耀的装饰品，她的状态连作为一个老帮佣偶尔出来搭把手也不行了。行动于她几乎是痛苦的挪动，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她的身体开始有味儿了。在她曾经做出无人可以效仿匹敌的炸薯条的厨房里，她常常莫名地睡着了。一天，她不小心把那面锣砸到自己脚上。锣被砸扁了，对此她极力表示抱歉，对自己的身体因此受到的伤痛则只字不提。但她的脚肿着，并且一直肿着。她的肉体一天天败给衰老。有一次，她把汤汁滴到了福利部一个高管的夹克衫上，然后在本能的反应下，她颤巍巍想去擦拭，结果却把剩下的汤都倒在那人的腿上。

还有一次，她差点让玛格丽特丧命。玛格丽特摇着铜铃铛召唤她。当时正在楼上主人书房里的她拖着脚步走出房间，出现在楼梯旁，手里拿着一把切面包的刀。她在那里拿着面包刀做什么？原来这个老太太几分钟前在楼下厨房里给主人备茶的时候，用这把刀做了三明治，然后忘了放回去。就在玛格丽特在楼梯下抬头看她的时候，刀从她手中掉了。那刀顺着刀把的重量，直直飞下来，落在离玛格丽特仅两英寸的地方，刀尖深深插入放电话的小桌，刀背颤抖着，好像专业选手掷出的一般。玛格丽特站着一动不能动，也不愿意去碰触那把刀。米林顿小姐一步步从楼梯上挪下来，一边喘息一边嘟嘟囔囔，说着谁也听不清楚的抱歉和自责。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惊魂未定的玛格丽特给斯通先生开了门。斯通先生看到电话机旁那把还插着的面包刀，像是某个地下组织的秘密标识一般。

所以，米林顿小姐肯定得走人。但如何解雇她，还需要商议。这让玛格丽特品尝了权力的滋味，并且感受到美好的同情心。过去，她们两人暗暗站在同一阵线，把家里不好的事情遮掩过去，瞒过主人，现在玛格丽特试图把斯通先生拉入她的阵线，秘密商量如何把米林顿小姐解雇了。但他没有兴趣参与，好像很不愿就此事作出什么决定。所以玛格丽特只能向格蕾丝倾诉。经常，一等米林顿小姐走出房间，两个女人就开始历数这个老仆人的不是。她们一致认为，虽然她挺可怜的，但必须硬起心肠来辞退她。米林顿小姐再走回房间的时候，她们两个就突然停止谈话。有那么一刻，两个人都看着米林顿小姐，看着她苍白、肿胀的娃娃脸，套在发套里的发髻和长裙。然后，玛格丽特突然开口，指派她干活的声音会显得特别响亮，好像是在指挥动物做个什么表演一般。而这个老妇人，像嗅到了屠宰场气息的动物一般，喘着气，用含混不清的言语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应，试图证明她还是有行动能力的，还是有用的。但是她的这种努力，似乎是针对格蕾丝，而不是玛格丽特所做的。格蕾丝那张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似乎在微笑，随即露出满口的假牙。

有一天玛格丽特出门去了。她和格蕾丝去买打折商品，类似这样的购物对她们两个来说越来越重要了。只剩斯通先生和米林顿小姐在家。他宣布要上楼去书房。其实在办公室里他可以轻易把这些事情做完，但还是存心留了一点儿回到家里做，好像期望在那间书房里，在那张随玛格丽特而来的书桌前，在那圈温暖的台灯光晕下，能够重新找到曾经让他数夜挑灯疾书的热情和动力。

在书房里，他隐隐听到楼下有嗡嗡的说话声。他喊了一声“米林顿小姐”，但是那嗡嗡的说话声并没有停止。于是他打开书房门，走到楼梯栏杆处往下看。

是米林顿小姐在说话。他看到她坐在楼下门厅里电话机旁的一把椅子上，正拿着话筒讲话。她语气鬼鬼祟祟的，可能觉得自己是在耳语，其实却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嚷嚷，声音在门厅和楼梯间回荡。她穿着白色的围裙，头巾摘掉放在桌子上，他可以看见她灰色的头发上罩着的发网。

“她觉得我要谋害她，”她说，“用那把面包刀。她没有这么说。但我知道她就是这么想的。接下去她就该说我偷东西了。就好像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偷一样。我想她是疯了。主人？他变得很奇怪。老实说，我不知道这个家怎么了。我觉得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她在和谁说话呢？在这个大都市的茫茫人海里，米林顿小姐能向谁倾诉？谁能让她如此敞开心扉？谁能给予她安慰？她在这个家以外的生活——她同艾迪和查理的关系，“刚刚装修完一家卖鱼的店”，那些她给买了糖果送去的孩子，她偶尔去拜访的住在凯姆顿镇上的侄子——他知之甚少。现在，这让他感到很悲哀。但更触动他、并让他心里感觉暖烘烘的，是这个老太太因受伤而表现出来的尊严，他和玛格丽特以为她早就没有对尊严的需求了。

他能够说的只是：“米林顿小姐！米林顿小姐！”

但她除了自己的讲话声，什么都听不见。

他往楼梯下走，一边走一边继续大声叫着她的名字。直到他走到楼梯一半的时候，她才抬起头来，脸颊上挂着干了的眼泪，那因情绪激动而涌出的眼泪，此刻更像是一种老态龙钟的表现。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被听到了，脸上也丝毫没有露出被抓个正着的神态。

“是的，先生。”她对着电话说，然后继续用那如同耳语般的轻柔语气说，“我现在得挂了。”似乎还需要保密一般，她紧抿嘴唇，轻轻把话筒放回电话机座上，话筒随之发出轻轻的震荡声，让她把嘴唇抿得更紧了。

他说：“我在想斯通太太怎么还没有回来。”

他还能说什么呢？

米林顿小姐本能地、敷衍地用放在桌子上的头巾掸了掸灰尘，回答道：“哦，这些特卖会你是知道的，先生，而且汤姆林森太太陪着她呢。”

玛格丽特有时候会和格蕾丝讨论斯通先生退休后移居乡下的事。她其实并不想那样做，她从来没有和斯通先生说起这一茬，但她觉得这样的谈话是适宜的。这个话题让她可以和格蕾丝讨论他们所住街区的变化，那些让她感到非常无助的变化。其实，变化已经有些时候了，在玛格丽特搬进门之前，这个街区就已经在变。过去，这里主要居住着上了年纪的和那些生活已经安定下来的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婚夫妻搬了进来。走在街道上时，常常可以看见婴儿推车。独栋的房子被改成了公寓式的。引人注目的红色、白色和黑色的“出租”、“出售”的牌子，出现在围栏上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些房子的花园里几乎终年插着这样的牌子，因为这些房子不停地在换手交易：炒房人介入了。艾迪和查理——就是“艾迪·毕奇和查理·布莱恩特，建筑和装修”的那两个人——现在在街上常常可以看见，他们戴着灰色的帽子，穿着白色的工装裤，红彤彤的脸蛋笑呵呵的，他们不是在刷这堵墙，就是在修补那家的房子，或是透过没有挂窗帘的窗户看见他们在搬得空荡荡的前屋忙碌。有一户十分体面的牙买加家庭搬进了街区里的一栋房子。（他们不接待任何黑人访客，他们的出租房也不接受黑人租客，此外他们还养了一只相思鹦鹉。）艾迪和查理迅速帮这户人家重新粉刷了房子，里里外外的。那房子鲜亮的红砖、黑色的尖顶，好似在无声地谴责周遭的破败。

在这种乱哄哄的状态下，隔壁人家决定搬家了。玛格丽特向斯通先生通报了此事。她说那座房子对米德格里一家来说太大了。她不仅知道了隔壁人家的姓名，还讲得出米德格里太太说了些什么。尽管有那只黑猫和荒芜的花园，她们两个现在似乎挺友好的。她说他们准备搬到一个新的小镇上，玛格丽特说，就街区而言，他们会感觉那里“更舒服”。

对斯通先生来说，米德格里一家仍旧是新来的——知道了他们的姓名让他略有不快。第二天早晨，看到那只坐在栅栏间的黑猫，他才真正意识到这个消息的重要性。黑猫的背影似乎透着无聊，它在等着那些早到学校的女生。随着天气转暖，她们逐渐移到了操场的这一边活动。

早饭的时候他说：“那，我想我们很快就看不到那只猫了。”

玛格丽特回答说：“他们不准备要它了。米德格里太太告诉我的。”

他继续用勺子吃着鸡蛋。

“还是只小猫咪的时候，孩子们都还挺喜欢它，但是现在没人喜欢它了。米德格里太太告诉我的。”她似乎是在模仿米德格里太太的语气，话语里藏着某种骄傲。“亲爱的，他们说它是这条街上母猫群里的恐怖分子。”

他每天早上和这只猫之间的游戏，现在带上了新的含义。猫在每天早晨的阳光里醒来，依旧那么优雅，猫性十足，但似乎又知道了什么，似乎在等待死亡的降临。他很希望看到它行使那些本能，希望那些本能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退，这似乎能给予他安慰。他敲打着窗户，那猫依旧灵敏地作出回应。他研究它的身体，看着它安稳自信的步态，注视着它明亮的眼睛。他心生愤怒和怜悯。那愤怒模糊而散漫，偶然泛起，并且是因为他想到了米德格里夫妇和他们烦人的孩子。那怜悯就像爱，一种想要去拯救、去保护，一种追求延续的欲望。但同时，他又倦怠而懒散，没有足够强大的行动力。而且他爱的冲动只局限于在卫生间内，出了卫生间就没有了。

他更加注意街上的猫群，想要找出受到这只黑猫侵扰的母猫。他发现那些猫在临街的窗台上、栅栏上和台阶上，都显得那么沉静，而当它们出现在后花园时，便变得轻浮狂野，随心所欲，这些动物在街上和在后花园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他也开始注意寻找那黑猫的子嗣。有一只他觉得肯定是的，那猫也在学校的操场上悄然潜行，也是黑的，但毛更浓密，更焦躁不安。

他也像米德格里夫人一样为这只猫骄傲，他总能从这条街上所有的猫里辨认出他的黑猫，这只每天早上安静而期待地等着他的黑猫。慢慢地，他一开始感觉到的愤怒和怜悯——“你很快就要死了。”——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语句，他需要努力思考才能去体会其含义，因为这句子只让他感到单纯的、甜蜜的、稍纵即逝的哀愁。在那哀愁里，被哀愁的对象不见了。他需要四下寻找才能再度体会到那哀愁，起初他还拒绝这个想法，但后来就带着悲哀满意地接受了：“你很快就要死了，就像我一样。”此时，春天的绿叶已经长得很蓬勃了，夏天很快就要来了，他感觉自己被排除在这个轮回之外，而一年之前他还认为自己的身心必将随着季节变换而愉快地进入夏季。

因为如此专注，他几乎没有注意米德格里一家为搬家而做的准备工作。其实，也确实看不到什么。在玛格丽特宣布这一消息后不久，米德格里家的前屋就基本搬空了，窗帘卸下，露出空荡荡的房间，只留着一些孤零零的家具木档和一张破破烂烂、满是污渍的床垫。这房间让人感觉这栋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和前花园一样。米德格里夫妇不爱侍花弄草，园子里只有一株孤零零的玫瑰。玫瑰尽责地开出白色的花朵，在荒芜的花园里显得格外纯净和美丽。近些日子的傍晚，这个花园里总能出现一群猫，它们好像已经感觉到这房子就快被遗弃。它们端着在前院里那种沉静的架子，但是它们的数量、在废墟中静默而团结的架势，以及那警觉的姿态，让斯通先生惶惶不安。他用了各种无声的办法想要赶它们走，但它们完全不予理睬。

一天下午，他拎着新公文包走在回家路上，注意到街上有只猫的行动非常古怪。那是一只棕色花纹的白猫。它焦躁不安地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它的肚子很大，还时不时在空中跃起，像是在跳某种极度痛苦的舞蹈。斯通先生被这只猫的疯狂劲儿吓到了。他试图吓唬走它，但他的动作在旁人看来或许只是夸张地把公文包从一只手甩到另一只手里。奇怪的是，那猫停止了疯狂的举动，跳过栅栏，逃走了。

他没有多想此事，直到第二天早上，黑猫没有出现在对面屋顶上，任他呼唤也不见踪影，他才意识到那只黑猫、那只活生生的黑猫，已经被杀掉了。

对此他没有丝毫的愉悦。他被恐惧笼罩。他内心里充满了对自己的厌恶，而且，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感到了恐惧。恐惧让他胳膊上的汗毛直竖。卫生间里每一个惯常而熟悉的举动都变得毫无意义，好像是他在拿自己开玩笑。剃须刀碰到下巴，毛巾擦拭脸，让他感受到的都是责备和惶恐。他不敢去碰任何东西，也不敢让任何东西碰到自己。

“快点，狗崽。你就要错过头条新闻了。”

他正拿着毛巾，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早餐的时候，玛格丽特讲了她的计划。既然米德格里一家搬走了，她决定在新邻居搬进来之前，过去把栅栏推倒。要推倒栅栏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样一来，新邻居搬来之后，就不得不去修补那栅栏了。

差不多四个星期之后，一个周日的下午，他们正在自家花园里。斯通先生在种花。玛格丽特在一旁监督、鼓励——男人就该从事园艺劳动——家里的其他事情都停了下来。米林顿小姐拿着一盒子牵牛花的种子，那是玛格丽特前天早上买的。与其说这种子是为斯通先生买的，不如说是因为那个在门口叫卖种子的人，看上去又老又可怜，让玛格丽特动了恻隐之心。斯通先生蹲在地上，像螃蟹那样横向沿花圃慢慢移动。他后面亦步亦趋跟着米林顿小姐，她像一个护士递手术工具给外科医生一样，把一小盒一小盒的花种子递给斯通先生。这个可怜的老妇人，再也看不到这种子发芽开花了。她还不知道，再过两个星期，她就会被辞退了。种花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主要是关于那只刚成年的黑猫对花园的破坏。它是那只被杀掉了的黑猫的后代，像是继承了父辈的习惯。米林顿小姐在这个话题上言辞激烈，玛格丽特远远地看着她，目光含着冷冷的赞同、鼓励，同时掺杂着惊讶、嘲笑和遗憾。

两人之间的对话拘束而不自然，大多是米林顿小姐在说。部分是因为米林顿小姐自身的问题，部分是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几步之外就是新搬来的人家，对这户人家的陌生感和紧张感都还没有消除。对斯通先生来说，新邻居的出现自动把隔壁房子变成了敌对区域。在卫生间窗口，他安全地观察着外面的每一项变化，内心不满极了。而他的邻居，隔壁房子的新主人，也同样地对他们不满。他皱着眉头在花园里走来走去。那是一个肥胖、秃头的矮个子男人。他抽着烟斗，穿着马甲，袖子捋起来，在花园里踱步。斯通先生觉得他和他的狗一样让人讨厌。那是一只杂种的威尔士矮脚狗。那狗胖得像根香肠，好像整天在睡觉，洗得有些过分的白肚子在阳光下亮得晃眼。有什么动静时，它只是敷衍地抬一下头，然后又趴下：前院依旧是猫的天下。玛格丽特以前埋怨米德格里先生不像个男人，在花园里完全没有作为，现在面对这个新主人翻修的热情，她同样陷入懊恼的状态。新主人入住没有几天，那两个叛徒，艾迪和查理，就被召了过来，快乐地在屋里屋外忙碌起来。他们建起了崭新的、笔直的栅栏，这么一来，斯通先生家的栅栏就显得饱经风霜，有些寒酸了。特别是他们家后院的栅栏，因为被隔壁学校操场上那棵树的树根顶着，看起来东倒西歪的，简直有些丢脸。

就这样，在感觉怪怪的后院，斯通先生正播撒牵牛花的种子，米林顿小姐在谈论黑猫，玛格丽特则小声评价着邻居没有给栅栏上松油是多么愚蠢的做法。蹲在黑暗中，花垄边的斯通先生开始絮叨起来，有一搭没一搭的。他说日子一天比一天长了。他说等天热了，下午的时候他们很快可以在那棵树的树荫下乘凉了。他还谈论了那些花。

淡淡的阳光慢慢被黑暗逐走。周围邻居的房子里亮起了灯光，学校操场对面“老怪物”和“雄性男”的家中也打开了灯。

“你们不觉得吗，几天前那棵树还是光秃秃的，还有那株大丽花，整个冬天就像是死了。我的意思是，你们不觉得我们也是这样的吗？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春天？”他说。

他停了下来。四周静默。他们的周遭模模糊糊的，唯有窗子亮着。他刚才说的那些话还在脑海里回旋。她们让他感到尴尬。她们的沉默让他感到尴尬。米林顿小姐还拿着那只空盒子。他站立起来，掸了掸手上的尘土，说要进屋去洗一洗，然后就从后门走进了黑黑的屋子里。

他听到玛格丽特说：“米林顿小姐，你刚才听到主人说了些什么吗？你怎么想？”

他放缓了脚步。

他听到米林顿小姐说：“这个么，嗯……”这老太太委婉地发出了一连串没有任何意义的喘息。

他继续往屋里走，上了楼梯。身后屋里的灯亮了，然后是双脚在门口踩着门垫发出的声音，接着传来玛格丽特的声音，用的是她在宴会上讲话的腔调：

“咳，我觉得他那都是在胡扯。”

十二年前的一个周日，当时奥莉薇还住在巴勒姆，斯通先生去那里同她与格温喝下午茶，格温当时只有六岁。喝茶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让他领教了喝茶在她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当时他们一起在克莱芬公园散步。四点的时候，奥莉薇说他们该往回走了，他说还可以再走一会儿，因为带她们俩出来让他觉得挺愉快。“要走你自己走，格温一会儿就该想喝下午茶了。”奥莉薇回答他。她语气生硬，像被惹恼了似的，斯通先生觉得自己的一片好心被误解了。这个插曲让他对那个“想喝下午茶”的胖孩子更敬而远之。和奥莉薇、格温一起喝下午茶就这样变成了一桩让他感到惶恐的事情，特别是在奥莉薇“为了孩子而活着”的日子里。斯通先生觉得她面对生活，过于勇敢了。

所以在巴勒姆那个家的午茶桌旁，斯通先生很拘谨。奥莉薇则全身心地、快乐地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无所顾忌的格温身上了，侍候她吃，偶尔责备几句。（奥莉薇对午茶仪式相当满足，而政府也够体贴的，给格温这样的孩子提供的食物有：牛奶、橙汁和鳕鱼肝油。她像领圣餐一般将这些食物取出，分派好。）终于，喂食的过程结束了。奥莉薇注意到他的沉默，便建议他给格温讲讲他刚去过的爱尔兰的经历。

在取悦格温这件事情上他输得很惨。他知道小姑娘会用奥莉薇让他做的事来琢磨他，因为她正处于那个阶段，学校老师和寡居的母亲联合起来不许她干这不许她干那，所以她对生活中出现的人的评价，便是根据他们能否和小孩子“相处”，特别是和她相处来定论。

奥莉薇清理完桌子，在棕色的扶手皮椅（她的典型的家具）上坐下，拿出毛线织了起来——奥莉薇多么勇敢地让自己显得上了年纪啊！他以前见过她手拿毛线针织毛线的样子吗？——斯通先生把格温抱起来坐在他腿上，痛苦的煎熬开始了。

他开始讲述他坐火车和大轮船的经历，尽力从孩子的眼光去看、去描述。他绘声绘色地形容轮船的体积，觉得自己讲得很不错。然后，他讲到了第一眼看到科夫的情形。那是一个雨雾蒙蒙的早晨，在一个刚露出一点儿新绿的小山头，出现了一栋高高的、白白的楼房，好像童话里的城堡。他觉得这样的描述会让一个孩子着迷，而他自己也仿佛回到了那个时刻：黎明时分，飘着细雨的船舷边，躁动的、灰色的大海，穿着油布衣服的渔民，海浪里颠簸的小船，雨幕雾帘中彼此不分的大海、陆地和天空的交汇。

“多愁善感，太过做作了。”奥莉薇最后评价道。

她说得不无道理。站在黑暗的卫生间里，看着周围的房屋在昼夜的转换之间纷纷亮起了灯，他又体会到了多年前那一刻的感受：心底里那些最纯粹的感觉，原本都不应该说出口。

“咳，我觉得那都是胡扯。”

当然，玛格丽特是对的。

那些最纯粹的感觉都不应该说出口。现在他看清楚了，在那个让他如此加倍烦躁的骑士伙伴计划中，最纯、最真的时刻出现在他在书房里奋笔疾书时，只有在书写的过程中，他才能体会到情感的深度。书写的结果不过是情感微弱而不自然的表达，部门执行的也不过那个影子的影子。他的热忱完全消失了。“马斯韦尔希尔的囚犯”事件的出现，已经是一种提醒，只顾项目的实施和成功，同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他所做的一切，就连他现在感受到的心神不宁，都是对最初那种美好情感的背叛。所有的行动，所有想出来的花头，都是对那情感和事实的背叛。在这个背叛的过程中，他周遭的世界也破碎了。这又提醒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其实一无所依。

正如没有跟上季节的转换，斯通先生也不再顾及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很快，连他这个人都将不在办公室里存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坏脾气——“你为什么要问我呢？你为什么不去问温珀先生呢？”对于他这样的反应，那个穿着荒唐、来自约克郡的荒唐小伙子暗地里偷笑，并向其他同事汇报说“老爸”今天早上心情不好。这个愚蠢而普通的绰号是这个愚蠢而普通的小伙子想出来的，并且成功地在办公室里普及。现在，他已经没有了脾气，有的只是倦怠和无所谓，最后仅剩对办公室的厌恶，也像是恐惧。

有些日子因为知道温珀也在，他觉得简直无法在办公室里待下去。他觉得温珀的漠然已经转变成了蔑视，那种由爱生恨之后的蔑视。他觉得那蔑视里夹杂着评估、拒绝和厌恶。有时候，他认为温珀对他的蔑视态度是自己招惹来的，因为他对同事们的反感和敌意被温珀利用了，温珀故意表现出和他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同事们打成一片。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对同事们摆出了绝不妥协的姿态，更突显出温珀的好。但实际上，温珀虽然表面上嘻嘻哈哈的，骨子里却是冷酷的，只是大家不易察觉而已。早先的时候，温珀常对他说：“给他们讲个笑话，他们就笑了。那些新来的还会试图讲笑话给你听作为回报。但你不要笑。”

那个年轻的会计师常常成为温珀这一策略的牺牲品。但现在，在温珀伸出了友谊之手的情况下，他成了温珀的午饭新搭档——温珀正把这一招用在更多的年轻员工身上。温珀还学会了盯着打字员的额头看，让她们感到羞愧。斯通先生曾听说过那些主管们的这一招数，但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那个让人憎恶的年轻人现在学会了用温珀的方式敲打香烟——他只抽带条纹图案的蓝波牌和巴特勒牌香烟。而且，这些年轻人其实是有样学样、互相影响的。有天下午，温珀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打着个夸张的领结——那个年轻的会计师有时候也会戴领结。斯通先生可以想象，他是如何同那个会计师走进商店，心血来潮作出这个决定的，温珀说不定买了半打，他虽然绷着脸，但下巴却松松垮垮的。从那以后，温珀总是戴着领结。而且，那领结总是歪斜着，典型的温珀风格。斯通先生觉得他们俩站在一起绝对是一对荒唐的小青年，特别是在周六的早晨，那个小会计师穿着一身“乡村”服饰出现在办公室，那顶帽子和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斯通先生最痛恨的就是那顶帽子。帽子是绿的，还插着绿色的羽毛，好像这小子马上要去野外打猎。

而在情绪略微平静一点儿的日子里，斯通先生觉得温珀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修补过去的轻率鲁莽，但他过去的轻率鲁莽以及其他种种怪癖，已经被那个小会计师给学了去。此外，一直有传言说，温珀很快就要离开这个部门了，他很有可能会从伊斯卡尔公司辞职。他觉得温珀奇怪的行为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总之，后来温珀去休假了，这对他无疑是个解脱。当然，他的那些跟随者们还是照样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那晚玛格丽特为斯通先生开门的时候，显得格外激动——开门的职责现在落到了玛格丽特身上，因为米林顿小姐已经被辞退了。他们邀请她随时回来看电视，但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响应过这个邀请。玛格丽特把斯通先生迎进客厅坐下的时候，表现出一种不同于寻常日子的公务态度。在客厅里，他看到了奥莉薇。她穿得像是早晨出去购物，正式、但又带着点节日的气息。她看起来严肃而疲惫。玛格丽特的表情里带着关切，却又显然是不想让别人觉得她多事。玛格丽特摆出一副低调的女主人的样子，让斯通先生坐好，然后自己也坐下。奥莉薇显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而且这事情看来两个女人已经讨论过了——桌上的茶已经喝了有一会儿了。但她们没有直接开口，而是先询问了斯通先生上班的情况，然后让他喝茶吃点心。最后，摊牌的时刻到了，玛格丽特瞥了一眼奥莉薇，像是鼓励她，然后她又瞥了斯通先生一眼，好像看他是不是“准备好了”——斯通先生想到电台里那些播给婴幼儿听的节目，觉得自己仿佛成了那些节目的听众。她自己则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着，晃动着，不停地整理膝盖上的裙子，好像刚刚讲了好多俏皮话一样。

事情终于说了出来，显得最为平静的还是奥莉薇。

格温想要和温珀出去度假。

玛格丽特像一个裁判似的看着他们兄妹俩，焦虑地问：“你知道这事吗，理查德？”

他没有回答。但他的脑子快速地转动起来，他想到了过去的种种征兆，虽然当时没有注意，但现在一下子都联系了起来。年轻人的那些手腕或许瞒不过年轻人，却能让上了年纪的蒙在鼓里。温珀近来的种种行为现在都有了解释。这样的秘密太沉重了，就连温珀也承受不住。斯通先生一点儿也不怀疑是格温要求保守这个秘密的。他可以想象那张愁苦、愚蠢的脸，在温珀寒酸的、贴着斗牛士海报的前厅里，在租客们走进走出的情形下，孩子气地威逼索求，错把自己的愿望当作权力，要温珀保守秘密。

怎么是温珀！

“唉，你一定不能答应。格温是在犯傻。”

他注意到她们两个有些犹豫。

奥莉薇说格温早上已经离家去了温珀那里。

“这太荒唐了。太荒唐了。”他站了起来，在虎皮上走来走去。“如果你们像我一样了解他的话，就不会还这样开开心心坐在这里了。”而她们两个，实际上是坐在那里担忧地看着他。“温珀！比尔！这个人……这个人是不道德的。我比你们都更了解他。不道德，”他重复着“不道德”这三个字，不无满足感，“而且平庸。不道德，而且平庸。”

他激烈的反应让她们惊愕。奥莉薇的嘴角明显挂着些许唾沫。

“我们和你一样震惊和伤心，理查德。”玛格丽特有些无奈地劝说道，“我觉得奥莉薇来这里不是听你说这些的。”

“这真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斯通先生说。

他停顿了一下。

“她想要喝茶，”他想起了什么，说道，“好吧，她现在可弄到了。和那些轻浮的店员没什么区别，假日里随便就和人私奔了。现在你倒想起要找我了。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比尔呢？你是不是要让我把她带回家，给她读点伊尼德·布莱顿的书，给她讲讲我办公室里的小故事？”他似乎看到自己走进温珀的房子，看到温珀既害怕又蔑视的表情，看到格温愠怒、满足和带着胜利微笑的脸，看到温珀“坚定”的挑衅的态度。这太过分了。“你和玛格丽特大有能力应对。你们可以给她讲讲红色大巴士和叮当火车的童话了。”

“理查德！”玛格丽特哭了。她想象中的严肃场景现在全毁了。

一切都已经晚了。奥莉薇道出了格温已经怀孕的事实。

“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恨恨地说，“反正这个国家还会发牛奶、橙汁和鱼肝油给她。”

极尽讽刺之能后，他的言语变得越来越暴烈。玛格丽特能做的，也只是让这对兄妹不至于彻底、完全翻脸。

结果，什么也没有认真讨论，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奥莉薇走了之后，他才慢慢平静下来。

晚上他们准备上床的时候，玛格丽特说：“我不懂你，理查德。如果你这么恨他们两个，有必要那么生气吗？”

“你是对的。”他回答，眼睛似乎透过了厚厚的棕色丝绒窗帘看到窗外。

“你说得很对。他们俩正好配成一对。他们两个我都恨。”他还挤出了一丝笑容，“可怜的奥莉薇。”

周末到来之前，温珀辞职的消息正式宣布。

小会计郑重地说：“高氏公司给了比尔一个职位，那可是高氏公司。”

他主子是这么告诉他的，斯通先生暗想。

到了周四下午，那小伙子拿着一份《世界新闻报》走进他的办公室。

“你看到这条关于比尔的新闻了吗？”

在一幅向某个退休企业高管赠送古董家具的照片旁，斯通读到了如下新闻：

比尔·温珀加入高氏

比尔·温珀将于本月底离开伊斯卡尔公司，加入高氏公司，担任高氏刚刚成立的公关部公关总监一职。“此项任命体现了高氏公司业务继续扩大，并在拓展过程中对积极的市场和公关策略给予的高度重视。温珀先生将负责整体方案的策划，并监督其实施。”公司的新闻发言人称。

在担任此职务之前，温珀在伊斯卡尔公司的公关部有着多年的成功经验。去年该公司推出了“骑士伙伴”计划，并以灵活多样的公关推广策略使这一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就是这一计划背后的重要推手。

他把报纸放下的时候，办公室已然很安静。他走到走廊里站着。街上汽车的声响清晰地传来。打字员的办公室已经没有了人，灯灭了，打字机都被盖上了黑色的套子。时钟显示此时是四点二十分。

[1]itinerary意为“行程”，artillery意为“火炮”。

七

那天，整个伦敦城的人都在行走。斯通先生忘了交通行业的工人宣布要在这一天举行大罢工。早晨的时候还只有部分工人不上班，但这幕闹剧愈演愈烈，晚报的头版上满满登登都是告示，宣布交通不畅或者中断。他发现泰晤士两岸都是无法移动的汽车和公交车。人们无助地排着队伍，希望能够挤上公共汽车，但队伍一动不动，而且头顶上还有太阳曝晒：罢工的工人真是选了个好日子。人行道上满是人，包括那些排着长队的。起先他也去排队，途中看到一条小马路上停着一辆红色的巴士，便赶紧追过去，不费力气地上了车，然后才发现这车根本不开。于是他决定还是步行。就这样，他开始在城市里行走。沿着河岸，穿过大桥，在千百个行人留下的印迹中，他慢慢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路途。河面波光粼粼，天气干爽亮堂，他迈开步子，很高兴发生了这样的意外，希望这样一直走下去，把自己累倒，这样内心的痛苦就不能再折磨他了。他对周围的人没有什么知觉，对他而言，他们长得一样，穿得也一样。只有那些似乎是在军队里受过训的人，走起路来仿佛在操练，并且你追我赶的。穿过大桥，很多人消失在滑铁卢站。一个一个街区走下去，脚步声渐弱，行人的密度也小了。慢慢出现了普通的公租房，有些房门打开着，露出里面空荡荡的乳白色和棕色的墙壁和地板，好像要邀人进去坐一坐，休息一会儿。继续往前走需要意志力，因为接下来的一段是长长的黑砖铺就的街道，灰泥脱落，好像是皮剥落了的梧桐树，还要经过一排排亮着灯的小店，店门上的招牌和橱窗里各种褪色的样品让小店显得不那么友善。每天晚上，工作的人从温暖明亮的市中心回到这样的区域，这样的街道，这样的房屋，寻找各自的乐趣。

在这样长长的、乏味的街道上行走，每一步他都能感受到臀部、大腿和小腿肚子在运作，他的情绪慢慢变了，和玛格丽特第一次举办晚宴时他脑海里曾出现过的对这座城市的幻想又浮现出来。（那次晚宴上有格温、奥莉薇、格蕾丝和托尼·汤姆林森，吃的是米林顿小姐给大家准备的她最拿手的炸薯条。）在他的幻想中，这座城市里所有不会腐朽的东西都没了，只剩下一个个活动的人。对人来说，这些身外之物都不重要，而重要的身躯却脆弱不堪，终有一天会腐朽。这就是宇宙间的秩序，他虽然试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终究不是他的秩序。他觉得自己历经沧海，现在也看明白了，人类用以证明自己的力量、打破这可怕秩序的途径，并不是创造，而是毁灭。在大河上筑坝、开山伐树、破坏大自然的本来面貌，以此来嘲笑大自然的力量。

他走到布里克斯顿，这里有带着大橱窗的商店、看起来很现代的警察局、卖食品的老铺子、白人黑人混杂的人群。这里步行的人并不那么显眼，公共汽车站上虽然也排着长队，但那些队伍在移动。几辆公交车开来，很多人下了车。他插了队，在售票员挥舞着手臂的催促之下登上了一辆109路公交车。他很庆幸自己上了车。他开始感到疲惫，呼吸跟不上。

走回家的那段路上，他迈着大大的、艰难的步子，感觉自己变得高大起来。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摧毁者，带着毁灭地球的使命。他变得越来越高，步子越来越坚定，走过一个个可怜巴巴的小花园，一栋栋可怜巴巴的小房子，那是人们努力去适应在其中生活的家；他走过一只只一脸茫然又敏锐的猫咪，经过那些“出租”、“出售”的招牌，经过艾迪和查理那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维修工程。

他在门口摁响了门铃。摁得很重，摁了很长时间。但屋子里没有人。玛格丽特和奥莉薇、格蕾丝在一起呢。她们现在成了快乐的姐妹！他拿出钥匙，开了门，走进了黑漆漆的门厅。

那双眼睛是绿的。

惶恐里掺杂着内疚，内疚里掺杂着爱怜。

“咪咪。”

但他的话音未落，那只黑色的小猫已经蹿下台阶，在他还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时，已经通过敞开的门蹿了出去。

他不是个摧毁者。世界曾在他周围倒塌。但他生存了下来。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再次找到平静和安宁。只不过现在累极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独自一人。他把公文包带到书房里，在那里等着，说不定还能干一点儿活，等着玛格丽特回家。

斯利那加[1]，一九六三年八月

[1]斯利那加（Srinagar），克什米尔西部城市，印控克什米尔首府。

目录

萨默塞特·毛姆来访

第一章

第二次转变

版权信息

书名：半生

作者：【英】V.S. 奈保尔

译者：吴其尧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11-01

ISBN：978754426518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纯属虚构。书中出现的地点、时间和情境并非实际情形的准确再现。

萨默塞特·毛姆来访

威利·詹德兰有一天问他父亲：“为什么我的中间名叫萨默塞特？学校里的男生刚发现了，他们嘲笑我。”

他父亲郁郁答道：“那是一位英国大作家的名字。我肯定你在家里见过他的书。”

“可我从来没读过。你那么崇拜他？”

“我不敢肯定。听我讲完，然后你自己决定。”

下面就是威利·詹德兰的父亲开始讲述的故事。故事讲了很久，随着威利慢慢长大而改变，内容一点点增加。等到威利离开印度去英国的时候，他知道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位作家（威利·詹德兰的父亲说）来印度是为一部有关灵性的小说收集素材。那是三十年代。邦主的大学校长带他来找我。当时我正在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做赎罪苦修，住在大寺庙的外院行乞。那是大庭广众之处，所以我选择它。邦主手下有官员与我为敌，不断地纠缠我，我觉得寺庙庭院人来人往，比我的办公室安全。迫害令我神经紧张，为了让自己平静，我发誓禁语。这多少为我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甚至让我出了名。人们会跑来看我，有的会送我礼物。官方不得不尊重我的誓言，而我一看见校长带着那个白人小老头过来，就以为他们是想骗我开口。于是我变得非常固执。人们知道有好戏，就站在四周看我们会面。我知道他们支持我。我什么也没说。全是校长和作家在聊。他们聊我，边聊边看我，而我就坐在那里，对他们视而不见，好像我又聋又瞎。人们就看着我们三个。

开始就是这样。我没对那伟人说一个字。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确从未听说过他。我所了解的英国文学是勃朗宁、雪莱之类的人物，我在大学那几年就学了那些，直到后来我为了响应圣雄的号召愚蠢地放弃英文教育，使自己偏离了生活的轨道，只能看着我的朋友和敌人飞黄腾达。但那是另一回事。以后我再告诉你。

继续说那位作家。你一定要相信我什么都没有对他说。但后来，大概过了一年半，作家出了一本游记，里面有两三页写到我。更多篇幅写的是寺庙、人群和他们的衣着，写他们送来的椰子、面粉、大米，写午后阳光照在古老的庭院石头上。大学校长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写到了，还有一些别的。校长显然为了引起作家好感而对我的各种克制欲望的誓言说了许多好话。书里还有几行，也许是一整段，用他描写石头和阳光的笔调，描写我皮肤的沉静和光滑。

于是我出名了。不是在忌妒横行的印度，而是在国外。然后，当作家在战争期间出版了那部名著，外国评论家开始在我身上看出《刀锋》的精神来源时，忌妒变成了愤怒。

对我的迫害停止了。那位作家，身为反对王权的人士，出乎众人意料，在他第一本有关印度的书中，在那本游记中，赞美了邦主和他的土邦、他的官员，包括那位大学校长。每个人的态度由此改变。他们试图以作家看我的眼光来看我：出身高贵，在邦主的税务系统中身居高位，来自为统治者主持神圣仪式的一族，拒绝辉煌前程，靠乞求赤贫者的施舍过活。

我已很难走出这个角色。有一天邦主特意派遣一位宫廷秘书向我表达祝福。这让我极为忧虑。我曾盼望一段时日之后城里会出现其他宗教热点，让我借以脱身，开始自己的生活。可是，在一场重要的宗教庆典期间，邦主顶着午后的骄阳赤背前来，以悔罪者的身份亲手为我送上椰子和布匹，这些礼物由一个身穿制服的侍臣捧着——这小丑我再了解不过，我发现逃脱已无可能，因此只得安下心来，过起命运赐予我的奇怪生活。

我开始吸引国外来客。他们大多是作家的朋友。他们从英国跑来寻找作家发现的一切。他们带着作家的信。有时候是邦主近臣的信。有时候他们的信来自那些以前拜访过我的人。他们中有作家，访问过后几个月或是几个星期，会有关于访问的小文章出现在伦敦的杂志上。有了这些来客，我一遍遍重温我生活的这个新版本，渐渐自在地接受了它。有时候，我们聊起来过的那些人，我身边的人会得意地说：“我认识他。他是个很好的朋友。”或是类似的话。就这样过了五个月，从十一月到三月，也就是我们的冬季或者英国人所谓的“冷天”——他们以此区分印度的冬季和英国的冬季，我觉得自己成了公众人物，处在一个小小的海外交际与流言网络的边缘。

有时候，你犯了一个口误却不想纠正它，你会假装你说的正是你想的。然后，你往往就此发现那错误里有某种真实。比如说，你会发现减损（subtract）某人的好名声也能说成贬低（detract）那样的名声。顺着这条思路，我仔细审视了与英国大作家的那次会面所强加给我的奇怪生活，发现那其实正是我多年来梦想的生活方式：能够宣布放弃、躲避、逃离我那一团乱麻的生活。

我必须从头说起。我们祖上是祭司。我们依附于某处庙宇。我不知道那处庙宇建于何时，由哪位邦主建造，也不知道我们从何时起开始依附于它；我们不是了解那类知识的人。身为祭司的我们和我们的族人形成了一个社区。我想我们的家族曾一度富有兴旺，享受着我们服务的人的各种供养。但穆斯林征服了这片土地，我们都变成了穷人。我们服务的人已无力支持我们。英国人到来后情况变得更糟。律法是有，但人口在增加。庙宇周边我们的族人实在太多。这都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尽管坚守所有复杂的律条，但食物真的少得可怜。人们消瘦虚弱，动不动就生病。我们这个祭司家族的命运！我不喜欢听祖父讲那些故事，那些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

我祖父瘦成了一把骨头，他决定离开寺庙，离开家族。他想到有王宫和名寺的大城市去。他想方设法筹备，一点一点省下米、面和油，一枚一枚存起铜板。他对谁也没提。那一天终于到了，他绝早起身，在夜色中往火车站走。路很远。他走了三天。同他一起的都是穷人。他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惨，但有人认出他是个食不果腹的年轻祭司，便舍给他食物，留他歇脚。最后他到达了火车站。他告诉我那时候他如何惊恐茫然，力量和勇气流失殆尽，说他一点没注意到身外的世界。下午火车来了。他只记得人潮和喧嚣，然后是黑夜。他以前从没坐过火车，但一路上他只看向自己的内心。

早晨他们来到大城市。他打听清楚去大寺庙的路，然后就留在那儿，在庭院里移动躲避日头。晚上，庙里祷告结束后分发圣食。他没有被遗漏。食物不多，但胜过他先前赖以度日的分量。他尽力装得像个朝圣者。没人问他，而他就这样度过了开头几天。可不久有人注意到了他。他受到盘问。他说了自己的来历。寺庙里的官员并没有赶他走。其中一位好心人还建议我祖父代人写信。那人给了他一些简单的用具，钢笔、笔尖、墨水和纸张，于是祖父就去和其他代人写信的人一起坐在王宫附近的庭院外的石板路上。

写信人大多写英文。他们给三教九流的人写诉状，帮忙填写形形色色的官方表格。我祖父不识英文。他懂印地语和他家乡那一带的方言。城里许多人是从闹饥荒的地方逃来的，想要给家里人捎信。于是我祖父有了事做，也没人忌妒他。人们被吸引到他那儿还因为他那身祭司衣服。没多久，他就过得比较体面了。晚上再也不用缩在院子里。他找到一间合适的屋子，并且接来了家眷。做着写信的工作，加上在寺庙里的好人缘，他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最终，他成了王宫里一名受人尊敬的办事员。

这类工作很保险。报酬不算高，但从来没人被解雇，而人家对你也是毕恭毕敬。我父亲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学习英文，拿到了中学文凭，很快获得比他父亲更高的官职。他成了邦主的一名秘书。那样的秘书很多。他们身穿漂亮制服，在城里被奉若神明。我相信父亲希望我也走这条路，接着他的脚印往上爬。在父亲看来，他已经找回了祖父迫不得已放弃的祭司家族的安全感。

但叛逆的小妖精在我内心作祟。也许我听祖父讲了太多遍他的故事，他的逃离和对未知的恐惧，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他只看着内心而看不见周遭的一切。我祖父越老越愤怒。他说他家族里的人都是蠢货。他们看见灾难逼近却毫无作为。而他呢，他说，他挨到最后一刻才走，就因为这个，他到大城市之后只能缩在寺庙的庭院里，就像一头饿得半死的畜生。他竟然说这么重的话。他的愤怒感染了我。我开始觉得我们眼下在城里，在邦主和王宫脚下过的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现在的安全感都是假的。一想到这里我就吓得要命，因为不知道厄运降临时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我觉得自己成熟到可以进入政治领域了。印度上上下下都是政治。但土邦却不见独立运动的踪影。那是非法的。我们听说了外面那些伟大的名字、伟大的事迹，但我们只是远远观望。

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按计划，我应该拿到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取得邦主的奖学金去学医或者学工程。然后我会娶大学校长的女儿。所有这些都定好了。我并不抗拒这些，但又觉得它们和我无关。我在大学里愈来愈感到空虚无聊。我听不懂文学课。我看不懂《卡斯特桥市长》。我不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也不知道那本书的年代背景。莎士比亚还好，但我不明白雪莱、济慈、华兹华斯写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读那些诗人的作品时想说：“这是一派谎言。没人有那种感觉。”教授叫我们抄他的笔记。他大声地念着，一页又一页，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他念笔记的时候为了更简略，也为了让我们抄得一字不差，从来不说华兹华斯。他总是说W，华兹华斯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从来不说华兹华斯。W做了这个，W写了那个。

我心乱如麻，觉得我们全都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中，觉得无所事事，憎恨学业，同时知道外面正天翻地覆。我崇拜独立运动的大人物。我责备自己无所作为，责备自己屈从于别人为我安排好的生活。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年的某个时候，听说圣雄号召大学生罢课，我决定响应。我做得更出格。我在前院生起一小堆火，把《卡斯特桥市长》、雪莱和济慈的作品及教授的笔记全扔进去，然后回家等着暴风雨落到我头上。

可风平浪静。好像没人对我父亲提起这事。没听说教务长发话。也许那堆火不够大。书很难烧，除非你先燃起一堆大火。也许大学前院太混乱太嘈杂，那儿的大街太喧闹，我在一个小角落里干的勾当根本算不得新鲜。

我更觉得自己没用。印度的其他地方出了伟人。如果能跟随他们，甚至只是看他们一眼，我会感到多么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接触到他们的伟大。而在这里，在王宫脚下，有的只是唯唯诺诺的生活。我夜复一夜思索着自己究竟该怎么做。我知道，圣雄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就在一两年前，在他的隐修处。在宁静中，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在众人的崇敬中，他痛苦地思索着该如何点燃这个国家。最后，他出人意料地想到组织不可思议的盐路长征，从自己的隐修处一直走到海边，去采盐。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待在穿制服的侍臣父亲的房子里，仍旧（为了息事宁人）假装去上课，但忍受着我前面所说的那些煎熬，最终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我无比肯定那浮上我心头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一定要施行。那个决定就是我要牺牲自己。不是空洞的牺牲，瞬时的行动——跳桥、撞火车是无论哪个傻瓜都能做的——而是更为长久的牺牲，是圣雄会赞同的那种。他指出了种姓制度的诸种罪恶。没人说他错了，但很少有人为此做些什么。

我的决定再简单不过。我要背弃我们的祖先——祖父说的那些受外族压迫、挨饿受穷的愚蠢祭司，背弃父亲要我在邦主手下做大官的愚蠢愿望，背弃大学校长要我娶他女儿的愚蠢愿望。我决定背弃所有那些死路，把它们踩在脚底，我要做的是我能力所及的唯一高尚的事情——找一个身份最卑微的女人，娶她为妻。

事实上我已经有目标了。是大学里的一个女生。我不认识她。我没跟她说过话。我只是注意过她。她瘦小粗糙，看上去像是从某个部落来的，皮肤特别黑，使那两颗大门牙显得尤其白。她衣服的颜色有时很鲜亮，有时则很晦暗，仿佛是同肤色融合了。她多半属于低等种姓。邦主给所谓“低等阶层”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学金。人人都知道邦主虔诚，奖学金就是他的宗教善行之一。事实上，那就是我在课堂上看见她捧着书本时的第一个念头。许多人在看她。她谁也不看。这之后我常常见到她。她握笔的姿势奇怪、坚决而幼稚，她抄写教授的笔记，关于雪莱和W，当然还有勃朗宁、阿诺德，以及通篇都是独白的《哈姆莱特》的价值。

这最后一个词让我们非常头疼。教授念这个词时会有三四种发音，全看他当时的心情；当他考我们对笔记的理解时，我们不得不念出这个词，那情形，你真可以说是一个人一种发音。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困窘。由于某种原因，我以为那个女孩既然能拿到奖学金，就应该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懂得多。可是有一天，教授向她提问——通常他难得注意她——我却发现她一窍不通。她几乎说不出《哈姆莱特》的情节。她只记得那些句子。她以为故事发生在印度。教授自然嘲笑了她，班上的人哈哈大笑，就好像他们知道的比她多很多似的。

之后我更注意那女孩了。她让我着迷，又让我厌恶。她的出身恐怕极其卑微。想到她的家庭、她的族人以及他们的职业，就让人受不了。那样的人去寺庙，不会被允许进入供奉神像的圣殿。主持仪式的祭司决不会碰他们一下。他会把圣灰扔给他们，就像扔吃的给狗一样。每当我细想那女孩的事，这一类的念头就会把我包围。那女孩能感受到别人的注视，但她从来不回看他们。她在努力坚持。只要一点点力气就能把她碾碎。我对她越来越着迷，竟生出一丝同情，希望能看看她眼里的世界。

就是这个女孩，我认为我应该去跟她告白，并且和她共度一生，完成我的牺牲。

学生们经常会去一家茶室或者说是餐厅。我们叫它宾馆。在大路旁边一条胡同里。很便宜。你跟服务生要香烟，他就会在桌上放一个打开的纸包，里面有五支烟，你抽几支就付几支的钱。就是在那里，有一天我看见那个拿奖学金的女孩独自坐在一张有环形花纹的小桌旁，穿着一身晦暗的衣服，头顶的天花板上垂着吊扇。我走过去，在她的桌子旁边坐下。她应该高兴才是，可她似乎吓坏了。然后我意识到尽管我大概知道她是谁，她却多半没看过我一眼。我在班上并不出众。

所以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小小警告。我注意到了，却并不在意。

我对她说：“我在英文课上见过你。”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也许会让她认为教授提问《哈姆莱特》令她难堪的时候我在场。她没答话。精瘦的服务生满脸油光，身上是连穿了好几天的脏兮兮的白外套，他将滴着水的杯子搁在桌上，然后问我要什么。这稍稍缓解了我的尴尬。她却没有因此放松。她眼下的处境很古怪，老有人看她。她那黝黑的上唇在大白牙上缓缓滑动——就像蜗牛那样湿湿黏黏的。这时我才看出她扑了粉。脸颊和额头上绽开一片白色，令黑皮肤显得暗淡，而在粉的边缘油亮亮的黑皮肤又露了出来。我觉得恶心、羞耻，又有点感动。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能说：“你住哪儿？你父亲做什么的？你有兄弟么？他们做什么的？”这类问题只会惹麻烦，况且说实话，我也不想知道答案。答案会把我带入深渊。我不愿意落到那一步。于是我就坐着，抿着咖啡，从服务生留在桌上的纸包里掏出一支细细的廉价香烟抽着，一言不发。我低头瞥见她黝黑的小脚上套着一双不值钱的拖鞋，我又一次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那么感动。

我没事就往茶室跑，每次看见那女孩在里面，我就坐到她的桌子旁边。我们不说话。有一天她在我后面进来。她没有走到我的桌子旁边。我很尴尬。我想着茶室里的其他人，谁都有一段平淡而稳妥的前程，有那么一阵子，说实话，我有点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该放弃什么牺牲生活。我坐着没动。可是，一种挫败感，以及那女孩的冷漠态度惹恼了我，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来。她似乎料到了，似乎微微向边上挪了挪，仿佛在给我腾地方。

那个学期就是这样。没有说过话，没有在茶室外见过面，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我们开始在茶室里遭遇别人的异样眼神，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在，也会遭遇这种眼神。女孩神情窘迫。看得出她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审判的眼神。但是，那虽然令她无地自容，却给了我一种奇怪的满足。我将这审判——来自服务生、学生、地位低微的人的审判——当作我牺牲生涯所收获的第一枚甜蜜的果实。这只是最初的果实。我知道前面会有更大的战斗、更严酷的考验，以及更甜蜜的果实。

第一场战斗没过多久就来临了。一天，在茶室里，那女孩对我开口了。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两人之间的沉默——那仿佛是一种完美的交流方式——所以这样的进展在我看来却是退步，让我吃了一惊。而与惊讶相交织的是对她声音的失望。这时我意识到，在课堂上，甚至在教授提问她《哈姆莱特》那会儿，我听到的不过是她的嗫嚅。她的声音就这么直愣愣地从小方桌另一边传来，听起来不温柔、不羞涩，也丝毫没有甜美的意味，你也许会以为这么一个矮小、瘦弱、胆怯的人应该有那样一种声音。她的声音粗糙，沙哑，刺耳。我会把这种声音与她那一类人联系在一起。我以为她既然拿了奖学金，就会把那样的声音抛弃掉。

我一听见这声音就心生厌恶。我觉得自己在往下沉——这感觉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种恐怖必然会与牺牲相伴，我已经决心牺牲，就不得不继续忍受下去。

我脑子里塞满了这些念头——她的莽撞，她的声音如此可恶（就好像是那对大白牙和扑了粉的黑皮肤发出的），我如此害怕——不得不让她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她说：“有人告诉我叔叔了。”

叔叔？我认为她没有权利把我拖入这类令人不快的深坑。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他窝在哪儿的洞穴里？甚至“叔叔”这个词——别人常用来指某种珍贵的关系——听起来都是那么自以为是。

我说：“你这个叔叔是干什么的？”

“他是工会的。造反派。”

她用了个英文词，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特别古怪和刺耳。我们这个邦没有民族主义运动，邦主禁止，但的确有半民族主义的玩意，以“劳工”、“工人”之类的漂亮词儿代替平日里用的那些难听的词儿。我立刻明白她可能是什么人了。或许她和造反派有关系，而这或许就是她能从邦主那里领到奖学金的原因。她自以为是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属于新兴势力。

她说：“他说要发动游行对付你。种姓压迫。”

那对我再合适不过了。那会成为我抗拒旧的价值观念的公开声明。大家都会知道我遵从圣雄的理想，以及我的牺牲。

她说：“他说要发动游行，烧掉你家房子。全世界都看见你一连好几个星期在茶室里坐在我身边。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是真的吓坏了。我知道那些造反派。我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得把我藏起来，等风头过去。”

我说：“可那不是绑架么？”

“你只能这么办。”

她很镇静。我像是个溺水的人。

几个月之前，我还是个不起眼的混日子的大学生，有个做侍臣的父亲，住在他的三等公寓里，想着这个国家的伟人，渴望也成为伟人，但在琐细的生活中看不见任何途径能够接近那伟大的事业，所做的不过是听听电影歌曲，沉浸在歌曲激起的情绪中，然后又被可耻的恶习打回原形（对此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一样），总是感到被空虚的世界和奴性生活压迫着。而此时，我生活的一点一滴几乎都变了。我就像一个小孩，在雨过天晴之后看着小水洼里倒映出的天空，知道自己很安全，期望感受到恐惧，于是伸出脚去碰那水洼，刚一触及水面，水洼就变作洪水，将我冲得不知去向。这就是我在那几分钟里生出的感受。也是在那几分钟里我对周遭的世界有了这样的看法：它不再是一个平淡乏味的地方，走来走去、忙忙碌碌的都是普通人；这里暗流涌动，随时会把那些毫无防备的人冲走。她的特征全变了：那双黝黑的小脚、那对大门牙、那黑皮肤。

我得给她找个地方。那是她的主意。找旅馆或提供膳食的寄宿处绝对不行。我想了一遍我认识的人。必须排除家族的朋友和大学同窗。最后我觉得可以找城里那个雕刻匠试试。他的作坊早先同我祖上所依附的寺庙有联系。那地方我常去。我认识那位师傅。他身量不高，成天灰扑扑的，戴着眼镜。他看上去像瞎子，但那是因为他的眼镜片上总是沾满凿下的碎屑。那儿总有十来个工匠，瘦瘦小小，光着脊背，样子再普通不过，在院子里凿着刻着，锤子敲打凿子，凿子敲打石块，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二十多种不同的声音。要待在这样嘈杂的地方可不容易。但我认为那个女孩不会介意。

雕刻匠出身于中等种姓，不算低，但也绝对谈不上高，这正合我意。还有许多手工艺匠人携家带口地住在他的作坊里。

师傅正在研究一幅寺庙柱子的复杂图稿。一如既往，他见到我很高兴。我看了看他的图稿，他又拿出其他几份给我看，然后我慢慢将话题扯到那女孩身上，“低等阶层”，被家里赶了出来，受到威胁，急需找地方安身。我告诉自己说话的时候绝不能吞吞吐吐，要斩钉截铁。那师傅知道我祖上。他绝不会把我和这种女人联系在一起，我又暗示说我是替某位出身非常高贵的人物出面。谁都知道邦主同情低等阶层。那位师傅表现得好像深谙世情。

有一间屋子，就在放满各种画像雕像半身像的库房后面。这个戴着瞎子眼镜、灰头土脸的矮个子很有天赋。他不仅能做复杂精细的神像，还能为活着或死去的人塑像。他做了许多圣雄及其他民族运动伟人的塑像；他还为人家的父母、祖父母塑半身像（根据照片）。有时候这种半身像还会戴上真的眼镜。那地方满是幽灵，待上一会儿我就会觉得不安。后来听说每一尊神像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此他们那可怕的神力不可能施展出来，把我们全都毁灭，我这才自在些。

我真希望能够把那女孩扔在那里，用不着再去，可我总是感觉到造反派和她叔叔的威胁。而且她在那儿待得越久，要打发她走就越难，我们也越像是已经住在了一起，虽然我碰都没碰过她一下。

我住在家里。我出门去学校，装作去上课，有时候会去雕刻匠的工场。我从来不久留。我不想让师傅看出端倪。

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一天，在那个昏暗的屋子里，一切都覆盖着雕刻工场的尘埃，就好像那女孩脸上的粉，她看上去十分忧郁。

我问：“怎么了？”

她用那种可怕刺耳的声音答道：“我在想我的一生就这么改变了。”

我说：“那我的一生呢？”

她说：“要是我还在外面，现在该考试了。考试容易么？”

我说：“我罢课了。”

“那你怎么找工作？谁来供养你？你该去考试。”

“我没学习。我不可能现在立刻记住那些笔记。来不及了。”

“他们会让你及格的。你认识那些人。”

考试成绩公布后，我父亲说：“我真是不明白。我听说你对浪漫主义和《卡斯特桥市长》一无所知。他们不想让你及格。校长不得不去和他们谈话。”

我本该说：“我老早就把书全烧了。我响应圣雄的号召。我抵制英文教育。”但是我太胆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退缩了。我只是说：“我在考场里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跑了。”我真该为我的胆怯大哭一场。

父亲说：“你要是觉得学习哈代和威赛克斯什么的有困难，就该来找我。我还留着我那些笔记呢。”

他下班了，站在我们那套三等公寓狭小炎热的前厅里。他没戴包头巾，没穿制服，身上只有背心和一块腰布。尽管邦主的廷臣要戴包头巾、穿制服，尽管他们的外衣分日间和夜间两种，但他们从来不穿鞋，因此我父亲的脚底很黑，茧子足有半英寸厚。

他说：“这样的话，我看你该去地税部。”

于是我开始为邦主工作。地税部非常大。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小片土地，都必须每年缴税。邦内各地都有官员负责测量土地，登记归属，征收税款，记录账目。我在中央办公室上班。那是一幢漂亮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有一个高大的穹顶。楼里满是房间。我和二十个人一起待在一间又高又大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大架子上堆满文件，很像是火车站行李寄存处那种架子。文件收在纸板夹子里，系着细绳；有时会用布包成一捆一捆的。文件夹在架子顶层一搁就是好多年，被尘土和烟雾弄得肮脏不堪。天花板也被香烟熏得泛黄。这屋子，顶上是尼古丁熏出的蜡黄，而下面，门、桌子、地板，则是红褐色的。

我为自己悲哀。这种奴隶般的生活与我想象中的牺牲生活没有丝毫相像之处。可此时我却为此庆幸。我需要钱，尽管薪水少得可怜。我负债累累。我打着父亲的名号，凭借他在王宫里的职位，到处向放债人借钱，只为了供养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

她把那地方布置得很体面。那得花钱。还有厨房用具，以及她的衣服。所以我得承担一个已婚男人的所有花销，同时在我父亲的三等公寓里过苦行僧的日子。

那女孩从来不相信我根本没钱。她认为我们这种出身的人一定有秘密进项。外面反对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宣传的。我只是一声不吭地扛着。每次我从放债人那儿借来一小笔钱交到她手里，她都不会惊讶。她用反讽的语气说（或许是讽刺，不知我们的教授会怎么说）：“你的表情很悲伤。但你们这个阶层的人，拿点东西出来的时候总是一脸悲伤。”有时候她的腔调就像她叔叔——出身低等阶层的造反派。

我满腔悲哀。她却为我的新工作喜不自禁。

她说：“我真是觉得这变化很不错，有固定收入了。”

我说：“我不知道这工作我能维持多久。”

她说：“我苦日子过够了。我不愿意再忍受下去。本来我会拿到文学学士学位。要不是你把我从学校里拐出来，我就去考试了。我家里人为了送我上大学吃了许多苦。”

我真要被气哭了。

倒不是因为她说的这些话，而是因为想到我如今不得不生活在牢狱中。每天我都会离开父亲的房子去上班。我觉得自己又成了小孩子。我小时候父母常常会对人提起我的一个笑话。他们有一天对我说：“今天我们要带你去学校。”这天放学后，他们问我：“你喜欢学校么？”我说：“喜欢。”第二天他们一大早叫醒我。我问怎么了，他们说：“你得去上学啊。”我哭起来，说：“可我昨天已经去过了呀。”现在我去地税部上班就是这感觉。想到我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老死，我就心惊胆战。

一天，在办公室里，主管走过来跟我说：“你被调到稽核处了。”

稽核处的职责是核查收税官和测量员有没有腐败行为。收税官会向不识字的贫农收取土地税，却不给收据，贫农只得为他那三四亩地再次缴税，或者不得不行贿，好拿到收据。这种鬼把戏在穷人中间没完没了。收税官也不比农民富有多少。不缴税，受害者究竟是谁？我越看那些肮脏的纸片，就越是觉得自己站在作弊者那一边。于是我开始将那些可恶的小纸片销毁或是一扔了之。我暗中搞破坏，这让我很得意，因为我虽然没有大声宣布过什么，但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非暴力反抗。

一天，主管对我说：“总督察要见你。”

我的勇气消失了。我想起那些债务，想起那些放债人，想起那个住在雕刻匠的工场里的女孩。

总督察坐在办公桌后面，四周都是文件，那些记录渎职行为的文件经过五六张办公桌的筛选，然后是另一轮筛选，最终到达这里，听候他的无情裁决。

他靠着椅背，微微摇晃，目光透过厚镜片落到我身上，终于开口道：“你对这里的工作满意么？”

我垂下脑袋。什么也没说。

他说：“从下星期开始你就是助理督察。”

真是大升职。我感觉是陷阱。我说：“我不明白，长官。我觉得我不够格。”

他说：“我们没有让你做督察。只不过是助理督察。”

那是我第一次升职。无论我工作表现多差，无论我怎样暗中搞破坏，他们还是继续升我的职。就像是逆向的非暴力反抗。

这让我担心。一天晚上我同父亲谈起此事。

他说：“校长想让他的女婿飞黄腾达。”

我说：“我做不了他的女婿。我已经结婚了。”

我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么说。当然，那不完全是事实。但那是因为我开始考虑自己同住在雕刻匠那儿的女孩之间的关系。

我父亲气疯了。他的耐心和仁慈全没了。他的心碎了。过了很久他才缓过神来细细问我。

“谁家的女孩？”

我说了。他一言不发。我感觉他就要垮了。我想让他平静下来。于是我说了造反派的事，就是那女孩的叔叔。我是想让他知道那女孩是有背景的，并非无名小卒，这么说再愚蠢不过，也和我的牺牲理念完全相悖。这下更糟。他不愿意听见造反派这个词。他直挺挺地躺在前厅水泥地上铺着的旧竹垫上，然后叫来我妈。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脚底又厚又硬的茧子，肮脏，龟裂，边缘有些微剥落。作为廷臣，他不能穿鞋子。但他买鞋子给我穿。

终于他说：“我们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接下来我们得面对校长的愤怒。你毁了他女儿的名声，人人都以为你是要娶她的。”

就这样，尽管这两个女人我哪个都没碰过，和哪个都没举行过仪式，我却已经毁了她们的名声。

早上，我父亲眼窝深陷。他没睡好。他说：“几百年了，我们秉持着我们的出身所要求的一切。就连穆斯林时代也不例外。就连闹饥荒的年代也不例外。现在你把我们的传统丢弃了。”

我说：“现在该去牺牲了。”

“牺牲，牺牲。什么意思？”

“我要遵从圣雄的号召。”

这话让父亲住了口，我接着说道：“我要牺牲我唯一必须牺牲的东西。”这话是我前一天夜里想到的。

父亲说：“校长很有势力，我敢肯定他会想办法在我们脚底下放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你嘴上说牺牲是很容易。你可以走。你还年轻。所有后果得由我和你妈妈承担。其实你走了更好。你在这儿不可能被允许和一个低等人在一起。你想过这些没有？”

我父亲说对了。到目前为止这事对我来说还是很容易的。我并没有真和那女人在一起。这念头一天比一天真切，也越来越让我恶心。因此我的情形很古怪。

几个星期过去了，日子和平常没两样。我住在父亲的公寓里，偶尔去雕刻匠那儿。我去地税部上班。父亲一直在担心校长，但什么也没发生。

一天，有人跑来对我说：“总督察要见你。”

总督察桌上堆着一摞文件夹。我认出了其中几个。他说：“要是我告诉你又有人推荐你升职，你会吃惊吗？”

“不会。会的。但我不够格。升职了我做不好。”

“我也这么觉得。我检查了你的部分工作。我有些糊涂了。有文件被销毁了，还有收据被扔了。”

我说：“我不知道。有人故意破坏。”

“我看我还是明说吧。我们在调查你的腐败问题。有上级官员揭发你。腐败，这很严重。你会坐牢的。监禁。这些文件足够给你定罪了。”

我去雕刻匠那儿找那女孩。除了她，这事我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

她说：“你帮那些作弊的人了？”她似乎很高兴。

“哦，是。我没想到他们会发现。那地方有那么多文件。他们编造个案件指控任何人都行。我告诉你，是校长和我过不去。他要我娶他女儿。”

女孩立刻明白了。我不用再多说。她把前后因果都联系起来了。

她说：“我会让我叔叔组织游行。”

叔叔，游行：一群低等阶层的人举着简陋的横幅，在王宫和秘书处外面喊我的名字。我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游行。”

她坚持要。她火了。她说：“他很会吸引观众。”她用了个英语词儿。

想到自己被造反派护着，真叫人受不了。而且我很清楚，在父亲遭受连番打击之后，这种情况若发生，会要了他的命。那个时候，我被那女孩和校长，被造反派和监禁的威胁夹在中间，你也许会说是前有魔鬼后有深渊，我开始想到逃跑。我开始想到去城里有名的古寺避难。就像我祖父。就在付出最大牺牲的那一刻，我仿佛出于本能选择了走老路。

我暗中做了些准备。并没有多少要准备的。最困难的无非是剃光脑袋。某天一大早，我离开父亲的房子，就像佛祖离开他父亲日夜笙歌的王宫，穿着合乎身份的衣服，赤着脚、光着脊背步行去寺庙。我父亲向来不穿鞋。我向来穿鞋，除了在特定的宗教场合，所以我脚底的皮肤很薄很软，不像父亲那样长满茧子。没过多久我的脚就痛起来，真不知道等太阳出来、寺庙庭院的石板地面变得滚烫的时候，脚会变成什么样子。

像祖父多年前一样，我白天在庭院里移动，躲避日头。晚上祷告结束后，我拿到了食物。待时机成熟，我便向庙里的祭司宣布我行乞者的身份，寻求庇护，同时让他们知晓我的出身。我没打算躲藏。寺庙庭院和大街上一样热闹。我想，看到我的人越多，知道我的牺牲行为的人就越多，我也就越安全。但我的事情并不出名，过了好一阵，大概有三四天，我进寺庙的事才传出去，还有那桩丑闻。

校长和地税部的官员刚想行动，造反派就发动了游行。大家都吓坏了。没人敢动我。就这样，我被卷入了低等阶层运动。这令我感到难堪和悲哀，对父亲以及我们的过去怀着深切的哀痛。

这种情形持续了两三个星期。我不知道该如何行动，也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我不知道我这古怪的情形会持续多久。官方的律师在奔忙，而我知道要不是因为造反派，没有什么庇护之所能够保护我免遭审判。这时候我想到效仿圣雄在某个阶段的做法：发誓禁语。这么做很合我的个性，况且似乎也是最简单的对策。我发誓禁语的消息传出去了。那些老远来拜神的普通人现在也会过来向我致意。我一下子成了圣人，又因为造反派头目和他侄女的缘故，我成了政治人物。

我的事情尽人皆知，就快跟另一个邦的那个恶棍律师马哈万齐名了。那家伙出身低微，自以为是，将习俗体统全部抛在脑后，非要在祭司主持某个烦冗的宗教仪式期间步行穿过寺庙。这样的仪式，稍有差池，就得从头来过。遇到这种场合，最好是把吵吵嚷嚷的低等阶层挡在外面，整个寺庙的街道都不允许他们经过。

国内其他地方都在谈论甘地、尼赫鲁和英国人。而在这儿，在邦主的领土上，大家却绝口不提这些事情。他们是半个、四分之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更少。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为种姓而战。他们为我和那个律师的事情闹了好一阵子非暴力反抗，替律师要求走过寺庙的权利，替我要求娶造反派侄女的权利，或是替她要求嫁给我的权利。

游行和一日罢工把我从校长和法庭手里，也从那女孩手里救了出来。然而，把我和那个律师相提并论，却让我有苦难言。我仅仅是想自我牺牲，却陷入眼下这种情形，我觉得很不公平。毕竟我只是想跟随我们这个国家的伟人。命运弄人，将我变成英雄，而崇拜我的那些人，只关注自己微不足道的种姓战争，却想把那些伟人推倒。

我就这样过了大约三个月，听任来庙里的人向我致敬，不理会他们的礼物，当然也从未开口。其实这样打发时间并不讨厌。正合我的脾气。而以我的处境，发誓禁语显然很有用。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收场，不过没过多久我就不再为此担心。甚至当沉默将我压倒时，我竟开始有点享受这种无所依傍、随波逐流的感觉，与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断了瓜葛。有时会有十或十五分钟，或者更长，我会忘了自己的处境。而有时我会忘了自己在哪儿。

就在这时候，那位大作家和他的朋友来了，还有大学校长，我的人生再次改变。

校长还兼任土邦旅游宣传部长，有时候会陪同贵宾参观。他憎恶地瞪了我一眼——先前的所有焦虑再次浮上我的胸口——然后径直从我面前走过，但是作家的朋友哈克斯顿先生却向他打听了我的情况。校长不耐烦地、鄙夷地一挥手，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哈克斯顿先生却固执地继续问为什么人们送我礼物。校长告诉他们我发誓禁语，已经有一百天没说话了。作家很感兴趣。校长看出来了，作为邦主旅游部的忠实仆人，他开始找他认为老作家和他的朋友会想听的话说，他那种人都会这一套。他用憎恨的眼神紧盯着我，嘴里却吹嘘起我的祭司家庭和祖先。他吹嘘我此前的事业，我本应拥有的辉煌前程。而我不知何故放弃了这一切，过起了苦修禁欲的生活，依赖朝圣者的施舍度日。

校长的溢美之词把我吓坏了。我以为他在计划某种龌龊的阴谋，他说话的时候，我转过脸去，装作听不懂他的语言。

校长咬牙切齿地说道：“他畏惧此生以及来世的大惩罚。他的畏惧没有错。”

作家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口吃得厉害。

校长答道：“难道我们每天不是一边偿还过去的罪孽，一边积蓄将来的惩罚？这难道不是人人都得面对的陷阱？我只能这样解释我的厄运。”

我不理会他语气中的谴责意味，没有转回脸去看他。

第二天，作家和他朋友又来了，校长没有跟着。作家说：“我知道你发誓禁语。不过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能否把答案写给我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做任何手势表示赞同，可他还是叫他朋友拿出一本便笺簿，用铅笔写道：“你快乐么？”我认为这问题很重要，便接过便笺簿和铅笔，郑重其事地写道：“沉默使我感到格外自由。这就是快乐。”

还有几个类似的问题。说实在的，很容易，只要我认真对付。答案毫不费力就有了。我觉得这很有趣。我看得出作家很满意。他大声对他朋友说——就好像我不说话就也听不见似的：“我觉得这有点像亚历山大和婆罗门。你知道这故事么？”哈克斯顿先生气呼呼地说：“我不知道这故事。”那天早上他眼圈发红，脾气急躁。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阳光强烈，寺庙庭院里被晒得发白的石头散发着热气。作家存心似的说道——这回一点也不口吃了：“没关系。”然后他转向我，我们又问答了一番。

会面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通过了一场考试。我知道这事儿会传扬出去，而且由于我得到了大作家的关注，校长和邦里的其他官员就没办法再加害于我。果然如此。事实上，作家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被迫开始以我为荣。就像可怜的校长一样，他们统统不得不为我吹嘘几句。

不久作家写了那本书。接着，其他外国人也来了。如我从前所说，这就是在伟大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会开始在海外某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精神领袖的圈子里获得某种类似名声的东西的原因——虽不响亮，但非常真实。

现在我不再逃避自己的角色。起先我认为我是作茧自缚。但很快我发现这个角色很适合我。我越来越心安理得。经历了一连串偶然，如在梦中一次又一次被抛进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总是凭着一时冲动行动，只为了逃离我们这种生活的奴性，看不清将来，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祖先的老路。这令我既震惊又敬畏。我感到有某种更高的力量伸出手来，给我指出了一条真实的路。

我父亲和校长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尽管校长曾因为官方的缘故对我大加赞誉——我已经声名狼藉，无可救药，是这个阶层的浪荡子，我走的路是对神圣道路的嘲弄。但我不管。他们以及他们的忧虑与我何干。

现在我应该让自己的生活恢复秩序。我不能老住在庙里。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立，摆正那女孩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我不能抛开她，就像我不能抛开我的角色。抛弃她无疑会加重我的恶名；何况造反派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不可能对每个人说一声抱歉就轻轻松松回到过去。

这期间她一直住在雕刻匠那儿的小屋里，住在堆满神像和当地头面人物的白色大理石雕像的仓库后面。我们的关系已经传得满城风雨，现在是一天比一天确定，而我却一天比一天更加以她为耻。我父母和校长以及我们阶层的人有多么以我为耻，我就有多么以她为耻。这种羞耻感总是跟随着我，淡淡的痛苦总是萦绕在我心底，仿佛无法治愈的痼疾，吞噬着我的分分秒秒，我的每一次小小胜利（又被某一本书、某一家杂志提到，又有一位有身份的人物来访）。我开始在忧郁中寻求庇护——虽然这么说可能显得有些古怪。我花心思将它招来，迷失其中。忧郁成为我性格的重要部分，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忘了它因何而起。

就这样，我最终自立门户了。有一件小事还不错。谁都以为我已经和那女孩结婚了，所以没有任何仪式。我觉得自己受不了那个。我的心无法承受那种亵渎。在内心深处，我暗暗发誓禁欲，婆罗门的誓愿。就像圣雄。不同的是，我失败了。我羞愧万分。眨眼间就遭到了报应。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那女孩怀孕了。她那肿胀的腹部，那本就丑陋的身体的变化折磨着我，我只愿我眼中看到的一切全不存在。

小威利出生了，我急着想知道他脸上有多少低等人的痕迹。那些看见我俯身打量婴儿的人会以为我是满怀骄傲。其实我把一切念头都埋在心底，而我的心在下沉。

很快，他开始长大，我会默默地看着他，觉得眼泪就要落下来了。我会想：“小威利，小威利，我对你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要在你身上烙下这种污点？”然后我会想：“可那全是废话。他不是你，也不是你的。他的脸将这显示得再清楚不过。你没有在他身上烙下什么。你给他的任何东西都消失在更广泛的遗传里了。”不过，我始终对他抱着些许希望。比如，我看见我们阶层的某个人，就会想：“他长得很像威利。他就是小威利的翻版。”心里怀着这希望，我跑去看他，可一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不过是又一次骗了自己。

这一切只在我心里上演。它们融入了我的忧郁。我对谁都没有提起过。我不知道威利的母亲知道这些会怎么说。儿子出生后她令人恐惧地成熟了。她似乎忘记了我的职业性质。她变得热衷于家务事。她去学插花，老师是一位英国官员的太太——那时独立还没有到来，城里仍驻有英军——此外还跟一个信祆教的女人学习烹饪和家政。她尽力款待客人。我羞愧难当。我记得有一次很惨。她把餐桌布置成一种新花样。她在每位客人的侧碟里搁上一块毛巾。我认为那样不对。我从没在哪本书里读到过，也从没在哪部外国电影里看见过毛巾可以放上餐桌。她坚持那样。她说是“餐巾”什么的。如今她已经不再处于守势，很快她开始愚蠢地攻击我的祖上，因为他们不懂得现代家政。什么问题都没来得及解决，第一位客人就到了（他是法国人，正在写一本关于罗曼·罗兰的书，印度人都喜欢罗曼·罗兰，因为据说他崇拜圣雄），于是我只得退回我的忧郁中，忍受着餐桌上的毛巾熬过整个晚上。

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真面目。从我说的这些，可以想象我所有的不幸，我对自己的厌恶。我发誓禁欲，那代表着我性格中最深刻的部分，威利的母亲却再一次怀孕了。这一回是个女孩，这一回完全没有办法自欺欺人。那女孩就是她母亲的翻版。真是上天的惩罚。我给她起名萨洛姬妮，是独立运动中一位女诗人的名字，我希望她拥有同样的天赋，因为爱国诗人萨洛姬妮尽管备受推崇，却也相当丑陋。

这就是威利·詹德兰的父亲讲述的故事。讲了差不多有十年。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内容加进来。威利·詹德兰是听着这故事长大的。

他父亲说：“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开始讲这故事的时候，你曾经问我是否真的崇拜那位作家，你的名字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我说我不敢肯定，我让你自己决定。现在你听完这些我不得不说的事情了，你怎么想？”

威利·詹德兰说：“我瞧不起你。”

“那是你妈说的。”

威利·詹德兰说：“你说的那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是给我的？你什么都没有给我。”

父亲说：“我的生活就是牺牲。我没有任何财富可以给你。我有的只是友谊。那是我的财富。”

“可怜的萨洛姬妮怎么办？”

“我老实对你说吧。我认为她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考验我们。对于她的相貌，不用我说什么，你都知道。她待在这国家是不会有好前程的。不过，外国人关于美和其他某些东西的观念同我们的不一样，我只能指望萨洛姬妮嫁给外国人。”

第一章

威利·詹德兰和妹妹萨洛姬妮上的是教会学校。一天，一位加拿大籍老师笑眯眯地问威利：“你父亲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他已经多次向其他男孩提过，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父亲所从事的各种卑贱职业。他们的不知羞耻令威利感到惊讶。而现在，这问题落到了威利头上，他竟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描述父亲的职业。他还发现自己感到羞耻。老师依旧笑眯眯的，等着他回答，最后威利·詹德兰恼火地答道：“我父亲是做什么的，你们全知道。”全班哄堂大笑。他们笑是因为他恼了，而不是因为他的回答。威利·詹德兰就是从那一天起开始鄙视他父亲的。

威利·詹德兰的母亲念过教会学校，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念教会学校。那种学校的孩子大多出身低等种姓，不被当地上等种姓的学校接纳，即便进去了，日子也不会好过。她自己最初进的就是一所上等种姓的学校。一所位于郊外的破败肮脏的房子，与邦主的宫殿和他的善意相距甚远。尽管破败，教师和校工还是容不下威利·詹德兰的母亲。校工甚至比老师还凶。他们说，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愿意在一所接纳低等人的学校做事。他们说他们要罢工。最后他们不知怎的全都收起了自尊和罢工之类的话，那女孩被允许去那儿上学了。第一天就出事了。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那女孩和同学一道跑到操场上，一个破衣烂衫、瘪着肚子的校工正在从一个大桶里舀水分给学生。他握着一把长柄竹勺，一有学生过来，他就把水倒进铜碗或铝碗里。威利·詹德兰的母亲天真地思量着她该要铜碗还是铝碗。可是当她来到那人跟前，却没有这样的选择等着她。那个破衣烂衫、瘪着肚子的人暴跳如雷，咆哮起来，就好像准备追打一条野狗。有些孩子表示抗议，那个分水的男人便装作在找什么东西，然后从地上捡起一只生锈的脏罐子，边缘被开罐起子撬得参差不齐，是澳大利亚伍德邓恩黄油的蓝色罐子。他把水倒进罐子给那女孩。于是威利·詹德兰的母亲懂了，在这外面的世界里，铝碗是给穆斯林、基督徒之类的人的，铜碗是给上等种姓的人的，而生锈的破罐子是给她的。她啐了那罐子一口。那个瘪着肚子的男人举起竹勺好像要打她，她一路跑出操场，生怕丢了小命，那男人还在那儿骂个不休。过了几个星期，她就去上教会学校了。她应该一开始就去那儿，但她家里和族里的人什么都不懂。他们不了解上层种姓、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宗教。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与世隔绝，已经在懵懂无知中生活了几百年。

威利每次听到这个伍德邓恩黄油罐的故事，都会怒不可遏。他爱他母亲，很小的时候他就会用自己得到的钱买漂亮东西送给她或者布置房子：镶竹框的镜子、钉在墙上的竹制花瓶架、漂亮的印花布、铜花瓶、克什米尔彩绘纸盒、皱纹纸花。当他渐渐长大，他愈加了解教会学校及其在邦里的地位。也愈加了解学校里的孩子。他明白了念教会学校就仿佛被打上了烙印，他开始离母亲越来越远。他在学校里的功课越好——他比他的同学都强——离母亲就越远。

他开始向往去加拿大，他的老师就是从那儿来的。他甚至开始想着皈依他们的宗教，像他们那样去世界各地教书。有一天，老师要他写一篇描写假日的英语作文，他就假装自己是加拿大人，把父母叫作“爹地妈咪”。爹地妈咪有一天决定带着孩子们去海边。一大清早他们就上楼到孩子们的房间里把他们叫醒，孩子们穿上崭新的节日盛装，一家人开着车来到海滩上。海滩上到处是度假的游客，一家人吃着带来的节日甜点，傍晚时分晒得黑黝黝地开车回家，心满意足。所有这些外国生活的细节——楼房、孩子们的房间——都是从教会学校里人手相传的美国漫画书上学来的。这些细节融合了本地的习俗，比如节日盛装和节日糖果，有一段还写到爹地妈咪心满意足之余分了一些甜点给衣不蔽体的乞丐。这篇作文得了满分，十分里的十分，老师还请威利读给全班同学听。其他孩子，大多是穷人家的，根本不知道该写些什么，甚至不会编造，他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们羡慕地听着威利的故事。威利把本子拿给他母亲看，母亲既欣慰又骄傲。她对威利说：“拿给你父亲看。他是学文学的。”

威利并没有把本子直接送到父亲手上。他把它放在正对着静修处内院的游廊的桌子上。他父亲每天早上都在那桌前喝咖啡。

他读到了这篇作文。他感到羞耻。他想：“谎言，谎言。他从哪儿学到这么些谎言？”他又想：“但比雪莱、华兹华斯以及其他那些人还糟糕吗？他们不也都是在撒谎？”他又读了一遍那作文。他为自己的缺失而悲哀，心想：“小威利，我究竟对你做了些什么？”喝完咖啡，他听见今天的第一批祈求者已经在这所小小的庙宇的庭院里聚集。他想：“但我什么都没有对他做。他不是我。他是他母亲的儿子。所有这些妈咪爹地之类的玩意儿都是从她那儿学来的。她无法避免。她就是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她向往的就是这些教会学校的东西。也许再重生个几百次她能进化得更好些。但她没有体面人那样的耐心。她就像如今那些低等种姓的人一样，想抢在别人前头。”

他没有对威利提起那篇作文，威利也没有问起。他比以前更鄙视父亲了。

大概一星期之后的一天早上，父亲正在静修处那边会客，威利·詹德兰又把作文本留在内院游廊的桌子上。他父亲在午饭时看到那本子，立刻激动起来。他的第一感觉是本子里又添了一篇气人的作文，又是“妈咪爹地”之类的玩意儿。他感觉这孩子，他妈妈的好宝贝，正在向他挑衅，全是下等种姓的狡诈手段，而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自问：“圣雄会怎么做？”他认为圣雄遇到这类狡诈的挑衅，会采取他的那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他什么也不会做。于是他也什么都不做。他没有去碰那本子。他随它搁在那里，威利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看见了。

他在心里用英语说：“他不仅是个骗子，但是个懦夫。”这句子听上去不对劲，逻辑上不通。于是他再说了一次。“不仅他是个骗子，而且他还是个懦夫。”[1]句子开头的倒装让他不舒服，那个“而且”听上去很怪，那个“还”也是。然后，在返回加拿大教会学校的路上，作文课上纠缠不清的语法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他思索着这个句子的其他形式，当他回到学校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忘记父亲和那件事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忘记威利。孩子在吃饭时的沉默和沾沾自喜令他心神不宁。他知道那本子里藏着某种阴险的东西，而到下午他很快就知道那是什么了。在和一位来客进行一场愚蠢的对话的时候，他中途离开，走到院子另一侧的游廊上。他打开本子，看见了这个星期的作文。题目叫“考费杜阿王和乞丐女”。

很久以前，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大饥荒，到处都是不幸的人，一个乞丐女历尽艰辛来到考费杜阿王的宫殿前乞讨。她被带到国王面前。她蒙着脸，低垂着头，谈吐优雅谦卑，国王请求她露出脸庞。原来她美丽非凡。国王一见倾心，当众发誓要立她为王后。他恪守誓言。但王后的幸福并未持续多久。没有人当真视她为王后；人人都知道她是乞丐。她与家人断了联系。她的家人不时来到宫门外请求见面，但她却不能与他们相见。王族和宫廷里的人公开羞辱她。考费杜阿王似乎毫无察觉，而王后也羞于向他禀告。后来国王和王后生下一个儿子。从此羞辱变本加厉。王后的乞丐亲戚们也发下诅咒。那孩子渐渐长大，因母亲的缘故备受欺凌。他立誓报复所有人，并在成人之后实践了他的誓言：他杀了考费杜阿王。宫廷里的王族，宫门外的乞丐，人人都为此高兴。

故事就此结束。练习本的空白处满是老师用红笔打的表示赞许的钩。

威利·詹德兰的父亲想：“我们生出个妖怪。他是真的怨恨他母亲，还有他母亲家的人，而她却还不知道。可他母亲的叔叔是低等人中的造反派。我绝不能忘记这一点。这孩子会毁了我的后半生。我必须把他送得远远的。”

此后不久，有一天，他尽量用亲切的口吻（让他用亲切的口吻对这孩子说话可真是不容易）说：“威利，我们得好好考虑下你接受高等教育的事。你不能像我这样。”

威利说：“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明明对你的所作所为很满意。”

他父亲没有理会这话里的挑衅。他说：“我遵从了圣雄的号召。我在大学校园里烧了我的英语课本。”

威利·詹德兰的母亲说：“没多少人注意到。”

“你爱这么说就这么说吧。我烧了英语课本，没有拿到学位。我只不过是想说——如果允许我说——威利应该有个学位。”

威利说：“我要去加拿大。”

他父亲说：“我这一生就是个牺牲者。我没挣下什么家产。我能送你去贝拿勒斯，去孟买，去加尔各答，甚至去德里。可我没法送你去加拿大。”

“牧师会送我去的。”

“你母亲灌输给你的都是些下贱主意。牧师凭什么送你去加拿大？”

“他们会把我培养成传教士。”

“他们会把你变成一只小猴子，再送回到你母亲家的人和其他低等人那儿。你这傻瓜。”

威利·詹德兰说：“你这么以为？”便不愿再讨论下去。

几天后，练习本又摆在游廊的桌子上。威利·詹德兰的父亲没有迟疑。他翻过那些画满红钩的纸页，找到最近写的那篇作文。

是个故事。练习本里最长的一篇，仿佛是一挥而就。字很小，下笔又快又重，纸都给划得皱了起来。老师对每个句子都赞赏有加，有时干脆用红笔在空白处画一道竖线，在一整段或一整页上打一个钩。

这故事和威利写的其他故事或寓言一样，没有设定明确的地点或时间。故事开始于大饥荒的年代。连婆罗门也受到影响。一个饿得皮包骨的婆罗门决定离开族人，进入炎热多石的荒野，不失尊严地独自死去。当筋疲力尽的时候，他看见了悬崖上的一个低矮黑暗的岩洞，便决定去那里面等死。他尽量把身上清洗干净，最后一次静静躺下。他将枯瘦的头颅枕在一块岩石上。岩石上有什么东西刺痛了他的脖子和脑袋。他伸手到脑后去摸，一下，两下，这才发现他枕着的并不是岩石，而是一个落满尘土的口袋，硬邦邦的，有许多棱角凸起。他坐起来看，发现原来是一袋古老的珍宝。

就在这时，一个精灵出现了，对他说：“这些珍宝已经等你几百年了。它是你的，永远归你所有，只要你为我做件事。你接受吗？”婆罗门浑身颤抖着说道：“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精灵说：“你必须每年献给我一个活的小孩儿作为牺牲。只要你做到这一点，珍宝就永远属于你。如果你哪次没做到，珍宝就会消失，回到这里。这几百年来已经有许多人来过，他们最后都没有做到。”婆罗门不知如何回答。那精灵不耐烦地催促道：“将死的人，你接受吗？”婆罗门说：“我上哪儿去找小孩儿？”精灵说：“帮你的人可不该是我。只要你够坚决，你就能想到办法。你接受吗？”婆罗门答道：“我接受。”精灵于是说道：“睡吧，富有的人。当你醒来，你就会回到自己的寺庙，世界就在你脚下。不过可别忘了你的承诺。”

婆罗门醒来的时候，果然在自己的寺庙里，锦衣玉食，身体健壮。他发现自己比在那些贪婪的梦里还要富有。可是，他还来不及品咂这所有欢乐，那承诺就开始折磨他的头脑。那折磨挥之不去。它侵蚀着他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

一天，他看见一个部落从他寺庙的庭院前经过。他们黝黑矮小，因饥饿而瘦骨嶙峋，几乎衣不蔽体。饥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也使他们疏忽了古老的戒律。他们本不该走近寺庙，因为他们的影子、他们那种目光，甚至他们的声音都是肮脏的。婆罗门眼前一亮。他找到那部落的营地。他趁着夜色前往，用披巾蒙住脸庞。他找到头人，以宗教和慈悲之名提出购买部落里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他和那头人订下交易：把那孩子药倒并送进荒野里那个低矮的岩洞。如果不折不扣地完成，一个星期之后，头人就会在洞里发现一件古老的珍宝，足够他的族人们脱离苦境。

牺牲献了出去，珍宝果然出现了；年复一年，婆罗门和那部落的交易从未间断。

有一年，已经吃喝不愁、衣冠楚楚、头发油光可鉴的头人来到婆罗门的寺庙。婆罗门很生气。他说：“你是什么人？”头人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的勾当。我老早就知道了。第一天晚上我就认出你了，也猜出是怎么回事了。我要分走你一半财宝。”婆罗门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你和你的部落十五年来一直拿孩子做牺牲，就在一个岩洞里。那是你们部落的习俗。现在你发达了，变成城里人了，于是感到羞耻了，怕了。所以你跑来向我忏悔，求我理解。我理解你们，因为我知道那是你们部落的习俗，但我不能说我不恐惧，要是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带人去那洞里，让大家看看那些孩子的尸骨。滚吧。你头发油亮，可你的影子已经玷污了这个神圣的地方。”那头人战战兢兢地往后退。他说：“宽恕我，宽恕我。”婆罗门说：“别忘了你的承诺。”

一年一度的献祭的日子到了。夜里，婆罗门朝那个尸骨累累的岩洞走去。他翻来覆去地斟酌着各种说辞，生怕那头人已经告发了他，有人正在那儿等着他。但没有人在等他。他并不惊讶。黑暗的岩洞里躺着两个被药倒的孩子。那头人还是做到了。婆罗门熟练地将孩子献给洞里的精灵。当他焚烧那两具幼小的尸体时，借着火把的光亮，他发现那是自己的孩子。

故事就此结束。威利的父亲一字不漏地读完，然后机械地翻回到文章开头，看见那故事的题目——他读的时候忘记了——正是“一生的牺牲”。

他想：“他的头脑已经得病。他恨我，也恨他母亲，现在恨起自己了。这就是教会学校给他的，什么妈咪爹地、迪克·特雷西[2]，什么《美国正义会社》漫画杂志[3]，还有受难周放的基督受难电影，以及平常放的鲍嘉、卡格尼、乔治·拉夫特[4]等等。我没有办法理性地应对这种恨。我要用圣雄的方法来对付它。且由它去。和他有关的事，我发誓缄口。”

两三个星期之后，孩子的母亲跑来跟他说：“我希望你结束缄口。这让威利很不开心。”

“这孩子迷路了。我帮不了他。”

她说：“你必须帮他。没有第二个人能帮他。两天前我瞧见他坐在黑暗里。我打开灯看见他在哭。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只是觉得这世上万事万物都那么悲哀。而这就是我们有的一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这是他从你那儿学来的。我尽量安慰他。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可以去加拿大。他说他不想去加拿大。他不想当传教士。他甚至不想再去上学了。”

“一定是学校里出了什么事。”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为了什么事去过校长办公室。那儿的桌子上有一本杂志。是一本传教士杂志。封面上有一幅彩图。一个戴着眼镜和腕表的牧师一只脚踩在一尊佛像上。他刚用斧头把那佛像砍倒，面带微笑地倚着斧头，像个伐木工。我上学的时候也见过这样的杂志和图画，并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威利见到那画之后，却为自己感到羞耻。他觉得这些年来牧师们都在愚弄他。他为自己曾经想过当传教士而感到羞耻。他原先想的其实只是去加拿大，好离开这里。他根本不知道传教士是干什么的，看到这幅画才明白。”

“如果他不想去教会学校就可以不去。”

“有其父必有其子。”

“上教会学校是你的主意。”

于是威利·詹德兰不去教会学校了。开始闲在家里。

有一天，他父亲看见他趴着睡着了，身边搁着一本学生版《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双脚交叉着，脚底红红的，颜色比其他部位的皮肤都要浅。儿子那么悲伤，却又那么有活力，使父亲感到深深的同情。他想：“我曾经把你当作我，为我对你做下的一切感到忧虑。可现在我知道你并不是我。我头脑里的东西你头脑里并没有。你是别人，是我不了解的人，我为你担心是因为我对你即将踏上的旅程一无所知。”

几天后，他把威利找来，对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这你知道。但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就写信给几个我认识的英国人，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威利很开心，但脸上没有流露出来。

那位大作家，就是与威利同名的那位，这时候已经很老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回信从法国南部寄了过来。是一张小纸片，上面的字是用打字机打的，很专业，字扁扁的，行间距很大。

亲爱的詹德兰，收到您的信非常高兴。您的国家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收到印度友人的消息令人愉快。您诚挚的……

信里根本没有提到威利。看来老作家根本没有弄明白威利父亲的请求。是秘书写的。是他们插了一手。威利·詹德兰的父亲又失望又羞愧。他决定不告诉威利，可威利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已经看见信封上的法国邮票了。

那位战时播音员没有回音，他曾经报道过印度独立、被瓜分以及圣雄被暗杀的经过，当时他非常友善。有一些人的回复直截了当，说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有一些回复又长又客气，但和老作家一样，没有理会他的请求。

威利的父亲尽力达观地对待这一切，可这并不容易。他对妻子说——虽然他向来把沮丧埋在心里——“这些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我留他们在静修处。把他们介绍给每一个人。”他妻子说：“他们也为你做了许多事。你的工作就是他们给的。你没办法否认。”他想：“我永远也不会再和她谈这些事了。我不该打破我的规矩。她根本不懂什么叫羞耻。她是个彻彻底底的低等人。我养活她，她却来羞辱我。”

他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些坏消息告诉威利。现在他了解了这孩子的脆弱，也就不担心被他看轻了。可是他不愿意加重孩子的痛苦——这让他稍稍有些意外。他无法忘记那幅画面，一个胸怀大志的孩子饱受挫折之后趴在那儿，身边搁着一本破旧的学生版《威克菲尔德牧师传》，交叉着的那双脚和他母亲的一样黑。

不过他最终没有遭遇被所有人拒绝的羞辱。有一个蓝色信封从伦敦寄来，是上议院的一位大名人，曾在印度刚独立的时候拜访过他的静修处。他的声望和头衔使威利·詹德兰的父亲十分难忘。上议院蓝色信封上的字迹大而流畅，诉说着权力和炫耀，信的内容也和那字迹再吻合不过。那位大人物很高兴能向威利的父亲显示他的权力，在那个遥远的角落赢得感激和尊敬，他挥挥魔棒，抬抬小指（因为其他指头都在忙更重要的事情），便调动起一众小人物。那信中就有这些小人物忙碌出的一点儿成果：为威利·詹德兰在伦敦一所成人教育学院申请到了学籍和一份奖学金。

二十岁的威利·詹德兰，教会学校的肄业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只知道自己想摆脱熟悉的一切，在他熟悉的一切之外还有些什么，他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在学校里看过几部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他就这样去伦敦了。

他坐船去的。旅途中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惊恐——印度那么大，港口那么挤，码头上的船那么多，船上的人那么自信——他都不愿意开口了，起初纯粹是因为担忧，而后他发现沉默能带来力量，便以此为策略了。于是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后来——就像某些人在病愈之后会回忆起先前并不十分在意的事情——他发现这次漂洋过海的震撼旅行期间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知道伦敦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他心目中的伟大城市该是壮丽炫目宛如仙境的地方，而当他抵达伦敦，行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时，他感到失望。他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在地铁站捡来或买到的小册子和活页纸帮不了他；写那些东西的人以为上面提到的本地名胜尽人皆知，而威利对伦敦一无所知，除了它的名字。

这城市里只有两个地方他是知道的：白金汉宫和演讲角。白金汉宫让他感到失望。他认为老家的王宫更壮观，更像座宫殿，这使他隐隐觉得英格兰的那些国王和王后都是骗子，而这个国家也有点像个冒牌货。而当他来到演讲角，失望变成了某种类似羞耻的东西——为他的轻信。这个地方他曾在教会学校的常识课上听说过，还不止一次在期末考试的试卷里自以为是地写到过。他满以为会看见一大片激进、喧嚷的人群，就像他母亲的叔叔——低等阶层的造反派——发表演说时台下的盛况。不料他只看到稀稀落落几个人百无聊赖地围着五六个演说者，一旁总有公共汽车和轿车无动于衷地驶过。有些演说者的宗教观点非常个人化，威利想起了自己在家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人的家人会很高兴能在下午把他们赶出来。

他离开那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沿着贝斯沃特路旁边的一条小街往前走。他什么也没有看见，满脑子都是在家时的绝望和现在的茫然。突然，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把他拉出了自己的世界。他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人迎面走来，那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正悠闲而庄重地独自走在午后散步的行人中间。威利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各种姿态在他脑海中浮现——去静修处只为盯着他父亲看的某些人的姿态——出现在眼前的这位大人物令他觉得自己也高贵起来。

此人身材颀长，皮肤黝黑，十分引人注目，正式的深灰色双排扣套装凸显了他的身材。鬈发梳向脑后，狭长的脸上高耸着鹰钩鼻。这人越走越近，身上的每一处细节都和威利以前见过的某张照片相符。此人正是克里希纳·梅农，尼赫鲁的好友，印度在国际论坛上的发言人。他边走边低头凝思。他抬起头，正看见威利，阴郁的脸上闪过一丝友好的坏笑。威利从未设想过这位大人物会同自己打招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克里希纳·梅农已经擦肩而过，激动人心的瞬间已经过去。

大概一天之后，在学院狭小的公共休息室，他从报纸上得知，克里希纳·梅农赴纽约联合国总部途中经过伦敦，下榻克拉里奇酒店。威利查了地图和商户目录，发现克里希纳·梅农那天下午很可能是从酒店出来去海德公园，构思他即将发表的有关英法等国入侵埃及一事的演讲。

威利没听说过那次入侵。入侵显然是由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引发的，可威利连这事也不知道。他在中学地理课上学到过苏伊士运河；教会学校里放过一部电影也叫《苏伊士》。但在威利脑海中，无论是中学地理课还是电影《苏伊士》，都并不真切。两者都与此时此地毫不相干，也对他本人、他家人及他家乡毫无影响；运河也好，埃及也罢，威利对它们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听说过埃及领袖纳赛尔上校的大名，但那就跟听说过克里希纳·梅农的大名一样：他仅仅知道他们是伟人，但不知道他们的事迹。他在老家也看报，不过是用他自己的方式。他养成了习惯，将大事件一律撇开，遥远的战事和美国的选举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连续数周，拖沓重复，最后往往随随便便就完结了，没有什么说服力，如同一本难看的书，一部难看的电影，不值得去留心和关注。因此，就像他在船上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样，他在老家看了那么多年的报纸，却什么新闻也没有看进去。他知道那些响亮的名字，偶尔还会看看大字标题，但仅此而已。

直到在公园里见到克里希纳·梅农之后，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对周遭世界如此无知。他说：“这种视而不见的习惯是父亲传给我的。”他开始阅读报上有关埃及危机的报道，但看不明白。他对事件的背景几乎毫不知情，而那些报道就像是连载小说，非得先知道之前的情节不可。于是，他开始在学院图书馆里找有关埃及的书来读，可读得很艰难。这就如同疾速移动的同时没有任何固定的标记指示位置和速度。似乎他读得愈多，无知的领域就随之愈加宽广。最后，他找来一本战时出版的廉价的世界史。可几乎看不懂。那书就像是地铁站那些介绍伦敦的小册子：假设读者已经了解了那些大事。威利觉得自己在无知中沉浮，在此之前对时代毫无概念。他记起母亲的叔叔曾经说过：低等阶层被长久隔离于社会之外，因此他们对印度，对其他宗教，甚至对奴役他们的上等阶层的宗教统统一无所知。他想：“这种无知是母亲传给我的。”

他父亲曾告诉他应该去拜访哪些人。威利不愿意去。那些人名对他几乎毫无意义，他希望在伦敦能摆脱父亲的影响，完全靠自己。但这不影响他在学院里拿那些名字来吹嘘。他有意无意地把它们挂在嘴边，试探别人的反应，以此权衡它们的分量。现在，他因无知而感到羞耻，并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对他而言太过广大，于是他寄出两封信，一封给那位和他同名的大作家，另一封给他在报上见过的一位名记者。

记者的回信先到。

亲爱的詹德兰，我当然记得您的父亲。我最喜欢的绅士……

“绅士”（Babu）这个英语化的印度词他用错了，应该是Sadhu，意思是“苦行者”。但威利并不介意。信的语气很友好，还邀请威利去报社。于是，一个星期之后的某天中午刚过，威利去了舰队街。天气温暖明媚，可威利一向以为英格兰是整天下雨的，因此穿了件雨衣。雨衣很薄，是某种橡胶材质的，一穿上里面就捂出汗了；当威利来到那幢黑黢黢的报社大楼时，他外套的上部、两侧和领子都已经湿了。当他从身上剥下那件汗津津的雨衣时，看上去就像是淋过小雨似的。

他向一个穿制服的人报上名字，等了一会儿，那位记者下来了。他穿着深色套装，已经有些年纪了。两个人就站在大堂里谈了一会儿。他们没聊几句。没什么可聊的。记者问起“绅士”，威利并没有纠正他。等这个话题聊完后，两人都把目光移开，四下里望着。记者开始谈起他们的报纸，仿佛在为它辩护似的，威利明白他们并不喜欢印度独立，对印度也不友好，记者本人在访问印度之后就写过几篇强硬的文章。

记者说：“其实是比弗布鲁克[5]。他没时间了解印度。他在某些方面很像丘吉尔。”

威利问：“谁是比弗布鲁克？”

记者压低声音。“他是我们老板。”他觉得很好笑，威利连这么大名鼎鼎的人物都不知道。

威利察觉到了，他想：“我很高兴我不知道。我很高兴我没印象。”

有人从威利身后的正门走进来。记者看向威利身侧，目光追随着那个人的身影。

他怀着敬畏说：“那是我们的主编。”

威利看见一个身穿深色套装的中年男人，脸红扑扑的，刚吃过午饭，正迈步走上大堂另一头的楼梯。

记者凝视着他那位主编，说：“他叫亚瑟·克里斯蒂安森。他们说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主编。”接着，他又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得付出许多代价才能到那个位置。”威利随着记者看那位大人物上楼梯。然后，记者把自己的情绪撇开，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希望你不是来找工作的。”

威利没有笑。他说：“我在念书。我有奖学金。我不找工作。”

“你在哪儿念书？”

威利说了他们学院的名字。

记者没听说过。威利想：“他是想侮辱我。我们学院很大，可不是假货。”

记者又开玩笑道：“你有哮喘病吗？我这么问不过是因为我们老板有哮喘病，他对哮喘病人有特殊感情。如果你想找工作，那可是个有利条件。”

这次会面就这么结束了。威利为父亲感到羞耻，记者一定在文章中嘲弄他了；他也为自己感到羞耻，他原本打定主意不去理睬父亲的朋友，最后却没有做到。

几天后，那位与威利同名的大作家的回信也到了。信写在克拉里奇酒店的一张小信纸上，那天下午克里希纳·梅农就是从这家酒店出发，一边步行去公园一边构思有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联合国演讲。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双倍行距，留有宽阔的页边。

亲爱的詹德兰，收到您的信非常高兴。印度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收到印度友人的消息总是令人愉快。您诚挚的……

最后是老人用颤抖的手认真写下的签名，他似乎意识到了那签名是这封信的全部意义所在。

威利想：“我错怪我父亲了。我以前以为，他是婆罗门，所以世界对他来说是容易应付的，他只是因为游手好闲才沦为骗子。现在我开始明白，这世界对他来说曾是那么艰难。”

威利在学校里茫然度日。所学的东西和所吃的食物一样寡淡无味。这两者在他心目中难分彼此。他吃东西毫无乐趣可言，同样，他盲目地完成讲师和导师布置的作业，盲目地读书读文章，盲目地写论文。他觉得飘忽不定，看不清前途。对于事物的规模、历史事件的年代甚或地域依然没有概念。初见白金汉宫时，他认为英国的历代君主全是骗子，这个国家也是个冒牌货，现在他依然生活在这种过家家似的氛围中。

在学校里，他原先了解的一切都必须重新学习。他必须学会如何在公共场合进餐。他必须学会如何和人打招呼，以及如何避免十到十五分钟之后在公共场合再次和这些人打招呼。他必须学会随手关门。他必须学会如何委婉地提出要求。

这所学院是一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半慈善机构，仿效牛津剑桥而建。校方就是这样告诉学生的。因为仿效牛津剑桥，于是就有各种各样令师生为之骄傲却无法解释的“传统”。比如，对于在餐厅的着装和举止都有规定，对于有失检点的行为会古怪地以喝啤酒来惩罚。学生在正式场合必须穿黑袍。威利问起长袍的事，有一位讲师告诉他那是牛津剑桥的规矩，这种学究气十足的袍子源于古罗马人的长袍。因为一知半解，威利并没有心生敬畏，只是像当年在教会学校时那样，泡在学院图书馆里搜寻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类书籍。他读到，尽管那些古代塑像都身着长袍，但人们至今仍说不清楚古罗马人是如何将长袍穿上身的。学院的黑袍可能沿袭自一千年前的伊斯兰神学院，而伊斯兰神学院则沿袭自某一更早的先行者。而这就像是玩过家家。

某些陌生的事情正在发生。威利日渐熟悉学院的各种奇怪规矩，进进出出的教会风格的维多利亚建筑装出一副年代久远的样子，他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审视老家的那些规矩。他开始发现——起先这令他感到不安——那些旧规矩就像是玩过家家，是一种自我设定。第二个学期将要结束时，有一天，他清楚地看到，那些旧规矩已经不再束缚他了。

他母亲的造反派叔叔多年来到处煽风点火，为低等阶层争取自由。威利始终站在他们一边。现在，他发现他们竭力争取的自由在他这儿却是唾手可得。他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不知道他故乡的那些规矩，他开始意识到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的形象。甚至可以说，他能够撰写属于自己的革命。丰富的可能性令人头晕目眩。他能够重塑自我，重塑他的过去和他的祖先，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起先，他出于天真和孤独，曾在学院里吹嘘他的“家族”和那位大作家及著名的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记者之间的友谊，现在他则开始修改有关他自己的一些事情，但这种修改是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的。他没有什么大企图。他在这里改一下，又在那里改一下。比如，报纸上总是充斥着有关工会的新闻，有一天威利突然想到他母亲的叔叔，那个低等阶层的造反派，有时候会在公众集会时戴一方红色领巾（那是在仿效他心目中的英雄，低等阶层革命家和无神论诗人巴拉迪达萨纳），他想到他就像是工会领袖，为工人争取权利的先锋，于是他便在上辅导课以及和人交谈时有意无意地提起这事，而他发现这果然能唬住人。

又有一次，他想到，他母亲既然念过教会学校，就可能是半个基督徒。于是他开始说她就是基督徒。然后，他去掉了教会学校以及赤脚的低等人这些可笑的成分（学院支持非洲南部的尼亚萨兰的某个基督教传教团，公共休息室里还有传教杂志），加入了他读到过的一些东西，说他母亲属于次大陆某个古老的基督教团体，这个团体的历史和基督教本身一样悠久。他让他父亲依然保持婆罗门的身份。他说他父亲的父亲是位“廷臣”。凭着这样的文字游戏，他开始重新塑造自己。这令他激动，并且开始给他一种力量感。

他的导师说：“你好像逐渐适应了。”

他这新近建立的自信开始吸引别人。珀西·卡托就是其中一个。珀西是个牙买加混血儿，肤色更接近棕色。威利和珀西都是异乡客，都拿奖学金，起先彼此提防，但现在他们相处得不错，并且开始交流祖上的故事。关于他的祖上，珀西说：“我想我奶奶甚至就是印度人。”而威利，躲在他的新外壳之下，只觉得一阵疼痛。他想那个女人或许就像他母亲，只是身处一个无比遥远的地方，在那儿她全然无法掌控这个世界。珀西将手放在自己的鬈发上，说：“其实黑人是隐性的。”威利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珀西编了一个故事来解释自己的相貌。他有牙买加血统，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牙买加人。他出生在巴拿马，在那里长大。他说：“我会是你在英格兰遇到的唯一一个不懂板球的黑人，或者说牙买加人、西印度群岛人。”

威利说：“你们是怎么去巴拿马的？”

“我父亲去巴拿马运河工作。”

“就像苏伊士运河？”新闻还在提这事。

“那是一战前的事了。”

威利像在教会学校时那样，去学院图书馆查了巴拿马运河的事。那儿的老旧的百科全书和年鉴里有它粗糙、模糊、修饰过的黑边照片：一战前的巨大工程，还没有水，成群结队的黑人劳工，面目不清，多半是牙买加人，站在没有水的船闸中。也许其中某一个就是珀西的父亲。

他在公共休息室里问珀西：“你父亲在巴拿马运河做什么？”

“他是文书。你知道那儿的人。他们不会读书写字。”

威利想：“他撒谎。这故事真蠢。他父亲去那儿是当劳工。说不定就在那些工人当中，拄着镐头，就跟其他人一样，顺从地看着摄影师。”

直到这时，威利才真正明白该如何看待一个似乎在这世上没有恰当的立足之地、可以是黑人也可以不是黑人的男人。当珀西是黑人的时候，他把威利当作朋友；当他不是黑人的时候，他和威利保持距离。如今，威利想象着珀西父亲的形象，仿佛一个稍息的士兵，双手拄着镐头站在巴拿马的骄阳下，他觉得自己对珀西的了解又多了一点。

此前威利向珀西谈到自己时非常谨慎，现在他和珀西相处更自在些了。他觉得自己比珀西高出一两个或更多层次，他也更愿意承认珀西懂得社交，也更了解伦敦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珀西很得意，他成了威利在这城市的向导。

珀西喜欢衣服。他总是穿套装系领带。他的衬衫领子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浆得笔挺，鞋子总是擦得锃亮，鞋面鞋跟总是像新的一样，漂亮结实，没有磨损。珀西深谙面料、裁剪和手工，走在路上能准确辨别别人身上的这些东西。对他而言，好行头几乎可以说有道德价值；他敬重那些敬重衣服的人。

威利对衣服一无所知。他有五件白衬衫，因为学院洗衣房每周休息一天，所以其中一件得坚持两三天。他有一条领带，那是一条酒红色的图塔尔棉质领带，花了他六先令。每三个月他就买条新领带，把旧的那条扔了，那时它已经污渍斑斑，皱得没法系了。他有一件外套，浅绿色的，不怎么合身，穿上松松垮垮的，是他花了三英镑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五十先令服装店特价时买的。他没觉得自己衣着邋遢，过了一段时间才注意到珀西特别讲究这些，还很喜欢谈论。他曾对珀西的这一爱好相当好奇。他以为只有女人才会对面料和颜色斤斤计较（他还暗暗地联想到他母亲那边的亲戚，他们都喜欢浓烈的颜色）。男人不该这样，不然就是无聊和娘娘腔。不过现在他想他能理解为什么珀西热衷衣着，而且更热衷鞋子。后来他又发现他关于娘娘腔的想法也是不对的。

一天珀西说：“这个星期六我女朋友要来。”周末学生宿舍允许女性进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威利，每到周末学校里尽是做爱的。”

威利满心激动和忌妒，尤其是因为珀西说起这事的口气直率而随便。他说：“我想见见你女朋友。”

珀西说：“你星期六过来喝一杯。”

威利几乎等不到星期六。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珀西：“你女朋友叫什么？”

珀西有点吃惊，说：“琼。”

威利觉得这名字散发着芬芳。后来，他尽量显得随意地说道：“琼是做什么的？”

“她在德本汉姆商店的香水柜台上班。”

香水柜台，德本汉姆商店：这些词听得威利微醺。珀西发觉了，想再加强一下伟大伦敦的魅力，于是又说：“德本汉姆是牛津街上的一家大商店。”

过了一会儿，威利又问：“你在哪儿遇到琼的？是在德本汉姆商店的香水柜台吗？”

“我是在夜总会里遇到她的。”

“夜总会！”

“喝酒的地方，我以前在那儿上班。”

威利大吃一惊，但他觉得应该掩饰一下。于是他说：“当然是这样。”

珀西说：“到这儿来之前我在那儿上班。是我一个朋友的地盘。你要是想去，我可以带你去。”

他们坐地铁到了大理石拱门。好几个月之前，威利正是在这个地方下了车去看演讲角，并巧遇克里希纳·梅农的。威利跟着珀西朝牛津街以北一家大饭店背后的一条僻静小街走去，他觉得这一带和他心目中的伦敦大不相同。一块再小不过的招牌标示出夜总会的所在，他们从一间大厅进去，来到一个黑暗封闭的小房间。柜台后面站着一个黑人，旁边有个浅色头发的女人坐在高脚凳上，一身浅色衣裙，苍白的脸上脂粉厚重。他们都和珀西打了招呼。威利心里一动，不是因为那女人美——她几乎毫无美丽可言，他越看越觉得她老——而是因为她粗糙，俗气，因为她下午就在这里，因为她为了来这里仔细打扮过，还因为某种强烈的邪念。珀西叫了两杯威士忌，尽管他和威利都不爱喝酒；他们坐下来，没有喝酒，珀西开始说话。

珀西说：“我以前在这里站柜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只能做得了这个。在伦敦这种地方，我这样的人必须抓住能得到的东西。有一天我想我也应该有一份。可我朋友一口拒绝。我觉得要想保住交情我就得走人了。我朋友是个危险人物。你会见到他的。我给你介绍。”

威利说：“是不是有一天琼从德本汉姆商店的香水柜台到这儿来了？”

“不远。走过来不费劲。”

威利虽然没见过琼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德本汉姆商店在哪儿，但还是反反复复地想象她是如何从德本汉姆商店走到夜总会的。

星期六，他在珀西的宿舍里见到她了。她很高大，穿了一条紧身裙，好显出臀部。小屋里满是她的香水味。威利想，她站在柜台背后能接触到德本汉姆商店的每一瓶香水，多么奢侈。威利从来没闻过那样的香水，混合了排泄物和汗液的气味，以及浓烈、刺鼻、来源不纯的复杂甜味。

他们一起坐在学院的小沙发上，他故意挨着她，越挨越紧，呼吸着她的香水味，打量着她修过的眉毛以及蜷起的腿，那双脱过毛却仍有些毛茸茸的腿。

珀西看出来了，却没说什么。威利当这是够朋友的行为。琼自己则温柔地顺着他，甚至当着珀西的面。威利从她脸上读出了那种温柔。当他不得不放琼和珀西去做他们要做的事的时候，他紧张起来。他觉得自己该去找个妓女。他对妓女一无所知，但他听说过皮卡迪利广场附近有几条街是做这行生意的。可最终他还是没能鼓起勇气。

星期一，他去了德本汉姆。香水柜台的那些女孩儿被他吓坏了，而他也被她们吓坏了，涂了脂粉，显得不太真实，戴着古怪的睫毛，拔光了眉毛，清理了脸上的汗毛，看上去好像商店里待售的鸡。不过他最后还是找到了琼。在这玻璃和人工光线闪烁的背景下——一个卓然非凡的伦敦，就像他初来乍到时在大街小巷所寻找的那个伦敦——她显得颀长而柔和，粗野而性感。一想到星期六那天她是如何令他心动，他就受不了。她的长睫毛在那漆黑的眉毛和珍珠色的眼睑下掀起。她同他打了个招呼，一点也不意外似的。他松了一口气，而且没等他说完一句话，他看出她已经明白了他的需要，对他温柔起来。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仍然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这件事情，如何措辞。他只会说：“琼，你见到我高兴吗？”

她直截了当地答道：“当然，威利。”

“今天我们能见面吗？等你下班。”

“在哪儿见面？”

“夜总会。”

“珀西的那个老地方？你看你得先成为会员。”

下午他去了那个夜总会，看自己能否成为会员。毫无问题。奇怪的是，那里还是一个人也没有，除了那个黑人酒保和那个面色惨白、坐在高脚凳上的女人。那酒保（这么清闲的时候他干的可能就是珀西以前干的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让威利填一张表。然后威利付了五英镑（他每周的生活费是七英镑），酒保拿起钢笔先转了几个小圈——就像是举重运动员举起地板上的杠铃之前先比画几下——然后才在一张小小的会员卡上写下威利的名字。

约定的时间还没到，他已经盯着那条街看了许久。他不想先到，然后失望。他一边看，一边想象琼下班后如何在某个地方稍作准备，然后从德本汉姆出来往夜总会走。她来了，他在门口迎接她，一起走进去，进入昏暗的酒吧。酒保认识她，高脚凳上的女人也认识她。他买了饮料，很贵，两个人十五先令。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他一直闻着琼的香水味，挨着她，都没注意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

她说：“我们不能去学校。珀西会不高兴的，而且我只能周末过去。”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好吧。我们另找地方。我们得叫辆出租车。”

司机听她说完地址，扮了个鬼脸。汽车驶出迷人的大理石拱门和贝斯沃特大街，转向北，很快来到一片肮脏的街区：高大脏乱的房舍，没有栏杆，没有篱笆，垃圾桶就放在临街的窗户下。他们在一幢这样的房子前停下。五先令，包括小费。

走上一段没有扶手的楼梯，面前是一扇破旧的大门，许多地方能看出漆过好多次，进门是一个昏暗的大厅，积年污垢的味道扑鼻而来，墙上还装着煤气灯管。高处的墙纸几乎成了黑色的，地毯没了颜色，只有边缘还能看到零星原先的图案。大厅另一头的楼梯是老式的，很宽，但木扶手上积满污垢。楼梯平台上的窗子灰乎乎的，玻璃裂了，外头的地上尽是垃圾。

琼说：“这儿不是利兹饭店，可这儿的人不错。”

威利不那么相信。门大多关着。越往上走楼梯越窄，威利不时会见到半掩着的门后闪过老妇人愁眉不展、皱纹累累的蜡黄面孔。离大理石拱门那么近，却好像在另一座城市，就仿佛学校上空的是另一个太阳，德本汉姆商店香水柜台下的是另一个地球。

琼打开一扇门，房间很小，光秃秃的地板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放了张床垫。一把椅子、一条毛巾、一个裸露的电灯泡，此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了。琼慢条斯理地脱着衣服。威利觉得受不了。他几乎没有享受到。一切在转眼间结束了，为此他筹划了整整一个星期，花了那么多钱，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琼让他把头枕在她丰腴的手臂上，说：“我有个朋友说印度人是会这样。因为包办婚姻。他们没有感觉到自己必须费点心思。我爸爸说他爸爸曾告诉过他：‘要先满足女人，然后再想你自己。’我看没人告诉过你这些。”

威利想到他父亲，怀着从没有过的同情。

他说：“琼，让我再试一次。”

他又试了一次。这一回持续得久些，但琼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就跟前一次一样，那一刻过去了。厕所在黑漆漆的走廊尽头。布满灰尘的蛛网覆盖着高处生锈的水箱，像块什么料子似的挂在头顶的小窗上。琼回来之后开始细心地穿衣服。威利没有看她。他们走下楼去，一言不发。一扇门开了，一个老妇人盯着他们看。一小时之前，威利或许会在意；现在不会了。在楼梯平台上，他们看见一个瘦小的黑人，脸庞隐藏在宽边牙买加帽下面。他下身穿的是佐特套装的裤子——脚踝收窄，腿部宽松——料子非常薄，适合在温暖的地区穿。他久久地看着他们。他们走过凋敝的街道——万籁俱寂，黑黢黢的大窗户里装了松松垮垮的窗帘和简易百叶窗——回到商店的灯光和来往的人流中，又是伦敦了。这会儿没有出租车了。有一班公交车琼可以坐——她说要去大理石拱门，那儿有车去一个叫克里考伍德的地方。威利可以坐另一班公交车。回学校的路上，他想着琼正在往家里赶，那是一个他无法想象的地方，又想到珀西，他开始后悔。但没多久，他就把悔意踢开了。他发现自己到底还是得意的。这个下午他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他已经变了。钱的事情，他之后才会担心。

再次见到珀西的时候，他问他：“琼家里人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他们。我认为她不喜欢他们。”

后来他去学院图书馆，看到一本塘鹅[6]平装版《性生理学》。他前后翻了翻，但还是因为书名太科学而搁下了。这本战时出版的平装小书装订得非常结实，金属书钉都已生锈，有时很难看清行首的几个字。他不得不掰住书缝，把书转向不同的角度。最后他找到了想看的东西。书里说男人平均能持续十到十五分钟。这可真糟糕。接下去一两行更糟。他读到某些“性爱强人”能轻轻松松持续半个小时。那轻浮的、幸灾乐祸似的语言仿佛重重一击。他没想到一本严肃的塘鹅版图书会这样措辞。他不愿相信刚才读到的那些话，也不愿再读下去。

他再次见到珀西的时候，就问他：“珀西，你怎么学会做爱的？”

珀西说：“你得慢慢来。我们都是慢慢来的。先找小女孩练习。别这么一脸惊讶，小威利。我敢肯定，你那个大家族里发生的事情，你不是件件都知道。威利，你的问题是太规矩。人家看向你，却看不见你。”

“你比我还规矩。总是穿着套装和漂亮衬衫。”

“我让女人紧张。她们怕我。威利，你就得这么办。做爱是桩野蛮的事情。你得野蛮才行。”

“琼怕你吗？”

“她怕得要死。你问她。”

威利觉得应该把发生的事情告诉珀西。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他突然想起一部老电影里的某个场景，差点脱口而出：“珀西，我和琼相爱了。”可他不喜欢这句话，这句话也不愿意从他嘴里出来。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很庆幸自己没说出来。一个星期六晚上，热衷社交的珀西带他去诺丁山参加聚会。威利一个人也不认识，就黏着珀西。过了一会儿，琼进来了。又过了一会儿，珀西对威利说：“这聚会无聊透顶。我和琼要回学校做爱。”

威利看着琼，问：“真的吗？”

琼以她一贯的直截了当答道：“没错，威利。”

要是有谁问起，威利会说珀西是在教导他什么是英国式生活。其实，虽然不知道自己接近的是什么，但他的确是通过珀西融入了五十年代末伦敦独有的过渡性的波西米亚移民生活。这几乎未触及传统的苏活区波西米亚世界。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从加勒比地区——然后是非洲的白人殖民地，再下来是亚洲——来的移民刚到不久。他们还都是从异国来的陌生人；也有英国人——既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喜欢社交冒险，时不时希望摆脱自己的祖国；还有些人和殖民地有关系，希望能在伦敦把殖民地的社会准则翻个个儿——这些英国人想寻找更时髦、更亲切的新移民。他们相聚在诺丁山这个中立地带，相聚在几个社会阶层混杂的广场上灯光昏暗的公寓内（离那天晚上威利和琼去的地方不远）；他们在一起欢快而活跃。不过这些移民大多没有正当工作或固定住所。他们中有些人的确濒临绝境，这使他们的快乐更加浓烈。

有一个男人把威利吓住了。此人瘦小英俊。是白人，或者说看着像白人。他说他从殖民地来，说话有口音。远望似乎无可挑剔，近看却差强人意。衬衫领子是脏的，外套破了，皮肤太油，牙齿又黑又烂，呼吸声粗重。第一回遇见威利，他就跟他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出身于一个不错的殖民地家庭，战前被父亲送来伦敦接受教育，为融入英国社会做准备。他有一位英国教师。一天，为了教他，那位教师问道：“如果你出去吃饭，选饭店的话，是选利兹还是伯克利？”这个殖民地来的年轻人答道：“利兹。”教师摇摇头说：“错。不过这错误很多人都会犯。伯克利的菜品更好。记住了。”战后他家里起了纷争，这种日子到头了。他根据这些经历写了一点东西，或者正在写，他想念几段给威利听。威利去了他的住处，就在不远的一栋出租屋里。他听了一章，描述的是看精神病医生的经过。精神病医生讲了些什么，没写几句，却写了许多窗外的景致，以及篱笆上的一只猫的滑稽动作。威利听着听着就觉得精神病医生的房间就像是他们待的这一间。最后，那位作家问威利有何高见，威利说：“我想知道更多病人的情况，还有医生的情况。”作家气坏了。他的黑眼睛一闪，露出一口被香烟熏黑的细小牙齿，对威利咆哮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物，从哪儿来，自以为有什么天赋。可是有个非常有名的人曾说我开启了写作的新维度。”威利逃出屋子，那人还在暴跳如雷。可是再次见面的时候，那人却和和气气的。他说：“原谅我，老兄。全是因为那间屋子。我恨死它了。我觉得它就是个棺材。和我以前住惯了的完全不一样。我要搬家了。请原谅我。请过来帮我搬家。好让我知道你不怪罪我了。”威利于是去了那栋出租屋，敲了敲作家的房门。一个中年妇女从边门出来，说：“就是你吧。他昨天走的时候说会派人来拿他的行李。你把他的箱子拿走吧。不过你得替他付清房租。我给你看记录。欠了二十个星期的。一共是六十六英镑十五先令。”威利又逃走了。之后他再跟着珀西参加聚会的时候，会特意寻找那个留胡子的矮个男人。不久他又看到他了，那人小口地啜着酒杯里的白葡萄酒朝他走来，一张嘴喷出一股大蒜香肠味儿：“对不起，老兄。不过我们南非人常说你们印度人有钱，所以我想你或许愿意帮个忙。”

一天晚上来了一个男人，看上去和平常在聚会上见到的波西米亚人很不一样。他带来一瓶香槟，进门时交给了珀西。他大约五十多岁，身材矮小，一身灰色格子套装，讲究的程度和珀西不相上下，外套翻领是手工缝制的，衣料软软地贴在胳膊上。珀西把这个陌生人介绍给威利，撇下他们俩走了。

威利不爱喝酒，但现在他已经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场合了，于是说：“香槟。”

陌生人的声音异乎寻常地柔和，以一种不甚专业的口气说道：“是冰冻的。从利兹带来的。他们总是给我留一瓶。”

威利不知道那人是不是在开玩笑。但他的眼神冷漠平静，于是威利想，他没必要判断这话的真假。可怎么又是利兹！看来他们可真在乎这个。对威利来说——在他老家所谓宾馆等同于最廉价的茶室或餐厅——这真是属于伦敦的一种古怪的奢侈观念：不是饮料，不是服务，而是大饭店，似乎高人一等的价格就意味着高人一等的神宠。

陌生人不打算跟威利聊天，威利觉得自己应该主动点。

他问：“你在伦敦工作吗？”

陌生人说：“我就在这儿工作。我是个开发商。就开发这片。眼下这里是垃圾场。二十年后会大不相同。我愿意等待。这里全是些受保护的老房客，他们住在这样的大房子里根本不出一分钱，而这儿几乎就在伦敦市中心。他们的的确确想住到外面去。去绿树成荫的郊区，或是住漂亮的乡下小别墅。我帮他们实现。我把这儿的房产买下来，给房客另找住处。有些人愿意，有些人不愿意。然后我会破坏他们周围的地方。以前我还会让珀西把他的那些黑鬼找来。”他声音柔和，毫无恶意，纯粹是描述的口吻，威利信了。

威利说：“珀西吗？”

“伦敦老地主了。难道你不知道？他没跟你说过？”

那天晚上迟些时候，珀西对威利说：“看来那老家伙为难你了。”

“他说你是地主。”

“有许多事我不得不做，小威利。他们要找西印度群岛来的人到这儿开公交车。可是住宿有问题。大家都不肯把房子租给黑人。我没必要告诉你这些。所以有一两个岛国的政府就鼓励像我这样的人把房产买下来，再租给西印度人。一开始就是这么回事。别想得太夸张。我买的那些房子都住满了人，花了大概一千五百英镑。有一处花了一千七百五十英镑。以前我把空房租给小伙子。每个星期五晚上去收房租。再也没有比巴巴多斯小伙子更好的人了。他们很感激我。每到星期五晚上，你就看见他们一个个从伦敦公交公司下了班，洗得干干净净地跪在自己小房间的床边祷告。一边放着《圣经》，翻到《利未记》，一边放着租金记录簿，簿子合着，夹着纸条。看纸条就清楚了。那个老家伙听说过我，想收购我手上的全部房产。我不能拒绝他。这儿是他的地盘。他给我介绍了夜总会的工作。他答应给我一份。我去向他索要我那份的时候，他却说我讨人厌。我明白他的意思，就申请了学院的奖学金。但他仍旧想跟我做朋友，而跟他交朋友对我有好处。可是这事儿让我烦恼，威利。他要我再回头为他干活。这事儿让我烦恼。”

威利想：“好一座古怪的城市！那天我去看演讲角，遇到克里希纳·梅农一边走一边思考他有关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演讲，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就在离那儿很近的地方，一边有那么一家夜总会，有德本汉姆香水柜台，另一边则是珀西的老地盘和那个老头的地盘。”

正是在其中一次波西米亚聚会上，威利遇到一个胖乎乎的留胡子的年轻人。他自称在英国广播公司上班，负责剪辑或制作几档海外节目。他刚入这一行不久，虽然个性还算谦虚，但认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他骨子里是个官僚，墨守成规，但为了向自己的工作表达敬意，他觉得在诺丁山这样的地方自己应尝试一点波西米亚风，并关照关照威利这样的人：将出人意料的人物提携出黑暗，引入无线电波的光辉之中。

他对威利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

威利一直在卖力地讲述他的家族史。

制作人说：“我们这里的人不太了解你们那种基督教团体。如此古老，如此悠久，与印度其他地方如此隔绝——从你所说的这些来看。听众会觉得很有意思。你给我们写一篇广播稿好不好？很合适放在我们的一档英联邦节目中播出。五分钟。六百五十个单词。大概就是企鹅版图书一页半的篇幅。不涉及义理之争。用的话，五基尼。”

此前还从来没有人——除了发奖学金的人——给过威利钱。那制作人刚把这想法和角度告诉威利，那篇五分钟的广播稿就浮现在他脑海中。以家族故事的形式来讲述印度次大陆的信仰起源（有些东西他得查查百科全书）；与印度其他地区的隔绝感；对印度其他宗教的无知；英国占领时期家族作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具有基督教良知的人、工人权利的捍卫者所做的工作（向公众演讲时戴红色领巾的造反派亲戚的故事一到两个）；作者在教会学校读书的经历，他所意识到的旧基督教团体与新基督徒、低等阶层、新皈依者、充满怨恨的受压迫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的艰辛经历，但这一经历最终使他从中受益，不仅理解并接受了新基督徒，更理解并接受了基督教之外的更宽广的印度世界，他的祖先游离其外的印度世界。

不到两个钟头，他就写完了。他仿佛回到了教会学校：知道别人指望他写些什么。一个星期后，威利收到了制作人寄来的录用函。英国广播公司的信纸窄小轻薄，制作人的签名非常小。他好像是个喜欢将自己隐藏在公司大名之下的人。三个星期后，威利被叫去录音。他搭地铁到霍尔本，再沿金斯街步行到布什大厦。走过长长的街道，望着布什大厦远远矗立在壮丽街景的尽头，威利头一次感受到伦敦的强大和富有。这种感觉，他刚到伦敦时曾寻找过却没有找到，然后，在他来往于学校和诺丁山之间时被遗忘了。

他喜欢录音棚里的工作场景，红灯和绿灯，隔音室里的制作人和录音总监。他的录音是一档杂志类节目的一部分。节目录在唱片上，他和其他参加录音的人必须坐等整个节目走两遍。制作人非常挑剔，对每个人都提出不少意见。威利仔细听着，把什么都记在心里。别去听你自己的声音；尽量关注你说的内容；从喉咙后面发声；不要让声音在句尾变轻。最后，制作人对威利说：“你有天赋。”

四个星期后，他受邀参观一位来自西非的青年艺术家的雕刻展。雕刻家个子矮小，穿戴着绣了花纹的肮脏的非洲帽子和长袍，威利到那儿时，展厅里只有他一个人。威利冒充记者，很紧张，可那个非洲人却侃侃而谈。他说他看着一块木头脑海中就会浮现他将用它雕刻的形象。他带着威利参观展览，厚重的非洲长袍拍打着他的大腿。他精确地告诉威利每一块木头花了他多少钱。威利根据这些写了一篇广播稿。

两个星期后，制作人派他去参加一个文学午餐会，嘉宾是一位美国女主持人兼随笔作家。她演讲的主题是如何安排晚餐会以及如何对付讨人厌的人。讨人厌的人必须和他的同类在一起，女主持说；火必须用火来对付。威利的稿子一挥而就。

他发现自己颇有几分受欢迎。一天下午录完音，他在南安普顿街的一家商行分期付款买了一台打字机。他贷了二十四英镑，签下一份长长的协议（和珀西那些西印度群岛来的有房租记录簿的房客一样），拿到一本小账册（硬封面，仿佛要长期使用似的），用来记录每周必须偿付的款项。

有了打字机，他写起来更加容易。他开始领会到广播节目的内容不能太满。他知道了五分钟节目需要多少素材——通常三到四个要点就够了——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寻找用不上的素材。他结识了不少制作人、录音总监和供稿人。有些供稿人是专职做这个的。他们住在郊外，搭火车进城，拎着大公文包，里面装满了为其他节目准备的小稿件及另外一些小稿件的提纲。他们都是大忙人，提前几个星期、几个月就开始筹划稿件，他们不喜欢干坐着等一期半个钟头的杂志类节目走上两遍。他们显得厌倦了别人的稿件，而威利也学会了显得厌倦了他们的稿件。

但是，他被罗杰迷住了。罗杰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律师。威利听他讲完了一段妙趣横生的故事，讲述他为政府的法律援助计划工作，帮助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穷人打官司的经历。罗杰要对付的穷人都是些怨天尤人、狡诈滑头的家伙，对法律无比热衷。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讲到一个替人干活的胖老太太，她跑到罗杰的办公室，说：“你是穷人的律师吧？”第一次，罗杰很热心。第二次，他叹了口气说：“没错，我是。”

录音的时候以及录完音之后，威利都将自己的敬佩之情表现得很明显，于是罗杰带他去了英国广播公司俱乐部。坐下之后，罗杰说：“其实我不是会员。不过这儿很方便。”

罗杰问起威利的情况，威利告诉他自己在教育学院念书。

罗杰说：“这么说来你要当教师？”

威利说：“也不是。”这是真的。他从来没想过要去教书。一个词跃入他的脑海：“我在混时间。”

罗杰说：“我也一样。”

他们成了朋友。罗杰很高，经常穿一身深色的双排扣西装。他的礼貌、风度、言谈（轻而易举地转为一种古怪的正式语体，用完整而平衡的句子为威利制造出机智的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他的家庭、中学、大学、朋友和职业给予他的。但威利认为它们是罗杰独有的东西。

一天，他看见罗杰裤子上扣着背带。他很惊讶，便问罗杰。罗杰答道：“我没有腰，没有臀。不像你，威利。缺了背带，我的裤子就直接滑下去了。”

他们大概一星期见一次。有时候他们在法院吃饭，罗杰喜欢那里的布丁。有时候他们会去看戏。罗杰为一份地方报纸写一个每周一期的专栏，叫“伦敦书简”，他想写哪出戏，就能拿到那出戏的票。有时候他们去看一栋很小的房子的翻修工程，那房子很矮，正面平直，是罗杰买的，就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一条陋巷里。罗杰说起为什么要买这房子时说：“我有一小笔资本。四千英镑不到。我想最好用它在伦敦置点产业。”罗杰强调自己没有多少财产，说那栋房子再小不过了，可威利还是很惊异，不仅是因为那四千英镑，还因为罗杰这么有胆识，因为他用的那些词：“资本”、“产业”。就像他那次沿着金斯街步行到布什大厦去录那一期关于印度基督徒的节目，当时他第一次体会到战前英国的富有和强大，由于同罗杰的友谊，他渐渐觉得自己正在窥探那一扇扇光秃秃的大门背后，他开始了解英国这个概念，对于教育学院的学生和诺丁山波西米亚移民世界中那些追求感观刺激的人来说，这个概念遥不可及。

一天，珀西·卡托用夸张的牙买加口音对他说：“怎么回事，小威利？好像外面有人勾住你了，叫你连老朋友珀西都忘了。”然后他又用正常的声音说：“琼老是问起你。”

威利想起她带他去的那间屋子。毫无疑问，她和珀西经常在那里幽会。他想起那间厕所，想起那个好奇地看着他们的黑人，刚从群岛上来，还戴着牙买加宽边帽，穿着离家时的热带佐特裤。现在他隔着一段距离回望这些。和罗杰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更像是一个秘密。

罗杰说：“我还是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有家族生意吗？你是不是个有钱的大闲人？”

威利已经学会如何在遇到尴尬话题时板起面孔，绕开尴尬。他说：“我想写作。”他撒谎了。这念头是刚刚才冒出来的，因为罗杰让他尴尬，他不得不飞速思考，还因为从罗杰说过的许多话里可以看出他阅读面很广，也非常喜爱那些当代英国文学大师，比如奥威尔、沃、鲍威尔、康纳利。

罗杰看上去很失望。

威利说：“我拿几篇我写的东西给你看，好不好？”

他把自己在教会学校里写的几个故事打出来。一天晚上，他带着它们去了罗杰的办公室。他们走进一家酒吧，罗杰隔着桌子坐在威利对面，读完了那些故事。威利从没见过罗杰如此严肃。他想：“这就是律师。”他担心起来。现在他已经不怎么在乎那些故事了，毕竟是些旧玩意儿。他是不想失去罗杰的友谊。

最后，罗杰开口了：“我知道那位与你同名的大作家，也是你们家族的朋友，他说过故事应当有开头、中间和结尾。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想过，生活并不是这样。生活从来没有一个齐整的开头，也没有一个干净的结尾。生活永远在继续。你应该从中间开始，在中间结束，整个儿都该这样。这个关于婆罗门、财宝和孩童献祭的故事完全可以从部落头人去婆罗门隐居处见他写起。开始时他威胁恐吓，结束时他低声下气，而当他离开时，我们应当能看出他正在盘算一场骇人的谋杀。你读过海明威吗？你该读读他的早期作品。有一篇叫《杀手》。不过几页，几乎全是对话。晚上两个男人走进空荡荡的廉价咖啡馆，等一个老骗子。有人雇了他们杀他。就这些。好莱坞根据这个短篇拍了一部大片，但小说本身更好看。我知道这些故事都是你在学校里写的。而你自己很满意。作为律师，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你不想写真实的事。我花了许多时间听狡诈的角色们如何交锋，这些故事让我感觉作者有秘密。他在隐瞒。”

威利很羞愧。他脸上发烧。他觉得眼泪涌了出来。他伸出手取回那些故事，同时站了起来。

罗杰说：“有些事情说清楚比较好。”

威利走出酒吧，心想：“我再也不见罗杰了。我不该把这些旧东西给他看。他说得没错。真是糟透了。”

威利为这段友谊感到痛心，他想起了琼和诺丁山的那个房间。他努力不去想这些，但几天后他还是去找她了。他搭地铁到邦德街。正是午饭时间。穿过马路去德本汉姆商店的时候，他看见琼和另一个女孩从对面走来。她没看见他。她低着头，正在喋喋不休。完全不像他记忆中那个性感、沉默、香喷喷的女孩。就连她的样貌也变了。见她这副模样，和别的女孩在一起，那么平庸，毫无性感可言，甚至脸上的皮肤都比以前松了，威利不想和她打招呼。他们几乎是擦肩而过。她没看见他。他听见她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他想：“她在克里考伍德就是这样。她和任何人相处久了都会变成这样。”

他觉得如释重负。而同时他也觉得被抛弃了。就像在老家的时候——现在想来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他开始憎恨教会学校，不再梦想着当传教士，当大人物，周游世界。

几天后，他去了趟书店，花两先令六便士买了一本企鹅版海明威早期小说集。他站在书店里读了《杀手》的前四页。他喜欢那种含混的背景和整体的神秘感，他觉得对话很有节奏。节奏感在后面几页不那么强了，神秘感也淡了；但威利开始觉得他应该按照罗杰的建议重写《一生的牺牲》。

就像他设想的那样，整个故事几乎全是对话。一切都包含在对话中。背景和人物都不作清楚交代。这就化解了许多难题。他只开了个头，故事就自然而然往下走。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它离威利很遥远，但却包含了更多他的情感。他把题目改成《牺牲》。

罗杰提到过电影《杀手》。威利没看过。他想知道电影是如何改编的。他随意尝试了一下。心里有了这个念头，几天之后他又想到或许可以改写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些场景，甚至某些瞬间，就用《牺牲》的手法和《牺牲》的含混背景。他特别想到了卡格尼[7]的警匪片和亨弗莱·鲍嘉主演的《夜困摩天岭》。他在教会学校里最早完成的作文中有一篇就像那样。他写了一个男人（没有交代国籍或所属团体）为了某个没有交代的原因在一个不明确的地方等待某人，一边等一边抽烟（多次写到香烟和火柴），同时留心汽车、房门的动静和脚步声。最后（这篇作文只有一页）那个人到了，等待的男人已是满腔怒火。就那么收场了，因为他写不出故事来。他想不出之前发生过什么，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而现在，有了卡格尼和鲍嘉出演的电影中的一些场景，就没那么困难了。

他很快就有了故事，一个星期写了六篇。他根据《夜困摩天岭》写出三篇，并且认为从中还可以衍生出三四篇。他将电影里的角色改头换面，放在不同的故事里，于是卡格尼和鲍嘉原先塑造的角色变成了两三个不同的人物。所有的故事共享同一个含混的背景，即《牺牲》的背景。而他写着写着，含混的背景渐渐清晰起来，开始出现一些标记：一座带穹顶和角楼的宫殿，嵌有一排排空洞窗户的三层秘书处办公楼，道路边沿刷成白色的似乎什么也不会发生的神秘军营，有庭院和商店的大学，在特定的日子里会有很多人盛装前往的两座古老庙宇，一个市场，屋舍等级鲜明的村落，一位不可信赖的圣人的隐居处，一位雕刻匠，以及城外气味浓重的制革厂及其与世隔绝的工人。令威利惊讶的是，这些他从未经历过的借来的故事，这些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比他在学校里小心翼翼、遮遮掩掩写下的寓言更容易让他感觉真实。他开始理解莎士比亚是如何写作的——这正是他们在学院里的论文题目——运用借来的背景和借来的情节，而从来不直接写他自身或周遭的故事。

六篇故事不过四十页。最初的冲动已经消失，他需要鼓励，他想到了罗杰。他写了一封信，罗杰立刻回复了，请他去下华都街的维克托之家餐厅吃午饭。威利提前到了那儿，罗杰也是。罗杰说：“你看见窗上的牌子了吗？Le patron mange içi.‘店主也在这里吃饭。’常有文学界的人来这儿。”罗杰压低声音说：“对面那个人就是V.S. 普里切特。”威利没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个壮实的中年人慈眉善目，生就一张线条分明、喜感十足的面孔，带着几分心不在焉的幽默神态。罗杰说：“《新政治家》的重要评论就是他写的。”威利在学校图书馆见过这本杂志，也知道有些同学每个星期五早上都会抢这本杂志看。不过威利还没有想过要看这类杂志。对他来说，《新政治家》很神秘，充斥着他无法理解的英国事件和典故。

罗杰说：“我女朋友要来。她叫珀迪塔。她甚至可能成为我的未婚妻。”

威利感到这奇怪的措辞背后有蹊跷。她身材颀长，但不漂亮，不出众，姿态微微有些别扭。她的妆容和琼不同，她用了什么东西使苍白的肤色闪耀着光泽。她摘下白色条纹手套，啪地丢在餐厅的小桌上，那一连串动作显示的时髦派头使得威利开始重新审视她的脸庞。然后威利很快就明白了——根据珀迪塔的眼神和罗杰低下头又转开脸的表现——和他同桌的这两个人，彼此客客气气，对他也彬彬有礼，他们关系并不好，而他被请来吃午饭的原因是他们需要个缓冲区。

谈的主要是食物。也谈到威利。罗杰一如既往彬彬有礼，但有珀迪塔在一旁，他看上去了无生气，目光呆滞，脸色灰败，不再开朗，鼻梁上方显出一道垂直的皱纹。

他和威利一道走出维克托之家餐厅。罗杰说：“我厌倦她了。在她之后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最终都会厌倦。女人的内心多么贫乏。这就是她们美貌背后的秘密。这是她们的重负。”

威利说：“她想怎么样？”

“她想要我办事。娶她、娶她、娶她。我一看她，就觉得耳边响起这两个字。”

威利说：“我写了点东西。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你想看看吗？”

“我们能冒这个险吗？”

“我希望你看看。”

那些故事装在他外套的胸袋里。他掏出来递给罗杰。三天后，罗杰寄来一封友好的信，等他们碰面的时候，罗杰说：“故事很独特。和海明威的完全不同。更像是克莱斯特[8]的。单独一篇可能不会给人多深的印象，但好几篇放在一起就不同了。不祥的氛围整个儿营造出来了。我喜欢这样的背景。是印度又不是印度。你应该写下去。要是你能再写出一百页，我们就得考虑拿出去卖了。”

这时候，故事来得不那么快了，但还是会来，一星期一篇，一星期两篇。每当觉得材料枯竭，电影场景用完了，他就跑去看几部老电影或是外国片。他去汉普斯特德[9]的人人剧院和牛津街的学园电影院。他一周之内在学园电影院看了三遍《高尔基的童年》。他哭了。他把银幕上看到的编织进自己的童年，又写了几个故事。

一天，罗杰说：“我的编辑最近要来伦敦。你知道我每周都给他写一篇通讯稿，介绍图书和戏剧。有时也写写文化名人的逸事。他每周付我十英镑。我猜他是来检查我的。他说想会会我的朋友。我答应为他举办一次伦敦知识分子的晚餐会，你一定要来，威利。这是我第一次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房子里办聚会。我要把你当作文学新星推出去。普鲁斯特的作品里有一个喜欢社交的人物叫斯万。他有时候为了好玩，喜欢把不同的人聚到一起，用他的话来说，制造一捧社交‘花束’。我也想为我的编辑准备一份这样的礼物。到时候会有一个我在西非服兵役时结识的黑人过来。他父亲是西印度群岛人，参加‘回到非洲’运动，搬回西非住了。他叫马库斯，就是发起运动的那个骗子的名字。你会喜欢他的。他很有魅力，温文尔雅。他热衷于跨种族性爱，不知满足。我第一次在西非遇到他的时候，他聊的几乎全是性。我为了应付他，就说非洲女人很有吸引力。他回答说：‘要是你喜欢动物的话。’现在他正在接受外交培训，等他的国家独立了，他就去当外交官。对他来说，伦敦就是天堂。他有两个野心。第一是有一个看上去完全是白种人的孙儿。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一半了。他和五个白种女人生了五个混血儿。他认为现在他必须时刻盯着他的孩子们，确保他们不会让他失望。他希望自己老了之后能和这个白种孙儿一起去国王路散步。人们会盯着他们看，而那孩子会大声问他：‘他们在看什么，爷爷？’他的第二个野心是成为第一个在顾资银行开账户的黑人。那可是王室银行。”

威利说：“他们没有给黑人开过账户吗？”

“我不知道。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去银行问问呢？找他们要张表格。”

“他认为他们可能会以一种不那么突兀的方式阻止他。他们会说表格发完了。他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他要肯定他们会接纳他之后才去顾资银行开账户。这事他要做得极其随意，而且得确保他是第一个在那儿开账户的黑人。这事很复杂，我不敢说我理解了。但你可以找他谈谈这事。他很直率。这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另外还会来一位年轻诗人，和他妻子一起来。你和他们相处不会有问题。他们似乎对什么都不以为然，而且会一言不发，诗人会等着给任何和他聊天的人泼冷水。所以你不必找话和他聊。其实他挺出名的。我的编辑见到他会很高兴。我曾经一时糊涂，在某期‘伦敦书简’中替这位诗人的一部作品写了一段好话，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就这样同他搭上了。”

威利说：“我了解沉默寡言的人。我父亲时常发誓缄口。我打算会会这位诗人。”

“那不会让你感到愉快的。他那些诗复杂矫情，乏味俗套，你有时候会觉得他写成那样是你的错。我就是这么以为的。你要是高兴就去会会他，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必须在晚餐前做这事。我邀请诗人夫妇仅仅是为了达到‘花束’的效果。来一点点枯死的蕨类以衬托整体。你应该特别留意的是两个男人，我在牛津认识的。这两人都出身普通的中产阶级，总是追逐有钱的女人。其他事也做，但这才是他们的事业。非常有钱的女人。在牛津的时候才刚刚起步，之后他们越爬越高，追求的女人越来越有钱。现在他们判断女人是否有钱的标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当然，他们俩是死敌。都认为对方是骗子。看看他们如何行动大有教益。两人在牛津的时候差不多同时发现，追求有钱女人，第一次征服非常重要，会激起其他有钱女人的兴趣，不然她们不会注意到一个中产阶级投机分子，此外，这还会把她们引入猎人的彀中。很快，那就会变成有钱女人之间的竞争，谁都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钱。

“理查德其貌不扬，整日醉醺醺的，说话粗声大气，而且越来越肥，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会让女人着迷的男人。他穿着脏兮兮的粗花呢外套和邋遢的维耶勒法兰绒衬衫。他知道自己的市场，他的粗俗有一些是装出来的，是诱饵的一部分。他把自己打扮成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那个滥交成性、臭不可闻的德国左派剧作家。但理查德只是个卧室里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把他带进卧室，然后就停在了卧室。受他引诱的女人都知道这个。和他在一起她们觉得安全。在牛津那会儿就这样，现在还是如此。不同的是在牛津那会儿，只和有钱女人睡觉让他粗俗的灵魂兴奋不已，而现在他是从她们身上大捞外快。当然他也犯过错。我能想象卧室里不止一次发生过冲突。我能想象一个半裸的女人哭哭啼啼地说：‘我还以为你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能想象理查德一边飞快地穿上裤子一边说：‘我还以为你很有钱。’理查德如今混出版业，很有钱，升得很快。作为出版商，马克思主义让他更有吸引力。他越是从女人手里捞钱，就越是有女人争先恐后地来给他送钱。

“彼得的风格截然不同。出身更逊色，乡村房产经纪人，在牛津的时候他开始培养自己的英国绅士派头。牛津到处是在各种语言学校学英语的年轻的外国女人。其中一些很有钱。彼得本能地忽略大学女生，选择向那些女人下手。她们会以为他货真价实，而他比她们更为迅速地学会了如何分辨良莠，打了几次漂亮的胜仗。他应邀去过两三个富有的欧洲家庭，开始结识欧洲大陆的有钱人。他精心修饰，开始留半军队风格的发型，耳朵以上的头发打理得很伏贴，并且学着修饰他尖瘦的下巴。有一天午饭后，我们在低年级的公共休息室里喝着不怎么样的咖啡，他问我：‘你说男人穿什么最性感？’我目瞪口呆。这可不是公共休息室里经常讨论的话题。但由此可见彼得已经离房产经纪有多远了，可见他正往哪条路上走。最后他说：‘穿一件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白衬衫。’这是前一天晚上和他睡觉的法国女孩告诉他的。从此之后他就只穿白衬衫了。现在他穿非常昂贵的白衬衫，手工缝制，质地精良的双层或三层棉布，领子紧贴着颈部，恰到好处地从外套后领上方露出来。他喜欢以特定手法给衬衫上浆，好让领子仿佛上过一层蜡。他是学者，历史学家。他写过一本关于历史上的食物的小书——这个题目很重要，但其实只是本杂凑的文选——还常常谈论新书以及出版商预付的高额稿酬，但那只是为了炫耀。他的才智其实已经相当贫乏了——全消耗在女人身上了。为了满足她们，他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性品位。我只能这么表述。女人们一闲聊——威利，千万别忘了这个——有关彼得品位的传言就散布开了。如今这也是他的成功的一部分。他的学术兴趣总是能反映出他正在与什么样的女人交往。他已经是拉丁美洲专家了，现在他得了项大奖。一个哥伦比亚女人。哥伦比亚很穷，但她却和一笔荒唐的拉美财富有关，那些财富是四百年来印第安人的血肉铸造的。她将会和彼得一起来，理查德将忍受最最强烈的忌妒的折磨。他不会低头认输。他会有所行动，制造一些激烈的马克思主义的场景。我会做些安排，让你同那位女士聊一聊。那就是我们的社交花束。十个人的晚餐会。”

威利离开时在心里数着人数。他只数到九。他很好奇那第十个人会是谁。

过了几天，罗杰说：“我的编辑想住我家。我说房子很小，可他说他是在穷人家长大的，知道背贴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那房子只有一间半卧室。编辑是个大胖子，看来我得睡那半间了。要不就住宾馆。这可真奇怪。我办的晚餐会，我倒成了客人。”

到了那天，威利敲响小房子的门，等了一会儿。最后是珀迪塔开的门。威利一下子没认出她来。编辑已经来了。他很胖，戴着眼镜，衬衫快要绷裂了，威利觉得他是因为害羞，或是不愿意被人看见，才不想去住宾馆的。房子的大部分空间似乎都被他占据了，而这房子也的确是太小了，尽管设计师费了很多小心思。罗杰从地下室走上来，一脸受了压迫的表情，把威利介绍给编辑。

编辑坐着没动。他说他见过圣雄甘地，那是一九三一年，圣雄来英格兰参加圆桌会议。他没再提起别的有关圣雄的事（威利和他母亲以及他母亲的叔叔都瞧不起圣雄），也没提起圣雄的衣着和相貌；他只说见过他。后来马库斯——那个西印度群岛的西非人来了，他又用同样的口吻说他见过保罗·罗伯逊[10]。

马库斯看上去自信、幽默，充满热情，他一开口，威利就被迷住了。威利说：“我听说你的计划了，你想要一个白皮肤的孙儿。”马库斯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重复一百五十年前在这儿司空见惯的事儿。十八世纪，英格兰有大约五十万黑人。他们全都消失了。消失在当地人之中。他们繁衍没了。黑人基因是隐性的。要是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点，种族情绪就会大大减弱。这种情绪很多时候并未深入皮下，可以这么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我在非洲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阿尔萨斯人。过了一阵子，她想让我去见她家里人。我们一起到了欧洲，到了她的家乡。她把我介绍给她的同学。她们都很保守，她担心她们会有什么想法。我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把她们全操过了。我甚至操了她们两三个人的妈妈。可我的朋友却还是担心。”

诗人来了，编辑向他致敬，然后他们夫妻俩就阴沉着脸坐在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那个哥伦比亚女人比威利想得要老。她大概四十八九岁，名叫塞拉芬娜，苗条，纤弱，面带愁云。头发很黑，应该染过，皮肤很白，粉一直扑到发际。当她终于走到威利身边坐下时，她问道：“你喜欢女人吗？”威利犹豫了一下，她又说：“并非所有男人都喜欢女人。我知道。我直到二十六岁还是处女。我丈夫喜欢男人。哥伦比亚到处是西班牙和印第安混血小男孩，一块钱就能买一个。”威利说：“你二十六岁那年发生什么事了？”她说：“我把我的往事告诉你，但不是在告解。显然发生了一些事。”当珀迪塔和罗杰开始分派食物的时候，她说：“我喜欢男人。我认为他们有一种宇宙的力量。”威利说：“你是说精力？”她不耐烦地说：“我是说宇宙的力量。”威利看向彼得。彼得为这次晚餐会好好打扮过。他穿着看上去很昂贵的白衬衫，浆得如同打了蜡一般的领子笔挺地竖在颈后；修剪成半军队风格的金灰相间的头发平伏在两侧，抹了点发蜡，纹丝不乱；但他的眼神却黯淡疲惫，还有些茫然。

罗杰一边递食物，一边说：“塞拉芬娜，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好娈童的男人？”她答道：“我们是有钱的白人。”罗杰说：“这不能算原因。”她没理会，接着说：“我们家好几代都是有钱的白人。我们说古典西班牙语。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英俊的白人男人。你们真应该见见他。我们在哥伦比亚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威利问：“哥伦比亚就没有其他白人吗？”塞拉芬娜说：“这个词在你们这儿很普通。在我们那儿却不是。我们在哥伦比亚是有钱的白人，说纯正的旧式西班牙语，比西班牙的西班牙人说的还要纯正。我们要找个丈夫很难。我们家的许多女孩都嫁给欧洲人了。我妹妹嫁给了阿根廷人。要从这么远的地方这么辛苦地找丈夫，难免会出错。”

出版商理查德在房间另一头嚷道：“我要说这就是个错误。离开哥伦比亚，住到偷来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上。”

塞拉芬娜说：“我妹妹没有偷过任何土地。”

理查德说：“那片土地八十年前就被偷来给她预备下了。是罗卡将军[11]和他手下那帮人干的。用铁路和雷明顿步枪对付印第安人的投石器。南美大草原就是这样赢来的，所有那些漂亮的农场也是。你妹妹不过是从老强盗那儿搬到新小偷那儿。我要说，感谢伊娃·庇隆[12]，把这幢腐烂的大厦整个儿推倒。”

塞拉芬娜对威利说：“这个男人想挑起我的兴趣。这种事在哥伦比亚很常见。”

马库斯说：“我看很多人都不知道，十九世纪初始，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乌拉圭有许多黑人。他们消失在了当地人中间。他们繁衍没了。黑人是隐性的。没多少人知道这件事。”

理查德和马库斯隔着一屋子的人说话。马库斯说什么，理查德都借题发挥，语出惊人。塞拉芬娜对威利说：“他这种人，一旦和我单独相处就会设法勾引我。真无聊。他以为我是拉美人，容易上钩。”她不说话了。在整个过程中彼得都非常平静。威利无须继续倾听，于是闲闲地环顾房间，目光追随着珀迪塔和她那长长的上半身。他没觉得她有多美，但他记得她将条纹手套丢在维克托之家餐厅桌上的优雅姿态，同时又想起琼在诺丁山的那个房间里脱衣服的样子。珀迪塔察觉到他的目光，深深地回望着他。威利心中涌起难以名状的波纹。

罗杰和珀迪塔开始收拾盘子。马库斯热心地起身帮忙，身手麻利。咖啡和白兰地送了上来。

塞拉芬娜心不在焉地对威利说：“你忌妒吗？”她的思绪已经飘往威利不知道的地方。威利说：“还没有。我只是觉得有欲望。”她说：“听我说。我把彼得带回哥伦比亚，所有的女人都跑来围着他——这个下颌线条硬朗的英国绅士兼学者。一个月之后，他就忘记了我为他做的一切，和别人跑了。可他不了解这个国家，他犯了大错。他被那个女人耍了。她是混血儿，不名一文。一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了，于是回到我身边，求我原谅。他跪在地板上，把脑袋搁在我腿上，哭得跟个小娃娃似的。我抚摸着他的头发说：‘你当她很有钱，当她是白人？’他说：‘是啊，是啊。’我原谅了他。但也许他应该受到惩罚。你认为呢？”

编辑在清喉咙，一次，两次。他在等着大家安静下来。塞拉芬娜从威利这边转开，也不再看理查德，她挺直身体，将目光投到编辑身上。他正坐在角落里，庞大沉重，身体从腰带上方溢出来，每一个衬衫扣子都绷着。

他说：“我猜在座的没有一位能够理解今晚的聚会对一个外省编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每一位都给我带来远方世界的一线风景。我来自黑暗蛮荒的北方一个烟雾弥漫的老镇。如今没有多少人想了解我们。但在历史上我们也曾光彩过。我们的工厂的产品被运往世界各地，而我们的产品每到一地，就帮助当地向现代社会迈近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处于世界的中心。可是现在世界已经倾斜，我只有在遇到像在座各位这样的人物时，才能对世界前进的方向有所了解。所以今晚这个场合充满了讽刺意味。你们各位都过着光辉的生活。我读过有关你们中的某些人的报道，而今晚的所见所闻更证实了我读到的一切。我衷心地感谢各位对我这个生活毫无光辉可言的人的善意。但我们这些生活在黑暗角落里的人也有自己的灵魂。我们有自己的雄心，有自己的梦想，而生活却对我们施以残忍的诡计。‘在这被人遗忘的地方也许长眠着曾孕育天国之火的心灵。’我不敢奢望与诗人格雷[13]匹敌，但我已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了一颗这样的心灵。而现在，在我们分别之前——也许永远不会重逢——希望各位能够允许我奉上拙作。”

编辑从外套内袋里掏出几张叠起的新闻纸，在他制造的一片静默中，谁也不看，郑重地把纸抖开。

他说：“这是报纸的校样。这份东西已经准备了很久。也许会有一两处变动，不恰当的措辞会被改正，但总体来说是预备付印了。我死的那周，它将在我的报纸上刊出。各位会以为那是我的讣告。有的会深深吸气，有的会叹息。但死亡会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所以最好早做准备。撰写这篇文字并非出于虚荣。各位都很了解我，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这篇文字是出于悲伤，以及对昔日种种可能性的追悔，现在我邀请各位聆听一个外省人黯然的一生。”他开始读道：

亨利·亚瑟·帕西法尔·萨默斯，在黑暗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成为本报编辑（其死讯详见另页），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七日出生于一个船舶装配工家庭……

一段接一段，一条校样接一条校样，每条上印着窄窄一栏文字，他的故事渐渐展开：小屋，穷巷，父亲的失业，家人的亡故，十四岁辍学，辗转于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做小文员，战争，因健康原因被拒入伍；最后，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进入报社工作，在制作部当“校对助理”，其实是女人干的活儿，对着排字工大声读校样。念着念着，他的情绪激动起来。

诗人和他妻子冷眼旁观，面露鄙夷，似乎并不感到惊奇。彼得目光空洞。塞拉芬娜坐得笔挺，把侧脸对着理查德。马库斯心猿意马，一会儿想起这个，一会儿想起那个，不止一次提起不相干的话题，一听见自己的声音又立刻住口。可威利却听得入了迷。对他来说，编辑的故事闻所未闻。其中并没有多少抓得住的具体细节，然而他一边听一边努力想象编辑居住的小镇，进入编辑的生活。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想起了父亲；接着他开始思索自己。旁边的塞拉芬娜背过身去，僵硬地坐在那儿，不愿意说话，威利则身体前倾，聚精会神地听编辑读校样。

编辑注意到威利感兴趣，声音弱下去了。他开始哽咽起来。有一两次甚至是在啜泣。读到最后一段时，泪水从他脸颊上滑落，他看上去几乎要崩溃了。

……他最深刻的生活在他的心灵之中。但新闻工作的本质就是转瞬即逝，他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爱情，那神圣的幻象，从没有碰触过他。不过他与英语痴缠终生。

他摘下雾气迷蒙的眼镜，左手捏着校样，湿润的眼睛盯着脚前面三四英尺的地方。一片死寂。

马库斯说：“写得真好。”

编辑一动不动，看着地板，任凭泪水滑落，屋里再次静默下来。聚会结束。人们相互道别时，都是轻声低语，仿佛是在病房里。诗人夫妇走了，就好像他们不曾来过。塞拉芬娜站起身，目光掠过理查德，视而不见，带着彼得走了。马库斯低声说：“我来帮你收拾，珀迪塔。”威利心中涌起浓重的忌妒，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但他和马库斯都没有被邀请留下。

罗杰在小房子的门口同他们道别，脸上的愁云已散去。他压低声音，俏皮地说：“他只是说要会会我在伦敦的朋友。我可不知道他想要的原来是听众。”

第二天，威利根据这位编辑的经历写了一篇故事。背景是他写过的那个半真半假的印度小镇，编辑被换成在他写的其他一些故事中出现过的那位圣人。此前，圣人都只表现出外在的一面：懒散，阴险，靠不幸的人生活，蜘蛛一般等在静修处。而现在，圣人却出人意料地展示出他的不幸：被囚禁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渴望逃离静修处，向一个来自远方的将一去不返的过客讲述自己的故事。故事的氛围近似编辑讲述的那个故事。内容则近似他多年来从父亲口中听来的那个故事。

故事在威利笔下铺展开，令他自己都大吃一惊。它使他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又过了几天，他发现了许多可用于一种新类型的故事的素材。那些故事似乎在等着他；他很奇怪自己先前竟没有看见它们；他飞快地写了三四个星期。之后，写作将他引向困境，他无法面对的困境，于是他停了下来。

写作就这样终止了。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来自电影的灵感一段时间之前就枯竭了。当灵感源源不断的时候，写作显得那么轻而易举，他甚至担心别人或许也在这么做：从《夜困摩天岭》、《白热》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童年》中获得故事内容或情节。现在，当灵感枯竭的时候，他奇怪自己是如何写出那些东西的。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大约有一百八十页，他感到失望，写了这么久，这么多灵感，这么多激情，最终只是这么寥寥几页。

可罗杰却以为这些足够出一本书了，他觉得内容很完整。他说：“后面几篇更内敛，但我喜欢。我喜欢这本书发展和铺陈的方式。它比你以为的更加神秘，更富有感情，威利。非常好。但请不要以为它会让你出名。”

罗杰开始把这本书寄给他认识的出版人。每过两三个星期，它就会被退回来。

罗杰说：“我就怕这样。短篇小说要出版很难，而且印度也算不上好主题。只有那些曾经在印度住过、工作过的人才会读有关印度的东西，而且他们不会对你写的印度感兴趣。男人想看约翰·马斯特斯[14]的《宝云尼车站》和《军号和老虎》，而女人想看鲁茂·戈登[15]的《黑水仙》。我不愿意把它寄给理查德，可是看起来他是唯一一条出路了。”

威利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寄给理查德？”

“他很浑蛋。他没法儿不浑蛋。他会找到办法让你失望。那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向来如此。他做坏事几乎就是为了好玩。要是他做你的书，肯定会用他的教条主义思路展现它，利用它来表达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会让他的马克思主义名声更响亮，对书却毫无帮助。但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

于是书到了理查德手里。他接受了。威利在学校收到一封用公司信纸写的信，请他约个时间过去他们那儿一趟。

理查德的公司位于布鲁斯伯里的一个黑色广场上。在威利眼中，那是一幢普通的伦敦建筑——正面直上直下，黑砖砌就。走上正门台阶，他发现原先看上去矮小的建筑似乎变得高大了。他站在正门前，看见这建筑真是宏伟精致。迈步进去，他看见黑色前墙后面高大明亮的房间一直远远地伸展到走廊尽头。

接待室里负责总机的那个女孩惊慌失措。机器里有个声音正在向她咆哮。威利听出来是理查德的声音。赤裸裸的威胁，把那细胳膊的女孩吓坏了。她大概以为自己在家里，而不是在公共场所，而那声音也许令她想起了父亲的恐吓和狂暴。威利想起了妹妹萨洛姬妮。那女孩过了一会儿才注意到威利，她花了几分钟才平静下来，开口和威利说话。

理查德的办公室在二楼，朝向广场。屋子很高很大，满墙都是书。

理查德领着威利走到高高的窗前，说：“这些房子一百五十年前曾经属于伦敦的富商。这片广场上的某栋房子很有可能就是《名利场》里奥斯本的房子。我们所在的这间屋子可能就是客厅。即便是现在，你看着窗外，仍然能够想象那时候的马车、男仆，以及其他。而今天，有一个场景已经难以想象，也已经被多数人遗忘，那就是萨克雷笔下的伦敦富商，坐在这样一间屋子里，要求他的儿子娶来自西印度圣基茨的黑种女继承人。我在这房子里工作了许多年，但并不曾想过这件事。是你的朋友马库斯提醒了我。那个想在顾资银行开户的人。他对我提起女继承人的时候，听上去就像是开玩笑，但我去查了查。那位女士的财产来自奴隶和甘蔗。那是西印度奴隶种植园的鼎盛时期。想想看。那时候，一位黑种女继承人在伦敦，她会有多抢手。当然，她可能嫁得很好，尽管萨克雷并没有告诉我们。而黑种基因是隐性的，隔了几代，她的孙子就可能是纯粹的英国上层人物了。我们需要一个西非裔的黑人移民来修正我们对于维多利亚经典的解读。”

他们从窗边走开，各自在大书桌两边坐下。理查德坐下来之后，看上去比威利记忆中的样子更加魁伟、笨重和粗鲁。

理查德说：“你也许有一天会让我们读到一部新的《呼啸山庄》。希斯克利夫有一半的印度血统，是从利物浦码头附近捡回来的。不过这些你都知道。”他扬起几页打印纸。“这是你那本书的合同。”

威利掏出钢笔。

理查德说：“你不看一看吗？”

威利糊涂了。他是想看看那份合同，但他觉得不该让理查德知道。想要当着理查德的面把合同从头到尾看一遍，几乎等于质疑理查德的信誉，那很不礼貌，威利做不出来。

理查德说：“这是我们的标准合同。国内销售你得百分之七点五，海外销售是百分之三点五。我们替你处理其他权利。当然，我们假定你希望这样。如果出售版权给美国人，你能获得百分之六十五。如果授权翻译，你将获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卖给电影公司，百分之五十，出平装书，百分之四十。现阶段你也许觉得这些权利都无关紧要。但你不应该放弃。难事儿由我们来替你摆平。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些的。你什么也不用做，就等着收钱吧。”

合同一式两份。他在签第二份的时候，理查德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在他面前。

理查德说：“这是预付版税。五十英镑，都是五英镑的新钞票。你之前可曾一下子挣到过这么多钱？”

威利没有过。他写广播稿最多一次挣了十三基尼，那是为英国广播公司中小学节目写的十五分钟《雾都孤儿》导读。

他下楼来的时候，负责总机的那个女孩已经平静些了。但生活的不幸——困在折磨人的办公室和折磨人的家庭之间——依然写在脸上。威利更加无助和绝望地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妹妹萨洛姬妮。

罗杰想看看那份合同。威利很紧张。他觉得很难向罗杰解释自己为什么已经签好了。罗杰看合同的时候非常严肃，完全是律师的样子。最后，他稍稍犹豫了片刻，说：“我想最主要的事是让书出版。他怎么说那本书的？对于这些事情，他向来很聪明。”

威利说：“他根本没提那本书。就谈了几句马库斯和《名利场》。”

四五个星期之后，在理查德位于切尔西区的房子里有个聚会。威利提前到了。他没看见一个熟人，然后和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人聊上了——此人戴着眼镜，头发凌乱，外套太小，毛衣很脏，外表很符合经典的波希米亚作家形象。他是个心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叫《你我心中的野兽》。客厅里就有几本，但没什么人注意。威利和他聊得很投入——两人都在利用对方躲避房间里的冷漠——竟没有看见罗杰走了进来。几乎就在看见罗杰的同时，他也看见了塞拉芬娜。她和理查德在一起，穿着一条花朵图案的粉色裙子，坐姿笔挺优雅，但不像在罗杰家的聚会上那样严肃。威利撇下心理学家，向她走去。她对他随和亲热，有一种和先前不同的神气，很有魅力。可她脑子里全是理查德。他们在谈——闪闪烁烁、断断续续——某个大胆的商业合作计划：先在阿根廷北部的胡胡伊省造纸，然后以比在欧美低廉的价格印平装书。现在可以用甘蔗渣来制造优质纸张。甘蔗渣是甘蔗榨糖后留下的残渣。塞拉芬娜在胡胡伊省拥有大片甘蔗地。甘蔗渣在那儿一文不值；它是废料，而甘蔗不用一年就能长成。

衣冠楚楚的男人和衣着讲究的女人，微笑着，轻描淡写、略带炫耀地围绕着这个关于甘蔗渣的话题转悠。

威利想：“理查德在那个大办公室里是真实的。那个女孩儿也是真实的。而在这所小房子里，在这个聚会上，理查德却是在做戏。每个人都在做戏。”

后来，罗杰和威利谈起这次聚会，谈起塞拉芬娜。

罗杰说：“理查德会从她身上捞个几十万。他就是有这个本事，能想出那些诱人的计划。令人称奇的是，如果真有人去做，理查德的很多计划的确能赚钱。可他自己没兴趣去做。他没耐心。他喜欢的事情是想出让人兴奋的点子，设圈套，以及捞钱。然后就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塞拉芬娜已经感受到刺激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她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无所谓。她会获得想要的刺激。而她从没挣过钱。那些钱老早就在她口袋里了。她抱怨的时候，理查德就会这么对她说。如果她抱怨的话。”

威利说了一句他在学院里学来的话：“那儿还真有几个上等人。”

罗杰说：“他们全都写过书。这是出身高贵、有权有势的人物最大的弱点。他们并非真想写作，但他们想成为作家。他们想让自己的名字印在书脊上。除了其他本事，理查德还相当擅长出版那种虚荣书。人们付钱给这种出版家，为自己出书。理查德不做那样粗鄙的事。他非常谨慎，对这类书非常挑剔，所以几乎没人看得出来他在做这样的事。不知有多少有钱有地位的人感激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权势并不逊于内阁大臣。那些人来了走，走了来，理查德则纹丝不动。他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有斩获。”

有好几个星期，威利经常出入罗杰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房子，为正在准备的稿件听取意见，也聊一聊退稿信。珀迪塔常在那儿。威利对她的优雅越来越着迷，甚至有一段时间，在聊书和出版商的时候，他感到难以面对罗杰。他想向罗杰坦白，却没有勇气。现在书即将付梓，五十英镑也到手了，他觉得再拖下去就太无耻了。他想他应该去罗杰的事务所——这样比较郑重——对他说：“罗杰，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和珀迪塔相爱了。”

可他并没有去罗杰的事务所。因为那个周末诺丁山发生了种族暴乱。平时寂静的街道——涂有公寓门牌号的垃圾筒敞开着，窗口帘幕低垂，百叶窗紧闭，空洞洞的——挤满了兴奋的人群。原本那些房子里似乎只住着一些不思进取的年老的房客，这时候却冲出不计其数的年轻人，穿着爱德华时代的服装，在街上游荡，搜寻黑人。有一个叫凯尔索的西印度群岛人，不知道这儿发生的事情，过来访友，在拉蒂默路地铁站外面误撞进一群少年中，被杀了。

报纸上、广播里尽是暴乱的新闻。第一天，威利像往常一样去学院旁边的小咖啡馆喝上午的咖啡。他觉得好像人人都在看报纸。报纸上黑压压的全是照片和大字标题。他听见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工人——满脸年深日久的艰难困顿——像在自己家里一般随意地说道：“那些黑人早晚是个祸害。”这句话漫不经心，根本反映不出报纸上的内容，但威利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十分羞耻。他觉得大家都在看他。而且报纸上讲的就是他。从此之后他就待在学院里一步不出。这样的躲藏对他来说不是新鲜事。在老家时，每当发生严重的宗教和种姓冲突，他们就这么办。

暴乱第三天，他认识的一个广播制作人发来电报，请他打个电话过去。

制作人说：“威利。有件事我们不得不做。全世界的人都等着看我们是否会做这个故事，怎么做。威利，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你就穿着平日的衣服到拉德布罗克果园路或者圣安韦尔路或者拉蒂默路地铁站去。最好是拉蒂默路。那里是暴乱最严重的地方。你作为一个印度人去诺丁山看了看。你想去看看凯尔索看见的情况。所以你专找聚集的人群。你有点那种想找麻烦、找打的倾向。当然喽，只是有那么一点儿。就这些。看看会发现什么。就是平常五分钟的篇幅。”

“稿费多少？”

“五基尼。”

“你们平常就付这点。这次可不是服装表演或是艺术展。”

“我们有预算的，威利。你知道这个。”

威利说：“我有考试。我在复习。我没时间。”

罗杰寄来一封信。

亲爱的威利：大城市生活总是不乏疯狂的时刻。但其他东西没有改变。你要记得，我和珀迪塔永远支持你。

威利想：“他是个好人。也许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好人。我是出于某种敏锐的直觉，在他录完那期关于法律援助律师的广播之后，跟他接触的。幸好我没有到他的事务所去说珀迪塔的事。”

躲在学院里，威利最近见到珀西·卡托的次数比过去几个月都多。他们还是朋友，但因为志趣不同，已经疏远。现在威利对伦敦熟悉多了，不再需要珀西做向导。那些有珀西、琼和其他人——以及某些迷茫失衡、沉迷酒精的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参加的在诺丁山简陋的公寓里举办的波希米亚聚会已经不再象征大都市，不再令人目眩。

珀西依然衣着考究。可他的脸变了，他失去了某种活力。

他说：“这起事件之后，老头子会丧失他的地产。现在报纸不会放过他。不过他正在努力把我拖下水。他干得出来。我如果背叛他决不会得到原谅。媒体一直在挖掘老头子在诺丁山的地产和开发计划，有人到处说我是他的黑人帮凶。每天，我在公共休息室打开报纸，都害怕会看见我的名字。学院可不会喜欢这个。把奖学金给一个诺丁山的黑人无赖。他们可能会叫我走人。可我不知道能去哪儿，威利。”

从印度来了封信。家乡的信封质地特殊。是用当地的再生纸做的，使人联想到造纸的垃圾。它们也许是在集市上，在造纸作坊的小黑屋子里做出来的，穷人家的男孩们坐在地板上，几个操作宽刃裁纸刀（挨着他们的脚趾头），几个负责刷胶水。威利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出自己回去之后的情形，毫无希望。因为这个原因，一看见家乡来信他就感到沮丧，而这种沮丧会留在他心里，即便读完信之后忘记了原因。

这封信的笔迹是他父亲的。威利新近对他父亲生出某种同情，他想：“这可怜人一定是听说这里有暴乱，很担心。他以为这里的暴乱就跟老家的一样。”他念道：

亲爱的威利，希望这封信能顺利地寄到你手里。我平常不写信，因为没什么新鲜事，至少是没什么我认为值得写信给你的新鲜事。我写这封信，是要说萨洛姬妮的事。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来静修处的人哪里的都有。有一天来了个德国人。年纪不小了，瘸了一条腿。长话短说吧，他向萨洛姬妮求婚，如今已经娶了她了。你知道的，我向来认为萨洛姬妮的唯一希望是结一门跨国婚姻，但我必须说，这件事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肯定他在别的地方另有妻子，可或许要求太高没好处。他是个摄影师，他说大战末期他在柏林打仗，用机枪扫射俄国坦克，而他的朋友却把枪扔了，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害怕得直发抖。现在他拍革命题材的电影，就靠这个过活。这很不寻常，不过如今的世道，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

威利想：“这话倒是不错。”

当然，你会说我最没有资格这样讲。他们准备拍一部关于古巴的电影。就是那个产雪茄的地方。他们要去找一个姓格恩或者格威雅或者格瓦拉的人，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你母亲很高兴能把女儿脱手，但她假装不高兴，对此你肯定不会感到惊讶。我不知道这件事会如何了结，也不知道可怜的萨洛姬妮将来会怎样。好吧，这就是我要讲的事情。

威利想：“这是我来这里之后学到的东西：一切都偏离了正轨。世界应该停止，可它却在继续。”

[1]引号中的两个句子原文依次为：He is not only a fraud, but a coward; Not only is he a fraud, but he is also a coward.

[2]美国漫画家切斯特·古尔德（1900－1985）创作的同名连载漫画中的主角，是一名警探。

[3]美国DC漫画公司最早出版的超级英雄漫画系列。

[4]三人均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界的超级明星。

[5]本名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1879－1964），英国政治家、报业巨头，1917年受封第一代比弗布鲁克勋爵。

[6]英国企鹅出版社非小说类丛书，创始于1937年，结束于1984年。

[7]詹姆斯·卡格尼（1899－1986），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擅长扮演强盗和罪犯。

[8]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剧作家、小说家。

[9]伦敦西北部的旧自治市，现为卡姆登区的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集之地。

[10]保罗·罗伯逊（1898－1976），美国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

[11]胡利奥·阿亨蒂诺·罗卡（1843－1914）,曾出任阿根廷将军、两任阿根廷总统。

[12]伊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的第二任妻子，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深受下层民众敬爱。

[13]托马斯·格雷（1716－1771），英国诗人、作家，前面引用的诗句出自他的《写于乡村教堂墓地的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14]约翰·马斯特斯（1914－1983），英国驻印度军官、小说家。

[15]鲁茂·戈登（1907－1998），英国女作家，曾在印度生活多年。

第二次转变

有一天，威利突然意识到有好一段时间没在学院里见到珀西·卡托了。他到处打听了一番才知道，珀西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学院。没人说得清珀西在哪儿，不过有种说法是他已经离开伦敦回巴拿马去了。这消息让威利感到失落，就仿佛——尤其是在诺丁山暴乱平息之后——他最初到达伦敦的那段日子就此消失了。珀西曾说过，他害怕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可是，虽说连着几个星期报上关于诺丁山地产诈骗案的报道连篇累牍，但记者们似乎并不知道珀西牵连其中，而威利以为珀西之所以决定离开伦敦，是因为他凭借向来的敏锐已预感到会有更加可怕的事情降临。威利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失去了庇护。他的伦敦生活失去了滋味，他又像一开始那样，不知该往何处去了。

妹妹萨洛姬妮从德国寄来一封信。威利都不想拆信封。他不无羞愧地想起，当年在家乡的静修处和教会学校里，一封贴着德国邮票或者其他外国邮票的信会让他多么兴奋。那枚邮票的图案会引得他开始想象那个国家，他会觉得那寄信人是多么幸福。

亲爱的威利，不知你是否想到过你让我们很担心。你从来不写信，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你读书的学院是否会给你一个学位？这个学位是否能让你找到一份工作？看看你前面，有父亲做榜样，你要是不谨慎些，很可能就会像他那样无所事事。这种事在每个家庭里都有可能发生。

威利想：“以前我老是替她担心。我觉得她没有机会，只要能让她快乐，我做什么都愿意。后来那个德国老头子来了，丑小鸭萨洛姬妮变了。她成了十足的已婚女人，就好像她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变得跟我母亲一模一样。我感觉我所有的担心和关爱都成了笑话。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喜欢这样一个萨洛姬妮。”

我和沃尔夫预备去古巴以及别的地方。沃尔夫告诉我许多有关革命的理念。他就像我们母亲的叔叔，不过他当然有更多机会，也受过更好的教育，比我们家那位可怜的叔叔见过更多世面。我希望你能继承我们家这方面的传统，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有许多事情可以做，而你现在在伦敦虚掷光阴于那些琐碎之事上，并且不知自己为何要做那些，这是多么自私。我和沃尔夫会在德国逗留几周。沃尔夫要在这里见一些电影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事情办完之后我会去伦敦待几天，看看你。

威利想：“别来，萨洛姬妮。请你别来。”

但她还是照计划来了，待了三四天，把他的日子翻了个个儿。她住在学院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是她离开德国前自己安排的——每天都到威利的学院宿舍烧一顿难吃的饭。她不用他帮忙。她买了些便宜的锅盘刀匙，找到几家蔬果店，每天带几样新鲜蔬菜来，在威利房间的一台小电炉上烹饪。她架好电炉，把锅放在电热圈上面的金属架子上。他们就着纸盘子吃完，她去走廊尽头的水槽旁洗锅。萨洛姬妮向来厨艺不佳，她在学院宿舍里做的饭菜很糟糕。气味在屋子里萦绕不去。威利担心违反学院规章，也担心别人看见他妹妹，这个不会打扮的黑种小厨子——纱丽外面罩着开襟毛衣，脚上穿着短袜。以她新近养成的武断作风，加上对什么事情都一知半解，用不了五分钟，她就会让威利苦心经营的有关他们家族背景的小故事穿帮。

她说：“拿到那个鼎鼎大名的学位或者文凭之后，你准备干什么？谋个小小的教职，然后余生都躲在这里？”

威利说：“我看你还不知道。我写了一本书。明年就会出版。”

“全是些废话。无论是这儿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人想要读你那本书。这根本就不用我来告诉你。记不记得你当年还想当传教士来着？”

“我只不过是说，我得在这儿等到书出版。”

“到那会儿你又会有其他东西要等，接下来，又是等别的什么。这就是爸爸的一生。”

萨洛姬妮走后好几天，威利房间里都是她做的饭菜的气味。晚上，威利还在他枕头上、头发上、胳膊上闻到那气味。

他想：“她说得没错，但我不喜欢她那么说。我不知道以后该做什么。我只是在打发日子。我不喜欢在家乡等着我的位置。两年半来我过得像个自由人。我没法儿回去过别种生活。我也不想娶个萨洛姬妮这样的女人，要是我回去就不得不娶。如果我回去，就得去打仗，像我母亲的叔叔那样。我不想打那些仗。那是浪费我宝贵的生命。有些人喜欢打那些仗。另一件事萨洛姬妮也说对了。要是我拿到教师证书，决定留在这儿教书，那就是一种逃避。况且在诺丁山那样的地方教书也不好。他们会派我去那种地方，而我走路时会一直怀着恐惧，生怕像凯尔索那样误撞进人群被杀。那甚至还不如回老家。如果留在这儿，我会一直想着要和朋友的女朋友做爱。我已经发现这件事很容易。可我知道这不对，而且总有一天会给我惹来麻烦。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在外面主动结交女孩。没人教过我。我不知道如何同陌生人调情，什么时候可以碰女孩或是握她的手、吻她。我父亲把他的经历告诉我，提到他的性无能的时候，我还嘲笑过他。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却发现我和可怜的父亲没什么不同。每一个男人都该教自己儿子引诱女人的技巧。但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引诱。我们的婚姻都是安排好的。从来没有性技巧。这儿有人跟我提到《爱经》。在家乡可没人说这个。那是高等种姓的书，但我估计我那可怜的父亲从来没有看过，虽然他是婆罗门。那种以既哲学又实际的态度来对待性的观念属于我们的过去，而那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殆尽。现在我们过得就像是洞穴里乱伦的小野兽。我们抚摸每一个女性亲属，又总是满怀羞耻。家里没人谈论性和引诱，但我现在发现那才是每一个男人都应该学习的基本技能。马库斯、珀西·卡托、理查德，他们好像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我问过珀西他是怎么学会这一手的，他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用手指抚摸小女孩，强暴她们。我当时很吃惊，可现在不会了。”

一天早上，他打电话给珀迪塔。“珀迪塔，这个周末你到学院来好吗？”

“威利，这么做很愚蠢。对罗杰也不公平。”

“是不公平。可我需要你。上一次我表现不好。可我想告诉你，那是文化的问题。我想和你做爱，都快想疯了，可等到真做的时候，旧观念却占了上风，叫我既害羞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坏了事。这一次我一定能做好。让我试试吧。”

“得了，威利。这些你以前就说过。”

她没有来。

他去找琼。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他想知道，诺丁山的那幢房子现在怎么样了，暴乱之后他们是否还有可能再去。可是琼已经不在德本汉姆商店的香水柜台了。而其他女孩妆化得太浓，很不友好。有一两个看见他甚至朝后退去：也许是因为他朝她们走去时步态坚决强硬。最后他终于从一个女孩那儿打听到琼的近况。琼结婚了，嫁给十二岁就认识的青梅竹马。那女孩还沉浸在这故事的浪漫情调之中，她的眼睛在假睫毛、睫毛膏和眉线之下闪烁着真诚的光芒。“他们不管去哪儿都一块儿，就像兄妹俩似的。不过他的行当有点古怪。殡葬，是家传生意。可琼说，如果你在那个环境中长大，感觉就不同了。有时候琼和他一起安排葬礼。他们结婚的时候用了一辆劳斯莱斯。是她家里租的，花了二十五英镑，很贵，可值得。那天一大早琼就看见那辆车了，驾驶座上是出租它的那个当地人，戴着顶鸭舌帽，身上标准司机打扮。她就问她老爸：‘你没租那辆车吧？’他说没有啊，那人可能只是开着它去参加老爷车大赛。当然喽，那车最后出现在了婚礼上。他们就跟兄妹俩似的。这年头，这种事已经难得一见了。”

那女孩越是滔滔不绝，威利便越能清晰地想象出克里考伍德的安稳生活，有家庭和朋友，有欢乐与激动，于是他愈加感到孤独、迷茫。如果他会喝酒，懂得那些喝酒的把戏，他也许会去酒吧。可他不会，他想的是去找个妓女。

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来到皮卡迪利广场。他在小街上逡巡，几乎不敢正眼看一看那些咄咄逼人、看上去很危险的街头女郎。他一直走到脚疼腿酸。快到半夜了，他走进一家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那儿全是妓女，举止粗鲁，一脸蠢相，毫无魅力可言，多数在喝茶、抽烟，有几个在吃软塌塌的白乳酪卷。她们的口音很难懂。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我还剩五个。”她指安全套。她把它们从包里翻出来，数了数。威利出去继续溜达。街上更安静了。他在一条小街上看见一个女郎正和和气气地和一个男人说话。他很好奇，便朝他们走过去。那男人突然发起火来，喝道：“你以为你在干吗！”接着穿过马路跑了。他不是朝威利喊，是朝那女的。她从那男人身边跳开。她的头发、前额和眼睑上沾着一些亮闪闪的粉末。她对着那个冲她喊叫的光头男人的背影说道：“我认识他。我在空军妇女辅助队那会儿，他在皇家空军。”

后来，为了免于彻底失败，威利找了一个女人搭讪。他没认真看她的脸，只是跟着她走。他受不了那个小屋子，极其闷热，充斥着香水、尿液甚至更糟糕的气味。他没去看那女人。他们也没说话。他的注意力全在自己身上，如何脱衣服，如何保持能力。那女人只脱了一半。她用粗糙的声音对威利说：“你不用脱袜子。”奇怪的句子，以前经常听到，但从不像这次这么有实际意义。她说：“当心我的头发。”威利勃起了，却没有刺激和快乐的感觉，射不出来。他感到羞耻。他想起那本老旧的塘鹅版书上关于性的几句话，那几句话曾让他感到受辱。他想：“也许我已经变成性爱强人了。”这时候，那女人说：“像个英国人那么干。”几秒钟之后，她就把他推开了。他不想争论。他穿好衣服，回学院去了。他满心羞耻。

过了几天，他乘公共汽车经过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终点站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个花了他半个星期生活费的妓女。她又矮又胖，其貌不扬，没了夜晚的浓妆和装出来的邪恶，显得毫不起眼，显然是为了捞点钱从乡下来伦敦做几个晚上，现在准备回家了。

威利想：“这种屈辱就在这儿等着我。我得学珀西。我得走。”

他不晓得能去哪儿。珀西比他强，尽管起点比他低：父亲从牙买加去巴拿马运河干活，是面目不清的黑人劳工中的一个。珀西可以去巴拿马，可以去牙买加，甚至可以去美国，只要他愿意。威利只能回印度，而他不愿意回去。他现在有的只是一个念头——类似于相信魔法——有一天会发生某件事，一道光芒会将他照亮，他会被一连串事件带到某个他应当去的地方。他要做的就是时刻准备着，认准时机。

与此同时，他等着书出版，等着拿文凭。他躲在学院里，啃着无聊的课本，想着他一切努力的真正回报将是解放，而不是学位。而当他努力忘记这世界时，这世界似乎也忘记了他。英国广播公司的制作人没再找他写稿，罗杰也没再给他写信，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提醒他：他曾在伦敦过着活跃多彩的生活，他写的一本书即将出版。终于，理查德寄来了出版目录，但却令他感到沮丧。目录中间某页上有一段介绍了他的书。他被说成“来自次大陆的颠覆性声音”，提到了小说里不同寻常的印度乡村背景，但没有进一步提及作品本身的特质。目录条目语气谦虚，甚至有些冷淡，没有任何商业宣传，与其说是推荐这本书，不如说是宣扬理查德和他尽人皆知的公司宗旨。罗杰当初担忧的正是这一点。威利觉得他的书被玷污了，抛弃了，而且已经死了。不久，校样寄到。他核对修订，就像是参加胎死腹中的婴儿的葬礼。又过了四个月，六本新书到了他手里。

理查德和他的出版社没写给他一个字。罗杰也没有音讯：威利担心珀迪塔已经把他供出去了。他觉得自己正在这种死寂中下沉。他在学院图书馆里翻阅报纸和周刊，看以前从来不看的出版物。两个星期，他没见到任何与他的书有关的字句，之后才开始在这儿那儿的新书评介的最后读到有关他的段落。

……在约翰·马斯特热辣的英印大餐之后，人们原本期待一盘纯正的热咖喱，而得到的却是一份来源不明、难以归类的助消化菜，吃完后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吃了各种东西，最后却仿佛错过了一餐……

……这些随意、难解的故事充满恐怖、不安和焦虑，出自某种尚未定型的世界观，极其混乱。它们显示出年轻人的迷惘，预示了新处境下的危机……

威利想：“让这本书去死吧。让它消失吧。别再对我提起它。我不会再写了。写这书不是我应当做的事。它是假的，编造的。幸好还没有哪个评论者看出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有一天，他收到两封信。一封是罗杰写来的。

亲爱的威利，致以迟到的祝贺。书的情况我自然十分了解，我看到的书评并非全都不好。评论这本书并不容易。似乎每一个评论者都只触及了它的某一个方面。这很好。理查德本应该更加尽力，可他向来如此。诚如那位拉丁诗人所言，书自有其命运，我觉得你的书将以你此刻无法想象的方式留存世间。

威利的挫败情绪和他对珀迪塔的担心使他觉得这封信模棱两可。他觉得那些话冷淡疏远，他不应该理会它。

另一封信来自一个非洲女孩或年轻女人。她的名字像是葡萄牙语的，她在伦敦读某个课程。她说她读了《每日邮报》上的书评——威利记得，那篇书评写得很糟，但尽力描述了故事情节——就去找了那本书。

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阅读很重要，但对于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我猜你也一样，很难找到哪一本书能让我们在其中看到自己。我们读这本书或那本书，对自己说我们喜欢它，可是他们让我们读的那些书全都是为别人写的，而事实上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房子里，我们走路得小心翼翼，有时候听见别人说什么，我们得捂住耳朵。我觉得我必须给你写信，因为读你的小说，我第一次发现有些片段和我自己生活中的片段那么相似，尽管背景和具体情形如此不同。想到这些年来有人有同我一样的想法和感受，我心里真是高兴。

她想见他。他立刻回信请她到学院来。可随后他又担心起来。也许她本人并没有她的信那么令人愉快。他对她那个葡属非洲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不了解那里的种族、阶层和矛盾。她提到了她的出身背景，但没有就此再说什么。也许她属于某个混血族群，也许是另一种中间状态。这或许能解释她的热情，解释她为什么会这样解读他的书。威利想起他那个已经失去联络的朋友珀西·卡托：表面上穿戴讲究，爱开玩笑，心底却充满愤怒。但如果她来了，仔细追问他这本书的来历，他说不定会说漏嘴，而这个有葡萄牙语名字的女人或女孩就会发现，这些她从中看见自己非洲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印度故事其实脱胎于好莱坞老电影和俄国人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三部曲。威利不想让那女人失望。他希望她继续仰慕他。这一连串想法使他想到了别的事，他开始为自己担心。担心那女人也许会发现他同他的书并不相配，会发现他没有魅力，或者没有风度。

可是，当他见到她，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他被征服了。她表现得仿佛早就认识他，喜欢他。她很年轻，娇小瘦弱，还很漂亮。举止悠然自在。而最让威利心醉的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身边的人完全接受。在老家的时候，支配他生活的是混合的遗传。那毁了一切。就连对母亲的爱，本应该是纯洁的，却充满了环境造成的痛苦。在英国，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与别人不同这一观念。起先，感觉自己与众不同仿佛将他从家乡的残忍和规矩中解放了出来。但后来，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和琼，后来是和珀迪塔在一起时，有时候是在学院里遇到麻烦时——他又将这种不同当作武器，让自己显得更加愚蠢和粗陋。对于这个非洲女孩，他原本也准备用这个武器。可是没必要。可以说，没有什么可抗拒的，没有需要克服的疑虑，感受不到距离。

半个小时过去了，魔法仍没有消失，威利尽情享受着这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作为一个男人被接受，感觉自己很完美。也许是那本书让她对他毫不怀疑。又或者是安娜的非洲混血背景。威利不想去追究，安娜怎么对他，他就全力回报。这个女孩让他着迷，接下来几个星期，他渐渐迷恋起她的一切：她的声音，她的口音，她说某些英语词汇时的犹豫，她美丽的皮肤，她花钱时不容置疑的态度。他没见过其他女人像她那样花钱。珀迪塔翻找钱包的时候总显得有些困惑；大屁股的琼买东西时总是要拖到最后关头才肯用她的大手打开一个小钱包。安娜总是事先准备好钱。而与她这不容置疑的态度相对的则是她的娇怯瘦弱。这瘦弱使他想呵护她。和她做爱很容易，他很温柔，循着他的天性，丝毫没有像珀西·卡托建议的那样蛮横。以前跟别人在一起时非常困难的事，同她在一起却都是欢愉。

他们第一次接吻时——在学院宿舍里电炉对面的窄沙发上——她说：“你应该当心你的牙齿。它们损害了你的相貌。”他开玩笑说：“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它们变得很重，都快掉下来了。”这是真的：他来英国之后就没有好好注意过牙齿，在诺丁山暴乱、珀西·卡托失踪，以及理查德那份可恶的出版目录随便打发了他的新书之后，更是全然不管它们了。他的牙齿污迹斑斑，现在几乎全黑了，他甚至开始从中找乐子。他努力跟她解释。她说：“看牙医去。”他去了福尔汉姆的一家澳大利亚牙医诊所，对牙医说：“我从来没看过牙医。我牙不痛。我没什么症状可说。我过来只是因为老是梦见牙齿就快掉下来了。”牙医说：“我们连这个都能治。包在全民医疗里。我来瞧瞧。”然后他告诉威利：“恐怕你的梦并没有什么寓意。你的牙齿真的要掉了。牙垢跟水泥一样。牙渍很严重——你一定是喝茶太多。下排牙齿都被糊成一堵墙了。我还没见识过这种情况。你的下巴还能动，真是奇迹。”他开始喜滋滋地处理牙垢，又是刮又是凿又是磨，终于忙完了，威利觉得嘴巴酸痛，牙齿摇摇晃晃，暴露在外，甚至对空气都过敏。他对安娜说：“我经常听学院里的人说起有关伦敦的澳大利亚牙医的笑话。但愿我们做得没错。”

他鼓励安娜说说她的国家。他努力想象那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国度，那空旷苍茫的背景。不久，他从她讲述的故事中发现她以一种特别的眼光观察他人：不是非洲人，就是非非洲人。威利想：“莫非她只是把我当作一个非非洲人？”但他把这念头推到了一边。

她讲了一个同学的故事。“她一直想当修女。后来她终于进了这里的一所修道院，几个月前我去看过她。她们的生活像是在坐牢，她们以自己的方式接触外界。吃饭的时候，有人从报上挑些新闻读给她们听，她们听到最简单的笑话都会像中学女生那样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我都要哭了。那么美的女孩，那被虚掷的人生。我实在忍不住，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我不该让她更加悲伤。她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们没有钱。没有男人会来把我带走。我不愿意在那个国家枯萎。’就好像她现在没有枯萎似的。”

威利说：“我理解你的同学。有一阵子我想当牧师。去传教。我想像祖父那样。他们过得比我周围的人好多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其他出路。”然后他想到，安娜在她家乡的情形也许就跟自己在老家时一样。

另外一次，在那张小沙发上，安娜说：“我有一个故事，你可以用在下一本书里。要是你觉得能用的话。我母亲有个朋友叫路易莎。没人知道她亲生父母是谁。她被一个有钱的地主家收养，继承了部分产业。路易莎去了葡萄牙和欧洲。过了好多年挥霍的生活之后，她宣布说她找到一个好男人。她把他带回了非洲。他们在首府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那个好男人逢人就说他在欧洲有许多好朋友，都是大人物。后来，他跟路易莎去了丛林，住在路易莎的庄园里。大家都期待着那些大人物光临，他们的大房子开门迎客。可是一点动静没有。就只见路易莎和她的好男人越来越胖，重复着那次宴会上讲的故事。去看他们的人越来越少。又过了一阵子，那个男人开始和非洲女人睡觉，后来他连这个都应付不了，放弃了。路易莎这个养女和她的好男人，不管他们是幸福还是不幸，最后都死了，路易莎家族的财富消失了，再没人知道路易莎是谁，那个好男人又是谁。我母亲过去常讲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一个上寄宿学校的女孩，打扮过时，郁郁寡欢。她和父亲、继母住在丛林里。后来女孩的生母再婚了，女孩就去跟生母住。女孩变了许多。她变得时髦，开心，光彩照人。可好日子没持续多久。继父对她产生了兴趣，太有兴趣了。一天晚上，他闯进女孩的卧室。大闹了一场，然后是离婚，大丑闻。”

威利知道，第二个故事里那个生活在她非洲老家可怕的、毁灭性的丛林里的郁郁寡欢的女孩就是安娜。他想这就是她这么瘦弱、这么神经质的原因。威利因此更喜欢她了。

萨洛姬妮从古巴寄来一封信，还附了一张照片。

这个人说他认识你。他是来自巴拿马的拉美人，姓卡托，因为他们家在英属殖民地待过很长时间。他说，以前大家爱给自己的奴隶起一个希腊或者罗马名字，当作玩笑，而他的祖先得到了卡托这个姓。他现在去南美为切工作了，那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也许有一天他会回到牙买加做点事。他的心在那里。你应该以他为榜样。

在那张四四方方、对焦模糊的黑白照片上，珀西垂着双腿坐在一道矮墙上，沐浴在清早或傍晚的斜阳里。他头戴条纹羊毛帽，身穿泛白的束腰外衣或是丛林衬衫，上面饰有凸起的同色刺绣。和以前一样讲究。他对着镜头微笑，在他那明亮的眼睛里，威利觉得看见了珀西的每一面：牙买加和巴拿马的珀西，诺丁山和波西米亚聚会上的珀西，以及教育学院的珀西。

你有什么计划？我们在这里很少听到英格兰的消息，只是偶然收到关于种族暴乱的只言片语。你的书出版了吗？你跟谁都没提。你也没有给我们寄一本来，我猜它只是昙花一现。既然你已经发泄过了，就该把那类虚荣心搁在一边，认真想想未来的事。

威利想：“她说得没错。我一直相信奇迹。我在这儿的日子就快结束了。我的奖学金也快用完了，可我还什么计划都没有。我在这儿度过的开心时光只是美梦一场。等时间一到，他们就会把我扔出学校，我的生活将彻底改变。我得找个去处。我得找个工作。到那时，伦敦就会完全不同了。安娜不会去诺丁山的那种房间。我就要失去她了。”

威利就这样担心了好几天，然后他想：“我真是笨。我一直在等待被引向该去的地方，等待一个信号。而信号已经在那儿了。我应该跟安娜到她的国家去。”

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安娜，我想跟你去非洲。”

“是度假吗？”

“是永远。”

她没说话。一星期之后，他说：“你还记得我提过去非洲的事吗？”她脸色一沉。他说：“你读过我的小说。你知道我没地方可去。我也不想失去你。”她看上去很困惑。他没再说下去。后来，她临走的时候说：“你要给我时间。我得想想。”下一次她到他房间来，他们坐在小沙发上，她说：“你觉得你会喜欢非洲吗？”

他说：“你看那儿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做的？”

“就看你是不是喜欢丛林了。我们庄园需要一个男人。不过你得学那里的语言。”

他在学院的最后一星期收到萨洛姬妮从哥伦比亚寄来的一封信。

我很高兴你终于拿到了文凭，尽管我不知道在你要去的地方文凭有什么用。在非洲，尤其是那些葡属领地，必须做艰苦的工作，我觉得你做不了。你就像父亲，到死都抓着旧观念不放。至于其他方面，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威利。你信里有关那个女孩的那些话，我看不懂。外人去印度，尽管身在这个国家，也不能理解它，而我肯定非洲也是一样。请务必小心。你是在把自己放到陌生人的手心里。你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你并不完全知道。

威利想：“她对自己的跨国婚姻很满意，但却为我担心。”

然而，跟往常一样，尽管她言语轻率，还装大人腔，可还是让他不安，而且无法摆脱。当他收拾行李，一点一点退出学院宿舍，退出他的伦敦生活的中心的时候，这些话就在他耳边回荡。退出伦敦生活，现在是这么容易，他不知道如果他哪天不得不回来，该如何在这个城市重新立足。也许他还会走运，还会遇到曾经有过的一连串机会，但那些只会引导他走进一座他不了解的城市。

他们——他和安娜——从南安普顿出发。他心里想着不得不学的新语言。他不知道能否守住自己的母语。他不知道是否会忘记英语，他写作的语言。他让自己做小测验，一个做完立刻开始另一个。船航行在地中海上，其他乘客吃午饭、晚饭，玩甲板游戏，威利则在努力适应他在船上所意识到的现实：他几乎已经丧失了母语，正在丧失英语，他不再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不再拥有表达的天分。他没有告诉安娜。每次开口他都是在测试自己，看看他还记得多少。他宁可待在房里，对付降在自己头上的愚蠢游戏。在他眼里，亚历山大港已然破败，苏伊士运河也一样。（他想起——仿佛是从另一段更为幸福的生活，从远离此刻两岸耀眼的红色沙漠的地方——克里希纳·梅农穿着深色双排扣西装，拄着拐杖从海德公园的花坛边走过，低头思索关于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联合国演讲。）

三年前去往英格兰时，他曾经过这段航线，只不过方向相反。那时候他几乎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现在他对地理和历史有了更多了解，也大概知晓了埃及的古老。他希望能把眼前的风景和记忆连起来，但对于丧失语言的担心使他无法全神贯注。看见非洲海岸时，他仍然处于这种不能叫人满意的状态：位于广阔的荒野边缘的苏丹港、吉布提，接着是非洲角、蒙巴萨、达累斯萨拉姆，最终抵达安娜祖国的港口。一路上他一直表现得理智而清醒。无论是安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看出任何问题。但是威利却感觉体内另有一个自己，包裹在一个静默的空间里，在那儿他整个外在的生活都噤声了。

他希望自己以另一种方式抵达安娜的国家。那个城市很大很漂亮，远比他想象的要好，同他头脑中的非洲对不上号。它的壮丽叫他担忧。他觉得自己应付不了它。他在街上看到的那些陌生人懂得这地方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他想：“我不想留在这里。我要走。我就在这里住几天，然后找个法子离开。”在首府，在安娜的一个朋友家，在之后的缓慢旅程中，他一直怀着这个念头。他们乘小船北上，去安娜的庄园：逆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走一小段，只是更靠近内陆，更靠近那些令人恐惧的大河河口和湿地，安静而空旷，泥和水在巨大的绿褐色旋涡中缓缓混为一体。正是这些河流阻断了通往北方的陆路。

最后，他们在一个小镇下了船。镇上多是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呈现出灰色、赭色和斑驳的白色，街道笔直，和首府的一样，但没有巨大的广告牌，甚至没有关于当地生活的暗示。一条狭窄的柏油路从镇外的旷野穿过，伸向内陆。而非洲人，瘦小的当地人，总是行走在柏油路两侧的红土地上，仿佛走在荒野里，但对他们来说那并不是荒野。不远处，在一片片种植着玉米、木薯或其他作物的田地边，是非洲人的村落、窝棚和芦苇篱笆围成的院落，那些窝棚轮廓齐整，屋顶铺着细细的长草，不时反射阳光，仿佛仔细梳理过的长发。锥形的灰色巨岩，有些大如山丘，从地面突兀地耸起，茕茕孑立，自成地标。他们转入一条土路。灌木丛和汽车一样高，经过的村子比柏油路两边的村子居民要多。红色的土路非常干燥，但有几处积了多时的水坑，挡风玻璃上都溅上了黑泥点。他们离开这条路，开始爬一段通向庄园宅子的陡坡。路直的地方坑坑洼洼；转弯的地方被雨冲出沟壑，水兀自往下流。宅子就矗立在一片杂草丛生、年深日久的花园中间，掩映在一株枝杈交错的巨大的雨树的浓荫下。屋子三面环绕的游廊为九重葛所遮蔽。

屋里的空气闷热凝滞。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透过铁丝网和昆虫尸体，望见芜杂的花园和高大的番木瓜树，望见大地越过腰果树丛和茅草屋顶退至锥形岩石，那些岩石在远方连成一带连绵低矮的灰蓝色山脉，威利想：“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想我找不到回去的路。我丝毫不想看惯这景色。我绝不要打开行李。我绝不要显得好像会留在这里。”

他一留十八年。

一天，他在庄园宅子的前门台阶上滑了一跤。这座宅子是安娜的白人外祖父——据说他一度每年都去一趟里斯本和巴黎——在一九一四年大战之后家里开始有钱的那几年建造的，前门台阶筑成半圆形，用的是进口的灰白色大理石。现在这些大理石有了裂缝，从裂缝里生出青苔，那天早晨下着雨，台阶上落了大树的花粉，十分湿滑。

威利在城里的军事医院醒来，周围尽是黑人伤兵，一个个面孔发亮，疲惫的眼睛布满血丝。安娜来看他的时候，他说：“我想离开你。”

安娜用那种曾经令他着迷，现在仍然很喜欢的声音说：“你摔得不轻。我几次三番叫那个新来的女仆清扫台阶。那些大理石总是那么滑。尤其是下过雨之后。在这种地方铺大理石台阶，真够蠢的。”

“我想离开你。”

“威利，你滑倒了。昏迷了好一阵子。大家把丛林里的战事说得太夸张了。你知道的。仗不会再打下去了。”

“我想的不是打仗。这世上到处都是让人摔跟头的东西。”

她说：“我以后再来。”

她再过来的时候，他说：“你认为如果有人看见我身上这么些擦伤和划伤，会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会以为我对自己做了什么？”

“你的精神正在恢复。”

“我已经陪伴你十八年了。”

“你是说你已经厌倦我了。”

“我是说我已经给了你十八年。我没法再给了。我没法再过你的日子了。我要过自己的日子。”

“那只是你的想法，威利。如果离开这儿，你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但我绝不能再待在这儿过你的日子了。”

她走后，他叫来黑白混血的护士长，用极慢的语速拼出英文单词，口述了一封给萨洛姬妮的信。这么多年，正是为了应对眼前这种情况，他一直记着萨洛姬妮的地址——哥伦比亚的、牙买加的、玻利维亚的、秘鲁的、阿根廷的、约旦的，以及其他五六个国家。然后，他以更加缓慢的语速——因为对德语单词没把握——向护士长口述了一个西柏林的地址。他交给她一张五英镑的旧钞票，是安娜以前给他的。那天晚些时候，护士长带着信和钞票去了一家印度人开的几乎被扫荡一空的商店，这是镇上仅有的几家商铺之一。葡萄牙人离开、游击队接管之后，这里就没有正常的邮政服务了。不过这个印度商人在东非海岸人脉广泛，能够把东西送上当地北去的帆船，带至达累斯萨拉姆和蒙巴萨。信件到了那里，就能贴上邮票寄出去了。

那封地址写得歪歪斜斜的信在非洲大陆手手相传，之后被盖上一个歪歪斜斜的戳，终于在某一天被送上一辆红色小邮车，到达了目的地夏洛滕堡。六个星期之后，威利也到了那里。积雪覆盖着人行道，中间是黄沙和盐铺成的小径，雪上散落着狗屎。萨洛姬妮住在一套宽敞阴暗的公寓里，上去得爬两段楼梯。沃尔夫不在。威利没见过他，也不想见他。萨洛姬妮只是说：“他在他另一个家里。”威利对这状况很满意，没再追问。

这公寓看上去已经多年乏人照料，让威利想起刚刚抛下的庄园大宅，心情沮丧。萨洛姬妮说：“从战前到现在这儿一直就没有装修过。”油漆陈旧灰暗，刷过多次，暗淡的颜色一层摞着一层，石膏和木头上的装饰花纹被糊住了，许多地方漆皮剥落，露出黑色的旧木头。安娜的房子里摆满家传的厚重家具，萨洛姬妮的大公寓却空荡荡的。只有很少几件最基本的家具，还都是二手货，而且似乎是随手选的。杯盘刀匙都很廉价。每一件东西都像临时拿来凑合的。萨洛姬妮在后面一间充斥着霉味的小厨房里做饭，威利吃得兴味索然。

她已经放弃了穿纱丽罩开衫着短袜的风格。现在她穿着牛仔裤和厚毛衣，行事比威利记忆中更加雷厉风行。威利想：“所有这些都埋藏在我留在家乡的那个女孩体内。要不是那个德国人把她带出来，所有这些都不会萌芽。如果没有他，她和她的灵魂是否就会那么腐烂下去直至化为虚无？”现在她很有魅力——在静修处的时候，这是无法想象的——而且，从她说的一些话里威利渐渐听出来，自他们上次见面以后，她有过许多情人。

到柏林没几天，他已经开始依赖妹妹。离开非洲后，他喜欢寒冷的地方，她就带他出去散步，尽管人行道很难走，尽管他仍然颤巍巍的。有时候他们去餐厅，会有泰米尔小男孩跑来兜售长枝玫瑰。他们面无笑容，身负使命，为千里之外的泰米尔战争筹款。他们的眼睛几乎不看威利兄妹俩。他们是另一代人，可威利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想：“我在伦敦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仍是这个样子。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孤独。”接着他又想：“可是我错了。我不像他们。我四十一了，人到中年。他们要比我小十五到二十岁，而且世道变了。他们已经宣告了自己是谁，并且愿意为此冒一切风险。我却总是躲避自己。没有冒过任何风险。而现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

傍晚，他们有时候会看见非洲人在亮着蓝光的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其实不过是想在里头多待会儿。萨洛姬妮说：“东德人把他们赶到东柏林，然后他们就到这儿来了。”威利想：“现在这儿有多少我们这种人啊！多少像我这样的人！这儿能容得下我们所有人吗？”

他问萨洛姬妮：“我的朋友珀西·卡托怎么样了？很久以前你写信提到过他。”

萨洛姬妮说：“他同切还有其他人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变得愤怒。他很小的时候离开巴拿马，对南美大陆保持着儿时的印象。回去后他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那里。他开始痛恨西班牙人。你可以说，他就像波尔布特[1]。”

威利说：“像波尔布特是什么意思？”

“他认为西班牙人用最野蛮的方式强奸、劫掠了南美大陆，如果不把西班牙人和准西班牙人杀光，那里就不会有希望，革命就是在浪费时间。这想法让人很难接受，但其实很有趣，总有一天解放运动将考虑到这一点。拉丁美洲让你心碎。但珀西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也会忘记自己是在和西班牙人共事。他应该更讲求技巧。我想他不愿意过多地为自己辩解。他们和和气气地把他打发走了。他们背地里叫他‘黑矮子’。最后他回了牙买加。据说他在那里为革命工作，可后来我们发现他在北部海岸开了一家招徕游客的夜总会。”

威利说：“他以前不怎么喝酒，但他的心思一直在那种工作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威利曾听父亲讲述自己的经历，而如今，在柏林漫长的冬天，在咖啡馆、餐厅和空荡荡的公寓里，威利也开始向萨洛姬妮慢慢讲述他在非洲的经历。

在安娜庄园的第一天（威利说），你想它有多长就有多长。宅子里的一切，颜色、木头、家具、气味，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浴室里的一切也是如此：所有那些略带古董味道的器具，以及老式的烧水锅炉。房间是别人设计的，器具是别人安装的，白色的墙砖也是别人挑选的——有几块墙砖已经开裂，裂缝和胶泥上长了霉菌或者积了污垢，黑乎乎的，墙面也有些不平整。别人习惯了所有这些，当它们是这宅子里舒适的一部分。而在那个房间里，我尤其觉得自己是陌生人。

我设法挨过了这一天，无论是安娜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猜到我内心的感受，自从离开英格兰，我就一直深感疑虑。到了夜里，发电机开始工作。它发出的电力时强时弱。宅子内外的灯泡时明时暗，灯光似乎与脉搏呼应，这一刻充满房间，下一刻就退到墙边。那天夜里我一直在等着灯光稳定下来。将近十点钟的时候，灯光变得非常微弱。几分钟后更加微弱，又过了一会儿，便彻底熄灭了。发电机的呜咽声越来越低，我注意到它的声响。耳朵里嗡嗡作响，接着仿佛是蟋蟀在夜色中鸣叫，然后是沉寂和黑暗携手降临。再后来，就只看见后院仆人房里油灯昏黄的光晕。

我感到离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分外遥远。在那幢白色混凝土宅子里，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葡萄牙殖民地旧家具和我没见过的老旧的浴室器具中间，我是一个陌生人。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我再次望见——比白天看到的时间更长久——那奇异的锥形巨岩，那笔直的柏油路，以及行走的非洲人。

我从安娜身上，从她的力量和她不容置疑的态度中汲取安慰。正如现在，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萨洛姬妮，正如现在我依赖你一样，那个时候，自从安娜同意我跟她一起回非洲，我就一直依赖她。我尤其相信她的运气。这部分是因为她把自己交给了我。我相信她有神明引导和保护，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总是想依赖女人，虽然表面看来并非如此。而且，如果你不习惯依靠政府、法律、社会甚或历史，那么你当然只能相信运气或星象，不然你只有去死。我知道你继承了我们母亲的叔叔的激进基因，有不同的想法。我不想和你争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跟着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前往非洲某个殖民国家，那地方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有种族和社会难题。我爱安娜，我相信她的运气。这两个念头交织在一起。我知道，萨洛姬妮，你对爱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想解释一下。安娜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有了她，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你懂我的意思，而我想这就是爱。所以，我爱安娜，因为她给了我这件了不起的礼物，我也同样相信她的运气。我会跟着她去任何地方。

刚到非洲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有一天早上，我在起居室里看见一个非洲小女仆。她很瘦，脸庞发亮，穿着薄薄的棉布裙子。她用过分亲热但又极讲究的口吻说：“这么说你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她将扫帚靠在高背软垫扶手椅上，在椅子上坐下，就像坐在宝座上似的，两条胳膊平放在破旧的包了软垫的扶手上，开始和我彬彬有礼地一问一答起来。她背书似的说道：“你旅途愉快吗？”又说：“你是不是已经看了看这个国家？你对这儿感觉如何？”他们的语言我已经学过一阵子，因此能够同样一本正经地和这小女仆谈话。安娜走了进来。她说：“我以为是谁呢。”小女仆放下庄重的派头，从椅子上爬下来，拿起扫帚。安娜说：“她爸爸就是木匠朱利奥，是个酒鬼。”

朱利奥我见过。他是个混血儿，长了一双笑眯眯的叫人难以信赖的眼睛，就住在仆人房里。他喝酒后的情状已经成了仆人们的笑柄，而我也逐渐学会了不那么害怕。他周末才喝酒，星期五、星期六或星期天的傍晚，他的非洲妻子经常会跑到主宅的花园里，独自一人惊慌失措，一步一步倒退着或是侧着身子走，非洲衣服从她肩膀上滑下来，眼睛时刻注意着仆人房里的醉汉。这情景会持续到天黑。然后发电机开启，震动声淹没了一切。时明时灭的灯光进一步改变了事物的面目。危机过去了。到了早晨，仆人房恢复平静，夜晚的激情荡然无存。

但那对朱利奥的女儿来说，可不是什么笑话。她用她那简洁、坦白的口气谈到他们家在后院两间屋子里的生活。她对我说：“我爸爸喝醉了就会打我妈妈。有时候还打我。有时候打得太厉害了，我没法睡觉，只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直到累趴下。有时候我会走上一夜。”此后，每天夜里上床之前，我都会有一两秒钟想到后院的那个小女仆。又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这是抱怨还是夸耀，或仅仅是如实描述她的非洲生活。刚开始的那些日子，我一直替朱利奥的女儿担心，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她的情感在我看来是那么细致，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在她存身的荒野中生活下去，直到后来，当地人让我对非洲女孩有了不同的看法。

当然，那里不是荒野。看上去空旷蛮荒，但其实都被测量和分割过。驾驶一辆适用的汽车，在土路上开上约莫半个钟头，你就会看见一幢庄园大宅，多多少少和安娜的宅子相似。半旧不新的白色混凝土建筑，宽阔的游廊上九重葛低垂，宅子后面盖有小屋。

到那里不久，一个星期天，我们去安娜的一位邻居家吃午饭。场面很大。宅子前面的露天沙地上停着溅了泥浆的吉普、路虎和其他牌子的四轮驱动越野车。非洲仆人身穿白制服，扣子系到脖颈。喝过饮料之后，大家随意散开，有些坐在餐厅的大桌边，有些坐在游廊的小桌边，那里有多年的九重葛缠绕交错，挡住了日光。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会怎么看我。安娜没提过这件事，我也就学她的样子，绝口不提。这时我发现大家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竟然让我有些泄气。我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我与众不同，可是没有。实际上，有些庄园主似乎并不与人交谈；仿佛已经被孤独的生活夺去了这一能力。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坐下来开始吃，夫妻俩肩并着肩，不再年轻，也不算老，都是人到中年，只是吃，不说话，也不看周围的人，自在得仿佛是在自己家里。快吃完的时候，有两三个女人叫来仆人吩咐了几句，片刻后，那几个仆人拿来一些纸袋，里面装着要带走的食物。这似乎是这地方的传统。就好像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回家途中还要吃东西。

他们的种族各不相同，从看上去完全是白的到深棕色的都有。不少人的肤色和我父亲的相似，也许这就是他们表现得似乎愿意接纳我的原因之一。后来安娜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看你。”这个国家有印度人；我不是绝对的异类。有不少印度商人。他们经营廉价商店，从不和家族之外的人交往。有一个古老、庞大的果阿人群体，祖上是印度人，从葡萄牙旧殖民地来到这个非洲国家，在政府机构里做文员或是会计。他们的葡萄牙语带有一种特殊的口音。我不会被错认作果阿人。我的葡萄牙语很糟，还带着英语口音。所以大家不知道该把我归到哪一类，就随我去了。正如那个小女仆所说，我就是安娜从伦敦带回的男人。

后来安娜向我提起午餐会上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二等葡萄牙人。官方这么看待他们，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之所以是二等，是因为大部分人有一位祖父或祖母是非洲人，就像我一样。”那时候，即便是二等葡萄牙人，地位也很高，而正如他们在午餐会上低头吃饭，他们在殖民地也是低头挣钱，能挣多少就挣多少。若干年后，这情形会发生变化，但在当时，那个中规中矩的殖民地世界对每个人来说都仿佛坚如磐石。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其中被完全接纳的世界。

那是我和安娜做爱最为热烈的一段日子。我爱她——在那个她外祖父和她母亲住过的能看见雨树受惊的枝条和纤柔的叶片的房间里——为了她带给我的幸运和解放，为了她让我摆脱恐惧，成为十足的男人。我向来爱她那一刻的严肃表情。她有一缕卷发，仿佛是从太阳穴中跃出的。它让我窥见她的非洲血统，让我更加爱她。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想到失去语言和几乎失去表达能力的恐惧了。

庄园里种植棉花、腰果和剑麻。我对这些作物一无所知。不过安娜雇了一个经理和几个监工。他们的住处离大宅有十分钟路程，沿着窄窄的土路走到头，是几间挨着的相似的白色混凝土小平房，屋顶铺着瓦楞铁皮，环绕着小小的游廊。安娜曾说过，庄园里需要一个男人，而不说我也知道，我的唯一用处就在于加强安娜对于那些人的权威。我从没有努力做得更多，那些监工接受了我。我知道他们接受我就表示尊重安娜的权威。于是我们相安无事。我开始学习。这种我以前全无了解也丝毫没有设想过的生活方式让我感到愉快。

刚开始，那些监工让我担心。他们似乎过得不怎么好。他们都是混血儿，大多出生在这个国家，住在那排小小的混凝土房子里。监工和周围非洲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房子是混凝土的。非洲人普遍用茅草和枝条；混凝土代表着高贵。但是混凝土并非真正的屏障。监工们其实和非洲人住在一起。他们别无选择。我试着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作为混血儿，他们也许有更多要求。海边有个小镇。那儿的生活很不相同，但白天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天黑后更久。那里只适合短途旅行。在庄园工作就得在庄园生活，谁都知道不少监工的家人都是非洲人。不管他们在我们面前是怎样一副面孔，在混凝土房子里等待他们的却是非洲生活，这样的生活，我仅能猜想一二。

一天，我和一个监工开车去一片新棉花地，路上和他聊起他的生活。我们驾驶的是一辆路虎，那时已经离开土路，穿行在灌木丛中，躲避着泥泞的大水洼和倒下的树木的枯枝。我原以为会听到一些壮志未酬、命运不济的故事，以为会发现一些对有钱人、对外面世界的愤懑。可是没有。那监工觉得自己很幸福。他曾试过去葡萄牙生活，甚至试过去某个南非小镇生活，但他回来了。他用手腕击打着路虎的方向盘，说：“其他地方我都待不下去。”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事。你没法在葡萄牙做这事。”路虎和四轮驱动越野车对我来说还很新奇；驶离大路，穿过潮湿崎岖的灌木丛，仍能令我兴奋。但我觉得监工对这地方的生活更为赞赏；他的放弃并非像表面上那样，仅仅是因为性。当我再次看到监工们那些长了霉花的白色平房时，心里生起一股敬意。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学习。不单是关于棉花、腰果和剑麻的知识，还有这里的人。

我熟悉了去城里的路。认识了沿途的锥形巨岩。每一座都有独特的形状，都是我的路标。有些突兀地拔地而起；有些底部有崩落的碎块；有些灰暗裸露；有些某一面生长着发黄的地衣；有些突出的部位风化成了碎片，长有植被，有时甚至长着一棵树。锥岩永远是新的。在庄园里待上一两个星期，再开车进城，永远像是冒险。那一个多钟头永远是新鲜的：殖民地商店，土气杂乱的橱窗，坐在店外等零活的非裔搬运工；铺了石板的街道，汽车、卡车和修车行；混杂的人群，守备部队里给这个地方带来些许奇异的欧洲气息的红脸膛的葡萄牙新兵。到目前为止守军人数还很少；军营也很小，普普通通，毫无气势，矮矮的白色或灰色的两层混凝土楼房，和城里的其他房子连成一片。有时会有新开张的咖啡馆可去，但咖啡馆在这儿开不久。新兵没有钱，而城里人宁可待在家里。

我们去的商店大多是葡萄牙人开的。有一两家是印度人开的。起先我害怕进去。我不愿意看见店员的表情，从而想起家乡和那些烦心事。可是没有，里面那家人丝毫没有将我当作同一种族的人。他们也接受了我在安娜祖国的新角色。似乎他们并不知道我曾经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也低着头，做着必须做的事。就这样，这地方又给了我——也给了那些监工——些许额外的自由，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周末，我们有时候会去城外的海岸上，去小而简陋的葡萄牙周末餐厅，吃刚从海里捕上来的鱼和贝类，喝一点葡萄牙红酒或白酒。

我时常回想起到这儿的第一天所感受到的恐惧——那条路和那些行走的非洲人的画面一直挥之不去——我惊讶这片土地怎会如此驯服，如此毫无希望的景观怎会孕育出如此理性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从石头里榨出了鲜血。

六七十年前的情形恐怕大不相同，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刚来到这里，从政府手里接管了这一大片土地。当时，葡萄牙政府面对强大的英德两国及其大量移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羸弱，急于将其声称拥有的非洲殖民地控制在手中。这座小城当时只是一个简陋之至的小小的海滨聚居区，住着黑皮肤的阿拉伯人，百余年种族混血的产物。通往内陆的道路只是一条泥土小径。所有东西都靠每小时前行两英里的马车运送。我现在一个小时能走完的路程，当时要走上两天。庄园的宅子很简陋，和非洲人的窝棚没多大区别，只不过用的材料是木头、瓦楞铁皮、钉子和金属铰链，一应物品都是从首府用船运来，再装上马车。没有电灯，没有防蚊铁丝网，没有水，除了屋顶流下的雨水。住在这里就意味着忍受这片土地，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忍受着天气和疾病，完全依赖当地人。很难想象。没有谁会真的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人能够想象自己丧失原本的心智，同样，后来的人也无法真正了解当年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我们只能依据我们所知道的来判断。安娜的外祖父，以及他认识的所有人，也只会知道他们那时所知道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许是满意的。

海岸一带的早期移民，从阿曼[2]、从马斯喀特来的阿拉伯人，完全变成了非洲人。他们不再是阿拉伯人，当地人也只知道他们是穆斯林。安娜的外祖父，在这艰难的地方过着艰难的生活，谁也不认识，连自己都变成半个非洲人，有了一个非洲家庭。然而，沿海一带的非洲阿拉伯人的处境连续几代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日子也就一如既往，安娜外祖父的处境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剧变。这是因为一九一四年在欧洲爆发的大战。安娜的外祖父发财了。更多移民涌入这个国家；首府繁华起来；通了电车，白人（以及果阿人）坐在前面，非洲人坐在后面，中间隔着一道帆布帘。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希望恢复自己欧洲人的身份。他把两个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女儿送往欧洲接受教育；明确表示希望他们能嫁给葡萄牙人。他盖了庄园大宅，混凝土白色高墙和混凝土红色地面。屋前屋侧是大花园，屋后的大游廊连接起一串带游廊的客房。每一间客房都有宽敞的独立卫生间，安装了当时流行的器具。仆人房也很宽敞，在宅子最后面。他购买了精致的殖民地家具，至今我们仍在使用。我们睡在他的卧室里，我和安娜，睡在他那张高高的雕花床上。如果说，想要理解这个已变成半个非洲人的男人的心思很难，那么，想要安然接受他后来的心思则是难上加难，虽然后者本该更容易接近。在这幢房子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一直无法习惯它的堂皇；那家具始终显得怪异而丑陋。

由于我的背景每每在这种情形下刺激我，我无法忘记那些非洲人。安娜的外祖父，还有其他人，某些令人恐惧的小型外国传教机构里的牧师和修女，言行老派，落脚在这片空旷荒芜的土地上，所有这些人都认为非洲人应该屈服于他们的意志，适应新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的，也不敢打听。不过非洲人还是以某种方式保持着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的许多传统和宗教，尽管他们的土地已被瓜分，种上了需要他们照看的作物。那些行走在柏油路两边的人不仅仅是庄园的劳工。他们的社会义务和我在家乡所知道的一样复杂。他们会一声招呼都不打，好几天不来庄园干活，走上老远去参加某个仪式或是去给谁送礼物。他们赶路的时候不会停下来喝水，就好像他们不需要喝水。在饮食方面，他们当时仍遵循古老的习惯。他们在早晨和夜里喝水，中间从来不喝。早上开工前，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第一顿饭是在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只吃蔬菜。他们吃自己那种食物，食材多为窝棚周边混种的作物。主食是干木薯。可以磨成粉，也可以直接吃。两三根木薯就能支撑一个人出门走上一整天。在最小的村庄里，你都能看见有人卖他们那一小块地里出产的干木薯，一次只卖一包或两包，换取之后几个星期的所需。

看着这两个迥异的世界比邻而存，感觉很奇怪。一边是大庄园和混凝土建筑，一边是非洲人的世界，看似无足轻重，但无处不在，如同海洋。就像我在故乡看到的情形，此刻思及，恍如隔世。

一个奇特的机缘将我带到了另一边。但当我对这里的故事更加了解之后，我常常想，如果安娜的外祖父在临终前得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将会住进他的庄园，坐在他的漂亮椅子上，和他外孙女一起睡在他的雕花大床上，他一定不会高兴。对于自己的家族和姓氏的未来，他另有打算。他把两个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女儿送去葡萄牙念书，谁都知道他想让她们嫁给真正的葡萄牙人，消解掉他在那段艰难岁月里带给她们的非洲基因，那时他和这片土地极其亲密，同时离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远。

两个女儿都很漂亮，又有钱。在葡萄牙找到丈夫，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期，对她们来说并非难事。一个女儿留在了葡萄牙。另一个女儿，也就是安娜的母亲，则和她丈夫一道回到非洲，回到庄园里。午餐会，宴会，拜访。安娜的外祖父怎么炫耀这个女婿都觉得不够。他为这对夫妇腾出自己装修豪华的卧室，搬到主宅背后的客房，免得碍事；后来又更加识趣地搬到了再远些的监工房里。不久，安娜出生了。再后来，就在我如今每天醒来的这个房间里，安娜的父亲变得越来越奇怪。他无精打采。庄园里没有任何事需要他负责，没有任何事能激起他的兴趣，有段时间他甚至不出卧室，不下床。照混血监工和我们的邻居的说法——我到这儿不久就不可避免地听说了——这段婚姻，安娜父亲在葡萄牙时觉得很好，而到了非洲就觉得没那么好了，他的心里充满怨恨。

安娜知道人家是怎么说她父亲的。我们谈起这些事的时候，她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但那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我想，他在葡萄牙的时候，以为这段婚姻除了能给他带来其他好处，我的意思是钱，还能帮助他以特权阶层的身份去往这个新的国家。但是他无法习惯丛林的生活。他本来就不是积极活跃的人，来到这里之后，更没有精神了。他做的事越少，躲在卧室里的时间越长，精神就越颓靡。他并不恨我，也不恨我妈妈和外公。他就是提不起精神。他讨厌人家叫他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还记得他痛苦愤怒时扭曲的表情。他真的需要帮助。我小时候把他当病人，以为他的卧室就是病房。我的童年因此很不愉快。我小时候经常这样想我的父母：‘他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帮助。我不是他们偶然造出来的玩具。’”

后来，安娜的父母分居了。她母亲住在他们家在首府的房子里，照顾在教会学校念书的安娜。有很多年，外人都不知道他们家出了问题。这是殖民时代常见的生活模式：妻子在首府或沿海城市照顾上学的子女，丈夫则在家管理庄园。由于长期分离，丈夫往往会开始和非洲女人同居，有了非洲家庭。但他们家的情况不同：安娜的母亲在首府有了情人，是一个混血儿，公务员，在海关职位很高，但仍然只是一个公务员。这事越传越广，变得尽人皆知。安娜的外祖父这时候已是风烛残年，觉得自己受到了嘲弄。他责备安娜的母亲嫁错了人，其他事也都做错了。他认为那全是因为她的非洲血统。他在临终前改了遗嘱，把原本预备留给安娜母亲的东西都给了安娜。

当时安娜在英国读语言学校。她说：“我想摆脱葡萄牙语。我认为那正是我外公如此狭隘的原因。他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他能想到的就只有葡萄牙、葡属非洲、果阿和巴西。由于葡萄牙语，世界的其他部分都被从他的头脑中过滤掉了。而我也不想学南非英语，虽然这里的人都在学。我想学英国英语。”

她父亲失踪时，她仍在牛津读语言学校。某一天他离开庄园，一去不返。并且带走了庄园的一大笔财产。他钻了法律的空子，把安娜的一半地产都抵押了出去，包括首府的那套房子。安娜没办法偿还他借走的钱，所以抵押给银行的就都归了银行。监工和其他人二十多年来对她父亲的怀疑看来没错。就是在这个时候，安娜请母亲和她的情人来庄园住。她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也回到庄园，他们生活得很愉快，直到有一天晚上，那个情人试图爬上她的雕花大床。

她说：“不过我在伦敦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你了，只是借用了别人的名字。”

她依然爱她父亲。她说：“我觉得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他一直就有这样的计划。他的所作所为，恐怕计划了很久。他可能多次前往首府，多次和律师及银行的人会面。但他也的确有病。没有精神，没人帮他。他爱我。对这一点我从不怀疑。遇见你之前不久，我曾去葡萄牙看过他。那里是他的归宿。他先去了南非，但在那里过得很艰难。他不喜欢做什么事都要用外语。他也可以去巴西，但他不敢。于是他回到葡萄牙。他住在科英布拉[3]一栋现代化大楼里的一套小公寓中。没有太值钱的东西。但他依然在靠着抵押来的钱度日。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是挖到金子了。他一个人住。公寓里没有女人的痕迹。简简单单，空空荡荡，让我心疼。他满怀柔情，但表达的方式非常老套。有一次，他要我去卧室，拿他放在床边桌上的药，我过去打开抽屉，却看见一张柯达 620 快照，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觉得自己就要哭了。但紧接着我就想：‘这是他计划好的。’我冷静下来，尽量不露声色地回到他身边。他有两间卧室，把其中一间叫作工作室。这让我不解，但后来发现他是在制作现代青铜雕塑，小小的半马、半鸟，或其他半个什么，一边是绿色，很粗糙，另一边则打磨得极其光亮。我真的喜欢他这些作品。他说每一件都要花上两三个月。他送给我一只小小的鹰。我把它放在包里，每天都要拿出来把玩，抚摸它光亮的半边和粗糙的另外半边。有两三个星期，我真的以为他是艺术家，这让我很骄傲。我想他之所以会做出那所有事情，都是因为他是艺术家。接下来我发现他的这种青铜雕塑到处都有。是纪念品。他在工作室里干的活儿也是他的懒惰的一部分。我为自己感到羞耻，竟然当他是艺术家，也没有继续追问。去问我本该问的问题。这事就发生在我遇见你之前不久。我想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你写的故事会感染我了吧。所有的欺骗、伪装，以及真实的不幸。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写信给你。”

她之前从未如此清楚明白地说起那些故事，这使我担心，也许我泄露的有关自己的事情比我意识到的更多，也许她一直都知道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手头没有那本书；我曾想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安娜还留着她买的那本。但我不愿意去看，害怕会发现什么。

我几乎没有带去任何纸张。我留着两个笔记本，里面是我在家乡念教会学校时的作文和素描。还有罗杰用他那很有教养的字体写的几封信；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扔掉它们。我还留着印度护照和两张五英镑钞票。那是我为逃跑准备的钱。安娜当我是个穷汉，而似乎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将不得不离开。十英镑不够我走很远；但那是我离开伦敦时身上仅有的钱；在我内心的角落里藏着祖先遗传下来的谨慎，它促使我定下了这半个或四分之一个计划，我想这至少能让我迈出第一步。那十英镑和护照以及其他东西一起装在一个棕色的旧信封里，放在卧室一张沉重的书桌的底层抽屉里。

一天，我发现信封不见了。我问了宅子里的人；安娜也问了。但是谁都没有看见，或者说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丢失护照比任何事情都让我忧心。没有了护照，我不知道该如何向非洲、英国或印度的官员证明我的身份。安娜说我应该写信回国申请一份新护照，这没有错。她以为官僚机构都是恪守规章，公正无私，虽然动作缓慢，但至少在动。我知道我们的机关是怎么办事的——我的脑海中清清楚楚地浮现出那幅画面：浅绿色的墙壁上，在头、肩和臀部的高度横着发亮的污垢，做工粗糙的木质柜台和出纳间，沾着黑泥的地板，嚼着蒌叶的办事员穿着长裤或围着腰布，每个人额头上都准确无误地画着种姓标记（这是他们每天的首要工作），每张桌子上都横七竖八地堆着各种褪色程度不一的旧卷宗，粗劣的纸张正在开裂——我也知道，我将在遥远的非洲久久等待，不会有任何结果。没有护照，我就没有身份证明，不能对任何人提出要求。我将被遗弃。我将无法行动。我越想越感到不安。有几天，我都没法想其他事情。这事开始折磨我，就像之前沿非洲海岸旅行时对于失去语言能力的恐惧曾经折磨着我一样。

一天早上，安娜说：“我跟厨子谈过了。她觉得我们应该找巫师。离这儿二三十英里就有一位出名的巫师。所有的村子都知道他。我已经叫厨子去找他了。”

我说：“你觉得谁会想去偷一张护照和几封旧信件？”

安娜说：“我们现在不能把事情搞糟了。绝不能提任何人的名字。交给我。我们甚至不能去猜会是谁。我们得把这事留给巫师处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和自重的人。”

第二天，她说：“巫师七天之内到。”

那天，木匠朱利奥在他的工作间里找到了那个棕色信封和罗杰的一封信。安娜叫来厨子说：“很好。但还有其他东西。还是得让巫师来。”每过去一天，都在不同的地方有新发现——罗杰的信，我的笔记本。但仍然不见护照和那两张五英镑钞票，而大家都知道巫师仍然会来。最后他并没有来。就在他说好要来的前一天，护照和钱在书桌的一个小抽屉里找到了。安娜让厨子送钱给巫师。他退回来了，因为他并没有来过。

安娜说：“这事你得记住。非洲人或许并不害怕你我，但他们害怕彼此。每个人都能去找巫师，也就是说，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力量。就这点而言，他们比我们余下的人过得好。”

我拿回了护照。我又感到安全了。安娜和我好像达成了默契似的，都绝口不提此事。我们再也没有提过巫师。但我脚下的地面却动摇了。

我们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在周末会见到的那些人——的庄园大宅距离我们的宅子都不超过两小时车程。大半路程都是土路，而这些土路各有各的急弯及危险之处（其中几条蜿蜒穿过非洲村落），任何事情，若路上花的时间明显超过两小时，就很麻烦。热带地区的白昼有十二个小时，而丛林的规矩是赶路的人应该尽量在四点前到家，最晚不能过五点。开车来回四个小时，中间午餐三个小时，几乎刚好占去一个星期天；再久的话就是考验耐性了。所以我们见到的总是那些人。我认为他们是安娜的朋友；我从不把他们当作我的朋友。而也许他们只是安娜连同庄园一起继承来的。我想那些朋友会说，我们也是他们这样继承来的。我们都是附属于土地的赠品。

起先，我以为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令人兴奋。我喜欢那些大宅子和环绕着它们的宽敞游廊（覆着九重葛或其他藤蔓）。从凉爽幽暗的室内往外看，明亮的天光和花园分外美丽——尽管你走出去就会发现外面亮得刺眼，到处有蚊虫叮咬，花园的土壤多沙，并不精致，有些地方被烧没了，有些地方几乎要重新变回丛林。待在凉爽舒适的宅子里，会觉得这种气候是上天的恩惠，仿佛那些人的财富改变了自然，气候不再会带来疾病，惩罚人类，就如同在安娜外祖父及其他一些人的时代。

起先，我仅仅是希望融入这种生活，富有，安全，完全超出了我之前的想象。见到陌生人，我会浑身紧张。我不想看见任何人怀疑的眼神。我不想有人提出什么问题，让我当着安娜的面无法回答。但没人提这样的问题，人们有任何想法都只是留在自己心里。安娜在这些庄园主中很有威信。很快，我的神经放松下来。而大约一年之后，我开始理解——我自己的背景有助于我理解——我踏入的只是一个半黑半白的世界，我们的许多朋友在内心深处都把自己当作二等人。他们不是完全的葡萄牙人，成为完全的葡萄牙人是他们的志向所在。

待在这些半黑半白的朋友中间，就像待在那个海滨小城里。驱车前往小城总像是在冒险；但不过一个小时左右，一切就都变得乏味了。同样，星期天早上开车去某处庄园宅子吃午餐，起先会觉得新鲜，满怀期待，但在宅子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身边都是些丧失了魅力的人，他们的故事也已听得滚瓜烂熟——就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能够吃吃喝喝这么长时间，直到下午三点，太阳还高高地挂在空中，我们可以坐上各自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出发回家。

对于这些土地赠送的朋友和邻居，我们的了解甚为粗略。我们看到的他们，是他们选择展现给我们的样子；而每次见到的都是他们的同一面。他们就像是我们在学校里研读的某个戏剧作品中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可归纳为几个点。

比如，科雷亚夫妇就以其贵族姓氏为荣。他们也极爱钱。永远在谈钱。他们总认为大难将至。他们并不确定是何种灾难，也不确定这灾难是单单降临本地，还是会波及全世界，但他们觉得它将令他们的安全荡然无存，无论在非洲还是在葡萄牙。所以他们在伦敦、纽约和瑞士都开了银行账户。他们的想法是，一旦灾难来临，他们至少在其中一个地方还有一包备用金。科雷亚夫妇对每个人都提过那些账户。有时候他们像是头脑简单，有时候又像是在吹嘘。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每个人都感染上他们的灾难论，在他们的丛林朋友中间引起一场小小的恐慌，好显得他们开账户的谨慎行动富有远见，走在所有人前面。

里卡多是个军人模样的魁梧男人，花白的头发剃成军队里那种平头。他爱跟我练英语；他有很重的南非口音。这个大个子很不幸。他女儿曾经很有希望当歌星。殖民地每个听过她唱歌的人都认为她有天赋，会在欧洲成名。里卡多并不富有，但他卖了部分地产，把女儿送往里斯本接受训练。可她却在那儿跟一个来自大陆另一边的葡属非洲殖民地安哥拉的黑人同居了。女孩的歌唱生涯就此终结，她和家庭的联系，她带给父亲的骄傲和希望，也画上了句号。里卡多把他收藏的女儿所有的录音带都销毁了。有人说他逼女儿太狠，她在遇到那个非洲人之前就已经放弃唱歌了。某个星期天的午餐会上，主人开始播放那女孩唱歌的录音带。这么做（我和安娜事先已经得到通知）并不是为了伤害里卡多，而是为了赞美他和他的女儿，帮助他摆脱痛苦。那位主人新近在家里找到那盒没有标签的录音带；那是他以前录下的，都已经忘记了。而此刻，在炎热的中午时分，望着室外的明亮日光，我们大家倾听着那女孩用意大利语，接着用德语演唱。我很感动（尽管不明白唱的是什么），这样的天赋和雄心曾经出现在这里的某个人身上。里卡多没有失态。他垂着头，流着泪，微笑里包含着旧时的骄傲，而他女儿的歌声从录音机里传出来，带着多年之前的希望。

诺伦尼亚夫妇是我们中间的贵族，纯正的葡萄牙人。他身量瘦小，据说出身高贵，但我不清楚其真实程度。她有畸形或残疾——我从没听说过具体的情形，也从没想过要问——她跟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坐着轮椅，由她丈夫推着。他们进入我们这个半黑半白的世界，带着极其细微的屈尊俯就的意味。他们了解这个国家，他们了解自己的处境，也了解我们的处境。有时能够感觉到，他们之所以打破规矩，只是因为那位太太身有残疾，不得不迁就她些。但其实，他们之所以加入我们的行列，是因为诺伦尼亚太太的特殊天赋。她能“通灵”。她的贵族丈夫很为妻子的这一能耐骄傲。当他们出现在某处庄园的星期日午餐会上的时候，他推着她的轮椅，瘦脸上的怒气中明显夹杂着傲气。我没有听见任何人直接说起诺伦尼亚太太的这个神通，连安娜也没有。只能凭感觉，而这种事情非常微妙，开始的几次我甚至毫无察觉。要发现这天赋的使用，得先对它有所了解。比如，某人会说：“我想明年三月份去趟里斯本。”轮椅上的诺伦尼亚太太就会欠欠身，并不特别针对任何人，温柔地说：“时机不对。九月份会更好。”她不会细说，不会解释；而我们不会再听到三月份去里斯本的事。而要是——只是为了说明——要是我那会儿不知道这位太太的天赋，贸然说“但三月份里斯本很美啊”，诺伦尼亚先生湿漉漉的眼睛里就会流露出厌恶的神色，说道：“说时机不对自然是有原因的。”他妻子则会把头转开，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我感到，她的神通，连同她的残疾和她丈夫的出身，使她成为一个暴君。她说什么都行，她想怎么轻蔑、粗鲁都行；有三四条、五六条充足的理由，没人会质疑她。我能看见她不时痛苦地抽搐，但我还是忍不住会想，也许她和她丈夫一回到家，她就会从轮椅上下来，一点事都没有。她为人求神问卜都是私下进行的，而且要价不菲；那些半黑半白的人非常多疑，参加他们的聚会有助于招徕生意。

我和安娜也在扮演着我们的角色。而且，既然没有人能真正看清自己，我相信，如果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一定会惊讶，甚至感到受伤，科雷亚、里卡多和诺伦尼亚夫妇也是一样。

这种庄园生活模式或许始于二十年代的战后繁荣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立。所以它相对而言还是新鲜的，也许并没有长过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成年时期。现在它持续不了多久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是否都（不仅仅是夸张的科雷亚夫妇）觉察到了某种本可以不予理会的令人不安的讯息：有一天我们在非洲将不得不摊牌。尽管我并不认为有人已经猜到，混凝土的世界将被脆弱的茅草旧世界彻底推翻。

有时候，我们星期天会去海滨那家简陋的周末餐厅吃午餐。那儿供应简单烹饪的新鲜海产，后来它开始做得好些了。不那么简陋了。某个星期天我们去到那儿，发现地上在铺瓷砖，黄蓝相间的阿拉伯风格图案让人赞叹。铺砖的工人是一个高大的黑白混血儿，眼神清亮。因为某些原因——也许是没有按时完成工作——那个葡萄牙老板正在大声辱骂他。面对我们和其他客人，那老板总是彬彬有礼；但转过脸去，角色改变，他的性情也随之改变，开始继续大骂那个工人。每骂一声，那个眼神清亮的男人就把头垂得更低，仿佛挨了一记敲。他在冒汗，好像不仅是因为热。他继续干着手里的细致活儿，摊开薄薄一层快干灰浆，然后把每一块漂亮的葡萄牙瓷砖按正，轻轻敲打一番。汗珠从他浅棕色的额头上滚下来，他不时如挥泪一般将汗珠从眼角边抹去。他穿着短裤，身子蹲着，大腿上的肌肉将短裤绷得紧紧的。腿上、脸上粗硬的毛发打着小卷儿，脸上还有剃须刀留下的坑洼。对于老板的叫骂，他并不回嘴，尽管他一拳就能把老板打翻。他只是干活。

后来我和安娜谈起这件事。安娜说：“那个工人是私生子。母亲大概是非洲人。父亲多半是某个葡萄牙大地主。餐厅老板也许知道。葡萄牙有钱人会把他们的混血私生子送去学习某种手艺：电工、机械工、金工、木工、瓷砖工。不过这儿的大部分瓷砖工都是从葡萄牙北部来的。”

我没再对安娜说什么。但是，每当想起那个汗流浃背的大个子，想起他挨骂时那双清亮的眼睛，烙在脸上的出身的耻辱，我就会想：“谁来救救这个人？谁来替他报仇？”

后来，这种情绪里混入了其他东西。但那幅画面却久久挥之不去。我隐约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我在非洲的第三年，受到控制的本地报纸开始透露大陆另一边发生的大事，对此我已经有所准备。

事情太大，压制不住了。起先当局可能不打算声张，可后来又改弦易辙，开始渲染恐怖气氛。某个地区起了暴乱，乡间则发生了针对葡萄牙人的大屠杀。死了两百、三百，甚至四百人，是被大砍刀砍死的。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片与这里相似的土地（尽管我知道并非如此），与这里的人相似的非洲人，他们的窝棚和村落、木薯和玉米地散落在各个大庄园之间：那里有一片接一片平整的腰果和剑麻地，见不到树木的巨大牧场仿佛新开垦的荒野，大树被伐倒或焚毁，余下乌黑的躯干，以防滋生叮咬牛群的毒蝇。井井有条，合情合理；土地变得温和。但我第一天抵达时见到的图景——总有瘦小的非洲人行走在柏油路两边——却仿佛带着威胁意味的梦境，让我觉得脚下这片土地极为遥远。此刻想来，如同预兆。

可是我们周围的非洲人却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说。他们的态度毫无变化。这一天，第二天，下一个星期，下一个月，一切照旧。有许多银行账户的科雷亚说，这种平静中蕴含着不祥；一场危险的农民起义也已经开始在这里酝酿。但是，这一年剩下的时间依旧波澜不兴地度过了，而且似乎会这样持续下去。而我们所有的预防措施——在卧室里备下枪支和短棍，其实一旦发生大规模暴动，甚或只是小范围的暴动，这些东西毫无作用——似乎都是多余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开枪。有人谨慎地告诉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可以去城里的警察靶场接受射击训练。守军军营里没有这样的场地，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为开战做好准备。邻居们都跃跃欲试，我却并不特别想去靶场。我从没想过要碰枪。教会学校里没有军训这种东西，我担心自己会在大人物面前出洋相——超过了我对非洲人暴动的担心。然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举枪瞄准，扣动扳机，我就着了迷。对我来说，那是与自我最私密、最强烈的交流，总是要在刹那间做出正确决断，回应头脑的运转。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那些在暗室中对着一点烛火冥想的人能够体验到的宗教的欢喜，也比不过我举枪瞄准时与自己的思维和意识如此贴近所感受到的喜悦。事物的天平瞬间改变，我迷失在某种独属于我的宇宙之中。这真让人惊讶——身在非洲的靶场，心灵却以全新的角度遥想父亲和他的祖先，那些献身于宏伟寺庙的食不果腹的婆罗门。我买了一把枪，在安娜外祖父的院子里装了靶子，随时练习。邻居们开始对我另眼相看。

政府并不着急，但情况开始变化。守备部队在扩充。新建了营房，三层楼，发亮的白色混凝土。营地或军事区在扩大，裸露的沙地上建起简易混凝土房子。一块贴满各色军队标志的板子上说我们这里将成为一支新部队的总部。小城的生活变了样。

政府很专制。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感觉如此。我们觉得政府很遥远，远在首府，远在里斯本。在这里，它没有给我们多少压力。只有在收割剑麻的季节，我才会为它操心，因为我们要向监狱申请，而他们出于体恤，会派出囚犯（有适当监管）来帮忙收割剑麻。割剑麻很危险。村里的非洲人不肯做。剑麻有点像大号的芦荟或菠萝树，或是长满芒刺的巨型绿色玫瑰，四五英尺高，没有花瓣，只有厚实的叶片。叶片底部很厚，边缘长有锐利的锯齿，手伸错方向就糟了。要抓住它们很困难，而且危险，砍下来也不容易。叶片的黑色顶端尖利有毒。剑麻地里老鼠很多；它们喜欢阴凉，又爱吃叶肉。还有吃老鼠的毒蛇，把老鼠一点一点整个儿吞下去。你有时会看到半只老鼠，头或是尾巴，挂在蛇鼓鼓囊囊的大嘴外面，还在蠕动，简直吓死人。剑麻地很可怕，按照规定（但也许只是我们这儿的习惯），收割时必须有护士带着药和治疗蛇伤的血清守在一旁。工作这样危险，而剑麻叶片仅有百分之五能制成纤维；纤维又很便宜，用来制作绳、篮、凉鞋鞋底之类的日常物品。没有那些囚犯的话，剑麻很难收割。即使在当时，剑麻也已经开始被合成纤维取代。我丝毫不关心。

多年以来，没有人挑战过我们好脾气的专制政府，因而它变得特别懒惰。统治者极为安全，因此渐渐将统治的细节视为负担，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他将重要的政府活动外包或者出租给一些热心、忠诚、精力充沛的人。这些人都发了财；他们越有钱，就越忠心，越能把包给他们的工作做好。因此，这种政府原则确实蕴含着一种粗糙的效率及合理性。

在部队扩充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就有这种原则在背后运作。依然风平浪静。人们不再以为会有危险。战争财年复一年地到来。我们每个人都曾染指。我们感觉得到了回报，自以为高尚。每个人都在一次次清点自己的收获。后来大家发现，我们圈子里新近赚钱最多的是科雷亚，那个总是预言灾难、危言耸听、拥有许多银行账户的狡猾家伙。科雷亚联系上了首府的某位大人物，成了一大堆听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外国科技产品在我们这个城市、这个省，甚至这个国家的代理人（尽管他仍然在经营庄园）。起先科雷亚很喜欢吹嘘自己跟大人物如何亲密，此人是真正的葡萄牙人，显然和科雷亚的代理工作大有关系。而我们则以不无忌妒的嘲讽口吻议论两人不同一般的交情。是科雷亚去拜见大人物的吗？或是大人物出于某种特殊原因，通过某个中间人（也许是首府的某个商人）选中了科雷亚？不过其中原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科雷亚赢了。他将我们远远甩在了后头。

他聊起去首府的经历（乘飞机，而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坐肮脏的旧轮船）；他聊起和大人物共进午餐和晚餐，有一次晚餐甚至是在大人物家里。但过了一阵子，科雷亚对大人物提得少了。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假装那些生意点子全是他自己的；我们也不得不跟着他一起装。不过，当他历数与他有往来的外国公司，以及他进口的那些军队或城里总有一天会用到的科技产品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于现代世界的了解竟然如此可怜，同时也很惊讶，科雷亚——他真正懂得的只有经营庄园——竟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一行。

他成了我们中间的显贵。当他发现大家的忌妒已经消退，朋友和邻居们不再对他的新身份吹毛求疵时，他反而谦虚起来。某个星期天，他对我说：“威利，我做的这些事你也能做。就看你有没有胆量。跟你说了吧。你在英国待过。你了解博姿[4]商店。我们这儿需要他们的药品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们没有代理人。你可以做他们的代理人。你写信过去。他们要推荐信，你就给他们。你的生意就开始了。他们会很乐意的。”我说：“可是他们送货过来，我该怎么处理呢？我该怎么开始卖？我把它们放哪儿呢？”他说：“这就是问题。要做生意，你得先像个生意人。你得换个思路。你写信给博姿那样的公司，不能以为他们会只想跟你做一年半载的生意。”听他的口气，我想他和他的老板曾经认真研究过博姿的生意，但没什么成果。

又一个星期天，他说他开始考虑为某位著名的直升飞机制造商做代理人。我们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开玩笑，这也让我们明白了他现在有多厉害。他好像非常了解直升飞机。他说这念头是突然想到的——说得好像圣人顿悟——当时他正开车去海滨。一连好几个星期，他都在说直升飞机。然后，我们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读到——要不是认识科雷亚，我们恐怕根本不会注意那篇报道——这里正在购入一批直升飞机，但不是科雷亚说到的那个制造商。之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科雷亚提起直升飞机。

科雷亚就这么发了。直升飞机的事只是一个小挫折。但他们夫妇说到钱，嘴里还是原来那些没脑子的话。他们依然认为会大难临头。他们是走运了，但这让他们比以前更忧虑，他们说他们决定不把钱花在殖民地。他们在这里仅仅买了一幢海滨别墅，离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不远，就在目前正迅速发展的度假区。这么做是在“投资”。这是他们的新词汇之一。他们开了一家公司，叫作“加卡投资公司”。他们向我们派发名片，就好像我们是他们的乡下穷亲戚，名片上印着的时髦的公司名称是两人名字——加辛托和卡拉——的头几个字母的组合。为了这门新生意，他们到处奔波，现在他们不再只开银行账户。他们开始考虑取得世界各地的“文件”——这让我们更加觉得望尘莫及——旅行途中，就在火车上处理事情：澳大利亚的文件、加拿大的文件、美国的文件、阿根廷和巴西的文件。某个星期天，他们——或者说是卡拉——甚至提到要移居法国。他们刚去过那里，还买了一瓶法国名酒带到午餐会上。每个人都得了半杯，每个人都抿了抿，说这酒真好，但其实酸得很。卡拉说：“法国人懂得生活。在左岸[5]有一套公寓，在普罗旺斯有一幢小房子——应该会很不错。我一直在跟加辛托说这事。”而我们这些不准备去法国的人则抿着酸酒，就跟喝毒药似的。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科雷亚夫妇的成功似乎永无止境，只要军队还在，城市还在发展，只要首府的那位大人物还在位——然后，危机来了。我们是从科雷亚夫妇的举动看出来的。他们每天早晨都开车一个半小时去教堂望弥撒。三小时的来回车程，一小时的弥撒，天天如此，而谁知道他们在家里还做过多少祈祷和连祷：这样的行为是任谁也没法儿保密的。加辛托·科雷亚越来越苍白消瘦。后来，我们在受控制的报纸上读到，政府采购方面的违法行为被揭露出来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报纸任由丑闻传播，然后，和加辛托·科雷亚有关系的那位纯葡萄牙血统的大人物在当地行政会议上发表讲话。大人物说，任何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务，政府都必须保持警觉，而他将既不畏惧也不偏袒，对采购事务中的违法行为追查到底。罪行将受到惩治；殖民地的每一个人都应坚信这点。

这就是好脾气政府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科雷亚夫妇惹下大麻烦了，各大城市的银行账户，各个国家的身份文件，统统救不了他们。在这里，黑暗就是黑暗。

可怜的卡拉说：“我从来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修女会告诉你们的。我曾想去做修女。”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我们讨论了好几年——为什么科雷亚夫妇会被那位大人物选中。就是为了现在这种情形，大人物需要某个人被抛进黑暗。按照殖民地的规矩，毁掉一个像他这样的葡萄牙人有违阶层秩序，很不光彩。而把一个第二等级的人扔进黑暗则毫无问题，那些半黑半白的人有教养，受尊敬，努力，深谙金钱之道，出于种种原因愿意随时听候调遣。

科雷亚夫妇在这样的折磨中度过了三四个月。他们时时梦到成为代理人之前的简单生活，不停地责备自己。我们很同情他们，但不幸也让他们变得令人生厌。加辛托仿佛成了个废人，像对付敌人那样专注于他的疾病，几乎全然不顾其他事情。后来，突然之间，危机过去了。加辛托认识的那位在首府的大人物找到了某种方法挫败了挑起整个事件的对手。报纸上不再恶语相加，采购丑闻（其实它只在报纸上存在过）也就销声匿迹了。

但加辛托的焦虑并未随之结束。他明白了权势有多么不可靠。现在他知道自己不会一直有大人物保护，而且有人会出于各种理由重新提起这桩对他不利的案子。他为此备受折磨。在某种意义上，这很奇怪，多年来我们总是听到加辛托说大难将至（有时候甚至是以极大的热情），说会发生什么大事将殖民地生活连同他的世界一扫而光。一个人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这样的念头，还喜欢以此吓唬别人，就不应该因为首府有几个人图谋报复而忧心忡忡——反正总会一了百了。但加辛托所谓会将所有人、所有事物统统带走的大变故不过是一个哲学谎言。只要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它很含糊。事实上它是一个道德概念，一种自我赦免，使人生活在殖民地同时又得以置身其外。它很抽象。而令他担心的耻辱却并不抽象。那耻辱是真实的，细节毕现。它也是个人的。那耻辱只会降临到他一个人头上，而这美好世界中的其他人则会安然无恙。

一个星期天，轮到我们招待午餐，我们就去了那家铺着黄蓝瓷砖的海滨餐厅。饭后，科雷亚提议大家去看看他的海滨别墅，也就是他的投资。安娜和我，以及另外许多人都还没去看过，他说自己也有两年没去了。我们离开餐厅，开车上了狭窄的海边柏油路——沙滩上的一条黑色硬壳，然后转入坚实的沙路，穿过翠绿欲滴的沙地灌木和热带杏树，最后重新到达海边。我们看见一间非洲人的窝棚，光滑的茅草屋顶在阳光下闪着赤褐色的光辉。我们停了车。科雷亚喊道：“阿姨！阿姨！”一个身穿非洲衣裙的黑人老太太从笔直的芦苇篱笆后面走出来。科雷亚对我们说：“她儿子有一半葡萄牙血统，负责照看这房子。”他亲切地对那个非洲老太太大声说话，做得有点过头了，也许是故意做给我们看，扮演着他的双重角色：既能和非洲人友好相处，又是体恤下人的老板。老太太看上去很尴尬，不肯配合科雷亚的表演。科雷亚问起塞巴斯提欧。塞巴斯提欧不在家。科雷亚大声说着话，朝海滨别墅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

我们看到的是半个废墟。窗子破了；在咸腥的潮湿空气里，每一处的钉子都锈了，锈水流下来弄脏了褪色的油漆和发白的木头。底楼的落地窗被从铰链上卸了下来。本该是起居室的地方，一条高舷渔船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支在木架子上，仿佛是泊在干船坞。

那个非洲老太太远远地站在科雷亚身后。科雷亚一言不发，只是看着。他的脸皱起来，露出奇怪的表情。他已经出离愤怒，从眼前的景象中抽身远去。他被痛苦淹没了，显得那么无助。我想：“他疯了。怎么我以前没有看出来。”在修道院长大的卡拉似乎对我刚刚看到的已经习以为常。她走到他身边，就好像我们其他人都不在场似的，对他说话的口吻是我从未听见过的，就像是在对孩子说话。她说：“我们要把这该死的地方烧掉。我这就去找煤油，然后我们回来把这些鬼东西连同那条该死的船统统烧光。”他什么也没说，由着她拉着自己的胳膊，走过阿姨的窝棚，回到车上。

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们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似乎精疲力竭，消瘦的双颊干瘪松弛。卡拉说：“我们要去欧洲住一阵子。”

诺伦尼亚太太在轮椅里欠欠身，细声细气地说：“时机不好。”卡拉说：“我们要去看看孩子。”科雷亚夫妇大概一年之前把两个十多岁的孩子送到葡萄牙念寄宿学校。诺伦尼亚太太说：“时机对他们还好。”接着，语调丝毫未变，问道：“那个男孩怎么了？为什么病得这么厉害？”卡拉不安起来。她说：“我不知道他病了。他信里没提。”

诺伦尼亚太太没理会。她说：“有一回我出远门，没选对时机。那时候战争结束没多久。还得过很长时间，我才会坐上这轮椅，也可以说坐上这宝座。我们到南非去，去德班。那地方很美，可就是时机不对。我们到那儿才一个星期，当地就爆发了动乱。放火烧商店，还有打劫。动乱是针对印度人的，可是有一天麻烦却找上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那里的街道不熟。我老远看到一位金发长裙的白人太太。她对我招手，我就跑了过去。她一句话不说，带我穿过各种各样的小巷子，来到一栋大房子里，我就在那儿一直待到街上太平下来。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讲给我朋友听。他们说：‘那位太太长什么样？’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那房子什么样？’我又描述了房子的样子。有个人说：‘可是那房子二十年前就被推倒了。你见到的那位太太的确曾经住在那里，可她在房子被推倒之前就死了啊。’”诺伦尼亚太太的故事其实是在吹嘘她自己的法力，讲完之后，她把头一歪，搁在肩膀上，就像一只落在枝头准备睡觉的小鸟。同往常一样，每次她预言或是讲故事，我们最后都说不清楚话题是怎么进展到那里的。大家只得一脸凝重地沉默了好一会儿。

不管时机对不对，科雷亚夫妇到底去了欧洲，看望孩子，然后处理其他事情。他们离开了好几个月。

我认识了他们庄园的经理。我经常在城里遇见他。他是个混血儿，瘦小结实，四十多岁，说话很斯文，但有时候有点过。比如说，讲到某个和他有过节的葡萄牙人或者开店的印度人，他会说：“任凭你如何施展想象力，也不会将他称为君子。”但是和我见面次数多了之后，他说话便开始随意起来。他满肚子鬼主意，同时非常轻信，让我觉得自己被拖入了一系列针对科雷亚夫妇的小阴谋。我们去新开的咖啡馆（永远有咖啡馆开张和歇业）。我们开始熟悉酒吧。我开始熟悉这个军事小城的新风情，我很喜欢。我喜欢和那些葡萄牙士兵待在一起。有时还会遇到某位军官，絮絮叨叨地大讲有关果阿人和印度人的往事。但七八年前果阿已被印度接管，新兵大多不知道。而士兵通常都很友善。丛林里迄今为止还没有战事。据说阿尔及利亚的沙漠地区有游击队训练营，然后约旦也有了；但后来发现这些传言纯属捕风捉影：原来是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的一些学生在假期里扮游击队玩儿。我们的军事小城依然风平浪静，客客气气。仿佛是在欧洲，在度假。至于我，则感觉重返伦敦，不同的是，现在有钱了。我待在城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科雷亚的经理叫阿尔瓦罗。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想不想去看看她们究竟在做些什么？”那时我们在首府的一家咖啡馆里，喝完咖啡就准备开车回家，他抬抬下巴，示意我看午后艳阳下从窗外走过的一群衣着鲜亮的非洲女人。下午看到的通常是神情呆滞的乞儿，蓬头垢面，倚着墙壁、橱窗或柱子，嘴巴缓缓地一张一合，似乎什么也看不见。甚至你给他们钱，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而不管你给多少钱，他们都永远不会走开；你只得学会不理他们。女人们则不同。她们打扮得很华丽。我猜她们是军妓，我对阿尔瓦罗说，我很想看看她们在做什么。他说：“那我明天晚上来找你。晚上比较好，周末就更好了。你得找个借口应付安娜夫人。”

阿尔瓦罗说得容易，我发现做起来很难。十年来我从没对安娜撒过谎；没有这种机会。起先在伦敦，看不到前途的时候，我编造了一些事情，主要是关于我的家庭背景。我不知道安娜相信多少，或者在乎与否。到非洲后不久，我不再维持这些谎言；它们在我们这个半黑半白的圈子里显得毫无意义。这些年来，安娜已经看清了我的真面目。这和她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并没有很大不同。而她也从未提起我先前对她编造的那些瞎话来让我感到自卑。在非洲，我们非常亲密，那种亲密显得很自然。她给了我非洲生活，她是我的保护人，我没有其他依靠。所以我觉得很难找借口骗她。因为这个，第二天我心神不宁。我开始编故事。听着像谎言。我努力编得圆满，结果又变得太复杂。我想：“我说话越来越像下人了。”接着又想：“我要像在伦敦时那样了。”真到了开口的时候，安娜却几乎没在听我不得不说的话。她说：“我希望卡拉能有个庄园可回。”就这么简单。但我知道我已经打破了某种东西，结束了某种状态——几乎毫无缘由。

阿尔瓦罗准时得要命；说不定他早就等在庄园外面的黑地里了。我以为我们要去城里，但阿尔瓦罗没有让车子驶上大路。我们慢慢地行驶在小路上，一切对我而言再平常不过，即便在黑夜中。我觉得阿尔瓦罗是在消磨时间。我们驶过棉花地，驶过开阔的灌木林，驶过黑黢黢的腰果种植园。每隔几英里就有一座村庄，我们于是放慢速度。有的村庄里有夜市，四面敞开的矮棚里摆着小摊，点着防风灯，出售火柴、散装香烟和各种小罐头。几个从不考虑将来的男女或孩童那天发现自己身无分文，便坐在路边，用纸袋罩住一截蜡烛，旁边放着各自的一小堆木薯干、辣椒或蔬菜。仿佛他们在扮家家，在玩买卖游戏。我总有这种感觉。

阿尔瓦罗说：“帅吧，哈？”我对其中一些村庄非常熟悉。这些夜市我也见过好多次。我和阿尔瓦罗出来可不是为了看这些。他说：“你想看非洲人晚上都干些什么。我不是在带你看吗？你来这里十年了。我不知道你对这里了解多少。不出几个钟头，我们开过的这些路上就会挤满寻找刺激的人。今天晚上，就在你周围，将有二三十个聚会。你知道吗？他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跳舞，我告诉你吧。”

路虎的头灯一闪，恰好罩住我们前面一个穿吊带裙的小女孩。她站在路边，灯光下脸庞亮晶晶的，看着我们驶过。阿尔瓦罗说：“你看那女孩有多大？”我真的没想过这一点。那女孩和许多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再见到我不会认出她来。阿尔瓦罗说：“我告诉你吧。那女孩十一岁左右。她刚来过第一次月经，这就是说她已经为性做好了准备。对于这类事情，非洲人很明智。不会像外国人那样胡来，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那姑娘，在你眼里什么也不是，但她每天晚上都跟男人干。我说的这些事，你都知道吗？”我说：“你说的这些事，我都不知道。”他说：“你知道，我们也是这么看你的。希望你别介意。”十年来，我确实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这些村庄和走在路边的非洲人。我以为那是因为缺乏好奇心，是出于残存的种姓观念。而同时也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国家，没有接受过它的性训练（尽管我已经有过观察），此前也没有阿尔瓦罗这样一位向导。

最初，我并不了解荒野生活的乐趣。我曾以为那些混血儿监工同非洲人生活在一起，屈尊俯就，不会有多快乐。现在我才发现，对于有些人来说，其实生活中刺激不断。阿尔瓦罗住在一栋肮脏的四居室混凝土房子里，那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科雷亚庄园一处没有树木遮挡的地方，看上去一点也不舒适，不配称为“家”，可阿尔瓦罗却带着他的非洲妻儿在那儿住得很开心，他还有若干情妇、小妾以及周围村庄里逢场作戏的女人。换成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阿尔瓦罗都过不上这样的日子。那天晚上，我一开始以为阿尔瓦罗只是在小路上转悠，消磨时间。其实不是。他是在向我展示珍宝藏在哪里。他说：“瞧瞧刚才那姑娘。要是你停下来问她路，她就会把那对小乳房挺到你面前，她知道自己在干吗。”我这才明白阿尔瓦罗已经兴奋起来了，想着那个小女孩或别的女孩把乳房挺到他面前。

最后我们终于上了大路。雨后的路面布满水洼。我们没法看到很远，不得不缓缓前行。我们不时会经过一座锥岩。经过之前和之后的一小会儿，会感觉它是高悬在夜空中，标示着到城里的距离又缩短了一些。城里很热闹，但并不喧嚷。四处散布着街灯，但并不是太亮。城中心这儿那儿，荧光灯将商店橱窗化作一个闪亮的盒子，不是为了展示那些堆放得杂乱无章的劣质货，而是为了吓走小偷。微弱的蓝光仿佛在嘲弄你的目力，并不能将街上的黑暗驱开多远。白天，这儿会有一些等着有人雇他搬东西的男人整个早上或下午叉着两条腿坐在商店台阶上。而此时，在这里晃荡的则是另一种人，他们在等着看能不能弄到什么从军营那边来的新货。阿尔瓦罗说：“最好别去招惹这些家伙。你罩不住他们的。”

就像之前在庄园周围的小路上绕来绕去，这会儿他是在城里僻静的小街上转悠，还不时从路虎上下来，跟他看见的某个行人低声聊上几句。他说他是在找一个跳舞的好地方。这种地方总是在换，他说。去那里比去酒吧好。酒吧有时候会很野蛮。在酒吧里，你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女孩，你还得对付她的保护人，而她的保护人说不定就是在街上晃荡的那些人中的一个。酒吧里也没有房间。要是你找到一个女孩，你还得带她出去，进到城里房子之间的黑巷子里，或者去城郊非洲区——也就是所谓茅草区——找处房子，而你自始至终都得看那个保护人的脸色。对士兵来说，这没什么，对庄园经理来说，可就不妙了。要是和保护人闹出什么不愉快，消息就会立刻传到庄园里，工人们就会来找你麻烦。

最后，我们到了阿尔瓦罗一直在找的那个地方。我以为那是个有“房间”的地方。他说：“这就像是老人们说的，只要你问得够勤快，就能到罗马。”我们来到小城边缘，柏油路没了，继之以土路，被雨水冲刷得沟壑纵横。夜色黑沉沉的，只有零散的几点灯光，四周一片寂静，连路虎的关门声都显得刺耳。

我们面前是一幢类似仓库的房子。屋角高悬着一个带着金属罩的灯泡，灯光昏暗，飞蛾环绕（季节的缘故）。门前的空地上停了几辆车。我们发现有几个门卫模样的人（或仅仅是看客）坐在仓库地势较低的一侧的矮墙上。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们该往哪儿走，我们于是沿着仓库和矮墙之间的一条混凝土小巷走到另一栋类似仓库的房子前面。里面传出音乐声。一扇小门开了，一个手持警棍的男人放我们进去，我们两个都塞了点钱给他。入口的走道狭窄黑暗，我们转过一个U形弯，来到大厅。蓝色灯泡照亮了一方小舞池。两对男女正在跳舞——男的是葡萄牙人，女的是非洲人——舞池另一头，墙上黑黢黢的镜子或是瓷砖映出他们模糊的身影。房间里摆满了桌子，桌上点着矮矮的灯，但看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桌子旁边坐着人。我们没有往里走，就坐在舞池边缘的一张桌子旁边。对面几个女孩转过头来，仿佛是前一天下午我们看到的那些衣着鲜亮、招摇过市的交际花。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微弱的灯光，才看清舞池对面的女孩很多并非内陆来的村里姑娘，而是从沿海地区过来的，祖上是阿拉伯人。两名非洲侍者和一个瘦瘦的穿运动衫的葡萄牙人——我猜是老板——在桌子中间穿梭。那葡萄牙人走到我们跟前时，我发现他已经不年轻了，一双眼睛异常沉静，仿佛他与周遭的一切全然无关。

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超然。但我并没有学过这样生活，我满怀羞耻。那些女孩都是非洲人。只能是非洲人，我想。我不知道那两名侍者是否会有点难受。那些女孩那么小，那么蠢，我想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么做是在滥用自己的肉体，抹黑自己的人生。我的想法带着故乡的种种不幸的印记。我想起母亲，想起可怜的父亲，他几乎不懂什么是性。我也想起了你，萨洛姬妮。我想象那些女孩也可能是你，于是我的心抽紧了。

阿尔瓦罗却无精打采。他一踏进这栋黑黢黢的仓库就蔫下来。乡野中的性才会让他兴奋，每个月都有一批鲜嫩嫩的天真女孩，刚来过第一次月经，向他挺起小小的乳房。而在这个改造过的仓库里，情形完全不同。我想军队进驻之前，并没有这样一个带“房间”的地方。它对阿尔瓦罗来说也是陌生的。我想，尽管以向导自居，但他其实也是初来乍到，有点紧张，需要我的支持。

啤酒下肚，羞耻感消失。我瞧着蓝色灯光下跳舞的人们，瞧着他们模糊的身影在与墙等高的黑镜子所构成的神秘空间里晃动。我从没见过非洲人跳舞。在我过的那种庄园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些女孩一开始舞蹈，就如同受到了神的点化。动作并不夸张，有时反而很小。女孩舞蹈的时候会将一切纳入舞姿中——她和舞伴的对话，侧过脸去对朋友说的一句话，一声欢笑。这不仅是欢愉，而仿佛是某种更深沉的灵魂在舞蹈中得到了释放。每个女孩身体里都锁着这样的灵魂，无论她是美是丑，有时能够感觉到它是某种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当然，由于我的背景，我想到非洲人时常常从政治角度出发。而在这个仓库里，我开始意识到非洲人心灵中有某种东西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不得而知的，是超越政治的。

阿尔瓦罗自嘲地扮了个鬼脸——这没有躲过我的眼睛——开始和一个女孩跳舞。起先他动作滑稽，边跳边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但很快他就严肃起来，当他回到我们桌边的时候，分明换了一个人。他的眼睛陷下去了，里面盛满欲望。他对着啤酒杯皱眉头。然后，他佯装恼怒地说道，仿佛屋子里的人都要拉住他似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威利。可既然我们已经来了这个鬼地方，我就要干点小营生了。”他眉头紧皱，仿佛怒不可遏，带着舞伴向隐藏在屋子另一头的黑暗中的门口走去。

本来我可以就坐在那儿，喝着啤酒，等阿尔瓦罗出来。但眼神沉静的葡萄牙人懂得怎么做生意，三四分钟之后，一个女孩得到他的暗示，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在她花里胡哨的衣饰之下，是一具瘦小的身体。在她的妆容之下——高颧骨上的胭脂，眼皮上的青色眼影——是一张年轻的脸。我看着她的“阿拉伯”面孔，不怎么激动得起来，我想知道她身上有什么东西会让阿尔瓦罗激动。她站起来，让我跟她走，我就跟着她走了。我们走到黑暗角落里的那扇小门前。混凝土走道两侧有几个小隔间。隔墙并没有伸到天花板，每一个隔间的后墙上都挂着两盏光秃秃的灯泡。我觉得，我要是仔细听，也许能听见阿尔瓦罗的声音。由于是仓库改造的，隔间显得尤为粗陋。这地方可能随时会关掉，届时老板不会有什么损失。

脱下硬邦邦的衣服，那女孩真的非常瘦小。但她很结实，小时候一定干过许多体力活。安娜不是这样的，她很瘦弱。我抚摸着女孩的乳房，小小的，仅比她身体的其他部位稍稍柔软些。阿尔瓦罗会喜欢这样的乳房；可以想象硬硬的小乳头在廉价的乡下棉布裙里挺立的样子。但这个女孩的乳头却很大很松软：她已经生过孩子了，也许不止一个。我无法对她产生欲望。即使我有欲望，所有那些旧日鬼魂也会缠住我不放：家乡的鬼魂，十一二年前的伦敦的鬼魂，苏活区的丑陋妓女，诺丁山的破房子里地板上的床垫上琼的大屁股，所有的羞耻和无能。我想，这个被我压在军队丢弃的廉价床垫上的可怜女孩不会和我发生任何关系。

迄今为止，那女孩的眼神一直是茫然的。但接下来，当我就快不行的时候，那双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神情，其中包含了命令、挑衅和需要。她的身体紧绷起来，强健的手臂和双腿挤压着我。一瞬间——就像盯着瞄准器决定扣动扳机那一瞬间——我想到：“阿尔瓦罗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我复苏了。

事后，我和阿尔瓦罗都无精打采。快到庄园的时候，阿尔瓦罗才重新变回原来生气勃勃、善解人意的样子。大门外半圆形台阶上为我留了一盏汽灯。安娜在她外祖父的雕花大床上酣睡。大约两个钟头前，我曾经想到她，不公平地贬低她。我得先冲个澡，才能在她身边躺下。浴室里的古董器具——葡萄牙制造的热水锅炉、灵巧的喷头、饰有雕花金属撑脚的碎纹洗脸盆——依然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它们让我想起每一个曾经在这张雕花大床上酣睡过的人：安娜的外祖父——他抛弃了为自己生儿育女的非洲女人；安娜的母亲——她被自己的丈夫和情人先后抛弃；以及安娜的父亲——他抛弃了所有人。那天晚上，我并不觉得自己严重地或无法挽回地背叛了安娜。说实话，发生的那些事情很空洞，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欲望或真正的满足。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的是那一瞬间，那女孩以命令的眼神看着我，我感觉到她瘦小身躯的张力。我想不出来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但我潜意识里觉得，一定有什么原因。

正如人驾车走完一段漫长、紧张或危险的路程之后停下来睡觉，头脑中仍会感到道路飞驰，当我在安娜身边躺下时，那一瞬间的画面仍在我眼前闪现。没过一个星期，它将我再次召回城郊那个改装过的仓库，召回那幽蓝的灯光、舞池和小隔间中。这一次，我没有寻找任何应付安娜的借口。

我开始对性、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种新的看法。仿佛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性冲动是与生俱来的，但性技巧却并非如此，也没有什么培训学校。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跌跌撞撞地尽力摸索，等待着领悟的契机。我三十三岁了。至今——离开伦敦之后，伦敦的那些不值一提——我所知道的就只有和安娜在一起后获得的那些。我们刚到非洲的时候，非常有激情。或者说，是我非常有激情。也许确是真正的兴奋，有过一些豁然开朗的性爱瞬间。但十年前的那种激情，很大一部分可能并非源于肉欲或真正的渴望，而是源于我孩子般的紧张和恐惧：害怕身处非洲，害怕陷入虚无。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过那种激情。即使是在还充满激情的时期，安娜也带着几分羞怯；当我对她们家族的历史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理解了她的羞怯。所以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很般配的。我们依偎着彼此，感觉很舒适。我们变得很亲密，没有在对方以外寻找满足，事实上也不知道还可能存在别种满足。如果没有阿尔瓦罗，我大概会继续这样的生活，在性爱和肉欲方面，不会比我那穷困潦倒的父亲强多少。

没多久，那栋仓库就关掉了；然后出现了其他地方；再然后，又是另一个地方。混凝土城市很小，商人、公务员以及住在城里的其他人都不愿这类声色场所离他们的住宅和家人太近。因此那些蓝灯泡、那些和墙等高的幽暗镜子不得不从一个临时地点转移到另一个临时地点。建任何永久性场所都是不值得的，既然这行业赖以存在的驻军随时可能调走。

一天晚上，在一群涂脂抹粉、裙衫鲜亮的姑娘中，我看见了木匠朱利奥的女儿，就是我来这儿的第一天早晨遇到的那个女孩，当时她放下扫帚，坐到旧扶手椅上，想跟我来一场彬彬有礼的谈话。之后她还告诉我：她家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当她父亲酩酊大醉或对家里人大打出手的时候，她不得不在小屋里来回踱步，积攒睡意。后来我听说这孩子学了她父亲的样，也开始酗酒，还常常往外跑。我想，就像我有阿尔瓦罗带着，她也有朋友带她来这里。

我立刻决定假装没看见她，而她看起来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因此，当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就像彼此并不相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她。而她，当我们事后在庄园里遇到的时候，也一个字不提，甚至连一个暗示心照不宣的手势都没有。她既没有睁大眼睛，也没有抬一抬眉毛或歪一歪嘴角。后来再想起此事，我觉得正是在这一刻，我背叛了安娜，玷污了她，就在她自己的房子里。

科雷亚夫妇走了一年。之后，有消息流传开来，大家陆陆续续听说，加辛托死了。是在伦敦的一家酒店里，睡梦中死去的。阿尔瓦罗乱了阵脚。他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他一直是跟加辛托打交道；他感觉卡拉不喜欢他。

大约一个月之后，卡拉再次出现，拜访她认识的人家，收取同情。她一遍又一遍诉说死亡是何等突然，他们刚从几家大商店购物回来，打开的包装凌乱地堆在床边，而那床竟成了可怜的加辛托的临终之床。她原想将遗体运回殖民地，但她对城里的小墓园“感觉不对”（受诺伦尼亚太太的影响）。因此她将遗体送到葡萄牙去了，送到加辛托的纯葡萄牙血统的祖父入葬的乡村小镇。这一番忙碌让她无暇悲伤。悲伤过后才来，尤其是当她在里斯本见到一些乞丐的时候。她说：“我就想：这些人活着完全没有意义，偏偏还活着。加辛托活着有那么多事要做，却偏偏死了。”这样的不公让她无法承受。她在大街上痛哭起来，让接近她的乞丐有些不安，其中几个甚至请求她的原谅。（后来安娜对我说：“以前我一直以为，加辛托相信，一个人只要足够有钱，就不会死。或者说，只要他自己变得很有钱，他就不会死。但我只当那是个玩笑。我并不认为真是那样。”）

卡拉说，加辛托一直很在意金钱带给人们的差异，所以他才工作得这么辛苦。他曾对两个在里斯本念书的孩子说，他们绝对不能搭乘公共汽车，必须坐出租车，绝对不能让人以为他们是殖民地来的无名小卒。就在他死前几天，他还对他们重申过这番话。卡拉反反复复讲述加辛托如何关心孩子，这个顾家的好男人如何如何好；她就这样抹着眼泪，从一家庄园哭诉到另一家庄园。

对阿尔瓦罗，她却很残酷。回来三个星期后，她把他解雇了，叫他带着非洲家人一个月之内搬出他们的混凝土房子，还竭力在别的庄园主面前抹黑他的为人，让他难以找到工作。她说，他生活放荡，有一大堆非洲情妇，靠他当经理的薪水根本养不起。加辛托甚至在差点成了首府的大人物的替罪羊的时候，就嘱咐过她要提防阿尔瓦罗。她说要查账，这浑蛋吓得浑身发抖。她没有加辛托的头脑，对账目也所知甚少，但没过多久，她就看清了加辛托让她留神的花招。伪造的发票（在阿尔瓦罗手里，机器老是损坏，包括那台可靠的德国剑麻轧碎机，那是最简单的老式机器，就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虚报的真发票，当然，还有不存在的工人。科雷亚夫妇在欧洲住得越久，阿尔瓦罗就越肆无忌惮。

卡拉说的这些事，我们都有所耳闻。阿尔瓦罗喜欢以一种愚蠢的、炫耀的口气暗示自己在揩庄园的油水。他对我提过，多半也对别人提过。他以为这样让他显得很有派头，几乎就像半个庄园主。阿尔瓦罗只了解庄园生活；住在庄园宅子里是他的理想。他的葡萄牙人祖父有一座庄园，他的混血儿父亲最早就是在那里当机械工，后来成了低等监工，在一排两居室的混凝土房子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阿尔瓦罗很小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他精通机械，熟谙养牛和种植，知道如何跟非洲人打交道。他爬上去了。他鲜亮起来了。他为科雷亚夫妇管理庄园，有了像样的混凝土住宅和一辆路虎，变得喜欢摆阔。我认识他之后（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声），他经常送我礼物；然后他会告诉我，他送我的那些东西其实是从科雷亚那里偷来的。

不过我还是替阿尔瓦罗难过，他很想被庄园主们接受（且不管他的非洲家人），如今却饱受诘难，名誉扫地。我不知道他一家人该怎么过下去。他们已经被要求搬走，很快就要离开那座混凝土房子；而他们一时半会儿恐怕找不到类似的住处。安娜说：“他可能趁此机会把家里人忘掉。”这件事我不愿意多想，但似乎是真的。阿尔瓦罗从没对我提起过他的家人，也从没提过孩子们的名字或性情。我仅仅在路上见过他们：非洲人模样，有点像乡下孩子，从混凝土房子的小游廊上向外张望，或从屋后茅草顶的厨房里跑出来。我觉得，阿尔瓦罗要是找到新工作，多半会搬出去，在新的地方和一个新的女人、一群新的情妇开始新的生活。他也许会把这样的结果当作上天的赐福，它会让他的生活恢复平静。

我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他了。我们已经很久没一起去仓库之类的地方冶游了。后来有一天，我们在通往城里的柏油路上碰到了，他看上去无精打采，脸上流露出被解雇的屈辱和担忧。但他的口气很是不屑。他说：“我真不知道那些混账家伙以为自己是谁，威利。统统都会烟消云散。他们将会去里斯本，去巴黎，去伦敦，口口声声谈论孩子的教育。他们这是在做美梦呢。”我觉得他是在模仿已故主人的末世论调。但他当真有消息。他说：“游击队在边境那边扎营了。那边的政府支持他们。这回是货真价实的游击队，可不是闹着玩儿。一旦他们决定行动，我看不出有什么能挡得住他们。”

几个星期来，城里的驻军一直在减少，有传言说，军队正调往北部和西部的丛林深处。但报纸上几乎绝口不提。阿尔瓦罗告诉我那些消息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报纸才宣布说军队成功“扫荡”了北部和西部，直捣边境。然后军队开始回城；一切恢复原样。各处欢场重新忙碌起来。但这时候我已经和阿尔瓦罗失去了联系。

我在欢场越来越找不到欢乐，部分是因为我担心再遇到朱利奥的女儿，而主要原因却是，那种性虽然曾以其直接和野蛮让我激动，但此时已变得机械。第一年，我还在脑子里记着去那里的次数；我会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将外出、午餐、拜访同那些温暖隔间里或幽暗或明亮的瞬间联系在一起，为自己的那一年做了一套特殊的日历。后来渐渐地，我去那里不是出于需要，而只是为了增加次数。再后来，甚至仅仅是为了测试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我不得不逼迫自己；我希望那瞬间不要再延长，希望它尽快结束。那些女孩总是心甘情愿，随时准备展示力量与柔韧的技巧——这在一开始曾带给我全新的感觉和全新的自我认识——以及对每个人、每件事都一视同仁的温柔。而现在这感觉已经耗尽、枯竭，让我下腹干瘪，我需要休息一两天才能复原。正是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下，我开始重新和安娜做爱，希望找回最初那种自然的亲密。可是不行。昔日的亲密不是建立在做爱之上的，而现在，她并没有责备我长久以来的冷淡，仍然像我记忆中那样羞怯。我给她的欢乐少之又少，我自己则完全没有。阿尔瓦罗曾在城里的咖啡馆问我：“你想不想去看看她们究竟在做些什么？”现在我比那时候更加烦躁，更加不满足。那时候我还没有被带入一种充满肉欲的生活，不知道自己错失了什么。

卡拉宣布说，一旦找到新经理，她就搬去葡萄牙，不再回来了。这消息让我们圈子里的人都心情沉重，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在努力劝她改变主意，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替她着想，而是替我们自己着想——一如往常有人去世的时候。我们是在忌妒，在担心。卡拉要走了，科雷亚夫妇要消失了，这仿佛预示着我们这个特殊的世界行将崩溃。这触到了我们之前不愿虑及的新恐惧，也贬低了我们目前生活的意义。即便是从不忌妒任何人的安娜也愤愤地说：“卡拉说，她要走是因为她一个人在那栋宅子里住不下去，但我恰恰知道，她不过是在做加辛托叫她做的事。”

很快新经理就找到了。此人是卡拉某位修道院学校校友的丈夫，据说——出自卡拉之口，为了让大家同情这对夫妇——生活对他们很不公平。他们不会住在经理的房子里；阿尔瓦罗和他的家人把那几间房子（以及他们加盖的茅草窝棚）搞得一团糟。他们会住在庄园宅子里。安娜说：“卡拉说是为了照顾日子艰难的朋友，其实是为了让朋友帮她维护宅子。卡拉从欧洲回来，发现宅子已经开始坍塌了。我百分之百相信，过几年等房价一涨，卡拉就会把它卖掉。”

在那宅子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周日午餐会。大家为卡拉送行，并见到了新经理。即便我不知道他的情况，也会注意到他。他身上有一种被压抑的暴力倾向，但似乎是个有自控力的人。他四十多岁，混血儿，葡萄牙血统多于非洲血统，身材魁梧，看上去很温和。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甚至有些过于正式，急着想给人留个好印象，但态度和举止跟谁都不一样，同大家格格不入。他的眼神很疏远，似乎和他正在做的事有点距离。他的上唇唇尖突出，下唇饱满光滑；这是沉溺肉欲者的嘴。

诺伦尼亚太太在轮椅上欠欠身，头歪向一边，以她特有的口吻说：“时机不对。决定不当。有许多不好的事在葡萄牙等着你。你的孩子们会让你伤心欲绝。”要是在两年前，这种鬼神之说会让卡拉吓得跳起来，可现在她却毫不理会；诺伦尼亚太太又说了一遍，她还是不理会。我们其他人都领会了卡拉的意思。我们不介入；我们以为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是卡拉和诺伦尼亚太太之间的私事。诺伦尼亚太太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把手伸得太长了。她把头缩进衣领，起初看上去似乎恼羞成怒，随时会一挥手，让她那总是臭着一张脸的身材瘦削、出身高贵的丈夫推着轮椅扬长而去，撇下这伙半黑半白的人。但她没有。在午餐会剩下的一个半小时里，诺伦尼亚太太都在找机会和大家聊天，对许多事情表达了中立或积极的看法，最后甚至对卡拉在葡萄牙的安排显示出了兴趣。她作为预言者的角色从此动摇——虽然她之后还在我们中间待了几年。她竟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挫了锐气。这也许是因为，随着半真半假的消息从战事纷扰的边境传来，诺伦尼亚夫妇所代表的种族与社会地位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重要了。

我们一离开午餐桌，我就和格蕾萨——新经理的妻子、卡拉的修道院学校校友——打了个照面。我首先注意到她那双浅色的眼睛：不安分的眼睛，它们让我再次想起她的丈夫。接着，我注意到——仅仅是一瞬间的想法——那双眼睛看着我时流露出的神情和别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样。在那一瞬间，我十分确定，我在那双眼睛里不是安娜的丈夫，不是种族与众不同的人，而是一个在欢场的温暖隔间里流连忘返的男人。性以各种方式走近我们，改变我们；而我最后发现，我们会把各自的体验的性质写在脸上。这瞬间不过一秒钟。解读女人的眼神，这也许只是臆想，但对我来说却是个关于女人的新发现，为我的情欲教育增添了一笔。

两个星期之后，我再次遇到她。那是城里的一次爱国活动，以大广场上为某位将军举行的阅兵礼为开端。气氛很奇怪，隆重，盛大，但同时没有人当真。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支花费重金集结于此的军队再也不愿在非洲作战，他们更关心家乡的状况。将军曾经制定大规模扫荡边境的战略，一度受到赞扬，而现在（听说为时已晚）却又有人说，更好的战略应该是将军队沿边境上的重要防御点作链状部署，每个点都布下重兵，可同其他防御部队在任何指定地点集结。不过在那个星期六上午，城里的驻军仍然一切正常。旗帜在招展，有人在演讲，乐队在演奏，队列在前进。所有人，孩子和老人，葡萄牙人、非洲人和半黑半白世界的人，商人、闲汉和乞儿，都在站着看热闹，军装、佩剑、仪仗，以及音乐、行进、嘹亮的口令和复杂的队形变化令他们无比激动。

城里那栋不大的总督宅邸因这个活动而开放，阅兵礼之后在那里举行了欢迎将军的仪式。总督宅邸是城里最古老的建筑，在整个殖民地的老建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有人说它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但没人说得出确切年份。整栋房子用石头砌成，两层，方正朴素，外观看起来毫不起眼。也许曾经是总督的宅邸或行辕，但现在没有人住。它既是博物馆，也是历史遗迹，底层每周对公众开放一天。我去过两三次，从没在那里见过第二个人，那儿也没有多少东西可看。一艘已经褪色但还较新的划艇，据说像是达·迦马登陆时所驾驶的那艘。各式旧船锚，有些很小，高得出人意料的木船舵是用厚木板拼接而成的，显示出木匠运用粗重工具、绞车和旧绳子的技能。航海历史的遗迹，如同家里被遗忘的废旧物品，没有人想要扔掉，但也没有人能够辨认，能真正理解和尊重。

楼上则不同。以前我从没有上去过。那是一个幽暗的大房间。宽阔的地板条因为年深日久而显得黝黑润泽。厚重的墙壁上嵌着百叶窗，使海面与天空的光亮显得柔和了些。漆成黑色的天花板有些褪色，能够看见上面有一些斑驳破碎的装饰。房间里挂满历任总督的肖像，尺寸相同，笔法相同——简单的轮廓，平淡的色彩，各位总督的姓名都用仿古字体写在画像顶端——说明是某个政府文化部门不久之前统一筹划制作的。也许是因为筹划得周到，效果还不错，看上去挺气派。但房间里真正高贵的东西是家具。用料是黑檀木或别的什么黑色木头，精雕细刻，每块木头似乎都是先镂空再两面雕琢过的。这些家具不是供人坐的，而是供人看的，木头成了蕾丝，总督的家具是其权势的象征。据说这些家具和房子一样古老，据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葡萄牙官员说，它们来自葡属的印度果阿。这些毫无意义的雕花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没想到家乡竟然近在眼前。我努力让自己回到两百五十年前总督宅邸刚建好的年代，努力在那难以想象的时间轴上找到某个立足点。那时候，天空永远晴朗；除了下雨的时候，海面永远碧蓝透明，模样古怪的小舟缓缓靠近，抛锚停泊，随波摇荡；这个小城还没有多少居民，仅仅是海岸线上的一个落脚处，没有路通向内陆的锥形巨岩，当地人还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当然并非完全如此：纠纷时有发生，人们不得不去请巫师。我就这样想象着，然后非洲大陆不见了，印度和果阿浮现，我看见一幅残酷的画面：工匠的双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为这里的总督雕刻华丽的长椅和座椅。这仿佛是一种回顾我们历史的全新视角。两百五十年：在伦敦的某些地方，这段时间尚能触及，并能不无浪漫地再现；在印度，在我们城里宏伟寺庙的阴影下，也可以；但在这里，在总督的宅邸里，历史是那么遥远，一切都那么遥远，这样的回顾显得可怕。

房间里大约有一百多个人。多数是葡萄牙人，我很怀疑他们中有谁会有我这些念头。非洲正在向他们关上大门，我认为他们不会质疑这一点，尽管有人在演讲，仪式还在进行。但他们都很自在，享受着这一刻，在这栋老房子里谈笑，仿佛事不关己，仿佛懂得如何与历史相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羡慕葡萄牙人。我希望我也能这样泰然地面对过去；但当然，我们的起点截然相反。

而我自始至终都在想格蕾萨——卡拉在修道院学校的校友，新经理的妻子。我在楼上待了一会儿，才看见她。我没有在广场的阅兵礼上见到她和她丈夫，也没有在这里找她。没有找她却见到了她，在我看来，这是一份很大的运气，是某种礼物。但我不愿强求什么。除了卡拉说的那些，我对她毫无所知，而且我极有可能误解了她的眼神。我想，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看看我们会不会意外地走到一起。意外慢慢发生了。我们在一张果阿沙发椅和一幅葡萄牙总督肖像前遇到了，她一个人，我也一个人。从她的眼睛里，我再次看见了先前看见的一切。我欲火中烧。不是在伦敦时那种愚蠢、莽撞、隐秘的欲望，而是出于知识和经验、真正围绕着对方的欲望。与此同时，我仍然很腼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神那么暧昧。

我说：“我想见你。”她说：“和我丈夫一起？”可怜的家伙就这样立刻被甩到一边。我说：“你知道这问题很傻。”她说：“你什么时候想见我？”我说：“明天，今天。随便哪一天。”她故意顺着我的话的字面意思说道：“今天这里有个午餐会。明天是我们的星期天午餐会。”我说：“我想星期一见你。你丈夫要去城里，和政府的人谈腰果和棉花的价钱。让他带你来我们家。顺路。我们简单吃点午饭，然后我开车送你回家。我们可以停在德国城堡。”她说：“以前在修道院念书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去那里郊游。非洲人说那里闹鬼，就是造城堡的德国人。”

星期一午餐后，我没有跟安娜讲任何借口。我找不出来，如果她不同意，我也准备好面对最坏的结果了。我只是说：“我送格蕾萨回去。”安娜对格蕾萨说：“我很高兴你们安顿下来了。”

德国城堡是一处荒废的庄园宅子。这些年来，我从庄园主圈子里的各种流言中得知，那是一个幽会的地方。而我能选的也只有那里。在平原上飞驰一个钟头，远远看去，锥形巨岩连成了一道低矮的蓝色山脉。平原上的沙土还算肥沃，放眼望去十分空旷，几处村落掩映在黄沙绿树之间。城堡坐落在一处山坡上，很远就能看见。那是一栋宏伟奢华的庄园宅邸，阔大高耸，房前的游廊两侧各有一座圆形混凝土塔楼。正是因为这两座塔楼，这房子才被称作城堡。在这片荒野上建造这种规模的宅子，当年的主人一定以为自己将长生不死，不然就是误读了历史，自以为给子孙留下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里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会精确地记录日期；没有人说得清德国城堡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有人说是二十年代，建造者是一个德国移民，一九一四年大战结束后从当时的德属东非来到比较友好的葡萄牙殖民地。也有人说它建于三十年代末，有个德国人为逃避大萧条及之后的战争从国内跑了出来，希望在这里建一座自给自足的庄园。但死神降临，历史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在我来到这里之前很久——还是没有人说得准时间——城堡就已被废弃。

我驾驶着路虎，尽量往花园深处开去。这座前院大花园中原本遍布筑有混凝土围栏的花坛，如今荒芜破败，沙土地上散布着一簇簇顽强的杂草，其间点缀着几株长长的百日草，紫色的九重葛恣意蔓延。宽大光滑的混凝土台阶依然完好，通向游廊。两侧的塔楼上都有孔洞，似乎是为抵御外敌而建。高高的房门虚掩着，能看见里面幽暗宽敞的客厅。地板上落了一层沙砾，有些是风吹进来的，有些颗粒大的或许是鸟筑巢时落下的。房子里有一种奇怪的鱼腥味，我以为那是房子腐朽的气味。我带了一块军用橡胶垫。我把垫子铺在游廊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躺了下来。

车子驶了这么久，我们都绷紧了。格蕾萨和我如鱼得水。对我来说，这一切是全新的。我以前所知道的——在伦敦时的偷偷摸摸，可怕的乡下妓女；这儿欢场里收钱的黑人女孩，她们让我满足了这么久，几乎有一年时间我都心存感激；以及可怜的安娜，在我心中，她依然是那个容易相信人的女孩，坐在我大学宿舍的沙发上，允许我吻她，如今依然那么温柔慷慨——都在接下来的半个钟头内烟消云散，我想，多可怕啊，我差一点到死都不知道（这极其可能）竟存在如此深切的满足，而我体内竟有另一个我。无论要付出何种代价，后果如何，这都是值得的。

我听见有人叫喊。起先我不敢肯定，后来我听出是一个男人在花园里大叫。我穿上衬衫，站在游廊的矮墙后面。是一个非洲人，永远在路边行走的非洲人，他站在花园另一头，好像不敢踏进这宅子。他一看见我就一边打手势一边高喊：“城堡里有眼镜蛇，有毒。”难怪我们一直闻到鱼腥味：原来是蛇的气味。

我们穿上汗湿的衣服，走下宽阔庄严的台阶，穿过破败的花园里的荒草，生怕会遇到在几英尺开外就能叫人失明的毒蛇。我们在路虎里穿戴整齐，默不作声地继续上路。过了一会儿，我对格蕾萨说：“我开车的时候一直在闻你在我身上留下的气味。”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可这话听起来再自然不过。她说：“我也能闻到你的气味。”我喜欢她的回答。我把右手搁在她的大腿上，不再挪开，心里悲哀地想起——这次不再感到羞耻——我可怜的父母，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时刻。

之后，我的生活安排便都以和格蕾萨会面为中心，我不在乎有没有人看出来。我心里的某一部分为自己感到惊讶，惊讶我竟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我回想起大约二十五年前在家乡的静修处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大概十岁。城里有个商人来找我父亲。这商人很有钱，常赞助宗教慈善事业，但人们都疏远他，因为据说他私生活荒淫无耻。我不明白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但它——加上母亲的叔叔所宣扬的革命思想——让我觉得这个人连同他的财富都是肮脏的。那商人一定是遇到了某种人生危机；作为一个虔诚的人，他来到我父亲那里寻求建议和安慰。一番致意和寒暄之后，商人说：“师父，我情况很糟。”说完便停住了。我父亲等着。商人又说：“师父，我就像是十车王。”十车王是个神圣的名字；他是古代憍萨罗国的王，英雄罗摩的父亲。商人微微一笑，为刚才那句话而高兴，因为自己的故事因此增添了些许虔诚的色彩，于是感到轻松了些。可我父亲却一点也不高兴。他严厉地问道：“你怎么像十车王了？”商人本该听出父亲的口气，可他仍旧面带微笑，答道：“也许我并不十分像十车王。他有三个妻子。而我有两个。而这，师父，就是我的麻烦的根源……”我父亲不让他再说下去。父亲说：“你竟敢自比神明？十车王是高贵的人。他的统治公正无私，天下无双。他晚年过的是牺牲生活。你怎敢把你以及你那龌龊的淫欲和这样一位人物相提并论？要不是我崇尚和平，我早已挥鞭子把你赶出门了。”这件事增加了我父亲的声望，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后来得知这个商人的无耻行径，也都像父亲一样震惊。有两个妻子、两个家庭是违背自然的。与两个人相约，有两份感情，那永远是错误的。这会让任何一个人蒙羞，这会让任何一个人站在流沙上。

那就是我十岁时对这种事情的看法。而如今，我每天不知羞耻地面对安娜，无论何时遇见路易斯，格蕾萨的丈夫，我都真诚地拿他当朋友，因为我对格蕾萨的爱心怀感激。

很快我就发现他是个酒鬼；初次见面时我觉得他在控制自己的暴力倾向，这个印象就跟他这种痛苦有关。格蕾萨告诉我说，他从早喝到晚，好像为了活下去得时刻补充能量。他每次都只喝一点点，其他人很难发现，迅速灌一两口朗姆酒或威士忌，从来不多喝；他从来不会显出醉态，也不会失控。其实，有旁人在场的时候，这样喝酒使他显得近乎节制。格蕾萨的婚姻生活完全被她丈夫的酗酒所主宰。他们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座庄园搬到另一座庄园，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

她认为她嫁错人要怪修女。在修道院学校读到某个阶段，她们就开始劝她当修女。她们专找穷人家的女孩，格蕾萨家很穷。她母亲是个混血儿，没有产业；她父亲是二等葡萄牙人，在殖民地出生，是个小公务员。格蕾萨能进修道院念书全靠一笔宗教善款的资助，这时候她觉得修女们是在要求回报。她在她们面前很腼腆；她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她没有拒绝，她不想显得忘恩负义。她们一连好几个月努力说服她。她们赞美她。她们说：“格蕾萨，你不是普通人。你有非凡的品格。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来支持教会。”她们吓唬她，放假回家的时候，她比以前更加不开心了。

她家有一小块地，大概两英亩，种了些花草果树，养了些鸡和家畜。格蕾萨爱那些东西。那是她从小就看惯了的。她爱看母鸡耐心地孵蛋，黄绒球般的小鸡破壳而出，啾啾叫着，一整窝都能躲进咯咯啼叫的凶狠的母鸡的翅膀下，它们跟着母鸡到处跑，几个星期之内就会渐渐长大，各有各的羽色，各有各的脾性。她爱带着几只猫咪在田野里散步，看着它们因为快乐而非恐惧东奔西窜。一想到要把这些小生命——这些猫啊鸡啊——关起来，她就感到异常痛苦。如今想到要把它们统统丢下，把自己锁起来，她更是无法忍受。她害怕修女会暗地里去找她母亲，她母亲非常虔诚顺从，恐怕会把她交给她们。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决定嫁给邻居的儿子路易斯。她母亲看出了她的恐惧，便同意了。

他追求她已经有好一阵子，而且他很英俊。她十六岁，他二十一岁。他们门当户对。她和他在一起比和修道院的同学在一起自在，她的同学大多家境不错。他在当地一家经营轿车、卡车和农业机械的公司里当机械工，说是想要自己做老板。他已经开始酗酒，但当时还只是为了赶时髦，算是奋发向上的表现之一。

婚后，他们搬到首府。他认为留在当地没有前途，他不可能自立门户。当地的有钱人控制了一切，不允许穷人活下去。到首府之后，他们在路易斯的一个亲戚家住了一阵子。路易斯在铁路上找到一份机械工的活儿，然后分到一套和他职位相当的房子。小小的三居室，一排宿舍中的一套，建造时只考虑到要配合那一长排的形式，而没有考虑过气候。房子朝西，每天下午都跟烤箱似的，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会凉下来。天天住在那里真是煎熬；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格蕾萨的两个孩子都是那时候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她的脑子出了点问题，有一天她发现自己走到了首府她不认识的某个地方。大约与此同时，路易斯因为酗酒被解雇。他们开始流浪。路易斯的机械手艺让他们可以维持下去，有时候还能过得不错。他能够让人产生好感。他接受了庄园的工作，很快就当上了经理。他就是这样，起步好，上手快。但无论哪一份工作，他最终都会丧失决心，头脑变得糊涂，然后就是危机，就是崩溃。

和路易斯在一起生活让她感到疲惫，同样让她感到疲惫的是，她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为他说谎，替他掩盖酗酒的恶习。她变了一个人。一天下午，她带着孩子郊游回来，发现他在和一个非洲园丁喝自制的香蕉酒。那人是个老酒鬼。孩子们吓坏了。格蕾萨对他们说过喝酒有多可怕。这时候她不得不赶紧想出另外一番话来。她告诉他们：爸爸做得没错；时代不同了，如今在非洲，庄园经理和园丁一起喝点酒是社交的需要。后来她发现孩子们也开始说谎。他们是跟她学的。这就是她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的原因，尽管她自己在修道院过得很不开心。

多年以来，她一直梦想着回到她度过童年的乡下，家里的两英亩地里那些简单的东西，鸡群家畜，花草果树，曾在假期里给她带来许多快乐。现在她终于回来了，作为经理的妻子，住在一栋摆放着殖民地古董家具的庄园大宅里。但那气派是假的，生活仍然像从前一样不确定。仿佛过去的惶恐和压力一直伴随着她，仿佛她的一生在很久以前就已注定。

这些事是格蕾萨在几个月里陆陆续续告诉我的。她曾有过好几个情人。她并没有把他们归入人生的主线。他们都在主线之外，可以说，在她的记忆中，性和生活的其他部分似乎是分离的。我从她粗略的叙述中发现她在我之前还有其他人，通常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的朋友，有一个还是路易斯的雇主，和我一样从她的眼神里察觉到她的需求。所有这些情人都让我忌妒。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忌妒过谁。想到所有这些人都曾看出她的弱点，施展他们的攻势，我记起了珀西·卡托在伦敦时说过的一些话，同时第一次亲身领教了什么是性的狂野。

现在我和格蕾萨深深陷入了这狂野之中。没和她在一起时，脑海中会浮现她的性爱画面。在她的引导下——因为她更有经验——我们做爱的方式起先令我惊诧、担忧，最后则是喜悦。格蕾萨会说：“修女们可不会赞成这样。”或者会说：“我想，如果我明天去告解，我就得说：‘神父，我不稳重了。’”很难忘记她教授的一切，放弃她开启的新体验；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种简单的性爱了。一如既往，在这种时候，我又一次想起父亲的欲望是多么贫乏。

时光流逝。甚至在两年之后，我依然陷于这样的爱欲中无法自拔。而与此同时，我心里隐隐感到生活的空洞，开始崇敬宗教对于纵欲的禁绝。

一天，安娜问我：“大家都在说你和格蕾萨的事。你知道，对不对？”

我说：“是有这事。”

她说：“威利，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我说：“我希望我们做爱时你在旁边。那样你就会懂了。”

“你不应该这样，威利。我以为你至少会有点分寸。”

我说：“我这样说是把你当朋友，安娜。我没有其他人可以谈。”

她说：“我看你是疯了。”

后来我想她说得也许没错。我那样说是出于性的疯狂。

第二天，她说：“你知道格蕾萨这人很简单，对吗？”

我不明白她指什么。她是说格蕾萨很穷，没有社会地位，还是说格蕾萨头脑简单？

她说：“她很简单。你懂我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对我说：“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你知道吗？”

“你从来没提起过。”

“我想带你去看看他。你要是愿意，我就去安排。我希望你对于我在这里不得不接受的事情——以及为什么我遇见你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有所了解。”

我非常同情她，也担心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于是同意去看看她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住在城郊的非洲城。

安娜说：“你一定要记住，他这人非常易怒。他不会对你大吼大叫来表达怒气。他会炫耀。他会设法让你知道，他根本不在乎你，他靠自己过得很好。”

军队到来之后，非洲城扩展了许多。现在那里看起来是一片相互连接的村落，原先的野草藤蔓已被瓦楞铁皮和混凝土所代替，远远望去，显得宽广低矮，平整得很不自然。最边上丛生的树木标示了过去的棚屋区的所在，当地人称其为“藤城”。安娜的兄弟就住在那里。车子很难开。狭窄的街巷弯来弯去，不时会看见一个头顶水罐的男孩。正是旱季，泥路上积了几英寸厚的红色尘土；那尘土在我们车后翻腾，随后如烟雾般将我们包围。污水从几处院落里流出，消失在尘土中，死水坑随处可见。一些院落围着瓦楞铁皮或藤条矮墙。到处有枝繁叶绿的高大的芒果树和细瘦的番木瓜树从尘土中探出头来，许多院落里还种着玉米、木薯和甘蔗，几乎就像在村子里一样。有些院落成了作坊，制作混凝土砖或家具，堆放旧轮胎或修理轿车和卡车。安娜的兄弟是个机械工，他家隔壁就是他的修理厂大院。院子里停满废旧轿车和小巴，看起来十分忙碌，有三四个工人，都穿着油腻腻的短裤和背心。地上被机油染得墨黑。

他的房子比非洲城里大多数房子都好。四周没有矮墙，紧挨着街巷。矮矮的混凝土建筑，用黄绿两色油漆细细漆过。门在侧面。一位老态龙钟的黑人——也许是仆人，也许是远房亲戚——把我们让了进去。院子两边的主屋前面修了一条宽阔的游廊。另外两边是几栋独立的房子，给仆人或客人住的，也可能是厨房。所有这些房子之间都有高出尘土六英寸的混凝土小径连接——尘土在雨后会变成泥浆。有人从厨房和仆人房里看我们。直到我们被仆人带到主屋外的游廊上，主人才终于出现。

他很黑，中等个头。他根本不看我或者安娜。他光着两只脚，穿着背心和一条极短极破的短裤。他同安娜说话的时候眼睛并不看着她，用的是一种混杂的当地方言，我听不太懂。安娜用同样的方言回答。他显得漫不经心，脚跟拖过混凝土地面，把我们领进客厅。一台收音机正高声唱着；它是客厅里最重要的家具之一。窗户紧闭，房间里光线昏暗，非常闷热。我想他是提过开空调，安娜则同样礼貌地回答说不用麻烦了。房间里塞满客厅按例应有的家具：一套软垫沙发椅（覆着闪亮的合成纤维），一张餐桌外加全套餐椅（没有磨光，看上去很粗糙，大概来自巷子里的某间家具作坊）。空间不够；所有东西都挤在一起。自始至终都是他在说话，向她展示他拥有的一切，只是眼睛并不看着她，而安娜自始至终都在称赞他。他请我们在软垫沙发椅上坐下。安娜说我们还是喜欢坐在外面，以回应他的客套。于是他关了收音机，带着我们回到宽阔的游廊上，那儿摆着日常的桌椅。

他喊了一声，一个矮小的白种女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长着一张圆脸，面无表情，已经不年轻了。他把她介绍给安娜，按我的理解，那是他太太。安娜对她很和气。那白种女人——她真是矮小，比她身后镶了镜子的雕花橱柜高不了多少——问我们要喝点什么。厨房里立刻传来大声说话的声音。男主人坐在矮扶手椅上。他用脚把一张凳子钩到近前，把双脚搁在上面，双膝分开，他的破短裤几乎滑到了大腿根。院子、厨房和仆人房里的人一直在盯着我们看，但他还是不看我和安娜。这时候我才发现，虽然他肤色很黑，眼睛却是浅色的。他慢慢摸着大腿内侧，好像在爱抚自己。安娜事先告诉过我他很无礼，不然我会觉得很难忍受。后来我才发现，除了妻子和雕花橱柜，游廊里还放着他的一样宝贝：就在他椅子旁边铺着油布的桌子上搁着一个绿色的大瓶子，瓶子里有一条活蛇。

蛇绿莹莹的。男主人戏弄它，它便暴怒起来，尽管被封在狭窄的瓶子里，却仍恶狠狠地张开大口，猛击瓶壁，瓶壁上已经沾满了它喷出的黏液。我对蛇的反应让那男人很高兴。他开始用葡萄牙语对我说话。他看了我一眼，这还是头一次。他说：“这是一条会喷毒液的眼镜蛇。它可以在十五英尺之外让你双目失明。它会瞄准闪亮的东西。比如你的手表、眼镜或是眼睛。要是你没有立刻用糖和水清洗，麻烦可就大了。”

回家的路上，我对安娜说：“真可怕。你事先告诉过我他会炫耀。那我倒不在乎。可那条蛇……我真想把那瓶子砸了。”

她说：“这就是我的亲人。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有他这么个人。我不得不忍受。我希望你见见他。你也可以不去理他。”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不想和她吵。她对她的兄弟一直非常周到，即便是情况恶劣的时候。昔日的爱情和尊重再次涌上我心头。昔日的爱情：它依然存在，在这样的时候甚至更加浓厚，但如今它属于另一种生活，或者说属于我生命中已经过去的那一部分。我已经不睡在她外祖父的雕花大床上；但我们依旧和睦地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常常一桌吃饭，也有许多话题可聊。她没有再责备我。有时候聊着聊着，她会突然停下来，说：“可我不应该这样对你说话。”但没过多久，我们又照旧聊起来。对于庄园里的人和事务，我依然信任她。

后来有消息说卡拉·科雷亚要出售庄园，我一点都不惊讶。安娜一直说卡拉早晚会这么做；尽管嘴里说是照顾老同学，但她让路易斯和格蕾萨住在庄园大宅里，只是为了在出售前维护好那宅子。买家是葡萄牙的一家大房产公司，卡拉卖了个最高价。庄园价格曾因北部和西部闹游击队而持续下跌，但新近又疯了一般上涨，因为里斯本的某位权贵放话说政府和游击队即将达成协议。

于是路易斯和格蕾萨不得不再次搬家。房产公司买下这栋庄园宅子是为了方便他们的董事在“巡察”时使用（这家公司显然认为殖民地的秩序和生活方式将在战争结束后继续）。但路易斯和格蕾萨并非一点好处没有。房产公司要路易斯留任经理。他们将在一块两英亩的土地上为他新建一栋房子，路易斯可以在若干年后以优惠的价格买下来。在新房子竣工之前，路易斯和格蕾萨还能继续住在庄园宅子里。这是卡拉和房产公司的交易条件之一。所以安娜说得有对有错。卡拉是小小利用了路易斯和格蕾萨为她的房产增值，但她并没有忘记老同学。格蕾萨非常高兴。她自从出嫁后就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她多年以来的梦想：房子、花园、果树、动物。她原以为这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没想到却在兜了一大圈后成真了。

交易结束没多久，做事向来大手笔的房产公司就从首府派了一名建筑师来为格蕾萨造房子。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这么走运。建筑师！而且是葡萄牙人！他暂住在庄园宅子的一间客房里。他叫古维亚，不拘小节，一副大城市来的人的派头，衣着时髦，让我们这儿的每个人都显得很过时。他穿着非常紧身的牛仔裤，看起来有分量没力量；但我们没想要批评他。他三十多岁，庄园圈子里人人都想巴结他。他开始参加我们的周日午餐会。我们以为，既然他是葡萄牙人，又供职于那种购买老庄园、认为旧时代会继续的房产公司，他应该会说一些反对游击队的话。但恰恰相反，他津津有味地说什么腥风血雨即将来临，几乎跟当年加辛托·科雷亚的口气一模一样。我们于是认定他是一个假装黑人的白人。这种人我们刚刚开始在殖民地见到：花花公子模样，有钱，纯种葡萄牙人，就像古维亚这样，事实上，一旦麻烦当真临头，他们可以立刻逃走或保住自己。

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传言说古维亚和首府的一个非洲女人有染。和往常一样，每当有新人物出现，就会有人做调查，没过几天，我们开始听到一些有关那女人的事情。有一个说法是，她曾和古维亚一起去过葡萄牙，但不肯做任何家务，因为她不愿意被葡萄牙人当作仆人。还有一些说法是关于她在首府的仆人。其中一个说那些仆人总是跟她顶嘴，因为她是非洲人，他们瞧不起她。还有一个说，有人问她为什么对仆人那么苛刻，她回答说，她自己就是非洲人，知道该怎么对付非洲人。这些事听起来像是编造的，毫无新意，也没有人信以为真或从中得到安慰，但还是在传。接下来，首府的这个女人过来和古维亚同住了几天，他带她参加我们的午餐会。她看起来再平凡不过，面无表情，沉默寡言，总像是在揣摩别人，就是一个被送进城的村妇。没多久，我们发现她怀孕了，于是我们大家都变成了老鼠。后来有人说：“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他是想讨好游击队。他以为找了个非洲女人，游击队来了就不会杀他。”

我们，我和格蕾萨，在正在建的房子里做爱。她说：“我们要把每一个房间都先用过。”我们真那么做了。我们带走了新刨的木头、木屑和未干的混凝土的气味。但其他人也会好奇地来看新房子。一天，我们听见有人说话，便从砌了一半的墙后面往外看，看见几个孩子，似懂非懂的样子，惊慌地盯着我们。格蕾萨说：“这下子我们没有秘密了。”

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古维亚。从他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我看出他已经猜到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了。他用炫耀的口气解释了他想要如何建造格蕾萨的房子。然后他说：“但我想住德国城堡。房子都有自己的命运，德国城堡的命运就是：它将归我所有。我会将它整修得美轮美奂，一旦发生革命，我就搬到那里去。”我想起那城堡、那里的风景、那个德国人的故事，还有那些蛇。他接着说：“别害怕，威利。我只是在引用《日瓦戈医生》。”

一天傍晚，灯光还在乱跳，安娜跑进我房间。她很惊慌。她穿着短睡裙，更显得瘦弱。

她说：“威利，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床上有大便。我刚才发现的。是朱利奥的女儿干的。快来帮我收拾床单。我们得把那些东西全烧了。”

我说：“去冲个澡。我来烧床单。”

我把那一大堆东西拿到花园里没长草木的地方，浇上汽油，点燃一根火柴，远远扔过去。火焰蹿起来，我看着那些东西慢慢燃尽。发电机在轰鸣，房子里的灯光忽明忽暗。

那个夜晚很糟糕。安娜走进我房间，刚冲过澡，全身湿漉漉的，不停地颤抖。我抱着她。她任由我抱着，我又一次想起在伦敦的大学宿舍里，她也是这样任由我亲吻。我还想起朱利奥的女儿，那个曾试图和我礼貌交谈、曾偷过我的护照和文件的小姑娘，那个曾和我在欢场相遇但互不相认的女孩。

安娜说：“我不知道那是她扔在床上的，还是蹲在床上干的。”

我说：“别想那些了。你只要明天早上赶她走就好了。”

她说：“我要你明天早上待在我身边。不用出面，待在近旁就好。我怕她动手。”

第二天早上，安娜恢复了镇定。朱利奥的女儿来了，安娜说：“那样做太可恶了。你一出生就在这里。你这个人太可恶。我本该让你父亲抽你一顿。但现在我只要你立刻走。给你半个钟头收拾。”

朱利奥的女儿用她在欢场里学到的粗鲁口吻说道：“可恶的人不是我。你知道谁才可恶。”

安娜说：“滚出去，不要回来了。给你半个钟头。”

朱利奥的女儿说：“我要不要回来由不得你。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比你想得要快。到那时候我可不会住用人房。”

我一直站在浴室虚掩的门后。我觉得朱利奥的女儿知道我在。我想——我整个晚上都在想：“安娜，我都对你做了些什么啊？”

那个星期的周日午餐会上，有一个从北部传教基地回来的传教士。他说：“这里的人，还有首府的人，都完全不了解丛林里的战事。这里的生活还和以前一样。可是北方整片整片的地区都已经在游击队的控制之下了。他们有学校和医院，他们在武装和训练农民。”古维亚开玩笑似的说：“那你以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在闷热的夜里听见炮声？”传教士答道：“游击队可能已经在你们周围了。他们从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攻打有人居住的地区。他们会派没有武装的人来。那些人看上去就跟普通非洲人一样。他们散布革命言论。他们让民众准备就绪。”我想起了来这儿的第一天看到的非洲人在路边行走的画面，又想起了后来看到的庄园和混凝土大宅被非洲人的海洋所包围的画面。古维亚说：“你是说现在我就有可能在路上被抓走？”传教士说：“很有可能。他们就在我们周围。”古维亚说，这回他的玩笑有些勉强了：“我看我应该趁着机场还没关闭赶紧离开这里。”

诺伦尼亚太太以她的预言腔调说道：“储存布。我们必须储存布。”有人问：“为什么？”卡拉·科雷亚之后，还没有人用这种口吻跟诺伦尼亚太太说过话。诺伦尼亚太太说：“现在我们就像沙漠中的以色列人。”有人说：“我从没听说过以色列人储存布。”可怜的诺伦尼亚太太的神秘信用消失殆尽，她发现自己的预言乱了套，便把头一缩，双眼紧闭，坐着轮椅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后来我们听说，游击队接管之后，她是第一批被遣送回葡萄牙的。

而在接管之前，格蕾萨的房子早已竣工。她和路易斯在新居办了一次聚会。他们没几样家具。但路易斯乘机大摆主人的派头，近乎亲密地俯身向宾客敬酒。两个星期后，他连同他的路虎一起失踪了。殖民地警方——当时他们还控制着局势——说他很可能被游击队绑架了。城里的官方和游击队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线索。格蕾萨伤心欲绝。她说：“他失望透顶。我没法告诉你，他搬进这房子之后有多失望。他本该高兴才对，可恰恰相反。”又过了几天，有几个牧人在离开土路很远的一个给牛饮水的池塘边发现了他和那辆路虎。车门大开，车里堆着酒瓶。他几乎赤身裸体，但还活着。他已经疯了，至少报信的人是这么说的。他只会重复听到的单词。“你是出去玩儿？”他说：“玩儿。”“你被游击队捉了？”他说：“游击队。”他们把他带回空荡荡的新房子。格蕾萨在等他。我回想起多年前在教会学校标准课本第三册里读到的一首诗：

他们带回她那阵亡的战士。

她没有昏厥，也没有痛哭。

她的侍女看着都说：

“她若不流泪就会死去。”

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做过爱。

她在新房子里照顾他。那是她的新角色，做他的护士，像修女一般看护他。要不是在打仗，也许会有医生知道该怎么办。但医生之类的人每天都在离开这片殖民地，离开这个国家。庄园太偏僻，路上太危险。路易斯的大脑和肝脏已经被毁，他只能在空房子里慢慢枯萎。

殖民地生活中的大事，最后的仪式，在离她很远的地方进行。首府的殖民政府倒台了，如此而已。游击队接管了一切。葡萄牙人开始撤离。军队从城里调走了。军营空了；显得很不自然，毕竟种种活动和日常的军事仪式，就像宗教仪式一般，持续了整整十二年。接下来，在平静了几个星期之后，一小支游击队开进来，占据了军营的一部分——军营在战争期间扩张了许多倍。有人死了，但军队并不希望打这场非洲战争，城里的生活也始终如常。战争仿佛遥远的游戏；即使到了最后，依然很难让人相信这游戏会有任何严重的后果。似乎是军队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游击队（他们采取非武装渗透的策略）暗中串通，以维持城里的和平。这样一来，等游击队接管时，城市会运转良好。

有一阵子，什么事都没有，就像刚洒过除草剂似的，让人以为没有任何变化，货物照样进商店，汽油照样进加油泵。但接下来，也是像洒过除草剂似的，突然之间，变化来了。某些商店空了，再也不见开张；店主消失，去了南非或葡萄牙。中央广场的一些房子没人住了。很快，门柱上、游廊里的灯泡碎了；又过了几天，好多年都毫发无损的窗玻璃莫名其妙就掉下来了；然后窗子被人从铰链上卸下来搬走了；随处可见椽子开始腐烂，铺了瓦片的屋顶开始塌陷。我们曾以为这个小城的市政服务很糟，现在我们感觉到至少先前还有。街上的下水道堵了，沙堆（顶上长出一簇簇野草，雨水冲刷出来的微型水道里，细沙形成波纹或辫状图案）从车道上一寸寸侵入堵塞的排水沟。花园里杂草丛生，荒芜破败得如同已被废弃三十年的德国城堡的前院；气候让一切都迅速变了样。乡下的柏油路布满了坑洼。有些庄园没了主人，非洲人起先还躲着安娜这样的人，但渐渐地也开始搬进了九重葛覆盖的宽阔游廊。

有几个月很艰难。在最后那段秩序尚存的日子里诺伦尼亚太太曾让我们存布，以应对危机。但我们存了汽油。庄园里有油泵。我们装满了好多五加仑的油桶，藏了起来。要是没有路虎，我们就寸步难行。我们不再用发电机。于是夜里变得很安静，我们发现油灯下的巨大暗影令人着迷。没过多久，东西开始损坏，仿佛回到了安娜外祖父的时代；安娜的外祖父曾经离土地很近，离天气、昆虫和疾病很近，离他的非洲邻人和劳工很近，只是在后来才从坚硬的土地中挤榨出舒适，就像从石头中挤榨出鲜血。

格蕾萨在她的房子里过得很好。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她一直想过的生活：一栋房子、两英亩地、鸡和果树。比起安娜，她更愿意接受新政权。

她说：“他们要我们什么都拿出来分。那挺好。你看，修女还是对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穷了。我们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分。他们没有错。我们必须和大家一样。我们得做事，得有用处。我会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他们。不用他们向我要。我会把这房子给他们。”她的两个孩子已经跟她的许多亲戚一道去了葡萄牙。“他们让我生气。他们在葡萄牙得准备文件证明自己是谁。这有谁能做到？有谁能说清自己是谁？他们得准备文件证明自己是葡萄牙人。我在这里可用不着那样。我祖父就埋在这里。他年纪轻轻就死了。他和他的祖先们在一起。我每年都去坟上跟他说话。我跟他说家里的事。什么都告诉他。那样我感觉好些。当然，我不会跟别人说。他们以为我是去市场。”

我看着她那双痛苦的眼睛，心想：“我曾和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做爱。我对她的那些感觉都是真的吗？”

我跟安娜谈起这些的时候，她说：“她什么也不肯给他们。即使那么悲伤，她仍然在骗自己。是他们从她手里拿走的。他们说也要把我的东西全部拿走。但我不会逃跑。外公给我的东西让我爸爸偷走了一半。我要留下来，保护剩下的一半。我绝不让别人蹲在我的房子里，睡在我的床上。”

新政府终于建立起一套行政体系。每件事所用的时间都是原先的三四倍，但我们学会了如何把事情办好。重新有了服务设施。最难的时期过去了。但就在这时候，又传出消息说会再次发生部族战争。反对葡萄牙的游击队是在丛林中起家的，同样，敌视胜利者的人现在也在丛林中开始发难。游击队有边境那边的黑人政府支持。新的叛军则有西部的白人政府支持，而他们更加危险。他们招募的新兵按规矩都要“开杀戒”。他们袭击城郊，杀人放火，散播恐惧。

我认为自己无法忍受第二场战争。我看得出安娜有理由留下。

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留下。一连几个星期，我都很困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我没有勇气告诉安娜。当时正值雨季。我有理由记得。庄园门前遮阴的大树落下的厚重花粉使那儿的半圆形大理石台阶十分湿滑。我滑了一跤，跌得很重。当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城里破旧的军队医院里，受伤的部位很痛，而另一种疼痛则已经折磨了我好几个月，也许是好多年。

安娜来医院看我，我鼓起勇气告诉她我要离婚。

之后她再来的时候，我对她说：“我四十一岁了。我已经厌倦了过你的生活。”

“是你要这样的，威利。是你要求的。我得想一想。”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一切。你让我在这里过得很舒适。没有你，我在这里待不下去。在伦敦求你的时候，我很害怕。我没地方可去。学期一结束，他们就会把我赶出去，而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可现在，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而我一事无成。”

“你是被将来的战争吓坏了。”

“就算我们去葡萄牙，就算他们让我去，那也仍然是你的生活。我已经躲藏太久了。”

安娜说：“也许这也不真是我的生活。”

一九九九年三月至二〇〇〇年八月

[1]波尔布特（1928－1998），曾任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

[2]阿曼全称阿曼苏丹国，位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马斯喀特为其首都。

[3]葡萄牙中北部城市，历史文化名城。

[4]英国一个超过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美容与护肤品牌，以药房起家。

[5]指巴黎塞纳河左岸，是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聚集之地。

目录

一 艰难谋生的按摩师

二 学生和老师

三 莉拉

四 与莱姆罗甘反目

五 考验

六 第一本书

七 通灵的按摩师

八 与莱姆罗甘进一步交恶

九 传媒大亨

十 击败纳拉亚

十一 上院议员

十二 从上院议员到帝国勋章获得者

尾声 I2.57次列车上的政治家

版权信息

书名：通灵的按摩师

作者：【英】V. S.奈保尔

译者：吴正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09-01

ISBN：978754425723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

并献给高登·沃尔福德

此书中所有人物、机构和事件均为虚构。这一声明十分必要，因为该地的政治家们虽称特立尼达为国家，但它其实不过是个小岛，面积比不上兰开夏郡，人口数还略逊于诺丁汉。在这部小说里，关于该岛的地理状况并不准确。历史年代不得不被提及，但与任何一届政府无涉。第十二章中描述的罢工完全没有事实基础。

一　艰难谋生的按摩师

他在南加勒比海地区出名且受人尊重，那是后来的事情。他成为人民的英雄，还当上了成功湖地区的英国政府代表。可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艰难谋生的按摩师。在当时的特立尼达，按摩师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那时候，战争刚刚开始，我还在上学。有一次被同学硬拽去踢足球，结果第一场比赛就踢伤了脚，躺了几个星期才好。

我妈从没带我去看过医生，因为她压根儿就不信任他们。那个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没有正规行医资格的按摩师或者私人牙医。所以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我知道特立尼达的医生们都是些什么货色，”我妈过去总这么说，“早饭还没来得及吃，两三个人可能已经死在他们手里，但他们还像没事人一样。”

其实，事实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吓人：在特立尼达，早饭指的就是中午那一餐。

我的脚又肿又胀，而且越来越疼。“那该怎么办？”我问。

“怎么办？”我妈说，“怎么办？再给你的伤脚一点时间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我知道会怎么样！我这只该死的脚就要保不住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特立尼达的医生有多喜欢把黑人的脚截掉。”

我妈这才开始有点担心了。那天晚上，她弄来一堆泥浆糊在我的脚上。

两天后她说：“看起来有点严重了。现在只有格涅沙能够救你了，孩子。”

“这个格涅沙是什么家伙？”

后来，很多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

“这个格涅沙是什么家伙？”我妈模仿我的口气说，“什么家伙？看看现在的学校都是怎么教孩子的。你的脚伤了，你还用这种口气说话，好像你是他爸爸。人家的年龄足够做你爸爸了。”

我问：“他是干吗的？”

“噢，他能妙手回春。”

她说这话的时候，带着颇为敬畏的语气。我觉得她不愿意多谈论格涅沙，好像他的医术极为神圣。

到格涅沙那里很远，要坐两个多小时的车。他住的地方叫泉水村，离王子镇不远。泉水村真是个奇怪的地名。那里不要说是泉水，连河水的影子都看不到。周围数英里都是平地，连棵树也没有，异常炎热。去的路上经过绵延数十英里的甘蔗林，然后突然就到了林子的尽头，进入泉水村——一个破败的小村庄，十来间茅舍分布在一条狭窄的、凹凸不平的路两旁。车在一个叫毕哈利的铺子门口停了下来。我们看到一幢木头房子，外墙上黑漆漆的涂料已经斑驳，屋顶的瓦楞铁皮生了锈。店门口张贴的小告示上写着“授权可销售酒精饮料”。可以看得出，坐在柜台前面高凳上的店主因此有点自命不凡。他的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手伸得远远的，正在阅读一份《特立尼达哨兵报》。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向他打了声招呼：“嗨！”

缓缓放下的报纸后面露出一张脸来。“我是毕哈利。”他从高凳上滑下来，抚摸着微微凸起的肚腩，“你们是来找先生的吧？”

“不。我们大老远从首都西班牙港开过来是为了看风景。”出租车司机耍起了贫嘴。

毕哈利先生显然没料到会受到如此揶揄，便不再摸他的肚子，而是把上衣塞进卡其布裤子里。一个大块头女人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刚巧看到我们。她掀起面纱。

“他们要问路。”毕哈利边说边走回柜台后面。

于是那个女人大声问：“你们要找谁？”

“我们是来找先生的。”

“再往里面开一点，”那女人回答，“很好找。院子里有棵芒果树的就是。”

她说得一点也没错。那幢房子的确很好找。因为那是村里唯一一个种了树的院子，房子看起来也要比其他人家的好些。

司机在屋前摁了摁喇叭。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屋后走出来，虽然骨架大了点，但她其实非常瘦，嘴里发着“嘘——嘘——”的声音，正拿着一把扫帚赶院子里的鸡鸭。她打量了我们好一会儿，才开口嚷嚷道：“当家的？哎，人呢？”

她又仔细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拉下面纱遮住脸。

“喂，没听到我在叫你吗？当家的，喂！”

有人朗声应道：“好了，听到啦。”

司机熄灭了引擎，我们听到屋子里传来一阵响动。

一个年轻男人走出屋子，站在窄小的门廊下。他穿着普通，不过是裤子和背心，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我还以为这个先生会扎着腰布，穿着印度长衫，裹着头巾呢。但他一手攥着一本厚厚的书，这点让我颇感安慰；阳光很强烈，于是他将另一只空着的手举过眼睛以便看清访客。看清之后，他立即跑下那几级木台阶，穿过院子来到母亲面前：“很高兴见到你。最近一切都还好吧？”

那个出租车司机多少有些好奇，不过他还是扭头看着从黑色的路面上升腾起来的热浪，嘴里嚼着一根火柴棍。

格涅沙终于看到车里还坐着我。“噢，噢，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他的声调听上去很是同情。

我妈下车，牵了牵裙子。“你是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有多难管教啊，瞧瞧他……”

他们三个，格涅沙、我妈和出租车司机，都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你们干吗这么盯着我看？难道我杀人了还是怎么了？”

“看看这个孩子，就他这样子，能玩那些野蛮的游戏吗？”我妈说。

格涅沙和出租车司机摇了摇头。

“唉，看看这个讨人嫌的家伙，有一天回到家变得一瘸一拐的。我说，‘孩子，你的脚怎么搞的？’他还做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派头回答我说，‘踢足球踢的。’我说，‘怕是踢傻了吧。’”

格涅沙对出租车司机说：“帮我把这个孩子弄到屋里去吧。”

他们抱我进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前院被修整过，显然有人曾试图把这个土石飞扬的地方摆弄成一个小花园，但现在只剩下攀爬在篱笆上的一些植物和几株木槿花的树杆了。

看来格涅沙是这个村里唯一的骄傲。他的眼睛又深又黑，肤色暗黄，有点手无缚鸡之力的感觉。

走进格涅沙的房子，才让人真正大吃一惊。我们刚一进门，我妈就朝我眨了眨眼睛，示意我不要表现得太大惊小怪，但我注意到出租车司机无法掩饰地露出惊呆了的表情。屋子里这儿那儿全是书。书，到处是书。桌上高高地摞着，角落里一垛垛地堆着，地板上也散落得到处皆是。我从来没有在一间屋子里看到过如此多的书。

“这间屋子里究竟有多少本书啊，先生？”我问。

“我从来没数过。”格涅沙说。“莉拉！”他喊道。

话音刚落，拿着扫帚的女人便出现在我们眼前，速度之快让我感觉她一直就在边上等着他的招呼。

“莉拉，”格涅沙说，“这孩子想知道屋里有多少本书。”

“让我想想，”莉拉把扫帚插在腰带上，扳起左手手指计算起来，“四百本人人文库的，两百本企鹅出版社的，这就是六百本。六百本，还有一百本读者图书馆的，就是七百本。如果再算上其他的书，我想这里大概有一千五百本左右吧。”

出租车司机吹了声口哨，格涅沙的嘴角扬起了微笑。

“先生，它们都是你的吗？”我问。

“它们是我唯一的罪过，”格涅沙说，“唯一的罪过啊！我不抽烟，不喝酒，但必须读书。还有，告诉你，我每个星期都要去圣费尔南多[1]买书。莉拉，上个星期我在那里买了多少本？”

“只有三本，先生，”她说，“但都是大书，很大很大的书。摞起来有六七英寸那么厚呢。”

“七英寸。”格涅沙肯定地说。

“是的，七英寸。”莉拉附和道。

我猜莉拉应该是格涅沙的老婆，因为她接着便语带讥讽地说：“他也就会这个了。不知道劝过多少回，叫他不要老是读书。但他就是本性难改，从早到晚，就知道读书。”

格涅沙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随即示意司机和莉拉可以离开房间了。他在地板上铺了一条毯子，让我躺在上面，然后开始上上下下地检查我的腿。我妈站在角落里看着。时不时地，格涅沙会碰碰我的伤脚，我因为疼痛难忍而发出呻吟，他便若有所思地哦一声。

我努力不去想格涅沙在我脚上来回捣鼓的手，而是把注意力放到墙上，那里挂着很多宗教语录，有印地语的，也有英文的，还有一些印度教的画。我凝神注视着其中一张上画的有四个手臂、端坐在一朵开放的莲花上的神像。

格涅沙检查完毕，站起来说：“大妈，这孩子什么事都没有，好好的。很多来找我的人都这样，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要我说，这个孩子就是心里有点不痛快，其他都很好。这个我没法治。”

然后，他对着躺在地板上的我吟诵了两句印度诗。如果我有先见之明，就应该好好注意他当时吟诵了什么，因为我相信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走上半人半神的通灵道路的。

我妈过来低头看着我，略显迟疑地问格涅沙：“你肯定这孩子没有问题吗？我觉得他的脚伤得很重啊。”

格涅沙回答：“不用担心。我会给你一点药，保准让这孩子的脚几天之内就好起来。药是我自己调制的，一天服三次。”

“饭前还是饭后？”我妈问。

“绝不可饭后服用。”格涅沙正色道。

我妈满意了。

“你也可以把药拌一点在孩子的饭里，那样说不定效果会更好。”

看到格涅沙有那么多书，我开始有点相信他了，也愿意吃他调制的药。后来，他还给我母亲一本小书，说：“这是送给你的，拿着吧。写这本书，再加上印刷，可花了我不少钱。”这让我更加仰慕他了。

“先生，这书真的是你写的吗？”我问。

他微笑点头。

回去的车上，我对母亲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真希望能把先生房间里的书都读一遍。”

当两个星期后，我妈说出下面一番话来的时候，真是让人既受伤，又吃惊。“你看看，我本来打算不监督你，让你自己好起来。如果我们去格涅沙那里的时候，你心诚一点的话，现在你应该已经活蹦乱跳的了。”

最终，我还是不得不去了文森特街的一个医生那里。那个医生只看了一眼我的脚，就说：“是化脓了，要把脓头切掉。”他收了十美元。

我一直没有读格涅沙的小册子——《关于印度教的101组问答》。虽然我要一天三次服用他配的难吃到极点的药（我拒绝把药拌在饭里面），对他本人我倒并不怎么反感。相反，对这个把自己藏在一千五百多本书里、住在一个闷热又无聊的小村庄里的瘦小的按摩师，我充满了好奇。

“特立尼达到处都是怪人啊。”我说。

“你要高兴可以这样说，”我妈回道，“但格涅沙可不是你想的那种怪人。要是搁在印度，他准是个圣人。总有一天，你会为认识格涅沙而感到自豪。现在，可以闭上你的嘴了，让我帮你把脚包起来。”

差不多一年之后的某一天，《特立尼达哨兵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上有格涅沙的头像，下面写着：

有兴趣的人士，欢迎你们致信泉水村，免费索取内容详尽的图册。

我想这则广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也不会真有多少人写信去索书。这类广告看得多了，想必没几个人会注意。没有人能预见到这则广告的深远意义。直到后来，格涅沙获取了他应得的声名和财富之后，人们才想起它，如同现在的我一样。

一九四六年是格涅沙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好像是为了突出这一事实，那一年格涅沙出版了他的自传《罪恶的年代》（格涅沙出版有限公司，西班牙港，2.40美元）。这本书被很多人定性为超自然精神启发之书。就是这本书让格涅沙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声名鹊起。然而，格涅沙自认为出版这本传记是个错误。因此，在出版的当年，格涅沙就想办法回收了此书，并把自己的出版公司也关了。芸芸众生因此也就无从知晓格涅沙早年的艰难，这是特立尼达人民所痛恨的。我相信，就某种意义而言，格涅沙的个人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或许会有人有兴趣读一读我为他撰写的这本不完整的传记。以下记载的就是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一个按摩师和通灵者在一九五三年以后的生活。

[1]特立尼达主要的商业贸易城市之一。

二　学生和老师

在女王皇家学院学习的四年里，格涅沙一点也不开心。他在那里就读的时候已经十五岁了，完全跟不上同龄孩子的进度。所以他总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有些同学甚至要小他三四岁。但他能够来学院学习已经算运气很不错了。格涅沙的父亲在佛维斯一带有五亩荒地，他一直盼望石油公司能看中这片地，在上面挖口油井，但他没钱去贿赂，最后石油公司只是在上面凿了一口边界井，对此他也无计可施。虽然这个显然有失公允的结果让人感到失望，但还算来得及时，至少卖地的收入足够供格涅沙在西班牙港上学了。

拉穆苏米纳尔先生在把儿子送到“城里的学校”读书之前，很是张扬了一番。在开学前的一个星期，他带着格涅沙到处拜访朋友和熟人。他让儿子穿了一套卡其布西装，戴了顶印度小帽，很多人说经这么一打扮，格涅沙看起来像个小先生。女人们不禁唏嘘，反复叮嘱格涅沙别忘了他死去的妈妈，男人们则要格涅沙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父老乡亲。

那个星期天，父子俩离开佛维斯，搭公共汽车去了王子镇。老头打扮得像是在过节：缠上腰布，换上印度长衫，头戴白帽子，左腋下夹着一把精心收好的阳伞。他们在王子镇上了火车，知道自己在人群里看起来像重要人物。

“从现在开始，要当心你的西装。”老头大声说，邻座都听得清清楚楚，“记住你现在是要去城里上学了。”

他们到圣约瑟夫的时候，格涅沙开始为过于隆重的着装感到羞怯和不安。看到他们的人都忍不住窃笑，最后，在西班牙港下火车的时候，一个女人干脆笑出了声。

“我告诉过你的，不要让我这样穿！”格涅沙知道自己撒了谎，但他的确憋屈得几乎要哭出来了。

“让他们笑去。”老头用手掌摩挲着灰色的大胡子，用印地语回答道，“那些混账就喜欢嘲笑人。”

“混账”是他最喜欢用来骂人的话，可能是因为在印地语中，这个词铿锵有力，非常具有冲击力。

他们匆匆赶到格涅沙要入住的邓唐纳德街。房东库柏太太是个丰满的黑女人，乍一眼看到两个人时也笑出了声，但她马上打破了尴尬：“先生，这孩子看起来一副聪明相啊。”

“她是个好人，”老头用印地语对格涅沙说，“你住在这里就不必为吃饭和其他事情操心了。她会照顾你的。”

格涅沙情愿自己不记得第二天去学校后发生的事情。年长的学生们嘲笑他，虽然没有戴那顶印度小帽，但穿着卡其布西装的他依然觉得很别扭。然后在校长办公室发生了惊人的一幕：他的父亲激动地讲着，挥动着白帽子和雨伞；英国校长一开始还很有耐心，最后终于忍不住爆发了；老头亦大怒，嚷道：“混账！混账！”

格涅沙始终没法让自己放松下来。他为自己的印度名字感到羞愧，一度甚至告诉别人他的真名是加里士。但这于事无补。他依旧不懂怎么穿衣服，亦不善体育，而且他的口音清楚地暴露出他是来自印度移民家庭的乡下孩子。他依旧相信，除了日光，在其他任何光线下看书对眼睛都是有害的。每天一下课，他就奔回邓唐纳德街的家，坐在后院的台阶上看书。母鸡回巢的时候，他就去睡了；公鸡还没打鸣，他已经起来了。“那个拉穆苏米纳尔真是个书呆子。”孩子们嘲笑他。但格涅沙的成绩从来只是中游。

更大的羞辱还在后头。第一次放假回家，父亲除了带着他到处炫耀外，还说：“时候到了，该让这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婆罗门学者了。”

仪式就在那个星期举行。他们把他的头发剃光，给了他一小束藏红花，说：“好了，现在你可以去贝拿勒斯[1]学习了。”

他收拾好他的东西，快步往佛维斯镇外走去。

按照事先的安排，店主多吉跟在他后面，边跑边用英语小声嘟囔：“孩子，不要真的离开家去贝拿勒斯修行。”

格涅沙仍自顾自往前走。

“这孩子是怎么了？”人们在边上议论，“他还当真了呢。”

多吉一把抓住格涅沙的肩膀，说：“别胡搞了，小子。不要装傻。你以为我有的是时间跟在你后面跑吗？你以为你真的要去贝拿勒斯了吗？那是在印度，知道吗？这里是特立尼达。”

他们把他带回了家。这只是个小插曲，却意义重大。

他回到学校的时候，头几乎还是秃着。所有的孩子都在嘲笑他，以至于校长对他说：“拉穆苏米纳尔，别再把学校搞得鸡犬不宁，你最好戴顶帽子来上学。”

于是格涅沙就在课堂上戴着他的印度小帽，直到头发重新长出来。

学校还有一个印度裔男孩，叫印达辛加。他住在邓唐纳德街上的一幢大房子里，也在女王皇家学院上学。他虽然比格涅沙小六个月，但要高三个年级。他非常聪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十六岁的时候，印达辛加在文学社辩论会上作长篇演讲，在诗歌比赛上朗诵他创作的诗歌，并且总是在即兴演讲比赛中获胜。印达辛加在各种体育活动中也都游刃有余，虽然未必精通，但极有天分。也正因为如此，男孩们都觉得他是个称得上完美的人。有一次，印达辛加劝格涅沙上场和大家一起踢球。当格涅沙露出他苍白的、光光的双腿时，一个同伴鄙夷地朝地上啐了口唾沫：“呸，你的腿是不是从没晒过太阳啊！”从此，格涅沙发誓再不踢足球，好在他和印达辛加还是保持着朋友关系。印达辛加呢，发现格涅沙还是有可以利用之处的。“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散步。”他会提议。在整个散步过程中，印达辛加不停地在说话，演练他在下一次辩论会上要讲的东西。最后，他会说：“怎么样，嗯？非常好。”这个印达辛加身材矮小，长得四四方方。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神态，带着矮个子男人特有的趾高气扬。

印达辛加是格涅沙唯一的朋友，但他们的友谊没能够长久。格涅沙在女王学院读完第二个学年的时候，印达辛加获得了去英国的奖学金。对格涅沙而言，印达辛加所取得的成就，超越了他最大的野心。

在此期间，格涅沙参加了剑桥学院证书的考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获得了二级证书。拉穆苏米纳尔先生向儿子表示祝贺，表示会每年给学校捐奖学金。他还告诉格涅沙，会给他找个好姑娘结婚成家。

“老头子可真心急。”库柏太太说。

格涅沙给父亲写了回信，说他现在还不想结婚。父亲的回复态度强硬，说如果他不想结婚，就干脆脱离父子关系，不认他这个儿子。格涅沙同样意志坚决，决定把自己当成一个孤儿。

“那你现在一定要找份工作，”库柏太太说，“我不是担心你付不出房租，我的意思是你总得找份工作自力更生。为什么不去和你们校长谈谈？”

他真的去了。校长有点摸不着头脑，问：“你想做什么呢？”

“教书。”格涅沙觉得这是对校长的奉承话。

“教书？奇怪。小学？”

“您的意思是……”

“你不会是想在这所学校里教书吧？”

“不，先生，您太抬举我了。”

最后，在校长的帮助下，格涅沙进了西班牙港的政府师范学校学习。那里的印度裔学生比较多，他比以前感到自在了些。他在那里学了很多重要的科目，时不时会到附近的小学给小班学生上课。他学会了在黑板上写字，并且渐渐习惯粉笔划过黑板时发出的难听的刮擦声。就这样，他们把他变成了一个老师。

他被派往西班牙港拥挤的东区的一个学校教书。校长办公室兼作教室，里面坐满了小男孩。校长坐在乔治五世的画像下面试了格涅沙。

“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他刚开口，马上又跳了起来，嘴里嘟囔着，“等一等，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个孩子。稍等。”

他挤过摆得挨挨挤挤的课桌椅，站到后排一个男孩的边上。教室立刻安静下来，静得能清晰地听见隔壁上课的动静。接着，格涅沙听到坐在黑板下的男孩尖叫了一声。

校长再次大汗淋漓地回到格涅沙面前，用一块紫红色的手帕擦了擦那张大脸，说：“是的，我刚才说你是个幸运的人。大多数时候他们会把像你这样的新人送到乡下去，一直送到昆纳里普那一类的地方。”

说完他便自顾自放声大笑，格涅沙暗自思忖该不该跟着一起笑。但他刚发出笑声，校长的表情已经变得严厉起来，他说：“拉穆苏米纳尔先生，我不知道你对教育年轻人有什么想法，在你开始工作前，我想直截了当让你明白，这所学校重在教规矩，而不是教知识。所有的事情都要按计划进行。”他指着一张镶在相框里的课程表。课程表是用三种颜色的笔画的，挂在一张乔治五世国王的画像旁。“课程表是米勒老师画的。他是你现在代课班级的老师，他生病了，把骨盆摔坏了。”校长告诉格涅沙。

“画得真好……很遗憾听到他身体抱恙。”格涅沙说。

校长往后仰靠在椅背上，用尺子敲打着面前的一个绿色吸墨台，突然问：“这所学校的宗旨是……”

“教规矩……”

“不是……”校长鼓励他继续往下说。

“教知识。”

“你反应很快，拉穆苏米纳尔先生。这一点很合我的心意，相信我们会处得很好。”

格涅沙接手的米勒的班级是所谓的“升级班”，类似于给智力发育不良的学生打发时间的地方。穿着制服的男孩们年复一年留在这里，有的甚至都不愿意离开。格涅沙把他在师范学院所学的悉数使将出来，但这些孩子就是不开窍。

“我不能什么都不教他们呀，”他向校长抱怨，“这个星期教他们定理一，下个星期他们就忘得一干二净。”

“听着，拉穆苏米纳尔先生。我喜欢你，但我必须对你严格要求。快回答，我们的教育目的何在？”

“教规矩，而不是教知识。”

于是，格涅沙彻底放弃了教导那些男孩的努力，只是按照教案的规定赶进度。这个班级从定理一学到了定理二，几个星期后，又毫不费力地从定理二学到了定理三。

因为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格涅沙开始观察隔壁班的老师历普。历普是他师范学校的同学。和在学校里一样，他做事依旧认真，总是站在黑板前写了擦，擦了写，不停地教他们知识。他还常常鞭打学生，总是冲到座位旁，然后把学生拉到他的班级和格涅沙班级之间的一个隔音板后面。

就在米勒重新回校教书前的那个星期五，校长把格涅沙叫去，告诉他历普病了。

“他怎么了？”

“他就说他病了，周一来不了了。”

格涅沙向前倾了倾身体。

“可别说是我讲的，”校长说，“千万别跟其他人这么说，但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你随那些男孩去，他们也就随你怎么样。他们都是些好孩子，但他们的家长——老天！米勒回来后，你就去接历普的班级吧。”

格涅沙同意了。但他只替历普上了一个早上的课。

回校后的米勒对格涅沙非常不满。周一早上课间休息的时候，他跑去校长那里抱怨，格涅沙也被叫了过去。

“我走的时候，这个班级还是好好的，”米勒说，“这些男孩们都还不错。看看，看看，我一个星期不在——好吧，也就是两三个月的工夫——现在我回来了，看到了什么？他们不仅一点新的东西都没学到，还把我辛辛苦苦教会的东西都给忘得精光。教育是门艺术，哪里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做的？居然真有那些从甘蔗地出来的人，敢到西班牙港来混教书这碗饭吃。”

活到这么大，格涅沙第一次感到如此愤怒。“你，见鬼去吧，你！”

就这样，他永远离开了那所学校。

格涅沙到码头散步。正午刚过，海鸥在帆船的桅杆间穿梭飞翔，嗷嗷叫着。他看到远处有一艘落锚的远洋轮，脑海中闪过旅游的念头。但这念头来得快，去得也快。下午余下的时间他是在一家电影院里度过的，但那是一种折磨。他特别痛恨电影结束前的字幕。他想：“人家都说屏幕上那些名字打得很大的人，都是赚大钱的。就算是那些名字很小的，应该也过得不赖。而我什么人都比不上。”

回到邓唐纳德街，库柏太太对他的安慰恰到好处。

“我可受不了那样无礼的待遇。”他仍有点愤愤然。

“你和你爸爸有点像，知道吧？用不着担心，我的孩子。你有一个很强的气场，我能感觉得到。不过不管怎么说，你把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弄丢了总归不对。毕竟，他们也没有让你做牛做马。”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她又开始嘀咕这件事：“不过事已至此，也不能回头再请求校长的原谅了。”

“是不能。”他立马表示赞同。

“我在想，我有个表弟在车管处工作，说不定他可以给你在那里找一份工作。你会开车吗？”

“我连驴车都驾不了，库柏太太。”

“没关系。他可以帮你搞到执照，然后你也不用怎么开车，只要测试其他开车的人就行了。如果能做我表弟那样的工作，那可就赚大钱了，各种各样有钱的傻瓜都会来求你发给他们执照。”

她又想了想。“啊，对了。我在无线电报局也有个认识的人。呃，我的脑子现在真是不太好使了。今天下午有一封给你的电报。”

她走到餐具柜前，从一个插着人造花的花瓶底下抽出一封电报来。

格涅沙读过电报，交还给库柏太太。

“哪个傻瓜发的？”她问，“能把人活活吓出心脏病来。坏消息现在都可以追着人到家里了。这个在电报上签了名的莱姆罗甘是谁？”

“从来没有听说过。”格涅沙回答。

“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噢，你知道……”

“不过，是不是很奇怪呢？”库柏太太打断了他，“就在昨天晚上，我梦到了一个死人。真的，这的确很奇怪。”

[1]印度北方邦城市，印度教圣地。

三　莉拉

出租车到佛维斯的时候已将近晚上十一点半，村里却一点也没有夜深人静的样子。格涅沙意识到库柏太太说得没错，的确有人死了。他恍惚中感觉到村里的骚动有些不同寻常：几乎所有的大宅小舍都亮着灯，路上还有很多人，远处传来隐约的嗡嗡声，好像有人在狂欢。没过多久，他意识到死的人正是他的父亲。佛维斯好像在等他坐着出租车回来，一看到后座上的他，人们开始放声恸哭。

家里一片混乱。还没等他把车门完全打开，一群不认识的人就叫嚷着围过来，格涅沙几乎是被裹挟着走进了屋里。那里挤满了他从没见过的或者记不起来的治丧的人。

他听到出租车司机对身边的人说：“兄弟，我早猜出是怎么回事了。我们从西班牙港连夜赶过来，一路开足油门，像疯了一样。这孩子怕是被这个坏消息给吓懵了，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一个胖胖的、伤心地抽泣着的男人一把抱住格涅沙，说道：“你收到电报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电报。我叫莱姆罗甘，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爸爸。就在昨天，昨天……”莱姆罗甘说不下去了，眼泪刷刷地往下掉。“就在昨天我还遇见他，我说，‘老爹，’我总这么叫他，‘进来坐坐，弄点什么吃的吧。’哦，你知道，我买下了多吉的杂货铺。是的，多吉死了快七个月了。我买下了他的铺子。”

因为哭泣，莱姆罗甘的眼睛又红又小。他继续说道：“我说，‘老爹，进来坐坐，弄点什么吃的吧。’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吗？”

一个女人用双臂揽着格涅沙问：“他说了什么？”

“你想知道他说了什么？”莱姆罗甘抱了抱这个女人。“他说，‘不，莱姆罗甘，我今天不想吃东西。’”

他再次陷入伤感，几乎无法把句子说完整。

那个女人松开格涅沙，双手抱住头，尖声哭着，声音慢慢拖长变成了无法抑制的哽咽：“‘不，莱姆罗甘，我今天不想吃东西。’”

莱姆罗甘用汗毛浓重的手擦了擦眼睛，朝着卧室方向伸出双臂，抽泣着说：“今天……今天，他什么都吃不下了。”

那个女人再次发出尖叫：“‘今天，他什么都吃不下了。’”

悲痛难耐的女人扯下了蒙住脸的面纱，格涅沙认出那是他的一个婶婶，便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我可以去看看父亲吗？”

“去，赶紧去吧，看你爸爸最后一眼。”莱姆罗甘回答，泪珠从他的胖脸颊滑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我们给他净了身，穿戴整齐，什么都准备好了。”

“你们不要跟着我，”格涅沙说，“我想一个人待着。”

他关上卧室的门，人们的抽泣和哭喊一下子变得遥远起来。棺材放在屋子中央的一张桌子上，进门时他看不到父亲的尸体。在他的左面有一盏小油灯，低矮的火苗在墙上和镀锌的天花板上投射出巨大的阴影。他向桌子的方向走了几步，木头地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动，油灯的火苗随着一阵轻风摇曳。桌边的空气陡然变得很凉，就着昏暗的光线，格涅沙发现棺材四周堆积着冰块。这间屋子现在变成了停尸房，充斥着樟脑丸的气味，除了他和油灯微微晃动的火苗，没有一样有生气的活物。而他和火苗都是静默的，唯有冰融化成的水顺着四条桌腿流进盛水的容器里，发出断断续续的滴答声。

格涅沙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什么感觉，完全没有想哭的冲动。他离开房间，发现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他，大家把他团团围住。只听莱姆罗甘说：“兄弟们，帮帮忙，给孩子一点新鲜空气。他爸爸死了，是他唯一的爸爸呀。”哭声又响成一片。

没有人问他火葬的安排，因为每件事情都已安排妥当，格涅沙觉得这样也很好。他跟着莱姆罗甘离开自己家，那个满是哭泣、哀号和叹息的房子。那里除了卧室，到处都被煤气灯、油灯和大烛台照得通明。

“今天这儿不开伙了，”莱姆罗甘说，“大家到我店里去吃饭吧。”

格涅沙一整夜都没睡，所有的事都不像是真的。事后，他能记起的就是莱姆罗甘对他十分关照，他女儿亦如此。他还记得回家后找不到生火的工具，记得女人们悲哀的歌声响彻暗夜，记得清晨时分为葬礼做的准备。依照殡葬师、婶婶和莱姆罗甘的要求，他做了所有的一切，不去思考，也没有疑问。他记得自己围着父亲的遗体绕行数圈，记得在父亲的额头画上了代表种姓等级的标记，以及其他种种，直到葬礼的仪式感渐渐取代了因亲人故去而生出的悲痛。

一切都结束之后——遗体火葬、骨灰入土，所有人，包括他的婶婶，都回去了——莱姆罗甘说：“格涅沙，现在，你可是个男人了。”

格涅沙思考了一下他的处境。首先，他想到了钱的问题：自己欠着库柏太太两星期的寄宿费十一美元，目前兜里还剩十六美元三十七美分。他应该还可以从学校那边得到约莫二十美元的工资，但他决定不去索要这笔钱，即使他们主动寄给自己，也要如数退还。他还没有时间考虑是谁替他垫付了葬礼的费用。后来，在他结婚的前夕，他才发现是婶婶掏的腰包。他盘算着，钱暂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他继承了石油公司的土地征用费——每月六十美元——在佛维斯这可算得上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富。但是，石油公司的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尽管他已二十一岁，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还不知道如何赚钱养活自己。

有一件事情给了他希望。后来，他在《罪恶的年代》一书中写道：“在和莱姆罗甘先生的交谈中，我得知一件奇怪的事情。父亲是在那个星期一的上午十点五分到十点十五分之间过世的，正是我和米勒先生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此巧合，令我无比诧异。我第一次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那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巧合，把我从都市生活的空虚中拽出来，放回到拥有更多时间静心思考的、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中。”

能够离开西班牙港让格涅沙感到开心。他在那里待了五年，却始终无法适应或融入当地社会。那个城市太大了，太嘈杂了，和他的家乡太不一样了。还是回到佛维斯好，人人都认识他，尊敬他，何况他还受过大学教育，且新近丧父——后两条更让他整个人都蒙上了一层光辉。他们称呼他“先生”，有些家长还鼓励孩子称他为“格涅沙老师”，但这勾起了他并不愉快的记忆，所以他拒绝了这一称谓。

“你们这样叫我是不对的，”他还隐晦地加了一句，“我觉得我是对着错误的人，教了错误的东西。”

接下来的两个月，格涅沙变得无所事事：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甚至开始怀疑做任何事情的意义。他在熟人家吃饭，然后就是四处闲逛。他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整日骑着车在佛维斯附近的山间小路上转悠。

人们说：“那个男孩，格涅沙，一直在思考问题呢。他很忧郁，但他还是不停地在思考。”

格涅沙也希望自己能够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但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他想的都是些简单的小事情，稍纵即逝，无关紧要。他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古怪，害怕自己会疯掉。他熟识佛维斯的人，佛维斯的人也熟识他，并且喜欢他，但有时候，他感到自己和他们有点格格不入。

但格涅沙无法逃脱莱姆罗甘的纠缠。莱姆罗甘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他想把女儿许配出去，而且想许佩给格涅沙，这是村里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格涅沙常常收到来自莱姆罗甘的礼物——一个特殊品种的鳄梨、一罐加拿大三文鱼，或者是澳大利亚黄油——每次途经莱姆罗甘的铺子，他必定会被叫进去。

“哎，哎，先生。你怎么路过这里招呼也不打一声呢？人家会以为我们吵架了呢。”

格涅沙不忍心拒绝莱姆罗甘的邀请，尽管他知道在柜台后面，通往内屋的那扇门后，莱姆罗甘的女儿一定在脏兮兮的、镶着蕾丝边的门帘后面偷偷看他。格涅沙在父亲过世的那天晚上曾见过她一面，但那时候并没有特别注意她。现在，他发现门帘后的女孩个子挺高。有时候，女孩伸出头来怯怯地张望，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神里既有调皮、单纯，也有敬畏。

格涅沙无法把女孩和她的父亲联系起来。她瘦，皮肤白白的；莱姆罗甘胖，肤色几乎是黑的。他看起来好像终年只穿一件外套，那是一件蓝色条纹的衣服，没有领子，始终敞开着，露出他那个大圆肚子和毛茸茸的胸脯。莱姆罗甘整个人看起来和他的店铺是一体的。格涅沙有一种感觉，仿佛每天早上都有人拿一块油腻腻的抹布，把店里上上下下擦拭一遍——那台磅秤、莱姆罗甘和其他所有的东西。

“这里其实不脏，”莱姆罗甘说，“只是看起来脏。坐下，先生，请坐。用不着掸灰，因为没什么好掸的。你就在靠墙的长凳上坐吧，我们好好聊聊。我是个粗人，但我喜欢听有知识的人说话。”

格涅沙不情愿地坐下来，不知该如何作答。

“聊天可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莱姆罗甘总是拿这句话作开场白，说着便从高脚凳上滑下来，用手掌抹去柜台上的灰尘，“我喜欢听有知识的人讲讲他们的想法。”

格涅沙还是不说话，莱姆罗甘重又爬上高脚凳，开始谈论死亡。“你的父亲，先生，可是个好人啊。”他的声音里带着哀愁，显得很沉重，“不过，我们可是给他操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这是我在佛维斯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知道么，先生。我这辈子可是参加过不少葬礼，但现在我敢说，在任何人面前说，你父亲的葬礼是我见过的最体面的葬礼。实际上，我的二女儿莉拉，她是我所有女儿里最好的一个，也说那是她所见过的最隆重、最体面的葬礼了。她说她数过了，有五百多个人呢，来自特立尼达各个地方。出殡的车辆排起了老长的队伍。大家都喜欢你的父亲啊，先生。”

两人又陷入了沉默。莱姆罗甘的沉默是出于对死者的追思，格涅沙的沉默则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该说些什么。两人的对话往往到了这种时候就进行不下去了。

“先生，我喜欢和你这样聊天。”陪格涅沙走出店门的时候，莱姆罗甘会再次重申他的想法，“我自己是个粗人，但我喜欢听有知识的人讲讲他们的想法。对了，先生，你为什么不抽空再来坐坐呢？让我想想，明天怎么样？”

为了解决两个人的对话困难，莱姆罗甘后来想出一招。他假装不识字，让格涅沙读报给他听。他把胳膊肘放在柜台上，手托着油腻腻的头，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朗读，先生，真是了不起，”莱姆罗甘有一次说，“你想想，要是我拿起这张报纸，看到的尽是些奇怪的符号和涂鸦。”他自嘲地笑了笑，“你一拿起报纸呢，嘿！嘿！我还没有来得及挠挠背，就听你读出来了，你一读我就懂了。真了不起啊，先生。”

还有一次，他说：“先生，你读得太好了。我完全可以闭上眼睛，静静地听你读报。昨天晚上关了店，知道莉拉是怎么跟我说的吗？莉拉问我，‘爸爸，早上在店里和你讲话的那人是谁啊？他讲起话来就像我在圣费尔南多听到的广播里的声音。’我告诉她，‘姑娘，那可不是什么广播，那是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先生。’我就是这么告诉她的。”

“你在开玩笑。”

“啊，先生。我干吗要和你开玩笑呢，啊？要不要把莉拉叫出来，你自己问她？”

格涅沙听到蕾丝布帘后的窃笑声，赶忙低下头，看着丢弃在地上的空香烟盒和空纸袋：“不，不用了。不用麻烦她了。”

一个星期后，莱姆罗甘对格涅沙说：“先生，莉拉的脚有点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帮忙看一看。”

“我可不是医生，脚的问题一点也不懂。”

莱姆罗甘笑了，作势要在格涅沙的背上拍几下。“先生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不是一直都在城里的大学上学吗？况且，我也没有忘记，你的父亲可是我们这里最好的按摩师啊。”

多少年来，老拉穆苏米纳尔在这一带的名声一直相当不错，直到该着他倒霉的那一天来临。那一天，他把一个年轻的女孩给治死了。王子镇的医生后来诊断出那女孩只是得了阑尾炎，老拉穆苏米纳尔不得不花了很多钱来平息这件事。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给人看过病。

“那不是他的错。”莱姆罗甘边说边带着格涅沙走到柜台后面，往门帘里面走，“他仍旧是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最好的按摩师。能认识他唯一的儿子，我感到很自豪。”

莉拉坐在一个用蔗糖袋子扎成的吊床里。她穿着件清爽的布衣裳，长长的黑发看起来刚刚洗过，梳得整整齐齐。

“你能看看莉拉的脚吗，先生？”

格涅沙看了一下莉拉的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好像只是碰了碰，”他后来写道，“她的脚就好了。”

莱姆罗甘毫不掩饰对他的钦佩之情。“我不是跟你说过么，先生，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行医治病这种事情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我在想，你为什么不行医呢？”

格涅沙想起了自己和村里人格格不入的奇怪感觉，他觉得莱姆罗甘说的话有点道理。

他不知道莉拉是怎么想的，因为他看好了她的脚以后，她就咯咯笑着跑开了。

从此以后，格涅沙开始主动出现在莱姆罗甘的店里。每次去，他都发现店铺有所改变。最显著的变化是铺子里出现了一个玻璃柜台。这个玻璃柜台放在店堂正当中，又亮又干净，和周围的环境全然不协调。

莱姆罗甘告诉格涅沙：“这其实是莉拉的主意。这玩意倒是真能让蛋糕不被苍蝇叮到，看起来也很时髦。”

不久后，苍蝇都飞到了玻璃柜的里面。因为有块玻璃破了，破了的地方被糊上一层黄色的纸。如此一来，玻璃柜台和周围的环境倒是协调了。

莱姆罗甘说：“我努力让佛维斯变得时髦一些，可是老弟，真不是那么容易啊。”

格涅沙还是常常骑着自行车出去逛，同时漫无边际地想着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就在这样一个骑着自行车瞎逛的下午，格涅沙遇到了一个对他的一生起了决定性影响的人。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他们是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路上相遇的。那条路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蛇，穿过绿色的甘蔗林，连接起王子镇和一个叫德贝的地方。他完全没料到在路上会碰到人，因为是正午，太阳从头顶直射下来，甘蔗的叶子在空气中纹丝不动，连哪怕一点点微风也没有。那时，他刚刚穿过一个交叉路口，正经过一个叫鹦鹉地的小村庄前的下坡道，任自行车轻松向前滑行，突然，有个人在坡道尽头向他挥手，示意停车。那是个高个子男人，看起来怪怪的，浑身上下就穿了一件黄色的棉布袍子，打扮得像个和尚，手里还拿着一根拐棍和一个包袱。

“我的兄弟！”那人用印地语跟他打招呼。

格涅沙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停下车，心里还有点害怕眼前的这个人。所以他很不客气地问：“你是谁？”

“印度人。”对方用英语回答，格涅沙从没听过这样的口音。这个人长而瘦削的脸比任何印度人都白，还有一口糟糕的牙齿。

格涅沙愈加有点不耐烦：“你撒谎，赶紧让开，我要过去。”

那个人努力扯出微笑：“我是印度人。克什米尔来的。也算是印度人。”

“那、那你为什么穿着这身黄衣服？”

闻听此言，那男人略显局促，不安地摆弄起手中的拐棍，低头看看自己的布袍，说：“你觉得我打扮得不对？”

“在克什米尔大概可以这样，但在这里显然不对。”

“但是图片里——呃，他们就是这么穿的。我非常愿意和你谈谈。”他突然热切起来。

“好吧，好吧。”格涅沙带着安慰的口吻回答道。但不等那个人开口说话，格涅沙就已跳上自行车，猛踩脚踏板开溜了。

莱姆罗甘听说后，肯定地说那人一定是斯图瓦特先生。

“我觉得他看起来简直像个疯子。他的眼睛像猫眼一样，让我心里发怵。你应该看看他大汗淋漓的样子，好像从没在热带生活过似的。”

“八九个月前，我在佩尼亚尔见过他，”莱姆罗甘说，“就在我搬到这里来之前，人人都说他疯了。”

后来格涅沙得知，斯图瓦特先生最近在特立尼达南部出现过。他把自己打扮成印度医生的样子，声称自己是克什米尔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住在什么地方，但大家普遍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个英国的百万富翁，只是行事有点疯癫。

“他和你有一点像，知道吗？先生。他也喜欢想问题。不过我跟别人说，如果有那么多钱，多想想问题也没什么的。我真为我的同胞们感到羞愧，怎么能因为人家有钱又大方，就肆无忌惮地抢人钱呢。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当地人搜刮走很多钱，所以每过一阵子他就不得不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同样的事情又会发生。”

格涅沙再次见到斯图瓦特先生，是在一个叫沼泽地的村庄。当时斯图瓦特先生很狼狈，被一群小男孩围在当中，那群孩子试图把他身上的黄袍子扒下来。斯图瓦特先生既不挣扎也不反抗，似乎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被人围攻。格涅沙见状，马上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从市政工程部门在路边留下的石子堆上抓起一把石头。

格涅沙试图把男孩们赶走，不料斯图瓦特先生却冲他嚷嚷道：“不要伤害他们，赶紧放下你的石头，他们只是些孩子！”

男孩们一哄而散。格涅沙走到斯图瓦特先生身边，“你没事吧？”

“衣服弄得有点脏，不过我的手脚都还好好的。”他的脸上露出笑容，“我就知道我们会再碰面的，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那次我很抱歉。”

“噢，我明白。但我们应该尽快谈谈。我感觉咱们俩气味相投，能谈得来。不，不要否认这一点，我们会很投缘的。”

格涅沙不由得笑了，发现自己实在无法拒绝斯图瓦特先生邀他喝茶的好意。当然，他那么做完全是出于礼貌，并非真有赴约的打算。但在和莱姆罗甘交谈过后，他改变了主意。

“他是个孤独的人，先生。”莱姆罗甘说，“这里没有他的同类。相信我，他完全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个疯子。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去。你会和他处得来的，你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

就这样，格涅沙去了斯图瓦特先生的住处——鹦鹉地村外的小茅屋。从外面看小茅屋没什么特别之处，茅草屋顶，泥糊的墙，但屋里却异乎寻常的整洁，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人的需求不过如此。”斯图瓦特先生如是解释他那间几乎可以说是简陋的屋子。

格涅沙正准备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斯图瓦特开口道：“不，不要坐在那里。”他拎起椅子，把它翻转过来：“看，这是我自己做的，我怕不太牢。用的是本地的木料。”

格涅沙更感兴趣的是斯图瓦特先生的穿着。这天他穿得很普通：卡其布裤子和白色的衬衫。先前那件黄袍子已不见了踪影。

斯图瓦特先生看出了格涅沙的疑惑：“穿什么其实不重要，它与精神上的需求无法相提并论，我已经想通这一点了。”

斯图瓦特先生向格涅沙展示了一些他雕刻的印度小神像。格涅沙非常吃惊，倒不是那些神像的工艺有多么精湛，他只是完全没有想到，斯图瓦特先生会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去雕刻这些神像。

斯图瓦特先生指着墙上的一幅水彩画说：“这幅画我已经画了好几年，每年都有一两个新主意冒出来，这时我就会重新画一遍。”

水彩画的基调是蓝色、黄色和棕色的组合，描绘了好几只棕色的手，伸向画面左上角一盏黄色的灯。

“这画挺有意思的。”格涅沙说。顺着斯图瓦特先生手指的方向，他看到在黄色的灯光后面的背景里还有一只蓝色的、蜷缩起来的手，上面布满皱纹。“有些人看到了光明，有些人则因为怕烫到而退缩了。”斯图瓦特先生解释说。

“为什么那些手都是棕色的呢？”

“印度人的手。当今这个世界上，只有印度人还在追寻永恒的生命。你，看起来很忧愁。”

“是这样的，先生。我很忧愁。”

“为了生活？”

“我想……”格涅沙回答，“是的，我很为生活感到忧愁。”

“心中充满困惑？”斯图瓦特先生追问道。

格涅沙只是笑了笑，他不知道斯图瓦特先生指的是什么。

斯图瓦特先生在床边和他并排坐下，继续问道：“你今天在干吗？”

格涅沙笑了笑。“什么都没做。我觉得我整天做的就是思考。”

“冥想？”

“是的，冥想。”

斯图瓦特先生兴奋地跳了起来，在他的水彩画前拍着手。“太典型了！”他边说边无比陶醉地闭上眼睛，“实在是太典型了！”

然后他睁开眼说：“但是现在——我们喝茶吧。”

在午茶的准备上，斯图瓦特先生一点也不怕麻烦。他总共弄了三种三明治，还有饼干和蛋糕。尽管格涅沙开始喜欢起对面这位高高瘦瘦、有着奇怪口音、行为举止怪异的先生，并准备好好尝尝他弄的小食，但他习惯了印度食品的胃实在是无法接受那冰凉的鸡蛋水芹三明治，那味道几乎让他作呕。

斯图瓦特先生注意到了他的窘迫，安慰他说：“没关系，天气也太热了。”

“噢，我挺喜欢的。不过我还不太饿，只是有点渴。”

他们谈啊，谈啊。斯图瓦特先生急于了解格涅沙心中所有的忧虑。

他说：“我觉得你的冥想不是浪费时间，我想我知道是什么让你感到忧虑，并且我认为有一天你会找到答案的。说不定到那时候你会把它写出来，变成书。如果我不是因为担心自己会沉迷太深，我也可能会去写书。总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你都必须找到自己心灵的节拍。而且不再为生活忧虑。”

“好的。”格涅沙说。

斯图瓦特先生好像积蓄了多年的话没有说与人听，一时间滔滔不绝。他向格涅沙讲述过往的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他的失望，对基督教的排斥。他的故事让格涅沙着迷。除了坚持说自己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人之外，斯图瓦特先生的学识堪与女王皇家学院里的任何一名老师媲美。随着午后时光的流逝，他的蓝眼睛看起来已不再那么吓人，而显得有些忧郁起来。

“那你为何不去印度呢？”

“政治。我不想被牵扯到任何事情里去。你无法想象这里让人心灵多么安宁。或许有一天你会去伦敦——但愿你还是不去为好——坐在出租车上望出去，看到的都是一个个愚蠢、残酷的面孔，那里的一切都让人感到恶心。在那种地方，你无法不变得像他们一样恶心。而这里，就大不一样。”

热带的夜晚说来就来，斯图瓦特点起一盏油灯。屋内更显简陋低矮，让人顿觉凄凉。由于不得不走了，格涅沙感到很对不起斯图瓦特先生，留下他独自面对孤独。

“你必须把你的想法写下来，”斯图瓦特先生鼓励道，“这些想法可能会对其他人有帮助。知道吗，一直以来，我都预感到自己会碰上像你这样的人。”

格涅沙离开之前，斯图瓦特先生给了他二十本《科学思想》杂志。

“它们带给我许多安慰，”他说，“你可能也会发现它们有用。”

格涅沙翻了翻，很吃惊，说：“但这不是印度杂志，斯图瓦特先生。这里写着杂志是在英国印的。”

斯图瓦特流露出哀伤的神情，回答：“是的，在英国，在风景秀美的奇切斯特，萨赛克斯郡。”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此后，格涅沙再没见过斯图瓦特先生。大约过了三个星期，当他再去茅屋拜访的时候，发现里面住着一个年轻的劳工和他的妻子。多年以后，格涅沙才得知斯图瓦特先生的下落。大概在他们那次谈话六个月之后，他回到英国，并参了军，最终死于意大利。

格涅沙非常珍惜对斯图瓦特先生的记忆，在自传的扉页上，他写道：

献给奇切斯特的斯图瓦特先生

多年的

良师益友

格涅沙已经不单纯是莱姆罗甘家的常客。他现在每天都在那里吃饭。莱姆罗甘不再叫他待在店里，而总是把他让进后面的房间。这样一来，莉拉就得躲去卧室或者厨房里。

后面的房间渐渐有了变化。桌上铺起了油布桌布；从未粉刷过的、生出霉斑的隔墙上挂起了一大张喜气的中国日历；蔗糖袋子扎的吊床被面粉袋子扎的吊床取代。有一天，油布桌布中间摆了一个花瓶。一个星期不到，一束纸做的玫瑰花就在瓶里盛开了。格涅沙也越来越受尊崇：从一开始吃饭时用的搪瓷饭碗到现在的陶制碗碟，这可是这家人所能提供的最高礼遇。

桌子上不断出现让格涅沙吃惊的东西。有一天，上面放了一套《销售的技巧》。

莱姆罗甘说：“我敢肯定你还在念那些大部头的书，就如同你在西班牙港时那样。嗯……是不是这样，先生？”

格涅沙回答说不是。

莱姆罗甘努力做出不在意的样子，说：“我也有几本书，莉拉把它们放在桌上啦。”

“这些书看起来很不错。”

“先生，教育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啊。可是没有人想到把我送到学校去。你知道吗？我五岁的时候就去田里割草了。看看莉拉和她姐姐，她们俩都能读会写，知道吧，先生。可惜我不知道苏敏特拉现在怎么样了，她嫁给了圣费尔南多的那个傻瓜。”

格涅沙拿起其中一本小册子，翻阅了几页。“是的，看起来真是本好书。”

“这可是特意为莉拉买的书，先生。我说过，她既然会读书，那总得给她一些东西读。对不对，先生？”

“爸爸，你别瞎说。”一个女孩的声音响了起来。他们回过头去，看到莉拉站在厨房门口。

莱姆罗甘迅速转身对格涅沙说：“她就是这样的女孩子，先生。她不喜欢别人称赞她。她很害羞，而且痛恨撒谎。我刚才就是试她一下给你看呢。”

莉拉看也不看格涅沙，对着她父亲说：“你是从毕松手里买的这些书吧。他走的时候，你还很生气地说，如果再看到他，一定会好好收拾他。”

莱姆罗甘拍着腿大笑道：“这个毕松可真是个聪明的生意人。他说话的时候像个教授，当然和你比还差点，但也还算不错的啦。我买这些书其实是因为我们打小就认识，一同割草长大的。当时我们可都是有志向的男孩子，先生。”

格涅沙又重复了一遍：“我觉得这些书很不错。”

“那就把它们带回家吧，先生。书是要拿来读的，你把它们带回家读读吧。”

不久以后，格涅沙看到莱姆罗甘的店门口贴出了一张硬纸板做的大告示牌。

莱姆罗甘告诉格涅沙：“这是莉拉写的，我没有要她写。我们喝过早茶后，她就安安静静坐下来，把这个给写出来了。”

纸板上写着：

告示

特此，告示。如下；提供：空缺！现在，提供。需要；女性：商店，店员！

格涅沙说：“哦，莉拉认得不少标点符号呢。”

“正是如此，先生。这孩子坐了一整天，尽在研究这些标点符号。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先生。”

“可是你为什么要女店员呢？”

“莉拉说这是法律规定的，必须在外面贴出这样的告示，先生。但实际上，我压根儿不喜欢店里面有女店员。”

格涅沙带走了那几本关于销售的小册子，并且读完了它们。那些亮黄色和黑色的书皮引起了他的兴趣，读到的内容也让他很着迷。作者对色彩、装潢和货品摆放深有见地，津津乐道店面的粉刷、货品的陈列，以及簇新的货架对销售所能产生的影响。

“这些书是一流的。”格涅沙由衷地向莱姆罗甘赞叹。

“你一定要把这话告诉莉拉，先生。我去把她叫来，请你当着她的面直接告诉她，这样一来，说不定她会自己去读那些书的。”

这无疑是个重要的时刻，莉拉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她进来的时候没有抬头。她父亲说话的时候，她把头埋得更低了，其间她咯咯地笑了几声，有点害羞的样子。

莱姆罗甘说：“莉拉，你听到先生怎么对我说的了吧。他喜欢这些书！”

莉拉又咯咯地笑了，但仍保持着矜持的礼貌。

格涅沙问：“告示是你写的吗？”

“是的，是我写的。”

莱姆罗甘不由得拍了下大腿，说：“我怎么告诉你的，先生？这个女孩真的能读会写！”他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

但莉拉接下来说的话让莱姆罗甘大吃一惊，笑不下去了。

莉拉直截了当地问了格涅沙一个问题。

“你也会写字吗，先生？”

对这个问题格涅沙完全没有防备。为了掩盖他的惊愕，他边回答，边整理桌上的书。

“是的，”他说，“我会写字。”然后，几乎想也没想，他便脱口而出：“总有一天，我也会写出这样的书来。就像这些一样。”

莱姆罗甘张大了嘴巴。

“你是在开玩笑吧，先生。”

格涅沙拍了拍那些书，听到自己很肯定地说：“是的，就像这些书一样，就像这些书一样。”

莉拉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而莱姆罗甘则不由自主地摇起了头，带着无比的惊愕和由衷的赞叹。

四　与莱姆罗甘反目

格涅沙在《罪恶的年代》一书中写道：“我想，从第一天踏进莱姆罗甘先生的店铺，我就知道这是无法改变的命运：我会娶他的女儿。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一切都像是上天的安排。”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格涅沙去莱姆罗甘的店里，莱姆罗甘穿了件干净的衬衫，看起来像刚洗过澡，头上也涂了发蜡。他的一举一动安静而刻意，好像在做普迦[1]。他从屋子的角落里拉过一个小板凳，坐在餐桌边看着格涅沙吃饭，不发一言。起初他看着格涅沙的脸，继而看着他的盘子，然后目光就停留在那里，直到格涅沙抓完最后一把米饭。

“先生，你吃饱了吧？”

“是的，饱了。”格涅沙伸出中指将餐盘抹得一干二净。

“你一定还因为父亲的过世而难过吧。”

格涅沙舔了舔手指。“我倒不怎么想他。”

“不，先生，请不要这样说。我知道你心里是难过的。假设，只是一种假设——我这样说当然是有点老套——如果你想要结婚的话，也没人替你张罗。”

“我自己都不清楚是否想要结婚。”格涅沙摸着肚子从桌边站起来，莱姆罗甘家的饭菜让他满足得打了个饱嗝。

莱姆罗甘理了理花瓶里的玫瑰，继续说道：“不管怎么说，你是个有知识的人，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不像我，先生。我五岁就开始工作了，没人管我。当然，那对我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你知道那好在什么地方吗，先生？”

“猜不出。直说吧。”

“给了我骨气和信念。先生，这就是我打拼得来的。骨气和信念。”

格涅沙从桌上拿起个黄铜水罐，走到窗边洗了手，漱了口。

莱姆罗甘用两只手将油布桌布抹平，掸了掸桌上几乎看不见的碎屑，小心翼翼地接着说道：“我知道，对像你这样受过教育的、白天黑夜都用来读书的人来说，经营一家小店铺是太低微了。不过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先生，请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会因为别人的想法而不开心吗？”

还在漱口的格涅沙立即想到了和米勒先生在西班牙港发生的那次争吵，但在把口里的水吐到院子里后，他说：“不。我不介意别人怎么说。”

莱姆罗甘咚咚咚跑到窗边，从格涅沙手中接过黄铜水罐。“我这样说吧，先生。请你在吊床上坐下。哎呀，让我先替你掸掸灰。”

格涅沙坐下后，莱姆罗甘在吊床前来来回回地踱着步。

“别人伤害不了我。”他双手背在身后说，“好吧，他们不喜欢我，他们不来我店里了。那能够伤害我吗？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吗？大不了我去圣费尔南多，到那边的集市上摆个小摊。不，先生，请让我说完。我肯定会这样做的。就算是摆个小摊，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

格涅沙又打了个饱嗝，声音很轻。

“告诉我，那又怎么样呢？”莱姆罗甘自顾自地嘿嘿笑了两声，“嘭！五年后，我就能开好多个杂货店。到那个时候，谁还敢取笑我？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些人都来向我讨饶，他们会说，‘莱姆罗甘先生，给我这个吧；莱姆罗甘先生，给我那个吧。’他们还会央求我去参加选举，央求我去做各种各样的蠢事。”

格涅沙说：“老天保佑，你现在还不必去圣费尔南多摆摊。”

“确实是这样的，先生。就像你刚才说的，托老天的福。虽说我是个文盲，但你可要在吊床里坐好了，听我算算我的财产。”

莱姆罗甘一边说，一边来回踱步。他显得非常激动，以至于前额上渗出了亮晶晶的汗珠。他伸出背在身后的手，掐着手指算了起来。“在查瓜纳斯附近有两英亩地，那可都是好地；在佩尼亚尔有十英亩，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能攒到足够的钱，在那块地上凿个油井；在泉水村有栋房子——不大，但好歹是栋房子；在锡帕里亚还有两三间房。所有这些加起来，我的身价大概有一万两千美元，嗯，不错，真是不错。”

莱姆罗甘用手擦了擦前额，然后摸着后脖颈说：“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先生。但是我说的绝对是真话。我觉得，你娶莉拉是件好事。”

“好的。”格涅沙爽快地应道。

结婚之夜到来前，他再也没有见过莉拉。莱姆罗甘也假装格涅沙从没碰到过莉拉，因为他们都是守规矩的印度人。按照印度的传统，婚礼前新郎是不能见自己的新娘的。

莱姆罗甘那儿他还是会去光顾，为的是安排婚礼的各项细节。但他只会规规矩矩地待在店里，不再跑到后面去了。

“你和苏敏特拉的那个傻瓜丈夫可不一样，”莱姆罗甘对他说，“你是个新派的人，你必须有个新派的婚礼。”

所以他没有通过派发用藏红花粉染过的米饭来向亲戚朋友们宣布这桩婚事。“这样做太老派了。”他想发结婚请柬，印在镶着金边的纸上，边缘裁出贝壳的形状。“而且我们一定要在上面写上漂亮的话，先生。”

“但是在请柬上能写出什么漂亮的句子来呢？”

“你是有文化的人，先生。我认为你能想出来的。”

“R.S.V.P.[2]？”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都没有，反正看起来不错。”

“那我们就写上吧，先生。你是个新派的人，而且，这个听起来就很漂亮。”

为了印结婚请柬，格涅沙亲自去了一趟圣费尔南多。他去的那家印刷店乍一看挺让人失望的。店堂又暗又破，只有一个瘦瘦的、穿着破烂卡其布短裤的年轻小伙在里面。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操作手动印刷机。但当看着空白的卡片从印刷机里吐出，他精心写下的字句奇迹般地变成铅字的时候，格涅沙不由得被一种类似于敬畏的情绪控制。他站在那里，看着男孩摆弄好机器，又开始印电影院传单。那个男孩自得其乐地吹着口哨，完全不理会站在一边的格涅沙。

“这种机器也可以用来印书吗？”

“那你以为这机器是干吗的？”

“你最近印过什么好书吗？”

男孩一边用滚筒蘸墨汁，一边回答说：“你听说过特立尼达人写了什么书吗？”

“我会写出一本的。”

男孩朝一个垃圾箱吐了口唾沫，垃圾箱里满是沾满墨迹的纸团。“我的这家店倒是蛮有趣的。来我这里印书的人，大概会用隐形墨水写书！”

“你叫什么名字？”

“巴斯迪奥。”

“好的，巴斯迪奥，你听好了：有一天，我会拿一本书来让你印的。”

“当然，先生。你写，我印。”

格涅沙并不喜欢巴斯迪奥那副做作的好莱坞腔调，而且要写书的话一出口，他自己就后悔了。就写书这件事情而言，好像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这是他第二次对人夸下这样的海口。一切皆是天意。

“是啊，这些请柬很漂亮。”莱姆罗甘说，但他的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开心。

“发生什么事情了，让你的脸拉得比芒果还长？”

“教育，先生，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可怜的文盲，什么人都会想着要占你的便宜。”

莱姆罗甘说着竟哭了起来。“现在，就是现在，你坐在椅子上，我坐在柜台后的板凳上，看着这些漂亮的卡片，你是不会相信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的。在锡帕里亚，有个人想要抢占我在那里的两间屋子，在佩尼亚尔的那些人也在对我耍诡计……都是因为我不识字啊。”

“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

“啊，先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问。我知道你是想帮我。但已为时太晚。他们给了我很多写得天花乱坠的纸，让我签名，所以现在，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自从父亲的葬礼之后，格涅沙还从未见过莱姆罗甘哭得这么伤心。他说：“好了，听着，如果你是在担心嫁妆的事情，就别哭了。嫁妆的事情我无所谓。”

“先生，我是觉得很难为情啊。你知道印度婚礼的那些规矩，所有人都会看新郎从岳父那里拿了多少嫁妆。婚礼后的第二天早上，新郎坐下来，大家会给他一盆鱼蛋烩饭。新娘子的父亲就要在这个时候掏出钱来，直到新郎把饭吃完，每个人都想看我到底会给你多少钱。他们会说，‘看啊，莱姆罗甘把他的二女儿，最好的那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男人，而他只给了他这么一点。’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寝食不安啊，先生。我知道对你来说，对一个有文化的、白天黑夜都在读书的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但于我而言，先生，我的脸该往哪儿搁呀？”

“你就别哭了，听着。鱼蛋烩饭我会吃得很快的，绝不会让你难堪。当然也不会太快，免得人家以为你一文不名。我是不会向你索要丰厚的嫁妆的。”

莱姆罗甘含着眼泪笑了出来。“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先生，我知道你会这样。我真希望莉拉已经见过你，这样她就知道我给她选了个多么好的丈夫。”

“我也希望我已经见过莉拉了。”

“先生，现在有些新派的年轻人在吃鱼蛋烩饭前，压根儿就不等岳父派钱呢。”

“但这是个传统啊。”

“是的，先生，传统。但我仍然认为这个传统在现代社会很不像话。如果是我结婚，我才不要女方的嫁妆呢，我会说，‘伙计，让鱼蛋烩饭见鬼去吧。’”

结婚请柬发出后，格涅沙就不能再去莱姆罗甘家了，但他一个人在屋子里也没能清静多久。十几个女人带着她们的孩子出现在他屋里，大多数他都不认识。他认出其中一张脸，让他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居然是他的一个表妹。他去西班牙港读书的时候，她自己还是个孩子。

孩子们对格涅沙很不屑。

一个拖着鼻涕的小男孩某天问他：“她们告诉我是你要结婚了。”

“是的，是我。”

“啊呀呀！”男孩留下一串讥笑声，跑开了。

男孩的妈妈说：“这就是现在让我们头疼的事情啊，小孩子的想法都太现代了。”

有一天，他认出这些女人中有一个是他的婶婶，就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哭得最凶的那几个人之一。她不仅对葬礼的方方面面作了悉心的安排，还支付了所有的费用。后来格涅沙要还她钱，她很恼怒，告诉格涅沙别犯傻。

“生活就是这样滑稽，”她说，“人死了，我们就哭；隔两天有人结婚，那我们就笑。噢，小格涅沙啊，这种时候总是希望能够有家人在场，但你的家人在哪里呢？你爸爸，他死了；你妈妈，她也死了。”

她说得如此动情，以至于显得欲哭无泪的样子。格涅沙第一次意识到，他要结婚了是件多么重大的事情。

格涅沙觉得，这么多人挤在屋子里乱哄哄的，却很开心，真是件神奇的事情。他被要求待在卧室里，屋子的其他地方都被她们占着。起先，她们把他的屋子变为一个野餐场所；然后，又成了一个乱糟糟的露营地。但她们看起来都很开心。格涅沙很快发现，这种无政府状态其实只是表面上的。十来个在房间各处晃悠的女人里，有一个默不作声的高个女人，大家都叫她乔治王。就他所知，这很可能就是她的真名。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此人，而她现在却掌管着他的家。

“乔治王很有一手。”他的婶婶说。

“有一手？”

“她是个做管家的料。给乔治王一小块蛋糕，她能让十二个孩子分着吃，而且你可以绝对放心，她会分得又均匀又公平。”

“那么你认识她喽？”

“认识她！是我让乔治王来帮忙的。告诉你吧，我觉得能够认识她真是幸运。现在无论什么事情，我都让她帮忙。”

“她是我们家的亲戚吗？”

“也可以这么说。佛巴西亚是乔治王的远房表弟，你是佛巴西亚的远房表弟。”

婶婶打了个嗝，不是饭后那种轻微的饱嗝，而是一个长长的、断断续续的嗝。“都是风给吹的。”她并不是在道歉，而是在向格涅沙解释，“好长时间了……你父亲死后就一直这样，想想看……这风可把我害惨了。”

“你去看过医生吗？”

“医生？他们就会胡说八道。有个医生告诉我什么来着，他说我的肝在偷懒。我一直都搞不明白：肝怎么知道偷懒呢，嗯？”

她又打了个嗝，说：“听到没有？”然后用双手使劲揉了揉前胸。

在格涅沙心里，他开始把这个婶婶称为“打嗝女士”，后来干脆就叫“打嗝大婶”。不出几天，她就传染了屋子里的其他女人。她们都开始打嗝，揉胸脯，抱怨风。除了乔治王。

格涅沙终于等到了给他涂藏红花油的那一刻。这些天来，他一直被关在屋子里，就是那间停放过他父亲遗体的房间。抹油的时候，乔治王、打嗝大婶和其他几个不认识的女人让他躺下，在他身上抹上油膏。她们从房间里出去的时候，唱起了印度的结婚歌谣，旋律非常悲伤。格涅沙不禁想到，这段时间不知莉拉是怎么过的。

这些天来，他整天待在房间，能够陪伴他的只有那几本《科学思想》杂志。他把斯图瓦特先生留给他的每一本杂志都读了一遍，有些读了好几遍。屋子外面，不停传来孩子们奔跑、叫嚷、撕扯和母亲们教训他们的声音，以及人来人往一刻不停的走动声。

结婚前一天，那些女人最后一次让他躺下给他抹油，他问打嗝大婶：“我刚想起来，你们在外面都吃些什么？谁付的账？”

“你。”

他几乎是一下子在床上坐了起来，但乔治王强有力的胳膊阻止了他。

“莱姆罗甘让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这个事情让你烦心，”打嗝大婶说，“他说让你头疼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乔治王管着所有的事呢。她会和莱姆罗甘结账的。他说婚礼后会来找你要钱的。”

“噢，老天！我还没有娶他女儿呢，他就已经这样自作主张了！”

但凡有婚丧嫁娶，佛维斯总是变得异常热闹。好几百人涌到莱姆罗甘家赴宴。他们有来自本地的，也有从其他地方赶来的。婚宴上有跳舞的、打鼓的、唱歌的，如果对持续一整夜的结婚仪式不感兴趣的话，光看这些人的表演就已相当热闹了。莱姆罗甘杂货铺的后院张灯结彩，灯是传统的烛灯，各式各样，很漂亮；装饰品主要是水果，挂在椰树干上，让人看了很开心。所有这些都是为格涅沙准备的，他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觉得非常满意。尽管最初结婚这件事让他有些难为情，但和婶婶的一番对话激发了他的使命感。现在，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兴奋之中。

整个仪式过程中，所有人都必须假装他从来没有见过莉拉。她坐在他身边，从头到脚被一层纱蒙着。直到人们用一条毯子把他们俩都盖起来，他才能拉下她的面纱。在粉红色毯子透进来的柔和光线中，她看起来像个陌生人。她不再是那个半躲在蕾丝布帘后面咯咯傻笑的女孩子了。她看起来如此圣洁、安详，完全是一个印度好妻子的形象。

婚礼结束之后，他们就是丈夫和妻子了。莉拉被带走，剩下格涅沙一个人，应付第二天早上的鱼蛋烩饭仪式。

仪式开始的时候，他穿着新郎的盛装——缎子做的长袍和带流苏的帽子，在院子里铺开的毯子上坐下，面前摆着一盆鱼蛋烩饭。那东西看起来白乎乎的，丝毫引不起人的食欲。他知道忍着不吃这盆东西并不怎么难。

莱姆罗甘第一个拿出钱来诱惑他去吃面前的那盆鱼蛋烩饭。整夜没合眼的他有些憔悴，但看起来心情还不错。他往鱼蛋烩饭边上的黄铜盘子里放下五张面值二十美元的票子，然后退后几步，叉起双手，面带笑容地把目光转向格涅沙，接着又移向聚拢在边上看热闹的一小群人。

他脸上的笑容大概保持了两分钟，因为格涅沙对摆在面前的鱼蛋烩饭看都没看一眼。

“伙计们，给这孩子一点钱吧。”莱姆罗甘朝着周围的人喊道，“给他一些钱吧。给吧，给吧，不要个个装得跟个穷光蛋似的。”他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笑着，喊着，鼓动着。围观的人中有几个在盘子里放下一些小面值的钞票。

格涅沙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盛装的菩萨般，平静，高高在上。

看热闹的人在他周围聚集起来。

“伙计们，这是个懂道理的孩子，”莱姆罗甘的声音带着一点焦虑，“你们以为他大学是白上的吗？”

他又放下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吃吧，孩子。我可不想让你饿着了。现在还不到饿的时间呢。”他发出一阵笑声，众人并不理会，只是屏息看着格涅沙的动静。

格涅沙还是不吃。

他听到边上一个人说：“呵，这样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发生的。”

人们说：“得了，莱姆罗甘。再掏点钱出来吧。你不明白他坐在这里等什么吗？难道等人给他拍照不成？”

莱姆罗甘憋出一个短促的假笑，恼了。“如果他觉得可以从我这儿榨出更多的钱来，那他就想错了。难道我会在乎他挨饿吗？我会在乎吗？”

他走开了。

人越聚越多，笑声越来越响。

莱姆罗甘又走回来，人们朝着他起哄。

他往铜盘里又放了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直起腰身之前，他对格涅沙低声恳求道：“不要忘了你保证过的，先生。快吃吧，孩子；快吃吧，儿子；快吃吧，先生；快吃吧，大先生。我求你了，吃吧。”

边上有个男人尖着嗓子嚷了一句：“不，我就是不吃！”

莱姆罗甘直起身，转过头去：“你，赶紧给我夹起尾巴滚出去，滚！不要搅浑水，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人群发出一阵嘘声。

莱姆罗甘又弯下腰，小声道：“你看看，先生，你让我丢足了脸。”他眼中带着泪水，央求道：“你看看，我的骨气和信念全给你糟蹋了。”

格涅沙仍然一动不动。

人们开始把格涅沙当成英雄对待。

格涅沙最终从莱姆罗甘那里得到了：一头公牛和一头小母牛，一千五百美元现金，一栋在泉水村的房子。格涅沙欠那些女人的饭钱，莱姆罗甘也不得不承担下来。

仪式终于在早上九点的时候结束了。莱姆罗甘浑身是汗。

“那个孩子不过是和我开开玩笑罢了，”他不停地向周围的人念叨，“他早就知道我会把这些都给他的。你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婚礼后，格涅沙回到自己家。莉拉要三天后才能过来和他一起生活。打嗝大婶留下帮他收拾房间。女客们呼啦一下全不见了，就像她们突然冒出来时一样迅速。偶尔，格涅沙还能看到一两个掉队者还在他的屋子里晃悠、吃饭。

“乔治王昨天去阿里马了，”打嗝大婶告诉他，“那里有人死了。明天我也要赶过去，但我让乔治王先走一步去那里张罗一下。”

接着，她觉得该给格涅沙一点实在的生活建议了。

“那些时髦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是好货色。”她说，“据我听知，莉拉就是这样一个时髦女孩。不管怎么说，你娶了她，她就是你的了，你得好好收拾她。”

她停顿了一下，打了个嗝。“如果她想要出头，你要时不时给她一点颜色看看。”

格涅沙说：“我想莱姆罗甘现在一定很生气，为了吃鱼蛋烩饭那件事情。”

“虽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那是莱姆罗甘自找的。一个男人去做女人的事情，给自己女儿说媒，他活该。”

“我现在得从这里搬走了。你知道泉水村吗？莱姆罗甘给了我一栋那里的房子。”

“那是个小地方，你去了能做什么？在那里你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甘蔗园砍甘蔗。”

“那可不对我的胃口，”格涅沙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我想行医。”

她大笑起来，以至于又打嗝了。“噢，都是这该死的风吹的。你……你想要我的命吗，孩子？行医？你对行医知道多少？”

“我父亲就是有名的按摩师，他知道的我都知道。”

“但做什么事情都得是那块料才行。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说‘我想要行医’，那特立尼达的按摩师就会多得只能互相看病了。”

“我觉得我就是那块料，就像乔治王天生是块管家的料。”

“她倒确实是块与众不同的料，她天生就是那样。”

格涅沙讲了他给莉拉看脚的事情。

她歪了歪嘴巴。“听起来你倒确实还行。不过像你这样的，应该做点别的事才好，比如和书籍有关的事情。”

“我会去做的。”那句话又不由自主地从他嘴里冒了出来，“我想我会写书的。”

“好事情。写书能赚大钱。我觉得那个写《麦克唐纳德农夫指南》的人一定赚翻了。你为什么不试着写写《拿破仑命运之书》之类的书呢？我觉得你肯定能写出那样的书来。”

“大家都想买这类书吗？”

“特立尼达缺的就是这样的书，孩子。算上城里所有的印度人，我们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大学者。大家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呢，只是误打误撞罢了。”

格涅沙想了想说：“是的，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一边行医，一边写书。”

“我认识个小伙子，他能让你的书在特立尼达卖得很火。如果一本书卖两个先令四十八分，每本书分给那个人六分……让我想想，印五千本的话……”

“那就有两千美元，但是——等一等，天哪，我还没有开始写呢。”

“我了解你，孩子。一旦你想着要去写书，肯定能写出好书来。”

她又打了个嗝。

最后一批客人走了，莉拉搬过来开始和格涅沙一起生活，莱姆罗甘于是向格涅沙宣战了。那个晚上，莱姆罗甘在佛维斯的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喊：“他纯粹是个强盗啊！我老婆死了，孩子嫁了，现在就剩下我，可怜的孤老头子一个人了。我为他做的一切他都忘得一干二净，他忘了我怎么张罗他父亲的后事，忘了我帮了他多大的忙！他抢劫我！他跟我过不去！大家都听好了，老天会帮我的，看看我怎么收拾这个狗娘养的东西！”

格涅沙命令莉拉关上门窗，关掉灯。他拿出父亲以前用的拐杖，站在前屋中央。

莉拉哭了起来。“那是我的爸爸啊，你拿着拐杖难道是要打他吗？！”

格涅沙侧耳听着莱姆罗甘在外面马路上的叫骂：“格涅沙，你这个小屁孩，你还想要我的房产，啊？你听着，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休想。”

格涅沙说：“莉拉，卧室里有个小笔记本。帮我拿过来。抽屉里有一支铅笔，你也帮我拿过来。”

她帮他拿来了本子和笔。格涅沙在本子上写下：“除非他死了才能拿他的财产”。在这句话下，他加上了一个日期。他这么做，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他只是心里有点害怕，觉得应该采取一点什么行动才行。

莉拉又哭了起来。“你是不是要对我爸爸施巫术啊？！”

格涅沙大声呵斥道：“莉拉，你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不会在这里久住的。过几天，我们就搬到泉水村去。没什么好怕的！”

莉拉还是止不住哭泣。格涅沙解下腰间的皮带，抽了她。

她放声大哭：“噢，老天啊！噢，老天啊！他今天要打死我了！”

这是格涅沙第一次打莉拉，也意味着两人家庭生活的正式开始，格涅沙打莉拉并不是因为迁怒于她；莉拉挨了格涅沙的揍，也并不因此憎恨他。尽管这不是结婚仪式的一部分，但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意义深远——意味着两个人都成年了，可以独立生活了。格涅沙是个丈夫了，而莉拉和其他年长的女人一样，是已婚妇女了。现在，她也可以像她们一样，向别人讲述丈夫是如何打她的。她回娘家的时候，也可以如每一个出嫁的女人一般愁眉苦脸，满腹心事。

这是珍贵的一刻。

莉拉又哭了一会儿，说：“当家的，我真的担心我爸爸啊。”

又是一个第一次。她第一次叫他“当家的”。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疑问，两个人都是成年人了。三天前，格涅沙还觉得自己比小毛孩好不了多少，心焦气燥的。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再没有那些孩子气了，他心里在想：“父亲是对的，我早就应该结婚了。”

莉拉说：“当家的，我真的很担心爸爸。今天晚上他是不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来的。他只不过在外面嚷嚷，等一会儿就会走。但他是不会原谅你的。在佩尼亚尔的时候，我曾看到他用马鞭把人打得可惨了。”

他们又听到莱姆罗甘在外面喊：“格涅沙，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莱姆罗甘的声音已经变得嘶哑：“格涅沙，今天晚上我会把我的刀磨快！我什么都不怕，我要让你进医院，就算让我坐牢也没关系。你小心着点，我警告你！”

然后，就像莉拉说的，莱姆罗甘走了。

第二天早上，格涅沙做完普迦，吃了莉拉为他煮的第一顿早餐，问：“莉拉，你有你爸爸的照片吗？”

她正坐在厨房的桌子前淘米准备午饭。“你要照片干吗？”她警觉地反问。

“姑娘，你怕是忘了自己是谁了吧？你以为你是警察吗，可以随随便便来盘问我？你有的是旧照片吗？”

莉拉的眼泪掉进米里。“并不是很旧，当家的。是两三年前爸爸去圣费尔南多时，张先生给照的，一张是爸爸自己，一张是爸爸、我和苏敏特拉。就在苏敏特拉结婚前照的，照片里我们身后是一幅图画，前面有植物，很漂亮。”

“我只要你爸爸的照片，不想要你的眼泪。”

他跟着她走进卧室，穿上出门的衣服——卡其布裤子、蓝衬衫、棕色的帽子和一双棕色的鞋。莉拉从床底下拉出她的行李箱，一个买安可牌香烟时得到的赠品，在箱子里找到了照片。

“给我，”他一把从她手里拿过照片，“这下我就可以搞定你爸爸了。”

她紧跟着走到楼梯口，“你要去哪里，当家的？”

“莉拉，你知不知道，对于一个结婚只有三天的女人来说，你这样管我的事也未免太快了。”

在去的路上，他没办法绕开莱姆罗甘的铺子，所以特意晃动着父亲留下的拐杖，装得好像那个铺子根本不存在一样。

果然不出所料，他听到莱姆罗甘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格涅沙，你以为自己是个男人了吗，啊？拎着你的拐杖给谁看呀！以为你是什么绅士了吗？听着，小子，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跑不掉的！”

格涅沙不答话，快步走了过去。

莉拉后来承认，那个早上她溜回了父亲的铺子去警告他。到那里的时候，她看到莱姆罗甘坐在高脚凳上，满面愁苦。

“爸爸，我要跟你讲件事情。”

“我和你，以及你的丈夫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我只要你传个口信给那小子，告诉他莱姆罗甘说的，他休想把我的财产给侵吞了，除非是我死了。”

“他昨天把这句话写在一个笔记本上了。还有，今天早上他问我要了你的照片，照片现在已经在他手里了。”

莱姆罗甘身体一滑，几乎从他的高脚凳上跌下来。“噢，老天爷啊！噢，老天爷啊！我真没想到他会是那样的人，他看起来那么不声不响的……”他在柜台后面咚咚地来回走，“噢，老天爷啊！我做了什么，让你丈夫这样惩罚我？他要我的照片干什么？”

莉拉哭起来。

莱姆罗甘看到柜台上的玻璃陈列柜。“亏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莉拉，现在我的店里已经不需要玻璃柜了。”

“知道了，爸爸，店里不需要它了。”

“是因为你丈夫我才买了这个玻璃柜子。噢，老天爷啊！他拿我的照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巫术来诅咒我，莉拉。”

莱姆罗甘恼恨地揪自己的头发，捶着胸脯和肚子，用拳头砸柜台。“然后他还会问我要更多房产的！”莱姆罗甘的声音因恐惧而变得颤抖起来。

莉拉尖叫道：“那你要把我的丈夫怎么样啊，爸爸？我才嫁给他三天啊。”

“苏敏特拉，可怜的小苏敏特拉，我们要照那些相片的时候，她还对我说，‘爸爸，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照这些照片。’老天啊！莉拉，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有听可怜的小苏敏特拉一句话呢？”

莱姆罗甘在玻璃柜上一块棕色的纸盖上擦了擦那双脏兮兮的手，把沾在上面的泪水弄干净。

“还有，爸爸，他昨天晚上打了我。”

“来，莉拉，我的女儿。”他顺着柜台弯过身，把手放在女儿的肩膀上，“这是你的命，莉拉，也是我的命。我们拗不过命的。”

“爸爸，”莉拉哭着说，“你要把他怎么样？他是我的丈夫了，你知道。”

莱姆罗甘收回手，擦了擦眼睛。然后他敲着柜台，玻璃柜子摇摇晃晃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现代教育。他们教了一项新的内容：偷窃。”

莉拉难掩内心的害怕，边哭边喊道：“这人是我的丈夫，爸爸。”

傍晚，格涅沙回到佛维斯，吃惊地听到莱姆罗甘热情的声音：“啊，先生！先生！你怎么路过这里也不跟我打招呼呢？别人还以为咱们吵架了呢。”

格涅沙看到脸上挂着笑容的莱姆罗甘站在柜台后面。“你要我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在柜台下藏着把磨好的刀，嗯？”

“刀？磨好的刀？你在开玩笑吧，先生。进来，请进来坐啊，让我们谈谈。就像过去一样，啊，先生？”

“现在情况不同了。”

“啊，先生。不要告诉我你在生我的气。”

“我没有生你的气。”

“只有像我这样愚笨无知的人才会生气，也只有像我这样的文盲生气的时候才会想到用巫术什么的来对付别人。受过教育的人可不会那么做。”

“你会大吃一惊的。”

莱姆罗甘试图让格涅沙注意那个玻璃柜子。“很时髦，对吧，先生？漂亮，好看，时髦的小玩意儿。”一只有气无力的苍蝇在玻璃柜外嗡嗡飞着，急切地想要加入到玻璃柜里它的同类中去。莱姆罗甘飞快地拍了一巴掌，打死了那只苍蝇。他把苍蝇尸体扔出窗外，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这些苍蝇真是烦人，先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对付这些烦人的东西？”

“我对苍蝇没什么研究。”

莱姆罗甘挤出一点笑容，继续谈话：“现在你是个已婚男人了，感觉怎么样？”

“这些时髦女孩都不是什么好货色，她们总是不知天高地厚。”

“先生，所以我不得不把她交给你啊。你才结婚三天就已看清了这一点，你受的教育真管用。想来点三文鱼吗？和圣费尔南多的三文鱼一样好。”

“我不喜欢圣费尔南多的人。”

“那你去那里干什么呢？”

“明天，但愿老天保佑，到明天你就会知道了。”

“噢，老天爷啊！先生，昨晚我可没有一点恶意啊。我不过是喝多了点。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喝一点酒脑子就糊涂了，先生。你随便问我要多少，我都不会介意的。我是个好印度人啊，先生。把我所有的东西拿走都没有关系，只要让我留住我的骨气就好。”

“知道吗，你他妈的真是滑稽。”

莱姆罗甘的手拍向另一只飞过的苍蝇，但没有打中。“明天会怎么样啊，先生？”

格涅沙从凳子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哦，这是个大秘密。”

莱姆罗甘靠着柜台边，来回搓着他的手。

“你为什么哭呢？”

“啊，先生，我是个苦命的人，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莉拉和我在一起不会有问题的。你千万不要为了她哭。”

格涅沙回家时看到莉拉待在厨房，蹲在灶火前，搅拌着蓝色搪瓷缸里煮开了的米饭。

“莉拉，我觉得在我洗手或者干其他事情之前，应该解下皮带先好好抽你一顿再说。”

她拉了拉头上的面纱，然后才转向他。“怎么了，当家的？”

“你这个女人，你爸爸的坏血怎么就流到你的血管里了呢？你还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呢，你已经跑出去把我的事情告诉了所有的人，对吧？”

她转过头去，对着火继续搅拌米饭。“当家的，如果你现在和我吵，那这锅米饭肯定会煮得太软，你不会喜欢的。”

“好吧，但等会儿，你要回答我的问题。”

晚饭后，她承认了昨天跑去娘家的事。他没有打她，让她有些吃惊。

于是她壮起胆子问：“当家的，那张照片你拿去干吗了？”

“我想我会让你爸满意的。到了明天，所有的特立尼达人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听着，莉拉，如果你现在又要开始哭的话，我会让你再尝尝挨揍的滋味。现在去整理东西吧，明天我们就搬到泉水村去。”

第二天早上，《特立尼达哨兵报》第五版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文化学院获慷慨捐赠》。

来自德贝附近的佛维斯镇的商人莱姆罗甘先生最近捐出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要在泉水村建造一所文化学院。这所尚未正式命名的学院的宗旨是在特立尼达弘扬印度文化和科学思想。

据悉，该学院的院长将由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学士担任。

在报纸显著的位置上，有一张身着正装、看起来比现在略瘦的莱姆罗甘的照片，在他侧前方有一盆植物，背景是希腊古迹。

莱姆罗甘店里的柜台上，堆着厚厚一沓《特立尼达哨兵报》和《西班牙港先驱报》。格涅沙踏进商店的时候，莱姆罗甘头也没有抬。他正全神贯注盯着报纸上自己的照片，眉头微微有些皱起。

“不用在《先驱报》上找了，”格涅沙说，“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莱姆罗甘还是没有抬头。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说：“嗯！”他翻过一页报纸，读了一则关于牛结核的危害的简讯。“他们付你钱了吗？”

“那人还要我付钱呢。”

“狗娘养的。”

格涅沙哼了一声，表示认同。

“那么，先生。”莱姆罗甘终于抬起了头，“你要钱真的是为了这个吗？”

“真的，当然是真的。”

“你真的要在泉水村写书什么的？”

“那当然。”

“哦，先生。我在这里读到的，先生。真是件伟大的事情，你是个伟大的人，先生。”

“你什么时候开始识字了？”

“我一直在学，先生。我只能读一点点。实际上，我只认识一百来个字。你为什么不把这条新闻读给我听呢？你读，我就可以闭起眼睛仔细听了。”

“你真是很滑稽。你看看照片就可以了。”

“是张漂亮的照片，先生。”

“你好好看，我要走了。”

就在那天下午，格涅沙和莉拉搬去了泉水村。但就在离开佛维斯前，他们收到了一封信。信里夹着那一季度的油井征地费，同时告知那块地已经挖不出油来了，征地费到此为止。

但格涅沙有了莱姆罗甘给女儿的嫁妆，这就像是天意。格涅沙再一次相信，命中注定他会有所作为。

“到泉水村我会干出一番大事情来，”格涅沙对莉拉说，“绝对的大事情。”

[1]印度教教徒在家或寺庙中举行的向神祇膜拜的仪式。

[2]法语“Réspondez s'il vousplaît.”的缩写，意思是“敬请赐复”。

五　考验

有两年多时间，格涅沙和莉拉住在泉水村，他们的生活中完全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重大的改变。

打一开始，泉水村就不像是有意思的地方。打嗝大婶说那是个小地方，穷乡僻壤，这还只说对了一半。泉水村根本什么都不是。这个地方太小了，太偏僻了，太落后了，只有在政府测绘部门的地图上才会被标出来，市政部门对这个地方根本不屑一顾，连邻近村庄的人也没有什么兴趣与他们往来。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地方。旱季的时候，这里的土地在烈日暴晒下四处开裂，化为齑粉；而到了雨季，地上则一片泥泞。一年到头都是热烘烘的，令人不适。如果村里种些树木，情况可能会好些，可格涅沙家的芒果树是这里唯一的一棵。

为了避开暑热，村民们天蒙蒙亮就起来到甘蔗地里干活。早晨过了一半，叶子上的露珠差不多被晒干的时候，他们就收工，然后到自家菜园接着干活，好像浑然不知甘蔗是这个鬼地方唯一能够生长的作物。村里几乎没有什么让人激动的事情，一共没几口人，所以连婚丧嫁娶这样的事情也少之又少，生活平淡而无趣。一年当中，村里的男人有两三次机会吵吵嚷嚷地结伴远行去看电影。电影院在遥远的“罪恶之都”圣费尔南多。除此以外，生活有如一潭止水。每年的收获季节，也就是当甘蔗林都被砍倒了之后，泉水村也会努力热闹一番。村里的六辆牛车都会被挂上粉色、黄色和绿色皱纸做成的彩条，眼里总是带着悲伤神情的牛也逃不过，牛角上将被挂上鲜亮颜色的丝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牛车上敲着盘子，唱着歌，颂扬上帝的恩赐。但这节日更像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无端高兴了一回。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村里的男人们都会聚在毕哈利的店里，狂喝劣质的朗姆酒。他们会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当晚回家就有了揍老婆的兴致。星期天早晨醒来，他们个个发现自己头痛欲裂，嘴里骂骂咧咧地诅咒着毕哈利和他的朗姆酒，宿醉会让他们一整天都不爽。但到了星期一早上，他们又生龙活虎了，一周的劳作就这么开始了。

毕哈利的店铺就靠星期六晚上的夜饮维持。但毕哈利自己从不喝，因为他是个标准的好印度人。他常告诫格涅沙：“老兄，什么都比不上有个清醒的头脑。”而且，他的妻子不允许他喝酒。

毕哈利是格涅沙在泉水村结交的唯一的朋友。他是个矮小的男人，看起来有点书生气，瘦瘦的，略微有点小肚腩，头发稀少，有点灰白。他是泉水村唯一看报纸的人。每天，王子镇的邮递员踩着自行车，给他送来一份前一天的《特立尼达哨兵报》。毕哈利坐在柜台前的高脚凳上，从头到尾将报纸仔仔细细读一遍。他痛恨坐在柜台后面，“那实在让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关进了窝棚。”

到达泉水村的第二天，格涅沙拜访了毕哈利，发现他知道关于学院的所有事情。

“那正是泉水村需要的，”毕哈利说，“你会写书什么的吗？”

格涅沙点点头。毕哈利喊了一声：“苏拉杰！”

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跑进店里。

“苏拉杰，去把书拿来。书都在枕头下面。”

“是所有的书吗，爸爸？”

“所有的。”

男孩把书取了过来，毕哈利一本一本递给格涅沙：《拿破仑命运之书》，一本掉了封面的教材版《以奥登》，三期《布克杂货店目录》，《薄伽梵歌》和《罗摩衍那》。

“他们骗不了我，”毕哈利说，“虽然我在乡下，还有点书呆子气，但我可不是个傻瓜……苏拉杰！”

男孩又跑了过来。

“香烟和火柴，苏拉杰。”

“它们都在柜台上呢，爸爸。”

“你以为我看不见吗？把它们递给我。”

男孩听话地把香烟和火柴递给父亲，然后一溜烟跑了出去。

“你觉得这些书怎么样？”毕哈利用一支还没有点燃的香烟指着一本书问。

毕哈利说话的时候，很像一只老鼠。他看起来很焦虑，小嘴巴紧张地一开一合，像老鼠在啃噬什么东西。

“很好。”

一个大块头女人带着一脸倦容走进商店。“苏拉杰他爸，你没有听到我叫你吃饭吗？”

毕哈利咬了咬嘴唇。“我正给先生看我读的书。”

“读书！”她疲惫的脸上立即显出嘲讽的表情，“读书！你想知道他是怎么读书的吗？”

格涅沙一时不知道眼睛该看哪里。

“要不是我看着他，他就会把店给关了，带着他的书跳到床上。我不知道有哪本书他是读完了的，而且，如果不能同时读四五本书，他就不开心。让有些人学会读书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毕哈利把香烟放回盒子里。

“要是男人能够生孩子，这日子就不一样了，也不至于那么糟心，”女人一边扫地一边说，“有你一个，我日子已经过得很不容易了，还要拖上你那三个什么忙都帮不上的儿子。”

她走后，店铺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苏拉杰他妈……”毕哈利试图解释一下。

“女人就是这样。”格涅沙回应道。

“她是对的，你知道吗？如果每个人都像你我一样，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很疯狂。”

毕哈利咬了咬嘴唇，朝格涅沙眨了眨眼。“我告诉你，读书的确是件危险的事。”

苏拉杰又跑进店里。“她在叫你，爸爸。”他的声音里带上了母亲恼怒的腔调。

走出门的时候，格涅沙听到毕哈利在教训那个男孩：“她？你就是这么叫你母亲的吗？她是谁？一只母猫？”

格涅沙随即听到啪的一声，毕哈利打了儿子一记耳光。

此后，他常常去那里。他喜欢毕哈利，也喜欢他的店。毕哈利把店铺收拾得很亮堂，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招贴，尽管他店里并没有招贴上的那些商品出售。毕哈利的店干燥而整洁，不像莱姆罗甘的铺子油腻腻的，很脏。

“我真搞不懂你老去毕哈利的店里干什么，”莉拉埋怨丈夫，“他自以为知道怎么做生意，真是笑死我了。我一定要写封信给爸爸，告诉他泉水村的商店是怎么回事。”

“你确实应该写封信给你爸爸，告诉他该去圣费尔南多的市场摆摊了。”

莉拉哭了起来。“你看你看，这个毕哈利究竟教了你些什么呀。你说的可是我的爸爸呀！”

格涅沙并不理会，照旧光顾毕哈利的店。

但当毕哈利听说格涅沙想当按摩师时，他焦虑地咬着嘴唇，摇头说：“老兄，你选了个非常非常不好做的行当。现在，你随便碰到一个人，不是自称按摩师，就是自称牙医。我的一个表弟——其实是苏拉杰妈妈的表弟，但她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居然也做了这一行。“

“他也是按摩师？”

“等等，你听我说。去年圣诞节，苏拉杰妈妈把孩子们带到外婆家，正碰上那个小伙子。你可以想象得出孩子他妈是多么吃惊。后来我们就听说他借了钱，买了一台牙科医生用的那种机器，开始给人拔牙。他把人家弄得死去活来的……但奇怪的是，去的人还络绎不绝。特立尼达人就是这么让人猜不透。”

“我倒并不想拔人的牙齿。那小伙子生意还不错，是吗？”

“暂时来说，还不错。他已经付清了买机器的钱。不过图纳普纳是个热闹的地方，对吧？我想啊，用不了多久，那些庸医们就会什么钱都赚不到了，连糊口都难。”

苏拉杰妈妈带着满身的热气和尘土，拿着把扫帚从屋外走进来。“本来好好的我正要来店里扫地——啊，瞧瞧我一进门就听到了什么。你凭什么说那小伙子是庸医？他已经在努力了。”她看着格涅沙，说：“你知道苏拉杰他爸有什么毛病吗？他就是妒忌！他连自己的脚指甲都剪不好，而有个年轻人已经在帮人拔牙了。他这纯粹是妒忌别人啊。”

格涅沙说：“你说得有道理。就拿我来说，你知道，我没有急匆匆地开业。我跟着我爸爸学了很多。我想自己绝对不是庸医。”

毕哈利咬了咬嘴唇，努力为自己辩解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要告诉先生，如果想在泉水村做按摩师，必须非常非常努力才行。”

没过多久，格涅沙就发现毕哈利是对的。在特立尼达行医的人太多了，做广告完全没有用处。尽管莉拉替他在她的朋友中间宣传，打嗝大婶向所有的亲朋好友作了介绍，毕哈利也保证告诉认识的每一个人，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到泉水村这样偏远的地方来看病，村子里的人也都健康得很。

“当家的啊，我觉得这一行你会做不下去的。”莉拉说。

他也开始怀疑自己当按摩师的能力。和所有的按摩师一样，他可以看看胃胀，治治关节痛。但是有难度的大病，他就没有办法应付了。

一天，有个胳膊畸形的小女孩来他这里看病。女孩看起来还是无忧无虑的样子，但她的妈妈愁眉苦脸地边哭边说：“先生啊，我们几乎拜访了这里所有的医生，但一点起色也没有。孩子一天天长大，谁会娶她啊？”

女孩长得挺漂亮的，有一双灵活的眼睛，对她母亲的哭泣没什么反应。她只看她的母亲，对格涅沙根本瞧都不瞧。

“我闺女的手起码被那些人拗断二十次了，可怜的孩子，”母亲接着说，“但她的手仍旧是老样子，还是这么拧着。”

格涅沙知道如果他的父亲碰到这个病人会怎么做。他会让那个女孩躺下来，用脚踩她的胳膊肘，然后把她的胳膊使劲往上拽，直到折了以后再接上去。但格涅沙检查了一下女孩的手，只是说：“大婶，这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只不过心里有点不痛快，就是这样。而且，既然上帝安排她长成这样，我们就不该去干涉上帝的创造。”

女孩的母亲这时止住了啜泣，掀起脸上的粉红面纱说：“那我认命了。”语气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前的悲伤。

女孩站在母亲边上，始终未吐一言。

事后，莉拉抱怨道：“当家的，你至少应该先试着矫正她的胳膊看看，然后再谈上帝啊什么的。你这么做，根本就是不管我的死活。好像存心要把病人都赶跑。”

但格涅沙还是一如既往地告诉他的病人，他们什么问题也没有。他越来越多地提及上帝。如果被逼急了，他就给人配一种绿色的液体，那是根据父亲生前留给他的方子制作的，主要成分是印楝树的叶子。

生活中还有一件让他失望的事情。结婚一年后莉拉还是没有怀上孩子，显然她生不出孩子来。他不再对作为妻子的她感兴趣，也不再打她。莉拉平静地接受了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格涅沙降低了对她作为一名印度主妇的要求。她负责一切家务事，并很快成为了一个能干的主妇。她打理花园，照料奶牛，对此没有抱怨。她是持家的一把手，开始对格涅沙呼来喝去。格涅沙似乎对此并无异议，凡事都开始征求她的意见。一段时间以后，虽然他永远也不可能承认，但他们爱上了彼此。有时候，格涅沙自己也会觉得奇怪，这个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强悍的高个子女人，怎么会和那个懂得调情、曾经问他“你也会写字吗，先生？”的女孩是同一个人。

还有就是那个需要不停去安抚的莱姆罗甘。那张有他的照片的报纸被剪了下来，装上画框，挂在他的店铺里，就在莉拉写的寻女店员的启事上面。报纸的边角已经泛黄。每次格涅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去佛维斯，莱姆罗甘肯定会问：“我说，学院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呢。”格涅沙会说，或者是：“我正在盘算着呢。别催我。”

好像每件事情都是错的，格涅沙开始担心他是不是误读了命运的征兆。直到后来他才看清这些令人失望的日子不过是天意的安排。“我们永远不能成为我们希望成为的，”他写道，“我们只会成为我们必须成为的。”

他成不了一个好按摩师；莉拉不能生孩子——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如若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人可能就永远消沉下去了，格涅沙却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籍中去。当然，他一直对读书和写书怀有很大的兴趣，但假如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按摩师，或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如此专注于著书立说了。

“要写一本书，”他对莉拉说，“一部巨著。”

有一家名叫斯奇特与史密斯的美国出版商已经把业务拓展到了南特立尼达。当格涅沙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这家出版公司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晚上，没有向毕哈利和莉拉透露只言片语，他在书房的小书桌前坐下，拧亮油灯，开始给斯奇特与史密斯公司写信。告诉他们他想写书，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对他将要写的书感兴趣。

一个月不到，回信来了。那个出版公司告诉格涅沙，他们非常感兴趣。

“你一定要告诉爸爸。”莉拉说。

毕哈利说：“美国人很好。你一定要给他们写书。”

格涅沙把斯奇特与史密斯的回信裱好装在画框里，挂在他伏案写信的小书桌上方。

“这只是一个开始。”他告诉莉拉。

莱姆罗甘不辞劳苦从佛维斯赶来。他凝视着那封装在画框里的信，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先生，这事也应该登在报纸上啊。是的，先生，给他们写书吧。”

“毕哈利——泉水村那个所谓的店主，也是这样跟他说的。”莉拉说。

莱姆罗甘回答：“既然如此，我觉得应该写书。美国人求你给他们写书，我敢打赌，你一定很自豪，先生？”

“没有，”格涅沙立即回答，“这点你可说错了。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我的感觉吗？说实话，我感到很惭愧，真的很惭愧。”

“这可是伟人的品质，先生。”

但是真正坐下来写书这件事情又让格涅沙忧心忡忡，他不断拖延动笔的时间。如果莉拉问起：“当家的啊，你还没有开始写美国人求你给他们写的书吗？”他会回答说：“莉拉，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讲话打乱了我的思路吗？你难道看不出我一直在思考，所有的时间都在思考这件事情吗？”

他始终没有给斯奇特与史密斯写书。

“我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解释说，“而且，我认为我也没有浪费时间。”

但斯奇特与史密斯使他更加关注英语写作的艺术。和许多特立尼达人一样，格涅沙可以正确地书写英文，但除非是非常正式的场合，他只说当地话，因为一本正经地讲标准英语是件很别扭的事。所以，出版社的信让他有意识地朝着维多利亚时期经典英语的方向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继续说着特立尼达式的英语，虽然很不情愿。

有一天，他说：“莉拉，我们生活在一个英联邦国家，不应该为讲一口标准的英国英语感到难为情。”

莉拉当时正蹲在厨房的炉灶前，用干的芒果树枝生火。她的眼睛被烟熏出了眼泪，通红通红的。“好吧，当家的。”

“我们先从自己做起，姑娘。”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当家的。”

“好。让我想想。啊，对了，莉拉，火生着了吗？不，给你一次机会，你来讲讲看，应该说“生着”火了呢，还是说“生起”火了，姑娘？”

“求你就放我一马吧。烟都到我眼睛上了。”

“你没有仔细听，姑娘。你应该说‘烟都到我眼睛里了。’”

莉拉被烟呛得咳嗽起来。“听着，当家的。我又不是没事闲坐在这里挠痒痒。你要闲扯，找毕哈利去吧。”

毕哈利对此事非常有兴趣。“老兄，这个主意太棒了！泉水村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人好好讲话。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

毕哈利咽了口唾沫，紧张地笑了笑。“不，老兄，你得给我一点时间想一想。”

格涅沙坚持他的意见。

“那好吧，”毕哈利只得让步，“这就开始好了。”

“今天天气热。”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今天天气很热。”

“听着，毕哈利。你讲得是不错，但自己跟自己讲没什么好处。我们要互相对话才行。好了吗？今天天很蓝，我看不到天空中有任何飘浮着的云朵。喂，你在笑什么呢？”

“格涅沙，你知不知道你看起来实在很滑稽。”

“得了，你才滑稽呢，看看你自己。”

“不，我的意思是，看你一副特立尼达人的样子，一开口却是英国话，真的有点好笑。”

格涅沙回到家，饭已经在灶台上煮好了。“拉穆苏米纳尔先生，”莉拉开口说道，“请问你去哪里了？”

“毕哈利和我聊了一会儿。你知不知道，毕哈利一本正经讲话的样子真滑稽。”

现在轮到莉拉笑了。“我还以为我们要开始这个一本正经讲话的大工程了呢。”

“姑娘，听着，你就只管给我好好煮饭，等我叫你讲正式英语的时候再说。”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格涅沙觉得有必要填写每一张他能收集到的赠券单，索取免费的图书手册。他是在毕哈利的店里发现这些印在美国杂志上的赠券单的。一下子寄出十多张赠券单后的一个月，大大的包裹就寄来了，整个事情让他兴奋异常。邮局的人可不怎么高兴，格涅沙不得不出钱贿赂，他们这才派了个邮递员，在太阳落山天气稍微凉爽一些的时候，骑着自行车把书送到了泉水村。

毕哈利为此还要请邮递员喝一杯。

邮递员说：“你们两个在王子镇上可算出名了。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这两个家伙是谁？他们怎么像美国人一样？’”他低头看了看空酒杯，在柜台前晃了几下，卖起了关子。“猜猜我是怎么回答他们的？”

这些动作的意思是他还要一杯酒。

“我怎么回答的呢？”他一气喝干了第二杯朗姆酒，皱了皱眉头，又要了点水喝下去，然后用手背擦擦嘴，说，“伙计，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你们俩是干吗的呗。”

毕哈利和格涅沙看着这些图书手册如获至宝。“兄弟，美国可真是人间天堂啊，”毕哈利感叹道，“他们真够大方的，舍得把这些书都免费送给我们。”

格涅沙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耸耸肩说：“对他们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你扭下腰，转个身，三圈还没有转完——嘭！——他们已经把一本书印出来了。”

“格涅沙，你可是上过大学的人。你觉得美国一年会印多少本书出来？”

“大概四五百本吧。”

“你疯了，兄弟。肯定超过一百万本，有一天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

“那你还问我干吗？”

毕哈利咬了咬嘴唇：“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接着，他们俩开始就一个人是否能了解世界上的每一件事展开了冗长的讨论。

有一天，毕哈利惹恼了格涅沙，因为他随口说：“你看看，这是英国人给我寄来的东西。”他拿出一个文件夹给格涅沙看。

格涅沙皱起了眉头。

毕哈利察觉到了他的不快。“我没有主动要。你可千万别以为我想和你比赛。他们就这么给我寄来的。”

那个文件夹太漂亮了，以至于格涅沙也无法真的生气。

“可是，我觉得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寄来这样的东西吧。”

“你拿去好了。”毕哈利说。

这时，苏拉杰妈妈的声音从里屋传了出来：“趁我还没把它烧了之前你最好赶紧拿走，我可不想让屋里的垃圾越堆越多。”

这个文件夹是人人文库寄来的。

格涅沙说：“两个先令一本，共九百三十本书，那就是……”

“四百六十美元。”

“那可是笔大数目。”

毕哈利接口道：“也意味着很多书，不是么？”

“如果一个人能把这些书全读完，就算是受过再好教育的人也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即使是总督也比不上。”

“哦，你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那天我要和孩子他妈讲的话了。我不认为总督他们是真正受过教育的人。”

“你是什么意思，兄弟？”

“如果他们是真正受过教育的，怎么会愿意来特立尼达这样的地方，离开白天黑夜都在印刷书籍的英国呢？”

格涅沙说：“九百三十本书……我想每本书大概有一英寸厚吧。”

“那就是七十七英尺。”

“也就是说，如果有两面墙做书架的话，就可以全放下了。”

“我本人更喜欢大部头的书。”

当天晚上，格涅沙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他书房的墙壁。

“莉拉，你有尺子吗？”

她拿出一把尺子。

“你想要改动房间吗？”

“我想买些书。”

“多少？”

“九百三十本。”

“九百！”她惊得哭了出来。

“九百三十。”

“那个毕哈利把你给教坏了呀。你就是想把我弄成一个穷光蛋，是不是？你抢劫了我爸爸还不够，干吗不直接把我送到贫民窟去？”

就这样，格涅沙没有把人人文库的书全部买下，而是只买了三百本。一天下午，邮局动用了一辆卡车帮他把书送到家。这成了泉水村的特大新闻，连莉拉也被镇住了，尽管她极不情愿让这些书进家门。只有苏拉杰妈妈对此颇不以为然。那些书还没运进格涅沙的家门，她就扯开了嗓子，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对她丈夫说：“你听好了，千万别跟着学，把自己弄成个傻子。莉拉可以去贫民窟，我绝对不行。”

然而，这件事却无形中树立了格涅沙在村里的地位。他之前因为行医失败，在村里的名声并不怎么好。不过没多久，附近的农民纷纷上门，他们扭着手里的脏帽子，要么请他代为写信给总督，要么读政府寄来的信函。

对格涅沙而言，这仅仅是个开始。他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读完了从人人文库买来的书，之后又买了一批。他经常跑去圣费尔南多，买一些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大部头。

“知道吗，毕哈利，有时候我会想，人人文库的人在给我邮寄包裹的时候，会想到在特立尼达出了我这么一个人吗？”

“这我可不知道，但是，格涅沙，我现在对你有点意见，你总是读过就忘。到了书快看完的时候，你压根儿已经不记得那本书一上来说的是什么了。”

“那怎么办呢？”

“听着，我这里有个字帖本。因为封面有点脏——都是苏拉杰玩蜡烛闯的祸——我卖不出去，不如就送给你做笔记用吧。你读书的时候，把觉得重要的东西都记下来。”

上学的时候，格涅沙就不喜欢字帖本。但做笔记这个主意他觉得还不错。所以，他又去了一趟圣费尔南多，在城中心大街一个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前流连忘返。这次逛街让他大开眼界。以前他从没发现纸张还可以如此美丽。商店里有各式各样的纸，不仅颜色不同，连散发的味道都各自不同。他静静地站在那里，欣赏着眼前的一切，心中油然升起敬意，直到身边响起一个妇女招呼他的声音。

“先生。”

他转过头，看到一个胖胖的妇人，黑脸庞上抹着厚厚的白色粉底，身上套了件再艳丽不过的花裙子。

“先生，请问这个……”她随手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按上面写的报出书名，“《尼尔森阅读基础》，什么价钱？”

“问我？”格涅沙吃惊地说，“我不是这里的售货员。”

妇人听了放声大笑，几乎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哈，哈，哈哈哈！我还以为你是卖东西的呢。”

她一边笑，一边摇晃着胖身子去找售货员了。

又剩下格涅沙一个人的时候，他偷偷地凑上前去闻纸张散发出来的味道，还微微闭上眼睛，用手轻轻触摸它们，好像在感受肌肤的纹理一般。

“你以为你在摸什么？”

说话的是个男孩，穿着白衬衫和蓝色短裤，打着一条领带，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你以为你在摸什么？是菜市场的山芋，还是木薯？”

格涅沙很尴尬，赶紧买了一令浅蓝色的纸，然后离开了百货公司。

就这样，带着强烈的在纸上写字的欲望，他决定去巴斯迪奥的印刷店再看一眼。到了那条狭窄不平的街道上，格涅沙吃惊地发现那家印刷店已变成了一幢混凝土浇筑的、镶着大玻璃的现代厂房。房前立着一块新招牌：精英电动印刷厂。招牌上还有一句口号：永远追求最好的印刷技术。里面传来机器转动的声音，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往里张望，看到一个男人坐在一台巨大的、看上去像放大了很多倍的打字机的机器前，是巴斯迪奥——穿着长裤，留着小胡子，已不再是男孩子的巴斯迪奥。毫无疑问，他长大了，真正开始闯荡江湖了。

“我真的要写书了，”格涅沙大声说，“真的要写了！”

但分心的事情不断。那个时候，他对记笔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如果莉拉抱怨，他就说：“现在记下来在一旁放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了。”同时，他变成了善于鉴赏各种纸张气味的专家。他告诉毕哈利：“知道吗，现在我只要用鼻子一闻，就知道这张纸有多少年头了。”他一直说最好闻的书是《哈里普法英词典》，他告诉毕哈利，当时之所以买这本书也是因为它太好闻了。闻纸的气味只能算他的新爱好的一部分，等他通过贿赂王子镇上的一个警察，从法院偷出一个订书机后，他的快乐才变得完整。

起初，要填满笔记本都是个问题。那个时期，格涅沙一周读四本书，有时候是五本。他一边读，一边在书上画线，有时候是一个词、一句话，有时候是一整段，这都是为星期天做准备。星期天简直成了他的一种仪式，完美而快乐。他早早起床，沐浴，做普迦，然后趁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散步到毕哈利的店铺，两个人一边读报，一边聊天，直到苏拉杰妈妈愤怒的脸探进来，向他们嚷嚷：“苏拉杰他爸，为什么你的嘴就没有停的时候。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说话。好了，别再说了。赶紧出来吃饭。”

格涅沙便会识相地在这时起身告辞。

相比之下，从毕哈利的铺子走回家的过程是整个星期天最没有意思的一件事。太阳很毒辣，路上的沥青踩在脚底下软塌塌、热烘烘的。格涅沙的脑子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是能用一块巨大的布像帐篷一样把特立尼达遮起来就好了。这个帐篷还可以在下雨的时候积蓄一些雨水。他一路上一直在考虑这个想法。回到家，吃完饭，再洗一次澡，然后穿上正式的印度服装——腰布、长衫和背心，打开他的笔记本。

他从卧室的一个抽屉里搬出买来的那沓纸，把上个星期在书上画过线的那些话全部抄下来。他制定了一套记笔记的方法。最初，这个方法还挺好用的——白色的纸用来记和印度教有关的笔记，浅蓝色的纸记和其他宗教有关的笔记，灰色的记历史，依此类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方法变得难以维系，他也就随它去了。

没有任何一个笔记本是他能从头写到尾的。每一本开始的时候，他都很认真，书写规整，但通常到了第三或第五页的时候，他就对这本笔记失去了兴趣，字迹变得越来越潦草，笔记本也就慢慢弃置不用了。

如此浪费，莉拉自然要抱怨：“你会把我们变成穷光蛋的，就像毕哈利让苏拉杰妈妈变成了穷光蛋一样。”

“姑娘，你懂什么？我抄下来的可不是店招牌，知道吗？记笔记本身就不容易，更何况我一边记还一边动很多脑筋呢。”

“你就知道说，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你说你到这里来要行医，要写伟大的书。可是到现在，你给多少人看了病，又写了多少本书呢？你赚了多少钱？”

这些问题让格涅沙无法回答，他只能说：“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你爸爸了，讲起话来像个律师，喋喋不休。”

在之后那个星期的阅读中，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来应付这些问题。他把这句话抄录在他的本子上，当莉拉再一次抱怨的时候，他便说：“闭嘴，听我说。”

他从他的一大堆书和笔记本里找出一个浅绿色封皮、上面写着“文学”字样的本子来。

“等等，当家的，先让我坐下来你再读吧。”

“听的时候你可别睡着了。莉拉，你有很多坏习惯，这便是其中之一，知道吧？”

“我也没有办法。你一开始读，我就觉得困倦。我还认识一些人看到床就想睡觉呢。”

“那些人的脑子才叫清楚。现在给我听着，姑娘。‘阅遍半个图书馆方可写书。’这句话可不是我编出来的，知道吧？”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就像你骗爸爸一样。”

“姑娘，我干吗要骗你呢？”

“我可不是你刚娶进门时的那个傻姑娘了。”

格涅沙拿出那本书，翻到印着这句话的那一页，这让莉拉顿时无话可说。不管她如何抱怨，如何不停地咒骂格涅沙，她还是忍不住敬佩她这个不停地读书、读大部头书的丈夫，这个半夜醒来说自己终有一天会写出一本书并印刷出来的丈夫！

但每逢重大节日，莉拉回到父亲家里，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莱姆罗甘早就把格涅沙看成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而且还是个骗子。不仅如此，她还要面对苏敏特拉。苏敏特拉嫁给了圣费尔南多一个五金店老板，家里挺有钱的。更让莉拉受不了的是苏敏特拉看起来就富态。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苏敏特拉变得越来越胖，越来越像个母亲，而且越来越有权威的样子。她的儿子以印度总理的名字命名，叫贾瓦哈拉尔[1]；女儿叫萨罗吉尼，是印度著名女诗人的名字。

“现在我肚子里怀着的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我就叫他莫狄拉尔[2]；如果是女儿，就叫卡玛拉。”

她对尼赫鲁家族的钦佩之情恐怕无人能及。

苏敏特拉和她的孩子们同佛维斯越来越不搭调。女儿出嫁后，莱姆罗甘日益邋遢，店铺也乱糟糟的。独居后的他对家务事显然完全失去了兴致：后屋桌上铺的油布早已破破烂烂；用面粉袋编成的吊床肮脏到全然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那本中国日历则沾满了苍蝇屎。相形之下，苏敏特拉的孩子们穿的衣服越来越贵，越来越讲究。他们奔来跑去，越发喧闹。莱姆罗甘溺爱外孙们，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但小孩子们来了几次就声称外公对他们的宠爱太小儿科了。在孩子们眼里，外公店铺的玻璃罐里裹着糖粉的小甜食已经不能满足他们。莱姆罗甘只得拿出棒棒糖来哄他们。优渥的生活令苏敏特拉越来越富态。对莉拉来说，看着苏敏特拉右手臂上晃来晃去叮当作响的金手镯，听着她炫耀般的“累坏了，需要一个假期”之类的抱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圣诞节的时候，苏敏特拉告诉莉拉：“老三生下来的时候，我原本还想写信给你，但你知道，我总是忙得没有时间。”

“是的，我知道你的确没有时间。”

“是个女孩，我叫她卡玛拉，以前跟你提起过的，还记得吗？啊，对了，忘了问你，你丈夫还好吧？我没有看到他写的书啊。不过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怎么读书。”

“他还没写完。”

“哦。”

“是本很厚很厚的书。”

苏敏特拉手臂上那串金镯子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她咳嗽了几下，喉咙里咕噜了一声，但并没有吐出痰来。又是有钱人的做派，莉拉心想。“贾瓦哈拉尔他爸爸也开始读书了，他总是说如果他有时间，也想写点东西，但是店里的生意忙得很，他真是没有时间，可怜的人。我想格涅沙大概不是很忙，对吧？”

“你肯定想不到，找他看病的人多着呢。如果你认识的人有需要看病的，一定要告诉他们格涅沙的名字。去一趟泉水村也不算很难。”

“亲爱的妹妹啊，你知道只要我办得到，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帮你。但你真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自称是按摩师吗？就是这些人抢了像格涅沙这样的好人的生意啊。其实这些做按摩师的人，都是些什么都不懂的小毛孩，我觉得他们就是成天无所事事的混混。”

卧室里传来卡玛拉的哭声。穿着一件崭新的小水手服的贾瓦哈拉尔走了出来，口齿不清地说：“妈妈，卡玛拉尿尿了。”

“小孩子啊，真拿他们没办法。”苏敏特拉大声说着，一阵风似的冲进了卧室，“莉拉，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一个烦人精都没有。”

这时候，莱姆罗甘从店里回屋来了，身上背着萨罗吉尼。她正津津有味地吮着一根柠檬口味的棒棒糖，还时不时地把黏糊糊的糖放在手里玩耍。

“我听到了，”莱姆罗甘说，“苏敏特拉没有恶意。她不过是因为有点小钱，想小小地显摆一下。”

“他真的会写书的，爸爸，他亲口告诉我的。他一直在读书，做笔记。有一天他会把他写的书拿来给你看。”莉拉委屈地哭起来。

“是的，我知道他会写书。”莱姆罗甘一边说，一边试图阻止萨罗吉尼拿着棒棒糖的手往莉拉的头发上蹭，“不要哭了，苏敏特拉马上就回来了。”

“莉拉，萨罗吉尼喜欢你呢。你可是她第一个喜欢上的人。啊，你这个调皮的小女孩，你姨妈的头发都要被你扯坏啦。”

莱姆罗甘把萨罗吉尼交给走出卧室的苏敏特拉。

“真是个漂亮的小姑娘，”苏敏特拉说，“还有个漂亮的名字。我们家可是一屋子名人啊，莉拉，你说是不是。这姑娘，她的名字和那个很会写诗的女诗人的名字一样，而你的丈夫又在写大部头的书，将来一准是名人。”

莱姆罗甘说：“是啊，你想想，我们是个很好的家庭。只要我们有骨气，有信念，就没有问题。看看我，就算别人不喜欢我，不再到我店里来了，还是不能伤害到我，只会让我……”

“好了，爸爸，别那么激动，”苏敏特拉打断他的话，“你要是再这么走来走去地大声讲话，又要把卡玛拉吵醒了。”

“嗯，不过，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我身边，我开心啊。看着你们开心我就更开心了。要我说，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特别偏执的人，我很为我们家有格涅沙感到自豪呢。”

“苏敏特拉是这么说的吗，嗯？”格涅沙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你想她还会怎么说，她和你父亲脑子里想的只有钱。她对书啊什么的根本没有兴趣，像他们这样无知的人才会去嘲笑斯图瓦特先生，还自以为自己是印度人呢。如果我现在是在印度，很多人会从各个地方赶过来，给我送吃的穿的。但这是在特立尼达……呸！”

“但是，现在必须要考虑钱的问题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身无分文了。”

“听着，莉拉。这些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吃吗？我们的屋后有个小花园，可以自己种。要喝牛奶，我们不是有一头奶牛吗？我们已经有房子了，住也不是问题。你还要什么呢？啧！你让我变得像你爸爸一样讲话了。”

“这对你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那是因为你没有我姐姐那样的人要对付，不必听她们嘲笑你。”

“莉拉，这是每一个要写作的人都必须面对的事情。贫穷和饥饿是每个作家都要经历的。”

“那你也没写出什么来啊。”

格涅沙只能沉默。

格涅沙继续读书，继续在书上涂涂画画，做他的笔记。他开始对印刷字体敏感起来。尽管他几乎拥有企鹅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书，但并不怎么喜欢，因为它们都是用“时代字体”印刷的。他对毕哈利说，这种字体看起来给人廉价的感觉，“像报纸”。阿道斯·赫胥黎的书，他只看用“富尼埃字体”印刷的版本。实际上，他已经把这种字体看成是赫胥黎著作的一部分。

“如果我的书会印刷出来，就要用这种字体。”某个星期天，他这样告诉毕哈利。

“你以为在特立尼达找得到有这种字体的印刷机么？他们只有那种乱七八糟、印出来丑得要命的字体。”

“但是那个叫巴斯迪奥的孩子，我告诉过你的，他买了台新印刷机，看上去像个巨大的打字机。”

“是排字机，”毕哈利挠挠头，咬着嘴唇说，“这只不过说明特立尼达有多落后。看看那些美国杂志，我想特立尼达印不出那样的东西来。”

格涅沙没有回答，因为就在这个时候，苏拉杰的妈妈探进头来，准时发出了让格涅沙离开的信号。

回到家，他看到吃的东西像往常一样整整齐齐地放在厨房：一铜罐凉开水和一小盆酸辣椰子酱。将盘子里的食物吃完，他习惯性地端起盘子要舔干净，忽然看到盘子底下压着一张小纸条，正是他拥有的最好的浅蓝色纸。

我，不能够：生活，在这里，忍受：来自，我家庭的，侮辱！

[1]贾瓦哈拉尔（1889－1964），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著名领袖，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2]莫狄拉尔（1861－1931），尼赫鲁家族的一员，著名政治家、律师。下文中的卡玛拉一名亦是尼赫鲁家族成员用过的名字。

六　第一本书

一刹那，格涅沙懵了。

然后，他突然站起身，一脚踢翻了铜罐，水洒得地上到处都是。他看着罐子在地上打转，然后停下来，咣的一声横倒在地，不动弹了。

“让她滚！”他大声说，“滚吧滚吧。”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会做给她看的。不写了，我一行都不写了！”

他朝着铜水罐又踢了一脚，又有一点水从罐子里洒了出来。这让他有一点吃惊。“我会让她后悔的，让她羞愧！滚吧！还说要和我一起过日子，却连孩子都不会生，一个小小的孩子都生不出来！我会让她后悔的！让她滚吧滚吧！”

格涅沙走进书房，在他的书中间来回踱着步。他停下来，看着墙壁，脑子开始盘算他是否真的能在这堵墙上安一个七十七英寸高的书架。“简直跟她爸爸一个德行。不尊重书籍，只知道钱、钱、钱。”

他走回厨房，将地上的水罐捡起来，拖干了地板。然后去洗了个澡，相当虔诚地诵念了一会儿经文。他不时停一下，忍不住再咒骂几句，有时候甚至会大喊：“我倒要让她看看，我偏就一行也不写了！”

他穿好衣服，去见毕哈利。

毕哈利听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说：“总督说得一点没错。印度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让男孩子受教育，而让女孩子自生自灭。现在的状况就是：你比莉拉受的教育多，我比苏拉杰他妈受的教育多。问题就出在这里。”

苏拉杰的妈妈突然冲了进来，一看到格涅沙，就用面纱遮住脸哭起来。她想隔着柜台给格涅沙一个拥抱，但没有成功。她一边哭，一边弯下腰钻过柜台，站在格涅沙面前，用一条胳膊搂住格涅沙的肩膀，说：“格涅沙，可怜的人，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全知道了。我还以为她不是认真的，否则不管怎样我都会阻止她的。现在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挽回这件事。格涅沙，你一定要勇敢。生活就是这样。”

她把毕哈利从高脚凳上拽下来，自己一屁股坐了上去，一边伤心地抽泣，一边用面纱的一角擦拭着眼睛。毕哈利和格涅沙都看着她。

“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苏拉杰他爸的，”她摇着头说，“永远不会。我可没有读过什么书。”

苏拉杰这时出现在门口：“妈妈，我好像听到你在叫我？”

“没有，儿子，我没有叫你。但你过来吧。”

苏拉杰走进来，他的妈妈紧紧搂住他的头，让他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你猜我有没有动过离开苏拉杰和他爸的念头？”她小声尖叫道，“从来没有过！”

苏拉杰抬起头问：“妈妈，我可以走了吗？”

“是的，儿子，现在你可以走了。”

苏拉杰走开后，她稍微平静了一点。“问题就在这里，现在的女孩子都读过一点书。莉拉只知道自己看书写字，却不好好照顾自己的丈夫。我可是警告过她的，你知道。”

毕哈利揉着肚子，若有所思地看着地板，然后说：“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现在这些年轻女孩可和我们不一样，格涅沙。这些年轻女孩觉得结婚就是一种游戏，就像打棒球。跑出去，再跑回来，对她们来说很有乐趣。她们要你去追她们，恳求她们……”

“你永远也不需要来求我，苏拉杰他爸，”苏拉杰的妈妈又忍不住伤心起来，“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就是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丈夫。虽然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毕哈利一手搂过老婆的腰，看了看格涅沙，又低头看着苏拉杰他妈。在旁人面前做出如此亲昵的举动，让他的脸上略带羞愧的表情。“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虽然你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你很懂道理。”

苏拉杰妈妈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说：“小时候没有人在乎我，三年级他们就让我退学了。那时我在我们班里总是得第一。你知道普尔肖坦吗，查瓜纳斯的大法官？”

格涅沙摇了摇头。

“我和普尔肖坦三年级的时候是一个班的。我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可他们还是让我退了学，把我嫁了。我虽然没读什么书，但我绝不会离开的。”

格涅沙说：“不要哭了，大婶。你是个好女人。”

她又哭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打住，说：“没关系，格涅沙。现在的女孩子就是这样，把结婚看得像打棒球一样。她们离家出走，但离家出走的目的就是为了再回来。但现在你怎么办呢，格涅沙？谁给你煮饭，谁给你打扫屋子呢？”

格涅沙带着英雄般的气概轻笑了一声。“这类事情我从来不担心。我总是相信，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一点苏拉杰的爸爸可以作证。”

毕哈利把右手插在背心口袋里，点点头，咬着嘴唇说：“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格涅沙张开双臂摆出一个夸张的姿势，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不为琐事担心。”

“好吧，那你就在自己家吃你的哲学，到我们家吃饭吃菜。”苏拉杰他妈妈接口道。

毕哈利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好妻子才能留住男人——我的意思是一个像格涅沙这样的男人。现在，既然莉拉已经走了，你真的应该开始写书了。是不是，格涅沙？”

“什么书都不写，不——准备——写——任何——书！”他在狭窄的店铺里走来走去，大声说，“就算她回来求我，我也不写了！”

苏拉杰他妈妈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你不准备写书了？”

“不。”他朝地上踢了一脚。

毕哈利也很吃惊：“你不是认真的吧，格涅沙？”

“我没有说笑。”

苏拉杰妈妈回头安慰丈夫：“你不要把他的话当真。他不过是想要端起个小架子，让我们求求他。”

“听着，格涅沙，”毕哈利说，“你需要的是一个作息表。听着，呃，我可没有求你的意思。但我不想你做傻事，白白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我现在就给你制定一个作息表。如果你不遵守它，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完了。你想想，这可是你自己的书啊……”

“书上会印着你的大照片，用大大的字体印着你的名字。”苏拉杰妈妈赶紧补充道。

“在你告诉我的那种大印刷机上印出来。”

格涅沙不再来回踱步了。

苏拉杰妈妈说：“现在没事了。他会写书的。”

“你知道我记的那些笔记，”格涅沙对毕哈利说，“我在想，先从那些笔记着手，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呢？把不同的作者对宗教的理解罗列出来，解释他们的观点。”

“语录集。”毕哈利咬着嘴唇应道。

“对，语录集。你觉得怎么样？”

毕哈利举起手，挠了挠头。“我在想……”

“这会让人们学到很多。”格涅沙带着期待的口吻说。

“这正是我想的，这的确可以让人学到很多。但你觉得人们想学吗？”

“他们不想学吗？”

“你想想，格涅沙。你必须记着在特立尼达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教育他们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们。从其他更容易的做起，然后再把你的语录集扔到他们面前。但现在，我看还是算了。”

“先从简单的、不复杂的做起，对吗？”

毕哈利把双手放在大腿上。“是的。这里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你知道吗，你要像教育小孩子一样教育他们。”

“启蒙读本？”

毕哈利拍了一下大腿，使劲咬了咬嘴唇，“是的，老兄。就是这样。”

“等着瞧好了，毕哈利。我会给大家一本这样的书，我会让特立尼达人扬眉吐气。”

“这才是苏拉杰妈妈和我最想听到你说的话。”

他就这样开始写书。他勤奋地写了五个多星期，严格按照毕哈利给他制定的作息表生活：早上五点起床，天蒙蒙亮的时候就给奶牛挤奶，清扫牛舍；洗澡，做普迦，烧饭，吃饭；把奶牛和小牛犊带到一小块荒地上吃草；然后，从九点开始写书。白天还需要给奶牛和小牛犊添几次盐水。以前他从未照顾过奶牛，现在吃惊地发现这种看起来温顺、驯良的动物竟然需要如此多的清洗和照顾。毕哈利和苏拉杰妈妈也帮着他照看奶牛，而且毕哈利在写书的每一个环节上都给了他许多建议。

他说：“毕哈利，我准备把第一本书敬献给你。”

他确实这样做了。在书还没有完成之前，他已经把扉页上的话想好了。“这可是最难写的部分。”他愉快地告诉他们。连苏拉杰妈妈对他想好的致辞都感到很满意：仅以此书献给毕哈利，因为他问了“为什么”。

“读起来真像一行诗啊。”她说。

“听上去还真是一本像模像样的书。”毕哈利说。

格涅沙带着他的手稿去圣费尔南多的日子终于来了。他站在马路沿上，透过玻璃窗仔细打量精英电动印刷厂里那些庞大的印刷机。他有点害羞，犹豫着该什么时候走进去，但同时又想要多体验一会儿这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想象里面那些复杂的大机器和那个操作机器的壮实男人将为他写下的字而忙碌起来。

走进去后，他发现操作印刷机的人自己并不认识。他认识的巴斯迪奥正坐在一张办公桌后，周围是鸟笼般的铁丝栅栏，栅栏上插满了粉色和黄色的便签纸。

巴斯迪奥从“鸟笼”里走出来。“你看起来很脸熟啊。”

“很久以前你给我印过结婚请柬。”

“啊，对了。我印过无数结婚请柬，可是从来没有人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今天你要印什么呢？杂志？现在特立尼达想要办杂志的人太多了。”

“书。”

巴斯迪奥吹了声口哨，用肮脏的手翻了一下手稿。他不经意的态度让格涅沙感到震惊。

“这些纸可够好的，兄弟。但这只不过是个小册子嘛。你看看，与其说这是本书，还不如说这是个小册子。”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这不是一本大书，但我们都知道事情要从小的开始做起。就像你自己，还记得以前的那些老机器吗？再看看现在这里的情形。”

巴斯迪奥没有回答。他走回自己的“鸟笼”，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电影票票根和一支粗粗的红色铅笔。他神情严肃，像足了商人。然后他趴在黑糊糊的桌子上，开始在票根的背面写下一些数字，不时停顿下来，然后鼓起腮帮子，或是用他的右手小指，对那些看不见的灰尘又吹又抹。“听着，你对印刷懂多少？”

“印刷？”

还趴在那儿的巴斯迪奥点点头，又吹了吹灰尘，用铅笔挠着头。

格涅沙微笑：“我倒是学过一点。”

“你想用几号字？”

格涅沙不知如何回答。

“八，十，十一，十二，还是其他？”巴斯迪奥听起来有点不耐烦了。

格涅沙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成本，坚定地说：“八号就成。”

巴斯迪奥点点头，哼了一声。“那每段开始前要不要加花体字母呢？”

他像是西班牙港的理发师在推销洗发水。

格涅沙赶紧答道：“不，不，不要了。”

巴斯迪奥看起来有点失望。“就这么一点字数，你确定不要首行加花体？”

“当然，当然。但是听着，在我们进行到下一步讨论前，你让我看看你印正文用的字体。”

“是时代体。”

格涅沙发出一声失望的呻吟。

“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了。”

“好吧，就这样吧。”格涅沙意兴阑珊地回答，“还有一件事，我想把我的照片印在前面。”

“我们这里不出印版。但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多付十二美元。”

“就为了一张小小的照片？”

“每英寸一美元。”

“真贵啊，老兄。”

“难道你要别人为你的照片付钱不成？好了，就这样吧。总共……对了，你想印多少本？”

“先印一千本。但我要你把印版留着，说不准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巴斯迪奥不理会他。“一千本，”他自顾自地嘟哝着，在电影票根的背后继续算他的账，“一百二十五美元。”说完，他把铅笔往桌上一扔。

就这样，书开印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却又重复单调、让人生厌的过程。格涅沙和毕哈利一起校对了样稿。两个人都不禁赞叹，文字一旦被印成铅字，看起来就非同寻常。

“它们看起来真的很有力量。”毕哈利说。

苏拉杰妈妈也激动万分。

终于印完了。格涅沙开开心心地雇了辆出租车把这一千本书运回泉水村。在离开圣费尔南多前，他再次叮嘱巴斯迪奥：“记好了，一定要把印版留着。说不定这书卖得飞快，我可不想在特立尼达人追着我买书时，我却一本都不剩了。”

“当然，当然，”巴斯迪奥回答，“他们要，你要，我就印。肯定的，老兄。”

尽管格涅沙内心充满了喜悦，但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失望让他无法释怀。他的书看起来太薄太小了，加起来不到三十页——三十张薄薄的小纸片。因为书太薄，书脊上都无法印字。

格涅沙对毕哈利解释说：“都是那个巴斯迪奥，跟我谈什么字号，什么首行花体，到头来他给了我最难看的时代体，还把字印得这么小。”

苏拉杰妈妈在一旁插嘴道：“他把你的书弄得看起来一点也不值钱。”

“这就是特立尼达印度人的问题……”毕哈利接话道。

“苏拉杰他爸和他们可不一样，”苏拉杰妈妈插话说，“他希望你能成功。”

毕哈利接着说：“格涅沙，说不定有人忌妒你，付钱给那个巴斯迪奥，让他故意把书印得这么薄。如果换一家印刷厂，你的书应该可以印到六十页，用那种厚厚的纸。”

“不管怎么样，别放在心上啦，”苏拉杰妈妈安慰格涅沙，“多少是本书，你比这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厉害多了。”

毕哈利指着封页上的照片，咬着嘴唇说：“这张照片很好，格涅沙。”

“他看起来真像一个教授，”苏拉杰妈妈附和道，“真严肃。用手托着下巴，看起来就像在思考严肃的问题。”

格涅沙也拿起一本书，翻到了致辞页。“我觉得苏拉杰爸爸的名字印出来也很好看。”他对苏拉杰妈妈说。

毕哈利尴尬地又咬了咬嘴唇：“没有啦，伙计，你在开玩笑吧。”

“我觉得整本书看起来都很好。”苏拉杰妈妈说。

一个星期天的午后，佛维斯莱姆罗甘的店里，莉拉站在厨房窗前洗碗。她正准备把脏水从窗口泼出去的时候，看到窗台下冒出一个脑袋。那张脸很熟悉，但脸上古怪的笑容却是她不曾见过的。

“莉拉！”那张脸小声叫她。

“哇——是你。你在这里干吗？”

“我来接你了，姑娘。”

“快滚开，你听着。当心我把这盆脏水全部泼在你脸上，看你还笑得出来。”

“莉拉，我来不仅仅是看你，我还有事情要告诉你，而且我想第一个告诉你。”

“有话快说，我还真服了你，你够沉得住气的，啊？你把我气走已经快三个月了，居然问都不来问一声，‘狗啊，你还好吗？’或者‘猫啊，你怎么样？’现在，你倒想起来看我了，啊？”

“莉拉，那可是你先离开我的。我没有时间来追你，因为我一直在写书。”

“滚远点，去和毕哈利说吧。听着，我要叫爸爸了，他要是看到你，你就没有好果子吃了，我警告你。”

那张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古怪了，声音也变得神秘兮兮。“莉拉，我写了本书。”

她觉得格涅沙这回没有对她说谎，因而紧张得有些颤抖，回道：“你骗人。”

他唰的一下从怀里抽出那本书。“看这本书！看看我的名字，看看我的照片，看看这些字，都是我亲笔写出来的。我可是坐在我们的书房里，用普通的铅笔，写到普通的纸上的。现在呢，印出来了。”

“哦，天哪！哦，天哪，天哪！你真的写了一本书。”

“当心！你的手上还全是肥皂，别碰！”

“听着，我要马上跑去告诉我爸爸。”她转过身，往里面的屋子跑。格涅沙听到她说：“我们一定要让苏敏特拉知道。她一定一定不喜欢听到这个消息。”

格涅沙被独自留在窗台下，站在罗望子树的树荫里，得意地哼哼起来，心情好得开始打量莱姆罗甘的后院。其实，他什么都没看进去，既没注意到生了锈的空铜罐，也没有看到一些水桶里浮着蚊虫幼卵。

屋内响起莱姆罗甘沙哑的声音：“先生！进来啊，先生。干吗把自己弄得像个陌生人一样在外面站着呢？进来，请进，坐在你的老位子吊床上吧。哦，先生，真是荣幸啊！我太、太为你骄傲了。”

格涅沙在吊床上坐下来。现在这个吊床是用蔗糖口袋编成的，墙上的中国日历已经不见了踪影，受潮的墙壁还像以前一样脏。

莱姆罗甘用他汗毛浓重的肥手抚摸着书的封面，笑得合不拢嘴。“书真滑啊，真滑。”他说，“快看，莉拉，摸摸看有多滑。看这封面上印的字，好像本来就是纸的一部分啊，先生。哦，先生，今天你真的让我感到骄傲。还记得吗，莉拉，圣诞节的时候我还跟你和苏敏特拉说过来着，格涅沙是我们家最偏执的人。我的看法是，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个偏执的家伙。”

“这还只是开始。”格涅沙说。

“莉拉，”莱姆罗甘故意用严肃的口吻说，“姑娘啊，你丈夫千里迢迢赶到佛维斯来，你也不问问人家是不是饿了，口渴不渴？”

“我一点都不饿，也不渴。”格涅沙说。

莉拉看起来很发愁。“米饭都吃完了，木豆菜[1]剩得也不多了。”

“那就开个三文鱼罐头，”莱姆罗甘命令道，“再弄些面包、黄油、辣椒酱和鳄梨。”他亲自起身到厨房看莉拉准备这些东西。“姑娘，我们家出了个作家，出了个作家啊！”

他们让他在餐桌边坐下。餐桌上早就没了油布、花瓶和纸制的玫瑰花。父女俩端出搪瓷盆，看着他吃。莱姆罗甘的目光则不停地在盘子和格涅沙的书之间来回打转。

“还要加点水吗？”莉拉问。

嘴里塞满食物的格涅沙发现自己无法及时回应莱姆罗甘的夸赞，他只能加快咀嚼和吞咽的速度，同时迎合地点头。

莱姆罗甘终于摸够了，打开了绿色的书封。

“我真希望自己是个识字的人，先生。”但因为实在是太激动了，他露出了马脚——其实他是识字的。“《关于印度教的101组问答》。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学士著。读起来真好，嗯，是不是，莉拉？再听听。”他把书名又重复了一遍，点着头，眼角冒出喜悦的泪水。

莉拉说：“当家的啊，我老早就跟你说了，别再搬出自己的学士头衔了。”

格涅沙使劲将嘴里还没来得及嚼好的食物咽下去。他抬起头，看着莱姆罗甘说：“那天我和毕哈利还谈起这事。我不认同现代教育制度，每个人都觉得有了那张证书就万事大吉了。一张证书并不能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学士。关键在于：怎么学习，想要学习什么，为什么去学习，这些才是重要的。我实在想不出我为什么不能称自己为学士。”

“你是个学士，先生。我倒想看看有谁敢跑到我面前来说你不是学士。”

莱姆罗甘又翻了几页，大声朗读起来：“第四十六问：谁是现代印度史上最伟大的人？莉拉，让我听听你是怎么回答的。”

“让我想想。是、是……圣雄甘地吧？”

“对了，姑娘。一流的回答。这本书上也这样说呢。真是本好书，先生。上面有各种各样有用的小知识啊。”

格涅沙正举着一个铜水壶喝水，水壶把他的大半个脸都遮住了，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声音。

“让我们再看看，”莱姆罗甘继续说，“听听这一句，莉拉。第四十七问：谁是现代印度史上第二伟大的人？”

“我知道，但现在忘记了……”

莱姆罗甘很开心。“我刚才说的一点也不错，书里真是什么样的知识都有。答案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我想说的就是他呢。”

“再试试这一题。第四十八问：谁是现代印度史上第三伟大的人？”

“你还是放下书吧，爸爸，我自己会读。”

“是个懂事的姑娘。先生，像这样的书，他们应该给学校里的孩子人手一册，让他们烂熟于心。”

格涅沙咽了口水。“大人也应该读。”

莱姆罗甘又翻了几页。突然，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你把这本书献给毕哈利。他是谁？”

格涅沙意识到麻烦来了。“你认识他。那人怕老婆怕得不行，瘦小得像火柴棒一样。你到泉水村的时候见过他。”

“他有没有读过书？他和我一样是经营杂货铺的吗？”

格涅沙笑出了声。“他完全不是你这样的店主。就是这个毕哈利问了我许多问题，使我有了写这本书的灵感。”

莱姆罗甘把《关于印度教的101组问答》放到桌上，站起身，哀伤地看着格涅沙。“先生，你的意思是情愿把这本书献给这个人，也不献给你的岳父大人？这可是帮你安葬了父亲，所有的事情都替你办了的人啊。作为回报，你至少应该把这本书献给我啊，先生。是谁帮你起家的？是谁把泉水村的房子给了你？又是谁给了你成立学院的钱？”

“下一本书就是献给你的。我已经在想致辞了。”

“什么致辞、赞扬都不用想了。我就是希望在你的第一本书里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这么简单。我有权这样希望，对不对，先生？现在，人们拿到书会问，‘不知道这个作者娶了谁家的女儿？’他们怎么能从书里找到答案呢？”

“下一本书是献给你的。”格涅沙匆忙用手指抹净眼前的盘子。

“回答我的问题，先生。他们能从书里找到答案吗？你让我名誉扫地啊。”

格涅沙走到窗前，漱了漱口。

“是谁一直在背后支持你来着，先生？在每个人都嘲笑你的时候，是谁保护了你，啊？先生，你真让我失望。我给了你我的女儿，我给了你我的钱，而你却连这本书都不写是献给我的。”

“爸爸，别着急。”莉拉说。

莱姆罗甘扯着嗓门大哭起来：“什么叫别着急？你来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我现在并不是让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欺负了呀。不，不，格涅沙，今天你真的伤了我的心。你拿了刀，把刀磨锋利了，然后双手举着直接插到了我心里。莉拉，到厨房去，把刀拿来。”

“爸爸！”莉拉高声尖叫起来。

“把刀拿来，莉拉。”莱姆罗甘抽泣着说。

“你要干什么，莱姆罗甘？”格涅沙的嗓门也大了。

莉拉一边哭，一边去厨房拿了一把刀出来。

莱姆罗甘拿过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拿好这把刀，格涅沙。来啊，拿好啊。拿好了就快快动手。你使劲捅吧，每捅一次就想象你在往自己的灵魂里捅啊。”

莉拉再次尖叫起来：“爸爸，别哭了。求求你快别这样讲，不要这样做啊。”

“不，格涅沙，来，捅我啊。”

“爸爸！”

“为什么我不能哭，姑娘？这人抢了我的钱，我什么都没说。他把你赶回家，一句话都不捎过来，‘狗啊，你怎么样？’或者 ‘猫啊，你还好吗？’我也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说！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难道这就是我应得的吗？人家拿到书以后会问，‘这个作者娶了谁家的女儿？’他们在这本书上居然找不到答案。”

格涅沙把刀藏到了桌子底下。“莱姆罗甘！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莱姆罗甘，下一本书……”

“不要跟我说话。我不愿和你说话。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让我很失望。带上你的老婆，带上你的老婆回家去吧。带上她，回家，永远也别回来。”

“好吧，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莉拉，过来，我们走吧。去收拾你的衣服。莱姆罗甘，你要我走我就走。记着是你把我赶走的。但是看着，我把这本书给你留在桌上了。我还签了名，而且下一本书……”

“滚！”莱姆罗甘大声打断了他。他在吊床上坐下来，用手抱住头，开始无声地抽泣。

格涅沙在外面的路上等着莉拉。“生意人！”他独自嘟囔着，“十足的生意人！”

莉拉出来的时候还是拎着那个买安可牌香烟时送的小箱子。格涅沙说：“你爸爸怎么像女人一样爱闹呢，啊？”

“当家的，你别这么快就得意忘形了。”

毕哈利和他老婆那天晚上来看望他们。莉拉和苏拉杰妈妈一见面就哭了起来。

“他写出了一本书。”苏拉杰妈妈激动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莉拉回答，声音里的哭腔更重了。苏拉杰妈妈用拥抱来安慰她。

“尽管你读过书，但你永远也不该离开他。我就永远都不会离开苏拉杰他爸，虽然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不了！不了！”

两人哭诉完，他们一起去毕哈利的店里吃饭。女人们到厨房洗碗的时候，毕哈利和格涅沙开始讨论怎么卖这本书。

“给我一点，我放店里卖卖看。”毕哈利说。

“但这该死的泉水村太小了，兄弟。没有什么人来。”

“放这里卖也没什么坏处啊。”

“我们应该弄一些告示，贴到里奥克拉罗、王子镇、圣费尔南多和西班牙港去。”

“传单？”

“不。我们说的是卖书，不是放电影。”

毕哈利尴尬地笑了笑。“我有一个主意，其实是苏拉杰他妈的主意。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在《哨兵报》上登个广告，附上那种订购单，人家看到了可以剪下来，填好，然后寄过来。”

“就像那些美国杂志一样，嗯，是个好主意。”

“哦，还有一件让苏拉杰妈妈担心的事。你有没有让那个印刷厂的人把印版留着？”

“当然了，兄弟。这方面我还是有些经验的。”

“苏拉杰妈妈为此还担心了好一阵呢。”

两个人越谈越来劲，格涅沙觉得当初要是一下子印两千本就好了。毕哈利觉得特立尼达人会蜂拥而至，到泉水村来买书。格涅沙点头说那也不是不可能。两个人都异常兴奋，决定把书价定为四十八美分，而不是刚开始设想的三十六美分。

“这样我们就可以赚到三百美元净利润。”毕哈利说。

“不要用‘利润’这个词。”格涅沙忽然想到了莱姆罗甘。

毕哈利从柜台下取出一本厚厚的账本。“你会需要这个的。几年前，苏拉杰妈妈让我买了这个账本，但我只用了一页。你会需要它的，用来记录你的支出和收入。”

几天后，《特立尼达哨兵报》上登了一栏三英寸高的图书邮购广告。广告附有一张邮购单，可以填写之后寄给作者购买。格涅沙坚持在邮购单上印了很多虚线。《哨兵报》还附带赠送了一则三英寸长的书评。

格涅沙和毕哈利还去邮局打了招呼，打点了那里的邮递员，告诉他们将有大量的订单寄来。

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只收到一张邮购单。而且，那个唯一寄出邮购单的人还附了一封信，恳请作者将书免费赠给他。

“把信扔了。”毕哈利说。

“这就是特立尼达人的素质。”格涅沙说。

书店和规模稍大一点的杂货店都拒绝代销这本书，有的则要求收取每本书销售额的百分之十五作为提成，被格涅沙拒绝了。

圣费尔南多有几个小贩答应替他把书放在架子上卖。格涅沙隔三差五地跑到那里，查看销售情况，但结果一点也不乐观。在圣费尔南多的时候，他总把书插在上衣口袋里，将书名露在外面，好让路人看见。在公共汽车上和在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他也总把书捧在手里，装出聚精会神阅读的样子，读到特别满意的部分时，还会晃一下脑袋，得意地摸一摸下巴。

但还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莉拉和他一样失望。“不要太放在心上，当家的，”她说，“你要记住，特立尼达到处都是像苏敏特拉那样的人。”

没多久，打嗝大婶带着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出现在泉水村。那个小伙子穿着三件套西装，戴着礼帽，站在芒果树的树荫下。“我听说你出了一本书，所以带了毕松过来。他可是这方面的行家。”打嗝大婶热情洋溢地介绍他。

“只对印刷品在行。”毕松说着，向前走了几步，到了门廊前。

格涅沙这才发现这个毕松早就不是什么小伙了，而是个老头。他还注意到，尽管毕松穿着三件套西装，系着领带，戴着礼帽，却没有穿鞋。

“常有人要找我出山。”毕松又说。

然后，毕松便急切地解释，他不辞辛苦来到泉水村，并不是要兜揽什么生意，这一点要先说明白才对。进到客厅后，他没有摘下帽子，却不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打开的窗户前向外吐痰。那口痰总是画出一条清晰有力的抛物线，飞向窗外。然后，他把腿搁在椅子一边的扶手上，格涅沙看见他的脚指头相互揉搓着，搓出好多尘土落在地板上。

打嗝大婶和格涅沙满怀敬仰地看着图书销售专家毕松。

毕松从齿缝间大声吸了口气。“让我看看你的书，”他搓着手指说，“你的书，伙计。”

格涅沙回答：“是的，书。”他大声招呼莉拉，让她把书从里屋拿出来。出于安全考虑，他把书都堆在卧室里。

“毕松，你在这里做什么？”

毕松转过身，看到莉拉，吓了一跳。

“哦，是你。莉拉，莱姆罗甘的女儿。你爸爸怎么样，姑娘？”

“你问得好。我可告诉你，我老爸还没有忘记你呢。你把那些他根本不想要的书都卖给了他。”

毕松恢复了镇定。“哦，是的。那些美国书，好看的书，我经手的最好卖的书。这也是我把它们卖给你爸爸的原因。他买到的可是最后一套。他，莱姆罗甘，是个幸运的人。”

“这个我可不清楚。但我告诉你，你要是有胆量再出现在佛维斯，你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莉拉，毕松是来这里帮我卖书的。”格涅沙发话道。

打嗝大婶趁机打了个嗝。毕松说：“让我看看书。在书市，时间就是金钱啊，知道吧？”

莉拉把书递给他，摇摇头走开了。

“莱姆罗甘，愚蠢的人。”毕松说。

“根本不像个男人，像女人一样婆婆妈妈。”打嗝大婶说。

“物质主义者。”格涅沙说。

毕松又从齿缝间吸了口气。“这里有水喝吗？我又热又渴。”

“有，有，有水喝，毕松兄弟。”格涅沙热情地站起身，招呼莉拉端水进来。

毕松大声嚷道：“喂，莱姆罗甘的女儿，听好了，别把那些带着蚊子卵的水舀给我喝。”

“这里没有蚊子，”格涅沙说，“这里是特立尼达最干燥的地方。”

莉拉端水进来，毕松放下书，拿起铜水罐。格涅沙和打嗝大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毕松用的是最典型的印度人喝水的方式，嘴唇不沾铜罐，把水直接倒进嘴巴。尽管格涅沙并不反对保留印度人的各种古老习俗，但这一举动暗含着嫌他家的铜罐不干净的意思，这让格涅沙心里不禁有些恼火。毕松喝得很慢，格涅沙看着他喝。喝完，毕松小心地把铜罐放到地上，打了个嗝。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块真丝手帕，擦了擦手，擦了擦嘴，拍了拍西装上的尘土。然后，他重新拿起书。

“第一问：什么是印——度——教？回答：印——度——教是印——度人信仰的宗——教。第二问：为什么我是个印——度人？回答：因——为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印——度人。第三问……”

“别读了！”格涅沙叫了起来，“你把句子都给读断了，听起来太不像话了。”

毕松听罢立马搓了搓脚趾，站起来，拍拍衣服和裤子上的尘土，朝着门口走去。

打嗝大婶赶忙站起来，打着嗝，拦住他。“上帝啊，风吹得我真不好受。毕松，你别急着走。我们要你帮着卖的书可是本神圣的书。”

她拉住他的胳膊，他看上去极不情愿地走回屋里，重新坐下。

“是本神圣的书。”格涅沙口气软下来。

“类似于教义问答。”毕松说。

“正是。”格涅沙谄媚地笑着说。

“这样的问答录是很难卖的。”

“不见得吧。”打嗝大婶一边打嗝一边说。

“做这一行，我可是老手。”毕松的腿又搁到了椅子扶手上，脚趾重新在那里搓来搓去的，“自打我离开了在田里割草的那帮家伙，我就一直在图书行业里混。只要看上一眼，我就能告诉你哪本书好卖，哪本书卖不出去。我入这行的时候还是个小鬼，是从电影院的小册子开始做起的，那些东西只能白送人。特立尼达没有一个小孩送出的电影小册子比我多。后来，我去了圣费尔南多，在那里卖挂历，然后……”

“这些书可不一样。”格涅沙说。

毕松从地上拿起一本书，翻了翻。“你说得没错。我卖过诗歌——你肯定不会相信特立尼达写诗的人还不少——散文和其他书，但从来没有经手过教义问答。不过，也可以试试。每本给我九分佣金。记住，如果要在特立尼达卖书，毕松就是卖书的人。先给我三十本吧。但是，别忘了，我警告过你，这本书并不好卖。”

毕松走后，打嗝大婶说：“他很懂行。他会把书卖掉。”

莉拉也感到有些欢欣鼓舞。“这是天意。我第一次相信天意。是毕松把那些书卖给了爸爸，而那些书给了你写书的念头。现在，毕松又来帮你卖书。这都是天意啊。”

“不单单是天意，”格涅沙说，“能让你爸爸买书的人，一定能让奶牛买牛奶。”

话虽如此，格涅沙也暗暗地相信，这是一个好兆头。

书遭遇冷落，毕哈利和苏拉杰妈妈也无法掩饰他们因此而感到的失望。

“不要难过，”苏拉杰妈妈好心地劝格涅沙，“特立尼达人就是忌妒你。我还是觉得这是一本好书。苏拉杰已经能够记住书里的一些问题和答案了。”

“苏拉杰他妈说的一点也不错，”毕哈利在一旁谨慎地插话，“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在于特立尼达人还无法接受这类书。他们受的教育太少了。”

“哈！”格涅沙发出一声干笑，“他们想要一本大书。只要是大的，他们就以为是好书。”

“可能他们不满足于一本小册子。”毕哈利小心翼翼地说。

“听着，”格涅沙态度异常坚决，“这绝对是本好书，你可要记着。”

毕哈利又壮起了一点胆子，使劲咬着嘴唇说：“我认为你写得还不够深入。”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再写一本？”

“续篇。”毕哈利说。

格涅沙沉默了一会儿。“《更多关于印度教的问与答》。”他大声说出他的设想。

“《更多的问与答：关于印度教的101组问答续篇》。”毕哈利说。

“这听起来很不错，毕哈利老兄。”

“那就继续写啊，兄弟。”

关于续写的问题，格涅沙还没来得及仔细考虑，毕松就带着坏消息来了，同时也表示了对格涅沙的同情与尊重。他进屋后摘了帽子，也没有把腿搁在椅子扶手上。他想喝水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见鬼了，今天可真热啊！能麻烦你给我弄一点点水喝吗？”

“我可不是那种到处吹嘘自己有远见的人。”喝完水后，他说，“不，我可不是那种人。我知道我告诉过你，但现在我一句话也不想说了。要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图书行业的经验，问题就在这里。”

“你一本也没有卖掉？”

“卖了十本，可一旦那些买了书的人发现那是本怎样的书，都变得像你岳父那样了。老兄，卖掉这样的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得有点本事才行。”

“那你可以拿九十美分的佣金。”

“算了，你就留着吧，下次写出书来卖的时候再一起算。任何印刷品，要想能够大卖，就得找毕松来卖。”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的书卖不出去，毕松。”

“很简单，你还太嫩了。这一类书，就算你送人，别人还不一定愿意要。因为他们会以为你要在他们身上施什么魔法。不过，你不应该放弃。”

“这又算哪门子的天意！”

毕松抬起头，没明白格涅沙在说什么。

尽管这样，格涅沙还是觉得他能用这些书做点什么。他给所有能想到的政府部门的头头脑脑寄了他签过名的书。当发现他白白送书给这些人的时候，毕哈利有些不高兴了。

“我不喜欢溜须拍马。如果国王要读这本书，我也会让他花钱买。”他说。

但这并不妨碍格涅沙给圣雄甘地也寄了一本，他没有收到甘地的回信，按他的推想，当然只是因为战争爆发了的缘故。

[1]一种带辣味的印度菜。

七　通灵的按摩师

此事过去很多年后，格涅沙在《罪恶的年代》里写道：“每件事的发生都是为了一个最好的结果。如果我的第一本书就取得了成功，那么我很有可能变成一个纯粹的神学家，致力于阐释印度教义的写作，没完没了。恰恰是因为此书并不成功，我的人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事实上，战争开始的时候，格涅沙的道路还是一点都不明朗。

“绝对会有一番作为的，”他告诉毕哈利，“我感觉得到，我可以做出一番大事来，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

“你会做出大事情来的。我相信你，苏拉杰的妈妈也相信你。”

他们对战争的消息非常感兴趣，每个星期天都会聚在一起讨论。毕哈利搞到了一张欧洲的战争地图，在上面摁上了红色的图钉。他喜欢谈论战略战术，这让格涅沙起了创作一本关于研究战争进程的月刊杂志的念头，“以后就会变成一本记录战争的历史书。”这个想法着实让他兴奋了一段日子，但慢慢就淡忘了，被抛诸脑后。

“我希望希特勒能打到我们这里，把特立尼达也炸了。”某个星期天，他对毕哈利说。

毕哈利咬着嘴唇，想要争辩的样子。“为什么，兄弟？”

“把每件东西都炸得稀巴烂。那样的话，我就不用再担心给人治病啊，写书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但你忘了，我们这儿在地图上只是很小的一个点。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希特勒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特立尼达这个地方，有你、我和苏拉杰他妈住在这里。”

“不可能，”格涅沙说，“我们有石油，德国人需要石油。如果不加防范，希特勒首先就会进攻这里。”

“你这话可别让苏拉杰妈妈听到。她的表弟加入了志愿军，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个牙医。他的生意维持不下去了，才去当的兵。他告诉苏拉杰他妈，当兵是个轻松、容易的美差。”

“她表弟对这类事情倒是挺有眼力的。”

“如果德国人明天真的打到了这里，怎么办？”

“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苏拉杰妈妈的表弟一定跑得比谁都快，他会打破赛跑世界纪录。”

“得了，老兄。如果德国人真的来了，我们的钱怎么办？我的店怎么办？还有法院呢？我担心的是这些事情。”

就这样，在讨论这场战争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探讨起战争这个宏大命题来。毕哈利满口引用《薄伽梵歌》中的对话，促使格涅沙把这本书又重读了一遍，对于王子阿周那和大神克里希纳在战场上的对话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这也将格涅沙的阅读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买下了在圣费尔南多能够找到的所有关于印度哲学的书，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印度学家。他边读边在书上做标注，仍然保持着星期天下午做笔记的习惯。与此同时，他还对实用心理学产生了兴趣，阅读了很多分析人际交往的书。但印度学依旧是他的最爱。每次拿到一本新书，他都会先翻一下目录，看看书的内容是否和印度或者印度教有关。如果是对印度或印度教持褒扬态度，他就会把它买下来。就这样，他很快拥有了不同寻常的图书收藏。

“格涅沙，你收藏的书可真不少啊。”毕哈利说。

“我琢磨着，假如你不认识我，又正巧开着你的林肯和风[1]经过泉水村，你会想到我的房子里堆着这么多的书吗？”

“肯定猜不到。”毕哈利说。

莉拉对格涅沙的藏书很骄傲，但同时也不免因家里的经济状况忧心忡忡。“当家的，买书虽然不错，但买书又不能赚钱。你现在真的得想想怎么给家里赚点钱了。”

“听着，姑娘，我要担心的事情够多的了，你可不要火上浇油，听明白了没有？”

接下来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某天，一直云游四方的打嗝大婶突然到访。

“格涅沙，打击啊，”她张口就说，“很大的打击。现在这世道，谁都不能相信啊。”

格涅沙知道他婶婶就是这样一惊一乍的。“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乔治王把我给骗了。”

格涅沙露出同情的神色。她停顿了一下，打了个嗝，说要喝水。莉拉端了水来，她喝了一大口。“一个非常非常可恶的骗局。”

“她做什么了？”

她又打了个嗝。“等等，我会说给你们听的。”她揉了揉胸脯，“老天，这风啊！乔治王把我给甩了，跟阿罗卡那里一个已婚男人跑了。这可给了我当头一棒，格涅沙。”

“哦，天哪！”格涅沙同情地说，“可真是当头一棒，不过别担心，你会找到其他人的。”

“我带她出来混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是啊。衣服只有身上穿的那一套，我给她买衣服，带她到各种地方去，介绍她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我还用自己的金子到金店给她打了漂亮的首饰。”

“我待老天给我安排的丈夫不也这样么。”莉拉接过话。

打嗝大婶立即把自己的痛苦放到一边。“是吗，莉拉？我没有听错吧？你一直是用这个腔调说你的丈夫吗，姑娘？”她慢慢点了点头，用右手托住腮帮子，好像感到牙疼。

“我真没有想到乔治王会那样做。”格涅沙插嘴道，不想看到两个人吵起来。

莉拉不依不饶。“嚯，我有这么个不明事理的丈夫，把我的名声都给毁了，你还不许我抱怨几句？”

格涅沙站在两个女人中间。但打嗝大婶把他推开。“走开，孩子，让我听听。我倒是要听个明白。”她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莉拉，你算什么东西，要管你丈夫做什么，不做什么？哦！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受——教——育？”

“受教育怎么了？我是受了教育，没错，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受了教育，别人想怎么侮辱我就怎么侮辱我。”

格涅沙勉强笑了笑。“莉拉是个好姑娘。她刚才不过是随口说说。”

打嗝大婶于是把矛头转向了他，厉声指责道：“关于这一点，她说得倒是一点不错。特立尼达的每个人都知道你整天只是坐着挠痒痒。挠痒痒可比不得在田里耕地，挠痒痒能长出庄稼来吗？”

“我是在读书，写书。”

“那是你的说法。我今天来是要让你知道乔治王的事情，因为她在你的婚礼上帮了大忙。但是我也确实是要来告诉你，我很为你担心。你将来怎么办？”

莉拉一边抽泣一边说：“我总跟他说他可以成为一个大学者。他比特立尼达大多数有知识的人都懂得多。”

打嗝大婶又打了个嗝。“这正是我今天来要告诉他的。不过格涅沙远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如果他是印度人的话，现在就该明白，他得用他所学的东西去帮助其他人。”

“你觉得我现在没有这样做吗？”格涅沙被她说恼了，“我整天坐在那儿，花无数的时间来写一大本书。难道这是为了自己？”

“当家的，不要又开始那样辩解。听听她怎么说啊。”莉拉带着恳求的语气说。

打嗝大婶继续不慌不忙地说：“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格涅沙。你有神力。”

其实这句话正是他期望从打嗝大婶嘴里听到的。“什么神力？”

“治病的神力。治愈那些脑子有问题，或者说心理有问题的人。嗨！你真把我给搞糊涂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格涅沙尖酸地回道：“我给人家治脚指头，你居然能看出我会医脑子？！”

莉拉哄劝道：“当家的，就算是为了我，至少你可以试一试。”

“她说得没错，格涅沙。这种神力，你要是不去用它，你都不会知道自己是有神力的。”

“好吧。就算我有这种神力，又该怎么开始用呢？我怎么去告诉别人呢？‘你今天状态不是很好，拿着这本祈祷书，每顿饭前默念三遍。’”

打嗝大婶拍了拍巴掌。“我就是这个意思。”

“听到了吧，当家的，嗯？我告诉过你的，要听听别人的劝。”

打嗝大婶继续说：“你那可怜的叔叔，他死之前一直就是做这个的。”提到逝者，莉拉又露出了先前哀伤的表情。但打嗝大婶一点也不理会她，完全没有要哭的意思。“格涅沙，你是有神力的。我能够从你的手、眼睛和脑袋的形状看出来。你和你叔叔一模一样。噢，上帝保佑他。如果他还活着，肯定能成为圣人。”

格涅沙越来越有兴趣了。“但是我该怎么开始呢？”

“我会把你叔叔的那些旧书都送来给你。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祷告文和有用的东西，反正你想得到的那上面都有。其实祷告并不是那么重要，关键是其他东西。噢，格涅沙，我的孩子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她好像终于放下了心里的一个包袱，激动地哭起来。“我一直想把那些书送给合适的人，这事始终压在我的心口上，现在，终于找到了，你就是合适的人啊。”

格涅沙笑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老天让你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是为了什么？这些年来，你除了读读写写什么也不干，又是为了什么？”

“这倒是，”格涅沙说，“我一直感觉自己是个干大事的人。”

三个人又哭又笑地说了一会儿。莉拉准备了饭，三个人一起吃了，打嗝大婶又想起了让她伤心的那件事。准备离开前，她开始打嗝，揉胸脯，哽咽道：“真是个打击啊，格涅沙。乔治王把我给骗了。呸！呸！格涅沙，格涅沙，真是个打击啊。”就这样，她哭哭啼啼地走了。

两个星期后，她带来了一个红布包裹，包裹外洒着檀香灰。经过特定的仪式，她把包裹交给格涅沙。格涅沙打开一看，里面有各种尺寸和各种类型的书，全是手抄本，有的是用梵语写的，有的是用印地语写的，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经过特殊处理的棕榈叶上。棕榈叶都串在一起，看起来像一把合拢的扇子。

格涅沙警告莉拉离这些书远一点。“不要动这些书，姑娘，你要是动了，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我可救不了你。”

莉拉眼睛瞪得大大的，用力点了点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格涅沙发现了好莱坞印度人。所谓好莱坞印度人，是指那些生活在好莱坞或者好莱坞附近的印度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也都是些虔诚的人，经常编写一些小册子，作些没完没了的内心剖析，那些复杂多变的东西永远写不完。

格涅沙对此有些烦恼。“你说我能在特立尼达这样做吗？大家会有兴趣看吗？”他问毕哈利。

“我想可能吧，如果你真的那么有知识的话。我想你是有些妒忌他们了。”

“老兄，如果我真想那么做，一天就可以写出一本来。”

“格涅沙，你可是个大男人。你已经过了看别人怎么做的年龄，应该想想自己该怎么做了。”

就这样，格涅沙努力让自己忘掉那些好莱坞印度人，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好自我准备”。但有一点很快就清楚了：这个过程还挺花时间。

莉拉又开始抱怨：“喂，怎么就你一个人想不明白呢，现在是在打仗，每个人都乘机赚钱。美国人到特立尼达以后提供了好多工作，付的可都是高工资。”

“我不支持战争。”格涅沙说。

我妈带我去格涅沙那里看病的时候，格涅沙正处在那个“自我准备”阶段。我一直不知道我妈是怎么知道格涅沙的，但她认识的人的确不少，我相信她肯定在某个婚礼或者葬礼上碰到过打嗝大婶。还有，就像我最初说的，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我应该好好注意格涅沙在治我的伤脚时嘴里哼哼的印地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去格涅沙那里时，满脑子都只想着自己。当时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在我周围出现的人都有着自己的重要生活。也就是说，比如，我对格涅沙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就像格涅沙在我心中只是个有趣——甚至可以说是神秘——的人而已。但是，当格涅沙出版了他的自传《罪恶的年代》时，我还是暗自希望在这本著作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当然，我什么都没有发现。

在《罪恶的年代》里，格涅沙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他的准备期，这可能是整本书里最有意义的一个部分。在《文学评论》（尼加拉瓜）上，一个没有署名的文学批评家这样写道：“这一部分包含的通常意义上的自传内容很少。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以心理分析见长的写作手法，而且作者的文笔完全没有辱没该手法的发明者——夏洛克·福尔摩斯。所有的事实都陈述了，最重要的心理暗示也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但读者若不读到最后摊牌的章节，还是只能猜想事情的结果，而一旦看到结局，又会想，当然是这样的，结局只能如此。”

毫无疑问，格涅沙确实受了那些好莱坞印度人的启发，但他写的内容和他们毫不相干。格涅沙写的东西在当时还无人尝试，但自此以后，学的人就太多了，以至于最终沦为陈词滥调，只是似乎没有必要在此处详细叙述这一点。

不久，打嗝大婶又来了。她看起来已经从乔治王背叛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一看到格涅沙，她就说：“我要和你私下聊一聊，看看你有没有好好读你叔叔留下来的书。”

检查过后，她说她很满意。“有件事你得时刻记着。你叔叔常说，如果你要解决别人的问题，就要相信他们，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你是相信他们的。不过，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别人知道你。”

“弄一辆带大喇叭的车去圣费尔南多和王子镇宣传？”格涅沙提议。

“不，他们会以为是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出动了呢。你干吗不去印些小传单，让毕松帮着分发？他很有经验，不会随便什么人都给的。”

莉拉在一旁说：“我可不想让毕松碰这屋子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那人是个丧门星。”

“真是怪了。上次他还是个好兆头，现在却成丧门星了。不要听莉拉的话，我去找巴斯迪奥印传单，让毕松帮我分发。”格涅沙说。

格涅沙去见巴斯迪奥的时候，发现他胖了。在毕哈利的建议下，格涅沙不再把要印的东西叫传单，而改称其为宣传品。巴斯迪奥一看到格涅沙就说：“还需要我把你那本书的印版留着吗？”

格涅沙没搭腔。

“你老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巴斯迪奥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到领子里挠了挠痒，“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该给你留着那个印版，所以还在呢。是的，你就是让我感觉怪怪的。”

格涅沙还是不说话，巴斯迪奥倒是越说越起劲。“我有新闻要告诉你。你知道，我印了无数结婚请柬，却从来没有人邀请我去参加婚礼。不过我得声明下，我打鼓[2]绝对一流。所以，我决定请自己去参加一场婚礼。因此，我结婚了。”

格涅沙先对此表示了祝贺，然后冷冷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要印带照片——他自己的照片——的宣传品。巴斯迪奥读了他带来的稿子——主要介绍的是格涅沙的灵力，然后摇着头说：“你一定得告诉我，特立尼达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多脑子不太正常的人呢？”

传单总算是印完了，毕松却拒绝帮着分发。

“我可不接这样的活。我是个商人，不是发传单的。我告诉过你，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入这一行了，一开始就是帮电影院发传单，后来我去了圣费尔南多卖挂历。我并非对你和你老婆有什么意见，我关心的是我的名誉。在图书行业混，一定得有好名声。”

莉拉比格涅沙更恼火。“看看，我说过吧？那人就是个丧门星，还反过来教训我们。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就是这么讨厌，动不动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

在这件事情上，打嗝大婶倒挺乐观。“毕松不是以前的他了。自打他老婆跟人跑了，他就颓废了。大概是五六个月前吧，他老婆和锡帕里亚的理发师哈古纳跑了。哈古纳不仅有老婆，还有六个孩子！毕松到处嚷嚷着要杀了那个哈古纳，但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再说了，格涅沙，你是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干吗不时髦一点呢？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吧。”

“附带打折券？”格涅沙问。

“如果你喜欢的话。但你一定要放上你的照片，就是你书里的那张照片。”

“我一开始就说过了，报纸广告是最好的。你根本不应该在那些宣传品上浪费钱。”莉拉说。

毕哈利和格涅沙一起想出了一句广告词，这句广告词后来变得非常有名：谁是这个格涅沙？在格涅沙的名字前加上“这个”是毕哈利的主意。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格涅沙觉得“先生”这个称呼未免太简单了，他认为自己应该有个更响亮的头衔。于是，他想起了好莱坞印度人，便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上挂了一块招牌：格涅沙，通灵师。

“很好，”毕哈利凑上前仔细看了看，一边隔着背心摸着肚皮，一边咬着嘴唇说，“很好。但你觉得人家会相信你是通灵师吗？”

“但报纸上登的广告……”

“那已经是两个星期前的事了，人家早忘了。如果你要别人相信你，就一定得有一个广告攻势。对，广告攻势。”

“你的意思是人家不相信，是吗？好吧，我倒是要看看他们怎么会不相信。”

他在院子前搭了一个小凉棚，搭凉棚用的棕榈叶是他从德贝一路运过来的。凉棚下放了几个架子，架子上陈列着他的三百多本书，其中包括他的问答录。莉拉早上把书搬出去，晚上再把书搬回来。

“看谁还不相信。”格涅沙说。

然后，他就等着“客户”上门。“客户”，他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苏拉杰妈妈对莉拉说：“我真为他感到难过，格涅沙这次怕是真的疯了。”

“呦，如果你是指他那些书的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其他人不还开着他们的大车子到处炫耀嘛。”

“还好苏拉杰他爸不像格涅沙那么喜欢读书，还好我只上到小学三年级。”

毕哈利摇头叹气。“是啊，教育也好，读书也好，都是很危险的事。我一开始就这么告诉格涅沙来着。”

格涅沙等了一个月，一个客户也没有。

“做广告的二十美元又打了水漂，”莉拉抱怨说，“还有那个招牌，那些书。你让我成了泉水村的笑柄。”

“好了，姑娘，这里不过是个小乡村，又没多少人看到，所以笑话你的人也没多少。我个人以为，我们应该在报上再登一次广告，要发动一个广告攻势才行。”

莉拉哭了起来。“噢，不。为什么你就不能放下这个念头，去找一份工作呢？看看苏拉杰妈妈的表弟，他已经不做牙医了。再看看苏库拉姆，他也不行医了，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找了一份工作。苏拉杰妈妈告诉我，苏库拉姆每周可以从美国人那里拿到三十多美元。当家的，你为什么不能为了我，打定主意，好好地找一份工作呢？”

“目光短浅啊。你以为这场战争会永远持续下去吗？等美国人离开了特立尼达，谁知道苏库拉姆和其他人会怎么样呢？”

莉拉还是哭个不停。

格涅沙努力挤出一点笑容，哄着她：“听着，莉拉姑娘，我们就在报纸上再登一次广告，并排放上我和你的照片，丈夫和老婆。谁是这个格涅沙？谁是这个莉拉？”

她停止了哭泣，脸色转晴了一小会儿，转而哭得更伤心了。

“老天，这就是女人啊！如果男人一味听女人的话，这个世界一准完蛋。毕哈利说得对，女人就会拖男人的后腿。好吧，好吧，你离我远点，回你爸爸那儿去好了，以为我会在意吗？”

他两手往口袋里一插，转身出门见毕哈利去了。

“运气还是不好？”毕哈利咬着嘴唇问。

“嗨，为什么你老是问这种愚蠢的问题？我其实并不担心。命里注定是我的，我总有一天会得到。”

毕哈利把手伸进背心里面——格涅沙已经总结出来了，这个姿势意味着毕哈利要发表意见了。“我认为你犯了个很大的错误，没有去写那本书的续篇。你就是从那时开始走错路了。”

“听着，毕哈利。别老是像个狂妄的大法官那样审判我，告诉我这个不对那里有问题。我读了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研究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知道吧。那些书把你这样的人说得很难听呢，要不要我现在来告诉你？”

“我只是在为你担心罢了。”毕哈利从背心里拔出手。

苏拉杰妈妈这时候走进店里。“啊，格涅沙，怎么样？”

“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格涅沙有点不耐烦地回了一句，“你自己不会看吗？”

毕哈利说：“我还有个建议要告诉你。”

“好吧，我听着。但听完后会有什么反应，我可不负责。”

“其实是苏拉杰妈妈的主意。”

“哦。”

“是的，格涅沙。我和苏拉杰他爸为了你的事，简直想破脑袋了。我们觉得，你不应该再穿裤子和衬衫了。”

“这和通灵师的形象不符。”毕哈利说。

“你一定要系传统的腰布，穿上传统的长衫。昨天晚上莉拉来买菜油的时候，我还跟她说起这事呢。她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刚才的不快一下子被格涅沙抛在了脑后。“嗯，是个好主意。你觉得这样就会给我带来好运吗？”

“苏拉杰妈妈是这么说的。”

第二天早上，格涅沙就系上了腰布，并让莉拉帮他裹好头巾。

“衣服挺漂亮的。”她说。

“是我爸爸留下的。穿上它让我感觉怪怪的。”

“我隐隐觉得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你真的这样想吗？”格涅沙大声问道，作势要去亲她的脸。

她往后退了一步。“喂，你想干什么呢。”

就这样，一个一身白色传统印度打扮的怪人，大摇大摆地朝毕哈利的店走去。

“你看上去像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呢。”苏拉杰妈妈赞道。

“是的，他这样穿看起来很好，”毕哈利说，“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印度人穿上自己的传统服装呢？”

苏拉杰妈妈警告他说：“我看你就算了吧，腿细成那样，穿裤子就已经很难看了。”

“我看起来不错，是吗？”格涅沙笑着问。

毕哈利说：“你这么一穿，没有人会相信你在西班牙港的教会大学里上过学。兄弟啊，你看起来真像个地道的婆罗门。”

“嗯，我有一种感觉，从今天开始，我要转运了。”

屋里传出孩子的哭声。“我的运道就永远也变不了，”苏拉杰妈妈抱怨，“不是服侍苏拉杰他爸，就是服侍小孩子。看看我的手，格涅沙。以前这双手多么光滑，现在恐怕连指纹都看不出来了。”

苏拉杰走进店铺。“妈妈，弟弟在哭呢。”

苏拉杰妈妈走了出去。毕哈利和格涅沙开始讨论人类服装的演变。毕哈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他说像特立尼达这么热的地方，根本没必要穿衣服。正说着，他突然停下来，说：“快听——”

从甘蔗林吹来的风里，夹杂着汽车颠簸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发出的轰鸣声。

格涅沙一下子兴奋起来。“有人来找我了。”随即，他变得很沉着。

一辆一九三七年产的浅绿色雪佛兰在商店门口停下来。后座上的妇人扯着嗓门，试图让自己的声音盖过汽车引擎的噪音。

“你去听听她说什么，毕哈利。”格涅沙说。

毕哈利走到店门口的时候，雪佛兰已经熄了火。那个妇人说：“谁是这个格涅沙？”

“这就是这个格涅沙。”毕哈利说。

格涅沙站在店门正中，威严肃穆，一本正经。

那个妇人仔细打量着格涅沙。“我是从西班牙港特地赶过来见你的。”

格涅沙不紧不慢地走到汽车前。“早上好。”他说。为了避免自己的举动出现任何闪失，格涅沙表现得过于拘束，以至于那个妇人感到有些不安。

“早上好。”她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

因为不想说错话，格涅沙的语速变得出奇的慢：“我不住在这里，不能在这里和你谈事情。请到我住的地方，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上车吧。”出租车司机说。

“我还是喜欢走路。”

格涅沙很紧张，怕说错话。那个妇人注意到，格涅沙每说一句话之前，口中都念念有词，像是在默默地祈祷。她显然对此非常满意。

车子在格涅沙的房子外面停下，在看到芒果树上挂的牌子上写着格涅沙，通灵师时，那个妇人的满意明显升格为尊敬。

“边上这些书是你摆出来卖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用途？”出租车司机问。

那妇人斜了他一眼，朝着牌子点了点头。她好像张口对出租车司机说了句什么，但那个司机突然摁响了喇叭，淹没了她的声音。

莉拉跑了出来，格涅沙看了她一眼，示意她让开。然后，他转向妇人，说：“请到我的书房来。”

此举取得了他意料中的效果。

“请您先在走廊里把鞋脱了。”

尊敬立马变成了敬畏。在那个妇人撩开书房门口的蕾丝门帘，看到满屋的书时，她看上去完全被征服了。

“我唯一的罪恶……”格涅沙说。

妇人怔怔地看着他。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

她不安地找到地板上的一张毯子坐下。“是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先生。所以，无论我说什么，都请您不要见笑。”

格涅沙直视着她。“我从来不笑。我听。”

“是我的儿子。有朵云追着他。”

格涅沙没有笑。“什么样的云？”

“一朵黑云。一天比一天离得近。现在这朵云甚至开口对我儿子讲话了。它追上他的那一天，他就要死了。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那些正经的医生要我把儿子送到圣安妮精神病院去，但您知道，任何人只要进了那种地方，就是不疯的也肯定会变疯。叫我怎么办才好呢？我还带他去见了牧师。牧师说他犯了罪，被邪魔控制了。我看到您的广告已经有段时间了，但我不知道您能否做些什么。”

她说的时候，格涅沙不停地在笔记本上涂涂画画。他写了几个字：黑云下的黑孩子。还画了一大朵黑云。“不用担心，很多人都会看到这样的云。你儿子看到云有多长时间了？”

“呃，老实说，这件糟糕的事情是在他弟弟死去之后发生的。”

格涅沙在笔记本上又画了几笔黑云，说：“嗯！”然后他吟诵了一小段印地语圣歌，啪的一声合上了笔记本，放下铅笔。“明天把孩子带来，不要再理睬那些牧师了。告诉我，你也能看到云吗？”

那个妇人看起来很沮丧。“看不到。问题就在这里，我们都看不到那朵追他的黑云，只有孩子自己能看到。”

“好吧，别担心。如果你也看见黑云的话，事情就真的糟糕了。”

他一直把她送到出租车旁。司机正在车里睡觉，脸上盖着一张《特立尼达哨兵报》。格涅沙摇醒了他，目送车子远去。

“我能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了，”莉拉说，“我跟你说过，你的运道来了。”

“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姑娘。让我把这件事情好好地想一想。”

他在书房里待了很久，仔细研究他叔叔留下的那些书，慢慢地有了主意。就在这时，毕哈利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格涅沙，你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

“又怎么了？”

毕哈利强压怒火，看起来又有点委屈。他猛咬了一阵嘴唇才开口说话，还结结巴巴的。“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你就不能到我店里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啊？过去、过去你不是什么事情都来和我说的吗？今天呢，今天你让我在店里干等着，现在又让我到这里来问你，留下小苏拉杰一个人看店。”

“我准备等一会儿就去你那里告诉你的。”

“你说，要是有人去店里揍了小苏拉杰和苏拉杰妈妈，或者偷了东西，怎么办？”

“我说了要去你那里，毕哈利。只不过有些事我要先想一想。”

“不，你不会去的。现在你变得骄傲了，就是这样。全世界的印度人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现在要处理的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你确定你能搞得定？噢，你看看，我有多傻，都这样了还关心你的事情。你真的能搞定？”

“上天会帮我的。”

“好吧，好吧，你就这么说大话吧。你可给我听好了，不要过来求我帮你做任何事。”

就这样，毕哈利走了。

格涅沙一整天都在屋里读啊，想啊，白天是这样，晚上还是这样。

“我真不明白，你干吗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个黑小孩身上，”莉拉说，“你今天这个样子完全像一个在做家庭作业的小学生。”

第二天早上，格涅沙看到了那个小男孩，他觉得自己从没见过如此深受折磨的人，这种折磨还伴随着深深的无助。尽管孩子现在很瘦，胳膊又细又弱，但还是可以看得出他曾经壮实而健康。他的眼睛呆呆的，毫无生气，眼神中不是那种一闪即逝的害怕，而是固定不变的恐惧，强烈的恐惧感似乎被定格了。

格涅沙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听着，孩子，你不要担心。我想让你知道，我是能够帮你的。你相信我能帮你吗？”

孩子没有动，但格涅沙能感觉到他微微地向后退了退。“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在笑我呢，每个人都在背后偷偷笑我。”那个男孩怯怯地说。

“你看到我笑了吗？我相信你，你也必须相信我。”

那孩子低头看着格涅沙的脚。“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是好人。我相信你。”

格涅沙让孩子的母亲离开房间。等她离开后，他问道：“现在你能看见云吗？”

孩子第一次抬头正视格涅沙。“是的，”他的声音既像耳语，又像尖叫，“它就在这里，它伸出的手越来越长了。”

“噢，老天啊！”格涅沙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我也看到它了，噢，老天！”

“你也看到了？你也看到了？”男孩伸出手臂抱住格涅沙，急切地问，“你看到它怎么追我了吗？你看到它的手了吗？你听到它说话了吗？”

“你和我现在是一体的了。”格涅沙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开始讲当地的土话：“老天！听听我的心跳。只有你和我能够看见，因为我们是一体的。但是，我要跟你讲，你仔细听好了，你害怕这朵云，但这朵云害怕我。噢，这些年来，像这样的云，我已经打败过很多了。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它就不能拿你怎么样。”

男孩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他把格涅沙抱得更紧了。“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只要我在，它就碰不了你。我能够对付这类东西，知道吗？看看这房间里的书，看看墙上的这些字，看看这些图片。所有这些给了我力量，而云害怕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不要害怕。现在跟我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天就是了。”

“就是什么？”

“明天它就会把我抓走的。”

“不要说傻话了。没关系，让它明天来！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它怎么可能把你带走呢？”

“它这么说已经有一年了。”

“什么，你看到它有一年了？”

“是的，而且它越来越大。”

“听着，孩子。我们不能这样谈它，好像我们害怕它一样。如果这些东西知道你害怕它们，它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你。你在学校里怎么样？”

“我已经不去学校了。”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没有姐妹。”

“那有哥哥或弟弟吗？”

男孩哇地大哭起来。“我弟弟死了，就在去年。我不愿他死，我从来不愿阿多尔菲斯死。”

“是的，是的，但有谁说过你想他死吗？”

“所有的人！但那不是真的。”

“他去年死的？”

“到明天就整整一年了。”

“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

“一辆卡车把他撞倒的。卡车把他撞到了墙上，还从他身上碾了过去。他想逃，他想从车轮下逃走，但他只来得及把一只脚从鞋里拉出来，是左脚。他不想死的。冰在太阳里融化了，还有他的血，顺着街沿往下淌啊淌啊。”

“你看到了？”

“我没有亲眼看见。但其实应该是我去买冰，不是他。妈妈让我去买冰，好放在葡萄汁里。我差弟弟去，他去了，事情就发生了。牧师和其他人都说是我的错，我必须赎罪。”

“是哪个傻瓜这么跟你说的？好了，不管怎么样，现在都不重要了。记着，你没有责任，那不是你的错。我非常清楚，你根本不想你弟弟死的。至于那朵云，明天我们会处理它，等它追到你的旁边，我会制服它的。”

“你知道吗，格涅沙，我觉得它现在有点怕你了。”

“明天我们会让它落荒而逃的，你就等着瞧吧。你今天想睡在这里吗？”

男孩咧嘴笑了笑，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

“好吧，还是回家吧。明天我们会把云朵先生给解决掉的。你说它会什么时候来找你？”

“我没有告诉你吗？下午两点。”

“那么，到明天下午两点零五分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男孩了，相信我。”

门外走廊上，男孩的母亲和出租车司机沉默地坐着，司机把脚搁在台阶上。

“孩子马上就会没事的。”格涅沙说。

出租车司机站了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朝院里吐了口痰，痰恰好落在院子里的书旁边。男孩的母亲也站了起来，用一只胳膊搂住男孩的肩膀，面无表情地看着格涅沙。

他们离开后，莉拉说：“当家的，我倒真希望你能帮上她的忙。我真的很为她难过，她一声不响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满脸愁苦。”

“姑娘，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啊。要是我不做什么的话，那个孩子明天就要死了。这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知道吗？好像你在看一出戏，事后发觉，他们真的在舞台上杀了人。”

“我也在想呢……我不喜欢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对你的这些书提都不提，还要水喝，要这要那的却连句‘谢谢’都不说。天天开车送这些可怜的人到这儿来，他肯定赚了很多钱。”

“姑娘，你怎么把自己弄得和你爸爸一样？你干吗老要让我分心？你现在又想要我去开出租车了吗？”

“我只不过想想罢了。”

吃完饭洗过手，格涅沙对莉拉说：“姑娘，去把我的衣服拿出来——那些英式服装。”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油田见个人。”

“干吗？”

“闭嘴！为什么今天你有这么多问题。你和毕哈利简直是一个样子。”

她不再追问，帮他拿来了衣服。格涅沙脱掉腰布和长衫，换上了裤子和衬衫。出门前他对莉拉说：“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受过大学教育还是件好事。”

傍晚，他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一到家就开始收拾卧室，并且不顾莉拉的反对，把床搬进书房，又把书桌摆到了卧室。他把桌子翻过来，把三条桌腿用布蒙上，让莉拉挂上厚厚的窗帘，然后仔仔细细地查看了木板墙，把每一条透光的缝隙都堵上。他重新摆放了屋子里的图片和条幅，把女神拉克什米[3]的画像放在书桌正上方，女神像下摆着一个烛台。

“看起来挺瘆人的。”莉拉说。

他在黑漆漆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搓手，一边哼起某部印度电影里的插曲。“我们就在书房里将就睡一晚上吧。”

随后，两人商讨了次日的安排，并达成了一致。

那天晚上，香烛在卧室里点了一整夜。格涅沙一早起来就去了卧室。

莉拉还在睡。格涅沙晃着她的肩膀说：“弄得很好，味道闻起来很对，姑娘。快起来挤牛奶去，我听到小牛犊哞哞地叫呢。”

在莉拉挤牛奶、清洗牛棚的时候，格涅沙洗完了澡。然后他开始做普迦，莉拉则准备茶和印度飞饼。当她开始打扫屋子的时候，格涅沙外出散了一圈步。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路边的草上还滴着露珠，两三丛沾了灰的芙蓉花刚刚盛开。正午之前，粉色的花朵就会发蔫的。“今天是个大日子。”格涅沙大声说，接着又做了一番祷告祈求成功。

中午十二点刚过，男孩和他的父母坐着同一辆出租车来了。穿着印度服装的格涅沙用印地语欢迎他们，莉拉则按照事先商议好的，在一旁做他的翻译。他们在门廊里脱了鞋，格涅沙把三人引到卧室。里面烟雾缭绕，黑糊糊的让人很不习惯，只有拉克什米女神像下摇曳着微弱的烛光。昏暗中，屋子里的其他画像基本没办法看清楚：一颗被刺得血淋淋的心，一幅像是耶稣的画像，两三个十字架，还有其他一些宗教题材的画。

格涅沙请他的客户在蒙着布、倒放的书桌前坐下，自己藏到布的背面，莉拉则披散着长长的黑发坐在桌前，面朝男孩和他的父母。房间里很暗，她也只能看到男孩和他父亲两个人身上的白衬衫。

格涅沙口中念念有词，开始用印地语发问。

莉拉对男孩说：“他问你是不是信任他。”

男孩点点头，略显犹豫。

莉拉用英语告诉格涅沙：“我觉得他并不真的信任你。”然后又用印地语说了一遍。

格涅沙用印地语回答。

莉拉对男孩说：“他说你必须相信他。”

格涅沙低声念着经文。

“他说你必须相信他，哪怕只有两分钟。如果你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他也会死的。”

男孩在黑暗中尖叫起来。烛光晃动了一下。“我相信他！我相信他！”

格涅沙继续吟诵着。

“我相信他，我不希望他也死掉。”

“他说只有你相信他，他才有足够的力量干掉那朵云。他希望你能给他全部的力量。”

男孩抱住自己的头。“我一点也不怀疑他。”

莉拉说：“他把云引走了。现在云已经不再追你，而在追他。如果你不相信，云会杀死他，然后还会杀你，杀我，还有你的妈妈和爸爸。”

男孩的妈妈大叫起来：“海克特，你一定要信啊！海克特，一定要信啊！”

莉拉紧接着说：“你一定要信，你一定要信。”

格涅沙突然停止了吟诵，房间一下子陷入了可怕的沉寂。他从幕布后站起身，又开始念念有词，同时伸出手在海克特的脸上、头顶和胸前做出各种古怪的动作。

莉拉还在说：“你一定要信。你开始信了。现在你正在给他力量，他得到你的力量了。你开始信了，他得到你的力量了，那朵云害怕了。云还在进攻，但它害怕了。它越来越近了，但它看上去很害怕。”

格涅沙回到幕布后面。

莉拉提高了嗓门：“云马上要到了。”

海克特说：“我现在真的完完全全相信他。”

“云越来越近，他拖住它了。它还没有到房间里，但它马上要进来了。他让它无处可逃。”

格涅沙念经的声音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激烈。

莉拉说：“他们开始打起来了。噢，上帝！他抓住云了。现在它没有办法追你了，他们还在打。上帝！那朵云要死了。”莉拉尖叫一声，就在她尖叫的时候，好像有个东西炸开了，发出一记闷闷的声音。海克特大喊：“噢，上帝。我看到它离开我了，我能感觉到它离开我了。”

他的妈妈也说：“快看屋顶，在屋顶上。我也看到那朵云了。噢，海克特，海克特。那根本不是什么云，那是魔鬼。”

海克特的爸爸说：“我看到云的身后还跟着四十个小鬼。”

“噢，上帝，”海克特说，“看啊，他们把云杀了，快看他们把它杀了。妈妈，你现在看见了吗？”

“是的，儿子，我看到了。现在好了，它死了。”

“你也看到了，爸爸？”

“是的，海克特，我看到了。”

母子俩终于松了一口气，抱头痛哭，格涅沙还在一旁继续吟诵，莉拉则倒在地板上。

海克特一边哭，一边说：“妈妈，它真的走了，它真的走了。”

格涅沙停下来，起身带他们来到屋外。外面的空气很新鲜，迎着刺目的阳光，他们好像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格涅沙先生，”海克特的爸爸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你想报答我，我不介意，因为我也要养家糊口。但我不想你们为此破费太多。”

海克特的妈妈说：“您可是救了一条性命啊。”

“这是我的责任。如果你们想送我东西的话，那就送吧。但我的事情请不要到处跟别人讲。这种工作是不能多做的。每次做完以后，我起码要休息一个多星期才能恢复。”

“这个我明白，”她接口道，“请别担心。我们一到家就会叫人送一百美元过来。那是您应得的。”

格涅沙把他们送走了。

等他回到卧室，窗户已经全部打开，莉拉正忙着把窗帘取下来。

“你在干什么，姑娘！”他大声嚷道，“你让这里的气味都散掉了。快停下来，姑娘。这只是个开始，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挤满从特立尼达各个地方来的人，你就等着瞧吧。”

“当家的，我以前说过或想过的有关你的坏话，今天全部收回。今天你真的让我感觉好极了。让苏敏特拉看她的店，数她的钱好了。不过，当家的，可别再让我披头散发、胡言乱语了。”

“以后不用那样了。这一次我只不过想保险一点。听我说一种他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会让他们感觉更神秘。但其实也不是非这样不可。”

“当家的啊，我还真看见那朵云了呢，奇怪吗？”

“孩子的妈妈看到一个魔鬼，那个爸爸瞧见四十个小鬼，小孩子亲眼目睹那朵云离开了他，你也看见一朵云。呵呵，姑娘，不管苏拉杰妈妈怎么说上学不好，上学学到的东西有时候还是有用的。”

“噢，你可不要告诉我你耍了什么花招把我们都骗了。”

格涅沙没有作声。

没有一张报纸对这件事做过任何报道，但不到两个星期，整个特立尼达都知道了格涅沙和他的灵力。当地人有一个发达的口头传播网络。经过口口相传，格涅沙的能力被不断夸大。他成了无所不能的通灵师。

打嗝大婶从伊卡科斯的一个葬礼上赶了过来，她搂住格涅沙的肩膀哭开了。

“你终于找到你的天赋了。”她说。

莉拉给莱姆罗甘和苏敏特拉写了信。

毕哈利也专程到格涅沙家表示祝贺，同时也是来为先前的争吵讲和。他承认格涅沙再到他的铺子里聊天已经不合适了。

“从一开始苏拉杰妈妈就觉得你有特别的力量。”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可奇怪的是，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擅长给人治病呢。”

“但你还是对的，兄弟。”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是通灵的按摩师。”

[1]美国福特公司出品的一款车。

[2]打鼓是印度传统婚礼中的习俗。

[3]印度文化中有名的四臂天神，又称“吉祥天女”。

八　与莱姆罗甘进一步交恶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格涅沙的客户就多到让他疲于应付。

他从没想过，特立尼达有这么多人有精神上的困扰。更让他吃惊的是，自己的力量居然如此强大。在驱魔这一点上，特立尼达已经无人能与他相比。特立尼达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恶鬼特别多，他的前辈们发明了无数驱鬼的办法。无论碰到多难缠的恶魔，叔叔留给他的书里总有应对的方法。所以，什么吹火球啊，念咒语啊，都成了小把戏。

他的钱大部分是通过这些挣来的。但他真正喜欢做的，还是去解决那种需要运用他的学识和精神力量应对的问题。像那个“不能张口吃饭的女人”，她觉得食物一到嘴里就变成一根根针，扎她的嘴，她的嘴也真的会因此流出血来。他治愈了她。还有那个“情圣小子”，他在特立尼达可是个人物。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赛马和赛鸽，但他的朋友和亲戚却因为他丢尽颜面，因为这个成功的自行车赛车手变态地爱上了他的自行车，甚至还在公共场合和他的自行车做爱。他也治愈了他。

就这样，来他这里治病的人最后都好了，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名望因他的渊博学识而得到巩固。如果没有这个，他很有可能只是游荡在特立尼达大街小巷的巫师神汉中的一员。他们几乎全是骗人的家伙，懂得一两样唬人的法术，但既无知识，也缺乏同情心。他们的驱魔方式非常原始：在迷失心窍的人背后突然踢一脚，据说可以让恶魔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赶出去。就是因为这些无知的家伙，驱魔这一行背上了极坏的名声。格涅沙的成功无疑提升了这一职业的水准，让江湖骗子们没有了市场。每个巫师都说自己能够通灵，但特立尼达人都知道，在这个岛上只有格涅沙才是真正的通灵师。

没有人觉得他在骗人，因为他的学识有目共睹——看看那些他读过的书吧。而且他不单懂书本上的知识，还几乎能谈所有的话题。比方说，他对希特勒有自己的观点，还曾经预言战争结束也就是两个星期内的事情。“只有一种可能，仅此一种。十四天以后，甚至只要十三天，砰！战争就结束了。”至于为何如此，他始终秘而不宣。他也能理智地谈论宗教，没有丝毫自大。除了印度教，他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样兴趣浓厚。在他卧室的奎师那和毗湿奴画像边上，摆放着圣母玛丽亚和基督的画像，以及新月和星星的图片，那是伊斯兰教的不二象征。“都是同一个上帝。”他总这么说。基督徒喜欢他，穆斯林喜欢他，那些随时愿意朝拜新神灵的印度教徒们更不反对他。

除了他的力量、学识和宽容之外，人们更喜欢他的仁慈。他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随便人们给他什么都接受。如果有人说自己很穷，但同时又受到恶灵的残害，他照样会帮助驱鬼，却不收钱。人们说：“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只知道从病人那里赚钱。但格涅沙，他是个好人。”

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人们愿意向他敞开心扉，与他对话让人觉得心里很舒服，而且他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如果是底层的平民百姓，他就满口当地土话。如果是那种看起来颇为自大的人，他们有的甚至带着怀疑的口吻说“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来见像你这样的人”，他就会掂量再三才开口，尽量不说错话。他深思熟虑的样子最终为他赢得了加倍的信任。

人们从特立尼达的各个角落涌向泉水村。没过多久，格涅沙就把那个放书的凉棚拆了，用竹子搭了一个帆布帐篷来放他的藏书。人们带着各种不可名状的忧伤和隐痛来到这里，却给这个小地方带来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尽管他们的脸上满是愁容，言谈举止不甚快乐，但个个穿着亮丽，好像是在参加婚礼：面纱，外套，以及各种粉红、明黄、天蓝和翠绿色的裙子随处可见。

坊间甚至流传着总督夫人曾来请教过格涅沙的消息。每当有人问起这事，格涅沙总是面孔一板，严肃地避开话题。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他休息的日子。每星期六他都要去圣费尔南多买二十美元左右的书，摞起来有六英寸厚。而到星期天，依照以往的习惯，他会拿出前一天买来的书，随意地在上面写写画画，但有限的时间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

毕哈利还会在星期天来找他聊天，态度却有了明显的变化。见到格涅沙，他似乎有些害羞，讲话也不像以前那样随便。他只是坐在门廊下，咬着嘴唇，随便格涅沙说什么都表示同意。

格涅沙不再去毕哈利的铺子闲聊，现在去的是莉拉。她开始改穿纱丽，这让她看起来更加纤细瘦弱。她总跟苏拉杰妈妈抱怨格涅沙的工作和自己的疲惫。

莉拉一走，苏拉杰妈妈就爆发了：“苏拉杰他爸，你听到她刚才说了些什么吗？你看看印度人怎么就那么容易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告诉你，我可不是对他，而是对他老婆有意见。你听到她在我们面前说的那些大话了么？什么要把老房子拆了造新房子。还有，莫名其妙穿起了纱丽，她以前不一直穿的是外套和长裙吗，现在居然开始穿纱丽了？”

“唉，这不是你的主意吗？让格涅沙系腰布，裹头巾，莉拉穿纱丽当然没什么不对呀。”

“苏拉杰他爸，你还有没有一点羞耻感啊？他们把你当成狗那样对待，你还帮他们说好话？还有，他系腰布跟莉拉穿纱丽根本就是两码事。她的瘦屁股坐在这里的时候讲出来的那叫人话吗？什么觉得累啦，要去度假啦。她以前度过假吗？我度过假吗？格涅沙度过假吗？你度过假吗？度假！那个时候，她每天在那里洗牛棚做家务，干着那些我碰都不想碰的脏活时，她叫过累吗？现在只不过有点臭钱，觉得自己腰包有点鼓了，就开始在这里胡说八道，见鬼去吧。”

“咳，这样说可不好。如果人家听到你这样讲，会以为你是在忌妒她呢。”

“我忌妒她？好啊，我这把年纪了还会听到这样的话？”

毕哈利转过头去。

“告诉我，苏拉杰他爸，我干吗要忌妒那个瘦得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女人？你听清楚了，我可从来没有从我的丈夫身边逃走，不尽做老婆的义务。你要埋怨也埋怨不到我头上。他们才是忘恩负义的东西。”她停顿了一下，然后严肃地告诫她的丈夫：“我还记得我们收留了格涅沙，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她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你看看，现在我们得到了什么？”

“咳，我们也没有要求什么回报呀。我们只不过是在尽责任。”

“你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什么累了，什么要度假。”

“是啊。”

“苏拉杰他爸，你就是不听我的。你每个星期天一大早起来，跑到那里去舔那个人的脚，好像他是个王公贵族。”

“咳，格涅沙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必须去见他。如果他对我不好，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

那个星期天，毕哈利照旧去见格涅沙，他说：“苏拉杰妈妈有点不舒服，否则她也会来的。她让我代问你好。”

对格涅沙来说，那些奇迹般的日子里最让人振奋的事，就是《关于印度教的101组问答》的成功。

事情的起因是巴斯迪奥——那个印刷商人，是他提出了这个设想。某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来到泉水村。当时格涅沙和毕哈利正坐在门廊下的毯子上。格涅沙穿着褂子和背心，正在读《哨兵报》——现在他订了一份报纸，邮局每天给他送来。毕哈利无所事事，咬着嘴唇。

“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巴斯迪奥在问候之后开口道。他又胖了一点，盘腿都有点困难了。“我还保留着你那本书的印版，先生。记得吧，我告诉过你，我觉得你与众不同。这是一本很好很好的书啊。我的意思是，应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这本书。”

“还剩九百多本没卖出去呢。”

“以一美元一本的价钱卖，先生。我跟你讲，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人们一定会抢着买。把这些书卖完之后，我帮你再印一个版本……”

“修订版。”毕哈利在一旁轻轻地插嘴，但巴斯迪奥并没有搭理他。

“另一个版本，先生。布封面加护封，厚纸，更多的图片。”

“精装版。”毕哈利说。

“正是。华丽的精装版，你觉得怎么样，先生？”

格涅沙面带微笑，小心折好报纸。“那么，精英电动印刷厂会从中赚多少呢？”

巴斯迪奥表情严肃。“先生，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自己投资来印书。一本华丽的精装本。印完后我负责运到这里，每本卖两美元，你拿一美元。你一分钱也不用出，连小指头也不用动一下。不管怎么说，这是本神圣的好书啊，先生。”

“那其他卖家呢？”毕哈利问。

巴斯迪奥面带责备地转过头。“什么其他卖家？我和先生两个人就行了，不需要其他人帮忙。”

毕哈利咬着嘴唇：“是个好主意，这的确是本好书。”

就这样，《关于印度教的101组问答》成为特立尼达出版史上第一本畅销书，人们心甘情愿地掏钱买这本书。头脑简单的人将之视为护身符；穷人觉得他们至少可以买本书来回报格涅沙的恩惠；但绝大多数人是真的对这本书感兴趣。这本书只在泉水村有售，所以就不需要毕松帮忙卖书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请自来，向格涅沙要了几本书。毕松看上去比原来更高更瘦，就算在一百码外也不可能再错把他看成是小伙子了。他一下子老了许多，西装磨损得不成样子，还沾满了灰尘，衬衫也很脏。他没有系领带。

“先生啊，现在没什么人从我这里买书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你的教义问答能帮我带来运气。”

格涅沙告诉他，巴斯迪奥已经和他有约在先。“他不想要任何销售商。我也无能为力，毕松。我很抱歉。”

“是我的命啊，先生。”

格涅沙揭起他坐着的毯子的一角，从里面掏出一些五美元的纸币，数出四张，递给毕松。

出乎他的意料，毕松站起身，恢复了格涅沙曾经熟悉的那种派头。他抖掉身上的灰尘，拉了拉帽子说：“你以为我是来乞求你的施舍的吗，格涅沙？你乳臭未干的时候，我已经出来混了。现在用得着你来同情我？”

他就这样走了。

这是格涅沙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打嗝大婶，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直到有一天，毕哈利告诉格涅沙，苏拉杰妈妈在西班牙港威斯敏街上的穷人收容所里看到过穿着一身蓝色衣服的毕松。

一个星期天，毕哈利说：“先生，我觉得有件事一定要和您讲，虽然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但我不得不说出来，因为有人在毁坏您的名声，让我很难过。”

“哦。”

“有人说您的坏话，先生。”

莉拉从房间出来站在门廊里，身穿纱丽的她看上去又高又瘦，纤弱得像会被风吹倒的样子。“噢，毕哈利，你看上去气色真不错。最近怎么样？苏拉杰妈妈呢？还有苏拉杰和其他孩子，他们都还好吧？”

“啊，”毕哈利带着抱歉的口吻说，“他们都很好。你怎么样，莉拉？你倒是看上去身体不太好的样子啊？”

“我不知道，毕哈利。就像人家说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日子我觉得特别累，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想我一定要去度一次假了。”她走到门廊的另一头拖地，不时停下来用《哨兵报周日刊》给自己扇风。

毕哈利回应道：“是啊。”然后，他重新转向自始至终没瞧莉拉一眼的格涅沙说：“是的，先生，人们都在抱怨。”

格涅沙没有搭腔。

“有些人说您是强盗。”

格涅沙笑了。

“其实他们抱怨的不是您，先生。”毕哈利咬着嘴唇，显得有些焦虑，“他们不喜欢的是那些出租车司机。您知道来这里一次不容易，而那些昧着良心的出租车司机居然要收五先令。”

格涅沙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真的吗？”

“真的，真的，先生。噢，上帝。问题是，先生，人家都说那些出租车是您的。虽然您有时看病不收钱，但都从出租车费上赚回来了。”

莉拉在门廊另一头直起腰。“当家的，我要进去躺一会儿了。毕哈利，代我向苏拉杰妈妈问好。”

格涅沙还是没有看她。

“好的，”毕哈利说，“你要保重身体啊。”

“可是，毕哈利，到这儿来的出租车很多啊。”

“这您就错了，先生。其实只有五辆，一直都是。而且这五辆车要的是同一个价钱。”

“那这些车到底是谁的呢？”

毕哈利紧咬着嘴唇，手拉起毯子的一角。“啊，先生，这个还真难以启齿。我是没有注意到，先生，是苏拉杰妈妈发现的。唉，女人啊……我们就算用放大镜都看不见的事情，她们也会注意到。她们的目光就像刀尖那样锋利。”毕哈利干笑一声，看着格涅沙。格涅沙表情严肃。毕哈利赶紧低头看着毯子。

“到底是谁的出租车？”

“说起来真是难为情，先生。苏拉杰妈妈说那些车都是您岳父的。是的，莱姆罗甘，佛维斯的莱姆罗甘。他经营那些出租车已经有三个月了。”

“哼！”格涅沙立马从毯子上站了起来，冲进屋子。

毕哈利听到他在里面咆哮：“听着，姑娘，我不管你有多累，你可听明白了，你数钱的时候倒是不累，啊？我要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和你的父亲真不愧是好商人，就知道买卖，就知道赚钱，钱！”

毕哈利侧耳听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不会是你爸爸的主意，他太蠢了。肯定是你的主意，是不是？只要你们能赚到钱，就可以完全不顾我的名声，是不是？还有，呸，呸，这可是我的钱！一年前哪有什么车到泉水村？一个月顶多一两辆。现在呢？五十辆，有时候怕有一百辆？是谁让这些车来的？是我，还是你爸爸？”

毕哈利听到莉拉哭了起来。然后他听到一记掌掴，哭声停止了。格涅沙喘着粗气走出屋子。

“毕哈利，你是个非常非常可靠的朋友。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正午前，格涅沙已经吃完饭，穿戴整齐——不是英式服装，而是平日穿的印度衣服——坐上一辆出租车赶往佛维斯。那辆出租车就是莱姆罗甘的。司机矮胖的身体随着不平的道路摇晃，他看上去心情很好，熟练地打着方向盘，给人一种他很爱开车的感觉。不和格涅沙闲聊时，他就自顾自地唱歌，唱来唱去就那么一句：“让我们赞美上帝。”

他解释说：“是这样的，先生。我们五个开出租车的分别待在王子镇和圣费尔南多。我们跟大家说，如果要到你那里看病，就一定要坐我们的车，因为这是你说的，你亲自给出租车祈过福。莱姆罗甘先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也是这么说给客人听的。”

他又唱了几遍“让我们赞美上帝”，然后开口问：“你觉得那张图片怎么样，先生？”

“什么图片？”

司机又唱了一遍“让我们赞美上帝”，然后说：“挂在门上的图片，就是其他司机挂价目表的地方。”

图片装了相框，是印度一个出版社发行的，画上拉克什米女神一如既往地站在莲花宝座上。车上没有价目表。

“是个好主意，先生。莱姆罗甘先生说是你的主意，我们五个都非常崇拜你，先生。”他语气很诚恳，“这让我们感觉很好，开着一辆挂了圣像的车，而且是被你祝福过的。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先生。”

“那别的出租车司机呢？”

“哦，先生。那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怎么才能把那些狗娘养的赶走？我们不得不非常非常小心。他们还会扯谎，知道吗？有一天苏克哈发现有个司机自己拿了张圣像挂在那里。”

“苏克哈是怎么做的？”

司机大笑，又唱了一句“让我们赞美上帝”，然后说：“苏克哈很聪明，先生。有一天他逼着那个司机将车开到野外的草丛里，然后气势汹汹地警告他，如果不守规矩，就要给他点颜色看。要他小心，说你会在他的车上施法。”

格涅沙清了清嗓子。

“苏克哈就是那样的人，先生。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两天不到，那个司机就出车祸了，非常严重的车祸。”

司机又唱起了歌。

莱姆罗甘的店一个星期营业七天。尽管法律规定商店在星期天不能卖杂货，但没有规定这一天不能卖蛋糕、汽水和香烟。

出租车停了下来。格涅沙从车里出来的时候，莱姆罗甘正坐在柜台后的凳子上，望着门外的马路，什么都没在做。一看到格涅沙，他马上隔着柜台伸出手臂，开始哭泣。“啊，先生，先生，你得原谅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啊。那一天，我不是存心要把你赶走的。那天之后，我一直在想，一直在说，‘莱姆罗甘，你的骨气和信念跑到哪里去了？莱姆罗甘，噢，莱姆罗甘，你的信念到哪里去了？’我白天晚上都在祈祷，祈祷你能够原谅我。”

格涅沙把绿围巾的穗子甩过肩膀。“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啊，莱姆罗甘，你长胖了。”

莱姆罗甘擦了一把眼泪。“风把我的眼泪都吹出来了，”他擤了擤鼻子，“都是风闹的。”他胖了，头发变得灰白，人看上去更加油腻和肮脏。“啊，先生，坐下啊。别管我，我挺好的。先生，你还记不记得，过去你常常到莱姆罗甘的店里来，就坐在那里，和我这个老头聊天？你讲话的水平可是一流的，先生。我过去坐在柜台后面听着你发表高见，但是现在……”莱姆罗甘举起手对着铺子挥了挥，眼里又涌出了泪水。“所有人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苏敏特拉连看都不愿来看我。”

“我来不是谈苏敏特拉的。”

“噢，先生。我知道你是来安慰一个可怜的独居老头的。苏敏特拉一直说我太老派了，而莉拉一向都为你说话。为什么不坐下呢，先生？这里不脏，这里看起来就是这样的。”

格涅沙没有坐。“莱姆罗甘，我要买下你的出租车。”

莱姆罗甘立即停止哭泣，从凳子上站起来。“出租车，先生？你要出租车干什么？”他发出一阵干笑，“像你这样受过教育的大人物要买出租车干什么？”

“八百美元一辆。”

“噢，先生，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特别是现在，经营出租车压根儿赚不到钱。但这不是你这样的人——一个著名的通灵师——该做的事情啊。我买那些出租车让人去开，只不过是因为我老了，人又孤独，要找些事来做。你还记得这个玻璃柜吧，先生？”

眼前的玻璃柜已经和这个店铺非常搭配，以至于格涅沙都没有注意到。货柜的木架子很脏，好几处玻璃被修补过，用黄色的纸糊着，有个地方还用了一张《伦敦图片新闻报》。为了防止蚂蚁爬上来，玻璃柜的四个脚都放在盛了水的空三文鱼罐头盒里。只有靠回忆，才敢相信这个玻璃柜也曾有过一尘不染的时候。

“我很高兴为佛维斯的现代化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但没有人为此而感激我，先生，没有人。”

格涅沙暂时忘了他此行的目的，看着挂在玻璃柜上的剪报和莉拉写的告示。剪报发黄得厉害，好像被烟熏过一样。莉拉写的告示已经褪了色，上面的字迹变得模糊不清。

“这就是生活啊，先生，”莱姆罗甘随着格涅沙的目光看过去，“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有人出生，有人出嫁，还有人死去。生活本身就足以将任何一个人变成哲学家啊，先生。”

“哲学是我的工作。今天是星期天……”

莱姆罗甘耸耸肩：“你不会真的想买下我的出租车吧，先生？”

“我的时间非常宝贵，现在就让我们谈谈这笔交易吧，怎么样？”

莱姆罗甘露出悲伤的表情。“先生，为什么你一定要把我整成个穷光蛋呢？我都这把年纪了，你还要让我潦倒下去吗？你怎么忍心迫害一个连A和B都分不清楚的文盲老头呢？”

格涅沙皱起了眉头。

“先生，这可不是我为了报复你而耍的诡计。”

“报复？诡计？你有什么事情要报复我？现在是星期天下午，大热的天，任何从这条路上走过听到你讲这个话的人，都会以为我对你施法了呢。”

莱姆罗甘把手放在柜台上。“先生，知道吗，你让我很恼火。我可不像其他人，我知道你是个通灵者，但别来惹我，先生。如果我发火了，我可不敢担保自己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

格涅沙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如果你不是我女婿，我一定会打断你的腿，然后把你从这扇门扔出去。”

“莱姆罗甘，你都这把年纪了，还老是装出一副高明的样子，你不累吗？”

莱姆罗甘用拳头重重地捶着柜台。“你在婚礼上讹诈我的时候，怎么一点也没有摆出那副该死的通灵师的样子？听着，趁我还没有发火之前从这里滚出去。还有，路是公家的，谁都可以开出租车去泉水村。格涅沙，你要是敢试着做任何事，我就让你上报纸，要你好看，你听到没有？”

“让我上报纸？”

“你倒是让我上过一次报纸，记得吗？但轮到你上报纸就不会是什么好事了，我向你保证。噢，上帝！我这辈子可受够你了！仅仅是因为你娶了我的一个女儿。如果你是个讲道理的人，我们还可以坐下来，开一罐三文鱼吃，然后慢慢谈这件事。但你也太贪婪了，你这是在明抢啊。”

“我就是想让你帮个忙，莱姆罗甘。我给你钱，你给我出租车，这样很公平，不是吗？如果我自己买出租车经营，你觉得还会有人坐你的车从王子镇或者圣费尔南多去泉水村吗？”

莱姆罗甘开始骂脏话，格涅沙只是笑。然后，当意识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莱姆罗甘讨饶了。格涅沙始终都保持着微笑。

最后，莱姆罗甘卖了他的出租车。

但在格涅沙离开的时候，莱姆罗甘还是忍不住爆发了：“好吧，格涅沙。你把我变成了穷光蛋。你给我等着，我会让报纸把你所有的丑事都抖出来的。”

格涅沙走进出租车。

“格涅沙，”莱姆罗甘在他背后大声嚷道，“现在我向你宣战！”

格涅沙本想让那些出租车免费为公众服务，但莉拉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他只能屈服。毕竟，这本来就是她的主意。于是他把从王子镇和圣费尔南多到泉水村的路费定为四先令。这个价钱比通常的出租车价要略贵一些，因为路况的确很糟糕。但至少比原来莱姆罗甘定的价钱要低，所以到他这里来看病的人都很满意。

莉拉竭力调和丈夫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家的，他越来越老了，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了。他对你的那些威胁，都只不过是说着玩的。”

但莱姆罗甘说到做到。

一个星期天，正巧打嗝大婶也在泉水村，毕哈利带着一本杂志过来。“先生，您看到他们在上面写的文章了吗？”

他把杂志递给格涅沙。那是一本破破烂烂的叫《印度人》的杂志，一本用最劣质的纸张印刷的杂志。大部分内容是广告，空白的角落里有摘自印度典籍的语录、过时的战事公告，以及翻来覆去的读《印度人》的倡议。此外，还有一个名为“一只小鸟告诉我们”的丑闻专栏。毕哈利要格涅沙看的就是这个栏目。

“是苏拉杰妈妈从图纳普纳带回来的。她说您应该知道，大家都在议论这篇文章呢。”

专栏的开头如下：“一只小鸟告诉我们，南特立尼达一个所谓的通灵师买下了一个出租车公司。这只小鸟还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通灵师曾经欺骗特立尼达的大众，说他要建一所所谓的文化学院……”

格涅沙把杂志递给打嗝大婶。“是莉拉的爸爸。”他说。

打嗝大婶说：“孩子，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上面说你是‘上帝的生意人’。但是，孩子，别担心。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本杂志的主编纳拉亚不过是忌妒你罢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是个通灵师。”

“是的，先生。苏拉杰妈妈也说，纳拉亚去了图纳普纳，告诉那里的人，只要稍微练习一下，他就能做得和您一样好。”

打嗝大婶说：“这里的印度人就是这样，他们看不得别人过得比他们好。”

“我不担心。”格涅沙说。

他是真的不担心。但是，《印度人》上写的有些事情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把格涅沙说成“上帝的生意人”，这些指控在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中间传来传去。

其实，他并没有什么生意头脑，甚至可以说是痛恨做生意。开出租车公司是莉拉的主意，餐馆也是。不过那个餐馆也不完全是为了赚钱。来格涅沙这里看病的人得排很长时间的队，给这些人提供食物也就变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莉拉在房子旁搭了一个大竹棚卖吃的。泉水村这么偏远，运吃的进来当然很不容易，她当然就会多收几个钱。

人们对毕哈利的商店也颇有微词。

要理解这件事——有些人称它为丑闻——首先要搞清楚，格涅沙的大多数客户之前数年遇到的都是些冒牌通灵师，他们惯用的手法无非是要求人们焚烧樟脑、酥油、糖和米，或者杀鸡宰羊来供奉神灵。格涅沙不屑用这些愚昧的老办法，但他很快发现，他的客户愿意这样做，特别是那些妇女非常喜欢这样做。为了顺应这些客户的习惯，他只能要求他们每天用这些东西来供奉两到三次。人们常常备好这些东西，恳求他，有时候甚至是付钱请他代为供奉。

所以，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毕哈利跑来说这样一番话的时候，他并不感到吃惊：“先生，有时候我和苏拉杰妈妈有点担心，担心那些人带来的供品。她们都是穷人，不知道自己买的东西是好是坏，干不干净。而且我知道有很多不守规矩的店家故意给他们不好的东西呢。”

莉拉说：“是啊，苏拉杰妈妈也一直这样跟我说，为我们担心呢。”

格涅沙微笑道：“苏拉杰妈妈现在担心的事情还真多。”

“是的，先生。我知道您懂我的意思。那些可怜的人没有受过您所受的教育，所以应该帮助他们从可靠的店家买到好东西。”

莉拉说：“我觉得，那些可怜的人如果在我们泉水村就能买到合适的东西，他们会很感激的。”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开个店呢？”

“那样就太不像话了，毕哈利。大家会觉得我们在骗他们。为什么不用你的店呢？苏拉杰妈妈告诉我，你们不介意做这些额外的事情的。实际上，我觉得你们俩是处理这个事情的最佳人选。再说，这些日子我已经累得快不行了。”

“你活干得太多了，莉拉。你干吗不休息休息呢？”

格涅沙接口道：“你来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吧，毕哈利。”

就这样，客人们开始只从毕哈利的商店购买供品。“那里的东西可不便宜，”格涅沙告诉他们，“但它是特立尼达唯一一个能确保你买到真材实料的地方。”

毕哈利的店铺卖出的每一件东西几乎都到了格涅沙家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来供奉的。“就算是这样，很多好东西也都浪费了。”格涅沙说。因此，莉拉就把剩下的用在她的餐厅里。

“我想给那些可怜的人最好的东西。”她说。

泉水村发达了。市政工程部门意识到了它的存在，翻修了原来的路面，使其平坦了许多。他们还给这个村子通了自来水，装上了第一个公共水龙头。水龙头就装在毕哈利店铺的斜对面，那里马上成了村里妇女们聚集的场所，光着身子的小男孩们也喜欢在水边追逐打闹。

毕哈利发达了。苏拉杰被送到圣费尔南多的奈帕尼玛大学寄宿。苏拉杰妈妈生了第四个孩子，并告诉莉拉她准备翻新店铺。

格涅沙发达了。他拆掉了老房子，暂时在餐厅里接待他的客户，在原来老房子的地方盖起了一幢两层楼房。泉水村从未出现过这样宏伟的建筑。楼房的外墙用的是钢筋水泥，当地人都在传说这幢楼有一百多扇窗户，如果总督知道就麻烦了，因为只有总督府才能有一百扇窗户。格涅沙还请了一个来自英属圭亚那的印度建筑师，盖了一座印度式的寺庙。为了收回修庙花的钱，格涅沙开始收门票。他还从圣费尔南多请了一个专业写招牌的人，重新做了一块格涅沙，通灵师的招牌。在新招牌的上方，他用印地语写道：愿平和的心与你们同在。这行字的下面是英语写的：除周末外，随时可在此获得精神的慰藉。若为求财，恕不奉陪。

莉拉变得越来越优雅。她常常去圣费尔南多拜访苏敏特拉，顺便购物，买回许多昂贵的纱丽和首饰。但最重要的变化是她的英语。她开始用一种独特的口音说话，使得原来粗声粗气的元音变得柔软。她的语法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包括了很多她自己想出来的将来时用法。

她告诉苏拉杰妈妈：“这幢在建的房子，我可不想它和其他印度式的房子一样。在房子里呢，我要摆上好家具，我要每一样东西都很漂亮很漂亮。我还想买一个冰箱，还有几件类似的东西。”

“我也在想呢，”苏拉杰妈妈说，“我要盖一个崭新的、时髦的商店，一个像苏拉杰他爸的书里写的那样的高档杂货店，架子上摆很多罐子啊，瓶子啊……”

“那些关于印度人不会装修的说法确实没有错。不过我可要把我的家粉刷得很漂亮很漂亮。”

“苏拉杰他爸说了很久了，我们要粉刷一下店铺，从天花板到地板，我们也要把店铺弄得很漂亮很漂亮，有华丽的大理石面柜台。但是，我们也不会忘了我们住的地方。那儿也会变得很漂亮很漂亮……”

“铺上好的地毯，像苏敏特拉家那样的，或者我在高培尔商店看到的那种，还有漂亮的窗帘……”

“莫里斯椅[1]和带弹簧的床垫。哦，等等，孩子在哭，我想他是饿了。我得走了，莉拉，亲爱的。”

两个人之间有那么多的话要互相倾吐，自然又成了好朋友。

莉拉说到做到。房子一造好——这对一个特立尼达印度人来说，已经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她就粉刷了墙壁，充分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印度人的审美取向，选择了明亮的撞色搭配。她雇了一个油漆工，在客厅的蓝色墙壁上画上了一朵鲜红鲜红的玫瑰。她还让那个英属圭亚那的建筑师弄来了很多雕塑和石刻，放在房间里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角落。在房子的平顶上，她让建筑师设计了一圈带花纹的矮护墙，还要求在屋顶上竖起两尊石象，代表印度象头神格涅沙[2]。格涅沙完全赞同莉拉的想法，亲自设计了石象。

“不管纳拉亚在《印度人》里怎么诋毁我，我都不会去理睬他的。”他说，“莉拉，我要给你买一个冰箱。”

他真的这样做了。格涅沙把冰箱放在客厅里显眼的位置，有点挡住了墙上的玫瑰图案，但从房间外面就可以看到冰箱的存在。

格涅沙没有忘记那些琐碎的事情。他从圣费尔南多的一个印度商人那里买了两幅深褐色的印度画，一幅表现的是一个恋爱场景，另一幅则是上帝与一位智者对话的场景。莉拉不喜欢前一幅。“我可不愿把这样的画挂在我的客厅里。”

“你的想法不对，姑娘。”格涅沙说。他在第一幅画下面写道：你是这样来到我面前的吗？在第二幅下面写道：还是像这样呢？

两幅画都挂了起来。

在一切都安排得差不多后，他们开始往墙上挂照片。莉拉先从她家的照片挂起。

“我可不想把莱姆罗甘的照片挂在我的家里。”格涅沙说。

“我是不会把这照片取下来的。”

“好吧，那就把莱姆罗甘留在墙壁上吧。等着瞧我会挂什么。”

他选了一张卖弄风骚的印度女电影演员的照片。

莉拉哭哭啼啼地闹了一会儿。

格涅沙淡淡地说：“家里要有张开心的面孔才好。”

新房子里有一样东西让两人都激动了好久，就是他们的冲洗式马桶。这和以前的茅坑相比不知要先进多少。后来的某个星期六，格涅沙在圣费尔南多看到一个设计奇妙的小玩意儿，他决定把它用在自家的厕所里。那是一个音乐手纸架，只要一扯手纸，架子就会响起《扬基老爸》的旋律来。

音乐手纸架和那两幅印度画后来启发了格涅沙，让他写出了个人最成功的两部作品。

纳拉亚对他的攻击变本加厉，花样百出。这个月指控他是反印度文化分子，下个月就是种族主义者，后来他又成了一个危险的无神论者，不一而足。很快，那只“小鸟”的言论占据了《印度人》的大部分版面。

“他居然还把那只‘小鸟’叫作‘小鸟’。”

“你说得没错，姑娘。‘小鸟’应该已经长大，成了大黑乌鸦了。”

“这十分危险，先生。”毕哈利警告说。现在，毕哈利要先经过长满蕨类植物的露台，走到二楼才能见到格涅沙。底楼的大房间是专供客人等候用的。“时间一长，人们会慢慢相信他说的，就像是广告宣传攻势，您懂的。”

“如果要我说，”莉拉在一旁插嘴，露出厌倦烦闷的表情，“这人就是这里的印度人中的败类。”她把头搁在右肩膀上，半闭着眼睛。“我记得我爸在佩尼亚尔的时候狠狠揍过他一顿，像纳拉亚这种人就该那么对付他。”

格涅沙往莫里斯椅上一靠，“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毕哈利咬着嘴唇，全神贯注。

“如果圣雄甘地碰到这个问题，他会怎么处理呢？”

“不知道，先生。”

“用笔做武器。那就是他会做的事情，拿起笔来写。”

就这样，格涅沙又重新拿起了笔。他原本以为他的写作生涯已经终结，只是模模糊糊地设想过写一部好莱坞印度人式的自传作品。但这是件大事，他一直觉得应该三思而行。而现在，他必须立即付诸行动。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方方面面都计划好了。他去了趟西班牙港——他原本想鼓足勇气穿上他的印度服装去，但在最后一刻还是换上了西服和长裤——他去了红房子里的工商登记办公室，注册了一家格涅沙出版有限公司。公司的标志是一朵盛开的莲花。

然后他重新开始写作，并且欣喜地发现，在他心里，写作的渴望并没有消亡，只是暂时被压抑了。他非常勤奋，看了一整天的病之后，坐下来一直写到深夜，莉拉不得不一再进书房来催他睡觉。

毕哈利搓着手说：“噢，这下可要纳拉亚好看了。”

两个月后，书印出来了。出乎毕哈利的意料，这本书看起来像一本真正的书：硬皮封面，字号很大，纸张厚实，看起来内容充实而有权威。但毕哈利看到书名的时候有点失望。书名叫“特立尼达指南”。

“巴斯迪奥这次干得不错。”格涅沙说。

毕哈利嘴上表示同意，心里还是存着疑惑。

“这本书对纳拉亚将是狠狠的一击，绝对会给你和莉拉带来很多好处。”

毕哈利认真读了《特立尼达指南》，发现这本书真的很好。该书对特立尼达的历史、地理和人口都有广泛而详细的介绍，还罗列了特立尼达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东西方交融》那个章节里，格涅沙写道：“在西班牙港人们可以惊喜地看到清真寺，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可以在一个叫泉水村的地方发现一座真正的印度寺庙，那寺庙好像是整个从印度搬过来的。泉水村的印度寺庙非常值得一去，无论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还是旅游的目的。”

《特立尼达指南》的匿名作者对这个岛国的现代化进程十分关注。他在书里说，岛上有三家主要的报纸，那些在特立尼达投资的外商们，应该知道在报上投放广告是非常有效的宣传途径。但他同时感叹岛上缺乏有影响力的周刊和月刊，并且告诫外商尤其要小心那些号称为不同民族人群服务的月刊。

格涅沙往美军基地免费送了好多书，那是“为了欢迎勇敢的和我们并肩作战的美国兄弟”，他写道。他还把书赠给许多在特立尼达做生意的美国贸易公司和广告公司。

毕哈利很是不解，但努力掩饰。

莉拉则直说出来：“打死我也不明白，你干吗要这么做？”

他并不回答，只是告诉她多买点桌布、刀叉和勺子，还关照她务必好好管理她的餐厅。他还建议毕哈利大量储备朗姆酒和啤酒。

没过多长时间，美国兵便蜂拥至泉水村。村里的孩子们第一次吃到了口香糖。士兵们乘着吉普车或是军用大卡车突然出现，有的则是带着女朋友搭出租车来的。他们看到了象头神石雕，心中的疑虑消去了大半。在格涅沙带着他们游览了他的寺庙——他用的是“游览”这个词——之后，他们都觉得自己的钱没有白花。

莉拉算了一下，前前后后差不多有五千多个美国人来参观了泉水村。

毕哈利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忙过。

“正如我所料，特立尼达是个小地方，那些可怜的美国人压根儿没什么可做的事情。”格涅沙说。

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慕名前来寻求精神上的帮助，格涅沙一一接待了他们。

“有时候，我觉得这些美国人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人，甚至超过了印度人。”格涅沙说。

“好莱坞印度人。”毕哈利嘟囔道。不过他说话的时候把嘴唇咬得太紧了，以至于格涅沙没听清楚他在讲什么。

三个月后，《印度人》宣告缩版，理由是省下钱来支援战争。除了格涅沙，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杂志少了很多药品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广告。《印度人》渐渐失去了对那些印刷精美的图片广告的吸引力，纳拉亚只能靠刊登一些商店的朴素广告来维持杂志的运营。

但是，那只“小鸟”还在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1]一种以英国诗人、画家、雄辩家和家具名匠威廉·莫里斯命名的安乐椅。扶手、椅座和椅背上装有软垫。

[2]印度教中，象头神名为格涅沙，代表智慧，是湿婆和雪山神女的儿子。

九　传媒大亨

格涅沙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哲学家和仲裁人。特立尼达的印度村庄仍保留着村务委员会，这是村中长者的会议。他经常被他们请去裁决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或者调解夫妻之间的口角。他还常常被请去祷告会演讲。

格涅沙的出场总是很引人注目。他气度不凡地从自己的出租车里走出来，把绿围巾往肩后一甩，然后和主持会议的长老们一一握手。随后，两辆满载他的藏书的出租车到了。帮忙的人一拥而上，把一摞摞的书搬上讲台。这些人十分勤快，看起来像格涅沙一样严肃。他们在出租车和讲台间跑来跑去，皱着眉头，一句话也不说。

讲台上有一个带穗的红色帐篷，格涅沙坐在里面，被书本包围着，看起来十分权威和虔诚。讲台下，穿着艳丽服装的印度听众，按照由高到低的等级，像水波一样层层漫延开来。最靠近讲台的是穿着考究的商人、小店主，然后是衣衫褴褛的穷苦劳力；那些裹在毯子里、佩戴奢华饰品的富家子弟自然也端坐在讲台边上，而赤裸上身、像蜘蛛般挥舞着细瘦臂膀、在蔗糖袋子上爬的穷人小孩则一律被挤在外围。

人们来听他的演讲，不单因为他的名气，也因为他讲的内容新鲜有趣。他会讲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快乐，如何获得快乐。他引用的经典来源庞杂，有来自佛教的，也有来自其他宗教的，对此他并不掩饰。每当格涅沙要强调一个观点的时候，他会啪地打一个响指，边上的助手就会拿起一本书，翻到他引用的那一页，举起来让大家看，证明其所言非虚。他用印地语演讲，而向大家展示的书全是英文的，没有人不为他的学识折服。

他的主要观点是：欲望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因此欲望应当被压抑。偶尔，他说着说着也会跑题，讨论压抑欲望本身是不是一种欲望。但通常他的演讲都很实际。有时候，他热切地推崇佛教的火戒。有时候他很自然地提到正在进行的战争，或者人类所有的战争，他会引用狄更斯的《写给孩子们看的英国史》中的话：“战争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有时候他会说，快乐只有在消灭了一切欲望，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是造物主创造出的生命链条中一个细小环节的时候，才可能得到。“躺在干燥的草地上，感受你身体下的土地和岩石滋养的生命在你身旁生长。在天不太热的时候，看看云，看看天空，感觉你和它们融为了一体，感觉任何事物都成了你生命的延伸。这样，你，以及所有这样做的人，都将得到永生。”

听众们有时候会觉得听懂了，站起来的时候，感到自己更高尚了一点。

正因如此，“小鸟”在一九四四年给格涅沙冠上了“神秘主义”的帽子。

那只“小鸟”宣称：“我可能是比较多话，但我觉得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推崇一个宣扬宗教神秘主义的人肯定是一种倒退……”

打嗝大婶告诉格涅沙：“孩子，纳拉亚开始学你了。他也办讲座了——在镇上给大家看他的书和其他一些东西，关于宗教和人民的东西。”

“鸦片。”毕哈利说。

那只“小鸟”的每一条新言论都会在泉水村被仔细研究一番。

“先生，他现在忌妒的不是您拥有的神秘力量。过两年，他就会参加选举，第一次公民普选。是的，公民普选。那是他的目标。”

最新一期的《印度人》似乎证明了毕哈利是对的。杂志上那些空白的部分不再印摘自《薄伽梵歌》和《奥义书》的话。现在印的都是一些口号，诸如：劳动者们联合起来！人人互相教育！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躯体！[1]沿着峭壁飞向星辰！[2]或许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3]“小鸟”开始鼓动发起各种运动，比如“保障每天工资所得”和“穷人之家”等运动，后来还宣布成立“印度穷人之家基金会”。

莉拉对苏拉杰妈妈说：“我想要做一点社会公益工作。”

“亲爱的，这正是苏拉杰他爸老早以前就要我去做的事。不过亲爱的，我一直没有时间。”

打嗝大婶对此事很上心，还给出了非常实用的建议。“莉拉，我认识你有九年了，这是到目前为止你想出来的最好的主意。我每次来都会看到你把很多吃的扔了，你可以把这些给穷人啊。”

“啊，婶婶，其实我扔掉的并不多。如果餐馆里今天用不完，我就放到明天用。但是，我怎么开始这个社会公益工作呢？”

“我来告诉你他们是怎么弄的。你只要带一些小孩子到餐馆里来，让他们吃饱。或者你出去照看他们，在外面发给他们吃的。圣诞节快到了，你可以去买点气球什么的送给孩子们。”

“是的，苏敏特拉买了好多很漂亮很漂亮的气球。”

就这样，在打嗝大婶的帮助下，莉拉开始了她的星期天社会公益工作。

格涅沙工作如常，完全没有理睬纳拉亚和“小鸟”的骚扰。纳拉亚对他的冷嘲热讽反而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他们越说，他就干得越起劲。就这一点而言，他是有远见的。因为显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书令他声名鹊起，不仅在乡间广为人知，还一直传到了首都西班牙港。他用演讲的材料写成了《通往快乐的道路》，后来又写了《死而复生》、《我看见的心灵》和《信仰的必要性》。这几本书随处可见，卖得也很不错。不过，这些还不足以让格涅沙取得惊人的成功。

直到之后接连出了两本书，格涅沙才成为特立尼达家喻户晓的人物。

第一本书的开头是这样的：“五月二号，星期四，早上九点。我刚刚吃完早饭，看见了上帝。他看着我说……”

《上帝告诉我的事》无疑成了特立尼达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纯朴的文字令人震惊，几乎可以用单纯来形容。叙述者的性格得以完美展现，在那些对话章节中，他的谦卑和精神困惑与书中对许多深奥的玄学问题的阐释相呼应。有些章节还包含了警世预言，预言了战争的结束和一些当地人的命运。

这本书创造了一股潮流。特立尼达很多地方的人开始宣称他们也看到了上帝。其中最有名的是西班牙港米格尔大街上的曼曼。曼曼说他看到了上帝，还试图把自己钉到十字架上，最终被送进了疯人院。

《上帝告诉我的事》出版后仅仅两个月，格涅沙成功地犯下了一个大错，也因此名声大噪。他的灵感来自那个音乐手纸架。因为《有益的排泄》是在战争期间出版的，它的书名引起了一些误会。[4]幸运的是，如果当局知道这本书或多或少和便秘有关，也许就不会轻易允许它出版了。格涅沙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自古以来就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该书旨在阐述排泄不仅是一件愉悦的事情，而且十分有益，是锻炼小腹肌肉的好方法。他推荐的方法同柔体瑜伽师和举重运动员的方法基本类似。

书是用厚实的纸张印的，亮黄色的封面饰有一朵莲花。此书无疑最终确立了格涅沙的地位。

依格涅沙的脾气，他可能不会对纳拉亚采取进一步行动。“小鸟”叽叽喳喳的贬损之言在众多热情洋溢的赞美面前简直不值一提。但打嗝大婶和毕哈利显然还是不满意。

毕哈利十分恼火。格涅沙开拓了他的视野，大大扩充了他的阅读和知识空间。因为格涅沙的成功，他发了财，建了新店，用的全是混凝土、涂料和玻璃。泉水村的地价涨了，他得以从中获利。时不时有文学、辩论、社会公益组织请他去讲格涅沙的事情：格涅沙是怎样一个人，他对印度文化的贡献等等。他的命运已经和格涅沙绑在一起。他比任何人都痛恨纳拉亚对格涅沙的攻击。

他竭力鼓动格涅沙采取行动。

“那人这个月又攻击您了，先生。”

“混账！”

“这样非常糟糕，先生。特别是现在，莱姆罗甘也开始在《印度人》上写文章说您的坏话了，这很危险。”

但格涅沙对纳拉亚在准备一九四六年竞选的事并不在意。“我可不想成为那些想要通过选举往上爬的可恶骗子中的一个。”

“您听到最新的新闻了吗？纳拉亚成立了一个印度联合党，是为了帮助他选举的噱头，先生。他在西班牙港没有赢的机会，所以不得不在农村拉票，他怕您会击败他。”

“毕哈利，你和我都清楚，所谓的印度联合党在这里什么都不是。纳拉亚和他的人不过是像小女孩在玩过家家罢了。”

格涅沙的判断是对的。在印度联合党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纳拉亚被选举为主席。被选出来的还有：四个助理主席，两个副主席，四个助理副主席，数个财务长，一个秘书长，一个秘书，十二个助理秘书。

“看到了吗？他们一个人都没有落下。听着，毕哈利，去了那么多祷告会演讲，我很清楚特立尼达的印度人是怎样的，我了解他们就像了解自己的手掌一样。”

但是，纳拉亚仗着离得远，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往印度发电报，发给圣雄甘地、尼赫鲁、印度国会；他给各种各样的机构发年庆的贺电，他收集了许多百年庆、两百年庆、三百年庆的信息。他每发一个电报，《特立尼达哨兵报》都会进行报道。理论上，格涅沙当然也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发电报到印度去，但在印度没有人知道特立尼达是怎么回事，落款为“通灵师格涅沙”的电报和落款为“纳拉亚，特立尼达印度联合党主席”的电报相比，人们一定会对前者不以为意。

劝导的工作落到了毕哈利身上。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两个男人和一个男孩一起到格涅沙府上拜访。其中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胖男人看上去有点像莱姆罗甘。不过，他穿的白衬衫可是一尘不染。他的肥肚腩垂在黑皮带上面，把皮带都遮没了。他在衬衫口袋里装了一封信、一整排的铅笔和钢笔。另一个人长得不胖也不黑，样貌不俗。那个男孩则穿着短裤，衬衫袖子扣得紧紧的。格涅沙常常碰到这两个人，知道他们是很多集会的组织者。但那个男孩他不认识。

两个说客小心翼翼地在走廊里的莫里斯椅上坐下。格涅沙叫莉拉拿几瓶可口可乐出来招待客人。

说客透过客厅的窗子望见墙上的照片和两本可口可乐大挂历。

然后，他们看到了莉拉——苗条、高雅、穿着纱丽的女主人。她打开冰箱。胖男人用胳膊肘捅了捅身边坐在沙发上的男孩，三人同时收回了目光。

胖男人一本正经地开腔了：“先生，我们不如开门见山地说吧。毕哈利和您婶婶——她可是个大好人——他们要我来，因为我对组织祷告会和其他类似的事情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可乐到了。四个带霜的瓶子放在玻璃托盘上，冒着冷气。莉拉叹了口气，说：“噢，稍等，我去拿杯子来。”

胖男人看着瓶子，瘦男人用手指摸着左眼上方贴着的纱布，男孩看着格涅沙围巾上的穗子。格涅沙对他们一一微笑，他们也朝他微笑，除了那个男孩。

莉拉端着另一个玻璃托盘走过来。托盘上放着看起来很贵很漂亮的玻璃杯。杯子上刻着精细的金色、红色和绿色的花纹，杯口镶着金色的边。

说客们用双手拿起杯子。

片刻尴尬的沉默后，格涅沙问胖男人：“近来怎么样，斯瓦米？”

斯瓦米为了保持礼貌，仅仅用嘴唇啜了一小口可乐。“还凑合，先生。”

“还凑合，嗯？”格涅沙笑了。

斯瓦米点点头，也朝格涅沙笑了笑。

“你怎么样呢，帕泰普？你把自己弄伤了？”

“在包裹邮寄处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他一边摸着头上的纱布一边说。

格涅沙心里一直把他称为“包裹邮寄处的帕泰普”，因为在任何对话中他都会设法提及包裹邮寄处。格涅沙知道，如果要惹他生气只需说他是邮局的，他必定会冷冷地回答说：“是包裹邮寄处。”

大家又沉默下来，轻轻咽下三小口可乐。

斯瓦米像是突然下定了决心似的放下玻璃杯，却没想到出手太重，发出很大的声响，莉拉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站在客厅门口看了一眼。斯瓦米又拿起玻璃杯，笑了笑。“是的，先生，”他的语气很欢快，“我们到这里不是来拐弯抹角的。您是特立尼达印度人中唯一能够站出来挑战纳拉亚的权威人士。纳拉亚对您的攻击令我们感到气愤。今天来这里，先生……”斯瓦米正色道，“我们想请您成立自己的联合党，我们将选您当主席。请不用担心，您眼前就有三个助理主席，正安静地坐着喝可乐。”

“纳拉亚把你怎么了？”

“我真不想说，”帕泰普神色阴郁，“纳拉亚对我和我的家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诬蔑我的父亲在公路管理处贪污受贿。为了惹恼我，他还一直说我是邮局的人。我写信去抗议，他也不把我的信登出来。”

“他指控我抢劫穷人的钱，”斯瓦米露出痛苦的表情，“先生，您认识我已经有十八个月了吧，我为您组织了无数次祷告会。先生，像我这样一个人，会去抢穷人的钱吗？”斯瓦米是科瓦地区一个律师的销售代表。

“纳拉亚把那个男孩怎么了？”

斯瓦米大笑起来，喝了一大口可乐，男孩始终低着头看自己的玻璃杯。“纳拉亚倒是没拿他怎么样，他到这里来只是积累一些经验。”

男孩窘得脸都黑了。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男孩皱着眉，头埋得更低了，恨不得把脑袋躲到玻璃杯里去。“是我姐姐的儿子，是个天才，先生。第一次参加剑桥学院证书考试就拿了一级。”

格涅沙想到自己十九岁的时候参加剑桥证书考试才拿了二级，于是嗯了一声以示肯定，然后拿起面前的可乐饮了第一口。

帕泰普继续说：“先生，这是不对的。您每天翻开《哨兵报》，十有八九会在第三版看到纳拉亚发出贺电的消息。”

格涅沙喝了一大口可乐。

斯瓦米说：“您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先生。成立自己的联合党，或是出一份报纸。出报纸我也有很多经验。我年轻的时候，先生，二十年代的斯瓦米几乎每年都会办出一份新报纸。后来因为法律事务我不得不去西班牙港工作。我去了那里的工商登记办公室，看到自己出过的报纸的数量，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不过我已经很久不做这一行了，因为我觉得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才值得再出一份新的报纸。”

每个人都喝了一点可乐。

“我不能再谈自己的事情了，先生。这个男孩，他天生就是个作家。如果您看过他用的英文单词就会明白——那些词差不多和我的手一样长！”斯瓦米夸张地伸直了自己的手臂，打着比方。

格涅沙看向男孩。

“他今天很害羞。”斯瓦米说。

“千万别弄错了，”帕泰普说，“他其实一直在思考呢。”

他们又喝了很多可乐，谈了很多话。格涅沙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尽管他们的说辞很打动人。比如自己出一份报纸的主意已经反复在他头脑中出现过。某些星期天，他会让莉拉帮他拿来纸和红色铅笔，便于他设计样报。他量出栏宽，想好在哪些地方放广告，哪些地方摘登语录。但就像做笔记一样，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他个人的兴趣而已。

但不久后发生了两件事，让他决定对纳拉亚采取行动。

第一件发生在伦敦《信使报》的办公室。战争结束了，记者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获取消息。《信使报》派了一个记者飞到南美洲采访一场看起来有可能成功的革命。那场所谓的革命，唯一引起大家兴趣的是一个夜总会女郎说的话：“大家躺在床上，听到嘭嘭嘭的枪声，说一声‘革命啦！’，然后翻个身又睡着了。”报道完那场革命之后，记者就沿途飞到帕拉、乔治镇和西班牙港，揭露发生在这三个地方的危机。显然，特立尼达人在计划一场起义，而英国殖民者和他们的妻子则拿起了左轮手枪。虽然这都是一派胡言，但好歹让人知道了特立尼达这个地方，所以特立尼达人对于这样的报道还是相当欢迎的。格涅沙更关心这位记者对当地政治局势的分析。《信使报》的报道被《哨兵报》转载，纳拉亚被描述成“激进的印度联合党主席”。“纳拉亚在他的党总部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是特立尼达印度人的领袖。”格涅沙对这样的说法并不介意，也不在乎那个记者对南特立尼达印度狂热分子的歪曲报道。但在采访纳拉亚的文章中，他读到的记者花许多笔墨描述的关于纳拉亚个人的一些细节，却让他有如坐针毡的感觉。文章是这样描写纳拉亚的：“秃顶的C.S.纳拉亚，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等等。他可以忍受纳拉亚诋毁他，英国人也可以将其奉为特立尼达印度人的领袖。但是，如果那些英国人要记住这个“秃顶的、一支接一支抽烟、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纳拉亚，格涅沙是无法忍受的。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不可理喻，毕哈利。但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毕哈利表示他也有同感。“有时候人可以承受大的委屈，对这样的小事却会感到忍无可忍。”

“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我就要对纳拉亚采取行动了。”

毕哈利咬着嘴唇。“这是我一直期盼听您讲的话。”

接着，打嗝大婶适时出现了，带来了一个大消息。

“噢，格涅沙，耻辱啊！纳拉亚给我们印度人带来的耻辱！”她非常激动，不停地打嗝。她要水喝，别人给她端来了可乐，这让她的嗝打得更厉害了，以至于一时都没办法开口。“我再也不喝可乐了，”她终于能说话了，“看来我是赶不上这些时髦玩意儿的，下次给我水就可以了。”

“什么耻辱？”

“哦，孩子，是穷人之家基金会。你知道纳拉亚成立的这个基金会吗？”

“那只‘小鸟’鼓吹了不少时候了。”

“穷人之家的钱筹得越快，纳拉亚的房子就买得越快，正好被我发现了。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高莉，她的日子现在不好过。她和纳拉亚有一点亲戚关系。我在杜拉莉的婚礼上碰到她的时候，她哭哭啼啼地抱怨自己缺钱。我就说，‘高莉啊，你为什么不去问纳拉亚要呢？他不是成立了穷人之家基金会吗？’她说她不能去，因为她丢不起那个脸，而且基金会的钱还没有筹足。但我还是劝她去那里领些救济金。昨天，我在多拉特姆的葬礼上又碰到她，就问，‘纳拉亚怎么说？’她说她一开口纳拉亚就发脾气了，说每个人都觉得他成立了个小基金会就成富人了。他说，‘高莉，我比你还穷。你怎么会觉得我是富人呢？上个星期，我花一万四千美金买了一处房产，现在还为到哪里去筹这些钱发愁呢。’然后他就又哭又骂，高莉说到最后她都觉得他会向她借钱呢。”

打嗝大婶一气说了这么多话，居然一个嗝也没有打。“是不是因为可乐的关系？”格涅沙问她。

“不是，我激动了就会这样的。”

“为什么那些掏钱的人没有质疑钱的去向呢？”

“啊，孩子，不要告诉我你不了解特立尼达。那些给钱的人才不关心钱最后给了谁。拿了钱出来，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照片是否登到了报纸上。只要上了报，他们就开心了。还有，你以为他们愿意这样的丑闻让大家知道吗？那只会让他们成为笑柄。”

“这是不对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个通灵师什么的，但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这样的事情袖手旁观。”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打嗝大婶说。

于是，说客团又出现了。他们坐了下来，不过不是在走廊，而是在客厅的餐桌旁。这次，他们仔细打量了墙上的图片。莉拉再次按老规矩从冰箱里拿出可乐，倒在漂亮的玻璃杯里。

斯瓦米仍旧穿着白衣服，衬衫口袋里别着一排钢笔和铅笔，还有上次那封信。帕泰普额头上的纱布已经取了下来。男孩换掉了短裤，穿着一件棕色的双排扣西装，那衣服起码比他的身材大了两码。他手里拿着一本《时代周刊》和一本《新政治家和国家》。

帕泰普说：“纳拉亚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现在有把柄落到我们手里了，先生。他改名了。在印度人那里他叫钱德拉·谢卡尔·纳拉亚。”

“而在其他人面前，他是赛拉斯·斯蒂芬·纳拉亚。”

莉拉拿来几张大纸和许多红色铅笔。

格涅沙说：“我仔细想过你们说的话，我们就出一份自己的报纸吧。”

斯瓦米说：“这下就让纳拉亚见鬼去吧。”

格涅沙在面前的纸上画了起来，把一张纸分成均匀的几栏。“和所有的事情一样，我们先从小的做起。”

那个男孩把《时代周刊》和《新政治家和国家》放在桌上。“这些都是小开本的出版物，非常小的出版物。”

斯瓦米笑了。他的笑声听起来像是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漱口声。“您看到了吗，先生，这个孩子可会讲话了。还有，他可是个天生的作家。他比这里很多大人知道的都多得多。”

男孩又重复了一遍：“是的，这些是非常小的出版物。”

格涅沙露出理解的笑容。“出版报纸是要花很多钱的。我们必须从小而简单的报纸开始。看看你的叔叔斯瓦米，他做这一行的时候也是从头开始一点点做起来的。”

斯瓦米严肃地点了点头。

“帕泰普，还有我，我们都是从小事做起的。就先出四版吧。”

“只出四版？”男孩急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根本就不像是一份报纸。”

“我们会逐步扩版的，报纸会越来越厚。”

“好吧，好吧，”男孩恼怒地把自己的椅子往外拉了拉，“你们自己去弄所谓的报纸吧，不要把我算在里面。”他开始大口喝他的可乐。

“第一页，”格涅沙宣布道，“头版，最好的版面，除了右下方，其他地方不能放广告。”

“我常常向自己保证，”帕泰普满怀敬意地说，“如果哪一天我开始办报纸，一定要把它献给圣雄甘地。我认识一个男孩，如果给他点好处的话，他可以帮我们从《哨兵报》的办公室弄一张带甘地照片的印版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头版的上方，我还可以想出一点文字或者其他什么来配照片。”

格涅沙在白纸上画出了留给甘地头像及献词的位置。

“就这么定了。”斯瓦米说。

“头版是用来炮轰的，炮轰纳拉亚！”格涅沙说，“把这一版留给我吧。我来写这篇揭露穷人之家基金会的文章。莉拉会写一小篇她从事的社会公益工作的报道。”

斯瓦米很高兴，试图跷起二郎腿。椅子在他肥硕的身体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格涅沙狠狠看了他一眼。莉拉走了出来，一边扫地一边说：“有些人好像从来没见过真正的家具，下次我还是搬些长凳出来算了。”

帕泰普马上坐得笔挺，斯瓦米笑了笑。

那个男孩，此刻正靠在冰箱旁的墙壁上，说：“头版是定下来了，可我很怀疑人家会怎么想，看到报纸一边是给圣雄甘地的献词，一边是炮轰别人的文章。”

斯瓦米立刻厉声说道：“闭嘴，孩子。否则我可不会管你是不是穿着西装长裤，马上叫你跪下好好揍你的屁股，就在这里，在先生面前。还有，要是你再敢这么说话，下次我出的报纸碰都不许你碰。赶紧闭上你的嘴！”

“好吧，你是大人，你可以命令我闭嘴。但我倒是想看看你们准备怎么把另外三个版填满。”

格涅沙对他们的争执不予理会，继续在内页的纸上画分栏。“二版。”他说。

帕泰普啜了一口可乐，附和说：“二版。”

“是的，”斯瓦米也应声道，“二版。”

帕泰普打了个响指，“广告！”

“二版上放一整版广告？看看没有经验的人是怎么胡说的？”

“一些广告。”格涅沙赶紧说。

“我就是这个意思。”帕泰普说。

“二版分四栏，两栏放广告？”

帕泰普点点头。

斯瓦米说：“我过去就是这么做的。”

“那剩下的两栏做什么呢？”男孩问。

斯瓦米从坐着的椅子上迅速转过头去，椅子再次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摇摇欲坠。男孩举起《时代周刊》挡住脸。

“您来写一点小东西，怎么样，先生？”帕泰普问。

“我已经要写一整个头版了。而且我不想让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把自己降格到纳拉亚的水准。”

斯瓦米想了想说：“文化，先生。二版是文化版。”

帕泰普应道：“对的，文化。”

接着是长长的沉默，只有男孩翻阅杂志时故意弄出的哧啦哧啦声。

格涅沙用铅笔敲打着桌面。斯瓦米的手托着下巴，人倚在桌边，桌子渐渐往格涅沙那边移动。帕泰普抱起胳膊，皱着眉头。

“可口可乐？”格涅沙问。

斯瓦米和帕泰普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莉拉出来说：“我有几个珐琅杯子，如果那能让你们开心一点的话，我可以拿出来。”

“噢，我们很好，没关系的。”帕泰普微笑着说。

“电影院。”躲在《时代周刊》后的男孩说。

“你是什么意思？”斯瓦米急切地问。

“电影评论。”格涅沙说。

帕泰普立刻说：“电影评论是个绝妙的主意。”

斯瓦米来劲了。“电影广告也可以放在这个版上，印度电影公司的广告。一篇影评加一个广告。”

格涅沙拍了拍桌子。“就这么着了。”

男孩哼了一声。

三个男人狂饮了几口可乐。斯瓦米大笑起来，直到椅子被他压得又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边上的男孩冷冷地开口：“第三版。”

“这里再来两栏广告，这里。”格涅沙轻快地提议。

“然后整个四版有个漂亮的大广告。”斯瓦米补充道。

“很正确，”格涅沙说，“但是你为什么要急着跳到下一版呢？”

帕泰普说：“现在就只剩下两栏要填了。”

“是的，”斯瓦米再一次锁紧了眉头，“两栏。”

男孩走到桌边，说：“特稿。”

他们带着疑问看他。

“特约文章。”

“那就结了，都有了！”斯瓦米嚷道。

帕泰普问：“谁来写这个特稿呢？”

格涅沙说：“大家都知道我的风格。你们也该写一点东西，只要把头版留给我就行了。”

“在三版上登关于宗教的严肃特稿，”男孩说，“弥补一下头版的内容。假如我没有听错的话，头版是具有攻击性的。”

斯瓦米说：“我需要练习，兄弟们。要在过去，我半个小时就能写出一篇特稿来。”

帕泰普迟疑了一下，说：“要不写一小篇关于包裹邮寄处的文章？”

男孩反驳道：“应该是关于宗教的严肃特稿。”然后转向斯瓦米，说：“那天你给我看的那篇文章怎么样？”

“哪一篇？”斯瓦米随口问。

“那篇关于飞行的。”

“啊，那篇小文章啊。先生，这孩子说的是我前几天随便写的一篇小东西。”

帕泰普说：“我记得那篇。《新政治家》把它退了。但那是篇好文章，它讲的是在古代印度，人们就已经知道各种飞行器了。”

格涅沙先嗯了一声，然后说：“好，我们就用这篇。”

斯瓦米马上接口：“那我回去再稍微修改修改。”

帕泰普说：“太好了，都解决了。”

男孩补充道：“你们都忘了一件事情，报纸的名字。”

大家又陷入了沉思。

斯瓦米摇了摇杯子里的冰块。“我还是实话实说吧，先生。我就是这样的人，不会绕着弯子说话。如果您想不出一个好名字，就怪我吧。我以前做编辑的时候，把能用的名字都用了：镜报、先驱报、哨兵报、论坛报、邮报。每一个名字都用了，印度这个，印度那个……”

格涅沙说：“我们想个简单的。”

帕泰普玩着手里的杯子，小声地自言自语道：“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在还没来得及把话收回去之前，他居然脱口而出：“叫《印度人》？”

“该死的傻瓜！”斯瓦米叫起来，“你难道忘了这是纳拉亚的报纸的名字了吗？你这么笨，居然还能在邮局工作？”

椅子突然在地板上发出剧烈的摩擦声，吓得莉拉从里面房间跑了出来。她看到帕泰普站了起来，气得脸色苍白，身体簌簌发抖，手里握着玻璃杯。

“你敢再说一遍，”帕泰普大声喊道，“你敢再说一次，看我不把这个玻璃杯扔到你的头上！谁在邮局工作了？你看到我在邮局用舌头舔邮票了？你、你这个该死的生意人，到处拍人马屁——今天我在这里是不会和你说话了，以免玷污了我的舌头！”

格涅沙搂住帕泰普的肩膀，莉拉则迅速地从他手中拿下玻璃杯，并收走了桌上的其他几只。

斯瓦米说：“兄弟，我只是开个玩笑。谁看到你会说你是在邮局工作的呢？我只要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是包裹邮寄处的人。你浑身上下都是这样显示的，是不是，孩子？”

男孩立刻回答：“我也觉得他像包裹邮寄处的人。”

格涅沙说：“听到了吗，他们都说你是在包裹邮寄处工作的。好了，坐下吧。我们要好好团结起来。坐下，再喝点可乐。喂，喂，杯子到哪里去了？”

莉拉跺着脚说：“我再也不给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人用我的很漂亮很漂亮的杯子喝可乐了。”

斯瓦米连忙道歉：“对不起，女士。”

但她已经出去了。

帕泰普坐下，说：“我很抱歉。人难免犯错，我只是一下子忘了纳拉亚的报纸的名字。仅此而已。”

“那叫‘萨纳坦人’[5]怎么样？”斯瓦米问。

“不。”男孩说。

格涅沙看着男孩：“不？”

“这个名字很容易被歪曲，”男孩说，“人们很容易把‘萨纳坦’和‘撒旦’混淆。而且，我父亲不是萨纳坦派的，我们是雅利安派的。”

几个人又陷入沉思。

斯瓦米问男孩：“你想到什么名字了吗？”

“你以为我是谁？专业的思想者吗？”

帕泰普说：“干吗这么说，如果你想到了什么名字，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啊。”

格涅沙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不用理睬小孩子说的。”

男孩只好用妥协的口气说：“好了，不要担心了。我可以让你们松一口气。你们需要的名字是‘信仰’。”

格涅沙在报头处把这个单词用大写字母写下来。

男孩说：“你们这几个大人坐在这里，喝着可乐，讲着你们的办报经验，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广告的事情。”

还处于兴奋状态的帕泰普变得多话起来。“我上个星期还和包裹邮寄处的总管说起，他告诉我在美国和英国——战争前他休假时去过——那里真有些人整天坐着什么也不干，光写广告。”

斯瓦米说：“过去那些做广告代理的人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格涅沙问男孩：“你觉得我们需要吗？”

斯瓦米说：“您干吗要问他？如果问我的意见，我可以直接告诉您，如果没有广告，报纸看起来就不像报纸，人家也会以为这份报纸没什么影响力。”

帕泰普接着说：“如果没有广告，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版面要填满。二加二是四，还有最后的四栏，那就是八栏，还有头版的……”

格涅沙说：“我们会登广告的，而且我知道有个人肯定会登广告。毕哈利，毕哈利百货商店。就在头版。”

“你还认识谁？”男孩问。

帕泰普皱起了眉头。“我们最好任命一个业务经理。”

斯瓦米朝帕泰普笑着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我觉得格涅沙先生就是最佳人选。”

这个提议得到一致通过。

男孩轻轻推了推斯瓦米，于是斯瓦米说：“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任命一个助理编辑。最佳人选就是这个孩子了。”

这个提议也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几个人又商量好，在《信仰报》头版的主办人员名单上注明：总编辑斯瓦米，编辑帕泰普。

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里，格涅沙好几次后悔自己踏进了报纸这一行。那些电影公司都很傲慢。他们说已经有足够的广告了，而且对《信仰报》刊登的影评——尽管都是正面的评论——是否能稳固印度电影的地位表示怀疑。“印度的电影产业，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健康，”格涅沙阐述他的观点，“一旦战争的影响渐渐消失，砰！这一产业就要走下坡路了。”电影公司的老板们建议《信仰报》只关注宗教问题就行，无须涉足什么电影产业。“好吧，”格涅沙气急败坏地说，“那就不登影评，一个字都不登。《信仰报》会当作压根儿没有印度电影这回事。”但他马上意识到，如果这样报纸的文化版就会有两栏变成空白，他只得放低姿态。“很抱歉我发了脾气，希望你们不会因为我的无礼而受到影响。”尽管如此，电影公司还是拒绝给《信仰报》免费赠送电影票。如此一来，格涅沙只能自掏腰包，让那个男孩看了两场电影，然后回来写影评。

做业务经理是件尴尬的事情。这意味着他要去见那些认识的人，谈论一下印度时事，然后跳到下一个话题，要求别人买广告。这实非明智之举，因为他并不想让别人把他和《信仰报》联系起来。

到最后，他放弃了拉广告的念头。格涅沙从他那些开商店的客户手中拿了一些两三英寸广告的订单，决定无偿为其他的商家刊登广告。他为所有能想得起来的商店都写了广告词。但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些商店都差不多，翻来覆去写“最好的质量，最低的价格”或者“高品质的商品，有竞争力的价格”也不是回事。最后，他想出一个新招数，凭空捏造了一些村庄、商店和一些不存在的便宜商品登在报纸上。

斯瓦米很满意。“是杰作啊，先生。”

帕泰普说：“您提到的这个‘劳斯·洛赛思’在什么地方？”

“凯斯克迪廉价商店？上个星期刚开业。”

男孩拿出来的影评令报纸有被控诽谤之虞。

“我们可不能登这个。”格涅沙说。

“你当然可以这么说。你不过就是出去拉点广告。而我呢，看这两部电影需要在电影院整整坐六个小时。”

影评必须重新写过。

男孩说：“反正是你的报纸，先生。如果你让我撒谎，关系到的可是你的名声。”

“您写的关于穷人基金的文章怎么样了，先生？”

“就在这里。这篇文章一定会使纳拉亚成为笑柄的，旁边再登上莉拉写的社会公益工作的报道，纳拉亚会被我们彻底打垮。”

他拿出莉拉的文章。

“为什么这里全是标点符号？”男孩问。

“把那些标点符号都去掉。”

“是篇不错的小报道，先生。”斯瓦米声音柔和地说。

文章是这样的：

我的社会公益工作

作者：莉拉·拉穆苏米纳尔

去年十一月，我怀着谦卑的心情，用现金和食品救济了225名穷人。所有的花销都来自特立尼达人自愿的捐赠。

十二月，我救济了213名穷困儿童。花销是由我和我的丈夫——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学士、通灵师——提供的。

今年一月一日，印度新闻工作者及集会组织者斯瓦米博士与我接洽，要我立即提供资金援助。他组织了一场为时七天的祷告会，每天为近200位婆罗门及其他325人提供食宿（根据斯瓦米博士的统计）。祷告会食品供应短缺。我给予他资金上的支持。因此他得以在祷告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一月七日，为500位婆罗门和344个穷人提供了食物。

二月，我拜访了斯威特农场，在那里我遇见了大约425名儿童。他们都是贫穷的孩子。我给了他们食物，并向最贫穷的135个孩子赠送了玩具。

三月，在泉水村的住宅，我接待了42名非常贫穷的孩子。我觉得有必要承认，虽然我给他们所有人都提供了食物，但只能送给其中12个最贫穷的孩子衣服。

在向特立尼达公众提供这篇不完整的报告以供检查时，我希望大家知道，我要向很多特立尼达人表示感谢，他们自觉自愿地捐钱，不论种族、种姓、肤色和宗教信仰，给最贫穷的孩子带来了慰藉。

《信仰报》就这样付梓印刷了。

那个男孩兴致勃勃地设计版式。他在头版和三版放了报眉，在三版的最上方还登了二十四磅的斜体字：

飞机在今天是一个常见的事物，大家普遍将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过去的四十年。但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斯瓦米博士将在这篇文章中向大家揭示，早在两千多年前——

然后是巨大的黑体字：古代印度也有飞行器。

男孩知道各种各样的小标题，并用在了几乎每一段的前面。他将每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设为斜体，最后一行则转为粗体。

印刷厂的巴斯迪奥事后告诉格涅沙：“先生，如果你再让那个男孩送什么东西来印，我想我一定会拧断他的脖子。”

[1]原文为拉丁文，是古罗马著名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的警句。

[2]原文为拉丁文，也可译为“力克困难获殊荣”。英国皇家空军将这一格言用作鼓励士兵的口号，因此广为人知。

[3]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

[4]“排泄”与“撤离”在英文中为同一个词evacuation。

[5]萨纳坦派是特立尼达印度教教徒中的主流教派。

十　击败纳拉亚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我走上这条道路完全是天意使然，只要想想那些导致纳拉亚下台的事件就会一目了然。”格涅沙在《罪恶的年代》里写道。

在特立尼达，以一个人不正当地挪用公共财产为由而鄙视他，是不甚礼貌的。因为当这个人的丑事暴露在公众面前时，他已经十分可笑了。纳拉亚的事情暴露后，这个可怜的家伙被编入卡里普索小调[1]四处传唱。《信仰报》出版之后，纳拉亚的地位就更岌岌可危了。

“先生，现在是您把他一举消灭的时候了，”毕哈利说，“如果给他两三个月的时间恢复，砰！人们便不会再嘲笑他，转而又要相信他的话了。”

但是没人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莉拉说：“我会像我爸那样，好好揍他一顿。”

毕哈利建议举办更多的讲座。

男孩说：“干脆把那个狗娘养的绑架了，先生。”

斯瓦米和帕泰普也动了很多脑筋，但仍然没什么想法。

当时正是印度的结婚旺季，打嗝大婶非常忙。

苏拉杰妈妈也在帮着出主意。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女神给了他们一个彻底打垮纳拉亚的机会。

《信仰报》第一期出版后的第二天，《特立尼达哨兵报》发布消息称，有个印度实业家愿意捐出三万美元，帮助特立尼达印度人发展文化事业。这笔款项暂时由特立尼达政府保管，直到一个能担当重任的印度团体出现。

纳拉亚立即声称由他担任主席的印度联合党有足够的资格，完全有能力处理这笔三万美元的捐赠。

莉拉不以为然地说：“他们当然能够处理，给多少他们就能处理多少。”

“是上帝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毕哈利说，“但我们必须立即行动。纳拉亚的联合党在四星期之内就要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您有什么办法在那次会上采取什么行动吗？”

“我一直在想呢。”格涅沙说。一瞬间，毕哈利仿佛又看到了过去的那个格涅沙，那个还没有成为通灵师的格涅沙。

四天之后，据《特立尼达哨兵报》驻圣费尔南多记者报道，泉水村的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先生正在计划成立一个特立尼达印度人的代表联盟，名叫印度联盟党。

同一天，纳拉亚在一个采访中称，印度联合党是特立尼达唯一的印度团体代表。它有良好的社会公益工作记录，远比印度联盟党成立得早。有识之士都能看得明白，联盟党的成立只是为了那三万美元的捐款。

双方都写了很多信给《哨兵报》。

最终，印度联盟党宣布其成立大会将在泉水村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先生的家中举行。大会为私人性质，只有受到邀请的人才能参加。

那个星期六下午，五十几个男人聚集在格涅沙家的底层，他们大多数是格涅沙以前的客户，有律师、法官、律师代理人、出租车司机、小文员和体力劳动者。什么人都不想得罪的莉拉拿出了她的珐琅杯，倒上兑了水的可口可乐给大家。

格涅沙坐在低矮的讲台上，讲台铺着橘红色的地垫，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猴神哈奴曼的雕像。他背诵了一段很长的祈祷文，然后用芒果树叶在一个铜罐里蘸了水，洒向台下听讲的人。

帕泰普盘腿坐在男孩旁边的垫子上，用印地语说：“恒河的水。”

格涅沙让众人发了重誓保密。

然后，他站起来，把绿色的围巾往肩后一甩。“今天我要说的话非常简单。我们要用好这笔钱，我们要阻止纳拉亚继续制造麻烦。他说他有能力处理好那笔钱，但我们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众人发出一片赞同的声音。

“印度联合党不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在座的人就比联合党的人要多。联合党正在争取新的成员，我在这里呼吁各位都去成立印度联合党的分会。”

人群里传来一片小声议论的声音。

那个男孩说：“我以为我们今天是来成立印度联盟党的。”

格涅沙举起手：“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的团结。”

人群中有人用印地语高喊：“格涅沙万岁！”

“我们不成立联盟党了。要不了三个星期，印度联合党就会举行第二次全体大会，届时将推选出很多联合党官员，我希望你们都能当选。”

众人纷纷鼓掌。

肥胖的斯瓦米艰难地站起身。“格涅沙主席先生，我冒昧请教，怎样才能让您当上主席呢？”

众人再次鼓掌，斯瓦米坐下。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怎样才能在联合党全体会议上赢得选举呢？答案就是：我们的代表人数多多益善。怎样才能有足够多的代表呢？通过成立更多分会。我希望今天来这里的五十个人回去之后能成立五十个分会，每个分会派三名代表参加联合党的全体会议。”

斯瓦米再次站起来。“格涅沙主席先生，我再次冒昧请教，我们如何才能每个人都找到三个代表呢？”

“有很多很多人愿意帮我这个忙。”

在一片掌声中，那个男孩站了起来。“没错，这听起来是没错，但是你不觉得纳拉亚会采取和我们一样的策略吗？”

人群中响起低声的议论：“这个孩子年龄不大，倒是很有头脑。”以及：“他是谁的儿子？”

斯瓦米还没坐稳就又站了起来。众人给他更多的掌声。他微笑着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封信举了举，直到众人的欢呼声结束，才说：“格涅沙主席先生，如果您同意，我想来回答这个男孩的问题。毕竟，他是我的亲外甥，我亲姐姐的儿子。”

雷鸣般的掌声和呼喊声中有人说：“嘘！嘘！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我看来，格涅沙主席先生，这个男孩几乎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首先，现在还有谁把纳拉亚当回事？还有谁会听他的？格涅沙主席先生，我是《信仰报》的主编，我们报纸已经把纳拉亚变成了一个笑柄。其次，纳拉亚根本没有那么聪明，他根本想不到这样的策略。”

众人发出一片笑声。

斯瓦米又举起手。“第三，也是最后一点：突袭，我们的突袭将击败纳拉亚。”

人群发出欢呼。“斯瓦米万岁！斯瓦米的外甥万岁！”

帕泰普说：“先生，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在想，我可以从包裹邮寄处弄几辆小货车来……”

“我有五辆出租车，”格涅沙回答，“我还有很多出租车司机朋友。”

人群中的出租车司机们笑了起来。

格涅沙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记住，我们只是为了把纳拉亚拉下台。记住，我们是为了印度人的团结而斗争。”在人群解散之前，他还号召大家：“别忘了你们身后还有一张支持你们的报纸！”

第二天是星期天，《特立尼达哨兵报》报道了印度联盟党的成立。根据联盟党主席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先生的说法，联盟党已经发展了二十个分会。

星期二——《哨兵报》在星期一是不出版的——纳拉亚说印度联合党已经有三十个分会。到了星期三，联盟党说它的会员数翻了一番，达到四十个分会。到了星期四，联合党也说它的会员数翻了一番，已经有六十个分会。联盟党在星期五保持了沉默。星期六，联合党声称其分会数量达到了八十个。星期天双方都没有发布新的消息。

到了下一个星期二，纳拉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印度联合党显然是最适合接收那三万美元捐款的印度团体，并要求政府在星期日联合党选举之后，立即将捐款转交给该机构。

印度联合党的大会安排在卡拉皮查姆一个互助会的礼堂里举行。这是一幢教会学校式的楼房，有十英尺高的廊柱和镀锌铁皮搭成的金字塔式斜顶。楼上用混凝土浇铸，楼下有格子结构的围栏环绕着的柱子。一块银黑色的大告示板列出了会员可以享受的种种权益，其中包括“免费为会员落葬”。

印度联合党的第二次大会定于下午一点召开，但当格涅沙和他的追随者坐着出租车在一点半赶到的时候，他们只看到三个穿着白衣服的男人，其中一个是黑人，个子颇高，留着长胡子，看起来很神圣。

格涅沙事先警告过身边的人，可能会出现斗殴的局面。所以出租车一进卡拉皮查姆，斯瓦米就举起一根结实的棍子，坐在坐椅的边沿嚷嚷：“纳拉亚在哪里？纳拉亚，你滚出来！我今天要会会你！”

进入开会地点后，他才安静下来。

格涅沙的人迅速占领了礼堂。帕泰普冲在最前面，他的积极让格涅沙吃了一惊。

“纳拉亚不在这里。”那个男孩好像松了一口气。

斯瓦米用棍子敲打着满是尘土的地面。“是个圈套，先生。今天，我可要会会纳拉亚。”

接着，帕泰普跑了回来，说印度联合党的代表现在都在楼上一个房间吃饭。

格涅沙、斯瓦米、帕泰普和那个男孩穿过铺着沥青和石子的院子，来到楼房侧面的木楼梯处。

男孩说：“你们最好把我保护好。如果今天在这里挨了打，我可不会轻易罢休的。”

走到楼梯的中间时，斯瓦米大喊：“纳拉亚！”

纳拉亚就在楼梯尽头站着，是个很矮很瘦的老头，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白色斜纹布西装，显得过于肥大。脸上的皮肤皱在一起，露出痛苦的表情，令他整个人看起来很阴郁。看到有人上来，他转身走向阳台，靠在阳台的半墙上，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院子里的芒果树和路另一边的小木屋。

格涅沙和他的追随者吵吵嚷嚷地上了楼，那个男孩比任何人都叫得凶。

斯瓦米说：“拿着我的棍子，先生。一旦他探出头来看，就朝他的光头上狠狠地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格涅沙说：“你说得一点也没错。”

男孩插嘴道：“这里有三个证人证明他是自己失去平衡，从楼梯上掉下去的。”

格涅沙没有回答。

男孩又说：“把棍子给我，让我来解决他。”

斯瓦米笑道：“你还太小了。”

格涅沙的支持者到处散发《信仰报》给外面的路人，给吃饭的代表，给院子里闲逛的人。一开始，他们每份报纸还收四分钱，后来干脆白送。

帕泰普冷静地问：“您要我现在冲过去教训纳拉亚吗，先生？我现在没有什么不敢做的。”说完，他突然变得很疯狂。“听着，你们最好把我拉住了，否则我肯定会把那个小矮子揍进医院。把我拉住了！”

周围的人赶紧拉住他。

纳拉亚不再看马路对面，而是转过身，慢慢地朝楼梯口走来。

斯瓦米问：“您要我把他踢下楼梯吗，先生？”

人们也把他拉住了。

纳拉亚看着众人，他看起来像是病了。

“随他去吧，”格涅沙说，“他完蛋了。”

男孩说：“他像一只落水狗。”

他们听到他一步步走下楼梯，每一步都很沉重。

那些吃饭的代表陆陆续续走到阳台上，有的手里还拿着酒杯。他们竭力保持镇静，好像格涅沙和他的人并不在场。他们在靠墙的水斗那里洗手、漱口，有说有笑，声音很响。

格涅沙注意到阳台尽头有个结实的矮个子男人在漱口。他觉得这个男人漱口和往院子里吐痰的样子很熟悉，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那种兴味盎然的样子他绝对在哪里看到过。这个人走起路来一蹦一蹦的，这也让格涅沙感觉似曾相识。

那个男人漱完口，转过身。“格涅沙！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

“印达辛加！”

他比以前胖了，还留了胡子，但那种让他在女王学院成为明星学生的充满活力的举止一点都没变。“你好啊，老同学。”

“老兄，你现在可是一口牛津腔啊。你怎么样？”

“放轻松吧，老同学。你可是对我们耍了个大阴谋。但你看上去不错啊，非常不错。”他摸着自己的圣凯瑟琳协会[2]领带，又蹦了一下。

格涅沙太尴尬了，以至于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老兄，我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你可是拿了最高奖学金的，老兄。”

“我学了该死的法律啊，老同学，当然只好从政了。得一步步来，靠嘴皮子吃饭了。”

“是啊，老兄。印达辛加可是大学辩论会的冠军啊。”

斯瓦米和其他人站在一边，张大了嘴巴看着这一幕。格涅沙说：“我让你们站在边上保护我了吗？纳拉亚在哪里？”

“他在楼下安安静静地坐着呢，正用一块脏手帕擦眼泪。”

“好，那就看着他点，别让他再搞什么鬼。”

周围的那群人走开了。

印达辛加并不在意这个小插曲，兀自说道：“现在要常常对农民演讲，完全是两码事。不像在文学社，或者牛津学联[3]讲话。”

“牛津学联啊。”

“很多年了，老同学。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日子过得飞快。我三次被提名加入图书馆协会[4]，但都没有成功。种族歧视，令人作呕。”印达辛加的脸上闪过一丝悲哀。

“你怎么这么轻易就放弃从事法律了呢？”

“对农民演讲，”印达辛加没有回答他，还是自顾自地继续着先前的话，“是门艺术啊，老同学。”

“噢，并不是太难啊。”

印达辛加仍没有理会他的回答。“过去几个月我向各种各样的人演讲，积累了一点经验。自行车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板球俱乐部，老同学，那可不是十分钟就能结束的，每次都得讲点新东西。有一次，在板球俱乐部的选举上，我讲了太长时间，结果油灯都灭了。”他热切地看着格涅沙，“你猜后来怎么了？”

“你把油灯重新点上了？”

“错了，老同学。我接着讲，在一片黑暗之中。”

男孩跑上楼梯。“会议要开始了，先生。”

格涅沙没有注意到刚才在漱口的人都已经不见了。

“格涅沙，现在我和你是势不两立的两派。可别耍诡计，我会用我的演讲来打败你，老同学。”他又蹦了蹦。

他们一起往楼下走。“老同学，告诉你一件事情，关于演讲经验。有个叫甘伽的人参加了县议会的选举，我支持的另一个候选人赢了，险胜。甘伽就开始闹事，闹得很大，要求重新计票。他做了一个十五分钟的演讲，要求重新计票。啊，会议要开始了，今天来的代表还真多，是不是？”

“那后来怎么样？”

“哦，重新计票了，我支持的那个人输了。”

屋子里很拥挤。长凳不够坐，很多代表只能靠着格子围栏站着。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还立着木头柱子，人群因此变得更加混乱。

“没有地方了，老同学。没有想到我们有这么多人吧。我可不要和你坐在一起，我要往前挤挤。别耍什么花招，记住了吗？”

代表们都用《信仰报》给自己扇风。

如果没有《信仰报》上那篇让人觉得他荒唐可笑的文章，如果没有那笔令他显得非常可疑的三万美元捐款，纳拉亚或许会竭力抗争。但他完全没有料到会议的局面会被格涅沙的人掌控，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利。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格涅沙来说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有时，格涅沙还是会担心。

比方说，纳拉亚坐在铺着黄白绿三色印度国旗的主席台上，质问帕泰普作为一个在西班牙港工作、在圣费尔南多居住的人，如何能够代表与这两个城市都相距甚远的昆纳里普。

格涅沙立即站起来表示，这完全不是个问题。帕泰普确实是西班牙港包裹邮寄处一名受人尊重的职员，来自圣费尔南多一个有声望的家庭。但毫无疑问，他曾经拥有过昆纳里普的土地。

纳拉亚看上去像是病了。他干巴巴地说：“哦，好吧。我虽然代表西班牙港，但我其实是在大桑格雷工作的，尽管这两个地方只隔了五十英里。”

人群中响起了笑声。每个人都知道纳拉亚工作和生活都在西班牙港。

然后印达辛加开始制造麻烦。在一段持续了十分钟的讲话里，他用无懈可击的英语提出质疑，询问是否所有的分会都已经交纳了会费。

坐在纳拉亚边上的财务主管打开一个蓝色笔记本，封面上印着乔治六世国王的画像。他说很多分会，特别是那些刚刚成立的，都还没有交纳会费。但他表示他们肯定会很快把钱交上来的。

印达辛加嚷道：“违反章程！”

听众席一片沉寂。

他本以为会听到人们附和的抗议声，意外的沉默让他一下子无所适从。他说：“哦，我说，什么？”然后就坐下了。

纳拉亚动了动他的薄嘴唇：“这是有点奇怪。让我查查章程是怎么说的。”

斯瓦米在后排嚷嚷道：“纳拉亚，你有什么章程可查！”

纳拉亚看上去很沮丧，他把本子往边上一推。

“像你这种搜刮别人血汗钱的人，还好意思说要查章程！”

格涅沙站起来：“主席先生，我要求斯瓦米博士收回这些有损名誉的言语。”

与会者们一起大叫：“收回！收回！”

“好吧，我收回。喂，刚才谁说了‘闭嘴’？谁想尝尝我拳头的滋味？听着，大家都听明白了。我们今天来不是想和谁打架的，我们只是希望所有的印度人联合起来，我们想要把捐赠的钱用到每一个人头上，而不是一个人。”他带着威胁的口吻说道。

纳拉亚看上去脸色更差了。

人群中再次响起笑声，笑的已经不单是格涅沙的支持者了。

格涅沙低声对男孩说：“你怎么没有提醒我会费的事情？”

男孩回答：“你一个大人，怎么还这么对我讲话。”

印达辛加又站了起来。“主席先生，这是一个民主的团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团体——我去过很多地方，参与过很多社团——会允许不交会费的会员参加投票的。实际上，我的意见是，从大体上来说……”

纳拉亚问：“这是一个动议吗？”

印达辛加露出受伤的表情：“是的，主席先生。一个动议，当然。”

斯瓦米扯着嗓子喊：“主席先生，你们胡扯什么动议不动议的，还有完没完？现在该听我讲讲道理了。我的动议是，章程应该、应该……”

“暂停使用。”男孩提示道。

“……暂停使用，至少那条会员必须付费之后才能投票的规定，应该在这次会议上暂停使用，只在这次会议上。”

印达辛加失去了耐心，捋起一只袖子，开始引用甘地，大谈牛津学联，并说他对印度联合党如此腐败的行径感到羞耻。

纳拉亚一脸受折磨的样子。

格涅沙做了个手势，四个男人冲向印达辛加把他抬了出去。“没有民主！不合章程！”他叫嚷了两句之后，便什么都不说了，安静地任人摆布。

纳拉亚说：“赞成第二个动议的请举手。”

屋子里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纳拉亚知道败局已定。他拿出一块手帕遮住嘴巴。

场内的气氛突然变了。

那个留着胡子的黑人站起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讲话。他说他之所以被印度教吸引，是因为他喜欢印度人，但今天所见的腐败行径让他感到恶心。所以，他现在决定要加入伊斯兰教，他让所有的印度人都小心点，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是个穆斯林了。

财务主管，那个掌管蓝本子的人，是个耀眼的人物，裹着橘色的头巾，穿着丝绸的印度长衫。他说印度人不是什么好人，尤其是印度教徒。他已经对他的人民失去了信心，对印度联合党财务主管这个职务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他准备辞职，所以恳请大家不要把他当作候选人。

“不要走，先生，”联合党的成员们大声呼喊道，“不要走。”

财务主管哭着留了下来。

纳拉亚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凄惨无比——他的讲话后来被全文刊登在《印度人》上。“今天在特立尼达的印度民众中间，充满了争执和不满。我的朋友们，这些争执和不满部分是由我造成的。我承认，”他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的朋友们，你们能原谅一个老人吗？”

“是的，我们能，我们能原谅你。”听众们也激动地哭起来。

“我的朋友们，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现在，如果你们允许，我想讲一个老头、他的三个儿子和一捆棍子的故事。”他的故事讲得并不精彩。“联合起来，我们就能站立；不联合，我们就会倒下。我的朋友们，让我们联合起来，让我们站起来。我的朋友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从来没有和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5]，或者是沙达·瓦拉汉·佩帖尔[6]为了印度国大党的主席职务争斗过。所以，我的朋友们，我不希望成为特立尼达印度民众争执和不满的原因。我的朋友们，我只希望保持我的自尊，并且继续得到你们的尊敬。我的朋友们，我宣布我将不再参加任何公众活动。作为特立尼达印度联合党的首任主席，我将不再谋求连任。”

纳拉亚的讲话引来长久的掌声和欢呼。有些人哭了，有些人喊道：“纳拉亚万岁！”

他也哭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朋友们。”他坐下来，擦着泪水，擤了擤鼻涕。

“他是个狗娘养的外交家，先生。”男孩说。

但是，格涅沙此时也在擦拭眼角掉下来的一滴眼泪。

格涅沙是主席职位的唯一候选人，毫无悬念地当选。

斯瓦米和帕泰普成了新当选的助理主席，男孩成了秘书。联合党邀请印达辛加担任秘书长的第四助理，但是他拒绝了。

格涅沙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印度国大党发了一个电报。不巧的是，当时没有碰上任何纪念日。他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圣雄思想长存。特立尼达印度联合党支持你们的独立运动。

祝好

印度联合党主席格涅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以时事为主题即兴创作的民歌，流行于加勒比海地区。

[2]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前身。

[3]牛津大学的学生组织。

[4]牛津大学内的读书爱好者组成的一个协会。

[5]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1878－1972），律师、作家、政治家，曾担任印度总督。

[6]沙达·瓦拉汉·佩帖尔（1875－1950），印度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在印度独立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　上院议员

第二期《信仰报》没有问世。

不用再办报纸，斯瓦米和帕泰普显然松了一口气。但男孩是这样对格涅沙说的：“我不想再掺和这个小孩子的把戏了，听到没有？”他还告诉斯瓦米：“下次你要是再办报纸，千万不要叫我了。”

但《信仰报》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纳拉亚遵守了他的承诺，从公众的视野中隐退。特立尼达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普选的拉票活动已经开始，他却无所事事，待在西班牙港姆卡拉普自己的家里，大门不出。《印度人》不再刊登“人人互相教育”和“沿着峭壁飞向星辰”之类的口号，而改为摘录古典印度典籍，那只“小鸟”也不再聒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作“婆罗门围炉夜话”的栏目。

格涅沙完全没有时间处理印度联合党的事务。离大选还剩两个月，他发现自己已深陷其中。印达辛加决定要在格涅沙的选区竞选。虽然毕哈利和斯瓦米都劝他参加选举，但其实是印达辛加的决定最终促使格涅沙下决心参选。

“先生，纳拉亚对于宗教空想家的看法还是有点道理的。苏拉杰妈妈也是这么说的，她说为人医治心病好虽好，但总归不如让大家吃饱饭重要。”

格涅沙问莉拉的意见。

她说：“你还是应该去竞选的。你不会甩手，看着那个毛头小男孩骗大家吧？”

“印达辛加可不是毛头小男孩了。”

“很难不那么想。苏拉杰妈妈是对的，你知道。上太多的学是件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你是在家自学的，可你比号称什么去过牛津读书的印达辛加成熟多了。”

打嗝大婶哭着说：“格涅沙啊，我的孩子，这句话我就等你亲口说出来啦。参加竞选、帮助穷人是你的责任啊。”

就这样，格涅沙参加了选举。

“但是，”莉拉警告他，“看到我的丈夫和各种低等人因为各种低等的问题吵来吵去，真让我高兴不起来。我可不想看到你让自己名誉扫地。”

他当然没有名誉扫地。他的竞选活动算得上是特立尼达历史上最清白的，他没有参加任何论坛活动，也没有组织什么造势大会。他的竞选海报是最简单的：“格涅沙会做他能做的，投格涅沙一票就是投上帝一票。”有时候是更加简单的口号：“格涅沙将获胜，格涅沙是上帝的人。”

但斯瓦米和帕泰普为他安排了很多祷告会。他努力地丰富了他的“通往幸福之路”的演讲。现在的演讲需要三辆，甚至四辆出租车运送他的书。在演讲到一半的时候，他会用印地语随意地说：“今晚的听众中，可能有一两个人会有兴趣了解我将于下个月参加的选举。我什么承诺也不能对你们做。每一件事情，我都听上帝和良知的指引，就算这个指引会引起你们的不满，我也在所不辞。也许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刚谈到灵魂转世的理论是古希腊一位哲人提出来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带了一些书来向你们证明，这个理论的起源其实不是希腊，而是印度……”

有一天毕哈利说：“先生，苏拉杰妈妈觉得您房前的招牌看起来不太好，她说招牌已经发霉了，影响整幢房子给人的感觉。”

于是格涅沙取下了那块写着若为求财，恕不奉陪的招牌，挂上了一块新的、更加简洁的招牌，上面写着：随时可在此获得精神的慰藉。

某天晚上的祷告会上，格涅沙注意到那个男孩又出现了，在一群帮忙的人中间把书从出租车搬上讲台。斯瓦米说：“先生，我把他带来，要他为自己说过的话向您赔礼道歉。他说他想通过做海报什么的来弥补他的过失。先生，他哭了很久。您别看他小，他写标语的水平可是一流的。”

男孩的字写得确实很漂亮。他不只简单地写字母，还喜欢给每个字母加上阴影，有时候甚至看不清楚他到底写了什么。但他的确很认真，每个人都喜欢他。帮着一起写标语的毕哈利说：“先生，有时候我真希望老天也给我这样一个儿子。苏拉杰虽然也不错，可他就是没脑子，上学每升一级都吃力得很，这真让我沮丧啊。他爸爸我可是个聪明人，苏拉杰妈妈也不差。”

毕哈利的赞扬让那个男孩更加卖力了，他想出了整个竞选运动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海报：

格涅沙

能干

和蔼

充满活力

真诚

神圣[1]

从一开始，印达辛加就没什么胜算。但他顽强不屈，代表“进步和统一党”参加竞选。这个简称为“进统党”的组织是在竞选开始前两个月匆匆成立的。进统党的宗旨和机构组成一概模糊不清，印达辛加得亲力亲为准备一切。他的讲话拖沓冗长，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后来这些讲话稿结集成书，是为《殖民主义：四个演讲》，内容分别是殖民主义经济学、殖民主义之思考、压迫解析、自由之路。印达辛加带着自己的黑板和一盒彩色粉笔四处旅行演讲，黑板是用来画示意图解释他的理论的。孩子们喜欢他，总是在演讲开始前或结束后缠着他索要“你准备扔掉的那些粉笔头”。年长一些的人则称他为“活字典”。

有那么一两次，印达辛加试图攻击格涅沙，但他很快就学乖了，绝口不提格涅沙；而格涅沙从来没有在他的演讲中提到过印达辛加。

随着投票日的临近，莉拉越来越不喜欢印达辛加。“他在那里用花里胡哨的口音讲些花里胡哨的话，我真搞不明白怎么没人往他头上扔些大家伙。”

“莉拉，这样说可不厚道。他是个好男孩。我可以告诉你，他的竞选活动干净得很，特立尼达的其他候选人可不见得能如此。”格涅沙说。

莉拉转向毕哈利：“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这种好心肠和宽容在特立尼达可是很危险的。看来他还没有吃够像纳拉亚这种人的苦头。”

毕哈利说：“嗯，先生说的还是很对的。印达辛加是个好男孩，但他还是个男孩。他就是喜欢讲大话，对我们来说，这是好事。我能明白，格涅沙先生也能明白，但普通人就未必明白了。”

一天晚上，格涅沙很晚才回到泉水村。那天他去了竹道村演讲，那是他所属选区最边缘的地方。楼上的客厅里，莉拉、毕哈利和那个男孩围坐在餐桌边上，像往常一样在写海报。但格涅沙看到有个人跪在冰箱前，正在给铺在地上的标语“格涅沙是上帝的人”涂颜色。那是个胖子，但不是斯瓦米。

“你好啊，先生。”那个男人随意地和他打了个招呼，继续埋头涂颜色。

是莱姆罗甘。

“你好，莱姆罗甘。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莱姆罗甘头没有抬头：“忙啊，先生。店里的生意很忙。”

格涅沙说：“莉拉，赶紧给我准备点吃的。家里还有什么剩下的，我可以全部消灭干净。我都快成饿狼了。不过莉拉，难道你没有招待你爸爸吃点什么吗？”

她赶紧向冰箱走去。

莱姆罗甘继续保持给标语上色的姿势。

“你觉得怎么样？”

“先生，写得非常好啊。”莱姆罗甘回答，仍然没有抬头。

“是莉拉想出来的。”

“先生，她就是这么聪明。”

莉拉递过可口可乐。

用两手撑住上身的莱姆罗甘跪着笑了起来。“我好多年前就开始卖可口可乐了，可是，你知道吗，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这玩意儿。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木匠住的总是破房子？”

莉拉说：“当家的，吃的东西都在厨房里呢。”

格涅沙穿过客厅，走到后阳台边上的那间大屋子。

莉拉的眼睛里泛着泪光。“当家的，这是我嫁给你以后第二次为你感到骄傲。”她说着，轻轻靠在格涅沙身上。

格涅沙没有把她推开。

“上次是你帮那个男孩杀了云朵，现在是你这样对我爸爸。”

她擦了擦眼泪，让他在餐桌旁坐下。

在投票日到来前的那个星期，格涅沙决定停止通灵师的活动，举办一场盛大的为期七天的祷告会。

他说：“从小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自己办一个祷告大会，但我总是太忙，找不到时间。”

那个男孩说：“但现在正是应该多去一些地方，让更多的人听到您演讲的时候啊，先生。”

格涅沙显得有点悲伤：“是啊，我也知道。但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不办一场祷告大会，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莉拉不同意。“对你来说是很容易，只要坐下来背诵背诵经文，讲些道理给大家听。但我告诉你吧，他们来参加祷告会可不是为了祈祷，而是来吃白食的。”

但是，打嗝大婶、苏拉杰妈妈和莱姆罗甘都支持格涅沙的想法，帮着莉拉准备了一个星期的伙食。祷告大会在底层的大厅里举行，吃饭就到边上用竹子搭出来的餐厅，餐厅后面还特意搭了个临时厨房。木柴在地上挖的大坑里燃烧，坐在坑上的大铁锅里煮着米饭、木豆、土豆、南瓜、菠菜和各式印度蔬食。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祷告大会，就连组织过很多祷告大会的斯瓦米也说：“这是我组织过的最大最好的一次了。”

莉拉抱怨前所未有的累；打嗝大婶因为刮风打嗝打得相当厉害；苏拉杰妈妈则不停地说手不好使。

但莱姆罗甘对格涅沙说：“女人就是这副德行，先生。她们爱抱怨，但心里其实最喜欢这类大聚餐了。莉拉的妈妈就是如此，总是到各种各样的婚礼上唱歌，回来第二天嗓子就哑了，还抱怨个不停。可是下次只要一有婚礼，你回头一找，咳，她早跑去参加婚礼了。”

格涅沙摆出了高姿态，在祷告大会的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投票日的前夜，邀请了印达辛加。

莉拉对苏拉杰妈妈和打嗝大婶说：“我的丈夫就是这个样子啊。有时候这些男人好像疯了一样。”

苏拉杰妈妈边用一根近一码长的大勺在锅里搅动着木豆菜，一边说：“啊，亲爱的，但我们要是没有了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印达辛加穿着一件牛津纺的外套来了，斯瓦米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将他介绍给听众。“我将用英语向大家介绍这位先生，因为我觉得他已经不会讲印地语了。但我想你们和我的看法一样，他讲起英语来确实像个地地道道的英国绅士。他在外国受了教育，刚刚回国，一心想着要帮助特立尼达的穷人。女士们、先生们，有请印达辛加先生，英国伦敦牛津大学文学硕士。”

印达辛加蹦了蹦，摸了摸领带，然后傻乎乎地开始大谈政治。

印达辛加输光了他的积蓄，还和同样输光了积蓄的进统党秘书大吵了一架。印达辛加说进统党承诺过会赔偿成员因竞选活动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但他发现让进统党兑现这一承诺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因为竞选失败后，这个党便也不复存在。

泉水村的人开始称格涅沙为尊敬的上院议员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这是毕哈利的主意。

“你要找谁？尊敬的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立法委员会议员？”他总是这样询问来拜访的人。

故事讲到这里，或许我们该停下来，回顾一下格涅沙的个人发展史，从教师到按摩师，从按摩师到通灵师，从通灵师到上院议员。这时他开始写自传《罪恶的年代》。他在这本书里把他的成功（他请读者原谅他使用了“成功”这个词）归功于上帝。通过这本自传，可以看出他非常相信宿命，而他个人地位的不断上升好像也确实是上天注定的事情。如果他早出生十年，按照特立尼达印度人那个时候对教育的看法，他父亲不可能把他送到女王皇家学院去读书。他可能成为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平庸的学者。如果他晚出生十年，他很有可能被他父亲送去美国、加拿大或者英国读书，然后成为一个职业人士——那个时期印度人对教育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格涅沙很可能成为一个不怎么成功的律师或者一个医疗事故频出的医生。如果，一九四一年美国人驻兵特立尼达的时候，格涅沙采纳了莉拉的意见到美军基地去谋了份工作，或者和其他众多难以糊口的按摩师一样成为出租车司机，那么他永远也没有机会成为通灵师，可能也就被毁了。今天这些按摩师们，就算他们去美国镀了金，也已很难维持生计。现在在特立尼达，已经没有人相信那些江湖牙医和缺少现代医学知识的按摩师。格涅沙以前的那些按摩师同行们都转行去开出租车，但开一英里只能挣三美分，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很明显，造物主就是要让我成为一个通灵师。”格涅沙写道。

就连他的那些敌人，也为他提供了帮助。没有纳拉亚的攻击，他可能会一直安心当他的通灵师，永远也不会去从政。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就在特立尼达的民众最需要驱魔的时候，格涅沙当上了通灵师。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今天在特立尼达的穷乡僻壤，仍能找到那些贫困拮据、苦苦谋生的通灵师。冥冥之中，老天指引他走上驱魔的道路，也在他该离开的时候启示了他。

作为上院议员的首次经历令格涅沙有被羞辱的感觉。立法委员会的新成员和他们的妻子被邀请到总督府赴宴。尽管一家新成立的激进周刊称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但所有的新成员都出席了，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带上了妻子。

莉拉是因为害羞，但她借口说她无法忍受用别人家的盘子吃饭。“就像到餐厅去。你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谁煮的。”

听到她不去，格涅沙暗自松了口气。“我必须得去，但我不会理会那些刀叉的规矩。我还是会和平时一样用手抓着吃，不管总督还是其他人，都管不着。”

但去参加晚宴的当天早上，他咨询了斯瓦米。

“先生，您首先要有心理准备，您是绝对不会喜欢吃到嘴里的东西的。用刀、叉和勺子吃饭，就像是一次恐怖事件。”然后，他向格涅沙概述了吃西餐的规矩。

格涅沙说：“不，不。切鱼刀、汤勺、水果勺、茶叶勺，这些规矩都是谁没事做想出来的？”

斯瓦米哈哈大笑。“先生，您就像我以前那样做吧，看别人怎么弄，您就怎么弄。去之前好好吃些上好的米饭和木豆菜。”

对摄影师来说，这个晚宴倒是能有收获。格涅沙系着腰布，穿着长衫，包着头巾；西班牙港一个选区的代表穿着卡其布西装，戴着太阳帽；第三个穿着马裤；第四个，显然是为了遵守参加竞选时所做的承诺，穿着短裤，还敞着衬衫；那位肤色最深的上院议员穿着三件套的蓝西装，戴着黄色的羊毛手套和单片眼镜。其他男人都极像企鹅，有时连黑色的脸都像是企鹅的脸。

一个信基督教的印度议员没带妻子，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妻子。他带着四岁的女儿出现在宴会现场。

总督夫人在议员和他们的妻子之间自信地穿梭应酬。那些来客越是不安，她越是有兴趣向他们显示她的社交手腕。

“普里莫斯太太，为什么你今天看起来和以往大不一样？”她语调欢快地对那个最黑的议员的妻子说。

普里莫斯太太穿着一件十分紧身的大花裙子。她整了整自己的花帽子：“哎，夫人。你上次看到的不是我。那次你在格拉那迪那的母亲联合会上见到的那个，现在正在家带孩子呢。”

边上的侍者适时地递上一杯雪利酒。

普里莫斯太太咯咯地笑着问侍者：“这酒很厉害吗？”

侍者点点头，随后又恭敬地低下头。

“好，谢谢。但我不习惯这酒。”

“那要其他的吗？”总督太太在边上问。

“来点咖啡吧，如果你有的话。”

“咖啡，恐怕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准备好。”

“噢，谢谢。我其实也不是真的想喝咖啡，我只是随上流社会的习惯罢了。”普里莫斯太太又咯咯地笑起来。

这时候，大家已经陆续坐下，晚宴开始了。总督夫人坐在普里莫斯议员的左边。格涅沙坐在那个穿马裤的人和那个信基督教的印度人中间。他惊恐地发现，那些他猜测知道怎么吃西餐的人坐得离他很远。

议员们先打量四周的侍者，侍者们避开了他们的目光。然后，议员们开始看着彼此。

那个穿马裤的人嘟囔道：“这就是黑人难以相处的原因。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举动？他们真是黑得像地狱。”

没有人接他的话。

汤来了。

“肉汤吗？”格涅沙问。

侍者点点头。

“拿走。”格涅沙厌恶地说。

穿马裤的人说：“你这就不对了，至少应该拨弄几下。”

“拨弄几下？”

“书里是这么说的。”

格涅沙附近的人似乎没有一个想碰那份汤。

穿马裤的人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说：“这间屋子不错。”

“照片很漂亮。”对面敞着衬衫的那个人说。

穿马裤的人疲惫地叹了口气。“真是奇怪，我今天一点也不饿。”

“天气太热了。”敞着衬衫的人说。

那个印度基督徒不理旁人，把女儿放在左膝盖上，将汤勺浸到汤里，然后拿出来用舌头试了试温度。“啊——”他示意女儿张开嘴。女孩张嘴喝了一口。“你一勺，我一勺。”印度基督徒说。

其他人看着这一幕。然后，他们没了顾忌，也开始喝汤。

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了普里莫斯身上。他的单片眼镜掉到了汤里。

总督夫人赶紧看向别处。

但普里莫斯先生还偏偏叫她。“嘿，嘿，看眼镜掉进去了。”

议员们同情地看着他。

普里莫斯先生恼了。“你们都盯着我看什么呢？难道你们以前没见过黑人吗？”

穿马裤的人小声对格涅沙说：“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说啊。”

“喂，难道黑人就不能戴单片眼镜吗？”普里莫斯先生回击道。

他从汤里捞出眼镜，擦干净塞进上衣口袋。

敞着衬衫的男人试图改变一下话题。“不知道他们会付我们多少车钱。我可没有要求和总督一起吃饭。”他朝着总督的方向晃了一下脑袋。

穿马裤的男人说：“反正他们肯定会付我们钱的。”

这顿晚宴对格涅沙来说简直是折磨。他感到自己格格不入，非常不舒服。他变得越来越阴郁，几乎拒绝了每一道菜。他感觉自己又变成了那个第一次出现在女王皇家学院的小男孩。

那天晚上回到泉水村的时候，格涅沙火气大极了。“想要出我的丑，出我的丑。”他嘴里不停地嘀咕。

“莉拉，过来，姑娘，弄点吃的给我。”他叫喊着。

她走了出来，嘲笑地看着他：“当家的，你不是去和总督共进晚餐了吗？”

“不要说笑话了，姑娘。我受够了那个什么晚餐。现在我要吃东西。我要让他们看看，让他们看看。”他一边恨恨地说着，一边把手指伸进米饭、木豆菜和咖喱里面，使劲地搅拌起来。

[1]这一组词英文的第一个字母分别是G、A、N、E、S、H，巧妙地构成了格涅沙名字的拼写。

十二　从上院议员到帝国勋章获得者

没过多久，格涅沙决定移居西班牙港。每天在泉水村和西班牙港之间来回奔波让他觉得很累。尽管政府支付了足够的交通费，但他知道就算他住在西班牙港，还是可以和其他的乡村议员一样申请交通费用。

斯瓦米和男孩来送别。格涅沙已经有点喜欢上这个男孩了：格涅沙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

“不用担心，先生，”斯瓦米说，“印度联合党已经为他做了一些安排，会提供一小笔文化奖学金，让他边旅游边学习。”

毕哈利、苏拉杰妈妈和他们的二儿子迪帕拉杰帮着打包行李。后来，莱姆罗甘和打嗝大婶也来了。

苏拉杰妈妈和莉拉互相拥抱，她们都哭了；莉拉把花园里种的蕨类植物都送给了苏拉杰妈妈。

“我会好好养的，亲爱的。”

打嗝大婶说：“你们两个，干吗弄得好像谁要去结婚了，再也见不到了一样。”

毕哈利把手伸到背心底下，咬着嘴唇说：“格涅沙必须得走啊。他在这里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现在上帝在别的地方召唤他了。”

“我真希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希望我从来没有通过灵。”格涅沙突然伤心起来。

毕哈利把手放在格涅沙的肩膀上。“您只是说说而已，先生。我知道，离开一个住了十一年的地方确实很难。但看看今天的泉水村，新修的路、我的新铺子、自来水管。明年这里就要通电了。都是您的功劳啊。”

大家把包和箱子搬到院子里。

格涅沙走到芒果树下。“我们把这个给忘了。”他把那块格涅沙，通灵师的牌子摘了下来。

“别扔，我们把它放在店里。”毕哈利说。

格涅沙和莉拉上了出租车。

莱姆罗甘说：“先生，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你是我们家的异类。”

“啊，莉拉，亲爱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苏拉杰妈妈带着哭腔说，“你看起来累坏了。”

出租车发动了，众人挥手。

打嗝大婶打了个嗝。

“迪帕拉杰，快把这块牌子拿回家，然后过来帮你妈妈搬这些植物。”

莉拉回头向大家挥手。门廊已被清空；房子的门窗开着；柱子上的两尊石象背对着背，望着相反的方向。

很难确切地说出格涅沙何时不再当通灵师。在他移居西班牙港之前，他已经越来越多地活跃在政坛上，偶尔驱一两个恶灵。但直到后来，当他把泉水村的房子卖给一个来自孟买的首饰商人，在西班牙港时髦的圣克莱尔区买了幢新房子时，才正式摆脱通灵师的身份。那个时候，他已不再系腰布、裹头巾。

莉拉不喜欢西班牙港。她常常随打嗝大婶跑来跑去，也经常去看苏敏特拉和莱姆罗甘。

但格涅沙发现对一名上院议员来说，西班牙港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他习惯了新的环境，甚至喜欢上了它。城里有两家图书馆，还有那么多书店！他不再买印度学、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书，而是从书店抱回大部头的政治著作。他常常和印达辛加长谈。

起初印达辛加仍为竞选的事耿耿于怀。“特立尼达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不看一个人的想法，只看这个人的做派。”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印达辛加的火气渐渐消散，开始和格涅沙一起研究新的政治理论。

“老同学，我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了这个理论。我在读路易斯·费希尔讲甘地的书。印度社会主义——印度教加社会主义，这可是个热门的东西，老同学。大纲我已经拟出来了，细节还需要再斟酌一下。”

格涅沙已然成了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上。他在立法委员会内外的讲话被详详细细地报道。他带着那些不满的出租车司机、扫街的工人或者鱼贩子到立法院抗议时被拍的照片更是媒体喜爱的素材。他常常召开记者招待会，或是写信给报社。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新闻。

他是立法委员会的不安定因素。

是他把退场抗议带到了特立尼达，进而使之变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抗议方式。想出这个方法并非是灵光一现，刚开始它还很不成熟。起初他只是耍赖地躺在委员会的桌子上一动不动，警察不得不把他抬走。他的这种行为大大激发了公众的兴趣，一夜之间，他在整个南加勒比海地区变得非常有名。他的照片不断出现在报纸上。然后，他发现还可以用退场来表示抗议。一开始就只是退场；进而发展到退场后接受在门口等着散会的记者的采访；最后，他退场，接受采访，再到沃德福德广场向成群的乞丐和无所事事的人们发表演讲。总督常常不得不疲惫地举起一只手，遮住前额无奈地说：“拉穆苏米纳尔先生，这次我们又怎么得罪你了？请不要再退场了。”报纸每报道一项法案通过，随之而来的副标题必定是“格涅沙为示抗议退场”。后来，标题被缩短，通常是这样：

土地安置法案通过

格涅沙退场

一首关于他的卡里普索小调流行起来，它是一九四七年狂欢节游行上演奏的第二首曲子。歌词是这样的：

反对党有这样一位先生

得了立法便秘症

什么都可以出——法案，法案

但是到了这位先生这里

啥都出不来

这个小调很显然是在暗指《有益的排泄》一书。但在这首小调尚未传唱之前，格涅沙已经发现他的通灵师生涯变成了令人尴尬的背景。《上帝告诉我的事》中的某些段落常常在委员会议厅里被大声朗诵。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也就是他出版《上帝告诉我的事》后的第四个月，他想方设法收回了《罪恶的年代》及其他出版物，并关闭了格涅沙出版有限公司。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格涅沙是特立尼达最受欢迎的人物。他一次也没去参加总督府的鸡尾酒会，也从不赴那里的晚宴。他常常向总督府递交请愿书，揭发一桩又一桩丑闻。而且他愿意帮助任何阶层的人，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他不会因为施人恩惠而索要无度，总是说：“你能负担起多少就给我多少。”像普里莫斯和印度基督徒那样的议员，都有固定的价码，他们穿着西装礼服参加总督府的每一场鸡尾酒会。很难说他们两个真的代表了选民的意愿。那个印度基督徒变得什么都不缺；而普里莫斯的钱多到足以去买一个骑士的头衔。

在殖民办公室的报告上，格涅沙被定性为缺少民间支持、不负责任的挑衅者。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帝国荣誉勋章的获得者。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南特立尼达地区的不少甘蔗园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这是自一九三七年油田暴乱以来最大的罢工事件。罢工者焚烧了大片甘蔗地，警察殴打被捕的人，还往他们脸上吐唾沫。报上全是来自敌对双方抗议和镇压的消息。人群中弥漫着对罢工工人的同情，那些习惯于明哲保身的人骑自行车经过纠察队员[1]身边的时候，也会压低声音说：“兄弟们，要坚持住！”

当时格涅沙正在多巴哥调查帮助儿童基金会的丑闻。对于罢工这件事，他发表了一个态度暧昧的讲话，但社会上立马就传出谣言说他会出面调停。甘蔗园的农场主们表示对此一无所知。格涅沙告诉《特立尼达哨兵报》的一个记者，他会竭尽全力研究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但农场主们表示他们不会同意让一个外来的调解者来参与谈判。格涅沙写信给《哨兵报》，宣称不管农场主们同意与否，他都会介入谈判。

那封信发表之后的几天，格涅沙受欢迎的程度达到顶峰。

格涅沙只从报上读了关于罢工的新闻，其余的一概不知。而且这是自他当选以来第一次处理南特立尼达的危机。在此之前，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揭露西班牙港那些部长的丑闻上。对于如何调停罢工，他完全没有想法。正如他本人后来所言：神秘莫测的天意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穿了一套休闲西装去了南方，随身还带了些书，但不是宗教方面的，而是汤姆·佩恩[2]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3]的作品，以及一部希腊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

他前往离圣费尔南多几英里的洛里米尔公园，罢工的人正在那里等他。他感觉到气氛不太对，至少后来他是这么说的。可能因为前一天晚上下了雨，公园里挂着的横幅都被淋湿了，上面的标语看起来不再那么有力。罢工的人光脚踩在泥泞的地面上，把青草都踩没了。

罢工组织者是一个穿着棕色条纹西装的矮胖男人，他领着格涅沙走到主席台上。这个所谓的主席台不过是两个大货运箱，台阶是用几个小箱子搭的，主席台上又湿又脏。把格涅沙介绍给五六个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之后，罢工组织者宣布集会开始。

他大声问底下的人：“兄弟姐妹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红旗是红色的吗？”

台下的几个记者在他们的笔记本上迅速地记录起来。

“让他们把这些话写下来吧，”罢工组织者说，“在他们的脏本子上写下来吧，我们不害怕他们。告诉我，我们害怕他们吗？”

一个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到主席台下方。“闭上你的狗嘴！”他说道。

罢工组织者仍在坚持：“告诉我，我们害怕他们吗？”

没有回答。

那个男人捶了一下主席台，喊道：“废话少说，有屁快放。”他把衬衫袖子捋起来，一直捋到了胳肢窝下，露出粗壮的胳膊。

罢工组织者说：“让我们祈祷吧。”

带头的闹事者大笑起来。“祈祷什么？祈祷你长得再胖点，把衣服给撑破？”

格涅沙隐隐感到不安。

罢工组织者在祈祷之后松开双手。“红旗之所以是红的，是因为上面沾满了我们的鲜血，现在让我们团结起来，作为自由独立的人民，高高抬起我们的头，成为强有力的队伍！”

更多的人围拢上来。看台下的人群把整个主席台紧紧地围在当中。

闹事者叫喊着：“废话少说，回甘蔗园去，求他们收回给你们的贿赂。”

台上的人装作没有听见，继续他的讲话。

罢工委员会的人在主席台的折叠椅上坐立不安。

罢工组织者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怎么回事？我怎么忘了，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听伟大的自由战士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讲话的。”

台下零星地传来了一点掌声。

“你们都知道格涅沙写了那些关于上帝的很有名的书吧？”

那个闹事者摘下自己的帽子上下扇着，尖叫道：“噢，上帝！我们不要听他放屁！”

格涅沙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人咆哮时露出的牙床。

“兄弟姐妹们，现在请上帝的好人格涅沙对你们讲几句话。”

但格涅沙显然没有对眼前的局面作出正确的判断，完全错估了形势。他忘了自己是作为一个上帝的代言人在对一群已经失去耐心的罢工者讲话。他仍把自己当成挑战权威的上院议员，把台下的听众当作沃德福德广场上那群无所事事、容易对付的群众。

“我的朋友们，”他说（这是他从纳拉亚那里学来的），“我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正在受苦受难，但我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你们的情况，所以我必须要求你们保持耐心。”

他哪里知道，那个罢工组织者在过去五个星期，天天都在让大家保持耐心。

接下来的讲话就更糟糕了。格涅沙讲了特立尼达的政治局势、经济局势、法律税收，以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详细描述了印度社会主义的理想。

正当他准备讲罢工如何能够成为建立特立尼达印度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的时候，骚动爆发了。

那个闹事者扔掉帽子，踩进泥里。“不！不！不要听！”他咆哮着说。

其他人跟着他一起喊了起来。

罢工组织者挥着手，试图让群众安静下来。

“我的朋友们，我……”

闹事者狠狠地跺了跺地上的帽子，大喊：“不！不！不要！”

罢工组织者也在台上跺了跺脚，回头看着委员会的人。“为什么这些该死的黑人一点都不知道感恩？”

那个闹事者暂时忘了他的帽子，冲到台边想去抓他的脚踝，但是没有成功。他咆哮着：“不，不——”又跑回扔帽子的地方，继续踩自己的帽子。

格涅沙试图再做努力：“我的朋友们，我已经……”

“格涅沙，你拿了他们多少好处？不，不！”

罢工组织者恼了，对委员会的人说：“就算我再活一万年，我也不会再动一个小指头帮黑人做事了。这些人完全不懂得感恩！”

闹事者还在跺脚。“我们什么都不愿听！不听！不听！”他眼睛里流出了愤怒的泪水。

台下的群众将主席台团团围住。

闹事者转过头面对罢工的人群。“兄弟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这些空话吗？”

人群齐声大喊：“不！不！我们要工作！工作！”

闹事者就在主席台下。

罢工组织者害怕了，嚷道：“把你们的脏手从我们白人的箱子上拿开！听着，赶快散开，否则……”

“我的朋友们，我不能……”

“格涅沙，闭上你的狗嘴！”

“如果你们不赶快走，我要叫警察了。听着，让警察把你们统统拖走。”

闹事者扯着自己的头发，用拳头捶着胸脯。“你们都听到这个臭胖子放的屁了吗？你们听到他想干什么了吗？”

有人高声尖叫：“来吧，兄弟们，让我们干掉这几个混账东西！”

人群迅速地涌向主席台。

格涅沙逃脱了，警察救了他。但罢工委员会的人都被揍得不轻，穿棕色西装的罢工组织者和另一个委员会成员在医院里待了好几个星期。

后来，格涅沙得知了事情的整个经过。那个罢工组织者确实收受了贿赂，他煽动的罢工不过是资方为了少付工资，在淡季停工的手段。

那个周末，格涅沙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说天意让他开了眼，让他意识到过去的错误。他警告说，特立尼达的劳工运动已经被共产主义者控制，而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们利用了。“从现在起，我用我的性命担保，我要和特立尼达，以及其他自由世界里的共产主义者斗争到底。”

他在他的最后一本书《走出红色》（特立尼达政府出版社出版，免费索取）里，就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印达辛加说“这本书的书名就充满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他把洛里米尔公园的暴动归咎于格涅沙，因为他残忍地提高了工人们的期望，却又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东西。

格涅沙从此再也没有退场抗议过。他开始参加总督府的鸡尾酒会，学会了喝柠檬汁。他也会穿上晚礼服去参加晚宴。

一九四九年殖民办公室关于特立尼达的报告中把格涅沙定性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领袖。

一九五〇年，他被英国政府派往成功湖，在那里他竭力捍卫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立尼达政府意识到，那之后格涅沙几乎不可能在一九五〇年的大选中再度胜出，于是提名他进入立法委员会，并安排他成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

在那一年的选举中，印达辛加在格涅沙原来的选区胜出。他的竞选宣言是“改良后的印度社会主义理想”。

一九五三年，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被授予英帝国勋章。

[1]特指工会罢工时派出去宣传罢工目的并阻止不愿罢工的工人上班的人。

[2]汤姆·佩恩（1737－1809），18世纪美国革命家和宣传家。

[3]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

尾声　I2.57次列车上的政治家

一九五四年夏天，在英国一所大学上学的我正在等待某次考试成绩的公布。一天早上，我收到殖民办公室的一封信。信上说有一个特立尼达殖民政府的代表团在英国参加会议，问我是否愿意接待一位来自我祖国的政治家。正逢假期，我有很多空闲时间，便同意了。他们安排我接待英帝国勋章获得者G. R. 缪尔先生一天。

那天，我去火车站接来自伦敦的I2.57次列车。乘客们陆续下车，我在人群中寻找有热带黝黑发亮皮肤的面孔。他很容易被认出，穿戴无可挑剔，正从一等车厢里走出来。我欢呼了一声。

“格涅沙先生！”我喊道，朝他跑了过去，“格涅沙·拉穆苏米纳尔先生！”

“莱姆萨·缪尔[1]。”他冷冷地说。

[1]格涅沙改了名字，好让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个英国人。

目录

序

印度

中途

从贾姆希德到吉米

第二次访问

阿杰梅尔的选举

非洲与大流散

爸爸与权力之集

六千海上难民

最后的殖民地

拥挤不堪的奴隶营

权力？

迈克尔·X与特立尼达黑权运动谋杀案：安宁与权力

刚果新王：蒙博托与非洲虚无主义

亚穆苏克罗的鳄鱼

美洲记事

哥伦布与克鲁索

雅克·苏斯戴尔与西方的衰落

诺曼·梅勒登台的纽约

斯坦贝克在蒙特雷

阿根廷与伊娃·庇隆的幽灵

空调气泡：达拉斯的共和党人

紧急状态下的格林纳达

一把尘土：切迪·贾根与圭亚那革命

后记：我们的普世文明

版权信息

书名：我们的普世文明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马维达　翟鹏霄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8-01

ISBN：978754427159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是我的一生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收录了多篇随笔，或者采用更为恰切的说法，是关于我所不知道的一些地方的记叙。所以也可以说，是它们让我的旅行经验得以完满——为了写就我称之为“我的求索之书”的作品，我进行过一些更大的旅行，这些文章为之做出了补充。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受委托，踏上旅途去写作，我必须记述形形色色的地方，这对于我的能力而言，也许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扩展。

就此而言，关于人类其他活动的一句谚语也同样适用：收获总是与付出成正比。这些文章于我非常重要，它们哺育了我，因为我在其中付出了很多。要写就这些关于“异域”的文章，既可以采用理想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轻松的方式。轻松的方式（编辑们偏爱这种方式，因为那也是他们所熟知的）是：你前往遥远的目的地，与当地的英文报纸取得联系，然后就能获得你所需要的全部新闻。如果你富有这方面的才华，两天之内你就能交出睿智而又迷人的稿子。但我想象不出，你从中获得了怎样的经验和知识。

那时的我既无人指导，也没有榜样；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可以说，我尽力深入所到之处。我详尽地阅读当地的各家报纸，连分类广告也不忽略。我思考自己想要追踪的主题，想要找到的人，让一个问题从另一个问题当中发展出来。这是一种费时颇多的方式；报社并不喜欢；但我所获得的经验却留存了下来，成了我的个人财富，可能会为我后来的书、甚至虚构作品提供素材。且不论报社并不愿资助作家进行这样的研究，这样的工作对作家而言也非常艰难。在完成一本书之后的疲倦之中，这样的研究可能会让人头痛欲裂，让作家瘫倒在地，最终的作品也可能并非总是他的最佳之作。但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这样的工作常常令人兴奋。我通常会在一本书接近完成之际向报社提议为他们提供这种类型的新闻稿，在那样的时刻，创作一本书的种种约束行将消失，这种更理想的新闻报道（还有旅行和新的景致，以及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显得美妙而自由。但接下来，我的年龄成了一个问题，自由的新闻理想也开始显得像是一种幻觉。我不得不放弃；在创作一本书的劳作之后，我没有精力再去追逐新闻理想。这样的放弃适得其时，伦敦的报纸在这时发生了变化，他们决定不再采用外稿，我这个作家作为自由记者的收入也全都没有了。这是一段美妙的经历，而本书的读者可以把它当作那个时代的纪念品来加以沉思。

（马维达　译）

印度

中途

我来自一个小岛——特立尼达并不比果亚更大——广袤的空间总是让我迷醉。踏上旅途，坐上二十四小时的火车，去看大河高山，这是外面的世界才能提供的令人愉悦的事情。但此刻，在印度待了六个月之后，我的迷醉染上了不安的色彩。因为，这里的广阔超乎想象，这里的天空如此宽广深邃，日落景象不可能一瞥就尽收眼底，必须一点一点地加以欣赏。这里的景致因为广阔而变得单调乏味，又因为极度的单一和特殊的贫瘠而令人恐慌：弯弯曲曲的小块田野里，奄奄一息的庄稼，身材矮小的人民，营养不良的牲畜，还有正在崩溃的村庄，以及即使仍在建设、也散发着衰败气息的城镇。黎明到来，夜晚降临；一个又一个的火车站，彼此无法分辨，站牌狡猾地隐没，旅客们到达又离去，拥挤的人群与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骤然而至，让人茫然不知所措；旅程还在继续，直到那种广阔失去意义，让人无法再忍受下去——我想要逃离的，正是这无穷无尽的贫瘠与衰败的重复。

这里所说的，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印度，显而易见的事情能够让人无法忍受；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常常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在那样的时刻，我希望忘记印度，我逃到一等候车室或卧铺车厢里，与其说是为了私密或舒适，不如说是为了寻求保护，是为了把卧倒在月台上的羸弱身躯以及舔食残羹冷炙的饿狗关在外面，把被戏弄的狗的哀号关在外面。到达印度那一天，我在孟买体验过这样的时刻；那时的我觉得，印度只是一种对感官的折磨。五个月后，我又一次体验了这样的时刻，那是在查谟，这个国家单一而又令人恐慌的地理环境向我显现的地方——北面的群山连绵上升；在南面，远在寺庙的塔尖之外，广阔的平原——我经历过这种广阔——激起的只有不安。

然而，在这些不断重现的时刻之间，还有许多不同时刻：恐惧与急躁被热忱和愉悦取代，走下火车，走进城镇，会发现那种贫瘠的气息只是表面现象，印度比我访问过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欣欣向荣。在旁遮普小城，我听到铁锤撞击金属的声音，在海得拉巴[1]的化工厂，我看到厂里的设备都是印度设计和制造的——这样的见闻让一个人意识到，他正身处一场工业革命之中；也许是因为各种误导，我从未真正信任过这样的革命。遍布印度各地的新居民区让我意识到，除了谈论古印度文化（遇到这样的人，我总想拿铁杖打他），印度的审美意识已经复苏，有能力用国际化的材料创造出本质上属于印度的东西。（古印度文化招摇过市，让新德里的阿育王酒店成了最荒谬的建筑之一，其可笑程度只有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一座招摇地宣示其信仰的建筑——能与之相比。）

我去过一些偏僻的村庄，有半发达的，也有不发达的。从前，在这样的村庄里，我能感觉到的只有绝望，现在我发现绝望更多属于我这个观察者，而不是村民。我学会了越过污垢和躺卧在绷线床上的人去看问题，去寻找进步和希望的迹象，无论它们多么微弱：用砖石铺成的道路，尽管路上也许覆有污秽；成行排列而不是散乱种植的稻子；面对官员或游客时，村民脸上轻松的表情。我学会了寻找这些微小的征兆：数月之间，我的视角已经发生变化。

但显而易见的事情总在淹没一切。我是一个旅行者，当一个特定的地方变得熟悉，不再那么让人害怕，就又到了继续前行的时刻——穿过永远不会变得熟悉的广阔土地，并为此感到悲伤不已；逃离的愿望又会重回我心里。

就很多方面而言，这个国家的广阔只有地理上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太广阔，印度人似乎才感觉有需要进行细分和区隔，把国家划分成方便管理的区域。

“你是哪里人？”这是一个印度式的问题，对于按照村庄、地区、社群和种姓来思考的印度人而言，我回答说我是特立尼达人，这只会让他们困惑。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嗯，我是印度人。但我家几代人都生活在特立尼达。”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这样的对话一天要发生三四次。现在我常常不再解释。“我是墨西哥人，真的。”

“哦。”对方很满意。停顿。“你是做什么的？”

“我写作。”

“写新闻还是写书？”

“写书。”

“西部小说、犯罪小说还是浪漫小说？你一年要写几本书？你能挣多少钱？”

于是我开始编造：“我是老师。”

“你是什么学历？”

“本科。”

“只是本科学历？你教什么？”

“化学，还教一点历史。”

“真有意思！”在从帕坦科特[2]到斯利那加[3]的巴士上，一个男人这样说：“我也是化学老师。”

他就坐在对过，而我们还要一起度过余下几个小时的旅程。

在印度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你必须说清自己是谁，定义自己在宇宙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我按照种族或社群来思考问题，在印度的这种经验肯定会驱散我的思考。我是一个印度人，但以前我走在街上，周围不会全都是印度人，我也不会像这样悄然融入人群。这样的经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让我感到气馁，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总巴望别人会注意到我的不同；只有在印度我才发现，这种刺激对我是多么重要，而特立尼达的多种族社会和我在英格兰的局外人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成为少数族裔的一员总是让我感到富有吸引力，成为四亿三千九百万印度人当中的一员，则是一件让人恐慌的事情。

我在双重意义上是一个殖民地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长大，却被排除在英格兰和印度的大都市之外。我到印度来，希望找到大都市人的风范。我曾经想象，这片土地的广阔也许会在印度人的态度之中有所反映。但如我所说，我遇到的却是牢房与蜂巢心理。印度和小小的特立尼达之间的相似之处也让我惊讶，在这两个地方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大都市在别处，在欧洲或美国。我期望遇见大度、根性与自信，但找到的却是种种自我怀疑的殖民地心态。

“外国让我喜欢得发疯。”一位异常成功的承包商的妻子说。这种疯狂的对象从外国食品延伸到德国洁具，又再延伸到为儿子找一个欧洲妻子。而她的儿子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身份，在餐桌上这样宣称：“哦，顺便问一下，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们一个月要花三千卢比？”

“你只是游客，你不懂。”斯利那加巴士上的化学老师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国家。要是有机会，我明天就离开这里。”

而印度的某个特定阶层，通常是更为富足的那些人，特别热衷于向外国游客辩解，说不能把他们看作贫穷、肮脏的印度的一部分，说他们有着更高的价值水准和行为准则，说这个养育他们的国家总是让他们恼怒。在他们看来，二流的外国货色，无论是人还是商品，都比印度的要好。他们暗示说，他们看待印度的态度和欧洲“技术人员”一样：这只是一个可供暂时剥削的国家。在自由的印度发现这种征服者的态度，这种掠夺的态度——一种疯狂的态度，就好像机会随时可能被拿走——是多么奇怪的事情，难道不正是这些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给予了他们如此多的机会？

这种掠夺的态度属于一个迁徙而成的殖民社会。和在特立尼达一样，这种态度在那些“假洋鬼子”（renonçant，一个精准的法语单词，用于描绘那些抛弃本土文化、一心想去法国的人）当中孕育了一种可悲的实利主义。而在印度，这种实利主义混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庸俗——那些可悲的舞场，那些可悲的“西式”夜总会，那些在收听锡兰电台节目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些穿着皮夹克或方格粗呢夹克的唐璜们——尤其令人恐惧。这种实利主义带有一种魅力，就像有些印度人带有的魅力，他们在国外住了两三年，宣称自己既不是东方人，也不是西方人。

必须坦承，我这个观察者很少看见他们的困境。那位急于展示其西方性的承包商妻子，不但定期去找占星家算命，而且每天都去庙里祈求好运。那位教师抱怨印度人不讲文明、言行粗鲁，但我们的巴士刚到斯利那加汽车站，他就开始当众换衣服。

特立尼达人，无论是什么种族，都是真正的殖民地人。而印度人，无论其如何声称，都植根于印度。但作为殖民地居民，特立尼达人正在努力成为大都市人，而与我交谈的印度人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独特的国度，过去以及近十年取得了许多成就，印度人因此而成为大都市人，但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殖民地人。

在这里，一个人期望遇见自豪的态度，碰到的却是掠夺的心态；期望遇见大都市人，碰到的却是殖民地人；期望遇见慷慨大度，碰到的却是心胸狭窄。果亚刚刚解放，就已成为邦与邦之间争吵的对象。独立十五年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政客似乎已经被作为乡村头领的政客取代（我曾经以为后者是特立尼达的印度殖民社群所特有的现象，对他们而言，政治只是一种游戏，所关涉的东西并不比公共工程处的合同要多多少）。对这些乡村头领而言，印度只是由乡村组成的复合体。于是，把印度视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似乎只是外界强加的看法，而这个国家的广阔原来也只是一种奇特的欺骗。

关于印度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它是一种比城市中产阶级、政客、工业家和相互分隔的乡村更大的东西。我们被频繁告知，“真正的”印度非此非彼。现在，我开始真正明白，人们为什么会用这个词！也许印度只是一个词，一个神秘的观念，足以容纳火车经过的所有那些广阔的平原和河流，那些睡在孟买的月台和步道上的所有无名氏，那些贫瘠的田野和发育不良的所有动物，那些被耗尽、被掠夺的所有土地。但也许，永远没有人会理解的，是这样一种广阔：印度是一种疼痛，是一个我会怀着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终又总是想要逃离的地方。

一九六二年

（马维达　译）

[1]印度安得拉邦首府，位于德干高原中部。（本书中若无特殊说明，注释均为译者注。）

[2]印度旁遮普邦城市。

[3]位于印度河支流杰赫勒姆河畔，印控克什米尔首府。

从贾姆希德到吉米

“你现在来加尔各答不是时候，”出版商说，“这座可爱的古老城市恐怕正在滑入布尔乔亚的安逸生活方式之中，几乎没有抵抗。”

“他们前几天不是还烧了一辆有轨电车吗？”我问道。

“没错。但那是五年来烧的第一辆电车。”

的确，我本来希望在加尔各答看到更多的东西。这里有尼赫鲁先生的“噩梦经验”，是一位近乎歇斯底里的美国作家最近所写的“疫兽”；这座城市的设计规模是容纳两百万人，而今天在它的人行道和地下室里，就容纳了超过六百万人，这些人的处境让世界银行一九六〇项目的人手严重不足，并促使其写下了“令人惊骇的人类档案”（孟买《经济周刊》语）。

和每一个爱读报的人一样，我所知道的加尔各答是电车纵火者的城市，是经常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学生的城市。一九五四年《泰晤士报》刊登的一则短讯，提到这里的劳工问题，让人难以忘记：一些心怀怨恨的工人把他们的经理扔进了熔炉。我在印度逗留期间，一直在关注国大党控股公司的作为，这家机构在二十年代是进步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现在却腐化变质了，在一些印度事务研究者看来，它已经是印度大批腐败的公共机构中，腐败最为露骨的一家：公司拥有的五百五十辆车，有一半已经坏掉，许多可售卖的零部件已被拆走，维修工遭到拦阻，连续四年负债，邦政府、新德里和绝望的福特基金会的“干预”一再遭遇阻碍。

我发现，加尔各答在各个方面都享有美妙的名声。孟加拉人的傲慢让人无法忍受（如果你不说孟加拉语，卖锅的人就不会正眼看你）；孟加拉人很懒；人行道被槟榔汁染红了，中央公园散落着用过的卫生巾（“很不讲卫生的人”，这是南印度小说家的评语）；即使在孟买，这个流行肠胃炎的地方，人们也会带着惊恐的神情谈到，加尔各答的自来水既不干净、又很匮乏（百分之五十九的公共自来水供应处的管井是坏的）。

我因而在心理上做足了准备，而豪拉火车站也的确让我看到了希望。铁路员工比平常更加漫不经心、昏昏欲睡；卖烟的人看也不看我；在车站餐厅，一个服务员笑着让我看一只掉了一些毛发的老鼠在地板砖上无精打采地游荡。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如果忽略人群、畜栏、人力车夫和蹲下小便的人，河[1]对岸那座红砖砌成的城市看上去不像是热带或东方的城市，更像是伯明翰的中心城区。我同样也没有想到，黄昏时分的麦丹广场绿树点缀，沉浸在一片薄雾之中，让人想起了海德公园，而乔林基大街[2]就像是更为明亮的牛津街。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在麦丹广场看到卡里阿帕将军[3]身着黑色西装，像英国人一样挺立，面对着一小群闲适的人发表演讲，用带有桑赫斯特口音的印度斯坦语讨论中印争议；而那些有轨电车像战舰一样发灰，头部呈楔形，总是以每小时八英里的速度穿行在街道上——这远近驰名的加尔各答电车，笨重又脆弱，在车站吞吐着身着白衣的职员；而在麦丹广场外面，霓虹灯在薄雾中闪烁，在邀请人们去咖啡厅、夜总会，或是乘飞机去旅行。在这里，我第一次意外地发现，我正置身于印度的大城市之中，一个一眼就能认出的大都市，有着与熙攘的人群似乎并不相称的街道名——埃尔金、艾伦比、帕克、林赛——雾气渐浓，在去往郊区的途中，我看到工厂的烟囱在棕榈树间喷吐烟雾，心里的不协调感愈加深重。

在光鲜的市中心，除了那些随地小便的人，别人跟我说的成堆的垃圾在哪里？那些卫生巾又在哪里？事实上，正如出版商所说，我现在来加尔各答并不是时候。新上任的孟加拉总理组织“志愿者”对这个城市进行了一次迅捷的疯狂大扫除，期望借此提高公司职员的“工作热情”。他们发动了“公牛行动”，意图赶走加尔各答市中心的公牛。这些公牛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放出来为圣母牛服务的。他们本来以为母牛会跟着公牛离开，结果母牛留了下来，公牛却跑了回去。加尔各答没有哪个居民会怀疑，随着志愿者撤走，印度又有那么多事务因为紧急状态而悬而未决——政府正在用拖延和禁令取代行动——垃圾将重新回到大街上。但现在大街上仍然保留着前所未有的光彩。

印度的四个主要城市都是英国人建造的，加尔各答的英国痕迹最为浓重。鲁琴斯建造的新德里是一场灾难，是对帝国建筑的可笑模仿，既非英国式，也非印度式，是一座为了游行、而不是居住而建造的城市；今天，在长长的大街上，在无穷无尽的小巷里，机动小三轮喧闹地疾驰，让这个城市显得格外庞杂。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是不列颠之外最精美的十八世纪英式建筑群，除此而外，却只是一个懒散的殖民地。孟买人有进取心，富有公民精神，在文化上充满雄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其帕西人社群；据说歇斯底里的美国人已经把孟买的建筑称为“硬纸盒风格”。的确，这个印度最好的城市，只在没有个性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作大都市。只有加尔各答是仿造英格兰的建筑风格建造起来的，不同寻常的是，英国人在这里陷入了同法国人和葡萄牙人一样的帝国主义行径之中。加尔各答成了一座宏伟的城市，比新德里更有根基。他们称加尔各答为“宫殿之城”。这里的宫殿，无论是印度式的还是英国式的，其风格的最佳称谓是“加尔各答科林斯式”：加尔各答长久以来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都，是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

在印度，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在加尔各答表现得最为激烈，有两座现在被认为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见证了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穆里克宫和维多利亚纪念馆。穆里克宫现在已经衰败，仆人在大理石走廊里做饭，但这里看起来仍然像是电影里的场景。高高的科林斯式圆柱支撑着宫殿；庭院里，意大利式喷泉在歌唱；大理石房间里悬挂着过于硕大的枝形吊灯，上百家十九世纪欧洲古董店杂乱地拥塞在这些房间里，一座希腊宁芙石膏模型积满灰尘，遮住了一幅褪了色的、平淡无奇的画，画上画的是身着红衣的士兵正在击退土著的进攻。庭院里有四座大理石像，象征着四个主要大陆；在更低的楼层有一座青年维多利亚女王像，体积硕大，让一间大大的房间也显得狭小。穆里克宫这些积满灰尘的宝藏，也许除了收藏者的一幅肖像，没有一件属于印度风格：最早的孟加拉巴布[4]急于向目空一切的欧洲人证明，他也有能力欣赏欧洲文化。维多利亚纪念馆矗立在麦丹广场上，是寇松勋爵[5]对泰姬陵的回应；像穆里克宫一样，这座纪念馆也是刻意仿造的，有些地方让人想起泰姬陵，有些地方又让人想起安康圣母教堂。“穿过女王纪念馆的门厅，就到了位于圆形屋顶之下的纪念馆大厅。”默里的《手册》如是说。这本书给予这座“皇家泰姬陵”的篇幅，是艾罗拉的凯拉萨神庙的两倍，这也是这本书的典型做法。

我看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高贵雕像，其年纪仿若她登基之时（托马斯·布鲁克·RA爵士的作品）；这座雕像为整座宏伟建筑定下了基调。

但经由这样的冲突，在印度出现了一种新兴文化，以爆炸性的方式把东方与西方融汇在一起；尽管加尔各答以外的孟加拉人蔑称其为“暴发户”和“随军仆从”，这种独特的文化让印度产生了众多民族先知和英雄。孟加拉人会告诉你，英国官员迫切地想把南印度人当作奴隶，把旁遮普人当作朋友，把孟加拉人当作敌人。但孟加拉人对你说这些，只是把这些当作过去的光荣在讲述，因为在今天，随着印度独立和印巴分治（在加尔各答两者是同一个意思），加尔各答已经不再是中心。这是一个没有腹地的城市，一个垂死的城市。就连胡格利河也在淤塞，而所有人都认为，无论加尔各答的面积如何扩大，其经济已经停止增长。例如，尽管在萨丹·库马尔·高希教授的文学批评中，穆里克宫的那种心态仍然留有讨人喜欢的痕迹（在《新政治家》周刊上，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怀着同情谈到这位教授的批评），但加尔各答已经衰竭，加尔各答人越来越与外界隔绝。这座城市拥有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拥有世界闻名的摄影家苏尼尔·詹纳；孟加拉的印刷工艺拥有一种神经质的优雅，也许是全印度最好的。但无论是泰戈尔、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6]、恐怖分子，还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7]，光荣已成往事（对于鲍斯家族的传奇名声而言，一九六二年是一个不错的年头：该家族的一位成员控告一名英国女性诽谤，而另一位成员，据报道在喜马拉雅山上被人发现，成了一位苦行僧）。

无论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在富有创造性的混乱时期，还是在平静的日子里，加尔各答始终如一。尽管受到孟买的强烈挑战，这座城市仍然是印度最重要的商业之都。如果说有什么是加尔各答文化的决定性要素，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达尔豪西广场的商业建筑，还有乔林基大街上低矮的帝国烟草公司与金属盒公司的商业用房。在空调办公室里，能找到年轻的印度籍经理、箱贩、新印度精英。上一代印度人，无论谁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职位，他也几乎肯定不会被雇用。但印度人妥协的才能并不输给英国人。加尔各答的箱贩文化格外丰富多彩，如果还没有哪位印度作家描绘他们的生活，那是因为这些作家太忙于剽窃他人或创作肤浅的故事，讲述年轻女孩贫穷而美丽，因为无法解释的原因死去。这种文化属于加尔各答，但并不一定属于孟加拉人。商业被英国人控制，独立以后又日益被马尔瓦尔人控制——孟加拉人几乎会用骄傲的口吻告诉你，没有哪个孟加拉商人是名副其实的。马尔瓦尔人是印度人，但在印度到处被认为是比英国人还要疏远的异族：在加尔各答，当地人对他们的反感强烈到恨不得动刀子。有点身份的人都不愿意被马尔瓦尔人直接雇用，他们提供的工作待遇没有值得信赖的英国人提供的那么好；在公众心目中，马尔瓦尔商人总是和黑市或投机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为马尔瓦尔人工作的人不能名正言顺地被当作箱贩——真正的箱贩只为最好的英国公司工作。（“告诉我，”有人在帝国烟草公司问他们，“女王的巨幅画像是为了女王的来访专门挂上去的吗？”“不是，”箱贩回答说，“一直就在那儿。”）

在加尔各答，没有谁确切地知道“box-wallah”这个词的来源。有人说，这个词源自街头小贩的箱子；但在加尔各答，这个词的含义太宏大、太特有所指，我觉得它更有可能源自英裔印度人的办公箱（officebox），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中曾经充满感情地谈到过它。也许办公箱和遮阳帽（solar topee，那些无望升迁的ICS官员仍然怀着沮丧而又轻蔑的心情佩戴这种帽子）一样，是权威的象征；尽管象征已经改变，权威却传递并保留下来。

加尔各答的箱贩出身于良好的家庭、ICS、军队或大商人家庭，他甚至有可能是王族。他在印度或英国公立学校以及两所英国大学中的一所受过教育，尽管处在印度各种口音的包围之中，他仍然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口音。一旦进入公司，他就会改掉自己的名字。例如，印度名字阿南德（Anand）可能会改成安迪（Andy），丹德华（Dhandeva）改成丹尼（Danny），贾姆希德（Jamshed）改成吉米（Jimmy）。如果原来的印度名字不好改成英文名字，他通常就会叫邦迪（Bunty）。他的聘用条件里面有一项是会打高尔夫球；在每一堂高尔夫球课上你都能看到，他和同样不高兴的安迪在一起，两个人都在忍受伦敦开出的生意加享乐的混合处方。

邦迪肯定会娶一个不错的太太，而且他知道，如果和他通婚的是异族女性，那也算是他的成就。比如，如果身为旁遮普人的他娶一个孟加拉穆斯林或者孟买的帕西人。邦迪和他的太太将居住在公司的豪华公寓里；他们的两个小孩说英语，叫他们爹地妈咪。他们家中的陈设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风格（印度的瓷器刚刚送到）。他们的食物（午餐是印度风味，晚餐是西式的）、书籍、唱片（晦涩难懂的印度古典音乐、欧洲室内乐）、藏画（北印度细密画、甘尼美模仿梵高的作品）也是如此。

邦迪和他的太太不再信守种姓制度，但他们会采纳另外一套行为准则。如果他的办公室用的是软式陈设，他就要和安迪保持距离，因为安迪的陈设是硬式的；安迪和弗雷迪共用同一个空调办公室，而邦迪有自己的办公室，如果他让安迪去家里玩，就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邦迪的新种姓制度要求他按照种种仪轨行事。每周五，他要在位于乔林基大街的菲尔波餐厅吃午餐，整个下午的欢宴标志着一周工作的结束。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周五在菲尔波餐厅举行这样的午餐会，是为了庆祝邮轮离开港口，前往英格兰。现在邦迪发往英格兰的信件都是空运过去，但他很有传统意识。

只要落笔写下邦迪的事情，就不可能不让他显得荒谬可笑。但在他那群人当中，邦迪是最爱诋毁别人的一个；在印度这个地方，他是一个特别值得钦佩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在这里，锻炼被认为是败坏的事情，一身肥肉被认为是富足的象征，然而邦迪会去打高尔夫球，或是去游泳。要在这里赢得选举，需要借重社群的力量，而邦迪与他的社群之外的人结了婚。邦迪聪明，阅读广泛；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一样，他能说会道；尽管他放弃了印度式大家族的社会责任，他仍是一个慷慨好客的人；他还支持艺术活动。他的洗手间里一尘不染，这只是他的重要美德之一。在他身上，东西方文化不费力气就融合在一起。对他这样一个在独立后的印度长大的人而言，西化再也不像他的父辈所处时代那样成为一个问题。他心无怨尤，不觉得有必要和外来者谈论古印度文化。

有些时候，只在极少数的时候，邦迪的平静会被打破。“这些该死的英国人！”他喊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明白，一九四七年真的存在过？”他的话语像是穆里克宫的回音。但邦迪的情绪正在平复，他很快就要外出，和安迪一起去上高尔夫课。他们俩现在都喜欢打高尔夫。

一九六三年

（马维达　译）

[1]指胡格利河。

[2]加尔各答最热闹的大街，到处呈现欧洲风格。

[3]印度摆脱英国近两百年殖民统治后的第一任陆军参谋长。

[4]印度语中“先生、绅士”的叫法。

[5]乔治·寇松，曾任印度总督。

[6]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i，1838－1894），印度孟加拉语作家。

[7]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1897－1945），印度激进独立运动家。

第二次访问

1　悲剧：缺失的意识

在宫殿最里面一间黑暗而狭窄的屋子里，大公斜倚在一盏破损的台灯下面。这间屋子所在的第三座庭院是这座宫殿唯一完好的部分。大公的扶手椅是一套长长的“组合沙发”的一部分，是一九三〇年英国郊区的风格，沿屋子较长的一侧放置着，品红色的饰面上布满了灰尘。碎呢地毯完全覆盖了地面，它是从一块更大的地毯上裁剪下来的，不合适的地方就被折叠起来。艳丽的黄绿色图案掩藏了成千上万只在这块破布上嗡嗡作响、飞进飞出的苍蝇。大公父亲的照片悬挂在墙上；贴墙挂着的是全家照和嵌在土气相框里的狩猎图，最高处有一排欧洲风景画，景色迷蒙，泛着不成功的仿制过程带来的黄颜色。

大公坐在画对面。他身着宽松的白袍，年轻、圆胖、冷静，面无表情地倾听着他最后的侍臣讲话。侍臣坐在大公脚边的碎呢地毯上，手里拿着一本用打字机打成的卷边记录本，又一次地在概括家族间为争夺剩余产业而起的讼争，其情势非常复杂。侍臣身材瘦削，骨骼突出的脸部比主人的更加精致，衣着更加脏污。他是一位文学学士，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取得的成就。五十年前他开始为大公的家族服务，现在，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他别无去处。

访客们的午餐送上来了。大公的弟弟身材清瘦、举止优雅。他是一位迷人的羽毛球运动员。他提议带我们去观光。这座宫殿的勒克瑙风格没有什么特点，并不古老。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建筑是在二十年代建造的，花费了五十万英镑。其时家族的收入为六万英镑。前院有一座椭圆形的花园，生长着过于茂盛的植物。高高的雕刻木门购自一九一一年的地方展销会（当时英国殖民统治正值鼎盛时期，在首都加尔各答至少有两本社交杂志）。在钟楼庭院的拱廊里装饰着粗糙的圆盘：一对英国夫妇置身于印度人和穆斯林中间，他穿着大翻领夹克，戴着太阳帽，她穿着二十年代风格的宽松衣服。在远处有套房和小型宫殿，它们属于先大公的妻子们，这也是进行中的诉讼的缘由。

大公的弟弟说这里总共有六百个房间。他的话让人感到不安。这肯定是夸大之词，夸大不属于悲剧；它破坏悲剧感。然而就在二十五或三十年前，有五百名仆从在照料二十五位家族成员。这当然又只是约数。但这座宫殿当时有自己的发电房、马厩和象厩，有自己的动物园和自己的水库。在钟楼上可以看到这一切，破损的英式机械，破损的灰泥墙面。但在钟楼上看不到其他值得一提的建筑，能看到的只是宫门外那些奇怪的居民区的草顶，还有烧焦了的平地。

大公弟弟的急切是在否认悲伤的存在。然而这里不可能有悲伤，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宏伟。这里只有过度和夸大，在想要废除大型产业的立法者笔下苟延残喘。宫殿矗立在这尘土之中；它表达的就是这些尘土，仅此而已；它正在回归尘土；这样的循环徒劳无益（组合沙发，印制的风景画）。农夫一度变成了奢华的人，现在重又变回农夫，第三座庭院里的厨房就是证明。这里不是真空，诉讼完全占据了主人平静的头脑。这里没有悲剧，所有的，只是了无生气——也许从来就是如此。在这片普通的景致里，财富自身只是另一种简单，一件和衰败类似的事情。

这就是印度的骗局。我们过度地把这个国家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我们前往印度，带着悲剧和紧迫的感觉，带着作为人、去对人进行思考的习惯，带着关于行动的种种观念。我们发现，自己的想法其实没有根据。

比哈尔发生了饥荒。情况是渐渐恶化的，德里的聪明人在此期间称其为“灾害”。现在饥荒真的来了：三千万人在挨饿，尸横遍野，严重腐烂。但没有人谈论饥荒，国外报纸对此的报道比印度报道得更多，印度报纸一如既往地只关心选举后的政局和政客的讲演。电影协会拍摄了一部关于饥荒的电影，在孟买和德里被当作一部电影、一部突破性的纪录片加以讨论。这场饥荒就像是国外的事情，就像越南战争。饥荒变成了你去观赏的事情，变成了对艺术家原创性的考验。

加尔各答的公务员说：“饥荒？这是新闻吗？”德里的编辑说：“饥荒？我怎么可能每天都把这当成新闻去报道？”

这就是印度人谈话的模式。一度的狂热过后，是对各种灾难和危机的理性分类：中国、巴基斯坦、腐败、缺少领袖、货币贬值、缺钱、缺食品，然后狂热耗尽了自身，有人声称饥荒其实没有关系，饥荒不是新闻。这是我在德里遇到的年轻诗人在一首耗时数月写成的英文长诗里说的。这首诗是历史的印度与灵性的印度的对话，主题是印度“形而上的无时间性”。这些荒谬的语汇是有意义的。诗人、公务员和编辑一道在说，这里没有灾难、没有新闻，印度无限地古老，并将继续前行。因为没有目标，所以也没有失败。这里所有的只是各种事件。这里没有悲剧。

这正是玛哈瑞诗·玛哈士大师在灵性复兴运动的开幕大会上、以其独有的风格所说的话。在印度公共管理学院旁边，红黑相间的横幅悬挂在德里的环线上；百叶窗让会场里的光线十分昏暗；玛哈士身材矮小、肤色黝黑、蓄有胡须、身着米色丝袍，他的四周有鲜花与花环；他盘腿坐在讲台上的麦克风前，身后的椅子上坐着他的美国、加拿大弟子以及其他国家的白人弟子，男人身着黑色西装，女人和女孩身着丝质纱丽：可以说，印度也服下了一剂来自西方的药剂。

玛哈士指责那些虔诚的印度中产阶级信徒，说他们追逐“主义”，没有与流动不居的万象之下的无限保持和谐。这个国家一团糟一点也不奇怪。讲台上那些重要人物一个接一个透过麦克风重复玛哈士的指责，他们此刻站了起来，见证印度式静心的力量——静心是通往无限的钥匙。玛哈士说，有一个年轻的灰发加拿大人为了钻研真理放弃了钻探石油。他做了见证，然后又对印度表示感谢，显然代表的是整个世界。最后一切都安然无恙。每个人都只是说说而已，不存在什么问题，一切都一如既往。

无限的、形而上的无时间性：事情总是如此。无论他们一开始的观点是什么——玛哈士甚至提到了比哈尔，并简短地抨击了把土地给予无知农民的蠢行，就好像这样做就能解决食品问题——最后总是如此：印度人，行政官员、记者、诗人和圣人都会像鳗鱼一样滑进抽象的泥泞之中。他们放弃智识、观察和理性，变成了“神秘主义者”。

正是在这样的领域，印度不再能理解自身的缺陷所在。看见了神秘之域，就可以原谅或忽视智识的失败，那其实是掉进了印度的陷阱，以为印度土地的贫瘠必然意味着印度心灵的清贫，于是就沉溺于《孟加拉枪骑兵》的浪漫或《印度之旅》的离奇不经。那其实只是在表达一种简单的惊叹。

让人感到失望的，正是印度的简单，这种简单也终将让人感到厌倦。在那种离奇不经的故事里，存在着一种闹剧。印度教野蛮的宗教仪式就是野蛮的，他们属于古代世界。圣牛荒谬可笑，正如尼拉德·乔都里[1]在《喀耳刻大陆》中所提示，圣牛是古代雅利安人的一种无知而败坏的偶像崇拜。种姓标记和头巾属于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无力把人当作人思考，不知道怎样以其他方式定义自身。印度只存在于表层。一旦知道了他们的基本教义，就可以揣摩出一切，确定谈话的内容，判断理解力的限度。我甚至可以预先就知道灵性复兴运动开幕大会上的大部分谈话。没有智识的运作，就不会有让人惊讶的事物。

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垮掉派现在把印度当作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五年前，金斯堡离开美国，开始了最初的探索。他发觉印度本地人待人友好；一个如此有名而又现代的人关注他们，让他们颇受恭维；这是西方献给东方的又一赞词。现在垮掉派到处都是，他们内向，并不快乐，有时候一家人会一起流浪：垮掉派爸爸、垮掉派妈妈、垮掉派宝贝，男人蓄有胡须，穿着牛仔裤，苗条的年轻女人穿得更少，脚上穿着凉鞋，骨骼突出的脸上有柔和的皱纹，苍白的皮肤晒成了棕褐色，脸上和脚上沾满了尘土。他们是庙里的常客（锡克教徒供养每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竖起拇指拦车，搭乘火车三等车厢旅行；他们有时在城里与乞丐争抢食物，在圣人的修行地附近流连。我在海得拉巴就听说过一个圣人，能耍从嘴里拔出刺来的大把戏（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刺是从哪里来的）。在印度，他们重又发现了中世纪徒步旅行的生活方式。

两者当然有区别。有残疾的对有残疾的，西方把神秘和否定还给东方，而在新德里和华盛顿，双方正在达成武器和食品交易，成交条件对东方而言是屈辱的：这就像是一个残忍的笑话，富有、多变的西方用这个笑话报复贫穷的东方，而东方拥有的只是神秘。但印度并没有领会到这个玩笑。三月的时候，浮华的《印度酒店经营者与旅行者》杂志开始刊登“印度的先知”系列文章：

印度的先知和智者可以为外面的世界做出贡献。有一些来自世界的遥远角落的人，他们物质丰富，心理病态，缺乏灵性的教导，对于这样的外国人，印度的圣人和苦行僧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印度是灵性的高峰，其独特的一面可以教导外面的世界，并赢得关注和尊敬。

印度的荒谬可以如此彻底，就像是在奚落对它的分析。它让我这个旁观者超越了愤怒与绝望，走向中立。

我们离干旱和饥荒地区很遥远。但即便是这里也有一阵子没有下雨了，在行政长官住地那些没有树叶的树上，春天锐利的阳光让九重葛像血滴一样生长。在二十英里之外，冰雹打坏了一个村庄的庄稼。村民们品味着这场戏剧，找到了出门的理由，成群结队地前来报告。我们要去查看一下，有时我们会突然停在半路上。

我们先是在一所小学停了下来。小小的校舍坐落在一棵菩提树旁，有三个砖砌的房间。两个负责这里的婆罗门身着一尘不染的白袍，已经沐浴完毕、抹了膏油，留着标志其种姓和身份的发型。他们每人每个月能“收入”九十卢比。二十五个孩子坐在破损的砖地上，拿着书写板、苇管笔和小水罐。两个婆罗门说，学校有二百五十个孩子。行政长官说：

“但这里只有二十五个。”

“我们有一百二十五个学生到校。”

“但这里只有二十五个。”

“你能怎么办，大人？”

在公路的另一边，一些没有上学的小孩在尘土飞扬的地上打滚。即便只有二十五个小孩，两间教室也已经坐满了。第三个房间晒不到太阳，还上了锁，里面存放着教师的自行车，像它们的主人一样上了油，备受呵护。

沿着公路向前几英里，就到了另一所学校，老师在树荫下打瞌睡。他是一个小个子，睡在小小的讲台上，脚靠在椅背上保持平衡，看起来就像被催眠了一样。他的学生坐在一排排杂乱的垫子上，垫子陷在泥地里，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老师睡得如此香甜，我们的吉普车停在离他的讲台八英尺的地方时，他也没有立刻醒来。醒过来后——孩子们一看见我们，就开始以印度特有的方式朗读课本——他说自己身体不大舒服。他的眼睛的确是红的，不是生病就是睡觉造成的。但他一清醒过来，眼睛里的红色就消失了。他说学校有三百六十个学生；我们只看到六十个。

“教师的职责是什么？”

“教书。”

“但为什么而教？”

“培养更好的公民。”

他的学生们衣衫褴褛，身上除了有鼻涕的地方，全都没有洗过，他们的头发因为阳光和营养不良而发红，又因为尘土而发硬、发黄。

“一家只生两三个。”计划生育中心墙上的口号显得郑重其事，但中心内部空空荡荡，只有图表、更多的口号、一张桌子、椅子和日历，过了好一会儿，负责的官员才出来。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身着白衣，胡子整洁，戴着印度产的手表。他说自己每个月有十二天用于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他和人们谈话并“动员”大家去做输精管结扎术。行政长官问：

“你上个月动员了多少人？”

“三个。”

“你的指标是一百个。”

“这里的人，大人，他们笑话我。”

“你上个月进行了多少次谈话？”

“一次。”

“有多少人在场？”

“四个。”

“我们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我在吃饭，休息一会儿。”

“你今天早晨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让我看看你的工作日志。”

他的日志里零碎地记录着差旅开支。日志有两个月没有记了。年轻人担任这个职务已有两年，每个月的收入是一百八十卢比。

“试试动员我，”行政长官说，“说吧。告诉我，为什么我要计划生育。”

“为了提高生活水平。”

“计划生育怎么能提高生活水平？”

这个问题不公平，因为太具体，也因为他先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回答，关于生活水平，他只有抽象的概念。

这里有生育控制，离这儿不远就是人工授精中心。一个农夫坐在一座已经废弃的花圃的水泥管道上，手里的绳子牵着他的白牛。在花园另一端的牛棚里，有一头黑色的瘤牛。避孕、授精：无论目的是什么，自然在这个地区自行其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显然不是出自人为：男性村民在聚拢围观。中心设备精良，拥有一个冰箱；人工授精所需的器具这里都有。但中心的官员说，公牛对人工刺激已经失去感觉。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公牛日渐衰弱，官方为它制定了一定的授精配额，但配额一直没有完成。去年有七十次自然受精，但没有人知道成功率是多少，尽管文件柜里放着账目，墙上挂着各种颜色的图表。跟进随访的官员没有意识到他必须跟进考察。

“人工授精的目的是什么？”

“让一头牛为许多母牛配种。”

这让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他忘记了更高的目标——逐步改善本地区牲畜的品质。一个人的头脑如果不能通过抽象进行思考，他就会出于困惑而抓住表面的和就近的东西。

那么就到“抽象”那里去吧：到社区学院去，去看看人文学科，看看文学教授。他是一个小个子，穿着白衬衣和堂而皇之的黄裤子，腰带松垮，微圆的小肚子显示出完全的饱足。他此刻看上去很害怕，我们的访问不是时候。他的嘴张着，露出上面凸出的牙齿，短小，一颗一颗整齐地排在一起，形成了完美的象牙弧形。他说自己教的都是平常的东西。“我们一开始教莎士比亚。还有……”然后他就腼腆地不说了。

“浪漫派？”院长提示道，他是在用这样的询问对教授表示支持。

“对，对，还有浪漫派，雪莱。”

“没有现代派？”行政长官问，“像埃兹拉·庞德那样的。”

教授咕哝起来。他的肩膀靠着院长的桌子，挺着小肚子向前倾斜身体，嘴唇耷拉着，眼里透出害怕的神情。但他也熟悉现代写作。“对，对，我读了很多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

“教授，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你认为教文学有什么意义？”

“提高自己的文化。”他以前被问到过这个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即使存在着尘土与污秽，有文化的心灵也能将其涤除。这种所谓的‘净化’，有助于人在文化上自我提高。即使是在尘土与污秽中，有文化的心灵也能获得较低的心灵不能获得的教育。”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院长打断了他，他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理解了教授的意思。

教授感激地瞥了一眼院长，如释重负道：“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可怜的教授，可怜的印度。但又并不可怜——那不过是一个旁观者的看法。教授和我们遇到的其他官员一样，都认为自己很成功。在这缺少保障的年代，他们还能领到自己的卢比。工资很少，但却可以按时领取，这些钱让人与人变得不同。有保障的印度人就是在这种脆弱的互相保护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没有人会去惩处别人。生存——定期收到的卢比——才是第一位的。财富、营养、舒适，各方面的水平都很低，于是印度人的成就自然也很低。一个人要快乐和免于劳苦，所需其实甚少。职责无关紧要；要想生活有保障，就不要问“为什么”。教授的一位同事说，社区的老师面临两个问题：“地位与报酬”〔Estatus and emolument，他喜欢头韵，他说自己的学生是“农夫与暴徒”（rustics and ruffians）〕。

新德里的种种抽象理念和善良的意图——新德里是危险的行政中心，是所有的话语和建筑之所在；那里到处是喋喋不休的人，曲解着世界的运作方式；那里的分析家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在真空里分析，把印度的问题缩减成政客们每日的权谋；而报纸从来没有分析过自己的功用，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权谋，竟然认为他们对一个五亿人的国家尽到了职责——于是新德里的种种抽象理念仍然是抽象理念，一路上变得越来越虚弱无力。保障的缺乏与印度智识的失败相汇合，变成了缺乏活力的印度的一部分。

缺乏活力的身体，回应着缺乏活力的心灵：这让印度处于匮乏之中。仅仅用贫穷并不能解释这种现象。贫穷不能解释新德里五星级的阿育王酒店里破损的地毯，无人服务的大堂里肮脏的扶手椅，身着土黄色衣服的杂役打扫完通风设备的栅格、就把长扫帚随意弃置。贫穷也不能解释价钱昂贵、员工过多的酒店里普遍的糟糕状况，火车一等车厢里的灰尘以及棚户区水平的恐怖食物。贫穷不能解释树木的稀疏，即使是纳依陶度假地附近的喜马拉雅山脚，树木也被砍伐殆尽，变成了一片褐色的、热气腾腾的沙漠。贫穷不能解释在加尔各答郊区，新中产阶级居住的湖畔花园那些散发着臭气的、敞着口的下水道。这些人的生活有保障，能够定期支取薪水，但他们的居住区却是如此景象。它们所讲述的，不仅仅是对感官享受的禁欲主义拒绝，也不仅仅是从正在入侵的沙漠吹来的沙尘。它们所讲述的，是更为普遍的感知力的退化，是一个民族正在越来越野蛮、冷漠和自我伤害，这个民族，因为对世界的肤浅感知，丧失了悲剧感。

这就是印度让人惊骇之处。宫殿倾覆，变成乡间尘土。但王子从来都是农夫，并没有什么损失。宫殿也许会再度矗立，但如果没有一场心灵的革命，那将不会是印度的重生。

2　魔法与依赖

大约一年前，印度一位圣人宣称他实现了一个古老的梦想，终于能在水上行走了。孟买一家进步的流行周刊征得圣人同意，安排了一场表演。票价并不便宜，是国内最高的价格之一。表演那天有几组摄影团队到场。观众当中的知名人士、持怀疑态度的人对水箱进行了检查。他们没有发现隐藏的装置。按照预定的时间，圣人踏上水面，沉了下去。

这不仅仅是尴尬与否的问题，也是一种损失。一个印度人需要魔法，它让世界简化，变成安全的地方。它弥补了印度人对世界的肤浅感知以及智识的失败——与其说是个体智识的失败，不如说它是一个封闭的、被仪式和神话所主宰的文明的缺陷。

在马德拉斯邦，议会在选举中下台。德拉威人党红黑相间的旗帜在外面到处飘扬，一开始让人感觉像是置身于一个正在庆祝独立的殖民地。但只有按照印度的方式才能完全理解这样的胜利。这是南方对北方、德拉威人对雅利安人、非婆罗门对婆罗门的报复。他们和印度教的史诗终于扯平了，这些经文讲述的是雅利安人的胜利：德拉威人一度威胁要重写这些史诗，现在不需要了。

一所学院的学生开会，向一位刚刚当选的部长“道贺”——这是印度人爱用的英语词汇。“凉爽的傍晚，微风吹拂着我们。”一个学生在他的欢迎辞中这样说。听众向他起哄，因为这个傍晚很是炎热。但我们本来就已经脱离了现实：这个学生在邀请当选部长用他“如蜜的演讲”淹没听众。当选部长以各种建议来做出回应。一个狡猾的人从来不笑；与此同时，如果有谁总是在笑，那也是不对的。有人永远也忘不了自己丢过一个小硬币；也有人在海上失去六艘大商船，还可以完全保持平静。现在现实已被摧毁，我们置身于古老的童话世界深处：民间智慧、蜂蜜，这就是让人满足的替代品——即使是那些热衷政治的学生也同样如此——人们用这种替代品取代了观察、对经验的分析，还有探寻。

一家全国性报纸不仅报道了这次欢迎会，还刊登了一段宗教演说：

对神的冥想是唯一的救赎之道

马德拉斯，三月九日

在命运的驱使下，即使是格外睿智和敏锐的人也可能会彷徨、放纵或是实施自杀性的行为。一个人注定要为前世犯下的错误而受苦……

这样的报道在南印度仍然被视为新闻。而在当地刚刚举行了一次选举，一场属于二十世纪的活动。下面是另外一家报纸在重要新闻版刊出的头条新闻：

民主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启蒙大众。

——兰加教授

现在的问题要由过去所犯的错误负责。

——阿乔伊·穆克吉

议会倒台被归咎于缺乏远见。

这是一个无休无止地沉溺于陈腐之见的国家：印度人一旦尝试分析事情，多半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这一刻他们只讲述过去的世界，讲述神话和魔法；下一刻他们就会用过去的法则来诠释新的世界。

一八九九年，辨喜[2]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印度》的论文，把我们带到了令人困惑而又十分简单的印度近旁。辨喜来自孟加拉，印度节奏最快的一个地区。他为自己国家的从属地位以及他自己因为种族歧视所受到的屈辱而感到痛苦。他也为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而感到痛苦，这种制度是高等种姓对低下种姓——雅利安人所蔑称的“行尸走肉”——的神圣藐视。辨喜本人属于卡亚斯塔种姓，其社会地位仍有争议。辨喜后来在宗教中得到了足够的心理补偿：他把《吠陀》输出到西方，颇受一些人赞誉。《现代印度》可被视为辨喜的政治苦闷与他提出的宗教解决方案之间的链条。这篇论文用印度教的天启论语汇对印度的历史加以诠释，而其后掩藏不住的是从西方舶来的种种观念。

辨喜以格言的形式指出，每个国家都由祭师、武士、商人和首陀罗（平民）这四个种姓轮流统治。印度的高等种姓已经衰落。他们未能在宗教事务中尽到职责，还让自己与权力的源泉、也就是首陀罗分隔开来。印度因而处在一种“首陀罗”时期，完全能够容纳吠舍、也就是英国商人力量的统治。但首陀罗的统治也将在西方出现；无论印度还是西方，都存在着“首陀罗阶级与其首陀罗性一同崛起”的可能性。句中的强调是辨喜所加；他从一种奇特的立场出发，似乎在欢迎这种前景，但同时又说，印度可以拒绝首陀罗性，就像“欧洲一度是被罗马奴役的首陀罗之地，而现在充满了刹帝利（武士）的气概”。

于是，出于对西方历史探索的模仿，出于借来的观念和个人的痛苦，辨喜把印度的境况加以缩减，变成了简单的——尽管也是轻度失真的——印度教式的宗教沉思的对象。失败是宗教性的，要加以救赎，只有冀望于宗教，冀望于各个种姓对其美德和职责的再度发现，与此同时，寄望于所有印度人对同胞之情的体认。

印度的民族主义文献虽然少人问津，却一直在重印，《现代印度》就是其中一篇。这并不是一篇容易理解的论文。它游移不定，常常让人困惑，充斥着印度教各种形而上学的术语。这篇论文永远也无法变得容易理解。但对于像辨喜这样的圣人，只要发出声音就够了，其中的意义并不重要。一个沉溺于陈腐之见的国家：如果人们相信新生不是来自对思想的接受——无论这种思想有多不完美——而是来自魔法，来自对强人（圣人或智者）的敬奉，事情就只能如此。这个人本身就是魔法。

中央政府设立了一整个部门编撰《圣雄甘地全集》；在德里的电话簿里，这个名词专门有一个条目。但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报》在三月报道说，有一个社区百分之九十的高中学生对甘地几乎一无所知，顶多知道他是一个为独立而战的好人。在一座南方城市，我遇到一个二十岁的德拉威学生。他是独立的产物，来自特权阶层，我们是在一次航空表演（二十世纪的诸多新鲜事物之一）上认识的。此人连贾巴尔普尔和杰拉德十字餐厅都不清楚，却想要在我这个访客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急不可待地陈述着自己的种种偏见。而这个学生看待社会的态度全都是反甘地的。这个说法对他而言是一件新鲜事。他尊敬甘地这个名字。幸存下来的，只不过是这个名字，这个魔咒。

头脑不被允许思考印度的种种问题，这是印度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

然而现在的印度有了谬误感。他们开始像西班牙人一样，感到自己是一个有所欠缺的民族；和西班牙人一样，他们感到自己有所欠缺，只是因为他们拥有独特的天赋。印度人最喜欢用“聪明”来描述自己，这种浪漫观点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他们也许已经聪明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在印度，自我审视总是半途而废，只能结束于狂热的态度，或是关于印度“德行”的种种空泛之词。

人文学科是舶来品，总是会把关于饥荒和破产的讨论转变成大学教程。这里不可能存在有效的写作。印度的生活成规扼杀想象，并且取而代之，印度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也是一种外来的体裁——对印度的诠释永远处在一成不变的低水平上。“我期待的并不是另一部长篇小说。”格拉汉姆·格林斯这样评价他所钦佩的那些印度作家；他期待的是与另一个陌生人的相遇，“一扇通往另一种人生的门。”德里的长篇小说家鲁丝·普罗厄·贾布瓦拉已经远离她初事写作时关注的那些纯粹的印度主题，她感到她积累的素材已经不能再支撑她的写作。

在这样一种处境之中，长篇小说几乎变成了自传文学的组成部分，而印度曾经出现过许多自传。这些小说——只有尼拉德·乔都里的作品总是例外——凸显的是印度的缺陷。甘地没有用一个描绘性的词谈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伦敦，即便是尼赫鲁先生也无法告诉我们，一九一四年之前的哈罗，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在这些书里，世界被缩减成一系列的刺激，生物体对其做出反应，向我们报告愉悦与疼痛的编码。这种自我中心的表述如此富有排他性，以至于世界再也不是等待探索的东西，在这类书中有时甚至无法感受到世界的存在；而作家们自己似乎也成了残疾人，不完整的人。印度所有的自传似乎都是由同一个不完整的人写成的。

于是那种谬误感仍然悬而未决。但现在我这个访客有了提出问题的可能，有时还能套取更多的东西，尤其是从那些三十五岁以下的人那里。在德里的一次晚宴上，我遇到一个曾在美国求学的年轻商人，他觉得自己处在不利的位置。他说：“我觉得在智力上，”印度的骄傲！“他们远远低于我。但与此同时，我也能看到他们有我所没有的东西。该怎样说呢，我觉得他们拥有某种在我身上已被切除的东西。你可以说，那是一种能动性。”

这个术语含混不清，但我感觉到，尽管他拥有商人勇于冒险的气质，但实际上他和我在数百英里之外遇到的农夫是相似的。那是一个临近傍晚的下午，灰尘弥漫，到处都是甘蔗渣，金色的阳光映照在芒果树间。农夫们正在把甜甘蔗浆煮成棕糖。阉牛们拉动磨子；一口黑锅在火坑上冒着热气。一个光着后背、身材健硕的年轻男人从与地面平齐的浅砖槽里刮出糖来，压成一个个圆球。他的父亲咀嚼着蒌叶，在一旁看。他告诉我，他儿子早上要去考试，他肯定会不及格。六个月前，他的另一个儿子考试也没有及格。在他看来，也许他儿子也有同样的看法，考试不及格和田间劳作之间没有关系。这些农夫属于库米种姓，自称是拉其普特人[3]的后裔。英国人编撰的十九世纪地名词典对库米人赞不绝口，称赞他们是勤劳、适应力很强的耕种者，今天的印度官员也用完全相同的方式称赞过他们。但他们仍然是库米人，所求的只是人们承认他们是拉其普特人的后裔。

从库米人身上切除的东西在那位商人身上也被切除了：“能动性”，对因果关系的深刻理解，而这正是魔法终结、新世界诞生的地方。

因果：这是两千五百年前，在比哈尔的苦痛之地生活的佛陀的主题。这是罗姆莫罕·罗易大公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主题，他是第一位受英国人激发，对印度进行改革的人。这也是今天的印度必须面对的主题。这种周而复始的改革和倒退让人压抑。改革没有改变印度，只能让印度一度复兴。无论其结构有多新，仪式和魔法永远支配着这个世界。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根据维诺巴·巴韦[4]的工作来跟踪印度的退步。巴韦是来自比哈尔的甘地式土地改革家，十五年前曾经登上过《时代周刊》杂志封面。“我来，”《时代周刊》称他曾这样说，“我是要用爱掠夺你们。”他的计划十分简单：请求地主把土地送给没有土地的人。这是印度的灵性之道。“我们是信神的民族，不会把自己交给理性的诡辩。我们相信圣人们的教导。我的感觉是，今天的饥荒和其他灾祸都是我们种种罪孽的报应。”他因此完全不会从实际出发去思考粮食问题，或是思考怎样划分土地，创建经济单位。“火只是燃烧而已；它不担心是否会有人放一口锅在上面，加上水和米，煮出饭来。它燃烧，这就是它的职责所在。其他的事情要由别人来做。”

他的教育观念也由此引申而来。“人生如树，离开土地就无法存活……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培土的机会……”农活也能降低出生率，因为它让头脑不再流连性事。为学校选择授课内容时要留心，比如教打鱼就不行，因为“我必须（向孩子们）展示怎样欺骗鱼”；鸡鸭养殖要好一些。文学也不应被忽视。“西方的教育体系中有一个错误，是对背诵经典的强调过少。”但最好的教育是神话－宗教人物克利须那所接受的教育。“克利须那神放牛，挤奶，清洁牛棚，劈柴……后来，他不仅作为阿朱那的战车御者驾驭他的马群，还负责照顾它们。”

问题不仅在于这些说法大部分都很荒谬，或是巴韦直到最近还在被严肃对待。问题还在于，巴韦的甜言蜜语汇集在一起，微妙而又严重地扭曲了圣雄的教导。在巴韦那里，关于行动和责任的斯多葛式呼吁变成了一种自我完善的修习，一种自我放任和虔诚的傲慢。到最后，他无法看清自己的职责；火的责任只是燃烧而已。他以圣雄从未采用过的一种方式，把私人的宗教行为与其社会目的分离开来。圣雄希望通过体力劳动来使所有的劳动变得高贵，包括“不可接触者”的劳动，但巴韦却误用了这一教条。他声称，“不可接触者”所做的工作“损害了人类尊严”，他们必须成为农夫和地主。他其实是把他们扔在了原地。他在粮食问题上也毫无作为，在印度，这个问题与对土地耕作的无知有关。

巴韦一次又一次回到各种经文文本上，对它们的重新发现变成了一种目的。于是，以改革、圣雄以及善的名义，巴韦滑向了反动的道路。旧世界吞噬了它自己。

印度人为他们古老的、历经劫难而幸存的文明感到骄傲。事实上，他们却是这种文明的牺牲品。

这一次的改革将更加粗暴。中国在崛起；巴基斯坦发出威胁；不结盟运动已然瓦解，而美国也在变本加厉。印度无法拒绝新世界，但印度无法进行持久的改革，也无法正确地理解新世界，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她是一个富有依赖性的国家。她依赖于其他国家来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外国记者在印度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重要。印度也是四分五裂的，这是她依赖性的一部分。这不是地区、宗教或种姓的四分五裂，这是一个国家的四分五裂。让这个国家聚集在一起的，不是智识的流动，不是总在发展的、属于其自身的内在生活。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甚至不知道，一个社会是可以既分阶层又相互关联的。

印度没有真正的精英，没有哪个群体能够保存这个国家的风华，并在失败的时刻表达自己的骄傲。这里有的只是寄生的土地主、税款包收人，有的只是统治者。他们代表残忍的当局，将种种不公强加给偏远的农村。除了少数例外，一旦面临困境，他们就会声称鞭长莫及。他们被恰切地称为“土邦大公”，尽管他们不时重申自己在金钱和影响力上的残暴权威，他们已经消失于无形。在海得拉巴，你不会知道尼扎姆刚刚去世，一个比普拉西还要古老的王朝已经寿终正寝。无论大公还是农夫，每一个印度人都是村民。人人相互隔绝，在感知力退化的意义上，人人又都是平等的。

在德里有承包商和公务员，那里的“社交界女士”通常是承包商的妻子。加尔各答有经理人，这些仍然拥有英国头衔的人与外界隔绝，正在老去。孟买有制造商、广告商和电影人，那里的人要表达特殊的赞许时，会用“世故”、“老练”和“享有声望”等语汇。但他们的组织只是行会，不能构成真正的社会。在行会里缺少一种元素，一种所有人为之奉献并借以相互关联的元素。只有在这种元素存在的前提下，公共标准才能得以建立，而一种不断变化的感知力才能定义自身。行会都是孤立的。政府因为观念匮乏而日渐虚弱，即使是政客们也在其新德里式的矜持中失去了生机，每一个行业，除了娱乐业，都是舶来品。

这里的每一种学科、技能以及所谓的现代印度政体的理想都是复制品，人们知道原版存在于别处。内阁政府的研究者把目光投向威斯敏斯特，将其视为写在书背面的答案。抗议性的刊物则把目光投向《新政治家》，甚至连排版式样也亦步亦趋。于是，包括圣人在内的印度人一直在把目光投向印度以外，寻求外部的赞许。四分五裂与依赖已然完成。自己的判断没有价值。就好像，如果没有外国人递过来的便条，印度人甚至不能确定自己的现实。

印度，尽管不是一个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国家，却是一个独特的地方。舶来的理念不再能回答她的问题，这导致了普遍的狂热。不断有人创办刊物进行反抗，它们由私人投资，几乎不需要读者，也不对任何人负责。几周之内它们就会变得精疲力竭，无关紧要，变成它们所反抗的事物的一部分。礼貌程度在恶化。每个印度人希望成为的，是他那类人中唯一被外国人承认的一个：就像尼赫鲁先生，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来访的作家们最喜欢把他描述成一位孤独的印度贵族——他自己用过这个词，却从未加以解释——管理着他的国家里那些有缺陷但却十分虔诚的农民。每个印度人反省自身，发现了不足，却会把不足归咎于其他每一个印度人；而他常常又是对的。“骗子”是印度人骂人时最爱用的词。这种自我中伤的恶意如此之深，让我这个访客感到震惊和沮丧。“同一阶级的人相互之间的仇恨——首陀罗的共同特征。”辨喜这句话描绘出了一个富有依赖性的民族。

今天，印度人通过坐飞机旅行，为这种发狂的依赖找到了表达方式。他们飞向英格兰、加拿大，飞向任何允许印度人进入的地方。这不仅仅是淘金之旅：他们飞向二等公民权所提供的让人熟悉的保障，寻求种种抱怨的机会。也就是说，他们寻求庇护，责任是其他人的，观念也是其他人的。

这当然已经有人描写过。这是独立运动的代价。

独立运动在甘地的领导下，发展成为富有变革性的宗教运动，它所从属的印度传统可以一直回溯到佛陀时代。甘地把宗教对自我完善的强调与政治对自尊的断言融合在一起。这是依靠直觉取得的非凡成就，但同时也极具破坏性。它并不关心各种理念，而是把印度交给了一种神圣的市侩，直到今天，这种市侩仍在延续。

罗姆莫罕·罗易在十九世纪初曾说过，只要与英国接触四十年，印度文明就会复兴。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还没有进入过激阶段；两种文明之间的技术差距也不像后来那么大；对于一心进取的印度而言，西方与其说是新技术的来源，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的来源。但后来差距扩大了，印度人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独立运动转身离开了像罗易那样的人——它必须如此。它把目光投向印度的过去，并不评价它，而是一味强调其光荣的历史。与此同时，以想象的方式对西方进行的探究也被抛弃，再也未能恢复。人们不再在意事实。今天的西方远比一八〇〇年时更值得模仿，印度可以疯狂地抄袭各种制度与技术；西方的赞许也非常宝贵。但从政治－宗教－市侩的立场出发，仍然有许多人坚持拒绝西方。西方“物质丰富，精神病态”，西方只是赝品。没有哪个印度人能说出个中道理。但他不需要说出道理，战斗已经胜利，独立就是证明。

德里的一位学者提醒我，麦考利曾经说过，关于印度的所有研究连欧洲图书馆的一个书架也配不上。我们谈论的是原住民的非洲，而他之所以提到麦考利，是想指出某种了无新意的评论的短视。后来我才第一次发现，印度的革命并没有证明麦考利是错的，他只是被忽略了。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更激烈的方式重申他的观点。印度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仅是日渐增大的财富、技术和知识上的差距，而是更为惊人的感知力和智慧上的差距。西方充满警觉、特征众多、千变万化，面对复杂的现象，他们的作家和哲学家通过不断的改变和扩展感知力来加以应对，在西方没有一成不变的艺术和态度。印度拥有的只是未经审视的往昔及其可悲的灵性。释经是印度哲学家的专长，圣人期望发现的，只是已经被发现过的事物。一九六七年的文学界和一九六二年一样，他们像学校老师一样，争论的不是写作，而是翻译古印度语典籍时应该遵循的种种规范。印度一直是简单的印度，而西方却越来越睿智。

印度的革命没有让她获得应对一场二十世纪的独立的能力。当独立来临时，其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一种假定。一种依赖将会持续下去：一个包容的世界，魔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印度的词语拥有印度人赋予它们的力量。大话总会被揭穿，灾难注定要到来。

印度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把关于自身以及世界的观念蜕去。即使有辨喜、甘地、尼赫鲁、巴韦那样的人，也不可能再通过魔法般的手段消除印度的痛苦与困惑。巴韦在十五年前说过，他的目标或多或少就是让政府消亡。他称其为“神的分治之术”，然而就连那些虔信的人，也说他在白日做梦。政府现在已经衰弱，却并非神圣使然，其原因是政客们——新德里出产的村民——再也没有共同的理念。魔法再也不能简化世界，让它变得安全。印度现在能做的只是对种种事件加以回应；而因为头脑不被允许进行思考，每一个糟糕的事件，同中国的争议、与巴基斯坦战争、通货膨胀、饥荒以及与美国达成的屈辱交易，都变成了一次现实的教训。接连不断的入侵促使印度产生反应，造就了其特殊的依赖心理，似乎正是这些入侵保全了一个数世纪前就应该任其衰亡的古老世界。而现在，独立之后，那个古老的世界终于开始解体了。

印度的危机并非政治危机，这只是德里方面的观点。独裁或军政府什么也不会改变。这也并非只是一场经济危机。它们只是一场更大的危机的种种侧面：这是一个衰落文明的危机，唯一的希望只是更加迅捷地衰落。印度目前的狂热不能被简单地解释成稳定局面的退化。这个有着稳定局面的国家被魔法，被口号、姿态和强人的名字所统治。这个有着稳定局面的、有缺陷的文明以为自己已经与世界达成和解，再也无须做任何事情。印度目前的拒斥心态包含着种种危险，但它一力维持住了生活的可能性。这种拒斥并非来自宗教，即使其目标据称是要保护宗教。它并非是要通过自我完善来进行改革。这是一种新的模式，属于一个新的世界。

我也许太过夸张；我也许忘记了，圣人可以把手放入嘴中，拔出一根刺来，赢得一片喝彩；我忘记了在饥荒时期，那些虔诚的人把数百加仑的牛奶倾倒在硕大的神像上时，空军的直升机正在空中撒下鲜花。但魔法只有看上去奏效，才能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已经证明了，即使在印度，人也再不能在水上行走。

一九六七年

（马维达　译）

[1]尼拉德·乔都里（Nirad Chaudhuri，1897－1999），出生于孟加拉的印度作家。

[2]辨喜（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印度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印度教改革家。

[3]印度北部刹帝利族之一部，属于种姓制度中的武士阶级。

[4]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1895－1982），印度的苦行者，甘地继承者，20世纪50年代倡导捐地运动。

阿杰梅尔的选举

投票给谁？悬挂在新德里街头的英文海报这样问道。二月中旬，我南下来到拉贾斯坦的阿杰梅尔，此时离国会选举投票日只剩两周，然而在这里，来自城市、乡村和沙漠的五十万选民似乎遇上了麻烦。国大党为印度赢得了自由，二十多年来，国大党在四次选举中连连获胜，一直是执政党。而现在国大党分裂了，分裂引发了这次中期选举。分裂的双方都在沿用国大党的名字。Kangrace ko wote do，双方的海报上都写着：投票给国大党。针锋相对的吉普宣传车上都飘扬着同样的藏红花白绿旗：吉普是竞选团最爱用的交通工具，它们驶过阿杰梅尔尘土飞扬的街道，穿梭在两轮马车、破旧的巴士、成百上千的自行车、手推车和牛车之间，营造出一种权威而紧张的气氛。

双方本来都想采用为老国大党赢得选举的徽标：两头套着轭的牛。但法庭已经做出裁决：决不允许使用。于是双方都为自己设计了复杂的自然主义徽标。一头母牛舔舐着吃奶的牛犊：这是以总理甘地夫人为首的国大党的徽标。一个乳房丰满的女人坐在纺车旁（丰满的乳房总是很引人注目，即便是在蜡版油印的宣传单上）：这是走向对立面的老国大党（或组织派国大党）的徽标。在印度，这两个徽标的分量不相上下。纺车象征着甘地主义，母牛则意味着神圣。双方的徽标都在向世人宣告，自己这方继承了国大党正统。

如此说来，这次选举在某些方面就像是一家人在吵架。事有凑巧，争夺阿杰梅尔议席的两个国大党候选人恰好是亲戚。候选人共有五位，其中三位是独立候选人，不会引起太大反响。“他们参选只是出于业余爱好，”选举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他们会交上五百卢比的保证金，得到几千张选票，然后赔掉保证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仅此而已。这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

两位重要的候选人是穆库特·巴瓦佳先生和毕希西瓦·巴瓦佳先生。穆库特先生代表的是老国大党及其所有在野同盟，他是毕希西瓦先生的叔叔，而后者正在为英迪拉[1]派国大党争取议席。于是，阿杰梅尔人最关心的问题出现了（这也是这场关于合法性的举国之争在当地的缩影）：谁在道德方面有问题？是跟侄子作对的叔叔，还是跟叔叔作对的侄子？

穆库特先生，也就是那位叔叔，今年六十八岁，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律师。他那非凡的记忆力和处理土地事务的娴熟技巧让他在拉贾斯坦享有盛名。据说，他的收费标准高达每天一千卢比，大约合五十英镑；他的年收入估计有二十万卢比，约合一万英镑。他也因为替农民无偿服务而声名远播，至今仍有农民到阿杰梅尔来寻访这位“没有眼睛的律师”。穆库特先生是老国大党员，自由战士，曾于一九四二年入狱。印度独立以来，他的政治生涯并不辉煌，但一直四平八稳，没有瑕疵：他最广为人知的政绩，也许是普及了将黄油和花生做的黄油替代品轻松地区分开来的方法。他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二年三次为国大党赢得了阿杰梅尔的议席。一九六七年，六十四岁的他已经退休了，便把阿杰梅尔的议席交给了侄子和门生——三十六岁的毕希西瓦·巴瓦佳先生。但现在国大党分裂了，穆库特先生想要回他的席位，为了夺回它，他跟自己所有的政治宿敌结成了同盟。穆库特先生这样做对吗？毕希西瓦先生拒不交还席位，他错了吗？

压倒性的回答是：毕希西瓦先生错了。他应该退出竞选，不应该跟叔叔作对，叔叔对他恩重如山。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这样说，他是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执行官；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执行官也这样说。穆库特先生本人谈起这场竞争时，也总是流露出受伤的情绪。“当权派国大党选择了最卑鄙的武器，”他说，“让我的亲侄子来对抗我。他们知道我看重家庭感情，他们希望我能退选。”乌代浦的大公支持穆库特先生，他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英迪拉派国大党正在分裂我们的国家，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搞分裂，还弄得我们的家庭四分五裂。”拉其普特村的村长忠于自己的大公，赞同大公的看法：“一个侄子如果不爱自己的家人，怎么可能爱公众？”

叔叔想把侄子拉下马，难道就没有错吗？“我不想让父亲参加这次竞选，”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说，“我说，‘父亲，你现在年纪大了，而且还有残疾。’然而他的回答征服了我，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说，‘牺牲的时候到了。’”

牺牲：毕希西瓦先生无法高扬这样的旗帜，而且在竞选过程中，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得心烦意乱，没有底气，有时候还被人穷追猛打。他不像他叔叔，穆库特先生总是谈吐自如，甚至还妙语连珠，而他却寡言少语，他的气质也让人提不起谈话的兴致。他的目光穿过镜片，茫然地盯着外面，仿佛时刻都在警惕着，生怕自己说了什么给别人落下口实。有一次，他说：“我不明白叔叔怎么能违背那些原则，那些还是他灌输给我的。”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一次对他叔叔的评论，他说得很快，就像是事先准备好了的。

毕希西瓦先生不怎么受欢迎。跟他叔叔比起来，他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穆库特先生瘦小精干，皮肤黝黑，是苦行僧式的老派政治家，而且有过一段牢狱经历。毕希西瓦先生却身材高大，体型圆胖，像个电影明星。他是印度独立后成长起来的政客，是隶属于体制的人。跟他同属一个党派的人谈起他时会这样说：“政治是他的职业。”“如果不让他从政，他一天连两顿饱饭也吃不上。”“他叔叔为他干掉了好几百名党内工作者。”但这话不是在指责他叔叔，而是在指责毕希西瓦先生。

“我在这里工作不是为了毕希西瓦先生”，他的助选队员说，“我是为了英迪拉。”甚至到了投票当日，当他们在自己党派那五彩缤纷的帐篷里等着选民前来投票时，他们仍然在说：“这些选票不是投给毕希西瓦的，是投给英迪拉的。”

正如大家所说，英迪拉才是这次选举的核心：英迪拉，甘地夫人，新德里那位令人生畏的女人成了国会中的戴高乐，她接管了国会，废止了国会旧有的政治共识。她向特权宣战，寻求穷人、贱民和少数派的支持。她将银行国有化，不再承认大公们的身份；为了切断他们的私人财源，她还打算修改宪法。

没规矩，跟老穆库特先生立场一致的人这样说，他们为那些堕落的老党员感到悲哀。Indira Hatao，反对派的海报上写着：赶走英迪拉。另一派的海报上则写着：Garibi Hatao，赶走贫困。富人，穷人：令人惊奇的是，在印度，这种基本划分用了那么久才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格局。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提供了理论。参选的各党派都发表了各自的宣言，这在阿杰梅尔的选举史上还是第一次。

富有与贫困。但阿杰梅尔有着地域上的复杂性。拉贾斯坦是一片君主之地，但位于拉贾斯坦中央的阿杰梅尔却不是一个君主邦，那里没有大公。然而阿杰梅尔选区幅员辽阔，从阿杰梅尔到查尔集市之间的两百英里土地上，主要是沙漠、岩石和起伏的褐色山丘，开吉普都要走上六个多小时。它的两个行政区在过去属于原来的乌代浦邦，乌代浦的大公在上次选举中支持了毕希西瓦先生，但这一次，他宣布支持穆库特先生。政府“不再承认”拉贾斯坦的大公，他们的私人财源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各显神通，想尽办法激烈地反对政府。他们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提交给人民审议，举行一次听证会，因为他们是大公。

但对于穆库特先生其他的支持者来说，事情并不那么容易。老议员考尔先生跟穆库特先生年龄相仿，现在是印度国会上院议员。他一天只吃一顿饭，他说，这是他一九三二年坐牢时养成的习惯。而现在，他已经脱离了监狱的污秽，独立后的权力、荣耀和政治活动让他变得温和起来。考尔先生认为应该禁止个人的拉票行为。

“我们已经公布了自己的宣言，为什么还要亲自走到民众中间？拉票会变成贿选的通途。我们的人民很穷，他们不理解我们在为什么而奋斗。他们的无知被利用了。英迪拉派国大党用了几千万卢比去笼络他们，笼络农民、村民、没受过教育的人和劳工阶层，给他们口号，各种各样的口号。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

我问他，印度的国民性是什么。

“我们的人民不会首先想到国家。”

“他们会想到什么？”

“什么也不想。”他笑了，“你没注意到吗？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到了阿杰梅尔的第一个投票日，选举却显得离大家很遥远。双轮马车载着阿波罗马戏团的广告在镇子上到处走；大街小巷的墙上刷满了用印地语写的计划生育口号。那天是星期二，是哈努曼神庙每周做圣事的日子，庙里的猴子窜到附近的圆屋山上，在树上跳来跳去。登上山顶，会看到一片明澈的湖水，俯瞰山下，依湖而建的就是阿杰梅尔。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明澈的湖水带给人一阵惊喜。湖边的黑色岩石上，几十个洗衣工正在使劲敲打穷人的棉布衣服，他们划着圈儿抡起拧紧的一捆捆湿衣服，每抡一下，嘴里就不甘示弱地咕噜一声。

太阳升得更高了，褐色的雾霭升腾起来，越过了褐色的山顶。洗衣工把那些白色的、彩色的棉布衣服摊开后走开了。鹰在湖面上空盘旋；湖边，蚊虫聚集而成的云团就像风中的香烟烟雾，时而汇成螺旋，时而变得稀薄，然后又重新成形。此时，山下平顶房密布的赭白相间的镇子里传来了高音喇叭的声音：电影院在招徕顾客。下午晚些时候，镇子上还听得到音乐：来自一场婚礼的仪仗队伍。

阿杰梅尔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梅奥学院的第八十九届颁奖典礼将在星期六举行。梅奥学院是印度一所举足轻重的英式公学，先前是为了教育大公的儿子而设立的。再过三天就是印度的湿婆神节和阿杰梅尔花展开幕的日子。于是，在混乱的主干道后面，在混杂的交通、母牛、瓦砾、尘土、没有遮挡的食品摊后面，阿杰梅尔很快显露出它过度有序的一面。这是一个铁路重镇，有巨大的火车头车间，还有严格地按照等级划分的住宅。这里有中世纪修建的镇子，狭窄的街道簇拥着一座著名的穆斯林神殿，那是穆斯林的朝圣之地。这里也有比较新的居住区，有集市（它是混乱的主干道的延伸），还有占地几英亩的井然有序的梅奥学院——在那里，只有在佣人区才会有人谈论印度。

褐色山丘的另一边，是更小的城镇和上千个村庄，它们一起构成了整个选区。每个村庄都像阿杰梅尔那样，既四分五裂又井然有序：每个人都安守着自己的种姓、社群和家族：人们聚居的区域不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或社群来划分的：这里的情况更像英国的村庄，人们看上去比较相像，说着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每个人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戴恩人、萨克森人或朱特人，都跟自己的同宗保持着紧密的交往。奶牛和牛犊，纺车：穷人和富人，左和右：这些划分如何应用于现实？

晚上，我去了蜜露咖啡馆，阿杰梅尔这座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勉强支撑起三家还算像样的咖啡馆，蜜露是其中一家。咖啡馆里开着空调，光线幽暗，服务生穿着白衣服。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蜜露是阿杰梅尔的年轻人和“摩登人士”常来的地方。他说“摩登人士”的时候带着挖苦的口吻，但他也想让我知道，他本人就是摩登人士。“我父亲是个半文盲，他一九二〇年开始在铁路上工作，干了三十七年退休，然后就去世了。他临终的时候，一个月拿三百卢比。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运气，都是他的果报，他上辈子种下的东西，这辈子来收。我和他想的不一样。我每个月只挣四百卢比，但我喜欢让大家看到我西装革履地坐在蜜露咖啡馆里消磨时间，让大家以为我有钱。”

一杯蜜露咖啡大约三便士。你可以向服务生要一支香烟，他会把一包开了封的香烟放在你的桌子上，你抽几支，就付几支的钱。奢侈在印度是很少见的，一些小小的姿态就足以构成不敬之举。前所未有的穷困时期，你打着领带，在蜜露喝咖啡：这种举动已经不仅仅是铺张浪费，而是在否认果报，在从根本上挑衅父辈的信仰。

那天晚上，德赛先生在纳雅集市上的演讲主题就是“不敬”。德赛先生以前在甘地夫人的内阁担任副总理，现在他是反对派的一员，支持穆库特先生。在纳雅集市的通道两侧，一家家狭窄的店铺搭在平台上，挂着闪烁的灯泡吸引顾客。在集市的开阔地带，越过攒动的人头，越过街道上空悬挂的彩旗、彩带和海报，在两排小荧光柱的尽头，矗立着另一座平台，台上格外洁净，格外明亮——穆库特先生、考尔先生和其他人显然是跪坐的那里——德赛先生看上去完全不像七十四岁，正在台上谈论着“英迪拉的精神紊乱”、国有化和宪法面临的危险。

乍听上去，用印度人的话来说，他的演讲“很老到”。然而作为一场竞选演说，在那样一条街上，面对着那样的人群，整篇讲话对近在眼前的痛苦居然没有一点分析，对未来也没有丝毫的允诺！一场竞选演说，一场关于经济和法律的演说，居然是从个人诉苦的角度出发的！谈到国有化时，他关注的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种不敬行为，它威胁到秩序和戒律，它亵渎、动摇着这个世界。为了反对不敬，他让大家以他为榜样：他的甘地帽，家纺长衫，朴素的棕色背心；他的闻名遐迩的禁欲主义；还有他的甘地式爱好——纺线：他的个人美德都是经由长年累月的服役塑造出来的。宗教、戒律和印度的“正道”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性表达，听众觉得他的演讲声声入耳。他们毕恭毕敬地听着，甚至报以轻轻的掌声。

Garibi Hatao，赶走贫困，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么简单的政治口号，为什么在甘地夫人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在阿杰梅尔，“赶走贫困；赶走英迪拉”这样的竞选论题太抽象、太遥远了。人们说，如果是邦议会选举，大家会更感兴趣，因为那时，政客们会讨论更直接的种姓和社群问题，会给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允诺：有关柏油马路、水箱和通电，等等。

然而那天晚上，就在离纳雅集市不到二十英里的斋浦尔公路上，四十六岁的吉申格尔大公——反对派的支持者，邦议会议员——被刺杀了。

吉申格尔隶属于阿杰梅尔旁边的选区。拉贾斯坦的面积有六百五十平方英里，跟一九四七年的状况一样。在大公林立的拉贾斯坦，吉申格尔是一个不太显赫的姓氏，但这位死去的大公是一些显赫家族的血亲，他在阿杰梅尔知名度很高：他在那里的俱乐部打羽毛球，在梅奥学院的球场打网球。

那天晚上，他原本要和王妃一起去参加一场婚礼，正要离开时，电话铃响了，吉申格尔本人接了电话。然后他对王妃说，他出去一下，十分钟后就回来。他自己开着一辆印度产的菲亚特离开了王宫，身上带着左轮手枪和很多子弹，还有大约一千五百卢比。在距离王宫几英里的地方，在斋浦尔－阿杰梅尔公路一截笔直的路段上，车子停了下来，也可能是被拦住了，子弹从吉申格尔的右耳射了进去。他的左轮手枪被拿走了，钱却分文未动。

这是第二天早晨的爆炸性新闻。十一点钟，在沙漠的强光里，印楝和仙人掌侧立路边，周围褐色的低洼地上零零星星地分布着荆棘树，眼前这辆小小的“香槟绿”菲亚特显得有些怪异，它既没有君王之气，也没有悲剧色彩，车身没有一点凹痕，车窗玻璃一块也没有碎，只有驾驶座旁边的车门上留着一抹血痕，车子停在了沙子漫过的路肩上，前面的保险杠撞进了一丛高高的灌木，这种灌木叫“柯”，开红色的花，人们可以根据花的情况预言季风强度。车牌是红底白字的大公专用车牌，上面印着：吉申格尔No.11。几块石头摆成一条线，标记出了车子驶离公路的轨迹。公路的另一边停着几辆行政区警署的吉普车，还有一群缠着腰布、裹着头巾的农民。

当地的一些政客也来到了现场，其中有默格拉纳先生，他身材矮小而肥胖，脸色阴沉，穿着一条灰扑扑的长裤，一件破旧的绿色套头衫，头上裹着雪白的穆斯林头巾，头巾的大小和形状都像是小轮摩托的轮胎。“我是马尔瓦尔人，”他说，“每逢令人悲伤的葬丧场合，我们马尔瓦尔人都要裹上这样的头巾，白色和卡其色的都可以。”默格拉纳先生是邦议会议员，也是死去的大公所属党派的干将。“此前大公一直在为我们带来良好的影响，这次谋杀是某个大人物主使的。”默格拉纳先生曾经拥有两千五百英亩土地。“扎吉尔制度[2]废除后，我的土地都没了。”在扎吉尔制度下，他的佃户要把三分之一或一半的产出交给他。“我们用这笔钱来管理封地。我现在做的是大理石生意。如果只靠政治过活，我根本就活不下去。我的生活来源是大理石，政治只是业余爱好。”他从我身边走开，继续沿着马路在那些一动不动的农民面前走来走去，圆胖的脸又阴沉又烦躁，雪白的头巾顶在头上，非常醒目地悼念着死去的党派成员。

阿杰梅尔的行政长官和两位警局的高级官员一起坐着黑色的大轿车来到现场，车上飘着警局的蓝色三角旗，行政长官穿着西装，两位警局官员穿着卡其色衣服。农民们看着他们，默格拉纳先生也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斋浦尔警犬队派来了一名副调查员，他头戴贝雷帽，面带微笑，到现场后就向警局报了到。接着，印度上院议员考尔先生出场了。他轻快地钻出汽车——腿上的紧身裤带着时尚的褶皱，上身穿着一袭棕色长袍——迅速地穿过马路，走向那些官员，就像一个习惯于处处受到欢迎的人；然后，他神情庄重地开始检查那辆菲亚特，仿佛那不是汽车，而是尸体。

考尔先生不是那种戴白头巾、按乡村礼仪致哀的人，他的做派属于新德里风格。他很快就发表了一番讲话，讲的是英语：“……卑劣的谋杀行径……法制匮乏、暴力横生的整体氛围……执政党领导人，自总理而下……使用如此不堪的词来诋毁他们所谓的资本家、实业家和封建秩序……煽动大众的情感和情绪，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年轻人……”

吉申格尔的商店都关门了，街上却挤满了从腹地赶来的农民。这些发育不良、细胳膊细腿儿的农民，早晨起来一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就动身赶往王宫，有的是走路来的，有的是骑自行车来的。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印度乡镇，新盖的混凝土楼房上面都有阳台和栏杆，但一楼都是肮脏破烂的房子，每家每户都紧贴着房子外墙搭出了一个简陋的棚屋，屋顶盖着帆布或茅草。柏油公路就像一条在尘土和粪便中蜿蜒的黑色小径，两侧的人行道没铺地砖，到处都是一堆堆碎石和遗留下来的沙砾。再往前走，一片湖泊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湖心有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也许是夏日的凉亭；在湖畔公路的尽头，矗立着吉申格尔要塞的高墙和老城。

老城里，火葬的场地已经准备好，添加了檀香木和其他香料的柴堆静静地候着，仪式已经开始了。马路和城墙周围都挤满了人，拉贾斯坦的农民把这里变成了红色的火海：鲜红、橘红和藏红。载着遗体的敞篷吉普从宫门驶出，大公的亲属身着清一色的白衣服，在这里，白色是可怕的哀悼的颜色。

下午，菲亚特仍然原封不动地停在路边，车头顶着柯丛。那些做记号用的石头已经有些散乱。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去，远处，两三个农民坐在一棵荆棘树的阴凉里。褐色的山丘在强光下有些泛白。个人的悲剧结束了。穆库特先生和考尔先生都已经在追悼会上发过言了。

吉申格尔事件扰乱了毕希西瓦先生的时间表，我到他家时，只有他妻子在。他家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土路尽头的开阔地带，穆库特先生的律师事务所也在那里。含义不明的国会旗子有气无力地挂在小花园里，一些花和灌木长在光秃秃的地上。

有人告诉过我，毕希西瓦先生过着简朴的生活。我一开始坐在花篱环绕的游廊里，那里摆着粗制滥造的家具和一排肮脏的垫子，散发着黯淡无光的家居气息。楼上的平台更不讲究，地面是光光的水泥地，仆人遵照吩咐拿出了几把藤椅，是那种五个卢比一把的当地藤椅。一个仆人蹲在楼梯旁的小房间里刷盘子。这就是印度内地的农村：也许除了电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明这是一个正在拉贾斯坦冉冉升起的政治家族，毕希西瓦先生的父亲曾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当年他跟考尔先生的派别斗争得非常激烈，尼赫鲁先生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

毕希西瓦夫人很漂亮，三十三岁，面色苍白，略显憔悴，头上得体地戴着暗红色的纱丽。一开始，她只说印地语。她说她讲不好英语；但后来她对我网开一面，结果她能讲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她在她父亲创办的牧师学院接受过教育，学的是印度古典音乐，还学会了纺线。后来，她获得了音乐、英语和印度文学学士学位。她现在仍然纺线。“我相信甘地的教导。”但她放弃了文学，“我不喜欢现代文学，看不懂。我也不喜欢印度的现代文学。我喜欢莎士比亚、勃朗宁和雪莱。”

她不喜欢政治生活。“我丈夫不是政客，他是劳动者。”这是甘地的话：善事的践行者。“我也坚信应该改善被压迫者的生活，但我希望能默默地改善，不想成为公众人物。不过我希望我丈夫更有知名度。人们应该认识到他的才干。如果他是个诚挚而勤勉的人，就应该让大家知道。”

毕希西瓦先生回来了，他高大，圆胖，穿着长裤和一件褐色运动衫。他看上去心烦意乱，气喘吁吁，显然是被吉申格尔事件弄得精神紧张。他还错过了撒拉达纳村的会议，我们马上就要去那个村子。也许是今天这个不幸的日子里的一件幸事，也许是出于神意：陪同我们前往的是一位苦行僧。他身材矮小，精力旺盛，从头到脚都裹着藏红色的衣服。他看上去冷得要发抖，但那其实是他的藏红色头饰造成的效果，那块头饰是用一整块棉布缠出来的，缠得非常巧妙，形状介于主教冠冕和小丑帽之间，左右两条耳搭垂在耳朵上。

在拉贾斯坦这个地区的村子里，房屋总喜欢挤作一堆：广袤的空间突然变得局促起来，一种人工建造的固态物质出现在眼前。撒拉达纳村就是这样。我们在两个茶棚旁边停了下来，黑暗的棚屋里闪着火光。没有人出来招呼我们，我们朝村子的另一头走去。毕希西瓦先生甩开大步走在村子里，脚下尘土飞扬。穿着橡胶凉鞋的苦行僧一路小跑地跟着，两条耳搭支棱了起来。我们像赛跑一样快步疾走，走过一棵棵剥了皮的树，迈过一堆堆碎石，路过一间间破旧的院子，跨过一条条污秽的排水沟。狭窄的巷子弯弯曲曲，时而转弯，时而突然把我们带进一块小小的空地。我们经过了一群抽烟的人，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厚厚的、温暖的土地上，围着一个黄铜盘子，上面摆着烟具。然后，我们出了村子，又来到那两个茶棚旁边。

有些人来到毕希西瓦先生身边，低声跟他说话。一致同意，一致同意：在各种印地语中，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都十分明了。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个男人蹲在地上，把一口很小的黑锅架在用草秆燃起的熊熊大火上面，在炒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毕希西瓦先生说：“他们自己开过会了。全村都决定支持我。”

“一致同意。”一个头戴黑帽的村民一边说，一边摇着头。

再好不过了。就这样，我们的任务出人意料地完成了。

开车回阿杰梅尔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参选国会议员的政客，毕希西瓦先生这身裤子加运动衫的装扮并不合乎常规。我问：“这么说，你不穿家纺的衣服？”

他以为我在指责他。他扯着他的褐色运动衫袖子说：“这是家纺的。有时候，我是为了方便才穿长裤的。但我经常围腰布，我喜欢腰布。”

就是说，今天他只是没穿惯常的衣服。他不是我以为的那种跟甘地夫人的新型竞选相配的新型政客。他是国大党人，渴望遵循旧有的风格；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原则都是从他叔叔那里吸收来的。当国会分裂，以甘地夫人为首的政府变成了少数派政府时，国大党的邦一级首脑曾经为站在哪一边而犹豫不决，毕希西瓦先生承认，他当时也跟着他们一起犹豫。当邦一级国大党宣布支持甘地夫人时，他就跟着他们站了过去。新型政治属于甘地夫人，而且只属于甘地夫人。在拉贾斯坦，国大党的组织和整个权力结构都一如既往。似乎是甘地夫人凭着一人之力，把独立以来一直在执政的党变成了抗争的党。

但对于毕希西瓦先生来说，竞选的输赢仍然是一场赌博。一九六七年，他获得了十四万五千张选票；他的主要竞争者，来自印度人民同盟党的候选人，得到了十万零八千张选票。但那一年，毕希西瓦先生还有穆库特先生和乌代浦大公的支持。现在乌代浦和人民同盟都在支持穆库特先生。乌代浦大公会让毕希西瓦先生失去拉其普特人的选票；吉申格尔事件也可能产生同样的影响。

那天晚上，毕希西瓦先生要动身前往农村开展为期两天的活动。他的竞选指挥部设在一栋别墅的一楼：一间光秃秃的中厅，壁炉空空如也，高高的蓝色墙壁上开着椭圆形的窗，窗户紧挨着天花板，开裂的水泥地上铺着破旧的地毡，旁边的小厢房用栅栏和铁丝网封了起来。助选的工作人员有些是花钱雇来的（一个月四十卢比，也就是两英镑，每天工作两小时），有些是小政客，他们到这里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工作人员乡里乡气的举止让新德里运来的海报上的革命允诺变得像是空话。一些光着脚的男孩坐在地上，往纸箱上贴海报：投票支持毕希西瓦先生。站在竞选指挥部，站在这样一群人中间，毕希西瓦先生看上去确实心烦意乱。

然而，穆库特先生也有棘手的问题。按照正式的说法，他是反对派或组织派国大党推举的候选人。但组织派国大党在阿杰梅尔根本没有组织。穆库特先生只好依赖人民同盟的组织，而他和人民同盟不久前还是敌人。各个反对党派的核心领导人之间已经结成了联盟，就议席的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阿杰梅尔的议席分配给了组织派国大党和穆库特先生。

阿杰梅尔的人民同盟党人一直想推举自己的候选人，现在却不得不支持穆库特先生。人民同盟在阿杰梅尔的党主席夏尔达先生曾经在一九六七年竞争过这个席位，他不喜欢现在这种安排。他说：“这是人民同盟的席位，应该由人民同盟的人出面竞选。我比他们选的那个人更合适。你们见过他吗？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头子，瞎子，看不见东西。我们的人总是来问我：人民同盟为什么不出来竞选，我为什么在帮那个瞎老头？”

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联盟。自一九五一年创建以来，人民同盟已经越来越壮大，夏尔达先生说，这是因为国大党的腐败；而这段时期基本上是穆库特先生在阿杰梅尔主持国大党事务的时期。然而，人民同盟并不仅仅以反对国大党的腐败而著称。国大党不主张宗教对立；穆库特先生在维护穆斯林权利方面有着很好的口碑。在北印度，人民同盟作为好战的右翼印度党派而崛起，号召印度人对抗穆斯林；在印度人内部，人民同盟又号召北方说印地语的雅利安人对抗南方的德拉维人。他们主张对少数民族施行怀柔政策，他们的口号是“印度化”。最近，人民同盟嗅到了国会权力的味道，便弱化了他们的雅利安共同体路线，把自己的敌人设定为共产主义；但他们在共同体方面的声誉仍然是他们的力量源泉。

“我们不想从苏联或柯西金那里吸取思想。”夏尔达先生说，“我们有自己的遗产，自己的文化。我们有《吠陀》，这是人类写的第一本书。在《吠陀》的光芒下，其他民族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因此，当我们拥有这样一笔古老的遗产时，我们相信我们的种族是伟大的，高贵的。我的祖父哈比拉斯·夏尔达写了一本书，名叫《印度至上》。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书里列举了各种各样的事实和数据，用来说明印度人为什么比其他种族都优越。”

夏尔达先生五十多岁，身材矮小，体格结实，穿着一件棕色的条纹西装。他戴着茶色眼镜，总是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个“瞎老头”，但他自己的眼睛也不太好。其实，恰恰是视力问题让他不得不放弃律师行业，做起了经销水泥和布料的生意。他住在圆屋山下一座新盖的水泥平房里，房子对面是一堵石墙，用牛粪涂过的墙面正在风干。他的客厅里有个玻璃橱，里面有些小摆设；小小的葡萄苗从两只威士忌酒瓶里长了出来，一只瓶子是棕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幅肖像画，仿佛一幅染了色的照片，画中人是哈比拉斯·夏尔达先生，《印度至上》的作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和蔼的婆罗门，蓄着下垂的胡须，他在英国殖民时期当选过中央立法会的成员，获得了“大臣阁下”的称号（仅次于“骑士”封号），他因为起草《禁止童婚法案》而闻名于世，这个法案从一九三〇年起禁止了儿童婚姻，人们至今仍称它为《夏尔达法案》。

“我们家族是最早起来反抗这个国家的社会丑行的。”夏尔达先生说。但现在，他的党派在全力支持印度建设核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在全力支持保卫神圣母牛的运动，两者并行不悖。人民同盟和任何地方的极右翼党派一样，善于运用愤怒和简化的学说，但他们最重要的武器是矫情。他们喜欢谈论危险和痛苦，“我们的文明到了危险关头。”夏尔达先生说——他们能够从当前的苦弱中，魔法般地召唤出一个富强的未来，未来的印度会再次像她神秘的过去那般纯净，那是非常遥远的过去，远在英国征服之前，远在穆斯林入侵之前。

“我们需要原子弹来保卫国家安全，但这是一项关系到印度全局的政策，我不会跟村民过多地谈论这个。”但母牛就不同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母牛对我们国家很重要，所以不应该宰杀母牛。德里有一位候选人拉姆·高佩尔·谢尔瓦拉先生，他把保护母牛当作他唯一的奋斗目标。政府应该保护母牛，而且应该提供健壮的公牛，这样就可以繁殖出更好的品种。也应该妥善安排饲料，因为这一带经常有饥荒，成千上万头牲口会死于饥荒。”

他认为穆斯林不会反对这项提议。“住在村子里的穆斯林是农民，他们喜欢像印度人那样生活。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狂热分子出于自私的目的，才会想方设法在印度人和穆斯林之间制造鸿沟。”但后来，当我们谈起四万张穆斯林选票的投向时，夏达尔先生用他那直截了当、心无芥蒂的口吻说：“这些选票会分化。但一般来说，大部分穆斯林不会把选票投给人民同盟。”

我正要离开时，一个打着赤脚、裹着破腰布的仆人送来了一份报纸，内地版的《祖国》，这是人民同盟刚刚在德里发行的英语日报。关于吉申格尔的报道和对政治谋杀的指控仍然醒目地占据着头版。

穆斯林的选票不会投给人民同盟。但穆库特先生认为，凭他为穆斯林做过的事情，他们会投票给他本人。这是兴高采烈的一天，他做了一晚上的演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似乎认为，跟昔日的敌人联手之后，留给对手的选票已经寥寥可数了。

我们坐在一辆助选吉普上，从阿杰梅尔前往军事城镇纳西拉巴德，汽车外面是被连续八年的干旱洗劫一空、几乎变成了荒漠的乡间土地。穆库特先生在司机和我之间坐着，或者说斜躺着。他瘦小、脆弱，动不动就东摇西晃。他围着腰布，罩着黑色马甲，优雅的头颅向后仰着，失明的眼睛闭了起来，一双精致的手不时地握住空气。他说话时，那张宽大的、富有表现力的嘴有时会在两个句子之间不出声地一张一合，仿佛喘不过气来。他那柔和的态度和脆弱的情态，让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变得柔和起来。我侧着身子，努力倾听他兴致勃勃的谈话，不时会觉得自己像是在送一个爱饶舌的伤残人员奔赴医院，而不是在追随拉贾斯坦的政治大师经历一整天的竞选苦战。

阿杰梅尔街头出现了一种宣传单，号召人民同盟的支持者抵制穆库特先生。穆库特先生说，这是毕希西瓦先生那一派耍的又一个花招；然而人民同盟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的忠诚连他都感到震惊。穆库特先生说话的语气不太像一个看清了其所属国大党的错误的人，而像一个终于能够开口抨击国大党的过失的局外人。人民同盟说，国大党腐败了。说得没错，穆库特先生说。“权力腐蚀了我们，我们的政客变成了徒有虚名的甘地主义者。”但他本人对此无能为力，他从未担任过部长。现在他跟人民同盟结盟了，他看不出这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有什么复杂性。他的立场很简单：他在以一个甘地主义者的身份对抗英迪拉派国大党，英迪拉派国大党是非法的、激进的、西化的。

“甘地的意识形态跟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他的政治策略的基础是手段应该跟目的一样正当。”他认为甘地夫人的做法不符合这一原则。他也很担心国有化。“国有化会毁了这个国家。我们的国有企业都经营得一团糟。”他对私有企业的支持拉近了他和人民同盟的距离，人民同盟跟共产主义誓不两立。但穆库特先生似乎既不关心效率，也不关心资本主义，而一种甘地式的怀疑——对机器的怀疑，压倒了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他反对国有化的缘由。穆库特先生听说，机器已经把西方毁了；机器也会毁掉印度。“甘地让我格外钦佩的地方，是他在一九三一年围着腰布去了白金汉宫。”

我问他，这种举动为什么值得钦佩。

“因为他把贫穷的印度景象展现在了世界面前。”

“尼赫鲁先生说过，在像印度这样贫穷的国家，其危险在于贫穷可能会被神圣化。”

“他说过这样的话？”穆库特先生停顿了一下。这种思想很新鲜，很“西方”，也许令他在智力上难以处理。“我从没听他说过。”他无声地把嘴张开，又合上；他的头又向后仰了过去，眼睛闭着，像个呼吸困难的病号。

我们经过一座新修的湿婆神庙，竹子搭的脚手架还没有撤掉，这座庙是农民为庆祝八年干旱结束而修的。白色的庙宇矗立在一片刚长出的荆棘丛中，显得有些凄凉，这里以前是一片林地，干旱快结束时，这里闹了饥荒，树木都被砍去烧成木炭了。再往前，就到了军事区：光秃秃的地面上搭着新旧不一的营房，士兵们扛着来复枪，三三两两地在沥青路上跑步。

纳西拉巴德的主干道上摆着水果和蔬菜摊，亮闪闪的。我们在这里停下，一双双毕恭毕敬的手搀扶着穆库特先生钻出吉普，领着他，一肩高一肩低地走过蔬菜摊，穿过窄窄的人行道，向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办公室走去。办公室外面的门楣上挂着落满尘埃的镜框，里面镶着勒克瑙大学颁发的文凭；办公室里，门的上方漆着色彩鲜艳的印度宗教图案。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玻璃橱占据了一整面墙，里面摆满了印度的法律书籍，清一色的棕色封面，玻璃橱的边框漆成了黄色，隔板上不太整齐地贴着红色的标签。

穆库特先生说：“他是我的弟子。”

那位律师是个中年人，穿着一件巧克力色与紫色相间的运动衫。他说：“我的一切学识皆受教于穆库特先生。”他说话声音很大，仿佛在对整条街讲话。

他们让穆库特先生坐在一张藤椅上，为他端来了一大块苍蝇爬过的cachoree，这是当地的一种油炸美食。

那位律师说：“穆库特先生造就了我。他无偿地为这里的很多人服务，纳西拉巴德人还记得这些。”

穆库特先生向后倚着，细长的腿从椅子上垂下来。他摸索着去找cachoree，为了让他吃起来方便，他们已经把它弄成了小块。他的嘴张开又合上，像是准备叹气。

律师也指出了穆库特先生竞选的劣势。在这间办公室里，有些人是出于利益关系才跟穆库特先生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余的都是人民同盟的人，他们大多是小店主，即便是那位身穿奶油色西装、脚登尖头黑皮鞋、涂着眼影粉的冷峻的年轻人，也出身于小店主家庭，他本人是一位教师。人民同盟是活跃在城市的政党，没有乡村组织，只有国大党有乡村组织。抓住乡村组织才是竞选的关键；而穆库特先生唯一拥有的武器是他的影响力。毕希西瓦先生的优势在于他属于执政党，执政党有办法给各方施加压力。

“我告诉你他们是如何赢得上次邦议会的递补选举的。”律师说，“当时这个地区在闹饥荒，农村人没有工作，政府机构在有些地方开展赈灾活动。他们教给赈灾人员一个口号：你们如果投票给另一边，赈灾工作就一概停止。”执政党现在又故技重演，这一回他们的目标是“不可接触者”（也叫贱民），执政党使出各种手段贿赂他们，尤其是通过国有化的银行给他们贷款。

阿杰梅尔一位很有地位的基督徒曾经向我抱怨：贱民在政治上获得这么多关注，越来越不好管束了。他们被“提升”得太快，根本“立足”未稳；贱民举行了几次罢工。“对有些贱民，我不得不严词以对了。”那位基督徒说。我以为眼前这位律师想表达同样的意思，只是用了曲折的非基督徒方式。于是我问他：“就是说，那些低种姓的人现在的表现很差？”

“很差？”律师不明白我的问题。他是印度教徒，他的社会感不同于基督徒，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感到愤愤不平。种姓不是阶级。一个人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都不会否认自己的种姓，也不会试图摆脱自己的种姓，无论他的种姓有多低。没有人试图“僭越”种姓；任何人在种姓上拥有的安全感都不会受到其他种姓的威胁。因此我的问题让律师摸不着头脑。“没有，”他最后说，“他们表现得不差。他们只是被愚弄了。”

但穆库特先生能给大家提供什么呢？他拿什么来对抗对手对民众的吸引力？他的竞选诉求是什么，母牛保护吗？穆库特先生对我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每一个阿杰梅尔人都知道他的过往表现。在国会任职期间，他不仅呼吁禁止宰杀母牛，惩罚宰牛者，还提倡允许母牛在任何地方自由地吃草。

“我们太以西方为导向了。”穆库特先生说。他现在坐直了，瘦瘦小小、干干净净地盘腿坐在藤椅里。“你去村子里看看。现在那里的人都想穿夹克，打领带。看看我们印度自己的草医学，我们努力了那么久，人民才慢慢接受了，这些草药比现代药物便宜多了。还有那些水管。”

我说：“水管，穆库特先生？”

“村子里都通上水管了。在村子里通水管，这太过头了。城市里通水管没问题。但在农村，从井里打上来的健康水已经够好了。但现在他们把水管通到很多村子里去了。对我们的女人来说，去井边打水是让她们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现在，他们并没为女人找到其他的运动方式。同样，我们有自己的chakki（一种磨），可以在地上碾谷子。现在它们被电磨坊或者燃油机磨坊取代了，全村人都把谷子送去这种磨坊，结果女人又丧失了一项运动。以前即便是在城里，小户人家也是自己用chakki磨稻子的。现在一切都西化了。这属于道德败坏，因为它对女人的健康和习惯产生了不良影响。除非为她们找到新的活儿干，否则这些东西自然会让她们变懒。”

在一个闹饥荒的地区！出自一位候选人之口！但穆库特先生仍然可以深入乡村，争取选票，因为他是个甘地主义者，而且自知德高望重。他通过服役和牺牲赢得了声望。为服役而服役，为牺牲而牺牲。“自从考特先生和我离开了国大党，”穆库特先生说，“国大党就再也没有一个服过刑的人了。考特先生蹲过监狱，我蹲过监狱。”民主制度、法律实践和权利意识，这一整套价值都被吸收进了另一套价值观，都被吸收进了一个概念：戒律——印度的正道；由此而产生的歪曲有时候令人瞠目结舌。

吉申格尔星期二晚上遇刺，星期五晚上，全印度的广播都在宣布：警方已经“破”案，而且逮捕了一名学生。星期六，被逮捕人的详细“口供”传遍了阿杰梅尔，下午，街头出现了用印地语写的小传单。

爱情故事：一场政治歌剧

布希姆·贾特，谋杀吉申格尔大公的凶手，已经供认不讳，整个案情水落石出了。大公在离吉申格尔几英里的地方拥有一座农场。布希姆·贾特和他美丽的姐姐在农场里为大公干活。大公利用姑娘的穷困，长期跟她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布希姆·贾特，这位十九岁的少年无法忍受大公对姐姐尊严的践踏，决定靠自己来伸张正义，于是用他的土制手枪射杀了大公。

但政治斗争总是歪曲事实，贩卖谎言。某些政客立即召开追悼会，极力展现他们的悲恸，号召选民通过击败英迪拉派国大党来为大公报仇。

你会把选票投给一个把你的女儿或姐妹的尊严当成儿戏的政党吗？面对这些大公王侯的死，我们应该额手相庆，而不是潸然泪下，这些大公们唯一的王者做派就是深谙如何占贫苦姑娘的便宜。站起来，彻底粉碎这些荒淫无耻之徒吧，让他们再也不要嘴上念着甘地的名字，向你们索要选票……

穆库特先生还有羞耻心吗？居然坐上了他的仇敌人民同盟的膝盖。竞选应该是政策的角逐。穆库特先生不应该为了个人私利而误导选民。穆库特先生在焚烧大公尸体的柴堆上翻炒了自己的选票大餐。

这个故事的其他版本同样辛酸：布希姆·贾特的姐姐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做了吉申格尔的情妇。布希姆·贾特被自己的种姓驱逐，因为他卑躬屈膝，让大家蒙羞。吉申格尔把农场上的一栋房子送给了布希姆，出钱让他接受教育，还答应把整个农场送给他。但后来，农场里有一口井喷水了。在沙漠里，水就是金钱；而吉申格尔正在担心政府要“取缔”王族，自己可能会失去私产，所以就不想兑现他对布希姆·贾特的允诺了。

吉申格尔是十八世纪一个画派的名字，但它现在跟一位农妇、一座农场和一口井联系了起来：一出农民的戏剧。这跟那天下午在梅奥学院举办的王家颁奖盛典相去甚远。校长在演讲的讣告部分追思了吉申格尔，回忆起当年那个杰出的、受人欢迎的大男孩，就像死去的斋浦尔大公，“他去英国玩马球——他最喜欢的运动——的时候，客死在英国。”

男生们穿着白色紧腿裤，黑色长外套，头上裹着长长的拉其普特粉色头巾，仪态非常优雅。他们坐在莫卧儿风格的比卡内尔亭台的台阶上，对面看得见棒球场、空白记分板和学院的草场，远处是阳光照耀下的褐色阿杰梅尔群山。荣誉嘉宾是加拿大高级专员。亭台较低的台阶上坐着其他嘉宾，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拉贾斯坦的几位君主：哥塔大公、来自焦特布尔家族的一对夫妇和乌代浦大公。一百年前（几乎就是一百年前的今天），乌代浦大公的先人最先响应总都梅奥勋爵的倡议，捐出十万卢比（在当时值一万英镑），集资兴建了王族私立学院。

亭台下方的开阔地带坐着学生家长，很多人是箱贩和商业高级经理，有些人甚至是从遥远的加尔各答赶来的。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阿杰梅尔相聚。他们是印度谦卑的中产阶级，这个新兴工业社会的产儿，但他们没有共同的传统，也没有多少根基，他们拥有的只是每个贫穷国家中产阶级所共有的脆弱。在贫困的印度，他们的抱负很远大，期望却很少，很容易安抚。印度总是威胁着要压垮他们——看看那些站在棒球场边上的仆人吧——就像沙漠、农民和新政治已经压垮了吉申格尔和他的古老姓氏一样。

但乌代浦大公此行的目的并不只是参加颁奖仪式。他一直在奋力抵制甘地夫人和她的党派，他以君主的风范、自由职业者的风格忙碌着，哪里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来阿杰梅尔是为了助穆库特先生一臂之力。他坐着一辆一九三六年版的墨绿色敞篷劳斯莱斯，带着他的司机、竞选秘书和两位保镖。他几乎立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当天晚上，当男生们在梅奥学院演出《仲夏夜之梦》的时候，乌代浦大公在集市上对着一群会众发表了讲话。他的名字像是具有魔力，一下子就吸引了一万五千人前来倾听。

第二天是星期天，是关键的一天。乌代浦大公将跟穆库特先生和夏尔达先生一起走访阿杰梅尔选区内的几个曾经属于乌代浦的地区。这个小使团的出发地是位于八号公路的爱德华七世迎宾馆，那是一座红砖砌成的建筑，离它不远处有一座仿莫卧儿风格的钟塔，是当年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五十周年而建的。

这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夏尔达先生身着西装，散发着“西方”与商人的气质，但他心中却怀着一个人民同盟党人对一个未经染指的印度的牧歌式梦想；他坐在一辆吉普车里，车上载着卧具和其他补给。穆库特先生，这位卫士和老一辈国大党员，如今却郑重其事地穿起了白色紧腿裤和奶油色长外套，他坐在一辆灰色的大轿车里。乌代浦大公坐着他的劳斯莱斯敞篷车，他四十多岁，中等个子，体型适中，戴着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身穿深蓝色尼龙防风夹克。三十六岁的选举秘书个头很高，挺着肚腩，蓄着蜷曲的络腮胡子，一缕缕的黑发闪闪发亮。他穿着一袭宽松的白色棉布衫，看上去像个圣人。两位保镖身穿卡其色制服，头裹橙色头巾，挎着来复枪，高高地坐在劳斯莱斯尾部：仿佛在大声地向世人宣告拉贾斯坦的君主们此时面临的危险。

乌代浦是整个使团的明星，这是公认的。在纳西拉巴德村，我们的第一站，穆库特先生的讲话极其简短，我的吉普拐错了弯，当我赶到会场时，他的发言已经结束了，他盘腿坐在临时搭起的讲坛上，闭着眼睛，祥和、安静、耐心地坐在乌代浦穿着小羊皮鞋的脚边，像一个安于自己无足轻重地位的人。乌代浦却没有忘记他。“人们问我，‘穆库特先生不是个盲人吗？’我说，‘他看不见外在的世界，内心却洞明烛照。当你走进神庙、清真寺或者教堂的时候，你会闭上眼睛祈祷。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的内心却没有失明。’”

穆库特先生坐在那里，岿然不动，就像在神庙中静心的人。但今天还有很多安排，突然——夏尔达先生没有发表讲话——集会结束了，静心和安详的状态一扫而空。乌代浦和穆库特先生敏捷地爬下讲坛，无比迅速地上了车，结果我很快又把他们跟丢了，直到三十英里之外的比瓦尔才赶上他们。

比瓦尔之后是荒漠，布希姆之后又是荒漠。没有水渠灌溉的绿洲，没有树木，也没有骑自行车的农民，只有岩石、时隐时现的仙人掌和空空如也的道路。有时会看到一只骆驼，有时会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穿着补过的皮凉鞋，背着自制的土枪：这里是盗匪出没的乡间。但在这片荒野中，经常会有一小群拉其普特人跑到公路上来，拦住使团，争睹他们从未见过的大公风采（乌代浦的一位大公上次到这里来是一九三八年）。乌代浦在劳斯莱斯里站了起来，人们击鼓欢呼，有时候居然会冒出喇叭的声音。

人们给他戴上花环，把沉香木灰涂在他的额头上，往他身上洒红色和紫色的水（他的深蓝色尼龙外套就是为这个准备的）。他们的仪式极其隆重，仿佛他是庙里的一尊神（他的墨镜恰好让他显得高深莫测）。他们用火围着他的脸划圈，火是熠熠闪光的樟脑灯，火焰在铜盘中燃烧。有一次，一个女人用手拿着东西喂他吃。乌代浦在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位大公，他还是Hinduon ka suraj，印度太阳，这是古代拉其普特骑士的称号，已经与他们的宗教融为一体。在某一站，一个男人高喊：“你是我们的神！”乌代浦迅速而正确地回答：“神灵普照你和我。”

穆库特先生没有被遗忘。劳斯莱斯开动后，拉其普特人就转过身来围住灰色的大轿车。每到这种时候，夏尔达先生总是不耐烦地冲我招手，催我上路，所以我不知道沙漠里的人有没有因为他们对大公的忠诚而从穆库特先生口中收获些许的赞颂。

刚过中午，我们来到了城墙环绕的代奥格尔。主城门处一片混乱，拥挤的人群中，一匹披着白布的白马在等候乌代浦的到来。我们使团的播音员激动万分：“你们的大公来了。一千四百年来，你们心怀大公，而现在他来了，印度太阳。你们盼云彩、盼雨水一样地盼望着他，现在，你们的大公来了。”就像是电影里的壮观场面，城墙内的人早已倾城而出，裹着鲜艳头巾和纱丽的男男女女也早已急急忙忙地越过沙漠，来到卡尼·戴维神庙，卡尼·戴维是这座城镇的女神，乌代浦要在她的神庙里演讲。

我觉得，夏尔达先生跟他的两位政治宿敌在一起时有些失语。他低声对我说：“人民同盟，这些人全是人民同盟组织的。”

没多久，乌代浦开始向来自沙漠的听众讲话了——黄沙、城墙、关隘和雾霭笼罩的起伏山脉，映衬着听众鲜艳的头巾和微笑的脸庞。乌代浦谈论着甘地夫人如何威胁到民主和宪法，穆库特先生盘腿坐在有顶棚的讲坛上，两位保镖站在荆棘树的阴凉里，扫去劳斯莱斯上的尘土。

乌代浦已经脱掉了贝雷帽，换上了拉其普特头巾。一个人，众多的角色。但乌代浦是个很棒的演说家，因为他欣然接受了他的每一个角色——神，拉其普特人和民主人士——并让它们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不是神，我只是神的某种代表。我们都供奉湿婆，Ek Ling Nath[3]。”他不是政客；他不想要任何人的选票。“我不是人民同盟的支持者，我支持自由。”拉其普特人鼓起掌来。“我们这里没有警察，我们不需要警察。我们不像英迪拉派国大党，我们之间有爱，因为我们是合一的。”听众因为他的政治妙语而大笑，为他阐述的拉其普特人的忠诚的基石而鼓掌。

接下来，我们把穆库特先生留给了选民，其余的人来到乌代浦属臣的宫殿吃午饭。这是一座光秃秃的破败宫殿，选举在这里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属臣和他的幼子穿着光彩闪耀的拉其普特朝服等在那里，布满尘土的院子里铺了一块红地毯，鼓乐奏响，面带微笑的门房接过了客人的佩剑，内室里，女人唱起了歌。一位目光炯炯有神的老家臣走上前来，背诵了一段讲述君王职责的古老诗文。然后，另外一些面带微笑的人也走了上来——每个人都面带微笑——行屈膝礼，献上象征性的贡金：有人给了一个卢比，也有人给了五个卢比。

“你瞧，”乌代浦用英语说，他的脸上仍然是红一块紫一块的，“我们是多么不受欢迎。”

报纸对甘地夫人的前景感到悲观，乌代浦的成功之旅让毕希西瓦先生这边的很多人灰心丧气。他们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魅力人物。甘地夫人麾下最能干的部长查万先生的来访是一次失败之旅；而甘地夫人本人不会到这里来。毕希西瓦先生这边的人能指望的只有拉贾斯坦的行政长官，他是毕希西瓦先生的政治后台，星期二要到阿杰梅尔来，但他几乎没有任何魅力可言。他是地方上无可置疑的党魁，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来演讲，而是解决一些党内纷争，它们已经威胁到了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

阿杰梅尔的国大党以派系斗争著称。一九五四年，当毕希西瓦先生的父亲活跃于政坛时，阿杰梅尔的行政班子几乎瘫痪了。关于当地的国大党，尼赫鲁写了一段长长的、不耐烦的“批示”：“……一直让我们头疼……当地政府不是有效的政府……我们的社区项目在阿杰梅尔实施得最糟。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一项工作也没有做成。”这就是阿杰梅尔的传统。而且随着执政日深，当地的党组织内部聚集了大批心怀不满的人，都想借这次大选用消极怠工来发泄不满。毕希西瓦先生希望超脱，想通过“建立”自己的队伍来跟各种旧有的纠葛脱钩，却让局面更糟了。一个满腹委屈的人对我说：“毕希西瓦先生的处境就像一个糊涂的男人，不再信任诚实妻子的忠诚，反而去相信放荡女人的赌咒发誓。”

现在我听说，甘地夫人之所以不来阿杰梅尔，是因为对毕希西瓦先生感到不满。她还记得国大党分裂时，他曾经怎样地犹豫不决，现在她想让他吃些苦头。那些还记得毕希西瓦先生父亲的人说，毕希西瓦先生根本无心参选，他是被妻子逼的。大家一致认为穆库特先生的助选人员更加无私，不轻易为物质利益所动，蓄意来搞破坏的人也比较少。这里流传着很多关于蓄意破坏的说法。一个在国大党内身居高位的人告诉我，毕希西瓦先生所有的助选人员，无偿工作和有偿工作的人都计算在内，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来搞破坏的。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听说了拉瓦特人的事情。拉瓦特最开始是兽皮匠中的一个种姓，后来他们进入了地位较高的行业：农业、军队和警察机构，他们的上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二十五年前，焦特布尔的大公颁布法令，承认他们属于拉其普特种姓。但在阿杰梅尔，拉瓦特仍然被视作很低的种姓，几乎等同于贱民。因此他们本来应该是英迪拉派国大党和毕希西瓦先生的坚决支持者。但当时发生了一场危机。几周前，纳西拉巴德的一个拉瓦特人的年轻妻子被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拉瓦特人诱拐了。整个族群遭到了双倍的羞辱：通奸的丑事（在印度，通奸者将受到监禁的重罚），再加上诱拐者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向警察求助，警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些拉瓦特人认为，毕希西瓦先生和支持他的基督徒默许了警察的不作为。有人在拉瓦特人的聚居区散发传单：

拉瓦特们，兄弟们！毕希西瓦·纳斯·巴瓦佳先生

视我们妻女的荣誉为草芥。认清他！

拉瓦特人有五万张选票。吉申格尔、乌代浦、拉其普特、拉瓦特人和捣乱分子：那个星期一，毕希西瓦先生似乎已经身陷重围。这也是《印度时代》对阿杰梅尔局势的非常粗略的判断。一两天后，穆库特先生的一张“富有人情味”的大幅照片——一位双目失明的候选人——登上了新德里《印度斯坦时报》的头版。

拉瓦特人的事情是库戴尔先生告诉我的。库戴尔先生年届五十，是国大党人，他有一个小小的抱负：成为毕希西瓦先生的选举执行官。任命将于星期二行政长官来访时举行。然而当我星期一晚上见到库戴尔先生时，他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有些紧张，对我说：“我担心知识阶层正在被巧妙地从全印度的政治领域清除出去。”

库戴尔先生是一名律师。他住在八号公路旁一条污秽的巷子里，房子是拉贾斯坦风格，高大的三层楼，回廊围着中央庭院，庭院顶上装着铁栅栏，用来防范不速之客。我们沿着狭窄封闭的水泥楼梯，经过他的律师事务所和仆人的房间，来到了平坦的屋顶和他的起居室，起居室的色调是粉色和红色。包布椅子沿着三面墙排开，房间里面有一个玻璃橱，里面放着贝壳做的装饰品、塑料做的印度神像和其他小摆设。房间里那么多椅子显得像个等候室，但库戴尔先生确实有那么多客人。他跟选民保持着接触，为担任竞选执行官做好了准备。

拉瓦特人让他担心，但他不怎么担心乌代浦的巡游。“这种公共会面只是娱乐节目，只是凑热闹。无足轻重。”赢得选举靠的是选票，赢得选票靠的是做工作。“我说的‘工作’指的是直接接触选民。把他们从屋里领出来，送他们去投票间。我以一位热忱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告诉你，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最后两三天所做的工作。”这既是库戴尔先生做出的允诺，也是他发出的威胁。

他说：“我足不出户就可以影响到某些行政区的选举，这需要一周时间。但如果我出去巡游，两三天就足够了。”

我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是群众领袖。”他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他是婆罗门，是城里人。他说，在想到为穷人服务之前，他在桥牌和象棋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他走了出去，“深入到社会最底层，走到贱民和舞蛇者中间”。很少有人这样做。在阿杰梅尔，大家都知道库戴尔先生在一些底层群体中很有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说库戴尔要参加战斗，就开始担心了。”

因此，在这最后的夜晚，库戴尔先生在预演着他的角色。他的态度有些孤注一掷：尽管他很愿意为毕希西瓦先生出力，但也完全可以袖手旁观，让毕希西瓦先生自作自受；如果行政长官和毕希西瓦先生想让他效力，如果他们还在乎舞蛇者的选票，明天就一定会来找他。库戴尔先生已经拿定主意，明天决不采取任何行动。明天是湿婆神节，他是湿婆的信徒。对他来说，那一天是神庙、祈祷和静心的日子。

一大早，毕希西瓦先生就赶到圆屋来找行政长官，他来得太早了。他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的他更加心烦意乱。他是跟一群乡下人一起来的，那些人都围着灰扑扑的腰布，罩着棕色背心，戴着甘地帽。他们在毕希西瓦先生慌张地带领下，像一群没头苍蝇，在宽敞的休息厅里忽而扑向前，忽而奔向后。当毕希西瓦先生站住不动时，他们就都往地毯上一坐，就像圆屋里的仆人以为四下无人时会做的那样。这些人在慌里慌张、七嘴八舌地把同一件事情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断定行政长官不在圆屋，可能去了别的地方。于是他们又一窝蜂地涌了出去。

但行政长官确实来了。他一定度过了相当繁重的一天，那天晚上七点半，他本来应该赶到市区，在柯萨纳吉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但他还待在圆屋里。不过一点也不要紧：湿婆神节、哈努曼庙每周的典礼、花展和吉安王的湖畔花园彩灯吸引了节日的人群；柯萨纳吉的会场只来了三四百人：政府官员、穆斯林和证明了他们的忠心的人。整整一个小时，音乐、歌曲和竞选歌差不多已经把我们的耳朵震聋了。听众越来越多。当行政长官终于带着他的全部党内要员来到会场时，我高兴地看到，库戴尔先生已经被请出隐修室，跟众人走在了一起。

行政长官跟人做了一整天的个性斗争之后，现在可以只谈原则了：赶走贫困。他只字未提拉其普特人和拉瓦特人，对穆库特先生没有丝毫贬抑之词，几乎没有提到毕希西瓦先生。毕希西瓦先生没有发言。他就像某些印度雕塑中的妻子形象，在主人脚边显得非常卑微，他安静而谦卑地坐在行政长官脚边，就像穆库特先生坐在乌代浦脚边那样。他身体向后，倚着自己的胳膊，挺起的大肚子显得优势在握；我觉得我从没见他这么放松过。

“他完全有理由放松下来。”第二天下午，当我跟库戴尔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开车去纳西拉巴德的时候，库戴尔先生对我说，“昨天上午九点半，他见过行政长官之后就到我家里来，向我屈服。他是带着妻子和妹妹一起来的，他妻子眼中含着泪水。我对他说：‘然而你，毕希西瓦先生，你必须明白，我一直都在帮你，这是因为我相信甘地夫人的纲领，而不是因为我对你有什么情谊。’”就这样，库戴尔先生间接地宣布了他的竞选执行官身份。他又加了一句：“冲锋的时刻到了。”

但我们先在新建的湿婆神庙前面停了下来。库戴尔先生是湿婆的信徒，对湿婆的恩泽感念不忘，他对着湿婆的象征林迦做了一番敬拜。林迦立在水泥莲花台的中央，莲花台的边缘雕刻着排列成锯齿形的花瓣。裹着塑像的黄布上面沾了一些甜甜的东西，一堆黑黢黢的苍蝇不知餍足、如醉如痴地趴在上面。

“到纳西拉巴德后，”我们再次上路时，库戴尔先生对我说，“我会把你分别介绍给穆库特先生和毕希西瓦先生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跟我都是最要好的朋友，都会请你喝茶。有时候，我参与竞选就像娱乐。”

“就像业余爱好。”坐在吉普后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到了纳西拉巴德，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情况和库戴尔先生想象的一样糟。身材圆胖的杰恩先生是个小珠宝商（商号是“高级军用精品与金饰”），也是国大党阿杰梅尔乡村行政区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他让我们在门廊里倚着靠垫坐下，从陈列橱到门墙之间的这个温馨的小空间既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日榻，他给我们端上茶和cachoree，告诉我们这里的局面：毕希西瓦先生如果能在镇上得到百分之三十五的选票，在村子里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就算他走运了。“他们忽视了资历深的工作人员。他们引入的新手在这里喝酒、住宾馆、辱骂对手，以为这样就能赢得选票。”

穆库特先生麾下的那位律师——他的办公室就在马路对面——给出了同样的数字。“噢，是的。”律师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事情正在向着有利于穆库特先生的方向发展，因为某个人在起作用，你可以说那个人就是我。再加上人民同盟和穆库特先生本人——他是一项重要的资产——还有竞争对手可怜的个性，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

我们离开纳西拉巴德，向沙漠驶去。

“泄气？”库戴尔先生说，“我是个永不言败的武士。”

吉普车上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库戴尔先生可以反败为胜。”

“我是群众领袖。”库戴尔先生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很少有人会去的村子。那里的贱民建了一座湿婆神庙来纪念我。我在那里工作时，他们是一群嗜酒如命的人。我让他们起誓戒酒。这件事很不容易，花了我几个月的时间。”

一片沙漠落日的景象：赭石色的天空映衬着楝树和澳大利亚山茱萸的黑色轮廓。接着，在一片隆起的高地上，出现了一个围墙围着的村庄，然后是一座高大的门洞，一条土路，一座神庙，一群人出现了，围着我们的吉普车欢呼雀跃：“Indira Gandhi ki jai!英迪拉·甘地万岁！”库戴尔先生说得没错，他在这里很有声望。人们把婴儿抱过来给他看，把以前认识的孩子叫过来；男孩子们念神庙大门上的铭文给他听，让他知道他们已经认识不少字了。库戴尔先生身材高大，秃顶，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他迈着笨拙的步伐走在贱民中间，眼睛在镜片后面快速地眨着。他是一个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不需要借助甘地的任何行头；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

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行，来到了一个村庄，库戴尔先生说他想在这里做一些“暗中侦察工作”。我认出这里是撒拉达纳，我跟毕希西瓦先生来过，这里的人向他保证“全体一致”支持他。但库戴尔认为，他能不能获得百分之四十的选票都成问题。撒拉达纳是贾特人的村子；贾特人刚刚组建了一个政党，他们敌视甘地夫人；头天晚上，穆库特先生跟这个政党的一些领导人在撒拉达纳刚刚开过会。

“暗中侦察，暗中侦察。”我们的车一停下来，库戴尔先生就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去了茶棚，我们一声不响地坐在吉普车里。但我们的到来不可能完全保密，有人给我们端来了几杯茶。一个村民走过来，低声告诉我们，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村民支持毕希西瓦先生。“他只是为了安慰我。”库戴尔先生用印地语说。但又有一个村民走过来，低声说毕希西瓦先生的得票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九十。从茶棚回来的工作人员带回来的数字是百分之八十。

就是说，种姓牌在撒拉达纳好像没有发挥作用。我开始思索，甘地夫人是不是已经让库戴尔先生的工作变得很轻省了？她是不是已经让这次中期选举远远超出了库戴尔先生所理解（并且乐在其中）的地方政治？在阿杰梅尔，这次选举是不是意味着：在有些地区是甘地夫人对人民同盟，在有些地区是甘地夫人对乌代浦，在其他所有地区则是甘地夫人对可怜的老穆库特先生？

接下来，一路都很平静，库戴尔先生一行没有引起轰动。但当我们回到阿杰梅尔时，我们发现有人在散发传单，说库戴尔先生在搞破坏。

库戴尔先生说过，星期五将是繁忙的一天。但等工作人员都到齐，等我们从集市上买好吃的，已经是十一点半了。我们来到第一个村子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坐在简陋的小政务厅里，身边围着几百万只狂躁的苍蝇。工作人员把饭放在报纸上，库戴尔先生和我把饭放在干燥的菩提叶上；当地的富农和拉票人员已经等了我们一上午，现在继续等着我们把饭吃完。他们一副认错的表情，库戴尔先生暗示说，他是来训斥他们的。我们吃过午饭后，库戴尔先生私下训斥了他们。

午饭很油腻，新修的饥荒之路——饥荒时期修建的公路网的一部分——非常平坦，库戴尔先生在车上睡着了。我们开过了一个村子。库戴尔先生醒过来后，对错过的那个村子感到抱歉，他说晚上会派一些工作人员乘巴士去一趟。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沙地上一条新挖的水渠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库戴尔先生决定把这个村子也交给他的夜班工作人员。

“好了，”我们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后，他说，“现在你看到的是纳西拉巴德行政区。你已经听到了两边对局势的估计。所以公布结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选举结果完全是这次……”他挥手指着公路和无垠的沙漠，“这次行动的成果，这次冲锋的成果。”

我们来到下一个村庄，这里更像一座小镇。一个低种姓人正在举行婚礼，仪仗队行进在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上，铜管乐队的制服破得触目惊心。我们坐在一个布料商的店铺里喝小豆蔻茶，库戴尔先生跟村子里的穆斯林首领谈了一会儿。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库戴尔先生说；傍晚，每个人都会知道库戴尔出来帮助英迪拉和毕希西瓦先生竞选了。“他们知道，选举之后，他们还得有求于我。”这话让他自己不安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帮过这些人，我为他们免费处理过案子。”

到下一个村庄时，我们没下车。人们看到我们来了，只有一个人向我们走过来，他是一个采石场场主，穿着夹克和套头衫。他用英语对库戴尔先生说：“人们需要指引。”

“他不支持我们。”库戴尔先生后来说，“他雇了很多劳工，他会让我们损失百分之三十的选票。但我不会在离选举只剩三天的时候跟人争执。”

阿杰梅尔的公共集会都要在星期六下午五点之前结束。但游说和私下举行的集会还可以继续进行。我从穆库特先生的儿子（也是他的竞选执行官）那里听说，穆库特先生和毕希西瓦先生当天晚上要在比瓦尔的扶轮社门前辩论。比瓦尔不像一个会有扶轮社的地方，但它不仅有扶轮社，还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而且我现在才知道，印度一位非常有名的占星家B.C.梅塔教授也在比瓦尔。梅塔教授是商业占星家，擅长预测市场波动。他的电报挂号是MEHTA。

这些都是梅塔教授的儿子告诉我的，就在那天下午，我们在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总部等候穆库特先生那会儿。梅塔教授的儿子是个律师，今年三十岁。梅塔教授只是商业占星家，所以对阿杰梅尔的选举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年轻的梅塔先生对穆库特先生的胜利充满信心，竞选总部显然也很欢迎他。“他父亲是个占星家。”穆库特先生的儿子向我介绍他的时候这样说。因此我觉得，穆库特先生在星相上应该没有什么失败的征兆。当穆库特先生穿着洁白的一尘不染的腰布和古尔达、套着黑色的羊毛马甲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他就像是一个带着神圣荣光的人。他为每一个靠近他的人赋予了温和的气质，也让人对他充满了敬畏。

开车去比瓦尔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傍晚赶到那里时，发现没有一个人知道扶轮社有什么辩论。有人说，毕希西瓦先生怯场了，但我们总归是被戏弄了，只好在当地宾馆的前厅坐下，喝起了咖啡。我打听起了梅塔教授。年轻的宾馆主人说，教授不仅是他的导师，还是他的朋友。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后告诉我们，教授吃过晚饭就过来。

“我从一开始就相信占星术。”穆库特先生说，“我每年过生日时都会请占星家给我看看当年的运势。今年一月三十日，我的生命进入了第六十九个年头，我当时请人为我看了星相。”

他不肯说星图向他允诺了什么。我问他，梅塔教授是不是他的星相师，他咧开长长的弯曲的嘴唇，给了我一个微笑，没有作答。

他进入了思索状态。“选举会经历三个阶段。先是竞争的兴奋；然后是紧张的对峙；最后是做出反应，无论结果如何。”

“你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结果？”

他睁开失明的眼睛。“任何结果。”

但接下来，他变得有些烦躁，他想走了，人们领着他出去上了车。

梅塔教授是一个六十岁的矮胖老头，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身穿长裤和衬衫。他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气质，像一位见多识广、工作过度的医生。他不怎么爱说话。当他明白我想了解的事情之后，飞快地在一张大开纸上写下：英迪拉夫人会在自己的选区以五万多票的差额获胜，但她不会在中央赢得绝对多数……

我感觉，在经历了竞选总部的忙碌和乘车的兴奋之后，在比瓦尔宾馆那个闷热的小房间里，当穆库特先生因为那个遭到戏弄的夜晚而脸色阴沉时，他这边人的心境发生了变化。

星期天早上，穆库特先生的一些支持者有了失败的预感。他们把我当成是中立的见证者，过来告诉我，毕希西瓦先生的人正在市区的两个行政区里派发烈性酒；他们还说，明天街上将会流传以穆库特先生的名义发表的小传单，声明自己退出竞选，并且一直都支持甘地夫人。

失败的预感。上午，败绩昭然。在通往纳西拉巴德的路上，沿途的每个投票间外面都有一个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英迪拉派国大党的帐篷，年轻人拿着选民花名册坐在那里，等着接待选民。十点半，早已是烈日当头，穆库特先生这边的帐篷才刚刚搭起，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帐篷，有的甚至连桌子都没有。穆库特先生的儿子一脸败象，说是对方在捣鬼。在一个投票间外面，穆库特先生的两个工作人员孤零零地站着，离人群远远的，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耸了耸肩说：“贱民区。”

在纳西拉巴德，一个年轻人快要哭了。从他记事起，国大党就一直统治着拉贾斯坦，国大党腐败腐朽，眼看就要寿终正寝了，甘地夫人却挽救了它。“你们赢了，你们赢了。”他对库戴尔先生说。库戴尔先生对这位年轻人的痛苦感到同情，眼睛飞快地眨着。

国大党没有寿终正寝。它的组织毫发无损，构成了甘地夫人和毕希西瓦先生的后盾。国大党没有真的分裂，只是出现了一些背叛，背叛的强烈程度足以引发阵阵欢呼，引来群众的围观（披着选区里五十万选民的外衣），引起库戴尔先生说的tamashas——热闹。在阿杰梅尔，穆库特先生代表的反对派国大党（也叫组织派国大党）只是一个幻影。

但穆库特先生还有人民同盟的支持。人民同盟在阿杰梅尔市区的势力很强大，让人喜出望外的是，民意测验的结果通常显示人民同盟的支持率很高：在城市高达百分之七十，在乡村也能达到百分之五十。根据乐观的民意测验，人民同盟在城市占有明显优势，穆库特先生也许仍然有望一搏。然而在市区，越是在人民同盟的地盘，穆库特先生的颓势就越明显。在纳雅集市——小商贩聚居的地方，人民同盟的堡垒——下午一点钟的统计结果是得票率低于百分之四十；穆库特先生的选举帐篷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桌子带来的正式感，只有一条长凳，小孩子在帐篷里跑来跑去，整个帐篷像是已经没人照管。

人民同盟的选民都在弃权，这是穆库特先生始料未及的。人民同盟跟其他党派结盟，支持宿敌穆库特先生，缓和了原来的印度“种族－共同体”立场——这些行为让它丧失了右翼的纯洁性。在支持者看来，人民同盟已经不再是一场征战的首领，它已经变成了“搞政治”、耍手腕的政党，跟其他政党没有什么区别。下午晚些时候，到处都流传着穆库特先生败局已定的消息，一些原本打算弃权的人民同盟的人现在也准备出去投票了，投票反对穆库特先生。

四点半，离投票站关闭还差半个小时，穆库特先生的竞选总部里有三个人：一个枯瘦干瘪的老秘书坐在桌子旁边，守着已经清净下来的电话机；一个戴着黑色帽子、围着腰布的瘦削会计垂着双腿，坐在一把直背椅上；还有一个男孩。有人拿着一张账单走进来，戴黑帽的会计没有变换坐姿，拿过账单想了一下，把它穿在了一根钉子上。我朝钉子伸出手，想拿过来看一下。会计一言不发，迅速地把钉子划过我面前，递给了那个男孩，男孩把它放在落满了纸屑的地板角落。

在毕希西瓦先生的竞选总部，在那栋别墅的开放式水泥回廊下面，毕希西瓦先生坐在藤椅里，身边围着工作人员。他处在笑得合不拢嘴的异常兴奋状态，正在电话里大呼小叫。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穿着长裤、衬衫和套头衫，毕希西瓦先生则穿着他的政客制服：家纺的腰布和古尔达。这套白色的盛装代表着甘地的美德，此时也代表着它的政治回报——身为国会议员可以享受的一切：新德里的公寓，两部免费电话，召开议会期间每天五十一卢比的津贴，全印度的免费头等列车座位（而且享有优先订座权），还有每个月五百卢比的工资。

过了一会儿，我才看到毕希西瓦夫人也在场，她安静而羞赧地站在回廊里，就像站在舞台上。她拖曳着墨绿色的纱丽，在这么多男人面前，她低着头，谦恭地把头遮起，就像一位忧伤的古典人物——饱受践踏的印度女性的象征。

十天后，等边远地区的选民也投完票，计票开始了。天气已经变了，暑气已经来临。第二天就是春天节[4]，八号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手推车上堆着一卷一卷的绿粉和红粉，那是为节日的欢乐准备的。计票在税务局院子里的凉棚下面进行，毕希西瓦先生和穆库特先生都不在场。“最高指挥官不必亲临前线。”一个计票员说。

穆库特先生正在自己的公寓里度过他政治生涯中最漫长的一天。他的得票情况将比我们之前料想得还糟。在阿杰梅尔市区——票数是按照行政区分别统计的——他只得到了一万九千张选票，而毕希西瓦先生得到了四万三千张。

我对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说：“这么说，梅塔教授给了你们错误的提示？”

“他没有给我们错误的提示，他推算错了。”

毕希西瓦先生在他的竞选总部。他现在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胜利，很平静，但有些疲惫。整个选举让他很紧张，他不能像库戴尔先生那样愉快地享受选举中“娱乐”的一面。他经历过眼看着关键人物要倒戈的痛苦时刻；拉瓦特人的事情也一度让他心惊胆战，他对那份诋毁他名誉的传单仍然耿耿于怀。“我要起诉，要让他们赔礼道歉什么的，我可以要求一二十万卢比的赔偿。”

但他最大的痛苦来自穆库特先生，他在穆库特先生的阴影下生活了那么久。我问他是否觉得他们会从此决裂？“我不知道。我昨天去看他了，他不跟我说话。”毕希西瓦先生非常急于让人知道，他虽然年轻，但他对人民也有付出，也做出了牺牲。他没有像穆库特先生那样坐过牢，但他因为社会工作太忙，直到三十二岁才结婚。“我从一开始就对服务公众感兴趣。在政府学院，我是童子军团长。不知道为什么，穷苦阶层总是很吸引我。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就在全身心地为农民工作。”

他把这些说得像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照着叔叔的模子塑造自己；他也是半个甘地主义者加半个政客，他也认为自己有权染指政治权力，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宗教上的美德。但毕希西瓦先生本来完全有可能倒向另一边：反对甘地夫人。“这是考验我的时刻，”说起国大党的分裂时，他说，“要在原则和人格之间做出选择。”最后，他设法将两者结合了起来：甘地主义的原则和甘地夫人的人格。

整个下午，他的领先优势在不断地扩大，票数最后高达六万六千张。穆库特先生在巅峰时期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多数。种姓因素在任何选区都没产生影响，吉申格尔事件没有产生影响，拉瓦特人的诱拐事件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有乌代浦的巡游起到了一些效果。在那个偏远的行政区，他就是神，他让毕希西瓦先生在那里只领先了三千多票。各地选民出于他们共同的困境和需要，都把选票投给了甘地夫人和赶走贫困。

大约三点半，毕希西瓦先生和妻子一起来到税务局。他们都穿着家纺的衣服，他一身白色，她一身蓝色。他无力地微笑着，而她面带羞涩，仪态优雅。当他们向凉棚中央走来时，我们这些坐在行政区长桌子旁边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有人跑来献上了一个金银锡箔做的花环，这是给库戴尔先生的：获胜方的选举执行官。献给毕希西瓦先生的是第二个花环，用万寿菊和白色的金银花做的。

税务局的院子外面，人越聚越多。快要公布结果的时候，毕希西瓦先生和妻子沿着来时的路往外走，那些还没来得及向他们致意的计票员纷纷站起来，双手合十，表达了他们的问候和敬意。等候在外面的铜管乐队奏响了《布基上校进行曲》；一群白色的母牛和牛犊在四处游荡；一些人挤在一辆吉普车里，向人群挥洒彩色的粉末：春天节提前一天到来了。《拉贾斯坦祖国报》的单张“号外”正在四处分发：

毕希西瓦先生以绝对多数获胜

侄子击败了叔叔

我觉得我应该去看看穆库特先生。

“我跟你一起去。”库戴尔先生说。当我们坐在车里时，他说：“我必须跟你一起去。多可怜，二十年了，这个人掌控着整个行政区的命运，现在却输给了自己的侄子，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侄子。”

在顶楼的公寓里，前厅拉着窗帘。窗帘扯得平平的，没有一丝褶痕。穆库特先生盘腿坐在他的窄榻上，一动也不动，闭着眼睛，头扭向一边。他穿着洁白的棉布衣服，在这一刻，白色让人觉得非常触目，就像是死亡和哀痛的颜色。水磨石地板上铺着一块席子，有六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其中有那个戴黑色帽子的会计。库戴尔先生没有说话，走过去跟其他人一起坐在地板上。

穆库特先生的儿子走出来，为我搬了把椅子。他俯身对父亲说：“父亲。”然后说了库戴尔先生和我的名字。起先，穆库特先生没有动。接着，他突然把头转过来，面朝着房间，神情非常痛苦，摊开一只手，用手背使劲敲打着床榻。

没有人说话。

穆库特先生的儿子把茶端了出来。他把窗帘拉开了一点，缝隙中透出装着铁丝网的窗户、照在阳台白墙上的阳光和褐色的山丘。他把一件褐色的背心披在父亲的肩上，白色触目的效果缓和了一些。

“他们都在为英迪拉拉票，”穆库特先生说，“而不是那位候选人，竞选画面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他还没有接受自己的失败，还在诉诸人格政治的规则。我问，他和毕希西瓦先生会不会重新做朋友。他说：“我不知道。他昨天来过了，但一句话也没说。”他打开收音机，德里的六点钟英语新闻正在播报甘地夫人在全国排山倒海的胜利，播报各地老国大党人的失败，他们都和穆库特先生一样，错估了形势。

“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穆库特先生说，“欧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5]政治已经污染了我们的政治，我们就要没落了。”

库戴尔先生站起身来。

“身为竞选执行官，我必须在游行中露面。”我们出来后，库戴尔先生说，“否则，我的缺席会被人误解。”

我们在集市上赶上了游行的队伍。有人坐在卡车的车斗里，往大家身上扔彩色的小粉球。“等我七分钟，”库戴尔说着，消失在了人群中。当他心满意足地回来时，他的衣服、头发和脸上都沾着红色。红色，春天、凯旋和牺牲的颜色。

一九七一年

（翟鹏霄　译）

[1]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的女儿。担任过两届印度总理，被后人称作“印度铁娘子”。

[2]莫卧儿帝国实行的军事采邑性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封人终身享有征收封地田赋的权利。

[3]湿婆的一种变身。

[4]印度的胡里节，又称色彩节。人们用缤纷的颜色喜迎春天，送别冬天。

[5]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认为凡有助于政治统治就都是正当的。

非洲与大流散

爸爸与权力之集

罗伯特·布拉德肖来自圣基茨岛[1]，是加勒比的黑人牧首之一——他的追随者称他为“爸爸”——成为民众领袖二十多年之后，他遇上了麻烦。两年前，他成为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三岛之国的第一任首相。当时这个国家的总面积为一百五十三平方英里，人口有五万七千。现在它变小了。安圭拉独立了[2]，带领着它统辖的几座小岛——斯科拉布岛、狗岛和安圭丽塔岛——走上了康庄大道：随之一起带走的是三十五平方英里的领土和六千人民。不满情绪在五十平方英里大小的尼维斯岛上蔓延。在布拉德肖爸爸的大本营圣基茨岛上，也存在着一股危险的反对力量。

对立的工会叫WAM，对立的政党叫PAM。WAM与PAM，这是黑人政治冷酷的漫画式幽默。它们所代表的仍然只是一种争夺王位的政治，在这样一种政治运作方式下，仍然不存在权力交替的规则。只有当布拉德肖爸爸这样的领袖遇上麻烦，当他们被人威胁并进行反击之际，岛屿外的世界才会知道他们；对他们的王权构成反讽的是，他们随即会被描绘成一群危险的小丑。布拉德肖爸爸的黄色劳斯莱斯一度被看作其王权和勇气的标志，是黑人救赎的象征。以前外面几乎没有人知道劳斯莱斯的事情，而现在，这辆车闻名遐迩，多少成了笑料。

受到挑战的民众领袖不能输。输了就会丧失身份，成为滑稽可笑的人。

“布拉德肖爸爸是事业的发起人”，一位支持者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坚持下去。”

布拉德肖准备坚持下去。反对他的人不能使用广播；他们的支持者说，他们难以找到工作。警方在从加勒比的其他岛屿招募人手。圣基茨岛的军队被称为自卫队，据说已经扩大到了一百二十人；布拉德肖爸爸是自卫队的上校。有报道称，一架直升机准备好了要维持这个六十八平方英里岛屿的治安。

这场民众领袖的戏剧也在别的国家上演过：领袖统治了他曾经满怀信心发起运动的地方，却发现权力带来了危机。圣基茨岛的这场戏剧规模很小，布景简单，让整个局势显得像是编排出来的。

设想一个加勒比岛屿，形状略似椭圆。海岸线凹凸不定：这里是一片片海滩，那里是一座座悬崖。中央山脉的顶峰高四千英尺，陡峭而裸露，山脚下有一座森林。绿色的土地向下倾斜，其间装点着甘蔗，还有一些整齐的房屋和小块农田，一直延伸到海边。一条狭长的海岸公路环绕整个岛屿，在这里迷路是不可能的。种植园工人住在路边，挤在甘蔗与大海之间。他们的木屋大概是全世界最迷你的小屋。

圣基茨岛的全部历史就在这条路上。那边，有一些房屋立在低矮的木桩上，满是尘土的坝子一路穿过交错的绿地，通向海边。一六二三年，托马斯·华纳爵士正是在这里登陆，创立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第一个殖民地。这边，在甘蔗田间最为裸露的空地上，有两座加勒比原住民以粗糙的手法雕刻而成的石像，这些原住民就是在那里，在血河边，被英国人和法国人合力灭绝的。现在的血河已经成了路上的凹陷地。托马斯·华纳爵士被埋葬在那片墓园里。宾斯通山上那些十八世纪的大型工事就在不远处，那些工事曾一度守卫着盛产蔗糖的奴隶岛，以及在平静的水上集结、等待驶往英格兰的船队。加农炮群仍然指向前方，这片遗址已经重建。

在东南方，平缓的海岸变得宽阔起来，形成一块小小的平原。在这里，机场跑道和首都巴斯特尔[3]被包围在平坦而翠绿的甘蔗地中。在这片平原上有一样东西是垂直的：岛上唯一的炼糖厂那高高的白色烟囱。

这里的整洁与秩序仍然像是昔日的样子，这显示出布拉德肖爸爸的失败，他改变的东西并不多。他早年就已成名，那时他是糖工的组织者；他在一九四八年组织的那场为期十三周的罢工成了岛上传说的一部分。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布拉德肖领导种植工人取得的胜利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他们不想在种植园工作，他们寻求的是自己岛上的“发展”，也就是旅游业。当“太阳号”和“狂欢号”喷气式飞机飞过时，安提瓜岛上空的空气也随之震颤。圣基茨岛拥有的只是旅游小册子和种种计划，机场只能起降子爵型飞机。景观未被破坏，观光客却不来。年轻人的感觉是，布拉德肖爸爸把这里出卖给了炼糖利益集团，而且他不想改变现状。

布拉德肖的胜利仅仅属于圣基茨岛，对尼维斯岛的农夫而言意义甚小，对七十英里之外的安圭拉岛上的农夫和渔夫而言更是无关紧要。尼维斯人和安圭拉人从未把选票投给布拉德肖。他不需要他们的选票，但他为此感到恼怒。他说，他要在尼维斯人的汤里撒胡椒，在他们的米饭里放骨头；他要把安圭拉变成沙漠，让安圭拉人去舔盐。这是十一年前的事情。

“感谢布拉德肖爸爸所做的一切，愿神保佑他。”在圣基茨岛的黑人种植工里，现在只有老人和忠诚于布拉德肖的人还会说这样的话。他们还记得ola（垃圾房），记得残忍的契约制度，记得赤脚的儿童和疾病。布拉德肖自己年轻时曾在巴斯特尔糖厂工作，他受过损伤的手成了那段经历的标志。和许多民众领袖一样，他从来没有远离自己最初的信念。同样真实的是，和许多民众领袖一样，他曾经唤起过追随者的希望与躁动，而现在，五十一岁的他却又否定了这些希望与躁动。

饱经风霜的巴斯特尔小镇也拥有一种舞台布景式的简朴。在主街的尽头有一座教堂。PAM把自制的布告牌挂在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房子的走廊上。正对面是一座同样摇摇晃晃、但却更大的建筑，被称作“群众宫”，是布拉德肖工会的总部。局势紧张时，主街的这片区域被称作“加沙地带”。

群众宫有一家印刷厂，每天印制一千两百份叫作“劳工发言人”的粗糙小报。即使用上了大字标题，也并非总有那么多新闻来填满首页；有时必须加上题为《幽默》的笑话。体育新闻能够占满一页、两页或三页版面。像索伯斯[4]那样的板球运动员能让本地的体育评论员充满野心。“一九五四年，这位十七岁的羞涩少年在西印度群岛对英格兰的比赛中初次登场，那时他的脸上还能看出他母亲的模样。现在他如日中天，很可能已经成为中世纪以及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板球运动员。如果W.G.格雷斯[5]因为这条评论而在坟墓里辗转难安，他一定是要转过身来点头称是。”

从群众宫再走过几道门，就是政府总部所在地，一座三层楼高的现代派建筑。一些灰色的空调突出在墙面上；透过玻璃墙，可以看到天井里的水池。酒店在对面，是一座改建过的旧式木屋。经理是一位温和的黎巴嫩二代，他的大家族、他那未经培训而又容易激动的下属、有时十分专横的黑人旅游团以及目前的政治局势，这些烦琐的人和事已经把他的神经锻造得十分纤细。“你见过我们总理吗，先生？”他是布拉德肖的支持者，但是不想与人争论；他已经知道，他永远也不会见到贝鲁特。

有一条短短的小街通往蓓尔美尔广场，那里有教堂、木制结构的殖民－乔治王时期的公共图书馆、法院和圣基茨俱乐部，还有一些私人楼房，较低的楼层铺有砖石，较高的楼层铺有易碎的白色卵石，屋顶有四个面，十分陡峭。此处花园芜杂，环绕维多利亚中央喷泉的铁丝栅栏被踩倒在地，生锈的灯柱里面没有灯泡，但树木、花朵还有群山的背景仍然蔚为大观。蓓尔美尔广场是PAM举行公共集会的地方。所有的圣基茨人都知道，从非洲运来的“新”黑人正是在这里，在树木、花朵和这样的建筑中间，被展示和拍卖的。拍卖前，他们被关在奴隶贩子的临时禁闭所里休息和吃饭。禁闭所就在海滩上，离现在的油库不远。

这座小岛上到处都是昔日的踪迹，就像那些甘蔗一样。越来越深切的抗议总是可能的。

每天早上，政府总部外面的卫兵会在十点左右换岗。头戴贝雷帽的军官喊着口号，踢着正步；两个被换下的士兵迅速地来回打量一下街道，然后钻进已发动的路虎后座，被载往自卫队总部；这是一座敞开的木屋，坐落在ZIZ（只有一个播音室的广播站）附近的高地上。

巴斯特尔郊外浅绿色的小山，明亮的蓝色大海，被白云覆盖的尼维斯之巅——一个黑人面对着这一切，懒洋洋地坐着。他身着洗得褪了色的伞兵制服，身材瘦削，膝部向外弯曲，仪容严整，就像一个软和的玩具。

我也许只是在耸人听闻，但是木屋里面有弹痕。一九六七年六月，安圭拉危机爆发之初，一些无名武装分子袭击了巴斯特尔，这些弹痕被展示出来，就是要当作那次袭击的证据。警察局也遭到了袭击。枪击频频，但无人被杀；袭击者销声匿迹。袭击发生后的次日早晨，布拉德肖身着上校军服，携带步枪、子弹带和望远镜，从政府总部步行至群众宫，这一举动为他的传奇故事又增添了光彩。

那次袭击至今仍是不解之谜。有人认为是布拉德肖安排的，但现在有安圭拉人自称对袭击负责，目的是绑架布拉德肖，保卫安圭拉岛的独立。袭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糟糕的组织——没有人考虑到进入巴斯特尔后的交通工具问题，也因为有一个安圭拉商人向布拉德肖告了密。

袭击发生数日后，PAM和WAM的多位领导人被捕，并在四个月之后受审。辩护律师遭到骚扰；在全部被告被判无罪之后，布拉德肖的支持者进行了示威游行。自那以后，圣基茨岛的法治开始显得岌岌可危。权力的定义变简单了。

我看见了他们：

这些勇敢的人；这些稀有的人——

比其他所有人更辛劳的人——

这些生活在真实中的人；受苦的人：

这些警察。我们热爱他们！

这首诗发表在《劳工发言人》上。安圭拉人也许不再构成威胁，但警察和军队到了圣基茨就不会再离开。

我第一次看见圣基茨岛是八年前，那是在夜晚的巴斯特尔港口，我坐在一艘破旧的移民船上。我们没有上岸，移民们坐在大敞口船里，已经在海湾里摇晃了一阵子。船上的灯光在这一切之上摇曳：被汗浸透的衬衫和衣服，向上张望的油腻脸庞上发红的眼睛，纸箱和行李箱上写有主人的名字和在英格兰的详尽地址。

早晨，在公海上，噩梦结束了。那些外套、领带和行李箱都不见了。我在移民中间四处走动，发觉他们在政治上都颇有见识。到处都能看到《劳工发言人》。许多来自安圭拉的移民——那里最近遭受了飓风的袭击——一直在向神祈祷。

这些移民有一个领袖。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黑白混血儿，到英格兰去学法律。他在移民中间走动，就像一个受人信任的鼓动者，习惯于保护别人。他是一个有点背景的人，他的政治关切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非同寻常。他对我的种种询问有所疑虑，认为我是英国间谍，让那些移民不要和我说话。他们变得不友好起来；有传言说我管其中一个人叫“黑鬼”。后来是一位年轻的浸洗派传教士把我从险境中救了出来。

我当时没有打听到船上这位领袖的名字。现在，在圣基茨和加勒比，他已经名闻遐迩。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学习法律，回到圣基茨后，他开始向布拉德肖发起挑战，发起并成立了PAM。他坐牢、受审，又被无罪释放；他只有三十一岁。他是威廉姆·赫伯特博士。他在圣基茨展现出的魔力，他挑战敌手的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博士头衔——他的法律论文通过了答辩——他那时前往伦敦，就是为了获得这个头衔。

有一天早晨，他走进巴斯特尔酒店的餐厅。有人为我们互相做了介绍，他提醒我说，我们见过一面。他说那是一艘西班牙船，管理不善，当时他还很年轻。他精力旺盛、行动敏捷、有着西印度人特有的英俊相貌，和我记忆中的样子别无二致，五个月的牢狱生活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我不想吓你，”那天晚些时候他来看我时对我说，“但你得小心。作家有失踪的可能。今晚会有两个士兵守卫酒店。”

我们开车前往一家破旧的海滨酒吧，那是一座不成功的旅游配套设施，很是荒凉。

“你见到布拉德肖了吗？”

我告诉他，政府总部的人觉得我可能是英国间谍。布拉德肖先生不愿接受我的访问，但有一天早晨，他去酒店对我表示了欢迎。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关于非洲艺术和法术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懂得很多。这也许能够解释他为何能握有权柄。”

我们一起去游览弗莱格特湾，那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有灌木丛和咸水池塘；这片区域像是圣基茨岛椭圆主体的尾巴一样。政府最近颁布了一项开发计划，将在弗莱格特湾投入两千九百万英镑。几天前，一些乘坐豪华游轮途经此地的游客被带到这里考察，《劳工发言人》发文宣布，旅游季节就此开始了。

“开发！”赫伯特朝这片荒凉之地挥了挥手说：“你要是晚上来这儿，会被枪杀的。这里是军事区。他们说我们想要搞破坏。”

回去时，我们绕道穿过巴斯特尔的贫民窟。赫伯特朝女人和小孩挥手致意：“你们还好吗，还好吗？”许多人也向他挥手。他说这是他的竞选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女人和小孩身上，他们会让男人也加入进来。

赫伯特是圣基茨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博士。和他相比，布拉德肖就是老古董，是让人民从绝望中走出的领袖，这个人民之子掌握了权力，创造出一种个人风格，于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分有同样的风格。据说，他会在宴会上拿出金酒棒来搅拌香槟，有一把用来梳理胡须的金梳；他爱穿英式正装，出席一些仪式时穿的是长丝袜和扣带鞋；他拥有一辆复古黄的劳斯莱斯——现在，在圣基茨和西印度群岛，这些做派让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本地人都知道他了解古董和非洲艺术，喜爱阅读。据说他是若干读书俱乐部的会员。他广泛阅读温斯顿·丘吉尔的作品；他的公关主任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书是《大地》；他最喜欢的连载漫画是《亚比纳奇遇记》。

这是一个迷人的传奇故事，我却发现他的着装和谈吐都很低调。他不想和我多说，我对此感到遗憾；他说作家让他受了很多罪。我明白。我看着他的胡子，想起了那把金梳。他体格健美，看上去比五十一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有些人不上相，他就是那样的人。我们站着交谈，他说话的方式非常严密，和英国人非常像，带着一点圣基茨口音。他站在那儿，身体向我倾斜，戴着墨镜。我们走下酒店的台阶，走向他的路虎，车身印有他们党派的口号：“工人引领我们”。他告诉我，对于像圣基茨这样的小国的未来，他十分悲观。他努力工作，但心里充满了悲观情绪。他支持过西印度联盟，但联盟却失败了。而就在布拉德肖任职西印度联盟政府部长期间——联盟政府的总部设在特立尼达——他其实已经开始失去对圣基茨的掌控。

这位黑人民众领袖是一位农民领袖。圣基茨就像是黑人的英国乡村，远离美与时尚的源泉。一位脱颖而出的民众领袖会被他的天赋异禀所驱动，融入上流社会之中，乡村与之相比就像是微不足道的阴影。但对布拉德肖这样的领袖而言，并不存在这样的上流社会。他们一生一世与土著联系在一起，这些土著是他们力量最初的源泉。他们命中注定无法变得伟大；他们必须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海地皇帝克里斯托弗造就了一个黑人贵族阶层，以各种可笑的头衔加以命名。这位皇帝正是来自圣基茨岛，曾在这里做过奴隶和裁缝。他在海地建造的堡垒，灵感来自宾斯通山上的那些海滨工事。

赫伯特和布拉德肖的区别就是赫伯特的博士头衔和布拉德肖的“爸爸”称谓之间的区别。他们的行为举止似乎都与自己的头衔相矛盾。赫伯特丝毫不具有布拉德肖的实用风格。他在法庭外穿着随意，开的是老爷车，在巴斯特尔郊外修建的房子是普通的圣基茨小楼房。他讲话比布拉德肖更加口语化，本地口音更重。他的行为举止既是中产阶级式的，又受到大众的欢迎，两种方式互相包容。他从不紧张，走动时，带着对自己的阶层和外表的自信。博士头衔只是他为这一切增添的一点东西。

“告诉我，”布拉德肖的公关主任是一个黑人，他带着一点苦涩问道，“谁受的教育更好？赫伯特还是布拉德肖？”

对于这个刚刚受了一点教育的年轻人而言，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他去听过赫伯特早先在蓓尔美尔广场做的关于经济学、法律和政治理论的讲座。

“自学胜于教育。”布拉德肖这样安慰那些从甘蔗地里出来的不识字的老年人。这成了他的警句之一。

但赫伯特作为文化人的抗议领袖，势力日渐壮大。每一件事情都与他的事业有关。政府颁布了新的电费标准：用电大户的单位费用变少了。这是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但赫伯特和PAM认为新的资费标准对圣基茨的穷人不公平。穷人们也表示同意。

布拉德肖和他的一个部长成了法学学生，他当时快五十岁了。蓓尔美尔广场的门廊里，仍然展示着褪了色的入学通知，他们是在伦敦一家旅馆里收到的。据说两个人当时在伦敦出差，正在吃晚饭。安圭拉独立了；PAM和WAM像它们的名字一样麻烦；外国媒体充满敌意。赫伯特入狱、受审、无罪释放，成了加勒比的名人。布拉德肖遭到孤立，似乎将要失势。但他随即招募了一位年轻的圣基茨律师－演讲家做自己的公关主任。

这人拯救了布拉德肖，数月之间，他让圣基茨的政治局势有了新的变化。布拉德肖的战术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处处防卫的在位领袖，而是开始吸引新鲜的力量。他再一次成为抗议者的领袖。他现在通过抗议来与赫伯特的抗议竞争。年轻的公关主任为他提供演讲词和知识储备。有些无礼的人称这位主任为布拉德肖的“族群关系主任”，其宗旨是“黑权运动”。

布拉德肖宣称其目标是消解岛上地缘环境勾勒出的那种秩序。公关主任有时会使用“革命”这个词。这个词已经传到了福特兰和高尔夫俱乐部郊外的白人聚居区，英国移民的小团体在那里被称为“耳语者”。

有人这样解释：“布拉德肖现在想做的是和这个岛以及人民一起，重新开始。”

对于我这个在圣基茨寻找原则和地区差异的访客而言，圣基茨今天的政治局势显得晦暗难解。但只要我们意识到，这里的两个党都是抗议之党，都处在独立的真空之中，它们所抗议的都是过去，是奴隶制，事情就会变得清楚起来。处在危险之中的是王权，这个问题最近已经得到了简化。“黑权运动”发出的费解讯息——按照公关主任的定义，就是身份、经济参与、团结——已经在传递过程中纠缠在了一起。现在已经有人在说，尽管布拉德肖在过去有着种种英国式的想望，他其实是一个纯种的非洲阿善堤人，而赫伯特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是黑白混血儿。

在布拉德肖领导的著名的十三周大罢工期间，赫伯特的父亲是炼糖业的劳工关系负责人。对赫伯特的家庭而言，那是一段困难的时期。罢工者威胁他们，辱骂他们。在圣基茨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天，还只是一个小男孩的赫伯特在街上遇到布拉德肖，发誓说要找回公平。赫伯特说，也许有这么一回事，但他不记得了。

我问他，为了圣基茨的权力，他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他所遭遇的种种危险是否值得。

“人在海中，”赫伯特说，“必须游泳。”

在圣基茨仍然有总督府，那是一座低调的、阳台宽阔的木屋，坐落在云雾缭绕的山上。男管家身着白衣；客厅里挂着一幅印制的本地风景画，是女王的赠品；还有一张爱丁堡公爵的签名照。总督是来自另一座岛的黑人骑士，也是深受尊敬的律师和学者。他与本地的王权政治相隔绝，在其中没有位置——在这场律师与律师的斗争中，法治可能将不复存在。他大多数时候都待在总督府里，研究西印度群岛最近的制宪进程。他的书叫《走向权力之路》。

布拉德肖所倚重的公关主任，那个接受了他让出的部分权力的律师－演讲家，名叫李·摩尔，是一个瘦小、蓄有胡须、出生在农村的黑人，三十岁左右。摩尔说，他从伦敦回到圣基茨之后，不再认为圣基茨需要一个黑人贵族阶层。但“黑权运动”在政治上的功用只是偶然间被发现的，当时他刚做完一次关于这个主题的讲演，还处在兴奋之中。

和赫伯特一样，现在的摩尔开着车在圣基茨的环岛公路上绕圈，把律师生意和竞选融合在一起，向群众挥手，把沉重与诚挚融合在一起。他的车上有一张贴纸，是从汽油广告上剪下来的：加入权力之集。

有一天，快傍晚时，我和他一起去观光。夜幕降临后不久，我们的车胎被扎破了。他不愿用千斤顶，说不知道该顶在哪里。他蹲伏下来仔细查看，困惑不解。有一些路过的车并没有停下来。我开始担心他的衣服和体面。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路过，他们叫喊着回来帮忙。其中一个说：“我们还以为是哪个杂种呢。”又有一辆面包车停了下来。他们没有用千斤顶。车被抬了起来，轮胎换好了。

我们再次上路，摩尔处在兴奋之中，过了一小会儿我明白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

“我总是这样换轮胎的。你有没有听到那些骑车的男孩喊什么？‘那是李·摩尔的车！’”

权力，头脑简单的人和想要保护他人的人自愿提供的服务：另一个人民领袖正在形成，另一个黑人正在行动。

过了一会儿，他反思道：“我敢说，如果是赫伯特，他一定还在原地打转。”

但赫伯特也许会用上千斤顶。

一九六九年

（马维达　译）

[1]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北部背风群岛。与尼维斯岛组成联邦制岛国，在1983年9月19日独立，现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2]安圭拉1650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882年与圣基茨、尼维斯合并，1967年脱离三岛联合。1969年宣布独立，1976年又成为英国殖民地。

[3]位于加勒比海东部圣基茨岛西南岸。

[4]加里·索伯斯（Sir Garfield Sobers或Garry Sobers，1936－　），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的全能板球运动员之一。

[5]W.G.格雷斯（W.G. Grace，1848－1915），英国一流板球选手，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板球选手。

六千海上难民

加勒比群岛青翠多山，安圭拉置身其间，就像是一个错误，一个玩笑。长十七英里，宽两英里，这个岛屿如此平坦，以致安圭拉人在给你指路时，不会说向左向右，而是会说向东向西。岛上岩石众多，干旱少水。这里不生长棕榈树，也不生长大树。海滩上的红树林非常茂盛，看上去也许和哥伦布登陆时别无二致。那时的森林早已被砍伐殆尽；安圭拉人喜欢烧炭和造船，他们是一切可以长大的绿色事物的天敌。

岛上有些地方曾一度生长过甘蔗，但即使是在奴隶制时代，这也不是一个适合种植的岛屿。一八二五年，就是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之前九年，岛上大约有三百名白人，三百名有色混血自由民。这两类人蓄有三千黑奴。黑奴是一种负担。在加勒比的其他岛屿上，黑奴可以在周六去做自己的事情。然而在安圭拉，他们一周有一半的时间可以出去自由觅食。

今天的安圭拉只有约一万两千人，其中半数生活或工作在海外：在附近的美国维京群岛，在哈莱姆，或是在白金汉郡的斯劳镇，本地人称那里为“斯劳白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岛上仍然有房子和各种计划；这座荒凉的岛屿早就被瓜分掉了。

去年十二月中旬，我在安圭拉，岛上挤满了过圣诞节的人。自从安圭拉一九六七年发动动乱，脱离了刚刚独立的、由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三岛组成的英联邦成员国，LIAT（利维群岛航空公司，“海盗能到的地方，我们就能飞到”）的子爵型飞机就不再飞往这里。但安圭拉人（在赶走了一个美国人以及他的DC-3客机之后）自行成立了三个小型航空公司——安圭拉航空、安圭拉航线和山谷航空服务，相互之间竞争激烈。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制服，自己的五座派珀阿芝台克型飞机，定时往返圣马丁，用时五分钟，只需花费五美元。

与加勒比的其他社群相比，安圭拉人家园意识更强。这片土地自古就属于他们，其历史已经无法追溯，也没有屈辱的记忆与这里相关。这里没有圣基茨的豪门，甚至连废墟也没有。

安圭拉人的历史是从一个海难神话开始的。弗莱明家族、霍奇家族、理查德森家族、韦伯斯特家族，这些家族肤色不一，他们的祖先，那些白人拓荒者，就是那次海难的幸存者。关于黑人的到来，人们莫衷一是。许多人认为他们是被贩运至此的奴隶。但有一位年轻人确信，他们在海难之前就来到了这里。另一位认为他们是在海难过后一两年来的。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又为何而来。“这些我忘了。”过往无关紧要。在过于漫长的时间里，安圭拉人生活着，就像一个在海上失事的社群。

他们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但他们拥有各种技能，比如造船和举行宗教仪式，后者持续地激励着这里的人。几乎没有哪个安圭拉人不是在神的指引之下行事。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大批安圭拉人逃往斯劳白金，这得到了神的认可；脱离圣基茨以及安圭拉人最近的许多大胆之举，同样得到了神的首肯。

安圭拉人非常虔诚，但他们并不狂热。他们像黑人一样，对各种新的信仰有着开放的态度。八年前，韦伯斯特先生——他曾经担任总统，现在已被免职——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立场，在三十四岁之际脱离英国圣公会，加入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希望在岛上看到更多不同形式的传教活动。“只要‘耶和华见证人’或是其他教派让一个或十个人改宗，他们就是在做善事，就是在为社群服务。因为我们的计划就是要让安圭拉人尽可能地保持虔诚，把偏激和不道德的思想排除出去。”

这个岛屿拥有自己的先知——冈布斯法官。当他在本地的一本新周刊上发表传道文章时，称自己为乔治·冈布斯兄弟（先知）。他不是没有声望的人，上流人士和底层民众都会向他求教。被圣灵感动时，他会随着横笛与鼓的伴奏转圈，“一个戴着帽子的小个黑人”（这是一个安圭拉人的描述），他传播福音，有时也发出警告。据说如果一个特定的地方、一片田野、一段道路让他有发狂的感觉，过几天就准会有灾难发生。十二月的时候，就在韦伯斯特先生宣布安圭拉要脱离英联邦之后三四天，冈布斯法官又出去布道了。我没有看见他，但别人告诉我，他没有新消息要发布，只是让大家祈祷。冈布斯法官没有新消息就是好消息。

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也留了下来，为了把整个社群凝聚在一起：在危机爆发之际，出现了一些果断敢行的家族。这些德高望重的人遵循着古老的仪轨，其起源已被遗忘。肤色只是偶然的事情，让安圭拉人最为愤怒的，是七十英里之外的圣基茨人宣称：安圭拉人的反叛只是一个奴隶岛的反叛，而黑人只是在忠诚地追随白人和棕色人种。这些德高望重的人是安圭拉人，而安圭拉人称自己为黑人。韦伯斯特先生看起来可能属于地中海和印度之间的任何种族，也自称黑人。的确如此，安圭拉人不仅失去了历史意识，还失去了种族意识。这并非容易传达的事情，尤其是要传达给圣基茨人——后者现在正在摆弄“黑权运动”的概念。

安圭拉人从来都不喜欢与圣基茨人有行政关系，他们也讨厌圣基茨总理罗伯特·布拉德肖。由于对安圭拉人的冷漠感到愤怒，布拉德肖扬言要把安圭拉岛变成沙漠，让安圭拉人去舔盐。由布拉德肖来统治独立的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三岛，这样一个设想让安圭拉人感到害怕；一九六七年二月发生了一场骚乱，当时作为独立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圣基茨人派出一些选美皇后到安圭拉高中去表演。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但却没有多大效果。他们用催泪瓦斯袭击了选美皇后和忠诚的观众，却没有波及外面愤怒的安圭拉人。第二天，一百名警察从圣基茨飞来增援。他们搜查房屋，把安圭拉人的领袖抓到了丛林里。

这是总叛乱的信号。监狱长的住所被纵火；监狱长逃跑了。接下来的三个月，警察局不时在夜里遭到枪击。代理监狱长所住的酒店也被纵火，他也走了。第二天，银行行长被人袭击。两天后，几百名安圭拉人冲击了警察局。十七名警察没有还击，他们被带上飞机，送回了圣基茨；安圭拉人设立了自己的五人警察力量。

十天后，出于对外部干预的恐惧（牙买加差点派出了军队），并被宗教热忱所引领，安圭拉人袭击了圣基茨，枪击了警察局和自卫队总部。袭击者共有十二个人，他们的袭击计划是公开的。下午，人们去往港口，朝着离港前往圣基茨的五十英尺快艇挥手。只过了五个半小时，快艇就停靠在了圣基茨的主码头。安圭拉人随后发现，由于他们早先没有想到要安排汽车做交通工具，本来打算绑架布拉德肖，现在也只能吓吓他就算了。

后来有人报告称，有三十五个圣基茨人入侵安圭拉；临时总统乘坐阿芝台克型飞机飞越所谓的登陆区，扔下传单，敦促入侵者投降。但其实并没有入侵者。战斗结束了。接下来的只是言辞之争而已；分裂已成事实。安圭拉成了全世界最小的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很含混。它仍然认为自己是英联邦成员，希望伦敦帮助其制宪，并批准其脱离圣基茨。伦敦无所适从。其实两百年来，没有谁真的想要安圭拉，也没有谁知道该拿它怎么办。这个地方是一个错误。

这里也会讲求种种形式。走下派珀阿芝台克型飞机，你会穿过安圭拉移民局和海关；机场的建筑有两个房间，这两个机构共用其中的一个房间。移民局的人身着黄卡其布制服，佩戴安圭拉徽章，使用的是安圭拉橡皮图章。如果你需要安圭拉驾照，需要付一美元，缴费的地方是在位于狭长低矮的行政楼中的警察局里。五个警察已经足够了，犯罪很少。有女人吵架，用四个字母的词骂人，警察来了以后会进行“警告”，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例行公事。岛上有一座监狱，关了一个犯人。他是因涉嫌谋杀而入狱的圣基茨人，已经坐了一年的牢。没有地方法官，无法审判他，韦伯斯特先生希望在独立问题解决之后，马上把他遣送回去。

在邮局你可以买到安圭拉邮票，由一家英国公司设计和印制，并销售给海外收藏者，他们从中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邮件照常到来；在半是法国人、半是荷兰人居住的圣马丁岛上，安圭拉设置了两套邮箱号码，打破了圣基茨的禁邮令。在邮局旁边的财政部里贴着一张关于新的百分之二所得税的告示。为了促进消费，提高收入，酒税和汽油税已经降低，并且取得了成效。人们告诉我，安圭拉的汽车之多前所未有。

政府节俭而高效，并继承了行政大楼。十五人议会经选举产生，负责治理。这样的政府结构就像一个成熟的社群，长期以来是围绕着德高望重的人组织起来的。这个岛屿自理事务，并且富有成效。只过了半天，我这个访客就必须提醒自己这个岛屿的规模及其古怪之处。它就在那里，在一些美国人设计的新国旗中：白色的背景上，三只橙色的海豚围成圆圈，下面是一条绿松石色的色带。它也在充满幻想情绪的、由本地的一个“组织”创作的国歌里：

……一个金色的玉米在风中起伏的岛屿！

一个充满阳光、自然和谐的岛屿。

我听人说，海滩每晚都有人看守，以防圣基茨人入侵。每隔十四天，就会举行秘密军事演习；在独立之际，安圭拉人拥有四挺机关枪、五十五支步枪、十五支猎枪和两盒炸药，现在他们的武器已经不止这些。有人在谈论再次袭击圣基茨；有人甚至暗示要召来一架战斗机。圣基茨仍然宣称拥有安圭拉，并在其旅游小册子上印制广告。（“迷人的岛屿……适合想要远离全世界的度假者。”）但安圭拉人的处境很安全。他们知道圣基茨有自己的政治纷争，那里许多人站在安圭拉人一边，况且一百二十人的圣基茨军队处理岛内的事情就够忙了。安圭拉人并不经常谈论布拉德肖和圣基茨，而是会更多地谈论自己的纷争和自己的政治。

遭遇海难，孤立无援，这个社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独立让他们迅速地开始成熟，他们领会到这是一座奇异的岛，声名在外，是度假胜地，旧日的种种规则和虔敬早已开始消失。几个月前，在那条奇怪的简易跑道上，一架派珀阿芝台克型飞机的引擎被人在夜里用榔头砸坏了。据说是因为家庭纠纷。

在安圭拉，只有一家叫“汇聚”的酒店有电力供应。这家酒店就像是简陋的汽车旅馆，九点钟就熄灯。酒店的主人是先知冈布斯法官同父异母的兄弟杰里迈亚·冈布斯，负责经营的则是杰里迈亚的妹妹，她曾在美国待过很多年，说话时带着美国口音；这里美国黑人的氛围很浓。

我知道杰里迈亚·冈布斯。别人向我描述他时，称他为“那个聪明的安圭拉人”，他是唯一一个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人。他在本地做了很多善事，是安圭拉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人。他曾接受美国多家报纸的采访；在联合国陈述安圭拉的情况；并带领安圭拉代表团前往美洲国家组织大楼（结果发现大楼已经关闭）。

他就在那里，审视着周围，令人畏惧（在圣基茨时有人告诉我，千万不要嘲笑安圭拉人），他妹妹带着我四处参观。

“小伙子，你可以把电动剃须刀插在这里。你早晨可没有刮胡子。”

她个头很大，大家叫她B女士。我认定她是一个“人物”。各种人物像铅一样压在我心上；我决定住在“汇聚”酒店期间决不刮胡子。

吃午餐的时候，杰里迈亚吮着鱼说起话来，低沉的声音传遍了餐厅，一开始就像是在自言自语。

“他们把那叫作叛乱。”他也有美国口音，“全世界最和平的叛乱。叛乱？这是一场因为长年被漠视而产生的叛乱，就是这样。国家小有什么错？小国就不能有尊严？小国就不能自豪？小国……”

我试图打断他的高谈阔论：“冈布斯是一座古老岛屿的名字。”

“一个人，”他说，“一个人给了这座岛一座图书馆。一个人在医院设立了X光部门。一个人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布拉德肖又做了什么？带来警察、塑胶炸弹、催泪瓦斯，这些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现在他说我是大恶棍，是叛乱者的头头。”

我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讲过。

“一个人。乔·路易斯[1]。玛丽安·安德森[2]。你在一代人里只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人。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在乎这里。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安圭拉岛上接连发生了四次干旱。我知道贫穷的滋味。我还记得大萧条的时候，我在纽约，连地铁也坐不起，必须走过一百个街区去学校。那时候我连一个苹果都吃不起。”

困境并未让他消沉。他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他五十五岁，尖鼻子，留着胡子，头发灰白稀少，就像是从三十年前的《洗冤记》和《草原上的哈莱姆》走出来的西部黑人。他给人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他吃饭、走路和谈话的方式；是因为外面的岩石和灰尘。他是开辟疆域的人。

“你是来写东西的，对吗？”

我带着刺骨的羞愧说，是的。

“你去写吧。他们络绎不绝到这里来，坐在海滩上，整天写作。”他的声音开始以美国人的方式作响，“大自然就希望你们这样。”

我决定永不涉足他的海滩。

那天下午，我们在尘埃弥漫的路上相遇。他开着他那辆高高的吉普，一辆适于开辟疆域的车，我开着从他那里租来的车，一辆低矮的敞篷迷你吉普。

“你还好吗？”

路上的灰尘让我窒息，我已经迷了两次路（按安圭拉的指南针寻路的结果），但却没有告诉他：他先前卖过一张地图给我。

“你写下来告诉他们。你告诉他们这群叛乱的野蛮人的故事。”

独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安圭拉人悬挂的是旧金山的旗帜，这面旗帜是一个编辑捐赠的，他是一个在岛上被称为“旧金山团体”的组织中的成员。一九六七年八月，这个团体在《纽约时报》上为他们所写的《安圭拉白皮书》打了整版广告。

《白皮书》称，不能因为安圭拉人没有电话，就说他们很落后。“你知不知道，当一个安圭拉人想给另一个安圭拉人打电话时，他会怎么做？他沿着路走过去和他说话。”但缺少电话是反对圣基茨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吉普，很难在岛上四处行动。有些住在岛西面的人（主要是黑皮肤的人，偶尔也有金发碧眼的变种）从来没有去过东面（许多浅色皮肤的人住在那里）。

安圭拉人“甚至不想要一家希尔顿式的酒店”，因为那会把他们变成“巴士售票员、服务员和仆役的国家”。他们不想一次迎接超过三十位“客人”；客人如果不和总统共进午餐就离开，那是不礼貌的。他们不想接待“观光客”。

《白皮书》——此文向外国人承诺，只要花一百美元就能获得荣誉公民身份——为安圭拉赚了两万五千美元。有些安圭拉人觉得《白皮书》让他们显得很荒谬。但以总裁身份签署《白皮书》的韦伯斯特先生告诉我，他支持这份文件。而杰里迈亚·冈布斯仍在扩建他的酒店；其他人也按照不同的标准成立了自己的企业（粗野的酒吧、纪念品摊、冰激凌售卖点、非常私人化的企业，未来这里的旅游业很可能就是这样的）；韦伯斯特先生自己说，他希望看到安圭拉成为旅游度假地。

这就是安圭拉人的困惑之一。有太多的人想要提供帮助，他们在安圭拉找到了一种轻松的事业，一部小小的黑色喜剧。安圭拉人从未看穿这个笑话，总是认真倾听，越来越恐惧和执拗。

波多黎各大学的利奥波德·科尔教授是“旧金山团体”的成员，六十六岁，奥地利人，一九三八年前往美国定居。长期以来，科尔一直在倡导幸福小社会的理论。他的《众国的崩溃》一书于一九五七年在伦敦出版（现在已经脱印）。一九五八年，科尔对威尔士国民党发表讲话，该党希望威尔士从英格兰分裂出去；他现在斯旺西大学休一年的假。科尔觉得小社群“在经济上优于更大的国家”，认为安圭拉是“理想的试验地”。独立之后，安圭拉领导人迅即向周边诸岛寻求支持。他们与科尔及“旧金山团体”在波多黎各会面。“我的团队，”科尔说，“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被接受了。”

有传言称，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3]愿意以每年一百万美元为代价，换取把安圭拉用作船队基地的权利，这样的传言似乎很早就证明了安圭拉在经济上能够站得住脚。直到今天，这个传言仍在西印度流传，而科尔似乎也仍然深信不疑。但在圣基茨和安圭拉，人们说那只是杰里迈亚·冈布斯编造的故事。韦伯斯特以总裁的名义给奥纳西斯写了两封信，却没有回音。确实有一些美国人愿意在商业上提供帮助，但用科尔的话说，那“都是来自不明不白的利益集团”。

有一个星期六，我在机场遇见一个本地人——那天就像赶场一样，从阿兹台克飞机上卸下许多纸箱、篮子和包裹，女人们等待着领取她们的男人从美国维尔京岛寄来的信件、便条和汇款——那个本地人冲我耳语，说起黑手党和他们在当地的密探（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判断，我觉得他已经向许多游客耳语过）。我问韦伯斯特先生，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说法令人困惑，他说散布这些关于黑手党的传言是安圭拉的官方政策，是为了让黑手党离远一点。他还让我不要过多关注白人“配角”。到了这时，我才开始觉得，我正在陷入古老的、安圭拉固有的阴谋诡计之中。

有一些人尽管也不想和圣基茨重新统一，对于未来却不如韦伯斯特先生或科尔教授那么乐观。在独立后这混乱的一年里，他们没有看到什么“发展”，也害怕一旦安圭拉正式宣布脱离英联邦，会有可怕的后果。安圭拉会像罗得西亚一样，被视为不法之地，引来一些不法之徒。

新周刊《灯塔》（有打印的和胶印的，设备由一家波士顿公司捐赠）曾发布过一篇社论，反对单方面宣布独立。社论在岛上引发了一些疑虑，让独立显得更为困难。

“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种种权利出卖给美国商人，”在一家酒吧里，年轻的电气工兼编辑对我说，“我们会成为加勒比甚至全世界的笑料。不要误会，”我一边记录，他一边慢慢补充道，“如果英国无所作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自行其是。”

“我要把他的卵蛋放进绞干机。”在机场跑道上，一个年轻人拿着《灯塔》愤怒地对韦伯斯特先生说。这样的语言暴力曾经只属于圣基茨的布拉德肖。韦伯斯特先生藏起他的不悦——那天是星期天，他的安息日——让年轻人平静了下来。

感到害怕的人、胆大妄为的人、“配角”和“黑手党”：这就是我这个访客到达时，这个岛上阵营的粗略划分，我穿过错综复杂的剧情向前探寻，感到这些剧情似乎并未按照种族或肤色的区分来展开。责任、被激起的欲望与恐惧现在抵销着旧日的信念，带来了种种纷争，瓦解了自成一体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本是独立的意义所在。

有一个加拿大人想办广播站，出于某种原因他想用几片海滩来做这件事。杰里迈亚·冈布斯计划成立安圭拉银行（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建楼了），让很多人感到恐慌。杰里迈亚·冈布斯还计划修建“医疗中心”。“问题在于，我怎样才能让我的人民理解？他们会像反对美国医疗协会一样反对我的计划吗？”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我听说他想聘用一个能用魔法进行治疗的美国人，这让我想起了杰里迈亚同父异母的兄弟冈布斯法官。

安圭拉人曾经相信杰里迈亚·冈布斯能够带领他们引进美国的大型投资，但这些项目动摇了人们的信心，他也失去了议会顾问的职务。我在安圭拉的时候，感觉他已经名声扫地，他常常待在汇聚酒店生闷气。他对安圭拉人的态度只要一顿饭的工夫就会改变。有时候他是一个爱国者。“如果圣基茨袭击我们，他们会后悔的。我猜，等我们和他们的事情了结之后，英国政府只能用饼干和糖浆来救济他们。”有时他又对安圭拉人感到绝望。“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本可以粉饰一下这句话，“问题在于，”他在一次氛围阴沉的饭间说，“殖民主义把安圭拉人变成了空壳。”

有一个美国人带来了一个方案，议会在考察之后否决了。杰里迈亚·冈布斯的情绪也随着事情的进展发生着变化。这个美国人想要的是“特许经营权”：土地许可，另外据我所知，还有二十五年的采石和街区建设专有开发权。议会和从特立尼达飞来的议会律师对他的考察持续了八个小时；晚餐时他出现在杰里迈亚·冈布斯的餐桌前，是一个肚腹柔软的年轻人，穿着骇人的舍伍德绿长裤，看起来像是受了打击。我后来听说，考察快结束时，他的眼泪都要快掉下来了。

抑郁的杰里迈亚·冈布斯穿着拖鞋在餐厅里轻轻地走来走去，倒水、递面包，像一个仍要向他的农场工人尽到责任的人。饭后他带着我穿过铁丝缠绕的门，走到露天阳台上。沙蝇和蚊子在伺机袭击我们。他平静地用他的大手拍打着，杀死它们，然后又拍一拍手。

“这个律师是谁？他是宪法律师，公司律师还是刑事律师？他懂不懂经济？你告诉韦伯斯特，他必须拟定一个开发计划，否则会吓跑很多人。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早晨，伤心的美国人走了，绿色的方格夹克和他的裤子很配。

杰里迈亚·冈布斯仍在遭受折磨。“他本来打算投很多钱，四年内都不能盈利。然后你们又让别人进来投资？这些人不懂经济。如果韦伯斯特还知道担心，他就会担心的。他打算修建那条公路，开放整片区域，让人们的房地产增值，在沿途建起房子。但这些人并不明白。看看我，是我建起了这个地方，是我让安圭拉广为人知。现在其他人毁掉了他们小小的居所。观光客来到机场，出租车司机们冲向他，带着他到这儿到那儿。是我让这里广为人知。”他的声音高扬起来，“生活不该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还应该有别的生活方式。”

我说，我觉得他为安圭拉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他说，在完成更多的事情之前，他还不会休息。“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里的人民。我知道贫穷的滋味，我知道干旱的滋味。我在乎这里。我记得小时候……”

在我的账单上，有一笔支出是用于购买安圭拉国旗的。我告诉B女士，我没有买过国旗。

“你想要一面吗，年轻人？”她挥舞着一面国旗，交到我手上，并且用夸饰的方式模仿一个鼓手队长说，“安圭拉，我来了。”

我把旗帜放到口袋里。安圭拉，杰里迈亚·冈布斯不愿开放的地方。

作为一种平稳治理的方式，独立取得了成功。作为保存一个古老社群的手段，独立也有其意义。然而作为“开发”和通过旅游业牟利的捷径，按照“旧金山团体”的浪漫感觉，独立则是自取其败。安圭拉还会让更多的支持者失望。刚刚独立，安圭拉政府就已经需要对反抗者实施镇压。

镇压来了，既严厉又荒唐。但这只是我这个局外人的看法，我想在这里寻找的，是喜剧，是可以持续发展的事业。安圭拉的问题仍在延续：一个迷失方向的小殖民地；一个帝国丢弃在海上的货物的一部分；一个近乎原始的民族突然间重返自由国度；他们还要遭受花样翻新的或是由来已久的剥削。

我离开安圭拉时，杰里迈亚·冈布斯正在向一些男工（还有一个行动迟缓、爱沉思的筛沙女工）发布指令，他们要为酒店增建一座兵营似的建筑。前几天，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在联合国的代表厅看见了他。他身着黑色西装，宽大的左手小手指上戴了一枚戒指。四个英国记者正在记下他郑重的话语。

两天后英国将会入侵。杰里迈亚——他是美国公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爱迪生镇拥有冈布斯燃油炉服务公司——那天是安圭拉的请愿代表，负责向殖民主义委员会陈情。他言词清晰，毫无夸饰；他的语调流露出一种我所熟悉的哀切；但他就英国的入侵计划所说的每一点都是事实。

他现在是安圭拉的官方发言人。在安圭拉他重又受到欢迎。而当我在报上看到，穿绿裤子的美国人又回到了安圭拉，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是以律师的身份回去的。他没有法学学位，却拥有一座“包罗万象的法学图书馆”；他得到了执业许可。他做了更多的事情。他为安圭拉新宪法的制订提供建议（之前的宪法非常简短，是一位哈佛教授起草的，他不知何故在安圭拉失去了重要性）。《国家观察家》为新宪法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安圭拉政府不得没收外国或本地企业的财产；外国政府不得提起针对安圭拉企业的税务诉讼。安圭拉最高法院的法官不一定要是安圭拉人，也不一定要是律师；他需要的只是安圭拉的律师执业资格，且年龄须在三十五岁以上。《国家观察家》还刊登了美国人在十二月申请的特许权的一些详细情况，这些权利是为开设基建材料工厂而申请的：免税二十五年，安圭拉政府每年将得到五百美元作为回报。

在英国人入侵后，这个美国人被带上一架塞斯纳飞机，带离了这座小岛。

“在对联合国已经失去信心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杰里迈亚·冈布斯在一周后对一些记者说，“尽管联合国有种种不完美，在这座小岛上，我们仍然将其视为小国以及世界各地善良人民的伟大希望。”

《纽约时报》在那一天引用了这段话。《纽约时报》还以新闻的形式刊出了两岁大的安圭拉国歌的部分歌词。安圭拉——作为一项事业，一个喜剧——似乎已准备好重新向前。

一九六九年

（马维达　译）

[1]乔·路易斯（Joe Louis，1914－1981），外号“褐色轰炸机”，美国职业拳击手，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重量级拳击手之一。

[2]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1897－1993），美国黑人女低音歌唱家，第一位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唱的黑人艺术家。

[3]希腊船王。

最后的殖民地

英属洪都拉斯是英国在美洲大陆上的最后一块领土，现任总督应该也是最后一任总督，但事情尚未尘埃落定。在首相和几位部长实行了五年的内部自治之后，洪都拉斯完全的独立仍然是个难题。问题在于由谁来继承。危地马拉[1]宣称英属洪都拉斯归她所有，应归还于她。美国的调停已经失败。在英属洪都拉斯内部，反对派势力日渐壮大，指控政府准备把这里出卖给危地马拉。政府声称事实并非如此，但却无可作为。只有独立后才能证实政府的说法，而独立又只能在政府的说法被证实后才能实现。

现任总督名叫约翰·保罗，他深居简出，只等移交。出任这里的总督之前，他曾在西非的塞拉利昂[2]和冈比亚[3]任职。出任英属洪都拉斯总督是他最后一次在殖民地任职。他五十三岁，自己的未来也不明朗。他已经不再是有资格领取退休津贴的官员，英格兰又没有什么职位在等着他。在英属洪都拉斯，他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他以女王的名义批准一些法案；他是公务员首脑；他处理对外事务。由他直接负责的事情只有防务——这里有一座小小的英国兵营——以及公共秩序，他与对口的部长一起领导警察部门。

“安全与稳定。非常重要，但也相当无趣。总督并不是一份真正的全职工作，这个职位有点与世隔绝，置身事外。相当正确：这个国家在自行运转。总督不想碍事。”

总督的圆通老练就像一种敏感的知觉，是一种自然的冷静与忧郁的表达。他是个高个子，身体厚重，但仍然像运动员一样敏捷。上班时间他身穿白衬衫，打领带，不穿外套：这样的着装刚好表达了这份工作那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模糊性质。

“只要这里还是一块属地，有总督就没什么奇怪的。但他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如果你是大总督，事情会更加糟糕。可做的事情甚至会更少。我在冈比亚有一年就是那样的。我发现，要摆脱那样的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写一部共和国宪法。于是我就去写了。我们把它送去给选民批准，结果被否决了。”

白色的滑雪橇和鱼竿倚靠在总督办公室的墙上，轻快而明亮。一把半开的伞挂在灰色的保险柜上。墙上有一幅地图：不列颠的这片领土几乎空无一物——九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有十万人口——与拉美的其他国家极不协调：工业巨人墨西哥雄踞北方，西面和南面是危地马拉，那里有高山峻岭，有政治暗杀，有温带的花卉与果实，还有西班牙和玛雅的古老建筑。透过总督办公室装着铁丝网的窗户朝外望，可以看到总督府植物稀疏的花园和两棵高大的王棕。花园的墙外就是加勒比海，海在这里不是蓝色的，海里涌动着无数的鲶鱼，无休无止地清理着这座建在沼泽地上的城市排出的污水。

大英帝国在这里从来没有宏大的气象。起初在十七世纪，它是通过入侵西班牙美洲帝国的海岸线而成形的。其领土面积在上个世纪翻了一番。但大英帝国的行为被认定是入侵，从未达成和解；这里也从未变成一片遍布种植园的土地。第一批闯入者带着他们的黑奴，来砍伐洋苏木；他们的后继者向着内陆进发，去砍伐桃花心木。桃花心木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而灌木丛还在，一些小规模的族群散布其间：玛雅印第安人，他们在自己文明的庞大废墟间迁徙，就像任何衰落的移民群落那样；从西印度的圣文森特岛[4]迁移来的加勒比黑人，一般的黑人认为他们格外黑，格外丑，而且体味难闻；来自尤卡坦[5]的西班牙人和混血难民；还有最近十年出现的数千名门诺派[6]教徒，这是一个颂念《圣经》的德裔美国人教派，他们以每英亩十五先令的价格买下了几平方英里的热带丛林，把那里变成了美国拓荒者的开垦地。黑人伐木工的后代现在占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已经坚定地爱上了城市生活，居住在拥挤不堪的沿海首都伯利兹城。

从空中鸟瞰，伯利兹城是一团不规则的白色，挤在一片湿地林边，林中的水面偶尔反射出太阳的光影，像一个苍白的圆盘。海岸线参差不齐，遍布暗礁，仿佛乌云投下的暗影。一九六一年飓风来袭时，一座美国“独占”的小岛连同岛上的三个农舍一起沉没了，这座小岛曾在当地惹起过怨恨。瓦楞铁皮搭起的公共厕所悬在缓缓流过城市的宽阔运河上；一家夜总会里，店家在招揽游客们喂鲶鱼。

在这座城市，死后若能埋在“一个整洁而干燥的墓穴”里是件走运的事情。临近傍晚，身穿外套、打着领带的黑人——他们对疾病的免疫力在中美洲素有名声——跟在灵车后面，一路挥动着白手帕向墓地走去，墓地就在城外。下葬后，他们悠闲地站在比他们更高的墓碑中间，仿佛一种象征。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在暮色中舞动着手帕，仿佛在阴阳界上举行一种奇异的告别仪式，但其实他们只是在驱赶蚊子和沙蝇。

在伯利兹城，英国国旗是黑人为抗议危地马拉的主权要求而举起的旗帜。英属洪都拉斯的黑人不是种植园的奴隶，他们是林业人员。尽管直到最近，伯利兹城的一些私人宅院还会向世人展示从前用来惩罚奴隶的牢房，展示当年的镣铐，但黑人们总是充满自豪地回忆起那段日子：他们确凿无疑地相信自己属于英国，曾经跟自己的主人并肩战斗，抗击西班牙人。

“如果你在这里提起奴隶制，”反对派的黑人领袖说，“人们就会诧异地盯着你，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危地马拉人开玩笑说：危地马拉应该收回洪都拉斯，英国应该收回她的黑人。墨西哥人也在讲类似的玩笑：让洪都拉斯归墨西哥，让小黑佬们归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副总统是他们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之一，他不觉得这个玩笑有趣。他不想要那些黑人，他也惧怕墨西哥。墨西哥也对英属洪都拉斯虎视眈眈，声称自己拥有大半个英属洪都拉斯的主权。但除非危地马拉有所行动，否则墨西哥不会轻举妄动。危地马拉副总统陷入了绝望。他是印第安人，也是个爱国者；他认为危地马拉已经失去了英属洪都拉斯——她的第二十三个区。那片土地被英国人肆无忌惮地糟蹋了，让那里住满了黑人，而现在他们既不需要那片土地，也不需要那些黑人了。

“我们不存在黑人问题。黑人只要抻一抻肩膀，就会令十个印第安人四处逃散。我们是个弱小的种族。英国人把黑人从刚果、安格拉和苏丹运到了这里。他们可以在酷暑中工作，我们印第安人做不到。黑人不容易生病，疟疾奈何他们不得。黑人跟印第安人交媾后生下的是混血人种（sambo），这个人种退化得很快。”

但副总统会换人。危地马拉的主权要求随时都可能演变为危地马拉人的圣战。但只要英属洪都拉斯一直属于英国，任何事情就都不会发生；只要英国总督还在，只要英国国旗还在总督府飘扬，黑人的归属问题就只有理论意义。在人们心目中，英国国旗代表的不是抗议，而是秩序的持续。

总督府是一栋白色的两层木制结构房屋，看上去像一栋庞大的私人宅第，里面只有三间卧室，但是极其宽敞。整栋建筑的平淡风格掩盖了它的年代。它始建于一八一五年，不同于帝国后来的总督府。它经常无人照管，还经历了很多次飓风的袭击。一九六一年，最后一次飓风挟裹的汹涌浪涛淹没了底楼，令中央的桃花心木楼梯面目全非，那原本是整栋建筑中唯一一处可圈可点的设施。

“冈比亚的总督府要宏伟得多。东非的几位总督以前也驻扎在那里。他们对总督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照料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而我认为他们的看法非常正确。那里的总督府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当然了，现在这栋房子跟这个国家的资源很相配。”

总督府每年要花掉英属洪都拉斯政府一万一千英镑。涵盖了所有的开销：装饰着纽花字母图案的瓷器和银器都是通过伦敦的英联邦采办处买来的；三位管家：劳埃德、加尼特和乔治；厨师莱昂内，洗衣工阿德拉；总督对外办公室的两位秘书；总督本人。总督的副官是当地志愿卫队的助理。

“他是兼职的，现在这份工作已经不需要特别正式。我们每天六点半降旗，由警察局的哨兵来做。在冈比亚，降旗有专门的仪式，乐队奏响——叫什么来着——《撤退》。我们在这里试过一次，我得说，气氛欢快，令人振奋。我们佩戴了徽章，那次来了三百五十到四百位客人。国旗在《撤退》的鼓点中缓缓降下。但这个仪式对我们来说太劳民伤财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举行过。

“照常规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招待会。总督府是一个各色人等可以欢聚一堂的地方。我没有在批评什么，但这里的人往往只喜欢跟自己人聚在一起。招待会都是我妻子操办的。我们没有女管家，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这项娱乐活动就不能举办了。

“我们原先有一辆不错的新车，但最近被撞坏了。那是一辆崭新的奥斯汀公主[7]，可能要报废了，真让人恼火。我们已经把它送回英格兰维修了。所以现在我们只好先凑合着用一九六二年版的路虎。”

总督有一辆巡视用的路虎。他的巡视属于正式的官方行为，但他总是很低调，像是微服私访，因为英属洪都拉斯的首相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他不想跟总督有公开、正式的“冲突”。

“他很明智。一个人只能讲些虚情假意的话。”

总督只去过一次议会，只见过一次当地人设计的议会执杖者法袍，具体的样子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黑色的上衣、白色的花边袖口、白色的硬领和红色的长炮。执杖者以前是个装卸工，他抱怨着身上的打扮。议会一再休会，总督从来没有机会做皇家施政报告。

“这并不让我心烦。”总督说。

总督已经重新捡起了画笔。“它让我远离是非。”他在冈比亚画的水彩画，画风精确、细腻而清澈，挂在总督府灰色的墙壁上，点缀在陈旧的官方照片之间。墙上还挂着一幅失去了光泽的油画，画的是伯克希尔丘陵，另外还有一幅泰晤士河的风景画。

“总督，”首相说，“就像施洗约翰，日渐式微。总督府已经不再是总督府。现在的总督府是首相办公室和议会。”

总督府旁边就是首相的官邸，一座毫无优雅可言的木制结构平房，白色的外墙配着蓝色的装饰，这是首相所属党派的颜色，屋顶盖着红色的马口铁。

餐厅里挂着一幅美化首相形象的肖像，是当地一位画家照着首相的照片画的。画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朝气勃勃，透着顽皮的神情，戴着眼镜，身穿一件敞领衬衫。顽皮的神情来自眼睛和嘴；画上的嘴唇有些裂口，像是瘀肿和皴裂。画家画嘴的时候费了一番周折，最后终于凭着从收音机里听首相的声音，才把嘴给画对了。每天早晨，收音机的《起身劳作》节目里就会传来首相的声音。首相是多种族混血：玛雅印第安人、欧洲人，还掺杂了一些非洲人的血统。他看上去是白人，这幅画却把他的皮肤画成了黑色。

首相乔治·普赖斯阁下并不住在他的官邸里，而是住在自己家的旧屋，在伯利兹城破败的市中心。那座房子建在一些高高的桩子上，没有粉刷，在风吹雨打中变成了黑色。房子毫无特色，在一道高高的篱笆后面紧闭着，门前也没有台阶。

首相每天回家很早。他没有结婚，由一位邻居帮他做饭。他很少在家中接待访客，也很少把工作文书带回家。他读小说，最喜欢托马斯·曼的作品，也读神学著作。他上床睡觉之前总要祷告。他每天五点起床，五点半做弥撒。他从不会因为作政治决策而焦虑不安，经过晚上的祈祷和休息，决策会自动进入他的脑海。他八点钟准时上班。他没有白头发。

乔治·普赖斯青年时代的学习是为了成为神职人员——那张让人不安的嘴是一位固执神父的嘴——连他的反对者都说，岁月和权力都没有改变他。他对金钱不感兴趣，并且以乐善好施著称，他的外间办公室总是挤满了恳求救济的人。他的公务车是一辆路虎，他马不停蹄地在空旷的乡间巡视，问候众人，检查工作。然后，一天的公众生活戛然而止，天天如此。

“普赖斯先生跟其他人不一样。”反对党领袖说，“我们都有妻子和家人，消遣和娱乐。普赖斯先生只有一个心思：赶走英国人。但我们相信，他很乐意让危地马拉人来取而代之。”

“这件事情很微妙。”首相的副手说，“微妙的是，如果危地马拉来接管洪都拉斯，普赖斯先生的损失会比较小。普赖斯先生的肤色和他化的种族妆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一些依据。”

“以宗教信徒的身份去巡游，”反对派的二把手说，“这通常是一种有效的做法。但普赖斯想戏弄谁？他一直梦想着一个辉煌的拉丁天主教的中美洲帝国。”

“虽然看上去不像，”危地马拉副总统说，“但普赖斯确实是黑人。如果他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玛雅印第安人，而且是个爱国者，他就不会跟那些黑人搅在一起。”

当乔治·普赖斯还只是英属洪都拉斯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煽动者的时候，危地马拉对洪都拉斯的主权要求对普赖斯是有用的。而现在他身为首相，这种主权要求令他深陷泥淖，削弱了他的力量。

“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料到，那种生活那么快就走到了尽头。加纳之后，没有谁能做什么，也没有谁想做什么。”

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间，总督在特立尼达旅行，那是他第一次目睹殖民地的景象。那次旅行让他开始考虑到殖民地部门供职。“我喜欢那种氛围，喜欢人们的友善。别忘了，在当时，对于我这种接受过公学教育——现在这差不多是个贬义词——的人，在工商业领域工作的机会要比现在少得多。”总督以前生活在多塞特[8]的韦茅斯[9]，“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在战争开始前向殖民地部门提交了工作申请。我当时在剑桥，一九三九年六月离开了英国。我认为我也会得到常规的任命，得到恰当的安排，而不是没有固定职位，随意被差遣。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战俘。我在皇家装甲军团服役，一九四〇年在加来[10]被俘。战争结束后，我被临时指派为塞拉利昂的副官。离开军队后，我加入了殖民地部门，当上了行政区专员。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摆脱掉常规军的任命。不是因为军队特别需要我——这一点我完全肯定——而是按照原则……

“副官的工作是你能得到的最美妙的工作之一。那时候，你几乎完全要靠你自己。你会对那里的人产生深深的依恋。我们都有一种参与感。人们现在开始谈论殖民主义……人们倾向于在最近这五十年或一百年的背景下看待帝国。但我认为这样讲才公平：如果没有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统治，就不可能有知识的传播。我想非洲是最富有争议的例子。我觉得事情一定有其积极的一面。这不是对当地人的批评，他们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囚徒……

“那是我一生中收获最多的一段时光。你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了解，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会被我们以前常说的‘秘书处’过分地蒙骗。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独处。夜晚来得很早，当时没有电灯。我们的孩子都还很小，所以我们十分忙碌。那时候我们读很多书。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巡视。当然，那时候我们都是步行，到处看看周围在发生什么。”

伴随着八点的钟声，一辆路虎驶过短短的门前车道，停在了总督府的廊柱前。身材修长的首相身着尤卡坦风格的敞领麻花边衬衫，紧随着自己的助理，从车里一跃而出。

“早上好[11]，阁下！”

首相喜欢称呼别人的头衔，而且说的时候总像是给它们加上了引号。

这一天是首相每周固定的巡视日，来访作家要跟他一起去。总督身穿白衬衫，系着领带，问候了首相。礼节性的会面简短而仓促。助理跑过来关上路虎的车门，我们很快就上路了。

“草（早）上好，维吉尼亚小姐。”

首相向路人挥手时就会转移注意力，弃我们的谈话于不顾；他挥手的动作像是在给人赐福。

九个人站在主干道上，围着一小块正在修补的路面。公共工程处的车又抛锚了，首相做了记录。后来，我们路过了公共工程处挖的一些土堆。

“恰治·普赖斯，把路弄干净啊！”路上有人喊话。

我们经常停车。

“草上好，草上好。”

首相穿着飘逸的衬衫、宽松的棕色长裤和黑色的大头鞋，大跨步地走在前面。他的助手一路跑着，保护着他，抵挡着冲上来的恶狗。肌肉结实的年轻黑人司机站在汽车旁边，嚼着口香糖，他身材高大，穿着靴子、牛仔裤和羊毛衫，戴着墨镜。

“草上好。我是恰治·普赖斯，我是首相。让我看看你们的厨房，看看你们今天草上做了什么吃的。”

他揭开锅盖，查看了盛早餐的盘子，他给他们赐福。然后我们直奔路虎。

乔治·普赖斯离开神学院后，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当地一位靠木材生意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那里找了一份工作。他在他身边待了十四年，给他当秘书和旅伴。

“我们周游了世界。我记得有一天，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店里，我估算了一下我们餐桌上的人的身价。我算出来的是三亿美元。如果你总是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你就不会觉得特别忌妒。我很早以前就有“荣华富贵皆为过眼云烟”的感觉。特顿很有钱，但他是个卑琐的人……

“以前，我每次走进银行都会觉得：你正在进入资本家的神庙。我想，我有时候会把这样的想法说出来。特顿并不总是喜欢我说的话。一天，我从一九三一年的教皇通谕中引述了一段话给他听，我记得是《第四十年》，谈论的是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提到了最低生活工资，等等。他用心在听，我以为我让他心动了。最后，他说：‘恰治，教皇对做生意狗屁不通。’“是特顿让我从政的。他说：‘你要从政。’他让我参加一九四四年的伯利兹市议会竞选，我落选了。但现在，即便有医生劝我放弃政治，我也不会放弃。”

但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位殖民地的政治家，既是这里的第一位领袖和教育者，也是用最快的速度让自己过时的人。政治作为这位失意神父的事业，就像一片无人居住的教区：不再有回应。危地马拉的主权要求让英属洪都拉斯的政治变得流于表面，陷入停滞。发展也像独立运动一样，开始退潮。首相以前到村子里去的次数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带来新闻的人。

“他们好像并不想要一位弥赛亚，”首相的副手说，“他们想要的似乎是参与，或者是集体领导。我认为首相已经感觉到了乡村的这种变化。他最近扩大了内阁。”

“我老了，”首相说，“不再是当年那个斗士了。”

“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变化跟他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总督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不断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脱离那份工作。我极其幸运。在老殖民地部门工作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很多人都离开了。剩下的确实只是极少数人。”

外部世界在入侵。老一辈人有首相的赐福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儿子从海外求学归来，对两个党派都心怀不满。他们谈论越南，谈论黑权运动。他们瓦解了黑人对旧时代奴隶制的忠诚。

“白人把土地都买完了。英国的殖民主义试图控制黑人的思想，让他们不愿意使用土地。英国殖民者串通起来，让他们的黑人奴隶永远充当伐木工人。对黑人来说，做伐木工已经成了一种生殖器的象征。”

英属洪都拉斯的政治始终潜藏着“种族－宗教”的暗流：黑人－新教徒在城镇；罗马天主教徒在乡村。现在，种族问题有可能让原来的政治问题变得愈加无关紧要。这位出于政治虚荣而刻意维持着深色皮肤的白皮肤首相，此时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

总督得到了一份“黑权运动”最近一次集会的报告。

“他们昨天晚上吸引了一百五十个人。我必须承认，他们说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

我们围坐在总督府跟前新修的小池塘边上喝东西。海风轻柔而湿润。

“你认为他会跟我共进午餐吗？”美国领事问。他很关心这件事情：“黑权运动”在当地的发言人才二十一岁，他依靠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在美国读大学。“但愿有人给我一万两千美元，让我的儿子去上大学。”

领事友善而聪慧。他对过渡状态的英属殖民地有一些经验。他去过英属圭亚那，当贾根政府被黑人的种族骚乱和美国支持的罢工推翻时，他去“关注”过事态进展。

美国在这里有利可图：这是帝国更替的实质性问题。

急于再度活跃的总督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

“政府没有义务为我再找一份工作。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们一直很幸运。我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女儿的教育，而现在我们多少已经快熬出来了。”

总督将离开殖民地部门，怀着对他工作过的国家的依恋之情，但他不会特别伤感。他会继续关注旅游业给这些落后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关注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的一切举措。

“就拿冈比亚来说，在有些地区，你无法让人们去上学。这是最糟糕的人力浪费。那些人，就在此时此刻，仍生活在毫无希望的地狱里，而他们大概要活上六七十年。”

总督也会带着对冈比亚的午夜移交仪式的记忆离开：英国国旗徐徐降下，灯光熄灭，又重新亮起，新冈比亚国旗取代了英国国旗，冈比亚人跟他握手，他们兴高采烈，但在那一刻，他们也设法表达了他们自己对总督的关心。

那天午夜降下的国旗此刻正悬挂在总督一家在汉普郡的农舍，它挂在窗外，庆祝总督的女儿通过了大学预科考试。

首相打算在凉爽的山松岭地区为自己修建一座隐居地。

“普赖斯先生懂得生存之道。”首相的副手说，“他是天生的政治家，我看普赖斯先生的政治生涯不会结束。”

但无论是首相脸上的那种神职人员的恶作剧神情（有时像是一种傲慢），还是他每天的巡视，都已经明显地流露出了撤退的痕迹。他会战斗到最后，但他也对他的支持者说：“我时日将尽，我即将离开。”

他从不在意世俗的一切。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浸润在世俗事务之中，他经常反思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奇特之处。

“总是梦见我在教堂里，有人在做弥撒——那是特顿，我的老雇主，也可能是平克斯，特顿的一位经理——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这个很想站在那儿的人没有站在那儿，而那个老罪人却在。”

一九六九年

（翟鹏霄　译）

[1]位于中美洲，西濒太平洋，东临加勒比海，东南邻洪都拉斯。

[2]非洲国家。

[3]非洲国家。

[4]西印度群岛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主岛。圣文森特岛占全国总面积的90%。

[5]位于中美洲北部，墨西哥东南部的半岛。

[6]当代基督新教中的一个福音主义派别。

[7]英国著名的豪华汽车品牌。

[8]英格兰西南部的郡。

[9]位于多塞特南面约13公里，波特兰岛北面约8公里处。

[10]法国加来海峡省的一个城市。

[11]此处的“早上好”是首相对总督说的，后文的“草上好”是首相对当地人说的。原文分别对应的是Morning和Marnin。

拥挤不堪的奴隶营

六位木匠即将离开印度洋上的岛国毛里求斯，前往南非的斯威士兰工作一年，这则消息刊登在毛里求斯第一大报《快报》的头版。可以少养活六张嘴了，六个家庭得救了，至少一年内不用担心了。二十五名护士被选中，有男有女，他们要去英格兰的医院工作了。英格兰将吞噬他们，但此时此刻，他们是家乡岛屿上的名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毛里求斯时报》的头版头条。也许有一万个人在申请这二十五个职位，大家都这样认为，这是公认的比例。

“陛下，”毛里求斯的一个年轻人给一家苏格兰医院的护士长写信，“您能帮我找个职位吗？”把这个笑话传回毛里求斯的记者也是毛里求斯人，他是那些远走高飞的幸运儿中的一个。他说，这位年轻人的阿谀奉承起不到任何作用。但他并非没有同情心。他说他知道毛里求斯的年轻人是多么痴迷于逃离岛国这个想法，“无时无刻不感到心力交瘁”；但只有“掌握了最新知识，（真正）拥有优秀品格，并且热爱护理工作的人”才能胜出。

但符合条件的人太多了。在海外，唯一接受毛里求斯人的职业是护理，所以每个毛里求斯人都热爱护理工作。这是一个护士之国。在首都路易港，人们徘徊在部长门前，等待着部长召唤他们去服务。在毛里求斯，部长们很有权势；不通过部长，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但部长们又能做什么？有一次，吗哪[1]从天而降——外交部长这么说——德国请毛里求斯输送五百名护士。但不会每天都有吗哪从天上掉下来；法国每年需要五千个护士小组也仍然只是人们心中的希望。

有一位部长专门负责对外移民事务，他是黑白混血，身体圆胖，喜欢轻轻地笑，以前当过汽修工。但他无法告诉我这个国家的海外移民数字，他说他没有把这些数字统统装在自己脑袋里，而且他现在正忙于当地的选举。“我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居尔皮普[2]的这次递补选举上。我们认为要解决毛里求斯的问题，必须先有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

部长给不出数据，也是因为根本没有多少数据。于是年轻人在外面游荡，等待着职业生涯的开始，有时候一晃就是几年。他们凑在狭小的俱乐部里，除了聊天，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这些俱乐部有些有水泥墙，有些是用瓦楞铁皮搭起来的，墙上装饰着英国信息服务部的海报，还有一些从外国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有些年轻人得了阵发性眩晕症，只好待在家里。很多人患了头疼症，这种可怕的毛里求斯头疼症会让失业的劳工发疯；让公务员的职业生涯中止；让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变得神志不清。

毛里求斯曾经是渡渡鸟忘记了怎样飞翔的地方，因为它们在这里没有敌人：这片七百二十平方英里的岛屿曾经荒无人烟。而现在这里已经人满为患，平均每平方英里就有一千多名居民。

十七世纪，荷兰人想征服毛里求斯。他们砍伐了乌檀木森林，引入了甘蔗。荷兰人走后——据说是被老鼠赶走的——法国人来了。这些法国人主要是来自布列塔尼[3]的农民，他们在岛上待了下来，十九世纪早期毛里求斯被英国人征服后，他们仍然繁荣昌盛。他们种植甘蔗，一开始依靠从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大陆贩运来的奴隶，奴隶制被废除后，就开始依靠来自印度的契约劳工。

整个十九世纪，岛上的劳动力都处于短缺状态。印度移民不断地到来，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七年，所以现在印度人占了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尽管有移民涌入，人口数量却一直比较平稳。一九三一年的人口总数还不到四十万，跟一九〇一年相差无几。然后，灾难爆发了。一九四九年，疟疾终于全面绝迹，人口数量激增。现在岛上大约有八十二万人，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三个不满二十一岁。没有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失业或闲居在家——统计数字从五万到八万不等——而且全岛人口还在以每年一万两千人的速度增长。

毛里求斯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仍然停留在农业殖民地的状态，仍然是帝国的一个极小组成部分：岛国独立才刚刚三年。规模庞大的不动产、大型代理机构和蔗糖加工厂都属于白人（尽管这里也有很多印度地主，也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印度贵族的阶层）；乡村劳工都是印度人；黑白混血是公务员；黑人是工匠、码头搬运工和渔夫；中国人做生意。

甘蔗仍然是最主要的作物，基本上是唯一的出口商品。甘蔗几乎覆盖了半个海岛。因此，从高空俯瞰这座灾难缠身的海岛，只会看到一片空旷和葱翠，石头堆成的梯形金字塔点缀其间，仿佛一种消失了的文明的遗迹。这些石头是从甘蔗地里拣出来的：“清理石头”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而且那些鹅卵石都硕大无比。这项工作以前靠的是人力，现在改用推土机了。榨糖向来都是一种高效率的产业，它的高效在毛里求斯展露无遗。杂花生树的繁盛景象不见了，秩序来到了这片热带的土地。沿着主干道游览的游客看到的海岛是一片保养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只有一些起起伏伏的小火山，仿佛缩微版的马特洪峰[4]，点缀着单调的风景。

一个近乎椭圆的七百二十平方英里的小岛，孤悬于印度洋上，变成了殖民地，只为蔗糖而存在。它和世界另一端的西印度群岛一样，是近代帝国庞大的人类工程的一部分：把失去了首领的被征服民族运到这里，运到那里。在那些瞄准了毛里求斯的游记作家眼中，毛里求斯就是“失落的天堂”，正在“成为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地方”，是游客带着“一颗安宁的心”离去的海岛。但对于走不掉的毛里求斯人来说，这里就是地狱，甘蔗林连绵不绝，一直延伸到海边，生病的椰子树在独角仙的蚕食中枯萎。

去年有两万名游客来到毛里求斯。“失落的天堂”已经有了赌场，赌博公司顺应低纬度地区的度假趣味，让岛上一流的酒店也装上了老虎机。游客们偏爱老虎机。在居尔皮普的花园酒店里，肥胖的女人和她们更加肥胖的女儿吃过早餐就开始玩老虎机。将近傍晚，当电视机也开始咂咂作响的时候，在这座仿十八世纪的建筑里，休息厅里的聊天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

赌场的主顾主要是当地的中国人，在暗红色的大厅里，他们面无表情地坐在亮闪闪的桌子前面，就像是坐在村子里的店铺柜台后面，只是把卡其布的短裤和衬衣换成了西装。在毛里求斯，中国人游离于其他族群之外，令人费解。毛里求斯流传的故事说，中国人的钱是靠着铁杵磨成针的耐心，通过一点一滴的欺诈挣来的。据说，中国店主每天都会花上一点时间，从每个火柴盒里抽出一两根火柴，把二十盒火柴变成二十一盒，靠这种方法多抽走四分之一便士的纯利润。但他们居然会拿这么辛苦挣来的钱在赌场上挥霍，让人不由得对这个族群产生了一丝敬畏。

赌场抽走的可不止四分之一便士，但赌场的成功和现代气息让很多毛里求斯人感到心情舒畅。我看不出赌场的投资对这里的财政和旅游业有什么促进作用，但对此刨根问底只会戳破当地人的某种天真。然而每个人都知道，赌场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赌场荷官都是白人姑娘和混血姑娘，她们穿着闪亮的缎子做的传统晚装，名字的首字母别在衣服上，在赌桌上主持牌局。几个月前她们还失业在家，无所事事，然而一转眼，就掌握了这种高难度的现代技能：这种“适应能力”——毛里求斯人念念不忘的词——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在毛里求斯，一切最终都要归结到一点：工作，就业，派得上用场，有点事做。

毛里求斯的游客来自附近的法属留尼旺岛（其实是法国的一个行政区）、马达加斯加、英格兰、印度和南非。毛里求斯跟南非的关系很密切。南非出高价收购毛里求斯出产的每一斤淡而无味的茶叶；如果你想知道南非语[5]的“南非制造”怎么写，只要在自己的酒店房间里把烟灰缸翻过来看看就知道了。反种族隔离人士在毛里求斯没有立足之地。很多法裔毛里求斯人在南非有亲戚，或者跟南非有生意上的往来。毛里求斯准备独立时，岛上的法国人“反应过度”（“我们这里的人总喜欢反应过度”）——他们把忠于自己的黑人集结了起来（反种族隔离人士真的应该对毛里求斯敬而远之），而且有传言说南非的法国人突击队要来接管毛里求斯——那段时期，很多法国人移居去了南非。

来自南非的游客很受欢迎，但他们并不全是白人。“南非黑人无须抱怨”，这是《毛里求斯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内容是记者对一位印度裔南非游客的问答式访谈，这位游客是阿哈姆德·卡杰·罕先生。

问：罕先生，印度人在南非的情况怎么样？

答：在经济上跟当局整合得相当好……有些印度人有数百万身家。

问：这种强势地位是怎么来的？

答：这个由来已久……

问：你会不会认为，我们听到的关于南非的很多负面说法是不正确的？

答：……我在毛里求斯听到有人说，南非天路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黑人专用的厕所，我很吃惊。没有这回事儿……

问：但肯定有一些不容商量的场合吧？

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内部问题。

问：罕先生，有一种思想学派认为，南非的政治斗争一败涂地。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一点也不……

问：南非当局的统治令你满意，我感到不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黑人的切肤之痛？

答：不！没有人有切肤之痛。每个人都有工作……当然，我们要考虑到那些总爱发牢骚的人。

今年年初，黑权运动的口号出现在众多村镇的大街小巷，是用法语和本地的法语方言写的：以黑为荣，以黑为美，黑人权力在握。这是外交部长加埃唐·杜瓦尔的主意。杜瓦尔自己并不是黑人。他四十多岁，棕色皮肤，梳着一头直发，像流行歌星一样英俊，也有着流行歌星的着装品位。他是黑权运动的一分子，他穿着黑色的皮革衣服，戴着各种佩饰，骑着一匹名叫“黑美人”的黑马在公共场合亮相。有很多年，杜瓦尔被视为岛上黑人的领袖。但两年前，他渐渐淡忘了独立之前的纷争，带着他的党派进入了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从那之后，随着政府支持率的不断下降，杜瓦尔的威望也大不如前了。

黑权运动是杜瓦尔的反攻。照我的理解，这项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吓跑那些想来挖选票的政客，而不是让普通的白人担惊受怕。杜瓦尔很支持毛里求斯跟南非的贸易往来，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南非游客，还希望看到南非人在旅游特区购买房产。一天，他在跟我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告诉我，统计数据显示，一个旅馆房间只能提供两个仆人的就业岗位。而一座房子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四个。

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失业问题。一份白皮书说，一九八〇年之前，整个社会必须创造出十三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但政府没有意识到人口过剩问题，还在阻挠对人口过剩效应的调查。政府批评电视里那些“残忍的”计划生育节目。毛里求斯是一个至今仍然盛行丈夫打妻子的保守社会，政府不想得罪任何人。

这种态度背后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我到毛里求斯的第二天，在一个关于失业问题的研讨会上，工党（执政联盟的主要党派）发言人说：“我们断然拒绝了关于失业问题的那些肤浅而简单的解释，即失业是因为人口过剩、缺乏资本与投资机会造成的。……事实上，失业的根源显然在于把持着经济命脉的人，他们要么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要么和以前一样，出于一种深思熟虑的政治战略考虑，坚决不肯参与到必要的政治程序中来……于是，毛里求斯的局势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跟把持着经济命脉的人之间，隔着一条宽阔得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就这样，政府通过强调失业问题、淡化人口过剩问题，来捍卫自己的地位，希望自己仍然像殖民时代那样，充当抗议的工具。他们去抗议富人——往往都是白人——但富人的才智和资本现在仍然为社会所需要；他们去抗议甘蔗——奴隶时代的作物，然而它虽然让人憎恶，却又不可或缺。

政府不受民众欢迎。如果明天举行一场大选，政府就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不是它昔日的敌人——这些人大部分已经被政府以各种方式吸纳了——而是年轻人，人口爆炸那些年里长大的年轻人。

在这个印度人占大多数的岛国，首相是个印度人，已经七十岁了。那个突然赢得了民众支持、动摇着政府地位的政党是年轻人的政党，创立于一九六八年，创始人是毛里求斯的一名法裔学生，他当时只有二十三岁，带着巴黎学生运动的新鲜气息。首相来自农村的印度人族群，出身贫寒。他通过正规教育和自学，获得了去英国的机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在伦敦度过了漫长的几年，一开始是读书，后来当了医生；他一回到毛里求斯，就开始从事工会工作，然后踏进政界：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跋涉，跟几乎就是“裁判员”的反对派对抗，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他在毛里求斯建起了一个福利国家的雏形。社会服务的覆盖范围很广；这里有一套针对失业者的“救济”体系（每周有四天可以领取四个卢比，相当于三十便士）；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三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每月就可以领取十个卢比的补贴，大约是七十五便士。

这个初具形态的福利国家让整个社会免于崩溃，受益者是年轻人。他们比他们的父母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吃得也更好。出色的电视节目让他们思想敏锐，见多识广。他们的期望变高了，再也不是以前农奴社会中那群从无怨言的人。整个体系的缺陷在于，在仍然以蔗糖为王的停滞的殖民地经济中，这个福利国家的建立也许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在毛里求斯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技能。然而出国去工作，只有那些具有真正的优秀品格、真正热爱护理工作的人才需要去申请。

“他们总是责怪政府。他们手上一旦握有资格证书，就指望政府给安排一份工作，其他的一概不想。农业领域有一些合作社，但这群人一心只想着坐在办公桌后面，整天在纸上涂涂写写。”“政府把毛里求斯人变成了乞丐。我们在这里都有很多亲戚，都有自己的大家庭，本来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但政府的救济弱化了亲族间的纽带。”“我们的人没有冒险精神。”“大家对事故变得敏感起来，人们开始装病。我的诊所总是被装病的人骚扰，他们希望政府为他们的‘事故’支付补偿金。”

中产阶级对毛里求斯的福利制度也有些看法，他们的观点甚至得到了白皮书的支持。白皮书上说，太多人生活在“救济”水平线上；太多人在做着“没有产出”的以工代赈工作（有些以工代赈人员被派去清扫海滩）；结果，“当那些有工作的人看到少干活或者不干活也可以过日子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意愿就受到了影响。”

这里的状况很容易让游客感到恼怒。每到下午，那些身强力壮、衣着得体的年轻人就会在拥挤的乡间小巷里闲逛：他们的体格锻炼得太好，太乐得袖手旁观，成排地坐在俱乐部里面，动不动就抱怨。“如果你想要一份工作，他们就会派出镇压骚乱小分队来对付你，这种事情每个月会发生三次。”“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去敲议员的门，想找一份工作，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议员会给我儿子安排一份工作，议员会给我女儿安排一份工作’。”“要想见到部长，你只能行贿。我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部长。”

于是他们坐在那儿，抱怨着，威胁着。“改换政府，让社会主义政党取而代之。现在的政府容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是年轻人的政党。而这个党会做些什么？它又怎样取代资本主义？大家都没有明确的看法。但政府必须遭到惩罚。政府就是政府，如果它真的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成。“政府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执政者的愚蠢或恶劣，而是因为他们的自私。”

在乡村的巷子里游手好闲，玩多米诺骨牌，在俱乐部里没完没了地讨论政治，他们的生活真的就只有这些吗？难道没有其他活动，其他乐趣，其他节目吗？“没有钱就没有乐趣，先生。”一小口朗姆酒要五十五毛里求斯分币，还不到四便士，但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昂贵，堪称玉液琼浆。他们只喝得起当地人用香蕉酿的一种酒，两个半便士就可以买上一品脱。看电影也很贵，三等座要一个卢比（七个半便士），一等座要两卢比二十五分。“我有十年没去电影院了。”“我有三年没去了。”“即便是排灯节（印度的花灯节），我们也没有乐趣可言。我们没钱给孩子买礼物，也没法给他们置办新衣服。”

但那个靠“救济”过活的、咧着嘴的胖小伙却是一副快活的样子，他刚刚结了婚，而且显然是这群人中的小丑。那个相貌英俊、穿着入时的男孩来自一夫多妻的穆斯林家庭，是家中十七个孩子中的一个。而那个挺着肚腩、面色阴郁的男人今年三十五岁，他在领救济金的六年间添了六个孩子。

但游客的恼怒对毛里求斯人并不公平。甘蔗地，榨糖工人和家属居住的拥挤不堪的村庄，小小的集镇：访客目之所及就是毛里求斯拥有的一切了。这里几乎没有多少冒险的空间，除了上层阶级：法国人（他们总是拥有庞大的家族）、中国人和富裕的印度人。而底层的生活一直都很严酷，视野也愈加狭窄，整个社群只有一种无助感和对自己的厌恶感。

那个以工代赈的工人——六个孩子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他不去上班，只去签字和领钱。甘蔗地里的除草工知道自己是除草剂的替代品，一种更低效、更昂贵的替代品。每个人都一门心思地认为，只要政府是好的，一切都会好转；而现在，因为某些原因——政府和反对派都说是政治原因——局面每况愈下。

报纸上充斥着当地的政治话题，根本没有版面来发国外新闻。所以人们整天在乡村俱乐部里谈论政治，政治吸收了他们心中所有的狂暴。言论自由，选举也自由；实实在在的权力却遥不可及；政治是人民的鸦片。

一个多雨的星期天下午，天空虽然乌云密布，却闪着片片电光，倾盆大雨的间隙，空气潮湿而黏腻。在这座新“城[6]”用砾石铺成的后街上，有一片手工艺人的居住区：一座座混凝土墙、瓦楞铁皮屋顶的小房子就建在居尔皮普镇外，一次选举集会正在这里预热。这只是一次市政递补选举，但在毛里求斯，选举就是选举，而且这次选举已经被营造成了对几方力量的一次考验：外交部长加埃唐·杜瓦尔的政党、黑权运动和毛里求斯民主联盟党（UDM，the Mauritius Democratic Union）。杜瓦尔说UDM是黑白混血联盟党（Union des Mulâtres）的缩写，这是他用来打击对方的口号。也许还有其他论题，但我这个外来人读遍了所有的报纸，也没能找到。

这是UDM召开的集会。听众还没到，房间里只有几个黑人男孩，也可能是黑白混血，有些孩子穿着不合身的外套，那是他们爸爸或哥哥的衣服。房间里还有些没带武器的警察，他们戴着尖尖的的帽子，穿着暗灰蓝色的雨衣，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警察里面有很多是印度人。卡车上的扩音器在播放着一曲塞卡，那是毛里求斯的卡里普索[7]，是用当地种植园的土语演唱的。

吸烟的女人我不喜欢

她让发霉的烟草淌入你的口中

跑进跑出的小男孩越来越多。一个穿着哥哥外套的十三岁男孩（他有三个兄弟，七个姐妹，爸爸没工作，妈妈是厨娘）反对UDM，而另一个混血男孩（他有四个兄弟，四个姐妹，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喜欢UDM，“因为他们在匡扶国家”[8]。这里的情景恰好是UDM口号的现实版：这里的选举就像其他地方的圣诞节，少了孩子就不成其为选举。马路上到处晃动着小小的、骨瘦如柴的腿，就像课间休息时的操场。（“现在我随便走到哪里，”杜瓦尔后来告诉我，“就像格利弗走进小人国。小孩子们想把我抬起来。”）UDM仍然在播放塞卡。路边一块湿透了的洼地上，一场足球赛开始了。

一辆轿车在辅道上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停在了卡车旁边。石块飞了过来。刹那间，满腔怒火的混血儿和黑人围着轿车和卡车扭打起来，叫嚷和谩骂响成一片。足球比赛中断了，孩子们四散着跑开，宽大的夹克在火柴棍儿似的腿上方摇晃了一阵子，然后停下来，驻足观望。扩音器里的塞卡还在继续。温和的警察上前温和地干预，把愤怒的人往不同的方向疏散，被拉开的人一边走，一边回头叫嚷。

雨水，灌木，简陋的房子，破旧的衣服，种族混居和撑着伞跑出来围观的人群：这歇斯底里的一幕看上去如此熟悉。大人在小孩面前大打出手，拥挤不堪的奴隶营浑浊污秽：这就是无权者的政治。

骚乱平息后，轿车开走了，塞卡也停了下来。卡车上的男人对着扩音器咳嗽，集会开始了。

“M. Duval le zour li Black Power, le soir li blanc.”（“杜瓦尔先生白天代表黑权运动，到了晚上就变白了。”）

“黑权运动？”一个身穿粉色上衣的黑人姑娘说，“在我看来是个笑话。”

“M. Duval na pas content créole petit chevé.杜瓦尔先生不喜欢克里奥尔人的小脑袋。‘Quand mo' alle côte z'aut' donne-moi manze macaroni et boire rhum blanc. Moi content manze un pé c'est qui bon.’听听他的话：‘当我走访其他人时，我让他们用通心粉和白朗姆酒来款待我。我喜欢吃一点点美食。’”

在这个黑人姑娘看来，UDM也是个笑话。“我不在乎这些政客。我来这里是为了打发时间，很多人跟我一样。这里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姑娘和小伙子不上班。独立之后，大家变得更穷了，‘工作得更少了’[9]。”

她今年二十一岁，身材瘦小，窄窄的肩膀有棱有角，眼窝深陷。一九六〇年，她以第五级的水平离开了学校。“一九六〇年以后，我什么也没干。我有打字资格证书，但一直没有工作。”但她和毛里求斯的每一个年轻人一样，也有一个与工作失之交臂的故事。“广告上说有个加油站要招一名员工。我和一个穆斯林姑娘一起去了，那个穆斯林姑娘被录用了。为什么？我不好说。我比她先打的电话。”她现在已经心平气和了，不再埋怨任何人；但她当时非常生气。“我回到家，对我母亲说，‘看看，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没得到那份工作。’我已经登记五年了，那个穆斯林姑娘才登记了五个月。我猜加油站的那个男人是穆斯林，但实际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段记忆仍然清晰如昨，但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她当时十八岁。生气也徒劳无益；她不再生气，也不再指责任何人。

她父亲是个漆工，母亲没有工作。她有四个姐妹和三个兄弟。“我年龄最大。我以前想做老师，我去见了加埃唐·杜瓦尔好多次，但他只是一味地承诺又承诺。”她父亲有活干的时候，一周能挣二十到三十卢比，合一点五到二点二五英镑。他们在城里的房租是每月二十五点五卢比，电费再花掉九个卢比。“我们把米饭跟咖喱和咸鱼做在一起吃。有时候也把米饭跟油和炸洋葱做在一起。现在咸鱼很贵了，一小块就要五分钱（大约三分之一便士）。这种生活对八个孩子来说实在太艰苦了。我可以不吃东西，但那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不行。”

娱乐活动？电影院？“我已经五年没去过电影院了。‘无人问津，无人问津。我已心灰意冷’[10]。”她待在家里读诗歌；她有一本《长诗选集》，是教科书。“在毛里求斯，没有男朋友这一说。”她指的是男女不可以随意相会。她必须在监护下，才能参加有男有女的聚会。如果要跟小伙子外出，那个小伙子必须给她父母写信，获得他们的允许。但不会有小伙子出现的，因为她家太穷了，不可能邀请任何人到家里来。“我有个有钱的朋友，学生时代认识的。她父亲是警察。她邀请我去参加派对，但我不能去，因为我母亲不肯让我一个人去。将来有一天我也许会结婚，这要看运气。”

这条街上不远处住着另一个姑娘，她的前景要光明一些。她有一份工作，在小学当老师。她是混血儿——毛里求斯“常见人口”的一分子，这个称谓有些怪异——长得极其漂亮，她有轮廓优美的诱人嘴唇，头发几乎是直的，唯一美中不足是长了一点点粉刺。一件绿色的套头衫紧紧地裹着她小小的胸脯，配着一条方格裙，外面套着一件浅棕色的短风衣，风衣恰到好处地缝着衬里（之所以有衬里，是因为毛里求斯刚好位于温带之外，是一个有冬天的海岛）。这个生气勃勃的姑娘靠着每月五十卢比（将近四英镑）的工资支撑着她全套的时尚装扮。当然，她去参加派对；当然，某个小伙子已经向她父母发起了“书面请求”，而且遭到了拒绝。

阳光冲破云层，竞选演说还在继续。每户人家都集体出动，站在自家小房子外面的马路上，有点像是在赶集。有一群人在吃花生（当地产的花生：一种新兴的、有利可图的作物，种在大种植园的一排排甘蔗之间，也是“多样化”的一种尝试），他们有十个人，一边剥着花生，一边嘲笑着演讲，随手把花生壳扔在湿漉漉的路边。这十个人住在那道小篱笆后面的小房子里，高个子的男人没有工作。篱笆后面，花园小径尽头的那个人是父亲，一开始，我无法相信，无法相信我看到的景象：一个男人坐在门槛上，家人把他从屋子里搬出来看热闹，他没有胳膊，臀部以下的双腿也被切掉了。破伤风的后果。

这些是抑郁症的症状：眩晕，头脑昏沉，无法集中注意力。

这个做公务员的混血男子已经不再年轻，对自己的种族地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把握，他开始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将来和孩子们的将来感到焦虑。他想摆脱这一切，想要离开。然而，为他在毛里求斯赢得了一席之地的才能在澳大利亚或加拿大并无用武之地；他几乎没有资产；他如果既要逃离这里，生活上又要有保障，就必须拿到政府的养老金。除非生病，否则他不可能现在就离开工作岗位，并且拿到养老金。于是，抑郁症真真正正地让他丧失了工作能力。他适时地出现在医学委员会的评审会上；他现在可以“出去生活”了，离开公共服务部门，离开毛里求斯。

那个没有工作的年轻印度劳工，也是劳工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光正在白白地浪费，于是转向求学，在没有多少文化基础的情况下，努力想要获得剑桥中学文凭——英国寄来的证书，英国寄来的成绩单，总是能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为一份不存在的工作做准备。“我二十九岁，还没结婚。我在一九六五年获得了中学文凭，成绩达到了三级。我申请了几个职位，一个也没得到。我现在还在申请。一九六八年，我二十六岁的时候又获得了中学文凭，成绩也是三级。我现在是救济工作监督员，这份工作没什么前途，跟我的文凭很不相称。我申请了教师培训学院的职位，已经申请了六次。我很喜欢那份工作。”他的状况还好，但有些人已经崩溃了，向头疼症屈服，放弃了不可企及的剑桥中学文凭，陷入了无所事事的可怕状态，有些人在家里，有些人在医院。

前来报道逍遥自在的岛国习俗的游记作家会告诉你，你只要带上一瓶朗姆酒就可以获准参加一次塞卡派对。当地医生会告诉你，酗酒问题在毛里求斯很严重，而且正愈演愈烈。一瓶朗姆酒要八个卢比，合六十便士，非常昂贵，几乎是旅游奢侈品。大家平时喝的是当地的香蕉酒，九便士一瓶。前几年，被送往医院的十个病人里面有一个酒鬼，而现在七个里面就有一个。这些数字都是未经验证的；政府不允许人们做这方面的调查，政府也许是对的。

然而人们都知道，很多精神错乱是由营养不良或严重的贫血引起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就像来到计划生育门诊的这个极度消瘦的年轻姑娘，她显然在挨饿，而且非常孤僻。现在，无论什么样的生育计划都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她今天的早餐是茶，昨天的晚饭是一种类似于汤的东西：茶水泡米饭。她有气无力地坐在木制长椅上，骷髅般、已经显出呆相的脸上，嵌着一双黯淡无光的眼睛。她披着一件绿色纱丽，骨瘦如柴的手里攥着一块小手帕，脸上有一丝敷粉的痕迹。毛里求斯不是印度，这里没有关于命运和果报的说法来帮助人们忍受困厄。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是有教养的文明人。

三年前，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决定饿死自己的一个孩子，以此来保住其他孩子。她真的这样做了，然后就得了抑郁症。

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来到毛里求斯，写下预警报告，对人口和失业情况进行“预测”。灾难似乎总是存在于将来，这等于是说此时此刻人们总归还过得下去。一位毛里求斯记者告诉我，一般人都有自己的小窍门，一天靠着二十五分钱（合两便士）就能过下去。这不是真的。然而你又怎么能去责怪这位记者和所有这些不得不住在毛里求斯的人，责怪他们居然看不到灾难其实已经发生了。

毛里求斯的经济，政府的一份白皮书上写道，“在技术上并不落后。”蔗糖庄园已经充分实现了高效，他们还致力于进一步的研发，比小农场主要高效得多。任何想要把庄园分解成小种植单元的计划都要冒着降低效率的风险，而且这样做能否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也是未知数。

但这样的分割也许会提高社会的满意度。年轻人的政党毛里求斯战斗运动（MMM）在他们的新左派宣言中说：“On ne fait bien sûr pas d'omelette sans casser d'oeufs.”（“不打碎鸡蛋，就做不了煎蛋饼。”）新左派的煎蛋饼又来了；但MMM的分析跟政府的分析没有多大差别。他们都承认经济要有效率，承认它的严酷性。他们都主张农业必须多样化，对工业化要抱审慎的态度。他们都想把榨糖厂从蔗糖庄园中分割出来，就是说，把管理和资金跟土地分割开来。他们似乎都认识到，绕了一圈之后，他们要面对的还是那个起点：这是帝国在一片荒岛上建立起来的农业殖民地，一直是一张更大的版图的一部分，如今却被赋予了一种叫“独立”的东西，在汪洋大海上飘零，这个被帝国抛弃了的奴隶营没有能力实现经济和文化的自主。

MMM和政府都在谈论毛里求斯民族，他们必须把毛里求斯当成一个民族来谈论。仿佛外来移民要想结合成一个新民族靠的是语言和规劝，而不是这个海岛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还没有人为这些独立的奴隶岛构建出一套政治哲学，也没有人尝试过；它们的问题也许根本无法解决。法国人凭着他们奇异的语言帝国梦想，把附近的留尼旺岛变成了法国的一个行政区。而毛里求斯又会变成哪个国家的行政区呢？

MMM谈到了“全球化的解决方案”。面对毛里求斯的问题，即便是MMM的新左派创始人也不得不做出妥协。旅游业是腐朽的，MMM在宣言里说；在旁征博引的两页纸上，他们罗列了加勒比某些岛屿遭逢的灾难。但宣言最后得出结论，毛里求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必须发展旅游业，但当然是“un tourisme visant non la classe très riche des pays étrangers, mais la classe moyenne de ces pays（面向外国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阶级的旅游业）。”MMM希望每年能看到三十万游客，是现在的十五倍；这也是政府明确指出的目标。

在这种局面下，各派提出的具体实施计划往往都带有鲁滨孙·克鲁索式的童子军色彩。让失业人员去河堤上植树，创立国家青年服务社（去做什么？资金又从何而来？）：这些都是工党在失业问题研讨会上提出的想法。

杜瓦尔先生，黑权运动领导者，提出了他的养猪计划。他把小猪崽分给有潜力做饲养员的人，希望通过这种途径创造出整个养猪产业。人们告诉我，这是个好主意，有出口前景，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猪肉碰巧是非洲人的最爱，中国人也百吃不厌。在这个居住着饥饿的黑人和喜好美食的中国人的海岛上，派发猪崽计划当然有一定的风险。我找不到具体数字，但似乎相当一部分派发下去的猪崽被吃掉了，因为养猪计划在有些人心中已经变成了蠢猪计划。

一片出租屋建在首都路易港一座大宅院的旧址上。宅院高大结实的外墙还在，墙里，院子前面堆着瓦砾，石块和坍塌的泥瓦间夹杂着褪了色的香烟盒、灰扑扑的玻璃包装纸和干枯的树叶。角落里，几个男孩和小伙子靠着墙，坐在纸箱上，在炎热的上午打扑克。瓦砾堆后面，两棵老树底下是两排出租棚屋的起点，棚屋是用瓦楞铁和木板搭起来的，修修补补的痕迹随处可见，两排棚屋经过公用的水龙头，经过许许多多挨着它们搭起来的、更小的棚子，一直延伸到公用厕所那里。路面上有很多石头，露出来的泥土又湿又黑。

右边第一间屋子里铺着红色地砖，房顶是一张光秃秃的瓦楞铁皮，房里光线很暗。有一张床，两张桌子，一些箱子，一根晾衣绳。一张《花花公子》的剪贴画钉在床上方，床上放着一个小包裹：里面裹着一个红褐色皮肤的小婴儿，出生才十天。妈妈早上去儿童福利中心，想领点牛奶，却被打发回来了，因为她拿错了票证。那些“票证”因为拿来拿去而破碎不堪，此刻正放在桌子上，装在一个塑料信封里。她明天得再去一趟。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这个房间现在要睡六个人了。

她丈夫是个电工，已经有十个月没活儿干了。他以前在消防队工作，他的消防员腰带挂在晾衣绳上，是整间房里唯一的非必需品。他早上去码头了，希望能挣上五毛钱，合三个半便士，昨天连五毛钱也没挣到。她今天早上向邻居借了两毛五，让一个姑娘去买些吃的回来。但两毛五买不来一顿饭，于是姑娘花一毛一买了一条面包和一些酸辣酱——就是那条面包——把剩下的钱带了回来，一毛四，就在桌子上。钱旁边放着一个妮维雅面霜的锡盒、一把断了齿的梳子、一个破旧的粉扑、半瓶至尊古龙香水（医院里的护士送给小宝宝的礼物）、一个橡皮头和一支铅笔。这是他们全部的财产。

她以前一直采取避孕措施，但有一回跟丈夫吵架，丈夫把药片统统给扔掉了，而她再也没去计划生育门诊。每当家里揭不开锅，丈夫就会大发雷霆，他打她，她就跑出去。但没多久她又想：这可怜的男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她就在外面待上一会儿，哭上一会儿，然后再回来。她现在打算把孩子送去托儿所，看看自己能不能找份工作。她是泰米尔人，按照他们的习俗，生了孩子后，四十天内不能出门。但她已经破了规矩，她需要钱。所以现在她要出去。她要家家户户地去问，看看谁家有衣服要补，有盘子要洗。她有可能让家里每周多上三四个卢比，合二十到三十便士。

隔壁这间屋子要大一些、亮一些，明快一些：墙壁是浅赭石色的，地上铺着漆布。厨房不在前屋，在隔壁，这是一间套房。一位印度姑娘住在这儿，她是比哈里人。她面色苍白，但容貌姣好。一个黑人姑娘跟她住在一起，可能是她的朋友，现在已经充当起了女仆的角色。她们都很年轻，十八岁左右，个子都很矮小。黑人姑娘看上去瘦小干瘪，身量不足。透明的女式上衣透出她的乳罩和骨瘦如柴的简单线条。这身打扮并不是为了撩拨人，她身上有一种让人惊奇的无邪。她是个女仆，靠着她的年轻女主人过活。那位比哈里姑娘长得极其匀称，身材比例恰到好处，她坐在床边时，大腿甚至显得有些丰满。她经常不安地把两只膝盖磕在一起，这是印度人特有的动作。女主人显然和女仆一样贫血，她的健康状况也许更差；她有一双歇斯底里症患者特有的眼窝深陷的、过于明亮的眼睛。

一个水手的大幅照片挂在墙上。比哈里姑娘说，他是瑞典人。

“这就是为什么她租了两个房间，”黑人姑娘用英语说，“她在另一个房间做饭。她整天都待在这儿。”

比哈里姑娘用方言说：“我妈妈住在小河镇的家里。我爸爸失踪后，她就一个人过。我爸爸疯了。”她轻描淡写地说着，“五年前，我爸爸不再工作，他以前是砍甘蔗的工人。他开始头疼，去了医院，后来就失踪了。当时我十四岁。我妈妈干一些洗洗涮涮的工作，挣点钱。那年十二月，我来到路易港。我告诉妈妈，我要去路易港。但那是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时候去看妈妈，她不到这里来。我有两个弟弟在上学，一个弟弟在‘商店’[11]里干零活。现在我整天在这里坐着，看书，聊天。”

“她没告诉你，”黑人姑娘说，“她没有工作。这个人”——墙上那个男人——“每个月都给她钱。五六十个卢比吧，我不清楚。她给这个水手生了孩子，孩子死了。已经有两年了。”

玻璃橱的门上还贴着其他男人的照片，都是欧洲人。

“没有毛里求斯人！”比哈里姑娘用英语说，切换语言的时候仿佛在尖叫，“男人在这里没活儿干。”

铺着油布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邮局的存折。

“没了，”她说，“没了。都花完了。”

她从一九六七年开始攒钱。一年后攒下了二十个卢比，十八个月后还剩十五个卢比。然后开始按月存钱——十个、二十个、二十五个，甚至达到了三十个卢比——直到她怀孕后期，她流产了。连续六个月，那个账户一直在流血，那之后过了一年，账户像是死掉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次奇迹般的输血出现了：六百卢比，合四十五英镑，来自一位英国小伙子。为了纪念这笔钱，玻璃橱里多了一张彩色快照：一张家庭快照，显然是来自英国。现在账户里只剩下四十卢比了。她还清了债务，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还买了药。她感到疲乏，就买了散拿吐瑾（Sanatogen）来治神经衰弱，买了犬糖浆（Sirop des Chiens）来补血。这些药都摆在桌子上，跟存折放在一起。房间的门楣上悬挂着一颗圣心，在保佑着这个印度姑娘和她的女仆。

她们现在是自由的，独立的。但皮条客和路易港的黑帮正在窥伺着她们，还有中国人在金沙角新开的妓院。几天后，就在那种地方，我看到了这两个姑娘：那个女仆正在非常谦恭地照看着她的女主人。

一位律师说：“我看到很多人去卖淫，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哥哥或弟弟谋得一线生机。上了这条船的姑娘都来自这块殖民地最好的学校。”

黑帮是四五年前出现的。起初他们是一起找活儿、一起干活儿的街头兄弟，然后变成了皮条帮，再后来就变成了受雇的打手。他们最近一次干的活儿是把硫酸泼在了一个经理的脸上，因为他解雇了一个工人。费用是六十五卢比，合五英镑。

在这个乡村法庭上，端详一下这伙因为企图破坏他人财产而受审的黑帮：三个黑人男孩，他们是亲兄弟，另外还有一个身体严重伤残红皮肤的年轻混血儿。想象一下这些衣衫褴褛的、机灵的小男孩因为一起最微不足道的盗窃案而受审的过程。整个场面几乎有种家庭气氛。毛里求斯大部分官方建筑物的大小都跟普通人家的种植园宅子差不多，这间用木材盖起来的小法庭就像一间客厅那样小。治安官背靠里墙坐着，椅子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扇窗户，窗户外面种着果树。

法律终归是法律，就像在毛里求斯，一份工作终归是一份工作。但这位治安官的职责让他感到沮丧。他说：“这里是岛上最穷的行政区之一。收了庄稼，他们就无事可做。他们只能钓钓鱼，采采阿拉伯树胶种，一磅种子才换一毛二（合一个新便士）。所以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要采很多树胶种子才能够一磅。”

一位穆斯林律师说：“这里在一九六二年的时候要比现在安定，我们希望现在只是过渡状态。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状况不会持续下去的，不会一直这样的。’而现在这个新冒出来的MMM党更加让人绝望。资金在退出，价格在上涨，税收也在涨。现在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说一次：‘这只是过渡状态。’”

一位混血医生说：“在一个比较富有的社会，男孩有可能会进入另一个圈子，一个混合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交圈。但在这里，因为抑郁和沮丧，男孩会倒向他旧有的社会阶层，并且接受自己的地位。正是这种听天由命、接受现状的氛围挽救了毛里求斯，这是印度人散发出来的态度，感染了其他人。我们被两个神话统治着：政府；甘蔗庄园，阴险的白神。白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如果他们不存在了，我们毛里求斯人就必须创造出一种类似的人出来。”

一个巨大的卍字涂在小镇特里奥莱的主干道上，这是印度人的镇子，一条主干道从镇上穿过。卍字是印度雅利安人寓意吉祥的标志，也是印度人家里的一种装饰，但在这里，它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是一个叫“人民同盟”的新政党的标志，目的在于提醒印度人保持他们的种族忠诚。卍字饰和杜瓦尔先生的黑权运动都是对提倡跨种族合作的新左政党MMM的反击。幻想反击着幻想：MMM正是在特里奥莱赢得了他们在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然而选举才过去几周，MMM的思想在这间俱乐部里好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俱乐部里充斥着司空见惯的故事：毛里求斯疲劳症；取得了中学文凭却找不到工作的人，只能“整天待在家里，追求学业，对生活感到恶心，感到厌倦”；有三四十个人去了英国当护士，“但大多数人都轮不上，这取决于部长，有时候他不让我们去。他们都把好处留给自己家里人。”一个小伙子刚好从外面的马路上经过，他们便说起了他的故事，他把自己祖传的一小块地给“喝掉了”，跟大家一样了。“他现在陷入了危机。”

毛里求斯有很多关于丢掉工作的传奇故事，这里就有一个版本。故事说的是一个小伙子，两年前因为一个员工的诡计而丢掉了一份政府里的差事。那份工作是信差，每天能挣五个半卢比，合四十便士。俱乐部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而且都有自己的版本。当那个丢了工作的信差出现时，你看到的是一个相貌英俊、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显然是个充满魅力的人。他的邻居得到了那份工作。“我不生他的气。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去处置。”但他身上却穿了一件淡紫色的MMM衬衫，表达他对政府的蔑视。

有人说：“一个人如果出了什么事故，这里的人都会伸出援手，一旦涉及工作就不一样了。家庭之间互相忌妒，喝醉了酒就会暴露出彼此的怨恨。”

他们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公平。他们没有觉得他们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吗？他们对自己的权利、选票和观点的力量充满自信。他们认为他们的独立是稳固的、永久的，看不到它的脆弱。内部政变，外部力量武装占领，这两者在这里都不难想象：他们从未想过这些吗？

俱乐部里的年轻人说：“政府会处理这些事情的。”

然而当下午渐渐黯淡，街上的人流变得稀疏，当收音机纷纷调到印度的音乐节目，当谈话变得缓慢、和缓，事情就变得一清二楚了：这些年轻人已经对危险无动于衷。他们在内心深处把自己视为受害者，敌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赢了。

“毛里求斯出现了一种可以把椰子树毁掉的‘独脚仙’。这种甲虫是有人为了卖他们的药，专门带到毛里求斯的，我们的祖辈从没见过这种甲虫。所以他们赚两道钱。毁掉我们的椰子，还想卖药给我们。我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农业部的人干的，有可能是一些外来人干的。”

“他们铲掉我们的橘子树，好让我们买南非的橘子。我们猜是这样的。他们来到我们这儿，说我们的橘子树上有一种霉菌。”

“现在每天都会听到，我们的人被我们以前没有的病打倒了。”

“疟疾。”

正是因为根除了疟疾，才引发了人口爆炸。

“不对，疟疾以前在这里很常见。”

“霍乱。比如说霍乱，以前在这里不怎么看得到。现在还出现了其他疾病，我叫不出名字，但确实有人得了。我们觉得毛里求斯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梅毒。”

他说对了。“梅毒。这种病在扩散，尤其是在路易港。政府正在逐步让卖淫合法化，现在他们给那些姑娘发执照了。”

把执照体系介绍进来的是日本人，他们的拖船就停在港口里。

“政府一面打击卖淫，一面又在鼓励它。”

“她们这么做是对的，去当妓女。她们穷得太苦了，她们应该这样。就像我知道的——”

“如果我女儿去干那行儿，我就杀了她。”

“但卖淫对她们有好处，如果能挣到钱的话。很多学生都当了妓女，尤其是在路易港。”

“这里在建一座新酒店，到时候政府会允许姑娘们在那里当妓女。”

谈话进行得温和、缓慢，没有怒火。外面，马路上的卍字仍然在象征着威胁和权力，墙上层层叠叠地乱涂着针锋相对的政治口号和各个党派的首字母缩写。

但有些人很幸运，可以离开这里，比如这个身材非常矮小的二十岁小伙子。在路易港，我在离政府办公楼不远的地方遇到了他，他正小心翼翼地拿着他的“文件”：一些大开纸的复印件，上面有宝贵的部长签字和部门印章。他要去英格兰了，一家医院接受了他。他的身材矮小干枯，他的瘦弱是六岁时的一场疾病造成的。他一九六八年就获得了中学文凭，当时他十七岁，最近这三年他什么也没做，只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他神情庄严，带着一丝挑衅的姿态，仿佛不敢表达自己的喜悦，但又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成功。他显然拥有优秀品格，但他真的热爱护理工作吗？他说，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便矢志于此，从未想过其他，他甚至还加入了圣约翰救护队。

他父亲在一家糖厂工作，一个月挣一百五十卢比，合十一镑多一点。他有四个姐妹和两个兄弟。他们的固定早餐是面包、黄油和香蕉。在赋闲的几年里，他早上帮忙做些家务，之后去英国领事馆的图书馆读书，中午回家吃饭，午饭是米饭和蔬菜咖喱。他有时候会生病，吃不下东西。有时候他只是因为太难过了，不想吃东西。他跟朋友一起出去散步，在“河边洗上一个畅快的澡”。他的头疼症随时会发作，尤其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他就会待在路边跟朋友聊天，一直聊到午夜。他经常去见朋友，他们会告诉彼此，不出一年，他们就会“有保障了”，就会有工作了，他们就这样“给彼此打气，保持信心”。

但他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他要筹措五十英镑的保证金和一千六百四十卢比去伦敦的路费，这两笔钱加起来相当于他父亲十四个月的工资。但银行会帮助他，他从英国医院挣到的钱让他有能力每周还八到九英镑。英国的种族问题没有引起他的任何顾虑；人们会对他说些什么，会怎样说他，全都无关紧要；如果再也见不到毛里求斯，他也不在乎。他和他的朋友对当地的政治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现在，政治帮不了毛里求斯的任何人。“MMM也一样。最好还是靠自己。”

如果在一个领土更广大、更富有的国家，外交部长加埃唐·杜瓦尔也许会成为一名演员或流行歌星。他具有一种令人心绪不宁的魅力（尽管已经四十岁了，容华开始消退，他也开始为自己日益松弛的腰线而担忧），他有着演员的发型和穿着，也有着演员的心理需求。他的敌人说，政治让他“周期性地享受乌合之众的目光浴”；而他说——就像一个演员会说的——他从政是因为“爱”。“你让人们爱上你，你也感觉到对他们的爱。”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为自己的“黑即是美”运动感到分外高兴。“只用了短短几个星期，我就在这个国家所有黑人的头脑里掀起了一场心理革命。”

但他也提倡跟南非之间的贸易往来，这种主张怎样才能跟黑权运动联系在一起呢？

“没有联系！这恰恰是要点。”他大笑着吼了起来，身体倒向椅子的靠背，带有蕾丝边的黑衬衫领口敞开着，露出他浅褐色的胸膛。他唤道：“贝尔夫人！贝尔夫人！”那位接待员兼秘书从外面的办公室走了进来，她是白人，已经进入中年。他让她把两周前的一篇称赞他的讲话稿找来，那是法兰西作家协会在巴黎为他颁发旅游业金星奖时的讲话。

秘书把讲话稿拿了进来，是一张大开纸，杜瓦尔读了起来（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这篇稿子将会出现在早晨的报纸上）：“Monsieur le Ministre, laissez-moi d'abord saluer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l'Homme d'Etat, l'Ecrivain, le Penseur, l'Homme d'Action. Vous êtes le symbole de tout ce que nous aimons en l'Ile Maurice（ 部长，首先我向您——外交部长、政治家、作家、思想家和行动者——致敬。您象征着毛里求斯一切为我们所爱的事物）……就是这种话会让法裔毛里求斯人发疯。一个黑人居然成了法国文化的象征，而我就是那个不断提醒他们这一点的人。”

杜瓦尔说，就在不久前，法国人还以为毛里求斯只有一万人讲法语，就是那些法裔毛里求斯人。现在他们知道，整个岛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讲法语，这意味着很多黑人也在讲法语。“法国人对我一掷千金，给了我四百万卢比，这个星期还会再给我一百万。我们已经向法国输送了五十三名工人。我要凭借着我的外交政策来赢得这场选举。”但南非人行动缓慢。“他们比原来的布尔人还慢。”他请他们为他的养猪计划提供三年的补贴价饲料，但他们到现在什么也没干。

有人走进办公室。

“认识一下弗朗索瓦，”杜瓦尔说，“打杂的，也是朋友。”我们要一起去居尔皮普吃午饭。当我们离开院子时，杜瓦尔冲着一个人喊：“好消息，德国又要了三十六个。汉莎航空公司，在法兰克福。”三十六名工人。

“不算那一百个？”

“是的。我今天会在集会上宣布。”当我们驱车行驶在风景如画的高速公路上时（公路两边的灌木花丛和环岛花园都是以工代赈的工人打理的），他对我说：“在德国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给我点什么，最好赶在选举之前，要不然就给到别的什么人了……我们会不会丢掉这个市政议席根本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已经是明显多数了。但我故意营造出这种紧张的气氛，我必须生活在这种氛围中。我之所以干得来这些事情，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有点疯狂，不完全凭理智行事……你觉得这些怎么样？”他从一个装得满满的箱子里拿出最新的宣传照片给我看，都是专门为这次选举拍摄的：身穿黑色皮外套的他骑在“黑美人”背上；跨在一辆摩托车上；双腿交叉着站在跑车前面。“这些是为女人们准备的。我穿着一身印第安人的行头上了法国的电视节目，现在还会收到观众来信。你知道法国的报纸怎么形容我吗？一位英俊的黑色神明。”

我们在居尔皮普吃午饭，一两杯红酒下肚后，我告诉他，很难想象他是个政客。他说他可以远离政治，他是个农夫。我说，听说他分下去的一些猪崽被吃掉了。他立刻严肃起来，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但他马上又说，也许有些被吃掉了，但他听到的情况不是这样。

弗朗索瓦，那位打杂的，朋友，用方言说了些什么。

最后，杜瓦尔说：“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可悲的故事，那些小猪崽的爸爸死了。黑权运动。”

服务生走进来说：“杜瓦尔先生，您的电话。”

“哪里打来的？”

“非洲领事馆。[12]”

“南非。”杜瓦尔说。

他回来时告诉我：“领事刚刚接到南非打来的电话，他们要送给我们五十头母猪，两头公猪，还有喂养这些猪一年的免费饲料。我对他说，让比勒陀利亚发一封电报给我。”毫无疑问，这是为了拿到会上去展览。

我说：“我记得你让他们提供三年的猪饲料。”

“那是按补贴价提供，而这个是全免费的。他们给吓坏了。”

餐馆的一间包房里，法国领事馆正在举办一场婚宴。一个年轻的法国女人走了出来，她一见到杜瓦尔便欣喜若狂，径直上来拥抱他，跟他说话，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然后，一位身穿蓝色西装的男人走出来说：“Gaëtan, ils te demandent de venir les bénir.”（“加埃唐，他们希望你能来为他们祝福。”）

“Je n'ai pas mon collier de maire.”（“我没戴我的市长绶带。”）

但他还是站起身，走了进去。好几分钟后他才回来，眼中洋溢着香槟酒的光泽，笑容满面。“我刚刚听到一些很好玩的话。那位结婚的姑娘，你瞧，有一半比利时血统，一半波兰血统，是典型的法国人。她哥哥陪着他。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波兰人，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更漂亮一点？’她哥哥说：‘Parce que nous sommes habillés.’”（“因为我们穿着衣服呢。”）

后来，在拥挤的市政厅，杜瓦尔让他的支持者为我唱了一首他的竞选歌。

黑美人！黑美人！

黑色多么美丽！

美丽，美丽

是黑色。

“这将是我们的制服。”杜瓦尔说着，让我看一些衣料，“黑色和红色。红裤子配黑腰带，黑衬衫。全用光滑面料。”

第二天，我去外交部找杜瓦尔，核对我们的午餐谈话笔记。在他的外间办公室，杜瓦尔把一个黑人小男孩介绍给我，他为杜瓦尔的竞选塞卡作曲。男孩在贝尔夫人的桌子上敲着节奏，唱起来：

Mo' dire 'ous: la frapper.

Laisse-mo' trappe-li,

Laisse-mo' batte-li.

Mo' alle condamné,

Jamais mo' va laisser mulâtre Faire mari de mon endroit.

（我告诉你们，揍他们。让我抓住他们，让我痛打他们。

我宁可入狱，也不让混血男人对我颐指气使。）

“这里的政治思想水平低得不可思议。”保罗·贝朗热说。这位二十六岁的法裔毛里求斯人正是MMM的创始人。几天前，就在杜瓦尔的人为我唱《黑美人》的居尔皮普市政厅里，有人向他开了枪。现在——在路易港这间新开张的有空调的地下餐馆，在午饭过后几乎空空荡荡的大厅里——贝朗热带着保镖，那是一个黑色的巨人，名叫马特，他的体型有点开始发胖，但仍然是当地有名的拳击手。贝朗热有他自己的风格，和杜瓦尔一样风度翩翩，在毛里求斯显得有些异国情调。他瘦小精悍，谈吐温和，戴着茶色的无框眼镜，蓄着薄薄的八字胡，披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他像欧洲人，他属于欧洲。他的措辞和口音没有一点毛里求斯痕迹，他看上去完全如其所是：那个来自一九六八年的巴黎街垒的人。“精彩的一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他说：“政府当然只会谈失业，这个词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个经济问题，滤除了人和政治的因素……一九六八年之前，毛里求斯人不需要考虑、也不需提出严肃的经济或政治规划，他们能打的只有种族牌。过去，上层人在不同种族之间挑起争斗，让他们互相残杀，以减缓整个局势的压力，现在如果还有条件这样做，他们马上会故伎重演……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抗争连着抗争、斗争连着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这个地方的戏剧。这里的第一次抗争是奴隶的抗争。一个造反奴隶的脑袋在我们路易港的博物馆里放了好多年，他是马达加斯加的一位酋长。然后是有色人种（黑白混血儿）的崛起。一九一一年，路易港爆发了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印度人。有色人种追随白人的榜样，敌视印度人，后来克里奥尔人（黑人）也加入了他们，这种转变的重要催化剂是杜瓦尔。这就是杜瓦尔的重要性，有害的重要性：把黑人拉到白人这边。杜瓦尔是个神话。他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物，克里奥尔人之王，他是新闻媒体的创造物。这是一个已经死去的神话，但他不想死。”

贝朗热打了个响指，黑人保镖拿出一个纸袋，里面装的好像是糖果。贝朗热吃了一块，保镖也吃了一块。贝朗热说：“哈克止咳药片。”

贝朗热来自一个古老的法裔毛里求斯家庭，父亲是公务员，不是种植园主，也不是地主；有些毛里求斯人说，这种家庭背景构成了贝朗热本人的反叛核心。一九六三年，十八岁的贝朗热做了一段时间的水手，然后离开毛里求斯去上大学（北威尔士大学）。“MMM创立于一九六八年毛里求斯的一个节假日。这听上去很随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府当时给我们送了一份大礼。我们原计划在亚历山大公主来访的时候举行和平示威，但政府把我们的十八个人关进了监狱。为什么是亚历山大公主？嗯，亚历克丝的丈夫是奥格尔维，他是龙波家族的人，而龙波家族在这里极有势力——经营宾馆、糖厂和进出口贸易。此外，我们也在抗议这次接待活动的铺张浪费。从那以后，我进了四次监狱……目前的局势很糟糕。人们觉得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我怀疑今年年内政府就会垮台，或者会有一场暴动，也可能会举行普选。”

我告诉他，在特里奥莱我一点也看不到MMM思想的痕迹。他的党派所宣讲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被吸收进当地人编织的关于敌人的迫害性妄想神话里了。

他没有直接回应我。他说：“神话背后总有一些东西。”然后，他开始试探着从外围谈论“制造神话”这个主题，就像是在出声地思考。“在毛里求斯人的头脑里，事情可以变得不可思议地漫无边际。我想，这也许跟这个海岛的领土面积有关……他们绝对有一种把每件事情都变得耸人听闻的倾向。比如在路易港，人们说我有一根电动警棍，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而居尔皮普的版本是带链子的警棍。我穿的黑色皮夹克被认为是防弹的。我猜，如果我路过居尔皮普市政办公室的时候有人向我开枪，而当时恰好有一位部长在场——据说他是黑人的保护人——穿着黑色的皮夹克，骑着一匹黑马，那么这幅情景就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神话。

“有些东西就在你的生活中，但你并没有把它们拼在一起。比如我们的一位部长——直到此时此刻，在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神话的影响有多广——这位部长在选举那天穿着伞兵制服。拉姆古兰（毛里求斯的首相）也曾经是个神话，他是印度人的查查（大叔）。他非常活跃，也很有权势，但不知为何又能超越这一切之上。有一本拉姆古兰的传记，是我们本地作家写的。那是一部没有日期的传记，充满了迷人的神话、诗意和事迹……我相信，如果你考察一下我们的教育体系，你就会感到真正的沮丧。还有语言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在使用的语言遭到了鄙视。”（MMM对当地的土语抱有浪漫的看法，视它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裔毛里求斯人也有他们的神话。我回到毛里求斯时，他们之间流传的神话是：我把戴高乐给赶下台了。你会发现这种神话至今犹存。‘如果保罗把戴高乐都赶下台了，那可怜的老拉姆古兰又能有几分胜算呢？’他们都耽于幻想，这种倾向的根源在于殖民地的处境。”

他让这两个小时过得飞快。当他和保镖一起离开时，他笑着说：“现在我必须得走了，我要为今天下午的论坛找几个‘壮汉’。”

但那些壮汉没派上用场。那天下午，没有人试图破坏MMM在罗斯山镇召开的集会。几百名学生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各种族济济一堂的听众，各种族登台发言的讲坛，人们像听新闻那样倾听着思想：这是我在毛里求斯见过的最欣快的一次集会。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遭到反对的自由主义政府的致敬——但这也许只是我这个访客的看法。

“这是一种模仿，”首相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爵士说，“他们想模仿毛，模仿菲德尔·卡斯特罗。幻想？他们并没有耽于幻想，他们认为他们的思想会在这里生根。这里确实很穷。但我们正在努力通过社会服务来控制穷困的不良后果。在援助方面，我们每年大约要花三千万卢比。人们为此而批评我们，因为我们为家庭提供津贴之类的援助。我的回答是：‘小孩生出来了，我不能让他们在营养不良的状况下长大。如果他们吃得好，受到良好的教育，就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否则他们会落后，在智力上落后。’”

说着一套不同的语汇，怀着不同的关切：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首相几乎跟这个世纪一样老，贝朗热提到的那部诗化的传记，正是要为这个堪称传奇的人物找回一份公正（尽管他的传奇没有那么宏大，他的舞台也很有限）：一个降生在饱受压迫、没有领袖的社群里的男人，在殖民主义最黑暗的时期，在一个农业殖民地中崛起，获取了权力。各个殖民地的领袖中，很少有人表现出拉姆古兰那样的勇气和执著，也很少有人在获取了权力之后，如此热切地去平复旧时的敌意，去施行人道的治理。然而这个新生的政权，就在她还像以往一样羽翼未丰的时候，已然受到了来自不止一个方面的威胁。

贝朗热说：“人们围在部长办公室外面，请求安排工作，这种行为受到了部长们的鼓励。每个部长都想成为拉姆古兰的继任者，每个人都在试着打他的牌。”

首相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专门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守在部长门口的做法是不对的，是殖民时期残留下来的习惯。”

是宿敌，也是新仇：“殖民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建制。它培养了寄生虫和游手好闲的人。我们当中仍然有这样的人——所有种族里面那些因为驻留在这个国家的外国势力而获利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完全接受了独立以后的变化。我认为这个新运动，MMM，就是那些妄图复兴的人采取的阴险手段。我认为他们尤其想要报复我，还有我的党。”

首相一只眼睛失明了，是小时候被牛角弄残的。他在路易港的新房子是在他的老房子旧址上建起来的，客厅里摆满了他漫长的政治生涯的纪念品：签了名的肖像，机场接见的照片，各种民族风格的乏味的官方礼品。他常常待在这些纪念品中间，自娱自乐。他喜欢非正式的晚餐派对，喜欢谈话和闲聊。他愿意退休，成为他的传奇，成为“至尊”。

然而安宁正在褪去。奴隶营拥挤不堪，逃离的道路已经关闭。人们心怀不满，而且对自己的险境浑然不觉。

一九七二年

（翟鹏霄　译）

[1]见《旧约·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吗哪给以色列人吃，让他们不至于饿死。

[2]毛里求斯的第二大城，仅次于首都路易港。

[3]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

[4]阿尔卑斯山脉中最著名的山峰，是一个有四个面的锥体，分别面向东南西北。

[5]也译作南非荷兰语或斐语。是南非的官方语言，属于南非宪法所规定的11种官方语言之一。

[6]原文为法文。

[7]特立尼达的一种即兴曲。

[8]原文为法文。

[9]原文为法文。

[10]原文为法文。

[11]原文为法文。

[12]原文为法文。

权力？

特立尼达的狂欢节素有盛名。离圣灰星期三[1]还有两天，岛上的一百多万居民——黑人、白人、定居岛上稍晚的葡萄牙移民、印度人和中国人——就已经穿上了绚丽的服装，排成“纵队”，沿着炎热的街道游行，随着钢鼓乐队的节奏起舞。但今年这里发生了一起风波。黑权运动在狂欢节后引起了一阵骚乱，假面舞会和音乐甫一停歇，愤怒和恐怖便接踵而至。

从某一方面来讲，事态的发展也有它的内在逻辑。狂欢节和黑权运动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截然对立。热衷于狂欢节的游客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在观赏什么；而岛上的居民也用了漫长的时光去忘记过去，终于将狂欢节的黑暗源头彻底地遗忘。纵队、彩旗和盛装其实跟四旬节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跟奴隶制有着久远的渊源。

当年，特立尼达的奴隶们在白天工作，在夜晚生活。当白人的种植园世界在夜色中消退，一个更安全的隐秘幻想世界便浮现了出来：黑人的王国、军团和纵队的世界。这些人白天是奴隶，晚上则视自己为国王、王后、王妃和公主。他们有漂亮的制服、旗帜和上了漆的木剑。每个加入军团的人都会获得一个头衔。黑人在夜晚扮演人，模仿上界的仪轨。国王造访臣民，与民同乐。集会时，书记官也会坐在一旁运笔如飞。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的一天，他们的幻想溢出了夜晚，涌入了白天。奴隶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打算割下几个白人种植园主的脑袋，然后喝圣水、吃猪肉、跳舞。他们的计划暴露了；当局当机立断，圣诞节前夕，西班牙港[2]的广场上接二连三地执行着绞刑、斩首、烙刑和鞭刑。

这是特立尼达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奴隶“起义”。黑人的夜晚王国粉碎了，但幻想还在继续。他们不得不幻想，如果不借助这一点点的痴狂，黑人就会陷入彻底的绝望，含垢忍辱，慢慢死去；特立尼达的很多奴隶都是这样死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的狂欢节正是当年奴隶赖以生存的痴狂的一种变体。它是黑人对权力、风度和美丽的最初梦想，而且它的原材料总是每个人对真实世界的秘密愿景。

战争期间，黑人对苏联的崇拜——他们崇拜的其实是跟“风度”相关的东西，比如斯大林的髭须，苏联将军铁木辛格、罗科索夫斯基，等等这些具有异国风味的名字——体现在一个名叫“红军”的乐队上。对亨弗莱·鲍嘉[3]的崇拜则催生了另一个乐队：“卡萨布兰卡”，它跟“红军”不相上下。这一切都是在演戏，但黑人很当真，而且它们也发生了演变。他们自己也许都没有意识到，就在这种表演下面并不太深的地方，一直隐藏着黑人的千年复国梦：梦想着黑人世界重归完整与统一，也梦想着复仇。

狂欢节的痴狂里隐含着某种东西，触动着这里的每一个小岛，这些岛上的居民过去是奴隶，现在是无人理会的殖民地居民，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彼岸，空洞而徒劳。圣基茨岛上有三万六千名居民，为了缓解大家的绝望，首相布拉德肖爸爸努力唤起人们对海地[4]皇帝克里斯托弗[5]的回忆，他建造了拉费里埃尔堡[6]，但他出生时也只是海地岛上的一名奴隶。在安圭拉，岛上的六千居民在实现自我解放之前，他们真的以为只要有了佛罗里达的某个人为他们起草的宪法，安圭拉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

牙买加的塔法里教徒相信自己是阿比西尼亚人，海尔·塞拉西皇帝[7]是神。这是在阿比西尼亚战争[8]期间，意大利人的战时宣传导致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时意大利人造舆论说，有一个秘密的黑人社团叫“尼亚宾亥”（意思是“白人去死”），拥有数百万团员。这种宣传令一些牙买加人欢喜鼓舞，他们组建了自己过家家版的“尼亚宾亥”。塞拉西皇帝最近访问了牙买加。塔法里教徒期待的是黑色雄狮般的男人，结果却看到了一个印度人模样的人：仪容温和，棕色皮肤，身材矮小。众人大失所望，但不知为何，这种教派仍然幸存了下来。

这些岛上的居民心绪不宁。他们已经有了黑人政府，黑人权力，但他们还想要更多。他们想要的不只是政治。他们就像中世纪欧洲的那些无依无靠的农民，在等待着十字军东征和弥赛亚。现在，他们有了黑权运动。但这里的黑权运动不像美国的黑权运动。后者是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的抗争：那些人终于意识到，美国那些丰富的东西是触手可及的，阻挡他们的只是自轻自贱和种族歧视。然而在这些小岛上，美国传来的消息走了样。

媒体可以逼真地呈现美国黑人的反抗场面，却无法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利处境带到观众面前。那些著名的城市仿佛在燃烧；年轻的黑人持枪走出大楼；凯旋的运动员低垂着头，仿佛宗教仪式一样举起戴着黑手套的手[9]；抗议活动英俊的发言人在终于发现了黑色风度的摄像机前发出威胁。这就是权力。在海岛居民眼中，这一切就像是黑人的千年复国图景。它不需要政治方案。

在这些海岛上，黑权运动在理论上的模糊构成了其力量的一部分。黑权运动发言人对黑人的降格进行一番尖锐的分析之后，往往就切换到神秘而模糊的威胁性话语。在美国，这种话语适合它抗议的目标，适合它所抗议的白人听众。然而在群岛上，与它相应和的是黑人群众古老的末世情绪。而任何更实在、更像方案的东西都有可能变成单纯的地方政治，退化为这里的黑人已经拥有的黑人权力。

黑权运动作为怒火、戏剧和风度，作为一套革命行话，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点什么：失业者、理想主义者、离经叛道者、共产主义者、政治失意者、无政府主义者、在海外受辱归来的愤怒学生、种族主义者，还有数年来一直在街角宣告“以色列之后就是非洲”的老派黑人布道者。黑权运动意味着古巴和中国，也意味着把中国人、犹太人和游客统统赶出牙买加。它强调独一无二，又把各种东西糅合起来。它就是喝圣水、吃猪肉、跳舞；它就是回到阿比西尼亚。法国大革命以来，加勒比地区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运动。

于是在牙买加，大约十八个月之前，学生加入了塔法里教徒的游行，以黑权运动的名义抗议黑人政府。校园式的理想主义，校园式的抗议；然而这个地方的过去就像诡谲的沙洞。一个谣言开始在中产阶级中间流传，仿佛来自奴隶时代：黑人要杀死一个白人游客，只是用来献祭，不会折磨他。

与此同时，在圣基茨岛，执政多年的布拉德肖爸爸也开始利用黑权运动来瓦解反对派的力量，他运用的只是黑权运动的语言。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小岛上，贴着诡秘的宣传单的汽车在唯一的环岛公路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宣传单是从加油站的广告上裁下来的：加入权力之集。

在遥远的中美洲大陆，在黑人占半数的英属洪都拉斯，黑权运动虽是风潮初起，但已经开始瓦解着当地政府和反对派的多种族属性。传染载体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二十一岁的学生，不消说，他在美国学习靠的是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他带回了关于农民尊严和土地革命的新消息。我认为，这是来自另一类国家的消息，是另一群人的革命，并不适用于这里的黑人。这里的黑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他们心怀着城市居民的简单抱负。（在我逗留期间，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当地一位男子成功地完成了美国的监狱管理函授课程。）

但这无关紧要，关键是消息已经传来。“白人买光了所有的土地。”“黑人需要的是面包。”“黑人当伐木工已经成了一种生殖器象征。”这些运动的行话让人一听就觉得既有科学性，又有千年复国梦的预言味道。它超越了当地政治中那些乏味的抗议活动，抑制了所有的争论。运动越来越高涨。

兴奋！也许这种兴奋是岛上的人唯一可能获得的解放。在这些黑人居住的海岛上，黑权运动就是抗议。但这里没有敌人。敌人是过去：奴隶制、被忽略的殖民地、从上到下未接受教育的群体；敌人是海岛的狭小和资源的匮乏。机会主义和借来的行话也许可以定义那些虚无缥缈的敌人：少数人种、“精英”和“白人的黑鬼”。但到头来，仍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岛上居民的尊严和身份。

在美国，黑权运动也许会取得胜利，但那是美国的胜利。加勒比那些小小的海岛仍然是海岛，一贫如洗，缺乏技能，被一条防疫封锁线紧紧围住，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岛上的居民。经过这样一场运动，他们的政客也许会更清廉、更尽责，但穷困无助的人数并不会减少。岛上的黑人还会继续依赖别人的书、别人的电影和商品过活；借助这种重要的通道，他们仍然是一群依赖他人的半成品社群，是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永远消耗，从不创造。他们没有物质资源，永远也发展不出更高的技能。身份最终要靠成就来确立，但在这里能取得的成就注定是很小的。抗议领袖会一再出现，千年复国梦会一次又一次近在眼前。

五十年前，西班牙眼看着就要分崩离析，奥特加·伊·加塞特[10]写道：完全不同的民族汇聚到一起，只是为了“明天能够一起做些什么”。对未来的这种确信是这些海岛所没有的。千年复国梦的兴奋不会令他们万众一心，即便他们都是黑人；况且在有些岛上，比如特立尼达、圭亚那和英属洪都拉斯，黑人只占半数。对黑人身份和黑人苦难社群的追寻是一条死胡同，只有一群看不到自己明天要做什么的人在为了狂怒而狂怒，在自我折磨。

教师学院出版社去年出版了《我们希望被仰视》一书，作者维拉·鲁宾和马里萨·扎瓦洛尼在书中发布了他们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一年在特立尼达的高中生中间做的一项调查，那是在独立之前，岛上弥漫着对弥赛亚的乐观憧憬。（一九五六年，埃里克·威廉姆斯突然以势不可挡的力量上台了。）在调查中，他们让学生详细写下自己“对未来的期待、计划和希望”。

黑人：我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不仅要在音乐领域取得成就，还要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我想在美国娶一个非常富有的漂亮女演员。我希望在海外扬名，成为举世闻名的百万富翁。

黑人：在政治上，我希望能起来对抗赫鲁晓夫这类人，他们是自由的敌人。我希望我能把他们驳斥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

黑人：我期望成为举世闻名的人，以政治天才赢得人民的拥戴，跟人民生活在一片祥和之中。

黑人：我想当一名西印度群岛的外交官。我希望成为一个对男人有魅力、对女人更加有魅力的人。我必须非常聪明和机智：我必须至少能够流利地讲七种语言。我必须足智多谋，必须随机应变，在正确的场合说正确的话。凭着这些品质，凭着无与伦比的远见和其他我尚未预见到的必要才能，我能为我的国家创造奇迹，从而为世界创造奇迹。

东印度人：我要写一本书，名字叫《音乐与文学的罗曼司》。我会让这部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伟大；然后我会回印度，发奋成为电影行业的天才。

东印度人：我希望发展自己的探险精神，我要去漂洋过海，翻山越岭，环游地球。我要在相互敌视的人群中间缔造和平。

东印度人：我经常会从自己的白日梦中醒来，我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伟大的科学工程师，但我很快会清醒过来，然后又是我自己了。

有色人种（黑白混血）：我希望中年之后进入政界，为改善和振兴我们这个年轻的联邦尽绵薄之力。

有色人种：成为政治家这个想法让我着迷，我指的是一流的政治家，而不是纯粹的煽动者，后者只会冲动行事，徒劳无果。

白人：我会去一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弄懂这个行业。等我想离开的时候，我就去一家大公司，努力晋升到高管的位置。

白人：我希望过平凡的生活，挣一份平常的工资，缓慢但又稳扎稳打地在律师事务所晋升，但我不想成为联邦大法官之类的人……看看周围，其他男生一定都在写名扬四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希望全部都会落空，因为希望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白人：到那时，我父亲也许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我接管生意，我会让它扩张，并努力遵循我父亲建立起来的传统。

如果没有白人学生的冷静回答，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学生所在的地方是个偏远落后、人人耽于幻想的社会。但白人学生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与其他种族截然分开的世界里。特立尼达很小，只有两家报纸和两个广播电台，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实行种族隔离。种族间的渗透比社会学研究者所认为的更加常见；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和东印度人是中产阶级，在职业人士中占主导地位。明白了这一点，黑人和东印度人那漫无边际的幻想——外交、政治、维护和平——就显得并非只是天真。这是一个生气勃勃、见多识广的社群，感觉到自己是伟大世界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明白，因为地理、历史和种族的原因，他们又跟那个世界相隔绝。他们的幻想是狂欢节痴狂的一部分。

鲁宾和扎瓦洛尼那部著作的副标题是“发展中国家青年抱负之研究”。但这里的委婉语会产生误导。这个国家需要一种更精确的定义。巴西在发展中，印度在发展中。而特立尼达既不是未发展的，也不是发展中的。它完完全全是西方先进的消费社会的一部分，知道什么是高水准的物质生活。但它比外省还不如：这里没有可以让乡下人或小城镇的人施展才华的大都市。特立尼达除了小还是小，它依赖外界，出生在这里的人——黑人、东印度人和白人——觉得自己被判了刑（并不一定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被遣送到这个在技能和成就上都低人一等的地方。在殖民时期，种族剥削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到了今天，它显然还是社会运动的主要驱动力，但它已经不再是故事的全部了。

在这些海岛上，黑人的身份问题其实是一个多愁善感的陷阱，模糊了真正的问题。这些岛国真正需要的是进入一个在各方面都更加广阔的社会，人们可以在其中成长。对有些区域来说，这个更大的社会可以是拉丁美洲。当初，加勒比的殖民统治者不顾地理关系，人为地制造出不自然的行政单元，也是造成今天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比如，特立尼达被硬生生地与委内瑞拉分开。这种地理上的荒谬也许有一天会被重新审视。

一九七〇年

（翟鹏霄　译）

[1]又名圣灰礼仪日、圣灰日、灰日，是基督教教会年历的大斋期（四旬节）起始日。

[2]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首都。

[3]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1899－1957），美国男演员，在电影《卡萨布兰卡》中扮演男主角里克。

[4]位于西印度群岛第二大岛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接壤。

[5]1804年，海地黑人成功地推翻了法国的统治，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克里斯托弗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07年当选为海地总统，1811年称帝。

[6]位于海地北部的一座高山上，是海地瑰宝，北美洲伟大的历史景点之一，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7]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位皇帝，号称“雄狮之主”。

[8]阿比西尼亚为埃塞俄比亚旧称。19世纪末叶，意大利殖民势力侵占了红海沿岸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单方面宣布阿比西尼亚受其“保护”。1895年至1896年，阿比西尼亚进行反意战争。

[9]指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美国非裔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颁奖仪式上举起戴着黑手套的手，拳头紧握表达黑人权力运动的主张。

[10]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883－1955），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文学和哲学领域皆有卓越建树，其思想和政治理念深深影响了西班牙的知识分子。著有《大众的反叛》。

迈克尔·X与特立尼达黑权运动谋杀案：安宁与权力

1

角锉是一种三面锉刀，断面呈三角形，特立尼达人用它来磨短刀。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史蒂夫·叶芝在距离西班牙港大约十八英里的阿里玛镇买了一把这样的锉刀，长六英寸。叶芝是个黑人，三十三岁，他是前英国皇家空军士兵，也是迈克尔·德·弗雷塔斯的保镖和同伴。迈克尔也叫迈克尔·X、迈克尔·阿卜杜尔·马利克。锉刀是在库布拉五金店买的，花了一个特立尼达元，相当于二十便士，记在“阿里玛的阿卜杜尔·马利克先生”名下，叶芝在账单上的签名是“穆罕默德·阿克巴”，这是他的“穆斯林”名字。在阿里玛的马利克营地——他们的“公社”、“组织”——叶芝是伊斯兰果实组织的最高统帅，马利克麾下的黑人解放军中校，或许也是这支军队唯一的成员。

马利克的“公社”是一栋住宅，位于城郊住宅区克里斯蒂娜花园。他从英国回来后一直住在那儿，已经租了十一个月。房子坐落在一块一英亩半大小的土地上，有一片成熟的花园和果树，马利克和他的社员就在这块土地上“务农”。或者说，这是马利克告诉他远在英国和其他地区的旧盟友的版本：他们在务农。

马利克在英国生活了十四年。一九五七年，二十四岁的他来到英国，那时他还是迈克尔·德·弗雷塔斯，来自特立尼达的海员。他在诺丁山安顿下来，当上了皮条客、毒贩和赌场荷官，还给沃奇曼当过打手。沃奇曼是个房产诈骗犯，专门经营贫民窟的房产，把房子高价租给西印度群岛来的人。后来，迈克尔·德·弗雷塔斯经历了一次宗教和政治的“皈依”，给自己取名“迈克尔·X”，他立刻在媒体和地下群体中间大获成功，摇身一变，成了黑权运动的“领袖”、地下黑人“诗人”和“作家”。一九六七年，正当他在报纸上的声望达到顶峰时，他在雷丁发表的反白人言论触犯了《种族关系法案》，被判入狱一年。一九六九年，马利克在一位富有的白人赞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公社“黑人之家”：一个位于伊斯灵顿的“城市村庄”。公社以失败告终，他也惹上了更多的官司。一九七一年一月，迈克尔·X——现在有了一个黑人穆斯林名字“迈克尔·阿卜杜尔·马利克”——逃到了特立尼达。

克里斯蒂娜花园的农业公社并不是马利克在特立尼达仅有的“项目”。他同时还在开办“人民商店”。商店的信纸已经印好，宣传册的文稿也已准备就绪：“空荡荡的货架昭示出有产者对无产者是多么缺乏慷凯〔原文如此〕……荣誉墙上写着我们的英雄和赞助者的名字……所有的赞美归于安拉，所有的过失归于我们。”唯一没有到位的是商店；但马利克在计划书上记了一条：“公共关系是制胜的法宝。”马利克在英国学到了一些东西，尤其是练就了一身遣词造句的本领。在特立尼达，他并不是一个单纯在逃避英国犯罪指控的人，而是一个来自“巴比伦”的黑人穆斯林避难者，反抗“工业化复合体”的斗士。而特立尼达又是如此偏远，所以马利克可以在这里的镇上，在一栋租来的郊区房子的成熟花园里，向世界宣告他正在带领着他的新公社务农。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那天，公社的两位访客也可以算作公社成员，他们住在马路对面租来的房子里。其中一位是来自波士顿的黑人，他年近四十，戴着一只金耳环，给自己取了个穆斯林名字：哈齐姆·贾马尔。另一位是盖尔·安·本森，一个二十七岁的、离了婚的英国中产阶级女人，她跟贾马尔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

贾马尔是美国黑权运动成员。几个月前，盖尔·本森带着他在伦敦走动时，他向《卫报》这样形容自己：“英俊到无可救药，有着诱人的古铜色皮肤，极度能言善辩。”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特立尼达写信给一个白人盟友时说：“钱是白人在乎的，是他们想保住的东西，也是他们不得不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于是贾马尔急于为白人减轻负担：他满脑子都是需要用白人的钱来实现的黑人援助计划，其中的一个计划让他来到了西印度群岛。他在某些方面跟马利克很像。但马利克致力于黑人农业和黑人公社，贾马尔致力于黑人学校和黑人出版；两者并不冲突。马利克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贾马尔似乎赞同这一点。贾马尔向世人传达的消息是：他自己是神。盖尔·本森比他们两个都厉害：她相信贾马尔是神。

这就是本森在公社中的独特之处：她独自一人信奉贾马尔教。她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她是白人；公社也有其他白人出入，因为对于马利克这样的人来说，如果没有白人偶尔来见证一下他的愤怒，他的黑人身份和他的愤怒就没有意义了。本森穿着非洲风格的衣服，她给自己取名“哈尔·齐姆盖”。这既不是穆斯林名字，也不是非洲名字，而是“盖尔”（Gale）和“哈齐姆”（Hakim）的字母组合，这个名字暴露了她：她的疯狂中始终包含着中产阶级的游戏元素。

几周后，马利克的妻子对特立尼达《晚报》记者说，本森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她一定是在说反话，因为她接着说：“她有几分像冒牌货……她会取一个虚假的名字，守着一个虚假的位置。”一个三十岁的中学黑人女教师这样评价本森：“她长相漂亮，与众不同，风格简单。她的衣服散发着金钱的味道。”一个生活安逸的白人，却以她的中产阶级方式比所有的人都更像黑人：本森不可能对自己制造出来的效果毫无感觉。荒谬的崇拜，荒谬的名字，荒谬的衣着——人们在特立尼达记住的关于本森的一切，无不显示出这个离经叛道的中产阶级女人身上未经教化的巨大虚荣。

然而，作为一群冒牌货中的冒牌货，在公社的戏剧化氛围中，本森的处境是危险的。她与众不同，不可捉摸。有人觉得她是间谍，有传言说，英国情报机关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秘密的部门，叫“M10”。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她的处决来得迅速而突然。有人勒住了她的脖子，捅了她一刀又一刀。在那一刻，所有的癫狂和游戏都从她身上退去，她明白了自己是谁，她想活下去。谋杀的全部动机也许只是想获得这种出其不意的效果：让一个安全的生命终结于一个延长了的恐怖瞬间。她奋力反击；手上和胳膊上的伤口表明她的反击是何等顽强。她不得不挨了九刀，脖根处那一道特别深的伤口让她再也不能动了；然后，她穿着那身非洲风格的衣服被埋掉了。她当时还没有彻底断气，但墓穴中的泥土会进入她的内脏，结束她的生命。

当时，年轻的印度算命先生拉尔辛·哈里本斯正在凭着他诡异而大胆的公开预言在特立尼达引起轰动。颇为畅销的当地周刊《炸弹》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曾为《炸弹》写过稿子的马利克从编辑那里打听到了他的住处。

哈里本斯住在海岛南部的油田镇法扎巴德，从西班牙港开车过去，要沿着蜿蜒的公路开上两个小时。马利克带着几个社员分两辆车动身了，这是他在特立尼达的出行风格（他的“惯例”）：租用美国大轿车，配有司机。跟他们一起去的还有罗尔·马克西敏，他是马利克经常光顾的那家租车行的合伙人，也是马利克儿时的朋友。他们抵达时已经是晚上，却被告知，哈里本斯在家，但不见任何人。拒不见客是先知的特权，于是他们决定等着。

罗尔·马克西敏说，他们坐在车里，一直等到了早晨。“正当我开始嘀咕‘他们难道真的连咖啡也不给我们拿一杯？’时，哈里本斯派了一个女人出来，给我们端来了咖啡。迈克尔终于见到了哈里本斯。哈里本斯对他说：‘你不会留在特立尼达，你要去牙买加。然后你会成为美国黑人的统治者。’临走，他又对迈克尔说：‘我想再次见到你。’然而迈克尔再也没有见过哈里本斯。”

事实上，哈里本斯很快就加入了人才外流的队伍，去了美国。一个美国女人跟他结了婚；特立尼达有传言说，他在一所美国大学协助超感知方面的研究。

关于马利克拜访哈里本斯，《炸弹》的编辑帕特里克·乔可林哥补充了一个细节。“马利克向哈里本斯直截了当地问到了绞刑，这是哈里本斯的表弟告诉我的。马利克不惜一切代价想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绞死。哈里本斯的回答是：他不会被绞死。”

一起事件发生之后，往往会有很多故事冒出来。但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次预言——他将免于处罚，并在未来取得辉煌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后面发生的事情。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三日，特立尼达《卫报》内页的版面上登了一条简短而怪异的报道：打捞员没找到尸体。史蒂夫·叶芝——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兰果实组织的最高统帅，马利克的黑人解放军中校，马利克公社的工头，马利克的保镖和亲信——淹死了。

他是三天前在无忧湾淹死的。去海滩玩的特立尼达人都知道，在巉岩林立的东北海岸线上，无忧湾是最危险的海湾之一。那里有一块小小的中央暗礁，它上方的水面相对平静，但四周的激流围绕着它，在海床上旋出了一个又一个深坑。只要离开岸边几英尺远，人在刚到腰际的水中都站不稳；每一个迸溅的浪头打来，都会把游泳的人卷起来，抛向西边，抛向乱石，抛向长长的暗礁和翻腾的巨浪。在无忧湾很难打捞尸体。当地渔夫说，人一旦被卷过暗礁，就会被巨大的石斑鱼吃掉。无忧湾前面有更安全的海湾：巴兰卓和米申。但马利克一行十一人偏偏在无忧湾停下去游泳。两个姑娘很快就遇上了麻烦。叶芝救起了一个，当他去救另一个时，自己却消失在浪涛中。后来一只渔船开出去，救起了另一个姑娘，却没找到叶芝的尸体。

《卫报》那则报道的怪异之处在于它采用的是马利克在事发两天后的陈述。《炸弹》的编辑帕特里克·乔可林哥不喜欢这则报道。“我认为这很滑稽——这种报道方式——因为在我看来，任何跟马利克有牵连的人都是新闻，这起溺水事件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我给一些人打了电话，也给警察局打了电话。确实有一位警察向我提起，他们怀疑是马利克让叶芝淹死的——但他很像是随口说说。所以你可以想象，当马利克第二天到我办公室让我为史蒂夫·叶芝写一篇报道时，我有多惊讶。他要我把叶芝写成英雄：搭救印度姑娘的英雄。这又是马利克的典型作风，任何事情都要挤出一点种族题材。我脱口而出：‘可是马利克，警察说是你杀了他。’他说：‘我不在乎警察怎么说。’”

那天是二月十五日，星期二。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二十五，阿里玛消防局听说马利克在阿里玛的房子着火了。那栋房子只有一层，地面和墙壁都是混凝土的，屋顶是瓦楞铁皮，因此火势之猛烈让人意外。但房子的附属建筑却毫发无损，它建在房子后面，一个水泥天井把它跟主屋隔开，里面存放的每一样东西都完好无损：马利克从英国带回来的一件非洲艺术品，马利克说它价值六万英镑，还有一架价值四百英镑的钢琴，据说是约翰·列侬送的礼物。这是一场神秘的大火：公社成员都不在场，马利克一家在那天早些时候飞到圭亚那去了。

那是一次有点派头的旅行。陪伴马利克一家的是一个叫麦克戴维森的圭亚那黑人，他身体肥胖，皮肤光滑，衣着十分考究，是被那个地区的新政治突然推上高位的一群平庸的野心家中的一个。麦克戴维森的妻子在特立尼达政府中担任副部长，侄子在圭亚那政府的青年事务部担任次长。麦克戴维森的机票钱是马利克付的；麦克戴维森已经跟圭亚那政府的首相办公室通了电话；马利克一行抵达圭亚那后受到了青年事务部次长的欢迎，乘着两辆轿车离开了机场。这样的接待无疑引发了相关报道：受圭亚那政府之邀，马利克已经前往圭亚那，参加“合作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庆典；星期六晚上，他跟圭亚那首相伯纳姆先生的其他客人一道参加了晚宴。但这些报道很快遭到了否认。真实情况是：星期天，马利克向青年社会主义运动的部分成员发表了讲话，这一组织是以伯纳姆先生为首的政党的“年轻力量”。

在阿里玛，通往那栋被烧毁的房子的道路用轻质铝杆拦了起来，黑人警察和印度警察带着自动步枪在巡逻（在特立尼达，自动步枪是新鲜玩意，因为枪筒上打着孔，所以被称作“透明枪”）。消防委员会怀疑是有人纵火，警察则担心房子里藏匿着武器。

星期二下午三点，特立尼达警察在翻检马利克及其社员务农的土地时，在一片刚刚种好的莴笋下面发现了一个六英尺深的墓穴，墓穴挖在一棵凤凰木的婆娑树荫下，旁边是木槿围成的篱笆，木槿开着粉红色的花。墓穴大约是七到十天之前挖的。死者身上套着蓝色的牛仔裤和绿色的毛线衫，四肢摊开躺在墓穴底部，尸体腐烂得十分严重，无论是警察还是专门请来的职业掘墓者都不能一眼判断出死者性别，死者的脸已经变形，皮肉沿着裸露的牙齿化掉了一半，牙齿里面有一颗镶了金的假牙。褪下牛仔裤，露出白色的内裤。不是女人，是男人，是黑人或黑人混血，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头差不多从身子上割了下来。

这不是史蒂夫·叶芝的尸体，马利克一周前刚刚告诉媒体，叶芝在海里淹死了。叶芝的假牙没有镶金，他父亲跟警察一起来到西班牙港的停尸间时告诉警察的。叶芝的头发也不一样，所以他父亲根本用不着在尸体背上寻找那块很大的伤疤，那是史蒂夫在英国跟人打架时留下的。这不是史蒂夫·叶芝。第二天，一个不肯透露姓名的女人打电话告诉《炸弹》周刊：死者是“组织”里的另一个“兄弟”。“这人是上个星期一晚上死的，整件事是个意外。他们本来不打算杀他，只想打他一顿……他不遵守组织的规矩，死得很不值。”

这个女人说的情况跟实情相去不远。又过了一天，死者被确认为约瑟夫·斯凯里特，一个二十五岁的西班牙港人，犯过强奸罪（跟史蒂夫·叶芝一样），其他方面都没有特别之处：是个还算体面的中下层家庭的落魄者，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受了半吊子教育的年轻人中的一个，没有工作，没有用场，在游手好闲中虚掷二字头的光阴，在街头闲逛，打量着街上乱涂乱画的空洞口号：黑是时尚，黑是根本。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乔·斯凯里特是在两周前，那天是二月七日，马利克带着随从来到西班牙港，造访了斯凯里特家，然后把乔带到了阿里玛。

马利克的房子是位于小路西侧的独栋房子。房子北边，越过幼嫩的椰子树和高高的铁丝网形成的边界，有一片延伸出大约两百英尺的荒地，荒地尽头是一条窄窄的水沟，沟很浅，水流缓慢，在树荫的遮蔽下散发着不新鲜的气味。就在乔·斯凯里特的尸体被发现两天后，人们在这条水沟的南岸发现了第二个墓穴。这个墓穴要浅一些，大约四英尺，刚挖了一会儿就气味冲天。蓝色的印花裙子，红色的内裤，扭曲的腐尸：是盖尔·本森。

她是一月二日被捅死的，已经在这条水沟边上躺了七个多星期，没有谁想起她，就连两个当时正在探访公社的英国人也没有。但他们心里肯定装着别的事情，其中一个人是西蒙兹，她是个营养充足的女人，两颗门牙之间有一道宽宽的裂缝，她告诉《炸弹》周刊，她在公社逗留了六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她和史蒂夫·叶芝“情投意合”。史蒂夫·叶芝，也就是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兰果实组织的最高统帅，他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一月一日公众假期的前一天）去库布拉五金店买了一把六英寸长的角挫。

而贾马尔，本森的主宰，哈齐姆·贾马尔又做了些什么呢？西蒙兹回忆说，一月的某个早上，贾马尔告诉大家，他和本森吵了一架，本森走了，事情就是如此。西蒙兹还记得，头天傍晚本森还跟大家在一起吃饭。十八天后，贾马尔离开了马利克公社，回美国了。他并不是一个人走的，跟他一起回去的是他的“同事”，这个人是去年十二月中旬贾马尔从美国召来的。这个人仍然隐没在背景中，大家都不太记得他，他是个美国黑人，公社里的人只知道他叫“基德豪果”或“基多果”，听上去像非洲名字。

此时，特立尼达已经开始风传公社里的各种新发现，有一种传言说，那里发现了一个罐头盒，里面乱塞着好几个阴茎。但土地已经供出了它埋藏的所有死者。六个人因为两起谋杀案被起诉：五个特立尼达人，一个美国人。但那个美国人不是贾马尔，是他的同事基多果。五个人被控谋杀了本森，基多果是其中之一，他在美国躲了起来。贾马尔接受了采访，现在他变得像大家一样头脑清醒，急于脱身。他谈到公社中的“暴力氛围”；他说自己能活到现在已经很幸运；他说，他希望见到马利克，亲口问问他本森的事。

于是，在清醒和自我开脱的氛围中，马利克的公社解散了。土地已经翻遍，房屋已经烧毁。只剩下马利克的两条迷惑不解的狗，它们从不吠叫，从不呜咽，只是不安地在土地里、在马路上奔走蹦跳，为每一辆停下的车兴奋不已。但再也没有哪辆车能把它们期待的人带回来。

马利克在圭亚那逃亡。麦克戴维森——就是陪马利克一家从特立尼达来到圭亚那、并以青年事务部次长叔叔的身份安排了接待工作的麦克戴维森——剃掉了马利克为黑权运动刻意蓄起来的络腮胡，还帮他修剪了头发。有人为他拿来了几套新衣服和一双新鞋。马利克穿着这身新行头，化名——也许是“T.汤普森先生”——住进了另外一家宾馆。迈克尔·德·弗雷塔斯、迈克尔·X、迈克尔·阿卜杜尔·马利克，还有现在的汤普森先生、林赛先生、约瑟夫·乔治……这么多名字，这么多人格，这么多呈现自己的方式：这是他杰出的天赋，即便这样，此时的他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快崩溃了。

他在宾馆待了三天，一直拉着窗帘。他告诉打扫房间的印度女佣，他得了疟疾，怕见阳光。他从不在宾馆的餐吧或厨房点餐，总是让女佣到街上帮他买三明治和软饮料，还有纸和圆珠笔。他有些重要的消息要传递给不同的人。他只是个“中间人”，他曾这样告诉过麦克戴维森；那个真正重要的人很快就会带着他的“宏伟计划”从美国来圭亚那跟他会合。宾馆女佣按照他的要求给他送来冰水时，瞥见他正在“写信”。但他不喜欢用圆珠笔，他更想要一个录音机。在光线昏暗的酒店房间里，需要录音机这个想法纠缠着他，他差点给妻子打电话，让她带一个过来。“当时我想，”他后来说，“我要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全部录在磁带上。我想把它们录下来。”语言对他来说很重要，他靠语言过活。语言可以为事件赋予形态，对他来说，语言在此时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在英国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是个作家，甚至还是个诗人；经常，在大麻的烟雾中（“我很嗨，我喜欢”），他尝试着当一名作家。他写下一两页迷醉的状态，然后就停下。在这些文字中，事实与虚构常常流淌在一起。通过文字，他重新构造了自己的过去；语言也为他勾画了未来的模式。非常奇特的是，他以前写过的一段冒险故事跟他此时在圭亚那的历险非常相似。

叙述者（也许就是马利克自己）在逃亡。他口袋里只有二十英镑，一个名叫弗兰克的人接纳了他，并且说，他可以在这里待六个月。那天晚上，叙述者睡着了，没有做噩梦。然后门开了。“我的朋友、我的救星弗兰克端着〔字迹模糊〕早餐和一份报纸，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你今天上报纸了，他说。我又恐慌起来，他们发现我了。我想得更〔字迹模糊〕了。让我看看！我说。我在这儿，不算太坏，有一张照片和一段简短的报道。特立尼达最著名的儿子之一回到了故乡，来完成他的长篇小说。在一次独家专访中——报道如此这般地往下写，我笑了，感到一阵轻松，这里的记者有着跟别处的记者一样的想象力……”片段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而在圭亚那，噩梦并没有结束。他每天都在宾馆里读圭亚那的报纸，报道越来越糟。盖尔·本森的尸体被发现的两天后，他离开宾馆，乘出租车南下，来到铝土矿镇麦肯齐（现在已经改叫“林登”，是用圭亚那首相伯纳姆先生的名字命名的）。然后，他穿着新置办的蓝色长袖衬衫和红格子短裤，拎着飞机上发的袋子，里面装着他在宾馆里写的部分手稿（有些手稿留在房间里了）、一些十元面额的圭亚那钞票、饼干、牛奶、沙丁鱼、其他罐头食品和一把短刀，沿着由南向西的铁路朝腹地走去。

两百英里之外，越过森林和布满巨大蚁丘的光秃秃的褐色平原就是巴西边境。他好像是奔着边境去的，但后来他说：“我认识一个住在腹地的人，一个善良而睿智的人，我可以去请教他。我以为我能找到他……我总是喜欢向预言家请教。你们特立尼达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叫哈里本斯，我去过他那儿。我喜欢这些人。我以为我可以找到那个人，向他请教，弄清楚正在发生什么，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我已经无法理解了。”

他沿着铁轨走了三天，已经开始打赤脚了。在首都买来的新鞋不合脚，把脚磨得很疼。第三天下午四五点，他看到两辆路虎，政府部门的路虎：一个勘察队在这里搭了个营地。他等了两三个小时。大约七点半时，他朝营地的人走过去。他说：“晚上好，先生们。”他说自己是记者。他们给了他一杯咖啡。他说——他说得很含混——他想“沿着铁轨往前走”；半小时后，他跟两个人一起坐着路虎离开了营地，其中一个人叫凯撒。

马利克向凯撒打听去巴西的路，还问起他的宗教信仰。凯撒相貌英俊，身材魁梧，肤色黝黑，他说自己隶属于当地的一个非洲民族主义小组，类似于黑权运动小组。马利克——现在他又是X了——说，全世界的警察都在追捕他。然后，他一定察觉到了会被出卖的征兆，他的头脑飞快地转动着。他说，他想让凯撒把两条消息带回首都乔治敦。一条消息给马利克太太：凯撒要告诉她，马利克安然无恙。另一条消息给凯撒的黑权运动小组领导人：凯撒要告诉他，小组内有警察的眼线。

路虎驶出五六英里后，已经坐卧不安的马利克被安顿在一个叫“毕肖普营地”的地方。毕肖普是个上了年纪、身材矮小的黑人，一个人住在他的灌木“农场”里；他的“营地”是两个茅草棚，有一个没有墙。他给马利克端来一些炖菜和米饭，还有“甜金雀花”泡的香草茶。成千上万的警察在追捕他，马利克说；毕肖普说（在出人意料的森林场景中，真实生活的冒险呼应着马利克逃亡小说的片断），马利克可以在他的营地一直待到年底。

马利克已经疲惫不堪，在他最后一个自由之夜，他开始语无伦次。他不停地打听巴西的情况，打听他在这里是否安全；他说他不信任凯撒。他回忆起特立尼达的公社，幻想中的“务农”变成了事实。他说要教毕肖普“如何种植绿色蔬菜”。他说他想找份工作，他懂得“种植”。毕肖普应该把芥菜和芹菜种在盒子里，三周后再把它们种到外面的土地里，每棵菜苗相隔十八英寸。他问毕肖普，这里离河远不远。毕肖普说，不远；但马利克说，他要教毕肖普“如何不用去河边就能用上河水”。他回忆起英格兰，尤其是沃奇曼，那个贫民窟的地主，他刚到伦敦时为他工作过。但他的叙述让毕肖普摸不着头脑，毕肖普觉得马利克好像在说：他在伦敦有一座很大的、提供膳食的公寓，有一个大花园，养着一条大狗，还有一把左轮手枪，租客付不起房租时，他就把他们赶出去，但他对圭亚那人一直很好。

毕肖普在那个没有墙的茅草棚里给马利克搭了个地铺。马利克躺下来，似乎在呻吟。他说脚冷；毕肖普给了他一片麻袋盖在脚上。马利克很快就睡着了，但毕肖普没睡，他害怕马利克的“那把短刀”。他整晚都在盯着马利克。

大约五点半，天还没亮，营地里的狗开始吠叫，毕肖普看到了警察，凯撒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包围了棚子，守在那里。天很快就亮了，“一个躺在地铺或西式铺上的浅肤色男人的身形”在警长的眼中变得清晰。六点差五分，他们开始收缩包围圈。毕肖普仍然保持着警惕，向他们指了指马利克的航空公司袋子和短刀。六点，破晓时分，警长拍了拍马利克，叫醒了他。

马利克后来说，看到警察时，他松了口气。他的脚很疼，不知道还能不能走路。他被带到乔治敦；第二天，他被圭亚那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入境者，被送回了特立尼达。

虽然盖尔·本森的尸体被发现是轰动一时的耸人听闻事件，但调查是从约瑟夫·斯凯里特的谋杀案开始的，他的尸体被埋在一片莴苣菜畦下面。四个月后，马利克和其他三个公社社员因为斯凯里特谋杀案而接受了审讯。当墓穴刚刚被发现，死者的身份尚未确定时，就有一个匿名女子打电话告诉《炸弹》周刊，死者是一个“不遵守组织规则的兄弟”。调查结果表明，斯凯里特被杀确实带有处决性质。

马利克没受过教育，但他在英国遇到的人告诉他，他是个作家，于是他就竭尽全力去写作。也有人告诉他——这个皮条客、骗子——他是个领袖（尽管只能领导黑人），于是他就去读有关领导力的书，甚至还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论文，借用了大量读来的东西。“我不需要玩弄满足自我的游戏，”他写道，开始解释自己的地位，“因为我是整个〔‘西方白人世界’被删掉了〕国家最著名的黑人。”领袖是工作者、行动者，也是能找到工具的人（“无论是钱、锤子，还是锯子”）：“大众”离开自己的轨道向这样的领袖走来。然而，当领袖并不总是令人愉快。“领袖让人惧怕，哪怕是他最亲密的人……其他人则会忌妒他……在这里，他需要铁腕，因为他可能会忍不住，想用礼物来安抚那些怀疑他的权威的人，而怀疑者真正需要的礼物是沉默。”毋庸置疑，这些几乎都是借来的话语，但马利克正是由话语塑造的。而约瑟夫·斯凯里特正是一个怀疑者。

一年前，当斯凯里特因为强奸罪而被起诉时，他向马利克求助。马利克说服了那个姑娘不再追究。但从那以后，斯凯里特觉得跟马利克在一起很不自在，便开始躲着他；就连斯凯里特太太都觉得自己的儿子不懂得知恩图报。最后，二月七日那天，马利克带着公社里的几个人到西班牙港的斯凯里特家，把乔带走了，带去阿里玛“住几天”。

那天，斯凯里特先是在花园里懒懒散散地干了些零活儿，晚上，他跟三个社员一起坐上了一辆租来的车出去兜风。当汽车在阿里玛－西班牙港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开车的艾博特说，他们要去偷袭警察局，抢些武器。斯凯里特说他一点儿也不想掺和这种事情；艾博特立即调转车头，把车开回了克里斯蒂娜花园。马利克说：“乔，孩子，你说你已经准备好，可以工作了，现在我派你出去干活，你却不肯？”他看着斯凯里特，摇了摇头，让人带斯凯里特去他睡觉的地方，还嘱咐那个人找本《圣经》什么的让乔读一读。

杀死斯凯里特像是一个突然的决定，但根据审判获得的证据，接下来的事情都是计划好的。早晨，史蒂夫·叶芝开车把马利克太太和她的孩子送到西班牙港，这算不上异常举动。马利克宣布，今天公社要建一个“渗漏坑”，这个决定也不出人意料。院子很容易积水，渗漏坑有助于排涝，马利克已经就挖坑问题请教过一个有经验的人。坑必须挖到土质开始起变化的地方；然后要在底层铺一层石头，表层铺一层土。

整个上午，有几个男人在挖坑，另外两个人用吉普车往回拉石头，“书房”里的马利克不时中断他的“写作”，出来指挥。乔·斯凯里特穿着他的“旧衣服”——牛仔裤和绿色毛线衫——推着独轮车在帮忙，把吉普车上卸下来的石头运到花园远处的西北角。大约一点，坑差不多够深了。马利克让吉普车上的两个人到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农场去“凉快一下”，然后拉一车肥料回来。

他们离开后，花园里只剩下马利克、三个男社员和乔·斯凯里特。三个社员中有一个从坑边走开了。马利克的肩枪套里别着一把左轮手枪，他手里拿着一把短刀跳进坑里，对艾博特说：“我准备好了，带他过来。”艾博特用胳膊勒住斯凯里特的脖子，跟他一起跳进坑里。马利克左手抓住斯凯里特的非洲式长发，举刀砍向他的脖子，然后还是用左手，把他往旁边一甩。那种“轻蔑”的姿态让艾博特不寒而栗。斯凯里特大喊着“噢，上帝！噢，上帝！”拼命地往坑外爬。马利克此时已经站在坑外，双手举起一块填坑用的大石头往斯凯里特的脑袋砸去，垂死的斯凯里特像个孩子似的哭喊：“我要去告发！我要去告发！”马利克用力朝着斯凯里特又砸下三四块石头，斯凯里特安静了。然后，四个人——第四个人这时候被叫过来帮忙——开始填坑，石头垫在下面，土盖在上面。

当另外两个男人从农场运回一吉普车的肥料时，他们发现石头已经不见了。渗漏坑填了一半，他们帮忙把坑填满。没多久，马利克的家人从西班牙港回来了，公社又恢复了原样。至于斯凯里特，那个头一天来的“奇怪的年轻人”，刚刚走掉了。那个傻孩子去了加拿大或美国，但他会发现“外面的”日子不好过：这是斯凯里特太太听到的版本。这也是马利克在审判席上讲的故事：乔·斯凯里特就这样消失了。

艾博特，那个跟斯凯里特一起跳进坑里的人，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马利克被判了绞刑。有些人仍然站在马利克这边，其中一个是罗尔·马克西敏，马利克儿时的伙伴，现在是一家汽车修理站的老板，马利克经常去他那里租车。马克西敏去西班牙港的皇家监狱探望过马利克。几个月后的一天，马利克正在等待他的上诉裁决，他对马克西敏说：“我去见哈里本斯那天，你跟我在一起的。你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他并没有忘记，”马克西敏说，“他只是想从我嘴里再听一遍。于是我对他说：‘哈里本斯告诉你，你将离开特立尼达去牙买加，然后你会成为美国黑人的统治者。’他说：‘不错，不错。’然后开始在小牢房里走来走去。”

成为黑人的统治者：因此，对于马利克和他的海外祝福者（主要是白人，他们一直在给他寄钱）来说，黑人的存在归根结底只是为了马利克有朝一日能够领导他们。马利克认为自己一直在崛起：最初只是西班牙港千千万万受过半吊子教育的游荡者中的一个，然后成了海员，成了诺丁山的皮条客和黑帮成员，然后是伦敦的X，三十七岁时，成了“整个白人世界最著名的黑人”。一九七一年一月回到特立尼达时，他的身份是伦敦的成功人士。“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出人头地，”他对特立尼达《快报》的记者说，“我已经出人头地了。”但他相信他可以“帮一帮”这里。“我对竞选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我唯一理解的政治是革命的政治——改变的政治，创造一个全新体制的政治。”

革命、改变、体制：伦敦的话语，伦敦的抽象理论。已经纠集起自己的团伙、拥有自己的“公社”的马利克可以用这些话语支撑起他想为之赋予的任何含义。在伦敦，有人盼望着马利克——他们自己的黑人，纯粹的黑人——在特立尼达建立一个新政府。他们开过一次会，还做了记录。新政府将资助世界上第一所“国际另类大学”，这将成为“反主流另类文化的基地”。话语，更多的话语：“我不能透露细节，”马利克说，“但可以公开的是，这所新大学将成为一种全新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试验室。”但是——X发出了他永远的警告，永远让人激动、永远让白人受用的警告——来到马利克的特立尼达的每一个白人（空中客车公司的服务保证所有的国际化都市都跟达特立尼达相连通）都必须记住，每个黑人心中都有“对白人的正当仇恨”；这些白人还必须设法克服这一事实：他们“所属的种族是压迫者”。

这位领袖，这位独一无二的黑人发言人是危险的，因为他怀着对白人的正当仇恨；但是审判他的时候，观众们心情愉快，甚至表现得有些欢快。没有人嘲笑他，他是一位殉道者，为了一项不存在的事业。只有西蒙兹——那个在六周的逗留期间“跟史蒂夫·叶芝情投意合”的白种女人——只有她从英格兰飞来特立尼达，握紧拳头给了摄影师一个示威的镜头；但她兜里装着一张回程机票。对特立尼达大众来说，马利克成了一个“角色”，一个狂欢节人物，那个在耶稣受难节被沿街喊打的笨头笨脑的犹大。这才是他在伦敦的角色，即便是当他以X的身份在报纸上声名远播时，他也仍然只是一个以军人自居的小丑，没有追随者的领袖，既没有权力，也不是黑人的黑权运动人士。他甚至不是黑人，他是一个“浅肤色男人”，是半个白人。用特立尼达人的话来说，这是整个玩笑中最香甜的部分。

2

马利克是到了伦敦才变成黑人的。也许只有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黑人时——他很清楚，只要时机一到，他就可以轻松脱身，玩起另一套游戏——才会这么乐此不疲、兴高采烈地经营这个角色。他浅薄无能，毫无创见；但他感觉到，在英国这样一个褊狭、富足而且安逸的地方，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种族都是个带有娱乐性的话题。于是，他就当上了娱乐明星。

他是X，是好战分子，是那个威胁说下次就要开火的人；他也是毒贩和皮条客。他是每个人的黑人，但又不是典型的黑人。他只有两个想法是原创的。一个想法是，西印度群岛驻伦敦特派使团对西印度国民的关注太少。第二个想法更古怪：特立尼达警察的制服应该换一换了；但这个更像是他的偏执，算不上想法。此外，其他所有东西——他的每一种态度，每一种立场——都是借来的：从采用“X”的名号[1]到皈依伊斯兰教，从批评白人自由主义者（“他们在毁掉黑人”），到指责黑人中产阶级（“他们不了解贫民窟的人”）。他是个十足的以伦敦为背景的六十年代黑人；他缺乏创见，具有可塑性，有能力把自己打造成符合人们口味的黑人，这些特点恰好让他成了记者乐于接受的人。

“迈克尔·X告诉过我，”理查德·内维尔在《游戏权力》中写道，“白人里面，肯听黑人说话的只有嬉皮士。”马利克总喜欢以黑人的身份出场。一九六五年年底，他动笔写自传（这本自传后来改由一个英国人代写，一九六八年出版，书名是《从迈克尔·德·弗雷塔斯到迈克尔·X》），他把手稿寄给一位英语辅导老师，对方寄回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在这风云际会的时刻，你可以观察一下全世界范围内黑人和白人的关系。广泛采用南非、罗得西亚、英国、葡萄牙和美国的例子来诉说白人社会的冷漠。运用奴隶制以及不久前发生在奥斯维辛和贝尔森的犹太人大屠杀等素材……第十五章，你应该强硬地或是带有威慑力地结束于‘这是我的信念’。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个流离失所的黑人的真实陈述……”

就这样，除了陈词滥调，还是陈词滥调。马利克通过“反主流文化”习得的一套关于种族问题的陈词滥调，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前革命时代的色彩。他写过一篇寓言，投稿目标无疑是地下媒体，寓言讲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哈罗德、犹太人杰克和一个黑人（马利克自己）的故事。“我们的共同点仅仅是我们都有两只手、两只脚和一个头。我必须承认，我的身体看起来更漂亮，他们绝对无法媲美，因为他们的身体覆盖着一层惨白的病态皮肤，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哈罗德在我们过往的谈话中表达了他的渴望：他想找个地方晒晒太阳，改变一下自己。我看出了他的意图，因为当他这样说时，他的目光在爱抚般地掠过我那泛着黄金光泽的美丽的棕色皮肤，我从我的非洲〔插入：和葡萄牙〕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皮肤。”

“像我们三个这样来自不同种族的人是很难沟通的。”但他们是好朋友，愿意袒露自己“最隐秘的欲望”。盎格鲁－撒克逊人哈罗德想要寻找真理。“杰克的欲望没那么简单”：犹太人杰克想要“为人创造些什么，跟他最亲近的当然是犹太人，犹太人能创造出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金钱、衣服、工厂”。而马利克，那个黑人，看到“我们三个不同种族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因为我要寻求的是幸福，为自己创造欢乐，让别人听到我的欢笑，我要去给予……这种差异令我们陷入了奇怪的矛盾境地：当我拿出一件小礼物送给寻求真理的人时，他会用探寻的目光在我微小的动作中寻找更深的动机；而当杰克做好一件衣服，我说‘真好，我能不能有一件？’时，他会告诉我：X英镑”。

马利克请人代笔的那本自传销量惨淡，大部分被一个白人赞助者买下了。书的基调是义无反顾的欢快，充斥着对性和派对的描写——那位影子写手轻而易举地把受压迫的黑人变成了放纵的幽灵，你在有些章节中能察觉到，把《迈克尔·X》编成音乐剧的念头让这位写手冲动不已。但整本书的可读性比较差。

这本书没有讲述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也没有呈现他的人格发展历程。自述者一出场就是伦敦的X，昔日的黑人皮条客已经洗心革面，变成了今天的黑人领袖，他假定读者对他的往事已经了如指掌，现在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尽情地向读者呈现他的各种黑人角色。围绕着他的各种事件混乱地堆积在一起；他没有一个核心人格，有的只是一连串杂乱无章的角色。第一百一十六页，当自述者跟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轻地产富翁见面时——富翁对艺术感兴趣——读者突然发现，自述者是一位画家（“我画的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肖像画”），他用了十七行文字支撑起这个角色。他的其他角色——黑人诗人、黑人作家，甚至还是一所号称“伦敦自由学校”的“基础英语”教师——也同样突然，同样成功，也几乎同样的简短。

自传中唯一值得关注的另一个角色是马利克的母亲，她跟马利克一样令人费解。她一开始表现为一个残暴的老派黑种女人，注重外表，总是宣扬白人的美。她不喜欢儿子跟黑人小孩一起玩耍，也不喜欢他把手弄脏；她是个势利眼；在西班牙港的市场上，她不肯跟小贩讲当地的法语土话，而且坚持让自己的儿子讲英语；她送儿子到“高级”学校上学。这些叙述虽然很夸张，但里面包含着一定的逻辑。然而翻过二十页后，这位母亲突然变成了一个酒鬼，她歇斯底里，喜欢吵架，穿着黑人妇女那种让人厌恶的衣服。一天，儿子发现她睡在关家禽的笼子里，她说她已经把笼子改造过了。突然，她又变成了一个精明的骗子；突然，她来到了伦敦，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生意红火、性格欢快的妓院女老板。

这位领袖的童年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热爱黑人的叛逆者，自述者强调的重点错位了。然而跟他母亲有关的事实对他来说又太重要了，没有办法略去不谈。但这些事实散落在那些离经叛道的猎奇题材中间，掩盖了一种比说出来的状况更深的痛苦。把这些事实拼凑完整之后，我们发现这位领袖的童年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

马利克的父亲是葡萄牙人，是一个店主，他后来离开特立尼达，去圣基茨岛做生意了。他母亲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黑种女人，来自巴巴多斯[2]。在特立尼达，她是个外乡人，尤其是在西班牙港的贝尔蒙社区，这里是中底层黑人的聚居区，大家爱抱团，很排外。她的举止和口音跟当地人都不一样，如果她不讲当地的法语土话，那是因为她不会讲。她是一个带着“红皮肤私生子”的外乡人，跟她同居的黑人出租车司机从不允许她忘记这一点。（他常常对她说，她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就是一个大敞的阴户和一个红皮肤的私生子。自传里没提到这一点，这是马利克在受审时说的。）

母亲因为儿子而丢脸；儿子在西班牙港长大，上了圣玛丽学院（一所专科学校，但不是什么“高级”学校：一个学期的学费只要三英镑多一点），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家庭生活，母亲令他丢脸。她没受过教育，酗酒，恶毒；母子二人相互折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从她身边逃走，跟朋友一起去山里。有一次，他把她所有的衣服堆在一起，一把火烧掉了。但无论他走到哪里，她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在公共场合大出洋相，即便在他被学院开除之后，即便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为了摆脱她，他只好去当船员，离开特立尼达。他想过去圭亚那定居，最后还是去了英格兰；而她居然尾随他来到英格兰，穿着一身红色浴袍，在滑铁卢车站从一列水陆联运的火车上走了下来。

一九六五年，当他在伦敦声誉鹊起，当他在自己眼中已经出人头地的时候，他拿起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伦敦

亲爱的妈妈：

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头好疼，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因为我已经不再害怕。我是个黑人，你告诉我，我不是黑人，这不是真的，我试过不做黑人。让我曾经感到羞耻的，不是因为我是黑人，而是因为你。首先，我想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写这封信，那是去年的事。我在家里，史蒂夫打电话给我，问我知不知道你的事，好吧，你被逮捕了，六十多岁了因为经营妓院而被捕。我本来可以试着去理解你，我可以去怪罪任何人——白人、我父亲、我——来为你开脱，但是，当你说你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字不受污损，而把你的名字说成“德·弗雷塔斯”时，一切都结束了。那天的事，已经过去了X个月，直到现在，我才从打击中恢复了一点，可以就这件事情说点什么。我不恨你，我不可能恨你，我愿意这样想：你那样做是无心的。但我得说，你干的另外那些可怕的事情也是无心的，你曾经动不动就羞辱我。你干一件事情之前，通常会想很多很多。你还记得吗，在特立尼达，当你还跟你的丈夫住在一起时，他躺在床上，你把开水浇在他身上，这件事情你是处心积虑的，是不是？你一定出去……

她跟那个男人上了床，等他睡着了，就起身出去，她事先烧好了水。这起事故没有写进自传，其他所有的都写了。然而在添油加醋的传奇叙述中，激烈的情感和痛楚都消失了，一切都被简化，经过了根本的变形，呈现给读者的是对这位领袖童年时代的更为平缓的陈述。

这封信是马利克写过的最真实的文字，也是最感人的。它解释了很多：改名（从德·弗雷塔斯到X）；多重人格；急于取悦他人。在这个种族娱乐明星的小丑举动下面，隐藏着真正的折磨。黑权运动为马利克的生活赋予了秩序和逻辑，为他提供了一整套体系。事实上，他没有能力写一本书，但自传前言里的说法对他更有利：这本书之所以要请人代笔，是因为黑人英语跟白人英语不一样。

一位伦敦记者在塑造马利克的过程中发挥过一些作用，他说：“迈克尔搭媒体的车，媒体也搭他的车。这个过程中一个怪物长成了。”怪物已经存在；但这种批判里面隐含着一些东西。马利克是英国的产物。英国给了他朋友，教给他什么是优雅，让他在报纸上出名（似乎是好名声），还给他钱。英国总是给他钱；没有谁像他这么需要钱，因为他要完成那么多为黑人谋福利的事业。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年底，当他妻子因为拖欠按揭款而收到律师函时，他突然想到，西印度群岛人在法庭上需要有过硬的辩护律师。他让人们对这项事业产生了兴趣。一九六七年二月出版的《伦敦奥兹》[3]宣布，西印度群岛人需要法律援助，文章顶端用粗体字印着处方：“‘辩护’需要钱。钱款汇往：迈克尔·阿卜杜尔·马利克，利斯公馆，格兰提利路，W9。”

英国让马利克的很多事情变得轻而易举，但英国最终又废黜了他。马利克夸大了他在报纸上的名声的重要性，高估了那些给了他一席之地的边缘人群的重要性。他是娱乐明星，是戏剧演员，但不是唯一一个。他没能理解中产阶级当中的这部分人：他们只知道这一切都很安全，他们没有观点，只有一些反应和零星的冲动，有时候沉溺于游戏；他们追赶“革命”的脚步就像追赶剧院的潮流，这些革命者会奔赴风起云涌的革命中心，但兜里都揣着返程机票；对他们而言，马利克风格的黑权运动就像一座既富有异国情调、又没有危险的妓院。马利克自以为享受着跟他的支持者同等的安全保障。一天，他半涂鸦（“没钱”）、半记备忘录（“律师来函”）似的写道：“伦敦就是我继承的遗产，整个伦敦。”

他的名声没有持续很久：始于一九六五年，终结于一九六七年，他因触犯《种族关系法案》（一九六五年颁布）而入狱的那一刻。这一切的开端是一九六五年七月，科林·麦克拉什在《观察家》的一篇主打文章中说，英国存在着一个好战的黑人组织：种族调整行动社（RAAS），它拥有四万五千多名成员，是由迈克尔·德·弗雷塔斯“在近乎秘密的状态下”创建的。“有些外来移民，”麦克拉什报道，“已经开始称他为‘迈克尔·X’。”这是一篇很好的故事：“……革命的狂热……几乎遍及全国的组织……令人生畏的专业性……地下行动的组织技巧……基层系统……活动经费来自捐赠和德·弗雷塔斯本人……组织者都遵循最优秀的革命传统，只拿微薄的报酬……一个腼腆、有教养、极度聪慧的人……让黑人的苦难发出了最真实的声音……一个朋友说：‘让迈克尔这样的人产生，这是对人性的犯罪……’”

这是一篇很好的故事，如果说其中包含着一连串新闻报道式的陈词滥调，那完全是因为马利克呈现给麦克拉什的正是一连串新闻报道式的陈词滥调——和所有好故事一样。根据马利克三年后出版的自传来看，麦克拉什发表这篇文章时，马利克的心思更多地放在了一个美丽的白人寡妇身上，他叫她卡门。卡门三十岁，“体态婀娜多姿”，而且很富有。有一次，她打开手袋，给了马利克“一叠十英镑面额的钞票”；还有一次，她填了一张五百英镑的支票给他。她给的一切，他照单全收——“我确信，那天晚上，贫民窟在黑人身上生成的皮条客成分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全是为了事业：种族调整行动社。然而，他仍然很痛苦：“我的演讲越来越尖刻。”他身边还有南希，另一个白种女人，她成了他固定的女朋友。卡门不得不离开。“卡门一走，RAAS就不再有收入了。”在四页的篇幅中（其中包含卡门的故事），RAAS的成员数从六万五千名“在册”人员跌至两千名“中坚分子”。

马利克迷恋他的公众影响力。他把英国报纸上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剪了下来，进行归档：无论报道是微不足道，还是至关重要（《每日电讯》一定是他曾经最喜欢的报纸）。麦克拉什的那篇文章他保存了两份。他制作的RAAS宣传册，其实就是迈克尔·X的宣传册，塞满了媒体报道（宣传册里除了迈克尔·X，谁的名字也没提到），从麦克拉什的文章中摘录了两段话，跟《每日镜报》、《每日电讯》、《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平新闻》和《纽约时报》的引文放在一起（“学生、知识分子、温和派以及激进分子都是他要争取的对象，有些人已经被他征服”）。

RAAS当然是个玩笑。这个首字母缩写在牙买加是脏话（但在特立尼达不是），也是“屁股”的变体。这是一个粗鲁的玩笑，马利克在自传里对它的词义做了更加荒诞的扩充：“首先，在西印度群岛的语言中，RAAS指的是吸经血的布。它有某些象征意义，象征着黑人的生命之血长期以来是如何被耗尽的。其次，它类似于非洲语言中的ras（来自阿拉伯语的ra's——头），意思是统治者或领袖。”这是一个“颇带挖苦意味的”玩笑；只有当一个人觉得时机一到就可以从自己的黑人角色中脱身时，他才开得起这样的玩笑。

马利克的黑人身份其实非常荒诞：他既不是美国黑人，也不是西印度群岛黑人，而是来自特立尼达的红皮肤男人，他装扮成漫画版的美国黑人，表演给英国观众看。西印度群岛黑人不同于美国黑人。美国黑人是遭到排挤的少数。而在西印度群岛，黑人占大多数，而且掌握了政权，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传统。特立尼达的黑人舞蹈家博斯科·霍尔德当时在伦敦，他说：“听说X这个家伙时，我想：‘这是一个从我们那里来的骗子。’我希望他好，因为他在英国，也因为他们告诉我，他是特立尼达人。”这就是西印度群岛人的态度：他们认出了小丑，并且把他当成小丑来接纳，但是除此以外就跟他保持距离。马利克的公众影响力偶尔也会让个别的学者、作家或政客激动。一九六五年，麦克拉什的文章发表后，特立尼达的反对派领袖——主要是印度人的政党——就曾想过邀请马利克回特立尼达助选。

但马利克从未掌控过这些人，在伦敦，他也并不真正需要他们。马利克刚刚认识了一个西印度群岛人——他最后成了马利克的政治代表——他是来自特立尼达的年轻人斯坦利·艾博特。他和马利克一样，是个专科学校的辍学生，也和马利克一样有着西班牙或葡萄牙祖先传给他的红皮肤（艾博特有时管自己叫“德·皮瓦”）。一九五六年，十九岁的艾博特来到英国，很快就开始在伦敦游荡，一个迷失的灵魂在警察局留下了一项又一项记录：一九五六年，蓄意破坏罪；一九五八年，强行入室；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在教养院接受监管；一九六四年，人身侵犯。

当时跟马利克关系最密切的西印度群岛人是史蒂夫·叶芝，除了是真正的黑人，他跟马利克在各个方面都很像：他们都来自西班牙港的贝尔蒙，都是那里的边缘人。史蒂夫·叶芝（很快会有一个黑人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阿克巴）：他被圣玛丽学院（马利克的母校）开除了，原因是他让卡梅尔派改革学校的一个十四岁女孩怀孕了；他又去了另一所学院，十六岁时，他跟另外九个人一起被指控轮奸了贝尔蒙女子辅导站里的一个女孩；他被判无罪，但已经名誉扫地，家里人把他送到了英格兰；他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但很快就惹上麻烦，没请假就离队了；他的背部在一次斗殴中受了重伤，留下了一道伤疤。

没有负责任的西印度群岛人的支持，原本会给马利克减分。但马利克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优势；美国的黑权运动为他提供了一个完备的体系。如果受过良好教育的西印度群岛人不愿意跟马利克有瓜葛，那只是因为这些黑人布尔乔亚和知识分子——“这些少数中的极少数”——切断了自己跟“贫民窟里的人”的联系。在马利克的话语体系中，凡是没有离经叛道，凡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技能或职业的黑人，都不是百分之百的黑人；他不需要任何人来跟他达成一致。真正的黑人是更质朴的。他住在一个叫“贫民窟”的地方，那里极其糟糕，却有着令人忌妒的欢乐；而且在贫民窟，黑人生活在犯罪的边缘。他是皮条客，是毒贩；他行乞，也行窃；他就是那个魅力十足的黑人；而如今，这个黑人已经出离愤怒。结果，真正的黑人就是像马利克这样的人，而且只有马利克才是他的代言人。

马利克打造的黑人革命者形象在很多方面都像我们所熟悉的铤而走险的怪胎。但这个形象是为一个孤陋寡闻的市场打造的，马利克凭借着灵敏的直觉，本能地把握住了英国报纸想要什么样的黑人，愿意容忍什么样的黑人。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的《卫报》，吉尔·特威迪让英国人的容忍底线一目了然。

那天，特威迪在她的版面上报道了两位黑人。一个是安妮·P.巴登，华盛顿一所黑人专属小学的“辅导员”。特威迪对她百般刁难。安妮·巴登想谈谈她的工作，而特威迪想听的是种族问题、毒品问题和黑人的斗争情绪。他们给学生播放一些关于毒品的影片，安妮·巴登说；他们“谈论过”奴隶制、黑人在南方的社会地位之类的问题；她不觉得她的学生有任何斗争情绪（有些学生只有四岁，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三岁）。但你们讨论过马尔科姆·X，或马丁·路德·金吗？安妮·巴登，你本人是如何意识到种族偏见的？情况真的有所改善吗？有多少美国人把黑人当人对待？大多数还是一半？你的学生有一星半点的工作机会吗？各类职业也许没有对黑人紧闭大门，但黑人找工作是不是更困难？特威迪的提问已经由暗示引导升级为固执己见，当她流露出“你是黑人，因此你的教学工作纯属浪费时间”的意思时，安妮·巴登只好请她的采访者喝点茶。“她显然觉得很尴尬，”特威迪评论道，“整个提问让她很尴尬。”

而对另一个黑人，一个男人，特威迪的采访时间要长得多，也给了他更大的版面。他是美国的黑人穆斯林，到英国来“推广”他的自传。我们不清楚他靠什么谋生。他在加利福尼亚开办了一所马尔科姆·X蒙台梭利学校，但他不在那里教书，因为他恨白人。“即便是纳粹党卫军在‘犹太佬’这个词中包含的轻蔑也无法跟他对白人的轻蔑相提并论。”特威迪评论道，但他不想把自己的仇恨发泄到两岁大的孩子身上。“如果你要杀人，一定要有意义。你可以因为一个人邪恶而杀他，但不能因为他是白人……他们管叫我黑鬼，但我创造出了自己的黑鬼。我的黑鬼就是我，英俊到不可救药，撩人的古铜色皮肤，极度能言善辩。”特威迪被他迷住了：“这个黑人是个英俊的男人，一个戴着一只金耳环的强盗……高大，精干，醉心于暴力，他的暴力有时是赤裸裸的，有时裹上了一层甜言蜜语的糖衣：就像肾脏被猛击一下那种甜蜜。对待女人时，他的暴力戴上了面具，转变为性爱的话语……”

“在我看来，”特威迪总结道，“巴登小姐的消极比哈齐姆·贾马尔先生的愤怒更让我感到沮丧，感到未来没有希望。”哈齐姆·贾马尔，这就是那个戴着金耳环的强盗的名字。他到英国来兜售的那本自传，内容老套，为六十年代层出不穷的黑人自传增添了最新的一笔：贫穷，自怨自艾，毒品，伊斯兰，改革，名流，性，仇恨。他声称自己是神，这为他在电台节目“世界大同”中赢得了一次以“奇点”身份亮相的机会。但他似乎没有告诉特威迪，他是神。也没有告诉她，如果他没有在他的马尔科姆·X蒙台梭利学校教书，那是因为那所学校只坚持了一年，只有一个老师，而且十五个月前已经关门了，如今，那所学校只存在于他随身携带的小册子里。至于安妮·巴登，无疑已经回到了华盛顿那所小学，辅导着上千名学生。

六十年代后期（特威迪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七一年），马利克对英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黑人有着很准的直觉。但他这个角色是消耗性的。这个叛逆的黑人不能有工作，即便他想有也不行；他不能显得像是蜕变到了“消极状态”；他只要稍微安顿下来就会名誉扫地。虽然没有人指望他去实践他发出的威胁，但这个可怜的黑人必须永不间断地表演下去。

一九六七年七月，马利克去雷丁演讲，为当时更具国际声望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4]补缺。听众来自不同的种族，大约有七十人。“你只要看到白种男人伤害你们的黑种女人，立刻杀了他。”这番话没有什么危害，只是他一贯的余兴节目。但根据《种族关系法案》，马利克被起诉了。审讯时，马利克让记录员坐下来，“放轻松”；他先把《古兰经》用温水抹了一下，然后把手放在上面起誓；他还获准在作证之前举行伊斯兰的“告解”仪式。他被判入狱一年。有人把报纸上关于他的审讯的报道统统剪了下来，帮他归档。但狂欢节在那一刻骤然而止。

一九六五年四月，他声名初起时，曾经写信对母亲说：“我不再害怕。”早年生活的各种痛苦都淹没在这个种族喜剧演员的角色中。而现在需要他亮出底牌了。他的黑权运动在英国毫无势力，他在报纸上的名声也保护不了他。他找人代笔的自传《从迈克尔·德·弗雷塔斯到迈克尔·X》在他服刑期间出版，评价很糟。他的公众影响力减退了。八个月后他出狱时，电视上提了一下，但根本算不上什么事件。狂欢节的元素却依然顽强地活着：监狱门口站着一个迎接他出狱的黑人，这个人在X的事业上越走越精，已经给自己取名“弗雷迪·Y”。但马利克已经变了。

他计划写第二本自传，一开始想到的书名是《我的RAAS岁月》，这还是以前的那个马利克，还是以前的那个笑话。但随着他的想法逐渐黯淡，他把书名改为《幻影安魂曲》。“幻影”指的是什么？是英格兰，还是他自以为的他在英格兰的地位，抑或是他的X生涯？

后来，他开始写一部关于自己的小说，在这篇又长（至少有五十页）又粗糙的作品中，字里行间开始明显地流露出怨怼，怨怼很快积淀成憎恨，他憎恨的对象不是白人，也不是英国人，而是他所了解的英国中产阶级：他们拥有金钱和社会关系，他们对他的“恩赐”饱含着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他们安全无忧，无所不能，他们轻视黑人，却为他着迷。在这部小说里，他孩子气地把幻想嫁接到事实上（他就是他自己，用了自己的名字），他把英国中产阶级对他的迷恋转变成了敬畏，甚至变成了爱，然后，出人意料地变成了恐慌。故事的背景不是伦敦，而是圭亚那。马利克让自己在那个国家成了一名英雄，一位伟大的演说家，街上有人高喊着要拥立他为国王。

马利克很难按照计划行事，他总是从一个事件跳到另一个事件。但这次出狱后，他似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真正的权力。一九六八年，他加入了黑鹰党，那是一个黑人的幻想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成为诺丁山版的黑豹党[5]。马尔科姆·X，迈克尔·X；黑豹党，黑鹰党。黑鹰党的“首相”是特立尼达的一个前钢鼓乐队成员，他给自己取名达克斯·阿旺苏。马利克成了他的“不管部部长”，还乘坐包机飞到蒙特利尔，出席了黑人作家大会。部长，作家；他发现自己在芝加哥和多伦多的黑人中间享有特殊的声誉：他是唯一一个在英国因《种族关系法案》而入狱的人。“是旅行第一次让我发现自己是个英雄”：这句话出自他为《幻影安魂曲》写的笔记，笔记中还写了他对自己早年“皮条客·X”的职业生涯的看法。“英雄形象到了国外更高大。”他不知怎么成了举世公认的英雄：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

第二年出现了更进一步的证据。地产富翁的儿子奈杰尔·萨缪尔给伊斯灵顿的“黑人之家”项目捐了款。他们租下了几间商店和办公室，租期为二十一年，准备把那里变成黑人的“城市乡村”。这是一场翻身仗，展现了黑人革命运动中“黑豹”般创造性的一面。但马利克毫无才干。相信黑人之家就是相信魔法，就是在分享马利克半信半疑的信念（这个骗子的半疯状态让他显得很有说服力）：是话语和宣传让所宣传之物变得真实。不到一年，黑人之家就摇摇欲坠；就像哈齐姆·贾马尔的马尔科姆·X学校，就像RAAS，就像“黑鹰党”，就像很多黑人发起的事业——他们行动并不是出于使命感，而是任凭自己堕入表演的陷阱：在外国人面前表演黑人——黑人之家也只存在于它的宣传册和信头里。

“黑豹组织这类美国原型出现了，它有自己的基地，需要复制品，但这个民族却在鼓励独一性。”这段话出自他为《安魂曲》写的笔记，读起来像是试图把黑人之家的失败合理化，暗示失败本来就在他的计划之中。不过，马利克在那一年尝试了很多事情，他开始放眼英格兰之外。他和奈杰尔·萨缪尔一起乘坐包机去了廷巴克图[6]，然后去了几内亚跟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会面。他派了一个半文盲使节拜访了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统一组织。他还跟史蒂夫·叶芝一起去了特立尼达，奈杰尔·萨缪尔也在这次旅行中留下了匆匆的身影。王位呼唤着一个黑人的国家，每一件事情都在指向通往特立尼达的最终回归。

一九六九年的特立尼达正在走向一场革命。埃里克·威廉姆斯的黑人政府自一九五六年上台以来一直在掌权；当年把威廉姆斯送上台的种族狂热现在差不多要把他赶下台去。在这个刚刚独立的岛国，政治生活是一潭死水；知识分子觉得自己被新人的新政治排除在外；美国的黑权运动南下来到特立尼达，在普遍的不满情绪中激起了新的波澜。美国的黑权运动是装备不良的少数群体发起的抗议。然而在特立尼达，黑人占百分之五十五，亚裔和其他少数种族被排除在政府权力之外，在这里黑权运动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一些非常古老的元素被置于理性抗议之上：一种神秘的种族感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救赎的千年期待。

没有规划、没有首领的革命本来是马利克可以利用的局面。但他没能制造出一个良好的政治开端。他跟罢工的巴士司机一起在街头“游行”，但当他发表演讲时，司机们感到很困惑，马利克没有讲他们的事业，而是大谈自己的狂想：特立尼达的警察需要换一套制服。

他也谈到了“公社”。西印度群岛种族政治的过于简化和愤世嫉俗让特立尼达的左翼记者兼学者伦道夫·罗林斯感到厌倦，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他去了海边那栋房子，马利克的公社准备建在那里，马利克也暂住在那里。马利克播放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演讲录音，在场的有史蒂夫·叶芝和一批年轻的“随从”。“他们完全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罗林斯说，“对指令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马利克的女儿病了，马利克对其中一个人说：‘去，找医生来。’那人说不知道去哪里找。马利克说：‘去，找医生来。’我厌倦了坐在那里看着这个人摆出一副阴森的面孔，满口胡言。我退出房间，朝海边走去”。

无论如何，马利克在特立尼达已经有了一批“随从”。马利克在奈杰尔·萨缪尔之后偕家人返回了英格兰，史蒂夫·叶芝留了下来。在英格兰生活了十三年之后，叶芝回到家乡，再也没有离开。一九六九年，马利克频频来信，说他在伦敦忙于黑人之家，在非洲跟奈杰尔·萨缪尔一起奔波。十月，马利克向“全体弟兄”发来问候，并向大家允诺，萨缪尔还会再来看望他们；十一月，他在信中宣布自己很快就会回来，一行十三人。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但史蒂夫·叶芝仍然在等他。一天，叶芝的父亲问起他跟马利克的关系，他说：“说来话长，爸爸。”说来话长：史蒂夫·叶芝，黑人，健美，有着“柔软的头发，那柔软、卷曲的头发让你忍不住想去抚摸”，而现在的他背着一道来自英格兰的疤痕，有一个黑人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阿克巴”，顶着伊斯兰果实组织最高统帅的头衔，还是马利克的黑人解放军中校。

他曾是“每个贝尔蒙少女心中的恋人”，一个当年与他相识的黑种女人再次爱上了他。

他说他再也不想回英格兰。他一直不肯多说他在伦敦的生活和他在空军的那段经历。他常常告诉我，如果我在伦敦认识他，根本不会跟他说话。史蒂夫以前有很多朋友，但他从伦敦回来后就变成了一个孤僻的人。他不喜欢派对，也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他散步，每天晚上都散步。只要在西班牙港，他就会绕着萨凡纳散步，有时候停下来喝点椰子汁。如果我跟他在一起，他有时候会在一把长椅上坐下来，跟我聊天。他不工作，但手上总是有钱。他告诉我，他是飞机机械师。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航空公司找份工作？他说，他不想受约束。他从来不跟我说他的想法，但他读了很多书。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一时间，你会觉得他属于黑人的舞台，但接着他就会告诉你，他跟那个白种女人生活在一起，还跟她生了两个孩子。你搞不清楚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觉得有些无聊。他有时候在等电话，然后那个约好了暗号的电话就会打过来。他绝对是在等着迈克尔。我们一九七〇年分手了，说分就分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狂欢节的时候。

那年狂欢节，一直在走向成熟的黑权革命来到了特立尼达。西班牙港每天都有反政府游行；革命宣传册随处可见，甚至在学校里都看得到；军团中的几个分队宣布支持游行的人。革命风潮甚至感染了亚洲人居住的农村。一种无政府状态自动爆发了：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按照它对秩序的期望和对救赎的不同理解而四分五裂。然而警察手段强硬，不需要委内瑞拉和美国前来增援。暴乱渐渐平息了。

史蒂夫·叶芝没有参与这些事情。事后，马利克对革命也说了些尖刻的话。“我不理解，这些人怎么会死心塌地地听信那些政治上的胡言乱语。”特立尼达的《快报》报道了他的评论，“他们想要获得权力或者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但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这现在成了他的套话，或许也是他的幻觉：他在英格兰的时光是艰苦努力的时光，他通过艰苦的努力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而现在有很多虚假的黑人在妄想着不劳而获。有人批评他的黑人之家开支不当时，他也摆出这种姿态来反击。他还用这种姿态告诉人们，尽管他错过了特立尼达的革命，但他才是这场革命真正的领袖。黑人存在的意义只在于被马利克领导：生活还没有追上艺术的脚步，但表演已经不再是表演：通过杂耍与欺诈，失望与自欺，马利克终于到达了每个追逐权力的种族主义者占据着的位置。一九七〇年三月，特立尼达革命刚刚结束，马利克就马上着手他规模最大的筹款活动，准备在返回特立尼达之前聚敛大笔款项——他采取这一举动绝不是巧合。

他发布了“黑人之家建设项目筹款呼吁书”。他请伦敦主教为“即将加入黑人之家的成千上万的人”，就他们的“灵性需要”，“提出睿智的建议”。他向查尔斯·克罗尔[7]发出了更直接的呼吁：“……一种精彩绝伦、举世闻名的现实……独一无二的项目……让我们告诉世界，英国没打算退出这场文化与进步的伟大竞争……”

同时，马利克咨询了PEA国际公关公司的帕特丽夏·伊斯特，伊斯特曾经负责过小萨米·戴维斯[8]在英格兰的公关工作。伊斯特提出，她将“亲自”打理这位客户的事务。她说，黑人之家应该马上注册成一家慈善机构。她认为，他们应该在全国开办一系列黑人之家。她概述了一套宣传攻略，其中一项是“为了社群的总体利益，应该把迈克尔·X变成家喻户晓的名字”。她还提出了一些后续计划。服务费用方面，PEA第一年将收取三千五百英镑（不包含对外的开销），每个季度初预付。这也许不是马利克想听到的，于是，根据伊斯特现在的说法：PEA跟马利克“失去了联系”。

马利克决定依靠自己。他炮制出一封以“和平与爱”为主题的标准劝募信：“……文化差异不应该妨碍人们和平共处。有文化的人是平等的真正使者。”一封商业气息更浓厚的信寄到了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遭到了回绝。祺达实业回绝了两次。查尔斯·克罗尔没有回复，马利克去信提醒，克罗尔的秘书回绝了他。

到了这一步，马利克一定开始感觉到，他的“形象”有点不对劲。“弗朗西斯兄弟（计划与发展部部长）”向柯林斯教士[9]发出了邀请，邀请他再次访问黑人之家，“至少可以来共进午餐”。马利克开始写信给各位“亲爱的兄弟”，收信人是剑桥、牛津、雷丁、斯旺西、卡迪夫、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地的大学联盟主席，他请他们邀请自己去大学做关于黑权运动或另类社区的演讲。他声称，“大约三年前”，自己曾在以上大多数大学里做过演讲；他诙谐地谈到入狱的事情；搬弄“会谈”、“关涉”之类的字眼；在写给爱丁堡大学联盟主席的信中，他提到了亚历克斯·特罗基[10]、罗尼·莱恩[11]和吉姆·海恩思[12]，称他们为自己的“朋友，因为你可能只知道我叫迈克尔·X。”

同时，作为一名穆斯林、“劳作者和生产者”、清真寺的建造者、异教徒的规劝者、年轻人的培训者（“我们可以直接培训五百多人，间接影响到的人不计其数”），他开始对科威特埃米尔[13]的国库展开了攻势。他写信给科威特学联，请他们邀请自己去科威特：“作为我们种族的代言人，英格兰所有重要的大学都向我发出了邀请。”他在写手代笔的那本自传上签了名，寄给了科威特大使馆。无疑是为了追求戏剧效果，他要求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亲自看着它打包，并由外交信使将它连同一封信一起交给埃米尔。他给科威特大使写了两封信，一封信请求大使“接见，哪怕只有五分钟”，信中还请求大使注意另一封信，那封信装在一个标着“X”的信封里。X开宗明义：“正如您所知，这个国家最大的产业主是犹太人，我们的地主是犹太人。必须把他们从我们背上赶下去……我们要求获得直接的财务援助，请您把它当作第一要务。谈到钱的数目，十万英镑是非常实际的，能够满足我们的急迫之需……致以伊斯兰的诚挚，迈克尔·阿卜杜尔·马利克。”

他认识一些美国的黑人穆斯林，他们是另外一类穆斯林：住在纽约的黑人区哈莱姆，非常虔诚。他给他们写信，报告自己取得的成功（“城市中的村庄……优美的栖息地”），坦承自己对犹太人的恐惧。他在这里使用的筹款策略跟对科威特的策略相反：先提出强硬的要求，然后说甜言蜜语。“我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当我宣讲信师〔原文如此〕的话语时，我经常觉得自己已经被抛弃，孤立无援。当我们迫切地需要援助而又走投无路时，一个从未跟神圣使徒〔原文如此〕说过话的兄弟往往会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对他讲心里话，他一定会帮忙。’但我心中总有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我有幸能够跟他坐在一起，看着他的眼睛——让我觉得我有义务走出去，在巴比伦的荒野上寻求援助。”

后来，马利克在接受审判时对这个时期做出了这样的概括：“我回到英国，开始了结我的事务，变现我的家人多年来在欧洲获得的资产。”

他引导身边的人相信他正在成功地“变现”：钱或者显得有钱可以为他赢得他想要“招募”的人。但他做得过火了。他像是被自己的劝募信所描绘的幻影打动了，开始说着幻想中的数字，落入了自己的陷阱。他说奈杰尔·萨缪尔为黑人之家提供了二十五万英镑的赞助，有人相信了。（据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二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洞察”栏目估计，真实数字不会超过一万五千英镑。）但黑人之家的情况看不出二十五万英镑的痕迹；一九七〇年二月，黑人之家付给伦敦电业局的二百三十七英镑的支票被退回了；有人开始觉得，马利克这一年的筹款可能都是为了筹够一笔相当于一百万特立尼达元的财富逃回特立尼达。

“……在发现威胁能够变成现实之前——例如枪击——黑人和白人在组织上的问题。”马利克为《幻影安魂曲》写的笔记非常隐晦。和他的自传一样，马利克经常把一个故事拆散，塞进很多故事里，让原来的故事面目全非。然而他的笔记却能够为我们提供还原故事的线索。“跟外界的关系——我拥有巨额财产的神话——财产是怎么来的。”马利克觉察到他在伦敦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哪怕后来在特立尼达，他的恐惧也没有消散——也许有人恐吓过他——他总是担心他的孩子会被绑架。

马利克又惹上了官司。那一年早些时候，马利克和他的七个追随者因勒索一位伦敦商人而被起诉。“本地的一个犹太商人”，马利克在给一个美国黑人穆斯林的信中写道。整个故事错综复杂，涉及一个职业介绍所、一个美国黑人、一份工作和一枚抵押的戒指。涉案金额很小，只有五英镑。但那个商人被套上了狗项圈，绕着黑人之家走了一圈，于是案子引发了关注。不知基于什么考虑，马利克给新华社写了信，请他们关注这个案子；整件事像一场“闹剧”，但是到了十一月，当马利克和他的五个手下在老贝利[14]受审时，事情变得严肃起来。

逃往特立尼达刻不容缓。黑权运动为马利克提供了一整套思想体系，即便在这种关头，他还是可以自圆其说。他接受采访，上电视，他此时的言论与黑豹成员如出一辙。他准备放弃黑权运动，他说，从今以后，他将全身心地投入建设性的工作。他把黑人之家交给斯坦利·艾博特管理。艾博特来自特立尼达，史蒂夫·叶芝不在伦敦的这一年，马利克跟艾博特的关系格外密切。艾博特面色发白，恍惚的眼睛有些浮肿，身高五英尺六英寸，虎背熊腰，线条干练有力，胳膊上的肌肉极其发达。他三十三岁，十五年前离开了家乡，如今已经把自己的生活糟蹋得不成样子，过去两年又因为窝藏大麻、盗窃和斗殴被判了几次刑。艾博特相信奈杰尔·萨缪尔赞助了二十五万英镑，相信马利克很有钱，他对马利克忠心耿耿。

现在，飞往特立尼达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而且有史蒂夫·叶芝在那里等他，可以给他当保镖。但此时，马利克想起了黑权运动革命在特立尼达的失败，想起了他播放过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录音，想起了跟他一起游行的罢工工人，他开始担心自己在特立尼达是否受欢迎。一天，他播放着唱片，“安抚”自己的情绪，“因为这座城市充满了——与恶意，而我追求洁净，想说真话，”他拿起笔，给特立尼达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写信。他写着写着就变得歇斯底里，进入了大麻引起的恍惚状态，“附言”部分洋洋洒洒地写了十七页。

他写下这些文字——和他写下的很多文字一样——是为了解释自己。他早年生活的混乱被他成功地转化为对自己的敬畏，他可以为那些混乱的经历赋予很多种模式。现在，他开始重提童年时代的贫困，说起他的名字德·弗雷塔斯（“这个名字沾满了污秽”），说起他在诺丁山的成功（“在英格兰，从来没有一个黑人像我这样把赌场和妓院经营得那么成功”），说起他的伟大名声（“我知道我的名字家喻户晓”：公关经理帕特丽夏·伊斯提出的“把迈克尔·X变成家喻户晓的名字”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写着写着，他对自己变得愈发敬畏。他看到自己“身临险境，生活在真正的前线”，通过这个军事化的隐喻，他把自己在英格兰的生活编织成了一个神话：

我们在这里走钢丝，此时的我们就像敢死队员，你无法从军事上援助我们，但我们可以在这里援助你们。他们不会为了抓住我们而轰炸伦敦、伯明翰、利物浦等城市，必须是一对一，男人对男人，我们严阵以待。德国驻扎着五万两千名英国士兵，但是补给不足，爱尔兰冲突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很可能让英国从德国抽走九千人，他们的装备很差。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几周前，他们在谈论英国国会的煤气炉，但我们士气高涨。

在英格兰的最后一年，马利克扮演着形形色色的人格，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真实的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只要一路鼓吹自己的黑人角色，就会“无往不胜”。

黑人之家在斯坦利·艾博特手里运转了三个星期之后以混乱收场，基本上被洗劫一空。黑人之家的垮掉意味着马利克伦敦生涯的结束。艾博特在马利克离开伦敦的头天晚上见到了他，马利克从一堆五英镑的钞票中拿出两百镑给了艾博特。这是他“变现”的资产：艾博特瞥见了货真价实的财产的冰山一角。后来，马利克从特立尼达给他寄来一封信，上面只写着一个字：“来”。艾博特收到信后，立即搭乘下一趟航班，离开了英格兰。

3

十四年的伦敦生涯以逃亡告终，有人也许会觉得他将从此一蹶不振，但马利克以自由人的身份在特立尼达经营得风生水起，并且持续了一年之久。

一九七一年的特立尼达是马利克最理想的舞台。石油经济令特立尼达相当富庶，在南美，特立尼达的生活水准只有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可以与之媲美。各种舒适的消费品触手可及，很快，马利克就心情愉快地在城郊的阿里玛镇安顿下来，住在一栋透着新气、带大花园的房子里。但因为特立尼达位置偏僻，伦敦、芝加哥和多伦多的筹款中心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个贫困的岛屿，一位反对“工业复合体”的黑人领袖为了躲避迫害流亡到此，在“公社”里跟绝望的黑人一起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而那些黑人正缺这样一位领袖，另外他们还需要一点金钱的馈赠来启动黑人农业和黑人水果种植业。后来，他们也想发展发展黑人渔业：买一艘拖船（可以通过“跟特拉弗明德[15]的施利希廷造船厂的合同”购得）需要一万八千英镑，但“初步的可行性研究表明，项目利润……可达每月三万多英镑”。偏远的特立尼达向被迷住的岛上黑人允诺着这类可能性，这里万事俱备，只欠领袖。

在特立尼达，马利克让自己显得像是一位伦敦成功人士。他回到特立尼达不久，就找到《特立尼达快报》的拉乌尔·潘廷。“他想让我采访他，提问和回答都让我准备，而且要保证访谈听起来像模像样。他这是在出钱买技能。被我拒绝时，他这么说：‘如果我在英国找不到人替我干这种事情，你以为我是怎么出名的？’”马利克还给一些人看过一封信，据说是英国的律师写来的。信中说：马利克在英格兰不会得到公正的审判。马利克还是很多名人的朋友。有些名人的名字在特立尼达从来没人听说过，而且还会被弄混：费利克斯·托波尔斯基[16]变成了赛庞斯基，或者是托帕娄斯基，还变成了女王的画师，亚历克斯·特罗基变成了托洛茨基[17]。有些人觉得马利克只是在吹嘘。然而一九七一年四月，约翰·列侬成了马利克的座上宾，整个来访被大肆宣扬，扫清了人们的一切疑虑。

现在的马利克功成名就，腰缠万贯，风度翩翩。罗尔·马克西敏是一个租车行的合伙人，马利克是他的主顾。马克西敏身材魁梧，相貌英俊，有一半印度血统，一半委内瑞拉血统。他没有种族身份引起的焦虑，对种族问题也不感兴趣。然而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也许超出了他的期望）让他觉得自己受教育的水平不够高，而他记忆中的马利克从未让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重回特立尼达的迈克尔让我感到惊奇。他的一举一动总是很大气。同样一瓶橙汁，如果一个酒吧卖一元，另一个酒吧卖两元，他就会去买两元的。如果你跟他一起去超市，你会看到他把两个手推车都堆得满满的，一个手推车里全是肉。你只听到一片片的肉饼像铁块一样掉进篮子的声音。你知道，那些肉都冻得梆梆硬。他买的肉根本吃不完，你知道有一部分肯定会烂掉。但他就是想做给周围的人看。还有，他从来不跟你讨价还价。我们虽然是朋友，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把那辆车借给我。”他总是说：“租那辆车要多少钱？”他自己有车，但他喜欢租我的车，用来摆排场。他喜欢前呼后拥。“我是领袖。”我很喜欢他。他从不让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且他总在给予。我现在还留着他送的一双黑袜子。

风度和财富，一位黑人女教师也提到了这两点，她去过马利克在阿里玛的住宅。当时有传言说，她可能会给马利克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因为马利克害怕孩子被绑架，不让他们去上学。

如果你的烟抽完了，他不会给你一包，而是一整条。软饮料也是整箱整箱地送。迈克尔告诉我，他为这个花了多少钱，为那个花了多少钱；他还谈到他的狗，它们是从伦敦带来的。那座房子的装饰风格也让人惊艳。你会觉得每样东西都散发着金钱的味道。无论走进哪个房间，都会发现里面装饰得很有格调。房子很干净，每样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摆放得恰到好处。

那个在贝尔蒙土生土长的男孩，那个一身洗衣妇打扮的普普通通的黑女人的儿子，如今已经出人头地了。随着他的显达，他的举止也发生了变化。《炸弹》的编辑帕特里克·乔可林哥一九六五年在伦敦见过马利克，那时他刚刚开始有些名气。“他告诉我，白人是恶魔。我说：‘但你生活在一个白人国家，而且你也有部分白人血统。’他说：‘也许吧，但我的心是黑的，是他们让它变黑的。’我确实被他吸引了，他让我感到兴奋。”一九七一年一月，马利克回到了特立尼达，没过多久，乔可林哥就去查可班纳宾馆拜访了他。

他住在一个带露台的房间里，史蒂夫·叶芝跟他在一起。我发现他努力地想在我面前表现自己——我们在伦敦见面时，他还不是这样。他在向我兜售迈克尔，他整个人的举止都变了。当年在伦敦的大理石拱公寓里，他看上去有点野，有点狂热，让人兴奋，举手投足间带着神经质的颤抖。而在特立尼达，他交叉着双腿坐在一把躺椅里，他的声音变了，变得非常轻柔、非常有说服力。我一下子感到十分惊讶：跟我说话的完全是另一个人。

前所未有的轻柔嗓音，轻松自然的举止：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马利克是由语言塑造的——他的语言和别人的语言。他总是需要一个榜样来模仿，一九六八年出版的那本写手代笔的自传也许能提供一点线索，告诉我们他这种新的举止来自何处。马利克没怎么提到沃奇曼，此人是伦敦的房产骗子，马利克给他当过打手。但他对沃奇曼的描述带着令人诧异的赞赏。在他的自传中，沃奇曼非常酷，非常有风度，几乎是个好莱坞人物。“一个相貌英俊的男人，有着一张坚毅的面孔。”他在书中以好莱坞的风格出场，坐在一张书桌后面，身边围着几只阿尔萨斯牧羊犬和两个保镖，一个保镖坐着，另一个在读报纸。“他的穿着十分讲究，十分整洁。他讲话非常轻柔，我从未听他抬高过嗓音。简而言之，他散发着宁静的魅力。”住在诺丁山的沃奇曼就像住在自己的“封地”里。而住在特立尼达的马利克也许幻想着，他也住在自己的“封地”里。

乔可林哥想请马利克为《炸弹》撰稿，结果发现他“还没推，门就开了”。马利克写了一系列关于妓院的文章。“他说，他要让妓院从特立尼达彻底消失，否则他不会满意。他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能到这里来，毁了那么多特立尼达姑娘。他把矛头特别指向那些在西班牙港经营妓院的朝鲜族中国人。有两个妓院老板被告发，其中一个在牢里上吊自杀了。”但后来警察找到乔可林哥，告诉他那其实是一场敲诈：马利克从两个妓院老板那里弄到了一万特立尼达元，相当于两千英镑。特立尼达很富有，但多年的种族政治让人沮丧，而且一九七〇年的黑权运动骚乱刚刚过去，气氛仍然有些紧张，这一切让马利克的敲诈成为可能。马利克安顿下来后，便开始筹划一个五万英镑的“基金”，要用他妻子的名字命名。他开始在当地寻找潜在的赞助人，列了一个名单。

他也没有忽略“农业”。乔可林哥说：

一九七一年的某个时候，他去了多伦多和芝加哥。一天，我接到了迈克尔从多伦多打来的电话。他说：“你还记得那些虫子吗，那种把高速公路边上自耕农的卷心菜都咬坏了的虫子？”虫子？卷心菜？我旋即意识到，他是说给电话那一头的人听的，于是我说：“噢，是的，是的。”他说：“好的，我联系上了……大学的人”——大学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们准备调查一下，请你抓些虫子放在一个瓶子里，寄到这个地址。”第二次电话是从芝加哥打来的。我这次学聪明了。“我们讨论的农民和东海岸酸性土壤的项目——我已经找到了一些人，他们准备把奥里诺科盆地[18]里的淤泥挖出来，运到那个区域。你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那些农民了。”他回来后就大肆挥霍，买了一辆亨伯超级狙击和一辆吉普。

特立尼达的“公社”在壮大。没有哪个农业公社发展得这么迅速，也没有哪个基布兹[19]的果树成熟得这么快。几个月里，马利克在他的郊区花园里不断给美国人写信，报告公社持续扩张的需求：“更多的搬运设备——再增加一辆拖拉机和一辆推土机，”同时宣称，“椰子、酸橙、橙子、葡萄、芒果、牛奶、红撑百合〔原文如此〕、奶牛和马粪，现在都已经先著〔原文如此〕过剩。”

那年年底，他可以行使对阿里玛那栋房子的选择权：买或是不买。他以前付的一千英镑其实是一年的租金，但人们都以为房子已经是他的了。一天，他对一位访客——那位黑人女教师——说，他也买下了后面那栋法国风格的大房子，准备重新装修一下。林戈·斯塔尔是即将到来的下一位披头士，他将住在那里。马利克去看过瓜纳波的一块售价四千英镑的地皮，在北边的山区。他没买，但他后来把它“整合”进了公社，作为“额外购置的土地……可以容纳来自美国的六十名男女青年，他们是再开发建设项目的首批成员”。

卡里那基是西班牙港西边的贫民窟，靠近海边，马利克在那里租了一套房子，每月三十五英镑，房东奥斯瓦德·切斯特菲尔德·麦克戴维森是个黑人企业家，来自圭亚那，从事选美之类的业务，他妻子在特立尼达政府担任部长。这套房子就是“人民商店”，它的“受托人”是史蒂夫·叶芝和斯坦利·艾博特，商店专营公社出产的“农产品”。信纸已经印好，宣传册的材料也准备好了。根据材料上的说法，商店的利润会按月划拨给另一项黑人事业。

阿里玛有一个养马场，专门饲养赛马的种马，场主是葡萄牙人，也是马利克少年时代在贝尔蒙的另一个朋友。马利克现在跟他建立了一种关系，这个养马场也被“整合”进了马利克的公社：这里的牛奶和马粪构成了公社“先著过剩”的产品的一部分。

马利克公社的每样东西都存在，但没有一样属于他。一切仿佛周而复始，以成年人的形态回到了马利克在贝尔蒙的童年时代：当年他偷了一辆自行车，然后被逮捕了。他偷的不是普通的自行车，而是一辆引人注目的赛车，属于著名的自行车赛手圣路易斯。马利克告诉别人那辆车是他自己的，是叔叔送的礼物。他骑车跑遍了整个贝尔蒙——圣路易斯就住在那儿。

特立尼达就是马利克的封地。特立尼达的人口刚过一百万，大部分居民住在岛上的西北部，在北兰奇山和平坦的甘蔗带中间，聚集成一座城市和一片蔓延的城乡结合区域：从距离西班牙港以西五英里的地方开始，杂乱无章，忽而密集、忽而疏松地延伸到城市以东大约十六英里的地方结束。耕地被一点点地蚕食；房子和违章搭建的棚屋在山坡上越爬越高，山上的植被逐年减少，露出大面积的褐色泥土；城里城外的空地已经被填满。成熟的街区人满为患，汽车拥堵在主干道上，铁路系统被弃置。腐臭的黑鸦尸体守护着西班牙港的入口；在城市东端，曾经青翠的小山由于来自其他岛屿的非法移民的不断掏挖，已经变成了遍地是红土和破屋的集镇，弥漫着这座城市的新垃圾场的恶臭，而此刻，那些垃圾正在朱鹭曾经藏身的红树林中焚烧着。

这是“消费者”的污浊之气。特立尼达的经济支柱既非农业，也非工业。这里的农业已经衰败，虽然有工业，但刚起步，在政策的保护下膨胀而臃肿。游客很少看得到特立尼达的经济支柱：钻井在北面和东南面的海上钻取石油，岛屿南部还有一片储备森林，深藏内地，仿佛国中之国。

特立尼达城市化的西北区域寄生着一个庞大的郊区，货币在其中魔法般地循环着。这里的大多数人是多余的，他们自己心知肚明。这里失业率很高，劳动力却永远短缺。物理空间的污浊让人觉得所有人都在掠夺，而非建设这片土地，这种感觉滋生出紧张的氛围。愤世嫉俗的态度像一种疾病在蔓延。种族问题本无关紧要，但这里的氛围很适合歇斯底里的人，于是这里成了种族政治的容身之所。种族政治鼓动人们相信自己深受压迫，宣扬轻而易举的救赎之道，提供理论上的敌人：白人、有色人、黄种人、黑人，把这个社区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马利克，这位一向活跃在种族事业中的经营者，在特立尼达找到了最合适的伪装。他没有创造任何东西，却把种族问题变成了金钱（无论是谁的钱）和成功，而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甚至在马利克覆灭之后，一名年轻的“黑豹”成员——他跟一个占地九十英亩的农业合作社有联系，那个合作社高度依赖补贴，没有多少产出，因为根本没有人上工——仍然满怀崇敬地说起马利克：“他是他自己和他的小群体的首相，他自己就像一个小小的国家。”在特立尼达的一年，马利克从很多角度向这个社会渗透。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心照不宣，但在特立尼达这些新兴的、愤世嫉俗的寄生者眼中，这种人是可钦可佩的。

他本来可以攀升得更高。但那年将近年底的时候，他的生活起了新的波澜。哈齐姆·贾马尔和盖尔·本森从圭亚那来到了特立尼达。本森，这个二十七岁的英国离婚女人活在自己一手炮制的角色里：黑人主子贾马尔的白人女奴。贾马尔自己基本上靠一个德国人的赞助过活，财源问题和他那些招摇撞骗的项目让他忧心忡忡。贾马尔的台词是为黑人儿童办学和出版黑人书籍。他抛弃了加利福尼亚的家人，跟本森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对巡回行骗的搭档开着一辆大众迷你巴士在美国四处游荡。他们刚刚去了英格兰，在那里兜售贾马尔的自传，然后为自己安排了圭亚那之旅，准备在那里搞点黑人出版。贾马尔本来希望圭亚那政府跟他合伙，然而一个月后，圭亚那政府就请他离境。

贾马尔是个地道的美国人，随身带着他的骗子行头：他真人大小的照片、子虚乌有的马尔科姆·X蒙台梭利学校的宣传册，还有他的自传。在罗尔·马克西敏的车库，他拿出那本书来介绍自己。他送给马克西敏一本自传，马克西敏告诉他，迈克尔·X在特立尼达。“他就像是听到那边的椅子底下放着一百万美元。”后来，马克西敏开车把贾马尔从西班牙港送到了阿里玛。“他问我，那本书已经看到哪里了。我说还没怎么看。他就拿起那本书，我一边开车，他一边朗读起来。他一开口，就再也不打算停下。那天晚上，他跟迈克尔待在一起。早晨，我去希尔顿酒店接盖尔，把她送到了阿里玛。”

我们无法知道，一九七一年的十一十二月这段时期，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贾马尔经常宣称自己是神，他知道这样的话会让某些白人兴奋，所以特别喜欢在这样的白人面前扮演神；作为神，他是本森的主人。然而在阿里玛的马利克公社，贾马尔发现了一身更加有利可图的装扮，并且看到了它的巨大潜力；他几乎立即下定决心，拥戴马利克为他的主人。他马上租了斜对面的房子，住了进去。没过多久，他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给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白人朋友写了一封半诀别信，说他跟白人的关系走到了尽头，有生以来第一次，他生活在朋友们中间。

贾马尔的经济状况已经捉襟见肘——十一月底，他在西班牙港的一家加拿大银行存了五百特立尼达元，合一百零四英镑，一个月后，账户里的存款降至九十四特立尼达元，合十九英镑——但各种创意却纷至沓来。贾马尔的黑人学校和黑人出版跟马利克的黑人农业合并为一项宏伟的黑人事业。十二月十日，马利克写信给一个美国记者：“我们正在创作一部鸿篇巨制。”他们把作品发给公社成员看，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贾马尔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马利克不是作家，但在美国人贾马尔笔下，推销员文案可以一蹴而就。贾马尔需要一个港湾，马利克需要别人的创意。这两人的才能和角色是互补的，没有冲突。

这样一来，盖尔·本森可能变得更像一个局外人。她穿着非洲风格的衣服，即便在特立尼达也显得有些夸张。她给自己取的名字“哈尔·齐姆盖”是“盖尔”和“哈齐姆”的重新组合，她替主人出去跑腿，到处要钱。但她的宗教只供奉贾马尔一个人，她并不打算为公共事业效力，而且总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罗尔·马克西敏觉得她“很严肃”，他曾经提议带她去夜总会看看当地的舞蹈表演，她说：“我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这个。”当她见到葡萄牙人洛伦索时——洛伦索是种马场场主，马利克把他的马场“整合”进了自己的公社——她对他说起了西班牙语，洛伦索显然并不喜欢这样。

这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贾马尔因为忙于为马利克和公社服务，怠慢了一些老朋友，但那些人都责怪本森，认为是她一人独占了他。十二月，在本森被杀三周前，一个美国人在写给圭亚那的几个朋友的信中批评了本森（这封信后来转到了住在特立尼达的贾马尔手中），写信人对献身者哈尔·齐姆盖和“秘书盖尔·安”做了区别。那封信还提到一点：本森虽然穿着非洲风格的衣服，但仍然英国气十足，她的中产阶级举止跟她的奴隶角色不相配。“她是个冒牌货。”这是马利克妻子后来的说法。

贾马尔为马利克服务。但他也有可能取代马利克，并且让马利克对自己在特立尼达的角色产生新的想法。贾马尔擅长利用美国的种族激情，他对白人无法释怀。他弄不懂特立尼达这样的地方，弄不懂马利克在这个黑人占多数的独立国家中的地位——他是“他自己和他的小群体的首相”。贾马尔套用美国的背景去看马利克，认为这是一个“黑鬼”的胜利。于是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八页纸的文章来颂扬他（这篇文章成了公社文学的一部分），是写给小读者看的——毕竟，黑人蒙台梭利学校是贾马尔的初恋。

他总是在给予。想到居然有人误解他，你会觉得很不是滋味。他不仅授以言辞，更示以行动。他种果园〔原文如此〕。在他的前院，树上垂下累累果园，缀满了精心呵护的娇美花朵，它们正在〔‘产出并’几个词被画掉了〕盛开。他种的蔬菜摆上了自己的饭桌，也与饥饿的路人分享……他的养鸡场为成千上万特立尼达人提供鸡肉。他的奶牛为婴儿产出牛奶，也保证我们的健康。这里还有马厩，养的都是纯种马。他一边带你参观，一边给你上课，这是真正的课程，因为当他谈起一匹马，那里就有一匹马，当他跟你谈起挤奶，你就站在农场里，看着人们挤奶……哪怕只是听他说话、看着他、跟他交谈，你都会觉得荣幸。正是这样一个人，英国人试图毁掉他，因为他们明白：这个奴隶，这个被他们俘获的非洲人，不知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理解力，而最糟糕的是，他理解奴隶，他爱奴隶，而且，迈克尔·阿卜杜尔·马利克兄弟有胆色、有魄力去做一个黑人。尽管他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任何人——富有、知名、时尚、安全——但我们的马利克兄弟似乎根本没有时间成为其他人，因为他正忙于做一个快乐的黑鬼。

这是一幅漫画的漫画。在安全的特立尼达，贾马尔把马利克凭空变成了一个有着美国式感染力的马利克，带着美国式的种族狂热，马利克在此之前的种种表现只是对这种狂热的拙劣模仿。贾马尔正在制造一个恶魔。一个带着种族报复意味的成功的“黑鬼”：这是马利克自传体小说的主题之一。马利克用铅笔和圆珠笔在四开大小的廉价横格写字簿上写着自己的小说，每张纸都写得满满的，不分段落，字迹非常小，很少有画掉的地方，每张纸的顶端都标着这一页的字数。他至少写了五十页，经历了那么多他在小说中神奇地预言过的劫难之后，有些手稿居然保留了下来。

小说的背景是圭亚那。马利克为自己精心指定的那座房子，在小说中是这样描绘的：英格兰进口的现代家具，色调和谐的地毯，收音电唱机，唱片，庞大的书架上摆着“莎克比亚〔原文如此〕、萧伯纳、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孔子、雨果”。叙述者从书架上拿起“福楼拜的杰作《萨朗波》”，发现它一尘不染。“我发现他不仅拥有这些书，还把它们全都读过了，而且都理解了。我完完全全地震惊了。我坐下来，凝视着眼前的奇迹：迈克。”

叙述者是一个三十岁的英国女人，莉娜·博伊德理查森。她在圭亚那已经生活了四年，在克拉克森公司挂着一个虚衔，是她父亲的朋友哈罗德爵士安排的。她“确实认为，当地人都很懒，得过且过，胸无大志”。她的房子离马利克的房子不远，她经常看到“马利克斜靠着椰子树站着，仿佛立在基座上的一尊雕像，仿佛一位神灵，而他那些小小的臣民，或者说小小的人民，在向他致敬”。他习惯用洋泾浜英语向她打招呼：“今天好像要下雨了，夫人。”但他们从未正式相互引见过，直到有一天，因为某个原因（前面几页丢了），她去了他家。“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他居然带一点考可尼口音[20]。”他用留声机给她放了几首爵士乐，又放了“塞科斯基[21]的《1812序曲》”。然后，“向这个不可思议的人告别的时间到了，我答应他还会再来。”第一章到这里结束了。

第二章的标题是“命运交叉”。莉娜没有再次造访，但她每天都会开车路过迈克的家，她开始注意到“他的眼睛有时在嘲讽，有时在笑”。她注意到他那浅亮的肤色。他的闲散、他的破旧衣衫和他那“奇怪的双重生活”都让她感到非常好奇。“然后，我又一次发现我在晚上反锁了所有的门……真相让我〔‘害怕’被划掉了〕恐惧。这个人，这个迈克，这个冲你咧嘴笑的大猩猩，让人感到万分害怕，但我又忍不住喜欢他，他身上有一种力量把你拉过去。我好奇地想，他如果没有络腮胡子会是什么样子。”

“命运交叉”的事件到来了。一天，莉娜在镇上开车，险些轧到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叫珍妮，是迈克的长女，莉娜说要开车送她回家。珍妮有些心神不安，“很害怕，不知道爸爸知道了会干些什么”；但她还是让莉娜把自己送回了家。“迈克像往常一样斜倚着树干，身边围着一小群随从。”恐怖。“迈克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珍妮，过来。’”珍妮尖叫起来，一动也不动。她“浑身发抖，语无伦次”。“是害怕吗？”莉娜觉得很奇怪，“如果是，害怕什么呢？”迈克的妻子正怀有身孕，她“挺着大肚子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跑了上来”。迈克仍然倚着那棵椰子树，“他的随从散开了一点，但仍然站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珍妮被妹妹领到迈克跟前。莉娜——出人意料地选择在这个关头发表了一点感慨：珍妮和他爸爸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纽带”——向迈克解释说，什么也没发生。迈克吻了吻珍妮，珍妮呜咽着说：“他们没有碰到我，爸爸。”迈克朝屋子走去，但小姑娘还在呜咽。

“一分钟后，我明白了那个孩子为什么一直在说‘他们没有碰到我’。一分钟后，我明白了她为什么那样害怕，害怕什么。她爸爸从正门走出来，像往常一样平静，腋下挟着一杆猎枪，口袋里塞满了弹壳。”迈克的妻子快要晕倒了，莉娜扶住了她；然而当迈克来到她身边时，“最不可思议的转变发生了，她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态，对丈夫说：‘当心点，亲爱的，万事三思而后行。’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这个人准备干什么。他脸上有一种了断的表情。”珍妮向他哀求；莉娜——“我呆若木鸡”——默不作声；妻子晕倒了。迈克沿着马路走向街角。

就这样，莉娜跟这个家庭扯上了关系。中间有几页纸不见了，然后我们读到莉娜和迈克的妻子在一起回忆英格兰，莉娜听到了迈克向妻子求爱的故事。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前面的紧张气氛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只是为了证明迈克的某个特点。那一幕——孩子尖叫，妻子晕倒——最合乎逻辑的方面在于，它强调迈克是个重视家庭的男人；贾马尔为小读者写的文章也以浓郁的美国色彩描绘了马利克对家庭的关心。又有几页纸不见了，但很显然，莉娜和迈克之间发生了某种关系。

然后，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叙事发生了紊乱：作者自己没有意识到，叙述者莉娜突然不见了。在短短的几行文字中，叙事从第一人称跳到了第三人称，然后又跳回第一人称。但此时的叙述者已经是哈罗德爵士——莉娜父亲的朋友，他出现在圭亚那，变成了小说的叙述者。

哈罗德爵士碰巧看到迈克操着洋泾浜英语站在街角对着一群人讲话。叙述者详细记录了他的讲话，讲话内容自相矛盾，错漏百出。人们必须工作；懒惰也无可指责；迈克自己就很懒惰，大家可以看到他每天都悠闲地站在树荫底下；他不喜欢工作；但他从十四岁起就一直在努力工作，他在英格兰工作过；在英国，看病不花钱，什么都是免费的，但税很高。听众是非洲人和亚洲人，全都听得入了迷。这时候，迈克从洋泾浜英语转向纯正的英语，对着哈罗德爵士说：“你来晚了，哈罗德爵士。我妻子在旁边等我的时候，我总是不能达到最佳状态。”

消失了几页的莉娜又出现了。“‘你怎么看这个人？’她问。我在英格兰跟他见过一面，我说，但现在我说不上来，他好像变得不一样了。我们注意到，房子一侧的灌木丛在晃动。‘别管那个，’她说，‘可能是他的随从，他所到之处总有些随从在周围跟着。’我感到一阵冷风穿过，于是打算进屋了。”迈克和他妻子准备离开。“我不在家，珍妮就不肯睡觉。”迈克说。哈罗德爵士继续写道：“我站在门口，目送他们沿着马路走下去，三十秒钟后，我看到六个黑影慢慢跟上了他们。‘在英国的时候绝不像这样。’我自言自语着转身走进屋子。”

接下来的几页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我们无法硬生生地让自己从这个人身边走开”——“他在这个国家有着不可思议的号召力”——迈克的疟疾发作了，那是他小时候在非洲染上的（“在他家周围逡巡的人从来不下四十个，每个人都面露忧色”：这个句子像是从哪里抄来的）——哈罗德爵士要在克拉克森公司给他安排一个职位——有人在大街上喊：“我们去给他加冕吧。”

自传可以是歪曲的，事实也可以重新编排。但小说从不说谎：它完完全全地暴露出作者是怎样一个人。马利克笔下粗糙的小说就像一个模板，指引着接下来的事件。迈克家里那无缘无故的紧张一幕——女儿、妻子和随从——在乔·斯凯里特被杀前的那个周日真的发生了，刚好被当时到访的黑种女人看到：“我形容不出来。我在那座房子里只待了十分钟，迈克尔在街上放风筝，詹妮弗想喝可乐，她妈妈说，你得去问爸爸。”然后，她看到了让莉娜·博伊－德理查森“呆若木鸡”的那种“了断的表情”。根据斯坦利·艾博特的说法，杀斯凯里特那天，当马利克手执短刀，对艾博特下达命令“我准备好了，把他带过来”时，脸上闪过了“恶魔般的表情”。在圭亚那的政治演讲：斯凯里特被杀十二天后，这个情节也真的发生了。疟疾：当马利克在圭亚那逃亡，整整三天躲在窗帘紧闭的宾馆房间里时，疟疾刚好是他给出的借口。只有莉娜·博伊－德理查森这个人物仍然保持着神秘：她既想排斥迈克，又为他着迷，卷入了他的生活，作为叙述者又突然消失了。

就这样，一九七一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哈齐姆·贾马尔和迈克尔·阿卜杜尔·马利克在公社安稳的环境中生产着他们的文学：贾马尔用打字机勾勒出一个成功的“黑鬼”幻影，马利克则神色严厉地用圆珠笔和软铅笔写着自己的小说，逐字逐句地数着，唤醒了旧日的烦扰，逐渐获得了对自己的新定义。

这个没受过教育的贝尔蒙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伦敦的X回到家乡，成了一位政治英雄。这个带着一群沉默随从的人，就是一九六五年对《观察家》的科林·麦克拉什说过这样的话的人：“说起来有些耸人听闻，但确实有人愿意为我而死。”他的成功需要见证人，来自英国的见证人——莉娜·博伊－德理查森这样的人，还有那位感到冷风拂面的哈罗德爵士。“在英国的时候绝不像这样”：当马利克在廉价的写字簿上写着自己的小说时，他发现，他跟他的保镖兼伙伴史蒂夫·叶芝一样，带着一道来自英格兰的伤疤。

十二月，盖尔·本森被派往圭亚那乞求赞助。英格兰的斯坦利·艾博特则收到了来自马利克的一字信：“来。”“兄弟们”经常在书信的落款签上“谨致安宁与挚爱”。而十二月十日四点半，斯坦利·艾博特发给马利克的电报却是这样写的：

十一日周六晚10:55自纽约乘537航班抵达

谨致挚爱安宁与力量斯坦利

这时候，贾马尔向他在美国的黑人“同事”基多果发出了召唤。四个月前，贾马尔在伦敦对《卫报》记者吉尔·特威迪说：“如果你要杀人，一定要有意义。你可以因为一个人邪恶而杀他，但不能因为他是白人而杀他。”“他（贾马尔）告诉我，他想把一个同事叫过来。”马利克后来在他的陈述中说，“差不多同一时间，我从艾博特的来信中得知，他也要来特立尼达了。”

就这样，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四面八方的人陆续来到阿里玛公社的两栋房子里。一个叫西蒙兹的白种女人从英格兰来到这里，她说她认识马利克已经有十年了，她后来还告诉《炸弹》杂志，她跟史蒂夫·叶芝“情投意合”，他是“一个很棒的情人……有同情心……善解人意……幽默……一个美妙的人”。基多果来了，他没有跟他认识的贾马尔住在一起，而是住到了马利克那边，马利克说他想跟基多果谈谈美国。艾博特住到了街对面，跟贾马尔待在一起。十二月的第三周，本森没有完成使命，两手空空地从圭亚那回来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史蒂夫·叶芝用他的黑人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阿克巴在库布拉五金店赊账买了一把六英寸长的角锉，记在“阿里玛的阿卜杜尔·马利克先生”名下。在特立尼达，人们用这种角挫来磨短刀。晚上，公社举行了一个派对，那天是西蒙兹的三十岁生日。她仍然记得当时吃的东西。“我们买了一头牛犊，”她告诉《炸弹》，“开了个很不错的生日派对，大家都饱餐了一顿。”但在贾马尔的记忆中却是另外一回事。他记得公社里弥漫着“暴力氛围”，尤其记得附近的农场在圣诞节期间宰了一头母牛。他告诉《每日邮报》驻波士顿的记者，他认为马利克喝了牛血。“他们把杯子递给我，但我是不会喝血的。”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盖尔·本森被捅了九刀，一刀刚好穿过脖根。她被埋在马利克房子以北两百英尺远的一条水沟边上，他们挖了一个四英尺深的坑，她被埋掉的时候还没有死。没有人想念她。西蒙兹在公社住到一月中旬才离开。一月二十日，贾马尔和基多果离开公社，去了美国。直到二月二十四日，本森的尸体才被发现。五个男人被控以谋杀本森的罪名：对马利克充满依恋的印度小伙子帕玛萨、来自富有家庭的印度小伙子查迪（他从十二月开始跟公社搅在一起）、马利克、斯坦利·艾博特，还有那个至今仍然不知去向的基多果。

一九七二这一年，特立尼达雨水充沛，河道泛滥，灌木疯长，所有的植物都郁郁葱葱。而一九七三年开年就迎来了一场干旱。山上每天都有几十处火苗在燃烧，升起阵阵浓烟；竹林也被点着了；强烈的阳光下，火焰失去了颜色，噼噼啪啪地吞噬着路边的灌木。一年前，盖尔·本森的墓穴还是新的，泥土湿润，一排低矮的灌木把它跟马路隔开。而今年，水沟的岸上只剩下光秃秃的褐黄色土层，墓穴变成了一个干燥的浅坑，坑壁的泥土在光线和热气的冲刷下层层剥落。在公社的鼎盛时期，贾马尔“从玻璃门向外眺望，只见到白云萦绕的翠绿幽蓝的群山”，他在一封给美国白人记者的信中欣然写道：“这里是热带，气候十分炎热，但充满了宁静，这既是我需要的，也是我渴求的。”本森被谋杀十六个月后，贾马尔自己也倒下了，一九七三年五月二日，波士顿的一个黑人四人团伙开枪杀死了他。

公社迅速土崩瓦解，贾马尔只比公社多活了一年。一九七二年二月七日，本森死去五周后，约瑟夫·斯凯里特背负着叛徒的罪名从贝尔蒙的母亲家里被带到公社。第二天上午，墓穴为他准备好了，正午刚过，他脖子上就挨了刀。几个人就着他摔倒的姿势直接把他给埋了：四肢摊开躺在坑里，两腿微微翘起。

两天后，公社的人去无忧湾远足，史蒂夫·叶芝在海里淹死了。当时，有几个人用绳子系住一根长竹竿抛给他，但他没有去抓。他往下沉的时候，脸上现出的是一副扭曲的痛苦表情，还是咧开嘴，露出一丝苦笑？斯坦利·艾博特说：“史蒂夫献出了生命。”这就是他的结局，在英格兰度过了十三年，在特立尼达守候了两年，孤独的他在西班牙港萨凡纳区的女王公园孤独地散步，接听领袖从伦敦发来的加密消息……然而在这一切之后，这就是他的结局。在公社成立一年零一天之后，在发生了两起谋杀案之后，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兰果实组织的最高统帅，黑人解放军中校被大海卷走了。九天后，二月十九日，马利克偕家人飞往圭亚那。当天晚上，空无一人的公社房子被烧毁。

房子的租约二月九日到期。马利克不愿意行使他的购买权，也可能是没有能力买。经过跟房东长时间的争执之后，马利克收到了驱逐通知。斯坦利·艾博特说，马利克接到消息后气得发疯。而对艾博特来说，在发生了两起谋杀和一起溺水身亡事故之后，这栋房子不属于马利克，马利克一无所有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他感到“无地自容”，而且“深受伤害”。他曾经送给马利克一本关于领导力的书；在他们一起讨论了房东的驱逐令，讨论了他们的“需要”之后，艾博特发现马利克正在读那本书，他当时觉得自己真想“出去找把刀”，杀了马利克。但他转念想到了马利克的孩子和他有孕在身的妻子。

艾博特告诉马利克，他累了，需要休息一下。马利克给了他一百元钱，合二十英镑。在马利克和家人去圭亚那之前的两天，艾博特动身去了多巴哥。他待在亲戚家里，没打算东躲西藏。他听到房子被烧毁的消息后，度过了四个不眠之夜。二月二十四日——盖尔·本森的尸体已经挖了出来，马利克正藏身在圭亚那的一个昏暗的宾馆房间里——艾博特飞回了特立尼达。他从机场出来，乘出租车前往西班牙港，他让司机开慢点。他跟司机说着话，说起了公社的事情。在离警察局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跟艾博特伸手握别。艾博特走到那栋维多利亚哥特式建筑的正门，在台阶顶上跟警局门卫说了几句话，然后走了进去。当时是午夜，差几分钟十二点。

一年后，马利克的房子仍然保持着火灾过后的样子。花园里枝蔓丛生，凌乱的草地一片枯黄。干旱抽干了每一株开花植物的鲜亮色彩，紫色和粉红色的九重葛爬满了铁丝网。花园西北侧，粉色木槿搭成的篱笆旁边，埋葬乔·斯凯里特的土坑已经清理干净，又浅又干，跟水沟边上的那个土坑一样平淡无奇。化粪池的盖子被挪开了，一只死青蛙浮在上面。一股混合着渣滓的液体垃圾已经凝结，从房子后门流出来，蔓延到烧黑的主屋和完好无损的佣人房之间的水泥天井里。固化的垃圾里面有好多本马利克的自传，还有报纸和杂志，它们先是被火烧，然后又被水浇，现在已经风干成了碳化的块垒。厨房焦黑一片，这里是火势最猛烈的地方。天花板全都烧光了，露出光秃秃的瓦楞铁皮屋顶，客厅里，一块铁皮垂直地挂下来。所有的木料都结焦了。然而，一条无拘无束的绿色葡萄藤——只此一条长长的绿色葡萄藤——已经从枝蔓丛生的花园钻进客厅，跑到了坚硬的水磨石地面上。

凶手可以变成颂扬的对象，让凶手免于一死也可以成为某些人为之奋斗的事业。而被谋杀的那个人却可以被遗忘。乔·斯凯里特无足轻重，只有在贝尔蒙的母亲家里，他才作为一个人被怀念。小小的客厅里，他的大肖像钉在墙上，那是一幅铅笔画，没有镶镜框。墙上还挂着比他“更有出息的”兄弟姐妹的照片，都镶着镜框：哥哥安东尼（穿着童子海军制服的那个）如今在加拿大；姐姐在英国当护士已经好多年了；玻璃橱里摆着一个运动比赛的奖杯，那是乔另一个兄弟迈克尔赢回来的。他们家里破破烂烂，斯凯里特太太给学生做饭，但收入不多。她要照管自己的母亲，她母亲已经老态龙钟、形容枯槁，一头稀疏的灰发紧紧地束起，贴在脑壳上，就像一块潦草地系起来的手绢。斯凯里特太太不停地回忆起马利克来找她儿子时的情景：他叫她“丹蒂”，她抬起头，看到了“那个红皮肤的人”。

贝尔蒙街头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乔·斯凯里特在游荡，墙上仍然乱涂着黑权运动信口开河的威胁和信口开河的允诺。街上仍然充斥着“骗子”和“乞丐”，仍然充斥着花言巧语，仿佛在为乞丐和小偷颁发特许状。也许另一个马利克正在成长。马利克在他事业的每个阶段，都能够找到支持自己的口号，都能够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为了某种革命理想。

马利克的职业生涯证明，黑权运动在远离了它的美国源头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空洞的口号，变成了一场多愁善感的骗局。在特立尼达这样的地方，无论是对黑人还是对其他人而言，种族救赎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聚焦于这个问题只会让真正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这是一个独立的小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是一个只有“消费者”的社会，人们缺乏技术训练，也没有足够的理解力来理解这个社会自身的缺陷。这里永远只有消极的政治、殖民地的抗议政治。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极度败坏的意识：妄想获得特许，免于经受发展的痛苦；再加上宗教信仰般不容置疑的信念：遭受过的压迫可以转变为资产，种族苦难可以转变为金钱。只要救赎的梦还在继续，黑人的存在就只是为了等待一位领袖出现。要救赎就必须要有救世主；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救世主难免不落得跟琼斯皇帝[22]一样的结局：他轻贱自己的追随者，但也受人轻贱，只能寻求虚幻的个人解放。在特立尼达，就像在每一个黑人占主导地位的西印度岛国，过于轻易地被唤醒的压迫感和关于敌人的理论一齐指向海地的荒漠。

马利克、贾马尔、斯凯里特、史蒂夫·叶芝、斯坦利·艾博特和本森，这些人显得是百分之百的当代人，但他们演出的却是一场古老的悲剧。如果说乔·斯凯里特、史蒂夫·叶芝和斯坦利·艾博特的悲剧已经包含在奥尼尔创作于一九二〇年的伪救世主戏剧里，盖尔·本森的悲剧则早就存在于康拉德写于一八九七年的非洲故事《进步前哨》中，它对本森的故事构成了奇特的补充。小说描绘了殖民者和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相互败坏，也可以把它视为一则寓言——讲述了那些头脑简单地以为自己可以离群索居的人的故事。本森跟她那个时代许多脱离了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肤浅、虚荣，是一个寄生者；她变得像她的主人一样败坏；这个团体的败坏毁灭了她，而她本人正是这种败坏的一部分。马利克的妻子说得没错，本森是冒牌货，比马利克和贾马尔隐藏得更深的冒牌货。她离开家乡，漂洋过海，无论她是否承认，但她之所以能够这样，不仅因为她一直在仰仗着她所属的阶级、种族和富有的国家，更因为她把自己的最终安全视为当然的，她有恃无恐。

康拉德小说中的一段话可以用来充当她的墓志铭。这段评语适用于所有对马利克的生成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人，适用于所有仍然在简化着世界、把他人（不仅是黑人）削减为一项事业的人，适用于所有用教条取代知识、用怒火取代关怀的人，所有揣着返程机票前往革命中心的革命者，所有嬉皮士，所有来自强势社群并把自己强加给更脆弱的社群的人——所有这些人，归根结底无非是在尽情地享受他们自己的安全感。

他们（康拉德写道）两个是彻头彻尾的平庸、无能之辈，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文明群体的高度组织。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他们最根本的性格、他们的才能和胆量，仅仅表明他们深深地相信周围环境的安全性。他们的勇气、镇定和自信，他们的情感和原则，从最了不起的思想到最微不足道的看法，没有什么是属于个人的，它们全都属于群体：属于那个盲目地相信习俗与道德之不可抗拒、盲目地相信警察与观念之强大的群体。

本森收到的最后几封信中，有一封是她父亲寄来的。伦纳德·普拉奇上尉住在加利福尼亚，但信头仍然写着自己在贝格维亚[23]的地址。他在信中附了一段自己翻译的拉马丁[24]的诗——译好的诗稿打印在贝格维亚信纸上，寄来的是复印件：

在这洁白的纸上，铺展我的诗行，

愿它常如信物，偶尔唤起你心中的回想。

你的生命亦如我眼中洁白的纸张，

我多想只用一词，幸福，写满所有的篇章。

然而生命之书是无比庄严的卷册，

我们无法随心所欲地将它打开、合上，

在相爱的篇章，我们希望长久地徜徉，

而那死亡的篇章，多想让它在我们的手指下面，深深掩藏。

一九七三年三月至七月

4　后记

艾博特因谋杀乔·斯凯里特被判二十年监禁，马利克被判绞刑。马利克和艾博特都上诉了，他们的上诉被驳回后——也是上面的文字写完之后——盖尔·本森的谋杀案才开庭审理。

被指控的有五个人，但受审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再次受审的艾博特，另一个是汽车销售员查迪。查迪是印度人，他本来想卖十二辆车给马利克，结果跟马利克这伙人搅在了一起。另外三个被指控的人无法出庭：史蒂夫·叶芝在无忧湾淹死了，尸体一直没找到；贾马尔的美国“同事”基多果在美国，杳无踪迹；马利克已经被判了死刑。因此马利克一直没有因为谋杀本森而受审，只有艾博特不得不经受两起谋杀案的审讯煎熬。

杀本森的决定是马利克和贾马尔共同做出的。那时候，这两个人正在相互塑造、相互为对方激动，正在联手创作他们的“鸿篇巨制”。贾马尔为马利克写着不着边际的“黑鬼”赞歌，他对马利克的权势的幻想说服了马利克本人，马利克在他的新小说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四处逃亡，而是开始跟中产阶级清算：把哈罗德爵士和莉娜·博伊－德理查森对他的迷恋变成了对他的恐惧。

也许可以说，这是文学引导的一起谋杀。写作把这两个人带到了那里：两人都很聪明，但都没受过教育，他们驾轻就熟地打着黑人事业的幌子，总是在皈依者和半皈依者中间兴风作浪，在他们的“事业”中，写作早就成了他们的公关手段，成了为他们召来欢呼的谎言和幻想。在阿里玛，对权势的幻想让这两人不约而同地开始从各自的不同角度考虑起谋杀。贾马尔终于意识到，特立尼达不是美国，在这个黑人占大多数的岛屿上，一个白种女人跟在身边只会让他显得“不光彩”。而本森这个人——英国人、中产阶级——刚好是马利克所需要的受害者：他的小说开始变成现实。

马利克从伦敦召来了艾博特。艾博特一收到马利克寄来的一字信“来”，就立刻搭乘最早的航班飞到纽约，然后飞往特立尼达。马利克和史蒂夫·叶芝在机场接到他，开车带他来到几英里外的阿里玛，来到了马利克在克里斯蒂娜花园的房子。马利克的妻子在屋子里，孩子们在睡觉。艾博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贾马尔。后来，他们把他带到马路对面贾马尔和本森租的房子里，安排他住在那里。艾博特没有见到本森，她当时正在圭亚那帮贾马尔筹钱，过几天就会回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本森在这段时间的行踪，被杀那天，她的全部证件都被销毁了。）

这四个人——艾博特、马利克、史蒂夫·叶芝和贾马尔——谈了一个通宵。谈着谈着，艾博特问起了人民商店，那是马利克在特立尼达的第一个黑权运动“公社”项目，那年早些时候，艾博特在那里工作过一个月，帮着一起粉刷、打蜡。艾博特说他想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于是四个人开车跑了二十多英里，去了商店所在地：卡里那基。

在车上，在星期天黎明的黑暗中，马利克说，他们现在拥有了全宇宙最好的工作团队，他们是被神选中的人，前程远大。艾博特以为马利克说这些是给贾马尔听的。“只要跟贾马尔在一起，”艾博特说，“他就总是在讲这些让人神志不清的胡话。”卡里那基的房子让艾博特大失所望，几个月前，他、叶芝和其他人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劳动过。“我见到了那座房子，见到了住在那里的三个人，三个黑人。我说，房子很脏，而且这些人好像是给晾在这里了，无人过问。好像马利克把这些人往这儿一放就不管了。”他们开车回到阿里玛的克里斯蒂娜花园，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似乎是为了安抚艾博特的失望情绪，马利克领着艾博特参观了他对这栋房子和院子进行的修缮。

卡里那基房子里的人被晾在了一边，很快，艾博特自己也有了被晾在一边的感觉。马利克戏剧化地把他紧急召到特立尼达，但好像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给他做。他被派到院子里干杂活：他要割竹叶草，喂马利克的羊，还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找木槿，因为马利克说他的羊要吃木槿；他在院子里剪草坪、洗轿车、洗吉普；马利克还派他到农场里义务劳动，那个农场每天给马利克的家人和公社供应一加仑牛奶。艾博特说他想离开这里，回去跟母亲住，被马利克拒绝了。

马利克养成了习惯，每天早晨七点叫艾博特起床。一天早晨——离圣诞节还有两天，艾博特到特立尼达还不到两个星期——艾博特看到马利克的嘴巴和胡子上有血。“我告诉他，他的嘴流血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们早晨在洛伦索农场杀了一头牛犊，他喝了牛血。我觉得既恐怖又恶心。”不久，公社里又有了新的让他感到恐怖的事。“圣诞节前的某一天，我听到马利克在跟哈齐姆·贾马尔说话，他让贾马尔从美国叫一个信得过的人过来。我听到这里就走开了，因为他们没有跟我说话。两天后，那个叫基多果的美国人来了。我再次恳求马利克让我回家，因为他现在有新帮手了。他告诉我，基多果到这儿来不是干体力活的。他说，基多果是个雇佣杀手。他特别详细地告诉我，基多果在美国波士顿杀过警察和各种各样的人；至于我，再也不准提离开的事。”

基多果是美国人，来这里不需要签证。他整日在克里斯蒂娜花园闲逛，穿行在本地人中间，俨然一副波士顿人派头。他拿着傻瓜相机四处拍照，既不帮忙做家务，也不干粗活，显然是为了特殊使命而来。他买了把弯刀在院子里耍弄，游手好闲之际，在弯刀的木柄上刻了个字母“K”。

艾博特害怕基多果，因为他以为基多果是个职业杀手；但公社里有些人就像艾博特害怕基多果一样害怕艾博特。一天，艾博特在冲洗吉普车的时候，马利克对汽车销售员查迪说：“那人是个疯子。”查迪从此不再信任艾博特。马利克就这样在公社内部挑起恐慌，让他的随从们人人自危。

本森从圭亚那回来了，圣诞节那天，公社里住满了人。艾博特想去探望母亲，没有获得允许，只好跟其他人待在一起。他后来讲起克里斯蒂娜花园的圣诞聚会时，很奇怪地带着一种郑重其事的语气，对那两栋房子里住着的女人也流露出奇怪的敬意。“我们一起过圣诞节，包括迈克尔夫人和她的孩子，还有贾马尔带着的那位女士哈尔，她是英国人，我是在迈克尔的房子里遇到她的。”另外还有两位英国客人：一个叫格兰杰的男人和那个叫西蒙兹的女人，当时西蒙兹正跟史蒂夫·叶芝“情投意合”。

十二月三十一日，西蒙兹“出色的情人”抽时间去买了一把六英寸长的角锉。那天或者是第二天，艾博特看到基多果在用锉刀磨那把刀柄上刻着“K”字的短刀，基多果用的锉刀想必就是叶芝买的角锉。基多果的短刀是一把“基尔平”，基尔平的刀锋在靠近尖端的部分变宽，然后向后弯，形成锋利的刀尖，仿佛一轮弯月。艾博特看到基多果想把刀上的“基尔平部分”磨掉，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基多果——这个杀手虽然职业，但对短刀似乎并不在行——说，这把刀“不对称”。

那天晚上有个派对，那天是除夕，也是西蒙兹的三十岁生日。他们吃的是八天前杀掉的牛犊，西蒙兹很享受这场“盛宴”。

马利克邀请了汽车销售员查迪来参加除夕派对。查迪三十多岁，来自家境优越的印度家庭，但他自己的资产并不多，除了销售汽车，他还兼营收债业务。他以为马利克非常富有。几个月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马利克说他想买十二辆新车，所以查迪盼望着跟马利克做成一笔大生意。马利克则认为查迪有些可资利用的人脉关系，而且有可能成为公社社员，因此他开始让查迪参加公社的社交活动。在牛犊宴之前的两三周，马利克带查迪参加过公社的一次海滨月下野餐。

元旦正午刚过，查迪就又到克里斯蒂娜花园来了。他先去拜访了贾马尔和本森。一个多月前，马利克介绍他们认识，当时马利克就告诉他，贾马尔其实不喜欢本森，贾马尔还觉得，在特立尼达，身边跟着个白种女人“有损”自己形象。查迪过来祝他们两人新年快乐，本森显然跟查迪没有多少话要讲，很快走开了，让两个男人继续坐在屋外的廊下。贾马尔仍然醉心于写作，他朗读了几段他的自传，在热带午后的暑气中，他兴致勃勃地向查迪说起了他正在写的那本关于马利克的书。

接下来，查迪穿过马路来到马利克家，祝马利克新年快乐。他见到了艾博特。艾博特当天获准去探望母亲，他问查迪，能不能开车送他回家（马利克的轿车从不外借）。查迪答应了。他和艾博特打算带上帕玛萨一起去，帕玛萨是个印度小伙子，他被马利克的魅力迷住了，成了马利克团体中的一员。他们开车去了蒙特罗斯村，艾博特的母亲住在那里。艾博特的母亲是个退休教师，七十一岁了。艾博特以她为荣，查迪觉得她“令人愉快、有魅力，谈吐清晰，善于辞令”。她为三人端上蛋糕和姜汁汽水。他们七点钟动身离开，回到克里斯蒂娜花园时大约七点半。马利克让查迪把车子开进院子。查迪照做后，院门就关上了。马利克让查迪跟小伙子们在一起待会儿，查迪便待在那里。

九点差一刻——从这个时刻开始，一切都显得像是在按照事先排好的时间表上演——马利克跟在场的人说，他想到房子后面的佣人房跟他们几个私下谈谈。马利克的一个女儿刚好在佣人房跟一个黑人姑娘一起听唱片，那个姑娘为马利克做些零星的秘书工作。马利克让两个姑娘去别的地方玩。地板上有一些坐垫，马利克让大家坐下。他自己坐了把椅子，史蒂夫·叶芝坐在他右边的坐垫上，基多果坐在左边，帕玛萨、查迪和艾博特坐在对面的坐垫上。贾马尔不在场。

马利克说，贾马尔现在精神紧张，痛苦不堪，本森是导致他精神紧张的原因，必须除掉她。艾博特说，马利克可以给她买张机票，打发她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听到这话，叶芝——这个身上背着英格兰伤疤的人——跳了起来，说他想要个“彻底的了结”。“马利克坐在那儿，捋着自己的胡子，”艾博特说，“他说他想见到流血。”血是唯一能让他们团结起来的东西。

基多果一言不发，只是看着艾博特。艾博特在基多果、叶芝和马利克的眼睛中看到了杀气。他没有看帕玛萨，也没看查迪。查迪因为恐惧而想呕吐，马利克告诉过他，艾博特是个疯子，现在他相信了。他不相信艾博特真的希望马利克“给本森买张机票”，他觉得艾博特的话是个陷阱，只是为了引诱他说一些会引起众人反对的话。所以查迪一言不发。马利克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第二天一早，他们要挖一个埋本森的坑，地点就在门前这条路的尽头，粪肥堆旁边。他们挖坑的时候，史蒂夫·叶芝会带本森去农场取牛奶，让她在那里看一会儿奶牛。而马利克一大早就带贾马尔开车到别的地方兜风。他们要在四十五分钟内迅速地把坑挖好。马利克当时只交待了这些：挖坑的目的、地点和时间。史蒂夫会把本森带到坑边，但怎么杀她、谁来杀，一点也没交待，也没有人问。至于查迪，他不能回家，他和另一个印度人——小伙子帕玛萨——今晚就睡在这里，睡在这些坐垫上。马利克说，大家都应该早睡，明天天亮之前就得起床。十点，会议结束。

艾博特离开佣人房，回马路对面贾马尔的房子，他住在那里。马利克提醒艾博特离开院子时把院门锁上。查迪觉得这项指令是针对他的，这是马利克直接向他发出的威胁，马利克在进一步命令他老老实实地待着。吩咐完这些，马利克起身，向主屋走去。查迪无计可施，年轻的帕玛萨就在身边，史蒂夫·叶芝睡在佣人房的另一间卧室里，基多果的卧室在主屋靠后的部分，隔着天井跟佣人房相望。查迪在帕玛萨身边躺下。他“心乱如麻”，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对话”。他向上帝祈祷，希望等到明天早晨起来时，整个计划都被大家忘在脑后。然后，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沉入了梦乡。

在马路对面贾马尔和本森的房子里，艾博特无法入睡。他和衣躺下，左思右想。他想到他母亲，想到马利克会对她干些什么。马利克、基多果和史蒂夫先前望着他的眼神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清晨六点，马利克叫醒了帕玛萨，帕玛萨叫醒睡在身边坐垫上的查迪。然后，马利克让帕玛萨去马路对面叫艾博特，告诉他该起来给本森挖坑了。帕玛萨用不着叫醒艾博特，他根本没睡，连衣服也没脱。

所有的人都起床了。查迪看到史蒂夫·叶芝和基多果从基多果的房间里走出来。叶芝把查迪叫到院子里，查迪背朝主屋的厨房坐着。基多果和帕玛萨再次出现了，他们去“后面”拿工具：一把铁锹、一把叉子、两把铲子、一把短刀和一把角锉。他们让查迪过去帮忙。查迪拿了两把铲子，帕玛萨拿了叉子和铁锹，基多果拿了短刀和角锉。艾博特在门外等着。他们先把工具递给他，然后从门上爬了出去，几个人沿着马路走到尽头，来到距离房子两百英尺远的地方，站在水沟岸边的荒地上。

没过多久，马利克倒开着他的亨伯车来到四个人——艾博特、基多果、帕玛萨和查迪——站着的地方，告诉他们在哪里挖坑。他指定的地点在一个粪肥堆旁边，查迪看到“粪肥旁边有很多竹竿”。马利克问基多果几点了，基多果说是六点二十分。马利克再次告诉他们，他们有四十五分钟来挖坑。他们干这些事情的时候，马利克不会在场，他头天晚上已经说过，他要带贾马尔出去兜风，不让贾马尔干预这件事情。他坐在车里，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下达他的最终指令。但这项指令不是向着所有人的，他只针对艾博特。他把艾博特叫到车子跟前。

艾博特走上去说：“噢，上帝，迈克尔，你没有必要这样，饶了那个女人吧。”马利克说，他再也不想听“昨晚那些老调”。“他坐在方向盘后面，扯着自己的胡子，望着我。他告诉我，史蒂夫·叶芝会开着吉普把那个女人带出来，她看到坑之后如果起了疑心，我就告诉她，这是将来的化粪池，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他告诉我，我的任务是抓着那个女人，把她弄到坑里。当我制住她时，我要告诉她这个坑是干什么用的，我要告诉她这都是为了贾马尔。”至于杀她的任务，基多果会完成。“他告诉我，他已经对基多果下达了命令。他说，如果我不听从命令，干出任何危及到坑边上的那几个男人、危及到他家人和他本人安全的事情，我都必死无疑。他其实在告诉我，不光我活不过那天早晨，我母亲也会死，因为他和贾马尔开车前往的地方，就是我母亲家。”艾博特打算遵守命令。“我走开时，他还让我提醒基多果，心脏在左边，他想要他直刺心脏。”

马利克开车走了，艾博特传达了指令：基多果负责杀人，他一定要记住，心脏在左胸靠下。四个人开始疯狂地挖坑。基多果全盘负责，他让大家全力以赴轮流挖，每个人以最快的速度挖到干不动了，就换下一个。销售员查迪苦不堪言，艾博特就出来帮他。其实大部分活儿都是艾博特一个人以他特有的疯狂干完的。他们挖了一会儿，史蒂夫·叶芝开着吉普出现了，他要接本森去农场。他想借块手表，查迪借给了他，史蒂夫·叶芝离开之前跟基多果对了表。

他们挖的坑有四英尺见方，挖到四英尺深的时候，基多果说够了，开始休息。他把短刀递给小伙子帕玛萨，让他替自己磨刀。帕玛萨把短刀磨好之后，还给了基多果。

七点一刻，吉普沿着马路倒开过来。开车的是史蒂夫·叶芝，本森跟他在一起。吉普停下来，叶芝下了车，他让本森也下来看看小伙子们干活干得多卖力。本森走下吉普，她穿着一件浅色的非洲风格长袍，小伙子帕玛萨记得是短袖。她说：“早上好。”站在坑边的男人们说：“早上好。”

艾博特说：“过来看看我们干的活儿。”她走近土坑，问：“这是做什么用的？”艾博特说：“把新鲜东西放进去让它腐烂。过来看看吧，喜欢吗？”她说：“喜欢。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艾博特没说：“这是为了贾马尔。”他忘了说。他说：“这是给你准备的。”他用右手捂住她的嘴，用左手把她的左手拧到她身后，跟她一起跳进了那个浅坑。基多果立刻拿着磨尖的短刀跳了下去，开始捅她，短刀刺穿了她那件非洲长袍，直奔心脏。她拼命反抗，蹬腿乱踢。她冲着史蒂夫·叶芝喊：“史蒂夫，史蒂夫，我干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史蒂夫只是斜倚着吉普，观望着。

基多果说到底并不知道怎样用短刀杀人。他一味地用刀划，用刀捅，只造成了一些比较浅的创口，而本森在不断地问艾博特“为什么”，在艾博特听来，本森仿佛在跟他“密语”，他竭力按住这个发疯似的挣扎的女人，思绪飘到了遥远的地方。他在想他母亲：马利克和贾马尔来到蒙特罗斯，找到她住的地方，她会请他们进屋，他们只要告诉她，艾博特病了，她就会坐上马利克的轿车，跟他们来阿里玛。基多果仍然在用短刀对本森乱捅。艾博特快要疯了，他们三个人挤在这个小小的坑里，他突然觉得自己也有可能被杀死。惊恐和慌乱之下，他愚蠢地大喊起来：“谁来救救我们！谁来帮把手！”查迪望过来，只见本森举起胳膊抵挡基多果的短刀，结果左肘深深挨了一刀。这是她受的第一处重伤。

史蒂夫·叶芝仍然站在吉普旁边，他看看查迪，又看看帕玛萨，然后朝坑穴走去。他从基多果手里拿过短刀，现在坑里有四个人，但叶芝不需要多大地方。他左手握刀，用磨利的刀尖抵住本森喉咙下方，右手猛击刀柄。整个动作干净利落，沉着冷静，自打艾博特抓着本森跳进坑里，这是最沉着的一个动作；但在场的所有人中，只有叶芝心中有着最纯粹的仇恨。宽宽的刀刃扎进去六英寸，本森“咕噜”了一声，倒了下去，开始在坑里“乱踢”。叶芝、基多果和艾博特从坑里出来。当时大约七点半。

基多果下令：“埋！”本森的脚还在乱踢。查迪把粪肥从肥堆上拖下来，扔进土坑。一直很沉着的叶芝阻止了他：如果把肥堆弄乱了，看上去会显得异常，最好去农场重新弄一堆粪肥过来。查迪和叶芝上了吉普。他们回来后，发现本森已经给埋在坑里了，他们只好把新弄来的粪肥堆在一边。

然后他们一起回到马利克的房子。查迪去厨房喝了一杯水，叶芝停好了吉普，基多果把短刀洗干净了，帕玛萨和艾博特并排坐在厨房的台阶上。

厨房里的电话响了。铃声没有惊醒马利克的妻子和孩子，查迪拿起了话筒。是马利克从艾博特母亲家里打来的。事情都好吗？马利克问。查迪说，是的。叶芝这时候才从外面走进来，问查迪在电话上说什么，查迪告诉了他，他“吹了声口哨”——那是他松了一口气的标志。当时是八点。

八点半，马利克跟贾马尔一起回来了。马利克说：“树种好了吗？”农业、公社、劳动生活：马利克总能编出一套自己的暗语。艾博特不记得有没有人应声。马利克问，坑挖了多深，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他说，他们应该在上面堆两车粪肥。

贾马尔可以说那天早晨他坐车去了艾博特母亲家里，跟老太太喝了杯咖啡，回来时听到了几句纯粹跟农活有关的对话。因为马利克显然已经下定决心，不让贾马尔染指这件事。贾马尔必须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到头来他只能说：本森带着自己的东西走了。所以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处理掉本森的东西。这件事也不能让贾马尔看见。公社的两位英国客人也不应该看见，也不能让他们起疑心，还要瞒住马利克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还有那天上午来工作的文书助理。在每个人眼中，这一天应该只是公社里又一个忙碌的日子。

一切都是精心计划过的，公社里的七个男子（不算那位英国客人）在那天上午和下午的活动事先已经安排好了。马利克跟大家聊过农活之后，宣布今天公社有一项施工任务：去帕玛萨妈妈家，帮助这位穷苦的老太太改建厨房。帕玛萨妈妈的住处离这里不远。马利克让艾博特、基多果、查迪、叶芝和帕玛萨开吉普先走，他和贾马尔随后就到。他们推倒了老厨房，为新厨房画了草图。但他们没带水泥和沙子。马利克让查迪和基多果开吉普回克里斯蒂娜花园，去他的院子里拉一袋水泥和一些沙子。他们一整天就这样忙个不停：来来回回，虚张声势。

一回到马利克的院子，基多果就不见了，留下查迪一个人装水泥和沙子。查迪把东西装好就去找基多果，但怎么也找不着。马利克的一个女儿告诉他，基多果在马路对面贾马尔的房子里。查迪跑过去——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查迪还在这里祝本森新年快乐——发现基多果刚好在贾马尔和本森的卧室里。

基多果正在执行任务：打包本森的衣服和证件。他已经打好了一个包，里面塞着本森的衣服；他当时正在打第二个包。他让查迪把吉普开过去。查迪去马利克的院子里开车时，遇到了一点麻烦。马利克的文书助理想搭车去阿里玛的出租车站。查迪说车上有沙子和水泥，但他会让史蒂夫来接她，姑娘答应了。他开车绕到贾马尔的房子跟前，基多果把装着本森衣物的包裹扔上了车。

马利克在帕玛萨妈妈的家里等他们。查迪倒开着吉普进了院子，马利克和基多果把包裹拿出来，放进马利克自己车子的后备箱里。他们把沙子和水泥卸下来，把盖新厨房用的混凝土和好了。帕玛萨的妈妈和几个姐姐为干活的人准备好了午餐。但查迪没吃东西，只喝了一点果汁。午饭后，他走出房子，看到已经有人把一些干柴放到了吉普车上。接着，马利克和叶芝把本森的东西从马利克的车里了拿出来，又放回到吉普车上。

马利克让查迪、艾博特、基多果跟叶芝一起上吉普车。车开出去后，叶芝说，他们要“沿河而上”，去把本森的衣服烧掉。他们在阿里玛的一个加油站停下，买了些煤油。他们开了八英里，来到瓜纳波河畔的瓜纳波高地。叶芝开车走了，把木柴、煤油和包裹留给其余三个人。他临走时传达了马利克的指示：让火一直烧着，因为一小时后，马利克会带他的孩子一起来河里洗澡。

艾博特和基多果在河边用木柴和煤油生起了火，查迪在周围望风。他们把本森的衣服和证件拿出来一件件烧掉，烧不掉的就由查迪拿到不远的地方去埋掉。查迪挖了一个两英尺深的坑，现在不像早晨那么匆忙，挖坑的任务对他而言没那么难了。基多果和艾博特离开了一会儿，查迪遵照他们的指示，又去找了些柴火，让火继续烧着。基多果和艾博特带着一些水果回来了，水果装在那个原来塞着本森衣物的口袋里：一个格外周全的细节。

没过多久，史蒂夫·叶芝严格按照约定的时间，开着吉普出现了，车上载着全班人马：马利克、马利克的两个女儿、贾马尔和在公社做客的英国小伙子。大家都在河里洗了澡，然后围着火堆取暖。没有人问起火堆。马利克没向艾博特、基多果和查迪提任何问题。

早晨的血，下午的火。对于没打算寻找特殊线索的观察者来说，作为公社的局外人，他看到的只是轿车和吉普来来往往，忙忙碌碌地搬运沙子和水泥，这只是公社里美好的一天：一上午的劳动之后，在热带树林中沐浴欢聚。

沐浴，在燃烧着篝火的河畔欢聚一堂：此时，错综复杂的一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潮。这一幕就像激烈紧张的小说中的一段情节，具有很多作用，包含着多重意义。这一切的导演是一个正在写一部关于自己的长篇小说的人，他在廉价的写字簿上跟世界清算，密密麻麻地写了一页又一页，一边写一边数着宝贵的单词，心中充满了对世界声望的渴望（包括文学声望）。此人先是接受了别人灌输给他的“他是谁”的观念，被这些观念引向了疯狂；如今在贾马尔的影响下，这个阿里玛的流亡者又开始沉醉于大权在握的幻想。马利克没有小说家的技巧，也没有丝毫的语言才能。他太沉溺于自我，因此无法以理性的方式处理自己的经验，甚至不能形成连贯的叙述。然而，当他把他的幻想转化为真实生活时，他的手笔反而很像他想成为的那种小说家。

整个过程策划得如此精心，充满了象征意味！圣诞时节有牛犊的血，新年时节有本森的血。然后，在这个献祭之日的尾声，他们来到涤除污垢的河边，河边燃起的篝火替代了焚化本森的火堆。还有很多其他细节：那么多事情必须按部就班地发生。整整一天下来，无论是查迪还是艾博特，一定不能让他们独自一人待得太久，因为这两个人心里格外焦虑。他们始终处在基多果或者史蒂夫·叶芝的视线范围内。而贾马尔跟这件事情始终处于隔绝状态。当本森被杀、被埋时，贾马尔在艾博特母亲家里；当基多果在本森和贾马尔的卧室里清理本森的衣服和证件时，他正在帕玛萨母亲家里帮忙盖厨房。

马利克处心积虑地筹划了好几个星期，终于大功告成。本森跟大家一直很疏远，她消失了也没有人想念她。接下来的两个多星期，克里斯蒂娜花园两栋房子里的人待在一起。两位英国客人没有走，那个叫西蒙兹的女人仍然跟史蒂夫·叶芝“情投意合”，后来，她和叶芝甚至谈到一起开餐馆。

查迪没回家住。在杀死本森的那天傍晚，马利克告诉他，他和帕玛萨——这伙人里的两个印度人——已经成了公社的“终生成员”。那天夜里，查迪先跟史蒂夫·叶芝一起回家拿了衣服，然后像头天一样睡在马利克佣人房的卧室里。后来，他们把贾马尔房子里的一间卧室分配给了他，他开始在院子里干些修剪草坪之类的活儿。

然而，公社的圣诞聚会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两位英国客人离开了。谋杀发生八天后，贾马尔和基多果回波士顿了。贾马尔承认了马利克的主宰地位，马利克也认为自己是主宰。但马利克没有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贾马尔。没有了贾马尔的疯狂，没有了他的颂歌、他的辞藻以及他对主宰的想象，马利克对权力的幻想变得越来越紊乱，越来越漫无边际，渐渐丧失了艺术性，退化为一个恶棍的狂怒。他想去绑架一位银行经理的妻子，还命令艾博特制定一份“清算”一个家庭的计划。然后，他杀了约瑟夫·斯凯里特，嗜血是他唯一的动机，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用短刀杀人这种想法。

斯凯里特的死终于让史蒂夫·叶芝——“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兰果实组织的最高统帅——陷入了精神错乱。种族仇恨是叶芝的行动支柱，他的仇恨非常纯粹，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杀斯凯里特。每次向窗外望去，他都会看到斯凯里特的坟墓。杀了斯凯里特后，马利克命令大家斋戒，但斋戒丝毫没让叶芝的心境得到改善。四天的斋戒结束后，大家都有些虚弱，去危险的无忧湾远足时，也许每个人都点头晕。当叶芝在激流中遇险时，大家焦急地想要救他，但有那么一刻，他像是下定决心，不再听从大家的呼喊，不再挣扎，向大海屈服。艾博特觉得，叶芝是有意让自己淹死的；他觉得，叶芝沉下去的时候，诀别似的挥动了一下左手。

这是公社末日的开端。血并没有将他们长久地联系在一起。艾博特帮查迪和帕玛萨逃走了，他自己去了多巴哥。马利克去了圭亚那，克里斯蒂娜花园的房子被烧毁了。

本森被杀五十五天后，查迪带着一个巡警来到瓜纳波高地，给他看他埋在那里的本森的东西——那些烧不掉的东西。这是警察的清单，上面有查迪的签字：

一件褐色无袖皮夹克，一只褐色皮革嬉皮包，一双粉色女式摩登靴，三只银手镯，一只小空瓶，一管雅芳玫瑰薄荷霜，一管Tangee霜，一面小圆镜子，一定数量的黑色毛线，两个嬉皮坠，一个装Flapyl药片的锡盒，一把小剪刀，一把塑料尺，一个三角形钥匙扣，一只Limacol空瓶，一把褐色小调羹，一枚铸着“1967.7.6”的解放耶路撒冷勋章，一条配心形扣的褐色腰带，一个坏掉的灰色手提箱，一把大剪刀，一支蓝色圆珠笔，一个坏掉的褐色手提箱，一枚刻着大卫星的银戒指，一枚镶着两颗宝石的金戒指。

面对死刑的判决，马利克上诉了很多次，上诉依据是刑罚过于残酷，其中的逻辑是：在拖延了那么久之后，执行死刑是一种很残酷的行为。直到“量刑是否适度”问题已经不再有回旋余地时，上诉的要点才转移到“马利克精神不正常”上来。如果一开始就诉诸这一点，也许能让马利克免于一死。然而在伦敦和其他地方，有太多人把马利克视为集“邪恶的黑人男人与美好的黑人事业”于一身的人物。诉诸“精神失常”的辩护会让整个戏剧流派变成一个笑话；马利克的国外支持者中，仍然有人相信他被判谋杀罪是种族迫害和政治迫害的结果。于是马利克把人们赋予他的角色一直演到了尽头。

一九七五年五月，马利克在西班牙港市中心的皇家监狱被绞死，当时距离本森被杀已经三年零四个月。他妻子坐在附近的广场上，一小群人静静地跟她坐在一起，等待着八点钟，绞架下面的活动门板响起的时刻。被绞死的人的尸体装在棺材里，运往金果园监狱，那里离阿里玛不远。囚犯们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把棺材运往监狱里的墓穴。

查迪先是被判了死刑，后来减为无期徒刑。艾博特先是因为谋杀斯凯里特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然后因为参与谋杀本森被判死刑。他遭受的刑罚最为痛苦：他在死囚室里耗了将近六年，到了一九七九年四月仍未免于绞死的命运。这个身材矮小的男子肌肉健壮，脊梁笔直，他有着军人的仪度、非常浅的肤色和一双睡眠不足而饱受煎熬的眼睛，特立尼达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他不是X，他没有成为任何人的事业，等他被绞死的时候，大篷车队早已走远。

一九七九年

（翟鹏霄　译）

[1]马利克给自己取名“X”是因袭马尔科姆·X，后者是美国黑权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2]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的岛屿国家。

[3]London Oz，1967年至1973年间的一本地下嬉皮士杂志。

[4]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41－1998），美国民权运动、黑权运动领导人之一，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生于特立尼达。

[5]黑豹党，美国黑人社会主义革命组织，活跃于1966年至1982年，是黑权运动的一支力量。

[6]Timbuktu，现名通布图（Tombouctou），西非马里共和国城市，北非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文明和黑非洲黑人文明的交汇点，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和文化中心。

[7]查尔斯·克罗尔（Charles Clore，1904－1979），英国慈善家。

[8]小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1925－1990），美国著名娱乐明星。

[9]柯林斯教士（Canon Collins，1905－1982），英国圣公会教士，参与过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等多项政治运动。

[10]亚历克斯·特罗基（Alex Trocchi，1925－1984），苏格兰作家。

[11]罗尼·莱恩（Ronnie Laing，1927－1989），苏格兰著名精神病专家。

[12]吉姆·海恩思（Jim Haynes），60年代英国“地下”文化和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13]埃米尔，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

[14]英格兰与威尔士中央刑事法庭，因位于伦敦的老贝利街而得名。

[15]德国城市。

[16]费利克斯·托波尔斯基（Feliks Topolski，1907－1989），英国表现主义画家。曾经受爱丁堡公爵的委托，创作了壁画《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但并非女王的画师。

[17]托洛茨基（Trotsky，1879－1940），苏联革命家、理论家。

[18]位于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境内，从安第斯山脉延伸到大西洋。

[19]对以色列集体农场的称呼。

[20]指伦敦工人阶层的口音。

[21]“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被误写为“塞科斯基”（Thihikosky）。

[22]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作品《琼斯皇帝》的主人公，创作于1920年。琼斯是一个美国黑人，杀人后逃到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在岛上自立为皇帝，后遭到自己臣民的反叛，最终被射杀。

[23]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上流社会住宅区。

[24]拉马丁（Lamartine，1790－1869），法国19世纪浪漫派抒情诗人。

刚果新王：蒙博托与非洲虚无主义

刚果，曾经的比利时殖民地，如今是一个叫“扎伊尔”[1]的非洲王国。有些扎伊尔人会告诉你，这个听起来毫无意义的单词来自十六世纪，是当地语言中“河流”一词的葡萄牙语变体。这就好比这种情形：台湾人为了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重新启用当年的葡萄牙名字“福莫萨”。刚果河现在改叫“扎伊尔河”，扎伊尔也是当地货币的名字，这种货币几乎一文不值。

这片土地上现在有三个扎伊尔：国家、河流和货币。在这里称王的那人以前叫约瑟夫·蒙博托，他的父亲是个厨子。但约瑟夫·蒙博托受过教育，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这个国家一九六〇年独立的时候，三十岁的蒙博托在当地共和军担任中士。共和军后来变成了刚果国民军，蒙博托当上了上校和指挥官，经历了独立后那几年的哗变、叛乱和分裂之后，一支伞兵旅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一九六五年，身为将军的蒙博托掌握了政权，随着他在军队和国家中逐步建立起秩序，他的举止风格也发生了改变，变得越来越非洲化。他抛弃了“约瑟夫”这个名字，改叫“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

当将军的时候，蒙博托喜欢穿军服拍照。今天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则喜欢穿他自创的衣服。通过他的表率作用，这种服装已经成了扎伊尔的宫廷服装。他的服装是标准两件套的精致版。上衣有高高立起的宽阔翻领，纽扣从上面一直扣到下面，袖子可长可短。领带基本被禁止，被图案夸张的领巾所取代，胸部的口袋里还要放一条跟领巾匹配的手绢。在非正式场合——置身于人民中间的时候——蒙博托喜欢穿印着花朵图案的衬衫。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头戴一顶豹皮帽，手执一根精心雕刻的手杖。

帽子和手杖象征着他的非洲酋长地位。只有酋长可以杀死豹子，手杖上则刻着富有象征意义的图案：两只鸟、一只蛇形动物和一个肚皮鼓胀的人。我遇到的扎伊尔人没有一个能说清这些象征的含义，一位老师干脆假装不知道手杖上刻着什么。他说：“我们都喜欢那样的手杖。”但在当地的一些纹饰中，人像的肚子之所以胀鼓鼓，是因为其中包含着物神崇拜。扎伊尔人都承认，蒙博托的手杖就是酋长的权杖。当酋长让手杖离地时，他身边的人可以发言；当酋长把手杖放在地上时，大家都应该安静下来，由酋长宣布他的决定。

官方新发行的手册《扎伊尔指要》售价不等，街上的书贩开价四扎伊尔（八美元），最低两扎伊尔能买下来。手册在解释宪法和总统那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时，引用了孟德斯鸠关于政权功能的论述。官方日报《埃利马报》则表达了关于政府的另一种观点，一种非洲观点。“在扎伊尔，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对他人的自由的深深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调节，人们习惯于磋商，也就是习惯于讨论，讨论是人人拥有的权利。”

就这样，孟德斯鸠和祖先被调节到了一起。而且祖先的做法其实很先进，问题只在于找到正确的措辞。“磋商”说到底是一种“对话”，酋长奉行的法则就是通过对话来实行统治。然而当酋长开口，当酋长让他的雕花手杖落地时，现代的对话便停止了，祖先的非洲便开始接管一切。酋长的话无可置疑，《埃利马报》不时地用各种方式提醒“反革命”分子记住这一点。

据说，蒙博托的非洲名字的后五个词指的是非洲酋长必须具备的勇猛的男性生殖力：他是一只不会放过任何母鸡的公鸡。但这些词也许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身为酋长的蒙博托已经跟他的人民“结了婚”——《塞塞（蒙博托）的婚姻》是一首革命歌曲——而且就像祖先经历过的美好时代一样，酋长总是心系子民。酋长和人民的婚姻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更具法律意义的解释：酋长跟他的人民有一纸“契约”。他通过现代的国家机关来履行契约，但部长和委员只是酋长的“协作者”，是“连接权力和人民的脐带”。

酋长、与人民缔结婚姻的领主、掌权者，蒙博托的角色越来越多。他还是“纯正扎伊尔革命”的领导人、国父，以及全国唯一政党——人民革命运动党——的创始人和主席。因此他的自我命名就像他自创的服装一样，把古老的非洲跟进步的、新鲜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就像多美男装（在金沙萨的商店里卖一百六十扎伊尔，合三百二十美元）搭上一条领巾和配套的手绢就可以变成纯正的扎伊尔国服，蒙博托的非洲酋长地位也可以用一堆舶来的花哨理念进行包装。

他是公民、酋长、国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斗士；他受到祖先魂灵的庇佑；他还像某位伟人一样，就自己的思想出版了一本书（蒙博托的书是绿皮的）。他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各个位置，其王权基础不容置疑。他统治着国民，荣耀无比，他就像中世纪的国王，让人既爱又怕。他控制着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军队。在金沙萨，他仍然睡在军用帐篷里。刚果自由邦时期[2]，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拥有整个刚果，刚果自由邦的很多专制法规经由比利时的殖民行政体系传递给了现政权——一八八八年规定矿藏全部归领主所有，一八九〇年规定所有的空地归领主所有，一八九一年规定地上产出的所有果实归领主所有——这些法规如今都被当成古非洲的社会主义传统继承了下来。因此，今天的蒙博托就像当年的利奥波德二世一样，拥有整个扎伊尔。

去年十一月，穆罕默德·阿里在金沙萨对阵乔治·福尔曼，阿里赢了。但在扎伊尔，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蒙博托。现在，体育场外面仍然挂着巨幅的广告牌，法语下面的英语写着：“两个黑人在黑人的国家、黑人自己组织的赛事中搏击，全（世界）都在观看，这是蒙博托主义的胜利。”这场盛事及其声势无论在当时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等到一月中旬我抵达扎伊尔时，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我到的不是时候。酋长做派的蒙博托又抛出了惊人之举。两周前，蒙博托跟他的协作者磋商了两天后，决定发动一场“激烈的革命”。每个人都紧张起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蒙博托把外国人（主要是希腊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拥有的企业和工厂全部收归国有，然后把它们交给扎伊尔人民。一年过去了，很多企业已经被洗劫一空，濒临破产，现在蒙博托决定把所有企业再收回来，托管给国家。然而什么是国家？谁是国家？没有人说得清楚。而“新人民、更忠诚的人民”指的又是什么？蒙博托操持着纯粹的革命语言，似乎在向每个人发出威胁。他说，以前统治刚果的三百个比利时家族，如今已经被三百个扎伊尔家族取代；全国进口的奔驰车比拖拉机还要多；整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被用来进口国内可以出产的食物。

面对新兴的扎伊尔资产阶级——酋长本人一手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酋长向他们正式宣战：“我给他们的选择一清二楚：凡是热爱人民的，都应该把每一样东西上交国家，都应该来追随我。”在这种新情绪中，酋长威胁着要采取更多措施。他威胁说要关闭电影院和八家夜总会，他还威胁说要禁止任何人晚上六点之前在公共场所饮酒。

金沙萨有一个比利时人规划出来的原住民城区，那里的街道很宽，没铺柏油，路面坑坑洼洼，街上隆起的垃圾堆有时比那些涂着地中海颜色的小房子还要高，在奔放艳丽的芒果和鸡蛋花的绿荫中，到处可以看到学校里的孩子在游行，支持他们的酋长。《埃利马报》每天都会报道其他地方的声援游行。还没离开的外国人提心吊胆，国家抢走了他们的企业，有人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得到一点补偿，还有人在等着拿加拿大的签证。那些发了财、身穿国服的扎伊尔人也提心吊胆，他们表情严峻，面对访客非常紧张，动不动就冒火，一心只想证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身上“纯正的非洲性”不输给任何人。

然而，作为大权在握的酋长，他就应该让人捉摸不定。酋长声色俱厉，人民便诚惶诚恐；酋长发发慈悲，人民便称赞他宽宏大量。几天过去了，人们在白天继续喝酒，甚至早晨也喝；很多非洲人仍然在两眼发红、头脑空白的状态中度过整个白天（这种状态往往令初来乍到的访客迷惑不解）。夜总会和电影院也没有关门。妓女们仍然在默林酒店周围忙着做生意。看来在公共道德问题上，酋长总算发慈悲，放过了普通人。

但绷紧神经仍然有必要。没过几天，斧子就落到了酋长的很多“协作者”身上。酋长洗了一次牌，围绕着他的权力圈子缩小了。掌管金沙萨的几个扎伊尔人突然被解职，被打发到偏远的丛林地区去传播革命真理。《埃利马报》催促着他们离开的脚步。

政治委员会委员再也不会像体制改革之前那样了。就是说，再也不会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公民，脱离人民的日常生活，开着奔驰车在金沙萨走街串巷，对丛林里农民的生活一无所知。新的政治委员将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他们将深入实地，他们的身份不再是主宰，而是农民。他们会跟工人一起工作，跟他们同甘共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民的心声，才能再次成为人民真正的孩子。

这是让人心惊肉跳的语言。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最令他们提心吊胆的事情，他们有的靠官方的掠夺一夜暴富，有的是这个新国家的新人，以“非洲化、非洲尊严”的名义占据着他们不能胜任的岗位，而且经常是什么工作也不做，干领着一份薪水。无论他们怎样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纯正的非洲性，念叨祖先的旧制，他们无不心怀恐惧：害怕自己被赶回去，从金沙萨甜蜜的朽烂回到过去的丛林的朽烂，回到非洲。

然而丛林近在咫尺，城市外面就是丛林，无穷无尽的丛林。从金沙萨到基桑加尼[3]的飞机要飞越八百多英里的森林，那些森林看上去仍然像是处女地。

想一想赤道省的分区专员最近在博蒙戈[4]定居点的考察吧。博蒙戈位于吉里河畔，向南一百英里就是重镇姆班达卡，姆班达卡以前叫“科基拉城”，是原来的“赤道站”，几乎刚好建在赤道线上，位于刚果河（或者说扎伊尔河）从金沙萨到斯坦利瀑布河段的中点。专员一行从姆班达卡出发，乘汽船沿主河道上行来到鲁本哥。他们在那里改乘独木舟，驶过二十英里长的鲁本哥“运河”，进入吉里河。但那条运河的大部分河段只有六英尺宽，两岸枝杈拦路，河道在有些地方只有十二英寸深，他们只好把独木船外侧的发动机收起来，改用手划桨。河上还有很多蚊子。

一到运河入口（《埃利马报》的官方文章写道），就有成千上万只蚊子把你从头到脚团团裹住，逼得你不停地活动……我们在鲁本哥运河（毋宁说是鲁本哥“水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们经常下船进到水里，以超人的力量帮助桨手把独木舟从淤泥或树杈里拖出来。我们头天夜里九点半进入运河，第二天早晨九点才驶出运河，最后终于在十二点半到达博蒙戈，我们当时的惨相，最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心软。我们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描写鲁本哥运河，并不是想让人们打消取道运河前往博蒙戈的念头，而是为了强调博蒙戈长期与外界隔绝、很少有人到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专员不辞劳苦，立即开始工作。他向各种团体谈到党政一体化，谈到遵守时间、精通业务和保持革命热忱的必要性。第二天上午，他拜访了埃贝卡区的一家炼油厂，这家炼油厂于一九七一年被废弃，如今在一位外国顾问的帮助下重新开工了。下午，专员发表了反对酗酒的讲话，并敦促人们提高产量。第二天，他拜访了一家咖啡种植园。扎伊尔的咖啡种植园以前主要是希腊人在经营，博蒙戈的这家种植园在一九七三年实行了国有化，交给了一个扎伊尔人。这份分配下去的资产经营得并不好：劳工已经五个月没有拿到工钱。劳工在抱怨，专员在倾听；但专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没有记录下来。专员每到一处都会敦促大家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福利，不折不扣地践行蒙博托主义的原则，每到一处都会敦促大家提高警惕。然后，专员把鲁本哥、博蒙戈、埃贝卡留给了成千上万只蚊子，返回了自己的指挥部。《埃利马报》认为，这十五天考察的英勇之举值得用半个版面来报道。

博蒙戈虽然与外界交通中断，但它距离刚果河（或扎伊尔河）的干流其实只有二十英里。整个国家的公路网因为缺乏养护而瘫痪，扎伊尔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很不稳定，到了一九七五年，刚果河仍然是这个国家的高速公路。然而汽船在这条河上通航已经将近一百年了。一八九〇年，还没有成为作家的约瑟夫·康拉德乘着以木柴为燃料的比利时“国王号”汽船逆流而上，航行的速度是三小时八英里，而且汽船每晚都会停驶，让来自食人生番的伐木工上岸睡觉。船上的康拉德也许在想：此时，他正在慢慢进入未经触摸的黑暗之心。然而康拉德的研究者诺曼·谢里在查证了大量记录之后，在《康拉德的西方世界》中指出，早在康拉德旅行的时代，刚果河上游就已经有十一艘汽船在通航。

现在河面上跑的仍然是汽船，只是比利时人的Otraco公司已经被扎伊尔人的Onatra公司所取代。水路已经勘察清楚：白色标志钉在岸边的树上，有人定期清理河道两旁的树枝。在康拉德的时代，上行的航程需要一个月，如今缩短到七天，下行的航程也从两周缩短到五天。当年的汽船码头今天都变成了镇子，但它们的角色一如既往：贸易的前哨站。而且一九七五年的汽船航程仍然像是一次穿越蛮荒之地的旅行：一千多英里的水路，目之所及，只有青翠、平坦、近乎一成不变的国土。这片广袤的国土很少被外界触碰，在这里，非洲生活依然完好无损，依然是如此简单、如此千篇一律，只有船上的旅客从中间匆匆穿过。

汽船在比利时人手里时，非洲人需要凭优等公民证才能坐头等舱，持三等票的非洲乘客只能坐在驳船里，由汽船拖着跟在后面，跟汽船保持一定距离。现在，驳船直接跟汽船船头捆在一起。驳船有两层三等舱，船身已经很久没有刷油漆，到处锈迹斑斑，十分破旧，船舱里填塞着忙乱的院落生活：捆好的山羊和装笼的鸡跟乘客挤在一起。汽船上的一等舱乘客在他们的舱门外面睡觉、吃饭，四周弥漫着浓郁的、热烘烘的烤鱼和烤猴子的味道。

豪华舱的价格是头等舱的两倍，已经被船上那个汗流浃背的服务员当成了储藏室，里面放着他的扫帚、水桶和抹布，他总是很警惕地向这里张望，因为这里也是他用来藏食物的地方。比方说，他会在这里藏上半磅蔗糖，他把糖倒在河水煮的一锅茶里面，然后把茶水藏在衣橱里，到晚上才拿出来。他跑到客舱外面挨个敲打、刮擦舱门，直到里面的乘客放他进去。

客舱的窗帘没有窗帘环，窗帘掉了下来。“情况不妙。”服务员说。很多灯泡都不见了，而且永远也不会补上，但墙上空的灯泡座可以用来挂东西。卫生间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是变质的河水，像是未经过滤；污渍斑斑而且漏水的洗手盆被从墙上拽了出来；镀铬的毛巾架永远空着，人们已经忘了它们是干什么的；地板上的洞都补过了，就像补独木船上的洞一样，他们用的材料是像淤泥一样的东西。马桶的水箱在不停地流水。“情况不妙。”服务员说，仿佛在说着生活中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然而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当气温达到华氏一百度，当豪华舱的窗户被密封起来，空调系统也坏掉的时候，他连这句话也不说了。

酒吧的柜子空空如也，只放了三瓶烈性酒。啤酒的状态永远是“售罄”，但整条船上到处都是醉眼惺忪的非洲人，船上那位管家更是从一大早开始就醉醺醺的。船上当然有啤酒，但任何服务都要给服务员一点“甜头”才能得到。这是非洲人的汽船，一切都得按照非洲人的规矩来。汽船的经营方式已经做过调整，这样才能适应非洲人的需要。头等舱的甲板上放着两艘救生艇，乘客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救生艇的载荷。然而汽船并不只是运载乘客的渡船，它还是一个流动的市场，对于很多河畔居民来说，汽船仍然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

这艘汽船从基桑加尼（以前叫“斯坦利城”）顺流而下，驶往金沙萨，中间只停靠本巴、利萨拉和姆班达卡，但它一路都在为两岸的丛林提供服务。一离开基桑加尼，便进入了丛林的世界。城镇消失了，破败的瀑布旅馆、海关棚屋、锚在一起的三四艘生锈的驳船依次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罗马天主教堂也消失了，然后是一大片废墟、几栋河边别墅，绿色在眼前铺开：竹子和厚厚的野草探出河堤，土壤现出红色，光滑的水面映着绿草红土的倒影，天空经常布满暴风雨的阴云，释放着电光和隆隆雷声，仿佛远处传来的炮声，天地间泛着银色的光。风雨袭来，绿色的堤岸变得模糊，水面泛起波纹，倒影消失，河水泛起了泥沙。丛林显得生机勃勃，但这些灌木永远也不会长高，永远也不会长成森林。

不久，定居点进入了视野：拔光了草的土褐色院子里搭着低矮的棚屋，茅屋顶和棚壁的颜色跟泥土一样，地上的草被拔光是因为害怕里面藏着蛇和兵蚁。男孩子向汽船游过来，享受他们一周两次的兴奋时光。和往常一样，做买卖的独木船应声而出，划船的人娴熟地把船撑到行进的汽船边上，把独木船跟汽船捆在一起，顺流而下数英里，卸下船上的货物（都是丛林出品）：藤椅，用树干挖成的研钵，还有装在硕大的搪瓷盆里的菠萝。也许是因为战争，也许是其他原因，这里很少看得到男人，划船的和做买卖的都是女人，或者是女孩子。

她们卖完东西，就开始买东西。汽船前部，不断有水从二等舱厕所的钢地板上溢出来，厕所过去一点就是船舱旁边的狭窄过道，有小孩儿在那里随地大小便，负责洗衣、做饭、吸尘等杂活的姑娘们在小心地互相抓着身上的虱子，空气中弥漫着咸鱼、粪便、油烟和铁锈混合在一起的潮湿气味，留声机在播放音乐，船上的货摊就浸淫在这一片拥挤和嘈杂中间：这里卖剃须刀片、电池、药片、胶囊、肥皂、皮下注射器、香烟、铅笔、写字本和布匹。这些都是丛林所需要的外面世界的东西，她们费那么大劲儿，就是为了弄到这些。做完买卖，独木船从汽船上解开，在黑暗中逆流而上，划过几英里长的、没有灯光的水路。

事故时有发生（就在这次航行中，跟汽船捆在一起的一艘载客独木船翻掉了，一些从丛林返回金沙萨的学生失踪了）；晚上，汽船的探照灯不断地扫射着两岸。蛾子在灯光下颜色惨白，河面上的水葫芦也呈现出白花花的颜色：这种水生植物一九五六年在刚果河上游出现，随即蔓延而下，一发不可收，它那肥厚的绿叶形状像百合，灰粉色的花朵宛若野生的风信子，呈现出妖冶的美丽。它的繁衍速度非常快，可以在水中形成一座浮岛，让其他植物在上面生长，它会缠住汽船的螺旋桨。即便汽船照行不误，即便再也没有战争，这些水葫芦也会把河畔居民囚禁在丛林的远古生活中。

早晨，又一批独木船出现了，船上载着新鲜的货物：一盆盆埋在湿润的黑土里的鼻涕虫、新鲜的鱼、还有猴子。有熏好的猴子，也有炭烤的小猴脑，还有刚刚杀好的猴子，有灰猴，也有红猴，它们的尾巴尖被撕开，撕开的尾巴翻上来，缠住它们的脖子，系牢，它们就这样被捆着，被人抓着尾巴从独木船上拎出来，独木船上载着成箱成笼的死猴子。众人无比兴奋，猴子是非洲人的美味，在金沙萨卖六扎伊尔（合十二美元）的猴子在河上三扎伊尔就能买到。

在颤动的钢铁甲板上，那些猴子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活的，仿佛还在呼吸。风吹拂着它们的毛发，红猴的脸有的倒向这边，有的歪向那边，像是心满意足地沉入了深深的梦乡，它们的前爪松松地握着，有的向前伸着。汽船的尾部，较低一层的甲板上生起了一堆篝火，烧烤开始了：死猴子脸部朝下，冲着篝火，皮毛被烧得无影无踪。在船头，山羊和母鸡中间有一只湿漉漉的幼猴。它被拴得牢牢的，它可能是某个人的宠物，也可能是他的晚餐（第二天，救生船上出现了一只猴子的颅骨，骨头被剔得白白净净——有人开了一个非洲玩笑）。

就这样，日复一日，汽船运载的市场一路前行，只在本巴、利萨拉和姆班达卡稍作停留。在几个经停码头上，可以看到两层楼的比利时殖民建筑：赭石色的混凝土墙，白色的拱门，红色或绿色的瓦楞铁皮屋顶。岸边，竹子渐渐让位于棕榈，长在低处的棕色棕榈叶子拂动着泛黄的河水。岸上没有真正的森林，高大的树木都死了，白色的树干和光秃秃的枝条兀立在低矮的绿色灌木上方。更低矮的植被有时零星出现，有时铺展开来，在你眼前涌出一片绿草丛生的热带草原，在午后湿热的空气中显得奄奄一息，非常诡异。

河道变宽，河中开始出现小岛。然而这片非洲腹地并非荒无人迹，这里总能看到土褐色的、拔光了草的院子，院子里搭着土褐色的栖身之所，棚屋周围散布着小块田地，种着玉米、香蕉或甘蔗；而且船上的人一喊，总有做买卖的独木舟应声而出，来到船边。将近日暮时分，太阳在热腾腾的雾霭中显现为一轮橙色的圆球，倒映在河中，河水夹带着红色的矾土，在阳光下变成了一条橙色的水带。只有当汽船和驳船驶过时，这宁静的橙色倒影才在船头激起的涟漪中溃散。太阳落下的时刻，河水有时会在紫罗兰色的天空下变为紫罗兰色。

这是一片有人居住的荒野。非洲人用非洲的方式使用着这片流域的土地：焚烧、养护，然后将其抛弃。它看似荒芜，但人们都知道它物产丰饶；它野性难驯，就像一只猴子。灌木和枯树一直到金沙萨的外围才消失。泥土和矾土蔓延九百英里后才让位于火成岩，大地才开始出现丘陵，出现一些突兀的断层，而地表却变得平滑，光秃秃的，只有低洼的地方长着植物，给地表带来幽深的色彩。

“今天种，明天收”：基桑加尼人这样形容这个地方。但这片能养活整个大洲的广袤的绿色大地，却几乎连自己也喂不饱。在金沙萨，肉和蔬菜都需要从别的国家进口。尽管政府已经严令禁止，鸡蛋和橙汁还是从南非来到了金沙萨；奶粉和瓶装奶则来自欧洲。丛林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个丛林密布的地方，组织化的农业根本无从谈起。

比利时人在其殖民统治的最后二十年，一度想发展非洲的农业，但却一败涂地。汽船上有个姑娘是老师，她还记得那段不明智的、徒劳无功的尝试。一天，一位作家在《埃利马报》上说，农业必须“工业化”，但采取的方法不能像“以前的殖民者及其追随者所宣扬的那样”。比利时人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们太照搬理论，太脱离农民，他们把农民一概视为“无知的”、“愚昧的”。这位作家认为，扎伊尔就像中国，只有以传统的方法为基础，才能建设健康的农业。机械不是必需的，它们不一定全都跟土壤相适合，比方说，拖拉机经常导致土壤贫瘠。

两天后，《埃利马报》刊登了另一篇文章。作者说，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员开垦的土地面积很少，产出也“微不足道”，这不是什么秘密。必须采用现代机械，朝鲜的专家马上就要来这里向我们传授经验。文章配着一张大幅的拖拉机照片，向读者允诺着未来。

关于农业的问题，就像关于许多事情、甚至是关于政府的原则问题一样，让人感到困惑。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身后那片广袤的丛林。但丛林仍然是丛林，有着一整套按照它的逻辑建立起来的生活。在远离矿区、远离衰败城镇的地方，比利时人离开的时候，大地仍然像他们到来时一样，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APERIRE TERRAM GENTIBUS”，向诸国敞开。在金沙萨的火车站，纪念碑已经面目全非，花岗岩上的浮雕口号却留了下来。这条铁路从大西洋一路铺到金沙萨，运载着奔走于金沙萨的激流之外的另一种蒸汽交通工具，刚果就是这样被打开的。纪念碑竖立于一九四八年，是为纪念铁路通车五十周年而建的。

但这条铁路现在主要用于货运。这座带有城郊风格的小车站仍然竖着“金沙萨东”的站牌，但现在，很少有旅客会乘火车抵达这里，走出站台，步入码头后面沿着刚果河南岸修建的双向林荫大道，步入昔日帝国的辉煌。车站外面的转盘里面，国王阿尔贝一世[5]的雕像已经被搬走。通过仍在销售的旧明信片可以知道，雕像中的国王穿着制服，佩戴着遮阳头盔和宝剑；雕像基座侧面的铜制铭牌也被敲掉了，只剩下铭牌上方的一点装饰，看上去像是香蕉叶子；泛光灯也已经被砸烂，电线装置被扯了出来，已经生锈；整座纪念物只剩下两根高高的砖砌立柱，就像两根立在被遗弃的刚果版亚壁古道[6]尽头的柱子。

站厅里，时间表的框子已经变形，里面空空如也，金属框里面的玻璃也不见了。然而，在车站的院子里，走过一扇扇无人看管的敞开的门，一件真正的残骸出现在眼前：一座生产于一八九三年的火车头，这也是运行在刚果铁路上的第一个火车头。它立在一片光洁的砂石上面，周围种着巴豆，旁边有两棵旅人蕉。火车头小巧玲珑，是为窄轨铁路设计的，车身装着低矮轻巧的锅炉和高高的烟囱，车厢是敞开的，显得古香古色；整个火车头看上去依然完整。车头上标着“第1号”，旋涡花饰上镌刻着十九世纪比利时工业扩张时期的赫赫有名的字号：约翰·科克里尔－瑟兰有限公司。

在金沙萨，知道这个火车头的人并不多。它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也许是因为它跟很多比利时遗物一样，已经是个废物了——就像弃置在库房平台上的那台半塌的叉车；就像火车站院子里另一台被洗劫得更彻底的叉车，生锈的叉齿像是要烂掉了，栽倒在尘土里，像两颗金属做的长牙；就像那台独轮割草机，被扔在火车站外面的公园里，公园早已荒芜，有些地方被踩磨得露出了泥土，其余的部分却长满了杂草。这台割草机现在成了一个小男孩的财产，他注意到有个陌生人在窥伺，就上来主张他对这台机器的权利，他娴熟地驾着割草机飞跑，扬起一路尘土，生锈的刀片呼呼作响。

现在的来访者都是从恩吉利机场来到金沙萨的，机场在市区东边几英里远的地方。扎伊尔不是一个适合游客休闲观光的地方——官方和非官方的干扰太多了——到这里来的一般都是做生意的，而如果他是个穿着民族服装的黑人，那么他一定是前来参加会议的某个代表团的成员，现在有很多会议在扎伊尔举办。一条公路从机场延伸出去，一路经过用法语和英语写着蒙博托语录的黄黄绿绿的巨幅广告牌，经过刚果河（土著城的贫民窟就在南岸），经过比利时人建在绿茵花园中的别墅，来到市区和洲际酒店。另一个方向则是一条安静的六车道高速路，大约有二三十英里，通往位于纳西尔镇的“总统领地”。

纳西尔像一个度假胜地，装饰得十分浮华，但已经隐隐透露出衰败的痕迹。身份显要的访客在这里下榻、开会，相当数量的党员也得以在此一尝奢侈的滋味。穆罕默德·阿里去年在这里受训。今年一月，朝鲜的杂技演员和联合国的人曾在这里下榻。这里有安装着空调的平房、极其宽敞的会议室、奢华的休息室和游泳池。这里还有一个中国人管理的示范农场。纳西尔带着新总统的风格，是官方众多奢华建筑中的一座。那些奢华建筑都是酋长的庭院，最近几年在日益凋敝的首都冒了出来，一举确立了总统的权势和非洲的卓越。为接待国家首脑而新修的宫殿里，浴缸是镀金的——向我透露内部信息的人来自另一个非洲国家，他在那里住过。

就这样，比利时的遗迹正在慢慢消退，就像那座面目全非的纪念碑一样破败不堪。《埃利马报》用了半个版面报道赤道省的分区专员在博蒙戈的为期十五天的访问；然而斯坦利[7]，这位在马塔迪港和金沙萨之间筑起公路的刚果公路先驱，却被推下了荣誉的王座。博物馆里，比利时馆长保留着一个巨大的铁制车轮，那是当年在那条公路上奔跑的马车的轮子，它诉说着多少岁月的艰辛！但如今，斯坦利山已经改叫纳加利马山，而且变成了总统公园。俯瞰激流的斯坦利雕像也被手执长矛、身材高大的土著无名氏雕像所取代。在基桑加尼的瀑布旅馆，这座镇子以前的名字“斯坦利城”还残留在一些瓶瓶罐罐上。残破的咖啡杯现在被用来装蔗糖和奶粉，等到这些杯子被抛弃的时候，这个名字也将一起消失。

比利时人的遗迹正在被擦除，正如阿拉伯人的遗迹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一样。阿拉伯人曾经是比利时人在刚果东部的竞争对手，一个阿拉伯人还担任过斯坦利瀑布码头的负责人。但现在还有谁会把刚果跟十九世纪的阿拉伯帝国联系在一起呢？一个巴提特拉[8]小伙子还记得，他的祖辈为阿拉伯人抓过奴隶，后来比利时人来了，招他们入伍，他们便站到了比利时人这边。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个小伙子现在是大学生，主攻心理学，他和扎伊尔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密切关注着获得国外奖学金的机会。他的女朋友属于另一个部落，以前，那个部落的人是贩奴者猎取的对象，而现在，贩卖奴隶的故事让她觉得很好笑。

丛林迅速生长，漫过了曾经发生过重大事件和重大骚乱的地方。丛林已经掩埋了阿拉伯人规划过的城镇、种植过的果园，就像独立后的几年动荡岁月中，丛林掩埋了Tshopo瀑布旁边的斯坦利城的时尚东郊。比利时人抛弃了自己的别墅，非洲人来了，先是住在里面，然后开始把东西拆走，别墅里的五金件、电线、木料、浴缸和洗手盆（这两样东西都可以用来腌木薯）被洗劫一空，只剩下砌地板的砖石。到了一九七五年，一部分残垣断壁还留在那里，已经显得相当古老，就像杂草丛生的庞贝古城出现在热带，珍玩与装饰都不见了，只有威尼斯城堡夜总会的遗迹可以让人隐约想见当年那些居民的文化生活场景。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时隔不久的今天，比利时在人们记忆中的痕迹已经所剩无几。一个在美国生活过几年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告诉我，他父亲生于一九〇〇年，还记得比利时人征收的橡胶税，还记得砍手的酷刑。一个女人说，她祖父把白人传教士带到村里，让他保护村民免遭酷吏的虐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讲述这种故事的人可以被描述为“进步人士”。有很多三十岁以下的人，他们挣脱了丛林，来到金沙萨，当上了教师或行政人员，他们说，他们从未从自己的父辈或祖辈那里听到过关于比利时人的事情。

一位在大学任职的男老师说：“比利时人给了我们一个政权。比利时人到来之前，我们没有政权。”另一个人说，他从他爷爷那里只听说过班图人的起源：他们从乍得湖向南漫游，穿过刚果河来到一片“无人的”田野，只有一群侏儒住在那里，侏儒是一种“原始人”，他们把侏儒赶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对很多人来说，过去是一片空白，他们自己的记忆开始的地方就是历史的起点。很多人记得村庄里的孩童时代、学校，然后就是——独立带来的动荡。比如这个来自班顿杜[9]的男子，他是“农民”的儿子，是他们村子里第一个接受教育的人，对他来说，新世界是在一九六〇年突然降临的，当时，刚果分裂武装力量的士兵开进了他们的村子。“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士兵，我害怕极了。那些人里面没有军官，他们虐待女人，杀了一些男人。他们在找白人。”

一位校长告诉我，在殖民时代，学校里教的刚果历史是从十五世纪末葡萄牙航海者的到来开始的，然后就跳到了十九世纪，跳到了传教士、阿拉伯人和比利时人。而现在的非洲史正如其所写的那样，把非洲人还给了非洲，然而这部历史也同样模糊不清：只是列出了一长串部落的名字，外加几个伟大的王国。扎伊尔去年出版的《黑非洲史导论》就属于这种情况。官方发行的《扎伊尔指要》也是如此：完全略过了葡萄牙人、传教士和阿拉伯人，简单提到了几个大多无时间可考的非洲王国之后，直接跳到了刚果自由邦的建立。叙述的语调平平淡淡，中规中矩，提到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绝对权力时的语调，跟说起古非洲国王的权力时别无二致。只有论及独立运动时，文字中才注入了激情。

过去消失了。书中罗列的事实并不足以让人们获得历史感。在一个少有变化、丛林与河流压倒一切的地方，另一种过去变得触手可及，它能够更好地回应非洲人的迷惘和非洲人的宗教信念，它就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美好时光”。

在纳加利马山（以前的斯坦利山）的总统公园，卫兵穿着装饰性的制服，大门上装饰着铜质的牌匾（这些牌匾是现代非洲拙劣的艺术品：它们脱离了原来的宗教或法术目的，变成了刻意追求异域情调的表象派美术，它们矫揉造作、意义空洞，是一种双重的模仿：非洲艺术在模仿自己，同时也在模仿那些从非洲艺术中汲取了灵感的西方艺术）；在这座山上，有一处修建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殖民者墓地。

墓地依山而建，坟墓排列成整整齐齐的梯田，柏树和凤凰木是它们的屏障。这些先驱者俯瞰着激流，肃穆地安歇着：山下黄褐色的河水看上去异样地纹丝不动，遇到岩石便泛起白色的浪花，白色的浪峰却永不移动，发出永恒不变的水声。普通的职业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传教士、代理商、锅炉制造商、汽船船长、教士、警官。只有伯纳德夫人没有任何职业。这里埋葬的并不全是比利时人，有些是挪威人，还有一位传教士是英国人。

在某种帝国主义的叙述中，这些人都带有英雄色彩。然而在一八九〇年，这片墓地即将启用之际，正在穿越刚果的约瑟夫·康拉德却不这样看他们。在康拉德的眼中，作为进步前哨站的守军，这些人头脑过于简单，在家乡，他们只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依赖群体，他们在非洲拥有的力量就像当年的罗马人在不列颠拥有的力量，他们的“崛起只是对手太弱小而带来的意外斩获”，而他们“对国土的征服”也因为一种理念而万劫不复，“那不是矫揉造作的姿态，而是出自一种理念，以及对这种理念不带私心的信奉。”

“不出一百年，”在《进步前哨》（1897）里，康拉德让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中的一个这样说，“这里也许就会出现一个城镇。这里会有码头、仓库、兵营，还有——还有——台球室。文明，我的孩子，美德——所有的东西，应有尽有。”而这种文明，这种定义得如此精确的文明真的来了；然后又消失了，就像消失的斯坦利城别墅，就像消失的威尼斯城堡夜总会。“产业、衣服、漂亮的地毯——那种用力一抖就会展开的地毯”：这是《黑暗的心》（1902）的叙述者的话。“不；你想要的是具体而周详的信念。”

今天到这里来的人——他们往往是坐飞机来的——跟当时那些人别无二致。他们带来了货物、交易、技术和同样易朽的文明，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他们不是先锋，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待下来。他们在夜总会出没（夜总会现在都起了非洲名字），引得妓女们围着默林酒店团团转（妓女现在都穿着非洲服装，因为非洲女人穿外国服装是违法的）。就这样，非洲再度变成了危险之地，在驱逐与没收的威胁中，深入非洲的文明前哨站又运转了起来：晚餐时分，两个老头子在和平咖啡馆炫耀他们叫来的年轻妓女，那些姑娘只有十四五岁。老头子们，这是他们品尝年轻血液的最后机会：金沙萨的大门也许明天就会向他们关闭。

“每个人到这里来都是为了钱。”人们从不掩饰自己的愤世嫉俗，而且焦虑的情绪让它变本加厉了。在独立的扎伊尔，愤世嫉俗的非洲人像是外国人的同谋。他们也想要“产业、衣服、漂亮的地毯”：开着梅赛德斯，挽着体态丰满的妓女，穿着笔挺的西装，配着得体的手绢和领结，端着镶金边的杯子，桌上摆着镀金的笔架，一只手上戴着硕大的金表，另一只手上戴着金手镯，在到处都是瘦小男人的土地上挺起意味着财富的大肚腩。然而，这些非洲人在合谋和模仿的同时，还带着另外一种情绪：对模仿对象的怨恨——那些人据称已是遗老遗少。

西蒙所在的公司规模很大，已经被国有化了，西蒙现在是经理。（外国侨民仍然在公司工作，但那只是出于实际考虑，西蒙并不介意。）西蒙来自丛林，他这么年轻，这么成功，为什么要对以前的经理耿耿于怀，将他斥为遗老呢？这么说吧，有一天，那位经理浏览着工资单说：“西蒙的税没有缴够。”

西蒙（他有一个正式的非洲名字）这种人的心思很难捉摸，即便是会讲非洲话的比利时人也这样说。西蒙只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才开口，他没有能力主动发起任何一种谈话；由于他的自尊，由于他对自己产生的新感觉，整个世界再次向他关闭了；他像是在闪避。他对前任经理的怨恨，一定有着比他说出来的原因更深的原因。慢慢地，实情浮出了水面。通过他对其他问题的回答，通过他对“本真性”的信奉，通过他对外国人看待非洲艺术的态度的反感（对他而言，非洲艺术是活生生的，他觉得金沙萨博物馆非常荒谬），通过他私底下对自己家居生活的非洲式安排（他开着汽车返回自己的家居生活），真实情况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不真实的模仿的世界中，西蒙感到漂泊不定，精神紧张。

外来访客跟西蒙这样的人——受过教育，赚钱不少——在一起时，会感到眼前这人既脆弱又迟钝，而且非常危险。因为他们心中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跟他们的雄心壮志似乎是矛盾的，而且他们永远也无法为这种怨恨找到令自己满意的解释，它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转变为扫除一切、摧毁一切的渴望，这是一种非洲的虚无主义，这是当原始人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愚弄、被冒犯之后，爆发出来的狂怒。

刚果独立后爆发过一次这样的叛乱。叛乱的领导者是前教育部长皮埃尔·穆莱莱，他带领部队长途跋涉，穿过整个国家，在斯坦利城驻扎下来，建立起恐怖政权。每个能读会写的人都被揪了出来，带到小公园里枪毙了；每个系领带的人也被枪毙了。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在邻国乌干达流传的关于穆莱莱的故事，那时候，叛乱平息已经将近两年了（乌干达当时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信奉虚无主义的领袖浮出了水面：阿明[10]带领着一小股军队捣毁了卡巴卡的政权）。据说有九千人在穆莱莱的起义中丧命。穆莱莱想要什么？他杀人的目的是什么？那位在美国待过、四十多岁的非洲人笑了，他说：“没有人知道。他反对每一样东西。他想从头来过。”关于穆莱莱的反叛，《扎伊尔指要》中只有含糊其辞的一行字。但穆莱莱的待遇和卢蒙巴不一样，《指要》上印了一张穆莱莱的照片，而且是大幅的。照片上是一个面带微笑的非洲人，牙齿中间有道裂缝。他穿着夹克，系着领带。

对约瑟夫·康拉德而言，斯坦利城——一八九〇年时，它还只是斯坦利瀑布码头——就是黑暗的心脏。在康拉德的小说中，这里就是库尔茨统制的地方。那个象牙贸易代表在荒蛮、孤独和权力的包围下，从理想主义堕入了野蛮，回到了人类最早的年代，他的房子周围全是人头，钉在柱子上。七十年后，跟康拉德虚构的故事相似的事件掠过了这道河湾。然而在这次事件中，那个“有着神秘莫测的灵魂，不懂得约束为何物，没有信仰，也没有恐惧”的人是黑人，不是白人；他已经丧失了神志，但不是因为接触了荒蛮与原始，而是因为接触了文明——那些如今长眠在纳加利马山上、俯瞰着金沙萨激流的先驱者们创建的文明。

蒙博托身上体现了非洲的所有矛盾，而且他似乎想通过王权的辉煌让这些矛盾显得高贵。无论他的非洲风格多么考究，他仍然是个严重的非洲虚无主义者，只是他采取的手段并非流血。他是那个“年轻、但又闪耀着智慧与活力的”人——引自扎伊尔大学的出版物——在分裂与叛乱的黑暗日子中，“洞悉了问题的核心”，获得了他特有的彻悟：对“本真性”的需要，“我拥有的不再是借来的良心、借来的灵魂，我不再说借来的语言。”他将让祖先的道路与尊严再度发扬光大，他将会再造那个纯洁而合理的世界。

“我们宗教的基础是对造物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这是某一天一位部长对老师们的讲话，“我们死去的父母还活着，是他们在庇护我们，替我们说情。”现在再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圣徒了，再也不需要基督教了。耶稣是犹太人的先知，而且他已经死了。蒙博托是非洲人的先知。“这位先知让我们从浑浑噩噩中苏醒过来，把我们的心智从异化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他教会我们彼此相爱。”在公共场所，所有的耶稣受难像都应该被这位弥赛亚的肖像取代，就像在中国，到处都恭恭敬敬地挂着毛的肖像。蒙博托的光荣母亲亚姆妈妈也应该受到尊崇，就像圣母玛利亚受到尊崇一样。

于是，蒙博托主义成了非洲的出路。非洲的很多舞蹈和歌曲都有其宗教起源，如今却被正式称作“活跃气氛的成分”，开始为这种新教派服务；舞者穿的衣服都印着蒙博托像。旧的仪轨被吸收到新的仪轨中来，但它的舞台不再是乡村，而是电视台的演播室、宫殿和会议厅，仿佛被赋予了焕然一新的尊严。非洲觉醒了！蒙博托在任何事情上都把自己当作非洲的替代者。一月底，蒙博托在金沙萨举办的“非美大会”（福特与卡内基基金会赞助）上说：“卡尔·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我尊重他。”但马克思并不总是对的，比如，他在“殖民主义的积极方面”这个问题上就是错的。“卡尔·马克思的教导是面向他所在的社会，而蒙博托的教导是面向扎伊尔人民。”

在非洲做这样的比较，一定得寡廉鲜耻。非洲人极度匮乏，而蒙博托主义却深深地包裹在蒙博托王权的辉煌中：新宫殿群（基桑加尼那座印度王公风格的宫殿是从老印度居民纳赛尔先生手里没收上来的），纳加利马山的总统公园（星期天，非洲人在那里跟外国人一起散步，看到猴子便假装觉得它们很好玩），纳西尔的总统领地（只对忠诚的党员开放，当汽船和驳船经过那里时，船上的乘客竞相观望），出国访问，数不清的照片，蒙博托为这个国家带来的和平奇迹，镇子里几乎没有警察——蒙博托的王权是如此辉煌，国王的话语是如此精彩（他声称自己是穷人的朋友、厨师的儿子、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以至于非洲的一切矛盾似乎都已经解决了，都已经被转化为某种力量。

但矛盾依然存在，有时还会升级。扎伊尔的报纸会刊登一些跟科学和医药有关的文章。但一位医生现在觉得他可以告诉人们，“当神和祖先愿意的时候”，他就能给人治好病，他对一家报纸的记者说，不育症要么是遗传，要么是被下了咒语。另一家报纸则报道了一个治病的术士，革命让他有了自信，他说他有一个治疗痔疮百试不爽的药方，是祖先“密授”给他的。农业必须现代化，人民的饮食水平必须提高；然而一位医生以“非洲本真性”的名义警告人们，千万不能用进口食品喂小孩，毛毛虫和绿色叶子这类传统食物是最好的。西方的工业化世界正在衰败、崩溃；扎伊尔必须摆脱消费社会的瘟疫，摆脱随着工业文明一起涌入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埃利马报》的一位高校撰稿人则宣称：到了二〇〇〇年，扎伊尔将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拥有大型城市，居民数量“也许会”达到七千一百九十三万三千八百五十一人，拥有庞大无比的生产能力。到那时，西欧将进入“后工业”的衰败阶段；苏联、东欧和印度次大陆将会结成一个集团；阿拉伯的原油会枯竭；扎伊尔（和非洲）将迎来她的时代，吸引发达国家（显然是那些还没有衰败的国家）的资金，引进全套的企业。

就这样，这些借来的理念“殖民主义”、“异化”、“消费社会”、“西方的衰落”，成了为非洲的“本真性”崇拜服务的工具；一边梦想着回归祖先的过去，一边梦想着这个国家在未来奇迹般的强盛，这两种梦想已经结成了同盟。这种混合并不新鲜，也并不只发生在扎伊尔。这类幻想曾经激发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反抗运动；在今天，牙买加的大学里也有人认为，只有通过复归非洲传统，黑人才可能获得救赎和力量。已故的海地人杜瓦利埃因为他的非洲性而受到黑人崇拜；一位作家说，黑人需要一段贫困时期来“净化自己”，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他的观点无意中与杜瓦利埃的话形成了呼应：“受苦是海地人民的命运”）；还有一些人，一些离乌干达的屠杀足够远的人，认为阿明的非洲虚无主义是非洲力量的明证。

这是精神错乱，是绝望。《青年非洲》——金沙萨居然有卖，真是一个奇迹——二月七日这一期上发表了非裔法国作家施度·拉明的文章，他分析了非洲幻想的自相矛盾，谈到了“以过去为借口”。他问，所谓的非洲性是否只是今天的非洲“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而制造的“神话”？“在很多人看来，‘本真性’和‘黑人性’这些词只代表着非洲人的绝望与无力——面对自己那令人沮丧的、无边无际的落后所感觉到的绝望与无力。”

想到普遍存在的腐败，想到那么多的失职行为，想到金沙萨市政系统的崩溃：垃圾没有清理，运河没有清污（尽管政府定期征收一扎伊尔的清污税），公共电视设备和电话亭被捣毁……就连《埃利马报》有时候也觉得，很难将这些自私自利的表现归咎于过去的殖民统治。“如果只是从经济层面来理解‘落后’这个词，我们就错了。我们必须明白，有一种落后源自人们的习惯，源自他们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

《埃利马报》提出，蒙博托主义将与这种“精神瘟疫”做斗争。但谁都知道，尽管蒙博托主义口口声声在说“人”，尽管扎伊尔轻快的国歌叫《扎伊尔人》（“和平、正义与劳动”），但蒙博托主义推崇的只有一个人：酋长、国王。只有他一人应该受到敬畏和爱戴。离开了对蒙博托的崇拜，对生活和社会的新态度从何谈起？最近，有很多人因为某种原因被逮捕，被关进了马卡拉监狱。监狱是一道白墙围起来的、一排排没有厕所的混凝土房，靠近大门的墙上写着：纪律第一。牢房难以装下所有被捕的人，他们就用了一辆路虎来关门。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有很多人被挤死或闷死了。

惨剧发生的根源不是残酷，而是漠然：外来访客必须学会适应扎伊尔。纳西尔的总统领地（穆罕默德·阿里曾在那里训练）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既铺张奢靡，又趣味拙劣：带空调的平房里布置了过多的家具，会议厅巨大无比，VIP休息室里铺着地毯，缀满了繁琐的特拉纶流苏，非洲艺术品在这里沦为装饰家具。但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纳西尔：它诉说着非洲人对非洲风格和奢华的渴望，诉说着非洲的巨大创伤。这种创伤可以解释外国定居者遭到的骚扰，解释国有化行为。然而国有化行为既可怜又虚伪，最后往往表明，它只不过是一种掠夺，是毫无创造力的计划的一部分；它就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一种短视、自戕与虚无主义，它只是在拆除比利时人创造的国家的遗物。于是，来访者的情绪在不停摇摆，从一种情绪摆向另一种情绪；刚产生一种反应，便有另一种反应与之相抵消。

金沙萨有那么多人在尸位素餐，有那么多职位是徒有政治意义的摆设，是形同虚设的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局面下，责任感、社群感和国家感从何谈起？这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没有交通系统，也没有工业（除了那些装配厂，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些装配厂都坐落在从机场到首都的道路两边），而且跟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相隔绝。它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比利时人建造了它，到了今天，它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它没有必要运转，任其自生自灭就可以。夜晚，更有生命力的丛林生活似乎已经卷土重来，侵入到金沙萨的中心地带；此时，看守们（他们也在尸位素餐，因为他们不看守任何东西）打开他们地盘的围栏，人们抓起各种趁手的工业垃圾，在路面破损的人行道上生火，烹饪各种杂碎，然后睡觉。天气一热，阴沟就会发臭；一下雨，街上就会发大水。杂乱无章的城市蔓延着：污水在没铺柏油的巷子里汇成一道道蜿蜒的黑色小溪，大马路旁边隆起了粪堆，小孩满街跑，废弃的汽车轮胎乱扔，小货摊比比皆是，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种上了甘蔗和玉米：这是城市里的自给农业，是丛林生活的遗迹。

然而在一条大马路尽头，坐落着一所大学。据说这所大学已经没落了，但那里的学生既聪明又友善。他们来自丛林，但是已经能够谈论司汤达，谈论法农[11]；他们满怀热情，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他们也感觉到，随着西方经济的崩溃（报纸上每天都这样讲），世界的大潮正在涌向非洲。这样的热情应该有一个更完善的国家来与之相配。当你看着这些觉醒的学生，他们有理念、有历史感、认识到不公、有自尊，你会觉得，当他们发现自己得不到其所属社会的支持时，觉醒只会给他们带来痛苦。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会在政府部门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是把自己奉献给一个人的蒙博托主义者。非洲前进的道路已经一清二楚；一切探询都被严令禁止；而且蒙博托也发出了警告，在扎伊尔，最离心离德的就是知识分子。

蒙博托主义就这样简化着世界，简化着责任和国家的概念，简化着人民。扎伊尔通往强大与荣耀的道路似乎一马平川。洗劫比利时政权的遗产，没收，国有化，大肆安排形同虚设的职位，一切都轻而易举。现在，创造力也开始显得像是一种可以被掠夺的东西，可以按照法令的要求出现。

扎伊尔有她自己的音乐和舞蹈。为了实现全面辉煌，她还要有文学；其他非洲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埃利马报》用整版刊登了一篇周日文章，文章说：问题在于，有太多根本没写过一行字、有时候连话也说不对的人在四处出没，混充扎伊尔作家，让国家丢脸。这种现象必须停止，那些伪装的文学“圈子”必须由官方举办的文学“沙龙”取代；这项工作刻不容缓。还有两个月，总统就要去巴黎了。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这两个月里，完成并出版一部扎伊尔文学作品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为了迎接拉戈斯黑人艺术节，还有一些著作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从文章的语气来看，这很像是蒙博托在讲话。

蒙博托无时无刻不在发表讲话。他不再说法语，而是说林格拉语，那是夹杂了多种语言的当地话，半导体收音机把他的讲话带到了丛林深处。他以酋长的身份讲话，人们倾听着，不时地发出笑声，不时地鼓掌。蒙博托的精彩举措在于，他把扎伊尔人长年渴求但又不曾得到的东西给了他们：一位非洲国王。国王体现了他的子民的全部尊严；拥有一位国王就分享了国王的尊严。个人的责任由此而减轻了——在境遇惨淡的非洲，个人责任很可能成为一个人的绝望之源——现在你要做的只是服从，而服从是很简单的事情。

蒙博托总是颂扬他那简朴的出身。他和每个人一样，是一个公民。而蒙博托夫人妈妈——蒙博托的妻子——热爱穷苦人。她管理着一个面向贫困姑娘的救助中心，姑娘们在那里全身心地从事农业生产，还担任着制造国王勋章饰品的工作，忠诚的子民都会佩戴这种饰品：在扎伊尔，蒙博托的肖像永远供不应求。国王每一个小小的慷慨之举让都会让不适应慷慨的人民倍感珍惜。很多扎伊尔人会告诉你，现在有一艘医疗船在为河岸上的村庄服务。然而最令蒙博托的子民满意的，是他那些最奢靡的作风。国王的母亲受到了尊崇，她是个朴素的非洲女人。跟国王的人生经历有关的地方都已经被宣布为朝圣之地，遭到漠视的非洲丛林重新变得神圣了。

报纸上充斥着稀释过的法农的话语，每天都在谈论革命和革命的彻底性。然而革命的核心只有一个：王权。在扎伊尔，蒙博托就是新闻：他的讲话，他受到的欢迎，支持他的游行，以及他的新安排：宫廷新闻。真正的事件都无足轻重。金沙萨一家俗丽的家具店被国有化了，这是报纸上的重大新闻；另一条要闻是，人们发现一家酿酒厂的董事会里面没有非洲人。“警觉的”人民发现的反革命行为往往是这类事情：市场小贩的骗人伎俩；官员在晚上用政府的车拉客；一些人在违章建房；党的青年队成员喝醉了酒，在基桑加尼的大众汽车派对上捣乱。扎伊尔没有什么新闻，因为实在没有多少新的活动。铜矿开采在持续，因加的大水坝仍然在施工。到处都在扩建或新建飞机场，但这并不表明扎伊尔航空公司一派繁荣：建机场只是为了更好地管制整个国家。

第一天就十分清晰、后来被似是而非的话语弄模糊了的印象，最终证明是对的。蒙博托王权服务的目标就是它本身。扎伊尔从比利时手中继承下来的现代政权体系解体了，但政权体系是否正常运转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对于这个国家的真实生活而言，行政体系和现在的宫廷都是强加给它的，跟它没有真正的联系。责任、政权、创造力，这些都是访客带来的理念；这套话语不过是鹦鹉学舌，并没有回应非洲人内心的渴望。

蒙博托实现了和平，建立了王权，这是他的巨大成就。但他的王权是荒芜的，对国王的个人崇拜窒息了这个民族刚刚获得的一点智识进步。“本真性”问题引发的智识混乱让人们产生了对强盛的严重幻觉，再度关闭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将人们引向未来更深的绝望。蒙博托的权力必将烟消云散；但现在人们只能在蒙博托主义的指引下向前。蒙博托已经为他的后继者建立起了模式，到那时他们会发现，非洲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比起今天丝毫没有减轻，而且也像今天一样需要虚无主义的支撑。

当你开始感觉到，这是一个落入了陷阱的国家，始终停滞不前，永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你就开始体会到非洲人感觉到的空无。这是跌落的开始，非洲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跌回关于过去的迷梦——森林夹峙的空旷河面，土褐色院子里的茅屋，独木舟——那时候，祖先的亡灵在守望着他们，敌人只不过是一些人。

一九七五年

（翟鹏霄　译）

[1]扎伊尔于1997年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章写于1975年，故采用旧名。

[2]1885年至1908年间，比利时国王将现扎伊尔所在区域据为私人领地。在当地人的反抗和国际舆论压力下，1908年，该区域由比利时政府接管，改为比属刚果。

[3]扎伊尔第三大城市，也是扎伊尔境内位于热带丛林中最大的城市。

[4]赤道省内的一个小镇。

[5]阿尔贝一世（Albert I，1875－1934），1909年继位后对比属刚果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归国后便敦促比属刚果进行行政改革，建议保护当地居民，促进殖民地的技术进步。

[6]古罗马时期的一条将罗马与东南部阿普利亚地区的布林迪西连接起来的战略要道。

[7]亨利·莫顿·斯坦利爵士（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威尔士探险家，以中非的探险历程而著称。他曾经带领劳工沿着刚果河建成了刚果境内的第一条现代公路。

[8]当地的一个部族。

[9]扎伊尔西部的一个省。

[10]伊迪·阿明（Idi Amin，1925－2003），乌干达第三任总统，1971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及种族屠杀，1979年被推翻，流亡国外。

[11]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出生于马提尼克岛的非裔法国人，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革命家、作家，其作品在后殖民研究领域颇有影响。

亚穆苏克罗的鳄鱼

1

亚穆苏克罗位于科特迪瓦[1]水汽充沛的森林深处，是黑非洲的一个奇迹。它曾经是个小村庄，当年的它也许像西非丛林里的其他村庄一样，遍布着住上两年就会烂掉的茅草屋。但亚穆苏克罗也是这个地区的部落酋长的驻地，在法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直接统治之下，酋长的权威——道德、灵性与法术的权威——并未被人遗忘。

那位年迈的老人现在仍然是酋长，他接受过法国教育，成了法国人所说的“殖民地”医生，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法国出品，但终归算得上医生。后来，他成了一位政治家、一位抗争领袖。随着一九六〇年的独立，改换了面貌的丛林重新回到了它的人民手中，酋长也从此成为科特迪瓦的统治者，一直到今天。

他把国家治理得不错。他任用法国的技术人员、顾问和管理者，在天然矿产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仅仅凭着热带雨林和土地资源，就缔造出了一个富裕之邦。科特迪瓦已经富裕得需要从周边的非洲国家引进劳动力，那些国家要么经济落后，要么秩序混乱。外来劳动人口的增长跟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水平相当，整个国家的居民总数已经从一九六〇年的三百万增长到今天的九百万。首都阿比让[2]，当年那个在咸水湖淤积的、臭烘烘的黑淤泥上悄然兴起的码头，如今已是西非名列前茅的大港。深入内地一百五十英里，在一条不会让法国人丢脸的公路尽头，总统的故乡——亚穆苏克罗——也已经改变了面貌。

总统的故居其实已经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整个村庄——茅屋（如果还有的话）、公地以及近乎神圣的仲裁树——都被圈进了新修的总统宫，掩藏在绵延几英里的高高的宫墙后面。

宫殿侧畔有一片人工湖，湖中放养着乌龟和食人鳄，这些具有图腾和象征意味的生灵都是属于总统的。亚穆苏克罗以前没有鳄鱼，谁也说不清这些鳄鱼到底有什么含义。但鳄鱼会让所有的非洲人立即想到危险，想到集总统与酋长职位于一身的领袖对他的权柄那深信不疑、神秘莫测的把握，那权柄超出了人类的属性，仿佛是从大地中散发出来的。

酋长的权力和智慧已经让亚穆苏克罗周围的森林消失了。曾经的非洲田野、未经开垦的公地和杂乱的林木，如今已经是整整齐齐的机械化种植园。芒果、鳄梨和菠萝的种植区动辄几平方英里，所有的果树都排成整齐的直线。非洲人平常看到的大自然都是杂乱不驯的丛林，因此直线在他们眼中充满了美感。据说，在非洲的这个地区，耕地归使用者所有，丛林则不属于任何人。几年前，亚穆苏克罗周围的种植园被赠给了国家，在那之前，它们都是总统的私产。

总统的构想一向很宏伟，而他对亚穆苏克罗的规划格外宏伟。他希望它跻身于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大都市行列。这里的土地都平整过了，环绕着未来都市的大道也已经修好，路面像机场跑道一样宽阔。夸张、奢侈的现代楼群拔地而起（其中不乏设计得很出色的建筑），矗立在荒郊野外一片铲光了植被的土地上，等待着被充分利用。

为了吸引游客，这里修建了一个风景宜人的高尔夫球场。球场迄今为止维护得很好，顽强地抵挡住了长势迅猛的丛林的侵蚀。修建高尔夫球场是总统的主意，尽管他自己并不打高尔夫。高尔夫球进入他的脑海时，他已经很老了，他便以慈祥的领袖风范，号召他的全体子民——科特迪瓦六十多个部落的每一个人——打高尔夫球。为了接待来访的客人，这里修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总统酒店，是法国索菲特的连锁酒店。酒店宣传册是在法国印制的，银灰色的封面透着王者气派。“追踪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故园踪迹，”宣传册上写着，“发现明日非洲的超级现代构想。”

两种思想并行不悖：超级的现代梦想也可以为古老的非洲服务。这其中依然有着法老遗风，透出一抹远古世界的色彩。远离高尔夫球场和高尔夫俱乐部，远离总统酒店的游泳池，远离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现代浮华，矗立着人工湖畔的总统宫。光光的宫墙把总统的祖村和仲裁树围了起来，不让普通人看见；宫墙外，每天都有人用生肉饲喂总统那带有图腾意味的鳄鱼。人们可以到这里来观看。然而通往亚穆苏克罗的路途相当漫长，沿途那片植被斑驳、地广人稀的旷野也令人望而生畏，只有驾车的人才能轻轻松松地来到这里，而这部分人往往都是外来的访客和游客。

喂鳄鱼的仪式每天下午在明媚的阳光下举行。湖边围着轿车和衣着鲜艳、端着相机的游客。这些鳄鱼是圣物，一定要为它们献上活的贡品：一只鸡，这是仪式的一部分。这种献祭的元素，这种对权力与残酷的徐徐展示，令观者不安，但这正是它想要达到的效果，它仿佛把黑夜与森林再度带到亚穆苏克罗之梦跟前。

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无论他持有怎样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非洲在他眼中经常呈现为嬗变中的状态，她似乎总是处在马上就要变成另外一种东西的临界点上。因此，非洲总会勾起一个人的希望、雄心、沮丧和恼怒。就连科特迪瓦取得的成就也让人感到焦虑：这种成功会持久吗？非洲人有能力从法国人、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手中接过他们为非洲人建造的一切，并让它们高效运转下去吗？

当一个人来到亚穆苏克罗这样的地方，他的焦虑就会变得尤为强烈，他会觉得这一切都不太真实。在这里，你瞥见了一个非洲的非洲：非洲在她自己眼中——无论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事件，无论近年来呈现出多少世俗的辉煌——永远是完满的，永远是取得了高度成就的，爆发着自己的力量。

这种“完美非洲观”本不应该令我惊讶。与之类似的宗教情感当年就像阵阵迅疾的风，鼓动着加勒比地区的很多奴隶起义。在加勒比地区各种教派的组织当中，完美非洲观长盛不衰，同时也感染了当地的政治。黑加勒比地区最近兴起的很多政治运动都带着非常纯粹的非洲的一面：对非洲千年复国梦充满狂喜的向往。

新大陆的种植园充斥着来自西非的奴隶。但是当我来到科特迪瓦时，我并没有特别想到这一点。我来这里的原因要简单得多。世界太繁复了，我们只能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分装在大脑不同的小隔间中。我想来西非，是因为我从未来过这里，我想看看曾经的法属殖民地，想看看一个非洲国家如何能在黑非洲的混乱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政治成就和经济成就。非洲人的胜利、非洲的法国，这些迷人的想法把我带到了这里。

“非洲的法国”是我个人的幻想，它来自我对法语的热爱，这是一个中学男生的特别的爱，它是英属特立尼达女王皇家学院的教师们在我心中点燃的，这些教师很多是黑人或黑人混血，他们都深深地喜爱法语，而且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从来没有明说，但处处都在向我们暗示），法国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国家。非洲的法国：我想象着法语从优雅的非洲人嘴里讲出来，我想象着身材高挑、裹着头巾的女人，就像马里女人和刚果女人，我想象着红酒和热带的林荫大道。

然而，在科特迪瓦的溽热中，午餐时分的红酒让人昏昏欲睡，而且这里的红酒大多是玫瑰红酒，产自摩洛哥；西非的法国人跟西非的英国人一样破落，带着刺耳的口音；阿比让的商业中心小小的、干巴巴的，丝毫没有林荫大道的影子，只有黎巴嫩人开的商店，这里一片那里一片，躲在新建的高楼大厦投下的阴影中，诉说着不久之前那个更为乏味的殖民城镇的故事；这里没有林荫大道的幽静，只有“时髦的”非洲人街区传来的非洲话的嘈杂声。除了这些，这里也像很多前殖民地一样，矗立着崭新的国际酒店，散发着与周围的事物毫不相干的、既有的光辉。

在高尔夫论坛酒店的游泳池周围，法国商人和技术人员小乳房的妻子们赤裸着上身在晒日光浴，长着黑色和橙色花纹的蜥蜴在四周爬行。非洲要等到夜幕降临之后才会到来，她是以卡巴莱舞的形式到来的：这不是非洲人居住区的夜总会里的非洲，而是官方赞许的“文化的”非洲：来自森林的、带有准宗教或法术意义的舞蹈，如今在风景宜人的花园里上演，女人哼唱着歌谣翩翩起舞，舞台的灯光抚弄着她们袒露的丰满的乳房。

我并没有真的以为我能在非洲找到一个法国，那只是我的幻想。我没有料到的是，在科特迪瓦，法国和非洲仍然像是两种截然分离的东西。这让大都城阿比让呈现出来的成功景象更加令人费解：在城市的大马路上，方向指示牌处处显示着法国的痕迹；市中心矗立着摩天大楼；这里有大学校园和高尔夫球场；工人居住区四处蔓延，虽然凌乱，但并不贫穷；人种混居（非洲人和欧洲人）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为数不少；政府修建的公寓鳞次栉比；巨大的港口和工业区在运转；暮色中，已经被污染了的热带咸水湖湖面反射着高峰时间“滨海大道”上穿梭往来的车灯。

“这难道不是很美妙吗？”一天傍晚，一个美国使馆的人望着此番景象对我说，“他们仅仅凭着一点咖啡、一点可可就做到了这一切。”

他们用看似很少的东西创造了财富，而且分享、利用了这笔财富。但科特迪瓦的繁荣已经退潮了。咖啡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可可价格下跌了一半，前来开采石油的人正在离开科特迪瓦，去往非洲其他的法语国家。人们现在有些不满；有人开始对这个国家的法国人数量之多表示抗议。但这个国家毕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非洲的这个角落，这个国家仍然保持着秩序，仅凭这一点，就让人觉得是个奇迹。

这个国家周围的地区要么一片混乱，要么一无所有。在文盲和贫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利比亚，数位前任政府官员在海滩被枪决了，没举行任何仪式，从那之后，利比亚就一直被军队统治着。（新闻报道在读者的脑海中唤起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呵：度假场景中，惊慌失措的人穿着西装或睡衣，身穿制服的人端着枪，远处传来大海的涛声。）几内亚，以前也和科特迪瓦一样是法国的殖民地，她本来有可能比科特迪瓦还要富庶，但现在已经陷入了濒临崩溃的、杀人不眨眼的暴政统治，该国死囚牢中的“黑伙食”已经臭名昭著：他们既不给犯人吃的，也不给喝的，让犯人活活地衰竭而死。加纳，一九五七年独立的时候比科特迪瓦富裕得多，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也高很多，机构也很健全；而如今，频繁的政变已经让加纳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劳动力大量流出。

然而就部落而言，加纳人、几内亚人跟科特迪瓦的一部分人很相近。部落和民族不受国家界线的约束。虽然科特迪瓦自称自由之邦，但它也是一个非洲国家，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有着它自己的个人崇拜：独立时当上总统的人仍然在当总统，一直没有卸任。科特迪瓦的事业不是一日建成的，靠的是二十年来的经年累月之功。因此很显然，它能取得这种非洲式的成功，其中一定有某种适合当地人的组织原则（它远远超出了总统的个性），某种容易把握、容易复制的东西。

科特迪瓦人提供给外来访客的解释言简意赅，他们已经向其他访客解释过无数次了：加纳等国开展的国有化运动是白领和律师的运动，他们迷信意识形态，想用外国的观念一夜之间把非洲高尚化、非洲化；而科特迪瓦的国有化运动要简单得多，他们是农场主、农夫和村民的运动。

我到科特迪瓦不久遇到了一位大使，他对这种解释做了补充。他刚刚收到一条消息：加纳又平息了一起政变。这两个国家在独立的时候就不一样，大使说，气候和植被是它们仅有的相似之处。加纳独立后，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建设“行政结构”；科特迪瓦则致力于创造财富，从农民的耕作中创造出财富。科特迪瓦不怎么关心非洲化，他们修筑公路，拉近了村庄与市场的距离。他们为农村提供服务和安保——安保非常重要。他们让村庄不再与世隔绝，从而让人们安心地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成功了。现在，公路和旅馆遍布整个科特迪瓦。即便是位于国家腹地的总统故里亚穆苏克罗，距离阿比让也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就这样，我第一次听说了亚穆苏克罗。那是总统的故里，也许只是关心农业的政府将其从封闭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农耕村庄中的一个。

大使说话必须字斟句酌，他们的工作很特殊，他们必须过着符合特定仪式的生活。作为官员，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不应该跟当地人相去太远，因为他们必须跟当地人打交道。因此跟大使在一起，就和跟黑非洲的其他外国侨民在一起时一样，一开始，他们都显得模棱两可。当他们说一些不得已要说的话时，听上去都像是在否认或无视某些他们心知肚明的东西。外国侨民对非洲的非洲也许了然于胸，但他们不会在跟访客第一次见面时就把这个非洲和盘托出。他们都是有工作、有技能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他们自尊的一部分，他们要呈现给访客的非洲跟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因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人之常情，并非没有诚意。在非洲做某些工作、按照另一种文明的原则和技巧行事，这些举动有时就像是在超然地践行美德。很多外国侨民——那些在解放后的黑非洲留下来的人——成了真正的好人，而且不少人变得异乎寻常地孤独。

菲利普是外国侨民，从他那里，我第二次听说了亚穆苏克罗。菲利普是英国人，三十七八岁，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非洲度过的。他现在供职于一个非洲国家间组织，他的妻子是圭亚那的黑人姑娘，非常美丽，来自一个在英格兰定居的黑人家庭。很奇怪吧，菲利普说，在他们的婚姻中，非洲一方竟然是他，而英国这边的珍妮特“来自哈德斯菲尔德”。

那个周末刚好是珍妮特的生日。他们准备星期天去海边的大巴萨姆庆祝一番，那里是侨民周末远足的地方。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汽车驶出阿比让，驶过外来劳工简陋的聚居区，驶过椰树庄园——那里种着成排的椰树，椰树的轮廓沿着排与排之间的空地构成了一道道狭长的景深——驶过一排排出售非洲小玩意和手工艺品的茅草屋，来到了殖民地的旧都：已经沦为废墟的大巴萨姆——一八九九年，一场黄热病肆虐之后，大巴萨姆被抛弃了。我们驶过混凝土墙和瓦楞铁皮，驶过积着厚厚的尘土的街道，终于来到了海边，来到了茅草屋顶下的星期天餐厅。在科特迪瓦逗留了两周之后，我发现，到大巴萨姆远足是侨民生活的固定节目，是他们那单调乏味、刻板拘束的生活的一部分。

靠近阿比让城边的地方，公路变得非常宽阔，而且没有中央隔离带。特意这样修的，菲利普说，这是为游行准备的。

“就像亚穆苏克罗，”菲利普说，“你应该设法去一趟，最好是晚上抵达，你会看到通明的双排路灯，惊讶于自己身在何处。而到了早晨你会发现，你身在荒野。”

我们路过了一片低矮的兵营。这个兵营似乎已经驻扎了很久，他们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军团。他们很低调，菲利普说。他们到科特迪瓦只是来受训的。

我对他说：“这些非洲国家各有各的个人崇拜，待在这样的国家，你觉得沮丧吗？”

以我们的交往程度来看，这个问题问得太尖锐了。

他说：“每个地方都有个人崇拜。如果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看福克兰群岛[3]危机，我可以说这里面也有严重的个人崇拜。撒切尔夫人让自己变得位高权重。”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觉得这是同一回事。

他的回答却出乎意料地直截了当：“不。”很快，他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像是在为自己和自己前面说过的话做解释：“你必须理解，非洲人比较偏爱个人崇拜。这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多党和多头只会让他们困惑，我见过那种局面。”

第二天的使馆午餐会上，大家谈起了非洲人对权威的态度。我听到有人说，总统已经觉察到国内正在滋生不满情绪。出于宽仁和践行正道的愿望，他试行过“民主化”。科特迪瓦只有一个政党，选举时一般也只有一份候选人名单；各选区的选民只需投票支持或反对党的候选人就可以了。最近一次的选举做了一些新的尝试，选举办法规定，党内任何人都可以出来竞选任何席位。代表大会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席位，有六百多位候选人参加了竞选。百分之八十的老代表落选了，其中有些人已经当了二十多年党代表。

某种形式的民主的确实行了，但在政治上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老代表们已经有了一群追随者，已经成了长老。在非洲，一旦是长老，就永远是长老，直到死去。被革除了权力的人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回到村庄，再度成为普通的村民，因为他们已经颜面扫地。所以这次民主试验损害了乡村生活的凝聚力。选举以来，电视上有无数节目在强调“调和”的必要性。“民主”，人民做主，这是外来的理念；而“调和”是非洲的理念——事实上，在某些村庄和部落，每年都会举行专门的调和仪式，主持人是当地酋长。

就像很难免除长老或代表的职位一样，总统也很难不再担任总统（但在那天午餐会上，我们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尽管他已经很老了，有八十岁了，也许是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年龄）。总统不能退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亚穆苏克罗的浩大工程。工程离竣工还遥遥无期，总统在有生之年看不到那一天了。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总统是个民主派，也反对部落主义，但仍然坚持要在他统领的伯尔罗部落中选拔他的继任者。只有这样，他才能确保（或者说“试图确保”）亚穆苏克罗的工程会在他死后继续进行下去。

我听到人们说，亚穆苏克罗在飞速发展：从前的内地农村，现在已经道路四通八达，设施健全，极其宽阔的林荫路在雪亮的街灯照耀下通向荒野；它已经是一座纪念碑式的城市，意在让一位非洲的统治者永垂不朽。当我意识到整个工程的法老式的宏伟规模时，我开始担心起它的未来。我想起那些古埃及的纪念碑，环绕着法老名字的纹饰经常被法老的后继者毁坏得面目全非，而神圣法老纪念碑上的那些经过雕琢和打磨的石头也会被砸碎，当成普通的石块，随随便便地用在另一块纪念碑上。而亚穆苏克罗的非洲梦正在由来自另一种文明的人创造着：法国人、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他们的技艺也很容易在这片大陆上销声匿迹。

就这样，现代非洲取得的成功给我的第一印象打了折扣。在这里，成功变成了统治者的非意识形化的个人崇拜的表达，统治者是掌权家族的族长；这种机制依赖于非洲人对权威的观念。而这一切的基石是法术。

我最后之所以得出了关于法术的看法，依靠的不是秘密的信息源，而是最公开的消息途径：报纸。

科特迪瓦有一家日报——我只看到这一家——叫《兄弟晨报》，这份报纸每天都会在第一版的左上角刊登总统的一点“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关于发展和经济的，头版的主打文章也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份报纸也有体育版，但这些版面丝毫没有冲淡报纸的严厉风格。报纸上没有八卦，也几乎没有来自警方的任何报道。《兄弟晨报》呈现的是一个劳动中的国家，一个学习中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在上夜校的国家。然而，在我来访的第一周结束时，报纸上终于出现了一条真正的新闻。它在周末报的内页上占了两版，内容显然是当地一起家喻户晓的耸人听闻事件。

距离阿比让十七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通往亚穆苏克罗的宽阔的马路从那里经过，村里一位教师的房子不时迸发出神秘的火光。一个读者写信给报纸，提出那栋房子周围很可能有逸散的天然气。但这封信不起眼地印在右侧页面的最底下，加上了一则标题：“一种科学的解释”。而故事的主体——报道正文——说的却是：十七公里的燃烧之谜已被破解。

解密人是基督教天体派的一个布道者。天体派教徒早在受邀前来探秘之前——当时那位教师正在把大笔的钱支付给制作神物的人和穆斯林法师——就已经跟神灵沟通过了，他们“发现”恶灵是整件事情的根源。根据天体派教徒的说法，这类调查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神秘层面与人类层面。在神秘层面上是邪灵在作祟；在人类层面上则是一个被邪灵附体的人，这个人变成了纵火者。

天体派教徒凭着他们特异的禀赋，已经找到了这个人。邪灵一旦被发现，便立即处在了下风。那个邪灵已经去找过天体派教徒了，恳请他们不要干涉它，让它继续在科特迪瓦秘密地干这种邪恶的勾当。它想贿赂天体派教徒，但遭到了拒绝。然而天体派教徒还是跟邪灵展开了对话，他们问邪灵，为什么要在教师的房子里放火，那个邪灵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说，它是房子的主人。这显然是一种威胁，天体派教徒不打算再听下去，立即命令邪灵不仅要离开那座房子，还要彻底地从科特迪瓦消失。邪灵乖乖地走了。

现在，教师的家前门竖起了一个守护十字架，这个饱受折磨的人终于重获安宁。天体派基督徒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胜利，唯一令他们遗憾的是那位教师把很多钱花在了神物和穆斯林的法术上面。而他们这些基督徒，仅仅凭着对耶稣的信仰和几根蜡烛就解决了问题。

就这样，十七公里的故事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这是一个道德说教故事，就像《兄弟晨报》的很多内容一样，整个故事带着循循善诱、抚慰人心的味道。邪灵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击溃了。不仅仅是一个乡村教师的心灵重获了安宁，整个科特迪瓦也得到了一次净化。

《兄弟晨报》没有提到谁被附体了，也许是出于法律上的慎重，更有可能是出于对邪灵的忌讳。记者只给了一些暗示：那个被附体的人经常出入那座房子，跟教师的家人很熟，为教师做很多事情。《科特迪瓦星期日》杂志用了两页图文特稿来报道这件事情，登出了教师和他两位妻子的照片。被附体的人有没有可能是其中一位妻子呢？两位妻子看上去都无精打采的，跟那位无精打采的教师一样，不同的只是她们两个都形容消瘦，而教师有点胖。黑巫术和邪灵的出现似乎让这三人都见识了一下什么是地狱。黑巫术不是闹着玩的，事实上，《科特迪瓦星期日》的封面文章讲的就是真正的宗教与黑巫术、好法术与坏法术之间的斗争。

外国访客看到阿比让的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便联想到非洲的发展与成功。但阿比让位于非洲，在非洲人的意识中，这个世界的安全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保障。政府控制下的媒体传递着抚慰人心的消息：非洲隧道的两端都有光亮。

2

我出门旅行，是为了发现其他的意识状态。在这场认识的历险中，如果我所到的地方，人们都过着拘束的生活，这说明我的好奇心还部分地受制于我的特立尼达殖民地背景。我选择的地方，无论它们显得多么陌生，都跟我业已知道的东西有一定的联系。一旦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一旦一个地方再也没有出乎我意料的东西，这场认识的历险就结束了，我就会焦灼不安地想要离开。

我的好奇心是一个作家的好奇心，而非人种学者或记者的好奇心。因此当我旅行时，虽然我只能让我所发现的东西牵引着我，但我同时又仿佛生活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随着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交织、一起事件为另一起事件拉开帷幕，我也从一无所知走向豁然开朗。这场认识的历险也是人性的历险：我只能跟从意气相投的召唤。我不用勉为其难；没有哪个发言人是我必须要见的，也没有哪个人是我一定要采访的。通过我慢慢喜欢上的那些人，我最能找到我想要的、对一个地方的理解。在科特迪瓦，我主要在外侨中间走动，他们当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我通过他们的眼睛，通过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历，打量着这个国家。

特里·施罗德是这些外侨中的一员，他是美国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官员。他年近五十，是个身材瘦削、相貌英俊的单身汉，有着让女人既着迷又觉得不可接近的忧郁气质。他准备早早地从外事职位上退休，科特迪瓦是他的倒数第二站，而且他在这里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对我说“一点咖啡、一点可可”的就是特里，他赞叹科特迪瓦取得的经济成就，但他对它的非洲的一面也有自己的感受。

也正是特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告诉我，科特迪瓦住着一位著名的非洲圣人，他已经很老了，他是总统的灵性顾问。这位圣人也乐得为其他事情担当顾问，特里希望我能见见他。但那位圣人不幸“住院”了，我在科特迪瓦逗留期间他一直没有出院。这位圣人名叫阿马多·汉培特·巴，他以前担任过大使，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重要机构的成员，但他在科特迪瓦的声誉都跟他的灵性造诣有关，因为他精通数字命理，对其他玄奥秘传的东西也颇有研究。特里跟他比较熟，可以去医院探望他，特里总是称他为“汉培特·巴先生”〔“汉培特”的发音跟“Humpty”（矮胖墩）相去不远〕。汉培特·巴来自科特迪瓦北边的马里，他是穆斯林，但非洲宗教在他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伊斯兰教是我的父亲，非洲是我的母亲。”据特里说，这是汉培特·巴的名言之一。他的另一句名言是：“在非洲，当一位老人死去时，一座图书馆也随之烧毁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特里还跟我说起一个人，他在研究当地的乡村巫医（或者说是药剂师）。巫医里面有些人确实掌握了某种知识，能够用非洲的方法治疗非洲人的神经症，他们也了解草药和毒药。他们对毒药讳莫如深，他们掌握的毒药知识让人害怕，这构成了他们的一个力量来源。

谈起毒药，我想起了大洋彼岸的加勒比群岛。在旧时代，奴隶种植园不断有“新黑鬼”（这是他们的称呼）补充进来，这些黑人就来自科特迪瓦这类地方，毒药是奴隶和奴隶主面临的特殊恐怖事件之一。奴隶中总有会使毒的人；在种植园的奴隶中间，隐藏着一个地下的非洲世界，里面通常能找到一个储存了好些毒药的人；而一个复仇心切的奴隶会做出很恐怖的事情。一七九四年，特立尼达西班牙港的科布伦茨庄园有一百名奴隶中了毒，庄园主被迫放弃了这份产业。一八〇一年，流亡的德·蒙塔龙贝男爵买下了这座庄园，投毒的人又开始活动了，在男爵拥有这份产业的第一个月，他投入庄园的一百四十个“熟练”奴隶损失掉了一百二十个。

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对非洲法术的恐惧不亚于毒药。奴隶制依赖于奴隶的服从，依赖于奴隶接受自己该受奴役的逻辑。然而一位擅长说服别人的法师能够唤起非洲人的本能，他们会让其追随者觉得白天工作的世界不真实，会让平常比较顺服，甚至是忠诚的奴隶起身反抗。因此法师一旦被指认出来，就会被施以酷刑。在特立尼达和马提尼克[4]，他们会被活活地烧死。

法术与毒药，在群岛旧文献的描述中，它们显得像是绝望中的武器，在那个时候也许的确如此。然而在科特迪瓦，它们是一个依然完整的世界的一部分。科特迪瓦官方弘扬的非洲文化虽然有时显得只是吸引游客的题材，但其实也是非洲宗教的一种表达。即便是旅游纪念品商店出售的面具，即便是高尔夫论坛酒店游泳池旁边上演的舞蹈，其中仍然包含着某种敬畏感，散发着广为施行的法术的光晕。这里的人知道另一种现实，他们轻松自如地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灵性与神灵的世界里。

特里·施罗德介绍我认识了阿尔蕾特。阿尔蕾特是个黑种女人，来自马提尼克。她的法语优美而清晰，让我心中那个中学男生对法语的爱一下子完全复活了。她四十岁左右，身材高大，待人极其友善，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知识，她将让我弄懂这个国家的很多事情。她在巴黎遇到了一个科特迪瓦人，跟他结了婚，在科特迪瓦一住就是二十年。但她现在已经离婚了，她的前夫去了加蓬，那是法国在非洲的最新领地，盛产石油，遍地黄金。阿尔蕾特在阿比让大学的艺术系工作。她一个人住，在外国人社区中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她害怕孤独。她是一位外侨——在科特迪瓦，外侨有白人也有黑人。

马提尼克，法国，说法语的非洲：一条清晰可见的环环相扣的生活轨迹。若是在以前，当我身处地域逼仄的特立尼达，从黑人老师那里学习法语、倾听他们对法国文化之开放与自由的赞叹时，我会觉得阿尔蕾特的生活之旅非常浪漫。但是当我酝酿我的科特迪瓦之行时，我并没想到，法属西印度群岛人正在沿着迂回的路径返回非洲。就这样，除了我自己能联系上的人，别人也开始帮我介绍其他人。科特迪瓦变得不再像我想象中的那个国家。

我们是在歌德学院赞助的一次钢琴演奏会上遇到阿尔蕾特的，歌德学院是西德大使馆的文化机构。特里之所以去参加那场音乐会，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一个外交同行：外国使馆举办的文化晚会往往吸引不到很多来宾。科特迪瓦人富有、成功，享受着外国劳工的服务——总的来说已经厌倦了外国人，很难调动他们的胃口，特里说。特里自己举办文化晚会的时候会先安排一顿晚餐，希望人们用过餐后会留下来，但这一招并不总能奏效。外国文化太外国了。美国人在科特迪瓦举办过的最隆重的活动是美国海军波特兰号的来访：就在不久之前，美国人用无与伦比的登陆艇演习了一场对离岸岛屿的袭击。

特里带着一丝伤感的骄傲说：“那场演习让科特迪瓦军方开了眼界。”

阿尔蕾特住在一座院子里，里面是一排排的政府公寓。我们开车去接她，没接到，就去了歌德学院。她已经在那边的花园里等我们了，一个身材高大、棕黑色皮肤的女人穿着一袭亮闪闪的白色长裙，在灯光和树影中显得有一丝凄凉。她在嚼着什么；她总是在紧张地嚼着、吮着糖果，或者在吃着什么东西。他们已经把她公寓里的水给停了，她说。她对账单有异议，拒绝付钱，他们就把她的水给停了。现在她轮流到几个朋友的家里用浴室。（她为水的事情搏斗了几天，但最后还是付了账单。）

钢琴独奏会的听众是白人。歌德学院为说法语的非洲献上的钢琴家是个阿尔萨斯人，他有一个法国名字。他以前为歌德学院做过非洲法语地区的巡演，在当地获得了知名度。他高挑细瘦，半带微笑，脚穿笨重的黑皮鞋，有着一双白皙而有力的大手。每当掌声响起，他便起立鞠躬，从演奏台上小心翼翼地走下两级摇摇晃晃的活动台阶，然后轻快地走到大厅尽头，仿佛再也不回来了，但他只是在阴影里面等上一会儿，便再次向演奏台走来，走上摇摇晃晃的台阶，再鞠一躬。结束的时候，他走回来了两次，演奏了两首加演曲目。

阿尔蕾特用法语说：“我跟特里打赌，这里只会出现十张黑人面孔。但我错了，只来了三个。”非洲人不喜欢文质彬彬的音乐，阿尔蕾特说。他们只喜欢非洲夜总会的音乐。非洲学生即便到了巴黎，也只想找那种音乐来听。但不管怎么样，她说——她随着她讲的法语节奏摇着头，承认她自己在今晚的独奏会上也有些坐不住——钢琴家今天选了一些难懂的曲子。

钢琴家和德国文化参赞站在门口向宾客道别。钢琴家整洁、缄默，身穿黑色西装。参赞有着艺术家式的随意风格，戴着一副大大的圆框眼镜，圆脑袋上留着一头长长的红发。他为晚会的成功感到高兴。这次晚会开销不菲，他对特里说，毕竟是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阿比让的歌德学院一年只能举办一次这样的活动。这位钢琴家本来要去加纳的阿克拉，但是——参赞做了一个外交官的耸肩动作，尽管我们都知道加纳的事情，但他不好评论。

音乐会之后，阿尔蕾特和我去了特里的房子。那是一座单身汉的房子，客厅很大，而且装饰得很正式，特里的很多文化晚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客厅里摆着来自东方的纪念品——特里曾经在东方供职——还有一些非洲的面具和其他器物。特里为我们拿来了红酒，然后下厨给我们炒鸡蛋。

阿尔蕾特向我谈起了法国人。她喜欢法国文化，她说。但她讨厌法国人的礼节。她指的是法国人在社交礼节上刻板拘泥，最喜欢在“正确的杯子、正确的餐具、恰当的红酒”这些问题上小题大做。对于那些小家子气的法国人来说，尤其是在阿比让这样的地方，这套繁文缛节就像是道德原则一样不容违背。法国人对食物也过分痴迷。法国食物是法国神话的一部分，但阿尔蕾特对此并不欣赏。当你从国外回来，他们只知道问你：“Mange-t-on bien là?”（那里的东西好吃吗？）对这样的人你怎么欣赏得起来。

阿尔蕾特说，在科特迪瓦，法属西印度群岛人（加勒比人）的行为方式一如法国人。他们瞧不起非洲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文明人、是法国人，他们期望非洲人仰视他们。“但他们失望了。”西印度群岛人弄错了；非洲人不会仰视任何人；对于居住在科特迪瓦的一部分西印度群岛人来说，这里的生活让他们心里充满了压力。

因此，尽管阿尔蕾特对非洲人和夜总会音乐有些微词，但她还是把自己跟法国人和某一类法属西印度群岛人区别了开来。而且很显然：尽管她的非洲婚姻以失败告终，尽管她现在形单影只，但她心中仍然对非洲一往情深。

我们的晚餐是鸡蛋、黑面包和红酒，谈话转向了阿马多·汉培特·巴，那位圣人，总统的灵性顾问。

阿尔蕾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他是个伟人，是非洲的伟人之一。”

特里手里多出一本阿马多·汉培特·巴的小册子《一个穆斯林眼中的基督》。十九个月前，圣人曾经送给《纽约时报》的弗洛拉·刘易斯一本这样的小册子，并用颤抖的手给她签了名。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这本小册子上读到了汉培特·巴的数字命理计算，他运用了乞灵术和其他宗教法则证明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本质上的同一性。

汉培特·巴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进行对话的人”。小册子最后一章讲的是科特迪瓦总统，他说，总统在处理国务之余，经常跟他就灵性问题进行长谈。一天，他请总统讲个故事——比方说，他从非洲长老那里听来的传奇——故事的寓意在于兄弟般的爱。总统便对他讲了一个故事。

“亚穆苏克罗宫廷中有个俘虏，他负责孩子们的教育。他很喜欢我，给过我很多建议，对于我这样一个要被培养为酋长的人来说，那些建议必不可少。但首先我应该声明，在伯尔罗部落中，‘俘虏’像是一个标签，而不是现实情况。那人虽然是奴隶，但他作为人的价值并不因此而被剥夺。”

总统小时候正是从这个奴隶（或俘虏）那里听到了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农民，有一年，他获得了好收成，于是带着他的稻谷去赶集。稻谷卖得很好，卖完稻谷之后，他就在市场上闲逛。一个商人的摊子上摆着一把漂亮的刀，农民看到就喜欢上了，把刀买了下来。农民很珍惜这把刀，为它做了个鞘，还在鞘上镶嵌了珍珠和贝壳。一天，当他修剪树木的时候，被这把刀割伤了手指。在疼痛中，他把刀扔在地上，厉声诅咒它。但紧接着，他又把刀捡了起来，擦干上面的血迹，放回挂在身旁的刀鞘里。这就是故事的全部。那个农民为什么没有把那把不知感恩的可恶的刀扔掉？这是因为爱，那个农民爱他的刀，故事的道德含义就在于此。

这就是亚穆苏克罗宫廷的俘虏对将要成为酋长的男孩讲的故事，总统把它告诉了汉培特·巴，汉培特·巴又把它印在了自己的书里。

奴隶制，“俘虏”，这是非洲的习俗，仍然延续至今，就像毒药和巫术。但这个没头没尾的小故事想说明什么呢？怎样把对一把刀的爱诠释成兄弟之爱呢？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权力与调解的寓言，它来自一位老总统、一位老酋长。权力是酋长的独断权，但一位遵循传统做法的好酋长也会诉诸调解的做法。坏人被赶到了一边；但他们曾经是好子民，曾经发挥过作用，也博得过酋长的喜爱；酋长会记起这些，于是会原谅他们。

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一位希望与被统治者情义相通的统治者，这是汉培特·巴想呈现给读者的酋长，作为符合非洲理想的领袖，酋长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非常有魅力，非常打动人心。我略微进入了阿尔蕾特眼中的非洲世界。

3

特里的助理将为我安排亚穆苏克罗之旅，阿尔蕾特则会安排我认识一位老师。他是科特迪瓦人，在大学的民族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他开设了一门有争议的课程“鼓意学”：讯息鼓的科学。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找一个能带我去十七公里的向导，最近有邪灵在那里作祟，一位中学老师的家里不时地爆发出神秘的火光。

渐渐地，这几件事情都安排得有了眉目，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而且丰富多彩。在度过了最初的日子、收获了零零星星的印象、经过了半正式会见和初来乍到的礼节之后，我开始探索这里的主题和这里的人，开始生活在自己小小的小说里。

菲利普——就是那位英国外侨，他的妻子是圭亚那人，他们带我去过大巴萨姆的海边，那是外侨周末远足的路线——有一天在我住的宾馆留了一张字条。他找到了一个科特迪瓦小伙子，他愿意带我去十七公里，还愿意向我一般性地介绍非洲的法术。这个小伙子担任过这种向导，他曾经帮菲利普的同事接触过隐修士中间的法师。他现在失业了，目前科特迪瓦的就业情况不好，即便是科特迪瓦人找工作也难。

第二天早晨，我们三个人——菲利普从办公室出来，当我们的介绍人——在阿比让市中心的一间邋里邋遢的小咖啡馆见了面。

小伙子样子不错，体格健壮，腰身细长而结实。他有一张非常精致的非洲面孔，五官的轮廓十分鲜明，他的皮肤非常黑，颜色匀整，没有一点斑痕或深浅的变化。他很注意着装，衬衫是熨过的，非常整洁。我只能看到这些外表的特点，从他那热烈的眼神中，我看不出那是聪慧、迟钝、巴结，还是潜伏的恶毒。他叫德杰吉，来自比提部落，是科特迪瓦的第二大部落，仅次于总统的部落伯罗尔。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讨论开销上，对这次旅行可能会发生的每一笔费用进行估算。我们要雇一辆出租车，德杰吉会去安排，他认识一个人，他的车比宾馆的出租车便宜。村长那里要用一点钱，还要花几笔小费，再就是德杰吉的服务费——他说他要提前到村子里去一趟，让村民做好准备。

德杰吉的身子向前探着，越过了塑料桌面上的咖啡杯，一副鬼鬼祟祟的表情。对于每一项开销，都很难让他说出一个确切数字，就连他自己的服务费，他也不肯说个准数。每提到一笔开销，德杰吉的脸上就会掠过一丝心不在焉的、烦躁的倦意。菲利普彬彬有礼地追问他，从来不让他沉默得太久。现在必须设定一个上限了，菲利普用英语对我说。否则到了付钱的时候，德杰吉有可能会“漫天要价”。最后，所有的费用算下来大概是两到三万当地法郎，也就是三十五至五十英镑。德杰吉说，等他跟村长和出租车司机谈好之后，第二天会打电话告诉我最后的数字。

德杰吉说自己是个信徒。他指的是他相信神灵，相信法术的力量。他说，他之所以肯做我的向导，是因为他想让我也成为信徒。

我问他，我是外国人，这会不会给我们这次访问带来麻烦。他先说不会，然后又说会。我是印度教徒，是不是？印度教徒也以擅长法术著称，物神术士会把我当成竞争对手，向我隐瞒一些东西。如果是欧洲人就容易多了，就像菲利普这样的人，尽管菲利普的肤色和我的是一样的。

他最后这句话很出人意料，因为菲利普和我的肤色根本不同，但对德杰吉来说是一样的。他仍然在用部落人的眼睛看世界：只要不是非洲人，就同属于另一种肤色。

我请他把他的全名写给我，他先写了自己的姓，最后写的是他的法语教名。当我说起他的法文名字时，他皱了皱眉，用写字的手轻轻做了个掸拂的手势。这个名字无关紧要，他说，只用于各种证件。

第二天，他打电话到宾馆前台留言：十七公里会面的事情已安排好。他来到宾馆之后告诉我，司机的费用定在一万八千法郎。我还听明白了，他说——他的话非常含混难懂——还需要两千法郎作为小费。出租车司机是村长的弟弟，他说。要为村长准备一瓶威士忌：酒在非洲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看起来他提出的价格没有超出我们说好的上限，于是我请他进酒吧，敲定我们的交易。

在宾馆光线幽暗、气氛“私密”的酒吧里——酒吧里布置着金属镶边的蔷薇木家具，黑色的PVC座套装饰着铆钉——他就像在城里的咖啡厅一样从容自若，或者他只是对周围的环境不敏感。他呷着啤酒，就像在咖啡厅里喝咖啡一样悠闲地喝喝停停。然后，他又现出鬼鬼祟祟的神情，前倾着身子，说话声音变得轻柔，热切地望着我。

这个国家的发展已经走了上歧路，他说，自上而下地走上了邪路。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着自己的话题，他说大学已经“饱和了”，这里只有一所大学，录取条件非常苛刻。现在有很多人失业了。人们来到阿比让，染上了西方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不幸。这个观点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为什么说是他们的不幸？他压低了声音，弯腰靠近我说——仿佛希望我能领会他所说的话的全部重要性——他已经忘记了怎样跳舞，忘记了怎样跳他的部落和民族的舞。他在他们村子里跳过舞，但到了阿比让，他就跳不出来了。

我问起了他的家庭情况。他说他有九个姐妹，八个兄弟。他说他父亲是农场主，是为科特迪瓦创造了财富的农场主中的一个，他有两三个妻子。现在他们家所有的孩子都在阿比让，德杰吉住在一位叔叔家里，那是他父亲的兄弟。这位叔叔是机械师，有两个妻子和十三个孩子。

我很想听德杰吉讲讲他的家庭生活，但他想谈的是法术。在阿比让有一些科特迪瓦人，他说，他们的衣着打扮都是现代的，用法国口音说着语法正确的法语，他们跟自己的民族失去了联系，他们说自己不再相信非洲的神灵。但这些人不愿意回村子，因为他们害怕巫术。在内心深处，这些说法语的非洲人仍然是信徒。

德杰吉的话我不能完全听懂，不光是语言的原因。也许是我忘记了他的单纯，被他的开场白（“这个国家走上了歧路”）误导了，我一直试图在他的谈话中寻找的东西——一种态度，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立场——也许并不存在。也许，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流落在阿比让街头的失业村民只是对这个国家“自上而下”的发展感到由衷的困惑。也许，作为我的探访法术之旅的向导，他只是想激起我对法术更大的兴趣。

4

我来科特迪瓦之前，有人告诉了我一些名字，其中一个是乔治·尼安高兰－博夫。关于这个人，我的笔记上写着：“人类学家，可以在大学的民族社会学研究所联系到他。大约五十五岁，‘鼓意学’世界级专家，研究部落里击鼓交流的形式。深谙非洲艺术，收集的阿善堤秤砣堪称一绝。”

他听起来很是个人物。当人们把当地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给到我时，作为过客的我经常不好意思去登门拜访，我对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就是这样。但我向一些人问起了他，我很快发现，博夫先生的学术地位颇受争议，如果说他称得上世界级的鼓意学专家，那是因为这门学科正是他开创的，就连“鼓意学”这个词也是他发明的。作为大学课程，鼓意学和非洲哲学一样备受争议。有人觉得，鼓意学和非洲哲学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

在大学工作的阿尔蕾特认识尼安高兰－博夫和他的秘书。他的秘书是个说法语的西印度群岛人，我的加勒比同胞。一天上午，这位女士打电话给我，她的声音清脆悦耳，但她的法语跟阿尔蕾特不一样，我不太能跟得上，尤其是在电话里。她的名字是安德蕾，在电话里我听明白了：她的上司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还在美国讲学，但我不妨到大学里去取一下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鼓意学著作，新印的书那天早晨刚刚送到了办公室。

校园很大。一些工人坐在一棵树底下——小树周围的杂草都已经给磨光了——他们把民族社会学研究所的楼指给我看。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座毫不起眼的砖房，已经有些风化了。进去之后，挂着一串名牌的走廊上，小小的“博夫”名牌赫然映入眼帘，让我觉得精神一振。走进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先看到一幅宣传鼓意学课程的大海报，又看到一幅印着阿善堤金秤砣照片的海报，这一切让我感到兴奋。

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秘书安德蕾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棕色皮肤的女人，是阿尔蕾特的朋友。她很友善，但跟阿尔蕾特不一样，她没有阿尔蕾特的活力、高大和温柔。她身材瘦削，两个镜片遮盖着一双劳损的大眼睛，小卷发紧紧地拢在脑后，挽成一个小小的发髻。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毛线开衫和一条厚厚的彩格呢半身裙。办公室里开着空调。她的着装风格——受人尊重的法国风格，受人尊重的西印度群岛风格——宣告她不是非洲人。她包里的毛线活也在宣告这一点。她穿的那件蓝色开衫也许就是她自己织的。她说——那天上午，她在办公室里显然无事可做——她不喜欢让手闲着。

现在，她的法语比电话里更难懂了。因为是面对面，她加快了语速，提高了嗓门，发出涓涓细流般的声音。她的话我有一半没听懂，我本来就不好的法语在对方毫不加以照顾的情况下变得更糟了。

她的办公桌就在窗边，上面放着毛线活。她把不在场的上司的大办公桌指给我看，它紧挨着走廊的墙，桌子后面是一把宽大的塑料靠背转椅。她让我感觉到了这个小房间的空旷。

但她这里有上司的书。她拆开褐色的包装纸，给了我一本大开本的平装书《鼓意学导论》。封面上印着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照片，他坐在一个露天的鼓乐仪式上（台上有麦克风）。他身材魁梧，有酋长风范，身披非洲棉布衫，正半闭着眼睛倾听鼓声。此刻，他对我来说变得真实了，他不再只是一个人名加一门名称古怪的学科，他的办公桌在我眼中也变得更有个人色彩。摆在他桌子上的那些小小的铜器确实很美，就像墙上那幅海报里的金秤砣一样。

有一个图案在这些秤砣上反复出现，它可能是一个表意符号，也可能是度量单位，这个图案是“卍”，或者说接近于“卍”。我问安德蕾，这些秤砣有没有可能源自印度。我没有把话说清楚，她只回答说，这些秤砣非常非常古老。海报上也是这样说的，这些东西非常古老，它属于非洲，是非洲文明的证明。为非洲文明提供证据——我开始感觉到，对于安德蕾为之当秘书的那个人来说，这就是他的事业。

安德蕾上午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她把毛线活放进手袋，锁上了办公室。她说她会陪我走到有出租车的地方。当我们走在学生中间时，她说，我应该每天吃一片氯喹，有备无患。这是预防疟疾最好的办法。我有过这样的打算，但一直没有做。她说她可以跟我一起坐出租车去一家她认识的药店。我们来到校园边上的一家药店，那位药剂师可能是欧洲人，也可能是黎巴嫩人，介绍氯喹的用法时，他一味地对着安德蕾说话，而不是我。

现在接近中午了，正好是午餐时间。我把安德蕾从她的办公室带出很远了，但她不介意。她喜欢有人做伴，而且我是阿尔蕾特的朋友。她说她知道市中心的一家餐厅。

当我们乘出租车驶出公寓街区，来到滨海大道时，安德蕾大致指着一个地方说：“我母亲住在那里，她会用纸牌算命。”

我假装没有听到。

“我母亲是个寡妇，”安德蕾说，“她用纸牌算命。你应该懂这个，你是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都是看星相的。”

她说，她的发音第一次这么一清二楚，就像是在上语言教学课，“Ma… mère… lit… les…cartes.”（我母亲看纸牌算命。）

我一边任由出租车渐渐驶离她母亲看纸牌算命的地方，一边说道：“真是一种不错的天赋，一份好职业。”

安德蕾尖声说道：“我母亲是受过正规培训的护士。”

我思忖着：安德蕾和她母亲，这两位西印度群岛的女士是怎样千里迢迢地从瓜德罗普[5]来到科特迪瓦的呢？我问：“你跟你母亲住在一起吗？”她的嗓门提高了，充满了抑扬顿挫，她说没有。一家子住在一起，那是非洲人的生活方式。而法国人，她指的是像她这样的法国人，都是分开住的。我问她为什么会来科特迪瓦。她说她在巴黎遇到了一个科特迪瓦人，他们结了婚。他们来到科特迪瓦生活后，他们的婚姻就破裂了。

她指引着出租车来到市中心那家餐厅，那是一栋大房子，像个谷仓。餐厅的门敞开着，门外立着漆绘的菜单牌。“这里挺干净的。”安德蕾说。我们进去之后——餐厅里的人还不多——她又说：“这里不是挺干净的吗？”这里还不错，而且居然有个打着领带的黎巴嫩人在一张餐桌前飞快地吃着东西。他埋着头，外套放在椅背上，像是去赶赴一个商务约会。但餐厅里炖肉和其他菜的味道太浓了，即便大门敞开着，里面仍然烟熏火燎。我不想待在那里，安德蕾失望了。

我们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宾馆，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地方。这里是市区较为湿润的区域。宾馆坐落在一条商业街上，街道两侧种着热带杏树，树上长着圆圆的叶子。街上有黎巴嫩人开的布料店，有擦鞋的小男孩，还有衣衫褴褛的非洲人，这些人很可能来自其他国家，他们懒洋洋地在开裂的人行道上坐着、躺着，散发着汗味。一个非洲人头戴白帽，身穿穆斯林长袍，正在进行正午的祈祷。他跪在地上，向前弯着身子，沉浸在恍惚的状态中。

这家宾馆属于一个二流的连锁品牌，在经营者的努力下实现了浮华与伪劣的混合。安德蕾见到后却感到兴奋。她说：“价格不菲。”她的举止也立刻提升到跟她对宾馆的看法相一致的高度。她出钱付了出租车司机小费：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我们在餐厅刚刚坐下——我们的位子靠着玻璃墙，俯瞰着高速公路，远处是黝黑的溪流和往来的船只——她就对着穿制服的服务生摆出一副苛刻的法国做派，慢条斯理、细致入微地问起跟菜单有关的问题。

服务生不买账。他习惯了跟欧洲夫妇、商人（这里有几个日本人）和退隐独处的人打交道，在这种不能指望有优质服务的地方，只要稍微善待他们一点，他们就会感激不尽。服务生夸张地皱起了眉头，安德蕾对此视而不见。她精挑细选了一番之后，点了她要的东西。我点了一份煎蛋饼。安德蕾脸红了，她说她点的东西太贵了，坚持要换，服务生在旁边一直等着。最后她定下来要猪腿肉配薯条。

她现在有些不安，服务生一离开，她就开始说话了，语速非常快。她说她过得不容易。她陷在了科特迪瓦，再也回不了故乡——她指的是法国，指的是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很多年前，她把它留在了身后，如今从各种意义上说，它都太遥远了。她在大学里每个月挣九万法郎，相当于一百五十英镑。六年前，她幸运地得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在那之前，她在托儿所当老师。“不太好。”她说。

她嫁给了她在巴黎遇到的一个科特迪瓦人，来到科特迪瓦四年后，他们的婚姻结束了。她丈夫的家人拆散了他们，她说。法国女人，像她这样的法国女人，如果跟科特迪瓦人结了婚，就应该一直待在法国，她说。在科特迪瓦，科特迪瓦人的家人能够破坏两个人的婚姻。

服务生来上菜了。他有些自鸣得意，因为他用两只胳膊端着六个盘子，像是特意在向安德蕾展示他的法式餐厅服务风格，既然安德蕾对他摆出了那样一副法国做派。安德蕾没有回应他的微笑。她板着面孔，怀疑地打量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就像是在安德蕾目光的判决下，他注定要证实小家子气的法国人的看法：非洲人就是笨手笨脚——他把一只盘子弄掉了。那只盘子不是我们的。当他垂头丧气地回来清理地毯上的浊物时，安德蕾已经在优雅地吃她的猪腿肉配薯条了。她先把一片猪腿肉放在盘子的一边，然后开始吃其余的部分，仿佛她不会去碰那片搁在一边的猪腿肉。但是到了最后，盘子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包括薯条、猪腿肉和果冻。

她又谈起了她在科特迪瓦的生活。她不经常坐出租车，她说，太贵了。因此总的来说，我今天算是在款待她，于是我决定尽这个餐厅所能好好地款待她。

我问她喜不喜欢奶酪。卡芒贝尔软酪和瑞士干酪？她问。我说是的。她说她特别喜欢卡芒贝尔软酪。她不喜欢山羊奶酪吗？喜欢，但是卡芒贝尔软酪更精美，而且也是一种价格不菲的东西。

她以她不容置疑的态度把服务生召唤过来——她对他刚才的事故没有流露出一点同情，这种漠然一下子消灭了他那略带粗鲁的对抗气焰——她问，有没有各式奶酪，有没有备选的花样，有没有奶酪托盘。服务生说有。他开始介绍，安德蕾打断了他，命令他把奶酪托盘拿过来。现在他承认了她的权威，当他把托盘拿来时，她变得非常娴静，仿佛在奖励他的顺从。她只取了两小块卡芒贝尔软酪，尽管就她的盘子来说，她可以取四倍的量。

她说这里的卡芒贝尔软酪不错。其实不怎么好。我热情地让她再来点甜品，她顺从了。她召唤服务生，让他把甜品托盘也拿过来。她没去过国外，她说，边说边慢条斯理地吃着她点的那块颜色苍白的苹果馅饼。她没有去过周边国家，加纳、利比亚、几内亚，都没去过。她没钱去旅行。

账单拿过来时，她优雅地做了一个要付账的表示，拿出钱包，打开，仿佛里面装着什么秘密。我让她把钱包收起来。然后——在宾馆吃完这顿拙劣造作的法式布尔乔亚午餐之后，法国的优雅和西印度群岛混血儿的优雅来到了她身上——她说，她希望有一天去我的国家拜访我。

我们坐出租车回去。安德蕾说她想在教堂下车。而教堂对她来说，至少在当时的情境下，只是一个地标。安德蕾那位会用纸牌算命的寡母住在教堂附近，而且是一个人住——就像法国女人应该做的那样。

在非洲明亮的阳光中，这里显得如此的幽静。这阳光一如加勒比的午后日光，但是对于离开了瓜德鲁普和巴黎、只剩下科特迪瓦的安德蕾来说，故乡是多么遥远！

公路沿着咸水湖蜿蜒，穿过半外交性质的开发区，来到高尔夫论坛酒店，酒店对面是开发了一半的高尔夫球场，球场里面保留了几棵树干粗壮的猴面包树，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热带森林。酒店花园里，孩子们在泳池周围嬉戏，供他们玩的有假山、肚子空空的塑料大象和水滑梯，胸部扁平的女人在池水边光着上身晒日光浴。身穿褐色制服的非洲保安在几个守护点上坐着。湖边，在一个像是湖滩的地方，白沙被人为地堆起，堆到了混凝土的地基上，地基露出水面的部分有两三英尺高，这就是污浊的咸水湖轻轻拍打的堤坝。变质的水面上长着一种小小的、绿色卷心菜一样的植物，有着胡子般稀疏的根。这些水生植物向着有遮挡的地方汇集，在船舶的背风处，在混凝土的墙根边，织成一片片鲜活的绿色小地毯，在水面上摇晃着。

我发现，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在《鼓意学导论》中特别提到了安德蕾：面对一位苛刻而固执的上司，她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合作者。这种叙述让他显得很有魅力。翻过致谢部分往后看，我发现“鼓意学”这个词其实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自己造出来的。他试过其他词：tamtamologie，tamtalogie，tambourinologie，tambourologie，tambologie，attangbanologie。但全都放弃了，因为这些词听上去都像是在强调击鼓的艺术，而不是把“讯息鼓”当成对部落历史与传统的记录，从而进行研究。讯息鼓模仿并保留了古代歌咏中实际用到的词：那些歌咏就是昔日的非洲文献。关于讯息鼓的真知就像阿善堤秤砣中的艺术和算术元素一样，为非洲赋予了古老的文明，欧洲人和殖民者认为这种文明并不存在。证明它的存在就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事业，就是从瓜德鲁普和法国远道而来的安德蕾所服务的事业。

当我再次见到阿尔蕾特时，我告诉她，安德蕾的法语我很难听懂。阿尔蕾特说这正是她所担心的，安德蕾的话比较难懂。安德蕾有点紧张，但她有一双非常灵巧的手，会织毛衣，还会编挂毯。她母亲是个很好的通灵师，会用纸牌算命，总能说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阿尔蕾特说，安德蕾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在科特迪瓦又结了一次婚。她的第二任丈夫精神失常了，这件事情影响了她的健康，其实，她母亲就是为了照顾她才来到科特迪瓦的，她母亲以前是护士。她们不住在一起，但在一起吃饭，安德蕾每天跟她母亲一起吃中饭和晚饭。

才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聊了安德蕾的情况之后又聊了别的——阿尔蕾特又告诉我，安德蕾第二个丈夫是在做政治犯的时候发疯的，他遭到了毒打。

我们聊天的地方是象牙酒店，特里·施罗德跟我们在一起。象牙大厦并不只是一座酒店，这里面有酒吧、餐厅、商店、弹球机游戏区、保龄球道和溜冰场（溜冰场的冰暂时除走了，场地被重整成一个足球场），这是阿比让的一个开了空调的奢华的游乐场，人们喜欢在晚上进来，沿着长长的走廊看看逛逛。这里的冷气开得特别足，很多人的穿着都是有备而来。

外面，在温暖的空气中沿着酒店门前的车道奔跑、追赶刚到的汽车的是妓女。这是阿尔蕾特告诉我的。（我没看见她们，没有人追我们的车。）这些妓女是农村来的姑娘。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学生妓女，她们把这份职业当成娱乐，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女大学生不跟男大学生睡觉，她们跟政府里的人睡觉，他们身居要职，送得起配得上女大学生的礼物。穷学生都留给了阿比让的女中学生，因为男生只有助学金，所以一个女中学生往往同时给两三个男生服务，每周跟每个男生睡一两次，月底结账。

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非洲人相信，在男女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阿尔蕾特说。他们既不寻求、也不指望忠诚的性关系。因为不忠而离婚，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在婚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家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当嫁给科特迪瓦人的西印度群岛女人——就像安德蕾，就像阿尔蕾特自己——来到科特迪瓦后，会发现自己深陷泥淖。她们的男人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加勒比女人在巴黎会被蒙蔽。当一个男人说他来自酋长家庭，家中拥有众多奴隶和仆佣时，这些女人会为他倾倒。西印度群岛的女人有着她们自己关于爱情的想法，当非洲男人向她们表白、甚至求婚时，她们以为的含义，那个男人从来没有想过。流落到科特迪瓦的西印度群岛女人既没有部落，也没有家；她的非洲丈夫会毫无愧疚地对她们说“再见”。如果一个科特迪瓦男人把外国妻子带回家，他的家人就会为他选一个非洲妻子，把她送到他家里。他如果不接受非洲妻子，他的家人就会给他施加诅咒。这个男人非常害怕诅咒（也很害怕毒药），一般都会屈服。

这就是阿尔蕾特的故事。生活在非洲，她说，会让一个人所有的理念和价值观都遭到质疑。这是好事，她又说。于是我再一次注意到，阿尔蕾特说的有些话像是在批评非洲，但最后你会发现，那些根本不是批评。在阿尔蕾特心目中，非洲重新教育了她、塑造了她。虽然同为外侨，但她的孤独有别于安德蕾的孤独。

5

吉尔·舍曼是特里·施罗德的助理，他在帮我安排去亚穆苏克罗的旅程，他有天写信来，说他找到了带我去那里的最佳人选。那人就是易卜拉欣·基塔，他是总统在殖民时期的政治盟友的儿子，他和总统的关系很密切。总统希望看到人们在科特迪瓦打高尔夫，易卜拉欣·基塔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事业。他很喜欢打高尔夫，是高尔夫联盟的主席，也是亚穆苏克罗那座著名的高尔夫球场的负责人。据说，总统把亚穆苏克罗的开发工作全面托付给了他。他会定期坐着他那辆极其宽敞、车速很快的梅塞德斯去亚穆苏克罗，他是带我去那里转转的最佳人选。

可是，当我在吉尔·舍曼那里遇到易卜拉欣·基塔时，他好像不知道要带我去亚穆苏克罗这回事儿，一句也没提，其实，他整个晚上都没怎么说话。他的国际语言是法语，不是英语。他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四十岁左右，因为长期打高尔夫而练就了一副运动员的体格（他那天晚上因为打球已经很累了），他的肤色和相貌有点像西德尼·波蒂埃[6]。他妻子艾琳那天晚上跟他一样寡言少语。易卜拉欣·基塔是穆斯林，艾琳的沉静可能是非洲穆斯林的一种谦卑。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洲人。她在加纳出生，她的父辈来自西印度群岛，她娘家的姓氏是巴斯比：他们是来自巴巴多斯岛的黑白混血，说英语，属于中产阶级。

那天晚上她弟弟跟她在一起。他也是在加纳出生的，现在住在伦敦。他对记者工作和非洲的出版业感兴趣，目前正在科特迪瓦出短差。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蓄着络腮胡，三十多岁，皮肤是棕色的。他的举止结合了伦敦和西印度群岛中产阶级的风格。他聪明活泼，性格开朗。那天晚上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跟他聊天。

他的家庭故事非常感人。一九二九年，他的巴巴多斯籍父亲在英国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后，决定到非洲来工作。他属于最早一批从英属西印度群岛来到非洲的黑人职业人士。二十年代，黑人在个人领域每取得一点进步，都只会让他更强烈地感觉到种族剥削。英帝国早在一八三四年就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已经被英国弃之不顾，因为已经毫无价值——黑人和白人的种族态度从那以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二十年代，黑人职业人士感到非常孤立，哪怕是在自己的社群当中。

巴斯比医生做的事情，很多像他这样的黑人只是嘴上说说，很少付诸行动：他决定回到非洲，为非洲服务，尽管非洲本身也是殖民地。他去了黄金海岸。那是英国统治的地区，就在法国统治的科特迪瓦旁边。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去世。

一九五七年，黄金海岸独立了，成了加纳。恩克鲁玛掌权，然后倒台。在加纳独立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整个国家成了一片废墟。巴斯比医生的孩子现在都已经移居国外。

我问那位年轻人，那位医生的儿子，他对加纳的事情怎么看？他给了一个不是回答的回答。他说，那是加纳必须要经历的。但在一九五七年——当科特迪瓦还很贫困的时候——加纳很富裕，拥有受过教育的国民，社会体系也很健全。这些为什么都被挥霍殆尽了？是不是因为恩克鲁玛——因为他的种族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他的狂妄自大、铺张浪费？

他不合逻辑的回答令我惊讶。恩克鲁玛领先于他的时代，年轻的巴斯比说。领先？巴斯比说：“你读过恩克鲁玛的书吗？你应该读读他的书。”就是说，他的伟大之处存在于他的文字里，而不是他的事业里？恩克鲁玛，巴斯比说，有着关于非洲大陆的宏图远略。他无限地超越了部落领袖的视野。他向读者展现出一幅非洲宏图，他的构想到今天仍然具有革命性；这就是在独立后，他那么夸张地搞建设，让整个国家都破产了的原因。恩克鲁玛为黑人的尊严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你可以去问任何一个美国黑人。”巴斯比说。

吉尔·舍曼就是美国黑人，但他也许出于外交技巧，没听到这句话（他正在跟易卜拉欣·基塔说话），我也没去问他。

黑人的尊严——我想跟巴斯比继续探讨这个话题——这种理念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非洲独立了，加勒比的黑人岛屿也独立了。黑人是不是可以去为其他事情奋斗了？

巴斯比说：“旧的理念也许最终会证明是最好的理念。”

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只是始终如一的种族激情。他忠于父亲的事业，五十年过去了，世界已经改变，这项事业已经变得像一种宗教。无论现在面临着怎样的灾难，黑非洲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世界，他说，仍将转向非洲。文盲很快会成为英国和其他西印度群岛国家的问题，世界将会发现非洲之道中蕴含的价值。他给我讲了一个非洲故事，类似于一个寓言。故事讲的是一个农耕社群和一个航船社群，他们彼此轻蔑，但通过某种仪轨的安排，双方都保全了自己的骄傲，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非洲能为世界提供的就是这类解药。

他住在英格兰。作为记者和出版商，他需要以英格兰为基地。但这个重要的事实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事物的看法。我问他，他希望非洲怎样。他说，他希望非洲发展。但不是科特迪瓦这种类型的发展：他寻求的是能让非洲人保持自己灵魂的发展。他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也许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政治反对意见阻挡了他的视线，他没有看到，法国理念和非洲理念在科特迪瓦仍然是多么泾渭分明；他也许没有意识到，非洲世界仍然是多么完整。再也许，他家族的事业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套没有可能实现的关于“纯粹非洲之道”的宗教理念。

他去跟易卜拉欣·基塔说话，跟他商量我的亚穆苏克罗之旅。我已经在跟其他人的聊天中得知，基塔（因为打球的疲劳，他此时已经精神恍惚了）说，当你习惯于驾驶波音707之后，你就没办法用塞斯纳载客了。这是我获得的表明基塔知道我们要去亚穆苏克罗这件事情的第一个信号。而这个信号传递的消息是：基塔不能带我去。梅塞德斯的轮胎出了问题，显然不能让他开着一辆对他来说只相当于赛斯纳的汽车送我去亚穆苏克罗。

真可惜，轮胎坏了，巴斯比说，间接向我道出了坏消息。易卜拉欣是个很棒的司机，他开着那辆梅塞德斯，两小时可以跑一百五十英里。但易卜拉欣从尼日利亚弄来的备胎质量不好。这个级别的梅塞德斯需要一种专用的轮胎，易卜拉欣只好让人去德国订了。

易卜拉欣·基塔、艾琳和她弟弟一行离开了。吉尔·舍曼说，他准备自己开车送我去亚穆苏克罗。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又听到一些跟梅塞德斯有关的谈话，还听到人们说基塔夫妇是多么好的人。

安德蕾、阿尔蕾特和年轻的巴斯比——非洲向他们每个人都发出了召唤，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非洲。巴斯比继承的事业是种族救赎，他对非洲的神秘信仰是他所需要的。但那是一项个人事业，它来自另一片大陆、另一个过去，来自另一种观看方式和感知方式。而德杰吉这样的人，那个要带我去十七公里看神秘火光的向导，仍然只知道神灵和部落。在种族意识上，德杰吉还很单纯。

6

十七公里就在通往亚穆苏克罗的公路边，位于土质柔软、地面崎岖的乡村，远离“时髦的”阿贾美[7]非洲人居住区和工业区。根据德杰吉的说法，出租车司机是我们要拜见的村长的弟弟。出租车驶离了主城区，我们在城乡结合带的一家酒铺门口停下买威士忌，按照德杰吉的说法，这是我们必须送给村长的。

酒铺是个简陋的单间房，只有最基本的陈设，甚至透着质朴的气息：几个货架，每个货架上都摆着几瓶特定牌子的酒（像是样品），钉着一个价格标签。店员是个年轻小伙子，神情泰然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桌上光溜溜的，只有一小叠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过期的《兄弟晨报》。我们没买威士忌，德杰吉挑了一瓶售价三千一百法郎的杜松子酒，合五六英镑。店员用一张《兄弟晨报》把酒瓶裹了起来，德杰吉小心翼翼地接过了瓶子。

这里土质松软，地上像是没有石头。树长得比较高，树冠稀疏，枝干裸露——都是椰树、棕榈和树干粗壮而枝条很短的猴面包树。它们并没有挨在一起，在地平线上形成一道低矮的植被线，我的视野里只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枝干裸露的垂直景观。

我们离开汽车道，驶上了一条没铺沥青的红土小路，路两旁都是绿色的灌木。看来，我们终于来到了真正的农村，但路上总能看到橙色的阿比让出租车颠簸而过。过了一会儿，我们经过了一片金属板搭起来的棚子，那是存放香蕉的地方。十七公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村庄，它只是阿比让边上的一个定居点。这里没有茅草屋，只有混凝土房子。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显然是沿着以前的村路修的，垃圾堆让路变得更窄了，而且弯弯曲曲的。我们一路上都能看到出租车来来往往。

我们开车穿过一个香蕉种植园，香蕉树种成一排一排，黑色的地块之间挖了深深的排水沟，长出来的每串香蕉都裹着起保护作用的蓝色塑料袋，蓝色不是一种自然的颜色，非常触目。另外一些地块上，采完香蕉的树被砍倒了，只剩下褐色的树桩，新的吸根正从松软的香蕉废料中长出来。我们看到的是让科特迪瓦变得富有的深耕农业的一角。

我们最后来到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条宽敞的、没铺沥青的主干道。这里的平房都是用混凝土建的，墙体是漂浅了的地中海色，灰扑扑的。很多小孩在街上跑来跑去，扬起阵阵尘土。我们在主干道上停下，下了车，走进两栋混凝土房子夹着的过道——驶过这段半丛林状态的道路，我突然觉得像是来到了一个镇子的贫民窟——从后门走进一个房间。我们已经在村长家里了，这个房间是他的接待室。

房间里，临街的窗户旁边摆着一套笨重的塑料软包的扶手椅。豌豆绿色的墙面，因为人们的倚靠和磨蹭，有些地方颜色晦暗，有些地方在反光。墙上挂着几张帕茨纸镶边的照片，像是很随意地挂上去的。房间里有个高高的开架书柜，摆的全是基督教方面的书。村长是个有信仰的人，但他不是牧师，而是福音传教士。

他从另一个房间走进来，一个高挑的中年人，戴着金边眼镜，腕上有一块大大的数字金表，脚上穿着橡胶凉鞋，他的脚踝受伤了，裹着一大截白色绷带。他身穿一件巧克力色的印花衣服，这让他的肤色显得很难看，他的肤色也给衣服带来了同样的效果：衣服显得死气沉沉，而且不太干净。这是非洲人对织物的审美趣味。

德杰吉神色凝重，板着面孔，手里拿着用报纸裹起来的杜松子酒。村长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了片刻，就不再看它。我们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德杰吉把酒瓶放在椅子上，放在自己的身后。

街上有人通过敞开的窗户冲着屋子里面叫喊。窗户的转轴装在窗框上方，好多张小孩的面孔挤在向上推开的窗户和窗台之间，好奇地叽叽喳喳，村长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不时地停下来，冲着那些孩子喊，让他们走开。

很多成年男人从后门进来，站在房间里，他们离一张桌子比较近，桌面上随意地放着报纸和其他东西。进来的人里面有些上来给村长钱，村长像是心不在焉地把钞票垂直地攥在左手里，一边说话，一边用拿钱的手打着手势。当他打开双腿，把两腿间的衣服拍平时，深蓝色的短裤时不时地会露出来。

冒火光的房子让这个村子有了名气，他显然为此感到高兴。但他说，他不是信徒。他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和福音传教士，他不相信黑巫术的力量。（他椅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他穿着西装，正在接过一张文凭或证书，那是他被任命为福音传教士的场景。）村子里以前没出过任何问题，他说，既没有神灵显灵和奇幻的事情，也没有邪灵的踪迹。然后，学校院子里就发生了这种事情。一位老师——阿里克先生——的房子开始冒火了。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灵异事件。

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作为村长，他展开了调查。他发现，阿里克先生有两个妻子。不久前，他给了每个妻子四万法郎，约合七十英镑。但第二个妻子认为自己得到的钱比第一个妻子少。这就是村长发现的情况，到这时，案情似乎已经真相大白了：“激发”火光的就是第二个妻子，或者是她体内的邪灵。这种事情太简单了，解决的办法有好几种。

班热维尔住着一位先知，那里是以前的法国殖民者定居点，离阿比让不远。那位先知非常有名，还有一个自己的小教派。村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制作了一种白色的粉末送给村长，让村长把粉末抹在那位心怀不满的第二个妻子的脚上，保证能摧毁邪灵下在她身上的任何法力。

村长照做了，第二个妻子现在是正常人了。但是阿里克先生的房子仍然在冒火光。这时问题变得非同小可，引起了每个人的关注。穆斯林修士和其他法师都被请来一试身手，备受折磨的阿里克先生花了大把的钱。他献了祭品，但什么效果也没有。然后，基督教天体派的一个福音传教士来了。基督教天体派是一个新的教派，他们来自加纳，到科特迪瓦只有三年时间，正急于确立自己的地位。村长决定让这个天体派传教士试一下。

这位传教士对这件事有着很敏锐的看法，他观察着那座屋子。他发现，到了晚上，有个隐形的小女孩在那座房子里自由地进出。捣鬼的就是这个小女孩，没有别人。早上，天体派传教士把学校院子里的所有小女孩都叫到一起，他直接走到那个在夜间隐形的小女孩身边，她就是那个心怀不满的第二个妻子的女儿。她坦白了，她的故事简直难以相信：她妈妈在自己的法力被先知的白色粉末摧毁之前，把它转到了她身上。

盘踞在十七公里的邪灵不是一般的狡诈，黑巫师的法力居然可以传递，正是这一点把大家都给难倒了，这也是为什么这起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各种猜想。

小女孩的脚上也涂了粉末，她和她妈妈被打发回她姥姥的村子了。慎重起见，另一个妻子也被送回了娘家的村子。从那以后，村长说，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村长手里攥着钞票，一边思考一边说：“我告诉你，在这件事之前，村里没有过任何麻烦。但我觉得我也应该告诉你，我们这一带确实出没着一些众所周知的基尼。”基尼就是妖怪，就是精灵。“你们过来的时候，注意到路上的一个急转弯了吗？在靠近香蕉种植园的地方。有些基尼就在那个拐弯的地方，是一些很小的母鸡。”他用两只手大概比画了一下。“不是小鸡，而是很小的母鸡。如果司机见到它们，就一定会发生车祸。”

我想知道那对被送回村子的母女怎么样了，她们还是黑巫师吗？有可能还是，村长说。神情一直比村长还要凝重的德杰吉说，回到村子里——远离了好先知和天体派基督徒——那些白粉的威力可能就没有了。一个人是怎样变成黑巫师的？那种可怕的才能会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传到他身上。它有可能传到任何人身上，跟这个人是否邪恶没关系。

德杰吉说：“离开了文明，每个人都会成为黑巫师。”

这是德杰吉对一个失去了理性和规则的混乱世界的想象，我认为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随后又觉得，当德杰吉说到“文明”时，我不确定他指的是什么。我们上次见面时，他反对“自上而下的发展”。他思念他的乡村生活，思念他的民族舞蹈，他相信物神崇拜。他说的“文明”就是那些古老而真实的事物的总和吗：有组织的社会；正确的膜拜；能够通过法术让社会免遭恶灵的肆意侵蚀？或者，德杰吉的意思要简单得多？难道，当着村长这位政府官员的面，他只是在复述政府的“发展”大计？

是村长拿他的杜松子酒的时候了。他拿起报纸裹着的酒瓶，随意地打开一半查看了一下标签。他那张疲倦的、操劳过度的脸上闪过一丝满足的表情。然后，他跟我们聊起了一般的闲话，仿佛是为了答谢我们的礼物，跟我们额外聊一会儿。他发了点牢骚，说他地里的活儿现在很难雇到劳动力。大家更愿意给白人和大公司的外国人干活，那些人当然给得起更高的工资。

房间另一头的桌子上摆着的正是那份报道冒火房子事件的《兄弟晨报》。德杰吉想要那张报纸，村长很和蔼地给了他。我们坐上出租车，准备亲眼去看看那座房子，村长已经允许我们前去，早些时候走进村长接待室的一个小伙子陪着我们。德杰吉在车上读着那份报，不停地用手指摸着纸面，仿佛报纸上的字是凸起来的。

德杰吉摇了摇头，发出短促的、心领神会的笑声。他说：“这些天体派基督徒绝对是在利用他们的成功大做宣传。”

那位教师的房子是一群低矮的混凝土平房中的一座，房子的外墙都涂成了赭石色。这个如此平淡无奇、又如此名声在外的定居点仍然是个过日子的地方。然而就在这正午的生活中，有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校长的房门敞开着，前屋好像没人。敞开的房门外面，一个木制十字架牢牢地竖在地上，大约三英尺高，上面嵌着金属做的基督教天体派的耶稣受难像。

这个定居点的每座房子后面都有一个敞开的用来做饭的棚屋。棚屋和房子之间，松软的红土上留着扫帚扫过的痕迹。铝锅下面，木柴在石头中间燃烧。一个小女孩在扫那些湿漉漉、脏兮兮的垃圾，扫帚是用长长的椰树枝做的。几英尺开外，一个女人把一只小碗放在地上，正在用捣槌碾里面的茄子；不远的地方，有一坨小孩拉的整整齐齐的大便。

到处都能看到小孩。有几个小孩在一张印着紫色图案的草垫上滚着玩，德杰吉把我们官方向导的话翻译给我听，说他们就是那个教师的孩子。但向导说得不对，或者是德杰吉误解了。教师的孩子是个忧郁的小家伙，他孤零零、一动不动地坐在灶火旁边，像个小老头。眼泪把他沾了灰尘的脸给弄花了，眼里还噙着刚刚涌出来的泪水。黑巫术不是闹着玩的，它让整个家庭陷入了一场灾难。这个小男孩现在由教师的妹妹照看，教师的两个妻子都被送回娘家的村子了。教师的妹妹蹲在灶火旁边，她身穿绿色的非洲衣裙。等她站起来，我才发现原来她也只是个小姑娘。

做饭的棚屋后面，地势突然隆起了一截，上面种着香蕉和其他的树。有一些垃圾一样的东西零零散散地扔在那里，那是教师家里被火烤坏了的东西：烤坏的衣服，烤坏的家具。我感到失望，我本来以为能够看到更强的火势留下的证据。但总归还有这些烤坏了的小物件摆在这里展览，尽管它们都是遭人嫌弃的邪恶之物。在这里，神秘事件依然新鲜，它那已经成为传奇的残骸还近在眼前。

这排房子的尽头，几个女人和女孩子凑在一个做饭的棚屋里，她们为了稍微吸引一下我们这些访客的注意，正在鼓励一个小孩跳舞。她们哼着歌，拍手笑着，看看小孩，又看看我们。有几个片刻，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突然踏着脚，迈起了柔缓的舞步：他的双脚是那么灵巧，双腿是那么灵动，而他那孩童的脸庞却带着忧伤和空洞。女人和女孩笑了起来，小孩又跳了一小下舞。这都是为了我们，然而当我们挥手作别时，那些女人并没有抬手回应我们。

我们开车在这一带转了一下。这片丛林，或者说这片像是丛林的地方，有些让我感到惊奇的东西。教师家所在的定居点四周（包括十字路口周围）有一些建筑，看上去像是研究所，而且有很多欧洲人在这一带活动。我表达了我的惊讶。我们的官方向导（他是前任村长的儿子）嫌我少见多怪，尖刻地对我说了几句话，就像是在对一个外国人兼蠢材讲话，然后他一直没有恢复和颜悦色的状态。我们在主干道上把他放下，那是开往亚穆苏克罗的汽车道。他那身黑色的非洲服装让他在我们视野中很快变成了一团黑影，他昂首阔步地向公路对面的镇子走去，立刻消失在人群中。

7

我跟德杰吉的交易到最后变得很糟，这要怪我，我给了他太多钱。他说过，他需要两千法郎作为小费。我没弄明白，这笔钱，不到四英镑，是他自己收的低廉的服务费。我把这笔钱给了他，又给了他六千法郎（也就是十英镑），作为他的服务费。他的眼睛鼓了一下。我第一次见他做出了一个激烈的、或者说不够文雅的姿势：他把我递给他的钞票一把抓了过去。然后，他的背稍微拱了一下，仿佛在抓钱的一刹那被逮住了似的，他兴奋地颤抖了一两秒钟。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下午过来，他要带我去班热维尔见一个著名的物神术士。

他来了。当我下楼去宾馆大堂见他时，他说他早晨忘了告诉我，每体验一次，术士要收一万五千法郎。我说我不想体验，只想跟术士说说话。德杰吉说，那可是一种了不起的体验。术士可以用刀子把自己的手划伤，然后让伤口愈合。

德杰吉说：“花一万五千法郎，术士会给你三次体验。”

“一次多少钱？”

“大概五千就够了。”

我们走到宾馆前院。这次他没事先找好出租车，我还以为他已经找好了。他让我坐宾馆的出租车。他跟一个司机站在外面，两个人开始商量，他们商量了好一会儿。德杰吉的情态变了，不再神色凝重，身体放松了下来，变换着姿势倚在出租车上，他笑啊，聊啊，就像街头游手好闲的人。我从窗口望出去，催他快一点。德杰吉很随意地笑着，仿佛跟我很熟，他让我等着。

最后，他和司机终于上了出租车，我们出发了。司机没有打表，我以为这表示去班热维尔的价钱已经谈好了。其实并没有，因为开出一两英里后，司机提起了这个话题。他对我说：“你们从班热维尔回来，叫出租车没问题。”我问德杰吉，费用方面是怎么定的？德杰吉说，司机要一万法郎，而他跟司机说一千。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最后的价格应该差不多在中间。

我说：“我们能找到回来的车吗？”

德杰吉说：“在班热维尔很难叫到出租车。”

他开始谈物神术士的法力。还有一个术士比我们要去见的这个更有名气，但他的要价是天文数字。那个术士能让自己隐身，还可以穿门而过，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但不值那么多钱。

出租车司机打断了我们，说了一阵子非洲话。

我问：“他在说什么？”

德杰吉说：“他想要一万五千法郎。”

“但这太荒唐了。”

“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我说五千去，五千回。”

“就是说，你接受了他一开始的报价，一万法郎？”

“对。”

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但现在不可能从车上下来了。现在是下午三点多钟，天气非常热，而且自从开出了阿比让，路上还一直没见到其他出租车。我说：“告诉他，这笔费用里面包含了一个小时的等候时间。”

最后好像终于谈妥了。

前往班热维尔的路上沿途都是长满灌木土质松软的小山包：前方的视野非常开阔，低处的天空在暑气中变得朦胧。

德杰吉讲起了物神。它们非常贵，他说。欧洲人往往都想弄到物神。我记起来了，在德杰吉眼中，我就跟欧洲人一样。我说，我不想要物神，我只想跟术士说说话。

“是的，是的，”德杰吉说，但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有些欧洲人，还有一些美国人，会为一件物神出价十万法郎。”

出租车司机说：“听着，关于我的费用……”

我说：“这事儿已经定了。”

德杰吉张开手掌，对司机做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

班热维尔出现在我们面前，低矮的山坡上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赭石色的混凝土建筑。这里像大巴萨姆一样，是法国人在科特迪瓦的早期定居点：这些退化的殖民地建筑，这些混凝土墙和瓦楞铁皮，标记着当年的帝国的尽头。

德杰吉前面说，他已经跟术士说好了。但现在看来，他根本不知道术士住在哪儿。

我们转弯开进一条土路，没多远，土路就变成了一条小径。我们看到一个身材微胖的年轻人，他穿着一件橙色T恤，上面印着“班热维尔”，我们向他问路。他心地很好，百分之百地乐意指引陌生人找到那位术士。

我们回到公路上。德杰吉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谈起了这位术士做过的一个特别强大的物神，那是在上次选举时为国民大会的一个代表做的。这个物神把支持对手的选票变成了支持那位代表的选票。那位代表以相当大的差额当选了，他的对手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些答应要投给他的选票到哪里去了。

我们又迷路了，只得停下来，这次停在一群穿制服的学生旁边。我们只好问路，或者说，德杰吉只好问路。他从车窗里面向外喊，问术士的家在哪里。同样，没有谁对我们的问题感到迷惑和惊讶。一个正在匆忙赶路的男人停了下来，他不仅告诉我们那座房子在哪儿，还要给我们当向导，仿佛他真的哪儿也不打算去。他坐上了司机旁边的座位，马上变得很开心，为哪怕能搭乘这么短的一段路而兴高采烈。

我们要拐进去的那个路口没有标记。这是一条穿行在荒地中间的小路，沿着它，经过一道树木和灌木结成的参差不齐的屏障，我们来到一个村庄：生活场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刚才从公路上经过时，你会以为这里只有一片丛林。村子里面好像根本没有路，我们直接向房子驶去，汽车在房子中间拐来拐去。一座土院子通往另一座有垃圾的土院子，一家的后院就是另一家的前院：灶火，柴堆，夯结实的黑土台上放着灶具，穿着各种服装的小孩、男人和女人，这是农村闲散的下午生活。

一两分钟以前，我们还在壮观的公路上，沿着设计合理的直路和轻松的弯道行驶。而一转眼，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古老而纷乱的世界，这个村庄是森林深处的定居点的一种变体。我们继续在房子之间行驶，有好几次，我觉得转不过这个拐角了，一定得停车，但车子一直也没有停。

随着我们向村子里越走越深，德杰吉变得越来越紧张，他突然说：“你换过钱了吗？给我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这样会好些，一千法郎的钞票。”

我的钱放在裤子的侧兜里。我坐着，不能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抽出来。于是我把宾馆里的银行给我的钱直接拿了出来：一沓一千法郎的钞票，一共十张。

德杰吉说：“那是一万法郎，是不是？给我一万法郎。”

但是他前面跟我说过，给术士五千法郎就可以有一次体验。

继续往村子深处走让我感到不自在，这个村子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此时，德杰吉和出租车司机让我觉得特别没有把握，他们在每一件说好的事情上都变卦了，于是我决定放弃这次旅行。

我对司机说：“回阿比让，回宾馆。”

在房子之间开车让他觉得很刺激，很享受。听到我的话，他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调转车头，非常帅气地扬起很多尘土。然后，我们弯弯拐拐地向着来时的那片荒地和柏油路往回走，一路颠簸着回到了那条路上。

就在这个时候，德杰吉喊道：“停车!”

司机踩了刹车。德杰吉的身子向前冲了一下，然后又冲了一下。他说：“我感到内疚。”他开始在座位上前后摇晃。他又说：“我感到内疚。”

司机看看德杰吉，又看看我。去村子里找术士，还是回阿比让的宾馆？

我说：“宾馆。”

我们把搭车的人放下——他高高兴兴地下了车——继续向公路驶去。我们开出了一英里多，视野中只有丛林、公路的黑色路面和下午炎热的光芒。

德杰吉激动地说：“术士那里的一切开销由我来付，由我来付。”

没有人跟司机说话，但他把车子开到路边停下了。

德杰吉说：“你让我感觉很差。你让我感觉很差。”他的眼睛红了，汗水从前额涌了出来。他又开始摇晃，我以为他要抽风了。

他说：“你看到我现在出汗出得多厉害，你以为我在骗你。你让我觉得很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我向你要钱，只是为了保护你。那个术士如果看到一个欧洲人把那么多钱一下子拿出来，就会要很多钱。这就是我向你要那笔分成十张千元钞票的一万法郎的原因。”

出租车司机用他一贯的冷静态度对德杰吉说：“不管怎样，我收费不变，你明白。他都得付我的账。”

我说：“宾馆。”

我们一言不发地往回开，后来，德杰吉开口说：“明天，明天到镇上去。我带你去找镇上的一个术士。他不会专门为你做什么，但他会表演，你可以免费看。”

他跟着我走进宾馆大堂的时候，把前面的话又说了一遍。

我觉得自己很傻，我已经精疲力尽，而且感到悲哀：那条造价高昂的公路，那些整齐的直路和弯道；那个有着古老丛林的肮脏和它的术士的村庄；德杰吉的信仰，他那些夸张的情感，他变化多端的人格……集这些事物于一体的非洲，让我感到深深的忧伤。

没有文明，德杰吉前一天说过，每个人都会成为黑巫师。

8

是黑人并不等于就是非洲人，也不等于你可以在非洲人当中找到你的人群——很多嫁给非洲人的西印度群岛女人发现了这一点。这是珍妮特告诉我的。西印度群岛的女人，无论她来自哪个黑人支系，都喜欢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们发现非洲人很脏。然后就是跟非洲人的家人相处的问题。阿尔蕾特告诉我的故事：非洲家庭为男人找个非洲妻子，送她到男人家里去，如果他不接受她，就威胁着要给他下咒。珍妮特听说过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

如果是白种女人嫁给了非洲人，事情就会容易一些，珍妮特这么认为。因为白种女人知道她的婚姻里包含着异域的元素，这本来就是吸引她们的一个原因。西印度群岛女人却带着她们自己的种族认同观，以为在非洲能够找到双重保障。

珍妮特自己是黑人。她的家庭从圭亚那移居到了英国，她在英国长大。她很幸运地拥有美貌（高挑，苗条，修长的脖子），也拥有美貌带给她的保障。她没有关于“归属感”的焦虑。她幸运地摆脱了圭亚那独立后的政治泥潭，谈到自己时，她俨然是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人。她是跟着她的英国丈夫菲利普来到科特迪瓦的。菲利普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在非洲度过，他的名言是：在他们的跨种族婚姻中，珍妮特是英国一方，而他是非洲一方。

一天，我们先在一家简陋但很有名气的海滨餐厅吃晚餐（菲利普和珍妮特很喜欢在餐厅吃饭），然后又来到他们位于阿比让市中心的公寓喝咖啡，他们宽敞的客厅里摆着从伦敦Habitat[8]买来的黑漆家具。就在我们吃晚饭、喝咖啡的时候，菲利普向我讲起了他是怎样来到非洲的。

在苏格兰，他从学校一毕业就“发现”了汽车。他对汽车着了迷，想成为一名赛车手。但他很快就发现，驾车一分钱也挣不到。于是他报名参加了一个教师培训项目，那是英国政府一个致力海外发展的部门组织的。培训生被送到了东非，东非对菲利普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那里的阳光和悠闲的生活，还在于那里有著名的汽车拉力赛：东非游猎赛。

菲利普这届培训生有四十人，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人大约有十到十二个，他们来非洲是想让非洲人皈依基督教。第二种类型只有几个人，他们的家庭非常富有，他们是被慈善理念召唤来的。还有一些人来非洲是为了摆脱个人烦恼，摆脱感情纠结。第四种类型，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种，是为了阳光和悠闲的生活而来。菲利普属于第四种，在非洲坚持下来的正是他们这群人；其他人大多数在第一年就垮了，放弃了非洲。

菲利普去了乌干达，但那里很快就面目全非。前陆军中士伊迪·阿明夺取了政权。一天，菲利普正在坎帕拉[9]一家英国人开的小餐厅吃午饭，阿明径直走了进来，没有任何仪式。他的到场引起了一阵骚动，当他说他要为在场的每个人埋单时，更是把大家的兴奋推向了高潮。菲利普说：“所以我可以说，阿明请我吃过午饭。”阿明另一次突如其来的出场是在一次英式橄榄球比赛上，乌干达代表队正在参赛。他站在路虎后座上观看比赛，高喊：“加油，乌干达！”后来，他请全体球员喝了啤酒。这就是他早期的风格，军人风范，气度恢弘，深受外侨的喜爱，跟他取代的部落政客截然不同。然后，他变得比部落政客还部落政客，血洗了乌干达。

一九六六年，我在乌干达待过几个月，乌干达当时正在经历一次更早的政变。我向菲利普问起一些事情，菲利普说：“你当年认识的很多年轻人应该已经被杀了。”

这就是菲利普工作过的非洲。各种事件推着他向前，一项合同接着另一项合同，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他说起乌干达的时候很平静，这种平静是他通过自我训练获得的。他仍在努力，以便让自己达到一种更加包容的姿态。这时候，我觉得，珍妮特对非洲的漠然态度让他产生了一丝感慨。

这些非洲国家，无论他们的政治有多么恐怖，他们都发自内心重视教育，菲利普说。这让他做的一切有了意义。在英国，他说，人们不再重视教育。有一次，他在合同的空档期去到伦敦一所综合学校教书。学生那种无知而且无所谓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一个男生被足球俱乐部的合同冲昏了头，没有接受任何教育就离开了学校。菲利普仍然喜欢英格兰。如果不在那里工作，英格兰仍然是个好地方，那就不在那里工作吧。他和珍妮特想在伦敦买栋房子，正在跟人谈价钱：他有那栋房子的照片。

他成了一名外侨，一个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往来于大洲之间的人：想到还有另一边可去，每一边都变得可以忍受了。

德杰吉的表现——正是菲利普把德杰吉介绍给我的——并没有让菲利普感到惊讶。他从一开始就担心德杰吉会“漫天要价”。菲利普当时的工作正是在他服务的跨国组织中对付那些“漫天要价”的非洲政府高官，只不过他对付的都是天文数字。那些非洲官员火速赶到阿比让，一开口就是几百万。有个办法可以对付他们这种漫天要价，同时又不伤和气，菲利普说。你问他们问题，不断问，问得越来越实际，那些官员最后无言以对，就会冷静下来。

我们所在的公寓位于一个地势较高的住宅区的高处。科特迪瓦的热带雨水在混凝土墙和客厅的金属窗框之间找到了一个缝隙，污染了墙面。这让珍妮特很心烦。她说：“这里缺少维护。”我觉得，在被污染的墙面上，我看到了菲利普第一次开车带我观赏阿比让的盛景时说的某句话的注脚。他说：“非洲无孔不入。”当时我还不了解他，我以为他是一个为非洲事业而奋斗的人，我以为他的话是一种赞许：非洲减弱了工业文明的残酷，让它变得富有人性。但他的意思其实就是珍妮特说的：这里缺乏维护。

事情有其另外一面。在非洲，菲利普说，感到沮丧的人都是比非洲人更关心非洲的人，或者说，这些人关心的角度跟非洲人不一样。在科特迪瓦，维护好殖民时期留给这个国家的东西真的是件好事吗？模式的好坏真的有定论吗？

他本来是为了阳光和舒适的生活来到非洲的，但如今非洲成了他思辨的起点。他变得越来越能体察事物，如果他一直待在英格兰就不会如此；他变得更有见识，更加宽容。仅仅因为待在非洲，他变得对工作格外认真，和我遇到的其他外侨一样。他成为了一个好人。

然而，人必须知道自己做事情的目的，人在非洲尤其需要。然而在非洲——就像我跟巴斯比谈话之后感觉到的——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9

早晨，我接到一个名叫艾博尼的人从宾馆大堂打来的电话，他从巴斯比那里听说阿比让来了个作家，便跑来见见这位作家。艾博尼自己是一位诗人。

我下楼去见他。他是个性格开朗的年轻人，有着王室那般的外表。他的脸就像一尊贝宁铜像[10]，他的衣着也带有王室风度：一顶图案鲜艳的无檐帽，一件昂贵的非洲短褂。他说，他的帽子和短褂都是从沃尔特[11]买来的。他家里雇的是沃尔特的劳工，他从小就喜欢他们的服装。

他说他当过记者，但后来放弃了，因为在科特迪瓦，新闻工作就像吸烟：有害健康。他喜欢这个玩笑，讲了两遍。但他对自己那段记者经历有些含糊其辞。他说他现在是政府公务员，在环保部门任职。他写过一篇报告，论及科特迪瓦在环境方面可以做的事情。但报告递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十二个月了，毫无消息。所以他现在只是每天去办公室，时不时地写点诗。

他说：“关于非洲的行政系统，我形成了一套理论，但它比较复杂，太长了，来不及讲给你听。”

他大老远跑来看我——我住的宾馆离市区比较远——是因为他喜欢交际，他想练习英语，也因为他作为一名诗人和知识分子，希望试试他的观点。

我请他喝咖啡，他给了我一颗柯拉果，这是非洲人友谊的象征。我小口咬着那颗脏兮兮的紫皮坚果，苦苦的。他有滋有味地嚼着果子，把嚼干了的皮屑吐到左右两边，嚼到最后，他用手指把嘴里剩的渣子取出来，放进烟灰缸。

他问我为什么会来科特迪瓦。我说因为这里的成功和法国化。

他说：“查理曼大帝不是我的祖先。”

我觉得在哪里听到过这句话，并不只有艾博尼这么说。他又开始讲其他的观点。“法国人治理国家就像管理猪圈一样。他们以为，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喝拉撒睡。”所以法国殖民者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布尔乔亚。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想要的是安宁和秩序。布尔乔亚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要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与之相反，英国殖民者培养出来的是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想要改变事物。”企业家是革命者。

对立，平衡：他重视思想的美感而不是确实性。我觉得我捕捉到了他受过的法国训练的痕迹。我开始跟他讨论他关于布尔乔亚和企业家的观点，但他并不热衷于此。他开玩笑说，那只是一种想法。

他又拿起了一颗柯拉果，他的短褂口袋里面有一把，他说：“非洲人跟自然和平相处，而欧洲人想征服自然、统治自然。”

我熟悉这种观点。我从马来西亚一个年轻的穆斯林激进主义者嘴里听到过类似的话：西方浪漫的生态理念就像加强的收音机信号，到达了一个遥远的、沉睡的世界，又反弹了回来。但这个观点也是艾博尼不愿意深入讨论的。

艾博尼说：“我十三四岁去上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白人。那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了种族优越的概念。非洲孩子从小就被训练不能直视长辈的眼睛，那是不敬的举动。而在学校里，法国老师认为这标志着非洲文化的伪善。”

这个故事的要点是什么？

艾博尼说：“因为这个，我认为我的法国老师是劣等的。”

我感觉到，这个包含着出其不意的胜利的种族故事，曾经博得过一个外国听众的同情。结果我发现，那个外国听众是个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女记者，她让艾博尼大为倾倒。现在她在西班牙，艾博尼热切地请求我——他说了两三次——去找她，向她转达他的问候。

艾博尼说：“我父亲送我去上学的时候，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他说，‘记住：我送你去学校不是为了让你变成白人或法国人，而是送你进入一个新世界。’就这些。”

我觉得，在艾博尼眼中，他已经做到了。他比德杰吉更轻松地穿梭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艾博尼说他没有钱，也没有汽车。他从政府那里领的工资还不够他付房租。他是骑自行车来宾馆的。但我觉得他很放松，他的人格很完整。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达这个位置的，他喜欢他所看到的各种新奇景象。在他散乱的观点背后并没有真正的焦虑。至少可以说，他不像那些关心非洲的浪漫的局外人所希望的那么焦虑。对非洲的看法、语言、诗歌、跟外国人见面——这些全是他尽情享受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在法国文化激发下生成的知识分子角色的一部分，也是他欣然迈入的新世界的一部分。

他骑着自行车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我乘出租车去一家坐落在城市尽头的海滨餐厅。这家餐厅不在工业区和港口区，这里的午餐和法国风范通常物有所值，也值得让人冒着正午的酷暑穿过拥塞的交通和人群赶到这里。然而今天却并非如此。

整个午餐的状况用“倒霉”都不足以形容。前一天还无可挑剔的侍者今天摆出了一副游手好闲、心不在焉的样子。上菜很慢，而且错漏百出，有些菜的份量少得让人无话可说，等账单拿来的时候，账单也算错了。今天一定是有什么人没来，也许是那个法国或欧洲经理。不光是良好的服务随着他一起消失了，整个餐厅的概念也消失了。所有精心组织起来的东西都垮了。侍者们——都是科特迪瓦人，这里的工作报酬很高——好像才一天工夫就忘记了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做着这些事情。他们的脸似乎也变了。尽管他们仍然穿着印花背心，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侍者了。他们的面孔和姿态散发出不同程度的部落权威的风度。我看到的是一些在村子里有分量的人物：巫医、草药师，还有一些也许是戴着面具跳神圣舞蹈的人。真正的生活在那里，在村庄的神秘里。而餐厅这套虚假而莫名其妙的规矩，都只是装腔作势——我多少开始这样打量起这里。

艾博尼的父亲告诉过他：“我送你去学校不是为了让你变成白人，而是送你进入一个新世界。”

而新世界存在于别人的头脑里。把这些人挪走，他们带来的那些并非颠扑不破的理念也会随之消失。技能是可以教的，但非洲人对新世界的信仰非常脆弱，对他们来说，完整、真实的生活存在于另一个神灵出没的世界。

就这样，在纷扰的思绪中，在纪念科特迪瓦独立的公众假期里，我终于和吉尔·舍曼一起出发，前往总统的故里亚穆苏克罗。

10

公路先是穿过一片土质松软的绿野，然后是一片片不可再生林，这些森林里砍下的硬木推动了科特迪瓦初期的经济发展。（重型卡车载着原木在路上奔跑，原木非常粗，每辆卡车只能载两三根，最多四根，都用锁链捆着，固定在车上。它们的下一站是阿比让一个泛着油污的小水湾，巨大的原木堆在转运码头上，码头周围是熙熙攘攘的工人的住处；码头上，原木会再一次被捆起来，在空中摇摆一两下，荡入轮船的货舱，或者来到光秃秃的甲板上。那些轮船的船身上写着陌生而遥远的名字。）整个国家井然有序，运转正常，货币一路蔓延，来到丛林居民手中，村民也盖起了混凝土房子。在我们中途逗留的小镇上，居然有一座蹩脚的现代宾馆。

我们行驶了一百五十英里（路边很规则地用公里标注着里程），来到了亚穆苏克罗。汽车开始爬坡，来到坡顶上，一条机场跑道般的道路赫然出现在干干净净的荒野，路灯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道两侧。远处矗立着十二层高的总统酒店大厦，两块八角形的石板立在楼顶一侧，石板之间夹着屋顶餐厅，就像一块切了角的巨大的三明治。我们向酒店驶去，经过一片片园林景观，驶过一座座花园，穿过白色大理石修筑的入口，来到了酒店大堂。大堂里装饰着红色和巧克力色的大理石，大理石柱的斜切角上镶嵌着镜子。大堂里的椅子裹着蓝绿相间的软装，散发着剧毒的意味，让人心神不宁。

他们分配给我的房间富丽堂皇，但洗手间的五金件都有些松动。房间里很冷，冷气开得太厉害了。我关掉了中央空调，但在我逗留期间，房间里的寒意一直没有散去。大窗户是密封的，玻璃非常厚。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游泳池，休闲椅沿着环绕泳池的宽敞步道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游泳池过去，在修建得较早的总统酒店之外（亚穆苏克罗从来没停止过发展），是一片公园绿地，那是一片在非洲丛林中创造出来的绿地。那就是那座著名的高尔夫球场，球场内种植着各式植物，景观十分优美：一双外国人的眼睛从非洲人熟视无睹的丛林中看出了潜在的优美景色，并且把它呈现了出来。在我眼中，远处的雾霭一如刚果河畔热气蒸腾的雾霭。但亚穆苏克罗比沿海地区凉爽，远处的薄雾其实是干燥又带着凉意的沙尘风，它在这个季节从撒哈拉沙漠一路吹过来。

高尔夫球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完美。它意味着惊人的工作量，但它毕竟只是一道风景：放眼望去便尽收眼底，很快就让人觉得不满足。经过一百五十英里的旅途之后，在亚穆苏克罗的布景中，这种规模的华丽景象只会激起你更大的胃口：来访者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缔造者的雄心和狂想。这里有一条非常宽阔的主干道，一个市场和几个工人定居点，这些就像一个真正的小镇，附着在总统的造物上。但来访者总是很快就把已经建好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开始不断注意到墙上的裂缝，注意到地面上修补的痕迹和尘土飞扬的空地。而且，如果不打高尔夫，你在这里就无事可做。

这里还有总统的鳄鱼，喂食时间是五点钟。总统宫有点远，位于一条大道的尽头，必须要开吉尔·舍曼的车过去。在铲平的土地上，在下午耀眼的光芒和空旷中，一切都像被放大了。宫殿的围墙延绵不绝，墙外有一片湖水。湖水中间有一条堤坝，堤坝上修着铁栏杆，两侧种着新长成的椰子树，一直通向宫殿的大门，身穿酱紫色短褂的总统卫兵守卫在那里。来访者的车都停在堤坝上，大多数车是白色的。

堤坝两侧的湖水里都养着鳄鱼。我们一下车就看见了一条：一开始只在浑浊的湖水中露出两只鼓鼓的眼睛，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接着，它那长满尖刺的脊背清清楚楚地露出了水面。我们一阵惊呼，一个非洲人（从他那从容闲适的姿态来看，有可能是个官员）说：“Il est petit.”只是个小不点。然后，我们发现水面上到处都是眼睛和长满尖刺的背，那些尖刺很像猴面包树上的凸起。

堤坝一侧是石砌的坝体，形成了一个延伸到水中的斜坡。坝体上有很多鳄鱼，都是小鳄鱼，它们一动不动，眼睛亮亮的，但好像什么也没看见。它们一律张着嘴巴。从每只鳄鱼的下颌看进去，只看到一个大大的空洞，里面是浅浅的黄色和粉色，形状出人意料的简单，里面出人意料的干净、干燥。苍蝇从张开的嘴巴飞进去，又飞出来。堤坝另一侧没有石砌的坝体，只是布满沙子的堤岸，沙上留着一道道鳄鱼尾巴留下的痕迹。一些白色的羽毛散落在沙子里，好像是鸡的羽毛。岸上有一些鳄鱼，它们的颜色和沙子很接近，从远处很难注意到它们。

喂食员已经到场了，他开着一辆灰色的路虎，路虎停在堤坝上。他让人一眼望去就觉得很特别。他非常高，非常瘦，头戴一顶无檐帽，身穿一件印花长袍。有个官员跟他在一起，这人的身材要平常一些，身上穿着灰色的短袖游猎装。喂食员一只手拿着一把又薄又长的刀，另一只手提着一个锡罐或者说是锡桶，里面放着一些肉。那是心和肺，吉尔·舍曼告诉我。那些肉都是浅粉色的，还带着一点动物的血管。

喂食员在铁栏杆上弄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把肉扔了出去。趴在石砌坝体上的鳄鱼动作笨拙而缓慢。它们必须侧着长长的嘴巴，抵住平坦的筑坝石，才能把肉叼起来，侧翻的身子露出浅黄色的腹部。扔到背上的肉，它们就够不到了，掉进石缝里面的肉它们也吃不到。有时候，它们好像搞不清肉落到了哪里。

喂食员向外扔肉时，身边那位穿灰色衣服的官员咂着嘴，轻声唤着鳄鱼，仿佛在对小孩子说话：“Avalez，avalez.”（吞下去吧，吞下去吧。）

过了一会儿，堤坝另一侧的仪式开始了。养在这边的鳄鱼，年龄和体形都要大一些，它们的皮肤黄黄的，长长的嘴巴凹凸不平，拖着笨重的肚子，牙齿合拢时，就像一条长长的缝得歪歪扭扭的伤口。

这时候，高个子喂食员拎起了一只黑羽鸡的两个翅膀，在空中慢慢地上下摇晃着。鸡发出的惊恐叫声渐渐衰弱，脖子变得不听使唤，软软地耷拉下来。两只老鳄鱼像是早已习惯了这个仪式，在沙滩上凑到了一起，等待着。又有一些肉扔了下来，鳄鱼们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只剩下掉在背上的那些。乌龟也从水中浮上来，涌到岸边来吃肉。一只小鳄鱼衔着它的肉，飞快地游到湖中的小沙洲上，不受打扰地吃着、咽着。然后，喂食员把那只鸡朝两只老鳄鱼扔了出去。两只鳄鱼张开的嘴巴“啪”地合上了，众人倒吸一口凉气。但喂食员没掷中，两只鳄鱼也没挪窝。那只晕头转向的鸡扑腾着翅膀，在恍惚中恢复了几分知觉，飞奔到沙堤的尽头，快到堤坝上了。

身穿印花长袍的高个子喂食员没有让那只鸡逃掉。他纵身跃过栏杆来到沙堤上——他唯一的防身之物就是身边那把细长的刀——他不慌不忙地走过鳄鱼，来到鸡旁边。鸡没跑，喂食员把它抓住，翻过栏杆回到了路边。穿灰衣服的官员又敲打起栏杆，召唤着那两只等待中的鳄鱼，击打声中，拎着鸡翅膀摇晃的一幕又上演了。鸡又被抛了出去，鳄鱼嘴巴又合上了，鸡又逃跑了。但这一次，敲打铁栏杆的声音把一只更大更老的鳄鱼由水中引到了沙地上。老鳄鱼的长嘴巴尖已经残缺不全，牙齿沾满污渍，而且显得老朽。喂食员把鸡软塌塌的脖子放到铁栏杆上，开始放下手中的刀。我没有看下去。

人群发出的喊声告诉我，鸡又被扔出去了。等我转过身去，鸡已经变成了一只鳄鱼（不是最老那只）嘴边的羽毛模糊的残渣，鳄鱼那张无底洞一般的嘴仿佛在微笑，几根黑色的羽毛从下颌两边龇了出来，空洞的圆眼睛似乎泛起了一丝喜悦的光。一会儿工夫，整只鸡就被吞下去了，只有下颚里还残存着一摊肉浆。仪式结束了，头戴无檐帽、身穿漂亮长袍的喂食员提着锡桶向路虎走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一场公开展示王权的仪式就这样在总统宫那高大而单调的围墙外面上演。围墙后面是树林，就在那片树林中间的某个地方，坐落着总统的祖村和古老的仲裁树。那个地方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地，也许会有一些更私密的仪式在那里举行，不对公众开放。易卜拉欣·基塔，那位高尔夫球手，总统的宠儿，据说被总统委以亚穆苏克罗发展重任的人，他见过宫墙内的景象，但他那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妻子却没有。

易卜拉欣本来要带着我在亚穆苏克罗转一转，但未能成行。然而他做出了一项慷慨且出人意料的安排：他让他的哥哥代替他，带着吉尔·舍曼和我四处转转。他哥哥一早就来到了总统酒店。他是个医生，比易卜拉欣略矮，线条更为柔和，一头灰发，戴着眼镜，举止中透着自信，那是来自有声望的西印度家庭的职业黑人特有的自信。

基塔家族来自邻国几内亚，他们在科特迪瓦多少算是避难者。那天早晨，医生在总统酒店那大理石雕砌的大堂里向我们讲述了他在一九六四年从几内亚逃出来的故事。有人给了他一个暗示，他用一条假消息骗过了一位官员，大清早驾车穿过了边境。回想当时的出逃，基塔医生仍然唏嘘不已，几内亚当年的恐怖仍然让他噤若寒蝉。在一九六四年的几内亚，像他这样的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社会精英——居然会被随手抓去，要么像宰牛一样杀掉，要么被关在牢房里，没吃没喝地等死。这就是几内亚著名的“黑伙食”。

就在国界这一边，在这样的天气里，在你所目睹的人群当中，存在着这种非洲的王权。基塔的故事让亚穆苏克罗、让鳄鱼象征的酋长权威或王权显得愈发不可思议。那天早晨跟基塔医生一起驾车出行，我发现我很难不被总统的雄心打动：他渴望按照他所知道的最高标准来建设、来创造。

他那富丽堂皇的风格具有宗教意义。就像在有些社会里，农民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神，亚穆苏克罗不遗余力地追求物质辉煌正是为了凸显王权的神性，而神性是王权的保障。亚穆苏克罗就像金字塔和吴哥窟，但后两者都是对统治者来生的关照，除开自身，没有其他目的。而亚穆苏克罗却要成为一座生气勃勃的大都市，它将成为统治者对人民——西非丛林的人民——的一项浩荡恩泽，它就像喂鳄鱼的仪式一样，既证明着他统治的权力，又证明着他统治的公正。

沿着一条空荡荡的宽阔大道开出很远，我们来到一所大学，或者说是高等教育中心。教育中心环绕着一座纯装饰性的拱廊，拱廊跟主建筑是分开的，跟主建筑一样高，贴着棕色的马赛克。宽敞的人行道连接着主建筑的四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奥林匹克水准的游泳池（已经透露出无人照管的迹象），有学生宿舍，还有教职员工的房子。沿着大路再向前走一小会儿，矗立着一栋跟刚才的建筑配套的教学综合楼。

大学里现在有多少学生？有人说六百，有人说六十。

大都会亚穆苏克罗在等待着充分利用。但它是外国人建造起来的，是花钱进口来的东西，一所大学的现代建筑并不单单是物质材料做的能够耐久的纪念碑，它们更像是机器的零件，容易生锈。新世界存在于别人的头脑中，技能是可以习得的，但非洲人对新世界的信仰很脆弱。等总统不在了，外国人也纷纷离开（有些人巴不得他们离开），非洲人对新世界的信仰还会存在下去吗？或者，非洲人又会受到另一种现实观的入侵？

在加勒比的奴隶种植园，非洲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白天的世界是白人的世界，夜晚的世界是非洲人的世界，是精灵、法术和真正的神灵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白天受尽屈辱的衣衫褴褛的人，在他们自己和周围伙伴的眼中变身为国王、黑巫师、草药师，变成了连通着大地真正的力量、拥有无所不能的权力的人。一个白天的奴隶、夜晚的国王，到了晚上，人们不让他做任何事情，他们会用担架抬着他四处巡游。（一八〇五年，在一次对奴隶“造反”的审讯中，奴隶国王享受的具体待遇为局外人知晓。）在局外人和奴隶主看来，非洲人的夜晚世界就像是一个模拟的世界、一个小孩子的世界，就像一场狂欢。但对非洲人来说，无论他们自己在白天怎样取笑它，那都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把白人统统变成了魅影，把种植园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幻像。

这种双重现实的某些元素也存在于亚穆苏克罗。现代大都会和总统的恩泽属于白天的世界，属于建设和发展的世界。而喂鳄鱼的仪式则诉说着大地直接贯注给总统的权力，是夜晚世界的一部分，它在不断地消解着白天的现实。一种理念对抗着另一种理念。因此，尽管有着高额的开销、大量的劳动和了不起的雄心，在这场现代的法老梦之中，仍然包含着深深的矛盾。

那些鳄鱼，我到科特迪瓦之前从未听人说起过。然而自从我见到了它们，就不断地听人说起。我听到的每件事情都为它们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我听说，一名宫殿警卫在堤坝旁边的沙滩上被鳄鱼咬死了。一条鳄鱼在沙滩上下了蛋，警卫不知道，他从那里路过，鳄鱼冲上去，咬住他，把他拖进了水里。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村民，他从铁栏杆边上跌进了湖里，被一只鳄鱼咬得血肉模糊，就像那只血肉模糊的黑羽鸡一样。这是意外吗？还是说，那人是被推下去的，被迫当了祭品？有些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人是自愿献祭的，他相信（也许是受到了胁迫）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村子中从邪恶手中拯救出来。

因此，这些鳄鱼——一群端着相机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的鳄鱼——并不只是供游客观赏的风景。它们身上带着法术与权力的气息，而这正是整个场面想要达到的效果，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像是刻意摆出来的：宽阔的大道，整齐的灯柱，人工湖（毫无疑问是用现代的挖掘机挖出来的），铁栏杆，配枪的总统卫士。还有穿着长袍的喂食员和跟他在一起的穿灰色套装的官员——当我回想起他们，我感到这两个人特别令人不安。那位官员朝鳄鱼微笑着，向它们咂着嘴，仿佛他跟它们很熟，仿佛它们站在他一边。

但这一切的象征意义仍然扑朔迷离，让人心慌意乱。喂鳄鱼的仪式难道是古埃及大地崇拜的残余？难道是古埃及的大地崇拜经由苏丹传到了黑非洲？古埃及传下来的一份著名的莎草纸卷中，一个女人身穿没有任何装饰的白袍，披散着头发，向鳄鱼鞠躬，女人和鳄鱼都在一条代表着大地的水平线上，水平线下方画着波浪花纹，在埃及艺术里，波浪代表着水。或者，这些鳄鱼的象征意义其实很简单：鳄鱼是水中最强悍的生物，所有的人都怕它，它很长寿，睡觉时睁着眼睛。而母鸡又代表什么呢？是敌人吗？或者代表了轮回？就像有些人说的，鳄鱼作为权力的化身，每天都被赋予了新生？也许，其中蕴含的概念都是无法言传的。

在市区外，我们遇到了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权力：总统农庄。总统农庄绵延数英里，幽暗而杂乱的热带森林已经被平坦的、阳光长驱直入的田野取代，田野上种着一排排的芒果、鳄梨和菠萝。所有这些土地，总统是怎样得到的？他把那些未经利用、无人认领的森林变成了自己的土地吗？还是说，作为酋长，整个部落的土地都归他所有？那天上午，没有人听得懂我问的这几个问题，但答案已经不重要了。两年前，总统把他的庄园赠给了国家。农庄就像亚穆苏克罗一样，是一种恩泽，是未来的一个样板，同时也是统治者宗教祭品的一部分。

亚穆苏克罗的大清真寺加倍地呈现出宗教的庄严肃穆，立刻彰显了统治者对治下穆斯林的姿态，这也是他对神性的另一侧面的供奉。这座清真寺是一座方塔，在细部上够精致，有人告诉我，这是北非的风格。在非洲的这个地区，关于“伊斯兰教是什么”的主张都来自北非。北非，法国。这位追求物质辉煌的非洲统治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黑非洲之外。它构成了亚穆苏克罗凄楚动人的一面。清真寺远离宽阔、空旷的大道，坐落在一座光秃秃的大院子里，暴露在阳光和沙尘风中。和亚穆苏克罗的其他建筑一样，它似乎——也许是一种错觉——也在等待着充分利用。你会觉得它像一具空壳，在那草木不生、缺乏热情的院子里，你很有可能把它当作一处废墟。然而它的规模相当宏大，而且是观光景点之一。

我们在高尔夫俱乐部吃了一顿过点的午餐，款待我们的是易卜拉欣·基塔和科特迪瓦的一位银行家。易卜拉欣在球场忙了一天，有些疲倦，说话不多。俱乐部的建筑风格很奢华，带着欢快的国际格调。菜单是用法语写的，这种过了头的雄心反而弄巧成拙；侍者们都穿着制服。亚穆苏克罗也许只是一个游乐场、一个旅游景点。然而，我们这些到这里来的人正在实现着总统对他的祖村的宏大愿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处在他的宗教的怀抱中。在这座都市另一角，一个多小时之后，喂鳄鱼的一幕又要上演了。

回阿比让的路上有很多车：人们纷纷从村庄返回另一个世界，那些村庄对于他们，就像亚穆苏克罗对于总统一样神圣。公共假期就要结束了，那天是科特迪瓦独立二十二周年纪念日，到处插着喜庆的彩旗，白色、绿色、藏红色，还有那位身材非常矮小的慈祥老人的彩色肖像——那位一直以来的统治者。

11

我在阿比让遇到了一个中年人，他是欧洲人，一辈子都在非洲工作，已经在科特迪瓦住了好多年。他工作的地方在内地，干的是粗活，没多少技术含量。他的社交生活很少。他说起非洲时直截了当，不像我遇到的其他侨民那样含糊其辞。他说：“你在阿比让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欧洲人一走，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非洲，他说，仍然被法术统治着。在内地，如果酋长或当地的重要人物死了，他的仆人和妻子们都要为他陪葬。如果仆人在殉葬的时候逃跑了，就会悬赏要他的脑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常有小孩失踪，失踪名单登在报纸的讣告版上。那个版面有一套隐晦的用语，暗指特定类型的死亡。中毒而死会被说成是“得急病死了”，如果说一个小孩失踪了，人们可以推断他是被用来献祭了。在内地，如果要举行葬礼或者其他献祭仪式，花十万法郎就可以买一个人头，还不到二十英镑。不久前，在这个欧洲人工作的地方，一个重要人物死了，需要好几个人头，因为死者的地位很显赫。所有人都惶惶不可终日，足足有三个星期，那个欧洲人管理的工厂没有人敢去上晚班。在欢迎酋长或重要人物的特定仪式上，人们一定要用鲜血来给酋长或重要人物洗脚，一般会用鸡血或牲畜的血。但如果要向酋长表示最高的敬意，就一定要用人血来给他洗脚，一个充当祭品的人的血——一个小孩的血。然后人们会把那个小孩吃掉。

我相信这人的话。他喜欢住在非洲，他从来没在其他地方工作过，也不知道怎样在其他地方工作。他直截了当地谈论非洲，是因为他接受了非洲的方式。他不想贬低非洲，以便让自己显得很有见地。但他在接受非洲的同时，也让自己跟这片大陆和它的人民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对他来说，这也许恰恰是侨民生活的魅力所在：非洲让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

没过多久，我又从一位年轻的美国律师口中听到了这类侨民故事。这位律师为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被派驻到科特迪瓦。他有时候会去扎伊尔出差，扎伊尔也就是以前的比属刚果。扎伊尔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间的繁荣早已远去，律师说；但那里的侨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印度人、希腊人、黎巴嫩人。他们已经离不开那种生活方式了。他们喜欢生活在非洲的边缘，就仿佛生活在他们自己文明的尽头。他们知道怎样在那个国家过活，他们也喜欢那种“知道怎样过活”的感觉。有些人过得很好，有些人结局很差，而大多数人就只是那么过着。

前不久，这位律师到扎伊尔去为一个死去的美国老人整理遗产清单。那个美国人三十年代来到比属刚果，在那里经历了所有的事情：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果独立、内战。他最后几年是在金沙萨一套一居室的公寓里度过的。他的身家大约有一百万美元，但他身后留下来的个人用品非常少：两套西装、四条长裤、两三双鞋。他没做过大事，也没经历过任何冒险。他做的都是简单的小生意，主要是房产交易。他从来没花自己挣到的钱，那些钱就这样无人问津地躺在银行户头上，躺在股票账户上。他一直待在刚果，因为他已经离不开那里的生活。

这位年轻的美国律师没打算向我描述外侨生活的魅力。但我想它差不多是这样的：置身非洲，做非洲人中间的非非洲人。不适和危险都会让人更鲜明地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处在个人的戏剧中，这也许是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家乡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非洲以不同的理由召唤着人们，每个来到这里并且留下的人都有着自己的非洲。

然后，在见到了亚穆苏克罗和鳄鱼、听到（并且相信）了人头的事情之后，我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我梦见自己站在屋顶上，也许是在一座桥上。脚下的材料——好像是玻璃，或者是透明塑料——开始消熔，似乎是从边缘开始熔化的。我问，这座桥会有人来修吗？回答是没有。建好就完事了；我站的屋顶或桥是容易崩塌的。那么，到底安不安全呢？我能过去吗？回答是能。桥是安全的，我可以过去。在我的梦里，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不会再从那里走第二次了。

咸水湖的晨雾中，阿比让的建筑散发着阴险的气息：它们是统治者权力的证明，是法术的造物，因为所有这些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都像我梦中那座桥一样，危险而且易朽。

12

安德蕾——阿尔蕾特的朋友，也来自西印度群岛——从大学里给我打来电话。她留言说，她的上司乔治·尼安高兰－博夫，那位鼓意学专家，已经从美国回来了。美国有些大学开设了“黑人研究”课程，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时常去那些大学访问。

当我走进民族社会学研究所那间小办公室时，我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肤色黝黑的人，他坐在大写字桌后面的转椅里，把椅子塞得满满的。如果他不在，只有安德蕾一个人坐着织毛衣，这间办公室就显得像个寡妇。他有着酋长的体魄，胸脯非常厚实，肚子上的脂肪堆起了褶皱，浅灰色的短袖运动衫遮掩不住他的大块头。他的法语虽然有口音，但清晰而准确。他的姿态是授课的姿态，法国学院风格的授课姿态。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发表社会学论文。我记的笔记上说他五十五岁了，但他看上去要年轻十岁。

他的时间很紧张，因为他现在该去上课了。但他还是向我概括地讲了一下鼓意学研究背后的理念。最早来到西非的欧洲人不懂非洲人的语言，所以他们虽然看到了很多，也错过了很多。他们对讯息鼓的理解就是错的。讯息鼓的鼓声并不是在邀请人们参加宴席，也不是在向丛林传递“白人来了”的消息。在西非，鼓的作用要重要得多。非洲人认为，最早出现的并不是语言，而是鼓。非洲人说：“元初有鼓。”击鼓以及随着鼓声吟唱是一门代代相传的特殊技艺。鼓模仿人的语言，一个训练有素的歌手能够在一段鼓声中重新发现一首诗、一段咒语、一篇部落史、一个凯旋或战败的故事。

鼓是神圣之物，象征着国王、部落和国家。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打开他的书，给我看一些著名的部落鼓的照片。一面鼓上挂着很多下颌骨，一面鼓上挂着人脑，那是敌人的脑子，都用皮裹着。鼓对部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另一张照片上是伯罗尔人的王室大鼓——Kwakla鼓，上面糊着众多牺牲的血。有些鼓太神圣了，不允许摆在地上。书上有一张最近的照片，那是民族社会学研究所的人拍的：在一个击鼓唱歌的典礼上，一张大鼓放在一个人的头上。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那个人是奴隶。

那个据说是奴隶的人肌肉发达，显得有些滑头。他之所以显得滑头，也许是照相机的缘故，他正在用眼角余光看照相机；也有可能是因为鼓的重量和他头顶上喧闹的鼓声（一个目光炯炯的小老头站在顶鼓人的后面，正在用鼓槌尽情地敲击）；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人——长者和表演者——都可以把他们非洲衣服的左边卸下来，露出左肩，而他这个顶鼓的人却必须袒露胸膛，一边用左手扶着鼓，一边用右手把衣服提到腰上。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觉得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他显然很享受这类典礼，它们来自非洲久远的过去。虽然在赶时间，他还是向我仔细讲解了那张照片，并且告诉我：“如果那个奴隶让鼓掉下来，他就会被杀掉。”

我说：“杀掉？”

“是的，不过，”他对刚才的话进行了限制，“那是在以前。现在他们可能会杀掉一头牛或其他牲畜。”

“村里还有奴隶吗？”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以授课的姿态对我说：“有两种奴隶制。在母系社会，奴隶被吸收进部落，他们为部落繁衍后代。在父系社会里，奴隶就是……奴隶。现在当然没有奴隶了。但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微笑着，重新挺起胸膛，酋长和蔼大度的风度降临到他身上——“村民没有办法隐瞒祖上的出身，村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或那个人是某个奴隶的儿子或孙子。”

有人走进办公室，可能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学生。那人告诉他学生们正在等他，已经等了半个小时。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站起来，跟我约好了几天后会面的时间——他想放鼓乐的录音给我听——然后就去上课了，他今天要讲的是非洲文化的某个方面。

我在阿比让餐厅[12]用的晚餐。餐厅的法国女主人性情温柔，身材高大，衣服上饰满花边，她的眼神如梦似幻，又带着威严。她让我觉得我必须小心翼翼。身穿制服的侍者对她和她的意见都毕恭毕敬，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这栋房子里的仪轨。大的球形玻璃杯是用来喝葡萄酒的，葡萄酒只能用这样的杯子喝：我终归还是不够小心。后来，我又在高尔夫论坛酒店观赏了“非洲之夜”：在游泳池边上的小瀑布花园餐厅里，七个袒露着丰满胸部的姑娘随着鼓声翩翩起舞。阿比让总是存在着两个歌舞升平的非洲：法国的非洲和非洲的非洲。而后者比人们以为的要真实得多，根深蒂固得多。

安德蕾坐在靠窗的书桌前织毛衣，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坐在他的转椅里，整个场景散发着近乎家居的氛围。（文学的影响力、法语的影响力有多深啊！我把安德蕾视为法国人，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她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尽管我知道这种想法在这幕场景中有多可笑。）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仍然穿着那件灰色运动衫。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录音机，已经做好了放音准备。但关于鼓的情况我已经听得够多了，我希望他谈谈葬丧习俗。我以为这个话题会有些敏感，结果这个话题让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再乐意不过了。非洲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让他着迷，而且他对它们的态度完全只着眼于精确地描绘。他似乎不认为要对非洲的这些事情进行判断或者辩护。

当地一个大种植园园主死了，他的外国劳工吓得纷纷逃走了。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就像讲滑稽故事一样讲起这件事情。“他们惊慌逃窜。”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用一只手在另一只手上擦了一下，形容那些人跑得多快。

非洲的葬丧习俗，他说，和古埃及一样。他们相信，人死后会继续过着他们的尘世生活。所以一个男人死了，就需要他的妻子和仆人跟他一起去。有些妻子和仆人懂得这一点，接受这种命运。对于那些不想跟自己的主人一起埋掉的妻子和仆人，有庇护村来收容他们。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在一个信封背面画了一张草图：每个村子周围都建有四个庇护村，分别位于罗盘的四个角上，离村子都不远。但是，想去庇护村的妻子和仆人必须特别机警，他们必须在丈夫或主人死前离开。他们一旦成功到达庇护村，并宣布受那里的酋长保护，他们就安全了。但仍然不能说绝对安全，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信任，总会有意外。这就是政府规定酋长和其他要人的葬礼一定要公开举行的原因，也是电视和报纸上有那么多关于葬礼的报道的原因。

幽灵世界的生活很可怜，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他说这话时充满了感情，让我感到惊讶。一时间，他忘记了他的翩翩风度，忘记了他的授课姿态。死人要有钱才能生活，死人没有衣服，没有钱去买衣服，他们在受冻……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扯了一下自己的灰色运动衫。死人没有吃的，在挨饿，这个大块头男人做了一个用手指往嘴里送饭的动作。幽灵世界的生活太悲惨了，所以非洲人没有办法真心相信基督教描述的死后生活。在非洲人看来，好生活就在此时此地，就在尘世间。此生的终点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终点。

“所以非洲的基督教是一种非洲化的宗教？”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我是基督徒，我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基督徒。但我信奉——深深地信奉——非洲的万物有灵论。”

德杰吉，那个总的来说更简单的人，几乎说过同样的话。

阿尔蕾特走进了办公室。她嘴里嚼着带香味的口香糖，坐在安德蕾旁边，跟她轻声交谈。安德蕾沉默着，她的“紧张”已经有所缓解，一件色彩迷人的外套正在从她忙碌的毛线针下面浮现出来。

我一边听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讲话，头脑的一个角落一边在琢磨——在我去过了亚穆苏克罗、见过了鳄鱼、听说了献祭的人头、做过了坍塌的桥梁和一切都在解体的梦之后，我又被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带到了他的幽灵世界里——我在琢磨，阿尔蕾特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走进这间办公室，就像是在一本小说或一部戏剧里那样，就像是发生在另外一层现实空间里一样。后来我记起来了，阿尔蕾特和安德蕾不仅来自同一个国家，还是朋友；而且，是阿尔蕾特帮我安排了跟安德蕾和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会面；阿尔蕾特在这所大学工作。

如果此时此地就是非洲人关心的一切，就像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的那样，那么法术、神灵、幽灵为什么会在非洲人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呢？我认为非洲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难道只是我自己的幻想？或者，那种双重现实只跟大西洋彼岸那群丧失了家园的奴隶有关系？

我尝试着组织起一个恰当的问题。

我说：“对非洲人来说，欧洲人的世界真实吗？他们在阿比让建造的这座城市，非洲人觉得它真实吗？”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回答深深地攫住了我，我决定把他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下来，我请他们给我一张纸。安德蕾就像履行好客的家庭主妇的职责一样，轻轻放下手里的编织活儿，给我拿来三张崭新的厚纸。

我写下：“白人的世界是真实的。然而，然而，我们这些黑非洲人，我们拥有他们拥有的一切。”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指的是飞机、汽车、火箭、激光、卫星。“我们在夜晚的世界拥有这一切，在黑暗的世界拥有这一切。”

就是说，今天的非洲人，和两百年前大西洋彼岸的奴隶一样，夜晚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阿尔蕾特还在嚼口香糖，但她现在被我们的谈话吸引住了，因为安德蕾停了下来，帮我拿纸。阿尔蕾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这些事情他们都是在晚上做的。”

非洲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欧洲人，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欧洲人即便有了火箭，他们能达到的速度也是有限的。而有些非洲人能够把自己转变成纯粹的能量。这样的人会跟你说：“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他聚精会神地待上一两秒钟，等他回过神来，他也许就会告诉你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就那么一小会儿，他已经去了巴黎，又回来了，他还跟巴黎的人说过话了。就这样，一个人可以不用离开非洲就能见到远在巴黎的儿子，而且可以跟他说话。但他们见面时不能发生身体接触。身在非洲的人触摸不到在巴黎的儿子，因为人的肉身立足点只能保持在一个地方。

“他们有分身，”阿尔蕾特说，“他们把自己的分身派出去了。这就是他们不能触摸的原因。”

“现在村子里就有这样的人，”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告诉你巴黎和俄国的新闻，而且那些新闻绝对不是他们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阿尔蕾特向我解释非洲人的这种天赋，她谈到了北方的多贡人，他们掌握了很多天文知识，尤其是关于天狼星的知识，据说他们可以接触到地球以外的精灵。

就是说，世界到了晚上就会完全为非洲人而改变？

我明白，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说，女人到了晚上比男人强大。”“你白天看到的趴在人行道上乞讨的恶心的乞丐，在夜晚的世界里却是一个真正的权贵。”

办公室的电灯灭了。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快活地喊了句法语：“灾难！”

停电让安德蕾想起她有个电话要打。但现在，她说，打不成了，因为停电了。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电话靠另外的线路工作。于是安德蕾放下手里的编织活儿，开始拨号。那部电话虽然是靠另外的线路工作，但也出了问题。

图雷先生手里拿着几张钞票走了进来，他是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个头不高，一身接近卡其色的猎装看上去让他有点军人味道。他把钞票递给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礼节，而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也像十七公里的那位村长一样，说话的时候一直把钞票拿在手里。

我问：“夜晚的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迟缓而庄重地说：“太阳一落山就开始了。”

阿尔蕾特说，在阿比让的某些区域，电灯改变了夜晚的时辰，对夜晚的力量形成了干扰。关于这一点，阿尔蕾特和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展开了友好的争论。我获得的印象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在说，电对夜晚的世界毫无影响。

他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能把自己完全变成能量的人。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他说，是二战期间。仿佛他本人的创伤还在隐隐作痛，他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加重了语气：那是最黑暗的时期。阿尔蕾特赞成他的说法。那是强迫劳役的时期，非洲人被抓到法国人的种植园里工作，就像猎捕奴隶的时代。

一个老人被抓了，他迷惑不解，不知道抓他的人想要什么。抓他的人用皮鞭抽他。他说：“你们为什么抽我？”他们说：“我们想让你把这堆东西搬到内地的那个地方。”老人说：“你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就为了这个，你们要抽我？把这堆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去？好吧，如果你们想要的就是这个，那你们走吧。”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的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你们把我留在这里，你们会得到那堆东西。”最后，他们撇下那个老人走了，觉得他是个疯子，等他们到了目的地……

“他们发现那个老头已经先到了。”阿尔蕾特说，她替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讲完了下面的故事。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随着她自己说话的韵律轻轻地点着头。

那个老人把自己的分身跟那堆东西一起送了过去，他把自己转化成了纯粹的能量。

这个故事也许是从两百年前的加勒比奴隶种植园中传出来的。白人是白天的造物，他们只是一些魅影，抱着荒谬可笑、虚幻不实的目标。而力量，大地的法术，它们属于非洲人，而且历久不衰；胜利属于非洲人。但只有非洲人自己知道。

我向尼安高兰－博夫先生问起亚穆苏克罗的鳄鱼和那些献祭的活鸡。

他在我眼中一直很有学者风度，他兴致勃勃，性格温和，富有激情，而且总是很坦率。但现在，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短暂的迷茫神色。他不太愿意谈论喂鳄鱼的仪式，他说：“鳄鱼属于总统。”他又加了一句：“他喂他们。”然后又说：“阿比西尼亚的皇帝也喂养过一些动物。”

阿尔蕾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阿比西尼亚的皇帝总把一个小动物带在身边，那是他的物神。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对此不置可否。他恢复了他的学者风范，说：“在非洲，王权有三种象征。在平原上是黑豹，在森林中是大象，在水中是鳄鱼。鳄鱼是水中最强悍的生物，尾巴一扫就可以把人杀死，也可以，”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抬起手掌斜着挥向桌子，“把这张桌子劈开。”

鳄鱼很狡猾。它们特别讨厌狗，如果你带着一条狗坐独木舟穿过有鳄鱼的湖面或河面，就等于是自杀，鳄鱼一定会袭击你的独木舟，把它掀翻。猎捕鳄鱼的人会用死狗做诱饵。鳄鱼不能在咸水中生活，阿比让的潟湖里曾经有鳄鱼，但后来潟湖挖了通往大海的沟渠，咸水进来了，鳄鱼就绝迹了。现在阿比让没有鳄鱼了，但最近有报道说，有人看到了鳄鱼。

科特迪瓦的鳄鱼：你听到的越多，越是对它们充满想象。看着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那些照片，你越来越容易相信，阿善堤金秤砣上的卍字饰也许是从简化的鳄鱼图像慢慢演变过来的：一种四肢齐全的动物，长着长嘴和尾巴，凶残的尖嘴扭曲着、蜷曲着跟凶残的尾巴绞在一起。

非洲的艺术，非洲的文明，非洲凝重的回应：在经历了殖民时期的创伤之后，找寻非洲文明成为了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事业。在阿善堤的秤砣上，有着书写与算术的发端。在鼓乐仪轨的唱词中，有着历史与哲学的起源。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台体积庞大的录音机。最后，他放了几段他特别珍爱的录音：开始是一首部落歌曲或民歌，然后是模仿语言节奏的鼓乐。这些鼓乐让人赞叹。我开始明白，他致力研究的主题内容是何等丰富。我开始理解他的激情：想要把这些内容充分地呈现给非洲人、呈现给全世界的激情。

周末他要带三十名学生去一个村子。酋长邀请他们去参加甘薯节，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有些村子甚至会把圣鼓搬出来演奏。他周末要去的那个村子准备用牛来献祭，也许会用五六头牛。周末的乡村之行让他很兴奋。这些古老的非洲仪式对他来说就像肉和酒。它们是他的过去、他的宗教和他的灵魂的一部分。他也是一个作家和学者，那些神秘的东西和非洲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在等待着他的笔、他的相机和他的录音机。

可是，三十个学生一起到村子里去？他们住在哪里？怎么安顿他们？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噢，那里有一家旅馆。”

我开玩笑说：“这么说，你们很多时候都是待在野地里喽？”

他发出了酋长式的笑声：“每时每刻，每时每刻。”

我跟阿尔蕾特一起离开了。她很钦佩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她看到通过她的介绍，我们交往地这样融洽，她感到很高兴。

我向她问起那些鳄鱼：“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尔蕾特？”

她说：“没有人知道，只有总统自己知道。”

我从其他人——有非洲人，也有欧洲人——那里又听到了一些关于鳄鱼的说法。我听说，在总统挖宫殿旁边的人工湖、把鳄鱼放进湖里之前，亚穆苏克罗根本没有鳄鱼。我听说，负责照管总统的鳄鱼的人是总统的妹妹，她没结过婚。我听说，鳄鱼在陆地上比在水里更危险；后来，我又听到相反的说法。我还听说，当国家有危险的时候，亚穆苏克罗的鳄鱼会用一种特殊的头部动作来向总统示警。最后我觉得，阿尔蕾特是对的：这些令人恐惧的鳄鱼就是要让人觉得神秘，就是要让人觉得它们是个谜，它们以及喂它们的仪式究竟代表着什么，只有总统自己知道。

13

星期六，当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享受着甘薯节的时候，阿尔蕾特去了大巴萨姆。大巴萨姆是被抛弃的殖民地旧都，当年的一些残垣断壁还保留在那里。有一个画展在大巴萨姆开幕，参展的有当地的白人画家和黑人画家，还有一些海地画家。画展在一栋翻修过的殖民时期的房子里举行，那栋房子属于一个法国人。阿比让所有的文化人都去了，基本上都是外侨，有黑人也有白人。在外侨文化人的圈子里，阿尔蕾特是个人物。星期天，阿尔蕾特又去了巴萨姆，参加另一个派对：外侨在周日举办的滨海游泳节目，其中包括在一家滨海餐厅吃海鲜午餐。

她容光焕发地从巴萨姆赶回来，因为她傍晚要带我去乔基姆·伯尼家里喝开胃酒，乔基姆·伯尼曾经在政府里供职，担任过部长。

伯尼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阿尔蕾特的上司，她对他仍然保持着敬畏之情。在伯尼先生面前，阿尔蕾特一反常态地脸红起来，她一直注意让会面保持郑重的气氛。两天后，我才从阿尔蕾特口中得知，伯尼先生曾经因为涉嫌阴谋反对总统而被判为政治犯，足足坐了五年牢才被总统赦免。

伯尼先生住在阿比让的富裕街区：绿树成荫的街道，一栋栋高大的房子，一片片宽敞的街区。我们穿过一座大门，驶过一段车道，一栋现代风格的混凝土房子出现在眼前，房子前面停着很多辆汽车。伯尼先生走出门来迎接我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棕色皮肤，看上去有五十七八岁。他走起路来有点瘸，一条腿伸不直。他带我们走上几级台阶，从花园直接来到了会客厅。这里全是现代风格的家具，玻璃和钢铁，每一样东西都很协调。他关上铝合金框的玻璃门，打开了静音空调。

另外两位客人是一位科特迪瓦医生和他的法国妻子，他们都五十多岁。伯尼先生和他的科特迪瓦朋友——那位医生——是同一年去法国的：一九四六年。那位朋友在法国住了二十一年，住在图卢兹，他的妻子就是图卢兹人。相比于伯尼先生的棕色皮肤，他的皮肤应该算是黑色，他的块头比伯尼大一些。他妻子说，当他从图卢兹回到科特迪瓦时，他在法国度过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他在非洲度过的时间。但他现在已经“重新融入了”他的家庭，每个周末都会回自己的故里。

他在那里怎样打发时间？他说，他照看家里的田地。一到周末，他说，他就变成了种地的。他又用英语开玩笑说：“绅－士，农－夫。”但他不觉得跟非洲乡村的生活方式有点疏远吗？还有伴随着那种生活方式的宗教？他说，他不是信徒（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信奉非洲宗教），然而在危机关头——他带着一点诙谐的语气说——他发现自己还是会转身向旧日的信仰求助。

我向伯尼先生问起总统的鳄鱼。（当时我还不知道伯尼先生的政治遭遇。）他说，他的语气不带一丝敬畏，也没有一丝犹豫，鳄鱼是总统家族的图腾。他自己家族的图腾是黑豹。他解释说：黑豹行为谨慎——伯尼先生用右手的手指比画了一个姿势——跃起时，它总是胸有成竹。

母鸡也有可能是图腾吗？是的，医生说。一个家族可以改变自己的图腾吗？不能，医生说。不能，伯尼先生说，图腾是继承下来的，它来自遥远的过去。

这就是伯尼先生的风格：直接、温和、实事求是、不带敬畏。在我遇到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对鳄鱼的事情做出直截当的解释的人，同样，他也是第一个理解了我对总统在亚穆苏克罗的产业发出的疑问的人。有些土地本来可以属于国家，伯尼先生说，有些本来可以属于家族。总统他们家族的地位远远高于一般的村落酋长。他们是一个庞大的非洲王国的代理酋长，可以理解成当地总督。殖民地时期，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但现在他们在人民眼中恢复了往日的权威。

医生和他妻子走后，我们的话题转移到宗教上。在非洲，宗教是最根本的，伯尼先生说。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普通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神灵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不断找寻对方。伯尼先生没有说白天的世界和夜晚的世界。但过了一会儿，在他的谈话中，神灵的世界变成了超自然的世界。超自然的力量无法被忽略，他说。他父母去世前，他就做过有预兆的梦。

欧洲人是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必须得允许他们这样。但因为他们只强调和发展人类属性的一个侧面，所以在非洲人看来，他们就像小孩子；有时候因为他们的天才，他们看上去就像是问题儿童。这一点曾经让他特别沮丧，当时他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旅行，他看到人们被缩减成一个个单位，被当成纯粹的经济动物对待。这就是非洲人虽然在很多东西上依赖欧洲，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比欧洲人“年长”的原因。

开胃酒的时间其实已经结束；伯尼先生像阿尔蕾特期待的那样慷慨，派了辆车送我们，我们驶出了门卫把守的大门，离开了那里。

两天后，我听说了他的政治命运。这为他增添了一份庄严的色彩。这份庄严使得他对超自然世界的兴趣让我更加感到好奇。

伯尼先生谈到的超自然的世界并不局限于非洲。但是在非洲，你可以飞速地、轻易地进入其他世界。《兄弟晨报》上，政府对抗邪恶法术的战争仍在继续，但这份报纸同时又在含糊其辞地宣传：黑巫术只存在于科特迪瓦的过去。有篇文章报道了比提人的做法。非洲的任何人——根据《兄弟晨报》的说法——都不可能是自然死亡，死亡总归是因为某个黑巫师在作祟，遭到怀疑的人要经受可怕的审判，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要穿上死人的衣服，吃“死人的羊肉”——用腐尸化的汁液浸泡过的羊肉。比提人认为，一般而言，往嫌疑人眼睛里面滴gôpô树的树汁就可以真相大白：他们相信，无辜者的眼睛不会被gôpô弄坏。

有个故事传到了我耳朵里，我不知道该怎样看待它。阿比让的码头上，一批从科特迪瓦运往尼日利亚的货物里面有一个冷藏箱坏了，发出刺鼻的气味。人们打开冷藏箱，发现里面是几个割下来的人头。献祭用的人头可以出口了，新技术在为古老的祭祀服务。这个故事是真的吗？还是一个“外侨－非洲人”的玩笑？（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非洲人和外侨的幽默感可以相安无事。）我无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只清楚这一点：大多数外侨都知道这类故事，包括所有那些关于投毒、殉葬、小孩失踪的故事。他们知道非洲人的非洲，他们让自己的生活跟这种认识相适应。但他们保存在心中的非洲，他们呈现给访客的非洲，是他们用各自的技巧处理过的非洲。

14

外侨一批一批地涌来。最近一批是来自纽约哈莱姆的女人，她们并不全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从一些人的口音可以听出来，她们先是从加勒比的一些比较小的英语岛国移民去了美国，然后才来到了这里，这是另一条返回非洲的迂回路径。她们到非洲来，是为了传播自己那套基督信仰。她们也把来非洲当成回归故乡。她们令人不快，很多人胖得出奇，她们粗劣的装扮就像是一种自虐，有些人带着可怕的假发，有些人长着又粗又短的腿，却穿着下摆宽大的印花短裙。她们像是一群因为对长相的共同绝望而聚集到一起的女人。

她们也许下意识地以为她们是黑人，所以在非洲总算可以过关了。但非洲很残酷：哈莱姆女士来到了一群目光敏锐的人群中间，他们会精确地判断你的部落和社会地位，敏锐地评判你的体形仪态。也许，在一种方向相反的冲动的驱使下，她们又把自己视为美国人，认为自己比留在黑暗大陆上的人更先进。但在这一点上她们也被误导了：科特迪瓦人在他们自己的世界深处，对种族的看法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单纯，他们现在只是被太多外侨弄得麻木了，对外侨不太理会。无论哈莱姆女士怀着怎样的动机，她们来到科特迪瓦之后，都变得羞于见人。她们似乎从来不离开旅馆。有时候，她们会逮住一个落单的侍者布道；但一般情况下，她们都是一起坐在大堂，把她们的小册子放在大堂的桌子上。

阿尔蕾特来跟我喝送别酒时，那些女士正坐在大堂，她们已经因为久坐而筋疲力尽，因为无所事事而沉默不语，但她们那令人窒息的亮相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待在大堂，径直去了酒吧。

阿尔蕾特的非洲同哈莱姆女士来到的非洲有天壤之别。我和阿尔蕾特刚认识不久时，她向我谈起科特迪瓦男人跟她这种类型的外国女人失败的婚姻，她当时告诉我，生活在非洲、理解非洲的方式，就是让你所有的既有观点都变得不确定。她当时又说，这是好事。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中，她准备向我讲讲她学到的非洲方式。我们先是在酒吧，当黄昏笼罩着咸水湖的时候，我们去了酒吧的阳台。

她谈到两个世界，白天的世界和夜晚的世界，这两种现实观让非洲人显得特别不关心物质环境。她在科特迪瓦看到了这一点，她说。周末，有钱有势的人会毫不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村子，轻松地重拾他们的棚屋生活，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棚屋生活。她问过从加纳来的人（那个国家正处在混乱中）：“你以前很富有，现在变穷了，你的国家也一团糟。你不焦虑吗？”他们说：“昨天我们过得不错，今天我们过得不好。事情就是如此。明天我们也许又变好了，也有可能没变好。事情就是如此。”这是上面的世界的规律；而里面的世界，另一个世界，仍然保持着完整。那才是要紧的事情。

我说：“就是说，如果发生了意外，阿比让变成了废墟，对你来说也不要紧？”

阿尔蕾特说：“是的，不要紧。人可以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活着。”

一些法国人从酒吧里来到阳台上，外面已经不热了，光线变成了灰蒙蒙的赭石色。他们是一些商人，在旁边的桌子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些纸和文件夹，开始讨论。其中一个人对阿尔蕾特产生了兴趣，神情夸张地打量着她的腿和高大丰满的体态。她背对着那个人，没注意到这一切。她在说话，一边说一边吃着坚果和薯片。

在宾馆的会议室里，有人在开商务会议，很多白人坐在桌子后面，听一个站在白板前面的人讲话。白板上的一切只是幻影，他们正在为注定要消亡的东西制订计划。太阳在尘埃凝结的薄雾中下沉：沙尘风终于抵达了沿海。咸水湖上一片雾霭，远处的湖岸在雾霭中变得模糊，仿佛一片温带的景象。宾馆一侧的工地上，工程正在继续，人们正在这片迅速崛起的区域建造新的房屋。

我说：“阿尔蕾特，你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很不牢靠。你让我觉得，我们赖以为生的一切都建造在沙上。”

她说：“世界就是沙子，生活就是沙子。”

我觉得她说的正是印度教的关键教义，印度教徒在危机关头会感觉到那是真理：生命即幻像。但我的感觉是错的：观念都有其文化归属。阿尔蕾特的这种认识，她对两个世界的感受，都是通过她对“奥理研究”和非洲法术的兴趣而获得的。这种认识来自她所崇敬的非洲部落生活：酋长拥有的赦免能力、一年一度的和解仪式、圣林中举办的成年礼：年满七岁的男孩要接受三个月的考验，通过这些考验，他们将对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获得新的领会。印度教“一切皆幻”的概念来自对“空无”的冥思。阿尔蕾特将世界视为流沙的看法，则来自她对一个优美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的理解和崇敬。

她讲得富有激情，饱含诗意。她一直在吃东西，隔壁桌上那个法国男人一直在看她的腿。

她非常敬重被奉为圣人的非洲智者，阿比让当时就有这样一位圣人，他住在非洲区特雷什维尔。他名气很大，总统都想把他请过去。但这位圣人更愿意住在现在的地方：特雷什维尔区一座简朴的乡村院子里。他说，如果他住到了中产阶级的科科迪区，需要他帮助的人就没办法去找他了。他们没钱坐出租车，只好步行，而科科迪的看门狗会咬他们。

阿尔蕾特说：“前段时间，我回马提尼克探望父母。感觉太糟糕了，安的列斯[13]人真的有些病态。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梦。我告诉你发生的事情。我回非洲的航班——那是一个特别航班——延误了两天，我心急如焚。结果我妈妈很受伤害，她觉得我居然这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她。我爱我的父母，但我要离开马提尼克的迫切愿望超过了我对他们的爱。那里的人头脑狭隘，被自己的历史给压垮了。生活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广阔，而那里的人只要在政府部门里有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就觉得此生足矣。他们自以为比非洲人优越。但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梦。”

我问起她对亚穆苏克罗的看法。如果世界只是流沙，为什么要建造那座巨大的城市？

她说：“总统想让非洲融入现代世界。”

我认为她的意思是说，建造亚穆苏克罗这样一座城市，并不是要将它所代表的世界作为唯一的现实接受下来。艾博尼——那个诗人兼公务员——表达过类似意思。艾博尼的父亲对他说过：“我送你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变成白人或法国人，而是送你进入一个新世界，就这些。”

我们向宾馆外面走去，在大堂里从那些哈莱姆女士身边经过。

阿尔蕾特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她们这种从美国来的人。黑人跑到这里来让非洲人改宗。她们就跟其他想干这件事情的人一样，把自己的灵魂疾病带到了非洲。她们其实应该被非洲改宗，她们都是些疯子。”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七月

（翟鹏霄　译）

[1]科特迪瓦共和国，位于西非，旧译“象牙海岸”。

[2]作者写作本文时首都为阿比让，1983年，议会通过决议将首都迁往亚穆苏克罗。

[3]即马尔维纳斯群岛。

[4]马提尼克岛，位于中美洲的加勒比海，法国的一个海外省。

[5]法国的海外省，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中部。

[6]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1927－），美国演员，因主演《田野里的百合花》获得1964年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黑人演员。

[7]阿比让的一个行政区。

[8]英国知名家具店。

[9]乌干达首都。

[10]指的是在贝宁帝国皇宫（今尼日利亚境内）发现的一千多件铜像，是伊多人在13世纪制造的。1897年这些铜像大部分被英国人夺走，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两百多件。

[11]指加纳的沃尔特省。

[12]原文为法文。

[13]指安的列斯群岛，西印度群岛中除巴哈马群岛以外的全部岛群。

美洲记事

哥伦布与克鲁索

哥伦布的冒险就像鲁滨孙·克鲁索。没有谁能够凭借想象掌握完整的故事，传奇之外的情节都是冗长沉闷、纷繁复杂的。Björn Landström写的《哥伦布传》已经让那次艰难的历险尽可能地接近读者了，但仍然不可能穷尽它的全部。这部传记的文字部分是对常见史料的复述，地图和插画才更重要。那些地图让中世纪的地理概念一目了然；插画则是苦心孤诣之作，它们不仅篇幅众多，而且描绘得极其精确：轮船、岛屿、人物、天气、植物，甚至还有佛兰芒人用的鹰铃——土著一开始非常喜欢这些鹰铃，但是后来，当新大陆的发现者要求土著收集金砂时，鹰铃变成了金砂的量具。

在传奇故事中，哥伦布遭到很多敌人的迫害，他返回西班牙时已经白发苍苍，而且披枷戴锁，最后在贫困和屈辱中死去。这是哥伦布自己的描绘，他喜欢戏剧化。哥伦布比他的君主更在乎黄金：按照约定，他发现的黄金，十分之一将归他所有。他其实根本用不着披枷戴锁，人们求他把枷锁取下来，但他为了他想要的效果，坚持要戴着，就像上一次，他经历了一场灾难后，穿着圣方济各会的修士袍回到了西班牙。而那次灾难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把奴隶运回西班牙，这一直是他想做的事情。他宣称（或者是他的儿子替他宣称），他在两年内消灭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三分之二的土著，剩下的土著现在都在为他收集金砂。（他太夸张了：他只消灭了岛上三分之一的人。）即便在被免职之后，他还是特别看重自己的盾徽：恰如其分的大红底色衬托着卡斯提尔城堡图案，就像皇家盾徽一样。他一直到死都在抱怨自己是多么穷困潦倒，然而从海上运给他个人的黄金有一次达到了四百零五磅，那也是在他被免职之后。他父亲是纺织工，姐姐嫁给了干酪店的老板，他的儿子娶了一位拥有王室血统的女士。他死的时候，西班牙还没有挣到多少利润。墨西哥要等到十三年后才会发现，而西印度群岛——他的黄金之源，也是他以为的伊甸园——已经变成了旧世界，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带领下发生的。

这个故事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恐怖。但让他变得麻木不仁的并不仅仅是恐怖，新大陆的发现者也不是在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才逐渐变得恶劣的。让他麻木不仁的是他的庸常。他想找的是黄金，而不是美洲或亚洲，这种庸常的心愿跟他那一贯庸常的感知力是相匹配的。在这个航海者的内心世界，除了坚硬、贪婪、怨恨和残酷，只有这些东西：

九月十六日。这一天，舰长说，今天和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有非常柔和的微风，早晨将会非常甜美，只是没有夜莺的歌声。他又说：“气候就像安达卢西亚[1]的四月。”

九月二十九日。空气非常甜美清新，唯一缺少的就是夜莺的歌声。大海宁静得像一条河流。

这段话摘自《第一次航行笔记》，那是他感知力最为警醒的时期。具体的细节描写对读者有欺骗性。哥伦布在密切观察着大海和海上的生活，但他观察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接近陆地的迹象；同样，当他发现新大陆时，他对土著的研究也只是出于一个淘金者的“机警”（他自己的话）。“他们的头发不卷……根本不是黑人。”他对人类学毫无兴趣，对种种奇观也没有反应，他只感觉失望，因为他相信，有黑人的地方就有黄金。离开了淘金者的机警，他的语言和感知力都失灵了。夜莺、安达卢西亚的四月：他反复地使用着这些平庸诗歌中的措辞，直到这些字眼不再有任何意义。它们比最近那个宇航员发出的“哇！”还要低一个等级——在哥伦布身上，你根本听不到这种纯粹的快乐呼喊。完成了地理发现之后，那个寻找黄金的航海者的庸常一再显现，破坏了所有的浪漫，让这次伟大的历险变得平庸琐碎，不足挂齿。一部关于哥伦布的书不得不依赖插图，因此Landström先生的书弥足珍贵。

中世纪，人的心智状态是否就是如此呢？但是在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中，伊莎贝拉女王给舰队写信，她想知道海上的气候如何。她不满足于安达卢西亚的四月，她想要栩栩如生的画面，她想要浪漫。马可·波罗——哥伦布读过他的书——传递给读者的是浪漫；亚美利哥·韦斯普奇[2]也是如此，美洲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不是没有理由的。韦斯普奇觉得这些趣闻轶事都值得记下来：岛上和大陆上的土著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会随随便便地往热沙地上撒尿，而不是走到一边去；女人非常淫乱，她们会用一种从动物身上提取的毒药来增大男人阳具的尺寸，这种毒药有时会让男人永远丧失性能力。这些事情也许都是他杜撰的，但无论如何——尽管他也很机警，尽管他的航行也给他带来了利润丰厚的贩奴生意——他遵循了旅行的浪漫传统，唤起了人们对新世界的惊奇感受。

跟哥伦布有关的事实一直都摆在世人面前。无论是在他自己的文字中，还是在他的各种行为中，他的自我中心主义都像是一种赤裸裸的畸形；他的很多行为都是自作孽。但经过粉饰的英雄形象——那甚至不是哥伦布自己粉饰的——却历经几个世纪，流传至今。第一次航行，当哥伦布的旗舰搁浅在海地时，印第安人不仅向哥伦布伸出了援助之手，还一洒同情之泪。哥伦布却是机警的，他随即记下：征服这个“怯懦的”、没有武装的种族是轻而易举的。他立即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Landström先生暗示说，这种行为让人遗憾，但哥伦布不是诚心这样做的：这就是传统的文过饰非。第三次航行，哥伦布以为自己发现了伊甸园。Landström先生再次服从了文过饰非的惯例，他说哥伦布当时状态不佳，影响了判断。但其实正是基于对地理状况的误解[3]，哥伦布才敢于向大西洋进发的。

这次冒险，就像今天的太空冒险，浪漫的成分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补充。地理发现需要一位英雄；轻蔑的目光必须落在背叛了这位英雄的国家身上（这是传奇故事的版本）。这次地理发现——没有哥伦布也能够实现——注定充满了恐怖。在西印度群岛、澳大利亚、美国和南美，原始人一旦暴露在发现者面前，一定会被征服、利用和镇压；甚至在印度也有土著问题。应该怎样对待原始人，西班牙皇帝为此专门召集了一场大辩论；四百年后的今天，罗得西亚[4]变成了一个帝国的论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区别只在于，当代的辩论——一边是大众选民，另一边是被剥夺了一切但又无动于衷的原始人——必然是更劣质的。

不存在澳洲的黑人传奇或美国的黑人传奇，充其量只有白人浪漫的、自我陶醉的负疚感。但西班牙的黑人传奇却会一直流传下去，就像哥伦布的英雄传奇一样。梦想着一个未经触碰的、只保留给我们的世界，梦想着香格里拉，这是人类经久不衰的幻想。这种独一无二的经历落在了西班牙人身上。于是慷慨与浪漫被赋予了发现者；但西班牙人永远不会被原谅。新世界已经被践踏，西班牙人仍然没有从这样的幻想中摆脱出来。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变得像是在全面复制发现新大陆的探险过程，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来一次；西班牙人在这二十次探险中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比征服墨西哥、秘鲁和新格拉纳达的投入还要多。

《鲁滨孙·克鲁索》的中间部分——最核心的制造神话的部分——是同一种幻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一段独白，完全是内心的叙述。它是一种梦想，梦想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亲眼看着第一棵谷物在世界上生长。他不仅梦想着天真未凿的状态，更梦想着自己转眼间（一个人就这样）成为物理世界不容分说的主宰，梦想着自己手里握着“创世以来人类在这里开过火的第一杆枪”。这是对无所不及的权力的梦想。“首先，我让他知道，他的名字应该叫星期五，那是我救他性命的日子。我这样叫他是为了纪念那个时刻。我用同样的办法教给他说‘主人’，然后让他知道那是我的名字。”星期五在宗教方面比较迟钝，克鲁索不明白为什么。权力带来了问题。克鲁索看到一些食人生番正准备把一个人杀来吃了，他跑过去解救，但又停住了脚步。他有权进行干涉吗？有枪就有权利吗？一些西班牙人就要获救了，他的自由和权利将何以为继？怎样让他们服从？在一无所有的世界里，物质制裁从何谈起？他们必须签一份协议，但这里没有笔也没有纸：这种困难就像出现在噩梦里的困难一样典型而且没有道理。克鲁索最后获救了，他逃离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荒岛。这些问题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

后来，克鲁索取得了成功，就在哥伦布发现的那个新世界，但克鲁索生活的地方是反叛已镇压、秩序已建立的巴西奴隶制社会。地理发现的恐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权力无边的人的恐怖，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一九六七年

（翟鹏霄　译）

[1]西班牙南部的一个自治区。

[2]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意大利探险家、航海家和制图家，他最先指出巴西和西印度群岛不是亚洲大陆的外延，而是一片新大陆。新大陆被冠以他的名字America（拉丁文的Amerigo）。

[3]华盛顿·欧文著于1828年的《哥伦布传》让人们普遍相信，哥伦布的航行计划之所以得不到支持，是因为当时的学者认为地球是平的。事实上，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西方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地球是圆的。哥伦布跟当时的学者意见相左之处是对从欧洲向西航行至亚洲的距离的估计，哥伦布严重低估了这段距离，他认为加那利群岛到日本的距离为3700公里，而实际距离为19600公里。在15世纪，没有船只可以装下完成这么长的航行所需的食物和淡水。因此大多数欧洲航海者认为，从欧洲向西去往亚洲是不可行的。

[4]即今天的津巴布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雅克·苏斯戴尔与西方的衰落

远远望去，雅克·苏斯戴尔像是两个人。一个是流亡政治家，他的事业——阿尔及利亚即法国——已经被摧毁了；另一个是民族学家、学者，他以丰富的想象力阐释了古阿兹特克人[1]的生活，二十三岁就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墨西哥，地上的印第安》，这本书的书名你也可以理解成“墨西哥即印第安”。他在这两条职业道路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而且似乎会沿着这两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在过去两三年宁静的流亡生活中，苏斯戴尔再度变成了一位多产的学者。几个月前，《古墨西哥艺术》在英国出版了，被学界视为一部重要著作。而他才刚刚五十五岁，不会当一辈子政治流亡者的。

“宁静”是苏斯戴尔的原话，这是自他流亡以来发生的不曾料想的事情之一。他的流亡生活始于一九六二年，那段日子“阴郁而险恶”，他东躲西藏，是报纸上的戏剧人物，涉嫌在意大利、葡萄牙、维也纳策划政治阴谋。

在他流亡早期，一个新闻记者在布雷西亚[2]的一家旅馆里发现了他的踪迹，向意大利警察局举报了他。当时他化名让·阿尔伯特·塞内卡。给自己取这个名字让他觉得“很有趣”。（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在老迈之年，遭到“阴谋反叛尼禄皇帝”的指控，被皇帝赐死，自尽身亡。）但流亡生活很快就变得没那么“有趣”了。苏斯戴尔被意大利驱逐出境。有一段时间，瑞士和西德拒绝他入境。一九六二年，有人企图行刺戴高乐之后，法国政府的特工在整个欧洲活跃起来。一九六三年二月，前上校阿尔古在慕尼黑一家宾馆的狂欢舞会上被绑架，他也是一个流亡者。第二天上午，他出现在巴黎，待在靠近巴黎圣母院的一辆货车上，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从那之后，苏斯戴尔从新闻报道中消失了。一年后，他在洛桑的一家宾馆里被捕，然后被瑞士驱逐出境，当时他用了一个更普通的化名：雅克·勒梅尔。

“针对我有过两起暗杀或绑架未遂。第一次我不知道，第二次我知道。有人笨手笨脚地想要用十万美金贿赂某个人，我们玩了几天捉迷藏，然后，我把他甩掉了。”

现在压力减轻了。虽然法国仍然向他紧闭大门，但他可以在国外自由行动了。据说，戴高乐将军最近问候过苏斯戴尔先生和太太[3]，还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人向苏斯戴尔夫人[4]转达了美好祝愿。苏斯戴尔夫人现在仍然在巴黎生活和工作，她也是研究阿兹特克文明的学者。一九三二年，她和雅克·苏斯戴尔结了婚，当时他十九岁；他们没有孩子。他们现在保持着联系；苏斯戴尔承认了巴黎的传言：阿兹特克语是他们的秘密语言，他们在电话里（或者说他们以前在电话里）用阿兹特克语交谈。

去年三月的法国选举中，苏斯戴尔是他原来所属的里昂选区的候选人。选举会让他获得豁免。但如果他回法国从事竞选宣传，就会被逮捕。那个月份，一个旅客看到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奥利机场的禁入人员名单上。苏斯戴尔把一盒演讲录音带寄回了法国。他获得了八千张选票，排第二。有些人认为，苏斯戴尔应该回法国参加竞选，坐牢不过是一晚上的事情。但苏斯戴尔非常谨慎。尽管他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采访，也不再觉得必须要面朝宾馆的大门坐着，但他仍然要求所有的采访都必须通过他的律师来安排，而且所有的会谈，他的律师都必须在场。这是他遭受的威胁的残余，自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他从巴黎飞往阿尔及尔的那一刻起，这种威胁就一直跟随着他，他当时的目标是利用“阿尔及利亚即法国”运动让戴高乐重新掌权。当时的报道称，他躲在汽车后备箱里逃出了巴黎——他在巴黎一直受到监视。

他说那不是真的；此时此刻，在这个慵懒的季节，在富丽堂皇的酒店中，在鲜花和地毯的烘托下，当苏斯戴尔中断谈话，去查看葡萄酒单，或者向殷勤的服务生要一包中醇Players香烟时，所有那些惊心动魄的历险都显得不那么真切了。为了让服务生听得懂，他调整了自己的发音。他可以讲一口轻松流利的英语，他可以把英语说得既复杂又口语化，偶尔夹带几个法语单词——éveilleur，acharné——那是因为在英语中没有现成的对应词。

照片总是会突出苏斯戴尔的凝重，突出他的双下巴、坚毅而宽阔的嘴和无框眼镜，还有那双审视一切的眼睛下方的黑眼袋。而我眼前的这张面孔却非常生动，他的眼睛和嘴唇经常流露出幽默的神情。他精通葡萄酒，而且津津乐道，他会很确切地告诉你：“我知道那个葡萄园。”“我认识那个庄园主。”他让我们注意他抽的香烟，那是Players牌香烟，这背后有一段小故事。一九二七年，苏斯戴尔在里昂的一次英语作文竞赛中得了奖，奖励是去伦敦游玩两周。他住在克拉彭公园附近。他经常坐地铁，他在地铁站的售货机里买了他的第一包香烟，是Players牌的，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抽这个牌子。

他的姿态就像一位大学讲师，他知道自己的声誉，不会让谈话偏离自己的领域。“如果你对他没什么可说的，”他的律师说，“他对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苏斯戴尔对空头理念不感兴趣，他谈话时总显得像是有备而来，这种特点绝不仅仅是因为流亡而产生的。他让人觉得，他在很早以前就完全接受了自己——也许发生在他早熟的青春期——他感兴趣的领域是由他的经历决定的：他的学者身份、墨西哥时期、二战、阿尔及利亚。到了今天，他似乎仍然能够怀着好奇心去探究他过去的经验，他在不断地处理着、提炼着自己的经验，让它们在既有的界限之内不断扩展。这种方法既不是学者的，也不是政治家的，而是两者的结合；它接近于小说家的方法：把自我中心主义变成一种艺术，从远远望去毫无关联的碎片当中，创造出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外人无法参透的整体。

比方说Players香烟。苏斯戴尔意识到它们联系着自己的青春期，联系着他早年优异的学习成绩，联系着他到伦敦的第一次旅行，还有埃尔金大理石雕[5]。在那两个星期里面，他把很多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在那些石雕中间徜徉。它们令他向往雅典，然而直到去年春天，在流亡的宁静岁月中，他才得以成行。他被征服了，希腊遗迹的规模比他想象得要宏伟得多。它们还带给了他另外一种惊喜。他一直喜欢罗马遗址，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更喜欢雅典遗址：罗马建筑太粗鲁。那次旅行帮助他进一步澄清了关于美国以及欧洲的“外省化”的几个观点。这些观点直接来自他作为学者和政治家的经验。

欧洲已经“外省化”了，因为她撤出了非洲的“广阔空间”。文明不仅有空间上的边界，也有时间上的边界；这次撤出就像罗马撤出达契亚和不列颠，是“老年的第一个征兆，老年的第一条皱纹”。罗马同化了高卢；法国本来也应该同化非洲。然而法国却屈服于去殖民化的“偶像”，屈服于资本主义的重商压力，任凭黑非洲的低等文化演变为可鄙的独裁力量治下的乱象。

“他们会用尽法国人留下的最后一台拖拉机，最后一颗螺丝钉，最后一把小茶匙。然后，就像在的黎波里塔尼亚[6]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会让山羊在以前种麦子的地方吃草。”

真正的去殖民化应该是同化的完成：所有的人都享受同等的权利，同等的发展水平。但这种可能性被拒绝了，它太难以实现了。

法国失败了，她从地中海的彼岸退回来，退回自己“六角形”的领土上。但法国的退却不是因为战败——军事上，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打赢了——而是因为衰落，因为布尔乔亚的自私，因为周末，因为夏日和冬日的假期，因为种族主义：法国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愿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洲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马尔他人、西班牙殖民者和希腊殖民者有一天也可以变成法国人。

所有的文明都消亡了，有一天，它们的遗迹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没有模式，也没有目的。但黑格尔的那套鬼话却告诉我们：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正义，坚韧不拔的人必须不停地斗争。不诉诸行动的理念都是幻梦一场，而没有“意识形态导向”的行动只是虚无主义者的投机行为。

所以，在进入流亡的宁静阶段、压迫有所缓解之前，“学者－政治家”苏斯戴尔一直被禁锢在他的双重身份的牢狱中。政治家只是苏斯戴尔的一部分，如果把他的政治观点跟他的经历拆分开来，他的观点就会被那些想从中寻求安慰的人简化和利用。就像一九五八年的戴高乐，苏斯戴尔也可以在任何人的心目中意味着任何东西。

所有姓苏斯戴尔的人应该都可以追溯到苏斯戴尔一带，那是塞文山区[7]的一个小村庄，现在大约住着一百个人，很多人姓苏斯戴尔。雅克·苏斯戴尔出生在蒙彼利埃[8]，在里昂的郊区长大，那里近乎农村。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他十岁时，母亲改嫁了，继父是个汽车修理工，是个“大好人”，前不久才退休。这是个新教家庭。雅克·苏斯戴尔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这个家庭一度有一位祖父和三位姑妈，其中一位姑妈负责持家。一战期间，他母亲在邮局工作，后来有了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我们不是流氓无产者，但我们是无产者。”

当年是他的班主任——“一个大好人”——告诉苏斯戴尔太太，她儿子不应该满足于初中文凭，而应该去上高中。从此，在他和后来几位老师（苏斯戴尔记得每一位老师，他们都是大好人）的一路帮助、指引和安排下，苏斯戴尔在十七岁那年参加了奖学金考试，踏上了通往巴黎和巴黎高等师范的道路，三年后，他通过了高级教师资格考试，并且获得了民族学文凭。“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参加过十二次竞赛。我不擅长数学，但其他科目我都是第一名。”在巴黎期间，奖学金无法满足他的全部开销，他便充当影子写手，代人编辑了一部傅里叶选集，代写了一些侦探小说；他还给人上课。

他一直博览群书，他的阅读兴趣很早就确定了。他喜欢读自然史和历史；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读罗马帝国在第三世纪的衰亡史，被“那辉煌而可怕的奇观”吸引；一旦读过儒勒·凡尔纳的故事，他就喜欢上了关于旅行和异域风土人情的书。他在巴黎遇到了三位杰出的民族学家，于是他的思想很自然地转向了民族学。保罗·里韦特是三位民族学家中的一位，他原先是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后来去了民族志博物馆当馆长。苏斯戴尔在人类学博物馆上半天班，浸泡在他所研究的民族工艺品中间。在他眼中，它们全都是艺术作品，而不是稀奇古怪的古董；通过它们，他觉得自己跟制作者联系了起来。他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的感受：最博大精深的研究莫过于对人的研究。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新喀里多尼亚[9]的几个舞者来到了巴黎，苏斯戴尔跟他们共度了一个晚上；在他的记忆中，这次相遇是一项殊荣，是他的好运的一部分。

那时候，他对大洋洲的各民族特别感兴趣——大洋洲人第一次访问法国是在一九四五年，当时苏斯戴尔是戴高乐的殖民地部长。但保罗·里韦特在一九三〇年去过墨西哥后，对奥托米部落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当时对这个部落的研究在还非常少。里韦特说，有个法国文化传播团体在墨西哥活动，只要苏斯戴尔获得了高级教师资格，就可以派他去墨西哥。于是苏斯戴尔把兴趣转向了墨西哥。里韦特说到做到，一九三二年八月，教师资格考试的结果出来了，十月，苏斯戴尔和他的新婚妻子一起登上了开往墨西哥的轮船。

苏斯戴尔夫妇在墨西哥中部的奥托米人中间工作，他们还去了东南部一个叫拉坎都内斯（Lacandones）的小部落。到了雨季，他们就去墨西哥城，他们在那里被墨西哥的知识分子包围，跟画家里维拉成了朋友。“那里还带着革命后的余热，人们普遍具有墨西哥历史意识。我记得有人还组织过一次守夜，供奉阿兹特克古老的羽蛇神。而有些人认为印第安人的过去是血腥的、野蛮的，应该被遗忘，这些人里面不乏印第安人的后裔。我当然站在印第安人这边。但你既不能说墨西哥是印第安的，也不能说她是西班牙的。她就是她：印第安与西班牙的结合。”

按照苏斯戴尔的描述，阿兹特克人的宇宙是脆弱的、不稳定的。世界毁灭过不止一次，因此还会再次毁灭。只有不断地供奉人血，才能将破坏的力量抑制住。“用人献祭从来没有成为我理解阿兹特克人的障碍。我很早就被灌输了人类道德的相对性。”在苏斯戴尔的著作里，用人献祭是决意让自己的世界存续下去的人们采取的一种悲壮而顽强的举动。然而破坏还是降临了。一五一九年到一五二一年，西班牙人击碎了正在成长中的文明的头脑和心脏。苏斯戴尔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干预，阿兹特克人会将墨西哥带入一个与日本明治时期相当的时代。然而奇怪的是，苏斯戴尔在著作中很少表现出对这种破坏的愤怒，也很少流露出对夭折的发展历程的遗憾。“西班牙人不得不那样做。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有些西班牙人为记录和保护这一切做出了努力，而且他们建立起的社会为印第安生活的复苏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这种墨西哥经验——如此庞大，又如此完整：辉煌、破坏、衰败、同化、新生——成了二十年后苏斯戴尔面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思想来源，他设法将墨西哥经验运用于阿尔及利亚：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方程式里面，印第安人只拥有墨西哥；而现在加上了阿拉伯游击队，情况就大为不同，阿拉伯游击队可以依靠庞大的伊斯兰世界，后者曾经差一点把整个欧洲都给掀翻。

二战爆发时，苏斯戴尔正在墨西哥参加一个美洲研究者的研讨会，他是研讨会副主席。他先乘一艘丹麦轮船抵达阿姆斯特丹，从那里设法回到法国，加入了他一九三六年服过兵役的军团。有几个月，他无事可做。后来达拉第政府组建情报部门时，将他招募了进去。他被派回墨西哥，法国沦陷时，他正在墨西哥。他当时做好了当一辈子流亡者的准备。他想前往加拿大参加法国人组织的加拿大军团，但英国领事馆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一个法国将军正在伦敦筹建一个组织。苏斯戴尔往伦敦发了电报，三天后，他收到了戴高乐的一名副官的回电。

他们请他在墨西哥逗留一段时间，组织当地的法国人支持自由法国运动。后来，他登上了一艘满载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和未来的飞行员的轮船，来到英格兰。“我们在利物浦靠岸时，接受了严格的盘问，好不容易才证明自己不是可疑的人。但在卡尔顿花园[10]却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巧得很，戴高乐的副官是我在里昂读书时的校友。我当天就见到了戴高乐，两三天后，我接到了共进晚餐的邀请。”然后，就像所有人后来发现的那样，戴高乐的举止总是带着冷冰冰的正规礼节。戴高乐当时五十岁，苏斯戴尔二十八岁，长达十八年的联盟从此开始了。“今天，你仍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当年吸引我的那些了不起的品质，只是它们现在都被漫画化了。”

苏斯戴尔被安插在“国外事务”部门，再次被派往拉美地区。后来他去了伦敦，在解放委员会担任国家情报委员。盟军在北非登陆时，他当上了法国行动处的秘书长。他的职责是将自由法国的情报资源与维希总参二局的资源汇集到一起，后者在德国占领了法国南部后逃到了北非；他的另一项职责是为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提供物资。“我们的法国钞票不够用，最后，我们只好往外给孟戴斯－弗朗斯[11]签名的小纸条，承诺解放后偿还。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的冬天极其恐怖。很多你认识的人消失了，被杀或者自杀。那么多生命白白地浪费掉了。我觉得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熬不过下一个年头了。”

解放到来了，随之而来的是幻灭。“所有的事情一下子恢复了原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抵抗运动的重要性，你知道，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参加了抵抗运动。我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法国衰落的开始。二战中死去的法国人没有一战多，但法国在二战中被占领了，而且我们无法挽回地分裂了。我们在叙利亚和达喀尔自相残杀。解放后，我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克制。那是很难做到的，我明白。”

戴高乐将军很快就退出了政治舞台，苏斯戴尔却留下了，他的学者生涯也仍在继续。一九五五年，也就是他的名著《阿兹特克人的日常生活》出版那一年，他当上了阿尔及利亚的总督，此举获得了戴高乐的赞许。在那之前——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阿尔及利亚一天内发生了七十起互不关联的反抗事件，叛乱爆发了。

为了平息阿尔及利亚的叛乱，法国投入了五十万兵力。当这场战争在一九六二年结束时，法国方面损失了一万四千人，对方损失了十四万人；被杀的欧洲平民有三千人，阿拉伯平民三万人。

根据流传至今的说法，苏斯戴尔在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一次转变：一场他亲眼目睹的大屠杀让他崩溃了，提倡变革的亲阿拉伯自由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了“阿尔及利亚即法国”的支持者。传言还说，当他两年任期届满时，有十万人聚集起来欢庆他离任，里面那些阿谀逢迎的殖民者让他终于完全转变了立场。大屠杀这个说法对苏斯戴尔有利，但所有的传言中，他反对得最激烈的就是这种说法。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一体化，按照墨西哥的模式进行一体化。把这个国家拱手交给一群恐怖分子是不负责任的，既狭隘，又愚蠢。一体化绝非易事，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但他已经有所打算：用撒哈拉新发现的资源来创造一个新的阿尔及利亚。在一九五八年，一体化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但戴高乐不以为然。在苏斯戴尔看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背叛和破坏。“破坏是没有风度的举动，它是风度的反面。”几百万殖民者离开了，独裁者在阿尔及利亚轮番登场。阿拉伯的阿尔及利亚没落下去；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国意识被毁坏殆尽。

迄今为止，苏斯戴尔的政治生涯存在于两次流亡之间。这位学者的民族热情在二战之前就因为德国的威胁而迸发，但他的政治生涯除了失败还是失败。他的失败甚至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上升而愈发惨重。先是法国的陷落，随之而来的是法兰西帝国的衰亡。“巴黎－阿尔及尔－布拉柴维尔[12]”轴线的愿景，萎缩成一张从敦刻尔克延伸到撒哈拉的图阿雷格人小镇塔曼拉塞特的法国版图。现在这张版图上只剩下了法兰西。然而，如果阿尔及利亚昨天走掉了，那么科西嘉和布列塔尼明天也可以走：这就是布尔乔亚的无动于衷的逻辑，这就是衰败。法国现在想要领导的第三世界是一头可怕的怪兽，而戴高乐个人的统治又让法国远离了她的朋友。苏斯戴尔觉得，法国在政治上被阉割了。新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

面对失败，这位在自己的学科中一贯讲究精确的学者也转向了一般化的情绪。他认为，技术进步伴随着道德与审美的败坏。“我们的文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没有风度可言了。”“一个被消耗殆尽的文明已经无胜可观。”他那隐约的恐惧感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法国理念的损毁，他也在担心西方文明本身。现在，西方世界没有强有力的敌手，外部也没有出现强悍的无产者。但这什么也不能证明。

这些观点都是可以争论的。但这里被他忽略的，也许是对文明的定义，一种受到了威胁的关于文明的定义：这个定义也许会告诉我们，在他的绝望深处是一种爱国主义，被失败滋养、也被失败伤害的爱国主义，失败之于它，就像是毒品。现在苏斯戴尔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回国。不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意味着就要过没有尊严的生活。“我可以戒掉政治生活。但我无法接受我在为我的国家服务了二十年后，竟然遭到了放逐。”这种态度是宁静的流亡生活的一部分，也许等到流亡结束了，他的态度也会起变化。确信自己已经彻底失败，确信这场失败之后再也无仗可打，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安慰剂。它会让一个人献身于不可能完成的责任，投身于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而且可以彻底地摆脱对失败的恐惧。

对“失败”这一理念的玩味似乎也出自那个从自己的经验中提炼艺术品的苏斯戴尔，出自那个发现了这种经验的全部和声的流亡者。政治家洞悉了自己的失败，民族学家研究了一个失败的民族（他从最近收到一封信中获悉，拉坎都内斯人濒临着绝迹的危险）；而民族学本身恰恰发源于一个目前处于守势的文明。这个模式太整洁了，它应该属于艺术。它就是艺术，然而艺术离自我沉醉只有一步之遥。即便是他的坚忍也像是一种爱情：苏斯戴尔最喜欢的历史画面之一，是二世纪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在多瑙河上抗击德国人。

这种爱情——让人充满了对突如其来的陌生毁灭者的恐惧——让他发现了一个紧张地等待着科尔特斯[13]到来的阿兹特克世界。这种爱情远远发生在他发现阿兹特克世界之前。当里昂的维勒班的苏斯戴尔还是个孩子时，他就喜欢读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14]的罗马史。在他最晚近的著作《四个太阳》的脚注里，苏斯戴尔重述了这位历史学家讲的一个故事。公元二百四十一年的某一天，苏斯戴尔写道，安条克[15]的市民正在戏院看戏。突然，一个演员跳出来说：“我在做梦吗，还是波斯人来了？”观众纷纷转身，只见沙普尔国王的弓箭手们站在戏院最高的台阶上，拉满了弓。

一九六七年

（翟鹏霄　译）

[1]14世纪至16世纪居住在今天的墨西哥西北部的民族，其创造的阿兹特克文明是中美洲古老的印第安文明的一部分，后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

[2]意大利北部城市。

[3]雅克·苏斯戴尔的父母。

[4]雅克·苏斯戴尔的妻子。

[5]19世纪初，英国大使埃尔金勋爵凭着一份有争议的奥斯曼土耳其皇帝特许，将古希腊帕特农神庙和雅典卫城中的部分大理石雕运到了英国。后来英国政府将这批石雕买下，放置在大英博物馆，成为该馆的珍贵馆藏。

[6]北非的一个历史地区，位于今天的利比亚西北部，曾经是意大利的殖民地。

[7]位于法国中南部。

[8]法国南部城市。

[9]南太平洋上的岛屿，位于南回归线附近，法国的海外属地。

[10]卡尔顿花园是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在伦敦的驻地。

[11]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07－1982），当时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财政专员。1954年至1955年间任法国总理。

[12]现在的刚果共和国首都。1880年，现刚果共和国所在的地区为法国所占领，成为法属刚果。1960年，该地区脱离法国完全独立，成为刚果共和国。

[13]西班牙殖民者，16世纪带领一支远征军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

[14]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25？－391），罗马军人、历史学家。

[15]希腊古城，其遗址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城市安塔基亚附近。

诺曼·梅勒登台的纽约

诺曼·梅勒竞选时总是穿一身标准的深蓝色西装。竞选接近尾声时，他把头发剪短了。离选举日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梅勒助选团的人都剪掉了一些须发。年仅三十岁、体格健壮的竞选执行官剃光了小络腮胡，其他人的连鬓胡也剪短了。愤怒的年轻的脖子[1]光鲜而整洁，朴素的黑领带收拢了敞开的衬衣领口。让执行官剃掉络腮胡子的第一道指示来自梅勒本人。这道指示自上而下地贯彻完毕，在竞选的最后一周，有三四天的时间，候选人和他的团队的关系变得有些疏远。

“这里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角色混淆。”一个剃了胡子的年轻人说。

他们仍然忠于指挥部，但他们说，他们效忠的对象是这次竞选运动，是他们的事业和理念。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总是说“诺曼”，而是改说“候选人”，他们说起“投票日”就像说起“自我牺牲日”。以前钉着标语“准备迎接诺曼征服！”的地方，有人用红粉笔写了一句辱骂梅勒的脏话，不过写得有些羞羞答答，没有直接用梅勒的名字，只用了缩写。

竞选指挥部（去年这里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的竞选指挥部）在一间积满了灰尘的大屋子里，这间屋子在哥伦布广场一座破旧建筑的三楼，楼下有两三家咖啡厅和一个桑拿浴房。电梯时好时坏，还是绕过墙角走楼梯比较安全，楼层的过道上有时候扔着一袋袋的垃圾；纽约有些地方就像加尔各答，只是比加尔各答有钱。指挥部的大屋子用又薄又矮的隔板分成一间间办公室，随着竞选的进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隔板一个接一个地塌掉了。这里的家具很少，只有木板桌、旧折叠椅和复印机；墙上、地上、桌子上，到处都是打印过的纸张。

来助选的人都是三五成群地活动。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年轻姑娘，她们背着铝合金架撑起来的婴儿背兜，里面放着自己的孩子。这种时候，你会觉得这里就像个嬉皮士营地，带着嬉皮士大家庭的私密感和自我满足的献身感。在梅勒与大家疏远的那几天里，这种私密感消失了；助选人员就像一群业余演员在一部低成本的电影里面刻意表演沮丧情绪一样，聚集在仅剩的一道隔板后面，挤在一张桌子周围，在几个啤酒罐的帮助下，努力让记者觉得他们在酗酒。他们以前对记者不屑一顾，但现在开始欢迎他们了。

这次竞选始终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在专业与业余、政治化与反政治之间摇摆不定。“其余的家伙都是笑话。”梅勒的一枚竞选徽章上印着这句话。但现在你会觉得，这种疏远也许只是为了掩饰心中的疑惑，抑或是恐慌。两周前，纽约的一位作家（绝对算不上梅勒的朋友）告诉我，梅勒的竞选会像戈德华特[2]一九六四年的竞选一样自取其败。梅勒像戈德华特一样，有自己的特殊身份，媒体会为他们喝彩，但那只是冲着他们的特殊身份。用不了多久，梅勒就会痛苦地发现，没有谁真的拿他的竞选当回事儿。随着竞选的进行，情况会越来越糟；最后，无论梅勒的理念有多好，都不会令人信服，梅勒自己只能落荒而逃。

事情的发展并不像这位作家预言的那样。但梅勒此举的确是在他声誉正隆时进行的一场赌博。梅勒总是抱怨媒体对他的报道很不充分，但其实关于他的报道很多，而且也越来越严肃。选举那天，四万一千名在册民主党人把选票投给了他。四万一千，对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是很好的销量；对于只当了七个星期政客的梅勒来说，则称得上一次凯旋。蓝西装、巡游、握手，梅勒的直觉是对的：展现旺盛的精力、遵循竞选的正统做法——政治家小小的自嘲——有助于梅勒树立起严肃的竞选形象。

同时，梅勒的竞选始终都带给人智识上的愉悦。穿过所有的重复与简化，梅勒的话总是透着真实。他从未丧失妙语连珠的天赋，他的很多评论听起来都像警句。“匿名令人生厌。”“只要犯罪仍然是最有趣的行为，犯罪率就会持续上升。”“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坏政府待在台上，你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警察。”结果，他在直接采访中表现极佳。他回答问题时，总像是先用舌头碰一下上牙，仿佛那里藏着一块口香糖，然后出人意表地抛出回答，他总是思维敏捷，一语中的。这位作家的想象力、不停地处理和组织经验的能力（“你始终都在撰写那部关于自己的小说”，他事后告诉我），每时每刻都经得起检验。

“如果你能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你希望你的共和党对手是谁？”

“马奇。他说他是保守主义者，我称自己为‘左翼保守主义者’。我们会就‘保守主义的原则是什么’进行一场精彩的讨论。很多人自称是‘保守主义者’，而实际上是右翼反动派，跟保守主义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下一个问题。这是梅勒在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应答，那时他已经厌倦了辞令。

在后来的非辩论形式的电视竞选联播中，梅勒的表现最为乏力，竞选联播中，每个候选人轮流演讲一分钟。在这个环节，政治家们大获全胜。虽然他们也在运用语言，但他们似乎并不在乎语言，他们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语言；他们毫不掩饰地让观众知道，他们确实想得到权力，而且他们知道权力是什么。而梅勒的语言是梅勒的一部分。作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让他背上了双重负担，他这场赌博极具个人性，又极具公众性，但其荒谬之处在于，对任何一个角色不负责任都会给他带来灾难，而很多人已经在预言他的灾难的到来。

他的理念很宏大——纽约市奄奄一息，它的主要问题是异化，彻底的政治重组是唯一的希望：纽约市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更直接地控制自己的财政，具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行政区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构想中有一些迷人的幻想元素：曼哈顿不再有汽车（轻轨环绕着整个城市州），提供免费的公共自行车，每月有一次安息日假期——甜蜜的星期日，所有交通工具都停止运行，“除了鸟儿，天空中没有任何东西在飞。”

梅勒的竞选纲领就像一份痛苦的知识分子宣言，他一开始采用的宣传手段也是作家式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段冗长沉闷、双关语连篇的编者按以示支持；罗列了《迈阿密与芝加哥之围》、《夜幕下的大军》[3]获得的奖项；宣布了一项百万美元的著书合同——一本关于阿波罗登月的新书。

第一次竞选会议在格林威治村举行，知识分子与社会人士混杂在一起，整个活动乱成一团。媒体获得的印象是，梅勒似乎想要重写《大军》。一个错误的开局——梅勒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但这是一个作家的错误开局：一本新书的开头往往像是上一本书的重复。紧接着，竞选的风格变了。它找到了它所缺少的东西：一个政治议题。从那一刻起，梅勒的竞选成为了真正的政治活动，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

一直遭受种族问题困扰的CCNY（纽约市立学院）制定了一项二元录取政策：将一半的录取名额留给来自弱势社群的学生。政策一出，引来了轩然大波。弱势社群意味着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犹太学生会因此而受损；录取标准会降低。所有的市长候选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站出来反对，只有梅勒和他的“竞选伙伴”支持这项计划。一开始带有娱乐色彩的竞选，现在让有些人觉得危险了。“这里的犹太人认为梅勒是罪人”，这是梅勒在布朗克斯区的助选人带给我们的消息。民意测验表明，二元录取政策的反对与支持比是八比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梅勒每天都要花很大力气向人们解释五六次，为什么看似不负责任的事情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并且有其社会必要性。一周后，CCNY做出了让步：只为弱势社群保留四百个名额，而不是一千五百个。这起事件慢慢平息了。而梅勒的竞选证明了自己的严肃性。

早些时候，梅勒会这样评价他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不曾发誓决不使用脏话的话，我就会说，瓦格纳整个就是一口袋卖不出去的东西。”这是来自格林威治村的梅勒。后来，他这样说瓦格纳：“他是树林里的一根领队的竹马。”这样讲更有趣，也更有政治内涵。竞选之夜，梅勒虽败犹荣，欢呼的人群簇拥着他从竞选指挥部出来，穿过第八大道，上了车。他们也向梅勒的妻子和母亲欢呼，她们两个都参与了助选。一位重视家庭的政治家：到了这一步，这场竞选已经变得非常正统。

三周前，梅勒对一位电视记者说，参加竞选就像写一部小说。两者需要同样的信心，也面临着类似的创作难题。“你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运转。作家处理着一个世界，他要让它达成最后的解决；而那个世界也在改变他。当作家写完一部小说时，他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如果说梅勒有什么政治基础的话，那就是他的作家魅力。但他的魅力也构成了他的障碍。

在格林威治村独立民主党俱乐部的年度宴会上，两位发言人曾经跟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已故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共事过。麦卡锡、肯尼迪，这两个名字不仅对左派、抗议者和自由派具有魔力，对于那些认定自己在智识上卓尔不群、因而满足于失败的人，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我认识一个人，他支持过十四个必败的候选人。”一位来自莱克星顿大街民主党俱乐部的访客这样告诉我。梅勒会落选，但这位莱克星顿的客人还没打算承认梅勒有资格成为他的落选人。梅勒倡导的理念不错，但他的美国魅力属于另一个领域。

梅勒的身材线条柔和，仍然很结实，还没有到“身不由己地发福”的程度（梅勒的话）。他为一篇竞选文章忙了一整天，略微有些疲劳，表情生动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厌烦，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格林威治村民主党俱乐部的餐前鸡尾酒会上，梅勒无疑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我跟梅勒先生谈过了，”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说，（她的领口沿着紧绷的开叉紧身衣一路低开。）“他说我可以乘宣传车跟着他，他所到之处我都想去。”陪她前来的人挽着她的胳膊，不置可否地微笑着。

梅勒的竞选执行官班宁给出了当晚各项活动的节目单，所有的活动要到午夜才结束。

那个女人犹豫了一下，选择了晚宴。

十九岁的学生、梅勒的助选队员舒瓦茨曼对我说：“她刚才也许告诉梅勒，她是一个自由作家，正在写一篇专题报道。我们经常碰到这类人。看那边那个经纪人姑娘，她更像我心目中的作家。她个子高了点，但仍然是我的类型。”

那位经纪人姑娘一头金发，皮肤晒成了棕色，一身火红的毛衣显得很酷，她刚刚加入梅勒阵营，也在写一篇专题报道。后来在车上，她拿出了笔记本。

“你为什么没有去越南，梅勒先生？”

“我不想被杀掉。”

“我在越南待了两年，我没有被杀掉。”

“那是一场恐怖的、令人发指的战争。我也许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我也许应该让自己被杀掉。”

坐在前座上的班宁转过身来，谈起他的竞选计划，梅勒向前探着身子，两个人开始讨论走访选民的计划以及在东区酒吧里拉票的策略。梅勒不想去酒吧拉票，因为那意味着要么你会在一个地方喝很多酒，要么你会妨碍一个想喝酒的选民喝酒。

那位经纪人姑娘说：“你认为你有充足的政治履历吗，梅勒先生？”

梅勒向她转过身来，微笑着说：“作为一个结了四次婚的男人——把这个记下来——我敬告政客们，永远不要凭你的履历竞选。”

在她奋笔疾书之际，班宁谈到《生活》刊登的一篇有关梅勒竞选的文章：“星期三登了四页，星期四变成了三页，到星期五只有一页半了。”

梅勒说，那位作者一定很难受。“这就是《生活》快破产了的原因。”

“人们说，”班宁说，“《生活》快破产了是因为他们为你那篇登月的文章付了太多钱。”

梅勒笑着对经纪人姑娘说：“也许他们现在想用这个办法来惩罚我。”

“也许，”姑娘说，“我应该激怒你。梅勒先生，你为什么总是滔滔不绝？”

梅勒阵营吸引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专题报道。

我们到了下东区。梅勒亲切地称之为“幸存区”：破败的红砖房，逼仄的小商店，脏兮兮的橱窗，偶尔会看到一两间空屋。

“如果你是立陶宛人，”东城改革民主党俱乐部里，一个坐在台阶上的人问道，“你为什么会姓梅勒？”

“我是立陶宛的犹太人，”梅勒语气坚定地说，“父母都是。”

这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厅，一侧镶着壁板，上面装饰着KLM海报、彩旗和星条旗。大约有四十名听众坐在金属折叠椅上。

“从你们的神情来看，”梅勒说，“你们不是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俱乐部。让我们提问题吧，我看得出，第一个提问的人将要遇到的麻烦不会比我小。”

有人问起第五十一个州的问题。“你认为纽约州州长会允许你和其他人分裂出去吗？”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让一段不和睦的婚姻破裂——一位聪明的犹太律师。而我承认我是纽约市最聪明的犹太律师。”

这种氛围没有持续下去。一个女人问及CCNY的事情，她身边坐着一个身穿粗呢外套的男人，可能是她的丈夫，他们两个看上去都像教师。“你干吗不把他们全送进哈佛，让他们接受真正优等的教育？”这是犹太人的反击，她说的“他们”指的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你知道，你表达的只是你的偏见。哈佛是我的母校——”

“所以我才那么说。”

“我们就当哈佛一文不值——”

“你在歪曲她的话！”那个男人喊道。

“大学对于教育的作用，就像《纽约客》对于文学。一个小器官，却起着大作用。”听众的笑声消除了紧张的气氛。“请原谅我离题了，任何人都不应该信任一个喜欢跑题的演讲者。”他对那个男人说：“你意识到你说话时带着不满？”这个询问来得很直接，语气非常柔和。

“是的。”那个男人说。他的回答像是条件反射，语气像是在认错。

片刻的寂静：定睛望去，这对男女比他们一开始给人的印象要老一些，是他们的激情和得体利落的“朴素”衣着，让他们乍看上去显得年轻。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梅勒说（他在充分利用这个时刻）。但大学做出一些调整总好过大学被彻底地毁掉。如果黑人以前不曾遭遇那么多背弃，如果他们以前获得了更多的机会，那么“现在的黑人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卑鄙而丑陋”，他的恶作剧就像是愤怒的另一种表达；他在故意破坏会场的氛围。

“你让孩子们为此付出代价！”那个女人喊了起来。

“让他讲完！”

“孩子们将会，”梅勒说，他的声音压过了维持秩序的声音，“拥有一段跟黑人一起上学的令人振奋的生存体验。”

发言到此为止。观众席上出人意料地爆发出一阵掌声，梅勒风度翩翩地走下讲台，张开双臂，摊开双手，像一个准备冲锋的摔跤手。

下一站是筹款活动，地点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叫“电子马戏团”的地方，名字不错。蓝色、红色、紫色，霓虹灯的彩带反射在像是贴了铝箔的楼梯和走廊的墙壁上，穿过这霓虹的魔幻世界，我们来到一个宽敞的白色大厅，里面挤满了年轻人。这群人都是梅勒的忠实拥趸。然而独自一人站在麦克风前的梅勒却显得有些恼怒。“你们到这里来是看我工作的，像现在这样就行了吗？”观众提的问题都太体贴了。“当我们胜利时，我们非常关心……”但这里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问题。在这里，似乎是出于安全感，梅勒任由自己皱眉、沉默、等待着挑衅。“好了，听着，我比在座大多数人都保守，我会为你们的社群工作、支持你们，但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你们。”

下一项活动是向女性选民联盟发表十分钟的演讲，地点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对面的公共图书馆。有些艺术系的学生正在博物馆门口举行反对洛克菲勒的示威活动：大家迅速交换了手里的文本，宣传单换宣传单。紧接着，两项事业合流了：梅勒的竞争对手之一巴迪洛和自己的团队一起从图书馆走了出来，而梅勒正在自己团队的陪同下走进图书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别人的宣传单。

“我所到之处总看到巴迪洛的徽章，我觉得巴迪洛把你们都给钉牢了。”

“诺曼，诺曼，”巴迪洛的支持者说，“这样讲可不厚道。”

日程表的下一项是跟东区的民主党人开会。回到俱乐部，只有助选团摄影师的妻子等在那里，她穿着一件粉色的雨衣，扎着一条腰带。她已经在人行道上等了很久，俱乐部的房门上着锁。忙忙碌碌的助选团竟然走散了，现在又重新聚了起来。班宁让我们赶快去参加东区民主党大会，我们已经迟到了很长时间。

“这次巡游效果不错。”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一个人说。

“我经常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一个外国记者说（他在电子马戏团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听说过《裸者》[4]，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作者是谁。”

“我昨天在布鲁克林跟一个犹太老头聊天。我跟他说起梅勒，他说，‘不就是用刀捅自己老婆的那个家伙[5]’吗？九年了，他的语气就好像他刚刚在晨报上看到那则消息。”

“可能他的报纸到得比较迟。”

他们又谈起了那位经纪人姑娘。

“你觉得她是来真的吗，当作家？”

“长得那么漂亮，当什么都行。不过她是追星族，只对大人物感兴趣。”

我们赶到了东区民主党俱乐部，还不算晚。肮脏而阴暗的大厅位于二楼，俯瞰着百老汇，墙上挂着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年迈的尤金·麦卡锡的招贴画和星条旗。听众大约有五十多人，来自不同种族，里面有一些波多黎各人，还有两三个黑人。梅勒的一个竞争对手还在讲话。

“……我告诉你们，有一项立竿见影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犯罪率……”讲话的是众议员席欧尔，他花了五十万美元，最后在候选人提名选举中垫底，排在梅勒后面。

梅勒走进大厅，他的头发现在都卷了起来。电视台的镁光灯聚焦在他身上，众人转头，纷纷与他握手。

“……让警察都从警察局里走出来，摆脱日常工作……所有跟控制犯罪无关的职能……”

听众席上响起了掌声，但不是为众议员鼓掌，而是为梅勒。人们发现梅勒并没有立刻走上讲台，掌声便渐渐平息了。很快，众议员在一片混乱中走出了会场，脸上带着微笑，他是个有点内向的人。

听众是一群沉闷的人。因为他们很沉闷，梅勒只好使出浑身解数。他一上来用的是反讽。纽约市立学院被篡权了，他说，瓦格纳市长几年前提到的共产党人的阴谋得逞了。听众毫无反应。“我在开玩笑。”然后，他用爱尔兰口音讲了个爱尔兰笑话。沉默。“好吧，我在这个俱乐部输掉了。”听众笑了起来，气氛放松了。梅勒讲了二十分钟，是整个晚上最好的演讲。

早晨，《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

梅勒的“竞选”刷新了“格林威治村”的放映节

……首先，不管怎样，在东村的摇滚大厅出席多媒体系列节目“电声耳”最后一期的观众目睹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心理剧：《竞选》，由诺曼·梅勒主演……电视台的摄像机记录着怪诞的一幕，梅勒先生号召把纽约市变成一个州……

海外媒体俱乐部里，大家神情沮丧。那天上午，梅勒和他的竞选搭档吉米·布雷斯林准备推出一篇关于住房问题的报告，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每日新闻报》一个记者也没派来。布雷斯林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是爱尔兰人，一头黑发，身材魁梧，看上去脾气暴躁，而且很凶。班宁带来了一整箱报告复印件，但派发对象只有十五六个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他们对梅勒竞选的报道一直很卖力）、几个外国记者和那位经纪人姑娘——她今天穿了一身绿衣服，电视台的摄像机和灯光在她身上晃了几下，她仍然很酷。梅勒让一丝微笑浮现在恼怒的脸上。

一位记者请候选人评述一下纽约报纸的“操守”。

“一言以蔽之，”布雷斯林说，“他们一个也没来。只有等到公园大道响起枪声，他们才会张开耳朵。”

“电子马戏团，”后来，当班宁把《纽约时报》折起来，给梅勒看那篇报道时，梅勒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也不喜欢那栋楼。”

“那栋楼很糟糕。”班宁说。

“我们在那里筹了多少钱？”

“两三百块。”

“不值得。”

“我跟美联社的人聊过了，”班宁向梅勒解释出席会议的记者为什么那么少，“他们办公室里有一张清单，‘这些是我们今天上午要去采访的事件’；还有另一张清单，‘这些是我们今天上午不去采访的。’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召开另一次记者会，那样就可以检验他们了。”

我开始注意到班宁的戏剧化风格，也许来自他接受的外交官训练——他在美国外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是他在后来的广播工作中养成的。（“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竞选之后，他告诉我，“政治和作秀，哪个是我的最爱。”）

第二天，大约有三十名记者出席了会议。那位经纪人姑娘穿了件奶油色的衣服。《时报》派了一名男记者，《邮报》也派了一名。头天晚上，电视上有很多关于梅勒竞选的报道——当这些访谈安插在新闻节目当中，出现在电视机的小小屏幕上时，它们显得如此轻松自然，获得了一种额外的、与众不同的现实性——但梅勒仍然在抱怨。

“我们不得不通过威逼利诱，才能在报纸上赢得一小块版面。他们竭力想让我们的竞选显得滑稽可笑，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做到了。我们一路上犯了一些错误，掉进了他们的手掌心。”

梅勒的脾气更坏了，玩笑也开得少了。他看上去有些疲倦，而且有攻击性，失败写在他的脸上。但那也许都是他的表演：他的面部表情非常多变，情绪也转换得飞快。

两小时后，在他的华尔街集会上，当他站在老财政部大楼台阶上的华盛顿雕像脚下时，他又完全变了一个人。现在他系好了外套的扣子，双手一会儿插在裤兜里，一会儿放在外套口袋里，他显得趾高气扬，就像一个刚刚穿上比赛服的踌躇满志的拳击手，对台下的观众充满了信心。观众在宽阔的台阶上一排排地散开，台阶下面那条著名的狭窄街道也挤满了人。音响效果很糟，什么也听不清，布雷斯林发出的威胁——“公园大街的枪声”——也没有人听到。但集会的气氛很好，戏剧效果极佳。

如果一个外国人刚好在那一刻来到华尔街，如果他脑子里装满了从电影上获得的美国印象，他会觉得眼前这一幕充满了他所熟悉的魅力。他会觉得台上那个人集各种美国传奇人物于一身：拳击手、警长、坏人、暴徒，甚至还是个政客。这是因为当时的布景：这座著名城市中的著名街道、周围的建筑、飘扬的旗帜、华丽的演说，还有华盛顿雕像所代表的历史。这种魅力也来自梅勒本人，来自他对这座城市的感受，或许，来自他对这个特殊瞬间的感受。

然而竞选结束一周后，当我跟梅勒谈起这次华尔街集会时，他的记忆反而很模糊，竞选的细节、具体的场景和言辞都变得不再清晰。

“你不是在以作家的方式运转，你不会去注意人们穿什么衣服；你只感觉到他们的眼睛，感觉到他们的反应。那种感觉更像是一名演员。”

华尔街集会的第二天，在参加了更多会议、发表了更多演讲、出席了更多仪式、面对了更多提问、做出了更多回答与陈述之后，梅勒说：“我变得越来越无趣：中正平和、严肃持重、索然无味，我变成了一个政客。”

梅勒在竞选指挥部里，穿着一件长袖衬衫。沾满灰尘的窗户向外推开，那天下午是雷雨天气。他刚刚接受了一次二十分钟的“深度”电视采访，这也属于竞选活动中的一种浪费：这次精彩的访谈和本周的各类活动加在一起，在周六的电视新闻中只能占据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他说，他发现政治是个苦差。睡眠成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睡眠就是政客们的性爱。“应该对‘当政客’这件事情做一番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这完全是动嘴的事情，只有最最处在口唇期的人才能适应。我觉得我的舌头就像是河马的舌头。这完全是舌头和嘴唇的功夫，对我来说太陌生了，跟我作为作家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我以前觉得，我一旦把一样东西说出来，就没办法去写了。我会走出门去，构思一篇文章。等我回到家，当我妻子问起我的想法时，我是不会说的。这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把这次经历写成一本书的原因。”

“你觉得他怎么样？”舒瓦茨曼后来问我。

有时候，梅勒会在集会结束后向他的团队提这个问题，他的队员也经常这样问他们认识的记者。这就是魅力的包袱：梅勒的队员要求他永不失败，哪怕是跟记者的片刻交谈。

“星期五会很好玩，”班宁说，“他要去雅佳特赛马会。”

“好玩？”我说，“你是说那天没有竞选活动？”

“那里会有七万人。”

特快列车把人流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送到了雅佳特。火车站台跟车厢的地板齐平，游客畅行无阻地从车厢涌进站台，又如潮水般淹没了搭着遮阳棚的通往看台的坡道，直到他们走出遮阳棚，来到阳光下，对称分布的人流才变得散乱起来，他们穿过海洋般开阔的闪闪发亮的大停车场，奔向两美元的入口。梅勒和他的团队先是站在搭着遮阳棚的坡道上（通往五美元的入口），后来站在太阳底下，对着汹涌的人流：专栏作家布雷斯林在这里比梅勒更有号召力；梅勒穿着一条方格裤子和一件运动上衣，腼腆地微笑着；梅勒的妻子，一位身材娇小的演员，身穿一身素净的橄榄色外套，已俨然成为竞选团队的一分子。

人群打着转儿绕过他们。但就像平缓溪流中的鹅卵石一样，竞选团队给人流带来了扰动，围绕着他们泛起了水波：短暂的握手，简短的交谈，一小群人聚集起来，这些足够上镜了，还能录下一点画外音。“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人呢，我想见见他，他支持二元录取制。”“你想赢，没门儿，你这个无赖！”然后，梅勒的人马穿过五美元的入口，乘扶梯去中央广场，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撞见了一个年轻人，他和我一样掉队了，他在解放新闻社工作。他须发浓密，一副嬉皮士的打扮，满腹委屈的样子。那天早晨，他好不容易挤上了竞选车，可到现在跟梅勒一个访谈也没做成。他把他跟班宁的谈话笔记拿给我看。

“班宁：听着，我们需要你们这些新左疯子的报道，就像我们需要在脑袋上挨个枪子儿……要想在这座城市里获胜，你必须从各种稀奇古怪的地方拉选票……他需要左派的支持就像需要来一次狗屁大出血一样。”

我们一起穿过人群，寻找竞选队伍。“梅勒提出的理念跟现在的美国政治没有什么不同，”解放新闻社的年轻人说，“他提出的只是陈规旧例的扭曲版本。”

浅绿色的跑道中心摆满花卉，拼成了各种图案；远处，喷气式飞机在永远笼罩着煤油烟雾的肯尼迪机场一架接一架地起飞。

“问题在于，梅勒视自己为存在主义英雄。在美国，当知识分子对某种行为皱起眉头时，存在主义英雄就会说：‘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乏味。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制造戏剧。’梅勒制造了这起令人兴奋的事件，却没有分析这个世界为什么枯燥乏味。他说：‘世界枯燥乏味，但如果我把自己投入进去，它就变得有趣了。’”

存在主义，这是一个我开始慢慢理解的梅勒词汇，它能够解释我对梅勒竞选的很多感觉，能够解释它的魅力与含混。这个解放新闻社的记者只有十九岁，但美国年轻人的影响力已经不再让我感到惊讶。

“最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梅勒失败了，人们不会说，是纽约运转失灵的腐败政治体系击败了他；人们会说，那是他个人的失败。作为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他将失去一个暴露美国政治的不民主本质的绝好机会。”

不难看出班宁为什么不愿意让他跟在身边。可现在，这位解放新闻社的记者特别想见到班宁，他把一个冲好的胶卷忘在竞选车上了。

我们遇到了一个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我问他，对今天的竞选活动作何评价。

“噢，我们会把它放大。”

“这是你们的官方政策吗？”解放新闻社的记者问。

“我们放大每一样东西。”

在一家餐厅外面——梅勒正在里面慢条斯理地吃午餐——我们看见了班宁，他显得轻快而干练。他对我们视而不见，小胡子几乎都没翘一下。

“他讨厌我。”解放新闻社的记者说道，低下头去看自己的磨砂皮软靴。

我希望有人陪我一起回曼哈顿。于是我把我的一些笔记给了他，而且成功地说服他别再想那个冲好的胶卷。回去的火车上挤满了小伙子和姑娘，他们的皮肤在海滩上晒得红红的。梅勒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社会弊病。然而在外来游客眼中，再也没有哪座城市比纽约更充满欢乐，更井井有条。《纽约时报》用三栏文字报道了梅勒的跑马场之旅，还配了一张照片：这就是我们那天下午巡游的实况。

“这场竞选的特别之处，”指挥部里的一位姑娘说，“在于它具有极其迷人的诱惑力。”她二十四岁，身材瘦削，尖尖的鼻子小巧玲珑。“来助选的小伙子全都跟诺曼一样。他们都有着庞大的自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很精彩，他们每时每刻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地充满活力。换了别人根本做不到。”她来自新泽西。“我必须离开那儿，因为我在那里就像个怪胎。我就像是……”她叹了口气，茶色的金边眼镜后面，眼睛睁大了一些，“嗯，一个社会主义者。”竞选结束后，她准备为美军抗议组织做一些暑期工作。“如果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有一个兄弟在越南，那就未免太理想主义了。我这样做其实更像是，嗯，上瘾了。”

“我不知道‘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概念怎么变得那么神圣起来。”竞选结束后，班宁对我说，“我不知道这是美国做派，还是仅仅因为年轻。我知道当权派多么卑劣。我欠了两万美元的债——好吧，就算是一万五。但也许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感到幻灭，也许每个人都太一本正经了。注意一下麦卡锡类型的年轻人跟我们这里的肯尼迪类型的年轻人的区别。肯尼迪类型的人想要的是胜利。而具有麦卡锡倾向的人不仅痴迷于失败的事业，还痴迷于‘失败的事业’这个概念。他们只想发表一通声明，然后以正确者的姿态袖手旁观。‘我知道什么是错的，我是高贵的人。’我才不买他们的账。”

麦卡锡类型、肯尼迪类型、新左派、上瘾的、被梅勒迷住的、被竞选迷住的（高音喇叭、带麦克风的汽车、不干胶贴纸），形形色色的人，即便有梅勒这个典型的英雄人物在统领，眼前这一切仍然不免令人惊奇：整个竞选队伍居然能够团结一致，而且看起来很专业，丝毫不显得紧张吃力。

记者们来来去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好。负责安排巡游的达斯汀告诉我，那位经纪人姑娘的文章发表了。“他们肯定删了很多东西。”他说。偶尔有些报道语气温和地提到竞选团队内部的问题：一些海报贴得太草率，大家当众吵了起来；一个业余的艺术展没有如期开幕，梅勒的妻子代替他去了，说了一些梅勒不会说的温言善语。然后，班宁的络腮胡不见了。

投票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指挥部迎来了最为阴郁的一天。那天的原计划是在哈莱姆举办一场集会。但那天早上，当地颇有声望的黑人穆斯林克拉伦斯·27x·史密斯在电梯里被枪杀了（纽约既是为欢乐组织起来的，也总是为戏剧组织起来的），梅勒取消了集会。指挥部里，大家觉得梅勒太令人失望了，集会本应该如期进行。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雇了“头发”乐队的全班人马，那是集会的看点；而且只要花一百美金就可以请到一批黑人保镖。

“别去惹班宁，别问太多问题，”有人告诫我，“他会像诺曼人[6]一样揍你。”

班宁没系领带，也没穿外套，拿着一个啤酒罐，心情沮丧地扮着硬汉。他说，“一股政治死亡的氛围”笼罩着竞选。我问起接下来的日程安排。他模仿着我的发音说：“待在这儿吧，你会知道的。”他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他有一副适合在麦克风上讲话的好嗓子。

“并不全是因为诺曼。”那个新泽西姑娘说，“大家有目前的情绪，一半是因为所有这一切到下周二就全部结束了，每个人都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状态，没有权力。其他一切都将照旧。在这段亲密无间的时光里，这些人成为你生命的全部，而这一切都将在六月十七日停止。这些小伙子在跟梅勒闹别扭，但他们还是会去参加会议。等梅勒去到会场，坦诚地说话，一切不满都会烟消云散，到时候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这就是他们第二天还会来的原因。”

第二天，班宁不在办公室。但达斯汀和他妻子在，还有另外一些人。吃完午饭，我们开车穿过雨雾，来到梅西百货商店，据说梅勒在这里向逛商店的人拉票，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消息。从车上望出去，只看到一些非常年轻的志愿者在散发打湿了的宣传单，他们不知道梅勒在哪儿。

结果是，梅勒和他妻子一开始在商店里面，但后来保安让他们到外面去拉票。

我们沿着大楼走了一圈，找到了他们。志愿者姑娘们逢人便问：“您见过梅勒先生吗？”梅勒夫妇在忙着跟大伙握手。梅勒看上去筋疲力尽、心事重重，只有一双眼睛还在工作，他的头发剪短后，显得更加灰白了。梅勒夫人一如既往地气定神闲。“我是个演员，”她后来告诉我，“那次是我观众最多的一次演出。”一个盲人站在梅勒身边，摇着一只装硬币的绿色茶杯，敲着手里的拐棍；他的眼睑盖住了凹陷的眼窝，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活像一个木乃伊。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场景，洋溢着笑容。梅勒夫妇在微笑；握过手的人也在微笑，他们等在一旁，绽开笑容，看着其他人依次上去握手。志愿者姑娘们在微笑，我们都在微笑。

“真不错，”达斯汀说，他的沮丧神气一扫而空，“我们会赢的。”达斯汀一直是个肯尼迪类型的人。

梅勒上车时，把达斯汀叫了过去。一个志愿者姑娘睁大了眼睛扭头对我说：“我疯了！”一分钟以前，她还有些腼腆。“我爱他！他的书我全都读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爱他！”她在堆放竞选徽章的桌子上重重地坐下。“我疯了！”

达斯汀欢欣鼓舞地回来了：“他想开车队去拉票。”达斯汀喜欢车队巡游。

过了一会儿，在沙利文街市上——这条街道两旁是带逃生楼梯的旧砖房，街道上满是泥浆和垃圾，远处有些小吃摊和玩具摊，旁边坐着打着绑腿的意大利女人，正在炭火架上烤香肠——达斯汀和梅勒两个人又凑在一起交谈起来。

“瞧他们两个，”达斯汀的妻子说，“头发剪成那样，你不觉得他们俩看上去有点像吗？”

星期一，在头天出席了一次紧张而劳累的电视节目后，梅勒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投票前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班宁也在，他的态度重新变得友善，他身穿西装，又担任起了排兵布阵的角色。车队的四辆车已经等在外面。一位德国制片人说：“在德国拍的电影已经完成了，上周六晚上放映过了。”有人告诉一个操外国口音的姑娘，媒体座位都是保留给纽约媒体的。梅勒、梅勒夫人和布雷斯林坐在第三辆车上，班宁坐在装了麦克风的第一辆车上，他负责演讲。

梅勒、布雷斯林、第五十一州，你们拥有一切，只差最好。

这是车队的口号。据说这句话是一个黑人向梅勒建议的，班宁不喜欢，但他喊口号时喊得斩钉截铁。车队经过百老汇时，人们向车队挥手、喝彩。而哈莱姆却是一片寂静，迎接车队的只有它那阴郁的孤僻，以及融为一体的俗艳与凋敝。在南布朗克斯，街上的广告都是用西班牙语写的，班宁展现出他的又一项才能，说起了西班牙语：“……后面的第二辆车，那辆敞篷车里……”他的口音很纯正，但行人没有反应。车队缓缓驶入车流，融入了穿行的车辆中。

梅勒在敞篷车上招呼了一下，班宁下车跑了过去，然后回来对我们说：“好了，我们到第五十大街、第六大道汇合，在时代生活大厦门口。我们光跟人握手就可以了，不搞车队巡游这种鬼玩意了。”班宁本来就不喜欢车队巡游。车队打散了，几辆车关掉了喇叭，静悄悄地分头奔回曼哈顿。

他们在时代生活大厦外面的宣传活动效果很好。梅勒向人们描述他眼中的两个纽约，满怀激情地为弱势群体代言。但最欣赏他的听众始终都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人和放浪不羁的文化人，他们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

指挥部里准备了好多啤酒，电视台的摄像机和监控屏已经安装就绪。最后一道隔板也倒下了，房间尽头搭起了一个讲台，后面的墙上贴着竞选海报（它们已经是纪念品了，爱好收集的人已经揭走了一部分）。指挥部里气氛融洽，这是胜利的气氛，对他们来说，不是倒数第一就算赢了。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班宁向我总结他的竞选感受，“显然，梅勒会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他要么成为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要么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建设者。他能做的，显然不只是写一本《夜幕下的大军》。”

傍晚，大厅里的人多了起来：有媒体人士（电视台的记者们板着脸，觉察到了自己对年轻人的妒意），有从各行政区赶来的志愿者，还有些无意间闯进来的人。有个姑娘穿着一身半墨西哥、半印度的嬉皮行头，坐在地板上，身前点着一根红蜡烛。她弄错了场合，也低估了人群的力量。那位新泽西姑娘跟一个黑人一起来了。班宁则出人意表地风度翩翩地围着一条淡蓝色的丝绸围巾，他站在讲台上，仿佛聚光灯下的演员。他不停地喊话，让大家安静。竞选结果传来，一如大家所料。梅勒领先于众议员席欧尔，得票率为百分之五到六。参选议长的布雷斯林成绩更好：得票率高达百分之十。大厅里一片欢腾。

班宁说，整座楼都要塌了。“如果你们想死，不要让别人跟你们一起死啊。”

他们是一群反叛者，在那一刻群情激昂。但他们也是美国人，把自己照顾得很周全，从来不会不计后果。人群开始渐渐散去。

将近子夜时分，梅勒、梅勒夫人和布雷斯林来了，摄像机和聚光灯为他们一路开道。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走向讲台。

“很难说我们胜利了。”梅勒说。这是大家心领神会的玩笑，此时大家庆祝的正是这场胜利。“看吧，你们太棒了。我们以少胜多。我们的花费是瓦格纳的十分之一，而我得到了百分之五的选票，瓦格纳得到了百分之三十。所以我们的效率是他的两倍。”他擅长恶作剧，重又变成了追随者心目中的英雄。班宁站在我身边，所有心结都在消散，正如新泽西姑娘说的那样。

电视荧光让颜色变得更加鲜亮，梅勒夫人显得更美了，梅勒的眼睛现出最清澈的蓝色，墙上的海报也熠熠生辉。这是一间狭长的大厅，讲台放在正中间，在摄像机的监控屏上，整个场景就像是一部拍摄得井然有序的电影里的镜头。于是，最后这一刻的光辉与另一个时刻连接了起来：华尔街老财政部大楼台阶上那迷人的场景。

大厅里的一个布告牌没有被人遗忘：“如果你对今年暑假的美军抗议活动感兴趣，请在这里签名……”下午的时候还只有四个签名，而现在整块板子都满了。

一周后，我跟梅勒共进午餐。他去科德角住了几天，头天晚上刚刚看了弗雷泽对凯里的拳击比赛，我们见面那天，他正在编辑一个电影剧本，再过几天，他就要写那些关于登月的文章了。“这个差事肯定会怪怪的，那些宇航员不想跟我谈话，他们在写自己的登月书。”写作又重新占据了梅勒的整个生活。

政治显得很遥远。但他对一种指责很敏感：有人认为他分化了自由派的选票，让局面适得其反。他认为，投票支持他的人里面，有很多人就算不投他的票，也不会去投其他人的票。他觉得他做得不够好，最后一周，他丢了一些选票；他也没有接触到足够多的选民。有些人跟他握过手，对他很友善，最后却没有投他的票，这让他很吃惊。

他又一次对我说，做政治家的过程让他变得乏味了。但现在他明白了，政治家讲到“服务”时，他们是严肃的。一个政治家必须服务，必须时时刻刻把自己给出去，把自己给予支持者，给予公众。这是他的弱项，比方说，当有人问他会不会清理掉他们街区的垃圾时，他没办法回答。他仍然忠于自己的观点：纽约应该成为第五十一个州，权力应当归于社区。但他觉得，换一个候选人，哪怕是一个非常乏味的人，也许会让这些观点在政治上走得更远。

乏味，他频频说到这个词。在竞选过程中，梅勒似乎以否定的方式再次界定了他的作家角色。他无法评估这次竞选的价值。“如果你没当选，你能改变的东西只能说微乎其微。”也许你的一些观点会留存下来，但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或者整个事件只是一时的新奇。也许四年后，下一届选举开始时，有人会说：‘还记得当年有个作家竞选市长吗？’”

一九六九年

（翟鹏霄　译）

[1]暗指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文化潮流“愤怒的年轻人”。

[2]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被称为“保守主义先生”。

[3]《迈阿密与芝加哥之围》与《夜幕下的大军》均为诺曼·梅勒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出版于1968年。

[4]指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出版于1948年。

[5]1960年，梅勒在派对上醉酒后用刀刺伤了自己当时的妻子阿黛尔·莫拉莱斯。

[6]此处，说话的人在玩文字游戏，把候选人诺曼与历史上的征服者诺曼人联系在一起。

斯坦贝克在蒙特雷

一个作家归根结底并不是他写下的书，而是他创造的神话，而神话存在于保存者的心目中。

在蒙特雷，约翰·斯坦贝克描写过的罐头厂街有一英里长，破坏了加利福尼亚漂亮的海岸线。那些罐头厂以前生产沙丁鱼罐头，但就在斯坦贝克的书[1]一九四五年出版后不久，沙丁鱼便慢慢从蒙特雷湾消失了，现在所有的罐头厂都关门了，只剩下了一家。罐头厂的那些建筑，没有被火烧毁的部分还保留着：白色的瓦楞铁皮建筑像仓库一样低矮而普通，沿着低低的悬崖退入海中；建筑群的尽头用木桩和成吨的混凝土加固着，现在只有用炸药才能拆除。有些厂房已经废弃，可以看见破损的窗户，有些成了仓库，还有些改造成了餐馆、时装店和礼品店。

旧日的厂街已经湮灭：鱼和鱼肥的腥味；一批新捕的鱼送到时，可以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的切鱼工和装罐工；酒鬼；在空地上的管道里睡觉的流浪汉；还有妓女——斯坦贝克曾经描写、并使之变形的一切。如今，这里剩下的似乎只是一种民间传说：关乎那个时代的社区、葡萄酒、性，还有谈话。观光客就是为了这传说而来。“罐头厂街”在一九五八年被确认为这条街的正式名称，那时候沙丁鱼早就消失了；之前这条街叫“海景大道”。今天，厂街新来的店主和商人正聚在指环咖啡馆里，一起讨论怎样在一九七〇年招徕观光客。咖啡馆隔壁就是斯坦贝克剧院，剧院在斯坦贝克环岛边上，是由一家旧罐头厂的厂房整体改建的。

一九七〇年是西班牙人建造蒙特雷两百周年纪念。在指环咖啡馆里，有人还记得一九四七年的庆典，那是美国攻占蒙特雷一百周年纪念。那时候，蒙特雷的主干道涂成了金色（今天那里成了一片荒地，等待着重建），大街小巷里有人在跳舞庆祝。蒙特雷半岛的历史就是这么有趣。斯坦贝克满腔怒火地描写印第安人遭受的奴役和美国人对土地的攫取；但这里也流传着一个令人困惑的神话，讲述着墨西哥时代的欢乐与雍容、西班牙传教士的英雄事迹，还有无数皈依了基督教的印第安奴隶，他们经常因为宗教方面的小过失而愉快地挨鞭子。在蒙特雷的残垣断壁中间，墨西哥时期留下来的每一块土坯都受到保护，并且做了标记；甚至有人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把第一个西班牙传教士、“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封为圣人。这里每年七月四日[2]都举行化妆庆典，纪念美国攻占蒙特雷，庆典仪式是海军联盟和蒙特雷历史与艺术协会设计的：旧时代的西班牙小姐太太和扬基佬济济一堂，倾听领土吞并公告。

指环咖啡馆在蒙特雷开业已经有年头了，但开到厂街才一年多。和厂街的许多新去处一样，指环咖啡馆也在窗户上挂起了渔网，渔网里放着木鱼，以此来向过去的渔业致敬。店主是一位老广告人；他在自己的咖啡馆里出版《蒙特雷雾角》报，一份四页纸的讽刺幽默刊物，主题是罐头厂街、欢乐与青春。指环咖啡馆提供“啤酒、九柱游戏和食物”，这里“没有人管理”，有着“世界上最美味的美味”。咖啡馆里陈列着画作；半岛上艺术家比比皆是。内墙最高处有一幅错视画，让厂房的木制结构天花板显得像是延伸到了墙面上。吧台墙上的招贴里面，有一幅“博士生日宴会”的广告。

那是指环咖啡馆去年策划的一个活动，他们要把书中的东西搬到真实生活中来，也许可以让它永远地存在下去。“博士”是《罐头厂街》里的海洋生物学家，这位受过教育的人身边围着一群游手好闲的人。麦克和男孩们为医生举办了一个生日派对，结果不出所料，出了乱子。博士是厂街里的真实人物——里基茨博士；《罐头厂街》就是题献给他的。斯坦贝克曾经借钱给他，让他买下了挤在两栋厂街建筑之间的一座低矮、未经粉刷的木制结构实验室。那里现在成了一家男性俱乐部，将会一直保存下去。一九四八年的一个傍晚，就在厂街上面的平交道上，一个南太平洋铁路的火车头撞上了博士的汽车，博士伤重身亡。指环咖啡馆吧台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事故现场的大幅照片：博士躺在草丛里的担架上，旁边是撞毁的福特车、火车头和围观的人群。

事实、虚构、民间传说、死亡、欢乐、敬意：这一切让人不知所措。但神话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医生作为厂街里最高大的“人物”，现在就像欢乐的神话一样不容置疑。指环咖啡馆里没有人能够解释博士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们说，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友好；他爱喝酒；他喜欢姑娘。当然这些都是书里写的，都是斯坦贝克写的。但是书本身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咖啡馆里大约有三十个人：头发掉光了的男人；戴墨镜的年轻男人；身着套装的中年女人；一个身着小方格套装的热情的年轻女人，头戴一顶与衣服相配的猎鹿帽；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小孩在打哈欠；一个中国女人。一个神情庄重的年轻人，戴着金属框眼镜，蓄着八字胡，身穿皮马甲和打着补丁的牛仔裤，他是半岛的艺术家之一。他和妻子雄心勃勃地开了一家时装店，叫Pin Jabs。以前，他常常从蒙特雷骑车来厂街。但现在这里大部分都是新面孔。在场的很多人读过《罐头厂街》，都说自己喜欢这本书；但有些人再没有读过斯坦贝克的其他作品。

六十四岁的主席是一位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的雕塑家，他是厂街现在为数不多的认识斯坦贝克的人中间的一个。他很久以前就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在三十年代认识了斯坦贝克；那是潦倒和穷困的日子，“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不会知道他是一个作家。”斯坦贝克从不谈论他的作品；从外表上看，他和他交往的人、描写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雕塑家还记得斯坦贝克写下《愤怒的葡萄》最后一页时的情景。小说的结尾是一个洪水泛滥的黑夜，世界茫茫一片，罗撒香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她的家庭四分五裂，对着一个迷路的饥肠辘辘的老人，她袒露出自己的乳房。

“那天晚上我碰巧在他家里，那时候他在洛斯盖多斯有一所小房子。夜里三点钟，我已经上床睡觉了，我听到他大喊：‘我完成了！我完成了！’我起床去看怎么回事，所有人都起来了，他给我们朗读了最后的篇章。这是我唯一听他朗读过的部分。”

雕塑家乐于忘记斯坦贝克后来写的书，对他早期的加利福尼亚作品却有着深厚的感情，“那时候他还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对斯坦贝克的态度近乎虔敬。

他站起来，让与会者保持秩序。他让大家为罐头厂街的盛会出出主意，提一些有望得到蒙特雷两百周年纪念委员会的财政拨款的“好项目”，吸引游客明年前来观光。

“迄今为止，我们唯一想到的项目，是找一个当年的蓄水槽，做成小房子，放上说明材料，介绍一下曾经生活在那里的家庭。”在《罐头厂街》里面，麦劳伊家在一个旧火车头的锅炉里搭了一座房子，人要从炉门爬进去；他们还把附属的管道租给了房客；但后来麦劳伊太太吵着要窗帘，把她丈夫烦得走掉了。“我们到现在只有这一个想法。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项目，我确实需要大家的帮助。”

“我刚刚读完了《罐头厂街》。”一个年轻女人说。这样一段宣告之后，大家都洗耳恭听。她建议“设计一个小小的步行观光项目。提供一份地图，标上几个目的地。比如博士的住所，当年是做什么的，现在又是做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给那些建筑取名字。”

“我们不希望有太多的历史色彩。”

戴猎鹿帽的姑娘说，可以去参观残留的罐头厂。

“你是说那排机器。鱼从哪里进来，又从哪里出去……”

“我们需要制作小册子，就像赫氏古堡那样。”

“我们的情况和赫氏古堡不一样，这里比较分散。”

“同时还要展示历史的维度。”

大家语速缓慢，余音缭绕。各种想法慢慢浮现，略作停留，又渐渐消失。一个斯坦贝克电影节。斯坦贝克戏剧。雇人扮演一个“特色人物”在厂街漫步。每间店铺重点推介斯坦贝克的一本书。

“如果能办一次展销会就好了。”从时装店来的姑娘说。

“我们有很多空地。书里的许多故事都是在空地上发生的，而且……”

“在空地上举办很多活动，其他地方却没有活动。我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活动，必须能够包括万象。”

“应该更类似于‘博士生日宴会’那种活动。让罐头厂街归罐头厂街，市中心归市中心。”

“我们讨论的是能够持续三四个月的活动。”

“在街上跳舞。”

“跳上三四个月？”

“在空地上跳。每隔两个小时换一个乐队。”

“麻烦在于，我们跟人说，这里是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但这里到了晚上会很冷。”

“他们可以买一张游览罐头厂街的通票。票价可以是五美元，凭票可以在各个地方喝东西。通票：通往罐头厂街的金钥匙。”

“我们不想把老人吓走。”

那个母亲和两个小孩站了起来，小孩已经昏昏欲睡。她说她得走了，但还想再说一件事情。她是两个小孩的母亲，丰满、漂亮、非常严肃；大家出于尊敬转而听她说话。她说，他们得想办法为广告费筹款；她提了几个建议。“举办一个类似狂欢节的活动。办一整天。”听众变得心不在焉。她建议举行拍卖会。“开餐馆的人可以拍卖餐饮。”开餐馆的人都没有反应。“其他人可以拍卖……”

她和两个小孩离开后，大家有礼貌地暂停了一会儿。

“我们谈到了拍卖和其他事情。我们在谈的都是一些小钱。”

他们不是大亨，他们都是冲着罐头厂街的名气来做生意的；他们有点像那些被他们竭力要营造的气氛感染的人。他们称自己为“小人物”。大人物都在后台：厂房的业主，房地产投资商，“小人物”付的租金和一部分利润都要流到他们手里。那些跟旅游业无关的更为传统的生意可能会继续做下去。比如自然科学厂，十几年来一直在出售猫标本，还有其他东西。“随时发货，数量不限。猫标本一律用防水塑料袋封装。”但在过去的六七年里，小人物连同他们的时装店和印花布一起，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昨天的“慕古斋”在哪里？“头垫工厂与魔幻茶杯套”靠着好玩的创意就能生存下去吗？在厂街，不是所有生意都能维持下去，有一个雕塑家就上吊自杀了。

十五年后，租约将陆续到期，高耸的酒店将会来到加利福尼亚这片失而复得的漂亮海岸线上。但等到那个时候，罐头厂街的神话，这些忙忙碌碌的小人物所创造的神话，应该已经枝繁叶茂、根深蒂固了。

神话在这里总是会迅速地壮大。加利福尼亚阳光明媚，盛产水果，朝向太平洋的海岸气候凉爽，每当美国让美国人感到身心疲惫，他们就会到这里来。二十五至三十平方英里的蒙特雷半岛是一片特别的地方。“看起来，”韦斯里·道奇（厂街新崛起的“大人物”之一，投资罐头厂街的厂房和设备，获得了八十倍的回报）说：“这里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专门‘反’大众感兴趣的事情。”一直有垮掉派和嬉皮士来此光顾。（“嬉皮士有钱。”从时装店来的姑娘带着尊敬和期盼的神情说。）以前到这里来的是流浪汉，他们带着“铺盖卷”，坐货车从全国各地赶到半岛。

这里不光有流浪汉和垮掉派。许多年前，一位来访的印度瑜珈修行者报告说，位于蒙特雷西面的帕西菲克格罗夫镇——罐头厂街结束的地方，就是这座城镇开始的地方——有着一种震颤，只有喜马拉雅山脉的震颤能与之媲美。蒙特雷最大的书店坐落在渔人码头的餐馆和礼品店之间，里面卖的很多书都有神秘主义倾向。在著名的会议中心阿西洛马，在整洁的松林和木屋中间，也萦绕着一种神秘的欣快；甚至在这个七月四日的周末，一群人的哲学圆桌聚会也照开不误。

砰！轰！伴随着如同七月四日的焰火一般闪耀、灿烂、绚丽的灵氛，我们来一同庆祝系列聚会的最后一次活动。到场的每一位嘉宾，欢迎你们！这是一次欢乐而完满的活动，请再一次写下你们的梦想、展望和印象，穿上你的前世服，到今晚的大赦庆典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圆桌聚会的主题是轮回。但那个来自圣地亚哥的瘦削年轻女孩却说——她姐姐先入的会——会议目标是“把人们重新带到神面前。”她的眼睑染成了绿色，画过的眉毛向上挑着，形成了一条波浪线。周末聚会的票价是四十五美元。

帕西菲克格罗夫镇还有一个著名的“君主斑蝴蝶节”。人们炮制出一个神话，讲的是一位失踪的公主和她忧心如焚的印第安臣民的故事。震颤场和蝴蝶区的南面，是一些高尔夫球场和乡村俱乐部，它们的主题是《金银岛》。斯蒂文森年轻时来过蒙特雷，把半岛的一部分地形、地貌写进了他的书里；现在，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准确无误地采用了书里的名字。再往南边，就是海边的卡梅尔。

如果说两英里之外的蒙特雷是墨西哥，那么卡梅尔就是英格兰。卡梅尔的每一样东西都小小的。小房子、小路标、小商店和摆在橱窗里的小物件。放眼望去，只看到没有尽头的小，由小而精微，由精微而壮丽；微小在这里以美国的尺度蔓延着。主干道上出现了一组乡土风味的玩具房子，小小的窗户外面摆着天竺葵，这组玩具房子居然是一家昂贵的汽车旅馆。在这里总能看到歪歪扭扭的小房顶和歪歪扭扭的小门。我还看到一家叫“汉赛尔与格莱特”[3]的商店，一栋叫“木鞋”[4]的房子。

斯坦贝克称这里的人为“卡梅尔的精灵族”。二十年代，这里兴起了一股为真人造玩具房子的时尚。卡梅尔没有路灯，没有邮差，房子没有门牌号，当地市政厅奉行严格的地方保护政策。这套精灵古堡风格的英式装扮跟一种理想混淆了，这种理想与其说是关于文学与艺术的理想，毋宁说是对文雅的、有艺术品位的生活的想象：想象一种文化在特定“氛围”里繁荣昌盛，宣称自己独立于商业化的美国之外。但这里却取得了无法阻挡的商业成功。每年有四百万游客前来观光，来过的人会一次次地再来。这里有一百五十家商店和时装店。每一片乡土风格的购物中心都有连廊纵横交错，有时不止一层，每个片区都立着一根铸铁的柱子，几块连缀在一起的木板垂下来，为游客指示方向。

卡梅尔经营的主要是艺术品。这里的画廊看上去就跟邦德街[5]的画廊一样，工作室装着沿街的落地窗，里面就像电影的布景，件件作品都呼应着人们对“有艺术品位的生活”的光辉想象：海浪在日出时分、日落时分、在阳光下、在月光下拍打着礁石；蒙特雷的柏树按照二十世纪的风格在风中弯折。“万德特画廊为您献上荷兰大师的油画，策展人：威廉·万德特。”“公众立刻接受了她的作品，她于是决定成为职业画家，她在绘画领域的专长便是不断地迎接变幻莫测的大海的挑战。”“加西亚读高中时……为艾德·里基茨工作，里基茨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而且是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罐头厂街》中那位‘博士’的原型……加西亚的主要风格是印象派，但他的画风甚广，从现实主义到抽象画派都有所涉及。”

在这幕场景中，让来访者感到不安的是这里的艺术品数量之巨，是它们那无可置辩的信心，归根结底仍然是数量的冲击。仿佛一种文化在它的地理极限之内不断地仿造自己：这里是富裕的中美洲；在任何方面都很中庸；大家把节日的礼金奉献给艺术；这里充斥着关于艺术家与自由的理念；大家在花钱买漂亮。

在海边，有些黑人正在抵制着什么。而两三英里之外的福特奥德[6]，穿着绿色工装的士兵正在接受训练，准备开赴越南战场。再远处，就是萨利纳斯[7]一望无际的平坦的莴笋地，弯腰驼背的劳力在旷野里辛苦地劳作。然而，美国止于蒙特雷半岛开始的地方，在蒙特雷半岛，处处都是仙境。

斯坦贝克，一位为社会良心代言的小说家、三十年代满腔怒火的男人、工会的宣传者、对半岛制造神话的能力永远嗤之以鼻的人，居然被仙境所吸纳，这真是一种奇特的命运。如果向当地的店主打探一番，你会发现，博士死后，斯坦贝克并不在意博士实验室的去向。翻翻《蒙特雷先驱报》的档案，你会发现，一九五七年，当人们开始讨论罐头厂街的遗址保护问题时，已经搬到曼哈顿的斯坦贝克写信来表示，他觉得应该把整条街都推掉。

或者，他写道，也许应该“把这些罐头厂保留下来，纪念美国人的精明能干。正是这种远见卓识杀死了所有的鱼，砍掉了所有的林木，让热带雨林纷纷倒下。这种精神并没有死去。美国人正在以同样的精明能干让深井的水位降低，于是我们在有生之年都有望看到加利福尼亚变成一片沙漠。”

这种愤怒是蒙特雷可以原谅、也可以忘记的。没错，战争期间，沙丁鱼的年捕获量突然翻番，接近每年二十五万吨。但为了更有传奇色彩，最好还是告诉大家，蒙特雷湾的鱼就像帕西菲克格罗夫镇的蝴蝶一样神秘，最好就像卡梅尔那位夫人那样告诉人们，那些“沙丁鱼突然尾巴一摇，游到别的地方去了”。

斯坦贝克本人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在愤怒与良心的激荡下，他的多愁善感构成了他的写作力量的一部分。然而没有了愤怒，没有了点燃怒火的诱因，他就只能写童话。他有他的半岛赋予他的局限。他屈服于《罐头厂街》的成功，写了续篇《甜蜜的星期四》。他拙劣地模仿着自己的光环，把罐头厂街变成了仙境。

唐·韦斯特莱克的母亲曾经在一家罐头厂工作，从一九三六年一直工作到一九五〇年。韦斯特莱克十二岁时，开始在那家罐头厂的食堂打零工。他一九五二年从当地的高中毕业，现在三十岁出头。韦斯特莱克的母亲和继父都是五代相传的加利福尼亚人，但他们去年搬走了，去了俄勒冈州。韦斯特莱克自己现在住在旧金山，负责一家日化企业的公关工作。

他身材修长，举止从容，很符合健康而有教养的加利福尼亚人形象。他的罐头厂街出身让我有些意外。但正是罐头厂街给了他动力，他说，它迫使许许多多在厂街工作的“俄克佬”[8]的儿子们发奋图强。

“他们不全是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一点。俄克佬，这是世界上最侮辱人的称谓，差不多等于畜牲。但现在你得小心点，这些人的儿子们现在成了加利福尼亚的头面人物。如果你在有身份的人中间提到这个词，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表情很古怪。”但并非所有人都出人头地了。“我当年认识的一些男孩后来过上了跟他们父母一样的日子。有些人进了监狱。照我看，他们恨不能一把火把罐头厂街烧掉。游客觉得一切都好，但游客和斯坦贝克把罐头厂街浪漫化了，有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住在管道和锅炉里面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那些人孤苦无依，实在找不到地方住。”

说起这些，韦斯特莱克的情绪更多的是抑郁，而非愤怒，就像一个人背负着一道永远无法抚平的创伤。

“那里以前臭气熏天，不光有鱼腥味，还有割下来的鱼头和鱼尾做成的肥料的臭味。每个罐头厂都有自己的肥料厂。每天早晨，鱼运进来。那时候还没有声纳探测仪，你只能通过夜色中的磷光判断沙丁鱼在哪里。每家罐头厂都有一个特制的哨子，鱼一运进厂里，就有人吹哨，召集切鱼工，迟一些再吹另一种哨子，召集装罐工。你听到召唤自己的哨子就得赶紧起床，开车奔向厂街。我们住在海边，海边住的永远都是底层人，那里也是作业区。

“姑娘们站在长长的水槽边上，跟前是一种拖拉机履带一样的东西，她们在每条缝里面放一条沙丁鱼。她们从凌晨三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十二、十四、甚至十六个小时，直到全部装完。三十年代，姑娘们领的是计件工资，有时候一个星期还挣不到二十五美元。战争期间建立了工会，她们才开始拿小时工资。

“现在人们很少听到鱼中毒。沙丁鱼身上有一种毒液，有些人会起过敏反应，手会变红，变粗糙，坑坑洼洼得像鱼鳞一样。血液中毒会让你从手上一直红到胳膊。有些人因为坏疽，手指都没了。那时候，治疗鱼毒的唯一办法，是把手浸在潟盐里面。我妈妈一直没怎么过敏。但你会看到那些过敏的人提心吊胆地把手浸到潟盐里面。他们害怕是因为万一手上的过敏变严重了，整个季节都别想再有活干了。而等季节一过，什么活都没有了。当罐头厂被迫关门，受剥削的人被迫离开时，对蒙特雷来说不啻为一种恩泽，尽管从蒙特雷流散出来的很多人现在仍然在做装罐工作，不过现在他们装的是水果，在山谷里面。”

韦斯特莱克唯一带着感情回忆起来的地方，是斯坦贝克写过的熊旗妓院。战争年代，厂街在鼎盛时期有六家这样的妓院。

“我五岁的时候，那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有些夜晚，我继父会带上我，开车去跟我妈妈会合，我们不得不在那里等待装罐工作结束。那些姑娘会把我从车上抱下来，带我到里面去。我不记得她们的样子了，只记得她们都属于体态丰满的慈母类型。在那里，我总是觉得又温暖、又舒适。”

“温情？”韦斯里·道奇说，“我们会对那些妓女充满温情？他们讲的那些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跟妓女没什么关系。”韦斯里·道奇是厂街的后罐头厂时代的百万富翁。

道奇是个肥胖的人，皮肤粉红，戴着眼镜。他今年六十四岁，他说自己太老了，快乐不起来了；但他其实是个笑口常开的人。他的办公室在一个改建过的罐头厂里面，办公室的位置以前是女厕所。“这边二十个厕位，那边二十个。”道奇凭心计做成了几单生意，这座罐头厂就是他的战利品之一。“福劳斯开价二十四万美元。我说：‘福劳斯先生，我不想还价，因为我们差得太远了。福劳斯先生，我能接受的最高价是七万美元。’然后我每天都去拜访他，持续了两年。我再也没提价钱的事。我跟着他在厂房里转来转去，检查设备。他把发动机开起来，只是为了维护设备。一天，他把脚放在一只泵上，那只泵一下子倒了。他说：‘道奇，你刚刚买下了一座罐头厂。’我付了定金，等我把设备卖掉之后，付了全款。”

如果所有的罐头厂主同时决定把闲置的罐头厂卖掉，道奇和他的合伙人能够买下的罐头厂也许达不到他们现在买下的百分之七十。但厂主们都想坚守，希望沙丁鱼会回来。有一段时间，有些罐头厂生产凤尾鱼罐头，罐头盒上印着“类沙丁鱼”。“罐头厂一家一家倒掉了，用了九年时间。”

韦斯里·道奇是以二手设备倒卖商的身份来到奄奄一息的厂街的。他是弗雷斯诺[9]人，有八分之一的切罗基[10]血统，他的知识都是自学来的，从年轻时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奋斗。当他来到罐头厂街时，已经经历了事业上的两次起落，第一次是在三十年代，做水果生意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四十年代，他开了一家私人航空公司。他对二手设备交易的了解来自他本人对机器的爱好，以及“观察其他民族的做法”，主要是观察犹太人。“在二手设备市场里面，我是少有的非犹太人。”成功的秘诀是会买。“每个美国人都是销售员，而我要学会当一个买手。如果你买对了，销售根本不是问题。”他把厂街的设备销往世界各地。“苹果罐头加工，鱼分解处理，回收鸡杂碎的油脂加工厂……这些机器不一定非得卖回给鱼类加工业。”有时候，他们光卖设备得来的钱就已经超过了他们买下整个罐头厂的钱。

道奇对海洋财产感兴趣。“我一辈子都想拥有一片海洋财产。内布拉斯加州没有大海。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俄克拉荷马州没有大海。我们有大西洋，有太平洋，在这中间就没有海了。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遇到的每一个拥有海洋财产的人，那份财产都是他们自己挣来的。”

我们要去看一个拆得七零八落的罐头厂，那是厂街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罐头厂。我们坐进了他的凯迪拉克。

“开空调了。”当我笨手笨脚地想要放下车窗时，他说。

厂房里面几乎没什么光亮，从里面看，瓦楞铁皮屋顶显得要高一些。一个个小型发动机摆在水泥地板上，占了厂房的一半，发动机的外壳新涂了一层灰色的漆。厂房另一端，聚乙烯薄膜下面盖着一些没有按照顺序摆放的构造复杂的大机器。道奇步履轻快地在厂房里游走，揭开这个，碰碰那个，触摸着，讲解着。这里，这个闲置了二十年却完好如新的东西就是“拖拉机履带”，姑娘们——现在已经各奔东西，而且都已经是女人了——把沙丁鱼一条一条地放进去，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这个是沙丁鱼内脏吸取机；这些是金属臂，设计得非常精确，只有装满的罐头才能被推进轨道，往加盖机器上输送。

“这一屋子东西大约值八万美元。”道奇说，“这些设备就是我的生活。如果你把设备当成生活，它们就没那么难了。”

喝东西的时间到了。道奇喝了很多年的威士忌，每天都要喝十八到二十杯，但现在他只喝橙汁和七喜了。我们去了外舷酒吧。酒吧在一个改建过的罐头厂的靠海一侧，走过墙上坠满了九重葛的礼品商店就是。门口，高高的金属立柱上有三把煤气喷枪，在喷吐着闪亮的火光。聚光灯的光束照亮了海里的礁石。我们走进了一个铺了地毯的绿色石洞，里面装饰着瀑布，弥漫着波利尼西亚[11]的气息，我们走出去，走到露天的地方：这里是旧罐头厂的码头，现在已经铺上了地毯，更换了木桩，用玻璃围了起来。我们在水上了，这里是海湾中央，在我们右边，海岸的灯光和蒙特雷沿着弯曲的海岸线伸向远方。刚刚目睹了厂街的荒凉，海水与礁石的美景来得有些突然。这是蒙特雷的未来。

“将来，这里每平方英尺的地价会比斯坦贝克在的时候翻好几倍。”道奇说。他指着海面上一个篮子样的金属框说：“那是以前的漏斗槽，罐头厂卸鱼的地方。通过底下的管子，鱼被直接抽到罐头厂里面去。”

罐头厂街将会成为日益兴旺的度假胜地，而道奇已经从厂街的未来退出了。他和他的合伙人把所有资产以两百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旧金山的一位百万富翁，收到的全是现金。“他七十五岁了，但他对生活的看法跟我不一样。”道奇觉得自己度过了充实的商业生涯，当他还在厂街做买卖时，又重新干起了水果生意，他三十年前在水果生意上失过手，而这次他“赚了很多钱，很多钱”。道奇自己没有孩子，现在他有兴趣教育他的亲戚和朋友的孩子。他打算捐钱给一家医院，或者支持某项研究；他很在意让自己的钱发挥实效。“基金会不会让你的美元发挥真正的价值，你的钱全都给高管发工资了。”

晚些时候，我们沿着厂街驶回蒙特雷市中心，当我们驶过一片栏杆围起来的空地时，他放慢了车速。“这是弗兰克·雷特的地方，他是罐头厂街真正的人物。八十多岁了，身家几百万。两年前，他的罐头厂烧掉了。但他每天早晨都到这里来，坐在他的车里——不是凯迪拉克，是仅次于凯迪拉克的车，具体是什么我忘记了——读上两三个小时的《华尔街日报》。”

厂街变成弯道，然后又变直了。一九四八年，里基茨博士就是在这里死的——就是指环咖啡馆玻璃板下面的那一幕。道奇谈起了斯坦贝克，他从未见过他，但是跟他说过一次话，在穿越大西洋的电话里面，他请斯坦贝克允许斯坦贝克剧院使用他的名字。

“他严重伤害了加利福尼亚。我喜欢《煎饼坪》，我喜欢《罐头厂街》。我了解那些乡下人，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你知道我的意思。但他写了《愤怒的葡萄》，我没有相应的背景，没法说哪本书比哪本书好，但《愤怒的葡萄》让我觉得深受伤害。那本书不太符合事实。你知道俄克佬是什么样子吗？他们成群成群地涌过来，成千上万，每天来几千人。我以前装水果，每小时挣五到六美元。而他们来了，每小时十五美分、二十美分就肯干，然后是每天五十美分，最后只要给钱就干。我失业了。一九三二年，我们有不少问题。而他们来了，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但斯坦贝克写了《愤怒的葡萄》，于是人们就按照他写的看待我们，看待我们加利福尼亚人。而且他卖掉了很多书，造成的损害无法估量。”

一九七〇年

（翟鹏霄　译）

[1]指斯坦贝克的小说《罐头厂街》。

[2]美国独立日。

[3]格林童话《糖果屋》中的人物。

[4]取自丹麦民间童话《木鞋》。

[5]伦敦西区的主要购物街。曾经（包括奈保尔写作此文的时期）是顶级艺术品交易商、古董店云集的地方。今天，那些画廊和古董店多为时装店取代。

[6]位于蒙特雷湾的美军驻地，1994年关闭。

[7]蒙特雷郡的行政中心，也是该郡最大的镇。

[8]1930年，上百万俄克拉荷马的穷人涌入加利福尼亚做苦工，“俄克佬”即加利福尼亚人对他们的蔑称。

[9]加利福尼亚中部城市。

[10]北美的一个印第安民族。

[11]位于南太平洋，由一千多个岛屿组成，地理上属于大洋洲。

阿根廷与伊娃·庇隆的幽灵

1　铁门的尸体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七二年四月至六月

像博尔赫斯那样勾勒一个故事：

独裁者被推翻了，过半人民欢欣鼓舞。是他让监狱拥塞，国库空虚。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起初做得不坏。他想让他的国家变得伟大。但他自己并非一个伟大的人；而这个国家大概也无法变得伟大。十七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依然缺少伟大的人；国库依然空虚；人民处在绝望的边缘。他们开始回想起，独裁者曾经梦想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回想起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经慷慨馈赠穷人。独裁者在流亡。人民开始呼唤他的回归，而独裁者已入暮年。人民又回想起独裁者的夫人。她热爱穷人、憎恶富人，她年轻美丽。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为她死于独裁中期，死时仍然年轻，而她的遗体一直奇迹般地没有腐烂。

博尔赫斯说：“我可永远也写不出这样一个故事。”

在被剥夺公民权利并流亡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胡安·庇隆在被称为铁门的马德里郊区向阿根廷军人政权宣布媾和条件。一九四三年，陆军上校庇隆积极鼓吹激进民族主义，发展成为阿根廷的一股势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两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掌控阿根廷的独裁者。他的夫人伊娃没有正式职务，却和他一道执掌政权，直到一九五二年。她在那一年死去。庇隆为她花费重金做了防腐处理，现在，她的尸体停放在铁门，和庇隆在一起。

一九五六年，在被军队推翻仅一年之后，庇隆在巴拿马写道：“我担心某些奸猾的人将控制阿根廷。”现在，阿根廷在历经八任总统之后（其中六任是军人），正处于一场没有哪个阿根廷人能够完全解释的危机之中。国土像印度一样广阔，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盛产牲畜、谷物和巴塔哥尼亚石油，并且在安第斯山脉拥有富饶的矿藏，这个强大的国家却无法解释地迷失了方向。人人都心怀不满，突然间人人又几乎都成了庇隆主义者。其中不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舍过的工人阶级，有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年轻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年轻人父母的记忆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窃贼。

比索已经跌入地狱：一九四七年一美元可以兑换五比索，一九四九年十六比索，一九六六年二百五十比索，一九七〇年四百比索，去年[1]六月四百二十比索，今年四月九百六十比索，五月一千一百比索。自庇隆时期以来，通胀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而现在已跃升至百分之六十。银行的储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四。当通胀到达这样一种爆发阶段，只有做火灾保险才能赚钱。保费上涨，索赔减少。当物价一周周飞涨，不知为何很少发生火灾。

对其他所有人而言，这就是一场梦魇。筹措资金几乎不可能；就算筹到了，如果你要买房子，拖延一周就可能让你多支付两三百美元（许多商人更愿意用美元进行交易）。工资、物价和汇率：人人都在谈钱，有经济能力的人都在黑市上购买美元。很快，甚至连游客也感染了这种歇斯底里。两个月内，一间酒店客房的价格从七千比索涨至九千比索，一包烟从六百三十比索涨至八百二十比索。货币只能小额兑换；必须时刻关注市场行情。比索对美元有一天跌至一千二百五十比一。这是公众过度恐慌，还是新的衰退的肇始？在那一天犹豫不决就会损失金钱：比索又反弹到了一千一百。博尔赫斯的翻译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年工作行将结束，“你会觉得”，他说，“你把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消耗在了兑换所里。有些下午，我会像别人逛商店一样去逛兑换所，只是为了看一看汇率。”

政府不时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却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大使夫人说：“这段时期，我们已经能够计算出涨薪的间隔和涨价的间隔。”大家都在兼职，有时还会做三份工作。每个人都沉迷于赚更多的钱，同时又会赶快把钱花出去。大家都在赌博。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保守城镇门多萨，赌场也是顾客盈门；赌客多是来自工人阶级，月薪一般只相当于五十美元。周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有人排队等着兑现足球彩票。足彩每周开一次奖，是全国瞩目的大事。

四月中旬，一名巴拉圭的劳工赢得三亿三千万比索的巨奖，消解了一次政治危机。在门多萨曾经发生多起骚乱，军队被迫逃离。而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支游击队杀死了他们在十天之前绑架的一个菲亚特公司的经理。就在同一天，游击队在附近的工业城市罗萨里奥设下埋伏，杀死了第二军军长桑切斯将军——这位将军有着好施酷刑的恶名。血债血偿：军队中有一伙人因此想要撕毁与庇隆的协定，并阻止定于来年举行的选举。但是巴拉圭人的幸运让所有会谈的氛围都变得明朗起来，乐观的态度重又出现，人们的神经也松弛了。小小的危机过去了。

游击队仍在实施袭击、抢劫和爆炸；他们偶尔仍会进行绑架，偶尔也会杀人。游击队员是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些是庇隆主义者，有些是共产主义者。抢劫了那么多银行之后，各个组织变得富有起来。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去年在科尔多瓦，一个学生加入庇隆主义游击队，每个月可以获得相当于七十美元的报酬；律师则可获得三百五十美元。“你可以通过他们的摩托车、他们的嚣张、他们的炫耀来认出那些年轻的庇隆主义游击队队员。就像詹姆斯·迪恩[2]那种类型。非常潇洒。”另一个独立见证人这样描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见的游击队员，“他们反对美国。但其中一个在一家美国公司任高层。他们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漫画书上的英雄。白天是办公室里的克拉克·肯特[3]，晚上是带枪的超人。”

一旦做出决定（三十一岁的女人说），你的感觉就会好起来。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支持革命，他们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有时他们就像小孩，看不见太多未来。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看电影。他差不多三十三岁。我们看的是《萨科和万泽提》。结束时他说：“我为自己没有成为游击队员而感到羞耻。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我觉得自己是政府的同谋。”我说：“但你没有暴力倾向。游击队员必须是暴徒——他的想象力或感知力不能太丰富。你必须唯命是从。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就像是宗教或教条。”而他又说：“你不觉得羞耻吗？”

电影制片人说：

我认为在马克思之后，人民对历史充满了自觉。殖民主义的衰退、第三世界的崛起，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担当了某种角色。这和完全没有历史观同样危险。人民因此而变得非常虚荣。他们生活在一种智识的蚕茧中。从他们那里拿掉行话和革命理念，大多数人的头脑将变得空空如也。

游击队向着北方去寻求灵感。自一九六八年巴黎运动以来，有人一直梦想把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击败“人民”的敌人。游击队简化了阿根廷的种种问题。和北方的校园与沙龙里的革命者一样，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敌人：警察。于是在智识水平不那么稳定的南方，北方的社会－智识游戏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数十名警察被杀害。警察则以恐怖来回应恐怖。他们和游击队一样实施绑架和杀戮；他们实施酷刑，主要针对生殖器官。一个被警察关押的囚犯从窗口跳了出来，媒体只用了豆腐块大小的版面报道这件事情。一些人被捕，随后又被正式“释放”；他们有时会再度出现，有时则不会。一天早晨，街上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厢式货车，里面有两具炭化的尸体，他们是两天前从家里被强行抓走的。“我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其中一个人的遗孀问道。但是第二天她变平静了，撤回了对警察的指控。有人“拜访”过她。

“朋友的朋友告诉我这些暴行，”诺曼·迪·乔瓦尼说，“这让人恶心。但这里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我妻子的表兄是游击队，”一位外省商人在午餐时说，“他在罗萨里奥[4]杀了一个警察。八个月前，他失踪了。他死了。”关于这件事，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谈起了别的事。

傍晚时分，在商业步行街上，有时会有穿着长筒靴和黑色皮夹克的士兵牵着阿尔萨斯犬巡逻：狗的尾巴贴近腿部，肩部隆起，耳朵后掠。雪佛兰警车在霓虹闪耀的街上不停游弋。到处都有带着机枪的警察。还有身着瓦灰色制服的骑警，戴着蓝色头盔的反游击队摩托车队，以及那些穿着裁剪精良的西装、突然出现的年轻人——他们从没有牌照的车里跳将出来，他们是便衣警察。再加上军队的AMX坦克和云雀直升机，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武装力量，也真的发挥了威慑作用。

就好像政权的力量现在只被用于维系政权的存在，法律与秩序自身变成了目的：这是阿根廷贫瘠与荒芜的一部分。人民非常勇敢；他们实施酷刑，也被酷刑折磨；他们死去。但这些都是分散的、不为人知的事件，媒体的报道让它们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这些媒体虽然自由，但却并不能胜任其职责，似乎无法从它们所报道的事件中找到规律。也许媒体是对的，在阿根廷几乎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新闻，因为国家并没有发展，也没有什么事情得到了解决。这个国家似乎在和自己玩游戏；阿根廷的政治生活和蚁群或非洲原始部落的生活一样：充满了种种事件，充满了危机和死亡，但生活只是在原地打转，一年的结束总是和开头一模一样。即使是桑切斯将军的死也没有引发危机。他徒劳地实施酷刑，徒劳地死去。他只是如此活了五十三年，地位如此之高，却没有在身后留下痕迹。事件总是比人更重要。现在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能力改变历史，就像他过去那样。而他正在铁门等待着。

冲动让我们的敌人盲目（庇隆在一九五六年写道），并且摧毁他们……（推翻我的）革命没有目标可言，因为它只是一种反应……军人掌握了政权，但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们。政治乱局正在逼近。经济被交给一些小职员治理，一天天变得更糟……社会秩序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这些独裁者所知不多，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他们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最终将迷失在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上。

庇隆的回归，或者说庇隆主义的胜利，已经为人们所预见。据估计，阿根廷人已经将六十到八十亿美元转移出国。“人民并没有卷入，”大使夫人说，“你要记住，谁要是有钱，谁就不是阿根廷人。只有没有钱的才是阿根廷人。”

即便拥有如此多的财富与安全感，即便出逃计划已经拟定，即便置身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举行的雅致晚宴，冲动仍然会闯将进来。“我要死了，”大使夫人突然攥紧拳头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再也没有生活了。每个人都在用指尖紧紧抠住生活不放。这个地方死了。有时我吃完午饭就上床去，一直躺着。”年老的管家戴着白手套；房间里所有的护墙板都是在世纪之交从法国进口的。（这些阿根廷贵族是多么轻快，他们的安稳生活又是多么短暂。）“街道被挖开，灯光黯淡，电话无人应答。”大麻（最后半公斤四十五美元）的作用过去了，情绪没有改变。“这里从前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一个伟大的港口。那是二十年前了。现在它被搞砸了，宝贝。”

而那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些更好的人，他们并不害怕外面的世界，但却处在极其严重的焦虑之中，唯恐会陷在阿根廷出不去，唯恐一个人生命中最具创造性的岁月被荒废掉，或是因为一场对他们并无好处可言的革命，或是因为一段血腥的独裁统治，又或者只是因为混乱。通胀和比索的暴跌已经让许多人处境困窘。这个国家最杰出的漫画家门基·萨巴说：“我们看着电视上月球都更容易。但我们不了解玻利维亚、智利甚和乌拉圭。原因？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集体性的疯狂。因为从前在这里总是很容易赚钱。现在我们被孤立了。外面的人不容易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冬季仍会在五月到来，随之而来的，是在科朗剧院上演的歌剧。标价二十一美元的交响乐门票很快就会售罄。但这片土地最为珍贵的神话，财富的神话，已经被夺走：财富曾经十分巨大，以至于阿根廷人会告诉你，有时杀掉一头牛，只是为了吃舌头，而南美大草原上的游客可以随便杀牛吃牛，只要他把牛皮留给地主就好。湿润的南美大草原的表层土壤是不是有八英尺厚？或者是十二英尺？如此富饶的阿根廷，如此幸运的土地。

一八五〇年，阿根廷总人口不到一百万，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面和南面一百英里以外就是印第安人的地盘。随后，在不到一百年前，经过六年的大屠杀，印第安人被追击并灭绝；大草原开始奉献它的宝藏。偷窃而来的、血腥土地上的广袤牧场，突然出现了一群充满嫉妒之心的殖民贵族。加上充当劳工的移民，一九一四年阿根廷总人口达到了八百万。移民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南部，他们不是来做小业主或拓荒者，而是来为大牧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服务的。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港口城市也是为大牧场服务的。庞大而繁荣的殖民经济以牲畜和小麦为基础，同时又与大英帝国联系在一起；城市无产阶级像大牧场贵族一样突然出现；一个完整的、突然出现的人造社会被强加给这片平坦的、荒无人烟的土地。

一九二九年，博尔赫斯在一首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奠基神话》的诗中这样回忆无产阶级在城中的蔓延：

Una cigarreria sahumó como una rosa

el desierto. La tarde se había ahondado en ayeres,

los hombres compartieron un pasado ilusorio.

Sólo faltó una cosa: la vereda de enfrente.

阿拉斯泰尔·里德是这样翻译的：

香烟铺如同玫瑰，让沙漠散发着芳香。

这个下午确立起许多的昨日，

而人们在一同与虚幻的往昔较量。

只有一样事物是缺失的——这条街道没有另一侧。

A mi se me hace cuento que empezó BuenosAires:

Lajuzgo tan eterna como el agua y el aire.

难以相信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开端。

我感到它是永恒的，就如同空气与水。

那座建造了一半的城市还留在博尔赫斯的记忆里。现在，城市已经开始衰败。大英帝国已经有序地撤离；殖民地的农业经济以无计划的方式进行着工业化，想要达致平衡和自治，结果一败涂地。社会的人工性显现了出来：人与人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贵族与工匠之间、城市居民与内地来的“黑头”之间缺少关联；人与没有意义的平原之间也缺少关联。而那些穷人——他们都是阿根廷人——那些新移民的子孙，现在必须留在这里。

他们总还拥有术士和女巫，知道如何使自己免遭幽灵和促狭鬼的侵扰，这些魂灵是他们在这片陌异土地上的邻居。但现在他们需要找到更大的信仰，去寻找为他们提供庇护的神灵。没有信仰，这些被遗弃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会发疯的。

五月结束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教堂宣布，他们将举行一场针对邪恶之眼的弥撒。“如果你受到了损害，或是认为自己正在遭受损害，你就一定要来。”有五千名城市居民到场，许多人是骑摩托车去的。有六个摊位在出售圣物或吉祥物；有人在一些小隔间提供宗教－医疗咨询，一次要价三十美分到一美元。这有点像周六的早市。主持弥撒的神父说：“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力量源，都受制于无法感知的、能带来疾病或不幸的脑电波。这是邪灵的显兆。”

“我真的无法相信这是一九七二年。”书商说，“在我看来，我们似乎还在公元零年。”他不是在抱怨；他自己就在从事巫蛊和秘术的行当，生意还越来越兴隆。这也许是阿根廷中产阶级对欧洲和美国的模仿。但在阶层更低的人群中，一种狂热的新灵性教派正在横扫这个国家：灵媒、集体出神、神药，原住民特有的一种东西；他们还自称受到了耶稣基督和圣雄甘地的庇护。灵修者不谈论脑电波；他们的灵媒通过传递不可感知的“吉祥液”进行治疗。灵修者说他们放弃了政治，尊重甘地的非暴力原则。他们相信转世和灵的完美。他们说，炼狱和地狱现在都存在于地球上，人仅有的希望在于出生到一个更为高级的星球上。他们的目标就是去那个星球生活，那是一个没有形体的世界，只有更高的灵才会在那里相聚。

绝望：拒斥这片土地，梦想空无。但有一个人保持住了希望，有一个人冀图让这片土地重新变得神圣起来。在铁门，和庇隆在一起的是何塞·洛佩兹·雷加，在那些流亡的岁月里，雷加一直都是庇隆的陪伴者和私人秘书。大家知道他掌握了一些神秘的知识，对天文学和灵修感兴趣；据说他现在是一个有巨大力量的人。庇隆主义者新办的双周刊《基本》在最新一期上刊登了一篇他的访谈，占据了十页的版面。阿根廷有很多种族，雷加说，但他们都有原住民血统。阿根廷的种族融合“因为印第安血统而变得更加丰富”，“大地母亲净化了一切……我为自由而战，”雷加继续说，“因为那就是我的血脉，因为我感觉到印第安人的血在我体内激荡——这片土地属于他们。”尽管这些陈述暧昧不清，并且含有无意识的反讽，但却仍然令人震惊。因为直到最近为止，阿根廷人为之骄傲的，是他们的国家没有像巴西那样“黑鬼化”，也没有像玻利维亚那样混血化，而更像是一个欧洲国家。担心外人会将自己视为印第安人，是阿根廷人特有的焦虑。现在印第安的魂灵被召唤出来，一种神秘的、具有净化作用的断言被施加在了这片衰败的土地之上。

其他人提供的是政治和经济计划——他们总是如此——庇隆和庇隆主义提供的则是信仰。

他们还拥有一位圣人：伊娃·庇隆。“我记得有很多天我非常悲伤，”一九五二年她在《我生活的意义》中写道，“因为我发现世上有穷人和富人；奇怪的是，知道有穷人存在并不像知道同时有富人存在那样，引起我那么大的痛苦。”这就是她的政治行动的基础。她宣扬简单的恨和简单的爱。仇恨富人：“我们要不要烧掉北区？”她会对公众说，“我要不要把火给你？”热爱“普通人”，人民：她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个词，使之成了庇隆主义词典的一部分。她逼迫每个人为她的“伊娃·庇隆基金会”捐款；她坐在劳动部，把基金会的钱派发给求助者，就像是在分配一种个人的公正，直到凌晨三四点或凌晨五点。这就是她的“工作”：一个孩子关于权力、公正和复仇的想象。

她死于一九五二年，时年三十三岁。现在，在阿根廷，在被禁止的年月过去之后，在抹除她名字的企图失败之后，她的形象重又开始浮现出来。她的相片无处不在，经过了修饰，几乎都不清晰，看上去常有一种刻意为之的浮华，就像是为穷人而照的宗教像：一位美貌非凡的年轻女性，有着金色的头发、白皙的肌肤，还有属于四十年代的大红嘴唇。

她属于这里的人民，属于这片土地。一九一九年她出生于洛斯托多斯，那是大草原的小镇中最为沉闷的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西一百五十英里，建在一个印第安人营地的遗址上。小镇给人以平坦的感觉，完全暴露在高天之下。低矮的砖房布满尘埃，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正面和屋顶都是平的，偶尔装有栏杆；天堂树的树干被粉刷成白色，树枝经过大量修剪；一些宽阔的街道远离镇中心，同样满是尘土。

她是私生女，家里很穷，生命中的头十年她生活在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里；直到今天，这所房子还耸立在那里。十五岁时，她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想要成为一名演员。她的语言表达很糟，有着乡下丫头的穿衣趣味；她的乳房很小，小腿很粗，踝关节也很大。但是三个月内她就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从此开始扶摇直上。二十五岁时，她遇见了庇隆，第二年他们就结婚了。

她的平凡、她的美貌、她的成功：这些品质为她的圣洁增光添彩。还有她的性感。“全都来骚扰我，”她有一次恼怒地说，那时她还在当演员，“每个人都来和我搭讪。”她是大男子主义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牺牲品——那些照片上的红唇难道不是仍然在告诉阿根廷的大男子主义者，她有着出了名的口淫技巧？但她很快就超越了性，再次变得纯洁起来。二十九岁时，她得了子宫癌，阴道大出血，处在死亡的边缘，原本略显丰腴的身体日渐消瘦。到最后她的体重只有八十磅。有一天，她看着官方为她拍摄的一些老照片，哭了起来。又有一天，她看着高高的镜子中的自己说：“想想我为了让自己的腿变得苗条，费过多大的劲！现在我看到这些火柴棍就觉得害怕。”

但在政治上，她从未被削弱。庇隆主义者的革命形势不妙。阿根廷在战时积累起来的财富已经所剩无几；殖民经济不思进取、饱受掠夺、管理不善，已经开始崩溃；比索在贬值；工人们获得了很多，却并非总是保持忠诚。但她仍然珍视自己特有的痛苦：“还有富人存在。”临近死亡，她告诉聚集在她身边的省长们：“我们不能太在意那些要我们保持谨慎的人。我们必须狂热。”军队越来越难以驾驭。她有意和他们较量。她想把工会武装起来；她也的确通过荷兰的伯恩哈德王子购买了五千支自动手枪和一千五百把机关枪，然而等这些枪支运到时，比她更谨慎的庇隆把它们交给了警察。

在整个过程中，她个人的悲剧一直都在被转化成独裁政权公开的激情表演。是她把庇隆主义变成了宗教，她早已获得了圣人的称号；有传说称，在她死前十五天里，准备为她的遗体做防腐处理的人一直和她在一起，以确保不会发生可能损害她身体的事情。她刚刚死去，防腐协议就签订了。价格是十万还是三十万美元？新闻报道莫衷一是。来自西班牙的防腐专家阿拉博士——庇隆称他是“一位大师”——首先要对遗体进行处理，使其适于原样躺卧十五天，而实际的防腐工作则用了六个月。整个过程是秘密进行的。按照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报纸的说法，阿拉博士在其回忆录里——只有在他去世后回忆录才会出版——用了两章的篇幅专门记述对伊娃·庇隆的遗体进行的防腐处理；据说书中还将公布尸体的彩照。有报道称，阿拉博士先是用酒精替换掉血液，然后又用加热过的甘油（庇隆自己说是“石蜡和其他特殊物质”）替换掉酒精——注射的位置是脚踵和一侧的耳朵。

“我去看了伊维塔三次。”庇隆在一九五六年写道，那时他已被推翻，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失去了踪影。“那些房门……就像是永恒之门。”他产生了一种印象，她仿佛只是睡着了。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想要触摸她，但又害怕自己温热的手会让她的遗体化为尘埃。阿拉博士说：“不要担心。她现在就像她生前一样完整。”

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她那做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失而复得，有人说，看起来不比十二岁女孩的身子大多少。只有那金色的头发如同健康时一样鲜亮，在铁门和庇隆一起等待着。

棚户区的出现让人感到意外，它就位于穿过巴勒莫区的一条褐色河流的河畔，离大公园不远——这座公园就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布洛涅森林公园[5]，是人们骑马玩乐的地方。一片棚户区，街道上没有铺砖石，有几条发黑的、污秽的小河沟，但房子是砖砌的，有时还建有二层：一片安居乐业之地，有超过十五年的历史，还有商店和各种标牌。这里居住着七万人，几乎全是印第安人，他们来自北方以及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神情茫然，显得有点愚笨；于是你会突然间意识到，你并非身处巴黎或欧洲，而是在南美洲。在这里负责的神父是“第三世界教士团”的成员。他身着黑色皮夹克，他的小教堂是用混凝土建造的，风格过于简单，正在随着扩音器里传来的阿根廷歌曲震动。先前有人悄悄告诉我，神父的家世非常好；也许是身边朋友的改换让他变得虚荣了起来。他当然是庇隆主义者，他说他的所有印第安信众都是庇隆主义者。“只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义。我可以和你谈庇隆主义谈上五年，但你永远不会听明白。”

但我们能不能试一试？他说庇隆主义不关心经济增长；他们拒斥消费社会。但他不是刚刚还在抱怨政府的蠢行在内地令许多人失业，而他的棚户区每走一个印第安人，政府就会再送来两个？他说他不打算浪费时间和一个美国人说话，有些人只关心国民生产总值。他离开我们，笑容满面地朝着一些走近的印第安人冲了过去。河上吹来的风很潮湿，混凝土房子的温度降了下来，我想走了。但和我一起来的人很不安。他说我们应该再等等，告诉神父我不是美国人。我们就在那儿等神父回来。神父窘迫不已，解释说庇隆主义真正关心的是人的精神成长。这样的发展已经在古巴和中国发生过，这些国家都朝工业社会背转身去。[6]

有人这样向我介绍他们：这是一群“民权”律师。他们很年轻，衣着时尚，那天早上开会是为了起草一份反对酷刑的呼吁书。顶楼的公寓邋邋遢遢、空荡荡的；来访的客人都会从猫眼里被审视一番；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屋里弥漫着香烟的烟雾。密谋，危险。但是有一个律师转而注意到我被邀请共进午餐，午餐时——他喜爱昂贵的美食——他明确地表示，他们所抗议的酷刑不能等同于庇隆时期的酷刑。

他说：“如果正义是人民的正义，有时一些人会做出过度的事情。但最终来看，重要的是正义应该以人民的名义来行使。”谁是人民的敌人？他的回应既公式化又迅捷：“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同盟。统治寡头、资产阶级寄生虫、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左翼那些替欧洲列强卖命的‘伪军’——我们用‘伪军’泛指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似乎是一份完备的名单。谁是庇隆主义者？“庇隆主义是一场革命的民族运动。一场运动与一个党派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庇隆主义者就是任何称自己为庇隆主义者并且像庇隆主义者一样行事的人。”

这位具有强烈反犹倾向的律师，自己就是犹太人；他来自一个反庇隆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九七〇年，他在马德里遇见庇隆，感到眩晕不已；引用庇隆的话时，他的声音都在发抖。他当时对庇隆说：“将军，你为什么不对这个政权宣战，让自己成为所有真正的庇隆主义者的领袖？”庇隆回答道：“我是一场民族运动的指挥。我必须指挥整个运动，以最全面的方式。”

“并不存在内在的敌人。”工会领袖笑着说。但他同时又认为，酷刑会在阿根廷继续存在下去，“没有酷刑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但是酷刑仍然存在，而酷刑是不是酷刑，“取决于被酷刑折磨的人是谁。若是一个作恶者，没问题。但若是一个想要救国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酷刑不只是电击。贫穷是酷刑，挫折也是酷刑。”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有人告诉我，他是庇隆主义工会领袖里智识最高的一个。他非常守时，办公室整洁有序，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庇隆青年时代的大照片。

第一次庇隆主义革命是以财富的神话、一片等待劫掠的土地的神话为基础进行的。现在财富已经消失，庇隆主义就像是贫穷的一部分，是抗议、绝望、信仰、男子气概、魔法、灵性和复仇。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了庇隆，歇斯底里将会变得无法控制。没有了军队，法律与秩序的那些毫无生气的守卫者，还有洋洋得意的庇隆主义，将会分崩离析，陷入上百起乱战之中，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敌人。

“暴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就不是暴力，而是正义。”庇隆的这句宣言印在最近一期《信仰》报的头版，这是一份拥护庇隆主义的报纸。于是，通过一种阴险的模仿，南方歪曲了北方的革命口号。在口号把活的问题变成抽象问题的地方，（“要在阿根廷消除酷刑，”托派分子说，“必须打倒布尔乔亚，建立工人政府。”）在口号要与口号斗争到底的地方，人民没有理想，只有敌人；只有敌人才是真实的。自从西班牙帝国分裂以来，这一直就是南美洲的噩梦。

伊娃·庇隆是金发还是黑发？她生于一九一九年还是一九二二年？她的出生地是洛斯托多斯的小镇，还是四十公里之外的胡宁？哦，她把自己的黑发染成了金发；她生于一九一九年，却说是一九二二年（并且还在一九四五年销毁了自己的出生记录）；她生命的最初十年是在洛斯托多斯度过的，但自那以后一直在否弃这个小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用到她的自传《我生活的意义》中去找原因。这本书以前是阿根廷学校的规定读物，里面没有一点事实或真实的日期；作者是一个西班牙人，他后来抱怨说，庇隆的官方机构对他的书做了太多篡改。

于是真相开始消失，而传奇与真相并无关系。在纪念伊娃·庇隆的弥撒上，有许多学生到场；但她的一生不是人们探讨的主题。洛斯托多斯的那所用褐砖砌成的，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渐渐衰朽，没有标志，也几乎无人造访（尽管有个女人记得曾有一些拍电视的人去过）。这所房子现在属于隔壁车库的老主人（车库里有两辆车，其中一辆是没有引擎的福特T型车），被用作储物室。平坦的屋顶长出了青草，在屋后的天井上，起皱的铁皮屋顶已经坍塌。

在阿根廷，只出版过一部伊娃·庇隆的传记。本来计划出两卷，但出版商破产了，第二卷没能出版。如果伊娃·庇隆现在还活着，也只有五十三岁。在活着的人当中，好几百人认识她。但只用了两个月我就发现，关于她，除了已经广为人知的事情，很难再找到其他什么线索。人们篡改记忆，要么称颂她，要么仇恨她，而恨她的人拒绝谈论她。洛斯托多斯早年的那些苦痛的日子已经被成功掩埋。伊娃·庇隆的故事已经佚失，只剩下了传奇。

一天傍晚，警笛在外面呼啸，在天主教大学授完课之后，博尔赫斯对我说：“我们当时觉得整件事都应该被忘掉。如果报纸保持沉默，今天就不会有庇隆主义了——庇隆主义者一开始对他们自己感到羞愧。我在公众面前绝对不会提到他的名字。我会说‘逃犯’、‘独裁者’，就像诗歌会避用某些词一样——如果我在诗里提到他的名字，整首诗都会散架。”

这就是阿根廷的态度：压制和忽略。庇隆时期的许多纪录已被销毁。如果今天的中产阶级年轻人是庇隆主义者，而学生们唱起独裁时期的老歌：

庇隆，庇隆，你是多么伟大！

多么善良又强大，我的将军！

如果连无度的独裁也重又受到尊敬，那不是因为过去已被探究，纪录已被篡改，而仅仅是因为许多人改变了他们对那个公认传奇的态度。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阿根廷没有历史。这里没有历史文档，只有涂鸦、争辩和学校的教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身着白色罩衫的学童被定期带到五月广场上，绕着卡维尔多大厦参观独立战争的遗址。这是一场光荣的战争；这是一场孤立的战争；无论是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公众的头脑中，这场战争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全无关系：法律的沦丧，搜捕敌人，无休无止的内战以及黑帮的横行。

另一天傍晚，博尔赫斯说：“阿根廷的历史就是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历史。”在这样一种历史观里，庇隆的位置在哪里？“庇隆代表的是对土地的争夺。”但是他肯定也代表了阿根廷的某种东西？“很遗憾，我必须承认他是阿根廷人，一个属于今天的阿根廷人。”博尔赫斯是西班牙裔拉美人，他的祖先在大移民潮之前就来到了阿根廷，那时这个国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博尔赫斯用他对祖先的崇拜取代了对祖国历史的思考。和许多阿根廷人一样，他抱有一个关于阿根廷的观念，凡是不符合这个观念的东西都会被否弃。而博尔赫斯是阿根廷最伟大的人物。

这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一种对待这片土地的态度。魔法在阿根廷事关紧要，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女巫、魔法师、术士和灵媒。但是我作为访客必须忽略阿根廷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被告知，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大牧场，但是我这个访客不能去具体某一家大牧场，因为它并不典型。但魔法存在，并且在发挥作用。是的，但那不是真实的。那个也不是真实的，那个也不是，那个还不是。于是整个国家都在谈话中被消解了；我发现自己被引向了类似牛仔古玩店那样的地方。这个阿根廷里一个阿根廷人也没有，更不用说我的那些导游了；但那是真实的，那就是阿根廷。“我们基本上都热爱这个国家，”一个英裔阿根廷人说，“但我们以想象的方式看待它。我们中有许多人现在因为幻想而饱受折磨。”大家一起拒绝睁眼去看，拒绝去和这片土地和解：一个人工的、四分五裂的殖民社会，因为种种神话而充满缺陷和赝品。

做阿根廷人不是去做南美人，而是去做欧洲人；许多阿根廷人变成了欧洲人，他们属于欧洲。这片土地原本是他们财富的来源，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度假基地。对这些阿根廷－欧洲人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马德普拉塔成了他们度假的城市，只有某些季节他们才会在此生活。在两次大战的间歇，巴黎有一个阿根廷人社区，人数稳定在十万。那时比索还是比索。

“许多人认为，”博尔赫斯说，“在这里本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是英国人取得胜利（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英国人曾两次袭击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我会想，成为殖民地真的有好处吗——如此僻远而沉闷。”

但在阿根廷做一个欧洲人，就是在以最为有害的方式做一个殖民者。这是寄生虫的生活方式，是在把欧洲的成就与权威据为己有——加勒比各殖民地的白人社群也是这么做的——是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小时候在特立尼达，以为白人和富人不需要接受教育），也是出于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接受自己社会的二流地位。

还有阿根廷的财富：英国人的铁路把小麦和肉类从大草原的各个角落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再从那里运往英格兰。这里没有拓荒者，没有艰苦卓绝的建国神话。这片空旷的土地极其平坦和富饶，资源无穷无尽，也是一片无限宽容的土地。Dios arregla de noche la macana que los Argentinos hacen de día：阿根廷人在白天制造的麻烦，神会在夜里加以解决。

做阿根廷人就是去继承一个魔法的、虚弱的世界。这里的财富和欧洲性掩盖了一个农业社会的种种属于殖民地的现实，这个社会不需要多少才能，也没有创造出什么，不需要伟大人物，也没有创造出伟大人物。“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有一天诺曼·迪·乔瓦尼气恼地说。自博尔赫斯往下的每一个人都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小镇。”八百万人口。骇人的小市民杂居区肆意向外扩展，卑贱、单调、没有意义：但这只是一个小镇，被殖民地的疑虑和恶意所吞噬。如果人们觉得外面的世界才是真实的，那么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就都有所欠缺，满怀欺诈之心。门多萨的一位服务生说：“阿根廷人不工作。我们做不了任何大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琐碎无益。”一位艺术家说：“这里几乎没有职业人士，我是说知道自己人生目标的人。没有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事某一项职业。正因为如此，如果你和我是同行，你就是我的敌人。”

Camelero，chanta：这些是阿根廷人每天都在用的词。Camelero的意思是“大话王”，一个其实什么也不能兑现的人。有个人说要带我去一个大牧场，而且要坐他的私人飞机去，他就是一个camelero。Chanta则是指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人，没有原则的空心人。自总统往下，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被某个人斥为chanta。

另一个被反复使用的词是“平庸”。阿根廷人痛恨平庸，害怕被人视为平庸。这是伊娃·庇隆用来骂人的字眼之一。在她看来，阿根廷的贵族总是很平庸。她是对的。数年之间她就粉碎了阿根廷是一片有贵族气派的殖民地的神话，再没有人为这片土地找到其他神话、其他观念来取而代之。

2　博尔赫斯与虚假的往昔

谈到作家的名声，博尔赫斯曾说：“重要的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创造出的关于你自己的形象。许多人认为彭斯[7]是一个平庸的诗人。但他代表了许多东西，人们喜欢他。那样的形象，就像拜伦的形象，最终也许比作品更重要。”

博尔赫斯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甜蜜而忧郁的诗人；精通西班牙语的读者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位表达直率、文风质朴的作家。但在英裔美国人看来，他是一位年老的阿根廷盲人作家，写过寥寥几篇极短、极神秘的故事——这样的名声既夸张又虚假，以致遮蔽了他的伟大成就。他或许也因此而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等他虚假的名声消散时——这样的名声一定会消散——他的杰作很可能也会随之消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尔赫斯最好的作品既不神秘，也不晦涩。他的诗作容易读懂，有很多甚至是浪漫风格的。过去五十年间，他的主题一直保持不变：他的军人祖先、他们阵亡的故事、死亡本身、时间，还有老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写过大约十几个成功的故事。其中有两三篇是直截了当、甚至有点老派的侦探故事（有一篇发表在《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8]上）。有些故事以一种相当电影化的手法处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世纪之交的下层生活。匪徒被赋予史诗般的地位；他们崛起，受到其他匪徒的挑战，有时他们也会逃跑。

其他故事，那些让批评家疯狂的故事，本质上只是智力玩笑。博尔赫斯选取一个词，比如“不朽”，用以玩弄文字游戏。他说，假如人真的能不朽，不仅仅是老而不死，而是不可摧毁、充满活力，永远活下去，那么结果会如何？他的答案是——这也就是他的故事——每一种可以设想的经验都会在某个时刻降临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呈现出每一种可以设想的性格，而荷马（隐藏在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在十八世纪甚至可能会忘了他写过《奥德赛》。也可以选取“难以忘怀”这个词。假定一样东西真的难以忘怀，连一秒钟也无法忘掉；假定这件东西来到你手中，就像一枚硬币。拓展这个想法。假定有一个男人——噢，不，他只能是一个男孩——什么也不能忘掉，他的记忆将因而不断膨胀，他生命里每一分钟的那些无法忘怀的细节将会不断地进入他的记忆。

这就是博尔赫斯的一些智力游戏。他最为成功的非韵文作品，同时也是他最短小的那部作品，也许只是一个纯粹的玩笑。故事题为《关于科学的精确性》，本来只是十七世纪一部游记的摘要：

在那个帝国里，绘图技术如此完美，以至于一个省的地图覆盖了一整个城市的空间，而帝国的地图又覆盖了一整个省。时间流逝，人们发现这些巨幅地图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于是绘图师学院研究出一幅和帝国一样大小的地图，每一点都能够相互对应。后来的世代对地图研究没有那么在意，认为这么大的地图笨重累赘，不无轻视地任其经受日晒雨淋。在西部荒漠，至今还能发现一些地图的残片，在为偶尔出现的野兽或乞丐遮风蔽雨；在全国其他地方，再也没有留下其他的地图学遗迹。

这既荒谬又完美：准确的戏仿，古怪的想法。博尔赫斯的谜题和玩笑会让人上瘾。但它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们并非总能支撑对它们所做的种种形而上学的解释。但这对学院批评家很有吸引力。博尔赫斯的有些恶作剧需要他炫耀一些古怪的学问——有时这些恶作剧也会消失在这些炫耀之下。他早期的一些故事偶尔也会使用巴洛克风格的语言。

《环形废墟》——这是一篇精巧的、近乎科幻的故事，讲述一个做梦的人发现自己只存在于别人的梦里——是这样起头的：Nadie lo vió desembarcar en la unánime noche。直译就是：“没有人看见他踏入那一致的夜晚。”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四年来一直在全天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他是讲英语的国家里、宣传博尔赫斯最卖力的人。他说：

你可以想象围绕“一致的”这个词人们写下了多少文字。我带着两种译法去见博尔赫斯：“周围的”和“围绕的”，对他说：“博尔赫斯，‘一致的夜晚’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组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可以说‘一致的夜晚’，那为什么不说‘喝茶的夜晚’，或者是‘打牌的夜晚’？”他的回答让我震惊。他说：“迪·乔瓦尼，这只是我不负责任的写作手法的一个例子。”最后我们的译本用了“围绕的”，但有许多教授不喜欢失去他们的“一致的夜晚”……

有一个女人写了一篇关于博尔赫斯的论文，收录在一本书里。她一点也不懂西班牙语，用了两种相当平庸的译本作为论文根据。她的论文很长，大概有四十页，文中的要点之一是，博尔赫斯的文笔非常拉丁化。我不得不向她指出，博尔赫斯只能写拉丁化的文字，因为他用的是西班牙语，而西班牙语是拉丁语的一种方言。她立论的时候没有询问任何人。最后她大喊“救命”，而你渐渐上升，看着那座宏伟的摩天大楼在流沙中沉没。

一九六九年，迪·乔瓦尼和博尔赫斯一起到美国去做巡回演讲：

博尔赫斯是一位绅士。当人们走上前来告诉他，他的故事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毕竟，他只不过是这些故事的作者——你就会听到他最美妙的回答：“哦，谢谢你！你丰富了我的故事。你给了我一件很棒的礼物。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X地——比如说得州的拉伯克——走了那么多路，就是为了找到这样的、关于我以及我的故事的真理。”

多年来，在讲西班牙语的地方，博尔赫斯一直享有极高的名望。但在一九七〇年，他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人物剪影”文章，题为《自叙随笔》，说在一九六一年获得福明托奖[9]之前——他那一年六十二岁——他“实际上一直默默无闻”——不仅在国外是这样，在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如此。”这样的夸张让他在阿根廷的一些早期支持者感到沮丧；有些人会说，随着他声名渐增，他也越来越“不负责任”。但博尔赫斯一直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小镇，在博尔赫斯只属于这个小镇时，他的有些话并不让人讨厌，但是如果外国人在排队等着和他见面，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博尔赫斯的军人祖先以及他们的死亡无疑曾一度让整个社会感到荣幸，让它拥有了一种历史感和完整感。但博尔赫斯宣称那是一种私人的光荣，似乎是在排斥其他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专横的态度。在小镇上做名人并不容易。

博尔赫斯做了很多次访谈，每一次都很雷同。他让提问显得无关紧要；有一位阿根廷女士说，他是在播放录音；他在表演。他说西班牙语是他的“厄运”。他批评西班牙和西班牙人：他仍然在打那场殖民战争，但是他把旧有的种种问题与阿根廷的一种更简单的偏见混淆在了一起，这种偏见针对的是来自西班牙北部的贫穷落后的移民。他针对大草原印第安人讲的一些笑话既有失风度，又陈腐。之所以说有失风度，是因为就在他出生之前二十年，这些印第安人已经被系统地灭绝了；但博尔赫斯的态度又在意料之中，只有让受害者变得荒唐可笑，这样大规模的屠杀才变得可以接受。他谈到切斯特顿、斯蒂文森和吉卜林。他谈到古英语，因为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学术话题而满怀热情。他还谈到他的英国祖先。

这是一场奇特的殖民表演。他的阿根廷历史是他身份的组成部分；他自己也是这样向大家展现的；他归根结底是一个爱国者。他尊重国旗，在国家图书馆，他的办公室（他是馆长）阳台上，飘扬着一面这样的旗帜。国歌让他感动，但与此同时他似乎又急于宣称自己有脱离阿根廷的倾向。博尔赫斯的表演针对的似乎是他在校园里的新听众，并且在很多方面对这些英裔美国人加以恭维，但博尔赫斯的态度却是旧式的。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仍然记得一九五五那一年，就在庇隆被推翻前几天、九年的独裁统治行将结束之际，博尔赫斯给英国文化协会的女士们做了一次演讲——在无数的主题中他选择了柯勒律治[10]这个主题。博尔赫斯说，柯勒律治写下过一些英语诗歌——“es decir la poesía”（也就是说诗歌）——中最好的诗句。这四个词在举国欢庆之际，就像是对阿根廷灵魂的一次无端攻击。

诺曼·迪·乔瓦尼讲述了一个能起到平衡作用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负责介绍我们的是一位来自图库曼的阿根廷人，他借用这个场合向听众指出，军队实施镇压，关闭了图库曼大学。博尔赫斯完全没有注意介绍人的发言，直到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才醒转过来。有人说起介绍人之前的发言，博尔赫斯突然间大发雷霆：“你有没有听到那人说了什么？他说他们关闭了图库曼大学。”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他说：“那人在攻击我的国家。他们不能那样谈论我的国家。”我说：“博尔赫斯，你说‘那人’是什么意思？那人是阿根廷人，是从图库曼来的。而且他说的是真的，军队关掉了大学。”

博尔赫斯中等身材，近乎失明的眼睛和手杖让他的外表显得愈加独特。他穿着讲究。他说自己是中产阶级作家，而中产阶级作家既不应该是花花公子，也不应该过于随意。他谦恭有礼；和托马斯·布朗爵士一样，他也认为绅士就是努力少给人添麻烦的人。“但你应该去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医生的宗教》里找答案。”他平易近人，愿意在冗长的访谈里重复他在其他访谈里已经说过的话，他这样的态度，似乎是把“中产阶级关于谦逊的理想以及绅士的风度”与“作家的孤僻以及他专注于写作的需要”融合在了一起。

从他让别人称呼他的方式，可以看出（平易近人背后）这种孤僻的一些迹象。有特权用“豪尔赫”称呼他的人（他们读成“乔吉”），也许不超过六个。他让其他人都称呼他“博尔赫斯”，不加“Señor（先生）”。他认为“Señor”太西班牙，太自命不凡。而只称呼“博尔赫斯”显然让人有距离感。

甚至那篇五十页的《自叙随笔》也没有暴露他的孤僻。那就像是另一篇访谈，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他一八九九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位律师的儿子，祖先是军人。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那时比索还很值钱，欧洲的物价水平低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全家在欧洲逗留：这些故事全都被再次勾勒出来，就像是在一次访谈里一样。文章很快就变成了一位作家讲述自己的写作生涯的文章，他讲述了他读过和写过的书，参加过的文学团体，创办过的杂志。他的生活却不见踪影。他四十岁左右一定经历过一场危机，但在文章里却几乎没有提及：那时他的家庭亏空严重，他在从事各种新闻报道工作；他的父亲死了，他感觉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担心（自己的）心理是否还健全”；他在市图书馆当助理，作家身份在馆外广为人知，在馆内却无人知晓。“我记得有一个同事在一本百科全书上看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这个名字，让他惊讶的是这个人碰巧和我同名，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

“漫长而极其不快乐的九年，”他说；但他只用了四页纸讲述这个时期。博尔赫斯的孤僻开始显得像是一种禁忌。

Un dios me ha concedido

Lo que es dado saber a los mortales.

Por todo el continente anda mi nombre;

No he vivido. Quisiera ser otro hombre.

下面是马克·斯特兰德的译本：

我被允许获知

一个凡人所能知晓的事情。

整个大陆都知道我的名字；

我没有生活过。我想成为另一个人。

这是博尔赫斯论爱默生；但也可以是博尔赫斯论博尔赫斯。在《自叙随笔》中，生活的确不见踪影。于是最重要的一切必须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在博尔赫斯这里，也就是他的诗歌。如他自己所说，他漫长的一生中探索过的所有主题都已经包含在了他最初的诗集里。这本诗集于一九二三年出版，在五天之内印就，印了三百本，免费赠送。

在这些诗里，他的军人祖先在战斗中濒临死亡。在这些诗里，只有二十四岁的他已经把对光荣的沉思转变成了对死亡、时间以及个人生活的“珍宝”的沉思：

...cuando tú mismo eres la continuación realizada

de quienes no alcanzaron tu tiempo

y otros serán (y son) tu inmortalidad en la tierra.

下面是W.S.默温的译本：

……当你的生命成为前人的化身

后人便是（现在也是）你在尘世间的不朽。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博尔赫斯的生活停止了；接下来将只有文学与他为伴：对词语的关心，无止境地尝试留住、而不是背叛种种情感，对一种如此独特的往昔的情感。

今天，我是我自己，我也是他，

那个死去的人，他的鲜血与名字

属于我。

这是诺曼·迪·乔瓦尼翻译的一首诗，写于第一本诗集出版之后四十三年：

Soy, pero soy también el otro, el muerto,

El otro de mi sangre y de mi nombre.

在写下第一本诗集之后，除了对古英语诗歌的发现，再也没有什么主题能让博尔赫斯进行如此强烈的沉思。即使是苦涩的庇隆统治时期也同样如此，那时他被“请”出了图书馆、去集市上检查家禽和兔子，于是他就辞了职。还有他晚年那段短暂而不幸的婚姻也是如此，无法激起他强烈的沉思。好些杂志都曾关注此事，这现在也仍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闲聊话题。还有他与母亲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同样没有令他产生强烈的沉思。现在他的母亲已是九十六岁高龄。

“在一九一〇年阿根廷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把阿根廷视为一个高尚的国家，坚信其他国家会成群结队而来，与我们交好。现在，这个国家走在糟糕的道路上。我们正在受到威胁：那个可怕的人要回来了。”这就是博尔赫斯谈论庇隆的方式，他不想提到他的名字。

我受到无数次的人身威胁。甚至我的母亲也遭到了威胁。他们在午夜过后，凌晨两三点，按门铃把她吵起来，用异常粗鲁的声音——你会把这样的声音与庇隆主义者联系起来——对她说：“我要杀了你和你儿子。”我母亲问：“为什么？”“因为我是庇隆主义者。”我母亲说：“说到我儿子，他七十岁了，眼睛其实都瞎了。但是说到我，那你可得抓紧。我都九十五岁了，你还没有杀我，我就有可能死在你手上。”第二天早上，我对母亲说，夜里好像有电话铃响。“是做梦吗？”她说：“只是一个蠢货。”她不仅机智，而且勇敢……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在这样的政治时局下。但我的祖上是军人，我想我应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博尔赫斯的第一本诗集叫《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他在自序中说，他想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颂扬这座日益扩大的新城市。“就像那些罗马人，他们会在穿过树林的时候低语‘numen inest’，‘这是一位神的居所’，我的诗行这样宣称，陈述着街道的奇迹……每一天，这些地方都在一点一点变得神圣。”

但博尔赫斯并未让布宜诺斯艾利斯神圣起来。我这个访客看到的城市不是诗中的城市，而西姆拉（一个像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的人工新城）在那么多年之后，仍然是吉卜林笔下的那座城市。吉卜林努力观察一个真实的城镇，而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属于他私人的，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现在这座城市日渐衰败。在博尔赫斯居住的南面，一些老建筑幸存下来，一并存留的还有它们威严的前门和衰颓的院落，每间院子都铺有不同的地砖。但更常见的是，内院被锁了起来；许多老建筑被拆掉了。在这座市民气的移民城市，如果在侨民建筑师的想象之外，优雅真的存在过，那么它也已经消失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杂乱的景象。

在国家图书馆，博尔赫斯办公室的阳台上，插着一面白蓝相间的阿根廷国旗，斜伸在墨西哥街的上方，因为尘土和烟熏而显得肮脏黯淡。想一想，这也许已经是这一带最漂亮的建筑了，一百二十年前，也就是匪徒－独裁者罗萨斯统治时期，这里曾被当作医院和监狱。带尖顶的围墙，高高的铁门，硕大的木门，这一切仍然有着美的踪影。但在内部，墙壁剥落；中院的窗户已经破损；再往里去，一个庭院接着一个庭院，走廊里晾晒着衣物，台阶碎裂，金属的旋转楼梯上堵塞着垃圾。这是一间政府办公室，属于劳动部的一个部门：这样的情形讲述的是一个停止运转的政府，一座正在死去的城市，一个未曾真正成功的国家。

四处的墙上涂写着暴力标语；游击队在街上活动；比索贬值；城市充满仇恨。嗜血的标语不断重复着：罗萨斯正在归来。这个国家在等待新的恐怖。

Numen inest，这是一位神的居所：诗人的符咒没有奏效。军人祖先在战斗中死去，但那些微不足道的战斗和徒劳无益的死亡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只有在博尔赫斯的诗里那些英雄才居住在“史诗般的宇宙里，高高地坐在马鞍上”：“alto...en su épico universo.”这是他的伟大创造：阿根廷作为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完整的史诗世界，属于“共和国、骑兵队和清晨”（las repúblicas, los caballos y las mañanas），属于过去的战斗、被缔造的祖国、被创建的伟大城市和“一条条街道，它们往昔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我的血液中。”

这是艺术的想象。然而博尔赫斯从他创造的这个神奇的阿根廷出发，经由他的英国祖母，走向了他的英国祖先，并经由他们走向了他们“黎明时分”的语言。“人们告诉我，我现在看起来像英国人。年轻时我不像英国人，那时我更黑一点，自己感觉也不像英国人，一点也不。也许是阅读让我感觉像英国人。”尽管博尔赫斯自己不承认，在他后期的故事里，北欧人的主题反复地出现，他们在荒凉的阿根廷土地上日渐堕落。苏格兰的格思里变成了混血儿Gutres，他甚至连圣经也不记得了；一个英国女孩变成了印第安野蛮人；一个叫尼尔森的族群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像动物一样生活，遵循着嫖客似的兽性的性准则。

博尔赫斯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不写堕落的人。”但另外一次他又说：“那些从本质上去思考欧洲和美国的人丰富了这个国家。只有文明的人才会如此。高乔人的头脑非常简单。一群野蛮人。”我们谈起阿根廷的历史，他说：“有一个模式，一个不太明显的模式。我自己见树不见林。”后来他又补充道，“那些内战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么，不管博尔赫斯承认与否，他也许还发展出了一种与艺术想象相平行的、对现实的附带想象。而现在，现实无论如何也无法再被否认。

五月中旬，博尔赫斯到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11]去住了几天。蒙得维的亚是他儿时住过的城市之一，是一座适于度过“漫长而慵懒的假日”的城市。但是现在乌拉圭这个南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和阿根廷一样已经破产——用一个阿根廷人的话说，成了“一个形同讽刺画的国家”——并且在战时的财富耗尽之后，让自己陷入了四分五裂。蒙得维的亚是一座正在打仗的城市；游击队和士兵在街头作战。有一天，博尔赫斯还在那里，有四个士兵被枪杀了。

博尔赫斯回来时我见到了他。他在一个漂亮女孩的帮助下走下天主教大学的台阶，看起来更脆弱了，双手更加容易发抖。他蜕去了那种活泼的访谈风度。他充分地意识到蒙得维的亚的灾难；他感到痛苦。蒙得维的亚是他失去的又一样东西。在一首诗中，他因为“蒙得维的亚的清晨”以及其他一些事物而感激“因与果的神圣迷宫”。现在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阿根廷一样，只在他的记忆里，在他的艺术中，还保留着可亲的形象。

3　蒙得维的亚的神风敢死队

一九七三年十月至十一月

乌拉圭今年的利息降了。去年在图帕马罗危机达到顶峰之际，你可能需要付百分之六十的利息才能借到钱。利息需要提前支付，并且立刻从贷款中扣除。于是你借了一百万比索，离开银行时就只剩下四十万比索。这样的交易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在一年之间，比索对美元的比价跌了一半，而通胀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

现在局势没有那么疯狂了。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已经被消灭，他们有约五千人，大多是城里人，来自经济状况恶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军队——他们实际上是农村人，来自中产阶级下层——掌控了局势并实施军管。利息降到百分之四十二，税也降了；今年的通胀率被控制在百分之六十。“这里的物价不只是每天在涨，”一位商人说，“它们每晚都在涨。”

但直到前几天他们还在告诉你，在乌拉圭你可以看到修路工在露天烧烤牛排午餐；乌拉圭的比索被称作金比索。一九五三年三比索能换一美元；现在则需要九百比索。

“我父亲一九五三年买了一座房子，从抵押银行贷的款，利息是百分之六。最后到了一九六八年，他每个月仍然在还三十比索的房贷。”三十比索：十二美分，十便士。“你也许觉得这很滑稽，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的议会拒绝对按揭还款重新估价——政客们不想失去选票。于是每个人都拥有了免费赠予的房产，但他们毁掉的是子孙后代。”

法律现在已经做了修改。利息和薪水一样，与生活费用指数关联在了一起；抵押银行近来向存款人支付百分之五十六的利息：百分之七是真正的利息，百分之四十九是通胀“补贴”。

帕拉特尼克先生是一位广告人，负责抵押银行的宣传事务，军政府也找到他，让他协助平息全国的事态。让左翼和极右翼厌恶和警惕的是，帕拉特尼克先生看上去似乎没有失败的迹象。他迄今为止并没有让自己或是政府成为笑柄。一次又一次，在电视上，在阿根廷肥皂剧中间插播的广告里，在关于政府规划的谈话之后，希望以挑战的方式到来：Tenga confianza en el país, y póngale el hombro al Uruguay，字面意思是：要对国家有信心，用你的肩膀托起乌拉圭。

但近来在乌拉圭，要想不冒犯人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新黎明报》是一份新右翼青年团体（“家庭、传统、财产”）办的周报，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猛烈地抨击帕拉特尼克先生；人到中年的帕拉特尼克先生要求编辑和他决斗。他让自己的教父母去《新黎明报》办公室下战书，但是编辑没有接受挑战。《新黎明报》团体无关紧要，但现在，和蒙得维的亚的许多商人一样，帕拉特尼克先生也开始随身带枪了。

这样的防备并无必要。军队目前掌控着局面，并正在发起攻势；逮捕和审问仍在继续；游击队在蒙得维的亚大肆绑架的日子结束了。去年的蒙得维的亚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现在它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更为安全；有些更容易成为勒索目标的美国经理跨过普雷特河，从阿根廷搬到蒙得维的亚，住进了位于主广场的维多利亚广场酒店的红砖塔楼。在广场中央，有一座乌拉圭国缔造者阿蒂加斯的骑马铜像。

政府大楼位于广场一侧。有哨兵穿着十九世纪的制服，但也有荷枪实弹的真士兵。在广场另一侧，司法宫矗立在硕大的环形地基上，修了六年还没有修好。野草在混凝土横梁上生长，葱郁而平整，就像是种上去的一样；混凝土立柱上沾染了从铁支撑杆上落下的铁锈。

蒙得维的亚是安全的。但这个国家的财富已经耗尽，而在富裕的日子里，其政府大楼是用大理石、花岗岩和青铜建造的。立法宫那些奢华的木制品，图书馆那些从地板通往天花板的镶嵌饰物，全都是在意大利制作的，据说还是装在红木箱里运过来的。而那只不过是五十年前。现在这座宫殿已经毫无用处，持枪的士兵做出小小的手势，示意过路的人保持距离。

五十年前，人们还没有在海上进行建设，最时尚的地方是普拉多公园[12]：那里有宏伟的房子，一些哥特式的装饰性建筑和宽大的花园。现在那里只有部分区域有人照管，一度闻名遐迩的玫瑰园已经成了野园。在桥上，美好年代的狮身人面像已经黯淡，桥外有一条长长的车道，被桉树、梧桐和冷杉所遮蔽，一直通向普拉多酒店。酒店看上去仍然完整，带有绿色的步道、有栏杆的露台以及一座仍在喷水的喷泉。但是铺有沥青的前院已经开裂；灯柱和花盆是空的；宏伟的黄色建筑——楼中央刻着“Jules Knab arq 1911”——已经废弃。

就某些区域而言，蒙得维的亚是一座鬼城，它的新富人的显赫派头仍然是新的。这是一座到处都是雕像的城市，那些大卫像、威尼斯的科列欧尼雕像的复制品，用青铜精心阐述着历史场景。但上面铭刻的字母已经掉落，无人更换；每一处街角的公共时钟都已经停摆。中间的梧桐树并不古老；高高的雕刻门仍然敞开着，通往拥有精致天花板的大理石通道，这些天花板看起来仍然是新的。但商店里没有多少东西；人行道已经碎裂；街上也到处都是叫卖巧克力、甜点和其他小东西的小贩。幸存下来的三四家不错的餐馆——在一座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并非总有肉类食材；面包的部分原料是高粱。

即使没有墙上的标语：停止迫害萨萨诺，军队在迫害塞雷尼，打倒独裁，图帕马罗游击队背叛小偷下流胚，婊子图帕马罗游击队，我这个访客也知道，我置身的这座城市发生了看不见的灾难，就像在童话里一样。一座在瞬间建成的美妙城市，几乎刚刚才建成，就又被摧毁了。

“这个国家越来越悲哀。”艺术家说。他的幸存之道是孤僻地生活、工作，并假装乌拉圭在别处。他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不读报纸。如果不看那天早上的《国家报》，除了足球，他还会错过什么？一架飞机被劫持到玻利维亚；五百名中学生被勒令停课；军事法庭指控五名“极端分子”——其中有三人是大学生——犯有“阴谋反对宪法罪”。

以前，乌拉圭还很富有的时候，政治是各色人物的事情，军队几乎还不存在。现在财富已经耗尽，这个小国，它的面积几乎和英国一样大，但只有不到三百万人口，它把自己撕成了碎片。

“军队凌晨四点来抓我。在监狱里，他们在刑讯室里放流行音乐，我被强迫并脚站立十小时。然后我又被上了‘潜水艇’刑。我的腹部被重重打了一拳，头被按在水里。他们现在是专家了。但他们也有出事故的时候。然后我又被要求站起来。我瘫倒的时候，他们用刺刀戳我的裆部。”“潜水艇”只是“软”刑。被电棍击打的人不会谈论他们的经历。

阿根廷的每一个人，无论左右，现在都知道——六十年了，太晚了——问题始于何处；问题始于那位名叫巴特列的总统（发音是Bajhay）。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巴特列访问过瑞士之后，开始在乌拉圭强行实施福利国家的构想。

那时的乌拉圭有钱。出口肉类和羊毛让她变得富有；比索与美元不分轩轾。“那时候，”银行家说，“我们在国外每赚一美元，就有八十美分的盈余。这片土地提供的盈余——雨水、气候和大地。”这片土地可以说是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纪被灭绝了。普拉多公园里有一座纪念碑，纪念的是乌拉圭最后四个沙鲁阿印第安人；他们被送到巴黎的人类博物馆展览，最后死在那里。

退休金、工人的各种福利、妇女权利：巴特列月复一月地向农村人口颁布各种开明的法律。乌拉圭突然间就成了南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现代国家，有着最为开明的法律；蒙得维的亚变成了一座大都市，到处都是雕像。

萨伯特是一位漫画家，他在八年前离开乌拉圭，现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他说：“乌拉圭是一座大牧场。只有像巴特列那样的夸大狂才会认为那是一个国家。现在的乌拉圭还是一座大牧场，牧场上有一座城市，也就是在三十年代成形的蒙得维的亚。创造性在那时就消失了。在那之前，这个国家的智识一直在发展。在巴特列之后，一切都成形了。”

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教师态度更为浪漫，他为昔日的高乔人感到悲伤。他说：“巴特列不应该出生在一个牧人的国家。他去了欧洲，了解了各种各样有趣的观念，于是就四处寻找可以运用这些观念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他就将其发明了出来。他发明了产业工人这个概念，把人们从乡村带到城市。人们过去常常坐在树商陆下喝喝南美茶、看看绵羊，这并不坏，这很美妙。可二十世纪不希望我们这样生活。他发明了产业工人的概念，接着又发明了社会法则，然后是官僚体制——非常糟糕的东西。我不确定这些发明为何会导向腐败和不公，但事实就是如此。”

商人说：“乌托邦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坏的事情，他三十岁就会变老。那就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银行家说：“所有生产设施都是在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利用已有的英国投资建造的。此后所做的事情非常少。有一家电厂是在一九四五年修建完工的，是新增的最重要的建设成就。没有新公路，也没有新桥梁。这个国家就像一个靠退休金生活的人。”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这里有了新的荣耀。英国铁路工人引入的足球运动成了乌拉圭人的狂热喜好。萨伯特说：“我们的僻远被我们的足球运动所证明，这是一项与现实无关的伟大成就。一九二四年在巴黎、一九二八年在阿姆斯特丹，我们两次夺得奥林匹克冠军。一九三〇年在蒙得维的亚、一九五〇年在里约热内卢，我们又两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于是我们就想：如果我们是世界足球冠军，那么我们一定是所有事情的世界冠军。”

大足球运动场建于一九三〇年（立法院建于同一年）乌拉圭独立百年纪念之际，坐落在以巴特列命名的公园里，至今仍吸引着众多的人群。报纸仍旧会将一半的新闻版面用于报道足球，但足球运动已经随经济下滑而衰落了；现在，水平更高的足球运动员一旦成熟，就会被卖到更富有的国家去，就像牲口一样。

在乌拉圭有很多关于官僚体制的笑话，它们都是真实的。全国的劳动力只有一百万多一点，其中有二十五万是政府职员。PLUNA是乌拉圭的航空公司，过去有一千名雇员和一架能飞的飞机。国有石油公司ANCAP的人会在开门之前就赶往办公室，因为雇员的数量比座椅更多。

一九五八年，公共卫生部聘用了一万五千名新职员。一九五九年，公共设施部每六个公务员中就有一个信差。电信部的公务员分为四十五个等级。没有什么事情能通过邮件完成，必须亲自造访。服务拖沓，但散布在信差和在休息室打盹的警犬之间的公众并无怨言：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其他部门的职员，有的是时间。

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政府办公室就像是公众和职员的俱乐部，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社区，工作与闲暇交织在一起，每一个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依靠政府的津贴生活。但是乌拉圭的经济仍然依赖肉类与羊毛；蒙得维的亚容纳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却只是一座虚假的大都市。政府部门的臃肿始于十三年前国家还很富有的时期，掩盖了失业问题和都市生活的无意义。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有太多的人从中受益：整个国家已经被引向这场针对其自身的阴谋。“每个人都只想着养老金。”商人说。即使是左翼针对军政府的抗议口号有时也谨慎而务实：Paz Salario Libertad（和平、薪水、自由）。

电信部门那个穿着蓝色尼龙外套的女孩每个月大约挣一百二十美元。十一月到三月是夏季，他们从早上七点工作到下午一点。然后会赶赴第二份工作，或是到海滩上去。蒙得维的亚是沿着海滩建造的，所有向南的道路都结束于白沙与海湾。

这里就是乌拉圭人定期失去所有危机意识的地方，是行动的意志被削弱的地方：海滩近在咫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从蒙得维的亚到达度假区，在那里的松树与沙丘间，坐落着许多普通人的度假屋；还有埃斯特角城——虚假大都市的卫星度假城，乌拉圭的经济灾难之一，其主体是在五十年代利用抵押银行的贷款修建的。

每一个人都反对巴特列运动，但六十年过去了，乌拉圭的每一个人都是它造就的。他们只知道度假这种生活方式，其崩溃让他们困惑不已。“从精神上讲，”记者说，“我们觉得自己退步了。”精神上？“我不喜欢持续地处在压力之下。”他拥有两座房子，但必须做两份工作，一份是在政府部门任职；他的妻子也在做两份工作。汽车很贵，因为要征百分之三百的税。一辆全新的大众汽车价值八千美金，连一辆一九五五年产的罗孚汽车都卖三千五百美元。“我们不会有进步。但谁又在进步，美国？要跟上美国佬的步伐，太消耗人，压力太大。请原谅我的表达，我们这里没有那种狗屎玩意儿。”

但是汽车价格高昂。

“我可以用一句话给你讲讲乌拉圭，”我到达蒙得维的亚的第一晚，建筑师对我说，“最后一辆美洲虎是在一九五五年进口的。”

这些都是退步的症状，它们合力造成了乌拉圭人精神上的痛苦：蒙得维的亚沿着海滩延伸，需要使用汽车。没有汽车，这座城市的大片土地就只能被废弃，就像普拉多公园一样。他们的全部度假生活，他们不久前还为之十分自豪的现代化成就，都依赖于乌拉圭从那些“压力”更大的国家进口的消费品——他们把两代人的才华都浪费在了臃肿的政府机构中——而他们从未学会怎样生产这些消费品。

蒙得维的亚的老爷车：一九五五年之前出产，雪铁龙、莫里斯和奥斯汀迷你车、三十年代出产的福特和雪佛兰，还有其他现在已经被弃用或取代的品牌：霍普莫比尔、威利斯－奥弗兰公司的惠比特车、道奇兄弟、哈德逊，这些车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好笑，它们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处在围困之中。最日常的东西是用卡车从阿根廷走私进来的；现代文明的供给即将耗尽。

乌拉圭人说，他们是一个欧洲民族，他们总是背朝着南美的其他国家。这是他们的弥天大错，是他们失败的一部分。习惯于富有的生活，使得他们在深刻的意义上成了殖民者，虽受过教育，智识却一片空白；他们成了寄生在他人文化和技术之上的消费者。

图帕马罗游击队是一些破坏者。他们没有计划；他们就像那些为了炫耀自己而故意对潜在的敌人发起挑衅的人。最后他们招惹了军队，很快就被消灭了。“图帕马罗游击队不是一场革命的开端，”萨伯特说，“他们是巴特列运动最后的低语。他们是弑父者，在以一种神风特攻队的方式作战。在今天的乌拉圭，每一个人，无论他喊的口号是什么，都是弑父者或反动分子。”

没有中间道路可言。政治态度越来越简单粗暴；不站边是不可能的。十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一个工程系的大学生在制作炸弹的时候把自己炸死了。军队关闭了大学——在那之前大学一直是独立的——并且逮捕了所有人。弑父者或反动分子，左翼或右翼，每一边现在都能在另一边找到他需要的敌人。每一边都为另一边指派了一个毁灭性的角色，而且和智利的情况一样，人们会渐渐变成他们的角色。

能走的人都走了。在有着粉色围墙的外交部后门那里，他们排着队申领护照，那里以前是桑托斯宫（建于一八八〇年，大厅的喷泉池是用一块卡拉拉大理石[13]雕刻而成）。据说十月的时候，人们在那里通宵排队。有一天在卡拉斯科机场，有人在墙上用粉笔写道：“El último que salga que apague la luz.”（“最后离开的人把灯关掉。”）

4　墓地后面的妓院

一九七四年五月至七月

按照阿根廷一些古老的先知书上的预言——我常常听人说起这些书，但从未见过——庇隆将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五月广场被他的追随者绞死。但庇隆去世时，他的传奇依然完好无缺。“MURIO”（他死了），这条标题占据了《编年史》的半幅头版，这家报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受欢迎；报道根本无须说出死者的名字。

他终年七十九岁，在第三届总统任上已有九个月；他的传奇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是这位军人打破等级制度、动摇了阿根廷旧有的农业殖民社会；是他明确了谁是穷人的敌人；也是他建立了工会。他把一张残暴的脸赋予这片野蛮之地，这个到处都是大牧场、马球场、妓院和廉价仆人的地方。无论是他早期统治时的无能和掠夺，一九五五年他被推翻之后长达十七年的流亡，还是他去年胜利回归之际暴徒所进行的杀戮，他在任最后几个月的失败：这些全都未能摧毁他是唯一革命者的这个传奇。

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庇隆无法控制他在二十年前缔造的这个阿根廷。他指明社会的种种不人道，却又让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显得像是不负责任：他无法把被他破坏了的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也许，重新组织社会的任务超出了任何领袖的能力，无论他多么富有创造性。政治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和一片土地的境况。阿根廷是一片掠夺来的土地、一片新的土地，到二十世纪才真正有人居住。这里仍然是一片会被掠夺的土地；这里的政治也只能是掠夺的政治。

阿根廷的每一个人都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到最后，庇隆只能亲自为政府的规划提供担保，他所能提供的只是言辞而已。到最后，他只剩下了名字，他的存在处于一切之上，在以他的名义行动的人民之上，在比索的升值与贬值以及未来的暴跌之上，在派系斗争、每天都在发生的绑架以及游击队的枪战之上，在关于高官的掠夺传闻之上：他处在阿根廷之上，那个他曾经让其残暴与狂热变得神圣、并加以利用的阿根廷，那个他回来拯救的阿根廷，那个现在被他抛在身后的阿根廷。

他已入暮年，他可能并未意识到，他回国、恢复个人名誉的理由更多是为了他自己。他与军队达成了和解，正是这些军队曾经剥夺了他的军衔。他与教堂达成了和解，在第二次担任总统期间，他曾经与之进行过战斗：他死的时候，手中将会握着教皇保罗给他的念珠。流亡归来的他变得更为温和，甚至爱进行哲学思考，对拉美的生态学、环境和联合问题有了很多想法。（“到二〇〇〇年，我们要么统一，要么就被统治。”）但这些想法与他的追随者的焦虑以及国家的权力斗争相去甚远。后来他似乎终于认识到，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受他控制。

两年前，阿根廷仍由军方统治，每个人都是庇隆主义者，连毛派的牧师和托派的游击队员也是。庇隆，或者说他的名字，把所有想要终结军政府的人联合在了一起。但不可避免的是，一旦庇隆开始执政，就必须把真正的庇隆主义者和“渗透者”甄别开来。而这个作为民族领袖归来的人，这个负责调停庇隆运动各冲突派别的“指挥”，和昔日的庇隆一样，又一次开始搜寻敌人。有些敌人在左翼，就在那些帮助他重掌权力的游击队中间。有些敌人在右翼。几个月过去了，有很多人被认为是“正在破坏当前的政治进程”。半官方的《领导者》每周都在确定新的敌人。如此多的敌人：到了最后，在庇隆的言辞中，人们探测到一种无助的、愤愤不平的语调，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推翻之后所写的著作中也流露过这样的语调。

六月十日，庇隆夫人，也就是副总统，发表了一篇讲话（第二天这篇讲话将以整版广告的形式刊登在各家报纸上），谈到投机者、囤积居奇者以及其他“扼杀这个国家的人”，称他们要为物品的短缺和物价的高企负责。她说，庇隆不可能面面俱到；她想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辜负了庇隆。六月十一日，洛佩兹·雷加，庇隆的前秘书、同伴和占卜师，现任社会福利部部长，发出了更为明确的声音。他告诉一群省长：“如果庇隆将军在使命完成之前去国，他不会独自离去。他的妻子，还有你们卑微的仆人，会陪同他一起离开。”

雷加说，庇隆不可能面面俱到，人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期望。“公平政治的哲学不只是喊一喊‘庇隆万岁’，而是要用心体会这种哲学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全都应该毫不迟疑地向着伟大而辉煌的目标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国家。”没有意义的言辞——我已经尽我所能译好这段话；但在明确了谁是敌人之后，这也许成了定义庇隆主义的唯一方式。

夫人讲话了，秘书讲话了。第二天庇隆自己也讲话了。在一个会议上，他本来要谈其他事情，却突然宣布说，他已经受够了，心情沮丧，如果得不到更多支持，他愿意把政府交给自认能做得更好的人。

工会立刻做出了反应。他们要求成员举行罢工。在我所在的科尔多瓦山，公交司机甚至不知道罢工原因，也不知道罢工范围；他们只知道，作为经受过罢工洗礼的工会成员，公交在中午之后必须停运。结果大家发现，罢工仅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五月广场上，迅速涌入了大量工会成员。庇隆向与会群众致辞，并赢得了欢呼；他宣称自己感到满意，人们认为他根本无意自作自受、离开这个国家。那天傍晚内阁集体辞职，有一两个部长在访谈时心情沉重。看起来，至少有些人的背叛行为将会曝光，有些人头将会落地。但没有人人头落地，庇隆重新任命了整个内阁。

这是一桩奇特的事件：精心策划、效果惊人，却又完全没有了下文。各家报纸头一天全是关于危机的报道，称整个共和国都处于紧急状态，第二天却又佯装什么也没有发生。阿根廷的报纸就是这样。这是庇隆最后一次蛊惑民心，也是他最后的政治繁荣。没有人知道——如果幕后的确有阴谋——疾病和死亡是否终结了某种新动向，这种动向本来将会澄清新政府的目标与计划。这是人民所期待的。没有人知道阿根廷正在发生什么；有人开始觉得，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样的神秘并非只属于庇隆，它同样也属于阿根廷，这里的政治现实充斥着掠夺和掠夺造成的仇恨，长期以来一直被花言巧语所笼罩。这些花言巧语谁也骗不了。但在一个政府从来就不开放、智识资源又很稀缺的国家，通常只有政权的花言巧语能存留下来，对国家的状况加以解释。阿根廷拥有一个有教养的开放社会所需的基础设施。这里有报纸、杂志、大学和出版社；甚至还有电影业。但这个国家却仍然不了解自身。大街小巷以总统和将军的名字命名，但这里却没有历史分析和写作传记的艺术。这里有传奇和古老的浪漫故事，却没有真正的历史。这里只有年鉴、统治者名录和编年史。

马里亚诺·格隆多纳是阿根廷最敏锐的政治评论员。他常上电视做节目，据说家世良好。五月末，一份畅销的插画周刊《人民》访问了格隆多纳，让他分析过去一年的种种事件：一年之间，作为民族运动的庇隆主义解体了，一年之间，敌人被搜捕和驱逐。《人民》认为格隆多纳的观点非常重要，用了整整五页版面加以报道。

格隆多纳说，要理解阿根廷的历史，必须将其分解为不同的时期。一八一〇年独立以来共有七个时期。大致上就是七个共和国：必须认为阿根廷有着法国式的历史，一部拉丁史。拉丁心理以原则的方式发挥作用；它耗尽一组原则之后，就通过突变转向一组新的原则。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加务实，没有对自己的原则做出定义。他们因此而免于陷入混乱；但同时他们也无法享受到“那些一切都被重建的壮丽时刻”。

阿根廷历史上的第五个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延续至一九五五年，也就是庇隆时期。第六个时期从一九五五年延续至一九七三年，是军政府时期，也是排斥庇隆主义的时期。第七个时期始于一九七三年，是各种机制复兴的时期，也是庇隆主义回归的时期。这最后一个时期尽管还仅只一年，却让人十分困惑；但如果把它划分成etapas（阶段），事情就会更为清楚一些。庇隆和许多独裁者一样，生活在“阶段”之中。庇隆主义首先必须寻找权力，这是“微笑”阶段；然后为权力而战，这是战斗阶段；然后很明显，在夺取了权力之后，进入执政阶段。许多庇隆主义者停滞在第二阶段，也就是战斗阶段；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被清除的原因。

格隆多纳的分析并没有追问人民到底是在以糟糕的方式行动，还是在被以糟糕的方式对待。在庇隆主义者执政的一年间感到挫败的人，只是不理解阿根廷的这种时期与阶段的划分。其中有些人把不同的阶段完全弄混，就像那位被庇隆提名从而成为总统的牙医，他随即被视为叛徒并解了职。

一旦人们理解了，一个阶段自身由伟大的日子组成，那么在这一年发生的其他费解的事情也就变得清楚起来；也有一些显然很混乱的日子，可以被划分为时段（fases）。“我们习惯了这种时期与阶段的模式……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时期和其他伟大的日子。我深信这一点。我们对这个时期所能提出的要求只是，它应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这就是格隆多纳结束访谈的方式：用一句阿根廷式的花言巧语总结了这一年残酷的权力斗争。在一个局外人看来，机敏而热情的格隆多纳身上有一种奇特的超然：他就像是在谈论一个遥远的国家。很难根据他的叙述去想象，在街上仍然有人被杀，被绑架，就在六月份军队仍然在图库曼与游击队作战，而报纸会在“游击战”的总标题下报道头一天的游击队战事。格隆多纳罗列事件时，流露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一种无意识的玩世不恭。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比权力斗争好不了多少。在这里似乎并不存在更高的善。而更让人警醒，更能揭示阿根廷实情的，是这样的罗列被提供给《人民》的读者，就好像他们是对更高的善一无所知的人一样。

于是庇隆和他的传奇逐渐变成了年鉴里的故事。这个传奇现在受到景仰；随着时间流逝，它肯定会为人所痛恨。但传奇本身不会改变：它是人们无法绕开的东西。在阿根廷，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也许一个民族只有学会了以另外的方式阅读自己的历史，不再接受掠夺政治，才能够让自身免于庇隆末年的徒劳无益。

但书面史就是带着政治印记的历史。而政治反映的是人与土地。有些阿根廷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应该拥有比庇隆更好的领导人。他们觉得这个国家遭到了庇隆末年宫廷政治的羞辱和贬损：庇隆是衰老的大男子主义者，伊莎贝尔是他的配偶和副总统，洛佩兹·雷加是有权势的秘书－占卜师——苏丹、苏丹王后和大总督。

庇隆之所以是庇隆，是因为他如此切近地触动了阿根廷。他直觉地把握到他的追随者的种种需求：他进行破坏的地方，常常也是他取得胜利的地方。第二次担任总统期间，他发动对教会的战争，走得太远了；但那是他作为人民领袖所犯的唯一一个错误。他揭示出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移民的生存现实，使其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而这个国家的妇女杂志仍然被神话所主宰，讲述着大牧场上的“古老”家族、马球以及浪漫故事。他向这个国家展示出其被遮掩的半张印第安面孔。他运用自己的权威让这个国家接受自己的女人，先是伊娃，后是伊莎贝尔，一个是演员，另一个是卡巴莱舞女，两人都来自外省；女人被视为大男子主义者的玩物，他却让她们变成了这些男性的统治者——这个社会一直被堕落的大男子主义所主宰，女人被认定应该待在妓院里，他却通过自己的这些行为施行了一种最为粗略的正义。

但庇隆仍然是一个奇怪的人：他频频谈论这个国家的伟大，但在他自己那里，在他的运动当中，他又频频指出祖国的弱点，并且揭示出这些弱点是难以补救的。

飞机掠过乌拉圭青翠的大地——这片土地一度十分富饶，现在却与阿根廷一样，变成了混乱与悲伤之地——又掠过宽阔的、巧克力色的拉普拉塔河口，降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埃塞萨机场。在河口南面黄褐色的平地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白、灰色建筑近乎突兀地耸立着：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形容的规模，近乎随意地坐落在一个空旷大陆的最边缘，旁边就是宽广而泥泞的河面。在飞机上能够看到一切：盛大的河口，兀立着的八百万人的城市，广阔、平坦、空旷内陆的边缘——这片偏远的南方之地有着简单的地理环境和简单的历史：欧洲人灭绝了印第安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他们不是移居：如果是移居，建造的城市会更小，并且可能会在印第安人的内陆繁衍生息。

阿根廷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高贵的印第安人的神话。种族灭绝的记忆距今太近了，仍然是一件在年鉴上用一两句话就打发掉的事情。在阿根廷，人们对大草原印第安人的嫌恶成了一种完全的本能：阿根廷人害怕其他国家的人把阿根廷视为印第安国家。年老的博尔赫斯经常告诉给他做访谈的外国人，阿根廷的印第安人不会数数。在我认识的一位四十岁的艺术家看来，大草原印第安人“就像草一样”。

以这座大城镇为起点，许多条高速公路向着四面八方延伸，穿过曾经属于印第安人的内陆。城镇顽强地存在着；低矮的、箱子一样的砖房沿着高速公路的道旁蔓延数英里。土地终于清爽起来；很快就看得到平坦的大草原，高天、辽远和空旷让人反应迟钝。这里过去不生长树木。但在无人耕种的富饶土壤上，现在树长得很快，偶尔有高高的桉树掩映着公园和大房子。这片土地上到处都在使用军人的名字做地名，是这些将军从印第安人那里夺走了土地，并且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贪婪把像郡那么大的土地、庄园以及大牧场变成了战利品。

那时候，帝国主义者在几个大陆上大肆侵略。在罗卡总统系统地灭绝印第安人的同时，比利时人正在开启美丽新刚果的大门。约瑟夫·康拉德见识过比利时人的作为，并在《黑暗的心》中捕捉住了他们的狂热。“他们的谈话是卑鄙海盗间的谈话；不计后果却缺乏刚毅，贪婪却不够大胆，残忍却没有勇气；整个这一群人没有一点远见，也没有丝毫严肃的意图，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要让这个世界运转起来，需要具备这些品质。”这些话也适用于描述阿根廷的狂热；它们蕴含了阿根廷的那项伟业的气氛和道德虚无，这项伟业世代相传，一直通向今日的失败。

庞大的私有行业已经分割开来，但是大牧场仍然非常大，规模仍然超乎想象。大牧场以机械化方式运作，无需多少劳动力；牧场的景致仍然空旷，杳无人烟。一些小镇坐落在大草原上，看上去有些脆弱，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令人昏昏欲睡的夜总会，作用是让已经把话说尽了的人一起再待几个小时，什么也不说；妓院，进一步简化了世界；车库。远离高速公路的地方令人生出一种荒凉感。土路宽阔而笔直；树木稀少；平坦的土地一望无垠。在这里，人对距离的感知变得不正常起来：几英里之外的事物仿佛十分切近——一个马背上的大牧场工人，一片树丛，一个土路的交汇处。如果没有了鸟，荒凉就会变得十分彻底；这些鸟数量众多，体形通常很大，色彩俗丽，凸显出这片土地的陌异以及人烟的稀少。在大草原的高速公路上，每天早晨都能看到死去的棕色猫头鹰。

这是一片需要耕耘的土地，并无美景；无论是电影、文学、艺术，还是定居于此的社群，都还没有将其神圣化。我听一个从南美其他国家来的银行家说，阿根廷的土地仍然只是商品，是一种投资，是预防通胀的手段。疏远它不会让人心痛。阿根廷的财富就在土地之中；这片土地解释了河口处的庞大城市。但这片土地没有成为谁的故乡。故乡在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英格兰、意大利或西班牙。许多阿根廷人说，只有在可以离开的前提下，你才能住在阿根廷。

阿根廷靠着铁路和罗卡总统的雷明顿步枪缔造而成，至今仍然保存着殖民地的结构和目标。奇怪的是，从这个国家创立的方式以及隐含的人际关系来看，这里就像是西班牙帝国在十六世纪的殖民地，两者有着同样的贪婪和内在弱点，同样的纷争倾向，同样的猜忌与贫瘠。Obedezco pero no cumplo，我遵命，但我不服从：这是十六世纪的征服者或官员的态度，和他们签订契约的只有西班牙国王、而非国王的其他臣属。在阿根廷，人们不与其他阿根廷人签订契约，而是与富饶的土地、宝贵的商品签订契约。起初就是这样，后来也不可避免一直如此。

这里没有国王（尽管庇隆就像是国王，所有事情都以他的名义进行），但这里有旗帜（国旗采用白蓝两色是为了纪念一位圣人，但阿根廷人被教导说，那是这里天空的颜色）。那些感到土地辜负了他们的人挥舞着国旗：他们是城市工人，身着崭新西装的年轻人，成长为医生和律师的移民后代。但这样的爱国主义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热忱。这是未能取得成就的阿根廷，其最初的构想就有缺陷，没有历史，只有年鉴，因此这里也不会有对过去、对传统、对共同的理想、对阿根廷共同体的感情。每个阿根廷人都想要达成自己与这片神赐之地的契约；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被奇迹般地清洗掉了，依旧杳无人烟。

这里有许多阿根廷人都活在“这是一片富饶之地”的观念当中。西北部有一个更古老的阿根廷，在那里定居的西班牙人是从秘鲁南迁而来。拉里奥哈[14]城位于安第斯山脉的脚下，约四百年前由一个来此淘金的西班牙人建造而成。这是一座独特的城市；这里的人民植根于土地，有一半是印第安人。这座城市有一种完整性，在更新的阿根廷城市里是找不到的，而在两者之间，横亘着大草原干旱的平坦荒野；笔直的公路是黑色的，路沿因为滚滚沙尘而变得模糊不清，在巴士里的旅客看来，荒野似乎被公路一分为二，直到天际。

但是在那条路的尽头，在科尔多瓦山丘之间——进口的柏树和柳树在贫瘠的山坡上装点出不规则的地中海式小块树丛——有一座最近修建的英格兰风格的寄宿学校。这是一所成功的学校，设施精良；我看见校长时，他刚刚把一套精装的世界最佳书籍放进了图书馆。

校长说，学校看起来也许不合时宜，但其宗旨并非培养英式绅士，而是为阿根廷培养绅士。周日早上有一场英式橄榄球比赛。科尔多瓦一所学校的人士正在造访，学校的仆役在一个硕大的烧烤坑上烧制粗大的红肉条。“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发明出橄榄球那样的运动一样。”一位年轻老师说。他摆脱了伦敦的种种约束，在自由和梦幻的氛围里容光焕发，阿根廷的空旷能够以非常怡人的方式让刚刚到达的人陷入这样的感觉。

那天早晨，年长的英国居民和退休人士在本地教堂里为庇隆和王后祈祷。头一天傍晚，他们聚在一家酒店里，观看了一场关于安妮公主婚礼的电影。

坐半个小时的巴士，就可以到达一座意大利－西班牙人聚居的农业镇：低矮的房屋、碎裂的灰泥、裸露的红砖、修剪过的树木、灰尘、地中海式的色彩、黑衣女人、门廊里的女孩和儿童。水是稀缺资源。这里有一座大坝，但是两年前开裂了。这里的人种植棉花和橄榄，他们认为自己的镇子很富庶。

从工业城市科尔多瓦——那里出产汽车——到拉里奥哈城的十小时车程，就仿佛是一段穿越许多国家、许多时期、许多衰落的古代文化的旅途。古代文化衰落了，阿根廷却没有提供可替代的文化。它所提供的只有土地、廉价食品和廉价葡萄酒。它还为从科尔多瓦前往拉里奥哈的那些在路上的人提供食宿，还有一度看似“光荣的自由”的东西。它没有为任何人提供祖国。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反讽方式，他们成了帝国主义最后的牺牲品之一，这还不仅是庇隆所说的那种意思。

阿根廷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主义社会，一个简单的殖民社会，是在帝国主义最为贪婪和堕落的时期创立的。它允诺安逸，以此来吸引人，它不提供其他的理想，也不提供新的人伦理念；它贬损和败坏了被它吸引来的这些人。新西兰同样也是殖民地，同样有着从土著手中夺取土地的历史，但其创立于帝国主义更早期，所遵循的原则也有所不同，于是也就有了不同于阿根廷的历史。它为世界做出了一些贡献；它只有三百万人口，而阿根廷有两千三百万人口，但新西兰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却更多。

两年前，我对阿根廷还不了解，一位学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交通高峰时间告诉我：“你会以为自己是在一个发达国家。”那时要理解他的反讽和苦涩并不容易。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这样一座令人不知所措的大都市，要理解它是一座几乎完全舶来的新城市，要理解它的大都市生活只是幻觉、是殖民地的模仿，要理解它寄生于其他国家、自身非常贫乏，都需要花一点时间。这座庞大城市兴建时的意图是为内陆服务，整个地被置放于大陆的边缘。其规模不是由其自身的需求决定的，也没有反映其自身的卓越。布宜诺斯艾利斯出于其兴建时的本质，从来都无须成为一个卓越的城市：而这从来都是它的魅力之一。在舶来的大都市里，存在着一个发达社会的结构。但人们的角色常常显得像是模仿来的。在阿根廷，有那么多的词汇越来越没有意义：将军、艺术家、记者、历史学家、教授、大学、导演、经理人、工业家、贵族、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有那么多词汇需要加上引号。要想真实地写出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困难；要想用小说的形式准确地描绘它，也许是不可能的。

被贬损到如此程度的人只剩下了对大男子主义的讲求。有球场或赛道上的大男子主义，也有简单打扮上的大男子主义：比如骑摩托车的警察，戴着墨镜和手套，在风驰电掣间和警笛声中挥着手，为官员的车辆开道。但大男子主义的实质其实是对女性的征服和羞辱，在这个贫瘠的社会里，这意味着简单的人让更简单的人成为牺牲品。阿根廷女性没有受过教育，也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她们被抚养长大，要么早婚，要么做家务。绝大多数女性没有钱，也没有挣钱的途径。她们注定要成为牺牲品；她们也接受自己牺牲品的角色。

大男子主义无法造就出色的男人，因为每一个男人都被认定应该成为大男子主义者。性征服是他们的责任，与激情甚或吸引几乎没有关系；征服也并非是通过阳刚之气或任何特殊的才能实现的。在一个被掠夺的理念彻底主宰的社会里，从最富的人到最穷的人，大男子主义者的吸引力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性的。服饰反映的是大男子主义者的财富或“阶级”，是一种重要的性信号。钱包也同样如此。大男子主义者的钥匙是财产的象征，必须展示出来。这样的象征很粗鄙，但这个社会本身就不精致。一个巴士司机，一个不足道的大男子主义者，他把两把钥匙挂在右臀的皮带上；一个“经理人”的钥匙用很重的金属环挂在皮带上，右臀几乎被金属包了起来。金钱成就大男子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要求并且强制广大女性进行非职业的卖淫；这是一个自己朝着自己呕吐的社会。

大男子主义已经被制度化；有一个庞大的性产业在为这个制度服务。到处都有妓院，日夜不息。在泛美公路[15]沿线排列着硕大的新建筑，霓虹灯以及艳丽的观感已经道出了它们的用途。在市中心雷科莱塔国家公墓[16]——埋葬杰出人物的地方——后面，有一条大街上到处是高级妓院。这些妓院按小时计费。在这样的地方，昏暗的门厅里也许会有一盏红色的聚光灯，照射在一座粗糙的青铜色妇女半身雕塑上：阿根廷的低劣艺术。每个女学生都知道妓院；她从小就明白，也许有一天她必须到那里去找寻爱情，在彩灯和镜子中间。

常规的性行为很容易用钱买到，对大男子主义者而言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鸡奸一个女人，他的征服才算完成。女人可以对此加以拒绝；这也正是妓院游戏的目的所在，那种毫无热情的拉丁冒险始于对“amor”（爱）的谈论。La tuve en el culo，我搞了她的屁眼：这是大男子主义者向他的圈子宣告胜利或否认被抛弃的方式。当代性学家通常认为鸡奸并非反常。但在阿根廷以及其他拉美国家，鸡奸女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教会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罪孽，妓女则视其为一种恐怖。把妓女拒绝的东西强加给她，同时又知道这是一种黑暗的性方式，阿根廷的大男子主义者——主要是那些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农夫后代——是在有意识地让他的牺牲品名誉扫地。于是这些被贬损的人转向大男子主义，进一步贬损自己，甚至用拙劣的模仿取代了性。

漫画家萨伯特在一些类似格罗希的画作中，提示了大男子主义这种病态的、半阉割的本质。前几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了一部新电影，大获成功。《心碎的探戈》，以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17]的小说为蓝本，由阿根廷最著名的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笨拙、表演过度、也未经打磨，讲述了小镇上一个身患结核病的大男子主义者的生与死。这似乎是一部漫无目的的片子，只是真实生活的编年记录，导演没有赋予其以结构。但阿根廷的观众却为之潸然泪下：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的悲剧在于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注定到来的死亡，可怜的男孩来自卑微的家庭，只能通过艰难的方式、用自己的英俊相貌征服女性。

而在我这个外来者看来，悲剧在别处，在显然无目的的轻举妄动之中。作家或导演没有暗示主角与他人有情感关系，也没有对此加以评论：就好像在大男子主义者的社会里，人们已经忘记了人与人可以有更深一层的关系。那位大男子主义者去世后，他的一个女人做了一个梦：在褪色的色调中，大男子主义者身着漂亮的男子汉服饰，慢慢从坟墓里升起，用他的双臂托起她，和她一起飞过一间卧室的窗户，把她放在床上。在这样一幕恋尸癖幻想中影片结束了，观众泪流满面。

走出电影院，经过排队等候看电影的长长队伍，看到拥挤的咖啡厅和酒吧的灯光，还有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座亦步亦趋的、陌异的大都市。我感觉到了这些看上去如此健全的移民身上的欠缺和堕落，并且开始领悟和恐惧他们的暴力，他们农夫式的残忍，他们对魔法的信仰，还有他们对于死亡的迷恋——报纸每天都在用被谋杀者的照片赞扬这种迷恋，这些死者躺在棺材里，通常是游击队的受害者。

发生了种族灭绝之后，我们的地球有相当一部分被变成了荒原。阿根廷如此富饶，人烟如此稀少，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了两千三百万人口，其失败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谜。像马里亚诺·格隆多纳这样的评论家把混乱的状态分解开，把他们自己与“阶段”关联起来；通过谈论阿根廷的法国式历史，他们将会设法在种种不理性的行为和无足轻重的事件中寻找意义。但政治关涉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契约。一个国家的政治只能是其人伦理念的延伸。

作为民众领袖，庇隆自己身上展现出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弱点。我们必须看一看他——这个所有大男子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个（没有后代，据说没有性能力）——所指示的方向：他指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指向那些高级妓院。它们的百叶窗淫秽地闭合着，适切地矗立在墓地背后。

5　恐怖

一九七七年三月

在阿根廷，杀人汽车——官方枪手乘坐的用以做事的车——的牌子是福特猎鹰。猎鹰在阿根廷生产，是一款结实的小车，外形普通，有数千辆在路上行驶。但杀人猎鹰很容易识别，它们没有车牌。这些车，还有坐在车里、身着便装的人，招摇过市；人们有时会站在那里旁观。

几周之前，在图库曼北部城市的主广场上，他们就站在那儿旁观：猎鹰停在政府总部半环形的车道上，总部大厦是一座华丽的石头建筑，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别墅，但是在阳台上和整洁的亚热带花园里，有架着机枪的印第安士兵：最后我终于瞥见了制服、握手和敬礼，直到身着便装的人——他们就像演员，在扮演去打猎的贵族，只是在他们的名牌（或冒牌）大衣下藏着机枪——走下宽阔的阶梯，走进小汽车，不开警报器，慢慢地驶离了那里。

官方终于明白了沉默的戏剧效应。沉默是恐怖的组成部分，那种要让人感到恐怖的恐怖。

在阿根廷，风格是一件要紧的事情；漫长的游击战，尽管有真实的血和真实的酷刑，总有大男子主义和公共剧场的元素。从前，警察会带着上膛的机枪在繁忙的交叉路口附近值守；夜里，士兵穿着长筒军靴、头戴钢盔，带着阿尔萨斯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购物街上巡逻；偶尔会有反游击队的摩托旅出现，这是一种戏剧化的夸耀。那些日子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私密的战争，一方是游击队，另一方是军队和警察。而现在，战争已经波及每一个人；公共剧场变成了公共恐怖。

除了坐在猎鹰里的人，所有人的风格都被夺走了。游击队仍在作战，但报纸被禁止刊登与他们有关的任何报道。报纸只能刊登重复乏味的官方公报，死了多少人，而且通常只能是内页的小豆腐块，就好像这些与其他新闻无关似的：某地，某时，何种情形，多少颠覆分子被杀死，多少男人，多少女人。这些公报被认为只披露了部分真相：有太多人失踪了。

一开始，在庇隆复辟带来了混乱与近乎无政府的局面之后，杀戮被认为是有利于经济的。据说战争就是战争；游击队——他们现在就像私人军队，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目标——必须被连根拔除；经历庇隆统治时期的放纵和腐败之后，工会及其领袖必须受到训诫。（工会成员再也不能免费乘坐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欧洲旅游。这些招摇的外省大男子主义者要求机组成员对他们特殊关照：每个人都在晚餐后拿上一摞漫画书和摄影小说，充当漫长夜航的消遣读物，用戴戒指的手指在舌头上沾上口水翻书。）另一个更为得体的阿根廷将会被创造出来；这个国家（就好像“国家”是一种经济的抽象体，是某种能够与这里的全体居民分割开来的东西）将会再次出发。

就在薪酬像罪恶一样被抑制的同时，阿根廷的银行家－圣人们也在创造自己的通胀神话。他们为比索储蓄提供百分之八的月息或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的年息，立刻让许多阿根廷好公民又恢复了信心。多年来，这些阿根廷人一直在祈求比索的水能变成美元的酒。恐怖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股票市场非常繁荣；有人一夜暴富；阿根廷似乎又恢复了本来的模样。但现在，即使年息是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恐怖也离得太近了。

在恐怖之中再也辨识不出什么模式。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游击队员、工会成员或是这个国家寥寥无几的知识分子。任何人都可能被选中。酷刑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工人如果太不走运，在公寓里撞见搜捕，也有可能被带走，关上几个小时，和其他人一起被折磨——整个过程已经完全自动化了：紧绷的眼罩，眼窝里深陷的双眼，头罩，拷打，而电击留下的灼痕要十八天才会消失；然后被扔在猎鹰的座位底下，不知被运往何处，释放时还要经受变态的折磨：“我们要把你送去坟场……现在，数到一百再取下眼罩。”

现在的阿根廷，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人失踪、被捕，或是被酷刑折磨。甚至连军人也会被叫去取回他们孩子的尸体，这还是他们战友给的人情，否则尸体就会被销毁或扔掉；有时这些尸体会在拉普拉塔河另一边的蒙得维的亚被河水冲上岸，已经残缺不全，腐烂不堪。有个女人收到一个鞋盒，里面装着她女儿的双手。

对一些名人的逮捕仍然会根据特定的指控、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但除此之外就没有法律了。人们被带走，没有人对此负责。军队让前来探询的人去问警察，警察又让他们去问军队。一种特殊的语言被发明出来：一位焦急的父亲会被告知，他儿子的案子已经“结案”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谁在做什么，又是为了什么；据说现在只要出够价钱，就可以让任何一个人消失。

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是受到惊吓和损害的人，他们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站到哪一边，现在只想逃跑；他们再也找不到继续留在阿根廷的理由，并且终于认清了长期以来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野蛮，那种他们之前视而不见的野蛮，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安全，而阿根廷古老的诱惑也仍然存在：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一夜暴富的可能、丰足的肉类产品，这诱惑体现在阿根廷人结束谈话时频繁使用的一句话之中：“Todavía aquí se vive mejor.”（还是在这里过得好。）

野蛮，就在一座认为自己属于欧洲的城市里，在一片因为这座城市而为其文明感到自豪的土地上。之所以如此野蛮，就是因为这样的看法：文明被当作一种遥远的东西，由其他人魔法般地推动向前。将欧洲文明视为与任何一种智识生活都无关的东西，将欧洲文明等同于欧洲的商品和时尚。文明被当作可以购买的东西，那些有足够多钱的男人或女人可以跨越大洋、随时随地获取的东西。这种态度与一个新建国家的政客相去不远，这样的政客一边糟蹋自己的窝，一边又在国外、在有法治的地方搭建着一个金窝。

阿根廷的官方史是光荣的历史：英雄们进行的独立战争，欧洲的扩张，财富，文明。这也是博尔赫斯歌唱的往昔；但在他后期的故事里，文化的衰落成了反复出现的主题。

酷刑在阿根廷并非新事物。尽管国外的阿根廷人在反对某个政权的运动中，总是把酷刑当成该政权的首创来谈论，阿根廷国内的所有组织都把酷刑当作阿根廷的一种制度，并且也接受这样的状况。

一九七二年，在一家风格优雅的外省酒店里，一位西班牙血统的上流社会女士（仍然迷恋种族的纯粹，仍然在进行西班牙旧日的战争）告诉我，阿根廷的酷刑始于一八一〇年，也就是这个国家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年代；这位中年女士在餐桌上颇有风度，喝着阿根廷的黄色香槟，讲的英语带有淑女学堂的口音，她说酷刑仍是必要的举措，因为刑法太温和了。“只有用最可怕的方式杀了人，你才会进监狱。‘我的客户太冲动，’律师说。‘哦？’法官说，‘他太冲动？’那就不用坐牢了。”

一位年轻的托派律师看待法律的方式与此不同。他认为“大多数政府”都在使用酷刑，而且酷刑已经成了“阿根廷生活相当重要的特征”。一开始废除酷刑似乎并不在他的社会主义规划的考虑之内，但接着他注意到了我的忧虑，用非常快的语速向我保证，就像在哄一个可以向其允诺任何事情的小孩：“随着布尔乔亚的垮台”，酷刑会消失的。

但是我后来见到庇隆工会的一位高级成员——那是一九七二年年中，他与权力关系密切，正等待着庇隆回归——他无法允诺任何事情。就像是在谈论雨水，他说酷刑总会存在。正是这个人，嗓音柔和、理智、其时仍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告诉我——在他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巴黎地铁交通图和一张庇隆青年时代的照片——有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用酷刑折磨一个“作恶者”“没问题”；折磨一个想要救国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也正是海军上将顾塞提四年后的观点，他是现政权的领导人之一，这番话是他一九七六年八月在联合国为阿根廷的恐怖辩护时所说。海军上将（他后来在游击队的一次袭击中受了伤）说：“我所以为的颠覆来自左翼恐怖组织。右翼的颠覆或恐怖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国家的社会机体感染了一种疾病，内部遭到侵蚀，它就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等同于细菌。”

昨日的抗体，今日的细菌；昨日的国家公仆，今日的作恶者；昨日的刑讯者，今日的被刑讯者。不管打的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旗号，阿根廷的意识形态其实相当简单：侵害别人的行为就是对的，侵害我的行为就是错的。庇隆身上最能体现出阿根廷人本色的时刻——在他的抱怨和道德义愤当中——是一九五六年他被军队推翻之后，出版了一本眼泪汪汪的书讲述这次事件。这本书的书名为La Fuerza Es el Derecho de las Bestias，直译就是《力量是动物的权利》，也可以换成英语的习惯表达《丛林法则》。

庇隆在书中写道：“这次革命并没有理想可言，因为它只是一种反应，只是为了取消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了消灭庇隆主义，为了从工人那里拿走他们赢得的权益。”如果庇隆今天还活着，他也许会用同样的话指斥现政权。在过去二十年间的政治跷跷板游戏中，阿根廷的变化如此之少；所有的花招和谋杀都如此没有意义。

杀人汽车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庇隆时期它们已经存在，那时庇隆与支持他重掌权力的游击队反目成仇。这些汽车在庇隆的遗孀和继任者伊莎贝尔掌权时期变得更加嗜杀；那段时期，敌人之为敌人，越来越出于私人恩怨，而无法从政治上加以定义。直到有一天，伊莎贝尔不再掌权，庇隆主义的循环结束了。

事情经过很简单。一天晚上，隐忍了很久的军方劫持了总统专用的直升机；伊莎贝尔在奢华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往回飞的途中被告知，奥利沃斯郊区的总统府，她原本正在前往的地方，已经不再是她的家。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位前卡巴莱舞女和阿根廷首位女总统大哭了起来。她先是被带到城里的一座机场，然后又被押送到总统府收拾她的衣服。她试着说服那里的家政人员站在她这边，她以为他们隶属于她，忠诚于她。但他们已经习惯了阿根廷总统的到来和突然离开，只是帮着她打了包。

这就是她的结局，这位出生在贫穷的北方省份拉里奥哈的贫穷女孩的结局。一九五六年遇见流亡的庇隆时，她正在遥远的巴拿马的一家卡巴莱舞厅工作。那时距庇隆被推翻已经一年，距伊娃·庇隆去世也已经四年。伊莎贝尔从未晋升为伊娃·庇隆的替代者，庇隆也从未因为和她的关系而遭到追随者的指责。大男子主义的阿根廷无限地理解一个男人的各种需求，对于阿根廷人来说，伊莎贝尔不过是领袖身边的新欢。而当她于一九七三年与庇隆一同回到阿根廷时，她的身份只是“和平大使”，“让事物垂直的人”，用她的爱把阿根廷人团结在一起的女人；庇隆则是处理仇恨的人。

“Perón conduce, Isabel verticaliza.”（庇隆指挥，伊莎贝尔让事物垂直。）这些词在西班牙语和英语里一样令人费解；但这是一九七四年庇隆统治末期的口号之一，其时庇隆主义已经显示出它只是空洞的言辞而已，而庇隆的统治以及他的宫廷就像是把他们迎接回来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延续；官方印制的公告被人用喷雾剂涂抹掉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处的墙壁就像是破旧的广告牌。那么多的公告，很快就会过时：总有新的烈士需要哀悼，（并且在一周内就会被遗忘：在庇隆时期的阿根廷，没有什么像上一周的政治公告那样毫无生命。）那么多的杀戮需要复仇：领袖总是试图让自己悬浮在集体的愤怒、怨尤和仇恨之上。

现在一切都沉默了。伊莎贝尔被扣留在南方某地，关于她的闲话越来越少；官方公布了她的一张私人快照，看得出她在执政期间发胖了。她的统治集团成员大多已各奔东西。占星师洛佩兹·雷加——他是伊莎贝尔在巴拿马做卡巴莱舞女时的经理，后来成了庇隆的秘书——出国了；现政府指控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曾大肆贪污。

与庇隆重新掌权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丑闻，还有在他的统治以及伊莎贝尔的统治下的经济丑闻，仍在被不断提起。是游击队让庇隆的回归成为可能；他们是庇隆运动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的强硬臂膀。但他们真的全是游击队吗？绑架和抢劫银行——这都是为了他们的理想？还是有些游击队员与阿根廷的大企业搅在了一起？这一次，不要从土地和比索贬值的角度去想，而是要从理想主义和激情、真实的鲜血与酷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军方喜欢干净的墙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面现在都刷得白白净净的。但四处的墙面上仍然看得到旧日的政治涂鸦，透过石灰幽魅般地显现出来：一九七二年的“Evita Vive”（“伊娃万岁”）；庇隆青年运动的徽章；庇隆在一九七三年的选举口号：“Cámpora a la Presidencia, Perón al Poder.”（“总统归于坎波拉[18]，权力归于庇隆。”）还有一条晚近的标语高喊“Cámpora traidor”（“坎波拉是叛徒”），从庇隆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朋友神秘地变成敌人，现在成了阿根廷被遗忘的历史中无足轻重的一页，一个幽灵的幽灵：在军方粉刷的石灰之下所有被遗忘的历史。

庇隆现在已经不太被谈起。他死了；他最终辜负了每一个人；他，以及被他浪费的那些岁月，都可以忽略不计。在阿根廷，历史与其说是记录与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对让人不快的种种事实的习惯性篡改；这是一个遗忘的进程。为庇隆回归而鼓吹和运动的中产阶级政客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出人意料地转向庇隆主义、从而让庇隆主义甚嚣尘上的人，现在纷纷回避这个话题，或是矢口否认。

他们说，他们是想从内部改变这场运动；他们还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这听上去更像空想。但他们却把流亡中的庇隆邀请回来统治他们；他们把他邀请回来，甚至连同他的占星师一道，因为他们想要他所能提供的东西。

在请人代笔的自传《我生活的意义》中，伊娃·庇隆说她十一岁时就认识了贫穷。“奇怪的是，更让我痛苦的不是穷人的存在，而是知道与此同时存在着富有的人。”这种关于富人的痛苦，关于其他人的痛苦，一直是庇隆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所在。正是这种简单的冲动，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庇隆的“第三位置[19]”，点燃了阿根廷。

伊娃·庇隆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致力于嘲笑富人——掌握着阿根廷这片百万英里土地上的绝大多数财富的四百个家庭。她嘲笑和伤害他们，就像他们伤害她那样；她后来在民间的圣人地位让她的破坏性事业有了一抹宗教色彩。

即使金钱已经耗尽，庇隆主义仍然有能力把仇恨当作希望提供给人民。到最后，这也是阿根廷人为什么会在无形中团结起来、召唤庇隆归来的原因，尽管他的第一个统治时期结束于压迫与灾难，尽管他已经衰老，死亡将至。在他十八年的流亡岁月里，阿根廷从一个政府折腾到又一个政府，而他却以奇特的方式始终如一。他变成了典型的阿根廷人：和之前的伊娃一样，和所有阿根廷人一样，他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有敌人的人，一个怀有关于他人的痛苦的人。随着岁月流逝，他的敌人成倍增长；他从前对阿根廷人的抱怨开始变得像预言一样（“革命没有理想可言”，“军方在统治，但是没有人服从”）；到最后他似乎终于变成了每一个人的敌人的敌人。

庇隆主义从来不是一种规划，而是一种反叛。阿根廷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反叛。阿根廷的作家有时会说，在欧洲找不到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与之类似的国家是海地，在万圣节奴隶起义之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一个以类似的方式建造起来的、野蛮的殖民社会，同样寄生于一种遥远的文明，没有能力自我更新，因为人唯一的行为模式是由奴隶制提供的，而要成为人，就只能抑制关于他人的痛苦，变得像主人一样。

伊娃·庇隆点着了火。但她完全没有改良的概念。她受过的伤太多，受的教育太少；过于从属于她的社会；始终是一个置身于大男子主义者当中的女人。海地的皇帝克里斯托弗以无数的生命和金钱为代价，以硫磺山的英国要塞为蓝本建造了拉费里埃尔堡；硫磺山位于圣基茨的小岛上，克里斯托弗就是在那里生而为奴，继而又被培养成裁缝的。于是伊娃·庇隆走进权力中心，销毁了自己幼年时的档案，却从未走出童年的种种观念，她所寻求的只是与富人比残忍，比财富和风格，比谁的进口用品更多。她给予人民的——她正是在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是她自己以及她的凯旋。

是她的敌人促进了她的圣人化。一九五五年庇隆被推翻后，他们公开展示她的衣服，甚至包括内衣。她离世已经三年；但那场展览（尤其是展出内衣）是阿根廷大男子主义者侵犯女性的一种形式；而人民，应该为他们第一夫人的奢华和普通感到震惊。这是一种虚伪的做法：这些侵犯者自己没有更高的理想。他们展示伊娃童话般的财富，就一个出身贫穷的人而言超乎想象的财富，反倒为伊娃的传奇增添了光彩。

去世二十年之后，她找到了自己的正当性。她那做过防腐处理的娇小尸体——她身高五英尺二英寸，死时已羸弱不堪——现在安息在雷科莱塔国家公墓的杜阿尔特家族墓穴里，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的大墓地。仿真城镇的大道用石头和大理石建成，到处可见阿根廷伟人的名字，或者说，如果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那些本可以变得伟大的名字。而现在，只能说那些名字属于矫饰的、失败的过去。这样的正当性，这样的尊严，是那个从洛斯托多斯来的女孩想要的一切；经过一场叛乱和政权的崩溃，她才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庇隆掌权的早期，她被视为圣人，现在的她已经超越了庇隆主义和政治。她是自己的教派，为信奉她的人提供庇护。在没有可靠的制度、规则和法律，没有世俗保障的地方，人们需要信仰和魔法。阿根廷的大自然会令人不知所措：在这片拥有高山和广袤空间的土地上，人会有被遗弃的感觉。（沙漠、丛林、群山把北方省份拉里奥哈与大草原那更柔软、但却依然无边无际的土地分隔开来：拉里奥哈城，古老之地，失落的希望，十六世纪在次安第斯的荒原上建造的城镇，是继墨西哥和秘鲁之后，西班牙人为寻找黄金国而建立的又一个基地。）在广袤的阿根廷，荒原似乎总是近在咫尺：人们是怎么来到这里，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那片荒原上，生长着各种教派，它们给人一种古代世界的感觉。比如，有一个教派信奉一位叫La Difunta Correa（已逝的科雷亚）的女人。不知何年何月，她曾经徒步穿越沙漠。她又饥又渴，沙漠里没有水：她死了。但她的小孩（也许是她在死前生下的小孩）被人发现时还活着，正在吮吸这个已逝女人的乳房。路边现在有一些小小的纪念神龛，人们会在里面留下水瓶。水将会蒸发：被已逝的科雷亚喝掉了——La Difunta Correa tomó el agua：简单的奇迹在无休无止地更新。

伊娃·庇隆现在也成了那样一个人物，不再与时间或政治相关联。人们在雷科莱塔的杜阿尔特墓穴前献上祭品。石棺是看不见的，但大家知道它在那儿。我去的那天早晨，在黑色的围栏上，有人用白色围巾把洁白的百合系在上面；围栏上还有一朵凋谢了的玫瑰，无以言喻地动人。在没有保护层的地上，有一条装在塑料包装里的白色披巾。一位妇女带了花来。她是人民当中的一员，身材矮胖，是那种饮食里淀粉含量过高的人。她从遥远的门多萨来，那是大草原的另一端。

（门多萨是安第斯山脚盛产葡萄酒的地区，那里有许多欧洲进口的树木，柳树和悬铃木，在南方明亮的光线和清朗的空气中长得异常盛大；一侧的风景总是被蓝灰色群山的山壁所阻挡。但这里不是真正的白雪覆盖的安第斯：有一天雪顶会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出现，似乎没有支撑，像一抹淡淡的白色叠映在半空中，让人对尺度产生新的理解；这样的景象不仅会让十六世纪时来到这里的征服者叹为奇观，也会令印加人产生同样的感觉；这些没有马车的印加人，把他们的统治疆域拓展到了如此遥远的南方，直到今天门多萨的开垦者仍在使用他们的水渠。）

这位从门多萨来的女士有一个生病的女儿，一个痉挛性麻痹症（小儿麻痹症）患者：具体什么情况不是太清楚。“Hace quince años hice la promesa.”（十五年前我发了一个誓。）那是一九六二年，伊娃·庇隆已经去世十年，而庇隆仍在流亡，没有回归的希望；那一年人们以为伊娃做了防腐处理的尸体失踪了。现在奇迹发生了。尸体就在那儿；女孩的病也好到了能让这位母亲履行誓言的程度。

她把花放在地上，静立了一会儿，对着围栏和空荡的墓穴沉思；然后她回过神来，神情轻快，准备离开。她说：“Ya cumpli.”我履行了誓言。

6　阿根廷与血的理念

那是一九七七年三月的阿根廷，军政府正在与游击队进行一场“脏战”，有一天我被警察带下长途巴士，当作游击队嫌疑人拘押了几个小时。

这是在这个国家的最北部——一个更为古老、更有热带气息的阿根廷，位于大陆深处，仍然有着西班牙帝国的氛围：安第斯山脉旁的宽阔山谷，连绵数英里的甘蔗林，居民都是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显然是一个异乡人，在这样的北方我却可以融入人群。（有时还不仅仅是融入人群。之前有一次旅行途中，在科尔多瓦山的一座小城里，一个看起来像是西班牙裔的中年人在咖啡厅里对着我非常严肃地大喊：“你！你就像一个pistolero。”一个黑社会成员。）

这一次，我当时在殖民地古镇萨尔塔逗留。一天早晨，我坐上巴士去胡胡伊，这个镇子属于北面的省，与玻利维亚接壤。刚出萨尔塔，车就停了，也许是到了省界上。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印第安警察上来查验身份证件。阿根廷人从小就受到训练，会随身携带证件。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带；护照放在萨尔塔的酒店里了。于是，我的黑社会脸短暂地吸引了其他乘客（大多是印第安人）的目光，我被带下了车，汽车开走了。

我和两个警察一起走进路边的白色混凝土简易房（或者叫它小屋）。简易房内外都很普通。里面还有一个警察，站在齐胸高的柜台后面；在柜台靠他那一侧的一张桌子上、他的手边上，平放着一支黑灰色金属壳枪。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

和我在一起的这些人很严肃。他们听我解释，但对我所说的没多少兴趣。他们彼此交谈，然后又通过电话或无线电装置询问了另一个人的意见。过了一会儿，我被带到——我不记得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又是怎么去的了：那天我没有在笔记里记下这个事件——另外一个地方，一座矮小的建筑，独立在洒满阳光的丛林中。尽管看上去并不像，但那是一个警所或警哨。

把我带到这里的人离开了，就像开往胡胡伊的早班车一样。萨尔塔开始显得遥远起来。我对时间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我学会了等待。我又一次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情况。警察做了笔录，然后又开始打电话。这并不是轻松的事情，阿根廷的电话服务非常糟糕。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街道和美好时代的建筑上方，架设着巨型蜘蛛网一样的电话线，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印第安警察试图从一千英里外的丛林连通那座蛛网密布的城市。他不停地拨电话，有时说话，有时沉默。他同伴的视线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现在他的眼睛在笑，他变得文明起来，等待着事态发展。

我坐在一条靠在光滑灰泥墙边的长凳上，看着外面的丛林和光亮，用随身带着的烟斗抽烟。过了一会儿，我想去洗手间。他们告诉我，小建筑里没有盥洗设施。眼睛在笑的警察指了指丛林里稍远的一处地方：我应该去那里。他说：“如果你想逃跑，我会开枪打死你。”带着那样的笑意，他看上去像是在开玩笑；但我知道其实不是。

后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电话接通了：他们对我的描述没有一样出现在任何一份游击队名单上。我可以走了。带着某种类似善意的口吻，年长的警察说：“是你的烟斗救了你，知道吗，那只烟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外国人。”

这是一只非洲烟斗，是十一年前我在乌干达买的，一只坦噶尼喀产的黑海泡石小烟斗：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对它起了兴趣。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相信我的外表、我糟糕的西班牙语和我的西班牙口音能够证明自己。现在我才明白，对这些置身遥远北方的印第安警察而言，阿根廷可能到处都是外国人。所以直到被释放的一刻，摆脱了轻微的震惊以及失常的时间感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刚刚的情况有多严重。就在几天前，我还在图库曼城和一小群居民站在一起，围观那些雨衣下带着机枪的警察登上没有车牌的汽车。就像是乡间别墅的打猎游戏；但在图库曼，脏战尤其肮脏，图库曼就在萨尔塔的南面。

我自由了，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隐约觉得警察应该把我带回他们拘捕我的地方，但我没有跟他们提。他们告诉我路在哪边。我朝着那个方向走，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没有“证件”，可能会再度被捕。我回到小建筑，想让年长的警察给我开个证明什么的。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请求似乎令他感到很愉快。他在桌前坐下，把一小摞印有抬头的纸放进笨重的老式打字机，以令我惊讶的速度打出constancia policial（警察“证明”）。语言非常正式：兹证明携带者曾被拘留，但是“已恢复自由”，因为拘留他“没有意义”（por no interesar su detención）。我带着这份证明走到路边等候。一个开着白色皮卡的意大利移民把我捎回了萨尔塔。

我放弃了在北方继续旅行的想法。第二天，我启程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天后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周里，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去阿根廷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但我对文章的结构不满意，于是又用了三到四周的时间进行修改，最后却发现自己多少在以同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写着同样的文章。我感到困惑，把文章放到了一边。

两年后，我又看了自己当时写的东西，发觉写得还不错，于是就想弄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困惑。就好像在当时，是作家的某种直觉让我把那天的感受保留给自己，不要在文章里暴露出来，哪怕只是以间接的方式。后来，还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写一部长篇虚构作品，故事被设定发生在中非的一个国家。写到一定时候，我把自己在阿根廷的感受，甚至包括胡胡伊丛林里孤绝的警哨，都转移到了我的中非故事里。写完的时候，胡胡伊带来的不快从我的意识里消失了；我把它忘掉了；尽管这个事件标志着我在阿根廷五年间歇旅行的结束，尽管此后十五年间我再也没有去过阿根廷，在我对阿根廷的记忆里并没有在胡胡伊度过的那一天。

但是，就像局部麻醉的效果消失后，下巴的感觉会恢复一样，过了十年，那部非洲小说[20]自动脱离了我的记忆，我再也不能确切地记起书中所记述的细节——以前我可以背诵出来——在胡胡伊度过的那一天重又回到我的记忆里。没有了那一天所带来的震惊，还有那种让我一直保持镇定的失常的时间感，再想起当时我竟然如此接近那场肮脏的脏战时，我感到很不舒服。数千男女在那个时期被处决。酷刑就是家常便饭，它就在那个年轻警察散发笑意的眼睛里。幸好我的非洲小烟斗在年长的警察脑子里唤起了一丝怀疑。那一年年底，在我深深地沉浸在我的中非小说之际，我戒了烟，把那只烟斗和所有其他的烟斗都收了起来。

我从不认为阿根廷游击队有足够正当的动机。有些游击队员是左翼，有些是庇隆主义者，鼓吹迎回腐败而衰老的庇隆；有些想要庇隆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美主义的混合体，但是不要庇隆。有些我认为完全没有理想；有些则纯粹是黑帮。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去阿根廷时，他们对我而言是一种神秘。他们是受过教育、有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也许是世纪初欧洲移民大潮以及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第一代完整地受过教育并有社会地位的阿根廷人。然而他们刚刚开始获得特权，就——在我看来——试图颠覆自己的世界。是什么在驱动他们走向他们的事业？其中应该有模仿的因素，还有不想在六十年代的政治潮流中落伍的愿望。“他们想在这里把美国学生的口号变成现实”——一个女人在一九七二年这样对我说，她的侄子参加游击队，被警察杀死了：与他想要追上的美国学生相比，这个年轻人对待革命的态度更加严肃。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女人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是这样下定决心的：“没有成为游击队员，我感到羞愧。”

另一个因素是阿根廷人看待革命的旧观念，他们认为革命远不只是动荡与混乱，而总是意味着可以终结一个政治烂摊子，从头再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漫画家萨伯特是这样说的：“每当一个总统被废黜，他们都会升国旗，唱国歌。”英文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编辑罗伯特·考克斯说：“一有政变，每个人都会很兴奋，第二天早晨走路的时候，脚下如有春风。”

在一位意大利血统的电影制片人看来，这种对革命的看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以及血腥的独立战争时。他并不认为这很可笑：他认为其中蕴含了“阿根廷关于血的神秘理念”。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些大词，但在这个国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种说法多少可以解释阿根廷人对于酷刑的迷恋。

动身前往阿根廷之前，我收到过关于酷刑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资料。但我在阿根廷见到的一些人并不像他们自己宣扬的那样狂热；有些人似乎对我如此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惊讶。一位年轻的托派律师用一种“事情不过如此”的态度说：“在这里酷刑相当重要。”他留意到我认为他的口吻太随便时，有一点恼怒，像大人厌烦地鼓励不听话的小孩那样对我说：“只有工人成立政府，布尔乔亚倒台，酷刑才会消失。”一位庇隆主义工会领袖坐在一间设施完备的办公室里，用他闻名遐迩的柔和而理性的口吻说：“一个没有酷刑的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酷刑将会继续，但是分为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坏的酷刑是人民的敌人实施的；好的酷刑则是当惩罚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将从人民的保护者那里得到的东西。

这是一九七二年，几乎每个人都是庇隆主义者，而人民在怒斥军方的坏的酷刑，并对他们所期待的、庇隆回归后的好的酷刑保持着沉默。

罗伯特·考克斯说：“你可能会被愚弄。你可以为某个人发起一场运动，据说这个人是警察制造的无辜受害者。然后在他的墓旁，这个犯下种种暴力罪行的人将会得到极大的赞颂。”

即使存在着模仿的因素，阿根廷关于游击队的观念与巴黎和美国的学生戏剧也少有共同之处。如果说，阿根廷的革命也许并没有绝对地容纳神秘的血的理念，其中也蕴含了这样一个理念：对站错队的人应该进行身体上的惩罚。高尚的政治原则遭遇到这种更为简单的理念，它表达的是个人的义愤，个人的不和，血的世仇：首先要否定他人的理想，然后再否定他的人性。

在一八八〇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或许还有暴露的阴沟和未经铺砌的街道。当时的人口是三十万。到了一九一五年，也就是“沙漠征服”之后，其时大草原印第安人已被灭绝，他们广阔的领土被抢夺，欧洲的移民大潮也已结束，这座城市的人口达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好时代的巴黎城已经建成，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名字被篆刻在石头上，或是被铸成金属字镶嵌在高大门廊的一侧。那时的优雅街景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仅仅过了三十年，也就是在一九四五年，庇隆的革命开始了；又过了二十五年，游击队出现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游击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在这座有着多年疏于管理迹象的城市里，我去找里卡多讨论那场运动。里卡多曾经是一个同情游击队的人。

他住在市中心的一座公寓里，那片破败的街区建于一九一四年之前。公寓的风格属于那个年代，仆人有专用的门道，住在狭小的蜗居里。前面的房间是浅色的，后面的房间颜色非常深。里卡多没有仆人。他像一个在老公寓里宿营的人。一层层的涂料让天花板、框缘和壁脚板的细部变得很粗糙。

他四十出头，通过上学这个途径跻身中产阶级。他似乎仍为这个国家近来的历史所困扰，并且至今没有稳定的职业。他和游击队员是同一代人，事实上，他的母校曾经出过一些更重要的游击队员。他知道他们，并不熟识：那时他十五岁，他们十七岁。

那所学校叫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学院，非常有名；里卡多说，那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学校。学校是耶稣会会士在十八世纪创办的，在他们被逐出西班牙帝国之前，一直由他们在管理。“现代阿根廷创立的时候，一个法国人根据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21]的教育理念重组了学校。”一九六六年，里卡多在学校里游完泳，听到一些高年级男生在更衣室里唱“法西斯的赞歌，墨索里尼的赞歌。”“他们对待这件事情相当认真。”其时正值军方又一次接管政权：在庇隆革命带来了民粹主义和经济乱局之后，阿根廷内在的、反复发生的冲突仍在继续。

里卡多开始明白，他将在阿根廷进行一场战斗。另外一件事情也对他进行了政治教育。“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阿根廷有一场叫‘天主教行动’的运动。那是教会内的一个军事组织。有两个‘天主教行动’的神父是我们学校的顾问。他们住在距学校仅两个街区的地方。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就是受了这两个神父的影响才发起的。其中一个被称为穆希卡神父。几年后，在一九七四年，他被泛军事力量杀死了。”

我说：“我在一九七二年遇见过穆希卡。我不知道他那么重要，还以为他是非常虚荣的人。”

里卡多说：“虚荣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西班牙语里有一个词soberbia，确切的意思不是‘自豪’，更接近‘傲慢’的意思。穆希卡就有这样的soberbia。他来自一个旧式阿根廷家庭。谁都知道这个，而且他确实住在好地段。但有时傲慢与羞耻是两兄弟，或者说傲慢与负疚。许多参加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场运动的人都有一种负疚感：他们对之感到负疚的，是他们的家族在某种版本的阿根廷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候，这种历史观非常流行。”

二十岁时，里卡多设法离开阿根廷去国外旅行了几个月。

“我离开了这个国家，在一艘货船上工作，找冒险，找麻烦，想要形成自己的个性。”一九七〇年五月，他到了巴黎。刚到那天傍晚，他出去散步，撞见了一场骚乱。“那些人在庆祝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运动，一边是骚乱者，另一边是警察。那样的情形让我非常惊讶。”这让他对自己在阿根廷的愤怒、挫败感以及被动性有了更多的意识。不久后他在报纸上读到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绑架（随后又谋杀）前总统阿兰布鲁的消息。阿兰布鲁就是废黜庇隆的那位阿根廷将军，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担任总统。

回到阿根廷的他发生了很大改变。军方仍在掌权，而他准备好了站到游击队一边。

游击队想要什么？

我的问题似乎让他很惊讶，他说：“消灭军队。像我们这样的边缘国家非常清晰地接收到了北半球发出的思想信号。那个词就是‘解放’。古巴是眼前的例子。智利的解放正在进行中，阿连德[22]领导下的智利。越南也在进行中。”

但既然他们想要消灭军队，又为什么要在国外大肆抱怨军队想要消灭他们？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他所有的仍然是复仇的冲动，在这样的冲动下，对立的一方完全没有道理可言。

他说：“他们用的枪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他们还在非法实施酷刑。他们实际上是流氓，受到政权保护的流氓。”

“流氓”，军方也用这个词描述游击队。

但是不管里卡多对阿根廷军队的感觉如何，他随后对庇隆主义左翼游击队起了疑虑。他们想让四十年代的革命者庇隆回归，但庇隆现在已入暮年，身边围绕着一群骗子。

“他们对庇隆的看法并不准确。还有一点我也难以接受：他们说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他们和工人阶级几乎没有接触。”但他并没有立刻放弃游击队，“他们不是想要愚弄你。我认为他们是一些诚实的人。我信任他们，因为我了解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取得了成功。他们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一个组织，他们藐视警察和军队，而且他们还在那儿。所以他们一定有正确之处：他们没有失败。面对那样的成功，我所有的只是我在智识上的疑虑，那似乎并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

而且当时还有种种的兴奋：行动本身带来的兴奋，秘密会议带来的兴奋，警察出现时四散逃跑、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在另外的地方再度集合的兴奋。但是他对城市游击队的疑虑仍在增加。

“当我们走在人群中，他们有时——事实上每次都会——为自己的罪行感到自豪。”绑架与谋杀，抢劫银行。意识形态并非总是一清二楚。城市游击队说他们自己是庇隆主义者。那他们又为什么要谋杀庇隆主义工会领袖鲁奇？“那是一件让他们不自在的罪行。他们很难告诉人们是他们做的。”

一九七〇年的巴黎给了消极而沮丧的里卡多一种理念，关于行动的可能性的理念。但是阿根廷的各种冲突并不像巴黎的庆祝骚乱那么有序，并且受到严格的管制——警察在一边，学生在另一边，事后各自回家去。阿根廷充满了含混的仇恨，这些仇恨不总是能简化成一些原则。阿根廷要血腥得多，到处都在发生真实的谋杀。里卡多感到自己正在陷入道德和政治的泥潭。他还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情；在那方面他没有妥协；他还有可能脱离游击队。

他说：“阿根廷让人有太多梦想。等到梦想破碎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就是愤怒和寻找负责的人。许多游击队员都是移民的孙辈。军人也是。双方的很多人有亲戚关系，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内战。他们并非大地主；也不是工人阶级。他们所期望的是一种特定的、基于教育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他们开始感觉到，因为种种原因，大门正在关闭。”

现在很难想象，在世纪初曾经有一段时期，阿根廷以其富饶而空旷的土地、被其征服的“沙漠”和大草原的全部财富，认为自己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而且阿根廷吸引的是同样的欧洲移民。但阿根廷是个骗子；它从来都不是一片属于拓荒者的土地；它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殖民地农业经济体，围绕一些大牧场建设而成。阿根廷不需要拓荒者，只需要劳动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美国，移民的孙辈玩儿革命，其实只是要在一个开放、富裕和多面的国家里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在阿根廷，同样也是那一代人，有着多少相同的祖先，他们的反抗更加不计后果。

反抗有其宗教性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我想要了解更多。有天一大早，里卡多带我去见一个七十年代的幸存者。我们在那个人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办公室见了面，上班时间还没到。电梯坏了；那些于世纪之交装设的护墙板黯淡无光。和里卡多的公寓一样，这个建于一个奢华时代的商业套房像是正有人使用的宿营地。

我们去见的人是一个块头很大、四十多岁的胖子。他身着褐色西装，要说里卡多散发着忧郁的气息，他给人的则是笨重和沉闷的感觉。他在光线黯淡的办公室里做着一份沉闷的工作；他有一张白皙的、无表情的脸。很难想象他拿枪的样子。

他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很抽象。

他说：“围绕一个人对他人的关切去建立一种生活方式，并为之做出见证，这种观念并非天主教独有，左翼的传统中也有。”

他的天主教教义来自他的出身背景。在他上学的公立学校里，流传着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左翼的种种理念，他发现自己的天主教本能与左翼理念十分契合。具体来说，是哪些理念？“新人的理念，革命作为一种身份的理念，以革命对抗不公的观念。既然在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中，爱你的邻居是一条诫命——这意味着神在他人之中——那么我就不能对这个人的悲惨境地无动于衷，而且我还不仅仅是指他在物质上的悲惨，还包括他在文化和精神上的悲惨。这是福音书的教导。它在那样的时刻与左翼意识形态相吻合——切·格瓦拉，新人，古巴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新人是一种文化态度。它指认、反对并谴责盛行的文化。”——这些词语就这样涌出：西班牙语的音乐效果能够诱使人使用冗余的词语，以及更多带有音乐感的词语——“而那种文化被视为一种统治的手段。”

他的天主教和新人信仰如此庞大而抽象，我想知道他把它们缩减成游击队的行动，都经历了哪些阶段。这些行动非常明确；有时候，它们显得——甚至在像里卡多这样的人看来——像是出自一种神秘的敌意。

他并没有给出我想要的答案。他说：“那就像是一个改宗的过程，以一种政治的方式进行的改宗。而且发生得非常快。你获得了一种视野，看到你可以改变历史，而历史并不会沿着固定的道路发展。我决定献身。我放弃了我的工作、家庭和社会生活，开始做我必须做的事。你还会发展出一种清晰的集体归属感，这是一个全新的集体，不同于父母所给予的那个集体，尽管我的家庭很宽容，也很支持我。”

“献身的理念包含了人身危险的理念。很简单。如果你在做正确的事情，你就会认为你是正确的，并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而受到尊重。在特定的行动层面上，你试图应对的，是你自己的苦闷和孤独。但在我这里，最重要的不是行动本身，而是通过行动获得的自尊。我获得自尊，是因为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我说：“这是一种宗教态度。几乎和教士一样。”

身穿褐色西装的男人说：“是的。”

里卡多对我说：“你觉得这很奇怪吗？这是因为你不是基督徒。他的心理状况与这种文化传统有关。”

坚实的大理石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女人走进外面的办公室：一个秘书，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身穿褐色西装的男人说：“我们的天主教教养把我们培养成了斗士。那就是事情的发端，就在奉献与纪律的理念里。”随后，又有人走进办公室，里卡多和我准备走了，他站起来说：“事情的结果有时候是一种反常的东西。”到最后，他好像终于承认了降临在他那理想之上的混乱与不幸。

我和里卡多走到街上，他说：“这个人，”里卡多是在中立地使用这个词，“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失败的人、当作失败的一代中的一员呈现给了你。”

然而我希望自己能让他讲得更具体一些。也许是因为理想失败得太彻底，他不想谈论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件。但也有可能他的抽象代表的是他的思考方式。他努力遵循的生活原则属于他自己，他必须坚守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让他起而行动（protagonism，主角，这是他用的词），而行动的方式是其他人设想出来的，他信托这些人；对他更高的理想而言，这些行动只是偶然。

里卡多和我在一家学生咖啡厅里喝咖啡。

里卡多说：“当我有机会接近他们的时候，那些严密的观念吸引了我。我们因为缺乏严密性而付出过惨重代价。”

我们走出咖啡厅，外面的大道非常宽阔：这座建于世纪之交的城市曾经有过宏大的目标。阿根廷生产的巴士狭小而吵闹，在交通信号灯之间发出刺耳的声音，吐着黑色的烟雾渐渐远去。在美好时代的建筑上方，无数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盘踞着——这些黑色电话线所从属的电信系统在一九四五年被庇隆以昂贵的价格收归国有，那时他的革命才刚刚开始，自那以后，与其说这个电信系统是公共设施，不如说它是电话维修工人勒索的工具：黑色的大网仿佛自城市的肺腑旋出，悬挂在城市上方，象征着近半个世纪以来革命的掠夺与浪费。

七十年代的游击队，是受过教育的男性与女性，是移民的孙辈，他们在延续着庇隆的革命。二十年来，他们（通过他们挑起的镇压，以及继镇压而起的一切）可以被视作这个国家愈加贫瘠和停滞的原因。

那条大街上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沉迷于金钱：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要维持金钱的价值。一个星期不照管你的钱，你就会失去它们。近二十年来，始于庇隆时期的通胀在一路高涨。一九七二年，银行打广告说年息百分之二十四，我为之感到兴奋；自那以后，通胀有时达到了每月百分之百；现在，官方采取了新的银根紧缩政策，称通胀为每月百分之四。

谈到七十年代的游击队，里卡多说：“只有部分知识分子牵涉其中，但他们全都遭到了攻击。在当时，做知识分子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镇压的规模在日益扩大。”就如同在阿根廷有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一样，在里卡多看来，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在阿根廷也有好的战争——游击队的战争，以及坏的战争——军队的“镇压”。“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只能逃走，这个国家直到现在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他开始把自己的忧郁投射到他对未来的想象之上。他说，有一天会有更多的游击队。他们不会再像七十年代的游击队那么“优雅”，会更像秘鲁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游击队[23]，因为鲜血与愤怒而充满活力。

“七十年代的游击队试图找到某种道德立场，某种高于敌人的道德优势。“光辉道路”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们不再扮演好人。这里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你现在坐火车到郊区去，在那里接触一些人，你都不知道怎么让他们融入未来的社会。你无法把他们设想成人类。他们是印欧混血。”来自古老的印第安北部的人。“他们像蘑菇一样在那些郊区里冒出来。”

里卡多说的是真的：在那些郊区，这座巴黎之城似乎正在变回当初的南美大地。

“他们自己的封建体制，他们父母所从属的那个体制，不再要他们了。那个体制不再容纳他们，或是让他们感到满意。在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体制里也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生来就是不法之徒。“光辉道路”式的游击队对这种人具有某种吸引力。有些宗教群体也同样如此。顺便说一句，这是一种重要的新现象：电视上那些美国传道者开始到这里来了。”

一九七二年遇到穆希卡神父时，我不知道他是游击队的资助人之一。我现在能肯定，带我去见他的丹尼尔知道这件事。丹尼尔很希望我与穆希卡见面；但他只告诉我穆希卡是“第三世界教士运动”的成员之一，而且来自阿根廷的上层阶级。丹尼尔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产阶级商人；即使在那时，他对穆希卡的理想所投入的关注也令我感到奇怪，这揭示了游击队在一九七二年对社会的渗透程度，那时庇隆还没有回归，事情还没有变得那么肮脏，而游击队在社会的内部运作，并且——尽管街上有警犬，街角有带着枪的警察——确实是在保护人民。

穆希卡在位于巴勒莫区的villa miseria（印第安棚户区）主持一座教堂。巴勒莫相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言，就像是伦敦的肯辛顿公园，或者巴黎的布伦园林。巴勒莫有一座很棒的公园。（还有相当数量的公共爱国雕像：就这里的历史而言，和巴黎太像了。公园就坐落在牧场主－军阀罗萨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地上，他在独立之后几年开始掌权，以非常粗暴的方式统治了阿根廷近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一八五二年才结束。）

巴勒莫棚户区大约已存在十五年之久，隐藏在不易发现的地方。你可以开车穿过宽阔、喧闹的大道而不见其踪影。它就在河边，出人意料地庞大而实在，并且富有生活气息。一旦你走进它，就会感觉自己离开了巴勒莫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的居民来自遥远的北方，来自萨尔塔和胡胡伊；丹尼尔说，有些人甚至有可能是从玻利维亚来的。车道没有铺过柏油，泥泞不堪；小小的建筑低矮拥挤，但它们是用砖筑成的，不时还能看到两层的小楼。傍晚刚至，这里一片繁忙景象，柔和的灯光像城里其他地方一样昏朦，看上去并不太坏；要是在印度，这样的阿根廷棚户区也许可以算作是一座小城里繁荣的商业区。

穆希卡的教堂是一座没有供暖的大简易房，混凝土结构的。上面没有明显的宗教标志，至少我不记得有；教堂内部各处也没有基督教的东西。教堂在播放音乐：一首用扩音设备播放的阿根廷歌曲，歌里也没有提到上帝或宗教。

穆希卡就在他的简易房里，看上去很是这里的一分子。他块头很大，忙碌、严肃、皱着眉头；身着黑色皮夹克，胳膊和胸膛被凸显出来；头发浓密，有一双愤怒的眼睛。丹尼尔以前就见过他，立刻现出敬重的神情，一声不响，凝视着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穆希卡很高兴有人寻访他；但我觉得他有点像个演员，而且——为了在丹尼尔面前证明自己——将会找我的麻烦。

我很快就给了他找我麻烦的理由。我问到“第三世界教士运动”。他带着一点嘲讽的口吻说，他“碰巧”也是一个庇隆主义者；随后他又补充到——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嘲讽，最后又带上了一点愤怒——作为一个庇隆主义者，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关心经济发展。

我问他棚户区有多少人。他拐弯抹角地回答说，走掉一个，就会再来两个。我追问他具体数字。他说几年前只有四万人；现在则有七万人（丹尼尔告诉我的是三万人）。穆希卡说，因为政府部门的蠢行，印第安人在内地没有工作可做，所以才会不断地从北方南下。

我想知道他是怎样让这个观点与他作为庇隆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拒斥相调和的。我不是在争论什么。一九七二年的阿根廷令一个外来者感到困惑；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庇隆主义。

穆希卡被激怒了。他说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想浪费时间和一个norteamericano（美国人）交谈。他转身离开丹尼尔和我时，表情从愤怒变成了上层阶级的和蔼可亲（就好像要向我们展示我们到底错过了什么）；他走向一个戴着黑帽、神情惊惶的玻利维亚家庭。那家人没有一个高过五英尺，刚刚走进混凝土简易房。身着皮夹克的他张开双臂，就好像要把他们全部压向他的胸膛。

如果当时我知道——丹尼尔已经知道这件事——穆希卡与游击队有关联，我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和他交谈。于是我以为自己与这位“第三世界教士”的会面结束了。而且，简易房里又冷又潮湿。那是五月末，正是阿根廷的冬季；在昏朦的灯光下，从普拉特河来的晚雾正越来越浓。穆希卡的音响设备播放的阿根廷歌曲声音也真的很大。我告诉丹尼尔，我们应该走了。他看起来不大高兴。他更像是站在穆希卡那边，而不是我这边。他说我至少应该再待一会儿，告诉神父我不是美国人。我觉得要是不照丹尼尔说的做，就会破坏他在穆希卡那里的信誉。于是我就等在那里。穆希卡和玻利维亚人说完了话，他们走到一张长凳前温顺地坐下，低头望着水泥地板，在稀薄的雾气中祈祷。

丹尼尔身着大衣，站着不动，凝视着穆希卡的背影，对我说：“去告诉他。”

我走过去对穿着皮夹克的后背说：“神父，我不是美国人。”

他转过身来，很是窘迫。他的目光变柔和了，但后来，随着我们重新开始交谈，我问了一些关于庇隆的问题，他愤怒的态度又回来了。

他说：“只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义。”庇隆主义者不仅仅是我遇见过的中产阶级：巴勒莫棚户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是庇隆主义者。“我可以跟你谈上五年，你仍然不会理解庇隆主义。”

他解释说，庇隆主义同时有卡斯特罗主义和毛主义的成分。在毛的中国，他们拒绝工业社会，更关心“人的精神成长”。卡斯特罗主义也是如此，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也含有类似的目标。但敌人还在那里。他一一列举出他们（那些身着黑衣的玻利维亚人此时仍在他的圣所里祈祷）：寡头统治集团、军方，还有通过经济手段操控阿根廷的美帝国主义。这些敌人正在吸干这个国家。

从把“人的精神成长”这种抽象概念当作目标出发（于是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被原谅），穆希卡毫不费劲就跳到了敌人的概念，某个就在那儿的人，还有非常具体的肉刑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穆希卡就像我遇到过的一位信奉庇隆主义的犹太律师，他几乎可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归类阿根廷人民的敌人。“从根本上讲，”律师说，“这些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我们国内的同盟。这些同盟包括：寡头统治集团、布尔乔亚附庸、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和左翼伪军。所谓伪军我是泛指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敌人小名单，如果你把几份名单放在一起，那么差不多阿根廷的每一个人都是某个人的敌人。

丹尼尔妻子的一位女性朋友有一份种族主义名单。有天晚饭时她对我说：“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北欧血统、更多来自欧洲的人——我不是说波兰人——就好了，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好了，他们可以更新和改善我们的种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我们有长得好看的种族。但北方人是纯种印第安人，他们不好看。他们很矮小。真可怕。”

这个女人自己的群体也在一个男人的种族主义名单上，这个男人的祖先来自爱尔兰的偏僻之地——在十九世纪，他的祖先没准是牧羊人或者挖掘工，一大早就要出门。他现在只说西班牙语，在一所省立大学工作。他对阿根廷的祸患在何处丝毫没有疑问。有一天在图书馆，他低声给我讲述了沙漠的征服者、前总统罗卡的故事。罗卡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一整船的意大利移民。“我可怜的国家，”罗卡说，“等到你被这些人的后代统治的那一天，那将是一个悲哀的日子。”现在，这个不像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人用富有穿透力的西班牙语低声说，那个日子已经到来了。

“在阿根廷，”萨伯特一九七二年说，“有一种正式的、针对每一个人的种族偏见（un perjuicio racial integral contra todos）。今天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集体的狂躁。因为这里以前总是很容易赚到钱。这里有一种说法：等你再也吃不到牛排（所谓的bife de chorizo），最终的革命就会到来。”

这个移民社会正在被原子化，而阿根廷正在变得没有脊梁，就像西班牙的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二十年代初所写的那样。完全不同的民族，奥尔特加写道，汇聚到一起来，不仅仅是为了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更是为了明天能够一起做些什么。这样的希望是建立一个移民国家所必需的，在阿根廷却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益加深的玩世不恭和道德沦丧。

我见过的那个年轻电影制片人给这种玩世不恭下了清晰的定义。“我自己是意大利人，但在这里发生的我不喜欢的事情，很多我都认为和意大利人有关——对各种事情袖手旁观，最后又从中渔利。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态度，但是我想，当你利用自己的怀疑倾向，在各种事情当中谋利之时，你就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

没有玩世不恭的态度，就会失去某种庇护，就会感到痛苦。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时期。其中一些人在独立战争中与西班牙作战，又在随后的历次内战中参与作战。博尔赫斯生于一八九九年，他还记得童年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伟大的新城是如何建成的。他的早期诗歌讲述的是他的祖先、死亡，还有国家的缔造。他在一九七二年说，他年轻时是一个阿根廷爱国者，比他的父亲还要爱国。“我们被教导要崇拜阿根廷的一切事物。”

但在他刚四十出头的时候，发生了庇隆主义剧变；这个几乎还未建成的国家又开始走向崩溃。博尔赫斯在庇隆时期受到了羞辱；他被迫放弃了自己在市图书馆的普通职位。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庇隆主义游击队在城里活动，武装警察在街上巡逻，而庇隆即将归来。博尔赫斯处理阿根廷历史上这个新转折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忽略它。他说，仅仅是庇隆这个名字都太下流，不能在公众当中提到，“就像一个人在诗歌里避开某一些词语一样。”他的作品是他的安慰，“我们可以期待特洛伊式的结局。”

一九七二年，他在献给作家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这是穆希卡神父的一位远亲——的一首短诗里，流露出一些悲哀的意味。穆希卡·莱内斯住在科尔多瓦山区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过着英国乡间别墅式的生活。他的大房子阴郁、陈设精美，坐落在一个潮湿的小山谷中，有着史蒂芬·坦南特[24]在威尔特郡的威尔斯福德庄园的某种氛围。征服沙漠行动，还有阿根廷在十九世纪末的惊人扩张，为许多古老的殖民家族带来了财富和教育，甚至还有某种古老的欧洲风格，他们同时还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阿根廷已经建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共雕像就是在以正确的方式庆祝这一成就。

在一首一九三四年用英语写成的诗里，博尔赫斯这样写道他的祖先的公共雕像：“我把我的祖先献给你们，我的已逝者，那些活着的人用青铜所表彰的亡灵。”如今，在一九七二年，博尔赫斯写给穆希卡·莱内斯的诗是这样结束的：“曼努埃尔·穆希卡·莱内斯，我们都曾拥有一个祖国——你还记得吗？——我们又都失去了它。”

Manuel Mujica Lainez, alguna vez tuvimos

Una patria—recuerdas? —y los dos la perdimos.

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另一位穆希卡，巴勒莫棚户区的“第三世界教士”，这个为阿根廷历史的负疚和（里卡多所说的）旧观念赎罪的人，被枪杀身亡。他也在某个人的名单上。此时庇隆已经归来；他已入暮年，死亡将至。他转而反对帮助他回归的游击队；于是到了最后，他和他那些糟糕的廷臣带回来的庇隆主义和二十年前一样嗜好掠夺和谋杀。有那么一两天，也许是一周，不会再长了，一些海报登出了被杀的穆希卡的名字。这很难说是一种荣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上涂满了各种不同的名字和口号。这些墙面是一种持续的公共喧闹声在视觉上的对等物。阿根廷有太多的烈士，太多的敌人；革命的种种起因已经变得无法破译。

两年后，军队会再次夺取政权。他们会撕掉所有的海报，粉刷所有的墙面，他们将开始杀死游击队员。一年之内他们就消灭了各种各样的运动；这座城市的白墙——昔日的涂画仍然隐约可见——将会讲述被根除的一代，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像他们的庇护人穆希卡一样，把高尚的宗教和政治理想转换成了阿根廷－西班牙式的简单理念：关于敌人、肉刑和鲜血的理念。

十四年后，我又去了萨尔塔。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拉里奥哈，在那里坐上巴士，两天里翻山越岭，穿越宽阔的甘蔗谷。

一九七二年，博尔赫斯，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告诉我，他和萨尔塔人在一起，感觉就像是和外国人在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博尔赫斯说，一个高乔人是来自平坦大草原的骑手，而在萨尔塔，一个高乔人则是山中的骑手。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历史：布宜诺斯艾利斯靠它的大西洋港口生存，而萨尔塔和阿根廷所有的北部地区则是来自秘鲁和太平洋的移民的殖民地。

这是怎样的路途啊，从西班牙到加勒比，通往太平洋的水陆运输线，再从那里到秘鲁，再往南走！萨尔塔处在一条帝国之路的末端，两个多世纪以来，西班牙一直保护着这条路线，确保它的安全畅通。西班牙让人感觉难以想象的遥远。然而站在萨尔塔的主广场上——按照西班牙的习俗，这个广场在一五八二年的一天之内就修建完毕——会有一种强烈的关于西班牙、西班牙帝国以及西班牙征服的感觉袭来。一座政府建筑有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黎风格；一九四一萨尔塔酒店的住客主要是假日游客，酒店有一种精心营造的“殖民地”氛围，讲述着庇隆上台之前旧阿根廷最后的时光。但广场上几乎每一样事物：大教堂，钟楼拱廊人行道，高大而富丽的绿色花园，全都在讲述着西班牙。用于纪念建城四百周年的并非歌颂阿根廷的纪念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更为自信的时期也许有可能如此——而是莱尔马公爵的半身雕像。是他，置身于遥远的西班牙，下令在这里为一座城市奠基。无论历史在别处如何发展，无论西班牙当前的状况如何，西班牙在这里仍然至高无上。

那是复活节，中央花园的柱子上绑着的扩音器传来教堂里的歌声，但声音并不是非常大，一个女人的声音，孤单，纯粹，似乎在为这青翠的花园增添着福祉。这片绿色如此丰富而深邃，仿佛在向周遭放射凉爽的绿光。人们坐在长凳上，沐浴在这绿光中，又或是行走着，又或是买卖着东西。有人站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人走进去站在里面。教堂外观普通，圣坛上闪耀着光华。你得向前走上好远，穿过站立的人群，才能看到有着纯粹声音的女人。她是一位年轻的印第安修女，身材矮小，头上包着头巾，现代式样的修女袍下摆垂落在她那双弓形腿的膝盖下，一个人在这里感受到的一切都在讲述西班牙的奇迹，还有萨尔塔的服务生和其他人身上的西班牙礼仪，一看到那位年轻的、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和谐相处的印第安修女，一个人就会令人对西班牙征服的那种持续的残忍产生一种相反的判断。

北方总有一种东西在提示人们，那种十六世纪的残忍在二十世纪末仍然存在：在甘蔗地里，在印第安人的面孔上，在印第安人的房子里。黄金与奴隶，封赐制度，西班牙国王把印第安人“封赐”给臣民，这就是西班牙人最初从秘鲁南下的驱动力。

在阿根廷后来的历史中也存在着残忍。高乔人的民间史诗《马丁·菲耶罗》（第一部分，1872）的主题其实就是残忍，这部史诗是阿根廷最接近民族诗歌的一部作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部书的有些版本用羊皮做封面，被当成纪念品出售。在阿根廷人的想象中，这首诗——作者是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此外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是对一个更美好、更纯洁的时期的回忆，那时的高乔人还是自由人，驰骋在没有围栏、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而这片土地有着光明的前途。但是诗中的阿根廷尽管显得很狂野，真实的阿根廷却已经是一个腐败而不公正的地方。高乔人英雄其实只是一个逃亡中的人，处在印第安和阿根廷的野蛮行径的夹缝中。他时刻都处在被抓丁的危险之中——他的报酬被抢夺，又会因为小过犯而被鞭挞——被强征去前线与印第安人作战，去为他人赢取土地。

《马丁·菲耶罗》与几个月后出版的一部俄罗斯冒险小说有一个相似之处，这部由尼古拉·列斯科夫创作的小说叫《心醉的流浪者》（1873）。列斯科夫（1831－1894）与何塞·埃尔南德斯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的传奇故事创作于俄罗斯的扩张时期，讲述的是一个单纯的俄罗斯人，处在俄罗斯和鞑靼人的野蛮行径的夹缝中。列斯科夫在讲述有力量的故事时写作水平最高；他最好的故事也是他最为痛苦的故事；他对宗教的执迷表明他的深层主题是俄罗斯的残忍。列斯科夫的心醉的流浪者成了鞑靼人的俘虏，就像高乔人马丁·菲耶罗成了大草原印第安人的俘虏：他们都是置身地狱的人，都不再有多少可以回忆的东西。《马丁·菲耶罗》的第二部于一八七九年出版后，真正的“沙漠征服”立刻就来了。在这场征服中没有英雄壮举；在铁路和雷明顿步枪的帮助下，罗卡总统只用了六次战役就消灭了大草原印第安人。一片广阔的新领地，平坦、肥沃、不长树木，从未被用于耕作，被几个人所瓜分。这些世代贫穷的人从不知道人的需求是可以削减的，他们就像第一次西班牙征服时的人一样，在发财的良机到来时，在自己心里发现的仿佛只有无尽的贪婪。移民从欧洲被运来，在这片被征服的“沙漠”上劳作，却不能定居；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新的巴黎城被建造起来。“巴黎”不属于所有人：新公寓楼里那些黑暗、窄小、让人蒙羞的“女佣房”仍然在昭示阿根廷新财富的一个重要理念：其他人活该贫穷，什么也不要分给他们。那些人为了自己和他们的牛羊，索取天空和被征服的“沙漠”的地平线，给予其他人的东西却非常之少，什么也没有给予。

一九七二年，人们因此而滋生的愤怒仍在流淌。一个在草原小镇长大的记者说：“我看到他们欺诈那些按小时计酬的工人——他们把钟往回调。”真让人难以置信，但人们经常讲这种故事。我听说在庇隆上台前，住在那些小屋子里的女佣从来没有一天能休息；有些人的报酬只是食宿。还有传言说，工人阶级和印第安人被禁止在上层阶级居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走动。

这些事情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是为了让愤怒不致减退的传说。但有时我会想，它们到底是不是只是传说；举一个例子，在一个重要的外省城镇里有一间油腻的厂房，地上都是泥土，我在那里看到这样一个标语——那是一九七二年，伊娃·庇隆去世已经二十年，游击队正在鼓吹庇隆的回归——“为人效命，忠于职守。在任何合适的场合都要恭敬地谈到他。记住：一盎司忠诚等于一磅智力。”据说此语出自圣马丁，他在阿根廷被尊为“解放者”——带领这个国家脱离西班牙统治的胜利者。

这样的态度，这种对简单服从的要求（所提供的回报又非常少），仿佛把一个人带回到遥远的过去，越过《马丁·菲耶罗》描绘的开拓地暴行，一直追溯到像罗萨斯那样的军阀所施行的暴政（博尔赫斯说他常常把被处决者的头颅支起来展示，“以儆效尤”）；甚至还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征服时期。在追溯阿根廷的种种态度——愤怒和反愤怒，行动和反行动——之际，你总是会追溯至西班牙征服时期，就如同追溯原罪一样。

对这样的愤怒加以利用，是庇隆所具有的禀赋或天才。愤怒不仅来自欧洲移民和他们的孩子——他们大多数是工人，有些受过教育，少数人是企业家——那不仅仅是这些欧洲人的愤怒，也是北方那些无依无靠的印第安人的愤怒，是无依无靠的cabecitas negras（黑头）的愤怒：这些黑头所在的地区根本得不到新富人的资助。庇隆把“黑头”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参加游行示威。他刺激民众的愤怒，使其变成了民族的伤口；这个伤口仍在化脓，然而庇隆及其廷臣（他们拥有阿根廷前所未见的财富和风度）和旧时的任何寡头一样掠夺成性，同时又通过国有化以及行贿受贿，让金钱和奋斗失去了价值。

我今年和一个来自英裔阿根廷社群的人谈了一次，一九七二年我曾经和他交谈过。当时庇隆回归运动正在进行，他说：“我开始感到彻底的迷茫。不管庇隆代表的是什么，他把我对他的情感全都摧毁了。一切都可能随时改变。在这里谁来掌权你根本没有发言权。于是到最后你就成了绵羊。你失去了对政治的信任，对军方的信任，什么也没有剩下。”现在——那些人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这个人带着一种类似同情的情感谈到游击队。他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正常人都想枪毙上层那伙人。你看，那些人谁也没受到惩罚；你一旦到达权力顶峰就安全了。游击队很容易利用这种挫折感。”

这就是情势所造成的陷阱，博尔赫斯在脏战开始前四年所预言的特洛伊式结局：受过良好教育的游击队一代，移民的孙辈，只有通过汲取阿根廷－西班牙旧有的鲜血与敌人的观念，才能坚持教育告诉他们的那些善良的抽象观念——人的精神成长，新人与不公的对抗。

在《马丁·菲耶罗》的一些诗节中，高乔人偷听到地方法官与另一个人的谈话，他们谋划通过侵吞印第安人的土地来发财。实际的战斗要由被强征的士兵来进行；当高乔人听到关于“定居计划、公路，扫射掉几千人”（proyetos /de colonias y carriles / y tirar plata a miles）的谈话时，他的心都“骤然缩小”了。高乔人认为，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大草原也许很快就会变成“一片沙漠，除了死人的白骨之外一无所有”。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里也有类似的情节。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比利时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刚果进行的帝国扩张，其中提到的事件就发生在《马丁·菲耶罗》当中的事件发生二十年后。康拉德的叙事者深入内陆去掌管一条内河汽船，他去到刚果河上的一个破败的贸易站，和十六或二十个黄金国探险队的比利时人待在一起。周围到处都有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人们变得衰弱，渐渐死去。但比利时人没有注意到这些。

“唯一真实的感觉是被派往一个贸易站的欲望，在那里弄到象牙，然后从中抽佣。他们只为这一件事情而密谋，彼此中伤和仇恨——但是如果真要他们抬起一根小指头——噢，算了吧……他们交谈……不计后果却缺乏刚毅，贪婪却不够大胆，残忍却没有勇气；整个这一群人没有一点远见，也没有丝毫严肃的意图，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要让这个世界运转起来，需要有这些品质。”

叙事者被引向对工作理念的反思。问题在于道德观念的缺席。“不，我不喜欢工作。我宁愿懒散度日，思考所有那些可以做的美事。我不喜欢工作，没有人会喜欢，但我喜欢蕴含其中的东西，在工作中可以找到你自己。你自己的现实——你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其他人永远无从知晓的东西。”

这几乎是一种宗教理念，就像是黑暗殖民地的对立面。只有在有着合理的自由和合理的创造性的社会里，才会产生这种关于人的可能性的高贵理念。它与第一次西班牙征服背后的理念相对立，与“沙漠征服”背后的理念相对立。这样的理念也许曾驱使一些移民前往阿根廷，就像驱使一些移民前往美国一样；但阿根廷是会让被它吸引来的人失望的。

在阿根廷，道德理念的缺席还有其他后果。“沙漠征服”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全部遗留下来。阿根廷人会告诉你，阿根廷的上层阶级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一个来自旧家族的男人在一九七二年说：“在秘鲁你有真正的贵族。他们的传统已有两到三百年的历史。如果你提起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间的阿根廷贵族的名字，今天在阿根廷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的后代都是很孱弱的，整个局面都在崩溃。”一位在旧家族的后代中罕见的工业家这样说：“你必须记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美好时代的外表之下，我们拥有的是跳探戈舞的男人。今天跳探戈舞的男人已经接管了阿根廷。”

这一年我去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一个大牧场。在桉树和路边的其他树木以及水坑的外面，平坦的褐绿色草地向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似乎要吞没牲畜的头和脚，把它们缩减成它们背部那些黑色或黑褐色的条纹。这一大片“被征服的沙漠”老早以前就不再属于最初拥有它们的家族；而自那以后它曾两度荒废，一次是在大萧条时，后来经历了战时的繁荣，在庇隆时期又再一次荒废。一九六〇年，继承了这片土地的人发现自己甚至没有足够的钱维持自己的住宅。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决心致力于产业的建设，终于让这片土地起死回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

“我们隔壁有一个西班牙旧家族，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这一区最大的地主，可能老早就从罗卡那里获得了土地。现在他们没有钱频繁去欧洲玩。他们没有能够适应环境。也没有改变生意的结构。他们仍然拥有房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仍有社交生活，而他们也试图在那里经营各种事务。他们通过抛售一点资产才生存下来。我知道有一所大房子，四十个房间，现在只有一百三十公顷的土地作为其经济支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老夫人不肯卖房，尽管她连热水都没有。大房子里有漂亮的浴室，装有可爱的水龙头，是二十年代由一位英国建筑师按照装饰派的风格设计的。大多数房间都布满了蜘蛛网，屋顶到处都在漏水。”

苏珊娜就来自那样的家庭，一个失去了很多财富的家庭。她嫁给一位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到现在仍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她的举止仍然显示出她的出身：安全感、自豪感以及奇特的天真。她不清楚她的家庭到底是如何失去土地的。她不认为庇隆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她的丈夫后来告诉我，苏珊娜的家庭在庇隆上台时惊慌失措，听取了糟糕的建议，把土地变卖了。

苏珊娜说：“发生在我家的事并不是源自庇隆。事情还要往回推。父亲十八岁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九三〇年左右——想去上学。他想做建筑师。父亲很有魅力，非常害羞，又极其有礼貌。一种非常脆弱的性格。他去找他的继父谈这件事，继父建议他不要上学，说：‘为什么要上学？’在他继父看来，如果你有优雅的举止，那就够了。过了不久我父亲又想去上学。这一次他想学法律，他的继父又对他说：‘为什么要上学？’于是我的父亲就没有上成学。”

“你知道，我父亲也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有优雅的举止，那就够了。钱很重要——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你还必须有优雅的举止。如果你到我父亲家里，用得体的方式打招呼，适时起身，适时坐下，恰当地说话，并且欣赏我父亲的家具和银器，对他来说那就够了。我必须告诉你，优雅的举止有时仍会令我目眩。我们的举止非常庄重。小时候，我们有时会被叫去客厅，于是我们就进去打招呼。但是如果不是直接问我们话，我们就不说话。如果在我们坐着的时候有人进来，我们必须站起来。有时我们去饭厅和父亲、母亲以及其他宾客一起用晚餐，我还记得在这样的时候我会想：‘多么美好的人，多么优雅的举止。’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美好。没有哪个女儿学会了做什么事。你知道，即使是现在，她们还在谈论从前的时光——不用做事的时光。那些日子她们可以去欧洲旅游，带回可爱的纪念品。但是她们不谈做事的日子。”

这并不是在这片新土地上扎根的阿根廷贵族的唯一缺陷。他们说西班牙语；他们的种种态度和更深层的文化都是西班牙式的。那种不工作、不谈钱的理想也是西班牙式的。（就像一九七四年我在拉里奥哈的一家咖啡厅遇到的一位中年绅士，他的小指头指甲有一英寸长，那也是西班牙式的。我们都很空闲，他开车载着我在乡间转了半天。他的指甲表明他是一个悠闲的人：指甲是半圆筒形的，像坚硬的角，上面有纹路，呈黄色，非常脏的牙齿的颜色，看上去让人莫名地厌恶。）但是西班牙以落后著称，从那里来的贫穷移民在阿根廷被统称为“gallegos”（加利西亚人）。

苏珊娜说：“我父亲的优雅举止让人向往‘绅士’的理想。这些举止被认为是英国式的。父亲所受的全部教育都以英格兰为理想。我父母去欧洲的时候，从来不去西班牙。西班牙是——”苏珊娜做了一个轻蔑的姿势。对西班牙的轻蔑蕴含了对讲西班牙语的阿根廷的轻蔑。“他们不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他们说este país，‘这个国家’，而不是‘我的国家’。他们会说：‘这里的人很糟糕。’而不是：‘我们很糟糕。’我丈夫说，这里的很多问题都和那种‘这个国家’的态度有关系。”

也许，阿根廷的上层阶级如果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的贵族，他们会寻求与庇隆这个出自这个国家的人和解；这个国家也许就不会因革命而开始四分五裂。

我问苏珊娜，她父母的庄重举止有没有禁欲主义或一种保护性仪式的成分，那种使得他们能够忍受艰难时世的东西。我表达得不太清楚，苏珊娜以为我在问她的家人对待他人困苦的态度。她说：“不。十一月，我们的夏天来到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热，母亲会指着我们公寓后面的廉租房说：‘想一想他们。’但我从不觉得她真的在意那些人。”

弄明白禁欲主义的意思后，苏珊娜说：“母亲非常讲究章法（estructurada）。他们把她造就成了那样。我年轻的时候，以为妈妈对什么事情都有办法。但有一次她家里出事，她一下子就垮了。她没有真正的内涵。”

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浪费的土地，这里仿佛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实则已经废墟遍布，建筑和人的废墟。和新世界的众多土地一样，和圭亚那以及加勒比群岛一样，阿根廷大草原似乎已经吞噬了自身的历史；这是一处湮没之地。大草原印第安人已经湮没无闻，高乔人也是如此。那些非洲人，西班牙时期奴隶的后代，也已经湮没无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阿根廷，在《马丁·菲耶罗》中，他们还十分活跃：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男人和女人，衣着时髦，不容忽视，讲着高乔人的西班牙语。在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那时博尔赫斯还是一个小孩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能见到黑人。

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二年说：“小时候如果看到黑人，我不会回家讲。我不知道我们的黑人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家并不富有。我们只有六个奴隶。”他在一首诗里提到，他们家在城里的房子有奴隶宿舍。“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祖先来自非洲。他们讲的是一种抑扬顿挫的西班牙语，发不了R的音，会读成L。但他们不会被人另眼相看。事实上，黑人和别人一样，是‘克里奥尔人’（Criollo）——大移民潮之前的阿根廷旧殖民地人。他们在这里做厨师或女佣。你会把黑人当成城里人。许多精锐的步兵团都是由黑人组成的。我的一个了不起的叔叔带领手下在蒙得维的亚和西班牙人拼刺刀，那应该是在一八一五年或一八一六年，所有的士兵都是纯种黑人，来自城南这边靠近国家图书馆的地方。”那也是我们谈话的地方。一九七二年的博尔赫斯正在担任馆长，工资因为通胀而缩水，月薪只相当于七十美元。

故而，非洲人曾经为了阿根廷的独立而战。如果不是博尔赫斯告诉我，我不会想到：一百年后他们的后代魔法般地消失在新一批来自欧洲的人群中，现在没有谁还记得他们。

在民族与民族的融合当中，北部旧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也曾遭受磨难。他们在经济上一度依赖秘鲁——那是在独立之后，在毁灭性的内战之后，博尔赫斯的一首诗所说的“利剑、危险与严厉的禁令”（la espada y el peligro, las duras proscripciones）——他们必须转向南方。他们一度处在一条始于西班牙的漫漫帝国路的尽头；后来，至少是在铁路修建之前，他们处在一条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漫漫坎坷路的尽头。他们出产的东西很少。这个地区再也不是经济要地；人民终于从世界的边缘跌入一片蛮荒之中。

他们依靠南方政府的救助生活。于是他们留了下来。据说拉里奥哈全省（其首府建于一五九一年）都依靠政府过活。钱并非只是作为救济金发放给大家：他们必须替政府工作。期望得到公众支持的政客总是热衷于增加公务员岗位。卢里亚先生是一位律师和地方志专家，他告诉我，在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军政府下台那一年——和一九八七年间，拉里奥哈政府雇员的数量增长了三倍以上，达到四万四千人。对于这个总人口只有约二十五万人的省而言，这个数字相当地大，而且自那以后又增加到了五万五千人。

这些政府职位并非真正的工作。公务员们无所事事，定期不劳而获，就好像旧时的西班牙之梦成了真——职位和作为“封赐”的印第安人几乎一样美妙，人们也曾一度渴盼这样的“封赐”。但与赏赐同时到来的是一种西班牙－阿根廷式的残忍。无事可做，但大家必须上班；整个工作日必须待在政府办公室里，这些办公室和他们在理论上是有关系的。部门老板或头头随时可能下令查岗，或是进行planilla volante（突击点名），然后在薪水册上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必须立刻答到。

卢里亚先生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它在拉里奥哈造就了我称之为‘无聊文化’的东西。”他对他的用词感到满意：la cultura del tedio。“因为这些人每天有七个小时被迫处在绝望之中，假装在做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工作。”每天下班的时候，卢里亚先生说，这些公务员“疲惫、灰心、厌倦又愤怒”；然后他们的家人也会感觉到他们每天累积的无聊情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但这是一座悲哀的城市，没有灵魂，没有主动性。”

卢里亚先生是怀着感情说这番话的。他自始至终都属于拉里奥哈，祖上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在他看来，拉里奥哈这片土地属于十九世纪的军阀，还有那些强悍而勇敢的人。政府职位和无聊文化败坏了人们的精神；他们现在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卢里亚先生说，政府进行了三次努力，想把公务员安排到工业园里去从事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到那里去工作的人总是会流回政府机构，尽管后者的薪酬更低。卢里亚先生说：“他们宁愿选择疾病。”

除了必须去上班这个严酷无情的事实，以及突击点名所带来的持续恐怖，还存在着一些更为微妙的折磨和控制人的方式：提供工作岗位的人总是希望他们的权威被人感觉到。公务员分为二十四级。大多数人都是从六级开始；只有在邮局工作的人因为某种原因，一开始的级别更低。之后你就一路升迁。但因为大家无事可做，所以也没有办法评估工作质量。一切都取决于那些政客。他们必须感到志得意满。你可以在墙上或是，远远地出城，在石头或树干上涂上他们的名字，以此来让他们感到志得意满；选举的时候，你得为他们助选，假装精神抖擞，其他时候则总是要假装充满感激之情。如果你不这么做，如果你认为自己无非是得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那么你就会面临种种麻烦。

有一个女人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十七年。其间她只从六级升到了九级，而她之所以能够晋级，只是因为有一个政客在上任的时候，像君主大赦囚犯那样，让所有的公务员都升了三级。这位九级女士在拉里奥哈非常有名。有一天早上我甚至被人带去她的办公室见她：矮小而丰满，未婚，但是有着满头秀发，时刻准备着把她的故事再讲一遍。作为九级公务员，她的月薪是一百二十美元。六级和十八级的薪水只差三十美元。她说，到二十级薪水才会大幅提高。但不管怎样她总归是晋级了。

九级女士抱怨的时候，有一位二十四级女士也在场。她很瘦小，尽管看起来营养不良，却一点也不为自己的级别辩护。她有学位，她说，她的第二职业（可能是下午去做）是教授。作为二十四级公务员，她的月薪是四百美元；但是她要照料十六个弟弟和妹妹。

我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面带笑容、身着条纹衬衫的男孩在轻快地进进出出。我问及他的情况。他是一个特殊案例，一来就是十二级。他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男孩就那么笑着，走出房间，又再度进来，而其他人在谈论钱、政客、通胀以及物价，九级女士则说她从未进过餐馆。他们不能离开办公室；他们是被看不见的篱笆圈起来的人：被禁闭，牢骚满腹，但是又很胆怯，像是一群幽灵，在维吉尔所描绘的阴间等待着他们的宗教葬仪。

黄昏的时候，炎热退散，白日的无聊爆发了：年轻男子们和女友骑在吵闹的摩托车上，在主广场周围的街上拖着蓝褐色的烟雾、一次次地兜圈，就像那些现在已经习惯了无所事事的人。

阿根廷吞噬了那些被它吸引而来的人；过去二十年格外地艰难。

豪尔赫是一位英裔阿根廷人，在一家大公司当经济顾问。他在一九七二年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一场真正的危机边缘。”自从四十年代的庇隆时期以来，通胀率一般维持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但在那一年飙升至百分之六十；而这个国家的殖民地农业经济从未真正变革过。这里有工业，但其依赖进口，而进口又是靠农业出口支撑的。

豪尔赫说：“庇隆预见到了这个可怕的循环。他没有启动各种基础工业的建设。他必须取得民众的信任，所以他所做的都是虚浮的事情，进一步扭曲了经济。当时的工业化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并没有制订出工业政策。”阿根廷的工业产品受到了保护；它们的价格相当于海外同类产品的两倍；而一九七二年的平均月薪是五十美元。庇隆为工人做了很多事，但他们的工资跟不上庇隆的政策以及类似的种种政策所造成的通胀。

一年前，豪尔赫买了一套房子。价格上涨太快了，一个星期的犹豫不决就让他多花了两百美元——他那时的月薪是四百美元。但他的房子不到一年就增值百分之八十。到了一九九一年，也就是十九年后，这笔买卖更是显得格外合算。

“我买房时在银行做了十二年的按揭。房价是固定的，唯一会发生变化的是余款的利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也就是约翰·桑迪（John Sunday）回来那一年。”——约翰·桑迪是英裔阿根廷人对庇隆的教名胡安·多明戈（Juan Domingo）的翻译——“通胀更厉害了，抵销了债务。那么买单的是谁？社会里的其他人，那些没有借债的人。糟糕的是，过去的四十五年以来，通胀一直在稳定地上升，月复一月，没有波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面对这样的通胀，还能够支撑得住。这就像是用慢镜头播放德国在二十年代的经历。”

“一九七四年约翰·桑迪死后，他的遗孀和她的占星师－巫医上台，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一个前下士成了警察头头。通胀突然爆发。我还记得一件事：我付钱买了一件西装——比方说花了相当于两百美元的比索——裁缝为我量了尺寸。当时的通胀太厉害了，比索一个月之内就贬了一半的值。我觉得自己不能以这个价格从裁缝那里拿回西装，他也希望能够忘掉这件事情。我们见面的时候从不谈论这件西装——按照今天的行情计算，它应该值十美分。”

阿根廷的衰落有一个奇怪之处，她没有到达顶峰就已经开始衰退——衰退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民主时期。一九八三年马岛战争之后，民主政体回归，衰退的加速刚好与之吻合。讽刺的是庇隆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这两大党派都想以分产主义压倒对方，但再也没有约翰牛或山姆大叔来注入英镑或美元。

“如果把当年的我们看作是大英帝国的非正式成员，在英国人的治理下事情是在运转的。一九一七年我们的GNP相当于美国当年GNP的四分之三。我们有市场，有效率。我们有办法：各种体制和技术。今天我们再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你一定得记住，在阿根廷你见到的都是幸存者。其他所有人都在墓地或精神病院里。通胀会让你全力以赴。

“我们公司所处的行业，只能让你赊四到五天的账。要不然以我们的通胀水平，营运资金会损失殆尽。在我们公司，我们随时有约一千两百万美元用于给批发商赊账。你得让这笔钱迅速回笼。如果你能把赊账期缩短半天，那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回笼速度慢的公司，比如销售耐用消费品的公司，很可能需要提供六天的赊账期。如果你在造船，你必须赊出很多的账，而你一年也许只能卖出一艘船。于是就像美国人说的，你其实是在一条粪溪上逆流而上。

“通胀的另一个消极影响是，你不再关心效率，甚至技术。今天的世界，效率是一切进步的秘密。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一年间，你其实都最多能把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到四。以我们那样的通胀水平，如果你看准投资时机和方向，你可以在一天之内就赚到百分之十的利润。我们的行当平均十五天要向政府交一次税。于是在这十五天里我们必须尽量明智地投资。与考虑技术和效率这些长远的事情相比，保护你的营运资金要重要得多——当然你会尽量两者兼顾。

“所以阿根廷的资本投资甚至不够冲抵资本损耗。一句话，当现在这座工厂陈旧到无法再继续运转，公司无法积累起足够的资金购买新的厂房设备。这是通胀的必然结果，而通胀是货币的疾病。你的钱在分崩离析，就像癌症一样。你过一天算一天。当每天的通胀超过百分之一，你就只能这样。你不再做出计划。能撑到周末你就很高兴了。而我就待在位于贝尔格拉诺的公寓里，读一读关于古代板球比赛的书。

“我们现在人均要比一九七五年穷百分之二十五。真正在受苦的是那些你看不到的人——穷人、老人和年轻人。这些人在大火车终点站那里被冲上岸。这个火车站与维多利亚和帕丁顿站出奇地相像，它们都是英国人建造的。阿根廷生活的漂流物——就像海的泡沫，这些人。我从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过这样贫穷的景象。”

豪尔赫就工商业所说的这番话也适用于农业：你一定得记住，在阿根廷你见到的都是幸存者。在阿根廷，他们要么很大个，要么就特别羸弱。

印第安人的土地让四百家族产生了巨大的贪婪，他们继而占有了这片土地。然后在“沙漠征服”仅仅六十年之后，庇隆就出现了，他也认为这片土地拥有无尽的财富，并被自己对这些财富的欲念所驱使，大肆掠夺和惩罚。那时候，大地主都是牧民。佃农短租土地，轮作庄稼；在间歇期，地里又种回苜蓿，用于放牧牲畜。庇隆来了，冻结了农户的租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苏珊娜家发现他们的税比收的租还要高，于是在恐慌中抛售了产业。坚持下来的人过了几年困苦的日子。对外贸易被国有化；国有垄断企业把持了日用品的定价。政权在寻求利润，需要与国外进行贸易往来。于是人们只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价格出售产品，有时甚至低于生产成本。农业生产在衰退。阿根廷在一九一一年的出口总额——主要是农产品——比一九〇一年还要低。阿根廷的外汇储备已经在对铁路及其他设施进行国有化时挥霍一空，为了支撑这些已经启动的工业化建设，进口现在又在增长。这些进口只能由农业来支付，而人们已经不再对农业进行投入。于是通胀开始了，这片土地因此再也无法由小农户进行耕种。

胡里奥种了三千英亩地。他不是来自那些拥有土地的旧家族。他较晚才转向农业，是一个专注的人。六十年代，他接手了一处在庇隆时期已成废墟的产业——在战争期间这里曾繁荣而富有进取精神，是阿根廷最早使用拖拉机的地方。胡里奥从一家国有银行贷了一笔钱。经理当然先是让他等着，来来回回了好几次，又要他提供各种计划和声明；办事员喝着咖啡和饮料，对他视而不见，然后总是让他去找别人。

“我们很幸运。我们这一切都是贷款来启动的。要不然我们也没法成功。贷款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危在旦夕：利息比通胀率还要低。银行经理非常清楚他是在帮我们一个忙。”

起初为胡里奥带来好处的通胀后来变成了让他骑虎难下的“老虎”。

“严格地讲，为了生存你必须去做不道德的事情。你必须拖后支付账单。但现在所有的账单都要用美元支付，拖延没有任何好处。你必须进行多种经营，灵活处事。在高通胀下你开始大量进行易货交易。你会远离现金交易。比如说，我用小麦做了一笔交易，换回的是汽油和化肥。你计算出你得用四公斤小麦换一公斤化肥。我们现在把很多时间花在这样的事情上。这是一种棘手的生意。你不想输掉。重要的是要加入一个群体，让懂行的人教你进行这样的易货交易。

“如果通胀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上，我们就能按时拿到工资，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牛奶，这对我们颇有助益。生产牛奶让我们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其付款方式是这样的：按周付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在下个月月末支付。但一旦遇到恶性通胀，你就真的会有麻烦。一九八九年，在阿方辛政府下台前，我们连续四个月的月通胀率为百分之百，而我们的牛奶货款是按月付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一分钱也拿不到。当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要支付的账单，但我们仍然损失惨重。这样的事情是你无法应对的。牛奶必须天天卖。如果你生产的是肉类或农作物，你可以存放在仓库里，用现金来交易。

“阿方辛没有对恶性通胀采取任何措施。他只是在等新总统梅内姆接任。而梅内姆是以民粹纲领当选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涨工资。

“这时候，买我们牛奶的一家公司进入了破产管理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六个星期以来供应的牛奶全都收不到货款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要求买方按周结款。即使扣除损失的钱，我们也比那些总能收回货款、却是按月收取的同行情况更好一些。因为在恶性通胀中，要紧的是什么时候收到钱。

“我那时真的很担心。只有那一次。每隔十天就有一家银行倒闭。每一个人都想把钱取出来花掉。”

通胀如此厉害，人人都变成了赌徒，人人都神经紧张地生活着。即使是那些以某种方式赢了的人也感觉到了衰竭和伤害。就像现在六十岁的圭，他一开始没有资本，一步一步地挣脱贫困，把五千美元的退休金变成了价值十四万美元的公寓。

六十年代，租金上涨，圭和他的家人搬了五次家，越搬条件越差。他决定买房子。在郊区他发现一套总价一万五千美元的房子，感觉自己买得起。但他的公司却不这么想。他们拒绝为他提供购房按揭，而是提出在他离开公司的前提下给他一笔退休金。圭已经下定决心买房子，于是他拿了退休金——五千美元——离开了公司；他从哥哥那里借了一点钱——两千五百美元，然后又在哥哥的帮助下，从一家银行贷了七千五百美元，四年还清。

“那时候，像这样的贷款通常必须在两年内分期还清——根本算不上信用贷款。不管怎样，事情就这样了。我们有房子了。那是一所小得可怕的房子，我们都感到很羞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的房子处在这样的区域：你只要走上几百码，就会从漂亮的区域走到穷人区，晚上一些人会穿着睡衣坐在人行道上。我们住在更穷的那一边。

“然后我们走了一点小运气。借钱给我们的银行倒闭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事情很典型：一种阿根廷式的意外之财。于是我们不用再还从银行借的那七千五百美元——但我哥哥相当于白捡了十五万美元。

“我们决定搬离那所可怕的小房子。我们在较好的区域租了一间公寓，又把自己的房子以很低的价格租了出去，结果租客是一个很穷的人，不能按时交纳跟生活指数挂钩的房租。我还应该告诉你，那所房子所在的区以管理糟糕而著称。他们会故意把你的所有税税单晚寄给你，让你不得不交滞纳金。这在阿根廷也很常见。你去交钱的时候，还得在一个街区长的队伍里排上一天。

“这就是我们决定卖掉房子的原因。然后更大的运气又来了。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年，我们在阿根廷有过一段“蜜钱”（plata dulce，很容易赚的钱）时期，那时阿根廷货币的回报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而美元变得无关紧要。工厂的停车场满是工人的车，大家到迈阿密去旅游，用手推车一车车地装着电子用品回来。土地的价值在飙升，我们的小房子卖了六万五千美元，比买的时候翻了四倍多——而且别忘了，因为银行倒闭，原价有一半我们根本没有付。

“然后我们以为自己落入了僵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十万美元什么房子也买不到——这样的价钱会让他们当面嘲笑你，你只能看一看两居室的公寓，冰箱挂在卧室的墙上，因为厨房没有地方了。我妻子家的房子以一百八十万美元的价格待售。

“我们只能把钱用于投资。为了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我们把钱存成阿根廷货币。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更高的回报率了，大量外资从国外如洪水般涌来。关键是要在崩盘之前拿到分红，把钱变成硬通货。我告诉你，你每天都会神经紧张地度过。每一分钟你都会想，你做得到底对不对，因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那些外资就会撤离。几天之间泡沫就可能会破灭，而你无时无刻不在忙着兑换货币。

“我们的时机抓得很准，在崩盘之前把钱换成了美元。崩盘发生在一九八一年一月或二月，阿根廷货币贬值了百分之十，接下来一个月又贬了百分之二十。整个泡沫就这样破灭了。那些借钱为自己的工厂增添设备的人损失惨重。

“我们把美元用于投资，又赚了一点，然后我们把赚来的一些钱又亏掉了：我们的银行经理用我们三分之一的钱买了黄金。买入价是八百美元每盎司，卖出价是六百八十美元每盎司。但到最后，我们的钱仍然足以在城里最好的片区买下我们心仪的房子。我们的房子是在一九八二年八月买下的，有三个星期——因为马岛战争——物价跌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点。那三个星期结束时，物价又涨了百分之六十多。如果我们犹豫不决，我们的钱就不够买房子了。

“在阿根廷这样的地方，你只能靠运气赚钱。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会有危机。于是你感觉不到未来。你不会为将来做任何打算。欧洲人那种把握未来的想法在这里完全不存在。我常常在想，我是如何适应这些事的。另外如果你是给别人打工，你就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在被抢劫。如果你不用经历这些事情，顾自去过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居住地。我猜想，这就是让每一个人产生虚假安全感的东西。”

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二年说，他从来不看报纸。“那些事情让我觉得悲哀。而且它们还特别琐碎。”博尔赫斯可以那么说——游击队每日的行动，警察滥用暴力，政客的花招，昙花一现的、与情势相比微不足道的人物——因为对他而言，阿根廷是他已经失去的祖国。”

博尔赫斯当时说的话现在也有人在说，只是说的方式不同。我认识的一位女性说：“我们变得更蠢了。”她在一九七二年是庇隆主义者，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好像就在那个时候，或者稍晚一点，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种种简单的思想而充满生气，并且时刻准备宣讲这些思想。现在，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两种“主义者”，忘记了——在普遍的虚弱之中——自己其实一无所是；再也没有什么政治体制可供尝试了。像她这样的女性现在又转向了“灵修”——报纸上每天都有讲座和办班的广告。

读书时就认识游击队领袖、并对他们的事业抱有同情的里卡多，他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然后又被毁掉的一代人感到悲哀。那几万“新人”是移民的孙辈，宗教和革命在他们身上相遇；他们现在应该有四十多岁了。在我们与前游击队员（他称自己为被打败了的人）见完面往回走的路上，里卡多语带悲哀对我说：“也许我们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看法：这不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country）。我遇到的一些年轻人认为，阿根廷肯定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诱使他们去寻求新的冒险并达成错误的结论。”

和博尔赫斯一样，里卡多之所以说这些，是出于他自己的悲痛，出于他对哲学体系的需要，出于他对革命和正义行为的过时观念。这些观念已经随博尔赫斯所预言的特洛伊式结局飘散；取而代之的，是种种新的、更为简单的思维方式，而孕育它们的，正是那个结局的虚弱和疲惫。

我遇到的一位商人列举了这些新的思维方式。阿根廷不再相信国外的敌人；不再相信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也不再认为这片土地拥有无尽的财富。

这三个观念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场智识的革命。那种财富观念是这个国家民间智慧的一部分。我一九七二年的笔记本上充斥着这样的论调。“这个国家永不会沉没。”“还是在这里过得更好。”“阿根廷人在白天制造的麻烦，神会在夜里加以解决。”那种财富观念从西班牙时期开始流传，在“沙漠征服”时期又一次重生，助长了牧场主的无度贪婪。这些牧场主以西班牙的方式看待这个国家的财富，将其视为不可分割的，必须让尽可能少的人分享。这继而又助长了庇隆及其继任者的贪婪和掠夺，助长了他们的支持者的索取倾向。它摧毁了拓荒者的理想，通过劳动自我实现的理想，反过来将狡猾视为高贵。它助长了鲜血与革命的观念，无休无止：只要再重来一次，再找出并杀死一个敌人，这个国家的财富将会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

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为了继续走下去，人们必须与这片土地订立一份新契约。这也意味着必须与其他人订立新契约，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生活。里卡多曾经说，阿根廷让人有太多梦想；现在这个国家前途渺茫。但是和穆希卡神父的革命愿望一样——他希望消灭人民的敌人，发展人类的精神——这样的绝望也是一种抽象。在阿根廷，人们需要一些更简单的立场，一种更简单的道德。

有新闻称政府正致力于稳定货币，有人对新总统的家庭生活说长道短，还有人在猜想庇隆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的双手为什么被切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关于北部城市卡塔马卡的“沉默游行”（la marcha del silencio）的报道。卡塔马卡，十九世纪初的军阀之国，现在极度贫穷，被一个强势的家族所控制。一个年轻女子在卡塔马卡被谋杀了。事情被掩盖起来的方式让当地人愤怒不已；那个城镇自西班牙时期以来一直有威权统治的传统，而现在大多数人（分为二十四级的政府雇员）的生活都有赖于当地统治者的庇护，但在一个修女的带领下，人们发起了每周一次的“沉默游行”抗议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在增长；其效应不可阻挡；联邦政府不得不做出干预。强势的总督辞职了；有人进了监狱。随后游行停止了；修女回到了修道院。在穆希卡神父和那些游击队员看来，他们自己是与不公对抗的新人，但他们从未有过如此勇敢的举动，也没有彰显过更为深远的政治和道德主张。也许自从西班牙征服以来，这里的人民从未这样表达过自己的立场。

卡塔马卡在十七世纪末奠基，位于一个更古老的安第斯定居点的遗址上。这个定居点是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努力结果，当时距离秘鲁被征服只过了二十年。最初的城镇或定居点很快就被处境还没有那么悲惨的当地人摧毁了。它的西班牙名称——因纪念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与玛丽·斯图尔特的婚姻（1554－1558）而得名——是Londres de la Nueva Inglaterra（新英格兰的伦敦）。

一九九一年

（马维达　译）

[1]指1971年。

[2]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931－1955），美国电影演员，他的主流形象较能代表他所处年代青年的反叛和浪漫（“垮掉的一代”）。

[3]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美国最著名的超级英雄“超人”在地球的名字。

[4]阿根廷第二大城市。

[5]巴黎西部的森林公园。

[6]这位神父两年后被无名枪手杀害，有一阵子被当作庇隆主义烈士大肆宣传。（原注）

[7]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农民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8]专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学推理杂志。

[9]国际出版人奖。1961年，六大西方出版社的社长在西班牙设立的一个文学奖项。第一届分获该奖的是赛缪尔·贝克特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福明托奖的名气将博尔赫斯推上了世界舞台。

[10]赛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和评论家，英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之一。

[11]乌拉圭首都。

[12]蒙得维的亚最古老最著名的公园。

[13]被认定为世上最好的大理石，广泛应用于世界著名建筑和豪宅。

[14]阿根廷西部葡萄酒产区。

[15]贯穿整个美洲大陆的公路系统。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岛，全长约48000公里。

[16]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古老的公墓，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十座墓地之一。

[17]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1932－1990），被誉为拉美文学“后爆炸”新一代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代表作品《蜘蛛女之吻》。

[18]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Hector José Campora，1909－1980），1973年5月任阿根廷总统，正义党第二副主席，他一直是胡安·庇隆的铁杆心腹。

[19]庇隆界定他的学说（庇隆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作为第三位置的第三立场。

[20]指《半生》。

[21]18世纪中后期，160多位当时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编撰了一部《百科全书》，宣扬科学和理性，反对迷信和专制，这些人被称为“百科全书派”。

[22]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社会党领袖，1970年至1973年间任智利总统。

[23]秘鲁一个激进的游击队组织。

[24]史蒂芬·坦南特（Stephen Tenant，1906－1987），英国贵族，以“颓废的生活做派”闻名。

空调气泡：达拉斯[1]的共和党人

达拉斯，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

共和党大会的每一项议程都以祷告起头（在升国旗唱国歌之后），以祝福告终。每个场合邀请的都是不同的牧师。最后的祝福是在里根先生发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讲之后，由W.A.克里斯韦尔博士主持的。

克里斯韦尔博士是达拉斯第一浸礼教会的牧师，在达拉斯非常有名。之所以这么说，不只因为他是一位强有力的布道者，也因为他的教会以及教会的建筑群位于达拉斯市中心，随着经济的繁荣，那些建筑现在的价值已经达到了两亿美元。金钱在哪里都受到尊重，但在达拉斯则被视为是神圣的；人们把在房地产业取得的成就与某种类似神恩的东西——在神的土地上信神所得到的回报——联系在一起。在达拉斯，（记者是一些乐于服从的人，对其他记者也亦步亦趋）我每天都会读到一篇关于特拉梅尔·克罗的文章或专访。他是当地的房地产大亨，修建了许多有着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和酒店。我一次次读到，特拉梅尔·克罗的身家有十亿美元。克里斯韦尔博士还达不到那个级别，但是他让自己获得了双重荣耀：在共和党大会上主持祝福仪式，而特拉梅尔·克罗只能致开幕词并提供资金。

大会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天，大多数代表和媒体已经离开，教堂里又回到了几乎全是达拉斯人的景象，克里斯韦尔博士在宣讲“白色宝座前的审判”。他的布道词以动态的方式——就像电影或戏剧的台词——显示在他的红砖会堂外面。会堂很大，是正方形的，除了彩色玻璃以外，看起来很普通，里面坐满了人。

像我这样迟到的或是没有预订位子的人，都站在后面。到了必须跪下的时候，我和大家跪在一起，四周全都是在低头祈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继续在我的谢尔顿－达拉斯酒店便笺本上记笔记。

唱诗班身穿殷红色的长袍。和里根夫人第一次出现在会议大厅时一样，克里斯韦尔博士穿了一件白色的（也可能是米色的或另一种颜色非常浅的）衣服。颜色的反差对电视拍摄会有帮助。在教堂长椅之间的过道上，有一台摄像机。这次礼拜仪式会通过电视直播，在节目单上（上面还附有“决心卡”）有提示说，礼拜的录像带可以在教堂的“联络部”获得。

克里斯韦尔博士在为他的审判主题作铺垫，他谈到同性恋问题。他的语言很率直。不委婉，无反讽，也并不幽默。自始至终，他都非常诚挚。他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有时还会短暂地（身着白色西装）把脸转向身穿红色长袍的唱诗班。

“我们一生都在嘲笑神的话……并且让社会和文化向女同性恋、鸡奸者和同性恋敞开大门……现在我们要面对这可怕的审判……艾滋这种疾病和罪恶……”

艾滋病，在共和党大会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以那样一种雷霆般的声音被说了出来！但如果你思考一下，这个话题并没有那么不合适。艾滋病有一种奇怪的、圣经式的东西（尽管克里斯韦尔博士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它击倒鸡奸者和特定的黑人，宽恕其他所有的人。

“神就像他的法则一样！”克里斯韦尔博士怒吼道，“到处都有法则。火的法则，重力的法则。”

在讨论了关于审判和法则（对“法则”的两种不同认识并行不悖）的观念之后，克里斯韦尔博士又谈起了卡尔·马克思。在这场布道仪式上，卡尔·马克思的位置是十九世纪的无神论者。克里斯韦尔博士提到了马克思生平的一些年份，但很少说到他的学说：在这个会堂里，卡尔·马克思只是一个名字，而那就足够了。卡尔·马克思没有死，克里斯韦尔博士说（至少这是我对他的话的理解：其中的神学对我来说有点难以理解）。卡尔·马克思仍然活着；只有到了特定时日，卡尔·马克思才会死去。

“那个特定时日将会在时间、历史、文明……终结之时到来。整个宇宙将会化为大火……当主来清理这人世，净化这人世时，这个人世间下面的大洞穴，所有的东西，都会化为可怕的火焰和愤怒……神将在世界终结之际到来。”

一种美妙的宇宙观，神将在世界终结之际到来：这几乎不可想象。更难想象的是，会堂里的许多人将被以某种方式从宇宙的虚无当中拯救出来；任何人都有得救的机会。你可以从填写节目单上的决心卡开始；就像在酒店的早餐卡上，在你选定的早餐服务时间旁边打钩一样，在决心卡上列有仪式的各时段，你要在让你觉醒的时段后面打钩。关于宗教拯救和决心的理念就是如此平凡而普通。

很多人和我一样，来这里是为了听克里斯韦尔的布道，我们没有打算留下看唱诗班的演出以及新教友的入会仪式。

离开有空调的会场到外面去，你会再次感受到这个教会的资产规模，其中有很多都是以克里斯韦尔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尽管高楼的阴影让街道看起来很凉爽，你也会再次感受到达拉斯华氏一百度的高温。

大多数时候，你受空调的保护，不会暴露在高温下，仅仅因为阳光或天空的色彩才注意到它。但高温会不时像这样将你包围，一种稍纵即逝的感受，并不会引起不快，与四处的空调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提醒着你，你生活在气泡当中。

达拉斯的酒店、商店、住所和汽车里到处都有空调。大会中心更是如此，室内极其凉爽，比室外温度要低三十度。到处都是空调的达拉斯在我看来像是一项惊人的成就，是一个大愿景的产物，是最好的、也是最具人性的美国人的处世之道：金钱和应用科学创造出了一个优雅的城市，而这里的生活曾经非常粗野。

然而在这个由高科技创造的城市里，克里斯韦尔博士在宣讲最后的火；他同时还是这里的一个人物。而持续超过一周的大会传递的讯息是，在古老美国的信仰和虔诚之中容纳美国的奋斗和成就，这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在他们的虔诚对面，是无神论和同性恋，两者可以被归总在一起。

共和党人所信奉的原教旨主义已经超出了宗教范畴。它对整个世界进行简化，把许多不同类型的焦虑混合在一起：学校、毒品、种族、鸡奸、俄罗斯，这还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它给出的，最简单也最含混的解决方案是：美国主义，对美国主体性的强调。在党纲文件里拟定了关于实务的条文，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除了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关于外交事务的演讲，纯粹的政治讨论非常少。美国主义是大会主题，时而目中无人，时而多愁善感，就如同里根先生接受提名的演讲一样。按照共和党的政治解释，原教旨主义不只是一种消极的东西，而是和里根先生一样富有格调。共和党人“pro-life”。这本是反对堕胎的意思，但在这一周里，这个词组开始被赋予另外一种隐喻的含义。“pro-life”就是要充满活力、欢快并且乐观，远离另外一边的阴郁和悲惨，那些人只会谈论问题和税收。

并非所有与会共和党人都是基督徒。亚洲人有一个专门的组。据说在达拉斯－沃思堡地区有两万印度人；按照亚裔美国人组宣传册上的说法，印度教对美国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解释对移民和东道主都具有启发意义。

印度人为了追逐“梦想”而移民美国：在这片“机会”的土地上彻底实现他们的潜能。他们来追逐梦想、愿景和幸福，来追求卓越……最近几年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从“绿卡持有者”变成了“公民”，从而能够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程当中。他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美国作为他们的karmabhumi——因果（karma）或行动之地。

把得克萨斯视为因果的剧场——特拉梅尔·克罗会怎么看待这种说法？但这其实不过是克里斯韦尔博士原教旨主义的印度教版本，而透过这个印度教的版本，可以从新鲜的角度看待某些事物。抓住经济良机和好运不只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宗教行为，是领受一个人的“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作为一种政治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利己主义，并且还能够赢得掌声。

到会的记者有数千人之多，其中一位对我说：“开大会就像吃自助餐。在会议大厅外面有无数活动。新闻办公室（媒体运作中心）每天都会发布一份四页纸的日程表，列出大约五十个活动：新闻发布会、代表会议、早餐、午餐、派对、著名人物、时尚人物、古怪的组织和特殊利益集团，全都在争夺大家的注意力。例如，第一天早晨最好去做什么？不是有人说，有一家杂志赞助了一场去参观达拉斯漂亮住宅的活动？或者可以到大会中心，经过安检，去听得克萨斯小姐唱国歌，然后听特拉梅尔·克罗的老套致辞？或者——这个活动就在我下榻的谢尔顿－达拉斯酒店举行：

上午十一点，新闻发布会，理查德·维格里和霍华德·菲尔普斯。主题：“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是否太软弱？”嘉宾：前黑豹成员，埃尔德里奇·克利弗

埃尔德里奇·克利弗！他是六十年代末的著名人物：他曾经承认自己强奸过多位白人女性，在监狱里待过好几年；他是黑人穆斯林；也是《冰上的灵魂》（1968）的作者，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更像是札记汇编，其中充满了非同寻常的暴力情绪，回应着那个时代的氛围。一九六九年我在美国待了几周，听到有人说，克利弗有一天会死在与FBI的枪战中。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克利弗先后去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寻求政治避难；在国外，他开始思乡，于是又回到了美国，此时的他已是重生的基督徒。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巴黎遇到一个人，他在六十年代末的革命时期拍过一部关于克利弗的重要电影。这位电影人认为，那个一度有过荣光的时期，现在看来只是一个充满谬误的时期。而克利弗自己现在也成了共和党大会穿插的娱乐节目的一部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似乎是一种大没落。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到会议室后，我发现那里没有听众；克利弗也不是那里最重要的人，他坐在第二排的最右边，有些人似乎不知道他是谁；提问的记者没有几个，他们对其他来自平民保守税团（Populist Conservative Tax Coalition）的人更感兴趣。

这个黑人现在如此平凡，如此安全，而有人曾预言他将作为革命者在铤而走险中死去。此前我只在他更早期的一张照片上见过他。他现在四十九岁，几乎已经秃顶，所剩无几的头发是灰色的。在他的眼睛里和颧骨上，有一种类似中国人的平和；他看上去非常有耐心。他的眉毛很细，像是用铅笔画的弧；半睁半闭的眼睛一片祥和。

讲台上的演讲者正准备结束自己关于自由主义者的演讲。“他们不是对共产主义软弱……他们是被共产主义软化了。”演讲者是一个身着深蓝色西装的大块头，他腰下松弛的肉令他显得不那么结实。讲台上标有“谢尔顿－达拉斯酒店&塔楼”，以备有人拍照用：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要推销的东西。在演讲者的右边有一面美国国旗，从一根杆上垂落下来；国旗旁边有一台便携式银幕。

演讲者随后让他的一位同事讲几句话——他是CIA的前雇员，小个子，他的话多少只是在重复前面的人已经讲过的话——“埃尔德里奇”的话。克利弗终于站了起来。站在CIA雇员旁边，他显得很高大。现在的他大腹便便，甚至有一点松软。他那蓝色衬衫的衣领是白色的，长长的暗红色领带垂落在胸前。那种有格调的感觉让人感到放心。

有人问到他的政治野心。他说自己想进入伯克利市议会。然后有人不免又问到他对福利制度的态度。他的答复显得疲惫，给人一种同样的话已经重复过许多次的印象：“我之所以强烈反对福利制度，是因为它让人民成为依赖联邦制度的寄生虫……我想看到黑人被纳入经济体系之中……福利制度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踏脚石，因为它告诉人民，政府会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多少就是他演讲的全部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和福利制度的陈述，似乎这就是人们对“埃尔德里奇”的全部期待。很快就有人宣布这次会议结束了。工作人员准备着再重来一遍。和在展销会上一样，表演一次又一次重复，其间夹杂着推销商品的吆喝。

国旗旁边的银幕上又开始放映《你站在谁一边》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关于美国战后的衰落和困惑的影片。一个现代的声音在讲解一九四五年拍摄的一部老新闻片的片段：麦克阿瑟，重光葵，日本投降。克利弗离开了黑暗的角落，头发灰白，平静地靠在一面墙上。两三个记者上前去和他说话。但这个人展示出的那种全然的单纯使得记者只问了一些已经被问过了的、了无新意的问题。

克利弗的性格有很多层面，但此刻，在一个正式的公共聚会上，他人却无法用几个简单的问题解拆那种性格。要找到那个人，必须去读他的书，写于一九六八年的《冰上的灵魂》。这本书比我记忆中的印象更为动人和丰富，那个有很多层面的人就在书里：他对宗教持续不变的感情，他对拯救的关注（作为罗马天主教徒，作为黑人穆斯林，然后作为革命者）；他想要找到自己的共同体，这种需要不断把他引向种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他对自身变化的觉知；他的政治精明。

我非常熟悉那个进监狱的埃尔德里奇，但那个埃尔德里奇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我在某些方面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你也许会觉得这难以理解，但是监狱里的人非常容易失去自我意识。而如果他经历过种种极端、复杂和不受约束的变化，到最后他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在这片充满了对立和纷争的土地上，那些真正关心美国黑人复兴问题的人，一直在无休无止地应对那些走到了自己对立面的黑人知识分子……

在某种意义上，新左翼和新右翼都是黑人革命的产物。在民权运动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广泛的全民共识，这种共识拥有足够的智慧和道德去拒斥右翼。这种共识矗立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和混乱局面之间，是美国最宝贵的财富。但是有些人鄙视这种共识。

新右翼狂热追求的，就是要侵蚀并破坏这一共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让这种共识得以诞生的那些问题和情境已经不存在了。

一九六八年的“新右翼”变成了一九八四年的新右翼运动，克利弗就是后者的一员。来达拉斯之前，我对这个新右翼运动一无所知；而我所了解到的东西让我感到困惑。新右翼运动就像到处都是空调的达拉斯一样，是现代技术的产物，而其创立者理查德·维格里和特拉梅尔·克罗一样，是一个不同寻常、视野宽广的得克萨斯人。

维格里从事的行当是直邮募款。他为一些保守派的客户服务——基督教领袖保守读书会、反赦免逃兵协会和美国步枪协会（这份客户名单是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纽约评论》上列举的）。后来他意识到，对于那些为小众的或古怪的保守派事业捐助的人，可以鼓励他们去捐助其他的保守派事业，并最终参与到更大、更有成就感的保守主义活动中去。他把邮件列表、计算机和天分都用上了；他找到了这个国家的保守主义核心，而他的计算机可以列出其中的人物。就如同岩石、甚或得州的墨绿色大理石的小孔洞里可以喷涌出石油一样，在维格里的恳请下，金钱也会从保守的美国基层喷涌而出。他成了抢手人物，政治家们必须对他大献殷勤。

维格里是在谢尔顿－达拉斯的会议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是否太软弱？”）的明星。记者们想要看到和听到的，不是克利弗，是维格里。但我不了解维格里过去的荣耀。我离开的时候，带走的是克利弗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有一份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的《保守主义文摘》。这是维格里的杂志，在里面我没有发现实质性的内容。它就像一份传道杂志，不断重复着同一个理念，因此显得冗长乏味（并且在智识上让人尴尬）。而且在这份杂志上，维格里的名字似乎和保守主义的信息同等重要。

事实上，很难避开维格里这个名字。印着出版者的地方用的是这个名字；这份杂志是“维格里传媒的刊物，该传媒是维格里公司的一个机构，公司总裁是理查德·A.维格里。”封面的内页印有配图广告：“每日广播评论，由理查德·A.维格里主持。”有七个地方提到维格里的名字。在杂志刊载的内容里，有一篇两页长的文章是理查德·A.维格里写的，还有一封两页长的信，作者是出版者理查德·维格里；封底在为一本书打广告，书的作者理查德·维格里预测将会爆发一场反对“精英统治”的革命，并预言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民粹”党。广告中列出了这本书（《建制与人民的斗争》）的一个主题：“怎样运用自由主义的修辞，将其与保守主义的理念融会贯通。”

我猜想，这就是埃尔德里奇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的地方。

大会期间，你几乎可以就任何话题拿到“宣传资料袋”，里面有一篇或几篇已经写好的文稿：关于西南贝尔移动公司的电话系统；关于AT&T[2]的运营（“在大会中心两百万平方英尺的范围内，布设了六十多英里的电话线和五千多门电话，可以满足四千四百七十位代表和候补代表、一万至一万五千位嘉宾以及一万三千名记者在通话和数据传输方面的需求”）；甚至还有关于莫罗坚果屋（“源自一八六六年”）的文稿，他们负责为代表们提供由坚果和干果组成的“穿梭什锦”，之所以用“穿梭”这个词，是因为这种食品以前是供应给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的。

大会开幕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在新闻发布厅的入口附近，莫罗坚果屋（“在全国有二百六十多家专营店”）的副总裁卡罗尔·莫罗亲自推着一辆装有穿梭什锦（以及宣传资料袋）的手推车。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场景：如此随意的邂逅，如此体面的女士，感觉就像是撞见唐恩都乐的老板（如果的确存在这么一个人）在派发甜甜圈样品袋一样。

给我通行卡的人在回答我的咨询时说（通行卡要挂在脖子上：会议大厅和媒体区里的每一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东西）：“楼上还有资料，你拿都拿不完。”的确，在媒体运作中心狭长的桌子上，资料一定有好几吨重：不管有名无名，每一个人都有简历；每一件事情的报道；还有从星期一开始，还没有进行的大会演讲的副本。从电视监控器上，你可以看到会议大厅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须亲身见证活动。精力充沛的记者，借着那些已经写好的资料和AT&T的设施，可以整天把各种报道传回报社。

但照片和电视屏幕都不能给人亲临会议大厅的感觉。大厅规模之大让人难以置信。屋顶上那些高高的、纵横交错的钢梁让我想起了伦敦、帕丁顿和滑铁卢的钢架结构火车站（在达拉斯的高速公路附近，有人在复制建于一八五一年的水晶宫）。但是这里太大了：我无法信任自己对尺度的感觉。

讲台上的演讲人看起来很小。但是在大厅后面，讲台上方有一个大屏幕，正在播放演讲人不完整的影像（也许是头和肩），比真人大了好多倍。在屋顶的钢梁上挂着一些较小的屏幕，同步播放着大屏幕上的影像；扩音器放大了声音。第一次走进大厅，一个人的现实感会被扰动；你走进了一个不断复制和放大自身、从而让其显得格外重要的场所：就好像在这里，时间——那正在消逝的一刻，被拉长了一样。

一位拉比[3]正在主持祷告仪式，他的虔诚似乎恰如其分。这样的场合放大了人，让现场有一种宗教感。不是作为沉思的宗教或是对神圣的个体经验，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本质的宗教；人与人的紧密联系与兄弟情谊超越了物质需求。人们之所以来达拉斯，不是为了政治辩论，而是为了这样的宗教。这里的规模和氛围，还有超现实的环境，让我想起五年前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大片有天篷的居住区里见到的穆斯林传教集会。我觉得，在达拉斯看到忙碌、虔诚的助工四处派发糖果或某种象征性的圣礼食品，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电视本身并不能真实地传递这里的氛围。但是在大厅里却有必要看一看电视上播出的影片，因为有些事情的动态只有通过电视屏幕才能了解。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演讲前，电视上先播放了一部关于她的短片。里根先生在这部片子里亲自把她介绍给我们，说这位女士有着与果尔达·梅厄和撒切尔夫人相同的地位。这样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媒体已经尽职地报道说，共和党人要在那天傍晚公布与“性别鸿沟”有关的一些东西。

影片结束后，乐队进行现场表演；代表们欢呼鼓掌。掌声富有节奏，热情洋溢，就如同在宗教复兴运动的聚会上一样。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说的是珍妮，我们爱珍妮”，是一些志愿者写好后，由其他志愿者放在代表座位下面的地板上的——在电视镜头前被举起和挥动：影片与现实，人们所经验的真实场景与放大的影像记录，令人困惑地持续交错着。

演讲稿可以取阅，不过柯克帕特里克的演讲本身要比稿子丰富得多。这位演讲人有着对语言的敏感；在大会期间，这是唯一一次能让人看到真正的智识在涌动的演讲，那是一种比政治智识更丰富的智识，尽管其中也有着种种对现实的简化。演讲的主题是“美国需要对俄国人及其盟友采取强硬立场”。这个主题被恶毒地编织进对另一个党的那些美国人的嘲弄之中：“但是那样一来，他们就会抢先指责美国”——这种克制的修辞一再被重复，获得了与马克·安东尼的“但是布鲁特斯是一个可敬的人”相同的效力（还有节奏）。听众对这次演讲的反应非常热烈；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张精彩的照片，照片上的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在成功的瞬间容光焕发，意气昂扬。

然后会议大厅里的演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位著名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出来介绍了几位奥林匹克运动员。这并非官方的安排，而是后来增补的节目；在介绍这位运动员时，主持人提到他个子很高（六英尺五英寸），还提到了相应的体重（我没能记下来）。之后登场的是一些政治家，都很有名。尽管现场有音乐、掌声和标语牌，他们的演讲似乎全都很雷同，口吻雷同，连所用的僵死语汇也是雷同的。

霍华德·贝克：卡特－蒙代尔的组合给了我们两位数的通胀；利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一；外交政策就是任人发泄的沙包，经济指数也非常糟糕。

凯瑟琳·奥尔特加：想一想，自从卡特－蒙代尔时代的通胀突破两位数以来，已经过去了多久，百分之二十一的利率，糟糕的经济。

玛格丽特·赫克勒：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大十字路口上。我们可以在停滞与增长之间进行选择，在天花乱坠的承诺和创纪录的成就之间进行选择。

贝克：今年的美国不是要在罗纳德·里根和沃尔特·蒙代尔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一个证明了自己能够取得成功的团队和证明了自己无法取得成功的团队之间进行选择。

赫克勒：对我来说很容易选择。在罗纳德·里根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特殊的、在神的指引之下的美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把我父母从爱尔兰吸引到了美国的海岸边。

奥尔特加：我的美国同胞们，在合众国新铸造的一元硬币上铸有自由女神的侧脸像，一九八六年，也就是里根政府第二任期的中期，我们将会一起欢度这座伟大雕像的百年庆典。

这样的场合或许就是这样，这是庆典，是部落的宗教仪式，大家说了什么并不重要（就像印度教的圣人，常常只要随施功德，供人瞻仰，那就足够了）。但这些演讲如此缺乏个人色彩，如此相似，并不能让演讲者表达什么。英语就像其他还有活力的文学语言一样，总是在通过内部的典故丰富自身。如果不引经据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引用莎士比亚或钦定版《圣经》，引用众多诗人、戏剧演员、导演、历史学家或政治家中的一个，就难以运用这种语言。在一场战时演讲中，丘吉尔引用了诗人克拉夫的一句诗：“但是往西看呵，那是一片光明的土地。”克拉夫很快就被丘吉尔的名声掩盖，现在这句话成了丘吉尔的名言，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使用或曲解（现在也许主要用于反讽）。甚至撒切尔夫人也会化用（在她年轻时很有名的）克里斯托弗·弗赖伊的一部戏剧的剧名：“这位女士绝不回头。”

在贝克、赫克勒或奥尔特加的语言里，没有什么与之类似的东西。雷同的演讲（或者非常近似）、雷同的口吻、雷同的性格（或者没有性格）和雷同的语言：缺少弦外之音、已经被过滤过、了无新意；虚弱而僵死；计算机式的语言，有时会按照程序表现出激情，但却不比广告文案的油腔滑调更好。就好像在这个伟大的、把人放大的场合中心，有一种空洞，一种空虚。

关于这位在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后面登上讲台的黑人橄榄球运动员，我还听到了一些传闻。他名叫罗斯福·格里尔，是一位“电视人物”，一位“名人”。结束橄榄球生涯后，他在众多职业中选择了做裁缝。但在政治上，他的立场在另一边。有人告诉我，罗伯特·肯尼迪被杀时他在场。所以他出现在共和党的讲台上，被认为是一件轰动的事情；我认为，这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一开始显得很笨拙。

听完政治家的演讲后，我想再去读一读橄榄球运动员的演讲稿。（我没有记笔记，各种信息设施让我变得懒惰起来）我后来去了媒体运作中心，就好像到了一个一切都会被录下的天堂。

女孩笑着问：“什么演讲？”

那里有别人一堆堆高低不一的演讲稿，但就是没有关于格里尔的或者他本人的。他是后来才增补的演讲人。

我说：“我猜明天报纸上会有他的演讲稿。”

她说：“未必。”

的确如此，我在一家达拉斯的报纸上看到了格里尔，但是没有找到他的演讲稿。记者们既忙碌又顺从，知道什么该忽略掉。

第二天，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来到了大会现场。报纸上充斥着半是钦羡、半是恶毒的报道，说他在七十一岁的高龄收入丰厚，甚至超过了他那十万美元的总统退休金。但是福特先生已经失去了右翼的欢心，（根据另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也是NCPAC（全国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委员会）选择在那一天举办得克萨斯募捐宴会，作为他们的“全美支持里根英雄会”项目的一项活动的原因。宴会的门票一千美元一张（媒体人士如果获准参加，则是免费的），将在纳尔逊·邦克·亨特的T环大牧场举行，那里距离达拉斯二十九英里。

邦克·亨特，一个人怎么可能抗拒这个名字？这是一个试图垄断白银市场的人；一个携天文数字的财富进入黄豆和赛马领域的人；一个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十亿石油资产、并将其增值为二十亿的人；一个如同其兄弟和姐姐，财富多到难以想象的人。

我和一个来自新泽西的年轻作家安德鲁成了朋友。安德鲁是开着一辆用六百五十美元买的旧车来达拉斯的；坐在这部没有空调的车里，我们向西驶出达拉斯，在温度高达一百多华氏度的高速公路上，以六到三十英里的时速冲进炽热的阳光之中。一路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去往达拉斯郊外乡下的车。其实那里算不上乡下。达拉斯－沃思堡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机场之一；一架接一架飞机拖着黑烟，仿佛排成两队，有规律地从炎热的赭色天空下降到我们的视野中，飞机上的灯光突然就开始闪烁起来。高速公路上的通勤车流发出嘶嘶的响声，四周的天空也在轰鸣。

安德鲁曾带着北方人的兴奋说，亨特的大牧场有自己的高速出口。那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你只是左转下高速而已，有一个交通警察在对面的车道阻拦车流。草地青翠，在炎热中让人讶异；围栏被漆成了白色。第一批助工就在里面（还有最外围的安保人员）：身着黑裤子和白衬衫的年轻男子，有些还戴着黑色或白色的棒球帽。

远处有一座白色的大帐篷。我们的车驶向那里。按照一定间距排开的低矮树木让这里显得更像是个果园，而不是景观公园。我们把车停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走下车来。这次宴会安排了专门的“代客泊车”服务——一千美元一张门票，当然要有这样的服务。身着黑裤子和白衬衫的年轻男子负责把车开到远处的停车场去，然后再跑着回来——跑着回来，就好像这也是礼节的一部分似的。

安保人员对我们进行了安全检查。我们把媒体通行卡挂在脖子上；年轻的NCPAC干事（他们自己的主办方铭牌固定在衬衫口袋上，是用一种粘贴纸做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这场宴会——该如何描述它呢？一个骑在白马上的牛仔在笑，但又不是朝任何一个人笑，他不停地转动着一个小套索，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一个女牛仔跨骑在另一匹马上。在“西部”打扮的酒吧里，女孩和枪手在宾客间穿梭。人们骑在驯化的长角公牛身上拍照。从一个开放的帐篷里传出音乐和歌声，是西部乡村音乐。有一些排档提供得克萨斯和墨西哥风味的食品。在开阔的地方，有人在烤牛排，油滴落进放在青草地上的一个长长的黑盘里。有些人坐在一辆驿站马车里，驾着车绕着小圈；那不是真正的驿站马车，也不是古董，是重造的。在另外一处，有一辆篷车，没有套马，停在那里，显然是一辆真的古董车。有三四个印第安人身穿满是羽毛的传统服装，站在宾客中间，等着有人给他们拍照。

我们是在得克萨斯，这里的高温和景观曾让第一批定居者惊叹不已。一辆驿站马车的平均时速是多少？六英里还是八英里？铁路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当时火车时速能否达到十五英里？但是这场西部风格的宴会并不是对往昔的庆祝，它更像是一场“演出”；按照NCPAC四处散发的宣传册上的说法，其实这就是一场演出，一场由一位专家和一家极其成功的公司（另一本非常全面的宣传册专门介绍了这家公司）共同导演的演出。影院和电视已经将往昔吞噬，这次宴会也许是为那些——像喜欢西部片一样——喜欢这样一个说法的人举办的：作为爱国者，他们喜欢西部片。而这种电影式的翻版西部正在被拍摄下来，准备在某个地方的电视上播放：演出嵌套着演出。一座装有电视摄像机的红色吊车不时在我们头上伸展上升，背后是壮丽的落日景象。天空中有几架轻型飞机：有人说也许是来赴宴的客人，正在降落。

另一边，在远离红色吊车、电视摄像机、宴会和白色帐篷的地方，坐落着牧场的大房子。这所房子位于一块略微隆起的土地上，四周树木环绕，看起来平淡无奇。纳尔逊·邦克·亨特和他的妻子正在从这座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房子里走出来，电视节目组和一些旁观者走在他们前面，他们也许不只是宾客，也许是政治盟友，也许是被纳入私密社交圈的人。节目组——摄像师、音效师和记者倒退着走路，和螃蟹一样——让行进的队伍保持队形和庄重感。出席宴会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时，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气，就像是见到了圣人或皇室成员。而他的家庭、财富和冒险经历的确让纳尔逊·邦克·亨特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谁能和他相提并论。而他就在这里，在他自己的牧场上，为了一个他认为美好而虔敬的事业，担当着半个东道主的角色。

很难听清楚他在对电视记者说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似乎在斟酌用词；只有两三次我听到了“保守”这个词。他似乎在对保守主义事业的发展表示满意。

那天在《达拉斯新闻晨报》的“自画像”调查表上，他把“贪吃”列为自己最大的恶习（他显然爱吃冰激凌）；但是与伦敦报纸上刊登的、他在“白银案”时期的照片相比，现在的他瘦了很多。他说自己最喜欢蓝色；此刻他的确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带是皮革的，并不比鞋带厚，但是在最上面的纽扣处，领带没有打结，而是支起了一枚银质硬币，也许他这是在以开玩笑的方式影射“白银案”。他说话时半带笑意。他妻子站在他身旁，显得非常矮小，一直在笑，似乎对这样的场合感到非常满意——无论是宴会、宾客还是事业都令她满意。她别着一枚马蹄形钻石胸针——就这一点奢华的痕迹，几乎像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和她丈夫的银质硬币相映衬）；这枚胸针和她的笑容一道，就像是送给我们这些宾客的礼物。

然后他们又和他们的媒体队伍一道向前走，经过了身披亮丽羽毛的俄克拉荷马印第安战士（Blue Hail酋长和他的部属），经过了复制的驿站马车和驯化的长角公牛：邦克·亨特夫妇在行进的过程中显得非常和善与热心公益，他们代表的是金钱、好运、石油、土地、工作、回报、上帝以及老派的做事方式，体现了一种把复杂的美国品德变得非常简单的能力——现场的烧烤和宴会的用意正是要颂扬和保卫这样的品德。

有人召集大家去晚宴现场。是敲钟还是抽响鞭，我不记得了：召集的方式是西部式的，不寻常的方式，是这场昂贵活动的民俗演出的组成部分。巨大的帐篷里坐了近两千人，里面安装了空调（五百吨的空调设备是由休斯敦移动空调公司专门运来的，这是一家为炼油厂提供制冷设备的公司），真是不可思议。出席晚宴的约一千七百名宾客受到了娴熟的款待（晚宴是由达拉斯的美食家多萝西·贝里设计的）。

祝福仪式由杰里·福尔韦尔主持。他是原教旨主义浸礼会传道者，右翼的宗教明星，第二天还将在大会引介里根夫人之后主持祝福仪式。那天傍晚早些时候，福尔韦尔跨骑在那头得克萨斯长角公牛身上，供周围的人拍照。此刻，他站在帐篷里的讲台上，灯光照射着他，一台台电视摄像机在运转；他走进宴会的美国精神之中，又让他自己的宗教精神笼罩住了整个现场。他径直向神吁请：“这个傍晚奉献给您。”得克萨斯人的叫喊声在“阿门”之后响起。这些叫喊声并不是要亵渎神圣。这些人有着真正的谦卑之心（是有所成就者的大谦卑，而非失败者那种没有价值的谦卑），让自己站在神那一边，抨击一切不虔诚之人事，一切对这样的场合构成威胁之人事。

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有人伸手帮助邦克·亨特登上讲台，他随后宣布，宴会吸引到了一千六百五十位付费宾客，而不是他和NCPAC一开始所期望的四百多。扣除成本费用，帐篷里的宾客在这个傍晚为NCPAC的“全美支持里根英雄会”捐助了一百多万美元。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坐在我们媒体这一桌的一位中年摄影师变得异常兴奋。没有朋友或同事与他随行，他需要找人说话。他在暗黑色的桌子对面说：“我拍了一张杰里·福尔韦尔骑在长角公牛身上的照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拍到这样的照片。我还拍了一张邦克的照片。邦克走在路上，看到草地上有一个叉子。他弯下腰来。他弯下腰来，拾起叉子，放进口袋里，然后说：‘这就是省钱之道。’”

伟大的一笔，这个故事已经变成了传奇。

正是在这样一种成功和集体自得的氛围中，现场放映了NCPAC的电影《罗纳德·里根的美国》。我们这些坐在媒体桌的人是反着看的。银幕就放在我们面前，把我们和那些百万富翁分隔开来。

电影一开头有约翰·韦恩的几个镜头。影片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物，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人物，而不只是一位现代演员。影片要告诉观众，所有像韦恩这样积极向上、努力工作、为这片土地奉献生命的人，都是英雄。其中潜藏的意思是，在里根先生身上，韦恩精神复活了。在里根先生从政早期，他的演员生涯也许是一件令他尴尬的事情，但现在却成了他的优势。美国精神已经成了保守主义者的理想；而最急于表现这一精神，最理想化、也最多愁善感的（右翼的任何理想都很需要这种多愁善感），是漫画书（《美国的社会公正》），是低级别影院里放映的电影。

如此惊人的财富和权力，如此惊人的科学和组织，被如此铺张地用在得克萨斯宴会的一夜演出上。在开车回达拉斯的路上，路旁的景象看起来如此闪亮。但是成就越大，允诺越多，想到这一切都有可能烟消云散，就更加令人痛苦。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对危机的预感——保守主义者的多愁善感的另一面——埃德·詹金斯第二天上午在谢尔顿－达拉斯酒店的NCPAC会议室发表了他的演讲。

安德鲁和我是一起去的。我们和埃德·詹金斯聊了起来，时间尚早，而他又是那里唯一一位成年人。他非常热情、开放而且迫切希望能帮助他人。他离开堆满文献的柜台，和我们一起围坐在一张圆桌边上。在我不安地提出要求之后，他甚至关掉了《罗纳德·里根的美国》的声音——前台附近似乎一直在播放这部电影，也许是为了吸引路过的人进来。

埃德·詹金斯，三十二岁，在保守主义联盟全职工作，这个联盟是NCPAC内部的组织之一。NCPAC的主席也是保守主义联盟的全国总裁。保守主义联盟（CALL）有一个叫“全美生存联合会”（NCAS）的项目，正在运作“人权与国家生存计划”（HRNSP）。埃德·詹金斯谈话的焦点是HRNSP；还有准备好的宣传资料袋，让我们对这个计划有了“基本的了解”：“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向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府提供技术、信贷、金钱和安全保证，以避免他们侵犯人权及犯下其他针对神和人类的罪行。”

谈及CALL，埃德·詹金斯这样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共产主义，并把它赶回去。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不应该存在。我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像我们一样自由。”他们尤其对美国把高科技出口到俄罗斯感到担心。

然而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更为简单，甚至只关注国内事务。“CALL是七年前成立的，以前叫‘保守主义者反自由立法联盟’，去年改了名称。其宗旨是与肆意的自由化立法进行斗争。”埃德·詹金斯这句话主要针对的是busing[4]问题。“美国人民不想要busing。”Busing让许多家庭过得很糟糕；埃德·詹金斯有一个妹妹尽管搬到了离她丈夫工作的镇子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仍然在被busing折磨。

“这个国家有一群人在逃避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起了这个运动。我当时知道我会去私立学校上学，我还记得我父母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他们是在努力逃离一种东西。”

我认为安德鲁不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当埃德·詹金斯说起busing问题——与HRNSP以及俄罗斯人的话题相去如此之远，但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到埃德·詹金斯的政治道路的逻辑，对他这样一位不愿擂响种族之鼓、甚至不愿承认种族冲动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在埃德·詹金斯说话的过程中，我看到安德鲁尽管有着作家的冷静、甚至还有学院背景，却表露出同情的神色，并且在做出回应。安德鲁来自新泽西，完全理解埃德·詹金斯所谈论的问题。

埃德·詹金斯继续说道，正是因为busing问题，人们才开始把他们的小孩送到教会学校去上学。也正是因为busing问题，宗教原教旨主义才变得可敬起来。

于是，十六年后，这里的情势出人意料地证实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冰上的灵魂》中写下的话：“在民权运动的斗争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广泛的全民共识……新右翼狂热追求的，就是要侵蚀并破坏这一共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让这种共识得以诞生的那些问题和情境已经不存在了。”

埃德·詹金斯说：“应该说，此前，原教旨主义者对政治并无兴趣。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是，在这个国家他们并非一种重要的力量。但你也一定得明白，新右翼运动不只是一种原教旨主义运动。它属于所有人。但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新右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但我非常尊重他们。

“我自己属于新教圣公会。这是美国的主流教会之一，但我后来离开了，原因是我在那里听不到宗教的声音。我听到的是我们的牧师在怒斥我们的政府、社会的不公，还有越南战争。他会告诉我们，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士兵正在杀戮妇女儿童。当时我有三个姻亲兄弟在越南，有两个再也没有回来。

“这里的变化非常富有戏剧性，非常微妙。我认为美国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信奉的自由主义为今天的右翼创造了权力基础。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脱离了教会，因为我的牧师认定宗教必须成为社会运动。那些主流教会，比如新教圣公会，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原教旨主义教会牵涉进某种政治事务，那他们就是一群疯子。而如果是主流教会在——用我们的钱——把牧师派到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镇、去卷入暴力事件，那就是出于社会公义，而非出于政治动机。”

安德鲁和我没有做任何提示，埃德·詹金斯开始说起他的家族史。这是他坦率性格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在回应我们对他的兴趣。

“我父亲非常保守。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城长大，家里非常贫穷，祖辈来自爱尔兰或威尔士。我母亲家有一些德国和荷兰血统。我父亲或许是最典型的美国人。他靠勤工俭学读完高中和大学，经常同时做三份工作。他之所以去读新闻专业，是因为上不起医学院。但他后来又回去就读，终于成了一位医生。那是在他二十七岁到二十九岁期间。起初他一无所有。他在五十七岁时因为过度劳累去世，但他完成了两件他立志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成为医生，而是要尽力成为最好的医生；另外一件事情是确保不让他的孩子再重复他的遭遇。他会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母亲也在场，说起他在发育时一周也许只能吃一次肉——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因为家里太穷，我父亲——我不想说营养不良——得不到足够的维生素和食物，也因此一生都非常瘦弱矮小。”

埃德·詹金斯并不瘦弱，但他多少遗传了他父亲的小个子。

安德鲁有部分俄国血统，他问：“你的祖父呢？”

“只要能找到活做，他就在工厂做工。我祖父是美国第一支橄榄球队的球员。他去世的时候非常穷。那些最早加入球队的人赚不到钱——那时的一场冠军争夺赛，赢球的球队每个球员只能分到五美元。”

从某一角度来看，这是在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发生的关于贫困的故事；在许多国家这也许会激起人们心中的愤怒。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关于奋斗向上的故事：祖父是工人，父亲是医生。这也是埃德·詹金斯的看法。“美国人一出生就开始获得这样一种观念：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只要他们拥有愿望和意志，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这就是美国的美好之处。我还记得邻居家的小孩因为各种事情惹上麻烦，被家长打屁股。在我们家里无论是谁，最糟的事情就是不尽全力，不管是割草还是学习。”

安德鲁说：“你会因为这个被打屁股？”

“是的。”

我问他：“你父亲是哪一年去世的？”

“一九六七年，就在我快满十六周岁的时候。我父亲反对政府的做法。他觉得我们的政府正在创造一个福利国家，在他看来，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除此以外，他觉得我们的政府在向共产主义者让步。他相信共产主义者想要统治全世界。在去参加大会之前，他一直是一个戈德华特共和党人。他把我也带去了，那一年我十二岁。”

所以埃德·詹金斯不仅从小就接触到了正式的政治活动，在他的家庭取得成功之际，他还接触到了危机和动荡的概念（新的恐怖取代旧的恐怖），以及刚刚把握一个世界、旋即又被夺走的概念。

“我感到政府正在摧毁美国的机体，摧毁让美国得以伟大的一切。”

但那个美好时代、那个安全时期是什么时候？

“人们有时问我，谁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有人说是肯尼迪。我不这么看。尽管我的看法可能会让我显得狭隘，但我还是要说，是泰迪[5]·罗斯福。他是一位战士，一个顽固的人。他几乎可以说是美国的销售员。美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证明这一点。他的一些品质也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所推崇的品质——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倾尽全力。关于泰迪，你可以这样说：当他承担起一项任务时，他总是带着热情、带着对生活的爱去完成它。他热爱生活。他热爱美国。”

埃德·詹金斯原本打算为保守主义联盟工作了一年，结果一待就是四年。这在经济上是一种牺牲，但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必须这么做。“就像我父亲担心他的孩子们一样，我也担心我的孩子们。”

安德鲁被埃德·詹金斯打动了，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感动。“右翼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述贫穷和奋斗的故事。”

安德鲁是对的。“早年的贫穷”是那天傍晚的两场大会的演讲主题。参议员多梅尼西讲述的是他贫困的父亲在新墨西哥开杂货店的故事。浸礼会牧师希尔先生是一个黑人，他讲述的是自己一九四七年睡在达拉斯的一个猪圈里的往事。新闻网络没有播出关于猪圈的演讲，让一些人难过不已。这样的演讲能在政治上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组织者在大会期间向与会者分发了多份刊物，《总统圣经记分牌》是其中之一。据说（有多个来源相互印证）其目的是披露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堕胎、同性恋、女权、恋童癖、色情作品、核裁军和校园祈祷等问题。正如这些问题全都被视为“圣经”问题一样，它们似乎都成了“对与错”这个大问题的不同方面，需要的只是一种特定的信仰。

里根先生在《记分牌》里得分不太坏。在他当上总统之前，有一次一位记者问他：“州长，你生活里的榜样是谁？”里根先生说：“哦，这太容易回答了。那个来自……”看了《罗纳德·里根的美国》里约翰·韦恩的那些镜头，还有对里根先生演员生涯的着重刻画，你也许以为里根先生会说：“那个来自拉勒米的人。”但他说的却是：“那个来自加利利的人。”说来也怪，在大会这一周的时间里，这两个人似乎并无二致。弥漫整个大会的怀旧情绪——旧美国、旧信仰、西部（或西部片）、老电影和老明星——让两种信念走到了一起，而且几乎没有渎神的意味。里根先生把他的三种角色：演员、政治家、老派基督徒，融汇在一起，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他是人们诸多需求的答案；在复杂多变的右翼，有许多人在他身上实现了自己的想象。他是一位演员：演员可以沉默寡言，但仍然寓意良多。

周三，在希尔先生（以盛气凌人的、浸礼会的风格）做完关于猪圈的演讲之后，会议中心放映了一部关于里根夫人的影片。片中的她在为一块纪念她父亲的牌匾揭幕；她父亲是外科医生；她似乎在啜泣。里面还提到了她的演艺生涯。弗兰克·西纳特拉唱了一首关于南希的歌。里根先生动情地说：“我不知道没有她我会怎样。”最后他们走下斜坡，走进了一片树林。

灯光亮了，掌声响了起来。我们惊讶地发现，放映这部影片并不意味着里根夫人就不出场了。影片放映过程中，里根夫人被接到了会场，此刻她正站在讲台上，身着白衣。更令人惊讶的是，后面的大屏幕上播放的不是里根夫人的大幅照片，而是里根先生在特拉梅尔·克罗的阿纳托尔酒店房间里的实时场景。里根夫人朝着大屏幕挥手。有一两秒钟，里根先生似乎有点困惑，但随后也挥手回应。这是天伦之乐的伟大时刻。这就够了，这就是代表们所需要的。现在里根先生只需要出场就可以了，那将是我们在最后一天的节目。

在他的演讲中，和政治有关的部分他只是在重复其他人说过的话。最后富有诗意的部分，也就是关于“希望的春日”那一部分，与其说是演讲、是诗与语言的事情，不如说是一部简短纪录片的梗概，描绘的是一个多种族的、地貌多变的美国。于是，在这场盛会达到高潮之际，和那么多场演讲一样，其核心空空如也。总而言之，那种关于宗教和美国精神的怀旧情绪似乎只是暴露了一种智识的空缺，而大会所用的那种计算机语言只是揭示了这些政治人物想象力的贫乏。“似乎”——尽管大会安排了祷告和祝福仪式（最后的祝福仪式将由克里斯韦尔博士主持）——“似乎灵感已经枯竭，似乎不会再有巨大的希望、宗教、喜悦的歌曲、智慧以及比喻。”

这些话是爱默生说的，说的是英格兰。《英国人的性格》发表于一八五六年，是爱默生对自己在一八三三和一八四七年两次英国之行的记述。他感到当时的英国尽管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却已经在走向衰落，而英国的智识生活正在被关于权力、金钱和正当性的过度意识所窒息。“他们在低下的水平上运用每一种才能。”爱默生写道，“也许可以说，他们在一种次意识中生活和行动。”在达拉斯华丽的外表下我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权力”，而这种权力似乎太轻巧了：国家权力、个人权力和新右翼运动的权力。和爱默生在英格兰时一样，我走在达拉斯的会议大厅里，如同“走在大理石地板上，没有什么能在这里生长出来。”

（马维达　译）

[1]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三大城市。

[2]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本地和长途电话公司，创建于1877年。

[3]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

[4]为平衡黑白学童比例，用车接送外区儿童上学。

[5]西奥多的昵称。

紧急状态下的格林纳达

我去格林纳达是在美国入侵那里十七天之后，也就是机场对民航重新开放之后的三四天。真正的战斗早已平息。岛上的约七百名古巴人已被围捕并遣返，一并被送走的还有四十二具古巴人的尸体。由一千二百多名士兵组成的人民革命军（PRA），也就是格林纳达的革命军队，已经瓦解。革命军大部投降，其余的正在被追捕。

美国的心理战部队——这是特种作战中心的一个分支，后者又是特种行动司令部的一个部门——（按照他们上校两天后的说法）“已经转入了对平民事务的处理”。现在他们正在准备海报，其中一张采用黑白两色印制，用了五种不同的字体，质量粗劣，像西部片的广告。“前PRA的士兵，你们腐朽的领袖已经投降，他们知道抵抗是徒劳的……”

机场因为直升机群的起降而喧闹不堪，黑色的机身显得十分阴险。四周到处是身着笨重作战服的海军陆战队员；卡车和吉普车上涂有迷彩，有一些还架着机枪；各处还有帐篷和伪装网。航站楼的一扇门上有一个古巴航空的标志，有人幽默地在上面画了一道粗粗的黑线，在标志下面潦草地写下：八十二空降师第二营。

在办理了格林纳达的通关手续后——从法律上说，当前的情势含混不清——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设了一道检查岗，他们手上已经有了一份打印的名单。而在几步之外，在海关的柜台处，又出现了非军方官员——一个高个子格林纳达黑人海关关员身着浅蓝色衬衫，上面隐约印有GUCCI字样。

距离机场几百码的地方，电视上的场景似乎正在重演：在雨后潮湿的路边，持枪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押送五六个分散的黑人，他们脱得只剩下内裤。其中一个留着拉斯特法里运动的“骇人长发绺”。乱发、裸体和狂野的外表是拉斯特法里运动的风格特征；但这个被俘的男人此刻看上去格外丢丑。这些人是PRA嫌疑人。他们极有可能是被格林纳达人告发的：在几乎所有格林纳达人看来，革命和革命军已经变得很是可憎。这些俘虏正被押往机场，从法律上说，他们只是“被拘押”的人。那些黑色直升机中的一架将载着他们，越过森林覆盖的山岗，飞往位于西南沿海的美军大本营。那里设立了一个拘押中心，用于审讯和甄别嫌疑人。美国记者像雪貂一样，四处为每天一次或每天两次的报道搜索素材，刚刚才发现了这个中心，或者应该像新闻发布会上那样称它为“这个设施”。

山上的公路蜿蜒狭窄，一路上有许多盲弯。至少有两辆被美国人接管的古巴大卡车出了车祸。蕨类植物和野香蕉的叶子在火山岩的峭壁上烂漫地生长。一品红（在这一带叫圣诞花）盛开着，还有平凡的木槿；一种叫作龙吐珠的野草在树篱和电线杆跟前播下一丛丛粉色的花簇。

这里的房屋矮小，建在木桩或低矮的混凝土柱子上，倾斜的屋顶用瓦楞铁皮制成。更老的房子是木制的，有一些按照法属加勒比风格建造，有着经过雕饰的山墙、顶窗和百叶窗。房子周围有一些植物，看上去像灌木丛，其实是一块块的种植地：可可，紫色的豆荚径直生长在黑色的树干和小树的枝条上；西柚、鳄梨和芒果；大叶的面包果和热带栗子；车前草、香蕉和肉豆蔻。这里没有大片的地产。只是加勒比的农村而已。

在公路沿线散布的房屋里，在路旁土路上的吉普和卡车里，海军陆战队员显得很放松，但仍然保持着警觉。在一个交叉路口处设有路障。

出租车司机伦诺克斯说：“我很好奇。我听说他们今天要拦车搜捕。”他平静地说；他已经习惯了大事件。

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没有挥手叫我们停下。他半蹲下，把紧握的左手推向我们的车。富有戏剧效果。似乎小村子里的所有小孩都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一个陆战队员是黑人，有一个是华人，有一个看上去像是拉美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搜查了行李，还搜查了车。路边的一个晶体管收音机音量被调得非常大，后来有陆战队员叫一个男孩把它关掉了。

等我们再次上路，我把刚才混乱的经过整理清楚，才弄明白收音机是那个男孩打开的，播出的音乐很快就变成了西班牙语节目，是给那个看起来像拉美人的陆战队员用的——他问了我一些琐碎且毫不相干的事情——用来评估我对西班牙语的反应。心理战，特种作战。所有这些搜查程序都事先演练过。美国人仍然在格林纳达搜捕古巴人。

汽车开始下坡，穿过潮湿的、长满蕨类植物的森林保护区，向着西海岸驶去。革命的象征——白色田野上的红色圆盘——出现在沿途的墙上和篱笆上。在首都圣乔治附近，革命标语牌越来越多，并且没有被涂掉。有些标语是关于“生产”的。在农村，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词，一个奇怪的词。它从来也无法拥有革命所赋予它的那种含义，而总是代表着那些统治者的权力。

在格林纳达这个拥有八十五平方英里国土和一万一千人口的国家，革命就像它所引发的美军入侵一样，是一种强加给人民的东西，同样地富有戏剧效果，同样地不成比例。

一九七九年三月，“新宝石运动”通过一次政变上台时，绝大多数格林纳达人都为之感到高兴。埃里克·盖里统治这个岛太久了。盖里出身简单，一九五一年组织了一次大罢工。凭着这种方式起步，他很快就作为贫穷黑人的拯救者赢得了政治权力，并且紧抓不放。在掌权期间，他变得时髦起来。他富有，优雅，爱穿白色西装；据说甚至曾有白人女性为他倾倒。住在格林纳达那些小房子里的乡下穷人理解这一切。他们觉得盖里的胜利是黑人的胜利，因此也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热爱他，一次又一次地投票让他执政。是盖里领导格林纳达走向了独立。

但这些年来，就像其他加勒比的小岛上这种类型的民众领袖一样——盖里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惧、又有几分古怪的黑人酋长。在一些国际场合，他谈论UFO；在国内，他用大黑帮对付反对者。在后殖民时代的加勒比地区，盖里越来越令人尴尬和憎恶——这样看待他的，正是曾经在盖里身上看到过希望的那些人的后代。

新宝石运动始于一九七二年，代表了格林纳达第一代受过教育的人。运动的领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在英格兰完成了学业。盖里的统治被这个由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运动推翻了，这一事件受到了人民加倍的欢迎。新宝石运动借此受欢迎的时机，把革命——从来没有进行过选举——带给了格林纳达。这完全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古巴成了格林纳达的盟友，帝国主义成了格林纳达的敌人。

党的宣传家称革命为“revo”或者“de revo”。

Is only now I seeing how dis Revo good for de poor an ah dam sorry it ditn't come before.直到现在我才看到，这是一场有利于穷人的革命。我很遗憾它没有早点发生。

人民的语言，音形一致的拼写——党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让其教条中更晦涩的部分变得易于接受：让许多集会和“团结”游行显得更具民间风味；让舶来的社会主义统治和人事机构——党的组织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大量“群众”组织、军队和民兵——让所有这一切显得像是嘉年华，属于格林纳达和黑人，属于“de revo”。

党的机关很荒谬，但权力是真实的。四年半的统治期间，党把格林纳达置于“heavy manners”（紧急状态）之下。这个词组是牙买加街头俚语，被革命采用，成了其一整套严肃的滑稽术语的组成部分。Manners，对革命及其领袖的尊敬，是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礼仪。格林纳达因而不能有选举，不能有反对派的报纸：人民的意志就是这么简单。“To manners”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动词。To manners一个“反动分子”，就是给一个反革命一点教训的意思：骚扰他，让他丢掉工作，不经起诉或庭审就把他关进监狱。有数百人曾一度被关进监狱。庭审是一种“资产阶级法律形式”，“革命”需要的只是人民的法律，heavy manners；只要用这两个词，就可以把法律的失败变成卡里普索歌曲的主题。为了让人民遵守礼仪，党创建了一支军队，这意味着党以某种方式雇用了那些人。

古巴为军队提供了武器。在盐岬兴建两英里大型机场的也是古巴，这令美国和加勒比其他地区产生了警觉。

至少有两百名“国际主义”工作者、社会主义者被召来协助革命。其中半数来自欧洲和美国，半数来自西印度的其他地区。格林纳达的陌生人，在别人的革命盛宴上百般挑剔的客人，急于让格林纳达对社会主义的模仿尽可能地完整和纯粹。于是处于革命时期的格林纳达，有了对形式、组织、结构和委员会的执迷。格林纳达甚至还有作协。革命接近尾声时，一位来自美国的西印度访客发现了一个疏忽。在格林纳达，他说，他没有发现文化宫；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文化宫。于是格林纳达又开始兴建文化宫。

随着模仿趋于完美，许多国家的忠实信徒也愈益兴奋；格林纳达革命在国外的宣传做得非常好。小小的格林纳达，一个落后的黑人国家，不仅爆发了革命，还涌现出了社会主义所有正确的形式。模仿似乎证明了理想的自然与正当。

随后革命开始变味。它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取得的成功太了不起，也太突然。在高层，中央委员会有一些分歧，有人要求分掌权力。有些人觉得领袖过分地迷失在他的国际名声和出访上；国内的革命开始迷失方向。

领袖闪烁其词。他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有小资做派，但他真的不想下台。毕竟是他造就了这场革命；人民忠诚于他。于是到最后，被用在数百名其他人身上的“manners”也被用在了领袖自己身上。他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把他软禁在了家里。

人民不喜欢这样的处置。一周后，一群人冲进领袖家，释放了他。情况混乱，内战迫在眉睫。领袖和他的支持者来到位于乔治堡（当时叫鲁珀特堡，以领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军方哨所，向那里的士兵发表讲话。革命军事委员会——自危机爆发以来，是这个委员会在统治格林纳达——向乔治堡派出了装甲车。现场有人开枪，没有武器的人群惊惶逃跑，不知有多少人被杀死——从十七名到一百名都有可能；领袖和五名前部长被处决。岛上进入二十四小时戒严状态，大约一周的时间里，格林纳达人民生活在人民革命军的恐怖之中。随后美国人就入侵了，格林纳达前所未见的沉重“manners”被施加在每一个人身上。

美国人没有找到革命的踪迹。在之前的恐怖一周里，革命突然消失了。美国人出于自身需要，按照至少两年前就制定的一项计划入侵了格林纳达，发现自己被当成了解放者，还受到了欢迎。这座被入侵的岛屿，比凯列班的岛屿还要喧嚣，到处都有告密者；盐岬的拘押设施很快就关满了人。

十八世纪时，西印度的蔗糖殖民地比美国殖民地更加富有。把奴隶炼的糖运往欧洲的船只有时会运来作为压舱物的砖块和泥瓦。这些泥瓦和砖块给老圣乔治街头带来了一种十八世纪的感觉；老圣乔治是一个小镇，建在一座环绕内港的马蹄形山丘的陡峭斜坡上。

这个玩具般的镇子上的大街和港口处在同一水平面：消防队、烟厂、航空售票处、餐馆和邮政中心。在山丘的最高处——山丘很容易看到，环顾四周就能发现——是卷入了最近的戏剧性事件的政府办公楼。在西南方的海岬上，有一座绿顶的城堡，领袖和其他人就是在那里被枪杀的。在海湾对面，有一座红顶的房子，那是领袖被软禁的地方。离那里不远是关押平民的监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前委员现在就被关在那里。

山丘北端，也就是马蹄顶部，是总督的豪宅所在。这所房子有宽大的阳台，用石头围成，但没有铺设地砖；接待室有高大的门，高高的木制天花板制作精良，里面还有镀金的镜子和手工制作的家具。总督是一个黑人，当过校长，现在是格林纳达政权残余权威的化身；几天后，他在这里见证了他的新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就职仪式。这些委员宣誓效忠于伊丽莎白二世，并亲吻了《圣经》。

格林纳达的法律体系仍然是自大英帝国继承而来。但那天最重要的见证人——除了记者和电视团队——是八十二空降师的指挥官法里斯将军，他身材清瘦，头发花白，身着军服；还有一位身穿蓝色西装的是事实上的美国大使，也就是法里斯将军的军管当局的民事主管。

镇中心简陋的小博物馆里有一个玻璃柜，里面装有九年前不列颠在格林纳达独立之际赠送的礼物：一套银制的咖啡器具和二十四个韦奇伍德骨瓷咖啡杯，全都放置在天然色的粗制麻布上。

新宝石运动抵制过格林纳达的独立。他们害怕盖里会在独立后的格林纳达滥用权力。在一次抗议期间，运动的领袖和其他一些人曾被盖里的人暴打。在博物馆的另一个玻璃柜里放有那场冲突的纪念物：领袖血迹斑斑的运动衫，还有那块砸破领袖的头、令他的视觉出现重影的石头。

暴力的确来到了独立后的格林纳达。十年后，领袖被他自己创建的军队处决了。这一次没有纪念物。领袖的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这是东加勒比的雨季。拂晓时分，在圣乔治东面的山丘上，雨云像烟一样迅速升起。天空变暗了；雨倾泻而下，滋养着十八世纪建筑群之间碎石空地上的植物；天空又晴朗起来。傍晚时分，金色的光线失陷在起伏的山丘之间，被海湾折射出来，让所有的建筑都染上了玫瑰的颜色，与黑色的植物和东边乳蓝色的天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黑色的直升机群掠过眼前的景观，一如它们整日所为。它们在民用监狱上空盘旋了数分钟之久。

“军队就是这样，”一个美国记者说，“你以前没和他们打过交道吗？他们喜欢行动。”

让人惊讶的是，有一个美国“国际主义”工作者还在岛上。她叫米歇尔·吉布斯，来自芝加哥。美国军方“邀请”她离开格林纳达；她想走。她已经没有任何动机留在格林纳达。

她是一个迷人的女性，棕色人种，将近四十岁，有着苗条的身材和小小的胸部，腋毛没有剃掉。那两簇毛发异常浓密，让人很难不去注意。她说，她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她的父母——母亲是俄罗斯犹太人，父亲是来自得克萨斯的黑人——都是共产主义者。

三年里，黑人革命政权统治下的格林纳达对米歇尔来说就是一处天堂。她感觉自己找到了归宿，希望能够永远生活在那里。她找到了一处公寓，位于风景怡人的悬崖边一所重修过的老房子底楼，就在首相办公室下面。九重葛掩映着面朝大海的客厅和环形的阳台，把午后的阳光挡在了外面。这样的环境对一个来自芝加哥的人而言，一定像是田园诗一般；米歇尔就在这里为格林纳达革命效劳，帮助提高教育水平，画革命画，写作并发表革命诗歌（用手写，然后照相排版）。

森林移动

土地观看

猫在喵喵

狗在汪汪

革命启程

现在，灾难已经过去三个多星期了，她仍然有一些头晕目眩。她说，大家“在精神上处在震惊之中”；他们感觉“被自己人背叛了”。说起美国的入侵，她说大家“因为不用再对情势负责而舒了一口气。”而她自己现在只想走得“远远的”。

被当作一种理想赋予她的共产主义，让她经历了一种近乎神秘的个人探求。在格林纳达，她找到了自己想要和需要找到的东西；尽管米歇尔的部分诗歌是在斥责某个似乎脱离了革命的人，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她那些关于格林纳达的诗歌是抽象的，比党的宣传口号好不了多少。她那些关于底特律黑人生活的诗歌更加个人化，更加具体，出奇地粗粝，许多锋芒转而刺向内部。在美国，抱有那样的理想是一种痛苦：在她的诗歌里到处都可以觉察到一种类似厌倦的东西，一种对在美国的斗争生活的厌倦。米歇尔有一首稍长的诗是自传性的：

警察如此愤怒地看着

我们三个：

特德，黑人

宝拉，白人

还有我

自由地在一起

米歇尔是听到她母亲出事之后、在格林纳达写下这首诗的。她母亲七十二岁了，在美国被街头的小偷枪杀。小偷也许是黑人，但诗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母亲之死的反讽意味和米歇尔在格林纳达的理想破灭的反讽意味一样。她的生活之所以充满反讽，也许是因为她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不看”的方式。她的格林纳达属于她个人；她在格林纳达的地位和她以为的并不一样。并非所有革命者都那么看重她。她有一种强烈的美国人看待自我的意识；她的诗，她的画作，还有她平常的举止，都让她显得太过自我拔高。她和其他国际主义者一样，被认为是到革命中来“度假”的人，是有着美国式理想的人，是更关心抗议而非权力运用的人。

离开格林纳达后，我遇到一位来自西印度另外一个地区的国际主义者，她认为米歇尔甚至有可能是CIA特工。这位西印度女性一度还认为她自己丢了工作，也可能是因为米歇尔在革命中的庇护人耍弄阴谋诡计，把工作给了米歇尔。

革命生活——在米歇尔的画作中被描绘成了田园诗——听起来有一点残酷无情。领袖及其助手们的想象是，一个经过净化的民族得到正确的领导，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但高层以及高层下面的人，总是会有不和，会有各种人物的冲突，以及人的冲动带来的戏剧，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管理者们不想向人民坦承的事情。

有一个完全属于格林纳达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落后的岛上社群被受教育程度稍高的人绑架后，投入到一场浮夸革命的种种形式之中。另一个凌驾其上的故事，是美国人的故事——入侵格林纳达的美军的故事。美国记者所关心的，是后面这个故事。

记者们并不喜欢在位于盐岬的拘押设施所看到的景象。回到酒店，他们说起固定在地面上的八平方英尺的监舍，用PVC（聚氯乙烯）覆盖着，还有四英尺高的门帘。让他们担心的是，军队的人对这个设施如此满意，急于炫耀。也许这个设施是事先设计好的？也许入侵格林纳达只是在为入侵尼加拉瓜做演习？

记者们的人道主义担忧是真诚的，但其中也混合了新闻人的职业本能。格林纳达是一个更大的美国故事中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对军方的不信任是优秀记者的必备意识。在格林纳达，这种不信任非常普遍。美国记者感觉他们被排除在入侵之外，并将此视为对他们个人的冒犯。

“这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一位摄影师说。而军方仍在以一种小而恼人的方式取得胜利。他们日复一日地从野外的帐篷里迁入，占据了记者的工作酒店。他们挖出海边的沙子，用以充填沙包；在草地上放置沙包和一种新型的带刺铁丝网；还在椰子树之间停放架有机枪的卡车。在早晨被酒店员工当作客人对待的记者到了晚上可能会发现，一个紧张的哨兵问他口令是什么。海军陆战队里也有女性。有时候只有当一个女性在夜里喊“不许动”时，这个事实才会被揭示出来。

格林纳达海滨酒店，也就是以前的假日酒店，现在是八十二空降师的总部。酒店一翼的部分房间在战斗时遭到了轰炸；但不论在哪里，美军的轰炸都异常精确，酒店仍处在正常运转当中。心理战新闻发布会在花园旁边的露天餐厅召开，在那里只能依稀看到远处的铁丝网，崭新铮亮，还没有被海风所锈蚀。服务生像士兵一样身着齐整的制服，在为午餐布置台面。

《迈阿密先驱报》的记者想了解心理战中一张海报的情况，海报上有人民革命军指挥官的照片。“照片上他裸露身体，只围着浴巾坐着，身后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你不认为这是在侮辱人格吗？”

上校每说一句话都在表达一个要点：“我们到达那里时，他能用的只有那个。或许他们正在检查他的衣物；或许他正在洗澡什么的。他不想把床单披在肩膀上。照片表明他没有受伤。士兵之所以出现在照片里，是要表明那名指挥官的俘虏身份。”

这是一个完整的回答。但美国记者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特种作战中心上。这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新事物。他们想知道中心的基地在哪里，任务是什么，组织结构又是什么样的。

“指挥官是谁？”

“卢茨候晋准将（Brigadier-General Promotable）。L-u-t-z。”

如同想要记下每句话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记者们忠实而潦草地记着笔记。然后有人开始疑惑起来。

“候晋，这是他的名字吗？”

“这个词的意思是再过几天他就会晋升为少将。”上校笑着说，“抱歉用了一个军事术语。”

那么如果适当地加上标点，指挥官也许是布里格迪尔·卢茨（将军、候晋）。

早晨的重要新闻发布会是在圣乔治城一所老式的小住宅里召开的，房子在港口上面的山丘上，位于一个十字路口旁边。这里是老式的西印度城市街道，社会成分混杂。奴隶主和奴隶曾经并排生活在一起；贫民窟——一些挤在一起、没有阳台的棚屋——与贵族氛围可能只隔着一个院子或一所房子。为配合格林纳达拥有一所西印度大学的谦虚要求，这所房子（在门口有一座本地现代雕塑，大厅里有一幅本地油画）已经进行过改造，现在又被改造成了新闻中心。门上钉着手写的提示纸片：“电报”，“会议室”。在一个房间里的绿板上用粉笔画出了伤亡情况表。KIA，WIA，阵亡；负伤：美国，18和113；古巴，42和57；格林纳达，21和280。

会议所在的演讲大厅正对着房子后面的墙。没有多少新情况。大多数提问关心的是拘押设施和伤亡人数。死亡人数有争议：核查本地太平间获得的数字更高一些。有些记者变得咄咄逼人起来。军方发言人，一位是黑人，一位是白人，保持着冷静。黑人发言人不时说：“你想让我拿那个？”或者：“好的，我会拿那个。”“拿”显然成了术语，意思是核查一下。

大学图书馆馆员站在原来那座房子里，从窗口往这边看。窗户直接朝向演讲大厅的主席台；那些旁观者就像是伊丽莎白时代剧院包厢里的观众，又像是从体面的距离围观后院口角的西印度中产阶级。

对于死亡人数的争执实际上是关于军队发布假消息的争议，也是美国军方与美国媒体在格林纳达持续争执的一部分。双方都表现出职业的骄傲。死亡这一可怕事实就像是又一个故事，而格林纳达自身只是一个背景。

两天后，记者与军队之间的相互憎恶达到了高潮：在海军陆战队夜间设置的一处路障处，美国一家著名报纸的记者表现出参加晨间新闻发布会的做派，结果被戴上手铐，强迫坐在地上。

重要嫌疑人被关在圣乔治的民用监狱里。不那么重要的——被怀疑是人民革命军成员的——则被关在盐岬的拘押设施里，那里位于西南方向，要在蜿蜒的路上走几英里，经过海湾和灌木林才能到达。

古巴人修建的大型机场就坐落在这里。机场已经成了美军大本营的中心，在计算机化的物资管理系统的帮助下，快速部队在这里建起了完整的军事驻扎区，包括装有空调的新型医疗帐篷，在十八个小时内就可以拆走。

经过格林纳达的森林、山岭和曲折的道路到达这里，就像是进入到了一片空旷、到了另一个国度：一片由混凝土和布满疤痕的土地组成的平坦荒地，两英里长的古巴跑道形成宽阔的水平条纹，一直通往地平线。附近有很多古巴的重型设备。跑道沿线架设着铁丝网。没有完工的飞机库是格林纳达最大的建筑物之一；尽管入侵已经过去三个星期，美国人和本地人仍在飞机库外边充填和堆砌沙包。垃圾车非常繁忙。直升机一如既往地在空中咔嗒作响。

关人的地方距跑道有一段距离，在一个垃圾焚烧场附近（就连垃圾看起来也是新的），四周环绕着一圈圈的铁丝网，并且有陆战队队员在守卫。用PVC覆盖的监舍每个有八平方英尺大小（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像高高的箱子。它们一排排地矗立在地上，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但美国记者说这里像猫鼬笼，似乎又太夸张了。

有些被拘押者会在那天下午获释。我们就是来看释放现场的。我们必须等待。雨不时在落下。来了一辆军用卡车，把新垃圾倾倒在垃圾焚烧场里，跟车的都是本地人。大院里有一个陆战队员（可能是女性，另一种美国理想的胜利）在调校一挺机枪，她所在的位置也是即将获释的被拘押者集合的地方。

一辆民用旧车出现了。路障后面的陆战队员用枪瞄准了这辆车。车慢下来，小心翼翼地停好。一个黑人家庭走下车来：一个谦抑的男人，一个没有样子、闷闷不乐的女孩，穿的是裤子，还有一个更苗条、肤色更黑的女孩，身着亮丽的衣服，戴着红白色的塑料耳环，色彩和饰物与她的黑色肌肤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个黑人女孩有着纯粹的怨毒，是贫民窟长出的“咬人蚁”中的一个。她对我们说话，却不正眼看我们：“他们用铁丝网把我们围起来。把公路围起来。把海滩围起来。他们现在把所有东西都围了起来。”

她哥哥在里面。她被准许见过他一面；她不知道他是否会在这个下午获释。他会获释：她看见他站在那些在牢房外排着队的人群当中。她把我们给忘掉了。

远远看过去，牛仔裤、衬衫和草帽（其中一个被拘押者的手里还拿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给了这些将要获释的人一种嘉年华的氛围。但靠近了看——巴士在营地外面短暂停留时，我们被准许上车看一看，并和这些人交谈——这是一些令人不安的脸庞：革命军成员的脸庞，他们仍然是一个团体，仍然在互帮互助：这不只是街上那些粗粝的脸庞，而是属于这样一些简单的人：他们在小小的格林纳达，曾经品尝过权力的味道。我不是美国人。那盯视着我的眼睛仍然在放射着力量和信念。

盖里借助于猫鼬帮和绿兽帮来执掌政权。新宝石运动则借助其军队来执掌政权。就一个小岛而言，格林纳达的种族类型、口音、礼仪和教育水平都有着惊人的多样性。也许格林纳达这种凶残的、秘密会社式的政治应部分归因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归因于山岭、森林和小村庄的种种限制。在这里，人民不容易成长，而历史又近在咫尺。盖里不仅仅是一个工人领袖：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支持者那种源自非洲的宗教情感。也许宝石（Jewel; Joint Effort for Welfare, Education and Liberation[1]首字母的缩写）这个奇怪的名字是某种用于对抗绿兽的格林纳达反制魔法。在这个黑色的汉赛尔与格莱特的世界里，两个运动的共通之处是他们所允诺的——盖里向一个原始的种族允诺，而宝石运动向一个受教育程度略高的种族允诺——“突如其来的种族救赎”的愿景。

乔治·路易松是宝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局势崩溃之前，他一直是人民革命政府的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他常常被批有小布尔乔亚作风；在最后一刻，他想发动人民制造麻烦，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关进了监狱。美国人入侵之后，他被美军拘押在盐岬，关了一天。出人意料的是，后来美国人又来找他。这一次——他认为纯粹是一种心理骚扰——他们只扣留了他八小时。我们的会面是在他这次获释之后。

他三十二岁，来自农村，有着纯粹的黑人血统，块头不大。他是一个建筑商的儿子，职业是教师。他住在西海岸的一个村子里，去那里要经过一片看起来未经耕作的土地。他的房子位于一条石头很多的小道上，这条路不在海岸主干道上方，在一条山谷上方，旁边有一条奔腾的河流。山谷幽暗，避开了傍晚的阳光。尽管周围的环境很有气象，用混凝土修建的房子却很简朴，屋外有楼梯通往顶楼。

夜幕突然降临。停电了，我们傍着烛光，在楼下简朴的客厅里交谈。

路易松身上没有入时的东西。他保留了他的出身带给他的诚挚和单纯。在这附近，路易松家是出了名的：他父亲的叔叔在一九〇〇年上了中学，是格林纳达最早接受正规教育的黑人之一。路易松的父亲生于一九一八年。他从村里的木匠和泥瓦匠开始做起，上了相关的课程之后，成了一个受过培训的建筑商。带着这样一种自我完善的冲动，路易松的父亲对当时的黑人运动产生了兴趣。他喜欢上了马尔库斯·加维“回到非洲”的观点；屋里有一张加维的照片。

难道加维不是骗取了黑人捐给这个运动的钱？那没有打击到路易松的父亲吗？

路易松说：“村里的人认为那是反加维分子和美国政府的欺骗性宣传。加维代表的不只是种族问题的探求。他代表的是反殖民斗争。”

在加维之后，格林纳达又出现了一位名叫马利修的政治家，他宣扬西印度联盟的概念。“马利修最后成了一个贫民。”路易松说。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巴巴多斯工党的格伦雷·亚当斯。

“我父亲后来开了一家商店，就在这个房子所在的地方。店里成了大家讨论问题的地方。近六十岁时，他又尝试在村里开展成人教育。”当时是盖里统治时期。路易松的父亲一开始支持盖里，但在一九六〇年和他决裂了。“盖里的主要支持者是农民工，但他从没有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做过什么。盖里从不会试着去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

“你父亲会这么想吗？”

路易松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的时候，我可能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那时乔治·路易松十八岁，已经深深地卷入政治当中。他起步时很年轻，从事的是青年工作，“各种人道主义形式的政治”。然后一九七〇年的黑权运动赢得了他和他那一代人的认同。他没有出国留学，而是继续做着一名普通教师；他没有想过结婚。“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结婚。新宝石运动的许多成员都和我一样。对我们来说，那在七十年代初几乎成了一项使命。”黑权运动不只是一个名称。“关注种族问题的黑权运动在格林纳达持续了两年。一九七三年初发生了一件富有戏剧性的小事。我们要派人去参加第六届泛非洲大会。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我们听说盖里要去。”盖里的看法是，他，盖里，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他在格林纳达开创了黑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话没错。“这让我们意识到，黑权运动要面对的不是黑人问题，而是政治和全部观念的问题。”

在此期间，自我完善的过程仍在继续。路易松和他新宝石运动的同事们在学习之中。学习，还有“学习”这个概念，对这些诚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的学习似乎主要是关于政治问题的。“直到两个月前，我们还会进行集体学习。最广泛的主题。我们的学习一开始相当广泛，但在过去的六七年间，我们读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文献。”

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也就是独立前后，新宝石运动和盖里的人进行了艰苦的战斗。运动的领袖在一九七三年受了重伤——博物馆里还保留着他那件染血的衬衫；一九七四年初领袖的父亲被杀了。新宝石运动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三年时，我们是一个平民运动。到一九七四年年末我们认定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摒弃了过去的“人道主义政治”。他们的学习把他们引向了社会主义，在那之后社会主义圈定了他们的学习范围。“我们想要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那些可怕的邪恶。我们承认我们必须考察许多国家。古巴，理由显而易见——这个国家在那个进程中停留了二十年。我们还考察了也门和老挝。”

“这些地方与格林纳达不是有着显著的差异吗？”

“我们想考察一些地方，那些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框架和帝国主义的施舍的地方。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些有过殖民地经验的国家。”

路易松无法充分解释他们是如何完成这宏大的最后一跃的——他将其作为事实说出来，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是他的政治道路相当清楚。在这个村庄里，整个世纪都有像路易松这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到黑色救赎这个概念的影响。头脑简单的人把这个救赎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个简单的概念创造了像盖里这样的人，他们为了让自己始终保持救世主的地位而压迫人民。社会主义吸收了这个种族的概念，将其净化，涤除了其中固有的腐败成分。社会主义在涤除了种族问题之后，让人有了成为人的自由。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只是学习和忠诚的实践，是把种种正确的形式给予格林纳达。

但社会主义和其他信仰一样，信徒中有力求纯洁的人，也有狂热分子。“正如有人所说，革命在我们面前破产了。是我们自己毁掉了革命。”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人出于革命纯洁性的需要，要求实行集体领导，软禁了领袖，并派军队去镇压民众——这些人“疯了”。“他们追随的路线是空想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没有科学基础，也没有群众基础。”

“唯意志论？一意孤行？”

“我说的唯意志论是指自私自利。”

即使在灾难发生之后，路易松学过的社会主义仍在赋予他语汇去解释一切。他的房子被洗劫。人民转而反对革命，但他仍在为革命感到悲伤。“我处在一种深深的反思之中。”但在政治上，他只能停留在他的学习把他带去的地方。他无法再回到“人道主义政治”，也就是在没有社会主义指导的情况下，格林纳达的种种简单的种族观念。他无法忘掉他所获得的世界观，他无法再让自己缩小。

《大革命，小国家》——这是一部讲述格林纳达革命的古巴电影。但在人民革命政府统治的四年半期间，他们鲜有作为。

在古巴的帮助下，他们在盐岬建起了大型机场。他们建立了一支军队和一支民兵队伍。他们不断与反革命斗争，一度挖出了一个由二十六个人组成的反革命团伙。他们通过各种新型的、效率低下的政府组织，为他们的支持者提供庇护。他们召来两百名国际主义工作者。他们粉刷标语。这就是钱的去向——钱被用在了各种表格上，用在了党的官僚体制、安保、展览以及权力的展示上。

岛上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人们生活在对“manners”的恐惧之中。但在权力的最高层，在中央委员会里——美军入侵之后查获的会议记录披露了一切——存在着无能与困惑。

在这座农业岛上，农业获得的投入却非常少，尽管各处的标语牌上写着“生产”字样，尽管格林纳达的大片闲置土地被盖里政权没收，然后多少又被弃置不用。教条阻碍了行动：褒奖效率最高的农夫，就是在农村褒奖阶级观念，而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创立合作社式的农庄。社会主义的教条还在以其他的方式与人民的天性相冲突。例如，穷人家的年轻人其实并不想去田里干活，尽管他们乐于种植大麻。另外还有“不良少年、草根少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用小心翼翼的、无阶级性的语言提出来的——政府对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新的大词被创造出来，用以表达旧有的态度：有人发现，格林纳达的工人被“经济主义”的子弹打得浑身是洞——他们只想要钱，在赚钱与工作之间看不到“概念上的联系”。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时弥漫着教室般的氛围：语言的技能，一种新的运用词语的方式，似乎成了其自身的目的。

“群众”集会的参与者在减少。中央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讨论同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发生了改变。有一次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些重要的标语没有被粉刷出来；下面人的借口是没有涂料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开会时常常疲惫不堪，也不为议题作准备；有一次在会上，几个委员竟然睡着了。会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议程，这种社会主义的仪式似乎带来了很多愉悦。

他们创造出革命的机关，却不知该拿它怎么办。机关创立了，社会主义应该随之到来，但事情却没有发生。他们开始感到机关对此负有责任。于是，他们从俄国和古巴找来更多的社会主义专家，进一步扭曲了这里的社会生活；到事情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又认为应当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找来更多的教师，帮助他们进行党的组织工作。

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还产生了另一种疑虑；这种疑虑——被抑制的疑虑，在不同时期以杂乱的措辞被表述出来——就像是旧日的种族焦虑重又萌生一样。或许，格林纳达人民和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究竟是不相容的。或许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来自外面伟大世界的人，会把他们视为“滑稽的角色”。

正是这种想要被人认真对待的愿望，这种把人装进理论框架的愿望，引领他们走上了非同寻常的道路。革命政府与拉斯特法里教徒之间产生了矛盾。在盖里时期，拉斯特法里教徒似乎是站在革命一边反对盖里，并且拒斥资本主义体制。但是革命到来时，拉斯特法里教徒却继续固守他们的生活方式，拒绝去工作或把小孩送去学校；他们赤裸着肮脏的身体到处走动；他们吸食大麻，并且认为在有需要时去偷东西是合法的。

这样的现象让革命蒙羞。革命政府断定有些拉斯特法里教徒是反革命分子，是“反拉斯特法里教徒”；有些人被抓了起来。有人建议把拉斯特法里教徒关进劳改营，“实施严厉的管理并播放让心灵平静的音乐”。还有人建议在法庭上检控拉斯特法里“流氓”，送他们去监狱农场。无法在法庭上定罪的拉斯特法里罪犯会被关在黑监狱里，民兵将担任“武装守卫”，他们的“报酬优厚，并由党代表领导”。于是，革命的骄傲以一种古怪的方式与没有明说的种族骄傲相结合，让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萌生了设立集中营的想法。

正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对纯粹的、不带感情的、无阶级革命行动的期望，带来了最后突然爆发的疯狂：软禁领袖，派出军队镇压民众，处决领袖和其他部长（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成员）。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友好的态度让他们感到震惊，他拒绝以任何方式帮助格林纳达对抗美国的进攻。根据后来发现的一份手写便条，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古巴人“针对在格林纳达发生的事件，采取了个人的、而非阶级的立场。”

格林纳达革命，证明了自身，又摧毁了自身。

心理战部队派出一个海军陆战小组到农村的一个地方去执行攻心任务。

CBS的一个电视节目组和他们一同前往，我搭上了CBS的小面包车。CBS的晚间新闻包含八九个录制的故事，每个长约一百秒。CBS节目组的制片人希望能录制一个这样的故事。他手下有一个摄像师、一个女录音师、一个记者（他有着深沉而富有权威的嗓音）、一个本地司机和一个本地向导。制片人会在那天晚上把一份脚本电传给纽约，如果纽约方面感到满意，制片人就会坐上直升机，把片子带到盐岬，再坐飞机飞到巴巴多斯，在那里做剪辑。

美国的军事行动有着众多侧面，又有众多的雄心壮志彼此依存。格林纳达又一次变成了背景。

这次的慈善行动半是演习。陆战队所携带的物资主要是古巴的遗留物品：炼乳，有些罐头已经坏掉了。尽管陆战队会去看望病人，他们带的药品并不是很多。

我们去了一个叫慕尼黑的村子，在一家杂货店旁停了下来。周遭青翠湿润，丘陵起伏。杂货店门上的招牌写着店主的名字卡利斯塔，说他是圣乔治一家公司的代理，那家公司专营“防腐和货运”。店铺里能闻到腌鱼、油和香料的味道。柜台后面站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个头很大，神情平静，皮肤是棕色的。她是卡利斯塔夫人。

一个棕色皮肤的男子对她说：“你看，如果你们全都乖乖的就没事。如果你们好好过活，警察就不会来找你们。你们表现不好，他们就会来帮你们维持秩序。”他随后匆忙上了他的厢式货车，开车走了，像是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

一个小个子年轻男人走过马路，他裸着胸膛，头上刚开始留起拉斯特法里长发绺。他说到大麻，然后又以为我是陆战小组的一员，提议为我们做追踪者。他只是在装坏；他多少算一个体面人，在山里耕作一块自留地，和其他农民一样遭遇到各种困厄：肉豆蔻价格太低、交通糟糕，而且没有用于储藏易腐坏产品的设施。他说，卡利斯塔一家是这里最大的家族，他们有很多肉豆蔻树。路前面一座两层高的楼房里还住着一个有钱人；他在一楼经营一家舞厅，他还有一辆公共汽车。“他的现金更多。他们……”年轻人怀着敬意转动眼珠，把头偏向自信而平静地站在柜台后的卡利斯塔夫人，“他们的麦芽汁更多。”

卡利斯塔夫人去了后面的屋子。下雨了，店铺外面的鸡粪被冲走了一些。一个赤脚的黑人女性自雨中走了进来，她容光焕发，未经梳理的头发布满灰尘；她的门牙掉了，穿着一件蓝灰色的脏衣服。她对打杂的女孩说：“问一下卡利斯塔夫人有没有做口袋用的布（clart）。”

“Clart？”一个老人说，“Clart？你现在得开始说扬基语了。你得说‘cloth’。”

“是啊，我们现在得说扬基语了。”

女孩回来了，“卡利斯塔夫人说没有做口袋用的布。”

“没有做外国口袋用的布？”外国口袋，外国小包，邮寄到海外的包裹。“她店里不是有一些布吗？”

但是货架上的布太过精美了。

“好吧，”赤脚女人放弃了骄傲，说，“给我一个面粉袋。”她指着玻璃柜说，“让我看看那盒饼干。我不想买，呃，我想看一看。”她把饼干盒拿在手上，“什么？这个要三十五块？”就好像她先前不知道一样。以她那种贫穷女性不负责任的劲头，她很乐意把钱挥霍在那可口的饼干上，但即使是五毛钱对她来说也太贵了。她能做的只是这样去表演，让店里避雨的人感到尴尬，村里的这些人应该很清楚她的贫穷。

卡利斯塔夫人又站在了柜台后面。一个黑人陆战队员突然出现，粗野地问她：“这是你的店？”

他的口音很难懂，他也没介绍自己，或是说早上好。她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老板在哪里？”

“他不在家。”卡利斯塔夫人终于说话了。

“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四点钟。”卡利斯塔夫人看上去很担心。

“我那时候已经走了。”

赤脚女人抢过话头，对陆战队员说：“你可以和她说。她是卡利斯塔夫人。”

但这个队员并没有特别的消息要传达。他想说的只是心理战演习安排他在这个阶段说的话。他说：“我们会播放音乐，发布一些公告。声音会很大，还会有一个集会。”说完他就走了。

但是后来并没有集会。那是在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心理战小组在一个本地护士的引领下，已经探访了很多家庭，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做了调查；CBS节目组一直跟着他们。

雨后，从杂货店往下走的脏石子路非常湿滑。

“眼神不好，”一个老人说，“哦，眼神不好。”他听说有健康调查，便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他小心翼翼地从我身后的红路上走了过来，以为我也是小组的一员。但是陆战队没有谁能治好他的眼睛，也没有药可以治好一位老妇人的神经紧张。她也把自己和房间收拾好了，等着陆战队来探访。

“她有一次精神崩溃了，”她做建筑商的侄子说，“去了医院。今年到现在为止，她又复发了四次。她住在山上那所房子里，情况变糟时，呃，我就把她带下来和我一起住。她这里发痒，那里发痒，背也总是疼。”

这位老妇人因为疼痛已经有点半疯癫，她举起双臂说：“我神经紧张，我这里很疼。”

但是陆战队没有可以治疗她的药。心理战小组的医生很难过；他说明天会再来看她。

心理战小组受训的地方是北卡罗来纳州。来格林纳达是他们第一次在外国人民中间执行任务。这里的人民很友好，没有什么“攻心”的事情要做。心理战遭遇的是真正的需求和真正的无助；这些人所受的训练是让他们扮演更为勇武的角色，所以他们没有处置这些问题的手段。

吉普车上的扩音器播放了一种奇怪的（也许是“让心灵平静的”）瑞格舞曲，还有在热带嘈杂的雨声中夹杂的鼓声。事先录好的声明，半是威胁，半是施惠，反复地播放着。探访的风声传到了其他村子。卡利斯塔夫人的店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有男有女，想要检查“血压”。

CBS节目组的人录了很多场景，在雨里拖着沉重的步子四处忙碌。摄像师滑倒了，摔伤了肘部（但是保住了他的摄像机）。这部片子如果能在CBS晚间新闻播出，将是美国人在这一天里更大的成就。但如果没能在晚间新闻播出，它就比这次心理战演习更不重要。

在回圣乔治的路上，我们的车经过三个身穿白色衬衫和海军蓝裙子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喊道：“白——人！”那不是问候，而是一种描述，等同于一声口哨，在友好的讽刺与挑衅之间回旋，是一种对种族差异的确认。

心理战部队认为没有必要涂抹或消除革命标语——除了上山通往乔治堡的那条小街上的标语。那里是人民革命军的杀戮之地。

那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变成了传奇。详情众说纷纭——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目击者或参与者；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当群众把领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时，他身体非常虚弱。他三天没有进食了，可能是害怕下毒，也可能是古巴医生给他注射了让人脱水的药物。他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被绑在床上。他无法行走。大家用车把他送去乔治堡。那里的士兵站到了他一边；他母亲让人为他送来了三明治和橙汁。随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来了装甲车。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现在已成为传奇，成了一个格林纳达人受难的故事。

从乔治堡可以俯瞰内港的入口。城垛上架设着十九世纪的加农炮。军队的驻扎地是一座牢固的殖民时期的旧建筑，有着与公共工程部类似的意大利风格，在人民革命军建军之前这里是警察总部。美军的轰炸精确而轻微：在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上，有四个相邻的洞。靠近院子的一侧是监狱区，生锈的铁丝在一个小院子的上方蔓延，有三个水泥小牢房通往这个小院子。

这个监狱就是对反革命分子实施“manners”的地方。有些囚犯是拉斯特法里教徒；可能有多达二十名教徒被关在那片小小的空间里。官方用红色模版印出的标语——纪律第一严守纪律我们宁死不做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仍然和拉斯特法里教徒混乱的（或许是吸毒后写的）抗议标语混淆在一起：人若失去灵魂，就算得到全世界，他又能拥有什么。

城垛附近到处都是垃圾：平整的革命军制服被丢弃在地上，靴子，塞有填充物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俄制武器（箱顶上的清单是英文的），很多纸，很多文字。这支军队爱好学习。他们学习政治，学习防空武器的用法，还做了许多简单的书面作业。军营里有更多的纸：数不清的书面作业，还有许多共产主义杂志。

革命依赖于语言。它在一个层面上使用含混不清的大词；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有意误用人民的语言。在这个地方，“学习”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好概念，在大多数格林纳达人的头脑中，这个词和自我完善是联系在一起的——被用来让单纯的人保持单纯和服从。

“我的上帝，他们把枪对准了人民！”这是革命领袖最后录下的讲话中的一句。一张在枪决现场拍摄的照片上有装甲车、军用卡车和奔逃的人，还有位于乔治堡山脚的标语牌——后来被刷上了油漆——上面写着：政治、纪律、战斗、有备就是胜利。

这场革命是一场言辞的革命。那些受过教育的新人，他们在社会中找不到任何参照系来评价自己，最终也几乎不看重自己社会里的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言辞显得像是一种启明，一条通往尊严的捷径；他们无法适应社会；他们拥有的只是言辞。革命随风而逝，在格林纳达留下了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

一九八四年

（马维达　译）

[1]意为“一同为安宁、教育和解放而努力”。

一把尘土：切迪·贾根与圭亚那革命

三十年代初，伊夫林·沃[1]曾深入位于西班牙大陆美洲的英属圭亚那内地旅行。当时那里有三个圭亚那，楔在委内瑞拉和巴西之间，分属英国、法国和荷兰。英属圭亚那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面积为八万平方英里，约与大不列颠相当，但人口仅有五十万。其中大多数——主要是东印度人和非洲人——生活在大西洋沿岸，也就是大种植园所在的地方。只要从沿海殖民地向内陆走上几英里，就会看见南美的荒原，一直延伸回巴西：阔叶林、美洲印第安人的村庄、布满巨砾的河流和瀑布。然后是无树的红土大草原，巨大的红色蚁丘耸立其上，棕榈树标示着偶尔出现的浅溪的流向。

在沃的《一把尘土》一书中，被背叛的主角在英国经历了种种苦痛的挣扎，那片没有树的大草原正是他忘怀过去的地方；而他在那里遭遇的，是孤绝的一种恐怖形式：他被统治当地的一个盎格鲁－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头领囚禁在几乎无人的大草原上，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狄更斯的作品。

圭亚那一直是一片充满幻想的土地。这里是黄金国的所在，也是琼斯镇公社的旧址。但沃的幻想作品最不同寻常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两年之后，一个来自圭亚那沿海种植园的年轻人开始了一段旅程，将与沃笔下主角的命运形成一种呼应。

一九三六年，十八岁的切迪·贾根带着五百美元离开圭亚那，去美国留学；他的祖父母是从印度迁来的契约劳工，在沿海种植园工作。他在美国的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整整待了七年，一直到一九四三年。留学期间，他做过各种工作：最后他成了牙医。在他的美国时光接近尾声时，他娶了一位美丽的美国女人。他也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觉悟。

当切迪·贾根于一九四三年返回圭亚那时（他的美国新娘很快就追随而去，让他的家庭大为震惊），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固定政治理想的人。无论他怎样看待自己的印度教、印度以及圭亚那出身，无论他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怎样的历史和社会困惑，这一切都已浸没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和普遍阶级斗争的观念中。那样一个愿景已经足够了。在五十年间，就像是沃笔下人物的一个化身——经历战争的结束、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欧洲各帝国的萎缩、黑非洲的瓦解、冷战的出现与消失、欧洲共产主义的终结，经历圭亚那自身的独立（独立后Guiana被改拼成Guyana，但这其实并没有历史和词源的依据）——切迪·贾根一直在坐等属于他的时刻来临。

几乎从一开始起，“被压迫的炼糖工人就是他的后盾。”这是他的自传《被审判的西方》一九六六年东德版封底的用语。再过将近五十年，这些工人（或他们的后代）多多少少还在那里。对这些人被冻结在旧有的角色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也许正是切迪·贾根的那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他很早就已功成名就。一九四七年，他成为英属圭亚那殖民地立法委员会最年轻的立委。一九五〇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组建了人民进步党。这是圭亚那的两个主要族群——非洲人（这是他们在圭亚那的称谓），奴隶的后代；东印度人，他们取代了非洲人在种植园的地位——之间非同寻常的联盟。一九五三年，该党以压倒性优势掌权。看起来贾根将会成为新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第一任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五六年后才会崛起）。贾根和他的妻子珍妮特开始名闻遐迩。英国的流行媒体一度把他们当作魔鬼的化身，用以填补伊朗的摩萨德（把伊朗的石油收归国有）和埃及的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两大新闻热点之间的间歇期。

但英属圭亚那不是伊朗，也不是埃及。一九五三年的英属圭亚那只是一块殖民地。在任仅三个月，贾根政府就被英国政府解散，殖民地宪法被悬置，英国军队被派驻进来。在这样的压力下，人民进步党的非洲派和印度派迅速分裂了。圭亚那的非洲人和印度人数量几乎相当。双方都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但在这些话语之下，圭亚那的两大族群又回到了更为本能的种族主义道路上。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一年，印度人的选票又把贾根送回权力中心。但在一九六四年，非洲人的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期间还经历了严重的种族骚乱——赢得了独立前的选举。自那以后，通过一系列被操纵的选举，切迪·贾根和他的印度追随者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直到一九八四年，圭亚那一直走在一种马克思主义－非洲式的道路上，并且变成了一个“合作共和国”。最近六年来，圭亚那开始偏离“合作式”原则，但现在这里已经变得和东欧的任何地方一样糟糕。

非洲人控制的政府接管了每一个重要行业：比如铝土矿和大米；政府只为它的支持者们提供工作或创造工作机会。于是这个政权同时也是一种种族暴政；大大小小的腐败进而有着种族主义的扭曲因素。在这个国度，每一样事物都在腐烂，每一样事物都在贬值。越来越多的钱被印制出来；在这个种族主义的国度，一度与特立尼达等地区的货币相当的圭亚那货币，已经变得近乎一文不值。进口受到管制，许多物品被禁。各种族的圭亚那人开始渴望他们从小就吃的一些简单又便宜的食物——新不伦瑞克[2]沙丁鱼、加拿大面粉、加拿大烟熏鲱鱼和咸鱼。在邻近的特立尼达人过着富足生活之际（这是七十年代的石油繁荣带来的），圭亚那人过着匮乏的生活。圭亚那人开始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离开祖国，先是印度人，然后是其他种族的人；他们去往特立尼达、加拿大和美国。现在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圭亚那人居住在国外。

首都乔治敦曾经是全世界木制结构的城市中最为美丽的一个（向内地走几英里就能看见大阔叶森林），已经斑驳褪色，衰败不堪。在破旧的城里、一条大道的尽头，现在竖起了一座气派而有讽刺意味的“合作共和国”纪念碑：一座类似非洲人的巨像，胳膊很长，显然正在跳舞，他的四肢上刻有似乎来自神秘主义的象征图案。据说这座以非洲人再度觉醒为寓意的雕像的纪念对象是卡夫——一七六三年在圭亚那发生的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但有些黑人相信，无论雕刻者的意图是什么，这座雕像也与为圭亚那的黑人领袖福布斯·伯纳姆施行的某种巫术有关。据说伯纳姆最后把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巫术融为一体，并且还聘有一位巫术顾问。

在乔治敦的植物园里——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出于实验和学术的目的，英国在帝国各处修建了许多这样的园林——还有另一处纪念建筑，旨在纪念伯纳姆先生的统治。这是在伯纳姆先生一九八四年去世后为他修建的陵墓。这座建筑形同蜘蛛，中亭低矮，通往外面的柱廊是用混凝土筑造的托架，看起来就像蜘蛛的脚。建造者本想对合作共和国缔造者的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永远地向后人展示，就像列宁那样；但是出了差错，遗体在处理之前就腐烂了。

这一切发生时——种族主义的暴政，经济的崩溃，还有巫术——切迪·贾根端坐在他的党的领袖位置上，始终在那里，以更为纯粹的道路坚守者的身份等待着被召唤。对他的支持始终来自印度人，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种族领袖。在非洲人的压迫最为严酷的时期，他支持任何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立法动议。因此，在有些人看来，正是他理想的纯粹性，使得他既在反对他的支持者的利益，也在阻碍他自己的政治成就。

现在他七十二岁了。随着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消失，以及在圭亚那发生的事情对美苏两国变得不再重要，即将到来的选举也许会是自由的：也许切迪·贾根终将赢得选举。但现在实在是非常艰难的时期，利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四，圭亚那的一块钱只相当于一美分，有实力的外资都在避开圭亚那。一个理性的政府能做的只是逆转在过去二十五年间进行的国有化。所以如果贾根掌握了权力，他最后很可能会失败，或是毁掉自己的传奇形象。

切迪·贾根的党总部所在的自由宫是一座白色的木制结构老建筑，坐落在一条类似集市的街道上。我去那里和他会面。他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但是很精干。他身着蓝灰色的短袖旅游装，显得腰有点臃肿，但就一个七十二岁的人来说，他的身材非常棒；我感觉到这对作为政治家的他来说非常重要。

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病：自一九六六年以来，他每年都会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检查身体。他毫不迟疑地说着一些现在已经显得老派的用语，于是在自由宫楼上这个小小的房间里——这里有安乐椅、咖啡杯和各种文件，透过开着的门，可以看到里间的办公室挂着一张镶框的黑白印刷品，上面印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画像——无论外面正在发生什么，这里好像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想知道，他在一九六四年之后是怎样熬过来的，他利用了哪些内部资源，又为什么没有像他的许多追随者那样放弃。他似乎不明白我的问题，而是谈起过去，谈起他的运动的开端，还有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四年的伟大岁月。他说话时带着旧日的活力，谈吐是学院式和公共会谈式的；他用长长的手指列举要点，努力说出完整的句子，里面全是事实、姓名和引用。

他把一九六四年之后的二十六年浓缩成简略的描述。随后，在回答他自己提给自己的一个问题时，他说人们经常问他为什么没有进行“武装斗争”。他叫外面办公室的人给他拿一些文件来。文件拿来后，他找出一份处理圭亚那赤字问题的文件。这是一张脏兮兮的纸，两面都印了字，是用古旧的“复制机”复印的，带着复制墨水刺鼻而油腻的气味。图表不易辨认，显示出圭亚那的赤字从一九六五年的四百二十万圭亚那元上涨到了一九八八年的十三亿零九百万元。他想说明的是——像是在讲述一个旧日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和“你肯定会输掉的”武装斗争相比，让政府用自己的巨额赤字拖垮自己，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他的妻子在门口探头张望。上一次见到她，是三十年前的事。我记忆中的她，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女性。三十年的时光仿佛让她一下子变了模样。我一开始看到的只是她灰白、浓密的头发，她衣服的颜色：黄褐色和黑色；底色是在圭亚那或加勒比不常见到的外来颜色。她的脸变瘦了，脸部以下变得丰满和松弛了，穿的是宽松裤；她的皮肤也变松了。但是她的眼睛、她轻快的嗓音（在圭亚那待了近五十年，仍然是美国口音），还有她紧张的笑容，开始与我记忆中那个年轻的女人重合在一起。

她说起两个孩子和五个孙子孙女。她的儿子现在四十岁，住在芝加哥，也就是他父亲曾经留学的地方。她的女儿住在加拿大。

一九六一年，珍妮特·贾根在圭亚那以“外国白人女性革命者，美国犹太激进分子”而著称。现在人们说她变得保守了。一个以前的政治对手说：“她发福了，但是别告诉她是我说的。”

圭亚那是我以作家的身份旅行去到的第一个地方。那次旅行是一个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是关于加勒比和南美的欧洲殖民地的研究。我当时二十八岁，是一个单纯的旅行者；我很快就发现，无论新鲜的景致以及人在旅途带给人多么强烈的兴奋感，一段旅程也并不会必然变成书页上的叙述文字。

作为一个政治观察者，我既缺少把握，也缺乏自信。我以为在这样一种写作类型里，必须去信任人。我把自己作为作家的种种怀疑搁到了一边，因为它们属于另一种文学形式。于是，与我对五十年代末的非洲或黑人种族运动的真实感觉相比，我在书里写得更为浪漫。我听任自己按照别人的说法去看待这个运动，并将其当作一种救赎。这场运动充斥着花言巧语和泛滥的情感，并且还有凶残的成分，但我压抑了自己对这些现象的恐惧。

在乔治敦和圭亚那的其他一些地方，我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与贾根夫妇一起度过了一些时光，那时切迪·贾根是殖民地首相，珍妮特·贾根是卫生部长；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未允许自己相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比英国工党的那种社会主义有更多的内涵。

福布斯·伯纳姆一九六一年是反对党领袖。他机智、喜欢恶作剧，皮肤黝黑、光滑，步履虽已沉重，但仍然有着聪明的优等生风度。他的性格就写在脸上，写在他的体格之中：我感觉他是一个耽于声色的危险分子，一个既受过伤害、又被宠坏了的人，心里充满了复仇的渴望，但我却从未允许自己依据这样的感觉写下任何文字。

我也从未想到——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和伯纳姆以及贾根有着相同的出身——这两个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真的会推翻整个社会。我当时看到的，是我以为我应当看到的，是我更乐意看到的。在这一点上，我和圭亚那人民是一样的。

马丁·卡特是圭亚那五十年代初的觉醒时期的诗人之一。在他看来，圭亚那的大多数困惑来自对语言的误用或误解。“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来到圭亚那，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罗伯特·欧文、萧伯纳和威廉·莫里斯那样的人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含义。每个圭亚那人都会根据读过的书去对社会主义形成自己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并非总能够相互理解。不是每个人都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经济体系。“一个社会主义者只需要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友善的人。对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解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这里的人普遍看法。今天，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与社会主义相关的每一件事情都出了问题。”

马丁·卡特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梵学家米西尔是来自德梅拉拉河西岸的婆罗门，也是切迪党党员。那是在一个叫弗里登胡普的地方——巧的是，那里的主人是约翰·格莱斯顿，也就是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父亲。在乔治敦和整个第三世界，切迪一直在把英国共产党给的小册子分发给党的同情者。在这些小册子里，有一本叫《资本主义世界》。那应该是在一九五三年的选举之前。

“切迪在西岸发起了一次公开集会，梵学家米西尔担任会议主席。与会人数众多。梵学家——他应该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但他看上去要老得多——容光焕发，因为众多的与会者，也因为切迪·贾根的到场。

“他告诉与会群众，在介绍切迪之前，他想先告诉他们一件事。他对他们宣称：‘他们创造了一种叫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它就像桑寄生属植物一样，只要用手抓住你，你就再也无法甩开它。’鸟在吃了一种果实之后，在树上清理鸟喙，树上就会长出桑寄生属植物来；这种果实当然是桑寄生属植物的果实——沿海的人都熟知这种植物。

“那就是梵学家米西尔的全部发言。会场的群众骚动起来，因为他们明白，梵学家想要告诉他们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压迫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种植园的全部经验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资本主义+社会。梵学家米西尔自己也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表达。他瘦削高大，是一个热情的人；与切迪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专题演讲相比，他关于桑寄生属植物的说法传达了更多的东西。”

于是，在这样的分析里，在梵学家米西尔所用的混杂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晦涩习语之间的某个地方，圭亚那的种种现实被歪曲或失落了。合作共和国糟糕的闹剧一面开始蓄势待发。

切迪·贾根在四十年代有一个同事叫西德尼·金，是一个非洲人村庄的老师。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脱离了贾根的党派。后来他作为非洲人起了一种转变。“印度人有着光荣的文明，而这里的非洲人只有自伤自怜的感觉。”作为他试图发起的“非洲命名运动”的一部分，西德尼·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尤西·克瓦亚纳。

他这样评价切迪·贾根：“我认为他在文化上有问题。如果他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哪怕只是在年轻的时候，他就会拥有一个更可行的、更人性化的参照系。但在摒弃了帝国主义和与其文化相关联的所有成就之后，他与另一个大都会——苏联搅在了一起。他对这个大都会的理解，全都来自它自己的说法。于是在他的头脑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放在另外那个大都会的文化之中加以解释。一旦那么做了，他就会感到自己是正确的。

“当伯纳姆在一九七一年开始引进社会主义时，两个种族的人都开始表达他们的沮丧，说他们一点也不想听到这种东西。对贾根来说，这并不重要。他当即发表了一个声明，称整个圭亚那都投票赞成社会主义。一些人投给了他，一些人投给了伯纳姆。而这里的政治从来都是按种族划分阵营的。”

在一九六四年的种族骚乱时期，尤西·克瓦亚纳与伯纳姆结成了同盟，但他和伯纳姆的关系随后也破裂了。

“事实上是伯纳姆引入了奴工。他在‘希望种植园’引入了强迫劳动的做法，那是一个位于东海岸的椰子种植园。你仅有的权利是购买极少量的日用品。你甚至不能像奴隶时代那样用劳动来交换物品，而必须用钱购买。在休息日你作为奴隶什么也得不到。在‘希望种植园’里，他凌驾于众人之上，骑马、喝酒，款待自己的朋友。一九七七年，为了瓦解炼糖工人的一次罢工，他把打字员、办公室职员和各种职业人士派到甘蔗地里去种地。他们没能成功，还把耕种弄得一团糟。他们根本不懂这个。”

我说：“然而黑人爱戴他。”

“爱戴他？七十年代中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九五〇年他从英格兰回来，圭亚那人非常钦佩他，因为据说他拥有渊博的学识，演讲也很华丽。我认为他的演讲其实很空洞。”我甚至认识一些喜欢听他讲话的印度裔圭亚那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非洲人的英雄。花了很长时间农村的非洲人才开始接受他——他们不喜欢律师。

“伯纳姆政府的腐败在一九七一年开始败露。每个人都知道，政府的社会主义是一场骗局。有些人认为伯纳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意思就是由领袖对人民进行统治，并把自己的腰包装满’。这样的现象一再在东欧出现。

“伯纳姆死时，他的资产据说有一百万圭亚那元。当时圭亚那元对美元的汇率是四比三十。这让圭亚那人大笑不止。他们说，那数百万元是伯纳姆死时腰包里的钱。他的死是一种解脱，是街头巷尾的笑料。在布鲁克林，有人举办了几场庆祝宴会。这里则放了两天假，在此期间喝酒的场所不允许营业，因为那样欢庆就太明显了。

“葬礼后第二天，我走在乔治敦的街道上，每个人都知道士兵在头天夜里把尸体运走了。他们找来防腐师，在城里的一家殡仪馆对尸体做处理。我认为那些防腐师是从莫斯科来的——媒体是这么说的。全体圭亚那人都唾弃对伯纳姆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这个想法。一位非洲裔女士告诉我：‘他死了。他必须下葬。’他们在媒体上宣称，他们要对他进行防腐处理，让他的尸体无限期地保留下去，并在陵墓里永久展示。于是尸体在别处停放了一年——那是充满流言蜚语的一年，关于尸体的流言蜚语。有些人发誓说，尸体根本没有进行防腐处理，腐烂得太严重了，没办法再做防腐，送回来的只是一具蜡像。制作蜡像的是英格兰的一家著名蜡像馆……叫什么来着？”

“杜莎夫人蜡像馆？”

“有人说那是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作品，不是伯纳姆的尸体。他们说起他，就像是在说一个被埋葬了两次的人。”

从体型上看，尤西·克瓦亚纳并不符合我的想象，我是根据他的非洲名字和不安分的政治活动史来想象的。他成为素食主义者已经有四十多年，身体消瘦，敏感脆弱，看上去像禁欲者，他用长长的手指做出优雅的手势。看外表，他像是拜占庭艺术作品中的宗教人物：长脸，在两丛高高的灰褐色头发之间，是高高隆起的前额，尖尖的鼻子，深深的纹路从鼻子延伸到下巴，勾勒出下巴的形状。他的长脖子布满了皱纹，细小的折痕叠着细小的折痕。

我问他，现在是否已经把自己的非洲转向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他是否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先是大笑，然后又嘿嘿地笑。“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犹豫着举起一只手，给我看他“非洲”短袖上衣——他现在习惯于穿这种衣服——有其实用的一面：袖口有一圈整齐而透气的褶边。

切迪·贾根的父母都是年幼时从印度来到圭亚那的。那是一九〇一年，他们坐的是同一艘叫“易北号”的帆船。两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种植园做工。切迪·贾根的父亲不到十岁就开始做工；十四岁时已经是全天工作的砍甘蔗工；三十岁时他成了“driver”（就是工头），一周能挣十先令，约合二点五美元。

切迪当时十一岁。三年后，他父亲把他送到首都乔治敦的皇后学院去读书；又过了三年，让他带着五百美元去美国留学。这些钱是赌博赢来的。作为工头，切迪的父亲和种植园的监工厮混在一起。他们大多是苏格兰人，喜欢酗酒和赌博。

切迪是十一个孩子当中最大的。一九四三年回到圭亚那时，他在政治之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担负起照顾兄弟姐妹的责任。他教育他们所有人。十一个孩子中，有三个成了职业人士，两个成了护士，还有一个成了美发师。

在马丁·卡特的记忆里，切迪·贾根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黑色的浓密胡须的高个子男人。我还能清楚地记起那胡子，还有他的身高——不管按哪里的标准，他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人。她的母亲性情柔和，几乎像是一个幽灵，异常消瘦。当我在四十年代末遇见她时，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用尽了整个一生来养活孩子，只是养活而已。他们的房子坐落在科兰坦海岸，非常简陋，厨房在房子后面，做饭的地方全是土——我们称之为‘牛嘴’。厨房和房子的主体是分开来的。”

关于切迪·贾根的出身，马丁·卡特说：“他来自海边的种植园，那里从前叫‘狂野海岸’。一个从种植园来的年轻人，要面对的东西太多了，他没有办法轻松应对，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与今天的情况相比，我们那时距离那些所谓的大都会中心更加遥远。你可以想象”——马丁·卡特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语——“在那样的日子里，一个年轻人的‘迷失’，他来自一个没有文学传统的地方。这让他产生了种种僵化的态度，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这样的僵化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又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把他带回到他所出自的那种社会和社群。”

接下来与切迪·贾根的会面，我想要了解的是他的早年生活，尤其是他在美国的生活。一个周日的下午，他到酒店来找我，我们开车去他的住所。这所房子是一九六四年他离开首相职位后修建的，坐落在乔治敦城里，是一所普通的新式两层小楼，完全被篱笆包围着，有一条狗看门。

我们在楼上坐下。午后的微风穿过两边洞开的房门。在阳台的铸铁围栏外面，花园一片青翠，种着芒果树、椰子树和香蕉树。

一九三六年显得异常遥远。他的父母，带着他们的种植园出身及半已消逝的印度生活方式，是怎样看待世界的？远行到美国和华盛顿，在一个萧条和偏见充塞的时期去一所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读书，切迪自己又有着怎样的期许？他乘坐的船将在波士顿靠岸。这座著名城市的名字是否曾让他感到兴奋？

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就如马丁·卡特所说：那时的切迪没有受过文学方面的教育，没有什么能帮助他去观察、去理解，并让事物各就其位。事情发生时，他只是简单地接受而已。

他在霍华德大学念书时必须勤工俭学；过了两年，他获得了去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学读书的奖学金。关于他的美国时期，他有很多故事；珍妮特——她在这个假日的午后身着黑色的宽松裤和宽松绣花上衣，浓密的头发近乎金色——鼓励他讲述这些故事。在华盛顿，他在一家为黑人服务的典当行里打工，做的是裁缝的工作（他在圭亚那时学了一招半式），把未被赎回的衣服补好，再拿去出售，每小时可以挣二十五美分。在芝加哥，他夜里做电梯操作员。

他说：“西印度人总是比美国黑人更有成就，因为他们出身更好；其他人会带着一点憎恶看待他们。总之，我们都被当成黑人对待。印度人拥有更高的社会认知度。在华盛顿，有些电影院黑人不能去，但是我可以。不过我从来也不去，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黑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同样有被包围的感觉，同样觉得低人一等。我常常去条件较差的电影院，白人和黑人在里面泾渭分明地坐着。一边是黑人，另一边是白人。我常常去和黑人坐在一起。”

留学生涯快结束时，在西北大学进行的一次体检中，他的肺部查出一处阴影。他被送到了一家疗养院。“那时候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所谓治疗就是干坐在冷风里。疗养院由一些小屋组成，三分之二的墙是铁丝网。在那里你必须慢慢地走路，小心翼翼地做每一件事。我那时几乎一文不名，疗养院的女院长给我打了折。”六个月后，阴影消失了；关于那到底是不是感染都有一些疑问。也许，在美国度过了不堪承受的六年之后，他只是需要去休养，平静下来。

珍妮特出去泡茶，端了茶和一些饼干来，“曲奇饼”——在圭亚那很少用这个词，在这所房子里这个词就像是一种遥远文化的余韵。

喝茶的间歇，她谈起我在将近三十年前曾经写到过她。

“人们主要记住了两个细节。你不会相信的。第一个是我涂脚指甲。”

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忘了这个事实，也忘了我曾经写到过它。

“我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让大家那么感兴趣，”她说，“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涂脚指甲。”

“每一个人。”切迪说。

她说：“我前几天刚看过这本书。你提到人们谈论的另一件事——这个我也查过了——是我当时在读的书。”

这件事我也忘了。

“是科莱特的《天涯沦落女》。”

那应该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科莱特的浮夸和肤浅的感官虚荣，在一处如此遥远的场景之中：泥泞的圭亚那河流，老旧的内河汽船。于是，在我的头脑深处，两个细节一起带回了一个印象，而不是一个概念——那是我和珍妮特·贾根在内地进行的一次旅行，当时她是卫生部长。

她说：“我前几天在自己的藏书里找过这本书。我想我手上再也没有这本书了。”

这所房子，还有里面的书籍和家庭照，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想到这一点，想到贾根夫妇在海外定居的孩子，想到那段始于一九三六年的旅程，我想知道，在最个人的层面，切迪·贾根是否不能被称作一个成功的人。

珍妮特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声音。

但切迪说：“在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上，在社会认可的意义上，我是一个成功的人。连我的敌人们也承认，我们在政治活动当中是正直的。”

珍妮特说：“写作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满足。他喜欢写作。他喜欢向别人宣讲。切迪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讲了一个故事，是他们在特立尼达乘船游玩时的一段插曲。他们的尾挂马达熄火了，水流在把他们的船冲向礁石和峭壁。她看不到希望，但是切迪保持着冷静，抢修引擎，终于让它又启动了起来。

他说：“也许是我血液里有一种病毒，政治的病毒。在我的政治活动中，珍妮特一直让我走在道德的道路上。”

她说：“被人拍拍背加以鼓励，感觉很好。”

他说：“她属于美国第一代反抗者当中的一员。”她发出探询的声音，他解释说，“第二代出现在越南战争时期。”

她说，她还记得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的时候，她努力同黑人和中国人友好相处。“我心里有一种冲动，想要向那些群体伸出手去。”

她与切迪的关系在她的家里掀起了波澜。

她带着一种类似悲哀的神情说：“切迪从来没有和我父亲见过面。”

我问她：“你觉得自己勇敢或有原则吗？”

“我那时只是年轻而已。”

她母亲到圭亚那来过一次。她逐渐了解了切迪，有一天她告诉珍妮特她喜欢他。“当然了，”珍妮特说到她母亲后来对切迪的态度，“首相的头衔也是有帮助的。”她用美语的方式发这个词的音，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她弟弟的事情总是更好办。“但我告诉你，我弟弟拿回去的我的照片是我和玛格丽特公主在一起时拍的。”她紧张地发出了似笑非笑的声音。

此前，我一直以为世俗的位置对她而言并不那么重要。现在我想，她也许没有切迪那么恬淡寡欲，在她心里有一种忧郁：漫长的奉献和斗争，对这个国家的灾难的忍受，最后并没有像老式的道德寓言所声称的那样带来成功；事情最后变得很糟糕，理想全都烟消云散了。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去追问这个问题。

在切迪·贾根的自传里，他用了两章，共二十五页的篇幅讲述自己最初二十五年的人生，一直讲到他从美国回到圭亚那。各种细节非常生动，叙事迅捷：每一件事情都以适当的方式加以展示，没有虚张声势。但他的叙事也很繁复；读者无法将其全部装进脑中；他无法（并不比作为作者的他更好）把事情全部关联起来。书的前几章就像是甘地自传的前几章，尤其是像讲述甘地在伦敦留学时期的章节；两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相似性，和一个事实有关：这两个同样有着印度和印度教背景的人（年龄相差只有五十岁），以不同的方式与一种他们当时远不能理解的经验达成了和解。两人如此透彻地写下他们的早年岁月，以致他们的字句可以一再被研究。

例如，在贾根的书里，有一个奇怪的段落，讲的是回到圭亚那之后，他在“认同”上存在种种困难。“这里没有政党……有一阵子我玩板球，很快又迷上了桥牌。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在打桥牌和阅读相关读物上。但这些丝毫也不能让人满足……我想要让自己认同的，是我周围那个冷酷的现实世界。”

我和马丁·卡特谈到这个问题。他知道贾根的书，但却没注意过玩桥牌这个主题——桥牌与对认同的寻求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并置在一起。他说，桥牌在那个时期对切迪·贾根来说是有用的，可以打发一个夜晚，给他一种社交生活的幻觉。

但是当我接下来在自由宫遇到切迪·贾根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自己当时所寻求的认同是政治上的；这对一九四三年的他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他已经变得比殖民地更为复杂。在种植园这一背景之上，他又增添了对甘地、尼赫鲁以及印度自由运动的了解；还有他在美国时的激进化，他对于独立战争、罗斯福（他是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新政的种种看法。他在圭亚那开始打桥牌只是为了“娱乐”；他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是因为那是他的风格。“无论做什么，我都会全力以赴。”（的确如此，后来翻阅他的自传时，我看到有一次在芝加哥他很认真地——就像他父亲在圭亚那一样——试图通过赌博赢钱，甚至还读了《怎样赌马》这样的书。）

他说：“珍妮特和我之间总是有一种差异。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她可以抛开一切去读一本小说。我却会把工作带回家去做。”

尽管在美国期间他已经变得激进，但直至回到圭亚那，他才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一九四三年，珍妮特来到这里，给我带来了《列宁小型文库》——几本小小的书，小册子。那是我第一次读到马克思主义文献。然后，我开始像当年读桥牌书那样疯了似的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完《列宁小型文库》，我又读了《资本论》，这些阅读帮助我对社会发展有了全面的理解。在那之前，所有那些各式各样的斗争——印度人、黑人、美国人——都只是互不相干的经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之后，我发现它们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经济体系来加以理解。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书中对妇女问题进行了考察。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让我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有了全新理解：不仅是他们遭受了剥削，还有他们是如何被剥削的。

“这让我感到兴奋，一种智识上的兴奋，因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朝我打开了，一种对世界的全面理解，这让我之前在美国的种种经验变得统一起来。歧视——如果你不能把这个体系当作整体看待，你就只能看到歧视。”

他也把这种新的观察方式用于处理印度传统。“我在小时候习以为常的印度文化的种种习俗——在美国我完全地脱离了它们。于是就文化层面而言，我当时更像尼赫鲁。作为在美国的留学生，甘地和尼赫鲁是我生活的典范。甘地是一个战士，尼赫鲁也是。他们造就了我。”

他既不知道、或许也无法承认，但造就他的也许还有他的印度教种姓出身中的某种东西。它就在那里，在他的自传当中。他十五岁到乔治敦去读书时，在好几个印度家庭借宿过。他能支付的钱不多。第一个家庭把他当作仆人：他们让他去市场买东西、洗车，甚至——尽管他是皇后学院的学生——割草喂羊。他换了一个家庭，结果更糟糕。他们属于刹帝利种姓，也就是武士阶层，只比婆罗门低一级。这家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婆罗门，整个家庭都急于表现得能配上对方的高贵门第。他们不让切迪睡在床上，而要他睡在地板上，因为贾根这个姓属于库尔米种姓，也就是耕作者的种姓。

切迪·贾根在自传里说，他只是从他母亲那里听过种姓制度的种种问题。但实际上，库尔米是一个有趣的种姓。英国人在上世纪为印度的各个地区编撰了地名词典，或者叫地名手册，其中不仅讲到了库尔米的农业技能和勤劳，还讲到了这个种姓好斗的本性。有些地区的库尔米坚称他们不是低级种姓，说自己的祖先是拉其普特人和刹帝利。现在，大家只要一提起切迪·贾根的父亲，就会提到他强健的体格；那天早上在自由宫，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是一个留有神气的拉其普特胡须的男人——就是这样的胡须给马丁·卡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圭亚那做印度人和库尔米，意味着以双重的方式被“包围”，即使在遭遇美国带来的种种挑战之前就已经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消除了这种“包围”，让他们变成了普遍而抽象的人。可以这样说，切迪·贾根作为他父亲的儿子，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这样的光辉。

切迪·贾根说：“对阶级斗争的发现，对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现——全都来自我阅读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我的出身给了我一种阶级偏见。对我来说，阶级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他是在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初遇见珍妮特的。“就在我从疗养院出院之后。我是在我们朋友的聚会上遇见她的。她的家庭在大萧条期间曾陷入穷困，很快又走出贫穷，变成了中产阶级。在韦恩大学，她把自己当成少数人当中的一员。吸引我的不仅是她异乎寻常的美貌，我们还有着共同的兴趣——对受压迫者的同情。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她放弃了大学学业，开始接受护士培训，因为她想去战地服务。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的——她是一个护理系学生。”

切迪离开办公室去参加一个会议，过了一会儿，珍妮特又接着讲他们的故事。我们在切迪办公室外面的小房间里，坐在低矮的安乐椅上。她用缓慢的语速说着，思考着。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在芝加哥一起长大的女孩，名叫海伦——举办了一个告别聚会，切迪也在。他和海伦的一个妹妹在约会。他那时非常英俊，当然了。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男孩和女孩的恋爱故事。”

我问她对圭亚那的第一印象如何。

“有一点文化冲击的感觉。那是在战争期间。我是坐水上飞机来的。我们在德梅拉拉河上着陆，然后直接去了穆兰特港。当时的情形让人震惊。他们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对待我。我应该和女人们待在一起，但他们让我坐在客厅的一张椅子上，和男人们待在一起。女人们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我想她们心里肯定讨厌我。她们本来希望切迪娶一个门第高贵的印度女孩。她们想念吵闹的婚礼，如此等等。

“我要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情。我们想让切迪年纪最大的姐姐因德拉妮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我去了毕晓普学校——乔治敦最好的女校——“和女校长谈了谈”。她是英国白人，我告诉她，我想让我的大姑子从伯尼斯来上学。她说没问题，只要她有合适的资格。当我把因德拉妮带去时，女校长很是惊愕。她以为我大姑子是白人，她说不行。于是因德拉妮就没能进去。她进了中央高中，最后去了英格兰学护士专业。现在贾根家大概有六个牙医和三个验光师。对女人来说那是一个好职业，她们能够应付得了。”

我想到她从一九四三年就开始这样生活，问她：“你喜欢那样的生活吗？”

“一点也不喜欢。”她发出了紧张的、听起来很年轻的笑声。“有时候过得非常痛苦。发生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我发现遗忘是活下去的方式之一。六十年代，我的状况很可怕。有段时间我出不了门，去不了电影院和餐馆，不能在公共场所做任何事情。我是替罪羊。我的性格不像切迪。我有一点阴郁。

“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让人兴奋，非常有趣。在一种迥异的文化中生活。他们编造了很多关于我的可笑故事：爱模仿印度人，穿纱丽，一大堆的蠢事。我从没有假装成另一种人。许多人会说，因为我是一个印度人，我才有政治生命。我想，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异乡人很容易被编织进各种神话，或是用漫画加以讽刺。

“我最享受在报业工作。从政总要抛头露面，我不喜欢。我一步一步成了记者。做一个从政的女人并没有那么容易。”

我想多了解一点她在美国的情况。

“最近我弟弟和我去了密苏里州旅行。上世纪大多数时候，我父亲家这边的人都在美国。我们去看了位于密苏里州莫伯利的那些坟墓。那里几乎已经没有犹太社群，在墓地里有极小的一块地方，用石头标出那里是犹太人的坟墓所在——大多数坟墓安葬的都是我的家人。在我母亲家这边，我的外祖父母在本世纪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迁徙而来。所以世界是由那些背井离乡的人组成的。”

她似乎不仅在谈论她的祖先是怎样迁徙到美国的，也在谈论印度人是怎样迁徙到圭亚那的；谈论切迪的祖母和年幼的孩子在一九〇一年乘坐“易北号”帆船来到美国；谈论切迪一九三六年的美国之旅；谈论他在一九四三年和她一起踏上的归家之旅；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和加拿大定居——半是再度定居在那里；还有七十年代以来，圭亚那所有那些移民的人：切迪夫妇本来希望把革命带给他们，但现在，他们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一九九一年

二〇〇二年附记：自一九六四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助长圭亚那的选举舞弊，到了一九九二年，它觉得自己可以发发慈悲了。切迪·贾根在一九九二年十月赢得未受操纵的大选，直到一九九七年三月去世前一直担任总统一职；终年七十八岁。新的大选之后，珍妮特·贾根接替他担任总统。一九九九年八月，也就是二十个月之后，她因为健康恶化而卸任。

（马维达　译）

[1]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1903－1966），英国作家，知名作品有《旧地重游》、《一把尘土》等。

[2]加拿大东部省份。

后记：我们的普世文明

本文是在纽约曼哈顿研究院做的演讲。

我的演讲题目为《我们的普世文明》。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题，我因此感到有一点不安。我觉得自己应该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是怎么来的。关于世上的万事万物，我没有统一的理论。对我而言，处境和人物总是具体的，总是从属于其自身。这也是一个人会去旅行和写作的原因：去找寻真实。反其道而行之，就意味着一个人在理解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了答案。我知道，那也是一种通行的认知方式，尤其是当一个人是政治、宗教或激进思想的宣道者时。但我觉得那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于是，在收到演讲邀请时，我想，我最好先了解这个研究院的成员对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研究院资深院士迈伦·马格尼特当时在英国。我们在电话里谈了谈；几天后，他发给我一份手写的提问清单，列出了一些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

我们——或者说社群——的力量只取决于我们的信念的力量吗？我们怀着热忱去坚持种种信念或一种伦理观，是否就足够了？热忱是否能给予伦理以正当性？信念或伦理观是随心所欲的吗？还是说它们代表着孕育它们的文化中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很容易读到提问者的焦虑。有提问者显然担心“外面的”某些狂热思潮。与此同时，还有提问者在怎么表达那种焦虑的问题上缺少哲学上的自信，因为没有人想使用那些可能会适得其反的语汇和概念。你们知道语汇的这样一种运用方式：我是文明而坚定的，你是野蛮而狂热的，他是落后而盲目的。当然会如此。我愿意站在提问者一边，去理解他的飘移不定。也许我有点置身事外，但在后来的几天里，我感到自己不能同意这些提问所隐含的悲观主义。我感到正是这些提问的悲观主义以及它们在哲学上的缺乏自信，说明了一个文明到底有多少力量，而那种悲观主义又是从这个文明当中散发出来的。由此我确定了这次演讲的主题：我们的普世文明。

我不打算去定义这种文明，只想以一种个人的方式谈论它。首先，是这种文明让我有了关于写作这种志业的概念。也只有在这种文明当中，我才能作为作家去写作。要成为作家，你需要以某种感知力为出发点，而创造这种感知力的，或者说给予其方向的，是一种智识的氛围。

有些时候，一种氛围可能会过于精致，一种文明可能会过于成熟，成为一种过度的仪式。十一年前，我在爪哇旅行，遇到了一个一心想要成为诗人、过一种心灵生活的年轻人。这样的野心是他所接受的现代教育给予他的，但他却很难向他母亲解释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母亲是一个有教养、举止优雅的人。她的仪表、穿着和谈吐都很优雅；她的举止沿袭自爪哇的宫廷，就像是一种艺术。

于是我问这个年轻人——不要忘了我们是在爪哇，那里的古代史诗还活在流行的木偶戏里——“但你母亲暗地里不会为你是一个诗人而骄傲吗？”他用英语回答说——我提到这一点，是想进一步说明，在那个遥远的爪哇小镇里，他所受的良好教育——“她一点也不懂诗人是什么。”

这位诗人的朋友和导师是当地大学的一位老师，他向我细说了事情的原委。诗人的这位朋友说：“要让他母亲理解他想做什么，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她表明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诗人。而她会觉得这很荒谬，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诗人的母亲看来，她祖国的史诗——这些史诗对她而言就像是神圣的经文——已经存在，已经被写了出来。大家需要做的只是去学习或者参考它们。

在他母亲看来，所有诗歌都已经写尽了。也许可以说，那本特定的书已经合上了，已经成了她的完美文化的组成部分。她的儿子二十八岁，已经没有那么年轻；听到他说自己想成为一个诗人，就如同在另一种文化里，一位虔诚的母亲问自己的作家儿子接下来想写什么，结果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想为《圣经》再增添一部经书。”或者换一种比喻，这位年轻人就像博尔赫斯故事中的人物，让自己承担起重写《堂吉诃德》的重任。不仅仅是重述这个故事，或是誊写原作的内容，而是寻求通过一种非凡的清空头脑以及再创造的过程，既非抄写，也不伪造，而是一种纯粹原创的思想，达到一种叙述文本，能够一字一句都与塞万提斯的书相呼应。

我理解爪哇中部这位年轻人的困境。归根结底，他的出身与我的特立尼达出身中的印度教因素相去并不甚远。我们来自印度，是一个从事农耕的移民社群。是我父亲给了我成为一个作家的野心，让我与写作以及关于写作的种种观念相遇。他生于一九〇六年，他的祖父还在襁褓之中就来到了特立尼达。尽管在那个小小的农业殖民地存在着种种阻碍，我父亲不知为何产生了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他让自己成了一个记者，尽管在那个殖民地，从事新闻工作的机会非常有限。

我们是一个崇尚仪式和经文的民族。我们也有自己的史诗——它们也正是爪哇的史诗；我们总会听到有人在歌唱或吟诵它们。但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文学的民族。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经文，没有促使我们去探究我们的世界；它们不过是文化的坐标，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世界的完整，感觉到外部世界的陌异。我相信在我父亲的家庭里，没有一个长辈会想去从事文学创作。我父亲在特立尼达是通过英语获得这个观念的；尽管在那个殖民地存在着种种阻碍，我父亲不知为何获得了一种观念，一种与英语相联系的高雅文明的观念；他也获得了一些关于文学形式的知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光有感知力是不够的。你需要掌握能够容纳或承载感知力的形式；而文学形式，无论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传递给我的一部分东西。很小的时候——置身于特立尼达的全部贫穷与荒芜之中，那里那么遥远，居住着五十万人——我就有了写书的雄心。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父亲告诉我那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但是书并非只是在头脑中创造出来的。书是一种物品。要写出书来，你需要一种特定的感知力，一种语言，以及特定的语言天赋；你还需要掌握一种文学形式。要让你的名字印在书脊上，你需要一个巨大的、外在于你的机构。你需要出版社、编辑、设计师、印刷工、装订工；书商、批评家，能让批评家发表书评的报纸、杂志和电视；最后，当然还需要购买者和读者。

我想强调事情庸常的这一面，因为它容易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容易只想到写作那个人化的、浪漫的一面。写作是一种私密的行为，但书的出版从一开始就关涉到某种特定的社会协作。这个社会拥有一定程度的商业组织。它还有特定的文化或想象的需求。它不相信所有的诗歌都已经被写出。它需要新的激励和新的写作；它也拥有对新创造的事物进行判断的准则。

这样的社会在特立尼达并不存在。于是，如果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并且靠写书生活，我就必须迁徙到那种可以靠写作生活的社会中去。对那时的我而言，就意味着到英国去。我是在从外围、从边缘，迁徙到一个对我来说是中心的地方；我当时所希望的，是我能在中心拥有一席之地。我是在提出很高的要求，事实上，对中心的要求比对我自己的社会的要求更高。这个中心毕竟有其自身的种种利益，自身的世界观，以及自身对小说的观念和要求。现在也仍然如此。我的主题非常僻远；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我获得了一点小小的空间。我有能力成为一个作家，并在这样一份职业中成长。那需要时间；等我的书真正在美国出版时，我已经四十岁了，在英国出书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

但在五十年代的英格兰，我始终都知道，作为一个想要从事写作的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而如果我必须对普世文明做出描述，我会说，普世文明既能促使人去以文学为志业，也能提供关于文学志业的理念；同时它还提供了去实现这种志业的途径；这样的文明促使我踏上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旅程；这样的文明不仅把我与今天在座的各位联系在了一起，也把我与爪哇的那位现在已不那么年轻的诗人联系在了一起——他的背景和我的一样，已经变得仪式化，是外面的世界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我，并给予了我们写作的野心。

今天，一个来自爪哇或特立尼达的人要想成为作家，已经变得更为容易；一度非常僻远的主题已经不再僻远。但我从来也不能把我的职业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知道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地方，没有我前面所说的文化和经济条件，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无法成为作家。在伊斯兰教世界，在中国，在日本，我也许都无法成为作家——日本人只接受特定国家的文学：被他们认为与日本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在东欧、苏联或黑非洲，我也许成不了我现在所成为的这个作家。我甚至不认为在印度我能实现自己的天赋。

那么你们就能理解，在年轻时知道自己能够从边缘走向中心，从特立尼达走向伦敦，这对我而言有多么重要。成为作家的野心需要确定这样一种可能性。于是，尽管我的祖辈与文学无关，尽管我来自特立尼达，事实上我认为自己身上当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我是一个更大文明的一部分。我猜想，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我的父亲，尽管他更接近印度教或旧印度种种仪式化的生存方式。

直到不久以前，我从未形成关于普世文明的观念——那是十一年前，我有好几个月都在一些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旅行，[1]试图理解是什么在驱使他们走向愤怒。那种穆斯林的愤怒当时刚刚开始浮现。

一九七九年，在与伊斯兰世界相联系的意义上，“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一个经常在报纸上用到的词，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个概念。他们说得更多的是“伊斯兰教的复兴。”对于任何一个在远处思考的人来说，这句话实在令人费解。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能向它的拥护者提供的东西显然非常少，那么在本世纪最近这些年，它又能向一个教育程度高太多、运转速度也快太多的世界提供什么？

我的家庭以及特立尼达的印度人社群适应特立尼达殖民地、进而适应二十世纪的过程并不容易。我们这个来自亚洲的族群过着一种本能的、仪式化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觉悟到我们的历史，学会忍受我们在政治上的无助，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还必须在社会生活上做出非常困难的调整。比如，在我们的文化里，婚姻曾经总是包办的；改变这种习俗耗费了漫长的时间，许多人的生活也在这个过程中毁掉了。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我描述过的那种个人的智识成长。

当我开始在伊斯兰世界旅行时，我以为我在旅行中遇到的人会和我自己社群的人很相似。

相当一部分印度人是穆斯林；在十九世纪我们拥有类似的帝国入侵史或殖民史。我当时以为宗教只是一种偶然发生的差异。我以为，就像人们所说的，信仰只是信仰，在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人会感觉到种种相同的欲望。

但事情并非如此。穆斯林说，他们的宗教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事实是，宗教构成了一种重大的区别。我必须强调，我是在非阿拉伯的伊斯兰世界旅行。伊斯兰教一开始是阿拉伯人的宗教，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而传播。因此，在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我途经的国家，我所遇到的人必须做出双重的调整，适应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帝国，并在更早的时期适应阿拉伯人的信仰。你几乎可以说，我遇到的人经历了双重的殖民化和双重的自我疏离。

因为我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哪种殖民化比与阿拉伯人的信仰一同到来的殖民化更彻底。被殖民化或被击败的民族会失去对自己的信任。在我谈到的几个伊斯兰国家里，这种不信任具有宗教的全部力量。阿拉伯人的信仰明文规定，在这种信仰发生之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误的，都受到了误导，都是异端；在这些信徒的心里或头脑里，他们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的历史没有任何位置。于是，这里的历史观念与别处的历史观念相当不同；这里的人没有尽可能地回溯既往、学习既往的愿望。

波斯有着伟大的过去，它在古典时期是希腊和罗马的对手。但是在一九七〇年的伊朗，你不会相信这一点；对伊朗人来说，光荣与真理是伴随着伊斯兰教到来的。巴基斯坦是一个很新的伊斯兰国家，但那里的土地却非常古老。在巴基斯坦还有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古城废墟。美妙的废墟，在本世纪初对这些废墟的发现让我们对次大陆的历史有了新的看法。不仅有前伊斯兰教时期的废墟，也许还有前印度教时期的废墟。照管这些遗址的，是从英国统治时期继承而来的一个考古部门。但是有一股逆流在涌动，尤其是在原教旨主义兴起之后。我在那里的时候，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涌动。这位读者说，在那些城市的废墟上，应该挂上《古兰经》的经文条幅；说不信者就会有这样的下场。

信仰抹除了往昔。而当往昔被这样抹除时，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观念。人的行为，善行的理想，都有可能遭到损害。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各家报纸正在刊登文章，纪念阿拉伯征服信德若干周年。那里是印度次大陆最早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地方。征服发生在八世纪初。信德王国——一片广阔的区域：阿富汗的南半部，巴基斯坦的南半部——当时是印度教－佛教的王国。婆罗门其实并不理解外面的世界；佛教徒反对杀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等待被征服的王国。但信德被征服用了漫长的时间；它离阿拉伯的腹地非常遥远，需要横跨几个广袤的沙漠。阿拉伯人的六七次远征都失败了。

先知的第三位继承人哈里发三世曾经召来自己的一位副手，问他：“噢，哈吉姆，你到印度，全面地了解了它？”哈吉姆说：“是的，噢，众信徒的首领。”哈里发说：“给我们描述一下。”哈吉姆的全部失意和苦涩都在他的答复中展现出来。“那里的水又黑又脏，”哈吉姆说，“那里的果实苦涩而有毒。那里的土地布满了石头，大地是咸的。一小支军队很快就会被消灭，一支大部队很快就会死于饥饿。”本来哈里发听到这些应该就够了，但他仍然想要找到一点鼓励，他问哈吉姆：“那里的人民如何？是言而有信还是会背信弃义？”显然，守信用的人更容易被控制，他们的钱更容易被拿走。但哈吉姆的回答几乎是吐口而出：“他们喜欢背叛和欺骗。”这一点着实让哈里发感到惊恐——信德的人民听起来堪称大敌——他下令不要再试图征服信德。

但是信德太有诱惑力了。阿拉伯人尝试了一次又一次。阿拉伯人的组织、意志和信念被他们的新信仰所加强，他们去到一个仍然由部族组成的、散漫的世界，很容易就能征服那里，而他们的意志就和八百年后新世界的西班牙人一样——这并不奇怪，因为西班牙人自己曾被阿拉伯人征服、统治了几个世纪。事实上，西班牙与信德几乎同时陷落于阿拉伯人之手。

对信德最后的征服是从伊拉克发动的，伊拉克的总督哈贾杰在库法城负责督战。我保证，这个话题与时事的关联只是巧合。阿拉伯人征服信德的目的——伊斯兰信仰几乎刚刚确立，这次征服就被提上了日程——始终都是掳获奴隶与掠夺，而并非传播伊斯兰信仰。最后伊拉克总督哈贾杰接收了信德王的头颅，六万来自信德的奴隶，以及敕定的从信德所得战利品的五分之一——这个比例是由宗教法律规定的；他——

前额触地，向神两次行屈膝礼，做感恩祈祷，并对他说：“现在我已拥有一切珍宝，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还有其他财富，还有地上的王国。”

在库法城有一座著名的清真寺。哈贾杰把人民叫到那里，在讲坛上对他们说：“我有好消息和幸运的事情要告诉叙利亚和阿拉伯的人民，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信德被征服了，你们拥有了无尽的财富……伟大而全能的神仁慈地把它们赐给了你们。”

我引用的是十三世纪的波斯文本《恰奇编年史》的译文。这个文本是信德征服故事的主要来源。让人吃惊的是它的写作方式非常现代，描述简捷，还有能抓得住人的细节和对话。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抢掠和杀戮的可怕故事——信德的每一座城池陷落之后，阿拉伯军队会被准许连日杀戮；随后战利品的五分之一被留给哈里发，其余的在估价后分配给士兵。但在文本的波斯作者看来，这个故事——写于征服发生之后五百年——只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征服传奇”。这是阿拉伯或穆斯林的帝国文学类型。五百年后——尽管蒙古人即将入侵——他们的信仰仍然没有变化，也没有就信德王国的灭绝产生新的道德角度。

一九七九年我在巴基斯坦，报纸上正好有文章在纪念这一事件。有一篇军人写的文章在记述立下战功的阿拉伯将军。文章试图从军事角度公平地评价双方的军队，结果遭到了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委员会主席的斥责。

这位主席是这样说的：“在描绘一位英雄的形象时，必须采用恰当的措辞。‘入侵者’和‘抵御者’，‘印度军队英勇作战’，却未能迅速‘歼灭撤退的敌军’，在这篇文章里充斥着大量类似的表达。一些失之偏颇的陈述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比如：‘如果达哈尔大公能够英勇地保卫印度河流域，阻止卡西姆越过它，这片次大陆的历史将会变得迥然不同。’我不能理解……”说这段话的是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作者是在欢呼英雄的失败，还是在哀叹他的敌人的失败。”一千两百年过去了，圣战仍在进行。英雄是阿拉伯入侵者，带来信仰的人。应该欢呼敌人的失败——我是在信德读到这些文字的——信德人就是敌人。拥有信仰就是拥有唯一的真理；拥有这一真理是许多事情的肇始。要以一种方式审判信仰到来之前的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审判信仰来到信德之后发生的事情。信仰改变了价值，改变了关于什么是善行的观念，以及人的判断方式。

于是，当巴基斯坦人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影响着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仅开始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还开始理解——尽管我们可以说拥有共同的次大陆起源——我所走过的是不同的旅程。我开始形成一种关于普世文明的观念——在特立尼达长大的我生活在其中，是其中的一分子，却并没有清醒的自觉。

我从印度教的那种本能的、仪式化的生活方式出发，在特立尼达殖民地的无望处境下成长；通过之前我尝试描述的那种过程，经历了“知识”和“自知”的诸多阶段。与我的祖父辈相比，我对印度的历史和艺术有了更好的理解。他们拥有的是仪式、史诗和神话；他们的身份全在那道光里；那道光之外就是黑暗，他们无法穿透的黑暗。仪式和神话不属于我，我只能远观。但作为交换，我被赋予了探求的观念和学术的工具。对我来说，身份是一件更加复杂的事情。为了成就这样一个我，许多的事物都消逝了。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拥有完整的学术积累，也就是说，我知道通往它们的途径。我可以在头脑里携带四种、五种或六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我了解我的祖先以及他们的文化；我了解印度的历史及其政治状况；我知道我是在哪里出生的，也知道那里的历史；我对新世界也有所认识。我了解我所感兴趣的种种文学形式；我也知道，为了实现我所献身的志业，我需要踏上怎样的路途。

我在非阿拉伯的穆斯林中间旅行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已被殖民化的民族当中，他们的信仰从他们身上剥夺了所有能够不断扩展智识生活的东西，剥夺了心智和感官的多彩生活，还有对世界文化和历史的深刻了解，而我在世界另一端的成长所带给我的，正是这些东西。我所置身的这个民族，他们的身份多少已经蕴含在他们的信仰之中。这是一个希望自身能够变得纯净的民族。

在马来西亚，他们不顾一切地消除自己的过去，清除人民的部落习俗或万物有灵论的宗教活动；清除承载着过往的潜意识生活，正是这些事物把人们与他们行走的大地联系在一起；清除那些丰富的民间生活，正是这样的生活让别处的人民苏醒，去培育和采撷其中的诗意。在这些马来穆斯林中，那些更为热忱的人不想成为其他什么，只想献身于舶来的阿拉伯信仰；我有一个印象，在理想的情形下，他们想让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变成一片空白，一种空无，这样他们就可以变得除了信仰之外一无所有。如此这般的努力，如此这般针对自己的暴政。这是一种通过信仰进行的殖民化，没有哪一种殖民化能够比这一种更彻底。

只要信仰还在，而且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挑战，世界或许就还能保持完整。但是当这个强大而又无所不包的文明自外部出现时，人们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尽自己所能，变得更专注于信仰，更多地伤害自己，更快地在他们自感无法掌握的事物面前掉转身去。

在马来西亚和印尼这样的地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似乎是一种新事物。但欧洲人很早以前就已来到东方，几乎一直就有对穆斯林的焦虑。早在一百年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就发现了这种焦虑，这种两个对立世界——外向的欧洲世界与封闭的信仰世界——的相遇。他的远祖是波兰人，他希望作为一个旅行者精确地描绘他所看见的事物，这使得他在帝国主义高涨的时期，在讲述东方民族和原住民的故事时，能远远地超越帝国主义式的、肤浅的写作方式。

对康拉德而言，他旅行时所经过的是一个新世界；他努力地去观察。康拉德出的第二本书里有一段话，我想在此读一下。这本书于一八九六年出版，距今已近一百年，在书里他捕捉到了穆斯林在那个时期的某种歇斯底里——一百年后，原住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各大帝国也已经撤走，这种歇斯底里将会转变成我们今天听到的原教旨主义。

一个半裸的、嚼着槟榔的悲观主义者站在一条热带河流的岸边，那里是寂静而浩瀚的森林的边缘；一个愤怒的人，无权无势，两手空空，苦涩而不满的呼喊在他的唇边呼之欲出；从安乐椅的深处发出的哲学尖叫搅动了烟囱和屋顶那不洁的荒原，而那声呼喊如果被发出，将会响彻丛林中原始的寂静，如同任何哲学的尖叫一样真实、宏大和深远。

哲学上的歇斯底里，这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词汇，我认为它们现在仍然适用。它们把我带回到研究院高级院士迈伦·马格尼特去年夏天从英国发给我的那份提问清单。他问，为什么有些社会或组织在满足于享受进步果实的同时，又倾向于蔑视推动进步的种种条件？他们用什么样的信念体系来对抗进步？然后，更具体的问题是：伊斯兰教为什么要反对西方价值？我相信，答案就是那种哲学上的歇斯底里。它不是一个容易定义或理解的东西，穆斯林的发言人也不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所说的都是陈词滥调，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些人怀有压倒一切的政治动机；另一些人实际上不是学者，而是传教者。

但是在好几年前，伊朗国王仍然在位，一位年轻的伊朗女作家在美国出版了一部小长篇小说，以一种抑制的、非政治的方式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歇斯底里。这部小说名为《外国人》，作者名叫纳希德·罗其林。也许是因为小说面世时伊朗国王仍然在位，所以必须避谈政治；如果它变成政治抗议，小说的微妙感就有可能变得琐碎庸常。

书中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伊朗女性，在波士顿做生物科学研究工作。她的丈夫是美国人，她似乎过得不错，也适应了美国的环境。但有一次她到德黑兰去度假，失去了心理平衡。她在官僚体系面前遇到了麻烦，拿不到出国签证，她开始感到迷失。困扰她的，是她记忆中在伊朗度过的拥挤而压抑的童年，是她的旧家族生活的残余，还有这座过度发展的野蛮城市，到处都是“西式的”建筑。用“西式”而不是“大”来形容那些建筑，很是有趣：就好像外部世界的陌异已经来到了德黑兰。

这位年轻女性感到如此困扰，她开始反思自己在美国度过的时光。那些时光并不像曾经看起来那样，似乎是明晰的。她现在视其为空虚的时光，她无法说出自己为什么要去美国生活。从性别和社会的角度说，尽管她看上去很成功，她从来都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她也无法说出自己为什么要从事那份研究工作。作者用非常微妙而有效的笔触讲述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女性没有准备好在文明与文明之间迁徙，没有准备好走出封闭的伊朗世界——在那里信仰是完整的道路，充满了一切，没有遗漏头脑、意志或灵魂的任何角落——走向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她必须成为负责任的个体；那里的人们发展出了种种职业，被野心和成就所激励，相信人是可以自我完善的。一旦我们了解或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和小说的主角一同看到，她在波士顿时那种机械的、学样的生活是怎样一种折磨和空虚。

现在，备受煎熬的她病了。她到医院去看病，那里的医生理解她的不幸。他也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他说他回来后，为了抚慰自己，曾连着一个月到清真寺和圣地去。他告诉那位年轻女性，她的痛苦来自一个古老的溃疡。“你得的，”他以忧郁且迷人的方式说，“是一种西方病。”生物学家最终作了一个决定。她将放弃波士顿强迫她过的那种由智识和无意义的工作构成的生活、朝美国的空虚背转身去、留在伊朗，戴上面纱。她将去做医生做过的事情，到圣地和清真寺去。作了决定之后，她前所未有地快乐起来。

这样的弃绝令人无比满足，但在智识上却是有缺陷的：它假定其他的人会一直在外面那个紧张的世界里努力工作，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让伊朗医生的医院继续运转下去。

一九七九年的伊斯兰之旅中，我一次又一次在人们的态度中发现一种类似的、无意识的自相矛盾。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德黑兰的一位报纸编辑。他的报纸曾处在革命的中心。一九七九年年中，这家报纸非常繁忙，处在辉煌之中。七个月过去了，我又回到德黑兰，这份报纸已经失去了灵魂；一度繁忙的中央办公室空空荡荡；除了两个职员，其他人全都不见了。美国大使馆已经被占领；继而又发生了经济危机；许多外企关闭；广告收入枯竭；那位报纸编辑很难看到前途；每一期报纸都在亏损；也许可以说，等待危机结束的编辑和外交官一样成了人质。我还了解到，他有两个上大学年纪的儿子，一个在美国读书，另一个正在申请签证，但随后人质危机就爆发了。对伊斯兰革命的一个发言人的儿子来说，美国是如此重要——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我告诉编辑我很惊讶。他说：“那是他的未来。”他尤其是指那个正在等待签证的儿子。

一方面是情感的满足；另一方面又在为未来打算。这位编辑也快和所有人一样精神分裂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约瑟夫·康拉德写下了他关于东印度群岛的最早几篇小说中的一篇，讲述的是一个当地的大公或族长，一个凶残的人，一个穆斯林（尽管故事中并未明说），他在一场危机中失去了自己的法术顾问，随后在一个夜晚泅水游到停靠在港口的英国商船上，要求从世界另一端来的帝国代表，也就是水手们，给他一个护身符和一个魔法用品。水手们迷惑不解，但他们中有一个人给了大公一枚英国硬币，一枚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五十周年的六便士；大公满心欢喜。康拉德并没有把这个故事当作笑话；他在其中寄托了双方行为所具有的哲学意蕴。现在我觉得他真切地把握到了事情的真相。

在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年间，全世界的财富在增长，力量也在增长，接受教育的人群在不断扩大；那种困扰，那种哲学的尖叫被放大了。革命编辑的精神分裂，虚构的生物学家的弃绝，都包含了一种赞颂——不被承认，但却因此而愈加深刻——对普世文明的赞颂。我们无法从中获得简单的护身符；我们还必须面对与之伴随的其他难题：野心、奋斗和个体性。

普世文明长久以来一直在形成之中。它并非从来就是普世的，也并非从来就如同今天这样富有吸引力。欧洲的扩张让它至少在三个世纪都染有种族主义色彩，并且直到今天还在制造痛苦。我在特立尼达的成长时期，是那种种族主义的最后时光。这样的经验也许让我对一些事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大战结束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有这种文明为容纳世界其他地方以及种种思潮所做出的非凡努力。

现在让我回到迈伦·马格尼特在年初向我提的第一批问题上来。我们的力量只取决于我们信念的力量吗？只要坚持一种世界观或伦理观，是否就足够了？你们会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焦虑。当然，这些问题表面上很悲观，实际上却意味深长；它们自身当中已经包含了答案。但是它们也的确是双刃的。故而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是与另一种遥远的信念体系进行交流的努力，这种信念体系是固定不变的，有时还充满敌意；它们还可以被视为我们的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普世性的一个方面。哲学上的不自信与哲学上的歇斯底里的相遇；最终，不自信的那个人才是更能掌控局面的人。

因为我在这种文明中的迁徙是从边缘走向中心，与对一些事物司空见惯的人相比，我看待或感受这些事物的方式也许更为新鲜。比如说，我小时候对痛苦和残忍感到忧虑，后来发现了基督教的规诫：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在我从小接触的印度教里，没有这样的对人的安慰，而且——尽管我从未有过任何宗教信仰——这个简单的观念过去和现在都让我觉得光彩夺目，是人类行为的完美指南。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猜想，在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只是在为这次演讲作准备时，我才在哲学上理解了它——追求幸福这个观念具有怎样一种美感。熟悉的用语，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容易被误解。对于如此多外在于这种文明或处在其边缘的人来说，追求幸福这个观念正是这种文明的核心吸引力。在两个世纪过去之后，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可怕历史过去之后，这个观念终于结出了果实：考虑到这一成就的广度，我发现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观念，它适用于所有人。它隐含了特定的社会形态，特定的觉醒精神。我不能想象我父亲的父母能够理解这个观念。在其中蕴含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个体的概念，责任，选择，智识生活，志业，自我完善，以及成就的概念。这是一个广阔的人性概念，无法被缩减成固定的体系，也不会激发狂热。但人们知道它是存在的，而正因为如此，其他那些更为僵化的体系最终将会烟消云散。

一九九二年

（马维达　译）

[1]见《信徒的国度》。

目录

第一部 伊朗：孪生革命

一 死亡协约

二 阿里的正道

三 圣城

四 马什哈德开出的夜车

第二部 巴基斯坦：梦里盐山

一 取代

二 卡拉奇幻影

三 小阿拉伯

四 杀戮历史

五 海得拉巴爵士乐

六 不治的法

七 基本的东西

八 加甘谷

九 阿迦·巴布尔

十 梦里盐山

第三部 马来西亚对话：原始的信仰

一 与沙菲第一次对谈：出乐园之旅

二 勇敢的女孩儿

三 马六甲与云顶高原之间

四 阿拉伯风潮

五 毁坏了的游乐场

第四部 印度尼西亚：篡夺

一 袭击

二 西托尔：重建过去

三 废除传统学校

四 稻谷女神

五 丧失人格

六 万隆心理训练

七 互换式革命

尾声 信徒的社会

一 顺服

二 伊斯兰之冬

版权信息

书名：信徒的国度

作者：【英】V. S.奈保尔

译者：秦於理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8-01

ISBN：978754427127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而今直言之，早期的世界历史不过是由一系列毫无关联的插曲组成的，各种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往往与其地理位置疏离遥远，然而，从现在这个时间点起，历史已经融合为相互影响的完整体系，各项事情息息相关，共同指向某个特殊的个体：发生在意大利与非洲的事情，往往牵动亚洲与希腊的情势。

——波利比阿[1]《罗马帝国的崛起》

[1]波利比阿（前203－前120），古希腊政治家、历史学家。

可是，我擅长的远不仅只在诗词歌谣方面，我在机械方面的天分也很了不起。我有几项发明，朝廷里的大小官员都赞不绝口。我还设计了一个一动便能旋转不休的轮子，只要再添上一点小机关，就可以一直转个没完没了。我做了好几种不同的有色纸，我发明了一种新样式的墨水台；而且啊，我本来万事齐备，就要准备纺纱织布了，皇帝却令我停止，对我说：“艾斯克，你还是专心写诗好了。我若要添置新衣，自会派人直接去欧洲为我买回来。”

——詹姆斯·莫里尔[1]《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历险记》（1824）

[1]詹姆斯·莫里尔（1781－1849），英国外交官、作家，代表作《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历险记》。

第一部　伊朗：孪生革命

“库姆这个地方的人哪，整天谈的就是宗教，不然就在判定谁还值得救赎，或者谁该下地狱，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沉默是金，嘴巴闭得紧紧的。你在这里碰上的，不是先知的后人，就是精通律法之人……搞不好，哈吉兄，你还不知道呢，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尔扎·阿卜杜勒·科锡姆的住宅，他可是我们波斯人的头号穆尔希德（圣人）；这个人，倘若他使出手段，不管他要发布什么样的政令教条，民众都会俯首帖耳的。他的影响力就是这样无远弗届，很多人都相信，要他颠覆国王的威权，他也有这个能耐，全体臣民都会将国王诏书弃如敝屣，看得连废纸都不如呢。”

——詹姆斯·莫里尔：《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历险记》（1824）

一　死亡协约

萨德克原本应该跟我一起从德黑兰出发，南下一百英里，前往圣城库姆。我从未当面见过萨德克，一切安排都是在电话里敲定的。我需要一个伊朗翻译随行，大使馆里有人跟我提起萨德克的名字。

萨德克整天都有空，因为自从革命之后，他跟许多人一样，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他有一辆车。我们在电话里交谈时，他说，要去库姆，我们最好开他的车，伊朗的公交车糟糕透顶，车速快得吓人，司机开车根本不在乎安全。

我们谈妥了价钱，包括使用他的车、他做司机兼翻译，而他的开价也相当合理。他说，我们第二天早晨应该尽早动身，好避开炎热的八月天。他会先载他太太去上班——她的工作保住了，接着就直接开车到宾馆接我。我应该在七点三十分之前准备就绪。

他到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他年近三十，个头矮小，穿着搭配颇为细心，英俊，一头悉心修剪的头发。我不喜欢他。我看他只是个出身不高、略略受过几年教育的人，却带着某种冷嘲热讽的骄傲，表面上毕恭毕敬，内心却愤愤不平，不喜欢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像他这样的人，毫无政治信念、只有满心忿怨的人，才搞出伊朗革命。跟他聊上一两个小时，可能还有点意思；要跟他朝夕相处几天，就没那么容易了，可是木已成舟，我也只有继续跟他耗下去了。

他面露微笑，带了一个坏消息给我。他认为，开他的车恐怕到不了库姆。

我不相信。我想，他不过是临时改变主意罢了。

我说：“开车是你的主意。我本来也只想搭公交车去库姆的。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车抛锚了。”

“你出门之前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呢？假如你先打过电话给我，我们还可以改搭八点钟出发的公交车。现在，我们连那班车也赶不上了。”

“我送我太太上班之后，车就抛锚了。你今天真的想去库姆吗？”

“车出了什么毛病？”

“要是你真的想去库姆，我们可以开车碰碰运气。我的车只要能发动就可以走，问题就在于怎么发动它。”

我们过去察看那辆车。他的车好端端地停在路旁，离宾馆大门不远，让我怀疑究竟有没有抛锚。萨德克坐上驾驶座。他探头喊住一个路人，一个德黑兰街头游手好闲的工人，我和那人在后面开始推车。一个拎着公文包的年轻男人，可能是个坐办公室的，正在上班途中，也自告奋勇地过来帮忙。马路开挖施工，尘土飞扬，车子同样也灰扑扑的。天气炎热，一旁来往的汽车与卡车排出的废气更是火上浇油。我们一会儿顺着车辆流动的方向推，一会儿逆着推，这期间，萨德克一直气定神闲地坐在方向盘后面。

人行道上陆续有人过来帮忙一阵子，接着就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我突然想起来，是啊，我也该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像这样前前后后地帮萨德克推车，是到不了库姆的。好的开始，才是成功的一半，开头如果这么暗淡，后面怎么会有好结果呢？于是，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事后也没有一言半语，我离开了萨德克和他的车，还有那群自动帮忙推车的路人，自个儿回宾馆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贝赫扎德。当时，也有人向我推荐贝赫扎德当我的翻译。可是联络他真费了我一番功夫：他还是个学生，在德黑兰这个大城市里，没有固定的落脚之处。而前一天晚上，在他来电之前，我已经选择雇请萨德克了。我告诉贝赫扎德，我的计划是如何泡汤的，他也没有推三阻四的拒绝，这一点我很欣赏。他说他还是有空，而且，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跟我会合。

他认为，我们不该自己开车去库姆。公交车比较便宜，我也可以顺便多多见识伊朗人民的生活起居。他还说，我们出发之前应该先将肚子填饱。现在正值斋月，这个月里，从日出到日落，穆斯林都要封斋；而在像库姆这样一个到处都是毛拉[1]和阿亚图拉[2]的城市，更不可能找到供应饮食的店家。在这个普遍洋溢着宗教激情的伊斯兰国度的某些地方，还有人因为封斋破戒而遭到鞭刑。

贝赫扎德的言谈方式，即使只是电话交谈，都与萨德克不同。萨德克只是个社会地位逐渐上升的小头锐面之人，说不定只比贫农阶级高出那么一两级，却费心装出比一般伊朗群众都高明的样子。可是，他没比别人好到哪里去，真的。他那双笑眯眯的眼睛里，深锁着不少伊朗式的歇斯底里与困惑。贝赫扎德却能说明自己的国家，好坏和盘托出，语气也还是尽量保持客观。

而当他依照自己约定的时间，准时跟我在宾馆大厅碰面时，我一看到他，就觉得宽心自在。他比萨德克年轻，个子更高，肤色较黑，教育程度也高出不少，举手投足不见一丝花哨，丝毫没有萨德克的紧张与露骨的骄矜。

我们搭乘定线出租车——德黑兰市里行驶固定路线的出租车，前往德黑兰南区的汽车总站。德黑兰北区——延伸至一片棕色山丘上，山丘轮廓隐没在薄雾里——是这个城市比较典雅的地区，公园绿地与花园多半集中在此，遍植悬铃木的通衢大道纵横贯穿，还有昂贵的公寓建筑、宾馆与饭店。德黑兰南区则还是个东方城区，居民稠密，空间狭窄，更像个市集，挤满了远从乡间迁入的人。民众聚集在总站前尘沙遍布、垃圾满地的广场上，就像一群乡下来的乌合之众。

车站内一间污秽的办公室里，有人跟贝赫扎德说，半个小时以后，就有一班车开往库姆。那辆大巴就停在大太阳下面，车上空空如也。车顶上没有行李与包裹，车厢外没有耐心十足的农民在一旁守候，或是坐进车里忍受蒸烤。这辆车看来要在广场上停上一整天。我不相信它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出发；贝赫扎德也不敢相信。德黑兰还有另外一处汽车站，那里提供空调车厢，还可以预订座位。贝赫扎德找到一个电话，摸出几枚硬币，拨了电话，无人应答。八月骄阳益发炽烈，空气中的灰尘更重了。

一辆定线出租车将我们载到另外一处汽车站，位于德黑兰中区。一列长长的柜台上方，一块告示板上写着一连串偏远的伊朗城镇名字。这里甚至每天发一班车，经土耳其前往欧洲。可是，早上开往库姆的车已经走了，下一班车还要再等上好几个钟头。现在时间将近中午。我们一筹莫展，只有先回宾馆，再想想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徒步前行，因为定线出租车一车难求。交通拥挤。德黑兰，自从革命以后，就不再称得上是个运作有效的都市了，只不过居民有车可以代步罢了，而这座怠惰的城市——许多计划突然中止，一些兴建到一半的建筑物顶上停驻着一动不动的吊车，给人一种穷忙瞎搅和的绝望印象。

这种绝望也体现在伊朗人开车的疯劲儿上面。他们开车的样子就像是从来没见过机动车辆。他们开车就像他们走路一样，德黑兰的车流因人人突如其来地停车、转向而抽搐无律，车辆不见明显分道，有如人行道上一群推推搡搡、挨挨蹭蹭的步行民众。如此驾驶风格，不见得就有德黑兰特殊的运气保佑。每两辆车中就有一辆车的车门或挡泥板被撞凹了，或是撞凹后被修复过。当地报纸（归咎于伊朗国王不曾为德黑兰建设较为现代化的道路系统）上有一篇报道指出，车祸是德黑兰最严重的死因，每个月都有两千人因车祸丧生或受伤。

我们来到一处十字路口，我就是在那里跟贝赫扎德走失的。我一心想等到车流稍止再走。可是贝赫扎德没有等我。他只是自顾自地过马路，分别依序处理每一辆即将迫近的汽车，脚步有时停下，有时加快，偶尔打个手势指明他行进的方向，就像个踩着一根细长的树干通过一道森林峡谷的人一样，他决不回头。一直到他通过马路安全抵达对面，才回过头来找我。他挥手要我过去，只是，我动弹不得，手足无措。红绿灯已经停止运作，车辆川流不息。

他了解我的困惑无助，又重新穿越车阵，回到马路这一边接我。就像只母红松鸡领着小鸡涉水渡过湍急的溪流一样，他带着我通过一个又一个仿佛随时可以将我席卷而去的险恶激流。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过街，就像母鸡走在小鸡身旁靠近下游的一侧，抵挡随时可以将那些小东西卷走的流水冲力，就这样，贝赫扎德让我跟在他身侧，走在比我稍前一步的距离，稍稍错开行进方向，如此，即使有人飞车奔来，先撞上的也是他。

而当我们终于过了街之后，他说：“你一定要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路。”

其实，我早就这么做了。要是没有贝赫扎德，没有他给予我的语言协助的话，我在德黑兰只是个半瞎的盲人。置身这些街道上，听不懂人家的语言，尤其令我深感挫折，街上处处飞舞着五彩缤纷的波斯文字标语，你涂鸦过来，我涂鸦过去，墙上还贴着革命海报与嗜血的漫画。现在，多亏了贝赫扎德，路边墙壁开口说话了，其他许多事物也多了一份意义，这个都市改变了。

刚开始，贝赫扎德的评论还算中立，我还自忖这是他的正确考虑，谨守本分，不愿逾越他身为翻译者的责任。可是，贝赫扎德之所以中立，是因为他自己也困惑不解。他也是个革命分子，他乐见伊朗国王垮台；可是，席卷伊朗的宗教革命不是贝赫扎德想要的革命。贝赫扎德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这怎么可能呢？出生在伊朗这样的国度，又在地方城镇长大，他是怎么摆脱宗教束缚的呢？贝赫扎德说，简单得很。他的父母从来不以宗教来教养他，他也从来没被家人送进清真寺过。伊斯兰教是个复杂的宗教。既无哲学属性，也不是纯玄想的。伊斯兰教是经过真主启示的宗教，有先知以及一整套规矩。真要虔信伊斯兰教，一定要广泛知悉这个宗教的阿拉伯起源，然后还要彻底了解这项知识。

然而伊斯兰教在伊朗就更复杂了。伊朗的伊斯兰教是伊斯兰信仰的一个分支，如此分歧肇因于先知在公元六三二年去世之时，因为继任人选而引发的政治及种族纠纷。伊斯兰，几乎从立教之始，就不只是一种宗教，它还是种扩张，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与罗马帝国史惊人的相似，几乎就是后者的快速放映版，同样都是从城邦国家兴起，扩大为雄踞半岛的霸主，再进一步演变为帝国，彼此在每个阶段都出现过相当紧张的情势。

伊朗与伊斯兰主流信仰的分歧后来转为教条性的差异，分歧之中又见分歧。伊朗人认定了一条继承先知地位的特殊谱系。可是，这条伊朗谱系的第四顺位者，第四伊玛目[3]，有一群忠实的拥护者，他们公开宣布与主流信仰分道扬镳。另外一群信徒却对第七顺位者情有独钟。伊朗境内只有一位伊玛目，第八顺位者（与第四顺位者一样，遭人下毒谋杀）死后厚葬在本地，他的圣地就设在马什哈德，距离苏联边境不远，也是个朝圣的圣地。

贝赫扎德说：“那些人很多都被杀了，或是惨遭毒毙。”仿佛在说明他缺乏信仰的缘故。

伊朗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兰教，十分错综复杂。要为远古以来的仇恨注入活水，要坚持复仇的意念，即使事隔千年，还要拟出一纸特殊名单，一一列举英雄与殉教烈士及恶棍坏人等，兹事体大，只有加强教谕，才能毕其功。而贝赫扎德不曾领受过如此教诲，他只是躲得远远的。他充其量也只受过他父亲不信教的教诲罢了。他父亲是个共产党，谈穷人多，提圣人少。贝赫扎德诚惶诚恐永记在心的回忆，便是他父亲首次跟他讲到贫穷的那一天：他自己的贫穷，以及他人的贫穷。

土耳其大使馆外人行道上，两个裹着头巾、皮肤晒得黝黑的巫医，席地而坐，展售他们染了色素的药粉、树根与矿物石块。我在德黑兰曾经看到过其他的巫医，以为他们不过就等同于印度的顺势疗法巫医。可是，这些巫医却自称继承了几个赫赫有名的医疗权威名号——贝赫扎德在听过他们对一群农民发表的促销演说之后告诉我——他们竟然可以跟阿维森纳[4]、盖伦[5]与希波克拉底[6]扯上关系。

阿维森纳！对我而言，只是个名字而已，一个中世纪的欧洲人：我从来没想到，他竟然是个波斯人。这条灰扑扑的人行道上的药草摊子，竟然还延续着千年以前的阿拉伯荣耀，当阿拉伯的信仰糅杂了波斯、印度以及其统驭的残余的古典世界，伊斯兰文明就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文明。

贝赫扎德的反应不像我这般敬畏有加。伊斯兰光荣的过去，他根本就不在乎，他也压根不信这种地摊医学。伊朗国王的建筑，他同样不放在眼里：伊朗中央银行古色古香的波斯图案，还有伊朗自称早于伊斯兰文化之前的雅利安荣光，等等。在贝赫扎德看来，波斯街道上的古迹，以及君主国的古迹，都不过是伊朗国王虚妄夸饰的一部分。

他望着中央银行，望着建筑上的青铜与大理石，毫无热情地说道：“那些东西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

他完全破除神像崇拜与迷信了吗？如果涤却了对伊朗人民的热爱，他浑身上下还有什么地方属于波斯和伊朗吗？难道他的政治信仰已经将他彻底洗脑了吗？

他的政治信仰未竟全功。德黑兰经历过一番革命。不过，寻常生活却颇为离奇地照常运作，人行道上，置身于强烈要求以血还血的标语与海报之间，贩卖图画的小贩安之若素。他们贩卖放大了的瑞士湖泊或者德国森林的彩色照片、河川林木交织的梦幻风景，还有儿童与美女的画像。只是画中的女人在啜泣，孩童也止不住泪水，大滴凝胶状的眼泪直直垂落，淌下脸颊。

贝赫扎德，他的父亲是位波斯文学教师，他说：“波斯诗歌里面充满了哀愁。”

我说：“可是，只为了流泪而流泪，贝赫扎德……”

他仿佛根本无意讨论眼前摆明了的事实，也无意倾听任何有关艺术的废话，他坚定不移地说：“那些眼泪美极了。”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然后，我们一边走着，一边从眼泪的话题重新兜回到革命上。我在德黑兰许多地方都看到两张海报。两张海报尺寸一致，版面风格相同，显然是为了成双张贴而设计。一张海报上是一小群农民在田里干活，看不出推着的是一辆独轮推车，还是一具犁架——究竟为何，不太能从海报上的素描明显看出。另外一张海报上画的是侧面剪影，一伙人高举着来复枪，仿佛在对彼此致意。两张海报看来都在讴歌人民革命：一群觉醒后的胜利人民，劳动大众找到新的尊严。只是，海报上方的波斯文字是什么意思？

贝赫扎德为我翻译：“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我们正在等候着您。”

“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们正在等待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啊。”

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在伊朗是先知继任人选谱系的最后一位。那条谱系早在一千一百年前就断线了。可是，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没有死，他还活在某个地方，等着重回故土。而他的人民正等候着他，伊朗革命正是献给他的大礼。

至此，贝赫扎德就帮不上我的忙了，他无法让我了解伊朗人民的狂喜。他只能将事实现况平铺直叙。贝赫扎德本身虽无信仰，可是他周遭环绕的都是信仰，他也可以了解其情绪之兴奋。在他而言，光是那么一句话就已经够了，而他也确实如实陈述，毫无挖苦嘲讽。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就是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啊。

稍后在我的伊斯兰世界的旅途中，在我逐渐熟悉艰深的史实与系谱发展之后，在这些历史片段逐渐成为易懂能解的信条之后，我才开始稍微领悟穆斯林的狂热。可是，当贝赫扎德帮我翻译革命海报上的波斯文字时，我确实是一头雾水。

革命之前，伊朗人大笔挥洒在伦敦或者国外其他都市墙壁上的标语，从未提到这位隐而不现的救世主。他们总是用英文宣扬民主，揭露伊朗国王御用秘密警察的暴行，抗议伊朗国王的“法西斯”。打倒法西斯国王——那可是当年一再出现的标语。

当时，我并没有紧盯着伊朗形势的后续发展；可是，光是从海外伊朗人的墙壁涂鸦来看，宗教一直到伊朗国内抗议后期，才慢慢掺上一脚。伊朗革命爆发之后，我才领悟到其间竟然有一位流放海外多年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我觉得，整个革命期间，他登场的时间相当晚，随着革命进展，他的神圣义务与权威才随之增长，直到最后，外人反而会以为两者始终与革命同行。

公开现身之后，这位阿亚图拉开始为伊朗人诠释真主的旨意。先前所有抗议伊朗国王“法西斯”专政的不满呼声，拜霍梅尼崛起介入所赐，全都销声匿迹，或沦为无足轻重的琐碎嗫语。而阿亚图拉也欣然接受自己的角色。正如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刊载于《纽约时报》上、针对“全世界的基督徒”发言的广告里自诩的一样，他的角色就是扮演诠释真主旨意的解说者，三个星期之后，他结束了在法国的流亡生涯，回到伊朗。

霍梅尼的广告讯息中，一半是真主的赐福与祝贺。“全能真主赐福与祝贺福泽满溢的耶稣……其荣耀之母亲……祝贺所有神职人员……所有爱好自由的基督徒。”另外一半则是呼吁所有的基督徒为神圣的日子祈祷，并且警告那些“运用撒旦恶力支持暴君伊朗国王的基督教国家领袖们”。

而霍梅尼就以真主旨意诠释者之姿，以判别合乎或违逆伊斯兰教教义之最后审判者自居，来统治伊朗。我到达伊朗几天之后，他在收音机里这么说：“我一定要敬告诸位，先前在极权统治之下，罢工与静坐抗议令真主十分欢喜。可是，现在的执政者已经换成一位穆斯林了，而且还是代表全国国民的，敌人正忙着图谋对我不轨。因此，现在再发动罢工或是静坐就为宗教所不容，因为，这样就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

这话听来耳熟，在德黑兰过了几天，知识上还差可理解：其人身兼政治领袖与真主喉舌之特殊权威。可是，讲到革命不只是革命，还是奉献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的大礼，而这位伊玛目早在公元八百七十三年就销声匿迹，至今还神秘隐身在某处，这种概念，就没那么好懂了。此外，模仿二十世纪后期的革命主题——歌颂农民与都市游击队的海报、革命卫队身上穿着的切·格瓦拉外套等——就更让人迷惑不解了。

通过贝赫扎德的翻译，墙壁开口说话，德黑兰让人感觉更加离奇。而德黑兰北区——一个像欧洲的区域，所费不赀地坐落在山丘尘沙与岩石之间，伊朗国王与大群中产阶级凭恃着原油出产的非创造性财富所创造出来的城区——更像一场幻梦。这里摩天大楼与国际酒店林立，鳞次栉比的店铺展售着国际名牌的昂贵商品；可是，这个大都会紧邻德黑兰南区。北区是南区的社群过于快速地演进蜕变而成。然而南区，遵从着真主以及第十二顺位伊玛目的旨意，却反过头来重重地压低北区。

穆斯林构成了特立尼达岛上一小撮印度人社群的一部分，而我正好出生在这个社群之中，可以说，我打从出生就知道有穆斯林这类人群了。可是，我对他们的宗教几乎一无所知。我自己的背景是印度教，而我从小就知道，穆斯林，即使他们的祖辈也来自印度，很多地方都跟我们相仿，但是他们跟我们就是不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教给我这种宗教的细节，或许，我家里也没有人真懂伊斯兰教。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差别，像是种群体感受，而且十分神秘：我们的祖辈们，不论印度教教徒或穆斯林，从印度带来的彼此仇视，已经软化为某种乡俗智慧，熟知对方之不牢靠与背信恶习。

我自己不是个有信仰的人。对于我成长期间接触的仪式与典礼，也只是一知半解。在种族组成如此复杂的特立尼达，我的印度教其实只是附带在我的家庭与其行事方式之上，附加在我自己跟他人的差别之上；而在我的想象中，宗教信仰之于穆斯林与其他教徒，可能也只是类似的附属特质与隐私吧。

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差不多就是外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他们有个先知与一本《古兰经》；他们相信真主独一无二，也同样厌恶神像；他们也有天堂与地狱的观点，虽然总是跟我的观念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殉教烈士。一年一度，他们总会将缩小的圣地模型架在轮子上，推到市集游行，男人顶着沉重的弯月“舞蹈”，弯月有时摇晃到这一边，有时又晃向另一边，鼓声喧天，有时候还会举行仪式性的棍棒武斗。

棍棒武斗是对古代战役的模仿，游行是为了追悼、纪念一次失利的战斗。那场战役发生在哪里？又是为何而战？当时，我只是个孩子，从来也没问过大人；许久之后，我才知道，那种节庆——不光是穆斯林，连印度教教徒都会参加——其实是什叶派的庆典，那场战役跟先知的继任人选有关，战争发生在伊拉克，游行中特别追悼的人是穆罕默德的孙子。

就我这个教外人士从旁观察，伊斯兰教不若印度教抽象玄奥，比较直截了当。这个宗教包含了疑惧与报答，古怪地结合了战争与世俗的悲悼，教义中太多成分让我想起基督教——在特立尼达岛上显眼得多，也“正式”得多；因此，我也才能借以了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条，或者说，我心中以为的教条，并不吸引我。其教义看来并不值得深入钻研。尔后许多年间，即便行旅过境，除了童年时期在特立尼达耳濡目染的见闻以外，我的伊斯兰教知识还是未见大幅增长。这个宗教的辉煌史迹仅止于遥远的过去，伊斯兰教不曾促发诸如文艺复兴的盛况。伊斯兰国家，不是沦为殖民地，就是专制国家。而且，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挖到原油以前，都穷无立锥之地。

上一个冬季，就在伊朗革命期间，到几个伊斯兰国家旅行访问的主意突然袭上我心头。当时，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好几个晚上，我都在看电视新闻。伊朗动荡不但令我关注，某些电视节目里，几个应邀接受访问的旅美伊朗人，也同样让我好奇不已。

节目里有个穿着苏格兰呢外套的男子，开口闭口马克思主义论调，他制造的印象远比他的言语要复杂。他穿着花哨，洋洋得意于自己能如此信手拈来、娴熟地运用专业术语，就像在展现他操弄某种外国语言里的常用语的本事。他为他的伊朗革命感到骄傲——革命给了他某种荣光。可是，他也察觉到，这场革命的宗教面，在他的观众眼中，可就没那么光彩了；而他也企图——借助于他的苏格兰呢外套、他的常用语言语、他的风采——表现出他教养之高，决不输给任何一位观众，而且他也是以与观众同样的方式被教育长大的。

另一个晚上，另一个节目里，一位伊朗女士蒙着面纱，在电视上宣告：伊斯兰教保护了妇女，并且给予她们尊严。她说，一千四百年前在阿拉伯地区，女童往往沦于活埋，好在伊斯兰教崛起，才遏阻了这种陋习。不过，我们并不都住在阿拉伯地区（那位蒙面的妇女也不住在那里），而且，自从第七世纪以后，朝代更替，世事有所改观。女人，尤其是像这位对着我们说教的强悍女士，还会需要伊斯兰教所赋予的特殊保护吗？她们还需要面纱吗？她们还需要禁足于公共场所之外，也不准出现在电视上吗？

这些都是涌上我心头的疑问。不过，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每天都要对着受访者提出事先设计好的问题，无心啰唆。他继续他下一个问题，询问那位女士，请问她希望见到伊朗成为何种伊斯兰国家？她心中理想的伊朗，应该跟沙特阿拉伯一样吗？此女士胸中早已蓄积充足的怒火，当下就发作起来；她的面容围在黑色四角巾里，她看起来就像个愤怒的修女，随即她高声严词斥责。她说，这是许多人犯下的错误；而且，沙特阿拉伯算不上伊斯兰国家。看起来，她似乎在说沙特阿拉伯只是个公认的野蛮国家，伊朗这个伊斯兰国家将与其迥然有别。

我从电视上看到的第三个伊朗人，则是在讲述伊斯兰教律法的美妙所在。不过，当时他在干什么？他在一所美国大学里研读法律？美国与美国所代表的文化究竟有何德何能，吸引这些伊朗人离乡背井？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来吗？美国确实有其吸引力，不光只是提供教育和技能。只是，没有人会承认这种吸引力，同时，委实令一个古老而骄傲的民族难以承认的是，如此吸引力之中还隐藏着一丝障碍，表现在花哨举止、模仿、吹嘘与拒斥之上。

裹着黑色四角巾的女人，因为美国教育，或者说，非伊斯兰教育，获得能力与权威。而今，她站出来质疑像她自己所长成的这种人有何价值，甚至否定自己的某些天赋。这些美国电视上的伊朗人，全都非常在意他们的美国观众，给人的印象，似乎他们还意在言外。或许，他们无法一一阐述所有的感受；或许，有些事情他们宁可略过不表。（我一直到了伊朗以后，才明白裹着黑色四角巾的女人讲到沙特阿拉伯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其间牵涉到不同教派的隔膜，对电视观众而言，或许太复杂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分属不同教派，各有不同的先知继任谱系，彼此之间存在着历史怨恨。）

我从一本备受好评、最近才翻阅拜读完毕的伊朗小说里学到的更多。人人都可以隐匿在平铺直叙的声明背后。虚构小说，表面上漫无头绪与方向，隐藏的冲动反而无所遁形。这本小说，《外国人》，根据其美国出版公司的描述，是第一本伊朗人以英文写作的小说，作者是一位年轻女性——纳希德·拉克林。小说出版于一九七八年，伊朗国王仍然在位。全书回避了政治评论。书中迂回抗议政治上的限制驱策深化了激情，而这本小说，虽然放出纯真的烟幕，其实充斥着妇女遭受到的暴行、无助与挫败。

叙述者斐莉，一位定居波士顿的伊朗女性，时年三十二岁。她在美国求学，嫁给一位美国大学教师，在一所研究机构担任生物学者。斐莉，一时心血来潮，回到德黑兰度假两周。她所回到的都市，竟然车满为患，而且还挤满了“西方”建筑（“西方”一词，而非“崭新”或“现代化”，可以窥见叙述者奇异的措辞方式）；可是，那并不是个富有魅力的都市。街道上可能盗匪层出。老房子围住的天井之中，家庭生活纷乱吵嚷，又肮脏难堪。这勾起斐莉的回忆，回想起亲人意欲乱伦的接触，女人家谈起月经与强奸。还有女人聚在一起，聆听一位毛拉每个月的宣教演说，每当她们听到讲伊朗的什叶派英雄的悲剧时，就一定会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斐莉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不完整。她的母亲跟另外一个男人住在另外一个镇上，她的父亲再娶。斐莉决定缩短假期，提前回波士顿。要回美国，她得先拿到伊朗的出境许可，要拿到出境许可，她还要先获得她丈夫的准许。至此，她似乎已经陷入泥沼，再也无法回到洁净有致、风光明媚的波士顿郊区了。

她出门去寻找母亲，结果在一个破落乡间小镇，找到一个哀愁而落魄的女人。她的母亲需要帮助；可是斐莉，这位来自波士顿的生物学者，更需要爱。找到她的母亲以后，斐莉重新变得像个小孩儿一样，她病倒了。她住进当地的医院。她忧虑着医院的水平，可是，负责诊治她的医生让她安心。他说，医院配备着现代化的医疗器材，而他本人则是在美国受过训的。他原本已经在那里待了下来的，可是，由于某些他不便详述的苦衷，除了去美国的伊朗人往往无法安家落户之外，他宁可回国。而且，他说，回国一个月以后，他就经常借着造访清真寺与拜谒圣地来纾解压力。

斐莉因为医师的理解而略受诱惑，住院期间，她也回顾省思自己待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她始终是个外国人，即使有丈夫与朋友相伴，还是觉得孤独无依，不论是性生活还是社交生活，她总是茫然无措。做任何事情，她都说不上个所以然，也搞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过着美国式的生活。她工作勤奋，然而，现在即使是工作——实验与研究，看来都毫无意义了，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只是为了进入社会而工作。她居留在美国期间，即使历经求学、工作与婚姻，回想起来还是一片空虚的时光。然后，医生又告诉她，她的胃痛起因于一道溃疡旧伤。“你带着这道溃疡回国的，”那个医生说，“现在你就没有理由担心这家医院、我，或者你的国家了。你的病可是一种西方病。”

斐莉的美国丈夫，先前经由斐莉召唤，抵达伊朗，前来带她回家。他被别人当成外国人看待，被公正看待的外国人（如此公平对待，也是这本小说的优点之一）：一个工作勤奋的人，也是个知识分子，能独处而不孤独，自给自足，由另外一种文明所造就的男人，迎娶一位伊朗女子是他毕生唯一违反传统的行为。斐莉再也不可能回到他身边，不可能与一个如此陌生的人回到美国式的空虚里。她会失去她的研究职位，可是她不在乎。

事实上，她即将弃绝过去充满焦虑而且全然肤浅的工作，以及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她会跟那个医生一样；她会去参拜清真寺，时时敬谒圣地，她会裹上黑色的四角方巾。她觉得自己从来不曾真的快乐过。弃绝尘俗（一个小说作者异想天开却永远无法实现的研究点子）之后，她才能全心静谧。

接着，虽然小说作者未曾多加着墨，斐莉与那个医生，弃绝知性与勤奋工作的生活，回归传统，两人仿佛一同签订了伊朗式的死亡协约，投身到他们对什叶派信仰的热爱中。这对他们来讲如此特殊，他们将重新发现自己的尊严与完整的自我，神圣而不能侵犯。他们不必再唯唯诺诺地盲从他人，担忧自己的人生轨道将何去何从。他们不必再压抑殿后，甚至不必屈居第二。而且，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其他困守在精神荒原的人，大可继续制造令那个医生自豪于拥有的医疗器具，其他人也可以继续供稿给医学期刊，那个医生同样也将乐于阅读。

这般一厢情愿的期待——期待别人去继续创造，期待那些外国人，意即他们所代表的文明，现代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文明，赓续运作下去——隐含在弃绝尘俗的行为中，也是弃绝尘俗的一大痛处。

[1]毛拉，穆斯林对伊斯兰教阿訇、学者、教师、教法专家的敬称。

[2]阿亚图拉，伊斯兰教中什叶派对高级教职人员的尊称。

[3]伊玛目，意为领拜人。四大哈里发时代之后，什叶派用伊玛目一词专指伊斯兰教组织内部地位最高的领导人，也就是宗教领袖。

[4]阿维森纳（980－1037），波斯人，医学家，哲学家。

[5]盖伦（129－200），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

[6]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7），古希腊名医，被尊为“医学之父”。

二　阿里的正道

一九七九年八月，推翻伊朗国王六个多月以后，伊朗新闻里多半还是跟处决有关的报道。伊朗官方的新闻机构不断统计，定时报告最新处决总人数。最新一批处决对象多为娼妓与妓院经理。现在看起来，伊斯兰革命俨然已露出了邪恶血腥的一面。据报道，阿亚图拉霍梅尼已经将音乐列为非法项目；而伊斯兰教中有关女性的教条也起死回生，重新执行。男女混浴已遭禁止；革命卫队紧盯着里海海滩上弄潮的人群，依照性别严格区分。

伦敦旅行社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现在大家都急着离开伊朗，没有人想入境伊朗，飞机上说不定只有我一名旅客呢。其实不然。当天伊朗航空公司的班机取消了，旅客只能挤在英航飞往德黑兰的班机上。

大多数乘客——机场大厅的国际大杂烩，经过登机门与航道筛了又筛，或多或少地滤净为一小圈单一族裔乘客——都是伊朗人；他们看起来也不像是急于逃离国内的伊斯兰革命，或是赶着回归祖国，投入革命。女性乘客中，没有人蒙上面纱，也没人覆上头巾，其中还有一两位妇女，穿着打扮都风姿绰约。每个人都在伦敦店铺大量血拼采购，手上和肩膀拎挂着设计式样不一的名店塑料购物袋：Lillywhite、Marks and Spencer、Austin Reed等等。

飞机上，我坐在两个伊朗人中间。靠窗坐的中年女性，古铜肤色，留着一头金发。她的头发像是染的，皮肤也像是另行着色所致，烘托出既东方又古典的整体效果，像埃及人一样：古典化妆品适足表现出古典的美感概念。她不会说英语，行为举止也不像个习惯搭机旅行的人。机舱里的通风孔让她很不舒服，于是她就向坐在我左边的男士诉苦。她魁梧高大，他则瘦小袖珍。我心想，我怎么坐到了丈夫和妻子之间呢，就主动向那名男子提议，我们可以交换座位。

他面露难色，用英语说道，他的家人散坐在这整排座位上：他的小儿子和女儿，还有他健美的太太，她虽不谙英语，却还是微笑着原谅我的误解。

他是个医生。一家人刚刚去过美国，看望他十八岁的长子。

我警觉到，我们一定会陷入某种东方的、印度式的谈话，我依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应对。我说：“这一趟旅行下来，开销一定很大吧。”

“确实很花钱。就拿飞机票来说吧，每个人都得花上八百英镑，除了我女儿以外，她还不满十二岁。一过十二岁，你就得付全额了。你去过美国吗？”

“我在那里待过一年。”

“你也是医生吗？”

我想，此行前往伊朗，最好不要说自己是个作家。我说：“我是个老师。”接着，又觉得把自己说得太低了，于是，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教授。”

“那样很好啊。”接着，他仿佛从我的换位提议与我待在美国的时间里，汲取了一些勇气，他说：“伊朗革命真糟糕。他们毁了这个国家，毁了军队，毁了一切。他们已经杀光了所有的军官。德黑兰原本是个美好的城市。酒店、餐厅，现在什么都没了。所以我才要把我的孩子送出去。”

革命爆发之后，他就把大儿子送到美国去了，孩子也适应得不错。印第安纳州一所医学院预科已经录取了他。不过，美国不只是一个求学、受教育的地方。除此之外，对这位伊朗医生，以及许多动荡不安的地区，例如阿拉伯、南美各国、西印度群岛与非洲国家等地骤然致富的暴发人士来说，美国还是个避险圣地。

医生说：“我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

“你花了多少钱？”

“六万四千美元。四万四是现款，剩下两万贷款。”

“外国人在美国也可以购买房产吗？”

“我跟你老实说吧。当初，我是用我哥哥的名字买的。”原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早在革命之前，就选好了避难地点，移民过程也陆续开始。“可是，我已经将房子转到我儿子名下了。房子现在是租出去给人家。月租四百美元。正好可以抵房贷。教授都赚多少钱啊？”

他们赚多少钱？我该讲个什么样的数字，才不会让这个刚刚为了一次家庭团聚、搭飞机就花掉六千英镑的人感到荒唐无稽呢？我说：“四万美元一年。那你每年赚多少钱呢？”

“我早上有政府的班要上，在一所医院里看诊。我每个月靠这份工作赚一千五百美元。”

“我还以为他们在伊朗给医生的待遇会比较高一些。”

“不过，我下午在自己的诊所看诊，你明白了吧。我自己的诊所一年可以赚上三万美元。”

“这样说来，你一年收入有四万八啰。”

比起我自己开价的四万美元，还要高上一截。

他顿时自卫地说道：“可是，我工作很苦啊。而且，我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唉，现在，”他又追加了一句，抹去他所有的优势，拉平了我们两人的差距，“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了。这些穆斯林都是些怪人。他们抱着一种‘旧’的心态，非常‘旧’的心态。他们对少数族群非常不留情的。”

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呢？基督徒、亚美尼亚人、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还是犹太人？尽管我们的对话十分东方，我还是存疑在心，问不出口。到后来，他忖度我应该很可靠，不会给他找麻烦，就主动跟我说了。他是个巴哈伊信徒。我听说过这个名词，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

他提到革命与穆斯林的种种作为时，并没有压低嗓门。我猜想，他应该对同机共航的旅客们十分放心，此时，我应该就是置身于一群巴哈伊信徒之间。然而，从我身旁这位面容着色、头发染金的女人身上，我却看到更为深远的、不安的疏离冷淡。

他说：“这是国际性的信仰。我们在美国有一所灵曦堂。一所小巧精致的灵曦堂。”

只是，虽然我们从金钱与工作打开话题，这位医生对于他的宗教信仰却不尽坦白。根据我后来向贝赫扎德请教所得，巴哈伊信徒也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狂热，而这股狂热源自伊朗什叶派的狂热。什叶派教徒一心等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降临；巴哈伊信徒则以为，十九世纪时，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本人，或是他的代理人，就已经来过又走了，而且，只有他们，巴哈伊信徒，曾经确认出他的本尊。贝赫扎德还跟我说，刚开始，他们同样支持革命，后来英国人为了跟俄罗斯人竞争攫取伊朗的控制权，就对巴哈伊信徒大力贿赂拉拢，他们才转向反革命的。

这话听来玄异离奇——我知道贝赫扎德唯一重视的就是革命。不过，这也不完全离奇。早期什叶派教徒风起云涌地在伊斯兰帝国发起抗议，在种族如此纷异的阿拉伯帝国中，这群信徒不但抗议政治不公，还抗议种族歧视；他们的信仰随着抗议活动不断蜕变演化，始终摆脱不了政治色彩，并且十分容易受到政治操控。认定一条先知继任谱系，每年号哭哀悼殉教烈士，什叶派教徒的正当权益遭到抹杀，他们对于帝国当局一向心存疑虑。十九世纪的巴哈伊运动十分具有颠覆性。早先他们的口号是“砍头、焚书、毁庙、砸烧与大规模屠杀”；一八五二年，他们企图行刺国王，未果。

政治层面上说来，虽说教条不同，巴哈伊运动却与霍梅尼对抗伊朗国王的事件颇为类似。政治上，巴哈伊未获胜算，教徒被冷落，一筹莫展，跟其他伊斯兰教派一样，紧紧地拥抱着他们的信仰，苦苦地钻研极端深奥难解的教条：启示中再现启示，分歧之内，还有分歧。

话又说了回来，讲到迫害，这位医生可就说对了。巴哈伊信徒妄称他们认出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是对伊朗什叶派最大不敬的亵渎，最须严惩。而在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为了替真正的信仰伸张正义，民众欢天喜地的鸣鼓攻向巴哈伊信徒，时不时就执行“革命”处决。在美国找个地方避难，绝对有必要。

飞机在科威特临时降落，补充油料；没有人离机。四下虽然黑暗，破晓却在不久之际。光明即将到来；黑夜就要遁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机场——由上往下看，好一幅电光熠熠的图案——竟然建在漫漫黄沙之上。通风孔送出暖风。外面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华氏一百〇四度，真正的白天还没开始呢。

空中小姐说，到了德黑兰就会凉快些。从科威特再往东北方向飞上一个小时，沙漠更广，四下星星点点地散落着淡绿色长条植被，地表上四处起伏的沙丘偶尔聚拔成山。

在我读过伊朗国王打算如何建设他的国家的各种伟大提议之后，德黑兰机场的建筑实在叫我失望。入境大厅分明是个大仓库。墙壁上有许多空白的长方形区块，周围围着一道红褐色尘土——幽灵图像框在幻影般的相框里——不消多疑，那里过去一定挂着伊朗国王与其家人或者他不朽功绩的照片。现在，墙上、柱上钉着宣传革命的散页、传单与漫画，壁上还钉着贴纸和手写的通知，重大事件也因此而有种古怪的简略感。此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彩色照片随处可见，他的形象就跟任何对手对他的形容一样，眼神确实凌厉，轮廓富于质感而难以掌握，面相偏则又比较普通。

伊朗国家银行设在机场的分行，粗糙的桌面、三名办事员、成堆成堆的文件、垃圾遍布的地板，就像个印度市集上的小店。柜台上一纸手写通知上说：“亲爱的客户，真主至大。欢迎光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小片一小片的棕色贴纸张贴在海关通知告示板上，提醒旅客各项物品允许通关上限。棕色贴纸上注明禁绝烈酒入境，这是伊斯兰欢迎来客的方式之一。

行李运输带原本应当将我们的行李传送出来，却毫无动静，停驻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伊朗旅客（那个医生与他一家大小也在其中）驻足一旁，提着扛着大包小包的伦敦购物袋，似乎变成另外一种人。他们在伦敦机场的时候，还是伊朗人，远从富产石油、钱淹脚踝的仙境而来，挥霍狂买；现在，困在这个简陋的入境大厅，耐着性子，跟着他们同胞一起，杵在本国的背景画面中，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寻常的乡下人，刚去了一趟城里赶集回来。

那个海关人员脸上一小撮黑色毛刷般的小胡子。他问道：“威士忌？”他对这个词的发音，与他的微笑，似乎将这个询问转为玩笑。当我应答说没有时，他就信了我的话，微笑着挥挥手，将我驱赶到厅外白花花的夏日阳光下，面对后革命时期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机场出租车司机。经过六个月的缩衣节食，他们从来不曾如此龙精虎猛。过去，全世界的推销员都会到德黑兰来，城里的宾馆房间永远不敷投宿，从来没有司机会为了生意发愁。

这座城市的颜色，跟从飞机上俯瞰的一样，都是灰扑扑的一片惨白。灰尘飞舞在路上，树木也蒙上一层灰，汽车的颜色因而暗淡。石灰墙同灰砂砖一色；未完成的建筑物看来已遭废弃，行将崩塌；墙壁上，好似在摘录这段革命时期一样，画满了波斯风格的涂鸦，处处油印着霍梅尼的照片。

而就在城市外围地区，某处看来像是一块荒地的地方，我看到一顶卡其色的低矮帐篷，男人与蒙着面纱的女人排着队，还有一些略似工作人员的男人。当时，我以为他们是乡间难民，排队领取些微的饮食与赈济物品。可是后来，在看到一栋未完成的公寓建筑前面，另外一顶帐篷与另一列排队的长龙之后，我才恍然想起，当天原来是选举投票日，革命之后，第二度测试人民的意愿。第一次是公民复决，人民投票赞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次选举是为了选出“会议专家”，获选人将制定出一套伊斯兰宪法。霍梅尼已经敬告民众，投票给神职人员，让神职人员膺选出线。

制宪当然不能没有专家，因为伊斯兰宪法不能随意转借移植。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存在，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伊斯兰宪法还有待整合，整合的成品还得通过先知的允准。而麻烦就出在这里，先知依据神圣的启示，在第七世纪建立了他的阿拉伯国家，治国方针由他确定。而这就是制宪一定需要教徒参与的原因。教徒或许对宪法一无所知——毕竟，宪法还不是个扎根在伊斯兰世界里的观念；可是，他们对于《古兰经》与先知行事风格了如指掌，教徒可以判断出宪法条文中违逆伊斯兰教教义的不妥之处。

我住在德黑兰中区的宾馆。这家宾馆在这个城市里，算是比较老旧的了。宾馆隐身在一堵围墙之内，大门旁边还有间门房小屋，环状车道上铺着柏油，一小块一小块的草坪上点缀着灌木与乔木。宾馆井然有序，超乎我的想象，庭院里甚至还停着几辆车。司机载着我驶抵宾馆玻璃门前，门上却锁着铁链。有人在楼的另一边嘶吼。面前的这栋楼已经关门停业了。它是这家宾馆的旧楼；经济大好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又盖了一栋，现在只有新楼还在营业。

新楼大厅靠近柜台一角，几个年轻人——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聚在一起闲坐无聊，原来，外面停的几辆车就是他们的。角落以外，整个大厅空空荡荡的。大厅地板中央铺着一条面积很大的图饰地毯，地毯周围排着座椅、沙发，仿佛在等候客人光临一般。大厅两边都是玻璃墙。一边看出去就是庭院，庭院里栽种着灰扑扑的灌木与松树，一旁停放着旅馆出租车；另外一边，稍远处就是宾馆围墙，围墙到新楼之间还建了一个铺满瓷砖的游泳池，闲置无人，阳光下，池水潋潋濯濯，铁椅堆在一旁敞开的棚子下。

宾馆工作人员带我进入一个房间，空间还算宽敞，扎实牢靠的木制家具，边墙上贴着三到四英尺高的镶板。一端的玻璃墙面向德黑兰北区，还有一扇开向阳台的玻璃门。可是，宾馆房间的空调管漏水，水滴从出风口的横条格子窗渗了出来，弄湿了走道地板上铺设的蓝色地毯，脏污了一大片。

宾馆的人——虽然他穿着制服，可是，在气氛如此慵懒的宾馆里面，实在很难将他的“门童”职称同他搭在一起——指着楼梯上方的楼层说：“浴室。”仿佛只要解释明白，就可以交代过去了。他另外又找了个人上楼进房来，他说漏水是空调凝结作用所致。经他这么一说，水滴穿淌纯属正常现象，甚至不可或缺。接下来，他骤然放弃了任何开脱说明，干脆换了个房间给我。

第二个房间布置得跟上一个房间一模一样，窗外景致亦同。只是，这间房里的电视机上，立着一张从中对折的白色卡纸。原来这张卡纸是本周“国际”电视节目表——伊朗电视台的英语节目一览。这个电视节目老早就停播了。而这张卡纸上也是六个月前的节目表。由此可见，革命是突然闯进这家宾馆的。

此时正值斋月，穆斯林封斋的月份；当天又是星期五，主麻日；同时也是选举投票日。德黑兰不寻常的平静，可是我并不知道其中缘故。而当天下午，我出门上街闲步时，感觉自己走在一个浩劫席卷过后的城市里。主干道上的店铺大门紧闭，还锁上精钢栅门加固。高楼之上，层层楼面上的招牌宣扬着名牌进口货——精工表、西铁城、劳力士、玛丽官、爱华——在那个门窗深掩的午后，这些品牌，就像是从德黑兰的过去冒出来的一样。

人行道上的地砖残破不堪。店铺招牌不是破损了，就是掉了几个立体字母。尘埃污垢如此之多，散落堆积在装有灯饰的招牌上，非常接近烟熏火烤的效果，相形之下，革命期间付之一炬的高楼大厦，反而没那么引人注目了。建筑工程似乎都停顿了，碎石与瓦砾，各自成堆已久，看来已经融入街景了。

墙壁上张贴的还是鼓吹革命的海报，而人行道上的报摊，展示的也是有关革命的杂志。有本杂志封面上是伊朗国王和泳装美女的组合照片：伊朗国王的头像贴在一具穿着比基尼的女人胴体上——可是，比基尼的部分被黑色大笔一挥盖掉了，避免违反庄重高雅的原则。另外一则漫画中，伊朗国王身着西装外套，领带松开歪在一边，手上握着一把汤姆冲锋枪，他坐在马桶上，光着屁股，西裤堆垮在两脚上。他身旁的行李箱上标示着目的地：以色列与巴哈马。一个半开的帆布旅行袋中，半露出一瓶威士忌与一本《时代周刊》。

几个年轻人穿着紧身开领衬衫，闲晃在地砖残破的人行道上。他们轮廓分明，个个面容俊俏，清晰显现出特有的种族特征，他们个头都不高大，却宽肩细腰，十分健美。他们都是祖上务农的工人，那天午后，他们周遭散发出一股虚荣与危险的气息：他们一定是为了星期五的礼拜活动而兴奋不已。他们的衣着，尤其是他们的衬衫，有种俗丽的意味，根据我过去在印度的见闻，我总是将这种俗丽跟一些偏离传统、骤然崛起的人物联想在一起：这些人很笃定地以为，不论是自己的穿着，还是任何其他事物，他们都可以随心所欲，我行我素。

午后的车辆与摩托车，发扬着绝对的伊朗驾驶风格，绝尘而去。我凑巧目睹两桩车祸。一家店铺修改了店名。不再是来自肯德基的炸鸡，现在是“我们的炸鸡”，而那位美国南方上校的肖像也被涂抹毁容到不成人形的地步（除了对那些还记得这位上校的观者之外）。革命卫队——荷枪实弹的年轻人，没多久就不再令我心惊胆战，他们不过是主麻日的一景罢了。电影院外人潮涌集。而且，尽管正值斋月，观众还是照样跟还在开门营业、当地称为confiseries的糖果店购买开心果和甜食。

往北走上一大段路，穿过一条遍植悬铃木的大道，这条长距离大道是伊朗国王的父亲铺设的，尽头就是皇家德黑兰希尔顿酒店。不过，这家希尔顿的“皇家”风光不再。“皇家”已经从主干道的路边招牌上取掉了，酒店进口处的“皇家”字眼儿也挨了一刀。可是斩草不除根，酒店里头，不论是餐巾、账单、菜单与各种锅碗瓢盆上，“皇家”还是清晰地跃入眼帘。

酒店交谊厅里，几可罗雀。厅内冷清，侍者三五，客人零散，简直类乎尴尬之无声。伊朗人煮茶用的铜壶成为室内装饰的一部分。（多年以来，这种铜壶有一定的外销市场，充作富于民族风情的装饰品；大约在两年以前，我就曾经在伦敦店铺里看到橱窗展售好几把这样的铜壶，店家将铜壶改装为台灯灯座。）酒店已经不供应酒类饮料了。可是，时髦人士（与非基督徒人士）如果想小啜合乎时尚的不含酒精饮料，还是可以选择“金橘花”“处女玛丽”或是“赶时髦的人”。

墨利丝餐厅是希尔顿酒店里的法国餐厅。餐厅的装潢中规中矩，棕色调的壁纸、深色的镶板，与墙壁上的烛台灯光辉映。一面墙上的玻璃面板上，白色的字母嵌成小小的弧线，上写着：Vins et Ligueurs, Le Patron Monge Ici, Gratinee a Toute Heute。[1]大餐室容纳得下一百人同时进餐，现在却只有寥寥五个食客，而他们用餐也像交谊厅里的客人一样含蓄温吞。我的汤浓腻得像一团咖啡色糨糊，接着上桌的鲟鱼主菜也一样。可是，餐厅侍者照常为你摊开餐巾，趾高气扬地来回上菜撤碟，使得用餐气氛更加令人尴尬不堪。

餐厅里每一张餐桌都布置妥当，静候嘉宾。每一张餐桌上都有一朵新鲜的玫瑰花、前革命时期的免费纪念品——彩色的风景明信片（餐厅是在四年前，一九七五年完工的），以及店家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光临这类餐厅的食客都不可或缺的十页便条纸小本，抬头上写着：Chez Maurice, Teheran's Most Distinctive Restaurant, Le Restaurant le Plus Select de Téhéran。[2]革命爆发六个月以后，这些便条纸、明信片等小东西依旧堆在桌上。待库存告罄之时，这些小东西用完了就没了。

酒店一旁的游泳池暂时谢绝使用，根据告示所言，是为了使用化学药品清洁泳池。皇家希尔顿酒店原先预定扩建的一堵高大混凝土外墙，显然已经停工，各项建筑材料被弃置一旁，起重机也闲置生锈。侍者说，现在已经没有“旅客”了，工程的承包商也已经出国远走。从希尔顿向外眺望，你可以看到德黑兰北区的山丘，以及其他尚未完成、空洞洞的建筑物，显然是不久之前才匆匆停工的。德黑兰北区这个“国际”城区，恐怕才建构到一半，就被革命硬生生地腰斩了。

当我回到宾馆时，我想到，玻璃前门贴的革命海报上，有个无意间造成的象征意象。海报是双面印制的。面向庭院的那一面，直截了当地赞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游击队的榜样亚西尔·阿拉法特，海报上的阿拉法特戴着墨镜，头上缠着红白格子交织的头巾。

海报翻过来，另外一面上是一幅寓言式的绘画，主题是鲜血与复仇。画中近处是一幅宽敞的风景：一块平坦、缺乏特色的土地被一条黑色的笔直大道切成两半，黑色道路中央还画上断断续续的白色分隔线。一位蒙着面纱的妇女，背对着观者，半瘫半躺地倒在路上，挣扎着使尽全身仅剩的气力，拼命将她的孩子往上高举，仿佛要将孩子举上穹苍一样。画面中的妇女背上鲜血淋漓，黑色的道路上也处处溅血。而就在道路稍远之处，巨大的红色郁金香花丛，汲取了鲜血的养分，突破了画着白色分隔线的黑色道路，突破厚重坚实的道路铺面，冉冉地向上生长。就在郁金香上方，天空中浮现出救世主——霍梅尼，蹙着眉头的尊容。

霍梅尼拯救苦难信徒，也为信徒复仇。可是，那丛经他召唤升起由殉教烈士的鲜血滋养长成的郁金香，却永远地损毁了现代化的道路（还多亏画家那么仔细地描绘）；现在，那条穿越荒野的道路，哪里也到不了了。

此外，这幅革命寓言画当中，人性只剩下复仇一环。画面近处受伤的妇女，身形微小，她身心所承受的巨大苦难，需要伊朗社会历经这番重大变动，才能平反，可是，这位受害者却蒙着面纱，面貌毫不可见。画家只想要观者看到她的痛苦，此外一切，无人在意。

另外一幅选举海报上，又是一伙无脸无面的人——蒙着面纱的女人已经降格为简单的三角形轮廓了，擎着某个特定政党的候选人照片。某份报纸上，先知的堂兄兼女婿阿里的脸孔，经过超现实手法勾勒，化为一张透明面目，映衬着一处自然风景。某张海报上，霍梅尼本人也沦落到无脸无面的样子，画家勾勒出他的头巾、双颊、胡须等外部线条，抹去霍梅尼的面容五官，改换上一只紧握的拳头。

无脸无面似乎逐渐成为伊斯兰主题。实际上，这也是我在街头报摊上买的一份英文报纸《伊朗周刊》（刊物名称的字体完全仿照《新闻周刊》）上抗议的主题。这份周刊赞同革命，却开始抗议，反对革命成功之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改变，所有因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发出的禁令，举凡全面禁酒、禁播西方电视节目、禁穿流行时装、抵制音乐、禁止男女混浴，一直到禁止女人参与运动比赛、舞蹈等等。这期《伊朗周刊》封面上印着一间扭曲的起居室，铁栏杆替代了墙壁。聚在起居室里准备拍张全家福照片的一家人——父亲、母亲与两名子女——身上穿着西方服饰，不过，他们的脸孔却一概被抹去，改换上一片空白。

面对救世主与复仇者，个人主义只有俯首拜服，尽量压抑。可是，革命完成之后，在这个伊朗国王当年一手建成的大城市里，人民应该可以重新自由自在地享受个人主义。这似乎就是这个封面所要表达的讯息。

清早，宾馆左侧的立交桥上交通繁忙，川流不息。晨光辉映着北边山峦，看来柔和可爱，可惜薄霾一起，山色就迅速褪减。

我拨了通电话给《伊朗周刊》的编辑，他邀我立即过去晤谈。他让我留意一些，他们办公室坐落的街上，有两栋建筑物门牌都是六十一号。假如，我找到了正确的六十一号，一定要记着，如果搭电梯上楼的话，办公室在六楼。如果我自己走楼梯上去，只要走到四楼就好。

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费了好大功夫才在那条街上找到六十一号。而经过我们在伊朗车阵里几度施展伊朗式的回转之后，终于找到的此六十一号却非彼六十一。于是我们继续寻索，早晨时光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迅速流失。最后，我们终于找到第二栋六十一号建筑。那个编辑说过，搭电梯就得上六楼，假如我走楼梯的话，就上四楼。可是，大楼大厅的告示牌上写着，这家报纸的办公室设在五楼，四下也看不到电梯的踪影。出租车司机跟我就一层一层地走上去。

办公室出乎我意料的宽敞，一个长得挺有个性的女孩儿，坐在前厅一张桌子后面。枉费我耗上许多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办公室，也辜负他自己轻率脱口而出的邀请，年轻的总编辑阿柏迪先生，看到我显然感到十分失望。事与愿违，之前他还以为我是代表哪家英国或美国报纸过来跟他洽谈的。他说，他只能跟我谈上十分钟。我不该叫那个司机先走。

可是，后来进到他自己的办公室，他的态度就放松柔和多了，恢复了伊朗化的风格，殷勤地差人奉茶。茶水斟在小小的玻璃杯里送了进来。他说，倘若我要了解伊朗的话，就非往圣城库姆走上一遭不可，还要跟街上的人多聊聊。我说，我不会讲波斯语。他说，一般伊朗民众也不会说英语。就这样，大家看着办吧。

他的语气再度柔化，不过，我从他的讲话方式揣测，接下来，他这一厢就没戏唱了。他说，他可以试着找个研究员，跟我碰个面。

就在此时，他们社内首席研究员走了进来。他答应会尽量给我帮忙。首席研究员接着说，地下工作整整让他们人仰马翻地忙了三年，而且他们到现在还是忙个不停。就一个波斯人来讲，他算是不矮了，而且他相貌庄重，手上还拎着一只相当体面的真皮公文包。可是，他不像他的总编辑那么时尚，年轻的阿柏迪先生异乎寻常的英俊，而且其行事风格当中，还带着些许淘气作怪的慧黠。

我问起《伊朗周刊》的封面。我说，伊朗的家庭，即使是中产阶级家庭，都像杂志封面暗示的一般是“核心家庭”吗？我还以为伊朗家庭应该比较传统，应该比较像大家庭的组合。阿柏迪先生或许是想堵住我的嘴，不让我提起多妻制度。他斩钉截铁地说，伊朗的中产阶级家庭，就跟杂志封面显示的一模一样。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画着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大地图。我心中暗忖，这幅地图挂在这里，应该是为了彰显古巴与尼加拉瓜，两个国家分别代表旧的与新的革命中心。其实不然。阿柏迪先生曾经去过法属圭亚那的首府卡宴，替一家当时正针对监狱进行一系列报道的波斯语杂志撰写有关恶魔岛的文章。

他说：“一个人旅行真苦。你应该找个女孩子一路作伴。”

他前往卡宴的时候，也带了一个女孩儿同行：西印度女人真可爱。西印度人？阿柏迪先生带着一个黑女人？他说：“我搞错了。她不是西印度人。她是墨西哥人。”他微微抬起头来，仿佛在追忆什么，深黑双眼瞬间显得空洞无神。

这就是这场革命最浮华的一面。尽管，我已经在德黑兰待了一天；尽管，他们劝我应该要去库姆朝圣，顺便跟当地街上路人聊聊。我却觉得这一面距离霍梅尼与市井居民甚为遥远。果不其然，六个月后，在我就要结束我的伊斯兰之旅，再度回到德黑兰之时，《伊朗周刊》已经销声匿迹了。

第二天，同样还是个法定假日——纪念伊朗第一部成文宪法的行宪纪念日，只不过这部宪法完成于一九〇六年——商店街上人潮熙熙攘攘的。

纳迪尔沙皇帝大道（一七三九年，率军入侵印度德里的波斯国王就是这位纳迪尔沙皇帝，他还偷了沙贾汗皇帝的孔雀宝座，将其拆分，宝座上的珠宝至今还是伊朗国库的重要收藏）人行道上沿街叫卖的小贩、阳光与灰尘，让印度有如就在一臂之遥。菲尔多西[3]街上，钱铺的兑币亭子一间间面向英国大使馆建筑的空白外墙，气氛有点像红灯区，街上行人走来走去，或是出声拉客，或是等着拉客店家招呼。

钱铺的汇率要比银行好。他们自家挂出各国货币名牌，有些亭子还在玻璃窗上展示各国硬币与汇率表的传真。可是，玻璃窗后，小亭子的内装就与一般办公室别无二致：办公桌、办公椅、电话、铁制保险箱、一幅霍梅尼的画像。办事员的态度完全符合亭子里的气氛。他们抬起头来，说“不”，眼神随即瞥向他处。他们不收我签过字的旅行支票。只剩下纳赛先生还有意问津。可是，他不买则已，一开口就要买下我所有的支票。而且，他还极力跟我推销他办公室墙上那条陈旧的丝质地毯，要价五百英镑。

有些兑币商人，以墙壁上那些可以称为缝隙的窗口作为工作据点。有些人根本连据点都用不着，他们穿得比较体面，拎着手提箱，来来回回地走在菲尔多西街上。

这条街的尽头，就在一处报摊附近，我看到一个面容有别于伊朗人，看起来比较像印度人的中年男子。起先，我以为他只是外出散步透气；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也是个兑币商人。我上前跟他搭讪，而他表现得好像我也是做兑币生意的。

他是个印度人，从孟买迁居而来的什叶派穆斯林，已经在伊朗定居了二十年之久。他不是兑币商人，他是买家。他上菲尔多西街来，就是为了买美元。人家跟他开价一美元兑一百一十五里亚尔。这个汇率算是不错的了。不过，他可是个精于此道的生意人，他想，只要他坚持不松口，一步也不退让，只要他继续在这里露面，迟早，他也会引来一两个活动兑币商，把价码再往下压一两个里亚尔。

有个年轻人，看不出究竟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还是伊朗人，朝我们走了过来，焦虑地驻足在我们旁边。年轻人也来自孟买，可能是这人的朋友，或是大老远过来投奔他的亲戚。收购美元这一行，他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如今也帮得上生意的忙，已经可以独立询价作业了。

然后，他好像觉得有些说明不吐不快一般，这个孟买来的中年人说：“以前的日子里，这些小店的外币是满坑满谷啊。这里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美元英镑的。大家都要里亚尔。”可是，他也不追念过去伊朗国王的统治，“请你一定要原谅我讲话粗鲁。可是，那个伊朗国王是个浑蛋。”

这是句重话，也激得那个年轻人卸除了他的焦虑不安而开口谈话。他将国外货币的话题搁在一边，两人开讲的主题是伊朗国王如何多行不义，他们彼此呼应，相互赞同，你引我的话头，我也接续你一语中鹄的真评，直到这条尘沙堆积、遍植悬铃木的街道上的擦鞋匠与人行道上卖硬币的也纷纷加入，他们的谈兴也同样高涨热烈。

伊朗国王在位时，伊朗举国上下皆为王土，民脂民膏均为王用。他从这个国家压榨了几十亿的家当；他坐视外国公司将自己的国家劫掠一空；他引进大批外国顾问，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外国人支领高薪，住在大房子里。美国人甚至还有自己的电视频道。伊朗人民觉得自己的国家已经沦陷了。另外，伊朗国王从来就不在意宗教，那可是致臻宝贵的什叶派信仰啊。

孟买佬儿说道：“现在就好太多了。”又说：“咱们现在又重新回到阿里的正道了！叫女人把面纱戴起来，不准她们再看电视。什么酒也不准喝！”

除了他们的热情叫我咋舌之外，更令人惊讶不已的，是阿里的正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什叶派历经一轮千禧年，除了阿里，就无法提出其他比较高明的教条吗？那个生于孟买的中年人和他的一伙同伴，除此之外，也说不出什么名堂了，没有东西可以多说了，或许也是因为，他们不敢说——除了这位阿里湔雪前耻、回归正信、推翻邪王魔君之外——革命成功后，真正的奖赏远在西天之外呢。

而这个孟买佬儿，还准备再让我吃上一惊。他不打算跟阿里的正道长相厮守了。他准备离开伊朗，经历二十年，苟延残喘在恶劣的伊朗国王暴政铁蹄之下，现在，他就要回孟买去了。这也是他要上菲尔多西街买美元的原因。他将超量携带空运行李，而我猜想，重量应该都相当大，恐怕都要以美元支付。

他说，此时，就像是换了个人说话似的：“我也不知道，这里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变故。”

《伊朗周刊》只给我十分钟。进了《德黑兰时报》，他们却差点儿要帮我安排一个职位。《德黑兰时报》系最新发行的英文日报，他们办报的座右铭是“真理优先”。办公室新颖大方，设备齐全，而且忙碌无歇，报社里还有几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从旁协助。

编辑帕维兹先生是个印度裔的伊朗人，年纪四十五岁上下，谈吐温和有礼。我们见面谈话时，不时有人将长条校样送到他桌上，请他处理。我心想，刚才我向他做的说明，解释我来访的缘由，恐怕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果然，我们的对话开始走样了。

他说：“你是个穆斯林吗？”

“我不是。可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

“在这里，伊斯兰教可是个碰不得的敏感话题。”帕维兹先生背后的墙上就悬挂着一张大幅的霍梅尼像，像中人神情严厉逼人。

“我知道。”

帕维兹先生越过堆了满桌的校样，对着我倾身询问：“基本上，你想怎么开价？”

“要什么，帕维兹先生？”

“帮我们写稿，你想该怎么计算稿费呢？”

接着，我们就谈不下去了。其实，据我稍后侧面得知，钱，才是这间办公室里碰不得的敏感话题：报社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接着，我又被推到另外一张办公桌前，推给年龄较长的贾弗里先生，当时，他的打字机上还有一篇社论或是特稿等他撰写，可是，他却停下手边的工作来接待我，跟我谈话。

贾弗里先生，同样也是位印度裔的什叶派教徒。他来自印度北部的勒克瑙。他说，他在一九四八年时，突然经人“相当突兀地”告知，身为一名穆斯林，他在印度空军服役，是注定“毫无前途”的。于是，他就移民到巴基斯坦。可是，身为什叶派教徒，他在巴基斯坦又碰上其他难关，旅居巴基斯坦十年后，他又搬家到伊朗。而今，伊朗的局势又令他忧心忡忡。

他说话言简意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三思斟酌才开口的。“所有的穆斯林都有这种倾向，把他们所有的关爱钦慕灌注于特定的某个人身上。六十年代，伊朗国王也是沐浴在万民爱戴之下。现在，他们爱的是霍梅尼。过去，我怎么也想不到，终有一日，霍梅尼竟然会夺了伊朗国王的王位。”霍梅尼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应该下台隐居，放手让执政当局自立做主，可是他不肯退位，结果，现在整个国家都把持在“狂热分子”手上。

有人给贾弗里先生端了一盘炒蛋和一碟印度薄饼进来。

我说：“现在不正值斋月吗？”

他照旧以他言简意赅的方式说：“我不封斋。”

以前，不论是革命前后，他都一力支持霍梅尼，因为伊朗国王在位期间的选择变得比较简单：你要不找个宗教去信，要不就拥抱无神论。伊朗国王统治期间，各种各样的腐败流毒都被他带了进来：贪污堕落、娼妓、鸡奸。伊朗国王隔绝民情，不察民瘼，等到他大梦初醒，醒悟到国家局势如泥牛入海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贾弗里先生说道：“即使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我还是以为，伊斯兰就是解决一切的方案。”

这下我可迷糊了。宗教，履行教义与仪典，就可以弥补政治上的缺憾？我说：“解决什么的方案，贾弗里先生？”

“整个国家的情势。伊斯兰教教义代表了四项精髓。手足同胞之爱、诚实正直、工作意愿，以及劳动付出应得的适当报酬。”

我还是不懂。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呼吁这四大诉求？何必迂回取道，绕这么一大圈子呢？为什么讲到这四项诉求就非将偌大的伊斯兰教整个扯进来呢？

贾弗里先生说：“这你就不了解了。”接着，他语调转软，继续说道：“我这一辈子，一心一意就想看到真正的jamé towhidi，这两个词，我个人就翻译为‘信徒的社会’。”

这还是关于阿里的正道：梦想着整个社会完全支配在纯正的信仰之下。可是，贾弗里的信仰又比孟买佬儿的信仰深奥得多。在他看来，阿里的正道不仅止于令女人重披面纱。贾弗里先生的信徒社会，衍生自伊斯兰教创教之初的美好时日，先知亲手颁谕圣典，带领他的子民冲锋陷阵、静默礼拜，那个时候，不论任何措施，不管世俗属性如何，都围绕着正信，只为纯正的信仰服务。

而伊朗所欠缺的，就是这种社会，来解决沉痾。而且，贾弗里先生由于在印度接受了英国式教育，以及在人格上的另外一个面向，他笃定地认为，只要有关单位信守本分，各司其职，这样一个社会是可以长治久安的。换言之，只要先让霍梅尼下台退隐，将各个毛拉赶回清真寺去，让政治人物与公职人员充分治事，国家就会重上轨道。因此，虽然贾弗里先生没有直说明言，如果要实现他世界大同的梦想，教堂与政府就得加以区隔，政教势必分离。贾弗里先生已经被自己的信仰、教育背景，及其政治直觉，逼进自相矛盾、进退维谷的角落里了。

对于那个从孟买搬家过来的人，事情就简单多了。他欢欣鼓舞地迎接阿里的正道，然后，脚底抹油，马上就溜了。贾弗里先生则懊丧惋惜，美梦成真，就在咫尺之间，不料却让霍梅尼给搞砸了。

而我，同样也认识到，所谓信徒的社会可容不下我。在这间报社办公室里，打字机、还没分页的校样、英语、此起彼落的电话铃声、“真理优先”等等，我一贯看重的理性生活，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共鸣与强调。不论是在感性上，或是间或产生的理性上，我跟这个地方，如果偶尔所见略同，也都只是巧合偶然而已。

报社楼下的公共空间里，突然有人用公事公办的美国腔调，向我喊道：“我可以为您效劳吗？”

说话的原来是这家报社的一个“主任”，倘若说要为jamé towhidi服务的话，你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这号人物的。他年纪轻轻，面容英俊，发须经过悉心修剪，唇上还留着一撮小胡子。他用一根指头钩住他的巧克力色外套，外套披挂在他一边肩膀上，将他淡黄褐色的长裤、灰棕色的衬衫与大结扣的宽幅领带衬托得更加出色。

他一定以为，我不过是个印度裔什叶派信徒，略通英文，需要几个里亚尔救急；而他便以专业人士的姿态，陪着我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连珠炮般地发问，对着地板皱眉头，不管我说什么，他都曼声回应着“当然，当然”。直到他终于了解我无意替他们的报纸撰文时，他骤然停步，不再陪着我瞎晃。我跟他道别说再见的时候，他还是满嘴“当然，当然”。

不要忘了这位主任，不要忘了这间忙碌的报社办公室、面对着打字机的贾弗里先生，还有那位温和的编辑，桌上待校样稿不断堆积，还差点就要雇请一个陌生人来帮他写稿。六个月以后，当我再度回到德黑兰，这间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荒芜废弃了。

我还买了另外一本英文杂志，是发行自圣城库姆的。它就是《和平讯息》，而且正如其名称所示，整本刊物充斥着狂暴的怒火。

《和平讯息》首先痛陈伊朗国王如何倒行逆施；接着数落西方送来的“魔鬼”以及西方科技的种种邪门歪道，甚至可怜的印度总理，垂垂老矣的德赛老先生都难逃波及，老总理禁酒（从穆斯林的观点看来，值得嘉许），可是他喝尿（从穆斯林的观点看来，不可容忍）。不过，我买这本杂志不是为了阅读当期的熊熊怒火，也不是为了详读霍梅尼演说全文，或是一览各个什叶派伊玛目的生平传记。我买《和平讯息》，是为了拜读其中一篇有关伊斯兰都市规划的文章。

天底下真的有这种事情吗？当然有。不但有，而且还迫切需要。伊斯兰教教义包含了全套的生活方式。世俗起居与属灵信念绝对无法分离。因此，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都市规划不可或缺，除了抵御过度享乐与偏重物质的工业社会歪风入侵之外，还要建立“一个以真主为中心的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妇女应当严加看管庇护。问题来了！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才更加凸显严守伊斯兰教教义进行明智的都市规划绝对是必要的。同时，解决办法也是人想出来的。

我们可以先假想一个广场，同时再在广场的四个角落兴建完整的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建一座清真寺、一家医疗诊所及一间育儿室：女人就该守在这些地方，忙她们自个儿的事情。男人出门工作去。他们在广场中央地带上班。在工作区域中心，还要再盖一座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宽敞到足以容纳所有的男性信徒。清真寺里还要有个布施赈济中心，因为，伊斯兰教教义极为强调布施，其重要性不亚于礼拜、封斋，或是远赴麦加朝觐。

大清真寺周围将规划为市集商圈；市集周围再划作办公室工作圈；办公室工作圈边缘上，再兴建医院、产科中心与学校。如此一来，男人出门上班时，可以顺便送孩子上学，如果发生其他状况，还可以立即奔往医院或者产科中心。

居民倘若需要娱乐，女人可以串门聊天，男人可以骑马，或是学着开飞机。“重点在于，我们绝不鼓励任何可能会分散社区整体宗教意识的活动。”

除此之外，文中还列举了一些伊斯兰教的规定。废水回收后，重新凝结的再生水，除了灌溉以外，一概不准盥洗饮用。“伊斯兰教强力倡导清洁的观念，而水正是洁净人体的媒介。穆斯林只能用水来净化水质，从宗教观点看来，净化水不论是从化学还是生物过程产生，都是不可接受的。”

住宅区的房子应该一字排开，不得参差，如此安排，清真寺召唤礼拜的呼声才能直接传入室内，无须借助扩音器材。最后还有一项细节。“举凡便溺设备，例如抽水马桶等，安装时须严加注意，切勿令使用者正面面对麦加圣城，同时也要避免使用者背对圣地。”

德黑兰北城山峦，浮现在晨光中，退却在正午的轻霾之下，日落黄昏之际，只看得见一道淡蓝紫色的山形轮廓。万家灯火。这儿一道，那儿一处的闪着电光的招牌，兀自舞动着霓虹灯光。车流嘶吼。一整天下来，不管周遭事物看来如何手忙脚乱，施工中断的建筑物上的起重机还是一动不动。

科技乃万恶渊薮。《小就是美》一书作者E. F. 舒马赫曾经如是说。《和平讯息》也大量引述他的说辞，用西方人自己讲过的话来严厉抨击西方世界。可是在德黑兰，我们就置身于科技之中，科技围绕着我们，有些科技早就伊斯兰化了，或是用来宣扬伊斯兰教教义，就算这些技术与设备来自外国，也已经无关宏旨了。

旅馆的出租车司机靠着车上收音机喃喃祝诵《古兰经》经文，几度进出拥挤的车流，冲锋陷阵。当我们晚上回到旅馆时，电视上正播出几个毛拉宣教的节目。一些现代化的商品与工具诸如汽车、电视、收音机还是少不了的；拥有这些必需品，也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荣耀。可是，伊朗人一般相信这些物品是中性的，无关于任何特定的信仰或文明，这些东西就像是大型国际市集里的库存品一样。

这些东西只要用钱就买得到了。在伊朗，钱已经成为真主真心祝福的赐礼和德行的奖赏。即使德黑兰上下不事生产，伊朗对外贸易账户里，每天还是会涌进七千万美元，再依照需求提取：提取享有外国法律与机构保护的外国货币，以敷推动伊斯兰革命之需。

可是，还是有人心中感到一阵阵刺痛。当他们坐在空荡冷清的餐厅里，再也吃不到往日菜单上提供的餐点时，心中难免一阵痛楚。他们做生意需要顾客，可是又忍不住痛恨光临的客人。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害得他们在我住的宾馆里也心痛难掩。革命之后，宾馆老板就绝尘而去，出国远走高飞了。接着，宾馆就被革命委员会接管了，攸关生计，楼下大厅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得展现出自豪倨傲的神情。（楼上就没这回事了。有一天早上，整理房间的女仆比手画脚地跟我说，我无权使用旅馆的洗衣机，她会帮我洗衣服的。她说到做到。下午，我再回到旅馆时，只见我湿漉漉的衣衫长裤，沿着旅馆走廊，一一摊挂展示在无人进住的房间门把手上。）

某一天傍晚之际，一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尼古拉斯到我的旅馆来看我，他一进旅馆大门，就勃然大怒，为了旅馆出租车车资跟坐镇大厅柜台的男人吵得不可开交。两人在空荡冷清的大厅里对阵互骂，争执极为快速地恶化。

身材高瘦，还留着一把小胡子的尼古拉斯，早就因为连日工作过度而暴躁难耐：作为一名驻外通讯人员，每天漫长的工作时数，披沙沥金地大量过滤他所谓的“非信息”，才能发够一定的稿量传回报社。同时，他也开始为他每天必须处理与报道的事件感到荒谬与愤怒。

坐柜台的那人高头大马的，挺着偌大肚皮，土黄肤色，一头黑色鬈发。他穿着一套西装，骄横轻慢。他的倨傲，与尼古拉斯的愤怒，两相冲突之下，柜台先生昏了头。旅馆生意门庭若市时的语言与态度又故态复萌了。

他说：“你要是不喜欢我们旅馆的话，你走啊，你就不要住啊。”

尼古拉斯怒不可抑，随即还嘴道：“我运气好，不必住在你们这种旅馆里。”

我接受旅馆开出的出租车车资，好让双方冷静。

尼古拉斯将身子倾靠着柜台，双眼却投向他处。柜台先生着手开出派车单。他穿着体面，但其实是个农村出身的乡下人。他刚刚才花了一大笔钱送他的老母亲赴麦加朝圣。现在，他可是整天为钱发愁，自己前景堪忧之外，几个孩子的教育也让他心烦不已。过去景气好的时候，他还供得起儿子去美国念大学，可是，现在他就得另辟蹊径了。

尼古拉斯差一点就要大动恻隐之心了。他也记得过去那段荣景，宾馆人来人往，他跟许多人一同挤在某家大饭店的舞厅里，睡在行军床上，五美元将就一个晚上。

他说：“整整七个月来，这个国家上上下下，谁也没有做上任何一点工作。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怠工半年地过日子？”

革命尚未结束。选举结果显示，虽然有关操纵选举的指控不绝如缕，伊朗人民还是遵照霍梅尼的嘱咐，投票给一群毛拉和阿亚图拉，让他们加入负责制宪的专家委员会。一个男人因为与一个有夫之妇有染，奸情长达两个月而遭处决。专司纠察职业团体中违反教义事项的革命委员会，郑重警告女性理发师（主要为亚美尼亚人），“不要再浪费青春了”，即刻禁止为男客修剪头发。一些惊魂甫定的地毯清洁商，打出“伊斯兰式地毯清洁”的广告——地毯会在水里连续冲洗三次。

价值五十亿美元的F14喷气式战斗机订单一笔勾销，他们的导弹系统过于“复杂难用而不经济”。除了勒令停建两座尚欠十亿美元应付款的德制核能发电厂之外，其他多项规划于前革命时期的方案也都取消了。通往伊朗南部港口阿巴斯港的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的工程合约，也从美国财团手里，改由伊朗承包商接手：“工程第一阶段将率先兴建两车道。”破坏行动的传闻层出不穷：以色列人始终刻意阻碍雅利安民族海运航线的“正常运作”。西北边境上的库尔德族人为叛乱团体，西南方的阿拉伯民族则蠢蠢欲动。

政要演说全日无休。劳工与社会福利部部长发表一则演说，照片还刊上报纸，他说，清真寺不只是一个集合信徒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推动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基地，在思想上，抑或行动上，处处表现出伊朗人民的团结意志”。“团结”一词，也是《德黑兰时报》上一大篇主麻日特稿的主题：“伊斯兰教何以深具革命潜力？”

团结，一致，礼拜时反复躬身跪拜，唯一的正信，全民之必信，全民的信仰汇流归结为单一的信仰，进一步称神成圣，个体的人格与无助的缺憾，全都消失在正信光环之下：只要团结、顺服、隐忍，就可以直达天堂。

一名宾馆柜台职员问我：“你喜欢这个希尔顿吗？”他不像其他职员穿得那样讲究笔挺，正业之外，他还做些银币的小买卖，这会儿，他正准备跟我推销两枚银币。

“希尔顿里面空空荡荡的。”

“现在所有的酒店都没人光顾了。不过，过两个月就好了。现在政府里面没人管事。再过两个月，我们就会有新政府。至少现在我们都是这么说的。”

他是个虔诚的信徒，旅馆里面其他工作人员也都跟他一样。电视上的宣教节目，他一定准时收看，节目时间再长也不碍事。

他们在伊朗，开口闭口就是一致的信仰与行动。这种单一意志推翻了伊朗国王与其武装部队的统治。大家只要团结一致，毫无二心，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可是，他们只是在愚弄自己而已。经过几个世纪的专制独裁，他们真心笃信国家是别人的问题，国家可以搁在一旁，任其自生自灭，国家自己迟早会回到正轨的。但是，即使凭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国家还是每况愈下。不论旅馆也好，城市也好，整个国家也罢，率皆急剧衰竭。而他们依旧袖手旁观，等待周遭形势自行好转，转变为跟过去一样耀眼的荣景。

我当下就决定要去圣城库姆走一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贝赫扎德。他领着我通过车流，并且说：“你一定要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路。”这些话我听了很受用，也解决了我的疑虑。我对波斯文一窍不通，又处于种种矛盾冲突之中，我确实需要有个伊朗人伸出手来，领着我。

然后，贝赫扎德就替我翻译革命海报上的标题大字：“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我们正在等候着您。”而我更觉置身云里雾中了。

[1]法语，意为“葡萄酒和利口酒已准备好，老板在这里吃饭”。

[2]两句话分别为英语和法语，意为“墨利丝餐厅，德黑兰之精选顶级餐厅”。

[3]菲尔多西（940－1020），波斯著名诗人。

三　圣城

贝赫扎德与我搭车前往库姆。我们几经折腾回到宾馆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尽管终日闲散，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还是对这趟长途沙漠旅行兴趣缺缺。只有一位司机有意跑这么一趟——他就是那个有天晚上让我在车上听了一大串《古兰经》广播的司机——可是，车资要七十美元。贝赫扎德说，这真是漫天开价；他认识一个司机，不必花这么多钱，就可以载我们到圣城。

我们挨上一大段时间，专门等候贝赫扎德的司机，等他把车开到宾馆，我们才发现，他的价码已经比我们原先在电话里讲定的又涨了几成。他身形矮小，不是易与之辈，他还特别声明自己不是穆斯林。其实，那不是他的原意。他只是要说，他既非什叶派信徒，也不是波斯人。他是个“部落成员”，是卢里人，老家在伊朗西部的卢里斯坦。

库姆城内有一座知名的圣殿，供奉着什叶派第八伊玛目妹妹的墓龛。近千年来，库姆一直是信徒朝圣的圣地，同时也是好几所经学院的所在地。霍梅尼曾经在库姆授课宣教。伊朗国王被迫退位，他得以重回伊朗之时，曾在库姆建立他的指挥总部。他在库姆时，周遭往来伴随的都是些阿亚图拉，这些伊斯兰教大阿訇本身的地位就已经相当尊贵了，而其中一位随侍高层的人物，阿亚图拉哈勒哈利——或许，此行我还有望与之一晤相谈。

霍梅尼负责接收政权、发表演讲与赐福信徒，哈勒哈利则负责绞吊叛徒。他是霍梅尼的绞刑法官。许多速审速判的伊斯兰法庭都是由哈勒哈利召开主审的，最终判决都以处决结案，处决后还公开张贴生死前后对照的官方档案照片：一张行刑前尚未送命的；一张受刑人断气后，裸身平躺在停尸间滑动式停尸板上的。

近日来，哈勒哈利连续接受外界专访，着重介绍他身为一名法官的日常活动。德黑兰绘声绘色地传说，由于他最近饱受高层冷落疏远，才会接受这些访问，企图重振名声。他跟《德黑兰时报》的记者表示，他光在德黑兰一市，“说不定”就判处了四百个人犯死刑。“他说，某些晚上，监狱还得将三十几具，或是更多的尸体，装上卡车运送出去。他还宣称，许许多多胡齐斯坦省叛徒的死刑执行书，都是经他签署发出的。”胡齐斯坦省是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省份，也是伊朗原油的产地。

他还向另外一份报纸说，当年有人企图谋反——主要是在韩国大使馆策划的阴谋——打算营救伊朗国王的总理胡韦达[1]，以及一群前朝遗老与重要人士，越狱逃离德黑兰看守所。而当他，哈勒哈利，一听说有人图谋不轨，就当机立断——要让美国中情局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措手不及，重重挨上一记——提前审理他们的案子。“我花了一个晚上的功夫，看完他们的案子，就叫他们跟行刑队报到。”他还对《德黑兰时报》详细说明胡韦达是怎么死的。第一颗子弹打中胡韦达的脖子，没打死他。接着，行刑者，也是一名教徒，就命令胡韦达双手扶正脑袋。第二颗子弹正中脑门，终于打死他了。

我跟一位新闻通讯员谈到哈勒哈利的种种之时，我问他：“他会答应见我吗？”

“他巴不得跟你见面呢。”

而贝赫扎德也认为安排面见哈勒哈利不是难事。贝赫扎德说，我们一到库姆，他就可以打电话联络哈勒哈利的秘书。

电话、秘书，这些现代化设施似乎跟哈勒哈利不搭调。可是，哈勒哈利素来以走在时代前端自诩。根据《德黑兰时报》披露的，他说：“宗教领袖努力在伊朗落实穆圣先知的正道法统。过去在先知的时代，战斗只靠挥刀舞剑，现在，刀剑已经为幻影战斗机取而代之了。”幻影战斗机不是美国战斗机，也不是异国科学的产品，而是像刀剑一般的国际性武器，全球大市集库存中的一环，只要下单订购，就可以合乎伊斯兰教教义，协助宣扬伊斯兰教威严。

贝赫扎德内心也有类似的困惑，虽然他的宗教信念淡薄，信奉的其实是共产主义，而且从小就被已加入共产党的父亲隔离在宗教之外。贝赫扎德的父亲在伊朗国王时期曾经下狱监禁过一段时间，而贝赫扎德继承了父亲的梦想，向往着“真正的”革命。诸如此类的革命尚未降临伊朗。可是，贝赫扎德咀嚼着所有不断学习的唯物辩证法，逼着自己剥除霍梅尼革命的宗教狂热，勉力辨识着这场动乱之中还有哪些事件或特质，符合他心中真正的革命。我们开车南行，穿过德黑兰，第一眼看来像个市集，再看就像一处屯居在遭到污染的沙漠上的村落——当地就是曾经发生无产者起义的城市，也是他一心急着要指给我看的革命地标。

低矮的砖造建筑，掩上尘沙的色泽；围墙似乎尚未完砌；室内虽明亮，感觉反而跟墙上的灰泥一样不持久。居民一波又一波地从乡间地带涌向德黑兰南区的平坦低地；一个个传统的四角黏土砖房聚在一起，低矮的屋檐相互衔接，乍看像个村落一样。

我们经过一个大工厂的仓库。每个窗口下方的墙壁上，都晾着一种灰褐色的毛皮。贝赫扎德跟我说，这是一家布料工厂，也曾经是革命的中心。当时政府军冲了进去，许多工人都惨遭屠杀。

车驶过炼油厂，炼油厂的烟囱不断吞吐着火焰。过了这里，我们就来到真正的沙漠了。此时，极目所至，几无立木，视野无限宽广：沙堆、丘陵、小型山脉绵亘在前方。道路先爬坡上行，再俯冲到开阔的谷地。山丘和沙丘起伏极为柔缓，而且从远处看去，或是掌握住某些特定视角，偶尔可以在棕色坡面上看到星星点点的色泽极为优美的绿色色块，许是高低杂草混生集合的草丛，彼此间隔得相当疏阔辽远。

我们站在山丘上向左看，一边就是地图上详加标示的盐湖。远看盐湖小而洁白，仿佛整个湖面即将蒸发结晶，堆成盐丘。白色的湖面还围了一圈浅淡的绿色。贝赫扎德说，有时候，整个湖都映着湛蓝的光泽。过去，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经常用直升机载着许多尸体，倾倒在湖里。这湖实际上要比看起来的大多了。我们开车通过时，湖区四周荒无人烟，我们距离圈围着白色湖面的淡绿湖水还远得很。经过淡绿湖水之后，土地就更加残破不堪了。山丘不再浑圆，尖峰峥嵘地刺向天空。

这里的确是沙漠，可是，道路上却交通繁忙。路边偶见小店卖些冷饮瓜果消暑。贝赫扎德认为，我们在到达库姆之前，应该先吃喝一番。库姆圣城可绝对不会松懈斋月封斋的教规，日落之前，城里找不到地方解渴救饥。

我们在一个公交车及卡车休息站稍作停留，休息站里有一家洋溢着地中海色彩、简陋的大餐馆，路边站台上，还有一个卖西瓜的小摊子。西瓜摊子上撑着一把棉布做的遮阳篷，篷下几乎没有半点阴影，卖西瓜的人坐在摊子上，枕着手臂呼呼午睡。

我们将他摇醒，跟他买了个西瓜，他借了我们一把刀和几把叉子。贝赫扎德将瓜从中对剖，再切碎瓜瓤，我们三个人——包括那个不请自用的司机，就围着西瓜吃起来，就像三个人共用一个盘子一样。我看得出来，贝赫扎德十分喜欢这样一个服务与分享的时刻。我们也可以说，这其实也是个属于穆斯林的时刻，这正是穆斯林应当身体力行的分享德行——那个司机也理所当然地，大大咧咧地跟我们蹲在一起举叉大嚼。司机是个工人，贝赫扎德把西瓜分给人民的一员，他在一片荒漠之间，举行他自己的仪式。

站台上种了两棵小树。一棵树皮早被剥了个精光，只剩枯干；另外一棵也奄奄一息。两棵小树中间躺着一位裹着黑衣、面有病容、蜷屈在阳光之下遭到高热无情蒸烤的老女人，这是距离德黑兰一个小时车程之外，一片无法解释的人形残骸。瓜摊上的报纸碎屑随风卷起，荡过漫漫尘沙，飞上树干，就这样牢牢纠缠在树枝上。跨过大路，路边一辆卡车踟蹰不前，引擎不断喷吐废气，同时间，汽车飞驰而逝，不舍分秒。

我们蹲在沙地上吃瓜。那个司机不时吐出西瓜子，用力啐在马路上。我也像那个司机一样，猛啐瓜子；贝赫扎德也不遑多让，只是动作比较谨慎。接着，出其不意地，那个脑袋古板的小个头卢里人，什么也没说，猛地将叉子扔进瓜瓤，站起身来，跃下站台。他吃完了，他已经吃够了西瓜。他走过餐馆前方肮脏的沙地广场，进到餐馆里面，找地方清洗，贝赫扎德的分享时刻就此结束。

之前，我想象中的库姆，应该是个建立在山丘上的圣城，城中应当处处可见严峻高耸的岩壁石墙，投射出重重阴影，虔诚的信徒在岩石中穿凿出窄小的巷弄，再就着两侧挖出一个个栖身小室或是石穴，人便居中冥想。事实上，库姆四平八稳地摊在沙漠中央，与其他沙漠城市没有太大区别，除了简陋的小屋之外，就剩下加油站了。越接近圣城，道路就越加整齐清洁，临时搭就的棚屋少了，人家的住宅多了。环状交叉路口处，还有一处花园，春花怒放——波斯花园总有一种突兀、封闭、绿洲一样的特质。远方一座金碧辉煌的圆形屋顶，闪熠在幢幢尖塔之间。那是圣城库姆远近闻名的圣殿的圆顶下的清真寺。

贝赫扎德说：“那座屋顶是纯金打造的。”

纯金圆顶金碧辉煌了一百年。可是，我们即将进入的城市，致富纯因开采原油。整个城市像个重新组合过的大市集，除了纯金的屋顶与塔楼之外，这座城市毫无其他特征。

贝赫扎德说：“我该怎么介绍你呢？就说你是某个大报的通讯员好吗？哈勒哈利最喜欢驻伊朗通讯人员。”

“可是，那样子我就没法儿跟他谈些我想谈的东西了。其实，我只是想跟他聊聊。我想了解，他是怎样成为现在的他的。”

“那我就说你是个作家好了。我该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可就棘手了。说我是从英国来的，最符合实际情况，可也有误导之嫌。说我是特立尼达人的话，只会令他迷惑，而且同样会误导。南美洲可以考虑，只是，说我来自南美洲，随之引发的联想也是不正确的。

“你能不能就说我是从美洲过来的？这样子讲，波斯人听得懂吗？”

贝赫扎德说：“我就说你是从美国过来的，但是你不是美国人。”

我们就直奔圆顶清真寺，将车停在圣殿外面的停车场上。下午才刚过了一半，镇上比沙漠还热，纯金圆顶看起来更是滚烫。那个卢里司机，虽然之前与我们共食西瓜，这会儿却开始喃喃抱怨起吃食无着了。管他斋月不斋月的，他想开车离开库姆，出城去找点东西吃。他也想知道，我们到了库姆以后，究竟怎么打算。

大路对面，圣殿入口处附近一个西瓜摊子旁边，有一座德国设计的透明电话亭。贝赫扎德过马路去拨电话给哈勒哈利的秘书。

圣殿四周的高墙上，喷着波斯文的标语。其中也有两条英文标语，大意是“我们要共和”、“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这两条标语一定是为了方便西方电视台记者拍摄而设计的。第二条标语显然直译自Khomeini e Imam——霍梅尼即伊玛目，可是如此翻译并未完整阐述原意，读者只能意会到伊朗人民效忠的对象——多亏前一条标语帮忙——从伊朗国王转变为霍梅尼，却漏掉了这位领袖在宗教上的神圣权威，以及这样一位领袖给予人们步入天堂的通道。一千一百年来，伊朗人民不断地耐心等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重回故土，“伊玛目”一词在伊朗承载了重大意义。而在圣城库姆，第八伊玛目的妹妹埋骨之处，伊玛目的意义尤其崇高。库姆宣扬的共和国，立国宗旨就在于搭建极乐登天的通道，以及摒斥所有非神圣的统治。

贝赫扎德打开电话亭的玻璃门，握着电话听筒，挥手示意，要我过去。

我走过去之后，他说：“秘书说哈勒哈利正在做礼拜。等他开斋之后，他可以在今天晚上九点的时候接见你。”现在不过三点三十分。先前，我们跟司机说过，我们在库姆不过待上三四个小时。

贝赫扎德说：“你要我跟秘书怎么说呢？”

“跟他说，我们会准时到的。”

接着，我们就过去将这个坏消息告诉那个不耐烦的卢里司机，或许其实对他来讲，这是个好消息：他是论钟点计费的。他嘟囔了些贝赫扎德没翻译的话，随即扬长而去，开车出城去找东西吃，留下我跟贝赫扎德在一旁伤脑筋。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烈日焦烤、让人昏昏欲睡的城市里，我们该如何消磨接下来无所事事的五个半小时。其中五个小时里，还找不到地方消饥解渴。

圣殿对面的店铺里陈售着便宜的纪念品：浮印着霍梅尼大脸的碟子、便宜的陶土瓦罐。还有些甜食：扁扁的棕色圆形蛋糕，软软的，看起来甜得腻人，蛋糕边缘已经逐渐松开了。贝赫扎德说，斋月期间，店家还是卖东西给旅客吃，可是利不及费，实在不必耗上这番蠢力气。周遭旅人根本就寥寥可数。一名老妪不良于行，无疑是朝圣客，自己缓缓地推着轮椅经过店门口。我们还吓着了一个躲在亭子里、小口小口偷吃棕色蛋糕的圆胖男孩儿，那蛋糕不过是他的部分存粮而已。经他判断，我们应该不会对他不利，他又对着我们憨憨一笑（虽然说，几天以前，才有两个人因为馋嘴破戒，挨了一顿鞭子）。

纪念品店里也卖一种小型的黏土板，板子上印着阿拉伯文字。黏土采自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阿拉伯城市（这可是当地人的独门好生意），小板子专供虔诚信徒礼拜之用，信徒匍匐躬身行礼之时，可以将前额贴抵在这块黏土板上，接触到神圣的土壤。而我猜想，圣殿高处，蓝白相间的亮面瓷砖上，一定书写着一段《古兰经》引文。可是，贝赫扎德没办法翻译出来。这段引文是用阿拉伯文字写的，他可读不了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按理讲，在伊朗看到阿拉伯语，不该出乎我意料，可是我还是饱受震撼。因为在我心底某个角落，我是通过古典时期的历史来了解伊朗的，我也对波斯文化的源远流长肃然起敬——征服埃及、对峙希腊、顽抗罗马等等；而在我内心另外一个角落，我是借着印度来认识伊朗的，印度人，至少西北地区的人士，还是将波斯视为人类史上最辉煌的文明成就，就跟过去欧洲人推崇法国一样。波斯的语言、诗篇、地毯与食物，处处令印度人惊叹不止。克什米尔人说，波斯菜是最上乘的佳肴；他们还说，切纳尔，也就是从波斯移植过来的悬铃木，或是梧桐树（一度十分抢眼地描绘在波斯与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绘画中），其树荫还有特殊疗效呢。可是，来到库姆，一定要扔掉这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在这里，他们看到阿拉伯，如同看到路边的泉水一样。

贝赫扎德建议我们应该进去参观圣殿。要是有人问起来，我就说自己也是个穆斯林就好了。我说，我恐怕装不出来。我一进清真寺，一定会手足无措，举止行动都出差错的。进入清真寺的时候，应该先踏出右脚吗？是不是只有进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才能先迈左脚，还是顺序正好相反？逊尼派信徒沐浴净身时，是不是规定要从肩膀往下冲洗到手指？而什叶派信徒是不是需要逆向操作，水流从手指倾泻到手肘？行礼之时，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呢？关卡实在太多了，一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即使我紧跟着贝赫扎德，完全仿照他行礼如仪，看起来还是不能让人信服。

贝赫扎德说：“你可别指望跟我学。进了清真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从不进去的。”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庭院里走一走，游园还不必脱鞋呢。庭院内十分宽阔，光亮亮的，一边是一座钟楼，嵌着一面朴实无华的现代时钟，钟面上一个数字也没有。另外一边，就是圣殿的入口。圣殿大门高耸，整个建筑往内凹，四处闪耀着银光，像个银色的洞穴，抑或就像个中间挖开的银色拱形圆顶。其实，大门上闪熠着发出银光的，不过是玻璃而已，成千上万的小片玻璃，从各个不同角落捕捉并反射阳光。而我们总算在这里看到前来朝圣的信徒了，面皮被阳光烤成焦褐色的农民，带着一家老小不远千里而来。他们沿着庭院围墙，各自找个露天小室，径自就搭起营帐，每个小室都是过去某个知名人物，或是皇家成员埋骨之处，同时，这些人展现着不同的民族类型，正如古老的波斯跨大陆迁徙中，不断兼容并蓄各个部落与人种。

我听贝赫扎德说，某一群黄皮肤的蒙古人其实是土库曼人。我几乎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只在一本出版于一八二四年的英国小说《哈吉巴巴》里，读到过土库曼劫匪，而我手上这本小说还是在旅馆里买的盗版，翻印自牛津的“世界经典文学丛书”。此外，还有一次，我在伦敦的一间展室里，看到一幅绘制于十七世纪的印度素描，主题就是一个双肩受缚的土库曼囚犯，犯人两只手铐在颈背上一块木板里面。所以说，中亚一带的土库曼人，其实曾经是一个令人丧胆的民族。他们又是如何融入波斯历史之中的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而且，这个民族往昔四处征战劫掠的历史，好像已经远去，跟这些扎营在圣殿旁垂头丧气的朝圣者，似乎一点也不相关。他们身型矮小，衣着褴褛，肤色焦褐，有如某种文明边缘上的零碎杂屑，而此等文明本身，已经长期退缩到世界边缘。

清真寺附近有一栋两层楼的黄褐色砖造建筑，霍梅尼曾经在此执教演讲。楼房外观平平，毫不起眼，而今人去楼空，建筑也空置了下来。贝赫扎德与我漫步在市集里。此时，正是大部分看顾摊子的小商家的午休时间。面包摊上，一圈圈打了洞的甜面包摞得老高，老板平躺在靠墙的一层货架台面上呼鼾不已，拿他的存货当枕头。贝赫扎德买了一份报纸。天气热到流金铄石；库姆城内无景可观；城内居民的生气还隐而未现。我们开始四处寻找阴凉，找地方坐下歇脚，耗时间。

我们来到一家小旅馆。旅馆里面十分狭窄，却是刚刚整修装潢完毕的。柜台后面坐着两个人，装作没看到我们的样子，我们就在前厅找个地方坐下。除了我们以外，厅里没有其他人了。几分钟过后，有个坐柜台的过来要我们离开。斋月期间，旅馆暂停营业。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他跟他同事未曾起身相迎，他说话的语气如此和蔼可亲，让你想发脾气也难。

我们只有走出旅馆，再度走进阳光与灰尘之中，再次经过纪念品店门口、棕色的蛋糕与阿拉伯黏土板。最后终于获准落座在标语“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对面空空荡荡的餐厅里面。餐厅地方不小，设计与装潢却敷衍草率，柱子上拼贴着大理石板。

这里没有东西可以入口，瓶装的可口可乐饮料，看来像是足以穿肠破肚的化学毒水，餐厅里被烹调羊肉的刺鼻气味熏得暖烘烘的。可是，光是能避开烈日就能让人情绪舒缓了。松懈后的疲惫随即如潮水般袭来，我亟欲休息，贝赫扎德则在一旁看自己的波斯文报纸，这样也挺方便一分一秒地打发时间。

餐厅远处，靠近上菜柜台的一个角落里，几个人围坐一桌，我猜想他们应该是一家人：一名父亲带着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小女儿，裹着一袭长长的黑色衣衫与面纱。我心想，这么小的女孩儿，竟然就已经戴上面纱了。可是她活跃得很，喋喋不休，一张嘴从没闭上过，偏偏一旁的家人还十分捧场，好像不管她讲什么，他们都觉得很有趣的样子。时不时地，那个男人还会朝着我微笑，仿佛邀我一同加入欣赏的行列。小女孩儿忽而在一处平台上尖声嘶喊些什么，忽而纵身跃上几级阶梯，冲到上层长廊，再驻足尖叫些什么，引出楼下观众另一波笑浪。她又步下楼梯，让其他家人看看她从楼上拎了什么好料过来。然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跟贝赫扎德走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她的脸。

她可不是什么小女孩儿。她个子很矮小，约莫四英尺高，非常老，说不定已经疯了。她朝我们示意，她从楼上带了下来的好东西：一盘白米，上面还铺着一片菱形的棕黑色羊肉片。她究竟是因为人家给了她这盘米跟肉而欢喜，还是在跟我们抱怨？贝赫扎德什么也没说。她说话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听着，可是，他什么话也没对她说。然后，她就走了出去。

我跟贝赫扎德说：“我还以为他们是一家人呢。我以为这是他们家开的餐厅。”

贝赫扎德说：“哦，不。他们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他们只是工作人员而已。”

我们走出餐厅，再一次拨电话给哈勒哈利的秘书，问他可不可以将见面的时间提前。现在时间是五点半，四周凉爽了一些。街上人多了。我们的司机回来了，他什么吃的也没找到。

贝赫扎德拨了电话。然后，他走出电话亭，跟两个留着胡子、穿着毛拉长袍的年轻人攀谈起来。我本来没看到他们两人走近，两眼只是专注在贝赫扎德身上。

目前为止，我只在电视节目上见过毛拉，黑白画面，大部分只拍摄到他们的胡须与头巾。现实生活中的毛拉长袍之楚楚有致，让我暗暗吃惊。长袍加身，这两人就从街头人潮中脱颖而出了：黑色的头巾，白色无领外衣，里面穿着淡绿或淡蓝色的及地长服，同样无翻领，胸口上缝了两颗扣子，外面再套上黑色棉质的无袖斗篷——类似牛津、剑桥或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学院的学者或研究员穿的斗篷。毫无疑问，此地就是那些大学里各类教士装束打扮的发源地，那些大学在中世纪时期都是神学研究的重镇，正如库姆仍旧是伊斯兰研究中心一样。

我看着贝赫扎德领那两名毛拉过来时，深感如此装束或许自始至终都甩不开他人的注目，它象征着优异的资质，同时也投射出一目了然的尊严感与重要性。这两个毛拉其实都不高，实际年龄也比他们的胡子所暗示的要小得多。

贝赫扎德说：“你说你想跟学生见面谈谈的。”

之前，我们确实在车里商量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着手。

贝赫扎德又补充一句：“哈勒哈利的秘书说，我们可以提前到八点钟过去。”

我确信，其实我们随时都可以过去，之所以要我们一再等待，只为了让哈勒哈利有尊严，让他做足面子而已。

那两个年轻人来自巴基斯坦。他们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而当贝赫扎德跟他们说，我来自美国，却不是美国人时，他们看起来十分满意。当贝赫扎德更进一步告诉他们，我一心一意想多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之时，他们的态度当即转变得十分友善。他们说，他们宿舍里有些英文书籍，我应该会觉得合用。我们应该先上他们宿舍去，然后，再到他们的学院，见见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学生。

贝赫扎德安排我们一行人通通坐进车里。他让我坐在卢里司机旁边，司机看着毛拉的头巾、长服与虬髯胡须，难掩敬畏之情。贝赫扎德跟那两个巴基斯坦人坐在后座。他们引导司机，将车开到一条让人格外愉悦的住宅街上。可是，他们遍寻不着先前说要给我的书，于是我们就再度转进，不是去他们的学院，而改道一访学院对面的行政大楼。

在行政大楼里，我们遭到权威人士严格的盘查：一个穿着装束与那两个年轻学生一样，只是头上不裹头巾、改戴毛帽子的中年人。他可不像学生那么容易打发，贝赫扎德可没法儿简单说明几句就敷衍过去。其实，他可是满腹狐疑的。

“他是从美国来的？”

贝赫扎德与那两个学生，现在都紧抓着贝赫扎德捏造的故事不放，异口同声地说：“可是，他不是美国人。”

戴着毛帽子的男子说：“他不用跟学生谈。跟我谈就好了，我可以跟他讲英文。”

他也是从巴基斯坦来的。清癯消瘦，憔悴的脸庞，直追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先生的尊容。而且双颊凹陷，嘴唇因为连日封斋而焦敝苍白。

他说：“我们在这里也出版了一些书和杂志。所有你想知道的信息，都在这些书和杂志里面。”

他跟一个学生用波斯语或是乌尔都语交代了几句，学生转身离开，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本杂志。那本杂志就是《和平讯息》的第一卷第一册。

哦，原来，那些挞伐西方民主国家之妖魔邪道的文章，还有吹捧颂扬什叶派各个伊玛目的圣徒传记，就是在这里粗制滥造、大量生产出来的。原来，他们就是在这里阅读舒马赫与汤因比，再引述他们关于科技与生态学的话，来数落西方世界。

我对那个戴毛帽子的男子说：“可是我看过你的杂志。”

他大为震撼，看起来毫不相信。

“我已经拜读过第一卷第二册了。里面有篇文章提到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都市规划。”

他看起来还是不得要领。

“那本杂志是我在德黑兰买的。”

悻悻然地，他打个手势叫我们进去。我们一一脱鞋之后，鱼贯进入他的办公室。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宽阔的回廊，厅室宽敞，地板上铺着地毯。

戴着毛帽子的男子，看样子，应该是某某主任吧，我在心里暗暗忖度着，坐在全新的钢制办公桌后面。两个学生中，一个学生坐在他左边。另外一个学生与我跟贝赫扎德三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远远地面对着主任的办公桌。接着，就在这样正式的气氛下，我们开始对谈。

坐在主任左边的学生先开口，他说，伊斯兰教是唯一能够让人活得有人性的信仰。他说话的语气温柔而笃定；如果要了解他究竟在讲什么，一定要先试着从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在先知获得天启之前，是个何等混沌无章的乱世。

主任在挖鼻孔，对这个学生讲的话，似乎颇表赞同。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几枚橡皮图章、一个新的地球仪、一个订书机、一台设计新颖的电话机。书架上并肩站着几个箱型的档案夹、一本《牛津英语辞典》，还有一本《波斯－英语辞典》。

他们跟我说，库姆一城就聚集了一万四千名学生。（可惜，我们偏偏挑了白天最不恰当的时间进城，街上几无人烟。）修业最短期限为六年。

“六年啊！”

主任微笑着响应我的惊叹。“六年算什么。有些人花上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都钻研不完呢。”

这么长的日子里，他们都在学些什么呢？这里可不是个研究与学习新知的地方。他们都是些研究信仰的人。这个题目究竟有什么奥妙，需要皓首穷经，潜心学习这么多年？嗯，先要学习阿拉伯语；再学应用在各个层面的阿拉伯语语法；还有逻辑与修辞；还有法理学，伊斯兰教的法理就自成一个学习科目，而法理学原理又是另一个科目；还有伊斯兰哲学；还有伊斯兰科学——相关先知与其周遭同伴的传记、系谱发展、相互关系与传统等等。

原先，我还以为经学院的教育应该不拘形式，着重在身教上：老师是个圣人，学生像是门徒或追随者。我没想到经学院教育竟然是这么有组织的学习方式，也没预料会看到如此古老经典的学习方法。我开始理解，或许这么多年的学习是有必要的。在这个地方，信仰还是牢牢地束缚着俗世。而且，就跟中世纪一样，人生而有涯，经学研究可漫漫无边。

库姆这些伟大的导师当中有一位学者，至今还在讲学，一日领导信徒礼拜五次，针对一本讨论什叶派伊玛目的知名作品，创作了多达二十五卷评论文集，一些早期撰写的评论，日后也成为评论的材料。二十五卷当中，已经出版了七卷。剩下的十八卷，正交由一整个师的学者通力合作，以敷出版之需。无疑，学者一定是彼此对照勘校他们听讲的笔记：还在依赖中世纪传抄书信的古典方法。霍梅尼关于法理学与伊斯兰哲学的讲座素来声名远扬，他同样也就各个不同主题，创作了十八卷巨著。

然而，如此规律的生活，礼拜与讲学，评述与再加阐述，却在伊朗国王统治后期，差点毁于一旦。霍梅尼遭到流放驱逐；安全部队进占库姆；甚至连远道从巴基斯坦而来的学生都受到秘密警察的逮捕。

坐在主任左边的学生说话声音骤然降低，他说道：“要不是这场革命，伊斯兰教在伊朗早就被抹干拭尽了。”

两个学生都生于旁遮普乡间城镇的神职家庭，从小就认定自己日后注定要担任毛拉。今年只是他们到库姆求学的第八年。他们现在修习的科目是为期两年的阿拉伯语，还有逻辑与修辞（修辞只是一种铺陈论证的古典方式）；不过，他们不搞文学。他们的研究不涉及历史，可是，如果学生私底下找书看看，也没有人会禁止。他们来到库姆，最主要是为了学习伊斯兰哲学。其他大学对于这个主题的研究，都不会像库姆这么深入贯通。他们到过库姆，这个霍梅尼一度讲学，同时也是马拉什与沙里亚特马达里（两人都是知名伟大的阿亚图拉）教育学子的地方，日后，再回到巴基斯坦的故乡，他们就会在什叶派信徒中备受尊崇。

通过贝赫扎德的翻译，坐在贝赫扎德左边的学生说：“我认为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伯克利和耶鲁。”

我对贝赫扎德说：“他拿这几个地方类比，听起来实在不伦不类。”

贝赫扎德说：“伯克利跟耶鲁不是他说的。是我说的，这么讲比较方便你理解。”

那三个巴基斯坦人，两个学生加一位主任，交头接耳一番后，坐在主任左边的学生拿起电话听筒，开始拨号。

贝赫扎德说：“他们想要你跟他们的老师见个面。阿亚图拉施拉吉。他现在正要打电话给他，跟他约个时间。”

我心里还童心未泯的一角，再度吃了一惊，我们无意间步入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学究世界，要跟阿亚图拉定时间，跟这种伟人约会，竟然也是用电话通知。同时，自己也因为即将面见施拉吉而紧张不安。就像是突然天降良机，可以跟彼得·阿伯拉[2]，或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3]，或是跟其他几个名气没那么大的中世纪学者辩论一样（假如说，这种事情还有发生的可能的话）。我对施拉吉的学养一无所知，见了面还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拨电话通报的学生放下手中的现代化听筒。先前他脸上羞怯与虔诚的表情一扫而空，现在，他可是喜上眉梢。他说：“今晚七点的时候，阿亚图拉施拉吉可以见你。我一向他说明你的来历之后，他马上就决定要见你了。”

主任一直紧绷的面容终得展开，仿佛施拉吉心无芥蒂地准备要接见我，终于让他松了一口气，不再担心。这下子，招待我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坐，跟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学生聊聊，就不会给他惹来什么乱子了。方才谈话之间，他不断地抠鼻子，抠挖之勤快，让我不由得遐想，斋月封斋不但害得他双唇焦敝惨白，连带的也影响了他的鼻孔，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现在，他心上大石终于落地，他提议要带我们在整栋建筑上下走走，游览一下。于是，我们全员起立，正式面谈告一段落。

我们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我还试着询问，此地学生的学杂费与生活开支情况如何。可是，我却问不出直接明了的回复。事后，还是贝赫扎德直截了当地跟我讲了实情，一边嘱咐我切莫再多问下去，一边说，不管学生修业时间有多长，库姆当地的宗教基金会都会支付学生的就学与生活开销。

宽阔的走廊对面一间办公室里，有个书法家正在奋笔疾书，誊写《古兰经》。他四十开外，穿着长裤与衬衫，坐在一张桌面倾斜的写字桌前。他运笔稳定，毫不松懈，手势虽然不仓促，却也不显优雅。他很欢迎我们驻足旁观，看着他将宽幅笔尖往黑色墨水里蘸一下，孜孜不倦地写下去。他的脸上刻着过去遭受过压制胁迫的痕迹，可是，他现在心平气和，窝在现代化的安全的小房间里面，安分地抄抄写写。

主任拿出几张照片让我们看，那是两年前在库姆举办的穆斯林大学校长会议。再一次，虽然，我不该再感到意外与惊讶，却还是略感惊奇：这些照片再度证明这样一个次世界的存在，或者说，一个平行于西方社会的世界，一个隐藏在伊斯兰面具之下的中世纪学者的世界，它依然完整无缺地存在于二十世纪后期。主任还说，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参观过库姆的经学院之后，印象颇深，感动之余公开宣布，库姆的学生素质如此优异，如果要转学爱资哈尔，可以直接平转，无须任何降级补修措施。

我们沿阶而下。楼梯墙边堆着一摞摞该中心近期发行的出版物，不只是《和平讯息》，还有两种平装本新书，都是用波斯文写成的。其中一本主旨在于记述先知的女儿法蒂玛的生平，她嫁给了先知的堂弟阿里，即什叶派信徒的英雄。这本书的书名叫《伊斯兰的女性》。另外一本新书，或者说小册子还比较恰当，深褐色的封面，主任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在英国待过一年的伊朗人写的，书中记载他在英国一年的生活，一年间他显然深受刺激，这本书书名就叫“西方有病”。

施拉吉的寓所位于库姆城另一端的一条泥土巷道里面，巷子两边墙壁上空荡荡的。地面从两边逐渐下陷，中央形成一条沟槽，可是，沟中没有积水，只有堆积得厚厚的一层灰尘。

我们敲敲墙间一堵紧掩深锁的门。巷道里的孩童嘲笑那两个巴基斯坦学生，恐吓他们说，要是他们一进去，施拉吉一定会大动肝火，给他们好看的。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戏谑方式，经过特准的嘲弄，无碍信仰，一点也不会对伊斯兰教不敬：穿着学生袍的学生，就像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教堂执事”一样，是公开现成的笑柄。话虽如此，此刻对那两个巴基斯坦学生还是挺难堪的，他们一边发出嘘声，赶开那几个无聊小童，同时还要力持尊严，不能对贝赫扎德与我失礼，再就要屏气凝神，面对接下来更庄重的会面。

门开了。我们走进一处玄关，脱鞋，步上铺着地毯通往一条回廊的阶梯，回廊围绕一个四周筑坛的庭院，庭院地面上铺着砖，还种了几株榕树，院子整个笼罩在白色的凉棚之下，滤过阳光，柔化色彩，就这样，骤然间，围墙外的灰尘与热气、仲夏季节的沙漠酷暑，进了这道门，顿时转换得温润宜人。

我想驻足片刻，好好端详那几棵榕树。可是转瞬之间，惊骇取代了好奇：铺了地毯的回廊上，就在前方几英尺处，有一个赤脚的男子，肩上挂着一挺以色列制的手提式轻机枪，此人即施拉吉的保镖。他待在回廊上巡逻。我们转进右侧一间同样铺着地毯的房间，房里空无一物，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架电扇旁边等候名师。巴基斯坦学生面露微笑，既期待，又欢欣鼓舞的。

“他要来了，”贝赫扎德低声对我说道，“起立。”

我们一致起立。仪式有助于营造出场的气氛，而施拉吉出场的架势令人印象深刻，一派皇家气息。他个头高大，面上圆润，颏下的胡须，与唇上短髭，修剪之精致，让人猜不出他的年龄。他穿着淡黄褐色的长服，上面缝着两颗扣子，他的黑色斗篷是用最最精薄的棉布剪裁制成的。

那两个学生似乎非常倾慕这位大师，忙不迭地赶上前去向他躬身敬礼——扬起一股黑色袍服和头巾的波动。而他，让他们亲吻他的手，似乎在赐予他们礼拜结束后的祝祷。接着，我们重新坐定。他什么也没说，脸上只是微微笑着。学生也不贸然开口。

我说：“非常感谢您见我。您这两位高徒说，您的学问涵养都十分高深广博。”

贝赫扎德将我的话翻译给施拉吉，施拉吉开口缓缓地回应。他讲话很慢，如音乐般悦耳，语调之抑扬顿挫，听在我耳中十分新奇。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贝赫扎德却翻译得很简略。

“多谢他们把我讲得这么好。也多谢你讲得这么客气。”

施拉吉又说了些话。

贝赫扎德翻译道：“教育一定要尽早开始。孩子再小，也不嫌过早。我希望孩子能在襁褓期间，就被送到学校受教育。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台录音机。希特勒就有这种观念。”接着，贝赫扎德自己又补充了一句：“他想知道，你是信什么教的。”

“我该怎么讲呢？”

“你一定得跟我讲你究竟信什么教。”

我说：“我还在寻觅当中。”

施拉吉神情平和，一双大眼带着笑意，上下打量着我，再度开口，说起话来又慢又长。他咬字清晰，发音优雅，语音的旋律感十足。他那张双唇饱满的嘴巴张得老开，露出洁白的牙齿。

贝赫扎德说：“他想知道，在开始寻觅之前，你是信什么教的。你出生的时候，家里一定有着某种信仰。”

这一下，让我担心紧张的就是那两位巴基斯坦学生了。之前，我们跟他们说，我是从美国来的，却不是美国人。这么讲不尽然违逆实情，主要是为了简单交代。假如现在让他们知道，其实我祖上来自印度，我心想，恐怕会给大家带来麻烦；再说，印度次大陆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彼此对立，历史宿仇之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如果据实相告，他们一定会觉得遭我愚弄，而他们对我一直这么开放，如此礼遇，还安排我跟他们伟大的导师见面，即使到现在，两个人还是牢牢地注视着施拉吉——眼神中洋溢着幸福，而非顺服，更不是畏惧。

我向贝赫扎德说：“你可不可以就跟他说，我从来就没有任何信仰？跟他说，我是在离印度很远的地方长大的，在美洲长大的，从小就没人灌输我任何宗教。”

“你可不能跟他这么讲。就说你是基督徒好了。”

“就这么跟他说吧。”

贝赫扎德一跟他回话，当下我就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让他替我撒谎。我这番含糊其词，压根儿唬不过施拉吉。他能感觉出，其中有差池。我暗下决定，接下来在我的伊斯兰之旅中，再也不要因为紧张，或是为了跟对方简单交代，而弄巧成拙把事情搞得益加复杂，来搬砖砸脚，导致对方也对我虚与委蛇。如果撇开紧张情势不谈，事后回想，当初如果据实相告，结果说不定更有意思——更有助于我了解伊斯兰教教义——看看施拉吉将如何响应一个毫无信仰的人，或是如何教化像我这样一个出自“偶像崇拜——神秘主义——灵魂学说”成长背景的人。

施拉吉又以他特殊的、富于旋律的方式开口说话，贝赫扎德稍后跟我说，那就是毛拉讲话的方式，他的口音跟腔调都比较偏阿拉伯，而不像是波斯人。他把“伊斯兰”说得像“伊斯─郎”；而“安拉”在他嘴里则变成一个三音节词，必须张嘴发出语音浑圆的“哦─罗─阿”。

他问道：“你是哪一种基督徒呢？”

我想了想：“新教徒。”

“那么，你就跟真理比较接近了。”

“怎么说呢？”

“天主教徒不太变通，不通人情。”

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将什叶派与其他穆斯林的分歧，牵强附会在基督教的派系分立之上。什叶派信徒，不顾其他穆斯林的异议，自行创建一条继任先知的顺位排序，这一派信徒认为自己是四面楚歌、遭到其他教派围剿的少数弱势群体。

接下来的对话，正如我先前所担忧的一般难以接续。我问道，他的研究项目当中，包不包括历史——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他误会了，以为我问了个有关经学的问题，他说，他当然深谙伊斯兰的历史：先知首度将天启讯息传达给村子里的乡亲时，那些人不信他这一套，他只得搬到另外一个村落去。而且，屡试不爽的是——不管我如何诱导，要请他谈谈伊斯兰国家在科学发展上的需要，或是，企图请他讲讲，他对革命之后的伊朗有何观感——我们总会滑进他的经学讲演之中，听他侃侃高谈，混淆问题的重点。只要拥抱正信，科学自然就会昌盛：先知也说过，人民应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只要正信抬头，自由（这里专指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与什叶派信徒的自由，以及臣服于神圣统治的自由）就会水到渠成；同时，万物都会跟着自由接踵而来（这一项自由理念就区别于他第一个自由理念）。

接着，双方沉默了好一阵子。

我说：“你看起来气定神闲的。”

他说：“多谢你美言。”他并没有回敬我的奉承。

我想抽身走人了。

我对贝赫扎德说：“请你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占用他太多时间了。”

施拉吉回答道，脸上一贯的笑容不变，“我一直到今天封斋结束之前都有空。”

当时不过晚上七点半。我说：“请你问他，他什么时候才会开斋。”

贝赫扎德说：“我不能问他这种事。你忘了，我也是穆斯林啊，我应该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开斋的。”

有人正好推门进来，是个土库曼神职人员，头上裹着白色的头巾，经过斋月隐居而面色苍白，却不像先前我们看到的扎营在圣殿庭院里的那一家土库曼人，身形瘦弱，皮肤被太阳烤得焦干。这个土库曼人身边还跟着一个同样苍白的小女孩儿。施拉吉亲切热络地迎接他们。我们趁机再度起身，就此告别。两个学生再次躬身行礼，亲吻施拉吉的手背。施拉吉微笑着，我们这批访者晋见完毕之后，那小女孩儿赶紧冲过来，亲吻他的手。

罩在庭院与榕树上的凉棚已经收了起来。此时天光金澄，身影轮廓不再像刚来的时候那般分明清晰了。我们的鞋子整齐地排列在阶梯最下方等候着我们。玄关外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打着赤脚，肩上扛着手提式轻机枪的保镖，正弯下腰跟另外一个小孩做游戏。

走到围墙外的尘土巷子里，尘土仿佛与黄昏天光融为一色，那两个巴基斯坦学生兴高采烈地转身看着我，其中一人问：“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们觉得这次会面非常顺利。他们还邀请贝赫扎德与我跟他们共进晚餐，一同开斋，尝尝学生平时吃的清淡餐点。可是，这样的邀请只是口惠（从学生描述的餐点如何清淡可知），只是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只是他们跟我们分手的方式。他们目送我们钻进出租车，就回头继续被我们打断的斋月下午的例行作息了。

巷子与街道尽头，举目所见，尽是些熙熙攘攘、裹着黑袍的人影：好似一幅古老的牛津街景版画。可是，这里的衣饰装束可不是借来的；它们归属于这里，仍旧有其意义；伊斯兰称霸的中世纪时期仍然在这里继续存活，当年令黑暗时期的欧洲人目眩神迷的伊斯兰高等教育组织，也仍旧在这里欣欣向荣。

然而，此地街头比起古老的牛津，还要多一层意义。这个沙漠城镇——空白的围墙环绕着四周筑着花坛的庭院，树木成行栽种在笔直的人行道上，还有植被茂密、在车水马龙之中自成一景的封闭式花园——正巧就是我在世界另一端中南美洲所见到的城镇模式，从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一直到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这样的城镇屡见不鲜。这种建城模式一定是通过西班牙人向外传播的：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才不过八十年，就在公元七百一十年到七百二十年之间拿下了西班牙，将之并入中世纪伟大的伊斯兰世界版图之中，加入当时称霸全球的伟大文化。而西班牙人在远征美洲之前，就已经开始排斥伊斯兰世界了，并且在极力的摒斥之中产生了无穷的活力与其反伊斯兰的宗教狂热。可是，在伊朗，五百年以来当年的世界仍然残留在这里，而这里的人对于自家旧日辉煌历史只有模糊粗略的印象，对于自己国家曾经对人类历史有何贡献一无所知（正如《和平讯息》杂志中，那篇探讨伊斯兰都市规划的文章所显示的一样），他们同样不知道伊朗竟然间接地影响了远处某一块大陆的命运。

我们分手的时候，巴基斯坦学生还告诉我们的卢里司机前往霍梅尼的绞刑法官阿亚图拉哈勒哈利官邸的方向。就在我们驱车前行之时，贝赫扎德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告诉施拉吉，你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宗教背景吗？当时，他就是想套你的话，看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要是我跟他说，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话，他就会以为你是共产党员。这样对你就会非常不利了。”

哈勒哈利的宅邸坐落在一条死巷子的尽头，门前道路显然刚刚建成不久，人行道边还是青嫩幼树。时间接近日落，沙漠黄昏的天空五光十色。宅邸前有人持枪巡逻，我们把车停在两栋房子之外。贝赫扎德先过去跟一个人通报，再挥手叫我过去。宅邸设计十分新颖，水泥建材，占地不大，房子并没有紧挨着人行道，屋前还有一小块经过铺面整理的空地。

我们在走廊或是将之称为画廊上，先让一个个子不高却虎背熊腰的年轻男子搜身。男子身穿蓝色的紧身运动衫，双手沿着我们的裤管搜寻而下，粗暴地拍击我们的双腿。接着，我们进入一个铺有地毯的小房间。房里坐着六到八个人，其中还有一对非洲夫妇，两人盘腿静坐在地毯上，上身挺得直直的。那个先生穿着暗灰色西装外套，不容易猜出他是哪里人，可是，从他太太的穿着上，我判断他们应当是索马里人，来自非洲东北一隅的人。

我原先没料到会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所小型法庭。本来，我还巴望着能跟哈勒哈利进行一段比较私密的对话。在我的想象中，这样一个显然已经大权旁落的人，是个可能还备感冷落的人。

绞刑法官，代表恐怖革命的形象，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伊斯兰教法典发落。这个留着胡子的小个头男子，身高大约五英尺，此刻，正从里面一间内室走出来，身前走着一个毕恭毕敬的请愿者。法官本人肥胖而快活，眼镜后面两只眼睛愉悦地骨碌乱转。他走动的步伐僵硬而缺乏弹性。皮肤光洁，头上戴着一顶无檐便帽，没裹头巾，身上也没套着毛拉长袍或斗篷，而且，他看起来有点不修边幅，上身一件下摆很长的棕色条纹外衣，皱得一塌糊涂，外衣底下搭着几件棉质上衣，下摆垂在他白色的宽松长裤上。

如此邋遢的穿衣习惯——假使他跟施拉吉一般高头大马，或许，他也会仿效高阶神职人员的架势——说不定这是哈勒哈利刻意营造，或是故意引为话题的个人风格。他一出现，整间屋子的人就面露微笑。那个非洲人双眼闪着光，敬畏有加地凝视着他，哈勒哈利对他也特别温柔，特意跟他问好，表示欢迎。比对他对非洲人的温柔相待，他对贝赫扎德与我可就凶了。态度如此分明，显然是刻意为之，分明就在做戏，正如一个小丑展现他的另一面。如此矫情并不让我困扰；他的行径反而可以让我确定，我光是坐在这个房间里，代表一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就已经让他的身价涨高了。

他说：“我忙得很，哪来的时间接受访问？你们来之前，怎么不先打个电话？”

贝赫扎德说：“我们打了两通电话。”

哈勒哈利没搭腔。他带着另外一个请愿者进了内室。

贝赫扎德说：“他就要做出决定了。”

可是我知道他早就拿定主意了，他抗拒不了有人远道而来采访他的诱惑。当他再度从小房间里走出——在引领下一个请愿者进去之前——他又开口了，语气同样的粗鲁，“先写出你的问题来。”

这又是他为了抬高姿态，摆架子的招数，但是，这下可难倒我了。我一直想请他谈谈他的生平，我想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从他的角度来探查他眼中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貌。我心里期望的是一段对话，在他开口说话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想问他些什么问题。然而他的要求，我还是得照办：一屋子的伊朗人跟那对非洲夫妻都等着看我遵照他的指示行事。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绞刑法官在打官腔之外，稍稍显露一些人性呢？我又该如何让这个一半是小丑的中世纪学究阐明自己的狂热呢？

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问题，干脆开门见山吧。于是，我掏出一直带在身上的宾馆便笺纸，撕下一张，在上面写道：“你是在哪里出生的？什么因素让你决定要投入宗教研究？你的父亲生前担任什么工作？你在哪里就学？你第一次宣教是在哪里？你是如何成为一位阿亚图拉的？你最快乐的一天是哪一天？”

好半天过后，他终于再度从内室走出，看了贝赫扎德手上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似乎让他还挺开心的，他盘着腿一屁股坐在我们前面。我们三人几乎就要名副其实地“促膝而谈”了。刚开始，他要言不烦地回答问题。他出生于阿塞拜疆省，父亲是一个对信仰非常虔诚的人，生前务农。

我问道：“你曾经帮令尊分摊农事吗？”

“我小时候就要帮忙看羊。”接着，他就开始卖弄了。他故作姿态地提高音量，说道：“如今，我也知道该怎样宰掉羊的头。”房间里所有的伊朗人，包括几位他的保镖，都哄堂大笑，各个前仰后合的。“我什么事都要做呀，还要把东西拿出去卖呢。我什么都知道。”

可是那放羊的孩子又是怎么变成一位毛拉的呢？

“我学了三十五年啊。”

就这样一语带过，他无意多加着墨，不打算再说些自己奋斗与崛起的往事。他不过就是这么走了过来的。过去的经历，可不是什么他愿意回首的当年勇。尽管他浮夸虚矫（“我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关于过去，他可不感兴趣。他比较乐于吹嘘他现在掌握的权力，或是跟高层如何的亲密。此时，他将纸上的问题撇在一旁，就这样自说自话起来了。

他说：“你知道吗，我当年就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学生。后来，我又成为霍梅尼儿子的老师。”他握起拳头在我肩膀上捶了一记，接着又装出顽皮的语气，逗在座诸位伊朗人开心，“所以啊，我可没法说，我跟阿亚图拉霍梅尼‘非常’亲近。”

他嘴巴大张，开咧着双唇，忽然他爆出狂笑，好像笑得喘不过气来一样，让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牙床、舌头、咽喉。他好不容易止住爆笑，恢复平静之后，又摇着右手，快速地来回挥舞着，说：“整个国家就要由毛拉来治理了。我们的伊斯兰共和国现在有着一万年的好光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继续遵循列宁路线，而我们只要跟着霍梅尼的指示走。”

他停嘴无言片刻，重新盘腿坐正，双眼紧盯着我，神态逐渐庄重起来，接着，他打破自己营造的沉默，又说道：“你知道吧，胡韦达是我杀的。”

原来，他绷起脸来不苟言笑也是为了取悦整个屋子里的人。而那些蹲在地毯上的人通通笑得东倒西歪，不可开交。

那是最贴近他的旧闻了，他担任革命法官时期的作为。他曾经多次在接受访问时，详细叙述他如何判决伊朗国王的总理死刑的故事。现在，他还想再跟我们重温这段辉煌往事。

我说：“你亲手杀了他吗？”

贝赫扎德说：“不，他只是下令行刑而已。真正动手杀了胡韦达的是另外一位知名的阿亚图拉的儿子。”

哈勒哈利说：“可是，枪毙他的那把枪在我这里。”仿佛那是仅次于亲手枪毙胡韦达的第二等好事。

屋里的人又都笑倒在地毯上，满地打滚。连那个目光闪闪，眼神从未离开哈勒哈利的非洲人都忍俊不禁，开始微笑。

贝赫扎德说：“一个革命卫队的人把枪给了他。”

我说：“你现在手边还有这把枪吗？”

哈勒哈利说：“枪就收在隔壁房间里。”

原来，自始至终，在一屋子人的哄堂笑声当中，他一直拿我当寻开心的对象，做他的傻子。

已经到开斋的时候，不能再浪费时光了，所有的访客一一离开，只留下那对非洲夫妇。几个年轻人把饭菜端到阳台地毯上，摆置餐具吃食。哈勒哈利打发我们离开之后，仿佛忘了我们的存在。甚至在我们穿上皮鞋，步向大门之前，他就跟那对非洲夫妻并肩坐下用餐了。晚餐颇为丰盛，这个小丑吃东西倒是一点也不马虎。

我们的卢里司机终于可以开饭了，贝赫扎德也会跟他重演分享饮食的神圣时刻。我们开车回到库姆城中区圣殿附近一带，他们就在我们下午早些时候进去歇脚的餐馆里用餐，餐室里弥漫着烤羊肉的气味。

他们点了米饭，就着羊肉和扁平的波斯面包吃起来。餐馆只供应这几样餐点。我撇开他们两人，独自离开餐馆，在附近的小摊上买了些坚果和晒干的水果，沿着河岸漫步，穿过在岸边扎营的朝圣人家，坐在河岸堤防上，在暮色中吃着自己的晚餐。堤防对面，路边的水果摊上，灯泡照着西瓜及其他水果。经过白天烈日刺眼而无色的曝晒，这一幕夜景真是新鲜清爽。

当我再回过头，散步走回对岸河边的餐馆时，路过一家灯火通明的鞋店。店里陈列着一张大型的霍梅尼彩色照片。我再次驻足，专心端详他那不可靠的长相：皱纹深陷的前额、眉毛、凌厉的眼神、厚实而富于肉感的嘴唇。凑着店家辉煌的灯光，我低眉细看手里捧着的、即将送入嘴里的坚果与葡萄干。这才猛然发现，里面竟然暗藏着一颗图钉。要不是我在霍梅尼的画像前面稍事停留，我的嘴巴恐怕就要被暗钉扎伤了，我不愿去细想这可能带来的伤痛。我这个不信教的顽劣分子前往霍梅尼的圣城库姆游历的一天，就将结束在这一遭恶劣而有惊无险的意外上。

去德黑兰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天上一轮孤月，可惜车辆与大巴的灯光抹杀了景致。间或可见沙漠、月光和丘陵的轮廓。贝赫扎德累了，打盹小睡。醒来的时候，他请司机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好让他收听新闻。

对贝赫扎德而言，新闻播送了一连串的坏消息。伊朗的左派报纸《阿言迪更》——贝赫扎德每日必读也跟我提起过，日前经德黑兰市的穆斯林检察官下令关闭查封。检方指控这家报纸在“伊朗的革命穆斯林之间，宣扬迷惑性的意识形态与信仰”；企图于“伊朗国内各个不同的穆斯林团体之间，制造异端”（此处所谓“团体”，指的是伊朗的少数民族与什叶派信徒）；捏造发行份数；在伊朗国内某些地区发行刊张不完整的报纸，为了节省新闻用纸，“以便散播图谋分化国家的不实信息”。该报社一切资产悉数转移至“扶贫基金会”，革命卫队已经进驻其编辑办公室。

将施拉吉与哈勒哈利撇在一边，贝赫扎德还是将这场革命当作是他自己的革命，从一场群众运动中，探出另外一种群众运动的可能，甚至开启下一场运动。而今，革命已然逆转，形势对他相当不利。可是，搞革命就要有耐心，而贝赫扎德也从他同样热衷革命的父亲身上，体会到耐心之重要。这份左派报纸遭到查封，造成的损失不可低估——倘若这份报纸是为了我的革命而发声的话，这种打击会粉碎我所有的意志——可是，贝赫扎德只是将他的失望埋藏在内心深处。

他听完新闻以后，不再闭目养神。月落大漠，车子仍在行进，他偶尔心不在焉地出神思索。我们再度经过白色盐湖，他在来时的路上说过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曾经用直升机将尸体空投到这片湖里。路左侧的公墓，埋葬了许多革命烈士，假如我们在白天赶回来，应该是要下车参拜一番的。接着，车子的右边闪过德黑兰炼油厂，高耸的烟囱吐出跳跃的火焰——伊朗连睡梦中都在赚钱。

我们回到宾馆时，已经将近子夜。车开到宾馆门口，那个卢里司机才跟我们摊牌，一五一十地计算此行应当额外支付的车资——他一定在心里盘算斟酌了好几个小时。他不但按照里程与时数跟我们计费，深夜迟归的额外时数也要计算在内。结果，总费用甚至高过先前我们拒绝的旅馆出租车司机的开价。不过，这一整天的行程也比他预期得要漫长难耐，他饥肠辘辘，连吃午饭的地方都找不到。来去的路上，我一直盯着他略呈方形的小后脑勺，端详了许久，越看就越让我心生温情。在终于挨到吃饭的一刻，他对于羊肉和米饭的热爱如此真挚，感人之至。此刻他转过头来，展着一张消瘦而面有难色的脸跟我计算额外车资时，又是这么令人心动，浸浴在车厢昏暗的灯光下，他完全体现了贝赫扎德理想中，温和又良善的劳动同志。于是我二话不说，就如数照付了。

[1]胡韦达（1919－1979），1965年至1977年任伊朗总理。

[2]彼得·阿伯拉（1079－1142），法国哲学家，神学家。

[3]索尔兹伯里的约翰（1120－1180），哲学家，教育家，生于英国索尔兹伯里。

四　马什哈德开出的夜车

贝赫扎德来自一个乡间小镇，那是一座有名的波斯古老城镇。他的父亲是位波斯文学教师。至于他的母亲，贝赫扎德倒是从未多说什么——他提到她的时候，不过就说她是他妈妈而已——而我揣测她的出身背景应该更为乏善可陈。他在一所美国学校念了几年书，英语讲得很好，听不出特殊的腔调或口音来，今年二十四岁，是德黑兰一所研究学院的理科学生。他的态度随和而有教养，还带着某种波斯人特有的优雅。他身材高瘦，体格结实，身手灵活。他热衷滑雪、登山、健行，同时，他的泳技也不可小觑。

将他的乡下背景先撇在一边，光是他过去在美国学校求学的经历，现在又是伊朗首都一所科学学院的学生，以及他所热爱的各项运动嗜好等，可以说，虽然贝赫扎德从出生到现在，几乎一直活在伊朗国王统治之下，但世界已经为他敞开了一扇大门，让他眼界大开。他的视野，是他的祖父母那一辈终生无缘一窥的。

可是，那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年纪是贝赫扎德的两倍。我出生在乏味的殖民时期。人生的前十八年都蜗居在特立尼达岛上。当年在特立尼达，经过统计，只有八十种工作可供选择，令我深深体会到农业殖民地上，民生之贫困与精神上的种种限制。因此，我只要踏上像是伊朗这样的地方，总是可以只眼独具地体察到社会的转变。对贝赫扎德来说可就不一样。他出生于一九五五年的伊朗，他将国家的财富视为理所当然；他将社会扩张视为理所当然；他只看得到伊朗社会上仍然残存的不公不义。

我将他视为出人头地的一代，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一代。他却执拗地认定自己贫无置锥，同时，为了佐证，还特别强调他连一件外套也没有，天气一冷，他就只能穿着套头毛衣过冬。贝赫扎德关于贫穷的概念来自他的父亲，这位波斯文学教师，曾经加入共产党，在伊朗国王执政期间还因此入狱服刑过一段时间。而他对于贫穷的观点，截然不同于我在二十五年前住在特立尼达时的体验。

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当时应该是六十年代中期，有一天，贝赫扎德问父亲：“我们家为什么没有汽车呢？我们家为什么没有冰箱呢？”他的父亲就趁这个机会开展教育，跟他说明贫穷与社会缺乏公正的现状，而且还趁机灌输他革命的概念。“革命”在贝赫扎德家里取代了宗教，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理念。贝赫扎德对此深有触动，比信仰宗教的人还多一份虔诚。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就像库姆的毛拉坚持正信一般严苛。他看待与评论其他国家与人民时，只看对方革命性如何。除了情有独钟的波斯文学，他只阅读革命作家或是他一心认定为革命派作家的作品，例如，肖洛霍夫、斯坦贝克、杰克·伦敦等等，而我也无法确知，他究竟能不能分辨这些作家不同的创作年代。

库姆之行过后两天，我们一同走在德黑兰城中时，他告诉我，西方世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工人都备受压抑，被剥削劳动以换取微薄的生活所需。全世界真正的自由只出现在苏联，从一九一七年一直到一九五三年间的苏联。

我说：“可是那段时期，人民受苦受难的。很多人坐牢或遇害。”

他闻言即刻翻脸反驳道：“哪一‘类’的人？”

他没有宗教信仰。可是，由于他成长在伊朗国王治下，在他心里，替纯真与苦难百姓伸张正义的观念，同惩罚奸邪是一体两面，绝对不可分割的。他梦想中的斯大林统治，不过是别人梦想中奉行阿里——先知的真正继承者——正道的翻版而已。

我说：“你的朋友里面，现在有没有人改变立场，觉得自己应该回头当穆斯林？”

“是有那么几个。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

他带着我参观这座革命城市。就在树木遍植的商店街上，伊朗国王的部队在那栋烧得焦黑的大楼里，定位射击（大楼熏黑了的窗口，在处处烟灰污渍的街道上乍看还不太能注意到），对着示威者开火。在这里，有人就死在一个门口。丧命六个月以后，他的血迹还隐约可见：不过是肮脏的混凝土地面上，几块发黑的斑点罢了。血迹周围有人拿毛笔，蘸着挥发性的墨水，用私人笔记般大小的字体写着波斯文字：“此乃烈士之血。”“烈士”是个不折不扣的宗教性头衔，可是，贝赫扎德还是可以读出这种字眼的政治意味。

原先的伊朗国王大道，现在已经更名为革命大道，围着铁栏杆的德黑兰大学校区对面，有几家出版公司（其间混杂着几间男装店），人行道上还有许多小贩摆的书报摊、磁带摊和版画摊。磁带多为霍梅尼跟其他几个阿亚图拉的演讲录音。尽管霍梅尼下令禁止音乐创作与演出，摊子上还是陈售着热门的波斯与印度歌曲。有些书商卖些波斯文的书籍，阐述这次革命始末、理论与殉教烈士的事迹等等。有些书摊则稳稳地码着成堆的共产主义文学作品、波斯文的平装本，以及远从苏联进口的精装本英文版的列宁与马克思著作。这一场革命看来已经注入另外一场革命了。

摊子上有卖革命纪实的图册。图册集里处处强调死亡、流血与复仇，收录着伊朗国王当政期间遭到屠戮的无辜人民的惨状，还有暴动期间的照片：街头的流血事件、停尸间的尸体、染血书写的标语涂在白色瓷砖上，最后是革命成功之后，待处决人犯的档案照片，以及行刑后确定断气的照片，一页接着一页，尸体连着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正是伊朗国王的前任总理胡韦达。某个夜深时分，哈勒哈利匆匆下令，即刻行刑，胡韦达连挨了行刑队的两颗子弹，一颗射中颈部，一颗正中脑门。照片中，他年迈多皱的脖子上，还可以清晰看出第一颗子弹的黑色弹孔。

这些图片都是这次革命的纪念册，出版公司竞相印刷出版，以争夺市场。然而，伊朗人多愁善感的另一面，也可以在这条人行道上看到，它体现在版画小贩的存货中：梦想中，水草丰美、湖畔垂柳的国度；孩童与美女栩栩如生的画像，脸颊上滴落着大颗大颗、难以言述的泪珠。贝赫扎德挚爱这些泪珠。

德黑兰大学校区里的建筑——当年，伊朗国王的父亲出资兴建的——校舍楼面都被标语涂得面目全非。大学可是德黑兰市人文最为荟萃，知识分子相约聚会的最盛之处，而且，即使是一个像今天一样的日子里，平淡无波，没有任何预定活动，大学里面还是挤满了讨论团体。贝赫扎德说：“这里整天都是这个样子。”他们究竟整天都在讨论些什么？他说：“还不都一样。伊斯兰教、共产主义，还有革命。”校园看起来平静无争，我很难将这些穿着牛仔裤和花哨衬衫的年轻男人，与马路对面陈售的书本和图册里颂扬的嗜血画面联系在一起。

可是，街头还是充斥着暴力气氛。我们刚刚步出校区大门，就目睹了一桩暴力事件。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矮个头学生，脸上架着眼镜，笨手笨脚，拙劣地将一张张传单贴在校区大门的铁栏杆上面。传单内容主要是抗议政府下令关闭左派报纸《阿言迪更》。人行道一端一处小吃摊子上，有个工人慢条斯理地踱步过来，举笔在传单上画了幅锤子与镰刀的苏联国旗，再在整张纸上画个大大的×，接着，他当着满街围观者的面，甩了那个学生两巴掌，然后，他又不慌不忙地重新贴牢那张面目全非的传单，猛力钉死在栏杆上。

那个学生急忙矮身闪避，护着他的眼镜躲到一边去。围观众人之中，没有人出手相助。甚至连贝赫扎德都只是袖手旁观。他只是连声说道：“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吧？”仿佛要我替那个学生主持公道一样。

这两种革命似乎汇流合一——霍梅尼的革命，贝赫扎德眼中真正属于人民的革命。可是两者之间迥然有别。上个周末，贝赫扎德跟几个讨论组里的朋友一块儿下乡，进行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结果，他们碰上一群革命卫队，惹了些麻烦，吃了点苦头：现在，每个村落都有地方专属的革命委员会，由荷枪实弹的年轻人组成，在伊朗许多地方，他们就代表法律。革命卫队、穆斯林，都不准共产党员渗入他们的村落。

这些好战的穆斯林究竟是些什么人？贝赫扎德说：“他们都是些‘流氓无产阶级’。你知道这个专有名词吧？”村落里的革命卫队，就与刚刚赏了那个学生两巴掌的工人一样，都是“流氓无产阶级”。这个教条字眼对贝赫扎德帮助良多，让他重拾自己对人民的信心。

第二天早上，大学校园就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了。第二天是星期五，恰逢伊斯兰教的主麻日，而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在操场上举办大规模团体礼拜的星期五了。

贝赫扎德和我从宾馆出发，走到革命大道的时候，好像半个德黑兰市的居民都跟我们走在同一条街上。这些人不是搭乘卡车与公交车过来的，他们可是一步步走到这里的。大学校区外围熙熙攘攘的，车辆小心翼翼地前进。步行的人中还分出几个小型团体，大家一边走一边嚷，口号呼声混杂在这一阵低沉的喧闹声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听见。

我们经过人行道上的书报摊和卖版画的摊子，走到街角尽头时，右转，再度沿着大学校区的栅栏走。这条上坡道衔接德黑兰北区，宽阔的边道上，悬铃木沿着狭窄的小水道栽植，亭亭有致，水道里流水湍急。大学校区栅栏外，留着一把胡子的书籍小贩一手一本小册子，高声叫卖着：“反共反帝的好书啊！”

贝赫扎德怜悯地说道：“对他们而言，这两个词是一样的。”

我们从那个男人身边走过，继续沿着栅栏前行，这时候，贝赫扎德一把将我拉了回来。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遵守伊斯兰教律。路的这一边是给女人走的。”

于是我们穿过马路，顺着流水湍急的小水道，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的上坡路，然后在专供男性行走的（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特定人行道上，贝赫扎德跟我站在一株悬铃木狭小而疏松的树荫下，盯着革命大道上涌出的大群民众，女人裹着黑色面纱，一身黑色长服，走在一边街道上，男人走在另一边。一个个热情、狂喜的男人蹲在水道旁边，汲水进行仪式性的盥洗，再匆匆忙忙地提步疾行，赶上队伍。水道旁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宗教狂热比赛，人们竞相展现他们对于宗教的赤诚投入。只要贝赫扎德跟我停顿交谈，耳边马上可以听到急促的脚步跫音、步行者闲谈的语音、偶尔还夹杂着婴孩号啕的声音。操场上扬起一阵蒙蒙尘雾。

不时地，信徒高呼着团结的口号。我还看到一群信徒身着伞兵迷彩服，扛着G3步枪。此时，革命卫队出动了，维持信徒前行的秩序，把男人从女性信徒间撵出来。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库尔德族人，或者一个穿着库尔德族民族服饰的男子：松垮无比的印度粗棉上衣，腰上束着一条带子，长裤裤管宽阔，逐渐缩紧而下，箍在脚踝上。另外，在我们这一边人行道上，大出意料之外，我竟然看到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女人，紧身牛仔裤绷在身上，蹬着高跟鞋，显然另有要务待办。她踩着高跟鞋，尽量快速地奔走，旁若无人，谁也不看。

人群不断聚集，此时，男人和女人分成两股截然不同的人潮，男人继续移动，女人则慢了下来挤成一团，卡住前面专供女性进入的大学校门口。宣教演说开始通过扩音器传播，演讲者语音清晰而热情澎湃，更增加了信徒的狂热。女人那一边的人行道逐渐饱和，她们就着街道上的报纸或者便宜的地毯席地而坐，刚开始只坐在遮阳的悬铃木树下，然后到处都坐满了人。女性信徒侵入我们这边的人行道，或者该说，我们自以为男性专用的人行道。她们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只是自顾自地低头搜寻她们的提篮，径自在我们脚边摊开她们的地毯、碎布或报纸。然后，在她们成为这一股无名无姓、黑纱黑衣、叫人咋舌的信徒人潮中的一员之后，仔细一看，才知道她们都是些农妇，尘满面，鬓如霜，固执凶猛地维护自家臀下的一小块街道或人行道。

一个革命卫士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跟贝赫扎德和我交代了几句话。贝赫扎德说：“他说，我们一定要腾出地方来，让这些女人礼拜。”

身着切·格瓦拉装束的革命卫士——深色太阳眼镜、荷枪实弹——顶着全副革命行头，执行维护礼拜秩序的勤务。两者之间格格不入，令人恼火。可是，贝赫扎德只是温和地说道：“让我们跟人民走在一起吧。”

我们就跟街上的行人走在一起，加入川流不息的脚步声中，然后，贝赫扎德说：“我喜欢跟人民走在一起。”接着，他又说：“这可不是什么宗教场合。这是政治场合。”

大群女性信徒挤在大门入口的周围，一片黑压压的黑色面纱与长服，进了门的妇女动弹不得，门外的女人等着进去。大片的黑衣黑纱扬起阵阵灰尘。身着战斗服装的军人背着步枪，站在大学校区北端的十字路口上，维持路口通畅。大学北侧这一边是留给男人的。可是，人潮早就漫过人行道，泛滥到马路上了。校园每一道大门都有卫士驻守。贝赫扎德带领着我，挨到北边某一扇大门（规定给男性信徒进入校园的大门，远多于让女性进入的大门）边上，跟革命卫士交代完毕，回答卫士寻常的问话，是的，我是个穆斯林，好不容易才放行进入校园。

贝赫扎德想多看看这些人。我心里却担心，万一我们正好碰上礼拜开始，那该怎么办。贝赫扎德了解。他说，要是在礼拜开始之时离开，我们看起来可就突兀了，可是万一我们留下来参加礼拜，手足无措的样子一定更难堪。不过，礼拜还要再过一会儿才开始。现在还只是演讲而已，讲者会没完没了地一直扯下去，就像现在这一场暖场演讲一样，讲者是个位阶平平的阿亚图拉，分量太轻，根本没有翻译的必要，可是他的声音还是通过扩音器，没完没了地隆隆作响。

真正的信徒聚集在操场中央，围绕着大学里的清真寺。可是进了校园大门没几步远，人们就凑着一棵小树或灌木丛遮光不全的树荫，坐下来准备礼拜。有些人摊开手帕，或者折好碎布盖在头上；有些人头上戴着报纸折成的遮阳帽，或是硬纸板折成的小帽，活像露天运动场上的观众。

两个工人快步跑了过来，边跑边展现他们的宗教热诚。他们跑着跑着，还故意将我们推挤到一旁，其中一个工人嘴里嚷道：“伊朗国王的父亲当年要是知道，这所大学有一天竟然会变成这样子，他一定连想都不会想盖大学。”

麦克风前的阿亚图拉要求坐在地上的信徒吟诵经文。信徒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应，吟诵声淹没了扬声器扩大的演说声。经文的主题不外乎团结。团结、联合、在凝聚的团体中抛开个人特性：信徒的喜悦，登时转化为令我感觉沉重的钳制。倘若这只是因为我从来未曾跟上百万的民众一同挤在封闭的空间里，那也就罢了。然后，我们穿越人群，找到东边一处出口，全身而返，离开大学校区，沿街走回旅馆，看到周遭还有人踪，还有人在干些其他营生，我心里顿时舒畅开怀。

我们在宾馆的餐厅点了些餐点果腹。厨房里一台收音机在高声咆哮：大学里的礼拜演讲还正在兴头上呢。

餐厅里除了我们，就只有一桌哪里也去不了的意大利人，他们已经在这家宾馆里待了好几天。他们的住宿费用一定是由公司支付的，自己口袋里可能身无分文。他们个个优雅有礼，年纪都在三十上下，而且，还都穿着女气的意大利式裁剪缝制的长裤：紧贴的裤管、高腰，每个男人的臀部都被衬托得浑圆有致。他们几乎足不出户，每一餐都在宾馆里打发。可是他们的神采与对于服装样式的讲究与日渐减，每用过一餐，就每况愈下。这家宾馆一度以美食号召食客，革命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像样的大厨了。

然而，经过长途跋涉，不殚烈日曝晒，经过长时间等待之后，聚集在大学操场的信徒，以及身着制服的侍者，究竟听到了些什么金玉良言呢？

“伊朗人要力保伊斯兰之火不灭。”

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信徒过去都听过这些话，但那种熟悉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演讲者还是备受爱戴的阿亚图拉塔勒卡尼，他也是主持礼拜的阿訇。也正是这位塔勒卡尼，将德黑兰大学里群体礼拜断定为团结的表现，一如当年先知结合了各个沙漠部落一样的团结。塔勒卡尼年事已高，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溘然长逝了。一般人认为，即使左派分子都同意，他算是少数几位温和而充满智慧的阿亚图拉了。可是，在他过世之后，内情才水落石出，原来这些时日以来，他一直担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阿亚图拉塔勒卡尼正说到当年先知曾经预言，波斯人，身为萨勒曼[1]的后裔，理当“在滚滚浊世偏离正道之际，奋起充任伊斯兰的先锋”，那时候，先知心里说不定已经料到，伊朗革命就在旦夕之间了。

公元六三七年，先知归真后不过五年，阿拉伯人就开始侵入波斯，而波斯历史上，往日所有的光辉荣景，甚至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率皆沉为黑暗时期。波斯的荣耀还是保存了下来，而今，波斯人逐渐认定自己是信仰最为纯净的穆斯林。关键就在于他们根深蒂固地热衷什叶派信仰，并对所有非什叶派人物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伊朗的阿亚图拉与各级高阶毛拉，每逢斋月，都像中世纪英国国王的直属臣下在休假的月份分散各地一样，寻求僻静，平常则紧紧地挨向个人权利的源头。霍梅尼坐镇库姆，发号施令；哈勒哈利寸步不离库姆，就显得跟霍梅尼十分亲近；塔勒卡尼在德黑兰带领信徒礼拜。然而沙里亚特－马达里在马什哈德这个远距德黑兰东北方五百英里之处，靠近苏联与阿富汗边界的地方，调教他那群土耳其裔的追随者，据闻他现在满怀愠怒。听说，他对专家会议的选举结果大表不满。

马什哈德是个栽培阿亚图拉的好地方。那儿有个陵寝，要比第八伊玛目的妹妹埋骨于库姆的圣殿还要神圣。马什哈德的圣殿下面，埋的可是第八伊玛目本人。第八伊玛目去世于公元八一七年，正是他获得提名继位担任统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公后一年。什叶派信徒言之凿凿，说他是惨遭阿拉伯的暗夜统治者之子哈伦·拉希德下毒谋害身故的。朝代倾轧，宫廷密谋，波斯王朝的兴衰更替：通通都是什叶派探讨的玩意儿。

当天，贝赫扎德和我应该启程前往马什哈德。可是，好事多磨。首先，贝赫扎德的母亲好像有意到德黑兰来看儿子；其次，贝赫扎德的女朋友要进城来过周末。这个女朋友可非同小可，她二十五岁，修到一个经济学学位，偏偏在后革命时期的伊朗找不到工作。而且，就我了解，她还躲到乡下，避了一阵子的风头。然后，离奇的是，她竟然到马什哈德了。

所以到头来，我们还是可以一同前往马什哈德；打道回府之时，贝赫扎德跟他的女朋友再结伴同往德黑兰。可是斋月期间，大批旅客涌向马什哈德，每天上午七点不到，火车站前的人已经在排队购买两天后的车票了。于是，我们决定改搭飞机，而且运气还不错，我们等到机场开门之时，竟然买到最后两张搭乘第二天的班机飞往马什哈德的飞机票。

那两张机票可是头等舱的座位，而贝赫扎德（声称自己手上那只小行李箱几乎塞满了他所有的行头）就这样大剌剌地摊在宽阔的座椅上，一点也不害臊。机上还有空中小姐服务，脸上没挂面纱：至少在高空之中，在伊朗航空的班机上，前革命时期的风格还是大行其道。

我们飞越一片棕色大地。德黑兰东边绿意盎然的平缓田野迅速退出我们的视野，没多久，我们就飞在一片濯濯童山之上，忽而可见蜈蚣一般的山脊，忽而山顶陷落成圆坑，忽而山势起伏有致，陡峻参差，忽而看见高大平滑的山坡，融雪在坡面上切割出一道道水脉。山脉的纹理与形态不断改变，色泽从黄褐色一直变化到暗红色、暗灰色。偶尔看见绿色的块状区域，蜿蜒深入谷地的山路，或者一条笔直穿越棕色荒地的大道，都叫人惊艳不已。空中俯瞰，地上所有适宜人居的地方都一览无遗。这是块古老的大地。飞机飞离德黑兰一个小时以后，田野就比较多了，灰扑扑的绿野衬在棕色或淡红色的地表上。接着，我们飞越山脉，前方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平原，这里就是马什哈德：遥远而孤立。马什哈德就这样盘踞在这个古老的角落里。或许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旅麇集的地方。或许早在伊斯兰教崛起与第八伊玛目降临之前，这里就是个朝圣的中心。

尽管名号如此，欧玛尔·海亚姆[2]凯悦酒店还是照常营业。多亏了上流阶级的朝圣者络绎不绝的造访，酒店还能维持其美国─国际式的华丽装潢：恢弘的大理石大厅，精致的灯光照明，一座游泳池（男客与女客不同时段使用），一间阳光充足的露天咖啡店，周围以玻璃帷幕隔离在绿意丰富，却还不成荫的花园之外，酒店里还有一间灯光较为幽暗，地板上铺着地毯的正式餐厅，餐厅里还站着一位全身制服齐备的领班。真是离奇，如此风格的大酒店矗立在马什哈德这样一座圣城之中。更离奇的还在后头，如此背景之下，我还在房间里发现一个纪念品——一小块不知是麦加还是麦地那的黏土，雅致大方地放在一条棕色毛巾上面——这是阿拉伯的圣土，凯悦酒店敬赠。

我看来格格不入的事情，贝赫扎德却处之泰然。他在餐厅里跟我说：“你看我们旁边那一家人。那个老太太是挺虔诚的，或者说，她的信仰真的很坚定。其他人都不是这么回事。那个女儿和女婿是为了来这里游泳、休闲与吃吃喝喝的。斋月期间，只有观光客可以三餐照吃。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坐在那里吃东西，因为他们在马什哈德就是观光客。”

所以说，欧玛尔·海亚姆凯悦酒店还是活在旧日的荣宠之中——酒店的书店里还有几本用英文写的对伊朗国王歌功颂德的书。可是，跟凯悦连锁的其他几家酒店运气就没这么好了。我在酒店房间里面琐琐碎碎的宣传材料当中，就翻到一本派头十足、专门促销里海皇家凯悦酒店的小册子，文字读来就像有个美国人在悲伤地诉说着往日美好的时光，而今人事全非，再也难以追寻一样：还记得过去里海海岸一带，没有聚会的场所吗？还好，现在有了凯悦！

贝赫扎德女朋友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联络不上。我们用过午餐之后，就出门上街走走。伊朗国王委实花了大钱美化马什哈德市容。城的另一端，陵寝附近庞大的公共工程尚未完工。清真寺的半球形屋顶、宣礼塔与庭院，就集中在一片宽阔、尘埃盈积、烈日焦烤的广场上。

我们在广场栏杆里头，还没进入庭院的空地，看到一个醉汉被不知是革命卫士还是警察的人押解进一栋警政大楼。旁边围了一小群人。贝赫扎德说这人说不定会被判处鞭刑，不过不会在公开场合行刑。革命之后，伊朗各地重新公开鞭笞示众，这也是复兴伊斯兰教运动的一部分，可是，大众反映却未获预期效果。

“效果不好吗？”

贝赫扎德说：“民众对那个负责鞭打的人都起了很大的反感。后来，负责鞭打的人要做什么都挺麻烦的。”

挤满清真寺与圣殿庭院的山地居民，扎营栖息在地下墓室上方的露天小屋里，半坐半躺在阴影之下，这些人身形矮小，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看来穷困无着，说不定比我们在库姆见到的朝圣客还要贫穷。

看着这些山地面孔，感觉中亚离这里更近了些。然而我们一跨进庭院，马上就看到一幅新奇景象：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脸上犹戴轻纱半遮面，身上穿着一件镶着荷叶边的鲜黄色短裙，走路的时候弓着背，肩膀不时往后仰起，蹬着高跟鞋的脚步每一步都似经过考虑，如此精准而稳定，每跨一步，她华丽的鲜黄色荷叶裙子与群底的衬裙，就高高地在大腿根上晃呀晃，时而缓缓地荡到一边，时而又摇曳到另外一边，简直就是舞娘出场，像是一场表演一样。莱蒙托夫与托尔斯泰的高加索世界，竟然还留在这里！

贝赫扎德也说不上此女从何处来，他只知道她来自乡下村落，不名一文。我们看着她穿过庭院，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老的蒙纱妇女，另外还有一个男人。我们还看她进了陵寝入口处的一座小亭子，脱下高跟鞋，交给一旁的侍从。我们等着她出来，可惜没有等到：小亭子有一扇通往陵寝的侧门。这么多人远从山区而来，这么多人历经艰苦跋涉，然而，这样一趟旅程，至少到了旅程终点，村庄女孩儿还是会穿上自己最新颖醒目的荷叶裙。

贝赫扎德说：“你知道他们在祈求些什么吗？他们要的是钱、一份工作和一个儿子。”

纪念馆里，就在通往这位伊玛目陵寝的古老铜制栅门上，我们观察到一项同样古老，后人却还是奉行的礼拜遗风。每当访客进殿来膜拜，或是对伊玛目有特殊的请求，他就会在这扇栅门上系一缕布条。栅门上较低处的支柱或横撑——铜质的细长圆柱顶着铜质圆球——都被厚厚地缠上一层又一层的祈福布条。布条脱落之时，也就是信徒祷祝应验之日；甚至就在纪念馆里面也有穆斯林就着布条使劲儿搓，哪怕让一两缕布条松脱也好，好让某位穆斯林同胞心愿得偿。栅门后的地板上，处处散落着这样的布条，沾灰集尘，凌乱不堪。栅门较低处，一些铜质栏杆，不耐长年人群抚触已经缺损了。

有些信徒祈求的愿望特别难以达成，就会将一把便宜的挂锁（大部分都是中国制的），穿过铜质圆球上的小洞，高高地锁在门上。挂锁没钥匙怎么打得开呢？难道信徒会事先扔掉钥匙吗？难道这样没有引诱神明庇佑之嫌吗？贝赫扎德也无法确定。他想，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信徒会将钥匙交给某个朋友保管，这位朋友说不定哪天也会来到马什哈德朝圣，而且，说不定能在这许多挂锁中，找到正确的那把，开锁还愿，不负所托。

贝赫扎德没有他女朋友的地址。他手上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电话打过去总是没有人接听，午餐的时候没人，现在已是傍晚时分，还是没人。

而他帮我打的电话也同样没有结果。有人跟我讲了一个马什哈德大学里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姓名，可是，这位学者一接触外国人就紧张。他说，他已经转调到德黑兰去了，现在正忙着打包收拾，无暇见客。当我提议邀请他过来喝一杯咖啡，他又说自己偏头痛，正疼得厉害，现在还仰天平躺着休息呢。过两三天，他身子骨或许就爽快多了，我应该趁着早上再拨电话给他。

就这样，有别于我们原先的计划，贝赫扎德和我到了晚上还是得待在一起。吃过晚饭，又拨了几通电话之后，我们就前往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于斋月期间的总部。阿亚图拉的秘书说，阿亚图拉只在禁食结束后，即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之间会客。接着，他会开始宣教。然后，他就回房歇息，睡醒起身，再准时为清晨四时三十分的封斋前餐进行礼拜。斋月之于虔诚信徒，就是如此规律的开斋与封斋、睡眠与开斋的作息方式。

友善而笑容满面的餐厅领班，一听我们说要出门上街，就好心地提醒我们：“要小心。外国人在马什哈德这种地方，随时都可能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领班的警告既合宜，又充满了善意。为了表示礼貌，他又补充了一句：“可是你不会。印度人都不会有事的。埃及人、巴基斯坦人都没问题。美国人、德国人就要小心了。伊朗国王把他们那些人带进伊朗，让他们在我们国家作威作福。他真是坏透了。”语毕，他又微微一笑，唇上短髭往上翘起，两眼晶亮，又说：“或者说，实在笨死了。”

沙里亚特－马达里约定会客的屋子深藏在主干道旁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子里。远离夜间的车流与灯光，屋宅幽静而晦暗。信徒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弄小道上的泥土灰尘之中。不过，此时此地没有成群民众，不必慌忙。

大门有警卫驻守，两个年轻人坐在门外两把椅子上，意态十分闲散，也没露出他们的枪来。贝赫扎德上前跟他们说明后，我们就获准进门。跨过门槛之后，就像踏进一处小小的仙境一般：四周封闭的花园里，白炽灯泡的光映照着果实累累的桃树、各色花朵、玫瑰，以及一片一片的草坪。地面近处铺着地毯，上面有几个正在礼拜的人。花园一边铺着一条红色地毯，一直铺到一堵爬满常春藤的高墙。离我们较远的一端，过了一座铺着瓷砖的清浅池子，搭着一顶帐篷，灯光更为辉煌，地毯上坐着不少人。

我们脱下鞋，直接走上红地毯，穿过池子，坐在一张黑色椅垫之前，沙里亚特－马达里进帐之后，就会斜倚在这张垫子上。帐篷旁边的屋宅犹新，混凝土建筑，加有玻璃窗框，瓷砖台阶两旁还竖着现代化的锻铁栏杆。这栋房子或许是沙里亚特－马达里的自家住宅，或许是某个宗教基金会的房子，所需费用是否来自于信徒捐输赞助，贝赫扎德也搞不清楚。一个老人领着一个年轻人，在帐篷里来回走着，供奉茶汤、砂糖跟开水，地毯上还搁着几碗堆得高高的砂糖。

贝赫扎德说：“沙里亚特想让自己人气更旺。他现在正抓紧着他的机会。霍梅尼为了治理国家，忙得分身乏术。于是，沙里亚特就待在马什哈德，让自己更加受信徒欢迎。”

沙里亚特－马达里揭帐进篷之时，我们全都站了起来。面对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实在很难将任何政治上的狡诈阴险与他画上等号。沙里亚特－马达里走上红地毯，脸上看起来笑容可掬，也可能不是微笑，说不定只是他的眼镜、须发与嘴唇的动作综合营造的效果。他白须皓然，脸色白里透红，怪的是，他的脸形轮廓竟然十分酷似苏格兰人。他身上穿着的毛拉长袍，精美得无懈可击。沙里亚特－马达里相对于许许多多挺着大肚皮的污秽邋遢的毛拉，其中许多人（就像传说中的一样）还妻妾成群，就像个王子一般脱颖而出。他的黑色长袍是以非常纤薄的布料裁就的，顶端还绣上或者只是系上优雅的丝带为装饰，长袍里明显可见淡黄褐色的长服。

他人如其貌，是一个博览中世纪群书的学者。二十年代期间，他在库姆投到一位知名的经学家门下，主修哲学与天文学。多少个世纪之前，天文学就已经成为穆斯林智慧发展的一部分，然而长久以来，天文学备受冷落，现今与哲学相互结合，汇成经学研究的一支。

他一坐上他的黑色椅垫，信徒立即奔过去亲吻他的手背。两个人随即站出来，引导信徒排成一条长龙，一直排出帐外，排到爬满常春藤的高墙下，队伍再转个弯，沿着红地毯排下去。男孩儿跟男人捧着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右手，凑上他们的嘴唇、额头与双眼。有个男子还连吻了沙里亚特－马达里两次，第二次是为了摆姿势让朋友帮他拍照；四周相机甚多，镁光灯闪闪烁烁的。

沙里亚特－马达里脸上似乎一直带着微笑，仿佛根本无视匍匐在跟前的人，也不在意他们如何拿着他的手又吻又凑又贴的。他的心思早就转移到面前的请愿书上了。那是先前两三个不把引导信徒者与毛拉放在眼里的人直接交给他的。强烈的灯光下，他微微前倾的身子、身上淡色系的衣袍、信徒仰望的头颈、众人的头巾和须发，同背后那一堵无窗的墙相映。此情此景的视觉效果太强烈了，简直就像是经过刻意摆设的。

像这样的信仰，信仰中的信仰，遵循着某个良善好人的指导的信仰，已经推动并完成了革命。沙里亚特－马达里，在这场与霍梅尼为敌的冲突中，已经渐居下风，败象毕露，沦为他人的牺牲品。可是，他一度也是革命的领导人物，甚至连贝赫扎德都不敢在他跟前逗留。

沙里亚特－马达里开始提笔在请愿书上行文时，预备亲吻阿亚图拉手背的队伍就停驻不前了。当这位阿亚图拉开始奋笔疾书时，要再抬起他的手来亲吻，就困难多了——虽然一两个信徒还是如此尝试。

我们两人上身挺直地坐在前排，只是两个人坐在这里，却讲不出此行有何明显的目的。我们既不请愿，也没带着照相机，更不打算亲吻阿亚图拉的手。我们开始吸引旁人狐疑的目光，连沙里亚特－马达里自己都三番两次地抬眼，对我们投射询问的眼神。贝赫扎德心想，是起身走人的时候了。我们寻回了自己的鞋子，走回花园后面。后门处有毛拉鱼贯而入，其中还有一位盲人。他走在红地毯上，踩着极为细琐的步子，两手前伸，大幅地画着圈子摸索前进。来往行人谁也没对他多看几眼，人群只是避开他画着圈的双手，任他自行蜗步。花园另外一边，仿佛伸手不见五指，女性信徒聚集在她们自己的区域中。

我们一直等到沙里亚特－马达里开始宣教。尽管布景金碧辉煌，花园、流水、灯光、桃树上结着毛茸茸的青绿果实，尽管沙里亚特－马达里本人气宇轩昂、光鲜非凡，他却没有什么话好说。伊朗国王坏透了，做的事也坏透了，竟然废止了一夫多妻制，这严重损害了伊朗妇女的权益。伊斯兰教对妇女保护周全，尤其是离婚的关卡对妇女的保护更完善。这些话早经多次吹弹，随便哪个毛拉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不过，这种场合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斋月晚上，听一场阿亚图拉的演讲。当我们离去之际，经过那两个荷枪守卫，走进小巷子，才发现里面人山人海，都是些刚刚到达的信徒。

大街上人来人往，挤满了车辆与轻便摩托车。一家贩卖各式各样伊朗干果与坚果的店铺里，荧光灯管与透明玻璃相互争辉。空气中挥之不去的废气，闻起来像是厨技差劲的炊烟。

我们再一次回到宾馆，贝赫扎德再接再厉，又拨了几通电话给他的女朋友，还是没有回音。

翌晨，他再也掩饰不住满怀的沮丧，不再相信电话线可能出故障了。

他说：“我希望她没做出什么傻事来，遭到逮捕。待在马什哈德这样的城市，到处都是革命卫队，她的处境实在非常危险。”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她？”

“她是个共产党员。”

我约见的学者，那个已经调职德黑兰、忙着收拾行李、偏偏还犯上偏头痛、现下正仰天躺着的学者，第二天早上，头还是疼个不得了。

他说：“你知不知道《伊斯兰百科全书》这本书？那是荷兰人出版的。所有关于伊斯兰教跟马什哈德的数据，只要是你想知道的，书里都找得到。”

管你头痛不头痛，我这么大老远跑一趟，来到马什哈德，可不是为了让人叫我走开，或是打发我去找本旧书来读的。

那个学者说：“我的记性不好。你去过伊玛目陵寝了吗？看过纪念馆了吗？去图书馆了吗？去菲尔多西的墓地看看。对了，去参拜一下菲尔多西的墓吧。”

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前往该地一游。菲尔多西的墓地离马什哈德市中心几英里远，位于一处开阔干燥的平原上，只要稍加灌溉就会展现一片绿意。这样一位伟大的波斯诗人埋骨在如此荒寂偏远的地方，菲尔多西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四百年间，还是坚持不以阿拉伯语写作，根据贝赫扎德告诉我的，诗人还一力对抗阿拉伯语化加诸波斯文化的钳制。

圣地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般古老，其实还新泥未干，建在伊朗国王治下。墓碑是一座大理石方塔，角落上再佐以伊斯兰式的四根巨柱，显然可见伊朗国王企图重建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荣光。通往地下墓室的阶梯旁边的墙上，旧式风格的雕刻历历刻画着菲尔多西诗中一幕幕知名的场景。可惜，墙上题字全都被毁得面目全非，只要是提到伊朗国王、皇室家族或是前朝王政的种种，就一概磨毁。浮刻文字如果高于平面，就被粗暴地抹上一层水泥或泥灰。大理石墙上还到处贴满了霍梅尼的照片。

那个学者极力推荐我一访菲尔多西之墓，恐怕不是为了缅怀菲尔多西，而是要我见识一下人民的怒火何等高涨，这个圣地就是证据。来到此地，我看到的就是人民的怒火——在这个富饶、重建过的城市中，怒火要比德黑兰清晰突显得多。当我们回到马什哈德之时，烧毁后的建筑（其中有个百老汇戏院，有着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外观，还标了几个英文字母）、枯立在花园里的几遭损毁焚烧的雕像基座，其上的皇家雕塑早已被毁坏。凡此种种，所有伊朗国王时期兴建的、表现出波斯风格或是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文化主题的建筑都无一幸免。圣城同时也是一座愤怒之城。

午餐的时候，贝赫扎德就快活多了。

他说：“我联络到我女朋友的姐姐了，她没事儿。是电话出故障了，没错。我跟接线员说了，他就给了我她姐姐的电话。今天晚上我就会过去跟她们见面。我还真是替她担心。”

“她姐姐也是个共产党员吗？”

“我的女朋友是她家族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其他家人都是穆斯林。”

你要不是共产党员，就得专注于宗教：伊朗人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或者其他途径。

用完午餐，我们决定先上火车站去预购第二天回德黑兰的车票。可是出租车司机跟贝赫扎德说，火车站的票务办公室早上六点开门，十二点就关门了。

贝赫扎德就说：“那么我明天一大早六点再去排队好了。”

我说：“那个司机讲的话，你觉得是真的吗？”

“他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他的话究竟对不对而已。”

我们没去火车站，又去陵寝走了一趟，还去了图书馆。图书馆没开。

贝赫扎德说：“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好呢？”

“我们去火车站看看好吗？”

我们到了火车站。票务办公室还在营业，卖前往德黑兰的火车票。贝赫扎德没有多说什么。每一间分隔车厢里都有四张卧铺。我心想，我们应该将四张卧铺票都买下来。贝赫扎德看起来不表异议。可是他接着说：“你不喜欢贫民阶级的人，是吗？”

贫民阶级！搭乘头等舱旅行还算是贫民吗？只是，我还是屈服于他的威迫，买了三张车票。贝赫扎德付了三分之一的票款，帮他的女朋友买了一张票。

我们的火车不知是制造于德国还是瑞士，停靠在站台上。双层玻璃车窗外围的一扇窗户，也许是被人扔了石头或者砖块，被砸得支离破碎。贝赫扎德说：“都是因为革命。”

我们找到了车厢，却不能先上车等候。开车以前，车厢里不会有空调，近乎密闭的车厢闷热得令人难以忍耐。另外一间车厢里则呈现一幅家庭景象，画面中有一只绿色塑料水桶，桶里还盛着水。这一幕点醒了隐藏在我心中关于我们的空卧铺的焦虑。可是，我还是将焦虑收敛起来秘而不宣。我们走出车厢，重新回到站台上，躲在挑高的悬梁式混凝土屋顶下乘凉，顺便等候贝赫扎德的女朋友。

贝赫扎德几乎立即将我撇在站台上，自己走开了，他说，火车开车之前，他会赶回来的。只是，车都开了，他还是不见踪影，我一个人坐进车厢里。在火车起动之前，贝赫扎德的女朋友才出现。她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皮肤粗糙（或许是受到夏季炎热蒸烤的缘故），面容说不上漂亮或平庸。她穿着一条蓝色长裤，一件衬衫。到火车站送她的家人，不止一位。看样子，她好像把全家人，或是大部分的家人都带到车站来了。她的家人！这些虔信宗教的信徒！我开始粗略明白，贝赫扎德在这个周末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难，以及他始终对我和其他人极力隐瞒的东西是什么了。

火车离站之后，贝赫扎德终于回到车厢来。他一直没跟我介绍他的女朋友，也不告诉她的芳名。他只是代替她向我致歉，说她不会讲英语。她跟我致谢，眼神却一再回避，避开我的视线。古老的礼教限制还是牢牢地禁锢着她，同样也束缚得贝赫扎德动弹不得。

然而，这个女孩穿着裤装，不戴面纱，自在随和，一双腿上上下下不住地变化坐姿，这样或许是浮躁了些，却也让我轻易忘掉伊朗各地裹着头巾、蒙着面纱的妇女，也忘了这一天其实是什叶派信徒行事历上最为静默沉寂的一日——今天正是阿里的忌日。早上醒来的时候，欧玛尔·海亚姆凯悦酒店床头摆设的收音机，就暂停播放任何音乐。

火车开到马什哈德城市边缘，经过一处由平顶黏土房聚集而成的村落。几个村庄男孩儿站在铁路路基下方，一见火车开来，随即猛烈地却也不含恶意地对着火车抛掷石块。他们发动猛烈攻势，只因为火车飞驰而过，他们也想弹不虚发，尽量击中车厢。贝赫扎德曾指出，某一节普通客车上破碎的玻璃窗是革命的杰作之一。说不定实情确实也如此；说不定村童对于这项运动的爱好，追本溯源，就衍生自那段揭竿而起的时期。可是，我暗自庆幸，还好他专注于陪伴他的女朋友，没看到这一景。

跟他女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贝赫扎德就像个孩子一样舒坦自在。两人窸窸窣窣、没完没了地聊着。而且，两人一上车没多久，马上就玩起牌来——她身上还带了一副扑克牌上车。贝赫扎德说，这个女生只会玩一种牌戏，多谢他还想得起我就坐在旁边。那项牌戏极为简单容易。两人玩了又玩，反复玩到乏味为止。

车窗外，山脉、丘陵与灌溉平原构成了无垠风景。丘陵互不连接，火车在山丘之间蜿蜒穿梭。收成过后，田野呈现一派金黄气象。午后向晚，远方的丘陵投射出暖洋洋的棕褐山色。水道纵横，有时候，一些水道就从陆上直接开挖，两旁挖出小型的堤岸。只可惜正值盛夏，水道枯成微微掀起涟漪的细小河流，水面不过两英尺宽、几英寸深而已。成群的羊咀嚼着田里的残株。有时，车窗外还可以看到打麦子的农人。可是现代化的道路总在不远之处，涂着亮丽色彩的卡车、架着高压电线的铁塔，一路伴随着火车，火车呼啸穿越这片平原。

泥黄色的村落里，有些房子还顶着黏土砌成的半球形屋顶（显然，此地不易取得制作横梁用的木材），屋顶底部还架设有倾斜的水管，引导屋顶积水排出。从火车车窗向外看，圆形屋顶似乎聚集在一起，倾斜的排水管在黏土墙壁上投射出更为斜长的黑影，远看让人联想起迷你炮管。村庄围墙角落里，还矗立着几栋圆形高塔，像是瞭望塔。山丘渐渐平缓，丘陵间的凹凸起伏与皱褶，就跟人体皮肤上的皱纹一样。沙漠缓缓开展。地上处处是挖掘的水井，井口围起低矮的土墙，犹如巨大的鼹鼠丘。而且，经常在一片荒瘠之中，乍然发现一堵堵泥墙，圈围住令人惊艳的新绿白杨树丛。

夕阳落在贝赫扎德那一侧的车厢外，尘满大地。贝赫扎德说，沙漠不远了。我说，一路行来，这片土地耕耘得颇具成果，村庄道路和电力设备都显现了一番建设，贝赫扎德则表示不以为然。他挨着他的女朋友，有女在旁，他更展现出洞察不义恶行的慧眼，展示对抗社会不公的热情，以维系他们两人的感情。他郑重对我宣告，还不殚辛劳地将他所说的话翻译给他的女朋友：伊朗境内百分之七十五的村落都缺乏连接外界的道路与电力。

可是，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开发困难重重，村庄彼此离得很远。即使贝赫扎德说，我们现在开到乏人灌溉的沙漠地带了——而且，尽管他打亮车厢顶上的灯光，车窗玻璃将车厢内的影像，投射在窗外逐渐退去的景色上——我还是可以在平坦的平原上，看到成条或是成块耕作的田野，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才从我的视线中遁去。

或许是斋月的习惯使然，贝赫扎德的女朋友一直等到夕阳西下之后，才端出吃食来分给我们。她的阿迪达斯背包里，沉甸甸地塞满了装着馅饼和炸糕的塑料袋，此外还有些晒干的无花果及其他几种干果。贝赫扎德说，这些好东西他以前也没尝过。她本来就是要将这些食物从马什哈德带到德黑兰去跟朋友分享。我吃了些晒干的果实，某种小型的无花果，表面多皱而龟裂，外皮是黏土的颜色，内实却柔软而甘甜，这种果实感觉像是出产于我们一路行经的土地，我不由联想起阳光、沙漠以及圈围在墙内的花园。贝赫扎德吃了一个炸糕，他的女朋友吃了一块小面包。

她斜靠着车窗，将左腿平伸在座椅上，翻开一本崭新的波斯文小册子，埋首阅读，小册子黄色的封面上还印着一颗红星，以及一面红色的苏联国旗。贝赫扎德说，这本小册子是刚刚由党部发行的。这个党可是个独立运作的党，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出版这本小册子是为了解释党部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的选举。

贝赫扎德的女朋友似乎在坚定地翻阅着这本小书，可是，小册子的内容显然不能引她入胜。她停下翻页的动作，将小书面朝下扣在座位上，跟贝赫扎德交头接耳起来。她将腿从座椅上放了下来，两人就又开始玩牌，同样简单乏味的游戏。

火车进站稍停。贝赫扎德在马什哈德车站时，责难我对于贫民阶级的态度有问题，因此也不让我买下第四张卧铺的车票。这会儿，他跟他的女朋友哧哧傻笑地忧虑着：该怎么将陌生人挡在外面才好。他将靠着走道窗户上的窗帘放了下来。

火车又开动了。车厢门上响起敲门声，几乎就在敲门的同时，外面的人就迫不及待地推开了门。原来是卧铺车厢的车长。他顺手抛入几个蓝色的寝具袋子：毯子、枕头、床单，还有一个枕头套。

敲门声再度响起。贝赫扎德掀起窗帘的一端一窥究竟，我也掀起另一端。门外站着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身着军服，握着一柄左轮手枪。他推开车厢的门，跟贝赫扎德讲了几句话，就关门离去。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靴子。

我说：“军方的人吗？”

贝赫扎德说：“他是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他说，我们不能玩扑克牌了。你知道他怎么叫我的吗？他竟然叫我‘兄弟’。竟然拿我当他的伊斯兰教弟兄。我们不能玩牌了，这是新的规定。”

震惊之后，他转而怒气冲冲。他的女朋友也一样，什么也没说，只是将脸绷得紧紧的。现在，贝赫扎德不能不面对他身为男性的角色了，而我正巧不幸在同一个车厢里目睹他遭人羞辱的经过，于是，他转而对着我，用英语滔滔不绝地发泄他的愤慨。

“我不在乎这些扑克牌，我在意的是权力。他那么做不过是要跟我展现他的权力，让我看看他们的权力。我不懂，穆罕默德怎么会知道什么扑克牌。在他的年代里，扑克牌还没发明出来呢。”

我说：“可是，穆罕默德曾经明确表示他反对赌博。”

“他是这么说过，但我们并没有赌钱啊。”

“那个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人又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赌钱。”

“他知道。他当然知道我们没赌钱。”

我自己内心所感受的震撼也逐渐强烈起来。这趟旅程因为那个穿着卡其制服的男子而改变，他现身在我们的车厢里，为这片土地增添不理性的成分。之前，我还就着黄昏光亮兴致勃勃地端详，此时，一切看起来却这么不协调、充满荒谬。卡车、道路、高压电塔与村庄，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再是那么回事了。

贝赫扎德说：“你明白我一直在跟你说的情况了吧。那种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属于工人和农民大众。上层阶级只会想跟你炫耀他们的权力而已。”

我心想，现在可好了，权力确实回归到人民身上，刚刚发生在车厢里的一幕，不过在展现那种权力罢了。

我说：“那个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人算是出身上层阶级的吗？”

“他的确属于上层阶级。军方永远只会替上层阶级服务。那也是我为什么要管他叫上层阶级分子的原因。”

我们不再争辩。我们之间谁也不想再辩下去。他的反复辩论，听在我耳中，就跟库姆的阿亚图拉施拉吉自说自话一样艰涩。

他不想再玩牌了，他的女朋友就会一种扑克牌游戏。而今，他们就像两个不准玩牌的小孩儿一样。扑克牌散在两人座位中间，还没收起来。女孩儿只是将手上的牌往坐垫上一摊，顺手比了个像在叹气的手势。她原本就已经绷起来的脸，轮廓线条更加僵硬严峻。我想，要是他们两人可以独处，说不定会自在得多，尤其是贝赫扎德，他一定会比现在轻松许多，要是没有我这个旁观者，全程见证他们的一举一动，那该多好。我为他的骄傲自尊焦虑不已。

我说：“那个革命委员会根本无足轻重。不要管他。你不必事事相争，只要不错过最重要的一战就够了。”

这话确实能够安慰人心。他说：“我不是真的这么在意那副扑克牌。我也不会拿着扑克牌小题大做。可是，万一他们注意到书……万一，他们问起我女朋友，她为什么要看这种书……”他就此打住，没把话讲完。

那本她不过翻了几页的小书，还是面朝下地扣在坐垫上。在她刚刚将书扣在座位上时，我就有种感觉，她似乎故意在展现小书黄色封面上的红星与苏联国旗，好像，她存心让往来经过车厢走道的乘客注意到这本小书。

她还是一言不发，然后摆出女性慵懒疲倦的姿态，将扑克牌收了起来。

贝赫扎德又说了：“你知道他们要跟我们过不去了吧，是吧？他们看到我的女朋友……”出于旧式的束缚，他仍旧规避不提她的名字，“没有裹上黑色的头巾。那就是他们一定要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权力的缘故。”

她站了起来，对着通道点点头，然后，她与贝赫扎德就走了出去，争取一点两人独处的时间。而我认为，他们同时也是跟一些守旧人物挑衅，当他们看到在举国皆为阿里哀悼，如此神圣的日子里，竟然有个女孩儿不戴面纱，穿着衬衫长裤，怎么会容忍？

他们两人离开车厢好一段时间。

当他们再回到车厢里时，贝赫扎德说：“送寝具进来的那人，我想，一定是他举报的。他看到我们玩扑克牌，就去通风报信。”

他挚爱着人民。可是在伊朗，现在究竟谁才是人民？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女孩儿说她想睡觉了。贝赫扎德问我，我们三人该如何分配卧铺。我考虑到她的隐私，就建议说，她应该睡在上铺，我可以睡在她的下铺，贝赫扎德可以睡在我对面的下铺，而他上方的上铺应该拉下来，这样女孩子才不会在玻璃上映出身影。

她明白我在讲些什么，而且，几乎马上就开始往梯子上爬。

贝赫扎德说：“可是……”

顺着他的目光，看着她站在梯子最低的一级横杠上，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原来她的左腿有点残疾，我本以为她的左腿过于好动，原来是比右腿短一截，而她的左臀也略略显得萎缩。

她还是坚持爬上梯子。贝赫扎德也没睡到我对面的下铺。他也睡在上铺，靠近他的女朋友。他上床没穿睡衣，身上没有，小行李箱里也没有。总而言之，在伊朗，像他这个样子，还真是胆大惊人。

火车在深夜时分，穿越山脉与沙漠。早上，车窗外又见土墙圈围的水井、灌溉沟渠、青绿树丛跟花园外的泥墙，在精致、富饶的田野间辛勤耕作的农人，村庄处处，这便是德黑兰市区外围一带的景致。一名车长送茶进来，茶水盛在玻璃杯里，示意我们必须以传统波斯方式饮用——先在嘴里含一堆砂糖，再就着茶水吞咽下去。

贝赫扎德一夜睡不安稳，他辗转难眠。就在我们几乎要进入市区之时——破旧不堪的房子后面，竟然装设了空调——我们看到那个革命委员会的人站在过道中间，他个头非常瘦小，孩子气十足，不慌不乱，当他探头看进车厢时，显然对于昨天晚上突兀闯进来毫无印象。

贝赫扎德的女朋友跟我说再见，自始至终，我们同车共处这几个小时以来，她从来没有正眼直视过我。我们下车登上德黑兰车站的站台，我让他们两人走在前面：她瘦小而跛行，他则高大而身手矫健，他对她悉心照顾，同行时，还微微倾向她那一侧。朋友在车站等着她，他们将她带离他的身边。他们都是些热衷革命的年轻人，一群危险分子。对他们而言，就在那一天，他们重新回归的城市，正是一座遭逢灾祸的城市。

周末，德黑兰街头暴动不断，穆斯林与左派分子之间冲突频传，左派遭到重创。

一个星期以前，当贝赫扎德与我一同搭车从库姆回到德黑兰之时，我们曾经在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左派报纸《阿言迪更》遭到政府查禁关闭的新闻。此后一周里，左派支持者不断抗议，骚动规模日益扩大，穆斯林团体遂起而反制。

上个星期五，在德黑兰大学的礼拜活动结束之后——那个时候，贝赫扎德出于自身的革命情怀，见到信徒规模如此庞大，还将礼拜活动当作一个政治集会，而非宗教场合——数百名穆斯林就齐步迈向《阿言迪更》的办公室。该报有三十名印刷工作人员被囚禁在办公大楼内不得进出。现在，革命卫队已经将他们驱逐出来。被革命卫队清扫出门的《阿言迪更》工作人员中，五人受重伤，随即被送到军方医院急救；二十人遭到逮捕。星期天，左派分子在德黑兰大学发动了一场示威，现场爆发严重冲突，棍棒刀刃齐飞，许多人受伤。星期一，正当我们准备从马什哈德搭乘火车回到德黑兰时，穆斯林团体冲进贝赫扎德所属的共产党组织总部，把每个人都轰了出去，扔出所有的文件，没收所有的武器：手榴弹、迫击炮、催泪瓦斯罐、比利时步枪与俄制步枪。

贝赫扎德和他的女朋友回到德黑兰听到的就是这则新闻。我稍后得知，他们是从守在火车站等候这个女孩儿的朋友们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可是，贝赫扎德在前一天晚上遭军方羞辱之后，对我隐瞒了这个消息。送我回到旅馆之后，他对我的责任就此告一段落，随即任由我自己在《德黑兰时报》上寻索相关信息。

片段式的新闻，一成不变的措辞，一成不变的言语，所有细节都留给读者自行想象。不过稍过片刻，在我前往洲际大饭店享用自助午餐时，新闻播报的内容几乎让人不能相信。

一栋带有花园和雕塑的摩天大楼；车灯不停闪烁警示的汽车，挡住一条街道；穿着迷彩服的男子，手里擎着枪；摩天大楼周围的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层沙包，上面还架了一挺机关枪。越过繁忙的车道，从建筑物里被驱散出来的共产党员——那些穿着长裤和开襟衬衫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在都市里打零工的。波斯式的战斗配置，双方人马都在观望等待。熙熙攘攘的人们照常在城市里生活，一如往昔，农民在田里锄草翻土，一旁兵丁将帅则厮杀得暗无天日，战出你死我活，决定谁能统治这块地方。

那天下午，我在菲尔多西街头，也就是兑币商家云集之处，听到警车蜂鸣，接着就是一辆呼啸而去的露天货车，车上载满了持枪的穆斯林，后面还跟着一辆像是警车的车辆。稍后，先前的伊朗国王大道，现在的伊斯兰共和国大道上，警笛再次响起，我又再度看到那群持枪的穆斯林。四下不曾发生任何值得他们下车处理的紧急事件。他们不过是沿着市区街道飞车奔驰，警笛就是他们的战斗号角。他们这样穷忙一场，正如贝赫扎德说的一样，只是为了要炫耀权力罢了。

两天过后，到了我在德黑兰度过的最后一夜，我又跟贝赫扎德短短见了几分钟。他被太阳晒得面色黝黑，他一直跟那些遭到驱逐的共产党员站在一起，站在沙包与机关枪对面的街道上。他面容悲凄，神情却十分平静。他已经经历了他的战斗。我问起他的母亲，她稍早抵达了德黑兰，现在正跟儿子住在一起。可是古老的束缚仍然紧绑着他，他对自己的母亲不过轻描淡写说了几句，对他的女朋友，更是只字不提。

如此情怀，如此勇气。然而，在伊朗不可避免的，是他的革命理念同敌人的理念一样简单，其实说穿了，也不过是敌对理念的一个翻版罢了。两派都有赖于某些真理的开启，以及刻意解读某些历史事件；两派都要求追随者接受绝对的信仰；两派也同样生根滋养于同样的热情：正义、团结、复仇。

我即将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我原本计划搭乘大巴循线旅行，穿过伊朗的南部与东部地区，沿途造访地名优美的古老城镇：伊斯法罕、克尔曼、亚兹德（该城系琐罗亚斯德教重镇，波斯人在前伊斯兰时期，琐罗亚斯德教为其大宗信仰，该教教徒长期遭到流放，他们移民印度的后裔，被印度人称为“帕西人”，意即“波斯人”）、扎黑丹等等。可是，库姆与马什哈德已经让我彻底领教过盛夏炎日之际沙漠之旅的万种风情。我已没了那个雅致，再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碰到革命委员会的人查房。而且我始终等不到能否通过巴基斯坦边界的确定答复。我终于决定搭乘飞机，直飞卡拉奇。

飞往卡拉奇的航班不多。我选的那一班飞机预定在上午七点三十分起飞，而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坚持要旅客于起飞前三个小时办理登机手续。我准时到达，心想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我手上不过提着一只小型的云雀牌行李箱，随即迅速通过一切检查关卡。半个小时过后，东方刚刚破晓，票务柜台前就排了一列长龙，前进得十分缓慢。

就像在伦敦机场飞往伊朗的登机柜台前总是挤满了刚刚周游完欧洲或美国，大肆血拼了一番的伊朗人一样，现在，巴基斯坦的外侨工人也将德黑兰机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刚刚在伊朗采买完毕。他们准备带回家的东西还真不少：盒子、箱子、紧扎着绳子固定的硬纸板箱、棕色的纸箱，上面打印着知名品牌的标识——爱华、雅佳、东芝、松下等等，都是全新的国际商品，与任何一种学习、努力，或是文明无关的商品，纯粹的商品，就是俗世间的一种奖励。

预定于七点三十分起飞的飞机，一直到上午十点都还没起飞。十一点二十五分，飞机终于开始滑行，却又因故停了一个小时，好让伊朗空军驾着美国造的幻影战斗机升空。我本来以为他们只是在例行训练。事实上，他们是奉了霍梅尼的命令起飞，去攻击西部的库尔德叛军。当天稍晚，我在卡拉奇又听到新闻报道说两架幻影战斗机坠毁，听来奇怪，这条新闻尤其令人感觉不舒服：如此精良，富有攻击力的战斗机，训练不足的飞行员置身其中，却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沦为半个被害者。那天早上，遵循真主与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旨意出击的人，是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跟随幻影战斗机，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法官，阿亚图拉哈勒哈利去了库尔德斯坦省。十天前，就在库姆，哈勒哈利还拼命吹嘘，他跟高层如何亲近。他分秒必争，顶着八月酷暑，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地方，行旅间，已经判决处死四十五人。他花了三十五年研习伊斯兰教法，援引伊斯兰律典下笔判决时，绝不犹豫迷惘。当他坐镇某个库尔德城镇时，有个狱中服刑人的家属前来喊冤，抗议服刑人被拔了三颗牙齿，两个眼珠子也被剜掉了，哈勒哈利下令以同样的方式，当场就拔了施虐者三颗门牙。原本义愤填膺的家属顿觉不忍，要求赦免施虐者，让他保住一双眼睛。

这就是伊斯兰式的司法正义，速审速决，直接处罚在人体上，效果令人满意，正好符合单纯信仰的需要。可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这同样也是伊朗人的需要。这项特殊的革命承诺经过模糊与蒙混后，我们读到的大半只是打倒法西斯伊朗国王之类的话。只有伊朗人，以及几个国外学者知道，当霍梅尼还是孩童的时候，当时伊朗还在卡扎尔王朝统治期间，霍梅尼的父亲被一名政府官员杀害，凶手遭到公开绞刑示众。霍梅尼的母亲带着他去目睹行刑过程，事后他的母亲跟他说：“现在，你可以心平气和了。大恶狼已经自食恶果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霍梅尼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大幅广告，彼时他仍然流亡于法国，广告中，霍梅尼呼吁“全世界的基督徒”，似乎在对另外一种同样高度文明的人民提出诉求。同年八月间，霍梅尼在耶路撒冷日（也就是他派出幻影战斗机去轰炸库尔德人的那一天）的说法，就跟先前判若两人了。

他说：“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应该知道，伊斯兰是不可战胜的。伊斯兰将横扫全世界所有国家，百战百胜，伊斯兰与《古兰经》的教谕就要统治全世界了。”

这些话当然不会让《纽约时报》的读者看到。而下面这段话，当然也不能让西方人听到，这是霍梅尼于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发表的演说。（这也是一个绝佳范例，佐证库姆的伊斯兰学究代代相传的中世纪“逻辑与修辞”精髓：几个关键性字眼不断重复，经过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最终完全扭曲。）他说：“民主人士讲到自由的时候，背后都受到一些强权国家的教唆。他们只是想引导我们的年轻人堕落沉沦……假如说，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那么，没错，我们就是反动分子。你们这些不管讲到什么都坚决要求娼妓与自由的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你们将道德堕落当作自由，嫖妓也是自由……那些支持自由的人，要的只是上酒家的自由，找妓女、赌钱、抽鸦片的自由。可是，我们寄望于我们的青年，能够开创一个历史新局。我们不要知识分子。”

这就是他对信徒发出的呼唤，那些贝赫扎德称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民。霍梅尼要的，只是信仰。他知道，伊朗出产的石油，对于那些依赖机械动力的国家而言，价值不可小觑，而他也可以恣意派遣幻影战斗机与坦克去征剿库尔德人。霍梅尼自命为真主旨意的诠释者、信徒的领导人，他体现了所有伊朗人民的困惑，进而将这种困惑吹嘘为一种荣耀：一度在中世纪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掌握了石油与金钱，意识到权力的力量后产生的困惑。他们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外一种新颖的强大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着这种文明。

[1]萨勒曼，先知穆罕默德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首位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

[2]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著名的波斯诗人。

第二部　巴基斯坦：梦里盐山

贡札罗：倘若我在这座小岛上播种造林，大王……

安东尼奥：他只会乱撒些荨麻毒籽。

赛巴斯蒂安：要不就是酸模草，或者锦葵野花。

贡札罗：而且我要是这岛上的王的话，请猜我将做些什么事？

赛巴斯蒂安：使你自己不致喝醉，因为无酒可饮。

贡札罗：倘若一国，由我做主称王，

我必要一反平常，

民生万物皆废枉，

马车行人禁交通，

法制行政为死路，

读书识字枉费工，

穷人富人共贫穷，

各项服务都充公，

契约、继承、国境、地契、

耕耘、酿酒全取消，

稻麦、金属不准用，

酒水油米都不要，

人人不就业，各个懒逍遥；

女人免勤奋，依旧保纯真；

王权也勾销。

赛巴斯蒂安：可他还是要做主称王。

安东尼奥：他那个王朝的尾巴忘了脑袋。

——《暴风雨》

一　取代

阿里的正道已经重返伊朗，伊朗即将分崩离析。旁观者清，局外人自然可以察觉其中关联。可是，信仰坚定的人还是会混淆，将这些剧变定义为互不相关的独立事件，即使已经准备要溜之大吉了，还是可以面不改色地欢庆伊斯兰教的胜利。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巴基斯坦。我们可以将巴基斯坦看作一个分裂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国政独裁专横，富有才能的人民，几近歇斯底里。巴基斯坦在三十余年以前建国，一直被视为印度穆斯林的祖国，世人也因为这个原因将这个国家看作复兴伊斯兰教的先锋，而倍加珍爱它。

《德黑兰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巴基斯坦建国的历史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处处显示宗教的力量与俗世狂热之空洞。世界如何运作纯属科学研究范畴，而社会事务应当如何监督运筹，则为政客关注的焦点，可是整体观之，两者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则是伊朗与巴基斯坦关心的重点。伊斯兰教教义中，政治与宗教是不可分离的。伊朗与巴基斯坦可以携手并进，身体力行，向世人证明，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过去盛极一时的宗教，并非只能照章颁演古老的宗教仪式而已。”

这就是信仰的逻辑。文章作者坦承，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共同缺乏的，就是科学和经营一个二十世纪国家所需要的能力。接着，故作学术专家之态，言词模糊（“整体观之，两者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地说，他还将信仰推崇为逾越一切的成就。要在文章里自圆其说——同时，文中也无意提出世界各地的混乱现状，作为反证（“显示宗教的力量与俗世狂热之空洞”）——作者只提示一小部分，其余留待读者自行探索。

作者提到“巴基斯坦建国的历史”。可是，他却不曾深入这段历史，而且，他也刻意无视这段历史的本质：巴基斯坦于一九四七年正式宣告建国之后，多少人流离失所而引发大规模的居民外移；建国以来，一直缺乏足以代表人民的政府，信仰的国土沉沦为劫掠之地，地方割据猖獗；一九五八年，全国沦于军政府管辖；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分离独立，那是段血流漂杵的历程。该文只字不提巴基斯坦再度落入军政府手中，全国再度戒严；该文只字不提该国唯一经过民选肯定的总理布托先生，于一九七七年遭到军政府贬斥下台，旋即以谋杀罪名遭到逮捕，判以死刑并在监禁十九个月之后以绞刑处死；该文只字不提这次处决，不过执行在四个月之前，震惊了巴基斯坦上下，让人民更加不知所措，更进一步地恶化与分裂了国家。

这段历史的种种，这段期间所有俗世的挫败与痛苦，都因为信仰的逻辑而烟消云散。

伊朗的沙漠绵亘，衔接了巴基斯坦的沙漠。从三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伊朗的荒地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地面呈棕色与黑色，不过色度浅淡，更像是反光，不像是色彩。

俾路支还出产一些天然气，可是巴基斯坦的沙漠却无油可掘。伊朗富产原油而多金，偏偏在巴基斯坦这里，沙漠就只是沙漠。伊朗人口三千五百万，一天光靠原油输出，就可以赚进七千万美元。巴基斯坦人口是伊朗的两倍，每个月却只能凭着出口大米、皮革与棉花，赚进一亿四千万美元。伊朗刚刚在美国联邦法院打赢官司，赢取一纸赔偿判决，得以向美国贝尔国际公司索取三千万美元；巴基斯坦在一年之间，只能在幅员辽阔的信德省道路系统上花上两千万美元。伊朗可以一口气订购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设备——石油将金钱化为流水；此间消息指出，巴基斯坦有意向伊朗商借一笔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

世界逐日缩小再缩小，巴基斯坦当地的新闻中说，一笔总额十四万美元的奖金，即将分发给三十个巴基斯坦体育活动组织。巴基斯坦国土面积大于伊朗，经济上却是个侏儒，而这一点也反映在报纸上的广告栏中。林林总总的广告中，包括了招揽保险、热带服饰、电视机、某种棉花杀虫剂（与英国梅伊与贝克公司合作生产）、水泥、电流稳压器、黄铜制三角铁与敲击杆、某种美容香皂、某种品牌的刮胡刀片等等。

精致繁复的经营格式，不断衰退的经济，有时可以让整个民族都显得在游戏人间一般。卡拉奇数一数二的英语报纸《黎明报》上，刊印了一幅跨双栏、占了四英寸版面的广告，广告主系隶属巴基斯坦国防部下的国防科学与科技组织（总部），广告中巨细靡遗地说明该单位将出售一台电冰箱与四个碗柜（“木制碗柜，门上嵌以玻璃面板，并以铰链铐牢”）。

该报还用八英寸宽的版面，报道政府部门宣布将施行“青年技术发展计划”。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呢？政府将提供两千卢比，即两百美元，给一千所乡村学校购买课桌与手动工具。八英寸宽的版面，就为报道这桩计划？记者要怎样，才写得满这八英寸的版面？就像这样：“本项训练计划将适度调整，以配合各地方社区之迫切需要，并且满足学员之兴趣，借以从本计划中引导出最大利益。政府官员解释道，该项计划将以标准核心观念为基础，包括经过妥善界定的，以社区为导向之技能……”

整个社会经济吃紧、人人叫穷之时，就是祭起生花妙笔，化腐朽为神奇的时候了。农场机械化逐步开展：那就是《黎明报》上抚慰人心的头条标题。接下来的报道如此：“本报于昨日获知，信德省地区农业机械化方案已逐步实施，有关单位已于田野间布置多项机械设施以利发展……”

可是，读到沙特阿拉伯的招工广告，工资每个月两百美元，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报名者无论婚姻状态如何，均将视同单身录用。资方将提供单身空调宿舍，基本上两人一间，附带必需家具、公共炊具及盥洗设施，以上各项福利将以合理的房租费从工资中扣除。”巴基斯坦的经济就靠着诸如这类的境外薪资，以及大米、皮革与棉花出口，才苟延残喘撑下来。

然而，报上还是披露了巴基斯坦自制的“伊斯兰”原子弹。社评版面还有一篇长文，针砭反对这颗自制核弹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巴基斯坦虽然穷，却是一处信仰的国度，上下执迷狂热于信仰。甘地夫人出卖KBG情报，渔利以色列：这可是《黎明报》驻伦敦特派员的一篇报道。甘地夫人还在担任印度总理时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传递一些情报给她，而她转手将这些情报交给当时的以色列外长摩西·达扬，他给了她六百万美元。这条报道来源，出自某个乌干达外交官尚未出版的新书中，而乌干达在伊迪·阿明治下，早就归属为伊斯兰世界了。

不管这项犹太─印度─苏联的秘密交易如何演变，虔诚的巴基斯坦人还是孜孜不倦地准备前往麦加朝圣。泛伊斯兰汽船公司已经筹备了十二趟航行班次，搭载信徒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朝圣港吉达港。（“普通舱来回船票二百八十美元，包括五十七元餐点费用；顶级舱房船票四百二十元，其中包括餐费五十七元。”）身兼巴国总统与戒严法行政官的齐亚将军，还谕令各地省长与联邦政府部长轮番前往港口，为每一班朝圣汽船送行。齐亚将军本人则将静悄悄地搭机前往沙特阿拉伯，花了一天左右的时间，低调地体现他个人的虔信热诚。（而且，将军回国之时，还会带回一笔规模保守的沙特贷款，金额约为一亿美元。）

台面下，就像伊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连发生动荡的国家局势一般，巴基斯坦国内也动荡不止。国内不同人等纷纷起而呼吁实行更为严格的伊斯兰律典，卡拉奇大学校园里还发生枪战，左右派学生端着轻机枪对干。同样的词汇在不同的国家中，都得另行定义。这里所谓的右派分子，是一些反对布托先生的人，并且以伊斯兰教来诋毁他；左派则是一群为他哀悼的人，一心期望将他的政敌拉下马来。

走在伊朗，你会觉得，不管人们如何痛诉伊朗国王倒行逆施，金钱的力量还是无远弗届。钱，以及所有用钱买得到的进口货与工具，造成伊斯兰教势力庞大的幻象。一天七千万不劳而获的美元进账，让这个国家人心沸腾，从而酝酿出革命的意念。而在巴基斯坦，穷困也能营造出相同的效果。贫穷的张力和政治上的困境，同信仰的张力结合在一起。以宗教立国，独立三十二年来，作为印度穆斯林的祖国，巴基斯坦持续处于沸腾动荡之中，而伊斯兰教的议题从不缺席：国政上每每遭逢挫败，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到信仰的主张上。

分离建立印度伊斯兰国家的意念一旦成形，就不会自行消灭。这个理念最先提出于一九三〇年，发起人是一位备受尊崇的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爵士（一八七七至一九三八年），他是在全印穆斯林联盟演讲中提出的。在印度大陆分裂之前，这个组织是最主要的穆斯林政治组织。

伊克巴勒的论点就像这样：伊斯兰不只是个伦理上的理想，还是“某种政体形式”。对一个穆斯林而言，宗教不仅是个人的良知，还是私下从事的活动，这跟基督教与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伊克巴勒认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曾出现过纯粹以基督教立国的政体，而在欧洲，经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后，“耶稣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道德与政体的国家体制取而代之了”。伊斯兰教中，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一个马丁·路德来革命，因为伊斯兰教没有像基督教的那种教堂体系令人反感，让穆斯林反感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正如《古兰经》中所揭示的，穆圣先知本身宗教历程的本质……那是从个人亲身经历中，创造出一种社会秩序。”

接受伊斯兰教，也就是接受某种“法定观念”。这些观念——虽说源自个人接受天启，却不可为理性所蔑视——都具备了“重要的公民意义”。因此，伊斯兰教的宗教理想，正与其创发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环环相扣。排斥其中一端，终将会排斥另一端。所以，穆斯林做梦也无法理解，世人怎能依照民族血统建立不同政体，如果这意味着扬弃伊斯兰的团结教义，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伊克巴勒不过是以非常哲学的方式说明，倘若印度大陆不分裂的话，伊斯兰教于此地的更续就岌岌可危了，这个宗教总有一天也会走上基督教在欧洲的路子：政教分离，大权旁落，荣宠不再。穆斯林倘若坚定自己对伊斯兰教的正信，伊斯兰政体就不可或缺，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此外，伊克巴勒更大力倡言，印度裔穆斯林尤其需要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因为，“或许世上只有印度这样一个国家，群策群力之下，其伊斯兰教发展运作得最为完善”。而伊克巴勒的解决之道也很简单：印度东北部居民大多数为穆斯林，应该分离于印度大陆之外，独立成为一个单一伊斯兰国家。

十七年之后（也是伊克巴勒辞世九年之后），独立之梦终于成真——除了居民多为穆斯林的印度东北部，还加上远在千里之外、居民多数亦为穆斯林的东孟加拉。可是，穆斯林独立建国引发了双方边界上的浩劫屠杀。数百万人惨遭屠戮，几百万人被迫迁徙。而只有在事后，事态才逐渐明朗，原来这个巴基斯坦建国计划，表面上看来合乎逻辑，符合穆斯林的需要，实则隐含着一个极为简单却致命的缺陷。

只有那些感到自身遭受莫大威胁的穆斯林，才会爆发出最为强烈的热情，而这些穆斯林却一直滞留在次大陆上做印度人。他们没有全数移民到巴基斯坦，动身迁移的穆斯林连一半甚至四分之一都没有。成立最久、经验最为丰富的穆斯林政治组织持续扎根在印度，无意迁至巴基斯坦老店新开。印度籍的穆斯林政客，鼓吹巴基斯坦独立的积极人士，只要去了巴基斯坦，一夜之间就会流失选民。他们的诉求与声誉都逐日萎缩，人生不再具有崇高的意义，而巴基斯坦独立后，成为一个令他们感到陌生的国家，他们也不敢在这里冒险选举。政治生涯既然无法在新国度发展；机关与政府依旧延续旧习，大抵遵循英国人留下来的那一套。

巴基斯坦国内开始使用一个特殊字眼“莫哈吉尔”，即外国人，专指从印度迁徙入境的移民。尤其是在信德省，卡拉奇已经变成一个莫哈吉尔城市了，地方憎恶逐渐堆积为分离主义情结。

这个新国家中，只有武装部队兴隆发达。刚开始，外界将军方视为伊斯兰国家的捍卫者、潜在的扩张者。然后，大家逐渐明白，他们是这个国家里唯一稍有组织的团体。他们开始当家做主，国家之中自成一国。武装部队主要盘踞在东北部，夹带着东北地区特有的文化偏见。他们随即逼迫巴基斯坦东翼进一步分离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何其有幸，终于产生了一位全国性的领袖——布托先生。他出生于信德省，也是该国第一位本土领袖，局势看来似乎如此。布托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极权统驭巴基斯坦将近六年。之后，他遭到军方推翻，被处以绞刑，这个早已苦于地方军阀割据的国家再度被撕裂。

祸不单行，劫难相连。孟加拉的穆斯林成立了孟加拉共和国，巴基斯坦西部居民牢牢掌握着巴基斯坦，比哈尔的穆斯林则一无所有。这些人从印度东部的比哈尔移民到巴基斯坦共和国中的孟加拉。可是，他们在语言与文化上都比较接近西部的穆斯林。孟加拉独立之后，新的共和国不要他们，巴基斯坦也无意伸出援手收容他们，他们沦为失落的一群，被他们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美梦遗忘在地狱边缘。

巴基斯坦整个国家不断枯萎，信仰却日异茁壮。任何挫败只会导向加强信仰的旧路子。这个国家建国初衷原本就是为了独立为伊斯兰国家。国家如果一败涂地，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梦本身就有缺点，或是信仰本身有不足之处，问题只会出在人民信心不足、人民辜负了正信而已。接着，就有人登高一呼，提出再度净化信仰的要求。而在追求伊斯兰之绝对价值的过程中——建立一个纯属信徒的社会，人民进退行止完全合乎宗教礼拜的直觉——国民因此无法扩清视野，看不出建国的政治起点为何。他们忘却了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先生的俗世企图，而他（措辞未若伊克巴勒那般富于哲思与文雅）不过想搞一个地方，让穆斯林身边不会挤满了成群的非穆斯林而穷于应付。建国之后，就连伊克巴勒也被抛诸脑后。巴基斯坦开始大言不惭地自夸：独立建国是为了在人间开辟一片净土，巴基斯坦是自先知及其左右追随者的时代以后，第一个真正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国家。

就在我将结束巴基斯坦的行程之前，我遇到一个中年男子，他是国家公仆，也是一名诗人。他将我找来，主要是为了送我一本他写的书。可是，他满心关注的，都是当前国家的形势，而无一丝吟诗作赋的情怀。他满腔怨怒，开口闭口谈的都是巴基斯坦，偏偏又抓不到出气的重点，恼得几乎泪沾双颊。

“我小时候是在印度长大的，”他说，“当我听说，我们终于有了巴基斯坦。我没法跟你形容我心中如何百感交集。巴基斯坦独立建国成功，对我来说就像真主降临一样。”

可是，建国成功之日，不也正是一连串挫败伊始之际吗？倘若当初巴基斯坦建国，只被视为一项政治上的成就，革命尚未成功，尤须日后逐步累积建设，而不被看作信仰上的空前胜利，宣布独立之时就已经功业完备，现下的局势会不会就好得多呢？难道，这不就是伊克巴勒演讲中的大漏洞吗？伊克巴勒在演讲即将结束之时，说道：“过去，我从伊斯兰的历史中学到一个教训，”他接着说，“伊斯兰历史中，每每在面临存亡关头时，总是伊斯兰教挽救了穆斯林，而非穆斯林维系伊斯兰教。”倘若穆斯林略加收敛，坐下来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地寻求救亡振衰之道，眼前的局面会不会就好得多呢？难道这不是人类文明演变的不灭根基：从高唱道德伦常的理想状况，落实到建立社会法制与体系吗？

诗人对我的观点无法苟同。伊斯兰政权自然而然应当从信仰中浮升而出。只要坚定信念，笃信巴基斯坦就是真主，国家就会步上轨道，蒸蒸日上。

那么，又是哪里出了岔子呢？

他说，人性本恶。信徒没有依照正信规范来过日子。

在巴基斯坦，不管你讲什么，归根结底总会回到这样的一句老话。

一个午后，将近黄昏之时，卡拉奇以东一百英里的信德省一座沙尘飞扬的小村庄里，我跟一所经学院里的毛拉晤谈了一会儿。那是一所颇为知名的经学院，可是，由于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原因，这座学校在布托先生执政期间，就一蹶不振任其荒废了。

校舍是由日晒风干的土坯砌成的，颓圮破败，乍看像个村庄建筑，像是一所农舍——此地毫无库姆的恢弘气派，没有角钢书桌，没有现代化的电话，也没有楼面铺就地毯的屋舍。访客招待所不过是一间围着土墙的单人小屋，墙内还有一处庭院，一墙一檐都是用日晒泥坯堆成的，还砌得参差不齐，一切都将回归尘土。客房天花板上，装有一台风扇，房内三张吊床，寝具收卷在一侧，墙壁上凹进一角，搁进三层柜子。除此之外，屋内别无长物，地板上空空如也。潦草装设的窗户，同前后两扇门兀自敞开迎接灰尘。我们就在离印度河不远之处，水面下的暗流透过河床渗流而出，滋养了田野杂树，可是举目所见，一草一木似乎都在顶着尘土生长。

那位毛拉的宿舍要比招待所严密避尘一些，却也同样空空如也。他原本大大咧咧地躺在吊床上，见到我才坐起身来与我谈话。他裹着头巾，满面胡须，垂垂老矣，却还矍铄有神，而且讲话犀利，不求温柔敦厚。当时夕阳西下，房中已经暗暗无光了，一只非常微弱的灯泡将屋内照得更加幽暗，毛拉置身于灰尘与农家摆设之中，却因为宗教热情的鼓舞而异常活跃，其热切有如心怀不共戴天之仇一般：发扬正信的热情随即衍伸变化，其实这种热情也极易操纵演变，担忧伊斯兰教四面是敌的险境，我们必须发动圣战，征讨敌对奸孽的邪念，等等。

他要我谈谈自己以及这趟伊斯兰之旅。我跟他说，我刚刚去过伊朗。

他说：“霍梅尼是个好人，他是穆斯林。”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原本还以为，以他如此自奉正统，言语间又如此凶猛好斗，应该不会认可霍梅尼的什叶派伊斯兰信仰，并斥之为离经叛道。

他说：“霍梅尼下令禁止女人在电视上抛头露面。”

自从伊朗革命之后，那就是他唯一仅知的伊朗现状了。

他说：“我们这里还没出现真正的伊斯兰政府。”

他怎么能这么说呢？巴基斯坦政府已经规定公务员每天定时中断公务，以便进行礼拜。政府也依照《古兰经》经文规范，立法通过鞭行和掷石致死的死刑。现在，有关单位还在探讨，是否应开征一项《古兰经》税，作为布施以筹款赈济贫民。巴基斯坦总统刚刚去过麦加朝圣，这个毛拉还觉得巴基斯坦政府施政有何不足之处吗？

他说：“他们还没废止银行里的利率政策。”先知当年曾经明言高利贷为非法行径。因此，靠着利差运营的银行系统有违伊斯兰教教义。

那么，他心目中理想的银行体系又该是什么样子呢？依他之见，国家财政又该如何经营呢？

他不知道。他从来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是这不干他的事，他一点也不在乎。他说：“只要巴基斯坦人都依照伊斯兰教教义去赚钱，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如此想法令他沾沾自喜——他任教的学院里，逻辑是一定要教的——他放慢语速，再三重复。

他也算得上半个政治人物，在当地还有一些影响力。而在他对政府的诸多批评之中，不消多疑，其中当然也夹带了不少个人或地方的私怨。可是，你也不能说他不诚恳，毕竟，他言行思维率无越矩之处。他的世界已经缩水到现在这幢坐落在颓圮村落的小屋之内。一旦举国上下尊崇正信，即使这栋小屋要倾颓坍倒，他也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离这里几英里远的地方，就着即将消失的日光，农民在一片犁过的田地上放狗出来逗弄一只熊。主人抱着汪汪吠叫的狗儿。颈上系着铁链的黑熊，匍匐在犁开的土地上，四处闻嗅，唾液垂涎。主人将狗放到田野上，一共四只。它们四下跳跃，狠狠咬住黑熊，拼命撕扯，围观群众高声叫好。可是，每个接近熊掌的东西都被摧毁了。黑熊使劲儿自卫，群众再度哗然。此后，只要黑熊就地打滚，每滚上一回，群众就叫好一次。然后，那熊仗着脊骨灵活，在田地上坐正了，又扑通前倾，逐步挤压两只先前被它击退、后来又被它困住的狗儿，它先一屁股坐在一只狗儿身上，再度前扑，挤死另外一只。枉死的狗儿从熊棕黑夹杂的皮毛间探眼望出，眼神骤然间有股空白的温和。被熊坐在屁股下面的狗儿，背脊显然已经断掉。此时，狗主人下场解救另外两只还一息尚存的狗儿，两只狗还牢牢咬着它们已戳进犬齿的熊身不放。

这场熊狗相争维时不过三分钟。这算是一种乡野娱乐，而且，就像他们的信仰一样，同样属于往昔沙漠人家完整而古老的生活。

英国人稍晚才进入信德省，一直到一八四三年，距离方才熊狗大战的不远处才爆发小规模战斗，接着信德就在英方统治下过了大约一百年。信德省原住民建立的城镇位于内陆，栖居在印度河畔。一八四三年，卡拉奇不过是海边的一个渔村。一九四七年，英军撤退之后，卡拉奇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港口，也是新成立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西部的主要城市。当时，卡拉奇人口总计三十万。其中三分之一为印度教徒，或是非穆斯林居民，而他们奉令都得出境，然而，边界另一边还有数以万计的印度裔穆斯林等着入境。而今，建国三十余年之后，经过印度裔穆斯林大举迁入，以及巴基斯坦境内各地不断涌进的人潮，卡拉奇人口已经成长至五六百万之多，谁也不知真正的数字为何。

我曾经在一九六二年粗略地瞥见过卡拉奇，在我印象之中，卡拉奇像走马灯一样幻化不定。当时，我的目的地是印度，我祖上慎终追远的发源处，那也是我第一次回访祖国，行程上当然尽量轻简。我从亚历山大港一路搭乘货船到孟买，沿途曾经停靠在卡拉奇的港口。

卡拉奇码头上竟然看得到非洲人，实在出乎我的意料：经过一八四三年，英属殖民后，奴隶的后裔就恢复自由身了，他们流入市井之间，或长或短地在这里待了下来。码头上停着一辆骆驼拉的车，让我大开眼界，辕架得高高的，沿着斜角搭下来。有一家饭店雇了两个侏儒，穿着白色的制服，头上裹着绿色的头巾，站在门口迎宾。

非洲人、骆驼车、顶戴绿色头巾的侏儒：全不是可信赖的印象，反而比较接近神经质的暗示。我因为初次亲履这块次大陆而焦虑胆战，每每见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残迹（残留在建筑物与各种名称之上），随即产生的困惑不快，精神焦虑，抑郁不乐，再加上燠热潮湿，将我的体能状况逼到某个濒危极端，接着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宁可躲回船上纳凉休息了。

而今，飘浮萦绕的记忆重新对焦，结果竟然毫无差别。卡拉奇码头上的确有非洲人，他们担任码头工人。主干道上虽然机动车辆来往不停，此地确实也还保留着骆驼车。骆驼高高地昂着瘦长的脖子，阔步走在路上。它们不住开合换气的大嘴，以浑圆而裂开的蹄子，利落简洁地踩着步子，每只骆驼看起来都像是凯旋归国一般，就像面带微笑的运动员终将挺胸凑近终点线一样。

街上不光有骆驼，还有驴，我倒把它们忘了个干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娇小的驴。它们同样步履轻快而容易亲近，如此娇小，再加上想象力逗趣，印象中，它们还要再小上一号，个子就跟爱尔兰长毛猎犬一样，性情也如出一辙——几乎如出一辙。这些驴的臀部与后腿被缰绳磨得发黑，像狗的后半身一样瘦，驴腿则纤细瘦长。驴子得以闲在一旁休息时，就静静地站在一旁，两两成双，站在寸草不生的地上。而在它们可爱讨喜地快步疾行一阵子之后，各个面容看起来好像很伤感，倘若友伴解散的话，落单的小驴子看起来就更悲哀了。

而大都会饭店确实也雇用过侏儒门房。他们现在已经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遭遇了什么不测。他们（根据人家对我说的）只是转入室内工作而已。大都会饭店所在的俱乐部路上，人来人往比一九六二年的时候还要熙熙攘攘，两名侏儒也不复当年青春。时间也在大都会饭店留下沧桑的痕迹。它不再是卡拉奇首屈一指的饭店。洲际大饭店已经后来居上了。许多其他新时代的饭店如喜来登、凯悦（即使历经伊朗动荡，还是不遗余力地开发伊斯兰市场），以及假日酒店等，都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耸起。

我一心想看一看这个人口达五百万的都市。可是，出租车服务中心派给我的这个男孩儿，或是说，年轻男人吧，却另有打算。他想带我去见识一下卡拉奇市区外十七英里的乔堪祗塔墓地，我当然有必要严词拒绝了。

这个司机，个头矮小，圆脸，神态任性得近乎匪类。他穿着深蓝灰色外套和宽松的棉质长裤，搭着一件长拖着下摆的衬衫。他给我一种居心十足、意图不轨的印象：像个辍学生，乡气可掬，偏偏沾染着都市的虚荣，只是言谈之间的样子又无可挑剔。

我说：“我想你还是个学生吧。”

他喜欢这一套。他说：“我的故事太悲哀了。因为过去太伤感了，我就不跟你多说。我会带着你游览卡拉奇的。”接着，他叹了一口气。

我们没走多远，他就将车停在英国人建的旧城区里一条美轮美奂的住宅街道上。我们的车对面是一长条住宅围墙，墙垣上还围起一条带刺铁丝。

那司机颓然伏身在方向盘上，像个骤然感到疲倦难堪的人一样，嘴里说道：“这里就是布托先生的房子。”

要是早知道，这里我宁可不来，这栋房子的一家之主，四个月前才刚执行绞刑被处死，他的太太和女儿都还住在这里。可是，正如我已体会到的，要在巴基斯坦避开对于布托先生的追慕与向往，那可不容易，布托漫长的牢灾期间逐步败落的境况，他从容赴死的姿态，处处令巴基斯坦人动容。处决布托一事，早已超脱政治领域。而今已经蜕变得像是一个圣人或是殉教烈士的传奇，而且，还是一段穆斯林的传奇，混杂了虔诚的信仰、义愤，以及复仇的寓意。

司机告诉我，布托下狱暂居在拉合尔之时，他们将他关进一间小牢房里，每天不分晨昏，热辣辣的阳光总是斜射进去。他向他们要一杯开水饮用，结果他们用热水瓶送进滚烫的水，一直要耗到傍晚，开水才凉到可以让他入口的温度。他日子过得节约，每天只吃一餐没发酵过的面包。可是，他每天都要在一同入狱的难友身上花两千卢比，折合两百美元。他自己动手洗衣服，你要知道这人过去可是标准的纨绔子弟啊。而随着他的监禁条件逐步恶化，他吃的食物质量也每况愈下。

当他被移监到拉瓦尔品第的时候——日后，就是在那里被绞刑处死的——狱方得不时更换看守他的狱卒，因为狱卒一跟布托先生熟稔之后，马上就会过于同情他的际遇。可是，后来，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个敢对这个已遭到罢黜的人粗声大气的狱卒。“你分明就再没几个日子好活了，干吗还要看什么《时代》啊《新闻周刊》啊？”他即将赴死之际，全身已经瘦到只剩下八十磅了。当他们过来，要将绞刑受刑人的衣服套在他身上时，他说：“我只穿我自己的衣服就好。假如你们之中有人要把那套绞刑服装套在我身上，就让他试试看吧。”某一则故事中，他是自己走向绞刑台的。当时，他两只手还被铐在一起，他要人帮他解开手铐。他说：“手腕磨得疼啊。”另一则故事里，他是被狱方用担架抬到绞刑台上的。第三个故事则说，他是在牢房里被人暗杀的：狱中一名囚犯，大清早就被摇醒，狱卒要他去清洗一具刚刚绞死的尸体，他匆匆赶到牢房去，看见布托先生已经死去多时，浑身冰冷僵硬，身上的衣服必须撕才脱得下来。这纷纷扰扰的传说，不过是四个月以前的事情。

那司机，不再趴在方向盘上，说道：“我会带你走遍整个卡拉奇的。”

我们开车到海边：防波堤，习习海风，泥质海湾旁映着阳光的平缓海滩。海湾远处矗立的崭新的公寓建筑：经济停滞期间显现的金钱力量，卡拉奇近年来昙花一现的房地产热潮。司机说：“现在流行的是公寓，平房没人盖了。”

沙滩上有几个摊子贩卖玩具与纪念品。我想到民生问题，于是问他：“你过斋月也封斋吗？”

“不。我在生气。你是穆斯林吗？”

“不。”

“他们坏透了。他们撒了太多的谎。他们撒了太多太多的谎。这个故事太悲哀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们沿着海岸线又往前开了一段距离。他指着路尽头一幢高大的建筑要我端详，建筑外墙嵌着大理石。“你猜猜那是什么建筑。你猜猜看，再跟我讲。”

我说：“那不是一家大饭店吗？”

“那是一家赌场，布托先生执政期间盖的。”

建筑物显然尚未完工。旁边建的一个小一些的混凝土框架也停工了。

“那是员工宿舍，也是布托先生执政时期盖的。现在已经没有赌场了。不能赌钱，不能赌马。这个政府真是烂透了。他们‘什么事情’都要反对。”

我们又开到另一个住宅区：宽阔的广场、花园、高楣宽敞的混凝土住宅。“有钱人都住在这里。外国人、阿拉伯人。有些巴基斯坦人也住在这里。那栋房子是阿布扎比酋长的房子。”那是栋大房子，占地多，周围都围起高墙保护。“房子里有五百个用人。一整年下来，这个房子只会用上一个月。阿布扎比酋长一年才到巴基斯坦待上一个月打鸟。那种鸟，巴基斯坦太多了。现在，我再带你看我家的房子。”

“你也住在这里？”

“我会带你去看我家的房子的。我跟你说过，我的故事太悲惨了。”

开过几条街以后——这里的住宅占地面积就小多了——我们停在一栋房子前面。我们被隔在围墙外面，只能看到上层的楼房。司机按了按喇叭，无人应答。他要我稍候一下，自己从驾驶座上下车，拉开嗓门吼起来。他一手推开大门，一幢装饰过度的混凝土房子随即映入眼帘，这房子其实没有看起来虚张声势得那么高大。没有人从屋子里出来应答。不过，房子围墙外，对面街上一栋深处在绿意盎然的花园里的楼房，有个用人探头出来。那个用人跟司机两人熟稔地用乌尔都语聊了起来。

司机回到车里，信口说道：“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通通被带走了，通通都走了。”

“谁把他们带走的？”

“政府啊。还会有谁？我父亲过去是跟旧政府的。”

真的吗？布托先生当政期间，有一项令人诟病的罪状就是摧毁了巴基斯坦的社会平衡，引进了一群下层流氓无赖，任他们作威作福。难道，这位司机的父亲也曾经跟着布托鸡犬升天过？这栋房子虽然也坐落在高价地段，房屋本身不显眼，建筑物现况当然不若当年恢弘气派，尤其是在房主看来。司机对这栋房子知之甚详，也认识对街人家的用人。他的父亲碰到了什么遭遇？司机说，现在照顾老母、两个姐妹和一个弟弟的重担，通通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了。他只得辍学，改行开车。这出租车也不是他的。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一个月给他三百五十卢比，就这样。

然而，跟我讲过他的伤心往事，又跟我证明了他昔日阔绰富裕的家当之后，他脸上不再显得那么不快。他带我去参观一座现代化的清真寺，寺院上方顶着一尊巨大的混凝土圆形屋顶（“一根柱子也没有。”他炫耀地说明）。清真寺旁边还有座塔楼，形状像是教堂的尖塔。他带着我参观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先生的圣地，然后，他又跟我讲了个与这位领袖有关的悲惨故事（又是一段令人神伤的故事）：巴基斯坦刚刚成立不到三个月，国父即逝世。司机说，假使真纳先生还活着，今天巴基斯坦的形势就不会这么不堪了。

故事叫人情绪低落，圣地却让人印象良深。司机非常中意。他喜欢卡拉奇市内新派高大的建筑，喜欢现代的风格。他跟我说，巴基斯坦的建筑师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阿拉伯人总是巴望着聘请他们过去，替他们盖清真寺。

“我们是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穆斯林最爱真主。我爱真主。”

“可是，先前你还对我说，你有些生气。”

“生气，没错。可是，真主就是真主。真主跟人不一样。现在，我要带你看看真正的巴基斯坦。”

我们随着繁忙的车流，开进卡拉奇的旧商业区。轻便摩托车呼啸而去。阵阵废气在燠热的空中带起一抹灰棕色泽。

我说：“你父亲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佯装听不懂我的问题。

“他是个公务员吗？”

“我跟你说过，他是跟旧政府一伙的。”

他把这种情况讲得跟一份正职一样。可是，他言尽于此，不愿再多说，而我始终无法探知，究竟他父亲也曾经从政，抑或只是在因缘际会之间随布托先生平步青云，享受过一阵子荣华富贵。

他将车停在一个香水专卖店前面，买了一瓶香水和散沫花染剂送妹妹，以祝贺斋月结束的节庆。散沫花染剂是用来染女孩子手掌的，是为了庆祝节庆的礼物——这也是这个长子善尽家庭责任的一面，虽说，他也被姐妹与母亲宠爱到任性的程度。他告诉我，这是卡拉奇市内唯一可以买到这些奢侈品的店铺。他在店里盘桓了好久，似乎跟店员、老板都熟。

街上穿着信德地区工作日传统服装的非洲人，让街景平添几许天方夜谭的气氛，街道建筑风格奢华奇丽，洋溢着“东方”色彩。其实，街道两旁不过是结构简单的混凝土建筑集合而成的卡拉奇的市集，“看看真正的巴基斯坦”，可是，市集楼面都装饰得令人目眩神迷：铁栏杆围起的露台、撒拉逊式的拱门、科林斯或多利斯式的梁柱、哥特式或仿哥特式的窗户等等。所有可能出现在英国统治末期的建筑风格，全都一股脑儿地涌到这里，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仿佛走进一年一度的各式建筑庆典，绝无遗珠之憾。没多久，我就发现这条街上的哥特式窗框乍看是挺令人迷惑的，不知其灵感源自何处。原来不远之处，就在卡拉奇商业区中段，矗立着一座英方兴建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纪念馆，名叫“弥尔卫德塔”。这座塔盖来做什么用呢？

司机说：“塔就是塔，就像巴黎那座塔一样。”

然后，他带我到码头附近由官方经营的接待中心，让我看看那些准备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旅客。接待中心里整齐清洁得可比军营；耄耋高龄的老人来来回回地走在清扫得一尘不染的长廊上，让我联想起舞台上人工布景前衣着装扮光鲜体面的各个角色。这些老人来自巴基斯坦各个省份，各自穿戴着家乡特有的传统服饰：旁遮普、俾路支（头巾样式与前者略为有别）、信德（头上戴着扁平小帽），还有来自阿富汗的帕坦人。他们脸上的表情率皆平静而满足。就这些人而言，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又是谁在当家做主，天堂终于伸手可及了。

司机又说：“要不是咱们俩看起来都像是巴基斯坦人，我们本来是不准进去的。假若你是美国人，我就不会带你过来参观了。”

如同这些朝圣者一样，我的司机也从热情转为平静。在我们参访过清真寺、真纳先生令人难忘的白色墓室和朝圣接待中心之后，他的宗教情怀爬升到完全相反的曲线高峰。一开始他还心中有怨，表现得像个无动于衷的人，现在，他又恢复成一个地道的穆斯林，充满热忱而无忧无虑。

但，他的悲惨故事还是挥之不去，我心中也不无疑问。可是，实情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稍后，我也相信他的故事大致不假。我相信，他的父亲曾在布托先生执政时期快速荣升过，晋升到可以在某个阿拉伯酋长别墅旁边置产，跟皇亲国戚当邻居，可是，随着布托先生下野，他所有家当也都付诸流水，自己也身陷囹圄，或者流放远方：好一出贫农崛起的戏码，布托先生的悲惨历程中稍微穿插一些变化，伊斯兰政治中一段插曲，实际上，楼起楼垮中唯一的教训（也是永恒的慰藉）就在于掌握信仰。

“现在，我要带你看看真正的巴基斯坦。”这话四两拨千斤地回避了历史上许多难堪的场面。一九四七年以前，此地并无所谓的巴基斯坦，只有隶属印度治下的信德省与一座英国人建设的城市卡拉奇。殖民地的过去依旧残存在建筑物和地名之上：俱乐部路、荒凉山庄[1]、克里夫顿、麦克尼尔路、日德兰路、雅各布路、阿比西尼亚路、克莱顿公寓、纳皮尔[2]兵营、军人市集等等。地方名称中，还可以找到纯粹的印度痕迹：泰米尔人区、蓝斯瓦密、达达玻伊努若吉路。莫提拉尔·尼赫鲁已经从某路段名称中被除名了，可是附近还是保留了一座“甘地花园”。

就在一个下午，我从洲际大饭店沿着一条两英里长的路，信步走过一块红树林沼泽地，走到齐纳溪与纳皮尔堤防桥，出人意料地，就在溪畔，紧挨着桥边，新的码头建筑工程之间，我竟然在一堵墙上看到一块纪念横匾，上面还写了几个印度教的名字。

这堵墙建于一九四三年——巴基斯坦建国前四年，横在一处印度浸浴河坛石阶之前，出资兴建的则是印度教慈善浸浴河坛协会。墙壁两侧挖空，装有两扇木门，门上依旧保留了旧日的说明指示：“此门专为印度教妇女入口”“此门专为印度教男士入口”。一扇门上雕了用两只后腿立起的大象纹章，另一扇门上则雕了几头祥瑞的天鹅。

浸浴河阶至今犹在。站在纳皮尔堤防桥上就隐约可以窥见（虽说妇女浴场四周还是用混凝土墙给围了起来）：河阶较低处已经被港湾油腻的废水染黑了。比较高的台阶上，还摆着几把石椅。面向水波和齐纳溪对面的红树林的墙壁上，被人漆上明亮的绿色；莫卧儿帝国风格的圆形屋顶上还栖着几只鸽子。纳皮尔堤防桥桥体上，还有一块石头，记载着此桥完工于一八六四年，一旁还镌上当年英籍工程师的大名。

一个年纪在十二岁上下的男孩儿到桥上来跟我说话。他已经在一旁观察我一阵子了。他对着远处肮脏的浸浴河坛点点头说：“穆斯林不能去那里。印度教徒可以去。波斯人、英国人都可以，可是穆斯林不准去。”对他而言，这道禁令是浸浴河坛上最重要的一环。他是个印度教徒，过去信德印度教徒滞留在巴基斯坦的后裔，可是，他对这段历史毫无芥蒂。（大约一个星期后，我还会在饭店里一场穆斯林婚礼的婚宴上见到他。）

这一处河浴场地不巧阻挡了新码头的建设。后来，我还遇到了出面干预施工单位、反对拆迁这所浴场的人。他说，这处河浴早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浸浴河坛了。那里只剩下两个维护清洁的员工，他们也早已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有人曾经提议，在浴场的圆形屋顶上加装霓虹灯以招徕顾客，增加收入，从而提供浴场维护的费用。可是出面拯救这所浴场的人认为，还是让这个地方维持原状为好，继续任凭港口污染的河水不断淘洗，自生自灭。

印度教徒几乎都已经消失了。可是，那也是陈年往事了。印度教徒离去之后，还发生过更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卡拉奇涌进数百万移民，已经彻底变成一个巴基斯坦都市，不再只是信德省的重要都市。信德省容纳了大批来自印度的穆斯林，而信德当地人于巴基斯坦境内所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并不能抹去信德人心中的委屈，他们自觉家乡遭人入侵，有如再度遭到殖民统治，他们的语言与土地都饱受威胁。而今，为了反制信德人甚嚣尘上的分离呼声，当局已经开始商议，将卡拉奇从信德省分离出来，规划为联邦直辖。

建立穆斯林故乡的美梦成真，却也留下许多离奇的后果。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这个国家竟然被一些人当成真主之地，视为带给虔诚的信徒最为完整的俗世回报，巴基斯坦主要不是靠农产品外销利润动作，也不依赖国内二流或次级工业的生产所得，这个国家主要还是靠着输出国民维生。报纸上的广告标题美言为“人力输出”。

将巴基斯坦建为纯粹的伊斯兰政权的理念，从未落实过，从来不曾蜕变为任何一个政治或经济组织。从海岸到喜马拉雅山麓，南北一千英里幅员的国土，巴基斯坦经济主要还是靠着小额汇款撑起来的。卡拉奇的建筑收益，一部分也是靠着巴基斯坦海外劳务所得维系。“巴劳”遍布全球，合法或不合法的都大有人在。他们不仅越境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如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区各国、利比亚，还远赴加拿大与美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

这门生意倒是经过缜密的安排。就像会计师研究税法一样，巴基斯坦的人力输出专家也对全球各地的移民法规痛下功夫，针对各国不同限制，巧妙派遣移民大军分头并进：观光签证的时效可以延长（大部分欧洲国家）；亲属可以随同或申请入境（英国）；学生签证可以转换成一般签证（美国与加拿大如此规定）；政治庇护只要申请就可以核准（奥地利与西柏林）；在北极圈（芬兰），巴基斯坦人入境不需签证。每一班飞离巴基斯坦的飞机都挤得满满的。面对如此庞大的出境人潮，卡拉奇机场早经妥善规划。有些人可以顺利抵达彼国，有人则难以入境而原机遣返。《黎明报》上的一则新闻报道，德国人枪击四名巴基斯坦人：非法入境。特稿发自土耳其——居民外移路线上的一个据点，然而，这则致残的枪击（巴基斯坦男子一腿中弹）与官方捕获一群非法巴劳移民的新闻，却被报方挡了下来，延迟见报。

巴基斯坦移民一出国门，随即投入民权组织的慈善救济网中。不管飞机将他们载到哪里，他们落地之后，随即寻求该国的法律保护。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准确无误地说出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别，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他们高声讨伐种族歧视的罪恶，一力强调人皆一家、兄友亲爱的精神。他们诉诸异国文明倡导的理想，却在祖国扬弃嫌恶西方国家的美德。

可是，在虔诚的信徒看来，其中并无任何矛盾。家乡就是家乡，祖国跟外国不一样，外人的普世价值观点，说得再舌灿莲花，也都是徒然。伊斯兰政体，超然于俗世之外，历经不断净化与不懈捍卫。诚如《德黑兰时报》述及这一波伊斯兰风潮之时有言：“伊朗与巴基斯坦，经过改革与精进，以切合现代人全诚服膺神圣的《古兰经》与逊奈[3]，这两个国家廓清了国政目标，虔诚携手合作，必能向全世界证明，伊斯兰教确实为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

[1]此处指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荒凉山庄》。

[2]纳皮尔（Sir Charles James Napier，1782－1853），1843－1847年任信德总督。

[3]逊奈（Sunnah），即“圣行”，指穆罕默德创教过程中种种行为，及其所默认的弟子的行为，日后成为伊斯兰教对这种行为的专称。

二　卡拉奇幻影

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里享有高度的声誉。外界将该国奉为二十世纪的伊斯兰先锋，还持续地报道巴基斯坦一系列遵行伊斯兰教教义的“实验”。报道中指出，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初步尝试施行伊斯兰律法，开征《古兰经》上明确规范的布施税，终有一日，这项税收将足以支持全国的伊斯兰福利制度。此外，巴基斯坦还将开办不抽利息的银行体系。

我想深入了解这种种实验的内涵与进展。不过，等我在卡拉奇待上几天以后，我就明确体会到，光靠自己摸索恐怕皮毛都沾不到，我一定得找人协助引导。《德黑兰时报》上说过，巴基斯坦现在已经出现一家奉行伊斯兰教教义的银行，“于伟大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学者，毛拉毛杜迪支持下成立”。可是，我在卡拉奇触目所见，只见到哈比银行的绿色招牌。卡拉奇市中心的哈比银行总行是一座混凝土高塔，风格直追纽约市摩天大楼的壮观气派，而且，哈比银行刚刚在欧洲又开了一家分行。该行还在报纸上刊登分行开张的庆贺广告，自称分行得以成立，“全凭安拉赐福”。可是，哈比可不是一家“实验”银行。

我需要协助，于是，我就去拜访巴基斯坦政府新闻局官员迪恩先生，与他促膝长谈。他的办公室深藏在一座混凝土仓库里，这座仓库位于一处看起来老旧的英军兵营之中。

走过一条宽敞的中央回廊，推开一道类似酒馆专用的旋转门，就到了迪恩先生的办公室。我们脚下的棉质地毯破损不堪，红白相间的图案几经日晒和灰尘侵渍而严重褪色。办公室墙上涂着赤赭色的水性涂料，涂料一片片地剥落，猛然现露墙上的石灰。门窗的木工极为粗拙，窗框上还加装菱形图案的铁窗以兹保护。有人正好骑着摩托车从窗外疾驰而过，留下一阵淡蓝色的废气云雾，噪音响起，足以撕裂耳膜。墙顶挖了两个小窗，意在排出室内热气。天花板上一个吊扇的扇叶费力地回转着。吊扇下是一套政府配给的陈旧沙发，我一坐下去才发现，沙发已经有点摇晃不稳。想来这个政府也是小本经营，勉强度日啊。

迪恩先生觉得我的询问委实有趣。他对我相当礼遇，之前他还派了一辆公务面包车——他管那辆车叫“四个轮子的玩意儿”——到饭店接我。可是，他业务繁忙。那天早上，他主要的心思都搁在即将前往麦加朝圣的朝圣者身上——这档子事，经政府谕令，其重要性不可轻忽——此时，他正一一检视前天才在码头上拍的官方摄影照片。显然，其中几张照片的效果令迪恩先生不甚满意。而现在，伊斯兰法庭、伊斯兰银行、伊斯兰实验？看起来，他也是理不清头绪。

难道说，我看错报纸了？

迪恩先生说道：“大家的确会谈到这样的事情。”他流露出疲惫的公务员脸上常见的倦怠神情。“可是成天嚷着这些议题的人，只会动嘴，巴望着别人动手。”

巴基斯坦国内确实有个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每个月都定期召开十天的研讨议程，不过他们开会地点在伊斯兰堡，那是首都，远在北部。局限在卡拉奇一地，迪恩先生不知该怎么帮我。他已经是坐五望六的人了。他穿着一条灰色长裤，一件白衬衫，身后墙上挂着的条纹领带，换个国家的话，还可能是某个俱乐部的制式领带。

迪恩先生的同事舍万尼先生走了进来。他个头比较高大，肌肉比迪恩先生松弛，面皮光滑，身上穿着一件短袖运动衫。迪恩先生向他解释我所为何来之后，舍万尼先生就猛盯着我端详。他用乌尔都语跟迪恩先生说道：“可是，他看起来好像库塔布啊。我刚进你办公室的时候，心里还在纳闷‘这不是库塔布吗？’”迪恩先生经他点了这么一下，又好奇地凑近我瞅着，再满怀伤感地说，是啊，他看起来还真像库塔布。他们告诉我，库塔布是个巴基斯坦画家。

舍万尼先生说了：“你多大了？”

我说：“今年四十七岁。”

“我四十八了。我还比你健康呢。不，你否认不了的。你两眼无神。你那双眼睛像一对老头儿的眼睛，显示你维生素不足啊。”

迪恩先生说：“他想看看落实伊斯兰教教义的具体行动。”

我想，迪恩先生措辞十分高明。

舍万尼先生应声答道：“那他就该去读《古兰经》。你可以看马尔马杜克·皮克塔尔的译本，那是最好的英文译本。”

迪恩先生说：“皮克塔尔恐怕是诠释多于翻译吧。”

舍万尼先生进一步强调道：“你应该了解《古兰经》里的哲学。”

我则紧紧抓住迪恩先生高明的言语。说：“我想看看落实伊斯兰教教义的具体行动。”

舍万尼先生又说了，许多人自称是穆斯林，其实，真正的穆斯林寥寥可数。伊斯兰教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规范，正因为如此，对许多人就难如登天了。我提到伊朗，舍万尼先生随即以父兄般的慈爱语气宽宏大量地说道，伊朗的什叶派信仰已经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

有个男子带着几张照片进入办公室。迪恩先生觑了个便，退出谈话，一张张地查看那些照片，未几勃然大怒，语气强烈地数落那个送照片进来的人。

舍万尼先生丝毫不受办公桌另一端的斥责喧闹影响，窗外呼啸而去的摩托车声他也听若无闻。他问我个人有没有信仰。我说没有，而且意外地发现，他对我反而更加欣然相待。他说，没有信仰意味着我心无偏见，这一点对于研究伊斯兰教很重要，你可不能先戴上有色眼镜。

送照片的男人转身离开，迪恩先生也跟着他出去。

舍万尼先生说：“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我现在就先替你预告，你的伊斯兰教调查大功告成之日，也就是你成为穆斯林的一天。”

迪恩先生回到办公室，舍万尼先生对他说道：“我刚刚跟他说：他会改宗伊斯兰教，也会成为一个穆斯林的。”

迪恩先生对着我微笑，英俊的脸庞仍然难掩对于公事的焦虑。接着，他就跟舍万尼先生商讨，该怎么协助我深入理解行动中的伊斯兰。我连续听他们提到“意识形态委员会”好几次。我深感歉意，觉得自己给他们两位添麻烦了，拿着与公务无关的事情来浪费他们的时间。可是迪恩先生说：“你的事情有别于平常本地记者跟我们要求的协助。”就这样，他们两人继续商讨下去。他们该如何跟一个旅客显现伊斯兰教的真义呢？

他们决定了，朝圣。明天早上，另外一船朝圣者就要启航前往吉达港。他们部门里的同仁奉命前去采访，我可以跟着他们去。舍万尼先生认为这真是个再好不过的办法了：除非我真的亲眼一睹这些朝圣者，跟他们亲自交谈过，我永远也无法了解他们信仰的深度。还有清真寺，他们又商定了另外一个主意。当天晚上，我就该上卡拉奇的清真寺参观一趟。舍万尼先生说，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时机了，因为就在今夜，公元六一〇年斋月的这一天晚上，先知首度于梦中接获天启。今天晚上做的礼拜，胜过平日夜里一千次礼拜。斋月在伊朗的什叶派信仰中，是个追悼默哀的月份，未获认定为先知继任人的什叶派英雄前仆后继，壮烈殉教，草木也为之含悲。对巴基斯坦的逊尼派穆斯林而言，斋月就没那么悲情了，这是个接获天启的月份，也是奠定这个宗教的月份。

行程就这样定了下来，今晚先由舍万尼先生带着我去清真寺走一遭，明早再到码头，面见麦加朝圣团的朝圣者。

舍万尼先生跟我说：“我要跟你讲个故事。听着，从前有个英国领主，他有两个儿子。刚开始，他们就跟你一样。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来此一游，就顺便了解了伊斯兰教。于是，他们就动身旅行。他们先去印度的阿杰梅尔，拜访那里有名的穆斯林的陵寝，然后，他们又跟着一个穆斯林教师研习。那个老师恰好有两个女儿。英国领主的两个儿子就皈依伊斯兰教，还分别跟老师那两个女儿结婚。将来你成为穆斯林的时候，你就会记得这个故事了。”

英国领主，双喜临门，亲上加亲，阿拉伯亲王一个月用上五百个用人侍候：在卡拉奇——骆驼、侏儒及非洲人已经司空见惯了——天方夜谭出现得还真快。

迪恩先生又用公务车将我送回饭店。迪恩先生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分裂独立后不久，他全家也从德里移民到这里。过去，他不论是出于公务，还是私人旅行，都有许多机会可以回德里去看看。可是，基于某些他不愿多加详述的理由，他宁可避而不归。他已经远离印度了，过去就当作过去吧，旧伤何必再挖开撒盐呢。

到了晚上，舍万尼先生带着新闻局里一位新进同事过来接我，我们坐着公务车，同往卡拉奇几座清真寺走访。新进同事沉默寡言；舍万尼先生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说着，我倒觉得，这是他自己拿来打发漫长的夜间礼拜的方式：逛遍一座又一座的清真寺，其间还可以恣意侃谈宗教信仰，开导一旁主动来静坐聆听的听众。

清真寺里灯火通明，人山人海。装饰性的荧光灯管闪烁着蓝白交替的光芒；墙上悬挂着的一串串彩色灯泡，像是一张张闪耀发光的地毯一样。寺里此起彼落地用阿拉伯语吟诵着《古兰经》经文，不换气也不停顿。某些毛拉趁机炫耀他们如何熟悉经文，他们可以如此快速地朗诵经文，他们一口气可以诵读多久。吟诵之后，再用乌尔都语加以解释。每到一座清真寺，舍万尼先生就像蜜蜂采蜜一样，总要跪下礼拜一番，只要机会允许，他也会加入聚会信徒中，跟着施礼如仪。

我有种感觉，比较富裕地区的清真寺里头，信徒不会聚在一起，他们各自独立礼拜。走到比较贫穷的地区，清真寺里就洋溢着团结的气氛。在一个低收入地区的清真寺里，毛拉吟咏着经文，寺方散发糖果甜点，成群孩童蜂拥而上，挤向那个负责分发糖果的人，那人双腿似乎已经不听使唤了，双臂高举着糖果箱子，任凭大批孩童拥簇着他，许多双小腿齐力奋进，一路拥着他，仿佛蚂蚁雄兵倾巢而出，驱使着外人看不见的轮子，架着一只死蟑螂推着走。这样混乱的插曲，并不影响这个场合的庄严隆重。同时，这个场合也是团体性的，小孩儿和糖果都是礼拜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为每个人的救赎所系，先知的行谊也融入信仰之中。此外，伊斯兰教借着不计其数的公共活动场合，维系并整合了团体。团结、信仰与戒律：三者合一，构成伊斯兰教的主旨，这是舍万尼先生跟我说的，而且，过一阵子我才知道，原来这话是他转借自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先生的名言。然而，如此热络的团体意识之下，还是隐藏着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忧虑：对于来世忧心忡忡的焦虑。这层焦虑非常重要，人人都无法避免，也是将信仰的各个层面紧紧锁定的关键因子：信徒无法释怀的是，大限之日一到，面临最后的审判之时，究竟会上刀山下油锅，还是荣享天宠？舍万尼先生说，由于他毕生虔诚实践教义，他早已窥见他的来世了。真正虔诚的信徒都有这种“天眼”，可以看得比一般人远。

一个晚上下来，舍万尼先生的欢快言行逐渐冷却，再也提不起解说的兴致。他匍匐参与礼拜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就像抱怨时间就要来不及的人一样，他抓紧时间将我送回饭店，自己匆匆离去。这是天启之夜，这一夜的礼拜活动何其重要，舍万尼先生打算竟夜礼拜，一直到翌晨禁食开始为止。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随时都有些特殊的行程与要务待办，一举一动都得遵循特殊规定，整天活在信仰的狂热之中，随时牢记这种信仰异于其他宗教的特色所在。

可是，地球不曾停止转动，世界照常运作不断进展。那天晚上另外一则天启又酝酿出来，早上就展现在我们眼前，官方报纸《晨间报》上的头条新闻：揭发任凭巴基斯坦为外力操纵的阴谋——贝娜齐尔意图争取美援，发动政变——致穆尔塔扎信函复印件曝光。

报纸上动用了六栏版面篇幅披露的，不过是布托先生的女儿贝娜齐尔，写给她旅居伦敦的弟弟穆尔塔扎的几封家书。这些信件都是从那个出租车司机指给我看的大房子里寄出的。其中一封写在布托先生被绞刑处死后九天，另外一封则写在行刑前四天。这些信件充其量不过是家书往返而已，曝光在公共媒体上，其实是一种侵权行为。信中内容不过是姐姐建议弟弟：如何着手提出诉讼或是施压，以营救他们的父亲。考虑当时的情境，其实至为合理。据报道，《晨间报》应负的举证责任在于贝娜齐尔·布托为了答谢美国人出面营救她的父亲，甘愿放弃并终止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晨间报》将这几封手写信件的复印件刊在报端作为证据，偏偏影印效果模糊难辨，编辑部又未曾提供缮写誊本对照。而且说穿了，这则见报消息根本就是诬赖。

这正是奉行信仰的生活的另一面。这种信仰的规定多如牛毛。可是，政治上却毫无限制。信仰对于政治活动毫无规范，因为信仰只是面向信徒，对政客而言，伊斯兰教就是目标，就是工具，就是豁免于一切刑责的护身符。

舍万尼先生一定是受够我了，或是另有繁忙公务缠身。第二天早上，当我到达迪恩先生办公室之时，我才发现，新闻局派了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带我去码头观看即将启程前往麦加朝圣的朝圣者。

这位工作人员是位年轻女性，裹着绿色的纱丽。她非常苗条，瘦得几乎可以用纤细形容，而她的英语也十分标准流利。不寻常的是，她竟然还在卡拉奇大学修了个新闻学学位。毕业后，她通过了巴基斯坦公务员考试，接着又接受了八个月的在职培训。当初，她并未选择进入新闻局服务，她是被相关单位分派到这个部门的，而这份工作也令她深感挫折。待在新闻局里，她只能做些人家交代她做的事情，对于这样一位拥有新闻学学位、有志于正规创作的女青年来讲，真是大材小用了。

这些话，她都在迪恩先生的办公室里开诚布公地向我说明过，说来，她也不是为了博取我或是迪恩先生的任何好感。她就跟她纤细的肢体所显示的一样不快乐和紧张。尽管，联邦政府的铁饭碗在巴基斯坦非同小可，我还是很纳闷，她干吗还继续窝在这里呢？我问她，她丈夫在哪里高就。她说，她们一家都是公务员或军人，而她先生过去也在军中任职。过去？是的，她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死在一次直升机坠毁的意外中。”

现在，她夫家还会给她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她需要钱，才会一直守着这份差事，而且，孩子的教育尤其花钱。她在家里已经开始给孩子双语教育了，英语和乌尔都语，因为你到了外国——她指的是沙特阿拉伯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不会说英语是找不到工作的。

哦，原来，她现在就已经开始训练她的孩子，准备离开巴基斯坦，移民到其他国家去了吗？

她说：“我不得不啊。我们在巴基斯坦是少数弱势。我们不是穆斯林。”

她身上裹着纱丽。难道说，这代表着她是个印度教教徒，或者波斯人？

我还没来得及发问，她已经先说了：“我们也是信服先知的。可是，三年以前，政府宣告我们是非穆斯林。我们算是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

“不过，他们为什么要宣告你们为非穆斯林呢？他们是受了什么压力吗？”

“这你就得去问贝娜齐尔·布托了。她就会跟你交代，她父亲为什么要把我们排除在穆斯林之外。以前，他对我们还很友善，没想到他一翻脸就做出这种事情来。”

她说，这个教派是由一个名唤艾哈迈德的人奠基发展的，他在上一个世纪出生于印度北部。一九〇六年的时候，（她搞错了年份，其实，艾哈迈德出生于一八九〇年。不过，我也是过了好几个星期才知道的。）他综合分析出现在他眼前的许多迹象之后，突然领悟到，他就是Mahdi，也就是真主应许的救世主。他是个信仰虔诚的人，怎敢妄自僭越？于是，他费尽功夫驳斥这样的妄想，可是到头来，神迹天启还是不容怀疑。有些穆斯林笃信，不到世界末日，救世主不会现身。可是，另外一派对于先知的诠释则以为，每当伊斯兰教堕落变质，救世主就会重返人间，而一九〇六年间，伊斯兰教确实已经堕坏沉沦了。

我说：“所以说，你们就跟伊朗的巴哈伊信徒差不多啰？他们同样相信，隐匿的伊玛目，或是某个诸如此类的人物也曾经在十九世纪现身过。”

可是，她从来没听说过巴哈伊这个教派。

她本身是后天改宗艾哈迈迪耶教派的。而她也跟我说，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之间，也有分歧。有些人——就拿她自己来说吧——信服救世主的继任人，其他同宗信徒则不以为然。

可是，身为一个穆斯林，她的心态又经过何种变化，转而接受救世主的概念呢？穆斯林恨透了这种邪念。穆斯林坚信穆罕默德就是最终的先知。一个印度人自称救世主，如此惑众妖言近乎完全推翻穆罕默德止于一尊的定论，也近乎于连根动摇穆圣先知的不朽地位。作为一个穆斯林，刚接触到这种异端的时候，她一定也觉得惊骇莫名。只是，她又是怎么应对这个信仰上的大跳跃呢？

哦，她说了，因为她父母亲的信仰并不一致。她双亲之中，一方为什叶派信徒，另一方则是正统的逊尼派。可以这么说，她从小耳濡目染，对于异教信念具有高度的包容力。然后，她又嫁给一个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因此，她有必要改宗，加入艾哈迈迪耶教派。接着，她就全面接触到这种“异端邪说”，夫家盯着她从深入理解到欣然接受。她的丈夫不厌其烦地跟她解说、教谕。如今，她就像个虔信多年的艾哈迈迪耶派信徒一样，每当她提到救世主艾哈迈德，她的语音就略为颤抖：这么好的人，这样虔诚的人，受到救世主重责大任的驱策，怎么样也不能否定真主赐给他的众多神迹。

这种异端——这也只有穆斯林才会奋力反驳了——现在已经完全掌控了她的生活，甚至还有可能迫使她离开穆斯林的祖国。在这间政府办公室里，墙上水泥油漆片片剥落，沙发腿摇晃不稳。面对这样一位身着绿色纱丽的女子，拥有卡拉奇大学的新闻学学位，在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里担任公职，这已经相当耐人寻味了。可是，就在卡拉奇的表象之下，就在这些表面上容易理解的浮光掠影之下，潜藏着坚定的信仰，而信仰的狂热，往往以许多不同的面貌呈现，每一次正面遭逢到如此热切的信仰，几乎总是让我感受到某种走马灯一般连续变化的幻影特质。

幻影不断变化。我走出办公室，站在中央回廊上等候穿着绿色纱丽的女子。我心里咀嚼着自己刚刚听来的故事，笃定地以为，再过一会儿，我就会跟着她一块儿去朝圣码头，因此，当我被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男人领着往前走的时候，自己也没留意到底他要带我去哪儿，也不知道我已经跟她分开了，错过了约定一同搭乘公务车的时间，浑然不知这个男人把我带到另外一个部门的另外一间办公室里，最后，才发现自己走到一间封闭的大办公室里，其装潢要比迪恩先生的办公室气派多了。办公室里有个较为年长的男人，隔着案牍堆积纷乱的桌面，面对着另外两三个男人。他们安排我在办公室一角坐下，顶着一台空调的送风口，我坐进一组沙发中的单个沙发上，塑料皮面的沙发当然强过迪恩先生的棉布沙发。

这间是艾哈迈德的办公室（不是那个我稍早才听说的艾哈迈德，那个早已不在人世的预言家）。他的办公桌旁边摆着一个落地柜子，桌上五台电话机，连艾哈迈德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台电话响了起来。然后，经过几度官僚间的交涉往返，其中详情我实在无法参透，他们竟然将我转手交给这间办公室的艾哈迈德处理。迪恩先生与舍万尼先生，两个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这样静悄悄地将我移交给艾哈迈德——裹着绿色纱丽的艾哈迈迪耶教派的女子，也就跟着他们走了，再也不见踪影。

结果，我最后是跟着两个艾哈迈德办公室里的男同事，一同前往码头。可是，他们两人的英语都不灵光，而且，他们宁可自顾自地用乌尔都语交谈，也懒得搭理我。到了码头上，他们马上全神贯注于部门公务，朝圣者的送行活动具有如此高度的官方性质（俾路支省省长也即将莅临），两人因而战战兢兢，不敢松懈。我只能在一旁全程参观，听不懂任何话，仿佛从远处观望一样：白色的朝圣大船原来是英国制的，陈旧脏乱，船身上没刷上白漆的地方污秽得让人不愿多看；船舱里是挤得满满的卧铺与包袱，霎时之间，老翁与老妪看起来就像是难民和移民者，有人状似忏悔，有人又像是满心期待；甲板上已经积起一堆堆的垃圾了；上层狭窄的甲板上，几个老人在一旁兀自盥洗净身，准备早课，根本无视大惊小怪的官员在一旁吹胡子瞪眼睛的，你虔诚？我比你更虔诚。礼拜活动在伊斯兰教中，总是一种正确而令人安心的肢体行为。

俾路支省的省长拉兴穆丁将军终于到了。埠头上，穿着苏格兰呢制服的风笛队吹奏出尖锐的音符，走在前面，为将军开道：巴基斯坦全盘接受英国军方的风格，适当地衬托出高阶武官的威严，而大将军戴着尖顶军帽，脸上架着一副深黑墨镜，军服上星光耀眼，腋下还挟着一柄令牌，凌驾在前往麦加的朝圣人潮之上。他所代表的朝圣行程，年代比伊斯兰教还要悠远，源自于古老的阿拉伯部落崇拜，再经由先知融入伊斯兰教的实务中：层层相加的历史就在这里一片片地展现。

港务官员上台演说，扩音器将他的话语带到船舱的每一个角落，船下的埠头也历历可闻，埠头上搭起一个帐篷，风笛手与随同将军出巡的士兵，全都在里面集合，帐篷外，一小群工人也聚在一旁。将军的演讲稍微长了一点。服膺总统谕令而举办的官方朝圣送行仪式，至此礼成（两天以后，《黎明报》上根据官方发布的新闻稿，整整写了九英寸宽的报道版面）。艾哈迈德先生的手下将我送回他阴暗而冷气十足的办公室。

此后，我再也没见到过迪恩先生与舍万尼先生，也无缘再见那位身着绿色纱丽的女子，或是寡妇。她的故事让我极为迷惑。可是，政府已经将她的艾哈迈迪耶教派视为非法组织，许多人也为之憎恶侧目。而我直到即将离开巴基斯坦之前，才有机会再深入了解他们一些。

艾哈迈德接手打理我的参访事宜。那天早上，他对我的兴趣，可以说是纯属公务要求——当时，巴基斯坦还在全国戒严状态下，大家对外国人都倍加提防，还有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更需要保密防范。不过，我一回到他的办公室，他的态度就全然改变了。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面对着他的部属，仔细地端详着我，我就这样通过了他的审核。

先前，说不定他已经接获报告，说有个国外访客前来探询相关伊斯兰机构的问题。故事听来奇怪，可是，当他确认了我的求知热忱之后，他就转变得相当热切。这也不足为怪。再过几年，艾哈迈德就六十岁了，他是个幡然悔悟的穆斯林。他自己说，年轻的时候，他日子过得颇为放荡，征酒逐色。他一直到年长，才虔心于宗教，此后，即充满对宗教的痴迷。他深深敬畏着自己的信仰。他不光是想讨论他坚毅的信心，就像舍万尼先生一样，他还要找个见证，找个代表另外一边的证人，代表他扬弃的那一边的人来替他见证。

他身材魁梧，挺拔而富于活力，即使不复年轻，却还是潇洒迷人，黝黑的肤色，鹰钩鼻，嘴巴下唇弧线饱满。他是信德人，而且，他还自称（或许过于浪漫了吧）属于先于雅利安移民的信德原住民，他的祖先营建了伟大的远古城市，诸如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创造了印度河谷文明，直到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才被雅利安人后来居上，侵略征服。他说，巴基斯坦大多数民众，表现得好像只有在巴基斯坦建国元年即一九四七年之后，这个世界才正式开展。然而，他的信德先祖让他多了另外一种世界观。

而他对历史的情感，还是不能与他对伊斯兰教的珍爱相提并论。伊斯兰教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重要宗教，最年轻，因此也进化得最完备。他并不谴责过去的宗教，他只是将这些宗教视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不同进程。只要你将这些根据天启所创的宗教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导出相同的结论。他说，就拿摩西来说吧，全是戒律，太过严苛了。耶稣则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艾哈迈德说：“在像我们这样一个还有非洲人和黑人的世界里，这种情怀是行不通的。一个原始的土著给你一巴掌，你还把另外一边脸凑过去，只会让那个粗人火上加油。”伊斯兰教高妙的地方，就在于调和，兼有戒律和悲悯的优点。我若要见识伊斯兰教最上乘的学问，或是了解这个宗教饱含的慈悲，就该深入信德省内地，参拜几个古老的圣地，他可以替我安排行程。他特别强调，那里有个地方，跟一个伊斯兰圣人与神秘事件有关，他格外期望我能前去一访。我可以借机参观一个共同生活的信徒团体，其中不乏专业人士，他们捐弃了俗世凡尘，到沙漠里为贫民服务。

就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艾哈迈德如连珠炮一般，一口气兴奋地倾诉衷肠，扼要地说明他的信仰，他的态度，以及他替我安排的计划。他开车送我回到洲际大饭店，我们又在停车场上尽兴相谈，一直到日落时分。最后，他以我从未料及的温柔，将他的食指按在我的额头中央。他说：“就在这里。假如你是个生意人的话，你就会得高血压。可是，你是知识分子，你关心的是真理，所以，真理就会到你这里，进到你的眼睛里。你的眼睛一定要多多休息保养。你要多看一些绿色的东西。”

又是我的眼睛！第二天早上，我的眼镜镜片脱落，在饭店房间的瓷砖地板上摔碎。结果，艾哈迈德一大早就得先带我上眼科医院去验光，配眼镜。

我们的友谊建立得突然，可是我却觉得十分踏实；而随着友谊的发展，我更加倚重艾哈迈德的帮助。我之于伊斯兰机构与经验的探寻持续进行着，如此探寻将我带到艾哈迈德的跟前。而在接触过其他人诠释的伊斯兰教教义之后，我又回过头来跟艾哈迈德先生请教，毕竟，他是我在巴基斯坦唯一遇到的理性之人。

有人向我推荐摩尔札先生，称他为全巴基斯坦最为杰出的人士之一，其灵性与智慧堪称全国深邃奥妙之最，只要我向他请教，他一定能够回答我所有关于巴基斯坦国家体制伊斯兰化的问题。可是，向我介绍摩尔札先生的人——甚至连这次会面都是他安排的——是摩尔札先生的远亲。于是，当我好不容易在这位伟人冷气十足的办公室里与他相见时，感觉就像他基于家族情谊对我施以小惠一样，而当我终于轮到聆听他高言训诲之时，又恍如置身祈祷会一般。

摩尔札先生办公室里藏书甚众，有许多褪了色的英语政治书籍，出版于三四十年代，显示他曾经在英国求学一段时日。两个神情专注的年轻人坐在摩尔札先生办公桌前，上身前倾，双眼圆睁，炯炯有神，而摩尔札先生轻声细语地说话，他正在跟这两位“年轻的同事”交换一些意见。原先，我还真的以为，这两个年轻人不过是他的同事而已，稍后我才知道，如此谦辞正是摩尔札先生在公开场合展示的谦恭之言。那两人就跟我一样，也是经人介绍前来汲取一些智者之言的。

事实上，意见根本无从交换：摩尔札先生一个劲儿地以低沉、严稳的嗓音，不歇不竭地絮絮叨叨着：我们正处在撒旦猖狂的时期；世人无意于追寻真理；大学教授也不在乎真理；我们现在接触到无限量的信息，可是，信息泛滥同缺乏信息同样糟糕；谁也无法预知未来；我们周遭充斥着“无法评估”的东西；托尔斯泰看待历史的观点是对的。难道说，摩尔札先生是巴基斯坦上下唯一还关心历史的人吗？这一切要将巴基斯坦带往何处？这是将所有人带到撒旦恶质面前的时代，所有人都会领悟到重返伊斯兰正信之迫切。

年轻人起身告辞，喜悦得双眼发直，而摩尔札先生更加彬彬有礼，跟他们告别的语气温和得像是感恩祈祷一样。接着，就轮到我接受他开导启发了。可是，摩尔札先生不跟我谈托尔斯泰，他跟我提到的是个默默无名的阿拉伯人。“公元十世纪时，有个阿拉伯学者，他或许是阿巴斯王朝最伟大的哲学学者，他去世于公元一〇一一年，因此，他的著作完成于公元十世纪与十一世纪相交时期，后人多半将他视为十世纪而非十一世纪的学者——他说，先知和一般人不一样。”

可是，我来见摩尔札先生不是为了聆听这些老生常谈的。我来拜访是为了请教伊斯兰教教义应当如何施行在国家体制、政府政策与法律规定上面的。

摩尔札先生说：“你先听我把话讲完。”他最受不了被听众打断话题。接着，他又唠唠叨叨地继续说下去：真主借着先知传谕，宣达真主旨意，终有一日，天下将会太平，海清河晏之日，就是世人无需先知开导之日，伊斯兰教就是出于如此理念而问世的。

这又告诉了我们什么？也就是说，巴基斯坦的法律制度与政府机构，尚未符合真主规范。尽管摩尔札先生德高望重，坐拥书城，他的思维却无法超越这一点。他的教育背景只是他虚荣自矜的一部分。可是，他的言谈不过就像个哲思至为单纯的毛拉。事实上，摩尔札先生自奉为极端纯净的伊斯兰教化推行者，个人却暗藏着政治企图。赶走布托先生，压制布托先生的追随者，伊斯兰化的军政府上台之后，摩尔札先生有望加官晋爵。

我说我得走了。摩尔札先生十分不舍，他还有很多话要开导我。他问我要不要搭他的车回去，我接受了。就在我们等着他的车开来时，他又试图重组自己一个人的专访独角戏。他说：“我想，你心里一定很纳闷，我为什么没待在清真寺里，反而跑出来做生意呢？”

“我没那么想。”

“可是你不久就会明白的，伊斯兰教教义里面，生活和信仰是不可分离的。伊斯兰教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规范。”

他拿出礼拜用的念珠，开始噼啪噼啪地拨弹，同时嘴里喃喃祝祷。我从他的左耳看过去，又从他的右耳看过去。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他拨弄着念珠，接着他说：“真主令我目眩神迷。”我从他的左肩看出去，再从他的右肩远望后方。噼啪噼啪，他拨弹着念珠。我就这样任他在嘴里喃喃念诵，一直等到车来。

报纸编辑萨拉丁先生与摩尔札先生差不多，同样也主张采取强硬路线施行伊斯兰教教义。可是他没有摩尔札先生的神秘与知识上的癖性，我反而欣赏他的坦率直言。

巴基斯坦全国识字率不过百分之十五，新闻报纸的发行量十分有限。英语报纸《黎明报》（根据与该报对峙的《晨间报》同仁相告）发行量只有三万份。《晨间报》于布托先生执政期间，发行量一度下跌到四千份，而今逐步回升，才即将突破一万份。萨拉丁先生负责编辑一份发行量约为三万五千份的乌尔都语报纸，他讲起话来的分量当然就有力多了。派来接待我的编辑部助理跟我说到，萨拉丁先生在布托先生当权期间，曾经坐了三个月的牢。助理说，萨拉丁先生是个有原则的人。

萨拉丁先生的办公室位于卡拉奇市中央一栋五层楼混凝土建筑中，建筑物外观看来还算新颖。从市集街道上拐个弯，转进一条残破而凹凸不平的泥土路，黑肤小童在街上踢着足球戏耍，一个贫民不知为何在烈日下兀自倒卧在一台自制的箱型手推车上。楼房前的庭院地上碎石散布，崎岖不平，电梯门就直接堵着庭院。一脚直接踏进电梯，感觉委实古怪，甚至还有些超现实之感。

好在这电梯还管用。一路直上顶楼，顶楼阳台像是一般接待室的戏仿（像是延伸至楼外街景的现代都市戏仿），阳台上三把藤椅竟然都没了底。办公室里架起几面半人高的隔墙，隔出几间办公小隔间，隔间一间连着一间。编辑小房间两边的门都开向办公室，其中一个房间里，几个誊写员正在奋笔疾书，将各版新闻写在透明纸上，以便稍后送厂印刷。苍蝇嗡嗡地盘桓在小窗玻璃上，墙上挂着一幅真纳先生的铅笔素描画像。

萨拉丁先生个头矮小，只有四十出头。脸上一把黑桃形状的小胡子，胡须灰白交杂，一张严肃的嘴巴，还有一对炯然有神的黑亮眼睛。我试着揣想他入狱监禁之时又是何等样态，我估计牢狱也无法浇熄他的怒火。萨拉丁先生出生于印度，十二岁才移民到巴基斯坦。

他说，其实穆斯林在印度也可以自由礼拜，巴基斯坦建国不光是为了宗教礼拜的自由。巴基斯坦建国的主旨在于成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全国施政统一奉行伊斯兰教教义。这是什么意思？古往今来，真的有伊斯兰国家出现过吗？他说：“在先知与前四位哈里发之时，这个国家存在过三十二年。”

所以说，又来了，他所倡导也是同一回事——这些人不但梦想着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先知的创发先迹，同时还随时惦念着先人如何劝导穆斯林遵循真主意志的统治：历史与神学的融合，汇成一股合金，打造出信仰牢不可破的外壳。过去那段纯净年代还会重返尘世，穆斯林将重新活在那样纯净的氛围中。他们一言一行只要切实地循规蹈矩就好了。而规矩早就明白地摆在一边儿，规矩就详细地刊载在圣书与传统中。伊斯兰教多如牛毛的规矩传承，并不是因为真主的缘故，萨拉丁先生如是说，而是为了保全信徒。没有顺服遵从，何来自由，遵守规矩，才能享受自由。

然而，在他位于卡拉奇的办公室里，随时都有人进进出出，过来跟他商洽报纸编辑的公务，有人还带着大捆的卢比进来，而隔壁办公室里的长条桌子上，誊写员据案疾书，制备版面，下一步就可以上机拼版印刷了。这就是萨拉丁先生的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及其特殊的自由。他曾经在布托先生掌权期间下狱，我感觉，他已经准备再度入狱。

他给了我几本小册子让我带走。这些小书样式陈旧：我猜想，初版应该在当年巴基斯坦还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伊斯兰教一贫如洗，政治上更是毫无置喙余地之时，穆斯林的宣教机构初次印行流通的宣传册子，当时，他们需要尽可能地争取欧洲人的同情与支持。

《古兰经与现代科学》由一名法国人所撰，文中揭示先知生前就已经预料到许多现代欧洲人的发明点子了。《伊斯兰教——开启与终结的宗教》（《伊斯兰教之魅力》与《伊斯兰教，我们之选择》两书的综合简要版）一书则言之凿凿地演证，世上其他所有宗教，于其圣书经文之中，都预测了穆罕默德即将降临人间。此外，我还拿到了一篇拿破仑对伊斯兰教的礼赞，以及他对于伊斯兰教的向往：“我们仅能期盼，来日不远，我们将联合各国贤明智慧人士，遵循《古兰经》律法制定一套完整划一的体制，《古兰经》荟萃真理，一部经书即足以引领全人类永享幸福。”

拿破仑后面还跟着一系列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政治家与外交官”的颂词，这些人各有头衔，来头都不小，他们的名声显然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响亮的，听在家乡同胞耳中，可就没那么想当然的如雷贯耳了。例如，这位哈吉阿尔勋爵，黑德利·阿尔法鲁克（一八五五年－？），是“贵族、作家与政治家”，尝服役军中，亦为工程师，同时也是《索尔兹伯里期刊》的编辑；阿卜杜拉·阿奇柏德·汉密尔顿爵士（一八七六年－？），“政治家与从男爵”，也同样曾在军中服役（“官拜皇家军团陆军中尉”）；贾拉勒丁·劳德·布伦顿爵士（生卒年不详），“政治家与从男爵”，毕生志业不详（“英国从男爵及享有广泛声誉的公众人物”）。在他们之后，小册子又攀附了一位英国学者哈龙·穆斯塔法·莱昂教授，艺术硕士、哲学博士、法学博士，“一位真诚可靠的地质学家”与“能力极高的语言学家”，在波托马克大学（美国）取得艺术硕士学位，并于一八八二年为《曼岛检查报》撰写《人类语言之语源研究》系列文章时，接受伊斯兰教。

这组白种人穆斯林成员阵容中，唯一的美国人是穆罕默德·亚历山大·拉塞尔·韦伯，“外交官、作家与记者”，《圣约瑟夫报》《密苏里共和报》编辑，出生于一八四六年，去世于一九六一年，享寿一百一十五岁。像一个“哥伦比亚，哈得孙河流域”出生的马克·吐温式人物，此人拒斥“正宗长老教会传教士的碎言碎语，抑或较为正式的说法，瞎诌胡说”，改宗伊斯兰教，并于其漫漫无涯的长寿年岁中，致力于伊斯兰的宣教工作。

我通过萨拉丁先生的引荐认识了哈立德·伊沙克。哈立德·伊沙克是卡拉奇市里少数几位领袖群伦的律师之一。他的诉讼事业如此成功，使他得以花上大量时间投身公众事务之中。他同时也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成员，该组织每个月于首都召开十天议程，研拟出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行事方式。他也是某个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该会成立宗旨在于视察——我觉得有些力不从心——遏阻贪污腐败。

他也是从印度迁来的移民。个子高挑，身材孔武有力，年纪刚过五十。他言语间不脱一般律师习性，流露出缓慢而乏味的幽默感，眼神透露出诡诈，以及对于小道传闻轶事的钟爱。如此态度反而跟他对于信仰的热情搭配得颇为合宜。我隐约感觉，伊斯兰教对他而言，不只是个人信念，在这个印度次大陆上的穆斯林哈立德·伊沙克眼中，伊斯兰教即使在巴基斯坦也无法真正立足生根，伊斯兰教是他的文明与文化，也是他心目中对自己的定义，作为一个人与律师，这是他必须奋力服务与保护的。

萨拉丁先生曾经跟我说，哈立德·伊沙克藏书册数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且，他每个月还要花上两万卢比，折合两千美元，以购买书籍。即使萨拉丁先生事先提醒过我，我真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

我们的车开进他的院子里时，我说，他的房子真大。而他以其律师特有的精准方式说，是的，房子不小，却还是不够大。他说的是真话，房子的确不够大。书籍填满了一间又一间的房间，一层层的书柜，书柜前还有书柜。一个个相连的书架，书架前面还立着书橱。一个宽敞的大房间里，专室收藏装订成册的《古兰经》经文批注，真像是庞大的阿拉伯书藏。“而且啊，”哈立德·伊沙克补充说明，“这里除了经文注释，还收有注释的注释。”他什么都买齐了。

然而，他内心信仰之虔诚，真能及得上收藏狂热之万一吗？他也挺有幽默感的，我心想，我应该可以问他这个问题吧。他说：“我不会说自己内心非常虔诚的。但过去三十三年来，我从来不曾错过任何一次礼拜。”就是说自从一九四六年，巴基斯坦建国前一年，而他话中所指的是一日五次的礼拜。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其实不过是在藏书房中清出一片空地，宽敞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一端搁着几把椅子，像是刚刚开完董事会议一样。我们对坐在吊扇之下；风扇旋转发出沉闷单调的声音，掩盖住街道上摩托车与出租车往来呼啸的噪音。

他简单解释自己对于伊斯兰教的热情。“我们的人民，感情上是相当排斥西方的。物质上，有些东西，我们或许还得依赖西方供应。我们的人民或许会出国去改善生活。可是，不管他们在国外待的时间有多久，他们总是想回国，就算是回国来死在家乡也好。”而就是出于如此厌斥外在世界的情结，哈立德·伊沙克在心中酝酿出某种需要，巴基斯坦需要建立特殊的伊斯兰教化的机构，这类机构不是为了因应西方人的需要，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机构，而是为满足人民情感所需的机构。

外人倘若要了解那些情绪上的需要，就得先理解伊斯兰教教义中的人人平等原则。“这里的用人虽然要端茶、送点心给我们。那只是他的工作。可是他也知道，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就可以跟弟兄一样热络，平起平坐。”而那就是清真寺的功能，每逢星期五，每个人，不论出身背景与状况，都齐聚一堂静听毛拉讲道，人为制定的法律假如有违反《古兰经》经文教谕之处，就不值得遵守。

所以说，这项伊斯兰教的创举还真惊人：这也是经过精心规划的改革突破，其唯一凭恃的指导原则唯有《古兰经》。改革之后的国家机器，仍将于现代世界中运作，这样的巴基斯坦政府，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创新产物。这将是一种新的创举。巴基斯坦人真的有这种本事吗？巴基斯坦国内真的有如此智慧的生活存在吗？哈立德·伊沙克坦白说道，没多少智慧，书籍昂贵，电视节目一开始播放，巴基斯坦社会少得可怜的智慧生活就终结了。

意识形态委员会到目前为止，究竟完成了哪些议程呢？没多少，哈立德·伊沙克似乎意有所指。他们还在试图解决银行利息的问题。他们也曾经向政府提议，要求政府规定每个人都穿同样的服饰，开同样款式的汽车。可是，这个议题没有得到多少响应。

哈立德·伊沙克还说，困难还是存在着。首先，主张伊斯兰化的人之中，还有些“现代派”人士。这些人多半年事已高，或是为了一些私人的理由，才放弃俗世的生活，转而虔诚信教。他们不过读了几本跟伊斯兰教有关的书，就以为自己一通百通，什么都懂了，其实，他们懂得太少了。这些人实际上只是搞神秘主义，对于国家机构一无所知。（我心想，我自己是不是听出他在批判摩尔札先生呢？）此外，还有毛拉。巴基斯坦军事政府打算全面伊斯兰教化之后，就跟毛拉取经参谋去了。

“那些毛拉其实根本什么也不懂。他们只会全盘信任‘那个好人’或是‘某几个好人’。我跟这些人谈过话，我真的认为他们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着边际，他们连我们需要伊斯兰教化的机构都没有半点概念。他们根本就听不懂我们在讨论些什么。”

听了这些之后，我私下忖度，巴基斯坦就没有什么值得我探看的伊斯兰体验了，迪恩先生一开始说的话，还真讲对了：伊斯兰体验，就是一些大家整天动嘴嚷嚷、等着别人动手开始的事情。巴基斯坦国内确实有着伟大的伊斯兰教创举，可是，仅仅存在于理想之中，表达了高度虔诚的信仰，也体现出生活在伊斯兰国家里的穆斯林高度的政治不安全感。

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当他在一九三〇年呼吁印度的穆斯林分离国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时，曾经提到伊斯兰政权或者某种社会秩序，都应该是“以伊斯兰教的团结大义为基础”自然而然地跃升，脱颖而出。诸如此类的政体确实也存在于巴基斯坦。可是，现在大家提及的伊斯兰国家，却远比伊克巴勒提倡的伊斯兰政权抽象。这个伊斯兰国家不能光凭政府机关立法公告宣传而已。这样的国家需要凭着想象力架构，而信仰在架构过程中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时刻，信仰只能针对情绪上的需要提供几个否定与禁止的答复：禁止饮酒、禁止女性抛头露面、禁止银行支付与抽取利息。然而不多久，巴基斯坦国内又将额外颁布其他几条禁令：禁止政党活动、禁止民意议会、禁止妖言惑众、禁止法庭审判。因此，现存的机构与体制纷纷被宣判为不合伊斯兰教教义，即刻限令解散或是停止运作。此时倡导信仰，只是因为，此刻只有信仰还是完整的。而在这样真空状态之下，只有军方才能统治。

哈立德·伊沙克开车送我回到洲际大饭店。车开到俱乐部路上时，他调头转到卡拉奇赛马场里，那是殖民时期英国人建的俱乐部。

天色已晚，灯火昏暗，四下寂静。桥牌室里只有几个老人。可是，室外环绕着整栋建筑物的宽敞阳台，铺设着老旧、暗沉、起伏不平的木砖地板，却空无一人。英国人建设了卡拉奇这个都市，以及这座赛马场。此时此刻，这家俱乐部，仍然感觉像是他们的。可是，他们的梦想，他们建立大帝国的梦想，却已经转化为另外一个样子。

艾哈迈德先生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也依约下楼到洲际大饭店的大厅等他。当我在沙发上坐下，一个先前我根本没注意到的年轻人即刻从原来的座位上起身，迅速地朝我这边走来，重重地挨着我身边坐下，他的动作迅速、粗暴，跟我又坐得这么近，我还真被他吓了一跳。

他身上穿着巴基斯坦长衫，宽松的棉质长裤。他身形矮胖，一张圆脸就跟那个开车载着我走遍卡拉奇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他的英语生硬，口音浓重而难以辨识。“自助餐厅”，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吗？

“自助餐厅，”他低声地问道，“自助餐厅在哪里？”

我打手势，跟他指了指饭店的咖啡厅方向。可是，他意不在此。他说：“这里还有些什么？楼上有没有餐厅？”

“都是房间。”

“房间。只有房间？你住在这里吗？”

“只住几天。”

“只有房间？哦？游泳池呢？游泳池在哪里？你知道游泳池在哪里吗？”

“游泳池已经停止营业了。”

“停止营业了。伊斯兰政府把游泳池关了。”

大厅里忙碌异常。国外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洲际大饭店的主要客源，来来往往。一个年轻的德国女生走了过来，臀部丰满，金发全梳在一侧，扎成一条马尾辫子，吸引了这个年轻人的目光。

他说：“女人真是真主赐给男人的礼物。你说是不是？”

“没错。你经常到这里来吗？”

“不，我是第一次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刚进这饭店大厅，不过二十五分钟而已。他是跟着一个朋友一块儿来的，那个穿着棕色乡村外套、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的男人，年纪看起来比较大，身材也比较瘦。

我身边的年轻人跟我说：“我们来这里是来看人的。”

他说他是个学生。我问他学些什么。他又改口说，其实他是个看店的，他家里的人都希望他学医，当医生，好赚钱。他今年二十四岁，老家在苏库尔，据他说，卡拉奇往西北方向走上四百英里（其实没那么远）就到苏库尔了。他跟他兄长一同南下卡拉奇，“来做点小生意。”他的生意已经弄完了，他觉得有些乏味。而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的朋友，也是苏库尔来的，他在卡拉奇比较有经验，就提议说两人可以一块儿上洲际大饭店来“看人”。

值此斋月，他们两人一整天下来还是持续封斋，没有破戒（洲际大饭店咖啡厅门前有张告示，每日封斋期间，本厅恕不招待穆斯林），他的朋友看起来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的双眼半睁半闭，时不时地顿首打盹。我说：“你的朋友都快要睡着了。”我以为这个年轻人会跟我回答：“我的朋友瞎了，看不见。”情况看起来确实也是这样。可是这年轻人只是说：“我的朋友不会讲英语。”

而他这个朋友今天看人的运气竟然这么好。一群法国人，一男两女，走出电梯。那个男人，其实是三人之中真正长相颇好的，身材修长，一身白色衣装，紧身运动衫的毛巾式织纹，对称着平滑的斜纹长裤。男人站在一旁，两名友伴中的一个女人就坐在苏库尔乡下来的发困男子身边。

他猛然惊醒，尽管睡眼惺忪，还是扭着身子，一点点地挨过去，一直到他能碰到她才打住。他深谙在洲际大饭店里看人的奥妙旨趣。他知道，外国人跟他们恬不知耻的女人，那些非穆斯林，可以轻蔑对待。女人从提袋里抽出几张彩色照片端详。苏库尔来的乡下人也凑过去，倾靠着女人的肩头，跟着看人家的照片。可是，照片或许没他想象中精彩，于是睡意又席卷上身。他两眼发直，茫然地凝视前方，疲乏过度，无心也无力仔细品味进出电梯的人流。

我将艾哈迈德先生介绍给这两人认识，真是个错误判断，不智之举。艾哈迈德先生是巴基斯坦人，不是外来的观光客，苏库尔人的举动令他十分不快。我们上了他的车以后，他说，那两个出生于苏库尔的人（起先，他跟他们郑重其事地打招呼，以为那两人是我的朋友）都是粗野的乡下人。那种人会专门跑到洲际大饭店来看脸上没蒙面纱的女人，看穿着比基尼的女人。有些有钱的巴基斯坦人也会到这里来，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会跟饭店租个房间，正对着游泳池，由上往下看个过瘾。而巴勒斯坦人，也是穆斯林，同样助长了这股歪风。有些巴勒斯坦人（听起来像是靠着政府津贴过日子的游击队员，只是艾哈迈德并未肯定）会带着欧洲女人来到卡拉奇，这些女人就穿着比基尼在洲际大饭店游泳池附近厮混。话就是这么传开来的。

艾哈迈德对那两个出生于苏库尔的乡下人一点好感也没有。就是这些人，这些竟然还懂得上洲际大饭店来看人的农民，竟然如此大胆，沉着应对门房狐疑的眼光，自以为天下事他们无所不知。日后会变成共产党的就是这种人。政治在巴基斯坦就是这么简单。

艾哈迈德说：“现在这个世界真是乱七八糟，每个人都方寸大乱。许多人的生活都已经失去平衡了。”

我将他的批评视为哈立德·伊沙克所说的，巴基斯坦人在情绪上对西方世界的排斥。这种排斥当中，有多少成分是自欺欺人的呢？有谁又能真心去排斥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文明，他们高度依赖的文明呢？

艾哈迈德心里也摇摆不定。他说他自己其实不喜欢出国。每次出国，他总是“精神紧张”，总是受到“时间因素”的困扰。当他身在国外，待在一个大都市里面，他总是受到要求准时的事情的支配。这种要求使得他精神负担沉重，折磨着他，害得他身不由己。接着他说：“可是，我们这里的人要是讲到对于西方世界的排斥的话，通常他们唯一在意的只有那么一桩，就是女人。”

讲到女人的话题，艾哈迈德先生就敏感紧张起来了。他认为自己是个自由派，然而，他的自由开放态度或许多于他自己所能察觉的程度吧。由于他直到中年才幡然悔悟，虔心信教，伊斯兰意念中的责任感将他压得透不过气来。我相信，他在内心深处，一定如履薄冰，唯恐遭到当年寻花问柳的不堪过往的报应。而他两名活泼可爱的女儿，身受开放式的教育，尤其盘踞在他焦虑的重心上。孟加拉危机期间，巴基斯坦军人蹂躏孟加拉妇女的新闻令他极端痛苦。对穆斯林而言，强暴之于妇女，不光是皮肉肢体遭到暴力侵害，强暴罪行也毁了受害妇女的名声，毁了她的一生，令她全家人名声扫地。艾哈迈德说：“强暴传闻持续了两个月，两个月以来，我都睡不着觉。”

他的房子位于卡拉奇许多新建住宅群之中。那是一栋混凝土大房子。可是，尽管艾哈迈德先生位高权重，他生活起居还是相当俭朴。起居室也做餐室用，仅以天花板一盏吊灯照明，看来简单乏趣：只有一套基本必需的家具，以及两台电视机，其中一台故障待修。

艾哈迈德先生的儿子走了进来。他二十来岁，是个医生。他就在当地一处医院工作，无意出国发展。他说，他只想为巴基斯坦人民服务，而我也相信他此言不假。他身材比他父亲小一号，面色也比较苍白，五官特色比较倾向雅利安，是个温文尔雅的绅士，稳重内敛，与他父亲的兴高采烈形成对比。他十分惬意地让他的父亲代替他发言与回答询问。

艾哈迈德还像在对公众发表他的信仰声明一样，声音绕梁盈室，他说：“我要我所有的孩子都在医院里工作、服务。当医生、护士，甚至在医院扫地也好。因为只有在医院里，你才能减轻别人的苦难。”

艾哈迈德先生说，他并没有强迫他的儿子信教，他让他自由选择。这个儿子，流露着一股专属于十九世纪的诚挚热切，心中对于信仰的疑问，也一直挥之不去。

他说：“先前人类膜拜石头、火焰，而今我们回顾这些仪式，只觉得好笑。难道将来的人类看到我们现在奉行的这些仪式，不也会觉得滑稽吗？”

艾哈迈德让他说完这些话，然后，他再度替儿子发言。“每次要是有人上门来，打着宗教的名号，跟他劝募的时候，你知道他跟人家怎么说吗？他跟他们说，还是劝人捐血给病人更有意义。”

那个儿子点点头，双眼下垂，默认他的父亲讲的话，却不敢承受他的赞美。

晚餐是由艾哈迈德先生的太太一手烹调的。餐桌上只有我与艾哈迈德先生两人用餐，儿子只是在一旁陪坐；同样负责陪坐的，还有另外一个男子，他刚刚到。我们的谈话就此转向，仿佛这样在巴基斯坦是个惯例似的，话题又转向巴基斯坦的形势上面。

艾哈迈德说：“我可以用两个句子就跟你完整交代这个国家的来龙去脉。这个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间，印度的印度教徒以为凡事只要出了岔子，一定是外国人或是外国势力捣蛋。接着，第二个二十五年间，印度的穆斯林觉醒了。他们心中产生双重仇恨。他们既恨外国人，也恨印度教徒。因此，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就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人民还没准备好接受巴基斯坦，而不够格的人民当然也不该要求。”

这话就跟许多保守的穆斯林讲的一样：身为穆斯林，印度的穆斯林还不够纯净，不配待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里面。

艾哈迈德继续说：“接着，印度教徒离开巴基斯坦之后，就开始分配人家留下来的财产。许许多多从印度移民到这里来的人，不劳而获地发了笔小财。巴基斯坦建国之初，大家就是这种态度。到现在，这种心态还是不改。年纪一大，你就不会再去操心某些事情。留给年轻人去烦心吧。我已经五十九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就像分期付款一样，可以准备最后偿还结束了。”

此时，屋子里来了个非常高大、十分魁梧的农民，而艾哈迈德先生的愠怒也一扫而空。他站起身来迎接他的客人，殷勤地请他入室。新到的访客身高超过六英尺，体形像个摔跤选手一样。偏偏魁梧的身材上，顶了张不搭调的娃娃脸：这张脸上未曾留下热情、怨恨或期望的刻痕。他身穿巴基斯坦乡下服装，不甚新颖，头上戴着一顶扁平的信德地方传统帽子。以其身量之大，其行动算是静悄无声了，走路的步伐也不大。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其实大部分时间他都缄默无言。而当他就着餐桌坐下时，他还留意身子不要靠到桌子，他感觉上仍然远在天外一端。

艾哈迈德说：“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信德省内地有个圣地，我要你一定要找个时间过去参拜吗？我还跟你说，那里有些人宁愿放弃俗世的荣华富贵，专心为穷人服务。你还记得吗？他就是从那里过来的。”

可是，他那张脸不像是一个看破俗世、宁可帮助贫民的人，反而像是一个茫然若失、耐着性子等候的人，从他那张脸看来，仿佛已经逸失了某些人类的基本特质。

艾哈迈德先生说：“我要跟你讲这个人的故事。他的腿上长了颗毒瘤，医生说，那是恶性肿瘤，他们束手无策，什么忙也帮不了他。他就去找那些民间顺势疗法的人求救。他们要给他注射蛇毒，他得让毒蛇咬上一口。”

我惊呼了一声。

艾哈迈德先生的儿子说：“被蛇咬上一口就相当于一次注射。”

（几个星期以后，我在报上读到一篇新闻，警方正在追缉一个专精于让蛇咬来注射毒液的家伙。）

艾哈迈德说：“可是他受不了伸手被蛇咬上一口的想法。就这样，他回到他的圣地去，不停地祷祝。他连续做了几天的礼拜。有一天，他终于鼓足了勇气，拿出一把尖刀，自己就将那瘤剜了下来。从此之后，他就没事了，完全康复。”

艾哈迈德说了几句话，不知是用乌尔都语，还是信德语，然后那高大人物随即撩起他宽松的裤管，露出他坚实如象腿般的大腿内侧。伤口的疤痕总计有六英寸长，宽约一英寸，呈不规则形状，愈合的表皮挤出一条条皱纹，浮现着光泽。

艾哈迈德的儿子凑了过去细看。

几乎就在同时，他说：“这不是恶性肿瘤啊，这是良性瘤。看到了没有，他额头上还有一个呢。”

肿瘤切除的疤痕还在那里。勇士的壮举，大家记忆犹新。可是尴尬，以及那位听不懂英语的宁谧巨人，只有搁在一旁，撇在重新提起的有关巴基斯坦现状的讨论之外。

艾哈迈德说：“在我们这里，人们彼此愚弄。政客、公务员、所有的人。”

然后，艾哈迈德跟他另外一名访客——此人截至此时为止，一直惜字如金——两人都同意，人们会转而诉诸伊斯兰教教义，因为大家已经无计可施了，所有其他的手段与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大学里，这一波伊斯兰风潮也席卷了校园里的学术生活。

可是，我不禁问道，难道这不正是巴基斯坦这类地方的特殊局限吗？如今在巴基斯坦，还有人不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置身于伊斯兰国度的穆斯林吗？而巴基斯坦的现状难道不是信仰一手造就的吗？难道，经过伊斯兰历史上的几个世纪，还不足以明证，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已经经过试炼了吗？

艾哈迈德神色转而严肃。他说：“不，伊斯兰教从来就不曾经过试炼。”

三　小阿拉伯

卡拉奇东边四十英里处，有个小城名唤班布合尔，此地也是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班布合尔的重要性日渐提高，因为近年来该地经过考古挖掘发现了一处清真寺遗迹。此清真寺兴建于伊斯兰教历上第一世纪，就在信德省被阿拉伯人于公元七一二年征服后不久，亦为印度次大陆上第一座清真寺。艾哈迈德趁着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也是斋月的最后一天，带着我前往班布合尔一游。

斋月即将结束，夜空浮现新月之际，也就是开斋节公告钦定之时。斋月原本应当结束在星期四，可是政府的观月委员会未能观测到新月。因此，巴基斯坦今年的斋月就延长了一天，萨拉丁先生，那位报纸编辑，还得先压下他的开斋节特刊，火速拼凑出非节庆的评论版面。倘若政府将这个星期五定为开斋节的话，艾哈迈德恐怕就要忙着应付访客，或是四处出访，哪来这般闲情领着我观光班布合尔呢。

我们也不是一出门就直奔班布合尔。我们先到一座清真寺里去找一些艾哈迈德认为我不能错过晤谈的人。他们不在那座寺里。然后，我们开车绕着卡拉奇新开发的住宅区晃了一圈。时间逐渐接近午课，艾哈迈德开始心慌意乱，最后，他决定将车开回他家附近的清真寺。

我问他，他真的相信人死后会有后世这回事吗？

他说：“哦，当然相信。”他睁大双眼，用力地点着头，先前他说伊斯兰教尚未经过历史试炼时，他也同样地睁大双眼，用力点头。“哦，当然。我对后世是很好奇的。你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就跟个孩子一样。”然后，他搜肠刮肚，想再深入说明他的信仰。“人虽然会死。可是，只要我还记着他们，他们就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只要我还记着他们，我就不能说他们已经消失了。”换言之，他期望后人不要忘记他，只是要记在心里，直到记忆的作用消失为止。简单的人心中自有其主张，他们相信人死后有个天堂，天堂就是这个世界的翻版，天堂里万事万物都依循着天理正轨发展，这种情况在女人身上尤其明显。可是事实上，艾哈迈德告诉我（抑或这是我明白他要讲的），天堂里的女人没有月经的困扰，她们进了天堂以后，就获得净身了。

我挺想多了解一些他这种“净身”的观念，可是我觉得，艾哈迈德对于女人和性的话题十分敏感，或许会将我的好奇当作猥亵。于是，我也按下不表，不多追问。我心想来日方长，以后再提也无妨。

艾哈迈德家附近的清真寺坐落在一条炎热、飞尘滚滚的街上，混凝土建筑物外观犹新，寺院却不起眼，四周围着几堵颜色赤赭、近乎巧克力色的外墙。寺外的街道上，信徒摩肩接踵而来，随身携带的礼拜毯子铺满了地面。此时正值主麻日的主要礼拜，毛拉吟诵《古兰经》的程序已经完成。艾哈迈德从车里取出礼拜用的小地毯，顶着白花花的大太阳，跟着街上的人一同跪地膜拜。我待在车里等着。

稍后，我们开车行经卡拉奇市区时，我瞥见几张海报上写着：我们愿为巴基斯坦牺牲，不为孟加拉国。

艾哈迈德没告诉我，海报究竟是哪个团体张贴的。可是，那些暗示着国家进一步的分裂与仇恨的海报，却令他义愤填膺。他说：“他们什么也没牺牲。假如没有巴基斯坦的话，我现在只不过是个三等科员而已。可是等我们有了巴基斯坦，像我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就有工作可以做了。”稍后他又说道：“这里就算过了两百年，还是会像现在一样。”又过了一会儿，淤塞满怀的怒火持续发酵，转为某种寡欢抑郁，他又说：“我还年轻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印度斯坦就是我的家园，那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国家。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也这么跟我说。然后，三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又听说，印度斯坦不再是我的国家，过去我视为兄弟的人，现在变成了我的敌人。接着，别人又对我说，现在巴基斯坦才是我的祖国。然后，我又发现我的国家变小了。现在，我觉得国家又缩小了一码。”

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建国之前，艾哈迈德在印度皇家海军服役了七年，那支海军隶属于英国，捍卫犹未分裂的印度大陆。一九四六年，孟买海军哗变时，他也有份。可是三十年过后，他回顾起自己的海军岁月，既不带英雄气概，也没有政治意识，那段日子反而成了一段罪恶的回忆。当年，他饮酒无度。“一瓶威士忌不过三卢比。啤酒根本就是免费的。”那段日子里，还有女人。“以前，我的朋友和我都会组成合作社。我们会合买一个女人过夜，轮流跟她做爱。”

我想多听他讲一些合作社那一类的事情。别的不提，光是“合作社”一词就叫我兴致盎然。可是，今天适逢主麻日，艾哈迈德悔悟的情绪油然而生，他不断地追思往日轻狂以折磨自己，此外，看起来，他也为了国家的前景在折磨自己。

我说：“年纪大了就不会再那么冲动了。”

“你这么想吗？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喜欢他这样的反应。

他把车开得飞快，他总是开这么快。他开车的方式显露出某种解放抒怀的成分，就跟他说话时的意兴昂扬一样。卡拉奇市区很大。这个城市在一片平坦的沙漠上发展，四处可见新开发的住宅小区，有些房子高门大院的。汇款经济还是可以营造出一派富国景象。最后，我们终于开进沙漠之中：中午的炎热刚过，眼前一望无际，只有几株无法利用的低矮灌丛。没有印度河谷与湖沼水库，卡拉奇只是黄土一片。

我说：“你刚才讲的‘合作社’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愤怒地回答，跟我解释，同时，也痛惩自己，他说：“当初，我们搞合作社出于邪念，多过于愉悦。”

显然他言止于此，没兴趣再多说下去。至此，我没法再问，只有暗自抱怨，早知道我就遵循着我一开始的直觉，压下这个话头，等过一天再说。

沙漠。信德省这块土地年代久远：离开卡拉奇十七英里远后，我们来到一处辽阔的荒地，荒地隆起的高地上，是一座占地好几英亩的古代坟场。坟场上的圣地已有些历史了，年代都在三四个世纪以前，经过雕砌花饰的软质岩石块块相叠，堆砌成一座座小型的阶梯式金字塔。这是一项已然失传的传统，这些金字塔过去或许是用来纪念某些古老神话的，而在现代的巴基斯坦，坟场不过沙漠一景罢了。

现代的巴基斯坦。马路穿过一大片为巴基斯坦炼钢厂保留的土地，这是该国第一项大型工业发展计划：建一家炼钢厂，开放一个新港口。这项计划引发了强烈的争议（这也是我事后才发现的），每天都要消耗掉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建厂完工之日，说不定根本就没有经济效益，因为所有的原料都要靠进口。现在负责建厂的是苏联人。道路的另一边，再走上一段距离，就是几栋专供苏联人住宿的公寓。可是，计划中这座港口将命名为宾·卡西姆港。宾·卡西姆就是征服信德省的阿拉伯将领，也可以说，他是带着伊斯兰教登陆这个区域的第一人。

经过港口之后，我们的车还是奔驰在通往班布合尔废墟的大道上，我又目睹了一桩略为离奇的怪事：一行又一行的两屋小房构成一大片模范村庄，每一间小屋上方都顶着红砖屋顶，外面围着混凝土外墙，小屋却空无一人，半点人迹也无。这些住屋自从六年前完工之后，就一直空在这里，现在已经开始渐渐荒芜了。难道是因为这些房子的位置距离当地闹市过于遥远吗？难道，当地人不想生活在家家笔直整齐、户户红瓦屋顶的官僚幻想当中吗？艾哈迈德含糊其辞地带过，不想多加说明。他只是简单地说，因为政府未曾“分配”这些住宅。

六年以前，这些住宅就已经兴建完工了。当时，应该还是布托先生执政期间。许多人无法忍受布托先生的施政方式，艾哈迈德也是其中之一。一九七一年，布托先生取得政权之时，艾哈迈德还曾辞去过政府工作。布托先生“记仇记恨”，他认为同艾哈迈德的家族还有一笔账没算清楚。因此，艾哈迈德辞了职。反正，他迟早都会被布托先生解雇的。当初，政府机构里有两千人是布托先生想撵出去的，撵人名单上，艾哈迈德就赫然在列。艾哈迈德说，辞职之时，他口袋里只有几个卢比。他家又正在盖房子，建房开销早就将他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只好借贷度日，靠着借来的钱过了一年，打了很多零工，直到一名大实业家请他担任顾问为止。

他根据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向那位实业家提供建议。此前的顾问宣称花了大笔金钱贿赂打点。艾哈迈德坚决不肯行贿。他运用自己的权威，以及对相关法规的娴熟理解，协助实业家顺利推动各项计划。老板既惊讶，又感激。艾哈迈德的薪水随即调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将自家房屋修葺完毕，还清了所有债务。接着，他感觉自己生命活跃的时日已达尽头，他认为，是该替别人打算的时候了。那也是（在布托先生垮台之后）他又回到政府部门服务的原因，现在他的收入只是当年给实业家当顾问时的四分之一。艾哈迈德至今依然敬佩与关爱那位实业家。艾哈迈德说，他是一个信仰非常虔诚的人，一个真诚的穆斯林，信守《古兰经》的训示，固定从财富中提拨若干百分比捐献给慈善机构。

主干道旁岔出一条沙质小路，通向班布合尔。距离其实不远，只是小路迂回，又在海岸植被中再度分出岔路。艾哈迈德还得停下车来，跟一个打着赤膊的农人问路，农人还拖着刚刚砍下来的树枝。我们此行一心想探访的围着一圈半圆形棱堡的考古出土古城，突然感觉非常遥远：阿拉伯帝国东界上，一处简朴的屯垦地，一个可堪流放人犯的地方。

古人建城在溪边，沧海桑田，现在古城遗址距离水边有一小段距离。溪流水道逐渐扩展，经过一段距离之后直奔入海。水道中央，盐田浅滩处处浮现：一块白色的陆岬，看来虽然极端炎热，高温难耐，岬角上却搭建了几间盐田工人的临时住宅。远处某片沙洲上，堆着几座白色的小型海盐金字塔。

这座古城恐怕永远也无法发展成一个富足繁荣的小镇。博物馆的展品当中只有一枚金币，其他钱币都是些质量低劣的青铜制品，嵌在灰白色蜂窝状的坚硬黏土模子上。可是这里出土了一座清真寺，或者说是那座清真寺楼面布置的遗迹，起造时力求达到伊拉克库费清真寺的规模，于是这如今便成了班布合尔的无价之宝。

伊斯兰教建教伊始之际，库费这个地方总是跟接获正信指引的穆斯林休戚与共。库费是历史上阿拉伯人初次征服阿拉伯半岛北部，并驻兵屯垦的军事据点之一。穆圣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继任为第四任哈里发后，自公元六五六年至六六一年间，统治伊斯兰帝国的根据地也在库费，先以武力征服，再灌输以伊斯兰教。这就是阿拉伯势力扩张的典型模式。由是，班布合尔重演库费的轨迹，在伊斯兰历的第一世纪之间，连结信德与巴基斯坦，共同迎向荣耀的将来。而班布合尔的清真寺，倘若真如史料记载一般，想必辉煌慑人。清真寺遗址保留完整，有关单位就着地板仅存的几块旧砖重新铺设地砖。

古城遗址上，随处可见绘饰陶器的碎片。此外同样随处可见的，混杂在尘土之间，甚至比陶器碎片还要常见的是骨头碎片，纯白、洁净而锋利。艾哈迈德说，这是人骨。可是数量如此之多！人骨碎片不仅仅存在于表土层面，挖掘坑道显示人骨与土壤一路混杂深入地底，骨头就像是某种建材一样。难道这座古城是盖在一处大坟场上的吗？可是为什么这些骨头都如此破碎呢？倘若艾哈迈德所言不虚，这些骨头确实是人骨，那么班布合尔又蕴藏着另外一重未解之谜。

我配合艾哈迈德，谨守着斋月封斋禁食的规范，他反而备感困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自责，说他事先应该带些饮料让我饮用。话虽如此，可是当我们离开班布合尔，他似乎又不急着赶回卡拉奇。平常习惯开快车的他，现在反而小心慢速驾驶。我心想，是不是他自己都厌倦了如此漫长的日间封斋，以及班布合尔的海盐与烈日。没想到我们的车开过巴基斯坦炼钢厂时——现在称为宾·卡西姆炼钢厂，以纪念那位阿拉伯征服者——艾哈迈德突然将车驶离路面，停在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下。我以为他打算要稍事休息。错了，他只是沿路探查，找个可以停下来祷告的地方而已。他说：“你可不能把车停在路边。那些大巴车里的家伙可不会放过近车擦撞你的机会。”

我将他的礼拜小地毯递给他。他快步走到路边，上身挺得笔直，即使身着蓝灰色的巴基斯坦传统服装——拖长着下摆的衬衫与松垮的长裤——他看起来还是像个军方人士一样。接着，他无视过往繁忙的交通车流，花上偌长的一段时间虔心礼拜。礼拜完毕，他回车里时表示，假如他白天错过一次礼拜，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会翻来覆去睡不安稳。然后，他的太太就会把他摇醒，叫他起床补做礼拜。

礼拜完毕，我们再度高速急驰，回到卡拉奇，不先回他家，反而直奔他曾经受聘顾问的大实业家家里。实业家住在一个较为富裕的“社区”当中。社区一侧伸出一条宽阔的混凝土车道。草坪前方种着一列王棕，草坪接连着一处与住屋同宽的平台。

平台上有一把安乐椅，安乐椅上躺了个年事已高的老人，老人穿着棕色的袍子，他已经瘫痪了。他是爷爷，一家之主，一度也是公司的首脑。两个年幼的孩子，他的孙子，穿得像两个小阿拉伯人那样，奶油色的袍子，头饰上还扎着黑色的带子。他们刚刚跟父亲从麦加回来，显然，他们这趟朝圣之旅十分风光。他们的父亲个子高挑，一身白衣——朝圣者的服装颜色，头上还戴顶无边小帽。他五官温和，声音也同样温和。他正如艾哈迈德先前所形容的一样：穿着朝圣者的衣装，看起来除了像商场中人之外，更像个虔诚的教徒。

他、艾哈迈德与我，我们三人同坐在草坪上。艾哈迈德特别为了我请主人家端出些饮料来招待。用人端出三个大玻璃杯，杯里盛着深红色的液体。液体的颜色叫我头皮发麻，我将舌头探进杯中，尝不出滋味来，然后，为了避免拂逆人家待客的好意，我说，我可不可以改喝可口可乐呢？

艾哈迈德十分震惊。他语气明显不悦地说，这等红色液体极为珍贵，专为恢复封斋过后的身体调制的。这是撷取多种特殊药草的精华炼制的，非常昂贵，市面上一小瓶就要价二十三卢比。听他说明后，我也想尝尝。可是，经过艾哈迈德点出这等好料的市价之后，我要是再回头饮用，岂不加重自己在人家眼中粗俗无知的印象。就这样，目瞪口呆的用人端来可口可乐。而自始至终，在这场因为我的饮料引发的喧扰之中，戴着无边小帽的男人，一直温和体贴地微笑着。其实，我并不真的那么需要饮料解渴。

我恭维他家房子如此堂皇优美。他说，自他从麦加回来以后，房子看来就更适意了，许是因为周围绿意盎然的关系吧。我向他问道，麦加的旅馆设备如何。我想听他谈些新兴的阿拉伯与穆斯林财富所营造出来的效果。可是他只是淡淡地说起，大清真寺与克尔白[1]附近的宾馆比较昂贵，远一点的旅馆住宿就便宜多了。

他们全家是从孟买迁到巴基斯坦来的，他们家族企业在孟买市里还留有一个分支机构。可是穆斯林在印度，“要挺身而出的话，不会受到鼓励的”。有些人是“挺身而出”了，可是一般而言，都不会“受到鼓励”。搬到巴基斯坦以后就容易多了。一切环境都是新的，大家重新开始，机会也增加许多，可是，巴基斯坦至今仍然缺乏“基础建设”。

我问他，迁到巴基斯坦跟当年住在孟买，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说，对他而言，身为商场中人，实在没有两样，生意就是生意。可是，当你住在印度的时候，或者某些其他国家里，你怎么也不能确定，你吃的肉，是不是依照正确的方式屠宰的。你还得四处询问，提问还不见得会得到响应。有时候，你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住在巴基斯坦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有时候，要是你不在国内，却想上清真寺礼拜。偏偏清真寺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你还得四下探听。这里，一到礼拜的时间，他一边说着，一边打手势，指着草坪的一端，接着又指向另一端，这里，只要一到该礼拜的时间，这边就会有个穆安津出来宣礼，那边也会有个穆安津提醒大家礼拜。在巴基斯坦，绝对没有找不到清真寺的问题。

他比我预期的要气定神闲多了，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复杂。可是，艾哈迈德讲到这位实业家，语气中推崇他虔诚向教、身体力行教义以成为一个良善穆斯林的成分，远多于他经营企业之高明。遵守规矩与框架，才有自由可言：那位报纸编辑萨拉丁先生，也曾这么告诫过我。

萨拉丁先生也曾跟我说过，在伊斯兰的调教下，才能培养出完美的孩童：这位实业家身形较为浑圆的长子，似乎就致臻如此完美的境界。男孩儿的父亲说，这孩子已经两度前往麦加朝圣了。而就在这个已近尾声的斋戒的月份，这孩子还是秉持着严格得异乎寻常的自我规范，以达到教义上的标准。而他，这个穿着阿拉伯服装、脸上带着酒窝的男孩儿，佯装不知我们正在谈论他。男孩儿站在平台边上，摆弄着一截黑色的橡胶水管，只是平常的孩童戏耍，他的神色逐渐庄严内敛，微微地蹙起眉头，仍旧打理着他关注的皮管要务，像个小阿拉伯人。

时间将近晚上七点。家中其他成员和女人们纷纷走出屋外，踏上平台，围绕在瘫痪老人的安乐椅周围。夕阳虽好，只是将近开斋，我们起身告辞的时间也到了。

然而，巴基斯坦逐渐向阿拉伯靠拢，感觉还是相当离奇：小男孩儿穿着阿拉伯服装，巴基斯坦炼钢厂计划以阿拉伯征服者的名字命名。诗人伊克巴勒在三十年代提议创建专属印度裔穆斯林的国家时曾经说过，印度的伊斯兰教非比寻常，“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将是一股群策群力的力量”，“因此，我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坚固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以谋求印度与伊斯兰教的最大福利”。他还说，“对印度而言，这样的国家意味着安全与和平……对伊斯兰教而言，则是天赐良机，可以一举摘除阿拉伯帝国主义硬要强加于宗教之上的标签。”

可是，自从三十年代以来，世界不知经过几回变迁。有人说，阿拉伯半岛又重新登上世界舞台了。一九四七年以后，巴基斯坦也几度变革。而今，巴基斯坦追寻的，不仅是伊克巴勒宣扬的伊斯兰政权，在徒劳无获地追寻不可能的纯粹信仰之后，这个国家又回头召唤其阿拉伯起源，令人费解，同时又具体实际。而当你造访班布合尔——阿拉伯帝国崛起之际遥远的屯垦据点之时，你正走在万人骨冢上。

[1]麦加大清真寺里的立方形高大石殿，内有穆斯林做礼拜时所面向的神圣方形黑石。

四　杀戮历史

想象一下，阿拉伯人于第七世纪之间受到先知圣言的鼓舞，策马涌出阿拉伯半岛东征西讨，扫荡欲振乏力的帝国，强制国民改宗新的信仰。他们征伐的节奏迅速。他们向西推进，于公元七一〇年占领了西哥特族人建立的西班牙王国。同一年，阿拉伯大军在东方也有斩获，他们移师跨过波斯，直击信德当地恢弘的印度教─佛教帝国。阿拉伯势力版图扩张上，如此均衡对称，强化了这种自然能量般的印象，信仰犹如火山熔岩般外溢。可是，阿拉伯人撰述的信德征服史就没那么天翻地覆了。这段历史记载在一本叫《恰奇编年史》的书中，我在巴基斯坦买到一本平装书，是重印自一九〇〇年出版于卡拉奇的英译本。

当时，阿拉伯人不得不拼命搏斗。他们在公元六三四至六四四年间，第二位哈里发，或称其先知继任人，在其统治期间，首度将注意力转移到信德，接下来的六七十年间，阿拉伯人十次挥兵东伐，但都未能占领此地。正如《恰奇编年史》中清晰记载的，征伐的最终目标，不在于宣教改宗与推广信仰。入侵信德是一桩扩展商机及帝国版图的壮举大业。进攻不能不顾收益利润。复仇只是次要动机，投降归顺的人民无须改宗伊斯兰教，却被强制进贡与纳税，财宝、奴隶和女人一概充公。

伊拉克总督哈贾吉坐镇库费，指挥攻势。就在战斗进行到一半、双方犹然酣战之际，哈贾吉接获信德大公的项上人头，外带六千奴隶与两成劫掠自信德王室的财物宝藏，此时，他“脑门贴地，感恩祷祝再三，两度五体投地敬拜真主，然后赞颂真主，‘我今日有幸获赐所有之宝藏，不分出土或深埋之物，以及其他财富与俗世之王国’”。哈贾吉召集库费所有男女老少，一同聚集在镇上知名的清真寺中，总督登上讲坛宣告：“各位叙利亚与阿拉伯的臣民，幸运降临，祝贺你们，我军拿下北印度及其大笔的财富……这财富也是全能至大的真主赏赐的。”沦陷区民众可以自由改宗伊斯兰教。可是，征服者是阿拉伯人，王国将臣服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信德征服史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与秘鲁的历程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并不只是巧合。大约就在信德遭劫的同时，阿拉伯人出兵征服西班牙，在西班牙留下鲜明的印记。八百年后，西班牙征服者登陆新世界，他们就跟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一样，紧抱着他们的信仰，盲信狂热、顽固横行、贫穷而贪婪。在许多方面，《恰奇编年史》十分近似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所著的《新西班牙征服史》，卡斯蒂略是一名西班牙军人，晚年高挂军刀，写下他自一五一九年起追随科尔特斯[1]征剿墨西哥的亲身经历。两部历史著作的主题如出一辙：负有强烈使命感的帝国强势出击，挟带着对于这个世界的广泛知识，远征扫荡某个遥远的文化体，弱势的被侵略者只能掌握对自身的了解，哪里懂得试着去探索他们被迫迎战的对象究竟是何方神圣。征服世界的出击者，奠定了长久的体系，世界观也较为宽阔，人民为了某个比较宏大的理念结合在一起。遭到征服的人眼界较窄，懂的也比较少。他们受限于层层阶级，或是即将崩溃、分崩离析的社会制度，基本上就即将沦为外力的俎上肉了。同时，值得玩味的是，不论是公元一五一九年的墨西哥，还是七一〇年的信德，人民都因为即将遭到征服的预言而软弱丧志。

然而，《恰奇编年史》与《新西班牙征服史》之间，还是有一项差别。西班牙人贝尔纳尔·迪亚斯，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一连串事件。《恰奇编年史》则是一本阿拉伯人或者典型的伊斯兰作品，一个“欢乐的征服故事”，而且还是写在信德被劫掠五百年之后。作者是个波斯人，他的史料来源是一部手稿，数世纪以来，妥善保存在征服者的家人，即宾·卡西姆的家人手中。

历史事件与撰述之间，相隔了五个世纪，经过五百年，这位波斯叙述者心中未曾介入一丝道德判断和历史观感，没有新的疑惑，也没有感到新的悲悯，无法分辨什么是残酷的，什么是不残酷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观念，是连贝尔纳尔·迪亚斯，那个西班牙军人，都能够体会的。可是，在那个波斯人讲来，他在一二一六年写道，阿拉伯四处征服——“征服呼罗珊、 亚赛姆（波斯）、伊拉克、大马士革（叙利亚）、鲁姆（拜占庭）与信德”——皆属辉煌荣耀的功绩，皆为宣展伟大文明的故事。征服史可以作为赏心悦目的读物，因为征服是“精神上绝对正当，以及现世的优异表现……博学的哲学家与慷慨大度的君王率皆极力褒扬自豪。因为凡人均可认定阿拉伯人民的正信，进而精益求精，日臻完美。”这本书极力赞誉的征服当中留下一个反讽：这些文字付梓不过几年，侵略者就兵临波斯与伊拉克，《恰奇编年史》书中称颂不已的阿拉伯文明即遭到蒙古人摧毁，奄奄一息达数世纪之久。

《恰奇编年史》先讲述信德本地改朝换代的历史，交代这个即将被阿拉伯人摧毁的王朝的来龙去脉。这一段叙述当中，年代与日期寥寥可数，叙述本质上还有些神话故事的意味。恰奇一手建立王朝。恰奇原本是个婆罗门的苦行僧，与他的兄长同居在一处乡间庙宇中。有一天，他到皇帝宫殿毛遂自荐，愿意充当宫廷内臣的书记兼秘书。恰奇高大英挺，相貌堂堂，谈吐优雅，又写得一手好字。他先是担任通讯文书人员，内臣去世之后，他就升官替补为内臣。然后，他再度高升当上了宰相。

事情发生在某一天，平常深居宫殿内院的皇后，无意之间见到这位婆罗门宰相。皇后一眼就爱上了他，并且对他大胆示爱。恰奇惊惧难堪。他对皇后说，为人在世有四物，万莫轻信或慢侮：水、火、风潮与君主。可是，皇后切切恳求说，只要让她一日见上一面就好。两人争执到最后，皇后如愿以偿。婆罗门苦行僧恰奇自此成为皇后的入幕之宾，他在信德当地的威权更与日俱增，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又过了几年。皇帝病笃濒危。皇后无出，担忧将遭到皇亲罢黜与羞辱。于是，她通过恰奇订购了五十副铁链，偷偷地运进宫殿里。皇帝病死，消息却封锁得滴水不漏，御医也被挡在门外。皇后假借皇帝的名义，传令召集所有渴望继承王位的亲王入殿。王室成员一到，随即铁链枷锁上身，下狱囚禁。接着，皇后再召集皇帝贫穷的亲戚进殿。这些穷亲戚满心怨怼，每个人都与某个富有的继任人怀有宿仇，如今，他们机会来了，皇后假传圣旨，应允他们复仇的权利，他们可以持刀砍下跟他们有仇的继任人的脑袋，并且接收他的财产。

继任人都死光以后，皇后再度降旨，钦点恰奇为摄政王，然后就昭告天下，皇帝已死。皇后以优渥条件笼络国内威权有势的贵族。接着，她就为恰奇加冕，民众随即蜂拥到殿前，为恰奇欢呼。死去的皇帝有个兄弟（他本身也是邻近国家的统领）却碍难苟同。他骑马直入信德，宣称王位应当由他继承，并且挑战恰奇，一对一单挑搏斗分高下。恰奇说：“我是个婆罗门。我们婆罗门不骑马作战。”于是那死了皇帝哥哥的邻国统治者翻身下马。恰奇一跃上马，挥刀砍下挑战者的脑袋。大势至此铁定。

权力就是权力，荣登大位的首要任务就是牢牢掌握权力。一日为王，就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规章拘束。恰奇为王，就像任何一个皇帝一样，随时要安抚他的臣民，从上到下，从贵族到贱民都不例外。而为达安抚目的，任何手段都被允许。“为王之道，首重奸巧邪计、欺诈拐骗，以歼灭与顺服敌对势力。”为王不得困处宫室，需时时驿动，王土各地均需有感于王之耳目窥伺。人民万万不可“于脑中浮现妄自尊大之邪念……民脂民膏断不可经他人抽取”。皇上亟需征纳民禄，因为总有一天，来犯强敌将过于强大而无以力克，只有捐输赔款以谋和平。

“切记，为应不时之需，为王者必将搜刮财宝深埋地下，因为无银饷则无以召集兵士，无以发动战事……使兵丁将士为国捐躯，为荣誉殒命。此外，诱以财货，来犯敌军可以轻易撤退。金银在手，凡人皆可满意解决世间一切争端，金钱可以退敌，可以剪除仇家。况但凭金银财宝，凡人亦可妥善打点其通往来世之旅程。”

皇后没多久就在故事里消失了，恰奇统治全国四十余年。首度击退阿拉伯人进犯的也是恰奇，阿拉伯人初次企图走海路，从迪巴尔港（也许就是现在的班布合尔）推进海上攻势。恰奇王死后，传王位于恰奇之兄，兄死后，再传位于恰奇之子达哈尔。

一日，有人向达哈尔推荐一位道术极高的婆罗门占星师。既然古有明谕，为王需察纳雅言、亲近足智多谋的婆罗门，达哈尔就跨上大象，一访这位有名的占星师。占星师极口赞颂达哈尔未来不可限量，未来一片光明远景。然而，占星师为达哈尔的妹妹卜卦前景时，却发现达哈尔的运道蒙上了一片乌云。占星师说，娶了达哈尔妹妹的人，将会统治这个国家。达哈尔困惑不解。他的宰相（此人是佛教徒）有个解决办法：既然为王首要之务即在于保全王位，达哈尔应当迎娶其妹。宰相还分析，天下有五种状况，一旦失势，则“暗淡无光”：君王丧国、大臣去位、圣人无徒、落发脱齿、女人老去。

宰相的建言令达哈尔惊骇狐疑。宰相回到家里，牵来一头羊，将泥土与芥菜种子糅杂在羊毛中，再浇水润湿羊身。过数日，芥菜子发芽，羊身遂转为绿色。此后，宰相将羊赶到城里去，好奇之人莫不逐羊探看，于是，传言四起。然而三日以后，惊异不再，绿毛山羊亦视为稀松平常。宰相再度进言道：“皇上明鉴，天下事不论正邪，皆仅供凡夫俗子叨念三日。三日既过，则无人在意其正邪与否。”于是，达哈尔遂与其妹举行婚礼，两人在名义上完婚。

虽说这桩兄妹联姻事件与信德国运没有什么重大关联，大致上也属子虚乌有。可是，从这位波斯─阿拉伯叙述者的角度看来，却足以说明信德王国道德堕败，以及恰奇王朝未能称霸千秋万世的原因。

现在，叙述者的注意力转移到阿拉伯人这一方了。叙述的风格也改变了，变得更像在修撰正史，开始依赖一连串的阿拉伯人口述的历史。（“这是由哈兹利传述，哈兹利是听自穆萨之子提步伊，穆萨也是从他父亲那里听说……”）我们又重新回到更有组织、有纪律，不那么专横武断的世界，这是个法治的世界，这里的人无论如何贪慕权力、声誉与财富，却还是要服从一些众人率皆遵循的规范。军人服从将军，将军服从总督，总督服从哈里发；所有的人都臣服在先知、伊斯兰教与真主之下。

阿拉伯人两度远征信德失利之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六四四年至六五六年在位），下令就“北印度与信德”事务进行详尽调查，调查报告中应包含信德当局督战原则、策略、政府属性与社会结构。这道命令降旨于阿卜杜拉，哈基姆又奉阿卜杜拉之命前往调查。尔后，哈基姆的考察结果之周严令阿卜杜拉印象良深，于是阿卜杜拉派遣哈基姆晋见哈里发，亲口对继任先知诉说此行心得。

哈里发说：“啊，哈基姆，你曾经一览印度斯坦，洞悉其民情风俗吗？”

“回我等信徒之首的话，哈基姆去过信德了。”

“请你描述与我等听闻。”

“该地水质混浊乌黑，果实苦涩含毒，地质多石，土壤浓咸。精兵劲旅易遭歼灭，大军出击则将饱受饥荒煎熬。”

“该地人民如何？可坦率诚实？抑或言不由衷、口蜜腹剑？”

“其人民奸狡邪佞。”

最后一项讯息令哈里发不寒而栗，遂下令禁止出兵信德。

可是，稍后几任哈里发继任之后，横扫信德的主张又死灰复燃，蠢蠢欲动了。率军第七度远征信德的统帅是希南，如今，后人之所以还记得这位将军，是因为他出生在先知时代，并被先知赐名。传统中记载，先知曾经对希南的父亲萨尔玛说：“哦，萨尔玛，恭喜你有了儿子。”可是，虽然先知有灵，现身在希南的梦中，希南还是出师未捷便战死在信德。第七次东进之后，阿拉伯又发动了两次攻势，结果也都损兵折将。

第七世纪将尽之时，哈贾吉继任总督，统领“伊拉克、信德与北印度”。哈贾吉继任后，先行处理库费与伊拉克之间的宗教与种族叛离冲突。接着，他也同样派遣大军，挥师信德，因为信德的达哈尔王不断在幕后唆使穆斯林叛乱。

哈贾吉的军队沦为达哈尔王之子的手下败将。阿拉伯将领遭戮，许多阿拉伯战俘下狱监禁。当时在位的哈里发甚至不愿再听朝臣提起信德。哈里发致函哈贾吉，信中写道：彼国远居天涯一角，生民奸巧惫懒，几度征讨，掏空国库，穆斯林死于征战者不计其数。但哈贾吉恳求哈里发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论再度出击入侵将耗损国库多少，他保证会加倍偿还。哈里发同意了，还亲颁手谕，下令入侵信德。哈贾吉从叙利亚精选六千名沙场经验丰富的战士，由他的女婿、十七岁的穆罕默德·宾·卡西姆担任统帅，自己亲身督导建军筹备事项，巨细靡遗，务求完备切实。

包含员额完整的负重骆驼与负责管照骆驼的人（每四位军士配给一只骆驼），所有人员取陆路东进。攻击后勤所需的部队，包括石脑油箭矢、锁子铠甲、破城槌，以及某种需要五百人力操作的特殊弩炮，则走水路。未经哈贾吉核准，不论大小事务，宾·卡西姆均不得轻举妄动。少帅与老将之间公函往返，端赖一套传令系统，以便于七日之内往返信德与库法两端。哈贾吉致函宾·卡西姆书信，每每一纸夹杂着带兵之道与宗教劝导。“营寨周围需掘深沟……夜半应保持警醒；军中能读《古兰经》者，应时刻频频吟诵……”部队扎营应尽量选择空旷平地，作战时，部队应分作五军并进：中军、前锋、后卫、左翼与右翼，骑兵队应随时配置于右翼。

宾·卡西姆抵达迪巴尔港。同一天，各项装备也从海上运抵。但哈贾吉坚持部队必须候到第八天才攻击。第八天将尽之时，一名婆罗门出得城来。婆罗门跟阿拉伯人说，该城系由某种护城符守护：护城符共计四面，迪巴尔大庙圆形屋顶的旗杆上悬垂而下的四面绿色丝质长旗即是。只要那四片长旗还飘扬在空中，婆罗门说，迪巴尔军民就会奋战不歇。

这是信德人第一桩叛国事件，日后诸如此类的高层变节不断协助阿拉伯人攻城迫进。可是说起来，他们也算不上真的背叛，这不过是一群深谙“权力就是权力”道理的人自然而然的转向动作，他们认为眼前不过是将改朝换代、更替统治者而已。他们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天地即将全然改观，跨上全新的轨道。

宾·卡西姆问他的弩炮工程师乔巴特，他可有把握将大庙屋顶上的旗杆轰下来。

乔巴特说道：“倘若我军将两根通条从大弩炮移开，只要三发大石弹，就可以击落旗杆，炸翻大庙庙顶。”

“击落旗杆，即赏赐你一万迪拉姆。”宾·卡西姆说道，“不过，要是你未能击落护城符又当如何？万一你搞砸了哈里发的弩炮又当如何？”

乔巴特应道：“砍掉乔巴特双手。”

作战计划就此议定（可是，还要经过哈贾吉批准）。第二天，阿拉伯人挥兵从四方进击，大弩炮就推到乔巴特指定的地方定位，五百弩炮手齐力纤拉，大石弹击出，旗杆应声倒地，大庙庙顶瞬间也灰飞烟灭。接着，就像那个婆罗门事先预告的一样：迪巴尔的守城官兵立刻敞开城门，跪地求饶。哈贾吉早已明确安排首度获胜之后的处理事宜：迪巴尔城民一概杀无赦。阿拉伯军奉令必须连续屠戮三天，宾·卡西姆就是这么明确告知迪巴尔的百姓的。

屠杀、劫掠之后，财宝与奴隶等一切战利所获的五分之一要上缴皇室，“服从宗教法则”进奉给哈里发。哈贾吉的手下会全权负责。（值得玩味的是，回想起来，哥伦布、柯尔特斯与其他新世界的征服者都将劫掠所得进贡五分之一给西班牙皇室，说不定也是根源于阿拉伯人的宗教规范。）剩下五分之四的迪巴尔战利品则依照阿拉伯惯例公平分配，每名骑兵所获为步兵或骆驼看管员的两倍。

战事距离结束还有一大段漫漫长路。信德幅员辽阔，许多城镇皆拥兵自重。但是攻下迪巴尔就是建立了某种模式：首先部署攻城兵力；接着就有贵族、婆罗门或是禁绝杀生的佛教高僧出城迎降；再来，阿拉伯人会破城，大肆杀戮；最后，战利品预先扣除进贡哈里发的五分之一后，依法分配给众将官。（阿拉伯人在一个城镇清点与分配战利品耗掉的时间跟屠杀花掉的时间一样多。）

信德人民一直到阿拉伯人打到悉维斯坦，才对侵略者的底细有所了解。察纳斯族派了个探子前往敌营窥伺，看到阿拉伯人在营寨中集体礼拜：将士兵丁全体肃立，好一幅平等、团结、一致的画面，将军带领全员礼拜，行礼诵经莫不与将士一致。察纳斯族人被这种画面震住了。他们排成一列纵队，前往阿拉伯人的营寨缴械投降，尽管当时阿拉伯人正在用晚餐。（而今，见识过中国工兵在北方建造“新疆─巴基斯坦丝路[2]”的巴基斯坦人，也都因中国人坚毅团结而产生敬畏心理。）

迪巴尔屠杀之后，阿拉伯人进城屠杀对象就有所选择。商贾、工匠与农民，都可以继续其营生，并躬行其宗教风俗；婆罗门还是照样担任管理工作；非穆斯林只要纳贡与上缴特种税赋即可安家立命。可是，哈贾吉坚持兵士阶级不可赦免，家属也将强制从奴。当他接获达哈尔项上首级，以及宾·卡西姆的战报时，严苛地回复：“我亲爱的女婿，顷刻接获令人精神振奋的书信，让我快慰欢愉，无边无界……然而，典律所载之宽赦条文显然有别于你所采取的措施……至大真主于《古兰经》中有言，‘啊，正信信徒听了，每遇非信徒，斩首莫延误。’至大真主颁布如上之训诫，我们必将敬重并奉行不渝……以上，敬贺凯旋。纳菲亚写于伊斯兰历九三年。”战役进行到后来，哈贾吉甚至在信件中重申格杀谕令：“我特别强调，参与征战之人应当一概处死，子女下狱，或是擒拿拘禁以为人质。”

因此，宾·卡西姆攻下纳巴德这座大城之后，“接着，他直接到达该城行刑处所，当场下令以刀剑割下所有战士的首级，据闻光是这一次集体行刑，即有六千余人丧命；亦有传闻指出，屠杀人数应为一万六千人。”

而达哈尔王从来未了解战争本质，从来不知道此役将威胁的不仅是他的王位宝座。战争之于他，带着某种骑士精神，以及要命的游戏成分。他原本可以将宾·卡西姆阻挡在印度河岸之西，他的谋臣也忠言谆谆地劝告他。可是，他却以为这样有损尊严。甚至在阿拉伯人过了印度河以后，他还可以先行撤退，将侵略军困在沙漠中自取灭亡。这同样也是他的谋臣直言谔谔地一再请他考虑的。可是，他还是我行我素，觉得如此有损尊严。他死在战场上。石脑油箭矢射中了他的御象轿子，轿子起火燃烧。轿子里还有两名女仆，一名替皇上备制槟榔，一名替皇上传递箭矢。轿子里还有个婆罗门随侍一旁。驼着君主的大象背上着火，大象受惊吃痛，冲进印度河畔的浅塘里。骑在马上的阿拉伯弓箭手一箭穿心，射杀达哈尔王于轿内。达哈尔就跟每个战士一样，驰赴战场之前，就已抱着必死的决心，临行前，他连火葬的柴堆都准备好了。阿拉伯人发现他的尸首时（经轿内随侍的婆罗门泄密指引），达哈尔身上还洋溢着浓郁的麝香与玫瑰油芬芳。轿内两名女仆也遭擒拿，稍后，她们帮宾·卡西姆确认了皇帝的首级。

为了保全达哈尔的国运，名义上与兄长联姻的王妹在国破山河变之后，与家中一干女眷一同自焚身亡。达哈尔真正的妻子（已为阿拉伯哈里发与其国家之财产），经宾·卡西姆连同一部分信德劫掠所得一并买下。达哈尔的两个女儿，则由阿比西尼亚的奴隶负责押送去专门伺候哈里发。

她们被哈里发纳入后宫。他让这两位信德公主先行休息几天，然后就差人将两人带进宫来陪他过夜。他想知道两人之中谁是姐姐。他想先临幸姐姐。他通过翻译了解两人的长幼关系。姐姐名唤苏丽姬露。当哈里发要揽她入怀时，她急着立刻跳开，嘴里说道：“国王万岁！奴人卑贱，配不上陛下的寝宫，因为那位公正无私的王侯伊玛杜丁·穆罕默德·宾·卡西姆已经先逼着我们陪他三天了，然后才将我们送来伺候陛下。或许贵国风俗如此，不然王族爵爷们怎能坐视如此羞惭的丑事。”

哈里发怒不可遏。他随即传令宾·卡西姆，命他“置身于生皮中，回来晋见哈里发”。

宾·卡西姆当时正在印度边境。他遵从王命。他要他的手下将他包裹在一张新鲜兽皮之中，再将兽皮置于箱中，连箱带人运给哈里发。两天不到，宾·卡西姆就死了。尸首运到巴格达的时候，哈里发刻意要达哈尔王的公主前来认尸。他说：“你看，我们的将士是如何忠诚地遵从我们的命令啊。”此时，苏丽姬露坦承自己先前撒谎，以报复宾·卡西姆。她和她的妹妹两人都还是处子之身。宾·卡西姆根本没碰过她们。

“哈里发立即下令将两女活埋在一堵墙内。自此以后，一直到现世，日复一日，伊斯兰教的旗帜，不断冉冉高升，荣光与日俱增。”

这段史实的叙述，就这样突然一笔结束，结束得毫无条理可言。宾·卡西姆获旨召回一节，倒是透露了些许当时叙利亚与伊拉克政坛变更的讯息。可是，《恰奇编年史》中编造罗织的情节，以及书中隐晦暗示的道德堕落，反而提醒了读者，《恰奇编年史》与征服信德之间存在五百年的差距：强大的蒙古风暴即将袭来，摧枯拉朽之间，便将压垮每一座清真寺塔楼，击溃所有的伊斯兰后宫。

阿拉伯征服信德的过程，截然有别于三个世纪之后穆斯林入侵印度本土的史实。可是当年宾·卡西姆征服的信德，是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大致包括了现在的巴基斯坦南部与阿富汗南部。《恰奇编年史》可以说是伊斯兰教进入这个国家的一部历史记录。这是一部血腥杀戮的历史，然而写进学校教科书的段落，却仅止于神话故事。一艘阿拉伯人的船，准备将礼物载送给哈里发。达哈尔王拦截了这艘船，船上的穆斯林都沦为阶下囚。其中两名妇女哀声喊道：“哈贾吉，救救我们！”哈贾吉为了拯救她们（而不是先前阿拉伯出征信德时遭到俘虏的兵丁），决定发兵征讨信德。

即使在讲神话故事，有些细节还是不能忽略，必须加以更正。迪巴尔大庙上的旗帜——就是被弩炮轰掉的护城符——是绿色的（我手上这本由某个信德人卡理契贝格译为英文，并于一九〇〇年出版的版本中是这样写的）。可是，绿色是伊斯兰教的代表颜色。因此，至少有一种供学童阅读的教科书版本中，旗帜的颜色改为红色。即使是细节，都不能忽略信仰教条的规范，更遑论史实大事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巴基斯坦国防纪念日当天，《巴基斯坦时报》上刊载了一篇长篇文章，推崇宾·卡西姆为不世出的战略家。该文纯粹就军事策略上探讨，措辞中立，对攻守两方都十分公平。结果，这篇评论引来巴基斯坦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协会主席的严词驳斥。

“撰文刻画某位英雄形象时，尤其应当注意适当措辞。诸如‘侵略者’‘防御者’以及‘印度国军’骁勇奋战，却因回防不及，未能‘痛击行将撤退之敌军’的不当用语，该文中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以下偏倚失衡的叙述更污蔑了史实，‘假若达哈尔王能英勇捍卫印度河，不令卡西姆渡河，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恐怕就要大幅改写。’我们不禁费解，作者究竟是在欢庆英雄战胜的事功，还是惋惜感叹敌对一方的挫败？”

伊斯兰教现世之前，全世界禁锢在黑暗时期之中：这是伊斯兰神学的一部分。历史当然要为神学服务。古文明城市摩亨佐达罗出土于印度河谷，并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遭雅利安人入侵，是巴基斯坦与全世界考古学上的辉煌成就。而今出土遗址饱受水浸与盐分侵蚀，巴基斯坦政府遂向世界各个组织募捐。《黎明报》上一篇募款专函就为了保留这处遗迹而提出特殊主张。作者文中强调，有关单位应该在摩亨佐达罗，“择处”铭刻或竖立《古兰经》经文：“例如（到他们那里去，噢，穆罕默德），行旅至该地，眼见因果报应……例如（噢，穆罕默德，去到不信真主的人群里），行旅到这里，目睹不信您的人，冥冥之中有天理。他们大多为拜偶像者。”

就这样，神学教义恣意出入历史，蒙骗了巴基斯坦人民。至于那些意识到国家机器运作不当、自觉即使身在伊斯兰的祖国感觉却还是像个异乡客，或是家产横遭掠夺，或是遭到威胁而即将倾家荡产的人，对这些人来说，妄想跟如此辉煌胜利的伊斯兰教攀亲带故，只能徒增来日纷扰。

在正统的伊斯兰神学中，只有前四位哈里发曾获正确指引。此后，哈里发的地位就父死子继，有如朝代更替。至此，已经背叛了伊斯兰教中四海一家的理想。由是之故，信德是在阿拉伯人世道偏斜时期征服的。可是，阿拉伯人将信仰传播到信德来，所以，困厄时期又转变为神圣时期。接下来，蒙古人又摧毁了阿拉伯帝国的东方据点，所以蒙古人坏透了。可是蒙古人后来也改宗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并且在印度建立了伟大的莫卧儿帝国。因此，这段时期又进而成为一段美好时光。再后来，土耳其人将蒙古人取而代之。可是土耳其人同样皈依伊斯兰教，成了穆斯林，而且还威震八方，他们同样也就不再是坏人了。因此，信德的历史始于一段“赏心悦目的征服故事”，发展到最后，变得让人束手无策、困惑难解。然而，一些巴基斯坦人还是从这股“不尽纯为殖民”的混乱中，编织出自家民族的光辉，于是，他们既是穆斯林，也是征服者，而且，在巴基斯坦，他们还有点像是放逐于昔日荣光之外的境外流民。他们化身为土耳其人、蒙古人，或者阿拉伯人。

《恰奇编年史》将第七世纪的阿拉伯人描述为一支经过伊斯兰教启发、教化与锻炼的民族，每在成功征服异族之后，就迅速学习被征服者拥有的新知识与新武器（弩炮与希腊火药），对于他们计划攻击的其他民族，则充满了知识上的好奇。目前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派，力倡重返纯正的伊斯兰时期，显然昧于理解阿拉伯扩张的历史教训。激进派人士以为，他们只需要一个《古兰经》，行为举止就可以变得像那些早期的阿拉伯人一样。第七世纪时，将阿拉伯人造就为寰宇征服者的伊斯兰教，现在却蒙蔽了他们的继承者，或是伪装的继承者的心智与判断。

诗人伊克巴勒一心冀望着建设一个印度裔穆斯林国家，可以让伊斯兰教摆脱“阿拉伯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上的标签”。结果，阿拉伯人反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帝国主义者，因为，在信徒眼中，遭到阿拉伯人征服，进而被迫同化，仍旧代表着灵魂获得救赎。

在巴基斯坦教科书上，历史仅仅开始于阿拉伯人入侵与伊斯兰教。教科书上简练地概述先知行谊，先知离世后四位依序继任的哈里发，或许也不会漏掉先知的女儿，最后再寥寥数语将诗人伊克巴勒、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先生带上一笔，两三位“殉教烈士”，即分别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对抗印度圣战中捐躯的军人或飞行员，也附在一旁写入书中。

历史撰述的选择性如此迥异，迅速导向不切实际的虚无幻境。在这些教科书上，穆罕默德出世之前，世界只是一片黑暗，蓄奴、剥削横行。可是，那是真的吗？穆罕默德的教化广布之后，人类的曙光初现，奴隶跟剥削都消失了。可是，这又是真的吗？有谁能大言不惭地这般说，或是教导这种不符现实的谎言？那些从信德押解去侍候哈里发的奴隶怎么说？行走在卡拉奇街头的非洲黑奴后裔又怎么说？这些问题没有合适的答案。此时，信仰就派上用场了，压过了现实人世。

军事政府执政，政党活动一概禁止。巴基斯坦识字率仅及百分之十五，执拗的基本教条，将大学束缚得动弹不得。巴基斯坦国内没有工业，没有科学，经济全靠小额汇款支撑。不论合法、非法，巴基斯坦移民犹如潮水般涌向四方。然而，巴基斯坦英语学校六年级的社会课本里，学童朗声读道：

“萨勒曼说，‘叔叔，我从我的历史教科书上读到，古代时期，种姓制度牢牢地钳制着印度。每个人都只能继承家族固有的行业。他只能做这一项工作。’‘噢！’萨勒曼的叔叔回答他说，‘一直到现在，印度的状况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可是，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我们国内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工作。这就是促使我们进步的秘密。’”

[1]科尔特斯（1485－1547），殖民时期活跃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

[2]即中巴公路。

五　海得拉巴爵士乐

艾哈迈德要我深入信德内地，去探访海得拉巴附近一座有名的圣地。信德遍地可见穆斯林圣徒的圣地。昔日佛教与印度教的圣地，早已为伊斯兰教改化。可是古老的宗教心态仍然萦绕不去，而主张净化伊斯兰信仰的人士，则对某些地方犹然遵行神秘的、刻苦修行的近乎盲目崇拜的宗教仪典，感到大谬不然。

可是，艾哈迈德自有其道理。他力劝我取道一访的圣地或称苏菲中心是一个有秩序的穆斯林兄弟组织。他说，这个组织已经传承了好几个世纪了。他们弃绝了俗世的富贵浮云移居至此，专心服务老弱贫病民众。他们在此地经营一所医务室；每天中午午餐的时间，他们就会为所有前来果腹的穷人提供一顿热饭。艾哈迈德就是受到如此牺牲与服务的理念所吸引。某一天上午，他派了一辆车来接我，送我往北走一百英里，直抵海得拉巴。

跨出卡拉奇，触目所及尽是漫漫黄沙。“超高速公路”平坦而迅速。公路架桥通过印度河，河谷宽广，河水滔滔，夹沙带泥。河面上小小的渔船张着肮脏的白色船帆，顿时为这片漫漫无疆的沙漠平添几许古典气氛。海得拉巴，一座难以形容的沙漠小城，孤立着低矮、涂上赤赭色漆料的混凝土建筑，焦烤在烈日之下。可是，死水池塘还是随处可见，这块沙漠显然排水不良。

而当我到达巡回招待所时，我本来以为今晚就要住在这里了，不料却遇到些麻烦。两个公务员，操着不灵光的英语，将我迎了进去，告诉我说，事出突然，某个部长刚到，他们不得不取消我预订的住宿登记，我可以改住另外一家旅馆。他们不断重复强调：“第一流的，第一流的。”可是，他们带我过去的地方，尽管有中央空调，却粗糙而昏暗，浴室里的马桶坐垫还破了一角。

其实我大可不必在那里过夜。负责带着我四处游玩的年轻人拉扎克，心中另有一套计划。艾哈迈德的苏菲中心可以等到第二天再去。拉扎克打算利用当天晚上，带我去看看其他几处圣地与宗教处所，车程要走上几个小时，而且还跟苏菲中心的方向完全相反。我们就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出发。

拉扎克是个信德人。他带着旅客启程参访宗教圣地后，登时就化身为朝圣者，再多圣地也不腻，他同时也变得像个官方人员一般，紧抓着他的计划与行程。他机智灵巧而温善，可是，语言的障碍，令我们彼此火冒三丈。

我一开始就使他神经紧绷。我看到路边有个男人身着信德的传统服装，嘴里就说道：“噢，拉扎克，原来你们这里也有非洲人。”他立即尖锐地回道：“他们不是非洲人。他们是黑人。我们本地的黑人。”拉扎克的英语很精准，就跟他刚刚讲的一样精准。可是，几个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的英语教师——将他分离在英语口语对话之外，结果，他一开口，我就得聚精会神，不然根本就猜不透他的意思。我说：“他们会利用这些芦苇做些什么吗？拉扎克？”他说：“囊子。”我听了一头雾水。过了半晌，我说：“囊子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轮到他奋力抑制不耐。他说：“囊子就是用来装家里用的东西的。”原来是篮子：他的定义同样精准，却无疑要费去不少心思。结果可能就像那样：他是奇可·马克斯，我就是他的哈普，抑或他做哈普，我当他的奇可。[1]

由是，虽然拉扎克一路上为我长篇大论费心解说，我却还是犹如云里雾里，路过信德这处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地方，不解为什么经过某些地点的时候，拉扎克就会特别兴奋。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举例而言，曼殊拉那处废墟，千百年前竟然是达哈尔王的大城纳巴德。

我们在第一处圣地扑了个空。拉扎克告诉我说，坐镇此地的圣人，门下有十万名追随者。我们到的时候，天黑已经两个小时了，进入此地，就像是步入一座中世纪城镇一样。几个小僮为我们敞开城门，我们进城之后，又忙不迭地在我们身后合掩城门。城内巷弄的地面上都铺了石砖，路面中央还铺设有排水管道。许多人席地而坐在这位伟人的庭院前方的平台上。有人将我们来访的讯息传达到内室，接着，屋子里走出另一个人来接见我们。他年高消瘦，穿着蓝色的长袍，左手戴着一只布质手套。他说，伟人只在早上见客，现在已经是他的休息时间了。

于是，我们只有怏怏离去，继续开车前往阿卜杜勒·拉蒂夫王的圣地。暗夜之中，清真寺前铺有地砖的庭院传出阵阵乐音，那是传唱了两百五十年的拉蒂夫祈祷短歌。奔波了一整天之后，黑夜中听着这样的歌声。一小群信众，有些人已经沉睡酣然，有些人则来来去去。前些时候我在马什哈德，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房子里体会到的感受，现在又涌上心头：伊斯兰教已经将信徒结合在一起，产生某种瑰丽美感，信徒可以体会到某种完整圆融的感受。只是，假如伊斯兰国度可以孤立在现世纷扰之外就好了，假如人可以忘却过去所习知的一切就好了。

休息处的房间里，空调无法运转。要是我敞开窗户的话，成群昆虫就会蜂拥而入。而我偏偏就是为了避开蚊虫叮咬才没跟拉扎克与其他人等一同露天而眠。要睡在月光之下，还得将自己从头到脚裹得密不透风，缠得跟个木乃伊一样，那可得费点功夫练习。于是，我就待在热气蒸腾的房间里休息，静候日出破晓。我们计划趁大清早出发，兼程驶回海得拉巴，赶在中午之前到达艾哈迈德热心推荐的苏菲中心，参访他们每天中午招待贫民免费午餐的慈善活动。艾哈迈德还特别强调这一点。

汽车驶出海得拉巴之后，数畦耕地零星可见，几处灌木，几处沙地。明亮日光刺眼难当，烈日炙热难耐。乡间野狗静静地站立在泥黄色的积水池畔。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一个早期文明的知名河谷。可是，周遭感觉不像河谷，更像是一片广袤无边的平原，然后你才会注意到这块平坦谷地，其实地势高低各自不同，地势较高处的土地上堆着一块块巨大岩石，因此让人觉得印度河谷是这股浩瀚天水冲激下，唯一幸存的遗迹，这股洪流所向披靡，没有岩石保护的区域，一律洗为平地。几英里之后，我们就开到这条河的西岸了。远处绵亘着崎岖的山丘。山丘纯为大石堆砌而成，裂缝处处可见。这道山必然是经由某些天摇地动的激烈变化而崛起的，岩层受力向上突起，再倾颓折叠，就像一团面一样。接着大洪水从天而降，冲溃了构成冈脊的岩石。河道在这里猛地转了个弯。再过不远，就是圣地所在的城镇。

镇上主要大街两旁的摊子上，挂着布托先生的遗照。布托先生在执政期间，曾经出于主动或是被动斥资为这座圣地添加过几道新的镀金栅栏门。站在圣地外面，隔着外围的铁门，就可以看见新建的镀金栅栏门。墙上嵌着一个牌子，记载着布托先生的赠礼义行。可是，自从他死之后，牌子就用一块镶着金边的绿布遮了起来。朝圣者进入圣地之前，都会看到镀金栅栏门和这块绿色的布。

我们脱下鞋子，交给坐在遮阳棚下的男子保管。他头上缠着头巾，神情肃穆，动作迅速，显然训练有素。他将每双鞋子分别绑在一起，排上编号，每双鞋子的保管费用是半个卢比。如此收费似乎偏高了，可是这是独门生意，没有竞争。我问拉扎克，圣地旁边的摊位是世袭的呢，还是受到保护的专利？他说，圣地门口保管鞋子的摊位是经过政府公开招标的，出价可以高达四千卢比，合计四百美元。中标的话，不论如何，一定会生意兴隆。

里面空间不大，信徒甚众，摩肩接踵的。有人就睡在磨损陈旧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都是来自远方的信徒，而且对穷人来说，晚上也只能在这里过夜。他们都是沙漠地区的可怜人，出生于印度河附近零星贫瘠的土地与穷苦的村落，对这些人而言，这座圣地——以及此地所有的圣地，甚至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横阻在大河与碎裂的山脉岩石之间——总是提供了庇护与舒适。大理石地板肮脏污秽，婴儿在地上或坐或爬，成群苍蝇嗡嗡振翅四下巡梭，寻找地板或人体停驻。

圣地，圣人的墓碑，四周围有银色的栏杆，工艺精巧优美，却被信徒双手摩挲得失去了光泽。圣地一个角落上的柱子已经断了，或许是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虔诚的朝圣人群一拥而上挤断了柱子，甚至现在还可以感觉到这种狂热。圣地周围搭起几座罩棚，层层相叠，天花板下撑着一张铁丝网，或许是为了拦截鸟粪吧。支撑罩棚的竿子上还用一根短铁丝悬吊着一块石头，石头周围用银色的金属圈紧紧箍住。石头是心形的，浅棕色的表面经过信徒日积月累的摩挲，益加平滑光亮，轮到我伸手抚触时，还真有种肉质的触感。拉扎克说，这位圣人生前就将这块石头系在腹间，从不离身，先知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话虽如此，说不定这其实是一种源自阿拉伯酷刑的苦行修道方式：比拉勒，最先接受先知讯息的阿比西尼亚奴隶，日后就是被阿拉伯人在胸口压上一块大石头，捆绑、曝晒在麦加沙漠中而死的。）

信徒先以双手搓摩石头，充分抚触之后，再将手按在他们的嘴唇与双眼上，或是紧捂着胸口，或是看起来紧紧地拥抱着自己。寺院外，这个印度河谷小镇煎熬在烈日灼烧下；可是圣地里面却是如此的宗教热情。来此谒灵，不能放过的除了这块心形石头和墓碑周围的栏杆外，还要一亲垂坠在圣人墓碑之上的布缕，布缕尽头处还放置着一具法冠与一袭长袍，样式奇妙近似基督教法事用具，另有一顶头巾，似乎代表着一颗头颅。这是一块信仰的大地，同时也是一处飞沙走石、鼻孔干燥与抠挖鼻孔的地方。有个农妇先是用手抚摩圣地栏杆，再用手碰触她年幼儿子的嘴唇，当然，出手抚摸栏杆前后，也不忘频频揉搓清理她的鼻孔。

我们接着转往“科里”，即，苏菲中心。苏菲中心就在一条短巷子尽头。巷弄地表上的灰尘经过雨水冲刷，与街道两旁吃食摊子洗刷的脏水汇流，转为乌黑的泥浆。但小吃摊子生意兴隆，忙得不可开交，虽说现在正是科里开门赈济贫民的时候：苏菲中心进门的长龙中，人手一个棕色的扁面包。

我们一脚踏进喧嚷、忙碌与乐音之中，右手边是又一座圣地：先前多位皮尔[2]的墓碑，他们都是受到圣人的精神感召定居此地，将圣人的行止精髓发扬光大的虔诚信徒，然后，他们就成为信徒的管理者或领导人。有个来自沙漠地区的蒙德理安[3]，正在圣地四周的墙壁上敲敲打打地嵌钉上现代浴室的瓷砖，创造出比这位抽象画画家的名画《百老汇爵士乐》画面更加宽广、画风更为直接的《海得拉巴德爵士乐》，黄色、白色、蓝色、红色、黑色等不同颜色构成的线条逐级爬升，映入眼帘，甚是赏心悦目，因为画面所呈现的喜悦如此纯净。

圣地正前方，几根柱子撑起一顶大帐篷，这里就是赈粥之处。棕色的扁面包堆成一摞摞的小塔，塔上蒙着粗布防尘，一个男子站在前面守着面包，面包的色泽不但意味着面团是全麦制成的，也暗示着印度河谷的泥土颜色。另外一个男子则从一只黑色大铁锅里舀出一勺又一勺的扁豆稀汤。建筑物门廊左边，一个男子负责分配饮水，另一端，一个男孩儿有感于其任务之重要，牢牢地握着衔接水龙头与水桶的橡皮水管。

拉扎克跟一个身穿蓝色长袍的人攀谈起来，此人显然是在这里管事的。蓝袍男人个头矮小，虎背熊腰，理小平头；他的五官有种中亚风味。他说，皮尔出门去了，三个小时以后会回来。在巴基斯坦，公认的延误时间是以每半小时为标准单位，三个小时，换言之，就是明天清早了。难道说，我们就找不到人可以谈谈了吗？穿着蓝袍的男人说，munshi，就是秘书，应该有空，可以跟我们聊聊。他询问我们的姓名与一些细节资料。拉扎克跟他如实叙述之时，蓝袍男人改用英语，说得毫无抑扬顿挫，音调平板得奇妙，两只眼睛仍然直勾勾地打量着我们。他说，他欢迎我们来此做客，在清真寺过夜，要待多久都没关系。皮尔三个小时以后就会回来。同时，我们可以跟munshi一谈；我们也可以领用食物，我们是他的客人。

他差遣了一个人领着我们上楼。我们踮着脚步避开水洼（水管漏水积成的），跟着那人穿过楼上近乎迷宫的四角阳台中庭，进入一个整洁的房间。房间地板上铺着寝具，还有两套长枕与坐垫。一架电扇运转送风，窗户大敞。屋内凉爽宜人，无以言喻的轻松舒适。窗外墙上架着两台唱机，要么就是配有扩音器的收音机，房内的风扇嗡嗡声隐没了外面的噪音。扩音器播送的歌曲，可不是电影主题曲。拉扎克说道：这是祈祷短歌。短歌一首接一首地彼此中和抵消。房内如此凉爽，歌曲顿而形成一种遥远而悦人的背景音乐。

munshi没有过来。五分钟后我们没见着他，十分钟后还是没见人影。然后餐点却先上楼来了，送上食物的是个男孩儿，抑或是个年轻男子，身穿棕色的巴基斯坦传统服装。他的面容极为俊美。想到他竟然选择以牺牲与服务作为终生职业，我不禁感到离奇。拉扎克（二十七岁，就已经心宽体胖，圆乎乎的了）佯装他能理解我对食物的紧张敏感。可是没多久，他就有如风卷残云，舔嘴咂舌地吃到盘底朝天。munshi还是没有现身，而当那男孩儿再度上楼来奉茶时，茶汤也是以印度─巴基斯坦街头市场方式炖煮，茶叶加糖，兑上开水与牛奶煮沸：浓烈甘醇，兼以提神醒脑。我就请他留步，谈谈他自己。

要跟他谈话还不简单。倒不是因为他讳莫如深，而是因为他似乎对于自己的未来缺乏连贯性的概念。过往经历浮散在他的心头，你还得先问上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他被动得叫人咋舌。他的措辞（经过拉扎克翻译）也非常温和，谈话之间，他一双眼睛一直垂得低低的。

他在这个社区里已经待了一年。再过一年，他就准备走人了。他连想都没想过要在这里牺牲奉献一辈子。可是，既然他还是想找份工作，成家立业，难道利用这段时间学个手艺或是学做做生意，对将来不是更有帮助吗？他说，他曾经在净水厂担任过接管工人，每个月工资四百五十卢比，倘若他愿意，他还可以继续做这份工作。

他老家在白沙瓦，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北方边境。他家拥有一百英亩的耕地，以及一辆拖拉机。可是，家里有六个兄弟，食指浩繁，于是，他就加入浩大的南迁移民潮。他先在卡拉奇（据说该城曾经容纳一百万来自边境省份、原居印度西北境的阿富汗移民）停留了一段时间。接着，他就来到了海得拉巴。有个朋友跟他提起这个社区，带他到这里参观。他在这里也见到两位同乡，同样是远从北部村落南下的。于是，他又三番两次地回访。可是，他还是心猿意马拿不定主意，一直到他见过了皮尔，他才决定留下来。

过往经历浮散在他的心头，他似乎对未来毫无目标。他是个徒步旅行者。旁观者通过他，比较容易参透欧洲中世纪徒步旅行者的人生经历。这处偏居沙漠一隅的宗教社区，只是一处中转站，协助他度过人生中的某一段落。不消多疑，在巴基斯坦，境外移民与国内移民同样熙攘繁忙，许多人一定跟他一样天涯行脚，辗转风尘，逆来顺受，消磨人生。

我问道，这个社区有没有外国人造访，而当他们服务时，他们的表现会不会易于常人？这个问题令他脸上多了一分光彩，他抬起头来，像个兴高采烈的男孩儿。他说，之前有个孟加拉人在这里待了一个月。他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有一天，有个男人开车过来接他到卡拉奇去。那个孟加拉人回来的时候，可就开着他自己的车了。

这是因为运气好呢，还是其中牵涉到某些交易？

显然，白沙瓦男孩儿自有令人眼睛一亮的回答。可惜，答案没来得及说出口，因为在这个时候，小平头、大肚子、宽肩膀、上下不住打量的蓝袍男子进来了。棕色服装的男孩儿顿时紧张起来，不再说话，两眼再度低垂，收拾了茶具茶碗之后就尽快告退了。

蓝袍男人在我们面前跪坐下来，一屁股坐在他双脚脚跟上，双膝就歇在地板上的铺盖上。既然（虽说，他嘴巴上没这么讲）munshi无暇分身，他自己就来跟我们谈谈。

他用英语问道：“你想知道些什么？”

此时他发音之清晰，让我吃了一惊：自从刚才他在庭院里跟我们交谈过后，他的英语还真是进步神速。此时，他清晰的发音当中，有种侵略的意味，可是这是经过悉心造作的侵略：可以加强，也可以软化。他还不了解我。我说，我自己也还说不上来现在究竟想知道些什么，不论他想跟我说些什么，我都会洗耳恭听。

成串的英语词汇从他口中源源流出：“我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信徒有千万种。有人求财，有人巴望来世投好胎。我只想见到安拉。你只有通过中介才能见到安拉。我的穆尔希德就是我的中介。我要爱我的穆尔希德。我要让我的穆尔希德进入我的心中。安拉跟我的穆尔希德在一起。而当我的穆尔希德进入我的心中时，安拉就与我同在。我心里一点疑惑也没有。我可以通过中介，以穆尔希德的形式见到安拉。通过中介并以这种形式。”

穆尔希德并不如我私心猜想的，是皮尔或是这个宗教社区的领导人。其实，埋骨长眠此地的圣人才是穆尔希德，圣地的墓碑也是专门纪念他的。

蓝袍男人以政治上的模拟进一步加以解释。“卡伊德－阿扎姆（真纳先生）建立了巴基斯坦。”他就像是穆尔希德一样。“可是现在，我们都要听总统齐亚·哈克发号施令。”总统就像是皮尔。蓝袍男人伸手指着拉扎克说：“你要听齐亚·哈克的。”他又转过身来指着我说：“你也要听齐亚·哈克的。我也要听齐亚·哈克的。”我开始听出他这段长篇大论中有类乎诵经念咒的成分了。

他说：“我还没有热情招待你们。那是因为我的穆尔希德。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还是竭尽所能服务你们，因为，我爱我的穆尔希德。我要我的穆尔希德进入我的心中。”

这个社区里住有大约一百名虔诚信徒。他们每天都会为八百到一千名贫民提供赈粥服务，同时还经营一个医务室（医务室在楼下一个小房间里，房间就在舀水男人所站位置附近）。可是，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呢？

蓝袍男人说，前任皮尔是个圣人。“他无时不刻都在侍奉安拉。他终日封斋，整晚都在祈祷。我告诉你，要把你两只手并成那样可不容易呀。”他将两手手掌并在一起，并指开掌，这正是穆斯林的标准姿态——将双手摊得像是开卷阅读一样。然后，他站起身来，示范这种礼拜时的开掌祈祷动作，重复他刚才说的话。“无时不刻不在侍奉安拉。终日封斋，整晚都在祈祷。你像他那样捧着手掌十分钟试试看。”他再度跪坐在他的脚跟上。“他缔造了多少奇迹，他五十年来什么也没吃过。三年没喝过一口水。人家跟他说，倘若你再不喝水，你就要死了，到那个时候，他才决定开口喝水的。”

可是，他们究竟是从哪里筹到社区运作所需经费的？

蓝袍男人说：“我这不就正告诉你吗？要不是这些牺牲奉献，这个地方怎么搞得起来呢？我们的穆尔希德现在有好多好多穆里德，就是追随者，遍布全世界。他们带着大笔钱财过来。他们布施一个卢比、五个卢比、十个卢比。而我们采买东西都会讨价还价，要到好价钱。我还没有热情招待你们。那是因为我的穆尔希德。信徒有千百种。我想见到安拉。重要的是，我只有通过中介，以我的穆尔希德的形式，才能见到安拉。你明白吗？”

我问他，当他抚摩挂在穆尔希德墓碑上的那颗心形石头时，他究竟感觉如何。令我惊讶的是，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而当我再次询问时，他说，他在这个社区中事情太多了。

棕衣男孩儿站在门口，表情热切，可是当他看见那个蓝袍男人还是跪坐在我们跟前时，男孩儿就黯然无语地打着赤脚转身离去了。先前，他提到的孟加拉人与新车的故事，撩得我尤感兴趣。此时，蓝袍男人继续唠唠叨叨翻来覆去，旧话重提，重提旧话，将先前的句子依照不同次序重新排列组合，开始让我如坐针毡了。

他又跟我讲了个前任皮尔的神迹。社区里的一个苦修者，法吉尔，死了。他们跟皮尔报信。他就赶到那个死人横尸的房间里。他一脚踏进房门，死人就举起右手，对着皮尔行了个穆斯林的礼。皮尔勃然大怒，抡起手杖猛敲那具死尸，口中骂道：“你还要再多下功夫，控制自己的身体。难道你不明白死人对我敬礼是不正确的吗！”

我问蓝袍男人，可不可以麻烦他再请那个男孩儿送些茶点呢？我拜托他许多次。可是，我们就是没法再跟那个棕衣男孩儿独处。蓝袍男人说，我们可以稍后再用茶，不过我们得先参观厨房，然后我们当然一定要到前任皮尔墓前膜拜。他可没打算让我们清静。我开始明白，原来这是他送我们离开这里的方式。

我试着将话题再转回他自己身上，请他谈谈自己就像跟棕衣男孩儿讲话一样困难。他话随心转，东拉西扯地讲些个人经历。过往经历在他心中从未形成任何模式，他只知道自己现在身处何方。他，同样也是个流浪旅人，同样也曾经参与巴基斯坦半中世纪的集体漂移生活。尽管他脸上有富于中亚风味的五官（配上小平头就更加突显了），他却跟棕衣男孩儿一样，都生于边境省份。他曾经进入一所农业学院就读，但未曾获得学位。此后，他打零工过了几年。最后，他就到了这个社区。他见到现任的皮尔，立刻决定待下来。当时，他也不曾征得任何许可，他就这样待了下来。（而拉扎克在一旁插嘴道，如今，他已经是现任皮尔的“得力助手”了。）他的父亲在边境省份务农。耕地面积多大？十六英亩。土壤肥沃吗？非常优良。家中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没有。那么你父亲过世以后，谁来接管农务呢？他以为我问的是，农场上需要他效力吗？就回答说，农地已经包出去给人家机械化耕种了。当他继承家产时，这十六英亩耕地会有什么变化吗？他说，他不知道，他已经舍弃那一个维度的人生了。

我们下楼去参观厨房。午餐赈粥时段已经结束，厨房里烹调的活儿却还在进行中。我们遵守规定，脱下鞋子，赤脚踩踏着厚重、粘黏的灰尘，从主建筑走到厨房棚子里。他们在厨房里就着大口铜锅煮茶。而就在一束束薪柴之间，棕衣男孩儿闲散地站着，他在跟我们保持距离。

一个露天棚子下，正对着几座面包烤窑，有个男人凑着一个高脚大理石台子正费力地揉着棕色面团，他双手及肘部都埋在面团里猛揉。他身边的大理石台子上，揉过的面团表面停着成群苍蝇，苍蝇不断摩擦着前脚。一个男人正在煮着扁豆汤，另外还有个男人探进面包烤窑里，盯着烤箱。厨房里所有员工都剃着小平头，每人双眼都闪闪发亮，两颊圆圆胖胖的。他们态度都很友善，一点也不介意外人参观打量。他们是食物与充足的供应者，他们自知自己正在侍奉穷人与真主。诸如此类的烹调景象，一再重复表现在北印度的画作中。我感到，这些脸庞似曾相识。

蓝袍男人领着我们，一座接一座地走过所有埋骨于此的皮尔的圣地，还要我们一一抚触碑石。最后，我们就坐在瓷砖被烈日烤得滚烫的庭院里，欣赏那幅《海得拉巴爵士乐》瓷砖壁画，画中拾级爬升的彩色线条显露无限喜悦。棕衣男孩儿怯生生地给我们送上茶来。他没有立刻走开。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于是，我就直接问他那个孟加拉人的故事。

棕衣男孩儿说道：“他去了卡拉奇，然后又回来了。我跟你说过了。”

“孟加拉人？”蓝袍男人闻声说道，“我们这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还是服务你们……”他坐在一道白色瓷砖贴面的台子上，骤然间，他住了嘴，仿佛浑身精力都消磨殆尽在午后的炎热、灰尘、沙漠与单调而一成不变的生活中。

我们重新坐回车中，驶进付费小吃摊子林立、泥泞污浊的巷弄。拉扎克说道：“你还记得他说到买东西的时候吗？他说他会去‘讨价还价’。他在科里是不应‘讨价还价’的。”拉扎克是作为良善的穆斯林有感而发的。

我们将车开回河岸与岩石山壁之间：岩层彼此倾轧，接着又遭到大洪水冲击而产生巨大裂堑，岩石一层一层地风化，裂开飞散，于是，山区某些地方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石质半圆形剧场的阶梯观众席，只是整个剧场严重倾斜了。

我们在一处巨大裂缝前停车。拉扎克午餐之后精神百倍。再灌上一瓶巴基斯坦的七喜汽水——泡喜汽水（Bubble-Up，光听他讲起这个词的发音，就够有趣的了），他更是活蹦乱跳的，无畏烈日高温。

我们越靠近这座山，山势便越高耸。当我们终于走到山阴的时候，气温终于变得凉爽了。这是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山脚下的印度教寺庙，原本建来就是为了表现这份敬畏。小型的金字塔屋顶建筑，年代并不久远，不过建于一九四七年以前，却已经颓圮残破，庙里无人住持，空无一物，墙上也被人用乌尔都语涂得面目全非——敌人已经将众神彻底驱逐出庙了。而这里也是个知名的地点：水柱激流曾经拼力冲击山壁，接下来，水势较小的乱流又再次淘洗岩层夹缝，冲刷出平滑的壶穴与巨大的洞穴，如今只剩下一处盐泉，治疗功效远近驰名。山块之间的裂缝中有一抹青蓝色，盐流行经抚润之处，岩石上莫不留下一层白色的黏泥。而这条盐流中，俯拾即是的不仅有小小圆石，还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化石。

拉扎克有着一双自然学者的锐利眼睛。他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我可以在石头表面上看到贝壳的图案。他又拣了个贻贝搁在我手中，这颗贻贝整个都完全石化了。接着，他又找到一个海螺一样的贝壳。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雅利安人、前于雅利安人的先民，即使早在建立史前城市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的民族来此落地生根之前，印度河谷就已经产生文明了。可是，更能让人心驰神往的不可解奇迹在于，这块大地过去曾经深沉在海底。这道稀薄的盐泉，从炽热的岩石缝中涌出，是这块土地过去深潜海底的证据，如今，大地离海日远，烈日光照，高温烧烤，高声地吁求水分润泽。

我们回到海得拉巴的巡回招待所时，还是遇到阻挠。我曾经预订前一晚的住宿，没有预订当晚的住宿。招待所空荡荡的，那晚也没有达官显贵前来住宿。可是却得打一个小时的电话，拉扎克被一位政府官员转接到另外一位官员线上，才获得住宿许可。

第二天上午，我们也不用走远。只在海得拉巴转悠，镇上有一处用泥墙围起的要塞，据闻系由最后一任穆斯林王侯抑或信德亲王所建，要塞里就有一座圣地，凡是心理有障碍的信徒都会前去治疗。

圣地坐落在一段大理石阶梯之上。阶梯底端，散坐着几个皮肤皱缩得愁惨可悲的妇女，其中还有人抱着襁褓婴孩。她们坐在那里，只是在等着施舍。两三层台阶上，一个男人正在击鼓高歌。阶梯顶端，一条铺了地砖的巷道隔开两座小型建筑。左边的建筑物是当年圣人冥想所在；右边建筑物则是他埋骨之处。圣人墓地周围围起铁条栅栏，圣地守卫是个浑圆而友善的小个头男人，他坐在前庭架有梁柱的回廊地板上，地板上铺着瓷砖，成群苍蝇嗡嗡地拥簇着他。在前来求助的信徒眼中，就像是孩童见到的甜点铺子老板一样，他仿佛就是全世界最富足无虞的人。他正跟一个红着眼睛、失心疯狂的男人扯着闲话。而他们一边聊着，一边还像是在以物易物，彼此交换着某种豆子。

几个人踱了过来，绕行墓地，缓缓走在两座建筑物之间的巷弄上，以便能同时吸取两处圣地的精华灵气。他们紧握墓地周围涂了银漆的栏杆，作势摩擦，接着又将额头贴在栏杆上。

墓地后方，两个蒙着面纱的年轻女性面对着墓地站立。两人看来无恙，她们不过是利用这里作为聚会约定的地点，讲些海得拉巴式的闲话，然后笑得花枝乱颤。可是，墓地附近还是有个被精灵附体的男人，他是个年轻的男子，肤色黧黑，身形消瘦，心智早已丧失泰半了。一看到这个男子，圣地守卫随即起身前去处理。成群苍蝇飞散了几英寸，随后又重新麇集停驻。

守卫咆哮的声音从后方传来。“你过来！”被精灵附身的男子应声长嚎，仿佛受不了圣地祥瑞之气的煎熬。可是，那名守卫好像根本无法容忍任何精灵在此撒赖作怪，领着那个男人，同时不断粗口叫骂附在他身上的精灵；而遭到精灵附身的男人，装出退避抗拒的样子。不管他如何苦恼煎熬，他还是清楚明白，该来的挡不掉。在这个病入膏肓的男子心中，还是残存最后一丝虚荣。他知道自己病情笃重，非得到圣地一吸正气不可。于是，他回头望着我与拉扎克，我们是他仅有的两名观众，他要确定我们的确看到了，附在他身上的精灵有多顽强，他身上的精灵如何号叫抗拒，硬是不愿接近圣人的祥瑞正气。可是，他非去不可，他得待在两栋建筑之间的巷道上，一值待到精灵散尽，寺方宣布他已经完全康复为止。守卫高喊着：“你坐在这里！你给我听着！”稍事挣扎之后，精灵终于安静下来，而那守卫则再度喜上眉梢，回到他的豆子与苍蝇群中。

门口进来一个“希狄”，这是当地人称呼非洲人的用语，不会冒犯对方。他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状。他落座在圣人冥想居处上了铁条的窗户旁边，旁边就是那个精灵附身的男子，那人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神情甚至有些恍惚。不一会儿，非洲人突然变脸，他眼神呆滞，双颊凹陷，身心痛楚突然变得明显至极。接着来了一个娇小女人，背上背着她的儿子。女人又怀孕了。可是，我看这女人自己不过是个孩子，顶多十二三岁，却已经世故如成人一般，欣喜于亲身感受如此重大需求。每个人都在做戏（虽然说先前那个精灵附身的男子在他虚荣乍现的一刻，似乎入戏得有些走火入魔），每个人都深谙自己的角色。可是，当整个世界，或是你所知悉的世界，一切写进剧本里时还算是在演戏吗？

拉扎克——他对精灵可敬畏有加——结结巴巴地，试着用英语跟我阐述一个观点。他说，他曾经见过两三个遭到精灵附身的人。可是，他又补充说明，很确定地说，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明里，民众信仰的是些其他的事物，心理疾病应该以其他形式呈现，需要用其他方式治疗。

开车横越沙漠回到卡拉奇，穿过历史悠久的印度河，就像行经层层进化的发展历程，跳跃时代的推演。显而易见的是，不提洲际大饭店汇集的各国人潮，大城市如何轻易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村落居民，牵引他们离乡背井，走上迁徒飘移的人生旅程。

快到卡拉奇时，好一段距离，我们的车凑巧紧跟在一辆无顶货车后面，车斗上载满了刚刚遵照伊斯兰教规定屠宰切割的牛头肉，牛皮已经先剥了下来，无皮牛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头上牛角却还保留着。

我很高兴，艾哈迈德将我送到信德内地。我有满怀心得要与他分享。可是等我终于回到卡拉奇，我才发现，竟然是艾哈迈德本人取消了原本预先登记供我住宿的巡回招待所——当天根本没有什么部长来访。从他送我出发到海得拉巴，其中这段时间一定发生了些蹊跷，让他改变心意。

我们会面之前，他对我一无所知。他对我的响应，纯然只是男人对男人的；而我也欣然相对。可是现在，或许有人跟他说，我不像自己所讲的那样。他电话里的语气变得冷漠生硬，还连续两次失约。于是，我也无法跟他倾谈我在苏菲中心的见闻。我无法跟他讨论，这两种宗教——其一端赖天启与规矩，另一则凭着禁欲苦修与自由冥想——糅杂在一起，并不会彼此抵消。我也无法再深入探知，他年少轻狂时搞的“合作社”，以及他心目中女人进了天堂就不会再苦于月经的纯净观点。至于棕衣男孩儿所说的那个孟加拉人，他前往卡拉奇之时身无分文，从卡拉奇回来后却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故事，我也该满足于自己所知所解了。

我喜欢艾哈迈德。但他如此突如其来地对我敬而远之，让人非常不开心，因此，我也急着要离开卡拉奇。

[1]哈普与奇可是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喜剧《马克斯三兄弟》中的人物。

[2]皮尔，苏菲派导师头衔的一种。

[3]蒙德理安（1872－1944），荷兰画家。

六　不治的法

中央市集不远处，卡拉奇治安法庭里的囚犯排成一列纵队，鱼贯进入法庭前院，囚犯通常两人绑在一起，手腕上铐着手铐，一名穿着卡其色制服的警员紧握着枷链的另一端。气氛友善，法院前庭的熙攘人潮，就跟市集上来往不停的行人一样，谁也没盯着囚犯一直看，或是多加注意。囚犯跟警员随意交谈，有时候，他们还在一个摊前盘桓，买一包槟榔磨牙根。一般而论，这些囚犯的面容跟出现在市井之间的面孔差不多。虽然，犯人中有个男子双眼无神，似乎无法聚焦，另外还有两个小个子家伙，打着赤脚绑在一道，可能是两兄弟，两人看来都有智能不足之嫌。显然，执法单位的手铐不够用。对于某些囚犯，警方只是在他们手臂上绑上一条绳子牵着走，犯人看起来就像是表演猴戏的小猴儿。可是，他们的神情还是跟其他人同样友善。

台上撑起一个个遮阳棚避开烈日，棚下坐着公证人与负责监督宣誓的地方长官，每人面前摆了一张小桌子，桌上压着玻璃镇纸和几本污秽不堪的小书，各自等着生意上门。路边有个亭子，专售各式邮票与表格。法院外面的人行道上，坐着一群能打宣誓书的人，他们各自埋首敲着陈旧的标准式打字机——有些打字机看来已经有些年头了，满布铁锈——填写已经贴好邮票的表格。一旁还有帮人代写书信的写手。（我渴望着停下脚步，偷偷多觑上几眼，偏偏代笔人不悦的警告眼神已经盯上我了，那是专属作者这一行的目光。）

主干道旁边，人行道一角，聚集着各自藏有妙药仙丹的巫医。乍看之际，我还以为那一堆堆得老高的蜥蜴早已死僵，腹内说不定还填塞了些其他药草，抑或是某种雕刻物。可是没多久，其中一只蜥蜴（或称鬣蜥蜴）竟然动了起来，其他蜥蜴也纷纷跟进。这群蜥蜴一共十一只，全都绑在一块大石头上，绳子不是系在蜥蜴尾部较粗的一端，就是绑在后腿部位的腰间，现在所有的蜥蜴都不停扭动，企图摆脱人行道上窒闷的热气。稍后，还是经由努斯拉特告知，我才明白这些蜥蜴的功用与药效：强精壮阳。将蜥蜴买回家，自己动手宰杀，再吃掉蜥蜴的某个部位。

我曾两度前往治安法院。第一次，我是自己去的，只能见到法院门外戏剧般的场面。第二次就有努斯拉特帮我带路了。努斯拉特是《晨间报》的记者，他的年龄在三十上下，矮个头，身材粗壮，圆脸上架着一副大型圆框眼镜，嘴唇上还留着一撮海象式的茂密短髭。他总是精神充沛，精力旺盛。他热爱自己在报社的工作，不仅工作日兢兢业业，即使有闲也是叨念不忘。这份工作热诚转移了他对他太太的焦虑——努斯拉特夫人身体柔弱。此外，专注于工作也可以转移他自惭未能善尽优良穆斯林应负的责任的焦虑。

努斯拉特是旁遮普与马德拉斯人的后裔，因此，他在巴基斯坦算是本地人，也算半个莫哈吉尔，即印度穆斯林异乡人。同时在他心中，他也感到自己已经安家落户了，只是一提到他身为一个巴基斯坦人与穆斯林，却又好像做得还不够。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几乎劈头就要跟我说，以他急促、脱口而出的态度说道，他还算不上是个真正的穆斯林。他的意思纯粹像在跟我道歉一样。然后，他仿佛在补充，对他来讲，全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伊斯兰教和后世。

治安法院喧哗嘈杂，所有努斯拉特带着我参观的法庭里，只有一间还有个法官坐镇主持。那间小型法庭里，法官席下只有两三个旁观者闲坐一侧，或许他们不过是等着他们自己的案子开庭而已。法庭里气氛悠闲，被告席上神情沮丧的男子（穿着蓝色衬衫与宽松的巴基斯坦长裤）则一力持重、不苟言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表现得就像是某些将自己扮演的角色看得太过重要的人一样。法庭中，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外人很难探知审判究竟进行到了哪里。卡拉奇市井坊间，人们讲话莫不高谈阔论。可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大家却嗫嚅低语，再加上众说纷纭，我花上一段时间才听出来，原来审判是以英语进行的，他们讲的都是英语。再费劲听上一阵子，我才明白这是一桩盗窃案，经过一年羁押，警方还是无法提出人证，案子再度开庭，不过是准备再度休庭，择日重审而已。

审判进行当中，一个与努斯拉特熟络的联邦检察官滔滔不绝地向我说明起诉的程序。他急着要我留步，等在一旁看他如何处理案子，这个案子是检方起诉一名国家教师——被告殷切渴盼出国打工——竟然以不实资料申请护照。那教师身为国家公仆，理当获得政府核发的一份NOC（无异议证明），偏偏那个可怜的家伙，一定是因为急着想拿到这份证明，竟然将他的公务员身份按下不表。检察官说，这个案子再过十分钟就要开庭。可是在巴基斯坦，众所周知的延误时间是以每半个小时为单位的，十分钟意味着一段漫长时光。努斯拉特与我就继续前进。（而且，确实如我所料，我们过了半晌再掉过头来探看时，庭上进行的是另外一个案子，而我们的检察官还是坐在旁听席上干等着。）

法庭外围的阳台上，我们看到四个牵链戴枷的男孩儿不慌不急地坐在板凳上静候传唤，他们已经开始相互吹嘘彼此的冒险历程了。他们同在一家旅馆工作，同样被控以偷窃罪。他们说，警察事先已经“适当”地鞭打过他们了，打的尺度还好，一旁握着他们的链条的警察也只是微笑，摇头不语。他们旁边坐的是两个被控持刀行刺的男人，两人四目眼神都极不可靠。在另外一个犯罪与虚荣的平台上，一个北部的年轻人跺着脚步过来，他除了腕上的手铐，脚上还挂着铁链，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警员持来复枪随行。他皮肤苍白，两颊上冒着青春痘，可是他那双细长的杏仁眼却充满了慑人力道。他深知自己所到之处无不勾起骚动涟漪，他是注定要上绞刑台的，便藐视那些太过微小的罪行，他为了这次公开露面，刻意穿戴得像个酋长：一套刚刚熨烫完毕的淡蓝色巴基斯坦西装，头上的红色头巾上还缝了一道高高的坚硬的头饰。你更别想要这年轻人住嘴，不与他人闲谈。

努斯拉特眼见一个男人被人拿绳子绑着牵出来，突然就激动起来。“你看他们的手铐根本不够用。他们现在竟然用上绳子了。我非得写一篇报道不可。法院最近发生了许多逃逸事件。或许他们确实曾经从国外进口手铐，只是货还没到。或许是因为手铐现在都专门拿来铐政治犯用了。”

有个女人脸上没蒙面纱，带着她纤瘦孤弱的年幼儿子，坐在一间不见法官出庭的小法庭里，这间法庭感觉就像一间教室。她苍白的脸庞既圆又小，皮肤粗糙。不论是她还是她的孩子，看起来都吃食不足，营养不良。先前，她才刚花了四千卢比，折合四百美元，买下一处房地产，交房的时候却问题重重。她用一只塑料信封将她所有的文件都装在里面，其中还包括了那一纸珍贵的、经过多人处理的四千卢比收据。她已经连续三天上法院来陈情，而今天依然见不着法官。她住在卡拉奇市郊十五英里的地方。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死于哮喘。可是努斯拉特对此存疑，他认为这个女人应该离婚了。只是要她坦白承认自己孤家寡人，无人怜爱，恐怕太伤颜面了。

小法庭外边的阳台上，杀人犯就多了。一个留着短髭、浑圆矮胖的男人，是北部地区斯瓦特人，两天前他才被缉捕归案。他五官端正，性情率直，尽管双手上铐，看起来还是挺自在的。他说，他之所以坦荡从容，因为他什么事也没干。警察在他身上搜出一把枪来，可是，那个遭人谋杀的家伙，从来就心术不正，他们那里想下手杀他的人可多了。

一个希狄，或曰非洲后裔人，经检方控以谋杀罪。他身后跟着一大群为他加油打气的希狄亲友。（希狄人数如此众多，这些人当中，血统比较单纯的是来自卡拉奇码头区，祖上混血通婚较为复杂的则是来自俾路支古老的马克兰海岸。此外，法庭庭院与阳台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闲人。）这个希狄所涉的是一宗穆斯林谋杀案，根据被控凶嫌的亲友声援团指出，那是替天行道，被杀的人该死，谁叫他引诱了一个未婚女孩儿。

接着，被法警锁上手铐牵了过来的，是个生于边远省份的旅印阿富汗少年，男孩儿受到首府的吸引，离家投入巴基斯坦的旅行生涯。对他来说，这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打着赤脚，一双脚掌乌黑肮脏。他身上这套衣服已经连续穿了好几个星期；他身上那件长下摆的衬衫，领口已经脏污发黑，有如擦过引擎机油一般。有个能说英语的律师穿着谈吐都还算讲究，跟我解释男孩儿被控罪行：擅自进入铁路局地产。事实上，男孩儿擅自进入铁轨区，只是冒着自己小命不保的危险，换取几个卢比罢了。他进入铁道区之后，可能会登上一班行进中的列车，强迫或是欺侮乘客，好挤进一席座位，稍后，再企图用二十卢比左右的价钱出售他的座位。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把戏。警员拎着拴住男孩儿的铁链，不语微笑，讲故事的律师也面带微笑，唯一感觉不好笑的，是那个男孩儿。

法院里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所有的文件都经过登记收录。这是个档案仓库，档案架上堆了一卷又一卷裹着红色、黄色和白色粗布的卷宗，一列又一列的架子上随处可见破损而满布灰尘的档案箱。此处状似废墟的档案仓库中央，摆着一张桌子，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头上戴着一顶黑色便帽。他有一则从基层做起、献身法治、终于成功的故事，可以说来激励后进。他在一九四七年印度次大陆即将分离之际来到卡拉奇，而他在这个法院服务已满三十二年。老人从印度的斋浦尔移民到巴基斯坦，移民之前，他曾经在当地有过三年的法庭工作经验。一九四七年，卡拉奇全市只有六所市立法院，现在已经增加到四十所了。他本人则是一步一步从基层做起，资历完备，逐步达到如今的显赫位置。他一度做到卡拉奇最重要的市立法院的首席“书记员”。身为“书记员”，他得随时坐在法官身边，他的责任就是巨细靡遗地记下法官所有的话。做笔记、整理记录，这就是他毕生投入的职业。

现在，他终于调任到这间文书记录办公室了，这间堆满了布质卷宗、档案箱和文件的房间。外观乍看混乱，其实乱中有序。他能保证在十五分钟内，找到任何你所征询的记录文件。只要有判决日期与托管日期，他就可以探囊取物。所谓托管日期就是档案送交登记处保管的日期。可是，倘若托管日期不详，又该怎么办呢？那老人说，事情就棘手了。或者，我在心里暗想，这下子就像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接着，他就跟我们示范他的寻件步骤：根据一个判决日期与托管日期，他打开一个破损不堪的档案箱，然后参照另外一个箱子，第二个箱子破损得更加严重，接着——顶着黑色便帽，白发苍苍，他的食指似乎战胜了时间——他的手指沿着一层架子不住翻寻，直到翻出一卷蒙尘卷宗，再大拍尘埃，得意地展示。我恭维他。他说，他的成功全凭真主赏赐，凡事都要归功安拉。

努斯拉特问道：“你欣赏伊斯兰律法吗？”

“当然。”那老人说道，重新又坐回他的桌子后面，“国家施行伊斯兰律法之后，情况就改善多了。”卡拉奇的人太邪恶了，只有速审速罚才治得了他们。法院前庭闲晃的许多人当中，很多人都是专业证人，靠作证维生，他们会在不同的案件当中一再出现。即使是他，所有的公务时间都花在整理档案上面，整天窝在公共记录登记处办公室里头，经年累月下来，他也能认出那些熟面孔了。

那么他毕生的职业生涯都跟一群无赖混混儿一块度过，他有什么感受呢？他误解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语气坚定地说，他从来就不曾收取过贿赂。而今，他再过三年就要退休了。他对退休生活毫无计划。他将晚年，以及许多其他事情，通通都交给安拉了。

我说：“你的孩子呢？”

“拜托你不要问这个，先生。”

一直到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充实而成功的卡拉奇法院生涯，如此圆融的人生都要感谢真主赐福，他的圆满竟然包藏着极为残酷的缺憾。他七个子女当中，四人饱受缺钙之苦。他用英语说他们的骨头都碎了。其中两个孩子早已夭折，一个女儿现在瘫痪在家，起居都要人照料。他将两只前臂举起来，交叉，仿佛腕上也锁着手铐一般。老人跟我们示范着，他的女儿现在萎缩到什么程度：即使脸上停了只苍蝇，也举不起手臂来驱赶，要靠人替她代劳。

尽管如此，他还是寄望美国医药发达，能够治愈他的女儿。他几度同美国书信往返，对方也曾经回过一封信。当然，这个终生管理档案的人，也将这封信归档收存，档案夹就留在他桌上方便索取：档案夹子里收着手写的乌尔都语信件与打字机誊打的英文信件。美国！知识的世界，远在信仰的世界之外：即使在这个信仰的国度，美国医药之精进还是威名远播。

阳台栏杆旁边的板凳上，两名农妇并肩而坐：老妈妈和成年的女儿。老妈妈身高不及四英尺，消瘦而满面皱纹，嘴唇上厚厚地粘着一层由某种植物捣成的紫色膏状物，大围巾围裹着她的头发与扁平胸部。她一开口说话就尖声嘶叫，而她的女儿——她那张年轻却苍老的脸庞，显示出过度日晒、劳力操作与营养不良的痕迹——也同样，竞相尖叫，仿佛在跟母亲竞赛一般。她们以其独特、耐心十足而且阴柔的方式，等候过路闲人对她们表达些许关注。她们满怀委屈，有苦无处诉，而她们也逐渐爱上了法院的氛围。法院大楼就是她们的哭场，号啕啼泣的舞台。

她们和她们的房客之间有纷争。那人不想搬离那间房子。之前，她们家里风波不断，一直到军方接管政府施行戒严法为止。那么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她们要回自家的房子了吗？是。可是，那人还是不付房租。五年来，每个月五十卢比的房租，他都没付。五年？她们竟然让那人不缴房租白住了五年？

女儿拿出她的证明文件来。那是一封英文书信，代笔写手的杰作。书信文字多处跳跃，上下不连贯，说女儿的丈夫想跟她离婚，于是，女儿终日惶惶，忧虑着丈夫将下黑手杀她。她曾经前往当地警察局，录制上述声明。而今，她与母亲同住。她家中只有“三件衣服”。她的丈夫，一心想杀她，扣留了她其他的衣物，甚至连她的罩袍、面纱都没留给她。

可是，这跟那个房客和他积欠的房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啊，她们对着我悲凄嘶鸣，一个接着一个轮番叫嚷，这说明她们家里没男人，没人做主。这还表明，她们家里缺乏生计，唯一的收入只剩下房客应缴的房租。

不过，她们那纸房屋租赁契约也有问题。她们先是花了三千卢比贿赂打点，好让租约过关。可是，那个收了她们钱的男人，什么忙也没帮上。然后，她们又给了另外一个家伙八百卢比，拜托他帮忙将前面那三千卢比讨回来，第二个家伙同样什么事也没做。

于是，她们就霸住法院上层阳台，嘶吼哀号，老妇人还不住啐吐出浓稠的口水，直到她们听见祈祷的呼声，穆安津站在塔楼上呼喊中午礼拜的时候到了。政府谕令各级公务机关应于一日三次礼拜期间暂停受理业务。而在这所市立法院之中，当天上午未见特殊效力，穆安津的呼喊不像在提醒众多公仆礼拜时间到了，反而像是发出一个信号，点醒那些还未能确实达成绝对无所事事状态的公务员，再加把劲儿地混吧。

午餐时分，努斯拉特说道：“我想请你给我建议，我应该继续待在这里呢，还是出国去西方国家待上一阵子。”

“你出国去做些什么？”

“我可以在美国念个大众传播的硕士学位。”

“毕业以后呢？”

“我不是教书的料。我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写作。旅行与写作。”

“你打算写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写。旅行写作一阵子以后，我可以在某个国际传媒机构里找份差事，例如第三世界媒体专家之类的。”

“假如你一直在这里待下去的话，你要干什么？”

“我可能会改行去做广告。”

“要我是你，我就会留在这里，改行做广告。”

“可是做广告真不诚实。”

“比你现在的工作还不诚实吗？”

“我不会喜欢做广告的。”

“广告公司会给你多少薪水？”

“四千卢比。”合计四百美元。“我现在的薪水只有两千卢比。可是我不会喜欢这一行。你或许不喜欢我们《晨间报》，可是在我们报社，谁也管不着我。我没办法处理人际关系。你不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第三世界媒体吗？你想想看，美国人与加拿大人会四处旅行，跑来这里跟我们谈有关第三世界媒体的事情吗？”

“就是这样。他们很清楚报纸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没有什么特殊心得可以对我们开导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前，你自己跟我说过的，你说，伊斯兰教与后世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你让我们觉得自己好渺小。”

转瞬之间，几桩可以激怒我的事端同时涌上心头：他们这份报纸的政治主张如此刻薄恶毒，他妄想在国内维持伊斯兰教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蠢蠢欲动，企图利用其他文明的开放与容忍。转瞬之间，我允许自己对他严词相向。我又顿觉懊悔，充满了罪恶感。

可是，他的反驳也不全然是指责。他确实深信并执着于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想。他自觉巴基斯坦违背了这样的理想，因此，不论他在我话中听出多少藐视的意味，巴基斯坦也理应如此。这种伊斯兰教立国的理想，就历历撰述在一本出版于一九五一年的书《伊斯兰立国：巴基斯坦》之中，这也是他先前带给我作为见面礼的书。他说，这本书有助于增加我对巴基斯坦的了解。但这本书让我明了，三十年前，伊斯兰教建国的理想就跟一纸不切实际的意图声明一般空泛，巴基斯坦的现状与当年殊无二致。我读着的书说，伊斯兰教立国，就像一只高空风筝一样，遁形在迷雾之中。“我等凡胎肉眼看不见，可是冥冥之中，有人在操控着风筝。”

千万别忘了努斯拉特。六个月以后，当我再度造访卡拉奇，心里琢磨该跟什么人见面叙谈时，第一个就想起努斯拉特。我发现他变了。原先精力充沛、聪明过人、讲起话来连珠炮一般的他，竟然鬓发成灰了。他衷心期盼能够善加奉行的伊斯兰教，将他一步步地推向偏执的深渊。而我也一再懊悔，后悔当时转瞬之间对他不假辞色，毕竟，他所知的一切仅仅限于巴基斯坦。

努斯拉特在法院的记录保管办公室里，曾经跟那个戴着黑色便帽的男人谈到伊斯兰律法。我原先以为，这套律法有待日后引进施行。未料我所不知道的是，七个月以前，军政府就通过了一项包含十条伊斯兰律法的新法案。这项法案中规定了伊斯兰法院的规章，对富人与农产品征收《古兰经》中明文规定的税则，以及关于饮酒、盗窃与通奸的罚则。最后这几项，几乎说不上是法律，应该更接近惩罚。

饮酒将责以鞭刑八鞭。至于通奸，对成年穆斯林，则于“公开场合击石处死”；罪犯若为非穆斯林人士，则于公开场所鞭刑一百示众。强奸最高可判处死刑。“基于第五节或第六节判处的击石死刑应依下列方式执行，即凡曾宣誓作证不利于受刑人的证人，如可到场观刑，得以掷出第一颗石头，另，击石处罚进行之际，受刑人可经枪击处决，此时即应当停止击石或枪击。”

对于盗窃罪，赃物超过一定价值（高于四点四五七克的黄金）之时，且罪行非经近亲、佣仆、宾客所为，盗窃物非“野草、鱼、鸟、狗、猪、麻醉剂、乐器，或是缺乏保存器具与材料的容易腐败的食料等”，外于前述情况罪行的窃贼，首犯将处以截肢刑，“并由相关单位认可的医疗官员执行”，自“腕关节以下”截断右手。再犯，即截断左脚“直至脚踝”。三犯，即处以终身监禁。获刑人“左手或左大拇指或至少两根左手手指或右脚，残缺或无法正常使用”则可豁免截肢。

一般而言，对许多犯人来说，这项法案都是以大量鞭刑处理，施行鞭刑的相关规定记载于《鞭刑处罚执行条例》（一九七九年颁定）。“鞭刑用鞭，包括其把手，应当一体成型，并以皮革制成较妥，若以木杖或树枝权充，则应选择无节、无瘤之物为佳，鞭具长度与宽度分别应长于一米二二，宽于一点二五厘米。”施行鞭刑之时，若有致死之虑，则应分次或延缓执行。孕妇经判处鞭刑，则应“视情况，于分娩或小产两月后”择期行刑。执行时的天候状况亦当考虑。“若气候过于炎热或过于寒冷，鞭刑亦当延缓执行，天气恢复正常后再择期行刑。”行刑时，受刑人服装仪容亦不可轻忽。“罪犯不可衣不蔽体，并应依照伊斯兰教教义训诫着受刑服装。”男犯应站立受鞭，女犯则以坐姿受鞭。

根据那本努斯拉特给我的、出版于一九五一年的书，似乎在巴基斯坦建国之初，便有信仰虔诚人士开始议谈恢复击石死刑与断腕刑罚等。“古典的”刑罚方式，整合融入这个遥远的伊斯兰教理想，届时（在如此幻想之中）人民将返璞归真，重新回到伊斯兰教创教伊始的纯真状态。谁也说不准巴基斯坦有史以来究竟有没有施行过诸如此类的古典法治。可是，哈密德·阿里，艺术硕士、教育学硕士、法学学士，亦为（我手上这本）《伊斯兰律法综合法案》（一九七九年版）的编辑，曾经指出，新法不仅将与国内原有法制接轨，获得法界人士欢迎，还将令巴基斯坦“自豪”。外界人士一再“误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一套完整的系统，旨在建设福利、进步且富有前瞻性的完整社会。”伊斯兰教将确保“公平对待”，其教义纲要纵横古今上下皆准，其刑罚旨在“涤净社会，加强其完整性”。

可是，倘若我孤陋寡闻，说从没听过这套新法的话，那是因为颁布七个月以来，新法还没真的施行过。这段期间，还闹出了一宗可以称为丑闻的案子。某个乡间地区的小镇上，有个皮尔，一个应算虔诚信仰的人，被控强暴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的父亲恰巧还是这个皮尔的追随者。这桩不利于他的案子始终上不了治安法庭，因为根据新伊斯兰教法规定，强暴案没有四个目击证人是不能成立的。

为什么要四个证人呢？这就可以追溯到一起发生在阿拉伯沙漠上的著名事件，事件发生在某次先知军事出击即将结束之时，大约在公元六二六年到六二七年间，即这种新信仰即将确立、怀有敌意的小众团体逐一降服之时。先知最心爱的妻子艾莎，当时年约十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某个晚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大队人马之后。她一直到翌日清晨才重新归队，而且还是由一位英俊的军士相伴。先知左右莫不大为骚动，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先知的堂弟阿里，建议先知应该休了艾莎，撵她出门。而此时已经五十过半的先知，连续抑郁了好几天。可是，安拉介入调停。先知得梦，并于梦中获得天启，艾莎是清白无瑕的。至此，通奸罪名需要四位证人才能成立，多嘴闲人散布毫无根据的通奸谣言应处八十鞭击。

就一位在《巴基斯坦时报》上撰文的作者看来——文中为政府申辩，何以迟迟未能全面推行伊斯兰新法，同时抨击在伊斯兰律法上一力建言政府的毛拉——惩治强暴的相关法条漏洞百出而荒谬不经（由于罪行从未于公开场合进行过），立法的思维也误读了《古兰经》而引喻失义。先知所获启示是有关于“淫荡”的，尤指女性之淫荡行为，万不可强行扭曲到强暴案上。因此，控诉强暴无须四名证人。一般证人作证应即可充分成立，甚至连医疗证明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就伊斯兰教教义而言，究竟谁是对的？是那些坚守《古兰经》经文的毛拉，他们拘泥着圣书中最接近案情的天启神谕，抑或是《巴基斯坦时报》上的撰文人，以为稍微变通天启的本质以更加符合实际案情所需，同时对证人的概念赋予现代意义的引申？陈述《古兰经》上的刑罚方式容易，根据《古兰经》执法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如果单凭一本《古兰经》作为执法根据，依照圣书中各项历史、地域、文化上的特殊本质，法制只会陷入经文─宗教─教派之间的争论中纠缠不清，永无宁日，同时极为迅速地流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巴基斯坦时报》撰文作者毫不隐藏他对毛拉的愤慨不屑：毛拉们隐藏着政治野心，刻意建构陈义过高、无法施行的伊斯兰律典，再指责政府无意施行这些宗教法条，“奸巧地陷政府于不义”，他们迫使伊斯兰教四分五裂，沦为许多相互冲突的小教派，使伊斯兰教在外人眼中沦为笑柄。答案只有越过毛拉，禁止教派蠢动，回归圣书。只要回归圣书，“我们就会发现四周一片光明。可是，一旦我们偏离《古兰经》的教化，前方就只有黑暗与无休无止的争端等着我们”。

可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只举出一点来说吧：艾莎是在几岁的时候嫁给先知的？当时先知五十岁，艾沙是六岁、九岁，还是十九岁？她真的有如某个温柔的故事中所叙，带着她的娃娃与玩具投入先知帐下的吗？《古兰经》中毫无线索。艾莎的年龄还要从其他出处寻找。这个议题在星期五主麻日的《巴基斯坦时报》上引发长篇而彻底的讨论。提出这个议题不光是出于考古的兴趣，而是因为艾莎披嫁纱的年龄——报上披露了九种不同见解——可以援引为修正女性法定婚嫁年龄的依据。

在伊斯兰教中，尤其是激进派心目中的伊斯兰教，除了前人先例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算数。先知的原则——从揣度《古兰经》与其他约定俗成的传统中萃取得知——适用于任何时代，绝对定于一尊。先知的原则可以引申到各类事项方面。据传先知曾经说过，最优秀的穆斯林是与他同时代那一辈人，其次是下一代人，然后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以致持续恶化，一直到时间尽头。如此主张可以解读为不利于“达尔文主义”的有罪宣判吗？而这也正是新一代受过教育的激进派人士所说的。此语一出，随即成为正确的信仰，同时也显见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愤怒，西方文明环绕在他们周围，而他们身为一个团体，却因无力左右西方文明而绝望苦恼。

激进派以为，世界不断堕落，不断需要重新开创。知识的唯一功能就在于协助重创世界。凭着知识，他们可以重新诠释经文，重新创建神圣的前例。因此，历史必须为神学服务，法律一定要隔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之外，知识也要抽离在纯粹的知识之外。这种教条当然自有其引人之处。对于一个卡拉奇大学的学生而言，他或许出身乡村，家中或许是务农背景，旧信仰当然要比学院里教导的新科目容易掌握得多。由是，激进可以在大学里生根，否定教育，适足以证明为受过教育的举动。昔日于穆斯林的荣耀傲世之际，伊斯兰教敞开胸怀，尽情汲取世上各项知识。而今，激进派提供了一具知识的恒温器，尽量调低温度。低温知识状况下，人人平等，舒适，各自有所庇荫，现况将永恒不变。

就这样，信仰凌驾一切，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当激进派说伊斯兰教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规范时，他们究竟意指为何了。如此说明伊斯兰教自有其真意，可是如果我们以同样的说法，应用在其他宗教，例如印度教、佛教，或是其他规模较小的部族信仰等上面，或许要更真实贴切，这些宗教在早期的历史阶段上，也都各自成为一套完整的文化，自给自足，或多或少都孤立着，自成一局，其机构体系、风俗习惯与信念，更加融合为单一完整的体系。

伊斯兰激进派的心愿，就是重返如此浑融一体的理想，在他们眼中这是真主赐予的完整一体，要伴随着信仰这一项工具——信念、宗教礼拜与仪式。如此意念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妄想，知识遭到抑制或是限制，历史遭到伪造，重新由抽象建构具体化，再度建起部族相隔的高墙。就像是企图重建某种从来就不存在的组织，有如部落，或是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当然，在激进派的神学幻想中，这种海市蜃楼是绝对存在的。《古兰经》不是一本制定于黄金安定时代的成文法规汇编，相反，这是一本写在一段长期天翻地覆的时代，充满神秘的或谜题般的神谕记录，再从先知扩及族人，一直推展到整个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半岛始终动荡不安。伊斯兰教，包含着基督教与犹太教义的成分，也总是处处糅杂，时时折衷，不断发展演化。几乎就在先知安顿好族人的同时，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征服他的敌人。而艾莎，就是在伊斯兰纪元第五年先知领军长征之际，被孤零零地留在沙漠之中过夜。

巴基斯坦人在感情上拒斥西方和西方人所倡导的普世文明。西方文明动摇国本，威胁社会秩序。偏偏西方文明同时又不可或缺，因为巴基斯坦需要西方人的机械、商品、医药、战斗机、移民侨胞的汇款，以及有望治疗缺钙的美国医院和能够提供大众传播硕士学位的美国大学。所有摒弃西方的想法，都根植于一个假设当中，假设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富于创意的文明，奇妙地中立，开放于所有的诉求。因此，摒弃，不是纯然绝对的弃之如敝屣。同时，就整个团体而言，也是一种停止再增进智能的方式，意即整个团体将沦为寄生虫，寄生现象将是教义始料未及又不能承认的恶果。同时，移民前仆后继地，竞相离开这块信仰的国度：人力专家一船船地将三万巴基斯坦人送到西柏林，申请当年专为东德人设置的政治庇护。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派的大力支持者——毛拉毛杜迪曾经反对建立印度裔穆斯林的独立国家。他认为，穆斯林还不够纯正，配不上一个纯粹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国家。他认为，真主应该是唯一的立法者，然而，他不断强调对宗教的强烈情感，从不提出任何具体可行的方案。他成为这种千年激情的焦点。他极力提倡伊斯兰律法，却绝口不提这些法条究竟应当如何制定。

毛杜迪死时我还停留在巴基斯坦。可是，他并没有死在巴基斯坦：他去世的消息还是从美国波士顿传回来的。在他漫长而性情乖戾的一生尽头，这位毛拉违背了所有他高调鼓吹的理念与原则。他远赴波士顿就医，寻求恢复健康的可能。在人生尽头，他将自己交到西方文明的技术与科学手中，可是这正是过去他一力禁止其追随者与之接触的文明！某人跟我说（不是每个巴基斯坦人都是激进派分子），他企图摘取他自己禁止他的人民播种的果实。我们可以如此评价这位毛拉，他搭波音七四七取道波士顿，最终在西方上了天堂。

《巴基斯坦时报》的一篇文章作者写道：“假如我们从《古兰经》里寻求指引，”接着又说，“我们将发现四周一片光明。”毛拉主张的鞭刑与击石死刑施行以来，还是不见成效，可是巴基斯坦人却仍然笃信，终有一天，巴基斯坦将达成符合伊斯兰教的社会秩序。而今万事俱备，只欠一套新的“方法论”而已。跳过毛拉；禁止不同教派活动；改弦易辙，不再企图混杂伊斯兰教教义与西方式民主——教义唯尊安拉的治权，民主则强调人民的主权，二者无法兼容；禁止一切政党活动。

数周之内，巴基斯坦军政府随即遵行这项政治建言。先前政府承诺的选举突然废止。可是国家还是需要统治，人民不能没有警察盯着。政府颁令恢复鞭刑示众以遏阻犯罪，法院审判时再也无须拘泥于目击证人这种荒唐的限制。军方开出一辆辆警车，把一批批鞭刑犯人送到市集上亮相：实施法治，启动并落实了伊斯兰教教义。

一步一个脚印，巴基斯坦在致力施行伊斯兰律法的同时，也逐步扫除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法治传承，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荒芜。

七　基本的东西

离开卡拉奇，往东北走上六七百英里，过了信德省与旁遮普的平原，走到印度河与其支流灌溉的广袤平原尽头，喜马拉雅山就在眼前崛起。山麓下，坐落着一对“双子城”：拉瓦尔品第与伊斯兰堡。

伊斯兰堡，“伊斯兰教之城”，巴基斯坦的首都，建城不久，新泥犹湿。二十年前，执政的军政府在没有必要原因的情况下辟建了伊斯兰堡，或许只是为了建立一座新颖、规划完善的新都，以有别于亚洲的芜乱污秽而令军方人心大悦，同时在短期之间兴建一座西方风格的城市（就跟从美国进口的军火一样重要），可以营造出某种幻象：二十世纪终于欣然降临于此，伊斯兰教与巴基斯坦都将与现代世纪齐头并进。

二十英里之外的拉瓦尔品第，则是一座较为古老的城市。拉瓦尔品第市区的风格朝伊斯兰堡靠近，可是市中心却不见多少变化。街道两旁，触目所及还是锡克族与印度教徒往日的住屋：高挑的屋宇、染黑处理的原木栋梁、门窗上加装格子框条，以及阳台。次大陆分裂之前，锡克族人与印度教徒一度为小镇上的主流居民，巴基斯坦建国后他们被迫远去。旧有的英国拉瓦尔品第俱乐部仍在营业，只是天花板上的吊灯略为暗淡，壁纸略为发黄，犹如沾上泥浆，侍者身上的制服略为肮脏破旧，用餐时间餐厅里的气味较为刺鼻辛辣而已。

英国人在这里统治了将近一百年，而在他们离去三十余年之后，拉瓦尔品第老城却仍然停留在英属印度小镇的印象中：英国的气氛还残留在旅馆与花园林的林荫路[1]中，残留在克什米尔路上几家老式的店铺中，残留在拉瓦尔品第的军方与政府官员住宅中。

某一栋诸如此类的住宅中，住了一位医生，他在一家小型的石油公司里担任医务主任。这家石油公司就以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小丘为据点向西拓展业务。公司原先为英国人所有，现在转由阿拉伯人掌控。可是，老式的排场仍体现在该公司资深主管的宿舍区。医务主任的房子门前有宽阔的草坪、半圆弧的车道，玄关前还有列柱支撑的带顶走廊。起居室墙壁坚实，天花板纤薄，只靠着一台电扇或敞开门窗就足以纳凉通风，门外时时展现盎然的绿意。

这位医生已年届五十，身形瘦小而五官精巧，与这幢住宅的气派甚为般配。当然屋宇的显赫并不会矮化他，因为据他指出，如此显赫典雅的住宅是他自己争取到的，也是凭着他的信仰才降临头上的。这位医生是个什叶派信徒。什叶派信徒热烈拥护阿里与阿里出师未捷的信念。（刚开始，这只是一个政治倾轧的议题，随着阿拉伯帝国版图不断扩张，又演变为某种反阿拉伯人的主张。）什叶派信仰在巴基斯坦是一支少数弱势教派。而以医生自己的措辞说来，什叶派信仰也是他的“国际主义者”信仰，在这个星期五主麻日的早晨，这位温文尔雅的医生（仿佛刻意低调隐藏他的住宅过度的奢逸装潢）就这样跟我打开话匣子。

医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也在座。他二十三岁，还在医学院里求学。医生说这个儿子是个“叛逆小子”，也是理性主义者。列席的还有两位新闻记者与他们的妻子。他们四人，同样也是什叶派信徒。这个主麻日上午的聚会，并不如我事先料想的只是个平常社交走动。对这些什叶派信徒而言，这可是个让大家促膝长谈的场合，以便进行严肃的探讨。严肃，通常意味着神学。

医生说，身为阿里的追随者，他的信仰无时不为他注入新生的力量，这股力量甚至可以表现在日常琐事上。他的信仰中有五项要点：第一，唯一真主，真主是唯一的；其次，信服正义；第三，全心信望先知行谊；第四，全心信望伊玛目（先知的继任人，并以真主之摄政人身份治理人世）；最后，正义的奋斗，或曰圣战。医生说，他的信仰中的圣战，不是毛拉嘴里高喊的杀戮战争。他心中的圣战是“你自己内心恒常的天人交战，抵抗邪恶不义的征战”。

我问他，诸如“先知行谊”与“伊玛目”这类深奥难解的信仰概念，是如何运作到他的日常事务上的呢？

他说：“我会向你一一说明的。我现在虽然是这家公司的医务主任。可是，我可不是一直都担任这么高职位的。过去，我是主任助理，任劳任怨了好些时候。后来，前任主任退休了，这个位子就悬在那里，空了六个月。可是，公司高层迟迟就是不肯任命新的人选。他们应该任命我的。我做了不知道多少研究。过去，我的老板很清楚我在咬伤方面的钻研和成果，我也知道他帮我写了一份对我很有利的报告。咬伤，那可是我专长的领域。蛇咬、狗咬、驴咬、狗咬驴等等，我对这些状况都有钻研。只有穷人家才会受这些咬伤折磨，而我帮穷人尽了多少力，治疗了多少咬伤。有钱人不会打着赤脚满地乱走，让蝎子在他们脚上叮一口。他们也犯不着担心家里的驴或骆驼被狗咬了。所以，我一个人就做了这什么多工作。让我治疗过蛇毒伤的人不计其数。他们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鼻孔、嘴里都血流不止。这些咬伤是可以治疗的。我应该说，我治疗的都是毒蛇伤，眼镜蛇和环蛇又另当别论了。

“所以我就跑去找老总，我们的总经理，跟他摊牌，直接跟他讲这个位子怎么空在那里这么久，而我资历完备，治疗与研究成果丰富，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了。他没办法跟我交代过去。他一边暗示，我想要的不过就是薪水和这栋大房子而已。没错，这两样东西是很重要，但也没重要到那种程度。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当医生，哪里不能糊口营生呢？那个时候，坐在老总的办公室里，唯一给我宽慰鼓励的就是我的信仰了。而当老总跟我说，我要是不高兴的话，可以辞职。然后，他就抽了一张信纸，隔着桌子递过来给我。我当下也就拟妥我的辞呈。他以为他吓得了我。可是，我有我的信仰。要是我没有我的信仰，我就不会当机立断写下辞呈。老总看到了。他将我的辞呈退了回来。这也就是我现在可以住在这里的原因。”

可是，医生在他的“信仰五要”当中，并没有提到复生或后世。难道，复生不是穆斯林最基本的信念吗？

“关于复生，其实我也不懂。有时候，我相信。有时候，我的信心也会动摇。我会跟你说明。我的长子，不是这里这孩子，是他的哥哥，当时，他主修化学工程。我们一家人都是这样子，比较倾向研究科学。这么说吧，这孩子大学入学考试表现得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成绩反而直线滑落。我很头疼。他的成绩害得我担心不已。这孩子入学考试考得那么好，入学以后怎么成绩反而下降了呢？那可非同小可，也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前途的。我想一定是政府里面某些部长在搞鬼。他们在这里搞类似勾当已经不新鲜了。他们为了暗助自己的孩子，就会找人把其他学生的作业扔掉。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

“这期间，有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一棵大树下面，是一棵美丽的树。树下还有一件乐器。我只记得那是一件用黑色木料制作的乐器。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只记得这么多了。乐器发出某种声音，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音乐。然后，我父亲就出现在我面前。可是他的样子却像是我的叔叔。因为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过世了，是我叔叔一手把我抚养长大的。他说，他特别过来安慰我。我在梦中就哭了起来，哭个不停，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枕头都湿透了。

“那天，去了儿子的学校。我找到他的老师。老师跟我说，虽然我儿子前些时候在作业上丢了不少分数，期末却考得不错。整个科目说来，他可以拿个七十八分。就在此时此刻，校舍大楼里走出来一个老人，他的样子跟我梦中的的叔叔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朝他跑了过去，拥抱他，跟他说，‘您可知道，见到您，我有多开心。昨晚我在梦中，才刚见过您呢。’”

此番遭遇，还有其他大同小异的事件，都令这位医生相信人有后世。可是，他同时也自豪于小儿子待人处世上的理性态度。小儿子现在还在医学院就读，不时也创作英文诗自娱。（当时那两位新闻记者还有幸一睹几首他的作品。）这个儿子的理性主义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孩子被父亲叫了过来，要他自己在客人面前说清楚，讲明白。小儿子自言，他对于先知的态度，纯粹是出于探讨历史人物的兴趣。这位伟大而慈悲的好人确实存在于历史上，可是，他的神圣荣光，却是后人不断添加的。

这个儿子，赛义德，个子比他的父亲高出一截，体格也比父亲壮硕一些。他脸上架着一副眼镜，更添学生气质。他在他父亲的诸多客人面前，显现出一种优等生的架势。他在社交场合比他的父亲更为从容自在，也更勇于探索进取，可是他同时也明白，他能有今天，全凭父亲先前打下的基础与成就。

赛义德说，他在医学院里感觉跟同学相当疏离。他们一心只想通过考试成为医生，他们毫无对知识的兴趣，只想学到技术。他们对于承载着这些医疗技术的文明（赛义德的措辞并不尽然相同）一点好奇也没有，这就跟他不同了。那么，他又是如何达成这种对知识的兴趣的呢？这么说吧，他在先天上就沾了他父亲医疗专业背景的光。光是这项优势，就让他领先同期同学一两个年级。他也在英国待过一年，英语文学他读了许多。

一提到英语文学素养，他就开口滔滔不绝地谈了下去。他娓娓道来自己如何一步一步地接触这个伊斯兰教以外的文明，这种接触，在许多方面都带有先驱的意味，同时也鲜明地对照穆斯林经常一概全盘拒斥西方文化的态度，尽管他们也曾经去西方国家旅游，去学习某种专业技能（一些孤立于他人之外独立行使的技术），却依然一无所知，毫无概念，不知自己究竟在排斥些什么。我讨了纸笔来记录他的话语。

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而他自己估计，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读过两百五十本英文书了，其中当然不能将他从小一直读到十二岁的伊尼德·布莱顿[2]计算在内，还有在他读完布莱顿之后，接着一直读到十四岁的“毕果斯”系列故事[3]，也不能计算入列。十四岁的时候，他在阅读上取得了大突破，他父亲给了他一本《大地》。这本书将他推进成人阅读的领域：詹姆斯·哈德利·蔡斯、哈罗德·罗宾斯、伊恩·弗莱明。他喜欢这些书吗？这些书情节铺陈，难道不会让他感到离奇不解吗？他说他确实看不太懂伊恩·弗莱明，可他还是照读不误，因为他的书实在太有名了[4]。而他找哈罗德·罗宾斯的书来读，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他想多读书，别人也都跟他说开卷有益，他想多找些言之有物的东西来读。过去，他也会逐周关注《时代周刊》上的图书销售排行榜，期望能找到几本适合他阅读的好书。可是，要他全然参透书中内容，却也不总是那么容易。

那段期间，在他十五六岁时，他如获至宝地读到了斯坦贝克。《伊甸园之东》令他印象深刻，令他赞不绝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个女孩儿一心想跟她的家人切断关系，还有房子被烧得片瓦不留，等等。现在，我也只记得这些了。这本书给了我革命性的震撼。”接着，话题就转到他待在英国的那一年了。他曾经看了一系列《梅森探案集》电视剧。看电视之外，他还找了二十来本《梅森探案集》侦探小说来读。梅森探案的故事背景，在他读来，难道不会太过艰涩吗？书中的社会和场景毕竟与他过去所知的一切，都过于遥远疏离了。不，他说，他完全明白这些书在说什么。

更离奇的是，阅读英语畅销书反而令赛义德·侯赛因在他日益扩大、动摇旧信的世界中找到了新秩序，主要是受到西方机械文明的迷惑，让他能够从容应付异国文化，现代与古典可以兼容并蓄，骚乱与理智可以杂列并陈：伊尼德·布莱顿、“毕果斯”系列、赛珍珠、詹姆斯·哈德利·蔡斯、约翰·斯坦贝克、佩里·梅森。

还有性。在他所读过的两百五十本书中，他说其中有三十本是跟性有关的书。这些书，他还是认认真真地读，“好稳定自己”。没读过情色书籍的人，往往在不经意间翻阅到黄色书刊时，会变得过于亢奋，而他们便更想阅读《花花公子》。阅读情色文学，纾解了他阅读情色画刊的冲动。“我同时也阅读学院派出版的与性有关的书，诸如《美满婚姻》之类。”

然而，即使在他初次阅读《大地》后的九年，赛珍珠还是他最心仪的作家。他曾经读了她其他六七本著作，而他也以为这是相当严肃认真的阅读。“而且，我也很喜欢格雷厄姆·格林的《长城内外》。”

“你说的是菲力克斯·格林吧？”

“或许吧，反正是某个格林就对了。嗯，我搞错了，格雷厄姆·格林写的是《丑陋的美国人》。我把名字搞混了。我要跟你讲个故事。有一次，我搭火车旅行到拉合尔，当时正好是伊朗革命期间。火车上有个美国传教士，他要我坐下来，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他想知道，我对伊朗的局势有什么看法。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说，美国人迟早都要滚出伊朗，现在他们就准备进入中国吧。那个美国传教士听我这么说，心里很不高兴，或许他是个间谍。”

我并没有追问他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可是，他自己倒觉得挺重要的，或许是源自险恶的美国人形象吧：为生存立命提出一切解答的文学，厘清尘世灰霾的文学。

他讲完了火车上的美国人故事之后，又说：“除了看这些书，我还听了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我是真的很喜欢那些歌曲。不是那些吵死人的摇滚乐，而是那些真的要传递些什么意味的音乐。不光是西方热门音乐，我们本地乌尔都歌曲我也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卡朋特乐队，他们是一对兄妹组合。他们唱的都是很纯真的东西，所以我才会那么喜欢他们。还有很多很多歌曲，都带有某种宗教的意味，他们都会提到真主与信念，那让我很感动。”

“信念？”

“就像是去做一些你确实相信的事情，例如爱，例如本原的东西。”

“可是，我还以为你不是个非常宗教的人。”

“某些方面，我的确不是一个很拘泥于宗教的人。可是，一切事物都带有一个意味。”

“你最近又读了什么书呢？”

他说不上来。那已经是六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他记不得了。为了让我们的谈话不致中断，他又说：“到目前为止，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作家还是赛珍珠。她为穷人写作。我说的不是中国人或共产党，我指的纯粹就是穷人。她专门刻画贫民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一些很本质的东西。”

“你所谓本质的东西指什么？”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纯真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诈骗。不做伪善者，就要当被害人。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事情。大国都想支使小国。不光是巴基斯坦，世界各地的小国家都一样。他们也打算对伊朗采取同样的手段。”

他们全家都是什叶派信徒。伊朗则是什叶派信仰的核心地带，他们家族最近才在圣城马什哈德举办过婚礼。我说：“革命以后，你觉得现在都平静下来了吗？”

“不，现在只是恶性循环。伊朗国内总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即使奉了真主之名，也不该杀那么多人。”他想到了伊斯兰革命法庭颁布的格杀令，“这类终结性惩罚——死刑就是这样子——如果真主如此伟大，绝对不会坐视不理，这是不对的。假如说真主至大，这种格杀勿论的恐怖手段绝对跟真主扯不上关系。”

那天早上，他让在座宾客传阅的诗歌的主题是“伪善”——他刚刚才跟我讲起伪善者与被害者。

伪善者说话像云雀，

咬得却比叫得痛。

伪善者看来无畏而大胆，

可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他的诗文中，还包括了其他主题，诸如残忍、不公不义、毁谤等等。（倘若以他的母语乌尔都语读来，他在诗篇里运用的文字游戏和搬弄的惯用语，就会更加乖张与激进了。）诗篇当中，最贴近他的日常生活（其中也包含了先前他特别指出自己在医学院里，独学无友，孤立独行的状态），是一首悼亡诗——某位外科医师，也是他们家族的朋友，近日在手术期间遭到某种病毒感染而辞世。

医术高明无人及，

爱心温暖如春阳；

悬壶济世无神力，

但凭全心除病恙。

讲到他的诗歌创作，他说：“我已经空了下来，三四个月没写诗了。我满心忧虑着其他事情，碰不到写诗的触动与灵感。然后，灵感自己找上门来了，经常就是这样子。诗兴一起，我可以连写两三首诗。那个时候，除了写诗，我什么都不想干。就算我该专心念书，也顾不得课业进度，一定要等诗兴过了，才能重回正轨。接着，我整个人又空了下来。”

他最近刚完成的新诗题为“大黑人”。挺少见的主题。这个大黑人究竟是谁？拳王穆罕默德·阿里。

……折枝谁不能，

单拳击树倒。你可信？

主麻日上午，两位做客于医生住所的记者似乎将这场宗教性的讨论，转为针锋相对的争执。争执的主题是什叶派信徒的英雄阿里，先知的堂弟与女婿。什叶派信徒坚信，阿里应于公元六百三十二年继任，晋身穆斯林之主。可是，阿里错拙于政治斗争。不论他生平事功如何彪炳：他是人类史上少数最早皈依的穆斯林，也是少数几位在有生之年亲眼一睹伊斯兰地区转变为大帝国的信徒。先知逝世之后，三个人抢在他前面继任哈里发。阿里一直苦候到公元六五六年，才等到担任哈里发的一天。在继任之初，他的治权仍不断遭到异己挑战。阿里于六六一年遇刺身亡。而这就是他们两位记者在主麻日上辩论的焦点：阿里身为哈里发，统驭全国军队，也会命令属下杀人吗？还是说，他只允准他的追随者出于自卫而杀人？

辩论刚开始，两人在医生家中的起居室里语气还算平和。然后，两个争论者的嗓子拉开了，语气也变得明显不同：咬牙切齿，浑身颤抖，转而像是清真寺里吟诵《古兰经》经文的毛拉。辩论涉及的不光是历史。阿里在政坛上遭遇败亡，阿里之子同样在政治上失利与遇刺，这几桩千古疑案，一千三百年来一直未获解开，已经被什叶派信徒引申为某种人人切肤感受的极大痛苦：无以补偿平复的痛苦，早期阿拉伯帝国中的种族分歧（阿里正是受迫害者的守卫者），转为宗教上的纷异，也是这个主麻日上午，英国人建造的医生住所中两人雄辩的激情源头。

午餐过后良久，辩论还是方兴未艾。我并没有久坐等待他们的辩论结果。医生在我临走之前，从他自己的藏书当中，送给我一本《阿里箴言集》。这是一本当地出版的平装本小书。医生说，就是这本书为他缔造了奇迹，让他在面对石油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产生了无比的力量。他想，这本书对我也会有帮助的。

当天下午稍晚，我回到位于林荫路上的弗莱希曼宾馆，开始翻阅这本箴言集。阿里的箴言其实很有名。箴言的第一部分是一百条嘉言，早在一千年前就收集成册，日后又陆续增列了几千条。医生给我的这本小册子只是选集，并由J.A. 查普曼翻译为英文。刚开始阅读时，我着实迷惑不解。

信人如信己。

两面人最丑陋。

神箭手也会失准头。

父母死孩子，背脊皆寸断。

可是，这般充满村野风趣的智慧，确实别有意味。

人间至伟之财富，富在智慧与判断；至寒之贫穷，穷于愚蠢与无知；至恶之孤僻，在于虚荣、自负及自我夸耀。

俗世无完人。

世间畜牲只有嘶鸣獒犬与可厌野兽。牲畜彼此号叫。强噬弱，大欺小。彼等率皆役畜，一些受人驯服，一些犹逍遥野外。

俗世如逆旅，灾祸无间断，背信忘义人，堆积如山峦。人国险恶不留情，近者皆陨灭。

俗世犹如巨蟒一条：触感软柔，咬起人却不留活口。

以上种种文句，就是这个遭到不公不义与挫败生吞活剥的正义之士的不平之鸣。如此愤世嫉俗，如此痛苦。这些格言真的能让读者产生力量吗？可是，在同样遭到挫败与信仰的坚定信徒眼中，阿里，正是一个受到许多煎熬的好人。通过阿里，俗世的痛苦与挫败，瞬间都升华为高贵之行。与此同时，宽恕与平和都是空言废话：阿里同时也升华了愤怒。阅读至此，我心中更加明白——回到弗莱希曼宾馆，坐在我屋檐宽阔的房间里，屋外屏障着一堵独立的水泥砖墙，隔开饭店小型游泳池的水光，庭院一角还装饰性地栽了几株香蕉树——那个医生的次子，从小到大，在他被教养过程之中，被灌输了多少这类什叶派与穆斯林的宗教态度。要不是回到旅馆，掌握了这等特殊的新见识，医生的次子，自诩为理性主义者，他的诗文内涵，总是外向无忧，或许我也永远无法看出他的诗中任何属于穆斯林的成分。

在我看来，伊斯兰教是人类史上最为俗世取向的宗教。尽管伊斯兰教在政治上无能施为，却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像伊斯兰教这样，促使信徒目不转睛地盯着世界运作的方式。而在医生次子的诗中，在他对于普世文明笨拙的响应之中，在他对于“本质的东西”的关注之中，我忖度着，或许我可以看出，对伊斯兰教的坚信将如何超越礼拜与态度，转化为创造性、革命性的改变，从引领信徒超越宗教教条，落实在人文主义上：这将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对着新世界敞开大门，接受新世界的滋润，正如早年穆斯林于其光荣时期的开放表现。

极端缺乏安全感的激进分子曲解历史，深恐外来文化的污染而终日忧惧。可是，他们所知实在有限。激进只会将人推向无法平复的信仰死胡同，激进派治国会徒然将全国推向政治的沙漠。激进违反了所有的“本质的东西”，它将世界挡在门外，徒劳无益。而我心想，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见，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历经如此的过度扩张，即将自行蜕变转型。

[1]与伦敦白金汉宫旁的林荫路同名。

[2]伊尼德·布莱顿（1897－1968），英国著名的童书作家，一生写下六百多本儿童读物。

[3]英国作家W. E.约翰斯的作品。

[4]指〇〇七系列故事。

八　加甘谷

向正北方走去，丘峦渐次隆起，不过一百英里，就到了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山区。那里冬天来得早，山间道路每年都要被冰雪封冻几个月。一到九月，牧人就会携家带眷，赶着牲口，从夏季放牧的高山草原举家迁移到低地避寒。而我也特地前往加甘谷，以观察牧人迁移。伊斯兰堡大学的教授夸兹，为我安排了这趟旅行。他将他的车和司机都借给了我，他们将我送到了巴拉科特。我再自行雇用吉普车，沿着昆哈尔河，往北走上崎岖的一程，昆哈尔河是一条靠近印度河发源地的结冰支流。

马苏德是我此行的旅伴，也是一位钻研科学的学者。自他成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求取学位上面，如今，他二十七岁，反而终日闲散无所事事了。巴基斯坦国内没有适合他的位子。他很愿意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被英国某所大学录取，修习一个进阶课程，只是学费不菲，他委实负担不起。

马苏德个子高挑，瘦长，架着眼镜，唇上留着一撮海象那般的茂密短髭，神情抑郁黯然。他脸上那撮小胡子，暗示他出身军事家庭的背景：父亲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曾于陆军服役，前六年隶属于旧时英属印度陆军，后被改派到巴基斯坦陆军。而今，他的父亲从事会计业务。他们全家从印度北部的勒克瑙迁徙到巴基斯坦。他们在巴基斯坦就是所谓的莫哈吉尔，就是外地人。

马苏德说，莫哈吉尔已经改变了巴基斯坦地方或区域的文化属性。他们为这个地区带来了新式的食物、音乐、语言。乌尔都语，莫哈吉尔讲的语言，现在已经成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马苏德进一步说道，对着我说，仿佛在对着一个全然的外地人说话，他一定要对这个外地人灌输正确的国家形象。他说，乌尔都语是一种极为优美、简单易学的语言。我们经过历史悠久的佛教城市塔克西拉之后，转向北行，海拔渐升，挺进到阿伯塔巴德。马苏德给我上了一堂乌尔都语课，他的勒克瑙口音之清晰与优雅，甚至连我都能轻易领会。过了那个时候，当他逐渐与我熟稔起来，当我们行车在干燥、色彩鲜明的山丘之间，他就不再以莫哈吉尔族群的对外发言人身份自居了，语气中也流露出些许讥讽。

依他说来，许多迁徙到巴基斯坦的莫哈吉尔，总爱谎称自己是印度的伊斯兰亲王或是贵族世家出身。他可不。他的父亲曾经投身军旅，可是他在军中仅止于陆军士官长，也就是未获任命军官，跟我们的士官差不多。原来如此，尽管他能说一口带着勒克瑙口音的乌尔都语，脸上留着富有军事气概的小胡子，还有科学研究学位，马苏德在巴基斯坦——此地要比印度更封建，巴基斯坦的实业阶级和专业人士组成的中产阶级，远比印度匮乏——只能算是个出身普通的人，而且还是待业青年。

我们在巴拉科特停好车。接下来，我们还得上政府机关的旅游部门，跟人家讨价还价，租上一辆吉普车。我原先真没料到，竟然还要讨价还价。还有那间办公室，同样令人咋舌。办公室是草坪尽头一个门户洞开的房间，房里有两把套着椅套的椅子，两张铁栏杆床上铺着泡棉床垫，同一边墙边还有另外两张金属床，一对椅子上下倒置地堆在房间后方，房间前方则搁着一张小型的沙发椅。这间办公室乍看像是一间候诊室，又像是一间残破不堪的病房。可是，这里确实是个工作的地方：室外草坪上停着的吉普车也实际存在。

马苏德嘱咐我不要插手，在他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时候，千万不要开口说英语。我就在草坪另外一边的农舍走廊前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就紧绷着一张脸，走出办公室。他说，他们开价七百五十卢比，合七十五美元。他想，他们可以让步到七百卢比。可是，他已经跟他们说，我们走人了，不跟他们租了，我们宁可到市集上去租车。

有个男子从办公室里追了出来。他说，六百五十要不要。马苏德不理睬他。他表情凛冽地对我用英语说：“咱们上市集去。”我们走过市集，肮脏污秽的泥土道路，两旁是阴暗的小店。路边一家破旧的加油站，机油污渍斑斑，有个男人正拿着水管冲洗一辆破旧的吉普车。他要价九百卢比。于是，我们就折回政府办公室，议定租车，却没捞到六百五十的租金，我们得付上七百卢比。

转眼间（政府里的人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做不到我们的生意一样），我们就准备上路了。吉普车司机是个极为英俊的男子：暗棕色的蓬松头发，古典的印度─雅利安轮廓，宽松的长裤与长下摆的褐色长衫完美地衬托出他健美结实的体格。他随车带着一个男孩儿助手，男孩儿身形污秽，方脸，烟不离手，卡其色围巾下面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我们出发得如此仓促，一直过了好半晌，我才注意到他紧紧地吊在吉普车车尾（纯粹是为了表现戏剧效果），围巾裹着他的头脸与瘦窄的肩膀，我还以为他只是个巴拉科特市集上挥手搭便车的孩子呢。

没多久，我们就来到昆哈尔河畔，河道宽阔淤浅，河谷两壁都由岩石堆砌而成。我连续在热尘灰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此时一听水声，就要司机停车，驻足聆听潺潺水响。山路两旁绿荫遮日，阴凉沁脾，更是意外的惠泽。可是我们不能多加逗留，前面的路还很远。而且马苏德强调，再往前走，会有更多的水和景色。果然，顺利地通过拉瓦尔品第后，四周景物就像是舞台转换一般，戏剧效果十足。此时可以看见牧羊人赶着羊群下山。牧人都是阿富汗人，身量意外的袖珍，男人围着黑色头巾，女人身着色彩鲜艳的宽松长裤，头上裹着拖长的头巾。女人忙碌而不得空闲，回避外人注目，独处在她们的迁徙生涯中。她们衣着色彩鲜明（黑红对照），面容惨白，营养不良，因为长途步行与畜牧杂务而身心交瘁，她们的脸庞久经日晒，布满刻痕。

山丘上是一层层不规则的梯田，四周林木茂盛葱郁。人家凑着山壁筑屋安居，厚重的泥材平顶房屋，地基高低参差不齐。房屋屋顶都架在厚重的木桩上，有些人家还直接将整段原木拿来凑数——这里可是漫山遍野的栋梁树木。沿着路基搭盖的房子，屋顶就与路面齐高，外观上只看得出是某种类型的泥土庭院，起居住所则深掩其后，不轻易为外人所见。

我们将车停在一个村庄里，下车跟几个男孩儿聊聊。他们意态闲散，身上却还穿着深蓝灰色的学生制服，而且也不如表面看起来那样与世隔绝。其中一个男孩儿有个叔叔住在拉合尔；另外一位同学一个哥哥离家去了卡拉奇，另一个哥哥则远赴沙特阿拉伯打工。一幢平顶石墙的两层楼房里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信口说他随时可以南下卡拉奇去做木匠，每个月至少赚两千四百卢比。马苏德认为这人说得并不夸张：巴基斯坦人大量外移，能够操作工匠技术的人才已经很少见了。可是，那人土气的狂妄口气，害得马苏德益加忧郁。他说，这个月薪，他自己可赚不来。

他们并不是真的与外界隔绝。我们离开拉瓦尔品第之后，经过几小时惬意的车程，转眼间已经置身于一处闭塞地方了。一个个子非常瘦小的男人，身高不及五英尺，牵着一头水牛，走在前面。这些山区居民的个子怎么会这么矮！一旁男孩儿说道，那头水牛不是他的。水牛是他主人家的，走在前头的那人就是他主人。主人头上缠着头巾，原先我们没多留意他，惘然不解，原来他两手空空，步履悠哉，正足以显示他的地位，以及他拥有一头水牛与一名农奴的高级身份。男孩儿又说了，那边那栋房子就是大地主的宅邸，也是地方上的有钱人：那可不是挨着山边盖的平顶房屋，而是田畦尽头平地上的房子：石砌的大房子，两层楼，铸铁屋顶向下倾斜。现在从我们面前走过的这些发育不良的矮小男人是古吉拉特人，他们是这片谷地的原住民，脑筋似乎不太灵光，事实上算是相当笨拙，他们也不跟外人来往。

山路往上爬升。河流远远落在我们身后。一处处小面积的耕作农地补丁一般遍布在险峻的山丘上，河谷地区晚夏可采收玉米的田地，只要能开拓填平任何一小块平地，就可以栽种。山中随处可见擎天大松。松树沿着山壁天然下种，松树小苗伸展出第一轮针叶枝干之后就极力挺身向上，争取阳光，小树站得又直又高，我从来没看过长得这么高的松树。房屋虽不显眼，山区中总还是有人烟，房子总是隐居在平顶屋顶与石墙之后。

路上不时穿梭着绵羊、山羊、马匹、骆驼，绵羊背上还染着颜色。我们没法让阿富汗人开口说话。只是，即便他们开口聊天，也没有多少可以谈的。他们住在非常寒冷的地方，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下山来避开冬雪，就是这样。他们和他们的牲畜齐心一致，人兽之间达成某种共识。非常年幼的孩子，外界还认定为襁褓时期的婴孩，同行李一起被绑在骆驼或是驴背上。他们一旦过了学步的年龄，就得开始分担家务，投入工作，摇身变为小型的成人，手上拎着的不是棍子，而是鞭子，身上穿着衬衫、长裤，顶着头巾，神情如此沉着老练，远远看去，尤其当他们落单独处时，令人难以估量他们的年龄。

英俊的吉普车司机说道，语气中不乏某种部落间的嫉羡：“他们赶的那些羊，每一只在曼瑟拉或是阿伯塔巴德都可以卖一千卢比。”

羊群忙碌的小蹄子将路面上的尘土磨踩得更加细碎。而当我们的车经过两三大群羊时，穿过云雾迷蒙的尘阵，每只羊都羊毛茂盛，背上一耸一耸地，染成许多颜色，马苏德（他的自信早已遭到先前吹嘘自己可以在卡拉奇赚上两千四百卢比的乡下人戳伤）对我说：“你能想象这条路上一拉克又一拉克的卢比吗？”一拉克就是十万卢比。

我说：“他们赚了钱要做什么用呢？”

马苏德说：“他们还有人要抚养，也有子女的终身大事要办。他们结婚还得请客吃饭。这里的习俗是，男方要送两万卢比的礼金给女方。要是新郎身上没现金，他就得盖栋房子给新娘，或是在土地交易上做一些安排。这样子，有朝一日，他要休掉她的话，女方才不会人财两失。要是他什么都不做，没有姑娘会嫁给他。”

“我还以为巴基斯坦的女性，没有嫁妆没法出嫁呢。”

“嫁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想，马苏德是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我心想，他也知道这种习俗并不是什么经过认可的公序良俗。我说：“我在卡拉奇的时候，听人家说嫁女儿只会送上三十二卢比，因为当初先知也只收到这么多嫁妆。”

他认同了这一点。

我并不相信一只羊可以卖上一千卢比。而就在稍后，我们的车再度受阻于一大群绵羊时，我就请马苏德直接去请教赶羊的阿富汗牧人。那个阿富汗人以为我们有意买他的牲口。他指着羊群中某一只较为浑圆肥胖的羊说，这只羊三百卢比，一点也不能少。这回就轮到我们的吉普车司机佯装他听不懂牧羊人的话了，谁叫他事先叫了个一千卢比的价钱呢。

淡绿色的河水湍急地涌过岩石，水流似乎一直在奔腾。可是，山势攀高过了某个海拔之后，河水似乎结冻了。白色的激流与旋涡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大理石一般的图案——虽然说，耳畔还是可以听见河水湍流的淙淙声。然而当我们下车，走下去趋近岸边，却看见固定的图案灵动起来，汹汹水声终于又配合上动态水流了。

山路上一处宽阔凸出的拐角地带间，阿富汗人在这里扎了个营地。营地上搭起了一座低矮的帐篷，骆驼与驴拴成一群，有人正埋锅做饭。营帐前升起的烟火，映照着暗褐色的帐篷，构成一幅引人注目的画面。在我们请教过吉普车司机，如此不请自来地打扰，会不会令当地人不悦之后，我们就停下车来，驻足与阿富汗人闲话家常。

我们跟一个穿着巴基斯坦传统服装的年轻男人攀谈起来。他上唇留着小胡子，原本白皙的皮肤因为日照过度而黧黑，脸上洋溢着村农式的欢愉。可是他狡黠得很。他见我们搭乘政府部门的公务吉普车而来，便以为我们是官方人士，所以他劈头就对马苏德说，他营帐里的人，许多年以前就离开了阿富汗，现在他们都定居在巴基斯坦的边界里。

马苏德头也不回地直盯着这个年轻人，语调一如平常地跟我用英语说：“他在撒谎。他是从喀布尔来的。他才刚去过喀布尔。他只是不想在政治上惹麻烦。”

营地上那个年轻人掏出一只黄铜鼻烟盒。盒子里盛满了暗绿色的烟草和一些药草，取用的时候，应该捏起一小撮来，压在下唇下方。我捏了小小一撮，搁在舌尖上试味道，烟草受潮湿润之后，舌尖便感到一阵阵刺激，感觉也不尽然全不舒服。礼尚往来，他也从我的棕色鼻烟中挖了一点试试。我的鼻烟劲道太强了，刺激得他全然无法掩饰他的嫌恶。他不但大打喷嚏，鼻涕泪水还差点就喷溅到我的脚上。等他回过神来，他先是用手指敲敲我挂在衬衫口袋上的透明镜片眼镜，然后再自己动手取下我仍然架在鼻子上的深色太阳镜。日光如此明亮，我忘了自己还戴着太阳镜。一开始，我就应该让他看清楚我的双眼：他责怪我这般无礼的行为是有道理的。

他领着我们到他的营地上参观。茶刚以次大陆的方式泡好，或是煮好。肮脏的小口茶碗搁在地上。篝火前，一个女孩儿，或许是个年轻女人，正在做roti，就是扁平、未加酵母的面包。她两手将面团压扁，动作迅速，不住翻转挑拉面团，直到面团变得又薄又圆。最后，她将面团甩过右臂，动作简单利落，面团就这么摊到铁质烤锅上。面团的面粉是采集当地生产的谷实，再送到附近村落里的磨坊辗磨成粉的，面粉在营地上和水揉成面团，营地上总是有吃用不尽的面团。

阿富汗人请我们享用的roti极为可口。营帐、袅袅炊烟、可爱青山、潺潺流水、浓酽的茶水，还有roti：转念之间，我觉得自己就要拜服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下。可是，他们真的每一餐都只吃这两样食物吗？只是roti与茶水就够了吗？马苏德替我问道：“只吃roti、喝茶吗？不用蔬菜咖喱吗？”不必配上比较富有风味的菜蔬或是肉类餐点吗？那个年轻人开怀笑道：“蔬菜咖喱？我们为什么要配蔬菜咖喱呢？”

吉普车司机说道，有时候他们也吃印度奶酪，那是一种白色奶酪。可是，我们吃的这一餐就没有这等好料了。

马苏德说：“这就是他们会这么健康的原因了。”马苏德对于腐败的食物与不洁饮水总是提心吊胆的。他出门总是随身携带药品，一部分体现了他的综合性焦虑。

营帐里的女孩儿，或是女人，个个都艳丽非凡。她们现在也只能吃roti、喝茶。可是，她们看起来吃得比我们沿路所见的女人要好，也获得更多的关注照应，而山间的阳光，也在她们白皙的皮肤上染上了一层美妙的暖意。

营帐内外，绵羊和山羊随意进出。地毯和寝具都收在营帐后方。领着我们参观的年轻人说，营帐前面左手边的空地，是专门保留给他的父亲与伯父的；中央地带是留给妇女的；剩下右手边的地方呢……可惜，我没听懂右手边是保留给什么人的。两个兄弟带领着这一列旅人迁徙，他们家族可不寒碜。营地中央，一个面容平凡、神情凶狠的女人坐在她指定的位子上，耳垂上吊着沉重的银质耳环，脖子上也围着一串沉甸甸的银质项链，她是年轻人的伯母。她始终正眼也不瞧我们一眼。

不需要我在一旁催促，马苏德自己就趋身请教那年轻人羊群价钱怎么样。年轻人指着对面路上面积较小的营地中圈养着的一小群羊说，那边那几只羊，每一只都可以卖三千卢比。这些羊都壮硕有神，羊毛茂盛，它们一定非常特别，因为它们就拴在对面营地的起居区域里，每只羊的两只后腿都系上绳索，绑在中央一根柱子上。

他们在营地主帐附近圈绑骆驼的方式，也是我前所未见的：骆驼一只前脚往后折起，再用绳索跟大腿绑在一起，因此，如此庞然巨兽走动时只能用单侧的脚跳跃。这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每一只骆驼鼻子里都插了一根木栓或木钉。原来，行旅队伍就是以这种方式牵着骆驼前进。那个年轻人也示范给我们看。他拉扯了一下牵引骆驼的绳子。骆驼仿佛十分不悦地嘶鸣一声，却无其他反应。可是过了一会儿，骆驼就矮身下来，蹲踞在四只长腿上，腿上关节处瘀血与痂痕斑斑可见。骆驼，就跟大象一样，近看不如远观神气。趋近一瞧，兽皮总是体无完肤，残破可怜。

年轻人说，营帐里的漂亮女孩儿是他妹妹。她们两人都还未婚，他也还没有意中人。他觉得自己的年龄应该是十六岁，可是，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或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也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春秋来去，究竟过了几个寒暑。这个家族的一家之主——他的父亲现在踱了过来。他满脸愠怒，风采却极为庄严，头巾优雅地裹在脑门上，面容严肃。直到他走到我们跟前，我们才注意到他极为矮小的身形：他的身高大概还要再加上一两英寸，才凑得到五英尺。这些阿富汗人个子都相当袖珍，他们圈养的动物——牛、小马和驴子也很小，小牛的个头跟狗一样。只有山羊跟绵羊看起来还强健壮硕。年轻人的父亲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眼圈周围刚刚画上银黑色的眼影粉。他白色的短髭尖端还上了蜡；唇下美髯分梳两旁，鬈鬈卷曲；日照晒黑的皮肤之下，还是可见白皙。如此高山之上，置身于骆驼与羊群之间，这位美髯公还是如此花哨，自豪于他梳洗（此外就别无他字可以形容了）之精妙，犹胜于同族女性之讲究，实在叫我大开眼界。

年轻人说他父亲年过五旬。而他的父亲——蓝色双眼中满是疑斥，甚至轻蔑——问他我们是打哪里来的。年轻人说，我们讲的话都不一样，马苏德讲的是乌尔都语，我说英语。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说明我和马苏德两人都是外来人士，只不过生于不同部落罢了。年轻人的父亲，态度随意地请我们用茶。我们道谢。接着，双方再也无话可说。这位父亲落座在营帐左侧，那是规划给他与他兄长的指定位置。他仰身倚着几个细软包裹躺下，就不再理睬我们了。

一头驴子，后面还跟着两三头同伴，走进帐篷里，细细咀嚼着篷里切得整整齐齐的秣草，这些粮草或许是切给较为珍贵的牲口的。年轻人的父亲张开手掌，啪，就在驴子侧身赏了它一记。可是，他这一巴掌并没有伤害驴子的意思，这一掌拍下去，不过是为了制造警告的声音。家族里一个小男孩儿捡起石头扔向其他几头驴，石头也只是小石子，而且，扔的力道也很轻。他们对待牲畜都非常温和。他们会挥舞着棍棒，夸大动作来威胁牲畜，可是他们从来不会抡起棍棒击打动物，棍子只是拿来给牲口搔痒，引导牲口前进的。

年轻人的父亲倚着迁移旅队的几捆行李，开始咳嗽起来。他头巾华丽，眼圈涂饰着墨粉，美髯鬈曲，唇上短髭还上了蜡，但他还是肮脏难掩地就着自己躺下的地方的周围随地吐痰。我看他其实就躺在动物粪便之中。就在帐篷后方的阴暗角落里——受到的保护比人还要周严——就是他豢养的珍贵山羊与绵羊。

马苏德望着那个老人，对我说：“他们都是这个样子。你去过阿富汗吗？喀布尔去过吗？他们的中产阶级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仿佛，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彼此容忍，异乡人对异乡人，彼此之间会相互轻视，每个人在所属的族群中都自有隐私。马苏德对老人的不屑，不见得就比他们对我们的不屑更强烈。我可以从老人的眼神中看出。这块窄小的区域挤了许多不同部落人等：古吉拉特人、阿富汗人、加甘人、印度西北境内的另外一族阿富汗人、马苏德（印度北部的勒克瑙人），还有我。然而，来者是客，待客的礼数还是免不了：奉茶之外，还要敬烟。我们的吉普车司机已经逃到一边去了，阿富汗人已经让他烦得受不了了，他也无意掩饰这一点。他高踞在岩壁一端，英俊飒爽依旧，修饰更加，他的头发梳得跟电影明星一般，路上风尘更为他蓬松的暗棕头发增添一种新的色调。

帐篷里那几位漂亮女孩儿的母亲又是哪一位呢？我知道，营地中央那个面容平庸的女人是年轻人伯父的妻子。年轻人说，女孩儿的母亲（不见得就是他的生母）正在公路的另外一边，张罗着另外一处面积较小的营地，每只要价高达三千卢比的珍贵羊只就拴在那里，女孩儿的母亲小心照料着牲口，不让它们漫步迷途而伤到自己。

我们跨过公路去参访营地。他的伯父也在那里。他只是坐在地上，对我们视若无睹。两个围着面纱的女人——其中一名就是漂亮女孩儿的母亲——正忙着打理行李。她们的面纱颇不寻常，显示出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伯父跟这两个女人交代了几句。她们就合力将一张毯子铺在地上。伯父就从他原来坐镇的地上，移驾到毯子上。而等他坐稳之后，两个女人就在伯父四周忙着将帐篷架起来：帆布四角打洞，周围再嵌上铁环；撑起帐篷的竿子是竹竿做成的，竹竿底部箍上铁环；竹竿顶端串在一起，架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三角锥体。女人家费尽力气，还是撑不起那几根帐篷支架。伯父毫不在意。他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帐篷搭起，好避开烈日。他双手在胸前合握着一个旧式的奶粉罐子。罐子里装的可能就是钱吧。

女人使尽力气极力撑起帐篷竹竿之时，面纱从她们的脸上滑落。她们跟对面路边帐篷里的女孩儿一点儿也不相像。她们的脸庞苍老、布满刻痕而棕灰暗淡。未嫁的女孩儿是美人。这些女人，身为人妇，就是工人了。她们就是拉车载物的驼兽。正如帕克曼[1]于一八四六年，在俄勒冈州看到的达科他印第安妇女一样。可是，这些阿富汗人，就跟这里所有的山区部落人一般，生活在只有他们才能掌握的特殊地形上。谁也无法料想，正如帕克曼无法断定达科他的印第安人，终有一天竟然会在地表上遭到清除的命运。

我们站在年轻人的伯父身边时，马苏德说：“这里的女人一手包办所有的家务。男人只会袖手旁观，一点忙也不帮。在欧洲就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他对这些男人的批评并不公允。他们同样也将自己逼得很紧。游牧民族当中，还有谁像他们这样将自己逼得这么紧呢？马苏德说：“他们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只是我们住在城里的女人没这么苦。”马苏德家中也有姐妹。他的姐姐已经出嫁了，成了“家庭主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落入了古老的窠臼。可是，他的妹妹都还在大学就读，马苏德也非常关心她们。

然而此时此刻，我的态度却跟马苏德有别。阿富汗营地上的景致，勾起我遥远的回忆，童年时期最早接触到的地理课程，回想起早期的《远方人家》教科书中的插图：人类建造家园，在极端的气候与自然条件下，提供温暖与庇护。非洲人在他们的围栏住屋里弯弓搭箭，抵御暗夜森林中不可知的猛兽；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吉尔吉斯人住在帐篷里；冰封大地之中，爱斯基摩人砌起冰堡安身。

帐篷里的女孩儿如此娇艳，我心中不禁翻搅起某些务农与游牧的渴望。信德沙漠之中，印度河畔，一个圣人的圣地旁边，有人夸夸高谈着穆尔希德与穆里德等，处处令我联想起托尔斯泰与莱蒙托夫写的高加索故事。而就在这里，伫立在某条注入印度河的寒冷江水旁边，（清澈的绿色江流即将变得泥泞迟滞，经过人工运河，流到卡拉奇，再注入距此千里之远的热带、咸性沼泽），我感觉像是重新回到开端：牲畜成长的历程、帐篷与日间行进的队伍。我可以继续我的旅程，做些其他的事情，他们只会固守着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做的事情。而那些女孩儿，娇艳鲜丽，皮肤娇嫩，实际上却如此遥远，封闭在她们自己的部落幻想当中，今朝美人足食丰衣，自觉身价水涨船高，不日却将沦为人妇与苦劳工人。

我们跟这群阿富汗人待了整个下午，心里注记着他们对于牲畜的温柔关爱远超他们对自身的爱惜怜悯：那些面孔久经日晒，年纪犹轻，却已经苍老不堪。营地上女孩儿娇艳的姿容与健康，并不多见于其他族人身上。偶尔，我会看到一个男人扛着他的山羊。偶尔，会看到一只山羊裹着毛毯，被安置在驴背上。有个女人只有一只脚上穿了鞋子，另外一只脚赤裸着，另外一只鞋子则吊在她头上。头顶穿鞋，是此地穿着风格之一：稍后，我们又看到几个女人将一双鞋子都挂在头上，鞋跟彼此相套，恰好形成一个小拱门。当地人只有走在碎石地上才穿鞋。倘若地面平滑，或是走在柔软的沙地上，打赤脚更好。赤足行人的脚踝因为路面污渍而发黑。

吉普车继续前行，到达秀格兰的时候，阴霾低垂，气候凉爽，可是一下起蒙蒙小雨，身上就感觉冷起来了。松树高耸，树高擎天，而在某些地方，路两侧地势陡降，很难俯首探见树根所在。山路拐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就可以看见农民的破坏行动：几棵可以数人合抱的大松树，树皮被剥个精光，农民将树皮劈下来，搬回家当柴烧。此地奇缺薪柴，这里的土地是如此贫瘠，植被稀少，只有松树能够扎根在岩石缝间的贫薄土壤里面。

黄昏时分，我们再度沿着江水行驶。低矮的岸边，人们清理出一片空草地，许多人家就在上面搭起帐篷。炊烟袅袅，热气腾腾的茶刚煮好，roti也出炉了，肉已细细切好，今宵晚餐已备好。骆驼（比人先进食）已经细嚼慢咽着秣草。一个营帐旁边的骆驼还嚼着冬青树的枝。河岸下方，水边的岩石上，暮色四合之际，各种彩度都渐变到非灰即白，小马与其他驮兽四下游荡，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短暂的自在一番了。

阿富汗人在草地上摊开厚重的羊毛毯子。以前，我就注意过这些毯子。这些都是未经染色的粗羊毛织就的，原色暗棕，图案简单，再染上鲜丽的花色。这些羊毛毯子闻起来羊膻满溢，山羊或绵羊，都是阿富汗人的气味，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气味。我深受某一张毯子吸引，马苏德与吉普车司机仿佛纯粹为了品味杀价的喜悦，当即帮我跟店家议价。一个老人，他是这片营地的领头长者，远比我们先前遇见的眼圈花哨的父亲友善和蔼，他开价要四百卢比。

马苏德将我带开来，留下吉普车司机独立完成这笔交易。我们盯着白天驼着行李的牲口低头吃着属于它们的嫩叶与枝蔓；我们漫步在营帐与炉火之间；我们走在盘桓在岩石河床边缘上的驴子之间。我们重新踱步回去的时候，交易已经敲定：三百卢比。

每个人都欢天喜地的，大家纷纷握手志庆。而那吉普车司机则抓起毯子，胜利欢欣，像是他给自己讨了个好价钱一样。可是，我一定是受到高山海拔的影响。等我稍后回到了拉瓦尔品第，细看这条毯子时才大吃一惊，毯子不但尺码宽阔——近晚之际驻足江畔，我还以为这是条最小号的毯子呢——而且，毯子的图案与花色之光怪陆离，也令人咋舌震撼，好比失心疯狂的创作者绘出的色点与波纹，直追精神病院出品的作品。或许，游牧维生的经历，就像是在脑袋上挨了一记一样。

山路再度攀高。即使在暗夜当中，江水还是银白耀眼，漱石泉涌。溯溪以上，石块益加增大。岩石伟硕，山路有一两次都在孤悬巨石之下侧身通过。沿着山壁建造的平顶多层房屋透出橙黄的灯光。屋舍仅仅靠着室内的灯光浮现于暗夜之中，呈现出室内装饰，映照出某种孤寂与苍凉的气氛。

路上可不孤寂。有时候，牧人的帐篷就搭在路边坡下。我们还在一段路上碰到一个横躺的男子，他仿佛就睡在路边堆砌路基的石头上。我们还行车经过一处营地，沿路广布篝火、帐篷，绵羊矮身休憩过夜，黑暗中远看像是河床边上一颗颗线条柔和的浑圆巨石。看守营地的是当地特有的厚毛狗，狗对着我们咆哮，在车后奋力追逐我们。

光线退去之后，吉普车司机打开车上的磁带录音机，播放印度电影的主题曲。一支支甜美哀伤的情歌，诉说着爱情、失落与渴盼，歌声伴着我们穿过夜幕笼罩的山谷。而且歌中总是有女人在幽幽叹息。

Tum zindagi-ko ghumko fasana bana-gé

Ankho men intizar-ki duniya jagga-ge

我的一生因为你而悲哀。

在我眼中，你点醒了一个渴望的世界。

第二行歌词奇妙无言可喻，几乎无法翻译，歌词中出乎意料的自负，在爱人眼（Ankho）中，点醒了（jagga-gé）渴望（intizar-ki）的世界（duniya）。就是这一行歌词，这首歌才能历经四十年仍传唱不绝。只要磁带转动到这一行歌词，吉普车司机的助手男孩儿，就会跟着唱。

Ik tees si dilmen ut-ti bai

Ik dard sa dilmen hota hai

就像挽歌浮现在我的心头。

隐隐地刺痛了我的心。

夜隐山谷，牧人却还在路上。这里似乎没有特定的迁移与扎营时间。我们的吉普车还得减慢车速，让路给一群追牛的牧人。那头公牛独自闯荡，脱离了队伍，一个劲儿地猛冲来时的路。

然后，我们好像迷了路。我们从吉普车上下来。四下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吉普车司机派他的助手前去探路，后来他自己也去探路。他转身回来，慢慢将吉普车开走，留下我们几人等在那里。我们失去了吉普车的灯光。那个男孩儿回来找我们，借着手电筒的光线引导我们前进。他将他的小手伸出来给我握着：他的小手的触感意外的柔软。我们似乎走过泥浆与石块。再度看见吉普车的灯时，漆黑当中，实在难以估量距离。吉普车的车灯似乎远在天边，又仿佛我们的司机开上了好一段距离才又找到大路。其实几秒钟过后，吉普车就在那边，只不过是几步之遥。

我们似乎跨过泥浆和石块。可是稍后，第二天，回程路上，就着天光，我才看出，原来是冰河阻断了路面。雪泥堆在路基的挡土石墙上。积雪在表面上看来陈旧而肮脏，可是，就在看起来坚硬的雪层下，就在喜马拉雅山晚夏的尽头，淘刷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洞穴，一道激流就这样汹涌地流出这个大洞。

我们现在置身于冰河与急流之间。水声足以降温刺骨，隆隆声不绝于耳。

纳冉那家招待所灯火通明，却没有人出来招呼我们。当我们还在巴拉科特为了吉普车的租金讨价还价之时，吉普车司机曾经提到过，这里有一家国营的招待所，一个房间一晚只要一百二十五卢比。此时他却说，房价要两百卢比。由于当时我心里计算着跟人家订四个房间：我自己、马苏德、从拉瓦尔品第开车送我们到巴拉科特的司机（一路上一直保持缄默与谦逊自抑），以及吉普车司机和他的助手。我一听房价涨了，一颗心就沉了下去。可是，马苏德一贯担忧饮食不洁，对于金钱同样也疑神疑鬼，总是恻恻忖度着会不会被商家多收钱。马苏德说，一开始他就向吉普车司机和他的助手讲明白了，司机和助手自行料理住宿问题。结果，吉普车司机没把我们带到国营的招待所，他把我们带往“公园旅馆”。沿路上，我们都在不同地方看到这家旅馆色彩鲜艳而粗劣的宣传广告牌。

“公园”是一栋狭长的建筑，深深退居在公路一侧。前廊照明不良。吉普车司机按了按喇叭，停车场旁边一栋较小的房子里走出一个男人，身上还裹着毯子。寒气逼人，入夜之后，外边已经冷上一阵子了，可是旅馆里还是找不到暖房可以歇脚。裹着毯子的男人将我们领进一间卧室：两张木框床铺，壁上点灯照明。他跟马苏德讨价还价。然后，马苏德将我拉出寒冷的卧室，站在冰冷刺骨的前廊上跟我说，倘若卧房里再加一张床，我只要付七十五卢比就可以。这倒有趣，先前我像个领着一小群旅行车队的旅人，担忧着一个晚上一百美元的巨额旅馆账单，此时我只要负担七块五美元，但却得沦为公路宿舍的一员。我说我只能单人独睡一房，我不容易入睡。马苏德继续跟面带微笑的旅馆人员讲价，最后终于议定，多增加一个房间，账单上只会多出一笔二十五卢比的账款。

我请他们在我房间里生上一盆火。旅馆人员微笑地说，这可使不得。烟囱不通，要是在房间里生火，只会把房间搞得乌烟瘴气的。那倒是说明了壁炉相对清洁光溜的原因。我说，热茶可以上一些吗？是，那倒没问题，晚餐的时候就会送上来。晚餐如何呢？您打算用些什么呢？

他们有鸡蛋吗？没有，这儿不供应鸡蛋。我转念想到这条水流清澈的昆哈尔河，就问：“鳟鱼有吗？”马苏德替我翻译，重复这个英文单词“鳟鱼”，旅馆人员晃着脑袋，肯定地复述一次：“鳟鱼。”马苏德还在继续翻译，说旅馆可以供应鳟鱼。

马苏德说：“许可证要四十卢比。”

“许可？你们这里做什么都需要许可吗？”许可这个字眼让我联想起自己在拉瓦尔品第寄书和兑现旅行支票时碰到的困扰。

马苏德不高兴地说：“不用。”

天气太冷，无法继续多谈任何关于许可的话题。我本来很期待见识一下寒冷的天气，可是，现在却冷得刺骨。随着一分一秒过去，我的房间益发寒凉。我在行囊中未曾装入毛衫或是套头毛衣。我决定在狩猎衬衫之下再多穿一件衬衫。当他们看到我开始更衣，都纷纷离开房间，走到前廊让我方便。可是卧室房门还是半开着，这真是种打了对折的严寒环境下的隐私。我宁可他们在旁围观，甚至还会请他们帮帮我的忙。我的手指都被冻僵了，实在没法利落应付衬衫上的扣子。而且，人群散去之后，房间里静无人声，只听到滔滔水声，令人备感寒凉。

然后，我穿着两件衬衫再度返回前廊，旅馆人员已经将四条瘫软的鳟鱼摊到桌上了，显然他不必走远，就可以弄到充足的渔获。吉普车司机和围着卡其色围巾的助手已经暂时跟我们告别了。正如马苏德先前有言，他们得自行安排住宿。不用多猜，就在某处，一定有一间温暖的泥檐农舍等着他们。

马苏德和我（还有我们沉默寡言的司机）一同前往厨房取暖。厨房搭在停车场旁边那间比较小的建筑里。而且，虽然我们不过刚到没几分钟，虽然我们跟商家的讨价还价才刚刚结束，四条鳟鱼才刚刚捞起，厨房里帮我们准备晚餐的厨师和帮工，却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烧烤铁板下面升起一灶熊熊炉火，穿着蓝色长衫的男子，两手压扁面团，准备做roti，他的长衫下摆，随着他每个庆典般的欢快动作而跳动，鳟鱼已经剔骨、切片、洒上调味料，摊平在一张木质矮桌上了。

我站在灶火前面，样子像个厨师。马苏德坐在板凳上，面对着一张矮桌。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都会轮番去关牢厨房的门。厨房的员工进进出出的，总是不记得要随手关门。天下事莫如灶火重要：蓝衫厨师在桌上给面团洒上面粉不重要，红色塑料桶里的水质不重要，摊着鳟鱼鱼肉切片的切菜矮桌也不重要。

厨师，总是动作迅捷，很满意自己刚刚烤好的roti，拿了一把刀除去圆形铁板上堆积多时的脂肪硬痂。他在铁板上点了点油，又将灶里火光旺盛的薪柴抽了几根出来，好减弱灶火。他将鱼肉放上铁板，拿一只铝锅锅盖，盖在鱼肉上头，再弯下腰，从熏黑的地板上拾起一块旧砖块压在锅盖上。

马苏德说：“我们就在这里用晚餐吧，如何？”

他正好说出我的心思。于是我们就在那里吃饭。

门外走进一个彪形壮汉，相貌堂堂，戴着一顶毛帽，围着一条深灰蓝色的围巾。他不是村庄里的人，也不是山间居民。我心想，这人不是个地主，就是跟这间旅馆有所关联，要么是个警察，要么是个情报单位派出的出来巡查异乡人士的探员。他却说自己是个“配药师”，或许是化学研究员，或者是药剂师吧。他在巴拉科特有家店铺，纳冉地区也有一家店面。于是，我就说了：“你有两家店铺吗？”他说：“不，我只有一家铺子。”纳冉那家店只在夏季营业（按照官方规定，现在还是夏季时节），巴拉科特那家店则只做冬天的生意。

晚餐桌上除了鳟鱼之外，还有一盘肉，让马苏德与我们沉静的司机享用，司机一贯自我谦抑，即使美食当前也竭力自制，小心不要吃得比我和马苏德多。马苏德饥寒交迫，将他对于不洁饮食的顾虑完全抛诸脑后。他请人端来开水，就着他的肉片吞饮。厨房男孩儿一直在旁观看着我们的举动，他凑着灶前的平台拿了一只玻璃杯，浸在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再将滴着水的杯子递给马苏德。马苏德擎着水杯，仰头一饮而尽。

配药师走了。本来，在他说明他的行业及他住在什么地方，以及在他了解过我们是些什么人、又说些什么语言之后，他跟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穿着蓝衫的厨师将柴火从大灶里抽出来。熄灭火焰，余烬很快暗淡下来。厨房不再对我们开放，我们只有再度步出户外，一品飕飕冷风。吃饱肚子以后，整个人也暖了起来。院子里感觉不再那么寒冷，房间里也暖多了。可是，山谷间的孤独与凋零影响了马苏德的情绪。他待在我的房间里，聊起他自己和他的焦虑。

他在心里为他的父亲、他的家人以及家里的生计焦虑不已。他觉得自己有分担家计的责任，偏偏他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他也担忧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前途，若不是短于经费，他的研究生涯也不会中断。他现在已经二十七岁了，他一辈子都在上学，当学生。可是，由于他选择专攻的领域使然，他还得再窝上一段时间求学才会有所成果。这对他的父亲是个沉重的负担。他的父亲却也没抱怨，他父亲所有的骄傲都寄托在孩子与他们的教育之上。

“我不能再让我父亲继续工作了。他太辛苦了，他每天起早摸黑出门，一直到天黑夜深了才回家。他已经六十一岁了。”

“可是，万一他退休了，他又会落得无事可做。”

“这你就不了解了。我告诉过你我父亲在陆军的官阶。我父亲只做到非委任士官，官阶很低的。你不知道这种官阶在这里的意义。”

他的父亲，今年六十一岁，会计业务每个月可以让他赚一千七百卢比养家。这一点令马苏德寝食难安，同时也耿耿于怀，嫌自己的无能为力，同时也深感自己一定要坚守研究领域。

“可惜，我的领域不是应用科学方面，倘若是应用方面的科目，就会有钱了。”

“你想离开巴基斯坦吗？”

“我并不想走。我在这里还是找得到工作的。可是，现在政府不缺人了。现在不再招人，可能这也只是暂时现象。但是，我也不能确定。我向美国一所大学申请奖学金。他们拒绝了我。他们说，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学生，只会糟蹋、滥用学生签证。他们拿到学生签证之后，就过去工作一个月左右，然后人就不见了。我可以去英国，泰尔福特。他们已经答应给我一个学籍。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钱呢？在某些国家，你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奋斗。你可以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结果。可是在这里，你只能凭运气。在我们国家里，你只能相信运气。”

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和我讲得多么直接。奋斗、执着与收获的理念，这种讲究人的质量的观念，只属于某些社会而已。在我长大的特立尼达殖民社会中，并不存在如此自立自强的概念，特立尼达当时全国只有八十种简单的工作种类，可可与砂糖的质量远比人民的素质重要。马苏德眼前的恐慌，他对世界绝望的观点（他以为积极奋斗与成长只属于世上其他地方），令我不由得跟着回想起三十年或三十五年前的自己。

马苏德的父母在一九四七年间从印度移民到巴基斯坦。他们身为穆斯林，理所当然迁居到一个由伊斯兰信仰治理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自从建国以来，始终如一。可是马苏德的思想，经过迁移行动的解放，经历了多重蜕变。而今，他（还有他的父亲）需要的已经不止于一个伊斯兰国家了。马苏德说，他的父亲懊悔离开印度，这层懊悔之中，有对也有错：马苏德的父亲在一九七九年时，已经不再是一九四七年的那个人了。而马苏德自己，他知道的一切仅限于巴基斯坦，心目中也没有任何政治或宗教上的英雄。他心目中唯一的巴基斯坦英雄是个科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正在欧洲进行研究工作（而且，再过几周，就要获得诺贝尔奖）。

马苏德说：“他们可以在大学里给我找份差事。以前，我在学校里也兼了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停了。这里什么事都要讲究政治成分。不管是谁，要想帮我找份差事，就等于给当局找麻烦。有一阵子，我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挺出风头的。”

“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我是我们大学里顶尖的前五名。”

他指的是他的论文，他手边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多久就可以从当地大学拿到的博士学位。现在，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说：“说不定过一个月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有个朋友帮我跟一所西非学院牵线，帮我弄到了一张教学合同。”

“西非哪所学院？”

“就是一所学院。”

“学院叫什么名字？”

“这所学院没有名字。不过是一所中等学校。他们就管它叫学院。我已经琢磨出他们每个月可以付我多少薪水了。一个月三千三百卢比。”三百三十美元。

“说起来给得并不多啊。”

“我朋友说，我在那里一个月生活费不会超过八百卢比。”

“我想那不太可能。”

“算宽一点说吧，我一个月也可以存下两千卢比。”

“那边的税怎么算呢？你查过这一点没有？”

“税的问题我还没想过。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在经济上的问题。”

“你去教书的话，会不会妨碍你的研究生涯？”

他烦躁不耐地说：“当然会妨碍我的研究进展啊。”

“那就别去。”

“教书可以解决我缺钱的问题。我有义务照顾我的家人。我父亲已经六十一岁了。”

一年吧，或许至多十个月。我说：“好吧，你就去吧，这样你的英语也会进步的。”

他不喜欢听我这么说，他回嘴道：“我托福考试考得很好呢。”他当下就跟我说了分数。他的英语扎实，词汇丰富，可他终究还是个追逐学位与文凭的人。

面带微笑的旅馆工作人员推门进了我的房间。

马苏德说：“他现在就要跟你讨四十卢比的钓鱼许可。剩下的，明天他再跟你要。”

旅馆工作人员同时也给我的床铺带进了一席桌布，而不是床单——原先我跟他讨过床单，而我认为他也满口承诺会带给我。他移开床上厚重的羽绒被子，将桌布均匀地摊平在床上，有如摆设餐桌一般，再将羽绒被收叠整齐，搁在床尾。接着，他就告退走人了。

我开始铺床。

马苏德跟我说，一定要将床单（或是桌布）垫在羽绒被下面。“你也不知道究竟是些什么人在用它。”他示范着，“要像这样睡。千万别接触到羽绒被。”这种铺床的方式，是他——抑或是我——应该去学的。住在热带国家，晚上睡觉是不盖毯子的。相反，我们会裹着一张棉布床单入睡。马苏德再三叮咛我，也是他后来学习得知的知识。他读了万卷书，过去，他吸收许多广博的知识。他独自坚持，没有任何典范与前例可以效仿。他在言行举止之间，也显露出他低微的出身，尤其在他用餐的时候，他会随口将食物残渣吐在地上。他与这些出身（如今与他的综合焦虑夹杂在一起）的疏远，就表现在他的小题大做与疑神疑鬼上面。

接着，马苏德又转向枕头，枕头上也套着绿色斜纹布的套子，他说：“枕头也要遮盖起来。”

他离开以后，我就照办了，将我白天穿着的狩猎衬衫翻过来，拿衬衫向外的一面裹住枕头。我想拉开细薄的棉布窗帘遮窗，偏偏两边的窗帘都闭不拢。夜间气温陡降，寒冷刺骨，可是，羽绒被既温暖又厚重舒适。没多久，我就被自己的体温与被子的温暖弄得昏昏欲睡。我伴着河流翻腾的水声睡去。令我喜悦宽怀的是，一觉醒来，再睁开双眼时，已经天光明亮，又见清晨了。

前夜，我还以为自己睡在河畔，就着滔滔河流的水声入睡。今晨，我才发现，不是滔滔河流，而是一帘瀑布，水流汹涌地翻过山丘，就在公园旅馆后方。旅馆边上，山脚下还筑了一条石砌水道，引导水流下山。在这个融雪的谷地中，建造引流沟渠不是为灌溉，而是防洪。

越过旅馆的庭院或广场，越过地毯摊贩云集、男孩儿踱步的主干道，是小镇上低矮的人家屋宅，还有隐而不见的河流。山谷远处的峦峰起伏，朝阳照亮了山壁，山丘上的皱褶显得柔和而朦胧。太阳未升到旅馆后方的山丘，山丘与旅馆犹仍笼罩在暗影之下。可是稍稍往下探看，就在山势下颓的缺口上，阳光已经盈溢谷中，映照着几棵松树的枝丫：一道窄窄的朝阳光束，营造出透明而有如新蕨般嫩绿的效果。

面带微笑的旅馆工作人员给我们三人端进茶来，将茶盘搁在我的房间里。我出门唤来我们的司机和马苏德一同用茶。可是，马苏德将自己锁在浴室里，好半天不露面。等他从浴室出来，他说他晚上没睡好，胃不舒服。昨晚，他有没有吃了什么我没吃的东西？他的肉吗？还是水？没错，肯定是那杯水惹的祸。

他说：“这里的水看起来纯净，水里却包含了一些矿物成分。你去过吉尔吉特吗？”吉尔吉特远在更为北方之境。“那里的水是黑色的。”

还好，他已经先吞服了随身携带的药片。不过没过多久，他还是流露出本性中的另外一面，他一坐下来，随即风卷残云地将旅馆送上的僵硬的油炸面包厚片，淋上咖喱、油腻而瘫软的青绿马铃薯等食物狼吞虎咽，盘底见天。

这里是一处小型的屯垦村落，石砌的房屋低矮，没有特点，有些房屋老旧，有些则是政府出资兴建的，看来新泥未干（政府公营的旅馆屋顶漆成明亮的红色）。经过一个菜市场之后，村落就突如其来地截断在荒野中了。某些店铺或摊子前面还架着灶台。浮着泡沫的污水，从店铺溢流到岩石堆砌的路面上。动物粪便随处可见，岩石间较为松软的地面久经踏踩已经发黑。牛羊、牲畜，即使天色还未大亮，就已被赶下山来了。

尽管这个小村落看起来如此不舒适，菜市场看起来像个流动摊贩聚集处，而且也半显倾圮了，傍着古老的山径道路，这里却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人家沿着山路分布：路上随处可见挨着山壁建筑的矮檐房屋，要不就是凑着路基搭建半遮着屋角的房子，屋内厚重的支柱或树干支撑着绝缘泥砖葺筑的厚层屋顶，或许同样有助于抵挡冬季厚重的降雪吧。屋顶上堆着预备过冬用的取暖柴薪——干燥的松枝、树丛等等，意外加强了房屋的隐匿效果。

偶尔，巨石垒叠的碎石台地上，种着收成不良的马铃薯、胡椒或玉米（初夏收获小麦，晚夏收获玉米，入冬则准备收获小米）。谷类作物与马铃薯，还有胡椒！松树三两散生。野草杂生在陡峭的山壁上，点出颜色斑驳的画面，同时也暗示着，一旦你攀爬上峰顶向下俯瞰，不论山丘还是群峰都会点缀穿梭着羊行小道。

皑皑白雪逐渐融流，一路摩擦涤洗着山坡。旧雪积存在岩壁之间，这雪的颜色暧昧难辨：非白非棕，反而更像是捕捉光影变化的静止水面。这层旧雪表面坚实，可是——虽说再不多久，寒冬又将降临——雪一点一点地融化，每一道岩壁都涌出一条雪水之流。海拔上升到一万英尺高处，山间谷地突然又开阔起来：暗影笼罩着裂隙，陈雪晦暗；山顶积雪皑皑，厚重可见，软化了山峰尖锐陡峻的线条；山边照得到阳光的赤赭岩石上和雪水洗涤荡尽的岩石表面，都生长着薄薄的青苔；就在开阔谷地中央，一片绿湖边，湖畔草原遍生着勿忘我，还有夏季积水草原常见的小黄花，在冬季降雪之前，它们会欣欣向荣几个星期。远处的湖岸边搭着几顶帐篷，那是游牧民族的帐篷：白色帆布衬托着暗色的三角。人兽穿行的交通车流，川流不息。

回程路上，我们再度驶下山谷，吉普车司机将车停在一处阿富汗人营地之前。他对着营帐前方备制roti的女孩儿（或是女人）高声叫嚷。她迷惑了半晌，终于明白司机在喊些什么，她微微笑，摇摇头。马苏德说，司机在跟人家讨些树根药材。这种根茎有药效，专治筋骨酸痛的。稍后，我猜想，他要的该不会是人参吧。

吉普车司机还有其他计划。今天早上，他曾经跟中巴司机交谈多时。我们的吉普车司机，在当地还小有名气。我在来时路上，一直没揣度出来。原来，他不光是个简单的山地居民，他的优雅气度——完整的白色长裤、褐色长衫与一头蓬松美发——都不是偶然拥有的。

现在他们交头接耳，其他司机也都凑上来旁听！我原本以为，他打算跟人家讨些植物根茎，不那么具有疗效的那种。哪知，他现在高谈政治，评论着执政的军政府近期安排的地方选举事务。尽管四周尽是山羊与绵羊、骆驼与帐篷、生火做饭的炊烟、穿戴着黑红相映传统服装的阿富汗人与他们沉甸甸的银饰珠宝，这个河谷还是充斥着政治气氛。吉普车司机跟他那一伙儿，都是支持布托先生的。布托先生五个月以前惨遭绞刑处死，可是他的追随者还是可以争取到河谷居民的同情。

吉普车司机说，巴基斯坦上上下下只有布托先生曾经替穷人做过一点事情。布托先生之前，阿尤布将军（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间统治巴基斯坦）统治期间，穷人只有出国前往阿富汗和印度的时候，才拿得到护照，能去的都是些穷乡僻壤，没有工作，也没有出头机会。布托先生主政以后，想上哪儿去都可以拿到护照，欧洲、美国、沙特阿拉伯、阿布扎比，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现在，又申请不到护照了。

马苏德（穿着一件蓝色尼龙防风外套，头上戴着镶有边饰的无檐便帽）用英语对我说：“那是因为外国政府不愿意放巴基斯坦人入境，只是他自己不明白而已。”

吉普车司机说，他在这个河谷长大。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店铺，因此，他的家境要比一般穷人好得多。只有在布托先生治理国家的时候，他才对政治发生兴趣。“这个地方，”他高声喊道（通过马苏德的翻译），“过去都被一些大地主把持着。他们一年收获三次农作。他们卖掉他们的收成。他们找了我们乡亲替他们种田。我们替他们种田只能糊口，换一口饭吃。这里过去就是这个样子。”

而那边那座桥，跨过昆哈尔河的那条桥，就是布托先生建的。

吉普车司机继续说下去，越说越激动。现在，他的神情模样，跟早些时候载我们上山时完全不一样了，先前他的心情还轻松愉快到自动帮我去跟地毯商家杀价。马苏德却懒得替我翻译他的演说内容了。

过了一会儿，马苏德说：“他现在被情绪冲昏头了，非常意气用事。他竟然说布托先生其实没死。”

我们出发的时候，吉普车上播放着伤感而甜美的爱情电影插曲：这些歌曲营造出某种专属薄暮、流水与远处人家灯火的气氛。我们在回程路上，就带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热情了。而我也开始以不同的眼光与视角观看路上的行人：他们都是穷人，遭到政府忽视的贫民。可是，这可不尽然就是吉普车司机眼中的莘莘大众。

吉普车司机又说，马苏德翻译：“这些毛拉，只会将伊斯兰教当作工具利用。我们都是穆斯林。可是，我们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穆斯林。他们想要毁掉巴基斯坦。我们的伊斯兰教更好。只有我们才救得了伊斯兰教与巴基斯坦。”

现在，我们可得在路边停下车来了。前方有一辆卡车正在装载松树段木。原木先以人力从山边运送到山路上，再扛上卡车。山路狭窄，我们得等在一旁，等到原木装载完毕之后才能重新上路。在我们之前，还有一辆红色的铃木中巴在等着卡车让路呢。我们只能先下车来。一批羊群走过，踩踏出细细的尘雾。吉普车司机手脚敏捷地攀爬过路肩，过去跟负责上货的工人攀谈，然后又坐回车里，望着他们工作。

马苏德与我并肩站在昆哈尔河峡谷边上。

马苏德说：“他讲到毛拉的时候，我很同意他的意见。那也是我的观点。这里只有百分之十五的识字率。”

我说：“可是，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他唯一要求的自由竟然就是离开巴基斯坦的自由。难道他一点也不明白，这个国家还是有待开发，留在国内也可以获得工作机会？”

马苏德起先无法领会我在讲什么。离开巴基斯坦的意念，也同样的萦绕在他的心头。等他终于想通，他说：“可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从来就不曾向民众灌输这样的观念。现在军方又控制了政府。”

所以说，现在我只有将他们视为一群贫苦、民瘼无处申诉的弱势穷人，而非一群穿着某种传统服饰、五官轮廓特殊的人，我站在绿波激起白沫的河边，端详着装运工人、过路牧人与旁观装载原木的闲人。马苏德的抑郁与吉普车司机歇斯底里的激情，突然触动了我的心绪。

我说：“将来，这些人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马苏德说：“只有真主才知道。”

稍后，他又补充说道：“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还有什么可以发生呢？”又过了些时候，一群背上染着鲜丽色彩的羊群走过我们面前，羊蹄将细碎的尘土磨得更细，扬起一阵尘雾，将马苏德白色的无檐便帽与海象那般的短须都盖上一层淡淡灰色，马苏德凝视着脚下的滚滚河流，又说了：“他们手无寸铁，他们也没有枪，几百万人都会死。”他讲的可不是军事叛变，他纯粹只是提到绝望，对现状束手无策的绝望。“你知道我们国内有几个政治党派吗？这个国家境内有九十四个政党。这还有什么未来？”

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将来担忧的？”

“一九七一年。”是孟加拉国分离独立的那一年。“不，我想应该还不到那一年吧。我想我刚进大学那一年就开始为未来忧心忡忡了。”

马苏德显然弄错了我的意思。我问的是对巴基斯坦未来的忧虑。可是，他对于自己的前途满心焦虑，郁积于心，自然而然地将问题转向到他自己身上。他误以为我的问题是在延续我们昨天傍晚的话题。

吉普车司机躬腰坐在山壁旁，双膝朝上，笼在白色长裤裤管里的两条腿分开，看着装载工人干活。

马苏德说：“以前我都是靠家教赚钱。我做家教一个月可以赚上四百卢比。可是我现在不得不辞掉家教工作。学生家长拿我当用人使唤。他们从来不拿我当老师尊重。假如规定我准时四点钟到达他们家，要是我五点才到，迟到一个小时的话，他们就会小题大做找麻烦。要是他们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就会怪在我头上。”

金钱、职业、家人，经过前夜略略述及之后，马苏德又重新拾起话题。

他说：“我父亲现在开始问自己，当初干吗要移民到巴基斯坦来呢？当初，他自以为可以归属荣宠的尊严到哪里去了？”可是对此，正如我曾经感受到的一样，只道出一半的实情。马苏德的父亲，穆斯林，这位穆斯林陆军士官，一九四七年举家移民到巴基斯坦，就在一九四七年，获得了他所冀望殷盼的尊严。

卡车终于装载上货完毕。车斗上沉重的分段原木用棍棒固定，再拿绳索牢牢地捆扎。卡车移动了，红色的铃木中巴也跟着前进。而我们在几经与对面来车错身让过之后，也跟着前行下山。

我们在佳瑞德小镇上停下。该镇以木雕工艺闻名。只是，我触目所及的工艺品率皆拙劣：木雕匕首、盘碗、烟灰缸等等，都设计潦草，做工粗糙。马苏德花十五卢比买下了一个胡桃木烟灰缸。显然，此地曾经富于精雕工艺，而今人才凋零，眼光标准与良莠判别不继，正如人烟荒芜一般。

我们再度超车开过载运着原木的卡车，接着又跟在铃木中巴后面。我们专吃他们扬起的灰尘。

突然之间，铃木中巴里的后座部分发生了某种骚动。先是有人被扔出车外，接着，另外一名乘客又被扔了出来。

我说：“他们怎么把人给扔到车外面了？”

马苏德说：“车上有人打架。”

铃木中巴还在行进当中，但没多久就停了下来。我们避开了第一个被扔出车外的人；他看起来毫发无伤，又重新站好。接着，我们又遇到另外一个年轻男孩儿，或是男人。他身上全靠一条布带系紧的长裤松开了，性器官就暴露在外，他也就这样子横躺在地上。中巴上的人全都倾巢而下朝他跑去。我们超过那辆铃木中巴——驾驶座上空无一人，将车开到路面较为宽阔的前方，停在距离中巴百来码远的地方。

我并不想看到流血事件。我也暗自庆幸，我们的司机将车停在老远之外。那车上的冲突，谁也说不清来龙去脉。可是风挡玻璃被砸了个粉碎，祸首就是站在上方陡峭山壁上的一群山羊，它们本应让牧羊人看管，此刻却成群漫步在山路上。羊蹄踢松了一块大石头，石头沿坡滚下，砸破了中巴的风挡玻璃，砸伤了司机。这辆铃木车在这条蜿蜒山路上，无人控制了好几秒钟。无疑，就在这几秒钟之间，一个后座乘客被摔出了车外。接着，受伤的司机也落到车外。然后，某人，或许就是坐在司机旁边的乘客，才将车稳住，停下。

现在，其他乘客将司机抬了起来，准备抬到我们的吉普车上。而我们的司机却正在攀爬岩壁。他手脚敏捷（他就是这个地方出生的），打算爬到那群山羊与牧羊人所站的位置上，那里离我们所在的山路路面可高出一大截呢。司机究竟要干什么？这么急着上坡找人又为了什么？答案很简单：他急着爬上坡去想痛扁那牧羊人一顿，饱以老拳，再将他逼下山来。

那富有古趣的牧羊人赶着羊群下山，走到他们的冬季牧场，现在看起来只是个弱不禁风的小个头男子。我们的吉普车司机一拳狠狠地砸在他脸上，再对他拳打脚踢一番。他的黑色头巾——他的尊严——坠落在地上，露出他光光的脑门，头巾开散，像是一条肮脏的长条棉布。吉普车司机一路上将他又推又搡地赶下山来，硬是要他将他宝贵的山羊留在身后无人看管。最后，罪魁祸首被押到了山路上，铃木中巴上的若干乘客，又纷纷朝他跑去，抡拳相向，猛揍一番之后才跑回他们原先站立的地方。然后，他们的怒火再度攻心，又冲回去，提拳修理那个年老牧人，牧人的脸上跟胸口又吃了好几记重拳。老牧人不住地哭泣，又丢了头巾，看起来就跟个小孩儿一样。

我问马苏德：“他们是不是要杀了他啊？”

马苏德说：“不，他们不会再打他了。你瞧，他们将他押上车了。现在他们要将他扭送进警察局。”

可是这不过是桩意外吗？再说，那个牧人的羊又该让谁照料呢？当地民情如此，马苏德也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唱反调的。可是，我们的吉普车司机先前还如此悲天悯人地讲到穷人。穷人是他的兄弟手足，河谷居民皆然。原来，外来人等不算在他的贫民之列。

他们将铃木中巴的司机抬到我们的吉普车上。他不省人事。有人扶着他的手臂坐在前座。马苏德与我坐在后座，司机的助手则吊在车尾。受伤的司机并没有流血外伤。

马苏德说：“他的伤势应该是以内伤居多。他们说，在他开车的时候，砸中他的那块石头大得很。”

原先，我看他横躺在路上性器半露的，还自忖着他应该只是个男孩儿，或是非常年轻的男人。现在，我看明白了，这人年纪已经不小了。他身材细瘦，脸庞与身躯都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萎缩。他还是不省人事。呵护着他的人，对着他轻声细语地说话，仿佛在安抚孩童一般。可是，受了伤的司机始终没有反应，双眼一直闭得紧紧的。

我们尽全速驶出加甘谷，直入巴拉科特，沿着昆哈尔河峡谷，掠过山丘、高耸的松树、玉米田地，以及平顶的人家住户。时不时地，马苏德或吉普车司机，都会伸出手来，用手背探探昏迷不醒的中巴司机的脸颊。他们说，他还有一口气在。只是他一动不动，不发出一声半响。

我们开了大约一个小时。而当我们到达巴拉科特进到城里灰扑扑的小医院时，院子里只有三五顽童，院方没有任何医护人员出面安置伤员。医生上白沙瓦出差去了，那个住宅区远在曼瑟拉。受伤的伤员要到曼瑟拉才会有医院接收。可是，这已经不是我们责任所及了。时候到了，我们也该交还这辆租来的吉普车了。

同时，吉普车司机的责任也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了。他激发了自己对于政治的热情。在他上坡去追究那个阿富汗牧羊人的肇事责任时，在他温柔照顾受伤司机时，他就已经将这股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可是，他的焦虑担心，以及他的戏剧感，还是抵不上长途驾车开回巴拉科特的辛劳。我们跟他告别的时候，虽然英俊与慵懒如昔，他看起来却像个精力完全被掏空、只剩下一个空壳的男人。

近晚时分，夜幕刚至之际，我们用借来的司机开着借来的车兼程赶回。离开山区之后，大地柔软多了，也干燥多了，两旁植被景致变化也多了。

马苏德和我都没开口多说些什么。其实，两人之间也没什么可以多说。马苏德内心包袱沉重，很难让他抛开思虑谈些事不关己的话题。

路边骑自行车的人即使天黑了，也不亮灯。过往巴士与卡车车尾经常也不打灯，因为，点灯照亮你身后走过的地方，委实没有意义。马车更不可能费神去照明路面了。

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烦躁，脱口抱怨：“他们怎么都不开灯啊！”

马苏德平静地说：“他们没有灯。”

我让他在白沙瓦路上停了下来。白沙瓦，巴基斯坦西部的军事重镇，坐落在一片坦阔宽广的谷地上，也是通往开伯尔山口与阿富汗另外一片疆土的要道。

[1]帕克曼（1823－1893），美国历史学家。

九　阿迦·巴布尔

拉瓦尔品第的报纸上刊载了政府缩编的新闻：六名部长准备离职。俾路支省的经济消息：政府无意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现职人员短期内也不会调薪，统计部门将裁撤二十九名官员。《巴基斯坦时报》指出，被波及的官员已经“敦请政府另行安排职位，以便于现今之高物价社会条件下，拯救当事人及其家庭免于心理创伤以及饥馑冻馁”。然而根据《穆斯林报》的披露，这些官员仅仅要求政府协助纾解其“精神困苦与挫折感”。

固定往返拉瓦尔品第与伊斯兰堡之间的中巴司机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活动，抗议警方骚扰。司机对报社宣称，警方要挟提高索贿金额。警方则反驳，声称司机对乘客“不规矩”。

三十四名教师对《穆斯林报》抱怨道，他们迄今无法离国前往阿拉伯东南部的阿曼就任教职，都是因为巴基斯坦移民局质疑与干扰这些教师的“无异议”证明文件。同一期报纸当中，《穆斯林报》还刊载了一篇调查报告，探讨距此遥远的北部、某一所政府经营的旅游住宿中心扩建工程的成本为何高得离谱：一桩原本只需要七个月就可以完工的工程，竟然拖了五年，至今还没个了结。

一名退役陆军军人，投稿到《巴基斯坦时报》上，痛陈当今社会公德荡然无存。“如今，事态至为明朗，我们的社会已然沉沦为道德败坏社会，我们能想象的各项邪行妄为均体现于市井之间。孩童成长于如此恶劣的家庭气氛：走私、黑市交易、屯货抬价、贿赂与贪污……均获其父母之纵容与包庇。日后，我们怎么能期望这些孩童接受任何形态的纪律管束。这些孩子，在他们进入教育机构受教时，必将其家庭气氛投射到课堂中。……解决之道，唯有促请校方（禁止政治力量介入）与法院益加坚守纪律，用高压手段严打重责。……入狱服刑、鞭刑，甚至处以极刑，杀一儆百，均可奏效，以敷现况之需。”

纵览巴基斯坦危机，《穆斯林报》首版上也登了一篇由A. H. 卡尔答尔紧急撰写的文章，他曾任巴基斯坦板球国家代表队队长，也曾于牛津大学求学。“我们回顾往昔，莫不感到羞耻与愤怒，羞愤于我们的政界领袖在面对经济议题时，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羞愤于一船船进口米粮的输入……”然而在这番慷慨激昂过后，他又提出了什么对策吗？没什么具体的。唯一凑数的，就是要少搞一点政治花招，多恢复一些旧日不返的纯朴风气。“显然，我们面对一种选择，选择物质主义，与跟物质主义脱不了干系的，企图分裂国土的政治声明；抑或，我们可以选择真主的铭言。”

除了诸如此类的文章之外，《巴基斯坦时报》还刊登了一篇艺评，评论现在正在艺术协会展出的画展。艺术家叫哈密德·萨格尔，这是他第一次个展。这篇艺评的语气既坦诚又温柔。

“当我一脚踏进艺术协会历史悠久的建筑物里的木质地板上，几幅色彩鲜艳的画作立刻就吸引了我的目光，而这些画作所促发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反应，更深深纠结着我的心。画家所展现的多种技巧与风格令人眼花缭乱……若是你想完全了解这许多不同风格——某些风格还彼此冲突——你就一定要先粗略了解这位画家的二三事。哈密德·萨格尔一度是一位诗人。后来，借着专业前辈的引导，开始在商业领域以艺术创作维生。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学院训练……作为一位诗人，他则目眩神迷于各种意念。身为一位艺术家，他必须以色彩来捕捉那些意念，而他也从朋友中间，互动的煽动性理念中汲取灵感。因此，他发展出某种张力，借着这种张力，他强烈地刻画出他的理念，有时候，这些理念还表现得至为明显……

“他的画作《知识》，画面上是一颗着了火的头颅。题为《奋斗》的彩色粉蜡作品，画的则是一双手，有一道热火从双手中放射出来，向外投注。《行动》这幅画，则再度追摹火焰与硝烟之间的政治斗争，各式色块当中，一抹凛冽的绿色似乎要打破着了火的事物所呈现的热火冲击。《祈祷》则画出一双合十恳求的手，一对大眼睛从两手之间看出，飞鸟环绕着清真寺塔楼飞翔。鲜明的色彩、画面的动力与张力，显示出画家潜力无穷。只要经验再丰富一些，经济压力再舒缓一些，哈密德·萨格尔一定会崛起，会成为一位不容忽略的艺术家。”

画展在共济会会馆展出。几年以前，共济会在巴基斯坦遭到封查，全面禁止活动，官方一度将共济会认定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同时，我也听说，这是因为他们将所罗门推崇在其他所有先知之上。）艺术协会就鸠占鹊巢，进而占用他们的会馆。

会馆位于弗莱希曼宾馆后面一条街上，这是一条披肩商贩、地毯商铺与服装店面云集的街道。会馆是一栋始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的砖造建筑，有着标准的“公共建设部门”风格。建筑物前有一片草坪，半圆弧车道，拱窗，还有一道柱廊。柱廊上方的三角墙上，还嵌着共济会的徽章，徽章上有两支两脚规图案，像是一幅未完成的星图。（拉瓦尔品第市区充斥着诸如此类的侵占行径。驱逐并涤清产权所有人之后，当地人便进驻其内。总统府原本属于锡克人的建筑，不日之间即将被毁的庞曲厅，过去还曾经是印度的克什米尔大公的宫殿）。

哈密德·萨格尔的画展是由阿迦·巴布尔一手策划与负责的。他是个诙谐有趣的中年人，身材修长，风度迷人，银白长发披在肩后。他的办公室就在展览厅后面。当天下午，画展就要开幕。他忙得不可开交，可他还是挤出一点时间来接待我。

一位体态丰满的女士（阿迦·巴布尔的夫人。稍后，他向我表示，他夫人身体不是很硬朗），一言不发地坐在阿迦·巴布尔的办公桌边，倒是个良伴。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是个态度恭敬的男人，他是广播公司派来的。我则坐在办公桌还空着的那一边。

阿迦·巴布尔已经在画展目录折页上，替哈密德·萨格尔写了一篇短文。

“这是我非写不可的。我们的艺术家出国展览的时候，可不能没有这些介绍性的小册子。他们不能只给人家看价目表。假如他们光是亮出价目表，国外人士例如法国、德国与意大利，是不会给他们办展览的。他们需要这些介绍折页。”

哈密德·萨格尔作品的行情不算高：从五十卢比到两百卢比不等，介于五美元至二十美元之间。

阿迦·巴布尔主持艺术协会之前，有过丰富的军旅生涯。“我加入艺术协会，全是因为当初这里要不行了。多亏了我，这个协会才重新出头，在外界还有点知名度。我能让这个协会起死回生，因为我是个有主意的人。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一九七五年是巴基斯坦旅游年，可是我们的旅游部门什么也没做。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旅游业做得不好。我就写信给这里所有的外国大使馆，请他们寄他们本国的旅游海报给我们。我收到十个国家的旅游海报，然后，我们就办了个国际旅游海报展览。我们还颁奖呢。我们头等奖给了波兰，二等奖给了土耳其，西班牙拿到了三等奖。我们必须给西班牙一个奖不可，因为他们寄了一张斗牛的海报给我们。”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比出斗牛士的姿势，上身骤然抖动，做出个快速斜刺的动作，他的眼睛也因为欢快而跃动着。

“动力十足啊。因此，我们协会就在这些国家有了一些名气。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的部长，跟他说，‘这就是我替旅游年办的活动。你部门里的人都在睡觉。’而他说，‘阿迦·巴布尔，你真是点子多多啊。’我不是光这样就算了。我还要他让他的部门给我奖杯。”他说到“奖杯”的时候，发音跟糖果“太妃”有点像。“我们就颁发奖杯给得奖国家，颁奖典礼在华沙、安卡拉与西班牙都有电视转播。”

“我的点子就是像这样一个个地冒出来。早上起床我刮胡子的时候，举个例子吧。现在是伊斯兰教希吉来[1]的第十四世纪。我们的总统在哈瓦那这么说了，‘一千四百年以前，掀起了一场革命。’（这话是巴基斯坦总统几个星期前参加某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时说的，巴基斯坦刚刚加入这个组织。）他这话现在就给了我一个新点子。你可是我第一个透露的人。你还真幸运呢。我们迈入新的希吉来的时候，我就要筹备一场《古兰经》的书法展。”

阿迦·巴布尔在哈密德·萨格尔的折页上写着：“哈密德·萨格尔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诗意般的氛围，以天真无邪的风格对怀旧与痛苦重新诠释。他在作品中寻求认同与力量……他的作品表现出画家的个人主义，面对着尚未成熟、五味杂陈的情感，好比隐匿在阿里巴巴的宝藏洞天之中。”他在文末，还以花体字签上：阿迦·巴布尔。

他等着看我的回应。我将短文的最后一行念给他听。他似乎非常欢喜。阿迦·巴布尔——阿里巴巴：或许前者（阿迦·巴布尔素来喜爱使用本名）暗示了后者。

我们谈到英语在巴基斯坦的状况。我说，这里好像没多少人讲英语。他不以为然，然后，看起来却又像是同意我的说法。“口语对话中的英语或许已奄奄一息。文书应用上的英语就不一样了。虽然我以乌尔都语自豪，可是我也从来不会忘记，自己还是个英语人。”意思是，他是个能说英语的人。“我们现在还保留着我们的英语。所有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巴不得能跟我们一样。要是我们遗失这个语言，情况就不妙了。现在，每当我们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站起来，用这种美丽的语言发表两三个小时的演说之后，阿拉伯人就会跑过去，拥抱我们的代表。我们万万不能失去英语的。

“我的英语老师是巴克哈理，伟大的巴克哈理，也是个暴君。他会直接将卷子扔回给你，扔在你脸上。‘这算什么作文？这算什么英语？’他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写作现在是很难，其他事情都很快活。记着这一点。可是总有一天，写作最快活，其他事情都难。’你说，这话说得是不是很棒？‘写作现在是很难，其他事情都很快活。记着这一点。可是总有一天……’”

他中断了片刻，接着说：“你跟我在美国的朋友卡罗琳一样。她也喜欢记下我讲过的话。”

当时，我正凑着小小的画展卡片边缘涂写着。

“我到美国的时候，她是我的导游。她离过婚。我是美国国务院的文化访客。卡罗琳跟我说，‘阿迦·巴布尔，大部分人到美国，走过东岸，就以为他们已经看遍美国了。他们顶多再到西岸的洛杉矶打个转儿。然后，他们就以为他们已经将美国看透了。我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还会到犹他州来参观的人。你对什么感兴趣？’我说，‘身为穆斯林，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一夫多妻制了。’那只是个笑话。她跟我描述了一个计划，他们打算在百货公司里，设置一个剧场。我说，‘卡罗琳，你这不是要将艺术摆在店铺橱窗里吗？’秀场橱窗，店铺橱窗。不管是哪一个，我都说对了。当时她正在开车。她用一只手掏出一本记事簿来，开始写东西。我说，‘卡罗琳，你这是在干什么？’她说，‘阿迦·巴布尔，我正在记下你讲的话啊。’”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百科全书。他在一小幅美国地图上，用蓝墨水标记着他的文化之旅所经路线。他也去了佛罗里达州，一游迪斯尼乐园。

画展预计在下午五点三十分开幕。可是，这里是巴基斯坦，应邀致开幕辞与剪彩的贵宾，则是伊拉克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我预计六点钟到场就绰绰有余了。会馆距离我的宾馆不过几步路的距离，我沿街溜达，驻足观赏披肩与地毯，当我到达会馆的时候，已经是六点过五分了。会馆大门前站了个警察。草坪上搭起一顶莎米亚纳（shamiana），也就是镶有花饰的帷幕帐篷，帐篷里的长桌上摆着供来宾取用的点心。我到得太迟了。开幕致辞早就结束了。

阿迦·巴布尔，由于他出身军旅，准时举行了开幕典礼。他也要求大使在官方预定开幕时间七分钟之后到达，即五点三十七分，大使也准时照办了。当我踏上会馆光滑干净的木质地板时，官方团体正顺着参观路线欣赏画作：大使穿着一套三件套的暗色西装，阿迦·巴布尔身上一身浅灰色的休闲西装，画家则身着白色的巴基斯坦传统服装，上身还配上一件淡黄褐色的无袖羊毛上衣。大使虎背熊腰，表情认真，强忍乏味，脑袋偏向一边，专注地听取阿迦·巴布尔的解说；画家个头矮小，羞涩，画展堂皇的排场显然令他不知所措，不过整体而言，还是颇有风度；阿迦·巴布尔则文质彬彬，显耀杰出，一头长发更添加他的艺术风采。

会馆爆满。阿迦·巴布尔又成功了一次。他在拉瓦尔品第的社交沙漠中营造了某种交谊场合。而画展也大有斩获。展出画作中，已经售出十二幅。伊拉克大使独力订购了五幅（包括脑袋着火的那一幅：《知识》）；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代表也订购两幅；东德大使，抑或是他的代表，也买了一幅；俄罗斯大使也不落人后（这位大使听不懂乌尔都语，却深谙波斯文，曾经握住画家纤细的手指，称赞这双手“很艺术”）。

我跟画家的一位朋友被介绍认识。他是个教师，跟他一同参观画展的小个头男人也是个教师。那个年轻人，黑色胸毛茂密丛生在他瘦窄的胸膛上，曾经在军中服役，可是，后来离开行伍，改行教书。现在，他想转去英国写论文。正如许多巴基斯坦人一般，他同样声称自己不光只是个巴基斯坦人。他说，他有波斯人的血统，他的先祖在一八五七年即印度兵变之后，迁徙到印度。（可是，那位先人不过只是他十六位先人中的一位。）他想前往英国，针对为政治服务的小说——例如，E. M. 福斯特、康拉德、格雷厄姆·格林等作家的作品——写一篇论文。

“格林？”

“他写了三本以非洲为主题的小说。”

“三本小说？”这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他写了那本讲非洲的小说。《真相》什么的。”

“《事情的真相》吗？我可不认为那是本政治性的小说。”

“那是政治性很高的小说。他里面有些对话，提到土著都是骗子。可是，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因为在殖民主义之下，土著都会被外人当作骗子。人都是殖民主义塑造的，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是，从来没有人讲出真话而已。”

“可是，若是照你这么讲的话，每个人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作家了。”

那个年轻人，苍白、细瘦，显然从未深入思索过他的论文，他心中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概念。他想要改弦易辙，就说：“那么，吉卜林怎么样呢？”

我说：“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能像吉卜林那样，将印度人描写得如此精准。在这方面，他可是无懈可击的。”

可是，他对吉卜林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这个名字而已。他开始故作神秘。他说：“我其实不想去英国研究政治小说写论文。那是他们的打算。事实上，我想去研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可是他们说，十四行诗这条路已经被前面的人走穿了。”

“的确，研究十四行诗的人很多。你对莎士比亚的诗又有什么独到见解呢？”

“我觉得，莎士比亚被一个年轻男人吸引住了。可是大家都觉得这是反常的。”

我心想，他还是别碰十四行诗为妙。

“而由于他们认为那样是反常的，你明白了吧，我是个波斯人。你知道哈菲兹[2]、萨迪[3]吗？欧洲人对于同性恋的认识实在很天真。”

他今年三十岁了。可是，他却如此孤陋寡闻，涉猎浅薄，他脑中几乎空空如也，什么概念也没有。我想，其实他根本不是要出国写论文。他想要一份工作，他想要的不过是一纸签证和一张无异议证明而已。他真正的企图只是远走高飞罢了。

当他本国的历史都遭到大幅扭曲、封锁、拒绝外界查询时，他又如何研究，如何判断，如何踏进另外一个文明的文学批评领域呢？再者，想想这有多突兀，站在拉瓦尔品第遭人侵占的共济会会馆中，谈论着唱和英国政治的小说和殖民主义的扭曲效应。然而，这个城市再过几个星期，借着宣扬伊斯兰教之名，所有疑问与质询一概消音，一车车载满鞭刑囚犯的卡车即将出动，官方也将陆续发布公开鞭刑的档案照片，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一位记者，即将遭到逮捕，他锁枷上链的照片也即将张贴于巴基斯坦各地。

[1]希吉来原意为“离开、迁移”，后来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众于622年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这件事。伊斯兰教的元年以622年开始，所以伊斯兰教历又称希吉来历。

[2]哈菲兹（1325－1390），著名的波斯抒情诗人。

[3]萨迪（1184－1292），中世纪波斯主要的诗人之一。

十　梦里盐山

入夜之后，拉瓦尔品第逐渐降温凉爽，夏日已近尾声。可是，搭乘中巴从喜马拉雅山麓南下，直驱旁遮普平原上的拉合尔，经过短短的车程，又来到燠热难挡的南国。此外，这趟短途车程，也将我从端赖降雨的看天田，带到极度依赖旁遮普的河流水道灌溉系统浇注的农作环境。

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的灌溉平原，素来是供应次大陆米粮的谷仓。可是，滋润某些田地的灌溉系统，同时也损害了其他地区。旁遮普土壤排水不良，地下水位距离地表只有十英尺。目前百分之四十的灌溉田地下水位过高，四分之一的土地已经盐碱化，土壤表面铺上一层白色盐粒结晶，表土下的土壤发黑，损害更为严重。杀手潜伏在地下悄悄前进，可以预见，紧邻的下一列树木根系即将烂朽，邻近的另一畦田亩即将沦为不毛之地。

来文德地区的村庄，就坐落在一片新生沙漠地区之中。从拉合尔驱车前往此村庄，举目远眺（由于这片土地十分平坦），绵延着数百平方英里的受损农地（间或还是可以看见斑斑点点的丰绿区块）。来文德这里有个大聚会。远处观之，像是个大型的庙会：人群来自四面八方，徒步走在平坦的路径上，走向占地辽阔的帐篷城市，远处的卡车、中巴车与马车，像是小模型一般，踢起飞扬尘土（可是，路旁的水沟还是流水不辍）。

那是个宗教场合：在巴基斯坦，宗教撩起的兴奋，从来就没有消退的时候。除了斋月一整个月与斋月结束时庆祝开斋的节庆之外，还有前往麦加朝圣的兴奋，接着又快到了“宰牲节”。而就在这几个大节日之间，巴基斯坦人又举办了这个活动：穆斯林兄弟组织召集了各界信徒共襄盛举，旨在宣扬每个穆斯林都是伊斯兰教的宣教者的理念。

他们从巴基斯坦各地涌来，只有天知道这趟旅程开销有多大，也有许多信徒从其他国家赶来。这些信徒，他们可不是身无分文的穷人，他们很多都是贸易商人。这三四天，他们都将聚在一起共同生活，聆听演讲并进行礼拜。来文德当地无法种植农作物，提供了完美的开阔空地以供聚会。农地饱含水分，地下水位高涨，十分接近地表，踏足在某些地方，就像走在一张弹簧床垫上。

空地上架起许多顶条纹帷幕围起来的茶点帐篷。主帐区域广大，无数根竹竿以各种不同角度，撑起小山一般的白色帐篷：竹竿上绑着绳子，绳子上系着大块白色棉布，整块棉布缝得松松垮垮的，不住地微微上下飘摆，于是，整个受到遮盖的区域——面积很大，一眼看不到尽头——顶上的白色遮篷看起像是被割裂与撕扯过一般，时而露出淡淡蓝天，时而露出棉布顶端的白色光芒，那正是受到阳光直射之处。日光切入，在帐篷下的人群与地面上投射出不规则的光块。白色棉布滤过日光却不遮阴，棉布下感觉漫漫涣涣，像是走在水中；而棉布系在绳索上，起伏升降之间，也营造出类似海平面的波动。四下都有人在给裹着头巾的伊玛目打扇，有时就用大开纸张充当扇子，有时，两人一组给平躺着的伊玛目遮阴，四手抓着大幅纸张，同时间起落扬抑，伊玛目上方遂形成一个暂时性的凉棚。帐篷里，到处都是垫子跟卷在一起的寝具，水罐东倒西歪散落在地上。

聚会中秩序井然，组织完善，每一列信徒都有个编号。我被一名工作人员转手给另一位同事接待，我们的对话才刚刚开始，随即又有人将我带到异国文化团，那里聚集了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人，甚至还有非洲人。（他们显然深谙诸如此类的国际穆斯林聚会，个个安之若素，厚颜无碍地享受着他们与他们身上穿着的传统服装所散发的异国民族风情，彼此兴高采烈地交谈着。）我在那里才刚刚聊了起来，又被带到主办单位的莎米亚纳，终于落定在那里。帐内一名剃了头的科学家上下打量着我，接着，一名下巴蓄大胡子的空军准将，眼神忧伤、态度温柔地走了过来，跟我细细谈起后世。他说，这就是这个聚会的宗旨所在，让大家认真地思考后世的议题。

他们在我面前的一张棉布地毯上蹲下，脚下是一片光秃秃的不毛农地。科学家说，他曾经在大战末期去过英国，他是搭乘兵员运输舰过去的。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出西方世界的病态征兆，可是他还是跟外人和睦相处，而今，众所皆知，西方世界早就承认他们确实病了。

科学家说，他并不想身心分离，表里不一，他不想像他父亲在英属印度大陆一样自我切割：在家是穆斯林，离家就摇身一变做欧洲人。他们，以及这次聚会中的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全方位的穆斯林，就像那些最早追随先知的穆斯林一样。可是，当我问及在待人处世方面，他的新行为与旧行为又有什么细节上的差异时，从他的回应中，我却听不出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天气炎热，剃了头的科学家大汗淋漓。顶着头巾的空军准将就气定神闲多了，令人印象良深，当然，他也经历了更多的天人交战。他一心期望着能将思想中的自我私念涤净清除，全神贯注以取悦安拉。可是，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带有嫌疑，他能在他的每一项举措中都看出可鄙的私念私欲。

“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礼拜，”他说，“有时候，新来的人看到我们一同礼拜的壮观场面，会感受到一些震撼的。”

可是，共同礼拜的场面，正是我最不愿意参与、也最感到焦虑不宁的：礼拜之时，十万名信徒，或许是二十万吧，集体一致地匍匐礼拜，在并非不可改变的来文德沙漠中。

回程路上，我在一处村庄停驻歇脚。现在，村庄田地上已经不再生产任何农作物。村人也不再务农，他们每天花上两个小时通勤，前往拉合尔的工厂工作。地下水就是这个村庄的天敌：寻常的小水坑也扩大为池塘，村庄遍布着死水沉沉的泥塘，有些池塘还相当大，池边堆积着村庄的废弃瓦砾。绿地无影无踪。可是不知怎的，村庄里还养得起牲口：泥墙上堆着牛粪块充当薪炭燃料。

我跟几个躲在一栋已然倾圮的单房建筑里躲太阳的村人攀谈起来，泥坯房屋，屋侧就是一池死水。屋前崎岖不平的泥土街道稍远处，立着一栋稍具规模的房子。当地人跟我说，那是一幢穆斯林的房子。我乍听此言，感觉颇为突兀，然后，我进一步才了解，原来所谓穆斯林的房子，意思是说，早在巴基斯坦建国以前，早在一九四七年之前，这幢房屋是属于非穆斯林人士的。而今，这个村庄居民都是穆斯林了，全都是。礼拜时间到了，虽说，听不到呼祷的喊声，两个男人起身，径自走向清真寺。

田地严重盐碱化。可是，信仰让这些人心平气和，毫无忧虑。

在此同时，某些同样拥抱如此伟大的信仰的信徒，却被政府撵出主流信仰之外。这群信徒就是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我来到拉合尔就是为一探艾哈迈迪耶派信仰的究竟。

艾哈迈迪耶教派认为他们是最为纯正的穆斯林。他们同样崇敬先知，却将这份崇敬转嫁到他们认为被真主认可的救世主艾哈迈德身上，艾哈迈德出生于十九世纪的印度。艾哈迈德的追随者，日后形成艾哈迈迪耶教派，他们宣称，艾哈迈德现身以净化这个腐败的信仰。在其他的穆斯林眼中，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尊崇应许的先知，意即诋毁先知穆罕默德“定于一尊”的宗教地位，也是最严重的亵渎。穆斯林世界中，不断对艾哈迈迪耶派信徒鸣鼓攻之。而在布托先生执政期间，政府下令将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定为非法团体。

我刚刚抵达巴基斯坦之时，曾经在卡拉奇遇到一位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女性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兼公务员。她嫁给信仰这个教派的丈夫，经由丈夫的教谕进而深信此派。她的丈夫服役军中，稍后殉职。这位年轻女性的教育程度与不卑不亢的气度曾经令我暗叹，她接受遭到的迫害，她也认命接受她和她的子女有朝一日可能必须离开巴基斯坦的现实。

我对这个教派的兴趣，也因为她而日益浓厚。而我冀望着来到拉合尔，可以一访距离拉合尔一百英里远的小镇——拉布瓦，那里也是艾哈迈迪耶派信徒聚集的地方。可是没有人搭桥介绍，我还是一筹莫展。要在拉合尔找到中间人介绍我认识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可不简单。艾哈迈迪耶派信徒本身往往深藏不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者，非属此一教派的穆斯林对他们毫无兴趣，听我问起，他们要么佯装不解，要么勃然大怒。

我听说，艾哈迈迪耶派信徒酷爱牵强附会的诡辩。他们在公开场合宣扬的唯一被认可的救世主，私底下却是被这群信徒一致接受的第二号先知。我也听说，教派创始人艾哈迈德，是受了英国人的操纵，阴谋分化印度的穆斯林。我还听说，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在武装部队中势力强劲，此外他们还长袖善舞，经商致富，“自己人还会相互照应”，加入艾哈迈迪耶教派，不但安全无虞，还会受人照拂。

后来，经过一位退役陆军军官的儿子牵线，我认识了阿尼斯上校，他原先也在巴基斯坦陆军中任职。上校也是此派中人，由于他感受到军中的宗教偏见——尤其在政府宣告艾哈迈迪耶教派为非法团体之后——过于强势迫人，便辞官退役，离开陆军。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四十一岁，身材高大，肌肉结实，两臂雄然有力。他的表情气定神闲，看来近乎微笑。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之后，他曾经在印度战俘营中被拘禁了两年。他在印度战俘营时，阅读涉猎极广，学了法文，还画了几幅极为精细且需要大量耐心投注的铅笔素描，画面质量近乎摄影作品。他心绪之宁静沉着，或许也来自那两年远离尘世，集中心智的战俘际遇吧。

他是个很容易讨人喜欢的人。可是，要深入他惊人的信仰就没那么容易了。然而，他对这一点也不意外：他说，要了解艾哈迈迪耶教派信仰，你一定得先熟稔知悉伊斯兰教，要先知道得很多。我一直摸不透他这话究竟意指为何，还得等到他带着我晋见这个教派在拉合尔的领导者之后，才能抓住要领。某一天下午近晚，他带我前去拜访，随即将我留在那里独力参透玄机。

一栋坐落在郊区的豪宅，车道上停着三四辆房车。原木镶框的玻璃落地门窗，铺着地毯的地板，翻制的家具，雕着花饰的低矮的桌子，巴基斯坦的现代画作。仆佣成群，奉茶招待。多么诡异的场景——或许只有在印度维多利亚时代过度讲究的情境下才适合，散发出一种封闭离群之感。如此背景之下，听听宗教玄奇秘事，感觉像是来自古代的世界。而负责接待我的人——年纪不一，从快四十岁到近七十岁的都有——从他们的衣着、教育与仪态揣度，平常或许都是生意人。他们当中某些人或许过去经商。可是，他们都散发出特殊的权威：依他们自己的判断，他们都是因为信仰而伟大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出救世主，在他一出现在尘世之际随即起身追随：他们不能以这种方式，将自己跟最早追随先知宣教的信徒连接起来。如今，世人已经明证了那些早期信徒大无畏的勇气，有朝一日，等到全世界的人都转向膜拜应允的救世主之后，他们的勇气也同样会获得肯定。而为了标志他们的信仰——尽管迫害加压如火如荼——某些信徒还在下巴上留了一撮新月形的小胡子。

一百年以前，浊世中只有一个艾哈迈德，独自一人。现在，全世界已经聚集了一千万个艾哈迈迪耶教派的信徒。再过一百年，这一千万信徒难道不能再乘上一千万吗？这正是拉合尔的伊玛目在伦敦谆谆告诫某个怀疑者的箴言。怀抱着如此宏大的信仰，他们可以反唇相讥现在嘲笑他们的人，将对方贬低为“既得利益者”。那位伊玛目说了，真正的宗教潜伏在“文化”之下。只要能够看透人世间过往尘埃，正信自然水落石出，明现在世人眼前。

伊玛目又说了，凡人总是对各种征兆视而不见。举例而言，预言家老早就说过了，真主认可的救世主现身时，或是他明确宣示他的宣教使命时，日食与月食将同时出现。一八九四年，月食跟日食在极为接近的时间点上逐一出现，某个怀疑者懊丧地拼命举头撞墙，嘴里叨念着：“现在，那个人……”也就是应许的救世主，“可说中了！”可是，怀疑者还是不肯尽弃疑端。

这个故事讲完，在座诸君莫不畅笑，这个故事他们已经听熟了，接下来还有更多关于不信教者与既得利益者的故事。

伊玛目说：“去年在伦敦的联邦中心有一场年会。世界各国派遣了几百个代表参加会议，科学学者也应邀与会。有些人宣读他们的论文。可是，新闻媒体竟然对这个大会不闻不问。电视台竟然没派人到会场采访。”

我问道：“这个大会主要讨论什么呢？”

年事最长的老人家说：“那个会议是专门研究基督是如何从十字架上被解救下来的。”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十字架上被放下的时候，不过是陷入昏迷，不省人事而已。都灵裹尸布上的血迹检验证明，那是活人留下的鲜血。耶稣基督在骨折康复之后，便启程前往以色列某个失落的部落宣教。他接着转进克什米尔，再深入北印度地区，去世的时候，享年一百二十岁。

我说：“这个会议是由什么人主办的？”

伊玛目吃了一惊，说道：“我们办的。”

我迷惑不解。可是，执着于信仰耶稣基督，正是艾哈迈迪耶教派的中心思想。

某些穆斯林相信（虽然《古兰经》并未明文限制），耶稣基督（在穆斯林观点中，只是先于穆罕默德的一位先知）终将以救世主抑或“马赫迪”[1]之姿重返人世。艾哈迈迪耶教派的信徒说，先知的预言遭到后世误解。因此，耶稣基督现在并未活在天堂某处，等候适当时机重返人间；基督已经寿终正寝了。基督已死，因为，他并没有从十字架上直升天堂。信徒将他从十字架上解救下来，治疗康复，继续宣教，直到一百二十岁为止。他像个普通人般过了一生，那是漫长的一生，他不可能再重返人世，二度救世。

依照艾哈迈迪耶教派的说法，真正的先知就是某个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人，他将重新回到人世来，担任应许的救世主，纵身在滔滔浊世，在黑暗时期涤净这个宗教，恢复伊斯兰教的纯净。而他就是艾哈迈德，一八三八年出生于当今印度境内的一个小村庄——卡迪亚恩，这个村庄就紧挨在巴基斯坦边境上。摩西离世后一千三百年，耶稣基督降生；先知辞世后一千三百年，艾哈迈德诞生了。耶稣基督出生在罗马人的殖民地上，艾哈迈德出生在英国的殖民地上。这两项不过是艾哈迈德与耶稣基督之间诸多相似处中的一部分而已。

艾哈迈德生于地主家族。可是，在英军的镇压之下，整个家族失去了八个村庄的田地，再加上分家之后，艾哈迈德只继承了一小部分的剩余家产。关于艾哈迈德的童年，或是早期生涯，记载甚少，语焉不详。记载有言，艾哈迈德不需教谕，自己就学会了神圣的阿拉伯语。还有他苦于晕眩症、糖尿病，讲话还略带口吃。他在四十岁那年，首度接获天启。可是，一直到他五十一岁，或是五十二岁之时，他才开始四处宣教。人们后来发现，许多跟艾哈迈德有关的事项，譬如他肢体上的残障与他出生地点的地名，都已经事先预言料准了。

他的天启是以言语方式降临的，这一点可不能忽视。倘若，他只是声称自己受到启发，他就不能解释自己的语言能力。他曾经被控杀人未遂——那不过是早期外界企图诋毁他的阴谋之一——可是，他后来还是被无罪释放了。艾哈迈德成家甚晚，五十岁那一年才有了儿子（就在他四处宣教的前一年）。这个儿子日后成为宣教运动的第三号首脑（艾哈迈德死于一九〇八年）。这些事件早先都已经预言过了。

正如阿尼斯上校先前警告过我的，那实在是一段外人极不容易理解的故事。或许，我也未能将所有的细节完全记录正确。我所记下来的大部分情节（尚未完整呈现），都是拉合尔伊玛目的兄长伊迪里斯，跟我在某个早上同车前往位于拉布瓦的艾哈迈迪耶教派村落时一一讲述的。

伊迪里斯期望我能前往村落，亲身见证艾哈迈迪耶教派是纯正的伊斯兰教，是符合所有一般的传统与预言的。同时，我觉得，在这个教派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伊迪里斯也有点紧张，戒惧谨慎，不想亵渎神灵。伊迪里斯担任高等法院的出庭律师，一头白发。他的诠释应当是详尽而切实的。

布托先生会将这个教派宣布为非法组织，也是预言料中了的。布托先生下野受刑的惩罚也不出预言家意料之外。多年以前，预言家就说过，统治者会将他们称为cafars，异教徒。而稍后，该统治者双手都将断裂粉碎。“那只宣布我们为非法组织的手，”伊迪里斯说，“还有那只赋予该道命令法律效力的手。”

我问伊迪里斯，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待在印度不是更合适吗？为什么不留在印度，固守艾哈迈德出生地的创教总部呢？

伊迪里斯说：“倘若没有巴基斯坦和真纳先生，印度将会沦为另外一个西班牙。”

“西班牙？”

“印度会变成像西班牙一样，国境所及之处，一概将伊斯兰教清除殆尽。现在，许多学者都说，伊斯兰教最辉煌的成就，都是在西班牙缔造的。”

早在印巴分治之前，该教派的第二哈里发，或是继任人（艾哈迈德的儿子）就曾经预言信徒将进行大规模的迁徙移民：类似基督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之后的迁徙。这项预言是在他梦中出现的。

我们行车经过的大地平坦无山。山丘，当我们靠近的时候，突然从平地拔起，那是旁遮普的盐山。伊迪里斯说，从空中俯瞰，这些山就像喜马拉雅山突出地表的最后一点山脉。红色的低矮山丘，如此殷红，内藏纯盐，盐丘像是带有纹路的大理石，傍着山壁挖凿取盐的工人，也被山丘尘埃染红。

流经山丘一旁的契那布河，只是旁遮普的许多河流之一，是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上流经此处的一条河流：这不是一条轮廓分明的河，而像是一处宽广而经过气候蹂躏的洼地，契那布河流经拉布瓦（含盐丘陵的山脚下）时，河道扩及两三英里之宽，河床大幅曝晒在骄阳下干烤，河道沙岸低矮，凸状弧线起伏，大片平坦的灰色沙地上经水浸泡之处暗沉发黑，还有几片储水池塘，真正的河流是不规则的浅水四散而去，而不只是一股流水，毫无涟漪，表面望去浅不盈踝，懒懒地错开中流岛屿，缓缓前行。

第二哈里发，在他预言信徒将从印度迁徙到巴基斯坦之后，曾经在梦中见到这一片大地的景致，而面前这片风景确实也带着梦境的特质，殷红的岩石山丘倏地崛起，还有那条流经旁遮普平坦的灌溉平原之后，分支疏散滞流的河道。

伊迪里斯说：“他梦见此地曾经洪水泛滥。”接着又说：“我们都随着洪水漂流，直到重新踏上一片丘峦起伏的陆地，地上除了山峰凸起之外，还有沙地。”

这一程迁徙之旅中，这几座山丘十分重要，如此才能与耶稣基督的迁徙比拟：据说，耶稣与马利亚在离开加利利之后，曾经迁居到某些地势高起的地方。同时，河流也不可或缺，因为真主应许的救世主自己就曾经预言过，他的同胞手足将有一段难过的日子，届时，为了安慰信徒，他将在尼罗河畔或者类似尼罗河的河流岸边显灵。在一个不现实的世界里，套用伊迪里斯惯用的字眼“明喻”就是一切。“尼罗河，”伊迪里斯解释道，“发源于月山；契那布，字面意思就是‘月河’。”

信徒社群计划在这条宝贵的河边兴建一处住宅区。许多虔信的教徒已经买下小面积的住宅建筑基地。可是，巴基斯坦政府——甚至大老远赶来此地迫害信徒——已经宣布将此地规划为收容孟加拉国比哈尔邦难民用地。难民对抗非法教徒，不受欢迎者驱逐不受欢迎者：早在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从法院获取合法定居令、驳斥政府非法占用他们的土地之前，比哈尔人已经修建了一所清真寺，象征他们篡夺成功。而在拉布瓦当地，政府当局同样征用了四英亩已开发的小区用地以兴建警察局。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不服上诉，同样赢取了一纸合法居留令。

越过河流，红色丘陵山麓下，热气蒸腾，亮光虚幻之处，就是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的墓园。够格入葬此地的信徒，都是些毁家纾难，以金钱灌注这片小区，或是投注在这个宗教运动上的人。墓碑低矮，墓园围墙同样不高。墓园就像是这片诡异风景的一部分，而且，要不是伊迪里斯刻意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呢。

信徒刚刚买下这片地产时，硝石矿脉就在地表下六英寸到一尺之间深处。这片土地——他们买了一千英亩——已经荒弃了数个世纪。现在，就在这片大地殷红的含盐巨石上，逐渐出现一种柠檬绿色的植物，平添一笔淡色。此地也兴建了小小的城镇，沿街栽树，不过，井水管取得的饮水——此地唯一可以饮用之水——还是略带咸味。信徒居住区与总部，焕发出某种政府治理的城镇气氛：建筑低矮，满是灰尘，红砖楼房的出入口围着芦苇编织的帘幕，环绕着庭院的露台，院中栽植着悉心灌溉的夹竹桃、朱槿花与小型的棕榈树。

伊迪里斯将我安置在客房里。“专为招待尊贵人士。”然后去伊玛目——彼人亦为这个教派现任的首脑人物——的办公室通报。伊迪里斯说，这位伊玛目可是认可的救世主的孙子，现年七十，也在牛津大学攻得艺术硕士学位。我屋里先是有人端进百事可乐，接着奉上茶点。不多久，伊迪里斯进来，神情诚惶诚恐地说，伊玛目已经差人“召唤”他了。他认为，不过多时，伊玛目也会来召唤我。

可是没人理我。稍后，伊迪里斯解释道，伊玛目公务缠身，每天都要看上几千封来信，还有许多管理业务要处理，而且，第二天他就要赶往拉瓦尔品第。见不着伊玛目本人，只能一睹伊玛目的相片充数——方脸男人，裹着头巾。我还被获准进入一间昏暗的候客室，房间里已经有一整个家族的人，仿佛在等着医师手术结束的家属，人人面容阴沉，其中还有个戴着面纱、弯腰驼背的女人。

尽管艾哈迈迪耶教派因为最近出版的印刷品刚刚跟政府发生了一些纠纷，发行部门中还是堆着许多小册子，还有不同语言的《古兰经》译本。伊迪里斯拍落几本大部头书册上的灰尘，按照不同语言，逐一将《古兰经》译本列出来，翻开一个译本的扉页，接着翻开另一个译本的扉页。艾哈迈迪耶教派在非洲也相当活跃：他们出版了卢干达语、斯瓦希里语与约鲁巴语的《古兰经》译本。如此的能量，竟然发自这个退居旁遮普一角的宗教组织！可是，艾哈迈迪耶教派的目标与企图，绝对不低于让全世界皈依。

他们在许多伊斯兰国家都遭到查禁封锁，可是，他们仍然努力不懈，进行得如火如荼。那个身着白衣的高挑男子，方才从丹麦宣教驻地回来。他令我联想起外交官奉诏回国，屈就在降低了的生活条件之下的情景。而他在跨上脚踏车，踩向远处炙热的强烈阳光之前，跟我说，斯堪的纳维亚一带居民，现在正积极寻求另外一种新信仰，他已于丹麦建立了一个相当优秀的小型组织，以便宣扬认可的救世主。

这人在伦敦前前后后服务了二十年的上司，是个心宽体胖，神情愉快，有更多事迹可以吹嘘的人。他建立了一个信徒高达一万人的组织（我应该猜想得到，大多数都是巴基斯坦侨民），而他即使身在伦敦，也从不因为穆斯林奋斗而胆怯。他女儿学校的女校长，要求他女儿穿着学校规定的裙装制服到校，将表现伊斯兰教谦抑美德的巴基斯坦宽松长裤留在家里。他就递状一路告到高层，推翻女校长的规定，他的女儿终于可以穿着长裤上学。消息一传开来，许多穆斯林都将女儿送到这所学校就读。事后，女校长还跟他致谢呢。他说，法律保障了宗教自由。他的意思是，英国的法律，别人的法律。

他最大的困扰，就是不让他女儿产生“二心”。可是，她已经被“那个妇女运动”搅和得心神不宁，回到巴基斯坦和拉布瓦相当难以适应。他不断地对她劝解，开导她女人在伊斯兰教律法之下，日子过得有多好。在他旅居英国期间，他已经看到英国女人地位下滑。公共汽车上，男人不再让座给女人。而他也在《观察家报》上读到，性病现在已经像“瘟疫”一样大肆蔓延了。

可是，妇女解放运动究竟有哪一点吸引了他的女儿呢？他避而不答。一点钟共同礼拜的时间到了，扩音器传出召唤信徒的呼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吟咏的颂声音律悠扬，此起彼落。这位一度在伦敦宣教的教士站了起来。他戴上黑色毛帽，说——语气间流露着伦敦特产的玩笑调侃——午餐时间，他可不想迟到。他家夫人，不同于一般穆斯林妇女，可是位女暴君。他说，过去在伦敦，总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讨四房老婆呢？他总是跟他们回复道，他连一个都应付不来。

伊迪里斯自己则认为，妇女绝对不可外出抛头露面，他的太太就坚守purdah[2]。伊迪里斯以为我跟那个伦敦人之间话不投机，纯粹是因为不乐见巴基斯坦移民的关系。而当我们一同走到外面，回到客房时，他说了：“人们有一种趋势……”洪水泛滥的影像，哈里发的梦境，移民！

我们共进午餐。饭后，伊迪里斯暂时告退，专心祈祷，利用三点钟礼拜的时间，补足一点钟错过的礼拜。礼拜过后，我到他的房间找他，跟他聊天。他躺在一张床上，时而仰卧，时而侧卧。我则坐在穿衣镜前的化妆椅上。房里闷热。拉布瓦丘陵上的盐岩，储存热气，定时辐射散发。夏日炎炎，岩石从无冷却之时。可是，伊迪里斯却心平气和。这片含盐大地，还有岩石与河川，就是他的圣地。他说，只要他一到拉布瓦，就会感觉心平气和。

烦人的琐事是没完没了的，迫害总是无休无止。连当天早上，他都有一次小小的惊骇：镇上有个男人向警方抱怨，他之所以被赶出住所，都是因为艾哈迈迪耶教派的首脑的命令。其实不然，那只是单纯的房东与房客间的冲突而已。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跟警方抱怨，编造不利于艾哈迈迪耶教派的故事。就像是他最近必须处理的一个案子一样，有个遭到开除的工人，自己受伤之后，就到劳工法庭告状，说他被这个教派殴伤了。

他时不时就会讲一些诸如此类的新闻。可是，他还是喜欢来拉布瓦，而他也连称自己何其幸运，每个月可以过来造访两趟。我无法深入他的信仰。我也乐于见到他四肢舒展，躺在床上休憩，紧抓住心平气和的时刻，怀抱着他坚定不移的信仰，信誓旦旦地说救世主曾经回到人世过，昭示天下这个全新的、真正的正信。他益加平静，他的面容更是清新有神。而我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我被他的一头灰发骗了：他其实还比我年轻几岁呢。干热的风尘，最近才经由人为努力，赋予重要意义的梦中仙境；救赎的所在，以及预期将壮烈殉教的情怀：这一切仿佛是时光倒流，将我们带到远古的过往。

我们谈到梦的启示。第二哈里发做的梦，即使在英国殖民时期，都十分知名。穆罕默德·札弗鲁拉·汗爵士，艾哈迈迪耶教派中最为杰出的信徒之一，过去经常将这些梦境转告给英国总督，总督起先还抱着高度怀疑的态度，后来，他接收到某些准确预测盟军战机动向的讯息之后，就臣服了。可是处理梦境与预言，都要非常谨慎，这些讯息不可以贸然广而告之。这些讯息也有可能煽动人心，酿成祸害。预言最好在事过境迁之后，再广泛向大众倡导，就像有关布托先生与他双手骨折的预言一样。

可是，拉布瓦的和平局面又可以维持多久呢？难道，这些年以来，不曾出现新一波迁徙的梦境吗？

这话就像触动了某一条神经一样，这也是伊迪里斯不愿多想的事情。他仪态端庄地说：“到目前为止，这里是最能实现真主旨意的地方，为全世界与全人类提供了前瞻的指引。”

我们重新步入屋外的热气中。我们看着远处的清真寺，寺外宽阔的广场，每年信徒都会聚集在这片广场上。我们参观了一所招收世界各国学生进行培训的学校——培训期长达六到七年——学生修业届满之后，再各自回国，宣扬认可的救世主的教义。我们遇到一位来自特立尼达、今年二十二岁的印度穆斯林，还有一个二十六岁的印度尼西亚人。棕红色的操场边上有两个尼日利亚人，他们的年龄分别为十二岁与十四岁。“来，来，过来这里，”伊迪里斯说道，“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被冷落，没人理睬。”那两个男孩儿就趋前而来，看起来像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们跟我们无话可说，忧伤的脸上，明亮的眼睛忽闪着，在旁遮普的盐丘下，他们伫立在人工造就的小镇上，恋慕着非洲润泽的森林。

夕阳渐渐西斜，我们也打道回府。聊着聊着，突然之间，伊迪里斯迅速地将双手举起，做出礼拜的手势。原来，我们刚刚经过一处墓园。稍后，他解释道，那是他的习惯，替墓地里的先人祈祷几句，“说不定还可以提高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呢。”

落日照耀着契那布，月河。而当我们将河流抛过身后，落日仍然映照着积水田里的池塘，灌溉田地逐渐失去生机，转为盐田与沼泽，黄昏时分，水面捕捉了最后一道光束，沼泽要比日正当中之时澄清许多。

去程路上，伊迪里斯一直喋喋不休。现在，他缄默无语。仿佛大地重新召唤了他，再度在他自己的抑郁当中，加添一道焦虑的渴望。

炊烟升起。马路上，车辆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气，释放出一团烟雾。马车没有加装车灯，卡车车尾经常也不带刹车车灯。伊迪里斯说，这些车辆曾经都会开灯行驶，现在则没有法条规范管制。“要是立法委员带头折损法律的尊严，市井小民又何必守法呢？”

他的高等法院差事毫无起色。可是，他的太太还有些资产和收入。他一心想旅行，他喜爱旅游，他只有四十二岁。他从来不曾宣之于口，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到。至于我在卡拉奇遇见的穿着纱丽的艾哈迈迪耶教派女孩儿，现在她心中已经盘算着移民了，赶在下一波更猛烈的迫害加身之前，赶紧离开。

拉合尔的夜晚开始有了灯光。

他说：“你有没有记下那段预言呢？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将倦于继续等待耶稣基督重返人世。伊朗人也不会再继续等候他们的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届时，他们都会转向艾哈迈迪耶教派，加入我们。”

[1]马赫迪，意为“导师”，穆罕默德预言的救世主。

[2]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等地施行的一种女性隔离制度。

第三部　马来西亚对话：原始的信仰

一个打着赤膊，嘴里嚼着槟榔的厌世者，站在一条热带河流的河岸上，站在一座静默而广袤的森林边上。一个怒气冲天、无权无势、身无分文之人，强忍着苦涩不甘的长啸悲鸣。这一声呼号，倘若真的脱口而出，就会传遍这片林地，穿透原始的遗世孤寂，如此真切，如此雄浑，如此深邃，正如任何在安乐椅上思考出的哲学一般，扰乱了烟囱与屋顶所构成的不纯荒野。

——约瑟夫·康拉德《海隅逐客》（1896）

那些至今并未建立多少历史的群体，在欧洲人眼中，营造出某种奇异的印象，感觉既乏味又隔离在周遭世界之外。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时代的继承者，于是，他们所一力传递给后代人的东西，看在历史背景丰富鲜活的外人眼中，就显得幼稚而缺乏情感上可资共鸣之处，尤其是当这个旁观外人不但过去鲜活，同时也因为他熟知先人缓慢与痛苦地缔造的成就，他的未来也呈现一片光明。历史让观者明了，人类永无休止与定于一尊之日，人世间断无“静止的完美状态”，也绝对无法达成“至臻完美、无懈可击”的智慧。

——伯特兰·罗素《来自记忆里的肖像》

一　与沙菲第一次对谈：出乐园之旅

宗教从印度，或是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传到东南亚。印度教与佛教先行。这两大宗教加速了柬埔寨与爪哇两大文明的演进，两地的文化遗址——吴哥窟与婆罗浮屠——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奇迹。历史告诉我们，这两大传自印度的宗教，都不是经由军队或殖民帝国传布，而是经由商旅与教士倡导。同样的印度旅人，在伊斯兰教传入次大陆之后，自十四到十五世纪开始，逐渐将伊斯兰教引入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

伊斯兰教就像另外一种印度宗教一样深入东南亚。在此之间，不曾发生阿拉伯入侵——像巴基斯坦信德的历史那样——的事件。当地士兵未曾遭到大规模屠杀，东南亚不曾沦为阿拉伯驻军的殖民地，不曾被劫掠分赃，也不曾将财货与奴隶进贡给远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哈里发享用，异教徒也无须上缴特殊的苛捐杂税。伊斯兰教引进之时，不曾发生浩劫巨难，原本安定的社会秩序也不曾在一夜之间风云变色，全盘废除。伊斯兰教的理念流布四方——一位先知、某次神圣的天启、天堂与地狱、神言圣谕等等，新的理念混杂着旧式的观点。为了进行宗教净化，伊斯兰教宣教人员纷纷东来。然而，新一波的传教行动当中，最富热情的教士还是来自次大陆，尤其是巴基斯坦。

他们来到东南亚，只字不提巴基斯坦境内的军事统治、端赖小额汇款支撑的经济、荡然无存的法纪，以及比哈尔邦的穆斯林徘徊在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之外求助无门的惨剧。以上种种现状，纯然与伊斯兰教无关，这些人只会带来有关伊斯兰教及其敌对恶仇的讯息。他们带来宗教激情，次大陆穆斯林专属的特殊激情：尽管巴基斯坦已经独立建国，这群人犹然兀自认定自己为受到胁迫的少数弱势。这些人——怀抱着他们认定为“欢乐的征服故事”的历史观点——悲痛于穆斯林不再是雄峙全球的征服者。此外，他们最为热切的激情在于，这些穆斯林认为自己徘徊在真正的伊斯兰世界边缘。波斯与阿拉伯半岛距离遥远，什叶派信仰遂应运而生，而波斯人也信誓旦旦，自信他们的伊斯兰教要比阿拉伯人的纯净。印度半岛上的穆斯林距离阿拉伯人，要比波斯人更为遥远，他们的宗教热情同样炽热，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每个穆斯林都是伊斯兰教的宣教者：这就是在旁遮普沙漠中组织的聚会的宗旨。而经过四天帐篷里的生活，反反复复的大规模集体礼拜之后，这些心思单纯的人陶醉地认为，世界即将为他们改变。有些人来到马来西亚，他们持续在马来西亚宣教多年。如今，他们的热情即将获得回应。

马来西亚北部还保留了几处印度文化的建筑古迹，有别于爪哇与柬埔寨的是，印度文明不曾在马来西亚生根茁壮成长。这片土地，一直到十九世纪，虽说海岸一带曾经被欧洲人染指，但内陆大部分地区不曾有外来强权侵入，而是完整掌握在马来人手中。

约瑟夫·康拉德的故事，传达出大约一百年前马来半岛偏远地方的印象：欧洲人乘着沿海贸易的商船而来，偶尔与怀抱着虔诚正信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欧洲人在海岸或河口，建立面水背山的贸易港口或行政据点；中国农民与劳工随遇而安，落地生根；马来苏丹与王侯贵爵，高踞朝廷之上；同时，故事背景中，较为纯朴的马来人，栖息在林间水湄，半是穆斯林，半是泛灵论者。

相互分离、彼此撞击的不同世界：欧洲人的世界，一步步推向“黑暗世界的外围”——马来人封闭的部落世界。这正是康拉德惯用的主题之一。而在今日的马来西亚伊斯兰革命中，抵御拒斥一切外来影响的年轻人正是康拉德小说中那群充当背景的人——居住在山巅水湄的马来人后裔。在马来西亚，他们出头最晚，直到殖民统治轮替结束之后，马来西亚独立之后，金钱汇入之后，才能应运崛起。

现在，在马来西亚码头，值得一提的出口物品已经远不止椰子与藤条。马来西亚有许多珍贵的货物：锡料、橡胶、棕榈油、石油等。马来西亚富了起来。资金流动，创造出一整代受过教育的乡村居民，引领他们进入一度被视为黑暗外围，而今却已经遍及寰宇的文明。

这些年轻人却不见得喜欢自己一脚踏进的新世界。他们有些人曾经出国留学，研习科技。可是，却鲜少有人真正了解他们曾经涉足暂留的国度。他们不论是身在澳大利亚、英国还是美国，都不知疲倦地渴求着家乡的规矩与习惯。他们旅居国外的时光，令他们愠怒乖戾，令他们更加畏惧退缩到个人天地之中。他们也无法再度回到他们的田园旧庄。他们还年轻，可是，童年时光的生活情境已然不再。

他们同时也逐渐了解，过去一百年间，就在他们或是他们的父母寤寐之间，他们的国家——新的理念：复合的王国与苏丹——已经经过殖民而脱胎换骨了。当今富庶的马来西亚，接收殖民宗主国奠定的基础，摇身一变为英人、华人的创造物。英国人发展了矿冶与农产。他们让华人（一个世纪之前，那群飘移无根、砥砺奋发的中国农民），以及人数较少的印度人，接手操作马来人无能为之的劳动苦工。如今，英国人不再统治这个地方。可是，马来人也不过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而已。

华人已经遥遥领先了，他们凭借着充沛的精力与聪颖的资质，推动了马来西亚的发展。华人不准涉足政坛。国家专由马来人统驭。官方声明马来西亚为伊斯兰国家，制定穆斯林人身法案，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发生性关系是违法的。此外，这个国家还保有某种窥探个人信仰隐私倾向的政策，对于非穆斯林的合法性歧视令人咋舌。可是，统治马来西亚的还是一群早已高高在上的阶级，他们不是出自历史悠久的世家，就是身为王侯贵爵，几个世代以前，就跨越文明的差距，进入新世界。

农村出身的新人类，一方面自觉失落太多，一方面却又发现自己进退维谷。金钱、发展与教育为他们切凿混沌，开拓视野，却只让他们认识到外面的世界跟他们的村庄有天壤之别，这个世界不是他们所能掌握的。他们的愤怒——田庄人家，自身技能有限，资金有限，对于世界的领会更有限，心中有一团怒火——涉及各个方面。现在，他们掌握了一项有力武器：伊斯兰教。这是他们报复这个世界，以期双方扯平的工具。伊斯兰教处理了他们的怨怼，抚慰了他们的不足之感、他们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以及种族间的仇恨。

这种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他们村落里的古老信仰。宣教人士带进来的伊斯兰教，也是一种昭告改变与胜利即将到来的宗教。伊斯兰教来到马来西亚的村庄，作为其全球运动的一部分。一份当地的宣教杂志《伊斯兰教读本》上，有一位作者侃侃而谈：西方，即使在他们的哲学家眼中，都逐渐因其拜金与贪婪而自食恶果。真正的信徒，一心惦念着来世，生活中怀抱着更高层的理想。至于那些不信真主的异教徒，对于后世毫无信仰，此生不过征酒逐色，贪欢享乐。“那些将大部分财富挥霍在奢靡的生活享乐，虚矫夸饰，穿着丝绸锦缎，使用金杯银盏的人。”

丝绸锦缎，金杯银盏？这话或许可以形容吉隆坡这样的城市。可是，这是神学的范畴。作者此语暗指关于先知的圣训或“传统”。某一日，侯宰斐口渴，呼人端水进来，一名波斯信徒用了一个银杯子盛水给他。侯宰斐怒责那名波斯人。侯宰斐说，他曾经亲耳听先知说过，只有不信《古兰经》的异教徒才会使用金杯银盏饮水，穿戴丝绸锦缎。

新一波的伊斯兰教运动就是以这种方式重返东南亚的。而对于这群农村出身的新人类而言，伊斯兰教可以作为另类的知识与真理，无处不见的学院组织与架构。这是无须用具体建设性方案来充实的热情。第一要务，在于彻底推翻拜金的物欲世界；稍后，再以伊斯兰教立国。一切就会水到渠成了。伊朗、巴基斯坦不就是现成的先例吗？

而起始于巴基斯坦的讯息，从未终止于马来西亚。讯息同时也传送到印度尼西亚——相较于马来西亚一千两百万的人口，印度尼西亚大不一样，人口多达一亿两千万，却更为贫穷落后，种族更加纷异。近代历史上，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政局更加岌岌可危。此间，流传在马来西亚年轻一代之中的伊斯兰运动，在敌对势力眼中等同于否定一切存在的虚无主义，他们将这种运动称为“马来西亚之瘟”。因此，巴基斯坦推动伊斯兰教的热情，带着其特殊的根源，一而再，再而三地皈依改宗，激起更多不满与苦恼。预期中的政治大灾难，竟然被当作大好消息四下传布。

马来西亚热气蒸腾。雨季的早晨，乌云迅速蓄积。午后，倾盆大雨滂沱而降，青绿的远山消失得无影无踪。雨后，云絮流连在山间，犹如袅袅烟雾。攀缘植物竞相爬上电线杆。藤蔓丛生，压倒干枯的椰子树枝叶，枯枝受压，吃力不住，只有殒落地下。爬藤将枯木缠得密密麻麻，不然，就是攀爬在无力抗御的树上，制造出诡异的形状。在马来西亚，暴雨、骄阳与热气并不代表腐败颓丧，抑或是热带地方的倦怠懒散。相反，这些气候表征表现出活力，行情看涨的作物迅速生长，金钱收入指日可待。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部分于殖民时期建立的区域仍然保留了下来。屋顶铺着砖瓦的私人住所，起源于英国；一列列两层楼的狭窄华人店铺，楼下充当店面，走廊上撑起廊柱，廊柱上就是二楼住家；马来西亚特有的乡村——简朴而迷人的木屋，原木沧桑，棕红色的铸铁栏杆上，铁锈斑斑——坐落在当初建城之时就保留给马来人居住的区域；火车站附近，矗立着几栋英国官方建筑：维多利亚─哥特─莫卧儿式的法庭、圆顶屋、拱门与阶梯塔楼。

殖民时期的老街，已经落后于新开发的住宅区了，新城区耸立着摩天大楼，韩国人修的高速公路从机场将旅客直接送达市中心，一路上先经过栽植林地（在马来西亚西部从空中鸟瞰，只见到黑压压的森林，可是，这是一片广阔而有秩序的森林，树木成行栽植，柱状的白色热气冉冉升起，就像是从烟囱中冒出的烟雾一般），再经过工厂与跨国公司的装配厂。

不论在公园，还是其他新城镇区域，都可以看到来自马来西亚乡下的年轻人，穿的像阿拉伯人一样，缠着头巾，套着长衫。阿拉伯服饰——远从巴基斯坦、阿拉伯半岛进口——正是他们的政治标志。大学校园里，有些女学生不但围着面纱，还冒着溽暑套着手套与袜子。不同的团体，穿着不同颜色的衣装。面纱不仅是面纱，还包裹了侵略性的敌意。面纱有别于牙买加的“拉斯塔法里派”教派中人浓密纠结的发辫，此派几代信徒强忍边缘生活，变得迟钝迷惑。也不同于中产阶级的嬉皮衣装，他们只想遁隐出世。面纱与阿拉伯服装正为失根的田庄青年发声，他们只想扯下不属于他们的一切，再进而强占。因为，在他们的幻想之中，有个不足为外人道的部分——这个运作自如，持续不辍的世界，只有继承而来，无法白手创业成功。

沙菲的工作就是宣扬伊斯兰信仰。他并不会身着阿拉伯服饰穿街过巷。可是，他能够理解穿着阿拉伯服饰的年轻人。沙菲从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村庄南下，来到吉隆坡。迁徙衍生的困扰，至今仍然纠结在他心头。

沙菲说：“我还待在村子里的时候，气氛跟城市完全不一样。你离开了乡村。你看到这些明亮的光线，你就开始感到，自己身边围绕着拜金的物质文明。因此，我也忘了我的宗教跟我的承诺——在每天礼拜的方面。可是，我还没离谱到出去打混，干些下流事情，像是找女人、喝酒、赌博跟嗑药之类的。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我只是忘了要定时礼拜，忘记了我的责任。只是放松了自己。我给自己的计划不够切实，太过软弱。我四处游荡，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我说：“你刚到吉隆坡的时候在哪里落脚？住在哪里？”

他并没有正面直接地回答我。在我们谈话初期，很难从他嘴里得到具体的回答。他说：“我住在郊区，而且，那里是我初次见识到物质文明的地方，过去，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拜金的生活方式。男孩子跟女孩子竟然可以一起出去玩。你竟然可以不受家庭管束。社会也管不着你，而在我们乡下，你要搞了什么糟糕的勾当，一定会受到社会批评的。要是你面对一头羊、一头母牛或一头水牛——某些地方，他们整天都将绳子套在羊脖子上——然后，你给羊松绑，把其他牲口放走：你的羊没了绳索牵着，就会四处乱走。”

“这样对羊不好吗？”

“我想，那羊一定很高兴，可以到处乱跑。可是，你要问我的话，我可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的。假如那羊有头脑的话，我倒要对它说，‘你有绳子绑着，有主人喂食，你为什么还要到处乱跑？你为什么还要到处乱跑？’”

“可是，当你刚到吉隆坡的时候，难道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吗？”

“我到吉隆坡的主要目标是受教育，那是我的计划。可是，我碰到自由跟主要目标发生的冲突，而且，我想，这是我跟我许多朋友共同面对的难题。”

“其他人在别的国家也会面对相同的困难啊。”

沙菲说：“难道说，他们也会碰到跟我相同的家庭生活限制吗？”

“什么样的限制？”

“宗教上的限制，这是你甩不掉的框框。宗教的传统、家庭生活、社会、村落里的人群。然后，你来到了城市，城市人到处乱跑，城市人自由自在的。这个时候，就产生价值观的冲突了。

“你明白吗，在我长大的村子里，我们过着胼手胝足的日子。我们有米可以吃，有房子可以住。我们不必沿街讨饭。城市里的人，可以花上十元（马来西亚元，相当于两美元二十美分），吃上一顿午餐。但也可以只花上五十仙[1]在摊子上解决午饭。多出来的九元五十仙，就可以让我们乡下人花在其他事情上面。在我们看来，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传统和宗教，这九元五十仙就是花费过度了。

“有时候，我太太会说，我们应该回到乡下去，我也有同感。我们不是要逃离现代世界，只是想过得简单一点，过比城市里更有意义的生活，城市里，你浪费了太多东西，太多或许不真实的东西了。要是你花上五十仙就可以填饱肚子，却花上十元，你就是对自己不诚实。

“我可以跟你举个浪费的例子。前些日子，政府盖了一个室内溜冰场。三个月以后，他们又把这座溜冰场废掉了，因为有一条高速公路要从那里经过。他们专门盖一些经过村庄的大道或高速公路。又是谁把卡车开进我们村庄，除了载运穷人种植的农作物之外，还倾销那些花大钱制造给有钱人买的产品——彩色电视、电冰箱、空调、晶体管收音机？”

“难道村子里的人不想要这些东西吗？”

“到头来，他们只是想利用彩色电视机——大家都喜欢看——来广告促销他们的产品，把村子里的人拐进浪费的生活方式。”

“乡村生活……难道你不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相当沉闷的吗？”

“乡村？乡村生活单纯。这种生活没有……我该怎么讲呢，没有浪费。你是不该浪费的。你也不该急急地只想买东西。当我说我们应该回到马来西亚的乡村生活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跟乡村的人们紧密联系，不是说逃离进步跟发展。社会应该是紧密相连的。在我们乡下，要是有人去世，村子里都会敲丧钟通知大家，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知道谁过世了，什么时候会下葬，他是为什么而死的，他的近亲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没有在一旁送终呢？村庄里没有污染这回事。实体的污染，心灵跟社会的污染都没有。”

“社会污染？”

“就是违反我们的习俗跟传统的东西。在马来西亚乡下，男人不可跟不属于他家族的女人并肩走在街上。那是被禁止的。”

“那有什么不对吗？”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尊严，全都来自于男女之间光明正大的关系。社会一定要立法保障每个社会单位的安定。你的家庭一定要受到保护。可是，女孩子从乡下进到吉隆坡的时候，她们并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

沙菲时年三十二岁。他个子瘦小，脸上架着眼镜，前额倾斜，下颌留着一撮薄薄的胡子。他曾经一度扎根在建筑业。可是他的事业并未成功。后来，他放弃了建筑和其他一切俗务，转而将所有的精力与时间，投注在简称为ABIM的伊斯兰青年运动上。ABIM是马来西亚国内最重要、组织最完整的穆斯林青年团体。沙菲对这个团体的领袖安瓦尔·易卜拉欣也格外推崇，安瓦尔正好跟他年纪相仿。

安瓦尔的故事极为引人入胜。他生于马来西亚较为发达的西部海岸地区，比起沙菲，算是领先了一两个时代。安瓦尔的祖父经营一家乡村的小餐馆，他的父亲在医院里担任护士，安瓦尔自己则进入一家英国人办的专门招收当地亲王与苏丹子弟的学院。安瓦尔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才挤得进去，王侯贵爵的孩子则可以保送入学。

英国校方曾经承诺，绝对尊重苏丹的穆斯林传统，在学院里，校方也切实遵守此项承诺。可是，安瓦尔认为，学校里遵行的宗教规范，不过是仪式性的照章行事而已，缺乏实质意义。因此，借助于某位英国教师（日后，他也改宗伊斯兰教）之力，安瓦尔开始研习伊斯兰教，逐渐体会到遵行真主旨意、团结与纪律的价值。在他年满十六岁之前，他就已经可以在村中畅谈伊斯兰教，他也成了个活力四射的演说家。他所主导的运动就这样从学生课外活动当中发展出来，现在这个运动已经高度组织化，在吉隆坡拥有一栋办公楼，有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还创办了一所学校。

安瓦尔还跟马来西亚海外的伊斯兰运动保持联系，举凡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地，都与他交好。他曾经前往伊朗会晤阿亚图拉霍梅尼，此行也为他在当地的名声加分。安瓦尔认为，伊斯兰教正是马来西亚此刻迫切需要的强心剂与净化剂，真正的伊斯兰教可以点醒沉睡的人民，尤其是马来人，同时也可以挽救马来人的心灵，不至于跟着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齐步沉沦，不被卑鄙的金钱文化与可以随意模仿的西方文化污染。

他在ABIM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办公隔间在外，设有打字机与档案柜——其实与一般简朴的企业主管办公室殊无二致：应用现代办公用品与现代组织架构，为伊斯兰教的净化运动效力。他的个子跟沙菲一般矮小，比沙菲更清瘦些，面容上还更加孩子气。他的言谈举止极为迷人，更增添他的迷人风采的是，尽管他在当地拥有相当权威，他却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自身还在求知，还在不断思索一般。他对于伊斯兰教的宏观视野，给了他某种安全感，只是他的追随者却未必能够领会。四处旅行，拓展了他的见地。他不愿苟同某些马来西亚穆斯林团体“赶时髦”一样的狂热，以及他们在宗教与政治上单线思考的简陋思维。他也坦承，自己在经济方面的议题上，还没完全想通。他说，自己仍然处于“启蒙”的阶段。他给我这样的印象，他似乎真心相信，终有一天，他可以从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地方，引进诸如伊斯兰经济体系的东西。

我确实期望能够跟安瓦尔多谈上一些。经过我们首度在他的ABIM办公室晤谈过后，我突发奇想，我应该与他结伴同游马来西亚各地，通过他的眼睛来审视这个国家。他很乐意，只可惜这个构想胎死腹中。他太忙了，坐镇ABIM运动中枢，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四下奔走，时而乘车，时而搭机，到处都有人请他前去演讲。当他不能赶赴我们第二次晤谈的时候，他差遣沙菲到我暂住的假日酒店来见我。

因为安瓦尔的推荐，沙菲来访的时候，才真正对我敞开胸怀。而即使如此，沙菲还是含羞带怯，不能毫无保留地发言，或许是怯于担任发言人的角色，或许是不愿玷损了运动领袖的威严。

我们坐定在栀花厅喝咖啡的时候，沙菲说：“我不是最高领袖。”然后哈哈一笑，“我只是个将军而已。”

一开始，要跟沙菲聊起来还真不容易。他讲起这个运动的抽象概念，而抽象的概念使得他的语言乏味沉重。他回避具体的细节，倒不是因为他有心保持神秘，而是因为他的工作大半着重于回答有关信仰与伊斯兰运动的问题，而非讨论与剖析自我。

他说，他并不喜欢诸如假日酒店这类的场所。原本我以为他只是有意夸张，直到他开始谈起都市生活之浪费无度。而这个与我对谈的人，充满智慧、沉着、一派学者风范，与他自称从小成长于其间、如今急于回归的慢节奏的乡村生活之间的差距，始终无法令我信服。

他想回到乡村，重温昔日舒适、完整的美好过往；而我也暗自明白，为什么对他而言伊斯兰教是再完美不过的承载工具了。可是，沙菲，身为一位专业人士，一位组织者，正是这个他所厌斥的世界所塑造的产物。多亏了这个世界，他才能发挥他的智能专长。对他而言，要将自身纯粹来自于传统，或是全凭直觉的部分，与他必须独力负起全责的部分区分开，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再说，他的村庄已经不复往昔，马来西亚也变了，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沙菲告辞离开后不久，我就听到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在大学的一场研讨会上致辞时，说到这个已然改观、步调急促的世界。部长身着一件花衬衫：这就是他浑身上下唯一触及传统的一点东西。他与他部门的印度官员提到近日于哈瓦那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中的讨论事项。他说到马国北方边境的诸多滋扰事端：泰国、柬埔寨、越南等等。中国大使馆派遣了两名官员赴会，两人穿着灰色的短袖狩猎装，像是中国人练书法时一样挺直地握着笔杆，奋笔疾书。稍后，大型礼车纷纷将大使载离会场。改变世界的，不只是当地富有的华人与建造高速公路的承包商，还有彩色电视机的制造厂商。

晚上，在一名杰出印度律师家中的晚宴上，话题才转到另外一种旧日生活。律师詹姆斯·普都遮里，一度活跃于殖民时期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坛。他说：“我被英国人、新加坡人与马来西亚人关过。关过我的人当中，囚禁方式比较人道，释放出来以后还能继续做朋友的，只有英国人。”有一天，英国殖民地大臣——位阶仅次于总督——到监狱里探望他。大臣在踏进他的牢房之前说了：“普都遮里先生，您允许我进入您的房间吗？”稍后，普都遮里说道，他们两人“都脚踏实地的回到真实世界中”。日后，殖民地大臣退休了，改行做生意。普都遮里完成了他在狱中开始的学业，取得律师资格执业。“过去，我们经常见面，一起玩桥牌。”

那天晚上是个优雅的中产阶级聚会，与会者受教育程度相当，除此之外，与会众人也都意识到晚宴上族裔组成之多元：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车道与草坪上都停了许多车辆。旧式的争斗，旧式的规矩，我们可以这么说，借助于马来西亚金钱的帮助，这些人才得以攀升到体面富裕的阶段。他们眼中这个世界运转得异常迅速。然而，他们所赢取的一切，已经被不在晚宴现场的其他族群的怨怼与愤怒所动摇。那些来自山林河川的乡下人，站在殖民时期的醒觉与崛起之外，他们的子辈造就了第一代受过教育的马来人。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运作得更加快速。

关于这个层面，每天早上翻开报纸，就可以获得更多了解。布米朴特拉将获价值达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股份。布米朴特拉（这是个梵文字眼，源于伊斯兰文化）意指“土壤之子”，也就是马来人。政府将协助穆斯林贷款购买专为他们保留的股份。马来西亚政府就这样偏倚马来人，进行种族性的施惠政策，企图将马来人的经济条件提升到与华人相当的水平。这种施政是徒劳无益的，只会创造出一群受惠于政府的马来“创投人”阶级。安瓦尔·易卜拉欣与ABIM最反对的就是这类偏爱施惠的种族政策。安瓦尔还提出较为纯净的伊斯兰式愿景与之抗衡。

ABIM表示：乐见政府通令各级学校研习伊斯兰教。日后，伊斯兰教将成为马来西亚各级学校，穆斯林学生之必修科目。拉曼：精神成长不可轻忽。拉曼是个政府人士，跟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穆斯林。“越过沙漠的呼声”——这是适逢宰牲节的专题文章，作者系一位名声颇高的专栏作家，他将全家人一同远赴麦加朝圣的经历，娓娓写成这样一篇文情并茂、音韵悠扬的佳作。

马来西亚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为穆斯林。可是，每个人都得对伊斯兰教输诚。这股压力来自下层：净化宗教的运动暗潮汹涌，同时也是种族运动。这引发普遍的紧张。人们躲避访客，唯恐遭到朋友出卖。这种运动——奇怪的是，在这片暴雨、热气与茂林蔽天的土地上——引出意识形态国家的气氛。

沙菲趁着早晨来访，为配合这个宗教性的节日——宰牲节，他也穿着马来的传统服饰应景。他穿着淡橘色的长衫与长裤（马来传统服饰的这个部分是从华人身上学来的），长衫上还钉着金色的饰扣。他在腰上缠着纱笼，像一条宽松的裙子（纱笼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服饰，而沙菲身上围的这条粉彩条纹纱笼，还是他的母亲为他织的）；沙菲头上还戴了顶帽顶收拢得平平整整的丝绒无檐帽子（帽子就是马来西亚服饰受到印度影响的痕迹）。他的模样高贵庄严。倘若他腰上再佩带一柄宝刀，就会活脱像个一百年前耀武扬威的酋长，站在河岸上，身后跟着一群朝臣随扈。可是，今天他开着自己的车来，而我们也不过是约在假日酒店的大厅里见面。

他说：“你了解我昨天晚上讲的事情吗？你还喜欢吗？”

“你讲到你的家庭的时候，我很感兴趣。”

“你还想再多问一些吗？”他十分热切、开放。仿佛有人要替他作传的样子，我对他的生平细节的兴趣显然令他兴奋不已。

“我的确想多知道一些。可是，我已经听你说明过你的哲学思想，你的运动变革理念了。我想知道一些比较个人的东西。”

我们从大厅一同走向栀花咖啡厅，经过一旁的酒吧，一到晚上，酒吧里就灯光昏暗，伸手几乎不见五指，情侣相伴而坐，听着《往日情怀》，印度人与马来人，或许只有马来人，就着扩音器，唱着热门歌曲。我们在咖啡厅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俯瞰着窗外一个椭圆形游泳池，大池旁边还有个专供儿童戏水的椭圆形小池。这个早晨，流连泳池的都是白种人。

我说：“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他已经逐渐紧张了起来，等着我问他一些私人的问题。他转过身去，盯着小游泳池中戏水的人们，我也得以细看他的侧影，他的马来人的棕色平滑皮肤，斜塌的前额，脸上架着的眼镜，塌陷的鼻梁，圆球般的狮子鼻头，还有他的胡子。他看来艰苦困顿，他的面容逐渐严肃起来。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外国人。他们不属于我们的文化。”

“你不会想跟他们在一块儿吧？”

“不会。可是，现在游泳池水一定很凉爽。我们村子里也有同样清冽的泉水，自然的环境也比较多。你可以看到河床。你可以在河岸上看到绿色植物，还有很多爬藤。”

游泳池的另一边，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黑色的泳装。她皮肤白皙，显然未经日晒，肌肤已经开始松弛，身材却还没走样，一双腿别扭地收束在白色塑料横带制成的休闲躺椅上，而非引人遐思地伸展着。就在我们窗边下方，趴着一个年龄较轻的女子，身上穿着蓝色泳衣，她的个子比较娇小，肌肤也比较紧致。两人都可以撩起“性”致勃勃的男性无限的欲念。

我说：“你觉得那些白种女人漂亮吗？”

他一个接一个地盯着那两个女人端详，脸上严肃的表情不变。他搜肠刮肚，企图理出自己的感觉与头绪来。

他说：“我们没有这种比较的观念。”

“可是，很多白种男人都觉得马来西亚姑娘非常漂亮呢。”

“这种话我也听说过。可是，那是真的吗？他们真的这么觉得吗？”

咖啡厅里，马来西亚女侍身着长裙款款的制服，衣襟上别着她们假日酒店的名牌（“美丽温馨”），我们聊到乡村生活。要沙菲畅所欲言实在不容易，虽说一提到思想与回忆就令他精神鼓舞。我得不断提问，才能循循善诱出他的叙述。

“我们村庄上上下下每个角落，我都了如指掌。小时候，我们经常去打鸟，有时候也捕鱼。我们不是穿着长裤，就是围着纱笼。要是我们穿着长裤，口袋里就会装满小石子。我们就用这些小石子当作子弹打鸟。学校放假的日子里，我们差不多早上十点多就会出门，要是碰上斋月，还会再提早一些。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家，口袋里一颗小石子都没了，却两手空空的，什么也没打到。有时候，我们不打鸟，跑去拣橡胶树的种子。我们每个人都会把橡胶树的种子搁在自己的竹筒里，把竹筒架在离地面大约四英寸高的地方，再站得远远的，用小石子把竹筒敲倒。敲倒竹筒的男生，就可以拿走所有的橡胶树种子。

“我们童年时期另外一项活动就是读《古兰经》，就算是我们不明白经文究竟在讲什么意思也照样读。我们的父母要我们多读《古兰经》，我们只是乖乖听话。”

我说：“你不觉得，这在智力发展上，是个不好的开始吗？”

“你说得对。可是读《古兰经》的时候，不光是在学习语言文字。不只是我们的父母要我们读《古兰经》，还有许多其他人，都要我们读《古兰经》。你每读一次，就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好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像是变魔术一样吗？”

“说起来，《古兰经》是超越在魔术之上的。《古兰经》不是人类撰写的。魔术只是人为操纵的，《古兰经》可就比这个要高出太多了。除了《古兰经》以外，我们还有几本村子里有名的意见领袖写的书，都是宗教方面的书，主要是教导信仰方面的。那些书都是在镇上印刷的。讲些该如何礼拜，怎么样保持个人卫生的事情。假如你家里有水，就该用水来净身。假如没有水可以用，你可以使用其他材料来保持清洁，石头、木片、树皮、树叶、纸张等等。可是不能使用未经屠宰的动物的骨头。都是些基本的卫生习惯。

“假如你家没有妥善的盥洗设备，你可以选择找到隐蔽、没有人会撞见你的地方解决。可是，一定要避开别人取水使用的溪流河川，不可在人家房子下面上厕所，也不可在粪便会冒犯大众的地方方便。这些都是宗教上的教谕，也很适用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就认为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规矩。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还不到十二岁呢。”

“你们村子里每一户人家家里都有一本这样的书吗？”

“每个去上课的小孩儿都会拿到这本书。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的。这本书是清真寺里的毛拉写的。我印象中，这位毛拉有个柜子，十英尺高、十英尺长的柜子靠着墙壁，柜子里塞满了像这样印好了的书。他会先免费给你一本。可是，要是你搞丢了第一本，第二本你就得花钱买了。每个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早上，都要排有教学课程。那是专门开给青少年上的，从九岁到十五岁、十六岁都有。”

“这些书中可曾提到自慰与性吗？”

“基本上，这些书在教小孩子有关清洁的问题。清洁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教你怎么礼拜。礼拜之前，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水来沐浴。你一定要用干净的水来净身。清洁的水，通常定义为溪流里的活水。净身的时候，至少要用上二十到三十加仑的水。那样，你才能说是彻底沐浴清洁了。沐浴用水不可以看见任何灰尘，或是带有土味，或是摸得到泥土。除非水质符合这些条件，不然，那水就是脏的。

“假如你无故逃学，错过某一节教学课程，又提不出具体的理由，那就要接受处罚。毛拉处罚学生，家长不会有意见的。除了毛拉的课程以外，星期五上午，村子里的老人家也推举代表，给我们上课。这种课就是为所有的村民开的，不光是小孩儿要上，大人也得参加。他们教的东西，宗教的有，人世间的也有。像是人际关系，老人跟年轻人、男人跟女人，保持清洁，礼拜祈祷，等等。每次星期五上午上课，他们就会引述《古兰经》，再翻译给我们听，这样也鼓励大家多读《古兰经》与经文的翻译。后来，我们每天上午跟下午，都会读上一阵子《古兰经》。

“我的村庄位于哥打巴鲁，那是马来西亚的东北地区。我要说，我们村庄的人都挺有生意头脑的。他们会织布——我身上这条纱笼，就是我母亲织给我的。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在国家机关上班。有些村民拥有农场、稻田跟椰子林。他们从村子里雇人来干活儿。

“那个时候，我们村子里大约有两千人。每个人住的房子都是自己家的，地也是自己的，不然就是某个亲戚的，或是属于政府机关宗教部门的。他们的房子也是自己盖的。谁也不会去强占别人的土地。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没有人乞讨。我们村子里没有讨饭的。我可以说，当时，那实在是个很繁荣的村子。有个人跟他全家，因为他们的住宅用地被别人卖了，不得不离开我们村子。他们搬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后来，我们问起他们在新的村子里过得怎么样，他们说，哪能跟我们老村子比呀。他们在老村子里比较容易找到活干。

“我们村子里没有黄色文化的污染，没有黄色书刊。村子里的学校教你读书写字，就是这样子了。在马来西亚就是这样。”

我说：“可是，倘若你的生活一直这么简单，你就不会去追求知识和学问了。”

“追求知识根本没用。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村子里，离开家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很多。只有毛拉的家人才会离乡背井去念书。可是，他们出远门接受的是宗教教育，而不是一般世俗的教育。他们去麦加留学，毛拉全家人都去过麦加，他们在麦加还有个亲戚呢。

“我们村子里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但我们村子旁边就是个华人的村落。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这样。他们吃猪肉，我们说猪是最肮脏的。他们的长相也不一样。我们不会觉得他们长得丑。他们眼睛小，皮肤却比我们好。他们要比我们脏得多，他们后院发臭。他们后院排出来的废水又脏又臭。不管什么时候，要是他们养的猪溜了出来，跑到我们村子里，我们村子里的小孩儿就会往那些猪身上扔石头。华人村落里跑出来的流浪狗，也会被我们扔石头的。因为，养狗养猪对穆斯林来说，都是禁忌。可是，我们两个村子从来没发生过冲突。”

“当时，那些华人有钱吗？”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算有钱。可是，他们在子女的教育方面，要求得很严格。每天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就会督促着孩子高声朗读课文，不是在厨房念书，就是在前屋里。”

“可是，你们对于子女的教育要求也很严格，不是吗？还是只有在宗教教育上要求严格？”

“对我们来讲，宗教教育是一定要的。几乎每个年幼的穆斯林都要了解。那也是一种义务。我们强调人性价值远超过宗教价值。”

“可是，这样一来，你们在知识上就落后了。”

“没错，我们在知识上的确落后了。我应该进一步说明——在追求物质跟俗世的教育上，我们确实是落后了。可是，在作为比较具有人性、比较负责的个人方面，在待人接物上比较有理性的方面，我想，我们就比他们要好得太多了。道德上，我们可比他们优秀多了。”

“可是，你们不具备任何科技上的智能啊。”

“没错，我们确实缺乏科技方面的能力。我们村子里有个毛拉，过去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他开了一家炼制椰子油的工厂，顺便生产肥皂。结果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技术上的要领，又缺乏管理上的能力。不过，那时候，他不准我进他的工厂，所以，我也不多废话什么。

“可是，我们从来不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学习科技专长的问题。我记得一个例子。当初，我们打算在哥打巴鲁建造一座跨河桥梁的时候，好几个毛拉和哈吉（曾经前往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都大吃一惊，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他们究竟该如何建造这么大一座跨河桥梁？’工人开始架桥的时候——这个场景真的把他们吓坏了。

“基本上，我们都是好人，只是对科技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基于某些理由，我们可以自给自足。我们不需要摩天大楼，不需要大型电梯，也用不上高速公路。我们不必学习什么科技。”

我说：“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还住在乡下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份月历上面印了一幅新加坡一栋二十五层大楼的照片，那幅照片让我们很吃惊。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们住在村子里，觉得自己不需要那样子的开发。一直到我们离开哥打巴鲁，到吉隆坡跟其他地方走上一回，增加一些见闻跟经历以后，我们才了解到那些开发的必要性。”

“你那本月历又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家有几个亲戚去朝觐的时候，经过新加坡，那本月历就是他们带回来的。新加坡可真忙啊——他们就是这么表示的：他们睡在旅馆里的时候，车子好像就在床头跑来跑去的，搅得他们辗转难眠。我还记得，我们村子里只有两三辆车而已。那个这样子描述新加坡的人，现在也这么描述我们的村子，说村子里越来越像新加坡了——汽车往来的声音就在他床铺后面，吵个不停。”

“难道你不觉得，过去村子里的生活方式已经过去了吗？”

“不，这种生活方式还是应该要保留下来。我们还是需要良好的基本设施。我们需要优良的公交车服务，上轨道的学校教育。”

他怎么会有这样单纯的愿景呢！可是，愿景里还要有公共汽车——公交车需要道路，开路需要机械。

我说：“你的学校生活又如何呢？”

“我们村子里有一片泥土空地，一下雨就被水淹过去。而我们村子里也没有电力设备。”

可是，即使在这样因陋就简的学校里，新世界还是无声无息地侵入，在不知不觉间，将沙菲提升到超越纯粹乡村生活的境界。学校设立了童子军团，那可是英国系统的一部分，可是在沙菲眼中，那只是他的乡村学校生活一端而已。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童子军露营技能竞赛。就在沙菲十五岁之时，身为学校童子军团的一员，代表学校参加这项竞赛，他首度离开哥打巴鲁，来到英属─华人的都市——吉隆坡。事隔十六年，首度踏出村庄的旅程路上的紧张与慌乱还是不曾远离沙菲，流露在他的措辞遣字当中。

“我们搭火车南下进城，火车走了一天一夜。我们已经预料到这一点，而且还很期待。我们每个人都不怕冒险。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在旅途上，不断寻找相似的事物。举例来说吧，好吃的马来西亚餐馆——我们在哥打巴鲁有，可是，在那里却找不到任何跟家乡里相似的餐馆。餐厅里的东西都很难吃，对我们来说，我们只吃穆斯林餐厅。

“我们刚搭上火车离家时，还可以看见村庄的景致。天就要黑了的时候，火车窗外都是橡胶种植园跟丛林，到了晚上，外面只看得见无边无际的杂木丛林。可是早上火车就要到达吉隆坡之前，我们才了解，我们正经过一处华人社区，华人群居的地方，他们也很熟悉那样的地方，同时我们更加悲观地确定，要想遇到好吃的穆斯林餐厅，以及见到更多马来人，希望都很渺茫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跟印度人，要跟他们沟通实在挺困难的。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要是我们碰上了解我们的马来人，那就容易得多了。那段火车之旅是个震撼，不过还说不上是困扰。因为，我们已经先做好心理准备了。可是，那还不是最震撼我们的部分呢。

“之前，我们就对吉隆坡的一些地标建筑有些了解了，所以，我们一群人在吉隆坡闲逛也不成问题。可是，我们有种感觉，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们迷失在广大的人群当中。每次我们出门走走，街上十个人当中，几乎找不到一个马来人。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有心理准备。我们就像是处在一个团体里面，却跟这个团体搭不上什么关系。我们就这样走进一个非穆斯林、非马来人的社群里，而那就是我们的困难所在。我们也知道市镇周遭，散布着几个马来人的乡村社区。可是，为了参加比赛，我们只能将就在主办单位安排的地方。”

沙菲累了。搅动回忆令他疲倦不已。同时，他的价值观中无法连贯一致之处，也令他苦恼——充分流露在他的话语当中。一方面，他缅怀着乡村生活的纯净，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马来人的缺陷。然而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感觉——他知道——两者之间并无抵触，毫无疏漏，可是，他苦于缺乏适当言词加以说明。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时间太晚，沙菲来不及带我到他兄弟家里做客，这是他原本安排带我过节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也因为今天的特殊节庆，规模不小的假日酒店一反常态，将星期五的自助午餐从较高楼层中有镜面墙壁的封闭餐室，移到楼下的咖啡厅来摆设，在一般的星期五（对于非穆斯林与不遵行星期五主麻日教规的穆斯林等），酒店会在楼上自助餐室播放音乐，举办时装秀。假日酒店让沙菲沮丧不安，这个地方如此殊异，铺张浪费，满是陌生人，没有信仰，漠然无视于教义规范：我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我们散步经过旁边的酒吧，即使在大白天，酒吧里还是黑压压的一片。走廊的另一边上，正是“雪兰莪州白蜡”的商品橱窗——这段时间，每家酒店，每家精品店都在展出这种当地生产的室内装饰品，此外，所有当地的观光手册与杂志，也都刊登了这家公司的广告。

一想到沙菲村子里撰写、发行的那些书籍，我就感到离奇而难以置信，这些有关教规的书像是出自伊朗的阿亚图拉之手，比如霍梅尼和沙里亚特马达里。他们的著作收藏在追随者的家中，追随者会毫不羞赧地跟他们咨询个人最隐秘的私事，翻阅书籍，查询什么是《古兰经》与伊斯兰传统所允许的，什么又是触犯禁忌的。简单的生活同时也是禁锢严格的生活。简单的生活有各种约束，而每个人都要记住这些规定。

巴基斯坦的激进派认为，只要遵循这些规则，就可以重现早期伊斯兰生活的纯净境界：只要世人重新认识到正信之可贵，自然而然就能重整全球秩序。然而，沙菲的不满与热情，在由如此多种族组成的马来西亚，就更为急切了。我感到，对他而言，重新奠定秩序的渴望，也是重建他童年时期的安全感的愿望，找回他失落的马来乡村生活的渴望。

诸如此类的缺憾，可以触动大部分人的心弦。这也是，身为独立的个体，对我们自己负责，我们经常必须时时迁就的缺憾。可是，在沙菲眼中，好像他是古往今来，第一个被驱离乐园的伤心人。他归咎于整个世界，他将自己必须迁就的包袱，全都放在伊斯兰教上。

后来我才有了这些领悟。那天下午，沙菲告辞离去之后，我深受他的情绪影响。直到晚上，我才到酒吧里享受酒店附赠的饮料——“热带氛围”。“往日情怀”已远，“热带氛围”喝来有股罐装菠萝汁的腥味。稍晚，我在咖啡厅里——又来了——点了一个蛋饼，味道平平。可是，年轻的马来侍者却服务周到，无微不至。我看着他仔细地铺整着邻桌的桌面，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完美，我心想：“他就像沙菲一样，我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1]仙，马来西亚货币单位，100仙为1马来西亚元。

二　勇敢的女孩儿

我在两点半的时候醒来，无法重新入睡。前晚，同样辗转难眠的夜里，我曾经下楼到咖啡厅坐坐，却发现咖啡厅里空荡无人，还飘散着一股化学清洁药品的刺鼻气味。于是，这次我就待在自己房间里面。五点钟一过，我就叫人送咖啡进来给我。我打了两次电话才奏效。侍应生送咖啡进来时，蓬头垢面的，态度还极不友善。奶精馊了，倒尽了我的胃口，却不曾稍释我的饥渴。

我拉开窗帘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对面路上的赛马场里，三两马匹已经开始训练。当初我选择住假日酒店，就为了赛马场以及饭店一旁吉隆坡丘峦的美景。每逢周六周日的午后，群众聚集在马场正面的大看台上，每隔半小时就高声叫嚷一回，呼声压过扩音器播放的场边评论。可是，酒店旁的赛马场上空空如也，不见马匹，没有赛事。跑马比赛在其他地方举行，此地观众面对的是电视转播，他们齐聚一堂，只为了方便赌钱，因为依据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法律规定，吉隆坡地区只准在赛马场进行赌博。现在，赛马踏步在这有名无实的赛马场上：一开始，我只看到两匹马，接着六匹，然后又陆陆续续地增加了更多。我端详着骑手伏在赛马颈背上的姿态、锯短的马镫，以及平摆的缰绳。

天空阴霾多云，山丘上烟雾腾腾。山谷之间浮升起皎洁的白云，山脉之上，一整排一望无际的灰白色的厚重雨云，冉冉上升，慢慢地变成毛絮状。赛马场周围栽种着我打小就十分熟稔的行道树：香蕉树、鸡蛋花，还有一种开着黄花的树，那是中美洲的伊蓓树，或称为雨树，它们种在林场四周，作为小苗的庇荫。

真希望我能够更清醒，更毫无牵挂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失眠的疲惫转为焦虑、急躁：酸掉了的奶精让我喝不成咖啡，房间电话又打不通。当我下楼到酒店大厅时，我见柜台上有个女孩儿在值班。我对她说房间电话不通。她跟我指了个方向，要我去向电话总机人员申诉。总机办公室门上嵌着几个大字：“机房重地，非请勿入”。总机小姐是个马来女孩儿，英语并不灵光，面容平凡，戴着一副圆眼镜。

她忙着搜寻档案之时，我就在一旁阅读员工通知，通知是以马来文和英文对照写成的。其中有一页通知，看了让我暗自懊悔，真希望自己从未翻到这一页。“不负责任的员工”曾于更衣室地板上“便溺与呕吐”，零售店里的盘子与玻璃杯也无一幸免。宗教仪式上讲求的清洁，与为达成清洁目的的清洁毫不相关，有人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观瞻感受。村庄里自有一套规矩，城镇中却无法无天。饭店也有一套规矩，员工应当切实遵守，因为那是饭店经营的规则——饭店维系着一套高标准。可是，楼面之下，还是有那么一两个马来人，硬是觉得自己可以逾越规矩，典章制度都可以忽略无视。

恶心欲呕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当我推门走出总机机房时，我还暗自幻想着。饭店中浮动着恶臭，这股臭气还如影随形地跟着我，甚至一路跟到赤道饭店，我就在那里的自助餐厅解决午餐。我在赤道饭店碰到一位旧识。他跟我说，吉隆坡这个城市可不是为了穆斯林建设的。穆斯林每天礼拜之前，都得盥洗净身，所以说真正的穆斯林一天至少要盥洗五次。他们会尽量迁就利用现成的器皿，他们会利用水槽和水桶，洗脚与清洁下体。就这样，前一天，所有因为沙菲讲的故事而引发的悸动——今天早晨，也是这份悸动，将我从睡梦中一脚踹醒——现在，整个变了调。

可是，当天下午，我再次见到沙菲的时候，感觉又没什么大碍了，沙菲穿着他日常的办公服装，带了一位朋友来看我。眼前这个人，如此坦诚，如此迷人，我心中的不安困扰也随风远扬。与沙菲同行的朋友，个头矮小，身材瘦削，今年三十四岁。那位朋友的父亲曾经在村庄里担任毛拉。这位朋友本人则专攻伊斯兰研究，而且奇怪的是，他的博士学位竟然还是在英国伯明翰拿到的。现在，他同样也在ABIM高层任职。他曾在一场意外中摔掉几颗门牙，还瘸了一条腿。而今，只要他一开口说话，由于缺牙的缘故，看起来就好像无时不带着笑容。

我说：“你们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怎么都这么年轻呢？”

那个朋友回答道，带着微笑，说：“我们的父母亲都是些很单纯的人。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五没上过大学。我们上一辈上过大学的人，不过是在大学里学个一技之长，伺候他们的殖民地主子。”

他就跟沙菲一样毫无隐藏。前一天我对沙菲的同情又全数回流了。

我说：“你就跟沙菲一样，一点都不打算隐瞒任何事情。”

沙菲说：“我们有什么值得隐瞒的？我们根本就一无所有。”

我说：“沙菲，昨天早上，当我问你说，你对游泳池畔的那些白种人作何是想时，那是你第一次想到诸如此类的事情吗？”

“那确实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些事情。”

“可是，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些人一直在你的周围。现在在这间咖啡厅里，他们就在我们的左右。”

沙菲说：“我从来都不会去看那些人。”

他的话中有两层意义：一则是说，他一直没有机会与白种人晤谈；二则是每当他看到白种人的时候，他对他们总是视若无睹。

他们两人落座至此，都不曾动用我替他们点的鸡蛋三明治。他们要等我先开动。我开始吃饭，可是即便如此，即便沙菲的朋友还没吃午餐，他们还只是在嘴里细细啮咬。原来，他们让我帮他们点三明治，只是出于客套。在一个假日酒店这类场所，他们总是如履薄冰般地，生怕吃到不合伊斯兰教教义的食物。

他们离去之时，为了避开酒店大门的阶梯，沙菲扶着他的朋友改走另外一边运送行李的地毯斜坡道。他站在那个瘸了左腿的矮小男人身旁，看起来高大伟岸，显得极具保护力。我联想到贝赫扎德跟他跛足的女朋友在德黑兰车站月台上的情景：革命同志，眼前虽不引人注意，却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真理以及潜在的危险。

沙菲答应要带我前往ABIM一访，同时找几位“勇敢的女孩儿”，她们应该会愿意跟我对谈的。前天，他就是带着他的朋友过来预先审查我的。显然，审查通过，他的朋友也不表异议。第二天清早，沙菲就开着他的车过来接我了。

我们驱车走在这样一座川流不息、斑驳陆离的现代城市中，商店招牌上书写着中文、英文与马来文。想到困坐在车阵中，汽车废气与路面热气共舞，想到沙菲坐在他的车里，跟马路上其他的司机一同进退不得（这个男人村子里的学校，远在遥远的东北区域，教室是泥土地面，一下雨就泛滥成灾），我问他，吉隆坡这个城市还是令他咋舌，感觉还是像个异乡国度吗？

他说，吉隆坡不再如过去那般令他震撼了。可是，每当他回到村子探亲，他反而变成陌生人了。他的意思是名副其实的陌生人。村子的房屋都翻新改建了，以前的乡亲都搬家了，他不再认识村子里的人。村子不再是属于他的村子，不再像过去那样。

学校位于一栋ABIM远离市中心的三层楼建筑之中，我在校舍里遇到一个中年澳大利亚人，身材高大，戴着眼镜与一顶无檐便帽，独自坐在一旁，显然无所事事。沙菲说，那人一心想研习伊斯兰教。我在学校里遇见一群年轻而忙碌的马来男人，我开始确认这些人的类型：这是些出身田野的青年，他们的面孔一开始毫无表情，甚至还带着一丝怀疑，经过沙菲介绍我们此行来访目的之后，才粲然开朗，满脸堆笑。掩埋在阴沉冷峻的外表下的，是旧式的礼仪，老套的乡村礼数。

秘书长就没这么容易亲近了。沙菲一介绍过我，他马上就开口说，近两三百年以来，随着全球工业化的进展，世人道德直线衰败。他谈吐之间，就像个即将出手改变世界的圣人。他带着领袖人物的神情，手上握着几份卷宗。

沙菲另有公务。他将我交由纳萨先生照顾。就跟许多其他人一样——纳萨也是个小个子，令人无法不注意到的，是他虚弱的身子骨。大约一百年前——欧洲人驾着巡岸汽船，一个登陆点接着一个登陆点地移动，接着英国人登岸殖民，华人也过来闯荡，沿着丛林边缘，建立起粗犷的屯垦村落，作为行政市镇。纳萨的先辈是一位族长，这位马来人一度长住阿拉伯半岛，还带领许多马来人前往麦加朝圣。

这位族长回到马来西亚与他的村庄——村庄不过离现在的吉隆坡市区六英里之远——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就是纳萨的曾祖父，他十二岁那年就定亲了。一九三四年，这位曾祖父创办了第一份马来语的报纸。他想振兴整个马来西亚，他警告他的同胞，一定要为自己的生存奋斗。可是，谁都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甚至连他的儿子也不例外。纳萨的祖父，原本是个宗教教师，后来他嫌教书收入过于微薄，便改行务农，经营七英亩的稻田。种稻农夫的儿子，日后在政府机关任职，成为林业署的一名官员。他就是纳萨的父亲。这个家族就是这样，一度在阿拉伯受教育，也曾经居于同族中的领导地位，可是，在现代化了的马来西亚，不知怎的就沦落为“中等偏下家庭”。

纳萨自己，在本地接受过基础教育之后，也去了英国留学，他在布拉德福德，修了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学位。他认识到全球各大强权无意于追求和平，他们只在乎各自划分的势力范围，兜售武器。英国人在布拉德福德的生活方式，也让他看不顺眼。

“他们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了。我住在布拉德福德的时候，英国人总是问我‘你怎么不去酒馆或是迪斯科舞厅晃晃呢？’他们想跟外面的人聚在一起，疏远自己的家人。他们完全是自己的科技的产物。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要是不赶快打住的话，就会重蹈覆辙，掉进西方人的老路子。我们可以接受科技，可是，不能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基础。男女随便交往、喝酒，都潜伏着极大的危险。尤其是男女随便交往。家庭幸福的基础就在相互信任之上。安拉创造男人和女人，就为了男女依照妥当的步骤成家，生育教养子女。我们必须极力避免男女自由交往。最后，我们在这里建校的宗旨之一，就是为男孩儿与女孩儿分别设置男校与女校。我们相信，当今社会失业率这么高，妇女解放运动就是罪魁祸首。”

女人，家庭：她们撩动这些纤瘦男人心底的无限焦虑，这些男人刚刚崛起，或许除了他们肢体的衰弱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忧心吧。我跟沙菲首次对话即将结束之时，他曾经说：“女孩子从乡下来到吉隆坡的时候，她们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

男人要在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到清真寺进行星期五的礼拜。就在办公人员全都离开即将关灯锁门之前，沙菲帮我介绍了几个他先前承诺的勇敢的女孩儿。

我们一同坐在远眺高速公路的前厅里。前厅其实是一个仓库，毫无秩序，桌上堆着盛满牛奶咖啡的塑料杯，还有许多卷宗与出版物。桌旁一把办公椅缺了个脚轮，歪在一边。两台空调运转的声音模糊了屋外车流的噪音。

女孩儿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一位身材纤瘦，皮肤棕黑；另外一位则白皙丰腴，脸蛋圆圆。棕肤女孩儿裹着一条薄薄的黑色棉布头巾，头巾皱巴巴的，松垮垮的。她散发出一股青少年特有的邋遢气质，委实迷人可爱。她们两人都围着头巾，穿着长衫。圆脸女孩儿穿着比较整齐。她头上紧紧绑了条白色的帕子，白色帕子之上，她又围上一条粉红色的头巾，再用别针别在她的下巴下面。

她们都有些紧张。两人已经在ABIM学校里入学两年了，而选择这所学校，也是因为她们课业成绩不够好，进不了政府开设的学校。现在，她们都已经念到学校的最高年级。

我问起她们头上的装饰，这种装扮令我联想起德黑兰的妇女。她们教我“头巾”用马来语该怎么讲：tudong。

戴着黑色tudong的女孩儿说：“我们一定要扎头巾的。”

头上白色和粉红色tudong的女孩儿说：“一根头发都不可露出来。”

我对着裹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说：“可是，你有些头发就露了出来。”其实，她有大把头发露在头巾之外。

她咯咯傻笑，孩子气十足。

我说：“为什么头发一定要通通遮起来呢？”

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说：“头发，你也知道……”她又咯咯笑了起来，好不容易，她压住自己的笑意，镇定说道：“有些女孩子的头发很漂亮，头发有的时候会让男人对她们色眯眯的。”

她用马来语跟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咬了咬耳朵，粉红头巾女孩儿转身离开房间。

我说：“那样不好吗，是对女孩子不好？还是对男人不好？”

“对男孩子跟女孩子都不好。对女孩子不好，是因为故意吸引男人是一种罪过。”

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回来了。她说：“头发就是aurat。”

“aurat？”

“就是不能露在外面的东西。”

接着，她们就像是二重唱一样地说着，摆着端正的姿态。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说：“女孩子只能露出脸来。”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说：“还有手腕以下的手掌。”

“那么脚呢？”

“脚？”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说，“脚应该没问题吧。我想脚不是aurat。”她一双脚丫在她的棉布长衫下清楚可见，长衫就跟她的头巾一样皱缩。她脚上穿着一双相当纤巧漂亮的高跟鞋，系着鞋带，还钉着扣子。

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说：“脚也是aurat。”

两个女孩儿再用马来语彼此交谈一阵子，粉红头巾女孩儿又跑了出去。

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说：“进这个学校两年，其实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然后，好像为了弥补先前她因为无法确定女人脚的属性损失的权威，她就用手指指着自己，向下比一比说：“男人从腰以下到膝盖都是aurat。”

粉红头巾女孩儿回来了，嘴里嚷着：“脚也是aurat。”

（外面究竟坐着什么人？谁能够给女孩儿提供这一切的答案？难道是那个澳大利亚人吗？）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有些女孩儿连她们的脸都会遮起来。我们学校里就有很多人将脸蒙起来。虽然，那也不是绝对必要的。”

“她们为什么要蒙脸呢？”

粉红头巾女孩儿说：“或许是她们知道得比较多吧。”

黑色头巾女孩儿微微笑着，她现在比我们刚开始谈话时要轻松多了，仿佛对自己所知甚少，感到挺有趣的。

她的朋友，身材丰腴，衣装整洁，整体观之就稳重多了。她说：“这些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存女性的美丽与温柔。我们可以保守住我们的美。这种美不应该拿出来炫耀，那是很不好的。”

“那样有什么不好吗？”

黑色头巾女孩儿，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比较轻浮的一位，开口说道：“我只知道，那样很不好。”她开怀笑着，“我知道，可是，我说不上为什么。”

“你会想把脸也蒙起来吗？”

“或许有一天吧，等我们知道得更多一些。”

“而且，等我们也觉得有必要的时候。”粉红头巾女孩儿一旁补充说道。

“你们还要再多学习些什么吗？毕竟，你们在这里都已经待上两年了。”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粉红头巾女孩儿说：“我们还不会阿拉伯语。”

“所以说，你们也不了解自己在念些什么祈祷文吗？”

“我们懂得祈祷文。可是，《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我们想用阿拉伯语来读《古兰经》。”

“假如你们考得进政府办的学校的话，你们会不会想待在政府的学校里呢？”

裹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点了点头。

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以她一贯沉稳、矜持的方式说：“现在，政府办的学校里的教育系统比较倾向学术研究。”

“科学。”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补充道，这时候，她显然就对公立学校不以为然，“科学，科技。要想找一份好的工作，或是过高水平的生活，你一定得通过各种考试，才进得了大学。他们在学校里其实不太教这种宗教知识。女孩子都不礼拜，她们都忘了该怎么礼拜了。可是，你一定要礼拜的。”

“你会跟那些女孩儿说，她们将来会下地狱吗？”

“绝对不会，”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说，“我们绝对不会这么讲的。我们一定要温柔地对待她们。我们跟她们讲话也要轻声细语的。”

“你会为她们觉得很遗憾吗？”

“嗯，会。”黑色头巾女孩儿说道。

“想找份好的工作，这样不好吗？”

“那样不是不好，”粉红头巾女孩儿说，“可是，我们在生活中不能永远追求物质的东西。因为在我们死后，还有后世。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在俗世的生命与死后的生命之间，取得平衡。”

我对着黑色头巾女孩儿——她脚上蹬了一双高跟鞋——说：“你们现在还这么年轻，就想到死亡，不嫌早了点儿吗？”

粉红头巾女孩儿代替她回答。她严肃郑重地说道：“生死不过就在刹那之间，我们随时都会死的。”

“死了以后，你想上天堂吗？”

“当然。我们在天堂里都是跟好人在一起。不只是跟好人在一起，我们还会跟我们的先知在一起。你听说过我们的先知吗？天堂里只有真善美。我没办法告诉你，天堂究竟有多好。我们的真主向我们保证过：人世间的东西跟天堂都是没得比的。”

“你找得出时间读书吗？”

粉红头巾女孩儿说：“当然，我们都要读书的。”

黑色头巾女孩儿插嘴说：“我们要读的东西可多了。”语气中略显抱怨。

“你最近读的是什么书呢？”

扎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回答：“《远离尘嚣》。”

“这是学校的教科书，我不是问学校的书。我的意思是，你们会不会读一些自己想看的书，因为有兴趣才看的书。”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现在课业这么重，最近都没读什么课外书了。我想不出来。”

粉红头巾女孩儿则说：“我们也读过芭芭拉·卡德兰、《梅森探案集》。”

黑色头巾女孩儿凑上一句说：“詹姆斯·哈德利·蔡斯。”仿佛她突然想起来了。

粉红头巾女孩儿又补充了一位作家：“丹尼丝·罗宾斯。”她圆圆的脸蛋逐渐容光焕发，就像她在形容天堂何等美好之时一样。

“那么哈罗德·罗宾斯呢？”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我不喜欢哈罗德·罗宾斯。所以，就没有继续看下去。”

她咯咯傻笑。粉红头巾女孩儿脸上浮出微笑。

“为什么你没继续看下去呢？”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我没法跟你说，我只能跟你翻译我们马来语说的方式。我们说‘那种书很脏’。”

“芭芭拉·卡德兰跟丹尼丝·罗宾斯又怎么样呢？她们的书也脏吗？”

“才不呢！”粉红头巾女孩儿说道，语气柔和了不少，“她们的书不脏。”接着她又带着点奇妙的拘谨说：“她们的书是写给年轻姑娘看的。”

“可是，难道她们书里的人物跟你们不是天差地别的吗？她们都是些英国人、欧洲人、白种人，多半都是基督教徒。”

粉红头巾女孩儿说道——我开始探测到隐藏在她严肃坚定的表面下，少女性格的另一面了——她说：“我看这些书也只为了打发时间而已。”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我们的老师规定我们要看的。”

“帮助我们英文进步。”粉红头巾女孩儿说。

我说：“米尔思·布恩出版社的书，你们在这里也买得到吗？”

这些小本平装的轻松罗曼史小说，不管作者是谁，外界一贯以其英国出版公司的名称称之，在英联邦各地都大量销售。这些小说满足了初来乍到、刚刚接触到教育体系与城市生活的学生与民众的精神需要，这些书以现代的方式，指导人们如何处理情感问题，读者群甚至广罗大学学生，连男人也可以开卷有益。

“米尔思·布恩！”粉红头巾女孩儿柔柔地轻呼一声，语气再度软化，有如回忆起特别甜美的珍馐。

“那些书为什么就那么好看呢？”

粉红头巾女孩儿再度恢复严肃认真的神情，她说：“在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书中的爱情非常美好，因为那都是假的。”

“你的意思说，你不会指望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不。”

“可是，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趣味呢？”

“我们只是一边读，一边想象他们的生活有多惬意。”

“惬意？”

“他们都很有钱，”粉红头巾女孩儿说道，“他们都住在大房子里边，开着大汽车。”接着，她的声音转得柔柔润润地说：“而且，他们还彼此相爱。”

“相爱？你们结婚不是由父母安排的吗？”

“噢，不！我们才不来那一套呢。”

大房子、大汽车：难道这些伊斯兰小鸭——虽说白天学习规矩，缅想着天堂——已经偷偷地蜕变为都市里的天鹅了吗？

我说：“你会想回到乡下生活吗？我跟几个人聊过，他们都说，乡村生活是最棒的生活方式。”

“不，”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我想留在这里生活。”

粉红头巾女孩儿——再度坚毅内敛起来，实在是训练有素——说道：“乡村生活比较平静，我会回到乡下定居的。”

黑色头巾女孩儿似乎临时改变主意，她说：“没错，乡村生活是比较幽静。”接着，她的心绪好像又拐了一个弯，“可是我还是想留在大城市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城市里。”

粉红头巾女孩儿充满情感地说：“乡村里要平静得多。”

黑色头巾女孩儿，现在像是突然认知到自己内心的意愿，也找到如何宣泄出口的方式一样，侃侃说道：“我会想待在都市里，因为，所有的宗教活动都集中在都市里。”

我为了进一步激发她们对话，就说道：“可是，都市里有那么多外来人士。”

“没错，”黑色头巾女孩儿应道，她的反应又快又坚定，“我们有太多移民了。”马来人用“移民”一词，泛指所有非马来裔的马来西亚国民——其中又以华人为大宗。非马来裔的国民严词拒斥这个标签，宣称他们也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超过一个世纪了。“移民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了。他们都是英国人带进来的，英国人还引进英国的制度跟体系。在英国人进来以前，马来西亚都是伊斯兰的系统。”

原先，我还以为黑色头巾女孩儿——她邋遢的tudong，她的高跟鞋与她对清规戒律的生疏——要比粉红头巾女孩儿轻浮肤浅。现在，我看了出来，在政治与种族议题方面，她可比粉红头巾女孩儿要激进多了。接着，她一人侃侃而谈，粉红头巾女孩儿有耳无嘴，静静听着，脸上挂着不退的微笑。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道：“华人只想占领我们的经济。他们很会做生意，我们落在他们后面。他们会说那是因为马来人懒惰，那是假话。我们都知道那是假话，可是，听在耳朵里，还是挺伤人的。假如没有这些华人，我们一样也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好。只要你翻开历史，在马六甲苏丹王朝，大家都知道我们马来人也是世界顶尖的生意人。”

“为什么你对华人这么忌惮呢？”

“华人还可以回到中国去，印度人可以回到印度。我们只有马来西亚。”

“难道你们不能迁居到印度尼西亚，或是其他岛屿吗？”

她扮了个鬼脸，年轻丰润的额头上挤出几条皱纹。“印度尼西亚到处都是基督徒，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问那个黑色头巾女孩儿说：“难道你不是在吉隆坡出生的吗？”

没错，她确实出生在吉隆坡，可是，她的家人是从印度尼西亚爪哇迁居到马来西亚的。她说：“好久好久以前。”

粉红头巾女孩儿补充道：“大战之前就搬来了。”

所以说，这个黑色头巾女孩儿，或者说她的家族，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来到马来西亚的。她是印度尼西亚人，也就是说，她在种族上与马来人十分接近，而她又是个穆斯林。四十年过后，她可以将自己认定为马来西亚人。可是经过一百多年，华人——建立起她的国家的人——却还是外国移民。

前厅后面的办公室漆黑一片。教职人员都还在清真寺礼拜。两个女孩儿陪着我，送我出校，走到马路上。粉红头巾女孩儿跟我走过车流无间的马路，一直等到我招了辆出租车。黑色头巾女孩儿留在马路的另一边上，倚着校门站着，现在，女性的魅力又萦绕在她的周遭，她面带微笑，偶尔含蓄地挥挥手，对我颇为友善。我不过也只是个外来人士，她却洋溢着错综复杂的热情。她头上松松垮垮、系得不熟练的tudong，并未完全遮掩住她的头发；而就在她面粉袋一般的茶褐色长衫下——表现伊斯兰教的素朴俭约，也象征着她的侵略性——她脚上蹬着精巧漂亮的高跟鞋，系着鞋带，钉着扣子。

成为马来人，即须皈依伊斯兰教，新国家的法规上如此明文要求。可是，成为马来人，不也意味着否定如此宏大富庶的英国─华人都市，否定这万物汇集的都市吗？金钱流向热带土地上的森林、河川与村庄。金钱同时也制造了新型的狂热与挫折。

三　马六甲与云顶高原之间

这片土地何其富饶：大雨、高温与河川，沃土阡野，生机勃勃，香蕉、水稻、椰树、橡胶，莫不欣欣向荣。橡胶树下，杂草丛生。在高温下煎熬的牛群，跑到草原上觅得清凉庇荫。城镇中的暑热令人难耐，置身乡间就宜人多了。丰沛水气与炽热阳光激发植物生长，绿树遮阴，调节热气。不论是因为开路还是新辟建地而挖掘曝现的红土地面，绿色植被总能迅速恢复覆盖。马来村庄总在不远之处，小小的花园中有屋脊高耸的房屋，原木扎排的矮墙。和往常一样，还有兴建于殖民时期的小镇，华人的村落：混凝土与铸铁建构的两层楼店铺住宅，楼下店面退到走廊之内，走廊上则顶着楼上住家。建筑年代——不是漆在店铺住宅上，就是用混凝土铸成数字凸嵌在门楣上——的日期都相当晚近，许多都是三十年代迁入的，这片殖民地开发颇晚。

一个星期六，我从吉隆坡南下马六甲的车程中，沿途饱览如此景致。我到马六甲主要是受到“马六甲”这个历史名词的驱策：马六甲海峡、马六甲甘蔗、马六甲胡椒等等。

市镇中心有一座漆成红色的教堂，兴建于一七五三年。一处颓圮的古旧欧洲城堡门径旁边，盖了一座博物馆。可是除此之外，历史似乎已经蒸发在炎夏热气之中。退潮的时候，海岸平坦宽阔，绵软的黑泥一望无际。城镇下水道里的废水排流至此。黑泥上点点密布着小螃蟹的洞穴、两栖动物爬行的足迹、屈身跳跃的小鲦鱼，以及某种黑色的有鳍小动物扭动身子前行的痕迹。

船只在远处下锚。一列排着队的平底驳船，每艘船边都站着个打着赤膊、腰身围着纱笼的马来人，此人掌着直舵柄。驳船正拖曳进入通往市镇的运河。运河其实是条不加盖的大阴沟，河水不棕不黑，泛着灰色的水光，两岸仓库与建于晚近殖民时期的屋舍鳞次栉比。

此地经欧洲人殖民的过往，其实比表相所显示的更加早远。马六甲，戍守着通往东印度地区香料群岛的航道，这个据点一度为兵家必争之地。葡萄牙人于一五一一年征服马六甲（自里斯本启航，经过七个月的航程）。八年之后，地球的另外一端，科尔特斯挥军直入墨西哥。二十二年后，皮萨罗抵达了秘鲁。如今，这些历史遗迹已经难以捕捉了，更难以领会的是，葡萄牙人与西方人是在伊斯兰教入主马来西亚不久后到来的。

西方，历经多次变革，至今历久弥新，不断刺激创新，不断引发骚乱，即使在当下，仍犹如此。伊斯兰教则停留在远古时期，逐渐融合在某种隔阂于世界之外——套句沙菲即将赐教于我的话——“平庸”的马来乡村生活。

沙菲心中切切惦念着有关平庸的话题，他迫切思念的马来乡村生活与他一心亟望的马来人独立自主彼此抵触。他跟我在电话中谈到这一点，他的话语表达了他的忡忡忧心。

而就在星期天上午，当我向他提起在我南下马六甲的旅途中，沿路景致及马来西亚国土之富饶多产，为我今生仅见，他回应道：“随便你撒颗种子在这里，都会长得起来。”说着，他随手做了个挥洒的动作，播种在假日酒店的游泳池里。“就算你只是将空钩丢进河里，都会有鱼上钩。或许，这就是马来人平庸的原因吧。他们就住在河边，这样当然就有了他们吃不完的鱼，肥沃的土壤可以辟作稻田，水上船只通行无阻。华人生于四季分明的国度，跟他们比起来，马来西亚的人日子实在太好过了。”

他出门之前，心中已经事先拟好一些有关乡村生活自给自足的观点，所以，他想先谈谈这个话题。

“我们是个组织严密的群体，所以，我们对于外面的世界所知也非常有限。你曾经问过我，我们为什么没有科技人才，为什么没有专业人士。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专业人才，可以符合我们自己的需要，建筑工匠本身就是建筑师，他们可以依照客户的要求，在心中画出设计图来，再依靠他们技能，将图纸转为实物。我们没有医生。可是，我们有进行传统医疗的大夫。就我记忆所及，我们村子里，还从来没发生过需要紧急动手术的病例。”

他说完这段话，我们又回头谈起他的生活与事业。他在一九六三年，随同学校里的童子军首度远赴吉隆坡，其震撼效应至今不减。可是，两年之后，当他再度前往吉隆坡之时，心里就自在多了。

“我变得比较习惯都市了，胆子也大多了。我跟着一位老先生一块儿来的，他是我们家的远亲，我们在吉隆坡待了十天，轮流住在各个亲戚家里。我们待在市郊的马来乡村，也跟屋舍比较现代化的亲戚同住。怎么说我胆子也大了起来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搭了一辆出租车上博物馆去。回家的时候，走了好一段路之后，我突然怎么也搞不清楚方向。于是，我又招了一辆出租车，载我回家。”

“那怎么能说你胆子大了起来呢？毕竟，当时你都十七岁了。”

“当时，要不是有个家里认识的亲人领着，我父母还不准我来吉隆坡呢。而且，像我这样，以这种方式离开乡村来到吉隆坡的人并不多。他们也不是担惊受怕。吉隆坡或许吓着了他们，或许没有。总之，他们到了吉隆坡就无所事事了。”

“所以说，一九六六年，我到吉隆坡的学校念书，接受大学预科教育时，都市就吓不着我了。我那个时候十九岁。我学校里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来吉隆坡念书。我住在由学生管理的学生宿舍里。一九六八年，我进了技术学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学生政治逐渐感兴趣。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才接触到安瓦尔·易卜拉欣。当时，我二十一岁，他也二十一岁。”

“那个时候，你跟女孩子交往吗？”

“你所谓的‘交往’，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也会喜欢上某个女生，偏偏我中意的女孩儿跟她家人同住，要约她出来简直难如登天。所以说，要是我约别的女生出来，就是对她不忠诚。她是我们的远亲。我们从小就关系很好，我们还住在村子里的时候，家人聚会的时候就认识了。

“一九六九年，吉隆坡发生政治骚乱，马来人跟华人之间的民族骚乱。当时，我已经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有几个朋友邀我一同前往参加某个群众集会的示威活动，结果我没去。我有种感觉，当天会发生一些政治骚乱。那是一场马来人对抗华人的示威活动。”

“你对华人也怀有强烈的反感吗？”

“没错。我得老实说，我从小就生长在厌恶华人的氛围之中，那是种宗教上的禁忌。可是在吉隆坡，那种厌恶的感觉又不一样了。那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倾轧。示威当天傍晚七点，我正在大学宿舍里，听见收音机里宣布，吉隆坡全面戒严宵禁。禁令让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参加示威。我的直觉没错。我当下立即安排了安全措施，让学生用餐，维持秩序。宿舍里已经没有其他学生领袖了。于是，我就歪打正着地晋升为领袖。这次暴动过后，我们跟安瓦尔·易卜拉欣，还有其他几个穆斯林学生组织会面。我们开始讨论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我的运动生涯就是那么开始的。”

“你在念书的时候，从来就没对这种信仰产生过怀疑吗？”

“没有。我只对体系跟制度有所怀疑。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我甚至提议，适婚男女应该进行契约婚姻。契约的意义在于，倘若你想传宗接代，就去找个人签约结婚，双方都同意，孩子出生之时契约就失效。那是我的狂野想法，也是我曾经幻想过的少数几个白日梦。”

“你的契约婚姻也适用在你倾慕的那个女孩儿身上吗？她是怎么回应的？”

“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儿没有对我回应。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在一个青年组织里工作。四年过后，我就去了美国。”

这倒新鲜了。之前沙菲提及的种种见闻，从来没提起他曾经出国的经历。

“我听说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有些青年工作者交流的项目，就去找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的官员。刚开始，他说，名额已经满了，可是过了一个月后，他又回来找我，提供我前往美国交流的机会。

“美国是个大震撼。虽然我们在行前就先获得一些文献说明，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心理准备。可是，一到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我们受到的第一个震撼却是生理上的不适，时差调适的问题。马来西亚比美国早一天：我们的身心状态还停留在出发当天的时间。我事先就估计肯尼迪机场面积会很大，机械事物率皆新颖神奇。所以，我也不觉得不可思议。我从飞机上鸟瞰邻近海滩地区，美轮美奂的居家住宅，我心想，好美啊。接着，到了旅馆，不出我所料，我跟一个非洲人同屋。”

“那也不出你所料？”

“跟非洲人同屋并没有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是交流计划里唯一的马来西亚人。”可是，从沙菲强调他跟非洲人（在他的叙述中，没名没姓）同房的语气当中，我感觉到，经过长途飞行与生理时钟的不适，他的美国经验令他悸动不宁。“我怀疑，安排非洲人跟我住在一起是主办单位故意的，他们想让背景相近、彼此熟稔的人归聚在一起。我料想，这个项目一定有或多或少的种族隔离措施。我也不会因此而不悦。我心想，他们不过就是对我们一概而论，非洲人跟马来西亚人，我们都来自不发达国家——我们的文明程度相当，假如你要这么讲的话。”

“我们吃的东西全是西式的。我身为穆斯林，实在无法开怀享用，因为我总是担心餐点不是以穆斯林的方式烹煮的。我们到美国的第二天晚上，交流项目主任竟然带我去看一场限制级电影。我感觉到，我在美国所要面对的大部分事情，都不属于我的，”他停顿了一会儿，搜索着适当的字眼，“文化范畴之内，这些经验对我都很陌生，不论任何事情，美国人说可以的，在我们马来西亚都是不可以的；而只要是美国人说不可以的，在我们马来西亚都是可以的。科技上的发展，物质发展，都是我预料到的。这些东西，你在任何地方都买得到。”

“任何地方都买得到？”这种看待发达国家的观点，令我好奇不已，好像科技文明是种自然生成的东西，随处都可以落地生根，就跟富于创造力与缺乏创造力、无信仰与虔诚笃信一样，都不过是人类命中注定的区别。

“后来，当我在曼谷、香港、东京路过暂留时，我看这些大都市都差不多——高耸的建筑、穿梭忙碌的人群、现代科技等等。我就是找不到任何一个跟我一样，有着相同宗教背景的人。”

“这一点为什么会让你惊讶呢？你去的是一个陌生国家，一个大国家，一个重要国家。难道，你对这个国家即将展现的一切都丝毫不感兴趣吗？”

“他们有些什么好展现的，我一点也没兴趣。可是，我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得那么迅速，却没有时间坐下来，静静思索一下宇宙创始的问题。那些非穆斯林，那些不相信造物主的大能的人，竟然连一点坐下来想想这个造物主的时间也没有。稍后，我在芝加哥跟几个犹太人、几个黑人，还有几个美国人谈过伊斯兰教。跟他们信的超觉静坐[1]比起来，我的简短说明还是挺吸引他们的。”

“你对其他宗教有多少了解？”

“有关各种宗教的书，我林林总总地也读了不少。可是，以我们有限的脑力，你能思考多少有关宇宙的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你可能太过夸张，过分轻率地看低别人？”

“假如有人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你就可以说这个人是个文明人。假如，有人毕其一生都在研究宇宙，到后来开始膜拜星座，却还是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去向何处，要说这人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我可很难同意。他们根本找不到答案。”

“沙菲，你认为你已经找到答案了吗？”

“我想没错。”

“再多跟我讲一些你在美国过的日子吧。”

“在我离开吉隆坡之前，有个记者问我，到了美国，我想做些什么。我跟他说，我想研究现代世界当中，所有文明——或是所谓文明人——制定的政策，这样，我们不会困在他们犯过的错误当中。”

“你的意思是说，马来西亚有着高度文明，而他们没有吗？”

“在我们这里，文明不单指物质发展而已。文明在于我们能够开发人的潜能、人格，更加接近我们的造物主。”

我说：“所以说，在你眼中，我也不过尔尔了？”

“嘿，拜托，不要在这方面情绪化。”沙菲开怀畅笑。他这句话说得恰到好处，时机捏得极准，我感觉这是他过去就开过的玩笑。“假如你可以在这里待久一点，或许，我也能够让你信服。可是关于美国，有人给过我一本书。基本上，从我跟那里的人对话与讨论得知，他们说，金钱就是他们的宗教，性就是他们的先知。基本上，他们的生活就绕着金钱和性打转。”

“你认为，我的生活也是绕着金钱和性打转吗？”

“我问你：你写作的目的何在？写作是为了要跟读者交代一些什么吗？”

“没错，我会说，是为了让读者更加领会与理解我的主题。”

“难道，你写东西不是为了赚钱？”

“没错，可是作品的本质也同样重要。”

我着实让他大吃一惊。这种使命感，是他闻所未闻的。同时，基于他开放的心胸，他还寻思半晌，细细体会。他爱好宗教辩论，这一点，现在，我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可是，当他再度开口之时，就不再打算否定或是质疑我对于自己的说明了。

他说，语气中有尊重，听来也像是忧心，“我要说，你现在正好在一点一滴的失落当中。你并没有公正对待自己。你一直在搜索着真理，却还没有找到真理。”

“我们再回头谈谈美国吧。”

“我在美国也交了一些朋友。纽约、芝加哥、华盛顿、印第安纳等等。当初，我在一个‘对外支持’项目里工作，这个项目是专门救济贫民的。可是，我一心想回家。现在，美国在我看来，是个可以去短期观光，但不宜久留的地方。我回马来西亚之后，就在红十字会工作。后来，我在一家商业公司——一家建筑公司上班。那是一家马来公司，我在里面是总经理。”

“当时，你应该还很年轻吧？”

“那时候，我二十八九岁吧。在那家公司里头，做生意是不讲道德伦理的，做生意全靠贿赂。建筑偷工减料，瞒天过海，根本不把建筑规范当作一回事。”

“因为这家公司是马来人公司的缘故吗？”

“做生意还不都这样？建筑这一行上上下下都是些昧着良心、没操守的人。送钱贿赂给我的压力非常大。我待了大约一年就离职了。其实，当时我的薪水很不错，一个月大概领一千美元上下。那是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四年间，我打算自己创业，开一家建筑公司，试着堂堂正正地做生意。诚实只会亏钱。我争取到一张建筑合约，我打算实实在在地动工——你想老老实实地工作，结果，工地上就你这么一个老实人。举个例子说吧，我要盖一栋房子，建筑规范上对于混凝土比例的规定是死的，我也有心要按照规矩来，我的工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华人——却不跟着遵守规定。结果，我就遇到麻烦了，人家都不肯再相信我了。客户不相信我，而且，他们对马来建筑公司都怀有深重的成见。他们的怀疑也不是没有根据，毕竟，马来人才刚刚开始涉足建筑业。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整整六个月接不到一个单子，一张建筑合约也签不下来。那段日子真的很苦。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满足，因为，你是为了自己工作，而且，你心里也知道你是诚实无欺的。我们穆斯林做生意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

“满足社会需要难道不是所有行业生意的准则吗？”

“有些生意就完全是为了营利。在我搞建筑的第三年年底，我开始热切参与伊斯兰教运动。我感觉到某种必要，这种必要基本上就是要去迎合推动伊斯兰教运动，而不只是忙忙碌碌地应付我当时的生意需要而已。”

“那么，当初你钦慕的那个女孩儿后来又有什么发展呢？”

“我一从美国回来就结婚了。新娘不是那个我一直喜欢的女孩儿，而是一个同样出身乡下、在背景上跟我比较接近的女孩儿。她也是个来自小村庄的女孩儿。她小时候家境也很贫穷，她家在另外一个地区。我跟她结婚，也算是打破了我们家族的传统。因为我家里从来没有人，甚至连我们家的近亲当中，都没有人跟其他地区的人婚配过。我的父母亲并没有反对。可是，我觉得自己打破了某项传统。这一点也不会让我担心。我太太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英国人开的公司。公司业务也难不倒她。大致上，她就是负责一些秘书事务。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房子正在建筑施工当中。我花了五万八千美元向一个建筑商买下来的。”

“这么说，你已经放弃回归乡村的打算了？”

“其实，我倒不在乎住在乡下还是城市。我喜欢乡村，因为就环境、社会与资源这些方面来说，乡村都还没遭到污染。乡下人不是拜金主义者，他们都是些有尊严的人，也非常虔诚。如果在都市里，我可以找到像那样不曾遭到污染的群体，不曾遭到污染的环境，我也会愿意待下去的。这种想法或许不可能成真，可是，受到我所推动的伊斯兰青年活动的限制，我只能住在都市里。我们一起出钱，在出了吉隆坡十七英里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八英亩的地，我们现在规划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所有设施都依照伊斯兰的体系来运营。建一所穆斯林幼儿园，开一家合作社，搞个保健中心，请穆斯林医生驻诊。我们计划尽量利用所有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你这样不就是在重建乡村生活吗？可是，你不也说，你们哥打巴鲁乡下的生活方式非常平庸吗？”

“没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很平庸，可是，那是因为我们乡下可以自给自足的原因。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待人接物都受到宗教的导引。”

“所有的马来西亚人不都是遵循着宗教的导引的吗？”

“不是所有的马来人生活起居都遵循着宗教规范。有些人重视传统更甚于宗教，有些传统带着浓厚的异教性质。”

他的意思是属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传统。而我也逐渐体会到，尽管他一再执意要恢复马来人的乡村小区——那是马来半岛后来居上的伊斯兰教赐予他的——其实，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净化旧日的生活方式，涤除他的马来同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也知道他还没回答有关平庸的问题。

他说：“让马来人不再如此平庸的尝试，则属于另外一个层面。我还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乡村。他跟一个外地的女孩儿结婚，打破了他家的传统。然而，接受过教育，旅行千里，再亲身从事某些事业，他在不知不觉间还打破了其他传统。他在新世界经营的生意失败了。现在我明白了，一失去伊斯兰教的指引，他就茫然若失，手足无措。可是，不管他喜欢还是厌恶，沙菲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界。要想在这个新世界之中隐遁生活，是不可能的。沙菲生存之所系，只有靠着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一次要比一次努力，全看他有没有如此的愿望。

我们一同漫步，渐渐远离假日酒店的咖啡厅。他再度忧虑起来，担心自己是不是太过唐突，怀疑他是不是将自己的个体差异，抬高到他的同胞教友之上。我说：“我要请你想一想。我不想跟你争辩，虽然说，我也知道，跟你辩论是你求之不得的。我觉得，由于你到美国旅行的时候，心里固执认为你会在美国失去些什么，我想你对外界人士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

他说：“我可以接受，国外或许也有执着奉献的人，也有好人。可是，我就是不能妥协。”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新海峡时报》的报道：

淡马鲁地区印度教神像遭毁　三项指控

淡马鲁，星期一——某前任宗教教师与一名学生今日于当地治安法庭，针对前年被指控捣毁淡马鲁地区印度教神像一事，辩称无罪……

这也是伊斯兰运动当中青年学生活动的一环。捣毁神像属于较为鲁莽的伊斯兰运动方式，而我感觉这样的举措让沙菲尴尬不已。他说，那不是什么重要的大事。可是，捣毁异教神像非同小可。

沙菲所属的团体，ABIM，不是马来西亚唯一的穆斯林青年团体。安瓦尔·易卜拉欣倡导着他高贵的伊斯兰教理念，却也不是此地唯一的领袖。伊斯兰宣教者（远从印度与巴基斯坦而来）将捣毁神像的讯息带到马来西亚。他们查阅过几本来源不同的经书之后，计算得出，捣毁一座异教神像，每人可以在极乐天堂延长享乐数千年；他们在精算之后，推估得知，每个穆斯林捣毁的异教神像只要达到三十尊，就可以得到伊斯兰教的大奖：在极乐天堂中，永生快活。

马来人其实对华人神龛最为不满及愤恨——某些神龛其实不过就是个混凝土砌成的盒子——都市里随处可见华人膜拜的神龛（假日酒店旁边就有两座）。可是，华人实力雄厚，有自己的秘密帮派，不得轻犯。泰米尔印度人的势力范围就小得多了，居民多半只想息事宁人。因此，印度教神像处处遭殃。泰米尔庙堂连续许多晚上——一九七八年，一个长达三星期的暴乱——都遭到穆斯林破坏。

接着，在吉宁寺中，发生了一桩悲剧。一个由五人（其中至少有两名大学学生）组成的捣毁神像团，与八名寺庙警卫对抗。五人团中四名捣毁神像者丧生。此后，砸毁神像的风气就停顿了下来。如今，比淡马鲁事件更为万众瞩目的是审判那八名护卫寺庙的警卫的案子，八名被告都被控以“未及谋杀之恶意杀人”罪名。

审判刻意远离吉宁，改在马来西亚西岸，距离吉隆坡二十英里远的巴生开庭。我搭乘一名泰米尔出租车司机的车前去旁听。可是，出租车司机的心思不在审判上。他满脑子想的还是钱，他心里总是想着钱。

我第一天搭他的出租车时，我说：“你还没把你的里程表按下去呢。”他说：“我脑子里都是别的事情。我在想，明天该怎么去马六甲。去那么一趟至少得花上一百四十块钱，我身上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啊。我妹妹要结婚了。”我说：“为什么去一趟马六甲就要花上这么多钱？”他说：“我们一共有七个人。我母亲、我妹妹、我太太，还有我三个孩子。总共七个人，光是车钱，每个人至少都要二十块钱。我们会搭定线出租车去。”我们卡在废气四散的吉隆坡车阵当中动弹不得，我也感染了他的焦虑。

我说：“为什么你们全家七口通通都得去马六甲呢？你太太非去不可吗？”

“她非去不可啊，那可是她妹妹要嫁人。”

“我还以为是你妹妹要结婚呢。”

“她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好吧。这样我就明白你太太为什么一定得去。可是，你的亲妹妹又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她想去，她跟要出嫁的那个女孩儿很熟。”

“这样吧，让你太太跟你妹妹一起去。两个人的车资四十块钱。”

“那我妈妈怎么办？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习俗啊，我妈妈绝对不能不去的。”

“没问题。就让你妈妈、你妹妹跟你太太一起去，这样如何？你留在家里。”

“三个女人南下到马六甲？”

“好好好。你送她们过去，你跟她们一起去。”

“可是，万一我也去的话，孩子可不能留在家里。她们年龄都还小，而且三个都是女孩子。”

所以说，只有全家出动，七个人一起去马六甲，不然就通通不许去。一个男人，带着六个仰赖他保护管束的妇人女童，无怪乎他已经近乎虚言妄语、神志不清了。

现在，他开车载着我前往巴生旁听审判，他又再度濒临乱语状态。钱，钱，他急需钱。他说，只要他弄得到六千美元的话，日子就好过了。只要有钱，他就不开出租车了，改行卖文具。做文具生意，一定会赚钱的。你先给批发商一千块钱当订金，他就给你价值两千块钱的东西，算你三个月的信贷。

只要、只要有钱。偏偏他家里还有六张嘴巴嗷嗷待哺，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儿，还有一个妹妹等着嫁掉。马来西亚政府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了马来人。华人就好多了，华人虽然是危险的敌人，却也是不错的朋友。“你有没有认识什么马来人？你喜欢马来人吗？马来人专门在背后捅你刀子的。”他反反复复地抱怨着，抒发他种族分离的怨气。

我说：“你去了马六甲吗？你的车钱是周转过来的吗？”

“跟一个旁遮普人借的，借了一百元，下个月我得还他一百二十五元。”

“所以说，你差不多跟人家以三分利借的钱。现在，你还想再搞个六千块钱？”

他将话题转移到另外一个讲得快烂了的主题上：他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他说，他一个星期就要买十斤米。“一斤有多重？”“一千克。”[2]“所以说，你们家一个星期就要买二十二磅的米？”“是啊。”他曾经说过，他向车行租出租车来开，一天的租金是二十二美元。他也曾经说过，从吉隆坡到巴生，里程是二十二英里。现在，他们家一个星期要吃上二十二磅重的米。二十二还真是他命中注定的数字。

然而，尽管他困难重重，麻烦多多，他还是知己满天下。他仿佛就在车阵当中，看见他们浮现在他眼前。“他跟我同一家车行的。”有一次，他又说，“你看到前面那辆车了吗，以前我就是开那辆车的。后来，我的经理把我叫了过去，让我开这辆车，把那辆交给那个家伙开。那个家伙开车很差劲。他爱喝酒，整天酒后驾车。我开车一定不喝酒，顶多喝一点棕榈酒。每个星期我只喝上那么一回。星期六下午喝酒，只喝两升。”

“两升！”

“棕榈酒对身体好啊。”

我说：“你家没钱，却还有三个孩子要养。你得跟人家借三分利的钱才能去马六甲参加婚礼。现在，你还跟我说，你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喝得醉醺醺的。”我从他的后视镜里看到他前排牙齿缺了一颗。“你的牙怎么不见了？”

“被一辆摩托车撞的。”

“这些意外怎么都发生在你身上？你不回乡下去种田吗？”

“我们家没田。”

就是这样。实在叫人难以理解的是——早在伊斯兰教远从西方传来之前——他世居印度南方的祖先，已经将他们的宗教、史诗、雕像与建筑传播到东南亚了。可是，他自己不知晓这一段历程。十九世纪，他的先祖随着殖民宗主国迁徙于此，在英国人的种植园工作：那就是他所有的过去。如今在处于后殖民时期的马来西亚，他却遭到排挤。他就像沙菲与其他马来乡下人一样失落。然而，或许他比沙菲失去的还要多，他找不到集体的归属感，他没有纯粹的过往，他缺乏可资诉求慰藉的信仰，他不能将自身际遇归咎于这个世界，事实上，他也不知道究竟该怪在谁的头上。毁坏吉宁与淡马鲁地区神像的事件，巴生州的审判——他佯装自己对这个案子漠不关心——看在一个出生就背着沉重包袱的人眼中，那些宗教冲突不过是些皮毛罢了。

这一片开发完善的西部海岸地带，一个市镇接着另一个市镇，沿路看不到马来村庄的踪迹。车开到巴生之后，我们还得停车问路，才搞清楚法院的地址。法院跟市中心有段距离，在一栋安静的殖民风格的两层楼建筑里。法院广场不见群众聚集。楼上的法庭里，公共旁听席上空无一人。这个案子登上报纸头条，记者不断地紧密跟踪报道，大众无不紧张。可是，这个事件本身却像是一起私人纠纷，就像沙菲说的一般无足轻重：一位马来法官坐镇法庭，两名马来警察，证人席上是一个年轻、面容俊俏的印度男孩儿，出庭作证的男孩儿身边坐着一位担任口译的印度女人，口译者身上穿着黄色的纱丽，一位留着连鬓胡子的印度律师正在询问证人。

其他七名被告——他们在事发当晚，与灭神毁像的破坏者发生正面冲突——集合在被告席上，被圈禁在法庭中央一个原木栏杆围起来的围栏里。他们看起来相当从容自在。四台空调轰隆运转。坐在旁听席上，根本就听不出律师、证人或是口译在讲些什么。这是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场合。然而，四个失落而愚蠢的年轻人，面对着新世界，惶惑而不知所措，他们的迷惑与惶恐简化为击毁三十尊神像，换取极乐永生的幻梦，然后就可以死去了。

我们驱车回到市中心，开着车沿市区绕了一圈，到了码头，码头架设在一片黑泥海滩上。船板残缺的划桨船困在黑泥里自行朽烂，船身沾染黑泥，逐渐与这片海滩同色。暗棕色的水面上，尚能使用的船只系在直立突出的木杆上，乌鸦与饥饿多时的野猫在垃圾堆里捡食。落雨沥沥，视野黯黯，南国的燠热不见消退，周遭景物灰暗无光，转眼间与海滩上几成液态的黑泥融为一色。很容易想象出一百年前这个景致不讨喜的海湾的光景：或许，当时这里不过是个靠海打鱼人家的居处，百年前看来，这个地方如此隐匿，世界绝对不会向此地走来。

门牙漏风的泰米尔司机不见踪影半晌之后，终于回来了，浑身被雨淋个湿透。他买到了几只螃蟹。他以他一贯快速而兴奋的语气说，螃蟹到了吉隆坡，价钱就是这里的两倍。

我说：“你打算卖掉这些螃蟹吗？”

“螃蟹要拿回家去。晚上下锅。”

“你一辈子也凑不到六千块钱的。”

远离海岸之处，新开的公路穿过茂林重山，直抵云顶高原。云层沿着山丘下降，气温低到可以穿套头毛衣了。可是，就在这条公路尽头，经过林间树木笔直高大的泛白树干，公路两旁蓊郁林木下的幽暗阳光，攀爬树冠的藤蔓，大片大片的心形树叶，树蕨、野棕榈与野芭蕉，就没有了村落，没有了城镇，只剩一片面积广大的游憩区域，迷雾中，一个混凝土搭建的游乐场：一片玩具湖，玩具走道，玩具火车，一栋旅馆与一座赌场。

在马来西亚，金钱的乐趣其实很单纯。金钱放大了类似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地小人稠，未经开化，迟于面临世界变化——所受到的束缚。金钱，经由石油、橡胶、锡矿、棕油贸易换取的金钱，改变了旧日的行事方式。金钱只能将民众转变为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使马来西亚更加依赖发达国家，压低所有的马来人民，让他们永远活在殖民状态之下。

像沙菲这一类人的退缩可以理解，灭神毁像的破坏者心中的怨怒也可以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领会，其他的马来人心中，如何期盼能够伪装成阿拉伯人，回归先知时期纯净的生活。

[1]一种以闭目、静坐、默念为主要方式的冥想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于西方国家。

[2]在马来西亚，一斤约为600克。此处文中内容不准确。

四　阿拉伯风潮

吉隆坡有个伊斯兰教公社。据说公社里的年轻马来人一概排斥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商品，他们协力耕作一小片田地，并以此维生，过着他们想象的像阿拉伯人一般的生活——古代的阿拉伯人，而不是现代的阿拉伯人。他们并不欢迎外来访客。沙菲认同这个公社的理念，却不愿意插手干涉其他团体的事务。他向他们通报了我的名字。许多天后，对方还是毫无动静。

最后，我就接到亥鲁尔的电话。他是公社里的人。他的英语发音刺耳短促，言谈间每每省略词汇尾音，活像老式的美国战争电影里的日本人在讲话。而且，就像电影里的角色一样，他说道：“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中情局或者克格勃派来的？”我心想，他心里清楚得很。他说，不久以前，他们让两个《时代》杂志的记者到他们公社采访，可是采访过后，公社里的人就益发疑心，那两个家伙根本就是中情局的人。（其实，根据我事后打听，《时代》杂志没用这则采访。而亥鲁尔，正如其他隐世者突然遁入他们意料之外的默默无名状态，必然会觉得些微气恼与不解吧。）

他说，当天傍晚，他就会带三个人过来看我。我拜托他带两个人来就好。我说，我连日奔波，实在累得没法挤在我的假日酒店房间里，跟四个人面面相觑。

亥鲁尔又说：“你对哪些方面的话题有兴趣？”接着，又用他短促的日本口音问道：“精神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

“精神方面。”

话一出口，我就心想自己讲错话了。要是我们能聊聊经济上的议题，应该会更有意义。我从主持ABIM的安瓦尔·易卜拉欣那里，听来了一些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团体在经济事务上的理念。他们说，西方世界即将就要崩溃了。“而他们还在继续炮制出一种印象，说我们伊斯兰教的经济体系不过就是调制番茄酱和清真（仪式上洁净的）食品，就是每个星期宰杀一头牛。”

其实我对于谈话主题的忧虑毫无必要，就跟我先前担心访客人数过多一样多余。当天傍晚，亥鲁尔跟他们公社的人没来。相反，他们捎了个讯息给我，要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议会大楼外面会晤某个男人。我决定不去回应。我认为，只要我对他们毫无响应，也不对他们出言探询，说不定还能刺激亥鲁尔的好奇，或许，他反而会回过头来找我。而事情就如同我料定的那样发展。

几天之后，某日黄昏时分，大概七点半，亥鲁尔来电了。他就在楼下，假日酒店楼下，带着三名公社同仁。他们上楼来，或许更精确地说，他们出其不意地一拥而入。其中三人——包括亥鲁尔自己——缠着颇叫人骇怪的头巾，身上套着绿色的长衫。

第四个人则穿着长裤与衬衫。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另外一把扶手椅上则坐了个裹着头巾的男人。亥鲁尔，眼神欣悦，皮肤经日晒而黧黑，身着阿拉伯传统服饰，神情欢快得让人意外。他选了两把扶手椅中间的小茶几坐下。梳妆台化妆椅上坐的是一个个子极为矮小、脸上蓄须的男子，自称是个记者，希望我不介意他做笔记，随即迅速地掏出纸笔。

亥鲁尔说：“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这四个人就这样将房间挤得水泄不通的，而我仍惊骇于这四人的衣着打扮：头巾、肮脏邋遢的长衫，以及他们兴奋的情绪，结果，我又忘了要提起伊斯兰经济体系。

我说：“你们是不同的人。我想知道，你们怎么会齐聚一堂，一起参加这个公社呢？”

“是啊，”亥鲁尔说，“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

他们四人，除了亥鲁尔以外，都来自北部吉打州。穿着长裤与衬衫的那个人——他的面容比较接近华人，而不像是马来人，也不像其他三人一般兴奋——说他自己是个医生。亥鲁尔则是位律师。缠着白色头巾，五官轮廓像个黑白混血儿的那个人是个宣教者，也是个哈吉，意即他曾经前往麦加朝圣过。他是四人当中最不修边幅、最不精致的一个，然而他却俨然以四人的发言人自居。亥鲁尔负责口译，没多久，他就感到舒适自在，在假日酒店吊灯的藤编灯罩下，把腿搭在茶几上坐下了。我则坐在床上，身上还穿着睡衣裤。

我问哈吉，他对于乡村生活是否还怀着浪漫的依恋情感。他说不，乡村生活是不合伊斯兰教教义的。

那个医生说了：“乡下有太多灵魂学说与印度教的传统。”

那就是沙菲曾经跟我说过的：在我们前次对话即将结束之时，沙菲终于透露了他心中自我抵触的想法。乡村生活才是马来人的真实本色，可是，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一定要调整。乡间信仰一定要被净化，古老的异教传统一定要连根拔除。

亥鲁尔说：“到现在，乡下人结婚都还是按照印度教传统举办婚礼。”

“这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哈吉回应道，“那样是违反《古兰经》的。”

哈吉说，他母亲的家族来自也门。他们取道泰国来到吉打。他父亲那边的家族则来自苏门答腊。他们都是——哈吉跟其他来客都哈哈大笑——食人族，专门猎人头的。他们家族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是他祖父。他的父亲后来成了个宗教导师。他的父亲生前耕田养家，仅能糊口，当他去世的时候，留下的家产刚好只有一块钱。他拒绝将儿子送到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他自己在家里教导这个孩子。

哈吉通过亥鲁尔的翻译说道：“我父亲教给我了所有。他教我《古兰经》、阿拉伯语。他也教了我历史上拿破仑与希特勒的事迹。”

“你父亲教了你哪些跟拿破仑有关的事情？”

“拿破仑制定了简易而有效的法律。可是，他跟先知的同伴，将军哈立德，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哈立德曾经说过，他最为心满意足的时刻，就是看到虔诚信徒与异教徒两军交锋，暗夜中，只听见战马嘶鸣，刀剑搏击激发出熠熠火花。”

医生补充说明：“阴暗、寒冷的夜晚。”

“拿哈立德跟拿破仑比一比吧。拿破仑为了去跟爱人相会，就让军队撤离要塞。这在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你可以去翻书。所以说，怎么能将这两种人相提并论呢？哈立德为了宣扬宗教，可以牺牲性命。拿破仑只想得到他的爱人。全世界的女人长得还不都一个样子？可是，坚定的信念却是举世无双的。”这是亥鲁尔的翻译。“假如拿破仑当初是个穆斯林的话，他在军中一定走在最后，而且很有可能，还会被人孤立。”

“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吗？”

亥鲁尔回道：“就是那样子，”仿佛接受了我的建议一样，“他会因为不道德行为而遭到军事法庭起诉。”

我想多听哈吉谈谈他的童年往事。我一心想对照比较他的回忆与沙菲的旧事。可是，他说，他宁可多谈一些规模比较宏大的事情。然而，我还是极力促请。

我说：“除了婚礼以外，乡村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部分因为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让你很排斥呢？”

“高利贷。”

“放高利贷的都是些什么人？”

“马来人、华人。”为了顾全我的情感跟颜面，哈吉说到这里就住了嘴。

四人中的记者则说道：“还有印度人。”他坐在梳妆台前的化妆椅上，一边奋笔疾书。“雀替尔[1]，你听说过雀替尔吗？”

我说：“我听说过。华人有什么地方让你讨厌呢？”

“他们的生活方式，”哈吉说，他的圆脸在微笑，“假如他们愿意改宗成为穆斯林的话，我就不会再跟他们计较了。我们没有什么种族情结。”（可是，我在马来西亚还听说过，倘若华人集体改宗伊斯兰教，马来人就要皈依佛教。）

他从小就要替他父亲放牛，一直到十五岁，他都得帮他父亲下田。然后，他的父亲过世了。葬礼上，总共来了一千多人。

“照你这样讲的话，他们当年为什么不干脆供养你的父亲呢？他生前不是宗教导师吗？为什么他们就这样让他死时穷困潦倒，名下只有一块钱的家产呢？”

哈吉避而不答。他说，在他父亲亡故之后，他还是继续他的学业。任何书籍，只要他弄得到手的，他都会读。“我还读了一本苏加诺写的书，革命……革命什么来着的。”

那个医生说：“革命阴影之下。”（那个书名其实翻译有误。苏加诺的著作名为Dibawah Bendera Revolusi，译作“革命旗帜之下”较为妥帖。）

忙着记录我们对话内容的记者，同时也翻看着梳妆台上的几份报纸，我心中不由暗暗惊怯，担心他会看到些引他反感的东西。

此时，他转头用马来语跟亥鲁尔交谈了几句。亥鲁尔问我，我房里可有照相机。我说没有。亥鲁尔指着记者说：“他带了一台照相机过来。可是里面没有胶卷。饭店里买不买得到胶卷啊？”

我说，他不妨试试看，饭店大厅的商店应该还没关门。那个小个头男人就离开下楼去了，大号的白色网球鞋踩在假日酒店内的暗色地毯上，反射着光芒。

我取出鼻烟来用了一点，跟他们解释说，鼻烟只是烟草，味道很温和，一点也不刺激——我知道他们并不赞同用刺激物。

亥鲁尔说道：“伊斯兰教并不鼓励信徒使用烟草。”

“只是不鼓励吗？”

“伊斯兰教并不禁止抽烟，只是不鼓励而已。这个在阿拉伯语里是个技术性的字眼，你应该明白吧。”

哈吉面带微笑说：“大部分烟草制造商都是犹太人，为了摧毁犹太民族，我们绝对不可使用他们的产品。关于犹太人，有一本书写得非常好。”

那个医生说道：“亨利·福特写的。”

亥鲁尔补充说道：“就是那个做汽车的人。”

“我在这里可以找到这本书来读吗？”

“博金书店，”亥鲁尔说，“你可以在那里买到这本书。”

哈吉说道：“犹太人是真主的仇敌。你对进化论熟不熟？”

“我稍微有些概念。”

哈吉抬起他满面带笑的圆脸，凝视着我说：“你知道进化论为什么会四处风行吗？”

我说：“以一个务农背景出身的人来说，你懂得还真多。”

“我知道得很有限。我不过知道《古兰经》经文的一部分罢了。”

亥鲁尔盘腿坐在哈吉与医生之间的矮茶几上，神情放松，插嘴说道：“要是你读通了《古兰经》，你就是万事通了。经济、政治，还有家庭法律等等，这些方面的微言要义都深藏在《古兰经》经文当中。”

房门响起敲门声。

我说：“一定是你们的朋友。”

于是，我穿着睡衣裤，起身去开门让那个记者进来。他头上顶着头巾，眼前架着一副圆形镜框的深色眼镜，下巴上胡子稀疏，身上穿着长衫，长衫之下，还有一块先前我没注意到的类似纱笼的衣料。他看起来就像个久经日晒，缩水了的苦修僧人，迷失在假日酒店长廊上的荒漠之中。他踩着脚上那双白色大号跑鞋，紧紧地挨着房门站立，一离开了他的友伴，他就变得非常害羞怯懦。他没买到胶卷，空手而回。

我重新回到床上，我对哈吉——哈吉坐在扶手椅上，面带微笑，耐心无限——说道：“你刚才跟我讲到进化论。你说，进化论在世界各地广泛教授，背后自有缘故。”

哈吉说道：“你对犹太人的历史了不了解？”

“我知道得很少。”

“犹太人全都是天才，他们是一个天才民族。”哈吉说，“这个你知道吗？真主的圣书上已经证实过这一点了。”

亥鲁尔也跟着附和：“他们整个民族都是天才，历史上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哈吉继续阐述：“其他的民族都很忌妒他们，因为犹太人都是天才。他们在思想跟理论上面贡献很多。卡尔·马克思就是犹太人。”

亥鲁尔暂停翻译，自己又补充道：“还有恩格斯。”

同行的记者再度在梳妆台桌面上作笔记，插进一句话：“托尔斯泰。”

医生说：“他们都是犹太人。”

我感觉我们的话题已经扯远了，跟进化论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我说道：“你们要不要用些茶点呢？”

哈吉说道：“这里的茶点也是以穆斯林的方式制作的吗？他们是怎么准备茶点的？”

“饭店的茶是用茶包泡的。这里的服务生都是马来人”

哈吉不为所动。他们自顾自地用马来语商量了半天，最后，亥鲁尔对我说：“我们还是喝瓶装饮料就好了。”

我下了床，走到房间里的三洋小冰箱旁边，冰箱就摆在哈吉座椅附近的角落里，门上还印着“您的私人酒吧”字样。冰箱上层两层小架子，上面码着存量微寒的瓶装饮料。啤酒、德国出产的葡萄酒、奎宁水、可口可乐，七喜等等。他们选择了可口可乐。

亥鲁尔说道：“一瓶就够了。”他又说：“一瓶就够我们四个人分了，这就是我们的方式。”

我将那瓶可口可乐带进浴室里，为了防止他们担心饮料遭到浴室污染，我说：“开瓶器就在浴室的门后面。”我从盥洗台上拿了一个消过毒、裹着玻璃纸的杯子，连同打开了瓶盖的饮料，一同递给哈吉。

那个记者则用手指着梳妆台上的两篇报道。

我说：“是关于一个出租车司机与一个非洲人的报道。”

他们知道这条新闻。这个事件已经在报纸上热炒了一段时日。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吉隆坡机场碰到一个垂头丧气的非洲人。这个非洲人说，他搞丢了飞机票、一些证明文件，还有他所有的钱。出租车司机就开车带他回他家里暂住，还自掏腰包，在报纸上刊登遗失证明文件的广告，请善心人士代寻，可惜石沉大海。好心的司机帮这个非洲人延长他的签证，还借钱——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储蓄，另外还跟他婶婶借钱——给这个非洲人，让他住进旅馆，同时也帮他买了张回程的飞机票。现在，事情过了两个月，那个非洲人，他是个加纳人，又回到吉隆坡来。他带了两千美元，答谢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婶婶。至于那位出租车司机，则获赠一辆全新的日产汽车。

哈吉将盛了可口可乐的杯子递给亥鲁尔，一边说：“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你们国家吗？”

“不会。”

“可是这种事情在我们伊斯兰社会里，天天都会发生。对你来讲，这是新闻。我们早就屡见不鲜了。”

可是，那位勇于助人的出租车司机却是个华人，而且，根据某份报纸的报道，当局还不准他拥有出租车呢。

哈吉拿着食指清理他的鼻孔，接着再将他的食指在座椅的平绒扶手上揩净，他说道：“我们一定得讲完这个犹太人的故事。早在摩西问世之前，阿拉伯世界里有一支犹太部落。这个犹太部落里出了一位先知。那个先知接收到真主的启示，传令下去，要所有的犹太人都在星期六做礼拜。可是，那些犹太人根本就不听先知的命令，因为，星期六的时候，海里的鱼多，他们宁可出海打鱼，也不愿将星期六定为一个宗教的礼拜之日。”

我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故事？”

哈吉说：“这个是《古兰经》里的故事。结果，先知非常生气，真主也发火了……”

亥鲁尔翻译至此，碰到了些困难。他中断了翻译，用马来语跟哈吉交头接耳一番。然后，他又继续翻译下去。“真主就将怒火发泄在犹太人身上，真主还发誓一定要将他们全族都贬成猴子……”他再度中断传译，自个儿嘿嘿傻笑。

“人猿，”医生突然严厉地说，“要将他们通通变成人猿。”

哈吉说：“让他们全族当人猿，当七天。”

记者接着说：“七天过后，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死。”

哈吉说：“这个故事在犹太律法、《古兰经》，还有《圣经》里都曾经提到过……”

“《圣经》的旧约，”亥鲁尔说道，夹杂在自己的翻译当中，“我们是不认可《路加福音》跟其他经文的。”

“真主有三部圣书，”哈吉解释道，“这三部圣书的信徒都会知道这个故事的。我们穆斯林信奉旧约。假如你不相信旧约的话，你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穆斯林。”

医生则说了：“因为，旧约之中有个部分清清楚楚地宣告了先知穆罕默德就要降临人世。”

亥鲁尔说：“本杰明教授曾经针对这一点写了一本专著。你可以在博金书店找到这本书。本杰明教授原本是个天主教教士，后来他改宗伊斯兰教。他的新名字叫阿布·杜德。”

哈吉不甘心自己被排除在这段英语对谈的插曲之外，又开口说了：“犹太人的故事还没讲完呢。犹太人被真主变成人猿以后，他们在道德上的威信一落千丈。为了矫正这个现象，因为，他们已经劣化沉沦了……”

医生说道：“在全世界人的眼中。”

“犹太人现在正将整个人类社会拖下水。”

“这就是他们的原则，”医生说道，“倘若他们已经浑身龌龊了，就让别人跟他们自己一样脏。”

哈吉两眼发亮，嘟着嘴唇，又说道：“当我说，犹太人是真主的仇敌时，你吓了一跳。可是，这不过显示了犹太人有多邪恶而已。你问过我问题，现在我也要问你一些问题。这就是传谕伊斯兰的方式。你先发问，接着由我发问。我回答，然后你也要回答问题。你相信你的曾祖父是一只人猿吗？”

“不信。”

哈吉满意地微笑，又说（亥鲁尔，吞下可口可乐之后，一边翻译，一边打嗝吐气）：“那就证明了犹太人真是太邪恶了。”

我说：“可是，难道人类不是进化而来的吗？我不是想进行人身攻击。”我对着房间里每一位来客呼吁。“之前，你不是跟我说，你家先祖来自苏门答腊，还是猎人头的部落。可是，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位哈吉，受过教育。”

哈吉说：“过去那是错误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教应运而生，也就是为了纠正过去有偏差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吧，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哈里发奥马尔会把他的女儿抓起来活埋。当时的人认为生女儿是非常丢脸的。那也是当时阿拉伯人的习俗。改宗伊斯兰教之后，哈里发奥马尔一想起他过去的生活方式，就忍不住流泪啜泣。”

医生说道：“他的朋友都可以看到他躲在沙漠里哭呢。”

“而当他一接受伊斯兰教，被灌输了教义的中心思想之后，他就变成一个品性最端正的人了。”

亥鲁尔说：“你读过一本《通往麦加之路》的书吗？啊，那真是一本好书。作者是穆罕默德·阿萨德，他是个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

静默了好一段时间的记者说道：“他以前叫什么名字来着？什么波德的。”

“利奥波德，”亥鲁尔说道，“同样，你也可以在博金书店买到这本书。”

医生说：“那本书也是一本传记，对不对？”

“没错，”亥鲁尔回道，“那是一部传记，非常美的一本书。”

哈吉再度遭人冷落，奋力重新加入谈话。“你相不相信造物主？”

我说：“不信。”

“可是，这就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啊。”

经过来往数回的讨论之后，“这对我来讲太难了，”我说，“只要我多想一些宇宙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茫然。”

哈吉欣然说道：“你所谓茫然的感觉，我会说，那正是满足的快感呢。”

他这话让我理不出头绪，不知道他是在对我表示悲悯，还是在批评我。

“你在伊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的宗教导师谈过呢？”

“我跟几个阿亚图拉见过面。哈勒哈利、施拉吉等等。”

“啊，施拉吉，”哈吉说道，“你们都谈些什么？”

“我们稍微谈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主题。我觉得他一直在担心我可能是共产党员。”

他们哄堂大笑。

哈吉问道：“伊朗现在怎么样了？”

“一团糟。法治荡然无存，工厂无法运作。那些毛拉不知道该怎么治理国家。这也是你们在马来西亚可能要面对的状况。”

哈吉说：“假如穆斯林都能奉行伊斯兰的生活方式，真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再一次，亥鲁尔又翻不出哈吉的话了。

医生补充说明道：“所有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

我说：“如今你们都是真正的穆斯林了，你们现在的生活跟过去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缄默不语。

哈吉只是说：“你只须看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究竟是印度教徒、信仰灵魂学说的，还是个穆斯林。”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这种差异是写在脸上的吗？难道信徒脸上，都会带着某种荣耀或是满足的神情吗？

不，哈吉的意思比我的猜想要单纯多了。不信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吃猪肉，对食物的清洁也不讲究。

我问起有关服饰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位宗教人士都有必要穿成那样？

亥鲁尔回答道：“关于衣着，伊斯兰教教义中有五项规定，都是安拉的规诫。男人从肚脐到膝盖都不可暴露在外。至于女人，除了脸和手掌之外，都要遮盖起来。”

我说：“大学校园里有些女人连手掌都包裹起来。”

亥鲁尔说：“那样更好。”

“你们为什么要穿绿色的袍子呢？”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穿着白色和绿色的衣物都是该鼓励的。”

“怎么说呢？”

“因为这是我们的先知穿着的方式。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像你穿着的蜡染布衣服，是不受鼓励的。”

“蜡染？”我拉拉自己身上这套“玛莎百货”织棉法兰绒睡衣。

亥鲁尔说：“你穿的这套蜡染衣料，只有女人可以穿。”

记者说：“男人就只能穿素色的。”

“可是，睡衣睡裤是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样式跟颜色都和伊斯兰教的规定不冲突。欧洲人穿睡衣还是从土耳其跟印度之类的地方学来的。”

“睡衣睡裤固然是从伊斯兰国家流传开来的，”哈吉说，“却不是遵照安拉诫谕的。”

亥鲁尔说道：“你还不了解伊斯兰之美啊。”他接着又说：“只要你体会了我们的五大原则，你就能明白伊斯兰之美了。五大原则可以应用在万事万物之上。伊斯兰教里面，有些事情是规定的，有些事情则是可资鼓励的。‘可资鼓励’是个技术性字眼，那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

“意思是‘获得允许’吗？”

“‘获得允许’？不，‘可资鼓励’比较贴切。另外还有些事情是不该鼓励的，就像你的蜡染睡衣一样。有些事情是haram，就是禁止的，就像是男人将他的膝盖露了出来。第五项类别就叫harus，是可以自由裁量的。”

“自由裁量、矛盾偏差，亥鲁尔，你的词汇还真丰富。”

他回应道：“我是个律师啊，”接着，又小小吹嘘一下，“我受的教育都是在一所用马来语教学的学校完成的。我跟你举个例子，说明什么叫作自由裁量原则。比方说，有个生意人，其实他只需要五件衬衫，却买了四十件，为什么？因为他买得起呀。因此，他这种浪费的行为就是可以解释的。五大原则包含了生活上所有的方面。所有的事情，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甚至连咳嗽也包含在内。伊斯兰教之中有太多太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了。不管你花上多少年，都还是学无止境呢。”

“跟我说说咳嗽与五大原则的关系吧。”

“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明。假如你在一个聚会当中，你想咳嗽，却又觉得当众咳嗽很丢脸，就忍住不咳，三天以后，你一早醒来，身子侧面疼得不得了，因为你当时没有咳嗽，那就是不对的。倘若不咳嗽会危害到你的健康，按照规定，你就该咳嗽。假如你咳嗽的时候，还会用手捂住嘴，说声‘安拉恩典’，那就是可资鼓励的。咳嗽不捂嘴，就不该鼓励了。可是，要是你对着人家的脸咳嗽，”他转身面对那个医生，作势要对着医生的脸吐痰，“那就太过分了。这就叫haram。这是禁止的。这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且有罪。”

“那么，所谓自由裁量的咳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harus。假如你自己一个人独处，身边没人，咳嗽不会冒犯到别人的话，那样，你就可以站着咳，或是坐着咳，没人管你。这种情况之下，咳嗽就完全是自由裁量的了。伊斯兰教教义里，这些事情都有明文规定的。”

时候到了，他们也该走了。哈吉有会要开，他们说他是个伟大的旅行家与宣教人。医生则开了一家诊所。

“你绝对不能错过他的诊所，一定要去看看，”亥鲁尔说，“他的诊所非常有伊斯兰风格，美轮美奂。你身体不舒服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可以给你好好地治疗。他现在就可以给你治疗。”

我说：“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医生了，没法换人。”

那个医生，突然表现得专业起来，开口说道：“那就这样吧。”

他们的公社位于吉隆坡郊区一处树木繁茂的山区里。距离公社还有一段距离时，路边就悬挂了一块招牌。这出乎我的意料。虽说这处公社素来标榜其隐秘遁世，但穿得跟阿拉伯人一样，再躲起来避人耳目，就毫无意义了。

这个地区作为马来人的聚集地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可以在木架或是木柱上搭木屋，菜园里绿意满园，屋外高树蔽天。可是，当地居民伐倒林木，清出空地，铺设了一条宽阔的街道。街道两旁是成排的现代化的马来住家。现代化，因为这些房子舍弃旧式的窗户，改用百叶窗，房屋下方原本架设支柱的地方用水泥墙围了起来，给住户多增加一些空间。

一阵风雨过后，填土街道沦为泥浆洼地。街上许多穿着绿袍或长衫、缠着白色头巾的年轻人来来去去。街道远处，一辆汽车困在泥浆里，几个人呼喝着使劲儿推车。推车的人群当中，我以为自己认出了前天的那个哈吉。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是不可能的。我看走眼了，那个推车人不过裹了头巾，他头巾之下的马来面容，远看就浮现出了黑白混血儿的轮廓。街角商店的过道和回廊上，闲晃着几个穿着传统服装的人（他们等候着礼拜的时间，犹如演员等着登台一样）。这个公社为了宣扬他们自给自足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商店里没有什么商品可以卖给过往暂停的旅客。

我买了几盎司的炸番薯片。店员将薯片装进塑料袋里，袋口再钉上几根订书针固定。尝起来味道不像番薯，反而像是炸油糕。

出租车司机说：“现在你明白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碰到些什么狗屎了吧？”他将“狗屎”（bullshit）念得像“bushi”一样。乍听之下像在讲“丛林”（bushy），我还以为这是他特别援引指称马来乡村的措辞：“现在，你明白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碰到些什么丛林了吧？”

我问他要不要一起吃点炸番薯片。

他愤愤不平地说：“免了。”

[1]印度南部的种族。

五　毁坏了的游乐场

沙菲来自未经开发的马来西亚东北部地区，他的老家在哥打巴鲁。我想看看他如此挂念的故乡——纯净而未遭污染，村民信仰虔诚，自尊自重，从来就不会迷失在物质主义当中。哥打巴鲁就是他为我安排深入马来西亚内陆之旅的第一站。

偏偏这趟旅行并没有好的开始。先是门牙漏风的泰米尔出租车司机，这个家无恒产的人，原本该由他载我到机场的。出发的前一晚上，他还在假日酒店的大厅里与我不期而遇，他兴高采烈地跟我说，载我前往机场的差事又落在他头上了。在我们多次同车、听他多次跟我诉苦抱怨之后，他显然已经将自己当成我的知己好友。然后，就在我的一丝期待之下，他出了些岔子。他的车半夜里被撞扁了（他跟我说，他正打算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当天早上，我只有四下寻觅，另外找个司机。

一个小时的航程之后，我们到了哥打巴鲁的季风大雨中。（据沙菲说，十七年前，从哥打巴鲁出发，经过一夜一天，穿过橡胶树园与丛林，才会到达吉隆坡，体验各种震撼。）飞机两度试图在哥打巴鲁机场的跑道上降落。最后，我们终于在滂沱大雨中着陆，机上旅客分作一小群一小群的，撑着俗气的花伞，冲进小小的机场棚子。只是棚子里竟然没有拉赫曼的身影，按照沙菲的安排，他应该到机场等着接我的。

我弄到下榻旅馆的名号之后，就自己招了辆出租车过去。哥打巴鲁正在发大水：这是个停留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间摇摇欲坠的殖民地小镇——狭小的低矮店铺、狭小的低矮住家、檐瓦覆盖的屋顶、铸铁的栏杆——晚近的金钱灌注还是在这处颓落小镇上栽培化育出混凝土与玻璃建构的新市镇。我即将入住的旅馆新颖小巧，门面上贴了许多现代的浮夸装饰。而且，我还发现——那简直就像个小小的奇迹，尽管，哥打巴鲁镇上只有这么一家旅馆——拉赫曼竟然帮我预订了一间住房。

稍晚，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非常奇怪，机场里怎么都没人接到我呢？他说，他派了不止一个人到机场等我，他找了三个人到机场去接我，三位校长。他还特别跟他们交代，因为我长年旅居英国，我也应该长出了一身白皮肤。拉赫曼这样天花乱坠地瞎掰故事。与沙菲这类人士的坦率直言恰成对比。就是要我知道，他在瞎掰。这也是拉赫曼委婉隐讳地在告诉我，他根本不想和我搭上什么关系。拉赫曼在政府机关上班。他当然不想跟沙菲、ABIM或是由ABIM派遣的访客牵扯出无谓的是非。

哥打巴鲁的雨下个不停。下午近黄昏之时，拉赫曼来到旅馆找我。他个头矮小，浑圆肥胖，满脸堆笑，穿着一件短袖的蓝色狩猎衬衫。我原本期望他能带我参观沙菲从小长大的村庄，或是诸如此类的村庄。可是，拉赫曼丝毫无意领我参观。他可不想以向导之姿，跟我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我们放弃拜访村庄，在夜幕即将来临之际，开车驶入倾盆大雨中。树冠滴水的果树下，马来人窄小的房屋四下散落，在大雨中淋个湿透。我们的车开进一所穆斯林学院。进了这所学院，拉赫曼才能找两三个跟他一样神经紧绷的同僚，分摊接待我的风险与责任。我这个专找麻烦的访客！

他们端出茶点来款待我。茶汤甜腻、奶汁浓厚，而且还冰凉冰凉的。接着，我的接待人们，似乎决意什么都不说。这些人可是沙菲的童年友伴吗？当年跟着他一同打鸟钓鱼的好友吗？没错，他们小时候也成天打鸟钓鱼。或许，不见得就是沙菲童年期间的那几位友伴；却也是生活经验相近的人。长大成人之后，经过蜕变的显然不只沙菲一人。

接待人当中，有个男人是教授哲学的讲师。一位讲师？你也跟沙菲一样，出身乡村吗？是的。他在学院里教哲学，主要是阐述阿拉伯与波斯的哲学家如何将伊斯兰教精义与希腊哲思合成一体的努力。听起来像是门非常艰涩的科目。讲师也说，确实很困难，又抑郁地补充说道，到现在，他该读的东西还多着呢，尤其是有关希腊哲学方面的，更有待充实。他曾经远赴开罗的伊斯兰大学——爱资哈尔大学求学。他并不喜欢那段日子（马来乡下人几乎个个都不喜欢他们的旅行经历）。他觉得阿拉伯人既不守纪律，又不可信赖。

我想多听他讲些他在爱资哈尔大学求学的经历。可是他又开始编起故事来，说他可忙了。他得回家跟太太一起吃晚餐。那么晚餐过后如何呢？吃过晚餐，他还得开车四处打转，他得将家族里某人过世的消息传递给其他家族成员，这是一种马来传统习俗（而且，这也是第一个让我想起沙菲曾经提过的马来习俗）。

礼拜的时间到了。他们纷纷起身到隔壁房间里祈祷，让我在会客室里用茶。他们慢条斯理的，一点儿也不急着结束礼拜。

好不容易，他们终于结束，走出房间。学院里的注册主任，穿着一件纽扣钉锁严密的长衫，正襟危坐，口风跟他的纽扣一样紧密，现在他倒愿意开口了，透露他的心声。他说，他曾经在英国待过三天，住在“皇后大道WC2”。从那三天的见闻中，他只记得三件事：英国人去哪里都搭地铁；有人在海德公园说，百分之六十的英国男人都是同性恋；还有（两相对照，不乏矛盾），英国男男女女在公共场合可以拥抱亲吻。

注册主任叹道：“竟然如此缺乏教养。在我们这里，捕到鱼会先把鱼清洗干净，煎熟，然后再把鱼吃掉。到了他们那里，一钓到鱼当场就把鱼吃了。我们还在洗鱼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干抹净，擦起嘴巴了。”

拉赫曼撇开乡下人的形象，说道：“在我们这里，只有在特定的房间与时间里，才会行房。”

“性行为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哲学讲师强调着，他接着又说，“既私密又神圣。我们甚至对朋友都不会讲。”

注册主任总结道：“那些人都迷失了。”

此时，阿拉伯语教师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的个子要比其他三人都高些，腰间围着一条纱笼，头上戴着一顶无檐小帽，面无表情。他坐下来就开始猛吃茶点。他说，现代的读者都已经厌倦小说了，因此许多人纷纷转向《古兰经》，开始阅读《古兰经》。

拉赫曼同意道：“这样要自然多了。”

可是，难道阿拉伯语没有自己的小说吗？

没错，阿拉伯语教师说道，口不停嚼。有个埃及作家。可是他第一本写这个，下一本又写别的，一看就知道，那个作家自己已经迷失了。

他写的是些什么小说？

教师也说不上来。他说，他只是转述他的学生讲的话。接着，他继续埋首猛啃马来糕，又灌下大量冰茶，站起身来，整整纱笼，就重踏着步子离去了。

他们都很满足。“满足”一词，被他们翻来覆去地说着。他们要我知道，他们的生活令人满意得很。拉赫曼为政府工作，每个月领薪一千块钱，自家还有一辆车。他说：“我很喜欢这里的日子。”他无意出门去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参观见识。他们在这里不必过跟别人争个你死我活的日子，他们在这里也不用担心华人来抢地盘，他们不会碰到马来人在其他地方必须解决的问题。

雨下个不停，没完没了。我们一同前往一家由马来人组织经营的马来餐厅共进晚餐。这家餐厅的规模比沙菲童年时期所知道的任何机构都要宏大。餐厅里的装潢却有潦草轻忽之嫌，但拉赫曼还是乐于炫耀这家马来人企业的样板。他说：“你看，我们也不是通通要回归伊斯兰教。”

哲学讲师还跟我们在一起。显然他早就将与妻子共进晚餐的约定，以及他四处传达死讯的传统义务抛诸脑后了。先前他大费周章杜撰的情节，不过是个信号，就是要我别再追问他在爱资哈尔求学的事情，也别考他哲学，或是提起任何有争议的话题。

此外，这也是他们满足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个人都建立了大家庭。拉赫曼有五个孩子；长衫紧扣的注册主任，虽然年纪轻轻，也养了三个孩子；哲学讲师家里有四个孩子。

“我们都很乐观，”哲学讲师说道，“我父亲生前一穷二白。可是你看，我现在还不是好好的？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也会跟我们一样平安无事。”

注册主任说道：“安拉曾经说过，世上一切生命，都不会衣食无着。”

我说：“可是，像柬埔寨这样的地方又怎么说呢？”

“他们自找的，那些处罚都是他们自己招来的，”注册主任回应道，“安拉也曾经讲过，不信真主的，就要受惩罚。”

拉赫曼说：“倘若一只蚂蚁叮了你的腿，你不能光捻死那只蚂蚁而已，你一定要斩草除根，杀光一整窝蚂蚁。”

我问起今早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有一个故事，最近到处流传，沸沸扬扬。传言中说，某处港口若要竣工，就得祭奠四十个人头，不然永无完工之日，乡间地区的家长吓得不敢让孩子出门上学。

他们说，这已经是旧闻了。拉赫曼说，他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就听过类似的传说：某条铁路要完工，就一定要祭奠四十个人头。像这样的故事都可以简单地解释。家长只是想让孩子乖乖地待在家里，不要外出游荡，因为村子里天一黑就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三三两两的路灯照明。还有，在他小的时候，也听别人说过，要是你爬上一棵香蕉树，你的私处就会烂掉：这种传说不过就是要孩子别去爬树。要是你坐在枕头上，你屁股上就会长疖子：用意也只是要让枕头保持清洁。

“可是，现在大家的教育程度都提高了，”拉赫曼说，“他们会跟孩子坦白讲，屁股坐在枕头上，会把枕头弄脏的。”

我们谈着谈着，外面开始大雨直落，我的胸也因为空气潮湿而隐隐抽紧，我的心思也不由地游走到我在旅馆里的小房间，房间里的中央空调冷气甚强，而且无法调节。

沙菲追忆他小时候熟悉的乡村生活。他讲到这种生活时，语气之中仿佛这已经是旧日情怀，像是他们只能通过组成公社才能够重现这些美好的往事情景。可是，那种生活，严密的集体感、古旧的方式以及平和的气氛，仍然保存在这些人之间，尽管他们已经买车，从事过去不曾存在的新形态工作。这些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不过是他们满足惬意生活的一部分。沙菲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作为马来人的振奋机制，涤净马来人，扫除虚伪的行径与虚伪的渴求——是负有革命宗旨的伊斯兰教，对这些人来讲，沙菲陈义过高，他们无法了解他究竟在追求什么目标。

更叫人骇怪的是，我也被他们当成伊斯兰教革命的特使。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特使，晚餐过后，众人鸟兽散去，就没有人再搭理我了。翌晨，拉赫曼致电，自称当天上午十一点，他得上清真寺去，而且，他跟他太太安排了一个“节目”，一直要到下午三点才能有空。他分身乏术，哪里都没法带我去，连带我去参观一家蜡染厂的计划，也要胎死腹中了。他甚至连开车送我到机场的时间都没有。

雨下个不停，我只能待在房间里。旅馆的“维修人员”将空调送风口用报纸糊住，却无法缓解小房间里的刺骨寒意。为了取暖，我只能敞开浴室的百叶窗，大雨也顺势灌进来，旅馆大厅仅容回身。我唯有在大厅、餐厅与自己卧房中消磨时光，一直耗到下午近晚，我搭车驶进汪洋积水，重回机场。太阳好不容易稍稍露脸，转眼间，大雨又淅沥降下。跑道上，雨水打在积水上，激起高扬花白的大片水沫。

槟榔屿在马来西亚西岸，到那里不过是一段短途旅行。西岸是马来西亚最发达的地区，受到的殖民影响也较为深厚，除了英国人拥有的大片种植园、工厂之外，华人也随处可见。这里也是安瓦尔·易卜拉欣领导的ABIM崛起之地，于是，沙菲也就替我安排了一次旅程。可是，从哥打巴鲁回来之后，我就犹豫了。飞机在槟榔屿短暂停留，再飞往吉隆坡，我心中举棋不定，真想就这样飞回吉隆坡算了。可是，我还是下了飞机。

航程短短，却像是来到另外一个国家一样。槟榔屿有一座国际机场；天气晴朗无雨；机场大厅里，在大学工作的三十四岁的阿卜杜拉，正等着接我。

知名品牌的工厂、繁忙的市镇，不时展现出优雅。阿卜杜拉开着车，从机场载我进城区，刚开始，他措辞还严守中立，仿佛也在摸索着他跟我之间应当如何互动。只是没多久，他的激昂热情就不由自主地流泻出来：跨国公司、低廉的工资、马来人的散漫随便、面对竞争的无力、亟须伊斯兰教挽救的现况。阿卜杜拉在马来人当中，面容算是白皙的了，五官轮廓也隐隐显现着西方白人的特征。可是他不满于现况，他的激情令他看起来格外神伤。经过他的引荐，我认识了穆罕默德，他比阿卜杜拉要年轻两岁，外表上看起来更像华人而不像马来人。穆罕默德是一位教师，同样，他也面临着马来人的困境。

他们将我送到“东方快车”大饭店，让我先自己休息一会儿。东方快车大饭店在英国殖民期间就已经赫赫有名，如今一看仍旧规模宏伟。进入饭店大厅，就像是准备接受洗礼，整个人都焕然一新起来。我房间里的客厅，就朝向一片植有灌木与棕榈的平台，大海就在平台之外。可惜夜色深沉，我无缘一睹海景。不过，此时能够暂时抛开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纵使我对阿卜杜拉与穆罕默德的抑郁不快寄予无限同情——远离哥打巴鲁知足常乐又言行不一的人们，实在是一大乐事，感觉无限舒畅！我原本抽紧了的胸口，现在也逐渐放松。坐在宽敞的餐室里，桌布像是刚刚洗净熨整过的，华人侍者，动作利落而经验丰富，我心情也跟着轻松愉快，一餐之间，我竟然喝掉了大半瓶的澳大利亚雷司令。

晚上十点钟，分秒不差，就在我还因晚餐的葡萄酒醺醺然之时，阿卜杜拉与穆罕默德依照先前的约定，准时回来找我。我向饭店要了茶点与咖啡。负责客房服务的华人侍者，原先对我这么一个全然的陌生人还极为友善，几近于殷勤款待，此时一见到我房里的两位马来客人，当下就面无表情，仿佛他在一瞬之间就察觉出我这两位客人的底细与本色：这两个相貌英俊、满腹忧思的马来人，其实肩负着种族与宗教的使命。

刹那间，他们在我眼中——他们坐在藤椅中——仿佛有了距离。客房侍者离开之后，我便对穆罕默德与阿卜杜拉说明晚上用餐时，我脑海中突然兴起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样一座殖民时期的大饭店，让人又喜爱，又排斥，乡下出身的马来人进入这样的场所，随即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异乡人。

穆罕默德，年纪较轻的那一位，五官肖似华人，首先回应道：“你说得对。”

“我们的确感觉像是异乡人。”阿卜杜拉附和道。

“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曾经有这种感觉吗？”

“特别是在大人带我们进城来的时候，”穆罕默德说道，“我是在乡下接受小学教育的。小学毕业之后，家里就将我送到一个小镇上念中学。巴特沃斯（Butterworth）。”讲到这个英语地名时，他以当地人习惯的方式发音为But'worth[1]。“学校其实不远，从这里跨过一条运河就到了。可是，我已经感觉自己像个异乡人了。”当时，他只有十一岁。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带去见我的老师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父执兄长，诚如你所说的。我的伯父带我到那所学校。学校旁边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墓园。所以说校园一旁紧邻墓园跟附属的礼拜堂，怎么都避不开。我们总是在这种气氛下上课，基督徒跟外国人的气氛。当然了，每天早上，我们都得跟着唱他们的歌。”

“赞美诗。你还记得任何一首吗？”

“我全都忘光了。”可是，他还记得一点当年学校教给他们的基督教宗教知识。“不是伊斯兰教。从来没有人教我们任何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这是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左右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就快要独立了。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导致我们的青年，我们这一整代人都迷惑不解。你本来是个穆斯林，从小在穆斯林与马来乡下的背景中长大，突然被人带到——转移到——那样的环境里。那就是一直到最近，我的世界观还是非常不合伊斯兰教教义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

“你对于生命的整体观点。你如何看待人与社会？你对于大自然又抱着什么样的想法跟观念？你觉得自然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吗？你应该跟自然对抗，还是去征服自然，还是应该跟大自然并肩共存？最后，还有，你对于超自然现象的观点如何？你认为超自然是强而有力的吗？”

“身为一个穆斯林与马来人，你自己对于自然环境，又抱持着什么样的观点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详细讨论。”

“那么，要你说的话，你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他们又灌输给你们什么样的自然观呢？”

他语塞困顿地说：“在那个阶段吗……”可是，提起这个主题的是他自己。他无语寻思了一会儿。“当初他们传授我们的观点，也不尽然纯粹是基督教的观点。其实是将基督教教义跟俗世观点混杂在一起。其中一个想法当初就这样灌输给我们，他们认为，大自然是有待开发跟征服的。等一下，最重要的是，自然环境是没有灵魂的，只有征服自然，你才能平安自保。”

我回想起自己在特立尼达求学的日子，那里同样也是英属殖民地，同样有着大片的种植园，学校的老师曾经教导我们诸如此类的观点吗？

我问阿卜杜拉：“你同意穆罕默德刚才说的话吗？”

阿卜杜拉说：“他讲得没错。”

“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就像这样有所感触了吗？还是说，你只是现在才萌生这样的想法？”

穆罕默德说：“现在，直到我们重新回顾伊斯兰教之后，我才开始有了这种体会。”

“可是，难道他们在学校里没教你们华兹华斯与英国的自然诗吗？”

“那不是我们上课的重点。我们只有在上文学课的时候，才会教到这些英文诗。而且，老师总是会说，这些诗人都是浪漫主义代表人物。那并不是他们的思想的要素。因为在我们求学期间，所有的重点都落在如何开采锡矿、如何伐倒树木，以及如何建造工厂上。”

穆罕默德说得对。英属马来西亚，这整片西部海岸上，不过就是一片种植园与一处矿场而已。英国人带华人、印度人，甚至还有少数的爪哇人来此采矿、栽植，当地的马来人适应不了像这样必须集中同住在临时工房里的粗重劳动，还是守住他们建造在河畔的青翠村庄。那些马来村庄，至今都还散发着浓郁而迷人的田园风情，森林、果树、香蕉树交错并立，木桩上架着原木扎排搭建的小屋，透风清凉，宜于小憩补眠，半堵矮墙围起的阳台，适于三五好友聚会清谈。不像控制严密的种植园那样橡胶树成行直立，分成不同区块，定期采伐，定期补植，林工就住在林场上。马来人的生活也不同于矿工，更不能与小镇居民的日子相提并论。面对对外开放的市镇，小镇居民经营他们栉比成排的店铺住家。当穆罕默德还是个马来村庄的孩童时，他一定已经意识到，眼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观，要比我在特立尼达时所能体会的多多了。只是当时，他究竟注意到了多少？其中，出自他的马来村庄生活背景的本能，又允许他看见多少呢？

“你自己对于大自然，又抱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之前，他已经一度避开这个问题。到现在，他还是吞吞吐吐的。“那个时候吗？或许，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现在，还是请你尽量说说看吧。”

“要我构思出自己的观点？”接着，类乎沙菲的直爽坦白，他突然缄默无语了，一径苦思当年不曾通澈的思路。

我想帮他一把，就开口说道：“当然，关于自然，马来人一定也有开辟丛林种香蕉，房屋四周栽芒果，把树丛清开，诸如此类的想法。难道这样就不算是征服自然吗？”

“我比较倾向说这是跟自然共存。那就是马来人的观点。我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要去征服自然的想法，不像他们现在这样强调。”

阿卜杜拉说：“我们更多是只为了满足需要而开发。”

穆罕默德说：“同时，马来人也会照料那些当时没用上的东西。”

“哪些东西？”

“那些自然的成分，那些自然的组成部分。”

可是现在，我隐约觉得，他们开始堆砌铺陈的理念——他们正企图探索出某种毫无顾虑的生活方式——正是西方人所倡言的生态与环境理念。

而在我的持续追问下，穆罕默德胡诌了一两句虚伪的开场白，他说：“目前，我依旧无法确定我们马来人看待人、社会与超自然现象时，心中究竟有什么想法。”

“超自然？你真想用这么热门的词吗？”

“假如我们真要想理解某个特定族群的世界观的话，这个词就绝对回避不了，就我们现下讨论的主题而言，也就是穆斯林或是马来人的超自然观点。”

他言止于此，只将他空泛的感受留给我捉摸。

他看来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言语浮泛了。他说：“关于先前我提过的有关锡矿的事情，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当时，老师告诉我们，自然是有待征服、开发的，他们鼓吹这些理念都是为了配合工业革命。”

这还真像是学童学舌，历史学生交报告。可是，他话中的弦外之音隐隐作响。我猜想，他正在援引两度从他心中移除的想法：起源于西方，再经新伊斯兰教运动的宣教者撷取、简化、广泛印刷传播的观点——西方已死，西方人性灵颓败，西方人只是徒然浪费世界资源，等等。

我说：“当初你还在学校求学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体会到这些吗？”

他没有回答。

我们三人落座以来，一直保持缄默的阿卜杜拉这时开口了。他说：“至少对我而言，我还在学校念书，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明白这些事情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一桩偶然的意外。我们的生存应该还蕴含着更深刻的意义。我自己从小就接受了宗教教育，因为我家人都具备坚定的伊斯兰背景。在我十七岁之前，这样的想法就已经开始显现。”

“那么，那段期间一定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促发了你的觉醒。你碰上什么事情让你开始质疑他们在学校里教给你们的东西？你能不能举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事例呢？”

“我记得，我们在上英语文学课的时候，学校要我们读一本书——《人与神》，希腊神话。里面讲的都是些宙斯、阿芙洛狄忒、米罗，以及所有的希腊女神的故事。阿波罗这些人物，根据希腊神话记载，都是些天神，不过是以人身面貌出现在世间罢了。接着再在各种人类活动中搅和，不是吗？像是挑拨离间、制造矛盾，还有征酒逐色、放浪形骸，等等。当然，他们在道德层面上也一样，你是知道的。所以，我身为一个穆斯林，看到这种天神有这种行为，就觉得岂有此理，十分反感。举例来说，我还记得，朱庇特变作人身下凡来诱拐那个公主，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除此之外，要是我们上地理课的话，我们就会念到各种地形形成的原因与过程，比如说，火山是怎么形成的。你会听老师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火山就是这么形成的。可是，一到宗教课，宗教老师又说了，这一切都是一个掌管着整个宇宙的全能天主一手创造的。因此，我就会跟我的宗教老师讨论这些事情。我还得说，幸好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家里也会谈到这些问题。我说，火山怎么会像他们在地理课上讲的一样，突然就冒出来了呢？火山一定是某些神祇创造出来的。”

穆罕默德说：“我的背景跟阿卜杜拉不一样。说起来，在我身上，马来人的成分多于穆斯林。我想，我家人对于宗教没那么讲究，对于伊斯兰教的了解也不多。后来，我上了教会学校，学校里传授的知识混杂了基督教教义跟世俗的观点。”对这些人来说，世俗是个恶劣的词语：这个词意味着现世、无神论、西方的、非马来的。“所以，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变得非常世俗。那种情况之下，我的日子过得很迷惑。当时，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也很少。所以说，讲起来，我的伊斯兰意识觉醒得很晚。所以，在我开始担任教职后，我就又重新研究伊斯兰教。”

我说：“当时，你究竟在迷惑些什么呢？我的背景要比你们都复杂，可是，我并不迷惑。而且跟我一样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还大有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他们的出身背景都不是那么单纯了。”

穆罕默德说：“你只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不再迷惑而已。”

我说：“深思熟虑之后。”

他微笑说道：“你不再迷惑，因为你接受了。”

“难道你不能接受自己吗？你是个马来人，你上教会学校，因为那是当时你所能进的最好的学校。难道当时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为什么要上那样一所学校吗？”

“或许不吧。”接着，他重复了一次，“或许不吧。”他侧首思索了一阵子，接着说道：“虽然我说我们家在宗教信仰方面，不是那么严格，我还是知道，我每天都会做礼拜，我们全家人也都会做礼拜。然而一到学校，他们突然就要我们开口唱这些基督教的歌。那当然会害得我非常迷惑。另外，校方还有个教育理念，两性合班教育，男生女生混在一起，也让我手足无措。”他存心将教会学校的最大震撼保留到最后时刻。“在那所学校里，你总是避不开女孩子。学校还叫你跟女生牵手，一起跳舞。”

穆罕默德三十二岁了。他是个老师，在大学里也有朋友。可是，事经二十年，教会学校如此触犯村庄生活的禁忌，还是叫他怔忡不安。而且，就像我在吉隆坡的假日酒店里面对沙菲时一样，将眼前这个优雅的男人跟他所说的话联系在一起，还是让我感到相当费解与艰难：敞向平台的房间外棕榈灌丛相映成趣，傍着一片泳池，这人坐在一张藤椅上，显然十分舒适自在，可是他言语间却犹然郁郁寡欢。

他说：“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了，却还没谈到你跟我们说想谈的重点：重新架构我们的社会。”

这话不假。可是，我宁可避而不谈社会架构。今天傍晚时分，从我们稍早的对谈中我可以猜想得知，他真想致力的目标，不在于重新架构。动摇国本，拆解清除社会组成成分，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他唯一想加以运用来重建社会的，只有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的抽象概念。话题就这样引至此处。马来西亚——众多的痛苦病灶：马来人的闲逸散漫、华人的充沛能量、种族政治、晚近出口收入所导致的贪污腐败、这个教育程度落后的弱势国家对于科技一面倒地依赖——在我们的谈话中消失了，成为一个抽象概念，一个信仰纯正的国度，全心拜服于安拉真主。达成这般全国全心的顺服之后，所有内政外交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时间到了午夜，他们得走了。要是过了半夜十二点再开车回家会让他们紧张焦虑的。临走前，穆罕默德递给我两篇文章，留给我详细阅读。其中一篇是他的随笔文章：《现代主义的缺失：伊斯兰世界之纳达[2]趋势》。通篇文字都是伊斯兰教宣教人员的口吻。文中一个段落题了这样一个小标：“西方的破产”（“罪恶与欲望，酒精与女人，狂野的派对与充满诱惑的周遭环境”）；另外一段的小标为：“伊斯兰教之完美无瑕”。如此思维背后有一个逻辑。教育、灌输穆罕默德各种知识的西方文明，同时也训练了穆罕默德如何判断思考，因此，西方世界必然无法回避种种批判。至于伊斯兰教，宗教无法累积学养与知识，唯一的功能只是让信徒重拾信仰，理所当然地，可以免于所有的批判与质疑。

穆罕默德留给我的第二篇文章，是他为了这次会谈用铅笔撰写的一份备忘。是他所谓重建马来西亚的主旨大纲，内容之空泛抽象跟题目不相上下。他的“信仰体系”强力呼吁全国上下共同膜拜安拉；在“社会体系”里，他则要求自由，“各级部门不得渎职贪污”，保障妇女与家庭生活，“禁绝卖淫与同性恋”；“经济体系”则坚持“良心收入，禁绝贿赂、赌博，不得剥削贫下阶级”。可是，文章结尾却刺眼难堪。穆罕默德在最后一段讨论到他的理想国的“政治体系”时，呼吁道：“推出类似伊玛目的政治领袖，哈里发代表真主统理人世。”说穿了，穆罕默德正在呼求一个像阿亚图拉霍梅尼一样的寡头。霍梅尼自命为真主的代表，统治着伊朗。穆罕默德同样一心期望一个像霍梅尼那样的宗教领袖可以来统治马来西亚。通篇空言当中，这是他唯一提得出的具体建议。

这就是他的马来与穆斯林激情、对历史的了解、自觉意识的觉醒与知性的生活，共同合作得出的结论。他对改革毫无概念，改进现况过程中的任何环节他都一无所知。他根本无法实事求是。然而，要他废除空言，回归现实，委实太困难了。全盘依赖别人的文字和想法，再将这些思想塞入他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激情当中，要他落实具体，委实强人所难。他一心只期盼着，这个世界能够突然（就像他回忆中，乡下男孩儿进城去，就读于一所墓园一侧的教会学校一般突然）重新回到信徒的掌握之中，就像当年，他的世界骤然脱出他的掌握一样。

伊斯兰世界发生的新闻让人无法振奋。伊斯兰时代的新纪元——肩负着多少信徒的殷切期望——开启了一连串的浩劫灾难。巴基斯坦一架满载朝圣者的客机，于朝圣之旅结束后启程返乡时，在离开麦加机场不久后坠毁。麦加本地的大清真寺里，枪战已持续多日，多人伤亡。而在巴基斯坦，戒严法执行得更为严格。军政府取消了选举，重新实施公开鞭刑。当局逮捕一位知名的记者，并广泛刊登他戴着手铐脚链的照片。在伊朗，美国大使馆遭到学生袭击，五十多名美国人被挟持为人质，暴徒没有清晰动机，不过就是为了达成戏剧效果罢了。伊斯兰革命已经开始变味了，走上了歧路，迷失了目标。

可是，阿卜杜拉与穆罕默德面对信仰的国度所传来的噩耗，丝毫不予采信。穆罕默德认为，巴基斯坦局势的动荡不安，证明这个国家终于进入重新架构的过程。阿卜杜拉则认为，路透社与美联社都未曾正确报道有关伊朗的事。当天傍晚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一点，而阿卜杜拉说：“我们应当建立自己的新闻媒体。”

我回到了吉隆坡，回到了假日酒店。

电话总机小姐在电话里说道：“你还好吗？你的胸口还疼不疼，你知道吗？要是你有气喘的毛病的话，你就不能吃冰。你应该吃蝙蝠。”

“蝙蝠？”

“是啊，蝙蝠，蝙─蝠。我们马来村庄的乡下人都是这么说的。你把蝙蝠抓来，取出心脏，将心脏拿去烤，烤得脆脆的，要真的很脆，然后，再把它磨成粉，混在咖啡里喝下去，一天两次。我们乡下都是用这个偏方。真的有效。”

“可是，蝙蝠的心脏应该很小吧？”

“那你大概一次要用上两三颗心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有效就对了。”

沙菲到饭店来看我，顺便探问我这趟旅行收获如何。我跟他说：“只是，你怎么没跟我提到哥打巴鲁雨下个不停呢？这就好像跟我介绍格陵兰的时候，略过不提那里的冰天雪地一样。”

他哈哈一笑。“那个我还真是漏掉了。我们哥打巴鲁只要一淹，路上就全都是水。这可是一桩大事。然后，我们就会划船出门。有人说——可是，我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女孩子会穿戴得花枝招展的，就像要参加节日庆典，穿上她们最好的花裙子，男孩子就会趁这个机会，仔细地打量女孩子。路上淹水也不会没过膝盖的。还有划船。我们每一家家里都有一艘船拴在房子底下，大家把船拖出来，准备参加划船活动。我们会划着船逛村子，看看平常没水的地方，淹了水会变成什么样子。等到泛滥的季节真的开始了，我们就会砍下香蕉树干，再拿一根竹竿插入香蕉树干，扎成一张香蕉筏，然后，我们就坐在这张筏子上，划着桨出去玩。”

“听起来还挺像个天堂的。你看你讲的，连眼睛都亮了起来。”

有时候，沙菲就是这样欢喜陶醉地讲起他的村庄，语气不像个村庄居民，反而像个浪漫的观光客，像个从远处瞭望他的村庄的人。

“我们总是渴望着下雨。我一直喜欢水。”

过了几天，安瓦尔·易卜拉欣前往孟加拉国参加一个伊斯兰会议，ABIM工作比较少，沙菲又来看我了。我们找了一辆出租车，去游玩一下。车开到吉隆坡西区一处优美的丘陵地，看到一大片新近兴建的住宅区。在我眼中，我看到的是一座修葺精致、维修良好的新兴都市，投资所及之处莫不欣欣向荣，可是，那不是沙菲带我到这里来要我看的。新旧城区的差别，也正是马来人跟华人际遇的分歧。就算房子是新建的，沙菲还是可以一眼认出哪一栋是马来人的房子，哪一栋里面住着华人。

于是，我就跟他玩起这个游戏。我当菜鸟，尽量选些容易辨识的例子。我们经过一幢周围堆着木料的房子。我说：“华人的家？”沙菲说：“华人住的。”我们经过一栋前院种了成排兰花的人家。我说：“马来人的房子？”沙菲说：“不，还是华人的。”我放弃了。

再走远一点，市区转为乡间，我们经过几个女孩儿身边，其中一个女孩儿相当漂亮，她们都坐在一个公交车站的候车亭里。她们都是马来女孩儿。

沙菲说：“这些不受时间影响的人。”

“你怎么会用这种话来形容他们呢？”

沙菲有他自己的解释。同时，他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表现浪漫，而是强力吁求革新。“这些人不受时间影响。他们没有时间限制，也根本不在乎时间。他们有的是时间等公交车。他们一点也不急着把事情办完，你还可以在某些村庄里，看到他们游手好闲，浪费时间。玩牌，闲聊。‘你上哪儿去呀？’‘我上市场去呀。’要是你再问他，‘上市场干什么？’他们不会跟你详细说明究竟去市场做什么，他们只会跟你漫不经心地瞎扯，上市场去看人来人往啊，看看朋友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最后，将近吃午饭的时候，再转回家去呀。他们朋友之间要是碰了面，总是问‘你孩子怎么样啊？最近打到什么鱼啊？今天市场上鱼多不多啊？你们家里最近好不好啊？水淹得有多高啊？十五英尺？十九英尺？’这些人真是完全不受时间限制。”

我们的车开到一个油棕农场。油棕树干粗糙，张扬着暗绿色的羽状复叶，成排成列地栽植。果园边上堆着一枝枝硕果累累的果穗，黄红斑杂的油棕果实富产棕油，刚经过一场雨淋，表皮上还湿润滴水。天色灰暗，山雨欲来。我们就往回开。

司机突然惊呼一声：“蘑菇！”沙菲就请他将车停在一个马来路边摊子旁边，摊子上正摆着蘑菇出售。白色长柄的大个儿蘑菇，一把把地绑在一起。

“这些蘑菇不是人工种植的，”沙菲辨识道，“这些都是乡下人在森林里采来的。”

我说：“看起来好像花朵。”

他手上捧着刚刚买下来的一把蘑菇，双眼凝视着它们，嘴里说道，语气罕见的温柔：“蘑菇确实也是一种花啊。”而当我们再度启程，重新驶回路上时，他说：“他们在村子里，总会跟我们讲‘千万不要用铲子去挖蘑菇。要是你用上铲子，蘑菇就再也回不来了’。以前，我还以为这么说是因为铲子是金属做的。其实不是这样。老一辈人的意思是，要是你用铲子挖蘑菇，你就把蘑菇的孢子跟表土都一起挖掉了。”

那几个女孩儿还是坐在公交车站台里。

快到吉隆坡的时候，沙菲请司机开下高速公路。我们经过一处马来人临时聚集的地方：这些都是从乡下进城暂居此处的人。这里的房子跟马来村庄里的屋舍差不多，只是建得比较紧密，住家周围也没有绿色蔬果菜园。这些房屋都是连夜赶建，隔日进住的，沙菲指着路边几个大仓库，仓房里堆着木材跟其他建筑材料，以敷流动居民建屋所需。

“那些华人，”沙菲说道，“专门剥削马来人。”

“但他们不也提供了服务吗？”

“他们的服务不过七成心意而已。”

“那还不够吗？你指望每个华人都是圣人，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我们一同在假日酒店里用午餐。这回，他对餐点食物就没什么挑剔了。

我说：“这是真的吗？你从来不曾像跟我对谈这样跟别人谈起，或是回顾反省自己的生平吗？”

“一点也不假。对我来讲，过去就过去了。我觉得自己也没那个时间去想那些事情。”他又补充了一句，“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

他对于历史一无所知。他从他的父母亲口中听说日军在二战期间占据过马来西亚。不过除此之外，他的脑袋就空空如也了。马来西亚其他地区还有些古老的传说；可是，在哥打巴鲁，乡野传说却付之阙如，也可能是他从没听说过任何传说故事。他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未倾心于历史研究。而现在，他公务缠身，运动推展得如火如荼，分身乏术，怎么抽得出时间学习或是研究历史呢？他将自己封闭在同胞们丰富多彩的过去之外：印度教、佛教、灵魂信仰等等，他一概充耳不闻。

他活在困境之中。他感觉身为一个马来人，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由是之故，他暗自期望——虽说这种妄想也不是办不到——自己除了正当信仰之外，其他一概不理，类似某种抽象人物一样。他曾经说过，人要是想真正进入文明状态，就得清楚掌握自己来自何处，去往何方。这种追寻与历史无关。对沙菲而言，唯一要紧的，只在于宗教信仰正确与否。只要建立正信，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基于他对马来同胞的热爱，他殷切期盼自己能为国人矫正俗世的偏差，他要他们尽可能的纯净，就像他认为自己拥有的那种纯净。他加诸在自己肩头上的使命还真是任重道远。

我说：“难道宗教不会转移民众的注意，占用他们原先该用来办正事的时间与精力吗？难道宗教不会沦为一般人用来逃避现实的借口？”

他忽视我话里的要点，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我的问题。他说：“我们是开疆拓土的第一代。马来西亚没有几个人懂得何谓全方位的伊斯兰生活方式。我们想改变那些常见的传统，正宗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不是那样子的。可是，这个过程要推动并不容易，还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

我继续问他如何看待自然环境。我跟他复述了一遍穆罕默德与阿卜杜拉在槟榔屿对我说过的话：穆斯林力求与自然共存，而非穆斯林，尤其是西方人，只想征服自然。

他并没有使用穆罕默德与阿卜杜拉的话。“我得坦白跟你讲。我们的村子从来就没有经过开发。没有锡矿，没有橡胶树种植园。所以，这方面，我也说不上什么。”他的经验更为狭隘，而且还局限在个人体会上。“我小的时候，对周遭环境只有一种印象，就是干净。溪流不曾经过化学药品污染。我们村子里唯一的污染源，就是隔壁华人居处养的猪和猪屎。我十五岁的时候，村子里开起染坊，总共三家，一家马来人开的，两家华人开的。从此，化学染料就不断被倒进河流里。结果，我们在附近溪流里游泳的活动也受到干扰。他们毁坏了我们的游乐场。他们应该挖个洞，把废料埋在里面。我们那一帮人，我和几个朋友，觉得非常不高兴。那家蜡染厂正好是华人开的，我们非常看不起那家工厂。”

“我现在正在读一本马来小说。作者讲到马来人的住家阳台下面都有个小便池。”

“那是生物污染，有时候，这些排泄物也可以做堆肥，比如鸟屎、鸡粪。可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宗教的限制，我们不会拿猪粪做堆肥的。”

“你小的时候会觉得青山很美吗？稚嫩的稻穗会不会也让你觉得很美？”

“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很常见的风景。我们从来不会去想那样的风景美不美。可是，我们也在几本小说中读到过描写稻田的美，还有风吹过竹林发出某种音响的文字，自然的声音，这下子，我们才领悟到，原来，我们周围真是美不胜收。”

“今天早上你才对我说过，讲到那些房子的时候，你说华人种瓜栽花都是为了商业上的理由，马来人则只是为了追求唯美。”

“我可没说‘唯美’一词。”

只是，他确实用了“唯美”这个词，我对此印象颇深。或许，虽说用这个词也不是毫无道理，他提到“唯美”的时候，心里并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华人住的房子与院子，皆是商业性质的。华人在院子里养成排兰花，纯粹只为赚钱。马来人的院子则是花园，是家的一部分，从来不曾脱离这片美好的大地，一直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即使园中生产的花果也是准备出售的。如此复杂的情结，一个简单的赐予怎能概括呢？“唯美”（虽说也够公道了）只是沙菲简略的说法，也是他无心说漏了嘴，立论不够严谨，不能固若金汤地阻挡质疑。或许这个想法，他根本就还没有完全想通。即使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让人感触得到，也看得见，然而马来人与华人的屋舍之间，却找不到任何确切的差异。任何牵强附会的定义，都经不起考验，而左支右绌。

而我也在心中思索着，难道是这种无法以适当词汇描述的窘困，再加上他对于自身历史的无知，将他推挤到现在的处境吗？情感，不受语言羁绊，始终只流于情感，日后再汇入宗教。也是这股情绪，让沙菲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种宣传信仰的抽象文章。这股难以言喻的情感，掩藏了他的动机，模糊了他的目的，有时还让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如今，宗教掩藏了真实的情绪。他热爱他的往日情怀，他的小桥流水。现在，他却致力铲除他的故乡。

他说：“讲到香蕉园与马来式的屋子，我跟我父亲有些意见不同的地方。我很喜欢那些鲜艳漂亮的开花植物，想在家里前院种上一些。可是，我父亲在家门口直接挖了一个大坑，他连续好几天都在坑里烧废物与垃圾——香蕉叶、杂草，还有园子里的其他废弃物。最后，他种了一棵香蕉树。对此我实在不是很高兴。我父亲说，‘种香蕉，我们还可以摘香蕉来吃。种花，我们什么好处也不会有，花又不能吃。’

“我把我的兄弟姐妹叫过来支持我，好跟我父亲据理力争，可是香蕉树还是栽在那里。几个月以后，树上长出香蕉了，这时候，我父亲就开始笑我，‘你看吧，现在我们的劳动有成果了。而你种的花又能给你什么收获呢？’其实，我父亲挖的坑，正在我过去种花的位置。后来，直到现在，我都排斥种花，因为花朵除了好看以外，什么回馈都给不了我。”

我说：“你现在对这件事有什么感想吗？”

“我父亲说得对。即使到现在，在我们吉隆坡的家里，我太太想在花盆里种花，我还是坚持认为我们种些绿色的蔬菜比较合适。”

[1]意为“还是值得”。

[2]Nahdah，文艺复兴。

第四部　印度尼西亚：篡夺

这里的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宗教。

——西托尔·西杜莫朗[1]

[1]西托尔·西杜莫朗（1924－ ），印度尼西亚诗人。

一　袭击

就在我即将结束马来西亚之旅时，沙菲改变了主意。我准备搭机离开吉隆坡的那天早上，他拨了通电话给我，跟我提了几个在印度尼西亚推动伊斯兰运动的成员的姓名。他说，伊斯兰运动在印度尼西亚的处境比较困难。之后，他又来电致意，要我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到他办公室坐坐，他想跟我道别。可是，一个小时后，当我抵达ABIM办公楼时，沙菲竟然不在办公室里，也不肯从他所在的楼层下来跟我会面。

他差了一个年纪更大些的男人下来见我。这人头上戴了顶马来小帽，刚从瑞士回来，去瑞士出差也是为了办理伊斯兰事务，这些新穆斯林还真是行千里路。（马来西亚某些地区传出的消息指出，欧洲人正急速改宗伊斯兰教。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风气一贯自由，人民睿智开放，早就拜服了；法国一半以上民众都是穆斯林；而在英国，每天都有数百人皈依。）

这个刚从瑞士回来的人，跟我聊起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到袭击的事。他说，西方新闻媒体如此偏颇，他都不知道该相信哪家的报道了。他还在瑞士时，曾听说美国人雇了几名伊朗人攻击“另外一个”西方国家的大使馆，企图折损伊朗革命的声誉。伊朗革命卫队事先得知这个阴谋，将计就计，直接将这些受雇逞凶的伊朗人引到美国大使馆去，以夷制夷。

就这样，带着因为沙菲以及隐藏了真正目标的伊斯兰教引发的沮丧，我乘车经过大片井然有序的富庶农场，直抵吉隆坡机场。当天下午，飞机就在雅加达降落了。

雅加达骤雨方歇。道路两边均是红色的泥泞。长排的铸铁围栏；（究竟在防堵何方神圣？）挟着果篮，在潮湿处席地而坐的水果小贩；废气四散的巴士；聚聚散散的人潮；满是红檐屋顶和绿树的城市中，三两矗立的摩天大楼下弥漫着某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冉冉上升的尘霾指示着高速公路的所在。离开天高地阔的吉隆坡，来到雅加达，宛若重返亚洲。报童与残障乞儿霸住十字路口。男人双肩担着一根扁担，两端各挑一篓沉甸甸的货物，快速地小步移动。（后来，我在印度尼西亚内陆城市日惹时，试着挑起一个陶罐生意人的担子。扁担的压力其实不在肩膀，而是直接落在双腿腿肚上，每向前走一步，压力就向下颠一颠：无怪乎挑担人要轻快地小步前进。）

雅加达也是个随处可见雕像与革命纪念碑的城市：一把自由之火；一群揭竿起义的勇士，可手上的家伙不过是削尖的竹矛而已；还有一幅硕大无朋的图画，画着一串被挣开了的锁链。这些公共艺术，似乎与城市生活毫不相关，其创作风格也是进口的，有些追仿俄罗斯，有些则是表现派的手法。可是，这些作品的目的却十分真实：国家的荣耀，以及浴血苦战换取的自由。

置身雅加达，走入一个充满历史感的国家。那段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尼西亚争取自由的殖民时期之前。荷兰人曾经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三百余年，雅加达就是当年他们命名为“巴达维亚”的城市。可是现在在雅加达，却再也找不到荷兰语的踪迹。目前的通用语言，是同样使用罗马字母的印度尼西亚语，某些词汇用的还是梵文。雅加达这个城市名称——再也不是巴达维亚——也是个梵文词，意即“胜利之都”。出自如此遥远的异国的梵文让我的心思不由得也飞到好几个世纪前。

我住的饭店名声显赫，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以九世纪爪哇中部的佛教寺庙命名。那座九层寺庙宏伟的平面图，被饭店援引为商标设计的基调：三个同心圆，圆弧以虚点点出，架构在五个长方形中，长方形有如阶梯层层相叠，直抵四个角落，造成涟漪般的效果。这个商标印在烟灰缸底部，编织在电梯里的地毯上，浮现在大游泳池池底瓷砖上，蓝色池水泛起的波纹更增添了标图案的涟漪效果。

印度尼西亚跟马来西亚一样，也是个伊斯兰国家。可是印度尼西亚，抑或爪哇，在前伊斯兰教时期已经呈现出一种伟大的文明，同时期的马来西亚只有乡野传说与习俗而已。伊斯兰教于十五世纪传入印度尼西亚，现在已成为国教。可是早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印度佛教文明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大放异彩长达一千四百多年，至今，这种文化还残存在印度尼西亚各地，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显现。半遭抹灭，略显神秘，却依旧辉煌不朽，正如婆罗浮屠的寺庙。这种历史背景，也赋予印度尼西亚人，或是爪哇人，独一无二的特殊感受。

雅加达的战争与革命雕像往往过于夸张，有些看起来甚至荒谬。可是，雕像纪念着近代历史，这段历史既富于英雄事迹，又充满血腥恐怖，令人诧异昏乱。

一九四二年日本军队占据印度尼西亚时，全面废除使用荷兰语。日本人一声令下，卸下或涂抹掉所有荷兰语招牌。一夜之间，历经三百年的荷兰殖民统治消失了。大战期间，日本人将苏加诺和其他几个宣扬民族主义的印度尼西亚领袖（先前被荷兰人流放他国或下狱监禁）拱到台前，组成印度尼西亚政府。日本人还组织了一支印度尼西亚军队。战后，荷兰人企图卷土重来，再度执政，多亏了这支军队应战，与荷兰人对抗了四年。稍后，也是这支军队，在苏加诺担任总统的二十年间，负责印度尼西亚星罗棋布的大小群岛的安全防卫，镇压国内各地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分离主义运动。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来之不易。独立不似拟定五年计划，一旦改朝换代便应运而生。独立是靠不计其数的大小战役赢取的，独立也是经由混乱、示威，以及苏加诺的长篇大论、高唱民族主义的华美文章，方才得以降临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的锋芒和魅力已然消退。军方势力不断增长。最后，一九六五年，也是这支军队罢黜了苏加诺。军方宣称，共产党人仗着苏加诺暗中相助，正在图谋不轨，想染指印度尼西亚。接着，历经独立过程中的乱局与挫折之后，印度尼西亚群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

当局逮捕了十万民众，大规模进行排华屠杀运动。（华人已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生活达数世纪之久，总是躲不掉屠杀的厄运：一七四〇年，荷兰人就在雅加达杀了万余华人。）同时，根据传闻，印度尼西亚各岛沸沸扬扬的暴动中，将近五十万名疑为共产党人的平民百姓遭到抄家屠戮。有些人说，其实死了一百万人。印度尼西亚人至今仍因一九六五年及稍后的一连串暴动事件而惊悚害怕。每谈起一九六五年，他们就像站在远处的人，遥望着自身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一部分。

如今军方当政，到处可见卡其色军用大巴。雅加达城区里散布着Kommando[1]（怪了，这个特殊的荷兰语单词反而沿用至今）的营房，营房一角总是飞扬着红白相间的印度尼西亚国旗。军方已然深入政治组织，并且严正宣告：此后军方代表在各级政府都不会缺席，还会扮演有力角色。

印度尼西亚军方紧紧箍住各个群岛，防止动乱分离。军方统治之下——经过了苏加诺花言巧语统治下的动荡时期后——印度尼西亚终于平静地过了十五年。这段时间，印度尼西亚拜原油输出之利，雅加达平地起高楼，铺设起通衢大道，因应大都会发展需求的各项服务也逐一出现。在这段休养生息期间，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逐渐成人，印度尼西亚上下动荡五十年来，终于有一代人初尝社会稳定的滋味。然而，军事统治不时出现纷争。此外，伴随着稳定与成长，骚动纷扰总是接踵而来，仿佛是印度尼西亚这类国家不可挣脱的宿命。

这股骚动暗流正以新伊斯兰教运动的方式现身，新伊斯兰教运动超越了礼拜仪式，新伊斯兰教运动探讨安拉子民所遭受的不公不义，以及俗世政府如何自甘为魔鬼的爪牙：劝人避俗出世的伊斯兰教，此时却教唆信徒更为激烈粗暴地向前跃进。

阅读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实在让人头昏脑涨。倘若将印度尼西亚近代这一段动乱史投射在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上观之，则更叫人困惑不解。在国政与法制皆无所依托的情况下，竟然有人身受如此的人格攻击，依旧存活下来。

苏理亚迪年近六旬。他个头矮小，肤色棕黑，外貌看来不堪一击。他出生于东爪哇，自称是印度尼西亚全国“已统计入内的穆斯林”中的一员。他不曾受过任何宗教教育，他信奉宗教，不过是因为周遭环境如此。他无法确定自己究竟相不相信后世，也不知道预求美好后世乃是伊斯兰教教义的基本要素。

他是贵族阶级出身，只是，贵族在东爪哇不过意味着不是贫农罢了。当年，荷兰人通过爪哇的封建朝廷进行殖民统治，爪哇只是一处农业殖民地。因此，荷兰统治期间，晋身贵族无需高明的职技素养。苏理亚迪的祖父身为贵族，生前不过是个薪资微薄的白领人士，苏理亚迪的父亲则在银行担任会计。

然而，身为贵族，苏理亚迪遂得以进入荷兰人开办的学校就读。学校收费低廉，事实上，苏理亚迪根本不必付费。教育质量相当精良，光从苏理亚迪一口标准精湛的英语，就可以稍微探知其教学质量之优秀。此外，苏理亚迪最近打算重拾德语，就在雅加达的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注册上课。结果，他发现，凭着四十年前荷兰人教的德语，他竟然还够格上中级班，稍后，他不费吹灰之力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获得一纸证书。

一九四二年年初，日本占据了爪哇。东京电台播送出来的消息称，日本政府将放手让印度尼西亚独立，许多印度尼西亚人自发上街欢迎日军，将他们奉为解放印度尼西亚的王者之师。当年正是苏理亚迪在那所学校求学的最后一年，荷兰教师纷纷被替换免职，遗缺由印度尼西亚人补齐，校长或督导则由日本人担任。六个月里，教学活动一如荷兰主政时期正常进行。即使国内天翻地覆，事情还是照常进行，委实令人诧异。此后，苏理亚迪进了大学，此时，大学里的讲师和教授就全是日本人了。可是，日本人拙于应付外国语言，这一点，他们自己也不回避。过了一阵子，日本校方开始派任印度尼西亚人，让他们奉日本之命办理校务。

印度尼西亚人利用授课时间大力鼓吹民族主义，顿时将印度尼西亚学生对日本人原先存有的一丝好感一扫而尽。苏理亚迪十分明白，印度尼西亚全国的经济生产不过是为了支持日本战事需要而已。日军征召了成千上万的印度尼西亚人，前去修筑缅甸铁路。（当时被迫迁移的印度尼西亚劳工，如今在泰国组成了一个侨民社区。）电台也被查禁了，过去接收东京电台传播大好消息的收音机，也听不了了。

这个时候，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让苏理亚迪坚定地公开宣布他对日本人的反感与抵抗。是大学校方竟然勒令所有学生都要剃头，那是禅宗寺庙里出家的规矩。而苏理亚迪的反感十分理所当然：校方这种规定是人身攻击。接下来，某一日在操场上——大学生也要接受军事训练——有个学生被日本教官甩了一巴掌。所有的印度尼西亚学生都感到被羞辱，苏理亚迪跟他的同学就在校园里发起了一次示威抗议。结果，日本警察逮捕了连他在内的三十余名示威者，老师与学生都有，一并关入大牢。

他们在牢房里，听说有人因为反日示威而遭酷刑虐待，甚至连听听收音机都会招来一顿痛打。可是苏理亚迪跟他的一伙同志却被奉为政治犯“款待”，只是仍避免不了禅宗寺庙的规诫。日本人挥舞竹板抽打他们，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羞辱。竹板末端分叉，打在身上并不疼，伤不了皮肉，只能啪啪作响。坐牢一个月后，苏理亚迪跟他的朋友就获释了。然而，他们被撤销学籍，驱离出大学。因此，苏理亚迪从未完成学业。

他们之所以能够轻松脱身，主要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领袖仍旧跟日方合作。苏理亚迪说，苏加诺自始至终深信，日本人绝对不会输掉这场战争。苏加诺甚至不相信日本曾经被两颗原子弹炸过。一直到日本宣布战败投降，苏加诺跟一干民族主义领袖才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随后四年一直对荷作战。

如此风起云涌的变化，全部浓缩发生在人生的前二十六年间，回想起来，怎不令人瞠目结舌！可是，苏理亚迪还是心平气和，没有积怨。世事太过动荡，无可怨怼，更无须归咎在任何人身上。他对荷兰人或日本人都毫无芥蒂。日本人强硬的作风在东南亚地区一向久负盛名（雅加达还曾发起过一次反日示威，就因为日本人占据太多印度尼西亚市场，欺人太甚），苏理亚迪却觉得日本人还算慷慨，至少比荷兰人大方。

苏理亚迪心无怨怼，或许也可以说，他已经调整了过来。可是，他身上却带着一股印度尼西亚式的哀愁，这种哀愁只会显现在失落的人身上，而且，此时此刻挨过荷兰殖民、日本殖民、四年抵御荷兰人的战争、二十年的苏加诺专政，他已经失去了奋斗目标。世界不止一次对他这个印度尼西亚人敞开大门，可是，这扇门瞬时又紧掩闭拢。

苏加诺专政期间，他一直保持低调。苏加诺下台后，军方接手统治，国家稍得复苏。可是，现在另外一股暗流方兴未艾。有人开始提倡爪哇文化复兴运动。苏理亚迪就是爪哇人，爪哇的传统舞蹈、爪哇史诗与皮影戏，都存在他的文化涵养中。可是，他认为爪哇文化遭到误用，复兴爪哇文化等于间接支持封建观念，军方正好可以复辟。苏理亚迪慧眼独具，足以洞悉爪哇的封建遗存。他看得出来，如今印度尼西亚士兵对军官举手敬礼时，其实已经不仅止于军礼，其中还包含了封建的鞠躬礼。这是一种扭曲了的退化，也不是苏理亚迪乐于见到的国家发展。

此外，他也失去了女儿。她已经改宗信奉新的伊斯兰运动——一些印度尼西亚当地人以“马来西亚瘟疫”称呼这波潮流。他的女儿在高中与大学期间，原本都表现得活泼进取。她曾经研习爪哇舞蹈，也深谙潜水，更热爱外出露营。后来，她在大学里遇到一名新穆斯林，一名所谓的“重生”穆斯林，接着，她就变了。她出门时一定会将头发遮掩起来，她穿上单调乏味的茶褐色长衫，心智也逐渐迟钝。

有一天，苏理亚迪和妻子侵犯了女儿的隐私。他们搜查了她的各项文件，找出一纸经她签署的声明，声明中表示她将无条件顺服某个穆斯林导师，而他将是引领她进入天堂的特使。这个女儿，原本跟苏理亚迪夫妇一样，不过是全国统计数字中的一个穆斯林而已，现在却被归入纯正的信仰当中。

苏理亚迪委实不能接受这样的发展。不过事后看来，他说自己一开始应当镇定一些。当初他过于昭彰地显露不悦，反而将女儿推得离家更远。有一天，他跟女儿说：“假如说，有人找你到野外露营，你要跟人家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怎么能确定野外有水，可以让我在礼拜之前沐浴净身呢？’”当时他讲得气急败坏，语气中不乏挖苦反讽。可是，过了不久，他的女儿回过头来对他说：“我已经查过书了。根据《古兰经》上记载，倘若出门在外，礼拜前就没有硬性规定要沐浴净身。”届此，苏理亚迪才恍然大悟，女儿已经听不懂反话了，再怎么讽刺，她都无动于衷了，同时，她也不再参与家人之间不时引经据典的谈话。这般精神上的失落最让苏理亚迪心痛。他问：“难道你自己已经没有脑子判断了吗？难道你一举一动都要参照那部经典吗？难道你现在不能独立思考了吗？”她说：“《古兰经》就是世间所有智慧与美德的来源。”

后来，她嫁给了那个引领她进入正信的“重生”穆斯林。她已经修到学位了；他却还在大学念书。可是，正如一名良善的穆斯林妻子一般，她甘心被他驱策。这就是最近苏理亚迪必须学着适应忍耐的悲哀：一度活泼的女儿，竟然渐行渐远，日益疏离。

然而，最近他又看到一线希望。前些时候，他开车载女儿回她婆家，她跟她丈夫就住在那里。他说：“女儿，爸爸不是帮你买了间小房子吗？你们怎么不搬过去住呢？你丈夫怎么老是要跟他父母住在一起呢？这样是不对的。他为什么不肯下定决心自力更生呢？”当时，她就回答说：“爸爸，那样他会自卑的。”

长久以来，这是首度显示他女儿还有点脑筋，还能够自主判断的小小征兆，这给了苏理亚迪莫大安慰。她终于看出苏理亚迪一直明白的现实：那个男孩儿是个平庸的学生，没有背景，无法应付大学校园生活。他距离他的学位还有一段漫漫长路，用在学业上的时间还是太少。一到斋月，整个月禁食，他就将功课忘得一干二净，每天封斋，傍晚就到清真寺礼拜祈祷，这可比钻研艰深的教科书容易多了。而他恪行宗教准则，也为他赢得了大学里穆斯林同胞的钦佩。

苏理亚迪的女儿终于自己看出这一点了。那是好几个星期前的事了。现在，苏理亚迪衷心期盼着女儿能够及时醒悟，再多了解一些现况。

最后，就在我们即将告别时，苏理亚迪说：“我还算运气好的。我不必像许多印度尼西亚人那样受到高压，不得不转换到另外一个波段。”

“另外一个波段？”

“你也知道我们这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不，或许你不知道。他们变得崇尚神秘。本来都是讲究逻辑、理性的人，现在却烧起香来。要是他们想要有所突破，就晚上不睡觉，集体到墓园坐着。只要觉得在工作或事业上没有进展，他们就用这种法子来消灾解厄。”

“你会称那种行为是神秘主义吗？”

“不这么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怪事了。”

伊斯兰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官方信仰。然而，在官方信仰之下，旧时的暗流——印度教、佛教、灵魂信仰在印度尼西亚的遗风——仍然活跃，只是被摒除在权威体系之外。建于第九世纪的婆罗浮屠与普兰班南——前者为佛教建筑，后者为印度教建筑——曾经集文明荣光于一身。可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再完整拥有这些文化遗产，他们根本无法充分理解其内涵。这两座寺庙的意义一度人尽皆知，如今却需要学者专家解说阐述。婆罗浮屠沦为不解之谜，留待学术界皓首穷经以释义，是荷兰人再次将其引入爪哇人视野之中：这正是诗人兼编辑古纳汪·穆罕默德的喟叹。古纳汪虽为穆斯林，但依行的是自己独特的印度尼西亚式教义，当他谈及印度尼西亚的过往时，轻轻比了个切砍的手势，说道：“某个地方的脊髓被切断了。”

往昔纷总，对于印度尼西亚人而言，既生也死。不管他们是讨论一九六五年的血腥屠戮，还是半夜静坐墓园时，仿佛也无法了解谜般神秘的自己。

如今，借着军方强力把持的和平局势，工业发展，教育程度提高，新兴科技文明之下的印度尼西亚即将成形，这个世界变得益发陌生。一个星期六晚间，我走在雅加达中区的新集市中，人行道上地砖残破，泥泞及踝，两旁街道上充斥着贩卖进口商品的店铺、沿路烧烤的小摊子，以及店家打开扩音器播放的唱片声响。在这种园游会的气氛下，我竟然发现了一家书店。店内照明充足，书籍分成两层陈列。书架上摆着科技类的英语书籍：医药、心理学、工程等等。此外，店内还隔出一大块空间，陈列同样以英文书写的神秘或玄奥类书籍：道教学说、《易经》、保罗·布伦顿[2]探索神秘的印度与玄奥的埃及作品等。新文明就这样体现于市井之间，科技与幻术并陈，却缺乏核心文明。

印度尼西亚经过五十年令人晕头转向的变革之后，变得益发离奇，人心也惶惑浮动。不论他们向前踏步，进入新的文明，或是像苏理亚迪的女儿一样，退缩向后，诉诸阿拉伯人的纯正信仰，他们总是迈入别人的文明，益发远离自己的文化根基，渐行渐远。

[1]意为突击队。

[2]保罗·布伦顿（1898－1981），英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旅行家。

二　西托尔：重建过去

印度尼西亚人不轻易对外人敞开襟怀，我跟西托尔·西杜莫朗初次见面时，也无法完全深入了解他。他是个诗人。他在苏加诺执政末期跟当局有所牵连，军方掌权后遭到逮捕，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间忍受了十年牢狱之灾。我们第一次相会时——事后再想亡羊补牢地追回颜面十分困难——我竟然忽略掉这位诗人政治的那面，以及他十年身陷牢狱的痛苦经历。他在狱中不能阅读，更不能写作。我相信，我之所以会忽略掉他的这一面，是因为我们初次见面时，西托尔希望我能够略去过去不提：或许，那时，过去的创伤仍令他疲惫衰颓。

他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作家风范，举止亲切，思虑周全。他谈到手上正在撰写的一部自传，以及写作时遇到的障碍。他五十六岁，颧骨凸出，有华人和尼格利陀人的血统，一对眉毛耸立着，肩膀上挂着一个帆布背包，背包里塞了几本书，突兀地给他平添几许大学生的气质。

他来自印度尼西亚北部的最大岛屿苏门答腊。苏门答腊的土地比爪哇更接近蛮荒，那里的穆斯林更像穆斯林。苏门答腊受印度教和佛教影响较小，岛上有基督教徒的教区，还有信仰万物有灵论的部落。西托尔就生于其中的巴塔克部落。而他的部落血缘，正是他写自传时的瓶颈所在。

我想起马来西亚的沙菲，在他远比西托尔短促的人生中，如何艰难地尝试在过去的经历——他从乡村到都市生活的进程——中理出头绪。而西托尔写作的困顿也跟此类困扰有关。西托尔的部落生活已经远去，他早就跟部落失去联系。他深切感受到，撰写自传时如果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写出来的不过是罗列生平大事的流水账罢了。这也是为何他将写作要务搁置一旁，转而专心研究起他的部落背景的原因。他曾跟着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人类学者，一同回访苏门答腊北部的家乡。她试着引领他了解自己所属的部落的演进过程，这段历程帮他拓清混沌，解开他多年的迷惑。

我们首次见面就这样草草收场。相聚时间短暂，彼此都有其他杂务待办。当时，我还在千方百计地试着跟当地穆斯林团体搭上线——他们一直保持低调，作风神秘。

由于顺路，西托尔跟我一同前往一个组织的办公室。我心想，他一举一动都带着知名人物的权威感。后来，有人探出窗户对他挥手打招呼时，西托尔示意我注意那个人。他说：“我并不认识那个人，你知道的。”甚至在那时，我还无法领会，对西托尔而言，陌生人跟他挥手代表着如何重大的意义：身为一名作家，却在四十二岁到五十二岁间噤声十年，十年牢狱后仍有陌生人致意，表示他还是有一点名气的。

这些穆斯林回避生人，谢绝见客。午餐前后，我乘出租车往返了几趟，一无所获。当天下午，奔波行路的疲倦以及在旅馆居住的不适袭上身来。我的房间在十五层。我开始觉得，自己已在如此沉静、有空调设备的景色中生活好长一段日子了：红瓦屋顶与绿树、摩天大楼、施乐办公用品公司的大广告牌、飞进左侧机场降落的国内班机、来往于旅馆花园两旁马路上的车流，还有高速公路上飘荡的像一阵棕色迷雾缓缓上升废气，混入挟带大量雨水的雨云之内。雅加达可不是个适于午后闲步的都市。

于是，我打了通电话给西托尔。我并没有想到他是个生活横遭政治与监禁扭曲的人。先前，在早上的短暂会面后，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个修养有道、心平气和的人，一个恬静而令人心安的人。

电话是个女人接听的。她说得一口悦耳英语。接着，我在电话旁等了半晌，西托尔才来接电话，我担心自己是否打扰了他的休息，或他的工作——他的写作，他的自传。然而，他拿起听筒回应，语气正如我所期盼的温和关切。

他说：“你一定得尽早退房，离开婆罗浮屠，改住其他饭店。”

“你的意思是，婆罗浮屠总是让人低落沮丧吗？”

“不，其他饭店比婆罗浮屠便宜多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明白了。他了解孤寂的滋味。

他说：“你来我家吧，七点钟过来。我六点要见一个年轻人。不，请你六点半过来吧。”

他住在马鲁古街。白天的暑气退去，三两个男子在亮着荧光灯的饮酒摊前闲晃，还帮我的出租车司机指路。一辆手推车经过，推车的男人一边走一边擎着竹片敲打车身。这些小吃推车、流动摊贩，是雅加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说宾馆餐厅里为了烘托地方特色也供应地道的当地菜肴，宾馆周遭却从不见这些流动推车的踪影。

诗人的住所是一个新颖的混凝土大宅子，前院围着竹篱。西托尔身着一袭印度尼西亚棉衫出来开门。他指着竹篱栅门说道：“铁栏杆就藏在竹篱后面。”他还说，那辆推车上卖的是面条，他只须听竹板敲击的声音就知道。每一样街头佳肴都有其特定的配乐伴奏。

房子是栋德国建筑，表现出相当高的外交位阶，暂时没有其他占用者。屋内没什么家具，却摆设了一尊印度尼西亚当代雕塑作品，以及许多印度尼西亚画作。

我们进屋后西托尔说道，仿佛在重复与测试英文单词：“这是平台。”我们就坐在那里。原先与他约定于六点钟会面的年轻人没来。西托尔说：“他是个大忙人，负责人权工作的。”

后院一角有幢小屋，外墙精巧地漆成绿色，即所谓的“小亭”。西托尔就住在那个小屋里。

他说：“芭芭拉会过来跟我们一起聊。”

阿迪，那个定了六点钟见西托尔的男人，这时到了。他三十多岁，体态清瘦，五官分明，头发剪得短短的。他说自己一天下来已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不容久留。要是在这里逗留太长，家里准会兴起一场小型越战。

西托尔说：“阿迪也是一位新领袖。他是个穆斯林。”

阿迪说：“我是个穆斯林。”

“为什么呢？”这种问题，在印度尼西亚是可以问的。

“我的父母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教义也比天主教的合乎逻辑。三位一体那些事我怎样也想不通。新教还比较好。印度教讲究种姓制度，那可是我举双手反对的。”

天色已暗。小亭前廊亮起一盏灯。映着这点光，隐约可见一个高挑的女人，穿着长裙，脸孔半掩在阴影中。她似乎在照料着一些悬吊盆栽，或是养在笼子里的某种小动物。

西托尔难掩悸动。到了他这个年纪，竟然在见到一个女人时，还是难掩悸动！他强力镇定，又刻意从容地说：“芭芭拉是荷兰人。”

女佣将几盘甜点端到我们的桌上。芭芭拉走出小亭，逐步向我们走来，渐渐揭去脸上的神秘面纱，来到主屋明亮的灯光下。她穿着一领蓝色蜡染长裙，看起来不到三十岁，面容姣好，举手投足落落大方又独具风姿。西托尔重新镇定下来。

我试探地问起桌上甜点：“是些什么甜点啊？”

芭芭拉答道，话语中几乎听不出口音：“这是豆子做的。”

“好吃吗？”

“他喜欢吃。味道一定不错。”

“他”指的就是西托尔。

她转头用印度尼西亚语跟阿迪交谈。

甜点的形状圆圆的，表面下沉，像是变软了的网球。法兰绒般的外皮中包裹着柔软馅料：油滑、甜腻、没有什么味道，跟我在马来西亚尝过的甜点差不多。

阿迪用英语说道：“身为一名穆斯林，我被当局盘问。”

“噢，我的天哪，”芭芭拉说道，“该不是真的盘问吧？”

可是，阿迪心中还在想着盘问的事。印度尼西亚当局逮捕了一名漫画家。

阿迪说：“军方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我问：“指控罪名严重吗？”

“他们就是喜欢来这套。把人抓起来，关个一两天，再友善地审问他。虽然说友善，或许也不尽然吧。”

稍后，西托尔陪我漫步到外面大街上。夜间，街头来往的推车和流动摊贩更多了，各种噪音交织在一起。

远离了芭芭拉，以及她身上那袭蜡染长裙，西托尔再度浮躁起来。

我说：“你该回头去招呼阿迪了吧？”

“阿迪是老朋友了。”

“你跟芭芭拉结婚了吗？”

他在路上纵声大笑：“按我们部落的规矩，算是结过了。”接着他又说，“星期六上午再来吧。我可以让你看看照片，我们部落里的人坚持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同居两年了。”

“你现在五十五了吗，西托尔？”

“五十六了。”

“仍旧对生活充满热情吗？所以说，我们的热情永远没有退潮的时候吗？”

“那个加拿大人类学家也是这么问我，‘到了你这个年纪，还是这样吗？’她才二十四岁。”他再度大笑，那张华人——尼格利陀人的清瘦脸庞上双唇开启，露出牙齿。

平日近乎空荡的主屋，一到星期六上午，情况完全改观。西托尔苦于牙痛，吞服各种止痛药仍不见效。芭芭拉则穿着工作服，欧式的浅淡色泽，让她看来更为纤瘦。日光在她脸上增添了岁月，她的样貌像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她行色匆匆，忙忙碌碌，一本正经，只想尽早出门上班。她在一所荷兰赞助的印度尼西亚手工艺中心工作。她离家前仔细叮嘱西托尔，别忘了照顾她养在笼子里的鸟儿，尤其是红鹦鹉。

西托尔坐立不安。他不但要忍受牙痛，还得时不时分神应付进门来跟他这位著名诗人寒暄的闲杂人等。我们原本打算星期六上午谈谈他的自传。可是他一再拖延，迟迟不肯导入正题。最后，就在我们即将聊入正题时，他竟然以需要盥洗为借口而去。当我们真的谈起来时，他又有口难言。他准备得过于周全，思索得过于深入。每说出一个短句，他就立刻评估这句话的分寸拿捏得是否恰当，结果连句子都无法完整说全。他开始使用一些艰涩的多音节词汇。在此期间，访客络绎不绝，他们相互道好，印度尼西亚的礼节没完没了。

这个主屋的每一扇门都开向绿色庭院：这处小庄园充分运用了气候的优势，绿意蓊郁，屋内凉爽宜人，每扇门外都有大片绿叶庇荫。庄园外的街道上，清晨的凉爽一点点消退，无时不在的推车小贩发出各种噪音。

最后，我们终于决定坐着闲聊就好。西托尔搬出一本本相簿，翻出他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家乡的彩色照片，邀我一同欣赏。这些照片不过是几星期前拍摄的，当时他第一次偕芭芭拉返乡探亲。西托尔已经说过，他是个部落出身的人，还说他家世代担任酋长。光凭话语，我也摸不着多少头绪。但这些照片让我增加了一分了解，探知到这方面的情况：照片里的西托尔既是个部落出身的人，也是个酋长的儿子。照片展示了苏门答腊的部分风光，这是大地的一部分，也是西托尔绝对不能与之分离的一部分。

西托尔祖上十八代，世代相传，一直统治着苏门答腊北部的一小块区域——长十二英里，宽不过六英里。小地方群山环绕，岩石磊磊，不值得任何人耗费丝毫时间和精力征服。荷兰人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初探此地，西托尔的父亲奋起抵抗，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八年，一直防备荷兰人染指。这个记录让人难以置信，西托尔说他父亲生于一八五〇年，一九六三年过世。难道，他父亲活了一百一十三岁吗？没错，他是族里的超人。西托尔有个姐姐，现在高龄八十。西托尔自己则是在父亲七十三岁时出生的。西托尔的父亲成为荷兰人的手下败将后，被荷兰人封为当地行政长官。他依旧担任酋长，日子跟荷兰人到来前没两样。

西托尔的故乡，他父亲统治的区域，包括三个发源自六千英尺高山的河流冲击出的美丽河谷。照片上，河谷之间，一畦畦疏疏落落的稻田，以石砌矮墙或田垄相隔。稻穗不如生长在肥沃土壤上的丰厚鲜翠。这个部落的风景色泽柔和、平淡无味。西托尔出生在酋长家，在这里度过最早的童年时光。西托尔无法回想起任何一段他跟父亲或母亲的谈话。他六岁时就被送进一所荷兰人办的学校，那是一所专门为教育像他这样的孩童——酋长或辖地更小的酋长的孩子——而设置的教育机构。可是，学校只收男生，不收女生。这也就是西托尔的姐姐——高龄八十——始终只是个一字不识的乡村妇女的原因。她属于古老又遥远的过去，对西托尔而言，就是在他接受人类学启蒙之前的遥远过去。

这个部落的人独处一方。可是，不论他们究竟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这片河谷带来了——抑或是日后不断研习出——特有的装饰艺术与卓越的建筑技术。村庄外围以巨大石墙为屏障，入口栅门狭窄，容易防守和封锁。村民屋舍集中兴建在广场上。房屋屋顶挺着檐角——屋檐前方向上陡升，中间向下直垂，屋顶两端再像船桅般拔起突出——西托尔说，如此巧妙的设计可以保护房屋不受当地强风侵害。

西托尔家乡里的传统建筑上唯一增添的现代装置，不过就是屋顶上加装的几排铸铁栏杆。房屋架设在坚固木桩上，木桩上再榫接横木或横梁加固。木桩与飞檐屋顶间的房屋外墙都很矮。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摆着木床。木床追仿檐角或船首的形状，只是经过修饰。然而，目光移到村子里的广场上，又可以看到这样略加修饰过的形状出现在殓盛酋长头骨的石棺上。石棺棺盖上刻有一只蜥蜴的上半身，蜥蜴的下半身则刻画在石棺侧面。蜥蜴是幸运的象征。

西托尔六岁时，被强制性地送进荷兰人开办的住宿学校，远离了部落生活。那是所基督教会学校，但不强求学生改宗受洗。尽管如此，校方要求西托尔不论上课下课都要说荷兰语。每年学校会放假，假期最长达一个月。届时，他就回到乡下。他的父亲（当时已八十高龄）与母亲总会亲切地招呼他，可是，他们之间无话可说。他回到家来，不过就是在村子里找个房子睡下，跟着大家一起用餐。村子里总有几名远亲成天张罗着吃食，随时可以填饱肚子。

日军开到印度尼西亚时，正是西托尔在雅加达读中学的最后一年。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日军最先从苏门答腊南端登陆。两星期后，苏门答腊沦陷，日军转攻西爪哇。荷兰军队撤退，雅加达市内街道顿时清空。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可是有一天，西托尔还是跟着几个朋友骑自行车上了街。接着，几个人骑车骑到当时巨大的荷兰殖民纪念碑附近，就是快到现在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的地方，西托尔看到了今生所见的第一个日本士兵。

当时，那个日军正骑着自行车——日本军方出品、驰名全球的折叠式自行车。他疲倦狼狈，大汗淋漓，穿着单薄而廉价的制服，浑身散发出汗味。他将几个男孩儿拦了下来，明白表示——虽说他只能说日语——他要西托尔骑着的那辆自行车。

日本人的折叠式自行车粗制滥造，难以驾驭。西托尔的自行车为英国制品，坚固的汉堡、兰令或菲利浦等，是有品牌的大厂生产的。但当时那辆脚踏车，他骑上去都稍微嫌高，对那日本军人来说，车身更是高得够不着。他三番两次试着骑上自行车，最后还是死心放弃。西托尔当时身高五英尺三英寸，那个日本人比他还矮上几英寸。

荷兰纪念碑，就在这次会面的不远处（原碑现已不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尊巨大黄铜男性雕像，欢欣鼓舞地打破锁链），根据西托尔所述，原先的纪念碑主题是个早期荷兰殖民者居高睥睨地向下指着这片征服得来的印度尼西亚土地。自行车还在自己手中，西托尔怎么都想不通，那么矮小的日本人怎能打败如此高大的荷兰人呢？

西托尔与日军的直接接触仅止于此。在他当时定居的雅加达城区，生活照常进行。即使在荷兰人聚居的区域里，也同样平静无波。过了一阵，荷兰妇女和孩童才被送往集中营。西托尔的学校面临关闭的命运。又过了几星期，火车恢复正常运行，西托尔跟着朋友搭车前往雅加达市外的山野郊区采集蔬果，再带回雅加达街头叫卖兜售。没多久，他找到一份收入更稳定的工作。日军下令取下所有荷兰语招牌、广告牌，涂抹销毁。于是，西托尔就在雅加达四处走动，涂掉写着荷兰语的招牌。

六个月后，日军又颁布命令，强制所有非爪哇学生一律返回各自家乡。西托尔说，日本人想将整个印度尼西亚打散，分化为一个个易于掌控的区域。他们还想将尚未就业的学生，即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撵出雅加达。西托尔干脆趁日本人提供交通运输之便，顺势回到苏门答腊，回到他六岁后就不曾居住超过一个月的村庄。他在村子里待了三年。他兄长的藏书丰富，是一个受过精良荷兰式教育者应有的藏书规模。因此，即使西托尔未能完成学业，大战末期，他还是阅读了许多书。

时间推进，就步入二战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国内动荡的历史：苏加诺与其同志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与荷兰人斗争；苏加诺执政；一九六五年，爆发反苏加诺运动。日本人创建的军队崛起，而今掌控了这个国家的重要职位。西托尔因为与苏加诺有关联，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十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重获自由。狱方不准他阅读或写作。每个月只准接见一名访客，会面时间十五分钟为限。当时，他怎么打发时间？他跟狱中难友聊天，因此结交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阶级人群，政治与社交上都获益良多。

不论西托尔在雅加达如何风光，在他的家乡，他永远只是一个部落男人而已。出狱后，西托尔必须重回部落，重新从部落开始。为了典礼所需，西托尔还得撬开棺盖上刻绘着象征幸运的蜥蜴图饰的石棺，请出祖父的头骨。西托尔双手托着一只盘子，盘上盛着祖父的头骨和一颗柠檬，柠檬的功用在于净化。西托尔的一位表亲也出席观礼，这位表亲恰好是个医生，头骨转移到西托尔手上的盘子时，表亲一看就发现头骨的下巴歪了，于是他伸手将歪掉的下巴移回原位。主持典礼的祭司见状，大发雷霆。那个表亲，贸然出手探触先人遗骨，不日定会消解掉村里的所有运势，害大家霉运加身。

西托尔有一张黑白照片，纪念那个不寻常的时刻：相片中的西托尔浑然不知身后紧张的一幕，将盛着头骨与柠檬的盘子端得与肩同高。族里的祭司被那位表亲气得七窍生烟，面孔扭曲，快速舞动着身体，怒发飞扬，企图反制村人的不敬妄为，消灾祈福。

西托尔出狱后，背负着政治标签，找起工作四处碰壁。可是，他作为诗人还是颇有名望。出狱两年后的一天，他应邀在雅加达一位荷兰人家中朗读自己的诗作。会中聚集了二十多人，主要是外国人。有个人姗姗来迟。西托尔，当时他背对着门口，听见迟到者推门而入时，转过身来，但见眼前有个欧洲女孩儿，身材高挑，面目妙丽，他惊为天人。而且，还不只是她的美丽，西托尔说，还有她的“光环”。刹那间，屋子都亮了起来。他当下决定，一定要认识这个女孩儿。冥冥之中似有神助：女孩儿就坐在一位英国妇女身旁，这位女士发言请西托尔朗诵一段他的诗篇的英译版本。

就这样，朗诵结束后，西托尔得以直接跟女孩儿通名道姓。他说，他想跟她结识，两人不妨找个时间“约见”。接着，他才明白，她来这儿不是因为她熟知他的诗作，一心想聆听他朗诵；她来，只是想看看诗人的真面目，想看看这个因为跟苏加诺有所牵连就系狱十年的人，究竟长什么样子。西托尔并不介意她对他的诗毫无印象。芭芭拉是个荷兰人。一个荷兰团体派遣她到印度尼西亚来，协助发展印度尼西亚的手工艺，相当于荷兰“和平工作团”的工作人员。

他们约定在五月二十五日见面。芭芭拉满腹心思都放在启程返荷的准备工作上，她预定六月十六日离开印度尼西亚。天赐良机，当时西托尔接受了荷兰某文化组织的邀请，恰好将在六月二十八日前往荷兰。两年过后，这几个日期他还是记得分毫不差。结果，虽说芭芭拉离开印度尼西亚前，只能跟他在雅加达“约会”两次，到了荷兰，她就有时间跟他再多多“约会”了。

他自己也很难说明，究竟他留给芭芭拉什么印象。芭芭拉是荷兰人，冷静理智。芭芭拉引领他见识的新世界令他拜倒，她为他介绍、解释的新观点同样令他折服。他在牢里禁锢了十年，隔绝在书本信息外，耽溺在古旧想法中，他错失了西方世界整整十年间运动思潮推进。

芭芭拉生于六十年代，她属于一九六八年的那一代，周遭全是舒马赫之类的人物。在成长于殖民时期的西托尔看来，芭芭拉和她的青年伙伴们，就像新的“传教士”。芭芭拉同其他年轻人深入原住民部落，目的并不是逼迫他们改宗，而是想以更直接的方式施以援助。

这群人是如何成长的呢？欧洲又是如何大量培养出这样令人目眩神迷的一代？跟芭芭拉同在荷兰的那段时间里，西托尔无时不处于情绪与精神高度兴奋的状态下：这个五十四岁的部落男人，一脸华人和尼格利陀人特征的五官轮廓（他那对耸立的眉毛，时时显示着中国海盗的血统），身高五英尺三英寸，患有糖尿病，政治上已经失势，跟在一个高挑聪慧的荷兰女孩儿身边，女孩儿还比他年轻二十岁。

他们回到印度尼西亚后就开始同居。部落里听到风声，部落中长老坚持他们一定要依照部落习俗举行婚礼。由于西托尔的部落向来主张“异族通婚”——他提到这个人类学上的专有名词时，顺溜得很——依照传统，芭芭拉一定得先加入一个与西托尔的部落有关联、却没有亲属关系的部落。

不过几个星期前，他跟芭芭拉回到村子里，按照习俗完婚。河谷上的岩石山丘湿润凉爽，照片上云雾弥漫在低矮的山麓间，色彩柔和温润。婚礼礼成后，众人在装饰夸张的房子里享用了一顿大餐。芭芭拉和西托尔两人都用手抓食，吃的是猪肉。“你看，”西托尔指着照片说，“那是我。在我的部落里。这些都是真的。不是观光客的玩意。”只是，他穿的跟观光客没两样，脚上一双橡胶雨靴，低头看着一个在织布机上工作的村中老妇。“那是我姐姐，她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相簿里还有张照片，他跟芭芭拉两人并立，站在他父亲的家门前，这位一度战功彪炳的酋长的宅子，现在归西托尔的兄长继承：西托尔就是带着芭芭拉在这栋房子里举行部落婚礼的。

这趟人生旅程令他感慨良深，这确实也是趟了不起的旅程。他在这个时代就亲身体验了种种历程，对其他印度尼西亚人而言，这些历程可以伸展在过去四至五个世纪之间。然而，他还是无法落笔开写自传。过去三年，他两度动笔，写成数百页文稿，却全部舍弃。他的自传材料过于丰富，过于精彩，对他而言，思想的偏离与改变正是这部自传的主题，偏偏他还苦于摸索，不知如何付诸文字表达。他只能如实将生平历程一一记录。

他讲到已经完成的部分时，说道：“总体说来，还是无法连贯。无法以我个人为棱镜，透过我这块棱镜观看这种成长的表现。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无法圆满地挤进某种系统中，不能整合成完整的艺术、个人生涯抑或政治上的系统，一切枉然。”

先前，他无法定义自己，因为他不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他已经切断了自己与过去的联系。他六岁时就被送进荷兰人的学校寄宿读书，部落信仰在他身上早已荡然无存。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早期生活无事可写：他竟然从不曾与父母交谈过。由此可见，那位加拿大人类学家对他的帮助有多大了。

她曾在他的部落里待过五个月，他跟着她进行田野调查，身兼向导与翻译。他将那位人类学家的照片找出来给我看，一个高大可爱的年轻女人，穿了套猎装。身为巴塔克部落的一员，西托尔显然有所收获。经由技巧性的询问，她为他重建了巴塔克先祖的过去。这是他自己无能为力的。因此，当他再度提笔、重新投入自传写作时，他至少可以说：“我祖上十八代，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

西托尔说：“我是很复杂。可是，我并不迷惑。”

整个早上，各色访客不绝。有个人，是个说英语的德国人过来看房子。其他人造访，就是为了看西托尔，看这位诗人。他满心欢喜地接待他们。重获自由四年后，有人特地上门造访，还是令他喜悦。

中午芭芭拉回来了。她回家来照料她养的小鸟，一只接着一只。西托尔与我散步到小亭。亭子位于挨着主屋的狭长花园尽头，里头装饰着芭芭拉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岛屿致力提倡的工艺品：芦苇编织的垫子、藤椅、帝汶出产的篮子等等。芭芭拉工作起来游刃有余；她评判工艺美学时观点独到，慧眼独具。

用人（西托尔与芭芭拉雇请了两个用人）做了煎鱼和米饭当午餐，然后又端上腌黄瓜。西托尔患有糖尿病，吃得很少。

我问芭芭拉：“你最近还会回欧洲吗？”

她回答道：“我可不想。”顺便果断地咬下一口腌黄瓜。

西托尔说：“有机会我还是挺想再去欧洲一趟。真希望有人邀请我过去长住一段日子。印度尼西亚这里有太多事物，都让我触景生情。”

芭芭拉的午餐时间匆匆结束，她还得回去赶她的手工艺作品。我又吃了一块煎鱼，西托尔看着我细嚼慢咽。狭小房间里，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超现实油画，上面画着两名裸体男女的背影，男性裸体为棕色，女性则以暗红色表现，画面上各个角落都有展翼飞翔的小鸟。之前一位画家朋友过来拜访时，芭芭拉养的鸟恰巧死了一只，画家有感而发，画了这幅画送给诗人以纪念。墙上还张贴着许多笔触奔放的裸体铅笔素描，都是西托尔自己画的。

芭芭拉拥抱着印度尼西亚与诗人西托尔的魅力锋芒；西托尔则渴望着芭芭拉的妩媚，以及欧洲所象征的安全感。芭芭拉可以将欧洲视为平常。可是，走到自己旅程尽头的西托尔却无法将欧洲等闲视之。现在，他已经继承了祖先流传下来的村庄、山谷、湖泊、石墙与神话中的小屋。可是，他再也无法回归故里，世事尽非，他不能佯装旧时模样。除去欧洲（意即荷兰）与欧洲人的文化邀请，以及欧洲对于他的“复杂情结”的好奇，他就只剩下印度尼西亚，这是一片恣意伤害与辜负他的国土，他在印度尼西亚找不到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对他嗤之以鼻，他也找不到任何人或任何事来作为依托。

好几个钟头后，我才恍然醒悟，我们两人虽然促膝长谈多时，却还是遗忘了一个重大问题：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这段为时二十年的日子。我竟然忘了向西托尔请教，那二十年间他又经历了哪些风波，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如何在文坛初现锋芒。那二十年间，印度尼西亚独立，西托尔创作的诗篇崭露头角，然后声名大噪。稍后，他进入政坛，掌握权力。当时，西托尔对某些人而言——尤其是接近苏加诺执政末期，那些被当局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是个专事威逼胁迫的角色。此外，就我事后深入了解，那段时期，有些人一生的事业曾遭西托尔无可挽回的迫害。而有些人，即使事过境迁，斗转星移，还是不能原谅他。

可是，告诉我这些片段往事的人，同时也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忍心对他苛责。毕竟，他受的罪比我们任何人都多得多。”

三　废除传统学校

阿迪·萨索诺，前晚我在西托尔家里巧遇的客人，告诉我，倘若我能抽空深入印度尼西亚乡间，参观传统的伊斯兰教乡村学校，一定能大幅增加对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了解。这些学校一般称为“经学学校”。阿迪有个同事，对“经学学校”颇有研究。他跟阿迪一样，都是虔诚而关心他人的穆斯林。也多亏他的安排，我的印度尼西亚乡下之旅才能成行。他认为，我应该先去参观现代化的经学学校，日惹和婆罗浮屠附近就有一所远近驰名的学校。此外，我还该找一所历史悠久的古老学校看看，相互对照——离苏腊巴亚不远也有一所。

这些设置在乡间的经学学校维系了人们与校园之间的和谐，协调了乡村生活与教育的关系，而这就是它们跟奉行西方教育的学校之间最大的差异。那些西式的学校，分散在亚洲的乡间地带，却只会扰乱学生的心绪。阿迪的朋友告诉我，知名的教育学家伊凡·伊理奇曾经走访印度尼西亚，参观过他们的经学学校。我从未拜读伊凡·伊理奇的著作，至于他的“废除传统学校”理论，也只闻其名，未详其实。可是，我也知道此人盛名在外，我心里盘算着，参观他曾经走访过的地方（我也得坦白承认，他到过印度尼西亚的偏远地区，委实令我惊异），一定很有意思。

此行，我跟普拉索乔一同前往，他十九岁，还在学校念书，也是我不可多得的最佳旅伴。普拉索乔曾经获得美国高中国际交换生项目的奖学金，在亚利桑那州住过一年。他的英语流利，带点美国口音。他充分利用旅居亚利桑那州的那一年，日子过得很开心，学到了很多，对于出资赞助他的美国高中生国际交流基金会也一直心存感激，他还打算把我支付他的费用捐出部分回馈这个基金会呢。

我同时也感觉到，普拉索乔有意将他在美国受到的亲切款待，回报在我这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身上。我们一同出门旅行时，他穿了一条牛仔裤，臀部后口袋上还钉了一个交流基金会的标志。他的个头不过比中等身材高出一点点，五官酷似华人。他的长相是他们家里固定的笑料来源。普拉索乔的父亲，虎背熊腰，标准印度尼西亚人轮廓，总会开玩笑说道：“可是，唉，我这个华人儿子是打哪儿来的？”

我们搭乘印度尼西亚航空的机场巴士前往位于东爪哇北部海岸上的苏腊巴亚。泥浆污染了海岸线。河道间滚滚黄汤奔流在这片耕作过度、人口过于稠密的绿野上。苏腊巴亚周围富产米粮，稻田开辟成狭长的田地以利灌溉，从空中俯瞰，就会看到一大片小农勤耕的拼凑景象。

稍后，我们从苏腊巴亚驱车深入内陆，一路上屡见在稻田旁搭建的农民住所。当地房屋十分狭窄，样式十分老旧。房子跟马路边缘还隔着一段距离。前院清扫收拾得一尘不染，绿荫宜人。香蕉树生长在院子里的空地上，一旁还伴着椰子树、芒果树、甘蔗与鸡蛋花。屋后紧挨着稻田。我们似乎走过一个极为狭长的村落：爪哇在这里变为无数的小块村庄，让人难以联想起爪哇过去驰名历史的辉煌王朝与帝国，这片土地，像是一片聚合了无数辛勤小农的土地，就是所谓的wong chilik。他们遭到自身旺盛的繁殖力诅咒，十九世纪初期，爪哇全岛人口统计为四百万人，现在，已经跃升一倍，高达八百万人了。

wong chilik一词，还是普拉索乔教我的，同时，他也跟我说，这个称谓（尽管发音切合得巧妙）现在已经是既过时，又没礼貌了。某些人，那些家里不务农的人，还是很介意这样的不敬之称，他们总希望外人能清晰认知他们与一般贫农截然不同的身份地位。这类人士就会自称为“贵族”，还在姓名前面加一个大写的R。他们的房子也盖得不一样，一定要加盖一个形状像帽子的屋顶，要不是普拉索乔特别点出这项殊异的建筑特色，我恐怕也只能有眼无珠、走马观花而不察。他们的帽形屋顶扁塌，看起来都一样，只觉温暖舒适：穷人家以红瓦覆盖屋顶，再编扎竹子充当外墙；不那么穷的人家就用混凝土砌墙，院子里莳花植草，幽静阴凉。

普拉索乔说，窗户在这里也是个新发明。传统的爪哇建筑是没有窗户的，以前用成排编织的竹壁作墙，滤过阳光、热气，却仍然保持通风流畅，开挖窗户根本就是多此一举。传统的建筑里，光线从屋顶的缝隙间泄入，可是，混凝土墙就不能不装窗户了。我也看得出来，此时，玻璃百叶窗正在不那么穷的人家大行其道。

每个小庭院门口都竖着门柱，却没有大门。门柱的设计殊为巧异：柱子顶端或砌或叠着小型金字塔，或某种钻石形状的立体物。有时候，金字塔或钻石形状的立体物还会一分为二：虽然用混凝土修筑，却追仿出石块叠砌的样式。乍看之下，我还以为这些门柱在于标明每一块土地的所有者，或许是某些大规模农场所竖立的；其实不然，这里的门柱是爪哇最后一个信奉印度教的王国——麻喏巴歇王朝[1]建筑风格的遗迹，该王国早在十五世纪末叶就已瓦解无踪。

印度尼西亚前伊斯兰教的历史与文化，就是以这种方式残留了下来：遁入传统，化作神话。马路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巴士车身上漆着“因陀罗普拉”[2]，“因陀罗的胜利”则出现在许多店家招牌上。可是，这里这位因陀罗可不是印度教万神殿中的雅利安神祇。对普拉索乔，以及为我们开车的司机而言，因陀罗只是爪哇皮影戏里的一个角色。接着，普拉索乔就跟我讲起当地一则穆斯林传说：潘达法家族一门五虎，五个兄弟分别代表伊斯兰教教义中的五大项原则。而我也不敢相信，普拉索乔竟然对这个传说中真正神妙之处一无所知。他跟我讲的神话，其实摘录自古老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这一伟大的史诗于一千四百年前渡海进入爪哇，扎下爪哇的根，又经过伊斯兰教移花接木。普拉索乔，生为爪哇人，又是个穆斯林，与这美丽的神话共同成长。作为交换生赴美一年的经历，与他的生活背景相融合时，一定曾经动摇过他的信仰与生平依赖的文化养分。

就这样，夕阳偏西，将近黄昏之时，我们的车开到了宗班镇上。那所知名的历史悠久的经学学校就设在这个镇上。可是，我们一开下高速公路，就发现宗班镇上似乎遍地都是学校。放学时，路边成群的穆斯林女学生，三三两两、窸窸窣窣地闲聊交谈：一个个修女模样的小个头女孩儿，裹着头巾，穿着衬衫，围着纱笼。我们要找的经学学校究竟在哪里？这所学校又与其他学校有何差别？我们来回奔波，司机驾车神勇，仿佛还在高速公路上拼搏一样。我们深入阴森晦暗的乡间巷道，最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来来回回，不知过其门而不入多少回：这所学校门面之不起眼，即使架设了招牌指示，还是难以引人注目，跟我（普拉索乔亦然）预期中——柏木森森，幽静避世，乡村与校舍融于一体——的庄园风格，真是大相径庭。

学校四周圈了围篱。篱笆里的沙地庭院上，有一栋两层楼的混凝土建筑，院子里稀稀疏疏地种了几棵树。院子中央，几根木桩上顶着一座清真寺，寺中地板上铺有瓷砖。男孩儿穿着短裤、纱笼，闲晃或是静坐在阶梯或地板上，随着一位只闻其尖声、不见其人的教师，持续吟诵着阿拉伯经文。

我们走过阅报栏——空地上架着一座玻璃箱柜，顶着木制盖板，一张张报纸就摊在玻璃柜子里——来到清真寺一旁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两层楼的校舍阳台栏杆上，晾着五颜六色的衬衫与纱笼。校园里都是男孩儿，围着纱笼，光着背脊，暖棕肤色，精瘦、平坦、优美的印度尼西亚人体形，胸膛与小腹肌肉的线条都极为精致。

他们回头凝视。接着，渐渐地，他们开始跟着我和普拉索乔。我们一走动，他们就跟在后头，紧随不舍。我们走进学生宿舍之间狭窄的泥土巷道与泥泞的排水沟时，身后的学生俨然聚成一群。宿舍四处晾晒着布缕，抑或长幅的纱笼，宿舍房间之狭窄，望之足以令人窒息（一个学生告诉普拉索乔，宿舍里，八人合住一个房间）。简陋的厨房棚子与学校商店外面，布满了泥巴与垃圾堆；泥泞的院子地上，一个围着纱笼的孩童正在空地上生火，费力地刮着烧焦了的锅子底部，铲出一块块相互粘连的焦硬锅巴。他抬起头来，惶惑地望着我们，以及跟在我们后面的一群学生。我心想，或许，所有中世纪时期的知识重镇、学习中心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一个男孩儿嚷了起来，其他男孩儿也纷纷跟着叫喊，难道他们正呼唤着“伊理奇”吗？

一名个头非常矮小的男人，戴着一顶黑色便帽，身高大概只有四英尺十英寸，朝我们走了过来，领着我们和我们的临时追随者离开宿舍区，回到学校前方，回到清真寺旁两层楼的建筑里。他打开了一扇门，让我和普拉索乔进入一个宽敞的房间，随即关上门，将那一伙人挡在屋外。黑色便帽之下，他神情肃穆。

普拉索乔说：“他说，我们在学校制造滋扰。”

我说：“制造滋扰的可不是我。”

大房间里，座椅沿着一列矮桌，排成两排。我们坐了下来。

就像在东非地区某些特定的季节里，飞蚁受到光线吸引，成群地飞舞在住家的窗玻璃外一样，这所宗班镇上知名的经学学校里的莘莘学子正如东非飞蚁般聚在窗外。只是，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感受到何种吸引？受到证明他们学校知名度的访客的吸引？他们攀聚在窗户上，一张黄种人的脸庞上重着另外一张黄种人脸庞，每张脸庞都露齿微笑。即使隔着窗户，他们还是可以模仿我说的每一句话。而且，现在，就在他们窃窃私语与模仿我说话之间，我清晰分明地听出来了，确实有人在喊着：“伊理奇！伊理奇！”难道，那位知名学者的一度走访，或是报道中知名学者对他们的研究兴趣，使得他们如此虚荣吗？

又一个男人走进房间。

普拉索乔说：“他说我们应该先登记，清真寺里正在上阿拉伯语课，我们在学校里制造滋扰。他们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访客的。”

当然啰。

“我们得先到办公室去登记。”普拉索乔说。

“可是，他们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啊。我们一到就先去过他们办公室的。”

于是，我们枯坐了半晌。稍后，我才知道，那个头戴黑帽的男人，根本算不上校方人员，他甚至也不是教师，只是个学生，入学已经九年有余。他将我们带进这个房间，只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原本还以为，他应该帮得上点忙的。

我对普拉索乔说：“把我们的介绍信交给他，叫他把信拿给他的领导。”

正如我在雅加达听说的，经学学校谨守着传统，以及坚持“去除架构”，所以学校里没有“校长”，只有“奇阿依”（kiyai），即领导。

黑帽男人温顺地拿了信就走。

我跟普拉索乔说：“你能不能过去跟那位阿拉伯语老师谈谈呢？”

课程持续进行着。老师躲在清真寺里的暗影中，没完没了地吟诵着。

普拉索乔一筹莫展。他根本没办法打断那位老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只有等待。”

我们等待。等到阿拉伯语课终于结束，我们冒着再度被人包围的危险步出屋外。打着赤膊的男孩儿在房屋前廊上闲晃；有些学生抽着印度尼西亚的丁香烟，烟味甜腻。可是，身处这群喜欢模仿的学生当中，他们正围拢在我们四周，不管是行动或是讲话都十分艰难。戴着黑色便帽的矮小男人又转了回来，步履急促、灵巧、平静如初，手上还握着那纸介绍信。他没找到他的领导。

普拉索乔又将我带回排着椅子的房间里。他怏怏不乐，措辞也跟着正式起来，他说：“您介意我让您自个儿在这里待上一会儿吗？我出去试试看，说不定能找个相关人士过来。”

他走了出去。围观的男孩儿，没有一个跟着他。他们依旧杵在窗外瞪着我。天色渐晚，接着就到了礼拜的时间、晚餐时间，他们对我的兴致逐渐消退。“伊理奇”的呼喊声渐稀渐远，有时，远处才偶尔传来一声（某个无所事事的学生满足了好奇心之后，移步离去，顺便长啸一声）。然而，印度尼西亚传统的待客之道，不曾偏废。我一个人独坐，有人从内室里端出许多杯茶来（仿佛校内即将举办一场正式的茶会），在我面前搁了一杯，避免跟我眼神接触，随即离去。

普拉索乔带着两个男人回来。两人之中，一个是学生，双眼圆睁地瞪着我，坐在一旁保持缄默。另外一人则是英语老师，个头像黑帽男人一般矮小。英语老师笑容满面，急着练习英语会话。可是，普拉索乔浇了他一头冷水。他们用印度尼西亚语交谈了几句，普拉索乔就说，这位英语老师要带我们去参观另外一所经学学校，离这里不远，开车半小时就到了，我们在那里或许能够找到可以跟我们对谈的人，多跟我们讲些关于经学学校的事情。

这个安排想来也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于是，我们就驱车穿过薄暮，穿过无尽的村落，而那满脸堆笑的英语老师，坐在司机旁边，一点也不添麻烦。车行几分钟之后，他突然转过身来说：“你曾经来这里参观过多少次？”设计了这个问句，问过他的英语问题，也获悉了答复之后，便转身坐定，一路上安安静静。

我们转而参观的这所经学学校，校舍看来较新，运营也比较有章法：几栋精心设计的混凝土校舍，铸铁栏杆围绕着修整有方的庭院。此时正值晚礼：有人在校园里吟诵呼唤。没开灯的办公室里坐着一名架着厚眼镜片、围着蓝色长纱笼的老人，他是经学学校的副领导。他说我们运气真好：瓦西德先生第二天就要动身上雅加达去。他领着我们，暮色中穿过几处花园，走到一处私人住宅前去拜会阿卜杜勒·拉曼·瓦西德先生。瓦西德先生对于经学学校可谓了如指掌。直到这个时刻，我才猛然想起，先前就有人跟我提过瓦西德这个名字并极力推荐，说他是我此行一定要拜访求见、不可错过的人。雅加达的报纸上，也刊载过与他有关的报道。他致力办学，经营有道，使他逐渐浮上台面，成为一号人物。

这真是无心插柳：普拉索乔找到的这位英文老师，竟然让我见到瓦西德先生。瓦西德先生是个粗壮的矮个子中年人，腰间围着纱笼。他家的西式客厅天花板上吊灯微明，一台电视摆在房间远处的角落里，女眷进进出出，佣仆从矮桌上端出茶点。瓦西德先生在他家客厅里说的话，逆转了我这一天的际遇，重整廓清了傍晚这一段混乱的经历，并且让我大开眼界，见识到一段历史上的奇迹。

首先，必须说一下名称。印度尼西亚语当中，城镇中常见的唐人街叫perchinen。per-china-en，意即“华人所在之处”。所以经学学校的名称persantren，也就是per-santri-en，代表“智者所在之处”。santri则是由梵文shastri转变而来，意指精通印度shastras（经书典籍）的饱学君子。

在过去印度教─佛教盛行时期，经学学校在爪哇如修道院一般，由社区供养，为居民回馈性灵上的导引和精神上的保护。当这种文明的哲学体系崩溃之际，经学学校的功能，就很容易为苏菲教派的穆斯林取而代之。校方对外开放，谁都可以去跟经学学校老师请教，请他针对个人需要指点迷津，或是给予宗教上的指导。求道者不须注册入学即可研习任何正式的课程。以这种方式运作的经学学校，则可称为“去除架构”的教学方式。

荷兰人殖民时期，即十九世纪下半期，村庄开始蜕变。有些人家境逐渐富裕起来，他们想让孩子受教育。经由村子里新近富起来的人运作，经学学校逐渐从苏菲中心转变为招收孩童入学的学校。同时，伊斯兰教在爪哇也发生了改变。探索神秘主义的苏菲教派，是伊斯兰教各分支中较为古老的一个派系，其重要性越来越小。再加上苏伊士运河开通，轮船通航，使得当时还位处伊斯兰教宣教东界的爪哇显得不再那么遥远。过去，信徒只能扬帆航行，前往麦加朝圣，要耗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今朝圣一趟三四个星期就可以往返。越来越多的人去往麦加。越来越多的印度尼西亚人接触到较为纯正的信仰：先知、真主的使者，以及先知严格的训诫。

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经学学校开始转变为一般学校。宗班镇上，我们方才走访过的那所经学学校，创建于一八九六年，至今仍旧是地方上的宗教中心。村庄居民提供学校运作所需资金，村民可以不时向校方请教。同一个地区的各级经学学校领导，每隔三十五天就会聚一次，讨论当前亟待解决的议题。举例来说，最近，附近居民就为了男人留长发的问题而困扰。领导们就恰如其分地做出最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反应。领导们翻遍《古兰经》，又考证了所有先知生平的可信典籍，他们找不出先知曾经对男子蓄留长发有任何评议。因此，他们达成决议，男人留长发不是问题。至于领导们为什么每隔三十五天聚会，则是延续了印度教─佛教时期的传承。当时，每个星期只有五天，寺院的长老每隔七周，就举办一次聚会。

时辰已晚。但瓦西德先生自己办的经学学校还有课要上，教室就在他家花园尽头的一间屋子里。经学学校依旧维系了寺院的时间规定，依旧要求院内学子不分昼夜地投入研习。我们走进花园，在一旁驻足观察。老师宿舍的前厅和门前，或坐或卧地挤着一群男孩儿。室内光线昏暗，老师的视线很差。老师朗读或吟诵着阿拉伯语，半刻不间歇，学生们也埋首书中跟着念念有词。这堂课教的是伊斯兰律法。

瓦西德先生说，这位老师是这一带最有学问的人。他不支薪，每个月只拿五百印度尼西亚盾，合八十美分。但村民供他食膳，经学学校提供他交通来往，还盖了这间小房子给他栖身。

课程结束。男孩儿们站了起来。几个学生绕着我们闲晃。老师戴着镜片厚重的眼镜，走出他昏暗的房间，静默地站在我们身边，即使我们正好在谈他，他还是神情温顺，一言不发。瓦西德先生说，这位老师年纪不过三十岁，但他已经默记了大部分《古兰经》经文。

我说：“不过三十岁，却可以将《古兰经》默记在心里！”

“半本《古兰经》，”瓦西德先生说，“半本《古兰经》。”

不过我可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人都三十岁了，消磨了大好青春，却只背了一本书？瓦西德先生跟我语气友善地交锋往来几回，辩论这一点。这段时间，那个老师一直就着屋内冥晦的灯光站在一旁，驼着背，安静、谦恭，等候着瓦西德先生允许他告退：这是佛教僧侣昔日种种规范中，流传至今最不容易保留下来的习惯。（根据佛陀的规诫）僧侣依靠信徒供养，而今在爪哇，信徒却改用支付教导他们孩子阿拉伯语的费用来供养“僧侣”。

我们载着那位英语教师，开车回到宗班镇。他每个月的薪资高过八十美分，但他不愿吐露究竟高出多少。可是他居无定所，也没有人供应他吃食。他量入为出，但生活还是紧得很，经常捉襟见肘。跟村子里的人买碗饭吃，就要花上五十印度尼西亚盾，合五美分，白饭上头再添点“菜色”就非要他十六美分不可了。

街灯下，宗班镇的经学学校就换了个样子，感觉很是宁静。大门已经锁上了。英语老师说，锁上大门是为了不让学童乱跑。我们就从领导宿舍旁边一扇还敞开着的门进入，学生见到领导总是胆战心惊的，不太会从这扇门出入。

一灯如豆。周围要比今天下午安静多了。学生还是照样裹着纱笼，无所事事，漫步在一栋称为“爱尔·法塔赫”的屋舍前，然而，就像夜间栖息了无数禽鸟的自然公园一样，访客一到来，仍掀起一阵骚动。八名学生共享一间宿舍。他们十三岁进入经学学校，直到二十一岁才能毕业离校。估计同宿舍的学生年纪一定相差悬殊。可是僧多粥少，即使八人同宿，房间还是不够分配，有些男孩儿就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

院子里，灯光昏暗之处，都有男孩儿佯装在温习功课。灯光如此昏暗，可以坦率地说，学生不过只是装出用功于课业的样子。他们读的书中有一本专讲伊斯兰律法的书，还有《阿拉伯语语法》、《伊斯兰教故事集》、《如何祈祷》等等。最后这一本《如何祈祷》中刊载了八幅插图，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的解说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祈祷姿势。我心想，这本书根本毫无必要，反正这些学生一天都要做上五次礼拜。夜色已深，而经学学校的一天可得起早摸黑地开展。

苏菲中心转变为学校，僧侣与托钵苦修人的纪律要求也转移到年轻一代身上。这不是传统，更无助于教育。经学学校没有继承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变成了伊斯兰化的机构，其昏沉麻木，远比西式教育课程更甚。然而，有人却执迷于这种教育理念，并且以昔日僧侣安贫乐道、称颂贫穷的精神横加扭曲。如此理念，在一九七九年的爪哇学校里，不过是一群穷教师教导穷学生，继续穷下去。

我们在苏腊巴亚过夜。任何一个大帝国，或是世界强权并不会牢记每一个小型战役。可是，当地人却牢记不忘。二战结束之后，英军曾经在一九四五年于苏腊巴亚地区与印度尼西亚人作战，当地还为此竖立一方纪念雕像以供后来者参观。参观过后，普拉索乔与我就驱车动身，往西南方向开上六个小时抵达日惹。我们再度走上宗班镇的道路，通过似乎永无止境的村庄，重见累叠石片的门柱无言自明地道出信奉印度教的爪哇王国麻喏巴歇王朝全部沉落静止在早远的历史中。

我们停在麻喏巴歇博物馆参观，馆藏乏善可陈。沿着村庄小道往下走不远，路对面就有一座庙宇。那是一条绿色小径，两旁行道树枝叶掩映。竹枝编就的矮房没有窗户。路边的停车标志绑在一根松松插在地上的竹竿上，停车标志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儿看管。交一百印度尼西亚盾，她就会给你一张收据，再将横竿举起来放行：这笔费用将缴纳乡库，因应公共支出。

小道旁边，搭了一个茅草小屋，小屋横梁上松松地悬吊着一段原木。这里就是守望的岗哨，村民轮流排班值夜。原木内部挖空，一边还纵向地开了一条缝，村民抡起木槌猛敲原木时，就会发出咚咚闷响。这块木头既能报时，也可以用来通报窃案与火灾。目前，火灾是村子最大的威胁。

绿荫蔽天的村庄外围空地上，矗立着一座辉煌古迹——一座麻喏巴歇王朝时期的庙宇。庙寺红砖塔楼高耸，了无赘饰，几何图案层层重复，坚固强势。这般古典的建筑风格，正是我们一路上在苏腊巴亚地区屡见不鲜的门柱上垒叠的钻石体或金字塔的来源。这座庙宇已没有多少纪念意义。塔楼里供奉的神像已经被取了下来。可是，在看惯这一带稠密拥挤、千篇一律低矮的房屋，以及狭窄的稻田后，这座塔楼给予人们一种过去的感觉，也为这片景致平添另外一份感受。

普拉索乔对这座庙宇的建庙目的或重要性一无所悉。他只是惊羡于庙宇修建过程中完全不曾仰赖机械动力的神奇。此外，建庙时，连水泥都没用上。数世纪之前用来铺砌砖块的黏鸟胶，至今依旧牢固可靠：这就是令普拉索乔曾经遇过的一个德国人称奇不已的奇观。

我们在一家华人餐馆里吃了些东西。普拉索乔问我：“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华人吗？”我说：“能呀。”马路两旁持续不变的乡村风光，乡人与他们狭小的房屋，总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接着，沿路风景逐渐中断，我们的车在新绿的柚木林地之间蜿蜒出入，柚木树干笔直，浑圆树叶迎风招摇。普拉索乔说，大战期间，日本人将爪哇的柚木悉数砍尽。这一点颇耐人寻味，因为就在前一天，我们在雅加达的机场看到里面展示着印度尼西亚古迹的照片时，普拉索乔跟我说，印度尼西亚石雕佛陀的头像都是被日本人挥着长刀毁坏掉的。我们在参观麻喏巴歇博物馆时，这个话题又被提了起来。我告诉他，（除了专门搜集战利品的狂热分子之外）穆斯林破除偶像的历史，其实源远流长，他们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坚定地削掉古代神像鼻子的一群人。要让普拉索乔接受这一点，实在不容易。到后来他看得多了，也只是说：“这不过是要避免民众膜拜神像罢了。”

日正当午，柚木林中更加潮湿闷热。普拉索乔在车上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他要司机播放卡式磁带里的热门歌曲，他听着听着，就沉沉睡去。眼前的大地逐渐平坦，前方豁然开朗，出现一片宽广的平原，一边环绕着一线蓝色矮丘，另一边远处却平地拔起高山连峰。雨刚停，一草一木都晶莹闪烁。稻田绿意盎然，一片欣欣向荣。衬托在绿色的背景之上，任何一抹鲜艳的颜色——田间男女身上的衣装或纱笼——都益发灿烂，同蓝色晴空一起倒映在水田之上。秧苗沿着直线插下，不同的田地，长着不同阶段的稻穗。

天光云影不断变化，午后燠热逐渐退去时，普拉索乔醒了过来，再度精神饱满。睡眠不只是令他神清气爽，我们驱车通过时，他开始诗意无限地讲起这片村野。他曾经在这附近受教育。他讲起过去擎着棕榈叶编成的火把，起早摸黑走到公路旁边等公交车的美好往事。他也讲起午后的“约会”习惯。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是青年男女固定的约会时光。过了晚上七点，村子里就没地方好溜达了。女孩儿双腿并拢侧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两手环抱着男孩儿的腰，这是一般认可的约会乐事。

普拉索乔说：“那可真是一整天下来最愉快的时刻了。”

红日偏西。红霞万道，透过树叶洒下，投射在路面，霞光依旧火红可爱。稻田间弥漫着淡淡水雾，蓝色矮丘的色泽更淡了，夕阳与天空都映照在稻田的积水上。

“我们要出国实在不容易，”普拉索乔说，“我们很容易染上思乡病。”

他们可以为了任何事物思乡情怯。他们一天里所经历过的一切大小事情，早晨之清新，中午之燠热，傍晚之放松愉快以及夕阳霞光，等等。他们在路上或田埂间看到的景象：水稻栽种与收获的节序，农务的改变，男人挑着两端篓子里堆满货物的竹竿扁担，脚踏人力车，马车（不同区域各有不同类型的马车）。在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眼中，本国的凡事万物，他都了然于心。不论屋内摆设、服装衣着，抑或光线明暗，每一项细节都逃不过他的锐眼审思。每个季节都有其模式，每一天也有其模式。当普拉索乔远赴亚利桑那州时，每天醒来，眼皮还没张开，跃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现在不在印度尼西亚。”

长日将尽，暮色四合，又到了爪哇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了，他的心绪也随之飞扬。路边聚满了出门享受如此美好时光的村人，大家伸腿舒筋，闲话家常。载货马车来往不息。男孩儿女孩儿共骑在脚踏车上，普拉索乔还特别指出来要我注意。

他也向我提到他住在亚利桑那州时遇到的一些人情上令他感到诧异的事情。有一天早上，他跟他隔壁邻居打招呼，出于礼貌和友善，就像他会对任何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寒暄一样，他问道：“你今天要做什么呢？”倘若当时他身在印度尼西亚，人家就会回答他：“哦，今儿个我得上我家稻田去，我得做这个，做那个的。”可是在亚利桑那州，他的邻居，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只是冷漠地回答他：“不关你的事。”偶尔，普拉索乔就像他还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一样，不请自来地去朋友家里走动，不为了什么特殊缘由，只是维系友谊而已，可是，他朋友的妈妈——在亚利桑那州——就会问他：“你来有什么事吗？”这在印度尼西亚，可是极端不礼貌的问话。“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个人主义。”普拉索乔做结论道。

爪哇当地农民若是准备收割稻子，就会送信给同村的邻人亲友。大家都会过来帮忙，每个人再带把稻子回家当谢礼。普拉索乔的祖父也是个农人，总爱蹲在自家门口吃晚饭，这样才能跟路过的朋友打招呼：“进来一块儿吃吧。”这种事情，住在都市里当然就不可能了。住在雅加达，每一顿饭都吃得风卷残云，速战速决。他的母亲还是保留了与众人分食的习惯，为此，普拉索乔的母亲和父亲不时争吵，甚至落泪收场。虽然她十分痛心地体会到，凭她一人之力实在无法每天晚上都喂饱整个雅加达。可是，只要她搭乘火车旅行，她还是会准备大量的餐点食品，分量之大，远超过她自己与家人所能果腹，只为了跟可能会与她同车共乘的其他旅客分享而已。

虽说如此，身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普拉索乔还是很乐于旅行的。在他身为交换生待在亚利桑那州期间，美国的人种之多元，让他十分惊异。到美国之前，因为印度尼西亚经历过荷兰人殖民统治，所以他不喜欢荷兰人。几星期过后，他还向我提起，他的祖父跟一个荷兰人曾发生肢体冲突的一桩往事。可是，他在美国碰到一个荷兰男生，结果，他非常喜欢那个男生，而且，他也很高兴自己能够摆脱对荷兰人的反感。他还用“希特勒”来称呼一个德国男孩儿，还向他说明这个笑话的用意何在，这真是件好玩的事情。还有，当普拉索乔拒绝食用猪肉时，有人对他说“嘿，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放弃你那个宗教”又是多么有趣。

他在亚利桑那州，先住在一个信奉路德教派的家庭，然后搬到一个长老教会家庭，接着又改住到不可知论者家中，但他与每户人家都相处融洽。可是，当时要是有人问他：“你喜欢美国多于印度尼西亚吧？”他内心深处还是个地道的印度尼西亚人，足以令他回避问话，不予置评。普拉索乔不想伤到那个如此提问的美国人，同时，他也不能说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喜爱印度尼西亚了。由于他经历了旅居亚利桑那州的一年，他心中逐渐萌生写作的意念，他已经写了一百来页自传性质的随笔短文：《梅登不是卡萨葛兰德》。卡萨葛兰德是普拉索乔在亚利桑那州落脚之地，梅登则是他在爪哇的家乡。

日落大地之时，我们已经开到普兰班南。看过多少有关这座印度教庙宇的摄影作品之后，而今亲眼见识到这座雄伟的高塔，就这样矗立一旁，如此接近主干道，在村头街景之间鹤立鸡群，仍叫人惊愕不已，叫人信服地拜倒在这座庙宇之前。

这座庙宇建造于公元九世纪，早期的照片只显示了庙宇的大型基座，一堆堆散落的石块，目前已经由荷兰人加以修复还原，没有一丝假造迹象。建筑物上原始石块逸失之处，就以素面无纹的石块填补。这座庙宇原本是一群印度教寺庙的中心。重建工作持续进行着。较小的石块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边，每块石头上都标上记号。可是，村庄人家已经迫在咫尺了。庙宇四周虽然用篱笆围起隔开，村民仍旧在篱笆外围一处小型神龛旁焚烧垃圾，神龛上还有些雕饰画作。普拉索乔说：“看了真让我难过。”然而，对普拉索乔来说，普兰班南就跟麻喏巴歇王朝的塔楼一样，只是代表古代建筑上的奇迹，古代人竟然单凭人力、不用机械就可以兴造规模如此恢弘的庙宇，不用机械就可以把岩石切割得如此精准平直！

一群当地女孩儿，把握住一天最美好的光景，咯咯笑着，欢快地在石砌阶梯上奔跑跳跃，不住地出声呼唤着普拉索乔和我，在筑有短矮护墙的平台上欢闹。天光渐退，遁落在这片潮湿田野之外，庙宇看起来愈发老旧。

矮护墙上雕刻着摘自史诗《罗摩衍那》的情节场景，这部印度史诗已经为印度尼西亚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内化，融入各自的文明之中。普兰班南建庙千年之后，史诗故事依然栩栩如生地存活于爪哇。普拉索乔熟知罗摩衍那的来龙去脉，这些故事他都是从爪哇皮影戏院中听来、看来的。史诗中的人物及布局发展，他如数家珍；同时，他也深谙故事所警示的道德教训。诸如普兰班南之类的文化纪念物，蕴含了艰深的神学理论，兼容印度教与佛教，借以宣扬君王类于神灵的特质。这种神学已远，君王与僧侣已去，然而古老信仰中的柔软平易之处，反而持续不灭，源远流长，成为一种文明。

普拉索乔是个穆斯林，他有些朋友是新穆斯林。然而，他却远远地偏离了新穆斯林一力净化的欲求。新穆斯林期望创造出只有信仰、别无其他的抽象人类，除了恪遵规范之外，别无其他思想。普拉索乔所掌握的爪哇文化之完整丰富，令他无法割舍，无法接受新穆斯林的吁求。而他一路上喋喋不休、满口钦叹的，也正是这样丰美的文化。

普拉索乔爱交朋友，更不会放过跟朋友瞎扯闲聊的时光。他在日惹也有朋友。当晚，他就跟朋友相会，稍后他说，他们五个人一道儿上了家餐馆打牙祭，历时一个小时，共同度过“欢乐”时光。

他说，明天早上我们应该尽早起身，去参观日惹的学生骑着脚踏车上学，七个学生并排共行，一边揿着脚踏车铃，一边说笑打趣。日惹交通繁忙，车辆川流不停，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阻碍交通呢？“因为，他们是这么快乐。”而他们之所以快乐，也是因为他们正值花样年华，合当快乐，此外，这正是朝阳初升之时，一日之计在于晨，更应该快乐。只可惜，就是这群踩着脚踏车的学生——与其他脚踏车潮——制造了交通阻塞，延堵了普拉索乔。我也就这样错过了早起上学的学生。

普拉索乔还是找了个朋友介绍给我认识，我从普拉索乔的言谈之间，隐约感觉这个朋友像是个神话人物，像是存在于爪哇生活的安定与仪式中。普拉索乔无法掩饰自己如何欣乐于有朋为伴。他不时地碰碰那个朋友，跟我提到他的时候满面微笑。那位朋友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始终木讷寡言，也不见丝毫烦躁，能跟普拉索乔共处，就已经令他心满意足了。

宗班镇上的经学学校就像一次试验。然而，普拉索乔对于帕伯伦的经学学校还是抱着高度期许。帕伯伦是经学学校的样板。这所经学学校系由“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机构延伸发展而成，许多人以为这可能是最适合爪哇地区的教育方式：弃绝文凭工厂（该校不授予任何证书和文凭）、“去除架构”、教授适合学生实际需要的技能、有如一座“合作社”、自给自足、教师与学生齐心协力、校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教师、村庄与校园相互扶持，这里没有绝对的村民，也没有绝对的学生。而就我了解：这所学校是一个教育公社、自助组织，校园与普拉索乔告诉过我的村庄生活和谐共济。

从日惹驱车，取道前往婆罗浮屠的方向，沿途村庄与水田不绝，此地土壤因富含火山灰而肥沃。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帕伯伦。我们转进一条绿色小道，两旁行道树枝叶相连，绿荫蔽天。小道尽头，我们看到一处广阔的沙地广场，几栋新近粉刷过的爪哇房屋，屋外栽着几株椰子树与凤凰木。我们循线在一间粗陋的村舍里找到了学校办公室，然后，我就在那里吃尽了苦头。

办公室里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名叫陶菲克。他年约三十，身材矮小，圆脸，脸上挂着一抹微笑，笑意始终不减且随时可以迸出深沉畅笑。他首先纠正我们，此间非办公室也。闻言之际，我登时困惑不解，因为室内一角明明就立着一只玻璃柜子，柜子里塞满了卷宗。

陶菲克接着辩称，本校不设任何办公室管理人员。经学学校师生轮流管理此处，这一点令陶菲克愉悦异常，这也是许多访客对他表示这间办公室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办公室的原因。当天陶菲克在办公室里充当经学学校的发言人，纯粹只是因为恰好轮到他值班。

只是，学校业务的连续性又该如何在师生之间交接传递呢？玻璃柜里的卷宗、档案，又由谁负责管理呢？若不是陶菲克略过不答，就是我漏听了他的说明。陶菲克接着介绍了办公室里的另外一个男子，那是个身材健壮的年轻男子，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是村子里的领袖，也是村庄的村长。观其人，实在不是我认知中的村长。就在我极力厘清陶菲克抛给我的连串谜团时，我又错失了他跟普拉索乔解释为什么该校没有所谓教师的说辞。

我再度抓住谈话要领时，陶菲克正以心平气和的方式说道：“我们与大自然和睦相处。”

陶菲克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怀，我似曾相识，便不由得竖起双耳谛听：生态关怀听来时髦，其实与《古兰经》经文契合，因而自然保育的意识就融入新伊斯兰教当中。当陶菲克侃侃高谈道我们虽然是外乡人，可他们还是由衷欢迎我们的时候，我又能完整地进入对话了。陶菲克说，我们可以留下来共进午餐，可以在这里过夜。这就是帕伯伦的待客之道：作为穆斯林，就要善待你的同胞。

我说：“这就是你善待同胞的原因吗？有些人对他们的同胞好，纯粹因为大家是同胞。”

村长回应道：“我们是穆斯林，我们要对别人好啊。”

“你所谓的好是指什么？”

村长直起腰杆来，说道：“要尊重习俗，不要冒犯别人。”

这倒是言如其分，标准的穆斯林回答：遵守约定俗成的穆斯林习俗，不要冒犯其他的穆斯林。

我说：“那么，留长头发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他再度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根本不是伊斯兰教的问题。”

他通过了他的伊斯兰测试。他开始放轻松了。他以某种新的角度重新检视着我。他问：“你是阿拉伯人吗？”

“不是。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你看起来像我们的先知。”

这话触怒了普拉索乔。“你不能那样说。谁也不知道先知究竟长什么样子。”

“确实没有人知道。”村长说着，企图在钢索上寻求亵渎与失礼之间的平衡，“可是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你期望中的先知一样。”

我们望着墙上一幅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图。地图中心就是帕伯伦。周围的印度尼西亚各地，只要曾经送学生到此地受教者，都钉上大头钉以识别，同时再从当地牵出一条红线，辐辏聚集在帕伯伦一地上。

普拉索乔或许只是顽皮，或许是认真，他指着地图北方一处非常狭小的岛屿说道：“那里的人怎么打听到你们学校的？”

“咱们先别聊了，”陶菲克说，“我们去外边四处走走。”

于是，我们就将村长留在办公室里，三人一起走到沙土院落里。方才的办公室里弥漫着浓重的化粪池臭气，出得室外，感觉就淡了许多。椰子树树荫下有几个男孩儿和壮丁，还有个戴着黑色便帽的老人，老人正在雕刻一扇床头板。

我对陶菲克说道：“你说，你们学校里没有教师。那么，谁教他们制作床铺呢？”

“他们相互指导。”

我们走向那几位制床工匠。他们显然已经习惯访客出入，丝毫不在意我们驻足观看。

普拉索乔说：“你现在要我问他们些什么呢？”

“请你问他们，做床板的木料钱是谁出的？”

陶菲克说：“大家都给我们东西。我们也卖东西。我们制造家具，再卖掉换钱。村子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我也是经学学校的人。他们还以为我是贸易商呢。”接着，陶菲克深沉地笑了笑。他喜欢这种隐姓埋名，双重身份，不为外人获悉的扑朔迷离感。

“你看，”普拉索乔惊呼一声，“女孩子！她们都蛮漂亮的。”

也只有在这个十九岁的男孩儿眼中，才会看出“漂亮”来。那些女孩子确实很年轻，她们围在沙地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浅坑旁，蹲着捡拾椰子树根的碎片，再将碎片集中在每个人身边的提篮里。当我们趋近观察时，发现她们正无精打采慢条斯理地摘下椰子树根上松软的枝条，一点儿也不赶时间。

陶菲克说：“她们正在搜集柴火，好生火煮饭。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合作社。”

普拉索乔说：“她们花了多久时间搜集柴火？”

“今天是星期五，”陶菲克说道，“她们整天都没课。”

普拉索乔开始替这些漂亮女孩儿担忧起来了。“你的意思是说，她们一整天都在捡这些柴火？”

陶菲克脸上的微笑不曾消失。“这就是合作社嘛。”

可是，即使我们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女孩儿们已经决定到此为止可以收工了。她们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每人拎起椰子枝条编就的小篮子，一摇一摆地离开了。

沙地上，白色绳索围起一块区域：排球场。可是，场上无人打球。太阳下，有人将床垫拖了出来，再在广场上铺上毯子晾晒床垫。

普拉索乔说道：“前面就是女生宿舍。你想不想进去参观？”

我决定不让普拉索乔拿我当借口。我说：“那样恐怕会让女孩儿们不好意思。”于是，我们过门不入，改而参观一群师生如何合力清理一处池塘。一辆停止转动的本田车上接着长长的一根厚壁水管，几个男孩儿站在冒着浮泡的深绿色池水当中，抡着网子捞起水中的腐叶与其他渣滓。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池塘旁边，监督着男孩儿作业。

陶菲克说：“他就是创办我们这所经学学校的人，那还是在一九六二年。”

普拉索乔说：“你想跟他谈谈吗？”

我说不必了，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聊些什么。

我们绕着男生宿舍漫步一圈。宿舍里，床铺和行李箱堆得满坑满谷。那是一间供三十二个男孩儿共寝的宿舍，一些男孩儿就待在宿舍里，躺在各自床上。

陶菲克对普拉索乔说道：“那个男孩儿很有名气。他哥哥是个歌星。”他随口报出歌星的响亮名号，普拉索乔听了如雷贯耳。

另外一栋宿舍外面，几个小男孩儿站在他们的行李箱和一些包裹旁边，戴着黑色便帽，这令他们的着装显得十分正式。仿佛他们刚刚抵达此地，正等着听人吩咐，带队到各自分配的宿舍一般。

陶菲克说：“我们差不多每隔十天，就会给这些年纪较小的孩子换宿舍。这是为了促进大家互动。我们不会去区分他们是爪哇人、巽他人还是苏门答腊人。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人。你看到那个孩子了吗？”他对普拉索乔说道，“他是从西帝汶来的。”

普拉索乔饶感兴趣。“哪里？”

“西帝汶。”陶菲克说着，接着开怀大笑，“我们最近收服的殖民地。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去征服澳大利亚啰。”

普拉索乔说：“你不能‘讲’这种话。”

我想着小孩子每过十天就要换宿舍，便开口说道：“嗯，假如小孩子不愿意换宿舍的话，又怎么处理呢？你不是说，你们这里没有老师，大家都分工合作吗？”

“没错。这里是完完全全的去除架构。”

“可是，万一他们不想换宿舍……”

“你看那里——”陶菲克说道，手指着排球场跟几棵树木之外的空地，“我们在那里保留了一块地，用来栽种农作物。”

我这下就忘了那些男孩儿。我说：“那块地多大面积？”

“两英亩半。”

一栋新的建筑物——建造成本应当不菲——里堆放了些乐器。可是，此日是星期五，主麻日，没有人调弄乐器。布告栏上张贴着用印度尼西亚文和英文写作的复印件，文章主题都在颂扬经学学校之高妙。其中三篇以英文写成。三文彼此应和，尤其强调校方与村庄之“互动”如何融洽。三篇文字一定都是以某些讲义为蓝本，再加以铺陈写成的。有一篇文章提到伊凡·伊理奇——想来，要在经学学校里避开这个名字，恐怕不容易——并进一步暗示，帕伯伦的经学学校就是“废除传统学校”的完美典范。

我逐行阅读之时，陶菲克和普拉索乔就在一边等着。

我说：“你说，你们学校已经去除架构了，而且也没有老师。学生要学习几年才能毕业？”

陶菲克说：“六年。”

“我想，我还不了解我所见到的这一切。”

“你看，”普拉索乔说道，“他们在贴墙报。”

那是一间村舍，泥土地上灰尘之积重，让学生在地上踩出浅浅沟壑来。三名学童正忙着将墙报拼贴起来。墙报内文是以打字机打出的，左右两边留的空间相当：这意味着，在这个爪哇村落中，在这些低矮的茅屋与住家之中，有人家里不但拥有一台电动打字机，还有人能够操作这台打字机。

我们经过一间老旧的茅屋，以棕榈垫子充作墙壁。屋外坐着一个老人。

“他是谁？”

“一位村民，”陶菲克乐见我提问，就开心地回答，“那边也是一位村民。村庄、学校，哪里有什么区别哩。”

我说：“普拉索乔，我感冒了，我想我们应该准备回日惹去了。”

陶菲克并不打算留我。我们朝着办公室的方向往回走，在几个搁在扣板上的木箱前停下了脚步。

陶菲克说：“这些箱子就是我们储存粮食的地方。村民会捐献大米给我们。如果他们缺米下锅了，我们也会回馈粮食给他们。”

这就是陶菲克，自始至终，就连我们都要走了，还是故弄玄虚，让我晕头转向、大惑不解。

我们坐回车里时，我跟普拉索乔说道：“我认为这是一所烂学校。何必费这么大功夫来搞这种名堂呢？为什么不肯干干脆脆盖一栋像样的普通学校？学生在这种地方真能接受什么教育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扮演村民？”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你在那里只待了十五分钟，你不可这么武断地评判一个地方。”

“我们还没待上十五分钟。”

“我想，你并不了解自己看到的东西。”

“我也觉得。”

“在我们学校，没有人会去做床板，”普拉索乔说道，“我们学校的人不会去制作和销售床板。那是个新点子。”

我说：“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学校也有工艺课，我们也要做木工。”

“真的？”他继而沉默不语。

我们开过一条散布着黑色熔岩屑的河床，那是默拉皮火山爆发时岩浆流经的河道之一。

我问道：“你听说过一个英国作家，名叫查尔斯·狄更斯的吗？”话一出口，我马上感到荒谬，车窗外，爪哇稻田连绵飞驰而去。“这样说吧，一八三七年到一八三八年间，查尔斯·狄更斯写了一部小说，叫《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书中就描写了那样一所学校。那所学校是由一个叫作斯奎尔斯的人经营的。他相信，学生应该从操作中学习。上植物学的课时，就走出户外，在庭院里面上课。生物学课时就离开教室，到外面刷马去。”

“我听说过查尔斯·狄更斯，可是，我没看过《迈克·尼克尔贝》。”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要是我被迫待在那种地方，我会痛不欲生的。”

“要是你离开这里之后写出那样的东西来，那就是‘犯法’了。经学学校里没有人是被迫留下来的。”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假如我是个小孩子，而我父母亲硬要把我送到那种学校去，我会很生气的。”

我冒犯了他，使他连爪哇人的传统礼仪都顾不得了。他对于经学学校的教育体系有信心，他相信，这个体系可以兼容穆斯林与爪哇的系统。他从未到过帕伯伦，或许，他也跟我一般迷惘，被我们的所见所闻与陶菲克的胡说八道唬得方寸紊乱。可是，他还是尊重这个地方良好的声誉。

稍后，我们到了日惹附近，路旁逐渐出现大型广告牌，他又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上，只是这回他就委婉多了。他说：“你认为教育与知识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于是第一次，我思索着普拉索乔的问题，我心想，或许这也是陶菲克一直试着要对我们灌输的东西。

只是这并不是我喜爱参与的讨论。我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个假问题。教育和知识并非总是背道而驰的。”

他假装自己听懂了。我们冒着正午的燠热开进日惹，摩托车、喷着废气的公交车、荷兰风格的面包店、印度尼西亚丁香香烟的广告、后座架高了的脚踏人力车（人力车的重量多半压在车夫的手臂上，腿上的压力反而比较少，双臂承受着驾车的压力，导致车体的前半部不断下沉）涌进眼里。当我们进入日惹市中心时，普拉索乔假装自己还在玩味之前说的话。

可是，当车停在饭店门口时，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说：“其实你知道，我根本不想来担任导游。我少上一周的课就为了当你的导游。我的老师说，跟着你跑上一个星期，对我一定很有帮助。而那也只是因为，我们校长盖了三个章。”在他连声抱怨过后，他又突然跟我道歉。“我很抱歉今天早上带你去看那个经学学校。你没跟我讲要我带你去。参观那里害你浪费时间了。”

我握住他的手臂，这是我向他道歉的方式。而他也让我握住他的手臂好半晌，才打开车门。

可是，如果村庄教育公社的理念——假如，先前我听闻见识的讯息无误的话——不过是建构一个仅能操作低等技能的社区，不也是对贫民的一种欺凌吗？

晚间，当我们同往乌马尔·海亚姆家中聚会时，经学学校的神秘面纱才稍微揭开了一些。乌马尔的父母亲以古波斯大诗人的名字为他命名。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就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名号。他是个高头大马、快五十岁的迷人男性，执教于日惹的一所大学，课余也写作不辍。普拉索乔对他可是敬畏有加。而乌马尔与他的朋友——其中一人还在帕伯伦求学过——全都站在普拉索乔这边，替他出声打气。

他们说，我误解了帕伯伦。怎么这么不巧，我正好碰上主麻日学生没课的时候去参观学校。而且，我也受到他们语焉不详的说话方式的误导。帕伯伦里不是没有老师。虽然陶菲克说他们学校里没有老师，他的意思可能只是说，学校里没有宗教老师，没有像是乌斯塔德[3]之类的导师。过去，这一类师长讲的话就是法律条文啊。帕伯伦学校是一所宗教学校，以教授伊斯兰教教义为主，可是，他们也教授其他的科目，校内有一座图书馆，也有实验室。校方试着利用乡村的资源，就地在村庄里设立这样一所学校，这种理念是新颖的。

我说：“可是普拉索乔，难道你忘了，陶菲克跟我们说过，学校里不但没有老师，任何架构也没有。”

“说不定，陶菲克知道得不是很多。我跟你说过了，你对那个地方的结论下得太早了。你当有武断的自由。可是，这次你的结论下得真是太早了。”

可是，难道我们在帕伯伦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话，不也是他们以为那是我想听到的话吗？当陶菲克跟那个村长误以为我也是个穆斯林，可能还是个阿拉伯人时，他们就一个劲儿地拉拢我这个“穆斯林”。后来，陶菲克换了种方式估量我，便改弦易辙，满嘴兜弄着些听来现代化的字眼：“合作社”、“去除精英”、“去除架构”等等。或许，陶菲克的种种行径不过是爪哇风格的礼俗——雅加达的一些印度尼西亚人其实甚为反感这些陋习——而我不过是被这种习俗搞得一愣一愣而已。

乌马尔·海亚姆家中聚会谈话的重点多在爪哇农村方面。科学家最近研发出一种稻谷新品。新品生长速度可达一般品系的两倍，一年可以种两季。粮食增产是有必要的；可是，两季也扰乱了昔日农村的生活节奏，阻碍了节庆与爪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皮影戏表演。人口过多，以前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式微：每年到了收割的时候，再也没人会去呼朋引伴、号召亲友一同帮忙，再每人分把稻穗回家以致谢了。普拉索乔念念难忘的爪哇农村生活，凡事仪式化的传统生活，现正在逐渐瓦解当中。帕伯伦等地的伊斯兰教机构，正是爪哇人对这股趋势的回应。

第二天早上，虽然普拉索乔紧张不安，我们还是决定再访帕伯伦，仔细瞧瞧前一天我究竟漏失了些什么。

首先，我漏掉了高挂在乡村道路入口处的高耸栅门，门上有一块欢迎的招牌。二度寻访，椰子树与开红花的凤凰木、校舍屋顶上的檐瓦，再度入目，印象要比前一次好许多。学校院子里四处闲晃的学生少了，清真寺的回廊上空无一人。透过办公室后方一扇兀自开敞的大门，我看到几个女孩儿在做针线活儿。她们说，她们正为迎接宗教事务部长来访齐力缝制一面欢迎旗帜，部长那一天就该到的。说完，她们咯咯傻笑着跑远了。

那天早晨驻守在办公室里的男人，身兼秘书与校方发言人，个头比陶菲克还要小一号，戴着一顶黑色便帽。我直觉以为，这个人跟陶菲克一样，也打算以虚言糊弄我。我们听到有人在上阿拉伯语课，年轻的女孩儿吟诵着应答教师。可是，办公室里的那个人说，这堂课还没开始。我问道，学生是不是还在田里忙着农务。虽说我问了个挑衅的问题，他却义正词严地回答说，学生只有下午才会下田。我又问，陶菲克在哪里？

“他在洗东西。”

“洗澡？”

“他在洗衣服。”

“他要洗很多衣服吗？”

“他洗的东西可多了。”

听起来，陶菲克确实像乐于在经学学校里做事。我说：“我想去看看陶菲克，看他怎么洗东西。”

我们绕过办公室，走到后面的一条巷弄。混凝土筑成的排水沟连接着另外一栋房屋，屋后汩汩排出大量污水，流放到一条污黑的排水沟里。

“那是什么？”

办公室秘书有如在应答英语词汇测验一般答道：“一条水路渠道。运河。”

“这算是校产的一部分吗？”

“不，这是我们一位村民所有的。”

接下来，就是一排混凝土建成的浴室，浴室前方横着一列露天的盥洗台，分别以矮墙隔开。我在浴室与盥洗台之间的巷道上看到陶菲克，他拎着一只红色塑料水桶，两颊圆鼓，欢愉如一。

他说道：“早上好啊。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回来的。可是现在我得失陪了，因为我还有些衣服要洗。”

就在浴室外面不远处，几个男孩儿正在帮别的男孩儿剪头发。其中一个男孩儿已经十八岁了，双肩围了条毛巾，正等着其他同学帮他剪头发。他说自己老家在苏门答腊，他很快就要回到他的家乡了。他说，回到家乡就要替村里做些好事。这话说得既正确又有礼貌，可是，我想听他讲得更明确一点。他偏头想了会儿，说道，他要回家乡当老师。接着，他就不肯再多说了。

普拉索乔与那个秘书转了回来。我们又看到陶菲克，但只看到他露在盥洗台矮墙上方的头和肩膀。他穿着一件红色的圆领衫，又对我们微笑致意，说道：“我在洗自己的衣服。”

我问办公室秘书：“他得洗很多衣服吗？”

秘书了解我问话中的要点。他说道：“他洗的是他自己的衣服。”

我们来到方才女孩儿在课堂上吟诵阿拉伯语的新楼。她们头巾紧扎，不露出一缕发丝。头巾下，每个女孩儿都只剩下一张黄种人的脸。这节课就要下课了，授课老师正在收拾习字簿。隔墙听来，仿佛女孩儿吟诵的每一行阿拉伯语，都是以“安拉”开头。可是，普拉索乔说我听错了。

我问秘书：“昨天陶菲克跟我说，你们学校里没有任何教师。”

我们一面走着，秘书跟普拉索乔一面用印度尼西亚语交谈。普拉索乔翻译道：“陶菲克的意思是说，他是个教师，可是同时他也跟着其他人，例如领导之类的人学习。所以说，他也是个学生。”

我们经过了那幢爪哇风格的房屋，上一次他们跟我说，这是这所经学学校建校之初的第一栋校舍。房屋门上，有人漆了Ancient House的字样。房间墙壁用竹板编排而成。屋内空间毫无分隔，中央竖着四根木桩，顶上用横梁支撑。屋内沿墙排着一道连续不断的竹制通铺，竹铺制作优雅：厚实的竹材做支柱，面上铺着薄薄的长条竹片，编成的床铺因使用日久而光滑发亮。二十二个男孩儿就睡在这张竹制通铺上。竹墙上钉挂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小型碗橱。这就是经学学校的办学初衷：盖一座乡村建筑，让乡下孩子跟着乡下老师学习阿拉伯语，吟诵《古兰经》。

竹制通铺上堆着许多寝具。可是，我们发现一个乍看像是一卷被褥的包裹，其实是个卧床休息的男孩儿，他头上还扎了条白布，意指他染有病恙，借以区分。他前天就病了，大夫今天下午会过来看他。那只是小事一桩，微不足道。

我们踏出竹屋，进入“互动”的新世界。椰子树荫下，他们还在制作床铺：七八个男人，年纪参差不一，有人锯木，有人刨光。

“你们会出售这些床铺吗？昨天，我听陶菲克这么说的。”

“啊，这些床是不卖的。这些床铺学校要留下来用。我们这里很缺床铺。”

“那么，你们购买这些木料的钱又打哪里来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说，这些人都是工人啰？你要付他们工资。”

“他们都是村子里的人。他们都是要付工钱的。”

“昨天陶菲克跟我们说，这个学校是合作社共同资助的形式。他还说，这些人是学生，也是村民，他们彼此相互学习，教学相长。”

秘书不发一言。我们看着男人们锯木、刨光。他们就像忙碌干活儿的工人一样，不太注意我们。

普拉索乔想帮忙，打个圆场。他拾起一把鹤嘴锄，说道：“可是，这是经学学校里的工具，不是吗？”

秘书还在搜索枯肠，漫不经心地回答：“是的。”

我说道：“他们把木板刨得真平呀。”

普拉索乔说道：“你想不想买一块回家？”

可是，秘书开口了，他说：“陶菲克可能是说，这些人里，有些人从来没制作过床铺。说不定，他们是专门做椅子的。或许，他们有些人是专门盖房子的。他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学到做床铺的技术。这么说的话，他们在这里就是学生。我想，陶菲克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时候，普拉索乔好像好不容易想通了一样，突然斩钉截铁地说道：“这里就像个校园，但学生在这个校园里还要工作。”

这里确实是个校园没错，只是，多了分农家庭院的感觉。女生宿舍（前一天普拉索乔如何殷切盼望能够进入参观的所在）外面，大小坑洼积水不浅，野鸭带着小鸭成列悠游。我们艰难地走过泥地，经过垃圾堆，通过那一列盥洗台。鱼塘依旧墨绿污浊，跟前一天清理之前没两样。昨天那辆本田车还兀自停在一旁，加水的水管依旧浸在池塘里。

我们越过女生宿舍后面的矮墙，走到一块地势较低也更污秽的平地上，只见得一排平房和一群妇女，她们从满院的垃圾堆里抬起头来对着我们微笑，招呼着我们。垃圾布满庭院，农家庭院特有的臭气冲鼻，两相对照之下，她们的平房仿佛高了不少。

“她们也是经学学校里的人吗？”

“她们是村子里的人。只要她们有空，就会到学校的福利社来帮忙。”

福利社距离牛栏不远。这个地方到处都有村民在锄地耕作、耘草、清运杂物。作为背景，另外一节阿拉伯语课堂上，吟唱朗读的颂声不断。眼前，这个“校园─农家庭院”的综合体，正如一处中世纪庄园农场一般，充满生机，呈现一片农家景象。接着，就像是受到我心中思维的召唤一样，一列中世纪装束的村民，走了过来，拖曳着偌长的杂木而去。

普拉索乔自作主张地拦住了一个男人。那人双肩宽厚，肌肉强健，已经上了点年纪。尽管他肩负重担，还是不曾轻忽爪哇传统的礼仪。他跟普拉索乔说道，是的，他很想做个学生。可是，他资格不够，再说，他也负担不起一个月十美元的学费。他一天能赚上五百印度尼西亚盾，合八十美分，况且，东家还包他伙食。

吟诵阿拉伯语的声音，远从校舍新楼传来。新楼阳台上，一群东家长西家短的女人，嘻嘻哈哈地用木棉填塞床垫，扬起一层轻轻蒙蒙的棉絮。

普拉索乔先跟那个秘书聊了一会儿，稍后，普拉索乔说道：“他们这里有七十位教师。他们也有出缺勤记录，每个学生都会收到成绩单。这个地方一点也没有去架构化。”普拉索乔轻笑着，又补上一句：“这里是‘非常’有架构的。”教师都是义工。学生即将毕业离开经学学校之前，得先留校执教一到两年，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在八美元到四十美元之间。

如此群策群力的组织，只为了复制乡村的氛围，教导村民如何做村民！

我们即将回到办公室之时，又碰到了陶菲克，他已经洗完了衣服，红色塑料水桶和水盆都留在后边。他已经换下了先前身上那件红色的圆领衫，现在他上身一领清新干净的花衬衫，配一条浅紫丁香色的长裤，裤管有些窄，紧紧地裹着他厚实的短腿。他仔细刮过他那张圆脸。看来，他已经准备全力以赴，应对崭新的一天。或许，连迎接宗教事务部长的大任都已经胸有成竹了。他对着我们绽开一个大笑脸。

他说道：“学校领导昨天本来想请你在我们这里过夜的。他亲自准备了个地方让你睡觉。可是，你先走了。他本来还要请你吃午饭的。他都吩咐学生捕鱼，给你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捕鱼！我还以为那几个男生站在脏水里是为了清理池塘呢，而那也是陶菲克自己跟我说的。

我问他，我可不可以拿几份曾经刊登在期刊上的讨论经学学校的文章，我尤其想细读那篇陶菲克特别提到将经学学校视为“一个学习社区”的论文。陶菲克说，他可以帮我准备这些论文，随即就走远了。

我们等着。

我问那个秘书：“你觉得他会给我那些论文的复印件吗？”

“当然会。他往复印室去了。”

复印室！这里竟然有一台现代化的复印机，而他们还在学校里研习着伊斯兰教，以及如何安贫乐道，认命地做个乡下人！

陶菲克回来的时候，手上不只有那几份我讨来阅读的论文，还多了一纸他刚收到的来自澳大利亚的信笺。

我们再度步出庭院，准备上车，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儿走了过来，肩上扛着一棵硕大的青绿果树。

我揶揄地问陶菲克道：“他也是你们的学生吗？”

普拉索乔吃吃笑起来。

陶菲克说道：“他是个村民，也是个学生。”

陶菲克微微笑。可是这一次，他的微笑无法再误导我了：陶菲克可是认真的。我庆幸我们就要走了，因为，五分钟之内，陶菲克将又鼓起他哲思高超的如簧之舌，再一次不知所云，让我们困惑迷惘。

坐进车里，开出村庄之际，我摊开那封澳大利亚的来函阅读。那封信寄出已达三周，发件人应该还在大学里研读。陶菲克真的看过这封信吗？

亲爱的陶菲克，我要再次感谢你，多谢你上回费神费时地接待我。相聚的时间太短，但愿我们能在信中继续我们的对话。我一边回想着之前造访帕伯伦跟你们所有相关人士的经历，一边仍感困惑……学生毕业离校之时，你究竟期望他们能做些什么呢……学生固然具备了在乡村生活的技能，可是，万一学生没有土地，或是根本不拥有土地的话，他又该怎么办呢？而他在帕伯伦所学到的伊斯兰教教义，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原则可以帮他解决这样的困境呢？……关于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伊斯兰教在解决贫穷问题上，又有什么对策呢？

[1]麻喏巴歇王朝，1293－1478年统治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的封建王朝。

[2]“因陀罗”为《吠陀》中的主神，“因陀罗普拉”（indrapura）意即“因陀罗之都”。

[3]乌尔都语、波斯语中有较高声望的“导师”。

四　稻谷女神

澳大利亚人的问题正好点到要害：伊斯兰教究竟传达了什么样的讯息给乡村居民呢？

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到了日惹，跟着乌马尔·海亚姆下乡，前往默拉皮火山山脚下一个村落。默拉皮火山坡面逦长平缓，火山锥上总是飘浮一缕轻烟，偶尔，锥尖也潜藏在云雾深处。火山熔岩滋养了大地，土地富含养分。稻田间湿润的土壤，不论农人驾着牛犁深耕，还是擎着鹤嘴锄翻掘，都是一片肥沃黑土。筑有泥巴墙的水田，紧邻着村庄，空中俯瞰之下——农家聚集在热带的开阔平原上，绿树掩映之中，几堵红檐屋瓦——田垄与农家界线分明。

进入这样的村庄，感受到的可不只是绿树浓荫。走进这样一个火山脚下的村庄，就像是走进一个施过魔法、圆融完满的世界，村庄里凡事万物，如粮食、屋舍、工具、仪典、行礼等等，都经过许多世纪的演化，达到某种完美的境界。万物环环相扣，就像是村庄外围的水田一样，每一片田地虽然不过半英亩面积，却像拼图一般紧密凑合。

每一幢屋舍，不管是混凝土筑墙，还是以竹条编排做墙，屋外一定植有高大绿树，枝叶茂密，树下人家长年庇荫。每棵树都有其特殊用途，包括木棉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木棉。此外，村子里竹材种类众多：有些竹竿粗壮，近乎深黑；有些则茎枝细长，黄色竹枝上长着绿色条纹，仿佛是在笔酣墨畅之际彩笔无心滴染以致。竹林提供了制作床铺、竹墙、天花板、竹席的材料。可是，稻谷主宰了农村生活。水稻作为粮食来源，也是所有劳务操作的对象。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稻谷也标记了农村四季的转换。传统的爪哇房屋中，木柱撑起的主房后方，总会辟出一间小屋。过去，这个小房间里会安上一具神龛，奉祀女神Devi Sri，Devi Sri正是主司稻谷收获的女神。

乌马尔带我到莱诺斯的村庄，莱诺斯随行前往。莱诺斯是个年轻的日惹诗人，迄今他只能以朗诵自己的诗作换取微薄的收入。莱诺斯信奉天主教；他的全名（他也有个印度尼西亚名字，只是他弃而不用）唤作莱诺斯·奥古斯丁诺斯。他母亲是个天主教徒，父亲为了迎娶他母亲才改宗。他们一家务农。莱诺斯的父亲还是一村之长。自从军政府接管之后，村长改由选举产生，村长还得负责执行政府交代下来的计划事项。举例来说，勒令农民改植新品种的稻谷就是其中一项。村长于任期之间，可以耕作十二亩的田地。如此面积在爪哇中部，可以称得上田产殷实了。

村庄就在通往帕伯伦的路上，乌马尔熟识此地。革命期间——对荷兰人作战期间——荷兰人曾经入侵日惹，革命军遂潜入这些村庄当中。当时，乌马尔加入了学生军，他们就分散住宿在村民家中。

我问道：“当时你们的组织严密吗？”乌马尔笑我怎么问这种不着边际的问题。“你以为呢？”当时全印度尼西亚颠沛流离，置身如此舒适的场景中，再加上时局承平，委实难以想象战争场面：两军在这般狭小而脆弱的村庄中，在这般不堪一击需要许多功夫照料的水田中，不知该如何厮杀搏斗。

莱诺斯家的房子由混凝土筑成，架设在低矮的木柱上，地板也是混凝土铺就的。可是，房子依旧遵循爪哇传统而建。进入大门，里面嵌着一幅天主教的圣画像，墙上则挂着一具爪哇皮影戏中的角色。这是当地皮影戏中常见的一个重要角色，不是印度教中顽皮灵动的克里希纳，而是爪哇的克里希纳，他足智多谋，目光远大，因此，这尊神像也适于摆置在诗人的家中。书架上塞满了莱诺斯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读的书，架上还有一本《T. S. 艾略特诗选》，是英国国家广播电台颁发的奖品——莱诺斯曾在某次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印尼支台举办的诗作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主人在玻璃杯子里斟上热茶，盖上锡制杯盖，端到我们面前，还端上一盘堆得老高、热气腾腾的带着芯的玉米，另外还有一盘不知名的卷状点心，堆得也跟玉米等高。这是印度尼西亚传统的待客之道，欢迎客人的仪式，以展现出主人家余粮充盈。来客自然也要以相当的礼仪响应。谁也不敢先行取食，或是掀盖啜茶。结果往往一直要到宾主尽欢，客人即将告辞之时才得掀盖饮茶，此时热茶早就凉透了。

其中一盘茶点是由莱诺斯的小妹妹端出来的，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小女孩儿，年纪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穿着连身裙。接着，屋里又走出一个年龄比小妹妹大多了的女孩儿，出来探望访客。她的面容扭曲，龅牙突出，一席裙装歪歪斜斜地披挂在身上，行动极不协调，穿着拖鞋的脚重重地拖在光滑的混凝土地板上。她拣了个屋角，坐在椅子上，瞪着我们，一言不发。过了半晌，她站起身来，又拖着脚步离去了。

过了几分钟，乌马尔谨慎地说道：“你可能也注意到莱诺斯那个妹妹了。她身体不太好。”她年幼的时候罹患疾病。他们带着她求医寻诊，医师的助手给她注射了错误的针剂，损害了她的神经系统。原来，这幢诗人的家屋，村长的住宅，还是一栋隐藏了悲剧的房舍。

莱诺斯的母亲回来了：他的父亲就是为了这个女人而改宗天主教的，他们一家人也是因为她而成为天主教家庭。乌马尔站了起来，却刻意佝偻驼身，晃着步履，往侧边闪了一步，高大的乌马尔企图将自己缩小得比莱诺斯娇小的母亲还要小。在我们重新坐下之前，乌马尔与莱诺斯的母亲寒暄问好，滔滔不绝的言语交流有如乐音绕梁。

她身型之袖珍轻盈，同普通的印度尼西亚妇女一样，倘若她混迹在街头，隐身在人潮之中，谁也不会注意到她。可是现在，她抽离在印度尼西亚人群之外，在她自己家中，作为我们的女主人，她的美丽得以闪烁耀人。同时，外人也可以看出她穿着之悉心——衬衫、腰带、纱笼（她的女儿不过穿着连身裙而已）。此外，我也可以看出她随时浮现在脸上的印度尼西亚式微笑（过一阵子笑僵之后，反而令人不安），看出她优雅的仪态讲求，以及从这位农妇身上看出某种高度文明的体现。她脸上神情平和而开朗；抬头挺胸，下颏还微微上扬；她骨架亭匀，两眼虽然深陷在眼窝中，却奕奕有神，双唇弧线完美，微笑时展现出完美的牙齿。她说话的时候不疾不徐，无挂无碍，话音总好像即将转化为朗朗笑声一般。

她跟乌马尔就这样交谈了一段时间，看起来，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多少近况变化需要交流。可是乌马尔稍后告诉我，那不过是迎客仪式的一部分，他们只是行礼如仪罢了。他们讲的是含蓄有礼的爪哇语，跟一般日常生活用语是有分别的；其实，他们根本没什么话好讲。莱诺斯的母亲说道，稍早时她得上她孩子的学校去领成绩单，所以她才没赶在我们到达之前返家迎接我们。她还说，真是不好意思，在这间连房子也称不上的陋室里招待我们这样的贵客，这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草棚罢了。同时，乌马尔的歉意也不遑多让，他为我们冒昧求见而深感不安，此行说不定搅乱了她平静和谐的家居生活。爪哇传统礼数就是这样你来我往的，以致歉响应致歉。

即使如此，两人客套应答之间，还是讲到了些具体的事情。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离开莱诺斯家，漫步穿过村庄之时，乌马尔还是提了起来。莱诺斯的母亲担心儿子的前途。莱诺斯不经常回到家乡省亲；他自个儿在日惹租了个小房子住；他不结婚；还有，他不找工作。而她的担忧并不是庸人自扰，乌马尔说道：毕竟，莱诺斯都二十八岁了。

我问莱诺斯：“可是私底下，难道她不为你这个诗人儿子自豪吗？”

莱诺斯用英语答道：“她连当个诗人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呢。”

乌马尔说道：“莱诺斯只能以一种方式让他母亲明白。明说或是暗示他母亲，他是那种古典传统的诗人。只是她母亲会觉得这很荒唐。她绝对不会相信的。”

像莱诺斯母亲这样的人，活在某种缔造过辉煌成就的文明中，诗，早就经过大师写成，千古传颂，藏诸风雨名山，不需要现代人来狗尾续貂。

可是，莱诺斯即将有所突破。日惹有一家报纸，请他代为主编文化版面，每个月给薪二十五美元。从他的老家到日惹不过一段短短的巴士车程，莱诺斯拼力在日惹为自己经营的生活，如诗歌朗读、编辑报纸，与这个畦田紧致、稻谷所创的村庄，相形之下恍如隔世。

绿荫深处，乡村道路迂回蜿蜒。路面是黑色的熔岩风化土壤，清扫得一尘不染。沟渠里流水盈溢，湍急奔腾——缺水灌溉，就不可能结出稻实。村子里的清真寺不过是一幢架在木桩上的简朴小屋，没有半圆形屋顶，没有特殊装饰。伊斯兰教并不是以泱泱大国文明之尊来到爪哇的，它只是种信仰，或者说只是陪衬古老宗教的信仰而已。后起进入的宗教也只能就地取材，接收古老宗教使用过的素材。清真寺门户洞开，寺中几张竹席，此外别无他物。几步之远，沿着黑土巷道拐个弯，就是一座天主教教堂，如清真寺一般，教堂也只是间朴实无华的小屋。但教堂除了屋顶上嵌了个十字架之外，门前的混凝土阶梯上，还架着铸铁栏杆撑起的柱廊。

清真寺敞开着大门，正如清真寺所昭示的那般。教堂却大门深锁。其实，也锁不住什么。莱诺斯从朱槿花丛中，折了一小段树枝，将树枝插进锁眼，咔嚓一捅。教堂里和清真寺同样空洞：一尊嵌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墙上高挂着三幅加了框的苦路像。相框玻璃陈旧发黄，尘埃蛛网交缠，苦路像已然褪色，其中两幅还从墙上滑落。屋檐之下的铁丝网，多处已经扯散松脱了。

基督教在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尼西亚不久之后跟踵而至。基督教是殖民势力所信奉的宗教；可是，就像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进入乡村地区，不过只是陪衬古老的宗教而已。荷兰殖民期间，伊斯兰教作为黎民百姓较为正式的信仰，可以让印度尼西亚人抬头挺胸，与荷兰人分庭抗礼。再走不远——村庄腹地狭小，步道短促，却像是走过爪哇历史一样——就可以看到一栋房屋，门前高耸着一幅广告牌，自言为“穆罕默德雅”办事处。这是个萌生于荷兰殖民期间，标榜改革，宣扬民族主义的伊斯兰团体，时至今日，这个团体已经被讥为“保守”了。

小村庄，短步径。现在，在这个房屋行将颓圮的村子里，诸多世纪又将追加到历史之上。我们走过村庄，来到穆斯林koum的家门前。乌马尔·海亚姆将koum意译为“长老”，还跟我大略说明koum的职责所在。穆斯林人家每逢重要场合，比方说，孩子出世、家人葬礼、周年纪念，抑或是哪家人只是想办个宗教典礼，就会请他来家，他就应邀举行salamatan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要在人家家里的菜肴端上来后，一起赞圣，再将菜肴分给邻居享用。我的印度童年回忆直觉反应到，这是延续了印度教传统的仪式，而我心想，穆斯林koum，或许是印度教教士的某种继承人。

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住在村子边缘的一间棚舍里，紧邻水田，他的房子毁烂倾圮，内室漆黑，前廊堆满垃圾，竹墙松垮下垂，粉刷过的墙壁虽然跟黑土地面还有一段距离，却已经腐朽发黑。

他没有请我们进去。他出来迎接我们，树荫下，他孤身站在潮湿的前院中。他穿着短裤，上身一件圆领衫。他的太太，无人向我们引介，也站在前廊上，兀自观望着。他看起来像个农夫、贫农，而不像个宗教人士。然而，等到我们进一步了解他的职责之后，才意外发现，原来他除了负责赞圣之外，还要清洗穆斯林死者的尸体，加以妥善包裹，以便下葬。穆斯林的koum一人身兼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教士和贱民之职。这个掌控仪典进行的人，以这般异于寻常的方式，践行着印度种姓制度保存下来的习惯。

他六十有四，身材矮小，肌肉依旧强健，映着阳光，他的棕色皮肤闪闪发光，只有膝盖周围松垮的皮肤略略显出他的年纪，不过，他的面容却十分苍老。他颧骨凸出，皮肤有如浅滩暗礁，苍白的额头与扁平的头发，可以想见他在烈日下劳动时，必然经常戴着一顶沉重的遮阳草帽。

现在，他绘声绘色地跟乌马尔讲着他洗敛尸体的工作，语气之快活，仿佛随时可以开怀爆笑一样。他的职责并未使他意气消沉。他继承他的父亲担任koum的工作，同时也继承了一英亩的田地。这也说明他的体格是长年下田劳动导致。他干得不错，觉得自己是个成功人士，生活宽裕，自己又派得上许多用场。

难道说，他这一生毫无遗憾吗？这个国家也是风调雨顺，万事兴隆吗？

他似乎就要爆出狂笑。风调雨顺？现在时局是越来越顺畅了。日子从来没这么好过过，他真是活在太平盛世啊。那么，过去有什么令他遗憾的事情吗？荷兰人来过这里，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爪哇。

那个时候又是什么光景呢？他跟日本人处得来吗？

他说话又像在大笑一般地响应。那可是段要命的日子啊，他说，什么都短缺。没有衣服穿，他们只有将麻袋改成长裤。日本人走了，革命就来了，要打仗阻挡荷兰人。荷兰人进攻日惹后，就经常搜索村子。他常常得溜出门，躲避荷兰人。不，那段日子还好过。

那么苏加诺又怎么样呢？难道他不是率领印度尼西亚人对抗荷兰人的领袖吗？

这位老人家，这个站立在棚舍旁边的赤脚农夫，他的回应叫人惊愕。他神情和缓，语音轻柔了起来。他说道：“啊，苏加诺真英俊哪。他讲话真动人哪。”

乌马尔代为翻译之后，补充解释道：“在我们这里，容貌俊美是很重要的。人一定长得好看才能当领袖。我想这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即使在讲究仪典与礼俗的爪哇，还是非常奇怪：姿容俊美和口才良好竟然就可以领导殖民地人民浴血奋战？难道说，苏加诺的早期政治生涯，也就是三十年代间，没有其他脱颖而出的过人之处吗？

“请你问他，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有苏加诺这个人的？”

老人回答了，乌马尔哈哈大笑。“他说，一九四五年。我得老实说，这倒挺新鲜的。”

我说道：“我还以为可以听他讲些苏加诺年轻时候，例如三十年代间的事迹呢。”

“我倒不这么想。三十年代，苏加诺大部分时间都放逐在国外。当时，媒体报道的篇幅不如现在。再说，新闻媒体也都被荷兰人把持了。我原本以为，他会说他第一次听说苏加诺这个人是在日本占领期间，苏加诺还是日本人从国外找回来的。”

所以说，这位老人家一直要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之后，才知道苏加诺这个人。苏加诺骤然现身，跃登领袖大位，不但能够率领军队冲锋陷阵，还唇红齿白，相貌堂堂，口若悬河，值得人民追随。

院子一端，两头白色母牛静静地吃着切得整整齐齐的草料，牛颈上系着铃铛，伴随着老人眉飞色舞的谈话而叮当作响。他日子过得越来越顺心，再怎么说，都比当年日军占领期间他所能梦想期待的要好。当时的生活何等艰苦，他连印度尼西亚国内有位英俊的领袖存在都不知道。

可是，既然他现在生活舒坦，耕着一亩地——这可是块不小的田产——还担任koum，他又为什么非要屈就在这样破烂的小屋里呢？

乌马尔与莱诺斯交谈了半晌，稍后，乌马尔跟我说道：“这应该是牵涉到个人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接着，乌马尔就对老人提出问题，那老人回答道：“这是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

他说道，这种生活方式现在已经没几个信徒切实遵守了。而今，只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还算得上是穆斯林，只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还记得上清真寺礼拜。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说呢，那是因为政府办的学校里，他们传授宗教就像在教导一个科目一样，年轻人要想拿到好成绩，就得认真学习伊斯兰教。

他跟乌马尔又谈了一阵子。身体纤细、踩着长腿的爪哇公鸡，漫步在庭院湿土上。母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当直响。老人的太太，待在堆放着废物的前廊，直望着我们，面带微笑。

乌马尔说道：“我刚刚问了他关于‘瓦杨’的事情。”“瓦杨”就是爪哇的皮影戏表演。“我问他，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会不会排斥印度教里面的故事。他说，不会，那不过就是传说故事罢了。”

我们循着原路，回到莱诺斯家中。莱诺斯家人奉茶更加殷切，端上更多热气腾腾的玉米，还有一盘以各式水果晒干切片炒成的滚烫薄片。我们告辞之时，莱诺斯的母亲一路同行，送我们出门。前院里摊着一张席子，晒着包裹外叶的玉米芯棒子。它们待价而沽，被收购之后，就会拿去榨油。这里万物都有其用途。这一次，我还在路边的一个小棚子里晃了一圈，那是莱诺斯家经营的商店。莱诺斯他们家人务农之外，还会经商。

乌马尔想带我参观传统的爪哇房舍。莱诺斯知道哪里找得到这样的房子。这栋传统房舍花径不扫，蓬门芜乱。就在我们四下探望之时，房屋的女主人对着我们微笑示意，还比个手势，告诉我们稻谷女神的神龛应该安在哪里。我看到，在我们结束这次不请自来的搅扰而告退之时，乌马尔特别恭敬地矮身鞠躬退出，侧身离去的时间也刻意延长，如此古典的优雅有礼。几分钟的路程之外，主干道上，摩托车正呼啸而去。

尽管大路就在旁边，我们还是引发了一阵骚乱。邻近孩童都跑出来一探究竟。每个小妹妹都背着一个娃娃，只不过这是活生生的娃娃：每个小妹妹背上都背了个小弟弟或是更小的妹妹。

这里离日惹不过半小时车程。可是，并非每个村民都可以像莱诺斯一样，完成他离开村庄、进入城镇的旅程。莱诺斯之幸运异于常人。他是诗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将自己抽离于社群之外。然而，莱诺斯也是个例外，大多数村民不能效仿他。他们的思想行为完全受制于村庄，村庄生活塑造了他们。他们需要村庄所给予的安全感，不论村中如何保守，不论夜间轮值守夜或耕种公田的义务有多繁重，他们需要置身于村庄的安全感中。对这样的人来说，村庄确实是一个施过魔法的幻境，难以跳脱逃离。倘若有人只是因为村子里没有足够的田地耕作而被迫离开村庄，他就会在工厂里，或者办公室中，寻找一个“村庄”，就像又回到了他的家乡，即使在雅加达也一样。

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一样，陪衬着印度尼西亚原有的古老宗教。村庄里信奉的宗教其实是一种复合型的宗教。所谓优质生活的理念，其实是一个复合型的理念。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真是包罗万象：有清真寺，有教堂，还有克利须那神和稻谷女神，保留了一点印度种姓制度的传统，佛教徒涅槃的概念也可以跟穆斯林的天堂理念并行不悖。“谁也不能，”乌马尔说道，“斩钉截铁地准确说出自己的宗教倾向。”他们会说：“我是个穆斯林，可是……”抑或是说：“我是个基督教徒，不过……”

乌马尔也讲了这个发生在普兰班南附近村庄的故事。一九六五年间，军政府接管之后，当局忌惮着苏加诺晚期甚嚣尘上的共产主义风潮，要求每个印度尼西亚国民都向有关单位正式申报自己的宗教隶属。普兰班南一带的民众就纷纷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某个层面说来，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穆斯林，信仰先知及其天堂。可是，他们又觉得自称为穆斯林似乎有失妥当：伊斯兰教里有诸多清规戒律，是他们从来不曾遵循的。他们知道，第九世纪之时，他们的先人建造了宏伟的印度教寺庙普兰班南，世界各地都有人慕名前来参观，而且，就算他们不再能完全体会这座庙宇的重要意义，他们还是明白这是一座印度教的名刹。他们乐于观赏改编自《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的皮影戏，他们也知道，这两部史诗都是印度教的产物。因此，普兰班南地区居民觉得自己应当申报为印度教教徒。

麻烦就出在他们不知道，假如他们申报为印度教教徒的话，日常举措又该如何更易呢？社区里没有印度教教士，宗教仪式又该如何进行，大家也毫无头绪。他们请来了巴厘岛的印度教教士，巴厘岛的印度教教士就带了一支甘美兰乐队来从旁指导他们。可是，这样还是徒劳无功。过去是无法重建的，古老的祭典与神学观念，失去了就再也无法追回。于是，普兰班南的民众就退回原点，将就现况，认命地信奉着复合式宗教。

星期四下午，黄昏近晚，普拉索乔所谓爪哇一天当中最美好的光景，一个女人坐在她开在日惹一条大街上的小店外，拿着芭蕉叶编制小型香囊，香囊里填塞着玫瑰花瓣、茉莉花，还有香水树香甜的绿色花朵。她身怀六甲，坐着的时候，自是将两条腿分得老开。芭蕉叶片摞在一只篮子里，其他香料花材、花瓣与花朵就分别装盛在小碟子上。她编起香囊来利落得很，抽起两片长条芭蕉叶，用一条椰子树叶的粗叶脉将两片叶片缝在一起，形成一口小袋子，她再将红白花瓣装进小口袋，加进茉莉，有时还从瓶子里滴进几滴香精，最后再将小袋子袋口缝合起来。偶尔，她也应顾客要求，额外抹上一撇黄色的糊状物，或是加上一小截棕色的树枝。等在一旁取的顾客都是年轻女孩儿和女人。每个香囊要价不过十五盾，不到三美分。香囊代表花朵，是要祭献给去世之人的灵魂的。香囊可以置于屋中一角，也可以供奉在墓园中。客人一定要赶在星期四下午购买香囊，因为星期五，穆斯林的主麻日，已经成为祭拜长眠者的日子了。

乌马尔·海亚姆家对面是一处华人墓园。墓园开放，环境清幽，可是，他有些亲戚就是不肯来他家走动。他开导他们说，华人勤俭有成，墓园里的先灵应该也是与人为善的。可是，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

如此宗教，一方面体现为无拘无羁的敬畏的宗教，另一方面则为有着异乎寻常的精致教养的宗教。有人与逝世先人的幢幢鬼影如此亲近，他们掌握了永生不灭的史诗，并将史诗转化为道德训示。印度教深奥的神学与复杂的仪典无法重新在这里扎根。可是，印度教的遗泽却蕴含在爪哇文化当中，蕴含在最富有人性与文学成就的一环：印度教的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史诗就活在皮影戏瓦杨之中。

《摩诃婆罗多》篇幅较长，是皮影师傅的重头戏，师傅一人得操纵所有的角色，为每个角色发音。《罗摩衍那》演出机会就比较多，在爪哇中部，不论大街小巷、巴士车尾、商店招牌，都可以看到“罗摩衍那”的字样。《罗摩衍那》的故事，经过数个世纪不断整理，已经融入共同的想象之中。剧中角色集神性与人性于一身。甚至连喜来登酒店专门为观光客演出的精简版节目单上，剧中人物都改称为R. 罗摩、R. 拉摩那、R. 哈纽曼等等。R. 意指“拉丹”，也就是贵族，正如某些爪哇居民还喜欢如此自我标榜一样。白色的屏幕上，映现着古典而雅致的戏偶，不但衔接了观众与往日的英雄事迹，同时也跟现代事务维持联系。

《罗摩衍那》的故事不只是故事。这些故事并不平淡，相反，有些故事还提供了模棱两可的暧昧事例。有一本《瓦杨中的人性角色》，这本书集结了大师级作者穆丽优诺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穆丽优诺本身也是皮影戏师傅，他在书中引述了一小段《罗摩衍那》的故事。统驭楞伽岛的罗波那王诱拐了阿逾陀城罗摩王美丽的王妃悉多。罗摩王攻进楞伽岛，解救自己的妻子。维比萨那，罗波那王最年幼的弟弟，痛斥兄长，责备他不该诱拐美丽的悉多，吁请他释放悉多，让她回到王夫的身边。罗波那不予理会，维比萨那就加入了罗摩挥兵入侵的大军。维比萨那这样遵从他自认为正当的理由行事，对还是不对？抑或，维比萨那其实背叛了罗波那王？抑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一定非要有所行动不可吗？难道他不能置身事外吗？

进攻军逐渐胜券在握。罗波那王无计可施之下，转而向他另外一位兄弟康巴哈那求援。他向康巴哈那说道：“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的将军都阵亡了。我们的国家也毁了。你一定要帮我的忙。”康巴哈那回道：“趁着你时间还来得及，放了悉多，让她回到丈夫身边。”罗波那王拒绝。他告诉康巴哈那：“你的儿子被入侵者杀了。”康巴哈那一阵狂怒之中，披挂上阵，同入侵者厮杀搏斗，结果壮烈牺牲了。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位优秀的皮影戏师傅，不论他如何诠释史诗中的故事，从政治的角度，抑或当作神话解读，书中的提问从未拍板定案。台下每一位看戏的观众都可以基于个人的性格或背景，产生不同的反应。这个史诗故事要比表象上深沉许多。因为每个角色，即使邪恶如罗波那，抑或美丽如悉多者，都无法摆脱其出身谱系与进退维谷的困境。每个角色都耽溺在自己的寻索当中，出现在故事情节中时，也正是他身陷危机之际。登场人物每一次交逢，必然都寓意无穷。因此，《罗摩衍那》不愧为历史上最深刻的戏剧或虚构文学作品，这部史诗永远没有终结的一刻。皮影戏可以不断重复演出，因为，观众越是熟谙情节发展，越能体会剧中深义。而关于动机的诠释、是非的判别，更是时时迁变，从无定论。

解脱之道只有止于至善，涅槃登达极乐世界，然而登达极乐只能靠着感官的征服……这真是一条自欺欺人的途径。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天堂，正巧符合佛教─印度教所赞颂的迷梦，除却尘世一切枷锁与烦劳。伊斯兰教中全知全能的真主，融入神秘的印度教中毗湿奴的观念，正如大师穆丽优诺所称，毗湿奴是“真理……现实，万事万物的生命血脉之源头”。

伊斯兰教黑白分明的道德观，屡屡从《古兰经》中，或者从先知行谊之中寻求解答，这种道德观在皮影戏中也只能退位默存。印度教与佛教的玄奥复杂性也降低了。似乎，身处世界一角的爪哇人自由撷取了各种宗教当中最符合人性的要素，却挣脱了宗教的束缚，衍伸出他们自己版本的名门大教。乌马尔·海亚姆曾说，瓦杨是爪哇宗教与文明的核心。皮影戏阐述了仪典、礼俗，以及千古以来人类行为永远专注热衷之所在。

然而，爪哇人对美好事物与正确行止的关切，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一九六五年，苏加诺与他的左派政府遭到罢黜之后，印度尼西亚上下约五十万到一百万民众惨遭屠戮。方其时，所有受阻于过度精致的挫折感都出现了，私人之间，睚眦必报，不论是多么小的过节亦然。当今观光客最爱慕名前往的巴厘岛，信奉着印度教，其时岛上杀戮之凶残，绝不亚于印度尼西亚国内其他地方。可是，巴厘岛居民为了在屠杀行凶之际，也沾染一点仪式的气氛，在村中暴徒出门杀戮之时，还会带着甘美兰乐队随行演奏。

伊斯兰教也是这种复合型宗教的一环。那位澳大利亚学者在致函陶菲克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仍然亟待解答。这些积极推展新伊斯兰教的人士、经学学校的伊斯兰教，究竟能为印度尼西亚乡的村带去些什么呢？至于那些只有表面上看来幻化如人间仙境、内部已经失去平衡的村庄，新伊斯兰教在田地租放方面又有什么新鲜见解？他们又能以什么样的新论点挽救村庄的命运呢？

印度尼西亚人口众多，食指浩繁。可是，政府的家庭计划项目严重威胁到传统的村落公社体系以及村落公社所赋予的保护。印度尼西亚需要更多粮食供给。可是，一年可以两获的新品种水稻却扰乱了农村生活旧有的节奏，干涉了节庆的进行，剥夺了农民欣赏皮影戏的闲暇，因此也动摇了古老文明的根基，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农民负债累累。为了一年两获，他们得跟银行贷款购买肥料与种子。银行将业务范围扩及乡间，原是为了协助农民，可是，向银行借钱有别于向村子里的钱庄老板借钱，村子里每个人都认识钱庄老板。向银行借钱，农民一瞬间就沦为傀儡，遭受不具人性的机构操控、荼害。

莱诺斯村子里的koum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学校也要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因此，他们对这种信仰的兴趣也增加了。可是，这位koum的伊斯兰教，是属于村庄的旧式伊斯兰教。这位koum一方面替民众主持宗教仪式，收取费用，一方面耕作家传的一亩田，充分了解近代历史，觉得自己眼前的日子悠哉愉快。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浑然无知于日本人或荷兰人曾殖民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许多人在村子里已经找不到容身之处，这些人被迫离开或者背弃他们唯一知晓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困顿，此时，对他们宣教发声的伊斯兰教，可不是这位koum的伊斯兰教，而是将他们自觉遭到亏待的满怀委屈充分合理化的伊斯兰教。

我在帕伯伦取到一篇文章的复印件，文章摘自某份不知名的杂志。那是一篇由某个“外行基督徒”专访一位穆斯林奇阿依，或可称为经学学校的领导写成的文章。

“你问我，当今农民的生计如何，以及，身为奇阿依，应当如何改造这个不公正的社会？当今农民并未获得公平正义。许多农民没有农地，以至于贫无立锥。现在，没有工作的农民要比以前多。地主的农场不再雇用农民，改以机械操作。农民只能以低微的价钱出售农产品。同时，我们社会里的有钱人越来越富有。他们从非常富有的国家借给我们的贷款中上下其手，汲取财富，中饱私囊。现在，一位奇阿依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社会呢？他怎样才能使地主与富人交出他们的不义之财？这些家产，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应当归属于安拉，一定要归还给大众，归于安拉的子民。”

可是，谁是安拉的子民，谁又不是？在人口过盛的爪哇，又要上哪儿去找出闲置的土地来归还？爪哇不是马来西亚。莱诺斯村中大部分人家，每家只能耕种半英亩田地。这些人算得上富有吗？那个koum，耕着一英亩田地，自觉日子优渥好过。他又该归还多少土地呢？

这即将下乡推广的伊斯兰教，涂抹着转借而来的新理念，控诉机械化的邪恶与国际援助的滥用，在二十世纪末叶重新发掘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根源。先知奠定了一个国家。人民因为他而获得平等与团结的理念。建国伊始，改朝换代之际，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已经融入这个宗教的神学之中。因此，这个以祈祷仪式与典礼排满信徒生活的宗教，鼓吹着复生后世，同时又赋予穆斯林锐眼，大力批判世俗的不公不义，并且将之纳入教义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末期的伊斯兰教，表面上吸取了一些政治议题，然而，伊斯兰教从崛起迄，一直未能除去的沉疴却始终长存于自身的发展之中：这个宗教提得出政治方面的议题，却无法提出政治上或操作上的解决方略。伊斯兰教只能提供信仰。伊斯兰教只能提供先知，先知可以解决一切。可是如今，先知已经不在了。这种披上政治外衣的伊斯兰教，只有激进与无政府状态。

突然间，日惹涌进了大量的来自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的观光客，喜来登酒店也随之爆满。他们到日惹来看些什么？澳大利亚人又要上哪儿去参观？要去哪里？我在婆罗浮屠与普兰班南见到的游客，大半是印度尼西亚人，偶尔有几个德国人。每天早上，喜来登酒店大厅都有一支甘美兰乐队演奏一个半小时，下午再表演一个半小时，可是，大厅里人来人往，似乎无人侧耳聆听。酒店七楼的餐厅里，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小时高格调的爪哇传统舞蹈演出，只是餐厅门可罗雀，往往无人用餐，桌桌闲置。其实，日惹不过是旅途上的一个休憩据点、一个投宿点而已。观光客主要的目标在于巴厘岛，巴厘岛迷人的号召：巴厘岛圣诞假期。

我替澳大利亚人纳闷的同时，也确实知道其中一个澳大利亚人来到日惹所为何事。他要针对爪哇烧制木炭的专业人才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研究发现，随着爪哇地区森林不断砍伐，那些人已经濒临绝迹。此外，有人住在雅加达，却坚称他们也是生于烧制木炭的人家，虽说他们平常贩卖番茄、替人修补鞋子，或是充作流动摊贩沿街叫卖餐点。如此奇特的行为，我也从一位漂亮的女社会学家那里听说过。她在一个爪哇村落勘探、进行田野调查之时，感染了伤寒。当时我心想，这个题目做到这里，就算是研究到底了。

可是，我在日惹遇到的这位澳大利亚人，已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专注于烧炭人这个课题。两个月的时间！他笑我大惊小怪。两个月算什么。学术论文少不得要访谈、问卷调查与绘制图表。学院生涯从外表上看很是悠闲，内里的要求很严格。

我在即将离开日惹的前一天晚上，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他下午确实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背上背着一篓木柴。他本想追上那人，请他接受调查。那人显然是个烧木炭的人，准备背着木柴回家烧制。可是，他还是打消了念头。当时，他跟他的爪哇朋友在一起，那正是一天中最美好的光景，他就这样白白流失机会。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罕见的调查对象离去，说不定那正是爪哇最后一名烧炭人。暮色中，烧炭人背着那篓木柴，渐行渐远，消失在日惹公交车与摩托车黑色废气中。

那个澳大利亚人早有安排，他在日惹租了个地方安身。我却无枝可栖。圣诞夜里，喜来登酒店将我赶了出去，我只有转回雅加达，再次住进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由是，我无缘一窥日惹的皇家宫殿。日惹的佛教坛场也无法一探，坛场的九道门径代表了人体的九个穴位，道场象征许多事物，林木也寓意无穷。爪哇王室糅杂了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集三大悬秘于一身，适足匹配独一无二的文明奇观。

五　丧失人格

圣诞期间，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的调子也变了。跨国公司员工、外籍经济学家与顾问，都走了，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单身的中年男性。有些人回家，有些人则山居避暑，或是前往离岛度假。婆罗浮屠为当地人推荐假日住宿优惠的减价方案，当地人就携家带眷地来了。这在地方上的富裕人家当中，是种经过公开认可的度假方式。

孩童在铺有地毯的走廊上奔跑，百玩不厌地搭乘电梯上上下下。家里的奶妈，或是“阿姨”，有些还打着赤脚，摇动逗弄着怀里的婴孩。饭店里一家华人，恰如应当的度假，却毫无纾解放松的享乐，一家人一整个早上都沉静无语地坐在十五楼电梯出口旁边的皮沙发上。他们的一家之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有着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容，穿着一件背心，没套衬衫。从十五楼高处往下看，游泳池中戏水的人在婆罗浮屠涟漪图案背景的衬托下，每个黑发人头都极为突兀地放大了，我不禁联想起（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数甚众之故）蝌蚪。有一天早上，我数了一遍，游泳池里共有六十三人。

本是单纯的欢愉，可是这些有钱人正在滋养怨恨。怨恨华人，怨恨外国人，怨恨这些拥有印度尼西亚人所缺乏的高等技术的人。或许，这些技术本身也是他们怨恨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技术精进所引进的新秩序，至今还没有人能完全接受这些新秩序：新人、新状态、新的权力、新的金钱。不该有钱的人发财了。不该平步青云的人，竟然能替他们自己营造出封建领主的气氛。不该踏入婆罗浮屠的人，竟然在婆罗浮屠饭店里昂首阔步、活蹦乱跳，展现出这个社会的另外一面。

当我在饭店商店里为假日选购一瓶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时，店里的女孩儿跟我说：“对你来讲很便宜。”接着说，“可是，我们可不觉得便宜。”然后，她咧嘴给我个大笑脸，不是她惯常的微笑，不是我熟悉的微笑，她的笑容令人感到飕飕寒意。

此地弥漫着委屈不平的愤慨。十五年来持平局势的建设成果都可以一笔勾销。国家财富越增加，国家越上轨道，印度尼西亚富于创造力的一面就越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越容易显示社会阶级之间新近萌发的差距与不平等。民众之间，有人缅怀起一九四五年，当年大家都一样贫穷，对于是非黑白的看法率皆一致。都市与村镇一样，任何改善举措都令事态益发艰难，人民更加惶惑，更加无所依从。

“丧失人格”，对于是非善恶不再存有共同的感受——这就是达尔玛萨斯楚的主题。

达尔玛萨斯楚位高权重，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中一个掌管科技发展的新部门里的头面人物。别人跟我描述他的时候，说他属于足智聪颖的印度尼西亚新人类。某天近晚结束公务之后，他在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他三十多岁，抑或四十出头。他咬着美国用玉米穗做的烟斗，抽着芬芳扑鼻的荷兰烟草。在印度尼西亚，如此姿态为他营造了一种尊贵的气质。他不算是个英俊的人，但他不怒而威，仪表堂堂。他跟印度尼西亚高层的贵族人士有关联。他提到这一点时只是低调带过，但毋庸置疑，就是因为这层关联，他才能超然抽离于新精英阶级——正如他所说的“最多一万人，不会超过这个数”——之外，只是，他现在也是这个精英阶级的一员。

达尔玛萨斯楚说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人格或是他们的认同。他们不再属于村庄。他们已经太过富裕，或是地位太过重要。对他们来说，返村下乡就是颓废退化。他们已经失去了村庄里人与人互助合作提供的安全感了。同时，他们又不是西方概念中的独立个体。他们无法独立自主地站在平等基础上与其他个体互动。

“他们有些人也曾经出过国，但许多人人在国外，心却留在国内。你怎么看得出这些人来呢？”这就是达尔玛萨斯楚讲话的方式，自个儿提问，自己回答。“他们总是跟自己人聚在一块儿。他们总是吃着同样的食物。他们不会跟西方人搅和在一起。他们甚至连西方报纸都不订。我认识几个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在美国待过三年，从来没看过美国报纸。那么他们看些什么呢？他们光看电视。他们尽量避免跟西方接触，他们就想这样。他们一出印度尼西亚的大门就手足无措。他们始终还是乡下人。他们待在西方只是为了摘个学位捧回印度尼西亚，带着可资炫耀的荣誉回国。

“可是，他们还是无法跻身贵族之列。他们缺乏随着地位身价走高，个人应该对社会更尽一份力量的贵族价值观。所以说，他们倚恃着新近获取的尊贵优势，一心只想揽权搞钱。这就是印度尼西亚社会之癌。过去，权贵人士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假如你身为贵族，你应该以身作则。我现在讲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失去仲裁社会是非的功能，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失去辨别是非黑白的能力。怎么会这样呢？在他们失去认同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了所有的价值判断，他们心里只剩下跟权力有关的东西。这些人只是在追寻他们自己的安全感。

“印度尼西亚社会现在还没沦为丛林，但我们离丛林不远了。我们有好几百万人，本性上是具有道德良知的，可是，他们无能为力，没办法将良善推广到社会上。有许多人，这一点很重要，他们掌握了权力，却不愿净化社会风气。所以，你就会觉得飘移无根。飘飘荡荡的感觉就像这样。你知道自己应该做好事，避开不良影响。可是，现在你得好好想一想，而当你发现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你开始感觉飘移的时候，也就是你开始感觉整个社会都在飘移的时候。我跟你说，要是连像我这样的人，做好事之前都得刻意在心理与道德上，耗上半天的功夫琢磨，那就不对了。

“那么，促使我们社会走到这一步的钱，都是打哪里来的呢？钱都是从石油上赚来的。”他在镶板装饰的办公室里踱步，手指着一个钢制柜子，“这个现代的办公设备。”他说话时，开始比手画脚起来，“我也是靠着石油收入生活的，大部分如此，政府靠输出石油和其他外销所累积的盈余过日子。也是我可以在这里，住在城市里的原因。我只要一离开大城市，就只有靠田吃田了。我们靠着人民过活。我抽他们的税，你明白吧。向他们征些苛捐杂税。这些老百姓要了解这一点——我有我的需要，他们不能两手空空地见我。

“我吓了你一跳吗？过去在欧洲，贵族的重要性是以拥有多少土地衡量的。在我们爪哇，贵族影响力的大小要看他的土地上养了多少人。因为人力就是财力：免费的劳力，也算是一种产品，甚或军队充员的来源。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贵族了，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人力就代表财力。”

鸟瞰之下，雅加达市区里绿树拥簇着红瓦屋顶，向四方延展。地图上的雅加达只有寥寥几条主干道。车辆就沿着这几条主干道奔驰，经过新近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公园与纪念碑。这几条道路圈住了市中心，但雅加达是个失去了中心的城市，只是集合了几块都市模样的区域，或者是圈了些村庄在市里，而这些村庄保留了乡间建筑之随性恣意。一般的市区地图哪里登载得了像这样弯弯曲曲的巷弄与街道呢？

雅加达市中心一带虽然有许多混凝土筑成的村庄，可是，只要向外跨出一些距离，村庄还是绿意盎然：不加围篱的花园；高大的果树，浓绿遮阴；庭院晨昏定时清扫。这些村落依旧是联系紧密的社区，村子里依旧还有指派的“领袖”管事。诸如此类的区域，无须费神矫正。可是，许多像雅加达市内的都市村庄并不稳定。市中心附近区域，地价昂贵，建筑商可以高价买下村庄，整个社区只有向外迁移。此外，人口繁衍，家庭倍增，土地所有权一再细分，房舍面积也缩水了，住屋与住屋之间的巷道变得越来越窄。

收集垃圾从来就不是个问题：留给收破烂的料理就好了，那些人身上背着精心编制的竹筐，在垃圾堆里巨细靡遗地翻捡，搜索还可以再加利用的物资出售，每个锡罐、每只瓶子、每张可以抹平的纸张碎片，都可以聚合起来，转手卖出，再加利用。珍贵的果树栽植在围篱圈里，这些爪哇人的宝藏生长在带刺铁丝网后面，周遭围绕着狭小的房舍。孩童四处可见，在每一处空地上撒欢，一群一群的，跟鸡仔儿一样数不清。

那天早上，我跟普拉索乔一同散步经过一棵红毛丹果树时，树底下有一窝小鸡。一个老人家爬在树上，用一根竹竿捅下一丛丛带刺的鲜红果实。普拉索乔与我驻足一旁静观。老人的儿子看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外乡人，就从他父亲摘下来的果实当中拿了一把送给我们，还比了个爪哇─印度传统礼俗中的手势：伸出右手，握住水果，再用左手手指碰触右手手肘。

红毛丹是这家人的经济来源，他们采集果实是要准备出售的。几百码距离之外，穿过蜿蜒曲折的村庄，主干道就横在村外，机油废气染黑的道路两旁，鲜果蔬菜的摊子鳞次栉比。雅加达是个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然而就在这里，紧邻城市的人们，依然奇迹一般地奉行着乡间的礼数，遵循着古老文明的温文优雅。

普拉索乔在人家致赠红毛丹时就不像我这样感动了。在他看来，那不过是种合乎规矩的行为罢了。他说道：“换作我也会这么做。我们还懂乡间礼仪的人，都会这么做的。要是在一个‘社会’里，同样是那个男孩儿，说不定会偷你家的水果呢。”

村庄里的人依然活在爪哇农村互助合作的生活方式当中。“社会”中人只有自己靠自己，背离村庄与同胞，纵身跃入都市的滚滚红尘之中。普拉索乔以为，这种人拿他们的生命当“赌注”。他把那些人视为赌徒。日后沦落为拾荒者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就是那类人：你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他们专捡烟头（可是，他们用的竹夹子过长，就像在使用太长的筷子夹菜一样），再取出烟蒂里的烟草，做成香烟卖给穷人。他们就是爪哇失落的一群，有些人还连“文件”都没有。他们正是被爪哇的繁殖力排挤出爪哇文明的一群人，这些苟存在社会底层的人，跟达尔玛萨斯楚这群身处社会顶端的人，同样丧失了人格。背上背着竹篓，肩上挂着长条竹夹，他们的目光永远在地上逡巡着。正如脱离了凡嚣与群众的精英阶级，他们在每一个旁观者眼中都是触目惊心的警告：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雅加达欣欣向荣。这个城市与国家都需要大量的财富与技术灌注。可是，财富与技术也撕裂了社会均势，留下创伤，同时，旧秩序渐渐式微，据以评判是非黑白的旧标准也沦丧了，激起民众的愤怒。

圣诞假期结束了。新近富起来的人们，带着他们的孩子跟他们的奶妈，离开了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游泳池因年度检查，放干池水。先前碧蓝池水荡起无限涟漪，而今，白色瓷砖映着阳光闪熠，工人刮削钉槌。跨国公司员工、顾问与经济学者纷纷归来。走廊上平静无扰。饭店终于又回到正常营业状态了。

六　万隆心理训练

雨季到了。即使天气晴朗，雅加达南部还是笼罩在云雾之中，摩天大楼、绿地与红瓦屋顶，都消退到视野之外。土地显得开阔平坦，市区南端还有丘陵起伏，云雨稍霁就可以清晰显示出来。山丘顶端，一栋栋度假别墅里住着意图避开雅加达的燠热与湿气的有钱人家。

一条高速公路穿过农业用地，通向群山万壑。开路伊始，曾遭学生抗议，现在，高速公路承载了大量的车流。开到高速公路的尽头之后，我们又重新置身于爪哇的拥挤稠密当中，循着羊肠路径，走过绵绵不绝的村庄（偶尔凝聚为小型城镇），数不尽沿途多少蔬果摊贩。最后进入茶园，雨云迷雾浮散依依，混杂着公交车、卡车与摩托车的墨黑废气。偶尔，山路一侧潮湿的土壤松滑走位，暴露出茶树根系，树根惊人的粗壮绵长，探出山壁，悬在山路上空。

山路穿越茶树与云雾，陡降到一处开阔的水稻河谷，然后继续爬升，行经几座陡峭的尖锥山丘之后，就到了坐落着万隆市镇的高原。万隆，此地于一九五五年召开过知名的后殖民时期会议，苏加诺总统与尼赫鲁先生与会。气候凉爽宜人的万隆，殖民地时期列名在当时人言必称之的许多个“亚洲的巴黎”之中。荷兰人在万隆创办了一所技术学院，不可避免，这所学院日后也成了孕育革命动力的温床。苏加诺也到过万隆，他的“工程博士”头衔还是从这所学院获得的。

然而，万隆激进的盛誉还是不减当年，这里也是印度尼西亚复兴伊斯兰教的重心之一。普拉索乔在雅加达有许多朋友，他们曾南下此地，参加为期三天、于技术学院里举办的伊斯兰“心理训练”，以此度过周末假期。

这项训练课程的主持人，伊玛杜丁先生，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社群中夙负盛名，本是一位电机工程师，在技术学院任教。雅加达有些人认为伊玛杜丁是位勇者；有些人则不敢苟同，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五个月之前，他系狱一年之后终获释放。而他以伊玛杜丁这个阿拉伯语名字作为名号，舍弃他原有的印度尼西亚名字，暗示了他是个执着到何种程度的穆斯林。

暮色四合之际，万隆市郊道路旁泥泞的人行道与路边的流动摊贩，让人觉得这里更像爪哇而不是巴黎。可是，这正是普拉索乔念念不忘的幻妙时刻。人约黄昏后，我们的车还尾随了一对共乘一辆摩托车的约会男女，亦步亦趋了好一段距离。在交通废气与噪音之中，女孩儿小心翼翼地侧坐（两手环绕着护花使者的腰）在后座上，脚上的拖鞋悬空晃荡，似乎随时可能落失在车阵中。

普拉索乔说道：“你不是还问我什么叫‘兰撒脸’吗？她就是个兰撒脸。”

兰撒果果实的色泽，即所谓印度尼西亚女性最完美的肤色。果实呈淡红色。摩托车后座上的女孩儿，五官清秀，带着中国南部女性的特征。

女孩儿给我们打量得不好意思。而当我们的司机将车灯投射在她身上时，她的护花使者原本就已经穷于应付路况，现在又遭到后车干扰，恼得不住回头，怒目瞪视我们。最后，当他们终于转向驶离大路时，兰撒脸女孩儿脚上的拖鞋晃呀晃的，脸上嫣然一抹媚笑。普拉索乔惊呼道：“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

接下来，我们得不断停车问路，几乎是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地问，才找到那所技术学院与清真寺的地址。学校坐落在万隆镇上比较老旧的殖民时期的城区：夜色与街灯映照之下，街道显得宁静、宽阔，屋舍退离路旁。高大的行政大楼的屋顶雕绘，只能隐退为一个建筑主题，成为一段荷兰殖民时期的异国风情。

清真寺圆筒形的建筑颇为“现代化”。已经过了晚上七点，清真寺与侧楼之间铺了地砖的露天空地上，心理训练班上的男孩儿与女孩儿聚集在一起，等候着晚间课程开始。暗影中，几个女孩儿用娇嫩的声音喊着：“普拉索乔！普拉索乔！”这个男孩儿做人真是太成功了！女孩儿喜欢普拉索乔，就像他喜欢她们一样。她们一拥而上，围簇着他，仿佛他暌违远离了她们好几个星期。这群青年学生之欢快，只有露营烤肉活动之其乐融融可以比拟。他们都是来自雅加达的年轻人，都是中产阶级人士的孩子。他们一点也不像经学学校里的学生，跟那些严守清规戒律、封闭的穆斯林团体就差得更远了。

我们行前与伊玛杜丁通过电话，说有人会领着我们到他家去。我们还没得及下车，伊玛杜丁自己就出门来迎接我们。此人中等身材、宽肩、阔脸、微笑、开朗，然后领着我们进入他家。

他的房子只是大学讲师的宿舍，简朴的座椅、橱柜，但终少不了一抹印度尼西亚特色：屋子里面，两个女孩儿，不知是伊玛杜丁的亲戚还是女佣，原本席地坐着，一见到我们进门，随即起身离去，想必是准备待客茶点去了。

伊玛杜丁展开普拉索乔携带的介绍信，细细读过。越往下读，他的神采越加焕发。他说，他深感荣幸。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四十八岁年轻得多。他的皮肤光滑，暗黑瞳眸闪闪发亮，丰唇阔嘴，谈笑风生。他如此迷人，满怀乐意地接待我们。可是现在，他问道，我是怎么听说他这个人的？我提起雅加达的一个记者。伊玛杜丁哈哈一笑之后说道：“不过，还要请你转告他，我还在为了争取我的自由奋斗当中！都五个月了，学院还没有分派任何课程给我。”

“你认为校方为什么对你还有所忌惮呢？”

“我怎么会知道？我想，他们只是担心学生对我的欢迎与支持吧。”

我问起他的名字。

他说道：“就是伊玛——杜——丁。意思是‘信仰的支柱’。”

“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吗？”有些印度尼西亚人喜欢给自己取阿拉伯语的名字。普拉索乔就给自己安上一个名字，过了好久才告诉他父母亲。

“不，这是我父亲给我取的。当时，他还是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的学生。我从出生到现在，都一直叫伊玛——杜——丁。”

女孩儿端上款待来客的热茶，没用玻璃杯，而是把茶斟在瓷碗中。茶点则以饼干充数，两种饼干，都装在罐子里。这可不是乡下地方招待客人的方式。

伊玛杜丁被逮捕之后，审讯过程确实十分煎熬。他第一次接受审问时，曾经被反复审了二十个小时。可是他也说，这期间当局并没有对他动刑。与他同时入狱的难友当中，还不乏社会知名人士。伊玛杜丁在狱中结识了苏班德里约[1]博士，两人还不时交谈。军方接管政府之时，苏班德里约博士于一九六五年担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这位前任外交部长遭政府指控，说他意图与共产党人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政府，因而判处死刑。行刑前三天，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收到他的死刑上诉书，苏班德里约博士得以暂缓行刑。而这以后——早已为世人遗忘得一干二净——苏加诺的这位前任阁员，一直身陷囹圄：此情此景，坐在伊玛杜丁的大学校舍里，啜饮着热茶，委实难以想象。

此外，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伊玛杜丁，这位新穆斯林，与苏班德里约那个左翼的老人——两人立场对立，且对于印度尼西亚局势都是有害无利的——却在军方管控的监狱里握手言欢。

伊玛杜丁在狱中，又怎么能够获准跟苏班德里约博士攀谈呢？伊玛杜丁说，入狱一段时间之后，狱警就变得友善多了，而且他在坐牢的时候，还享有某些特权呢。这么听来，他被监禁的这段时间，并不至于生不如死嘛。而且，其实对伊玛杜丁来说，那段时间也不至于完全不受欢迎。就在伊玛杜丁被逮捕入狱之前，他访问过几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不断招待他用餐，大宴小酌，续摊再三。从来没有人跟伊玛杜丁提醒过，同阿拉伯人同桌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而且，还要随时留意你的东道主，因为他吃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停箸。就这样，当他前往阿拉伯国家进行他的伊斯兰交流任务时，他的体重只有一百五十四磅，七十分斤，等到他打道回府时，他的体重直线上升到一百七十二磅，七十八公斤。后来，警察来敲门的时候，他就是那种规模的身材；一直到现在，他都还在努力减肥。伊玛杜丁坐牢的时候，确实甩掉了一些肥肉，狱中定期为他体检的军医，还对他体能的进展十分满意。

可是自从他获释之后，技术学院一直未曾指派任何工作给他。现在，他就整天专注在青年一辈当中宣传伊斯兰教。他的心理训练课程可是远近驰名。七年前，他首创这个课程，甚至还曾经特别为英国的穆斯林学生团体举办过。雅加达一地请他开课的要求就如潮水般踊跃。就拿周末这一班来说吧，报名参加的人数高达六十七人。可是，他一次最多只能指导四十七名学员。

热茶再啜上几口，饼干吃上两嘴，就到了两相暂别的时候了。我得在这个热门的观光假期中找到一家可以投宿的旅馆，伊玛杜丁的训练课程也要开讲了。

普拉索乔说道：“你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了吧。你注意到他与你握手的方式了吗？他跟我握手的时候，好像他已经跟我认识了好久一样，好像他真的很高兴能够认识我一样。我想，要是我想像他那样受欢迎的话，那我也应该跟他一样握手。”普拉索乔的美国经历对他影响深远。他随身携带了几本他在美国担任基金会交流学生时的留影相册：国际学生派对、大峡谷、雪景等等。

我回来的时候，心理训练营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训练课程就在清真寺一旁外观像仓库的诊所里进行。地板上铺着瓷砖，绿色的黑板上已经写将起来，天花板上有荧光灯管照明。训练学员坐在金属折叠椅上，宽大的椅背闪闪发光。学员中女多于男，女生坐在右边，男生都坐在左边。女孩儿头上都裹着围巾或头巾，头巾颜色鲜丽，橙黄橘绿、奼紫嫣红、丁香茉莉，不一而足。每位学员胸前都别有绿色名牌以兹识别。讲师是个个头矮小的年轻男子，穿着花衬衫，嘴上留了一撮短髭。

伊玛杜丁坐在教室后方。我先前离去之时，他跟我说过，现在要我坐到他身边，我们正在目睹一场“人际沟通”的练习。

讲师先将四五个学员请了出去，然后拿着一部录音机，将一篇故事——叙述某次车祸的经过——念给一个年轻人听。然后，他从守在外面等候的学员中请了一位，是个女孩儿，女孩儿回到教室里。年轻人开始跟女孩儿讲述他听到的故事。她提出问题；他面有难色，困惑沉吟；课堂里爆出笑声。学员都是看着皮影戏长大的，都具备了演员的本能。心理训练进行到后头，越看越像在演一出皮影戏。故事接二连三地从一名学员传递到下一名学员，过程越扭曲偏离，课堂里欢闹的气氛就越热烈。

伊玛杜丁说道：“他们讲的话都录了音。游戏结束的时候，就会倒带放出来给大家对照，学员可以借此了解原版的故事被窜改到什么程度。这样子，等他们训练结业出去倡导伊斯兰教，对他们也会有帮助。”

可是，沟通训练一直没法推展到放录音带给大家重听对照的阶段。那也全没必要了。这些学员的皮影戏本能已经如蛇起蛰；而这堂课所要表达的重点——故事经过二手、三手传播之后，就会横遭扭曲——反而沦为嬉闹打趣的主题。

接下来就到了严肃认真的部分。学员开心尽兴之后，也愿意收心思索笑闹之中的真义。大家静了下来，告诉讲师他们从这次练习当中学到了什么。他们学到了些重要的东西：查询质疑、理性分析的价值。

可是我反而觉得，做过游戏之后，推演出来的结论，反而不利于他们参加训练的目标，因为他们即将对外界倡导广播的讯息可非比寻常：一位受到神圣天启的先知，各种主观武断的规诫，每年长途跋涉去对一块石头朝圣，每年封斋一个月，等等。不过，我们现在都已经深入伊斯兰教教义了，而教义的种种都毋庸置疑、不容挑战。质疑与分析，都是为了一些内在的议题：我们应该质疑与分析先知圣训，亦即有关先知的传统与传说。某些先知圣训比较可信，其他传说可能只是穿凿附会；有些人不疑有他，贸然遵从一些不可靠的先知圣训，日后很容易犯下不合伊斯兰教教义的劣行。学员们就开门见山地直捣重点：他们刚刚玩过的游戏，直接将他们的思维导向了先知圣训，有些人甚至还对《古兰经》的部分经文提出质疑。他们高声朗读这些经文。此时，摩托车后座上的兰撒脸女孩儿，感觉十分遥远，像是隐遁到另外一个虚无缥缈的国度一样。

留着短髭的年轻讲师操作着日本产的录音机，显然满心欢喜。伊玛杜丁也十分快慰。这个游戏不是他发明的，他说他从许多不同渠道当中汲取了灵感。可是，将伊斯兰教的理念应用上去，就是他的独到见解了。

讲师又说话了。学员纷纷起立，哐当哐当地将金属折椅排成每五个人一圈的圆圈——“五”是伊斯兰教教义中的重要数字。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女性学员的背影，以及她们的头巾；现在，我终于可以看到她们的脸庞了，可惜其中并没有兰撒果一般的完美肤色。可能大部分女孩儿来自苏门答腊，那里可比爪哇要穆斯林多了。

我跟伊玛杜丁说道：“我想我可以分辨出这个游戏的六个阶段。首先，讲师讲故事；接着，故事被扭曲；全班同学一同评论；再将大家导出的结论应用在先知跟先知圣训上；然后，朗读《古兰经》里的相关经文；最后，学员五个人一组，排成一个个圆圈。”

“你说得没错。但现在每五个人坐成一个圆圈，却是新的游戏。”

讲师发下信封给各个学员。每个信封里都装着不同形状的纸片，游戏的重点就是要利用这些纸片，拼凑出正方形来。没有任何一个信封里的纸片是完整的正方形，但经由事前设计，每个五人团体利用拿到的信封里的纸片，都可以拼凑出五个正方形来。

伊玛杜丁说道：“他们一定要彼此交换，相互合作，但不能交谈，或是发出任何声音。谁也不可以强行取走别人信封里的纸片，可是，他可以接受对方给他的纸片。”

我们走进各个五人团体之间。学员低着头，紧靠着彼此，到处都可以看到小丑型的男孩儿，夸张地装出困惑不解的模样，刻意拼出荒谬的图样。有个男孩儿，看了实在令人欢悦。他竟然动作迅速地作弊，从邻座同伴那里偷了一片纸片，再凑到另外一位学员的图案当中。一群女孩儿惊声欢呼了一声，鼓掌叫好：她们率先拼出五个正方形来！现场就像宾果游戏一样。接下来，欢呼声此起彼落，男孩儿跟女孩儿之间友善地争执：空气中盈溢着青春期的性别表现。然后，严肃的一面又登场了：椅子重新排回原位，讲师要大家提出心得感想来。学员一个个发表感想。叫我诧异的是，这样一场小小游戏，竟然可以引发他们如此多的感想，这个游戏在伊斯兰的大道上，不知带领他们跨越了多少进程。

讲师在绿色黑板上写下评语。伊玛杜丁为我翻译说明。他们学到了五件事情——“五”——又是这个伊斯兰教里的理想数字。伊斯兰教教义当中，就有五大信条。“要达成共同目标，大家就一定要合作。容易放弃的人，终将一事无成。你应该在人家开口之前，就踊跃付出。知己知彼同样不可或缺。坚毅执着。”

我说道：“他们不是已经提过坚毅执着了吗？‘容易放弃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伊玛杜丁颔首同意。

可是，学员不过暂时重复而已。一个裹着番红花色头巾的女孩儿举手发言。讲师在黑板下方写下她的见解。伊玛杜丁说道：“这个很重要。归属感。”

那一切感想与评注竟然都是从这个游戏引申出来的。即便在游戏当中还有人作弊，他们还是可以直接导向伊斯兰团结一致或同心协力的理念：每个人在真主面前都要谦恭自抑，共同遵守严格的戒律，维持紧密的联系。课堂里有一种不需言传、人人可以意会的推论：社群之外的一切，都该弃如敝屣，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诚、不纯、不信真主的。他们则是正义的一方，沐浴在充足的安定感之中。在他们业经强化的信仰当中，他们充满欢喜。接着，一个学员又想起《古兰经》中相关的中肯经文。于是，全体学员再度展示出勤学与质疑的精神，大家翻查经书，找出经文段落来，讲师就跟学员轮流朗诵。

讲师一面喋喋讲述着，一面将一摞复印的大页书写纸交下讲台，让学员传递分发。伊玛杜丁说道：“讲师现在要我上去朗诵一首诗，是伊克巴勒写的。这是我们这个心理训练课程的最后一个段落，我总是在即将结束之前朗诵伊克巴勒这首诗。我特别选这首诗，因为诗中充满了情感。你应该知道，这诗原本是用乌尔都语写的。后来是由埃芬迪[2]翻成阿拉伯语，再经穆罕默德·纳西尔[3]从阿拉伯语译成印度尼西亚文。”伊克巴勒，巴基斯坦的建国理论家。纳西尔，一度领导遭到政府查禁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政要。

伊玛杜丁——基于印度尼西亚的传统礼数，跟我解释那首诗的内容大要，耽搁了几分钟——走到讲台前，取出眼镜戴上，开始朗读。一刹那，他整个人就脱胎换骨了。他在社交往来上所有的优雅举止，所有开朗坦白的幽默，全都遁形隐没在这层全新的人格之下，不再像个演员或皮影戏师傅，他现在像个毛拉，像个清真寺中人，在某个洋溢着穆斯林热忱的一天，捧读《古兰经》。他曾经说过，这首诗充满了情感，而他朗读之际，也将嗓子喊得声嘶力竭。他几度似乎行将啜泣：伊斯兰教，痛苦，地狱，天堂，赎罪。而正如我所了解的，那正是这首诗的主题：倘若世间没有先知，抑或世人无从理解先知的使命，这个世界还能继续长存吗？

他事先说过，读这首诗需要六分钟。结果，朗诵耗上了不止十分钟。心理训练的课程已经进行了超过三个小时，即将告一段落。可是，明天一早三点钟，学员就得摸黑起床。原先我猜想，那是因为纪律跟否定自我可以促发与加强团结。其实不然，伊玛杜丁跟我说明，《古兰经》中明文训示道，信徒一定要趁着夜半时分礼拜，吟诵出特殊的祷词。所谓夜半时分，即午夜到早上六点之间的中点。

学员似乎并不在意。他们就像一群快乐的露营者，个个都为课程最后一天要起早礼拜而兴奋雀跃，这可是压轴好戏，最后的高潮。他们从金属椅子上站起来，依依不舍地离开教室。女孩儿夜宿在清真寺的一个区域，男孩儿则分派在另一边。他们都是雅加达中产阶级人家的子弟，都面临着人格丧失的印度尼西亚式危机。然而，虔心信仰伊斯兰教，寄宿在清真寺里，恪守戒律与仪典，却让他们拾回抑或重建了人格，重建某些只出现于封建社会，或古老农村社区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早已如大江东去，不复存在了。

伊玛杜丁说，他不会跟学员一同起早摸黑，趁着凌晨三点礼拜。但他三点三十分就起身了。他每个星期一与星期四都会刻意早起，因为，他每逢周一、周四就会封斋。这在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之间，算是相当少见的。而且，还有人跟我说，这是起源于灵魂信仰的习俗。伊玛杜丁的斋其实封得不严格，不像是斋月封斋只能在日出前与日落之后进食。某些人在每星期两天的封斋时，将封斋规定修改为只可进食白色的食物，白色不但代表纯净的颜色，同时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也方便多了，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心大吃他们最喜爱的米饭。可惜，我是后来才听说有关白色食物的放宽规定，无法跟伊玛杜丁当面请教。

第二天，我在伊玛杜丁的办公室——办公室就紧邻着前一天晚上上课的教室——里再度跟他见面时，他说，他每逢星期一与星期四封斋，只是效法先知，因为先知每到这两天也会封斋。《古兰经》里虽然找不到相关经文，可是，其他可信的先知圣训当中却有详述。此外，伊玛杜丁还十分留意自己的体重。除了遵照伊斯兰教教义力行封斋之外，他还定期慢跑。他说，他可得好好保养，照顾自己。他已年近五十，他想，他还没完全从阿拉伯世界之旅的暴饮暴食中恢复过来。可是，那已经是十八个月以前的陈年往事了。我觉得，从他犹然大腹便便的形象中猜测，每个星期封斋两天，这两天一定将他的胃口养得出奇的惊人。

伊玛杜丁这个人真是兼容并蓄，变化多端。他会在伊斯兰教的心理训练课程中应用录音机与西方的心理学游戏。他深具毛拉的热情，但他同样也会定时慢跑。他曾经历过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上惊涛骇浪的一页，也曾经与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名人结缘相识。他受惠于他祖国的独立，国家发展虽然坎坷起伏、颠簸前进，他还是跟他这一辈的同胞一样得以挣脱封闭状态，进入世界，从而眼界大开。他曾经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也曾经周游列国，还在美国攻读过更高的学位。

伊玛杜丁已经历过许多不同的年代与阶段，曾经投身在世界的滔滔洪流当中。可是，他漠然无视于自身经历的种种传奇，将他的新世界视为当然。这个世界是不该开发的，任何开发都应该不屑啐之。伊玛杜丁出生在苏门答腊，打出生就是个穆斯林。世间一切都已经包含在开天辟地之初：开天辟地之后，各种事件、工具与年代，都只能逐一添加。

伊玛杜丁的父亲，正如他前晚跟我说的一样，毕业于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他也是穆斯林政党Masjumi的重要成员。

“我父亲担任宗教教师，荷兰殖民期间，他隶属于一所由苏丹经营的宗教学校。那是一所有名的学校，我父亲是校长。革命期间，也就是对荷兰作战时期，我参加了穆斯林军队——Hizbullah。一九四六年，我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游击作战训练，然后加入游击队，他们就封了我一颗星和一条彩带，将我升为士官。当时，我才十五岁！‘Hizbullah’的意思就是真主的军队。”

“你为什么说你加入的是伊斯兰军队呢？你是印度尼西亚人，难道你不是为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而战斗吗？”

“那时，革命军里有太多不同的团体。有共产党，PKI，他们有自己的军队，管自己叫红军。社会主义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团队。民族主义者与苏加诺则拥兵自重。荷兰人被我们赶走以后，我们自己人有时也互相残杀。

“独立了以后，我就回到中学重新入学。一九四七年，革命政府在我们家乡一带设了一所中学。我就在那所学校里一直待到一九五三年。”

“你怎么会决定从事电机工程的呢？”

“一九五二年间，哈塔博士，也就是当时的副总统，到苏门答腊乡下巡访，他谈到这个国家应该如何开发，还去棉兰附近参观了苏门答腊最壮观的瀑布，然后，他致辞的时候，就提到电力供应的重要性。我被他的演说迷住了。又过了一年，一九五三年，我完成了高中学业。我是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的。当我请求我父亲送我到万隆念书时，他说‘我没那个闲钱送你上学。倘若你要自力更生、半工半读，我当然准你去，而且会为你祈祷。’“我母亲卖了她的一只戒指，给我充当路费，我离家前往雅加达的时候，身上的钱只够支付船票和一两个月的伙食。傍晚的时候，船从苏门答腊出发，时间差不多是六点钟。我们航行了三个晚上，第四天晚上到达雅加达。雅加达人山人海的，让我好生惊讶。

“我们到达雅加达的时候，已经入夜了，可是，港口只允许我们白天进港停靠。其实，我们有四个人在船上，都是刚刚毕业的。所以，天一亮，我们就赶紧上教育部去。我直接就到奖学金部门去敲门，把我的成绩单、中学校方为我撰写的推荐信亮给他们看。跟我同船的一个朋友，虽然他在雅加达有个朋友，可是他也不确定朋友家究竟挤不挤得下我们四个人。还好，那位朋友一并收容了我们。我们就睡在客厅的地板上。那事实上是苏丹·夏赫里尔[4]的房子，他当时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总书记。”

我说道：“可是，他是个很有名的印度尼西亚人。你怎么能就这么随意地提起他的名字？”

说实话，他随口说起，如此漫不经心，委实令我诧异。苏丹·夏赫里尔，曾经是印度尼西亚觉醒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被荷兰人流放异乡，也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担任开国首任总理。

伊玛杜丁说道：“其实，苏丹·夏赫里尔还访问过我们苏门答腊。我在棉兰，我们中学里，也是个学生领袖，我就在那里见过他。当时他下乡巡访，另外也在吸收有前途的年轻人——社会主义者都是那个样子的。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同那样的伟大人物交谈，是怎么样的情况。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离开了雅加达前往万隆，带着他帮我们写给社会党西爪哇党部总书记的介绍信。西爪哇的总书记同样留我们住了几天。然后，我们就到了ITB，万隆技术学院，注册入学。”

“这个苏丹·夏赫里尔的故事……”

“社会主义者都是那样的，随时都在吸收支持者。其实，我是不可能加入他们社会党做社会主义者的，因为我早就是个穆斯林了。社会主义里所有的优良理念，我在《古兰经》里都找得到。”

“可是，《古兰经》不能为你建设任何机构与体系，社会主义者一直致力创建的就是这些。你要的不仅仅是理念。”

“要说到机构与体系，还不是要全看我们的？Hizbullah，真主的军队，还不是Masjumi党招募的。我父亲也是那个政党的领袖，代表他的地区——苏门答腊北部。而他在穆斯林神职人员最高委员会里也有一席之地。虽然苏丹·夏赫里尔不论在做人和礼仪方面，还是他的足智多谋方面，都非常吸引我，我还是绝对不能去当社会主义者，因为，我早就是个穆斯林了。他身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我非常敬佩他，但是也仅止于此。”

“你们党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吗？”

“他们提过。政府应该要尽量授权地方，去中央化。成立上下议院，提倡互助经济。号召各区域居民参与经济发展。”

“那算是伊斯兰教的主张，还是只是地域主义呢？”

“他们强调乡村发展，穆斯林大多都住在乡村地带。”

穆斯林，穆斯林，他开口闭口就是穆斯林，别人可能会以印度尼西亚人一词指称之时，他还是照讲穆斯林不误。

然后，他讲到第一次在万隆技术学院里碰到星期五的时候，他惊骇莫名难以置信。

“一九五三年，这个地方还世俗化得很。这里连一座清真寺也找不到。你还得走上三公里的路，走到乡下，才找得到一座清真寺。技术学院里大部分教授都是荷兰人——他们在这里一直待到一九五七年才走，还是被苏加诺一脚踢走的。大部分课都用英语授课。当时，那就是规矩，专门为了方便那些不会讲印度尼西亚语的人。到了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发现到了礼拜的时间，有些教授竟然还在上课。我是打苏门答腊来的，从小就在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长大。所以对我来讲，星期五不能去清真寺做礼拜，实在是个很严重的打击。

“我就站起来发言，请荷兰讲师允许我离席，去清真寺礼拜。他看起来很友善，也准我提早下课。两三个学生跟着我离开教室。我去了清真寺，却错过了听老师讲课。结果，我每逢星期五，就要天人斗争一番：是该去上课，还是去清真寺？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开始有个主意，要在校园附近建立一座清真寺。第一次，只有三四个同学跟我一起提早下课，离开教室。现在，我相信，《纽约时报》做过一个调查，他们说，两千多个学生会定期上清真寺礼拜。”

“你说，你曾经申请过奖学金。你拿到了吗？”

“两个月以后。我母亲的钱，她卖了戒指换到的钱，让我衣食无虞了两个月。那是五百印度尼西亚盾。”现在，经过不断贬值，合计只有八十美分。“奖学金一个月三百印度尼西亚盾，那已经挺够用的了，当时还包伙食的房租一个月只要一百印度尼西亚盾。”

好几个人进入伊玛杜丁的办公室。其中一个中年人，小个子，穿着悉心刻意，或许不过是个出身寒微的访客，或许是个学生的家长。他对伊玛杜丁毕恭毕敬。而伊玛杜丁，一如前天晚上令普拉索乔（还有我）印象良深，岂有怠慢礼数之道，他请我们暂且宽谅，随即起身迎接来客。

我让出我的扶手椅，伊玛杜丁与他的客人交谈之时，我就侧身坐在办公桌上。桌上几封信件顶上，摊着一张印有信头的信纸，信件内容是复印的。不像我原来猜想的，这封信并不是公共传阅的文件公告。其实是一封私人信件，发自美国，寄件人是一位大学教授，年终之际，祝福大家圣诞快乐，顺便报告他们一家人的近况。美国式的亲切友好，不论文化背景，祝福大家万事如意：搁在这里，伊玛杜丁的办公桌上。美国教师与亚洲学生，不信真主的异教徒与宣教者，他们之间究竟交心到何种程度方能和衷融洽，相处尽欢！

一九四七年，革命政府排除万难，在苏门答腊开办了一所中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伊玛杜丁就在求学路上步步高升。在他带着五百印度尼西亚盾，初抵万隆十年后，一九六三年，万隆技术学院将他保送至美国，求取更高的学位。他留洋三年，先到爱荷华，再赴芝加哥。一九六六年夏天，他的求学历程即将结束，他在康奈尔找到一个假期打工的机会，担任该校的印度尼西亚语顾问，周薪一百美元，他连续工作了九个星期，就拿这九百美元先到欧洲，再转进麦加。

“我一到麦加就哭了。我第一次走进那里的清真寺，那个黑色石头的地方，我哭了。还有，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也哭了。”

等他的客人告辞以后，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跟我们诉说他留学三年的心路历程。用他刻意强调的顺序：三年时光，研习高深学问，凭着运气找到康奈尔的假期工作，最后，在他前往麦加的大清真寺朝圣时，达到高潮。

“其实，你刚刚瞄到的信，”原来他也注意到了，“是我的教授寄给我的。他是个基督徒。我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他还写了一封抗议信给我们政府。”

他结束异国求学的岁月之后，他的穆斯林热忱就益发国际化了。他在康奈尔曾经遇到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人。一九七一年，通过这个朋友，他到马来西亚协助一所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伊玛杜丁在马来西亚连待两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他参加了当地的伊斯兰青年运动，至今还将马来西亚伊斯兰运动中的年轻同志当作他的“弟兄”。他觉得，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对印度尼西亚政府高层产生怀疑。他们，以及其他印度尼西亚人士，对于“马来西亚之瘟”总是心有疑惧，而且，他们还对萌芽自万隆学院的激进发展特别敏感。

一九七三年正是国际原油价格飞涨的一年，这一年，阿拉伯靠原油赚取的金钱，不断涌进阿拉伯世界，犹如对于阿拉伯信仰的奖赏。穆斯林宣教活动方兴未艾：仍有待进化的穆斯林学生，散布在一打以上的他国异乡，他们无法领悟课堂上研习的科学技术与他们所至国家之间有何关联，却纷纷认为时候到了，是挺身而出、宣扬正信的时刻了。伊玛杜丁行万里路，他去利比亚、英国，他在国际穆斯林学生组织里的地位水涨船高，他的心理训练课程也行情看俏、需求日广，现在，他的课程为旧式的毛拉教谕增添了一层必要的现代性。

他虽然系狱一年，却没有阻碍他的晋升。他在名片——白色、黑色与绿色色块相间（伊斯兰教的标准色）——上面印着：穆罕默德·伊玛杜丁·阿卜杜勒·拉宾，总书记，国际伊斯兰教联合学生组织。他没有印度尼西亚文名字。

我说道：“你怎么不论前名、中间名与姓氏，都是阿拉伯名字。”

“我的名字不是阿拉伯语名字，这些都是穆斯林名字。”

清真寺邦克楼传出日中呼祷的宣礼声——这座清真寺，在伊玛杜丁首度注册万隆技术学院专攻电机工程时，还不见踪影，连门都没有。他说，他得暂离五分钟，我得以趁隙浏览他书架上的藏书。

有些英文书是伊斯兰教宣教用的基本工具书：《十字架的迷思》、《伊斯兰教之耶稣预言》等等。其他书籍则多半是翻译与刊行的印度尼西亚文平装本，其中有一本为库塔布原著。他是个埃及作家，我对他一无所悉。伊玛杜丁说，库塔布是被纳赛尔杀的。有一本书是毛拉毛杜迪写的，此君系印度─巴基斯坦的激进派，其主张十分极端，他甚至连巴基斯坦作为纯伊斯兰政权的理念都极力反对，因为，印度穆斯林还未更纯净，无法建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建国三十余年来，毛杜迪不断煽风点火（虽说从不曾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强烈要求实施伊斯兰律法，组成伊斯兰政府。他对巴基斯坦毫无建树，只有破坏，最后，在病笃垂危之时，他搭机飞往波士顿就医，顺服于西方科学之下。然后他死了。

伊玛杜丁回来了。现在已经是伊玛杜丁封斋日的午餐时刻。而我感觉，现在他已经饥肠辘辘，迫切渴望午餐果腹。

我问：“只有伊斯兰教能够让你感动吗？”

“有些西方音乐，我也很喜欢。亨德尔的《弥赛亚》我喜欢，我也喜欢巴赫，还有宗教音乐。”

可是，他并不乐见目前印度尼西亚各界对于古老信仰的关注，印度尼西亚政府花巨大财力，整修某些古老信仰的古迹。

“你去过堪培拉吗？”他问我，“你注意过那里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吗？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竟然是一栋印度式建筑。这儿可不是印度教或佛教国家，印度尼西亚可是个百分之九十的国民都是穆斯林的国家。”

“婆罗浮屠跟普兰班南都是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古迹啊。”

“婆罗浮屠是给国际社会照料打理用的。”

国际社会，全球文明，不过提供了录音机、心理游戏、电机工程的高等学位罢了。然而此时此刻，它们还担任戍卫，守护了印度尼西亚艺术与文明。

在伊玛杜丁看来，身为穆斯林兼苏门答腊人，印度尼西亚是个亟待净化的地方。他的信仰如此坚毅恢弘，使得他可以将印度尼西亚切割分离在本国历史、传统与艺术之外，换言之，印度尼西亚特殊出众之所在。他的信仰相对于印度尼西亚，委实过于简化，相对于爪哇，更是毋庸置疑的挂一漏万。他甚至不如来诺斯村子里的koum丰富多元。而印度尼西亚——人口过于稠密，许多人离乡背井，排除在乡村生活之外，全国上下只能靠着军事力量镇压维系——实在太过脆弱，经不起他这种抗议风浪。

“倘若你往雅加达走上一圈。看看雅加达周围十五到二十公里的地方，你就会了解印度尼西亚究竟出了什么岔子，来龙去脉又是怎么回事。这里的土地不属于在田地辛劳的劳动者。根据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要是我不能耕耘土地，我是不配拥有任何一片地产的。只有安拉才有这种权利。所以说，假如在这方面，我们是依照伊斯兰律法经营管理的话，土地就应该由政府安排分配，杜绝坐拥土地、获取暴利的地主歪风。”

“哪个伊斯兰国家曾经按照你说的，实施过这种土地制度？”

“有啊。阿布·伯克尔[5]、奥马尔，以及最初几位哈里发都这么做过。”

在伊斯兰教建教之初，及其后三十年，直到先知的女婿阿里于公元六六一年逝世间曾实施过这种土地制度。巴基斯坦乡下的毛拉如是相告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可是，万隆的伊玛杜丁也这么说，就让我费解了。

伊玛杜丁接着说道：“我给你讲个故事。先知最亲密的随从当中，有一位叫庇拉利的。他原本是黑奴，后来阿布·伯克尔还他自由身，他还得到一份呼唤民众祈祷的工作。先知跟他的追随者一同出走麦地那的时候，就赏了庇拉利一片田地让他耕作。到了奥马尔时期，奥马尔就是第二哈里发，庇拉利已经年老力衰，犁不动地了。奥马尔就把他的地充公了一部分，让给别人耕作。”

“你真的以为，现在这个时代，国家还可以这样运作吗？全靠一个人发号施令？”

“那样正好符合目前这个时期的需要啊。再说，我们现在谈的是土地改革，不是领导驾驭的方式。而且，即使是奥马尔，他也有个某种形式的顾问团。”

“那么，那个统治系统又是怎么瓦解的呢？”

“那个系统是毁在第五位哈里发手上的。他只想建立一个朝代。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所以，自第五任哈里发以降，伊斯兰统治就一直是那样子啰？”

“是的，我想这么讲也没错。所以，现在，如果你想再以伊斯兰教建国的话，就得建立在共和国的基础上。”

“你是不是说，伊斯兰教已经失败了呢？”

“不，伊斯兰教当然没有失败。失败了的是人民，穆斯林。”

“你认为，你现在可以把他们重新导入正轨吗？”

“我想没错，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的政治结构跟伊斯兰的教谕里描述的差不多。总统、国会和议会、军队。我们现在只缺结构里面的人。他们必须是真正的穆斯林。”

“你们的政府就是因为这样而对你忌惮吗？难道这也是有些人觉得你很勇敢的地方吗？”

他似乎颇感意外。“我并不勇敢。”而他的确也是在说真话。他只是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几个学员进到办公室来跟他说再见。他们脸上容光焕发，同时也凛然严肃。训练课程十分成功。所有的复兴伊斯兰教圆领衫都出售一空，圆领衫上写的还是英文呢。伊玛杜丁跟学员一样深受感动。他陪着他们走向门口，站在阳光下跟他们闲话家常：白色衬衫，灰色长裤，腰上系着皮带，强壮而迷人，可以信赖依靠。

伊玛杜丁踱回办公室，对我说道：“我正在为印度尼西亚培育下一代的领袖。我相信我们的宪法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伊斯兰的价值。我正在培育新的一代，将来可以取代这一切。”

取代这一切。可是，这是所为何来？又该如何取代？不以制定新的典章制度驱逐劣币，而是依凭一群跟他一样纯净涤清的人。“我只是个教师，至少在自我感觉上，我只是个普通教师而已。”伊玛杜丁如是说道，“我只对教育年轻的下一代有兴趣。因为我相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领袖。”

只要确立了真正的穆斯林领袖，就像是奥马尔与其他遵从正确引导的哈里发一样，社会就会蒸蒸日上。他的激进归根结底就导出如此结论：我们需要一位真正虔诚的领袖，而不是一个深具个人良知、富于悲悯或智慧的领袖，此人举手投足、起居行止无不遵循《古兰经》的指示，此人可以作为先知的代理人，此人应当熟谙先知行谊与天启，对先知了如指掌，甚至可以仿效先知，以先知安排信徒政务的范例将国家治理得妥妥当当的。伊斯兰教就凭着虔诚与良善的理念，超然独立于其他道德体系之外。

伊玛杜丁的信仰与逻辑，实在非常单纯：不公不义是有违伊斯兰教教义的，印度尼西亚上下争利，全国充斥着不公不义。而不断痛陈印度尼西亚国内道义沦丧的伊玛杜丁，竟然可以无忧无虑地出国旅行，周游伊斯兰国度。那些他曾经走访的国家，只是单纯地成就了正信的国家。他不会到那些地方去察访别人家的不公不义，他只会想到他们的领袖，而且受到这些领袖信仰之纯正的感召，他自己也会觉得清新涤净。

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巴基斯坦待过两天。他显然对巴基斯坦如何建国及其历史所知甚少。对他而言，巴基斯坦只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被伊克巴勒赋诗盛赞而卓越不群。至于巴基斯坦的国政体系、幻影一般的伊斯兰律法、实施戒严及其宪政几度崩溃、政坛之龌龊构陷、公众场合鞭刑示众、官方审查与出版审查、管制言论自由、知识分子遭到羞辱等，凡此种种，他几乎一无所知。

他为什么知道得这么少呢？他说道：“或许是西方新闻媒体作梗吧。”由于他对西方媒体心怀疑虑，所以他无法确定伊朗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有从“内部”汲取到一点点的信息。

我在雅加达跟一位穆斯林编辑提到这段插曲，他说道：“谁也阻拦不了他们获取信息。他们大可派人到当地去采访调查。假如说他们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那些消息不符合他们的宗旨。”

确实，西方媒体反而服务了他们的宗旨。复兴伊斯兰教：心理训练课程结束后卖给学员的圆领衫上打印的英文字样，一度红遍许多国际发行的英文杂志封面，因而为大众熟悉。伊玛杜丁自己，讲到前往他自己的清真寺谒拜时，则特别点出《纽约时报》。

雅加达一个重要的青年组织，附属于一个中产阶级地区的清真寺，该组织的总负责人——也曾经在伊玛杜丁的心理训练课程中受过训——说到，伊斯兰教现在已经蔚然成为新一波全球性的伟大风潮，不论哪里都有信徒改宗，《时代》与《新闻周刊》都这么说过。《新闻周刊》上还有一篇特稿，将先知与另外一位穆斯林列在世界历史上发挥过高度影响的前五十人当中。年轻人说道：“现在，这已经成为历史了。”这话纯指先知在《新闻周刊》列名一节。（历史，就像一本神圣的分类账册一样，跟许多其他事物一样为其他文明护卫戍守。）这个年轻人属于中产阶级，个子修长，面如满月，有张标准的兰撒脸。自他从伊玛杜丁的心理训练课程结业之后，他就一意执迷于死亡与后世。可是，他内心一角，还是无法抵御俗世的虚荣。

《时代》与《新闻周刊》协助他们创造他们记录的历史。伊斯兰教纯正而完美，应当摒弃世俗化的西方，西方已经行将就木了。那就是他们要传达的讯息。可是，西方即使行将就木，还是僵而不死，拖着老长的一口气。同时，越来越多人受到这个新世界的吸引。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抓不到中心，感觉距离十分遥远，根本无法驾驭掌握。这些新人类置身于新世界之中，就像这位雅加达青年组织的总负责人一样，只会益发感受到自身的缺憾与不足。这些人不是经学学校里的学童，也不是赤脚贫农。他们渴望获取西方人的高等技术。西方人的见证，令他们鼓舞振奋，而他们需要的，也是西方人的见证。这也是他们对西方文明极度仰赖的一部分。这种依赖引发了他们身心上的极大痛苦（就像青少年一样），而他们也只有严格力行他们的新宗教，日复一日地自虐以求慰藉，于是乎，他们便一日五次的礼拜祈祷，恪遵封斋，等等。一度属于他们的古老宗教，任凭别人弃如敝屣，现在却成为他们独家拥有的文化资产，炮制出完整一体的幻影，高调地承诺着即将赢取的胜利。此外，古老宗教也让他们重新对自己好奇——正如报纸所言——也再一次让外界对他们兴趣盎然。

摒弃，却又不能独立：卡在进化半路上的人实在难以摆脱种种循环窠臼。伊玛杜丁的心理训练课程中有个女孩儿，她的座位远离男孩儿。她围着头巾，还在西方的心理学游戏之后，引述相关的《古兰经》经文。她即将前往伦敦。她说，她要到伦敦去当模特儿。可是事实上，她只是去受训，参加模特儿的训练课程。印度尼西亚─欧洲的模特儿事业正在起步，初具组织规模。我还拿到一本招募小册子。其目标对象是中产阶级人家。而今，模特儿走秀吸引了女孩儿和她们的家长，他们可以跨出轻松的一步，进入新世界。然而，无须多加想象，就可以预料到总有那么一两个女孩儿迷失在T台上下。而终有一天，这轻松的一步，将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苦痛。

[1]苏班德里约（1914－2004），印尼政治家，苏加诺时期任外长、副首相等。

[2]鲁斯丹·埃芬迪（1903－1979），印尼诗人，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多表达忧国之心和对独立自主的向往。

[3]穆罕默德·纳西尔，曾于1950年到1951年担任印尼总理。

[4]苏丹·夏赫里尔，印尼社会党总书记，印尼独立后首任总理。

[5]阿布·伯克尔，伊斯兰历史上首任哈里发。

七　互换式革命

取代这一切。伊斯兰教让各种怨怒愤恨都理直气壮起来，为了信仰而义愤填膺，为了政治权利不平等而愤世嫉俗。两种愤怒，彼此肖似。而在这趟旅途当中，我不时就会遇到这类敏感人士，他们心中早已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大骚动。

我在伊朗遇到了贝赫扎德，他带着我走遍德黑兰、圣城库姆和马什哈德。他是个共产党员父亲养大的共产党儿子，而不是穆斯林。可是，他的共产主义却与伊朗的什叶派信仰如出一辙，类同于什叶派信徒肩负着的血海深仇。这个疙瘩结在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颠覆了古老的波斯帝国之时。良善的穆斯林相信，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时光，是先知与前四任循规蹈矩的哈里发时期。贝赫扎德则笃定地认为，全世界最美好的时光，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一年之间的苏联。黑暗阴霾一扫而空，人民推翻了腐败不义的社会，苏联的集中营与监狱里关满了邪恶的坏蛋。阿亚图拉霍梅尼言必称真主，自命为正信的复仇者，而贝赫扎德，一个共产党员，说起话来却跟霍梅尼没有两样。

我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加甘谷认识了温文儒雅的马苏德，他只有在情感上算是个穆斯林。可是，当他站在我身边，我们并肩俯瞰着脚下冰冷、凝绿的昆哈尔河，他忧心忡忡于家庭生计和自己的前途发展，个人的焦虑终于汇集进他对国家前景的灰心绝望，而他也曾喃喃说道：“几百万人都会死的。”

而我在雅加达的时候，有个企业人士也对我发出类似的感慨。某日近晚，我们约在酒店里的餐厅晤谈。介绍他给我认识的人，先前将他描述为一名经济学者，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是个为国家规划未来展望的人。这些描述确实不差，毫无溢美，不过他言谈之间，还是流露出印度尼西亚人感到时局出了状况的典型反应。他也满怀怨恨：恨华人（他们比印度尼西亚人聪明能干太多了，“就像把劳斯莱斯的零件，装配在日本车上一样”），厌恨跨国公司，印度尼西亚社会里的成功人士和那些统治他的国家的无知军阀，都该痛打一顿。

他说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大部分的领袖——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指指自己的胸口。“他们买得起奔驰车，但他们对车没有真感情——他们没法体会、欣赏那种车里的创意与智慧，以及汽车装配打造的功夫。假使说，你打字速度一分钟只有四十个字，那就算你用了IBM的打字机也没有意思。”他现在又妙语如珠，谈笑风生了，可是他的愤怒（以及他惯于引用科学譬喻的偏好）显然赋予他另外一种谐趣机锋。

他是个穆斯林，生于苏拉威西岛（旧称西里伯岛），此地过去与苏门答腊、西爪哇都曾经风起云涌，发生过激烈的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当年的愤恨激怒，在他身上残留的不只是一丝余烬，即使他受惠于军方长期镇压，紧箍印度尼西亚各岛于一体的承平局面。他从一穷二白开始，然后入学受教，留洋美国，他白手起家，创立企业，而且生意兴隆。经过苏加诺风雨飘摇的统治之后，整个国家的发展让他分了一杯羹。可是，这样还不够。其他的不提，他的成功反而让他视角错乱。成功之后，他清楚地看透了那些飞黄腾达的究竟是些什么人，而他也满心祈愿能够一举扫除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而今，他希望能够推翻这个让他崛起的国家。

他说道：“我们得杀掉一大堆人。我们一定得杀掉一两百万爪哇人。”不管是谁，只要爬升到上层阶级，跟他一样，都该死：政府里所有的文武要员，大小百官，找到好工作的人，大学里的人，住好房子的人。“我觉得自己在雅加达已经失去了敏锐的感知能力。我的办公室在一栋新大楼的九楼。大楼有中央空调。我每天早上开着一辆空调冷气房车上班。下班回家，我就待在家里读书。我看电视。我究竟住在哪里？我接触不到贫穷。我怎么能够接触这个社会的不满跟怨恨呢？”

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太多人找不到工作，失业者的数目一年比一年高。政府部门、跨国公司，以及从新加坡和香港过来的华人企业，都没想去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这人的反应就是愤怒：熊熊怒火，状似政治上的不满，实际却是伊斯兰教的不满，而说穿了，其实还是种族愤怒。

“大部分博士都是华人。他们就跟癌细胞一样，不断生长，又强而有力，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整个环境毁掉，偏偏我们又奈何不了他们。假如这些人进入任何一个系统，他们总是比别人努力，又比别人聪明。”

“可是，难道你们不需要聪明又有才智的人吗？”

“这些人，”他指的不仅是华人，还有所有跨国公司里的人、外国人等，“其实就像是二百二十伏的电流一样。可是，我们社会既有的配线电路，只经得起一百一十伏，所以说，只要直接接触到二百二十伏的电流，一百一十伏的线路就毁了。你缺的就是一个变压器。政府部门跟年轻的知识分子就该扮演变压器的角色。可是啊，这个部门急着追求物质回馈，大部分时间都在跟二百二十伏的搅和，从来没想多关心一百一十伏的。因为这些年轻的科技官僚，要是他们打算开车，一上路就要开劳斯莱斯。要是没有劳斯莱斯，好歹也要开沃尔沃的。”

所以，这些人都得滚蛋。“将来的斗争一定是大学里的人同经学学校里的人互斗。总有一天，经学学校的学生会上雅加达来，放火烧掉这个酒店。伊斯兰教可以变得跟可卡因一样，让你疯狂。只要你去清真寺里转一圈，自己就感觉很爽、很牛。你变得很爽、很牛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安拉的旨意。”

这种事情在印度尼西亚也不是没有先例。一九六五年，共产党就被铲除干净了。他说，当时死了一百万人，不像现在政府讲的只有五十万。其实，该死的不只这一百万，那个时候，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共产党员有两百五十万人。所以，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逃过了一劫，许多人现在还活着，还在作怪。

我说道：“要是屠杀再度出现，也可能轮到你自己上场杀人。”

“很有可能。我希望自己不要去。可是，我有可能会上场去杀人。”

“我听人家说过，一九六五年的时候，有些人出门去杀人的时候，还会带着甘美兰乐团一起去。”

“哦，当然了，好增加一点美感啊。”

下午茶时间已过，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的餐厅里——隔着玻璃门窗，欣赏庭院花木——高朋满座，偏偏都是他极言痛批的人：当地的华人、富裕的印度尼西亚商人、跨国公司里的中年人。他高声议论，唾沫横飞，讲的还是英语。

我说道：“你跟政府里的人交谈时，也像这样吗？”

“不。我只跟他们谈事实与数据，计划与研究。”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话呢？”

“你不是科学家。你想刨根问底，发现我究竟是怎样的人。你在跟我玩游戏，想逼我露底牌。我就是故意要把我自己讲得完全不一样。”

我不是在跟他下棋。他来之前，早就知道我跟他访谈的目的何在，我不想看他的底牌。或许，他并不相信那就是我的本意。他个子极为矮小，脸上有一道轻微却无法忽视的疤。他心里可能非常介意这一点；印度尼西亚人钟爱俊俏优美的容貌。他想在酒店餐厅里吸引往来食客的注意。他也跟印度尼西亚人一样酷爱戏剧演出，以为人生如戏。可是，他的忧愤却足够真实，而他的暴力屠杀幻想，亦有可能成真。一九六五年，不就发生过了吗？

一天，我跟古纳万·穆罕默德谈到一九六五年的屠杀，他是印度尼西亚当时风靡群伦的周刊《节奏》的编辑。当时，古纳万只有二十五岁。（印度尼西亚人自近代以来，经历多重风雨。没过多久，我才想起来，古纳万在另外一个场合跟我说过，一九四六年，革命期间，他才六岁，他的父亲被荷兰人枪决了。可是，古纳万对荷兰人并无恶感。他说：“战争期间，无可奈何。”）

古纳万简单明了地解释了一九六五年的屠杀。“恐惧。完全是出于恐惧。我无法形容，当时，我们有多怕共产党。他们势力非常强大，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共产党的青年党部就建在古纳万家不远之处，那些忧惧交加的日子里，他闭门家中坐，枪不离手。“我相信，情况必要的话，我也会杀人。”

我找到一本在那段忧惧岁月之前出版于印度尼西亚的书，是一本《当代进步印度尼西亚诗选》，选录了印度尼西亚诗人赞颂共产主义诗作的英译本，由人民文化联盟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现在看来，应该都是古早历史了，可是目前为止，这个联盟的任何出版物都还没解禁。而且，一直要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正巧是我停留在印度尼西亚期间，当年跟该联盟有关联的最知名的作者，普拉摩德拉·阿南塔·托尔方才重获自由。与他一同解除禁锢的，还有自一九六五年来，以共产党员的罪名逮捕下狱的两万余名政治犯（官方公布的数字）中至今犹仍系狱的最后几人。据说，印度尼西亚政府是在美国卡特总统的压力之下，才被迫释放他们的。

普拉摩德拉的后半生，几乎不值得多加着墨：四十一岁入狱，五十四岁才重回人世，他早期的作品遭禁，创作成熟的年岁却枉费在狱中。他跟西托尔·西杜莫朗一样，我抵达印度尼西亚没几天，就跟这位诗人见面晤谈，当时我无法体会他的生命经历。当时，他的知识素养与他善于交际的魅力，我都太过视为当然。

一九六二年，西托尔在印度尼西亚可是个如日中天的大人物。早期，他的抒情诗令他声名大噪。后来，他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当上了民族文化联盟的总书记，诗集中选录了三首他到中国旅游后趁兴挥洒的诗。

姑娘佐拉，老家古巴，

来到北京，自豪自信，

给我一面旗帜，

代表她的国家，

庆祝祖国胜利，

抵御美国入侵。

叫人伤感的是，同时也几乎难以置信的是，西托尔诗中如此单纯的情愫，竟然会为诗人与他的国家招致如此的苦痛。可是，现在没有人愿意再苛责西托尔了，他受的煎熬已经太多了。我也愿意再在他这些政治诗篇当中，寻索些其他的情绪。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里的人已经失去了信仰。”这是他回顾自己的部落背景横遭阻隔，六岁年幼之时就倏忽远离他的村庄，送到荷兰人办的学校寄宿，有感而发的喟叹。只有在他出狱之后，试着撰写自传之时，才体会到他必须重建，或是了解他的过去。倘若他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他又怎能将自己的生命理出一个头绪呢？我有种感觉，似乎一九六二年的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给了他——一个缺乏过往、不隶属于任何社群的人——某种替代性的完整感，弥补了他的缺憾。他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曾经到一处公社参观。

社会生活、团结与希望，

就是我走在这个公社里，

所见、所闻与所感。因此，

我祈愿，我能汲取你温暖的

希望。

我祈愿，我能握住你的双手，

忙碌劳动的手，

我祈愿，我能啮嚼这片面包，

这片公社烘烤的面包，就像一件信物，

纪念社会生活、团结，以及

重新拾回的希望。

自由浸浴在社会主义世界的

爱、理想与现实之中。

公社的面包，社会生活、团结与希望：这不只是西托尔一个人的主题。这是整个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共同主题，于今犹炽。这同样也是穆斯林经学学校的主题。翻开这本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共产党诗选，让人惊讶的是，许多诗篇当中的情绪与主题仍然是穆斯林与印度尼西亚。

不公不义（诗选中所有的诗篇都由宾唐·苏拉迪译为英语，并由他加以标点与大写开头）：

巴厘岛，也有成熟稻田，阡陌绵延，

巴厘岛，却也有千万农民，死于饥馑。

我们来到巴厘岛，舞娘身影绰约，

我们来到巴厘岛，庙宇栉比鳞次，

舞娘与庙宇，代表了巴厘岛，

我们来到巴厘岛，农民死在家里，

不是因为田里结不出稻谷，

这同样也代表着巴厘岛，

同样也有其意义。

（朴图·欧卡《巴厘岛》）

印度尼西亚人与穆斯林不约而同地叹息着童稚纯真与兄弟友爱的失落：

生命岂能以奢华衡量，

虽说，人人追求富贵，

贫寒才能衡量生命，端赖贫寒是否不断循环，

是否蔓延遍布大地。

餐馆里，士绅据案大嚼，

街道上，乞丐伸手乞讨，

生命有什么道理可说？

（朴图·欧卡《生命》）

愤怒与复仇：

可爱的培利安岗，烈焰熊熊，火光红通

农民困守故土，饱受煎熬

同志们、弟兄们，一同面对挑战，其志断金，

抵抗、复仇，怒火燃烧在每个人心中。

（索布龙·艾地《一位堤江都农民的悲惨回忆》）

政治上的挫折与困境转化为一道宗教的伤痕：

母亲！

年复一年，您等了又等

心中无休无歇的期盼

可是，您的苦痛只有无限扩散。

挥汗劳累，血泪交织，

恐怖分子、高利钱庄，还有地主

轮番联合压榨，吸干您的血肉。

母亲，真的吗？

世间万物真的都有一份您的爱吗？

（卢奇亚·克尔塔帕蒂《义愤填膺》）

救星：

届时，所有微不足道的法官名号率皆消失，

遗忘、烧毁，或是遭到鼠辈啃啮。

你的名字依然高悬长存——群众之子，

孕育在强有力的子宫里，

你的名字将永恒不朽，不知死亡大限。

因为，你就是生命。

（M. S.阿莎尔《自由与监禁》）

复仇，并且承诺要恢复“团结”：

我们一无所有，

只有饱受欺凌后，穷且益坚的心灵，

可以转化为火山熔浆、火焰与惊雷，

摧毁强敌，磨碎为齑粉。

我们是受压迫的人民，并肩为自由奋战，

不分阶级，无需名衔，

我们要力保国家，不容江山落贼窟。

（萨巴尔珊托索·阿南塔古纳《受压迫人民为自由奋战》）

最后，完整的信仰：

属于我的阶级的社会，长久以来，我梦想着阳光

梦想着属于乌丁的未来，以及其他人的展望

他们渴望着友爱团结，人人平等

啊，而今，世道何等污秽黑暗

可是，等等，沸腾民怨终究会掀盖冲天，熔浆烈焰亦将披靡阡野

时候一到，敌人将丧命在匕首尖端

为人民而战，必将功不唐捐

他们灌溉了列宁植下的坚韧小苗。

我在帕伯伦的经学学校拿到了一篇访谈的复印件，复印自一本菲律宾出版的基督教杂志，杂志记者访问了一位奇阿依，亦即经学学校的领导。

“你问我，当今农民的生计如何，以及，身为奇阿依，应当如何改造这个不公正的社会？当今农民并未获得公平正义。许多农民没有农地，以至于贫无立锥。现在，没有工作的农民要比以前多。地主的农场不再雇用农民，改以机械操作。农民只能以低微的价钱出售农产品。同时，我们社会里的有钱人越来越富有。他们从非常富有的国家借给我们的贷款中上下其手，汲取财富，中饱私囊。现在，一位奇阿依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社会呢？他怎样才能使地主与富人交出他们的不义之财？这些家产，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应当归属于安拉，一定要归还给大众，归于安拉的子民。”

一九七九年间安拉的子民与一九六二年间某一首诗篇当中的大地的子民，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不胜枚举：真正的信仰、一国之内的不公不义，诗人往返于已然正信完满的国家，对于所见所闻照单全收，毫无批判。

伊玛杜丁曾说过，他不会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早就在《古兰经》里发现社会主义的优良理念了。他知无不言，而且言过于知。新近崛起的抗议社会不公的伊斯兰教，其实已经受过二十世纪末叶的洗礼。人民不再只是因为共同顺服在安拉之下而彼此团结。人民是安拉的子民。而在二十世纪末叶，这句话的意义再度延展扩增：“这些安拉的子民，他们出世为人，享有同样的尊严，理当获得公正平等的待遇”。土地与财富率皆安拉所有，而不属于任何凡人，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晚期已经转变为政治上的意图，不再只是宗教上的说法。

经过一个世代的平和无澜，一九六五年，革命洪涛再度涌现。印度尼西亚现在已是伊斯兰国家，却跟昔日殊无二致：仿佛愤怒与复仇的愿望，总是尾随着这个人口过度稠密、一度遭封建统治的国家，永远摆脱不掉。这个国家之中，多少人被排挤在外，破坏了旧日的平衡。这个国家每向前迈进一步，就将人民抛离安全区域。新世界为这个国家带进了大量技术，也提出了难以达成的要求。而所有的人，不论身居要职，或是蜗居底层，都活在丧失个性的忧惧之中。

尾声　信徒的社会

一　顺服

巴基斯坦，卡拉奇，六个月之后。那六个月，诚可谓多事之秋，伊斯兰世界沸腾骚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遭到伊朗学生攻击，五十余名馆员被挟持为人质。麦加的清真寺发生围攻与枪战，暗示沙特阿拉伯王国内地下活动伏流汹涌。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

巴基斯坦国内也横生风波。八九月的时候，市井间沸沸扬扬地议论着选举。预定的选举活动已经取消；戒严法加强管制；政府逐条过滤报纸刊载的新闻；公开鞭刑也恢复了。当局逮捕了一位知名记者，记者带枷上铐地出庭审讯，被判处一年监禁。巴基斯坦民众惊觉沙特阿拉伯事件中有美国人插手的痕迹，遂群起攻击巴国北方都市——伊斯兰堡与拉瓦尔品第两地的美国使领馆。一位以欧洲为研究据点的巴基斯坦裔科学家，荣膺诺贝尔奖桂冠，可是，他身属政府明令禁止的艾哈迈迪耶教派，膜拜独尊真主特别认可的救世主，在他回乡探访巴基斯坦的时候，引发了一场学生暴动。

巴基斯坦上下似乎弥漫着恐怖暴行与独裁暴政。但这个国家还是对外宣称，他们的目标就在于将全国引上真正的伊斯兰康庄大道。而且，这种目标还不能等闲视之。不论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还是伊朗，伊斯兰教都只是为了其他目标服务，或是包裹了其他用心。在巴基斯坦——虽然，激进派当中，也不乏政客与野心家——信仰只为信仰服务。

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里独具一格，它是印度裔穆斯林的创造物，这群民众从来不觉得背腹遭受的威胁稍有纾解。同时，巴基斯坦国内有人还将信仰发挥到淋漓尽致。对他们而言，伊斯兰教不只是个人的救赎，不只是一种信仰，伊斯兰教还成了国家、文化与认同，不论个人还是国家要付出何种代价，信仰都绝对不能偏废。一九三〇年，诗人伊克巴勒在勾勒他规划中的印度裔穆斯林的独立国家时，曾经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各地当中，在以伊斯兰教作为建构力量的各个国家当中，印度是表现得最为优秀的一员。”而今，就在我自己这趟造访伊斯兰国度之旅即将走到尽头之时，重新读到这段话，我不免也心有戚戚，感慨万千。

季风雨滋润之后，八月的卡拉奇绿意蓊郁。季风过后至现在，第二年的二月，一滴雨都没有降下来，庭院荒芜，暗棕泛黄，行道树蒙尘，有些还落尽枝叶。不到六月，天是不会下雨的。

我心想，我可以去跟努斯拉特见个面。他是《晨间报》的记者，也曾经带着我参观卡拉奇的法院运作。我还记得他粗鲁莽撞的说话方式，圆鼓鼓的两颊，海象般茂密的短髭。他在法院里，曾经惊呼喟叹囚犯手铐不足的现象，有些犯人在押解出庭的时候，只是拿绳子绑住胳膊而已。他说他一定要针对这个缺失，好好写上一篇报道——手铐不足，狱政管理弛废，等等。努斯拉特总是四处采访，随时留意可以上报的新闻。他工作勤奋，热爱工作，同时也受到某种焦虑的煎熬驱迫。他是个信仰虔诚的人。他跟我攀谈时，第一句话几乎就要说，他是个糟糕透顶的穆斯林——其实，他的意思只是，他是个不合格的穆斯林，因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与后世就是世间最重要的事情。

我曾经对努斯拉特很不客气。他曾经说过，他想到美国去念个大众传媒或者大众传播的学位，再想办法在某个国际传媒机构找个工作。他妄想——让巴基斯坦与他的信仰维持现状，永不改变，与世隔绝——前往外面的世界并加以利用，这种妄想害得我动了怒气。我曾经对他直言断定，他根本不够格去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我对他的直言冒犯——冒犯这样一个友善、开朗、焦虑的人——委实让我自己懊悔。

我招了辆出租车，开到《晨间报》。上层楼面上一个长幅广告牌，大字书写着该报的鼎鼎大名，街道楼面上还容纳了几家小店。陡直的混凝土台阶直接从人行道搭上报社大门。报社门前的台阶不像通往一家日报的办公室，反而像通往一个可有可无的政府衙门。上楼之后，这种印象就益发强烈了：瓷砖地板，地砖的颜色褪去，仿佛是被灰尘给磨损的；破旧的办公室家具；墙上几幅陈旧的胶彩画作；几个人坐在办公桌边闲散地处理些不急之务。

搞了半天，原来这还不是我要找的地方，这里是广告部办公室。编辑部办公室还在后面一栋楼房里。于是，我走下螺旋式的铁扶梯。扶梯上的铁柱锈烂，疮疤孔洞不断。编辑部那栋楼的台阶上，有个清洁工人正沿着混凝土台阶洒扫，从一只水桶里倒些水出来刷洗，水桶里的水污浊发黑，污水就顺势扫到更低一阶的台阶上，再就着二手污水继续刷洗。原来，广告部门的瓷砖地板就是这么给刷洗得褪色的。他停顿了片刻，我于是趁隙拾级而上。

编辑部办公室位于新建的楼房中，可是这一大清早的，办公室的气氛跟广告部门没两样。一个塞满了档案卷宗——这些数据仿佛都是陈年旧账，可以永不见天日了——的房间里，一个女孩儿挨着一张办公桌坐着。她隶属于《晨间报》儿童版。她负责回答儿童读者的来信，而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她用的打字机也意外的袖珍。她并没有蒙上面纱，感觉挺奇怪。其他几张桌子上，分别放置着另外几架打字机，损朽残破的状况不等——正如我在治安法庭附近的市集里一家贩卖打字机摊位上看到的机器（一日近晚之时，摊位上的生意人还庄严隆重地朗读文件，要他的男秘书听写敲打），锈烂的铸铁阶梯与褪色的地板，确实给这间编辑部办公室染上了这个都市固有的气氛。《晨间报》的编辑部感觉就像是我跟努斯拉特一同走访的法院文件登记处。

那个女孩儿帮我拨通了努斯拉特家的电话。努斯拉特不在家，他早就出门了，采访捕捉一些报道。努斯拉特就是这样。我就跟儿童版的女孩子留了话给努斯拉特。他如此热切地投入工作，总是马不停蹄。想到他每天将他刚出炉的报道交回这样一间死气沉沉的办公室，就觉得突兀而不搭调。

稍后，他拨了电话过来。“我刚进办公室。我没想到你还会再回来。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把你给气走了呢，永远不会再回来了。现在，你可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听到他圆润洪亮的声音，他急促的说话方式。他的夸张语法——正是乌尔都语诗赋当中的夸张修辞——听来尤其让人舒心。因为，我早就对他的不幸稍有理解了。

而今，他们编辑部办公室近乎荒废。可是，不过几个月以前，这里才上演过一场严重冲突。《晨间报》在妇女版面上栽了个跟头。他们从《阿拉伯新闻报》上选取了一篇关于一个伟大的阿拉伯女性的故事，重新刊载在《晨间报》上。故事中的女主角正是先知的曾外孙女。而那篇文章，基于各种原因，激怒了什叶派教徒。教徒聚集在报社门口示威抗议，扬言威胁，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出面调停。当局下令报社关闭三天，同时进行官方调查。

那是一段危险、艰难的日子。倘若政府不出面，做出种种举措，倘若《晨间报》的主编不是这般硬朗有担当，报社恐怕就要大难临头了。古理是《晨间报》的主编，他一肩扛下版面上所有报道的责任，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他的勇气与荣誉感。方其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了。虽然，他只有四五十岁，样貌却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几个医生轮流照料他好几个月，他的病恙害得他每天晚上睡不安稳。当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忍受着肢体上极大的痛楚，几乎连坐也坐不直。可是，他还是发挥了坚毅的人格力量，引导着报社度过危机重重的许多个星期，一直到调查终了，尘埃落定。

这桩公案，现在终于算是结案了。可是，在努斯拉特心中，却永远没有了结的一环。负责编排妇女版面的就是努斯拉特。捅出这个娄子的，不巧也就是他，就是他从《阿拉伯新闻报》选取了那样一则报道，加以重新刊发。几个月来，努斯拉特一直活在危险与内疚当中；古理看得出来，他日渐消沉，沉默寡言，退缩到个人的小角落里去了。

《晨间报》究竟刊出了什么样的触犯众怒的文章？要了解其中缘故，就得从头说起，回顾一小段伊斯兰教的历史。什叶派教徒认为，先知的女婿阿里，照理讲应当在先知逝后担任首位临时继任者（或可称为哈里发）。可是，他三度遭到僭越，只能担任第四任哈里发，接着不久（在他统治帝国五年之后），他就遇刺身亡。阿里有两个儿子，两人都未能继任哈里发大位：长子遭人下毒杀害；次子则在企图争夺哈里发大位的战役中捐躯沙场。这位次子侯赛因，有个女儿——阿里的孙女，先知的曾外孙女。那篇惹祸冒犯什叶派信徒的文章，主人公就是她。

这个女人，在什叶派与逊尼派这两个主要的伊斯兰教派之间，撩动起轩然大波与议论。阿拉伯人（抑或为正统教派）再三暗示道，她无意继承其父侯赛因，或是其祖父阿里的遗志。他们说，自从她父亲死后，她就在阿拉伯都市麦地那生活。麦地那城中堆满了阿拉伯人东征西讨所搜刮来的财富，城市逐渐崛起，成为公元八世纪繁华与文化的世界中心：乐人、歌者、专门侍应权贵富豪的高档妓女、奴隶、装潢奢靡的妓院等都出现在城市里。而侯赛因的女儿结过多次婚，以王后的身份统驭着这个大都会。

千古以来，什叶派教徒始终悼念着阿里与他的两名儿子，这个有关阿里孙女的故事，实在是大不敬，分明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抹盐。他们拒斥这则故事。他们说，这个女儿没来得及长大，于童稚之时就夭折了。可是，这篇刊印在《晨间报》妇女版上的文章——取自《阿拉伯新闻报》——叙及这个女人的生涯历史，完全应和着阿拉伯人，或正统穆斯林的版本，把她描绘成公元八世纪的阿拉伯半岛上，一个工于心计、耽溺奢华、豢养了许多艺人的女金主。

这篇文章上报时间也拣得极为不是时候。当时正值穆哈兰月，每年此时，什叶派教徒都要哀悼吊祭阿里与他的儿子，长达十天。巴基斯坦的戒严法规虽然不允许民众集会聚众，可是，这个月里，什叶派教徒还是可以在清真寺、公园与游乐场上自由集会。也就在这时候，教徒们拟定出对抗《晨间报》的行动。一天，四五十名学生游行到报社大门前，报方不断接到电话恐吓。坊间议论纷纷，说是什叶派教徒有一天将纠集四万人，齐赴《晨间报》抗议，顺便放把火烧了这家报社。另外，有人开始放话，说这是国际阴谋，企图制造分裂，对伊斯兰世界不利：麦加的大清真寺刚刚遭到围攻；美国在德黑兰的驻伊大使馆不久前才被学生攻了进去；巴基斯坦一架民航机满载着朝圣的穆斯林，刚起飞就坠毁了。

那段时日，报社只有惨淡经营，勉强度日。当局可能会将《晨间报》永久查禁，许多人也只能丢掉饭碗。此外，卡拉奇一带愤怒的什叶派教徒，也从不放弃肢体暴力，加害报社员工。而且，怒发冲冠的还不止什叶派教徒，时值穆哈兰月，正统教派人士中不少人也对阿里与他两名儿子的遭遇同感悲愤。努斯拉特的日子有如梦魇。他心心念念的别无他物，唯有全心侍奉他的信仰。在这片信仰的国度里，他一定备感孤寂。世界在他眼中，可能也全盘改变了，民众不知打哪儿突然都冒了出来。随时随地，他都有可能会被人揪住痛打一顿。

古理说道：“这位女士的故事其实有四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正如我们报纸刊登的。第二种说法以为，她在九岁半那年就夭折了。第三种说法，是她死在十一岁半。第四种说法中，或许也是最贴近史实的，她根本就不存在。”此说是出于疲惫，还是绝望？

努斯拉特在电话里说：“你可改变了我的人生。”他的话里，还有其他的含义。

当我们终于见面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穿了一件颜色鲜明、打了褶子的苏格兰呢外套，这是他对卡拉奇冬季——抑或如英国人所言“寒冷气候”的赞颂。以前，我从没见过这件外套，这款衣装，正巧符合努斯拉特的性格，大胆直爽，如同他鼻梁上的圆形变色镜片与海象短髭。

他说道：“这一回，我可准时得分秒不差。”

“你迟到了五分钟。”

“没错，我是迟了五分钟。”

我们搭着电梯一路直上，到达洲际大饭店顶楼的昌德尼餐厅。

“你们报社还好吗？”

“不怎么好。因为我被勒令停业了三天。可是，你一定也听说过了。”

他得意扬扬地讲着。恍惚之间，他好像在讲某些产业工会的活动，劳方从管理阶级那厢斩获了某些胜利，而我也准备就这样不多深究。

就在洲际大饭店明亮的顶楼餐厅里，我们绕着自助餐餐台挑选菜肴，菜色要比我印象中去年八月的还要寒酸。就在这个时候——卡拉奇枯黄在我们四周，气候寒冷，迅速消解了一切，二月的天空已然空旷明亮，餐厅门一开，四周已经温暖了起来——这一瞬间，我看到努斯拉特满头白发。五个月来，他变了好多。

“你怎么长白头发了？”

“你也注意到了？这也是难免的。”他说道，“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你可千万别以为我头发变白是为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是喜欢白头发。我喜欢白头发的样子。”

“其实这种发色跟你也挺搭配的。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三。以前，我头发就是灰白夹杂的，我们之前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时候，你大概没注意到，不过当时我头发就已经白了。”

我们就着餐桌坐定时，他说：“那天，我本来不到下午四点是不打算进办公室的。就是我接到你的口信那天。所以，今天我会在这里，还算是走了一点运。本来，我还打算出城，离开卡拉奇的。本来我还有可能错过跟你见面的机会。这样难道不会让你觉得冥冥中自有天意吗？”

“你工作太辛苦了。”

“我确实做得很苦、很累，压力也很大。前几天的娱乐版面上，你知道我又出了什么状况吗？我竟然在版面上登了一张一个印度尼西亚女演员穿着他们国家的传统服饰的照片。要不是有人跟我指点了出来，版面就送印刷厂了。那张照片里头，女演员的身材玲珑有致。可是，我竟然没看出来。我只看她穿着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服饰。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娱乐版面上干多久。我甚至连在伊斯兰社会中，娱乐版究竟会不会抵触到教义都不知道了。”

他打住话头，等着我给点意见。我什么也没说。

他又说道：“这样实在很要命。这实在是个应该拿到我们社会上来共同讨论的议题。而且，女人的位置又该怎么改变呢？她们应该出门上班，还是应该待在家里？男人应该教导女人吗，还是该由女人来当男人的导师？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这些问题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定要创造出一个纯粹的伊斯兰社会。我们不能走上西方世界的老路，来发展我们的社会。只要我们圆满架构了伊斯兰社会，发展进步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八月的时候就谈过这个了。他也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两秒之间，我纳闷着，他是不是故意跟我讲反话？可是，他满怀真诚。那圆鼓鼓的两颊、短髭与他身上那一领“出入社交场所人士”的外套，这一切外表所显示的生龙活虎、神清气爽，都是假的。他已经早生华发，而且饱受折磨。五个月之间，他所经历的改变，如同卡拉奇的景致所经历的季节变化一般。

八月，洲际大饭店后方的花园里，我看到一个男人，驾着小公牛拖着割草机，来回除草。而今，庭院地上已经无草可除，可是，那个男人依旧工作不辍，推着一具沉重的压路滚筒，来回平整着石南一般的地面。

我问道：“这天气会下雨吗？”

“要到六月，或者七月。下个月开始，天气就会热起来。接着，卡拉奇就要缺水，闹水荒了。现在，每个人开口闭口谈的都是阿富汗。可是一开始缺水，大家首先谈的就是水源的问题。”

这话听起来才和他的记者身份相称，这才是专栏作家的职责所在。可是，他接着又说：“当然，我们还有银行和利息的问题。这就是要经济学家好好动动脑筋的事情了。这可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困难，我们该如何开发出一套不收利息的银行体系呢？现在，每次我从银行收到两百四十八卢比的利息，我就好开心，这完全是不劳而获的不义之财。而我太太就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开心的。’她说得对。我这样是不对的。我太太真是个好穆斯林。至于我，你也知道的，我就是个不像样的穆斯林了。”

“你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初次相会的时候，你说过，你认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伊斯兰教和后世。你还记得吗？”

“可是，我是在世俗学校里受教育的。有时候，我也会忘了祷告，忘了做礼拜。”稍后，他又说，“我想，他们也一定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是些什么人啊？”

“公务员、官僚。他们会变，每一批人都不一样，这我也是知道的。可是，档案记录一直都会留着。所以说，我想档案——我的档案——绝对是优良记录。真主赐福，有他独到的方式。某些事情要是发生了，你就得非信不可。想想看，我有多走运，上次能跟你见面，这次又可以跟你重逢——那一天，本来不到下午四点，我是不打算进办公室的。可是现在，我能跟你共进午餐，跟你聊天。你想想，这命运的锁链，真是环环相扣啊。”

我望着他苦恼忧虑的脸庞，说道：“我想，你实在有必要出门远行一趟，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去国外待上一阵子。你快要开始胡思乱想发疯发狂了。”

“不，不。我要是走的话，就不会再回来了。”

“你应该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你说得对。我确实工作过度了。今天早上，我还在想呢，‘要是你一直像这样下去，你一定会病倒的’。现在，真叫我操心的是，我不喜欢见人，不喜欢跟外人来往。你知道，我是谁也不见的。我来这里，完全是因为要来看你的关系。我会讨厌陌生人，对他们不耐烦。就像前天早上我去克里夫顿的贫民窟，就在离布托家房子不远的地方。长久以来，我一直想采访他们，写些跟他们有关的报道。他们怎么能够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一过就是三十二年呢？他们住的地方离布托先生的家不过两分钟的路程。他们为什么不游行到他家门口去示威呢？我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而我不喜欢自己动怒发脾气。我到办公室去，接到你的口信的时候，就是在那样的情绪之下。所以说，那个时候，收到你的留言，感觉就像交了好运一样。”

他带了一个文件夹，里头搜集整理了最近这几个月来他写的专栏稿子。他固定每个星期都要帮《晨间报》撰写一个八卦与评论的专栏。他希望将来能结集成册，方便出版，要我帮他看看他的文字。他认为这是一段重要时期的记录。

偏偏稿子的内容不是这么一回事，偏偏这些稿子还是出自一位新闻从业人员笔下。专栏中，他只字不提那段时间他闯出来的祸。他写的都是些社交往来的大事小情，他写自己如何脱下他的苏格兰呢外套，徜徉在卡拉奇寒冷的空气中，他写前些日子缺糖的困窘。这都是些适于“女孩儿”杂志的软调东西——不适于“这段动荡变迁的时光”类的文章，那也是他最趋近自己惹出麻烦的文字记述。

如此专栏文章，一开头先以公开鞭刑破题，到后来，却转而讨论大众运输系统之不足。民众无法踊跃前往观赏鞭刑，肇因于缺乏公共汽车。努斯拉特确实是有感而发，这话一点反讽的意味也没有。努斯拉特的文章当中，风格即人格，跟他本人一样，表面上虽然欢天喜地、轻松愉快，深入其中才发觉某些毫无幽默的成分。那也是他的真诚、他的迷人风采的一部分。毋庸置疑的是，努斯拉特下笔为文前一定都事先自我审查过了。他是个全盘接受者，顺服地活在他的国家与国家的信仰之下。而今，巴基斯坦，誓言要走上最符合伊斯兰教教义之道，是个专门讲究意识形态的国家。努斯拉特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他身在一个意识形态治国的国家，身为该国公民，也是个虔信者。他正是这种人，只要遭到大伙儿排挤，斥之门外，就已经够他折磨苦恼的了。同僚对他缺乏信任，就已对他造成足够严重的惩罚了。

我再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对他说，我想，他的文章没法结集成一本书。他听了感觉很不顺耳。

我说道：“你的文章遗漏的东西太多了。”

“可是，像阿特·巴克沃德[1]那样的人，都会把他们写的文章结集出版。”

我问起他的太太。我还记得，八月时，她身体不是很舒服。

他说道：“她动手术切掉一块溃疡。我尽量不跟她谈起负面因素。举例来说，就没跟她讲起你不喜欢我专栏的事情。”

“那些文章是很适合发表在报纸专栏上的。”

“假如今天我在街上给人家揍扁了，瘫在地上，我就没法回家去跟她说了。当然了，要是我给人家揍扁了回家，血流不止，我也只能坐在椅子上歇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回到家里，我是该说些什么的。可是，通常我什么也不能说。我太太实在比我更容易担心忧虑。”

所以，从头到尾，在他经历如此严重危机前后，他回到家里也没有倾诉的对象与渠道。而且，没错，正如他的主编特别强调的，他不曾崩溃。他不曾动用他熟识的高层重要人士替他说话，他只是一如往昔地埋首工作。一直到最后，整个事件告一段落之后，他才心防溃堤。主编古理在官方调查结束、这桩公案终于可以搁置一旁之后，邀请努斯拉特到他家里共进晚餐。

古理跟他说：“现在一切都尘埃落定，报社会继续经营下去。可是，请你跟我老实说，你究竟是不是故意捅出这个娄子的？我向你保证，不论你说什么，怎么回答，这话都仅止于你我，我绝对不会拿来对付你的。我只是想搞清楚而已。”

起先，努斯拉特不明白，主编说这话究竟只是玩笑，还是认真的。等他确定古理是认真的以后，他号啕大哭，泪如雨下。他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主编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路为他辩护，全力强挺着他，可是，就连主编对他都还有一丝怀疑，不能嫌疑尽释！他实在再也承受不起这样沉重的包袱了。古理并未再三追问，努斯拉特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古理太太还得过来帮忙安慰努斯拉特。

我读了那篇冒犯信徒的文章。文章之外还附了一张插画，十九世纪的欧洲画作，出自某个不知名的画家之手，画面上描绘着一位阿拉伯女士，未蒙面纱，衣着完整地倾躺在一把靠背长椅上。插画与文章，都是从《阿拉伯新闻报》上节取来的。可是，当今阿拉伯世界可以通过审查的，却在巴基斯坦碰壁了。文章内容其实了无新意，都可以在菲利普·K·希提的《阿拉伯通史》中找到，这还是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呢。可是，这位争议中的女士，不巧正是先知的曾外孙女；而巴基斯坦有些人——不分逊尼派与什叶派——以为，即使你只是提到这位曾外孙女姿容美丽，都亵渎了她，是对她的大不敬。

这种信仰驱使信徒走上极端。穆斯林唯有遵从《古兰经》与传统，谁也不敢说，自己究竟算不算合格的穆斯林；谁也不敢确定，自己已经全心全身地顺服安拉了，达到完全无私无我的境界了。像努斯拉特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世界，对于那些焦虑无措，只想顺服安拉，力求净化纯正自己心智的人而言，到处都布满了陷阱与地雷，正如努斯拉特欢喜地收到银行支付的两百四十八卢比的利息，又好比他不满困居在贫民窟的穆斯林同胞一样。

我说：“努斯拉特，你总是祸不单行，不是吗？”

我一定是在无意间碰触了他的心弦。他说道：“上个星期，我去一座清真寺参加一场婚礼。我一个朋友的妹妹嫁人。新郎迟到了。当时正好碰上晚礼。我朋友就说，‘咱们就先做礼拜吧。’于是，我就先去盥洗。那天晚上挺冷的，水温更低。我随手就在清真寺拣了一顶草帽，或者什么帽子——一顶遮阳帽罢了——戴在头上，接着就开始礼拜。当我弓着身子往下拜的时候，草帽就从我头上掉了下去，我心里就想‘真主知道，我今天本来是没打算礼拜的’。我看到一只手在移动，还以为有人要打断我的礼拜。可是没料到，这只手只是将我的帽子拾了起来，放回我头顶。我再次跪下去礼拜时，帽子又掉了，这次，我就看着帽子一路朝着角落滚去。我就跟自己说，‘只要我心意纯正，就算没戴上帽子，真主也会接受我的祷词的。’谁也没注意到这桩小插曲。可是，这些事情为什么都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到现在还没有撞上车祸，这也真够惊人的了。所以我想，这一定是真主慈悲，或是冥冥中保佑着我，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我提起拉瓦尔品第那个记者，当局逮捕了他，判他一年有期徒刑，他对那位记者的观感如何。

他的反应冷淡，令我诧异。

他说：“说不定他说得太多了。说不定他不应该供稿给外国的报纸，写那类东西。有些事情写在地方性的报纸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上了外国报纸，就会出问题了。而且，倒过来说也一样。”

他依旧计划着出国念书，攻读大众传媒的学位。可是现在，他说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现在可是待罪之身，他期望能报效国家，将功赎罪，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

“我们正在重新建造我们的社会，媒体也应当适得其所地配合改造。我们一定要探索清楚，西方的自由解放的媒体观念，究竟能跟一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整合到什么程度。或许我们可以将西方观念带进来，或许，西方那一套，在我们这里根本行不通。”

然而，在他的新人格之下，还是深藏着那个阅读巴克沃德的人，他不但看巴克沃德的书，还希望能够亦步亦趋，结集出版像巴克沃德那样的作品。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道：“谁也没注意到我长了一头白发，要不然就是他们谁也没跟我提起。”就在我们即将分手时，他又跟我说：“你可以帮忙安排，帮我找个可以让我读书、写作、研究五年的地方吗？因为五年之内，要是你再见到我的话，我恐怕就已经转行去卖水泥，或是经销成衣了。那样的话，我就没时间像现在一样，跟你一块儿坐着聊天，跟你分享我心里的话了。”

[1]阿特·巴克沃德（1925－2007），美国记者、政治讽刺作家。

二　伊斯兰之冬

八月，伦敦机场，预备飞往德黑兰的伊朗旅客，肩扛携裹着各式各样的欧洲商品。同样在那个八月，德黑兰机场，赶着搭机返乡的巴基斯坦移民，大包小箱地满载着欧洲与日本的商品。商品，通有运无，世界也随之运转。而今，次年二月，卡拉奇机场，则呈现出另外一种互补的景象：巴基斯坦移民带着一家老小，离开这片信仰的国度，奔向金钱的国度。

他们手上握着无异议证明，以及移民保护署核发的凭证。然而，他们依旧无凭无恃，惶惶如丧家之犬。他们只知道，身处人潮之中，唯有拼命向前推挤，不然只有遗落无着，于是，大家就尽力推搡，同时高举着他们珍贵的证明文件。政府官员则慢条斯理地逐一检查。一个女人拖了五个孩子。许多女人蒙着面纱，有些白色面纱已经肮脏发黑（双眼部分钉上一块横格栅条相间的透光棉布网），有些面纱则是黑色的。

波音七四七客舱里的禁烟区挤满了妇孺孩童，感觉像是坐在吉纳纳[1]的妇女专区里面一样。吸烟区反而乏人问津，几可罗雀。我就移座过去。

八月，从空中鸟瞰，俾路支与伊朗一带的荒地一片棕黄晕黑，在高热气温蒸烤下有些泛白。现在，逆向飞行，我醒来时，飞机窗外一片皑皑白雪。积雪覆盖了山峰。平原荒瘠，可是每一处微小的突出高点都蒙上一层细雪。我们飞过覆雪冰封的起伏峰峦，就到了德黑兰。隆冬之际，触目所及，依旧是一片黄沙。有个女孩儿说，机舱外面，空空如也。

入境大厅里，一张手写的海报：欢迎各界弟兄、嘉宾来到伊朗的新纪元。大厅里还是挂满了大幅波斯古董的摄影作品。这些相片，从伊朗国王时期，就张贴于此，有些颜色都淡褪了。入境办公室门口悬挂的许多幅照片中，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彩色照片就嵌在一幅相框里。

我们排成一列小队。我们当中没几人是直奔德黑兰的。排在我前面的日本人，职业栏上填写着：特派记者。这几个词可给他招来不少麻烦。另外一位官员向他招手，点名要他离开入境办公室。接着，就轮到我身陷泥淖了。我是个“作家”。依照规定，我需要事先取得签证，才能入境；没有签证，我不能待在伊朗。

他们先拿走了我的护照，还叫我到入境大厅一侧的一个小房间里静候发落。小房间里坐满了政府官员，有些官员穿着军装外套，肩上钉着几颗星星，有些则衣着散漫，连外套也没穿。他们都很和善。我的护照就跟其他三四本护照一同搁在桌上，房间里好像没人打算处理公务。穿着外套和没穿外套的官员们，在房间里四处闲晃，磨牙闲聊，大家的谈兴正高呢。

那个日本特派记者还在跟一个人辩称：“可是，你们是革命群众。在我们日本，对革命群众最有兴趣了。”

另外还有一个高头大马、留着短髭的男人，他穿着一件黄色的套头毛衣，跟两三位伊朗官员说：“你不能送我回叙利亚啊。他们不会让我在叙利亚落地的。”

一个伊朗人说：“你搭第一班飞机回去。”接着又说：“全世界的人都想挤进伊朗来。”

“可是，他们不会让我入境叙利亚的。他们会直接再把我送回来的。”

一个年约四十的女人，穿着紧身牛仔裤，古铜色的皮肤，泛红的头发（肤色与发色都像是用散沫花染的），她高声喊道：“我是土耳其人！我是土耳其人！”仿佛想诉诸穆斯林的团结一致。

我似乎陷入了遭人遗忘的窘境。我跟一个取走我护照的官员交涉了一会儿。他站在办公桌后面，显然无所事事。他面带笑容地要求我将我的云雀牌行李箱拎出办公室，办公室里实在是人满为患。我就将行李箱扛了出去，搁在潮湿的地板上。一旁有个男人在清洗地板，经过先前我读过所有关于伊朗的报道后，机场还有人在擦地板，让我挺惊奇的：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竟然还在工作，还在维持运转。

我发愣出神，一筹莫展。这六个月的旅程，就像是一连串的赌博一样，旅途中会碰上什么，躲也躲不掉。一路上过半时候，我都辗转难眠。这班飞机属于早班机，前晚，我在卡拉奇又熬夜迟睡。我本来还挺满意的，觉得这趟旅途即将如此结束也挺不错。

拿走我护照的男人，跟在我后面出来。他问道：“你是搭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进来的？”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的代表，一个伊朗女孩儿，握着她的写字夹板，就站在入境大厅的远处一角：那班飞机带进了几个问题旅客。跟着我出来的男人向她招手示意，她就走了过来，他们两人密谈了一会。

她对我说：“你得回去。”

“我一定会走的。”

“你是个作家，而且，你没有签证。”

“我知道，你可以帮我安排飞机回伦敦吗？”

“今天没有飞机了。你可以先回到卡拉奇去。”

“我不想再回卡拉奇。卡拉奇没有房间住宿了。今天在洲际大饭店有一场儿科医生的年会，所有的房间都给包了下来。”

那一天，我还可以上哪儿去呢？哪里还有免签证的都市可以让我搭机前往呢？

“你可以让我飞雅典吗？”

我并不是真的特别想飞雅典。我突然会想到雅典，只是因为我在过去这六个半月来，一路上被迫阅读着航空公司的广告，每家航空公司似乎都有飞机飞雅典。

那个女孩儿似乎也挺喜欢飞雅典这个主意。她将写字夹板抱紧在胸前，说：“星期四有一班日航飞机飞雅典。”

“请帮我在那班飞机上订个位子。”

“那是明天的飞机。”

“可是，今天不是星期四吗？”

她回道，斩钉截铁：“今天是十三号，星期三。”

“我今天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飞吗？”

“今天已经没有飞机了。现在只有飞卡拉奇的班机。你真的不想回卡拉奇吗？”

我干脆直言不讳，碰碰运气算了，我说：“你也知道的，我去年八月来伊朗的时候，没有签证也没问题。”

她表现得仿佛我解决了她的困难一样。“你去年八月的时候，没有签证也可以入境？你跟他们说过吗？”

“入境记录都写在我的护照上啊。”

她走进那个拥挤的小房间，不多时又转身出来，嘴里嚷着：“他们搞错了。他们会让你入境的。”

而当我听得召唤，再次进入那个小房间时，每个人都满心欢喜，他们欣然乐见针对近来颁布的关于记者与签证的规定，大家终于能找到合乎法令的解套之道。

可是，一名官员对着那位日本特派记者说道：“不过，你，（日本特派记者兀自辩解不休）你非回去不可。”

红头发的土耳其女人也被允许入境。他们怎么会以为她也是记者呢？她走到海关柜台前面，提携着大量的商品，日本产的产品，许多都是全新的货物，还扎裹在防碰的塑料球里，好端端地搁在卡纸纸箱里。

我排进另外一条长龙，仔细端详海关官员的背影。这位官员是位妙龄女郎，穿着厚重的毛线裙与套头毛衣，那是她自己的精心打扮，不是海关制服。她慵懒地坐着检查通关时，双腿交叉伸在桌下。她的套头毛衣紧致贴身，短裙紧箍她的大腿，实在是有形有款。

我只有手上那只云雀牌手提式旅行箱需要通关。有个男人跟那个女孩儿咬耳朵，似乎建议她可以让我入境。女孩儿转过身来——哎呀，可惜不是个美女——一眼掠过我手上的护照，随即又让我注目欣赏她的背影。

终于轮到我受检时，海关女孩儿说：“你是英国人吗？”

“不是。”

“可是，你拿的英国护照。”

“这是我的公民证。”

“打开袋子。”

行李袋中，我的玛莎百货的彩色织棉法兰绒睡衣睡裤——这套不符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的“蜡染”服装，当吉隆坡的亥鲁尔与其追摹阿拉伯人举止穿着的一伙弟兄出我意料之外地到我下榻的假日酒店房间里拜访我时，这群小阿拉伯人纷纷表示碍难苟同我的服饰选择——看到这套睡衣睡裤，革命之女的态度随即温和软化下来，这幅景象或许令她想起自己的父亲与手足吧。

“你就这些东西吗？”

“是的。”

“你没带酒？”

“没有。”

“你可以过去了。”

机场外面的刺骨寒风中，围聚着“机场出租车服务中心”那群脑满肠肥的豺狼虎豹。自从伊朗国内风波不断，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地闹上国际版面，各国记者就跟苍蝇见了血一样，成批成群地飞来，出租车司机的生意要比去年八月兴隆多了。原本只需五百里亚尔进城的车程，现在他们索价八百里亚尔。我跟司机讨价还价，偏偏理直气弱，最后，他们答应降一百里亚尔。

一人说道：“你要去的那家旅馆，已经关门了。”

“关门了！”我猛力回想，确实，去年八月的时候，宾馆就已经在惨淡经营。于是我说：“好吧。那我就改住洲际大饭店好了。”

“你预订过房间吗？”

“没有。”

“这样的话，对你来讲，洲际也关门了。整个德黑兰只有五家宾馆对你开放。”他口若悬河地讲了几个名字。

我终于明白，原来，关门跟开门在他嘴里，有着不同的意义与用法，他不过是打算将客人引导到几家特定宾馆而已。我坚持要去我的宾馆，他似乎也不介意。他已经完成他的宾馆交代的责任了。天寒地冻的，他又钻回他的小亭子。

交通拥堵依旧，废气雾霾依旧，车辆横冲直撞依旧，司机开车依旧像推着手推车一样。寒冬时分，这个混凝土与砖瓦堆砌的城市，还是跟夏日一般，呈现一片漫漫黄沙的色泽，光秃秃的行道树，就跟路上的车辆一样积尘厚重，冬日泥块干涸，摊贩与商店展售的水果——橘子与淡黄果皮的苹果——让我双眼为之一亮，五颜六色的标语同墙上的蜡纸与海报林林总总地混杂，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沦入泥泞的总体印象之下。陷在车流里动弹不得时，我看到一个穿着厚重冬衣、神情爽飒的男人，擎着树枝编成的扫把，将街道上的尘土清扫到一旁的混凝土侧沟里。这再一次令我惊奇，清洁工足以佐证德黑兰的都市生活持恒运作着，显然远离在闹上国际新闻头条的诸多事件之外。

去年八月，我在一个选举投票日来到德黑兰，当时适值星期五，也是主麻日。街上不见一般工作日的车潮，店家重门深锁。德黑兰看起来像个即将永久歇业的地方，可是当天傍晚，我就看到选务人员将票箱一个个搬进车里，一边有持枪荷弹人士在旁全程监视。那一天的选举，经过先前公投复决，全民赞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之后，主要是为了选出专家会议的成员，专家会议将制定出一套伊斯兰宪法来。霍梅尼曾经大声疾呼，请民众赐票给神职人员。果然，神职人员纷纷上榜。

专家会议随即召开，委员们商讨出一套伊斯兰宪法，同时赋予霍梅尼凌驾所有人之上的权力，其位阶之高，甚至连总统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霍梅尼成为真主的摄政、第十二顺位伊玛目（近千年来一直“大隐隐于市”）派驻人间（或伊朗）的代表。接着，针对这部宪法，伊朗再次举行公民投票、市府官员选举、总统大选。代表神职人员角逐总统的候选人输了大选。去岁八月间，油印在伊朗市井墙上的肖像，多半都是霍梅尼一人；而今，墙上多出另外一张脸，此人数个星期之前才获选为伊朗总统。而且，再过几个星期，伊朗还要再举行一次选举，选出组成国家议会的立法诸公。

就在这大小连番不绝的选举活动之间，美国大使馆被攻了下来，转眼间，革命已届周年，伊朗全国欢庆。就在各式庆祝活动当中，周年纪念当天，有些人就死在坦克车之下。德黑兰人的生活中不能缺乏高亢激情。美国大使馆沦陷后三个月，馆员遭暴徒挟持为人质的故事，就像一则广受欢迎、偏偏情节步调过于缓慢的连续剧，德黑兰街上倘若没有好戏可看，热闹可凑，市民就可以拿美国人质开讲，消磨时光。

宾馆并没有关门。大堂入口，还是有人服务，车道上还是停有车辆。宾馆前方的花园因为草木过冬而棕灰泛黄。椭圆形的草坪已然枯黄，灌木丛与乔木下方的草皮依旧鲜翠碧绿，突兀得像是树木的投影。雨雪煤灰沾污了月桂树、杉树与其他常绿树，枝叶树干都染上了一层泥浆。冬天的阳光与德黑兰高原的干冷空气，进一步将市区里的泥巴蒸发碎解如粉尘。可是，宾馆人员还是没放下手边的活儿。车道清扫得干净清新，玫瑰树丛也修剪得整齐有致。

宾馆大厅温暖舒心，将我载到八楼客房的电梯，运作得也比去年八月时顺畅。走廊一边令人不解地搁着一张铁床。可是，客房女工不再私下替住房客人洗衣服赚取外快，不像去年八月我的客房女工为我提供的服务，走廊上，空房门把上不再晾晒着刚刚清洗过的万国旗。

我的房间却未曾清洁整理。一端窗帘上落了几个帘钩，怅怅地垂坠。现在，客房里不再摆设烟灰缸，宾馆宣传品也不见了，服务项目一览也拿走了，信纸便签也找不到了，再也看不到电视机上那张卡纸节目表，载明各项早已勒令停播的伊朗电视“国际”服务节目细节。可是，家具还是一应俱全，状况良好，房内各项设施也还坚固结实。六个月来，这家宾馆还是维持了相当水平，不致每况愈下。

只是，那个中年的宾馆员工，高瘦秃头，戴着一副眼镜，还是满面愁容。仿佛，这家门可罗雀的宾馆，以及他寄托其中的家计生活，已经令他难以承受，仿佛他的身心恶化程度远比这家宾馆以及他身上那席杂役小厮制服惨重。我给了他一百里亚尔当作小费。给得很多，他却不为之动容。他说道：“给我些别的。我头痛死了。你给我些别的。”我给了他几片头痛药。药片和关注，而非里亚尔，反而是他所想要的。

稍后，我下楼到宾馆中部的饮茶室。八月，这里尤其像一处废墟，侍应服务的人员因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昏昏疲惫，看来对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信心。现在，饮茶室里还是乏人问津。许多张茶桌上，摆置着茶杯、茶盘与纸制餐巾，可是，座上无人用茶，也没人喝咖啡。

有个穿着黑色长裤与灰色外套的男人，踞着一张没有摆茶具的餐桌，趴在双臂上打盹，显然在补眠养神。他显现出某种怪异的绝望，像是一个厌倦了德黑兰街头戏的人。他是个服务生，还是个用餐食客？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他趴在桌上的脑袋秃了一片，两颊上的短腮胡子却茂密丛生。这幕景象混杂着哀愁与浮华，令我低回无语。

他并没睡着。抬起头来，一双惺忪红眼深藏在突出的高额头下的眼窝里，惊奇地望着我，好半天才聚焦在我身上。白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松脱，黑色的领带歪弛在一边。他的两只手臂依旧拱着，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你好吗？你没事吧？你从哪里来的？”

我一一回答了。

“你要点什么吧？”

听起来，简直像是我有义务非吃些什么不可。可是，他急于表现出自己的服务热诚。咖啡端了上来，滋味竟然不错。

“咖啡好吗？服务好吗？”

“都好，都好。可是，你好不好？”

“我不好。感冒了。我染上感冒了。”

他患上的不只是感冒。他拼命渴望着再找一份工作，他以为我帮得上忙。到后来，我还得躲着他。

这家宾馆可以接待四百名客人，八月时只住了二十七名客人。当我走进电话机房，看到转接台前的女孩儿们伸手探进粉红色的塑料袋里拿出瓜子来嗑，同时还可以从容不迫地应付那架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设备。现在，宾馆上下住了四十二名客人。住房人数差异不大。可是，还是可以看出宾馆人员的用心努力。大厅里，一条长桌上放着一部免费电话，电话上还贴着一张广告：欢迎记者！下面再分别以英语、法语与意大利语写着：记者专用直拨电话。接待柜台后面，一处吧台附近，摆了一台蒸馏咖啡机（这个区域在去年八月是不对外开放的），此外，还有人试着营造出一些欢乐气氛，天花板上吊着一小面手写的招牌，招牌悬空摇晃，为客人供应波斯茶。

就像移民局的官员和机场海关的那个女孩儿一样，现在这家宾馆的服务人员也同样散发出一种轻松的感觉。每个人都不像先前那般粗率，比以前友善，也愉快多了。去年八月间，宾馆里罕无人迹，只有一个革命委员会的人负责看管。每逢星期五主麻日，餐厅里的收音机就增大音量，轰轰隆隆地播送德黑兰大学校园中信徒集聚礼拜的演说。可是，除了无人管束的自由与高昂的宗教激情之外，旅馆上下弥漫着面对现实的焦虑。坐在柜台里的接待人员当中，一人——古老的波斯技术在他身上死灰复燃——兼营起古董铜币交易。接待柜台里的另外一人，一贯粗鲁无礼，有一天（那一天，他分身有术，还兼差开起旅馆的出租车）曾经声色急切地跟我谈起他孩子的前途。他曾经征询过我的意见，我们谈到印度大学的质量良莠高下等。可是，此时，当我再提起这个话题时，他却说不关我的事，将我顶了回去。奇怪，现在，他孩子的教育又恢复为私人事务了。

这家宾馆上下不再由某个革命委员会的人监督，大家不但已经习惯了危机，同时也习惯了自由，宾馆里的自由与宾馆外的自由。他们就像回归本我的人一样。我给了一个侍者五十里亚尔，请他端一壶茶到我房间，不消片刻，他就将茶端了上来，托盘上还附赠两个纸杯蛋糕，他操着英语说：“您是我的客人。”

八月的时候，宾馆的玻璃门上，张贴着一张彩色的革命海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站在一边，复仇者霍梅尼站在另一边。现在，玻璃门上已没有海报。改而在大厅里悬吊一幅加框的大幅霍梅尼彩照，这是官方统一发布的肖像，相框中人拥有比一国元首更高的权力。他的双眼不再因为怒气横溢而不可预料，现在，他这双老人家的慈眉善目里裹藏着胜利。他不再蹙眉怒视，不再做出挑战的姿势，不再握紧复仇的铁拳。那双手现在是一个爱好和平之人的手，一双属于心平气和之人的手。那双手现在平放在他的膝盖上，十指修长而优雅。

德黑兰北部山峰上积雪厚重。晨光落在积雪上，显露出每一道峰脊的走势与棱线。然后，机动车辆汇集，排出废气尘埃，雾霾冉冉上升，遮蔽了天光山景。夏季时，雾霾的色泽近乎山色，当时看来，感觉好像是这片高原遮挡了群山。而今，雾霾高升，积雪衬托于后，就像是一团乌云。不到中午，山峰与积雪就通通看不见了，直到天黑前几分钟，火红夕阳映射在山脊高层的雪帽上，高山山巅就像血红的峭壁浮升于乌云遮蔽的都市上空。天黑得快，三三两两的电光灯火穿透山景，接着霓虹灯霸占了前景。昔日的光辉，叫人惊异地保留了下来。

德黑兰市虽然已获解放，却犹然保存在伊朗国王的各项规划与建设当中。革命结束一年之后，这个城市还是抓不到重心。就像旅馆的工作人员，聚在无人进住的房间里闲晃聊天，就像建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信设备的电话机房里的地板上睡着一个男人，身上盖着一条毛毯，从头顶到脚趾包裹得密不通风，犹如睡在沙漠沙地上。对许多人来讲，这个都市还是像个露营地。

走在这个城市里，不时可以看到小规模的建筑工程。可是，起重机架在尚未完工的建筑物顶楼上，一动不动。雨雪交加之下，金属制的研磨机都已经生锈。同时，砖缝间粗糙地敷以水泥黏合的石墙，墙面还没来得及涂上墙泥，看起来就已经历经沧桑了。商店里满坑满谷的进口商品。伊朗的金钱就如此灌注到这里，出产原油换取的金钱日复一日地涌入，就像在变魔术一样。骤然崛起的暴发财富创造了——同样也是进口了——现代的城市，同时也滋生了贫富差异与种种警示迹象，最后终于汇流催生了革命。同样的财富，也为革命争取了酝酿的时间。

德黑兰大学南端的革命大道（先前叫伊朗国王大道），卖画报的摊子上依旧兜售着瑞士湖泊、森林的景致以及动物的图像，小男孩儿童稚地拉上他的长裤拉链，小女孩儿试穿母亲的高跟鞋，孩童与美丽的女人都珠泪晶莹，滴落两颊。美景与战争并肩同行，杀戮的主题还是蔚为大观。卡式磁带的摊子上，播放着霍梅尼过去的演讲录音。有些店家还在卖革命时期的相片集锦：处决的和停尸间里的尸体，血流满地的场景，等等。现在，街上也有人卖切·格瓦拉的画片了，还有标榜各种类型的机枪彩色画报。而且，每隔几码距离，就可以看到一摞摞厚实的苏联共产党宣传品，英译本与波斯文的都有——一幅漫画将伊朗描绘成一个粗壮的赤脚农民，抵御着两条毒蛇进袭，一条背上标着苏俄字样，另一条背上注明“美国”；另外一幅漫画中，画面上一具骷髅头，头上戴着钢盔，骷髅头代表了伊朗面对的复合式顽敌：苏俄在一只眼睛里，美国则出现在另外一只中，钢盔下一缕领巾，领巾一端英国米字旗飘扬，另一端则飞舞着以色列的国旗。

这一切，感觉都像在看戏，要不是伊朗确实发生过革命，确实殒消了真实的生命与鲜血。血腥场面似乎远离了这所校园的气氛，逸散在这处冬季街头商展之外。街角人行道上，云集着甜菜根糖葫芦的摊子，洋溢着滚烫焦糖的暖香：尖细的木签穿过甜菜根圆块，再搁进一锅滚滚烧融的焦糖稀里，焦糖就牢牢地裹到甜菜根上，糖浆锁住温暖热度。这是专属冬季的小吃，色泽香味一等，但吃进嘴里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焦糖之下的甜菜根，几乎淡而无味。

德黑兰大学星期五的礼拜聚会吸引了一小群人，人数绝对凑不到百万之众，也远不如我在八月的第二个主麻日所见的壮观，当时，我跟着我的伊朗翻译兼向导贝赫扎德一同前往，两个小时之内，我们看到无数男人与围着黑色头巾的女人，他们排成多条人龙，兴奋狂喜，一直到进入德黑兰大学校区，占满操场，并堵塞校区外的每一条街道为止。如此的狂热——在某些人眼中，这是完美的伊斯兰信徒大团结——并无法持久。而备受爱戴的宗教领袖塔勒卡尼，他组织了这一连串聚会，如今却不在人世了。时值寒冬，要坐在冷硬的操场上，聆听位阶较低的阿亚图拉抡枪舞刀就跟牧师挥动令牌一样，发表没完没了的革命励志演说，实在是不容易啊。

这个隆冬严寒的星期五，大学校门口还是有革命活动在进行，义工在这里集结各项支应物资，运往伊朗西南部产油省胡齐斯坦，救援水患灾民。有些义工站在路上，挥舞着双臂指挥交通。其他人则不断抛投，排成长龙，人手相接，将成捆包裹传递到小型巴士与卡车上。还有许多义工，人数实在太多了，就守在小巴与卡车上，等着堆码包裹。整体来说，义工太多了，太多人喧嚣叫嚷，太多人试着管制交通，太多人忙得跟无头苍蝇一样，偏偏穷忙无着。

那一车车满载的扁平波斯面包将运到什么地方去呢？面包烘焙当然要花钱。面包趁着刚出炉的时候送来，义工扛在肩上时，仍散发着热腾腾的香气，暖香飘进冷空气当中。而当义工七手八脚地慌乱将面包层层堆码——仿佛，事态如此紧急，攸关生死——塞进塑料袋里，再抛进一辆装满了毛毯与衣物的卡车车斗中，运抵胡齐斯坦的时候，难道不会转凉发硬而硬邦邦的跟砖块一样吗？

可是，面包并不打紧，真正要紧的是姿态与激情。这些义工穿着保暖的套头毛衣，外再罩着卡其布外套，他们当年都是革命分子，一年过后，还是企图力挽狂澜，重温革命时光。他们仍旧急着上路去指挥交通（只为了跟警察输诚，让这些警察——现在是人民的保姆，而非伊朗国王的鹰爪——感受到他们力挺团结的热诚），他们仍旧急着身体力行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团结一致”。革命能够成功，靠的还不是团结一致？他们是一群革命分子——正如那些攻陷美国大使馆、挟持馆员为人质的暴民。只是，这场革命的正当性，正逐渐退去。

八月，贝赫扎德置身于广大民众涌聚的礼拜集会中，曾经说：“这可不是什么宗教场合。这是政治场合。”

作为一名遭到迫害的共产党员之子，贝赫扎德对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团结，自有其独到的解读方式。他以他自己的看法，解析什叶派的胜利与愤世嫉俗。他也明白，一波革命可以推波助澜地引发另一波革命。而这些穿着切·格瓦拉装的伊斯兰革命分子，确实将他们自己视为二十世纪末期的革命分子。

什叶派信仰在伊朗，一千三百年以降，严谨奉守着阿里（其人于俗世应享的至尊大位屡遭僭越，稍后又死于非命，其子同样也遭到奸人杀害）已然失落的正当性，这种信仰是专属遭到侮辱与伤害的人民的。“世间畜牲只有嘶鸣獒犬与可厌野兽。牲畜彼此号叫。强噬弱，大欺小。彼等率皆役畜，一些受人驯服，一些犹逍遥野外。”这是从《阿里箴言集》摘录出来的一小段话，这本书也是一位居住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温和医师送给我作为纪念的。这本书是他汲取慰藉的来源，他认为我同样也可以在这本书中获得宽释。

不公不义、人性之邪恶、尘世凡俗之了无价值、雪耻复仇的一刻即将到临、浸浴在“团结”当中的喜悦：贝赫扎德虽然信服共产主义，可是什叶派的激情却与他的热忱更近似。八月之时，贝赫扎德就像个什叶派教徒一样，同样不断收集自己眼中的不公不义，霍梅尼的革命转而压制这群左派人士。

我们结伴同往德黑兰以南一百英里外的圣城库姆。我们遇到几位伊斯兰学者，我们也曾与革命时期本着伊斯兰律典判案的阿亚图拉哈勒哈利见面。我们开车穿越沙漠、返回德黑兰的回程中，车上的收音机播送出新闻：当局下令关闭一份贝赫扎德每日必读的左派报纸《阿言迪更》，报社办公室也由革命卫队进驻占据。

稍后，我们又去到远在伊朗东北部、紧邻着阿富汗边境的另一座圣城——马什哈德。回程中，我们跟贝赫扎德的女朋友一同搭乘火车回到德黑兰。她同样也身系共产主义，是个旧日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儿。旅途当中，她曾经矜夸地翻阅一些当地共产党发行的宣传小册子。然后，她就跟贝赫扎德玩起扑克牌来，一直玩到革命卫队敲门进入我们的车厢，警告他们斋月期间禁止玩牌，当天尤其特别。那是悼念阿里的大日子，玩牌更属亵渎之至。革命卫士离开之后，贝赫扎德怒不可遏。他可不认为那个革命卫士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他将他视为打压阶级的犬牙。

他回到德黑兰之后，有待处理的麻烦更多。革命卫队袭击了贝赫扎德所属的共产党总部。稍后，我也见识到那一幕景象：沙包、机枪、年轻人，伊斯兰革命分子身着游击队服装穿梭于繁忙的街道一侧；另外一边，手无寸铁、遭到驱逐的左翼分子，穿得跟学生或都市建筑工人一样，只是等着，只是守着。那天下午，贝赫扎德自己也加入守候的行列。

长久停留在我心中的景象，伴随着我后来旅程的，则是贝赫扎德与他的女朋友走出从马什哈德开出的夜车，一同走上德黑兰火车站站台的一景。女孩儿的朋友们早在火车站等着接她，而她跟贝赫扎德两人走在我前面。他高挑、修长，滑雪与登山练就了他运动员一般的体格。她则娇小袖珍，一条腿有问题，一侧的臀部还萎缩了。她是个大胆冲撞禁忌的女孩儿，脸上不蒙面纱，有意无意之间将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封面朝上地搁在坐垫上。这样，不论是谁，经过车厢走道时，都可以清楚看到小册子黄色封面上的红色镰刀与锤子。他是个保护者，两人同行时，他还会微微地向她那一方倾身。有她同伴，他显然欢喜异常，然而，与他相处，她却缺乏愉悦同感。

贝赫扎德搬家了，而且这个时候，他正忙着准备考试。最后，好不容易跟他接通电话，我问他最近好吗。他谙悉我关怀的焦点，直接跟我说：“你放心。什么事都没发生在我身上。”

翌日，距离他那场维时六个小时的大考只剩下两天，他到我的宾馆接我，带我到他和一个朋友合租的公寓里。我记忆中的贝赫扎德是个大男孩儿，在火车车厢里嘿嘿傻笑，跟女朋友反复玩着极为单调的牌戏。可是，同我在宾馆大厅里见面的贝赫扎德，却是个成熟男人了，严肃而持重。他穿了一件夹克外套，而我还记得，八月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连一件外套也没有。他的头发也比先前要长、茂密多了。

“贝赫扎德，你把头发烫了吗？”

“我头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

“你看起来老了。”

“我二十五岁。也该不年轻了。”

我们走出宾馆，朝伊斯兰共和国大道，即先前的伊朗国王大道走去。

我说道：“宾馆里的工作人员似乎比以前开心多了。”

“每个人都逐渐了解到，日子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我觉得，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受管束的自由。”

“或许吧，他们享受到了自由。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却没有自由可言。我们还需要再发动一场革命。”

我们穿过马路，就跟在八月里一样，贝赫扎德再度领着我通过车流，然后，我们就在路边等着定线出租车到来。车上还有空位的出租车，一辆辆驶来，等贝赫扎德跟司机说明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之后，随即绝尘而去，留下我们畅饮西北风。天气冷冽，我身上没穿套头毛衣，也没有大衣御寒。我们就这样站在路上，距离川流车潮只有两三英尺的距离，我们身后，就是德黑兰市的一条深水沟，流动着泥泞的污水。

我说：“咱们还是先回去，搭乘宾馆的车去你家吧。”

他说：“我们住在德黑兰的人都这样搭车往返的。我们一定招得到出租车。”

等了半天，终于有一辆橘色的出租车停了下来。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胖女人，原本等在距离我们几英尺的前方，现在也移步趋近预备搭车。

我说：“我们该怎么坐进车里去呢？”

“我坐她身边。”

出租车终于开动之时，我问道：“你女朋友还好吗？”

“她已经不再是我的女朋友了。你走了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只跟她见过一次面。”

“从马什哈德回来以后吗？”

“自从我不再跟她见面以后。我听说她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可是，你们究竟为了什么分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那是我的决定。主要是性格问题。我们性格不合。”

我们陷在德黑兰近晚时分的车流中。街上店家灯火通明，闪耀着大都会的璀璨光华。八年前，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跟德黑兰略有几分相似，同样在交通巅峰时间，有个阿根廷人，语气中不乏酸楚地对我说道：“你说不定还会以为我们是个发达国家呢。”而今，我坐在贝赫扎德身边，心中反复思索着这几个字眼，感受贝赫扎德近来蒙上的沉重阴影，试着以他的看法重新审视这个城市。

隔了半晌，他开口说道：“可是我还是爱着她的，我还是会想她。”

“你经常会想起她吗？每天都想？还是偶尔一个星期想一次？”

“我只要心里一空下来，就会想起她。现在我事情很多，可是我还是会想她。”

我们在菲勒斯坦街上下车。菲勒斯坦，也就是巴勒斯坦，这条街道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办公室设在此处而得名。街道不若来时光亮，也比较僻静，两旁遍植着悬铃木。

我说：“你所谓的性格不合，跟你们的政治意见有关吗？”

“那也是其中之一啦。我想组织一些政治活动。她不以为然。她觉得我们应该继续我们当时的抗争，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地对抗当今政权。”

“跟游击队作战一样？制造效果，闹得越大越好吗？”

“差不多。”

这倒挺切合她的身份的：地主的女儿，同时也是革命分子；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生长在伊斯兰国家中；这个女人背后受到多种原因的驱策，必定要夸大她的主张。她想嗜血寻衅，一点也不介意燎起战火。

贝赫扎德说：“可是我们之间会决裂，不是因为政治理念不合。政治主张方面，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差异。只是我们性格不合。你应该可以明白的。”

我们先拐进一条侧街，再转到一条小巷子里。这是个充斥着低矮建筑的地区。车就直接停靠在楼房外。街灯疏落几点，公寓窗帘深掩，不透半点光线，这条街寂静而晦暗。

黑暗中，贝赫扎德意味深长地说：“我恐怕没法完成学业。要是我现在找得到工作的话，我一定早就放弃了。可是，问题就在于，哪里会有工作啊。”

“你这个学位念了几年了？”

“五年了。”

“你还要再念几年，才能修业完成？”

“一年。”

“而你现在想半途而废？一年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

“可是，就算是我毕业了，还是找不到工作。”

“就业形势不会永远像这样。将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你发动了什么政治活动，你最好还是能够掌握特定的科学技能。”

“你说得对，不然，前面的五年不就都白费了？”

这码子事，他好像已经反复琢磨了千百次。

我们来到贝赫扎德的公寓门口。他的房间在楼上，采光通透，窗帘开敞，还传出流行音乐的声响。

“贝赫扎德，我们现在算是在哪个区域？中产阶级住宅区吗？”

“不，不。我们现在正好在德黑兰市中心。这是上层阶级的住宅区。你说奇怪不奇怪，我竟然住在上层阶级的房子里。”

（只是，真有什么奇怪的吗？乡村教师一手调养长大的革命之子，就读于首都的大学，女朋友或前任女朋友，地主世家出身，他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子，又跟异国有所接触。倘若贝赫扎德想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往来，除了现在这个方向之外，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选择吗？）

住在上层阶级住宅区里，他租来的公寓却没什么装潢，看起来就像是两个光棍分租两间房子一样。公寓中央，一块共同生活的区域——尽管家具摆设也有——却隐隐暗示，空间有待弥补，一边是一间卧室，一眼带过——抑或是一间搁了张床铺的房间，厨房在另外一边。公寓一角立着一张桌子，桌面摊满了贝赫扎德的书和讲义，书桌旁边的一个小书柜里塞满了大部头的教科书和字典。房里并不温暖。

贝赫扎德进到厨房沏茶，语音从厨房里传出来，他高声说道：“最近才发生过一次罢工，结果我们就没有暖气用油可以取暖了。住在伊朗竟然没油。昨天一整天，二十四个小时，我们都没有暖气。现在才恢复供应。”

可是，电暖炉还是冰冰凉凉的。我们在巷子里听到的音乐，似乎是从楼上直接播放的，音量之大，震耳欲聋。

贝赫扎德说：“楼上是一对离了婚的夫妻，他们每天晚上都找朋友来狂欢。”

“一对离了婚的夫妻？”

“他们先是结了婚，后来离婚了。然后，他们又住在一起，现在，他们每天晚上都开派对。我住在他们楼下，实在很难专心念书。”他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说，“最近这几个月，我都忙得不可开交，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只是在一边观察思考，什么也不插手。我不想搅和进去。”

“你是说政治活动吗？”

“到处乱得一塌糊涂的。我花了好多时间，前思后想，想理出个头绪来。你没法管那些事情叫政治活动。你要搞政治活动必须有个方向。你也知道，自从伊朗国王下台以后，这里什么也没变。工人跟贫下阶级的生活条件还是跟以前一样糟糕。政府方面帮他们改善生活的措施丝毫没有。所以说，二十世纪长达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伊朗人民就这样一路挨下去。我每天想来想去的，就是这些。有时候，想这些事情还害得我没办法专心念书。七十年前，我们一心想铲除卡扎尔王朝[2]。结果，我们虽制定了一部宪法，可是却束之高阁，从来不曾施行过。我们的第一次就是那样子给打垮的。第二次就是一九五三年，当时，我们想逼迫巴列维下台，取代了卡扎尔王朝的就是巴列维王朝。可是，美国人搞鬼闹了个军事政变，坏了所有的事情[3]。现在第三次了，结果怎么样，你也看出来了。经过了一场革命，可是什么也没改变。霍梅尼只是个小资产阶级。他们准备重新推动整个系统，而且他们打算就管这个系统叫伊斯兰。就是这样。”

我感觉到，这同样也是在他心里铺陈推演过不知千百回的思维。

我说：“你这样说霍梅尼倒是挺新鲜的。”

“他过着两种生活。当初是他领导革命对抗伊朗国王的。这一点没错，我们也绝对不能否认他在这方面的功绩。美国派驻伊朗的记者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摸得清霍梅尼，他之所以伟大，因为他领导了革命。可是，他在革命之前与革命之后，却过着两种生活。”

“水壶里的水开了。”厨房里响起嘶嘶的声音。

“水还没烧开。我知道这把水壶。水真的烧开的时候，会发出另外一种声音。伊朗，还有那些跟伊朗差不多的国家里，主要有三种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普罗大众。碰到铲除资产阶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参加斗争，成为革命分子。可是真到了国家体系即将改变的时候，这个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又会倒过头来抗拒革命。霍梅尼就属于这个阶级。因为他根本没办法接受社会主义，所以他永远只能做个小资产阶级。”

“可是贝赫扎德，以前你对霍梅尼的看法，不是这样吧？过去，当霍梅尼痛斥暴政、鼓吹同志互助与平等的时候，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为伊斯兰教发声的？伊斯兰教也可以引申为某种政治的意识形态，难道你不知道吗？”

“每个人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讲他们想讲的话。小资产阶级也可以说‘我们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

“难道说，你不该怪自己会错意吗？我们在八月的时候，一起去参加塔勒卡尼的礼拜聚会时，你说那是个政治场合。我却不以为然。”

“或许现在我的看法也改变了吧。可是当时我那么讲，只是因为全世界的宗教都已经逐渐凋零、行将就木了。有许多人拼命替宗教苟延残喘，可是，那是没办法的。就连美国人都打算让宗教活下去，美国人还跑来跟我们谈什么安拉。可是，那都没有用。”

他终于判定水壶里的水确实烧开了，我也跟着他一同走进单身汉杂乱无章的小厨房里。他沏好茶之后，就拿水壶当俄罗斯人传统中的铜制暖壶用，他将水壶壶盖倒转，再将泡茶茶壶放在上面保暖。在伊朗，时时可以看到他们如此接近俄式生活的痕迹。

我们将热茶斟在玻璃杯里饮用。[4]

贝赫扎德说：“现在我们一点自由也没有了。”他指的是他那群共产党同志。“八月的时候，他们先是关闭了我们的报纸。你还记得我们从库姆开车回来的路上，车里的收音机正播放这条新闻吗？然后，他们又占据了我们的总部。你还记得，我们一块儿从马什哈德回来的那天早上吗？我的女朋友，我以前的女朋友，有朋友到车站去接她。他们跟她讲了那个消息，就带着她走了。那天下午，我也去参加了抗议政府袭击我们总部的示威活动。”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替你担心的。”

“那次示威持续了三天。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召集了一场公共示威来反制我们。他们那场示威规模很大，声势很壮观。我们根本不是对手。他们就这样驱散了我们。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可是，你们大学外面的书摊上，还是堆了很多宣扬共产主义的书啊。好像也没人去管。而且，许多电影院都在上演苏俄的电影。”

“贩卖共产主义的书根本不算什么。你爱看多少，爱写多少，都没人管你。可是，你想化理念为力量，再做点什么事情的话，他们是不会允许的。他们把我们撵出德黑兰总部的两个月后，胡齐斯坦就出了大状况。你有没有看到相关报道？霍梅尼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说，政府的军队会尽一切力量打击当地居民搞的运动。他们派出坦克、直升机、一百〇六门加农炮。杀了至少五百人。结果呢，霍梅尼说他搞错了，有人害他误判情势，提供错误情报给他。你知道那里处决了多少人吗？要不要我拿新闻照片给你看？”

“谢了，不看也罢。我在伊朗，实在看过太多类似的血腥照片了。”

他充耳不闻，起身走到卧室去——楼上的流行音乐逐渐隐没消声——回来的时候，手上拿了两张照片和一本复印的波斯文小册子。照片画面倒不如我原先忧惧的恐怖。其实这两张照片我以前就看过了。这是官方公布的照片：十个蒙了眼罩的男人，等候着处决，负责行刑的革命卫队就站在他们身后几英尺不到的地方。这一幕曾经被两张照片记录，一张从右边取景，正对着即将受死的犯人，另外一张从左边取景。第二张照片画面中，一个已经身亡的男人，横躺在地上，离尸体几英尺之处，蹲着一个革命卫士，还端着方才瞄准过靶心的枪：这是个亲密的举动，对这一场杀戮丝毫没有中立的态度。最矫揉造作的是那张十人蒙眼准备受刑的照片，画面右边一个受刑人昂首挺胸，将下巴抬得高高的。面对枪决，这倒是个绝佳的赴死之道。可是，这样死又有什么意义？难道，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吗？

贝赫扎德说道：“你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左派分子。有些人遭到逮捕之后，四个小时之内就被枪决了。霍梅尼派了哈勒哈利进驻，他把每个人都抓了起来。”

法官哈勒哈利，革命的刽子手：这个矮胖的快活贫农，生于阿塞拜疆省，对自己从来不曾有任何怀疑，此人从小牧羊（却从来不觉得自己贫穷），一路攀升到权力巅峰。伊朗国王的总理胡韦达，也是他杀的。

我说：“去年八月，你跟我说，哈勒哈利不过是个小丑，一点实权也没有。”不过，那是去年八月的事了，当时，贝赫扎德对于革命后续走向的看法，跟现在已大有出入了。

“我当时看走眼了。你还记得他跟你说，他还保留着枪毙胡韦达的那把枪吗？你知道，究竟是谁杀了胡韦达吗？那是一个毛拉下的手，一个留着胡子、围着头巾的人。那人很年轻，不过三十出头。现在，他已经很有名气了。”

这两张处决的照片，算是官方档案，可是贝赫扎德保留的那两张翻拍，却有如神圣的证明文件，或许有朝一日，还将收录在未来的伊朗革命与殉教烈士相册中。官方照片当中，这十个蒙眼等候枪决的人，个个都是无名氏，只是一群叛乱分子罢了。可是贝赫扎德手上的照片里，每个蒙眼犯人上方都标了个阿拉伯数字：他们都是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此外，虽然贝赫扎德没有告诉我，他们（稍后，我从其他渠道探听得知）与贝赫扎德都属于同一个共产党团体，只是彼此派系不同。这十人的派系比较倾向游击战斗，并且跟许多少数民族运动进行串联。该派系的几位领导干部已经潜入地下隐匿行事，其中一位领导同志还是女性。

朋友丧命，贝赫扎德在跟女朋友分手之后，继续留在德黑兰，继续学业，尽力赚取生活所需的费用。自从去年十月以来，贝赫扎德不断地苦恼着，厌恨自己竟然潜伏静止了这一大段时日。

他指着波斯文写就的小册子，说：“现在伊朗境内总共收押了一千五百名政治犯。我告诉你，印行与贩卖共产主义书刊根本算不上什么。”

窝在这个冷旷的公寓里，啜饮热茶，十分惬意。他再进到厨房，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他还往茶汤里丢了一颗方糖，再搅和几下。

我说：“你不会把糖含在嘴里，再张嘴喝热茶，让茶汁通过糖砂吗？”

他微笑说道：“偶尔。”

“你的女朋友见识如何？”

他停顿了半晌。看样子，他并没搞明白我在问些什么。可是，他还是勉强回答道：“她还好啊。我们都还好，每个方面说来都还好。就像我对你讲的一样。只是性格不合而已。”

“你跟我说过，她的家人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

“只有她哥哥才那样。他跟我处不来，他是个做生意的，但他一点也不讨厌我。他只是觉得我挺无聊的，整天只知道关心政治。”他的脸开朗了一些，微微笑着，“她父亲倒是喜欢我。我想，其实他非常喜欢我。”他指着我们中间一张矮桌上的小书说道：“你还记得我们谈过这个吗？”

那是本波斯语的小书。封面上印着一张斯大林的肖像，扉页上还以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手法用铅笔描绘了一张斯大林画像。我曾经见过这本小书，只是没兴趣翻阅，这本小册子跟大学校园对面的革命大道上卖的书与小册子，委实太过相似了。

我说：“这书是在哪里印刷的？”

“大不里士。”那是远在西北方，阿塞拜疆境内的城市。

“你现在对他的感觉怎么样？”

“我爱他！”贝赫扎德说道，“我读他的东西越多，我就越爱他。他称得上是全世界数一数二、最伟大的革命家。你听过他在战争伊始时发表的演说吗？”

“一九三九的演讲，还是一九四二年的？”

“德军入侵苏俄的那一年。”

“那就是一九四二年了。”

“就是《祖国在呼唤》那一篇，你没听过他那篇演讲吗？”

“你为什么说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

“因为他在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那是独步全球、首开先河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或许，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可是我敢说，他是最能够胜任所肩负重担的人。他在苏联做的一切，正是我们在伊朗应该效法施行的。我们，同样也该杀掉许许多多人，一大堆人。”他脸上逐渐浮现微笑，仿佛他在担心我或许会以为他失心疯狂、语无伦次。他受困于现况的无助，梦想着如此巨大浩瀚的工程。“我们非得杀光所有的资产阶级不可。所有剥削的资本主义。”他的微笑，就跟他提起他的前任女朋友的父亲如何中意他一样。

他没法陪我走到伊斯兰共和国大道，没法跟我一起等候定线出租车，再送我上车。他得待在家里学习。他打电话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过来。

他说：“明天，我有个朋友要开舞会，我知道我以前的女朋友会去。准备开派对的那人打电话给我，要我也去。我说，‘可是，你也知道我已经跟我女朋友分手了。’她说，‘就是这样，我才一定要你也来。’你说这算什么啊？”

我让他重新专注于他的书与讲义。他用细致的波斯语写着他的数学作业，笔迹工整的波斯文字，夹杂着西方（抑或阿拉伯，或者印度）数字。他有许多教科书都是美国出的。他接受了多少文明的灌输，这么多文明的汇入，造就他现在的人格与思想。可是，现在，就在他的知识生活的开端上，他就像他自己反对抗争的穆斯林一样，将自己切断隔离在文明启蒙之外。

贝赫扎德和其他伊朗学生，以及根据统计，留洋在外、人数高达三十万的伊朗留学生，其实都是伊朗国王所育的孩子。巴列维一世如此辛勤灌注，要为国家培育一代智慧果实。可是，他们过于青涩，过于粗糙，缺乏知识传统，他们要面对的人太多。无论是他们自己，或是这个国家，都穷于应付。

德黑兰皇家希尔顿大饭店，远踞于德黑兰市区北端，地上还堆着积雪，现在改名为国际德黑兰希尔顿大饭店了。去年八月，这家饭店已不再顶着皇家荣衔。“皇家”一词——东方字体写成——已经从车道上的招牌以及饭店入口的大理石围墙上拆卸下来。可是，不论是车道广告牌，还是饭店围墙上，都留下了一道欲盖弥彰的痕迹。现在情况可就改观了。饭店入口处的大理石墙已经粉刷一新，填补上新的饭店名称，至于车道上的白色广告牌，冬雨绵绵，早已将旧名称下面的积尘暗影清洗涤净。

饭店现在启用了一套新的大写花押字图案。可是，THI三个大写字母叠在一起，形状如此近似旧的RHI，我费了半天功夫才看出来，原来咖啡厅供应的纸餐巾上的花押字体依旧是RHI。这些纸巾一定是当年积存下来的。就跟现在的伊朗钞票一样，虽然改朝换代，大部分不同面额的纸钞上还是印着伊朗国王的头像。

去年八月，希尔顿有如鬼城，现在，业务显然已经回春了。饭店还标榜有一小时的干洗服务。我交付了一件待洗衬衫，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到饭店的咖啡厅（桌上的杯盘碗盏还是卢臣泰出品的瓷器）取回，衬衫不但洗净、熨平，还整整齐齐地包了起来。

贝赫扎德曾经跟我说过，自从一群学生占据了一家颇为知名的饭店后，德黑兰的饭店业就都有点风声鹤唳。过去不断抱怨空房率过高的经营者开始四下打转，装出一副穷忙的样子，一到晚上就点亮空房里的照明设备，正如我自己投宿的那间旅馆一样，大致就是要营造出局势无碍生意，他们业务蒸蒸日上的表象。

可是，像希尔顿这样的饭店，还是涌进了真正的住房客人。惠顾生意的，绝大多数都是飞到伊朗来采访美国大使馆挟持事件的新闻记者与电视摄像人员，美国各大新闻台出动的机组人员尤其壮观。这种场面实在离奇：美国人在这个城市某处遭到挟持，变成人质，同样一个城市另外某处却张开双臂，极力欢迎美国人莅临。而且，受到欢迎的还不光是美国人，日本、法国、英国与西班牙各大媒体的特派人员，同样穿梭于德黑兰上下。他们其中有些人，例如替报社撰写新闻稿的人员，被挟持事件的后续发展钉住了，不得动弹。电视新闻的制作单位每次出动，总少不了各式摄影器材与随从助理，看起来比他们所报道的新闻还精彩。就好比，有一天我在洲际大饭店前面，凑巧碰到一名法国记者对着摄像机侃侃而谈。当时我刚刚在餐厅里用过自助午餐，刚步出饭店，就撞见这一幕，感觉实在是无厘头而不着调。

美国大使馆遭到攻击与其困于围墙里的人质，这场好戏你是绝对错过不了，想避都避不掉的。开车过去只有一小段路程，受雇的司机似乎随时准备载你过去一览。而且，就跟某些过于知名的观光胜地一样，第一次前往参观，感觉还挺羞怯的。熟门熟道的先行者根本就过门不入，经过三个月的僵持之后，还有什么看头可言呢？

一道长砖墙，墙后就是低矮的美国大使馆。使馆建在积雪皑皑的群峰层峦前，从这里往德黑兰市的北端看过去，山色清晰，轮廓清显，没有雾霾与高楼大厦阻障视线。大使馆周围那道长墙上，涂满了各式波斯语与英语标语。涂着标语的棉布条幅更挂得到处都是，标语高悬三个多月后，都已经发黄了。人行道用绳子围了起来，标示着禁止进入，绳索绕过一棵树干，再拉长绕过下一棵，每个门口都有全副武装的年轻人站岗，身上穿着卡其色长裤、黑色皮靴与棉布卡其夹克。大使馆主要出入口的大门之外，钢管鹰架取代了人行道上的绳索，摆置钢管鹰架的用意，似乎控制群众的考虑还多于安全顾虑。

我去的第一天，夕阳正好，时值晚礼，大使馆门口聚集了一小群示威民众，有如在清真寺里听从毛拉的领导，他们众口一声地吟咏着响应的祷词。他们的响应混杂着许多台收音机的呼声。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召唤真实信徒礼拜的呼祷声。寒冷的天空中，近晚的云层迅速堆积，黄昏霞光落在积雪的山头上。示威跟着收音机播放的晚祷同步结束。抗议的人打开话夹子，饮茶话家常。

除了政府经营的手工艺品店外，大使馆对面街道上的商家似乎都已经关门大吉了，有些窗户还从室内涂上灰泥和油漆，让人无法窥探。说来奇怪的是，政府的手工艺品店却还举办了为期一周的降价特卖活动。一边的人行道上洋溢着一股园游赛会的气氛，甚至连马路路基都被占用了：书摊、小吃摊（多半是卖些甜面包），还有饮茶摊（茶袋浸泡在一个个玻璃杯装盛的滚烫开水里）。

越过主出口前面的鹰架，大使馆围墙上还悬挂了许多幅蒙上透明塑料布保护的摄影作品，照片的主题全都关乎革命与暴行：越南、非洲、尼加拉瓜等等。这些穆斯林学生显然想将二十世纪末期的诸多动荡，附会在他们自己的正当性之上。围墙角落里堆着沙包，学生堵住了紧邻着大使馆周围的巷道，还有人驻守。

穿过巷道，又有一处书摊，然后是一个展售画报的摊子，那里再度陈列着泪光晶莹之美，无法解释的盈盈泪珠滑过美女与稚童纯真的脸庞。然而，那一层波斯人专属的多愁善感，什叶派愤世嫉俗的另一面表现，而今都转而为革命效力。一幅画作中，画面全以棕色色调处理，画着一个衣衫褴褛、号啕哭泣的小孩儿。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衬衫袖口磨破了，外套手肘部分也穿洞了。他伸出一只小手，按住霍梅尼的肩头。而霍梅尼，紧蹙眉头，眼神似乎掠过那个小孩儿，望向远方，就像一个冥想策划着复仇步骤的人。这是一幅强而有力的作品。夜幕低垂之际，天色即将全黑，一个裹着黑色头巾的中年妇女眼神无意间带到这幅画面上，她愣了一下，手按在左胸压惊。

那天晚上，霍梅尼心脏病突发，电视新闻播出他在德黑兰医院病房内休息的画面后，随即结束当天的各项节目，画面长达五分钟，却不带任何旁白与评论。他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双腿双脚都裹在一条黄色的毛毯下。摄像机缓缓地先聚焦在他身上，镜头从病人到病床，再溜过病房里朴实无华的装潢，最后回到病人身上。摄像机镜头一度还定格在他左手上：手指修长，对于一个八十高龄的人来说，手部肌肤异常的平滑。他的小指头曾经微微地翘起过一两次，然后又平复下去，或许只是无意识的动作吧。除此之外，五分钟的镜头之中，他别无其他动作，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他不再是个寻思复仇的人，他是个已经完成了肩负的重任的人。此外，从入镜到出镜，自始至终，背景音乐里的一个男声合唱团反复吟唱着一句话：“霍梅尼就是伊玛目”。“霍梅尼就是伊玛目”，万万人之上的统治者，代表了隐居遁世的第十二顺位伊玛目，也就是真主的摄政人。

我再度步行经过美国大使馆时，那里聚集了一小群民众，但没有示威活动。大使馆大门不远处，学生搭起一顶绿色帐篷，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棉布军装，正在义卖四色海报：伊朗人民的双手紧紧扼住卡特总统的脖子，总统的嘴巴张得老大，半吐出一个小号的巴列维，巴列维从卡特总统的嘴巴冒出，上身前倾，悬空双手各握着一个装满银两的钱袋。

一个高头大马的外国摄影师穿着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肩上吊着他的摄像机，杵在大门口跟一名卫兵絮絮交涉不休，显然是在托请卫兵允许他进去拍些独家照片。大门开了，却只是放另外一名卫兵进入。没有戏剧效果，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稍后，在我踱步回到旅馆的路上，革命大道上，往下走过一个街口，走到一度优雅的商店街区，这里曾经是伊朗国王在德黑兰北部建设中产阶级大都市的一部分，一个小男孩儿坐在人行道上。不远之处，堆着一袋袋装着店家垃圾的塑料袋。小男孩儿利用塑料袋里的垃圾，就地在人行道中央生起一堆火。

火苗新起。火星与燃烧的纸片随风扬起，飞粘到过往路人身上。那个男孩儿约莫十岁，直着腰坐在火堆边上。不过，他生火不是为了取暖。小男孩儿满面愤恨，不住地撕扯着衬衫，他腰部以上已经光了。天气非常寒冷，朔风凛冽。男孩儿几乎是坐在这堆火当中，身边还搁着两盒火柴。他只是不断撕扯，撕扯着他的衬衫。一双没穿鞋的赤脚肮脏污黑，脸庞也污秽不堪。路人停下脚步，向他探问。他抬头望去，柔润、精巧的脸上，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凝视着，然后又回头扯烂他的衬衫。驻足探问的行人也就移步离去。一个驼背、心智显然已经受损的人，从人行道上的围观者中钻了出来，绕着男孩儿和那堆火打转。他两手空悬，大嘴翕张，踉踉跄跄，手脚不协调地绕圈子走着。

交通高峰时段，人潮来往的繁忙大道旁兀地生起一堆火，这是个极度苦恼无助的征相，但却没有人能够应付。孩童的珠泪涟涟，只有在画报里才美得让人心疼。人行道上这个孩子的歇斯底里，已经延伸扩及崩溃边缘，或许正适合表达许多疾步前行的路人心境，这一幕委实太可怕了。

我同样也为之惊骇。然而语言不通，我甚至无法像某些路人一样，在男孩儿刚开始生火时停下脚步与他谈谈。我只有沿着革命大道快步行走，转下海飞兹大道，避开十字路口的车流（交会路口的这两条街道，一条原名为法兰西街，现在已经改为“诺福雷堡”以纪念霍梅尼流放法国期间遥控革命的城镇）。我走过苏联大使馆长长的砖墙（大使馆就像一座装在一栋现代化的公寓上的水塔，这栋建筑象征了十九世纪的诸多强权如英国、俄国、法国与土耳其，它们联合瓜分了伊朗中部的大片国土）。最后，我经过精品店、商店、打字机店、法国书店，以及进口了大量电子商品的电器用品店。（一个小女孩儿，裹着花色斑斓的四角棉布，手上捧着一小盒口香糖，坐在门口兜售。）我走过一座巨大的高架桥，桥面下的巨柱巍然标示了海飞兹大道中线，道路地面大幅挖掘翻开。最后，我回到我的旅馆，躲回旅馆高墙之后。

倘若当时依照我的原定计划，倘若当时生了一堆火的小男孩儿没有耽搁转移我的行程，我会沿着革命大道一路走到德黑兰大学。那样子我就可以躬逢其盛，目睹当天最重大的事件了。德黑兰大学操场上聚集了六万名mujahidin学生。Mujahidin——“圣战者”，虽然也是穆斯林，却专走激进路线。因此，他们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各方喊打。德黑兰街头的民众，即所谓的“人民”拳脚相交地痛扁了mujahidin一顿，双方抡着木棍、短刀互殴，乱石飞击，混战了半晌，尘埃落定时，共三十九人挂彩。

我住的饭店距离殴斗现场不过几步路的距离，却连一丝涟漪都未得听闻。而且，要不是那天稍晚我从一位国外特派员那里听来，我绝对不会知道这附近发生了这样一场风波。第二天是星期五，也是主麻日，英语报纸《德黑兰时报》照例是不会出刊的。

那出大戏，美国大使馆被挟持的戏，将数百名记者从四面八方吸聚到德黑兰，却非常讽刺地打垮了当地的英语报纸。去年八月间的《和平讯息》杂志，斗志高昂地通篇高论信仰之正义无敌，数落所有其他人事的堕落邪恶，而今哪里去了？还有《伊朗周刊》（封面字样追仿着《新闻周刊》的字体），当时他们的办公室如此新颖，工作人员各个都因为革命成功而略略洋洋自得，但为什么现在要找一本《伊朗周刊》就难如登天呢？《伊朗人》（仿照《新政治家》设计）一般被认为是编排得比较好的周刊，可惜我的这一本凑巧也是他们寿终正寝的最后一期。关门歇业的决定必然是仓促间定夺的，杂志封底还强力呼吁读者多多订购，但文章只凑了个半期的评论专栏就跟读者说珍重再见了。

每日出刊的《德黑兰时报》也缩版了。现在只剩下单张对折，四个版面。去年八月，《德黑兰时报》还有八个版面，排满了广告与宗教特文，缤纷热闹。这份报纸曾是一份标榜革命与信仰的日报。他们的办公室一度纷乱繁忙，社里甚至还请了几个欧洲人和美国人帮忙。（其中一个美国人，据闻是个改宗后的什叶派信徒，可远比他们那些打小就信奉什叶派的穆斯林热衷信仰多了。）帕维兹先生忙着校阅校样，我们见面晤谈之时，还以为我是来向他求职的。而且，这个好人如此仁慈宽怀，就好像打算要聘我替他们写稿似的。

现在，这种误会就无从滋生了。现在已经没有如此繁忙的业务，无须再雇请帮手了。帕维兹先生的桌前也不再堆满待校校样。他漫无头绪地在近乎空旷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不记得我了，可是，他好像还是乐于见客，乐于开讲相谈。他转身坐到空无一物的办公桌后面，请我直接坐在办公桌上。

“情况很差啊，”帕维兹先生喟叹着，“非常糟糕啊。”自从学生攻破美国大使馆，许多国外公司都赶紧撤资。《德黑兰时报》的广告和读者都没了。而今，报纸的发行量只有一万三千份，他连印刷的本钱都收不回来。每天出一份报纸，他就得倒贴三百美元。所以说，星期五，报纸不得发行的日子，对他和他的同事而言，真是名副其实的主麻日，可以稍微喘口气，少亏一天。

我说道：“你为什么不暂停发行，等到时局稳定以后再出版呢？”

“不，不。我说过，只要我们漏失发行一天……”他欲言又止，让残句停顿。

他今年四十九岁。去年八月，我了解到他是来自印度的伊朗人。现在业务不再紧迫，他也比之前要怀旧得多。他说，他老家在印度中部的博帕尔。他的文学生涯，是在那里开始的，起先他是个诗人，用乌尔都语写诗。这种半巴基斯坦、半印度的语言，印度裔的穆斯林读来备感亲切。帕维兹就是他在那段时期采用的笔名。到了伊朗，他在这里归化入籍，成为国民，他就转而投身英语新闻写作了。革命之后，他将早期投资生意获利的资本一股脑儿地全都投入《德黑兰时报》。至今，他一分钱都没赚回来。“我连一个里亚尔都还没摸到。”如果现在就宣告停刊，投资失败，等于一切心血资本打了水漂。

“我们还会再借一些钱，想办法再找出一点钱来，继续撑到新年。”

伊朗人的新年，始于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距离现在还有五个星期。这是个神奇的日期，也是许多德黑兰人念念不忘的日子。大家都认为在那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情势一定会改观。对峙的两方一定可以协调出什么来，美国人质可以释放回家，伊朗整个国家也可以重新来过，开启新的一页。革命之中，暗流翻腾的革命，已经拖垮了这个国家。挟持人质的穆斯林学生现在已经自行理出一套法律体系。他们自称“追随伊玛目霍梅尼路线的穆斯林学生”，可是外界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首脑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下一步又打算做什么。他们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对谁都有意见。他们利用大使馆里的文件数据，“揭发”每个人的诡诈意图。他们同样也“揭发”了《德黑兰时报》。

帕维兹先生说道：“他们可能会挟持人质长达一年。”他的语音逐渐转弱：“他们说不定会杀了这些人质。”

他坐在椅子上，姿势相当僵硬。但是，他的脸庞，虽然不总是面向着我，却因为微弱的激动而隐隐颤抖：灰白的眉毛、两眼、嘴角。他言语轻柔，交谈中却接二连三地发出惊喟，仿佛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他渐渐清楚醒悟到自己已身陷泥淖，浩劫大难即将覆顶而来。

他说道：“我们曾经想将报纸扩增到十二个版面。我们在去年十月开过一个会。当时我们决定，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报纸就扩版。结果，发生了这档子事。”

临街的窗户上，还是贴着海报：《德黑兰时报》人人爱看。随时随地看《德黑兰时报》。我们竭诚为你报道。

几张空荡荡的办公桌上，犹仍摆置着没套罩布的打字机。办公室另一端，贾弗里先生去年八月使用的标准式打字机，还是闲置一侧。当时，帕维兹先生明白我原来不过是想找人谈谈，就将我推给贾弗里先生。而贾弗里先生即使面前打字机上的专栏稿子刚刚写了一半，却还是拨冗跟我谈了一小段时间。

“贾弗里先生还好吗？”

“我不得不请他走人。我得请他们通通离开报社。我们报社以前有二十几个人。”

贾弗里先生，跟帕维兹先生一样，也是来自印度的什叶派教徒。之前，他还曾经在巴基斯坦住过一段日子，然后搬家到伊朗，移民到什叶派的心脏地带。也是拜贾弗里先生之赐，他向我解释了一个诡异离奇的逻辑，伊斯兰教复兴的逻辑。如此离奇，一直到现在我的旅程即将结束，我还是没参透其中玄机。在我们讲到伊朗国内不公不义的事件时，贾弗里先生曾说，他逐渐认为，甚至在伊朗国王时期，他都可以说：“伊斯兰教就是解决一切的方案。”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宗教上的主张，怎么能够用来解决政治问题呢？为什么不改而致力制定公平工资和法治系统呢？为什么只是钻研伊斯兰教，以及促发完整的正信呢？

可是当下，贾弗里先生就吐露出他一世为人最深潜的渴望，潜伏于他从一开始就不满于政治现况的抱怨之下。他说道，身为一个什叶派教徒与穆斯林，他毕生期望着能够见到，他把这两个词翻译为“信徒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已经来到伊朗了：真正的伊玛目降临尘世，举国欢腾，大型信徒聚会不休，完美的伊斯兰教大团结。可是这样完满的信徒社会，并没有导出法律、机构与体制，这些事务还是跟过去一样遥不可及。这个信徒的社会只带来了无政府状态、歇斯底里和这间空旷无物的办公室。此时，贾弗里先生的打字机，卷筒上夹进稿纸，键入宣扬伊斯兰教教义的专栏文章，打字机依旧没套上罩子，斜斜地闲置于了无他物的办公桌上。（现在，办公室里，再也没有跑腿之人将一盘煎蛋送到案牍劳形的记者桌前。）打字机、现代化的办公室、印刷机具、广告客户、配送系统、读者，都需要一个复杂的、“拜金”的社会，而贾弗里先生则不自觉地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员。这个复杂的社会，自有其不可违逆的强硬规范。这样的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信仰。除了信仰，还需要别的。

我对帕维兹先生说道：“贾弗里先生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吗？”

“他的日子确实难过，可是大家还不都一样？”

“他的打字机还留在这里。”

帕维兹先生环顾办公室四周。他的眼睑颤抖着，语音沙哑地说道：“那……那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角落。”他缓缓地、以印度人特有的方式摇头，再度开口时，仿佛在追忆一段非常久远、非常甜蜜的回忆，或许足以写入他的乌尔都诗篇。他说：“以前，我们的市政版就在那里编。而那个房间，”意指他背后的房间，“是我们记者的办公室。现在，我们报社只剩下两个人了。”

“现在社论是谁写的？”

“都是我写的。”

“那些文章都很优秀。”而且还发表在伊朗这种处处埋有地雷的社会，确实难能可贵。

“我没法专心写。财务上的困难实在太大、太复杂了。”

“这个坎，才是你最需要信仰的时候。”

可是三个月之后，他同样消磨殆尽，败下阵来。自从美国大使馆馆员遭到挟持以来，每天都有些声明或是事件透露一线曙光，鼓励他正面思考，或许人质危机很快就会结束。但每过一天，他的希望就破灭一丝。此外，他家里也有问题。他有个儿子现在在美国念书，好在儿子前一阵子写家书回来，说他钱还够用，家里不用急着汇钱过去。另外一个儿子，在美国大使馆遭到挟持前夕，正准备去取他的留学签证。

我说：“帕维兹先生，你既然是个好穆斯林，又是个优秀的什叶派教徒。你的报纸过去批评物质文明时总是不遗余力，你为什么还要送你的孩子到美国念书呢？”

我的问题提的不是时候。他说，他已经心力交瘁了。他指的是他第二个儿子，晚了一步，没拿到美国留学签证的次子。“那是他的前途。他念的是计算机工程。去英国念的话……实在太贵了。”

所以，这么说来，其实他在内心深处，还是无法协调一致。一方面，他全心顺服信仰，信仰之外的一切人、事、物，都是他批评反对的靶子。世界演变得越加诡谲、光怪陆离，他越想尽可能地找到自己的归属，紧抱不放。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确认外面那个世界是如此卓越、杰出，也是他的儿子应当去缔造前途的世界。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就萌发在这种心智区隔与人格撕裂之上，这跟他们厉言抨击伊朗国王暴虐无道、穷奢极欲是不相上下的。革命也就停顿在这道区隔之上。

翌日，《德黑兰时报》刊出一篇专访，访问一个前来伊朗观摩的印度裔穆斯林。这位访客说，只要你对非穆斯林大致勾勒出伊斯兰教的系统，他们往往都会深深向往这个“包罗万象的伊斯兰教体系统”。可是接下来，他们也总会疑惑问道，世界上有哪个伊斯兰国家，是真的按照这一套系统运作的呢？“伊朗就是最适于回答那个重大问题的国家。”《德黑兰时报》引述这位访客的箴言指出，“因为伊朗人民揭竿起义，发动了人类史上最为独特、勇敢的革命运动，缔造了一个由伊斯兰教统驭的国家。”

各种高论依旧，可是不论在伊朗，还是世间任何一个角落，每人都要同他寄身的世界和平共存，同这个他们深知超越于信仰之外的世界相处。

伊斯兰教的生命活水，并不从内部涌现。伊斯兰教的活力，来自于外在的事件与环境，即世界文明的传播。直到二十世纪末期，伊斯兰教才贴上革命运动的标签，重新诠释了伊斯兰教教义中诸如平等、团结的古典理念，动摇震撼了静止不前或倒退停滞的社会。只有与时俱进，拥抱二十世纪末期——而非信仰——才能获得体系架构、立法与经济制度上的答案。而且，奇怪的是，趁着伊斯兰教的复兴，顺势重新崛起的伊斯兰激进派，表面上一力要求信徒回顾历史，回到过去，骨子里却能够借由信仰先知所导引出的高昂激情，变身为现代的革命理念，还魂长存于众多伊斯兰国家之中。贝赫扎德，那个共产主义者（对他而言，苏联人的革命而非伊朗人的革命，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伊斯兰教对他的潜移默化与人格养成，远比他所意识到的多得多。而今，不论在哪个伊斯兰国家，像贝赫扎德这类的年轻人都在逐渐增加，他们即将逆转伊斯兰的激情，投射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愿景，一个涤净、纯真的社会，亦即一个信徒的社会。

一九七九年八月至一九八一年二月

[1]Zenana，内室，乌尔都语里女人住的地方。

[2]卡扎尔王朝（1794－1925），伊朗北部卡扎尔部落建立的王朝。

[3]指1953年美英联合为后盾的伊朗政变。

[4]用玻璃杯喝热茶亦为俄式生活。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版权信息

书名：游击队员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张晓意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03-01

ISBN：9787544264655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

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人人都是游击队员。

——詹姆斯·艾哈迈德

一

午饭后，简和罗奇离开位于高地住宅区的房子，驱车前往画眉山庄。他们下到山脚下热烘烘的市区，然后穿过市区开上海滨大道，大道上胡乱地刷着标语：“真正的黑人，不要投票。节育是一项针对黑人种族的阴谋。”

大海发出沼泽的气味；海面没有涟漪，泛着光，看不出颜色；热气像是被来自铝土矿装卸站的粉红色尘土给盖住了。车子驶过市场，冷藏拖车正在卸货；驶过垃圾场，垃圾正在残存的红树林沼泽里燃烧，一群黑色食腐乌鸦有的弓背蹲坐在篱笆上，有的在地上跳来跳去；驶过盖满房子的山坡；驶过新住宅区——其实就是一排排水泥和瓦楞铁皮做的未粉刷的盒子，如今跟早先拆掉的那些棚屋没有什么两样；驶过光着身子在满是红色尘土的笔直的新大街上玩耍的小孩；驶过后院晾衣绳上晾着的破衣烂衫；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市区周围的景色一览无遗：一面是正在逐渐干涸成大平原的沼泽；另一面是从平原上拔地而起的连绵群山。

如此开阔的视野并没有持续多久。村庄渐渐变成郊区。一些水泥房子的侧壁上涂有广告。残存的田地里也立着大广告牌。不一会儿，车子来到了工厂区。从这里开始便可以看到画眉山庄的告示牌：山庄名，英里数，象征性握紧的拳头，“为了土地和革命”的口号，最底下一行写着立牌子的公司名。广告牌都是新的。当地的可口可乐公司立了一块；那家美国铝土矿公司阿马尔、几家航空公司以及市区里的许多商户也都立了牌子。

“吉米让很多人感到害怕。”简说。

“听到你这么说，吉米会很高兴的。”罗奇说。他开车的时候总要戴墨镜，那副廉价的墨镜让他看上去有点像个小丑。

“画眉山庄。”简说。

“在这里你应该念‘花眉山庄’。《呼啸山庄》里的。这里念作‘呜啸山庄’。”

“我觉得这名字很英国。”

“我想这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吉米不会把自己当成希思克利夫什么的。他上过写作课，《呼啸山庄》是他必读的书之一。我想他只是喜欢这个名字。”

山上在冒烟，如今每天一大清早山上就开始冒烟：丝丝缕缕的白烟慢慢化作尘土的颜色，最后与雾霭融为一体。山下呈赭石色的民居上方，干旱把山坡变成了褐色；燃烧后的灌木在一片褐色之中留下一块块奇形怪状的深红色疤痕。黑乎乎的柏油马路油光发亮，远远看去在热浪的侵袭下变了形。路缘草带已经被火烧黑，有些地方还在燃烧。虽然光天化日之下简和罗奇看不见火光，但有时透过汽车的轰鸣，还是可以听见火焰的爆裂声。

工厂区车来车往，交通繁忙，但仍然不难看出这里不久之前还是一片田野。在大棚屋和没抹灰的现代水泥建筑之间，在高高的铁丝网和进行了景观美化的庭院之间，随处可见田地、大庄园和庄园村庄的痕迹：菜地、桩子支撑着的老木屋、棚舍，以及有着百日菊、仙丹花丛和木槿树篱的空落落的前院。大路两旁的田地里如今杂草丛生，立着些出售建筑用地和厂房的牌子。有时在下沉的田地里会看见一辆生锈的汽车，好像汽车冲出了马路，就被干脆遗弃在那里了；有时则会看见成堆的废弃车辆。

简说：“我以前觉得英国在衰败。”

罗奇问：“怎么个衰败法？”

驶过工厂区，车辆慢慢变少。拐离公路，他们才终于看见乡下模样的地方。可是这里的灌木丛好像被人砍过，由于干旱显得死气沉沉。有些地方铺着水泥和柏油；偶尔还可以看见一排排的红砖柱子，上面挂着枯萎的葡萄藤，让人联想到考古发掘：这些柱子或许曾支撑一间罗马公共澡堂的地面。这里原是一个工业区，是独立之初实施的那些失败的工程之一。国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免税期；很多投资者冲着免税期来了又走，到别的地方去了。

罗奇说：“我希望有东西可看。不过我很怀疑。”

“你有没有告诉他我要来？”

“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十分反对。不过依我看他其实很高兴。他又拿干旱当借口。不过吉米就是这种人。总觉得自己受委屈。”罗奇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种人还不止他一个。”

简没有说话。

罗奇道：“吉米说有几个小子离开了。我猜是跑回城里了。我想他们不喜欢有人来监视他们的感觉。”

“你的意思是他们只想要宣传。”

罗奇笑了笑。“突然袭击对他们没有害处。只有这样才能逼他们做他们宣称自己想做的事。”

这个曾经的工业区里道路狭窄，路边杂草丛生，部分凹凸不平的石子路面已被杂草覆盖。这里是大平原的一部分，地势平坦；但是矮灌木少了，而且与次生林混杂生长。道路纵横交错，只是所有弯道看上去都一个样，初来者一定很容易迷路。车子离开大路后，他们就没再看到画眉山庄的告示牌。突然，在这片荒原上，一块崭新的黄红黑三色告示牌出现在他们眼前，牌子最上端画着那个象征性握紧的拳头。

画眉山庄

人民公社

为了土地和革命

任何时候未经事先批准

严禁入内

奉最高统帅

詹姆斯·艾哈迈德（哈吉）之命

最下面一条，红底白字写着立此牌的当地公司的名字：萨波利切公司。

罗奇说：“我们得叫吉米把语气收敛些。”罗奇正是为萨波利切公司工作的。

“哈吉？”简说。

“就我所知，哈吉指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吉米用它指代‘先生’或‘阁下’。只要他记得，他就这么用。”

过了这块牌子，不久便出现一条岔路。他们开进岔路。没多远，眼前出现一个涂着黑红色斜条纹的岗哨亭。亭子里没有人；同样涂着黑红色条纹的铁横挡一头附着重物，原本是要做进出关卡的，如今却竖垂着。车子继续向前行驶。这条岔路和他们刚才拐离的那条路一样窄，路缘参差不齐，柏油路面被路边横向生长的牧草和野草吞噬。车子穿过一片次生灌木林和树林；仍然不见耕耘的迹象。

简说：“他们有很多地啊。”

“是啊，”罗奇说，“吉米几乎样样不靠谱。可他却不知怎么成功了。萨波利切公司想把地全买下来。我想是要投资。可是吉米插足干涉，公司只好把这块地交还。签了二十五年的租约。作为礼物。就是这样。”

罗奇笑了，简看见他的臼齿：隔得很开，牙根发黑，牙龈偏高——看上去像骷髅头。

路拐了个弯，简和罗奇看见一大片空地，空地三面被树林包围，针叶树瘦小的白色树干和白色树枝编织成三道树墙。空地从这头到那头都被犁出了垄和沟。沟里长满亮晶晶的绿色杂草；田垄则呈浅褐色，干得跟骨头似的，只有一两道垄上有些胡乱种植、没成活的作物。路的远处，背靠一面树墙，有一座露天矮棚，用整根的棕榈树枝盖的屋顶。棚子附近有一辆红色拖拉机，一半车身在树林里：看上去和公路路堤下高高的草丛中那些生锈的汽车一样，已被弃置不用。这片田地似乎也已经荒废。可就在这时，简看见三个男人，接着又出现一个，在田地那头工作，身子掩蔽在树林里。

罗奇说：“那是做给我们，或者说是做给你看的。现在是他们规定的休息时间。下午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在地里干活。”

过了空地又是树林，以瘦小的针叶树白色枝干为线串联，以高大的棕榈树为支柱。棕榈树笔直的树干上长满黑色的针，垂挂着带刺的枯叶和一簇簇冲破船形的灰绿色外壳而出的黄色坚果。接着，路的两旁又从树林变成空地。一边，树林被砍掉了，只剩下树桩和低矮的灌木。另一边则是光秃秃的土地，没有了树木、棕榈和灌木，有些地方都露出了浅红色的黏土。就在这一侧，离岔路不远处，有一道光溜溜的棕色斜坡，坡上有一栋长长的简陋屋舍。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空地上。混凝土砖砌墙，瓦楞铁皮铺的斜屋顶。屋顶看上去晃眼灼热，几乎未伸出墙体，没有投下丝毫阴影。

车停了，四周一片寂静。即便当车门啪地关上时，也没有人从屋里出来。没有风；灰绿色的树墙纹丝不动；沙砾下的柏油路被晒得软绵绵的。简和罗奇走上一条三根木头捆在一起做成的小桥，通过干涸的水渠。光秃秃的大地被炙烤得硬邦邦的。简需要阴凉；而唯一的阴凉就在那栋长屋子阴暗，几乎可以说是黑咕隆咚的门后。

一如往常，简走在罗奇前面，好像她知道路似的。罗奇停下来望望四周。当看见简爬上微斜的山坡朝长屋门口走去时，他突然感觉到，正如他之前担心的：简不该来这里，她的出现像是入侵。印花衬衫透出里面的胸罩，紧身裤在她的肚子、腹股沟和私处勒出一条单一而突兀的弧线：这样的装束在市区倒还过得去，在高地住宅区的购物广场也不会引人侧目，可是在这里就显得太招摇，随便到有些花哨了：伦敦，异国，错误。此外，罗奇再次发觉：简太白了，她的白跟当地白人的白根本不一样。她白得难以捉摸；连年龄都叫人猜不出。他快步走上前，想去保护她。一条尖脸、瘦巴巴的浅褐色流浪狗冷不丁从屋后窜出来，站在一旁望着他们。

刚走进屋感觉还挺凉爽；同时，外面刺眼的阳光让屋内显得很暗。走进小屋，一脚从黏土地踏上水泥地，简和罗奇看见一个未打扫过的角落里放着一个钢制档案柜和一把旧餐椅，一张落满灰尘的桌子上摆着一台看似报废的打字机、一台报废的复印机和几个铁文件盘。等到眼睛适应了屋内的光线，他们看见两排铁床沿着水泥地排列开去。不是所有的床上都有被褥；有些只有薄薄的床垫，上面铺着条纹棉布。有人用的床上方的钉子上挂着衣服：光亮的合成布料做的彩色衬衫，运动套衫和穿在身上太惹眼、脱下来又太不起眼的牛仔裤。

其中的四五张床上有人。几个男孩或者是小伙子躺在床上看了看简和罗奇，然后将目光转向瓦楞铁皮或者对面的墙。他们黝黑发亮的脸上神情漠然；没人招呼进屋的这两个陌生人。

罗奇说：“曼尼。”

被叫的那个男孩动也不动地说道：“艾哈迈德先生在洗澡。”

罗奇笑了。“在洗澡？吉米和你们一起干活了？”

曼尼没有回答。

简能透过鞋底感觉到水泥地上的沙粒；这让她很不舒服。

“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己修建的。”罗奇对简说，听着却好像是在对男孩子们说。他摘下墨镜，看上去不那么像个小丑了；他的样子比他的声音或举止给人的感觉更孤僻。他咬着一条眼镜腿，说：“曼尼，你以前是个石匠吧？”

曼尼坐起来，双脚垂在床边。他瘦瘦小小的。他床边的地板上有一个黄麻袋，里面装着大约一打的绿色番茄。

刚进来时觉得凉爽的屋子现在没有那么凉爽了；简意识到瓦楞铁皮正在散发热气。屋子也比她想象的通透，光照充足。临马路的那面墙的顶端开着长方形的窗户，磨砂玻璃镶在铝框里。一切都暴露在阳光底下，等待检查：男孩子们、他们的脸、他们的衣服、窄小的床铺以及床铺底下的地板。

此刻，看得出档案柜旁边墙上那张类似大图表的东西原来是一张时间表。简正端详着这张表：沐浴、喝茶、田间劳动、工棚劳动、田间劳动、早餐、休息、工棚劳动、晚餐、讨论……突然听见罗奇说：“吉米。”她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出现在屋子远端的门口。

起初简只看到白色日光下的一个人影。等他走进屋子，简才看见他赤裸着上身，肩上搭着一条毛巾。当他踏着小而轻的步子从铁床中间宽阔的走道走过来时，越发给人一种整洁的感觉。他细腰宽肩，面无表情，脸颊刮得干干净净，胡须剪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浅褐色光料子做的紧身裤，以至于从腰部到鞋子显得光滑、紧绷，这一切都给人以整洁的感觉。鞋子是薄底尖头，在红色的粉尘下闪闪发光。

吉米没有简原以为的难看，也不那么像黑人。简以为他至少跟那些男孩子们一样黑，但眼前这个人很像中国人。浓密的胡须遮住了上嘴唇，使得饱满的下嘴唇显得突出。他的眼睛小、黑、木然，加上胡须下紧闭的双唇，给人紧张、沉默寡言、难以捉摸的印象。

吉米对罗奇说了声“主人”，对简则视而不见地点了点头。然后他无视屋里的沉寂，不慌不忙地从肩膀上取下绿毛巾，放到餐椅的椅背上，又从墙上的一颗钉子上取下一件灰、蓝、绿色的短上衣。暗沉的颜色消除了他的脸和他较白的胸部之间的色差，让人感觉没那么不安了。终于穿好后，他打开桌子上的抽屉，说：“是的，主人。如你所见，我们还在维持着。”

简说：“我看见你们有一台复印机。”

“从萨波利切公司拿来的二手货，”吉米答道，“多半是最后一手了。”

罗奇说：“学会用对你们有帮助。”

“是，主人。”吉米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复印件递给简，说：“给你提供一些背景情况。”

简看见最上面的那张纸已经卷了角，落着灰，上面写着“一号公报，机密”。

罗奇说：“全是些天方夜谭。吉米，我看见拖拉机还是不能用。唐纳森没来吗？”

“嗯。萨波利切的人这么跟你说的？”

“他没来过吗？”

“来了，主人。唐纳森来过。”

罗奇不再深究此事，换了个话题：“好吧。我们去看看你们对化粪池做了哪些工作。”

两人走到屋外太阳底下去了，简待在原地。她感觉此刻男孩子们在看着她。她低头看手上的复印件。“一切革命始于土地。人生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地方，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人们应该通过和平友爱的方式取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我们这群无畏的人来到原始森林，这就是画眉山庄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这是公报开头几行。可是接着读下去，简发觉公报很快变成了罗奇所说的：天方夜谭，一篇小学生作文，语法不通，语意不明，讲到森林里的生活，讲到孤独的人的焦虑、危险和需求，讲到缺水缺电，缺乏交通工具。然后是一堆抱怨，抱怨那些没有兑现承诺的人和公司，抱怨那些送来的有毛病的设备。

简抬起头，刚好与一个男孩的目光相遇。简在这个男孩床边的墙壁上看见一幅画：是一幅吉米·艾哈迈德的钢笔画像，突出了他的头发、眼睛和胡须，比本人看上去更像黑人。画像底下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和种马，我是勇士和火炬传递者。——吉米·艾哈迈德哈吉。”

长方形的窗户外是白晃晃的天空。但是简此刻感觉到的不光是炎热，还有孤立无助。将来，在高地住宅区，在伦敦，这次画眉山庄之行会是有趣的谈资。但是此刻，在这栋简陋的屋子里，看着桌上破破烂烂的办公器材、墙上的画像和黑色剪报，看着铁床上的那些男孩，想到屋外的阳光、荒地和环绕着它的树林，简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时，简听见嘶嘶的声音。这是她在这个小岛上慢慢认识的街上的声音之一。当地人就是这样呼唤远处的人的：这嘶嘶声能在一条繁忙的马路上穿透车流的声音。嘶嘶声是其中一张床上的男孩发出的。简知道是在叫她，可她没有理会，而是试着继续读手上的东西。

“大姐姐。”

简没有抬头。

“白小姐。”

简抬起头，往铁床的方向迈了一步。这一步给了她勇气，她在两排铁床中间走着，寻找那个叫她的男孩。

只有曼尼是坐起身的，其他男孩都躺在床上。当简走过一个男孩的床铺时，那男孩直愣愣的目光好像穿透了她的身体。但是随后，她听到他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那么你知道你的名字。”这时他隔壁床上的男孩用大一点的声音粗鲁地说：“给我一美元。”说话时他没有看简，油亮的脸侧靠在薄薄的枕头上，两只长得很近的充血的眼睛盯着后门。

他的脸窄得出奇，一边还是扭曲的，仿佛出生时遭受了什么伤害。扭曲的那半边脸上的眼睛半闭着；额头和颧骨上有突出、发亮的肿块。头发梳成一根根的小猪尾辫：一颗美杜莎的头。

简从挎包里取出钱包，拿了一张折了两折的红色钞票递给那男孩。男孩举起手，但没有改变姿势，仍旧没有看简，他接过钱，手落在床上，说：“谢谢白小姐。”就这样，没有别的什么可做或可说的了。简穿过床铺往回走，身后静悄悄的。她从屋内的水泥地一脚跨到屋外滚烫的红色黏土上，来到了阳光底下。

简看着那些棕榈树，笔直的树干上长满了黑色的针，破破烂烂的麻布包扎着一面生长一面腐烂的树心。从公路到树墙之间的土地全部被收拾平整，光秃秃、亮晶晶的。但长屋后面的土地看上去已经荒废，无人照料。简看见几个由旧木板和软趴趴的铁丝网随意搭建而成的空鸡舍，与市区新住宅小区露天院子里的那些鸡舍相仿：身处灌木林之中，眼前所见却已然是一幅城市贫民区的景象。她看见一堆堆的旧木料和瓦楞铁皮，一圈圈的旧铁丝、鼓形桶：一个后院垃圾堆。她看见一个坑，坑里有几个干掉的黏土堆和一个混凝土块堆。空地尽头，在一个高高的水泥台基上有一个瓦楞铁皮搭的厕所，在强烈的阳光下白晃晃的，厕所门开着。水泥屋的后墙上连着一个茅草屋顶，屋顶从墙的半截开始，一直斜到快接近地面。在茅草屋顶的黑影里，在一个用修剪过的树枝做成的洗碗台上放着还没洗的瓷碗、盘子和盆子；地面又黑又脏。孤立无助，简想马上离开。

当看见罗奇和吉米朝她这里走来时，她从罗奇脸上的忧郁和愤怒看出，他刚刚和吉米争吵过。但吉米还是和刚才一样面无表情，胡子下面的嘴唇紧紧地闭着。

罗奇说：“过不了几天这儿就会出现传染病。”

吉米说：“是，主人。”

罗奇朝简笑了笑。他的愤怒像她的一样；但他的微笑令她沮丧。以前，她觉得罗奇的微笑充满忧郁和嘲讽，是遍观世界后发出的微笑，如今看来不过是僵硬的、毫无意义的嘲讽。抑或连嘲讽都不是，而是挖苦、挫败、耍性子。

三人一起朝汽车走去，开车来到田地里。简和罗奇坐在前面；吉米坐在后座。简情愿以为此行已经结束，没想到不一会儿就下了车，又回到酷热和刺眼的阳光底下。他们穿过马路来到树墙旁经平整的田地边的小路，一个跟在一个后面：罗奇、简、吉米。罗奇怒气未消。吉米的木然逐渐变成一种冷静。简甚至觉得他是个体贴的人：她立刻就意识到了这点。

吉米用他那轻柔的声音问：“你跟男孩们相处得怎么样？”

“我们没说什么话。”

罗奇头也不回地说：“他们没什么话可说。”

吉米咕哝了一声：“哼。”

强烈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照在树墙上。树墙没有远看时那么绿，那么浓密，而且显得更干。没有风。小路又硬又崎岖，他们踩在上面扬起阵阵尘土。简汗流浃背，满身尘土。

罗奇问：“他们有没有跟你要钱？”

“一个男孩管我要一美元。”

吉米说：“是布莱恩特。”

“一个扎猪尾辫的男孩。很黑。”

“是布莱恩特。”吉米说。

罗奇问：“你给他钱了吗？”

“没有。”

吉米说：“哼。”

三人走在树林和干旱的田地之间，走过犁沟，干巴巴的泥土上长着绿油油的野草；走过刷有萨波利切公司名字的废弃红色拖拉机；走过摇摇欲坠的茅草屋，长茎番茄苗在屋里那些干土做的浅盒子里变得枯黄；走过就在小路上的两处人的粪便。他们跨过粪便后都不作声了。

然后，简一面想着树荫，一面想着吉米和他的男孩们干起来也许不那么吃力的活儿，问道：“你们有没有种果树？”

吉米回答：“以后种。现阶段我们需要钱，所以主要种植经济作物。”

他们来到田地尽头，这里四个穿牛仔裤、橡皮靴的男孩时而站在长满野草的犁沟里，时而跨坐在四道干巴巴的田垄上。看见他们过来，男孩们低垂着闷闷不乐的双眼，不情不愿地往地里种长茎番茄苗，好似在拙劣地模仿十九世纪种植园照片（当地人已经开始收集这样的照片）中的情景，这些菜苗刚被插进满是尘土的小坑，就一个个在恐惧中枯萎了。

“番茄。市场上卖八十分一磅。营销，主人——会是个大问题。”吉米对简说，就像在介绍一种当地特有的蔬菜。

罗奇说：“等到了那一步再说吧。”

他们离开那些男孩，走到树林边缘一片弯向田地的竹林。竹林里很凉爽，地面松软，落满枯叶。竹子的茎从鲜绿到鲜黄再到麦秆色，颜色各异，在重力的作用下摇摆着，相互摩擦，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有一簇竹子燃烧过；但是已经有绿芽从烧成焦黑灰烬的竹心冒了出来。

这块竹林掩映下的地里的野草长得几乎跟灌木一般高了。穿过竹林，他们来到吉米所说的菜园子；这里种的蔬菜专供画眉山庄。菜园子里没有犁沟没有田垄，只有齐膝高的野草。可是不论吉米还是罗奇，都没有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吉米突然起劲儿地把草拨开，找他们种的菜，指给简和罗奇看：形状怪异、颜色苍白的茄子，发育不良的秋葵。吉米很兴奋；好似一个人发现了大自然的朴实和它亘古不变的规律，发现了对别人、对他都同样奏效的自然进程。

*

吉米不住在画眉山庄。他的房子离这里有一段距离，与公社那栋陋室隔着一片树林。可以沿林里的一条小路过去；但可以从旧工业区的那条岔道过去。三人钻进汽车。

吉米出乎意料地邀请简和罗奇去他家；罗奇一直觉得吉米对自己的住所挺保密的。但是简并不觉得惊讶。她已经开始感觉到吉米最初的冷淡只不过是一种紧张的表现；他其实很看重这次拜访，并作了准备，准备了他的出场，准备了他那没有表情的脸；渐渐地，他放开了，变成一个愈来愈急切地想表现自己、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人。刚才在菜园子里，当吉米弯腰把杂草拨开、找他们种的菜时，简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是候选人了。在此之前，她一直在因炎热和厌恶而烦躁，现在变成了知道自己正在被追求的女人的烦躁。她变得自在多了。

车还没开到斜条纹的岗哨亭，重新戴上墨镜的罗奇就已觉察出简的情绪变了。这种情绪在他们于伦敦刚刚认识时就曾出现过：那种烦躁，混杂着突如其来的羞涩，是她特有的风格。罗奇心想：海葵正在海底摇曳着它的触须，安全，根基牢固，毫不在乎自己吸引来了些什么东西。这母夜叉是那么随便，无意中算尽机关，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在乎，如此明显地想要糟蹋它，同时又对它呵护有加，对肤色、牙齿、头发，无不细心保养。

吉米的房子独自矗立在一条窄路的尽头，路的另一头在距离树墙不远处戛然而止。这里还是工业区的时候，它是一位美国工厂经理的住所。在宽限期，工厂撤走了资金和设备；把厂房（其实就是一些瓦楞铁皮或者木材搭的空壳）当作建材拍卖、拆除了；原先的工厂如今只剩下这条死路、路两边的平地和路尽头的这幢房子。

房子四周长着高高的夹竹桃，有粉的有白的，还有疯长的叶子花：在一片褐色之中突然出现的一抹亮色。房子建在一个矮水泥墩上，赭石色的水泥墙壁，整体结构简单；但是瓦楞铁皮屋顶却做得颇为复杂，是想模仿当地人所说的加州风格。

他们到门口时，一辆蓝色小货车从院子里开了出来，上面写着：陈氏兄弟优质杂货店。罗奇靠边停下让货车过去，然后才开车进去，穿过白晃晃的前门廊，驶进房子侧面阴凉的停车棚。远端的水泥台阶上堆着纸板箱，里面装满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他们送货到这里？”简问。

“而且还是免费的，”罗奇一面摘下墨镜一面说道，“不能靠土地生活的话还可以靠这个。”

“他们是我的中国兄弟。”吉米说。当他们走回阳光底下，来到房子前面，吉米直接问简：“你了解中国人吗？”

简露出羞涩、兴趣盎然、开心的神情。

“我出生在一个中国杂货店的后屋里。不过我以为这事显而易见。”

“我对中国杂货店一无所知。”简说。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老觉得饿。我的中国兄弟了解这种情况。”

花园里有的植物烧焦枯萎，有的却长势旺盛。长长的马唐草茎多于叶，而且已经干枯，露出一块块干巴巴的泥土。然而，致使土地荒芜、山林着火的干旱却让无人修剪的叶子花和几乎光秃秃的木槿丛开出了最娇嫩的花朵。如今是长新叶的季节，但凡有新叶冒出来的地方都还是嫩绿嫩绿的。

阳光照射着水磨石的门廊，透进客厅。一块钢青色、点缀着黑黄斑点的英国地毯几乎铺满了整个地板。家具也是英式的，同样透出一种天真无邪的时髦感；像英国集镇大街上家具店的橱窗里陈列的那种。结实的三件套方沙发上盖着一层厚厚的、毛茸茸的假虎皮，还有厚厚的垫子。定做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相同品红色封面的书：“世界上最好的一百本书”；还有几本平装书和一叠同样摆放整齐的唱片。一个蓝色玻璃花瓶里插着三朵叶子花。屋内井然有序；显然为这次拜访收拾过。

简觉得自己应该评论两句，就说：“感觉就像在英国。”

吉米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来自英国。有句话说得好：你也许无法在英国过活，但是英国教会你如何生活。”

在两个定做的架子上，在书本和唱片下面，有两排没有镶框、放在廉价的立式相架中的照片：吉米在伦敦与各界人士的合影。简认出其中的一些名人：一个演员、一位政治家、一名电视制片人。这些人在简的生活圈子之外，在伦敦，简对他们的名字毫不关注。可是在这里，他们看上去光彩照人。简的脑海里产生一个想法：在这里，在自己的祖国，吉米的身价被贬低了。

简说：“你的英国纪念品。”

吉米听出简的语气里那种不自觉的嘲讽，眼神变得不安，接着，胡须底下的嘴被紧紧闭上。

简的目光落在了另一张放在相架中的照片上。这是一张残缺不全的照片，中央被挖出一个不规则的洞，想来是要把某个人排除在外。照片上剩下两个混血小孩，胖乎乎的脸蛋，粗犷的五官，头发比吉米的鬈曲，皮肤也不白。一张残缺不全的照片，让人想到那个被挖掉的人：简觉得奇怪，一个如此喜欢照片的人怎么会没有孩子们单独拍的照片。

一道三角形的白光从门廊射进客厅，照在钢青色地毯打卷的边缘，地毯松松垮垮地铺在水磨石地板上。阳光照出屋子中央椭圆形桌子的烟灰色玻璃上那细细的灰尘。简看到桌子上排列着几封贴着英国邮票的航空信，像是在等待接受检查。

简说：“你一定很想念英国吧？”

简看见吉米欲言又止：仿佛自己问的问题是个圈套。

“英国处在风暴眼。这是他们非常幸运的地方之一。”罗奇用他那懒懒的语气说，正是这种语气曾让简在他的话语里寻找深层含义。

“半死不活叫幸运？”简把有些羞涩的脸（肤色红润，保养得极好）从吉米面前转开，眼睛里立刻冒出了怒火。

这是罗奇教她的，她把这句话，这个一闪而过的观点收集、合并进自己混乱的话语和观点储备库里：她随时会从中抖出一些话来，跟她收集它们时一样容易，然后就忘了自己曾经说过这些话。她，曾嫁给一位年轻政客，驾轻就熟地扮演政客的好太太，如今她一样能轻而易举地回归到这样的角色上。她没有记忆：许久以前罗奇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她前后不一，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她只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生来是要做什么的；她紧紧抓住这点不放；这是她的定心丸，让她能够安全地冒险。在冒险中，她不在乎，又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说的话与她信心满满地塑造的形象相互矛盾；这种不在乎或者无意识，这种荒唐感的缺失，是她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吉米终于开口：“我想念我的孩子们。”

他给客人上了软饮料。他说他是穆斯林，不喝酒。端来饮料后，吉米在其中一张毛茸茸的沙发上坐下。他用拇指和中指夹出一道褶子，灵巧地把裤子提了提，然后将赤裸的手臂平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开始用手掌轻轻地摩挲那厚厚的人造毛皮。简注意到吉米的动作，也抚摸起自己沙发上的毛皮。十分光滑，仿佛抹了油一般；简手心发痒，感觉不舒服。

起褶的紧身裤使吉米显得十分整洁；他的动作幅度极小，也极细心。整片下嘴唇湿漉漉的，中间部分粉红粉红的：简认为是他不停用舌尖去舔，才成了这种颜色。他的脸颊刮得干干净净；硬邦邦的胡楂深深嵌在粗糙的皮肤里，脸颊和下巴在刮胡刀下变得凹凸不平，肿块上还有刮须用的白色粉霜。

吉米端上来的软饮料不好喝，像一瓶没有摇晃过的橙汁最上面那层发白的水，有股怪味。两个毛玻璃杯仍垫着木垫放在玻璃罩着的桌子上，外壁上淌着水珠，差不多还是满的。

罗奇不再开口说话。他眉头紧锁，一脸不悦。简则镇定自若。

吉米说：“英国不真实。”

“你说不真实是什么意思？”罗奇问，“你知道自己的意思吗？”

简说：“我明白他的意思。”

吉米轻舔了一下嘴唇，双手停止运动，手指平摊在沙发的扶手上，直起腰，紧紧地靠在沙发背上。“在英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你们知道英国人是什么样儿。人人参加游行、集会，然后他们丢下你，回家喝茶。”

“英国人还是回家喝茶吗？”罗奇问。

吉米看了看简。她饶有兴趣地听着，面带微笑，羞涩，脸通红。吉米说：“我及时地抽身了。我很幸运。在英国黑人会变得……”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像玩童一样。英国人把黑人当作玩童。”

吉米用错了词。简猜测他要表达的意思是：玩物。

简说：“玩童。报纸让人有这样的印象。”

这么说，在伦敦，简听说过他。吉米说：“嗯。”

罗奇说：“我刚才没看见斯蒂芬斯。他怎么了？”

“我想他背弃我们了，主人。”

简说：“再跟我说说英国的事。”

罗奇说：“我在问他斯蒂芬斯的事呢。”

简笑了笑，跷起腿。

“这些人妄想一夜之间就看见成果，主人。斯蒂芬斯太狂了。你以为你给我送来了一个工人，殊不知送来的是一个想取我性命的毛头小子。他觉得他才应该住在这里。”吉米朝屋子挥了挥胳膊。“每个人都想当头儿。”

罗奇说：“这么说斯蒂芬斯走了？”

“我不知道，主人。”

简说：“这里的生活一定很艰苦。”

“我不知道什么叫艰苦，”吉米说，“对我来说这就是生活。就是工作。我是一个工人。我出生在一个中国杂货店的后屋。我是一个白鬼中国佬。知道白鬼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中文里的黑鬼。他们也有这么一个词。他们觉得我回到这里以后就会是这么一个白鬼。‘哦，他在英国是个大人物咧，可是在这里他就只是一个白鬼。让他搞他的运动吧。让他和黑鬼们较量吧。让他看看自己能走多远。这里可不是英国。’他们以为他们把我困住了。如今他们知道了他们是把自己困住了。是不是，主人？他们必须支持我，主人。萨波利切公司和其他所有的人。他们必须帮助我变强大。因为，如果我失败了——哼。我是唯一站在他们和革命之间的人，如今他们明白了，主人。因此我也就成了他们唯一害怕的人。他们知道我手里只需拿起一只话筒，整副纸牌就会倒下。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不是街头政客。我不演讲。没人会把我当成颠覆分子关进监狱。我不是颠覆分子。我是这个国家每个资本家的朋友。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不会上街去推翻政府。没人会开枪打我。我在这里，我就待在这里。如果他们想杀我就得上这儿来。我没有枪。”吉米把赤裸的手臂从沙发上举起来，亮出手掌。暗色上衣的短袖滑下他那苍白而结实的二头肌，露出腋窝下的腋毛。“我没有枪。我不是游击队员。”

吉米突然住嘴，把手放了下来。他讲得忘乎所以；语速太快，语无伦次。他在胡言乱语；把很多东西搅在了一起。他的眼睛半闭着；下嘴唇向外突出。他的手平放在沙发的扶手上，手指僵硬地并拢。

“你的妻子是英国人吗？”简问。

吉米站起来。他的眼睛又闭下去一些；下嘴唇开始外翻。光滑的额头出现皱纹，下眼睑开始发黑。他说：“是的，是的。”

罗奇觉得他们该走了。

*

“每次跟吉米见面，我都至少要跟他发一通火，”罗奇一面开车一面说，“好把他拉回现实。他今天异常兴奋。我想是因为你。”

“他在拼命表现自己。”

“可他说的每句话里都有那么一些是事实。这才是奇怪之处。”

“那间可怕的平房。那些看起来跟傻子似的男孩。田里的那些大便。”

“你给那男孩钱了吗？”

“没有。”

“一旦你允许他们敲诈你，就很难在他们面前树立权威。”

简说：“哈里·德通哈说吉米阴险邪恶。我发现那些男孩要更令人担心。”

“就像他们说的，在装混混。但是如果你让他们得逞那就危险了。这也是我至少要跟吉米发一通火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强奸和性骚扰是真的吗？吉米是因为这些被驱逐的吗？”

“我没有理由质疑这点。但是人无完人，你只能看人下菜碟。”

简说：“不知道小多丽丝对这一切怎么看。”

“多丽丝？”

“我在想吉米的妻子。我想她一定是个叫多丽丝的平庸女人，你不觉得吗？”

“在伦敦看上吉米的不是哪个多丽丝。世界就在你眼前，而你却成天异想天开，这可真是奇怪。管某人叫多丽丝并不是一种观点。等于什么都没说。讲多丽丝和田里的大便并不能构成观点。”

“也许我就是没有观点。”

“但愿你不要假装你有。还记得那次在格兰德利特太太家你是怎样打断了大家的谈话吗？你以为自己忧心忡忡，说什么棚户区、什么在垃圾堆里乱爬的可怕的小黑虫。你以为你说的事物大家以前都没看见过。你以为你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忧心。但其实你什么也没说。那只是一种拙劣的自我表现的方法。”

“哦，我现在已经看不到棚户区了。”

车子驶上大路。阳光斜照在简和罗奇的脸上。山上在冒烟；不过，尽管天气依然炎热，没有一丝风，山上的阳光却变了，从中午的阳光变成了下午的阳光。笼罩山顶的烟雾慢慢变黄，预示太阳即将落山；天边开始出现晚霞。

车子来到工厂区：来来往往的车辆、焦黑的路缘草带、平坦的旧种植园里看上去不会长久的厂房、装饰性树木。还有矗立在枯黄的草坪上、像是从树林里抢救出来的树干光滑的小王棕。工厂后面的田地里汽车随处可见，男人们正在把一捆捆割下来的草装进后备箱。这些是给他们仍在饲养的母牛等家畜的饲料，大路两旁的房子和小屋后面时常可见牲口棚。

一个男人不慌不忙地在他们的车子前面跑步，不理会来往车辆和令人难受的烟雾：一个老黑鬼，长脖瘦脸，穿着黑色跑步短裤和一件湿透了的白色背心。大家都知道他，一个神经病，总会在奇怪的时间到马路上跑上几英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简心想这又是一样她已经可以视而不见的东西：像这个跑步的老黑鬼一样的疯子，住在山里、新住宅区、山底的市区以及一些大马路旁的后院里的流民：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属于另一个社会。

“政府真的害怕吉米吗？”简问。

“政府害怕每一个人。吉米说得对。政府得帮助他，假装支持他，这个实干家。他有来自英国的名声。你不能简单地撇开他。”

“他对英国准怀有很奇怪的想法。”

“我猜能达成他的目的就行。”

“听你的语气好像不喜欢他。”简说。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再说我不在乎吉米。他和其他人一样，想做头儿。”

“当然，他在欺骗大家，是不是？大家也在欺骗他。每个人都在无中生有。”

“你只能顺应环境。”罗奇说。

“可是他肯定知道那些地种得乱七八糟。他不知道吗？还是说他和其他人一样脑子不正常了？”

车子一路迎着太阳，在越来越拥堵的路上缓缓行驶，穿过郊区，来到城区：来到了燃烧中的垃圾场，又多了好几堆新垃圾；来到了新住宅区，红色长街上此时熙来攘往，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小孩；来到了市场，冷藏拖车停在没有铺砌的前院；来到了海滨大道，以前说要在这里建一个滨水文化中心，要建步行街、几栋宾馆、一座剧院和一个游艇停泊码头，可如今这里却被铝土矿装卸站的红色粉尘覆盖。这里的路凹凸不平，路缘也不齐整；长着一簇簇耐旱野草的没有铺砌的人行道上堆放着胡乱刷着标语的水泥管、被风削平顶部的沙砾堆和其他修路材料，铝土矿粉、发黄的报纸片和褪色的香烟盒混杂其中。

“succubus[1]是什么东西？”简问。

罗奇的墨镜上落了一层细细的红色粉末，让他看上去像个瞎子。“听着好像是incubus[2]之类的东西。不过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说。

“我跟哈里·德通哈说我们要去找吉米·艾哈迈德时，他说吉米是个succubus。”

“听上去像是一种蛆虫。人身上携带的寄生虫，水蛭之类的。”

车子终于拐进了市区，来到一片商家的仓库区。这里有很多小酒馆，每家小酒馆都传出喧哗声。这里以前属于市中心。如今这座城市不再有中心。随着汽车的出现和增多，山区也被开发出来，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郊区，拥有自己的购物和休闲中心；之前在山坡上砍树种地的农民把地卖了，搬到了平地上。回到高地住宅区，空气温和许多，没有那么炎热了；城区被抛在脑后，变成一道与大海、红树林和大平原融为一体的风景。就像现在，城区与黄昏的颜色融为一体，海边升起烟雾和粉红色的云彩，与绚丽的灰色、红色和橙色云朵交相辉映。

一抹琥珀色的阳光照在山坡枯黄的植被上。简刚到这里的时候，这些植被在她眼里只是风景的一部分，但其实里面隐藏着陌生和危险：无家可归的疯子，沿着旧路流浪，穿过花园，走过房子和被开垦的树林，像原住民那样只认得世代不变的景物，坚持着某种古老的通行权。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流民；有着茫茫然红色眼睛的流民。还有土匪。警车在这些高地住宅区巡逻。有时晚上或清晨可以听见炮火声。报纸、广播和电视上说有游击队。

简和罗奇住的房子建在一片光秃秃的大草坪上，是在一块凹凸不平的山坡上凿出了这么一块平地，一边还留有一道天然的土墙。有草的地方是黄褐色的，靠近土墙的地方则几乎光秃秃的，此刻夕阳照射下的草地金黄一片；每棵草、每块土都投下一道阴影，使得整个地面看上去十分引人注目。房子本身和草坪差不多宽；不高，只有一层，木瓦屋顶伸出粗坯的水泥墙壁一大截，墙上长着某种常春藤。

屋后的露天阳台外是一道斜坡，斜坡底下是隘谷和树林。城区在远远的山脚下，是大平原的一小部分。大海的边缘仍泛着光，但是其他部分和沼泽已经变暗，与大平原融为一体，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

“那么不真实，”简说，“那么隐蔽。最高统帅。那些所有宣传。那些食物。当然了，这些是游击队的绝好掩护，不是吗？”

[1]指在男子睡觉时降临并与之性交的女妖。

[2]指在女子睡觉时降临并与之性交的男妖。

二

天空逐渐变得雾蒙蒙的，夜晚的寒气降临到了山上。隐藏在夜幕之中的城市隆隆作响，和平时一样，成千上万台收音机一齐播放着雷盖音乐。仿佛在某处，人们月复一月地在举行同样的聚会，播放同样的音乐。同样的聚会，同样的音乐，在山脚下，在城市的大街上，在重建区，在翻过垃圾场的市郊。同样大的声音，人群、车辆、广播音乐同样固定的节拍在白天听不见，到了夜晚便清晰可辨。如同路边的火光，在日光下看不见，现在则一清二楚：公路两旁星星点点的小火苗冒着烟。

画眉山庄里又黑又静。天空先是变为深蓝色，后来就渐渐地和四周的树墙一样黑了。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小伙子们发出的每一个声响从水泥和瓦楞铁皮上反弹回来，听上去尖锐刺耳，向他们提醒着这里的空寂和外面的黑夜；这些小伙子在城里都是扯着嗓门说话，在这里却轻声轻气，近乎耳语。两盏油灯在每个角落投下阴影。

从前，在这栋小屋盖好之前，在墙还没有抹灰，玻璃窗还没有安上去的时候，小屋里比现在热闹、快活。那是斯蒂芬斯在的时候。可是斯蒂芬斯走了，一些小伙子也跟着他离开了；如今半数以上的床铺是空的，只剩下相似的光秃秃的床垫和贴在墙壁上的剪报（黄色的黏胶把纸张背面印的东西透了出来）诉说着曾有人住过。

那些离开的是有家可回的小伙子；在城里他们有母亲，有阿姨，或者有他们唤作阿姨的女人。留下来的则是无处可去的小伙子；像布莱恩特这样的。城市造成这样的孩子大量产生，他们是被不小心怀上的，经过后院的生产阵痛和出生仪式后逐渐被抛弃，而后他们只好让自己依附于某些团体，再通过这些团体依附于某些可以暂时提供吃住的人家。

布莱恩特想念斯蒂芬斯。斯蒂芬斯把画眉山庄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地方。他有很多话说；他读书；他有想法，还懂得很多常识。小斯蒂芬斯长着一个可笑的酒糟鼻：但是当他开口说话，你就不觉得可笑了。斯蒂芬斯不用非待在山庄里不可；他有妈妈，有家。可是斯蒂芬斯因为自己的想法来到山庄，他的到来让很多小伙子高兴。并非斯蒂芬斯说的每句话布莱恩特都理解；他只知道跟斯蒂芬斯在一起他觉得开心和安全。斯蒂芬斯知道怎么鼓励人。可如今斯蒂芬斯走了。他没有回城里他妈妈家：这点布莱恩特确认过了。没有人知道斯蒂芬斯去哪儿了。

没有了斯蒂芬斯和那些在他之后一个个离开的小伙子，布莱恩特晚上不想待在山庄里。他不喜欢和留下来的小伙子们在一起。他们和自己太像了；和他们在一起他感觉茫然无措。他想出去，待在其他人中间。他有那个女人给他的一美元，还有其他钱；这些钱让他躁动不安。

几乎在看到那个女人的第一眼，布莱恩特就决定要冒险跟她要钱。刚开始他不确定对方会不会给他钱，甚至担心会被告状；可是当他叫她，看见她脸上的恐惧时，他立刻知道不会有问题。这个小小的胜利把他和屋里的其他小伙子分离开来。但是他已开始觉得他的胜利不知怎的变了味，他变得不安。他不说话；不与他人接触，摆出一副有人不小心冒犯了他的样子。

他们早早吃了晚饭，米饭和炖肉。吃完饭，布莱恩特把自己的盘子拿到小屋后面的茅草披屋，在洗碗的水桶里蘸了一下水，然后放到洗碗台上。他没有回屋里去，而是绕到屋子前面，避开从门口射出的光，来到马路上。不久，他就将小屋微弱的灯光抛在身后了，在漆黑一片中朝公路走去。他不喜欢黑，也不喜欢夜晚在灌木林里摸索前行，但心头的兴奋给了他勇气。要步行三英里。他走得很快，等来到公路上他已满身是汗。

他知道车不好打。画眉山庄名声不好。他记得斯蒂芬斯在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并不苦恼，有时还故意装混混以迎合他们的坏名声。每隔四五分钟就有一辆车经过，车灯把他照得分明：一个穿着牛仔裤和条纹运动套衫的黑人小伙子，身材矮小，面目狰狞，扭曲的脸因为流汗而发亮，一根根蛇一样的发辫散发出敌意，让他显得越发丑陋。他拼命招手，没有车停下来；站在公路上，周围全是灌木林，他开始感到孤独、害怕。想到这个夜晚就要泡汤，变得无趣，想到要沿着原路郁闷地走回去，之前的兴奋变成了反胃。

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车里几乎坐满了；无疑这就是司机冒险停车的原因。布莱恩特在一个胖女人身旁坐下，当他们的肩膀碰到时他能感觉到那女的躲开了。十五或二十分钟后，出租车驶离公路，来到一个小镇上，这是围绕着工厂区的中心发展起来的一个小镇。出租车在靠近小镇中心一个挂着一只发亮的时钟的店门口停下，布莱恩特就在这里下了车。

刚过八点，距离夜场电影开始还有半个小时，距离街上变冷清也还有半个小时，夜晚最后宝贵的半小时，人行道上三三两两悠闲的人群，生意红火的卖椰子的手推车，咖啡馆和酒吧，店铺屋檐底下的小吃摊和牡蛎摊，甚至还有小型的宗教集会，闪烁的霓虹灯、陶瓶里冒烟的火把、宛若圣诞节烟花棒的电石灯，似乎有很多乐子可供选择。不过如今的布莱恩特变聪明了；不再是个毛头小子了；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他身上有钱，他得把钱花掉；或者说他想赶紧摆脱这些钱，同时他也知道他完全是在浪费，到头来这天还是会像它开始时一样结束。

布莱恩特走进一家华人开的绿颜色的咖啡馆，这是一栋老旧的木建筑，像座谷仓，天花板上垂下两个没有灯罩的灯泡。他要了一杯花生宾治，同时砰砰地敲打吧台，还“啊！啊！啊！”地大喊。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想引人注意，想看看吧台后面那个穿着背心和卡其短裤的中国人的眼神。这个中国人眼睛几乎眨都不眨。花生宾治又酸又臭；不过布莱恩特并没有把它吐出来，而是将蜡纸杯放在吧台上，付了钱，走了出去。

他想看电影。大部分电影他都看过了；在这些乡下电影院，一些影片被放了又放。年龄小一点的时候，他看过黑人主演的不同人种混交的黄色电影；这些电影看的时候很刺激，过后则令人沮丧，还是斯蒂芬斯告诉他这种电影是邪恶的，会把人毁了。布莱恩特选了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两部连播，走进一家装有百叶窗、电风扇吱呀作响的小电影院。又是独自一人，夜晚接近尾声。

在第一部电影里，波蒂埃饰演一个带枪的人。布莱恩特一直很喜欢这部电影，但他知道这是假的，不让自己陷进去。第二部是《谁来爱你》。这是布莱恩特最喜欢的电影；让他哭也让他笑，是他的最爱。不久他便完全沉浸其中：他在这部电影里的波蒂埃身上看到永远不会有人知晓的自己，任何人都不会，多么可悲：这个人已在布莱恩特携带的这具躯壳里死去，在电影中则被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布莱恩特知道那就是他，没有紧张不安，没有愤怒，没有佯装的丑陋，而是幽默风趣、谈笑风生。看着看着，他开始为自己被剥夺的人生难过：他幻想将来有一天，他成为真正的自己，不是一个带枪的人，也不需要一份伟大的职业或者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他自己，那个他被爱，被家和家里的人重新接纳。他抽泣起来，其他人也跟着他抽泣起来。

电影院的杂役小子忙活起来，他关掉电扇，让屋里安静下来，接着打开出口，又拉上窗帘遮住街上的灯光。外面寂静无声；车辆稀少。布莱恩特已经在害怕空虚，害怕一天的终结了。他的钱已经花光了，他又和早晨的时候一样穷了。钱给他带来的兴奋过去了。等到电影结束、他离开影院，咖啡馆应该关门了；酒馆也应该关门了；只剩下那辆卖椰子的手推车，空椰子壳比椰子多，一些人就睡在商店的屋檐下，喝醉酒的，神经不正常的，还有一个戴草帽的老妇人在借着一支火把的亮光卖剥了皮的橘子。这个夜晚就只剩下打车返回、沿着树墙与灌木丛之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路步行回到山庄了。于是，电影还没结束，布莱恩特就伤心起来，想着上天对他如此不公，想着他不幸的一生。整个一生。

回去比出来时更难打到车。布莱恩特站在发亮的时钟底下；夜已深，街上行人稀少，出租车里没有乘客，可是司机们都假装没看见他。最后终于有一辆长途合乘出租车停下来，车上有两名乘客，布莱恩特钻了进去。直到车开上公路，他才开口说：“画眉山庄。”

车子驶离工厂区后，司机在油门旁边的车底板上摸索起来；坐在后座上的布莱恩特听到响声，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司机有一把短剑。布莱恩特紧张不安，他说：“怎么这年头人人都喜欢扮坏蛋？”话一出口他被自己凶恶的口气吓了一跳。司机没理他，只是咕哝了一声。几分钟后当布莱恩特大喊：“停车！停车啊！你要去哪儿？”他又咕哝了一声，然后把布莱恩特放下，收了他的钱。车前灯一闪而过，红色的后灯也逐渐远去；只剩下布莱恩特独自一人站在黑暗中。

布莱恩特是在距离通往画眉山庄的马路不远处的一个交叉口下的车。他没有往山庄的方向走，而是抄一条近路：不一会儿灌木丛不见了，树墙前的那栋房子展现在他眼前。有灯亮着，不是彻夜不熄的昏暗的车棚灯泡，而是客厅射出来的灯光。

吉米还没睡，布莱恩特知道他一定是在写东西。吉米笔头勤快。布莱恩特对吉米的写作十分尊敬，他知道吉米这么晚还在写东西一定是因为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他头脑兴奋。

*

吉米在写作。很晚时他才有了写作的心情。下午的烦乱情绪一直挥之不去，从黄昏到日落，从日落到深夜。吉米通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作的，在烦乱的时候，在迷失自我的时候，在突然间回想起过去某些事情的时候，抑或是在感到恐惧的时候。

下午，当简和罗奇让他滔滔不绝地讲啊讲时，他开始感到他的话语无法为他提供支持，他在和他的话语彼此分离；他的眼前一片漆黑，浮现出一个永久遗失的世界，他看见自己的生命正在那片荒原上终结。简和罗奇走了以后，他让自己沉浸于那片漆黑之中，封闭着下午的记忆：那是关于简的回忆，而她的仪态和言谈举止告诉他那漆黑是专属于他一个人的。然而同时，在他的幻想中，简赶走了那片漆黑；他想象简穿着喇叭裤紧张、颤抖地站在小屋外光秃秃、亮晶晶的泥地上。

我不明白一个这么有成就的男人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浪费自己的生命，跟这些——说实话，我实在不敢恭维——一无是处的当地人在一起，看他们像畜生一样随地大便，还不在高高的草丛里拉，而是在路上，因为，你听着，他们怕蛇。

这种事我这种阶级的人是看不惯的，可是彼得却面不改色，我想大便周围嗡嗡嗡的苍蝇声在他听来就像音乐一样呢。他说他要让大家知道他喜欢和当地人在一起。真可笑。那是因为他们让他感觉良好，和他们在一起，他有一种他在别处体会不到的优越感，尽管他总说革命，说他在南非为黑人受尽折磨。

我在来这里之前就听说过这个叫吉米的人。我在伦敦听说过他，他在那里是个名人，但我从未想到命运之神会让我们相遇。在这里他是一个争议人物，谁都不能无视他，人人都议论他。对于一般人，普通大众，他是个救世主，他了解、热爱普通百姓，因此，对于其他人，即政府和富有的白人公司之流，他是个异类，他们害怕他，排着队要给他钱。萨波利切公司的罗奇先生也是，他以为他在利用吉米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他也害怕他。

因此，我想方设法要见这个人，虽然我知道他不见我这样的访客，他讨厌别人去打扰他。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我来到画眉山庄，看见他光着膀子，他的皮肤并不黑，而是可爱的金色，像一尊青铜神像，我惊呆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他不发一言，我害怕这种冷漠的沉默，然而我被他那完美的礼节，还有他让那些没有教养的黑人尊敬他并懂得守一些规矩的方式所折服，要知道这些黑人可不知道什么规矩。

你无法相信他和他们是如此不同。其他人住在公路或者山上简陋的棚屋里，只要有一块旧木板和一个沥青桶，他们就可以过活，你应该亲眼看看那些棚屋，然后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瞧不起这些当地人。可是吉米的房子不一样，当我走进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这头到那头，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所有的东西都整齐、干净，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他的藏书可真多，在这方面一点儿也不节省。他显然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如今这样的人不多了。

我说：“你介不介意？”然后走向书架。他说：“那些可不是摆设，是货真价实的书。”我抽出《呼啸山庄》。“啊，”他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你看的是勃朗特姐妹那部伟大的作品。一个多么天才的家庭，你不得不相信遗传。要喝茶吗？”

我看得出他是一个不易相处的人，但是他努力尽到宾主之仪，而且尽管他很愿意（这点出乎我的意料）在茶桌上与来客闲聊，可我看得出他脑子里始终在想着伟大的思想和计划。但是他绝不会透露半点他的想法，他知道怎么管住自己的嘴。他生活在自己奇特的小世界里，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大事情，他背负着全世界受苦大众的重担，背负着住在棚屋里、在肮脏的小后屋里长大的人们的重担。

我被这个男人深深吸引，我情不自禁，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我两眼放光。彼得吃醋了，可是这不奇怪，什么革命什么对黑人的爱总是这么就荡然无存了。回家的路上我恍恍惚惚，什么也看不见，晚上，彼得的碰触令我反感。我们很少干那事，可是突然间他欲火焚身，他清楚个中原因，而我看得出不久彼得就会站到另一群人那边，试图摧毁这个男人。

我连梦里都是这个男人，可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再见面。我知道我若再去打扰他，他定不会原谅，我不想惹他厌烦。他是所有特权的敌人，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产阶级，我知道尽管他表现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其实他恨我这样的人。我只要看着他的眼睛就能明白何谓仇恨。

开始动笔的时候吉米是迟疑的，只是把一些话记在便笺本上。渐渐地，他兴奋起来；文字不再仅仅是文字；他觉得自己可以写很长时间。此时，由于太兴奋了，他停下笔，起身在房间里踱步。走着走着，他想起了外面的黑夜和树林；他的自信心又一点点消失了。忧伤向他袭来，一如疲惫、愤怒和宿命感；等回到书桌前，他发现写作的激情已不复存在，且不会再回来。便笺本上的文字又只是文字而已了，虚情假意的。

一天，我开车行驶在公路上，突然，车流之中，我的车坏了，就在这个我需要帮助的时刻，吉米开着他的阿斯顿·马丁轿车经过——

只有文字：吉米再次搁笔。

一天，在海滩上，明媚的阳光透过椰子树洒到树下的沙丘和汽车上，美不胜收，除了有一群野蛮人——

听见马路上传来脚步声，吉米停下笔等着。布莱恩特从前门廊进来，眼睛红红的，气喘吁吁，面无表情。他动作粗暴，好像他此刻急冲冲地跑进屋只是为了让人注意他自己的情绪。他什么也没说，也不看吉米，一屁股在两张毛绒沙发的其中一张上坐下，腿分得开开的，头靠在背垫的顶上，望着天花板。眼角有刚流下的泪水。

吉米问：“布莱恩特，你去看电影了？”

布莱恩特没有回答。

“《谁来爱你》？”

布莱恩特用一根长长的、弯曲的手指擦去一边眼角的泪痕。

吉米知道这部电影，也知道布莱恩特看后的反应。他说：“去给自己弄点阿华田。”

布莱恩特没有动。

吉米说：“看着牛奶，别煮沸了。”

吉米看着布莱恩特站起来，动作没有刚才那么粗暴，然后看着他离开客厅。他望着布莱恩特留在身后的门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转向书桌，翻开便笺本上新的一页。

亲爱的罗伊，上次我寄给你一些从本地小报上剪下的剪报，我想那些剪报会让你产生兴趣，让你对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有所了解。这里似乎没有一个掌权的人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整个世界就要爆炸，而想到世界目前的构成，想到那些在画眉山庄和我一起工作的小子，我就觉得摧毁这个世界才是摆在明智的人面前唯一的办法。

每当停下来想想建设性的努力不受赏识，想想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我就会产生摧毁的冲动，想看到所有的东西被大火吞噬，而在这样的夜晚，我觉得我几乎要为我们的世界，为生活其中却得不到保护的人们哭泣。当我想到我曾对自己的人生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当我想到希望这么快就破灭，我黯然神伤，而当我再想到那些从未有过任何期望的人，我就更加伤心。我们是地狱之子。

也许说到底，罗伊，这个世界只为现在拥有它的人而存在，而有些人永远都不会拥有任何东西。将来的赢家是已经取得胜利的人，如今他们不愿冒险，比如那些自由主义者。你比我清楚，当危机来临时，这些人多么让我失望。你以为把我变成他们的玩童，然后赶出英国，他们就会放过我。但他们没有。在这里他们也还是不放过我，你能想象吗？这些来炫耀炫耀他们乳白色的大腿就以为对事业作出了贡献的自由主义者。

不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利用价值，彼得·罗奇先生也是。我称他为主人，他都没听出我是在拿他开玩笑。他是南非伟大的白人革命者和受尽折磨的英雄。他写了一本书，我想你应该都没听说过，但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畅销书作家。现在他为我们这里一家老牌帝国主义公司萨波利切工作，这个公司以前是一个巨大的奴隶贸易公司，如今却假称黑人们很美丽，还雇佣了罗奇先生来证明这一点。我假装配合，你又能做什么呢——

他突然停笔。魔力失效了。文字有时带给他无限可能，现在却不能让他恢复自我。他是一个迷失的人，比小时候更加迷失，那时在父亲的店里，在学校，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只看见他看见的，而且一无所知。

布莱恩特静静地坐在毛绒沙发上看着他。玻璃罩着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阿华田空杯。他的眼睛不再湿润；脸上又有了表情，情绪比刚才平静了些；他的猪尾辫软趴趴地垂着。

“布莱恩特，你向那位女士要钱了吗？”

“吉姆？”

“你向她要钱了吗？”

“吉米，你知道我不会干那种事。”

他给予别人安慰，可他自己更需要他们的安慰。他走向布莱恩特，这个从出生起就奇丑无比的人完全就是在某些特定情绪下的自己的写照。他抱住布莱恩特。

三

高地住宅区的新建房流行用红杉木百叶窗取代玻璃窗，关上窗，屋里便一片漆黑。每天简就是于这样的漆黑中（她关上百叶窗不让虫子钻进来）在自己的房间里醒来，然后重温片刻她的神秘旅程。夜间长途飞行：抹去了过去和距离的引擎的嗡嗡声；到达一个又一个灯火通明的机场的回忆，更像是梦，而非对真事的回忆；兴奋过后人疲惫得没有反应；以至于，离开伦敦才几个小时，她就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种陌生感起于伦敦机场。乘客已经全部登机；突然来了一则大雾警报，所有人都从飞机上下来；然后再次登机，又等了五个小时。伦敦就在外面；但飞机里面已是乘客和空姐构成的另一个世界。这些空姐在地面上是伦敦的一部分，并不引人注意，此刻在飞机上穿着特别的制服，却显得很英国、很有异国情调。乘客身上也起了变化：烦躁不安与过分自信突显出来，主要是脱掉外套、松开领带的男人们；黑人乘客当中，服饰和言行举止上的差异愈发鲜明。

飞机在伦敦耗了一下午，在不知深夜还是凌晨的时候到达纽约。几个美国人走上来，两个男人在简身边的空座位上坐下。简太累了，没有理睬他们，只是注意到他们带的黄色书，标题用小字印在简单的白色封面上。每当她小睡片刻醒来，总会发现两个人都在看书。拿骚机场，中转候机厅关着，一个像是走廊的地方有微弱的光。一个有些不好意思的黑人——尽管穿西装系领带，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想勾搭一个红头发女孩。再次登上飞机，简伸手去拿已被放在椅后背口袋里的《荡妇》；可是坐在她旁边的美国人，书的主人，把他那肉乎乎的手放在了她手上，拿走了书，说：“这可不是小女孩看的东西。重口味的。”再次醒过来后就没办法接着睡了，一些窗户透进亮光；盘子，动作麻利的空姐现在在制服外面系上了围裙，这样她们的角色又变了。那个美国人对简说：“你需要特别护理。”

飞机着陆，几个穿卡其制服的黑人一面继续高声聊天，一面匆匆登上飞机喷洒杀虫剂，气味十分刺鼻。走出飞机，刺眼的阳光和炎热的天气让简一时不适应。那两个美国人带着她穿过水泥走廊来到入境安检处。途中，她的衣服被汗水浸湿，眼前掠过几块不规范的法语标示牌。他们带着她径直来到一排队伍的前头；他们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因为他们不用办手续就通关了，简也跟着他们通关了，没有提交入境卡，没有出示回程机票，也没有给她的护照盖章。

在海关大厅等行李的时候，简的脑子渐渐清醒过来。她已经在想那两个美国人中的一个了：他成了候选人。他给了他在这里的地址，简注意到他不住在城里。他问她住在哪里，谁来接她。简漫不经心地提起罗奇的名字，语气里暗示他是一个名人，期待那两个美国人——发出或惊讶或担忧的感叹，简此刻判断他们是做生意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听说过罗奇，也没有听说过他所在的公司。

走出海关大厅，两个美国人见到了罗奇，脸上露出惊讶，甚至可以说是失望的表情。罗奇中等身材，没有穿外套，比在伦敦时苗条，甚至有些清瘦，他靠在铁栏杆上，衣着和姿势无异于出租车司机和临时搬运工，只不过他是懒洋洋地站在出口。那两个美国人的失望和突然的冷淡传染给了简，立刻也成了她对此次会面的反应。

他们不习惯在公共场合接吻或拥抱。

罗奇说：“你和大人物坐同一班飞机。”

“他们一路上都在看黄色书。重口味的。”

“他们是铝土矿公司的。这个地方是他们的。”

“他们带我过了入境安检。安检员没有看我的护照或者回程机票什么的。”

“但愿你离开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而有麻烦。”

“我需要特别护理。”

车子经过一片已经热烘烘的绿色平原，车窗打开着。右手边是美得令人惊叹的山峦，蓝色的雾霭下绿意盎然，起伏的山脊线在晨光中显得十分柔和。简不认识山上的植被，只觉得是绿油油的一片。她想：以后，以后我就会知道这些是什么了。

报废的汽车；路旁高草地边地中海颜色的小房子。篱笆后面井然有序的庭院里的工厂；然后是垃圾场，望不到尽头的小镇，七零八落的店铺和挤挤挨挨的房子的斜屋顶，生锈的瓦楞铁皮，百叶窗和回纹窗格，后院的绿色植物，电线，歪歪斜斜的墙，破烂的人行道，没有清理的排水沟，“真正的黑人，不要投票”的标语。接着，车子向上驶往高地住宅区，人行道变成路缘草带，房子变大了，周围还是可以看到一间间小棚屋。但是之后，棚屋不见了，只有宽阔的马路，大花园，大房子，植被把刚刚经过的市区和平原遮挡住了。往上行，感觉还是清早，随着车子盘旋而上，偶尔可以看见山下烟雾朦胧的平原，分不清哪里是陆地，哪里是沼泽和大海。

一道水泥墙壁，沿山坡而下，草坪一侧的两条水泥路还处在阴影里；一间爬满常春藤的平房，一栋宽阔的大房子，面向一个红花点点的绿色山坡。百叶窗的房间，关上红杉木窗，屋里一片漆黑；一个黑人女佣，咖啡。简渐渐入睡，旅途中的画面颠三倒四地出现在她的梦境里：黑人，空姐，两个美国人，夜晚的机场，白天坐车经过的绿色平原；飞机的引擎声还萦绕在她耳边，就像某样东西抹去了那个被她抛在身后的世界的痕迹，筋疲力尽和紧张焦虑，她感觉自己好像侵犯了他人领地，她愈发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她在一片漆黑中醒来，一时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她起身拉开红杉木百叶窗，强烈的阳光让她睁不开眼。

这不过是四个月前的事情。那一天一夜一晨的旅行，那些一连串的梦一般的画面在简的新生活中仍然历历在目。她刚到这里的时候，到处还都是绿色的，山上繁花似锦。但是紧接着就开始干旱，而且她听说这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山上的树木都枯了；很多竹林着了火；高地住宅区的植物也沾染了市区的某种颓废。树木凋敝；植被大都干枯稀疏；邻家的房子现在看得到了。但是山下的市区和平原还是和简第一天到这里时一样陌生。同样没有改变的还有她一到这里就产生的信念：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其实她隐约料到会这样。她早已习惯料到她的决定可能是错的；她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又一次辜负了她。

在伦敦，简觉得罗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为自己挑中他的眼力而自豪。那时在她看来，罗奇是个实干家，而在她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实干家。那些人，记者、政客、商人，每星期每星期地对报纸上最新危机事件、电视上最新议题发着牢骚；他们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他们几乎歇斯底里地谈论着这个国家的衰败。但是这些小危机总是会过去，秘密议论的政治阴谋和商业诡计最终化为乌有；他们说的尽是些陈词滥调，久而久之，人们不再相信他们说的话。失败永远是别人的事：成天把危机挂在嘴边的人自己却往往十分平静，满足于自己的职务，生活在自己的职责之中，故步自封，跟自己谴责的那些人差不离。

简感到虚弱、漫无目的和隐隐约约的不满，这种不满现在针对的是这个世界，是男人。一天晚上晚饭前，在她家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她当时和情人在一起，他是一个左翼记者，她对他的观点不再感到惊奇，她看穿了他的虚伪和野心，也不再读他写的文章。她喜欢他的英俊，但仅仅像喜欢一幅画：这具外表光鲜的躯体给予她的太少。他压在她身上，她没有反应；他想亲吻她，她把头扭开；她的私处干干的，他难以进入。突然，她一把将他推开，他赤身裸体、毫无防备地站在床边。她无意取笑他，只是弯起右膝，点了一支烟。他问：“你干吗这样？”她回答：“我想干吗就干吗。”他给了她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在她的下巴上，烟从手里掉了下去。他又给了她一个耳光，她的脸热辣辣的，她哭了起来；她敏捷地捡起掉在床上的香烟，起身裹上床单，冲进浴室。她任由眼泪肆意流淌，却小心地不发出声音。她等着他来敲门：打算不作回应。她听见卧室里的脚步声，听见脚步声到了走廊，然后走下铺着地毯的楼梯，最后她听见前门关上的声音。她在浴室里待了一会儿，等着门铃响，等着被拯救。但他没有回来；这时她发现自己湿了，顿觉失望和恶心。

这件事之后不久，她遇见了罗奇。他刚刚出版了一本讲述自己南非经历的书。他被逮捕、严刑拷打、审判、监禁，后在国际组织的抗议下被驱逐，他在南非的资产亦遭冻结。第一次见面罗奇并未给她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后来她读了他的书，通过他的书接近他。而不久，她便感到不可思议，她居然根据他的书和他在书里描述的经历就判定自己了解他。

在简看来，罗奇是个实干家，和她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他话不多；他没有一套一套的理论；单是他这个人本身就扩大了她的世界观。她一直觉得南非颇为神秘，而罗奇仿佛把她带到了那个遥远的国度，带入了真实的事件和行动；她觉得他让自己对人类的可能性有了新的认识。她很高兴他的长相并不出众，旁人奇怪她看上他什么让她感到满足：这个四十多岁的小个子男人，一脸愁容，面颊凹陷，从鼻子到嘴角有着深深的皱纹，眼光略带嘲讽。

两人从不谈论南非，也不讨论他的书；至于他被严刑拷打、投入监狱的事情，简宁愿不去想。他来自一个更为重要的世界；她认为他和自己一样看到了她所在的这个世界即将被摧毁，而且他不仅看到了，还有所行动。他是一个实干家；他的书和经历就是证明；她以为他的过去在召唤他，所以当他没有停下来享受他的书带给他的荣誉，而是突然决定离开伦敦，接受这么一份不太靠谱、待遇也不怎么好的工作，来到这座小岛，为一家听起来像是由殖民店主们构成的公司工作，她以为他是要去一个新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世界纷乱的中心。

简已经决定要追随他，追随他的生活。她已经决定等房子一租出去就跟随他离开。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引起了她的怀疑。罗奇竟然张口大笑；以前她只看见过他微笑。罗奇张口大笑，他嘴角上翘，露出萎缩的牙龈和长长的臼齿，之间有着黑色的缝隙。简感觉自己仿佛瞥见了一具骷髅的牙齿，瞥见了半人半羊的萨蒂尔，瞥见了这个人的灵魂。她一度觉得他相貌不凡，甚至开始觉得他英俊。而这一瞥像是瞥见了一个丑陋的陌生人。她让自己把这个荒谬的瞬间抛到脑后；她已经下定决心。可是在她到达的那一刻，她的怀疑又回来了。在她的这些感情经历中，她总是会得到某种警告、某种小暗示，某种预示未来的小信号。而现在，被预示的事情就在眼前。

四个月过去了，如今她知道了她到这里第一天就知道的事情：她来到了世界尽头的某个地方，来到了某个穷尽了所有可能性的地方。她自己都觉得奇怪：当初在伦敦她怎么那么单纯，竟然相信世界的未来在这样的地方酝酿着，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

高地住宅区自成体系，与城区不相往来；起初邻居们生活其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吸引了她。在这里，在这个她自以为来到了世界中心的地方，人们谈论的却是离开，是移民加拿大和美国所需的证件：这些谈论是秘密的，因为离开一出口就好像是背叛和投降。没有人比哈里·德通哈更像高地人，没有人比他更原住民、更安定。可是自从哈里利用经常去加拿大出差的机会弄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的消息被不小心走漏了以后，这些品格一夜之间就变得令人恐惧和恼火。

哈里把家里一间装有空调的休息室布置成酒吧，酒架上挂着一个发光的小牌子，上面写着“哈里酒吧”，摆着他收藏的尊尼获加威士忌和其他酒吧物品。这里一直以来都是大家聚会的地方。屋里的气温低到可以穿羊毛衫和毛衣；灯光昏暗；来自各个国家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酒吧广告营造出移动的圆圈、泡泡或喷泉的效果。就在这里，在一种奢侈的、度假似的而非具有危机感的氛围中，大家习惯了与站在自己的吧台后面的哈里谈论空调，谈论当晚室内会冷到何种程度，谈论当地局势。

起初，简还等着弄清楚这些局势的详细情况，等着认识人们口中的那些人物，山下市区里的实干家、政客。可是人物众多，他们的行动原则混乱不堪，话题转瞬即逝，很快，简就失去了兴趣，不再想谈论新的政治联盟，反正这些联盟常常是一事无成，也不再想分析新的政治威胁，这些威胁同样稍纵即逝。这里不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个地方就是它所呈现的那样，不会再多。再者，罗奇也并非像她原本想象的那样身居要职——她清晰地记得她在机场的海关大厅向那两个美国人提起他的名字，等着他们发出惊叹的情景。

简明白了，罗奇是来这座小岛避难的。他是雇佣他的公司的一名职员；他属于高地住宅区这种地方；他是半个殖民者。他在这里远不如在伦敦有名气。简至今仍不理解罗奇为何如此突然决定离开伦敦。她怀疑这座岛上是否有超过六个人读过他的书。当然，他有一定的名声，在南非受过苦的名声。没有这个名声，他是不会被萨波利切公司雇佣的，自然也就不会得到工作许可。对这个名声有尊敬，但是还有别的：一种奇怪的施恩的态度。

简想不通为什么这里的人对罗奇抱有施恩的态度，对格兰德利特太太却是敬重，甚至是敬畏。格兰德利特太太出身于一个老种植园主家庭。她是一个棕色皮肤的老女人；在她举办的鸡尾酒会和晚宴上，她总要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提醒黑人他们在她的房子里显得多么奇怪，直到不久前都只有黑佣才可以进她的房子。

格兰德利特太太的本地口音相当重。她说仆人们说的英语；这是她的特权之一，也是她与自己请到家里来，有些还操着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的黑皮肤要人保持距离的方式。在这些聚会上，格兰德利特太太总是能设法说一次“黑鬼”这个词，仿佛只是一种幽默，她喜欢引用一些旧时街上或种植园里说的带有“黑鬼”的习语，希望她的客人们能听懂。比如，说什么东西非常合适，她会说“就像山药适合黑鬼的嘴”一样合适；那些黑人听了就会哈哈大笑。一次，简听见她形容一个话太多的人说他的嘴“就像一个生病的黑鬼的屁股一样动个不停”。

这些把来格兰德利特太太家当作一种荣耀的人在那里夸张地假装自在，对于这类老掉牙的种植园习语，他们与她一起哈哈大笑，不去理会掺杂在她话里的种族挑衅。而同样是这些人，却可能对罗奇咄咄逼人。他们知道他的南非史；他们觉得跟他在一起是安全的。但是他们好像要进一步考验他，每一个初次见到罗奇的人似乎都想听到他发表一些个人声明和爱的宣言。通常这些人一开口就把种族歧视归咎于罗奇，或是摆出一副罗奇要为他这个岛民在其他国家所受的一切侮辱负责的样子。这种事情简碰见过不止一次。

还有一件事也奇怪得很。这些在格兰德利特太太面前避而不谈种族问题的人，却爱跟罗奇打探南非的事。他们想进一步了解黑人在那里遭受的侮辱；而当他们听到他们想听的内容时便表现出尴尬、不安甚至是愤怒。一天晚上，当罗奇谈论那里的气候，谈论那里热爱体育运动的人们，谈论白人的健康体格，简看见周围人那冷冷的恨意。罗奇也看见了。从那以后，即便别人逼他——这件事不胫而走——他也不再谈论了。

格兰德利特太太在她旧式的老房子里挑衅黑人；黑人就来挑衅罗奇。他们对罗奇的要求要比对格兰德利特太太高得多。数周后，简发现尽管大家对罗奇的过去确有崇敬之情，但是在很多人眼中，罗奇不过就是一个丑角。他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和生意人，他没有任何重要的技艺。他是一个做善事的实干家，永远不会呈现出什么成果，他所做的就是代表他的公司与穷人打交道，组织男子俱乐部和体育活动，在这里发个奖杯，到那里送个板球装备。他与吉米·艾哈迈德共事，很把他当一回事，比那些给吉米钱的人还认真；他贿赂贫民区的小子，让他们去画眉山庄工作。

在高地住宅区和其他任何地方，当地人，不论是不是黑人，都可以对未来、政客和政治冷嘲热讽。可是罗奇，因为他的过去、他的书（这里几乎没人读过他的书，书里记述的事情是那么遥远，完全属于另一种生活）和他的工作，却必须对未来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罗奇应该为自己辩护。可是他从不多说。他似乎对别人的嘲讽满不在乎，对有人要他讲讲他的工作时人们彼此之间交流的眼神满不在乎。

于是，简发觉：在这座在她想象中将会上演拯救世界的行动的小岛上，罗奇只是个难民。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住在哪里不是由他说了算的。他以大公司雇员的身份入住高地住宅区，他的职位高到可以分到一栋房子，而邻居们也是以此接受他的。在哈里的酒吧，人们愉快地跟他打招呼；他被看作高地住宅区某个古怪但可靠的居民。而他似乎也接受这样的角色。

正是罗奇的消极被动让简觉得失望、反感。他们刚认识的时候，罗奇不愿多作解释，他的平静让简认为他有着长远的眼光，对未来有着某种设想。即便是现在简偶尔也会想：如果不考虑她的失望而是着眼于罗奇的人生，他也许就是一个圣人，从高处俯视着芸芸众生的愚蠢行径，并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原谅。可是她看到了他萨蒂尔式的笑，瞥见了他那长长的臼齿、变黑的牙根和牙齿之间宽大的缝隙。他的眼神和话语从不表露什么。简明白，以前她以为他是把他的愤恨一直压抑在心里，对在南非的遭遇的愤恨，对出了岔子的人生的愤恨，有一天他会爆发并采取行动。然而如今，她已不再相信他有这样的激情。他唯一有能力做的似乎就是进行廉价的挖苦，主要是针对她。她已认定：根本就没有什么谜，罗奇没有什么事情要报复，他性格之中的某个部分，某个行动的马达，已经被切除。

当简对罗奇还抱有期待时，她从来不问他在南非蹲监狱的事情，不愿让他谈论他所受的侮辱。可是有一天，当她在心里已将他放弃、为两人的关系画上句号，她问他难道不曾对在监狱的遭遇怀恨在心。而得到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罗奇本可以给她看个伤口、向她吹嘘某种美德，抑或只是诉说一段经历，可他却说：“你得明白我一向认可权威。这可能跟我上的学校有关系。”

*

就这样，这天早上简醒过来，就像她第一天醒过来时那样，发现红杉木百叶窗的房间里一片漆黑，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发现她又在一个男人身上看见了并不存在的东西。

简走过罗奇房间外面的镶木地板走廊，他和她一样也把房门微微打开以便空气流通，来到后面一间几乎空荡荡的大房间。这个房间没有什么功用，只是公司住房没有装修的空间的一部分。她打开折叠门，来到凸起的砖砌门廊。铁桌、啤酒瓶和酒杯都蒙上了露水；空烟盒浸湿了，水淋淋的；铁椅上集了一座子的露水。

太阳还没有升起；下面，在棕色的山坡下，平原和寂静的城市在雾霭中影影绰绰，沼泽上空白雾茫茫。简绕到房前。草坪和草坪四周湿漉漉的；近来露水是草坪唯一的水分来源，因为自从干旱以来政府禁止浇灌花园。从草坪一侧的土墙可以看出这里在被夷为平地之前是什么样子：草和草根长在一层薄薄的表层土上，一种砂岩，红色黏土。靠近土墙的草坪表面满是小小的黏土块。

简心想，她什么时候决定离开就可以离开，这是多么幸运啊。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自由：做一个决定，然后付诸实践。这是她幸运的地方之一；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用这点幸运来安慰自己。她有这个特权：这是她最大的信念，超越其他一切她在生活的冒险中储存在她灵魂里的那些零碎的、互不相干的想法——她从一打男人那里学到的由一打理论组成的垃圾堆。她可以离开；她可以使用那张她到达时移民官员没有查看的回程机票。

她是幸运的，她有特权。然而，每当危机来临，而她的危机总是与她在男人方面的失败密切相关，她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处于危机之中，而她的特权虽然可以带给她安慰却毫无用处。她可以回到伦敦；那个她已经放弃的社会，那个她认为面临毁灭的社会，依旧在运转。她会在伦敦安全地生活，但是是安全地生活在衰败之中。

简总是在自己身边看见衰败，即便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火车站的自动售货机里装满了糖果，可她知道总有一天里面会变空的；它们注定是要空的，正如她孩提时所见的那样，不过是堆还没有人想到要拿走的破铜烂铁。她看见已经无人居住的大广场，没有人住得起那里的房子。她看见越来越小的空地；看见建筑另作他用，与原先的设计不符。看见一栋房子外挂着一块伦敦郡议会颁发的名人故居匾牌，会让她联想到她周围住的不再是名人伟人，在未来几年内再没有哪栋房子有资格挂上这样的匾牌。

没有哪栋房子、哪个人物会被铭记。她知道，她感觉得到。然而她依恋着自己的房子，寻找具有实干精神的男人。她关注时尚的每一个变化，却也知道大多数时尚都是华而不实的。在一家新开的高级餐厅，在崭新的装修中，她可以看出衰败、劣质的迹象。

她生活在变化之中，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更大的世事无常的事实。可是她有特权：她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一遍。安全是她特权的基础。然而，她却讽刺地看见周围的人都是逐利争名之辈，只在乎死板的规矩和形式，看不见灾难正在逼近。在她眼里，她的女性朋友都是一些空容器，等着男人来填满。这些男人的名字在她们的交谈中一遍遍出现，罗杰、马克、约翰。而当你看到本人，就会发现他们和这些女孩一样空虚。然而罗杰、马克、约翰也曾是简心目中的模范男子，她在他们身上看到非凡的品质。简就在她的言、行与感觉的矛盾之中，在知道自己安全却又抱着世界在衰败、在走下坡路的观点的矛盾之中，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

可眼下她身处异乡，这种变化无常的感觉更加明显。报纸和政府说褐色的山里隐藏着游击队员。屋后光秃秃的山和后花园，楔入一片林子和一个隘谷；在那个看不见的隘谷里有一群赤脚的流民，衣衫褴褛、疯疯癫癫，每天早晚成群结队从那里经过，他们步伐轻快，嘴里念念有词。简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高地住宅区看上去高高在上、很安全，其实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人性的躁动不安。这些大房子，这些大花园。这里的房子永远不可能置齐家具，永远不可能成为居住了两三代人的家。它们永远不可能像格兰德利特太太的老木房那样，木工装饰腐烂了，阿拉伯式浮雕花纹的内拱都沾上了灰尘，深褐色的地板已经翘起但被磨得光滑明亮，木地板的硬漆木纹从软一些的木头上凸显出来。而高地住宅区的这些新房子再过多少年也还是如此：只是一些水泥壳。即便运来一卡车一卡车的表层土，这里的花园也永远不会开花结果，不会凉爽，不会有绿色的步行道。这些花园太大了；它们总有一天会缩小。山下凌乱的市区和郊区工厂会慢慢蔓延上来，穿过公路和树林，最终占领这里。这个地方不可能出现伟人，它已穷尽所有可能。

天空明亮起来，沼泽上方的白雾渐渐散去。白天难得的凉爽很快就会过去。整个大平原上会开始燃起火焰，从高地住宅区透过一个个小孔往下看，就好像大地到处都在冒烟。远处，机场若隐若现。飞机的形状不是十分明晰，只是一些白色的小亮点。

格兰德利特太太曾说：“有时我只是看着机场，心想它真是好远啊。”她这么说只是想制造不安，但是很容易想象高地住宅区被封锁、包围。事实上，如今每天晚上就已经有种被封锁的感觉。警察在山上所有的主要道路上设置了路障，为晚宴、酒会，甚至是去哈里的酒吧增添了冒险色彩，也为高地住宅区居民的歇斯底里提供了意义。他们觉得受到山下的威胁，越搬越高，直到像在简和罗奇之前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家一样，不能再往上搬就飞走了。

房子里没有留下什么以前那些住户的痕迹。黄褐色的水泥墙壁上干干净净，没有钉子的痕迹，没有挂过相片。空荡荡的后屋的踢脚板上有一些划痕和黑色的擦痕，可能是一个或几个孩子玩游戏留下的；但是仅此而已。

屋外的痕迹则要多一些。他们在屋前靠着梯状水泥墙的一半假山一半花坛的地方种了玫瑰；幸存的纤弱的黄色花梗上有时还会开出小小的单花瓣花朵，当天开花当天枯萎。他们在黏土里种下的灌木，不仅没有长大反而干枯了。屋前唯一真正生长的是那些自己繁殖的小树苗：长在假山石头间的凤凰树，大门边上水泥裂缝里的三四株粉色风铃木，一株荆棘，黑色带刺枝条上长着数以百计的黄色小花。

屋后的水泥台阶延伸到了风化的山坡上，尽头有一堵挡土墙。台阶两旁的柏树发育不良，挡土墙底下长着些半死不活的百慕大草，雨季时，草坪和后门廊周围的草籽被雨水冲到了这里。挡土墙过去是一块平地，那里的土壤比较好，所以之前是一个菜园子，还种有香蕉树。简和罗奇都没有碰过菜园子。简很少走进台阶和挡土墙后的这片地势较低的园子；来到这里几个星期后她才发现园子尽头、隘谷边缘有一排洪都拉斯松树树苗。

前一户人家留下的最大的东西当属建在花园比较平坦的这一边的这栋不知是儿童屋还是临时房的建筑。可以看出是出自当地木匠之手：与其说它是市区随处可见的棚屋的缩小版，还不如说是翻版。小屋是木结构，紧贴地面，有一个房间和一个斜屋顶。墙是借用其他建筑上的旧木板搭的，所以五颜六色，还装有一扇旧镶板门。小屋看上去似乎仍完好无损，但其实已经开始腐坏。屋檐下有一个巨大的沙子筑的黑蚁窝，简原以为里面生活着很多蚂蚁，今天早上才发现蚁窝早已四分五裂，又干又空。

小屋的门开着一道小缝，简推了推，门开了，但是只能开到一半。一阵针扎似的刺痛划过简的手，像是被虫子叮了一下；简赶忙去拍刺痛的手，突然发现有人住在小屋里。

漆黑的小屋里只有透过木板缝照射进来的丝丝光线，满屋子散发着难闻的香烟、灰尘和旧衣服的气味，还有一股像是小动物尸体的味道。一个山上的流浪汉就睡在这里。他的头发乱七八糟地扎成长长的猪尾辫，有些地方是红棕色的，泛着厚厚的蓝色油光。一张大脸，阳光照到的地方很黑很亮。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躺在另外一堆破破烂烂的衣服当中。

简拍打手的时候，那人咕哝了一声。简看见他身边有一把短剑和一个旧油漆罐。她立刻转身，门也不关，快步走回水泥台阶。到了台阶，她跑了起来，跑上台阶，跑过百慕大草和发育不良的柏树，没有回头。他在那里多久了？他把花园里那栋小屋当成他的家多久了？跑到最上面一层台阶，在木槿丛旁，简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她什么也没有看到。

简想起画眉山庄那栋小屋里的布莱恩特和他那咄咄逼人的猪尾辫。他和那个睡在儿童屋里的人一样，来自山下的城市和平原，站在高处，城市和平原一览无遗。刚刚在山坡下的花园里，景物的比例变了；简仿佛一时间被带进了包含在那个视野中的错综复杂的生活。

太阳出来了，照在简的太阳穴上，树林和儿童屋投下阴影。平原上的雾霭渐渐散去。山峦以前是绿色的，只是风景的一部分，是点缀着红色和橘色的森林火的近景。

简想起布莱恩特，想起吉米·艾哈迈德。Succubus。回到屋里，简透过半开的房门看见罗奇还在睡觉。她改变主意，没有叫醒他，而是退回走廊，来到大客厅，透过观景窗可以看见屋前还处在阴影中的草坪。简从放在几乎空荡荡的架子上的平装书里取出《学院英语词典》，翻到她想找的那一页：“Succubus：与睡眠中的男子性交的女妖。”

罗奇在房间里喊道：“简。”

简来到罗奇的房间，罗奇说：“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就在你从花园回来时。有人要折磨我。一个穿深色西装的医生。他说：‘我们要把你阉掉。’我知道我不想让他在我身上使箱子里的那些家伙。而且要弄我只要去厕所弄就可以了。”

罗奇以前从没说过这样的梦，简感到不安。刚开始他确实很紧张，可是讲着讲着他的紧张好像慢慢消失了，最后他居然笑了。简不知如何是好，表达同情、发表评论的时机过去了。

简说：“人总会在醒来以前做各种奇怪的梦。”

一辆汽车或是货车停在屋外。它在马路上转了个弯，然后就轰隆隆地驶下山去了。

简说：“报纸来了。我去拿。”

房子的另一头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是女佣阿德拉在她的房间里收听早间的赞美诗节目。这个节目是一个美国南部教会赞助的，专门播放黑人灵乐。

阿德拉虽然年轻，却很虔诚。她身体健康、体形丰满，却没有落下过一场美国南部传教士在市区举行的信仰疗法集会。一开始简觉得这些集会听上去很有意思，阿德拉告诉她有跛脚的黑人扔掉拐杖、拆掉绷带，在月台上奔跑欢呼；有被施了魔法的男孩把原本嵌在肉里的钉子等金属成功取出。可是不久，简就后悔鼓励阿德拉去参加这些集会；因为自从她得知简和罗奇是未婚“同居”后就很不高兴。她坚持要穿一件白色制服，像一个星期五晚上的女传教士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搜寻简和罗奇的新罪行，满屋子都可以听到她的抱怨声。

简走到前门去拿报纸时听见阿德拉的尖叫。她知道她尖叫的原因：后阳台的铁桌子上放的啤酒瓶。

“朗姆酒！”阿德拉大喊，“朗姆酒！朗姆酒！我的天啊，他们居然在这栋房子里喝朗姆酒！”

吃过早餐——阿德拉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听收音机：音乐、广告、政府通告——简对罗奇说：“如果我告诉你我要回伦敦，你会说什么？”

罗奇正在看报纸上的警方新闻：前一天白天和傍晚发生的事件：突袭、枪战、贫民窟的斗殴，山底下城区很多人的生活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遭遇危机。

他说：“我会说但愿我能跟你一起回去。”

“可要是我永远离开，要是我不再回来呢？”

罗奇没有放下报纸，而是一直在读。直到摊开报纸翻页时，他才以他那一丝不苟的口吻说：“那就比较复杂了。”

罗奇没有再说什么。他的平静浇灭了简争辩的念头。情绪、感情和事件引导她采取行动。她一直有这个想法；现在更是如此。她早已决定；而把决定付诸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当罗奇回来吃午饭的时候，两人谈了别的事情；危机又好像过去了。

四

这个男人占据了我整个的心思，让我再无心去想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再见到他。他在英国受了那么多苦，我想他不愿意见到我这种人。在这里人们只把他看作一个黑鬼，但是我这种阶级的女人能够看出他的本质，我理解，在英国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这里的人说他出生在一个中国杂货店的后屋，说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混血黑仔，是一个中国佬在某个黑夜撞大运种下的，这太可笑了，但是我看得出他是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只有我这种阶级的人才看得出来，在我眼里，他是一位王子，来帮助这些又穷又苦的黑人，没有人愿意帮助这些黑人，他们自己更是不求上进、得过且过。

他是他们期待的领袖，我坚信终有一天他们将在大街上游行，为他献上王冠，那时，人人都说：“这个人出生在一个中国杂货店的后屋里，但是正如凯瑟琳对希思克利夫说的那样：‘你的母亲是一个印度公主，你的父亲是中国皇帝。’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请注意，这发生在英国，在那些牙买加人和巴基斯坦人来到英国，让英国人产生种族情绪、变得不喜欢像他这样的人之前。他们将会把他看作一位王子，有着金色的皮肤。

好几次我开车经过他那栋孤零零的、令人生畏的房子，时常看见深夜时分他的书房里还亮着灯。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不想打扰他、惹他厌烦，因为我知道他正在写那本约稿的书。一天，我鼓起勇气给他打电话，当他接听时我的心狂跳不止，我放下了电话，虽然我渴望听见他那温柔、有教养的声音，那深褐色的声音，正如很多人所恰当描述的那样……

吉米推开便笺本，打量起布莱恩特。布莱恩特正坐在两张毛绒沙发的其中一张上看报纸，尽力在翻页时不弄出任何声响。

布莱恩特过去不看报纸。但是斯蒂芬斯每天都看，布莱恩特也学样看起报纸来。斯蒂芬斯有自己的看报习惯。他特别爱看晚报。他不看那些外国新闻与政治要闻，他只看与警察相关的报道，而晚报上的这类报道更长、更新鲜，虽然常常和晨报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却多了不少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他要找的就是这些细节。他能从街区的名字，从警察和目击者对某个事件的描述，从汽车在哪里被盗、之后又在哪里被找到等信息中读出他的朋友和敌人在做什么。斯蒂芬斯就是这样看晚报的，就像在看一张写给他个人的布告。此刻，布莱恩特就在试着用这种方式看报纸，他仔细阅读清清楚楚地印在报纸上的种种细枝末节，半希望半不希望能以此获得斯蒂芬斯的消息。

停下笔，思路中断，孤独来袭，吉米感到写作后的虚弱。他打量着布莱恩特：扭曲的脸，一根根的小猪尾辫，一张一合读报的嘴唇，蓝色旧牛仔裤里纤细的双腿；吉米像为自己难过那样为布莱恩特难过。

吉米起身离座，在蓝色的地毯上踱步。他走进卧室，站在五斗橱上的电话旁。犹豫了一下后，他拨通电话，屏息等待。

阿德拉说：“罗奇公馆。”

吉米没有作声。

“罗奇公馆。”

吉米放下电话，回到客厅，在书桌前坐下。

我的心完全被这个男人占据。他很孤独，我看得出。这里的人忌妒他，他们的座右铭是：要灭灭这小子的威风，他们只想把他扔到树林里去任由他腐烂。在英国也是，英国人也想干掉他，于是编造出强奸和性骚扰，他的名气大到他们无法容忍，在他们看来，他只是一匹种马，所以他们把他送回来等死。但是他不是一个会被轻易打败的人，我相信他会让他们大吃一惊，他是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人。

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浏览报纸以找寻他的新闻时，突然看到他将在狮子俱乐部[1]的一个大型集会上发表演讲，国内外的大人物，每个人当然都想听听他关于时事的看法。他将在艾伯特王子饭店的午餐时间发表演讲，我决心到时一定要去。

我在大堂的一处公告牌上看到他的名字和照片，我发现每个人都暗自兴奋，服务员们安静地聚拢在他正在演讲的房间外面。最后，我听见屋内传来一阵掌声，人们的欢呼仿佛永远不会停止。一个服务员喊道：“他来了！”只见吉米走了出来，身边的国内外大人物认真倾听他说的每一个词。这些人西装革履，而他穿着打褶的裤子和毛式衬衣，十分随意又不失体面，而且彬彬有礼，他与每个人亲切、友好地交谈。他的衣着也许随意了点，却展现出他黑豹般柔韧的身体线条。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里。我不知道他认不认得我，我该不该上前跟他搭讪。正在这时，他说：“这不是克拉丽莎吗？”我说：“你记得我？”那些大人物往后退了一步，能让大家看到我是这个有名却十分谦虚的人的朋友，我无比自豪。他说：“我当然记得你。我欠你一块钱。”

一抹笑意掠过他的双眼，我无比惊讶，因为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一定是看出了那天在山庄里我是多么害怕。我想此刻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一定也从我浅色的眼睛里看出了恐惧，因为当我和他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施了催眠术的兔子。我想束手就擒，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将用自己的双手掬来水，我将从他温柔的手里喝水，从此我将不再惧怕他。

吉米因为兴奋而虚弱无力。他感觉到自己的裤子湿了。他一面被那个美丽的梦折磨，一面又感到甜蜜的忧伤。那是他多年前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听说的一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慢慢变成一段对亲眼所见的回忆。一个周末，这个故事在市区的后院里传播开来，星期一早晨便被男孩们带到了学校。他们重复着从后院的女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对发生的事情心怀敬畏而非震惊，害怕惩罚降临到所有人身上，语气半是防卫，半是认命。

这是一个白人女孩在海滩被一伙暴徒强暴的故事。女孩流血，尖叫，然后昏了过去。其中一个暴徒跑到椰子树林里的一条咸水溪边，试图用双手为女孩捧些水来。

在那个星期一的早晨第一个把这个故事告诉吉米的男孩——从那个男孩的声音里可以辨出他住的那个后院的女人们的口音——那个男孩认为捧水的部分是事情发生后的疯狂和恐惧。而吉米却觉得那是整个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这个故事深深地印到吉米的脑海里，他还逐渐想象出一个像旅游海报一样风格化的场景：椰子树下柔和的光线和模糊的树影，白色的沙子，阳光闪闪的浪花，纵横交错的弯曲的灰色椰子树干后面一片碧海蓝天，流血的女孩倒在一辆旧福特的前挡泥板上，掬着水的合拢的双手，感激的眼神，记忆里的恐惧。

吉米写不下去了。他从梦中醒来，发现四周一片虚空，发现自己如此细心准备的内心独白，却没有听众。他心神不宁，他想像福特前挡泥板上的那个女孩一样大叫。这种时候，他需要人群、冒险、邂逅，需要能够帮助他忘记自己的事物。可是周围只有一动不动的灌木丛和废弃的工业区。

他走过去站在布莱恩特坐的沙发旁，没有人爱、被抛弃、迷失方向的布莱恩特，简直和自己如出一辙。然而即便在布莱恩特身上也隐藏着某种美。他把一只手搭在布莱恩特的肩膀上，手指碰了碰布莱恩特的脖子。布莱恩特说了声“吉米”，报纸从手里滑落。要是他的美能够为人所知就好了。吉米把手伸进布莱恩特的套衫，抚摸着颤动、变硬的乳头，线条优美的胸部，再向下是结实的肚皮。布莱恩特开始吞咽口水，肚子上的肌肉收缩、下沉。往下，过了肚脐，是僵硬的腹股沟，有弹性的毛。他已经长成男人了，被隐藏的完整无缺的美。

“吉米，吉米。”

然而过了一会儿，吉米突然——几乎是粗暴地——把手收了回来，接着起身走进卧室，拿起电话。

简接的电话。“你好。”

吉米没有说话。

“你好。”简报了电话号码。

“简？我是吉米·艾哈迈德。”

“哦，是你。”

她上钩了：吉米能听出来。

他说：“你接电话的方式太英国了。只有英国人会这样接电话。”

“你指报电话号码？”

“你好吗？”

“累。而且热。”

假装生气：她要害羞了，要采取行动了。

“简。明天我要进城。要在艾伯特王子酒店见几个公司主管。他们请我吃午饭。你两点钟可以到大堂吗？你知道艾伯特王子酒店吗？”

“你找我做什么？”

“我们可以聊聊英国。我想在和公司主管们吃完饭后换换心情。”

“你要我一个人过去吗？”

“你愿意的话可以带主人一起来。不过我想把你的一块钱还给你。”

吉米停下来等着简的回应；他想大笑，想打破紧张，他能感觉到气氛正变得紧张。他想说：真是个坏小子。可是接着，他一本正经地放下了电话。

回到客厅时，吉米仍旧表情严肃。但是他的不安平息了。布莱恩特看出他的新心情，捡起报纸接着看起来。吉米感觉头脑清晰了；世界在他眼里变得无比美好。

[1]创建于1917年的全球性慈善服务组织。

五

吉米打了一辆出租车，一点过几分到达艾伯特王子酒店。身着制服的门卫打开车门。吉米至今仍对艾伯特王子酒店感到不自在，所以总是选择坐车过来。以前，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结束之后，在飞机和大批游客出现之前，艾伯特王子酒店是岛上最大的饭店；对吉米而言，即便他去过伦敦，这个酒店的名字也依旧透着奢华。

以前，围绕着大公园的这一带是一个高级居民区。后来住在这里的人纷纷移民或者搬往山上；公园附近的这些私人大宅被改造成政府办公室、宾馆或者公司的办事处；再后来，独立以后，就成了使馆和领事馆。尽管用混凝土进行了翻修和加固，也尽管内部嵌有铁柱，艾伯特王子酒店看上去依旧是一副老派大庄园的样子：木头结构，磨得发亮的地板，一个走廊似的露天大堂。以前酒店禁止黑人进入，接待自北方坐游艇到来的游客；在海滩被发现之前，这里就只有观光客。可如今，它有种被遗弃的感觉，现在的游客都到海滩边的酒店去了，艾伯特王子酒店成了本地人光顾的地方。门卫和服务生的制服都不如从前崭新、笔挺；建筑本身也开始出毛病，大堂的木地板已经变形。午餐时间，翻修过的空调酒吧里挤满了在附近上班的人；气氛随意，而以前这里可是高档场所。但在吉米心中，艾伯特王子这个名字听上去仍旧十分悦耳，仍旧透着特权和华丽。

吉米在露天大堂紧挨着空调酒吧的一把柳条椅上坐下，点了一杯橘子汁。到一点半，午饭时间来这里喝酒的人差不多都离开酒吧返回了办公室，大堂里没什么人了。后面的墙上贴着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伦敦海报的旅行服务台空荡荡的；电梯也不忙；电梯司机、门卫和服务生在大太阳底下休息。

饭店面对着公园。干旱烧光了公园里的草，稀稀拉拉的几个午间行人匆匆走过，扬起一阵阵灰尘。在正常时节，公园是艾伯特王子酒店吸引顾客的地方之一，如今只是一块尘土飞扬的空地；灰尘都落到大堂的地板上来了。公园的围栏在战争期间被拆掉了，算是岛民对战争的一种支持，留下一个个小小的铁墩子。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再装围栏，如今公园和人行道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界线。人行道因为大树不断延伸的树根而到处变得歪歪扭扭，公园里很多地方又被行人踩秃了。公园的另一边是第一个山脊，布满了疤痕似的住宅区，一道道红色的伤口即是弯弯曲曲的公路，红屋顶、银屋顶和黄白墙壁映在棕色的背景中。

橘子汁喝完了。简迟到了。吉米轻松了些。大约两点过一刻，简来了。她穿着紧身裤，腹股沟被勒出一条弧线；她不紧不慢地走进大堂，艾伯特王子酒店对于她显然没有对于吉米那么重要。

吉米看不出简此刻的心情。背对着公园里的阳光，她比他印象中矮，走路姿势笨拙，有点拖步。她的手臂相对于身体显得短了些，紧贴在身体两侧。她的脸是一个谜：他记不住她的脸，而此时，他想他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她的脸没有个性，轮廓模糊，难以名状；它可以变出很多张脸来。他注意到她的嘴，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她的嘴太大了，上嘴唇有点肿，好像被抽过似的，皱起的垂直线条表明曾经受过伤。这样的嘴巴让他联想到某些小孩子和仍然孩子气的大人的嘴巴：柔弱，被宠坏，还有着这种柔弱和受宠引发的残忍。

吉米已经想好要用怎样的表情和心情来迎接简了。可是此刻，当他审视着她的脸，他改变了主意。他站起身，走向她，说：“我的车在外面等着。”

“我们要去哪里？”

“我家。”

“到这里来真够辛苦的。我想喝点冰的东西。”

吉米跟着简走回他刚才坐的地方，大堂最里端。这个位置很开阔：前面是大堂，一侧有一条宽阔的走道，像一条室内走廊，再过去是一个露台，在水泥围墙内营造了一个小树林花园：这会儿太阳就在其正上方，在茂密的树林的阴影下生长着厚厚的葡萄藤和爬山虎，有着心形的大叶子，下面一点的叶子已经在干旱中枯萎，黑土干巴巴的。

吉米背靠着墙坐下，按铃叫服务生。简在一半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坐下，把包放到了地板上，神态轻松。吉米注意到：这个女人有时间，她在等待事情发展。

吉米说：“如今在公共场所我都喜欢靠着墙坐。一种简单的防身法。在公共场所必须保持警惕。永远不要背对着门坐。”

简拿出一只蓝色圆筒的打火机点燃香烟。吉米注意到她淤青的上嘴唇向下遮住牙齿，然后紧紧闭住，这让他觉得有些反感。她的眼睛开始变得湿润；她不再像刚到的时候那么冷漠随意。

吉米提了提裤子，感觉自己的动作干净利落，自己的衣服也干净利落。他用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摸着小胡子。

“打火机不错。”他说。

“法国的。用完就扔。我想里面装的是撒哈拉的天然气。”

简把打火机递给吉米。但是她的眼睛开始被怒气笼罩。服务员来了，她点了一杯朗姆宾治，然后抽着烟，看着那个小树林花园。

吉米把打火机立在桌子上。

他说：“你也许不相信，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在这里做服务生。以前这里不许黑人进来。”

“这地方真够破的。”

“人总是在不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才偏偏得到它。这个世界是为那些已经拥有它的人存在的。为那些无需冒险的人。”

朗姆宾治来了。

“比如你在画眉山庄看到的那台复印机。我们得到破得不能再破的东西，他们还期待我们感恩戴德。”

简抿了一口朗姆宾治，似乎恢复了精神。

“和主管们聊得怎么样？”她问。

吉米没听懂。他的脑子飞速转动，他感觉自己被出卖了。就像在梦境中似的，一堆混乱的画面迅速在他的眼前闪过：简坐车到了他家，看了他写的东西，一切暴露无遗。一时间，他乱了手脚，突然，他想起他们在电话里的谈话。

他说：“狮子俱乐部？”

“彼得是俱乐部的会员。他来了吗？”

“主人没来。这些生意人现在都站在你这边，可是我不会对任何人保证我会好好表现。我不会对主人保证。萨波利切公司希望我这样，可是他们休想得逞。”

“这里没人喜欢萨波利切公司。”

“我恨他们。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发家的吗？萨波利切是普鲁士或德国某处来的移民。他于一八〇三年到达。他去了特立尼达，在那里可以用黑奴换土地，你带去的黑奴越多获得的土地就越多。自由买卖。一八〇七年奴隶贸易被废止。就像英国的出入境管制：每个人都想赶在禁令生效之前再捞一笔。萨波利切从利物浦的一家公司订购了一船的黑奴。具体数量没有人知道。两三百个，一个人头一百英镑。船到了以后禁令就生效了，萨波利切拒绝付款。等风波平息后，萨波利切变成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后来他离开特立尼达来到这里。这就是这家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公司的发家史。”

简的怒气又回来了，她的眼睛湿润了；吉米觉得她要么快要哭出来要么就要发脾气。

她说：“真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讲这个故事给我听。萨波利切的发家史我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

“这是主人的公司。”

“又不是我的！”

吉米说：“听着。我不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简一下子警觉起来，有所戒备。

吉米注意到了她的变化，说：“在英国我有太多的女性朋友。”

她明白他的意思。他打量着她的眼睛。

吉米没有给简接话的时间。他用下巴往公园的方向指了指，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下午有时我们会到这里来玩。打板球、踢足球。白人会看我们玩。我们就会故意调皮捣蛋。我曾在英国遇见一个小时候来过这里的女孩。她随父母来的，住在艾伯特王子酒店。她对这里的回忆就只有那些在酒店外面的公园里踢足球的黑人小男孩。我们推算了一下日期，我觉得她当时一定看见我了，我一定是那群黑人小男孩中的一个。你怎么看？”

“她是你不能与之做朋友的女性之一吗？”

这个女人在求爱，准备被求爱。

吉米严肃地说：“今天下午要见你我很紧张。我顾不上头发，顾不上衣服。一看见你的眼睛，我就体会到了我对你的感觉。它们就像现在这样。似乎要尖叫出来。”

简不想让这个话题中断，问道：“你干吗紧张？”

“我担心我的想象欺骗了我。”

“是吗？”

吉米没有回答。他按铃叫来服务生。“布莱恩特在等我们。他想把那一块钱还给你。车子会载你回来。”

简可能会拒绝。但是吉米现在知道她会去。

*

门卫不再斜靠在门廊的铁柱子上，他站直身，吹了一声口哨。马路对面，一群司机坐在一棵大树稀疏的树荫底下的公园长椅上，那个又矮又胖的司机听到口哨声，站了起来，拍了拍屁股。那辆美国大车在路上拐了个大弯，驶进半圆形的酒店车道。

高温和朗姆宾治作用下的简迷迷糊糊的，她注意到车的尺寸。真是又可笑又可怜，她差点笑出声来。门卫打开车门；吉米给了他小费。真是又可怜又可笑。车座很烫；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她的手臂上。车子离开灰尘满天、阳光刺眼的公园和遍布红疤的山峦，朝市中心驶去，越走越热；从车窗吹进来的风暖烘烘的。黑色的柏油街道，仍是居民区的样子；白色或黄白色的房子；又小又黑的阴影。蓝色挡风玻璃外是灰色的天空。

车里头很宽敞，两人坐在座位的两端，相隔甚远。吉米笔直、端正地坐着，左脚搭在右膝盖上，紧身裤向上缩起，露出薄尼龙袜，右手放在露出的下半截小腿肚上。简坐在司机的正后方。司机鲜艳的蓝色衬衫是亮闪闪的合成材料做的，透出底下的黑色皮肤和白色网状背心；被衬衫领口遮住一半的脖子上是一圈厚厚的黑肉和几缕稀稀疏疏的头发卷；从蓝色挡风玻璃透进的一束蓝光照在他赤裸的肥胳膊上。

吉米说：“那是网球俱乐部。”

简没有转头看，只是用余光瞥见路边有几栋建筑：没有空地，没有球场的影子。但是这一带就是这样：新建筑在老空地上见缝插针似的拔地而起。

吉米说：“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女孩，她父亲是情报局的。他到这里后，有一天去了网球俱乐部。有锦标赛还是什么的。当然了，黑人不准入内。看见这里的白人表现得好像没有战争这回事，他很生气。他觉得马提尼克岛上的维希人随时有可能占领这座岛。他问其中一名选手，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男孩，一副酷酷的、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问他难道不曾想过应该为他的祖国而战。那个男孩回答说：‘我更喜欢打网球。’”

简坐在座位的一端，心不在焉地听着，沉默不语。朗姆宾治和酷热让她迷迷糊糊的，有种她喜欢的冒险感觉。她听着吉米讲那个女孩的事，一个没有名字、父亲在情报局工作的女孩，简知道这不过是他编出来希望吸引她注意的故事，觉得有点好笑，但她允许自己去想象这么一个女孩；允许他灌输给她的这些意象在她的脑海中漂浮，并以此为消遣。

简已经经过市区无数次了，早就看腻了车外的风景。此刻，当她的兴奋逐渐升级为恍惚，感觉世界在融化，她发觉自己捕捉到了细枝末节：老式西班牙建筑的天台悬挂在人行道的上方，衣衫褴褛的乞丐们呆呆地坐在那里，旁边是卖泥巴模样的蛋糕、彩色糖果和钉在板子上的彩票的老女人。简感觉飘飘欲仙，感觉自己正在从一个安稳的世界被载往某处暂时不安稳的所在，她在冒险。她料到了会这样。她没料到让她感到一阵惊恐的是自己突然间掉进了市区，未知的、之前从未来过的市区。然而身体里的另一个她却依旧觉得好玩：这车真可笑，自己怎么会坐在里面，怎么会和吉米坐在这样的车里面。多么令人费解；多么荒唐。

吉米在一旁说：“如今他们都走了。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都走了。”

那些网球选手。多么古怪，酷热之中，为他们献上的挽歌。吉米说着，简听着，两人仿佛隔得很远。仿佛吉米被抛在了身后。

车子来到大广场，这里曾经有一片树林，有柏油步行道，如今则挤满了汽车和简易的木头摊位。一打的喇叭高声播放着雷盖音乐，一会儿赛过汽车和卡车的轰鸣声，一会儿又低下去。病怏怏的流浪狗在广场上游荡，有些就趴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简端详着其中一只，死气沉沉的眼睛，身上有一块从黄癣皮里长出的生肉似的瘤子。车子来到海边，大海并没有给人凉爽、清新的感觉：细细的粉红色铝土矿尘埃，生锈的瓦楞铁皮棚屋，燃烧的垃圾场散发出的恶臭：山峦、森林、大海、红树林，这里的一切都变得脏乱不堪。

简像从来没见过似的仔细地打量着车外的景物，越来越兴奋。此刻，车子开始在公路上飞驰，驶过山坡上的棚屋，驶过新住宅区的红色长街，每栋小房子都投下一样角度的阴影。炎热的空气，汽车的轰鸣，飞驰的速度，简听任着这一切的摆布：小小的亢奋，她相信这亢奋仍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她知道这种感觉很快会过去，世界会重新变得实在，她的视线会恢复清晰。

吉米时不时评论一下车外的景物。他说话含糊不清，简也没有认真听。小小的亢奋变成了冒险；简喜欢这种感觉，希望被这种感觉包围，这种晕晕乎乎的感觉，奇怪的是，吉米的在场并没有对此起任何作用：炎热制造的亢奋，越开越快的汽车，满眼的堆在衰败之上的衰败，腐烂之上的腐烂。

简盯着司机的脖子看，盯着鲜艳的透明蓝色衬衫的领口里那近乎光溜溜的黑色粗脖，盯着脖子上的那圈赘肉，盯着那几缕跟他皮肤一样黑的小卷发出了神。

“那个是哪里来的？”

这次吉米直接跟简说话。此时车子已经远离市区，来到了工厂区，路边是烧焦的路缘和凹陷的田野，田野里停放着废弃的汽车残骸。

简摸了摸吉米指的银项链，说：“摩洛哥的。”她本想说：别人送的，但是话到嘴边却变成：“六便士。一个情人送的。”

吉米仍旧笔直地端坐在座位的另一端，沉默寡言，被这段车程和简的沉默不语搞得很尴尬，不停地舔舌头。他和在画眉山庄第一次出现在简面前时一样沉默寡言，但是这次却显得十分荒唐可笑。

“他不相信贵重的礼物，他不希望我们俩之间有钱的事情。”简补充道。

吉米听出了她的语气，说：“一件送给应有尽有的女孩的东西。”

可是当汽车驶离公路，进入废弃工业区，周围只有灌木丛和灌木丛里残存的房子地基，简的兴奋迅速变成某种类似犹疑的情绪。当车子停在吉米的院子里，白晃晃的太阳底下一片寂静，灌木丛挡住了所有的视线，简注意到又矮又胖的司机的那对强有力的粗胳膊，顿生失望之感。

兴奋逐渐消退；简又能清楚地作判断了。房子还是她记忆中的样子：点缀着莫名的黑色和黄色斑点的钢青色地毯，架子上的书和照片，包括那张一个女孩或者女人被挖掉了的照片——是父亲在情报局的那个吗？简认识那么多男人，挑选那么多男人作为候选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原本被冷眼旁观的一个房间或者一栋房子突然就变了性格，变成另一种房间，充满某个男人的个人特征。这个房间此刻让她感到反胃；恢复清醒的她试着在脑海里迅速回放把自己带到这里来的一连串事情，改变了自己这一天的性质的事情，努力找回镇定。

吉米说：“你的眼睛好像要尖叫出来。”

简几乎是带着怒气转向吉米，两眼湿润，似噙着泪水。

吉米把手搭在简的肩膀上，然后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她把嘴贴在他的嘴上，双唇大开。吉米吓了一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散发着烟味的舌头和嘴唇——曾经受过伤的嘴唇——为所欲为着——此刻没有了秘密，没有了情人从摩洛哥买礼物送她的虚张声势，言语变得苍白无力——当她的吻渐渐变得索然无味、毫无意义，吉米先是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如饥似渴，并不为之奇怪。可是他转念又想：这个女人根本就像个小女孩，无知得很，她想要的都在接吻里面，她以为她可以用表现强势来掩盖她的无知。

简胳膊底下的衬衫湿了；吉米这会儿才注意到。她的胸部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他都不觉得那是胸，而只是一堆肉。简给他的反应时间太短了。他本应好好酝酿一下高潮，可此刻他感觉高潮在快速溜走。终于，他把嘴从简的嘴上慢慢移开，把她紧紧地抱住，喘着气。他感觉到高潮已经溜走，而且再也回不来了。

吉米抱着简，程式性地问：“我们要不要到隔壁房间去？”

简飞快地耳语道：“别问傻问题。”她的耳语一点儿也没有亲昵之感，然后立刻摆脱了吉米的拥抱。

简迈着进艾伯特王子酒店大堂时那种有点拖沓的步子，仍旧背着挎包，不紧不慢地走进卧室。她走在吉米前面，好像她知道怎么走似的。房间里铺着一张缀有鲜艳大花图案的栗色地毯，一张双人床上铺着黄色的烛芯纱床罩，仿木头纹理的床头柜，台灯，梳妆台，五斗橱上放着一部电话：像英国大街上家具店的橱窗里陈列的那种卧室，看上去非常刻意。地毯松松垮垮地铺在水磨石地板上，赭石色的水泥墙壁光秃秃的，房间里的光线单调刺眼。打开的窗户外面是一片死寂和炎热：烈日炎炎的浅蓝色天空，有气无力的灌木丛，连带刺的棕榈树的树冠也纹丝不动。

简无视吉米放在自己湿乎乎的腋窝底下的那只手，飞快地把挎包放在梳妆台上，麻利地脱掉鞋子，解开裤子，把内外裤一齐褪下，穿着衬衫飞快地倒在了床铺中央，把脸转向墙壁，好像屋里就她自己一个人。她的速度令他目瞪口呆；他害怕自己会再次错过高潮。她的冷漠让他感到孤独，他开始担心会失去她。他看见她的肚皮是白的，双腿晒成了古铜色。她的腹股沟处没有什么毛发，可能是刮过；那私处就像一张发不出声音的笨嘴。

吉米在简的身边躺下，没有脱衣服，再次被她那用力夸张的亲吻吞没，她的双唇张得大大的。他伸手去摸她腹股沟处的细毛，然后将手指慢慢往下移。这时，简停止亲吻，一把推开他的手，带着此刻伴随着她所有话语的怒气说：“别挑逗我。”吉米坐起来开始脱鞋。简已经退了回去；吉米再次感到害怕。他赶紧脱掉内外裤。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吉米僵坐在床上，听着铃声不停地响啊响。

“看在上帝的分上，去接电话。”

吉米站起来，简看见他腿上稀稀疏疏的扁扁的黑色小卷毛；他腿上的毛还比较像黑人的。现在他身上只剩那件毛式衬衣，看上去就像哪个从棚屋里头出来的小毛孩，那些小毛孩通常只穿一件背心，露在外面的小鸡鸡就像一个个小塞子。吉米就这样走向五斗橱，拿起电话。

电话铃不响了，突然变得很安静，可以听见从房子里某个地方传来的脚步声，橡胶鞋底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

吉米透过房门喊道，“没事。没事。”

简一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马上就知道是谁了。

“是，主人。”吉米说。

简翻身趴在床上，大喊道：“记得把这事儿写到下一次的机密公报里。”语气很难说是笑还是生气。

她摊开手脚趴在床上，衬衫紧紧地贴在身上，双腿叉开，毫无优雅可言，她的臀部很宽，白白的屁股又扁又大，比她那晒成古铜色的腿来得光滑。

“我没有见过他，主人。”吉米对着电话说。

简把双臂塞到胸膛下面。

“我知道，主人。我知道。主人，我会给你回电话。”

吉米挂了电话，走过乱扔一地的衣服，回到床边。简依旧脸朝下，双臂压在身下，睡着了似的。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臀部。她没有反应。他在她身边躺下，她没有动弹。他趴在她身上，又仅仅感觉到一堆肉，对她身体的形状失去了感知。简依旧一动不动。一阵怒火突然向吉米袭来。他一把抓住她的肩膀，从她身上起来，试图从她的后面上她。简大喊：“不！”猛地转过身来，把吉米甩了出去，胳膊肘撞到了他的下巴。他举起手要打她；可她闭着眼睛，说了句奇怪的话。她说：“爱，爱。”他笨拙地躺在她的身上，再次被她那夸张的亲吻吞没；他上了她，说：“我不行，我不行，你知道。”

“所有的男人都这么说。”

这时，就这样，没有痉挛，他那紧绷的小小力量从他体内泄露了出来，就这么结束了。他内心恼怒不已。

他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衬衫上，闻着她的汗味，不过为时已晚。

简说：“爱，爱。”

吉米退缩了，不情愿地滑出简的身体，他从她身上移开，把脸枕在她的胳膊上。

简问：“你每次都穿着这件毛式衬衣做爱吗？”

简的话音里连嘲讽都没有。她已经远在天边了。当吉米睁开眼，他看见简屈起右腿，露出刚才她不让他的手碰的地方，仿佛只有她自己一个人似的。屈起的腿，膝盖以上十分苗条，微微弯向一侧：她的姿势带有某种男性味道，她那只轻抚着那条腿的手也带有某种男性味道。她看着自己的手和腿。她多么细心地把自己的皮肤晒漂亮啊！她又是多么细心地把自己的腿毛刮干净！皮肤看上去就像被擦伤了一样；可如今已经有新毛长出来了。

“彼得想干吗？”简问。

“他问斯蒂芬斯的事。一个以前在山庄待过的小子。”

简抖了抖吉米枕的那只胳膊，说：“我要起来了。”

吉米离床沿很近。他站起来，穿着他的毛式衬衣站在床边。

简迅速地从她那边下了床，双腿一摆同时落地。然后，她胳膊一挥，一把将黄色的烛芯纱床罩从床上拉下来，床头灯都被她弄倒了；吉米没来得及端详简裸露的身体，她就已经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出于在一次随意的性行为后想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本能，出于想重新把对方视为陌路人的本能；接着，尽管包裹着硕大的床单，她敏捷地把房间里自己的每样东西都捡了起来，每样她刚才随意丢弃的东西，就跟不要了似的：她的鞋子、挎包、裤子和里面的内裤；带着她的每样东西，清除了房间里自己的痕迹，她走进隔壁的浴室，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然后砰地把门关上。

半裸的吉米打量着房间。他错过了高潮；长久以来伴随着他的空虚又回来了；腹股沟上面那两处地方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他听见她用马桶的声音，听见她冲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想再冲一次；可是没有水了。他开始穿衣服；这时他才发现刚才简在他身下躺着的地方，白色的床单上有一大块水渍，一大块渗过烛芯纱床罩留下的圆形污渍。感觉就像她的身体是独立于她的举止、言语和态度而存在的；可是他错过了高潮。

不一会儿，浴室的门打开了，简已经穿戴整齐，头发也重新梳理过；她又如陌生人般冷漠，仿佛不曾交出什么，需要被重新追求。透过浴室敞开的门，吉米看到烛芯纱床罩被挂在淋浴区低矮的砖砌墙上，乱糟糟、湿答答的。这个女人情人无数却依然如饥似渴；如小女生一般缺乏经验，却被宠坏；不知不觉养成娼妓的坏脾气和举止，在尝尽失败和耻辱后，在妓院的女佣身上寻求报复，想方设法为她们创造工作，下等人欺负更下等的人，从中品尝胜利的滋味。她现在看上去是如此冷漠；如此扬扬得意。吉米恨透了她。

他说：“车还在外面。”

简一言不发。

但是他还是陪她走了出去。在房子侧面的停车棚，简再次见到穿蓝衬衫的司机和那个绑猪尾辫的小子。她自己打开车门，坐进车里等着司机。

她几乎看也不看吉米，说：“我希望你从主管们那里得到了你想要的。”

简离开后，吉米腹股沟上面那两处地方疼得越来越厉害。他渴望布莱恩特的触摸，渴望布莱恩特温暖结实的肌肉和他安抚的嘴巴与舌头。

六

小小的亢奋消失了；其实早在她到达吉米的房子之前就已经开始消退了。此时回到车上，重新坐在司机身后，重新盯着近乎光溜溜的黑脖子上的那圈赘肉和赘肉上的那几缕小卷发，简浑然不觉车外景物之凄凉，只觉得炎热和隐约的悲伤。这悲伤并非痛苦，而是她常有的一种心情，可以忍受。她回味着刚才的激情，可是房子和卧室的画面闯进了她的回忆。她的脑海里闪过只言片语，这些话并不是讲给某个特定的人听的，简想象自己像个孩子似的哭着说：“我到处找。我找啊找。”

内心的风暴逐渐平息。那些只言片语也平静下来，变成一种陈述。简把目光投向司机的后视镜：他那双小红眼睛正在打量她，并迎住她回瞪的目光。她转头望向车外的田野；路边的废弃汽车；远处男人们忙着把草塞进汽车后备厢拉回去喂牲口的小小身影；冒烟的山峦，在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的照射下呈黄色。但是她知道司机在时不时地盯着她；每当她往镜子里看，都会看到他那双作着评定的红眼睛。这时，一个完整的句子在她的脑海里闪现，一开始还没有什么含义，而等她琢磨过来，她吓了一跳。她想：我在玩火。多奇怪的话，如此突然又如此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不请自来，犹如一则对真实的暗示，破坏了原本挡在她和那栋凄凉的房子之间的安全感和距离感。

车子进入市区：安全了。燃烧的垃圾场：褐色的烟非同寻常的浓，油腻、刺鼻，简受不了，关上了车窗：五彩纸屑般的垃圾堆，浓烟之中影影绰绰的卡车、男人、女人、小孩，偶尔闪电般穿过黄色火焰的食腐乌鸦，提防着人类，在铁丝网旁不安地呱呱叫唤。火：冒烟的山峦、烧焦的路缘解释着那句话。可是这个解释并不能让她满意，并没有让她解脱。车子经过下午热闹的市区，向上驶往高地住宅区，空气逐渐变凉爽，平原在她身后下坠，越来越低，这一路上简不停在想：我在玩火。

到了，司机没有下车给她开门。简下车时说了声“谢谢”。司机只是抬了抬下巴，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表示他听见了。然后他立刻从座位上抬起又矮又胖的身子，扭头往后看，一只肥肥的黑胳膊抱在前座闪闪发亮的塑料椅套上，飞快地在车道上倒了车，驶出大门开上马路，不见了。

简的双腿之间湿漉漉的，身上都是那个男人的味道，尽管她在那栋房子的浴室里试图用香水掩盖。她觉得手指头上的味道尤其重。她得洗个澡。阳光透过红杉木百叶窗射进铺着白色瓷砖的浴室，又干又热。她关上百叶窗，脱掉衣服。可是水龙头里干干的。水很紧缺，一到下午就停水。

简累了，但她没有躺下休息。她把裤子和衬衫重新穿上，走出自己的房间。房子里就她一个人，她在几个大一点的屋子之间走来走去，然后来到后门廊，在一把铁椅上坐下，先是等五点钟开始上晚班的阿德拉，然后等罗奇。

当罗奇出现时，简对他说：“花园的小屋里住着一个人。”

简的担忧似乎让罗奇更冷静。他开玩笑地说：“可能是阿德拉的朋友或亲戚。我们得小心。”

罗奇走下屋后阳光照耀下的水泥台阶，走过发育不良的柏树。简在阳台上看着。罗奇打开门，然后抬头看着简，下午的阳光照在他微笑、露出疑惑不解的表情的脸上。简也走了下去。小屋的门一推就开了，里面空荡荡的。那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已经带着他的罐子和破布离开了。只留下一股淡淡的旧衣服、动物尸体、油脂和大麻温暖的气味。

罗奇问：“你什么时候看见他的？”

“昨天早上。可我当时太害怕了，没有跟你说。”

“看来他似乎更害怕你。”

六点钟左右，阿德拉在厨房里喊：“水来了！水来了！”一时间屋子里所有的水管和水槽几乎同时哗哗作响。山上的阳光金黄，柔和；焖烧的天空慢慢暗下来；夜晚的雾气笼罩了平原和大海。简洗了个澡。

那天晚上她对罗奇说：“今晚我能跟你睡一起吗？”

罗奇说：“我不是应该习惯一个人睡吗？”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

罗奇没有再说什么。简把枕头放到他的床上。

七

这里的形势令人绝望罗伊，这里的人太容易背叛，黑色的脸戴着白色的面具，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敌人，敌人无时无刻不在渗透你的阵营。主人罗奇先生纠缠不休地询问一个他们送到这里来的小子的去向，城里来的一个叫斯蒂芬斯的小流氓头儿，他们想搞一场剧烈的政变，想让他取代我，好像我会让那小子把我拖到街上去让警察打死。不罗伊我就待在我这个没有设防的城堡里，时候到了我会采取行动的，到时人们会自愿来找他们的领袖。可是现在形势渐渐变得令人绝望，在死寂的夜晚我失去了勇气。我感觉自己必输无疑，他们在派其他的特工来，我不知道怎么对付……

吉米停住了。文字在依旧新鲜的伤口上盘旋。他审视着这个被侵犯了的房间：书本、相片、地毯、铺垫子的沙发，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还有卧室，那张被玷污了的床，他到现在还是不愿意过去。多么凄凉！布莱恩特去哪儿了？他可以跟他分担此刻的痛苦，他的遭人嫌弃可以化解他自己的落寞。屋外的夜晚和灌木林。寂静无声。

有一个笑话，我讲给你听。一天我们这里教堂的一个大人物，一个主教之类的，用既不是拉丁语也不是英语而是某种黑鬼的语言讲道，他说那是一种非洲语言，约鲁巴语之类的，当然了这里的人都听不懂“摸不着头脑”，你听着，他讲的是绝望是大罪过。多可笑啊，这就像那些他们喂给人们好让人们保持安静的讲种族通婚的哈莱姆电影。这些人活在梦境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相信人们还能消化那样的话。

我父亲的房子里有很多间公寓，我从上学的时候起就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你不去教堂，他们就用鞭子“打烂你的屁股”。可是如今那栋房子满了罗伊，没有公寓了。我想我和所有人一样欺骗自己说在某个地方有一间公寓在等着我，但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在骗自己，你肯定不相信，早在我还是个从父亲杂货店的后屋去上学的孩子时，我就知道我是从那间后屋来到这个大千世界的，可它不是我的，我一直知道我在骗自己，我不相信自己有或者会有一间公寓。

别人拥有公寓，他们酒足饭饱，就像我们称为艾伯特王子“高级”酒店里的那些人，以前有时下午放学后他们会带我们去那里，去外面的公园，去玩，去让别人看看我们，去给我们看我们不能去的地方。即使在英国，当世界在谈论我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随大流的时候，我也知道我没有公寓，一切终将成为泡影。

这里的事情令人绝望罗伊，当领袖自己都开始感到绝望，事情糟透了。整个地方快要爆炸，现在我看不出我如何控制革命。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人人都是游击队员。

听见前门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吉米转头看见布莱恩特站在门口，穿着深蓝色短袖套衫和牛仔裤，猪尾辫竖了起来，有些吓人，扭曲的脸流着汗，亮晶晶的，眼睛红肿。他站在蓝色地毯外面，在阴影里，等着吉米注意到他。

“布莱恩特。”

“田间劳动。”布莱恩特说，然后走进房间，他走路的样子和摆头的姿势暗示他在生气，不想说话。

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拿起报纸，稀里哗啦地翻起来。台灯的黄色灯光照在他那扭曲的半边脸上，照出瘦得皮包骨的额头。他的嘴角有白色的唾沫，红肿的眼睛像快要哭出来了一样。

吉米知道布莱恩特的脾气，没有理他。有布莱恩特坐在旁边，吉米变得冷静了。他看了看刚才写的东西；似乎写远了。他的绝望自动清除。他一时失控，可现在他好多了；现在他又能清楚地思考了。

“是的，克拉丽莎，”这个迷人的、了不起的男人说，“我欠你一块钱，我记得你。”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紧张起来，我看着他的眼睛，知道戏该收场了，我感觉到他能看穿我，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表白。

我说：“吉米我找你是为了警告你。他们恨你吉米，他们想干掉你因为他们害怕世界上被压迫的人对他们的恨，害怕被压迫的人们找到一个领袖。他们决心找出并且干掉这些领袖吉米。”

他说：“克拉丽莎回去告诉你的老板们我再也不会逃走了。”我说：“我的老板们吉米？”他说：“没有人会把我从我没有设防的城堡中拉出去枪毙克拉丽莎。你听着克拉丽莎以前我曾被你这样的人蒙骗过可我不会再上当了，你满口讲革命但其实你属于统治集团克拉丽莎，你以为你来到可怜的黑人面前炫耀一下乳白色的大腿他们就会相信你说的话。你以为你来跟黑小子们玩玩然后就可以回家去，但是我告诉你克拉丽莎，黑小子们不玩了。我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克拉丽莎，现在告诉我你父亲是不是情报局的？”

我说：“吉米我告诉过你我请求你理解，我有我的职责可是我被你这样的男人迷住了。”他说：“黑小子们不玩了，酒店大堂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你的把戏克拉丽莎，看看四周，看看这些服务生，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是堆腐肉，你以为出租车司机们不知道，每个人都看到你在公共场合跟我搭讪，他们会知道你是堆腐肉的，所以我得警告你以后你恐怕只能在白天、在公共场所走路了克拉丽莎。”

他的话让我的心充满恐惧，我看着他一眨不眨的眼睛却看不到同情，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让他知道他占据了我的整个心思，没错我是统治集团的，我是某个阶级的，我只有靠诋毁英国来减轻怀疑，我理解我在他眼里看到的憎恨，看到那种憎恨我什么都明白了。

“这是你的一块钱，”他把一张钞票扔到桌子上，说“我已经跟服务生结账了。”说完他转身大步离开大堂，所有人惊讶地站在原地，包括我。

我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我感到孤立无助，他说得对，服务生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出租车司机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如此仿佛吉米让我在这个地方再也待不下去，我在每一张我看到的脸上都看到他那流露出强大嘲讽的脸，我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心神不宁会把我逼疯。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现在我不能告诉我的丈夫，我只能承受，我感觉自己只能寄希望于吉米的怜悯，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因为我知道是他在主宰我看见的身边的憎恨，只有他能将这恨转变为爱。

在公共场所我小心翼翼地走路，在安静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会突然扑向我，每当看见有人走过来我都要问自己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想干什么。当然我恨这些懒惰的人，难怪他们无所作为，可是现在我害怕自己对他们抱有的这种憎恨和不屑因为我感觉到我会遭到报复，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害怕遭到报复，在街上，在高地住宅区，在满是游客的海滩上，因为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服务生都知道我是什么，一天中午在海滩上我正在小树林里散步突然看见一群跟画眉山庄的那个小子绑着一样猪尾辫的小伙子，他们慢慢朝我走过来我走快他们也跟着走快，接着他们取笑我追我，我知道我的时候已到只有吉米能救我，我开始穿过树林往大海的方向跑因为那里至少有游客救生员什么的可是我好像永远到不了那里，我口渴，天空碧蓝万里无云我想喝水这时我看见远处有一辆汽车我拼命朝它跑去我跑小伙子们也跟着跑我看见那是一辆有弧形前挡泥板的旧福特——

“那只老鼠！”布莱恩特突然把报纸扔到地毯上大喊道，“吉米，今天我看见那只白老鼠了！”

吉米吓了一跳。他周围的光线变了；他转头看见布莱恩特不是远远地在中午的海滩上，而是坐在一张毛茸茸的沙发上，脸颊一半亮一半暗，眼泪快要夺眶而出。吉米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别碰我，吉米！”布莱恩特大喊道，“你要是碰我我就杀了你，吉米！”

吉米本想用亲切的土腔土语安慰布莱恩特，一开口却变成严肃的标准英语。他说：“她来找你，布莱恩特。她想要回她的一块钱。”

“吉米，吉米。”布莱恩特把头往后一甩，哭了起来。

吉米走过去把手放在布莱恩特的肩膀上，用手指按住他粘了沙子的套衫和底下湿漉漉的皮肤，把脸贴近布莱恩特的脸，说：“我会把她给你的。”

八

每天早晨醒来，罗奇心想：我把我的一生建在了沙子上。他曾以为自己是一个实干家，如今却惊讶地发现他已离那个自己那么远，变成了一个坐等事情发生的人；他平静地等待事情发生，这种平静在他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带给他一阵恐惧，这种恐惧在随着一天的惯常生活的开始而在阳光下消退之前会凝结为一句话：我把我的一生建在了沙子上。

他在等简离开他；他在等他在萨波利切公司的公关工作变成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他所做的一切变成徒劳。在他看来这两个失败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他心想：我把自己困住了。一个失败他可以对付；可两个失败，还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这个被遗忘的世界的角落，让他不知所措。他既不能行动也无法撤退；只能等待。

然而他知道在他周围的很多人眼里，他是一个要干一番事业的人。这可以理解，但是也很奇怪；因为他没有什么政治教条，也不再梦想功成名就，甚至也许他根本就从未这么梦想过。倘若他有一套理论，一套政治信仰，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抛到一边，承认他的理论是错误的，像他的一些同事做的那样，怪罪这些理论或者怪罪这个世界辜负了他的理论，从而不必为自己开始新的人生而有背叛之感，这样反倒容易些。可是他没有什么理论；他不相信理论；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抱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会随着失败，或者随着对曾经激发某些行动的信仰的放弃而消失。

也许他是有一些机会抽身，回到本属于他的生活中去。他可以不用在南非遭受严刑拷打；他可以不用写那本书；他可以不用接受萨波利切公司的工作；即便接受了，他也可以不用跟画眉山庄和吉米·艾哈迈德打交道。责任感，惰性，也许，也许还有一阵小小的不期而遇的乐观主义，总是觉得这次的决定会带来某些好的结果，会最终解放他，让他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然而每个决定却让他离他觉得是自己本应该过的生活越来越远，让他在四十五岁依旧漫无目的。他是个有远见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愤世嫉俗的。他对人对事的反应很快；可是到了行动上，他就常常无视自己之前察觉到的。他总说：“你只能顺应环境。”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他忽略了某些事实以后做出来的。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把简看透了。他注意到了所有的蛛丝马迹；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是建立在他忽略这些迹象的基础上的。

当时简是准备出版罗奇的书的公司公关。那时罗奇刚到英国，在南非生活了多年后，对英国的售货员、出租车司机、接线员、秘书的快节奏还很不适应。简打电话邀请他共进午餐，讨论书的宣传，电话里的她声音迷人、能说会道；他以为这是出书的例行公事，便不好意思地答应了。他以为会是一位专业人士；可是当他来到出版社的办公室，女前台接不通简的分机；他在等候室里翻阅出版社的书目，打量一尊铜色小雕像：一个袒胸露乳的苗条女人，头顶举着一个空篮子或者空碗。大约十五分钟后简才出现，而且令他吃惊的是，她是从街上回来的。她出去买东西了，忘了吃饭的事。

原来简才刚开始做这份据她称“可怕的”工作。她半是道歉地说着这份工作的可怕和她对业务的不熟悉，邀请罗奇分享她以此为乐的心情。她说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接着又暗示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反正这是一家“很烂的”公司。

罗奇不觉得自己的书有多了不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把这席关于公司的话简单地看成一个不把工作当回事的懒惰女人的言论。简表现出一副言之凿凿、深恶痛绝的样子。于是罗奇追问她；他问这家公司为什么很烂。她说不上来；她无话可说。她笑了笑，睁大眼睛，红着脸，羞答答的，以此结束了关于公司的话题，结束了耍脾气的心情。在展示了热情的天性后以微笑来掩饰，罗奇着实吃了一惊。

令他同样惊奇的事情还有：当简收起她的魅力和小女生似的不称职，她开始谈论他的书，那双大眼变得湿润。罗奇立刻就发现她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书，还发现她对他所写的这种类型的书有着自己的想法，急于将自己置于这个她想象中的作者的立场上。她说：“殖民地的警察太可怕了。”罗奇听了怔住了。她说这句话时毫不犹豫，语气坚定，好像源自对这个话题颇有研究。“殖民地的警察”，这里的年代错乱不像是故意的。在罗奇看来，这句话不像是读历史书获得的看法，而更像是从历史事件亲历者那里得来的二手材料——以前无意间听到的谈话，别人的经验：她只是把这些东西记在了脑海里，突然间想到了就拿出来用。

她的无知令人咋舌：报纸的宣传白做了，他的书白写了，但是她的热情盖过了她的无知，盖过了她业已造成的忙碌和心烦意乱的印象（午饭前去买东西，忘了自己热切安排的饭局，情绪突变，忙得没时间看报纸），必是因为心烦意乱她才做出这些不耐烦的动作：手腕一挥，把手套扔到餐桌上，好似在拍一只苍蝇，亦似一个好装模作样的打牌人打出一张王牌。

罗奇没有纠正简“殖民地的警察”的说法，也没有告知她自己到底写了一本什么样的书。他写的东西太私人了；而她又是这么无知。此外，他的政治观点很复杂；写这本书让他发现它们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复杂。他对自己的书有些赧颜；他知道即便经过出版社的编辑加工，他的书还是语意不明、冗赘难懂；虽然重写过，但他还是无法克服想要掩盖自己被捕、遭受严刑拷打、蹲监狱、最后获得释放的悲惨经历的本能。

罗奇懒得跟她解释，任由她把一套详尽的关于非洲和种族的革命观点，一个特殊的秩序即将被消灭的观点，安到自己头上。他没有反驳；可是看到他没有如她所愿表示认同，简放弃了这种宏大的视野，转而说起伦敦从西印度来的公共汽车售票员，说他们又有效率又幽默风趣却饱受种族歧视，好像认定罗奇会表示同情。

简说最近在她的一个朋友家，当这个朋友开始说“移民”的坏话时她愤然离去。罗奇可以想象她走出那栋房子的样子：他想象她做着一些粗鲁的动作，比如突然坐直身体，然后随着这一肢体动作的发出，发现自己不能不把整个行为完成：捡起打火机、挎包、手套，穿上大衣，动作迅速、夸张。罗奇用意识的眼睛津津有味地观看着这一画面，觉得颇为有趣。但他并不相信简仅仅是为了那些公车售票员而离开朋友家的；他怀疑她是否真的离开了。虽然简说：“无论什么都不会促使我再跟她讲话。”他还是不相信她真的跟她绝交了。

简的世界简单、夸张，而且女学生气，虽然她已经是个二十九岁的女人了。她似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想法有多单纯，自己有多孩子气；这种怀疑的缺失，就像一种自知之明的缺失，让她显得强势，增加了她的存在感。她是那种他不想与之争辩也懒得纠正的人。他只注意到，午餐时，她不断抛出一些她自认为激进的观点来寻求他的认同和赞赏。这令他始料不及，心生感动。

于是，简为讨论罗奇的书而安排的这顿午餐变成了她的观点的一次展示。她成了实干家，探求者；他成了她的听众。简时不时会为他的书、他的人生、她想象中他经历的危险而称赞他两句；但是最后总会说回到英国，说回到她自己，说回到她所属的阶级的观点，她似乎急于教诲给罗奇。“殖民地的警察”一说暗示在她眼里世界的组织结构依旧很简单，暗示她还活在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或是对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想象中；她如此迷恋英国和她的阶级，表明她还认为英国是世界的中心。

吃完午饭，两人走回简的办公室；在她那个小小的房间里，罗奇见识了她如何担任主管。刚才她邀请他一起拿她的不称职开玩笑，而现在她则邀请他分享她工作中的恼人事。她朝电话那头的一个男人大喊大叫了一通；放下电话后，她红着脸，眼里闪着怒火对罗奇说：“你究竟能指望一个整天靠点头哈腰讨生活的男人做什么呢？”由于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他觉得她讲电话的方式和之后的解释合乎情理，可以接受；后来才意识到其中的矛盾。

刚开始，简还会试着站在他这边，或者说是她认为的他这边。现在，他半个人已经被她拉了过去。他觉得她不仅与她的工作、她的阶级和英国显得不和谐。她与某种更宏大的东西也显得不和谐；他开始被这种神秘，被他在餐厅里感觉到的她身上的心烦意乱所吸引。

简年纪轻轻，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结了婚；她把这段婚姻说成是一次绑架。出于某个罗奇没能听明白的原因，她把她的早婚归咎于她的母亲和一个叔叔（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责怪她的学校没有给她良好教育，初入社会的她傻乎乎地准备把自己交给遇到的第一个男人。

她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一个当时被认为正在往上升的政治家。可是自那以后他就开始下落，后来成了商人；虽然此刻简说到他的政治观点时语带鄙视，说到他的“美貌”时语带嘲讽，但是很明显，当年他的英俊和卓越都深深吸引了她；虽然她总是说对于这桩婚姻她是被迫的，但是从她说的其他事情中可以明显看出当年她才是追求者，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集美貌、卓越和财富于一身的政治家，在她之前的女人都没有发现他的优点。这个政治家似乎并不知道这个女学生在追求他，直到他的朋友对他说：“你难道看不出来那个女孩喜欢你吗？”简说起这段往事忧伤里带着快乐，仿佛这是她唯一的浪漫时期，以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不幸人生。

这位英俊的政治家由于单身太久，改不掉学生时代的习惯。甚至在蜜月期，这个年轻姑娘醒着躺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还在自慰；整个蜜月期，漫漫白日，简都被晾在一边。“我当然想一直待在床上。”简对罗奇如是说，这第一次性的警报让他感到不安。她说起他教给她的五行打油诗，一些扼杀激情的黄色诗句。只有妓女才能让他兴奋起来，付了钱马上来；对简他几秒钟就完事了，通常他更喜欢独自手淫，说这些的时候简仍然像一个刚刚发现男人的神秘之处的女学生。

被简如此描述的这个人小有名气，他的照片偶尔会登上财经版面。罗奇推算出他应该跟自己差不多年纪。昔日受人崇拜，如今惨遭背叛；这进一步向罗奇拉响了警报。也许是简夸大其词；他们的夫妻生活一定还有其他方面。然而简对这个男人的无情鞭挞也是对她自己早年受打击、受伤害的人生的无情鞭挞。

两年以后两人离婚了。但是这并没有给简带来真正的解放。她暗示那以后她换了一个又一个情人，仍不停受伤害。她直言不讳地详述自己如何被迫堕胎。听她的语气，好像这一切都不是她的选择。事件、社会、男人的本性，以及她作为女人的需求把她推进了性的丛林，让她在未知中危险地摸索。

罗奇以为自己理解这一切。于是，不出两周，两人开始交往：简是受伤害的那个，而他，虽然自己的生活一团糟，却是给予安慰的那个。他很快渗透到他在她身上发觉的激情的核心。他就是那个理解她的人：简表现得仿佛他的确是一样。在她夸张丑陋、又突然又古怪的孩子气、气势凌人得让他吃惊的亲吻中，他觉得自己能够看到她过去的一切。

这些不过是不到九个月之前的事。当初两人如此迅速地达成的共识，最终却成为两人关系的限制。在产生不悦、紧张和怒气之后，他们只能回到这种共识中：简是受伤害的那个，罗奇是给予安慰的那个：简似乎对这样的共识心满意足，而罗奇却觉得越来越乏味。

若是在伦敦，两人也许早就好聚好散；这段从未超出预想的关系只会给他留下一抹淡淡的回忆。简会消失在偌大的伦敦，他偶尔会在别的女人身上瞥见她的影子，听见她发表过的观点。他将能够认出她；他将满足于成为她又一个失败的情人。然而在这里，在高地住宅区，她和自己一样是外国人，没有东西给她作掩护，而摆放着结实的木制家具的空空荡荡的公司房和褐色的山脚下快要爆炸的市区也向罗奇提醒着他自己的失败，在高地住宅区，他的未来在视线中渐渐收缩，同时他意识到自己年纪已经不轻，在这里他渐渐依恋上了简。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简看透了：那些全是她的表演。然而伦敦掩盖住了的东西在高地住宅区这里，为时已晚地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在伦敦，罗奇常常看见别人（他自己也是）把简忽来忽去的怒气和不友好误以为是在表达一种观点。在伦敦，她从这里那里，有些甚至是从他这里借去，然后凭印象胡诌的简单评论往往被看作她完整如一的性格的体现。如今罗奇发觉，在伦敦，简像个外国人；也许她也发现自己像个外国人。也许她觉得她这些简单的观点换作从其他背景的女人嘴里说出来不足为奇，但如果出自她口中就不那么简单了。

然而在这里，在高地住宅区，人们并不了解英国人的说话方式，加上简跟罗奇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仅从字面上理解她说的话。这里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压抑着的歇斯底里状态之中，人们的野心和妒忌不再和车、房或者好东西有关，而是和安全感相联系——把钱转移到海外，弄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居留签证——就连地道的高地人哈里·德通哈也悄悄地弄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这里的人认为他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即将结束，而简却随意兜售着她的虚无主义，随意发表着世界即将崩溃、体系面临瓦解的观点，讲一些这里的人不爱听的话。没有人相信她的热情。她从伦敦来，她可以回伦敦去，没有人把她当回事。

一天晚上在格兰德利特太太家，罗奇看见一位律师年轻的妻子面对滔滔不绝的简变得默不作声；接着，这位年轻女士僵在那里，装作没有看见简的样子。这是一位棕色皮肤的漂亮女人，穿着一件收腰的蓝色礼服，很优雅，脸颊上涂了一抹胭脂，显然是为大房子里的这次晚宴精心打扮了一番。这个变化发生在无声无息之间，没几个人会注意；但是罗奇，当他将这位女士的优雅和庄重与简的滔滔不绝和紧张不安，此时已渐渐变成咄咄逼人和歇斯底里相比较——而且那天晚上简穿了一件北非条纹麻布裙——罗奇头一次发现简在外表上的不雅，这把他吓了一大跳。简不停地讲啊讲，似乎没发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她是知道的，而且她觉得受伤了。那晚回家后，她十分沮丧，一言不发：从那以后，她开始远离，不久就变成厌恶他们在高地住宅区的生活。

一群无聊的人，简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群等着被拉去宰割的羊；他们活该有此下场。简继续搜寻着证明他们无聊的证据，罗奇看着她的厌恶与日俱增。他不止一次地听见她拿出她的法国打火机，对要看看这种罕见型号的人说：“我想里面装的是撒哈拉的天然气。”这属于她惯于丢出的一类评论，这句话无疑是从她有时说起的伤害过她的众多失败情人之一的那个记者那里借来的。在伦敦这也许是句有趣的话；在初次见到她的人听来这句话可能代表知识、机警和一点对政治的关心；这句话可以引发多种话题：法国，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勘探，世界自然资源枯竭等等。可是在这里，这句话只是被听作一个地理事实，没有人懂得如何往下接。

简生活在一群没有世界观的人中间，她本以为一旦离开英国就不会这样了。她生活在一群只关心自己的境遇和自己的政客（简已经不再费心去试着记住他们的名字）的殖民者中间。她生活在一群听不懂她的语言的人中间；她感到格格不入。也许正是这种与周围这群视野狭窄、缺乏想象力的人格格不入的感觉，让她更加直言不讳、热情高涨；也许正是这点成就了发生在格兰德利特太太家的那件著名的、令人难忘的事件：她说到岛上的种种触目惊心，说到“在垃圾堆里翻找的可怕的小黑虫”，硬生生地打断了大家的谈话。

这就是她的伦敦作风，她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她不在乎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是她的作风把她推得太远了。对此她心知肚明；那天回到家，罗奇一言不发，简红着脸，露出羞答答的微笑以作回应，和两人初次见面那回她答不上来为什么那家出版公司很烂时一样。

没有了听众让她做熟悉的自己，她的阶级本性——在那栋房子里，和罗奇这个唯一对她一知半解的人在一起，简开始故态复萌。伦敦掩盖了的东西在高地住宅区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对英国和她所属阶级的迷恋，衰败的观点，认为世界将被熊熊大火吞噬的观点：在伦敦时，罗奇以为这源于她确信这个世界不是它应该是的样子。后来才发现她的想法更简单：世界将被熊熊大火吞噬是因为它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或者说不再是她以为的原来的样子。在这种想法背后是阶级和金钱的固定特性，对此伦敦的她似乎浑然不知。

这种浑然不知留存下来。她没有记忆：许久以前罗奇就得出过这个结论。她全无义务让自己的态度和行动保持一致。正如他发现的那样，指出她的自相矛盾是没有用的。她不会感到羞愧，因为她根本不在乎，她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什么。她只为自己当时当下所做的或所说的负责；她就是她此刻所是的样子。罗奇曾被他眼中的她的神秘之处所吸引。可如今他当初认为是在受伤和不幸中产生的热情，在他眼里却变成了“不可能受伤害”。

对于这段关系，简并没有投入多少感情。现在回过头看，从一开始她就随时准备撤退。当初，简在认识他没多久的情况下就离开伦敦跟随他来到这里，在他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举动，是她热情性格的体现；但其实那不过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可能受伤害，相信一切到头来都会无果而终。罗奇知道自己的角色从安慰者变成了伤害者。他成了她又一个失败情人，又一个与她所想的不一样的人。

简从一个试图把自己歇斯底里的世界观灌输给高地住宅区居民的女人——那些凭印象胡诌的、热情洋溢的评论毫无逻辑可循，看似就要引领她得出某种结论，却从未曾有结论：许多事情搅混在一起：来自西印度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在伦敦受到的蔑视，她那些女性朋友的肤浅，岛上触目惊心的棚户区，山里的游击队员——变成了一个冷静、置身事外的访客。

简对他的失败、他的工作也渐渐变得漠不关心。她假装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彼得最近就是在忙这个吗？”“彼得这么说的吗？”刚开始语带讥讽，后来就变成了无所谓。于是高地住宅区人人都知道他们关系破裂；而且认为是他做得不够好。就他所知，在高地住宅区，人们所说的不够好只可能指性能力；他还知道人们将这与他在南非蹲过监狱联系在一起加以解释。

简再一次来到了一个周期的末尾。现在，从被抛弃者的角度，他可以看出她将如何发动新的一轮攻势。她在这里没有听众，暂时休眠；但是他可以想见，等回到自己的国家，有了熟悉的听众，在经历了又一次失败的冒险后，她又会发出同样的热情、伤心、受伤的信号：又一番表演，出于本能，没有心机，就像当初引他上钩时那样。安全的、根基牢固的海葵在海底摇曳着它的触须。

她的本能、她的浑然不知、她的不可能受伤害：他迷恋上了她。他渴望在她的不可能受伤害上留下些许凹痕；他渴望让她看清楚她自己。然而日复一日，他从高地住宅区下到衰败的市区，驶向自己在萨波利切公司那些老办公室里毫无意义的公关工作；日复一日，他越来越软弱。他是个无用的人；他也开始像简看他一样看自己；虽然他和她的观点似乎不谋而合，虽然他们很少吵架，因为他们在看待这个岛和岛上的可能性方面很少有分歧，但他开始渴望她的崇拜，她的大度，渴望她能理解他目前的生活，理解他的努力白费了，生活辜负了他的乐观，想到这点他便觉得沮丧，因为这就像是在证明他现在确实一无是处。他以前从不曾寻找这种认同；他意识到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每天早晨他都在想：我把我的一生建立到了沙子上。

九

在市区的这一带街道十分狭窄，有些比羊肠小道宽不到哪儿去，而且蜿蜒曲折。掩映在高大的面包树和芒果树下的房子十分矮小，有些简直可以说是袖珍，每栋房子矗立在自己的那一小块地里，几乎把每个缝隙都填得满满当当。在当地艺术家为旅游业创作的画里，这里仍旧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红色的锡皮屋顶边缘是一圈白色的浮雕花纹，映衬着高大的绿树，粉红色的夹竹桃和红色的一品红弯向狭窄的人行道，还有弯弯曲曲的小路和绵延的山峦。但是如今即便在画里人们也能看到黑色的柏油街道尽头是肮脏的土路，越往山上就越细，岔出一条条小径；越过交错的红屋顶，可以看见光秃秃的山坡上散落着一些细木桩支住的小木屋。在旱季，棚屋呈现出灰尘的颜色；风化的山峦反射着光和热；整片地方就像一个火山口，被包围着，没有空气。

这里曾经是一个体面的下层社区。如今这种体面仍然随处可见：一些小房子外排列着整齐的篱笆，正门还挂着铃铛，或者蕨草吊篮，在小小的前阳台上投下阴影。可是夹在小径、绿树、红屋顶中间的居民区已经不复当年。有些房子里仍住着人家；但是更多的房子已经成了年轻人偶尔借宿一晚、蹭一顿饭的营地，这些年轻人打小就发现自己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只认识这些房子里自己唤作“姨妈”的上了年纪的女人。

如今这个居住区混乱无序，很明显缺乏市政管理。空房子被改造成了钢鼓乐队的活动场所，或者露天汽车维修店；没有轮子的小汽车和大卡车堵塞了小路。排水沟里满是垃圾，黑黑的水面上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墙上涂有过期的竞选标语、种族口号和编造的非洲人名：夸梅·曼丁哥（奴隶，仆役长），有的字迹潦草，有的则相当工整。这些标语和名字之间有某种竞争的味道，一个比一个稀奇古怪，营造出一种幽默的效果，与威胁和愤怒的文字形成强烈反差。

这就是斯蒂芬斯住的地方。这就是他拉帮结派的地方。三个月前，他便是让自己从这里被带到了画眉山庄，带到了土地上去：如罗奇所愿，斯蒂芬斯让自己相信了他那半政治的口号：土地，在土地上劳作的尊严，基于土地的革命。现在斯蒂芬斯不见了；罗奇很担心。简从画眉山庄回来以后说过山庄是游击队员的掩护所。她只是随口说说，大概已经忘记了说过这话。可是罗奇记得。他不相信报纸、广播和电视上讲的游击队员。但是他相信城里的匪徒帮派。

斯蒂芬斯母亲的房子在某条旧柏油街道一条分叉的土路上。罗奇把车停在柏油路面上，离拐角有一段距离。现在是下午两点，一天当中最热、最静止无风的时候。街道上空空荡荡，暴露于太阳光底下；电线杆几乎没有投下什么阴影；房子的阴影都缩回到了屋檐下。锁车门的时候，罗奇听到一阵嘶嘶声。他刚要转头，却突然停住。一个男孩穿过柏油街道径直朝他走来。罗奇戴上墨镜。

男孩说：“你。给我一块钱。”

罗奇没有走开，而是看着男孩。他看见靠得很近的呆滞眼睛，右眼皮上有一个小脓包：被吞噬了一半的灵魂，已然一具行尸走肉，注定失败的人生。

男孩说：“一块钱给你洗车。”

罗奇试了试车门的把手，说：“一块钱帮我看[1]车？”边说边朝拐角走去。

男孩走在他旁边，不停地用双手比画着。他低垂着手肘，抛出手臂，张开手掌僵硬地做出撒东西的动作，好像要让自己看起来很生气。他嚷嚷着：“一块钱，伙计，嘿，一块钱！”

罗奇不理会他，而是将注意力投向他刚才待的那个院子：说不定他的朋友就在那里看着呢。

这时，一个男人穿过土路朝他们走来。罗奇正要左拐走上那条土路，突然听见那男人说：“嘿，离那个男人远点。”

这个声音让罗奇警觉起来。一个深沉、放松的声音。一张冷静的脸：一张知道自己的价值的脸。一个买得起软革皮鞋的人，皮鞋虽然普通、没有擦亮、布满灰尘，但是鞋背却显雅致。这是一个有工作的男人，一个有目的的男人。惊奇过后，直觉告诉罗奇：这是一个便衣。罗奇带着怀疑又迅速地瞥了那个男人一眼：他已经走开，天气如此炎热他却步伐轻盈，没有渗汗的尤卡坦短袖衬衫在旧牛仔裤上方摆动，证实了他的怀疑。他心想：这栋房子正在受到监视。

罗奇慢慢地往山上走，动作夸张地避开石头、坑洞和布满灰尘的垃圾，一边想着：我应不应该卷到这件事情当中？但是他知道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

罗奇要找的房子原本是左手边的最后一栋。但是没有铺砌的土路胡乱地在山坡上延伸，两边盖起了房子；路被踩平了，像涂了灰泥似的又硬又滑；山坡上分叉的土路尽头散落着一些小木屋和营房。

斯蒂芬斯太太的房子就是这些袖珍房子中的一栋。水泥墙壁，瓦楞铁皮屋顶，四英尺高的水泥台基。小鸡在台基附近的浅坑里又厚又干又脏的尘土中休息，在酷热中张开嘴咯咯直叫。这栋房子显出几分气派；它不是棚屋；与其说是山坡上的房子，不如说是柏油街道上的房子。它是按本地区的标准样式建造的：从中间纵向分开，右边是几间卧室——前面一间卧室的门式毛窗户打开着，松弛的窗帘绳上挂着半块蕾丝窗帘——左边是一个小阳台、起居室和厨房。

罗奇走上一段浅浅的红色水泥台阶，来到阳台。两把扶手起泡、椅垫褪色的莫里斯椅就几乎占据了整个阳台。起居室门框上的白漆已经开裂，而且很脏。他敲了敲门，然后咬着眼镜腿转过头。他先抬头望了望天空和盖满房子的黄色山坡，然后又低头看了看穿尤卡坦衬衫的男人刚才站着的那条没有铺砌的土路。他看见两个街区以外有一个与人行道齐平的小酒吧，生锈的瓦楞铁皮篷子下那敞开的入口黑洞洞的。

罗奇本打算待一会儿就走。他只想问问斯蒂芬斯的事，试探一下斯蒂芬斯太太知不知道她儿子的下落。可是当斯蒂芬斯太太猛地打开摇摇欲坠的毛玻璃门时，罗奇发现自己已经决定绝口不提她的儿子。

斯蒂芬斯太太是一个身材匀称的高个子穆拉托[2]女人。齐膝的裙子在胸和肚子部位勒得紧紧的。短短的头发编成一个个小辫子，眼睛凹陷，脸颊上有一块不健康的、发亮的肿胀。

罗奇庆幸自己不打算提起斯蒂芬斯，因为当斯蒂芬斯太太说：“啊！罗奇先生。你吓了我一跳。我透过玻璃往外看，纳闷这个白人是谁。”当她这么说时罗奇从她的语气和冷淡的态度，就像是在跟站在他右肩后面的某个人说话——判断出她一点儿也不友善。

斯蒂芬斯太太把罗奇请进屋时故作自然，她的眼睛似乎一直扫视着街道和山坡，然后才转身走回屋内，在涂了清漆的地板上拖拉着拖鞋，小心翼翼地穿过挨挨挤挤的家具：和阳台上那两把莫里斯椅配套的长椅、一张中心台、一个餐具柜、一张大餐桌和六把餐椅：标准的岛上旧式家具，罗奇高地住宅区房子里家具的缩小版。

斯蒂芬斯太太不是一个人。屋子远角，窗户旁边，一个老一些的女人坐在一把餐椅上。她的个头比斯蒂芬斯太太小，更瘦，扁平的脸上挂着微笑。

罗奇说：“我刚好路过这里，斯蒂芬斯太太。”

斯蒂芬斯太太说：“是啊，是啊。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刚好路过。要喝冰果汁吗？邻居，你要喝果汁吗？”她一边走出后门一边说：“只有我的孩子们不来找我。”

罗奇朝那个老妇人笑了笑。后者也朝他笑了笑，没有说话。

关于她的儿子，斯蒂芬斯太太已经作出声明。她话里的责备和怀疑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徘徊下去：虽然门式窗打开着，屋里仍旧没有一丝空气。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此刻罗奇觉得他得把这趟社交拜访进行到底。这间屋子让他感到压抑、不安；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浅粉色的水泥墙壁上挂着斯蒂芬斯太太的几个孩子的镶框照片。一个年轻男人穿着学位袍：这很像一张摆在伦敦照相馆橱窗里的照片，被拍照的人看不见摄影师的嘲讽，眼里只有恭维。其他那些面孔：路人的面孔，在街上毫不起眼，奇怪的是，这些在这里被赋予荣耀的面孔看上去却更加脆弱。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堪一击，沉重、过多的家具填满了整个房间，却又好像不属于这里：你可以轻易地忽略掉那套莫里斯家具和餐桌餐椅；可以轻易地把这栋房子想象成一小块黄泥土地上的一个薄薄的空壳。

水泥墙壁上的涂料已经脱落，落满灰尘的灰泥底下露出粉色的粉浆，在齐臀高的地方有一道亮闪闪的污垢。一个木头隔断把这间小小的客厅和两间卧室（半掩的门后的两个黑洞）隔开，隔断上的旧油灰已经掉光了。隔断的这一面贴着画眉山庄的海报：“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和种马。——吉米·艾哈迈德哈吉。”罗奇越发紧张。脆弱，脆弱，这个世界需要无限的容忍，无限的忍耐：这些家具，海报，穿学位袍的年轻人的照片。

老妇人跟随着罗奇的眼睛，看着照片上穿学位袍的年轻人说：“那是劳埃德，玛德琳的大儿子。”她的声音悦耳、有教养；她似乎比斯蒂芬斯太太有教养，可她说到玛德琳的时候语带尊敬，说到劳埃德好像他是一位成功人士似的。“他现在在英国。”说完老妇人又笑了笑，点了点头。

罗奇知道斯蒂芬斯的这个哥哥：他在战争爆发前去了英国。英国，罗奇心想：在这里可真难撇开英国。而且有这么多个英国：他的、简的、吉米的、劳埃德的，以及这位老妇人脑海里的英国——很难想象那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斯蒂芬斯太太说道。她回到屋里，手上端着一个漆了鲜艳的红苹果色的锡托盘，上面有两杯西柚汁。“没错，劳埃德在伦敦。”她小心地穿过家具朝罗奇走来。“可是劳埃德忘记了他的母亲。”她转身朝餐桌走去，拖着步子，好像还在扭着屁股。她把托盘递到老妇人跟前，说：“邻居？”然后她坐了下来，仿佛只是在对着房间说话：“没错，劳埃德忘记了所有人。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的，让他如此行事。”然而不一会儿，斯蒂芬斯太太就清楚地表明她是知道的；问题在劳埃德的妻子，是他妻子不让他回家。“没错，邻居。我不怨恨任何人。我以前也有一个男人，我知道想留住一个男人是怎么回事。但是希尔达做得太过分了。大家都以为我对希尔达做了什么。你知道她不给我写信。她只给自己家写。我还听说他们拥有的每件东西都是最好的，希尔达一个人做两份工作什么的。啊，让他们享受着吧。他们的好日子很快就会到头了。到时他们就想回来了。他们就会明白只有自己人才会对你好。果汁够不够甜，罗奇先生？要不要加点糖？”

“不，不用，斯蒂芬斯太太。”

“没错，邻居。我以前也有一个男人。现在我得自己谋生。诺利在这里的时候，我还可以得到几分钱，可是自从他被那个中国佬骗去后，我就再也没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子儿。罗奇先生，你一定要叫诺利偶尔回来看看他的母亲。”

“我很少去那里，斯蒂芬斯太太。一个月就去一两次。”

“没错，邻居。我知道想留住一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希尔达就是这样，”老妇人说，“她娘家就是这样。没教养。土包子。希尔达就是这么个人。”

“没错，亲爱的。两份工作，什么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们会明白的。只有自己人才会对你好。那个中国佬有什么好的，罗奇先生？谁在英国给了他那么大的名声？他要那些男孩干什么？不管人们说什么，诺利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孩子。”说着她突然哭了起来。

老妇人说：“邻居。”

罗奇说：“斯蒂芬斯太太。”

“那个中国佬，”斯蒂芬斯太太说，“我一向不喜欢那个中国佬。可是我支持这个政府，罗奇先生。这个政府永远不会倒台。”

“只要以色列还在。”老妇人边说边点头，还朝罗奇微笑。

“没错，”斯蒂芬斯太太说，“以色列处于全盛时期。”

“谁会想到有这么一天，玛德琳？”

斯蒂芬斯太太叹了口气。“谁会想到有这么一天？”说着她站了起来，在她刚才坐着的餐椅和莫里斯长椅的椅背之间朝罗奇走近一步，说：“可是罗奇先生，您都没有喝果汁。您不喜欢吗？要不要多加些冰块？”

罗奇几乎没怎么喝，而是让兑了水的西柚汁缓缓流过他几乎紧闭的双唇，未尝到味就被下排牙齿截住了。他手里的玻璃杯又冰又黏；地板底下的母鸡在酷热中心满意足地咯咯叫着；灰尘和鸡粪的味道从打开的窗户飘了进来。隔壁地皮上那棵面包树的叶子绿得耀眼。餐桌看上去又脏又暗；但是在罗奇的记忆中这个房间里的所有家具都抛过光，亮晶晶的。

斯蒂芬斯太太问：“您要不要多加些冰块？”

罗奇把玻璃杯举到嘴边，喝了两大口。西柚淡淡的苦味在他的嘴里停留；他咽下果汁，咂了咂嘴，想把那味道弄出去。

“诺利是一个好孩子，”斯蒂芬斯太太一边说一边重新坐下，“他在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可以得到几分钱。我不知道他觉得待在那个中国佬身边有什么好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相信那些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会照顾他。”

此刻她不再掩饰她的敌意。她的下巴翘起；小小的眼睛射出冷光；她的语速变快了，声音里带着怒气，偶尔还会结巴。

老妇人说：“玛德琳。”

斯蒂芬斯太太冷静了些。“没错。我以前也有一个男人。我也有。”

“希尔达是希尔达，”老妇人说，“但你不要忘了劳埃德是什么人。”

“什么都是最好的，亲爱的。这是希尔达向我传递的信息。你知道诺利用他获得的第一笔钱买了什么吗？第一笔钱。他去城里买了两个竹编花瓶架，把它们装在了墙上。”

其中一个还在，在角落里：一个不规则四边形小架子，周围装饰着竹条，竹条上烧制了对角线图案，底下有一个菱形的竹条边框做支架，上面同样有对角线图案。现在架子上是空的；落满灰尘的竹条上挂着小小的破蜘蛛网。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花瓶架一定相当漂亮：罗奇虽然很熟悉这个房间，却从来不知斯蒂芬斯还有这一面。这也是斯蒂芬斯一直压抑着的一面。

“劳埃德出生的时候黑人还是奴隶，”斯蒂芬斯太太说，“诺利出生的时候黑人已经统治这里了。没有人能让种植园时代回来，您听见了吗？不管是您，萨波利切，还是那个中国佬。”

到目前为止，在斯蒂芬斯太太对自己勉强的、时有时无的礼貌里，在她与老妇人闲聊却十分严肃的语气里，在她的故作自然里，罗奇只看见了敌意。此刻他看见斯蒂芬斯太太因为伤心而心烦意乱；这让他更加不安。他觉得自己正从她此时似乎有些混乱的话语里窥探到一种人格、一个世界，它们跟这个令人窒息的小房间一样疏离和诡秘。

罗奇试着朝斯蒂芬斯太太笑了笑，想表示他理解，也愿意倾听她的控诉。可是他的微笑让她更生气了；他有些慌了。

“人得自己照顾自己。”斯蒂芬斯太太说。

这是她颠来倒去一直在说的观点之一，是让她痛苦不已的一个死结，这个结不停地自己解开又打死。罗奇只能继续微笑。可是那个老妇人似乎比罗奇更清楚应该如何往下接：“玛德琳，玛德琳。”

“腐肉。”斯蒂芬斯太太说。

罗奇听得出这话里的性意味。只是他没想到会有这种鄙视，女人对女人的鄙视，在这个房间里，来自斯蒂芬斯太太的鄙视，就像是对她自己的身体、她对邻居的，对胖的、瘦的、筋疲力尽的身体的鄙视。罗奇嘴里的西柚味变得更苦了；他将这与窗外飘进来的鸡粪和灰尘的味道联想在一起；舌头上的唾液越发黏稠，令人作呕。

“在英国，他们就是用这个喂那个中国佬的。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好东西。他们就是用这个喂他，然后把他打发到这里来的。穿着紧身内裤招摇过市。他们臭死了，罗奇先生。他们就跟腐肉一样臭。”

罗奇大笑，嘴巴张开，露出长长的臼齿。他笑她讲得如此难听；他以为他应该笑。可是斯蒂芬斯太太生气了，她盯着罗奇的眼睛直到他看出她在生气。他赶紧把嘴合上；他的笑容再次凝固。

“我跟您说，罗奇先生，”斯蒂芬斯太太说着将身子前倾，“白种女人只和自己人结婚。可是她们喜欢黑仔。”

老妇人点点头，朝罗奇笑了笑。她把腿上的裙子抚平，咬了咬嘴唇，轻声说：“但是她们只和自己人结婚。”像是在陈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要把杯子收走了，罗奇先生。”斯蒂芬斯太太说，她站起来，再次穿过餐椅和莫里斯长椅之间的通道。

罗奇交出湿溻溻的玻璃杯，当他把玻璃杯递给斯蒂芬斯太太时，他注意到斯蒂芬斯太太的裙子上有小花图案，肚子和胸部有污点。罗奇的右手又湿又黏；鼻孔里满是鸡粪的气味。当斯蒂芬斯太太接过玻璃杯，放回餐桌上的托盘时，他打量起照片里劳埃德穿的袍子来。

“可黑人要是任由自己被愚弄，那就是活该了，”斯蒂芬斯太太说，“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劳埃德出生的时候黑人还是奴隶。诺利出生的时候，以色列处于全盛时期。诺利一出生便知道这点。他一出生便知道以色列之后就该轮到非洲了。不管任何人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先是以色列。”老妇人说，又像是在肯定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罗奇站起来。

“您要走了吗，罗奇先生？”斯蒂芬斯太太问。她看上去比他刚进来时苍老，眼睛下方的眼圈也更黑了；看上去更加痛苦，精疲力尽。

“是的，”罗奇说，“我得回办公室了。”

罗奇迈步朝毛玻璃门走去。斯蒂芬斯太太沉重地从椅子上起来，跟在他后面。罗奇自己打开摇摇欲坠的门：屋外的强光迎面袭来。

“您见到诺利时一定要叫他偶尔回来看看他的母亲，罗奇先生。”斯蒂芬斯太太说。

罗奇走下红色的水泥台阶时斯蒂芬斯太太把门打开着。她不是在看罗奇，而是茫然地扫视着天空和山坡。当罗奇站在土路上转身朝她挥手时，发现她已经把门关上了。

太阳敲打着他的太阳穴；他的衬衫热得发烫。尘土厚厚的一层；他怀疑灰尘穿过袜子钻进了他的脚踝。苦涩的唾液在嘴巴后部越积越多，令人作呕。他动了动舌头和脸颊，朝尘土里吐了一口黏糊糊的唾沫，然后看着唾沫被尘土包裹成一个小球。他的胃里翻滚；鸡粪的气味和有毒的灰尘堵住了他的鼻孔，他咬紧牙关；可还是又吐了一口唾沫。他快步下山，不理会路上的灰尘、碎石和垃圾。他看见两个街区以外的那个酒吧黑洞洞的入口：他知道有人在那里监视着他。管他要钱的那个男孩就坐在他车子对面的那栋房子的台阶上。他一直待在那里盯着。

车门的把手很烫；坐进车里感觉快要窒息。座椅发烫；他的嘴里又泛出黏糊糊的唾沫；他感觉灰尘黏在他的脸和手上，甚至钻到了衬衫里面。他小心翼翼地开车绕过停在马路边的小汽车和大卡车，经过泛着一层白色浮沫、堵塞了的排水沟。车里凉快了下来；他不再流那么多汗了。

罗奇终于拐进了一条宽阔些的街道，古老的雨豆树伸出宽阔的人行道撒下阴凉。这是这个由小房子和弯弯曲曲的小路组成的居住区的边界。这里的房子变大了，很多被改造成了办公室和商学院。空气清新了些：这条街通向大公园。就在这里，在快到公园的地方，在雨豆树可怜巴巴的树荫下，在一道悬挂着一种叫“流血的心”的葡萄藤——这种葡萄藤有心形的叶子，因为干旱变成了棕色，心形的血红色的花朵——的长长的白色水泥墙旁边，就在这里罗奇看见两个男人蹲在人行道上。不远处，街道的左手边，一辆旧黑色汽车紧挨人行道停着，左手边的两个车门朝人行道打开着。车里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都面对着人行道。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留着浓密的、修剪整齐的胡须，一只脚在车里，一只脚在人行道上。

罗奇心想：斯蒂芬斯真的有麻烦了。

*

大约十五分钟后，罗奇来到了市中心萨波利切公司的停车场。年老的穆拉托门卫像平时一样坐在他的温莎椅上，嘴里叼着一只小烟斗，大腿上放着沉重的警棍。他朝罗奇笑了笑，欠身跟他打招呼。他的身材高大粗壮，一张小小的圆脸与巨大的身躯不相协调；浅褐色的皮肤非同寻常的光滑。他快退休了，看上去更像个检票员而非门卫。罗奇看见门卫微笑，看见他要起身。可他对门卫视而不见；他径直从他面前走过，看都没看他；他看见那笑容变成了惊讶。

罗奇走上楼，在办公室外过道上一个古老的洗手盆里洗了手；水变成了黑色。办公室里很凉快。百叶窗被封上了；空调的嗡嗡声掩盖了街上的嘈杂声；下午的阳光透过绿色的玻璃照射进来，落在上了油的深色地板和浅绿色的木头隔断上，给房间蒙上一层柔和的绿色光辉。

罗奇汗淋淋的衬衫干了；他能感觉到盐巴和灰尘沾在他的脸和脖子上。他想打电话给吉米·艾哈迈德；但一转念又变了主意。他之前给吉米打过电话问斯蒂芬斯的事，吉米一味敷衍他。主动联系吉米永远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让他先采取行动比较好；吉米好玩这种小小的权力游戏。

今天是星期五。一天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一周的工作也已接近尾声；大家开始三五成群悠闲地围站在办公桌旁，一些人的肩上披着办公室里用的毛巾。罗奇来到盥洗室，脱掉衣服洗了个澡：高地住宅区要到晚上才有水。盥洗室位于楼里翻修了的部分，没有空调。水泥墙壁是白色的，窗户打开着；阳光刺眼。罗奇的脸又开始发烫，他能听见街上的喧闹声。除了小汽车的引擎声、大卡车的轰鸣和自行车的铃铛响，有一个声音他听得尤为清楚：一个瞎眼乞丐的叫喊声。他是一个臀部以下截肢的年轻人，每周五都会到市区这边来。“帮帮穷人！帮帮瞎子！感激不尽。帮帮穷人！帮帮瞎子！万分感谢。”声音响亮，从不停歇：这是一种表演，有着戏剧性甚至是喜剧的特征：这个乞丐知道自己很有名。

罗奇知道这个乞丐。可是此刻听着他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却看不见他人，他只感觉到这声音的奇怪和他自己的孤立无助。与此同时，一种不安感向他袭来，起初隐隐约约，或许还有些特意，并不针对什么，可是随后，当他半裸着站在阳光照射下的水泥盥洗室里，闻着热烘烘的酸味时，这种不安瞬间变得势不可挡。他渐渐不能自已；他的知觉开始错乱；他继续感觉到自己希望如此。他的情绪不对；而他还足够清醒，知道自己如果带着这样的情绪走出去进到市区，必会引来身体攻击。他一面擦干脸和胸口，一面想：我等下回去时一定要小心开车。回到绿色的办公室时，他又想给吉米打电话。可是他转念又想：我得小心；我绝不能被卷进去。

四点钟办公室关门了。砰砰的关门声在楼里此起彼伏，脚步声在木地板上回荡。罗奇下楼往停车场走去，经过一扇门，门后的过道通向位于主办公区底下的黑洞洞的百货商场。店员们有的正在将一卷卷布包起来，有的在收拾柜台：一群衣着整齐、领带工整的年轻男人。这些人上班时间给人文质彬彬的感觉，但其实是从类似他下午去拜访的那种房子里出来的，而且商场打烊以后，比如现在，他们的举止就变样了。在停车场，罗奇能听见这个释放的城市发出的吼叫：那个乞丐的音量提高了，更多的人，更多的小汽车和大卡车，叫喊声，不计其数的自行车铃铛。

门卫仍旧坐在他的温莎椅上。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看罗奇。罗奇跟他打了声招呼，宽慰地看到他那光滑的、圆圆的婴儿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罗奇已经尽他所能去熟悉下午开车回家路上的各种危险。在市区的商业中心，他要当心突然停住又突然启动的合乘出租车，那些司机经常把他们赤裸的胳膊伸出车窗挥舞。接着在公园附近，他要当心骑自行车的人，尤其是当中爱表现的：撒把的骑车人，庆祝着一周工作的结束，一路上大敞衣衫，让衬衣下摆在车座上迎风摆动，骑得飞快，窜来窜去超过其他慢悠悠的骑车人。他还要当心骡车和手推车，当心公交车站的长队。

下午的阳光已经略显琥珀色，照射进车辆碾过柏油马路参差不齐的路缘扬起的灰尘中；路边的草带枯萎发黄。车子开始上坡；空气变清新，街道变宽。罗奇经过植物园；被火烧过的竹林制造出毁灭的效果。没过多久，车子还在上坡，他看见几辆黑色警车封锁了半边马路。

市区要是发生了什么事件，警察就会封锁上山的逃跑路线，这是例行公事。在这里待了七个月后，罗奇已经认识了在这一带执勤的警官。随着减慢车速，他认出了那名巡佐。他以为会被放行，不想那名巡佐却示意他靠边停车。他朝巡佐笑了笑；巡佐看上去很尴尬。那个带来复枪的男人可没有笑。其他车辆也慢了下来，却被放行。他们搜查了他的车：后备箱、引擎、座椅下面，还摸了摸车门上的缓冲垫。罗奇站在路边，暴露在琥珀色的太阳光底下。

一个推着自行车上山的工人朝警察喊：“搜他！”

不一会儿，一个棕色皮肤的年轻人在他的车子被放行后，将头伸出车窗朝罗奇喊：“告他们！告他们！”这帮不了罗奇什么。

巡佐的表情从尴尬变为公事公办。两人没有交谈；搜查完毕，罗奇没有朝巡佐微笑。两人像陌路人一般分开。罗奇慢慢地把车开走了。阳光柔和；树荫正好撒在马路上。空气越来越清新，车子来到了花园区，儿童、穿制服的佣人和喂得饱饱的看门狗，罗奇心里想着：我有麻烦了。他一面在这些安静的马路上像在市区时一样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一面心想：也许我应该离开。

一抹金色的阳光洒在屋前光秃秃的草坪上。罗奇从厨房进了屋。阿德拉还没来；简出去了。屋子里又闷又热。他打开后屋的门，来到门廊上。凉爽的空气使他振奋。从这里可以望见机场和飞机银白的闪光。傍晚的雾气已经在垃圾场和沼泽上方聚集起来。他看着光线逐渐变化，看着云端被染上颜色：玫瑰色，金色，然后是淡紫色。

屋里水槽传来哗哗哗的声音。阿德拉穿着熨烫过的白色制服朝罗奇走来。

阿德拉轻声说：“水来了，罗奇先生。”

罗奇被她的温柔吓了一跳。

“您要喝茶吗？”阿德拉问，语气友善。她在门廊上站了一会儿：她有话要说。她说：“您的女士和德通哈夫人出去了。”但这不是她想告诉他的。她接着说：“您知道汉迪·拜厄姆医生吗，罗奇先生？”

罗奇见过这位新来的美国福音传教士的海报，但此时他被阿德拉的送气音弄糊涂了，拿不准这位传教士是叫安迪还是汉迪。

“昨晚过后我感觉好极了，罗奇先生。好极了。汉迪·拜厄姆说他不会亲手去医治任何人。昨晚他说现在人们得自己医治自己，他只是去指导他们的。他说以色列正处于全盛时期，如今力量到了黑人这边。他叫我们转向旁边的人，握住他们的手，然后祷告，使劲祷告，这样每个人都会医治他的邻人。”

说着阿德拉演示起来。她分开结实的双腿，前脚掌离地，身体后仰，双手各自做着扣握的姿势。扣握的双手变成紧握的拳头；她闭上眼睛，颤抖起来。

“我就这样握住邻人的手，他也这样握住我的手，我们祷告啊祷告，直到汉迪·拜厄姆叫我们停下来，大声问我们是否得到医治。您真应该听听那喊声，罗奇先生。您知道汉迪·拜厄姆吗，罗奇先生？你们当中应该有一个人去认识他。他长得还有点像你。体形啊，肤色啊。”

这像是一种褒奖。这是阿德拉第一次对他表现出这种尊敬。

[1]“看”的英文watch与上文“洗”的英文wash发音相似。

[2]指黑白混血儿。

十

这一段海岸断断续续地多岩石。涨潮时，哈里·德通哈称作海滩屋的房子底下根本就没有海滩；海水会漫到矮悬崖脚下。退潮时露出一条狭窄、曲折的粗沙带，上面落满海草和海葡萄，都是海洋垃圾。距离这里两百码的悬崖壁里有一片海滩。以前有一条森林河就从那里流入大海。如今古老的河道里长起了大树。河水把它的淤泥带到海里，形成一个宽阔、凸出的河床，致使这里的海水向后退，愈发平静，只有一些小浪花以奇怪的角度拍打过来。退潮后这里是一片海滩：一大片被水浸泡过的泥沙，逐渐向海倾斜，有灰色的圆石小岛、压碎的贝壳、褐色的小螃蟹和搁浅的小鱼。原来的森林河如今只剩下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溪流，在林地里聚成一个水塘，倒映树影，又暗又绿；水塘的水会漫到海滩上来，几英寸深的小水流，路径永远变换不定，一个微小的河口，在灰色的沙子上留下波浪或辫子形的细纹。

这是个古老的地方。印第安土著当年就在这里把他们的独木舟拖上岸；在这个背阴的河床，一个聚会场所周围，曾经有印第安人的村庄和菜园子。菜园子比印第安人存在了更长时间，甚至比森林、种植园和现在的海滩房更久。木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生长起来。从欧洲来的水手们因为淡水溪而知道这个地方。如今这里是当地人的一个休闲活动场所，不适合游客观光，不适合游泳，而是适合星期天远足，适合喝酒狂欢，适合一些需要大海或者河流的宗教仪式的庆祝活动。

上午十一点，这里人头拥挤。一辆辆旧巴士停在上面的辅路上，车身是当地人用木头钉上锡铁制成的，车窗上挂着衣服。灌木丛上也挂着衣服；包裹和篮子到处都是。收音机播放着雷盖音乐。树荫外，在干沙子形成的一小块悬崖上，一群穿着黑色或红色袍子的男人和女人面向大海，一边摇铃一边吟唱。酷热之中，从内陆看上去，蓝蓝的天空变成了银色。

简、罗奇和哈里·德通哈走到离小河口和人群很远的地方，此刻正在往回走。他们走在悬崖和退潮海水之间狭长的沙带上；不一会儿他们就又看见散落在沙子上的长长的白蜡烛，周围是一团团的海草、椰子树的枯枝和被从海中央某处冲上岸的陌生的罐头盒。这些长长的白蜡烛还很新，很完整，只有烛芯顶端燃烧过。把毛茸茸的黄色箱子板砍成木条，再用钉子钉成的木筏也遍地都是，蜡烛就放在这些木筏上漂入大海，被第一个打过来的海浪浇灭，或者遇到第一个湍流就翻了。远处，在河口外的浅滩上，一场戏剧又在上演：一个穿黑色袍子的男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一手摇铃，一手按住一只小木筏，一个穿着宽松连衣裙、蒙住眼睛的女人站在他旁边，一只手举着一根点燃的蜡烛。黄色箱子板做成的木筏被角度怪异的小浪推离下水的地方很远，沿着大海边缘颠簸，撞到泥沙，继续往前漂，最终搁浅。沾满黑泥沙的蜡烛就散落在了河口的海滩上。

哈里·德通哈中断深呼吸练习，气喘吁吁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十分讨厌看见这玩意儿。”湿热的空气让他窒息。

简和罗奇等着他缓过气来。他喘了几口粗气，恢复了深呼吸的节奏。

简说：“蜡和水。火和水。”

一个赤脚的胖女人带着三个穿白衣服的年老的女随从，正在布道、大叫、吟唱。“圣母玛利亚躺下，圣婴躺下。”只有这两句清晰可辨，那女人每讲完一堆不知所云的话就反复说这两句。她低头看着海滩；像是在跟一个躺在那里的人讲话，从她的动作看，她在不停地假装铺开一张毯子或是被单。这是她一个人的狂热。没有人在听她说话；没有人停下来看她；她那三个穿白衣服的随从手举着《圣经》安静、悠闲地站在一旁，没在看她，而是茫然地看着大海和来来往往的行人。

干沙子的悬崖上传来铃铛的响声。一群蒙住眼睛的人正准备走到海里去。他们手举未点燃的蜡烛，原地踏步；在他们周围身穿黑色或红色袍子的男人和女人在吟唱。悬崖底下潮湿的海滩上有人在看着他们：这些观看者半裸着身子，黑褐色的皮肤沾上了一块块干成灰色的泥巴。他们起身跟着摇摆起来，仿佛被铃声的节奏和头顶上那六个蒙住眼睛、穿得严严实实、正在干沙子上踩着洞的人的踏步传染了。

踏步的人三人一组，站成两排。最前面的是个中年女人；她笔直地举着蜡烛，双手和臀部单调的摇摆着。另一个是位年轻男子；他每次跺左脚都像是要摔倒的样子，不过这是他自创的踏步方式：他允许自己的身体这样做，颤颤巍巍地落脚，假装要摔倒。他们跺啊跺，脚越踩越深。那个中年女人流了很多汗；白色连衣裙的袖子上渗出一大圈一大圈的汗水。她身体挺得笔直；上下摆动的胳膊肘和踩踏的双脚形成它们自己的节奏。她像个首领一样踏着步。她旁边的男人踏步的样子则像个小丑。白色的遮眼布突显了他宽阔的额头、难看的厚嘴唇和凹陷的下巴。铃铛声不绝于耳。虽然带头摇铃的人——身穿黑袍，系黄色腰带，看上去挺时髦——似乎挺爱出风头，很高兴吸引来人群围观，虽然围观的人当中有些开始恶搞地模仿起踏步的人，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们，看着那些一上一下的脚，看着那个笔挺的女人，她那蒙眼的脸抬得高高的，手和胳膊肘有节奏地摆动着，看着那个穿卡其裤、白衬衫，快要摔倒的男人，但是蒙着眼的男女却仿佛被关在一个私密的世界里。

过了一会儿哈里·德通哈说：“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

简因为处于经期而脸色苍白，嘴边还出现了一些小红点。“他们不反对吗？”她问。

哈里回答：“对他们来说，人越多他们就越高兴。”等他们走远，他又补充道：“可是有时看着这些东西我会感觉脚下的地在动。”

他们走过一个穿黄色泳衣、戴红色帽子、把坑坑洼洼的棕色双腿平放在泥泞的沙子上的胖女人，走过远离那些宗教仪式的家庭聚会和其他人群，走过搁浅的箱子板做的木筏和散落在地的完整的蜡烛，来到河道的尽头，悬崖壁向上升起，海滩再次变得狭窄，被退去的潮水冲刷干净，只留下新鲜的海洋垃圾：海草、浆果和缠在一起的藤蔓，像是断裂的花环。风和海水的声音减弱了铃铛和收音机的声音，雷盖音乐和铃铛声一样单调地重复着。这里的海水不那么平静，随着每一次海浪打来，沙砾沿着弯弯曲曲的海滩，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一段之字形的巨大的水泥台阶——涨潮的海水找到了悬崖和水泥的弱点，将最底下的几级台阶冲刷得支离破碎，像岩层一样——通向哈里的房子。哈里每上几级台阶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到了顶端，他把双手托住臀部，大口呼气再大口吸气，这样做了五六次后才好像没事了。

他说：“瞧，现在我能控制呼吸了。我知道我战胜了哮喘。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因为蜂蜜饮食法、瑜伽，还是深呼吸。这里的那些该死的医生们也不知道。我问老菲利普斯，他说：‘啊，哈里老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一定是心理作用。’”

此刻呼吸顺畅，哈里的演说便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韵律感，起起伏伏，出乎意料的强调，出乎意料的变速。“心理作用”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像一句歌词。

虽然并不高，这里的空气还是比下面清新，没有河口的空气那么热、咸和潮湿。哈里的房子建在悬崖边上；干枯的、多卵石的草坪笼罩在洪都拉斯松树和杏树的树荫下，水平的黑色树枝上长着绿、红和棕色的扁圆叶子；在门廊里只能看见天空和远处的大海，没有刺眼的反射光，非常凉爽。椅子已经摆出来了，还挂着两张危地马拉吊床。朗姆宾治、玻璃杯和一碗冰块放在桌子上。

哈里说：“在上面，你根本不会相信底下正在进行那种荒唐的事。”

每个星期天，简和罗奇都会到哈里·德通哈的海滩屋来：一大早，两人从高地住宅区出发，开车穿过沉默的市区、安静的郊区和工厂区、顺畅的马路；穿过曾是咖啡和可可种植园的灌木丛，经过从那时起饱受日晒雨淋的小锡铁木头屋；沿着多岩石的海岸，一路上有杳无人迹的海湾沙滩，尖尖的岩石，白色的冲击浪，风大浪高、岩石密布的小海湾；穿过树林，越往海边的悬崖树木就越稀少：最终到达目的地，清晨的微风，清晨的阳光，在海滩上漫步，然后喝朗姆宾治直到中午。

简来过海滩屋五六次了。她知道这是固定活动。可是今天比以往少了什么；房子里少了某个人。原来是少了玛丽－特雷瑟，哈里的妻子。她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哈里。一天下午她开车送他们的两个孩子去机场，孩子们放完假要回加拿大上学；之后她就没有回家了。

事情十分有戏剧性。德通哈家是高地住宅区最有名的人家之一。对于不太了解他们的人来说，比如初来乍到的简，德通哈夫妇的快乐似乎过了头，甚至是被迫的；他们好像什么人都喜欢；太轻易地跟人交朋友。可是德通哈夫妇的自然不做作消除了所有疑虑；他们就像没有秘密的人；而他们也成了简和罗奇唯一的朋友。这是一个如此安稳的家；他们对家里的设备，花园，对大家在被叫作“哈里的酒吧”的那个黑暗、冷气很足的房间里的轻浮举动是那么的自豪。两人婚姻的破裂令很多人不安。但少有人同情哈里，因为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德通哈家已经取得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哈里一度是最彻底的高地人。如今，对于高地住宅区的许多居民而言，他的这两条新闻仿佛是双重证实：他们都清楚他们生活在一种不安定之中。

这种不安定、一个秩序突然被动摇的情绪延伸到了海滩屋，致使简和罗奇都分别意识到他们在岛上最后一个共同的娱乐——在哈里的海滩屋度过星期天——也要结束了。门廊上的家具还和以前一样；条纹吊床还和以前一样；约瑟夫在厨房里忙碌着；可是这一天就只剩下例行公事，这栋房子已经像是一个空壳了。

玛丽－特雷瑟离开了，但她并没有走远。她的公务员情夫也住在高地住宅区。她承认自己对哈里仍然有某些义务，所以每周她都会回家里两三次，看看是否一切正常。甚至有人说她这个星期天可能会到海滩屋来。可是这会儿都快中午了，显然她正在别处过这一天。

哈里说：“简，你星期五遇到她了吧。她有没有跟你说她要来？”

“她没说。”

哈里在吊床里摇晃起来，吊床挂在门廊的两根前柱之间。简坐在门廊靠里的一把椅子上，因此感觉哈里像在大海和天空之间摇晃，他穿着毛边百慕大短裤、白色帆布鞋和红色条纹运动衫，两只胳膊紧紧地抱在胸前；那双凹陷、忧郁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

哈里说：“我还叫了梅雷迪思和帕梅拉。可是看样子他们俩有事来不了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你丢了老婆那感觉就像举行了一场分手的婚礼。一些人是男人这边的，一些人是女人那边的。”

哈里的措辞和韵律感流露出一种无意识的幽默。罗奇大笑。简留意着他那些长长的黑色臼齿。他说话的时候简继续打量着他的脸，冷静、沉思的脸，仿佛没有哪种人类经验是他不理解的。“这是很正常的危机。她会回来的。人到了四十一岁都会觉得能重新开始真好。而到了四十二岁我们就会嘲笑这种事。”

哈里说：“是，彼得。这是你告诉我的。我也一直坚信这点小哲理。可是我不知道，伙计。这件该死的事拖得太久了。我开始觉得他们俩要永远玩下去了。我不知道玛丽－特雷瑟是怎么了。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知道有的人怎么会改变这么多。有一天我对她说：‘玛丽－特雷瑟，那家伙只是喜欢跟你上床。’你们猜她怎么说？简？彼得？她说：‘那你以为我喜欢什么？’你们能相信吗？”

简说：“我相信。”她的脸没有刚才那么苍白了。朗姆宾治开始发生作用：她的语速变快了，有些囫囵吞枣，说完她自己就大笑起来。

哈里说：“看来你了解的比我多。我从来不知道玛丽－特雷瑟会说这样的话。她走路的样子都给不一样了。现在她回来在屋子里像鬼魂一样四处移动。静悄悄的，但是很麻利。我跟你说，伙计。她的手是这样的，呼呼－砰砰，就这样。她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就走人。现在她回家来的时候就像一个修女。你知道那些工作的修女吗？真的，她就像中了什么邪似的。那家伙用了什么伎俩？星期五我才刚问过她：‘玛丽－特雷瑟，那家伙用了什么伎俩？念了什么书还是怎么的？告诉我，玛丽－特雷瑟。我也可以念。’”

他的语气从严肃变成自嘲。他笑了，从吊床上起来，说：“我去看看约瑟夫在干什么。”他往屋里走去时简和罗奇听见他说：“玛丽－特雷瑟不应该这样对我。”仿佛不愿放走他的笑话。

罗奇在吊床上摇晃起来。简抿了抿朗姆宾治，然后喝了一大口。她喝得太快。她没有味觉，罗奇心想。她吃喝东西就跟她有时说话一样，囫囵吞枣。这是他关于她开始明确的一点，自从他们分道扬镳、她不再需要自己的安慰以后，他开始注意到她外表的不优雅。

简躺在铝支架的安乐椅上，一只手遮着眼睛。此时她的脸这里红一块那里红一块，像长了红斑点；眼睛雾蒙蒙的。她点燃一根香烟；可是几乎刚点着她就用中指一弹，把烟扔到了干枯的草坪上。她出神地躺在椅子上，表情痛苦，但又好像是准备休息的样子。她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把双腿往椅子的一侧一甩，站起来走进屋去。

罗奇摇晃着吊床。此时的阳光有着一种固定不变的耀眼炫目。风和海水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变了，不再是早晨那种清新的声音，而是单调、重复，烘托着中午的死寂。简扔到草坪上的香烟冒出浓浓的烟雾。罗奇听到若有若无的铃铛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似的；之后这个声音就挥之不去了。他的眼睛有些难受。是因为阳光；他感觉到头要开始疼了。他离开吊床，进屋去拿他的墨镜。

客厅里又暗又凉快；再走两三步就到了卧室，这里更暗，面向大海的窗户装着铁丝网，外层的百叶窗半关着，里面的木叶板向上斜拉，只有几缕白光从板条缝间投射进来。简站在窗户旁边，床的另一头。她的棉衬衣下面一丝不挂；蓝裤子和里面的内裤都扔在床上。这样半裸着的简看上去又高又大。罗奇进来时她看了一眼他，然后就转过身去面对着窗户，好像要坐到床上。她重重地在床沿上坐下，那块地方在她的压力下陷了下去；但她并没有坐着，而是把自己向后用力抛去，张开双腿，脚抬起来抵住墙壁，将手里的东西——罗奇这才看清楚那是卫生栓——塞进双腿之间；然后几乎是一边坐起来一边从床上抓起蓝色的塑料卫生栓盒子，手腕压低，水平一甩，朝放垃圾桶和他们的海滩用品的墙角扔去。盒子撞到墙壁，啪嗒一声掉到地上。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十分迅速；简看上去就像个运动员。她的肩膀几乎还没有碰到床人就猛地坐了起来；甚至当罗奇在床头柜里摸索和车钥匙放在一起的墨镜时，他还未从刚才的一幕缓过神来，简已经穿上内裤长裤，一声不吭地走出去了。

罗奇独自一人待在屋里，看着窗户和洒进来的缕缕阳光。他戴上墨镜，把它推到眼睛上方，体验着既刺眼又凉快的奇怪感觉。除了他进来时的那一瞥，简没有再看他。把自己向后用力抛到床上的动作，迅速地塞进去的动作，尤其是把塑料盒子扔向墙角的动作，她那双大手的动作：仿佛当时的她不属于她的身体，仿佛她的体内有一个和她的身体——这个她如此珍视并全力满足其需求的身体——不相一致的灵魂。

罗奇在屋里多待了一会儿。当他回到门廊时，简重新躺在她的椅子上，抽着烟；哈里在他的吊床里摇晃着，双臂紧紧交叉，好像很冷的样子。

“是不是很美好啊？”哈里望着大海说。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在这里可以见鬼的如此美好，伙计。”

他的话在他们之间徘徊。过了一会儿他说：“嗯，我想玛丽－特雷瑟不会来了。梅雷迪思和帕梅拉最好快点。不然我可要不等他们先吃了。我感觉梅雷迪思一定会迟到。梅里最近有些奇怪。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听说他在慢慢接近权力。我跟你说，伙计，不论人们怎么说，我真他妈高兴弄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你听到了。”他笑了，接着笑声变成哽咽、大口的喘气声。“这样的生活方式真他妈奇怪。刚才你们在里面的时候我坐在这里看着吊床生锈的吊钩想：‘我最好在锈得越来越厉害之前赶紧把这地方重新粉刷一遍。’可我连明年谁会来这里享用这栋房子都不知道。住在一个地方却不知道会不会留下来，这样的生活方式真他妈荒唐。”

海滩上又传来铃铛的声音，声音随着海风起起伏伏，然后消失了。

哈里说：“我讨厌音乐。”

罗奇说：“这个朗姆宾治很不错，哈里。我喜欢肉豆蔻的味道。”

简听出罗奇那干巴巴的、确切的、责备的语气，感到困惑的她决定不予理睬。

哈里说：“它们经过了很好的加工处理。你在酒吧里喝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未加工的。”

简说：“我不介意下面海滩上的那些人。我被迷住了。我想我可以看那个男的和女的一整天。”

“他们也可以那样做一整天，”哈里说，“那些人可以跳着舞下地狱，伙计。你知道吗，简，我从不和着音乐用脚打节拍。从不。”

罗奇说：“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会在脑海里播放一首首完整的交响曲。”

简说：“可是，哈里，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极其出众的舞者呢。”

“你知道他们在多伦多叫我什么吗？卡利普索[1]·哈里。在那儿，你一告诉别人你是打哪儿来的，他们就以为你为音乐痴狂。”

罗奇说：“哈里，你不该生在这里。”

“不，彼得。你不能这样说。不过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尊敬一个和着音乐用脚打节拍、在椅子上跳起舞来的家伙呢？不说别的，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太他妈没教养了。尤其是如果这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家伙。你会觉得这种人一点儿自制力都没有，他随时有可能撕开衣服在房间里昂首阔步。你刚才是不是说到监狱，彼得？”

“我曾经在脑海里播放一首首完整的曲子。从头到尾。不骗你。我还会给自己计时。”

“只有在那种地方才应该允许这种事情。在监狱里，而且在你的脑海里。可是，彼得，你说的是真的吗？”

“有些人锻炼身体。有些人写日记。而我给自己安排了音乐会。”

“幸亏是你不是我。但是你说的这事太不可思议了，伙计，彼得。简，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我可以相信。”

“要是有办法我会取缔音乐。还有跳舞。让它们都变成犯法的事。播一张唱片就坐半年牢。播雷盖音乐就去做苦工。简，我是说真的。这个国家被音乐给毁了。想想现在海滩上正在进行着什么。想想本来可以多美好多安静，不是吗。一整天都没有那些该死的雷盖。”

简身体前倾，飞快地说：“我知道玛丽－特雷瑟现在在干吗。她正和着音乐用脚打节拍呢。”

哈里说：“那家伙到底用了什么伎俩？”说着从吊床上坐起来，双腿悬空。他的腿细细的，棕色，毛边百慕大短裤下方的小腿又细又长；白色帆布鞋看上去很大。“自从那姑娘不受约束以后，她的语言，简，那姑娘现在跟我用的语言，我都羞于跟你讲。你觉得他们现在在干吗？干那个，是吗？”哈里躺回到吊床上，看着门廊的天花板。“一直在干那个。”

简说：“说不定此刻他们正在大吵特吵。星期天是叛变者的坏日子。说不定他们一早上都没有说话。”

“卡利普索·哈里。”哈里在吊床上摇晃起来，打量着吊床的吊钩。“如今我都放弃解释了。人们总是想叫你什么就叫你什么。总是用你最后离开的地方来称呼你。简，彼得，你们知道吗，我的姓‘通哈’真的是南美一个小镇的名字？我们在通哈的时候人们管我们叫德科多巴。我想在科多巴的时候，又管我们叫本什么的。反正总是你最后逃离的地方。”

罗奇说：“通哈？”

“在哥伦比亚。我不知道。我从没去找过这个地方。没有人听说过通哈。我想这就是我们离开的原因。还有那些战争，你知道，一八三〇年，一八四〇年。当时西格特家族正把他们安古斯图拉苦味酒的生意从委内瑞拉转移到特立尼达。我们到了这里。大英帝国，英语：我认为这样做非常明智。如今至少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想该挪挪地方了。”

简带着一种老者的睿智说：“机场。每天我看着机场，心里在想它什么时候会关闭。”

“格兰德利特太太，”罗奇说，“我觉得还不致如此。”

“不过你的运气一直很好。”简对哈里说。

罗奇说：“没有你好。”

简躺回到椅子上，嘴唇慢慢地合上了。

过了一会儿，哈里说：“我不想走。我爱这个国家。可是当你感觉脚下的地在动却假装什么都没感觉到，那是他妈的愚蠢。有一天我和那个老家伙塞巴斯蒂安站在办公室外面。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他有躁郁症——这种患者的疯癫都表现在财产上。他当时就在发病。他这个样子的时候连他的家人都奈何不了他。大家都在卖或者试图在卖东西，塞巴斯蒂安现在却只想买东西。这家伙会半夜跑到你家。突然想买这个或者突然决定买那个。当时我和他站在人行道上，试着让他冷静下来，不让他进办公室。这时一个老黑鬼推着一辆小小的箱车走过来。老黑鬼，一张喝多了朗姆酒的老脸——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他走到我们面前停了下来，举起手，指着我说：‘你！你是个犹太人。’就这样，然后推着他的小车继续往前走。他没有大吵大闹，仿佛只是想停下来问我时间。他妈的为什么一个老黑鬼要停下来这样跟我搭讪？他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一九三八年我背着背包走下船的时刻。”

罗奇说：“他大概是喝醉了。”

“啊，是啊。喝醉了。可他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人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每个人似乎都疑神疑鬼的。每个人都紧张兮兮的。你们难道没有感觉到吗？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有什么大秘密。瞧，就像我知道人们听说了永久居住权的事以后对我的那种感觉。就像我这两三个星期对梅雷迪思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梅里在搞什么鬼，我最好小心一点。知道吗，在这个地方，有时你会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世纪。格兰德利特太太有没有跟你们说她的公公是怎么死的？一天早上他去一个庄园里转，过了半个上午他回到宅子里吃早饭。他从自己的保温瓶里喝了些水，马上就感觉想吐。你们知道他要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吗？一个盆子，吐在里面。他过了六个小时才死。六个小时。”

“下毒，”罗奇说，“太非洲了。”

“他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你们知道他临死想的是什么吗？他要人们把他吐的东西收集起来拿给警察，所有东西。这是他临终时说的唯一的事情。他在人世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就是这样度过的：满脑子想着黑鬼、警察、惩罚。仿佛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回到了一百五十年前，又成了一个奴隶主。我可不想死的时候满脑子想着这些，伙计。要知道，这不过是一九三八年的事。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抓到下毒的人的吗？一个月以后，圣诞周的时候，一个又老又疯的黑女人开始在镇上招摇，大喊大叫：‘我看见耶稣了！我看见圣母玛利亚了！’就是她下的毒。在人们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之前她差点引起骚乱。她跟格兰德利特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她只是在那天早上看见了老格兰德利特，仅此而已。当我听到人们喊耶稣和玛利亚，当我在海滩上看见蜡烛，我就觉得好笑。”

简说：“格兰德利特太太从没跟我讲过这个故事。”

“人会选择性遗忘。但是倘若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格兰德利特太太身上，她的反应会是一模一样的。这些人和你我不一样，简。这里是他们的地盘。那个推着箱车的黑鬼会指着我说‘你是个犹太人’，却不会指着塞巴斯蒂安说‘你是个白人’。他知道那是塞巴斯蒂安先生。”

太阳开始朝门廊上悬挂着罗奇的吊床的那边倾斜。屋顶的黑影渐渐以某个角度向南移动。简扔到草地上的烟已经燃尽；风正在侵蚀烧成灰烬的小小烟卷。天空和大海白茫茫的；海水从下面飞溅上来，拍打在悬崖底下的粗沙上，发出刺耳的声音。桌上碗里的冰块浮在水面上。洪都拉斯松树在微风中摇曳；杏树因为有宽大、扁平的叶子和结实的横枝，几乎纹丝不动。上午过去了；很快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海滩屋星期天短暂的高潮。吃完午饭就是打盹儿的时间了，不说话，各自放松，休息；然后就是开车再次穿过树林、可可种植园和灌木丛，回到傍晚热气滚滚、灰尘满天的市区。

悬崖底下传来说话声，起初若隐若现，接着逐渐与微风和海浪的声音区别开来。这声音不容回避；三人都侧耳倾听。说不清这说话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简觉得和高地住宅区他们家花园下面的隘谷传来的说话声很像。显然是一群人在一边快走一边说话。不一会儿声音就到了房子的正下方；然后这群不见踪影的行路人走远了，他们的声音也消失了。

简说：“我不会叫格兰德利特太太白人。”

罗奇说：“没有你白。”

哈里从心不在焉中回过神来，眼睛底下的黑眼圈很深，他说：“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这里她是格兰德利特太太。她不是外人。”哈里又在吊床上摇晃起来。“还有，知道吗，看着那吊钩生锈得越来越厉害，我知道我会把这个地方重新粉刷一遍。你没法做其他事。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真他妈荒唐。听，我想是梅雷迪思来了。”哈里从吊床上跳起来，吊床懒洋洋地摇晃着。

他们听到汽车进了院子。哈里穿过客厅到了厨房；当引擎熄灭（好像就在厨房后面），当车门砰地关上，他们听见哈里说话了，一开始还是跟他们俩说话时的语气，但是慢慢地，语气变得更加轻快、有力时，显得有些假了：“呃，梅里老弟！我刚刚还在说你不会来了。帕梅拉呢？她来不了了吧。我怎么开始觉得大家在抵制我，伙计。啊，快进来。彼得和简早上就来了。他们几乎要把朗姆宾治喝光了。”

*

梅雷迪思·赫伯特是罗奇在岛上认识的第一个工作以外的人；有一阵子两人走得很近。他们是在格兰德利特太太家的晚宴上认识的；即便没有开怀畅谈过，罗奇也同样会发现梅雷迪思与众不同。他不像一两个年长一点的、穿着轻松一点的黑人那样假装跟格兰德利特太太合得来。他对局势的理解很全面。听到格兰德利特太太的种族笑话不会笑，对她的挑衅也不予理会。格兰德利特太太对他有所保留；在梅雷迪思对这个浅褐色皮肤、故意出言不逊、说话带着夸张的本地口音的中年女人表现出的彬彬有礼中，罗奇发现一种像是同情的东西，对一个在岛上的地位已经非她所想的女人的同情。

梅雷迪思四十岁上下。曾经从政，还一度是位部长；但是很快就跟政党闹翻了，辞了职。他说到自己，亦或是别人说到他，都不像是在说一个被排挤的政客，而是一个政治隐士；这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对于很多人，政治是他们唯一的生计，政治上的失败就意味着灭亡。常常有一个新部长，升得太高太快，搬到了高地住宅区，有司机有保镖，让所有人都很难堪，他的孩子们被隔离、关在大花园里，他们的脸上和言行举止之中无不带着贫民窟的气息，直到有一天，正如他们突然被征招，这家人又回到黑暗的山脚下，因为奢侈的品位而倾家荡产。但梅雷迪思有其他经济来源。他是一名律师；他还利用政治隐士的身份每星期在电台做一个叫“邂逅”的访谈节目，为他赢得了一些名声。他在节目里言语犀利，愤世嫉俗，对受访者一视同仁。

梅雷迪思婚姻幸福，有一个还很小的女儿；他似乎能将政治失意与自己的私生活分离开来，给人感觉过得悠然自得。在高地住宅区的歇斯底里中——与一开始罗奇对哈里·德通哈话又多声音又大的感觉不同——跟梅雷迪思在一起感觉平静、放松。说来奇怪：当梅雷迪思掰着又短又粗的手指数落着一件件罪证、清晰地分析主要局势时，他可以比任何人都更忧郁。而当别人因为担忧而灰心丧气或焦躁不安时，他却好像不为他自己预见的临近的混乱所动。一次，在讲到岛上机构的瓦解时，罗奇听到他说：“我们生活在一栋没有围墙的房子里。”然而从他自己的生活看却好像一切刚好相反。在他愉快的法律实践中（他说这份工作全面地锻炼了他，拓展了他所有的才能），在他快乐的电台工作中，在他融洽的家庭生活中（他的妻子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穆拉托家庭），在他修建房子、操持家务的过程中，他似乎确信世界将延续下去，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对于刚刚来到岛上的罗奇而言，这种政治兴趣与私人安宁的结合让他感到平静。

但是自从简来了以后，两人的关系就不再那么密切了。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简寻求的并不是平静，甚至对梅雷迪思喜欢分析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也丝毫不感兴趣，所以她觉得梅雷迪思“很古板”。简第一次去梅雷迪思家拜访，要离开的时候，梅雷迪思一手拿着一个布娃娃，一手牵着小女儿走到花园门口挥手告别，这个人看上去确实太居家，太安稳了：这点罗奇看得出。简还认定梅雷迪思是个无趣的人；后来又认定他长得丑。罗奇说她是吹毛求疵。简对此心知肚明；可是注意到自己产生的影响，她坚持说：“我就是受不了他那副嘴脸。”本来，只是她不假思索、随口说说的评判——梅雷迪思很古板——后来就成了她任性的成见。简和梅雷迪思之间很快就滋生出一种默默的相互敌对；罗奇知道这种敌对是做作的，源于简对她不在乎的人随意、本能的残忍，这是她懒惰的残忍部分，是她不想被打扰，然而他还是被她的情绪影响了。

自从两人渐行渐远，自从他们不再相处融洽，罗奇开始觉得梅雷迪思的性格——曾经吸引他，似乎给他带来平静的性格——不过是演戏。他开始在梅雷迪思的居家生活中发现夸张和自卫。他开始觉察到这种性格背后的不安。从梅雷迪思能让别人灰心丧气而自己却好像不为所动的本事之中，罗奇开始感觉到梅雷迪思自己的歇斯底里、愤怒、空虚和可能就隐藏在他所夸耀的家庭生活背后的蠢蠢欲动的野心。经过这样一番解剖，梅雷迪思的性格不再可能是完整的，不再可能和表面上看到的一样。罗奇开始对梅雷迪思有了戒心。于是他转向哈里·德通哈，此人不仅始终如一，而且事实证明表里如一，令人惊讶：他没有秘密，他把自己的担心公诸于众，他的态度从未改变过，他的商业活动汇入他的社交生活。

*

“这么说帕梅拉来不了了？”哈里一边说一边把梅雷迪思从黑暗的客厅领到门廊上。哈里的厚底帆布鞋白得晃眼，在他那纤细的棕色腿的反衬下看上去大得可笑。“每个人表现得仿佛我和玛丽－特雷瑟之间的事像一场分手的婚礼。一些人是男人这边的，一些人是女人那边的。”

梅雷迪思走到门廊上，隆重登场，他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说：“我听说她让他很不好过，伙计，哈里。她缠着他去搞永久居住权。”

“哦天啊，梅里，伙计。你也是吗？”

梅雷迪思个子不高，步履轻快。虽说瘦，但是身体看起来很结实：他的体重要比看上去的沉些。他穿着一件有领扣的白色衬衫；脖颈处没有扣上，但也没张得很开，不像假日的打扮。衬衫在他结实的肩膀处绷得太紧，衣领太靠近脖子：好像缺了条领带。

梅雷迪思的出场秀还没结束，他站在门廊上，双手挥而合拢，用一只火柴盒去敲一只香烟盒，说了声：“简。”

“你好，梅雷迪思。”简边说边在椅子上调整了下腿的姿势。梅雷迪思说：“彼得，我要找你。”

“好事还是坏事？”

“这取决于你。别这么害怕。我们待会儿再说。今天早上你们干了些什么啊？”说着他在罗奇吊床旁的铝支架的板凳上坐下。

哈里说：“老样子呗。我们去海滩上散步。看着人们做着形形色色的事儿。”他说得好像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上午。“你看见那些人了吗？”

梅雷迪思拿了一杯朗姆宾治，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疯子。”

简说：“他们是疯子吗？”

哈里说：“他们反正不正常。”

“要说他们正常简也不相信。”罗奇说。

“客人的礼貌，”梅雷迪思说，“干杯。‘我们就像你们。你们就像我们。’萨波利切公司最近有什么新闻，彼得？”

“我不确定你问我是不是问对了人，”罗奇说，“我已经决定离开了。”

哈里吃了一惊。“你没跟我说过，彼得。”

梅雷迪思抿了一口酒，微笑着对简说：“这么说你们要离开我们了，简。”

简说：“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话。”

罗奇说：“我刚决定的。”他张开嘴笑，露出他的臼齿，“一直以来我听见的尽是关于这些疯子的事。”

哈里坐在他的吊床上前后摇晃着，帆布鞋的鞋尖碰到了水磨石地板，他说：“不过说真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疯子。有一天我就在想这事儿。我在赛马场，从‘螺帽和螺栓’[2]买了些坚果——你们知道那个卖坚果的家伙吗？我突然间想到这些卖花生和腰果的人都是疯子。我说我是突然间想到的，但其实我从小就知道。我一直知道这些人都是疯子。可笑的是我居然从未觉得可笑。而且，知道吗，一旦你发觉这里有疯子，你就开始不停地碰见他们。真可怕。”

梅雷迪思说：“你听上去忧心忡忡的，哈里。”

“在任何别的国家这些人都会被关起来。不知道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流行起这种风尚，一个人疯了以后就在胳膊上挎上两只大篮子，穿上网球鞋，开始沿街叫卖：‘坚果，坚果。’”

梅雷迪思说：“我可得留心你。”

简说：“这听上去是最棒的治疗方法。”

罗奇说：“会让时髦开放的伦敦好好开开眼。”

“我上的小学附近住着一个白痴小伙子，”梅雷迪思说，“他是白人，个头挺高，嘴巴没法合上。他会指着我们说：‘砰！砰！’他就只想和你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你要是砰回去可就把他乐坏了。可那样的话你就会一整个学期不得清静。我们叫他‘砰’。就是这样。没人理他。他只是一道风景。”

简说：“多人道啊。”

“人道？”哈里说，“那是我们的堕落。我们纵容懒惰。”

梅雷迪思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听听彼得怎么说。”

“以前我觉得人要随遇而安。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们对疯癫不够重视，”梅雷迪思说，“看报纸，听广播，读任何一份政府报告：你会觉得我们都是非常有逻辑、非常理智的人，我们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我想这是我的错。我早就知道了这种疯癫。打从骨子里知道。毕竟我是伴着这种见鬼的事长大的。和你一样，哈里。可是我假装它并不存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当你开始想事情、写东西，或者操心资源和你的五年计划的时候，你就忘了疯癫，忘了下面海滩上的那些人。一个好的政治家绝不应该这样。”

哈里说：“但是你说的这事太鬼扯了，梅里。如果人们真的好好规划，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天堂的，伙计。我们可以有真正的工业。我们用不着就这么让美国人拿走我们的铝土矿。”

“我在飞机上遇到两个铝土矿公司的美国人，”简说，“他们一路上都在看黄色书。重口味的。《荡妇》和《吸干》。”

“我们可以有真正的工业，”哈里说着在吊床上躺下，胸口发出喘气声，像是在为鸟儿的歌唱伴奏，“而不是现在的这些垃圾。一个工厂，一个有钱的白皮肤商人，一个有钱的黑人政客。”

“你说的这些都没错，”梅雷迪思说，“可是他们不见得想要你觉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别的。下面河边的那些人有别的需求。”

“哦天啊，梅里伙计，你知道好多人都他妈的堕落了。你自己这么说的。看到和我一起上过学的小伙子们如今也堕落了，我太难过了。你总是对自己说：‘哦，这家伙还好。那家伙还可以。’可是有一天当你看见他的肚子垂在裤带上头，你就知道这家伙已经完了。简，你知道吗？一旦看到这些人到达肚子垂在腰带上头的阶段，你就知道他们的脑子是怎么工作的了。你就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你只要看这个就行，肚子和裤带。在聚会上遇到这些人，我真他妈的不好意思。简，他们一次要两杯喝的，吃饭就跟没见过食物似的。”

梅雷迪思说：“他们很饿。”

他面带僵硬、受伤的微笑看着哈里。这微笑，以及他脑袋的姿势，凸显了他的鼻子和嘴之间的宽度。他脸上的这个部分看上去特别脆弱：由此可以看出他以前在学校里可能常受欺负。他对哈里的回应有一种学童的俏皮。

哈里在吊床上交叉双腿，望向令人目眩的大海。“二三十年前大家都在减肥。你可以在每个后院看见锻炼的人。你还记得那股健美热吗，梅里？真是美好啊，伙计。曾让你感觉那么棒。你还记得那些小伙子们走路的样子吗？”

“‘翅膀’，”梅雷迪思一边笑着说一边放下杯子摆起姿势来：挺直肩膀，抬起胳膊肘，双手自然下垂，“大猩猩式走路。不过这是那个时候的需求。”

哈里说：“我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

“你是假装听不懂我说的话。”梅雷迪思说。他的笑容消失了，一针见血，话音里流露出怒气。“下面海滩上的那些人要是稍稍正常一点，你不觉得他们会把这里一年烧毁两次吗？疯癫使这个地方得以维系。”

简说：“这样方便了格兰德利特太太。”

“方便了所有人。方便了你、我、哈里、彼得和萨波利切公司。”梅雷迪思话音里的怒气消失了。当他再次开口时，他恢复了平静，带着本地口音：“不过，呃，哈里？以色列之后是非洲。”

“哦，梅里伙计，”哈里支支吾吾地说，“我不知道。但如果《圣经》上这么说……”

罗奇说：“《圣经》上有这样的话？”

梅雷迪思笑了，还是平静的语气：“我想你得看得仔细些。可是告诉我，简，你跟梁先生的儿子相处得怎么样？”

简说：“你指吉米·艾哈迈德？”

梅雷迪思冲她笑了笑。“上学的时候他叫做吉米·梁。你是否曾看进他的眼睛，明白了何谓仇恨？”

简一脸迷惑。

“我只是引用了一家英国报纸一篇访谈中的话。一个女人写的采访。她在写吉米的时候完全变成了一个阴道。”

哈里说：“天啊，梅里。”

梅雷迪思冲哈里笑了笑，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像是在解释：“她完全变成了一个阴道。”

哈里说：“真不知道如今我的耳朵尽听到些什么话。”

“这位伟大的黑人领袖突然声名鹊起时我在伦敦。我得说这让我大跌眼镜。我向来只知道他是梁先生的儿子，想方设法进入那里的华人圈，说要去中国给毛泽东出主意。”

罗奇笑了：“真的吗？”

“你知道那里的人。他们认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像查理·陈就是像傅满洲。当时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们叫我去找这个黑人反叛分子做一个三分钟的节目。他们给了我一个温布尔登的地址。我到那里一看，是一栋巨大的房子。我说不上来是什么风格或者属于哪个时代——当时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在这种地方长大的人怎么会知道什么建筑风格。对我来说房子就只是房子。有的新有的旧，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穷有的富。这是一栋有钱人的大房子。这位领袖就住在这儿。和操控他的女人在一起。如今我能判断出这个女人属于中产阶级或者上流社会之类。可是当时我只知道她是一个住在大房子里的白皮肤女人。她正在安排所有的公关活动，我坐在那间大客厅里，看着这个男人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一样行动。而那个扁屁股的高个子女人在一旁看着，对自己的黑色哈巴狗非常、非常满意。他走来走去，汪汪乱叫。而她对我，一个真正的黑鬼感到不安。不过你瞧这整个新闻有多假。那个女人才是主角。我应该采访她。不过我还是把狗的汪汪乱叫录了下来，剪辑成三分钟做晚间节目。这就是我对吉米·艾哈迈德传奇的小小贡献。”

简说：“她就是他的妻子吗？”

哈里说：“你明白我所说的纵容的意思了吧？简，英国人为什么如此纵容这个男人？以前我们在报纸上不知看了多少胡说八道。”

梅雷迪思说：“我把他视为这个地方最危险的人物。”

罗奇说：“听见你这么说他会很高兴的。”

“他危险因为他有名，因为他还保留着很多英国给他的光环，还因为他什么都不是。‘爸爸，我是中国人吗？’‘不，儿子。你只是我的孩子。’中国人一点儿都不为这种事情苦恼。也就没有丝毫纵容。从那以后你就可以利用吉米·艾哈迈德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搞出乱子来。他可以被设置。他是我认识的最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

罗奇说：“我怎么从来不觉得。”

梅雷迪思说：“你给他的东西不对。”

哈里大笑，然后说：“你给了他工作。”

“我没有给他任何东西，”罗奇说，“我只是试着帮助他做他说他想做的事。”

“我知道，”梅雷迪思一面点点头，一面飞快地说，“土地，基于土地的革命。这是伦敦的设置。但是要是你以为吉米打算来这里把自己埋没在灌木丛中，那你就看错他了。他需要不断地搞出事情来。他的身体里有一股……那个词叫什么来着？驱动……”

简说：“驱动力。”

“他的身体里有一股驱动力需要发泄出来。在英国他最后以强奸和性骚扰收场。在这里同样的驱动力会促使他收场。”

罗奇说：“你觉得他在这里会怎么收场？”

“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可能会成为下一任首相。一切取决于他是怎么被设置的。以现有的情况来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吉米不会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在灌木丛里鸡奸几个贫民窟的小子了事。”

“吉米也是这么想的，”罗奇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夸大其词了。”

哈里说：“我不觉得。”

梅雷迪思说：“明天这个人可能会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姿态，或者卷入什么事件，然后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英雄。强奸白人女性，逃离英国，讨厌中国人——他能引起很多共鸣。我知道。就以我自己为例。我无需太费力就能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对这些华人店铺的感觉。吉米总是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华人杂货店的后屋里。在英国这样的出身听上去贫寒而有趣。可是以前我忌妒吉米。大多数男人也和我一样，呃。一家店——店怎么可能倒闭呢？一家店什么都有。你的母亲偶尔才放心让你去那里买东西。以前我每天要经过梁的店铺四次。店就在我上学的路上。吉米的母亲是个大美人。棕色的皮肤，漂亮的五官，西班牙风情，胳膊下面有一大溜黑发。我无法形容那头秀发多么吸引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所适从。我从未如你们在阅读中了解的那样对同性产生兴趣。我一直都是异性恋。我曾经忌妒老梁，心想，只有有钱人，只有拥有店铺的人才能娶到那么漂亮的女人。我以为这是生活的一个真相，以为我们的女人都跑去嫁给开店的华人了。对此你无能为力。不需要有人告诉我什么：我知道我就没有那种命。”

童年，罗奇心想：听这里的人谈论他们的童年真是奇怪，仿佛那是一段刚刚被发现和领悟的岁月。不过梅雷迪思以前从未讲过这些，罗奇怀疑梅雷迪思知不知道他这席话暴露了自己多少东西。

哈里说：“我不相信，梅雷迪思。”

“不过那店铺根本称不上是杂货店，”梅雷迪思说，“一家杂货店应该是另一种样子。漂亮的水泥房，结实，体面，有像样的招牌。”

哈里说：“杂货店可以卖酒。”

“梁的店铺不过是一间小棚屋，生锈的锌皮屋顶，破破烂烂的地板，歪歪斜斜的墙壁。不过我是过了很久才看清这一切的。我想是从英国回来以后吧。我们生在这个地方就像小猫一样瞎。所有的人。什么都看不见，即便是受了教育，即便是出了国，也仍然如此。看看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肩膀上扛着一台录音机就去了那栋温布尔登的房子，一点儿也不了解那栋房子和那个女人的事，只看见一个白种女人和一个混血华人住在一栋大房子里。要过很久才能开始看清一切。渐渐地你就能看出这个看出那个了。你可以这样一直看下去，但是你必须停下来。你会开始忘记小时候的感受。你会开始忘记自己是谁。如果你看到了太多，就会落得自己一个人住在山上的房子里的下场。这样的事已经开始发生在我身上了。”

“你不会的，梅里，”哈里说，“你说的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可要是连你这样的人都开始说这种话，那这个地方就没有未来了。”

“你从来都不瞎，哈里，”梅雷迪思说，“这个国家唯一的一个。”

“要是你觉得我们都应该开始跟着雷盖音乐乱蹦乱跳，我可不干，呃。我要是有办法就在这里取缔音乐。”

“你所说的未来指什么？你想要什么？不同的人想要不同的东西。简不会想要你想要的东西。要是能实现一个愿望，简，你想要什么？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吧？”

海滩上再次传来说话声，大家都侧耳倾听：那群人回来了，还是和刚才一样一边快走一边说着话。声音更加高亢，其中一个声音——听不清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走到房子正下方时发出一阵尖笑。

哈里说：“约瑟夫差不多要走了，去游他的泳。留下来吃午饭吗，梅里？”

“不，伙计。帕梅拉在等我。”

简说：“我们来玩那个游戏吧。问我一个愿望。”

梅雷迪思说：“说说看。”

简说：“我想要很多很多钱。”

梅雷迪思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抢了我想说的话，”罗奇说，“你总是不失时机，亲爱的。”

梅雷迪思说：“哈里，你呢？”

“时机？”简说。

“跟我们说说你觉得自己多么优越。”罗奇说。

哈里说：“我的一个愿望？嗯，梅里老弟，我想过很多。我想最诚实的回答就是我什么都不想要。眼下我只想让玛丽－特雷瑟回来。”

梅雷迪思说：“你的意思是你希望处在一个能够什么都不想要的位置上？”

“我可没这么说，梅里。我知道你的居心。不，伙计，我没有什么意思。我不希望想要什么东西。”

罗奇说：“你想当一个植物人。”

“可以这么说。”

简说：“太可怕了。”

“你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哈里，”梅雷迪思说，“你太自暴自弃了。彼得你呢？”

罗奇一字一顿地说：“我想要拥有最强大的性能力。”

简从湿润的双唇间吹出一股烟，样子丑陋，她说：“那又有什么用？”

梅雷迪思微笑着说：“可是会很好玩。”

“我们一整天都摆脱不了这个话题了。”哈里说。

罗奇说：“那你呢，梅雷迪思？”

梅雷迪思还在对简微笑。接着他的表情突然变严肃。他把头微微抬起，再次凸显了外翻的鼻孔和嘴巴之间的宽阔。他停顿了一下；故意营造一片寂静，像是要发表一个准备好的声明。他说：“我希望能好好做自己。”有那么一会儿，他保持着抬头的姿势和脸上的表情——被欺负的学童的表情，一动也不动。加上他是四人当中唯一一个坐直的黑人，于是，他仿佛成了门廊的中心，孤零零地坐在薄条纹椅垫的矮凳上，在阳光下分外清晰显眼。最后，他终于放松下来，再次微笑。

哈里说：“你这是作弊，梅里伙计。你叫我们每人说一个愿望，自己却说了四五个。这就好像你叫一个人用一个词说出他想要什么，而他回答‘全部’。”

“我并不觉得我在作弊。要我说我想要的比你还少。我希望在临死时感觉自己曾经活过。我也可以反着说。我不希望感觉自己白白过了一辈子。”梅雷迪思严肃地说，完全没有去迎合哈里愉快的口气。此时阳台上的他又像是坐在一个舞台上，背对着白色的天空和炫目的大海。

简说：“这游戏变得有些吓人了。”

“你这么觉得？”梅雷迪思说，“要是人对自己毫无期待，或者一无所求，那才真正吓人呢。”

罗奇说：“人类的野心无限。”

“可是能力是有限的，”梅雷迪思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证明这点，我们四个。有时间吗？”

简说：“是另外一个游戏吗？”

哈里从吊床上坐起来，气喘吁吁，凹陷的眼睛周围看上去好像有淤青。他一面呼哧呼哧喘气一面说：“约瑟夫在闹脾气了。”

简说：“我们来玩这个游戏。”

哈里下了吊床，朝客厅走去。“你们听到锅碗瓢盆的声音，以为约瑟夫在尽责。可是我和约瑟夫就好像妈妈和孩子一样。我知道他弄出的每一个声音的意思。而我告诉你们：约瑟夫正在发脾气。”

梅雷迪思说：“哈里，你出来的时候拿上铅笔和纸。”

哈里吸了吸牙齿，走进屋去。先是一阵气喘吁吁的低语，接着是沉闷的杂音，然后是锅碗瓢盆乒乒乓乓的声音。回到门廊上时，哈里喘着粗气，百慕大短裤的流苏在膝盖上一晃一晃的，巨大的帆布鞋闪着白光，他手里拿着铅笔和备忘的便笺本。

梅雷迪思接过便笺本写了起来。他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然后把你们的答案写下来。”

简说：“要是我们的答案都一样，那就不像游戏了。”

“你不能用猜的，简。”梅雷迪思停下来把便笺本面朝下放在水磨石地板上，“我要你们回答的不是一个单词或一个句子。事实上，我要你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这里面要是有陷阱，我可不玩。”哈里说。

“没有陷阱。”梅雷迪思说，“假设你应有尽有。好吗？所有东西，任何东西。我只想知道你怎么度过一整天。一个工作日，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我要细节。你可以为自己添加各种品格，但不可以回避这个问题。我要的不是一张列出你的财产、天赋或者成就的清单。我要看你怎么带着你的福气度过二十四小时。只需要记住：如果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那么你会把大量时间用在画画上。”

简说：“可我不能就那样回答。我得想一想。”

“回答得好，”梅雷迪思说，“我想这证明了我的观点。”

“而且我不知道我愿不愿意告诉你我完美的一天。”

“谁说是完美的一天？这就是女人的反应。不过没关系，简。你已经退出了。”

罗奇说：“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期望不高。”

“这意味着她的期望很含糊。而这项练习的要点就在于不能含糊其辞。以前我不想说，可是这个游戏确实不适合女人玩。她们的期望总是跟另外某个人有关。比如我们不想听到的那个完美的一天。女人没法想象得太具体，因为她们有着太多的可能性。她们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可是这些并不由她们掌控，而是取决于那个找到她的男人。想想就觉得可怕。我常想，我要是女人一定会吓得半死。”

罗奇冲简淡淡一笑，说：“简可没有吓得半死的样子。”

简硬邦邦地说：“我已经退出了。”

“哈里不需要时间想，”梅雷迪思说，“开始，哈里。让我们看看早上你起床了。可爱的卧室，美丽的风景，漂亮的房子。”

“啊，是的。我会吃一点蜂蜜，然后我想我会做瑜伽。”

梅雷迪思说：“你没有哮喘。病已经治好了。”

“我还是会吃一点蜂蜜，做瑜伽。”

“好极了。”

“然后我想是在花园里散散步。我不会看见沙子和树枝。没有干旱。”

“美丽的花园，”梅雷迪思说，“不过这房子在哪儿？在哪个国家？”

“我爱这个国家。不过你知道这局势。”

“你不管走到哪里都很安稳。你有绝对的安全感。”

“我得为孩子们想。他们比我更有雄心。我想房子会在多伦多。哦，早餐过后，吃一点蜂蜜，我就去办公室。”

“红红火火的生意。”梅雷迪思说。

“不，不太大的生意。经营一家大到你感觉不到的企业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我比其他人都早到办公室。凉爽、安静、整洁的办公室。我喜欢一早待在一个整洁的办公室里。旁边没有人，没有人在说话，你的桌子上空空的。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思考，最初的半个小时。我的脑子里涌现出各种各样奇妙的点子。我想清楚要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然后其他人陆陆续续进来，信件来了，工作开始了。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一些人进来说某个问题快把他们逼疯了。于是，我听他们讲，查阅文件，然后马上就看出该怎么怎么办。我说你应该这样那样，这些家伙听得目瞪口呆，知道了为什么我是老板。嗯，接下来就到了午餐时间。一切从简。你知道我。我一吃得或者喝得太多就会喘不过气来。”

“太棒了，哈里。”梅雷迪思说。他站起来把他做记录的便笺本递给简。

“我忘了，”哈里说，“哪里都不可以有音乐。我在哪里都听不到音乐。下午我口述几封重要的信件，信件内容我已经在脑子里想了一整天了。三点钟我把秘书姑娘叫进来，准备下班。就这样。八九个问题。全部解决，我感觉生意兴隆指日可待。我会提前做好几年的规划，你知道。四点钟我感觉他妈的好极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像是回报。”

简看了梅雷迪思写的以后哈哈大笑。

哈里说：“我说了什么很好笑的话吗？”

简说：“没有，没有。继续，哈里。接着讲。”

“晚上我回到家，在花园里散散步，做做瑜伽，在游泳池里扑腾几下。然后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喜欢干净的棉布。然后一些可爱的朋友来吃晚饭。最后在酒吧里结束这一天。”

“就这么多？”梅雷迪思问。

“我想就这么多。”

简说：“梅雷迪思说得对。”

她把便笺本还给梅雷迪思，梅雷迪思把本子递给罗奇。

罗奇看见上面写着：说话者描述的生活正是他现在过的或者曾经过的生活。背景可能会变，但是没有人会重新开始或者干什么新的事情。

哈里从吊床上起来，说：“让我看看，彼得。”

四人全都站了起来。太阳滑过门廊的一角。阳光强烈；烧焦的草坪开始散发热气。

罗奇说：“我想我也一样。我会把背景换掉，这样我就感觉不到跟任何东西有任何关系了。”

“解脱，”梅雷迪思说，此时他又像是一位朋友了，“这样会很好。做自己就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罗奇说：“在这个新环境里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成功的律师。就像你。拥有所有品质的律师。学识，记忆力，判断力，知人之明……”

简说：“你没有提到玛丽－特雷瑟，哈里。”

“我想到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不想把她放进去。”

梅雷迪思说：“别信他。他不确定。不过一般都是这样。男人们在玩这个游戏时很少提到女人或性。应有尽有的男人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这么说很残忍，却是事实。”他站在简的旁边。简跟他一般高。他开始不停地垫起、放下脚尖，又开始甩胳膊，拿火柴盒去敲香烟盒。他说：“不过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好好谈谈，彼得。在广播里。我早就把你列在‘邂逅’的名单上了。其实我就想找你说这事。你早该上我的节目了。可是我想先让你安定下来。我觉得问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对这个地方有什么看法毫无意义。”

罗奇说：“原来是这样，那我真是舒了一口气。不过我想我得问问萨波利切公司。”

梅雷迪思说：“他们应该给你奖金。这对他们大有好处。节目程序十分简单。我们录一个小时，然后剪成二十五分钟。跟我们今天聊的差不多。一些不落俗套的话题。绝不提我们的海滩、我们的热情好客，或者我们的敬老之道。我下星期会给你打电话。”

说完他踮起脚尖，朝简欠了欠矮小但结实的身躯，说一声“简”，然后就甩着胳膊，拿火柴盒敲着香烟盒，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黑暗的客厅，隆重退场，和入场时一样。他用本地口音大声说：“哈里，约瑟夫哪儿去了？走了吗？小心别让他也离开你，呃，哈里。”

车门砰地关上。引擎启动。

哈里说：“哦，好的，梅里伙计。很高兴你过来。向帕梅拉问好。跟她说抵制结束了。嗯，就这样吧，伙计。”

车开走了，哈里回到客厅，气喘吁吁，看上去很累。

约瑟夫到海滩上去了。不过他已经把桌子摆在了客厅另一头的凹室，食物也放在宽阔的厨房传菜口的架子上了。

哈里说：“来，我们坐下吧。”

他的语气还是送走梅雷迪思时所用的打趣的语气。但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突然，他闭上眼睛，举起颤抖的双手，说：“我想尖叫。我想跑到什么地方割断我的喉咙。”

罗奇说：“数到十，哈里。”

当简挤进凹室的长椅和餐桌之间时，哈里双手撑在屁股上，抬起头，短促、大声地呼吸起来。当他最终止住气喘，大家都就座了以后，他说：“最近这人让我很反感。不是因为他说的话，而是他散发出来的某种感觉。看着他的脸和那淡淡的微笑，你会觉得，哦我的天，有什么用，活着干吗。你都想用手去砸一扇玻璃窗。而他最后总是看起来他妈的那么高兴。这让我很生气，伙计。”

简说：“我忍不住一直看着他。他把我迷住了。我觉得他坐在那张矮凳上就像一只惆怅的小青蛙。”

罗奇说：“这很可能解释了很多事情。”

“他今天很不友善，伙计，”哈里说，“对不起，简。我很抱歉。我从没听过梅雷迪思当着人的面那样说话。”

简说：“我没怎么听他说什么。我只是坐在这里仰慕他。”

哈里说：“有人给了他权力的希望。你们是否注意到他没有多说自己那完美的一天？我还等着听他是不是首相呢。不过他压根儿没提政治。”

罗奇说：“这我可以理解。”

“不，伙计，”哈里说，“他渴望权力，或者说他以为的权力。我听说了一些事。他真是个十足的大傻瓜。他们会再一次把他咬得稀巴烂。而这次他真的会把他的生活毁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觉得自己可以去海滩上跟那些人说话。他们才不想听他这种人废话呢。”

罗奇说：“所以他今天忧心忡忡的。他知道他会被咬得稀巴烂。”

“我不知道人怎么会变这么多，”哈里说，“简，你不会相信以前跟梅雷迪思在一起多有意思。这里要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你只需听听梅雷迪思的分析，他会将方方面面理得清清楚楚，让你的神经安定下来。你会觉得有这样的人在身边，事情不会那么糟糕。可是看看今天。要知道，我可从没听过梅雷迪思对吉米·艾哈迈德这样大发议论。梅雷迪思觉得此人就是一个笑柄。今天他说得好像他想杀了这家伙似的。”

“他忌妒住在温布尔登的那个女人，”简说，“我猜他也想让我们看着他的眼睛，明白何谓仇恨。”

罗奇笑了，说：“他犯不着这么做。我在试着弄明白他最后让我们玩的那个游戏。目的达到了，不是吗？我想主题很简单。就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想象成别人。我觉得仅此而已。”

哈里说：“‘你将来过的生活就是你正在过的生活。’星期天的上午告诉别人这个真是他妈的扫兴。”

罗奇说：“这得看你怎么想了。也可以是安慰。”

“‘没有人会开始新生活’，”哈里说，“不，伙计。他误解我了。”

海滩屋的星期天接近尾声。三人酒足饭饱，在阳光下昏昏欲睡。大家都不说话了。以前这个时候，穿着长裙的玛丽－特雷瑟就会走过来，轻声问她的客人们要不要休息、下棋、散步到河口去，或是开车进入灌木丛。她温柔的存在让假日生机勃勃。没有她，房子死气沉沉的。外面阳光白晃晃的，海浪不停地拍打着陡峭、狭窄的岸沿，随风传来隐隐约约的铃铛声和说话声。暴露在风和阳光里的这栋悬崖上的房子，感觉空空荡荡、被人遗弃。

[1]流行于加勒比海地区，以时事为主题的民歌。

[2]原文为Nuts and Bolts，nut在英文里还有“坚果”和“疯子、怪人”之意。

十一

开始的一段路紧邻海岸：下午的大海波光闪闪；岩石密布的海湾此刻有一半陷在阴影中，小海湾里没有人游泳，高高低低的岩石从光滑的灰沙子中钻了出来；耀眼的白色浪花拍打着黑褐色的礁石。接着大海的声音愈来愈远，车子开进了树林。高大的白色树干的树木上悬挂着一根根长着巨大的亮晶晶的心形叶子的藤蔓，三四种野生的多刺棕榈树混生其间。这条公路就像一条绿色隧道。然而看上去浓密、古老的树林却是伤痕累累。一块块烧焦的空地上枯黄的次生灌木林奄奄一息，彰显着干旱的威力；那儿的阳光强烈、顽固。有时，一路开过去，树林就只是路边的一道屏风，可以看见后面强烈的阳光和空地。

简又累又焦虑，脸色苍白，嘴角的红点十分显眼。每当感到忧虑，她的眼睛就会湿润。

她问：“你觉得玛丽－特雷瑟会回来吗？”

罗奇说：“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她会回来。现在我不怎么确定。今天见了哈里让人明白她一直以来在忍受着什么。”

“哈里温馨的小世界要破碎了。”简心不在焉地说，“‘伙计，这周日到海滩屋来，伙计。’”

罗奇说：“我们看着温馨。是不是真的温馨就不知道了。”

简说：“好吧。”过了一会儿她加了一句，“每样东西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

罗奇听出这是他说过的话。他说：“我想我们在他们看来一定也很温馨。我们只是客人。”

“我真他妈高兴我是客人。”

树林逐渐让位于次生灌木丛：杂草丛生的旧咖啡和可可种植园，随处可见的高大的绿荫树给人以树林的感觉。车子经过废弃的旧可可豆干燥室，安装在栏杆上的屋顶曾经是可移动的，如今有些屋顶永远地敞开着。偶尔，路边的泥土院子里出现一间间正在腐烂的棚屋，看上去空空荡荡、摇摇欲坠。棚屋的门和窗打开着，铁皮屋顶锈迹斑斑，没有刷漆的旧木头已经褪成死灰色。有时会看见一间间棚屋组成的小村子，村里有用桩子撑着的快要倒塌的小商店。敞开的门口挂着鲜艳的铁皮广告牌，柜台上的玻璃箱里放着软面包和蛋糕，跟外墙一样斑驳灰暗的架子上摆着几罐便宜的糖果，立着几瓶甜汽水。

有时可以看见一座木头的小教堂或者教会副堂。有时一处看似民宅的门口挂着一个布告牌，跟商店招牌一样鲜艳，告诉人们这里是一个私立教派所在地。路上有步行去做礼拜的人群，在炎热的下午盛装打扮，男的穿着深色西装、棕色鞋子，女的穿着轻薄的粉色或黄色长裙，透出底下的缎子内衣，他们的影子投在丘陵地蜿蜒起伏的黑色柏油路上。

一些院子里有小孩在玩耍。有时可以在阳台上看到一个打赤膊的男人，脸和手比胸膛还要黑，像被火烧焦了似的，坐在用装糖的麻袋做的吊床上，抱着一个光身子的婴儿。父与子：灌木丛中无聊的星期天。这是一条繁忙的公路，距离熙熙攘攘的市区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然而这些村庄似乎与周末的出游交通隔绝：被施了魔法的村庄，搁浅在时间的河中，属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

简说：“真是令人沮丧，不是吗？很难想象我第一天到这里的时候竟为之倾倒。那天早上你来机场接我。我累极了，什么都看不进去。可是我心想以后我会好好了解这里，这里很漂亮。那是最美好的一天。可如今知道自己准备离开了，我就不再这么觉得了。我不在乎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走这条路了。梅雷迪思真可怕，不是吗？瞧，我对他的看法是对的。你还跟我说他非常温文尔雅。”

“他确实在隐瞒什么事情。”

“这个词怎么能用在长成那样的人身上呢？他听说你要离开的时候脸都绿了。”

罗奇微微一笑。

简说：“他那张小青蛙脸整个儿拉了下来。他不喜欢你在这里，可是你说你要离开他又觉得很受伤。他只是想让你留在这里陪他玩他的那些小游戏。”

“他今天非常不友善。毫不遮掩。”

“他的不友善无关紧要。”

罗奇微笑了：萨蒂尔式的微笑。“我没觉得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是无所谓。”

“对付他那种人得一开始就给他脸色看。要是你不想玩，他也拿你没办法。”

“这不是游戏，简。你不可能打一棒就跑回自己的垒。”

“说什么性啊阴道啊。我猜他觉得我应该尖叫着从椅子上跳起来。我知道他不过是在生温布尔登那个富婆的气。”

“我得说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女人。我只听他说过那次采访。我猜从这样一个地方看，她一定越来越像一个女神。对他们俩而言都是。”

“他们俩？你指吉米·艾哈迈德？”

罗奇没有回答。

简说：“你知道她是谁吗？”

罗奇突然生气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是说了吗，我仅仅听说过她而已。”

“我在想他客厅里的那张照片。只有小孩没有母亲的那张。”停顿了一下，她才对他的生气做出反应，说道：“我以为你了解这个地方的某些事。一些特别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你觉得在这里你能干什么？”

“我当初和你一样一无所知。我只看过报纸。我以为我在这里会有事情可做。真正的工作，不是我以前做的那些。朝九晚五。我想哈里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和他感觉一样。工作让人觉得非常平静。不过如果事先玩过梅雷迪思的游戏，我就会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了。”

“没有人会开始新的生活。”

“我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我不仅看不到未来，我甚至还看不到对我而言一个美好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我到达的阶段。我要是够诚实，就应该像你那样告诉梅雷迪思，即，我需要时间想一想。哈里可以想多伦多和他的摩天大楼——我相信那确实是哈里的梦想，你觉得呢？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恐怕我不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了。很奇怪，不过我发现成年以来我一直这么认为。而我现在又能做什么呢。这么多年我竟然一直乐观其成。我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而别人也不会跟你说这种事。”

“你觉得哈里在多伦多能成功吗？他在这里没问题。可是他并不真的懂得做生意。在多伦多别人会把他咬得稀巴烂的。”

“哈里这种人走到哪里都能成功。你也是。不管梅雷迪思说什么，你都可以重新开始。”

“你这么觉得？”简生气地说，看向窗外。

如今的罗奇把简看得透透的。那种生气，那种看向窗外的动作让他把她看得一清二楚：她本能的表演，从伦敦延伸到了这一片异域的灌木丛中的汽车里。他可以想见过去的几个月怎样变成又一次背叛与伤害的经历。他可以想见她的怒气、她的高兴、她的歇斯底里、她奔向新的情人，又会对他看似全心全意、竭力讨好，仿佛他就是最后一任：这段新的关系会再次掩盖她自己已确定的事情，没有风险，也不会有承诺。

他说：“伦敦等着你。不管你怎么拼命吹，你知道房子不可能被你吹倒。要是你知道房子真有可能被你吹倒，你会吓死的。你以为梅雷迪思这种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他的态度真的让你那么意外吗？”

“他想什么我才不感兴趣。”

公路再次拐向海边，可可和咖啡树让位于灌木丛，没有树木的沼泽地里枯黄的灌木丛。浅浅的水池已经干涸，露出龟裂的硬泥。

罗奇说：“我觉得梅雷迪思只是在逞强。这个地方可能被吹倒，而这里就是他的所有。他看见了我和你所看见的。每天他都试图让自己接受这个现实。”

一座涂着银色油漆的铁桥横跨在一条河流上，河水缓缓地流淌过一片红树林，红树林倒映其中，河水呈现黄绿色。水位下降；露出水面的红树根上挂着一丝丝干成土灰色的黏质物。车子咯吱咯吱地驶过桥上的木板，两旁是用大量螺栓固定的桥架。阳光照在黄绿色的水面上，投下桥架的阴影。开下河堤时，看见一条条铁锈色的溪流汇入他们刚刚经过的那条河，想象着一种原始的自然景色，阳光和黏质物，热气和植物的腐烂，一时间，罗奇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他说：“这里的人谈论童年的方式真可笑。吉米，梅雷迪思。好像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另一个世纪的事。好像他们刚刚才领悟了似的。”

路变平坦了，车子进入一片椰子种植园。时间好像一下子到了傍晚。路很窄，就是在沙子上铺上一层柏油和石子。椰子树的灰色树干又高又弯。放眼望去都是椰子树，而且排列得整整齐齐，从车上看去树木就好像在移动，在耀眼的天际和又长又低又污浊、被下午的阳光照得白晃晃的碎浪之间纵横交错。近处是椰子种植园的垃圾：枯萎的棕榈叶，棕色、闪着光，成堆的椰子壳，等待采收的黄绿色椰果。拍成照片会很好看。相机会拍下一切，甚至是碎浪后面橄榄绿的大海，甚至是海滩上黄色的泡沫。可是它拍不到凄凉：他们到达这里之前一路驶过的凄凉，黑暗即将降临、一天就要结束的忧愁，昏暗的阳光将要射进种植园工人用石灰水粉刷过的棚屋的凄凉。

每一棵椰子树都有黑色编号；很多树上涂着一圈圈橘色的枯萎病药剂。种植园继续延展着。

罗奇说：“难怪他们说起童年。童年就在这里，等着他们。看看这些就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五十年前。”

这里的海滩不适合游泳。不过沙滩上，在远离椰子树和掉下来的椰果的安全之地，还是随处可见车门打开的旧汽车和三三两两的人群。穷苦的人——穷人家丑陋的女孩们怀揣着少女的天性：别人的愉快、希望和欢乐。别人的星期天：简想到哈里的海滩屋，孤零零地矗立在悬崖上；想到黑夜降临河口；想到黑夜来到他们在高地住宅区的房子。昏暗中椰子树纵横交错；远处大海在下午的阳光中闪烁。她的疲惫和怒气逐渐被恐惧取代。不针对任何东西的莫名的恐惧；但是一整天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简判定是时候离开了：逃离刻不容缓。

罗奇摘下墨镜，在昏暗的椰子林里不需要它。简瞥了他一眼，看见他眼里的忧伤。

她说：“对你来说一定很艰难。”

罗奇言简意赅地说：“是，很艰难。在这样的一天。”

车子经过路旁一个用木头搭的简陋的小货摊，一家人围在货摊旁，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显然那是他们的摊位，供应一些蔬菜和鲜艳的布满小斑点的水果。不久，车子经过一群戴着粉色和蓝色的塑料卷发夹在散步的女人和几个只穿着卡其短裤的男人。

罗奇突然激动地说：“我讨厌所有这些人。我恨这个地方。”

她自己的怒气和忧虑消失了。她原来只知道他冷静，好挖苦、讽刺：既像圣人又像萨蒂尔，难以分辨。此时，她有些同情他，发现其实他有种小孩子脾气。她看见他太阳穴上的血管，看见他嘴巴的样子；车子在昏暗的椰子林中行驶，他们右手边很远的地方海天一线，此时此刻，简第一次对罗奇感到紧张。

罗奇说：“不过，就像你说的，星期天不是好日子。明天早上就没事了。”

这才是她熟悉的态度：她所谓的圣人的态度，每件事情都有借口般令人满意的解释，每件事情，每段新的经历，每个新的事实或观点，都可以融入他那个让自己保持冷静和疏远的个人体系。他的表情放松了，又戴上了她熟悉的苦行僧的面具。她不再那么紧张了；但还是被他搞得心烦意乱。

路旁的椰子树间出现一个缺口。阳光洒在路面上，照亮了几间建在沙地上的饱经风吹日晒的木屋，灰色的沙子和腐坏的椰子树经过这么多年已经混为一体。过了缺口，椰子树不再整齐，也没有了编号。一座白色木桥，一条浅浅的泛红的小溪；然后他们终于开出了种植园，再次来到下午明媚的阳光下。

简说：“你得让那人别再来烦我了。”

“哪个人？”罗奇戴上墨镜说。

“吉米。没完没了的电话。”

罗奇没有反应。

“不知道阿德拉会怎么想。你接了电话，他总是让你五分钟后打回到另外一个号码上。”

罗奇笑了。“他就是这样。他喜欢让人感觉总是有人打电话给他。他每次来办公室见我都会接一通电话。”

“一天中午我去艾伯特王子酒店见他，好像挺正常。他说他要和狮子俱乐部的人会面。”

“狮子俱乐部的人是不会约在艾伯特王子酒店的。他在碰运气。不过你总是可以从吉米的话里发现类似的愚蠢的小漏洞。”

“他坐一辆美国大车来的，还有司机。”看见罗奇微笑，她的语气变轻松了。“一个黑胖子，穿着透明的尼龙衬衫和打结背心。”

语音未落罗奇便说道：“吉米有什么可说的？”

“他说起一个他在伦敦遇到的女人，说战争期间她还是个孩子，住在这里，她父亲在情报局。”

“我从没听说过。”

“他们住在艾伯特王子酒店，这个小女孩会望向外面的公园，看小学生们玩耍。他说他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我想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这个故事的。”

“我发觉自己正在被他软化，心想我该走了。他说用车送送我。门卫叫来了那辆讨厌的车。我能做的只有一直板着脸。车一启动他就靠过来亲我。亲嘴唇。司机一定以为我是他在酒店里勾搭上的女人。一点儿都不好笑。太可怕了。”

“我就知道会有这种事。”

“你知道？”

“在艾伯特王子酒店和吉米见面就跟在广播上发表声明一样。他知道的。”

“太可怕了。那胡须，那又湿又厚的嘴唇。猪肝色的嘴唇，里面是粉红色。还有那个司机和那辆车。”

“我最后一次跟吉米通电话的时候他很奇怪。这几天形形色色的人都在给我暗示。”

他停下来等简接话。简一言不发。

他说：“这里的人并非都是友善的。看看今天上午的梅雷迪思。”

简的脸色十分苍白。她点了一支烟，风把烟雾吹出打开的车窗。

她说：“我可不想再见到梅雷迪思。”

“这事很容易解决，”罗奇说，“我们可以顺道去找他谈谈。不用绕多少路。”

车子离开了灌木丛和庄园区，进入平原，右手边是山和山谷。公路从这里直通进住宅区、小镇和毗邻工厂区和市区的开阔田野。红棕色的山在冒烟。田野到处被火烧成了黑色。

简说：“我可不想再见到那栋可怕的房子。”

“对吉米这种人不能太含蓄。不然他领会不了你的意思。况且突然袭击对他没有害处。”

罗奇自在地开着车，没有了之前的激动。他的语气听上去心满意足，几乎是在享受；他的决心有些像他刚才的发怒一样孩子气。

简不再反抗，屈服于事件，正如屈服于动感。车子会停下；事件会发展到高潮；危机会过去；她又会恢复镇定。当车外的景色变了，当车子离开公路，驶进被次生灌木丛包围的废弃工业区，当她再次看见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看见的景象，她发觉自己暗暗兴奋起来，陷入小小的狂喜之中。她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但她还是时不时地回过神来，惊奇、忧虑地想起自己正坐在车里，坐在罗奇旁边，行进在一段特殊的路上，过去与未来变得模糊，有种危机即将降临的感觉。

枯黄、衰败的草坪，反射着强光的多棱角瓦楞铁皮屋顶，赭石色水泥墙壁上的太阳光，倾斜的阴影，叶子花鲜艳、柔软的花瓣，粉色的夹竹桃和枯萎、打卷的凝血色木槿花，延伸到白色躯干的树墙的废弃灌木丛：一切都跟记忆中一模一样。一切都继续存在着。

车子停在公路上，罗奇下了车，砰地关上车门，简也下来了，她的狂喜结束了；当她恢复镇定，她对已经消失的兴奋感到既惊讶又后悔。直到他们走进院子，穿过开着的门时，她才猛地想到：罗奇会知道她第二次来这里的事情，发现她与吉米见面的情形并不像她讲的那样。

院子里没有人。没有人从房子里出来，阳光下的门廊白晃晃的。房子侧面的停车棚是空的；水泥地上的一点旧油污上落满灰尘。从门廊通到客厅的门开着。

罗奇喊道：“吉米！”

没有人答应。罗奇走进客厅，简跟在后面。她又看到那块点缀着黑色和黄色斑点的铜青色地毯；书架，书，立式相框中的照片；比上次凌乱的书桌；厚重的、套着毛茸茸的假虎皮的三件套沙发。长沙发上放着一份胡乱折叠的报纸；玻璃罩着的桌子上放着看上去黑糊糊的漫画增刊。东西表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新灰尘；他们走过房间，扬起的灰尘在白色的门廊反射进来的光束中翩翩起舞。看着这个无人居住、暴露无遗的房间，可以想象它搬去家具、空空荡荡、只剩下墙壁上那些深褐色的搁板的样子。简打量着那张残缺不全的照片中那两个绷着脸、表情木讷、一头卷发的孩子。

罗奇一边喊着：“吉米！吉米！”一边穿过房子，简跟在后面。她走进一个她上次走过的过道，警觉和厌恶之感再次油然而生；她开始感觉到迅速离开这里、恢复镇定的需要。他们响亮的脚步声在水泥房子里回荡。罗奇打开厨房的门，一股臭味扑鼻而来，看到肮脏的盘子，在高温中腐坏变质的食物，奇怪的食物，简更加不安了。她心想：我要尖叫。刚开始这念头只是以话语的形式浮现在她脑海中；后来她开始在心里激起一阵想象的尖叫。

罗奇现在知道房子里没人了，他不再小心翼翼，而是突然变得好奇，打开了更多的门。简跟在后面。她看见卧室。看见没整理的床、两个凹陷的枕头、床单上干掉的灰白色污渍、一两撮头发、不知是灰尘还是烟草的污点、一半掉在铺着栗色地毯的地板上的黄色烛芯纱床罩。浴室的门半掩着，简瞥见淋浴区低矮的砖墙。她抬起头，透过高高的、有栅栏的窗户看见外面的景色：下午的天空，远处灌木丛的轮廓线，带刺的棕榈树的树冠。房间封闭；一股涂料和旧衣服的气味；风都没能吹散这味道。床头柜上有两本平装书。廉价的纸张在高温中卷起边角。色情封面。一罐浅浅的、圆形的什么护肤霜。

简和罗奇站在门口，罗奇咬着墨镜的一条腿，刚刚的兴奋劲儿消失了。

他说：“他不在这里。我们要不要去山庄看一看？”

“我们回家吧。”

简跟着罗奇回到客厅。罗奇在虎纹长沙发旁站了一会儿，咬着眼镜腿，环顾四周。简盯着那些照片。屋子里比刚才更热了，从门廊口射进来的阳光十分强烈。

简说：“但愿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水就来了。”

罗奇朝书桌走过去，拿起一封蓝色的航空信读了起来。

简说：“我想我们该走了。这个地方瘆得慌。”

罗奇把信扔回桌上，说：“他又被拒绝了。”

简走到桌子旁，没有用手拿起桌子上的信，而是直接读了起来。

亲爱的吉米，收到你的来信我们非常高兴。依据你的描述，你那里听上去确实条件成熟。你确实是人得其位，位得其人。不过汤姆森勋爵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可能是你计划写的十三卷系列的更好买主。你知道，那一块我们不熟，而且我们感觉与众不同但具有启发性的严肃新闻会比你说的心理分析对我们更有用，虽然我知道这是你的强项，而且我几乎无需提醒你，我个人一定会很感兴趣。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坚持多久。我渐渐觉得我们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轻浮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正在听天由命，一路咯咯笑着走向被人遗忘。如我们所知，形势和从前大不一样了，我个人觉得该做好迎接暴风雨的准备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许你的经历真的可以写成一部强有力的、尖锐的小说——对了，听说你的创作进展顺利我很高兴。它必定会给这一文学形式带来急需的鼓舞——同这个多隅的岛上的所有事物一样，小说似乎行将消亡。想必你一定听说了这里的房地产价格涨得厉害。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在多塞特郡购买了一处破地方，最近正忙着整顿，好让自己至少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有个庇护所。当地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友好。至少没有人在我们的门上画纳粹标志或者往我们的信箱里扔粪便。不过等他们了解我们以后可能就会这样做了。马西娅向你问好。我们会继续关注报纸，了解你和你做的事情的新闻，远在这里的我们觉得这些非常刺激。你永远的罗伊。

简读信的时候罗奇站在她旁边。

她说：“他真的在写小说吗？是小说吗，你觉得呢？”她从一沓纸底下抽出一个便笺本。

一个声音说：“有什么事吗？”

简转过头，看见那个有着美杜莎脑袋的小子，扎着充满敌意的猪尾辫的小子，有着扭曲的脸和受煎熬的红色眼睛的小子。他站在门口，穿着牛仔裤、运动套衫和帆布鞋。他气势汹汹地朝他们走来。

简对罗奇的冷静感激不尽。

罗奇说：“是布莱恩特吧？吉米在哪里，布莱恩特？”

男孩没有回答。他走到书桌前，把便笺本、信和其他文件整理好，拿一个蓝色烟灰缸压住。接着他走到沙发跟前，把报纸重新叠好。

罗奇问：“吉米在哪里，布莱恩特？”

当布莱恩特转过头开口说话时，他几乎是在喊：“干吗问我？”

罗奇说：“我们来看吉米，布莱恩特，”

“他在城里。”说完布莱恩特在沙发上坐下，抽泣起来。“他在城里。他在城里。”他的眼睛是红的：充满敌意的红变成了哭泣的红。

罗奇坐在沙发扶手上。“出什么事了？”

布莱恩特说：“他们杀了斯蒂芬斯。”

简说：“‘杀了’？”

“什么时候？”罗奇问，“我今天还没看报纸。报纸上报道了吗？”

布莱恩特靠在沙发上，把头转开，看着天花板。他在抽泣；他在等着别人安慰。

罗奇说：“报纸上报道了吗？”然后他又对简说：“梅雷迪思没有说这事。他应该告诉我的。”

“报纸上没说，”布莱恩特一面用瘦长、弯曲的手指擦眼泪一面说，“今天一早发生的事。他们在等他。他们在广播里说他先掏的枪。他们在等他。监视他妈妈的房子。”

“梅雷迪思知道这事！”罗奇噌地站起来，说：“梅雷迪思知道！”这个事实似乎对他很重要；胜过布莱恩特告诉他的事情的其他方面，是最让他震惊的。他问：“吉米是去那里了吗？”

“今天下午警察交出了尸体。他们把尸体从太平间搬到了他妈妈家。我不想去。”

罗奇对简说：“我想我应该去一趟。”

布莱恩特靠在沙发上，转过脑袋，用他长长的手指擦了擦眼角。“我也应该去。可是我觉得我会受不了。”

“我载你一程。”

简想大叫：不！

布莱恩特说：“让我待在这里吧。”

简说：“我想回家。”

“让我待在这里。”布莱恩特看着天花板说。

“简！”罗奇命令道，“我们走。”

简被罗奇的语气吓了一跳。他已经迈开大步矫健地往外走，浅卡其色的裤子似乎都在腰间摆动了起来；简赶紧跟上他。可是当他们坐进汽车——两人的脸和背上立刻渗出汗水：虽然车窗一直开着，可是空气是热的，座位滚烫——罗奇却一动不动。

罗奇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自言自语道：“我得小心开车。这种时候一定要小心开车。”

仿佛不在乎简有什么反应，仿佛车里只有他一个人，罗奇自顾自慢慢地在狭窄、空荡的马路上启动了车子。他一面紧张地打着方向盘，一面紧盯着柏油路面，有的地方路缘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杂草丛生，一簇簇枯黄的野草使路面松动，变成沙砾。简默不作声；好像车里也只有她一个人。阳光渐渐变黄；把灌木丛墙变柔和了，后面是被夷为平地的荒原、发育不良的灌木和倒地的长长的野草。车子慢慢驶向公路，不过没有开始时那么慢。烧焦的山出现了，暗红色和棕褐色，很多地方在冒烟。西斜的太阳清晰地照出山上的每一处凹陷，每一处褶皱。车子拐上公路，路面被车辆碾得又黑又光溜。

罗奇说：“我想我应该去一趟。现在那房子里一定很可怕。”

路上车辆不多。工厂都关着。远处，褐色的田野深处零零散散地停着几辆车。那些车的后备厢打开着，可以看见司机们渺小、孤立、专注的身影，正在为家里饲养的牲畜割草。水泥和锡铁建成的居住区的空地上有小孩子在玩耍，扬起阵阵灰尘。

“梅雷迪思知道，”罗奇说，“星期五他们把我拦了下来，你知道，搜了我的车。”

他现在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简说，可是简没有吭声。

经过凹陷的田野上的废弃汽车，经过工厂，经过更多的乡下居住区、郊区，他们接近市区，垃圾堆冒着黄灰色的烟，烟在这个静止的下午慢慢地向上、向远处散开去，与铝土矿装卸站的粉红色尘埃混合在一起，满满渗透着夕阳的余晖。阳光给柱子支撑着的棚屋染上一层金色，棚屋像是为红色的山坡搭的脚手架。大地开始感到窒息。然而棚屋区改造工程静悄悄的：千篇一律的红土大街上没有平时的熙熙攘攘。烟雾和堆积如山的五颜六色的垃圾堆之中没有卡车，也没有多少觅食的动物。每根篱笆桩上都蹲着一只无动于衷的黑色食腐乌鸦，其他的在地上笨拙地跳来跳去，一次跳两英尺。

简把自己这边的车窗摇上来，以挡住外面的油烟和浓浓的死亡的气息。

罗奇说：“把尸肉啄得一干二净。它们会把尸肉啄得一干二净。”

罗奇一直保持警惕，虽然加快了车速，但还是紧盯着路面，仿佛在留心路障，因此没有足够的精力注意到他跟随的车流逐渐稀少；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开进了一片安静的市区。车子穿过水泥运河，运河抽光了原本不断上升的沼泽水，沼泽就变成了市区的一部分。可是桥上不见星期天下午“趾高气扬”的人群，不见头戴塑料卷发夹的年轻、肥胖的女人，不见衬衫露在裤子外面、一路敞着胸的男人。

市场里不见正在卸货的冷藏拖车。也没有在一种商队留宿客栈的氛围中，为长夜和明早的市场做准备的摊贩和脚夫。只有几辆警车停在满是灰尘的市场里，警察三五成群地站在各自的车子旁。

罗奇说：“我就知道我有麻烦了。星期五他们搜了我的车。他们看见我去了那栋房子。”

简说：“我想回家。”

她摇下车窗，较为清新的空气吹了进来。

罗奇突然拐进一条十字街，其中的一条贯穿市中心。

他说：“我必须去。他们一定以为我知道。”

车子来到主广场，罗奇看着眼前的景象就像从未见过一样：广场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人也没有车，中央的木头摊位草草关上了窗板。在方形的现代建筑中间，他看见复折式瓦屋顶，褪色的红白花纹瓦楞铁皮屋顶，时髦的尖顶，有装饰的锻铁阳台：这些老建筑上部的室内装饰原本不会引人注目，如今却因为底下空空荡荡而显得格外醒目。没有餐车或卖椰子的推车，没有人在公交车站排队，没有人挤在街角等合乘计程车：广场上阳光斑驳，排水沟里满是垃圾，宽阔的十字路口灰尘在打转。他看见几辆警用卡车停在通往广场外面的有树荫的街道上。他看见一群群警察。他看见来复枪和锡头盔。

罗奇把车停下。一个戴锡头盔、持来复枪的警察从一群警察中冲了出来，在阳光下穿过十字路口，朝这边跑过来，他的靴子踏在柏油路上砰砰地响。他在喊着什么，听不清楚。虽然拿着来复枪，他看上去还是不堪一击，而且有些可笑：哔叽短裤、外露的大腿、警棍、绑腿。

他喊道：“你们他妈的在这里做什么？”

当这名警察跑近时，罗奇发现他年轻而又紧张。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毛孔都清晰可见，有凹痕的上嘴唇渗出了汗珠。

他说：“你这是要去哪儿？”

他的语气更多地带着愤怒而不是威严。胳膊下面的灰色衬衫都湿透了；短袖底下露出一英寸左右的白色背心。

其他警察没有几个往这里看。他们大都在望着那些空荡荡的有树荫的街道。

罗奇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出事了。很严重吗？”

“麻烦，我不知道。大麻烦。你们住在这附近吗？你们住在哪儿？”

“高地住宅区。”

“伙计，赶快开回家去吧。走环路，开车。别停。开车。”

说完他转身跑过空荡荡的广场，回到同伴那里。

罗奇按照指示发动了车子。他开出广场，驶上环绕市中心的那条马路，开得飞快。这条宽阔的马路两旁是些低矮的店铺、木栅栏、咖啡馆、酒吧、挤在夹缝中的老木头房子，偶尔可以看见一栋宽敞些的、如今已废弃不用的旧式房子，阳台上悬挂着蕨草吊篮，间或有几间新建的水泥房。这条路平时热闹非凡，现在却几乎空无一人，墙上、木栅栏上的标语和海报显得格外醒目。罗奇一次又一次地看见“节育是一项针对黑人种族的阴谋”；看见“不要投票”。看见安迪·拜厄姆医生的宣传海报“美国献给上帝的礼物”。看见“以色列之后是非洲”。看见“以色列之后”。他看见并且意识到过去数周自己经常看见这个“AIA”[1]，几个竖着写的字母，有时被简写为象形文字似的双向箭头——一个在同一时间被发现和解开的谜团。车子驶入宁静的高地住宅区，保姆们仍坐在枯黄的草坪上，孩子们仍在玩耍，他继续开得飞快。购物广场关着门。车子越爬越高，经过门上贴着“泰勒”标签的房子，在“温家”[2]转弯，然后经过“莫顿家”。最后终于到达自家的院子。他们下了车，周围一片寂静，仿佛刚才飞快的行驶中两人各自陷入了一阵精神错乱。

他们默默分开。房子的门都关着，屋里很闷。简打开屋后的折叠门走到门廊上。这里又安静又凉快。

房子的阴影已经覆盖了半个倾斜的后花园。阳光仍旧可以照到那栋儿童屋，小屋的门开着。阳光洒在山坡褐色的植被上。雾霭才刚刚开始笼罩山下平地上的市区。一片寂静。周遭和山下的收音机都停止了播放：雷盖音乐聚会终于结束了。远处，机场慢慢隐退到雾霭之中，出现两架白色飞机。

简心想：我拖得太久了。

[1]即After Israel Africa，以色列之后是非洲。

[2]原文为法语。

十二

阿德拉在家里，不过星期天是她的休息日；而且大家已经达成共识：星期天不跟她讲话。只有她主动开口，简和罗奇才可以跟她讲话。星期天阿德拉忙活自己的杂事：把她的床垫拿到窗户外面晒太阳，拍拍她的床垫；洗她自己的衣服。她还会做一大堆吃的：星期天她要在家里招待亲戚朋友。她有自己的前门，在车库那边；她还有一个后门，门前有一段水泥台阶，可以当座位用。

一堵大约十英寸长的水泥墙把阿德拉的小后院与后花园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前任住户曾试着用开花的藤蔓植物和本地常春藤覆盖这堵墙壁。由于干旱，藤蔓已经蔫了；常春藤的叶子掉光了，褐色的枝条开始从墙壁上脱落。松开的枝条看上去像一只只死掉的千足虫，成百上千只小脚悬在半空中；还附着在墙壁上的则看上去像泥巴硬壳，是黄蜂或蚂蚁的窝。这堵水泥墙就只是一堵水泥墙；没办法把它看成一个装饰性建筑。在它后面是阿德拉和她的私人世界。

这一生活在星期天突显了这栋房子其余部分的冷漠：硬邦邦的公司家具，没有照片、干干净净的墙壁。这栋房子需要阿德拉。没有她——或是她在墙的另一边——这栋房子就感觉空荡荡的，没有人气。此时已是黄昏，阿德拉的一天也已接近尾声：她洗的衣服收进来了，她的客人们（如果有的话）回去了。

夜幕降临。市区灯光点点，山上也亮起一盏盏孤灯。四周依旧一片寂静。门廊上凉意渐起。屋内，不知是桌灯还是壁灯把一个个偌大的房间衬得阴沉幽暗；吊灯照出空虚。没有水。

简不想在房子里走动，或者做任何会发出声响的事情。她筋疲力竭；更加筋疲力竭。她听见罗奇蹑手蹑脚走动的声音：他也好像被这寂静感染了。之前，只要有他在，她就感到放心，她需要他的存在，需要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回应。但是此刻，虽然侧耳聆听着他弄出的声响——她听见他试水龙头，打开、关上冰箱，窸窸窣窣地翻报纸——她却开始躲避他；而他似乎也在躲着她。终于，她走进没有开灯的客厅，这里依旧暖和；她久久地待在那里，直到在疲惫、黑暗、寂静的作用下，她逐渐平静下来，对此她感到意外。

不一会儿，两人在厨房里碰面了，荧光灯冷冷地照在白色的塑料桌面上。两人吃了沙丁鱼、奶酪、面包；喝了淡啤和咖啡。罗奇的态度跟他的动作一样轻描淡写；他也慢慢从紧张的情绪中缓过劲儿来了。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连贯的交谈。

他们听见阿德拉打开了收音机。厨房的时钟显示此刻将近七点半，由美国某个南方教会赞助的周日晚上的赞美诗节目就要开始了。果然，不一会儿音乐声响起，在简看来，这标志着高地住宅区星期天最死寂的时刻，一整周最死寂的时刻的到来。阿德拉关小音量，但是歌词仍然清晰可辨。

哦来到这树林里的教堂。

哦来到这山谷里的教堂。

罗奇说：“阿德拉似乎不担心。不知道她听没听说。”

简看着他，没有回答。她心想，他说他梦见自己被折磨的那天我就应该离开了，即我在儿童屋看见那个流浪汉的那天。

一条笔直、崭新的道路通向机场。简刚到岛上的头几个星期，他们下午会开车去机场兜风。然后坐在玻璃墙壁的候机厅，喝着朗姆宾治，看着飞机，宽广的柏油路和青草地好像一直延伸到山上似的，夕阳照在山坡上。那时的山是绿的；机场路两边的甘蔗地也是绿的，高高的甘蔗开满了花[1]，绿色的茎叶上面顶着灰蓝色的羽毛；有时回来的路上，他们会在机场路旁卖篮子等编织品、吸引游客眼球的小摊前停下来。可是不久，差不多就在简刚刚熟悉甘蔗和它的花时，田地被烧了，甘蔗收割了；原来的绿色、封闭变成一片焦黑、平坦、开阔。再然后，干旱来袭；这样的自驾游也就停止了。那天下午他们开车经过机场路；简当时压根儿没去想这件事。

一直以来，简觉得自己随时可以离开。她有回程机票；在伦敦别人告诉她要来这个岛需要有一张回程机票。她的护照也是有效的。护照不但是新的，而且（她出生在战时的渥太华）上面写着“持有者有权在英国居住”。一本依旧干干净净的护照：她入境时护照上没有盖章。当铝土矿公司的那两个美国人带她通过入境安检时，没有工作人员要求看她的护照或是回程机票。她避开了检查；没有她的入境记录。她记得这是她到这里的第一天早上的那种错位感的一部分，经过长途夜间飞行的她精疲力竭、睡眠不足，飞机的噪音还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浑身还散发着飞机的气味。她从海关大厅出来看见罗奇，突然有一种失望和错误的感觉。她随时准备离开。

看着白色厨房里强光下的罗奇，简心想，如今事情失控了。我在这栋房子里，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阿德拉的收音机时而传来悲伤、深沉、含糊不清的演讲，时而传来赞美诗的歌声。此刻在简听来，这赞美诗唱的不仅是星期天晚上的伤感，还有她在这里度过的分分秒秒的伤感和不完整；高地住宅区给人感觉偏远绝世。

简在死沉沉的荧光灯下打量着罗奇的脸。以前在她眼里，这是一张如此精致、清苦、深沉的脸。如今看着这张故作轻松、甚至是高兴的脸，她觉得它疲倦而虚弱；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度被他迷惑？很久以前，她认为他是一个行动派、实干家。后来，她把他看成一个知识分子，通晓世故，他的阅历使他遇事冷静，如圣人一般。如今，她觉得他跟自己一样，屈服再屈服，任凭事情摆布，只不过他经过一番分析把这些事情纳入了自己的体系。他的知性是骗人的，是滥用智力，是权宜变通。如今她明白了为什么当他分析得头头是道、言谈机智的时候最让她生气。普通，她看着他，想到这个词。她吓了一跳，竭力抵制这个词：这就像是报复，不真实。然而这个词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看着他，心想，不管他做过什么，他真是太普通了。

房子里什么地方传来金属的咝咝声，盖过了阿德拉的赞美诗的声音。接着是啪嗒声、呜咽声和持续的咯咯声。水来了，打开的水龙头流出水，贮水槽就要满了。

罗奇说：“真高兴他们终于想起来了。我相信仅此而已，你知道的。只是有人忘记了。我要好好洗个澡。下一次可能要等很久。”

水管安静下来了。阿德拉的赞美诗节目结束了，收音机关掉了。只剩下寂静。

简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一面调整红杉木百叶窗，一面想：我是孤单一人。她被自己的冷静吓了一跳。

她听见罗奇洗澡的声音。她躺在床上，一面渴望睡意降临，一觉到天亮，一面回想着白天的画面：吉米·艾哈迈德房子周围的褐色灌木丛；那个警察刮得过于干净的上嘴唇上汗珠底下的血斑，他跑过空荡荡的广场时那令人惊奇的优雅姿势；杂草丛生的可可和咖啡种植园里失落的灰色村庄；透过椰树林看见的明亮的大海；飞车返回高地住宅区；河口、蜡烛和蒙眼踏步的人。她想，自从来到这里，我一直是孤单一人。想到这里，她心里一惊，清醒过来。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在水泥墙壁上有几个几乎空空如也的架子和摆放着硬邦邦的公司三件套的客厅里回响；铃声反弹进空荡荡的门厅，沿着水泥墙壁和走廊的镶木地板，到达简的房门的胶合板上。罗奇没有从浴室里出来接听；电话不停地响啊响。她最终打开灯，从床上起来。她让卧室的门开着，这样卧室的灯光可以照到走廊上，反射进门厅，在客厅里投下一丝微弱的光亮。

简站在响个不停的电话旁。她心想，我等它响十次。她偶然瞥见面对前草坪的观景窗上反射的自己模模糊糊的影子：在屋外漆黑的衬托下显得如此实在，那密封的玻璃，如此脆弱。她拿起电话。

“喂。”

“简，我是哈里。”他把自己名字里的两个音节拖得很长，“我担心你们，姑娘。”他那悦耳的声音总是让人感到意外。“你们到家了？”

“到了。”

“我也到了。你们觉得这个小小的刺激怎么样？”

“这里挺平静的。”

“简，我不知道你和彼得今天晚上有没有出去的打算。但他们要在一两个小时以后宣布紧急状态。我想他们一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将会发生什么事。都是警察的错。他们问都没问就把那个被他们打死的小子的尸体交了出来。他们以为尸体会回到他母亲家。可是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吉米·艾哈迈德抬着尸体在城里煽动人们示威游行。每个人都洗干净脚跳进去。每个人都举着一根棕榈树或者椰子树的树枝。和平之箭。你们以前听说过吗？我可从没听说过。想象一下要是那是你自己的尸体，被人抬着在城里走来走去。那些人太疯狂了，天啊。”

“玛丽－特雷瑟好吗？她有没有跟你联系？”

“啊，孩子，玛丽－特雷瑟刚给我打了电话，看我到家没有。是她告诉我要宣布紧急状态的。她还跟约瑟夫讲话了。约瑟夫现在激动得不得了。阿德拉怎么样？你知道，我不应该在她面前说太多。”

“这容易。今天她不跟我们讲话。”

“星期天。我想起来了。好了，简，我们要保持联系。谢天谢地，电话还能用。你知道，也许根本没什么事。他们可能就是追打几个白人，烧掉几家华人的店，如此而已。对你算是一个不错的小刺激。跟你在切尔西或者托特纳姆看见的可不一样。”

简在走廊里遇见罗奇，他光着膀子，穿着睡裤。

他问：“谁打来的？”

简说：“吉米。”

“吉米！你怎么没叫我？”

“不是吉米。是哈里。他说发生了骚乱，要宣布紧急状态。”

“谁在骚乱？”

“我不知道。你干吗不自己打电话问他？”

简没想到自己的口气会这么不耐烦。她从他身边走过，看见他表情惊讶，脸色阴沉。

罗奇用他那一丝不苟的语气说：“我这就打。”

简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关了灯，她听见话筒被摘下来时电话铃的叮当声。

她心想，事情失控了。

*

简醒过来，密闭的房间里一片漆黑，她想起那段噩梦般的旅途，想起一个动荡不安、慢慢解体的世界，还隐隐约约想起一场大灾难。她让自己赶快清醒过来。她的脑子恢复清晰，混乱和噩梦退去了。她打开百叶窗，和每天早晨一样，强烈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枯黄的前草坪上落满露水。她打开屋后的折叠门，看见砖砌门廊上的铁椅和桌子都湿了。山上还没有开始冒烟；山下的城市清晰可见，还有挤挤挨挨的红树林沼泽和平静的灰色大海；机场的白色飞机在晨光中闪烁。城市寂静无声。这往往是一天之中最美好的时刻。

简穿着一条宽松的条纹麻布裙朝前门走去，她穿这条裙子参加过几次晚宴，现在当作晨衣。报纸放在大门口的报箱里，她愣了一下才突然想，真是奇怪，生活竟然在继续，报纸竟然在夜里被印出来，早晨送到每家每户。

头版看不出什么歇斯底里，保留了一贯的版面格式，只有几则明显互不相干的不同报道提到了前一天的事情。头条宣布紧急状态，底下是用粗体字登出的官方声明。左边单独一栏，附上一张丑陋的老照片，说梅雷迪思·赫伯特被政府召回，担任一个没有实责的部长。该页最下方有一则双栏报道“游击队员在黎明枪战中被杀”，讲警察打死斯蒂芬斯、从他母亲家里缴获钱款的事情。还有一则读来像是官方公报的新闻报道了市中心的“警察部署”。

平常的新闻，普通的一天，和简来到这里以后每天读到的新闻没什么两样。

阿德拉起床了。从她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巨大的清喉咙的声音，像是要掩盖其他声音似的。接着便是她的早间广播节目“我听见南方的土地在唱歌”。六点半。

生活在继续。阿德拉穿上她的白色制服，开始在偌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噔噔地踩在镶木和水磨石的地板上，房子仿佛又恢复了生机。把昨天的晚饭收拾干净后，阿德拉将手指伸进啤酒杯，放在杯壁上，停顿了片刻，接着一阵狂怒。她浑身颤抖，紧锁眉头，紧闭双唇，发出一声不知所云的愤怒的声音。生完气，抗议完，她拿起杯子继续干活。

七点，一如平时的工作日，他们收听当地电台转播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当中并没有提到这里爆发的危机。

吃过早饭，看完报纸，罗奇说：“这么说，昨天梅雷迪思和我们见面时已经是个部长了。我想他是故意保密的。我得说我越来越糊涂了。我搞不懂这些人。所有这些小秘密。我想我很容易受骗。斯蒂芬斯太太无疑骗了我。我没料到，甚至想都没想到，她竟然为儿子藏钱。”

简听着，努力听着每字每句，可是她无力也不想对他的话做出任何回应。当她意识到自己的沉默伤害了他时为时已晚，他的脸色像昨晚一样阴沉了下来。

罗奇离开厨房，走到后门，低头看着山下的城市。

他说：“吉米的重要时刻。做做样子罢了。我从不认为会发生那种事。一种姿态而已。梅雷迪思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昨天我应该到那栋房子去的。他们准以为我知道所以没有去。”

突然，罗奇转过身，步伐坚定地走回厨房，来到橱柜半墙后的用餐区。简正在用一只笨重的硬陶杯喝咖啡，那是公司发的。她知道他正朝她走过来；她感觉到他突然间的怒气。她用左手扶住杯子，举到唇边，手肘支在白色的塑料桌子上。她的眼睛又大又湿润。罗奇被她那副期待的神情、她的姿势、她放在咖啡杯上的嘴唇激怒了。

罗奇说：“我一直在想。我一整个晚上都在想。我听见你说你的朋友们。谁是你的朋友？你说了些什么？你答应给他们什么？你有什么可以给他们？”

罗奇以前从未这样跟她说过话。而他的生气一点儿也没有让她觉得难过。她放下杯子，然后心一横，拿起报纸，站起身，撩起长长的麻布裙，走到门廊上，在一把铁椅上坐了下来，阿德拉已经把椅子擦干，太阳出来了。

她坐在椅子上，进一步确认着昨晚她心里产生的孤独感。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她发现自己从这种孤独感中汲取了力量。

她坐在太阳底下，阳光越来越毒，直到她被晒得昏昏沉沉。她经常在早上这么坐着，直到炎热和繁忙的城市噪音把她赶回屋子里：汽车喇叭和摩托车的声音、小孩子的哭声、自行车的铃铛声，缓慢行驶的卡车和公交车的声音越来越大，慢慢变成一种有规律、有节奏的颤抖，与一千台同时收听一个频道的收音机的响声混合在一起，听上去竟像是雷盖音乐的节拍，这是太阳和炎热的产物。可是今早的城市异常安静。太阳和炎热没有唤醒众生，反而好像使这座城市变得死沉沉的。太阳晒干了长在后花园断墙边的长长的百慕大草丛；抹去了木槿的叶和花上面的露珠；晒干了门廊周围的草坪。山坡上和远处的大平原上开始升起一缕缕烟。红树林和大海在热气中模糊一片。

刚过中午，简看见山下城市的第一处烟。不是灌木丛着火冒出的细白烟，也不是垃圾场燃烧的灰褐色浓烟；而是一小团漆黑的浓烟在不停地往外冒，冒啊冒啊，一直是那么浓那么黑，不时有小小的红色火星和火光冒出来既而又落回黑烟之中。是爆炸，只不过声音没有传到山上来。从高地住宅区往下看，阳光照耀下的城市依旧一片寂静。接着又有两处地方着火，两小团黑色浓烟冒出。

哈里打来电话。简接了。

哈里说：“他们在烧卖酒的店。今天早上他们又游行了一次。那个吉米·艾哈迈德。知道吗，我听说他们在追打梅雷迪思。警察现在他妈的吓得不敢开枪了。你瞧，简，我觉得我们应该定时通电话。以防万一。我听说政府要下台了。有一两个家伙已经飞走了。”

简说：“可是我没有看到一架飞机飞走。”

“我也是。不过他们是这么说的。卡车正载着一车一车的家具、瓷器什么的去机场。瓷器！你瞧那些人！别人会以为韦奇伍德和斯波德[2]倒闭了呢。要不是局势这么可怕，这种举动真是可悲。不过，你瞧，我们得通电话。保持联系。只要电话还能用。你那边的食物情况怎么样？够吃吗？”

“不知道，不过我想应该够。”

火继续燃烧着静悄悄的市区。阿德拉走了出来，站在门廊上看着山下的城市。但她绝口不跟简或罗奇提火的事情；他们两个也都没有说起火的事情。

下午一点到五点是阿德拉的自由活动时间。可是下午三四点当简到厨房去弄一杯水时，看见阿德拉还在那里，穿着她的制服，正在给切片面包抹黄油：两三片抹好黄油的放在一边，还没抹的放在另一边。面包片旁摆着一碟一碟的金枪鱼和三文鱼酱，一碗一碗的鸡肉丁、黄瓜片和鸡蛋饼。阿德拉没有理睬简，只顾抹她的黄油。

简说：“做三明治？”

阿德拉紧闭双唇，紧锁眉头，手里不停地抹着黄油，一副忙得无暇闲聊的样子。

简看出阿德拉的情绪随时可能爆发，不再说什么。她喝了一杯冷水——冰箱里放着四瓶为停水的下午准备的水——回到自己关着百叶窗的房间。她开始想，说不定会停电。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冰箱，没有电灯，不能做饭：只能靠三明治度过漫长的封锁期。他们会不会把那些三明治全部吃光？那些三明治能存放多久？她想起哈里说的食物的事情，突然担心起来。她走出厨房来到走廊上，看见了罗奇。他已经去过厨房，看到了简看到的那一幕；他也在担心。

他说：“我们好像正在失去我们的一部分口粮。”

简回到厨房，说：“你做了很多三明治啊，阿德拉。”

阿德拉说：“我要拿到局里去。”

局里，警察局。简无话可说。她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阿德拉仍旧紧锁着眉头，用灵巧的双手在两个柳条编的购物篮里各垫上一块湿布，将三明治放进去，再用另一块湿布盖上，最后打上结。

去给战士、保护他们的人送吃的？阿德拉从哪里学来这个的？她表现得仿佛以前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危机，仿佛在这种时候就应该做些什么，如同婴儿出生或者有人去世时就应该做些什么一样。她未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开始准备三明治；也没叫人帮忙。准备妥当以后也没有要人开车送她。简看着她把篮子挂在结实的手臂上，大踏步地沿着车道朝大门口走去，太阳底下的她步履轻盈，影子一跳一跳的，看上去像个身着白色制服的护士，令人炫目。奇怪的是这一幕让人觉得放心。

此时太阳已经来到了房子前面，照在水泥墙壁、百叶窗和观景窗的密封玻璃上。该去把后门打开了，午饭后他们把后门关了起来，不让强烈的太阳光照进来。简过去把门打开，看见房子的阴影刚好遮住了门廊；她在一把仍旧热乎乎的铁椅上坐下，等阿德拉回来。寂静的城市此刻有四五处着火点。第一处着火点冒出来的烟仍旧是黑色的，不过不再那么浓密了。

这时简看见了飞机。她没听到什么声音，是一转眼就消失不见的淡褐色尾烟将她的视线转移到一架正从机场起飞、离这座城市远去的飞机上。

简就这么坐在铁椅上看着房子的阴影慢慢移向后花园的斜坡。她看着热浪消失不见，感觉到门廊和门廊周围渐渐变凉。她听见阿德拉回来了。她一直在等阿德拉，因为她的存在让她觉得安心，她能给这栋房子带来生气，她比他们更了解这栋房子，对它有一种拒绝给予他们的敬意。她也在等阿德拉带回最新的消息。但她没有去找阿德拉。她一直坐在那把椅子上，阿德拉也没有到她这里来。

她听见罗奇在房子里不安地走动的声音。但他没有到门廊上来。她听见他去跟阿德拉说话，试着礼貌地、拐弯抹角地从她嘴里得到一些最新消息。阿德拉的语气生硬、不悦。后来罗奇确实打开了她的金口，但她的话不甚分明，简就没有听下去。

阳光逐渐变黄。房子投在花园斜坡上的阴影越来越远。光线又变成琥珀色，给长在断墙边快要枯死的百慕大草增添了一丝色彩。这些草的草籽是在很久以前的雨季里被从前、后草坪的泥土里冲刷来的：瘦弱的草茎颜色苍白，草尖是浅绿色的，越往根部越枯黄。琥珀色的阳光更深浓了，一时间花园和山坡上暗褐色的植被散发出光芒。

简听见电话铃响了。她没有起身。罗奇接了电话；她听见他在跟哈里讲话；她不想理会他说了什么。

琥珀色的阳光褪去了。城市依旧一片寂静。在刚刚入夜的天空的光辉里，城市和大海慢慢变暗，点点火光闪着光亮。等到一盏盏电灯亮起，火光暗了下去。可是偶尔，火光会突然变亮，可以看见黑烟在动。门廊上越来越冷了。厨房里荧光灯开始闪烁，蓝白色的灯光照在屋后的草坪上，融入花园斜坡的黑漆里。简听见厨房里水龙头哗哗哗流水的声音。水来了。她终于要起身回屋里去了。她边走边想，这件事过后，我将独自生活。

一整晚，这个决心像一个新的安慰一直伴随着简，到了早晨都还在。城市一如既往地寂静，现在变成一种紧张，草坪又湿了，门廊上的铁椅也湿了，城里的烟火没有那么浓那么黑了，好像差不多燃尽了。

星期二的早晨一切如旧：阿德拉的卧室传来的各种声响和广播节目的声音，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早餐。简保持冷静。可是过了午饭时间，她没有听见阿德拉叫开饭。她走出关着百叶窗的房间去找阿德拉，没有找到。后门开着，砖砌的门廊被晒得滚烫。这时简无法再冷静了，这是危机发生以来她第一次感到恐慌。

没有阿德拉的房子显得空荡荡的。过去的一天半里，阿德拉是自己和罗奇之间的纽带。没有阿德拉，这栋房子就没有意义。简感觉房子的墙壁是那么单薄，百叶窗是那么脆弱，玻璃是那么易碎，他们的房子在高地住宅区是那么孤立无助。即便是在漆黑的卧室里她也不再感到安全或受到保护。一整个炎热的下午她就待在卧室里，一边想象着城里在大公园枯黄的树木旁拔地而起的更方正、更高大的建筑周围燃起更大的火，一边等阿德拉回来。她这么一直等到黄昏。这时电话铃响了，她急忙冲到暖烘烘的客厅去接。

是哈里，这是他这天打来的第二通电话。

他说：“很糟糕啊，姑娘。他们说警察撑不下去了，脱掉制服跑了。可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警察局里还有警察。约瑟夫也还往那里送吃的。”

“哦，约瑟夫也在送吃的？”简费了好大劲儿才说出这句话，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讲话了。

“玛丽－特雷瑟给他打了电话，”哈里说，“这儿附近的人好像都在这么干。”

简说：“阿德拉拿了些三明治去。”

“我觉得不能怪警察。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打谁，也不知道在为谁而战。现在人人都是头儿。我听说连政府都没有了。你听说梅雷迪思的事了吗？他够有种的，居然试着去跟他们谈判。他们追打他。”

“梅雷迪思会照顾好自己的。”

“啊，我想你说得对，孩子。”

“玛丽－特雷瑟怎么样？”

“她很好。她一直在打电话。我不知道她跟约瑟夫说了些什么，反正约瑟夫一直很冷静。”

“阿德拉离开我们了。”

“简。”

“今天中午离开的。”

“她可能只是去散步了。发生了这么些刺激的事，她可能决定把要紧事放在第一位。她可能有事要到隘谷去一下。”

“她把收音机带走了。”

“啊，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幸运还是不幸。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叫你上这儿来过夜。还是我应该到你那儿去。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独自和约瑟夫住在一起。”

简放下电话，四周又恢复了寂静。时间不知不觉溜走，已经是晚上了。电灯亮了起来，但不是所有地方的灯都亮了。城里的一些区域依旧一片漆黑。不规则的亮光时而与主干道的白色灯光交织，构成奇怪的图案，像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焖烧的垃圾场在黑暗的包围之中发出微弱的光。城里漆黑的区域也有五六处着火点。有时火苗会突然红光一闪，照亮升起的黑烟；待红光褪去，烟就难以看见了。

*

第二天一大清早，哈里过来了。简刚在后门廊待了一会儿——海面如镜，昨晚城里的火如今只剩细细的白烟，罗奇把报纸忘在了门廊的铁桌上，被露水浸透了，阿德拉看见准会生气——就听见汽车引擎在前门空转，然后开了进来。她来到前草坪，看见哈里已经把车停在车道上，正在关大门。

哈里一副星期天的打扮，穿着去海滩屋的行头：齐膝的流苏短裤，为哮喘而备的高领长袖运动套衫。他走过湿漉漉的草坪，穿白色帆布鞋的双脚显得硕大无比，走起路来忙不迭的样子。

简很高兴见到哈里，可是打过招呼后她便发现无话可说。两人绕过房子，从后门廊走进厨房。罗奇在厨房里。他没有搭理简；他看上去紧张、焦虑。可是他和简一样急切地想见到哈里；面对热情得几乎说不出话的欢迎，哈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哈里紧身短裤的右口袋鼓鼓的。

罗奇说：“我希望这玩意儿没有上膛。”

“没有，伙计。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小鸡鸡打飞了——请原谅，简。我只是不想让约瑟夫发现。”哈里把左轮手枪拿出来给简和罗奇看，三人在早餐桌旁坐下。“这以前是我父亲的。”

简把水壶的电源插上。“你以前用过吗？”

“我没用过。不知道我父亲有没有用过。这玩意儿跟他老人家有点像。他身高约五英尺，脾气和这玩意儿一样。你们没发现这小东西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可靠吗？我觉得你用这玩意儿只会打伤自己。”他把手枪塞回口袋，说：“不过这里真他妈安宁，伙计。太安宁了。阿德拉回来没？”

简说：“我没听见她回来。”

哈里把手枪塞进去一些，说：“知道吗，以前我们总是取笑老人。取笑他们那些有趣的小习惯。可是在有些事情上他们确实是对的。我父亲从来不雇用他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击倒的人。他曾经对我说：‘哈里，如果你要雇用一个将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与你密切接触的人，别去想什么资历啊，推荐啊。这些最后再去考虑。你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必要时，我能不能打烂这个人的屁股？’如今他们都派人去美国学什么人事管理之类的狗屁。你唯一要学习的人事管理应该是你能不能打烂这个人的屁股。没什么好笑的，简。你听我现在这么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大块头、虎背熊腰的黑鬼正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走来走去。我跟你说，简。我都不敢跟约瑟夫说早上好。”

简一面在公司发的笨重的杯子里泡速溶咖啡，一面说：“可是，哈里，你的哮喘好了。”

“啊，姑娘，常言道，以毒攻毒。”

罗奇说：“有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哈里说：“我觉得没有。我想没人知道警察到底在下面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想就连警察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是紧张兮兮地坐在那里，吃我们的东西。”

“吉米呢？”罗奇说，“有他的新消息吗？”

“吉米好像从新闻里消失了。一开始都是关于吉米·艾哈迈德和和平之箭的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冒出来了。彼得，告诉我，在星期天之前，你有没有听说过和平之箭？我怎么会没听说过？”

“你问谁也不应该问我。我什么都没听说。我没想到吉米会挑起这种事情。我一直以为他是那种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落跑的人。”

“也许他原本是打算这么干的。可是事情发展得太快。对梅雷迪思而言也是。这两个人都想逞英雄，结果都引火烧身。”

罗奇微笑着说：“梅雷迪思肯定有更长久的打算。”

哈里说：“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告诉梅雷迪思，他们把他召回政府不过是为了把他扔给群众。瞧瞧一个人如何在两天之内毁掉自己的一生。约瑟夫告诉我他们对梅雷迪思干了些什么好事。他们把他的衣服扒光。约瑟夫说有人甚至要拿刀刺他的小鸡鸡——请原谅，简。后来他们给了他一根棕榈树枝，让他自己逃命。瞧瞧这些人的脑子里尽装着些什么东西。梅雷迪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他得躲起来。这件事过后他在这里恐怕待不下去了。这地方太小了。”

罗奇说：“我想给吉米打电话。有一两次我都已经走到电话跟前了，却又变了主意。”

“我也是。我无事可做，想给梅雷迪思打电话，表示支持他之类的。可是我不知道到底要对他说些什么。后来我甚至不确定我听说的关于他的事情是否有一半是真的。”

简说：“你可以打电话恭喜他成为部长。”

“是啊，”哈里说，“可以说梅里迪思如愿以偿。”

简说：“星期一下午你有没有看见飞机？”

“姑娘，我不能跟你瞎说。要是每个说想离开的人都在那架飞机上，那该死的东西根本就飞不起来。”

罗奇说：“不止是格兰德利特太太没法到机场去。”

简没有理睬罗奇的话，而是对哈里说：“可是这地方总不能这样下去吧。总不能变成一块熟透的大干酪烂掉吧。”

罗奇看着简，说：“怎么不能？”这是两天来他第一次跟她说话，内心的愤怒在他的话里表露无疑。

简依然看着哈里，眼睛湿润了。她把咖啡杯举到唇边。

哈里回看着简的眼睛，然后把视线移开，轻轻地、慢慢地说道：“底下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口口声声说独立，其实他们并不真的相信时代变了。他们仍旧觉得他们只是在碰运气，等到表演结束，会有人下去抽他们鞭子。要知道，他们隐隐希望事情早点结束。要是你跟他们说这次没有人会下去抽他们鞭子、收拾残局，他们会疯了的。”

哈里说话的时候简看着他。罗奇看见简眼里的神情：受伤害的那个。他的怒火又上来了。

罗奇说，几乎喊了起来：“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把这个地方给拆了！”

哈里不安地说：“好吧，老大。”

简还是看着哈里，说：“那么现在我们干什么呢？”

哈里说：“我们干什么？什么都不干！我们只能紧张地坐在这里等。”

罗奇看着简和哈里之间，目光茫然地说：“这个世界不再是从前的模样。所以它必将被大火吞噬。”

哈里站起来，说：“简，我想打个电话。”

简说：“你可以用客厅那个打。”

“没什么私密的。我用这里这个就好。”

哈里走到挂在通往车库的门边墙壁上的电话前，开始拨号。

罗奇探过白色的早餐桌，将自己的脸凑近简的脸。简看见一张充满仇恨的脸。那天，当她第一次看见他露齿而笑，看见他那长长的黑色臼齿，她就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么一张脸，可是为时已晚，她已经决定跟他、决定踏上这次冒险之旅。

罗奇恶狠狠地说：“没错，这个世界将被大火吞噬。你也会一起被吞掉。”

哈里对着电话说：“伯蒂，我是哈里。”

简无意间听到哈里怎么报自己的名字：她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把名字里的两个音节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说名不说姓。

“伯蒂啊，你最近像红花侠似的。你觉得这个小小的刺激怎么样……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找到了你。伯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的报纸上面什么都没说。那玩意儿越来越像填字游戏，整版横竖都是提示。你要留在下周公布答案吗……我理解……我理解目前的局势……不过这真是个好消息，伙计。如果这消息是真的……嗯，帮我们插点东西进去吧……我不知道。我听说要组织义务巡逻……我同意你的看法，伯蒂。我们也不想招惹是非。说实话，我想到一个标题‘高地居民的狗儿们饥肠辘辘’。我想应该让底下一些人知道这里的狗从星期天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了……不用小题大做，但是千万别忘了登。第一或者第二版……我不觉得这样太隐晦。对有关责任人是相当直白的讯息。而且我觉得是个不错的小故事……好了，伯蒂伙计，我会看明天的报纸，愿上帝……愿上帝？是啊，伙计，我们现在讲话越来越像老人家了。”

哈里回到早餐桌旁。简和罗奇默默地坐着，互不相视。

哈里说：“好消息。如果这消息是真的的话。伯蒂说他觉得警察控制住了局势。只是星期一的那架飞机打击了很多人的信心。”

简又倒了一杯咖啡，三人走到外面的门廊上。简把湿透了的报纸清理掉，然后和哈里一起把桌椅擦干。

就座后，哈里说道：“简，你能想象这里是绿色的样子吗？”

简说：“我刚来的时候这里就是绿色的。可是从来如此。我从来都得想象错过的东西。”

罗奇说：“伯蒂有没有提到政府？”

“他什么都没说。不过我想那群人仍然掌握着控制权。幸运的一点是还没有哪个大人物被杀。因为，一旦开始这样的杀戮就停不下来了。我们就会有一两代人的时间变成南美洲那样。星期天梅雷迪思把我吓坏了。他说得好像要把吉米·艾哈迈德杀了似的。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那样的话。不过当时他们正把梅里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扔给群众。现在这两个人都得跑了。”

罗奇说：“这么说吉米玩完了？”

“我想是的。据我听到的。再没有人提起他了。他赌了一把，输了。”

罗奇说：“我看不出吉米会冒这样的险。是不是事情刚好围绕着他发生？”

哈里说：“吉米在这里从来就没有搞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跟他说的，我不知道在伦敦人们跟他说了什么。但是在这种时候他不过就是一个中国佬。”

罗奇说：“我想我也玩完了。”

哈里说：“此话怎讲？”

罗奇笑了笑：“萨波利切公司也会想找个人打扮一下扔给群众。”

哈里说：“我们听新闻吧。把收音机拿出来吧，简。昨天晚上有一则关于这件事的小报道。不知道你们听了没有。‘骚乱的起因仍旧不明。’”

简进屋拿来他们塑料外壳的收音机，调到本地台。“将基督带到这个国家”节目结束了。主持人匆匆地播了一条广告，报了电台的名字；然后开始转播伦敦的新闻。收听信号很好。新闻提要里没有什么，前一半的新闻里也没有什么。突然，在一则关于阿根廷的新闻之后，他们听到了他们想听的。

“……骚乱已经过去两天了，目前局势依然紧张。早前有报道称警察撤退、政府下台，均已被官方否认。来自官方的消息称警方已经重新控制他们之前撤离的首都大部分地区，目前各部门运转正常。没有伤亡报道。骚乱的起因仍旧不明。不过该地区的一名记者在发给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里称：认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的想法不值一提。该记者还说这场骚乱的起因更有可能是激进的年轻群体抗议失业和他们所认为的外国对本国经济的持续控制……”

简说：“真高兴终于弄清楚整件事情了。”

哈里说：“你是指‘外国对本国经济的持续控制’？不过你知道，最后底下那些人会相信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干的事。因为他们正在干的事太疯狂了。”

“以后书上也会这么写，”罗奇说，“人们也会这么议论。然后你就慢慢这么相信了。并且开始据此做事。”

城市的某片地方闪着炫目的强光，如同波光粼粼的大海：棚屋重建区里的新铁皮屋顶反射着太阳光。

哈里说：“警察撤出了城里的大部分地区？真他妈高兴我原来不知道形势有这么糟。”

“说不定过一两天我们就会知道现在形势有多糟。”罗奇说。

三人坐在椅子上看着静悄悄的城市，脸和腿上开始感觉到太阳的温度。湿漉漉的百慕大草渐渐干了。光天化日之下几乎看不见城里的火在冒烟。

哈里说：“以前我们这里有私人的安全巡逻。二十四小时。我打赌很多人此刻一定在想要是还有那个就好了。”

简说：“为什么没有了？”

哈里夸张地拉下脸，耸耸肩说：“有的人说不喜欢，有的人说太贵。但是主要是因为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从不可能合作。他们以为真正出事的时候，他们可以为自己买到和平，所以他们一个个地被干掉了。他们更喜欢做他们现在做的事。简，你认识伊薇特吗？她给警察们烤蛋糕，还在上面抹上糖霜，我的天。好像警察局里在举行什么儿童狂欢节似的。约瑟夫也是，精心制作三明治，连面包皮都要切掉。”

简说：“他们一个月就收十块钱？”

罗奇说：“很便宜，不是吗，简？”

“每家，”哈里说，“不过你知道，他们可不怎么样。一个从美国来的聪明人决定给这些警卫配备摩托车和对讲机，然后把费用升到二十块钱一个月。事情就这样坏了。车子和对讲机把这些人的脑袋冲昏了。从此他们整天骑得飞快，要是你站在门口喊‘救命’，撞了狗屎运他们才会听到。”

*

八点整，天上出现直升飞机。一开始是放大了的蚊子的嗡嗡声，接着很快就变成轰鸣和嗒嗒声，打破了寂静，让门廊上的交谈无法进行下去。直升飞机是从右方隐藏在山后的一处海湾飞过来的。其中一架的声音盖过了其他几架。房子好像在颤动，砖铺地板的门廊下面是泥土填的台基，感觉摇摇欲坠。（门廊盖在斜坡上，以前塌陷过一次；人们掀起上面的砖头，才发现下面什么也没有，是一个坑，本来填的土都塌了。）噪音淹没了房子；尘土四起。飞机淡淡的影子先是投射在斜斜的花园，接着又落在花园下面隘谷对面树的树梢上。飞机上的美国标志十分醒目，坐在里面的人也清晰可见。

其他几架直升机在山上其他地方上空盘旋。远处，另外一种直升机，中间稍稍拱起，三架一队，跌跌撞撞地飞过依然平静的大海、灰绿色的红树林和褐色的平原，到达机场，贴近地面盘旋，而后升起，原路返回，似黑色的昆虫飞回它们隐蔽的巢穴。

哈里说：“挨鞭子了。”

巨大的声响再次淹没了房子：巡逻的直升机飞回来了，在他们身上投下一片阴影，门廊好像随时会垮掉。尘土飞扬。

远处的平原上，三架一队的直升机降到机场上，几乎要停下，但随即又生气似的飞走了。

哈里问：“彼得，你有没有望远镜？双筒望远镜。”

罗奇摇摇头。面无表情。

哈里说：“但愿约瑟夫不要拿着我的望远镜跑到花园里去。他很可能干这种事。大傻瓜。他们从上面很容易打到他。我得说我坐在这里感觉赤裸裸的。美国人什么人都打。他们比南美洲人还坏。”

罗奇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有多糟。”

哈里说：“而我还在试图藏一把小小的左轮手枪不让约瑟夫发现。我以前就在想这种事何时会发生。美国人不允许这里的人阻止他们挖铝土矿。简，你瞧见了吧？美国人不只是看黄色书。”

他们听见直升机的声音越来越近，都等着。可是这次它往底下飞去了，好像是沿着公路往城市去了。

哈里说：“我早知道这个政府不可能倒台。就像罗威膨胀螺钉还是什么来着的广告说的：‘固定，然后遗忘。’”

罗奇说：“我见过一次这种场面。或者说类似的场面。我见过一个小镇变得空空荡荡。那时正是中午，一辆辆汽车沿一个方向飞速离开。同一条路的另一个方向开进来一列装甲车。车子走得并不快，但它们总给人这样的错觉。后面跟着一列荷枪的骑警。骑警们不紧不慢，他们有的是时间，全世界的时间。就是一个矮子坐在上头都显得高大。他们穿着防弹衣，看上去像一群胸口瘦弱、很怕冷的老弱病残。我相信那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事情。杀戮前的准备。”

简说：“你是说我们只能坐在这里看着事情发生？”

罗奇说：“在这上面你什么都看不到。”

三人继续坐在门廊上看着，很少说话，只是没什么新的好看的了，都是他们已经看过的东西：直升机在城市上方的山上巡逻，另一批直升机把士兵和车辆运送到机场。

太阳越来越热；慢慢地，山上和平原上的灌木丛再次燃起火苗。三人离开门廊进到屋里，闷闷不乐地坐在依然凉快的客厅，透过观景窗看着外面枯黄的草坪和慢慢缩小的房子的阴影。

哈里说：“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底下在干什么。一大堆人在寻找掩护。每个人都一下子清醒过来了。什么棕榈树枝，什么和平之箭，没有人记得了。‘我？我怎么会跟那码子荒唐事扯上关系？’有这种念头的人正是当初那些想把这个地方给拆了的人。现在每个人都站在了政府这一边，都爱美国人。整件事简直让人想哭。”

屋内又恢复静默，三人侧耳倾听，等着哪里传来声响打破寂静。阳光越来越强烈；炎热开始驻扎下来。他们时不时地听见直升机的嗒嗒声，顿感轻松。枯黄的草坪明亮起来；观景窗开始反射热气。他们沉默无语。空荡荡的房子令人压抑；他们不再想坐在一起，而想单独待着了。

早晨还凉快的时候，罗奇和简都很高兴见到哈里。而此时，两人以一种对待陌生人的礼节目送他走向自己的车子。白色帆布鞋让他的双脚和之前一样显得硕大无比，走起路来忙不迭的样子；古老的左轮手枪从紧身短裤的口袋里鼓了出来。他带着凄凉走了，也把凄凉留下了。

中午，他们关上后门，把门廊上强烈的太阳光和城市一起关在外面，城市里处处可见铁皮屋顶反射的太阳光，沼泽、大海和土地在热气中变得模糊不清。两人等待着声响。可是城市仍旧一片寂静。没有响声，没有枪声。一下午都非常安静。

傍晚，当他们再次把后门打开、出来坐在房影笼罩下的门廊上时，四周仍旧是一片寂静。夕阳给没有水汽的白云、灌木林火高高升起的烟和垃圾场涂上一层金色。底下不知哪里响起自行车的铃声，声音传到山上依旧十分清晰。接着是一台收音机的声音，然后山上另一个地方也响起收音机的声音，似与之遥相呼应。黄昏，城市慢慢恢复了生机，仿佛是在经历了一场久违的大雨之后恢复了生机。灯光一盏盏亮起，黑暗一点点被吞噬；没有火光。山上和山下，收音机一齐播放。

可是高地住宅区的这栋房子里依旧空空荡荡，死气沉沉。早晨，阿德拉重新出现，走路不再啪啪用力，肌肉似乎也放松了，一举一动似乎不愿引起注意。紧张情绪似乎已经离她而去。她的鼻孔不再颤抖，圆圆的眼睛里略带笑意。没有人问她昨天去哪儿了，可是她自己说：“我的教母病得很厉害。”

[1]甘蔗开花是反常现象，可能与环境异常有关，会导致甘蔗糖分下降、出糖率低等问题。

[2]二者均为英国著名瓷器厂。

十三

“帮帮穷人！我感激不尽。帮帮瞎子！我万分感谢。”那个没有腿的瞎乞丐回来了，仰起的面孔上空洞的红眼睛，沉稳、响亮的叫喊声，在人行道上滑着他矮矮的小推车。

星期五的下午，市中心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卖糖果、香烟和赛马场彩票的小摊贩；把廉价的蛋糕和小葡萄干卷装在玻璃箱里卖的中年女人；自行车和合乘出租车，时不时有司机伸出一只胳膊比画着舞蹈演员般复杂的手势，以指明自己行车的路线；卖椰子的手推车和小货车。脏水从一千条污水管里流入露天的排水沟。不过行人当中没有穿校服的，再者，虽然马路上没有几个警察，却不见闲逛的人群。人们边走边四下张望，有的像是踩在碎玻璃上似的。人们在重新认识他们的城市：到处可见乱涂乱画的箭头，一些商店的窗户依然关着，一些用木板封了起来。有一两家店铺的门面被砸了个稀烂，大门敞开，似乎已被主人抛弃：路人纷纷避开这些店铺，仿佛这些地方的人行道被用绳子围了起来。

罗奇站在萨波利切公司的停车场外等梅雷迪思。

梅雷迪思开着他的蓝色小车准时出现。罗奇原本以为会有公务车。他拿不准该怎么跟这个当上部长的朋友打招呼。不过，当他跟梅雷迪思问了好，打开车门，坐进车里，和梅雷迪思一起看看四周的车辆，最后启动车子，一时间，感觉似乎自星期天以来什么变化都没有。可是等到车子进入车流、该交谈了，罗奇感到很不自在。他本以为可以想出点什么说的，却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记起从哈里和萨波利切同事那里听说的关于梅雷迪思在这周发生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对事件只字不提。他沉默得太久，当他想起要祝贺梅雷迪思当上部长时为时已晚。

梅雷迪思说：“真高兴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彼得。很抱歉通知得这么匆忙。”

朋友，部长，电台记者。

这两人正开车驶往广播电台，为梅雷迪思的节目“邂逅”录制采访。星期天，梅雷迪思提到了这件事；罗奇也没有忘记。他百般猜测，在脑子里演练了各种形式的采访；他是有备而来的。录音的事是昨天安排的，显得有些匆忙，不过却相当正式，是梅雷迪思在部里的秘书，而不是梅雷迪思打的电话。

罗奇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说这句话的时候，罗奇想起星期天简说的话。她说梅雷迪思不喜欢罗奇待在这个岛上；可是当罗奇说他准备离开时，梅雷迪思的脸拉了下来。此刻罗奇瞥了梅雷迪思一眼，梅雷迪思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梅雷迪思说：“为什么？”

“我觉得我在这里无事可做。”

“别再说了，留到节目里说吧，不然就没了。星期天在哈里家我跟你说我们可能会聊聊哲学，聊些与众不同的东西。可是现在变成主要聊时事。常常是这样。你要是太追求时事，到最后就会变得很无趣。”

墙壁上、窗户上随处可见乱涂乱画的箭头。可是城市看上去并无大碍。并没有多少栋房子被火烧得面目全非；即便是在中国粮食批发店和叙利亚布料店的街上，虽然常看到某家店靠近人行道的地方被烧得焦黑，上面几层却仍旧完好无损。

梅雷迪思说：“这个地方居然还在运转，真是神奇。”

一时间梅雷迪思又变成了朋友，像罗奇刚认识他的时候那样。可是他表现出来的警惕却是新的：弓着背开车的矮小身影，紧握方向盘的小手，孩子的手。受伤的、坚定的笑容（如今看来是藏着什么秘密）也是新的，属于一个新的人：这人迎接着街上行人投来的目光，然后回以脑袋轻轻摆动：对于希望看到他点头的人他就点点头，对于不希望看到他点头的人就什么都没有，只是下意识地动动脑袋。他的权力得到了认可；他担任部长的政府度过了危机。然而罗奇认为，梅雷迪思对此仍旧半信半疑，仍旧觉得是在做梦。

一开始罗奇觉得难为情，现在渐渐觉得恶心。

梅雷迪思说：“吉米吓了大家一跳。”

罗奇平静地想，他要找我麻烦。

梅雷迪思问：“简好吗？”

“她现在不怎么跟人讲话。”

“我猜我们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更低了。”

“她要走了，你知道。”

“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会被逼上绝路。这次真是死里逃生啊，彼得。”

“有必要出动直升飞机吗？”

“我不知道。士兵没有离开机场。我什么都不知道。”

电台大楼是一栋三层高的新楼，在马路的尽头。一道砖墙的两侧分别是出口和入口，都敞开着。进去后，手持来复枪的警察站立在一道木栏后面，这是罗奇今天头一次看到武装警察。进出车道粉刷过的路缘石中间有一个花园：装饰性的蓝色瓷砖的水池里空空的；灰头土脸的灌木丛和植物从落满灰尘的泥土中长出来，开出的花却十分鲜艳；一簇簇小羽叶棕榈的树干弯弯曲曲，呈锯齿状。车道表面新铺的黑色沥青在酷热中变得黏糊糊的。画了新的白线的停车场被大楼挡住了阳光。梅雷迪思避开白线，小心翼翼地停好车。

两人从车里出来，并肩朝入口走去。入口在大楼的侧面，晒着太阳。罗奇边走边问：“吉米呢？”

“他不会现身。”

“不现身？什么意思？他被捕了？”

“这样说有点过了。会有其他人跟吉米算账。他退隐了。你比我了解他。”

玻璃门内凉快多了。梅雷迪思的半信半疑不见了。在这里他是记者，是部长；他收起笑容，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前台棕皮肤大个子女人站了起来，梅雷迪思向她介绍罗奇。手持来复枪的警察身体僵直地盯着。

梅雷迪思对那个女人说：“我们要用E录音室。”然后微笑着对罗奇说：“那里的视野好。”

两人乘电梯上了二楼，来到一条漆黑的走廊，梅雷迪思打开走廊的灯。朝走廊里走了一小段，梅雷迪思推开一扇双开门，打开另一盏昏暗的电灯。眼前的小屋子一片漆黑，左手边大一点的屋子则是亮的。

梅雷迪思说：“录音室经理不在这里。不过我想我们可以进去。瞧，这儿可不比英国广播公司。”

说着，他打开一道双开门，把罗奇领进隔壁那间大一点的屋子。进屋后他又说：“彼得，你不介意在这里稍等片刻吧？我去看看经理哪儿去了。”

说完，梅雷迪思走了出去，身后的双开门关了起来，录音室里一片寂静。罗奇站在密封的观景窗前，看见了前所未见的城市景色。在市中心，你只能看见四周的建筑。可是在这里，曾经的高级居民区，没有高楼遮挡视野，越过被高大的柱子和王棕墨绿色的叶子衬得如梦如幻的银色、红色屋顶，罗奇看见大海和奔向大海的起伏的山峦。山上光秃秃的，到处有火烧过的痕迹，不少地方正在冒烟。太阳正徐徐落到山的后面，大海闪闪发光。山后的海面上停泊着的无疑是美国的军舰。罗奇一面想象着太阳落山后山峦和王棕映在夜空下的景象，一面想，这里还是很漂亮的。真遗憾之前我从未见过，也从未欣赏过。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不过也许没有人会欣赏这里的景色。

这些想法在罗奇的脑海里慢慢形成文字，然后形成一个个完整的句子，仿佛当他在寂静的房间里等待梅雷迪思（似乎等待了很长时间），他开始自言自语。

寂静的房间，寂静的风景：观景窗是用两块厚重的玻璃做的，中间隔着一堵墙厚的距离。玻璃反射着热气。注意到这一点，罗奇很快发现房间里有一股暖暖的、发霉的、毛茸茸的味道，像是地毯上的灰尘和绒毛飘到了空气中。

双开门被推开，梅雷迪思走了进来。

梅雷迪思说：“经理来了。”

“这里面真闷。”

“空调要过一会儿才起效。”

两人在一张圆桌旁坐下，桌上放着话筒、一盏绿色的灯和一个笨重的玻璃烟灰缸。

梅雷迪思说：“我没有笔记。我们就像平时聊天一样。重要的是你、我此刻在说什么，而不是你下一句想说什么。重复或者回到之前的话题都没关系。讲我们过去讲过的东西也没关系。就和平时聊天一样，也不用假装我们不认识。我就叫你彼得，你就叫我梅雷迪思，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叫我的话。我的问题不好对付哦，彼得。”

罗奇说：“我没什么可隐瞒的。”这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俏皮话。

隔壁的小房间亮起微弱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一个穿白衬衫、打领带的高个子男人。他朝彼得和梅雷迪思笑了笑，在他的机器前坐下。

梅雷迪思说：“他就是录音室经理。”

罗奇出汗了。他说：“这里都是灰尘的味道。哈里要是在这里，他的哮喘马上就犯了。”

录音室经理的声音通过话筒传了过来：“我们试试说话的音量，好吗？”以他的身高而言，他的声音特别轻柔，甚至有点儿女气。

梅雷迪思微微抬起头，对录音室经理和罗奇笑了笑；罗奇注意到他外翻的鼻孔和嘴巴之间的那一大块地方满是汗珠。梅雷迪思对着话筒说：“每天我在各个方面都越来越好。”

经理比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动作，梅雷迪思说：“彼得？”

罗奇对着话筒说：“这里需要用吸尘器吸一吸。”

桌子上的绿色灯泡亮了。

梅雷迪思说：“我们这就开始吧。”他对着话筒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邂逅’对彼得·罗奇的采访。”他停了停，然后用今天最轻柔、最放松的声音开始说：“彼得，我们开车来录音室的路上，你说你在这里无事可做了。你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

“我渐渐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

“比你刚到这里的时候——七八个月前——还陌生？”

“那时我没想这么多。那时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可是你刚来到这里，来到一个你从未来过的地方，难道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个陌生人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错。不过当时我觉得有事情等着我做。我以为这里的某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可以做一番事情。”

“你是指种族问题？”

“是的，种族问题以及相关的一切事情。我指的是卸下了这个包袱，不再浪费时间和生命背负这一包袱。我以为我在这里可以做一番事情。工作。”

“我看你的手在比画。我想你说的工作指的是建设性的工作。”

“这是作为人的需求。我想人总是太晚才意识到这一点。”

“创造。通过创造逃避现实。”

“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

“可是了解你背景的人会觉得奇怪，你说你渴望创造性的工作，那怎么会选择了这么一家公司？”

“萨波利切公司。”

“正是。”

“不是我选择了。应该说是机会自己出现的。而我喜欢他们给我的机会。我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并不了解这家公司。”

“现在你了解了。”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我的态度。我知道这家公司在这里有些历史，这里的人对他们有成见。但是我也知道这家公司做了很多改变。我觉得他们想到雇用我就是这种改变的表现之一。”

“有些人会说这是公关。”

“是的，我向来知道这一点。可是这样还不够吗？我更关心他们给我的工作，而他们给我的工作在我看来是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只能姑且相信人们自诩的意图和态度。一个人要是太刨根问底，追求绝对的纯洁，最终只能一事无成。”

“那我想，恐怕我们的一些态度会让你生气，彼得。再者，我们都于心有愧。我们对从事我们的事业的外国人有特殊看法。这样不公平，但是我们往往敬仰这些人。”

“可是我不认为我的路就得走得比别人窄。我不是来做秀的。我不知道这里的人为什么会这么想。”

罗奇的火气突然间上来了。他满身是汗；衬衫全湿了。他离开话筒，说：“这里面的空气真是难闻死了。”

“空调好像不够足。”梅雷迪思说。他也满身是汗。他敷衍地看了看四周，接着又对着话筒讲起来。

“彼得，你说你来这里是希望有机会抛开其他压力，做一番创造性的工作。而你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在公众眼里，他们把你与农业公社的想法联系在了一起。你知道，就是回到土地上，基于土地的革命。我想这件事不是很成功，这不是什么秘密。你有没有很失望？”

“要是成功了会很好。”

“当初你觉得会成功吗？”

“我有自己的怀疑。我觉得这是‘反历史的’。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离开土地往城市里跑。这些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想要更多的刺激，更多的电灯。他们想变得更有钱，还想变得更聪明。他们不希望感觉自己被淘汰。当然，他们当中很多人正在遭到淘汰。”

“你觉得在这里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会倒过来吗？”

“我来到这里以后觉得不会。你不能只是做个回到土地上去的姿态。你不能假装。土地是一种生活方式。”

“或许也是一种工作方式。而不是一种脱离世俗的方式。不过彼得，我觉得你说到了关键词：假装。”

“只有非常富有的国家里非常富有的人才能脱离世俗。穷人不可能脱离世俗。”

“可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可能你也观察到了。我们太容易受别人的想法影响。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想法。不过话说回来，彼得，你说农业公社的想法是反历史的，可是你帮着做了。”

“他们说这是他们想要的。”

“你自诩的意图理论。”

“要是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其他项目。城市里的项目。”

“可是就是这个反历史的计划，这个你觉得不会成功的计划，各种人和机构都被迫参与，却什么也没做出来。”

“我们希望人人参与。或者说越多人参与越好。”

“这点你们确实成功了。”

“从这点看这件事情似乎可以成功。我们获得了政府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帮助。”

“政府也相信他们自诩的意图。”

“我们都被误导了。或许我们都心怀一丝希望。”

“也有可能是我们心怀一丝希望，却误导了其他人。你觉得这个错误源于何处？”

“我想可以说源于这里，源于这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不适合工作，不适合工作或个人的自尊。”

“这个我们不争辩。但是你难道不觉得跟领导也有关系吗？”

“你是指吉米·艾哈迈德？”

“既然你提到了这个人，就跟我们说说他吧，彼得。说来奇怪，你比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更了解他。”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袖，他很有吸引力。他似乎能把事情做成。而且他有支持者。”

“我知道。我跟吉米一起上过学。那个时候他叫吉米·梁。这个我以前跟你说过。我一直觉得吉米是一个问题人物。他突然间摇身变成黑人领袖的时候我在伦敦。事实上，我还是最先去访问他的人之一。那时他住在温布尔登的一栋大房子里，而且我觉得他备受关照。他那时有几个很有影响力的朋友。可是，知道吗，吉米说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无法接受。他说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十分丢脸。我跟你说过，吉米说以前他在学校里玩过香蕉皮的游戏。你把香蕉皮扔下去，掉这一边你将来会娶一个白皮肤的女人，掉另一边你会娶一个黄皮肤、长雀斑的女人。你可以想象那些女专栏作家对这件事多感兴趣。”

“我觉得你小题大做了。”

“可是有时候小事情比自诩的意图更能看出端倪。我在学校里就从没玩过这个游戏。也没听说有谁玩过。我觉得这像是一个中国人的游戏，英国人却把它当真了。”

“可能吧。不过我不了解这些事情。在英国的时候我并不认识吉米。我是在这里认识他的。来这里之前我没怎么听说过他。”

“我们是一个依赖性的民族，彼得。我们需要别人的认同。当一些在外国取得名声的人来到这里，我们往往对这些人心怀敬仰。你自己也在抱怨这点。说到这里，我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黑人在英国的地位。你知道他们的不易，那些仇恨之战。可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却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并因此成名，然后被派回来当领袖。”

“你觉得这里面有阴谋？人们对这个可不怎么感兴趣。”

“我就是这个意思：人们不感兴趣。他们无知，不在乎。但是某些人感兴趣。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英国这样一个地方，会有人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感兴趣？是因为内疚吗？混到了一点黑——像英国人讲的——黑人血统？还是其他原因？是另外一种关系？提供服务，相互服务。”

“我觉得你太在意那些人了。”

“你这么觉得？”

自从微笑着说了那句试音量的话，梅雷迪思一直严肃、沉着、面无表情，尽管汗水和酷热让他的眼睛放光。此刻是他今天录音过程中第一次生气。但是罗奇不相信他真的生气了。那不过是装出来的、做给自己看的、律师在法庭上惯用的生气。罗奇感到惊讶、失望，同时反倒平静了。

罗奇问：“我们录了多久了？”

梅雷迪思调整了一下表情，说：“没多久。”接着又对着话筒讲起来。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在一边吧，彼得。你刚才说你发觉吉米·艾哈迈德很有吸引力。”

“他似乎能把事情做成。”

“可是他要做的事情是反历史的。你觉得一个杂货店出身的人真的能够胜任他要做的工作？还是你觉得既然是反历史的，所以无所谓？”

“我认为他应该选择从事别的项目。对吉米这种人，你得时常把他拉回现实。务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需要付出巨大而枯燥的努力，不适合那些容易厌倦或者希望速成的人。”

“我觉得你太天真了，彼得。你刚到这里的时候是个陌生人，不了解这里的情况，这一点我接受。可是后来，难道你还认为一个中国杂货店出身的人能够实现黑人的抱负？”

“吉米好像有支持者。”

“是啊，支持者，所以我们的妓院才人满为患。不过这个我们也先搁在一边。刚才你说你来这里，是因为你希望做创造性的工作。这暗示你感觉自己受人需要。”

“我错了。”

“受人需要的感觉很好，当然也暗示你感觉自己会受欢迎。你是受欢迎的。你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里啊，彼得。你可以有那么多犯错误的机会。不管我多么希望与白人一起工作，他们都不会欢迎我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罗奇看向别处，说：“我喘不过气来了。在这间录音室里我没法清楚地思考。”他是心平气和地说这番话的。

汗水从他的前额流进他的眼睛，从脖子流进衬衫。他想起隔壁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的录音室经理；刚才那番话半是对他说的。可惜玻璃后面的高个子男人没有反应，白色衬衫、条纹领带的他一副很凉爽的样子。他没有听见罗奇的诉求，依旧面无表情，不动声色。

罗奇的视线越过梅雷迪思和话筒，落在散发着热气的观景窗上。两扇玻璃后面是寂静的风景：太阳徐徐落到山的后面，天空渐渐变成浅赭石色，银色的大海，红黑色的山峦，王棕映着天空逐渐变暗。

经理注意到两人的沉默，说：“要停下来吗？”又是那特别轻柔、唱歌一般、甚至有点女气的声音。

梅雷迪思满脸是汗，湿了的衬衫粘在锁骨上，露出下面的皮肤和背心。他说：“我们再录一会儿。我也很难受，彼得。”说着，他从后口袋抽出一条稀松的白色手帕；可是他转念一想，没有用手帕，而是把它放到绿色的桌子上。

“我没有想要为难你，彼得。尤其是现在你说你要走了。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我想我会回英国另找一份工作。”

“还在同样的领域？”

“不了。”

“这么说你不管我们了。我感觉我们让你失望了。感觉你跟我们在一起不开心。”

“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意思？你后悔自己做的事情了？你觉得全都是白费力气？”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梅雷迪思。我没有后悔。假设重新来过，我想我还是会这么做。我无从选择。我根本没想过是不是白费力气。我只是希望我本无需做这些事情。我希望世界是另一个样子，这样今后我就不会觉得自己被迫选哪一边。我希望自己不曾走进这个特殊的陷阱。”

“陷阱？”

“觉得自己不知怎么回事就参与了一个行动、一项事业。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千万别假装你不懂我的意思。”

“就像你说的，你感觉自己在这里是一个陌生人，你感觉自己没能融入进来。我能想见我们的一些观点会让你生气。我觉得我们让你失望了。我们没有好好用你——除你之外其他很多人也是如此。因为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彼得。读过你的书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为自己的信仰吃了大多数人吃不了的苦头。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书？你不会觉得难为情吧？”

“可以聊我的书。”

“你的书很棒，堪称经典。不过你一定不希望我把评论家们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评论家们可没有这么说过。”

“我对这本书有些疑问，其中一个是，虽然这本书政治性很强——我也知道你认为自己是政治动物，但是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政治理论体系。”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这个我们谈过了。你好像只是在描述自己的遭遇，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一些事情。”

“有人跟我说过这个，出版商说过。我想这是它作为一本书的问题所在。”

“你描写了白人对黑人最触目惊心的敌视，你和你认识的人触目惊心的遭遇，有些人还在南非。你把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描写得非常清楚。可是有时候，读者不是很明白你在表达什么，或者说你想表达什么。”

“我动笔写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本来，很清楚的事情写的时候变得很混乱。我突然感觉有太多人要写，有太多我觉得重要的事情要写。我觉得自己没办法把事情说清楚。可是我希望读者不会注意。”

“不过最令人惊讶的，还是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付出那么高的代价，却只得到那么一点点成果。现在回过头去看你书里描写的游击行动，那些小小的破坏活动——它们跟别的国家别的人搞的游击行动实在没法比。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我们是业余的，别的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也许动机也不一样。隔那么远，我无从判断。我唯有钦佩。但是我发现很难想象你们怎么会以为做那些事情能起什么作用。拆拆铁路啦，炸炸电站啦。”

“我现在也对我们以前做的那些事情表示惊讶。我想是我们生活得太安逸了。我们高估了炸弹的作用。”

“那只是一种姿态，你们只是在做一种姿态。”

“我们当时可不这么认为。”

“而你和你的战友们为这种姿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遭到严刑拷打，彼得。”

罗奇盯着话筒，温热的汗水顺着头发流到前额，扎得他痒痒的。

“即便对这件事情你也只是单纯描述。”

罗奇转过头去看观景窗。火红的天空底下王棕只剩温暖的黑色剪影。

梅雷迪思说：“不怨恨。不生气。很多读者有这种感觉。不过我这儿有一个问题。在学校——很多人还记得——有时老师惩罚我们。我不知道现在是哪种方式，我们那个时候是罚抄句子。‘不守规矩的人没有好下场。’”

梅雷迪思说话的语气、加快的语速都向罗奇暗示，这席话是他事先准备好的。罗奇还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职业性的笑声。罗奇顺从地——一种对精心准备、不依不饶的人的顺从——把头转回来，再次面对梅雷迪思。他看见他在微笑，不是那种振奋的脸的微笑，是梅雷迪思的另一种微笑。

梅雷迪思说：“老师要我们抄写这句话。五十遍，一百遍，甚至两百遍。有男生还卖抄写的句子。在我看来，这就是你的书所传递出的信息。你不守规矩，受了罚，可是世界照旧。”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是这样。”

“这就是你的书所传递出的信息。你忍受了非人的遭遇，你试着与之妥协。我看得出这样的态度给你带来了内心的平静。可是这是死胡同，行不通。这不能为我们其他人做任何事情，不能给我们其他人带来希望。”

“也许对我而言确实是死胡同。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我应该带来希望。”

“我说过了，我们敬仰像你这样的人。我想确定你到底可以给我们什么。彼得，你不怨恨，不生气。难道你不觉得你让自己变成了社会良知？”

“我不明白人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明白。人们希望有人在背后为他们拧扭双手，替他们挡住邪恶之眼——我们这里叫mal-yeux[1]，你听说过这个词吗？人们十分愿意你来代表他们的良知，替他们受过，而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仇视，恶棍和精神变态们也可以继续在严刑室里折磨人。”

“那些人不是恶棍。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普通人。穿西装，住带花园的漂亮房子，喜欢去高级餐厅，送长大成人的女儿去欧洲待一年。”

“正是你这种人让他们过上了舒坦的日子。你的社会需要你这种人，你属于你的那个社会。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你说跟我们在一起你感觉像个陌生人，有些不知所措。”

“我是来这里工作的。”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我没有要为难你，彼得。不过你要明白，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你真的已经跟过去妥协了吗？你真的觉得所有努力已付诸东流？”

“还没有妥协。我一辈子都害怕疼痛。害怕身陷可能遭受疼痛的情形。”

梅雷迪思把桌上的白手帕揉成一团。“听你这么说好像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似的。”

“我知道。我以前也觉得疑惑，以前我为此感到害怕。”

“对疼痛有阴影。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这样。你在你的书——刚才我们提到过——描写你青年时期的那一章里谈到了集中营。”

“出版商让我写在那一章里。”

“你在那一章里谈到集中营，说那是青春期对你影响最大的经历。”

“我四十五岁了。我想我这一代人大多都受了影响。”

“你因此而同情犹太人？”

“我所感受到的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否曾想为这些受苦的人报仇？”

“我想赞美他们，在我心里。而不是诋毁他们。”

“不生气？”

“我感觉到的不是生气。”

“那你感觉到什么，彼得？”

“我感到羞愧。”罗奇用右手碰了碰自己的左手臂，感觉到上面温热的汗水。“我为这个身体感到羞愧。”他的右手仍旧放在湿漉漉的手臂上。“自己的身体遭受如此对待，我感到羞愧。”

“考验的时候来了。你摆出了你的姿态。拆掉铁路，炸毁电站。姿态很重要。你为后果做好了准备。”

“勇敢心理。非常令人谦卑。不过现在你跟世界和平共处了。不怨恨，不生气。疼痛的阴影、人类的苦难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是，现在比以前更糟。”

梅雷迪思揉着白手帕，看着录音室里的时钟，好像没听到。“我想我们谈论南非的种族问题谈得够久了。无论如何，现在，我不能说我们到家了，但是我们到了你艰难人生历程的终点。你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无法融入进来。你参与了一个农业公社，你认为这样的公社是反历史的，不会成功。但是对于你这是做一番创造性事情的机会。用你的话说，是作为人的需求。对你而言有工作很重要，你不太在乎结果。彼得，我们录得差不多了，现在我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请你一定要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非常重要：你有没有想过画眉山庄公社是游击队的幌子？”

“有一两次这么想过，但是我把这个想法否定了。”

“你错了。但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又为什么把它否定了？”

“我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游击队的报道。但是我觉得这难以置信。我不相信游击队的说法。”

“那你相信什么？”

“我相信帮派团伙。”

梅雷迪思仰起脸，越过话筒看着罗奇，对着他微笑了几秒钟。然后他转向录音室经理所在的小房间，漫不经心地推开椅子，说：“录完了。太棒了。我们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梅雷迪思站了起来，罗奇还坐着。梅雷迪思的衬衫全湿了，罗奇可以看见梅雷迪思背心底下肚脐凸出来的地方，这就像发现了一个秘密。罗奇感到头痛，太阳穴阵阵作痛，他不知道自己干吗盯着梅雷迪思的肚脐看，他心想，是的，这是我的错。我本应该先看那个地方，还有腰带。

琥珀色的夕阳照进录音室里。打开双开门，一盏昏黄的电灯使房间里更显黑暗，而且很冷。冰冷的空气刺穿罗奇湿漉漉的衬衫，几秒钟前还热得不行，现在一下子被冻得起了鸡皮疙瘩。

录音室经理穿白色衬衫，系条纹领带，看上去沉着冷静。体面的旧式白衬衫和领带，黝黑、光滑的皮肤，典型的非洲人的特征，宽厚的肩膀，填写钉在写字板上的一式两份的表格时慵懒的样子，不慌不忙、谦恭地转身看着罗奇和梅雷迪思的样子，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他是个乡巴佬，说不定是家里第一个受教育的，第一个在城里得到一份体面工作的。他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朝罗奇和梅雷迪思笑了笑。

他用唱歌般温柔的声音对梅雷迪思说：“二十二分三十五秒。”

梅雷迪思说：“加上开场白就可以做成二十五分钟的节目，不用删什么东西。”

梅雷迪思在昏暗、凄冷的走廊里迈着轻快的步子。

“好极了，彼得。”

“你们会不会把中间那些停顿删掉？”

“会的，那些会删掉。你好像很担心的样子。明天我会剪辑，会录一个开场白。没什么可担心的，会比你想的好。这些事情我比你在行。”梅雷迪思的语气如他的步伐般轻快。

罗奇说：“录音室经理看上去相当冷静。”

“这些人什么都听不见。他们只听见声音和音量。他们可以边听边看书或者写信。”

当两人步入咝咝作响、感觉冰冷的电梯时，罗奇说：“我很抱歉提到帮派团伙。能不能把那句删掉？”

“为什么？我觉得很好。”

“当时我想到了那个男孩的母亲。”

“可是这是事实。她知道这是事实。这才是这里的人应该知道的。”

罗奇没有再说什么，两人走进大堂。手持来复枪的警察站得僵直；大块头、棕色皮肤的中年女人从椅子上半起身。

外面阳光柔和，但一跨出有空调的大楼，他们还是感到炎热，前院新铺的黑乎乎的沥青散发着热气。从这里望不到山和海，只能看见黄昏的天空映衬下的一些王棕的树梢：深灰色的枝条，深红色的没有水汽的云朵。

罗奇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精疲力尽的忧伤：工作了一天之后的疲惫，徒劳无功的努力，大千世界无处安身的感觉。同时，他也为其他人、那些扎根在这里的人感到忧伤：为乡巴佬录音室经理，为手持来复枪的警察和女前台忧伤，这两个人对梅雷迪思都是毕恭毕敬的。也为梅雷迪思忧伤：他感到无比的恼怒，甚至是鄙视，不知道他们的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

梅雷迪思说：“我送你回萨波利切？你的车在那里吗？”

“不在。简今天用车。”

“那我送你回家。”

两人不再说话。一来到街上，看见路人在看他们，梅雷迪思先前的半信半疑就又回来了，他的兴奋消退了。罗奇的忧伤转为顾虑，他开始担心自己今天说的话。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就是最后没控制住说到帮派团伙。但是当车子驶过熙熙攘攘的市区的平坦地带，十字路口货摊的一两盏灯亮了起来。当车子爬上高地住宅区，空气变得清新，他想起了其他事情；他越是回想令人窒息的录音室里那合情合理的、克制的表演，越是觉得后怕。梅雷迪思做得太过了，自己怎么会让他如此得寸进尺？罗奇感觉自己一直恍恍惚惚，现在才慢慢恢复神志。等到车子到达目的地时他开始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罗奇的车子在车库里。

天色渐暗，来到高地住宅区、远离了人群的梅雷迪思恢复了镇定。“想必简在家里，我进去跟她打声招呼。”

罗奇没有带梅雷迪思从车库的门进屋，而是带他穿过草坪，走过爬着常春藤、粉刷粗糙的水泥墙壁和观景窗来到前门，这个门极少用到；然后穿过大厅，走进几乎空空荡荡、一无是处的后屋，最终来到铺着砖地板的门廊。

简在这里，穿着裤子和衬衫。铁桌上放着晚报、一杯淡啤、香烟和她的蓝色打火机。

简的头一动不动，她漫不经心地说：“你好，梅雷迪思。”

底下的城市已经笼罩在夜色之中，但山上还有些许阳光。木槿花光彩熠熠。

梅雷迪思微微一笑，那种既自满又受伤的微笑。

简问：“录得怎么样？”

梅雷迪思说：“非常顺利。彼得很担心，可是他没什么可担心的。”

简说：“彼得很会表达。”她的语气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

梅雷迪思重重地在一把铁椅上坐下，拿起报纸。简看着底下漆黑的城市：开始有灯亮起来。

“我们谈论的内容广泛，”梅雷迪思说，“我们谈到了共同的熟人。”他把报纸折起来，丢在桌子上。“你要离开我们了，是吧，简？”

阿德拉穿过后屋来到门廊。简抬头看着她。

梅雷迪思说：“但愿不是我们把你吓跑的。”

简说：“阿德拉？”

阿德拉没有理会简。她站在梅雷迪思的椅子旁边，恭敬地朝他微微弯下腰，用简和罗奇都没听到过的劝诱语气说道：“赫伯特先生要喝啤酒吗？”

梅雷迪思站起身，踮着脚尖，说：“不了，谢谢你，阿德拉。我要走了。”

阿德拉面带赞许。他脸上的表情表明她的恭敬、她礼貌的言语得到了回报。

梅雷迪思一上一下地踮着脚尖，说：“你一定要再来，简。以游客的身份，来度假。”

简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点了点头。她犹豫了一下，不过最后还是说：“再见，梅雷迪思。”

罗奇没有动弹。

天全暗了。木槿花淹没在夜色之中，东边的天空一片墨蓝。罗奇的心情如同落日，感觉他们每个人的世界都是如此不堪一击。录音室经理，体面的衣着和电台工作带来安全感；电台大楼大堂里手持来复枪的警察；那个女前台，对梅雷迪思毕恭毕敬；梅雷迪思，简，他自己。对于他们每个人世界都是如此不堪一击。祸患悬在头顶。

梅雷迪思用皮鞋后跟笃笃地敲着水磨石地板和镶木地板，隆重退场。罗奇陪他走到前门时，他大声说：“彼得，你明天一定要听，会比你估计的好。”

[1]法语，意为“邪恶之眼”。

十四

罗奇说：“糟透了。”

他和简依旧坐在门廊上。

简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录呢？你可以不录。”

“虚荣。可怕的虚荣心让人在这种时候做傻事。而且，除了我和梅雷迪思之外，还有第三个人。一个本地的高个子黑人，坐在隔壁的小房间。第三个人：这总是致命的。你开始被这第三个人牵着鼻子走。你不能辜负自己。你不知不觉失去理智，而这都是你自找的。你自以为一切都合乎逻辑，自以为表现得很理智。可是坐在隔壁小房间的那个人根本连听都没听。梅雷迪思说那人是录音室经理，说那些人只听见声音和音量。我想他什么都没注意到。”

“你觉得他们是一伙的吗？”

“我不知道。一开始我觉得梅雷迪思故意把空调关掉了。后来我觉得我想错了。再后来我又觉得他是故意的。再然后，你瞧，我其实并不感到意外。我隐约预料到会有这种事。”

“你没有叫他们检查看看空调是不是正常？”

“没有。我不想那么做。我不想提。”

“你也没有说‘屋里真热’之类的？”

“我说了，我说这个房间需要用吸尘器吸一吸。但我不想提空调。不知怎的，这个念头就是挥之不去。虚荣。懊恼。愤怒。鄙视。我隐约预料到会有这种事，我猜他们要找我麻烦，可是我没想到梅雷迪思竟然那样激我。而且你不知道，这种时候你很快就感觉自己无力抵抗。”

简断然说：“他是故意的。你太容易让他摆布了，而且录完以后他居然还想上家里来？”

“他们就喜欢这样。他的目的我看得一清二楚。这样更糟。这个紧张兮兮的小矮子。反帝国主义，反白人。骚乱之后的肃清。这个政府官员想拉拢他的黑人民众来打倒所有的敌人。但是他紧张兮兮的，我看他对自己做的事、说的话都半信半疑，就跟律师一样。真是傻透了，我跟你说。我很恼火。因为你知道哈里说得对，那些人只是把梅雷迪思养肥了，等着将来有一天把他扔给群众。”

门廊上已经很凉了。厨房的荧光灯照射到了后花园里。

简说：“水来了。去好好冲个澡，就会感觉好很多。”

简说得干净利落。说完，她拿起她的打火机和香烟站起身。可她那命令的语气中却带有一丝出人意料的温柔，罗奇倍感安慰。他起身照她说的去做。

简有时会听从内心突然产生的本能，变得随和自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吓罗奇一跳。只是这种时候很少，很突然，与他们其余的共同生活不相干；而罗奇记得这些时刻。来这里大约一个月，一天晚上，简突然对他说：“你的头发太脏了，我来帮你洗一洗。”在浴室里，简脱得只剩内裤和胸罩；他则脱掉衬衫坐在洗脸盆前的一个凳子上。简靠在他的肩膀上，认真地帮他洗头，只是说他的头发太脏了。他能感觉到她的头发和皮肉下面的骨头，但是没有露骨的挑逗，之后也没有做爱；他们就像两个小孩子在玩过家家。

*

简和罗奇坐在厨房的白色餐桌旁吃晚饭。阿德拉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罗奇说：“我没说谁的坏话，没说假话，没说不是自己的感受的话。其实我今天说的那些话要是搁在上周，大家表面上都支持吉米的时候，没有丝毫不妥。这个节目会是一次很好的宣传。吉米会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宣传：备受争议的人物什么的。可是今天跟梅雷迪思在一起，我应该想到吉米已经垮台了。风向变了。可是我没有这么想。问题就来了。梅雷迪思到萨波利切公司来接我的时候，我一心想着不要提到星期天以后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跟他说起他当上部长的事。结果在录音室里，我还在假装吉米并没有倒台。不知怎的，这种时候你脑海里就是有这些想法，而且还不肯放它们走。”

简说：“说不定吉米不会听广播。”

“梅雷迪思会让他听到的。不过我没说谁的坏话。我说吉米容易厌倦，说你得时常把他拉回现实。这些话我常跟他说。我说我觉得公社并非一个好想法。我想我不应该这么说。梅雷迪思当然还会添油加醋，把我们说得跟骗子似的。”

“他自己才是骗子。他有没有提到温布尔登的那个女人？”

“提到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知道我觉得你干了什么吗，你把吉米留给梅雷迪思和其他人宰割。”

“是啊，事情会变成那样。我想那些人还不知道他们就快走到那一步了。当你感觉脚底下的沙子在移动，却没有东西可以抓，那种感觉太可怕了。没有法律。”

“不过你要走了。那个人却要待在那栋房子里，等着他们为所欲为。”

“是啊，总有一天会出事的。我希望事情不会变成那样。太奇怪了。当你出去看这个国家，看那些老庄园，当你看到这个国家的人们步行去教堂，躺在吊床上摇晃，或者在他们的小酒馆里喝酒，你不会想到这是那样一种国家。可是每个国家都是那样一种国家。很容易就会变成那样，快得惊人。梅雷迪思问我受到严刑拷打的事，我应该跟他说。万事开头难。朝下体踢出第一下很重要，需要很多勇气。可是那之后你就无所不能了。你可以踢一个人的下体直到他流血为止。然后不知不觉，你停手了，因为你已经毁了一个人，他再也翻不了身了，你只有将这具流血的肉体扔出窗外。到了那个地步事情就很容易了。”

简说：“可是你要走了。”

罗奇讥讽地说：“是啊。我想我会回伦敦去，把这里的事情都忘掉。”

此刻，他离开门廊时的好心情，他在餐桌旁坐下时的好心情已经消失殆尽。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罗奇再次开口。这时他的脸色苍白、疲惫。他说：“以前我有时候会去里斯本，那是个好地方，充满危险、特务和南非人。可是那里不是非洲。我喜欢去看斗牛。他们对我说葡萄牙的斗牛不会把牛杀了。我相信了，经常去看。可是后来我听说斗牛结束后牛就被拉去宰了。那些牛没其他用处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矛或倒钩会被拔出来，伤口会痊愈。我的天啊，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怎么可以活着？真是奇迹，纯粹是人类对人类自己的慈悲为怀。”

他的话吓着了简，他却浑然不觉。

“当我享受美食的时候，我会想我何以有如此口福。当我夜晚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会想我何以有如此待遇。这一切轻而易举就会被剥夺，每天晚上我都在想这个。要折磨我简直太容易了。一旦把一个人的双手绑住，他就任由人摆布了。”

简说：“太可怕了，我不想听了。在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你知道。”

这不是罗奇所期待的反应。他隐约希冀得到安慰，重温之前那种温暖的感觉，简昙花一现的另一面。

简离开餐桌，罗奇留在厨房里；他听见阿德拉打开收音机，调小音量。然后，他来到门廊上，外面很冷，但他在一把铁椅上坐了下来，听着山下的城市传来雷盖音乐的隆隆声。

后来，罗奇把后门关上，进屋刷牙，换上睡衣，然后来到简的房间。夜里，简都会关上红色百叶窗，而把房门半开着透气。罗奇没有敲门直接走了进去。

简坐在床上看一本平装版的哈代的《丛林人》，没有盖被子，穿着素白棉布睡裙的她显得很高大。她的手臂露在外面，罗奇可以看见她的胸部。他在床尾坐下。定做的衣橱的一扇门开着：看得出她已经开始打包了。她没有带多少衣服来。他看着衣橱里的杂物，而她继续看她的书。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貌合神离，两人偶尔还是会在一起：将性爱当成一种身体慰藉和相互服务，不会引起任何变化。

罗奇有意识地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像是在说给自己听：“知道吗，今天的事让我想起之前在伦敦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或者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你是最不热心的公关经理。”

简抬起头看着他。

罗奇微笑着说：“你让一个人来找我。你给了他我的住址，他来找了我。哦，你打电话告诉我的。你说他想采访我还是写篇报道什么的。”

“这种人多了去了。”

“不是为了我的书。就这样，他来了。我很高兴接受采访。你知道，这样才感觉像个作家。哦，他来了。一个非常高大的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戴着无框眼镜。真的非常高大。穿着一双高筒靴，很时髦。你告诉我他叫吉尔，记得吗？我记得那双靴子——像牛仔，像纳粹。他彬彬有礼，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而且很快就发生了。太快了，我根本反应不过来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从一个询问我观点的人突然变成一个给我观点的人。那双靴子的感觉也变了，什么时髦，什么像纳粹——是真的纳粹。他的腔调变了。就连我房间的感觉也变了。我期待一个记者——我觉得我的房间应该会让他感兴趣。可是它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房间。这个男人向我传递了一条信息。他要我闭嘴，或者最好是离开英国，否则就要把我杀了。他说了这个字。他很喜欢用这个字。”

“可是你在伦敦，你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出版商。你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

“你的伦敦跟我的伦敦可不一样。我一再强调这个男人非常高大。不只是因为我矮小。你知道我不怕人，我很清楚什么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事，我可以提高警惕。但我并不害怕，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很可能跟我上的学校有关系。我想一个人要是认可权威，相信规则，就不会害怕任何个人。可是我怕这个男人。我看得出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表现得夸张了一点。人在这种时候总是喜欢装得很有范儿。这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可我当时并不这么想。我觉得他是认真的。我相信他说的话。”

“所以你上这儿来了？”

罗奇微微一笑。“这是主因。”

“你并不是为了你说你想做的工作到这里来的？我以为你是为了这个才匆匆忙忙地离开的。”

“哦对，工作。对于我来这里做什么工作你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梅雷迪思也想知道我的工作。”

“他想知道无可厚非。你说人应当随遇而安。所以这儿的人议论你的话是有道理的。你是个难民。”

“这个工作机会是自己出现的，而且看似是我可以做的工作。”

“如今你把吉米留给那些人宰割。谁会给他工作？吉米说得对。你们全都把他变成了‘玩童’。玩物。现在你要把他扔给梅雷迪思。”

“是他把自己变成玩物的。”

“这样啊，那我有事要告诉你，我有事要告诉你们两个：他是我的情人。”

那本书一直放在她的胸口上，此时她又把它拿了起来。她的脸跟她的手臂一样红。

罗奇转过脸看着她，说：“我相信你没有说谎。”

“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谎？”

罗奇站起来，说：“我想这对梅雷迪思而言可能不是什么新闻。”

说完，他走出房间，把门关上，这才想起来简开着房门透气。

过了一会儿，他过来把门打开。简仍旧在看书。罗奇站在门口。她抬起头，看见他那张萨蒂尔似的脸。

罗奇说：“他有没有拍张你的裸照？你没为他摆个双腿叉开的姿势？”

简的神情似笑非笑，又迷惑又紧张。

罗奇又说：“他们对自己玩弄过的女人不都是这样吗？把照片放在钱包里拿给别人看。还是他有其他把戏？其他蔑视的把戏。”

简没有作声。罗奇让门半开着，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十五

你好玛乔里，我打赌你收到这封信一定感到惊讶，我能想见你用修剪漂亮的纤纤手指拿着它的样子，你不会相信你在用手纸做着其他事情（开个玩笑），哼哼鼻子，是吉米吗，这次他又想要什么，他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所知的如今的玛吉，和以前不一样了，按你的话说，更老更有智慧了，这些我都理解亲爱的，我不愿我们之间谁又生谁的气。

亲爱的我坐在这个寂静而安详的热带的夜晚给你写下这些话，因为我想清理一下自己的心，你是我唯一可以写信的人，而且我想让你知道你说得对，你的预言要通通变成现实了，我将会孤独、没有人爱地死去，我将愤愤而终，已无其他可能了。这样死去是悲惨的，而且玛乔里我感觉今晚死神临近，在时而被猫头鹰的叫声打破的热带的寂静中我可以听见它的脚步声，老实说亲爱的我感到释然，我觉得我现在该走了。小时候夜里听到猫头鹰的叫声我们就在油灯的灯芯上插上大头针把死神赶出屋子，但是我不相信这样做能阻止棺木逼近。

你会不会收到这封信，抑或他们会把它连同我的其他财产一起扔掉，说这又是一件垃圾，他留下的东西全是垃圾。不玛吉不要哼鼻子，我不是在恳求你的怜悯或是在喊“狼来了”或许你会这么想。如今你已经帮不了我了，起码我知道这点，起码相信我这点，没有人帮得了我，而且你可能永远也收不到这封信。

我跟你说玛乔里，小时候我以为童年是一个伪装时期，以为这是我显出本色之前的必经阶段，等我长大成人一切就都好了，多可笑啊玛乔里多可笑。

外面很黑，在伦敦你无法想象这里的黑夜会有多黑，我在伦敦的时候忘乎所以，如今当我回想起伦敦回想起那些地方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这么偏僻荒凉的地方的，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像鬼魂一样在这里终了，这里才是我的世界，我生在这里，这里不是伦敦，像一场噩梦，可是我知道我还没有醒过来。

今晚，坐在这里，坐在我的书本、信件和其他死气沉沉的东西中间，我感觉自己像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我希望我就是那最后一个人，然而漆黑的屋外有一个我爱的人，一个叫布莱恩特的小伙子，他可能会吓着你，我给了他那么多爱，如今他伤心得发了疯，想想看一个小伙子发了疯，想想看他的头脑和心里在发生些什么，我能感觉到，而他想拿我出气。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在我头上，可是我知道他只是讨厌自己，讨厌自己的人生，虽然我们相去甚远但是我理解他，而他等着杀我。我可以随时出去拧断他的脖子，太容易了，一个贫民窟的小子的脖子。我可以出去向他挑战，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可是我转念就想到这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若有人看见我们，两只一无所有的公山羊在打架，不过是在娱乐大众，他们会怎么笑话，他们会喜欢这样，笑到最后的是他们。可是我不会让他们如愿以偿，我在想我要走出去在黑夜里等他，然后转过身让他做他想做的事。这是最好的解脱方式，我累了。

我知道人一生中总是要在数到九的时候才重新站起来。检验男子汉就要这样，不是在他站着的时候，而是在他倒下的时候，可是我已经太多次站起来又倒下。如今时间的走廊变成一间挂满镜子的屋子，映照着一次次地站起来的我，而这次我希望他们数到十。

他在外面等了三天了。画眉山庄已经没有人了，他去那里又回来，去了又回来，一次又一次，穿过灌木丛，但是我知道山庄里没有在做饭，他们从来就没怎么做过饭，他们太娇生惯养了，我让他们过得太舒服了，他和其他小子们一样懒惰、没出息，贫民窟的小孩儿，饥肠辘辘，可是他们不在乎，他们只知道甘薯、面包果和咸鱼。我在门口给他放了些吃的，你是不是觉得他像只狗，他像只狗一样爬过来，吃我给他放的东西。世界上充斥着太多这种事情，让你害怕，让你羞愧，人们总是要让你恨他们，因为我待他像只狗，他在夜里像只狗一样爬过来吃东西，我听见他在吃之前要在水泥台阶上磨他的短剑，像童话故事里的巨人那样磨利他的刀子，就为了让我知道他有一把短剑，早晨台阶上的白盘子就空了。

玛乔里你看看痛苦是怎么来的，看看男子汉的光荣是怎么消失的。我把他从臭水沟里捡了来，你不会相信那景象，一个有毒的黑色稻草人，头上绑着蟒蛇一般的猪尾辫。他视自己为粪土、垃圾，是我让他发现自己的美，可是他已经忘了，他的男子汉气概让他疯狂。玛乔里你明了男子汉的光荣与痛苦，你会理解我承受不了这么多，每次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我就感到痛苦就想到你，你让我发现了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你第一个把我变成一个男人，别去管别人怎么说，直到今日每当低头看自己我就想到你，在你面前我无需隐藏任何东西，也无需假装成任何人，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快乐。可是变成男人的我比以前更痛苦。孩子时候我就是一个孩子，可是自从你把我变成男人我再也无法忍受做杂货店后屋里的那个孩子。女人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她们不会感到羞愧，不会为这些随之而来、不得不承担一切后果的孩子们着想，女人不知道男人会因为她们所做的事而恨她们，千万别让你的孩子们发现关于你的真相。

玛吉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想清理一下自己的心，抹掉过往。你把我变成一个男人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不得不表现得像个男子汉。其他人都在笑话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不，我知道他们在笑话我的男子汉气概和我的痛苦，可是我也在笑话他们，他们不知道，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他们不高兴了，就把我送回这里，让我再次变得一文不值，我知道他们的目的，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是假装顺从。你不应该让我失望玛乔里，你不应该和那些人站在一边，我不想像恨那些人一样恨你，你是我的造物主，你伤了我的心，你造就了我然后又让我觉得自己像垃圾，只配做垃圾。不过真是可笑，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我犯错然后又让我失望，所以我将如你所料愤愤而终玛吉，这样死去不悲惨吗。

你们把我送回这里，让我变得一文不值，可是我又站起来了。想必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关于我的消息，想必我让你吃惊了，这里的人知道我是什么人，知道我做过什么事，知道我能够给予他们什么，男子汉的光荣与痛苦，更不用说我会给他们带来革命，他们知道，所以上周我本来可以把这个地方烧成平地，可是那个死掉的小子的母亲不让我待在她家里，然后那些疯狂的黑人开始大喊什么以色列和非洲，而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一直是失败的，我从小就知道这点，我知道我在骗自己。可是现在我是一个男人玛乔里，是你把我变成男人，这是你带给我的痛苦，而你看看这一切如何结束。亲爱的，亲爱的就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愈发感觉浑身赤裸，而想到它的无用让我感到伤心，只有别人需要它的时候这些事情才有意义，它们从中汲取生命，你知道人们说，临死之人会有一次高潮。

打开的便笺本就摆在他面前，书桌上还有几张废纸。但是他的目光已经从他写的东西上移开。看样子他早就停笔。他已经恢复镇定。

屋子里布满了阴影，只有书桌上的台灯亮着。房子里充斥着各种声响：瓦楞铁皮屋顶偶尔发出刺耳的啪嗒声，房梁发出的嘎吱声。最后，他终于在这些声响之外听见了他苦苦等待的声音：屋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不甚分明，更像是搅动空气的声音。

他喊道：“布莱恩特？”这时打开的带栅栏的窗户外传来清晰的脚步声，软软的橡胶鞋底在屋子侧面飞快移动。他站起来大喊：“布莱恩特！”厨房外面的水泥台阶上打磨短剑剑刃的声音，让他打起了冷战。他赶忙四下走动，打开屋里所有的灯。他说：“布莱恩特，今天晚上不要冲动。听见了吗？别动手，小子。”

他来到厨房，靠门站着。他抬头看着天花板，说：“你累了。你不舒服。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然后回去休息呢？回去休息吧，布莱恩特。我们明天再谈。我会去山庄看你。我们会谈一谈。还不到世界末日。我们将离开这个地方到别处去。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会好起来的。不过现在你得回去休息。”

十六

前面的旧卡车载着一车河沙，卡车的双轮胎碾在柔软的沥青上咝咝作响。沙子是湿的，在往下渗水，但是卡车并没有在路面上留下水痕。因为断断续续的褐色小水流跟着卡车一起飞驰，在炎热的午后迅速蒸发，一碰到柏油路面就消失了。

简坐在一辆出租车里。这是一辆风光不再的美国大车，车的零部件已经不再严丝合缝。车子虽大，却无法阻挡强烈的阳光和热气。热风和废气飘进车窗，阳光从司机一侧直射进来，把塑料椅套晒得滚烫。

卡车从通往甘蔗林和机场的路口驶过。出租车继续跟在卡车后面：机场并非简的目的地。不一会儿，在一只脏兮兮的黑色赤膊的示意下，卡车拐进了一个工厂的院子。数英里后，路上车辆逐渐减少，工厂区被抛在身后，出租车驶离大路。简看到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看到的景色：崎岖不平的窄路，到处坑坑洼洼，路缘长满杂草，一片片被烧为平地的地方，一排排的砖头柱子，看上去还很新，但是上部的木头已经脱落，悬挂着枯萎的藤蔓，远处的树墙。

出租车在房子前面停下来。叶子花和木槿花在烧焦的花园里显得格外灿烂。

简对司机说：“你能不能等一等？我一会儿就出来。”

“多久？”

“十五分钟，半个小时。”

“等你好了再打电话给公司吧。”

简付了钱，走进敞开的大门。车子在车道上转了弯，庞大的车身把几颗零落的碎石弹开，车轮把风吹到这里来的小土疙瘩碾成赭石色的粉末；然后车子沿原路返回。

没有人听到车的声音从屋里出来。车棚里没有车，水泥地上的油渍早已干掉，蒙上了灰尘。前门关着，简记得以前是开着的。阳光已经斜斜地照着浅浅的水磨石台阶和门廊，上面落满沙土，无人清扫。

不等简敲门，吉米就把门打开了。他的手搭在门上，有一会儿眼睛好像没有看着简，而是看着她的身后。他还是她第一次在画眉山庄见到他时的样子，他光着膀子从两排铁床中间的过道走过来，然后穿上那件暗色的毛式衬衣。此刻他就穿着那件外衣；胖嘟嘟的脸颊和那时一样刮得干干净净、粗糙不平，胡须底下饱满的双唇一样紧闭着，眼睛一样木然地打量着。

短暂的沉默后，吉米说道：“简，你来了？”

“为什么你听起来好像很惊讶的样子？”

“我没有惊讶。”

简从他身边走进屋去，他关上门跟在后面。虽然装栅栏的窗户开着，屋里还是感觉很闷，而且乱七八糟的：她看到他并没有为她的到来收拾房间。凌乱使家具显得更为廉价，更像是临时存在的：不再能给人带来愉悦。有垫子的毛绒沙发上放着几张报纸，餐桌上杯盘狼藉，上面还有黏糊糊的印子。钢青色的地毯松松垮垮地铺在水磨石地板上，边缘打着卷：很容易想象地板上没铺地毯时的样子。玻璃罩着的桌子上落满灰尘，书桌上散放着一堆纸张、便笺本和蓝色的航空信。

简在玻璃罩着的桌子旁的一张有垫子的沙发上坐下。人造皮毛感觉热乎乎的。简下意识地摸了摸扶手上的毛，跟上次一样痒痒的、滑滑的。

吉米说：“随意些。你要喝点什么？没有朗姆宾治了。你喜欢喝那个，对不对？”

“现在喝那个太热了。我喝白开水就行。”

吉米走到厨房，上次简看过那间房子一眼，他在里面说道：“现在水量很小，简。”

窗外吹进热风。天空是淡蓝色的。

吉米从厨房里出来，递给简一杯水，没有加冰块。杯壁是湿的，他的手也是湿的。他在书桌旁坐下。

“那么，简，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简正要把湿漉漉的杯子往嘴边送，突然看见杯子是脏的，水里有些深褐色的细流。她把杯子举在嘴边，说：“我要走了。”

“你在电话里说了。你要回伦敦去了。主人呢？”

“我想彼得也要走了，”她把杯子放回玻璃罩着的桌子上，“不过我不知道他的事。”

“这么说过几天你就回去了。过几天你就可以看电视了。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独立电视台，早上可以收听‘今日’广播。”

“别说了，我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想到这些我就心情沉重。”

“是吗？”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我可以见见什么人？”

“你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跟他们说我见过你。”

“就这些？”

简躲开吉米的视线。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留在这里吗？”

“简，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吗？”

简没有回答。

“你来是因为你要离开了，所以你才到这里来。你要是不走根本不会来这里。你带给我这么多痛苦，简。”

“我不明白我怎么给你痛苦了。”

“我不是在请求你的怜悯，简。千万别误会。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和大家一样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简揪住刚才的问题不放：“我怎么给你痛苦了？”

吉米换了一种语气，说：“你戴的是那条摩洛哥项链。”

简伸手去摸项链，然后又放开，项链落回衬衫领口处因为曝晒而变得粗糙的皮肤上。

吉米说：“情人送你的项链。”

简为自己当时的夸张、调皮和不实微微一笑。

“他不希望你们俩之间有钱的事情。”

“吉米，你确定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吗？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你带给你的孩子们？”

“你在那里不会受欢迎，你已经带给我很多痛苦，简。不要再火上浇油了。”

吉米突然停住话头，一面张开手示意简，一面抬起头侧耳倾听。一阵热风吹动窗帘，扬起屋里的灰尘。简也跟着他一起听，远处灌木丛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那声音平稳得就像寂静的一部分。

吉米一面听着一面说：“现在你要走了。”突然间他又放松下来，看着她，说：“我喜欢你的项链。”

简用拇指和食指将项链上的三个坠子捏在一起，轻轻地上下晃动。

吉米说：“我记得这些坠子。”

简让坠子落回那块因为曝晒而变老的皮肤上，说：“这东西一文不值。”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喜欢它们，我想大概是因为戴在你身上的缘故。你今天为什么戴着它们？”

“我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过，简？可是你要来见我呀。这条项链我记得清清楚楚。你的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你要走了。主人知道你在这里吗？”

“我跟彼得说我要来找你。”

“他叫你带话了吗？”

“他要带什么话？”

“他很担心你，简。他一会儿会到这里来，你知道吗？他说有事找我。这么热的天来这里真是好笑。主人不会让你走的，简。没有你会要了他的命的，你知道吗？”

“彼得？你是说彼得在乎我？彼得谁都不在乎。”

“你是他最后的机会。”

“我不相信谁是谁最后的机会。”简一面说一面打开挎包，拿出香烟和打火机。

“我记得这个。”

“你记得什么？”

“我记得你此刻的样子，你的眼睛，你的嘴巴。”

简点燃香烟，把打火机拿在手上。吉米走到那个架子旁，拿来一个笨重的圆形烟灰缸，蓝色的玻璃里有气泡，烟灰缸放在玻璃罩着的桌子上。他站在简的身边，简透过宽松的毛式衬衣的短袖可以看见他的腋窝。简的眼睛湿润了。吉米在她坐的毛绒沙发的扶手上坐下；简抽烟的动作幅度变小了。

吉米说：“我害怕自己看见的东西。”

“为什么？”简把还没有烟灰的烟头在烟灰缸的厚沿上掸了掸。

“事情总是这样。我料到我会跟你有染，我料到你会再来。”吉米轻声说，“你跟主人说了？”

简看着他，湿润的眼睛里充满愤怒和惊慌。

吉米看着她拿烟的那只手里的打火机，说：“我记得这个打火机，撒哈拉的。”

简把烟放在烟灰缸上，准备咽一咽唾沫。这时，吉米一把将她的手紧紧地按在烟灰缸上；简把自己的脸凑近吉米的脸，张开嘴巴，香烟从她的手指间滑落，打火机刺痛了她的掌心。简张大嘴巴，往吉米的嘴上一贴，双唇和舌头开始狂动起来。

吉米把自己的嘴巴移开，说：“冷静。你太贪心了。你这样接吻只会暴露你自己。一个女人的一生都在她的吻里。”

吉米松开简的手；打火机掉在玻璃罩着的桌子上。简的头仍然向后仰着；吉米再次朝她的嘴靠过去，这次她的双唇几乎没有分开，舌头也没有伸出来。吉米说：“这样好多了。”他先用舌尖轻轻地舔她双唇之间，然后舔她下嘴唇的里边。接着还是轻轻地，他吮吸她的下嘴唇。随后他把嘴移开，看着她。她还是闭着眼睛，说：“太美妙了。”他用双手捧起她的脸，手掌底端夹住她的嘴角，遮住了差不多已经消失了的经期红斑点，把她的双唇挤了起来。他把自己的嘴整个儿贴在她的嘴上。她张开双唇，发出一声短叫；接着，他往她的嘴里吐了一口唾沫。她咽了下去，他放开了她的脸。她睁开眼睛，说：“太美妙了。”他把手放到她湿漉漉的腋窝下，想把她抱起来。可是她自己站了起来。

她说：“你的眼睛在闪光。”

“你的眼睛依然在尖叫。”

吉米用指尖碰了碰简的后腰，两人像老情人一般漫不经心地走进卧室。

简看到光秃秃的赭石色墙壁，看到亮晶晶的褐色定做衣橱，看到高高的大窗户外的灰色天空。浴室的门半掩着：简看到淋浴区低矮的砖墙，看到干干的水泥地板。两人分开站着，各自开始不慌不忙地脱衣服。床没有整理，床垫上端露在外面，皱巴巴的被单的中间部分因为用久了而磨平、发黄，还有几点干掉的污渍。黄色的烛芯纱床单一半悬在床脚，一半掉在栗色地毯上。

简一面解开衬衫的扣子一面微笑着说：“你的烛芯纱床单。”

“你还记得啊，上一次你好像根本不在意它。”

简缓缓地点了一下头，调皮地笑了笑。她脱掉衬衫，扔在棕色的五斗橱上。在身体其余部分的比衬下，她脖子底下那块老化的红色皮肤看上去像一块皮疹；她那刮干净的腋窝处的肉褶子湿了。她摘下那条摩洛哥项链，任由它落到五斗橱上，发出轻轻的哐当声。她没有脱胸罩：她的胸不大。吉米注意到她的难为情。她脱掉鞋，人一下子矮了。然后她如运动员般先抬起一只脚，再抬起另一只脚，拽掉了裤子，发出一声男人般的闷响。接着，突然，她的内裤就卷成一小团掉到地毯上，人则坐到乱糟糟的床上，头靠在油糊糊的枕头上，对着吉米挤眉弄眼；她看上去又显得高大了。她张开双腿，将一只手放在那儿，手指向上滑过湿湿的皮肤和毛发。荡妇的动作，吉米想到，似乎还“哼”了一声。

简说：“我讨厌这件衬衫。”

“我把它脱掉。”吉米轻声说。

那儿看上去很大的吉米靠近简。简闭上眼睛，说：“吻我，吉米。”然后张开双唇，缩回舌头等着。吉米俯向她，手掌夹住她的嘴角。她发出一声短叫，他把自己的嘴贴到她的嘴上。他让她咽了一口唾沫，她把双手放在他的背上，说：“爱，爱。”

简感到吉米的双手压在她的肩膀上，突然，她整个人被翻了过去，趴到了床上，吉米蹲坐在她身上，她的臀部和双腿被夹在他的膝盖、大腿和双脚之间。吉米说：“今天会不一样，简。我们换种方式做。”简要起身，但是吉米用左手按在她的两个肩胛骨中间，又用右手打开她的下体。简双手拍打着床铺。当吉米顺着她脊柱的底部，刚一碰到她变小的那儿，简就大喊：“不！”当他蹲坐在她身上，脚踝抵住她的臀部，开始上她，简发出干巴巴、刺耳、做作的哀号。吉米像在跟小孩子讲话似的说道：“可你是个处女，简。你今天来找我真是件好事，不是吗？”这次简真的痛苦地叫道：“拿出去，拿出去。”说完再次哀号起来。吉米说：“像你这么个大姑娘，而且是个处女，简？很痛苦。我知道很痛苦。可是瞧瞧，你没有带凡士林。像你这么个大姑娘每次出门访友时都应该带上凡士林的。”简说：“哦我的天啊，哦我的天啊。”吉米说：“这样比较好，简。你不知道吗？难道没有人告诉你把双腿合上会更好？你是不是很高兴今天来了这里？无论哪种做法，把双腿合上总会更好。”吉米插得越来越深，直到整个人几乎直直地坐在她身上。他说：“今天我们破了你的处女身，简。”他开始缩回，他脸上和胸口的汗水滴在了简的背上；简呻吟着；可是不一会儿他又用力地上了，简尖叫起来。她拍打床铺的手停了下来，涨红的脸侧压在枕头上。她停止哀号；她把右手放进嘴里，开始咬大拇指；真实的眼泪流了下来。简一面啜泣一面咬着手指，开始哀求，一会儿是一声压抑的尖叫，一会儿是喃喃低语：“拿出去，拿出去。”她的身体渐渐软下来，浑身是汗。吉米抽出来了，说：“好了，好了。”简问：“你拿出去了吗？”吉米说：“拿出来了，简。你已经失去了你的贞洁。”

简保持着吉米离开她时的姿势，脸侧压在枕头上，眼泪流下了她的鼻梁；她那没有晒黑的臀部合在了一起，微微舒展，吉米刚才坐的地方全是汗，那里的细毛在汗水中平铺着，愈发明显。她一声一声地啜泣，抽鼻子。

当吉米从她身上下来，站在一旁，不去碰她的时候，简像个孩子般说道：“你把我弄哭了！你把我弄哭了！”她的脸红通通的，满是泪水，人却异常地平静。

吉米说：“那天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一看到你的眼睛和你嘴巴的形状。”

“我的‘媚眼’。”

“你是块腐肉。”

简吓了一跳，不是因为吉米说的话，而是他的语气。简转过身，看见他的眼睛亮闪闪的，好像什么也看不见，瞳孔是两个发光的小点。他的那个地方依然勃起，看上去很大。

吉米把一只手轻轻地搭在简的肩膀上，说：“你好像很害怕的样子，简。”

“我在想我该走了。”

说着，简把双腿摆到床边，吉米的手从她的肩膀上滑落，她站了起来。

“可是我还没有到高潮呢，简。”

吉米看着简。简弯下腰拾起内裤，顾不上去遮掩那块多毛的、敞开的肉，又一次暴露着她的秘密。她一弯腰、一起身就把内裤穿上了，一气呵成，遮住了那块没有晒黑的、赤条条的部位。

吉米说：“还有你的嘴巴，简。你有一张甜蜜的嘴巴。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有一张甜蜜的嘴巴。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名字。”

吉米还是看着简。她拉起裤子，穿上鞋，扣上衬衫，戴上那条摩洛哥项链，理了理头发。

她说：“我想我该走了。”

吉米坐在床边，勃起的地方渐渐耷拉下来。他说：“你该走了。不过现在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你会再来要的。”

“我要打电话叫出租车。”

“你要是能叫来一辆算你运气好。不过你别担心，主人会来接你的。主人不会让你走的。”吉米站起来，他已经蔫了。“我们走到山庄去等主人。”

电话在五斗橱上，但是简没有拿起它，也没有离开房间。她就站在原地，站在五斗橱和房门之间，等吉米穿好衣服。枕头还是她刚刚起来时的样子，又扁又湿；肮脏的被单上又添了几块水渍。吉米慢悠悠地穿着衣服。当他抬起下巴、扣上那件毛式衬衣最上面的纽扣时，他说：“你讨厌的衬衫。”简没有理他。

两人走出来到了客厅，蓝色烟灰缸里的香烟已经差不多燃尽了，只剩下一根粉末状的烟灰条。玻璃罩着的桌子上的玻璃杯在她刚才放下它的地方。她捡起打火机和挎包，跟着吉米来到门廊。阳光照在水磨石地板上十分耀眼。吉米没有关前门。

两人走到炎热的户外。吉米的房子和灌木丛墙之间没有树木。这条路上有些乱石：散落的鹅卵石、沥青碎石子、土块。路突然戛然而止，破裂的沥青马路变成一条土路，穿过干枯的田地（地里原本杂草丛生，后来因干旱变成了平地），通往灌木丛墙。

吉米说：“主人一定在等你。这是条捷径，只要十分钟。”

简没有说话。

吉米又说：“我们还会见到布莱恩特。你记得布莱恩特吗？”

“我不想见到布莱恩特。”

“可是他有东西要给你，他有东西要给你。”

远远望去，针叶树瘦小的白色树干和白色树枝编织成的绿色树墙似乎密不透风，走近以后才发现原来比想象中稀疏。

吉米说：“布莱恩特和我现在不是朋友了，简。你要帮我们和好。”

灌木丛里比外面凉快。地面干干的，洒落着一层落叶和大块大块的光斑。一开始似乎没有路，只有断断续续几处落叶有被踩过的痕迹；从跟着吉米走出卧室到现在，简第一次感到迟疑。他把手伸向她的肩头，指尖下移到她棉衬衫的短袖上。然后轻轻地，他捉住她的胳膊，拉着她往前走。针叶树白色树干上那些干泥巴的蚁穴好似一条条黑色的静脉。野生的香蕉树上开着花，一个个橙色和黄色的永远不会结果的矛头，因为树心分泌出来的淡紫色树胶而黏糊糊的。

吉米说：“据说那棵树底下总是有一条蛇，所以要当心，只能看但永远不要去碰。这是灌木丛的重要原则。”

两人来到了树丛中央，身后没有光、没有空隙，前头除了树还是树。

“这么说你要走了，简。你到这里来是因为你要离开了。你在伦敦有一栋漂亮的房子吗？”

“住习惯了。”

“我打赌里面肯定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在温布尔登附近吗？”

“不。不在温布尔登附近。”

“假设你不在的时候房子烧掉了？”

“房子投保了。”

“你会索性再建一栋？”

“我想是的。”

吉米突然紧握简的胳膊，说：“闻一闻，简！”

简停住脚步，环顾四周。

吉米问：“你闻到了吗？”

“什么？”

“蛇。”

“我什么也没闻到。”

“性的味道，简。变质、腐坏的性。肮脏的阴部的味道。”

吉米松开简的手臂。灌木丛里渐渐亮起来；他们快要走出去了。不一会儿，透过树木可以看见山庄所在的空地了：白晃晃的阳光下的一片褐色。一股厕所的味道传来，越来越刺鼻。厕所就在灌木丛外太阳直射下的一个高低不平的水泥台基上，瓦楞铁皮的墙壁、屋顶和门，下垂的门开着。耀眼的绿色苍蝇在厕所周围和里面嗡嗡直叫，撞击着瓦楞铁皮。

两人走出灌木丛，来到山庄的后院：没有树荫，灌木丛被夷为平地，地上寸草不生。主建筑挡住了马路和马路另一边的田地。瓦楞铁皮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混凝土墙壁处在阴影中。一圈旧铁线，一堆旧木料，一个废弃的铁冰柜，白色的搪瓷洗脸盆：这些只是后院的一部分垃圾。后墙上连着一间矮披屋，茅草屋顶一直斜到接近地面；屋顶下有黑色的阴影。地上散落着各种后院项目的残骸：铁丝网拉成的破破烂烂的牲口圈；铁丝网和旧木板拼凑而成的鸡舍；一个干掉的坑，挖出来的泥土就堆在一个混凝土块堆的旁边。

披屋的阴影里有个男孩坐在地上。他坐在茅草屋顶和地面的夹角之间，膝盖蜷起，脑袋和胳膊都搁在膝盖上，好像睡着了。他的白色帆布鞋被尘土弄黄了，褪色的牛仔裤上沾满灰尘，胳膊肘划破了，黑色的胳膊上沾有尘土。

“你记得布莱恩特吧？”

简说：“我不记得他。”

“他记得你。”

坐在地上的男孩抬起头来：扭曲的脸，充满敌意的猪尾辫，视线模糊的红眼睛，一只眼皮耷拉着。他站起来，跑进披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把短剑，泪眼汪汪。

他喊道：“吉米，吉米。”

吉米用右手一把锁住简的喉咙，几乎把她举到了自己面前。由于用力，他的嘴角后拉，刮得干干净净的脸颊微微鼓起，仿佛是在微笑。

他说：“布莱恩特，老鼠！杀了这只老鼠！”

布莱恩特踉踉跄跄地冲过来。

“你的老鼠，布莱恩特！你的老鼠！”

简的右手搁在锁着她脖子的手臂上面，布莱恩特朝她的右手臂砍去第一刀。

砍了第一下便会砍第二下、第三下……

锋利的剑刃碰到肉。皮肤被割开，露出底下的肉，有一瞬是斑驳的白肉，不一会儿炫目、恶心的鲜血喷涌而出，而布莱恩特只会不断地朝已经砍过的地方砍。

他痛苦、绝望、泪眼汪汪地说道：“帮帮我，吉米！”

于是吉米把那脖子勒得更紧了。他几乎感觉不到简的脖子；他只感觉到自己的力气、自己光滑的皮肤和自己紧张的肌肉。他一心想着光滑的皮肤和紧张的肌肉，直到简开始往下掉。她的身体越来越沉；他的力气渐渐没用了；当他感觉到她的下沉，一股凄凉之感在他的内心慢慢升起。然后，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唯有凄凉。

吉米蹲在地上，在化粪池的干坑和挖出来的土堆旁边，看着地面而非那张脸，看见的却不是地面。他看见一片阳光明媚的沙滩，椰子林后面的大海和天空明亮耀眼，女孩流着血倒在汽车的前挡泥板上，喝着他合拢的双手里的水，畏惧的眼睛里渐渐充满爱意。然而他身下的这双眼睛闭上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也把一切都带走了。他进入一片虚无；他消失在这片虚无里。

接着，吉米迷失了，迷失于时间的开始。可是时间没有开始。他的魂魄飞出了身体。他整个人完全被这种迷失感吞没，而随着他意识到这点，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他想用尖叫来解脱。慢慢地，世界清晰起来，时间明确了界限。吉米独自一人在一个插满焚香的石屋里，四周的石板上搁着一具具石棺，石棺里没有死的死女人躺在白色的百合花中间。一个女人从石棺里坐了起来，百合花从她身上滚落。她是苏丹人，就像他在伦敦看见过的那些苏丹人：吉米可以从那漂亮的白色棉裙、苍白的棕色皮肤和脸颊上愈合的伤痕判断出来。她挤眉弄眼，神情淫荡，长着一张下贱的大嘴巴，就像他上学时在一张黄色照片上看到的法国妓女，她穿衣而坐，裙子却撩了上去，两腿叉开，那毛茸茸的一大团暴露无遗。她从那凿得十分粗糙的石棺里坐起来，百合花从她身上散落下来，她挤眉弄眼，伸出一只手说：“黑鬼，给我一块钱。”

即便在这里，尽管他迷失于时间的开始，尽管他迷失在时间本身里，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自己是什么，他还是被出卖了，他内心的秘密暴露了。

这个秘密让吉米惊醒过来，他的凄凉感结束了。他蹲在这个女子身旁，边上就是那个干坑，碎裂的内壁上还留有叉子印。布莱恩特在哭，手里拿着短剑，好像随时要尖叫出来的样子。

“吉米，吉米。”

吉米站起来，抓住布莱恩特的胳膊，说：“布莱恩特！”

“吉米，吉米。”

“埋在这里，布莱恩特。”

“埋在厕所里，吉米。”

“不行，乌鸦会来。”

布莱恩特和吉米一道抬头看了看苍白的天空。

两人合力把简连同她的头发（没染到血污的地方仍然松散着）、项链、打开的书包一起放进坑里。坑是几个星期前挖的，旁边的土堆看上去已经硬掉了；但其实只要一碰土堆就会碎裂，浅黄色、风化了的外壳底下是红棕色的土。两人先是用手和脚，然后用水泥块，再然后用铲子，一点点把土堆刨开，填进坑里，直到什么都看不见，只剩下灰尘、疲惫、灼痛的脸和胳膊，汗水以及热辣辣的太阳。

远远地，从马路那边，传来隐隐约约的口哨声。没有调子，而且几乎在他们听到的那一刻就戛然而止。

两人一起抬头看天上：什么都没有。

这时口哨声又响起，而且越来越近。布莱恩特看着吉米。吉米说道：“布莱恩特。”布莱恩特朝他的短剑跑去。吉米又喊道：“布莱恩特！”这次布莱恩特服从了，学着吉米的样子做了起来：擦掉裤子和衬衫上的红棕色泥巴。吉米解开毛式衬衫的扣子，布莱恩特拿着他的短剑，两人一起朝房子的后门走去，突然进到阴影里。

一个年轻人从马路那边朝这里走过来。此人身材矮小，上身穿鼓起的、松松垮垮的蓝色衬衫，下身穿棕色条纹紧身裤，戴着一副白框墨镜，挤脚的鞋子让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肩上挂着一个白色航空包。

布莱恩特说：“曼尼。”

吉米说：“没地方去，跑回来了。一个个都是，可是太迟了。”

“吉米，吉米。”

“太迟了。”

“让我去把他干掉，吉米。让我去把他干掉！”

吉米没有回答。他走进屋里，在两排空床之间站住。布莱恩特独自留在后门口。

曼尼从太阳底下走进来。他摘下白框墨镜，满头是汗，鼻子闪闪发光。他看着吉米，怯生生地叫了声“艾哈迈德先生”，然后低下头。他那偏小的黑色鞋子出奇的尖，尖头已经翘起，脚后跟也磨穿了。他走到自己原来的床铺跟前，背对着吉米和布莱恩特，在空荡荡的床垫边坐下。他打开航空包，从里面拿出一些小小的绿色番茄，放在水泥地板上。

布莱恩特站在后门说：“让我去把他干掉，吉米。”

曼尼没有动。

吉米在其中一张空床上坐下，说：“曼尼。”

曼尼转身说：“是，艾哈迈德先生。”

“你回来了？”

“我从公路那里走过来的，艾哈迈德先生。”

“这么热的天走这段路够长的。我们在干活。”

“艾哈迈德先生。”

“现在你回来了。来收我的番茄。”

曼尼的脸突然僵住，没有了表情。闪闪发光的鼻子上开始渗出一颗颗小汗珠。

吉米站起来，一只手重重地拍了拍裤子右边的口袋，说：“曼尼！”

曼尼也站起来，眼角红红的。

“我的钢笔不见了，曼尼。”

“艾哈迈德先生。”

“我的红色伯罗牌钢笔。黄色的笔杆，红色的笔帽。可能掉在外面哪里了。我不想丢了它。去帮我找。”

曼尼走到过道上，停住，看着白晃晃的前门，然后慢慢地朝吉米、布莱恩特和后门走去。

吉米说：“去化粪池那边找找看。”

曼尼穿着挤脚的鞋子一瘸一拐地走出去，裹着紧身裤的屁股显得又翘又结实，一条皱巴巴的手帕塞在屁股上的口袋里，鼓鼓的，露出一个角。

吉米说：“我不想丢了那只笔，曼尼。”

吉米在另一张床上坐下，布莱恩特依旧站在后门口。

过了一会儿，两人听见轻轻的脚步声，接着看见了曼尼。他一看见他们就在距离后门五六英尺处停下了脚步。他的头发沾上了灰尘；蓝色衬衫的领口和胳膊底下被汗水浸湿；膝盖以下的裤子也满是尘土。

吉米说：“曼尼。”

“对不起，艾哈迈德先生。”

“你什么都没看见？”

“没有，艾哈迈德先生。”

吉米说：“躺下吧，布莱恩特，休息一下。进来吧，曼尼。”

曼尼走进屋里，汗淋淋的脸绷得紧紧的，目光灼热，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吉米说：“瞧瞧你把一身好衣服给毁了，曼尼。”

曼尼好像没有听见。他径直走向自己的床铺，都没去拍拍头发、裤子、手上的灰尘，就坐在了床垫上。他低头看着水泥地板，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

吉米说：“我们都累了。我们都得休息休息。不过你怎么办呢，曼尼？你要去哪儿呢？这里没有食物了，山庄关闭了。”

曼尼一动不动，眼睛依旧泪汪汪的。

布莱恩特从最靠近后门的床铺上起来，说：“有人来了。”

吉米走到墙边，踮起脚尖透过百叶窗往外看，见远处的马路上，从最远的那片空地开来一辆车。引擎盖十分炫目，可是挡风玻璃处在阴影里，看不见开车的人是谁。

吉米说：“躺下，布莱恩特，省省力气。曼尼，我去洗一洗。”

说完，他从后门走了出去。布莱恩特把短剑放在墙壁和他的床之间的水泥地板上，然后平躺在空荡荡的床垫上。床垫填充的椰子纤维刺出了垫套。布莱恩特看着瓦楞铁皮屋顶，屋顶看上去还是那么新，上面印着蓝色的小公鸡标志和生产商名，一个远在加拿大的工厂。

车子越来越近，最终停了下来，车门砰地关上。随着一阵踩在泥土块和鹅卵石上的脚步声，罗奇出现了，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浅色的卡其裤勒在扁平的腰间，戴着墨镜。他走进屋里，摘下墨镜，把一只眼镜腿放进嘴里。他脸色苍白，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他看见了曼尼眼睛里的泪水。

罗奇说：“曼尼。”

曼尼没有抬头，只是回答道：“艾哈迈德先生去洗脸了。”

“你们在干活？”

曼尼没有回答。罗奇一面等待一面打量着屋子：桌子上的那堆破烂办公设备，落满灰尘的废弃打字机，生锈的复印机；墙壁上的作息时间表，床铺上方的剪报；吉米·艾哈迈德突出了头发和胡须的简笔画像：“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和种马，我是勇士和火炬传递者。”水泥地板上落满灰尘；铁床上空空荡荡；光秃秃的床垫散发出椰子纤维的味道。罗奇看见屋里远端那张床上有人。

罗奇说：“布莱恩特。”

布莱恩特也没有吭声。

这时，吉米出现在门口。他光着膀子，面无表情，胡须遮住了嘴巴，他双眼打量着罗奇。

吉米说：“主人。我们还以为你抛弃我们了。来巡查吗？您还在检查吗？”

罗奇说：“你们好像都很紧张。”

“我们刚刚在干活，生活还得继续。布莱恩特可以带你出去看看，曼尼也行。”

布莱恩特从床上起来，坐在床边，面对着墙壁。

吉米沿两排床铺中间的过道走过来，在离罗奇几英尺处站住。吉米说：“曼尼回来了，主人。”

曼尼在床垫上侧了下身，掏出后口袋里的手帕。

罗奇问：“唐纳森来过吗？”

“我们与唐纳森没有瓜葛，一切都随风而去了。”

吉米的胸部比他的脸和前臂要白，流着汗。两个紫褐色的、跟女人那般大的乳头中间长着几缕硬硬的短毛，出奇的黑。

罗奇咬着眼镜腿，问：“他没来看拖拉机吗？”

“你是说要回去？”

“这个我不知道。他没来？”

“他来了我们也没看见，我们一下午都在忙。布莱恩特带你去看看。”

“没有人来过？”

“我们没看见任何人。”

罗奇看了看曼尼。他的眼睛还是湿的，还在看着地板。皱巴巴的手帕停留在右手里，没有用，同一只手里还拿着一个蓝色圆筒打火机。他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擦拭着顶端的铜色金属。罗奇迟疑了一下，心想：撒哈拉的天然气。就在他迟疑的时候，他的目光碰上了吉米的目光——吉米的眼睛里充满惊讶，甚至有一丝恳求一闪而过。几乎与此同时，罗奇看到布莱恩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他。

罗奇把眼镜腿从嘴里拿出来，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甩了起来，朝曼尼的床走了半步。然后停下，转身，看着铁床、床垫和墙上的海报，慢慢地朝明亮的门口走去。当他来到太阳底下，他说：“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我上这儿来了。他们肯定告诉了唐纳森。白跑一趟。”罗奇戴上墨镜，又说：“不过没关系。”说完一脚从水泥地板跨到了干燥的红土地上。

罗奇一直往前走去——土地渐渐变成黏土，被太阳烤得硬邦邦的，表层落满灰尘——突然，隐隐约约听见吉米喊“主人”。

他没有停步。

他心想，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屠宰场。这句话似乎是自个儿跑到他的脑子里来的，他又想，我刚刚做了一生中最勇敢的事情。他把心思集中到吉米身上，在心里对他说：你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不敢。

罗奇走过干涸的水渠，走过树干和压实的泥土构成的小桥。他坐进车里，没有再看他刚刚走过的土地或是他刚刚离开的那栋房子。他心想，要是你现在敢对我怎么样，我就杀了你。

车子前驶，后退，再前驶就开上了马路，还是没有人喊他，然后他朝着太阳驶去，经过田地，坏掉的拖拉机仍旧矗立在树墙边；经过又干又平的垄和沟，上面长满亮晶晶的绿色杂草；经过灌木丛，带刺的野生棕榈树，指向天空的红黑色条纹挡杆，萨波利切公司立的写着“画眉山庄”、看上去还很新的牌子；经过废弃工业区的废墟，杂草丛生的柱子依旧整齐地排列着，铺砌过的平坦地带长出野草和野生小树苗，破碎的水泥里随处可见生锈的加固钢筋。

不久，车子驶上公路，融入下午的车流之中，熟悉的景物一幕幕从罗奇身边掠过。烧焦的山峦在冒烟，已经发黄的太阳清晰地照出山上的每一处褶皱和凹陷。远处，褐色的田野里有人在割草。路旁废弃的汽车；乡下居住区；燃烧的垃圾场，穿梭在浓烟和五彩纸屑般的垃圾堆中的卡车和路人，大胸脯的黑乌鸦有的蹲在篱笆桩子上，有的在地上跳来跳去；贫民窟似的新住宅区，一排排一模一样的锡铁和水泥盖的小屋里住满了人，小屋在红色长街上背对背、面对面一字排开，在他经过时似乎有规律地开、关着；铝土矿的粉尘；炎热、嘈杂的下午的市区，正在融化的柏油，喇叭轰鸣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气恼的、汗淋淋的骑车人。

当车子爬上空气较清新、花园较大、路缘较宽的高地住宅区时，罗奇心想，我待在家里不安全。他们会来找我的。我不能一整夜保持警惕。我得去艾伯特王子酒店过夜。

下午的高地住宅区阳光柔和。高高的天空中薄薄的、没有水汽的纯白色云朵逐渐增多，迎接日落。罗奇在车库停好车，没有从后门走进厨房，而是返回前草坪，穿过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斑驳的前门，走进门厅，走过镶木地板的走廊，来到简的房间。平镶胶合板的门半开着。

罗奇喊着“简”，轻轻地推开了门。

百叶窗开着，房间里明亮而温暖。床是铺好的，但没有床罩；可以看见白色的棉睡裙压在枕头底下。床头桌上放着平装本的《丛林人》，封皮和前面几页因为高温而翘了起来，打了卷。定做的衣橱的底板上，手提箱已经装了一半。只有那条北非条纹麻布裙还挂在衣架上。所有的架子都清空了，只剩下一个架子上放着一只小首饰盒、一些瓶瓶罐罐、一条檀香珠子项链，以及简的护照和装机票的纸夹。护照里还有简数月前填写但没有提交的入境申请卡。

罗奇把机票从夹子里拿出来，撕碎，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把入境卡也撕碎。可是护照就没这么容易销毁了。他的脑子飞速旋转，排除了种种可能性。护照既不能撕碎扔到厕所里冲掉，也没办法烧毁。屋里没有明火；只有门廊边上有一个烤肉用的铁玩意儿。

罗奇拿着护照走进客厅。客厅里因为太阳照射、因为枯萎的草坪散发出来的热气、因为固定的观景窗而非常暖和。

罗奇拨通哈里·德通哈家的电话。约瑟夫接的。

等哈里来听电话的工夫，罗奇打开护照，打量起简的照片：照片已经褪色，简的脸太大了，头发稀疏，学生气。

“哈里。我是彼得。”

“啊，啊，伙计。”

“哈里，简离开我了。她没有带走衣服，但把机票和护照拿走了。”

罗奇看着简在护照上填写的资料。“职业：出版商。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1943年7月17日，渥太华。”

哈里说：“真是个不幸的消息，彼得伙计。”不过他的语气里并没有流露出惊讶。“你确定吗，孩子？”

居住国：英国。身高：五英尺六英寸。

罗奇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想。”

“你比其他人都清楚。不过你知道，彼得，我觉得这是玛丽－特雷瑟引发的连锁反应。”

“简留下来的衣服不是很值钱。她压根儿没带多少衣服来。”

罗奇翻了一页，读到：“此护照对所有英联邦成员国和所有海外国家均有效。”背书：“持有者有权在英国居住。”

哈里说：“说不定她坐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那班飞机。明天早上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不过，这样吧，我给机场的麦肯齐打个电话。现在有巴西航空的航班，入境安检处的人应该在那里。我一会儿给你回电话。”

“谢谢你，哈里。”

护照上没有离开或者到达的印章，就像一本从没用过的护照。

等放下电话，他被自己所做的事情吓着了。

他来到门廊上坐下，看着山下的市区。

他听见阿德拉喊：“水来了！你们俩，水来了！”

云朵变成了粉红色。天空中出现一道道灰色。电话铃响了，罗奇走进客厅，发现自己把护照落在了电话旁边。

“彼得。我是哈里。简回来了吗？”

“没有回来。”

“入境安检处的人没有她任何离开的记录。不过他们也没有她的入境记录。按照官方的说法，简从来没有到过这里。你、我和其他一些人知道她来过这里。可是官方没有她来过的记录。你最好明天早上打电话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去问问。”

“只能这样了。”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也要走吗？”

“我想我也只好走了。”

“我想只能这样了。”

“谢谢你，哈里。”

罗奇走进简的房间。房间还是他刚才离开时那样。衣橱的门开着；《丛林人》放在床头桌上。百叶窗开着，琥珀色的阳光洒满房间。罗奇把护照扔进衣橱底板上装了一半的手提箱里，然后走出来，坐在门廊上。

太阳落山了。市区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阿德拉在厨房里；荧光灯透过厨房的窗户照射出来。

当电话铃响的时候，罗奇并不感到意外。他走进客厅。客厅里一片漆黑；他没有开灯。

吉米说：“我想见你。”

“我不想见你。”

“我不是在请求你。我是在告诉你：我要你马上开车到这里来。”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你一定要来，主人。我没有其他人可以叫了，他们都离开我了，主人。”

“你只能待在原地，吉米。我也不会去见你。”

“布莱恩特不对劲。你们把他逼疯了。你一定要过来帮我对付他，主人。”

“你也别想到这里来。这几天你出来不安全，吉米，你知道的。到处都有警察设置的路障。高地住宅区的入口就有一个。我想你会发现他们对你特别感兴趣，你明白吗？我也要离开你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都要离开你。我要走了，离开这里。简和我明天就走。她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吧。你听见了吗？吉米？”

“主人。”

一九七三年九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版权信息

书名：重访加勒比

作者：[英] 奈保尔

译者：王爱燕

出版社：海南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07-01

ISBN：978-7-5442-7713-6

目录

CONTENTS

序

第一章　中途航道

第二章　特立尼达

第三章　英属圭亚那

第四章　苏里南

第五章　马提尼克

第六章　奔赴牙买加

它们只是因为出产的财富而受到重视，那里的社会也从没有显现出特别崇高的一面。那里有豪华奢靡的生活，也有犯罪与恐怖、反抗与屠杀。那里有浪漫的传奇，可主角都是海盗和亡命徒。生活的自然魅力在那样的条件下无法呈现。自拉斯·卡萨斯[1]之后，西印度群岛不曾出现过圣人，也没有英雄，除非出于对黑人的热爱而将杜桑[2]推崇为英雄。那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性格和目标的民族。

——J.A.弗劳德[3]《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1887）

[1]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 las Casas，约1474－1566），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曾致力保护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南北美洲印第安人，竭力控诉虐害他们的西班牙殖民者。他的著作《西印度毁灭述略》是揭示西班牙殖民者种种暴行的重要文献。（本书中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François-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1743－1803），海地革命领导者之一。

[3]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小说家、传记作家，作品有《卡莱尔传》《从沃尔西沦陷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史》《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等。

序

（兰登书屋，第三版）

《重访加勒比》出版于一九六二年，是我的第一部游记。以下引自初版序言：

一九六〇年九月，我利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回特立尼达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在此期间，总理埃里克·威廉斯博士建议我写一部关于加勒比地区的非虚构作品。我有些犹豫。小说家写作，结局往往连自己都意识不到，而且意识不到反而更好。无论如何，我决定斗胆一试。

在一九六九年那一版的序言中我又加了下面这段：

一位新西兰作家在评价我的另一本书时说，我所描写的是附庸文化和附庸经济面临的问题。要是我在写《重访加勒比》时能够想到这么精准的说法该多好啊！那将会使很多事情更明晰，书的结构也会更紧凑，谈到这种具有政治或种族自信的文化中的自愈力时，可能也不会那么罗曼蒂克了。

尽管上面这段评价对本书有所保留，可我依然觉得本书是站得住脚的。或许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旅行”，那次旅行和写作的过程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尽管本书的主题很严肃，我仍希望读者能捕捉到其中简单的快乐，并产生共鸣。

第一章　中途航道[1]

破相的男人/深深浅浅的黑色/差劲的旅客/抽烟斗的人/学生/准备抵达西印度群岛/道义上的胜利/盛装打扮，如同去教堂/种植园，繁荣，衰落/“你知道斯劳巴克斯吗？”/作者遇到麻烦/互致问候/烟斗哥惹麻烦/一瓶白兰地/第二乐园

和我同坐一节车厢的有几位绅士，还有准备归队的军官、返乡做生意的种植园主、身背来复枪子弹匣去猎杀短吻鳄的年轻猎人……诸般人等与我一样，前去搭乘开往西印度群岛的邮船。上年纪的人在谈论蔗糖、收成和群岛的经济崩溃。

——J.A.弗劳德《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1887）

滑铁卢的港口联运列车站台上挤满了移民模样的西印度人，我不禁庆幸自己是坐头等舱去西印度群岛。头等舱的票价并不贵，九十四英镑，这些钱在法国轮船上只够买个二等舱的座位，但在西班牙移民船“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上，用这个价钱我却搞到一个单间。

虽说站台上的大多数人和车厢里的一些人并不乘火车去南安普顿，可我进的那个车厢依然人满为患。一个留着纳京高[2]发型的男人逗着坐在他膝头的戴帽子的胖娃娃，那娃娃打扮得像件包装精美的礼物：浑身都是缎带和荷叶边，嘴里含着塞子般的橡胶奶嘴，而那下垂的嘴角上滴答着的口水，堪称点睛之笔。两位头戴呢帽的女士颓然倚窗而坐，她们身穿薄纱般的连衣裙，内罩艳粉色缎子衬裙，腿上穿着粉红长筒袜，脸上的脂粉已经溶化得斑驳陆离，油亮的大手攥着皱巴巴的绣花小手绢。她们表情拘谨，郁郁寡欢。货架上、地板上放着盛食物和婴儿用品的篮子。

抱孩子的男人正向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讲述伦敦生活的艰辛。

“就像电视上推销的斯托克人造黄油，”他说，“有几个人能说出它跟真黄油的区别，又有几个人真的关心你哪！”

他的语速缓慢，口气漫不经心。坐在窗边的女人凝视着窗外，一言不发。那脸蛋儿胖嘟嘟的婴儿瞪着大眼睛，淌着口水。伦敦在列车两侧飞掠而过：房屋的污秽后墙、公共汽车的红色车顶、崭新夺目的广告、小店的招牌、穿白色工作服站在梯子上的男人。一幕幕画面已恍若记忆。在这片我们已经割舍的应许之地，列车不过是上午的一种噪音而已。

“喂，我给你讲过那个工头吗？”他不紧不慢地说。现在毕竟在火车上，不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有一天他说：‘黑子，过来一下。’我盯着他说：‘好啊，这就来。’我走过去，啪地一拳，直把他从玻璃窗打飞出去。”他并没有抬手比画，依然逗弄着膝头的孩子。

你能看到装婴儿用品的篮子里那些属于英国的东西，几分钟前还稀松平常，这会儿却成了旅行者的标记和纪念品：一瓶葡萄适、一个塑料奶瓶（在西印度群岛，人们会用小朗姆酒瓶当奶瓶）、一盒婴儿爽身粉。

“啪！一家伙就打到玻璃窗外去了。”

检票员推开车厢门，他上了年纪，个子很高。在这趟列车上他算是外国人，可他的态度中立；就算在布莱顿的火车上他也会是这个样子。

“谢天谢地，幸亏那天我手里没拎着扳手，不然我今天也不可能抱着孩子坐在这趟车上了。”

检票员查票，打孔，随手把门拉上。

一个相貌丑陋的大个子黑人从隔壁车厢走进走廊，透过他那条松松垮垮的薄裤子可以看到长度不合比例的大腿。他肩背宽阔，肩膀厚得极不自然，看上去像驼背，使他整个人显得不堪一击。他身上那件浅灰色夹克又大又肥，像件短大衣；黄色的衬衣很脏，磨破边的领口敞着扣子；领带歪歪扭扭地耷拉着。他走向窗户，打开通风口，把脸探出去，脑袋向左微微一侧，吐了口唾沫。那张脸生得十分怪异，半边脸像是被砸扁了；一只眼睛眯缝着，厚嘴唇簇成一圈肿胀的瘤子；那只巨大的鼻子也是扭曲变形的。当他缓缓张开嘴吐唾沫的时候，那脸变得更加畸形。他吐唾沫的动作很慢，断断续续，淋淋拉拉。当他把脸缩回来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碰上了。

我感觉自己勾起了他的敌意，此后我再也躲不开这个破了相的黑人。去卫生间时，我们的目光又遇上两次。我去找餐车时，看到了他。列车上没有餐车。回来的路上，我又看到他。他身旁坐着一个比他瘦小得多的黑人，也穿着浅灰色外套，一对空茫的大眼活像煮熟的鸡蛋，长胳膊长手，拳头笨拙地攥着，搁在膝头。他的裤子太短，紧巴巴地缩上去，裤脚离袜子好几英寸远，使他看上去像一个长高后仍然穿着以前衣裳的男孩。他的嘴张着。和他们同一车厢的还有一个体格像摔跤手的黑人和两个白人小伙子：一胖一瘦，都是秃顶，穿着崭新的运动夹克和裤缝笔挺的法兰绒裤子。

我们车厢里的婴儿正在吃饭。小娃娃流着鼻涕，嘴角淌着汤汤水水；嘴里呼噜呼噜、吧唧吧唧地响着，还老是打嗝。

“‘怎么着，你想要房租？’”喂孩子的男人正说着，“‘我告诉你，就按以前的房租，一分不多。’他说：‘黑子，我是上来收房租的，不然你就给我从这房子里滚蛋。’我盯着他，说：‘好啊，白老爷，上来吧。’他爬上来。我咣！给了他一脚，他就顺着楼梯扑通扑通滚了下去。”

“上星期我打那儿经过。他竖了一个牌子，上面用绿漆写着：有色人种勿入。绿漆写的。伙计，我告诉你，就像斯托克黄油广告一样。”

车抵南安普顿，客流愈稀。留着纳京高发型的男人只是来为妻儿送行的；他自己还要留下应对气势汹汹的房东和工头，还有“有色人种勿入”的牌子。

我们被引到远洋码头上一个不怎么豪华的候船厅，紧邻火车站的车棚，幽暗隐蔽，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当天上午乘“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抵达的移民：密密麻麻肤色各异的一大群人被圈在木头护栏里面，鸦雀无声，仿佛是被关在玻璃后面。我们站在门口向里张望，没人踏出游客候船厅进入移民等候区。那些凝视的眼睛流露出关注、不满、怜悯、嘲弄的神色，老油子们打量着新来者的穿着打扮，与他们当年刚入境时的装束大同小异：白色薄法兰绒裤子、热带风格的天蓝色西装、宽肩夹克、长裙，还有那些宽檐呢帽，这些并不为西印度人熟知的服饰，却被赴英的西印度移民当成是时尚的。廉价的纸板行李箱上标着复杂的地址，最后都是大大的“ENGLAND（英格兰）”。他们在暗影中一动不动地站着，穿深色制服的搬运工和铁路工作人员在周围匆匆来去。一片寂静。

那个破相的黑人站在候船厅中央，他身材魁梧，如同一根图腾柱。站在他身旁的是那个裤子很短、手长胳膊长的矮个子黑人，他不时扭一扭脖子，眼神却一成不变，嘴巴张着，嘴角耷拉着，一双笨拙的大手微微握着拳。那个英国胖子给破相的男人递上一支雪茄，替他点上火。这举动显得颇为殷勤，我不禁好奇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依然鸦雀无声，同外面的移民一样沉默不语。可此时谣言开始满天飞：有七百、一千、一千二百名移民已经搭乘“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抵达；他们将由两列火车运到伦敦，然后奔赴各自的目的地——那些地址都骄傲地写在那群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提着的手提箱上。

“你不会喜欢和西印度人一起旅行的，”旅行社的人说过，“那些人下船的时候，连码头工人都要作呕。英国码头工人什么没见识过，能让他们作呕，那可不一般。”

“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的状况的确触目惊心。七百名移民下船后，船员来不及打扫。油漆斑驳，金属生锈。我所在的头等舱十分逼仄，我只能在床铺上打开箱子；地上尽是灰尘和绒毛。水壶里的水浑浊不堪，热水管不出水，电灯不亮。我按铃叫服务员，等了很久服务员才露面，他看上去老迈疲惫，我竟有些后悔打扰他老人家，便只提了电灯和水垢的问题，不料他却狡辩，于是我也不让步，告诉他没有热水。

“马上，就来。[3]”他说。

这话比“明天[4]”紧迫。可后来我经过他的小隔间时，看见他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呢。

好处还是有一个。在这艘离境的船上，坐头等舱的旅客不多，当船沿索伦特海峡行驶时，站在甲板护栏旁的那群人大多是经济舱的旅客。开餐锣一响，他们便消失在甲板下的餐厅里。头等舱旅客算上我只有九个人，大家在简陋的大餐厅一角分三桌坐下。

一个上年纪的有色人种男人一落座就开了腔：“我说，这些多巴哥黑家伙，有不少人脑子贼好使呢。”

这是在西印度，“黑”的含义更加精确。我是对黑色深浅颇有眼力的人，这个男人那样说没有风险。他自己是欧非混血，五官和肤色更接近欧洲人。同桌男女没有一个黑人。据说那个男人的妻子是西班牙人。克莱亚是来自英属圭亚那的葡萄牙人。菲利普来自特立尼达，在那里有桩“小生意”，他可能是白人、葡萄牙人、有色人种，或是犹太人。

“好多英属圭亚那黑人也不蠢。”克莱亚说。

人们对特立尼达、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黑人的智商评论一番，然后开始打听有没有共同认识的人。克莱亚和菲利普还真有，是二十年代曾在西印度群岛举行巡回赛的足球队里的人。

克莱亚是个瘦小秃顶的男人，尖尖的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牙已经掉光了。但他以前做过羊倌，讲起话来声如洪钟。

“你还记得斯基皮吗？”他问道。

“想不起上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了。”菲利普答道。

“咳，反正你再也见不到他了。这兔崽子得了胸膜炎，死啦。还有弗兰基、博迪、罗伊·威廉斯，统统死翘翘啦。”

餐厅服务员是个中年人，一张哭丧脸，不会说英语。

“可是我给你说啊，”克莱亚粗门大嗓地说，“我得在这船上待十四天呢。想想吧，伙计，想想。我想要些西红柿，你们有吧？西红柿。我肚子出了点问题。”他向我们解释，“西红柿，懂吗？我，想要，西红柿。我想要西红柿。真搞不懂他们从哪儿挑了这些不会说英语的人。”

那位西班牙太太不会说西班牙语；克莱亚自己也不会说葡萄牙语。西印度人说英语，一遇到外国人，他们便摆出所有英语民族的那种语言傲慢。

旁边桌上坐的是一对来自爱尔兰的小两口和一位英国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很郁闷，她本以为“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是艘旅游客轮，还订了往返船票。可她刚听人说，这艘船是去西印度群岛的，还要接上七百名移民。

下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老服务员拿着扫帚和簸箕从我船舱里出来。他微微一笑，颤巍巍地走开了。然而地上依然很脏，床铺下面的一团团绒毛还在滚来滚去。可我也不能抱怨，电灯总算亮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克莱亚吵醒了。他住在我对面的船舱。他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裤子就走进我的船舱。他没戴眼镜，一张小瘦脸很憔悴，胡子茬也开始冒出来，稀疏的头发东倒西歪。他抱着自己的肩膀。

“嘿，伙计，睡得好吗？给我一支烟吧。”他从我手中接过烟点上，“我说，看样子你睡得不错呀。老天爷，我这一夜可倒霉透了。不想太早打扰你的，以为你还睡着呢。可我的箱子打不开了。我的睡衣、肥皂、剃刀和胃药，每件该死的东西都锁在那箱子里。你想帮我试一下吗？”

那个帆布手提箱塞得挺挺的，胀鼓鼓的。克莱亚当初竟能把它扣上，也真是个奇迹。

我试着钥匙，他坐在床上说：“这些该死的钥匙我都试过了。”

最后克莱亚跳上箱子，我拧钥匙，总算打开了。

“伙计，太感谢啦！太感谢啦！哎，但愿我别感冒，你带没带胃药和感冒药？这肚子可把我折腾得够呛。都怪那该死的西班牙食物。我这是头一回坐西班牙船，这辈子我也不会再坐第二回了。”

整个上午都能听到他在厕所外面啪嗒啪嗒地徘徊，抽着烟，耷拉着脑袋，仿佛在沉思默想。他领带歪斜，眼镜滑到鼻梁半截，双手揣在衣兜里。我一出去，他就向我汇报进展。

“快了，快了，我觉着快出来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午饭点，他晕船了。

我把这事向同桌吃饭的人汇报了。

“他今早五点钟就把我吵醒，问我要胃药。”菲利普说。

那个有色人种男人麦凯先生说：“我们这趟船上还有两个疯子呢。黑家伙。今天上午我跟他们的看护聊过。看护是白人，英国政府出钱给他们买的往返船票。”

菲利普接茬道：“我看见他们在那儿溜达来着。真是滑稽。但那些专门关押别人的人，你总能看出来。他们走路的样子很特别。你注意过吗？”

“你瞧这些黑家伙，到了英国，把这国家搞得臭气熏天。”麦凯先生说，“我是说，黑人要想发神经，待在自己国家发好了。”

他们谈起特立尼达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电话工人罢工。麦凯先生说这次罢工是种族事件。说到这件事，他动了情，突然间又把自己看成黑人。他已经老了，从来没有升到高层，上司都是从英国派过来的。

“你知道，都是这些葡萄牙人惹的麻烦。”他说，“他们自己的手在臭烘烘的咸鱼桶里搅和，还老说黑鬼这个、苦力那个什么的。”

“我想这船上有个名单，”菲利普说，“到阳光甲板上看看去。”

“我得说我没兴趣去看那些救生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们都得完蛋。等船一到亚速尔群岛我就给自己和太太买意外保险。我想，在亚速尔群岛可以买保险吧？”

“可是孩子他爸，你不会说那儿的话呀！”麦凯太太说。

“哦，他们说什么话？某种葡萄牙方言？”

“差不多吧，”菲利普说，“但我可以帮你。”

“怎么，你懂葡萄牙语？”

“以前我们在家里说。”菲利普答道。

果然，菲利普是葡萄牙人。

麦凯先生不吭气了。他盯着那盘西班牙食物，表情很不舒服。

菲利普轻快地说：“这特立尼达越来越像美国了，这些个罢工啊、抢劫啊什么的。你听说了吗？警察抓住一个家伙，他把八万三千块钱的钞票塞进一只五斗橱里了。”

麦凯先生后来又说起去亚速尔群岛买保险的事。此后的旅途中，他只谈黑人，绝口不提葡萄牙人和其他人。这让他的风格很受束缚。但在西印度群岛就和在上流社会一样，你必须完全搞清楚同伴是谁才可以开口：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何方神圣有瓜葛。

天气和煦，在下舱憋了一两天的经济舱旅客，此时似乎一个个或一对对地冒出来，晒着太阳。那两个精神病患者也和看护一起出来。有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年轻浸礼会传教士，他是第一次去西印度群岛任圣职，出于责任感选择了经济舱。他边读大部头的神学著作边记笔记。一位年约八旬的黑人老太太穿着扎眼的旧衣服，欢快而好奇地走来走去。当年她离开圣基茨岛去英国找工作，有传言说，她返乡的船票由英国政府买单。

因为旅客人数少，船上的阶级分界就被忽略了。一个来自英属圭亚那的印度屠夫上午下午都在头等舱甲板上溜达。一个高大英俊的黑人也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一走几个小时，跟谁都不搭话。他吸着一只极小的烟斗，拿着平装书《十诫》，同名电影的原著。麦凯先生说，这个人在英国得了精神病，应他自己的要求，英国政府遣送他返乡，路费也由英国政府承担。

我们扎进经济舱的人堆里，回来时都带了故事。

那位图书管理员塔尔小姐回来时闷闷不乐。她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离开英国，是因为她没办法为自己和宝宝找到栖身之所。塔尔小姐说：“孩子一出生，母子俩就被房东扫地出门，房东还竖起一块大牌子，用绿漆写着：有色人种勿入。难道偌大一个英格兰容不下一对母子？”

“他们容的人已经不少啦。”麦凯先生答道。

“我真不明白，你们西印度人好像满不在乎。”

“宽容啊什么的，说说还可以，”麦凯先生说，“但是你们很多英国人都忘了，有一种黑人——像牙买加人——其实只是动物。”

“可这女人不是牙买加人啊。”塔尔小姐有点让步了。

“这些黑人啊，不少人都把英国人给惹毛了。”麦凯先生说到此，打住话头。他像所有善良的西印度人一样，不愿听人家说英国不好。

我自己遇到的是一个棕色皮肤的格林纳达人，三十三岁，长得膘肥体壮。他说他在格林纳达有十个孩子，他们身处各地，生母各异。他当年背井离乡奔赴英国，就是为了甩掉他们。可后来他的想法变了，觉得应该回去正视自己的责任。他甚至觉得该成家了。至于同哪一个结婚，他还没拿定主意，但很可能是和他最小孩子的妈妈。他很喜爱这个孩子；对其他孩子他都没有感情。我问他，那你干吗生那么多呢，难道格林纳达没有避孕措施吗？他愤然答道，他可是罗马天主教徒。此后的旅途中他再也不搭理我。

我们贸然闯入经济舱旅客中，有人带回故事，有人还掳回人口。克莱亚掳回来的是一个来自英属圭亚那的印度男孩，名叫克里帕尔·辛格。这孩子太讨人喜欢了，于是大家约他一起喝茶。

麦凯太太翻来覆去地说：“好帅，好白净啊！”

克莱亚说：“这孩子来自英属圭亚那最好的人家。你没听说过？土产生意巨头，辛格兄弟公司，好家伙，辛格三兄弟呀。”

克里帕尔·辛格看起来谦恭有礼，言谈举止也证明克莱亚说的不假，只是他不想自吹自擂。他身材高挑，五官俊秀，嘴唇如同女孩般娇柔，吸烟的姿势紧张中透着优雅。

“克里帕尔，给我讲讲你家里的情况吧！”克莱亚说。

克里帕尔稍稍欠身，给大家递烟。他酒意微醺，克莱亚也是醺然欲醉。

“你得知道，他们不是生产土产的，”克莱亚边接过克里帕尔递过的烟边说道，“他们只做买卖。克里帕尔，给大家讲讲。”

“好白净啊！”麦凯太太说。

此后的旅途中，除了回经济舱吃饭睡觉，克里帕尔一直泡在头等舱。他在经济舱找不到合适的人陪他喝酒；与他同住的是一个令他深恶痛绝的英属圭亚那屠夫。

“那人说、说他是去英国度假的，”想起那屠夫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的情景，他说，“可他七、七个星期都是靠领、领救济金过来的。”

克里帕尔自己是去英国求学。游学英伦是西印度青年，尤其是富家子弟的奇特行为之一，可以一直持续到壮年。克里帕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悉心钻研，直到有一天，他父亲惊觉开销之大，便召他回国成家立业。他的学业已经接近尾声，坐经济舱回国是他最后一次花家里的钱。

一天早上，刚离开亚速尔群岛不久，我发现克莱亚兴致很高。

“怎么着，怎么着，伙计？你这兔崽子，竟然从来没告诉我你还是个文化人呢。走，咱们去喝一杯。”

克莱亚遇上我算是走运。他晕船，我有抗吐剂；他头疼，我有第斯普林止疼药；他脚上长鸡眼，我有司格尔医生鸡眼膏。他想喝酒找不到克里帕尔·辛格，就来找我。陪他喝酒有风险，因为他喝得快，两杯酒下肚就醉，而且身上很少带钱：他喜欢事后结账。

他在酒吧里说：“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拉得可痛快了，一气呵成。”难怪他情绪那么高涨。“小子，你还是个挺棒的作家呢。是啊，伙计，我在亚速尔群岛邮局看着你呢。你写卡片写得飞快，我都没看清你写的啥。”

菲利普也坐过来。他一直在房间里读《爱之劫》，我觉得不该读这样的书，可他说：“这种印度哲学很了不起。”

“确实了不起，”克莱亚说，他已经醉了，“菲利普，回到家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想啊，首先得给汽车上个保险。”

“伙计，我要用泻盐彻彻底底清一清肠胃。”

克莱亚和菲利普都有女儿，都在英国结婚成了家。克莱亚的女儿不久前结的婚，菲利普则刚参加完女儿的婚礼。

“奈保尔，你知道失去女儿是啥滋味吗？”克莱亚问，“她冲着火车喊：‘别走啊，爸！’你知道当爸的是啥心情吗？你不知道，奈保尔。‘别走啊，爸，别留下我。’那可是他唯一的女儿。”他用脚踢着凳子的横梁，泪水夺眶而出，“菲利普，他不懂。”

“是啊，老兄，他不懂。”

“菲利普，你女儿住在哪里？我女儿住在达德利，一个鸟不拉屎的破地方。”

菲利普没作声。他走出酒吧，过了会儿抱着一个影集回来，白色的皮革封面上印着：女儿的婚礼。菲利普为女儿担心。我翻着影集，从那些面孔、穿着和背景看得出他们是劳动阶级，我明白他忧虑的原因。在西印度令人艳羡的东西，到英国就完全变了样。

那一天，好像人人都在惦记儿女。麦凯夫妇把儿子留在英国。麦凯先生这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今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英国人全套的做派他都学来了，”麦凯太太自豪地说，“他说起什么都是‘酷毙了’，‘帅翻了’，他那些英语俗话、英语口音什么的，咱都跟不上趟儿啦。”

想起这些，麦凯先生莞尔一笑。

一个英国罪犯逃到特立尼达，可能会受到当地白人社会的欢迎，还可以有一番作为。西印度群岛只认钱和种族，这里的人一旦跨出自己的社会，进入一个标准更为复杂的社会，他们便立即迷失了方向。

无论看五官还是仪态，船长都颇有贵族气派。他从不邀请旅客与他同桌坐，只与他的高级船员一同进餐。我不知道这是西班牙海军的规矩还是移民船的规矩，我想是后者。我们只能和无线电报务员和事务长接触，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就在运送我们在南安普顿看到的那些西印度移民之前，这艘船刚送了几百名摩洛哥移民到麦加。有些移民死在半路，只好将他们的尸体抛进海里，事后还得给轮船喷洒灭虱药。

英格兰渐行渐远，人们开始更积极地为西印度群岛做准备。他们按肤色划圈子，按种族划圈子，按地域划圈子，按钱多钱少划圈子。可西印度总归是西印度，没有什么圈子是固定不变的，一个人可以属于所有圈子。一小群印度人开始像比赛一样谈论起伦敦、巴黎和都柏林，比较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读书的孩子谁更优秀，讨论特立尼达的政治局势。他们谈到黑人种族主义，谈到种族通婚，说来说去便说急了眼，歇斯底里起来。那些英属圭亚那的印度人不那么激动，其中有个男人，旅途中要么玩大富翁，要么读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哲学》第一卷。我相信多种族共存是西印度群岛的当务之急，哪怕暂时还不能实现多种族合作，但这些印度人的观点让我很不安，我很想进一步探讨，可是和哈桑先生闹了点不愉快，只得退出这个圈子。

哈桑先生借给我一本《时代》杂志，我又转借给菲利普（换他的《爱之劫》来看）。第二天哈桑先生找我要，那杂志却不翼而飞了。从那之后，哈桑先生每天四次、五次、六次找我讨杂志。他在甲板上等着向我要，在电影开演前结束后等着向我要，在餐厅外等着向我要，在酒吧里等着向我要。我再三再四请他喝酒，可他依旧不依不饶。我向他保证，一到特立尼达我就给他买一本，可他就想要他自己那一本。被他折磨了三天之后，我只好钻到下面的经济舱，却奇迹般地发现有人手里拿着一本《时代》。不消说，正是哈桑先生的杂志。哈桑先生谈的主要话题是他的财富和他所受的迫害，迫害他的有政府部门、海关官员、运输公司、岳父岳母、孩子的老师。我诚心诚意地祝愿他的迫害者们身强力壮，长命百岁。

一天，酒吧里差点爆发一场种族冲突。一群经济舱乘客，似乎是因为旅途漫漫，近乡情怯，加之看到头等舱酒吧比下面人少得多，便有些恼火，决定闯进来。那天晚上，一伙人唱着歌冲进来。他们一哄而入，在吧台前你推我挤，大声嚷嚷着点酒。但酒保拒绝为他们服务。那群推来搡去的人猛然呆住，高涨的兴致一下泄了，在吧台前一声不响地站了几秒钟。一个人退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出去。他们一起走到甲板上，而后又折返，站在走廊里嘀咕着什么。最后，一个男人走出人群，扣好上衣，走到吧台前说：“请给我一包香烟。”酒保递过香烟。那人看着香烟，表情诧异。他犹豫了一会儿，便悠然迈着大步，昂然而出。那群人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便大声唱着歌，跑回经济舱酒吧去了。

可怜的塔尔小姐越来越忧虑返程，谁劝她都没有用。菲利普建议她干脆在特立尼达放弃海上的阳光之旅，乘飞机回英国。

“我可不骗你，”麦凯先生说，“在南安普顿的时候，看到那帮黑猩猩下船，我浑身难受。那景象真是吓人。有些人不愿承认自己是西印度人，真不能怪他们。”

麦凯太太说：“安格斯总对别人说他是巴西人。他长得也确实像巴西人。”安格斯是她儿子，那个说话带英国腔、满口英式俗语的人。

我们已经靠近圣基茨岛。一杯酒，一轮绚丽如火美不胜收的夕阳，四周加勒比群岛柔灰色的轮廓，十七八世纪欧洲海军操练技术的水面：这些都不足以驱走近在眼前的恐惧。这天晚上，我们的船要接上第一批移民。圣基茨岛，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之母，（按一六六七年居民的说法）是“英国人在美洲未开化的食人生番中所居住的最早也是最好的土地”，如今，这个面积六十八平方英里的小岛人口过剩，出产一点海岛长绒棉，蔗糖滞销，烟草——欧洲定居者最早种植的作物——早已不再种植。一六二五年，托马斯·沃纳曾把烟草带回英国，作为他事业成功的证据。历史上的罗曼史——沃纳和他的印第安情人，还有他们的儿子“印第安”沃纳——也早已湮没无闻。留下的只有关于那段历史残酷野蛮的提示：奴隶被拐骗至此，等繁华不再，他们的后裔遭到抛弃，而如今，那些后裔的后裔又打点行装，挥别故土，在海面上追寻“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的烟囱，准备踏上另一条中途航道。

轮船停泊时已是夜晚，远离海岸。根本看不到圣基茨岛，映入眼帘的，只有首府星星点点的灯光。我们寻找补给船，却被几点灯光欺骗。除了汽车照明灯，一切都静止不动。

麦凯先生说：“哎！他们这里也有汽车吗？”

经济舱和头等舱的乘客已经不分你我，在栏杆后面站成一溜儿，眺望玩具大小的首都发出的点点灯光——那样的弹丸之地，人们从一地到另一地，竟还煞有介事地开车呢。

麦凯先生后来到酒吧，和我们坐在一起，报告说一个疯子已经下船，一艘汽艇把他和看护接走了。

看护独自回来了，不久也在酒吧现身。尽管他肩负严峻使命，却也为应对热带天气做好了准备。我们眼见他由一名身着灰色法兰绒衣装、脚穿软底鞋的官员，摇身一变，降格为一个穿红衬衫和凉鞋的乘客。

一阵混乱，几声呼喊，告诉我们移民到了。

左舷甲板的一部分已被绳子拦起来，船舱升降口扶梯已经降下。明亮的灯光照得甲板直晃眼，在黑色的水面上闪闪烁烁。他们来了，乘着三艘大划艇，摇摇晃晃地荡过来。一些男人坐在船舷边缘，用长桨将船身稳住。警察早已登上大船。几张桌子直接摆在船舱升降口前面，事务长和船上其他工作人员坐在那里，看着长长的打印名单。下面，船在摇晃。我们只能看到白衬衫，黑面孔，五颜六色的帽子，各种包裹、手提箱、篮子。手持长桨的男人们时不时吼上几声，声音很快消失在黑暗中。乘客的声音我们却一点也听不到。有时候，也就一两秒钟的工夫，一张脸扬起来，打量着白色的轮船。我们看到女人和孩子，盛装打扮得如同要去教堂。他们看起来都有点萎靡，那些衣服已经穿上好一阵了。灯光闪闪烁烁地打在他们身上，好似在对他们进行检查。灯光之外便是黑暗。我们能分辨出西装、簇新的宽檐呢帽、滑脱的领带、亮闪闪的脸庞。

“他们至少应该用汽艇把这些人送过来，”塔尔小姐说，“至少应该用汽艇！”

经济舱旅客俯身望着下面，嘁嘁喳喳，每当划艇碰上轮船一侧，或某个移民试图踏上升降口被挡住时，旅客们就发出一阵哄笑。

很快，移民开始登船。升降口立即变得拥挤不堪，从轮船到下面的划艇，排了一队人。他们神情疲惫，衣服被汗水浸透，茫然的脸上闪着油光。警察一边一个站着。他们出示船票和崭新的护照。我们站在那里看着，一条绳子拦在中间，把我们和他们分开。身穿蓝色粗布工作服的船员倚着栏杆，对那些黑人女子指指点点，赞叹她们长得多么漂亮。我们还从没见过他们这么活跃呢。

甲板开始拥挤起来。旅客们会在这里那里认出某个移民。

“怎么，你已经回来啦？”

“伙计，我只是去度个短假。”

“我想去那里试试运气。你在那边见过费迪、沃利斯或别的人吗？”

但大多数人都默不作声。有一两个还没有出示证件就想从绳子底下钻进来，经济舱的旅客此时突然有了权威，把他们赶了回去。甲板上堆满格子图案的塑料袋、牛皮纸包裹、捆着绳子的纸板箱。人越聚越多，我们已经看不到事务长和他的桌子。人群挤着绳子。一个穿蓝西装、戴帽子、领带滑开的男人挤在我身上，他眼睛通红，一张惊恐的脸几乎贴到我脸上。他声音嘶哑地问道：“先生，这是去英国的船吧？”汗水顺着他的脸往下淌，衬衫粘在胸膛上，“没错吧？是直达的吧？”

我从绳子后面的人堆中挣脱出去，绕到右舷甲板。这里依旧寂静无声，一片漆黑。我眺望着岛上的灯光。

“嗨！”一个很大的声音说。

我一转身，看到一名旅客。整个旅途中我们还没说过话。

“假期结束，”他说，“野牛上船了。”

他说得很认真。这名旅客，他是干什么的呢？也许是个小官，或是小学教员。野牛上船了。在西印度，没有什么态度是新鲜的。搁在两百年前，他可能也是奴隶，旅客也会这样说他。一八〇五年，一位作家这样说过：“克里奥尔[5]奴隶看新来的非洲人时，眼神充满鄙夷，反过来他们又被黑白混血儿鄙视，因为后者的肤色更接近棕色。而这两种人又都被白人排斥疏远。”在这艘船上，只有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是外来成分。麦凯先生与他所说的黑家伙，那位游客和他口中的野牛，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世纪以前早已定型。

移民在船上跑来跑去。他们站在过道里，透过窗户往酒吧里张望。轮船突然间变得拥挤不堪。头等舱的酒吧成了唯一的避难所，许多从南安普顿和我们一起上船的经济舱乘客都涌到这里。没有人反对。现在只有两个阶层：旅客和移民。

两个移民小孩游荡到酒吧里，依然穿着为出国准备的繁琐的衣服。于是酒保拿他们撒气，他掀开柜台上的活板，往外轰那两个孩子。他对他们招人喜爱的样子视若无睹，带着一脸厌恶，毫不手软地举起他们，放在外面的甲板上。

想当年，一艘贩奴船从西非港口的一个停泊点驶往另一个停泊点，沿途搭载“货物”，有时会耗时三个月之久。现在“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只需要五天。轮船从圣基茨岛到格林纳达，再到特立尼达，最后到达巴巴多斯。这一趟旅程呼应着另一趟旅程：西印度探险的辉煌鼎盛与徒劳无功。英属西印度群岛没有创造任何东西，既无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各国的文明，又无海地或美国的革命。这里有的只是种植园，繁荣，衰落，忽视：这样大小的岛屿也不要求别的东西。

像牙买加这样的岛屿，在历史上占有什么位置呢？一五九七年，一部题为“安东尼·雪莱爵士航海实录”的书写道：“此岛肥沃丰美，乃本洲多地之花园与谷仓。我们尚未在西印度群岛见过比此处更宜于生活之乐土。”从这些，再看一八五九年特罗洛普[6]写的话：“如果能做到，我们宁愿完全忘记牙买加。可它就在那里，地球上的一个点，既无法视而不见，又不能抛到九霄云外，但愿我们能忘得掉它。”从一八五九年的特罗洛普，再看一九五九年的拉斯塔法里派[7]成员——他们弃绝牙买加，梦想回到非洲那个名为埃塞俄比亚的天堂——说的话：“牙买加本是一座美丽的岛屿，但这片土地已被几个世纪的罪恶所玷污。”

一四八三年，哥伦布将他的航海计划禀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国王却瞒着他派了一艘船驶往大西洋。一四九二年，发现新大陆后不到几周时间，哥伦布的伙伴平松[8]抛下他，自己指挥着“品塔号”舰船驶向一片未知的海域寻找黄金。在这个新世界，欧洲人的探险活动所包含的所有因素都一一呈现在葡萄牙国王的背信弃义中，在平松的勇气、背叛和贪婪中。

美国南部诸州流传着一个神话，说奴隶社会拥有风雅的文化。在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和蓄奴庄园制造的却只是粗鄙，“像鸬鹚”那样胡吃海塞、“像海豚”那样狂饮烂醉的男人，贪婪和残忍滋生出没有规矩标准、没有高尚追求的社会；这个社会遍地文盲，为此首都的官员们一直抱怨到上世纪中期，于是牙买加总督沃恩提出建议，将一批英文书放在“最显眼之处，使勤奋好学之士伸手可及，盖因对品性高尚之人而言，最可笑之过乃是无知”。一个又一个旅客证实，此地民风野蛮，一位十七世纪的观察家曾如此评价巴巴多斯：“此岛如同粪堆，乃英格兰倾倒垃圾之所，恶徒荡妇之辈多流徙于此。英国恶棍至此，算不得奸诈小人；放逐至此之娼妓若做娴雅之状，风尘女子若有些姿色，亦可嫁与富有庄园主为妻。”[9]

如何书写西印度群岛这段徒劳无功的历史？历史学家该采用什么口气？是否应像艾伦·伯恩斯爵士[10]那样学术，时不时控诉一下某些野蛮行径，将西印度群岛的野蛮行径置于欧洲野蛮行径的大环境中？是否应像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11]那样，将一系列暴行与另一系列暴行相比较，结论是后者的卑鄙之处尚未彻底揭露，因而对西班牙不公平？或者是否应像西印度群岛的历史学家那样，至今才刚开始正视历史，却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态度，只是将买卖奴隶看作商人重利的另一种表现？这些岛的历史恐怕永远不能讲述得令人满意。残酷不是唯一的难题。历史是围绕成就和创造而建构的，而西印度群岛却毫无创造可言。

早上，我的心情平静了些。移民换下了他们出门的装束，穿上更简单、不那么束手束脚的衣服，他们坐在阳光下，甲板仿佛变成西印度群岛贫民窟的周末街景。有一两个女人甚至穿上休闲裤，布料是新的，还没洗过，看得出在箱子里压出的褶子。

我同一个穿卡其布裤子、蓝衬衣、没系带的白色帆布鞋的男人聊起来。他是个大块头，双手粗大，声音浑厚，语速缓慢。他是面包师傅，生意好的时候一周可以赚三十块钱。我觉得这在西印度已经相当不错了，很奇怪他为什么放弃工作去英国。

“嗯，我告诉你啊，”他说，“我问主。我双膝跪地，问主。主说什么我都照做。别管那些去英国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的牙买加人。我注定会成功的。我双膝跪地，早上跪，晚上跪，请求主给我开示。”他眯起眼睛，凝视着地平线，缓缓举起一双大手，那手势像在恳求，又像在扼住什么东西的咽喉。

我试图把话题拉回到烤面包上。

他不听，继续用《圣经》的话语讲述他的宗教体验，讲他与主之间的对谈。之后他打住话头，问道：“你知道斯劳巴克斯吗？”

“死牢？巴克斯？”

“我就是去那里。你觉得那儿会不会有面包房？你觉得他们一开始能给我多少钱？十二镑？十五镑？”

“我不清楚。你烤的面包好吗？”

“蒙主的佑助。”

他让我担心。但我和很多人谈过后，发现他们大都请教过主的示下，而主建议他们抛下自己的工作——和我谈过的人没有一个失业的——去斯劳巴克斯。在斯劳巴克斯挣钱多，而且只要他们说清楚自己不是牙买加人，就会受到尊重。只有牙买加人才会在种族骚乱中挨打，而且他们活该，因为他们目不识丁，忘恩负义，惹恼了英国人。[12]

那天上午，那位戴着牧师领圈的年轻浸礼会传教士干得很卖力。解释英国在哪个方位，伦敦在哪里，讲解斯劳巴克斯这个倒霉的地名的由来。他画了无数张伦敦地铁图，他向一个男人建议，从南安普顿去斯劳巴克斯，还是不要打车为好。

以下摘自圣基茨岛的《劳工发言人报》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的文章（《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出自《提多书》二章八节）：

上星期一上午，巴斯特尔制糖厂发出最后信号，宣布工厂机器已经停止榨糖。至此，一九六〇年持续整个甘蔗收割季节的极大困难已告一段落。

甘蔗刚种上不久，一些工人就明显表现出兴趣下降，表现为：1）他们有可能移民去英国；2）制糖业显然难以招募到年轻的农业工人……起初，移民英国的人数没有产生严重影响，产量一直稳定；直到四月份，工人们临时通知经营者，表示他们打算去英国。

五月份有一股更大的移民潮，有些种植园明显遇到困难，作物收割无法完成。

由工会和联合会诚〔原文如此〕立的生产委员会到第二年就生存艰难，因为一些经营者无视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使其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但这也给大多数种植园带来恶果，因为经营者和工人都无法轻易弥合工业关系中存在的分歧。上星期一，正是在大多数此类种植园中，大批甘蔗没有收革〔原文如此〕完。

二百二十三名工人从巴巴多斯招募而来……

我们的问题

以前只需操心每月薪水的种植园经营者现在焦头烂额，他们试图把六百吨甘蔗没有收割这件事怪罪到工会头上，是这样吗？

受到传教士的鼓舞，午饭后我也走到移民中间。他们坐在一张张长条桌上轮流吃饭：“Son buena gente[13]，意思是他们是些好人。”一名船员说。我想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圣基茨岛，想去英国寻找什么。我没有官方身份，没有牧师的领圈，还引起了移民首领的注意。他是一个高个子、大屁股、棕色皮肤的小伙子。

“啥都别告诉他，”他跑过来，屁股后面跟着一帮人，“啥都别告诉他。他想干啥？”

他受过教育，去英国旅行过一趟。他说话很快。

“你想干啥？你干吗给这些穷人泄气？”

他不给我开口的机会。

“这些穷人刚上船，你就给他们泄气？”

“我啥都没干，他就走过来问东问西。问我为啥去英国什么的。”那个受上帝启示的面包师说。

“别理他，”那首领说，“他是个蛊惑分子。”

这好像是移民中人人皆知的骂人话。

“伙计，出啥事了？”

“我们发现了一个蛊惑分子。”

“蛊惑分子？”

“你是肯尼亚来的吧？”那首领问，“我敢打赌你是肯尼亚来的。”

“他叫我黑鬼呢。”有人说。（我在一个移民给我的一份《劳工发言人报》的边上随手记下他的一些细节：收获季节一天挣三点九元，农闲时一天二点八二元。目的地是斯劳巴克斯。他没有请教主的示下。）

“怎么啦？怎么啦？”

“一个肯尼亚来的蛊惑分子叫波西黑鬼呢。”

“他叫我黑鬼。”波西说，从他的声音听得出，这会儿他真觉得很受伤。

“我说，这里可不是肯尼亚，你听好。”那首领说，“真恨不得让小伙子们把你摁进水里。英国政府派你来蛊惑人心的吧？看他能不能证明他不是肯尼亚人？”

那位传教士帮我解了围。

“我知道那种挑拨离间的人，”那个首领对他的追随者说，“他才不管穷人死活，整个安圭拉岛都被飓风刮走他们也不会关心的。”

我断定麦凯先生、菲利普、克莱亚以及大多数旅客的态度更保险。他们待在酒吧，全当这些移民不存在。我又回到他们中间。

“那个浸礼会的孩子忙得昏天黑地，”克莱亚说，“他准是十分喜欢这活儿。”

“他说他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英国呢。”菲利普说。

“好在是他，不是我，”麦凯先生说，“感谢上帝，明天下午我就该下船啦，到此为止。”

我是从移民首领口中才第一次得知飓风多娜横扫安圭拉岛，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劳工发言人报》刊登了更多细节：往还电报和对救援行动的报道。那些电报引起我的兴趣，首先是因为它们的风格：前面很啰唆，只在结尾处才省略几个介词以表达情势紧迫；再则是因为行文中流露出西印度官员对他们新头衔的喜悦之情。圣基茨岛的面积是六十八平方英里，蒙特塞拉特岛三十二平方英里。

蒙特塞拉特岛首席执政官，致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电：惊悉安圭拉岛遭受飓风多娜之灾，谨向您、并通过您向蒙受多娜飓风蹂躏之民众转致蒙特塞拉特岛政府及人民之问候。执政官。

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致蒙特塞拉特岛首席执政官，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电：接贵方九日慰问电深表感激。首席执政官。

就这样你来我往，互致问候。倒是牙买加的曼利先生更加直接：

牙买加首相曼利，致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索斯维尔，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电：惊悉贵岛蒙受天灾深表同情。若需援助敬请告知。曼利。

曼利先生这么客气，圣基茨岛首席执政官打定主意要比他更客气：

圣基茨岛首席执行官，致牙买加首相曼利阁下，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电：接阁下慰问深为感激。需食物、衣物、现金。索斯维尔。

随后补发一封弥补疏漏：

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首席执政官，致牙买加首相曼利阁下，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电：上文补充。若援助帆布不胜感激。首席执政官。

报道最后由一篇关于救灾工作的文章收尾。作者是约翰·布朗先生，同期报纸上还登载了一则启事，就在一船船移民还在“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的阴影中飘摇时，布朗先生将举行一场题为“方言、戏剧和西印度文化”的讲座，并为一家文学俱乐部致开幕词。

（布朗先生写道：）令人不那么鼓舞的是，救援工作似乎没全局统筹。各种工作都有组织者——实际上组织者人多为患，执行实际工作的人反而很少……不言自明，殖民地需要一个飓风救援工作中央统筹单位……而且有必要明确界定它与红十字会、青年商会[14]等志愿组织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以防止责任不明，行动混乱。

我知道“等”指的是哪些机构，但青年会对我而言还是蛮稀奇的。身处这艘移民船，很难将西印度群岛同那些衣冠楚楚的年轻商人，穿着讲究、乐于助人的年轻太太，以及广为宣传的公共服务行动联系起来。

那位移民首领到头等舱餐厅饮茶。他的举止极为得体，品茗仪式每一个步骤他都不会遗漏。他的追随者们透过窗户赞赏地望着他，他则专心品茶。没和我们同坐，没有交谈的机会，他看上去略显拘谨。但我觉得他日后必成大器，有朝一日也会跻身那些互发电报的大人物之列。茶已饮毕，他立即用餐巾纸优雅地贴一下嘴唇，回到他的追随者中，边挥洒自如雄辩滔滔，边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我们能瞥见他那大屁股时隐时现。后来，甲板上竖起头等舱和经济舱之间的隔栏，截断了他的步履，他就同追随者们待在他们的保留区中。

但有人不赞成竖隔栏，就是那个吸烟斗的黑人——整个旅途中他一直独来独往，读《十诫》。他习惯在甲板上几小时几小时地散步。现在他冲破餐厅外的隔栏，冲破酒吧外的隔栏。酒保把隔栏竖起来，烟斗哥就把它推倒。于是一场口角爆发了。烟斗哥一边走一边回头嚷嚷。餐厅经理在餐厅外的隔栏处拦住他，他提高嗓门吼着，餐厅经理和他对吵。烟斗哥一气之下抓起隔栏，将上面的细绳一扯两段，摔在地上。他从餐厅经理身旁挤过去，大叫大嚷，气得语无伦次。一群群移民涌过来，表情茫然，恰似坐划艇刚上船那会儿的神情。高级船员应召而至。烟斗哥一边迈着稳健的步伐在甲板上徘徊，一边冲破一个个隔栏，他那歇斯底里的喊叫在甲板上回荡，与他沉静的步伐毫无关联。当他再次转到餐厅门口时，身后跟了一大帮神色惶恐的移民。移民首领急急跑上前来，就像那次跑向我一样；他的追随者给他让出一条路。可他却只是刹住步子，滔滔话语止住了。烟斗哥独自走着，又一阵怒火蹿上来，他冲过隔栏。隔栏一边的甲板上站着黑压压的移民，隔栏的另一边，船员和服务员站成一个冷漠的白圈。一身黑衣的烟斗哥迈着坚定的步伐向他们逼近。

“他疯了。”麦凯先生说。

移民中发出嗡嗡声。

“别对他动粗，”事务长喊道，“船长有令，不要对他动粗。”

烟斗哥坚定地前行。

“我要抓住你！”餐厅经理说，口气中并没有威胁的意味，只不过是用了一句美国式的说法。

吃晚饭的时候，麦凯先生说：“真糟糕，真糟糕，看到这么漂亮的畜生给套住了。”他心里不好受，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现在只能勉强吃片生菜叶子。他说话只是出于习惯，说出的话和声音中的苦恼没什么关系。“你知道，我跟他说过一两次话，这家伙人不坏。这么漂亮的黑子。真糟糕，真糟糕。”他的嘴因痛苦而扭曲着，“他在英国的日子一定很难熬。现在他们打发他回去找妈妈了。”

“他们给他打了一针，把他安置在医务室了，”菲利普说，“我得说，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竟敢当着所有人的面侮辱西班牙长官。”

“要我说啊，少吃点难吃的饭就不会这样了，”克莱亚说，“要是那一针给我多好啊。自从上了这船，我就没睡着过。是这儿的饭太糟糕，这也西班牙式那也西班牙式的，难以下咽。”

晚饭后，我去了医务室。门开着，除了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着那个烟斗哥，其他床都空着。他依旧穿着那条黑哔叽裤子、蓝衬衣，脑门上贴了一小块膏药。要关住他，连门都用不着。

那天深夜或第二天凌晨，我们的船还要在香料之岛格林纳达装一批移民。这将是我们在船上的最后一夜，于是大家在酒吧里搞了一场小聚会。酒保没有为我们做准备，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白兰地和西班牙香槟喝光了。我们叫醒事务长和服务员，结果还是没搞到酒。就在我们和服务员说话的时候，一个圣基茨岛来的移民说，如果我们需要白兰地，他可以帮我们搞到。

“还是让那可怜的家伙自个儿留着吧，”麦凯先生说，他那阵心软劲儿还没过去，“那很可能是他买的第一瓶也是最后一瓶白兰地。等他到了英国，寒气逼人，有了这瓶酒，他会高兴得不得了。”

可那个移民打定了主意。他是个中年人，矮小肥胖，戴着一副眼镜，皮肤上满是抓挠的印子。

我和克里帕尔·辛格跟他去下面的船舱。我们一路向下，沿着一条条磨光的闷热走廊，在一个个婴儿身旁择路而行，偶尔能瞥见小得令人窒息的房间中，蒙在床单下、一个摞着一个的脑袋，敞开的手提箱，听到周围压低声音的沉闷的动静，看到男人女人们在房间和卫生间之间来来去去。那个移民没有让我们进他的船舱，他把门打开一半——里面有四个铺位，每个铺位上都有一个脑袋从被单下露出来，还有许多手提箱——他挤进去，关上门，旋即拿着一瓶酒出来。瓶上的标签几乎全撕掉了，只剩下一角，上写“白兰地”。

克里帕尔·辛格看起来很满意，我以为他是品酒的行家。他给那个移民五块钱，那人便退回船舱，关上门。

我们拿着酒跑上甲板，呼吸着上面的新鲜空气，缓过劲儿来。

菲利普说：“这是朗姆酒，就算西班牙香槟也不是这颜色。他们把这东西叫甘蔗白兰地。”

我们三个人又一起钻进闷热的下层甲板，敲了敲门，那个移民开了门。他穿着背心和睡裤，没戴眼镜。他把钱退给我们，拿回酒瓶，一句话都没有说。

“塔尔小姐，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麦凯先生说，“你看出这帮畜生怎么对待自己的同胞了吧？他还没有去英国呢。等几个白人哥们儿扑到他身上狠揍他的屁股时，他就开始叫唤什么肤色歧视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正在清晨的静谧中离开格林纳达。太阳还没有升起，海水是一片闪亮的灰色，天空明净，山峦冷碧，山脚下的海水笼罩在阴影中，波平浪静。四周的一切如同星期天的早晨。早饭后，艳阳高照，热力四射，船头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移民。长裙短衫在微风中鼓荡，他们指指点点，笑语喧喧，仿佛在乘船做海上一日游。

现在我们承认麦凯先生是我们的西印度专家。菲利普问他：“这些格林纳达人怎么样？他们和圣基茨岛人相处得确实不错吧？”

“你这可难住我了。圣基茨岛人不喜欢安提瓜人，可我不了解格林纳达人。我只希望他们到达特立尼达之前不要打起来。”

午饭时，海水忽然由深蓝变为橄榄色，新加入的橄榄色水流边缘镶着白色泡沫。原来我们已经驶入奥里诺科河入海的水流中。没想到这水流北上如此之远。据哥伦布说，那道白线一侧是淡水，另一侧是咸水，不知这话是真是假。

我们在驶近南美洲：一道低低的灰色山脊在远处绵延。说不清南美止于何处，特立尼达又始于何处。那些山峦正像是另一个岛屿。除了水的颜色，没有什么能告诉我们大陆已近在眼前。山峦高大起来，一段凹陷成为分界，一道海峡映入眼帘。哥伦布称之为“龙口海峡”，乃是帕里亚湾凶险的北入口。我们的右侧是委内瑞拉，一片朦胧的灰色；左侧是特立尼达，几座巉岩高耸的小岛，上面绿植如盖，参差披拂，其上是迷蒙于暴风雨中的北岭山脉。

一四九八年，哥伦布是从南面他称之为“蛇口海峡”的地方进入帕里亚湾的。在他们向海湾艰难行驶时，奥里诺科河入海形成的强劲水流使他举步维艰，几乎毁掉他的舰船。他写到：水流咆哮不止；某次夜半时分，伫立甲板之上，但见“海面上浪高如舰，由西向东，以排山之势，缓缓翻滚而至；汹涌翻腾的海面之上，一道强劲的巨浪呼啸而来……时至今日，思之犹然心悸。”最后他终于驶入海湾，发现湾中竟是淡水。正是这一发现鼓舞他宣布了他最惊人的发现。他在给费迪南和伊莎贝拉[15]的信中写到，他发现自己正在靠近人间天堂。没有一条河流像帕里亚湾那样深，那样宽；而且，他根据自己读过的地理学和神学著作得出结论，地球在此处形如女子的乳房，而这一人间天堂恰在乳头之上。帕里亚湾的淡水自这一人间天堂流出，而天堂本身则由于其特有地势，船只无从靠近，若非上帝许可，无人可以抵达。

船离特立尼达越来越近，听着周围晴空中雷声滚滚，看着山峦上雷电闪闪，我们的船向左缓缓拐了一个弧形大弯。站在船中部左舷甲板上，可以看到船尾的余波迅速消逝为层层玻璃般的涟漪。

移民们比画着什么。

“我希望移民局看好这些家伙，”麦凯先生说，“你知道，对他们来说，特立尼达有点像第二乐园。要是有机会，他们当中会有一半人直接在这里跳下船呢。”

我们已经自命为领袖，自命为移民局官员了。

“让他们瞧瞧，”麦凯先生说，他说的是那些移民，“我们这里有汽艇，不用坐那该死的划艇。”

汽艇在我们船侧飞驰，上面的旗帜发出僵硬的啪啦啪啦声，艇身上标着笔画粗重、令人欣慰的白字“警察”，艇上的人制服笔挺，干净利落。

“你知道，特立尼达这岛不错。”麦凯先生说。

“我听说现在这里的警察都招收大学生呢。”菲利普说。

从海上看，西班牙港是个令人失望的城市，映入眼中的只有北岭山脉上的树木。女王皇家学院的塔楼穿透如盖的绿树，高大雄伟的蓝色萨尔瓦托利大楼直插天空。在腾布拉朵拉的铝土装料站，铝土粉尘飞扬，空气因之而变黄。

靠近码头了。移民们聚集在甲板上，为一睹特立尼达的风采而把通往跳板的路挤得水泄不通（麦凯先生说，有几个人会留在这里）。

“让小岛上来的人先走。”他说。

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伙计，你就是蛊惑分子，老蛊惑分子。”

说话的是波西。

身穿那件上岸的西装，手里拎着打字机（从没有派上用场），我感觉自己还挺像那号角色的。

克莱亚正在发脾气。船上的代办人没有给他订去英属圭亚那的机票。他愤怒的吼声在整个船上回荡，一直跟到跳板，即使他消失在海关办公室后我还听得到。克里帕尔·辛格跟在他身后，他身着西装，落落大方，但表情郁郁寡欢，紧张地吸着烟，他的学习时代终于结束。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菲利普消失了。麦凯夫妇消失了。塔尔小姐消失了，等待她的将是同移民共度的十七天。

天空上涂抹着深深浅浅的鲜红与金黄，瑰丽多姿；在夕阳的映照下，棕榈树与雨树呈现一片黑色。此时的酒吧空无一人，颇为异样，如同那天下午在南安普顿时的情形。酒保想托人去帮他买件埃尔特克斯网眼布短袖T恤。他正在和那个精神病人的看护讨价还价。那人已经变成红脸膛，一身游客打扮：上身穿红衬衣，下身穿卡其布裤子，头戴草帽，脚蹬凉鞋，肩上斜挎一台相机。

我们乘车离开码头区。路被移民堵得水泄不通，其中有许多从英属圭亚那乘飞机过来的印度人。到处是出境的移民，到处是为他们送行的人。到处是汽车。我们的车开得极慢，在大门口被拦住，检查护照。

一个警察说：“请把烟熄掉好吗？”

我便熄掉了烟。

[1]旧时奴隶贸易船从欧洲出发，欧洲人用工业制成品在非洲西海岸换取奴隶，然后将奴隶带往美洲，用奴隶换取当地的原材料后返回欧洲。中途航道特指奴隶贸易船从非洲到美洲的航程。

[2]纳京高（Nat King Cole，1919－1965），美国爵士钢琴家，同时以柔和的男中音闻名于世。

[3]原文为西班牙语。

[4]原文为西班牙语。

[5]此处指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黑人。

[6]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杰出小说家，代表作为系列小说《巴塞特郡纪事》，非虚构作品《北美游记》《西印度群岛与西班牙大陆》等。

[7]拉斯塔法里派，即拉斯塔法里运动或拉斯塔法里教的信徒，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于牙买加的黑人基督教宗教运动，相信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是上帝在现代的转世，是《圣经》中预言的弥赛亚重临人间，鼓吹好斗的黑人民族主义。

[8]马丁·阿隆索·平松（Martín Alonso Pinzón，约1440–1493），西班牙航海家、造船家。哥伦布第一次航海探险的组织者之一。1492年8月，平松指挥探险船“品塔号”从巴罗斯港出发，后到达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继航古巴和海地北岸，于1493年3月15日返回西班牙。

[9]以上引文及本书其他多处引文，出自艾伦·伯恩斯爵士所著《英属西印度群岛史》。——作者注

[10]艾伦·卡斯伯特·麦克斯维尔·伯恩斯爵士（Sir Alan Cuthbert Maxwell Burns，1887–1980），英国殖民地官员，曾任英属洪都拉斯和黄金海岸等地总督，业余时间撰写了《尼日利亚史》《英属西印度群岛史》等著作。

[11]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1886–1978），西班牙作家、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作品有《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哥伦布传》《西语美洲帝国的兴起》《西语美洲帝国的灭亡》等。

[12]安·夏普丽在为伦敦《标准晚报》撰写的系列文章《我与移民同船旅行》中转述过一个牙买加人的观点：“‘这些吃面包果的愚蠢小黑鬼（他指的是小岛上的人）。我是投票赞成联邦的，但自从我上了这艘船，才算见识到这些光脚黑鬼是什么德行。当我们拒绝加入联邦之后，我伤心得一整天吃不下饭。’”可现在他们这么侮辱我，那些人都是从那些丁点儿大的小岛上来的——圣基茨岛、蒙特塞拉特岛、安提瓜岛——那些岛太小了，你要是在那些岛上跑，一加速就会掉进海里去。“‘他们是去伦敦追梦的，不知道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可在伦敦，要是有人问他们是哪儿来的，这些啃地瓜、吃面包果的小黑鬼们就会说，牙买加，因为他们那些小岛根本没人听说过。’”（《那夜刀已出鞘》，1961年10月26日）——作者注

[13]西班牙语。

[14]一个以青年商人为主力的非营利性非政府公益组织。

[15]西班牙国王和女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探险之旅的资助人。

第二章　特立尼达

殖民地的玩世不恭/莎士比亚学者/社会版/格调问题/面包黄油布丁/去赛马会/历史/无限的容忍/建筑幻想/广播狂欢/加菲尔德与鲍嘉/第一次看见这里的风景/新广告/本伍德·迪克先生/美德、知识与信仰/写作的洗涤剂功能/文化是夜总会表演的一个节目/无赖社会/“母亲真是伟大”/“这脑瓜儿多机灵啊”/“拜托，黑鬼先生，拜托啦”/微妙的种族区分/印度人的世界/两种种族主义

由于他们许多辈人都生活在过渡性的土地上，在父辈的房舍与真正的埃及之间安营扎寨，如今他们都成为漂泊的灵魂，精神摇摆不定，缺乏坚定信念。他们遗忘了很多东西，也多少吸收了一些新思想，而且因缺乏真正的定位而不相信自己的感受，甚至不相信自己对束缚自己的枷锁怀有的仇恨。

——托马斯·曼《法律》

学习拉丁语的热情取代了对它的憎恶。同样，我们的国服也开始受到青睐，宽大的罗马式长袍随处可见。于是不列颠人渐渐受到诱导，喜欢起那些使邪恶变为愉悦的设施——拱廊、浴场、奢华的宴席。他们把此类新鲜玩意儿叫作“文明”，可实际上，这些不过是奴役的特征。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一触到码头，船舷一抵上橡胶减震垫，对特立尼达原有的恐惧便又涌上我心头。我不想留在这里。我不敢保证离开轮船的安全庇护后，能否再次离开这座海岛。我什么都没有忘却：混凝土时代前流行的木屋，百叶窗半开半掩，山墙和檐口雕着回纹浮雕；三十年代流行的混凝土建筑，带L形阳台和向前凸出的卧室；四十年代流行的叙利亚风格的两层楼房，用带图案的水泥块建成，顶层和底层的格局完全相同。霓虹灯更多了。万丈雄心——那只推动这一切的手，正在往杯中注酒——与技术并不匹配，导致了特立尼达式的效果：生机勃勃，略带瑕疵的现代感。汽车更多了。从车牌号来看，如今路上跑的车将近有五万辆；我离开那会儿还不到两万辆。整个城市跟着钢鼓乐队的音乐一起跳动，这对小说家或游记作家来说倒是不错的开篇语。钢鼓乐队曾被看作是西印度文化的高度体现，它们的音乐却也是我厌恶的声音。

初到一个城市，尤其是夜晚到达，那一刻，街上的人们会呈现出某种特征：他们稔熟某种游客所不了解的仪式；他们从一种神秘进入另一种神秘。可如今，驱车穿过西班牙港，望着一群群人在街角徘徊，在火炬照耀的售货摊和椰子车周围游荡，我却感受不到那种初来乍到的兴奋，而是心烦意乱，与其说是因为熟悉，倒不如说是因为我感到一切依旧。在海外度过的岁月消失了，我拿不准自己生活中哪些是真实的：在特立尼达生活的前十八年还是之后在英国度过的那些岁月？我从来都不想在特立尼达生活。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在肯尼迪编的《拉丁语入门》修订版书后环衬上写下豪言壮语，发誓在五年内离开。六年后我离开祖国；到达英国几年之后，睡在开着电暖炉的坐卧两用房间，我仍会被噩梦惊醒，梦见我又回到了酷热难耐的特立尼达。

我以前从没有审视过自己对特立尼达的这种恐惧，也从来不愿去想。我只在小说中表现这种恐惧。只是此时此刻，行文至此，我才能试图审视它。我知道特立尼达无足轻重、没有创意、玩世不恭。这里仅有的行业是法律和医药，因为不需要其他行业，而最成功的人士则是代办人、银行主管、经销商人。这里承认权力，但谁也没有尊严。人们认为那些显赫人物都是骗子，不值一提。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承认英雄的社会中。

这里发生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关于成功的，而是关于失败的：出色的男人、优秀的学子，或英年早逝，或精神失常，或沦为酒鬼；前途无量的板球运动员因为与当权者意见相左，大好事业付诸东流。

也是在这里，人们常说的骂人话是“自命不凡”，表达对任何拥有不同寻常技能之人的憎恶。在这个什么都不生产、永远不需要证明其价值、永远不要求效率的社会，那些技能无用武之地。于是这些人就得被锉掉锐气，或者用特立尼达的说法，把他们“熬干”。没人知道什么叫作宽容大度，那种英雄惜英雄的崇敬，那种品德我只从书中了解过，只在英国见到过。

对于才华这种无用之物，特立尼达人以诡计取代之。他们将诡计广泛应用于大事小情，用之不辍，熟能生巧。他们也会赞赏：赞赏学习好的学生，因为学业上的成功与日常生活无关，它使整个社区颜面有光，又不对它造成任何威胁；佩服那些赢得奖学金的人，直到他们变得自命不凡；赞赏赛马。再就是赞赏板球运动员。

板球在特立尼达从来不单单是一项竞赛。在一个不需要技术，不奖赏优胜者的社会中，板球是唯一能让男人充分发挥才干并以国际水准对他进行评判的活动。独立于球场之上，超越一切要埋没他的阴谋诡计，板球运动员的真正价值昭示于天下。他的种族、受教育程度、财产多少都无足轻重。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师、探险家、士兵或诗人，板球运动员是我们唯一的英雄人物。正是因此，板球运动才在西印度群岛搞得那么大张旗鼓，人们那么热情高涨；也正是因此，西印度群岛人长期以来无法在板球运动中进行团队合作。人们看重个人表现，大家去看比赛也是为个人表现而鼓掌，除非某个选手具备英雄品质，否则我们不会去看他，不管他的价值可能有多大。也正是因此，那些关于失败的故事，关于被毁掉的板球运动员的故事最令人难过。他是特立尼达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艾罗尔·约翰[1]创作的特立尼达戏剧《彩虹披巾上的月亮》中也出现过板球运动员。

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问题，可我们并不打算评价它。特立尼达太无足轻重，像大家说的那样，它不过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我们从来都不相信读它的历史有何价值。我们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在外面的世界，越远越好；澳大利亚比委内瑞拉更重要——天气晴朗时，我们都看得到委内瑞拉。我们自己的过去已被掩埋，没有人愿意把它挖掘出来。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时间感。一九一四年的英国是昨天的英国；一九一四年的特立尼达却属于黑暗的中世纪。

这里偶尔也会有种族抗议，却激不起深刻的情感，因为它只代表一小部分真相。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为他在社群中的地位而奋斗，但社群却并不存在。我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宗教、群体和集团；却不知怎么都聚到这个弹丸小岛上来。除了共同的居住地，没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没有民族情感，不可能有，没有深刻的反帝情绪。实际上只有我们的英国性，都属于大英帝国这一点，才使我们有了些身份认同。因而抗议只是个体的、孤立的、无人理睬的。

只有在战争[2]接近尾声时，有限的成功故事才为人所知，那些故事讲的是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立下卓著战功的男人，在英美大学任教的男人，在国外获得认可的歌手。这些人都是逃离者。他们在老家“自命不凡”，在国外扬名立万；既然他们的名声不是令人不屑的当地的小名气，特立尼达就痛痛快快、大大方方地接纳了他们，还会夸大他们的价值。

失败的威胁，逃离的需求：我所了解的那个社会就是用这些刺激人们奋进的。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文学是我们的遗产

《卫报》编辑

十月二十二日的《特立尼达卫报》中，一篇报道金价下跌的文章名教〔原文如此〕“金子不再闪烁”，其中写到：这让我联想到一句名言：“闪烁（glitter）的不都是金子。”

出于对文学的兴趣，我得说这句名言引用失当，正确的说法应为“闪亮（glister）的不都是金子”，典出《威尼斯商人》。虽说“闪烁”和“闪亮”的确含义相同，可恕我直言，“闪烁”不是莎翁原话，既然我们继承的是“闪亮”，就应该把它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世。

这样说并非是责备那些用词错误的人。

相反，这是我的恳求，恳请保护那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我们文学遗产的语言文字。

诺曼·A.卡特《圣奥古斯丁学报》

没有人对“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上的出境移民有很大兴趣。大家倒是更关心特立尼达有多少移民。这里的人口由一九四六年的五十六万激增至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二万五千人。移民除了来自西印度其他岛屿，还有的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新建了两个白人郊区，可是特立尼达却将所有恼怒指向西印度移民，尤其是格林纳达人。记不清从何时起，格林纳达在特立尼达就被当作一个可笑的词，和维甘[3]在英国的遭遇一样。针对来自格林纳达和其他小岛的移民所进行的不定期的驱逐是卡里普索[4]小调的主题。

就在我到达前不久，新闻正大肆报道警方发起的又一场针对非法移民的行动。世界各地对待移民的态度并无二致——移居英格兰的西印度人的故事（“二十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恰与移居特立尼达岛的格林纳达诸岛人的故事相同。全岛的格林纳达人惊慌四散，躲藏起来，导致群情激愤。（因为看重移民的廉价劳动，许多雇主为他们提供庇护之所。后来在偏远的奥图瓦尔区，我见到一伙文森特人栖身的小窝，他们为当地的企业采集红树根上的牡蛎。）一位名为黑勋爵的卡里普索小调歌手唱道：

让一让，让我也过过瘾。

他们在广场上鞭打格林纳达人。

让我抽上一鞭子，让我也过过瘾。

他们在广场上鞭打格林纳达人。

自打听说我们这儿有联邦，

他们一股脑儿涌到这岛上。

新闻上整天都在说格林纳达人。特立尼达最近的热门人物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格林纳达小伙子，他娶了一个八十四岁的特立尼达老太太。他们的照片经常见报。电影院的经理们一直试图让他们亲自露面；还有一种谣言，很可能是政府支持者最先造的谣，说反对党临时主席请这个格林纳达人作为候选人参加下一次大选。《星期日卫报》刊登了对这对夫妻的专访，附有新娘喂鸡的照片和新郎在足球比赛中做巡边员的照片。这个格林纳达人说他在老家有四个孩子（从而驳斥了一个流传很久的谣言）。他离开孩子们的母亲是因为她和她的家人“催”他结婚。

一天上午，有几个人在西班牙港的一辆出租车里讨论此事。

坐在我身边的胖女人说：“要我说啊，这老不正经真是人老心不老呢！老天，她每天早上醒来都是啥模样啊？我还没五十呢，可早上起床看到自己那副尊荣，还是会吓个半死哩。”

坐在前面的女人说：“我男人想对我毛手毛脚的时候，我就脑门子冒火，恨不得给他一拳。我跟你说啊，我就给他个后背，然后深吸一口气，假装睡得死死的。”

“孩子，你说得没错。一个街坊对我说，这个格林纳达人每天只想出门上学。他出门上学，她待在家里喂鸡。你看到她在《卫报》上喂鸡的那张照片了吧？”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时装秀

星期天下午，星光汽车影院在放映首场电影之前，与新开业的波丽安娜童装店联袂推出了一场赏心悦目的童装秀。除了惹人喜爱的漂亮童装，还有小小的男女模特，他们的表现令人惊叹，其中有个小家伙还不满两岁。他们个个举止从容，镇定自若。展示的服装包括碧姬·巴铎风格的巴隆牌泳装，但就算是碧姬·巴铎本人也未必能像克里斯汀·柯西耶和蕾娜塔·洛佩兹那样，将那套泳装演绎得那么完美，更不用说巴利·温特小少爷身穿马龙·白兰度比基尼的迷人风采了……莅临欣赏的热情观众包括艾萨克·爱卡奥夫人及孙子孙女、A.迪克森夫妇、丹尼斯·克鲁克斯夫妇及子女、弗兰克·德·弗雷塔斯夫妇及家人。

特立尼达自认为很现代，这一点西印度其他地区也承认。这里有夜总会、餐馆、空调酒吧、超级市场、冷饮店、汽车影院、汽车银行。但在特立尼达，现代还有点别的意味。它意味着时时警醒，乐于改变，随时准备接受电影、杂志和连环漫画上暗示具有美国特色的东西。选美皇后和时装表演是现代，像洛依丝这样的名字——在特立尼达念作劳伊丝——也是现代，它源自四十年代引进的美国连环漫画《超人》的女主人公洛伊丝·莱恩。普通电台不现代，商业电台才现代：在我小时候，谁不知道最新的广告歌，就会被人当成土老帽。

要想现代就得无视本地产品，选择美国杂志上做过广告的产品。只有穷人和为数不多的移居此地的英国中产阶级才喝特立尼达出产的优质咖啡。其他人都喝雀巢、麦斯威尔、蔡斯暨桑伯恩，这些牌子更贵，但因为是杂志上做过广告的，故而可以接受。当地工匠采用当地木材制作的莫里斯安乐椅，高雅舒适，却因为不现代而无处可觅，只能去穷人家里寻找。取而代之的是进口的钢管家具、香港制造的塑料丝编椅和细脚伶仃的铸铁椅。

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出版的《加勒比季刊》上登载了阿尔弗雷德·P.桑恩博士的一篇文章，研究这种“显性心理特征”所导致的经济后果。他写道：“为数众多的中上阶层岛民避免经常食用许多本地产根类食物或土产食品，而青睐与之营养价值等同（且价格往往更高）的进口食品。”他建议政治领袖和新晋精英做出表率，这将比“激烈的咒骂和苦口婆心的规劝”更加有效。

根据高低贵贱的标准，将甘薯之类排除在社会中上等收入阶层的餐桌之外，有什么正当理由吗？英国的王公贵胄，甚至优雅的公主王妃们，不也与英国的码头工人一样，同享普通的“爱尔兰”土豆吗？即使“伦敦佬”给这种廉价根菜改名为“地蛋”，也没能动摇这些出身高贵的消费者。

这是西印度群岛的老问题。早在一八五九年，特罗洛普就在牙买加抱怨过这个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岛各处的人们都热衷于英国菜肴，鄙视或假装鄙视他们自己的土产。他们会给你奉上牛尾汤，即便海龟要便宜得多。几乎每餐都有烤牛肉和牛排。人们豪饮啤酒。聚会时本可以吃甘薯、鳄梨、高山甘蓝、芭蕉以及另外二十种美味的蔬菜，人们却非要吃难以下咽的英国土豆；至于英式酱菜，他们简直都吃上瘾了。

十年后，查尔斯·金斯利[5]在特立尼达过冬，他在《终于》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特立尼达出产蔗糖、香草和可可，一个德国人决定在这里生产巧克力。他付诸行动，生产出的巧克力价格是进口巧克力的四分之一。“可皮肤白皙的克里奥尔人不买。质量不可能好；不可能是真货色，除非（他的巧克力）先运到时尚之都巴黎，在大西洋上往返奔波两次。”去牙买加的游客经常抱怨他们吃不到牙买加食物。有一次，我在位于西班牙港的一个知识分子小俱乐部里向服务员要番石榴果冻，他们却只有青梅果酱。

于是，现代性在特立尼达就成了一个缺乏自信、没有自己品位或格调、急于接受指导的民族极度敏感的问题。英美国家有专门针对这类人的杂志；在特立尼达，提供此类指导的却是广告公司——它们受人欢迎不仅是出于此种原因，而是因为广告公司本身就是现代的东西。

特立尼达原本没有广告公司，我们所有的最接近广告的东西是立马克尔爽肤水的“一瓶微风般的清爽”和费尔南德斯先生的“你不喝朗姆酒，那是你的事；你要是喝朗姆酒，那就是我们的事”。其余的只能因陋就简：商店门前挂一张打折商品表，以及常见的有关消除口腔异味的牙膏广告故事。如今情况变了。据说判断一个国家要看它的广告业，而看一眼特立尼达的广告就很能说明问题。在特立尼达，戴黑眼罩的男人不是为哈撒威牌衬衣做广告，而是为酒精饮料做广告。百慕大点心被描述成“优质饼干一族”，其中的“拖把妹”饼干专为“心灵年轻”的人打造——这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同特立尼达葡萄柚果汁的广告词一样不知所云：“健康微笑罐里装”。百慕大饼干家族的脆脆饼广告词是“直接能当饭”。听话听音；这句广告词似乎要让特立尼达人相信，百慕大点心果真是“薄脆饼干”，就是电影和动画片中美国人吃的那种美国货。老橡树朗姆酒引进时搞了一场终极对决赛。（也许只是一场十秒钟的对决赛，但我可能把它和别的比赛搞混了。）在这场大比拼中，几个从各种族精选出来的特立尼达人，衣冠楚楚、笑语喧喧地站在酒吧里，没有一个黑得扎眼。真正的黑人会在“壳牌石油，一路不愁”中作为修车行伙计出场；正常情况下，黑面孔只用于自行车、黑啤酒这类商品的广告中。

这些是外国广告公司的杰作，特立尼达人对此感恩戴德，虔诚接受。当现代广告业的整套理念在别处遭受抨击时，特立尼达为它提供避难所：特立尼达人不具备经营广告公司的技能，这一点早有公论。确实，没有外来协助，说不定商业电台就不会这么容易办起来。在商业电台运营初期，每天早上七点一刻，道格·哈顿就开始《购物聚焦》，这是一档音乐和“资讯”节目。有时他会给人们打电话，问他们知不知道他播出的“曲子”叫什么；答得出就会有奖，奖品由一些乐于为大众娱乐效力的公司提供。八点钟哈顿停止广播，把时间留给一些当地新闻、更多的资讯和讣告。但八点半时，哈顿的同事哈尔·莫洛出场，播出《莫洛的旋转木马》，一档资讯与音乐节目，一直持续到九点钟。白天剩余的时间里哈顿和莫洛不再出现，直到晚上他们才再次上场，主持一档竞赛节目，也许是才艺秀，或者放唱片，提供更多的资讯。如今哈顿和莫洛已经隐退，也许为时过早，但特立尼达人自始至终都很尊重他们：他们心地单纯，他们的工作不为更广阔的世界所了解，他们摒弃大都市的成就与名望，致力于为殖民地的人们服务。

因此，虽然特立尼达被它自己的优秀人才抛弃，却总是有幸能够吸引具有冒险精神的人。

一个英国人告诉我，有个成功的美国商人曾对他说：“我是二流角色，但这里是三流地盘，我在这里混得好好的，干吗要走？”

大家如此强调美国，英国自然就被看作老派老土。特立尼达的现代性更招人喜欢的一方面是在这里有可能吃得好，可以吃到几种英国美食。有一天我走进一家英式餐厅。特罗洛普关于土豆的说法依然适用，这家餐馆是一个能点“某某加薯条”的地方，吸引心情抑郁的侨民和一些具有英国头脑的特立尼达精英。服务员衣冠楚楚。我怏怏不乐的心情与服务员不苟言笑的表情挺搭调，直到我问他甜点是什么。他面露尴尬之色，最后终于说：“面包黄油布丁。”他差点笑得声音变调，表明如此荒唐的情况完全怨不得他。

于是特立尼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欣欣向荣、活力十足，甚至疯狂的小岛。得益于一系列火灾，西班牙港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已经重新翻修，萨尔瓦托利大楼代表一切属于现代的东西。别处仍然保留着外墙平坦的石墙房屋：住宅改作商店，以满足城市不断扩张的需求。马路拥塞，车辆蜗行，停车成了老大难。商店里没有品牌的商品质量不高，价格却高得离谱；标价高出实际价格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百；有些商品，比如日本产的小饰品，标价甚至高出实际价格的百分之三百：特立尼达人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公务员再次加薪，西班牙港的冰箱随之售罄。在投注店，你可以为当日的英国赛马会下注。特立尼达本土也有数不清的赛马会。在我小时候，赛马会一年只有三次。作为岛上为数不多的娱乐，赛马一直大受欢迎，如今有更多流通货币，赌博无处不在。赌博不丢人，甚至几乎成了一种产业，我听说，如此一来，不少公务员都身陷高利贷之中。

我们驾车沿双车道的莱特森路离开西班牙港去赛马会。这条路纵贯于西班牙港市区和填海建成的曾用作美军基地的码头之间。我们路过了正在施工的工学院——比英属圭亚那的那所工学院要晚几年，却是未来的希望。我们路过了现代风格的海员与海港工人工会总部和新建的消防队总部。之后我们沿比瑟姆高速公路行驶——这条路是在填埋的湿地上修建的，为的是缓解东部干线过大的交通压力。我们右手边是城市的垃圾场，露天焚烧垃圾冒出的腾腾烟雾迷蒙了天空。左手边是城外的棚户区，紧挨着城市，一直延伸到山上：每个窝棚都在红土山丘上投下棱角分明的黑影，有一种古怪的美，让人禁不住想把这片景色画在粗糙潮湿的画布上。秃鹫在公路上盘旋。在特立尼达，这些黑色的秃鹫从不会远离。它们栖息在海滩椰树优美的枝干上。城里有无数的流浪狗，当某只在马路上轧死时，正如我们看到的，秃鹫就猛扑下来，将那早已饿得干瘦的尸体啄食干净。它们时不时拍着沉重的翅膀飞起来，躲避往来车辆。美洲红鹮越过红树林向我们的右方飞去，姿态笨拙，却不失优美。高速路上每隔一段就会出现一个英式交通指示牌，提醒司机们除超车外都要靠左行驶。

我们边开车边听收音机里的音乐，两个电台，有歌曲，有广告，每隔一会儿就报一次天气情况（好像天气随时会发生突变似的）以及新闻“整点报”。这一切让我们感觉如同置身于一个由庞大、丰富的物资供应地支持的激动人心、奢侈讲究的大都会之中。很快，这个物资供应地出现了：零星的马车，小小的房子，在小菜园里劳作的人们。听着车载收音机、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我们身处一个世界，他们则身处另一个世界。

一辆驶近的汽车闪着灯。

“警察，”朋友说，“车速监视区。”

我们遇到的每辆车都发出同样的警告。果然，没过多久我们就经过一个郁郁不乐的警察，他坐在路边，穿一身故作随便反显得扎眼的衣服，看着手里的什么东西。

乡下人，主要是服装艳丽的印度人，正在步行去赛马会。我们拐下主路，看到前面一望无际都是车，崭新的，五颜六色的，在阳光下耀眼夺目。这与我所了解的特立尼达一点都不一样。

一八七〇年，查尔斯·金斯利去西班牙港参加赛马会，看到一匹奄奄一息的马被一群有色人种的男人围着，他建议给马盖上条毯子，但是“白费口舌”，因为“那可怜的畜生是中暑昏倒的”。金斯利不是去赛马会下注的——这是三十年来他第一次去赛马场——他也没提到赌博。他谈到法国人破败的旋转木马（“一大堆愚蠢的玩意儿”）、坐在草地上的人们（“一片片鲜艳的花圃”），还有新酿的朗姆酒“令人作呕的气味”。他说，他去看赛马会是为了“在人群中随便逛逛”。那五花八门的人种让他大为惊诧。书的那一章配着蚀刻画插图。一群特立尼达人参加赛马会：黑人、印度人、华人。黑人男子和男孩头戴草帽，身穿肥大的无领衬衫和七分裤，这是十八世纪欧洲服装的热带简化版，后来作为民族服装在夜总会中重新流行。一个黑人女子裹着头巾，身穿几层浆得硬挺的裙子——一八五八年年底，安东尼·特罗洛普在圣托马斯岛走下“西印度号”蒸汽船时，在码头边看到的卖花女就是类似的装束。他说：“这些裙子让她笔直的身段看起来像是能随意折叠的庞然大物，若由《笨拙》放手去画，颇可夺人眼球。”印度男人裹着头巾，穿印度式外褂，裹着腰布，手持短杖；那个印度女人穿着联合省[6]的长裙，披着一条披巾。华人则是中国农民的装束，那个男人扎着辫子，手里举着一把撑开的伞。

在如今的特立尼达赛马场，你不会看到一群人围着一匹垂死的赛马，七嘴八舌，不知所措。没有辫子，没有卡里普索歌手的传统服装，头巾也难得一见。服装都大同小异，民族特色仅仅表现在服装颜色上。金斯利那本书里的蚀刻画上的三组人物代表三种孤立的文化。如今这些文化已经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其中的中国文化，几乎难觅踪影；所有标准都近似于蚀刻画中本不在场的标准：欧洲人的标准。

西班牙港的维多利亚皇家研究所外面立着一只锚，嵌在水泥中，依然完好无损。旁边的标牌上写着：此锚或为当年哥伦布劈波斩浪进入帕里亚湾时遗失之物。可以说，特立尼达被发现后的三百年历史，所余仅此而已。西班牙人对南美洲有利可图的地区兴趣更浓，这个岛上从没有白人正儿八经地定居过。岛上为数众多的印第安地名——塔卡里瓜、图纳普那、瓜亚瓜亚雷、马亚罗、阿里马、纳帕里马——说明这里缺乏早期殖民者的足迹。多巴哥有斯卡波罗和普利茅斯，特立尼达没有；牙买加有汉普斯特德和海格特，特立尼达没有；英属圭亚那海滨有温莎森林和汉普顿宫，特立尼达也没有。

一五九五年曾有过一阵小小的兴奋。西班牙总督贝里奥将此岛当作寻找黄金国的据点。雷利[7]来了；他用从沥青湖中挖出的沥青填塞船上的缝隙，宣称这里的沥青比挪威产的质量更高；他品尝了生长在红树根上的簇簇坚硬的小牡蛎，认为其味甚美；而且因为“离开了同我一样有兴趣共图大业的驻军做后援，当时就算有头驴，我也会吃得津津有味”。他洗劫了当地西班牙人的小定居点，带上贝里奥做向导，沿奥里诺科河溯流而上。

直到一七八三年，特立尼达诸岛上居住着七百名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和两千名印第安人时，移民才初具规模。移民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是为躲避革命和奴隶暴动而逃离海地的保皇派。当时特立尼达只是名义上属于西班牙，即便在一七九七年被英国征服之后仍保留着法国特色，特罗洛普曾在一八五九年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既然特立尼达是英国殖民地，你首先想到的是，这里的人应该说英语；接着，想到被英国打败的另一方，看到这里的西班牙语地名，你以为这里的人应该说西班牙语。可实际情况却是，他们都说法语……因为这里是被征服的殖民地，岛上的人对这里的管理没有多少发言权。可你却明显看得到，由于他们说的是法语，行为举止按法国人的习惯，信的是罗马天主教，结果竟把这里搞得比牙买加人把牙买加搞得还要糟糕。

尽管新大陆流传着有关西班牙人的黑暗传说，可西班牙奴隶法规却是最不残忍的。毫无疑问，也正是因此，很少有人遵循这一法规。特立尼达被英国征服以后，一段时间内仍沿用西班牙法律，第一任英国总督皮克顿便一丝不苟地遵循这种西班牙法规。（他甚至动用了一点刑讯逼供，这是西班牙法规许可的，他却因此在英格兰名声扫地。）按照西班牙法规，奴隶更容易赎买自由，到一八二一年，特立尼达已有一万四千名有色人种的自由民。种植园面积很小：一七九六年可耕种土地有三万六千英亩，分属于四百五十个种植园，没有一个有机会发展为大庄园。一八三四年，奴隶制被废除。因此，特立尼达的社会从来没有像西印度其他岛屿那样围绕奴隶制体制巩固下来，人们也没有关于起义惨遭镇压的记忆。

奴隶制被废除后，英国法律取代了西班牙法律。这为个人确立了基本的权利。作为被征服的英国直辖殖民地，此岛接受伦敦的直接管辖，但由于反对奴隶制的团体持续对政府施压，种植园主组织一直受到遏制。如今在特立尼达很难找到奴隶制遗风；而英属圭亚那、苏里南、马提尼克和牙买加的过去却难以回避。一八七〇年，金斯利认为特立尼达黑人比英格兰工人的日子过得还舒服。一八八七年，弗劳德由于“总是看到黑人种族的无边幸福”，只得警告说，“人类生活过于幸福，难免会招致某些力量的忌妒，有朝一日它们会设法扰乱西印度黑人的生活”。

整个十九世纪，移民活动一直在持续。早在一八〇六年，政府就预见到会废除奴隶制，由于不愿看到黑人人口增加，他们曾试图输入中国劳工。他们从勒阿弗尔引进法国劳工，从马德拉岛输入西班牙劳工。奴隶制被废除后，黑人拒绝去种植园干活，为了解决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政府只得从马德拉岛、中国和印度输入契约劳工。结果证明，最合适的劳工是印度人；除了几次中断，从印度引进移民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九年。移居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共计十三万四千人，大多来自比哈尔省、阿格拉省和奥德省。[8]

故而特立尼达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注重实利的移民社会，它不断发展变化，却从来没有定型，一直保持着临时营地的氛围；因为没有长期的野蛮统治，没有历史，它在西印度独一无二；但这是一个殖民社会，不是一个扩张的社会，统治即便温和也是独裁，加之面积狭小、地处偏远而受到进一步局限。这一切相结合造就了它的特殊性格：它的热情洋溢和它的缺乏责任感。此外，还有超出宽容的宽容：对恶行视而不见，对善行也无动于衷。“卡里普索之乡”并非广告文案杜撰的。它是一部分真相的写照，而今重返故乡，让我心中不安的正是这种欢快气氛，这种欢快，让那些目睹棚户区窝棚、现代高速公路上盘旋的秃鹫的游客感到难以理解，也让我这个记得这里曾是失败之地的人感到莫名其妙。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星期六夜里，录音机中播放的蔡阿明的歌曲打破了郊区的宁静，圣安妮区渔人街的居民一定纳闷，住在1号A户的新邻居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他们并不知道，四个单身男同性恋者，都是城里的时髦人物：吉米·斯皮尔斯、尼克·普劳德福特、大卫·伦维克和彼得·盖尔斯鲁特乔迁入户，正在举办温锅聚会。苏格兰威士忌同各色淡酒烈酒轮番上场，参与拼酒的有马尔科姆·马丁、艾迪·德·弗雷塔斯、帕特·迪亚兹、莫琳·朴恩·提普、琼·劳尔、吉莉安·杰夫罗伊、琼·斯皮尔斯等。你真应该看看第二天早上地板上的那片狼藉。

西班牙港是世界上最喧嚣的城市，可这儿又是个不让人讲话的地方。在我小时候，老伦敦影院的牌子上写着：“让电影说话。”而如今却是收音机和电视在讲话、唱歌、说顺口溜；钢鼓乐队咚咚作响、嘭嘭不断；各种乐队轮番轰炸——现场演出、磁带录音，留声机和录音机。进了餐厅，大家的手忙活起来，嘴也免除了说话的需要。眼神发呆、太阳穴蠕动、甩开腮帮子大嚼，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咬肌上。一到家里，只要你开口说话，便有人打开收音机。收音机的音量必须开得大大的。如果屋里有超过三个人，大家便手舞足蹈起来。汗流浃背，跳啊跳啊。声音大些，大些，再大些。如果收音机音量还不够劲儿，大家就会把街上路过的钢鼓乐队请来助兴。跳啊、蹦啊，挥汗如雨。每一家都开着收音机或电视。人们在街上谈话时都隔着二十来米，即使离得很近，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如震颤的音叉般刺耳。这一点离开特立尼达后才意识得到：你会觉得英属圭亚那人说话声音听起来小得不自然，刚到那里的一两天，每次跟人说话都得身体前倾，好像在密谋什么，因为你觉得那样窃窃私语，定是有什么机密。同时，大家还在跳啊跳啊，喊叫声压过拖沓的舞步。如果你安静下来，周围的喧哗便在你四周呼啸。你怎么喊声音都不够高，说出来的话仿佛是自你身后发出。在这里只待上一个小时，却疲惫得如同在某个意大利滑板车轰鸣的地狱里待了一整天，脑袋都要炸裂了。才十一点钟，聚会刚要热闹起来，你就得告辞，虽然明知这样不礼貌。

开车沿新的杨格夫人路行驶，噪音渐行渐小，于是感觉凉爽起来。到达岛顶，俯视一城璀璨，黑夜中闪着琥珀色和爆炸蓝，背景是海港中的舰船，还有远处帕里亚湾石油井架喷出的橘色火焰。刹那之间万籁俱寂。随后你又开始听到城市的声音，压过你原本没有注意到的蟋蟀的唧唧鸣叫：犬吠声，钢鼓乐队的音乐。你一直等到广播电台结束夜间播音——而随公寓出租的电视机却从不关掉：它们一直开着，等待清晨噪音的汇集——然后你盘旋而下，重新回到城市，淹没在喧嚣之中。整整一夜，狗一直在叫，上千只狗接力般嗥叫狂吠，此起彼落，难分难解，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又回到这条街，从城市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你不禁纳闷，那十八年你是怎么忍受的？情况一直就是这样吗？

我小的时候，西班牙港人经常在星期天下午盛装打扮，去热带草原散步。有车一族会缓缓开着车转来转去。这是一种仪式性游行，参与者以此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也是令人愉悦的漫步。草原南面排列着富人高雅的建筑和女王公园饭店，对我们而言，这些代表极致的奢华和现代。北面是植物园和市政厅广场。西面则是马拉瓦尔路。

马拉瓦尔路堪称世界建筑奇观之一。那是一条长长的路，两旁没有多少住宅。这条街曾经巨富云集。它北起于一座堂皇的苏格兰式城堡；然后是白厅：一幢稀奇古怪的摩尔－科西嘉式建筑，在它被改建为政府办公室之前——白厅这个名称倒是先有的——里面悬挂着描绘牧童和牧羊女的挂毯，装饰用的假壁炉里还有纸糊的木柴。白厅再往前是一座装饰着大量铁艺品的宫殿，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可是据说这是仿一座法国城堡建的。然后还有一座纪念碑式的赭黄与铁锈色的西班牙殖民地时期的宅邸。街道尽头是女王皇家学院的公共事业厅，红蓝两色，意大利风格；学院的钟楼里装着一口大本钟。

这就是老特立尼达的品位：个性十足，杂乱无章，并非土生土长——白厅并不需要壁炉，相反，每个办公室倒是需要两三台电扇——而是凭记忆创造。这里没有当地标准。这里的行为举止同建筑一样，怎样才算文雅，都得靠每个人异想天开。在这个移民社会，记忆渐渐模糊，没有指导性的品位。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品位，而这些品位通常都是现代派的。

这里没有指导性的品位，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品位可言。在特立尼达，教育不是你花钱去买的，相反，人们花钱是为了免受教育。严格说来，教育是针对穷人的。白人孩子早早便辍学回家，就像特立尼达人喜欢说的那样，“会扳着指头数数”就行；但这却表明某种程度的特权。白人孩子去银行、大东电报局或大型商行工作，而许多特立尼达人的最大心愿就是做银行职员或推销员。白人社区中也有些人不可理喻地要接受教育，而他们几乎毫无例外都会离开此岛去别处。如果说上流社会指的是言谈出众，品位不俗，成就超群，白人社区则从来都算不上上流社会。他们受人羡慕，只是因为有钱，有机会吃喝玩乐。尽管金斯利对他的特立尼达白人房东很有感情，可他还是说：“当然，在新大陆，法国文明实际上不过意味着芭蕾舞女郎、台球案子和轻薄的靴子；英国文明不过是赛马和板球。”七十年后，詹姆斯·蒲伯－轩尼斯[9]说了同样的话并加以延伸。“受过教育的非洲裔和他谈的话题同他在英国惯常谈论的一样：书籍、音乐和宗教。而这里的英国人主要谈论网球比分、乡村俱乐部、威士忌、社会地位和汽油。”教育完全是穷人的事，而穷人无一例外都是黑人。

随着殖民社会的开放，白人社群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于是改变了对教育的态度。他们如今的看法是，念书不丢人，说不定还有用处，于是白人社会决定接受教育。当地新建了一所寄宿学校，看上去是面向白人的。我在那里的时候，英国派过一位校长来指挥这场判断失误、注定要全军覆没的战斗。他发表过一个不切实际的声明，说要塑造性格。之所以说不切实际，是因为为时已晚：社会的品位早已根深蒂固。

这种品位并不是由马拉瓦尔路旁的建筑所代表的文化和金斯利书中蚀刻画里的人物相结合而造就的。这些文化和人物都已屈于压力被抛弃，每种压力——二流的报纸、广播节目和电影——都很有说服力。

你可能会指望新闻业为在别处无从施展才华的人才提供出路。可自然而然地，本地人才和本地的卓越人物一样备受诋毁。行家——那些讲英语的哈顿们和莫洛们——都是引进的；特立尼达的新闻业一直无人重视，从业者的薪酬菲薄，地位从来都不如汽车推销员。报纸相当依赖那些填充版面的美国或英国大报纸的专栏、连环漫画、鲁埃拉·帕森斯的电影八卦以及如何让皮肤白里透红的美容小贴士。

人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殖民社会主要的可耻现实；它不要求效率，不要求品质，而因为没有人要求，效率和品质也就无人赏识。

广播出现得更晚，情况也更糟。美国送来哈顿和莫洛，英国送来丽的呼声。一代人长大成人，从小就相信所谓广播，现代广播，指的就是一首歌后面跟一段顺口溜，以及五到十分钟一集、时时插播广告的肥皂广播剧。像《大利拉的影子》这样让全特立尼达痴迷的晨间广播连续剧，每五分钟一集，照我的估算，其中有两分钟的广告。这种类型的商业广播，以广告推销特有的亲热口气，将它的价值观成功地灌输给听众，结果特立尼达不满足于只有一家电台，人们怀着普遍的热情办了第二家。

但报纸和广播不过是电影院的辅助，电影院的影响才是无可估量的。特立尼达观众热情洋溢，很容易入戏。《江湖侠侣》中的劳伦·巴考尔被问“你从哪儿来？”时，她答道：“特立尼达，西班牙港。”观众便开心地叫道：“你撒谎！你撒谎！”他们就这样不停吵吵着给人物支招，对电影评头论足；影片中每打出一拳，观众就发出一阵呻吟。影片中曾受人鄙视的主人公发了大财，衣锦还乡（无可挑剔的衣着相当重要），找以前整他的人报仇时，观众便会欢声雷动。当主人公最终拒绝好莱坞“坏”女人（像《爱到天堂》中的那一类），或者给她一个耳光时，观众便发出讥讽的笑声。总之，对于美国电影中所有的俗套场景，他们都反应热烈。

除了那些播放首映影片的影院外，几乎所有影院都在上演美国片，而且还是老片。特别受青睐的影片被反复播放，像亨弗莱·鲍嘉主演的《卡萨布兰卡》；《乱云飞渡》；埃罗尔·弗林、约翰·韦恩、詹姆斯·卡格尼、爱德华·G.罗宾逊和理查德·韦德马克的电影；像《道奇城大对决》和《神枪手》这样的西部经典；还有鲍嘉拍的所有电影。有打斗场面的电影就是好电影。《掠夺者》的宣传噱头是其中有史上最长的打斗场面（我想对打的是兰道夫·司科特和约翰·韦恩）。《兄弟》是为数不多受人欢迎的英国电影，片中有一段精彩的打斗，还有一幕是马克斯韦尔·里德抽出一条绳子准备把帕特里夏·洛克痛打一顿，这也使影片增色不少（“你就是欠抽”）：羞辱女人对特立尼达观众很重要。还有些连续剧，像《红圈会里的贼大胆》《蝙蝠侠》《间谍捕手》，在原产国都是儿童节目，到特立尼达就成了大人消遣解闷的主要娱乐。这些片子从来不是一集一集地放，而是一股脑播完。它们的广告噱头就是片长，胶卷数量反复被说起。迟到的人会问：“演几卷了？”当时，电影院正在重演一部名为《影子》的四十年代的连续剧，他们鼓励新一代观众“要像你老爸那样为之疯狂”。

特立尼达观众在影星身上寻找一种特殊的派头。约翰·加菲尔德有那种派头，鲍嘉也有派头。当鲍嘉头也不回地冷冷训斥张牙舞爪的劳伦·巴考尔“你喘的气都喷到我脖子上了”时，特立尼达观众便把他看作自己人，欢呼道：“这才叫爷们！”当加菲尔德在《天生草芥命》中说：“我该怎么办？跟往常一样，跑呗。”影院中便爆发出一阵阵崇拜的尖叫：“哎呀，哎呀，哎呀！”一名囚犯曾在法庭上说：“从今以后，我就要像《天生草芥命》中的约翰·加菲尔德一样了。”为此他还登上了晚报头条。丹·杜里埃出演《血红街道》之后也成了受人青睐的演员。在《无名街道》中，理查德·韦德马克一边啃苹果，一边用枪撂倒几个人，这就叫派头；他那让人浑身冰凉的干笑更是爱煞人也。对特立尼达人来说，一个演员只有满足观众的某种渴望才会有派头：鲍嘉的男子汉气魄，加菲尔德逃亡者的浪漫，杜里埃的邪气和威胁，韦德马克冷酷的残忍。

在这样的电影中积极入戏三十年后，特立尼达人，无论是坐在前排、中排，还是楼座，都只能对好莱坞模式的电影产生反应。除了这种模式，其他的都理解不了，哪怕同样是美国拍的；美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值得考虑。英国电影，除非是美国调调，否则放映时电影院门可罗雀。《相见恨晚》是我在法语老师的极力敦促下去看的，当时电影院里加上我只有两个观众，他在楼座，我在楼下后排。因为特立尼达属于英国，按规定，电影院必须放映一定量的英国电影，于是他们就想出一种应付规定的办法，一天之内连放四部英国片，比如说，下午放《相见恨晚》和《我走我路》，晚上放《旷野行者》和《亨利五世》。

特立尼达人对英国电影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伦敦时我很喜欢看《哈瓦那特派员》，但在特立尼达重温此片时，我却不那么痴迷了。我看出它是多么的英国腔调，多么自恋，多么土气，对于观众来说，那些关于英国腔调的英国笑话是多么无聊。所有喜剧场景观众都一声不吭，只有到有戏剧冲突的情节观众才活过来，当剧中人物用小酒瓶玩西洋跳棋，吃掉一个子儿就要喝掉一小瓶酒时，观众竟然爆发出赞叹的欢呼：对特立尼达人来说，这才叫派头。

一个了解法国情况的审查委员会查禁法国电影。意大利、俄国、瑞典和日本的电影，在特立尼达闻所未闻。这里看得到好莱坞风格的蹩脚印度电影；但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孟加拉三部曲”却没人放映。我相信尼日利亚人不仅痴迷好莱坞电影，还痴迷印度电影。老实说，西印度人可不怎么兼容并包，在特立尼达，印度电影最庞大最热情的观众，除去偶尔几个头脑古怪的人，其他都是印度人。

如果说胸怀世界的特征是有好奇心，那特立尼达自命的世界主义则是带有欺骗性的。这个移民殖民社会没有自己的标准，多年来受制于二流报纸、广播和电影，人们的头脑早已僵化封闭。各种族、各阶层的特立尼达人都按好莱坞二流电影中完美男人的形象重塑自身。特立尼达现代主义的全部意义不过如此。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儿童舞蹈令观众痴狂

琼·明歇尔

本文不是对星期四晚上在女王大厅首演的《一九六〇年舞蹈时间》的评论。我只想通过此文对一场赏心悦目的娱乐晚会表达我和在场观众的由衷赞赏。

哪一个节目出类拔萃？每一个都完美无缺，无可挑剔！

有什么能比《魔幻玩偶芭蕾舞》更可爱？足有一百多名初中生参与扮演那些玩偶：童话中的洋娃娃、毛茸茸的小黄鸭、小小的胖胖的黑白两色的熊猫、金棕色的泰迪熊、英姿飒爽的小锡兵、法国小洋娃娃，还有破衣烂衫的安妮布娃娃。

你能想象出什么比那对小巧可爱的日本玩偶、那些旋转的陀螺、弹着班卓琴的托普西、莫普西和黛娜更招人喜爱的吗？他们都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们的每一套服装设计都很精致，做工都很精美。

《彩绘娃娃的婚礼》来了，就连好莱坞《百老汇旋律》也不会表演得如此精彩！

俏丽的伴娘身着彩虹般的芭蕾舞短裙，踮着脚尖翩翩起舞。还有小红帽和捣蛋鬼，哈尔斯玛家的双胞胎扮演的新郎和新娘——我要如何描绘他们的魅力，而无须一遍遍重复同样的赞美？

乡下要安静些，只是有时候会有宣传印度电影的广告车在路上缓缓行驶，音量开得震天动地，惊得鬼神不安。我经常去乡下，不只是图清净。我仿佛第一次看见这里的风景。我原先一直痛恨太阳和一成不变的四季。我原以为这里的植物单调乏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热带风情”这个词有浪漫情调。而如今，加勒比地区司空见惯的东西——普普通通的椰子树，竟把我迷住了。我发现了每个特立尼达孩子都知道的事：站在树下往上看，那黄色肋骨般的锥形树枝，恰如一个正圆形车轮的辐条。我已经忘记这里的叶子这么大，形状这么五花八门：手掌般的面包树叶子，心形的野芋叶子，形如弯曲的剃刀的香蕉树叶子——阳光透过时，叶片几近透明。驱车驶过椰树种植园时，你会看到幽暗的绿影之中那些弯曲的灰白色细树干纵横交错，构成迅速变换的图案。

我以前从不喜欢甘蔗田。一马平川，没有一棵树，酷热难当，甘蔗田代表我所讨厌的热带和西印度的一切。塞缪尔·塞尔文的一个短篇小说取名为“甘蔗味苦”，这个题目足可以用作加勒比历史的题记。这是一种野蛮的植物，长得很高，样子像草，叶面粗糙，叶片如同剃刀的利刃。我知道甘蔗是这里的经济支柱，可我更喜欢绿树成荫。现在，置身于特立尼达中部和南部起伏的大地上，我发现就连甘蔗也可以很美。将近收割时节，驱车穿过甘蔗田，两旁蔗林如墙；但在起伏的乡间，你可以俯视覆盖着一望无际的高大甘蔗的山坡：钢蓝色羽穗在灰绿色地毯上飞舞，呈灰绿色是因为每一条长长的叶片向后弯曲，露出浅色的反面。

可可树林则是另一种风致。它们如同童话中的树，幽暗阴凉，拖着阴影。挂在短粗梗上的可可豆荚，颜色艳丽，如同绿色、黄色、大红、朱红和紫红色的蜡质水果。一天傍晚，我驱车去塔马纳，发现田地被水淹了。平展的黄色水面在黑暗中发出汩汩的声响，低矮的树林的黑色树干在水面上兀然挺立。

每次返回西班牙港都要路过棚户区，此时海湾玻璃般的海水被夕阳染红；红树沼泽，垃圾焚烧场上缭绕的橙色烟雾，一头头山羊，若有所待的秃鹫，一切都笼罩在夕阳的余晖之中。

每个人都要学着去观察西印度群岛的热带地区。这里的风景从没有被人记录，去特立尼达艺术学会看看展览，就会发现本地画家也帮不了你。外来画家贡献了几幅水彩画，特立尼达人呈现了不少地方色调。其中一幅画题为“热带水果”，这样的题目放在温带可能还会有点意义。另一幅画的标题令人吃惊，叫作“土著茅舍”。画中有常见的别致有趣的本土特色和本土风俗，游客眼中的景象，而这类本土画作似乎也正是针对游客创作的。沙滩风景是用颜料管中挤出的颜料直接涂抹出来的，画家没有做出丝毫努力来捕捉天空的深度、光线的亮度和热带地区颜色的不稳定性。更有天分的画家已经不再记录风景：叶子的图案太具魅惑力。在艺术方面，正如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特立尼达一步就从原始风格跨进了现代主义。

许多年前，居住在牙买加的艾德娜·曼利夫人需要为当地一些素描和油画做评委。她写到，这些画没有一幅是描绘牙买加面孔的。“信不信由你，更糟的是，在一幅牙买加市场风景习作或速写中，市场上的女人们艳红头巾下露出的竟是金黄的头发、粉红的脸庞，连眼睛都是蓝色的。”乍看之下，这种情形好像已经改变，因为如今的特立尼达，连广告都用黑面孔了。但促使牙买加艺术家将他所知道的黑得无可救药的人画成金发桃腮的冲动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强烈了。

让我不安的正是那些黑面孔广告。我想我太习惯以前的景象：白人因为用了高露洁牙膏刷牙而获得新的自信，白人因为用了棕榄沐浴露洗澡而永葆少女般的肌肤。问题是，广告中出现的不是真正的黑面孔，只是黝黑的面孔，这才是矛盾的地方。参加老橡树朗姆酒终极对决赛的不是真正的黑人；他们的五官显然不无欧洲特征，灯光一打，几乎与白人无异。真正的黑人只有壳牌石油广告中的修车行伙计。那么，这些广告所针对的中产阶级、这些会被自己的黑人形象所冒犯的中产阶级，到底是哪些人呢？

他们在夜总会里闲坐，每一曲结束都会鼓掌，就像电影中的美国人一样，尤其是像在老音乐剧中那样，女主人公在餐馆中引吭高歌，听到掌声响起，便做出一副惊讶又尴尬的表情。他们有汽车影院，有户外烧烤（barbecue）——这本是加勒比人的风俗，是加勒比人用的词，改头换面后又回到加勒比。他们的房屋、装饰、娱乐和食物都是从美国杂志上抄来的。这是好莱坞的二流世界。区别只有一个。

当时，特立尼达出版了一本新杂志，叫作“西印度家庭”。它被描述为“一本为妇女创办的西印度杂志……专为你而办的杂志，在特立尼达本地创作与印刷。”第一期就有《资深心理专家回答家庭问题》。我相信特立尼达有两位精神病医生；但根据文章内的证据，杂志中所说的问题和心理专家都来自美国的报纸专栏文章。“斯蒂芬·诺里斯解梦，此君就这一引人入胜的话题进行过二十多年的写作。”给这个专栏定位更难。J.H.太太写道：“我梦见我和丈夫在埃及，抗击进攻的阿拉伯人……”题为“拉丁情歌”的连载言情小说中，女主角玛茜·康纳斯是位美国夜总会歌手，一位黑发女郎，“身段窈窕，一头乌发高盘在头顶……真正名门佳丽的写照。”这一切竟都出自这本“在特立尼达本地创作与印刷”的妇女杂志。

他们还是做了某些让步的。封面上是一位黑人女子，可灯光使她的皮肤呈红铜色。但在威乐牌炉子——妈妈有台漂亮的威乐炉——的广告中，两个黑人小孩竟长着“好看的”（而不是黑人的）头发。泰克斯煤气的广告就更发人深省——你怎么做饭时还能那么……有范儿？干吗要告诉他？这样的小秘密只会使忙碌的主妇拥有迷人的神秘感！干吗要戳穿美丽的幻象？可我们知道，她在使用泰克斯煤气。这一广告的亮点在于呈现出一幅所谓其乐融融的西印度家庭画面，爸爸开怀大笑，宝宝骑在爸爸肩头挥着小手，妈妈笑容可掬地炒着菜。但这幅画面在构图、用色和服装上都煞费苦心，暗示这不过是一个晒得有点黑的白人家庭，或许是在“悠长的暑假”里晒的，正如雅芳保湿护肤乳广告中所说的，“皮肤遭受风吹日晒”。

詹姆斯·蒲伯－轩尼斯在战争将要爆发之前曾在特立尼达待过，他认为黑人姑娘演唱《罗蒙湖》的景象“令人作呕”。华兹华斯写水仙花的那首诗好像是唯一一首大多数特立尼达人都知道的诗。但长期以来，特立尼达都有一股抵制水仙花诗歌的运动——尤其是水仙花，因为特立尼达的学生们不认识水仙花。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放弃任何文学和歌曲带来的快乐。只有当那些唱《罗蒙湖》的女孩子故作苏格兰人状时才会显得荒唐。这一点特立尼达人很清楚；人们只有到了苏格兰才希望穿百褶裙。但对于特立尼达人的头脑而言，在特立尼达假装美国人却并不荒唐；尽管他们卖力地抵制华兹华斯，却没有人公然反对特立尼达人终其一生每天都生活在其中的幻想。

他们永远也不能将自己与他们在画报和电影中看到的一切等同起来，于是挫折感更强烈，因为他们的头脑已经封闭，无法接受其他任何事物。现实总是和理想脱节；但是在特立尼达，这种幻想是一种形式上的自虐，比起那种令穷人喜欢看关于富人的电影、让英国歌手操一口美国腔的幻想来说，这种幻想的欺骗性要大得多。其区别之大，正如《特立尼达卫报》刊登的艾米丽·波斯特学院提出的关于如何约会的建议（《男子必须去女子家中拜访》）与“麻雀”演唱的卡里普索小调之间的区别：

孩子，叫你姐姐下来吧，

我有东西要送给她。

告诉她，我是本伍德·迪克先生，

来自桑格里格兰镇。

她和我很熟，我已把自己给了她。

嗯，她一定还记得我。去吧，去吧。

告诉她本伍德先生来啦。

新大陆的黑人直到最近仍不愿正视自己的过去。对他们来说，生活在西印度群岛，说法语、英语或荷兰语，按欧洲人的样子打扮，或仿照他们的举止，信欧洲人的宗教，与他们吃同样的食物，这些都自然而然。不了解事实的游记作家称他们为“原住民”，他们也欣然接受。“这是我阳光下的岛屿，”哈里·贝拉方特先生唱道，“自从开天辟地时，我们的人民就在这里劳作。”非洲已被遗忘。更令人惊诧的是，早在奴隶制初期，欧洲尚未开始瓜分掠夺非洲，你可能会以为非洲会成为秘密传说中自由幸福的神秘土地，可它却只让人想到羞耻。祖辈的乐土不过是诗人布莱克[10]的幻想，不是新大陆黑奴的幻想，除了像一八三四年特立尼达起义中的战士达格这样的人。达格打算向东走，一直走回非洲。在奴隶制被废除二十六年后，一八六〇年，特罗洛普写道：

克里奥尔黑人，也就是在非洲以外出生的黑人，是多么奇怪的种族啊！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迄今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接纳他们。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迄今也没有接受哪种语言，因为他们仍像没有受教育的外国人说外语一样说一口蹩脚的英语。他们没有国家观念，没有种族自豪感。他们没有自己的宗教，而作为一个民族，几乎还说不上接受了什么宗教。西印度的黑人对非洲一无所知，只把它当作一种骂人话。如果分配他和非洲移民在同一个种植园里干活，他不会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水，一起走路，就连干活时也不大愿意挨着他们，他认为比起新来的人，自己的地位要优越得多得多。

这是奴隶制对黑人造成的最大伤害。奴隶制教他们自我鄙视，给他们灌输了白人文明的理想，让他们看不起其他所有文明。做奴隶时，他们被剥夺了信仰基督教的权利以及受教育、组建家庭的权利；获得解放以后，他们决心得到这些；而每向白人社会迈进一步，都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怪异，更不堪一击。特罗洛普以不同寻常的冷漠口吻评论道：“他热衷于成为有学问的人，用高雅的词语为难自己，做出痴迷宗教的样子，乐于猴子学样似的模仿文明人那些小小的斯文举止。”白人社会的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而每走一步，黑人都要面对曾经压制他而如今他正在努力掌握的那种文明的残酷。在牙买加时，有个白人女子对特罗洛普说：“现在这些人竟然也结婚了。”特罗洛普评论道：“我觉得，我能从她说话的语气中猜出她的想法，她似乎认为，黑人结婚是在冒犯地位更优越的白人的特权。”

但在西印度人看来，他们从不觉得自己处境怪异。

（休·斯普林格博士最近在《加勒比季刊》上写到）我们有必要尽可能从我们的角度看待自己，认识到我们的文明并非孤立的文明，而是那个被称作西方文明的文明大分支的组成部分。说到底，这是我们民族生活的起点。我们的文明根植于西方文明，我们的价值观总的来说是基督教－希腊传统的价值观。这种传统的特点是什么？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美德、知识和信仰——希腊的美德、知识的理想和基督教的信仰。

这可称得上是一首对大英帝国的不错的颂歌，其中有无意的讽刺，还有对肮脏的宗教史的无视；这不足为奇，因为乐意忘记和忽视过去是西印度幻想的组成部分。无疑，特罗洛普和那个牙买加白人妇女的话能使西印度人从更好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

妈妈有台漂亮的威乐炉。你怎么做饭时还能那么……有范儿？

曾有两千万非洲人踏上中途航道，可是在新大陆，几乎连一个非洲名字都没有保留下来。直到前几天，非洲部落男子还在荧屏上引起了西印度观众讥讽的笑声。讽刺黑人的喜剧（其价值观是基督教－希腊传统的价值观）更受追捧。追求基督教－希腊传统时——有人可能把这解释为白人观念——你必须否认过去，蔑视自我。要变黑为白才行。据说，集中营里的犯人过一段时间后会真的相信自己有罪。黑人在追寻基督教－希腊传统时，会承认他的黑就是他的罪，于是便把人分为白、陈白、霉白、土色、茶色、咖啡色、可可色、浅黑色和乌黑色。他从没有认真怀疑过他所向往的文化中的偏见是否合理。在法属区他向法国人看齐；在德属区他向德国人看齐；在英属区他则向白人和现代看齐，真正像英国人却根本不可能。

生活在一种借来的文化中，西印度人尤其需要作家告诉他，他是谁，他的处境如何。这一点西印度作家没有做到。迄今为止，大多数作家只是反映或迎合他们的种族或肤色群体所持有的偏见。不少作家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的群体摆脱黑人身份，向白人靠拢。这种荒唐在一部小说中达到极限，小说中一个肤色较浅的黑人（作者更喜欢称他这类人为“优等有色人种”）呼吁对肤色更黑的黑人宽容。在那种语境中，关键不在于他呼吁了什么，而是呼吁行为本身：这种行为暗示，在某种小说中，浅肤色的黑人同白人一样，具有相同的情感，相同的偏见，行为举止也和白人无异。于是棕色皮肤的作家会塑造出棕色皮肤的主人公，其言谈举止即便不是非常得体，却也与白人类似；他们会通过不遗余力地侮辱其他族群来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想被人看作是与众不同的、想获得尊重的强烈渴望并不新鲜。一百年前，特罗洛普发现“地位不稳固阶层的有色人种姑娘”热衷于用鄙夷的口吻向他谈论黑人。“我听到有个女子这样谈论，可我原本很肯定她自己就是黑人呢。她没有使用污言秽语，而是温和地谈到劣等种族。”当然，如今黑人作家可以还击了，他可能会像某位作家那样，说到“散发着卡其布和种族臭气的英国士兵们”。对于刚出道的黑人作者而言，整个西印度阵线的写作与文学无关，与种族战争密不可分。

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人渴望被描绘成英雄。本来反语和讽刺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却不被接受，而没有哪个作家愿意让他的群体失望。正因如此，那些生动活泼、富有创意的特立尼达方言得不到西印度人青睐，而正是这种方言在国外为西印度写作赢得很多朋友，也招来同样多的敌人。西印度人不反对在当地使用这种方言，特立尼达最受欢迎的专栏是《晚报》上的一个方言专栏，撰稿人机智诙谐，颇具才华，人称“金刚鹦鹉”。但他们反对在拥有国外读者的书中使用方言。“那样的话我可不说，”一个妇女对我说，“是你才那样说话呢。”特立尼达人希望他们的小说就像他们的广告一样，有洗涤剂的功能，而主要是因为这个，人们经常抱怨描写所谓中产阶级的作品太少。

事实上，描写西印度中产阶级的作品有很多，但这些人很难与白人区分开，本质上也常常与白人无异，以至于连中产阶级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西印度的中产阶级不容易写。要想使这些人物不滑向面目模糊的美国东岸白人，你需要具有极敏锐的讽刺天赋，可能还要有股子坏劲儿。你必须把他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责任和情感——这些已经有人做到了——还要把他们看作一伙生活被空想毁掉的人，而这空想便是他们背负的十字架。是否有人尝试过诚实地探索这一阶层，很令人怀疑。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天赋——细腻和野蛮——只能在成熟的文学中生长出来，只有当作家不再考虑是否会令自己人失望时，他才会向成熟文学迈进。

黑人与白人世界的纠葛是西印度写作的另一个局限，这一局限也毁了美国黑人的写作。美国黑人的主题是他的黑。这不可能是任何严肃文学的基础，而且一旦美国黑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利益发出了抗议，他也就再没有别的话可说，这种情况一再发生。除了两三个例外，西印度作家迄今避免了美国黑人式的抗议写作，但他们的目的也同样是为了宣传：使自己的群体被接纳。

格雷厄姆·格林说：“喜剧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常规框架，一个作者对之怀有同情却置身其外的框架。”按照这一定义，西印度作家没有能力写出喜剧，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对喜剧不感兴趣。格林先生的定义可以再引申：一种文学只能产生自一种坚实的社会常规框架。而西印度人了解的唯一常规是他们与白人世界的纠葛，这便使他们的作品失去普遍的感染力。这种情境过于独特，读者被排除在作品之外，他受邀旁观，却不能参与。任何一种足够坚实的社会常规框架，无论它与读者自身的差异有多大，进入它都更容易。进入像卡马拉·雷耶[11]这样的非洲作家的部落世界都比进入西印度文学世界更容易。

任何作家都不应该因反映他的社会而受到责备。假如说西印度作家受人责备，那是因为他们接受和张扬他所属群体的平庸的种族观与肤色价值观，他们不仅没能诊断出社会的疾病，反而使之加剧。

特立尼达人只有在卡里普索小调中才会触及现实。卡里普索是一种地道的本地艺术形式。凡在特立尼达以外创作的歌曲都不能算作卡里普索。卡里普索涉及本地事件、本地人的态度，运用的语言也是本地方言。纯粹的卡里普索，最好的卡里普索，外来人是听不懂的。机智诙谐和用语巧妙别致是卡里普索的根本；没有这些，一首歌无论音乐多美，唱得再好都算不上卡里普索。世界各地的百十名平庸的游记作家（他们记录了“特意”为他们演唱的打油诗）和百十名“卡里普索歌手”已经糟蹋了这种形式；如今在国外，卡里普索通常只被看作一种用易上口的旋律和蹩脚的英语编的简单顺口溜。如今游记作家们心照不宣地拒绝接受卡里普索，这种态度与先前不加甄别的接受同样愚蠢，因为两种反应都没有建立在对真正的卡里普索了解的基础上。

卡里普索低劣化，特立尼达人同所有人一样难辞其咎。正如他们乐于欣赏自身美国式的现代性，他们也乐于迎合旅游宣传册中的理想。他们清楚，特立尼达是以卡里普索和钢鼓之乡的形象面向世界的。他们打定主意不让世界失望，他们对自己进行讽刺性模仿的才华是不可限量的。美国人期望看到土著服装和土著舞蹈，特立尼达人便要探寻这两样。

在特立尼达，最常用的词莫过于“文化”。人们说起文化，仿佛它和日常生活截然分开，与广告、电影和连环漫画截然分开。它像某种本地特色菜肴，像卡拉罗杂烩汤——用蟹肉、蔬菜，以及各种调味佐料煮成的浓汤——这样的东西。文化是一种舞蹈，不是那种三个人以上聚在一起就会跳的舞蹈，而是穿上土著服装在舞台上跳的那种舞蹈。文化是一种音乐，不是由著名乐队以现代方式演奏录制在磁带上的音乐，而是钢鼓音乐。文化是一种歌曲，不是那种像卡里普索那样已经成为特立尼达民歌的广告歌，也不是从早到晚都听得到的美国歌曲，不是这些，而是卡里普索。简言之，文化是夜总会表演的一个节目。特立尼达人最开心莫过于看到美国白人游客在夜总会为他们的文化鼓掌欢呼。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林波舞[12]有望进入西印度电影

卫报航运记者乔治·阿里恩

意大利电影导演洛伦佐·里希阿迪先生携他的摄影师夫人于星期二飞抵特立尼达，为巴尔第电影公司计划在西印度群岛拍摄的电影选秀，并挑选可用的拍摄场地。不到几小时，他们便被古道热肠的旅游董事会秘书奥立弗·伯克先生接到西班牙港南码头上新开张的米拉马尔俱乐部，观看曾被誉为“林波舞之王”的奇那浦勋爵及其舞蹈团表演的林波舞。

“太精彩了！”里希阿迪赞叹道，“我会考虑把林波舞运用到电影中，虽然现在一切尚未决定。”他昨天说。

这是里希阿迪夫妇加勒比探索之旅的最后一站。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游历过古巴、牙买加、圣托马斯岛、波多黎各、马提尼克、圣卢西亚、格林纳达和巴巴多斯。

这样谈论文化还是比较新的现象。文化是四十年代某些政客提出的观念，它为人们所接受，主要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对自己的空想生活渐渐感到的朦胧的、少有人理解的不满。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基于种族、肤色、黑色的深浅、宗教和财富分裂成一个个互不相容的小圈子，而宣传本地文化是这样的人群中能够产生的唯一形式的民族主义。任何特立尼达群体都会迫于压力分裂成更小的组成部分，最可悲的表现莫过于一九五八年的伦敦种族骚乱。白人、有色人种、葡萄牙人、印度人和华人都以为自己不会遭到骚乱分子的袭击；有些黑人以为只有牙买加黑人才会遭受袭击，有些学生和专业人士以为只有底层黑人才会受到袭击；而在包括白人、棕种人和黑人在内的西印度体面阶层中，人们普遍有一种感受，认为那些“黑家伙”的麻烦都是自找的，因为英国人被他们激怒了。当西印度人本该抱成一团时，他们却急于撇清自己；别忘了，麦凯太太的儿子安格斯曾告诉别人他是巴西人。

特立尼达不可能存在民族主义。在殖民社会，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着想；每个人都拼命抓住能够允许他抓住的那点尊严和权力；他们无须对自己的岛尽忠，对自己的群体也几无效忠的责任。要理解这一点就得理解始于一九四六年的特立尼达政治乱象。当时，成人普选权未经全民辩论动员就宣布实施。这种特权让人们措手不及。旧有的态度仍深固难徙：政府是很遥远的东西，本地的杰出人物受人鄙视。新政治专属于那些看到巨大商机的有经营头脑的人。这里没有党派，只有个人。腐败并不出人意料，只会引人发笑甚至多少还得到些赞赏：特立尼达人一直佩服那些“机灵鬼”，就像西班牙文学中十六世纪的无赖，在一个感觉只有偷奸耍滑才能出人头地的地方，靠耍心眼混日子，占上风。

一八七〇年，金斯利访问圣费尔南多，一个“欣欣向荣的快乐小城”。唯一令他不舒服的是黑人的房舍，它们“大多是由最五花八门、最惨不忍睹的破木片东拼西凑搭建起来的”。

一问方知，这些材料大多是偷来的；假如一个黑人想盖房子，他不会去买材料，而是这里偷块板，那里找根棍，再到别处踅摸一颗钉子……丝毫不关心这样做会给正在修建的房屋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他把这些材料严严实实地藏在邻居屋后，等他凑够了一堆材料，一间新的小棚子就像变戏法一样冒出来……可正是那位向我抱怨的先生颇为坦率地告诉我，这种习惯只是可恶的奴隶时代留下来的传家宝，那时候奴隶在别的庄园里的小偷小摸行为是受到自己主人纵容的，因为假如甲的黑奴抢乙，乙的黑奴便去抢丙，以此类推，循环不止。这样的事态令人沮丧，其效果还会导致另一种恶果：此事除了本身是错误的，还必定滋生出上百种别的坏事。

喜欢坑蒙拐骗的无赖行径一直存在。试卷漏题屡见不鲜；在一九六〇年剑桥学校证书考试中，生物试卷在开考前几天便已经全岛尽知。奴隶制、人口混杂、缺少民族自豪感和封闭的殖民体系在相当程度上使西班牙无赖世界的态度在这里重现。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一片尔虞我诈的丛林。在这里，痞子英雄不偷就得挨饿，被人抓住就会打个半死，于是他尽可能先下手为强；弱者备受凌辱，强者从不露面，遥不可及；这里不允许任何人有尊严，于是每个人都得为自己争出头；这是一个没有创意的社会，战争是这里唯一的行业。

因此在特立尼达，你必须时刻小心保持尊严，无论是在商店里还是在银行里，在过马路还是在开车，都要摆出一副派头。药店对待贫穷病人的恶劣态度早已臭名远扬。在银行里，外国雇员的服务态度更好些；他可能知道你的账户中存款微薄，可还是会彬彬有礼。在公路上开车，没人会为了你把远光调成近光，你必须以牙还牙，开大灯闪晕对方，你得学习特立尼达公路上的游戏规则，在令人目眩的灯光中开车，照得对方紧急转向。

在无赖社会，暴力和野蛮是可以接受的。二十年前，一首极为流行的卡里普索小调极力主张重新施行肉刑：

抡起过去的九尾猫[13]！

狠狠抽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改弦更张。

用火辣辣的鞭子，赶他们去卡雷拉岛（监狱岛），

这样他们就会乖乖讨饶。

一九六〇年遭警察追捕的格林纳达非法移民是卡里普索小调的一个主题；当地居民为警察的粗暴行径欢呼叫好：

你要是看到他们怎样捉住那伙恶棍，

朋友们哪，你得又喊又叫。

他们有些能识文也会写字，

可说出话来南腔北调。

警察对他们说：“说猪猡，你这蠢货。”

他们说的却是“基佬”，于是在警车里挨了顿臭揍。

多愁善感和野蛮粗暴共生共存。一个人看到二流电影中一幕感人的母子戏时转过头用嘶哑的声音对你说：“我说孩子，母亲真是伟大。你可只有一个妈啊。”而同一个人，看到贝尔森集中营[14]的场景时竟会发出讥讽的笑声。

将政治组织引入这样一个喜爱腐败和暴力、缺乏对人的尊重的无赖社会，是有危险的。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立即承担起责任；只有通过培养责任感才能对其进行再教育。改变必须自上而下进行。死刑和肉刑，是对野蛮行为的煽动，都必须废止。必须重新激发出行政部门的活力。在殖民时代，公务员的升迁之路被国外派来的公务员所阻，有时候这些外来人员更平庸，偶尔也会腐败，于是本地公务员只得将所有创造力消耗在琐碎的投机钻营上，将无名的邪火发泄在百姓身上。他的职责就是当个小职员，从来没人要求他做事高效；他也从来无须做决定。如今他被抛进管理体系，由原先的职员或顶多是有行政级别的高级职员变成管理者，一般的公务人员都有些力不从心。歧视百姓的态度仍然存在，推诿责任的传统也阴魂不散。而大众却因为有求于人，对权威依然又惧怕又蔑视。大多数商业公司的情况也和行政部门的情况无异。

若要提高效率，这些态度也会发生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高效的行政服务就是为他人着想的行政服务。如果要求提高效率，药店服务员就会明白，自己不是凌驾于贫穷患者之上的大老爷，警察也不再是手握强权的恶霸；也许，原先从上到下人人都能感觉到的那种要颐指气使才能展示权威的需求会逐渐降低。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萨姆·库克将举行义演

美国杰出歌手萨姆·库克和他的夏日乐团将在十一月九日和十日最后一站巡演结束后，为特立尼达孤儿院的全体人员举行一场义演。

此事在纽约萨姆·库克公司写给特立尼达的萨姆·库克歌迷俱乐部秘书瓦尔蒙德·琼斯（肥仔）先生的一封信中被披露，赞助此次演出的正是这个俱乐部。

义演日期定在十一月十一日，库克先生在圣费尔南多当地最后一场演出的第二天。

以下摘自《特立尼达卫报》：

萨姆·库克的“代理人”逃往马提尼克

距离他的偶像歌手原定的演出时间只剩三十六小时，萨姆·库克歌迷俱乐部秘书“肥仔”瓦尔蒙德·琼斯却出人意料地于昨天上午逃往马提尼克，此时西班牙港环球剧院的门票早已销售一空，这令大批购票观众措手不及。

琼斯先生，制造这场尽人皆知的义演骗局的始作俑者，是宣传萨姆·库克来特立尼达访问演出的“经理人”。

根据琼斯先生的安排，那位美国歌星应于今晚在西班牙港环球剧院演出两场，明天将在圣费尔南多帝国剧院演出两场。按信上的说法，他将于星期一携一个六人乐队抵达皮亚科机场。直到昨天晚上，那位歌星和乐手们还没有出现。

据悉，环球剧院四点半和八点半两场演出的门票早已抢购一空。报道还说，圣费尔南多的票也卖得如同“刚出炉的热烧饼”。

琼斯先生在离开之前曾透露，库克将在约定的四场演出之后，为孤儿进行一场义演。

西班牙港一位广告商为宣传萨姆·库克的特立尼达演出投入了一千多元，他对琼斯先生的离去颇感惊讶，立即叫停了针对演出在做的进一步推广。

原定于昨晚在西班牙港布雷顿厅酒店举办的欢迎库克先生的鸡尾酒会也没有举行。几位受邀的客人到场了，得知库克先生尚未抵达时，大为失望。

期望在布雷顿厅酒店见到库克先生的所有人之中，最感失望的也许是一位来自驻查瓜拉马斯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军官。他说他向琼斯先生预付了“几百元”，后者同意安排那位歌星到基地进行短暂的演出。

一天下午，在大草原附近，三个小青年围着一辆椰子车谈论那场骗局。

那个印度人说：“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恼他，这脑瓜儿多机灵啊！”

“我姑姑也是这么说，”一个黑人男孩说，“她一点也不觉得被坑了。她觉得出那两块钱买的就是他那股机灵劲儿。”

她觉得出那两块钱买的就是他那股机灵劲儿。这样一来，什么分析都立刻变得荒唐可笑。因为这正是无赖社会产生的天然的世故和宽容，别的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不假思索地谴责无赖社会意味着无视它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不是它诱惑你或让你着迷的能力。因为如果说这样的社会滋生玩世不恭，它也滋生宽容，但不是不同阶级、不同宗派等等之间的宽容——反正特立尼达也不存在这东西——而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对所有人类行为的宽容，对人们展现的每一种机智与格调的喜爱。

在特立尼达，做任何事都没有一定之规。每幢房子都可能华而不实。大家都是找到谁就跟谁过，住得起哪儿就住哪儿。排斥异己根本毫无意义。任何团体的禁令都无人理会。如果说特立尼达人是世界主义者，那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而非按旅游宣传册上的标准。特立尼达人善于应变，玩世不恭，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一成不变的社会习俗，倒是觉得别人的习俗很好玩。他们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不把大人物当回事儿。他们生性古怪，如果说古怪指的是表达个性，不怕嘲笑，不受阶级戒律的约束的话。如果说特立尼达人没有道德标准，那他也不会像伪善者那样堕落得那么深，不会假虔诚之名要求党同伐异，比如他绝不会像那个伦敦房东那样，将自家住宅改为寄宿公寓，收高房租，还操心房客生活堕落，这种行为虽得到社会认可，实则惹人讨厌。所有使特立尼达人成为不可靠、受人盘剥的公民的特点，也使他成为拥有符合人性的价值观、只在乎机智和格调标准的聪明伶俐的文明人。

当特立尼达人渐渐成为更可靠、更高效的公民时，他们也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本性。贫富之间——公务员、专业人士、劳工之间——鸿沟日渐加大。阶级分界更加固化，在这片土地上，往前追溯不了多远，大家不是劳工，便是骗子，有时候是劳工变成了骗子，而初现雏形的中产阶级却在大谈他们的祖上如何如何。标准正在由中产阶级创立，社会流动性也已削弱。随商业电台和广告商而来的是现代社会的种种设施机构，它们制造抑郁和不快，扼杀社区精神，将人们禁锢在由相似的抱负、相似的趣味和相似的自私自利铸成的相互孤立的牢狱之中：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种族斗争。

在特立尼达，人们说起种族问题时指的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问题，而是黑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对抗。这一点白人并不承认，他们坚持认为基本问题仍是白人群体对其他非白人群体的歧视。但既然很少听到有人抱怨白人有偏见，你发现白人在黑人听众面前鞭挞自己种族的偏见就不稀奇了。他们这样做时，往往是转述其他白人的荒谬言论，同时申明自己并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

事实是，特立尼达的权力分配太均衡——白人经营商业，印度人涉足商业和专业工作，黑人从事专业工作和行政工作——以至于种族歧视没有什么意义。卡里普索歌手“麻雀”最近预测的情况已经出现：

嘿，瞧现在这形势，

所有贩卖黑鬼的买卖都要叫停。

不久，在西印度群岛就会是

“拜托，黑鬼先生，拜托啦！”

尽管白人大谈种族歧视，特别是谈给外人听，但人们对当地的白人并没有普遍的反感。可是针对“外侨”出现了一股越来越强的敌意——外侨占据高位，对当地人是一种威胁和羞辱，让人联想起高级职位都留给外国侨民的时代，联想起在英国遭受的歧视。但这种敌意并不普遍，仅存在于中产阶级中那些根基不太稳固的人中间。

白人的种族偏见在现实中出现分流是不可避免的。黑人的文化纠葛都是与普遍意义上的白人社会之间的，而非本地白人——本地白人对教育兴趣索然，很少涉足专业领域。殖民体制的分崩离析让白人的无能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也使受教育更多的非白人群体受到压抑的抱负得以施展。混乱的社会等级划分也有所帮助。岛上每个群体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精英阶层。外来侨民相信他们才是精英；以精英自许的还有当地白人、商人、专业人士、高级公务员、政客、运动员。这样一来，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何时被排除在精英阶层之外，倒也皆大欢喜。而最重要的是，本来可能针对白人的仇恨却导向了印度人。

如今，在整个加勒比地区，黑人张扬自我的渴望从来没变过。这使得他们在牙买加与白人、有色人种、华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起冲突，在马提尼克与白人和有色人种起冲突，在特立尼达与印度人起冲突。乍一看，黑人与印度人的相互仇视让人迷惑不解。在很多层面，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拥有同样的渴望——妈妈有台漂亮的威乐炉——连乐趣也日渐相同。他们没有利益冲突。黑人住在城里；印度人在乡下务农。写得一手好字满脑子鬼主意的黑人当公务员；本领相当的印度人则去从商。两者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近来，随着印度人进入行政机构，小岛上来的黑人打入出租车行业，两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正面交锋，但比起特立尼达人习以为常以至浑然不觉的那种长期存在的体力劳动划分来说，这些就算不得什么了。比如说卖椰子的商贩是印度人；从黑人手中买椰子很别扭，甚至不明智。没有人，甚至没有一个印度人，会雇一个不是黑人的瓦匠或木匠。工作层次越低，分工越细：黑人卖冰及其直接副产品：刨冰、榨冰和炼乳冰球。印度人卖冰棍。战前，印度人打扫西班牙港的街道，黑人清理粪池。他们都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对方。战争期间，小岛上来的黑人开始扫大街，一些印度人觉得这是印度人甘心放手的另一例证——放手是他们父辈的美德。

如果“弗朗西斯科·博巴迪拉号”上的移民没有说谎，在圣基茨岛，黑人烤面包还算小有成就。可圣基茨岛总归是圣基茨岛。在特立尼达，黑人开面包店就要冒不小的风险，开洗衣店更是自讨苦吃。不管在里屋如何，特立尼达人愿意相信，给他们洗衣服、烤面包的是一双白人或华人的手。同样，尽管人们老抱怨说白人和浅肤色的职员霸占银行职位，黑人还是有种强烈的感觉，无论一个黑人为人多么可靠，他却不懂得如何管钱。说到钱的问题，黑人和印度人都有种近乎迷信的想法，认为他们的种族靠不住。几乎没有一个特立尼达人不曾感到或说过：“我跟自己种族的人打交道总是倒霉。”关于多种族社会中的这一方面，鲜有社会学家关注到。

这一切似乎很和谐。可特立尼达却在种族战争的边缘蹒跚摇摆。政治一定难辞其咎；但必是仇恨先结下，政客们才大显身手，把一切搞得更糟。印度人和黑人拼命比赛看谁更瞧不起谁，这丝毫无益于促进双方关系。而参与这种蔑视比赛的还是那些头脑开明的人，他们乐于呼吁自己的群体对另一群体表现得宽容大度，不料对方的开明人士声称是自己一方在容忍，并不禁让人气不打一处来。双方还有一个颇为激烈的争执：到底是谁先瞧不起谁的。

我们只需说，这种相互仇视的确存在。前面说过，黑人对白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极为蔑视；他们的价值观是最顽固不化的白人帝国主义价值观。印度人瞧不起黑人，因为黑人不是印度人；此外，他们还继承了白人对黑人的所有偏见，并以皈依者的狂热劲头将每一个身上流着一丁点儿黑人血液的人都看作黑人。弗劳德在一八八七年写道：“这两个种族比白人和黑人还要势不两立。那些亚洲人更强调自身优越性，他们大概担心如果不强调，白人会忘掉他们的优越性。”就像恳求进化的猴子一样，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比另一方更白，印度人和黑人都要吸引那些并不领情的白人观众来瞧瞧他们有多么鄙视对方。他们的相互鄙视是以白人作为参照的，可讽刺的是，如今他们的相互对立应该早已达到了巅峰，可此时白人的偏见却早已无关紧要了。

对于印度人，其他民族的人几乎一无所知。外人只知道他们住在乡村，耕田种地，生活富裕，热衷打官司和暴力活动。毋庸置疑，印度移民中有少量的罪犯和军人——一两个低级军衔作为姓氏保留下来了——某些印度乡村过去因为时不时出现几宗谋杀悬案而笼罩在黑帮气氛下。特立尼达人都知道，在印度村庄里开车撞人后停车是自讨苦吃。至于有没有发生过司机停车后被殴打的事，我不知道。[15]外人对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一无所知。人们知道的唯一一个印度节日是穆斯林的侯赛因节，人们敲锣打鼓，过去还表演棍术比武。黑人有时候也敲鼓。印度式的婚礼也为人所知。人们对婚礼仪式并没有多大兴趣，只知道在这样的婚礼上，不论谁去都会有饭吃。简单如印度名字和穆斯林名字的差异，也没有人知道；黑人比一般英国人更懒得费劲读对印度人的名字。部分原因和态度有关，黑人认为只要不是白人，其他的都不值得费心；另一部分原因是印度人难以捉摸；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许多印度人已经高度现代化，认为印度习俗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因而尽管印度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习俗仍被认为是古怪的，甚至异乎寻常的。

使印度人成为社会异类的一切也赋予他们力量。他们置身局外，与黑人白人间的争斗绝缘。岛上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像他们那样受制于各种清规戒律。关于食物，关于不洁，他们都有烦琐复杂的规矩。他们的宗教赋予他们的价值观与社区中其他人信奉的白人价值观不同，这使他们免于自我鄙视；他们从未失去对自己出身的骄傲。比宗教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庭组织，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充满争吵和忌妒，家里的人逃不出去，外人也无从渗入。它囚禁你，也保护你，一个一成不变的世界，等待衰朽。

伊斯兰教是稳定的宗教。印度教则没有组织，没有固定信条，没有等级划分；它在不断自我更新，依赖经常冒出来的上师和圣人。在特立尼达，印度教只会凋谢，但它的戒律却顽固地延续着。不同种姓之间通婚只在最近才不招惹麻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婚姻仍然会导致家庭分裂；与本种族以外的人结婚则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城市里的印度人，属于中产阶级的印度人和皈依基督教的印度人才比较容易跳出印度人的思维框架。从各个方面看，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更开明，适应性更强。但是在向白人靠拢的这条艰辛路途上，他们却远远落在黑人后面，因而更加缺乏安全感。

印度人住在乡村，能够拥有完整的社区生活。这是一个被忌妒、家族世仇和村庄间的世仇所吞噬的世界；但这却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殖民社会中的社群，没有责任，几乎不受当局管辖。人们效忠的范围很小：忠于家族，忠于村庄。这造就了印度人偏爱的那种村中长老式的政客，也说明为什么印度领导人在处理政党机构和政策这类事时表现得那么差劲，那么不称职。

一个农民思维、金钱思维的社群置身于物质主义的殖民社会中，因切断根基而在精神上停滞不前，其宗教因为缺乏哲学内涵已沦为空洞的仪式：历史偶然和民族气质相结合，已经将特立尼达印度人变成彻头彻尾的殖民地居民，甚至比白人还要庸俗市侩。

西印度群岛黑人的动力大多出自于要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自己地位的渴望。印度人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安于自己狭隘的忠诚。无论他们说不说它的语言，信不信它的宗教，知道有个叫印度的国家存在，他们便有了主心骨。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眷恋。据说一九四七年的印度独立助长了特立尼达的印度种族主义，但这种解释未免流于简单。特立尼达印度人曾关心印度独立斗争，向各种基金会慷慨捐资，但他们自一九四七年开始已经不再插手印度事务。斗争结束，耻辱已雪，他们可以放下自责，在特立尼达安逸宽容的社会里安心地过自己的日子。去过印度的印度移民带着对故乡的贫穷的厌恶回到特立尼达，深信自己高人一等。印度的印度人和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发展成一种无言的嫌恶，这正如宗主国居民与殖民地居民之间的关系，西班牙人与拉美人之间的关系，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在一九四七年，而是在一九四六年，特立尼达举行了第一次普选。那时候，没有执照的乡村律师和村里的头头脑脑们开始出头露面，不只在印度人聚居的地区，而是在整个岛上。那时候，宣传车上的大喇叭提醒人们，你们可是有雅利安血统的。据报道，那时候那位不久之后就得到丰厚回报的政客袒露出苍白的胸脯，呼喊着：“我也是黑鬼啊！”

如今，尽管一种种族主义好像在影响另一种种族主义，两者却有不同的根源。印度人的种族主义是由印度政客在无伤大雅的自我中心中创造出来的，而黑人的种族主义则更为复杂。那是一种对尊严的迟到的主张，其中掺杂着怨恨，有点像城市里的乌合之众对饮食和娱乐的要求。它还具有深刻的理性暗示，即意识到黑人问题不仅存在于别人对黑人的态度中，还包括黑人看待自己的态度。这种种族主义依然很混乱，因为黑人在拒绝接受白人强加给他们的罪恶感时，却摆脱不掉自己从白人那里继承来的偏见，正是这种双重性导致了牙买加小说家约翰·赫恩在一九五七年访问英属圭亚那时描述的那种“毁了那么多黑人的可悲的怀旧情绪。他们退回到各种辩解之中——为自己的状况，为无休止的‘历史’解释，为自己的方向感缺失。那种感情用事的肤色情谊，使得作为‘非洲人’有一种廉价的兴奋感。”

在黑人与印度人的冲突中，双方都相信自己会获胜。双方都没有看到这种争斗可能会毁掉这个卡里普索之乡。

特立尼达幽默感的特点是它能够将严肃的国际危机转换成私人间的笑话。西班牙港莱特森路那片名声不好的危险的夜总会被称作“加沙地带”——我看到过大字标题“加沙地带爆发枪战”——一旦将本地地名与国际争端相联系，夜总会的老板们就会在乡村咖啡馆反复提到这些地名，急于给他们那些不起眼的小店涂上点戏剧色彩。因此毫不奇怪，当刚果占据了几周的报纸头条之后，刚果领导人那些响亮的名字——卡萨武布[16]、卢蒙巴[17]、蒙博托[18]——便给特立尼达人插上想象的翅膀。任何有点权势的人，尤其是工头和警察，都变成了蒙博托：“小子们，当心，蒙博托来啦。”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名字可以用在随便什么人身上；我还遇到过一个临时绰号叫达格（哈马舍尔德[19]）的人呢。这种已为人熟知的高端角色扮演正是特立尼达人喜爱空想的口味的一部分，在为期两天的狂欢节的狂饮欢闹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无所不用其极。[20]

后来喜剧变成悲剧。卢蒙巴被俘，被羞辱拍照后惨遭杀害。获知卢蒙巴死讯几周后，我在西班牙港的一条主干道上遇到一个游行队伍。队伍排列整齐，参加者都是黑人。他们唱着赞美诗，这与横幅和标语上充满火药味的口号形成强烈对比。这些人以一种定义不明、囊括一切的方式反白人、反教士、亲非洲。如此景象我以前从没有在特立尼达看到过。这展示的正是约翰·赫恩曾经描述的那种“感情用事的肤色情谊，使得作为‘非洲人’有一种廉价的兴奋感”。这代表了黑人种族主义徒劳无功的一切。加沙地带和被称作蒙博托的警察代表的是旧特立尼达。这支唱赞美诗的游行队伍代表的则是新特立尼达。

那时候我想，这纯粹是地方性爆发，迫于本地的政治压力而产生。但不久，就在我当时准备奔赴的旅行中，我看到这种爆发十分普遍，反映出整个加勒比地区黑人社区中暴露出来的情绪：混乱，方向不明；这是黑人对忍受已久的罪恶感的拒绝；是那场推迟至今、最终爆发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比杜桑·卢维杜尔起义更激进；也是对中途航道这一头的旧账的了结。

[1]艾罗尔·约翰（Errol John，1924–1988），特立尼达演员、剧作家。

[2]此处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3]英国西北部靠近曼彻斯特的一个工业城市。

[4]西印度群岛的即兴讽刺小调，起源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种植园，对社会现实、政治事件或各种要人进行诙谐的讽刺，节奏灵活，有爵士风。

[5]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英国牧师、历史学家、作家，代表作有《向西去啊》《水孩子》等。

[6]即今天的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地区。

[7]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约1552－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政治家，伊丽莎白一世宠臣，组织了若干次前往美洲的探险和殖民活动。

[8]关于移民的上述事实来自1960年伦敦出版、由四人合著的《发展中的西印度群岛》。——作者注

[9]詹姆斯·蒲伯－轩尼斯（James Pope-Hennessy，1916－1974），英国传记和游记作家，曾任特立尼达总督赫伯特·杨格的私人秘书。

[10]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11]卡马拉·雷耶（Camara Laye，1928－1980），非裔圭亚那作家，法语非洲文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非洲孩子》《国王的光辉》。

[12]西印度群岛舞蹈，舞者需向后仰，从离地越来越近的杆下通过。

[13]用九股打结的绳子做成的鞭子，曾作为英国海军体罚的工具，后被当作刑具。

[14]二战时期德国北部的纳粹集中营。

[15]“一位聪明又好心的印度记者带我去阿格拉看泰姬陵。车要开一百二十英里，穿过尘土飞扬、焦渴干涸的乡村。每到一个村庄，司机就把车速减到每小时十英里，手一直按在喇叭上。我的朋友说：‘要是在这种地方撞了人，当地人就会把车烧毁，杀死车里的人。’”见约翰·韦恩撰《印度访问记》，刊载于《邂逅》，1961年5月。旧省阿格拉是特立尼达印度移民的祖籍地之一。——作者注

[16]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1910－1969），刚果共和国（金）（今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至1997年间称“扎伊尔共和国”）首任总统。1965年被国民军总司令蒙博托·塞塞·塞科发动的政变推翻。

[17]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Émery Lumumba，1925－1961），刚果共和国（金）首任总理。1961年1月被叛军杀害于加丹加。

[18]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éséSeko，1930－1997），曾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1965－1971）和扎伊尔共和国总统（1971－1997）。他通过政变上台，在第一次刚果战争中被推翻。1997年病逝于摩洛哥。

[19]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瑞典人，从1953年4月10日起担任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9月18日因飞机失事，在北罗得西亚殉职，同年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

[20]1957年，有人在勋爵棒球场偶遇巴巴多斯作家乔治·拉明。那天索伯斯在对阵马里列博恩板球俱乐部时得了一百分。据说这个西印度人欢呼道：“第一次进军板球界的克里姆林宫就得了一百分，伙计，克里姆林宫啊。”如此可见，冷战的戏剧性被借用到了寻常活动中。——作者注

第三章　英属圭亚那

白色木城/圣诞假期/有波浪形隔板的房子/贾根夫人/白皮书/内地/热带草原/殖民地前哨/印第安人/越过边境/布兰科河/博阿维斯塔的灯光/夜生活/白天的博阿维斯塔/新年致辞/班克斯啤酒/郁闷的旅途/大庄园/高与低/去波塔罗河/家事/渡河/黑人的焦虑/混乱的人群/演说家/贾根家族/家宅/又一场政治集会/原汁原味的政治/去罗赖马山/采矿工/卡耐玛/可可与河水/传教站/一个美国家庭/秘密饮品/星期六安息日/乌特西河畔/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旅行者/白水还是黑水？/飞越卡马朗河

但凡那里有个可维持温饱的秘书职位空缺——在德梅拉拉[1]这样的职位收入相当可观——我定会祈求守护女神眷顾，找殖民办公室的官员们软磨硬泡，发动朋友的朋友托朋友递条子！因为德梅拉拉是热带的乐土，西印度的拉塞拉斯王子的幸福谷[2]，加勒比海货真价实的乌托邦，大西洋彼岸的伊甸园。

——安东尼·特罗洛普（1860）

从空中向下看，特立尼达的大西洋海岸轮廓恰如地图上一样，波浪翻卷着蕾丝花边般的泡沫不断向岸边涌来，绿水镶着黄边。在远离岸边的海里波浪开始涌动，稳稳地卷向岸边。云彩在明亮的蓝色海面上投下影子，如水下的礁石，又如渐渐晕开的滴滴墨迹。很快，蔚蓝色的海水转为棕色，越来越深的阴影轮廓清晰，有时以白色标出边界。然后便是南美大陆：如一片灰绿色簇绒地毯，有些地方磨成棕色，河流好似干涸泥地上的裂缝。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我们飞速掠过一成不变的冷漠大地——这片广阔大陆上的一角，在这里，树木在泥滩上生长、倒伏、自生自灭。

你从空中向下看，就能对英属圭亚那了解很多：它的大小，它的空旷，居民区间的相互隔离。在这个与英国面积一样大的国家，生活着六十万人。飞过人口密集的东部海岸带时，你会明白这个幅员辽阔、本该充满机会的国家为什么会动荡不安。这里土壤肥沃。甘蔗田被尺子般笔直的沟渠分隔，仿佛一幅幅机织地毯。甘蔗田绵延不断，直到图案被一片排列紧密、同田地一样布局精确的白色和铁锈色木屋打断。那些是工人的房子：你感觉甘蔗田被糟蹋了，建筑选址也太随意了，因为在这片开阔广袤的绿色土地上，这个定居点本可以建在其他任何地方。迈克尔·斯旺在《黄金国的行军》中写道：“为逼迫维尔京群岛的黑人干活，丹麦人砍倒他们的刺果番荔枝树，如今英属圭亚那的蔗糖业要保住足够的劳动力，需要想千方设百计才行——生活在热带的人好逸恶劳，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也不愿为提高生活水准而辛苦劳作。”

一片空旷。向内陆飞行，首先越过棕色的德梅拉拉河河畔的一片甘蔗田。田地戛然而止，丛林出现了；丛林中有些不规则的小块区域被偷偷摸摸地毁坏了，这反映出一种态度，你渐渐会把这种态度同英属圭亚那联系起来。这里的森林沦为湿地，因为土壤贫瘠，硬木树一旦被伐，就不容易重新种活。几分钟后，飞机越过城镇、田野和林中空地，你身处森林上空，森林茂密、平整、密不透风，偶尔煞风景地冒出一条黑色河流，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反着光，宛如一条金色或红色的静脉流经一片死绿。森林继续延伸。你不再往外看，直到三四十分钟后，大地一裂而变为丘陵和山谷，再往前是热带大草原，旱季呈现出大理石般的绿色、棕色和赭黄色纹路，夹杂着划痕般的白色小径、溪流萎缩的河床，两旁是看起来丰美多汁的椰子树。离此不远便是巴西，同样空旷，一片无法理解的广袤无垠。

奇怪的是，从飞机场驱车去城里时，你会发现这里和西印度群岛其他狭小拥挤的岛屿一样，房屋一个紧挨着一个。沿途的德梅拉拉河被丛林遮住，这条河本来会提醒我们自己身处大陆。事实上，只有那些雅致的高脚木楼和其他岛屿上的不同。圭亚那人懂得如何用木材盖房子；即便是最不起眼的木屋也是比例恰当、格调宜人的，而那些后来建的混凝土建筑却带着熟悉的西印度式乏味和笨拙。圭亚那人用木头建造带尖塔的清真寺，带栏杆和穹顶的印度教寺庙；他们还建了一座大教堂；甚至还搞出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对这些木制建筑，他们深感羞愧，认为是贫穷落后的象征，是特立尼达那样的富裕岛屿上的混凝土建筑的拙劣替代品；既然大家还认为木屋易遭火灾，看来很可能不久之后，只有十分贫穷的人才会住在这些迷人的房子里，而西印度最美丽的城市，典雅、统一、宽敞的乔治敦，很快便会被毁掉。

乔治敦是一座白色木城，你会想将它在质地粗糙的暗灰色纸上勾勒出来，用黑墨和浓稠的白色颜料，暗示那些两层楼房的轻灵和脆薄，那种脆薄在夜晚灯光透过顶楼的阳台、窗户和敞开的格栅照出来时最为明显，其效果宛如从里面照亮的中国式微缩牙雕宫殿。这座城市由英国人创立，所幸它并不是英国人建的，英式殖民地建筑在西印度群岛鲜有辉煌时刻；它主要由荷兰人修建，荷兰的影响犹存。街道是棋盘式布局，一度沿袭荷兰风格，沿主干道修起沟渠。如今大多数沟渠已经填平，取而代之的是沥青铺就的人行道，两侧种植华盖亭亭、枝杈繁多的雨树，其外形如橡树，但比橡树更高贵华美。

所以说，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我竟有种置身于拓荒前的美国西部边疆城镇之感，实在是荒谬之至。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些木制建筑，还有空空荡荡的街道——我到的那天恰是圣诞节次日的节礼日。另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名字，布克，一个曾在一九五三年的危机中声震全球的名字。布克公司是英属圭亚那最大的商人和种植园主的公司，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国家。按人民进步党的说法，他们过去是，现在可能依然是这块土地上的反派。现在，看到这个名字出现在五金店、食品店、机床商店、杂货店、出租车上，我感觉自己是来营救乔治敦的：我脚蹬马靴走在大街上；胡子拉碴、声音粗哑、嚼着烟草的老布克和布克家的五个儿子正等着，打算把我一枪撂倒；当地土人早已逃离街道，瑟缩在理发店和酒吧里。

实际上圣诞节庆祝仍在继续。和我寄住的公寓相邻的房子里，一个面带愁容的白人醉汉自窗户探出身来；我隔壁的房间里也有一个醉汉在呻吟，还跟着收音机断断续续地唱普契尼的歌剧。他发出的每一点声响我都听得到。木制隔墙和上面的通风口确保声音都传得过来。于是我在房间里走动都得蹑手蹑脚，做什么都尽量不出声，只是听着隔壁的声音。

那天深夜我被惊醒了。

“我是酒鬼，我是酒鬼，”那个男人拖着长腔，呻吟道，“我刚刚意识到，我是多浑蛋的酒鬼啊。”

“是你把自己搞成这样的，”一个女人说，哀伤中又有些抚慰。

“不，不，我是个酒鬼。”然后，他又若有所思地说：“英属圭亚那最可恨的大酒鬼。”

“是你自己搞成这样的。”女人的声音带点哭腔。

沉默。一声呻吟，没头没脑的片断歌声。然后男人吼道：“照你妈说的去做吧！”

我直挺挺躺在床上，一声不响，不想动，生怕发出一点声音暴露了自己。

我早听说圭亚那的圣诞节庆祝要持续一周，所以第二天早上听说隔壁的醉汉又喝醉了时，我并不惊讶。我尽早离开房间，打了好几个电话，还算成功，到半上午的时候一个朋友的朋友，名叫阿卜杜尔，带我去他的朋友拉希姆图拉家。这家人富有且受人尊敬，住在环境优雅的小区里的一所大宅中。房屋的上层很敞亮，装着百叶窗和德梅拉拉式上下推拉窗，清爽风凉。只是油漆开始脱落，家具也很粗笨。房里有一大块空间没人用，墙上挂的只有挂历。

拉希姆图拉先生是个大块头，透过短裤能看到他那双肥肉颤颤的大腿，他一脸的疙瘩，有乌龟般短粗的脖子。他语带歉意地说，他只是暂时住在木房子里，不久就要把它拆掉，用混凝土盖一座更现代的房子。

他把我们介绍给麦克，一位年轻的英国军人，他长着一双呆滞的吊梢眼，两排大板牙，一副厚嘴唇，唇上一线小胡子，很淡，但明显是斜的。麦克一副受气包相，他是脸颊胖嘟嘟的拉希姆图拉小姐的朋友。

威士忌端上来后，主人要我们欣赏那些酒杯。杯子上刻着“百龄坛新手指南”：上面像量杯一样标有刻度，不同高度上标着“滴酒不沾”、“谨小慎微”和“当心醉酒”。杯底是一个人吊在绞架上：这是“最后一滴”。

“昨晚你去中国人那里啦？”拉希姆图拉先生问他的一位葡萄牙客人。

“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去印度人那里。”

他们说的是乔治敦的俱乐部；拉希姆图拉先生颇为自豪地解释了节庆期间俱乐部的疯狂活动，他女儿则给大家递着新端上来的酒水。

坐在房间一角的女人们开始谈论大不列颠和英属圭亚那各自的优点。

“英属圭亚那人比英国人更热情好客。”拉希姆图拉先生说。

“我同意。”麦克说。

之后他们谈论起季节，说如果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而不只是雨季和旱季，那多好啊。我觉得他们有意把谈话引向有利于麦克的方向：现在他正像受邀建言的专家一样大谈季节。他详细描述雪的样子，宣布要讲个“可笑的故事”。拉希姆图拉太太和小姐还没听就笑起来。麦克开言道：这事发生在“我们搬新家之前”。他停顿了一下，好让大家把这句话听明白。杯子再次斟满，他一饮而尽。我焦急地等着那个早已经让拉希姆图拉小姐咯咯笑的故事，她一只手颤抖地握着酒瓶，另一只手捂着嘴。最后故事终于来了：有一年冬天，麦克的父亲推开后门去做一件不便言明的事时，被屋顶上滑下来的雪盖住了。

拉希姆图拉太太尖声叫道：“我爱英格兰！”

拉希姆图拉先生溺爱地看着她。

阿卜杜尔倚在伯比斯折叠扶手椅上，说他讨厌英国，再也不想踏上那个国家，这话给和睦的西印度－英国关系泼了瓢冷水。

他的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

“当然我也有过一些朋友，”他打破了自己制造的沉默，随后冲麦克一笑，“但也都是些很矜持的朋友。”

“可这就是英国啊。”拉希姆图拉太太舒了一口气，说道。

麦克表示同意。他看起来缓和了些，就他在英属圭亚那受到的热情款待和圭亚那人民的好客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演说。

尴尬时刻过去了。两个国家的神话受到赞美：圭亚那的好客，英国的内敛。拉希姆图拉先生如释重负地晃着大腿。

几个打扮过于讲究的姑娘走上楼梯，发出开心的惊叫。显然，她们的家境同拉希姆图拉家一样殷实。麦克要带这些姑娘去军营，这次出行似乎颇为重要。

我们起身告辞，接着又去了拉姆凯里辛家。阿卜杜尔告诉我，这家的一周圣诞娱乐十分精彩。无论白天黑夜，食物酒水供应不断，应有尽有。与此相应，拉姆凯里辛家大宴宾客的地方像是一个大厅，纯粹是当代建筑，完全是现代风格。生活区和其他区域之间不是用墙断开，一角的卧室只用一条波浪形的隔板与周围隔开，另一角是厨房，还有一角是一个设施完善的宽敞酒吧，装潢得很像真正营业的酒吧，客人们坐在凳子上，主人充当酒保。拉姆凯里辛家号称有世上所有种类的酒。看起来很有可能。

我们被简单介绍给厨房外的食客，随后便加入酒吧中饮酒的人群。威士忌我是不能再喝了，要红葡萄酒，他们没有，便给我倒上莱茵白葡萄酒。“加点冰，”一个正在喝酒的拉姆凯里辛家的人说道，顺手将两块冰放进我的杯子里。我一饮而尽，随后被引着匆匆参观了一下房子。屋子一侧有一溜阳台，此处也站了不少人。从他们的外貌和打量我们的眼神来看，显然是这家里的人；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农民到家里来。在被波浪形的隔板隔开的一间卧室里，我们撞见一大群躺在床上的女人。我感觉像是贸然闯入了大家闺秀的闺房，加之那些女人看上去属于多种种族，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我没有同她们打招呼，她们则像小狗一样躺作一团，傲慢地盯着我。

我回到酒吧，松了一口气。一路上经过各式各样的陶瓷饰品，其中一件是一本翻开的书，上面写着主祷文。

吧台边上，人们在讨论饮料制造业：好像“竞争”正在扼杀这个行业。

“要是我，就会把账单塞进一两个软木塞里，”吧台后面那位老拉姆凯里辛先生说，“我就会这么办。不用大张旗鼓，也不惹麻烦。”

在他的鼓动下，酒客们都开始一种接一种地疯狂实验起来：葡萄酒、甜露酒、烈性酒。我早上喝过酒，脑袋已经有点断片儿，便决定只喝加冰莱茵白葡萄酒。老拉姆凯里辛先生把冰碗推到我面前，我拿了两块。刚把冰块放进杯子，正在喝酒的那个拉姆凯里辛，给我的第一杯酒加冰的那个人，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学的喝酒。你不知道葡萄酒里不能加冰吗？”

老拉姆凯里辛先生说他喜欢简单的生活，建这幢房子的目的是招待外国商人：乔治敦的旅馆不够档次。

“你得给这些家伙留下好印象，”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投进去的钱都能赚回来。和大人物打交道你就得把他们当大人物对待。你得敢想才行。”

阿卜杜尔点点头对我说：“拉姆凯里辛先生就很敢想。要知道，刚开始他干的也是小买卖。我们这些刚起步的人，有好多东西得向他学习。”

坐下吃饭时，我听人说，自从来了政治和贾根[3]家族，这个国家已被搞得乌烟瘴气，我感到很惊讶。

我们到达阿卜杜尔家时，发现他太太很苦恼。她的车撞着一个小孩。她停下车，可那孩子爬起来跑掉了。没人告诉她那是谁家的孩子，住在哪儿——“你了解这些黑人”——所以她也不清楚那孩子受没受伤。

寄宿公寓里的醉汉依然醉着。

斯塔布鲁克市场外面，生机勃勃的人行道上，挤满卖水果的小贩、水果篮子、果盘和箱子。我向一个衣着体面、推着自行车的上年纪的黑人打听怎么去政府大楼。

“我正要经过那里，”他说，“上车吧。”

我犹豫着。他十分瘦小，但他坚持要带我，我觉得拒不接受会让他不高兴。于是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大梁上，他推着车跑了几步，跳上车座，喘着粗气，我们摇摇晃晃地穿过车流。就这样，我来到贾根夫人的办公室。

对贾根夫人的恶意描述我读过很多，也听说过很多，以至于我先入为主地偏向她。尽管来访的作家让她吃过很多苦头，她还是在那间装了空调的小办公室里亲切地接待了我。她坐在一张收拾得整齐有序的巨大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她丈夫和子女的照片。她的提包放在地板上。我觉得她本人比照片上要迷人得多：戴眼镜的女人很少有上相的。一袭朴素的布裙勾勒出她匀称的身材；一对大耳环和涂成红色的脚指甲给她增添了一丝与办公室气氛不太协调的轻佻。门上标着：珍妮特·贾根议员，劳工、卫生和住房部部长。她神情疲倦，时不时发出紧张的笑声，打断自己的谈话。

她说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们赢得一九五七年的选举时，没有谁比她更惊讶。一九五三年宪法被悬置，她和其他人遭到囚禁，英国军队进驻，自那以后，国家失去了主要动力。那时，许多“缺乏毅力”的支持者放弃了；曾在一九五三年大获全胜、一度完全掌控国家权力的政党，于一九五五年沿种族界线分裂，一边是印度人，一边是黑人，国家遭受进一步挫败。实际上，种族问题已成为英属圭亚那的主要问题。说起这些时她怀着真挚的遗憾。在我们后来的会面中，她反复谈到这个问题，而我认为她遗憾的不只是种族主义，她还对一九五三年结成的战斗情谊和友谊感到惋惜。她依然记得如今已与她为敌的某些人吃些什么、他们说话的方式、她的孩子对那些人说过什么话。自一九五三年，人民进步党也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英属圭亚那不具备特立尼达所拥有的杰出人才。

我那天上午去拜访她，是专门为安排我在内地的行程。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办公桌后面墙上的地图；你会猛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多大——拉希姆图拉家族和拉姆凯里辛家族已经让你忘了这一点。贾根夫人游踪遍及国内，比我见到的大多数圭亚那人都更了解这个国家。她最喜欢的是东部的伯比斯区。那是最活跃的地区，培养过板球运动员、大多数的作家和最好的政治家：不用说，她丈夫就是伯比斯人。

办公室的侧门打开了，走进来的正是切迪·贾根本人。他身穿西装，手提公文包。他来就是说一声，他要去银行签一份收购乔治敦电力公司的贷款协议。

这是一幕奇异的家庭生活场景，我感觉自己是贸然闯入的外人。

一九五三年，英属圭亚那宪法被悬置，英国军队开进这个国家，贾根夫妇遭到了西印度社会的抛弃。特立尼达心惊胆战，不允许切迪·贾根在皮亚科机场下飞机；应该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特立尼达政界要员如今都已名声扫地。贾根夫妇及其政党被指控煽动罢工、暗中破坏公共事业和公共权力、散布种族仇恨，并全面推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据“来源可靠”的消息证实，他们还计划“纵火烧掉企业资产和地位显赫的欧洲居民及政府官员的住宅……这一情报的证据是，有人报告说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一些没有汽车的人购买汽油，装在罐子和瓶子里”。

这些都记录在发表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即宪法被悬置十二天之后的英国政府白皮书里：这一公文将持续几周的扣人心弦的事件压缩为四十四个不带感情、编上号码的段落，共分为六部分——导言、部长们的行动、经济后果、暴力的危险、人民进步党领导人和共产主义、女王陛下政府的决定——每部分都有斜体字小标题，整个公文后面还附有三个附录。公文的行文心平气和，绝不会漏掉人名后面的先生、夫人、博士，虽然是它协助将那些名字所代表的人投进了监狱。

这份公文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外表。它是由公共情报局在英属圭亚那“奉命翻印”的。“奉命翻印”这几个字印在标题页上；标题页包括十行文字，排满全页，四号字，斜体大写，两行末尾是逗号，最后一行末尾是句号。整个文件的样子有种奇怪的老派的感觉，让人联想到一百年前的印刷式样，里面叙述的事件仿佛也那么古老。标题页背面是一张墨印的女王全身照，照片说明用的是哥特体字母。随后的几页上有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照片（顶上有一颗大星），总督阿尔弗雷德·萨维奇爵士的照片（他的星小一点），秘书长约翰·高奇阁下的照片（和丘吉尔一样大的星），议长尤斯塔斯·伍尔福德爵士的照片（小星），国务委员会主席（小星）；司法部长与财政司长（被挤到附录三中，分别在第九、第十段中间，没有星）。文件中间的这些照片与平心静气地描述那些应予以谴责的行为和思想的白皮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照片中的这些人遭到了那些照片没有登出来的人的不可原谅的、不公正的冒犯和欺凌。

我常听人说起森林带以南的热带草原之乡鲁普努尼，于是打算去一趟，在莱瑟姆待几天。莱瑟姆是行政中心，地处圭亚那和巴西的边界，离乔治敦约二百五十英里。以前去那里要走水路，花几周时间，漫长而艰辛；后来有了可以赶牛马的小径。如今你可以搭乘英属圭亚那的空中航线“达科他号”，九十分钟便可抵达。但是身处海边，你只会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殖民设施以及它与加勒比诸岛之间的距离之近，依然会忘记英属圭亚那还和巴西接壤。对大多数圭亚那人来说，这条海岸就是圭亚那；再往里，一切都是丛林。

确实如此。就在乔治敦以南二十英里的阿特金森飞机场，丛林已经出现。飞机场是美国人在战争期间修的，如今仍在使用；他们亮闪闪的银橙两色的现代化飞机，姿态优美地停在停机坪上，使尾巴上翘的“达科他号”相形见绌，“达科他号”一副穷困而劳累过度的样子。英属圭亚那空中航线的办公室和库房在一间阴暗的小棚子里，以前是美国人建筑的一部分。跑道东翘一块西陷一块，跑道边上的钢丝网边冒出野草；四周遍地是丛林。

天在下雨，乘客们站在比地面略高的游廊上，站在他们的箱子和篮子中间。这群人不会让人联想到英属圭亚那。他们中有许多白人，还有四个印第安人。飞行员，一个穿红衬衣的胖乎乎的高个子男人，是欧洲人。海岸——甘蔗、灌溉沟渠、工人房屋、政治较量、共产主义——早已远去。我们打着廉价的黑伞走向飞机，伞上潦草地涂着“英圭航空”，字很大，你会觉得那不是为了提示自豪感，而是为了防止被偷。机舱里没有座椅，两侧各有一条纵贯机舱的金属台，上面放着一溜连在一起的薄橡胶垫，上面配有安全带。飞机前头堆满了货物。我注意到那里有几箱啤酒、一张床、一台缝纫机、几袋面粉：内地的所有东西，小到别针，大到路虎，都要由这些无畏的“达科他号”飞机，以每磅九分钱的运费运来。

一个年长的美国人坐在我旁边。他个子很高，驼背，但壮硕的胸膛仍然表明他力大无比。假如我当时知道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是鲁普努尼最早的拓荒者和本地知名人物本·哈特的话，我会多注意他的。[4]实际上我对坐在对面的那四个美洲印第安人更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人，特立尼达人很怕他们，称其为“狂野的印第安人”，而沿海地区的圭亚那人则轻蔑地称其为“公鹿”。当中那个男人打着赤脚，身穿卡其布裤子和松垮的白衬衣，用手帕捂着脸。两个女人盯着地板，那个身着粉红色连衣裙、头戴宽檐草帽的女孩则盯着其他乘客看，可是你一和她对视，她就立即咬着下唇，低下头。只有当我们开始在草原上方低空飞行，机舱里热得喘不过气来，飞机颠簸摇晃，有人开始晕机时，他们才活跃起来。这时女人们脸上挂着狡黠的笑意看着其他乘客，手捂着嘴，仿佛要掩住咯咯的笑声。

第一站停在一个叫好望的地方，走出机舱，仿佛进入另一个国度，进入了美国西部片的场景中。平坦的红色大地点缀着一簇簇叶面粗糙的野草，一直绵延到淡灰蓝色的山脉中。阳光灼人，我们躲在机翼下的阴影里。飞机两周才来一次好望，好像所有人都出来欢迎了。可他们也聚不成一群，很难看出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因为除了停机坪旁坍塌的小棚子之外，目光所及之处只有一所房子。几乎所有人都是走路来的，因为只有一辆路虎，它属于塞萨尔·戈林斯基，一个结实英俊的俄国移民，被称为鲁普努尼最富有的居民之一。一个高大消瘦的赤脚男子的出现更为当时增添了好莱坞西部片的氛围。此人颇似电影里的得克萨斯人，装束像电影里的牛仔，他讲话带美国口音。结果他竟是德国汉堡人，是戈林斯基的助手。

在这样的环境中，国籍好像无关紧要，尽管初来乍到，却有种熟悉感。异国情调不是来自于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印第安人，而是看到两名身着帅气黑制服、头戴阔边帽的黑人警察。由黑人警察管辖印第安人，这也是一种奇异的角色颠倒：在奴隶制时代，印第安人受雇追捕逃跑的奴隶。如今却是这些黑人，跟我谈起印第安人时，仿佛他们是一帮难以预料的原始人，得好好监视着才行。

一个警察挥一挥手。“你知道，那边就是巴西啦。”这些话显然让他兴奋起来，“你知道，有段时间他们跑到这边来了。”他笑起来，“可你是了解英国人民和英国土地的。伙计，我们把他们赶了回去。”国籍问题不是问题。在这里黑人警察会自称英国人，好像也对。国界那边的一切都是巴西的，这边的一切都是英国的，至于谁更优越，英国人毫不怀疑。

描述英属圭亚那内地最常用的形容词是“广博”，“广博”也指这里的自然资源；而它们总是“尚未开发”。内地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森林遭到砍伐，只是为了给富有的新兴国家腾出发展空间。实际上，内地大片未被开发的土地都是不毛的白沙地，而如何再造森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里有铝土矿，但黄金和钻石只有少量能被开采。

鲁普努尼在英属圭亚那颇为典型。这里是“热带草原”“牧场”“畜牧之乡”，但你可能开车跑一天也看不到一头牛。我到的时候是旱季，土地呈红棕色，坚硬，有些地方完全由红土构成。貌似青草的其实只是苔草。在这片滚烫的荒原上，长得繁盛的只有一丛丛腰果树和芒果树，时不时冷不丁地冒出一团团绿色。还有砂纸树：发育不良，疙疙瘩瘩，外形如同精心侍弄的果树，有时它们分布十分均匀，使整个草原看上去宛如一望无际的果园。但这只是大自然的模仿秀：这种树的叶子像砂纸一样粗粝。在这些树之间是蚂蚁城堡，灰泥垒成的圆锥形结构，有的高达六英尺。尤其当你是在斜坡上看蚂蚁城堡和冒牌果园时，会以为这片土地果实累累，人丁兴旺。每一个城堡都投下黑色的阴影，如同受国家名胜托管协会保护的原始石碑，于是你感觉下一个浅浅的山谷间便会出现一个村落，一家供应热饭冷饮的旅馆。可道路只是不断延伸，你会经过更多的蚂蚁城堡和砂纸树。一排棕榈树，有如一列头顶绿冠的灰柱子，标出溪流的水道；灰蓝色山脉阻住地平线。幻想消逝，唯余一人形影相吊。

草原有时候会失火：一道低低的断断续续的火苗，不规则地缓缓移动，将大地分为两种颜色：一边棕绿，一边焦黑。老鹰在白烟之上飞翔，等待扑向穿过火线逃命的蛇和其他动物。有些火是牧场上的人点的，想烧掉长得密不透风让青草无法生长的苔草；有些是喜欢看草原燃烧的印第安人挑战法律，随意放的火；我听说，有时候整片山脉都会燃烧起来。那样的大火肆虐过后，草原真的会变成一幅月球上的景象：黑色大地上冒出疙疙瘩瘩的树，像假树，上面挂着卷曲的铜色叶子。

这些山谷中有巴拉塔树割胶业和烟草种植业，再加上畜牧业，足以养活为数不多的人口，甚至能使一些人发家致富，却不足以使此地对整个国家发挥多大价值。与其说鲁普努尼适合拓荒，倒不如说这里更适合浪漫幻想。拓荒者想的是看城市在沙漠中拔地而起，浪漫主义者却希望保持原样。鲁普努尼的居民希望保持原样；尽管他们依赖乔治敦，却对乔治敦政府企图管理此地的野心有种无言的憎恨——管理相隔很远的小居民点对穷国来说是一种负担——处理官员和居民的关系也相当令人头疼。

有些怨恨无疑与种族有关。政府官员，尤其是警察，是黑人；在鲁普努尼，黑鬼，也就是来自沿海地区的黑人，依然是危险和恐怖的象征：逃跑的奴隶，曾经是印第安人的敌人，如今又是毁掉他们生活的罪魁。

特立尼达没有关于奴隶制的记忆；但在英属圭亚那，奴隶制却难以忘怀。黑鬼这个词为圭亚那黑人所憎恶，因为它让人联想到奴隶制；他们喜欢别人称他们为“非洲裔”，但这个词在特立尼达却是严重的冒犯。人人都知道印第安人曾追捕逃奴；我听人们反复提到这一点，白人提，黑人也提；而在鲁普努尼或在任何地方看见印第安人，都会唤起不寒而栗的记忆。[5]

行政中心莱瑟姆是以殖民地一位前任总督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一个整洁但布局杂乱无章的小镇，几十幢丑陋的加勒比风格的混凝土房屋坐落在曲曲折折的红土路旁。牧场主们把莱瑟姆说成是一座城市，说人口太拥挤了。这话乍听起来好像装模作样，热情过头，可在空旷的草原上旅行几天之后，你自己也开始觉得，莱瑟姆就是一座城市，生活设施几乎过多了。这里有一条机场跑道、一个屠宰场、一所医院、一家旅馆、一座发电站、一个板球场——鲁普努尼坚硬的土地很适合投球——还有一座凉亭。飞机跑道与屠宰场相邻，远处是蓝灰色山脉低低的山脊。跑道上，“达科他号”定期着陆，起飞，惊起一团团红色尘雾，带来物资，运走牛肉；警察们站在一旁，并不引人注目。偶尔有一架小型飞机越过边境飞进来，一个巴西商人或走私客拎着手提箱跳下飞机（边防线没有人巡逻，也没有海关稽查这一说），他们就像走下出租车一样，也许会在这里等一两天，再搭乘去乔治敦的飞机。

在地区长官的两层混凝土住宅上方，联合王国的米字旗高高飘扬，足以让国境线那边的所有巴西人都看到。地区长官内维尔·弗兰克是圭亚那人，是位称职的地区长官。他的官员派头无可挑剔，让人放心；私底下他轻松随意，令人愉快，语带机锋，有点拿捏得当的玩世不恭。他初来此地，那一周他第一次参加鲁普努尼的板球赛，第一个进球，以五十三分的成绩成为得分最高的球员，这再合适不过了。要在这一区树立长官威信，恐怕没有比这更恰当的方式了；要想在这里露脸，恐怕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方式了。

莱瑟姆的生活中心是泰迪·梅尔维尔宾馆，在飞机跑道的一头。这幢建筑貌似一所简陋的大宅子，是人们在沙漠上因陋就简、辛辛苦苦地建起来的，用“宾馆”一词称呼它未免太堂皇、太冷漠。倒是“客栈”这个暗示离群索居的栖身之所、宾至如归的温暖款待的词，用在这里更贴切。在这里，乘飞机坐路虎舒舒服服四处游逛的观光客会受宠若惊地发现，自己会享受忍受舟车劳顿的旅行者的待遇。客栈里永远有地方，哪怕只是在格子窗、水泥地的凉亭里挂的一张吊床，而且在这里食物总是随时供应。

阳台上的扶手椅用本地皮革制成，小餐厅的枝形帽架上挂着绳子和枪套。一头友善的猪随意出入，鼻子在地板上东嗅嗅西闻闻。偶尔还会有一只小食蚁兽羞答答地出现，沿着墙摇摇晃晃地蹭过来，四条如同毛绒玩具的柱状腿下面却隐藏着弯曲锐利的爪子，等长到成年，这样的爪子足以让它同美洲豹抗衡。梅尔维尔家的男孩们好像无处不在，他们相貌英俊，身材匀称，动作轻捷灵活：这让人有一种置身于西部片的强烈幻觉。在酒吧喝着一元三十分一升的上好巴西啤酒，葡萄牙语和英语一样时时入耳。这些同那些不熟悉的大啤酒瓶上的葡萄牙语标签（巴西制造）都不是幻觉：莱瑟姆是一个边疆城市。

新年舞会是莱瑟姆的大事，就在这家旅馆举办，贴在酒吧门口的手写海报上说，将会有一个巴西乐队到场，他们从博阿维斯塔远道而来，那里距此八十英里，要渡过两条河，需艰难跋涉五个小时。还会有一卡车一卡车的巴西人来到这里，因为像莱瑟姆和博阿维斯塔这样的边疆城市，都以为对方是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天堂而艳羡不已；已经有人悄悄告诉我，博阿维斯塔有妓院。

半下午的时候，巴西人来了，旅馆登时爆满。女人们占据盥洗室，嘁嘁喳喳，聒噪不已。几小时之后，她们似乎都已经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盥洗室地板上散落着乱糟糟的发团和一球球脱脂棉。走廊里有一只绿白两色的空盒子，上面写着玫瑰蜜乳[6]——我推测是香水——不消说，是巴西制造[7]。

我听说这样的舞会在过去颇为粗野，有时还会有人大打出手。现在安静得多，我觉得莱瑟姆为过去落下的名声十分懊悔，尽管如今依然有人认为这种舞会不适合体面人家的女人参加。最先跳舞的是印第安人，那些体面人则目不转睛地冷眼旁观，仿佛不清楚自己费心耗力地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在盥洗室捯饬一番，还涂上玫瑰蜜乳[8]，到底是为了啥。

在远离舞场喧闹的阳台上，我偶遇了一个体面的巴西男人和两个体面的巴西女人，他们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泰迪·梅尔维尔的皮椅上。同这一带的许多巴西人一样，他们是葡萄牙裔，带点印第安血统。我们试着交谈，试着，是因为他说葡萄牙语，不大懂英语，而我只会一点西班牙语。那个男人是工程师。他的妻子，一位严肃而优雅的美人，是公务员；他妹妹——很遗憾尚未婚配——来自贝伦，会和他们同住一段时间。我们交换了地址。他们力邀我去巴西这个伟大的国家。我要是去的话一定要去看他们。我们漫步回到舞场，就此分开。

印第安女人们沉默地跳着，眼睛看着地板，专注于舞步，仿佛无视舞伴的存在。她们的光脚板踏着地板，轻轻跺着脚。我看不出她们有何迷人之处。

我曾经努力想对印第安人这个整体产生兴趣，却做不到。我读不懂他们的表情，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而且永远无法估计可能同他们交流到什么程度。置身于多元化的民族之中，总有某些人具有一种将失败感、茫无目的之感传染给你的力量：他们是情感的寄生虫，靠吸干你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生命力而自肥。印第安人对我就有这样的效力。

关于鲁普努尼，最令我郁闷的记忆有关弗兰克带我参观的一个印第安村庄。村外竖着一块牌子，上面潦草地写着：“注意：村长有令，除神父、医生和地区长官外，严禁陌生人进入本村。村长菲利克斯。”这个通知并非由政府提议；通知的目的是保护村民免受某些拉选票的政客的骚扰，反正他们也不会投票。这是一个由茅舍和简陋木屋构成的小村落。这里的老师，一个印第安人，住在最大的木房子里，与村子隔着一段距离。学校在另一座木房子里，现在空着，但与许多别处的小学一样，墙上贴着地图、图画和作息时间表。可这个学校根本教不了什么，只会让学生更糊涂、更自卑。

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奎格利神父正经过这个村子；他在学校里过的夜，房间中央还挂着他的吊床。他和我们说话时，男人和男孩们围在我们身旁，有的在教室里，有的在外面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年轻的满怀兴趣和期待，上年纪的却不看人，好像他们觉得只要人到场，就算对地区长官尽到礼数了。

奎格利神父问：“法斯提诺，你想去乔治敦吗？”

“想去，神父。”一个穿灰色法兰绒裤子的男孩答道。

然而，法斯提诺以及与他一样对自己的村庄和印第安人的境遇不满的其他人，能在乔治敦干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受人鄙视；有的也许能当上交警；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奎格利神父认为国家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政府应对他们的就业权提供部分保障。

村长菲利克斯，就是名字写在醒目的牌子上阻止外人进村的那位，似乎兴致索然。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懒洋洋地坐在一条凳子上，弯腰曲背，眼睛盯着地下，一双套在松松垮垮的裤子里的短腿晃荡着。后来，他又神情恍惚地带我们去他的茅舍。他的茅舍与大多数印第安人的一样，黑乎乎，脏乎乎，乱七八糟，到处是尘土。我看到吃的东西混在灰尘泥土中间，就像听见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嘎嘎响一样浑身难受：我简直无法留下来欣赏他们的瓦伊瓦伊研磨板——一块插着尖锐小石头的木板——据说那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纪念品。那时候我才觉得，对食物的敬畏，即处理食物的规矩和戒律，是文明的一大要素。

音乐持续了一夜。我过一会儿醒一次，听到音乐在响：那声音像雨点一样给人以抚慰；但还有一种古怪的咕咕哝哝的声音，像在日本电影里听到的那种声音。早上，一切安静下来。那些巴西人，乐队和舞者，公务员和工程师，都已经坐上卡车回博阿维斯塔去了。舞厅地板上、阳台上、路上，到处都是空啤酒瓶；一小群一小群的印第安人心满意足地看着他们参与制造的混乱。

餐厅里来了位新客人，是个买卖人，祖籍叙利亚。他是那天早上乘飞机来的，去乔治敦途经此地。喝咖啡的时候他劝我也做买卖，到巴西生活。我提到困难所在：从乔治敦到莱瑟姆一磅的运费要九分钱，恐怕生意不好做。

“那有啥麻烦？”他说，“你在乔治敦花一块钱买进，然后呢？然后你花一块钱运货。然后你再三块钱卖出。有啥麻烦的？”

那一周，博阿维斯塔有一场博览会，有关畜牧或农业方面的，莱瑟姆的官员应邀出席。英国农业官员修森，就是那个穿着得体的卡其布裤子，却喜欢光着脚走来走去的年轻人，要带两名助手，他同意带上我。进巴西不需要护照，但需要渡过卡库图河。渡河的地方，河水宽不到一百码，那些危险的小浅滩上插着木棍标示路线，在这些沙滩上，路虎车一旦停下便会陷进去。当路虎开始下沉，水位上升时，我拼命提醒自己，博阿维斯塔的大卡车每周要在这里过两次河呢。

我们终于抵达对岸，来到了巴西。地上没有任何不同的迹象，没有什么能证明我们就在巴西。大草原平坦、光秃、耀眼，天空也一样高远，地面同对岸一样坚硬。道路延伸，两旁挺立着棕绿色的粗糙草丛：两条平行的白色车辙被一溜汽车底盘掠过的低矮植物分开。随着渐渐深入巴西，我感受到了地图早已告诉过我的事实：热带大草原果然属于巴西，相比之下，英属圭亚那那点草原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经过几座茅舍小镇，有时候会被人拦住，是些葡萄牙血统的印第安人，喊着要“搭车去博阿维斯塔[9]”。“不带人，不带人。”修森说。于是他们退回去，并没有流露出怨恨或失望，继续等，天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有辆车愿意捎他们去博阿维斯塔。从这儿的草原上看，博阿维斯塔一定是灯火辉煌。拦车的人当中有个十分苍老的白发黑人。人们在新大陆已经听惯了黑人说英语，突然间听到他们说别的语言，会吓一大跳；黑人在新大陆被塑造出那么多的形象，但这一幕还是会让人重新看待他们的处境。在热带大草原上，这个老人明显是一个异类，一个外来户，可他对别的东西都一无所知，既不知道别处风景，也不知道别种语言。

突然间，眼前不可思议地冒出一座未经粉刷的混凝土大楼。上面用笨拙的蓝色字母写着：医疗站[10]，墙上贴着选举宣传画，上面印有政客们的照片，他们衣着讲究，长着让人信不过的面孔。这是一所医院，可里面没有器械，没有医生，没有病人：巴西，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疆域辽阔，所有地区都靠纸上谈兵来管理。

站在热带草原上，无论往哪儿望，看到的都是山脉，低低的，淡淡的，远远的。若没有这些山岭，一马平川会让人难以忍受，尤其是有时候连砂纸树也不见踪影。路旁有一棵死去的白树，还没到它跟前，就早早注意到它扭曲的枝干，如同电影画面般给空旷镶上框子，标出刻度。之后你所看到的，不是一座山脉，而是一个孤零零的山丘，轮廓分明，突兀，孤立；你的眼睛盯着它挪不开；它渐渐长大，扩展，轮廓却变得不分明起来。那山丘不为人所知；它小小的岩石断层，山上生出又枯萎的稀疏植被，都无关紧要；它只作为地标而存在。

热带草原上的景观不停变换。潮湿的洼地中树丛茂密，宛如森林。但最怡人的是溪流，周围的土地郁郁青青，棕榈树倒映在清澈的水中。我们在一条溪边停下，洗洗脸，泡泡脚；正在这时，一辆路虎绕出绿树丛，箭一般地冲过浅滩，绝尘而去。那是鲁普努尼的塞萨尔·戈林斯基，他和我们一样正赶奔博阿维斯塔。我们跟了上去，但是没追上。戈林斯基认识路，路虎飞卷起尘雾，仿佛在炫耀他高超的车技。

大地上绿色更浓了。我们驶过一个农场[11]：一所粉刷过的房子，外墙刷成蓝色，坐落在香蕉树和橙子园之间。孩子们从院子里望着我们，一个标志牌告诉我们此地的名字：好望。冷不丁地，我们已经到了亚马孙河支流布兰科河岸边。几座小岛遮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景象，我们只能靠高居对岸的那一溜不起眼的房子来推测河流宽度。那些房子有白色的、棕色的，零零落落，被落日柔和的余晖照亮：博阿维斯塔，冒险之城，一整条街都是妓馆。白色的沙洲从河这岸和最近的小岛之间的浑水中冒出来。刹那间，你会沉溺于孩童般的幻想，以为可以从一个沙洲跳到另一个沙洲，就这样一跳一跳，跳到那个低矮平坦的岛上。

现在我们明白戈林斯基为何那般风驰电掣了，他是指望能赶上轮渡。一趟轮渡只能载两辆车，他排在第二，前面是一辆色彩很炫的威利斯吉普（巴西制造[12]，连轮胎都是）。轮渡刚走，下一班至少得等一个小时。威利斯吉普的司机是个巴西军官，他郁闷而无奈地说，说不定会推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坐在岸边吃橙子。太阳渐渐西沉，博阿维斯塔的房屋也变得越来越柔美。

一艘带舷外马达的小船沿河驶来，说可以带旅客去对岸。修森决定让我和他的一个助手先过去。我们离开时，有人喊着请船夫捎信，提醒轮渡再回来。船在小岛和沙洲间蜿蜒横渡，用了二十分钟才到对岸。一大群女人和小孩在靠近河岸的地方洗澡。此时天已黄昏，树木和停泊的船只在明亮的天空和河面上勾勒出轮廓。我们爬上陡峭的河岸，走上一条土路，路面坑坑洼洼，疙疙瘩瘩，像一处建筑工地。

博阿维斯塔是个荒谬的城市：破旧的房子东一簇，西一簇，挤在宽大的街道两旁。街道的布局是按照城市规划大师的思路设计的。不料街道并没有建成，结果是这里修一小段，那里修一小段，突兀而随意。那些设计师是为二〇〇〇年设计的，可二〇〇〇年的通衢大道，如今在巴西的红土地上只是一段一段哪儿也没连接起来的路。一个有趣的结果便是，虽然就人口而言，博阿维斯塔只是一个小城，可按距离看却是一个大都会，只是没有大都会应有的公交服务来缓解距离问题。在这片精心设计的荒芜之上，路灯灯柱整齐排列，这是美好未来的一部分；几座宏伟的建筑，包括一个屠宰场和一家医院，尚未取得建筑许可，却都已经建起来了，等待未来的到来和人口的增长。如今这里的人口主要包括大量冗余的公务员和养着这些公务员的走私客；巴西政府出于经济和方便的考虑，容忍这一地区有走私存在。

一辆出租车送我去旅馆，这是一辆威利斯敞篷吉普，只有吉普才能对付这里的路面。旅馆很气派，也是为公元二〇〇〇年设计的。彼时，这座旅馆一定能雄踞繁华都市中心的优势地段。到那时，潇洒清廉的警察会在绿树成荫的大马路上指挥交通，喷泉会在精心维护的花园中喷涌。可如今的市中心却是一个大而无当、毫无特色的尘暴坑。常有一辆辆色彩亮丽、挤满欢快的巴西人的敞篷吉普飞驰而过，卷起红云般的尘土，遮住城中林立的路灯灯柱和电线杆，遮住尘暴坑另一头因为距离而显得很小的一座座房屋。这座新建的粉红色旅馆，已经有废墟的感觉，如同一个节节败退的文明的遗迹，散发着荒废的气息。两个光脚的孩子送我去房间，他们神情腼腆，脏兮兮的，穿的衣服也是按博阿维斯塔的样式，为他们尚未长成的身材缝制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盏没有灯泡的台灯、一个难看的黯淡的衣橱、一个没有热水可能永远不会有热水的热水龙头和一扇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片倒满垃圾的荒地。就在这样的地方，我出去的时候，前台竟要我出示护照，实在岂有此理。开始我还用西班牙语和他理论，后来我干脆放弃，生气地用英语说：我没有护照。他耸耸肩，放弃了，接着剔牙。

黑暗降临，掩盖了灰尘，也掩盖了空旷。四面八方，目之所及，博阿维斯塔都被电灯照得通明；灯光仿佛标出了大街、广场和大都会中提供丰富感官享受的新月形街区。可我还是想躲开这个尘暴坑，于是朝旅馆右边建着杂乱无章的木棚子的小街上走去。这时修森的助手轻轻推了推我，尴尬地说：“那条街上的女人很坏。”

“很坏？”我问。

他变得异常慌乱。“哦，她们很坏。”他说，我觉得他的话不老实。之后，他又加了一句，仿佛是在向小孩子解释问题：“要知道，坏男人才去那条街上见那些坏女人。”

我没有追问下去。我们穿过尘暴坑向一条柏油马路走去。这条路路面平坦，在这座城市实在少见，且已经广泛投入使用；到处贴满白漆写成的巨幅选举口号。在一个散发着狗屎味的肮脏小酒吧喝了杯啤酒后——我后来发现所有的酒吧都有股狗屎味——修森的助手离开了我。我决定去拜访在莱瑟姆邂逅的那个巴西工程师和他的公务员太太。

他们住在一幢白色小房子里，那条街上挤满了白色小房子。同那条街上的所有房子一样，也同博阿维斯塔的大多数房子一样，上面标着字母P.N.，代表国有财产，这是巴西的说法，其实指的是政府财产。

他们正坐在灰尘遍地的院子中的一棵芒果树下，享受夜晚的凉爽，我的到来让他们大为吃惊。芒果树树枝上挂着一个大功率的电灯泡，发出耀眼的光芒。从没有哪个城市如此挥霍灯光，到处挂满电线。我站在没有铺路面的人行道上喊他们，他们手搭凉棚遮住刺眼的灯光，发出叫喊声。与其说是开心，倒不如说是惊奇。那个来自贝伦的小姑子正坐在缝纫机旁缝制一小块从莱瑟姆买回来的布料。工程师身上穿的还是舞会初遇时穿的那身衣服：白裤子、绿条衬衣。他的那位公务员妻子穿着毛茸茸的拖鞋，我觉得穿这样的鞋很不适合，几英寸厚的尘土上到处是散乱的脚印，在强力灯光下，每一个都留下黑白浮雕般的轮廓。

听到他们压低声音喊着欢迎，有几个人从那座属于国有财产的小房子里走了出来，看起来是另外一家人。但那位公务员介绍说，那是她丈夫的家人。她的严肃，如今我理解为忧郁。丈夫被打发去买啤酒，她则走进前厅，里面登时灯光大亮，耀眼的光线跃上未完工的街道，灯光透过侧窗玻璃，射进院子里。她很快走出来，手拿一个盛着白色液体的瓶子。她说那是一种特殊的巴西饮料，是她为自己准备的。原来是刺果番荔枝，加勒比群岛每家后院都长着这种果树，不大需要人照料。我们喝着刺果番荔枝果汁；工程师买回啤酒之后，我们又赶紧喝酒，怕一放就热了；与此同时，我们尽最大努力交谈着。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博阿维斯塔本地人，他们说，这在巴西都成了笑话，他们把这里看成穷乡僻壤中的穷乡僻壤。他们担心我对巴西产生不好的印象，问我以前看没看过巴西利亚的照片？之后工程师问我读没读过莎士比亚。原著？他羡慕而惊奇地看着我。他也喜欢看书。是的，他太太说，他确实嗜书如命。“卡蒙斯[13]、但丁、亚里士多德，”工程师说，“雪莱、济慈、托尔斯泰。”足足有一分钟，我们俩都在交换作家名字。那些名字，只要工程师认出来，就会叫一声“啊！”，最后他说，是的，读书是件很棒的事，能够提升一个人的水平。

谈话时，芒果在我们中间坠落。每句话后面都会有阵笑声，填补了对话中的断档，活跃了气氛。我离开前，那位公务员说她很乐意第二天带我去各处逛逛。我说那敢情好，可她的工作呢？她耸耸肩笑了笑；她九点钟去酒店接我。

回去的路上，我穿过被月光照亮的死气沉沉的城市，走上那条妓院街。月光下，黑色的微型溪流闪着光，在坚硬的土地上切出深沟。一两座破败的木屋中传出音乐，声音不吵，有几个人在跳舞，舞姿也不狂浪。里面那些女人很胖，韶华已逝，毫无特色。她们看上去不洁净，也不大努力做出“坏”女人的样子，以至于我拿不准她们是不是妓女。不同文化中的妓女的外貌和勾引方式真是千差万别。我径直回到旅馆。一打开房间的灯，蟑螂四散奔逃。蚊子却一动不动。我关上窗子，把外面空地上垃圾的气味关在外面，然后全身涂满驱蚊剂，于是热烘烘闷呼呼的气味上又加了一种味儿。驱蚊剂瓶上的标签向我保证，至少可以四小时高枕无忧。

餐厅高大轩敞，窗户很多，光线充足。这地方本该像个体育馆，只是摆了张超大号L形桌子，使房间看来像多半家具被搬走的大学食堂。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餐厅里有个人。他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仿佛他一个人眼看要闷死了。他用西班牙语告诉我，他从里约来，是做生意的（我想他指的是贩私货），在博阿维斯塔等飞机，已经等了三天。他去过市里唯一一家电影院，逛遍了所有酒吧，现在无事可做，都快憋疯了。我问他逛没逛过妓院。是啊，他闷闷不乐地说，逛过了；正想说下去，身后忽然传来金属般清脆的吧嗒吧嗒声。我们转过头，看到一只鸟，或貌似鸟的东西，翅膀扑打着玻璃窗。里约来的男人站起身走到窗边，伸手捏住那个生物，止住了它的骚动。“蟑螂。”说着，他将它放进裤兜里。一回到桌边，他眼中的神采便黯淡下来，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博取同情。是啊，他去过妓院了，实际上就是昨晚去的。可是那些女人viejas，feas y negras[14]，即又老又丑又黑。

随公务员四处逛逛就意味着会错过博览会，本来我可以由此看看博阿维斯塔的另一面；事后修森说博览会相当不错。公务员刚过九点就来接我，那时候她已经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和博阿维斯塔的大多数公务员一样，她没有多少事可干。于是我们踩着滚烫的尘土到处逛。无论到哪儿都逃不开狗屎味儿，到处都能看到正在交配的杂种狗，身体紧扣，难解难分，面目空茫而蠢笨。我见到一些羸弱的孩子，大多都患上了某种皮肤病，还有一两个身体畸形。我们去了一家老掉牙的印刷所，那里印制粗糙的政府公报，里面的人多数看上去无所事事。我们去了一个不卫生的小市场，里面出售的货物，除了一些印第安草编扇子，基本都是舶来品；还去了一所修女办的妇产科医院，那里整齐洁净，令人钦佩；最后我们还去了政府大厦，行政部门的神经中枢。

政府大厦是一座庞大却没有特色的混凝土建筑，里面静悄悄的，到处都是公务员、打字机和文件夹。我被带进一个铺着地毯的房间，参观市长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办公桌后面没有人（我想他去看博览会了）。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的巴西彩色地图，展现出该国之辽阔——我们昨天走过的地方多么微不足道啊——以及博阿维斯塔的偏远。一张休闲桌上摆着两大本白色影集。公务员催我打开看看。我以为会是工业规划的图表、地图和照片，结果看到的竟是来自巴西各州各地的选美皇后们踩着高跟鞋的玉照：布兰科河小姐，亚马孙小姐，等等。在公务员和一名秘书宽容的、笑眯眯的目光注视下，我翻着一张张亮光相纸照片，看着一位位选美皇后，好证明我是男人，且不愿得罪巴西女人。走廊里的一只玻璃罩下面有一个规划精美的城市模型，它简洁对称，堪称完美。这是未来的博阿维斯塔。我辨认不出，于是问我们现在所在的大厦在模型的什么位置。没有人能告诉我。

我们回到那所属于国有财产的房子喝东西。有个小贩在叫卖，高价兜售从英属圭亚那走私来的布料。东西买了，小贩被打发走了；而后工程师走进来，衣服上沾着油漆，他太太替他道歉，解释说他上午在修理家里的汽车，给车喷漆。我们道别后分头去吃午饭。我对我的午饭很不满意。没有鱼，因为博阿维斯塔是公务员、牧场主和走私客的城市，大家都认为在布兰科河打鱼赚不了钱。没有蔬菜，因为日本移民种的菜不够，或者因为这里的日本人不够。

下午，我们与工程师的妹妹一起去了巴西航空棚屋似的办公室，为她安排回贝伦的航班：好像公务员及其家属不用花钱便可飞遍巴西。从航空公司办公室回来后，观光结束。我很高兴，我已经受够了烈日、尘土和杂种狗。我们拐向一条排列着白色小房子的街道，在那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工程师。

他站在梯子上，唇边耷拉着一根雪茄，右手拿着一把油漆刷。他正在给一所属于巴西国有财产的房子刷墙，是三个油漆匠之一。我该怎么办？假如他太太，那位公务员，没有告诉我他一上午都在修汽车，我可以停下脚步，与他相视一笑。

我没有看工程师，继续向前走。两个女人落后了一点；我听到低低的交谈声。片刻后我走过那所房子，又过了一会儿，两个女人赶上来了。我们没有提起工程师。难道我看错了？还是说我不可原谅地失礼了？我和她们在他们家门口道别，她们没有请我进去。我感谢了她们的盛情款待。我希望自己的话更随意一些，可语言横亘在我们之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她们却对我如此慷慨大方。我沿着尘土飞扬的宽阔马路回到旅馆，心里十分难受，希望再也不要见到他们。

我再也没有遇到他们。热带草原上刮起狂风，市中心迷失在尘雾中。人们走在路上时用手帕捂着脸。我在博阿维斯塔停留的剩余时间里，风一直没有停，我和里约来的那个男人关在旅馆里，吃橙子，看沙尘暴。

我搭塞萨尔·戈林斯基的车回到莱瑟姆。那段驾车之旅十分美妙。车还在巴西草原上驰骋时，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只好借着路虎车灯的光亮渡河。第二天，旅馆里聚了不少人，都在等去乔治敦的飞机：有几个家住鲁普努尼的孩子，要返回沿海地区的学校；有几个在不同牧场度假的人；还有几个眼神空洞、拎着破烂不堪的手提箱的巴西商人。

正如丛林始于阿特金森飞机场，如今看来沿海地区始于这家旅馆。就连沿海地区的政治也出现在我们身边，名为“太阳报”的报纸上刊登着标语：“阳光之地，人人有份”。《太阳报》是联合力量党（“远见卓识眼明亮——加入联合力量党”）的喉舌，该党是那年年初由一位葡萄牙裔的乔治敦商人彼得·达圭阿尔建立的。联合力量党反贾根、反伯纳姆[15]、反左派。它主张“团结联合六个种族”（印度裔、非洲裔、葡萄牙裔、白种人、混血种族人和印第安人），并向这些种族提供“更多工作更高工资更多工业更多土地更多教育更多钱”。大家人人有份：你会想象，连那些受“更高工资”威胁的人也会赚到“更多钱”。

《太阳报》合订本第一卷第八期头版刊登着达圭阿尔先生面带微笑手执钢笔的照片。他坐在写字台后，写字台上摆着一个印有他姓名和“总经理”字样的牌子，他身后是一个钢制文件柜和一个保险箱。照片下面附有达圭阿尔先生的新年致辞，内容悲观，与他的笑脸和保险箱格格不入。

如今举国上下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失业严重，经济落后，致使无法保障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无此则谈不上幸福和发达。以我之见，当此历史阶段，若是祝愿圭亚那人民新年幸福、兴旺发达，未免虚伪。

我对圭亚那同胞的新年祝愿是，让我们万众一心，振奋精神，努力结束蔓延全国、围困大众的萧条状态。

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一问题会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的回答是：“我们国家具有潜在的财富。”最近，一位国际合作联盟（ICA）调查员告诉我们，在对英属圭亚那进行观察后，他想说，我们就坐在宝库之上。我以为，我们的国家应该全面开放，投入大量资金以使那些财富为所有人共享，否则，我们今后不可能有幸福兴旺的新年。

现在说说新闻。刊登在头版的这篇文章是《王与汗公司雇员拿到五千五百元红包》。一百名员工将从这笔钱中获益，报纸第五版登着汗先生的照片。他挽着袖子，笑容满面地与一个工人握手，另一只手拿着一张支票。背景中可能是王先生，他正对着镜头微笑。“工人们对王先生、汗先生和公司赞不绝口。”尽管“汗先生说工人们在相互协作时有些散漫，他希望他们能以新年为新起点，以新的眼光看待问题，达成共识”。

尽管达圭阿尔先生心情黯淡，报纸上还是刊登了一则王先生和汗先生的“合伙人和员工”祝愿“所有客户和朋友新年快乐，兴旺发达”的广告；怪的是，报纸第八版还有一张达圭阿尔先生本人和别人握手表达节日问候的照片。

社论声称贾根博士是共产主义者，“对付”伯纳姆先生“必须极为小心”，因为共产主义的烙印不易根除，社论赞扬达圭阿尔先生提出了“对英属圭亚那发展唯一有建设性的计划”。报纸上刊登的有联合力量党的广告、《太阳报》的广告、冰冰凉软饮料和班克斯啤酒（都是达圭阿尔的企业）的广告。报纸还报道了约翰·弗雷德里克博士的讲话：

你是想拥有像班克斯酿酒厂这样的盈利企业的股份，还是想纳税来维持像铁道部和巴氏消毒厂这样赔钱的国有企业，然后再听人家告诉你这些企业属于你，就因为它们属于政府？

在这些纷纷扰扰之间，上帝并没有被遗忘。一个宗教栏目（从风格和观念上看是源自美国的）提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你都可以做些什么，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社会恢复你认为失去的价值观”，专栏讲述了一个纽约年轻银行职员的故事，他转行做了教师，尽管这意味着每年要失去一千八百元的收入。

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说：“当我眼前那些小眼睛因为意识到新的发现而焕发光彩时，想到我就是推动那些新发现的工具，什么牺牲都是值得的。”

另一个故事来自航海时代，讲一个年轻水手在暴风雨中爬上桅杆，吓得惊慌失措。“孩子，不要往下看！”大副喊道，“往上看！”于是他往上看，终于安全地下来了。

通过“往上看”，仰望上帝，展望全人类的事业，你的个人问题便会显得无足轻重，而且会迎刃而解。

在旅馆游廊上候机的旅客中，有个来自乔治敦的有色人种姑娘。她说她不关心政治，但认为自己支持达圭阿尔。其他领袖都是共产主义者。而且“瞧瞧达圭阿尔先生用班克斯啤酒为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吧”。

难以置信的是，这其中确实有关联。酿酒业在加勒比地区往往是最早的工业项目之一。它是进步的标志，现代化的希望，而当地啤酒就是当地自豪感的主要来源：牙买加的红带啤酒、苏里南的巴波啤酒、特立尼达的加勒比啤酒、英属圭亚那的班克斯啤酒。在英属圭亚那，凡是听到有人赞扬联合力量党的地方，便会听到有人谈论班克斯啤酒。[16]

乔治敦的寄宿公寓里，那名醉汉依然酩酊，依然在呻吟，依然卧床不起。我动了动身子。

乔治敦，英属圭亚那最美的城市，却让游客最为恼火。试试早上要杯咖啡，简直没门儿。昨天你表示不喜欢温水泡的“速溶”咖啡，尤其是先倒水后加咖啡，而不是先放咖啡后加水；于是今天早上旅馆端来的便是半勺去年磨的咖啡末加上一品脱温水，因为你很愚蠢地说过，你要“用”研磨的咖啡——显然，“用”在圭亚那语中是指“喝”或“吃”。抱怨是白费口舌。那些印度服务员因过度劳累而行动迟缓，他们被老板和顾客呼来喝去，已经吓得什么也听不懂。（昨天晚上，一个印度人愤愤地向老板娘抱怨：“我待自己人很好，可是你听好，我和这些服务员可不是同一阶层的。”“我知道，我知道。”老板娘答道，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当你今天早上七点一刻下来，询问服务员为什么没有按你的要求在六点半把你叫醒时，那个中年服务员满脸惊恐地说：还不到六点半呢。尽管黄格子油布桌布上摆着塑料杯垫，可你只啜了一口咖啡，就知道难以下咽。

于是为了找一杯咖啡，你开始在这个白晃晃热烘烘的城市中汗流浃背地四处奔走。咖啡馆只供应冷饮；宾馆里的是速溶咖啡。你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推荐了一个名字诱人的咖啡馆。你向好几个圭亚那人问路，他们指错了方向，并非出于恶意或无知，纯粹是因为愚蠢。最后你终于找到凯特厨房（比如说）。你等了十五分钟；点了六七次；六七次都会有某个迟钝的女服务生，或是葡萄牙人，或是非洲人，或是印度人，隆起的肚腹暗示患有便秘，她以文盲般的认真劲儿写下你简单的要求，仿佛那支笔是铁笔，那沓纸是蜡纸。但咖啡没有来。在凯特厨房里，没人认识你，所以没人招呼你。

半小时后你满头大汗地站起身，因为咖啡馆里很热，密不透风。你发现自己激动而一针见血地说：“你们圭亚那人是我见过的最慢腾的人！”这些话只对你自己有影响；女服务生只是呆愣愣地瞪着你，你走进炎炎白光之中，气得浑身乱抖，只能用刚跳进脑中的那些辱骂的词语来安慰自己。

冷若冰霜，不积极主动，没精打采，只有敲竹杠时才来劲儿：

这些就是跳进我脑中的话。所以，每当沮丧到接近崩溃时，我便把玩这些词语，换个形容词，再添上另一个，直到我能够“往上看，展望全人类的事业”。

想搞到顿饭也同样不可能。乔治敦所有的餐馆和宾馆提供的几乎只有“家常烤鸡”，不过是烤鸡块装在一只脏乎乎的篮子里端上来（圭亚那人喜欢的正是那只篮子）。除非你像圭亚那人那样酷爱这种取了美国名字的“摩登”菜，不然就得饿着。你对服务生说要赶时间，也不过是白费口舌。你得等一刻钟才能拿到菜谱，一盘炒鸡蛋也得等一个小时。不要抱怨：那人已经加快速度了。你不能在旅馆房间做饭；不能在街上做饭。你能怎么办？以下摘自我的日记，仿佛摘自一个虚弱无力的探险者日记中的自述：

一月十七日。乔治敦的悲惨日子之一。在布克购物。打出租车花了四十五分钱。没吃午饭。朗姆酒馆；布克快餐店；买罐头起子和纸杯。

一月二十五日。在乔治敦的日子之一。早上醒来，情绪很坏……

圭亚那人那种疟疾病人似的慢慢腾腾在加勒比地区尽人皆知，就连英属圭亚那人自己也承认。有些雇主喜欢雇佣岛民，说这些人天性更主动，更自立。我听说，把一个圭亚那人留在丛林里管理一个观察站是很危险的：等巡视员们回来时，会发现茅舍坍塌，仪器生锈，那个圭亚那人发了疯。相反，你会发现一个岛民把丛林搞成一个齐齐整整的种植园，离开时还依依不舍。

我同一位圭亚那官员谈话时，他说这得怪疟疾。但不只是疟疾的问题，还有历史原因。奴隶制延续了三百年，而且格外野蛮：说起奴隶制，荷兰人的记录比法国人的更加黑暗。结果，非洲裔对独立充满激情，对他们而言，独立与其说是维护自豪感，倒不如说是渴望不受人管制、置身事外。因此在英属圭亚那内地会有那么多非洲淘金客，他们永远发不了大财，但却过得逍遥快活，超然社会约束之外，只是不触犯法律而已。也因此在相邻的苏里南存在de luie neger van Coronie[17]，即克罗尼的懒黑人，他们在偏远的定居点过着安稳的日子，偶尔会拿着一两个椰子到榨油厂换点现钱，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却把榨油厂、政策制定者、政客和消费者搞得很绝望，因为克罗尼人生产的未经提炼的油比从荷兰进口的精炼油还要贵。

然后是土地。圭亚那河流众多，必须要保护肥沃的海岸地带不被洪水冲刷；这片土地低于海平面，因此还得抵御海水的冲刷。灌溉和排水必须大规模进行，否则便没有价值，但小农场主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农场必须大才行。可大庄园的弊端又随之出现：从空中向下看，绵延无尽的田地被横平竖直的灌溉沟渠分割，一簇簇工人住房分布其间。迈克尔·斯旺一九五八年谈到种植园问题时写道：“如今英属圭亚那的蔗糖业需要想千方设百计才能保住足够的劳动力……制糖业主要的弊端都可以追溯到对人力短缺的忧虑。”契约劳工制代替奴隶制，将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弄到西印度群岛，这种制度在英属圭亚那实施得最为残酷（如果我们忘记印度人在法属群岛、中国人在古巴所受的虐待的话）。为了高效管理这些大庄园，工人必须被当作一个孤立的等级，还要不断提醒他们自己的地位。

在沿海，随处可见让人联想到过去的东西，让人联想到有意冒犯的东西。“大通间”——那种分隔成许多小间、每间住一家的长条形房间——几乎完全消失了；有人把乔治敦郊外仅存的一两栋当古迹指给我看。但是当你乘火车沿埃塞奎博河河畔的帕里卡与乔治敦之间颓败的铁路旅行时，吸引你目光的不仅是野草丛生的沟渠中的睡莲。铁轨一侧，你能看到工人的住房，一些挤挤挨挨、外形相似的小房子；另一侧则是高级员工的寓所：你会觉得，这种掌权者与下属员工的对峙，对任何有志气的民族来说都是无时不在的刺激。

怪罪庄园主、怪罪布克公司是件容易事。甘蔗是丑陋的作物，有段丑陋的历史。迈克尔·斯旺提到的愚蠢而不可一世的监工有不光彩的家世。但在英属圭亚那，归根结底还是应该怪这片土地。这里需要大庄园；而大庄园造就了布克公司。尽管布克公司近年来厉行改革，应该受到称赞，可他们也得为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虽不情愿却仍然不得不勉力扮演的角色承担责任。布克公司应受谴责，不是因为那些冷酷而缺乏想象力的雇主——大庄园同样免不了有这样的雇主——而是因为它是殖民社会中的殖民社会，因为它造就了殖民社会中的殖民社会：这种社会是对圭亚那人民的双重禁锢。

奴隶制、这片土地、大庄园、布克公司、契约、殖民体系、疟疾——所有这些联手造就了一个既革命又极为保守的社会，并将圭亚那人塑造成如今的样子：慢慢吞吞，愁眉不展，表面上言听计从，实际上独立不羁，他们为自己生活的一小角圭亚那而自豪，对任何自我批评以外的批评都十分敏感。当圭亚那人面无表情地盯着你瞧时，你要知道他已经不理解你的意思了，于是他以为你想听什么就会说什么。你很难揣测圭亚那人到底在想什么；但如果你事先有了主意，你会发现对方多半会附和你。有个圭亚那人对我说：“在英属圭亚那，人人都撒谎。”这不是撒谎，只是表达不信任，是圭亚那人的一种条件反射；一九五七年英国殖民部官员赴英属圭亚那调查政治局势，得出贾根主义作为政治势力已是强弩之末的结论。想到此，你不禁对这些官员产生同情。

应该唤醒圭亚那人民的政治意识，将他们组织起来，这种观点并不令人惊讶。大庄园和通讯困难催生了一种社群情感，这种情感在特立尼达那样的地方是不存在的。至于民众是否得到政治教育则另当别论。人们发现，政治政策在英美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兜售。但在英属圭亚那，这些问题从来不会令人困惑，而且任何东西都无须兜售。政治判断简单明了，就像那个姑娘，她支持达圭阿尔先生就是因为他酿造班克斯啤酒。

埃塞奎博河中有个名为威肯纳姆的小岛，平坦、潮湿，那里的人们种植稻米。一个周末，贾根夫人去那里为一个新安装的高位水槽举行开工仪式，我与她同行。这是威肯纳姆第一次供应清洁的水源，为此大家都盛装出席，政府新闻社也派了摄影师到场。演讲过后，大家鼓掌喝彩，但不等贾根夫人启动水泵（排在打印议程表的第八项，但仪式没有完全按程序走），一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男人就站起身，吵吵嚷嚷地抱怨新水价过高，差点儿把开幕式搞砸了。庆祝活动提供饮料，楼下是汽水，楼上是威士忌，而在整个庆祝过程中，那人一直在抱怨，还一度威胁说不再支持政府。

这就是英属圭亚那的政治判断水平。无论部长们走到哪里，都会遇到鸡毛蒜皮的抱怨；无论何时，只要贾根博士在乡间停住脚，便立即被求他帮忙的人团团围住。政府是选举出来的，可这并不重要，人们依然要求政府同以前一样行使家长的责任，只是要更温和些；而民选政府就应该做出回应。“人民”已经了解自己的力量，那种兴奋劲儿还很新鲜，以至于每个新选民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施压集团。就这样，人民——不是政客心目中的抽象概念，而是那些企图以乞求、行贿和威吓达到目的的人，因为他们过去就是靠这些手段办事的——威胁着一个负责的政府，最终也将威胁他们自己的领袖。这是殖民地衣钵的组成部分。

以下摘自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乔治敦的《晚报》：

品茗余兴

星期六晚上，菲耶·克拉姆－尤文庆祝十八岁生日，晚会在梅因大街她两位姑妈——艾薇·克拉姆－尤文与康斯坦斯·克拉姆－尤文——的住所举办。晚会上，菲耶收到平生最大的惊喜之一。

十点钟左右，一辆拉车停在大门口，阿特金森皇家汉普郡兵团的几个男生抬着一口巨大的箱子走进大厅。这是阿伦·毕晓普、艾文·奥桑、大卫·佩里和彼得·可科恩博士送给菲耶的礼物。

男孩们坚持要她立即打开箱子，当她打开箱盖，你猜从箱子里蹦出来的是什么？是大活人艾文·奥桑，他手里举着三个盒子！在场的客人们真是欢声雷动！第一个礼品盒上题着：“三个极品朋友赠”。打开这个盒子，菲耶看到救济院和部分工作人员的照片。第二个盒子里装的是一桶洁厕灵和一个马桶刷，第三个里面是一架极为别致的双筒望远镜，是两个甜露酒瓶用陶瓷制品固定在一起做成的。

从来没有什么惊喜构思得如此别出心裁，完成得如此圆满，我们到现在还好奇，停在梅因大街克拉姆－尤文家台阶前的那辆拉车到底下落何在。

菲耶本人看上去魅力四射，一如既往的光彩照人，她身着……

圭亚那人的距离标准很奇怪。他们会自豪地告诉你，他们最大的河流埃塞奎博河入海处宽达二十英里，河里有好几个像巴巴多斯那么大的岛。但沿埃塞奎博河上行仅有四十英里、航路十分便捷的巴蒂卡定居点，却被他们称作丛林、“内地”，尽管最早的种植园就在这片丛林中傍着那些焦糖色河流而建，用圭亚那诗人A.J.西摩的话来说，“覆灭的荷兰种植园之梦，在这些流向大海的圭亚那河流中”。这些种植园如今已踪迹杳然，只剩东一堆西一堆的残砖，当年作为压舱砖乘荷兰舰船从荷兰漂洋过海而来——你曾在那么多荷兰油画中看到过这种红色扁砖，被一个一个细细描摹——它们让人联想到精心描绘的洒满阳光的教堂墙壁，以及或井然有序或粗俗土气的室内景象，如今，发现它们横陈丛林之中，唤起的只有关于野蛮的奴隶制种植园的记忆，这景象委实令人不安。

在西印度城镇，历史仿佛已经死去，不再重要——也许是因为过去如此难以想象；也许是因为明媚的阳光；也许是因为那么多东西都临时凑合，又都那么新，肮脏不堪的景象完全属于当下。要感受过去，你需要身处圭亚那河流这样的空旷之地。这些河流，这片丛林，这些石头，在新大陆被发现前便已如此：而今此景犹在，河岸上丫丫杈杈横躺着枯死倒伏的树木，丛林并非一棵一棵彼此独立的树，而是某种参差披拂、垂挂缠绕、沉重不堪的东西，某种衰朽的东西，活着的树干如同白色柱子，树枝则像黯淡无光的绿丛中的白色脉管，它们在黑色河水中投下倒影，宛如一幅挂毯。

仿佛一切都在等待被发现。但那种空旷只是一种错觉。河岸边点缀着小居民点和营地，住着印第安人、矿工和伐木工。丛林中最难行处都有小径甚至道路穿梭其间。通往巴西的道路始于巴蒂卡。最初是水泥路（试验性地铺了路面），很快变成土路，宽阔的红色道路在丛林中穿行，路两边种着试验性的青草带，毫无底气地赖在森林脚下的白沙地上。裸露的树木看上去像史前动物，长着庞大的身躯和极小的脑袋；沙土地有的地方洁白如雪，让人想起盛夏落雪；那些黏土坑，颜色和亮度都像揉皱的铁锈色锡箔纸。这样的土壤中可以生长橙子树和洪都拉斯松树，可是这里再也种不活硬木树。不久，宽阔的红色道路萎缩成林间小径，一直延伸到波塔罗河边，在距巴西还有八十英里的地方戛然而止。在内地，英属圭亚那很容易让你产生这样的感觉：这片土地拥有的只是临时的林中空地和试验性的路面，道路要么渐行渐窄最终消失，要么像从鲁普努尼延伸出来的牲口小径那样又回到丛林中。

在这里，你对数字的看法也变了。二十个人就是一大群人；一百个人就是一座城市。回到乔治敦不仅是从过去回到现在，而且是从空旷进入难以容忍的过度拥挤。沿海地区因根除疟疾而人口暴增。人们心中充满对土地的渴望。乔治敦的儿童数量惊人，每到午后时分，爱尔博伊斯顿区的大街小巷看起来就像课间休息时的校园。即便是现在，圭亚那已经有大量失业人口。沿海地区的人口安置耗资巨大，虽然那里有很多闲置土地；要开发内地则耗资更大。英属圭亚那八万平方英里的国土上生活着六十万人口，而移民还在增加。你不禁会觉得这种圭亚那特色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以下摘自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圭亚那画报》：

画报观点

从事身边的工作

昨天我们看到一则有趣的广告，上面写着“诚征家政服务人员”。广告上说报酬优厚，包食宿。

此类工作在德梅拉拉铝矿有限公司所在的采矿小镇麦肯齐找得到。

不仅麦肯齐招募厨师和女仆，乔治敦和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方也都提供此类就业机会。

厨师和女仆是家庭的得力助手，应当被接纳和欣赏。

鉴于英属圭亚那失业率很高，妇女和女孩们不应轻视这类就业途径。在真正的正派人眼中，这类工作并不低人一等。因为如果没有人做女仆，女主人就得亲自打理一切家务。

假如家庭主妇必须做家务，难道会有人说她降低身份了吗？这种想法很荒谬。从本质上看，没有哪一种工作是下贱的。

如果我们国家有更多待业妇女和女孩意识到这一点，利用这些工作机会，自食其力，而不是选择继续待业以至受到各种坏影响的攻击，则善莫大焉！

在西印度群岛参与竞选的政治人物当中，贾根夫妇精力最为充沛。每到周末，他们或他们那些部长级同事都会去国内某地。这个周末他们要去伯比斯，贾根博士的老家。很多人对我说，那里是国内最“进步”的地区。他们邀我同行，贾根博士要亲自到旅馆接我。

而我竟迟到了。我去马路对面的餐馆吃了点“快”餐。等了四十五分钟，吃饭用了三分钟（炒鸡蛋）。等我回去的时候，贾根博士半坐在吧台凳子上。他穿了件运动衫，看起来很放松。之后我又想起还有要洗的衣服。我飞奔上楼，提着一包没有系起来的脏衣服下楼，交给吧台的服务生，并付了小费。（付小费也是白费。两天后我回到宾馆时，那包脏衣服依旧塞在吧台下面，我听说那成了随后接班的服务生眼中的谜。）

贾根夫妇住在一座朴实无华的单层木屋里，是圭亚那风格的高脚木屋。房子是开放式的，没有保护设施[18]，楼下养了一只宠物猴。除了楼上有几个堆满书的书架和杂志架（《纽约客》也在其中）之外，这座木屋与许多圭亚那人家的房子并无二致。

此次伯比斯之行算是家事。贾根家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要去与贾根博士的母亲共度周末。他们对我很冷淡；想起关于他们的说法和描述，尤其是关于那个男孩的，我并不惊讶。不久，贾根夫人到了。她手脚麻利地做好准备——他们要在车上吃饭——还花了点时间挑了本书。她选的是柯莱特的《流浪女伶》（在威肯纳姆时她在读多丽丝·莱辛）。车里很挤，但还要来两个孩子，是贾根博士的弟弟瑟保罗的孩子。我们去另一条街的一座木屋里接上他们。贾根博士说：“就像去野餐一样。”车里，孩子们传递着橙子和香蕉，确实像去野餐。

我听说贾根博士的一个兄弟和我同名，于是大家谈起名字来。贾根夫人说，瑟保罗去纽约的时候，发现宾馆工作人员对他毕恭毕敬。一看账单方知原因：上面的称呼写的是保罗爵士[19]与贾根夫人。

我们还没有出乔治敦，一个骑自行车的黑人喊道：“印度苦力们就算被贾根埋了也不会在乎！”

让人觉得奇怪的好像不是那种辱骂，而是辱骂竟那么随便：眼前是一辆满载贾根家人的汽车，而那人竟用这么简单的话表达对本地主要政治问题的不满。你原本还期待会更正式一点呢。

“尊重对手，是你在英国才能学到的东西。”贾根博士说。

我们继续谈论名字。贾根夫人说贾根博士的另一个兄弟把名字由楚尼拉尔改成了德里克；而姐妹们中间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取了英语名字。

恰好一百年前，特罗洛普抱怨英属圭亚那沿海地区的路况，这是他在这里时唯一不喜欢的一点。从那时到现在，路况并没有改善。路面是烧土铺的，比生土路面稍微耐用些，但也有限。路面到处坑坑洼洼，无论你如何躲闪都避之不及。那一小段平坦的“试验性”路面造成了简短但令人崩溃的对比，让你的挫折感更加彻底。可出租车和公交车经常走这些路，车多的时候就缓慢但坚定地沿直线颠簸而行，道路通畅时则像疯狂的蚂蚁似的七拐八绕，迂回前进。英属圭亚那随处可见的劣质铝土能铺就更持久的路面，可烧土是农民的产业，所以路面必须用烧土铺。

我们路过很多黑人定居点，其中一个名叫巴克斯顿，让人想起他们的故事。托马斯·巴克斯顿和威尔伯福斯曾为废除奴隶制奔走呼号。奴隶获得解放后，一些曾经为奴的黑人不愿为主人工作，便共同出资买下一些荒废的种植园，建起这些黑人村庄。其中最早的一座种植园购买于一八三九年，花费一万元。八十三个黑人当场捐出六千元现金，扬眉吐气地用手推车把钱送去；其余四千元在三个星期内付清。虽然遭到种植园主和政府的阻挠，乡村运动依旧进行得如火如荼。种植园主逐渐失去劳动力。政府害怕经济崩溃，为制造“自由但没有土地的劳动者”而限制公有土地的发放，并对那些私自占用闲置土地——英属圭亚那存在大量闲置土地——的人予以惩处。[20]

结果是印度移民解决了劳动力问题，而曾经的奴隶却被这片土地打败了，被只有大庄园才能解决的排水和灌溉问题打败了。我们经过一个凄凉灰暗的村庄，正像特罗洛普看到过的那些村庄：那是一片灰暗的沼泽中的一座灰暗的烂泥岛，岛上立着一座座遭风吹雨淋日晒而变得灰暗的木屋。贾根博士告诉我，这一带没有防波堤，这里的居民也不想建：如今他们不再是农民，成了渔民。

新阿姆斯特丹，英属圭亚那第二大城市，坐落在伯比斯河畔。贾根博士之前听说轮渡两点五分离开，我们及时到达河边，方知轮渡离开的时间是一点二十五分和三点四十五分。“这个国家的人毫无效率。”贾根博士说。但是布莱蒙特庄园的一艘汽艇正要渡河，为得到必要的许可，我们开车来到庄园办公室，一座低矮的白色建筑，精心修剪的草坪沟渠环绕，渠中生长着花盘硕大、色泽红艳的王莲[21]，使人倍感清凉。探险家尚伯克正是在伯比斯河中发现了这种花。贾根夫人像女孩般咯咯笑着告诉我，他们尽量同那些庄园保持恰当关系。尽管她没说，我还是感觉到，这样请人帮忙，而且人家答应得这么痛快，是挺让人尴尬的一件事。

我们刚到对岸，有一个人向贾根博士走来，递给他两元钱党费。一个上年纪的黑人来接我们，他是党的工作人员。新阿姆斯特丹是反对党的大本营，我们听说反对党领导人伯纳姆先生本人正在城里（他很可能赶上了一点二十五分的那班轮渡），当天晚上要发表演讲。贾根夫人说，在竞选巡回演讲时，有时候执政党得和反对党同住一家招待所。但在这里就没有这样的危险。我们要住在政府大厦。

新阿姆斯特丹的政府大厦是老达夫森庄园的宅邸，一幢白色的二层建筑，堂皇典雅，建在高大的柱子上，宽阔的露台丝网环绕，地板闪闪发光，房间宽大轩敞，到处散发着浓郁的古木气味，那种明确无误的热带庄园宅邸的气息。大厦内有达夫森家族遗留的物件。客厅里，除了两幅镶起来的鸽谷照片外，墙上别无他物；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挂着一幅伊顿公学的彩色版画，淡蓝的色彩，浅淡，迷蒙。露台上，宽大的屋檐投下阴凉，丝网挡住了昆虫，但遮不住视线，透过它可以看到花园和网球场。我和党的工作人员谈话。他像一个如今有权利进入这所大厦的人那样坐在藤椅上；但他把帽子搁在膝头，谈话也主要围绕达夫森家族。说到他们，他饱含深情，津津乐道；贾根先生在楼上某个房间歇息，外面的扩音器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播报着伯纳姆先生晚上将要发表演讲的消息，使得炎热的午后愈发显得沉寂。

扩音器没完没了地广播着。党的工作者把话题转向政治，我觉得他有些不情愿，因为在新阿姆斯特丹，人民进步党的前景并不明朗。还是种族的老问题。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主要是黑人，而黑人担心印度人占上风。他自己倒是看不出谁占上风有什么关系。在英属圭亚那，任何人都有机会“进步”——在西印度群岛，进步就是意志坚定，志在必得——而这里也有和印度人一样“进步”的黑人。他只是希望有更多进步的黑人，也确实可以有，因为尽管印度人拥有更多财产，可黑人挣钱更多。

这样的话我在乔治敦也听到过，而且是听另一方的支持者说的。许多圭亚那黑人因为心里没底，担心自己——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两次被人超越，先是被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和黑人之间于一八五六年和一八八九年发生过骚乱）超越，如今又被印度人超越，他们感到自己时运不济，正处于自我剖析的心境。圣诞节期间曾有人发起过一场运动，号召人们厉行节约，只购买绝对必要的东西。运动最终失败了，商店抱怨有人搞种族主义。

在乔治敦，有一个精力充沛、魅力十足、情感丰富的黑人女子跟我谈了一个小时，她以急迫的、近乎绝望的口气谈到圭亚那黑人的缺点。她期望黑人的行为举止有尊严。看到狂欢节期间黑人女子在街头乐队中又蹦又跳，她觉得恶心：印度女子、葡萄牙女子、白人女子、中国女子，她们没有人那样做。（可她们在特立尼达就会那样做，因为在那边这被认为是现代，是解放。）黑人把钱浪费在喝酒上，把喝酒当作富有和白人的标志。（这样说当然过于简单化，尽管应该说贾根博士也把酗酒看作这个国家的痼疾之一。）她期望黑人有印度人的勤俭和决心，许多受人尊重的黑人家庭把财产挥霍掉，结果落到印度放债人手中，完全任人摆布。最主要的问题是，黑人缺乏印度人所具备的家族观念，这是他们任人欺凌的根源。三百年的奴隶制教给他们的只是：他是孤立个体，人生苦短。

现在，坐在达夫森宅邸的露台上，这个党的工作人员在讲同样的问题，没那么多的分析，语气也不那么迫切和绝望。进步的人到处都有，他说，没有哪一个种族可以垄断进步。于是话题转到圭亚那的大家族上，再次谈起了达夫森家族。贾根夫人走过来，我们一起喝茶；孩子们已经被打发到奶奶家去了。

那天下午稍晚些时候，贾根博士要发表两场演讲，不在新阿姆斯特丹城里，在城外的村子里。汽车已经由三点四十五分的轮渡运过来；留下贾根夫人读她的柯莱特，我们前往党委办公室，一栋破旧的木楼，去接党的几个工作人员，带上扩音设备。离开市里时，我们接上了当地发言人，其中有阿约得哈辛，本地区的委员。我听说他已经有段时间没去拜访选民了，因而声誉不佳。

一卡车穿蓝制服的警察去了将要举行第二场集会的村子；还有一卡车警察，他们的卡车开进了我们停车的村子。在一座用木材和瓦楞铁盖起来的红色商店兼酒馆的两侧，警察已经各就各位。一些男孩坐在商店走廊的扶手上。那样一帮人，站得那么分散，有的在马路对面的院子里，有的在附近房子的台阶上，乍一看，你会以为警察比观众还多。一走进商店的院子，贾根博士就被一群稻农代表围住；他本人个子很高，也被这群农民围得找不见人。农民们都穿着出门拜客的衣服：熨过的卡其布裤子，硬邦邦、亮闪闪的鞋子，熨过的白色或亮蓝色衬衫，刷得干干净净、样子簇新的棕色呢帽。

党的几个工作人员挂起扩音器，试了试声音。有人介绍了阿约得哈辛先生，当他就政府的成就发表他那斗志昂扬、过于高亢的演讲时，有人在会场里兜售党报《雷声报》[22]。一直到轮到贾根博士发言时，那群稻农才放开他。他刚开了个头，那些党的工作人员和阿约得哈辛先生就驾车而去，为第二场集会“暖场”。贾根博士的激情洋溢与周围的田园风光和马路对面听众平静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一头受惊的牛沿路狂奔而去，几秒钟后牛倌飞奔追来。一位缠头巾、裹腰布、身穿白衬衣的学者轻快地蹬着自行车驶过；一辆拖拉机、两辆货车也从会场驶过。贾根博士讲到德梅拉拉电力公司的收购问题、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和选区设置报告。夜幕降临时，他还在讲。他讲了一个小时——商店走廊里的孩子们不停地交头接耳，咯咯嬉笑，又被人制止——他的讲话很受欢迎。

他冷不丁转身走进商店，独自一人，远离人群，一声不响地喝了一杯班克斯啤酒。所幸当时没有摄影师。那一周早些时候，有人拍到贾根夫人在喝一杯冰冰凉饮料，那跟班克斯啤酒一样是达圭阿尔的产品，报纸对此大做文章。

另一个村里的暖场并不成功。扩音器出了问题，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在讲话，但没有人听。他站在一个新建的混凝土结构的大型食品店屋檐下的一个箱子上，食品店灯火通明，店门大开。一小群人，主要是黑人，三三两两地站在明亮的院子里，站在黑黢黢的路上，聊着天。每当有车开着刺眼的大灯驶过来，路上的人群便散开，挪到路旁的草坪上，不再重新聚在一起。人们不停地走来走，嘁嘁喳喳地说个没完。有个黑人在发言，他语气随意，翻来覆去地责难政府歧视黑人。一个男人在路边的黑影里不停地发问：“政府到底为这个地区做过什么？”“这个地区有多少人分到过土地？”显然他在村里是个人物，因为他每次开口，大家便开玩笑似的向他欢呼。他措辞有力——“土地”一词有种惊人的法律意味——这无疑也是他受人欢迎的原因。党的工作人员试图同时对付那个发问者和出毛病的扩音器，结果力不从心，徒劳无功。后来扩音器干脆被扔到一旁；贾根博士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将刚才讲过的内容以同样饱满的激情讲了一遍。他比前面的发言人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但人群仍然混乱无序。又有人在控诉政府对黑人的歧视，路旁的人群中甚至有人在轻声咒骂。

我们坐车回新阿姆斯特丹，一路上众人沉默无语。在政府大厦，宽敞的餐厅里灯光昏暗，新刷的墙上光秃秃的，只挂着一幅荷兰人绘制的新阿姆斯特丹的老地图（高大的森林[23]围绕一个小小定居点）。晚饭摆在一张光可鉴人的长条桌子一头，用布盖着。贾根夫人走下楼来，看她的表情，仿佛在等着灾难性的消息。她说自己是悲观主义者，我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她的头发刚刚梳过，我推测她此前一直躺在床上读柯莱特。

“怎么样？”

“还行。”贾根博士很简练，很疲惫，他好像有能力在激情与平静间不停转换。

伯纳姆先生的集会已经开始。原本寂静的城市中回荡着扩音器发出的轰鸣，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晚饭后，贾根博士出门拜访，我听取了贾根夫人的建议，打算去伯纳姆先生的集会上看看。会场在一条主街上，贾根夫妇的司机开车送我过去。伯纳姆先生穿一件普通的短袖运动衫，正站在一个高台上讲话。他一眼看到司机，评论了一句，但其中有太多当地的暗语，我根本没听懂。可司机又羞又恼，尽管他自己也是见过世面的政治活动家，听到比较过激或挑衅性的话还是莫名的敏感。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在之前那场混乱的集会上，当一个女人口出秽语时，他还用手捂住耳朵。

伯纳姆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演讲家。他语速缓慢，用词准确，切中要害。他很少打手势；脑袋向前探着，表情坚定，推心置腹，表述简单，但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他极为冷静，声音优美，抑扬顿挫，令听者全神贯注，百听不厌。在他沉稳的说话方式背后隐藏着惊人的机敏，而正因为他不露锋芒，语速没有时快时慢，语调没有忽高忽低，讲话效果反而更好。

“伯纳姆！”一个骑自行车经过的小伙子喊道。“先生你好。”伯纳姆回应道，声音那样平稳，你得过几秒钟才意识到那几个字不属于演讲的内容。“你撒谎！你撒谎！”有人在一辆驶过的汽车中喊道。伯纳姆没有立即接话。等他把刚才正讲的那句说完，汽车已在远处越来越小，他才继续说：“哦，既然那个蠢货永远也不会明白……”时机把握得无可挑剔，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听众中有人开始抗议。伯纳姆停下来，慢慢转过头，盯着那个发难者，明亮的灯光在他脸上闪烁，那张脸上的表情很疲惫，但还有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轻蔑。沉默在持续。此时伯纳姆的表情变为恼怒，他又转回麦克风。“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开口说道。无疑，他在英属圭亚那的声誉部分造就了他的成功。他的演讲以风趣著称，人们来听他的演讲就是为了找乐子，正如新阿姆斯特丹这帮听众，无疑也是为此而来；一大群听众，各色人等，人人开心。

不幸的是，伯纳姆先生言之无物。他指出人们对现状普遍不满，却没有把问题揭示清楚。他讲到需要教育，并许诺假如他掌权，便要建立一个经济规划局。他提到贾根夫人，原先的同事，称她为“来自芝加哥的小妇人，我们海岸的外来户”；他讲到种族问题，虽然只是旁敲侧击，但态度仍然令人不悦。“我警告印度人……贾根说过他要控制经济的制高点。制高点，让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就是你们的生意，你们的土地，你们的商店。”对听众中的黑人来说，这信息十分清楚。

我听说，一九五三年英属圭亚那宪法遭到悬置后，伯纳姆先生和贾根博士都在牛津大学发表过演讲。尽管权力和责任已经带来某些变化，但贾根博士依然故我。伯纳姆先生却不是这样。在一九五三年的讲话中，无论多么没把握，他还是表现得像个有话要说的人。可到一九六一年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无话可说。在中间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一九五五年贾根与伯纳姆的决裂？

在英属圭亚那，几乎任何大事都不可能查明真相。调查和多方查证只会把人吓懵。贾根博士指责伯纳姆先生搞机会主义；他说伯纳姆先生接受了西印度政客们糟糕的建议。一九五七年贾根博士大选获胜之后，曾寻求与伯纳姆先生和解，这是实情。但另一方面，伯纳姆先生，这个私下里魅力四射、几乎让人为他从政而惋惜的人，在他的乔治敦集会上——基本是他的新阿姆斯特丹讲话的老调重弹——说，贾根夫妇早在一九五三年大选前就已经谋划好了要“终结他的政治生涯”。因而，和解根本不可能达成；此外，贾根博士是个“斯大林主义者”，贾根夫人不是知识分子。然而考虑到伯纳姆先生才华如此卓著，上面的说法依然不能解释他为何没能建立一个富有建设性或具有促进作用的反对党。虽然提供不了证据，但我却以为，两人在圭亚那的主要经历十分类似，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相互尊重要大于他们之间的怀疑，或许两人都在为对方变成现在的样子而痛惜。

但是裂痕存在，国家因此而产生种族分裂，造成的局面恰如特立尼达局势在镜中的倒影：在特立尼达，黑人占大多数，在英属圭亚那，印度人是多数派。随着将近一半人口退出政府自治实验，国力严重削弱，岌岌可危。种族对立导致袭击和反击，冲突持续不断；这种对立又受到一些冷嘲热讽的跳梁小丑们的挑唆怂恿——各国的野心家多数都是这种人——于是导致压力越来越大，足以轻易冲昏双方领袖的头脑，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尽管由于面积及其社区分布的隔绝状态，英属圭亚那比特立尼达更能承受动荡。

星期天上午，我们驱车沿科兰太因河畔向东到达莫兰特港，贾根博士的出生地。莫兰特港是甘蔗种植园，一马平川，大得吓人，好几英里长，好几英里深。人们为土地的广袤而十分骄傲，相信莫兰特港人杰地灵，养育出最优秀的圭亚那人。他们最为骄傲的是贾根博士，其次是当地板球运动员。在墨尔本国际板球锦标赛那场难分难解的比赛中，乔·所罗门奇迹般地击倒澳大利亚人最后一个三柱门。好几个从小就认识乔的人不止一次把他家指给我看。

莫兰特港的居民主要是印度人。那天上午，贾根博士要去一个工人住宅区为一座印度教神庙举行揭幕仪式。定居点的白色木屋沿沥青铺就的狭窄街道排列成长方形。我们看到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大多身着白衣，有的站在路上，有的站在粉刷过的新庙的院子里磨损的地上。庙是混凝土建筑。我觉得它同圭亚那的许多混凝土建筑一样，笨重，不典雅，但很有趣味，因为尽管是座印度教神庙，它却明显受了穆斯林建筑的启发。穆斯林建筑像穆斯林教义一样规范、有特色，比印度教的建筑更容易记住，也更容易复制。除了几座简单的印度教神庙，清真寺是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的大多数印度人知道的仅有的非西方建筑。

贾根博士受到他兄弟乌迪特不拘礼节的欢迎。乌迪特仍然在这里的庄园工作，他身材魁梧健壮，穿着蓝衬衫和卡其布裤子，裤腿挽到脚踝，打着赤脚。贾根夫人把我引见给她的婆婆，一个矮小结实的白衣妇人。她穿着一条印度长裙、紧身衣，围着披巾。她儿子继承了她的相貌，只是那样的五官长在她的脸上稍显厚重。她态度朴实，不慌不忙，不出风头，同儿子打过招呼后，便退到一边。有人给贾根博士和夫人戴上花环。之后，贾根博士站在神庙门口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讲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而这座神庙便是自力更生的一个例子；他说他很高兴能主持这一建筑的揭幕仪式。他剪了彩——西方与东方愉快的结合——并帮助众人将神像搬到庙内。我们脱掉鞋子跟着进去。水泥地板上铺了三块颜色图案各异的地板革。男人坐左边，女人坐右边。贾根夫人坐在婆婆身旁。主持仪式的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的婆罗门，他身穿配有饰带的白绸上衣，一头齐肩长发梳到脑后。当地知名的中年歌手用簧风琴伴奏演唱了一首他专为这一盛事创作的印地语叙事曲。歌曲主题是贾根博士；歌词中多次出现英语的“一九五三”。一曲终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起立鼓掌。

“别！别！”我右边一个穿蓝衬衫戴眼镜的男子喊道，“这是神庙。”

掌声立即停止，我们许多人尽力装作没有拍过手的样子。

那位婆罗门呼吁我们合作。

贾根博士再次发言。他说，听到赞美的歌曲真让人高兴。这神庙是一座精美的建筑，为需要实践自力更生的圭亚那人民做出了良好表率。他的党保障宗教自由，尽管有很多相反的说法，但他来到这里便是明证。

“用印度斯坦语说几句，”那个穿蓝衬衣的狂热教徒用英语低声说，“他们会喜欢的。”

贾根博士坐下了。

又是一首歌，然后出乎我的意料，秘书宣读了一份关于神庙活动的报告，当然十分简短，可女人们还是受不了，开始交头接耳。

“安静！”那个狂热教徒跳起身喊道。

那位婆罗门呼吁大家合作，温和地要求大家保持秩序。

那个狂热教徒穿着袜子站起身致感谢辞。他用印地语对偶句作为开场白，又长篇大论地责备我们竟在揭幕仪式上拍手，亵渎了神庙。之后他讲到永恒真理，即信仰。他紧紧盯着贾根博士，说：“这个国家的印度教徒会为自己的信仰而战。这一点，谁都不要忘记。”

贾根博士直视前方。

典礼一结束，贾根博士便立即被一群谈论土地的人围住。我们其他人穿上鞋，走进与神庙毗邻的一间旧棚屋，在那里吃哈尔瓦——浸过糖汁的水果、椰子片、香蕉，喝饮料。走出木棚，我们坐在车里等贾根博士，车外烈日当头。围住他的人越聚越多，他一次次想往路边退，都没能脱身。司机被打发过去叫他。他是个小矮个儿，挤进人群就没了踪影，于是又有一个人被打发过去找人。“那些最难缠的骗子总是这样拦住他不放。”贾根博士的母亲说道。她已经在家里给他准备好了午饭，急着带他离开，而且车里十分热。过了很多分钟以后，贾根博士终于挣脱出来，走到路上，身后还跟着一群人。

贾根博士的母亲和兄弟乌迪特一家住在工人住房中，与庄园的高级职员住宅区隔着一条主干道。高级职员住宅区周围有铁丝网围绕，门口有门卫把守。工人住房是高脚楼，掩映在果树林中，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但每座房子都建在一片相当大的地上：造成那种压抑感的是房屋之间纵横交织、尘土飞扬、积水残留的羊肠小径，更重要的是那些树，它们在吹来臭水沟气味的风中簌簌摇晃着。但很容易就能看出贾根家的孩子为什么总是渴望来莫兰特港与奶奶同住。对于城里孩子来说，院子里平整的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排水沟渠和低矮的果树带来沁人心脾的清凉，这一切令人陶醉。

房子很朴素，建得很粗糙。因为原先没粉刷的木板新近刷过漆，屋里看起来很亮堂。狭小的客厅内不平整的地板上摆着一套莫里斯安乐椅；屋子中间的茶几上摆着一本相册，还有一摞横七竖八的美国通俗杂志；墙上只有几张罗马天主教挂历，此外别无装饰。没有水槽和自来水管，我们就在餐厅窗外用水罐洗手。吃饭时，贾根博士的母亲不停地劝我们多吃点儿。饭很可口，而且多得吃不下。吃完饭我已筋疲力尽。贾根夫妇下午要去看运动会，我实在难以应付，便问我可不可以休息。乌迪特带我走进一间与客厅相通的小小的卧室。卧室里毛毛刺刺的木板墙刷成钴蓝色；我倒在一幅基督画像下，酣然睡去。

乌迪特叫醒我时已经入夜。贾根夫人回了乔治敦，贾根博士在新阿姆斯特丹。我要在莫兰特港过夜。乌迪特为人庄重和蔼。他端来一罐水，让我提提神。而后他带我沿着主路走了很久，商店和新开张的咖啡馆照亮了道路，街上挤满星期天晚上看电影的人，显得很热闹。我们谈起本地区多种多样的农作物；乌迪特告诉我，现在正在引进可可树。乌迪特和他的兄长之间的不同并不令人吃惊；在许多西印度群岛家庭中都有相似的情形，由于对中产阶级的定义理解不透彻，他们可笑地自称“中产阶级”。

晚饭后，贾根博士的母亲把相册拿给我看。那本相册被许多双手翻过，唯一令我感兴趣的照片是贾根博士在美国读书时寄回来的一张。那是在照相馆由一位缺乏想象力的摄影师拍的，俊美帅气、光彩照人的小伙子回眸顾盼，对自己的容貌并非浑然不觉：那不是一张政客的脸，也不是一个将因阴谋烧毁乔治敦的罪名而身陷囹圄的男人的脸。如果说贾根太太为儿子感到骄傲的话，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她极少提到他；合上相册后，她开始关心起我和我的家人来。我抽烟太凶了；我在糟蹋自己的健康；我不想戒烟吗？还有喝酒也是个坏习惯，她希望我少喝点。我们说话的时候，乌迪特的孩子们拿出课本，借着煤气灯的灯光在餐桌上做作业。房子通了电，装了灯泡；但电力供应掌握在镇上开办小型发电站的不同企业家手中；在电力安排上似乎有些问题。早些时候，别人给我讲过一个十分傲慢的办事员，说他不屑于拓展他们发电站的服务。

贾根博士会在早上回莫兰特港，在芦蒲玛哈尔剧院的公众集会上就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发表讲话。我动身去剧院的时候，乌迪特的妻子让我叫切迪“回来喝茶”。这一要求只能拖延，因为贾根博士已经站在剧院舞台上，他身后坐了一整排的政府官员，有黑人、葡萄牙人和有色人种，都坐在折叠椅上。地方官员身着西装；工程师们穿着卡其布短裤和白衬衣。

发问者被请到台上讲话，贾根博士一遍又一遍地向那些申请土地而不得的人们解释，政府对他们的申请都慎重考虑过，并把土地批给了最需要的人。最后，有土地的人开始登台。他们站得规规矩矩，衬衫袖口扣好扣子，拿帽子的手背在身后。他们说话声音很轻，仿佛意识到那些没有土地的人的敌意，而没有土地的人占听众的大多数。有人反对政府干预；有人不愿意别人对他该去哪儿放牧指手画脚；对于提案中的财产限制，有人表示反对。

贾根博士：你有多少土地？

发问者咕哝了句什么。听众在窃窃私语：“看到他了吧？看到他了吧？你看他现在装得有多低调了吧？”

贾根博士：你有一百英亩？

观众惊得倒吸一口冷气，有的是真的惊诧，有的是假装惊诧，掺杂着因当众揭穿一个早为人知的秘密而产生的喜悦。发问者用帽子轻拍着大腿后侧，直盯着贾根博士。

贾根博士：那这一百英亩土地，你种了多少？

发问者又咕哝了一句。

贾根博士：十二英亩。你有一百英亩，你和你的儿子们种十二英亩。可是伙计，我要是有把镰刀，一个人就能种的比这更多。（此时，贾根博士的语气由拉家常变为雄辩）这正是这片土地的祸根。这么多人没有土地，那么多肥沃的土地却用不起来，就这么荒废着。这样的事情，这届政府要加以制止。

观众发出赞许的嗡嗡声，当发问者手里捏着帽子低头盯着台阶走下舞台时，赞许的嗡嗡声变成嘲弄的嗡嗡声。又有一位发问者走上台讲了一阵，听众仍然发出嘲弄的声音，贾根博士举起手，让大家安静。

贾根博士：好。你种了十五英亩，你辛勤耕作，你辛辛苦苦拉扯老婆和五个孩子过日子，你不明白为什么政府或他人要来对你指手画脚，告诉你该干什么，或者把牛拴到哪里吃草。很好。我们知道你干活很卖力。可是告诉我，你家的牛踩坏的是谁家的稻田？你用的水又是从哪儿抽出来的？从旁人的地里，对吧？那他该怎么办？

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赞叹贾根博士机智地推翻了一个最初貌似合理且无懈可击的论点。

集会就这样持续着，直到高潮。这场高潮是由坐在后排的一些没有土地的人在吃吃的笑声中准备好了的，他们可能也是党员。一个“人物”，赤着脚，穿着卡其布裤子和衬衫，从举止上看好像微有醉意，他犹犹豫豫，令人发笑。他走上舞台，一路上观众起哄般地为他鼓掌。一上台，他便代表没有土地的民众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措辞克制的演讲。这是一场完美的表演，从开头——“像我这样的人，没文化，不会说好听的”——到人人皆知的本地笑话，到对自私和贪婪这些导致圭亚那问题的根子进行的毁灭性的谴责。等他说完后，大家已经没有别的话要说。只需让一个穿白短裤的工程师举着地图，解释一些技术方面的细节。

即便如此，会后贾根博士还是被人们团团围住，他把解释过的问题重新解释一遍。有个人投诉的问题很特别：政府要他给他的出租车挂牌照，却按面包车的牌照收钱，他要让贾根博士纠正这一做法。他口中的出租车就停在剧院的院子里，是辆厢式货车，可以坐十个人。

此时天过晌午，没有时间去同乌迪特的太太喝茶了。贾根博士下午五点得去为乔治敦一家木薯加工厂主持揭幕仪式；他的儿子还在新阿姆斯特丹等我们，想及时赶回去看下午场的西部牛仔电影。我们同一些政府官员一起乘车，动身返回新阿姆斯特丹。车子一路飞驰，这里的路铺了沥青，光滑平坦。我们听到敲打的声音，响声不停，而且越来越大。这声音我听着耳熟，就在离开特立尼达前不久还听到过。我们停车检查车轮。前轮很牢固，后轮用手一推就晃。卸掉左边的轮毂盖，我们发现所有的螺丝帽都松了，从螺栓上齐齐地凸出来，还有一两圈丝就要掉下来了。真令人费解。

“这周末你算见识到原汁原味的政治啦，”在新阿姆斯特丹政府大厦吃午饭时，贾根博士对我说，“你要真打算考虑点问题，只能出国。”

说起贾根博士，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看法。一些人信不过他，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另一些人信不过他，因为他不再是共产主义者，而成了又一个为权力所诱惑的殖民地政客。对一些人来说他是种族领袖。对一些人来说他没能成为种族领袖。（“我讨厌切迪，”一个地位优越的印度人对我说，“我越看他就越讨厌他。有朝一日这个国家的印度人会清醒过来，发现切迪已经把他们卖到河下游去了。”）而对其他人而言，正像一个黑人提醒过我的一样（这一点很容易忘记），贾根博士代表了剧烈的种族变化：他不是白人。殖民体制就是殖民体制，许多棕种人和黑人，那些“体面的”棕种人或黑人，觉得很难原谅这一点。

西印度殖民地的状况独一无二，因为尽管西印度群岛种族和社会构成十分复杂，却纯粹是大英帝国的创造物，以至于帝国退出也几乎没有使这里发生任何改变。在这种情形下，民族主义是唯一的振兴力量。我相信，在热情洋溢与虚张声势之下，一九五三年的英属圭亚那存在着积极的民族主义。这是贾根夫妇、伯纳姆先生与他们的同事的功绩，但那一年宪法遭到悬置，英国派军入驻——这羞辱来得无缘无故——将民族主义毁掉了。刚刚才被战胜的殖民态度就这样轻易死灰复燃。就像诺丁山暴动中伦敦的西印度人一样，这个国家迫于压力而分崩离析；已经聚集起来的能量本该导向一场有序、而且早该进行的社会革命，实际上却被消耗在种族对抗、派系斗争和单纯的恐惧中，造成了混乱局面，如今这种混乱给圭亚那人带来的危险远比一九五三年的所谓阴谋带来的危险严重。

令人压抑的是那种浪费，那种徒劳无功。一想到圭亚那，人们便会想到这是一个资源短缺、各方面都很紧张的国家，一个因地理原因而导致行政管理和公共项目相较其税收和人口而言都大而无当的国家。你会想起总是在决口、总是在修补的防波堤；想起因缺乏资金而用泥土修建的堤坝；想起土路和偶尔出现的试验性路面；想起有必要修建但尚未修建的道路；想起朽坏的铁路（一份政府发展规划文件中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按语，说“四分之三的客运列车已经十分老旧，眼看就到了无法修理的程度”）；想起英属圭亚那航空公司那三架超负荷运转的“达科他号”飞机和两架格鲁曼水上飞机。你还会想起挤满孩子、如同课间休息时的校园的爱尔博伊斯顿区的街道。

在阿特金森飞机场，一个长着一张阴郁的乡下人面孔的中年美国人倚着英属圭亚那航空公司摇摇欲坠的候机楼廊柱。我猜他是美国人，是因为他那身衣服。那顶草帽和紧身卡其布裤子与众不同；还有那副眼镜。他还挎着一部相机，嚼着口香糖。他的行李装在几个塑料口袋里，搁在身边；他走到哪里就把口袋提到哪里。那种戒备显得很多余，因为周围没几个人，而且都是去内地的旅客：六七个寻找钻石的采矿工、塔尔伯特医生和我。塔尔波特医生是内地“老鸟”，他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去丛林里为印第安人拔牙。他的两三件行李用绳子捆在一起，还带了把雨伞——与他那顶白色巴拿马草帽配起来显得有些古怪——还有一包书，大多有关医生。

我们要去西南部的卡马朗，那里靠近罗赖马山，是英属圭亚那、巴西和委内瑞拉三国交界处。卡马朗是印第安人保留区，最近刚刚开放，但是去那里依然需要政府许可；那些采矿工只被允许去钻石矿时途经那里。

“达科他号”飞机是从鲁普努尼飞来的，卸掉麻袋装的牛肉后，我们登上飞机。那个美国人拒绝搬运工的任何帮助，将各式各样的大包小包串起来，挂在身上，摇摇晃晃地登上飞机，之后他又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包解开、卸下，塞进飞机后部。他选了个座位，用手帕掸一掸尘土，坐下来，专心致志地扣上安全带，一边还不停地嚼着口香糖。他的专注被“啪”的一声轻拍打断了，仿佛有人瞅见一只苍蝇，盯了它一阵后想拍死它。

几分钟后，我们飞过沿海地带，飞临巴蒂卡上空，瞥见通往波塔罗金矿区的红土路。映入眼帘的是数不清的森林密布的小岛，拥堵在马扎鲁尼河中。然后便是森林，还是森林。我们不再透过长方形的小窗张望，只是听着飞机轰轰的噪音。我身边那位黑人采矿工正在读《乔治敦纪事报》。他见我从他的肩膀上看，便把报纸递给我。头版头条报道的是库尤尼矿区乱象。很显然，那里的采矿工没有医生，无人管理，只能仰仗委内瑞拉官方。这些情况是一个叫阿格里帕的采矿工告诉《纪事报》的，文章援引他的话说：“要是谁打架被人砍了，没有医生管他，也没有警察找他。”

如同去鲁普努尼的那次飞行，山脉陡然出现。但这里的山都是平顶，表明这是一片出现部分下沉或崩裂的高原，只留下仿佛属于巨人城堡的灰色石墙，有整齐的断面和整齐的塔楼，其中一个方方正正，还有许多是溜圆溜圆的；一股股细细的白色水流沿石墙飞溅而下，最终化为水雾。“奇哉此墙石；城堡为命运摧毁，沦为颓墙残壁；巨人的作品正在坍塌。”教科书中的文字在多年以后无须召唤，不请自来，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但盎格鲁－撒克逊诗人描写的是废弃的巴斯城，这里却是柯南·道尔的失落的世界。

我们准备着陆。我把《纪事报》还给它的主人，他说：“这么说你读过了，嗯？伙计，我就是阿格里帕，这上面的故事是我告诉报纸的。这些事可不是说着玩的。”

下飞机的时候，地区长官比尔·塞加尔来接我们。塔尔波特医生要在他家住一夜。我和那个美国人要去客栈同住一个房间。几个印第安男孩提着我们的行李，那个美国人很规矩地付给每个人小费。我整理包裹的时候，美国人走到外面的阳台上；我离开房间的时候，他走进来。我们没有搭话。

卡马朗河口的定居点围绕简易机场而建，机场位于卡马朗河与马扎鲁尼河的汇合处。从客栈阳台望出去，看到的是峭壁之下乌黑晶亮的马扎鲁尼河，两岸高树如墙，中间夹着平静的河水，一边倒影清澈，一边倒影幽暗；远处，平顶的蓝色罗赖马山矗立在河流尽头。我走到峭壁下，来到水边。三个印第安女孩坐在一块岩石上，吃吃笑着低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面带笑容的印第安人。两个印第安男孩咯咯笑着划树皮舟驶过，小舟仿佛在黝黑光滑的水面上掠过。这景象宛如一幅儿童书里的插图，书中讲述着遥远国度中身怀绝技的孩子们的故事。

在定居点一座尚未完工的木屋下面，我偶遇了与我同机抵达的三个采矿工。他们一个是印度人，另外两个是黑人——一个是棕褐色皮肤，另一个是纯黑色皮肤。我在印度人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当中看到一瓶黄色辣椒酱。见到我，印度人立即打开话匣子；那个棕褐色皮肤的黑人也说起话来；只有纯黑色皮肤的黑人一言不发，而且几乎不看我。人人都知道圭亚那的采矿工，或“猪肉佬[24]”，这几位把我当作一个有些见识的游客，于是对自己的言谈举止都颇为在意，免得辜负他们的名声。那个印度人告诉我他也是潜水员，我向他表达了敬畏，我想他是这样期望的。那个开口讲话的黑人说：“穷人混饭的最好活路。”印度人讲起潜水来。他说，有时候你能在水底下待半天。“那得靠你的专猪力[25]，”那个说话的黑人说道，“没有专猪力的人，过半个小时就得上来。”我问说话的黑人是不是从乔治敦来的。他有些尴尬，说是从“另一个地区”来的。这就意味着他是小岛人；我没有再追问。有个东西飞到一根粗糙的木柱子上，落在我的手上方：是一只蜘蛛，肚子下面坠着一个大圆盘般的白色卵袋。我与采矿工道别，他们开始收拾吊床准备过夜。黑色的马扎鲁尼河在他们身下流淌，远处是朦胧的罗赖马山。

比尔·塞加尔邀我共进晚餐。他也邀请了那个美国人，但美国人谢绝了，嘟囔了一句：不想吃光别人的口粮。我经过客栈房间时，瞥见他正在阳台上的厨房里，他从塑料口袋里拿出一听罐头，小心翼翼地打开。比尔·塞加尔简朴的木屋中堆满书和杂志，没有刷漆的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印第安工艺品，塔尔波特医生正在里面看书。他已经拔过好几颗牙了。塞加尔在冲澡，他喊道：你自己来一杯吧。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淡啤酒——我内疚地提醒自己，这里的一切都是从沿海地区空运过来的。塔尔波特医生向我解释印第安人的吹矢管、黑头箭和串珠小袋。“现在这些都戴在衣服里面，可惜呀！”塔尔波特医生是个浪漫派。他信不过任何技术进步，为逝去的岁月感到惋惜，那时候长途跋涉去内地就是长途跋涉去内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变成乘坐“达科他号”飞机做逍遥游。他甚至都不喜欢舷外发动机；我们明天就要乘传教站的汽船沿卡马朗河逆流而上，前往位于委内瑞拉边境的帕瑞玛的传教站，而他竟然宁愿骑马过去。

一个高大瘦削的葡萄牙飞行员也来了，他第二天要驾驶我在飞机跑道上看到的那架鲜红色单引擎飞机，送那些采矿工到钻石矿区去。飞行员不喜欢采矿工在印第安定居点停留超过必要的时间。他告诉我，那个和我聊潜水的印度人，名叫狄奥尼索斯，不会被送到钻石矿区。正是狄奥尼索斯搭乘的那架“达科他号”飞机从乔治敦捎来信，说他没有被雇佣。

比尔·塞加尔走出浴室。黑人配药师欧罗巴先生从飞机场对面的医务室过来后，晚餐的客人总算到齐了。（阿格里帕、狄奥尼索斯、欧罗巴先生，真没法相信卡马朗人竟起这样的名字。）伴着房顶上蝙蝠发出的吱吱尖叫，我们围坐在塞加尔宽大简朴的木桌旁，谈起圭亚那的问题。欧罗巴先生讲到种族和奴隶制问题，他不带怨恨地提醒我们，印第安人曾追捕逃亡奴隶；于是大家又谈起印第安人。

他们对我讲起酒精对印第安人的影响：多年前遭受的侮辱和不公，本来早已忘怀，两杯酒下肚，便又记得清清楚楚，就要和人拼命。我还听说了卡耐玛，雇佣杀手，令所有印第安人胆寒。卡耐玛是十分执着的人，他们离群索居，杀人之前会斋戒；他们杀人的方式十分残暴，包括会把受害人的肠子打成结。卡耐玛一旦为人所知便会失去力量，因而他们只对受害人透露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印第安人不愿意孤身前往人迹罕至的地方，即便有人结伴也不安全，因为——谁知道呢？——说不定你的同伴就是一个卡耐玛。但是对印第安人来说，你是逃不出卡耐玛的掌心的，因为卡耐玛不只是杀手：他就是死神。印第安人从来不会寿终正寝：他们总是死在卡耐玛手里。

传教站有一条狗，是一只健壮、漂亮的动物，时时活在恐惧之中。它怕黑，怕虫子，怕突然的动作。当我和飞行员离开塞加尔家，打着手电筒走回客栈时，狗走在我们前面，它总是待在摇晃的灯光中，宛如演员侧身进入不稳定的聚光灯中。回到客栈，狗蹭着我们的腿，寻求安慰。电灯闪了三次，这是塞加尔发给我们的断电信号。很快，整个站点沉入黑暗，而且随着发电机渐渐停息，一切陷入沉寂。我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条狗：它刚才被一只甲壳虫吓坏了，正躺在我的双脚间。

我的美国人室友在蚊帐里睡着了，蚊帐是他用塑料口袋里装的支架和圆箍撑起来的。我的床没有蚊帐，保护我的只有塞加尔的保证：这儿没有蚊子。正想上床，我忽然想起下午的时候美国人曾掀开床彻底检查了一番。此刻记起美国人的警惕，我不禁悚然一惊。我猛地掀开床单，劲儿大得没有必要，在床上爬来爬去，尽量悄无声息，打着手电检查着。

早上七点钟，帕瑞玛的船夫穿着长筒橡胶靴、迈着重重的步子上来。美国人已经穿戴停当，打好背包，蚊帐也已经拆下来，他正在系一个塑料口袋。他向船夫道歉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他六点半才醒。我也要坐那艘船。“早知道你也坐这条船，我就叫醒你了。”美国人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我跳下床，进卫生间冲洗了两下，喝了杯雀巢咖啡，因为着急，咖啡是用温水冲的，然后我跑到塞加尔家喊塔尔波特医生。他刚刚坐定，面前是一大桌很讲究的早餐，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对美国人的态度十分不以为然。我晃晃悠悠地走到河边。那个美国人正孤零零地坐在汽船上，周围是他那一大堆塑料口袋。我又回客栈喝了杯可可，然后溜达到医务室。欧罗巴先生兼任邮递员，他正在盖卡马朗的邮戳。阿格里帕和他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采矿工，上了年纪，戴一副眼镜，有点中学老师的派头。他拿出一个玻璃瓶，给我看运气好的人可能会搞到的钻石：看起来像细碎的石头、玻璃和折断的铅笔尖，大小也就铅笔尖那么大。

我们终于准备就绪。但是船要从卡马朗那边出发，美国人还得从汽船上下来，此前他一刻也没有挪窝，等在那里。他把大包小包留在船上，自己爬上山坡，穿过飞机跑道，再走到下面的卡马朗河边。

我们出发了。一个印第安人站在船头，后来他坐在搁在船头的桨上，再也没动过。那样纹丝不动，让我大为好奇，这种好奇因为单调沉闷的漫漫旅程变得难以忍受：不变的声音，不变的河流。一小时又一小时，我只能盯着杵在我眼前的那个穿蓝球衣的宽阔后背、一动不动的长筒橡胶靴，以及按在船桨上的那双手。我给他拍照，用笔勾勒出他的样子，然后又拍照。他的职责是对前方可能出现的障碍，尤其是淹没入水的树桩做预警（河岸上到处都是树桩）。不知是他运气好还是我们运气好：他一整天都没有发出一声警告的呼喊。

平滑的河水是黑色的，带点温暖的棕色调；河流很窄，两岸森林茂密，有种被包围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经过撑船的印第安人，他们比鲁普努尼印第安人的肤色更浅，相貌更英俊。一艘靠岸的树皮舟或独木舟，一条被踩成褐色泥土台阶的通往岸边的崎岖小径，表明岸上有人家。一个由树枝搭成的球门柱一样低矮的建筑物，标明彼处乃是营地。鸟儿们，通常成双结对，在船周围嬉戏飞舞：灰色的大鸟和一些蓝黑翅膀白胸脯的小鸟。塔尔波特医生说，他第一次沿卡马朗河溯流而上时，那种灰鸟伴了他一路。现在它们在前面飞，与船隔了一百多码，因为印第安人会打它们取乐。果然，一个印第安人从船尾抄起一把步枪，他的朋友们叹息着，嘁嘁喳喳地期待着，船也慢了下来，好让他在船头那个纹丝不动的监视哨前面站好。他转过头冲我们微微一笑。“别理他，”塔尔波特医生转过脸，烦躁地说，“他就是想显摆一下。”

于是我不再注意他，我想用河水冲一杯可可。塔尔波特医生带着近乎主人翁的自豪感说，河水很纯净。美国人坐在我们身后，很干脆地谢绝了：他不想吃别人的口粮。塔尔波特医生用杯子舀河水，却把杯子掉进了河里。不管怎么着，凉可可还是冲好了——那河水可以说是酒掺了水[26]的颜色——我刚把杯子举到嘴边，步枪就发出“嘭”的一声巨响，震得我把可可洒在了衬衣和裤子上。那个印第安人失望地叹了口气：鸟没打中。之后，我想刷刷杯子，结果也把杯子掉进了河里。我听到身后的美国人在吹一杯热可可，慢慢地啜饮，那是他早上冲好用保温瓶带来的。他还从密封塑料盒里拿出一份精美的三明治吃起来。

中午时分，我们在一个村子停下。村里的房屋是用木材和瓦楞铁建的，排列得井然有序，这对自诩为旅行家的人而言颇为败兴。这是帕瑞玛传教会的分支。美国人在拍照片，在拍那些吃喝之类的寻常景象时那么细心专注，又那么躲躲闪闪，让大家又迷惑又好奇。印第安人买了木薯面饼，那饼像卷曲的白色圆盘，有两英尺宽，半英寸厚。他们接过面饼，极随便地叠了叠，塞进篮子一角。塔尔波特医生自己也买了一张，一个小男孩给他送到船上，那张饼把男孩半个人都遮住了。我尝了一块，饼又硬又粗，闻起来有些酸，吃起来没滋没味。那个穿蓝球衣的监视哨在两块饼间夹了肉。他满脸笑意，在船桨上坐好；有人递给他一搪瓷盘带红点的米饭。他每吃一口米饭，就咬一块木薯饼。

此时，河岸上出现了棕色和灰色的巨石，巨大破碎的卵石被水流磨圆、为波浪雕刻。有时石头是四方形的，硕大无比，带着裂纹，如同巨人堡垒的废墟。这些岩石上只有几英寸厚的土壤，却生出森林大树，树根向四周伸展，于是土壤便好似由根构成，而那些树则仿佛横空出世，无所依托。许多树都栽倒河中，它们绿的、白的、黑的树干与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形成无数完美的V字形；倒影中折断的树枝和偶尔出现的孤零零的白色树桩构成错综复杂的精巧图案。藤本植物从岸边高耸如壁的森林中悬挂下来，如同缠绕的白色电缆，有时藤蔓直直垂到水中，与倒影相接。这样的风景不适合拍照：热带雨林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莫过于上世纪游记中的钢板雕刻插图。

不久，我们安静下来，塔尔波特医生在读一本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平装本小说。我拿出我的书，企鹅版的《背德者》——真是自作自受，我读它是出于责任感——马上担心起小说的题目是不是不太得体。早些时候，塔尔波特医生给我讲过传教站的戒律，我们现在坐的就是传教站的船：不能吸烟，不能饮酒，不能喝咖啡，不能喝茶，不能吃胡椒，不能吃肉，不能吃无鳞鱼，而且除了赞美诗之外，也不能唱歌吹口哨。我们已经破了几条戒。美国人喝过咖啡，我一直在喝威士忌，以缓解被可可弄湿衣服带来的不适。我还一直在吸烟。

现在船一直在礁石间穿行，船上的人不断向岸上的印第安人喊话，我们终于到达水陆联运点。耳中是瀑布的轰鸣。阳光照亮一边的河岸和河水，水在阴影中时是黑色的，如今却宛如迎光举起的葡萄酒，上面闪烁着亮晶晶的蛛网。货物卸下船。我和塔尔波特医生把所有行李托付给印第安人，之后在有粗有细、高大笔直的白树之间蹚着泥泞穿行，还滑倒了一两次。美国人不许任何人碰他的塑料口袋，他把袋子串在一起挂在身上，动作缓慢，极为缓慢，而且比他当初上“达科他号”飞机时还摇晃得厉害，在黏稠的烂泥中择路而行。我们在另一边等他；过了很多分钟后，他终于出现，皱纹密布的疲惫的脸上既没有现出成就感，也没有受难的表情。

旅程即将结束，几分钟后我们到达帕瑞玛。村庄在我们左边，河的另一岸上清理出一块着陆场。帕尔默，一名二十出头、身材纤瘦的英国农业官员在岸上迎接我们。他穿着卡其布裤子、帆布鞋，头戴大草帽。他对塔尔波特医生的到来尤其欢迎：传教站疫病肆虐，连牧师和他的家人也受到了传染。塔尔波特医生拿着书和伞上了岸，他要住在村长家里。我们又继续走了几百码去传道站办公室。岸上有两个穿游泳裤的孩子，白肤金发，满脸雀斑。在河上漂了一整天，看到的都是莽莽森林和印第安面孔，他们的出现令我大吃一惊。

“你是谁？”那个稍大的男孩问，这正是我想问他的。他的美国口音，加上这次邂逅的不真实感，竟使这样一个简单合理的问题显得有些唐突。

男孩的父亲便是那位牧师，牧师长相很年轻，瘦高个儿，戴一副眼镜，从高高的岸上走下来，到了黑水边。

“我姓温特。”同来的美国人说着，伸出一只长着雀斑、大得惊人的手。我意识到，与牧师的口音相比较，温特先生有种夸张的南方腔。

我们爬上岸。传教站是一圈矗立在山坡上的木房子，位于一大片空地的尽头。空地上还残留着一些尖树桩，说明这里有人在搞破坏，而非搞开发。泥土中嵌着巨大的石块，就像在河里见到的那种。有两三个地方在烧树根：没有火焰，只有白色浓烟。

美国人似乎能相互影响。温特先生不再那么惦记他的大包小包，他滔滔不绝、咕咕哝哝地说起话来，好像要把过去两天憋在肚子里的话一吐为快。牧师的态度更加恳切，口音也更加刺耳。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说真希望能为我们多做些什么。

“要不是我妻子生病，我们早在家中欢迎各位了。”他说。

温特先生的唠叨声戛然而止。牧师在解释时信口提到黄热病，闻听此言，温特先生向周围张望，仿佛在找他的塑料口袋。他的脸色再次阴沉下来，说自己不喜欢吃别人的口粮。

我们要同住在一间尚未完工的简陋木屋中，屋里依然弥漫着新砍下的热带杉木的辛辣气息。牧师帮我挂好吊床。我稍感欣慰地发现，虽然温特先生背了那么多塑料口袋，里面却没有吊床。他有一张草褥子，而唯一可以铺草褥子的东西是一张比他身高短一英尺左右的工作台。他把行李收拾好后，又自力更生起来，他告诉牧师不必抱歉，好像急着把他打发走似的。

我想趁太阳还没有落山去游泳。牧师说河水还很冷，长着锯齿般利齿的水虎鱼还没有出来。保险起见，他陪我走到河边。土里那些巨石引起我的兴致。石头上有齐整的沟槽，仿佛是用模子做出来的效果——我想那是水流的杰作——这些沟槽刻在与它们相似但更宽的刻痕中，暗示此地曾经的壮丽和蛮荒。我问牧师这些石头的年龄。他说基督再临论者早已不理会“地质学家的胡言乱语”，认为世界的年岁是六千年。河水呈黑褐色，傍晚时分，森林中万籁俱寂，要扎进这样乌黑的液体中，实在令人胆寒。你看不到黑暗，而是感觉自己闭着眼睛，置身于一片虚无之中。

在黑色高墙般的森林脚下，那些房屋透出星星点点的灯光。燃烧的树桩发出微红的光亮，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传得很远。我们那间未完工的房子沉在黑暗中。温特先生铺好床铺——看起来跟儿童床差不多大——上面罩上蚊帐。他就着手电的光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喝了点威士忌，然后去一位黑人老师家借灯笼。黑人老师的书架上摆着宗教书籍和课本，一家人（包括奶奶）围坐在一张铺着油布的桌边默默吃饭。想起我满嘴的酒气，我问老师准不准抽烟。那老奶奶看着我。老师说牧师很宽容，但他想知道，我不想趁此机会把烟戒掉吗？我向他保证说会努力的，便提着灯笼匆匆离去。

“哇，歇歇[27]你！”温特先生说。屋里黑灯瞎火的，他正坐在床沿上摆弄晶体管收音机。

从外面看，牧师的房子粉刷过，四周围绕低矮的白色木栅栏，看样子很气派，可屋里则像拓荒者的房屋一样简陋。房间里散发着令人放心的新漆的气味：说令人放心，是因为温特先生嘟囔过黄热病会传染。牧师一家——漂亮的女儿、金发碧眼满脸雀斑的儿子，甚至还有小小的黛博拉·苏，拿出她的布娃娃、娃娃的婴儿车和泰迪熊——正符合你从书籍、电影和美国游客那里得来的对美国家庭的期待。只是他们吃素，这倒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吃罐装的果仁粉、饼干、刺果番荔枝，还喝了牛奶。

“你给我的不够。”分果仁粉的时候，小弟弟说。

牧师笑话他：“嘿，你不是不喜欢这东西吗？记得吧？”

牧师告诉我说，这个传教站原是二十五年前在委内瑞拉境内靠近边境的罗赖马山脚下建立的。后来，政府迫于罗马天主教的压力，要求他们离开，他们便迁到英属圭亚那这边，印第安人也跟着迁过来了。

我们身处的地区有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最高的部分在委内瑞拉境内，落差约有三千英尺。牧师说，我可能会想去看看乌特西瀑布，这个瀑布算不上重要，落差为七百英尺，并不比凯厄图尔瀑布落差大，可它离这里仅六小时的路程。

从牧师家回去的路上，我又顺道去了趟黑人老师家。和他在一起的有个华人男孩，住在我那所未完工的房子隔壁。他们俩都不喜欢步行去乌特西的想法。他们谈到蛇、老虎和野猪。野猪都是成群猎食，逃命的唯一方式是飞快地爬到树上去，可要爬上森林中那些笔直无枝的树，谈何容易。我记得一位圭亚那作家写过一个活灵活现的故事：一个男孩遭野猪攻击，野猪从脚开始吃他，吃得那么快，结果看上去男孩不是被啃得支离破碎，仿佛只是越变越矮。

那天早些时候，我在卡马朗医务室问过塔尔波特医生帕瑞玛的情况。“城市生活。”他不满地说。“那里的自动电唱机只会唱赞美诗。”我说。阿格里帕笑了，但塔尔波特医生说：“No llames bocazas al cocodrilo hasta que cruzes el río.[28]意思是没有渡过河，莫说鳄鱼嘴巴大。”但我说的也不算错，因为一大早我就被隔壁那个华人男孩闹嚷嚷的赞美诗吵醒了。一天到晚都是这样：人们嘴里哼的只有赞美诗，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个男孩就会高唱起虔诚的歌曲。

老是听大家谈传染病，醒来时我竟也微感不适，浑身疼，和一整夜在吊床上辗转反侧不无关系。温特先生在支着蚊帐的儿童床上蜷着腿努力入睡，这一夜他也过得很不舒服。

“哎，早上好，”他穿着内衣坐在床沿上，痛苦地说，“你——在——吊——床——上——睡——得——怎——么——样？”他一字一顿，我紧张地等着，总以为下他接下来要说的十分关键。“我还记得”，他接着说，“我第一次睡吊床的感觉。”

我在系鞋带，便停下手听着。

“那可是——”

我等着。

“——相当难受。”

当华人男孩告诉我他也得过黄热病，且帕尔默从村子里来，告诉我塔尔波特医生不太舒服时，我觉得更糟了。温特先生和我更亲近了。我开始像他一样热衷于烧开水，可是就连这也不能让人完全放心，因为我们得用传教站的水壶，使用传教站的公共活动区。我放弃了改过的决心，整整一天，时不时来上一口威士忌作为预防措施。温特先生没有接受我的威士忌，而是服用了某种药片，还偷偷地不停喝热咖啡。喝到第十或第十二杯的时候，他说：“我太喜欢喝咖啡啦。”

传教站的人在为星期六的安息日做准备，提前做饭，烤点心。传教站商店里挤满印第安人，那些船夫也在其中，等着领报酬，然后去花掉。楼下，在只有这个地区才会出产的那一大束一大束香蕉间，有个男人在弹吉他。他是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来自委内瑞拉圣海伦娜。我们聊了几句，之后我去哪儿他便跟到哪儿，跟他说话他才开口，其余的时间，我便享受着我们无言的交流。

温特先生一上午都在搜集土样，他把那些土摊在方块白纸上，搁在我们房间里的木匠用操作台上。我这才得知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这些土壤有趣极了，”他用近乎兴高采烈的声音说，“有趣极了！”

没有椅子，下午我只好躺在吊床上。隔壁房间的黑人女子喊着让我看空地边那些树上的猴子。果然，它们正吱吱叫着跳来跳去。“它们总在这个点儿出来。”女人说。她不是圭亚那人，而是从某个岛上来的，她丈夫正在学习做牧师。我向她坦承自己不是基督徒，我们便聊起宗教来。她曾遇见一个印度教徒，注意到印度教和基督再临派的观念简直有天壤之别：比如基督再临派相信世界的确是在六天之内创造出来的。他们不喝茶，不喝咖啡，因为这些饮品含咖啡因。传教站里有人想喝代咖啡饮品波斯敦，说不含咖啡因，但被牧师制止了。她帮我烧水，我又向她讨了点糖。接着我想起她关于传教站传染病的说法（“你得当心，只有混血儿才得那病。”——这话具有出人意料的种族主义潜台词），便没有加糖，但是我拿在手里摆弄着，让她以为我已经加了点儿。最后我还是打开了我那罐炼乳。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去河里游了一会儿。温特先生穿着短裤，提着桶下来，往自己身上浇水。几个印第安女子在河边礁石上洗衣服。我觉得她们别具风情，但她们却使温特先生更加焦虑。他说他觉得整条河都被污染了。我们穿过暗夜垂头丧气地走回房间。逃离帕瑞玛的唯一途径是坐传教站的船，但那艘船四天后才离开。晚饭我吃了加工过的奶酪，喝了杯咖啡，开水是温特先生给的。那个华人男孩在高唱赞美诗。我们的灯笼没油了，我去向黑人老师要，发现他们全家正在唱赞美诗。我手提黑着的灯笼，站在台阶上等，看暮色降临在空地上，树桩上映现的红光越来越暗，牧师家里灯火通明。

八点钟，我们借着灯笼闪烁的微光安顿好，准备就寝。我上了吊床，温特先生钻进他的儿童床，我们又谈起步行去乌特西瀑布的事，我想一过星期六的安息日，星期天就出发。我给帕尔默讲过野猪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和一群野猪狭路相逢，与他同行的几个圭亚那人吓得落荒而逃，想爬一棵根本爬不上去的树，都摔伤了。而他从来没听说过那些恐怖故事，他拿出相机拍照，那群野猪从他两边飞奔而过。他妈妈住在乡下老家，喜欢收到热带雨林和野生动物的照片。

“我当然巴不得和你一起去，”温特先生每隔一会儿便说，“巴不得呢。可我太老啦，会拖你的后腿。一开始那一两个小时我总是瞎磨蹭，让所有人先走。我只是磨蹭来，磨蹭去，直到我再次打起精神来。喂，你知不知道这样徒步旅行，什么东西最适合补充能量？烤玉米。我在厄瓜多尔的时候总是随身带些烤玉米。瞎磨蹭。吃了一大把烤玉米。再磨蹭一阵，再吃一把烤玉米。直到我恢复了体力。在厄瓜多尔我就是这么办的。可我会拖你后腿的。真希望能和你一起去。想想跑这么大老远，不去看看那些瀑布挺遗憾的。我说，能帮我个忙吗？你能给我寄张瀑布的照片吗？”

传教站的星期六确实感觉像星期天，人人都穿上做礼拜的衣服，没什么别的活动。华人男孩仍旧待在房间里起劲儿地唱着。温特先生要给我一条火腿做早餐，这次是我谢绝了。他问为什么，我解释说从小我们家里就吃半素，他说他不喝酒也是出于宗教原因。

“我们确实把生活搞得很复杂，”他说，“你说，我在他们的地盘上煎火腿，他们会不会介意？你要是做这些人不赞成的事，他们真挺不乐意呢。”

“我想他们会介意。”我说，“一想到我抽了那么多烟——”

“我还喝了那么多咖啡，”他的嘴微微一咧，一抹十足调皮的微笑在他的脸上绽开，“可我太喜欢喝咖啡啦。现在想来点儿吗？”

之后我们向村子走去，看到塔尔波特医生在给人拔牙，我们松了一口气。他自己已经没牙了，但精神头极好，之前不过是有点感冒。大多数印第安人都上主日学校。不少男人穿着哔叽裤子，有一两个还穿了西服。在一间尚未完工、只有框架的房子里，两个青年正在留声机上放“麻雀”的卡里普索小调。

那天晚上在传教站，牧师的妹妹要在露天地里放彩色幻灯片，印第安人从村子里赶来看，林间路上，传教站庭院里，白色的人影络绎不绝，每个人手中都打着手电筒，于是当暮色渐深、黑夜来临时，人流变成一串串摇曳的灯光。前面放的幻灯片是关于荷兰的。看到那些密密层层挤挤挨挨的房子，观众们都惊得喘不过气来。当牧师的妹妹通过一名翻译——这人因能零星转达这些怪诞的西洋景而得意扬扬——解释说，那小小的前院是大多数荷兰人仅有的土地时，人群发出难以置信和怜悯的感叹。然后是在帕瑞玛本地拍的幻灯片。每看到一张认识的脸，观众便哈哈大笑。当那群黑人教师出现在屏幕上时，五官模糊难辨，印第安人便把手电光在那些脸上晃来晃去，像要把它们照亮，这种做法带着嘲弄的意思，让人颇感不安。

步行去乌特西之所以路途艰辛，只是因为泥路和搭在那些时而嶙峋陡峭的山沟上的一根根圆木。与我同行的两个印第安男孩轻捷地从圆木上跑过去；我则跨过去。遗憾的是鲜有野生动物踪迹。我们只见到野猪的足迹，卢西奥和尼古拉斯龇着牙发出引诱野猪的声音。有一次，卢西奥叫道：“蛇！”可之前我什么也没看到。他砍下一棵小树，削掉枝叶做成木棍，在蛇身上打了三四下，但不是恶狠狠地打，随后把它抛到一旁。林中小路有时只有男孩们看得见，最后一段路要穿过一堆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的树干。我们听到瀑布的声音，透过高大的树梢看到一点瀑布的踪影。突然之间我们就走出森林，站在开阔的土地上：原本壮观的自然此时变得更加壮观，瀑布跌落在一堵宽阔的弧形石墙中间，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长在石墙顶上，细密的水雾笼罩着一切，齐腰深的碧草湿润粗壮，轰然作响的峡谷中水汽腾腾，如同烟雾。卢西奥走到下面的激流边，再出现时他已经换上蓝色泳裤，他正沿着满是巉岩的峡谷一侧往上攀，尽可能靠近瀑布。峡谷上面，虽然怪石嶙峋，崎岖陡峭，但碧草繁茂，如同牧场。尼古拉斯随着卢西奥下去。他们的身影为山脚下巨大的礁石和如削的绝壁标出刻度。

后来，他们在乌特西河边用树叶草草搭了个窝棚——是我坚持要他们搭的（天已经晚了，可我要付给他们每人每天三块钱呢）。我当着他们的面脱掉衣服，在河里裸泳。他们俩比我腼腆，穿衣脱衣都背着我，隔开一段距离。后来我们吃饭。我给他们的东西他们都吃掉了，既没有显得高兴，也没有不高兴，不置一词；随后，他们拿出木薯面饼，起开沙丁鱼罐头，显然，他们认为这才是正经饭。他们对我那瓶威士忌很感兴趣。“先生，是朗姆酒吗？”“不是。”“是威士忌？”“不，是驱蚊虫的某种东西。”卢西奥舔了舔上唇。

我们围坐在火堆旁说着话，身后河水潺潺流淌。卢西奥十七岁；他想学法语。我问了他几个词，他用很标准的发音说出来。但日常对话就不容易了。他们的时间概念好像很有限：他们能够抓住眼前，但既不能回顾遥远的过去，也不能展望未来。如果我在卡马朗听说的话是真的，只有酒精才能激发他们的时间感，但他们喝不惯酒。说到自己和家人，卢西奥只告诉我他父亲死了，其他的几乎说不出什么。

“他怎么死的？”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知道答案，也不想听到答案。

“卡耐玛杀死了他。”说着，他把一根树枝抛进火堆中。

他不考虑将来。他当然想结婚，但不想娶印第安女孩。那还有谁愿意嫁给他呢？“印第安女孩不行，她们什么都不懂。”

传教士教给他们的第一件事必须是自我蔑视。这是异教徒皈依的信仰基础。在这片西印度领土上，精神问题主要是自我鄙视。基督教必须被视作殖民教化的一部分。它是奴隶主的宗教，最初是排他的、种族主义的信仰。它赋予占有者以正当性。它使圭亚那的荷兰人把人口划分为基督徒和黑奴：一七六二年的伯比斯奴隶暴动是基督徒与叛乱者之间的战争。被逮捕的叛乱者以“谋杀基督徒”的罪名被审判，读读叛军首领阿塔之死，会颇有启发：

后来，他们中的五个人被用文火烧，或者说是烤，还有人不停用钳子拧拧他们；另一个人被架在木柴堆上烧，登时毙命。之后，火在阿塔周围慢慢点燃，好让他受罪的时间更久一些；他们十一点钟就点燃了火堆，半小时之后他还没有断气，整个过程中他饱受折磨。他们（叛乱者）都这样任自己被烧死、被车裂、被绞死，既不尖叫，也不呻吟，实在令人吃惊。阿塔只对总督说了几句话，他用黑人的语言呼喊：“上帝啊，我到底做了什么？总督说得对，我罪有应得，我感谢他！”这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恶魔的下场，他的嗜血和残忍夺去了那么多基督徒的生命，给殖民地造成了几乎无可挽回的破坏。

甚至当我在乔治敦读哈特森科对伯比斯奴隶暴动的叙述时，英属圭亚那的基督徒还在抗议政府接管教会资助学校的计划。基督教在英属圭亚那处境告急。为此，阿塔起义的后裔们举行公众集会；一位传教士给《时代周刊》写信。保卫信仰的姿态快速被采纳，到处是圣战的呼号；近代历史则快速地被人遗忘了。但这段历史依然很重要。尽管自奴隶解放以来，基督教一直在彰显自身的作用，而且从诸多方面挽救殖民社会免于彻底堕落，但它仍会让人联想到种族主义，与权力、特权和进步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以为上帝的牧师和行政部门中的高层管理人员一样，应该是白人；只是最近，神职人员和政府白领中才开始出现黑面孔。要努力接受一个不宽容的种族那如今变得宽容的宗教，不可避免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困扰。做出这种努力，就是承认殖民地居民的角色只是模仿者，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旅行者。“印第安女孩不行，她们什么都不懂。”从卢西奥对自己人民的态度来看，他不仅说出了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心声，同时这也是东印度人的想法。至于阿塔起义的后裔，这种自我鄙视更是他们信仰的基本信条。

我很庆幸坚持要搭窝棚，因为夜里开始下雨：雨点落在我栖身之所的叶子上，发出悦耳的沙沙声。我听到卢西奥说：“先生，打扰了。我和尼古拉斯可以把吊床挪进来吗？”他们之前一直在露天地里睡；看到他们穿着睡衣，就像早上起来发现他们抽出牙刷和高露洁牙膏一样，让我大吃一惊。

返程路上，我们遇到一个年老的印第安人弓着腰用瓦力希背筐背着一大捆东西。让人泄气的是，他背的竟然都是装喜力啤酒的纸箱子；那一大捆东西上面盖了一顶崭新的巴拿马草帽。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又遇到他家的其他人，这些人正在蹚过一条遍布石头的河床：两个很老的老太太，两个女孩，都光着脚，背着东西。其中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一只朗姆酒瓶，里面盛着白色液体，外面贴的标签是“混合物”。那天上午，森林里好像到处都是印第安人。又过了一小会儿，经过一条清凉的浅溪，溪水流过像铺路石那样又大又平的石头，我们看到圣海伦娜来的吉他手，他正同家人还有一条狗在岸边高处干燥的石头上歇息。他们正在返回圣海伦娜的路上：这一路要走一个星期。他们在一块石头上燃起篝火。吉他手穿着鞋袜，身配刀链，正在用刀子做简易的瓦力希背筐，好背那两个纸板手提箱。他问我要烟。而后，他以印第安人的方式突然起身离去。那条狗怯生生地跟着他，越过浅而急的溪流，往对面的岸上爬，爬了两次都滑下来，等它终于爬上去后，拼命地摇着尾巴。

快到帕瑞玛时，我们走出森林，进入一片开阔的土地。这儿有一间低矮的岌岌可危的土屋，周围种着一小片高大的芭蕉树，还有一丛丛高大的甘蔗。在满地黄土的肮脏院子里，有一家人坐在太阳底下。一个女孩和一个女人，穿着脏兮兮的麻袋一样的连衣裙，逃进黑乎乎的屋里。嚼过的甘蔗渣散落一地，中间丢着两个粉红色橡皮娃娃。那家的男人坐在地上，正不慌不忙地啃甘蔗：他咬一口，嚼一嚼，吮吮汁，咽下去，吐出残渣。我们打过招呼后，继续赶路。走过土屋五十码的时候，卢西奥说：“在这里等等我行吗？”原来他们已经受邀去吃饭。我们又走回去。男孩们卸下身上的瓦力希背筐，在院里的矮凳上落座。女人们在地上放了一块研磨板，上面盖一只草垫，在草垫上摆上木薯面饼。她们取出各式各样的搪瓷锅子：一个盛着油乎乎的炖菜，一个盛着芋头，一个盛着黑眼豌豆。卢西奥和尼古拉斯用一块饼当勺子，舀锅里的东西吃。然后他们从另一个锅里喝一种很稠的白色液体，看起来心满意足。主人们赞许地看着他们，那个男人在院子里有说有笑，女人们则一声不响地站在屋里。他们给我端来的是香蕉和甘蔗。[29]

“嘿，你好啊！”我沿着山坡往上走时，温特先生喊道。他立即连珠炮一般问了一大堆问题。野猪怎么样？山沟里的圆木呢？（那个华人男孩说起过那些圆木，当时吓得我不轻，准是把温特先生也吓坏了。）那俩男孩还行吗？他们有没有把我甩在后面？到那里的时候我是不是累惨了？过了多久才缓过劲儿来的？

“花了两小时？是吧？要是我，那两小时只能磨磨叽叽。我说，那儿的水是什么样的？白的还是黑的？这里的黑水早让我受够了。这么多人在这里洗衣服，一定把整条河都污染了。”他也告诉了我一些消息。他划船逆流而上了一段路程，发现了一条白水溪，好不容易正儿八经地洗了个澡。“我说，你知道这里流行的所谓黄热病吧？我觉得根本不是黄热病，是肝炎（hepatitis）。”

我不知道这个词。

“你很幸运。我以前认识过一个得肝炎的人。这里有十二例病人，对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来说也已经够多了。我知道不吃他们的饭啊什么的不太好。但是假如我邀请你去我在美国的家——我很乐意你去——假如我得了肝炎，我就不会请你去我家里。我会请你下馆子什么的。”他还在为牧师的晚餐邀请耿耿于怀。“你知道吗？”他密谋似的说，“我在乔治敦的旅馆里都烧开水的。烧开后再放进冰箱里，晾凉。”

隔壁房间里，黑人老师和华人男孩在谈煮鸡蛋。大家好像都在惦记着吃。

我早上下吊床时，温特先生已经穿好衣服，收拾停当。他的蚊帐已经摘掉，无疑已经装进某个塑料口袋里了。我们喝过咖啡，等船的时候谈起了水污染和卫生问题。

“他们这里的卫生一塌糊涂。现在他们的厕所就有味儿，苍蝇乱飞。他们还说要来二十五个男孩子，要是真来了，还不知道会搞成什么样呢。整整二十五个。天哪，他们麻烦大了。”

十一点的时候还不见船的影子。我们又煮了些咖啡，细细品着，尝着黑河水的味道。我们说，纯净无味的水该多么甜美啊。我拿出牧师从自家树上摘下送给我的一只木瓜，请他吃。

“不用，歇歇你啦！我从来不碰软水果的。”

但他拿过一只印第安人给我的香蕉。我们慢慢吃着，没有说话。香蕉不解渴，也不能抑制对清水的渴望。

“你知道，”过了一阵子，他说，“你知道——我真不想现在提这事——但你知道特立尼达产的那种罐装橙汁吧？贴着黑橙两色标签的那种？现在我真想来上一罐。等下次再有这样的旅行，我一定得备上几罐。那东西挺沉，可还是值得带。”

正当我在传教站为一只个头过大、熟过了的椰子讨价还价时，有人说船来了。我们跑下河堤，上了那艘敞篷船。又耽搁了一阵子。炎炎烈日下，河水亮得晃眼，没有一丝风。

“我想啊，”温特先生说——这会儿我很佩服他的自制力——“我想他们现在要去村子里闲逛。”

他们果然进了村子，过了一会儿我们也去了。到那儿以后我们才明白船为什么晚了：河对岸的停机坪上有架新的单引擎飞机。那是传教站的飞机，刚到，由一位穿绿衬衫绿裤子的美国人驾驶，机上乘客是卡马朗河口来的葡萄牙飞行员。此时已是下午一点半，酷热难耐。我和帕尔默在谈庄稼，但是谈得无精打采。即便我们立即出发，天也已经太晚，当天赶不到卡马朗河口。在河上行船只能趁白天，行至半路，还得去印第安村庄借宿过夜。牧师建议我们乘飞机回卡马朗河口。

返程本来要花一天时间，但俯瞰着九曲十八弯的卡马朗河风景，一路听着葡萄牙人和美国人神侃飞机和航线，那口气就像别人聊汽车和绕行支线，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卡马朗河口。

我把大包小包往一个印第安男孩身上一撂，几乎是跑着直奔塞加尔的冰箱。我喝下两瓶啤酒，第一瓶一饮而尽，第二瓶放慢速度。摸着手中湿湿凉凉的酒瓶，尽情享受那份炎热中的清凉。多少天以来，烟草第一次有了滋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吞下，凝视着马扎鲁尼河流向雾霭笼罩中的罗赖马山。我回到客栈，见温特先生横歪在床上，脚耷拉着，没摘掉的帽子压歪了，脸上一副心满意足、飘飘欲仙的神情。他抬起一只慵懒的手，指了指桌子。

我看到，桌上是一罐特立尼达橙汁。

“在那儿，”他说，“给你留了些。”

我没有向他提起啤酒的事。可他为我留下的果汁，倒进玻璃酒杯还不到一英寸深。

罐里那点橙汁下肚后，他说：“喂，我说，罐里的尽管喝，都喝了吧。我已经喝过了。”

一个来小时后，我们两个都镇定下来，又得准备打包离开了——一架“达科他号”出乎意料地飞来，当天下午就要带我们到沿海。温特先生说：“那果汁真是不错。”微笑在他脸上绽开，慢慢地漾到整张脸上。“我喝了不只我那一份，”他开始笑起来，“喝了一多半呢，差不多把一罐都喝光了。你喝着了吗？”

我给他比画我喝了多少。

“哎呀，真不好意思。”可他还在笑，“我就觉着我喝的超过我那一份了。”

我坦白了啤酒的事。

“味道肯定特别棒。噢，我真盼着赶紧回到乔治敦。我冰箱里还有两瓶水。烧开的，在冰箱里可以放整整一星期。两瓶哪。一回去我就要把水喝个够。”

“不喝啤酒？”

“从来不碰。可我真是喜欢喝水。”

[1]位于德梅拉拉河下游，曾为荷兰、英国殖民地，现为圭亚那共和国领土。

[2]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小说《幸福谷——拉赛拉斯王子的故事》中那个无忧无虑的人间乐园。

[3]切迪·贾根（Cheddi Jagan，1918－1997），英属圭亚那独立运动领导人，印度移民后裔，人民进步党的创建者之一。1953年当选英属圭亚那首相，1961年至1964年任英属圭亚那总理，1992年至1997年任圭亚那共和国总统。

[4]要了解有关本·哈特和其他鲁普努尼人物的好莱坞式传奇故事，建议读者参考迈克尔·斯旺的《黄金国的行军》。——作者注

[5]“前文提到的印第安人结束了远征，六七十名身负弓箭的印第安人回到达格拉特向总督汇报，说他们对森林进行了彻底搜索，找到十一个黑奴并杀死了他们。作为证据，他们取出一根有十一道刻痕的小木棍，要求奖赏。他们总共有六位首领，总督给每位首领一段萨兰波小彩格布、两罐朗姆酒、几面镜子，还有些别的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作为礼物。他们很满意，带着这些东西返回内地。”《一七六二年伯比斯奴隶起义的故事》，作者J.J.哈特森科（阿姆斯特丹，1770年），沃尔特·E.罗斯翻译，刊载于《英属圭亚那博物馆及动物园期刊》，1960年9月。同样，18世纪30年代，来自中美洲的莫斯基托印第安人也曾受雇追捕玛卢恩逃奴，只是成效不大。——作者注

[6]原文为葡萄牙语。

[7]原文为葡萄牙语。

[8]原文为葡萄牙语。

[9]原文为不标准的葡萄牙语。

[10]原文为葡萄牙语。

[11]原文为葡萄牙语。

[12]原文为葡萄牙语。

[13]路易·德·卡蒙斯（Luís Vaz de Camões，约1524–1580），被公认为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作品常被与荷马、维吉尔、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相比，最著名的作品是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又译《葡萄牙人之歌》）。

[14]西班牙语。

[15]福布斯·伯纳姆（Forbes Burnham，1923–1985），圭亚那黑人领袖，非洲裔，1950年和切迪·贾根等人共同创建人民进步党。1964年至1966年任英属圭亚那总理，1966年圭亚那独立，伯纳姆自1966年至1980年任圭亚那共和国总理，1980年至1985年任圭亚那共和国总统。

[16]在1961年大选中，贾根博士赢得20个席位，伯纳姆先生赢得11个席位，联合力量党赢得4个席位。数月之后爆发了黑人暴动，随后又爆发了美国支持的罢工，多人丧生。最终，在使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中，贾根博士被击败。——作者注

[17]荷兰语。

[18]仅仅一周后，贾根夫人独自在家时遭到了袭击。——作者注

[19]宾馆工作人员把瑟保罗（Sirpaul）的名字误解为保罗爵士（Sir Paul）。

[20]以上事实和引文出自艾伦·杨格的文章《建立乡村运动》。杨格先生在他的专著《英属圭亚那的地方自治方法》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更为详尽的探讨。——作者注

[21]睡莲科，花形硕大，首次发现于伯比斯河，是圭亚那国花。

[22]报纸名取自威廉·莫里斯的诗：听吧！雷声隆隆！看啊！阳光下，大地上，涌起愤怒、希望和奇迹。——作者注

[23]原文为古荷兰语。

[24]指的是在圭亚那内地淘金或寻找钻石的自由采矿工，得此称呼是因为他们经常用腌制过的野猪肉做晚餐。

[25]原文为consecution，是说话人对concentration（专注力）的误用。大多数没受过教育的圭亚那黑人发音都不标准。

[26]原文为法语。

[27]温特先生是南方口音，把“thank you”说成了“thenk you”。

[28]西班牙语。

[29]“虽然没有证据证实甘蔗是美洲本地的作物，但即便在最偏远的印第安聚居区也能见到甘蔗，而且与我们目前在甘蔗种植园看到的品种不同。这些甘蔗很可能是用从早期定居者那里弄到的插条培育而成的。”见文森特·罗斯《印第安人对殖民者的影响》。哥伦布第二次去西印度群岛时带去了甘蔗插条。——作者注

第四章　苏里南

民族主义/去见媒体/“一种没有精英的社会”/后院里的非洲/混杂语自豪感/阿尔贝托/丛林黑人/遇挫/古怪的母语/两个涂白粉的人/受罚的女奴/自由人/克罗尼传奇/蚊子/荒凉

——我们说的语言，在成为我的语言之前，原就是他的语言。可是，家园、基督、麦酒、主人，这些词由他的嘴说出来，跟由我的嘴说出来，有多么大的不同啊。我在说这些词、写这些词的时候，没办法做到心安理得。他的语言听上去又亲切又有些异国味道，对于我，永远都是学来的话语。我的声音对这些词敬而远之。我的灵魂在他的语言的阴影中，烦躁不安。

——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一六六九年，一位巴巴多斯岛（面积一百六十六平方英里）居民在信中写到“一个最近大受吹捧的地方”，“那是从荷兰人手里夺来的，名叫纽约”。他的轻蔑是有根据的，因为即便又过了五十年，巴巴多斯向英国出口的物产也几乎同全部英属北美殖民地加起来出口的一样多。一六六七年发生了一件事，根据《布雷达条约》，荷兰人把纽约让给英国人，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苏里南。当时，荷兰人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他们现在还这么想，因为，正如荷兰小学生学到的那样，英国人已经丢了纽约，而荷兰人依然拥有苏里南。

苏里南，即原先的荷属圭亚那，位于南美洲东北海岸，紧邻英属圭亚那。尽管英属圭亚那最东边的地区科兰太因与苏里南最西边的尼克里之间的共性远比它们与各自首都的共性更多，可是从乔治敦飞行一小时到帕拉马里博，比起从伦敦飞往阿姆斯特丹更让人忐忑不安。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除了作为啤酒和奶粉出口国，荷兰几乎不为人所知，此时它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远比英国对特立尼达或英属圭亚那更重要。令人惊讶的不仅仅是听到黑人和东印度人——外貌与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黑人、东印度人毫无二致——说荷兰语；也不仅仅是在西印度环境中看到只有在荷兰才能看到的牌子，像入口、出口、请勿吸烟、禁止通行[1]；或在米兰达博士大街上看到了庄重的荷兰风格的行政大楼。到处都在谈论“荷郎[2]”和“奥姆斯特当[3]”。在苏里南，荷兰就是欧洲，荷兰就是世界中心。就连美国也得靠边站。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你首先应该忘掉的是，你身处拉丁美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连竞选期间人们都懒得拉起百叶窗。要说会出什么事的话，顶多是竞选失败的一些反对党成员离开祖国。而他们也就是去荷兰。”然而，自一九五五年苏里南取得实际上的独立，成为荷兰王国中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新几内亚以及荷兰本身平等的伙伴，[4]苏里南给人的感觉就像荷兰的一个热带的、没有郁金香的延伸一样；有的苏里南人干脆把它称作荷兰的第十二个省。

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去过荷兰，他们对荷兰的感情也是真诚的。他们完全没有英属西印度人从英国回来时带回的那种种族怨恨。这里的气氛很轻松。苏里南有黑人、东印度人、荷兰人、华人和爪哇人，人口构成比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更复杂多样，但却没有那些地区存在的种族问题，尽管在两个最大的种族，即黑人和东印度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愈演愈烈的竞争。苏里南人本着荷兰人的务实精神，并没有忽视族群差异，而是公开承认差异的存在，反而由此避免了种族冲突。政党是以种族划分，但政府却是这些政党的联合，因此每个政党都致力于国家的发展。荷兰人抱怨黑人怀有敌意，但这种抱怨就像黑人表露的敌意一样，都是温和的。尽管印度尼西亚与荷兰之间发生过很多问题，荷兰人与爪哇人之间的关系依旧很亲热。[5]

没有煽动性的政治议题，没有尖锐的种族问题，荷兰政府还为该国发展提供三分之二的资金（三分之一是无偿赠予，三分之一是贷款），民族主义的滋长似乎有悖常理，不应出现。然而，一种动摇现有秩序的民族主义却已经出现，证明西印度群岛对殖民主义的反对不只是经济或政治问题，或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样，只是种族问题。殖民主义扭曲了属民的身份，尤其是黑人，他们感到迷惑而烦躁。种族平等和同化很诱人，结果却只是凸显损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接受同化就是永远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苏里南的民族主义不依存于种族或经济仇恨，因而是西印度群岛最深刻的反殖民运动。那是一场理想主义的运动，而且令人心酸，因为它表明殖民文化对西印度人的束缚有多么紧。苏里南的民族主义者说，应该拒绝把欧洲当作启蒙的唯一来源，还应当引入非洲和亚洲文化。可欧洲已经渗透到民族主义者的骨子里，他们觉得非洲和亚洲可鄙可笑。应当抛弃荷兰语——既然“我的灵魂在他的语言的阴影中，烦躁不安”——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是什么呢？一种曾被称作塔基－塔基[6]的有限的当地方言。

科尔利来机场接我，代表苏里南新闻办公室正式向我表达欢迎。

“你是作家和诗人。”他说。

“不是诗人。”

“我一眼就认出你来。我感到一种战栗。”

科尔利自己是诗人。那天他刚刚出版了第二部诗集，自费出版，限量发行四百本。他在办公室放了一包，答应一到帕拉马里博就送我一本。同科尔利一起来机场的还有特蕾西亚，一个漂亮的混血姑娘，身材高挑，手和脚踝长得很秀气。她会说一点英语，这让我有点吃惊；当我们乘着月色沿笔直平坦的美洲公路（战争期间修建的）行驶时，科尔利解释起苏里南的语言问题和普遍的文化斗争，对这些，其他国家一无所知。科尔利热爱荷兰、荷兰文学和荷兰人民，因为他用荷兰语写作，而没有用当地方言，主题也不专门针对苏里南，民族主义者便找他的茬。荷兰报纸《爱思唯尔思报》描述他的作品“丰富了荷兰诗歌”，这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

我们到达帕拉马里博时天还不晚，可整个城市仿佛已经入睡。我们找到一家廉价酒店，黑人女主人好像有点吃惊。之后我们去科尔利的办公室。我看到一张写字台上有一面小苏里南国旗：白底上有五颗星，分别为黑、棕、黄、白、红色，代表不同种族，中间用黑色虚线连接。我问特蕾西亚哪颗星代表她，她没把握地指了指那颗棕色的。的确，在科尔利递给我的一本小册子中有这样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棕色的星可能也具有隐含意蕴，因为它的色彩也可代表一种成功的实验，许多种族和谐相处，融为一个民族，构成苏里南人口的中流砥柱。”最后科尔利解开一个棕色纸包，抽出他的书。我匆匆翻了翻，没大看懂，但看得出民族主义者的批评还是发挥了作用。他在诗中多次提到苏里南。科尔利还告诉我，他创造了一个代表理想的苏里南女子的词，叫“苏里奈特（Surinette）”，并以它为题作过一首诗。

会见记者。也许是由于他作品的缘故，科尔利相信宣传的价值，想让我也在苏里南出头露面。他认为我的到来算是新闻，重要程度足以登上晨报；我们先送特蕾西亚回家，之后他带我去一家报社。报社在一条棕榈成荫的幽静街道上，我相信与一家面包房相邻。我们从一个侧门进去，沿走廊进入一个灯光明亮的小房间，里面有一个穿衬衣、抽烟斗的高个子荷兰人，他一手握着校样和红铅笔，另一手同我握了握，一脸惊讶的神情。科尔利说话，荷兰人回答。我们来得太晚，报纸已经付印了。果然，在这凌乱的房间一头有一台机器，报纸正在那儿印刷，一个门一样的网格来来回回地一开一合，一次印一面。就这样，我没能上晨报。

英国的帝国主义恰逢英国建筑比较蹩脚的时代，这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不幸。特罗洛普看到金斯敦大感震惊，但是他评论道：“也许我们无权指望，在与教人高雅品位的学校相隔千山万水的地方能看到高雅品位，而且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在自己老家造孽已经够多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闭嘴为好。”但荷兰殖民地的运气要好些；尽管帕拉马里博不像乔治敦那样典雅，却有种没落外省式的优雅：棕榈成行的街道、尘土飞扬的人行道、排列紧凑的木房子、带阳台的顶楼，还有一个宁静的大广场，被几座政府办公楼、一家旅馆和一家俱乐部所俯瞰。

在建筑方面，正如在许多方面一样，这些西印度地区都存在对宗主国的迷恋，而且，若将鹿特丹与任何新的英属地区比较，其结果对英属地区来说一直惨不忍睹，却令荷兰人十分快慰。西班牙港的联盟公园是庸俗无趣到近乎玩世不恭的范例；与之类似的还有牙买加的西印度大学学院的建筑。帕拉马里博则不同，它拥有六七座现代公共建筑，足以令任何一座欧洲城市为之自傲。但这些暗示着大都会气派的建筑却与酷热、尘土和午后的静寂颇不协调。因为帕拉马里博很乡气，帕拉马里博很乏味。

刚到的第一天早上，我就被军乐队吵醒，体验了点儿乡下人的兴奋。一小队身穿白色军装的黑人白人士兵和穿巧克力色警服的黑人警察，在下面的街上列队经过，绕行三匝。这样的景致以后再没有在街上出现过。实际上，一过晌午，帕拉马里博街上几乎无甚可观。因为酷热，办公室和商店早上七点开门，下午一点半就关门下班。结果大家都睡得很早，而从早上到上午，总会看到有人在办公室吃东西。

一座楼顶花园在新建的鼓声广播电台大楼上开张。科尔利说那是一家俱乐部，但我是外国人，进去不成问题。确实不成问题。我们受到酒保的欢迎，他没有别的顾客，很高兴有我们做伴。我们俯瞰着寂静的城市。在那些极为私密、气派的和不那么气派的房子后面，是一整排一整排的附属建筑：同一个庭院里既有大宅子，也有租户。那是奴隶制遗迹，这里的奴隶制直到一八六三年才被废除。

科尔利问道：“苏里南人无所事事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呢？”

在乔治敦的时候，我曾渴望西班牙港的繁华热闹。如今我却渴望回到乔治敦，可帕拉马里博的人却告诉我，我还不懂什么叫乏味：我应该越过边界去法属圭亚那看看。

刑事调查局的人。我去一家新开张的气派的银行，把手里的英属西印度货币兑换成荷兰盾，这样做很不划算。在那里我遇到刑事调查局政治保安部门的一名调查员。他邀请我去总部看他。我应邀前往，发现他在一间狭小的白色办公室里办公，里面堆满西印度各地的报纸。这名调查员悉心研读这些报纸。他的研究对象是苏里南的安全问题，职责是研究相邻地区的政治动向。他将要去英属圭亚那“观察”那里的选举。

然而，在百叶窗低垂的午后静谧之下，激情在涌动。两周前，一个“旨在加强荷兰王国内各属国之间文化合作的顾问委员会”成立，目的是在苏里南加强“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用荷兰语表现的文化的兴趣和了解”。对此，民族主义者反应激烈；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发表了一份四页的宣言书，表达谴责和决心，同时发表的还有扬·乌尔霍夫的广播讲话稿。民族主义者能够在广播上发表讲话，体现了受荷兰人启发而建立的政府（这一政府建立了西半球唯一一个清正廉洁的警察队伍）所具有的典型的公正和文雅；乌尔霍夫博士自己就是荷兰人，而且还是荷兰圣经协会成员，这并不令人惊讶。乌尔霍夫睿智、温和的讲话尤其有趣，因为其中对殖民社会进行了分析：

殖民地是一种奇怪的社会，一种没有精英的社会……领导人来自宗主国，是拥有另一种文化的人……殖民文化理想在个人身上造成很坏的后果。它实际上是无法触及的理想……能取得成功的……只是很少的例外，但他们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而且他们的道路并不适合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些人陷入毫无灵魂的模仿中，从没有实现自我。他们学会鄙视自我，却又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取代旧的自我。于是，战争结束后，苏里南有很多人自以为凌驾于普通人之上，因为他们吸收了荷兰的语言和文化。有时候，他们会模仿克洛斯[7]写首漂亮的小诗，或者画幅漂亮的小画，或不无技巧地弹奏一曲莫扎特的奏鸣曲；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创造任何真正的文化成就。等到新的这一代能够大批大批地去荷兰……他们就会震惊地发现，自己的文化是如此空洞。他们与更广阔的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触时，两手空空。他们没有自己的歌曲，没有莫扎特。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学，只有克洛斯。他们一无所有，是国际生活中毫无价值的组成部分。曾经引以为豪的原因——“苏里南是荷兰的第十二省”——如今成了羞愧和耻辱的原因。

在英属西印度，这一层面的争议几乎不会摆到桌面上来。不错，是有人谈论西印度文化，但因为不涉及政治而流于肤浅幼稚，而且根植于殖民主义态度，只要不是产自白人宗主国的东西，都被看作野蛮而拒不接受。有关殖民社会可能是没有精英的社会的想法太吓人了，简直没法理解。英属西印度如此消极的一个原因是英国人从来没有试图使殖民地人成为英国人。实际上一想到有人假设宗主国内存在均等机会，正如荷属和法属西印度人轻易以为的那样，英国人便会火冒三丈。在他们的帝国中，英国人是“欧洲人”，而西印度人把英国当作祖国，则令英国人感到好笑、烦恼和震惊。近来，荷兰人鼓励苏里南人相信自己有可能成为荷兰人；我听说，阿姆斯特丹有个俱乐部，光顾它的苏里南籍荷兰顾客边饮杜松子酒边聊天，为失去印度尼西亚而感到惋惜。奇怪的是，荷兰的理想主义导致排斥；而英国抱持犬儒主义，殖民地和宗主国却大致相安无事。

荷兰人主张同化，却没有强制施行。他们比英国人对异质文化更宽容，更理解。法国人则相反，他们的傲慢使除了亲法派之外的所有人在法属西印度的生活都不堪忍受。荷兰人主动奉上的文化被其前殖民地摒弃，让人不禁要替他们感到不平。苏里南是西印度地区唯一真正具有国际色彩的区域，这是荷兰统治的结果。特立尼达如今的国际性本质上只是种族多样性；而苏里南则囊括各种文化，它们虽有改变但依然各具特色，共存共处。印度人仍然说印地语；爪哇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点迷茫，在这片不可爱的平坦土地上神往着爪哇的群山；荷兰人按荷兰人的方式自得其乐，克里奥尔人过着苏里南荷兰人的城市生活；丛林黑人则在森林、在河畔重新创造非洲。

尽管人们大谈文化，苏里南人对自己国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却不怎么了解。我对爪哇人的服饰赞叹不已，这令我的克里奥尔朋友发笑。克里奥尔人只知道欧洲；他们根本不想去了解爪哇人和印度人，只是近来受到民族主义的刺激才试图去理解丛林黑人。一个民族主义分子竟然暗示，苏里南存在的爪哇文化和印度文化对发展民族文化是一种障碍！这表明民族主义情感背后存在的困惑和出人意料的种族情绪。苏里南的文化问题主要是黑人的问题；只有黑人抛弃了自己的过去，而过去是他们与非洲的唯一联系。

对于诸岛上的黑人而言，非洲只是一个词，一种情感。而对苏里南人而言，非洲几乎就在他的后院。在河流之畔，丛林黑人保持着自己种族的纯洁性，保留着非洲的雕刻、歌唱和舞蹈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们保有自己的尊严。重新发现非洲并非难事。

在家里。在那栋新建的漂亮的牧师住宅中，高个子、黑皮肤、咋咋呼呼的牧师站在铺着绿心木地板的客厅里，在电唱机上播放丛林黑人音乐。“几年以前，你在客厅里是听不到这样的歌曲的。”他说。之后，似乎是为了强调如今是新时代，他用当地方言讲了个笑话。那种语言不恭敬的叫法是塔基－塔基，正确的名称是negerengels[8]，即黑人英语，而民族主义者称之为苏里南语。后来，他领了两名分属不同种族的牧师到房间一角的吧台谈论政治。与此同时，三人的太太在讲政治小笑话，聊政客们的八卦。

民族主义者希望用黑人英语取代荷兰语；艾尔瑟尔先生对这门语言做过很多研究。他在大众学校[9]的办公室里向我解释推广黑人英语的可能性。我推测艾尔瑟尔先生有四十多岁，他为人庄重，态度十分温和，宛如雕刻的黑人脸庞，五官仿佛是分别铸造的，因而你看他的时候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端详。他说大多数苏里南人不能正确理解荷兰语，说得也不标准，但黑人英语大家都能理解。他们已经编纂了一部黑人英语词典；这种语言一直在成长：人们在每天的交谈中创造新词汇。我说，使用这种语言就意味着要把世界上所有重要书籍都翻译过来：他们有这么多人力财力吗？他们会想办法的。可作家怎么办？要他们用只有二十五万人说的语言写作，这公平吗？艾尔瑟尔先生说：这不是问题，只要他们写得好，就会有人给他们翻译。这种语言能否表达细腻微妙的含义？能否用来写诗？艾尔瑟尔先生让我考考他。我根据不准确的记忆写道：

昔日寻我，今日躲我，

当年赤脚走进我房，

多么温存、柔顺、听话，

如今却耻于记起，

曾不避危险，

来吃我手上的面包。[10]

他立即翻译道：

Den fre gwe f’mi，d’e mek’mi soekoe so，

Nanga soso foetoe waka n’in’mi kamra.

Mi si den gendri，safri，

Di kosi now，f’no sabi

Fa den ben nian na mi anoe.

我的记忆已经把华埃特简洁的诗行简化得面目全非，艾尔瑟尔先生则更进一步，但不可否认，语言的甜美和节奏还在。我很想看他如何翻译更抽象的东西，可惜我的记性太不争气。

我对荷兰语一窍不通，但喜欢它不可企及的难度，欣赏那种仿佛新创语言般随心所欲的气魄。你说的是Oost woost thoos boost，或类似的声音，可意思却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英语衍生出的方言还能认出是英语，几乎不会使标准英语产生变化，而荷兰语却因为太难学，或者学不会，从而衍生出独立的新语种，而且很快就把荷兰语毁了。南非有厨房荷兰语，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有帕皮阿门托语[11]，苏里南有黑人英语。对拙劣语法的热衷是荷属地区区域自豪感的一种极为古怪的特色。向来以精神独立不羁而著称的苏里南尼克里地区有一份用模板复印机印刷的报纸，名为Wie for Wie。报纸上的文章无疑是用无可挑剔的荷兰语写的，但报纸的名称却是不合语法的方言英语——“we for we”（“我们为我们”）——以表明这一方言是独家所有。

英语对苏里南方言如此重要，这让人迷惑，可是别忘了，英属圭亚那就在隔壁——尼克里人还打板球呢——而且苏里南在一六六七年之前一直是英国殖民地。实际上，是三百年前遗留在奴隶头脑中的英语构成了苏里南黑人英语的基础。这才真是奇迹。特立尼达在一七九七年之前一直属于西班牙，此后由于从法属诸岛移民，又说了四分之三世纪的法语，可是西班牙语在特立尼达早已死去，法语也只保留在几个短语和结构中。但是在英国殖民者离开三百年后，苏里南依然保存着一种形式的英语。初看之下，英语成分在艾尔瑟尔先生的翻译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主要是由于他发音太差导致的。

Ah dee day day we.这句话几乎都是英语，很难相信吧，而且你会在特立尼达的发达地区听到说英语的人这样说。解读一下：I did there there，oui：I did find myself there（to there，to find oneself，to be），yes：I was there（我在那里）。想想一六六七年苏里南奴隶可能说的英语，想想那个时代英格兰的英语发音，如今还有这么多单词尚可辨认，实在不简单。我们可以从斯泰德曼的《远征苏里南反叛奴隶五年纪事》中，看出这种语言到一百年后即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在那场战争的一次小规模行动中，一个小分队在森林里被起义奴隶杀得七零八落。按当时的惯例，他们要把死去敌兵的头颅砍掉。其中一个士兵只是装死，眼看要轮到他时，刽子手收起砍刀说：“Sonde go sleeby，caba mekewe liby den tara dogo lay tamara.[12]（太阳要睡觉了。我们只好把剩下的这些狗子留到明天了。）”当天夜里，那个士兵逃走了。尽管这句话经过两次转述，一次由那个荷兰士兵，另一次由斯泰德曼，可是只要说快一点，还是能听出是英语，西非裔口中的英语。

You no sabi waar she iss？荷兰语听起来那么坚定，有时候会让人晕乎乎地以为，带着荷兰口音说任何话别人都听得懂。有一次，在阿纳姆一家餐馆，我竟对女服务员严肃认真地胡言乱语一通，而她却一直面带微笑，让我误以为她听懂了。有天下午我去拜访特蕾西亚，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一位住在后院（我还记得这是奴隶时代遗迹）的女房客告诉我特蕾西亚出去了。我撇着口音顺口胡说起来，自己都不清楚那些词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我问：“You no sabi waar she iss？”“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那女人摇摇头，用认真的荷兰语答道，“先生，我不会说塔基－塔基。”如此说来，我不是胡言乱语，我在说黑人英语呢。

牧师和其他人会说黑人英语可能会被认定是聪明，但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样说话出于自然，而且依然是一种耻辱。按乌尔霍夫先生的说法，直到最近，小孩说黑人英语要是被妈妈逮着，还会被逼着洗嘴巴呢。

从帕拉马里博往南六十英里，有个叫布罗科蓬多的地方，一家美国铝业公司正在这里为一个炼铝厂修建水电站。该公司在这项工程中获利要比苏里南更多，但这项工程依然被看作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新闻办公室安排我们乘坐一辆大型美国汽车（类似客货两用轿车）去工程所在地参观。

我们前往一家高档宾馆接上一位来自阿鲁巴的重要黑人官员和他的摄像师；随后，前往一条棕榈成荫、尘土飞扬的大街，在一家比我住的廉价酒店条件更差的酒店里接了阿尔贝托。阿尔贝托是一家意大利杂志的摄影师，正在对南美进行旋风式采访。离开英属圭亚那之前，我在乔治敦的报纸上读到他到来的消息；我相信他在我之前就离开那里了。现在他要在苏里南逗留几天，然后去法属圭亚那；他希望及时赶到里约，参加那里的狂欢节。阿尔贝托身材细瘦，不高不矮，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意大利式“优雅”。他有一头波浪般浓密的棕发，他不停地用手梳理它，胖嘟嘟红彤彤的脸上蓄着一抹浓密的小胡子，眉毛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上闲不住地飞舞着。他二十出头，但可能是留胡子的缘故吧，还有那份记者式的镇定自若，使他看上去至少三十五岁。他的嗓音嘶哑。

我们安排就绪，正要开始长途旅行，车子却在一个中产阶级城市住宅区停下，三个女人兴高采烈地从一所房子里出来，向车子跑来。她们要和我们同去；那位阿鲁巴来的摄影师、阿尔贝托和我被迫离开中间舒服的座位，挤成一团坐进车后，面朝大路。我们的牺牲并没有得到补偿。三个女人中有一个是巴西人，身材肥胖，穿一条难看的白色紧身裤，头上戴一顶难看的白黄两色的草帽，用无数根发卡固定在杂草般的棕发上。另一个女人是荷兰人，她年纪很轻，一副呆板的女孩子相。还有一个女人，已婚，比另外两个年龄大些，高大严肃，她有点像母亲般关照着那两个姑娘，她也是荷兰人。

刚一出发，女人们就开始引吭高歌，也不知唱的什么。我们恨恨地盯着路面。沥青路变成土路，不久又变成红土路，在森林间穿行。我们看不见森林，看见的只有红土。红土扑到我们脸上，我们摇起车窗。红色尘土沿车窗下滑，弄脏玻璃，很快形成阻挡视线的一道道土溜和一团团土堆。我们三人不停用手掌拍打窗户，想把尘土震下去，拍打声仿佛是在给我们身后的歌声进行不和谐的伴奏。微尘从封着橡皮条的缝隙中钻进来，轻轻地落在我们身上，轻得我们都没觉出来。我们不像是浑身撒了粉末，而像是被染过色，而且颜色越染越深。两个年轻姑娘现在正试着练习密集和声，每唱错一次，便像小姑娘一样爆发出咯咯的欢笑。

女人们不顾我们的恳求，把她们旁边的车窗也摇了上去，免得偶尔驶过的汽车掀起尘土落到她们身上。我们憋得喘不过气来。阿尔贝托不再是早上出发时那副清爽利落、一丝不乱的样子。尘土染红了他乱蓬蓬的头发。他不再谈他的旅行（“那过程好恶心”），弓着腰坐在角落里。“我真受罪啊。”他说，痛苦浸透他沙哑的声音。我以为他想让车停下，又不好意思开口。恰在此时，戴草帽的胖女人开始唱一首葡萄牙歌曲；阿尔贝托眼睛缓缓转向一边，皱起眉头，脑门上的尘土片片剥落，他叫了一声：“天哪，真难受！”

我们在布罗科蓬多宾馆喝了一杯，精神好些了。阿尔贝托恢复了记者的精力和无情。他不停地发问，不停地提要求。他能去河对岸吗？附近有没有住着丛林黑人？能带他去丛林黑人的村子吗？新闻办公室的人从客栈院子里的洪都拉斯松树上折下几根松针，递给阿鲁巴的官员和我，让我们闻一闻，阿鲁巴来的摄影师赶紧拍照，阿尔贝托却东跑西颠，到处拍照。有一次我远远看到他站在宽浅的河里的一块大石头上。

等他回来后，我们开车去大坝。在河岸上走的时候，那个胖女人一脚踩进淤泥，丢了一只鞋子，她像小女孩一样狼狈地叫起来。阿尔贝托又恼火又轻蔑地瞥了她一眼，快步走开去，爬上一个陡峭的土堆，顾不上他意大利式的优雅风度，也没心思再梳理头发。“不准拍照！”新闻办公室的人喊道，“禁止拍照！”阿尔贝托没有听到，他已经消失了。等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工地另一头，他蹲下身，又站起来，一个小小的身影迈着小碎步移动着，双膝并拢，只有膝盖以下的腿在动。

两个丛林黑人撑一艘独木舟过来，要卖西瓜给我们。他们的皮肤紫黑铮亮，赤身裸体，只围着块红色腰布遮羞。我以前从没见过丛林黑人，但我觉得他们的形象很熟悉：我在帕拉马里博无数张明信片上看到过。

我们站在巨大新桥的阴影中等待阿尔贝托。最后他终于回来了，我们告诉他丛林黑人的事。“可是我想见丛林黑人啊！”他恼火地说。这句话他重复起来没完：“你们带我去看丛林黑人吧？我想看看丛林黑人。那个是不是丛林黑人？”

回到客栈，我们俩先冲了澡，之后飞快地吃了午饭。戴草帽的胖女人吃了一大堆土豆。我们随便聊了一阵，相互做介绍，透露自己的职业，阿鲁巴的摄影师又在啪啪地按动快门。

那个荷兰姑娘，看上去还像个精力充沛的女孩子，她说她有十二个孩子。

“十二个孩子，”阿尔贝托同情地说，他怎么也看不出这有什么好玩的，“这太可怕了。”

那个姑娘没有放弃，“我认识一个作家，”她说，“在里约。”

这一招奏效了。阿尔贝托正在疯狂搜集有用的南美人名和地址，听到她的话，态度缓和下来。他掏出笔记本。“他人好吗？”

“他五十岁了。”

阿尔贝托生气了。“我真搞不懂你，”收起笔记本时，他说，“我问你他人好吗，你却说他五十岁了。”

阿鲁巴的摄影师在给那位阿鲁巴官员拍照，此时那位官员正身心舒泰地剔着牙，墨镜上映出野外的景色：森林、河水和岩石。

午饭后，阿尔贝托如愿以偿。我们去了一个丛林黑人的村庄，村子在公路旁的一块林中空地上，一条尘土飞扬的短街，两旁是用护墙板搭起来的整齐的盒子，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没有雕花门，没有我们在书上读到的非洲风格手工制品的踪影，只能隐约看到幽暗的屋内有收音机、缝纫机和一两辆精心保养的自行车。新闻办公室的人让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村子靠近现代工程；村里人参与工程建设，穿正常的衣服。但也有赤条条的孩子在尘土中打滚，还有袒胸露乳的女人，乳房像压扁的木瓜一样耷拉着。阿尔贝托又开始按动快门。女人们笑嘻嘻地逃进她们的盒子里。阿鲁巴的官员慈祥地环顾四周，他的运气更好。他没带相机，拿出一个荷兰盾说服一个女人在她家屋后与她的狗跳了一支舞。当我和阿尔贝托这两个没有付费的参观者走近时，她不跳了。

“我必须给这些丛林黑人拍张照。”阿尔贝托说。但是他不能或是不愿付钱。我们在房屋间徘徊，所到之处，女人们四散奔逃，赤裸的乳房在胸前左右摇摆，上下晃动。“那姑娘纯粹是个白痴。他人好吗？他五十岁啦。不折不扣的白痴。嘘！”

小心翼翼地，他向一个坐在缝纫机旁的女人靠近。女人抄起手中的针线活，一下子消失了。

他回到我身边，一会儿又走了，相机在手中随时待命，蓬松高耸的头发随着他急促的脚步一颤一颤的。这次他比较成功。我看他进了一间小屋。就在此时，那几个姑娘一跃而起，荷兰女孩尖叫一声，跟在阿尔贝托身后冲进小屋，阿尔贝托立即走出来，气急败坏。

“上帝啊，真受罪！啊，我真是活受罪啊！”

我们开始往回赶，阿尔贝托郁郁不乐。“老天爷，我想要一张丛林黑人的照片！”回帕拉马里博的路上，他喋喋不休地发泄他的烦恼。“你听那个人在坝上喊了吧？不准拍照。可为什么？这是不折不扣的白痴规定。当一件事这么不折不扣地白痴的时候，意大利人会说好吧，但我来想点办法，让我能拍成照片。谢天谢地我是意大利人。咱们干吗走这么慢？路上没有别的车。咱们干吗走这么慢？”

“限速，”阿鲁巴来的摄影师说，“而且这是一辆公务车。”

“这是白痴理由。在意大利我们会说因为这是一辆公务车——”他突然刹住，命令道：“停车！”他跳下车，给一台铝土矿石粉碎机拍照。“时间再长点就好了。”他一边往回走一边说，“那样我就能拍得更好了。喂！”

荷兰姑娘把一张纸条放在他手里。她面带微笑，目不斜视。纸条上是一个小女孩画的女人侧影。

“我该拿这东西怎么办？”他问，“我刚才就把手放在这儿，这信就被放进我手里了。我怎么办？”他把纸条塞进红条纹的袜子里，小声说，“这是羞辱我吗？”

“天哪，”后来他又说，“我今天真是受罪啊！”

小男孩失踪了。西非裔自称黑人。对于某些致力于化黑为白的西印度人来说，这样说也太欠含蓄：这意味着再没有进化的可能。委婉语因地而异。我听说在苏里南，报纸寻人启事栏上这样描写黑人男孩：een donkerkleurige jongen met kroes haar[13]，意思是一名深肤色、卷头发的男孩。

苏里南的民族主义领袖，可能也是被议论最多的人物，是爱德华·布鲁马，一位三十五六岁的黑人律师。他深褐色皮肤，中等身材，体型适中，相貌十分引人注目：一双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眉头经常在鼻梁骨上方紧锁。当他开着那辆庞然大物般的绿色切诺基在帕拉马里博逛时，男孩们和男人们向他挥手，他们互致问候的神情仿佛在密谋什么。尽管民族主义者的鼓动宣传是公开进行的，但他们尚未取得官职，活动也就带点地下性质。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扯了扯艾尔瑟尔先生的袖子，小声向他道贺。

民族主义活动兴起于阿姆斯特丹——所有受过教育的苏里南人都了解的城市。布鲁马本人在那里生活过七年，过得很愉快。他宣称这场运动的基础并非种族仇恨，运动也不针对任何种族群体。布鲁马的支持者主要是黑人，可他们并不都认同他的观点，苏里南的荷兰人也不认同。很难看出如何避免种族情绪，因为引起布鲁马和他的追随者激动的文化问题本质上是新大陆的黑人问题。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人们还没有普遍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苏里南的民族主义者将文化问题摆到桌面上，但没有像牙买加发起“返回非洲”运动的拉斯塔法里派和美国的黑人穆斯林那样走极端，这正该归功于他们自己。但是他们的思想中有很多东西会吓坏体面人，激起圣战的呐喊。他们对基督教的看法是历史性的：他们既把它看作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把它看作荷兰语言的组成部分。

可基督教怎能被取代呢？对西印度人来说，基督教不只是一种信仰，还是一项成就。难道要信在丛林黑人中发现的那些幸存的非洲宗教？或者改信伊斯兰教？宗教不能靠命令取代，就像语言不能靠命令取代一样。黑人英语无法替代成熟的文字。丛林黑人很有意思，在某些方面也令人敬佩，但是在这些生活在森林中的人和生活在大陆上的精明老练的苏里南人之间很难产生深刻的同感。于是看起来，这个问题要么必须用暴力和极端方式解决，要么干脆无解。也许无解是必要的，需要的只是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国家和文化存在于宗主国之外，存在于欧洲和美国之外。要创造这样的意识绝非易事。比如说，牙买加人比伦敦人还笃信基督教，于是宗主国的褊狭在西印度殖民地会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有身份的西印度黑人来说，意大利和日本、尼日利亚一样，属于遥远的异国，而且荒谬可笑。

民族主义者能否在苏里南创造这样的意识，而不滑入徒劳的黑人种族主义，还很成问题。无论这样说多么自相矛盾，可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尖锐地看待这一问题，应归结于他们继承了荷兰文化，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荷兰语。英语属于一切说英语的人。荷兰语却明明白白地属于荷兰人，以至于在英属西印度人看来是自然、正常的情景，在以荷兰语为母语的殖民地居民看来却不能不觉得怪异。因为会说一门很少为外面世界懂得的语言，荷兰人个个都成了了不起的语言学家。苏里南人也是如此。英语、荷兰语、法语、黑人英语：受过教育的苏里南人都会说。在这个语言列表之外，印度裔的还加上印地语，爪哇裔的再加上爪哇语。这么多世界向苏里南人敞开，因而他们不像英属西印度人那样有股殖民地的土气，苏里南人对自己的处境也有更客观的看法。

成长中的语言。我把艾尔瑟尔翻译的华埃特的诗行给科尔利看。看得出，虽然与民族主义者有诸多分歧，他还是很受触动。他把译文又读了一遍。“Gendri，”最后他终于说，“这是什么词？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刚出现了二十四个小时。”

离赞德赖国际机场不远，有个名为柏林的丛林黑人村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科尔利和特蕾西亚开车到那里去。不是去看丛林黑人——他们住得离首都太近，早已城市化、蜕化，不再是真正的森林居民。我们去那里是看黑水溪。南美洲泥泞的海岸没法用作海滨浴场，于是这些森林间的溪流，雪白的沙间流过的黑水，便成为苏里南海滨浴场的替代物。我们在睡莲朵朵的溪上泛舟，阳光穿过枝叶洒在水面上，将可口可乐水（这是苏里南人的描述）照成葡萄酒。比伦勃朗的模特还要美艳的特蕾西亚成为这幅伦勃朗油画的点睛之笔。

后来我们在小村子里漫步穿行，没有任何特色表明这里是丛林黑人的村庄。土路两旁是荷兰风格的木屋，到处是树篱；竟然还有一个卖茶点的小屋，贴着一两幅广告。两个小孩光着屁股在满是尘土的路上打滚儿，但其他人都穿着衣服。快到街尾的时候，我们听到阵阵鼓声。特蕾西亚立即兴奋起来。她跑进一个院子，用黑人英语打听，惹得对方很不高兴，他用荷兰语回答她的话。她回到我们身边，说听起来好像是“Hit iss in de bos[14]”，于是我们向bos（树林）走去。

街尽头紧接着丛林。一条小径蜿蜒穿过高草，小径另一头是一间顶上铺着瓦楞铁皮的小棚子，舞者们就在里面。科尔利很紧张；他说他听到有人说：“那些bakra（白人，外国人）来看谁？他们想干什么？”但那些没有跳舞的男女还是挺友好的，于是我们就在棚子外面的长凳上坐下。威士忌在观众和舞者间传来传去；还有盛在玻璃杯里的啤酒。敲鼓的、敲棍的、敲铁罐的人坐在棚子一头，在他们面前，就像在祭坛前面一样，舞者们正在表演，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之中：一个男人跳着一种像哥萨克舞的舞蹈，另一个男人蹲着只用脚尖跳，一位老太太，双目紧闭，身体很艺术很性感地扭动着。舞者沾满尘土的脚不停扫过观众手中湿漉漉的细枝。

到目前为止，每个舞者各据棚子一角，但这时，一个矮壮的男人开始扑倒在地，翻滚呻吟。我以为他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可他脸上迸出的汗珠看起来很真实。他滚到一个穿蓝色长裙的老太太坐着的地方，她起身给他让地方，还友好地冲我们笑笑。“我不喜欢这个。”科尔利说，他板着脸，表情厌恶而震惊。两个男人佯装打架，但表情动作丝毫不像是闹着玩。科尔利想走，但特蕾西亚用脚踏着鼓点打拍子，不愿离开。

然后，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一男一女，上场了。他们的脸和身体涂成白色。女人穿着纱丽式样的长袍，露着肩膀，男人穿着红色纱笼，戴一顶红帽子。他们几乎不跳舞。在生机勃勃的舞者之间，他们表现自己的虚弱无力，那男人时不时要由别的舞者扶着。他涂着白粉的脸上没有表情，他还不停地用粉笔往自己身上涂，有时还把粉笔递给那个女人。舞姿变得亲昵起来，我开始像科尔利一样焦虑。我记得我们离城市很近，飞机场就在附近（“苏里南是喷气时代的一分子。”政府宣传册上说），但当科尔利不顾特蕾西亚不高兴，坚持要走的时候，我心里是高兴的。我们正要跨出林子，一个醉醺醺的老太太拥抱了科尔利，一个男人拥抱了特蕾西亚。科尔利自始至终都在担心有人会劝他喝酒，这时他也被迫喝了一小杯威士忌。

科尔利说：“要是再多待半个小时，我就要犯心脏病了。”

科尔利出生在帕拉马里博，离此地只有四十分钟的距离，可对于我们刚才观看的舞蹈，他什么也说不上来；特蕾西亚也说不清。这种舞蹈对他们俩和对我一样新鲜。虽说这里离机场和城市这么近，我并不觉得科尔利的焦虑有什么可笑，我请教的权威[15]提供的解释也没有让人百分之百放心。如果我的观察准确，解读无误的话，这种舞应该是“招魂舞”：

死者给生者的信息也可借随鼓点起舞进入神灵附体状态的舞者之口传达。附体的人用歌声传递信息。显然，有人可能觉得他的神希望他向生者传信，于是感到一种烦躁不安。这种不安促使他先沐浴，然后在身上涂抹白土，因为白色是祖先的颜色……待到黄道吉日，那人在身上涂上更多的白土，也许还给仪式中的其他参与者也涂上，随后便准备进入迷幻状态，好让神借他之口讲话。鼓点的节奏有助于催人进入附体的状态。

苏里南一八六三年废除奴隶制；如此说来，奴隶出身的人现在可能还有健在的。你很难不想到奴隶制，不光是因为每一所大房子四面尚存的遗迹和奴隶居住区在提醒你。我现在渐渐看出来，在西印度许多地区，那么多东西都在讲述着奴隶制。奴隶制存在于植物中，存在于哥伦布第二次航海时带来的甘蔗中——当时他曾提出奴役美洲印第安人，引得伊莎贝拉女王动雷霆之怒；存在于面包果这种廉价的奴隶食品中——一七九三年，三百棵面包树被布莱船长运到圣文森特，卖了一千英镑，而类似的投机曾在“邦迪号”哗变[16]中夭折。在英属圭亚那荒凉的热带草原上，一丛腰果树就是一个印第安村庄的标记；同样，在牙买加，一丛杨桃树表明一个奴隶粮食供应地的所在。（特立尼达的奴隶制只有四十年历史，因而杨桃树也比牙买加少得多。）奴隶制也存在于食物中，存在于岛民们依然喜爱的咸鱼中。奴隶制存在于家庭生活的缺失中，存在于电影院上映有关德国集中营的电影时观众发出的笑声中，存在于人们对含有种族色彩的辱骂的喜爱中，存在于强者对弱者的欺凌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打孩子比西印度群岛人更狠。

对于过去，西印度群岛人感到既害怕，又羞耻。他们知道海地的克里斯托夫[17]和卢维杜尔，知道牙买加的逃亡黑奴；但他们以为在别处奴隶制早已成定局，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动地接受。很多人并不知道，十八世纪的奴隶起义像飓风一般频繁、暴烈，许多次他们只是因为遭到“忠诚”的奴隶出卖才被打败。在特立尼达，人们对苏里南的丛林黑人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他们的故事可能会促进种族自豪感的复兴。

在苏里南，黑人奴隶曾经不断逃往密林深处——在更小的岛上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一六六七年是英国撤退、荷兰占领的交接期，此前，黑奴逃跑的情况并不普遍。在之后的几百年中，野蛮导致逃亡、屠杀、惩罚和变本加厉的野蛮，奴隶逃亡的情况一直持续。直到一八〇七年，还有一个英国旅行者这样写道：“吓唬黑人说要把他卖给荷兰人，感觉是件极为恐怖的事。”斯泰德曼在《纪事》中说明了原因。他写道：“苏里南的殖民地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气，土地都被非洲黑人的血染红了。”这样说并不是一种修辞。刚刚登陆，映入眼帘的第一幕景象（他还为自己的书画了速写）就让他很“扫兴”，令他初踏热带的快乐荡然无存：

……一个年轻女奴，身上唯一可以遮羞的是系在腰间的一块破布，那破布已经像她的皮肤一样，被鞭子抽破了好几处口子。这可怜的受害者遭受如此残忍暴行，罪名是她没有完成她明显力所不能及的劳动，为此她被罚抽二百鞭，而且还要在几个月之内戴几码长的锁链，锁链一头锁住她的脚腕，另一头坠上至少一百磅的重物……我给这个不幸的受难者草草画了一张像。

拖着锁链的遍体鳞伤的奴隶，手捧速写本的画家：这景象真是怪异。你不禁纳闷当地人有没有什么议论。斯泰德曼没有提，也许土著人听到这个游客的感叹只会觉得既好笑又惊讶。在当时的苏里南，肉体折磨是家常便饭，从不遮遮掩掩。后来斯泰德曼同一个奴隶交谈，还给了他几枚硬币——那人被锁链锁在一个生着火炉的房间，要在里面待一辈子；他还给一个被铁钩钩住肋骨活活吊着等死的奴隶画了幅素描。

十九世纪早期，“亲爱的老斯泰德曼”——金斯利这样称呼他——的这本书因其自然真实的历史记录以及作者与混血女奴琼娜的爱情故事而风靡英伦，金斯利认为那个故事是“英国语言中最甜美的田园牧歌之一”。这本书这么受欢迎，还有所谓田园牧歌的说法，真让人难以理解；不只是因为十八世纪的优雅如今读来已索然无味，尤其像斯泰德曼这样的作家，优雅并非自然天成；而是因为斯泰德曼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他罗列的那些惨无人道的暴行令人作呕，颇似二战期间对德国集中营的描述。斯泰德曼不是废奴主义者——他去苏里南的目的是协助镇压一七七三年的奴隶暴动——不能将他的作品简单地当作宣传材料。他不遗余力地展现为当时所推崇的细腻情感，比如他为提到虱子而向“娇弱”的读者表示歉意，而且你也不能责备说他耸人听闻。但如今要读斯泰德曼，你得有强健的胃口才能吃得消。他笔下的苏里南仿佛一座庞大的集中营，区别只是这个集中营欢迎游客参观、做记录、画速写。奴隶主比集中营的司令官更加心安理得：世界分为黑人和白人，基督徒和野蛮人。白人在处理与黑人的关系时说不定还会表现出某些顾忌，而基督徒与野蛮人打交道时则百无禁忌。但是出于对荷兰人的公平，我得把前面的引文补全：“吓唬黑人说要把他卖给荷兰人，感觉是件极为恐怖的事。但是反过来，荷兰人也有类似的撒手锏，就是吓唬他的奴隶说要把他卖给自由的黑人。”

逃奴们作战勇猛，荷兰雇佣军和“忠诚的”奴隶（斯泰德曼的军团中有两个黑人，奥克拉和高萨利，十年前出卖过伯比斯奴隶起义首领阿塔）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到十八世纪末，双方停止敌对，丛林黑人的独立获得默认。他们在森林中按非洲人的模式重整生活；他们组成部落，划分部落区域。丛林黑人从不与其他部落或种族的人通婚，他们以纯正的非洲血统为傲：这表明他们是自由人的后裔。他们依河而居，发展出高超的河上生活技能。他们与世隔绝，记得非洲人的雕刻、歌唱和舞蹈技艺；他们记得非洲人的宗教。他们发展起自己的语言；在幽深的内地使它成为非洲语言。五十年前，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

一九一六年，帕拉马里博政府医院的C.伯恩医生看到他的一个名叫阿伯那的病人，一个来自奥坎讷或朱克部落的丛林黑人，正在写一种奇怪的文字。阿伯那很乐意解释这些文字的意思，他说这是另一个叫阿发卡的部落成员创造的。伯恩结识了这个阿发卡，后者反复向医生和莫辛克神父（一位天主教传教士）解释，当哈雷彗星出现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手拿一张纸现身，命令他为自己的人民创造一种文字。于是一生二，二生三：以此类推。这次梦幻之后，他每两三天创造一个符号，直到最后他造出五十六个字符，能够用这些写出自己的想法。一九一七年伯恩访问朱克人的领地时，可以用这种新文字传递信息，这些信息能被人理解并执行。[18]

尽管阿发卡因为未经许可便贸然创造文字，没有得到部落头人（这词的意思很明白）的承认，并被咒骂为“na wissi-wassi man”——“那个变化无常的人”——他的文字却保留了下来；一九五八年，刚格里普还用这种文字收发消息。阿发卡·阿图米西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去世。在他的坟墓上有一个十字架，上面刻有用他自创的文字写的墓志铭：“Masa Atumisi fu da Santa Katoliki Kerki”，阿图米西是神圣天主教教徒。严格说来，这并不属实；但确是他的基督教学识让他被丛林黑人的酋长们怀疑。如今神秘的是，阿发卡的符号中有三十四个在利比里亚的瓦伊部落文字中被发现。这是否是一个种族记忆的例子呢？抑或阿发卡有点托马斯·曼的恶作剧小说《法律》中塑造的那位摩西的影子？

咖啡之约。我给科尔利打电话，邀他到我住的廉价酒店喝咖啡。他说：“行，我会去和你一起喝咖啡。我七点三十分到，一直喝到八点钟。可是八点以后我们谈些什么呢？谈牧师？你喜欢和牧师谈话吗？这对你的智力有益处吗？没有？那我就不喜欢了。这一晚上我们必须过得充实。让我想想。有了，布鲁马。我们应该谈谈布鲁马。”听到这里，我觉得我还是收回邀请为好。

不去克罗尼区看看，我是不会离开苏里南的。此地居民深得我心，因为他们向来以苏里南最懒散的人而著称，被普遍描述为de luie neger van Coronie，即克罗尼的懒黑人。[19]奴隶制废除后，椰树种植园主把园子丢给原来的奴隶，从此这些奴隶便过起与世隔绝、田园牧歌般的日子（克罗尼与帕拉马里博之间的交通靠海路），把其他种族的新来者统统赶走，包括大约一百名印度人，因为印度人那种旺盛的干劲儿可能有搅乱克罗尼安宁的威胁。直到现在，克罗尼黑人只会把地卖给黑人，而且是与自己一样的黑人。有时候他们也会缺钱花；于是便摘几个椰子卖给榨油厂。那榨油厂也仅出于方便才存在，很少全力生产。当地的政策制定者很绝望，但是克罗尼黑人如今拥有选举权，懂得自己的权力，对别人的催促充耳不闻。他们容许华人在这个地区开商店；不知何故，还允许一家印度农户在此定居。

这真是帕拉马里博的传奇。皇宫酒店的酒保约翰尼了解克罗尼，也认识住在那里的那家印度人，他主动提出陪我走一趟；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就以一百英里的时速上路了。城外的路都没有铺过，路面被轧得沟沟坎坎，像被坦克碾过。骑自行车的人戴着口罩抵挡灰尘，到处是修路工人，有些还戴着护目镜。

大地平坦，一马平川。道路两旁排列着小屋，屋后紧挨着森林。苏里南人烟稀少，这一带更像是被抛弃荒废了，而且怪的是，它似乎与其他一切都毫无干系。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爪哇人，他们迷失在不熟悉的景色中，而这景色一成不变，丝毫引不起人探索它的兴致。但每座小屋都附带一个种庄稼和瓜菜的园子；这里可没有英属圭亚那沿海地区的农奴。

清凉的椰树林，阳光洒下点点柔和模糊的白色光斑，宣布克罗尼已在眼前。车停在一家华人商店的屋檐下，我开始找懒黑人。马路对过，三个老头在稀薄的树荫下聊天。因为听说他们对外国人很不友好，我偷偷拿出相机，准备拍照。可我发现他们竟然摆好姿势，定格微笑。一个人正往马车上的水桶里加水；他也摆好姿势，还让他儿子露出微笑。另一个男人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袋椰子，不用说，正要去那个尽人皆知的榨油厂。周围没有其他人。我收起相机。我想，我本来指望能看到更像世外桃源的景象，而不是早已熟悉的破败的西印度村庄，混凝土的政府建筑，木墙与波纹铁皮屋顶的食品店。

酷热高阔的天空下，土地平旷，向北延伸，直抵大海。田地被笔直的长长的运河渠道分割，河边淤泥中斜泊着一两艘仿佛在梵高画中出现过的桅船。我们走向椰林，那里的沟渠茂草密布，蚊子大而毒，透过卡其布裤子和涤纶袜子咬我。炎炎烈日下，一幢幢建在矮柱上的灰黑色小木屋坐落在干净的泥地院中，家家院中都种着三四棵石榴树。每户院中都有一小堆椰子，还有一个用支起的木板做成的水果摊，上面摆着不多的几样水果：两三个橙子，或一个甜瓜，或两三个石榴，仅此而已。小摊对着小摊，中间隔着长满青草的小径和深深的沟渠。沟渠上搭着几段窄得吓人的木板，有时只是砍掉枝子的椰树树干。

酒保约翰尼有七个孩子，他想带些水果回帕拉马里博。他越过沟渠进了一个院子，踏上房前的台阶，敲了敲关着的门。门楣上用蓝漆写着：上帝高于一切[20]。有扇窗户打开了，约翰尼解释着。很快，门开了，一个黑人整理着衣服赤脚走下台阶，进了院子，从低矮的树上摘下几个石榴，有一两次他需要踮起脚尖，然后他将石榴递给约翰尼，接过一些硬币，客气地与我们道别，走上台阶，再次关上门。

我们费了些工夫才找到那家印度人：那些小径、沟渠、房屋、田地看起来十分相似。那座房子矗立在一块长方形地皮上，四周环绕着护城河般的沟渠。一间生锈的瓦楞铁棚子里堆着生锈的破烂儿；一只自行车轮子靠在一根柱子上；几只鸡站在两三株矮小的椰子树下晒干的泥地和尘土中；一条杂种狗气急败坏地吠叫着；闷热的空气中蚊虫密布。一个身着松垮棉布连衣裙、患痉挛性麻痹症的年轻印度女人牵着那条狗。我们越过沟渠，朝屋后走去。在无遮无拦的太阳底下，一位满头白发、一脸白胡茬的老人正坐在地上往身上搓油。蚊子对他敬而远之，对约翰尼也敬而远之，却紧盯住我不放。我的头发、衬衫、裤子，甚至鞋上的小孔都落满蚊子。动动身子也不管用，必须用手拍才赶得走。[21]

见有客人来，老人很高兴。他刚遭遇一场严重事故：从自家房子顶层的窗户摔了下来。“花了他三十荷兰盾呢。”约翰尼说。可听老人讲起来，这事仿佛纯粹是一出喜剧。他觉得自己的老朽很好玩——说到底，这件事简直太搞笑了——并邀请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玩笑。他的脸已经皱缩，可依然很英俊；浑身上下最生动的是那双眼睛。他在印度出生，作为契约劳工去了英属圭亚那。契约期满后他回到印度，后来又签了份契约。他会说印地语，能说点英语，不会说荷兰语。那他怎么来到苏里南的？这是整个笑话中最甜蜜的一段。他在英属圭亚那结了婚，然后——从妻子身边逃开了！他不止一次说到这一点。四五十年前的那场胡闹是他人生中的大事，到现在想起来还开心不已。他从第一任老婆身边逃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女人与那条愤怒的狗隔开一段距离坐在阴凉地里，她看着我们，手里摆弄着松动的假牙床。

那我是什么情况？老人想知道。我在国外待过吗？国外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需要干活吗？国外的人干什么样的活儿？国外看起来怎么样？他想让我给他描述具体的细节。我试着描述。这么说我还是真了解这所谓的“国外”了？他听得很开心，觉得难以置信，但态度充满敬意：他叫我巴布[22]。他几乎想象不出英属圭亚那和克罗尼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连印度也渐渐淡忘，只记得某个火车站——但他觉得外面的世界是真实、奇妙的世界，没有污泥、蚊子、尘土和酷热。他快要死了，死在克罗尼这片沟渠环绕的土地上，他像谈论家务事一样谈论死亡。与此同时，他整天坐在阳光下，有时躺在看起来像鸡鸭棚的东西里；只有晚上才进屋。但他开始忘事了，他以为我们是来参观的，问我们想不想带点儿什么走？一只椰子？

他站起身，女人也站起身，狗低声嘶吼着。他从房子下面的尘土中拿出一把砍刀，给我们砍下几只椰子。

我后背痒，被蚊子咬得满是疙瘩。头皮上也是。无论是意大利产的布匹还是浓密的毛发，都抵挡不住克罗尼蚊子的攻击。

荒凉土地上的凄凉的人；一个惊讶而无奈地发现自己迷失于一片风景之中的人，这片风景从来都不真实，因为这里永远是被迫而临时的居所；奴隶们从一个大陆被劫持而来，又被抛弃在另一个已经无利可图的大陆上，再无别处可逃：我很高兴离开克罗尼，因为这里不光有懒黑人，还有那些经中途航道迢迢而来的人们所面对的满目荒凉。

[1]原文为荷兰语。

[2]分别指的是荷兰和阿姆斯特丹。

[3]分别指的是荷兰和阿姆斯特丹。

[4]1667年至1954年荷兰占领苏里南（旧称荷属圭亚那），1954年苏里南获内部自治权，1975年宣布独立。

[5]此处应指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多年抗争之后终于推翻了荷兰的殖民统治，于1949年12月取得独立，建立印尼联邦。苏里南爪哇人的故乡在印尼的爪哇岛。

[6]Talkie－talkie，即黑人英语，苏里南汤加语的另一种俚语叫法。以英语、荷语发音为基础，以罗马字母拼写的克里奥尔语，常被当作跨社群的通用语，为苏里南各种族主要沟通语言。

[7]威廉·克洛斯（Willem Kloos，1859－1938），荷兰诗人、文学评论家。

[8]荷兰语。

[9]原文为荷兰语。

[10]引自英国诗人托马斯·华埃特（Thomas Wyatt，1503－1542）的《昔日寻我，今日躲我》，与原诗略有出入。上引段落参照王佐良译文。

[11]一种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讲的由荷兰语、英语、西班牙语等混杂而成的混合语。

[12]原文为混杂语。

[13]荷兰语。

[14]荷兰语“Het is in het bos”的不标准发音，意为“在树林里”。

[15]《丛林黑人的艺术：南北美洲的非洲艺术》，菲利普·J.C.达科著（伦敦，1954）。——作者注

[16]1789年4月28日发生于英国皇家海军战舰“邦迪号”上的哗变，由弗莱彻·克里斯蒂安率领部分船员反抗威廉·布莱船长。1935年，米高梅公司根据该事件拍成电影《叛舰喋血记》，获得第八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17]亨利·克里斯托夫（Henri Christophe，1767－1820），海地革命将领，在1791年海地独立战争中为杜桑·卢维杜尔的副手，一生致力于反抗法国统治，后被任命为海地共和国总统。1807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败，撤到海地北部自立“海地国”，自称国王，1820年自杀。

[18]J.W.刚格里普《苏里南朱克文字的演进》，见《新编西印度群岛指南》（1960）第40页。——作者注

[19]以下出自《一九五八年耶和华见证人年鉴》中一篇关于苏里南的文章：尽管路途颠簸难行，他们还是乘渡船越过两条河，终于将所有弟兄装上卡车走完最后一段路程，175名疲惫却快乐的见证人抵达聚会目的地，一个名为克罗尼的椰树种植园。聚会的亮点是：408人出人意料地出席了在新教教堂对面进行的公开讲话。300人到附近的运河去观看12名新入教的弟兄受洗，这景象让人不禁悬想在使徒时代该是怎样的盛况。“我们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弟兄而骄傲。他每天除了在河上打鱼，还会花时间为基督徒钓鱼。虽然他是那里唯一的见证人，他却从不灰心，而是以热心宣教为人所知。”——作者注

[20]原文为荷兰语。

[21]斯泰德曼曾一巴掌拍死三十二只蚊子。——作者注

[22]Babu，印地语，意为“先生”。

第五章　马提尼克

法国小村庄/法国风格/一顿法式午餐/有组织的社会/牛奶飞机/往返于法国之间/血战之后/迷失的印度人/没有圣典/圣母

我素来不喜欢盛装打扮或是在大街上“手舞足蹈”，特立尼达的狂欢节总是让我郁闷。今年也是，那些“军乐队”乏善可陈：他们让我想起刚果那些可悲又可笑的照片，栩栩如在眼前。怀揣着狂欢节的抑郁，我往北飞行，越过加勒比海。海水碧蓝，模糊的白色海岸傍着幽蓝的大海；海面上升起一座座褐色小岛，周围镶着白色皱边。

我在《特立尼达卫报》社会版上看到，又有一个美国人买走了多巴哥岛上的一块土地，此前他们已经在巴巴多斯、安提瓜、多米尼加、蒙特塞拉特（为吸引美国客户，蒙特塞拉特政府还曾发起一场运动）诸岛上购买过土地。这些岛狭小、贫穷、人口过剩。曾经，一个民族因拥有财富而被奴役；如今，一个民族又因风景优美而失去土地。土地价格直线上升，在一些岛上，农民已经买不起土地；越来越多的人移民到伦敦、伯明翰和其他六七个英国城市，迎接他们的是冷漠的贫民窟。所有贫穷的国家都把旅游业看作耻辱，却又无法避免。没有一个国家沦落到某些西印度岛屿的境地，他们以发展旅游业为名，将自己出卖给新的奴役。显然，岛上的精英们以游客之乐为乐，只求能够混迹于白人游客之间，而政府针对肤色歧视出台的规定也苍白无力。

“于是她去女卫生间，”岛上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可是，你知道这些人，他们还以为她是随便哪个黑吕（女）人呢，就对她说，不行，抱歉，黑人妇吕（女）不能使用这个卫生间。”出租车司机嘎嘎笑起来，“伙计，他们还不知道她是牧师夫人哪。后来他们得拼命道歉。这种事情在我们这里是不能容忍的。”在出租车司机看来，就算别人不行，可牧师夫人能与游客“同出入”，这就算得上一场个人胜利。

我们在圣卢西亚停留了几分钟。飞机场紧挨着大海，机场的建筑很像火车站的建筑。“这儿让我想起亲爱的老多巴哥。”一个穿百慕大短裤的游客说。于是我更是郁闷得无以复加。[1]

马提尼克属于法国。从特立尼达抵达此地，你感觉飞越的不是加勒比海，而是英吉利海峡。这里的警察是法国人；蓝白色瓷釉的街名牌上写的是法语；咖啡馆用的是法语；菜单用的是法语，出自法国人的手笔。南部景致并非极端的热带风景。起伏的牧场，因常年耕作而磨损得平坦、贫瘠，零零落落地长着一丛丛墨绿的树木，土地的小爪子小舌头探进清澈的海水中，宛如一个气候更温和的康沃尔[2]。其他岛屿往往只有一个主要城市，其他一切都围着它转；马提尼克则不同，这里到处是法国风味的小村庄，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教堂、政府办公室[3]和战争纪念碑（献给为法国而死的孩子们[4]），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杰出人物，他们的后代在教堂里保留着专用座位。广播电台播音时都自称“法国广播电台”。政治标语“拥护戴高乐[5]”（公投不久前刚举行）和抗议集会“殖民主义者谋杀了卢蒙巴[6]”颇有法国本土特色，与加勒比其他地区迥然不同。卖烟卷的小卖部里卖的是高卢烟；广告是琴扎诺、圣拉斐尔和巴黎之夜[7]。只是，大多数人都是黑人。

他们是黑人，也是法国人。因为马提尼克属于法国，是法国法定组成部分，被同化和融合的程度很深，以至于在这儿人们很少提及法国或说普遍被认为是法国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塞泽尔先生在本土[8]”秘书长对我说，似乎塞泽尔先生不是飞行三千英里去巴黎，而是开车到乡下过一个悠长周末。这种不分彼此的神话甚至延伸到国家公路，仿佛它蜿蜒穿过马提尼克乡间，最后直通巴黎。

按杰弗雷·戈罗尔[9]在《非洲之舞》中的说法，早在三十年前，法国派往西非的马提尼克人就被正式认定为法国人，比非洲土著人地位高一等，而后者还在遭受法国人的种族隔离。如今世易时移，我在马提尼克遇到一个马提尼克黑人妇女，她因为非洲的种族歧视而离开塞内加尔故土；在她看来，种族歧视是不可理喻的现象，是原始堕落的标志。说起非洲的种族歧视，她语带愤懑，而且自称法国女人[10]。在游客蜂拥而入的季节里，我在一家餐馆看到一个白人女子转头对一个戴太阳镜的马提尼克黑人说：“这里只有我们是法国人。[11]”一个马提尼克白人问我：“你是英国人吗？”不是，我答道，我是特立尼达人。“啊！”他笑了，“你们居然还分啊！[12]”马提尼克画家亚历山大·伯特兰对马提尼克局势并不十分满意，他有点民族主义倾向，想了解英国的种族骚乱。是什么引起的？他不理解，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存在肤色歧视呢？当我向他讲起住房和就业方面的歧视时，他惊得烟斗差点从嘴上掉下来；我感觉自己像在对另一个星球的人解释地球是怎么回事。“我很高兴自己是法国人，”他说，那个词顺嘴溜了出来，“哦，是法属马提尼克人。”相对于英国对英属西印度人和荷兰对苏里南人而言，法国更像马提尼克人的祖国。在法国，最高职位都对他们开放；一个法属西印度人能在国民议会中代表一个重要的法国城市，而且一段时间内还成为戴高乐总统的法定继任者。这令他们自豪，但并不惊讶。

圣西尔医生出身于马提尼克一个显赫的有色人种家族。一个星期天，他邀我去圣安妮，去他岳父家的乡村住宅吃午饭。圣西尔是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黑白混血儿；可是没过多久你就会忘记他的种族，只注意他的言谈、态度和手势中的法国特色。南行路上，我们停车与更多客人会合，他们来自法国本土，两男一女，在路边的车里等我们在前头带路。这次会面我们迟到了，圣西尔不住道歉，其中一个男子一笑置之，巧妙应对道：“可这是我的错。我听说，在西印度按时到才是没礼貌呢。[13]”这番客套过后，我们再次出发，中途在两三个地方停下，欣赏某些公认的美景，但在每处只能逗留计算好的几分钟。车子驶过莫内罗平缓的褐色山坡，到达沃克林，此时，几艘渔船驶过来，仿佛是听到了圣西尔的命令。我们又停留了一会儿，欣赏着别有情趣的讨价还价的情形。就这样走走停停，终于到达圣安妮。

我们被引见给圣西尔夫人和她的父亲，还有她两个行为举止、气度魅力都与法国人无异的兄弟。客人们乘着新车陆续到达，车子开上秀林掩映的水泥车道，穿过古老的大门，进入宽敞大宅的宽敞院子。此宅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按特立尼达的标准来说十分古老。我们坐在矮墙环绕的阳台上，喝着用牛奶、朗姆酒和肉豆蔻调制而成的开胃酒，品尝着有滋有味的炸鱼；目光越过一座锈迹斑斑的朗姆酒厂，眺望着大海，看着远处的钻石岩。光线不停变幻，海水随天空变幻着颜色，一下小雨，钻石岩便不见踪影。[14]

地方长官到了，他是个五短身材、圆头圆脑的科西嘉人，大家纷纷起身，迎接他和他那位满头白发、端庄秀丽的夫人。

圣西尔医生宣布，喜欢游泳的人午饭前可以游一会儿。我到楼上一间卧室换衣服。床很大，又高又宽。书架上摆着几本旧书，其中一本是旧版《大教堂》，书页泛棕色，散发着法国旧书特有的刺鼻霉味：反映出曾经敏锐的法国趣味，如今则暗示，这不是一个西印度家庭，而是一个法国家庭，随着老一辈逐渐衰老，随着孩子们长大、离去，阅读的传统已经消失。

我们乘两辆车驶向海边；我们赞叹美丽的景色、温暖的海水、白净的沙滩，以及在沙滩上发现的完美无瑕的脑珊瑚——我们注意到而且承认这些乐趣，似乎是为了讨主人开心，而他仿佛在指导或规定我们的快乐——之后，我们只在水里扑腾了两下，便回到房中，穿好衣服，又喝了一杯，才在长桌周围坐定，桌上早已摆好二十多套餐具。

圣西尔医生在桌子一头落座；地方长官大概坐在另一头。我们的第一道菜是海胆。接着是龙虾。第三道菜是鱼，那条大鱼看上去是整的，实际上却是片开的。之后开始上肉菜。首先是肉末米饭。之后，在大家的惊呼赞叹声中，一名仆人用一只巨大的盘子端着一整头烤猪走进来。仆人拼命忍住笑，绕餐桌一周，把烤猪展示给每一位客人看；客人们惊叹连连，甚至还有人轻轻鼓掌。之后烤猪被端走，很快再次上场，已被切成块，放在小一些的盘子里摆上桌。几道主菜中间，我们吃沙拉清口；从海胆到各种口味的牛奶冻，香槟则是一杯接一杯，从不间断。等咖啡和白兰地上来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半。圣西尔夫人的父亲在讲他童年和刚成人时的故事。地方长官则在午餐过程中半官方地透露，马提尼克将会迎来出人意料的经济发展，这让全桌人吃了一惊。他还讲起戴高乐总统最近的访问中发生的逸事。（此前我听人说，总统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以至于他不停地问身边的人：“可他们是真心的吗？是真心的吗？[15]”战争期间这个岛属于维希政府管辖。）“您骗了我，[16]”总统对地方长官说，“您告诉我只要三步就到城市酒店。可我发现只用了两步。”全桌人哄堂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地方长官最早告辞，之后客人们结对离开。只要桌上还有人在，茶点就传递不停：咖啡、白兰地、冰激凌，甚至还有茶。等大多数客人离席后，圣西尔夫人朗读了她在巴黎求学的儿子寄回来的家书。信中充满对学生和老师的抨击，客人们对信中那些颠覆传统的文字报以阵阵哄笑。

马提尼克是法国，而且无可怀疑，法国在这里推行的“文化使命[17]”取得了成功，不只是表面上的成功，这一点它在别处并没有做到。法属西印度殖民地正是在这一方面给英国游客——从特罗洛普到帕特里克·利·弗莫尔[18]——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利·弗莫尔在一九五九年写道：“法国最偏远的地区竟认为这（即被吸收为法国的一个行政区[19]）是他们得到的最高赞美和最大利益，实在是对法国帝国管理的极高赞誉。”

就在他写下这些话八年之后，马提尼克发生了种族暴乱，三人丧生；此类动荡在一九六一年再次上演，就在我离开这个岛两周之后。也许马提尼克人都是法国人，但他们大多数人只有在离开马提尼克后才能算作单纯的法国人。在马提尼克，他们是黑种法国人、棕种法国人，或白种法国人。

尽管我们总是说法国人不看重肤色，但种族问题在马提尼克一直不容忽视。在奴隶制时代，法律禁止有色人种自由人和白人穿类似的衣服。人们对血统防备甚严，杜绝任何有一丝黑人血统的人——哪怕根本看不出来——冒充白人。所有在西印度长大的人都无意识地掌握了一门无用的技能，就是辨别人的黑人血统。我自认为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不赖了，可到了马提尼克才发现，我还差得远。一次又一次，人家告诉我，我刚刚见到的那个白肤直发、浅色眼睛的人其实是“有色人种”。这样的信息到处传播，家族传说就靠马提尼克的这种口头传统保留了下来。

特立尼达更人道，允许长得比较白的人马马虎虎算作白人。“人道”这个词也许不太合适，因为这种大度有时会让特立尼达人承受欺骗的罪名，而因为全岛人都知道他只有十六分之十五的白人血统而公开自称为“有色人种”的马提尼克人却无须承受这种负担。特罗洛普掌握了一种技巧，能一眼看出因白人血统不纯而变得神经质的人，他的诀窍今天仍然适用。[20]但在特立尼达确实有种宽容的意图和普遍的疏忽，这令马提尼克人大为震惊。尽管特立尼达也会分辨肤色深浅，但从不像马提尼克的情况那么让人压抑。对比一下劳埃德·布雷思韦特的《特立尼达的社会结构》与米歇尔·莱利斯的《马提尼克与瓜德罗普的文明接触》，你就会看得十分清楚。布雷思韦特是特立尼达黑人，在他那部可敬的研究中，不时迸发出喜剧色彩。莱利斯则是见解开明的法国人，他的调查自始至终都很严肃，偶尔还会爆发出一阵义愤填膺。

如果说法国人把文明出口给马提尼克，那他们也出口了社会结构。法国本土资产阶级冷酷的社会偏见已经与源于奴隶制的种族划分相结合，造就出了西印度最有组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教育、金钱和后天培养的法国特色很重要，但黑人血统则像是抹不掉的平民特征，是祖先为奴的标记；在这样的社会中，布尔乔亚式的法国风格是唯一的标准，社会偏见（有可能就是种族歧视）举足轻重。而在特立尼达，没有什么社会偏见，也没有什么社会戒律是真正重要的：因为标准过于多样，社会分裂成太多的集团。我先在特立尼达生活，后来又作为局外人在英国生活，之前从未体验过如此有组织、标准单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戒律会把人压垮。在马提尼克，我感觉喘不过气来。偏见由宗主国全盘移植进来。我永远也听不惯马提尼克的有色人种像某些法国人一样说：“那该死的犹太佬就该待在犹太贫民窟里。”

餐桌上的流言蜚语是我听过最道貌岸然、也最暗箭伤人的东西——最后一个修饰词语有种地道的法国味。这一点，再加上一个美国军官对我描述的“法属西印度式的道德”——按照这种道德，每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都要有一个情妇，每个有自尊心的女人也都要有一个情夫，全岛的人对谁同谁睡觉都了如指掌——这让我不禁思念起特立尼达来，思念那里的达观幽默、宽容大度、不谈道德和普遍的社会混乱。

马提尼克社会分为白种人（拥有可验证的纯正血统）、黑白混血儿和黑种人，这种划分得到各方认可，正当合法，无可更改。除了马提尼克，西印度群岛再没有哪个地区能创作出这样一首黑人流行歌曲：

Békéka criéfemme-li chérie，

Mulâtre ka criéfemme-li dou-dou，

Neg-la ka criéfemme-il i-salope.

En vériténeg ni mauvais manière.

白种人称他的女人为亲爱的[21]，混血儿管自己的女人叫心上人[22]，黑鬼叫自己的女人臭婊子。黑鬼真是没教养。

Békéka mangédans porcelain，

Mulâtre ka mangédans faience，

Neg-la mangédans coui.

En vériténeg ni mauvais manière.

白种人吃饭用瓷盘，混血儿吃饭用陶碗，黑鬼吃饭用葫芦。黑鬼真是没教养。

从更高层面来看，也许可以说，圣－琼·佩斯[23]用诗歌描绘自己在附近的法属瓜德罗普岛度过的童年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白人身份；而艾梅·塞泽尔[24]《还乡札记》的主题则是他的黑人身份。从马提尼克的各个层面来看，种族都是重要且无法逃避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马提尼克人都是法国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白人，但每个人都能向往成为法国人，就这一点而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马提尼克的种族歧视在法国本土无效，而且法国本土人在马提尼克也不受社会种族规范的约束。但此地局势吊诡之处在于，马提尼克人的敌意是针对法国本土人的。同化政策的出发点不错，理想而宽容，结果却令人不快。正如帕特里克·利·弗莫尔所写，它并没有将“与罗纳河口省或滨海塞纳省相同的特权、地位和代表权”赋予马提尼克。法国本土的社会福利并没有推广到马提尼克：据说那样做会扰乱该岛的经济秩序，而且投入也太大。投资项目不来马提尼克。马提尼克的资本家属于狭隘、吝啬、妄自尊大的社群，具有这种社群典型的强烈忌妒心，任何项目只要自己不能插手，他们都会冷嘲热讽，百般阻挠。这样一来，鲜有投资项目能取得成功，马提尼克的资金转而投到法国和其他地区。于是那里的中产阶级说，马提尼克很穷困。马提尼克几乎无法发展，因为它的工业无法与法国工业相抗衡；若不是与法国有联系，马提尼克就完了。

因此除了糖、朗姆酒和香蕉之外，马提尼克什么都不制造。难道他们不能自己生产椰子油，供给只雇了七个工人的人造奶油厂吗？马提尼克确实可以种植椰子吧？一个人会说：“不可能。”另一个人说：“这人疯了，别理他。”就这样争执不休，结果椰子油从国外进口，牛奶则由法国航空公司运牛奶的飞机从法国孚日省空运入境。由于马提尼克是法国的一部分，因此当地特产的朗姆酒不能直接出口到北美或南美，必须先越过大西洋运到巴黎，再从那里转运出去，整个过程让经销商赚得盆盈钵满。同化政策没能让马提尼克成为繁荣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而使这片岛屿沦为无助的殖民地，在这里代理商称王称霸，情况更甚从前。

对法国本土的公务员而言，马提尼克的岗位很轻松，但这不重要，他们希望能尽快离开这里，去首都[25]谋求更好的职位。法国本土或阿尔及尔的外乡人[26]只要有点钱，就会觉得马提尼克很诱人，因为这里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不愉快的事件频繁发生，对这里的有色人口而言，法国警察的存在（马提尼克的警察则去法国任职）意味着更多的挑衅。

正值收割甘蔗的季节，全副武装的法国警察乘坐吉普车在垃圾遍地的乡间道路上往返巡逻。这种景象在西印度群岛并不寻常，我认为这要归功于法国人搞戏剧性事件的天赋。

一天，在一家餐厅里，一个高大魁梧的混血小伙子将身体伏在我的桌子上，咬牙切齿、怒火满腔地用英语说，他要发动一场革命。餐厅对一个可怜的小妓女的服务态度很恶劣，这让他很不满，那个妓女还带着一个打扮过于花哨的小娃娃呢。他说他看到黑人欺负黑人就会火冒三丈。他不是搞政治的，但他要掀起这场革命，把所有白人都赶出去，然后再把这座岛移交给那些搞政治的。他已经小规模地搞起来了：刚刚在雨果大街上，他抽了法国本土人一耳光。

那之后的一天清晨，一个黑人青年来旅馆找我，在楼下餐厅里耐心等候。他准是把我当成报社记者了，说想告诉我某些有关马提尼克的事实，但他说的问题几乎都是我已经知道的——种族、贫穷、人口过剩——然而他的绝望让我难以忘怀。他保证会再来找我，却再也没有出现。

法国本土派来的省长[27]穿着蓝西装，脸上挂着官员特有的笑容，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典型的法国做派。他说马提尼克没什么严重问题，我们鼓励工业发展等等。他背后是一幅巨大的马提尼克风景画，色彩绚丽。房间里有三把接待客人的椅子，我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离省长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很远，我只得向前探身，他则身体后仰，双手不停画着圈比画。每说完一个长句，他的双手便会停止晃动，脸上迸出灿烂但短暂的微笑，眼睛紧盯着我。

我从机场小镇拉芒丹的市长格拉蒂安先生（他是个共产党员）那里了解到，农村地区发生了一起劳工罢工事件。马提尼克的共产党东山再起，其事业也因格拉蒂安主政拉芒丹而如虎添翼。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结果高效而诚实，但却让格拉蒂安的政敌颇为难堪，因为他们原先只会让人们以为诚实是最坏的策略。格拉蒂安先生（曾是抗议集会“殖民主义者谋杀了卢蒙巴[28]”的主要发言人）边逗弄坐在膝头的孙子边说，这次罢工是马提尼克最重要的事件。毋庸置疑，它导致了几周后马提尼克最严重的动乱。

我不了解这次罢工，因为马提尼克没有日报。苏里南有六种日报和好几种周报；但在马提尼克，报纸是和牛奶一起从巴黎运来的。这样一来，包装纸严重短缺，尤其对香蕉种植者而言，不得不从法国大批量进口旧报纸。香蕉容易碰坏，运输前须得仔细包装，外面是一层硬挺的牛皮纸，里面还要垫厚厚一层用旧报纸裹着的稻草。稻草、牛皮纸和旧报纸都得从法国进口，[29]之后又要马上运回法国。只有大西洋轮船总公司获准在马提尼克和法国之间载运货物；这家航运公司很幸运，它往返运输相同的货物，不断为自己创造工作。

马提尼克有一个由白种人或混血儿构成的士绅阶层和一群头戴草帽、毕恭毕敬的黑人，骨子里相当封建。黑人只能被描述成“农民”，这是一种二十世纪的文学发现，他们举止温和，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普遍缺乏雄心和志气，但这些都被解读为“尊严”。农民脱下宽檐草帽向老爷致敬，但人都有人的尊严，如果老爷不和他握手，农民也会受到冒犯。有一次主人向我介绍一个渔夫，他两手抓着活蹦乱跳的龙虾，我只向他鞠躬致意，事后还为此受到主人责备。我伤了那个渔夫的心，我觉得我也伤了主人的尊严。我本该伸出手，那样渔夫就会把手中的龙虾转个方向，把前臂、后臂甚至肩膀伸向我。所以后来我被介绍给一位双手沾满泥巴的农民时，我坚定地伸出手，果然他向我伸出一条汗津津的前臂。

在这个村里，周一是农民的大日子，下午斗鸡，晚上跳民间舞。那几天阴雨连绵，我们踏上一条车辙深陷、坑坑洼洼的石子路，路两旁是滴着雨水的甘蔗林。我们在途中遇到一个农民，他笔直端坐在一匹瘦骨嶙峋的马上。这条路紧挨着一个低矮的斜坡，斜坡是平顶，上面有户人家，斗鸡场就设在这家光秃潮湿的院子里。斗鸡场面积不大，四周用木桩圈成圆形，木桩上围着一圈赤脚的农民，他们头戴草帽、遮阳帽，口里喊着：“斗啊！斗啊！”斗鸡场周围稍高处有两排简陋的座位，用修剪过的树枝搭成。但座位上没有坐人，只有三两个孩子兀自玩得起劲。几只鸡笼搁在斗鸡场旁边。

斗鸡们的脑袋被啄得鲜血淋漓，面目全非。不仅如此，它们的脖子和屁股也都伤痕累累；这两处的毛早已被剃光，样子很恶心。公鸡们疲惫无力，我感觉它们并不想斗；与我们一起的那个马提尼克人说，这些斗鸡品种很差。斗鸡们有时候只是相互磨蹭着血迹斑斑的脖子，有时候从对手身边走开。随后，农民们一阵叫喊，驱使它们聚到一起，重新投入战斗。它们挓挲着翅膀，又跳又啄地斗上一小会儿。当其中一只公鸡败下阵，人群便爆发出一阵喝彩，像看到拳击手打出致命一拳时那样。在短暂的休息中，鸡主们翻过木桩进入斗鸡场，抱起各自的斗鸡，直到（我相信是）比赛的铃声再次响起。

战斗总算结束了——尽管我没有亲眼看见，但听说看客们都在疯狂下注——遍体鳞伤的公鸡们被带下场，它们高昂着头，瞪着眼睛，目光灼灼。鸡主爱怜地抚摸它们，软语安慰。这一刻来得太过突然，关爱、伤害和平静交织在一起。公鸡和鸡主退离喧嚣，新一轮搏斗已经开始，看客们又大呼小叫起来。鸡主用手指将公鸡屁股上、脖子上和嘴上的血抹去，然后对斗鸡满含爱意地低语抚慰，并把它的脑袋含进嘴里，将浓稠乌紫的血吸出来，吐掉，如此反复四五次，然后再用一颗剥了皮的柠檬，献祭般地轻擦着公鸡满是伤口的裸露皮肤。

到了晚上，院子被火把照亮。斗鸡场里挤满赌徒，而从斗鸡场到棚屋之间那块倾斜又潮湿的黑泥地上则聚集着赤脚的舞者。那些舞者佯装摔跤，鼓手们在击鼓；每个人都在唱“赞成还是反对[30]”——公投中戴高乐支持者的口号已经成了民歌。当主人加入跳舞时，农民们都会喝彩，就连斗鸡场里的赌徒们也会起身观看鼓掌。

美国人上岸时都穿着统一服装，水手们穿水手服，游客们穿游客装：男人们头戴鲜艳的帽子，穿着短袖衫和百慕大短裤，无论男女，人手一只蓝色旅行包，上面印着“加勒比奢华之旅”或类似字样。“午饭在哪儿吃？”一个人喊道。“欧洲餐厅。”另一个人看着指示牌应道。穿着非常短的卡其布短裤的法国宪兵身体明显一僵。出租车司机兴奋地在大街上巡视，一路搜寻，透过咖啡馆的窗户向里张望，只要看到外国人模样的人，便上前搭讪拉客，即便人家已经在欧洲餐厅坐定。很快，游客从中央广场上消失。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又心满意足地络绎而回，每人拿着一个从罗杰·阿尔伯特免税店买的包，每个包上都印着一窄条美人蕉，野花图案包仿佛是标准装备。一个美国水手举着一瓶白朗姆酒直接往嘴里灌，从维克多·雨果大街的一头朝另一头大喊大叫，引得游客们厌恶地侧目而视。酒吧里那个长着一副滑稽面孔的高个子北美人，从前一天晚上起就一直在那儿喝酒，谁跟他说话，他就请谁喝酒，嘴里不停嚷嚷：我不是美国佬，我是加拿大人。

加勒比海一直被描述成欧洲的另一片海域，新大陆的地中海。它是一片能唤起人性中所有阴暗本能的地中海，却没有旧大陆对高贵与美丽的激情与之互补；它是一片使文明堕入邪恶的地中海，凡受它吸引者皆被引上邪路。如今，这片海被游客们的奇装异服装点得热热闹闹。如果有人认为，加勒比海三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草菅人命的杀戮场的话——数百万原住民被杀害；种植园永无餍足：曾有三十万奴隶被贩卖至苏里南，如今却只有九万黑人；战火绵延不止：仅在一七九四年至一七九六年间就有四万名英国士兵丧生，还有四万名因残疾退伍——那么能够在西印度群岛活下来，本身就好像是极大的胜利了。

但活着也有不同的活法。西印度群岛到处都有一小群一小群的“穷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法国人，甚至还有德国人。但贫穷并非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还有比这更重的损失：他们忘了自己是谁。我读书时用的历史课本中提到，美洲印第安人“染病死亡”，而欧洲人只是“染病”。那时，欧洲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如今，他们和那些被贩卖的奴隶一样，被输送到这片恶魔之海中的岛屿上，错愕迷惘，不知所措。

我曾打算前往瓜德罗普岛南面的圣徒群岛，去探访那里的布列塔尼穷白人。在《旅人蕉》一书中，帕特里克·利·弗莫尔这样描述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肤色之外，他们已经完全把自己变成了黑人。假如加勒比海所有种族都被遣返回国或回祖籍的话，那今天的圣徒岛人会觉得在非洲丛林里比在法国的布列塔尼更加自在。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忘记了法语，现在只能操着一口黑奴的非洲高卢土语。他们对标准法语的了解甚至不如生活在瓜德罗普热带草原上最卑微的黑人，他们也比那些黑人更蒙昧无知。

然而，在我发现马提尼克的印度人之后，已经没必要再去探访那些圣徒岛人了。

我从来不知道，除了经常来这里的特立尼达商人，马提尼克还有印度人。我从来不知道，在奴隶获得自由之后，法属西印度群岛也和英属岛屿一样，曾用从印度和中国移民来的契约劳工代替奴隶劳工，有七万乃至更多的印度人来到马提尼克。不同于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以及苏里南的印度人，这里的印度人祖籍是印度南部，许多人是从法属印度殖民地招募来的。他们没有兴旺发达，正像一个马提尼克人对我说的那样：“他们像苍蝇一样成群死去。”言语间满是盛气凌人的嫌恶。一些幸存下来的印度人则移居到特立尼达，在西班牙港西部定居。只有四五千人留在马提尼克，在北部的甘蔗种植园劳作，或在城市做清洁工，他们没有在社会上留下任何印记，甚至连个开店的人都没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也可能因为他们和英属圭亚那以及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不一样，那些地方的印度人比例均衡，可以重建一个微型印度，有基本的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对抗，伊斯兰教徒也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之分，在印度教徒中还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种姓体系，即便它会快速瓦解。也可能是因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印度人，马提尼克的印度人来自一个单一且备受压抑的印度种姓，从他们体貌特征的相似性和宗教活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就像在印度一样，清洁工的住所和城镇是分开的，可能会隔一条河，法兰西堡的印度清洁工与城里其他人之间则隔着一条水渠。还有一点要注意，那些移居到西班牙港的印度人曾有从事扫马路这一行当的传统，如今这项传统已经消失；这些人被认为是特立尼达印度人中同化程度最高的。很容易看出，没有了那些传统、技能以及其他种姓的驱动，这些人会多么无助；也可以看出，在马提尼克，任何小而穷困的异族群体仍然会被社会大潮无声淹没。马提尼克社会和印度社会一样，组织僵化，等级森严，但其社会标准却匪夷所思，让人难以理解。这个世界由白人、黑白混血儿和黑人构成，呈现出的常见面目带有排外的法国特性；在这样的世界中，印度人始终是局外人。

直到亚历山大·伯特兰向我展示他画的马提尼克印度舞者，讲述他们的“印度教”时，我才知道马提尼克印度人的存在。这种“印度教”指的无非是在某些场合宰杀绵羊献祭，还有形式退化且有失身份的卡莉[31]礼拜；他们已经皈依天主教，却仍然举行这些仪式。一个星期六，安卡·伯特兰驾车载我北上去参观印度教的“小礼拜堂”。我们行驶在经过精心打理的丘陵间，饱览着丘陵上覆盖着的深深浅浅的绿，越过看似经过绿化美化的土地，在特立尼达感受到的闷热不适，在这儿几乎完全感受不到；我们还瞥见云雾缭绕的贝利山脉。

我们去的第一个小礼拜堂是间长方形的水泥小屋，屋顶是瓦楞铁皮的，墙壁漆成了巧克力色与赭色相间的条纹。在礼拜堂磨损的院子里还有一所像兵营一样的昏暗的建筑。许多人，有黑人和印度人，从那所建筑走出来，直愣愣地盯着我们。其中有一个相貌粗鲁、头发卷曲的印度老太太，胯边揽着个小娃娃；还有她的女儿，相貌同样粗鲁；一个非常瘦小、非常年迈的老太太，穿着扎眼的破衣烂衫；一个高个子黑女人；一个身着宽大棉布连衣裙的混血儿；一个裹着马提尼克式头巾的印度女人；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男人。那个年轻人又瘦又小，刘海压在一顶旧毡帽下，上身穿一件撕破的脏衬衣，下身穿一条破烂的卡其布短裤，赤裸的脚上沾着黑泥巴。我们上前和这个年轻人交谈。他五官纤瘦，仿佛是被贫困和营养不良消磨成这般模样；他眼睛明亮，但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若是能忘记他面孔消瘦、四肢软弱无力的话，他甚至算得上英俊。他的脑袋支在木棍般的脖子上，像鸟儿一样转来转去；他还不停地用一只脚的大脚趾去蹭另一只糊满泥巴的脚丫子。他不会说法语；安卡·伯特兰只得把他的土话翻译给我听。

他说，祭祀是在小礼拜堂外的石头上举行。那块石头在一棵赤素馨树下，这时节花开满树，几乎没有叶子，精巧的粉色花朵落在地上，被踩进遭鸡群践踏的黑泥之中。那个年轻人去拿钥匙，一直默默注视着我们的女人们围拢过来。小伙子回来了，平静地打开小礼拜堂的门（正上方是漆成巧克力色的拱门），毫无炫耀之意，径直将屋内那散发着油脂气味的粗俗幼稚的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尊骑在马上的大雕像，两尊像雕工都很粗糙，涂着鲜亮的黄色和红色，胡子是黑色的。他们面容静穆，颇有贵族气派，在这样的环境中反而让人伤感。雕刻的长弯刀的刀柄在马前腿中间；雕像前的地面上有一片黑色的蜡烛油。礼拜堂后边低矮的水泥台子上摆着许多小一些的红黄两色雕塑，这些微型雕塑让人更清楚地看到塑造大雕像的技术有多粗糙。这是国王，那青年说，那是王后，那些是他们的孩子。

所有礼拜场所都有一种特殊的陈腐气息；这间黑暗的小屋散发出一股热气熏人的酸腐油脂味儿，令人作呕。就在我们凝神注视时，那个裹着头巾的女人——我感觉她挺爱出风头——走了进来，大声地啧啧称赞，接着她点燃了雕像前的蜡烛。那个年轻人解释完以后，斜倚在墙上，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低头看着泥地；他脸上几乎没长胡子。他说没有圣典，也不知道有没有圣歌；“祭司”什么都知道。祭司是怎么选出来的呢？他说不上来。当他们想要祈求国王和王后的恩典时就会献祭。什么样的恩典呢？他不清楚；祭司什么都知道，可祭司那天下午正在糖厂干活。

我们接着开车去一个小镇，那里的制糖工人住在茅舍里，茅舍旁是几辆大型拖车，里面整齐地装满甘蔗。我们走进种植园一座营房式的院子，里面有可以提供huil[32]的食品杂货店[33]（在法属地区看到这些拼写错误，让人颇感欣慰），接着我们被介绍给几个印度女人，她们长得非常像黑人。随后我们走进一间憋闷的小房间，里面装点着天主教图画和几张照片。在那儿，我们见到了糖厂的“司机”。他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尽管长着个蒜头鼻子，可相貌还算得上俊朗。他身穿一件卡其布夹克衫，头戴一顶白色遮阳帽（在马提尼克，这种帽子似乎是某种仆役阶层中权威的象征：官员的司机都戴着遮阳帽）。

他让我们坐在长凳和椅子上，他带着乡下人的自豪宣称自己已经在蔗糖厂工作了三十六年，关于甘蔗，他若还有什么不了解的，那就不值得了解。他不会说法语，甚至也听不懂。他讲克里奥尔土语，说自己懂“印度语”。这种印度语叫什么呢？“是泰姆尔语[34]。”他说。他能整夜吟唱泰姆尔圣歌。那首歌是什么呢？他摆出一副守口如瓶的男人的架势，不肯回答。

他哥哥走进来，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倚着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一言不发。司机的儿子，一个很黑很俊秀的小男孩，来到屋里，被介绍给我们认识；他很害羞，用左手和人握手。这个司机也是印度教“小礼拜堂”的祭司，他说自己在这个地区出生，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我是印度人吗？特立尼达有印度人吗？他看上去很怀疑。他说要是有人能和他一起练习，他的“印度语”本来是能跟上的。他说了几个词；因为我对泰米尔语一窍不通，这些词我也听不懂。他的脸上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他们端上饮料。我接过一瓶绿色汽水，但没能喝完。司机拿出他女儿婚礼的照片，传给我们看了一圈。照片里的他打着领结。在其中一张照片里，新娘蒙着眼睛，被未婚的女孩们围在中间玩婚礼游戏。人们假装正常，假装有属于自己的重要生活。墙上挂着护照大小的照片，桌子上摆着玻璃杯、饮料：这儿就像这座岛上的任何一间小屋。只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司机跌坐在长椅上，收好那些珍贵的照片，突然陷入沉思，这让我想起那些印第安人，我在英属圭亚那和苏里南时曾去过他们的小屋。你走进一间印第安人的肮脏小屋，既好奇又畏缩；主人满足地坐着，神情迷茫，对你的闯入反应漠然。你问他就答；你不说话，他就一直沉默。

我们将那个司机从沉思中唤醒，随后他带我们去他的小礼拜堂。那些营房的住户，有印度人也有黑人，目送我们离去，为自己能引起参观者的兴趣而感到自豪。这个礼拜堂小多了，简直和壁橱差不多大。外面的献祭石上有一个被侵蚀得模糊不清的雕刻；里面的雕像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那些做工更粗糙。没有马背上的骑手，只有一架子雕像。那位司机指着一个雕像说，这是圣母[35]。约瑟夫也在里面吗？当然，当然，司机道。我竟会问这样的问题，简直是对司机的冒犯。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参观这个小礼拜堂。我知道吗？这些雕刻是他大儿子做的。这是一种神圣的宗教艺术，他已经把它传给儿子了。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他说得很清楚，他不相信那些印度人真的存在——有跟这一样精美的小礼拜堂吗？他们没有吧？他们有戴手镯的圣母像吗？他开始把我当成骗子了。雕像前的几个小黑碗里盛着发臭的油；油是信徒送来的。我们走回车子跟前，经过一辆拖车，里面装满甘蔗，摞得老高。特立尼达有和这一样大的货车吗？英国呢？我说没有。他看起来很得意，但并不吃惊。

安卡·伯特兰是位民俗学者，也是个想法独特、技巧娴熟的摄影师。当天晚上他要去参加一个民族舞彩排。彩排在海边居民区一间瓦楞铁盖成的低矮陋舍[36]中举行，房子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内墙都用《法兰西晚报》糊起来了。油灯上覆着一个细长的玻璃灯罩，投下戏剧化的阴影。鼓摆在桌子上，鼓手坐在鼓上，还有几个木棍打击手和一个手风琴演奏者。一阵嘁嘁喳喳过后，人们为舞者腾出地方，彩排开始。舞蹈是贝莱尔。跳舞的女士们年纪很大，戴着大草帽；一位男士戴着一顶白色遮阳帽。黑暗的陋室里挤满衣着邋遢的人们，他们的五官大体还保留着纯粹的非洲人特征。在这个映着黄色灯光的狭长房间里，透过鼓点倾听手风琴的演奏，你可以推想两个世纪前使用的弦乐器，也能看得出，他们的舞姿也不过略微受了点非洲舞蹈的影响。这里气氛变得浓烈，反抗奴隶制的气氛，使人想起种植园里那些漫长炎热的日子，想起夜间从庄园明亮的窗口传出的音乐，以及与这里同样气味刺鼻、被火把照亮的黑奴房屋内的景象。天很热，空气很闷，舞者们大汗淋漓。老妇人们的脸庞隐在草帽下，目光低垂，好似在研究自己的舞步。尽管她们年事已高，体态丰腴，但舞步仍然轻盈，甚至优美。特权阶层的音乐和动作在其他地方已被遗忘，却依然活在幽灵般的、贫寒的优雅之中：非洲舞蹈的暴烈、随兴和令人惊叹的技艺已经沦为这样装腔作势的模仿。

对特立尼达人而言，威尔伯福斯是历史书中的名字。在马提尼克，人们无法避开舍尔歇[37]，这个在威尔伯福斯之后十年出现的解放者的名字。人们在法兰西堡市中心装饰怪异的建筑里纪念他，用全岛各地的街道名和学校名来纪念他。至于为什么，根本不用问。

当我深夜返回旅馆时，一个黑人小伙子轻蔑地冲我喊：“喂！你！你这个英国佬！”肯定是因为我的紫心木手杖——我一直拄着它蹒跚行走。无论如何，我对法属殖民地这些耍猴般的把戏厌倦了。

[1]“静谧而风景如画的多巴哥岛，位于特立尼达东北部，飞机飞行20分钟即可到达。本区的服务员告诉我，西印度群岛中若论彬彬有礼、待人友好，那些岛上谦恭的居民会轻取第一名。多巴哥有很多温顺如绵羊的人，由于耶和华的错爱，他们将在末日审判之前被召集在一起。”选自《一九五八年耶和华见证人年鉴》。——作者注

[2]英格兰西南部一郡。

[3]原文为法语。

[4]原文为法语。

[5]原文为法语。

[6]原文为法语。

[7]原文为法语。

[8]原文为法语。

[9]杰弗雷·戈罗尔（Geoffrey Gorer，1905–1985），英国人类学家、作家，以将心理分析手段运用到人类学而著称。

[10]原文为法语。

[11]原文为法语。

[12]原文为法语。

[13]原文为法语。

[14]1804年1月，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中，这个表面呈钻石形的孤立、光秃的岩石上驻扎着一艘英国巡航舰上的120名船员，有男人，有男孩，他们被委任驾驶英国皇家海军“钻石岩号”战斗帆船，骚扰法国海上航运长达18个月之久，最后在遭到“2艘装有74门大炮的军舰、1艘护卫舰、1艘海防舰、1艘纵帆船和11艘炮艇”的武力封锁两星期后，方才投降。——作者注

[15]原文为法语。

[16]原文为法语。

[17]原文为法语。

[18]帕特里克·利·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1915–2011），英国作家、学者，曾在二战中立下战功。生前被公认为英国上世纪最伟大的游记作家。

[19]原文为法语。

[20]“‘琼斯这伙计不错，是吧？很聪明，也很有教养。’某个陌生人说，他对琼斯的家世一无所知。‘是啊，确实如此，’史密斯答道，他是牙买加人，‘这家伙人不错。可他们确实说过他是有色人种；当然这你是知道的。’下次你见到琼斯，就禁不住仔细打量他，结果还是看不出一丝黑人的迹象。但是假如他大谈血统纯正以及有色人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厚颜无耻，这时，也只有到这时，你才开始怀疑。”——作者注

[21]原文为法语。

[22]原文为克里奥尔语“dou-dou”，是西安的列斯群岛对女人的昵称，意为“妻子、情妇、心上人”。

[23]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诗人、外交官，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4]艾梅·费尔南·达维德·塞泽尔（AiméFernand David Césaire，1913–2008），马提尼克出生的黑人诗人、作家、政治家，法国共产党党员和特立独行的人权运动斗士。

[25]原文为法语。

[26]原文为法语。

[27]原文为法语。

[28]原文为法语。

[29]参见《一九五九年耶和华见证人年鉴》中关于马提尼克的文章：你有机会看到卡车司机从岛上的32个市镇运来成串成串的香蕉，装上专用的船只。有时候会有50多辆卡车排队等候在码头入口。机灵的出版人会利用《觉醒！》杂志，把它拿给第一辆卡车的司机，然后依次传给后面的人。一位传教员说：“我一个小时内就发放了30多本。”——作者注

[30]原文为法语。

[31]印度女神。

[32]应为法语huile的误写，意为“油”。

[33]原文为法语。

[34]原文为Tamul，是说话人对Tamil（泰米尔语）的误用。

[35]原文为法语。

[36]原文为法语。

[37]维克多·舍尔歇（Victor Schoelcher，1804–1893），法国废奴主义作家，曾为废除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做出卓越贡献。

第六章　奔赴牙买加

安提瓜的午后/女仆被炒鱿鱼/拉斯塔法里神经症/闹剧变悲剧/爱中生恨/黑人方案/两个世界/驶往法国人海湾/我的小别墅/魔法/分裂/有节制的主人

安提瓜，及一则寓言

一坐上英属西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法国人的身份便不再重要。目睹一些马提尼克乘客如何在几分钟内从享有特权的混血儿、法国人、牛奶咖啡[1]社会中的“奶油”，降级成普普通通的黑人，颇有警示意味。其实，“mulatto（黑白混血儿）”这个词具有精确而骄傲的种族含义，本来就很少在法属岛屿以外的地区使用。

虽说我很高兴离开马提尼克，但在安提瓜着陆却让我有一种说不清的难过。他们已经把这座小岛的部分土地出卖给游客；他们已经建起一座漂亮的新机场来接纳游客，而且这里的游客人山人海，就和港口联运列车到站时维多利亚港或滑铁卢车站里的西印度人一样密集。我原本并不打算去安提瓜岛——我去那儿只是因为没有直达牙买加的航班——也没有提前做什么安排。我看到一份附有美元标价的旅馆名单，发现我哪一家都住不起，就连住寄宿公寓也很勉强。机场离市区四英里，出租车要价十七先令。那些身着制服的黑人出租车司机争着要拿下我这单生意。我挑了个司机，不等其他人抱怨，我们的车就一溜烟开走了。

“你知道他们不喜欢我在这里，”司机很快打开的哥话匣子，喋喋不休起来（毕竟我们的路程不远）“你知道我不是本地人。可是哥们儿，我太了解这些安提瓜人了。你只有在这儿住得和我一样久，才会知道这是帮什么玩意儿。”

出租车停在一幢浅粉色木屋外，我看到楼下的窗户边有两个黑人老爷子。我站在街上，把包递给他们，随后走进一个破旧不堪的房间，里面挤满了深色家具，正是黑人小资产阶级的家居风格。墙上挂着日历和圣像。侧门通往一个花园，花园里，树下破损的金属桌椅都生了锈。笨重的收音机开得很响：刚成立几天的安提瓜广播电台正在播放唱片。播音员音色柔和，兴高采烈，但频频中断播音，用充满敬意的声音报出广播电台的名字。两点钟，他得结束广播了，我听得出他的伤心和不舍。

我出去探访圣约翰小镇。小镇一片死寂，空空荡荡，被太阳晒得白晃晃的。房子是白色的，很低矮，黑色的街道宽阔笔直，到处门窗紧闭。一则标语写着：青年商会呼吁放慢速度，保持生机；另一个牌子上写着：摩尔公司。我回到寄宿公寓。靠街道的窗子紧闭着，看不到那两个黑人老爷子的踪影，房门也关着；我没有钥匙，喊也没人应。我又回到那条空荡荡的街上，顶着酷热刺眼的阳光走了一阵，回来后使劲拍打紧闭的门，未果；于是又走了一阵，这次走得远些，逛到摩尔公司的牌子下；再次回来，确信四周没人看见，便歇斯底里地不断用力捶门。突然间，门开了，一个仆人十分平静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吭地让我进了屋。我悄悄上楼回到我的小房间，里面的窗帘、床单和油布地毡上都印着碎花图案。

我难以入睡。如果四英里要花十七先令，那很显然我没钱雇出租车去已经废弃的纳尔逊海军船坞（想当年那里被看作英国皇家海军最不卫生的驻地之一）。我的行李箱都在机场。我没有书，没有纸，钢笔里的墨水也在先前的飞行途中用光了。于是我开始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东瞅瞅西看看。我小心地拨弄了几下收音机，没声音。我在客厅外的走廊里看到一个书架，上面摆着一些破旧的杂志和几本精装书。那些杂志都和宗教有关，警告人们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那些书都是“年鉴”。我随手翻开那本《一九五九年耶和华见证人年鉴》，上面写着：“危地马拉。在总统遭到枪杀之后的五个月，政治混乱，诸省各自为政，但宣道还要继续。”我翻过几页，看到：“贝基亚岛。调查显示，由于那些自称信奉真理的人道德沦丧，两位传教员姊妹的积极努力基本上付诸东流。”我拿着这本书，回到楼上的房间。

快四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不定安提瓜岛还有电话业务呢。我在不见人影的房子里四处搜寻，欣喜若狂地发现了一部电话和一本小小的电话簿。我开始给政府部门打电话。有时对方在我挂电话的时候才出声；有时则无应答；有时我向电话那端寻求帮助。最后，出乎意料，我竟得到一个积极的答复，来自一个我听过的和善的声音：是安提瓜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一刻钟过后，他开车来接我去广播站。广播站位于一片烈日炙烤的荒郊野外，有两个房间，已经关门了。播音员有钥匙，我们走进去。他为晚间广播做准备，我则在一旁浏览广播站的唱片和录音带，居然翻出一盒我自己的广播录音，于是把它播了两遍。

一个动作麻利的年轻女子到了。她坐在话筒前，看一眼手表，问道：“现在开始？”播音员点点头。那女子推开几个开关，开始讲话。晚间广播开始。我走到外面，坐在水泥台阶上。一匹马疾驰而过，马背上的黑人男孩没用马鞍，还光着脚丫。太阳渐渐西沉，低矮的山峦渐渐模糊。有那么一会儿，一道金光洒在这片棕色的土地上。

我回去的时候，那幢寄宿房屋里十分热闹。那两位黑人老爷子站在窗户边，三个英国小伙子——寄宿公寓里仅有的其他房客，和房主关系很好——用嬉闹和欢笑填满了这栋摇摇晃晃的老房子。女仆在厨房里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的嘟囔声更大了：“真不知道她以为自己是谁！老是指使我干这干那；这样不行，要那样。哼！好像我就非在这儿不可，没别处去似的。才怪！哼！等着瞧吧，太太，我会让你好看的！”

我下楼吃晚餐时，那三个英国人正讨论西印度群岛的种族问题。他们大声发表自己的自由主义见解；只是他们的自由主义已经将西印度群岛复杂的种族状况简化成了简单而无足轻重的白人种族歧视问题，虽说这样听上去更让人满意。

“特立尼达情况最糟，”其中一人说道，“那里的白人是人渣。你知道他们对我说过些什么吗？”

我的兴趣被勾起来，下面的话无疑会耸人听闻，但他突然窃窃私语起来。

穿连裤袜的姑娘大声嚷道：“我可是什么肤色的朋友都有。”

话题转向打猎和射击，我猜想在美国发生意外的概率要比在英国高。

年纪较小的小伙子说：“在英国，你会学到绝对不能拿枪对着别人，要是你生在一个喜欢射击的家庭，这一点自幼儿园时就学会了。”

年纪稍大的男人走到我身边，说：“打扰一下，先生。你认识医生吗？”他指的是较矮的那位黑人老爷子，“今天是他的生日。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咱们为他唱生日歌吧。”

闻听此言，我把咖啡杯往旁边一推，跑上楼去。

播音员许诺今晚会找个朋友陪我；欢乐的生日庆祝过后没多久，那个朋友来了，带我去夜游安提瓜。有一回我们的前照灯还照见那三个英国小伙子在空荡荡的街上跳舞。观光酒店的休息室和庭院看起来像好莱坞电影的布景，有训练有素、衣着考究的临时演员，只是没有明星。在一家酒店里，最引人注目的表演者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黑人小男孩，打扮得像乐队成员，跳起舞来无拘无束，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爱。

寄宿公寓的一个老爷子给了我三张格子纸，颇费了番周折之后，还找出一根铅笔头。有了这些，我当晚就在床上写起来，写到深夜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老爷子担心我开着灯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女仆被炒掉了。

女主人说：“那个白人小姑娘问她喜不喜欢这工作，人家没别的意思。而且你真该听听她回的那套话！说我怎么压迫她，怎么让她没完没了地干活，还不让她吃饱饭。当着那可怜的白人女孩的面让我难堪。”

“她太过分了，”老爷子声音高亢，愤愤不平，“太过分了！”

拒绝巴比伦

牙买加本是一座美丽的岛屿，但这片土地却被几个世纪的罪恶所玷污。从一六五五年起，白人和他们的棕种盟友奴役了黑人三百零四年。在此期间，他们每天都犯下数不清的可怕罪行。对黑人而言，牙买加就是地狱，正如埃塞俄比亚是他们的天堂一般。

——“拉斯塔法里派信条”[2]

牙买加向外界展示的是两幅截然相反的画面。一幅是奢华的冬季度假胜地：碧蓝的海洋，洁白的沙滩，打着领结、毕恭毕敬的黑人侍者，条纹遮阳伞下戴太阳镜的人影。旅游业对你至关重要，这是牙买加旅游委员会在绝望中举办的大型推广活动的主题，旨在减轻本地人对外来游客与日俱增的敌意。另一幅画面则出现在运送移民的港口联运列车抵达阴郁的伦敦火车站时。布里克斯顿区用红漆刷出大字：黑鬼回家去；还有到处可见的粉笔字：让英国保持白色。

然而，在牙买加待上一段时间，你有可能既看不到游客眼中的牙买加，也看不到外迁移民眼中的牙买加。游客们在北海岸，那里与岛上的其他地区相隔绝，简直像是另一个国家。游客们参观的是牙买加中产阶级的世界：那里宽敞怡人，人们和蔼可亲，有热情好客的传统，有作家集会和艺术展览，有价格昂贵、奔放不羁的酒吧，有俱乐部、旅馆，还有鸡尾酒会和宴会，一切都营造得妥帖周到，天衣无缝——好像颇费了些心机——这样一来，游客从一个郊区到另一个郊区，能时时受到庇护，不会被触目惊心的景象扫了游兴。当然，开车去乡下的时候难免会看到农民，但他们举止温和，像威尔士人一样能说会道，而且他们说的英语在所有西印度人中最为纯正，与那些走投无路、令人厌恶的刻板移民形象大相径庭。

想看外迁移民眼中的牙买加，你得用心，而且一旦看到，别的东西就再也无法入眼。金斯敦的贫民区实在无法描述。照相机也无法呈现它的惨象，航拍照片除外。潮湿的垃圾场上挤满了用木板、硬纸板、帆布和铁皮搭起来的简陋小棚子，密得透不过气来，落日在它们后面散发着嘲讽的光芒。稍体面些的房子建在干燥的土地上，像集装箱一样，是迄今建造的最小的房子，仿佛一大群人被捉住，塞进一间污秽的娃娃屋里玩耍。有一些房子原本还很像样，如今却密集得几乎爆炸，街道那么窄，房屋间距那么近，完全没有开阔的感觉。秽物满地，垃圾成山；到处都是水洼，而且还明令禁止在垃圾场上建公共厕所。猪和羊像人一样自由来去，仿佛也和人一样独特重要。每个“院子”外面都立着几个信箱——我听说这些牙买加人喜欢互写小纸条——这些信箱就像迷你玩具屋，收信人信箱的形状、号码，甚至常常连位置都和发信人家中的一样。它们突出了金斯敦贫民窟的小人国格局，那里的一切都小得超乎常人所能接受的程度。无论往哪个方向看，你都会看到环绕金斯敦的丘陵，那可是本岛一处美景：此刻，雨过天晴，空气清爽宜人，草木青翠欲滴；待到黄昏时分，远山近树笼罩在暮光之中，朦胧迷离，山丘起伏的褶皱如同动物皮肤一般柔和。如此美景之中，却赫然躺着一只死骡子，牙齿龇在外面，肚子肿胀如鼓。尸体已经在那儿躺了两天；一把扫帚柄调皮地插在它的肛门中。

神经症折磨社会群体，也折磨每个人。在这些贫民窟里，人称拉斯塔法里（简称拉斯塔）的教派已经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套生存心理学。他们用排斥回击排斥。他们不剪发不洗脸；对于这种忽略身体的行为，这种深刻的自我蔑视的表现，他们在《圣经》中找到了依据。许多人不工作，将迫不得已变为生活原则；还有许多人靠吸食大麻慰藉自己，说上帝也吸大麻。他们不为任何党派投票，因为牙买加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也不承认牙买加政府。他们的祖国是埃塞俄比亚，他们崇拜塔法里公爵，即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这个世界容不下他们，他们也不再期望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巴比伦是白种人、棕色人种甚至黄种人的世界，由罗马教皇统治，而教皇是三K党的真正首领——他们只想被遣返非洲，回到埃塞俄比亚。他们对牙买加的进步不感兴趣，准确地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想加以阻挠，因为那些进步只可能鼓励他们留在巴比伦，继续忍受奴役压迫。牙买加政府一直在强迫黑人移居英国，在那里，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转世为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情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转世为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作为最后的君主统治着奴役黑人的白人巴比伦。但黑人的解放和胜利即将到来。俄国，这头《启示录》中提到的有三根肋骨的熊，即将摧毁巴比伦。毕竟，上帝是黑人，黑种人是上帝的选民，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曾因冒充上帝的选民而受到希特勒的惩罚。

拉斯塔法里运动没有组织。它分裂成形形色色的宗派，没有固定的等级制度、教义或仪式。该运动起源于马库斯·加维[3]的“回归非洲”运动（几百个讲种族和睦的发言人都会借用他那个黑白琴键的比喻）。加维曾声称：一位黑人国王于非洲加冕之际，便是黑种人脱离苦难之时。一九三〇年，海尔·塞拉西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皇帝。这位皇帝是棕种人，他的国家依然有黑人奴隶。这些人们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无人理会。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非洲国家；它是一个王国；它是独立的。整个西印度群岛上，几千户黑人家里挂着国王的照片。这之后发生的事始终是个谜。好几个牙买加布道者——这类人在牙买加比比皆是——在对《圣经》、加维和报纸进行了一番独立研究后，断定新大陆的黑种人是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是黑种人的应许之地；海尔·塞拉西是神；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在金斯敦的贫民窟宣扬这最后的希望福音。

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这被视作应验了《圣经》中的某些预言，也推动了拉斯塔法里运动。意大利方面的宣传也推波助澜。侵略开始后不久，一个名为弗雷德里克·费罗斯的意大利人写了一篇文章，警告白人世界注意这个拥有一亿九千万黑人的秘密组织，说他们誓言消灭白人；该组织由海尔·塞拉西领导，名为尼亚丙害（Nya-Binghi），意为“除掉白人”；他们拥有一支两千万人的队伍和用之不竭的黄金。此文被一家牙买加报纸转载，一些拉斯塔法里弟兄们相当满意地接受了这一消息。随即，尼亚丙害组织成立；他们的口令就是“除掉白人”。

牙买加遍地燃烧着宗教复兴主义热情，各种派别数不胜数，有个把派别逃避现实，躲入充满滑稽幻想的个人世界里，也并不稀奇。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拉斯塔法里派还被看作无害的疯子流浪汉，只是因为他们对污秽满不在乎，才显得格外惹人讨厌。但这场运动日益壮大，吸引了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美国人，那些对生活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心生怨恨的人；于是这派人和警察的关系恶化起来。直到一九六〇年该组织第一次宣布为一些人的死亡负责时，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力量。中产阶级既害怕它又以它为耻。当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以同情理解的口吻报道这一运动时，抗议之声四起：那样做让人感觉是在给乌合之众脸上贴金。我在牙买加的时候，一名获罪的拉斯塔法里派成员被判处绞刑。当地晚报一窝蜂地报道他的临终时刻和遗言，制造出一种公开处决的气氛，仿佛是在杀鸡给猴看。如此一来，一场闹剧最终演变成荒诞的悲剧。

苏里南的民族主义——一场知识分子运动——拒绝欧洲文化。牙买加的拉斯塔法里运动只不过是这种观念在无产者中的延伸，把它推到了疯狂却合乎逻辑的极限。它维护“非洲人人格”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它与非洲的民族主义类似，但它与西印度群岛的中产阶级黑人民族主义相对立。后者只想否认有一种特殊的黑人人格存在。在多数为棕种人的牙买加中产阶级看来，拉斯塔法里运动是一种黑人下层社会的传染病，是发生在后院的恐吓挑衅。某一天，你的园丁开始变得举止怪异；说起话来神神秘秘；他谈到埃塞俄比亚或沙特阿拉伯（仍是个奴隶国家）甚至是以色列的那片应许之地；他开始留胡子。你就知道他被拉斯塔法里派传染了，随你讥讽他还是解雇他，从此以后，别再指望他能干什么了。

这场运动有待共产党（古巴就在北面）或有政治野心的种族主义者加以组织和利用。然而它可能会挫败或毁掉那些企图操纵它的人，因为拉斯塔法里运动就像一种大众神经症，只能对和自己水平相当的疯癫做出积极回应。这便是它更大的危险。在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研究团队的建议下，牙买加政府决定派遣代表团前往某些非洲国家，研究牙买加移民入境的可能性。这样做就像治疗神经症时只治标不治本：代表团尚未出发，团里的一位拉斯塔法里派成员就被控吸食大麻，锒铛入狱。如今，这场运动正在牙买加如火如荼地蔓延，可是即便真能把这些人遣返非洲，也不会奇迹般地消除拉斯塔法里派终生感受到的被排斥感，同样也无法改变牙买加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牙买加百分之八十都是黑人，不可否认，拉斯塔法里派表达了大多数黑人的基本种族态度，在这点上，他们与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情况类似，那些人狂热宣扬的种族态度其实是多数人持有的，只因为太爱出风头才弄得臭名昭著。如今牙买加最重要的问题是种族问题——从黑种人的角度来说，是他们与棕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对立，对立程度依次递增。棕色的牙买加中产阶级一边谈论种族和谐，另一边却小心翼翼地保持那些细微的区别以维护自己的特权，这种虚伪最终只会激起公愤，导致一种彻底的黑人种族主义。可以想见，这会让牙买加变成另一个海地。

华人和叙利亚人的企业已经激起当地人的忌妒和敌意，而富裕的白人游客享受酒店的私人白色沙滩，一天的消费超过一个牙买加人一个月的平均收入，这长期以来刺激着当地人。因此，如今旅游委员会在考虑吸引游客的同时，也要让当地人适应并接受游客的存在。正如某位与这项“产业”相关的人士对我说的那样：“一个花花公子花大把钞票飞到这里。他住进酒店，穿上百慕大短裤和热辣T恤，脖子上挂个小相机，嘴上叼根雪茄，走出去沐浴贵得要死的牙买加冬日阳光。突然‘轰！’的一声，他看到了什么？一张恳求当地人对他客气点的海报。”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的《星期日拾穗者》用一整版刊登了一篇有关种族问题的文章，作者是大学学院的学生。它直白而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令人忆起了英属圭亚那黑人的情绪。

黑人和白人间的问题：

谁恨谁？为什么？

一位无名作者致《星期日拾穗者》的一封信

前些日子，R.L.M.柯克伍德阁下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谴责本岛黑人仇视白人事件发生概率上升的状况……

另一位值得尊敬的先生，巴勒姆先生，两次投书《拾穗者》，提醒人们，本岛掌握金钱的是白人、华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他扬言说，除非黑人停止辱骂和诽谤这些人，否则他们将会离开本岛。那样的话，黑人将面临失业和经济萧条，自食苦果。

……若牙买加黑人像巴勒姆先生说的那样仇视其他种族的话，那他们表达仇恨的方式真可谓异乎他人。

我很肯定，假如造物主给牙买加黑人机会重生为白人，那么百分之八十的黑人都想变成白人……一般来说，黑人偏爱其他种族……我们黑人热爱白皙的皮肤、挺直的鼻子、直发蓝眼……你可能以为教育能够消除偏见，但实际上它也无能为力。就是在这所大学里，一个黑人女生要想成为选美皇后，只有在其他种族的女生都退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相比较而言，几乎没有黑人父母反对孩子与其他种族的人结为伴侣。假如有人反对，往往也是因为担心其他种族的女婿或儿媳会疏远孩子和父母的感情……

几十年来，牙买加黑人受其他种族奴役，为他们服务。我们最新的主人是华人，他们学白人的样子歧视黑人，学得还挺快。可尽管黑人受尽磨难，他们却仍然喜欢服侍白人，尊重白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

全牙买加境内每天都有华人商店在我们身边建起来，这些商店也都很好。但每当有白人或浅肤色的客人时，华人店主便以那个民族特有的机灵劲儿，立即变得势里〔原文如此〕，冷落黑人顾客……

一个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是黑人，可几乎金斯敦每家银行的职员都不是黑人，这不可能是偶然。（如果你称呼银行里的有色人种女孩为黑人，她们还会觉得受到冒犯呢。）

这是对黑人种族的侮辱……

如今，黑人仍旧是“黑小子”，除非他受过教育。在行政机关，一个成家立业、受人尊敬的男子，就因为碰巧在人手底下当差，便会被人提着姓，“加勒”“威廉斯”之类的呼来喝去。如果有人认为黑人满足于现状，那他想错了。黑人想要改变这个帮助少数妨碍多数的社会结构；他们想要别人尊重并承认他们的身份。他们可能正在盘算，如果别人不尊敬他们，那他们也不会尊敬别人。作为一个种族，他们最想要金钱和经济稳定。“黑人没钱”这个说法如今符合事实，但在今后三十年内必须改变。如果社会渐进发展不能带来改变，那就有必要采用白人在许多国家取得成功的方式。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我们都要达到目的。

至于巴勒姆先生和我们种族里的圣者，那些被神指定的大人和老爷，如果他们不能忍受社会中黑人群体所表现出的成长之痛，那我们祝他们一路顺风，愿他们平静离去。他们的威胁和恐吓吓不倒我们。

最后我想告诉岛上的全体黑人，忌妒和辱骂其他种族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要解决问题，我们必须从以下几点着手：

（1）尊重自己。

（2）首先支持同胞，其次才是其他种族。其他所有种族都是这么做的。

（3）我们的男人必须展现出更强的责任感和身体上的勇敢。

（4）我们必须发展独立行动的能力，不要任何事情都依赖政府。

（5）我们必须了解“群体意识”的价值，并且愿意为整个种族的幸福牺牲个人和团体利益。

（6）我们必须扫除文盲，减少私生现象。

（7）男人的淫乱和女人的放荡正在削弱我们种族的生命力。我们的年轻男人要早点结婚，让孩子在和谐有序的家庭中成长：因为正是我们的年轻男子将大多数时间花在了打情骂俏、饮酒作乐上。

（8）从事一门营生——省吃俭用，储存积蓄，扩大经营。

你会注意到，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黑白键弹奏和谐乐章之类的话：迄今为止，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民族主义发展得更为激愤，知识分子离拉斯塔法里主义已经非常近了。

我去乡下同一名“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谈话。他在一间盒子般的单间办公室里接待我。房子建在木桩上，里面除了两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打字机之外再无其他。他站起身，开始发表演说，不断打着手势，讲话声音很大。我不得不恳求他坐下来，说话小点声。他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说自己是有“国际关系”的人。由于来时长途颠簸，又热得难受，我对他的话既没有悚然一惊，也没有肃然起敬。于是他重复了一遍，说自己有国际关系。我邀他去华人酒馆喝一杯，起码那里会宽敞点。他立即就饮酒的危害发表了一篇演说。我说如果他不去我就自己去，他便关上小办公室，随我一起驱车去了酒馆。不管回答什么问题，他都拐弯抹角，还笑着说他学过要“谨慎”。他讲话都是打比方。问他那一地区的共产主义者们是不是正在扩充势力？他说：“河水必须要流动。”对另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则是：“我们需要为革命之灯增添燃油。”说到某个阶段，他又口若悬河地发表了一篇长演说，讲述人民受到的压迫和革命的必然性。他们获得古巴的援助了吗？“我学过出言要谨慎。我是有国际关系的人。你认为你会给猫脖子上挂铃铛吗？”我感觉他们并没有得到古巴的援助。我问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一聊到这个话题，他变得健谈起来，更像个西印度人。他告诉我他刚开始如何在战争期间在皇家空军中鼓动牙买加飞行员。“那时候我有点像那些小伙子们的律师。每当他们真正惹出大乱子，我就告诉他们：‘伙计，你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开始大喊种族歧视。’”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好笑。接着，仿佛谈到一场现在看来仍不公平的胜利，他说：“他们逼我去了苏格兰的一个地方，那儿一个黑人都没有。”谈话至此，我发现转移到酒馆真是个错误。我从金斯敦带来两个熟悉本地情况的牙买加人，可那两个傻瓜已经喝醉了。他们开始扯着嗓门大讲共产主义的坏话，而我的共产党员朋友还十分清醒，他用走样的牙买加威尔士修辞，不屈不挠地反击。我丢下他们，去吧台服了点治头疼的药。喊叫声还在继续。喝酒、夸夸其谈、颠来倒去的大声争辩：我参加过许多牙买加人的聚会，基本都是这样收场。

于是，你在牙买加总是生活在两个不相干的世界中：中产阶级的世界——生意人模仿美国人的腔调，以牙买加人的派头夸夸其谈，女人们则喋喋不休地谈论仆人的工资和仆人耍的鬼把戏——和这个世界以外的更大的可怕世界。你看过卡玛纳斯的牙买加赛马场聚会；你还得去卡玛纳斯的甘蔗种植园看看：穿着鲜艳运动衫的失业工人无所事事地站在树下，脸色阴沉而无奈，毫不激动地抱怨他们的菜园被庄园摧毁了：“那些嫩嫩的南瓜啊。”感觉他们是在讲一场谋杀，但故事明显还有另一面。工厂大门上有一句提示语：“一旦发现有人在院子里吃甘蔗，一律解雇。”一个漂亮的黑人农妇带着“现有的”七个孩子，“加上流掉的一共十二个”：“他们已经化灰入土，不会想到我们啦。”

在中产阶级世界，人们谈论的是分期付款购买的冰箱和汽车（一个英国女孩告诉我：“人人都惦记着买汽车。”）、谈论高保真电唱机、谈论劳伦斯·达雷尔[4]。除此之外，你会发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一百年前让特罗洛普大为光火的那种态度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些人不愿从事固定工作，对现挣现吃、吃饱就行的日子很满足。就像那个在曼德维尔外的酒吧工作的男人，他辞掉铝土矿公司的工作是因为那工作没完没了，他更喜欢干一阵歇一阵。他说：“我离开铝土矿后，好好地修养了一个月，每天靠喝朗姆酒和水度日。”两个世界都让彼此显得不那么真实；无线电业务却覆盖了两个世界，颇有点如梦似幻的感觉。牙买加电台的广告歌中那种让人窒息的狂喜，以及牙买加广播公司的优质服务（它的谈话、特写、彬彬有礼的讨论和新闻分析）：这些都属于一个稳定自信的社会。我无法将这些同我周围的人或土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似乎只是燥热空气中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词语和音乐。

我周游各地将近七个月，开始觉得累了。在牙买加，我的日记越写越短，最后干脆搁笔。也没什么要记录的新鲜事，每天目睹同样的东西——失业、丑恶、人口过剩、种族——每天听到同样周而复始的争论。年轻知识分子的才能被开发，为的是丰富一个稳定的发展中社会，可他们只是不停地说啊说，一遇到挫折就气急败坏。他们在寻找一个敌人，但是找不到。牙买加的压力并非单纯的种族压力或贫穷压力。那是整个奴隶社会、殖民社会和发展落后且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三者累积在一起的压力，不是哪一位“领袖”可以掌控得了的。这种状况需要的不是一个领袖，而是一个能够理解自身、有目标、有方向的社会。可如今的牙买加社会只会滋生自私、玩世不恭和一种自我毁灭的愤怒。

尾声：在法国人海湾

一天晚上，大学学院的校长路易斯博士对我说：“格兰杰·威斯顿让我转达对你的邀请。他在北海岸有一处地产，名为法国人海湾，他想款待与艺术相关的人士。”

几乎是刚到牙买加，我就听人说起过法国人海湾。牙买加有很多昂贵的酒店——在金斯敦，一个狭小的双人间一天要十三几尼；在北海岸，一天的费用高达二十多英镑——据说法国人海湾是最贵的。至于到底有多贵，没人说得清。一些人说一对夫妻住两个星期要花费两千美元；还有人说要两千五。午餐花费五几尼，晚餐九几尼。一个牙买加人带着类似主人翁的自豪感告诉我：即便如此，如果发现你不在纽约社会名流之列，你还是会被拒之门外。

然而，一旦你获准入住，付过款后，你提的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早餐上鱼子酱”）；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每小时上一次香槟”）；你可以乘船、坐飞机环岛旅行；汽车、马匹、木筏任由你差遣；你可以打电话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如果你不喜欢法国人海湾，你甚至可以离开，选别的酒店住：法国人海湾买单。

路易斯博士和我说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文。先是邮局罢工（动荡时局的一次爆发），之后是政府工作人员罢工。无奈之下，我开始收拾，准备调查牙买加旅游业的问题。就在这时，罢工突然结束，威斯顿先生的邀请到了。

我们走山路前往北海岸，然后驾车东行。这一段海岸并没有大力开发；酒店还没有挡住大海。有些地方的沙滩是灰色的，按英国甚至特立尼达的标准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当地却受到冷落。（有许多毫无事实依据的投诉称，所有白色沙滩都被酒店买下，留给牙买加人的只剩黑沙滩——这绝妙地象征了旅游业激起的种族仇恨。）这条路很窄，蜿蜒曲折，与从奥乔里奥斯西行至蒙特哥贝的旅游公路不同，那条路宽阔平坦，比较直，两旁竖着许多酒店招牌、房地产招牌以及提醒汽车司机靠左行驶的警示牌。我们的车驶过破败不堪的村庄，热带地区毫无特色的乡下贫民窟——它们在绿树茂草间衰败：外墙涂成粉色的棚户，木板已经断裂，瓦楞铁生了锈；较棚户稍为气派的水泥建筑丑陋不堪，污迹斑斑；昏暗的咖啡馆里出售汽水、蛋糕和专利药品，软饮料亮闪闪的广告画给屋里添了抹亮色。我们进入安东尼奥港，这是个香蕉输出港，但极少有繁忙的时候，发展早已停滞。灌木丛和黑沙滩再次出现。你很难把这里看作豪华度假区，百万富翁的避世之所。

不一会儿，我们发现车子正沿着一堵长长的石墙行驶。墙上是分开的一些字母，拼成了“FRENCHMAN’S COVE（法国人海湾）”。我们转入一条宽阔的行车道。植被在这里突然间变得整齐有序，视野也开阔起来。在柏油铺就的区域外，几条石子路沿缓坡而上，既而消失。庭院非常幽静。两辆跑车：一辆红色、一辆奶油色，停在一座屋舍的水泥天棚下。那屋舍是一座由石头和玻璃建成的低矮建筑，线条笔直流畅。更多车子整齐停放在阳光下。我忐忑而兴味盎然地四处打量，找寻百万富翁和纽约名流的踪影，却一个都没看见。这样的寂静让我心里发毛，但司机镇定自若，好像他每天都会驱车来法国人海湾一样。他将车径直开到天棚下，在屋舍的玻璃入口处停好，跳下车来，利落地打开车门，啪一声打开后备厢。终于听到了点动静，我竟有些感激。

一个年轻的牙买加女人从屋舍中走出来。她平静地说：“欢迎光临法国人海湾。”接着递给我一封信。之后的一切发生得很快。司机被打发走。一个身穿白衬衣、黑裤子，系着领结的牙买加人把我的行李放在一辆白色小电车上；我也坐上去，和我的行李一起从天棚下毫无遮挡地驶入阳光中，沿着狭窄的石子路一路向上。周围一片寂静，耳畔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车子驶上右边的岔路，经过一片笼罩着浅绿色阴影的游泳池，然后又爬上绿树掩映的斜坡。我瞥了眼沙滩：那是珊瑚崖间的一段裂口，海水由蓝色过渡为绿色，触到洁白的沙滩时几乎变成透明。黑色的帆布椅被放在巴旦杏树的绿荫下，但海滩上空无一人。车子爬升到更高的地方，沿着草坪的边缘行驶，草坪上种着小椰子树。车子爬上一段陡坡，两旁的树木更加茂密。终于，我们到达住处。“这是您的小别墅。”司机在水泥台阶下停下车，说道。一路驶来，我竟连一个人也没看到。

我的小别墅有点复杂，包括两座灰色的小石屋和一间石头－玻璃结构的房子，它们不在同一高度上，错落有致。小石屋分立在台阶两侧，石头－玻璃房子则位于台阶顶端。石块是手工切割的，大小不一，灰泥深嵌在石缝间。房子的黑门打开，一位戴眼镜的牙买加中年妇人立在门口，她身穿粉色连衣裙，系着白色小围裙，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

我走进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高大宽敞的房间中，房间几乎建在珊瑚崖边上。靠海的那面墙是玻璃的，透过它可以俯瞰大海。阳台建在珊瑚上，那些珊瑚看起来很像泡沫橡胶。

我看了看室内的陈设：地上铺着一张非印度设计的印度地毯，地毯的三面摆着几把低矮朴素但看上去很舒服的椅子，还有一张沙发；几盏陶制底座的高大落地灯，罩着亚麻灯罩；玻璃桌上摊着几本杂志和书籍（其中有一本《权力精英》）。这里的一切很熟悉，因为它很理想化；你早已在逃避现实的设计杂志中见过它；也因为理想化，它有点与现实相隔绝。出人意料的选址使得这种隔绝更加彻底。玻璃墙外，巴旦杏树仿佛是从灰色珊瑚上冉冉升起。在热带树木中，巴旦杏树最像人造树，绿色、铜色的圆叶子，对称地长在平行伸展的枝丫上。透过那些树叶，你能看到参差高耸的峭壁、蓝色的天空、碧波荡漾的澄澈海洋。

从沿途长满乱蓬蓬的灌木丛的蜿蜒的牙买加道路开始，坐在一辆好玩的白色电车里，一路穿过寂静无人、经过设计美化的院落，来到一座可以俯瞰大海的石头玻璃海景房：让人感觉仿佛驶出了牙买加，似乎只有离开西印度群岛，才能找到游客心目中理想的西印度群岛。

刚才还很热，这会儿突然凉快起来，虽然下面波涛汹涌，却听不到任何声响，这些转变十分突兀，但沉迷于眼前的宁静之中，我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现在我才注意到，房子是全封闭的，而且装了空调。

我读了接待处秘书交给我的那封信。信中更加正式地向我表示欢迎，告诉我如何获得我想要的东西，要求我不要给小费，告知我私人管家的名字。随后我拿起顾客名录。名字不多，我看到其中有洛克菲勒和迪芬贝克[5]夫妇的名字。

“您会喜欢这里的。”管家威廉斯夫人说。“那是电话。”她补充道。

我立刻明白了，那就是魔法棒，法国人海湾的阿拉丁神灯，整个牙买加都知道它的威力（“每小时上一次香槟”）。“想要什么尽管吩咐，”威廉斯夫人说，“您只需打电话要就行。”

电话是灰色的，我从未见过这种设计：它直立在一个圆形底座上。

“比如，我想要香槟呢？”

“什么都行。之前来的那些人，您真该看看他们喝酒的架势！噢！那些美国人真能喝。您现在就要香槟吗？”

我需要更烈一点的。“一点白兰地？威士忌？”

“打电话给酒吧就行。”

我迟疑了。

“您真腼腆。”威廉斯夫人拿起灰色的电话，迅速拨了一个号，说：“这里是斯托克斯厅。我的客人想要一瓶威士忌，一瓶白兰地，还要汽水。”

电话里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威廉斯夫人将电话递给我。

“先生，请问您要哪种白兰地？”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

我的回答完全是下意识的：我说了一个知名广告中的牌子。

“达德利是个好小伙。”威廉斯夫人说道。

电话那头的男人有名字，这让我松了口气。一阵敲门声响起，威廉斯夫人领了一位厨师打扮的欧洲人走进来。

“早上好，先生。”我听不出他的口音。“您午餐想用些什么呢？”他掏出便笺簿和铅笔。

我被问得措手不及。我只能想起自己不吃肉，就问了一句：“你们有鸡蛋吧？”

那位厨师的铅笔稍稍离开便笺簿，只有从这一点能看出他的失望。

当初别人讲那些传言的时候，我多用些心思听该多好啊！（“要什么都行”“早餐上鱼子酱”。）

“或者鱼？”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来了。

便笺簿离笔近了些，“来点三文鱼怎么样？”

“好，来点三文鱼。”

我看着厨师乘坐小白车下山去了。然后又有一辆车开了上来，一个系着领结的牙买加人拎着箱子从车里走出来。

“先生，您的饮料。”他似乎特别开心。他轻巧迅捷地把酒瓶摆好，然后离开。

手里端着玻璃杯，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卧室使房子更显宽敞；屋外树木的阴影投射在玻璃百叶窗上。浴室里有一个用瓷砖铺好的低凹浴缸，像个小池塘。还有一间铺着地毯的更衣室。我回到大厅，推开玻璃门，来到珊瑚崖上的阳台上。我立刻感受到热、风和各种声响：鸟儿的鸣啭、树叶的沙沙声、脚下大海的波涛声。一只划艇在海湾里颠簸。

坐在一把低矮的椅子里，晃着杯子听冰块发出清脆的叮叮声，把烟灰弹进深蓝色的烟灰缸中，我开始读《权力精英》。

喝着威士忌加汽水看这本书，感觉赖特·米尔斯先生的行文风格变得晦涩难懂。于是我放下《权力精英》，拿起一本杂志。这是一本逃避现实的设计杂志。在书里我看到了自己脚下那块地毯。

门口有人。威廉斯夫人带进来两个抬篮子的英俊服务员，用这个篮子装我先前定的餐点，我认为实在大得过头了。他们轻快地摆好桌子，然后隆重地邀我就座。他们动作轻巧，姿势——鞠躬施礼、端盘子时展开手掌——都稍稍有点夸张。他们对自己的角色过于郑重其事，表现得如同一个亲切的魔法师。

鱼子酱配三文鱼。

我听到音乐声。

那个稍高的服务员脸上挂着魔法师般的微笑，他站在一个东西旁边，我现在才认出那是一台立体声电唱机。

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对食物和饮料兴致全无。所有东西都在电话那一头，准确说出想要的东西是我自己的责任。可我怎么能肯定自己最想要什么！现在喝一杯威士忌，待会儿再喝葡萄酒，会不会品不出味道来？现在喝葡萄酒，会不会让我在剩下的宝贵下午都呼呼大睡？我真的想要蛋白牛奶酥吗？每个决定都可能会后悔。噢，我投降。我把一切决定权都交给厨师。我再也没点过餐，第二天干脆没吃晚饭。

一边是责任，即满足口腹之欲，一边又想随心所欲，懒得操心，我在两者间挣扎，感到力不从心。我陷入麻木。那瓶威士忌，我只在第一天尝了点，后来就一直没动，那瓶白兰地，直到最后离开我也只喝了半瓶。关于法国人海湾的传言都是真的。但我不想去漂流，也不想划船。经过之前的旅行，我在西印度群岛无法做一个游客。

“您很沉默，”威廉斯夫人说，“就像迪芬贝克家的人。”

七个月以来，我一直游走在各个地区，这些地区除了对当地人有些重要性之外，对外人可谓无足轻重。每个地区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精力都消耗在应对无聊的权力纷争、维护这个无聊社会的无聊偏见上。我已经看到，每个西印度群岛人，无论地位高低，都怀有多么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些偏见又常源于自我蔑视；我也看到它们促进了多少重要的行动。人人都在谈论民族和民族主义，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特权，就连自己群体的孤立状态都不愿放弃。或许除了英属圭亚那，没有哪个地方存在有约束力的哲学：只有相互矛盾的局部利益。没有群体意识便没有自豪感，于是大家都变得愤世嫉俗。比如，很少有人关心西印度群岛人移民英国的情况。那是底层社会的事，那是黑人的事，那是牙买加人的事。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人们又幸灾乐祸地将移民视作一种让英国人难堪的方式，一种复仇的形式。在这样的幸灾乐祸中，虽然人人都在大谈民族尊严，各方都认为民族尊严问题“迫在眉睫”，却没有人考虑移民的利益或整个民族的尊严。而且，群岛的人口一直在暴涨——三十年间特立尼达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多——每个区域的种族矛盾都日益尖锐。

亚瑟·刘易斯博士对殖民社会中“抗议”领袖和“创意”领袖作过区分。两者间的差异，西印度人很少意识到。在西印度群岛，中产阶级人数众多，人才济济，抗议领袖与时代相悖，而且还是危险地与时代相悖。愚昧无知的民众极易响应种族主义的煽动，破坏性举动总会挑起他们幼稚的狂喜，对他们而言，抗议领袖永远是英雄。西印度群岛向来不缺这样的领袖，暴民统治和独裁主义一直都是现实的危险。弱肉强食的政治将会取代家长作风的殖民统治，它的维系依靠奖赏和报复，是教科书中“天下大乱”的绝佳样板。

最近一期《加勒比季刊》刊登了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鲍尔丁博士的一篇文章，题为“小社会理论”，文中描绘了小社会的“毁灭之路”：

人口增长不受抑制，每二十五年就翻一番。出境移民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而流失的又总是社会精英。农场分了又分，越分越小，直到再也负荷不了激增的人口。于是人潮涌向大城市的贫民区，导致大规模失业。由于无法承受贫穷和激增的儿童数量，教育崩溃。迷信与愚昧横行，傲慢紧随其后。所谓自治，意味着每个压力群体都需要安抚。无论是香蕉还是人，优质和劣质产品越来越没有分别，结果导致饥荒和暴乱。兵团射杀暴民，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外国投资和援助干涸；丢下这些岛屿自相残杀，自作自受。事实上，世界已经在它们周围筑起一道防疫封锁线[6]。毁灭之路是真实存在的道路，是条宽阔得吓人又近在咫尺的道路。这一点已经从邻近几座岛屿的情况得到印证，它们已经在毁灭之路上走了很远。

特罗洛普写道：“如果能做到，我们宁愿完全忘记牙买加。”他可能还想说：忘记西印度群岛。如今移民英国受到管控，这片岛屿周围确实已经拉起某种防疫封锁线[7]。忘记已经开始，只是西印度群岛忙于内部纷争，几乎不知道。

在我离开法国人海湾的前一天，电话不寻常地响了起来。

“奈保尔先生吗？我是格兰杰·威斯顿。”声音轻快，甚至有些急促，“我们想知道，晚餐后您是否愿意过来一下。”

我吃完最后一顿晚餐，还喝了一瓶拉菲红酒。

侍者说：“下一季再见。”

威斯顿家并没有住在法国人海湾，而是住在不远处的海龟湾。那是一栋老式牙买加乡村住宅，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也没有空调。看到这些我并不感到奇怪。

格兰杰·威斯顿竟是个瘦削的男人，长着一张苦行者的面孔，棱角分明。我推测他三十多岁，他穿着一件白色T恤，一条卡其布短裤，扎着腰带。我还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小姨子。我们坐在外面，在黑暗中交谈，内容大多与法国人海湾有关。

威斯顿夫人说，他们一直对客人的反应很感兴趣。一些人变得焦躁不安，还有些人则变得非常沉默。我意识到迪芬贝克夫妇和我自己属于后一种。

饮料端上来了，是姜汁啤酒。

我向主人敬烟。但威斯顿夫妇不吸烟。

犹疑之下，我询问起在法国人海湾的花费是多少。

“这我可以告诉你，”格兰杰·威斯顿说，“两个人一个月一千英镑。”

两天后，我坐上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不列颠尼亚号”飞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体态圆润的商人，来自巴哈马群岛。他翻领上的扣子表明他是“基甸[8]”，美国圣经传播兄弟会的成员。我的外表像个异教徒。我表情温和，举止文雅；于是从金斯敦到拿骚这一路上我都在聆听基督教的信息。

一九六〇年九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1]原文为法语。

[2]《牙买加金斯敦的拉斯塔法里运动》，M.G.史密斯、罗伊·奥吉尔和雷克斯·内特尔福德著。西印度群岛大学学院社会经济研究学会，1960年。在这一节，我大量援引了这本小册子中的内容。——作者注

[3]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1887－1940），黑人民族主义者。生于牙买加，1914年在牙买加创建了全球黑人促进协会，宣扬黑人优越论。

[4]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旅行作家。

[5]约翰·乔治·迪芬贝克（John George Diefenbaker，1895－1979），加拿大第十三任总理。

[6]原文为法语。

[7]原文为法语。

[8]《圣经》人物。

版权信息

书名：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2019

作者：【英】V.S. 奈保尔

译者：余珺珉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楔子

第一部

第一章 牧歌

第二章 在去图尔斯家之前

第三章 图尔斯家族

第四章 捕猎村

第五章 绿谷

第六章 启程

第二部

第一章 “惊人场面”

第二章 新制度

第三章 矮山的冒险

第四章 寄身喧嚣

第五章 虚空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房子

尾声

楔子

在离世前十周，穆罕·毕司沃斯先生被解雇了。他是西班牙港圣吉姆斯锡金街的新闻记者，缠绵病榻已有段时日。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殖民地医院住了九周，然后又在家休养了更长时间。医生建议他完全静养，这使得他的雇主《特立尼达卫报》别无选择。他们通知毕司沃斯先生在三个月内离职，却继续在他有生之年的每一个早晨为他提供免费报纸。

毕司沃斯先生时年四十六岁，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没钱。他的太太莎玛也没钱。为了他在锡金街上的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背了三千元的债，而这笔巨债已经压迫了他四年。这笔债务的利息是百分之八，每个月要付二十元；另有地皮租金十元。两个年幼的孩子还在上学。而毕司沃斯先生原本可以依傍的两个年长的孩子都在国外靠奖学金念书。

让毕司沃斯先生稍感安慰的是，这一次莎玛没有直接跑到她母亲那里乞求帮助。在十年前这可能是她的第一反应。现在她试图安慰毕司沃斯先生，并自己寻找出路。

“土豆，”她说，“我们可以开始卖土豆。这里土豆的价钱大概是八分钱一磅。如果我们以五分钱买入然后以七分钱卖出……”

“就别提图尔斯家的德行了，”毕司沃斯先生说，“我知道你们图尔斯家的个个都精于算计。你仔细看看四周，数数有多少人在卖土豆吧。还不如把那辆旧车子卖了。”

“不，不能卖车子。别担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是啊，”毕司沃斯先生不无恼怒地说，“我们会有办法的。”

莎玛不再提卖土豆的事情，而毕司沃斯先生也不再威胁要卖汽车。现在，他已经不再想着去违背妻子的愿望了。他渐渐学会接受她的判断并尊重她的乐观态度。他信任她。自从他们搬进这座房子，莎玛对他和孩子萌生了一种新的忠诚；远离她的母亲和姐妹们，她可以毫无愧色地表达这样的忠诚，而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这简直是同买入他自己的房子一样的天大的胜利。

他把这座房子当作自己的，即便房子数年以来一直处于被抵押的状态之中。在被疾病和绝望折磨的几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一奇迹，以及这举动背后的勇气而深深感动：从他自己的前门走进房间，把任何他不愿意见的人拒之门外，每天晚上关上自己的门窗，除了自己家里的声音听不见任何喧嚣，自由自在地在自家的各个房间穿梭，在自家的庭院四周游荡，而不用像从前那样遭受指责，不用再回到图尔斯夫人的这座或者那座房子里，跟莎玛的姐妹们、她们的丈夫，还有孩子们挤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从小他就在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屋子之间漂泊；而自结婚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只住在属于图尔斯家族的房子里：位于阿佤克斯的哈奴曼大宅，濒临倒塌的矮山的木屋，西班牙港那间粗笨的水泥房子。现在，他终于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就在这属于他的半块地皮上，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属于他自己。他应当对这座房子负起责任，这对他来说，尤其是在这段最后的岁月里，是了不起的事情。

这座房子在整条圣吉姆斯街上都小有名气，隔着两三条街就能看见。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四方形岗楼：高大，四四方方，两层楼，还有用瓦楞铁皮搭建的金字塔尖似的屋顶。这座房子是法务官书记员设计和建造的，他好在闲暇时间建房子。法务官书记员交际颇广。他买下城市委员会已经宣布不再出售的地皮；他游说土地的拥有者卖掉一半的土地；他在缪克拉泊附近买了大片已经无人问津的湿地，并且取得了在上面建造房子的官方许可。在一块完整的地皮或者四分之三块地皮上建造平房，正面二十英尺，侧面二十六英尺，这样的房子很少被路人注意到；他在二分之一块地皮上建造两层楼的房子，二十英尺长，十三英尺宽，颇引人注目。他主要搜集在德克赛特、庞贝大草原和伏特瑞德被拆除的美军兵营残料来建房子。这些材料并不见得都适合新房子，却让法务官书记员不需要依赖任何专业的帮助就能继续追求自己的爱好。

在毕司沃斯先生这座两层楼房的楼下，法务官书记员在一个角落设了一间窄小的厨房；其余呈L状的统一空间被用来当客厅和餐厅。厨房和餐厅之间有一条没有门的走廊。楼上，就在厨房的正上方，书记员建造了一间水泥小房间，里面装了一个马桶、一个洗脸池和一个淋浴间；因为有淋浴间，这房间长年潮湿不干。楼上剩下的L型空间被分隔成两间卧室和一个阳台。因为房间朝西，又没有任何能帮它遮挡阳光的东西，下午的时候只有两间屋子比较舒服：楼下的厨房和楼上潮湿的卫生间。

在起初的设计里，法务官书记员似乎忘记了楼上楼下必须要有楼梯，因而最后整个楼梯看上去像是事后补建的。门都被挤到了东面墙上，一座粗劣的木制楼梯——厚重的木板搭在不规则的架子上，外带扭曲变形的没有漆过的扶栏，上面搭着倾斜的瓦楞铁皮顶——晃晃悠悠地悬在房子背后，和房子正面那白色的砌砖、白色的木框以及门窗上的磨砂玻璃构成了惊人的对比。

毕司沃斯先生为这所房子花了五千五百元。

毕司沃斯先生曾经建造过两座自己的房子，并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四处看房。但他是个外行。他修建的房子只不过是拙劣的木头玩意儿，比乡间的棚屋好不到哪里去。而在他找房子的时候，他总觉得那些全新、现代、油漆明亮宜人的水泥房子必将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他看过的房子少之又少。所以当他看到一座他买得起的房子，而且从正面看上去结实、体面又现代时，他立刻就目眩神迷。他从来没有在下午太阳西晒的时候来看这座房子。他第一次来看房子的那个下午是雨天，第二次带着孩子们来的时候则是傍晚。

市面上当然不乏两三千元就可以买下的房子，它们建在一块完整的地皮上，位于城市待开发的新区。但是那些房子都老旧破败，没有篱墙，也没有任何便利设施。这种新区通常是一块地上挤着两三所寒酸的房子，每所房子的每个房间分别租给各色来历不明的人家。看过了那些房子里充斥着鸡仔和孩子的后院，再来到法务官书记员的房子的客厅，这是何等惊人的反差啊！法务官书记员没有穿外套，也没有系领带，穿着拖鞋，逍遥自在地坐在安乐椅上，厚重的红色窗帘映衬着锃亮的地板，使得整个房间华丽温馨得就像广告里的画面！这和图尔斯家简直是天壤之别！

法务官书记员在他建造的每所房子里都住过。住在锡金街的房子里时，他正在建另外一所房子，那所房子被刻意地安排在离这里有一段距离的穆旺特。他一直独身，和他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妇人，用热茶和自家烘烤的蛋糕招待过毕司沃斯先生。他们母子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触动了毕司沃斯先生，他疏于照看自己的母亲，五年前她就在穷困潦倒中离开了人世。

“我简直无法形容离开这所房子的难过心情。”法务官书记员说。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虽然他讲的是方言，但无疑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他用方言和夸张的口音仅仅是为了展示他的坦率和友好。“兄弟，真的是为了我的母亲。这是我要搬出去的唯一理由。老祖宗不能爬楼梯。”他朝房子后面示意，那里的楼梯被厚重的红色窗帘遮住了，“心脏病，你知道的，随时都可能发作。”

莎玛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买房子，而且根本没来看房子。毕司沃斯先生问她：“哎，你什么想法？”莎玛说：“想法？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我有想法了呢？如果我没有资格去看你的房子，我以为我也没有资格说出自己的想法。”

“哈！”毕司沃斯先生说，“闹腾吧。生气吧。我敢说，如果是你妈要花点她的脏钱买这所房子，你肯定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莎玛叹了口气。

“嗯？我看只有我们和你妈以及你那快乐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你才会高兴。嗯？”

“我什么也没想。你有钱，你想要买房子，我不需要考虑任何事情。”

毕司沃斯先生要买自己的房子的消息已经在莎玛家传开了。苏妮蒂是莎玛的一个外甥女，二十七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个英俊的浪荡子，早已对妻儿弃之不顾；他在波可玛站头看管铁路上的房子，火车每天在那儿停靠两次。苏妮蒂对莎玛说：“我听说你现在发达了，姨妈。”她没有掩饰自己的嘲讽。“买房子买地啊。”

“是的，孩子。”莎玛带着一种殉教式的悲壮说。

后楼梯的对话传到了毕司沃斯先生的耳朵里，当时他正穿着短裤背心躺在屋里的斯林百金床上，周围是过去四十一年里他攒下来的大部分家什。从苏妮蒂小时候开始，他就和她格格不入，但是他的轻蔑从来没有压倒过她的讥讽。“莎玛！”他喊道，“让那姑娘回去帮她那无能的丈夫照看他们在波可玛的羊群吧。”

羊群是毕司沃斯先生捏造出来的，但是每次都让苏妮蒂恼羞成怒。“羊群！”她朝院子嚷嚷着，咬牙切齿，“哼，有的人至少还有羊群，不像有的人根本就一无是处！”

“啧！”毕司沃斯先生轻声嘘着，然后，他拒绝陷入和苏妮蒂的争吵，转身躺着继续阅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买下房子的那天，他们开始注意到房子的瑕疵。楼梯很危险；楼上的地板已经下陷；房子没有后门；大部分窗户关不上；有一扇门打不开；屋檐下的隔音板掉下来了，留下的缝隙可以让蝙蝠轻易地钻进阁楼。他们尽可能平静地讨论这些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达失望。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失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他们很快就对房子的古怪和不如人意之处完全适应了。而一旦这一切已是既成事实，他们便不再挑剔，这所房子也就成为他们的房子了。

当毕司沃斯先生第一次从医院里回来的时候，他发现房子完全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小花园拾掇得井井有条，楼下的墙壁也粉刷一新。他那辆普莱菲特车停在车库里，那是几个星期之前一个朋友替他从《特立尼达卫报》办公室开回来的。医院已经成为一个虚幻的空间。他已离开那里，迈入了一个欣悦的、崭新的、完整的世界。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建造了这样的世界。他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拥有这样一个世界。他带着快乐、惊讶和难以置信的心情查看了周围的每一件东西，重新发现每一件物品。每一种关联，每一项占有。

橱柜。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了。他结婚不久时从阿佤克斯的木匠那里买下了它，雪白崭新，纱网没有上漆，新木头还散发着香味；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再沿着隔板摸过去时，手上会沾满木屑。多少次，他给它上色，再上一层清漆！多少次，他为它刷上油漆！在纱网上的修补之处，网眼已经阻塞了，上过的清漆和油漆在木头表面留下一层不均匀的厚厚的外壳。他用了多少种颜色来油漆它！蓝色，绿色，甚至还有黑色。一九三八年，在罗马主教去世的那一周，《特立尼达卫报》发行了带黑框的报纸，而他正好买了一大听黄色的油漆，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东西都漆成了黄色，甚至包括打字机。打字机还是他三十三岁时买的，他那会儿正计划通过给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写文章发财致富；那是一个短暂、快乐又充满希望的时期。打字机从此便一直保持着黄色，闲置在那里，它的颜色早已不再触目。至于帽架，除了它一直跟随他们到处迁徙，已经被视为家中的一部分这个原因以外，他想不出为什么他们还留着它。帽架上的玻璃已经斑驳，大部分钩子都断了，木头也因为过度油漆而变得丑陋不堪。书架是在矮山时由一个退休的铁匠打的，图尔斯家请他来做家具木工；每一块木头的制作，每一处榫卯的打造，以及每一个装饰的尝试，都显示了他原先专业的手艺。还有餐桌：是毕司沃斯先生贱价从一个需要帮助的贫民那里买来的，这个贫民通过《特立尼达卫报》的救贫基金得了些捐助，因此想对毕司沃斯先生表示一点感激之情。还有那张斯林百金床，他已经不能睡在上面了，因为床放在楼上，而医生不让他爬楼梯。还有玻璃橱柜，是买回来让莎玛高兴的，仍然算得上考究，也仍然没有什么东西可放。莫里斯家具，最后的家什，从前是法务官书记员的，被他当作礼物留了下来。还有就是车库里的那辆普莱菲特。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房子，他的房子。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房子该是多么凄惨啊：他将会死在图尔斯一家子人中间，死在那个巨大的支离破碎的冷漠的家庭里；把莎玛和四个孩子留在他们那儿，留在一间屋子里；更糟糕的是，虚度一生，从未努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活着和死去之时都像人刚被生下来那样，一无是处，无依无靠。

第一部

第一章　牧歌

就在毕司沃斯先生出生前不久，他的妈妈贝布蒂和他的爸爸拉各胡又吵架了，于是贝布蒂带着三个孩子，不顾毒辣的日头，一路步行到她母亲贝森达娅住的村子里。贝布蒂在那里哭诉了拉各胡吝啬的老毛病：他是如何锱铢必较，清点罐子里的每一块饼干，又或者他宁愿步行十里路，也不愿意花一个子儿雇辆手拉车。

贝布蒂那患着哮喘病且老不中用的父亲靠在绳床上，用他对待不幸之事的一贯口吻说：“这就是命。各人安各命。”

没有人理睬他。命运把他从印度带到这块出产甘蔗的土地上，使他迅速地衰老，然后把他留在湿地上一间摇摇欲坠的小泥屋里等死；但是他常常充满感情地谈论命运，似乎仅仅是得以生存，他就得到了特别的恩赐。

就在老人继续絮叨的时候，贝森达娅打发人去请产婆，给贝布蒂的孩子们做晚饭，然后为他们准备睡觉的床铺。产婆来时，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之后不知什么时候，他们被毕司沃斯先生的尖叫和产婆的嘶喊吵醒了。

“是什么？”老人问，“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男孩，”产婆叫道，“但是这男孩是什么呀？六个手指，而且是逆产。”

老人咕哝着。贝森达娅说：“我就知道。我从来就没有交过好运。”

虽然是在夜里，而且是独自一人上路，贝森达娅照样立刻离开小屋，走到另外的村子去，那里生长着大量的仙人掌。她带回仙人掌的叶子，把它们切成条，然后在每扇门、每扇窗、每一个魔鬼可能溜进小屋来的缝隙里挂上一根仙人掌条。

但是产婆说：“无论你做什么，这个男孩注定会把他的父母生吞活剥。”

第二天早晨，在明亮的阳光下，似乎所有的恶魔都已经从地球上逃遁。这时来了一个梵学家，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长着一张精明的愤世嫉俗的脸，举止颇为傲慢。贝森达娅请他在老人让出来的绳床上坐下，并告诉了他发生的一切。

“嗯。逆产。还是午夜，你说的。”

贝森达娅无法说出具体的时间，但是她和产婆都认为是在午夜，那个不吉利的时刻。

贝森达娅蒙着头巾在他面前垂首而坐，突然，梵学家的神情轻松起来。“哦，我看，这没什么要紧。我们总能找到办法解决这些不幸的事情。”他解开他的红色包裹，拿出占星历书，那是一捆夹在板子中间的松散而厚重的叶子，又长又细。这些叶子历时弥久，已经变成褐色，它们散发出来的霉味混合着撒在叶子上的斑斑点点的红色和赭石色的檀香黏土的味道。梵学家拿起一张叶子，读了一会儿，用舌头舔湿了食指，又拿起另一张。

他终于说话了：“首先，是这个不幸的男孩子的五官。他的牙齿很好，但是比较宽，牙齿之间有缝隙。我想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男孩将会是个好色之徒和挥霍者。很可能还是个爱撒谎的人。现在很难说那些齿缝意味着什么。可能他仅仅是其中一种，也可能他三者全是。”

“那么他的六指呢，梵学家？”

“毫无疑问，那是个糟糕的预兆。我唯一的忠告就是让他远离树木和水。特别是水。”

“永远不能给他洗澡？”

“我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他举起右手，合拢手指，把头微微一偏，慢条斯理地说：“我必须按照书上说的来解释。”他用左手拍着颤悠悠的历书。“当书上说水的时候，我认为是指自然形态的水。”

“自然形态的水。”

“自然形态的水。”梵学家重复着，但是有些不确定。“我是说，”他立马说道，有些不耐烦，“让他远离河水和池塘。当然，还有海。还有一件事情，”他又如释重负地做着补充，“他打喷嚏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不幸。”他开始捆扎历书的长叶子。“如果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后的二十一天内不见他的话，这个孩子身上与生俱来的恶魔力量将会大大减弱。”

“这很容易。”贝森达娅说，语气里第一次带了感情。

“在第二十一天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必须看到孩子。但是不是亲眼看见他。”

“那是从镜子里吗，梵学家？”

“那不是个好主意。用一个铜盘子。把它擦亮。”

“当然。”

“你必须用铜盘子装满椰子油——顺便说一下，你必须用自己亲手采来的椰子亲自榨出椰子油——孩子的父亲必须在椰子油反射的映像中看到孩子的脸。”他把历书扎成一捆，然后卷进红色的棉布卷，那上面也撒着檀香黏土。“我看就这些了。”

“还有一件事情，梵学家，孩子的名字。”

“这件事我无法完全帮助你。但是我认为最安全的称呼是用‘穆’打头。剩下的就要你自己想了。”

“啊，梵学家，你一定要帮帮我。我只能想到‘罕’。”

梵学家看上去吃了一惊，却相当高兴。“但是这个字真是妙极了。绝妙无双。‘穆罕’。我自己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名字了。因为你知道，穆罕的意思是‘被深爱着的’，这个名字是挤奶的姑娘用来称呼克利须那神的。”他的眼神因为回想起那个传说而变得柔和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贝森达娅和毕司沃斯先生。

贝森达娅从她面纱末端打结的地方摸出一个弗罗林，递给梵学家，喃喃地抱歉自己不能拿出更多的钱。梵学家则说她已经尽力了，不需要担心。实际上他颇为欢喜；他没有想到会拿到这么多钱。

毕司沃斯先生九天大的时候失去了他的第六根手指。只不过是在某天晚上，贝布蒂因为不舒服翻了个身，那根手指就掉了下来，然后，在一个早晨，就在她抖床单的时候，她看见那根纤小的手指落到了地板上。贝森达娅认为这是个极好的兆头，把手指埋在屋后的猪圈里，距离她掩埋毕司沃斯先生脐带的地方不远。

在随后的日子里，毕司沃斯先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如果他的兄弟姐妹扰了他的睡眠，就会挨揍，而保持他四肢的灵活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每天早晚，贝布蒂都要用椰子油给他按摩。要活动他所有的关节；他的胳膊和腿被对角折叠过他发红的身体；让他右脚的大脚趾碰到左肩，左脚的大脚趾碰到右肩，然后两个脚趾再轻触一次鼻尖；最后，他的四肢在腹部上方被一把抓住，然后伴随着一下轻拍和一声轻笑，四肢被松开了。

毕司沃斯先生对这些活动反应良好，于是贝森达娅信心十足地决定在第九天举行一场庆祝。她把村子里的人请来吃饭。梵学家也来了，而且出人意料地和蔼仁慈，尽管他用举止暗示，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就不会有这样的庆祝了。理发师扎格鲁带来了他的鼓，赛路唐将身上涂满烟灰，在牛圈里跳起了湿婆舞。

毕司沃斯先生的父亲拉各胡的出现引起了一阵不快。他是走着来的；他的腰布和外套被汗水和灰尘浸透。“啊，这可真好，”他说，“开庆祝会，却不叫孩子的父亲吗？”

“马上离开这里，”贝森达娅从一边的厨房里走出来说，“父亲！你有什么资格自称父亲？每次你妻子临产的时候你都要把她气走！”

“这不关你的事，”拉各胡说，“我儿子呢？”

“尽管去吧。上帝已经惩罚了你的自吹自擂和一毛不拔。去看你的儿子吧。他会让你丧命的。六根手指，逆产出生。进去看看他。他的喷嚏会带来不幸。”

拉各胡踟蹰了。“带来不幸的喷嚏？”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你只能在第二十一天的时候见他。如果你现在做什么蠢事，后果自负。”

老人从他的绳床上冲着拉各胡骂骂咧咧道：“无耻，恶棍。我一看见这个人就觉得黑暗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接下来，在一番争吵和恐吓之后，他们达成了和解。拉各胡承认他犯了错，并且已经为这错误受到了惩罚。贝布蒂也愿意和他回去。他答应在第二十一天的时候再来。

贝森达娅开始为那一天收集干椰子。她先把椰子剥皮，然后把椰子壳放到炉子上烘烤，准备榨取梵学家交代的椰子油。然后是漫长的煮沸、撇去浮泡和再次煮沸的过程，令人惊讶的是，要用很多椰子才能榨出一点点椰子油。但是椰子油还是按时准备好了，拉各胡也在那天赶到了，他打扮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还修剪了胡须；他恰如其分地摘下了帽子，走进小屋内黑黢黢的里间，里面散发着热腾腾的椰子油和干茅草的味道。他用帽子从右边挡住脸，然后俯视盛满椰子油的铜盘。被帽子挡住视线的父亲看不见毕司沃斯先生，他从头到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脸向下正对着椰子油。毕司沃斯先生不喜欢这样；他皱着前额，紧紧地闭着眼睛，放声哭叫着。明澈的琥珀色椰子油荡起涟漪，打碎了毕司沃斯先生面孔的倒影，他的脸已经因为愤怒而扭曲，而这次相见总算结束了。

几天以后，贝布蒂和她的孩子们回到了家里。此后，毕司沃斯先生的重要性逐渐消退了。最后，甚至连每天的按摩都没有了。

但是他还是颇受重视的。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会带来不幸的孩子，他的喷嚏尤其如此。毕司沃斯先生很容易感冒，因而在雨季里时刻威胁着将给家庭带来贫困。如果毕司沃斯先生在拉各胡去甘蔗种植园之前打了喷嚏，拉各胡就待在家里，上午在菜园里劳作，下午制作手杖和木底鞋，或者雕刻短刀刀柄和手杖头的花纹。他最喜欢雕刻的图案是一双长筒橡胶雨靴；他自己从来没有穿过长筒橡胶雨靴，但是他看见监工头穿过。无论做什么，拉各胡绝不会离开屋子半步。尽管如此，毕司沃斯先生的喷嚏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小灾小难：买东西的时候丢了三个便士啦，打碎了一只瓶子啦，弄翻了一盘菜啦等等。有一次，毕司沃斯先生接连三个早晨都打了喷嚏。

“这孩子早晚会把他的父母生吞活剥。”拉各胡说。

一天早晨，就在拉各胡刚刚穿过院子和道路中间的排水沟时，他突然停住了。毕司沃斯先生打喷嚏了。贝布蒂跑出来说：“没有关系。他打喷嚏的时候你已经上路了。”

“但是我听见他打喷嚏了。我听得很清楚。”

贝布蒂说服他去工作。大约一两个小时之后，正在她淘米准备做午饭的时候，她听见路上传来喊声。她跑出去，发现拉各胡躺在一辆牛车上，右腿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他咆哮着，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愤怒。送他回来的人拒绝把他抬进院子里：毕司沃斯先生的喷嚏早已远近闻名。拉各胡不得不靠在贝布蒂的肩膀上，一瘸一拐地走进去。

“这孩子迟早会把我们都变成叫花子。”拉各胡说。

他的话出自心中深深的恐惧。虽然他省吃俭用，竭力使这个家和他自己在省得不能再省的情况下维持生计，但是他始终感到贫困触手可及。他积攒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浪费和失去得更多，也就益发小心谨慎。

他在每个星期六和其他劳工一起到种植园办公室的外面排队领取薪水。监工头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他的卡其布软帽摆在桌子上，占据了不少空间，但这是富有的象征。他的左边坐着一个印度职员，傲慢，严厉，一丝不苟，干净的小手握着红色和黑色的墨水笔，在厚厚的分类账目上写着整洁而细小的数字。就在那个职员一边记着数字一边用尖而清晰的声音念出姓名和工资数的时候，监工头从他面前的一摞摞银币和一堆堆铜币中挑拣出硬币，然后尤为小心地从一沓蓝色的一元纸币、稍微小一些的红色两元纸币，以及淡绿色的五元纸币中挑拣出纸币。几乎没有一个劳工一周能赚到五元钱；五元纸币是为那些同时领取自己和妻子或者丈夫的薪水的人准备的。监工头的卡其布软帽旁围着一圈硬邦邦的蓝色纸袋，像是在守护帽子一般，袋口呈整齐的锯齿状，上面印着很大的数字，纸袋因为装着沉甸甸的硬币而笔直地挺立着。透过纸袋边缘整齐的圆孔可以瞥见里面的硬币，拉各胡听说那些圆孔是为了让硬币呼吸。

拉各胡迷上了这些纸袋。他设法搞到一些纸袋，过了好几个月之后，通过一点小小的把戏——比如把一先令换成十二便士——他把这些纸袋装满了。从此之后他就无法罢手。所有人，甚至包括贝布蒂，都不知道他把这些袋子藏在什么地方；但是，关于他把钱埋了起来而且有可能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些传说让拉各胡感到恐慌，为了反驳这些流言，他变得更加节俭。

毕司沃斯先生长大了。他那曾经被每天按摩和护理两次的四肢现在总是沾满尘土，好几天都不洗一次。营养不良曾经给予了他不幸的第六根指头，现在则让他感染湿疹和脓疮，湿疹和脓疮红肿开裂，然后结痂，然后又开裂，直到它们发出恶臭；这些脓疮和湿疹在他的脚踝、膝盖、手腕及肘部尤为严重，在他身上留下火山坑似的疤痕。营养不良赐给他单薄的胸脯和瘦骨伶仃的四肢，还阻碍了他的发育，让他有一个柔软的隆起的腹部。但是，还是能看出来，他长大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饥饿。不上学也没有让他感到难过。只有梵学家不让他靠近河水和池塘这一点让他觉得不快。拉各胡水性极好，贝布蒂希望他能教会毕司沃斯先生的哥哥们游泳。于是，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拉各胡就带着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到不远处的水塘游泳，而毕司沃斯先生则留在家里，由贝布蒂给他洗澡。她用一块蓝色的肥皂用力地揉搓他，把他全身的脓疮都擦破了。但是一两个小时之后，脓疮红肿和擦破的地方渐渐恢复，伤口开始结痂，毕司沃斯先生又欢呼雀跃了。他在家和他的姐姐德黑蒂玩。他们用水和着黄土做成壁炉；他们在空的炼乳罐里面煮几把大米；然后，他们把罐盖当作烧烤的烤盘来做甩饼。

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从来不参与这些游戏。他们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不但过了玩这种把戏的年龄，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帮助种植园打破不允许雇佣童工的法律规定。他们渐渐学会了成年人的举止。他们说话的时候在牙齿缝里噙一片草叶；他们咕咚咕咚地喝酒，然后长出一口气，用手背抹嘴；他们一顿吃很多米饭，拍拍肚皮打一个饱嗝；每个星期六他们排队领取自己的薪水。他们的工作是看管拉载装有甘蔗的大车的水牛。水牛的乐园是一片离工厂不远的散发着腻人甜腥的泥泞水塘；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在这里和另外十二个同样瘦骨嶙峋的男孩一起，整天在泥泞中和水牛打交道，他们吵吵嚷嚷、兴高采烈、精力旺盛，认为自己的工作举足轻重。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的腿上沾满了水牛带来的泥块，因为快干了，已经变成白色，这使他们看起来就像消防处和警察局里那些从树根到树腰都刷着白石灰的树。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即使到了同样的年纪，毕司沃斯先生也不大可能和他的哥哥们一起在水牛塘里工作。梵学家反对他靠近水；即使人们可以论辩说泥浆不是水，即使在那里的一个意外也许就能移除拉各胡的恐惧之源，但无论是贝布蒂还是拉各胡都不愿违背梵学家的警告。他们想着再过两三年，等到毕司沃斯先生可以用镰刀的时候，可以让他加入割草的男孩儿女孩儿们。这些孩子和看管水牛的男孩之间总是时不时地争吵，不过，哪一方占上风是不言而喻的。看管水牛的男孩子们，腿上糊着白色的泥块，用小棍或轻弹或抽打水牛，冲着牛群大喊大叫，让它们听命，行使着权威。而割草的孩子们，在路上疾走，形成一列纵队，他们的头被捆得又高又宽的湿漉漉的草堆遮住，几乎看不见；而且因为头上负载的重量和遮在脸上的青草，他们对挑衅和辱骂只能报以含糊、简短的回应，这势必使他们处于下风。

但毕司沃斯先生是要去割草小帮队的。之后，他将到甘蔗地里撒种、清理、种植和收割；他将根据所做的活计领薪水，而他所做的活计将由一位监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衡量。他将留在这里。由于不识字，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位监工或者称重员。也许，许多年以后，他可能攒够钱去租或者买几亩地，种植自己的甘蔗，然后按照种植园规定的价钱把甘蔗卖给他们。但要实现这一切，除非他拥有同哥哥普拉塔布一样的力气和乐观态度才有可能。因为这正是普拉塔布的人生轨迹。普拉塔布虽然一生都是文盲，但是他将比毕司沃斯先生富有；他将比毕司沃斯先生早许多年拥有自己的房子，一栋高大结实的好房子。

然而，毕司沃斯先生始终没有去种植园工作。即将发生的事情带他远离了甘蔗地。那些事情没有引领他走向富裕，却让他能在以后的岁月里通过阅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得到安慰，尽管那时他只是躺在斯林百金床上，身处那间陈设着他大部分财产的斗室。

隔壁邻居达哈里买了一头怀孕的母牛，小牛出生的时候，达哈里因为妻子在外工作，两人又没有孩子，就让毕司沃斯先生白天给小牛喂水，酬劳是一周一个便士。拉各胡和贝布蒂都很高兴。

毕司沃斯先生非常喜爱这头小牛，因为它纤细的身体看起来几乎不能承受它的大脑袋，因为它颤抖的骨节分明的腿，还因为它那双大大的悲伤的眼睛和粉红色的憨憨的鼻子。他喜欢看小牛热烈而又随意地吸吮母牛的乳房，细瘦的四肢摊开在地，脑袋几乎被它妈妈的腹底遮住了。他不仅给小牛喂水，还带着它散步，领它穿过潮湿的珍珠茅草地，走过甘蔗地中间布满车辙的小路，迫不及待地喂它各种各样的青草，但却无法理解为什么小牛不情愿从一个地方被领到另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样的散步途中，毕司沃斯先生发现了那条小溪。那里肯定不是拉各胡带着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游泳的地方：水太浅了。但肯定是贝布蒂和德黑蒂星期天下午洗衣服的地方，她们回来的时候手指都被水浸泡得发白起皱。小溪在竹林里流过大大小小、五彩斑斓的光滑石头，清凉的流水声混合着尖细的竹叶发出的沙沙声、高大的竹竿摇摆时发出的咯吱声，以及它们互相摩擦时发出的叹息声。

毕司沃斯先生站在小溪边向下看去。急流和水声使他忘记了它并不深，石头似乎异常滑溜，他恐慌地爬上岸，盯着溪水，此时它再一次变为无害的溪水；小牛懒洋洋而又不高兴地站在一边，对竹叶没有一点兴趣。

他不断地回到他被严禁靠近的小溪那儿去。它的欢乐似乎永不止息。在岸边树荫下的小小漩涡中，他看见了一群黑色的小鱼，它们和周围背景的颜色如此相近，以至于很容易被错认为水草。他在竹叶上躺下来，慢慢地伸出一只手，但当他的手指刚一触及水面，小鱼就扭动着轻快地游开了。从那之后，他看小鱼的时候就不会试图去捉它们。他只是注视着它们，然后往水里扔东西。一片干枯的竹叶就能在鱼群里引起不小的震动；一小节竹枝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惊吓；但是如果他静止不动，也不再扔东西的话，鱼群就会重新安静下来。然后他会朝水里吐唾沫。虽然他不像哥哥普拉塔布吐得那样好——普拉塔布随便用力一吐，都可以在唾液落地的地方发出回响，毕司沃斯先生还是很惬意地看到，在被冲到小溪的主流之前，他的唾液在黑色的鱼群上方缓缓地旋转。他偶尔试着钓鱼，用一根细竹竿、一段渔线和一根弯的别针，不过没有鱼饵。鱼并不咬钩；但如果他剧烈地摇动鱼线，它们就会惊惶不已。在注视鱼群足够久之后，他会朝水里扔下一根小棍；然后，他就能心满意足地看见整个鱼群立刻四散逃开。

后来有一天毕司沃斯先生把小牛弄丢了。他全神贯注地望着鱼群，忘记了小牛的存在。等他扔下小棍吓跑鱼群，再想起小牛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他沿着岸边和附近的田野搜寻。他走回达哈里早晨留下小牛的地方。拴牛的铁桩还在那里，铁桩的顶端因为连续的摩擦已经变得扁平，闪闪发亮，上面却没有拴牛绳，小牛也不在那里。他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小牛，到长着毛茸茸草头的高杆野草地里，在一排排看上去好像整齐的红色伤口的排水槽附近，在田垄与田垄之间，以及甘蔗丛里。他呼唤着小牛，轻轻地学着牛叫，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

突然间，他觉得小牛的失踪未尝没有好的可能；它已经完全可以照顾自己，并且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在达哈里院子里的母亲身边。而他当下的最佳选择是藏起来，一直等到小牛被找回来，或者被遗忘。天色已经晚了，他认为最好的藏身处莫过于家里。

接近傍晚了。西边的天空交汇着金色和烟灰色。大部分村民做完工，正往家走，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溜边走，有时候还要藏到排水槽里。他不为人察觉地到了自家的后院。他看见贝布蒂在小屋和牛棚之间的台子上用烟灰和水清洗珐琅、铜和锡制的碗碟。他藏身到木槿树篱笆后面。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回家了，他们嘴里噙着草叶，头上的软毡帽被汗水浸透了，脸上带着阳光留下的晒痕和汗水的污迹，腿上沾着白色的泥块。普拉塔布解开缠在他脏裤子上的白色棉布，开始熟练地以成年人的得体架势脱下衣服，然后用葫芦瓢从一个黑色的大油桶里舀水浇到身上。普拉萨德站在木板上清理腿上的泥块。

贝布蒂说：“你们得在天黑前弄些木柴来。”

普拉萨德不耐烦起来；似乎因为在剥除腿上泥块的关系，他失去了成年人的冷静，把帽子摔到地上，像一个孩子那样叫喊起来：“你干吗现在让我去？你干吗每天都叫我？我不去！”

拉各胡走到后院，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没有完工的手杖，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根冒烟的金属丝，那是他用来把图案烧到手杖上用的。“听着，孩子，”拉各胡说，“不要以为你能挣钱了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照你妈说的做。在我用这手杖抽你之前赶快去，即使手杖没有做完我也可以抽你。”他一边开着玩笑一边笑了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愤怒不已的普拉萨德捡起帽子，和普拉塔布一起向前屋走去。

贝布蒂端起盘子朝前面阳台上的厨房走，她和德黑蒂要在那里一起做晚餐。拉各胡走回前院的篝火处。毕司沃斯先生从木槿篱笆钻进去，跨过那条窄窄浅浅的排水槽，灰黑色的排水槽咯咯地响着，混合着从洗涤台流过来的夹杂着灰烬的水和普拉塔布泥污的洗澡水。然后他朝屋后小小的阳台走去，那里有一张桌子，是小屋里唯一一件真正出于木工之手的家具。他从阳台进入他父亲的房间，穿过挂帘钻进了床底下——所谓床，就是几块搭在竖直地陷进地里的圆木上的厚木板——他开始等待。

这是一种长久的等待，但是他忍耐着，并没有觉得有丝毫不适。床底下的旧衣服、尘土和干茅草的味道混合成了一种强烈的霉味。为了打发时间，他漫不经心地试图把一种气味同另一种气味分开，同时竖起耳朵听着屋里屋外的动静。那些声音遥远而又富于戏剧性。他听见他的哥哥们回来，把他们拾回来的干木柴扔在地板上。普拉萨德仍然愤愤不平，拉各胡警告着他，贝布蒂哄劝着。然后，突然间，毕司沃斯先生警觉起来。

“哎，拉各胡？”他听出来是达哈里的声音，“你那小儿子呢？”

“穆罕？贝布蒂，穆罕在哪里？”

“我想是和达哈里的小牛在一起吧。”

“这么说吧，他不在。”达哈里说。

“普拉萨德！”贝布蒂喊道，“普拉塔布！德黑蒂！你们看见穆罕了吗？”

“没有，妈妈。”

“没有，妈妈。”

“没有，妈妈。”

“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拉各胡说，“你们以为就是问问吗？还不快去找他。”

“噢，天哪！”普拉萨德叫喊道。

“还有你，达哈里。这是你的主意，让穆罕看管你的小牛。我要你负责。”

“我看地方官可不是这么想的，”达哈里说，“一条小牛就是一条小牛，而对于一个不如你富裕的人来说……”

“我敢说不会出什么事情的，”贝布蒂说，“穆罕知道他不能靠近水。”

一声悲号把毕司沃斯先生吓了一跳。那是达哈里发出来的。“水，水。噢，这个不祥的男孩。让他的父母倾家荡产还不算，他现在又破我的财。水！噢，穆罕妈妈，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水？”拉各胡似乎困惑不解。

“水塘，水塘，”达哈里哀号着，毕司沃斯先生听见他朝左邻右舍叫喊，“拉各胡的儿子把我的小牛弄到水塘里淹死了。一头上好的小牛。我的第一头小牛。我唯一的一头小牛呀。”

交头接耳的人群很快围拢过来。许多人那天下午到过水塘；相当一部分人看见过一头小牛在那里徘徊，一两个人甚至看见了一个男孩。

“胡说！”拉各胡说，“你们这群撒谎的人。我的儿子不会到水边去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梵学家尤其禁止他靠近自然形态的水。”

运货马车夫拉克汗说：“可是这人也太不像话了。他似乎一点也不关心他儿子有没有淹死。”

“你怎么知道他想的是什么？”贝布蒂说。

“别管他，别管他，”拉各胡说，带着一种受伤而又宽容的口吻，“穆罕是我的儿子。至于我是否关心他的死活，那是我的事情。”

“那我的小牛怎么办？”达哈里说。

“我不关心你的小牛怎么样。普拉塔布！普拉萨德！德黑蒂！你们看见你们的弟弟了吗？”

“没有，父亲。”

“没有，父亲。”

“没有，父亲。”

“我去那儿潜到水里找找他。”拉克汗说。

“你也太爱现了。”拉各胡说。

“噢！”贝布蒂叫喊起来，“别吵了，赶紧去找孩子吧。”

“穆罕是我的儿子，”拉各胡说，“如果有人要潜到水里找他的话，非我莫属。我向上帝祈祷，达哈里，当我潜到水底时，我会找到你那条不幸的小牛。”

“证人！”达哈里说，“你们都是我的目击证人。他这话要在法庭上再说一遍的。”

“到水塘去！到水塘去！”村民们这样说着，这个消息被大声说给那些新凑过来的人，“拉各胡要潜到水塘底找他的儿子。”

藏在床下面的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还高兴地听着，然后就开始忧惧了。拉各胡走进房间，喘着粗气，咒骂着村民。毕司沃斯先生听见他脱了衣服，喊贝布蒂过来给他全身涂满椰子油。她过来帮他涂好了油，然后一起离开房间。路上传来人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和脚步声，随后，声音渐渐地消失了。

毕司沃斯先生从床底下钻出来，惊慌地发现小屋没有一点亮光。隔壁的房间里有人开始哭泣。他走到门口去看。是德黑蒂。她从墙上的钉子上取下他的衬衫和两件背心，把它们贴在脸上。

“姐姐。”他悄声说。

她听见他的声音，然后看到了他，她的哭泣随之变成了尖叫。

毕司沃斯先生手足无措。“没事的，没事的。”他说。但是他的话毫无用处，他走回父亲的房间。他走的正是时候，因为就在那会儿，萨德胡，那个隔两座房子相邻的老人，走进来问出了什么事情，他说话的时候牙缝之间嘶嘶地漏气。

德黑蒂继续尖叫。毕司沃斯先生把手插进裤兜里，然后通过裤兜上面的破洞，用手指掐着大腿。

萨德胡领着德黑蒂走了。

外面，不知在哪个方向，一只青蛙呱呱地叫着，然后发出一种吞吐泡泡的声音。蟋蟀早已唧唧鸣叫起来。毕司沃斯先生一个人待在黑暗中，心中无限恐惧。

水塘坐落在沼泽地上。水面上长满了野草，从远处看似乎只是一个浅水坑。实际上，水塘里到处都有陡然而起的深沟，村民们都认为它们深不可测。水塘周围既没有树也没有山，因此，虽然太阳已经落下，天空依然高远而明亮。村民们安静地站在水塘旁安全的边上。蛙声阵阵，大家平时呼作“扑突鸟”的林鸱鸟开始发出名副其实的悲鸣。蚊子已经四下出动；时不时地，某个村民拍打着胳膊或者抬起腿来拍打着。

马车夫拉克汗说：“他已经潜下去很久了。”

贝布蒂皱起眉头。

还没等拉克汗脱下衬衫，拉各胡已经跃出水面，他鼓起双颊，吐出的池水划过一道弧线，然后深深地大声吸气换气。水从他油滑的皮肤上滑过，他的胡须贴着上嘴唇，头发搭在前额上。拉克汗把他拉起来。“我肯定下面有什么东西，”拉各胡说，“但是太黑了。”

远处低矮的树丛被逐渐幽暗的天空映衬成漆黑的一团；落日橙黄色的余晖染上了一层灰色，像是被脏兮兮的拇指擦脏的。

贝布蒂说：“让拉克汗潜水吧。”

有人说：“明天再找吧。”

“明天？”拉各胡说，“然后搅浑我们大家的水吗？”

拉克汗说：“我去。”

拉各胡喘着气，摇摇头说：“我的儿子，这是我的职责。”

“还有我的小牛。”达哈里说。

拉各胡没有理睬他。他用手指梳理头发，鼓起双颊，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一跃而入。片刻工夫他已经又回到水里了。在水塘里做不了那些花哨的潜水动作；拉各胡仅仅是放任自己沉下去。水面波荡，泛着涟漪。天空投射下来的光线渐渐黯淡。他们等待时，一阵凉风从北面的山上吹过来；在摇动的野草中，水面波光粼粼。

拉克汗说：“他浮上来了。我看他找着什么东西了。”

他们从达哈里的哭声中知道拉各胡找着了什么。贝布蒂开始尖叫，然后是普拉塔布、普拉萨德和所有的女人，男人们则帮忙一起把小牛抬到岸上。它身体的一侧粘着绿色的稀泥；它细瘦的四肢包裹着藤蔓一样的野草，仍然新鲜、黏稠、青绿。拉各胡坐在岸上，从两腿之间注视着黑黝黝的水面。

拉克汗说：“现在让我下去找那孩子。”

“是啊，孩子他爸，”贝布蒂请求着，“让他去吧。”

拉各胡坐在原地没动，深深地吸着气，他的腰布紧贴在皮肤上。然后，他又下水了，村民们再次安静下来。他们等待着，一会儿看看小牛，一会儿看看水塘。

拉克汗说：“一定出事了。”

一个女人说：“现在别说不吉利的话，拉克汗。拉各胡水性很好。”

“我知道，我知道，”拉克汗说，“但是他潜下去的时间太长了。”

之后他们又静默了。有人打了一个喷嚏。

他们转身，发现毕司沃斯先生站在不远的暗处，用一只大脚趾搔着另一只脚的脚踝。

拉克汗进了水塘。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冲上来猛推毕司沃斯先生。

“这个孩子！”达哈里哭喊着，“他害死了我的小牛，现在又要把他的亲生父亲置于死地。”

拉克汗把失去意识的拉各胡抬上岸来。他们把他放到湿草上，使劲摇晃他，然后从他的鼻孔和嘴里按压出水。但是已经太迟了。

“报丧，”贝布蒂不停地说，“我们必须要报丧。”于是死讯被激动的村民自发地传播到各个地方。最重要的报丧对象是贝布蒂在波各迪斯的姐姐塔拉。塔拉是个有名望的人。她命中注定没有子息，也命中注定要嫁给一个轻而易举就摆脱了田野劳作并且发财致富的人；他已经拥有一家酒屋和一家干货店，而且是特立尼达最早拥有汽车的几个人之一。

塔拉来了，并且立刻掌控了局面。她的胳膊上从手腕到肘部都戴满了她常常向贝布蒂推荐的银镯子：“它们没有那么漂亮，但是我这胳膊只要一挥就可以制服任何一个袭击者。”她还戴着耳环和鼻环，也就是“鼻子上的花朵”。她脖子上挂着足金的项圈，脚踝上缠着粗重的银脚链。尽管身上戴着又多又重的珠宝，她依然精力充沛，颇有手腕，并学会了她丈夫那一套颐指气使。她让贝布蒂在一边哀悼，自己安排其他一切事情。她带来了自己惯用的梵学家，时常大声指使他；她教导普拉塔布在葬礼上的言谈举止；她甚至还带来了一个摄影师。

她告诫普拉萨德、德黑蒂和毕司沃斯先生要不卑不亢、不要碍事，她命令德黑蒂照看毕司沃斯先生是否穿着得当。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毕司沃斯先生受到送葬者们的同情和礼待，虽然其中还掺杂着一丝惧怕。因为受到关注而窘迫不安的毕司沃斯先生在院子和屋里走来走去，觉得自己可以从空气中分辨出一种新的生肉的味道。他的嘴里也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他从来没有吃过肉，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好像吃了生肉一样；恶心的酸水不停地从嗓子后面涌出来，使他不得不一直吐口水，直到塔拉说：“你怎么回事？怀孕了吗？”

贝布蒂沐浴更衣。她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被整齐地分开，在头发分缝的地方填上了红色的花染剂，然后铲掉花染剂，又填上木炭末。她将永远是个寡妇了。塔拉发出一声简短的号哭，在她的暗示下，其他妇女也开始哀号。贝布蒂湿湿的黑发上仍然残留着几滴花染剂，像血滴一样。

因为不许火葬，所以拉各胡要被土葬。他躺在卧室的棺材里面，穿戴着他最好的腰布、外套和头巾，脖子上缠着念珠，一直垂到外套上。棺材被金盏花点缀着，用来映衬他的头巾。大儿子普拉塔布完成了仪式的最后部分——绕着棺材走。

“现在照相，”塔拉说，“快点。把他们都叫到一起。这是最后一次了。”

一直在芒果树下抽烟的摄影师走进小屋，说：“太暗了。”

男人们来了兴致，指手画脚地给出建议，而女人们还在那里号哭。

“把棺材挪到屋外。靠在芒果树上。”

“点一盏灯。”

“照照片不能太黑了。”

“你知道什么？你从来没有照过相。现在，我建议……”

摄影师是华人、黑人和欧洲人的混血儿，根本无法理解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最后他和几个男人把棺材抬到阳台，将它靠在墙上。

“小心！别让他滑出来。”

“天哪。所有的金盏花都掉出来了。”

“别管它们，”摄影师用英语说，“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小点缀。地板上的花朵。”他在院子里立好三脚架，就在茅草屋顶的破屋檐下面，然后钻进黑布里。

塔拉唤起悲痛中的贝布蒂，整理她的头发和面纱，然后擦干她的眼泪。

“五个人一起，”摄影师对塔拉说，“很难安排他们的位置。照我看，应该是一边站两个，另一边站三个。你确定你想要五个人一起吗？”

塔拉非常确定。

摄影师嘬嘬牙花子，但并不是冲着塔拉。“看着，看着，怎么没有人把那个棺材抵住不让它滑下来呢？”

塔拉让人弄好棺材。

摄影师说：“现在好啦。母亲和长子站在两边。母亲旁边站小儿子和女儿。长子旁边，次子。”

男人们给出了更多的建议。

“让他们看着棺材。”

“看着母亲。”

“看着最小的儿子。”

摄影师最后解决了一切问题，他对塔拉说：“让他们都看着我。”

塔拉翻译了摄影师的话，然后，他钻到黑布下面，几乎立刻又钻出来了。“让母亲和长子把手放到棺材沿上好吗？”

在大家照办他的话后，他又钻进了黑布里。

“等等！”塔拉叫嚷着从屋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新做的金盏花花环。她把花环套到拉各胡的脖子上，然后用英语对摄影师说：“好了，现在你照吧。”

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得到这张照片，直到一九三七年他才第一次看见它，照片被装在一个相框里，悬挂在塔拉坐落在波各迪斯的新豪宅的起居室墙上，淹没在众多的其他葬礼照片、椭圆形的边缘模糊的亲友遗照，以及彩色的英国乡村图片中。照片已经褪成极淡的褐色，被摄影师在上面盖的鲜艳依旧的向日葵形印章和他用黑色软铅笔写下的污脏而潦草的签名磨损了一角。毕司沃斯先生对自己的瘦小感到惊讶不已。脓疮和湿疹的疤痕在他骨节突出的膝盖上以及细瘦的胳膊和腿上历历可见。照片中的每个人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瞪视着的大眼睛，看上去就像被描上了黑色眼眶。

塔拉说得很对，这张照片将是这个家庭在一起的最后见证。因为几天以后，毕司沃斯先生和贝布蒂、普拉塔布、普拉萨德以及德黑蒂就离开了帕罗特瑞斯，一家子永远地分开了。

分离在举行葬礼的那个傍晚就开始了。

塔拉说：“贝布蒂，你必须让德黑蒂跟我走。”

贝布蒂早就等着塔拉提出这样的建议。过不了四五年，德黑蒂就要到出嫁的年龄，因此最好还是把她送给塔拉。她将学会礼仪，变得有教养，有了塔拉给她的嫁妆，她甚至可能嫁一户好人家。

“如果你身边需要什么人的话，”塔拉说，“最好是你自己家里的亲戚。我一直都这么讲。我可不喜欢陌生人在我的厨房和卧室里探头探脑。”

贝布蒂也同意最好用自家亲戚当用人。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甚至包括毕司沃斯先生，虽然没人问他们意见，也都点头称是，仿佛他们对于用人的问题已经深思熟虑过。

德黑蒂低头盯着地板，晃动着她长长的头发，嗫嚅着一些字眼，大概是说她年龄太小不能做出决定，但是她显然非常高兴。

“给她弄几身新衣服。”塔拉说，手指滑过德黑蒂为葬礼穿的乔其纱裙子和缎子衬裙。“给她一些首饰。”她用拇指和手指攥住德黑蒂的手腕，抬起她的脸庞，然后翻了翻她的耳垂，“耳环。很好，你替她穿了耳洞，贝布蒂。她不需要这些小棍了。”德黑蒂在她的耳洞中穿着从椰子树叶上弄来的细硬的小刺。塔拉开玩笑地揪揪德黑蒂的鼻子。“还有鼻环。你想要一朵鼻子上的花吗？”

德黑蒂羞涩地笑了，没有抬头。

“好吧，”塔拉说，“现在的时尚随时都在变化。我只是一个守旧的人，如此而已。”她摸摸她的金鼻环。“守旧是要破费的。”

“她会让你满意的，”贝布蒂说，“拉各胡没有钱。但是他把他的孩子教养得很好。有教养，孝顺……”

“相当孝顺，”塔拉说，“现在不是哭哭啼啼的时候了，贝布蒂。拉各胡留给你多少钱？”

“什么都没留下。我不知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向我保密吗？村子里每个人都知道拉各胡有很多钱。我敢肯定他留给你的钱足够让你做点小买卖了。”

普拉塔布咂咂嘴。“他是个守财奴，那个人。他过去一直都把钱藏起来。”

塔拉说：“这就是你父亲给你们的教养和孝顺吗？”

他们翻找着。他们把拉各胡的箱子从床底下拉出来，寻找有没有夹层；根据贝布蒂的建议，他们在木头的结节里寻找任何一个可能藏钱的地方。他们拨开熏得乌黑的茅草，用手摸索着椽子；他们拍打泥土地和竹子混泥砌成的墙壁；他们检查拉各胡的手杖，取下上面的金属环，那是拉各胡唯一的奢侈品；他们拆除了床，并把竖在那里的圆木从地上拔起来。他们一无所获。

贝布蒂说：“我认为他真的没什么钱。”

“你是个傻瓜。”塔拉说，恼怒之余，她吩咐贝布蒂收拾好德黑蒂的行装，带着德黑蒂走了。

因为家中不能生火做饭，他们在萨德胡家吃饭。食物没有放盐，而毕司沃斯先生一旦开始咀嚼，就觉得自己在吃生肉，嘴里再次涌满了恶心的酸水。他迅速跑到屋外，吐净嘴里的东西，漱了口，但是那味道始终去除不掉。他们回到屋子里，贝布蒂安顿毕司沃斯先生睡觉，当她把拉各胡的毯子盖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开始尖叫。毯子毛乎乎的，扎人皮肤；这似乎就是他一整天闻到的那种生肉鲜腥味的来源。贝布蒂任他在那里尖叫，一直到他叫累了，在昏黄摇曳的油灯灯光里睡去，而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依然漆黑。她注视着灯芯烧得越来越短，直到她听见普拉塔布的鼾声——他像一个成年人那样打鼾——以及普拉萨德和毕司沃斯先生沉重的呼吸声。她自己只是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屋子里相当安静，而外面的噪音却响亮并且经久不息：蚊子、蝙蝠、青蛙、蟋蟀，还有林鸱。当蟋蟀错失一声鸣叫从而破坏了整体的喧闹时，她就会醒过来。

她在似睡非睡中被一种新的噪音吵醒。起初她不能肯定。但是声音非常近，而且它飘忽的顺序让她非常不安。那是她每天都会听到的声音，但是现在，突兀地出现在夜里，她无法确认其来源。声音又传来了：砰砰声，停顿，长时间的敲打声，然后是较轻的砰砰声。周而复始。最后是新的声音，瓶子摔碎的声音，闷响，似乎瓶子里装满了东西。她意识到那声音来自她的花园。有人被拉各胡倒着埋在花圃里的瓶子绊倒了。

她叫醒普拉萨德和普拉塔布。

毕司沃斯先生在窃窃私语和屋子里摇晃不定的影子中醒来，随后又闭上眼睛，将危险排除在外；立刻，就像刚刚过去的白天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像一出戏剧一样，模糊而遥远。

普拉塔布把手杖交给普拉萨德和贝布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小窗户，然后突然猛地用力推开它。

花园里亮着一盏防风油灯。一个人正用耙子在插满玻璃瓶的地里翻弄着。

“达哈里！”贝布蒂喊道。

达哈里没有抬头，也没有回答。他继续耙地，刨动了地里的器具，撕扯开稳固着土地的根茎。

“达哈里！”

他开始唱一首婚礼上的歌。

“弯刀！”普拉塔布说，“把弯刀给我。”

“噢，天哪！不，不。”贝布蒂说。

“我要出去剥了他的皮。”普拉塔布说，他因为愤怒而提高了嗓门，“普拉萨德？妈妈？”

“关上窗户。”贝布蒂说。

歌声停止了，达哈里说：“是啊，关上窗户睡觉去吧。我在这里照看你们呢。”

贝布蒂使劲拉上小窗户，插上窗栓，然后把手放在窗栓上。

挖地声和瓶子碎裂的声音持续着。达哈里唱道：

坚决执行你的日常工作

毫无畏惧，信仰上帝

“达哈里不是一个人来的，”贝布蒂说，“别去惹他。”然后，仿佛她不仅仅蔑视达哈里的行为，而且想给他们所有人一种安全感，她补充说：“他只是想找你父亲的钱。让他翻吧。”

毕司沃斯先生和普拉萨德很快就重新进入梦乡。贝布蒂和普拉塔布没有合眼，一直等到他们听见达哈里的最后几句歌声，不再听到他用耙子挖地和瓶子破裂的声音为止。他们没有交谈。只有一次，贝布蒂说：“你父亲一直警告我，说村里的这些人不好。”

正如往常一样，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他们谁也没有提及发生的事情，而贝布蒂坚持让他们像平常一样到水牛塘去工作。天色刚刚亮她就走到花园里。整个花圃被翻了个遍；露水沾满了翻出来的泥土，混合着被连根拔起的植物，植物已经打蔫，看起来触目惊心。蔬菜地没有翻过，但是番茄地已经被毁，树桩被打烂了，南瓜也被弄得稀烂。

“噢，拉各胡的老婆！”一个男人从路上叫着，她看见达哈里跳过排水槽。

他漫不经心地从木槿花丛中摘了一片被露水打湿的叶子，在手掌中揉烂，然后放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向她走过来。

她的怒火腾地冒出来。“滚出去！马上滚！你还认为自己是个男人吗？你是一个无耻的流氓。卑鄙无耻，懦弱无能。”

他走过她身边，经过小屋，一直走到花园。他一边嚼着一边打量着被毁坏的一切。他穿着工作服，弯刀装在腰间黑色的皮制刀鞘里，一只手拿着珐琅饭盒，肩膀上挂着装水的葫芦。

“噢，拉各胡的老婆，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我希望你找到让你高兴的东西了，达哈里。”

他耸耸肩膀，低头看着被破坏的花圃。“他们还是会继续寻找的，夫人。”

“每个人都知道你失去了小牛。但那是个意外。那么……”

“是啊，是啊。我的小牛。意外。”

“我会为此记住你的，达哈里。拉各胡的儿子也不会忘了你。”

“他是个好水手。”

“残忍的人！出去！”

“非常乐意。”他朝花圃吐出木槿花叶子。“我只是想告诉你，那些恶毒的人还会再来的。你干吗不帮帮他们，夫人？”

贝布蒂没有人可以求助。她不相信警察，拉各胡也没有朋友。更何况她不知道谁是和达哈里一伙的。

那天晚上他们归集了拉各胡所有的手杖和弯刀，然后等待着。毕司沃斯先生闭着眼睛倾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他很难做到时刻警惕。

他被屋里的低语和动静惊醒了。似乎远远地有人在哼唱一首舒缓而悲伤的婚礼之歌。贝布蒂和普拉萨德站着。普拉塔布拿着弯刀，在门和窗户之间狂怒地踱来踱去，他走得如此迅疾，以至于油灯的光焰随着他的走动摇摆不定，有一次竟噗的一声熄灭了。屋子陷入黑暗中。过了一会儿，火焰又燃起来，拯救了他们。

歌声越来越近，就在它几乎传到屋前的时候，他们听见其中夹杂着窃窃私语和轻轻的笑声。

贝布蒂打开插销，把窗户推开一条小缝，看见花园里闪烁着灯笼的光。

“一共是三个人，”她悄声说，“拉克汗，达哈里，乌曼德赫。”

普拉塔布把贝布蒂推开，猛力推开窗户，高声喊道：“出来！出来！我要把你们全都杀了。”

“嘘！”贝布蒂说，把普拉塔布拉开，试图关上窗户。

“拉各胡的儿子。”一个男人在花园里说。

“别嘘我。”普拉塔布尖叫着，转身对着贝布蒂。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声音哽咽。“我要把他们都杀了。”

“闹腾的小家伙。”另一个男人说。

“我要回来把你们都杀了，”普拉塔布叫喊着，“我发誓。”

贝布蒂把他搂在怀里，像对小孩子一样安慰着他，然后她用同样温柔的、没有丝毫惊惶的声音说：“普拉萨德，关上窗户。然后睡觉去。”

“是啊，孩子。”他们听出来那是达哈里的声音。“上床睡觉。我们会每天晚上来这里照看你们。”

普拉萨德关上了窗户，却挡不住外面的吵闹：歌声，谈话声，不紧不慢的耙子和铁锹声。贝布蒂坐在那里盯着房门，在门旁边的地上，坐着普拉塔布，他身边放着一把弯刀，刀柄上刻着一双橡胶雨靴。他面无表情。他的眼泪已经干了，但是眼睛红红的，眼皮也肿着。

最后，贝布蒂把房子和地都卖给了达哈里，她和毕司沃斯先生搬到波各迪斯去了。他们在那里靠着塔拉的施舍度日，不过没有和塔拉住在一起，而是和塔拉丈夫的一些同样靠施舍度日的亲戚一块儿，住在远离大路的一条背街小巷附近。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被送到菲利斯提的远亲那里，在甘蔗园的中心地带；他们已经掌握了甘蔗地里的工作，并且因为年龄太大而无法学习其他技艺了。

于是，毕司沃斯先生离开了这所他唯一有部分所有权的房子。在以后的三十五年里，他像一个流浪者一样，辗转在没有一处他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除了他在那个由图尔斯家族掌管一切的世界里面试图建造的他自己的家庭，他也没有家人。随着外祖父母去世，他的父亲去世，他的哥哥们远在菲利斯提的甘蔗地里，德黑蒂成为塔拉家的用人，他自己也很快长大成人，离开贝布蒂。那时候她已经生病，变得越来越没有用，越来越无法接近，他感到他的确是孤立无援的。

第二章　在去图尔斯家之前

从此之后，毕司沃斯先生便再也无法说出他父亲的房子具体坐落在什么位置，或者达哈里和其他人在哪里挖翻过土地。他也从来不知道，最后有没有人找到拉各胡的钱。钱不会太多，因为拉各胡赚得很少。但是那块地里的确蕴含着宝藏。因为这里是特立尼达的南部，而贝布蒂贱卖给达哈里的那块土地后来被发现蕴含着丰富的石油。为此，毕司沃斯先生为《卫报周日特刊》写一篇专题文章时，取的大标题是“罗利[1]的梦想终于成真”。“但是这金子是黑色的。只有土地是黄色的。只有灌木丛是绿色的。”当毕司沃斯先生试图寻找他儿时待过的地方时，他只看见石油钻塔和油污的泵，无休无止地上下摇动着，周围全是红色的“禁止吸烟”的警示牌。他外祖父母的房子也不见了，而茅草土屋被扒倒之后，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他那在那不吉利的夜晚被埋掉的脐带，还有不久之后同样被埋掉的第六根手指，都已经化作尘土。水塘已被抽干，整片湿地已变成一座花园城市，里面是白色的木头平房，红色的屋顶，高高的支架上的蓄水池，以及整洁的花园。那个他曾经在里面观察过黑色小鱼的小溪已经被水坝截住，变成了一个水库，而那蜿蜒曲折、变化莫测的河床已被整齐划一的草坪、街道和汽车道代替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毕司沃斯先生出生和早年成长的痕迹。

他在波各迪斯的生活是这样的。

“你多大了，孩子？”加拿大教会学校的老师拉尔一边问，一边用毛发浓密的小手把玩着花名册上面的椭圆形尺子。

毕司沃斯先生耸了耸肩膀，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光脚板移到另一只。

“那你们家人希望你上哪一年级，嗯？”拉尔已经从低等印度种姓皈依了长老制教派，并因此对所有没有皈依的印度教徒报以蔑视。蔑视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对他们说磕磕巴巴的英语。“明天我要你把出生证明带来，你听见了吗？”

“出生证明？”贝布蒂重复着英语单词，“我没有。”

“没有出生证明，嗯？”第二天拉尔说，“看起来，你们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出生的。”

但他们一致决定了一个讲得通的出生日，拉尔填完了他的注册表，贝布蒂则去找塔拉帮忙。

塔拉带贝布蒂去见一个律师，那个律师的办公室是一间小木头棚屋，歪歪扭扭地搭在八根不成形状的圆木上。墙上的涂料已经变成了粉末。一块显然是自制的牌子上写着：F. Z. 哥罕尼，诉状律师、产权转让事务律师、宣誓公证人。但是他看上去却一点也不像牌子上所说的任何角色。他坐在一把摆在棚屋门前破烂的厨房用椅上，身子前倾，用一根火柴棍剔着牙齿，领带耷拉在身前。满是尘土的地板上堆着布满灰尘的大书，他身后的厨房桌子上有一张绿色的吸墨水纸，同样落满尘土，上面摆着一个极其精巧的金属装置，看上去好像是毕司沃斯先生在去波各迪斯的路上，经过圣约瑟夫广场时见到的玩具版旋转木马。这个玩具版的旋转木马上挂着两个橡皮印章，印章的正下方是一个带紫色圆点的锡罐。F. Z. 哥罕尼的其他办公用品都在他的衬衫口袋里；硬鼓鼓的口袋里装着钢笔、铅笔、纸张和信封。他必须把这些东西随身带着；他只在集市日和星期三才在波各迪斯的办公室工作；他在图纳普纳、阿里玛、圣约瑟夫和塔卡里瓜还有其他的办公室，在其他的集市日办公。“只要每天能让我做上三四个烂生意，”他常常这样说，“我就足够了，你明白的。”

看见三个印度人排成一行穿过排水槽上的厚木板，F. Z. 哥罕尼站起来，吐掉火柴棍，用一种愉快的嘲讽语气向他们分别致意。“夫人，夫人，还有小男孩。”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印度教徒，但是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徒，他并不相信他们。

他们爬上两节楼梯，走进他的办公室。屋子立刻就被塞得满满的。哥罕尼喜欢这样，因为这样可以吸引顾客。他拉出桌子后面的椅子坐了下来，让客户站在那里。

塔拉开始解释毕司沃斯先生的情况。看到在哥罕尼那张极为轻浮的脸上显现出诧异的神情，她十分受鼓舞，越来越啰唆。

在塔拉停顿的一个空当，贝布蒂说：“出生证明。”

“哦！”哥罕尼说。他的举止立刻变了。“出生证明。”这是他熟悉的事情。他看上去专业起来，然后说：“书面陈述。什么时候出生的？”

贝布蒂用印地语对塔拉说：“我说不清楚。但是梵学家司特拉姆应该知道。他在穆罕出生后给他占卜过星座。”

“我不知道你从那个人那里了解了什么，贝布蒂。他什么都不懂。”

哥罕尼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他不喜欢印度妇女在公共场合用印地语谈论私密，于是他不耐烦地问：“出生日期？”

“六月八号，”贝布蒂对塔拉说，“肯定没错。”

“好啦，”哥罕尼说，“六月八号。谁能说你不对？”他笑嘻嘻地伸出手去拉桌子上的抽屉，左拉右拉，拉了半天才拉开。他拿出一张大幅书写纸，撕成两半，把一半放回抽屉，再左推右推地把抽屉关上。他把另一半放到那张落满尘土的吸墨水纸上，盖上他的印章，准备撰写。“孩子的名字？”

“穆罕。”塔拉说。

毕司沃斯先生羞涩起来。他卷起舌头伸到上嘴唇上，然后试图用舌头触及他圆圆的鼻头。

“姓氏？”哥罕尼问。

“毕司沃斯。”塔拉说。

“很好的印度姓氏。”他又问了一些问题，写在纸上。等他写完，贝布蒂按了手印，塔拉深思熟虑了一阵，才在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了她的名字。F. Z. 哥罕尼又费劲地弄了半天抽屉，拿出另外半张纸，盖上他的印章，写好，然后让每个人都签了名。

毕司沃斯先生这时正头抵着一堵脏乎乎的墙，身子向前倾斜，脚尽力往后蹭着。他小心翼翼地吐着唾沫，试图让他的涎水一直垂到地面上而不中断。

F. Z. 哥罕尼挂好他的签印，拿下盖日期的印章。他转动了几个棘齿，在几乎干了的紫色印泥上重重地按了按，再重重地盖到纸上。有两块橡皮掉了下来。“可恶的东西。”他说着，并无怒意地检查了一下。他解释说：“年份总能印好，因为一年只需要转动一次上面的数字。但是日期和月份，咳，你要不时地旋转。”他拿起一条橡皮，若有所思地看着它们。“喏，把这些给孩子。让他玩吧。”他用一支钢笔写上日期，又说：“好了，其余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书面陈述是花钱的买卖。印章啊什么的，你们知道的。一共十元。”

贝布蒂在她面纱的打结处摸索着，于是塔拉付了钱。

“还有没有出生证明的孩子吗？”

“三个。”贝布蒂说。

“把他们带来，”哥罕尼说，“把他们都带来。任何一个集市日。下个星期怎么样？你知道，最好马上解决这些事情。”

就这样，毕司沃斯先生有了正式的身份证明，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零个零等于零，

零个二等于零。

孩子们的吟唱让拉尔非常满意。他信奉整体和纪律以及他津津乐道的“坚持之道”，他认为这些美德是那些没有皈依的印度教徒所缺乏的。

一个二等于二，

两个二等于四。

“停！”拉尔叫道，挥舞着他的罗望子教鞭，“毕司沃斯，零个二等于几？”

“二。”

“过来。你，拉米古利，零个二等于几？”

“零。”

“过来。那个大概是穿着妈妈的衬裙的男孩。你说多少？”

“四。”

“过来。”他两手握着教鞭的两端，灵巧地将其前后弯折着。他的外套袖子抖落下来，盖住了肮脏的袖口和细瘦的长满汗毛的手腕。外套原本是褐色的，但由于被汗水浸透，已经变成深黄色。毕司沃斯先生上学的日子里从来没有见过他穿别的外套。

“拉米古利，回到你的座位上。好，现在你们两个。现在你们说零个二等于几？”

“零。”他们一起哼哼唧唧地说。

“没错。零个二等于零。但是你却告诉我等于二。”他揪住毕司沃斯先生，把他贴身的裤子扒到屁股下面，用罗望子教鞭抽打，一边打一边说：“零个二等于零，零个零等于零，一个二等于二。”

毕司沃斯先生被放下来后，哭哭啼啼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现在轮到你了。在我们开始说任何事情之前，先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衬裙？”

不需要任何提示，男孩子们就可以从那火红的色彩和羊腿状的衣袖看出衣服明显是女式衬裙，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穿的衣服都是由别人的衣服改制的。

“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是我嫂子的。”

“你谢过她吗？”

没有回答。

“无论如何，等你见到你的嫂子，我要你捎个口信给她。我要你，”这会儿，拉尔抓住男孩，用罗望子教鞭抽打着，“我要你告诉她，零个二不等于四。我要你告诉她，零个零等于零，零个二等于零，一个二等于二，两个二等于四。”

毕司沃斯先生还学了其他东西。他从《乔治五世印地语读本》学会了用印地语对上帝祈祷，他还背诵了《皇家读本》上的很多英语诗歌。在拉尔的指示下，他做了大量笔记，虽然他从来就没有真的相信过笔记里的内容，什么间歇喷泉、裂谷、分水岭、洋流、墨西哥湾暖流，以及很多沙漠之类的。他知道了绿洲，拉尔教他把这个词念成欧西斯[2]，从那以后，绿洲在他的概念里不过是四五株枣椰树环绕着一个窄窄的淡水池，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漠和炽热的太阳。他还了解了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在算术方面他一直学到单利法，并且学会了把元和分换算成英镑、先令和便士。拉尔教的历史课仅仅被他当作一门学校的功课，一门学科，和地理课一样虚无缥缈；他还从那个穿红色衬裙的男孩儿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世界大战，虽然他根本不相信。

这个男孩叫艾力克，毕司沃斯先生和他成了朋友。艾力克衣服的颜色始终出人意料，有一天他做出震惊全校的举动，他撒出蓝色的小便，一种清澈的浅青绿色。对于兴奋的询问，艾力克回答说：“我不知道，朋友，我想可能因为我来自葡萄牙人[3]或者诸如此类吧。”好几天他都进行这样庄重的示范，让大部分男孩子都为自己的血统感到厌恶。

毕司沃斯先生是第一个知道艾力克秘密的人，于是有一天晨间休息时，在艾力克示范完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戏剧性地解开裤子，如法炮制。这引起了大家的愤慨，艾力克不得不取出一瓶“道得肾药”。不一会儿瓶子就空了，只剩艾力克声称必须留下的约略六片药。这些药和那件红色衬裙一样，都是艾力克的嫂子的。“我不知道她发现后会做什么。”艾力克说。而对那些仍然讨要药片的男孩们，他说：“自己去买好了。药店里面多的是。”许多男孩确实自己买了，整整一个星期，整个学校的小便池都流淌着青绿色的液体；而药商把销量突然增加归因于《道得肾药年鉴》的成功，年鉴上面除了笑话，还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说明这种药对特立尼达人有立竿见影的疗效，所有患者都给制药商写来感激涕零的信件，极为清楚地说明药效，并配有照片。

毕司沃斯先生和艾力克在大路后面的铁轨上平放着六寸的铁钉，它们被压扁之后就成了小刀和刺刀。他们一起到波各迪斯河玩，在那里抽了平生第一根香烟。他们扯掉衬衫上的纽扣，用来换弹球，艾力克用这些弹球赢了更多的弹球，让拉尔销毁的部分得到持续地补充，拉尔认为这种游戏低档，禁止在学校操场玩弹球游戏。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跟前，交头接耳，在被鞭打、被分开之后，总是又凑到一起。

毕司沃斯先生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发现了自己在写印刷字体上的天赋。艾力克在粗陋地涂抹色情画涂累了之后，就会设计字体。毕司沃斯先生快乐地模仿着，不断取得进步。有一天算术测验，在发现自己花费了很长时间也无法解开一道蓄水池问题之后，他在整张卷子上非常优美地用艺术字体写了“取消”，然后开始专心致志地画出字母的轮廓，并打上阴影。当测验结束的时候，他除了这个什么也没有完成。

拉尔此前曾经肯定了毕司沃斯先生的特长，但现在他暴跳如雷。“哈！写标语的，上来！”

他没有鞭打毕司沃斯先生。他命令他在黑板上写“我是蠢驴”。毕司沃斯先生将这些侮辱性的字词写得非常漂亮，整个班的学生都带着赞许窃笑着。拉尔在教室里面疾走，挥舞着罗望子教鞭要求安静。他抽了一下毕司沃斯先生的胳膊肘，于是有一个笔画写坏了。毕司沃斯先生把写坏的地方变成一个额外的装饰，他对此很满意，同时也在班里露了一手。这时，拉尔想要鞭打毕司沃斯先生或者命令他擦干净黑板已经太迟了。他愤怒地把他推开，毕司沃斯先生回到自己的座位，以英雄的姿态微笑着。

毕司沃斯先生在拉尔的学校里待了六年，在这六年里他和艾力克一直很要好。但是他对艾力克的家庭情况却一无所知。艾力克从来没有谈起过自己的父母，毕司沃斯先生只知道他和他的嫂子住在一起，就是那件红色衬裙的主人，那个没有拍过照片的道得肾药的使用者。而且据艾力克说，她揍起人来很凶。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他从来没有去过艾力克的家，艾力克也从来没有来过他家。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保持各自家庭的秘密。

要是学校里有谁看见毕司沃斯先生住的地方，都会让他无地自容，那是一间在后巷边上的小泥屋。他在那里住得并不开心，甚至在住了五年之后，他仍然把它当作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泥屋里的大部分人仍然和他们很生分，而他和贝布蒂的关系也令人失望，因为她羞于在一屋子生人面前对他流露亲热的感情。而且，她越来越多地为自己的命运悲泣；每当她这样时，他就觉得自己很窝囊很沮丧，但是他并没有去安慰她，而是出去找艾力克。她时不时地会发一些无用的脾气，和塔拉吵架，然后好几天都嘀嘀咕咕的，不论谁在跟前，她都威胁说要离开，到修路的地方找个工作，那里需要妇女将石头装在头顶篮子里进行运送。于是，一旦和她在一起，毕司沃斯先生就必须时刻忍受着愤怒和压抑。

圣诞节的时候，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从菲利斯提来看他们，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留着胡须；他们身上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熨烫平整的卡其裤，没有打油的褐色鞋子，蓝色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领口，戴着褐色的帽子，看上去也像是陌生人了。他们的手就如同他们粗糙的被太阳炙烤过的脸庞一样粗硬，而且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话说。普拉塔布断断续续地吐出简洁的词语，间杂着自嘲的叹息、短促的笑声和不时的停顿，但讲的是结构完整的短句。当普拉塔布谈起他买的骡子以及在做的苦差时，毕司沃斯先生并不特别感兴趣。买骡子在他看来纯粹是件滑稽的事，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眼前这个阴郁的普拉塔布就是曾经暴躁地冲出小屋，恐吓着要杀了花园里的男人的那个男孩。

至于德黑蒂，他很少看见她，虽然她就住在附近，在塔拉家里。他很少到那里去，除非塔拉的丈夫在塔拉怂恿下举行宗教仪式需要招待婆罗门的时候。那时，毕司沃斯先生会受到尊贵的待遇；脱下他破烂的裤子和衬衫，然后围上干净的腰布，他就换了一个人，而且他从来都不觉得，让他的亲姐姐谦恭地服侍他吃饭是不得体的。在塔拉家里，他像一个婆罗门那样受到尊敬，可以吃个痛快；但是只要仪式一结束，他拿上自己所得的钱和衣物离开，便又一次成为一个劳工的孩子——“父亲职业：劳工”是F. Z. 哥罕尼寄送的出生证明中的字样——在一栋泥屋的一个小间里和他身无分文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终其一生，他都身处如此境遇。作为图尔斯家族的女婿之一，也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时常发现自己处于一群有钱人，甚至一些有教养的人当中；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轻松自在，并可以唤起奢侈的本能；但是一成不变的是，到最后，他总是回到自己那拥挤的破烂的家。

塔拉的丈夫阿扎德身材瘦削，有一张瘦长且易怒的脸孔，他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亲切友好，倒不如说是一种施舍的慈祥，因此毕司沃斯先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十分不自在。阿扎德自己能够阅读，但是他认为，如果有人读给他听会更显得有身份，因此毕司沃斯先生有时候被叫到他家里，为他读一份他特别喜欢的报纸专栏，每次的酬劳是一个便士。那是一个美国报业的辛迪加专栏[4]，名字叫“你的身体”，每天讲述一个不同的对人体健康的威胁。阿扎德以严肃、担忧和警觉的态度倾听着。毕司沃斯先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让自己遭这份罪，而更让他惊奇的是那个作者塞缪尔·S. 皮特肯医生，能够保证这份专栏以如此频率按期发行。这个医生不曾松懈一次，二十年后专栏仍在，而阿扎德也没有失去对它的兴趣，有时候毕司沃斯先生的儿子读给他听，每次六分钱。

因而，无论什么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在塔拉家里，不是作为一个婆罗门，就是作为一个朗读者出现，和德黑蒂在塔拉家中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和她说话。

贝布蒂对她的孩子有一种格外的担忧：无论普拉塔布、普拉萨德还是德黑蒂，他们都没有结婚。她对毕司沃斯先生倒没有什么打算，因为他毕竟还小。况且，她认为他所受到的教育对他来说已经是有备无患，甚至是一种保障。但是塔拉不以为然。就在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学习股票和分红（这些交易对于拉尔来说就和对于毕司沃斯先生一样形同虚设），还要为了即将来访的学监学习《贝尔的杰出演说家》里的《莱茵河上的宾根》时，塔拉让他辍学，并告诉他，会让他当一个梵学家。

直到整理行装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仍然保留着一份学校的《贝尔的杰出演说家》。已经来不及再去归还了，而他从此也就没有还掉这本书。这本书一直跟随着他，最终，它被安置在锡金街的房子里由铁匠打造的书架上。

整整八个月，在一栋空荡荡、宽敞、没有漆过的木头房子里，梵学家杰拉姆教毕司沃斯先生印地语，指导他认识那些非常重要的经文，并教导他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房子里散发着蓝色肥皂和焚香的味道，因为经常擦洗，地板洁白光滑。这样维持房子的干净和圣洁，其中的规矩几乎让人人头疼，只有梵学家杰拉姆不以为然。早晨和傍晚的时候，在梵学家的严格观察下，毕司沃斯先生为梵学家的家族做礼拜。

杰拉姆的孩子都已经成家，所以他仅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她是一个长年受到欺负的勤勤恳恳的女人，现在的唯一工作就是照顾杰拉姆和他的房子。她毫无怨言。杰拉姆在印度人中因为博学而受到尊重。他还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虽然颇有争议，却使他更加受欢迎。他狂热地信仰宗教，但是声称不必每个印度人都如此。他还攻击一些家族在举行宗教仪式之后竖起旗帜的传统；但是他自家前院的花园里却真真切切有一片竹林，上面挂着褪色腐烂程度不一的红色和白色三角旗。他不吃肉，却振振有词地反对素食主义：当拉玛神出去打猎的时候，难道他仅仅是为了运动吗？

他还为印地语版本的《罗摩衍那》做注释，而且注释的一部分内容被口授给毕司沃斯先生，用来丰富他关于印地语的知识。为了让毕司沃斯先生耳濡目染，杰拉姆在巡游时也带着他；无论跟随梵学家去哪里，毕司沃斯先生都被授予圣环[5]和其他象征种姓身份的徽章，就像在塔拉家里一样，他发现自己受到人们的尊重。在这些场合，他的职责是帮助杰拉姆做一些机械性的事务。他端着盛有点燃的樟脑的黄铜盘子四处走动；虔诚的人们扔一枚硬币在盘子里，用他们的手指轻触一下燃烧的火焰，然后再摸一下他们的前额。他还要端着祝圣过的甜牛奶四处走动，牛奶表面漂浮着被切成条状的圣罗勒[6]叶子，每次施舍一茶勺。当仪式结束，开始招待婆罗门的时候，他就坐在杰拉姆的旁边；当杰拉姆吃过了，打着饱嗝要更多的食物继续吃时，毕司沃斯先生要负责为他调一杯小苏打水。之后，毕司沃斯先生会去圣坛，那是一方用土筑的平台，用面粉当点缀，种着小小的香蕉树，他要在那里搜寻供奉的硬币，仔细地搜寻每个地方，但对于烧过的祭品或者其他东西都不屑一顾。沾着面粉、泥土或者灰烬的硬币，要么因为洒过圣水而湿漉漉的，要么因为圣火而暖烘烘的，他把硬币拿给梵学家杰拉姆，而他那时候可能正忙于哲学辩论。杰拉姆会看都不看就挥手让毕司沃斯先生走开。但是只要一回到家里，杰拉姆就立刻要求他交出钱，数过之后又搜遍毕司沃斯先生的全身，以防他私藏。毕司沃斯先生还要把杰拉姆收到的礼物带回家，一般是一匹匹棉布，也有时候是沉重的成捆的蔬菜和水果。

其中一份特别大的礼物是一大串大迈克香蕉[7]。杰拉姆收到的时候，它们还是碧青的，被挂在大厨房里等着成熟。渐渐地，碧青的香蕉颜色变浅了，出现斑点，然后显现出一块块的淡黄色。很快，黄色扩散，然后变深，斑点变成褐色，也越来越多。成熟香蕉的果香，掩盖了香蕉茎上的黏液发出的酸涩气味，充盈着整栋房子，很明显，杰拉姆和他的妻子对此无动于衷，但毕司沃斯先生垂涎不已。他说服自己香蕉很快就会全部成熟，而杰拉姆和他的妻子不大可能一下子都吃完，这样许多香蕉就会腐烂。他还说服自己，少了一两只香蕉不会引起注意。于是有一天，当杰拉姆外出而他的妻子不在厨房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摘了两根香蕉吃掉了。但是之后那一串香蕉上的缺口却让他惊恐不已。它们不仅仅是惹眼，甚至是很刺目。

杰拉姆不会以鞭打作为惩罚。他发怒时，可能会打毕司沃斯先生耳光；但通常他并不如此激烈。比如，如果礼拜没有做好，他可能会让毕司沃斯先生背诵《罗摩衍那》的十二对对句，除非他背完，否则就禁闭在屋子里。那一整天，毕司沃斯先生都惴惴不安于偷吃香蕉会带来的惩罚，他那时正在纸板上抄写他并不理解的梵语诗文——这是在杰拉姆面前显示了他书写印刷体字母的高超技巧之后的任务。

杰拉姆那天晚上回来很晚，随后他的妻子服侍他吃饭。然后，就如平常每个晚上他吃完饭又休息一番后的习惯一样，他在没有遮拦的阳台上沉重地踱步，自言自语，重复着他那天历经的讨论。起初他引证对方的观点。然后他考查自己各式各样的回应；他的声音在最终版本巧辩妙语的结尾处极为高亢，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中间暂停时唱一段圣歌。毕司沃斯先生躺在他那用糖袋和面粉口袋做成的床上倾听着。杰拉姆的妻子在厨房里洗刷碗碟；废水经过一段竹管流到排水槽里，然后汩汩地流入灌木丛。

毕司沃斯先生在等待中进入了梦乡。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晨，有那么一会儿他没有任何恐惧。随后他犯下的错重新回到心头。

他在院子里洗了澡，掰断一小节木槿嫩枝，把一端挤碎，用它清理牙齿，然后把小枝折成两段，用它们刷了舌头。随后，他在花园里采集了做早礼拜用的金盏花、百日菊和夹竹桃，在精心布置好的圣台前面坐下来，毫无宗教热情。黄铜和陈腐的檀香木糊的味道让他非常反感；这是他之后在所有的庙宇、清真寺和教堂里都能分辨出来的气味，始终令他厌恶。他机械地清理了圣台上的图案和线条，填充着之前的檀香木糊的黑色或奶油色的凹槽；清理那些光滑的小鹅卵石比较容易，而卵石的象征意义还没有教给他。通常，梵学家杰拉姆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确保他没有对仪式敷衍了事，但是这个早晨他没有来。毕司沃斯先生颂唱了规定的经文，用新鲜的檀香木糊刷洗神像和光滑的石头，献上新鲜的花，摇响了铃，又供奉了用作祭品的甜牛奶。檀香留下的痕迹还湿湿地留在他的额头上，痒痒的；他要去找杰拉姆，把牛奶给他。

杰拉姆洗漱完毕，穿好衣服，精神抖擞地坐在阳台一角，垫着枕头，鼻梁上低低地架着眼镜，膝头摊着一本褐色的印地语写的书。当阳台在毕司沃斯先生的光脚下颤动的时候，杰拉姆抬头看了看，又低下头透过眼镜，翻看了一页他那本发暗的书。戴着的眼镜让他显得年老了一些，若有所思，宽厚慈祥。

毕司沃斯先生把装着牛奶的铜罐端到他面前。“老师。”

杰拉姆坐起来，重新安置了一个枕头，一只手掌窝起来，另一只手的手指碰了一下伸出的手肘。毕司沃斯先生倒了牛奶。杰拉姆用手腕的内侧触摸一下额头，然后祝福了毕司沃斯先生，把牛奶倒入口中，再用他湿漉漉的手掌梳理稀疏的白发，调整了一下眼镜，又低下头看他的书。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日常便衣，出来吃早餐。他们默不作声地吃着。突然，杰拉姆把他的铜盘推到毕司沃斯先生面前。

“吃这个。”

毕司沃斯先生的手指正艰难地扒拉着一些圆白菜，突然停了下来。

“你当然不会吃。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个盘子里吃过。”

毕司沃斯先生的手指感到又干又脏，先是弯曲着，然后僵直着。

“索娅尼！”

杰拉姆的妻子应声从厨房里慌慌张张地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背对着毕司沃斯先生。他低头看着她鞋底边缘的褶皱，那鞋底硬邦邦的，很脏。他很惊讶，因为索娅尼总是在清洗地板，清洁自己。

“去把香蕉拿来。”

她把面纱撩到前额上。“你不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事情忘了吗？这只是一件小事。”

“小事！一大把香蕉！”

她走到厨房，抱着香蕉走回来。

“把它们放到这里，索娅尼。穆罕，现在除了你没有人能吃这香蕉。当人们出于好意送礼物给我的时候，你以为是给你的吗？”随后，他声音中的尖锐消失了，他又像往常那个温和的循循善诱的梵学家了。“我们不能浪费，穆罕。我已经告诉你无数遍了。我们不能让这些香蕉烂掉。你必须把你开始吃的香蕉吃掉。现在开始。”

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被杰拉姆平静的举止麻痹了，因此这突如其来的命令让他大吃一惊。他低头盯着他的盘子，弯曲着手指，指尖沾满了变干的圆白菜碎末。

“现在开始。”

索娅尼站在门口，挡着光线。虽然这天阳光明媚，但是这个房间因为一侧是卧室，另一边是阳台低矮的屋顶，仍然十分阴暗。

“看，我替你剥了一根。”

香蕉在杰拉姆干净的手里旋转着，递到了毕司沃斯先生面前。他用肮脏的手指拿过香蕉，咬了一口，咀嚼着。令人吃惊的是，香蕉居然味道很好。但是这味道并不扩散，不能带来欢愉。他随后发现咀嚼破坏了味道，因而小心翼翼地咀嚼着，而不是品尝，只听见响亮的咯吱声在他的脑袋里回响。他从来没有听过吃香蕉会发出这样大的声音。

不久，香蕉吃完了，只留下埋在香蕉皮中间的硬硬的圆锥形小把，展开的香蕉皮像一朵巨大而丑陋的森林之花。

“看，穆罕。我又给你剥了一根。”

当他吃那根香蕉的时候，杰拉姆又慢慢地剥了一根。然后又一根，一根又一根。

等他吃了七根香蕉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吐了，索娅尼默默地流着眼泪，把他扶到后面的阳台。他没有哭泣，并不是因为勇敢：他只是觉得枯燥无味而又非常不适。杰拉姆突然大发雷霆，立刻站起来，重重地走回他的房间。

毕司沃斯先生从此再也没有吃过香蕉。那个早晨标志着他胃病的开端：自此之后，无论何时，只要他感到兴奋或者压抑或者愤怒，他的胃就开始发胀，直到因为发紧而疼痛。

最直接的恶果是他开始便秘。他无法在早晨的时候排泄，而他明白他不排泄就进行早礼拜是对神的亵渎。便意常常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到来，就是这个导致他离开杰拉姆的家，把他带回波各迪斯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意味着拉尔的学校、F. Z. 哥罕尼的破烂橡皮印章和落满尘土的书籍。

有一天晚上，他在惊恐中醒来。厕所离房子很远，摸黑到那里去让他感到害怕。他还害怕穿过这座咯吱作响的木头房子，打开门锁，拉开门闩，然后就可能惊醒对睡眠十分讲究的杰拉姆，而他即使在自己定好的时间被叫醒也会狂怒不已。毕司沃斯先生决定在自己的屋子里用一条手帕解决问题。他有好几条这样的手帕，这些手帕是用他和杰拉姆参加宗教仪式时别人送给他的棉布做的。等到了处理手帕的时候，他离开房间踮着脚尖走路，地板咯吱咯吱地响着，他穿过敞开的门厅和有围栏的后阳台。他小心地打开德麦拉拉窗户，窗子的顶端装着铰链，然后用左手稳住窗子，用右手把手帕尽可能远地扔出去。但是他的手太短了，而窗户又太重，因此他几乎没有操纵的余地，只听见手帕落在不远的地方。

他没有留下来关好窗户，而是迅速地回到自己的床上。他躺在那里久久不能入睡，不断地觉得又有新的便意。他刚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有人摇晃他。是索娅尼。

杰拉姆站在门口怒目而视。“你不是婆罗门，”他说，“我把你收留在我的家里，把你照顾得周周到到。我不求你的感激。但是你却企图谋害我。去看看你的杰作。”

手帕落在杰拉姆珍爱的夹竹桃树上。它的花朵再也不能用来做礼拜了。

“你永远也不能成为一名梵学家，”杰拉姆说，“我那天和给你占卜星象的司特拉姆交谈过了。你害死了你的父亲。我不会让你害我的。司特拉姆特别警告我，让你远离树木。去，整理你的行李。”

邻居们听到了，都跑出来看毕司沃斯先生，他扎着腰布，包裹搭在肩膀上，穿过村子离开了。

当毕司沃斯先生在步行和搭乘大车之后回到波各迪斯的时候，贝布蒂并没有因为他的归来而高兴。他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浑身发痒。他满以为她会高兴地迎接他，然后诅咒杰拉姆，并保证再也不把他送到陌生人那里去了。但是他一踏入后巷的小院子，就意识到自己想错了。她看上去非常消沉和冷漠，和阿扎德的另一个穷亲戚一起坐在敞着门、被煤烟熏得乌黑的厨房里碾磨玉米；然后，他毫不吃惊地发现，她看见他并不愉快，而是非常警觉。

他们马马虎虎地亲吻了对方，她开始问问题。他觉得她的态度非常冷酷，并把她的问题看作一种质问。因此他的回答是阴沉的、戒备的、愤怒的。她怒意高涨，向他吵嚷起来。她说他一点也不知道感恩，她所有的孩子都忘恩负义，从来不知道体谅别人为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辛劳。随后她的怒气消了，她变得通情达理，维护着他，就像他原本希望她在最初就能有的态度那样。但是现在这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了。她舀了水让他洗手，安置他坐在一个矮凳上，给他一些吃的。那并不是她自己的食物，因为在这个屋子里食物是共享的，她只是在厨房里帮忙烧了饭。她又好好地照顾他。但是她已经无法让他从阴郁中解脱出来了。

那时他没有看到她举动中的荒唐和温柔：欢迎他回到并不属于她的小屋，拿给他并不属于她的食物。但是他一直记得这些，在将近三十年之后，当他成为西班牙港一个小文学社的一员时，他用简单的无韵诗描写了这次见面并高声朗读了这首诗。他只字未提自己的失望、郁闷，以及所有的不愉快，而当时的情景被改写成寓言：旅途，欢迎，食物，还有庇护所。

吃完饭之后，他才知道贝布蒂不高兴还有另一个原因。德黑蒂和塔拉后院的男仆私奔了，这不单是对塔拉的忘恩，让她脸面无光，因为后院男仆是极为低级的工作，而且，这让她一次失去了两个训练有素的仆人。

“是塔拉想让你成为一个梵学家的，”贝布蒂说，“我不知道我们该怎样告诉她。”

“跟我说说德黑蒂的事情。”他说。

贝布蒂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没有人再看到过德黑蒂；塔拉发誓说永远都不会再提她的名字。贝布蒂的言下之意似乎是她自己应该为德黑蒂的举动受到所有的责备；虽然她声明自己已经不再与德黑蒂有任何瓜葛了，但是她的态度却显得她不但要为了塔拉的还要为了毕司沃斯先生的愤怒而袒护德黑蒂。

其实他既不生气也不引以为耻。当他问及德黑蒂的时候，他只是想起了那个以为自己的弟弟死了而把他的脏衣服贴在脸上哭泣的女孩。

贝布蒂叹息着。“我不知道塔拉会对这件事怎么说。你最好亲自去见她。”

塔拉也没有生气。虽然真如她起誓的那样，她没有再提及德黑蒂。而阿扎德，因为杰拉姆仅仅稍微暗示了毕司沃斯先生的不检点行为，他一面高声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一面试图让毕司沃斯先生仔细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毕司沃斯先生的尴尬让塔拉和阿扎德忍俊不禁，最后他自己也笑出来了；然后，在塔拉家舒适的后阳台上——虽然房子是泥墙，却有着结实的柱子，整洁的茅草屋顶，在半墙高的地方装着木制搁板，墙上悬挂着印度神像，使得整座房子看上去非常敞亮——他讲述了香蕉事件，起初他还言辞激烈、气势汹汹，但是当他注意到塔拉流露出同情的时候，他深刻地感到了自己的伤痛，于是忍不住失声痛哭，而塔拉把他搂在胸前，擦干了他的眼泪。就这样，他原本期望在他母亲那里得到的安慰由塔拉给予了。

阿扎德买了一辆公共汽车，又开了个车库，艾力克就在车库里工作。他不再穿红色的女式衬裙，也不再玩蓝尿的把戏，而是在油污中鼓捣一些神秘的事情。油污使他多毛的腿变得乌黑；油污也让他雪白的帆布鞋变得黑不溜秋的；油污弄黑了他的手，甚至延伸到手腕以上；油污让他的短工作服裤子乌黑而僵硬。他还有在油污的手指和嘴唇之间叼一根香烟而不沾半点油渍的本事，毕司沃斯先生很佩服。他的嘴唇还是可以轻易地歪曲扭动，他滑稽的小眼睛仍然有些斜视；但是他小小的方形脸的两颊已经凹陷下去，而且他现在始终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浪荡的神态。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和艾力克一起到车库工作。塔拉把他派去了酒屋。这是阿扎德第一笔投资，由此赚来的钱使他得以发展其他后来的生意。但是，随着阿扎德生意的扩张，酒屋逐渐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是他的哥哥布罕戴德负责经营。关于他有很多不好的传言：布罕戴德很显然常常酗酒，殴打妻子，并且有一个非本族的情妇。

贝布蒂并没有被征询意见，但她对塔拉感激涕零。毕司沃斯先生因为想到可以挣钱而兴奋莫名。他并不能挣到很多钱。他要住在店里，由布罕戴德的妻子安排饮食；他时不时地会收到一两套衣服；薪水是每个月两元钱。

酒屋是一栋设计简单的高长大楼，与地面水平，瓦楞铁皮的斜屋顶架在水泥墙上。因为双开式弹簧门的关系，从外面只能看见酒屋湿漉漉的地板和酒客的脚，因此，在这个通常都敞着大门的地方，这座建筑带了一丝邪恶的感觉。但是这门很必要，因为走进这扇门的大部分人都是要喝酒麻醉自己的。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都有人醉瘫在湿地板上，那是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的男人，还有女人；没出息的人在角落里哭泣，他们的悲痛被那些站着的酒客的喧哗和拥挤淹没，而酒客们一口吞下自己的朗姆酒，做个苦脸，又匆忙咽一口水，继续买更多的朗姆酒。到处都是诅咒发誓、自吹自擂、威胁恐吓的声音：打斗，破碎的瓶子和警察都屡见不鲜；铜币、银币和纸币则源源不断地跑进柜台下面油腻的抽屉里。

每天晚上，当酒屋打烊，当沉睡的人被抬到外面，当破碎的酒瓶和杯子被打扫干净、地板也清洁过之后——虽然无论怎样冲洗都不能冲掉生朗姆酒的气味——抽屉会被拉出来，瓦斯灯也从悬在天花板上的长长的铁丝钩上被拿下来，放到柜台上的抽屉旁边。钱都被整整齐齐地码好，布罕戴德在一张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的褐色牛皮纸上记下一天的收入。他用很黑的软铅笔在光滑的那面作记录。酒屋镶嵌在深沉的黑暗中；肮脏的木板和陈腐的朗姆酒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布罕戴德嘟嘟囔囔地算着账，背景音是瓦斯灯嘶嘶的声音，那声音曾经淹没在夜晚的喧嚣中，此刻在静谧中发酵成了咆哮。

布罕戴德的声音即使在低沉的时候也仿佛是一种哀鸣，带着暴怒的锋刃。他是一个矮小的人，有和阿扎德一样的尖鼻子和瘦长脸；不过这张脸上从来不曾有过慈祥的表情；永远都是厌倦和愤懑，特别是在夜晚的最后时刻。他快要秃顶了，凸出的前额有如同鼻子一样的曲线。他薄薄的上嘴唇轮廓突出，从中间分成了两块大小相当的匀称肉块，压在下嘴唇上，好似将其吞了下去，几乎完全遮住了下唇。布罕戴德算钱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在旁边研究那些肉块。

布罕戴德毫不掩饰地认定毕司沃斯先生是塔拉派来的奸细，因而对他极不信任。没有多久，毕司沃斯先生就发现布罕戴德手脚不干净，他夜晚热衷计算的账目不过是为了敷衍塔拉每周一次的查账。毕司沃斯先生并不吃惊，也不曾对此加以指责。他只是为布罕戴德的某些方法感到为难。

“如果有人喝了三四杯酒后还要酒喝，”布罕戴德说，“不要给他们倒满杯。”

毕司沃斯先生什么也没有问。

布罕戴德看向别处，解释说：“这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好。”

毕司沃斯先生发现了规律，当布罕戴德感觉他短斤少两差不多够一杯酒的分量时，他就会贪污一杯酒的钱。布罕戴德会直勾勾地盯着刚付钱给他的那个人，含糊其辞地说一会儿话，然后开始抛接硬币。每当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一枚硬币旋转着上升然后再掉落的时候，他就知道它最后一定会落进布罕戴德的腰包。

一旦布罕戴德高高兴兴地和顾客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他对毕司沃斯先生疑心和厌烦的时候。“你，”他会对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到底在看什么鬼？”有时候他会对柜台对面的人说：“看看他。总是笑眯眯的，嗯？好像就他最聪明。看看他。”

“没错，”酒客说，“他可是一个真正精明的人。你最好防着他点，布罕戴德。”

于是在酒客们那里，毕司沃斯先生就是那个“伶俐人”或者“小滑头”，某个可以奚落嘲讽的人。

他的报复是每天早晨给朗姆酒装瓶的时候往酒里吐唾沫。一样的朗姆酒会有不同的价格和标签：“印度女郎”、“白公鸡”、“长尾鹦鹉”。每一个牌子都有自己固定的顾客，而对于毕司沃斯先生来说，这种隐秘的报复给了他微小却持久的快乐。

储藏酒的房间附属于酒屋建筑群，围着没有铺砖的场院构成了一个四方形。布罕戴德和家人以及毕司沃斯先生住在其中的两间屋子里。天气好的时候，布罕戴德的妻子就在通向某一间屋子的台阶上做饭；下雨的时候，她在院子里的一间用瓦楞铁皮搭成的小棚里烧饭，那是布罕戴德在清醒和尚有责任感的时期搭的。其余的房间被用作储藏室或者租给其他人家。毕司沃斯先生睡觉的屋子没有窗户，永远是一片黑暗。他的衣服挂在一面墙上的钉子上；他的书占据了地板上的一小块空间；他和布罕戴德的两个儿子睡在用椰子纤维制成的硬邦邦的、带有异味的床垫上。每天早晨床垫被卷起来，在地板上留下粗糙的纤维碎屑，然后被推进隔壁房间布罕戴德的那张四柱大床下面。等这一切安排妥当，毕司沃斯先生就觉得在一天中剩下的时间里，他和这间屋子没有任何瓜葛了。

在每周日和周二下午酒屋歇业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有时候他到后巷去看他的母亲。他每个月给她一元钱，但是她仍然让他感觉无奈和不快，于是他宁可去找艾力克。但是，现在他很少能找到艾力克了，大多数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最后都去了塔拉家里。后阳台的书柜上出其不意地摆满了二十本高大的黑色的《综合知识大全》。阿扎德同意从一个美国的旅行推销员手中购买这些书；他还没付定金，书就被送来了，然后显然被遗忘了。那个推销员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人要求付钱，而阿扎德兴高采烈地宣称那个公司已经破产了。他压根儿没有读这些书的意思，但的确是赚了个大便宜；当毕司沃斯先生每周都来读这些书从而证明了它们的用处时，阿扎德很满意。

不久，毕司沃斯先生每周日的安排就成了习惯。他上午九十点钟到塔拉家里去，给阿扎德朗读这一周剪裁下来的“你的身体”专栏，拿自己该得的报酬，吃了午餐，然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阅读《综合知识大全》了。他阅读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他阅读，然后又很快忘记其中的内容，比如巧克力、火柴、轮船、纽扣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他阅读解答疑问的文章，里面附带漂亮却无用的插图，比如“为什么冰会使水变冷”、“火为什么会燃烧”、“糖为什么是甜的”等等。

“你一定要让布罕戴德的孩子们也读读这些书。”阿扎德兴奋地说。

但是布罕戴德的儿子们拒绝诱惑。他们学会了抽烟；脑袋里装满了羞耻而耸动的性话题；晚上，他们在窃窃私语中编织出骇人听闻的性幻想。毕司沃斯先生曾试图加入这个话题，却始终不得要领。他的尝试要么乏味没劲、不懂装懂，惹得他们哈哈大笑，要么就令人作呕，被他们威胁要把他的话散布出去。好几个星期他们都在用他说的某种下流话折磨他，直到最后他忍无可忍，告诉他们尽可以去四处宣扬。出乎意料，他们竟然从此闭口不提了。有一天晚上，他问布罕戴德的大儿子是如何得知这些性知识的，那男孩说：“哈，我有个妈妈呀，还用问吗？”

布罕戴德周末在酒屋的时候越来越少。他的儿子们开始还带着点骄傲和兴奋公开地谈论他的情妇；但是后来，当布罕戴德和他妻子之间的争吵愈演愈烈的时候，他们的谈论中流露出害怕来。当布罕戴德冲他妻子嚷嚷他的儿子们在夜晚悄声谈论的那些猥亵话时，他们越发感到震惊和耻辱。而那时布罕戴德妻子的沉默则更令人难以忍受。偶尔他们会摔东西，男孩子们和毕司沃斯先生忍不住尖叫起来。这时，布罕戴德的妻子会过来，异常镇静地试图安抚他们。他们想让她留下来，但她总是回到隔壁的房间里，和布罕戴德在一起。

在酒屋里，布罕戴德开始每天更频繁地抛接硬币，甚至在周五晚上塔拉来查账的时候也不例外。

有一个周末，那两间屋子里只有毕司沃斯先生独自一人。阿扎德一个住在岛的另一边的亲戚过世了。酒屋周六没有开张，那天一大早，布罕戴德一家人就跟阿扎德和塔拉一起去参加葬礼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原本满是压抑和沉闷，现在则充满了自由和诱惑的无限可能；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却想不出可以弄些什么恶作剧来满足自己。他抽了几口烟，却没有丝毫快感。渐渐地，连屋子本身也失去了起初令人兴奋的感觉。艾力克已经辞掉了在车库里的工作，或者是被辞退了，他离开了波各迪斯；塔拉家锁起来了；毕司沃斯先生也不愿回到后巷。但是那种自由和紧迫的感觉却没有消逝。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路上游荡，穿过他不曾走过的小巷。他招停巴士搭乘一小段路。他还在路边的小铺子里喝了无数软饮料，吃了不少硬点心。下午就这样消磨着。在完成了一周的工作之后，成群的人穿着周末的衣服，站在街角，在商店外面，或者围着卖椰子的大车。倦意袭来，他开始希望这一天早点结束，把他从自由中解脱出来。他回到黑洞洞的房间里，筋疲力尽，空虚茫然，苦恼阴郁，但是仍然亢奋不已，仍然不愿睡觉。

他惊醒时发现布罕戴德站在他铺在地板上的床垫前。他眼睛通红、双睑浮肿，他喝酒之后就是这副样子。毕司沃斯先生没有料到会有人在傍晚前就赶回来；他丧失了一整天的自由。

“算了吧，别装蒜了。你把它藏到哪里去了？”布罕戴德上嘴唇的肉块因为愤怒而颤抖着。

“藏什么啊？”

“呵，是吗？小滑头。这么说，你不知道？”布罕戴德把毕司沃斯先生从床垫上揪起来，抓住他的裤子后面，把他连人带衣服提起来，这在拉尔的学校里是广为人知的警察抓人的方式。就这样，布罕戴德把毕司沃斯先生带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没有别人；布罕戴德的妻子和孩子还没有从葬礼上回来。一件衬衣挂在椅子背上，衬衣下面挂着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裤子。椅子上散落着硬币、钥匙以及一些皱巴巴地团着的钞票。

“昨天我有二十六元。今天早晨只剩下二十五元了。嗯？”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你回来。我一直在睡觉。”

“睡觉。是啊，像一条毒蛇在睡觉。睁着眼睛。贪婪的眼睛和长长的舌头。就知道一直对塔拉和阿扎德告密。你以为你会得到什么好处？你期望他们会因此而给你一英镑一克朗吗？”他开始叫喊起来，从裤腰上抽出皮带，“嗯？你是不是还要告诉他们你偷了我一元钱？”他扬起胳膊，把皮带抽到毕司沃斯先生头上。每次皮带扣落到骨头上时都会发出清脆的响声。

突然，毕司沃斯先生号啕起来。“噢，上帝！噢，上帝！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布罕戴德停了手。

毕司沃斯先生的颧骨处被抽划出口子，眼睛下面鲜血淋漓。

“滚出去，你这可恶的饶舌小人。立刻滚出去！不然我就剥了你的皮。”布罕戴德上唇的肉块又开始颤抖，而他扬起的胳膊也在颤抖。

当毕司沃斯先生把贝布蒂叫醒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后巷仍然阒然无声。

“穆罕！出了什么事？”

“我摔倒了。别问我。”

“过来，告诉我。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总是把我送到别人那里去？”

“谁打你了？”她用一根手指压了压他脸颊上的伤口，他瑟缩了一下。“布罕戴德打你了？”她解开他的衬衣，看见了他背上的抽痕。“他打你了？他打你了？”

她让他趴在她房间的床上，然后，自他婴儿时期之后，第一次用油给他的身体按摩。她给了他一杯加了红糖的热腾腾的甜牛奶。

“我再也不回去了。”毕司沃斯先生说。

但是贝布蒂并没有给他想要的安慰，相反，仿佛是在跟他争论一样，她说：“那你要到哪里去呢？”

他烦躁起来。“你从来就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你是一个叫花子。”

他有意要伤害她，她却很麻木。“这是我的命运。我的孩子没有一个省心的。而你，穆罕，最是倒霉。司特拉姆所说的关于你的一切都应验了。”

“我不止一次听你和其他人说起这个司特拉姆。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说你将是一个败家子，一个骗子，还会是一个浪荡子。”

“哦，不错。一个每月挣两元钱的败家子。整整两元钱。两百分钱。如果你把这些分币放进袋子里可是颇有分量的。那么浪荡子呢？”

“不过本分的日子。和女人们鬼混。不过你现在还小。”

“布罕戴德的儿子们比我淫荡得多。对他们的母亲也这样。”

“穆罕！”贝布蒂说，“我不知道塔拉会怎么说。”

“又来了！你为什么老是在意塔拉会说什么呢？我不想让你再去见塔拉了。我不想要她的任何东西。阿扎德可以管好‘他的身体’。让布罕戴德的儿子们给他朗读。我不干了。”

但是贝布蒂还是去找了塔拉。于是在那个下午，仍然穿着丧服、佩戴着珠宝的塔拉刚刚结束她在葬礼上的工作，应付完葬礼摄影师，就来到了后巷。

“可怜的穆罕，”塔拉说，“那个布罕戴德，他真是无耻浑蛋。”

“我敢肯定是他自己偷了钱，”毕司沃斯先生说，“他对此可是轻车熟路。他一直都在偷窃。而每次他偷的时候我都能看出来。他会抛接硬币。”

“穆罕！”贝布蒂说。

“他才是浪荡子、败家子和骗子。不是我。”

“穆罕！”

“我知道所有关于他的情妇的事情。他的儿子们也知道。他们还为此夸耀。他和他的妻子吵架，还打她。即使他来下跪求我回去，我也不会回到那间酒屋去了。”

“我看不出布罕戴德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塔拉说，“但是他感到抱歉。那一元钱没有丢。就在他裤子口袋的底部，而他之前没注意到。”

“依我看，他醉透了。”耻辱再次刺伤了他，他哭泣起来：“你知道，妈妈。我没有父亲可以照看我，谁都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塔拉开始哄劝他。

毕司沃斯先生虽然沉浸在塔拉的哄劝和自己的伤心之中，仍然恼怒地说着话。“德黑蒂逃离你是对的。我敢肯定你没有好好对待她。”

因为提及德黑蒂的名字，他犯了忌讳。塔拉立刻紧绷起脸，一言不发地走了，长裙飞舞，胳膊上的银镯子叮当作响。

贝布蒂跑到院子里追上她。“你千万别介意那孩子，塔拉。他还小。”

“我没有介意，贝布蒂。”

“噢，穆罕，”贝布蒂回到房间里的时候说，“你会让我们变得一无所有。你会看见我在贫民窟里过完这辈子的。”

“我自己会找份工作。我将来还会有自己的房子。我受够这一切了。”他冲着泥墙和黑乎乎的茅草屋顶挥舞着仍然疼痛的胳膊。

星期一的早晨他就开始找工作。一个人是怎样找工作的？他猜想，人们就是看看找找吧。他在大路上来来回回地走着，看着。

他经过一个裁缝铺，试图想象自己在剪裁卡其布、粗缝、操作缝纫机。经过一个理发店的时候，他试图想象自己在皮带上磨着剃刀；他神游着，在脑海中为左手大拇指精心设计了一套护具。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他看见的那个裁缝，那是个在昏暗的铺子里愁苦地做缝纫的肥胖男人；至于理发师，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那些给他理发的人；他甚至还想到，梵学家杰拉姆要是知道他以前的学生从事理发师这自古以来就为人不齿的职业，会怎样感到憎恶。他继续走着。

他没有一丁点儿的意愿走进他看见的任何一家店铺去找一份工作。于是，他强迫自己去完成某些有难度的任务。比如，他试图在二十步以内走完一段距离，他没能走完，这被他当作失败的预兆。有一会儿他任由自己为一个殡葬铺所吸引，那是一个简易的瓦楞铁皮做的小棚子，它不曾在悲痛前妥协，没有被新木材、鱼胶及法国抛光漆的气味淹没，棺材就放置在铺满了锯末、刨花和未成形的厚木板的地板上。廉价的棺材和未经加工的木头成排地靠着一面墙立着；经过打磨上光的昂贵棺材躺在一排排架子上；工作台周围有尚未加工完的棺木，棺材的零碎部件散落得到处都是；一个角落里堆着一些摇摇欲坠的廉价婴儿棺材。毕司沃斯先生见过很多婴儿的葬礼；其中有一个他印象尤为深刻，一个慢慢蹬着脚踏车的男人腋下夹着棺材。“在这里找一份工作，”他想，“有一天帮着把布罕戴德给埋了。”他经过干货铺——奇怪的名字：干货——在晃悠悠的狭小空间里塞满了杂货，比如锅碗瓢盆、布匹和带有鲜艳别针的卡片、盒装的针线、挂在衣架上的衬衣，还有崭新的油灯、铁锤、锯子、晾衣夹和其他东西，泛滥成灾的货物似乎撑破了整个铺子，连店门都关不上，堆积在地板上和桌子上的货物一直挤到了外面。店主们待在铺子里，身处货物的夹缝之中，被阴沉所淹没。店里的伙计们站在店铺外面，或者在耳朵后面夹着铅笔，或者用铅笔敲打着账簿，深色的复写纸从账簿的第一张纸中探出一角。食品杂货店里掺杂着油、糖和咸鱼的潮湿味道。蔬菜摊湿漉漉的，但菜很新鲜，散发着泥土的气味。食品杂货店老板的妻子和孩子们虽然油污满身，却气定神闲地站在柜台后面。蔬菜摊后面的女人们，年纪大的举止得宜，瘦长脸上充满悲伤；年轻丰满的则目光犀利、充满挑衅；一两个大眼睛孩子在仍然沾着泥土的紫红色甘薯堆后面玩耍；婴儿们躺在不引人注意的后面的炼乳罐箱子里。骡车、马车和牛车川流不息、轰隆轰隆地驶过路面，沉重的铁圈车轮碾过沙砾和沙子，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着。不时地，尾部打结的长鞭子呼哨着噼啪落下，给牲口们一个短暂的刺激。赶车的男人们坐在他们的车上；赶车的男孩儿们站在车上，对着他们的牲口和竞争对手叫喊着、呼哨着；一般这样的比拼至少有六场。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了后巷，他的决心动摇了。“我再也不去找任何工作了。”他告诉贝布蒂。

“你怎么不去塔拉那儿跟她说？”

“我不想见塔拉。我要自杀。”

“这对你来说可是最好不过了。对我也是。”

“好。好。我什么也不想吃。”他怒火万丈地离开了小屋。

愤怒给了他力量，他决定一直走下去，直到自己精疲力竭为止。这次他沿着大路走了另一个方向，经过了F. Z. 哥罕尼的办公室，它比以前更肮脏了，但依然完好无损，办公室关着门，因为今天不是集市日；他经过一排看起来似乎一模一样的店铺，里面是一模一样的店铺老板，一模一样的货物，一模一样的伙计；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沉郁。

在那个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他已经走出波各迪斯好几英里，一个眼睛闪烁发亮、胡髭厚重反光、身形修长的年轻人朝毕司沃斯先生走过来，在他的肩膀上轻拍了一下。他尴尬地认出是兰姆昌德，塔拉那个失职的后院仆人，现在是德黑蒂的丈夫。他曾经在塔拉家见过他几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

兰姆昌德不但没有丝毫不自在，反而表现得似乎和毕司沃斯先生熟识多年似的。他以极快的语速问长问短，毕司沃斯先生只来得及点头作答。“最近怎么样？很高兴看见你。你母亲怎么样？好吗？太好了。酒屋怎么样？真是滑稽。你知道‘长尾鹦鹉’、‘印度女郎’还有‘白公鸡’吗？我现在就做那些朗姆酒。其实都一样，你知道的。”

“我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给塔拉干活是没有前途的。正如你所见，我现在在酒厂工作，你知道我赚多少钱吗？来嘛，猜猜看。”

“十元。”

“十二。每个圣诞节还有奖金。还可以以批发价买酒喝。不错吧，嗯？”

毕司沃斯先生欣羡不已。

“德黑蒂总是说起你。有一次每个人都以为你淹死了，你还记得吗？”提及这件事情好似解除了他们之间的陌生感一样，兰姆昌德补充说：“你为什么不来看看德黑蒂呢？她昨天晚上还谈起你呢。”他犹豫了一下。“也许你还可以去我们那里吃点什么。”

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了他的犹豫。这使他想到兰姆昌德是下等种姓的人；虽然在大路上思考一个每个月挣十二元钱并且有奖金和其他福利的人的种姓问题很荒诞，但毕司沃斯先生对于兰姆昌德把他看作一个可以巴结奉迎的人还是很受用。他同意去看看德黑蒂。兰姆昌德兴高采烈地继续说下去，向他透露一些家里其他人的事情。他告诉毕司沃斯先生，阿扎德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好，塔拉得罪了太多的人。塔拉可能发过誓再也不提及兰姆昌德的名字；而他却迫不及待地一遍又一遍提及她。

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对他在塔拉家里被当作婆罗门奉为上宾的待遇和他跟随梵学家杰拉姆巡游时受到的尊重有所质疑。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把这当回事；他只觉得这是偶尔玩玩的游戏里的规则。在去兰姆昌德家的时候，他更认为那只是个游戏。小屋一点都不像是下等人住的地方。泥墙近期刷白过，并漆有蓝色、绿色和红色的手掌形图案（毕司沃斯先生认出那图案是兰姆昌德的宽阔手掌和短粗指头的印迹）；茅草屋顶很新很整洁；泥地板很厚，被拍得很结实；日历上的画片贴在墙上，后面阳台上还有一个帽架。这些都比后巷那个摇摇欲坠、疏于维护的小屋有生气得多。

但是婚姻似乎并没有给德黑蒂带来快乐。她因为在自己家里被人看到而感到非常不自在，并试图暗示这一切都和她无关。当兰姆昌德开始指点小屋里一些吸引人的特色时，她啧啧地咂咂嘴，于是他停下了。毕司沃斯先生无法相信德黑蒂会如同兰姆昌德说的那样谈起过他。她几乎没开口，也没有看他一眼。她面无表情地从里屋抱出一个熟睡的丑陋婴儿给他看，同时又暗示她并不是为了给他看才抱出来的。她看上去憔悴又阴沉，对于她丈夫急于讨好毕司沃斯先生的举止无动于衷。但她还是用不慌不忙的方式尽可能地款待了毕司沃斯先生。他明白她是害怕遭到回绝，害怕他可能会带回家的议论，这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德黑蒂从来就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现在则是实实在在的丑陋。一双华人那样细长的眼睛死气沉沉，瞳孔没有一丝光，白眼球浑浊不堪。长满丘疹的红脸颊在下端鼓出来，下垂到嘴角。下嘴唇凸出，似乎是被她脸颊的重量挤压出来的。她坐在一个矮凳上，长裙子背面被小腿和大腿后部绷得紧紧的，正面一直垂过膝盖。毕司沃斯先生对她的成熟感到吃惊。造成他这种印象的是她的坐姿，两腿分开，但两腿之间被得体地遮住了；他一直把这个姿势和成熟的女人联系到一起。他试图在这个女人身上找寻他所了解的那个女孩的身影。但是当他看见她表现得愈来愈不耐烦，而兰姆昌德在她的指引下开始生火做饭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感到此时见到的德黑蒂完全抹除了从前的形象。他怅然若失；这失落感增添了他自走进小屋起就感到的不快。

兰姆昌德从厨房出来，以最放松的姿势坐在地板上。他伸开一条裤管稍短的腿，双手环抱着另一边曲折的膝部。他鬈曲而浓密的头发闪着油光。他冲着毕司沃斯先生微笑，冲着婴儿微笑，也冲着德黑蒂微笑。他请毕司沃斯先生朗读墙上贴着的日历画和主日学校的卡片，当毕司沃斯先生照做的时候，他满心欢喜地听着。

“你肯定能成大器，”兰姆昌德说，“能成气候。在你这个年龄就能识文断字。我曾经听你给阿扎德朗读。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健康的人。但是有一天他会垮下去的，就让他战战兢兢吧。他不生病就心不安。实话告诉你，我很是可怜他。我可怜所有这些有钱的家伙。”之后他发现兰姆昌德还可怜其他许多人。“还有普拉塔布。他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因为他不断地买那些骡子，鬼才知道是为了什么。最新买的两头已经死了。你听说了吗？”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听说过，于是兰姆昌德讲述了骡子的血腥下场；其中一头是自己叉到竹竿上被活活戳死的。他还谈到了普拉萨德以及他正在找老婆的事情；然后用一种宽容的戏谑口气谈起布罕戴德和他的情妇。他越发热络了；显然他认为只有自己的状况是完美的，而这完美让他心情愉悦。“还没有完成这里的装点，”他用手指着墙壁说着，“我正在搜集更多主日学校的卡片。耶稣和马利亚。嗯，德黑蒂？”他带着笑容把嘴里一直嚼着的火柴杆朝婴儿扔去。

德黑蒂厌恶地闭上眼睛，微微鼓起长着丘疹的双颊，转过脸去。火柴杆轻飘飘地落在婴儿身上。

“我们还做了一些改进，”兰姆昌德说，“来。”

这一次德黑蒂没有咂嘴。他们来到后面，毕司沃斯先生看到小屋旁边正在加盖一个房间。修剪整齐的树枝被埋在泥里；用几根大树枝做成的椽子已经安置好了；在立柱之间，竹竿以辫状编织成墙；泥地板已经堆好，但还没有被压实。“额外的房间，”兰姆昌德说，“等一切都布置好了，你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毕司沃斯先生的沉郁加剧了。

他们继续参观小屋，兰姆昌德指点着他为小屋增益的点缀：嵌进泥墙里的架子、桌子、椅子。在后面的阳台上，兰姆昌德指给他看那个帽架。帽架上八个帽钩两两对称，环绕着一片切割成菱形的玻璃。“这是这里唯一一个不是我自己做的东西。德黑蒂对此尤为心爱。”他又一次坐到了地板上，把手指间一直捻动的小泥团朝婴儿扔去。

德黑蒂闭上眼睛撅起嘴。“我？我没有想要这个。我希望你不要再到处告诉别人我喜欢时髦的东西。”

他尴尬地笑了，抓挠着光溜溜的腿；指甲在皮肤上留下白色的抓痕。

“我没有什么帽子可以挂在帽架上，”德黑蒂说，“我也不想要一面镜子展现我丑陋的脸。”

兰姆昌德一边抓挠着一边冲着毕司沃斯先生挤眼睛。“丑陋的脸？丑陋的脸？”

德黑蒂说：“我不会站在帽架跟前花好几个小时梳理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既不漂亮也不够鬈曲。”

兰姆昌德微笑地接受了这个恭维。

油灯的光芒使阳台有了黑色和黄色的分野，他们坐在矮凳上开始吃饭。虽然他很饿，虽然他知道兰姆昌德和德黑蒂对他很亲热，毕司沃斯先生却发现他的胃开始发胀疼痛，这使得他无法下咽。他们的幸福、他无法分享的幸福让他心情低落。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那时发现兰姆昌德神经质的狂热已被迷茫犹疑所替代。德黑蒂阴郁的脸色始终没有改变，为的是时刻对这种挫败有所准备。

他很快就告辞了，并许诺以后还会来看望他们，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来了，他和德黑蒂之间本来就不牢靠的纽带已经断裂了，对她而言也一样，她和他再无瓜葛。他想要寻找工作的愿望消退了。他觉得自己其实一直知道最后还是要去向塔拉寻求帮助。她喜欢他；阿扎德也喜欢他。也许他应该道歉，然后他们会让他在车库工作。

当艾力克重新出现在波各迪斯的时候，身上没有一点汽油油污的痕迹。他的手上、胳膊上和脸上到处都是斑斑点点或者条纹状的五彩颜料，他的卡其布工装裤和白衬衣上也是，每个污渍都沾有一圈油迹。毕司沃斯先生在度过一个悠长闲散且无所事事的下午之后看见了他，艾力克一手拎着涂料桶，一手拿着刷子；他正站在一架梯子上，梯子靠在大路上一家咖啡馆的墙上，他在刷招牌，已经刷完了“蜂鸟咖”的字样。

毕司沃斯先生满心羡慕。

“你喜欢这个，嗯？”艾力克从梯子上下来，从他背后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块沾着颜料的布擦擦手。“还要漆阴影。两种颜色，横着是蓝色，下面是绿色。”

“但是那会破坏效果的，伙计。”

艾力克吐出差点烧到嘴唇的香烟，熄灭了它。“等我弄完的时候看上去可能是有点乱七八糟，但是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他轻蔑地朝蜂鸟咖啡馆的老板点点头，后者正斜靠着柜台狐疑地盯着他们。他身后的架子上一半都放着盛满汽水的瓶子。苍蝇在他周围嗡嗡地飞舞着，被他的脖子和暴露在汗衫之外的身体其他部分的汗味吸引着；嗜好不同口味的苍蝇停在陈列柜里的蛋糕表面的砂糖上，蛋糕已经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

毕司沃斯先生对艾力克诉说了自己的烦恼，他们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他们走进那个小咖啡馆，艾力克买了两瓶汽水。

艾力克对老板说：“这是我的助手。”

老板看着毕司沃斯先生。“他怎么看起来这么小？”

“公司刚成立，”艾力克说，“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他能画蜂鸟吗？”

“他想在招牌上画很多蜂鸟，”艾力克对毕司沃斯先生解释说，“飞翔在字母的周围和后面。”

“就像科斯凯蒂咖啡馆一样，”老板说，“你看见他的招牌了吗？”他含糊地指了指街对面的另一家点心屋。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了那个招牌，字母用三种颜色填充，然后用另三种颜色做阴影。一只科斯凯蒂鸟站在字母K上，一只啄着字母D，一只盘旋在字母C上；两个字母E上则有两只科斯凯蒂鸟嘴对着嘴。

毕司沃斯先生不会画。

艾力克说：“他当然可以画蜂鸟，如果你的需求真是这样的话。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会显得有点落于俗套。”

“而且也不新潮。”毕司沃斯先生说。

“我和你的看法一样，”艾力克说，“我一直试图这样告诉他。现在时兴放许许多多的单词。所有西班牙港的商店招牌上除了字词之外什么也没有。跟他说。”

“什么词？”老板问道。

“甜品饮料，蛋糕，冰块。”毕司沃斯先生说。

老板摇摇头。

“小心狗。”艾力克说。

“我没有狗。”

“每天供应时鲜水果，”艾力克继续说，“概不赊账。”

老板还是摇摇头。

“非法入侵者将受到起诉。欢迎海外游客。如果你没有找到需要的东西，请咨询。我们的员工将乐意效劳。”

老板思考着。

“不招人手，”艾力克说，“欢迎惠顾。”

老板开始有兴趣了。“这正是我想要达成的效果。”

“闲人免进。”毕司沃斯先生说。

“警告。”老板说。

“警告闲人免进。一个很好的招牌。”艾力克说，“这个孩子会在四个小时内完成的。”

就这样，毕司沃斯先生成了一个写招牌的人，他奇怪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要利用这个特长。在艾力克的帮助下，他完成了咖啡馆的招牌制作，而且既高兴又惊喜地发现自己写出来的字相当不错，咖啡馆老板也很满意。他以前是用铅笔和钢笔设计字体，现在他有点担心自己无法很好地控制刷子写字。可他发现，用刷子虽然起初很不容易掌握，却只用费最小的力气就能写好；笔画更简洁，弧度更逼真。“当你开始画弧度的时候，只要让刷子在手指间缓缓转动就行了。”艾力克这样说。在这之后弧度的效果就好多了。在完成“警告闲人免进”之后，他又和艾力克一起写了别的广告牌；他现在用刷子更加自信，笔画更为大胆，他对字母的感性认识也更精微了。他认为R和S是罗马字母里最美丽的字母；没有字母比R更能表现各种情绪而又不失美感了；而又有什么能够和S的弯曲起伏相媲美呢？用刷子写大的字母比写小的字母更容易上手。自从他和艾力克在一个长长的围栏上完成了普鲁克的广告牌——宣传普鲁克对头发如何有益——及安柯牌香烟广告之后，他更加满足了。在处理香烟盒的时候他们有些为难；他们自己希望能够画一盒上封的香烟，但是合同商想要的是开封的香烟盒，这就使得毕司沃斯先生和艾力克不但要画一个开封的香烟盒，而且要画出里面有褶皱痕迹的银色锡箔，八根印着安柯字样的香烟伸出的程度还要长短不一。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拜访塔拉家。她对他一如往昔，但是他失望地发现阿扎德不再需要他朗读“你的身体”了。布罕戴德的一个儿子现在在做这事。在朗姆酒屋里发生了两件事情。布罕戴德的妻子死于难产，而布罕戴德则扔下他的儿子们，和情妇一起住到西班牙港去了。塔拉把男孩子们接到自己家里，同时把布罕戴德的名字加到那些她永远不想提及的名字里面。多年以后，没有人知道布罕戴德在哪里生活或者过得怎么样，虽然谣传他住在市中心的贫民窟里，混迹于各种争斗和声名狼藉的人中间。

于是，布罕戴德的儿子们离开了朗姆酒屋邋遢的环境，住到了塔拉舒适的家里。这种转变是毕司沃斯先生自己梦寐以求的，因而他毫不惊讶地看到，男孩们在塔拉家住得相当舒服，布罕戴德已经被遗忘，也很难想象他的儿子们会住在别的地方。

毕司沃斯先生继续写广告牌。这份工作很让他满意，但是并不固定。艾力克从一个区转移到另一个区，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他们俩的工作伙伴关系也是间歇性的。有时候好几个星期毕司沃斯先生都没有工作，他只能读书和设计字体，或者练习他的绘画技巧。他学会了画瓶子，为了给圣诞节做准备，他画了一个又一个圣诞老人，最后他把圣诞老人画成一个只用红色、粉色、白色和黑色组成的简洁设计。工作一旦来了，就很紧急。九月份时绝大多数店主都说他们今年不想要任何有关圣诞节的鬼话招牌。十二月份时他们的想法又变了，毕司沃斯先生加班加点地画圣诞老人、冬青、浆果和有白雪装点的字母；完成的广告牌很快就在炙热的太阳下起了浮泡。偶尔会突然冒出对新广告牌的大量急需——很难探究源头，大约两个星期时间整个地区都挤满了写广告牌的人，因为没有一个店主愿意雇用他的竞争对手雇用过的人。每个广告牌都要求比原来的描画更精心，这连绵的一片使得整条大路都因为那些难以辨认的广告牌而变得令人眩晕。只有地方公路协会选举的招贴海报才需要简洁的样式。毕司沃斯先生做了不少这样的海报，许多是在棉布上的，他不得不在后巷小屋阳台的泥墙上展开棉布并用图钉固定住才能完成。颜料渗漏到墙上，墙壁上各色颜料斑驳，互相冲撞。

为了迎合他的店主客户们对美术字的奢侈品位，他浏览起外国杂志。从观察杂志上的字体开始，他阅读了杂志上的故事，在漫长的空闲时间里，他阅读了那些可以在波各迪斯的杂志摊上找到的小说。他读了霍尔·凯恩和玛丽·科里利的小说。它们把他领入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有关风景和天气的描写尤其让他兴奋；它们使得他绝望地发现，在他所处的这片每天都被太阳灼烤的单调乏味的绿色土地上绝无浪漫可言；他对于西方人从来没有什么兴趣。

他日益不耐烦于自己仍栖身后巷；虽然除了圣诞节、选举和店主们之间争风头的时候，他收入菲薄且不稳定，他仍然想要冒险搬迁。但是，尽管贝布蒂一直把搬家挂在嘴上，现在却声称自己已经在这里住了太久，而且她这样一把年纪，也不愿意再跻身于陌生人当中。“我离开这里，但是等到有一天你结婚了，那我该去哪里呢？”

“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这是他通常的威胁，因为贝布蒂开始唠叨只有看见毕司沃斯先生结婚她的人生使命才算完成。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已经结婚了，普拉塔布娶了一个高挑漂亮的女人，每十八个月就会怀一个孩子。普拉萨德娶的女人则丑陋得惊人，幸好她不能生育。

“你可不能说这些话。”贝布蒂说。她仍然把他说的每个字都当真，令他生气。

“说了又怎么样？你指望我在这个地方娶个老婆进门吗？”他在杂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房间里现在始终弥漫着颜料、油和松脂的味道。他朝地板上那堆落满灰尘的褐色杂志和书本踢了一脚。

他待在后巷读着塞缪尔·斯迈尔斯。他曾经把他的一本书当作小说买下来，从此之后就着了迷。塞缪尔·斯迈尔斯和任何其他小说家一样都充满着浪漫和令人愉悦的情调，毕司沃斯先生在很多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年轻，他不名一文，他想象着他在挣扎。但是这样的相似总会在某处终结。那些主人公都有着执着的雄心，生活在一个可以实现雄心的国度，并且那些雄心壮志总是有意义可言。他并没有雄心壮志，在这片炎热的土地上，除了开一家店铺或者买一辆公共汽车，他还能做什么呢？他还能发明什么呢？无论如何，他尝试过了，即使只是尽自己努力的本分。他买了初级的科学知识手册并阅读了它们，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只是对于初级科学知识上了瘾。他买了七大卷昂贵的《霍金斯电学导论》，制造了基本的罗盘、蜂鸣器和门铃，并学会了如何转动电枢。除此之外他再无进展。实验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不知道在特立尼达哪里可以搞到霍金斯轻易提及的设备。他对于电器方面的兴趣消逝了，于是继续以阅读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主人公在他们神奇的土地上的故事来满足自己。

但是，有时候他也能够说服自己他生活在一个可能会有浪漫的土地上。比如，当他有一个紧急的活，必须在瓦斯灯下工作到深夜的时候，兴奋和灯光让小屋发生了变化；他能暂时忘记必将到来的平凡早晨，忘记这广告牌将被挂在一个拥挤的、门铺冲着闷热灰暗的道路敞开的小店上。

有一段时间，他在阿扎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那条线路上所有的公共汽车都没有固定停靠的站点，只是互相竞争。他喜欢这样紧张的移动节奏和嘈杂的竞争环境，并常常不必要地冒险从脚踏板上远远地探出身子，冲着路上的人唱歌：“图纳普那，那帕瑞玛，尚格·哥罕德，瓜亚瓜亚尔，查克查卡尔，圣雄甘地，然后返回。”这些显赫的美洲印第安名字组成了一个联结着岛的四角与隔海相望的查克查卡尔的虚拟路线。

有时候，行踪飘忽不定的艾力克带着一脸餍足回到波各迪斯，大谈特谈风流快活之事，并把毕司沃斯先生带到某些妓院里，在那里，他起初感到害怕，之后受到吸引，最后则很愉悦。他也和布罕戴德的儿子们去过那些地方；但是他们从中获得的最大乐趣似乎只是自己做了坏事的想法。

当然那时他还有其他的快乐，和书本与杂志带来的快乐无关，也和拜访那些妓院无关：只是一瞬间捕捉到的一张面孔，一个微笑，或者笑声。但是，当面对一个美丽得让人心痛的女孩时，他的经验便失去了效用，因为让任何一个如此温柔可爱的女孩欢迎那些既没有柔情又相貌丑陋的男人们的注目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几乎也没有什么人能一直让他着迷。总是有一些特征让他感到厌恶，一种语调，皮肤的某种质感，以及过于性感的翘唇；他做过一个梦，正是这样的一副嘴唇长得越来越厚，淫秽可憎，以至于让他感到不洁。想到爱情让他尴尬；这个词他也极少提起，就算提起，他也和艾力克以及布罕戴德的儿子们一样极尽嘲讽。但是在私底下，他还是相信爱情。

艾力克出于误解说：“你想太多了。这些事情往往在你最不在意的时候出现。”

但是他始终忧心忡忡。他不再是简单地活着。他开始等待，不单单是等待爱情，还希望整个世界带给他甜蜜和浪漫。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他推迟了所有的快乐。就是在这样的期待下，他来到了位于阿佤克斯的哈奴曼大宅，遇见了莎玛。

[1]罗利·沃尔特爵士（1552－1618），英国探险家、朝臣、作家，伊丽莎白一世宠臣，组织了若干次前往美洲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并将马铃薯、烟草等植物引入英国，1616年带领探险队到美洲寻找黄金国，空手而归后以谋反罪被詹姆斯一世处死。

[2]绿洲的英文为oasis（复数oases），发音为[əu'eisis]，此处拉尔教的发音为[əusis]，与沼泽地的英文“ooze”（复数oozes）发音接近。

[3]此处艾力克的英文回答“I is a Portuguese”有搭配问题。

[4]20世纪开始，在美国形成的报业辛迪加组织不同的报刊杂志，有偿共享硬新闻之外的娱乐和言论材料，包括社论性漫画、社论专栏等。后来这种形式扩大到新闻报道和新闻图片等。

[5]青年印度教徒前两等种姓的人达到一定年龄时（譬如成人礼之后），可以在身上佩戴一根环状的细绳，从左肩斜穿到右肋，以区别于其他种姓。

[6]圣罗勒（tulsi）被印度人视为圣药，医治身体、头脑和心灵伤痛。

[7]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市场上最主要的香蕉杂交品种，味道香甜，不会迅速变质，是商业出口的主力军。

第三章　图尔斯家族

在阿佤克斯的高街上，在那些用木头和瓦楞铁皮搭成的摇摇欲坠的房子中间，哈奴曼大宅像一座白色堡垒一般格格不入地矗立着。宅子的水泥墙壁名副其实地厚重，当底层图尔斯商店的那些窄门关上时，整座宅子显得庞大、坚不可摧并且冷漠乏味。两侧的墙壁没有窗户，而最上面两层楼的窗户也只不过是正面墙上的狭长裂口。在平坦的屋顶的围栏上，有一座慈眉善目的猴神哈奴曼的水泥雕像。从地面往上看，他被洗刷得发白的相貌几乎难以分辨，而就算能看到什么，也有些邪恶的意味，因为雕像凸出的部分已经落满灰尘，仰脸从下往上看时就是那样的效果。

图尔斯家族在印度教徒当中以虔诚、保守及拥有土地而有些名气。其他不知道图尔斯家族的社群，也都听说过这个家族的奠基人，梵学家图尔斯。他属于第一批丧生于车祸中的人，还成了一首虽有不敬却极为流行的歌里的主人公。因此，对于很多局外人来说，他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但在印度教徒中间，梵学家图尔斯还有别的传言，有些带着浪漫色彩，有些则很恶俗。他在特立尼达创下的家业并不是靠做劳工挣来的，他当初以劳工的身份移民的缘由也一直是个谜。有的人曾经是犯罪团伙的成员，移民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有的人是因为家族参与叛变，移民是为了躲避清洗。但是梵学家图尔斯不属于任何一种。他的家族在印度仍然很繁盛——一直有信件定时邮递过来——大家又了解到他的身份比绝大多数到特立尼达的印度人都高，这些人，比如拉各胡，比如阿扎德，几乎都和原来的家族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能去哪个省份寻找他们的家族。而梵学家图尔斯在家乡享有的敬重在特立尼达得到了延续，而他也成为家族的绝对象征。有关这个家族的事情鲜有人知；外人只有在举行特定的宗教庆典时才有机会被请到哈奴曼大宅来。

毕司沃斯先生来到哈奴曼大宅给图尔斯商店画广告牌。在此之前，图尔斯太太的妹夫赛斯，一个蓄着胡须、气势逼人的高大男人，面试了毕司沃斯先生，面试很冗长。赛斯压低了毕司沃斯先生提出的价钱，声称毕司沃斯先生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印度人；他又继续压低了一点价钱，说毕司沃斯先生应该为自己是印度教徒而感到幸运；他再次压低了价钱，表明他们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些广告牌，只不过因为毕司沃斯先生是一个婆罗门，才会委托他做这份工作。

图尔斯商店令人失望。虽然从正面看似乎很大，但这只是掩盖了房间的梯形设计，里面也不深。因为没有窗户，只有前面的两扇门和后面的一扇门能够透光，后门打开后是一个隐蔽的庭院。厚度不均的墙壁凹凸不平，弯弯扭扭，商店里到处都是难看的布满蛛网的空荡夹角。同样粗劣的还有厚实而丑陋的柱子，柱子的数目令毕司沃斯先生郁闷，因为他承担下的工作除了画广告牌，还包括在所有的柱子上都画满广告。

他开始在后墙的上部画一幅巨大的广告。他在上面画了一杯没什么含义的潘趣酒[1]，显得喜气洋洋，颇为俏皮，和这个朴素的商店格格不入，这里的货物并未被陈列展示，仅仅是被杂乱地堆积在一起，店员们个个无精打采，神色郁闷。

后来他惊讶地得知，这些店员们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因此，他的目光不能像往常那样在那些未嫁的姑娘身上溜来溜去。所以，他尽量小心翼翼地在他工作的时候打量她们，并且认定其中最招人喜欢的是一个其他人唤作莎玛的大约十六岁的姑娘。她大约中等个头，苗条而结实，五官精致，虽然他不喜欢她的声音，但是她的微笑却让他着迷。他是如此神魂颠倒，以至于几天之后他想要做一件低级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事情——和她说话。但她的姐妹和姐夫们的在场令他望而却步，加上还有赛斯的突然造访，赛斯打扮得像一个种植园的监工头，而不是一位商店经理，外表令人生畏。毕司沃斯先生仍然以与日俱增的直白目光盯着她。当她发现的时候，他就掉转目光，忙着摆弄刷子，嘴唇做出一副似乎在轻轻吹口哨的样子。实际上他并不会吹口哨；他唯一能做到的是从他门牙的宽缝中把空气无声地挤压出来。

当有几次她回应他的注视时，他觉得他们之间似乎有了某种交流；于是，等到他在波各迪斯见到艾力克时——艾力克又回到阿扎德的车库里做事了，他当机械工并给公车刷广告——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在阿佤克斯弄到了一个姑娘。”

艾力克表示祝贺。“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往往在你最不在意的时候发生。你这么大惊小怪的干什么？”

几天之后，布罕戴德的大儿子说：“穆罕，我听说你终于搞到了一个姑娘，伙计。”他神气活现的；他和一个异族女人私通并生了一个孩子的事已经无人不知；他因为这个孩子而且还是私生子而得意扬扬。

关于阿佤克斯姑娘的事情不胫而走，毕司沃斯先生在波各迪斯颇为风光了一阵，直到布罕戴德的小儿子，一个凸下巴、傲慢的男孩说：“你知道，我觉得你是在撒一个弥天大谎。”

当毕司沃斯先生第二天到哈奴曼大宅的时候，他的口袋里装了一张他想要给莎玛的字条。她整个早晨都很忙碌，但是在中午之前，当商店因为午餐时间关门的时候，有一阵短暂的休息，她的柜台前没有人。他从梯子上下来，装模作样地吹着口哨。他做着毫不必要的工作，在那里反复地堆放他的颜料罐。然后他全神贯注，皱着眉头，在商店里走来走去，寻找着并不在那里的罐子。他经过莎玛的柜台，没有看她一眼，把纸条放到一匹布下面。字条皱巴巴的，有点脏，看上去很不起眼。但是她看见了。她看了看别处，微笑起来。那不是一个默契或者开心的微笑；那是一个告诉毕司沃斯先生他在自讨没趣的微笑。他觉得自己蠢透了，并寻思是不是应该拿回纸条并且立刻抛弃莎玛。

就在他迟疑的时候，一个肥硕的黑人妇女来到莎玛的柜台前要求买一双肉色的长筒袜，这在特立尼达的乡村相当流行。

莎玛依然微笑着，取下一个盒子，并拿出一双黑色的棉制长筒袜。“噢！”那女人的惊叹声响彻了整个商店。“你戏弄我？真是放肆，自以为是！”她开始咒骂。“戏弄我！”她把柜台上的盒子和布匹拉出来扔到地上，每当有东西散落在地板上时，她就叫喊着：“戏弄我！”图尔斯家的一个女婿跑过来想要安抚她，被她一巴掌挡开。“老夫人在哪里？”她叫嚷着，尖叫着：“妈呀！妈呀！”似乎承受了莫大的痛苦。

莎玛已经不再微笑了。恐惧确凿地写在她的脸上。毕司沃斯先生一点都没想去安慰她。她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这只使得他更为那张字条感到羞耻。那匹遮掩字条的布被扔到了地板上，纸条露了出来，落在被螺丝固定住的黄铜码尺那边。

他朝柜台走过去，却被那女人挥舞着的肥硕胳膊挡了回来。

随后，商店里一片寂静。那女人的胳膊停在那里。图尔斯太太穿过门口，出现在柜台的右边。她和塔拉一样挂满珠宝；虽然没有塔拉的活泼劲，却更加庄严；她的两腮虽然没有发胖，却已经松弛了，好似缺少运动一样。

毕司沃斯先生走回到他的刷子和颜料罐那里。

“是的，夫人。我想见你。”那女人因为愤怒而气喘吁吁。“我想见你。我要你好好教训一下那个孩子，夫人。我要你狠揍一顿你那个狂妄粗鲁的孩子。”

“好的。小姐。好的，”图尔斯太太那薄薄的嘴唇不停地张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她用一种缓慢却很标准的语调讲英语，这让毕司沃斯先生颇为吃惊，心里顿时充满了敬畏。然后她走到柜台后面，用手指摩挲着黄铜码尺。她的手指和她的脸一样，与其说是布满皱纹不如说是长满褶痕。她一面倾听着，一面用面纱的一角不时地压压蠕动的嘴唇。

毕司沃斯先生现在正忙于清理他的刷子，把它们擦干，打上肥皂让鬃毛柔软，他敢肯定图尔斯太太只是心不在焉地倾听着，而她的目光已经落在了那张写着“我爱你，我想要和你说话”的字条上。

图尔斯太太用印地语辱骂了莎玛几句，那些话很下流，震惊了毕司沃斯先生。那女人看上去平静下来了。图尔斯太太保证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而且免费送给那女人一双肉色长筒袜。那女人又开始重新讲述她的故事。图尔斯太太认为事情已经了结，再次说明她将免费赠送那双长筒袜。女人不慌不忙地讲完。然后她慢慢地走出商店，犹自喋喋不休，故作姿态地扭动着她那肥大的屁股。

字条现在到了图尔斯太太手中。她把字条拿得远远的，停在刚刚高于柜台的地方读着，隔着面纱轻拍嘴唇。

“莎玛，这是一件毫无廉耻的事情。”

“我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妈妈。”莎玛说，泪水夺眶而出，像是一个将要被鞭打的女孩。

毕司沃斯先生的迷恋烟消云散。

图尔斯太太把面纱拉到下巴那儿，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一直看着字条。

毕司沃斯先生从商店夺路而逃。他来到高街上宋夫人的大咖啡馆，点了沙丁鱼卷和一瓶汽水。沙丁鱼很干，洋葱的辛辣刺激着他，面包上的硬皮划破了他嘴唇里面的黏膜。他只好用他没有在字条上署名、因此可以否认字条是自己写的这个念头来安慰自己。

回到商店的时候，他决定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并决意不再看莎玛一眼。他小心地准备好刷子开始工作。看见没有人注意他，他松了一口气；更让他感到安慰的是莎玛那天下午没有在商店里出现。他心情轻松地在刷成石灰白的不均匀的柱子表面画了一只潘趣狗。在狗的下面他划了线并描出“便宜！便宜！”的字样。他把狗涂成红色，第一个“便宜！”涂成黑色，第二个涂成蓝色。他下了一两级梯子，又划了更多的线，在这些划线中他详细地说明了图尔斯商店提供的便宜货物，他采用嵌入法描出文字，把柱子的一部分涂成红色，这样留下的空白就成了石灰白色的文字。在红色带的顶部和底端他留出一些石灰白的小圆圈；他用红色的粗线条切入这些小圆，从而造成一种巨大的红色装饰板被悬在柱子上的效果；这是艾力克的一个设计。他全神贯注地工作了整个下午。莎玛那个下午再也没有露面，有那么一会儿他完全忘记了早晨发生的事情。

就在四点之前，在商店关门、毕司沃斯先生结束工作之时，赛斯来了，一副在田里劳作了一天的样子。他穿着满是泥泞的半筒靴，戴着一顶溅满污点的遮阳帽；在他汗津津的卡其布衬衣口袋里装着一本黑色记事簿和一个象牙色的烟嘴。他朝毕司沃斯先生走过来，用生硬的带着权威的口吻说：“在你离开之前，老夫人想要见你。”

毕司沃斯先生对于他的口气感到十分不快，更让他心绪不宁的是赛斯讲的是英语。他什么也没说，在赛斯的监视下，从梯子上下来清洗了刷子，吹着他那无声的口哨。商店的前门被插上插销，上了门闩，图尔斯商店变得黑暗、温暖而安全。

他跟着赛斯穿过后门，来到那个潮湿阴郁的庭院，他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从这里看，图尔斯商店显得更加狭小：回头望去，他看到门口两侧各有一个真人大小的哈奴曼雕像，上着奇怪的颜色。穿过庭院有一座高大、古老而灰暗的木头房子，他猜这一定就是图尔斯家原先的房子了。在商店里看过去时，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庞大；而在路上看去，它几乎完全被那座高大的水泥建筑遮挡了，两栋建筑由一座还没上漆、看上去很新的木桥相连，木桥遮蔽着庭院。

他们爬上一小段有裂缝的水泥台阶，来到木头房子的大厅。里面空无一人。赛斯说他要去洗个澡，留下毕司沃斯先生一个人在那里。大厅很宽敞，混合着烟熏味和旧木头的气味。淡绿色的油漆已经变得黯淡而肮脏，木头上有蛀虫啃啮的痕迹，因为啃啮而露出来的地方还很新。随后毕司沃斯先生又吃了一惊。走廊远处的尽头有一间厨房。厨房四周是泥墙。厨房比大厅低，看上去里面没有任何光线。门口就是漆黑的一团；煤烟布满四壁和正上方的屋顶；黑暗像填满了整个厨房的某种固体。

大厅里最惹人注目的家具是一张没有上光的油松木做的长桌子，木纹细密，带着小裂口。一张用甘蔗杆做成的吊床吊在屋子的一角。一台旧缝纫机、一把婴儿椅和一只黑色的饼干圆桶占据了另一个角落。四周散落着不相配的椅子、杌子和凳子，其中一个矮凳上雕着粗糙的花纹，是用西班牙榆木做成的，仍然保留着金黄色，表明是在婚礼上用过的。还有一些较为精致的家具——一个梳妆台，一张桌子，一架淹没在纸张、篮子和其他各种东西里面的钢琴，好像从来没被弹过一样，堵在楼梯平台的入口。在大厅的另一面有一个构筑奇特的阁楼，就好像一个从墙顶部拉出来的巨大抽屉。空余的地方黑黑的，落满灰尘，被各种毕司沃斯先生叫不上名字的物什塞得满满的。

他听见楼梯上吱吱作响，然后看见一条白色长裙和白色长衬裙在戴着银镯子的脚踝上飘动。是图尔斯太太。她缓缓地移动着；他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的下午是在床上度过的。图尔斯太太没有理会他的存在，她坐在一条凳子上，似乎已经很疲惫了，戴满首饰的胳膊放在桌子上。他看见她戴着光滑戒指的手上拿着字条。

“这是你写的？”

他尽量显出疑惑的样子。他死死地盯着字条，伸手去接。图尔斯太太抽回字条，然后举得高高的。

“那个？那不是我写的。我怎么会想到要写那个呢？”

“我之所以认为是你写的，是因为有人看见是你放下的字条。”

外面的寂静被打破了。院子一边的瓦楞铁皮篱笆上的高门被不停地用力关上，院子里到处都是放学回来的孩子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他们经过房子的一边，汇集在那个突出的阁楼下形成的走廊里。有一个孩子在哭；另一个在解释他为什么哭；一个女人喊着安静。厨房里人声鼎沸。顿时，整个房子有了人气，挤满了人。

赛斯回到大厅里，他的半筒靴踩在地板上发出回响。他梳洗过了，没有戴帽子，夹杂着白发的头发湿漉漉的，梳理得很服帖。他在图尔斯太太对面的桌边坐下，往烟嘴里装上一支香烟。

“什么？”毕司沃斯先生说，“有人看见我放下的那个？”

赛斯笑起来。“这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他用嘴唇叼住烟嘴，从嘴角发出笑声。

毕司沃斯先生疑惑不解。如果他们接受了他的解释，并要求他不要再登他们的门，还更能让人理解。

“我认为我了解你的家族。”赛斯说。

外面走廊里和厨房里喧闹不断。一个女人从黑洞洞的过道里走进来，端着一个铜盘子和一个镶着蓝边的珐琅杯子。她把这些放到图尔斯太太的面前，一言不发，目不斜视，匆忙赶回黑乎乎的厨房。杯子里装着奶茶，盘子上放着甩饼和咖喱豆。另一个女人以同样恭恭敬敬的姿势给赛斯端来相同的食物。毕司沃斯先生认出来那是莎玛的两个姐姐；她们的衣着和举止表明她们都已经出嫁了。

图尔斯太太舀了一勺咖喱豆和一勺烤肉，对赛斯说：“最好给他点吃的？”

“你想吃点东西吗？”赛斯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如果毕司沃斯先生真想要吃东西的话，那就让人好笑了。

毕司沃斯先生厌恶他所看见的，摇了摇头。

“拉过那把椅子坐在这里。”图尔斯太太说，然后几乎没有提高声调地叫着，“琴，给他端一杯茶来。”

“我了解你的家族，”赛斯重复说，“你父亲是谁来着？”

毕司沃斯先生回避了这个问题。“我是阿扎德的外甥，住在波各迪斯。”

“当然。”赛斯娴熟地从烟嘴上取下香烟，扔到地板上，用半筒靴踩灭了，从鼻孔和嘴里喷出烟来。“我知道阿扎德。我卖了不少地给他。达罕古的地。”他朝着图尔斯太太说。

“哦，是的。”图尔斯太太继续吃着，把戴着戒指的手高高地举过盘子。

琴就是那个服侍图尔斯太太的人。她和莎玛长得很像，只是个头矮一些，更胖一些，五官也没有莎玛姣好。她的面纱被端庄地撩到额头上，但是当她给毕司沃斯先生端茶的时候，她用一种毫不掩饰的不屑目光瞪着他。他试图这样回瞪她，但是太迟了；她已经转过身子光着脚轻快地走了。他把高茶杯放在嘴唇边，缓缓地、动静很大地啜了一口，研究着自己在茶里的倒影，同时琢磨着赛斯在这个家中的地位。

他听见另一个人走进客厅，便放下茶杯。这是一个高瘦的笑眯眯的男人，穿了一身白衣服。他的脸被太阳晒黑了，手也很粗糙。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赛斯汇报了各种牲口的情况，中间夹杂着很多叹息、笑声和吞咽的声音。他看上去颇为急切地想要显示出疲惫的样子，并急于讨好赛斯。赛斯显得很满意。琴从厨房里出来，跟着这个男人上楼去了；显然，他是她的丈夫。

毕司沃斯先生又啜了一口茶，研究自己的倒影，好奇是不是每对夫妇都有自己的房间；他还琢磨着那些孩子睡觉时是怎么安排的，那群孩子在外面走廊上吵嚷，尖叫，还有挨打（只是被母亲打吗？），还有些孩子在厨房的过道里偷偷窥视他，然后被戴着戒指的手拉开了。

“你是真心喜欢那孩子吗？”

有那么一会儿，毕司沃斯先生才反应过来，图尔斯太太的问题是对他提出来的，他那时正端着茶杯，又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那孩子”指的是谁。

他觉得，如果他否认的话是非常不礼貌的。“是的，”他说，“我喜欢那孩子。”

图尔斯太太继续咀嚼着，没有说话。

赛斯说：“我认识阿扎德。你想让我去找他说说吗？”

困惑、惊讶和恐惧同时朝毕司沃斯先生袭来。“那孩子，”他绝望地说，“那孩子怎么了？”

“那孩子怎么了？”赛斯说，“她是个好孩子，甚至还粗通文墨。”

“还粗通文墨……”毕司沃斯先生重复着，试图赢得一点时间。

赛斯咀嚼着，一边用右手灵巧地往嘴里送食物，一边用左手做了个让人打消念头的手势。“只认识一点点。就这么多。什么也不用担心。两三年之后她可能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了。”然后他发出一声浅笑。他戴着假牙，每当他咀嚼时假牙就啪啪作响。

“那孩子……”毕司沃斯先生说。

图尔斯太太盯着他。

“我的意思是，”毕司沃斯先生说，“那孩子知道了？”

“她什么也不知道。”赛斯带着安抚的口气说。

“我的意思是，”毕司沃斯先生说，“那孩子喜欢我吗？”

图尔斯太太看上去似乎不能理解。她一面咀嚼着食物，发出咯吱的响声，一面用另一只空闲的手举起毕司沃斯先生的字条说：“怎么回事？你不喜欢那孩子吗？”

“喜欢，”毕司沃斯先生无助地说，“我喜欢那孩子。”

“这才是最主要的事情，”赛斯说，“我们可不想强迫你干任何事情。我们强迫你了吗？”

毕司沃斯先生沉默着。

赛斯又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他朝嘴里灌了一口茶，然后把茶杯端离嘴边，在喝茶的空当咀嚼着，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呃，孩子，我们强迫你了吗？”

“没有，”毕司沃斯先生说，“你们没有强迫我。”

“那么，现在，你还在烦恼什么？”

图尔斯太太冲着毕司沃斯先生微笑着。“这可怜的孩子只是害羞。我知道。”

“我不是害羞，也不是烦恼，”毕司沃斯先生说，为自己语气中的强硬吓了一跳，继而便温和地说，“只是……那个，只是我没有钱来考虑结婚的事情。”

图尔斯太太变得严厉起来，就像他早晨在商店里看见她时那样。“那么你为什么写这个呢？”她挥动着字条。

“哈！别在意他的话，”赛斯说，“没有钱！阿扎德的家族，没有钱！”

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解释是徒劳的。

图尔斯太太平静了一些。“如果你的父亲因为钱的问题而担心的话，他根本就不会结婚。”

赛斯严肃地点点头。

毕司沃斯先生对她所说的“你的父亲”一词迷惑不解。起初他以为她只是对赛斯一个人说的，但随后就明白这句话有着更深的警示含意。

女人们和孩子们探出脸，从厨房门口朝这里窥视着。

这个世界是如此狭小，而图尔斯家族是如此庞大。他觉得自己无处可逃。

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在哈奴曼大宅，还是在矮山的房子，抑或是在西班牙港的住所，多少次，他栖身在房间里，他的孩子们睡在旁边的床上，莎玛，那个耍恶作剧的人，那个卖黑色棉制长筒袜的人，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睡在楼下，多少次，毕司沃斯先生懊悔自己在那个晚上的软弱和不善言辞！多少次，他试图使一切变得更加美好，更加顺理成章，少些荒唐！

那个傍晚最荒谬的事情还在后面。当他离开哈奴曼大宅返回波各迪斯的时候，他居然真真切切地感到兴高采烈！在那个宽大的、散发着霉味的客厅里，被煤烟熏黑的厨房在客厅的一端，客厅一边是被家具塞得满满的楼梯平台，另一边是布满蛛网的阁楼，他被赛斯和图尔斯太太以及所有图尔斯家的女人和孩子吓住了，他被制得服服帖帖；他们是如此陌生，看起来又如此咄咄逼人，他那时只想赶快逃离那座房子。但是他现在所感到的欣喜并不是因为这逃离，而是感觉到有大事将在他身上发生。他感觉到自己赢得了地位。

他沿着乡村路和东部大路走回家。沿路排满了房屋。这些一般是准备要建但是并未开工的房子，也没有上漆，房子通常只有一个框架，木头框架已经变成灰色并发霉，房子的主人住在一两间没有盖好的房间里。透过那些用木箱板、锡罐和帆布拼凑着隔开的未完工的小间，可以看见一家子的衣服晾在穿过住所的绳子上，就像节日彩旗一样；房子里看不见床，最多只能看见一两张桌椅，还有许多纸箱子。他每天两次经过这些房子，但那天晚上他似乎是第一次看见它们。就是在那个命中注定的早晨，他仅仅通过一次努力就使得他不至于像这些房子里的人那样失败。

当那天晚上艾力克带着善意打趣问“那姑娘怎么样了？”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开心地回答说：“嗯，我见过她母亲了。”

艾力克目瞪口呆。“她母亲？你究竟在搞什么鬼？”

毕司沃斯先生所有的恐惧重新制住了他，但是他说：“没关系。我心里有数。那是个好家庭，你知道。有钱，还有数不清的地。我再也不用刷广告牌了。”

艾力克看上去并不相信。“你怎么能这样快呢？”

“嗯，我看见了那个姑娘，你知道的。我看见了这个姑娘，而她也正在看我，我也在看她。于是我对她说了一些老套的甜言蜜语，我看出来她也喜欢我。嗯，长话短说，我要求见她的母亲。他们很有钱，你知道。有一座大房子。”

但是他很担心，并花了整个傍晚考虑他是否应该回到哈奴曼大宅去。他开始觉得那是他自己主动的，并不愿意承认他做了一件蠢事。不管怎样，那姑娘容貌姣好。而且嫁妆也会很丰厚。他只有用这些来平衡自己的恐惧和他不能向任何人说起的懊悔：他将永远不能拥有浪漫了，因为在哈奴曼大宅是没有浪漫可言的。

第二天早晨一切如常，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恐惧和懊悔是否真实，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按照平常那样行事。

他回到图尔斯商店里，刷了一个柱子。

他被邀请到客厅吃午饭，午饭是盛在铜盘子里的隔夜小扁豆、菠菜和一团米饭。苍蝇在油松木桌子上新洒下的食物残渣周围嗡嗡作响。他不喜欢这些食物，也不喜欢在铜盘子里吃饭。图尔斯太太自己没有吃，而是坐在他旁边，盯着他的盘子，一面用手驱赶着在盘子上飞舞的苍蝇，一面和他说话。

有一会儿她指给他看阁楼下面的墙上挂着的一副镶框照片。照片的边缘和其他很多地方已经模糊了，照片上是一个留着胡子扎着包头巾的男人，穿着外套，缠着腰布，脖子上挂了一串珠子，前额上标记着种姓的印迹，他的左臂弯处靠着一把打开的雨伞。那是梵学家图尔斯。

“我们从来没有吵过嘴。比如说我想去西班牙港而他不想去，你觉得我们会因为这个吵架吗？不会。我们会坐下来讨论这件事情，他会说：‘好吧，我们去。’或者我会说：‘好吧，我们不去了。’这就是我们的方法，你知道的。”

她几乎变得伤感起来，而毕司沃斯先生试图在咀嚼的时候也保持庄重。他一面咀嚼，一面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停止咀嚼；但是只要他一停下吃饭，图尔斯太太就停止说话。

“这座房子，”图尔斯太太说着，擤着鼻子，用面纱擦着眼睛，同时疲惫地挥动着手，“这座房子是他自己亲手建造的。你知道，这些墙根本不是水泥的。你知道这个吗？”

毕司沃斯先生继续吃着。

“它们看起来就像水泥的一样，是不是？”

“是的，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水泥的。”

“每个人都看不出来那不是水泥造的。但是所有的人都错了。这些墙是用陶砖砌成的。陶砖。”她重复着，注视着毕司沃斯先生的盘子，等着他说点什么。

“陶砖！”他说，“我永远都不会想到这个。”

“陶砖。他亲手制成的每块砖。就在这里。在锡兰。”

“锡兰？”

“那是我们称呼后院的说法。你没有去过吗？一个很好的庭院。有很多开花的灌木。他很喜欢花的，你知道的。我们还保留着砖窑和其他一切东西。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座房子。锡兰。你最好现在就开始知道这些名字。”她笑起来，而毕司沃斯先生感到一丝恐惧的刺痛。“后来，”她继续说道，“有一天他到西班牙港去，要给我们安排回印度的旅行。只是一次旅行，你知道的。一辆车冲过来撞上了他，于是他就死了。死了。”她重复着，等着毕司沃斯先生的反应。

毕司沃斯先生赶紧咽下食物说：“那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出嫁了。两个儿子还在上学。而且我们没有钱，你知道的。”

这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是个新闻。他为了掩饰内心的骚乱而低头盯着自己的盘子，用力咀嚼着。

“赛斯说，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如果父亲死了的话，无论嫁娶都不应该过于铺张。你知道的……”她举起戴满镯子的沉重手臂，做了一个笨拙的舞蹈姿势，她自己也觉得这个姿势很好笑，“敲锣打鼓跳舞啊什么的。我们不这样的。让那些爱出风头的人去做好了。你知道那些是什么人。打扮起来消磨时光。但是去看看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你知道那些在乡村路上的房子。根本不算房子。没有家具。不，我们可不是这样的。那种铺张只适合像我这样守旧的人，不适合你。你觉得人们结婚的仪式很重要吗？”

“不是特别重要。”

“你有点像他。”

他随着她的目光朝墙上梵学家图尔斯的其他照片看去。其中有一幅是在摄影师工作室里的照片，背景是夕阳，一侧有棕榈树盆栽。另一张是他站立的照片，一个矮小的模糊人影在哈奴曼宅子的拱廊下面，远处的高街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破桶。因为靠近照相机的缘故，桶非常清晰。（怎么整条街都没有人呢？毕司沃斯先生寻思着。可能是在星期天的早晨，也可能他们用绳子把人群隔开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他在栏杆后面。在每张照片里，他都拿着那把展开的雨伞。

“他要是在世会喜欢你的，”图尔斯太太说，“他要是知道你要和他的一个女儿结婚会很骄傲的。他不会介意你的工作或者钱。他总是说血统是最重要的。我只要看看你就知道你的血统很高贵。只要在婚姻登记处办一个简单的小仪式就够了。”

毕司沃斯先生发现自己已经同意了。

在哈奴曼大宅里，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简单合理。但是一来到外面，他就觉得头晕目眩。他还没有时间思考婚姻将要带给他什么问题。现在这些问题看起来大得很。他的母亲怎么办？他要到哪里住呢？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刷广告牌对于一个和母亲住在一起的男孩来说算不错了，但是对一个成家的男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要想有房子他要先去找工作。他需要很多时间，虽然图尔斯家的人知道他的处境，但是他们没有给他任何时间。他认为他们已经决定给予比嫁妆更多的东西，比如他们可能会帮他找份工作或者是给他一座房子，或者两者都有。他想同赛斯与图尔斯太太商量这些事情，但是在结婚登记处登记完之后，他就再也没能见到他们。

在波各迪斯，他没有人可以诉说，因为单纯的羞耻感让他无法告诉塔拉、贝布蒂或者艾力克他要结婚了。在哈奴曼大宅里，在图尔斯太太的女儿女婿们和孩子们的包围下，他有一种被吞没的、无足轻重的，甚至是害怕的感觉。也没有人特别注意他。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他也被算在其中；但是他没有一个妻子来关心他、服侍他，就像他看见莎玛的姐姐们服侍她们的丈夫那样：准备好餐具，问他要吃什么，正儿八经的关心。他很少能看见莎玛，即使在他看见她的时候，她也摆出一副对他视而不见的样子。

他从来没有想过退缩。他觉得自己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必须负责任。有一天早晨，他告诉贝布蒂他因为工作要离家一段时间，他带了一些他的衣服搬进了哈奴曼大宅。他并没有完全撒谎：他认为他目前做的事情并非稳定可靠，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改变。日子过得稀松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他知道自己不久之后就会回来，没有任何变化地回到后巷的家里。作为还要回来的保证，他在小屋里留下了他的大部分衣服和所有书籍；这也是他向贝布蒂撒谎会回来而做出的保证。

在婚姻登记处的简短仪式之后，就好像是小孩过家家似的，插在不同花瓶里的纸花摆在颇为正式的麦色桌子上，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被安置在木头房子最高层的一个长屋里，他们只占据了房子的一部分。

现在他开始变得谨慎了。现在他开始想要逃跑。为了逃避最后的责任，他觉得还是不要把一切搞复杂。他没有拥抱她，也没有触碰她。他也不知道对一个没有和他说过只言片语的人该如何开口，他仍然能在她脸上看见那天早晨她在商店里给他的嘲讽微笑。为了避免受到诱惑，他没有看她一眼，当她离开房间之后，他长出了一口气。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倾听着整栋房子里传出的喧闹声。

那天和以后的日子里，也没有人和他说起嫁妆、房子和工作的事情；他明白以后也不会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因为赛斯和图尔斯太太认为还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图尔斯家的运作机制很简单。图尔斯太太只有一个仆人，一个被赛斯和图尔斯太太称作布莱吉的黑人妇女，其他的人都叫她布莱吉小姐。布莱吉小姐的职责很模糊，因为图尔斯太太的女儿们和她们的孩子们包揽了所有打扫、清洗、做饭和在商店里的工作。丈夫们在赛斯的监督下，在图尔斯的土地上劳作，看管图尔斯家的牲口，同时也在店里工作。作为工作的回报，他们有食物吃，有地方住，也有一点酬劳；他们的孩子也还有人看管；在外面，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们是和图尔斯家族联姻的。他们的名字已经被遗忘了，他们成为图尔斯家族的一部分。也有图尔斯家族的女儿们，因为运气好，嫁了有钱有势的丈夫；这些女儿们沿袭印度的习惯和丈夫住在一起，不算图尔斯家族的成员。

因为这个，毕司沃斯先生以为图尔斯家族对他青睐有加。但是当他看见图尔斯家怎样处理女儿的婚事时，他觉得奇怪，赛斯和图尔斯太太有什么必要一唱一和，花费那么大工夫诱使他结婚呢？

他们把莎玛嫁给他只不过是因为他出身正宗。就像他们把那个叫琴的女儿嫁给一个毫无文化的卖椰子的小贩一样。

毕司沃斯先生无钱无势。人们期望他成为图尔斯家族的一员。

他立刻就反抗了。

他假装不知道他们对他的期望，在完成了图尔斯商店的广告标牌之后，他认定逃跑的时机来临了，和莎玛一起，或者没有她也行。看来是不能带着她走的。他们仍然没有说话；而且，出于谨慎，他也不想在这间长屋里和她有什么关系。他毫不怀疑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图尔斯家的人。因而当莎玛在客厅里，在姐妹、姐夫、妹夫和外甥们的围绕之下公开哭诉的时候，他为自己的谨慎感到庆幸，她说毕司沃斯先生结婚还不到两星期，就已经想方设法让她伤心了，而且还在家族里制造麻烦。

毕司沃斯先生在盛怒之下开始收拾行装。

“对，拿上你的衣服走吧，”莎玛说，“你来到这座房子的时候除了一条廉价的卡其布裤子和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衣，什么也没有。”

他离开哈奴曼大宅，回到了波各迪斯。

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结婚。他只不过是和别人打了一架，但是他把事情处理得很好并逃脱了。

但是，在波各迪斯，他发现他的婚姻并不是一个秘密。贝布蒂流着快乐的眼泪欢迎他。她说她早就知道他不会让她失望。她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但是她早就预感到他会入赘到一户好人家。现在她可以幸福地离开人间了。如果她活着，她的晚年也因此而舒心得多。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的这个秘密而自责；他也完全不用为她担心；他现在有自己的生活了。

第二天，贝布蒂不顾他的抗议，穿上最好的衣服去了阿佤克斯。回来之后，她对图尔斯太太的和蔼可亲、莎玛的谦恭有礼和哈奴曼大宅的华丽赞叹不已。

她描述了一栋他几乎不认识的房子。她说在客厅里有两张像荆棘一样高高的桃木椅子，镶着大理石面的桌子上放着盆栽棕榈树和种在一个大铜盆里的蕨类植物，她说客厅里还有宗教挂画以及很多印度雕像。她还描述了客厅上面的祷告厅，有着细长的柱子，就像一座寺庙：一间不高的、凉爽的白色屋子，除了中间的神祠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她只看见了用水泥或者应该说是用陶砖搭的房子的楼上。他没有告诉她，那些房子是给图尔斯太太、赛斯和图尔斯太太的两个年纪还轻的儿子住的，还有就是预备给来访的客人看的。他决定还是不提那个老旧的被图尔斯家称为“老木板房”的木头房子为妙。

他在后巷的家里躲了整整两天，不想见艾力克和布罕戴德的儿子们。

第三天，他觉得贝布蒂不能给他想要的安慰了，便起身去了塔拉家。他从边门进去。从牛圈里传来他所熟悉的傍晚的声音：在新铺上稻草的牛棚里，奶牛们缓慢地活动着，牛圈里沙沙作响。塔拉家厨房外面的后阳台闪耀着温暖的灯火。他听见有人在朗读，发出规律而低沉的声音。

他看见阿扎德在摇椅上缓缓地摇着，头朝后仰，他闭着眼睛，眼皮痛苦地跳动着，布罕戴德的小儿子正在给他朗读“你的身体”。

布罕戴德的儿子看见毕司沃斯先生之后就停止了朗读。他的眼睛因为戏谑而变得尖亮起来，翘下巴上展现的笑容不过是个冷笑。

阿扎德睁开了眼睛，发出一声带着恶意的愉快的尖叫。“已婚之人！”他用英语嚷道，“已婚之人！”

毕司沃斯先生微笑着，看上去腼腆不安。

“塔拉，塔拉，”阿扎德高叫着，“快来看看你这结婚的外甥。”

她神色严峻地从厨房里出来，拥抱了毕司沃斯先生，然后她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他在一种悲哀和失落中感到他的婚姻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他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她解开面纱打结的地方，拿出二十元的钞票给他，他推辞了一会儿，然后收下了。

“已婚之人！”阿扎德再次叫喊着。

塔拉把毕司沃斯先生带到厨房里给他弄饭吃。同时，在阳台上，布罕戴德的儿子继续朗读着“你的身体”，蛾子不断地扑打着油灯上的玻璃灯罩，她和毕司沃斯先生交谈着。她无法掩饰脸上和语气中的不快和失望，这使得他越发地对图尔斯家族感到怨恨。

“他们给了你多少嫁妆？”她问道。

“嫁妆？他们可没有那么传统。他们一分钱也没有给我。”

“登记了吗？”

他咬了一口腌渍的芒果片，点了点头。

“这就是现在的风俗，”塔拉说，“和大部分现代风俗一样，非常省钱。”

“他们甚至没有给我画的广告标牌付钱。”

“你没有要吗？”

“我要了。”他撒谎说，“但是你不知道那些人。”他羞于谈及图尔斯家的运作机制，只是说他画的广告可能被看作对这个家庭尽力的表现。

“你把这事交给我办好了。”塔拉说。

他的心沉了下去。他本来希望她能宣称他是自由的，说他不用回去了，而且要他忘记图尔斯一家和莎玛。

因此，当她到哈奴曼大宅去后声称带回了好消息时，他一点也不高兴。他不想一辈子在哈奴曼大宅住下去；塔拉说哈奴曼家决定尽快把他安排到一个叫“捕猎”的村子里的商店去工作。

他已经结婚了，除了死亡，什么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

“他们告诉我他们只是想帮助你成家，”塔拉说，“他们说你不想要任何嫁妆和铺张的婚礼，而他们也没有提出来，因为这是一个爱情的结合。”她的语气里带着责备。

“爱情的结合！”阿扎德叫起来，“拉比戴德，你听见了吗？”他在布罕戴德小儿子的腹部捣了一拳。“爱情的结合！”

拉比戴德露出嘲讽的笑容。

毕司沃斯先生愤怒而谴责地看着拉比戴德。他认为拉比戴德比其他任何人都应该对他的婚姻负责，他想说，就是因为拉比戴德的嘲弄才使得他给莎玛写了那张字条的。但是相反，他没有理会阿扎德哧哧的笑声和尖叫，而是说：“爱情的结合？什么爱情的结合？他们在撒谎。”

塔拉疲惫而失望地说：“他们给我看了一封情书。”她用英语说了那个字，听起来十分邪恶。

阿扎德再次尖叫起来。“情书！穆罕！”

布罕戴德的儿子继续冷笑着。

他们的心情似乎感染了塔拉。“图尔斯太太说她认为你想继续你的画广告牌的工作，图尔斯家就是最好的工作地。”她开始微笑起来，“现在一切都好了，孩子。你可以回到你妻子身边去了。”

她对“妻子”这两个字的强调刺伤了毕司沃斯先生。

“这回你可是让自己陷进一锅黏胶里拔不出来了，”她不无同情地补充说，“我本来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我希望你能早点告诉我。”他说，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

“回去找你的妻子去吧。”阿扎德说。

他毫不理会阿扎德，用英语问塔拉：“你喜欢她吗？”因为印地语听起来过于亲密，过分温柔。

塔拉耸耸肩膀，说这不关她的事情；这刺痛了毕司沃斯先生，因为这加剧了他的孤独感：如果塔拉对莎玛有好感，这多少会让一切都更好忍受一些。他想他应该表现出同样的漠然来，便回给阿扎德一个轻松的笑容，问塔拉：“我看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对我怒不可遏了，嗯？”

他的语调激怒了塔拉。“怎么回事？你现在就已经害怕他们了吗，就和他们家其他男人一样？”

“害怕？没有。你知道我的。”

但是他好几天都拿不定主意回图尔斯家。他不知道他的权利是什么，也不相信那个捕猎村子里的商店。他只是怀疑他不会再回到后巷的家里了。于是当他打点行李的时候，他收拾了所有的东西，贝布蒂在一边一直淌着幸福的眼泪。等他骑车经过乡村路上那些没有完工的敞开的房子的时候，他琢磨着自己将在哈奴曼大宅那个封闭的正墙后面睡几个夜晚。

“什么？”莎玛用英语说，“你已经回来了？你在波各迪斯捉螃蟹捉烦了吗？”

虽然他预料到这次回来要面对风险和威胁，但被叫作最下三烂的捉螃蟹的人，实在是有些过了。

“我觉得我应该回来帮你在这里捉捉螃蟹。”毕司沃斯先生回答说，以此平息了大厅里所有的咯咯笑声。

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评论。他本以为迎接他的将是沉默、瞪视、敌意，或者可能是一点惧怕。他们的确都瞪视着他；但是屋子里的喧闹一如平常；惧怕当然只是他妄想出来的；而且他拿捏不准他们是否对他怀有敌意。他的回来只引起了他们短暂而轻浅的兴趣。没有人谈及他的离开和他的回来，赛斯没有，图尔斯太太也没有，他们两个就像从前他没有离开时一样，几乎根本不注意他。也没有人谈论贝布蒂和塔拉的来访。整栋房子过于拥挤，也过于喧哗，这些事情不足挂齿，因为他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现在他的身份已经一成不变了。他是一个惹麻烦的人，而且不忠诚，因此不值得他们信任。他软弱可欺并因此受到鄙薄。

他也没有打算再听到有关捕猎村商店的事情。他的确没有听说什么，他开始怀疑那个商店是否存在。他继续自己写广告牌的活计，并且尽可能地不在这座房子里待着。但是他在阿佤克斯没有什么名气，而且也很难找到工作。他整日闲荡着，直到他遇见一个和他一样没有固定工作的人，他叫作米瑟，是《特立尼达卫报》在阿佤克斯的新闻记者。他们一起谈论工作、印度教、印度和他们所尊敬的家族。

每天下午，毕司沃斯先生都不得不鼓起勇气返回哈奴曼大宅，虽然他推开大门之后不过一段很短的路程：穿过庭院，再穿过大厅，上楼，走过阳台，再穿过书房，然后就是他和别人合住的长屋。他在那里脱下长裤和背心，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躺在床上读书。他的长裤是贝布蒂用面口袋做的，很不合时宜。无论经过多少次清洗，裤子上面的字样仍然很醒目，甚至能看得清楚整个字体；裤子垂至膝盖，使他看上去更加瘦小。有关他裤子的事情很快就在孩子们中流传，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对于大厅里的耻笑和评论听之任之，也不顾莎玛的恳求，始终穿着这裤子招摇过市。

任何秘密都不能逃开孩子们的眼睛。一旦夜幕降临，在书房和楼上的阳台上到处是孩子们的床铺。傍晚快要过去的时候，更多的床铺被铺好，整个阳台挤满了睡觉的孩子。甚至连旧楼和水泥房子之间的木头桥上也挤满了睡觉的孩子。从木桥过去的地方被称作“新屋”，就是让贝布蒂钦羡不已的客厅。但是，即使房子的那部分不是专供赛斯、图尔斯太太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使用的，毕司沃斯先生也没有到那里去的兴趣。那是一间禁屋，里面陈设着巨大的铜罐和镶有大理石面的桌子，除了两把被贝布蒂形容为像帝王宝座的椅子，没有可以坐的地方。客厅里到处都是让人感到压抑的印度神像，沉重而又丑陋，那是梵学家图尔斯每次回印度时带回来的。“他一定是在哪个卖神像的店铺里批发来的。”毕司沃斯先生后来告诉莎玛说。在客厅上面是一个较大的隔断，是祷告厅，从客厅到祷告厅要上一截楼梯，楼梯如同轮船的升降扶梯一样陡峭。（据说是为了测试人是否虔诚，或者就是梵学家图尔斯——和岛上大多数盖房子的人一样——强加的自己赞同的观点。）在祷告厅里面没有任何家具，这当然是因为祷告厅的地面是神圣的，而他则觉得里面的熏香和檀香令人难以忍受。

就这样，他待在长屋里，被睡觉的人包围着。他所能拥有的空间十分窄小：这间长屋原来是阳台，阳台被封闭并分隔成卧室。他和莎玛把食物带到这里来吃，他蹲坐着，长裤褪到胯部，左手压在小腿和后大腿之间。在这些时候，莎玛就不再是他看见的那个在楼上的或者在整个图尔斯家人面前的莎玛，也不是那个图尔斯家派来的敌人了。她总是在一些微妙的地方，大部分是以她的沉默，来表示无论毕司沃斯先生怎样荒唐可笑，他还是她的丈夫，她必须要遵从命运给她的安排。但是他们之间仍然不友善。他们用英语交谈。她绝少过问他的工作，而他说话时也小心谨慎，以免日后落人把柄，虽然单凭羞耻，他就不会告诉她自己的微薄收入。

毕司沃斯先生只有在吃饭时才能借机报复图尔斯一家。

“那些小神们今天怎么样？”他会问。

他指的是她的弟弟们。年长的那个在西班牙港的罗马天主教教会中学读书，只在周末的时候才回家；年幼的正在准备考这所中学。在哈奴曼大宅里，他们和旧楼上的喧闹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们在客厅里起居并睡在客厅旁的卧室里；这些卧室一般都狭小而照明不足，墙壁却很坚实，那样的阴暗暗示着富有和隐秘。兄弟俩常在祷告厅里做礼拜。尽管年纪尚轻，但他们已经被归到赛斯和图尔斯太太那一类，他们的姐妹和姐夫妹夫们带着敬意传述他们的观点。为了对他们的学识有所帮助，家里最好的食物总是给他们准备的，尤其是一些补脑子的食物，鱼也是他们专享的。兄弟俩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总是神色严峻，有时甚至有些严厉。他们偶尔也会在商店里工作，坐在收银机附近，面前放着打开的课本。

“小神们怎么样，嗯？”

莎玛不做回答。

“那么今天大老板怎么样？”那说的是赛斯。

莎玛还是沉默不语。

“老皇后怎么样？”那是指图尔斯太太，“老母鸡？老母牛？”

“听着，没有人求你入赘到这个家里，你明白的。”

“家？家？你把这个该死的鸡飞狗跳的地方叫作家吗？”

说到这里，毕司沃斯先生拿起自己的铜水罐走到德麦拉拉窗户处，他在那里大声地漱着口，一面恣意地用卑鄙的字眼咒骂着整个图尔斯家，心里明白漱口的声音含混了他的咒骂，没有人能听见。然后他恶意地把漱口水吐到楼下的院子里。

“小心点，男人。厨房就在下面。”

“我知道。我就是希望能吐到你们家什么人身上。”

“依我看，你还是庆幸没有人愿意费那个功夫往你身上吐吧。”

住在一所挤满了人的房子里，却只能和一个人说话，这实在让他疲惫到了极点，于是几个星期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寻找同盟。在哈奴曼大宅里关系错综复杂，而他对此知之甚少，但是他还是发现有两个要好的姐妹嫁了两个要好的丈夫，这两个要好的丈夫也让这两个姐妹变得要好。要好的姐妹之间谈论彼此丈夫的病恙，疾病的名称和治疗的办法使得这种谈论必须用英语进行。

“他最近总是背痛。”

“你应该用些鹿角精。他以前也有背痛的毛病。他吃过道得肾药、毕凯姆和卡特的小肝脏丸，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药。但是只有鹿角精最后治愈了背痛。”

“他不喜欢鹿角精。他偏好斯罗恩搽剂和加拿大的康复油。”

“而他不喜欢斯罗恩搽剂。”

要好的姐妹俩为了保持她们友谊的私密，对彼此的孩子相当不客气，有时候甚至鞭打他们。当那个挨打的孩子在对母亲们之间的关系懵懂不知的情况下，跑来哭诉的时候，他的妈妈就会说这是他自找的。“我很高兴你的姨妈教训了你。她能让你安分守己。”然后被打的孩子的母亲就等着机会打另一个人的孩子。

在莎玛和琴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友谊，于是毕司沃斯先生决定从琴的丈夫开始寻找同盟。他就是那个从前卖椰子的小贩，名叫格温德。他身材高大、身体健美、相貌英俊，虽然并不起眼。毕司沃斯先生觉得一个如此相貌堂堂的人当一个卖椰子的小贩、并且还情愿在田里做体力活是一件不得体的事情。当赛斯出现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尤其为格温德感到难过。他那张英俊的面孔变得软弱不堪。他的眼睛眯缝着、闪动着，眼神游移不定；他结结巴巴地说话，吞咽着唾液，发出紧张而细微的笑声。等到赛斯走了之后，他坐在那张长油松木桌子跟前吃饭时，又变了一个人。他高谈阔论，喷着鼻息，叹息着，指责饭菜不好，仿佛急于表现出劳苦的工作让他饥不择食，同时又急于宣称他对于食物并不挑剔。

毕司沃斯先生认为格温德同样是个受害者，只是已被图尔斯家族降服，才变得这样卑躬屈膝。但是他忘记了自己一向被当作小丑和惹麻烦的人，还以为自己可以赢得格温德的支持。于是，有几个傍晚，格温德勉为其难地跟着毕司沃斯先生一起来到屋子外面，坐在拱廊下面，他不停地晃动着两条长腿，讪笑着，一面咂着嘴，一面用参差不齐的肮脏指甲剔着牙齿，看起来相当不自在。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女人当然不能成为谈论的对象，格温德也不喜欢谈论印度和印度教的事情。于是毕司沃斯先生只能和他谈论图尔斯家的人。他问及在赛斯手下干活怎么样。格温德说不错。他问他如何看待图尔斯太太。她也不错。她的两个儿子也不错。每个人都不错。于是毕司沃斯先生只好谈论工作的事情。格温德稍微感兴趣了点。

“你应该放弃那个写广告牌的活计。”有一天傍晚他说。让毕司沃斯先生感到惊讶和稍微不快的是，在所有人当中，居然是格温德给他提出建议，而且说得如此中肯。

“在田里他们需要好监工。”格温德说。

“放弃写广告牌？还有我的独立？不，伙计。我的格言是：独立自主。”毕司沃斯先生开始背诵在《贝尔的杰出演说家》中的一首诗。

“你怎么样？他们付你多少薪水？”

“他们付我的薪水足够了。”

“你是这么看。但是这些人都是吸血鬼，伙计。我宁可捉螃蟹卖椰子也不愿意给他们干活。”

提及他原来的职业，格温德发出不安的笑声，急躁地晃动着他的腿。

“我打赌你不会在田里看见小神们干活。”

“小神？”

于是毕司沃斯先生解释给他听。他解释了更多的事情。格温德讪笑着，啧啧地咂着嘴，不时地发出笑声，什么也没有说。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莎玛给毕司沃斯先生送来食物的时候说：“叔叔想要见你。”叔叔指的是赛斯。

“叔叔想要见我？见鬼，回去告诉你叔叔，如果他想要见我，他应该到这里来见我。”

莎玛严肃起来。“你最近在搞什么，又说了什么？你现在让所有的人都讨厌你。你不介意，我怎么办？你什么也给不了我，你还要阻止别人来照顾我。你只会说你要收拾东西离开这里，但是你只会说不会做。你有什么？”

“我他妈的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可不下去见什么叔叔。我可不像其他人一样，任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你自己下楼告诉他。你说话的时候像个男人，你就要像个男人一样自己下楼去。”

“我不去。”

莎玛哭起来，毕司沃斯先生在床上穿上裤子。等到他下楼的时候，他的勇气开始消退，他不得不告诉自己，他是一个自由的人，随时都可以自由地离开这座房子。但在大厅里，他羞愧地听见自己说：“什么事，叔叔？”

赛斯正在往他的象牙色长烟嘴里装一支香烟。烟嘴在毕司沃斯先生看来已经不是附庸风雅的表现，烟嘴的细腻同赛斯在田里干活穿的粗糙衣服，以及他没有刮过胡须的粗糙的脸也不再形成鲜明的对比：烟嘴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毕司沃斯先生全神贯注地看着赛斯粗厚的、带着瘀伤的手指细致地活动着，感到大厅里挤满了人。但是没有人提高声音，絮语声、吃饭声，静默与遥远的混战声加剧了此时的沉默。

“穆罕，”赛斯最后说，“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两个月，叔叔。”他无法不注意到自己听起来和格温德有多么相似。

图尔斯太太也在，坐在长桌子边的一个凳子上。超乎寻常的是，两个神，那两个总是神情肃然的男孩子也在那里，坐在用糖袋做成的吊床上，脚放在地板上。

姐妹们在桌子的另外一头忙着服侍丈夫吃饭。她们和孩子们黑压压地挤在厨房的入口处。

“你吃得还不错吗？”

在赛斯面前，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自己很渺小。赛斯的一切都很有魄力：稳重的举止，光滑的灰色头发，象牙色的烟嘴，隆起的结实前臂。他说完，抚摸着它们，看着汗毛弹回原来的位置。

“吃得不错？”毕司沃斯先生想到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想到他那因营养不良而隆起的腹部，还有他那很少得到满足的胃口。但是他说：“是的，我吃得不错。”

“你知道是谁给你饭吃吗？”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回答。

赛斯笑起来，把烟嘴从嘴里拿出来，用力咳嗽着。“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男人在成家之后，就不应该再期望别人给他饭吃。事实上，他应该供他的妻子吃喝。当我结婚之后，你以为我想要这个家的母亲给我饭吃吗？”

图尔斯太太在油松木桌子上抚弄着她戴着手镯的手臂，摇了摇头。

两个神神色肃穆。

“但是我听说你还不高兴待在这里。”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说我在这里不高兴。”

“我是大老板，嗯？妈妈是老皇后和老母鸡。这两个男孩是两个神，嗯？”

两个神表情严厉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从赛斯身上移开目光，朝别处看过去，十几张或更多张面孔立刻回避了他的视线。他看见格温德在较远的桌子一端和大家一起吃饭，笑眯眯地像个野蛮人似的吃着，对这样的审问显然无动于衷。琴弓着身子，遮着面纱，恭敬地站在他的旁边。

“嗯？”赛斯的语气里第一次显出了不耐烦，同时为了表达他的不高兴，他开始讲印地语：“这就是你的感恩。你身无分文地来到这里，一个十足的陌生人。我们接受了你，让你娶了我们其中一个女儿，我们给你东西吃，给你地方住。你拒绝在店里帮忙，你也拒绝在田里干活。这也就算了。但是你还反过来侮辱我们！”

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说：“我很抱歉。”

图尔斯太太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因为自己心里的想法而真正感到抱歉呢？”

赛斯指着桌子一端吃饭的人说：“你又给他们取了什么名字，嗯？”吃饭的人没有抬头，越发全神贯注地吃着。

毕司沃斯先生沉默着。

“哦，你没有给他们取名字。你只是给我、妈妈和两个男孩取了名字？”

“对不起。”

图尔斯太太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因为……”

赛斯打断了她。“我们需要人手在地里工作，最好是找自家的人帮忙。但是你说什么？你要保持独立自主。看看他！”赛斯冲着大厅说，“独立自主的毕司沃斯。”

孩子们窃笑着；姐妹们把面纱拉到前额上；她们的丈夫一边吃饭，一边皱起眉头；小神们坐在吊床上，脚对着地板缓缓地摇晃着，他们怒气冲冲地瞪视着楼梯平台。

“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赛斯说，“他们告诉我，你父亲是个好水手。但是你那独立自主的念头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毕司沃斯先生说：“只不过是我对地里的工作根本不在行。”

“噢！只不过因为你能读书写字，就不愿意让泥土脏了你的手，嗯？看看我的手。”他展开的手指指甲并不平整，弯曲上翘，而且惊人地短。他长满汗毛的手背被擦伤了，颜色污浊；他的手掌坚硬，有些地方被磨得很光滑，有些地方被磨破了。

“你以为我就不能读书写字吗？我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强。”他挥动一只手，指着那些姐妹们，以及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们；他冲着吊床上的神们张开另一只手掌，以示把他们排除在外。他的眼睛里露出调侃的神态，不时地松开咬着的烟嘴大笑起来。

“这两个男孩子又怎么你了，穆罕？这些神。”

那个年幼的神皱起眉头，一边把眼睛瞪得越来越大，直到眼神空洞茫然，一边想要抿住他那圆胖的小嘴唇。

“你以为他们也不会读书写字吗？”

“他们在商店里，”图尔斯太太说，“一边读书一边卖东西。一边读书吃饭一边卖东西。一边读书吃饭一边数着钱。他们不担心会把自己的手弄脏。”

他们可不担心钱会脏了手的。毕司沃斯先生在心里对她说。

年幼的神从吊床上下来说：“如果他不愿意在田里干活，那是他的事情。这就是你的报应，妈妈。你挑选自己的女婿，他们对你的态度是你自找的。”

“坐下，欧华德。”图尔斯太太说。她转向赛斯说：“这孩子就是脾气暴躁。”

“我不怪他，”赛斯说，“这些寻求自主的人会走开的，寻求独立自主，是不是那么回事，嗯，毕司沃斯？一旦麻烦来了，他们就会逃回这里来。赛斯就是在这里给人家侮辱的，给那些他想帮助的同一批人侮辱，比如你。我不介意。但是那不代表我觉得那孩子也应该不介意。”

年幼的神眉头越皱越紧。“不要以为我父亲去世了，那些吸榨我母亲血汗的人就可以叫她是母鸡。我要毕司沃斯向妈妈道歉。”

“道歉是空话，”图尔斯太太说，“什么也不能改变。我看不出为什么一个人会为自己心里的想法抱歉。”

一些懦弱的人能感知自己的懦弱并憎恨这样的懦弱，他们身上往往有某种特质，会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使自己免于受到最后的侮辱。毕司沃斯先生刚才还认为自己对别人的辱骂是最没人性的忘恩负义，现在他突然暴跳如雷。

“你们所有的人都见鬼去吧！”他喊道，“我对你们这群该死的谁也不道歉！”

震惊甚至恐惧爬上了他们的脸。他意识到这是他应该清醒的时候了，于是转身跑上楼梯回到那间长屋，开始摔摔打打地收拾东西。

“你一点也不关心你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烂摊子，嗯？”

那是莎玛，她光着脚站在门口，面纱低垂在前额上，看上去就像那天早晨在商店里那样惊恐不安。

“家！家！”毕司沃斯先生嚷着。朝一个纸箱里装着自己的衣服和书——《自助自赎》、《贝尔的杰出演说家》、七大卷《霍金斯电学导论》，纸箱盖上印着炼乳罐的圆形印迹。

“我一分钟也不会在这里待。让那个该死的男孩那样和我说话！你对你其他的姐夫妹夫们也这样说话吗？”

他以惊人的速度收拾着东西，很快就弄好了。但是他的怒火逐渐消退，他认为这样快就离开这所房子未免显得他过于荒唐，就像一个刚出嫁而使性子的姑娘。他等着莎玛说点什么来重新点燃他的怒火，但是她一语不发。

“在我离开之前，”他说，一边打开那个以前装炼乳的纸箱重新收拾，“我要你去告诉大老板，他是这家里掌权的公牛，我要你去告诉他，他还欠着我给店里画广告牌的工钱呢。”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对他说？”莎玛开始愤懑了，含泪欲滴。

他试图想象自己和赛斯要工钱的情形，但是他做不到。“你和所有的人，”他说，“别再招惹我。你以为我愿意和那人说话吗？你认识他很久了，他就像你的第二个父亲一样。你必须去和他说。”

“如果他问你要你欠他的呢？”

“我这就把你还给他。”

“你欠他的比他欠你的多。”

“他欠我的比我欠他的多。”

他们开始把这变成一场简单的斗嘴，这不但使他尚存的怒火一点不剩，甚至让他感到很兴奋，虽然还掺杂着一些不知接下去怎么办的迷茫。

在他还没有决定之前，琴和赛斯的妻子派德玛没有敲门就走了进来。琴哭哭啼啼的。派德玛祈求毕司沃斯先生看在家庭团结和家族名声的分上，不要一时意气用事。

这尤其使他觉得受了冒犯，他背对着琴和派德玛，在狭小的屋子里重重地踱着步子。

女人们的到来让莎玛转变了态度。她不再愤怒也不再哀求，相反显出一副殉难般的悲壮神情来。她僵直地坐在一张矮凳上，大拇指抵在下巴上，肘支在膝盖上，大睁着眼睛，直到眼睛睁到最大，眼神变得空洞，就像几分钟之前大厅里那个年幼的神一样。

“不要走，兄弟，”琴抽泣着说，“你的姐姐求你了。”她试图去抓他的脚踝。

他闪到一边，看上去茫然不解。

注意到他的困惑后，她又解释说：“琴塔[2]求你了。”她用自己的名字来表示自己悲伤的真切和乞求的真诚。她开始号啕大哭。

琴塔到楼上来乞求，表明正是她丈夫格温德去向赛斯汇报了毕司沃斯先生背后的咒骂，同时她也宣告了格温德取得胜利。毕司沃斯先生知道，当丈夫之间有了冲突之后，安抚失败的丈夫往往是获胜一方的妻子的职责，失败一方的妻子的责任就是不显露任何愤怒，但要巧妙地暗示出她对双方的丈夫是同样感到不快的。莎玛在琴塔来了之后，就已经扮演了失败一方的妻子，开始了扮演这个艰难角色的值得赞扬的第一步。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反抗这样微妙的蒙羞。在那一刻前，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觉得自己有敌人。人们只是对他很冷漠。但是现在他有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已经公开宣战，他觉得不能退缩。

下决心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胜利。于是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慈悲地看着琴塔和派德玛。琴塔自顾自地抽泣着，用面纱轻拭着眼睛。他温和地对她说：“你丈夫怎么不到《八卦周刊》去上班？他天生就是一个打小报告的人。”但是这丝毫不起作用，泪水依然从琴塔那闪闪发光的眼睛里泉涌而出。莎玛仍然殉教似的僵直着坐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叉开两条腿，裙子耷拉在膝盖上。“你究竟在那里装什么深沉呢，嗯？”毕司沃斯先生说。但是她没有听见。派德玛继续摆出一副疲惫但仍不失尊严的样子。他没有和她说话。她和图尔斯太太长得很像，只是更肥胖更苍老一些。她那菜色的病态肌肤油腻腻的，她一直在不停地扇着风，好像被体内的燥热折磨着。在她表述完第一次恳求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看毕司沃斯先生一眼，也没再搭理他。她看上去神态如常，也没有哭泣。她没有像琴塔那样激动，她已经完成过太多次这样的使命了，以至于对此无动于衷：在这座房子里没有哪个男人没有在此时或者彼时和赛斯争吵过。这时派德玛只是过来说完她的请求，然后就坐在那里，摆出一副病怏怏的样子来。她从来没有在大厅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表示她是站在赛斯一边的，或者显出对她那些外甥女的丈夫们的不满来，这使得她颇受尊敬，也让她成为一个不错的和事佬。

毕司沃斯先生不耐烦地厉声说：“好啦好啦。擦干你的眼泪吧。我不走了。”

琴塔发出一声短促的高声啜泣，算是结束了她的眼泪。

“但是告诉他们别招惹我。就这样。”

派德玛一面叹息着，一面费力地病歪歪地站起来。她和琴塔沉默地离开了房间。

莎玛变得灵活起来。她的眼睛不再睁得那么大，手指也从下巴那儿放下来。她开始无声地啜泣，身体松懈柔软起来，这使得毕司沃斯先生感到有趣，但同时也激怒了他。她的手臂变得滚圆，她的肩膀也没有那么紧张了，而是低垂下来；她弓起脊背；她的眼神一点一点柔和起来，直到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的手腕像折断似的耷拉在膝盖上；她的双手松散地下垂着；而她细长的手指没有生气地摆动着，仿佛关节处被折断了。

“真是冤家，”毕司沃斯先生说，“真是冤家！”

出于对格温德的失望，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在他以前所忽视的那些姐夫妹夫们身上搜寻长处。其中一个叫哈瑞的，个子高大，脸色苍白，沉默寡言。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长桌子边待着，慢吞吞、机械却又利落地扒着那一堆米饭，他怀孕的妻子在一边照看着他。他在厕所里磨蹭的时间更长，这使得人人都害怕他。“当哈瑞上厕所时，他们应该摇铃示警，”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就像他们要断水的时候摇铃一样。”哈瑞是病人，这在哈奴曼大宅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他的妻子带着悲痛和自豪讲述着不同的医生对他做出的可怕诊断。他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更不适合于地里劳作。很难想象以他这样细柔的声音可以支唤劳工，可以责备他们偷懒，或者呵斥劳工之间的争吵。他实际上是一个梵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也爱好这个。当他换下在地里劳作的衣服，扎上腰布，然后坐在楼上的阳台上阅读一本巨大而笨重的印地语书时，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舒心。那本书搁在一个漂亮的克什米尔阅书架上。当两个神不在的时候，他就会做礼拜，还不时地给一些亲朋好友举办宗教仪式。他谁也不得罪，谁也不讨好，只沉迷于他的疾病、食物和宗教书籍当中。

在他不劳作的空闲时间里，他不是在阳台上阅读就是待在厕所里。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时间，而只有在长桌子跟前吃饭的时候，别人才能接近他。但交谈还是很困难。因为哈瑞相信每一口饭应该咀嚼四十次，他吃饭的时候动静很大，而且非常专心致志。

有一天晚上，毕司沃斯先生坐到哈瑞旁边，哈瑞若有所思地瞟了他一眼，他的妻子则狐疑地盯着毕司沃斯先生。毕司沃斯先生耐心地等着哈瑞把满嘴的食物嚼得稀烂，然后迅速地问：

“你怎么看待雅利安教徒？”

他指的是从印度来传教的印度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宣扬说种姓无关紧要，印度教应该接受皈依者，神像崇拜应该被取缔，妇女应该受教育，他们宣扬的教义和图尔斯家族所虔诚信奉的传统教义格格不入。

“你怎么看待雅利安教徒？”毕司沃斯先生问道。

“雅利安教徒？”哈瑞说，又开始吃另一口饭。他的语气显示出这是一个喜好恶作剧的人问的愚蠢问题。

哈瑞的妻子显出愤怒的神色。

“是的，”毕司沃斯先生说，绝望地填补说话间隙，“雅利安人。”

“我觉得他们不怎么样。”哈瑞咬了一口辣椒，露出尖细的老鼠牙一样的小白牙齿，与他的高大和行动迟缓形成惊人的反差。“我听说，”他继续说，语气里完全是戏谑和责备，“你一直在努力研究他们。”

毕司沃斯先生几乎皈依了雅利安人宣扬的新教。

那个叫米瑟的闲散记者怂恿他去听番克耶·瑞的演讲。“你知道，他和任何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特立尼达梵学家都不一样。”米瑟说，“番克耶取得了学士学位，而且是个法学学士。这人是一个真正的雄辩家。一个纯化论者，伙计。”毕司沃斯先生没有问什么是纯化论者，但是听见米瑟满怀敬意地说出这个字眼的时候，它对他来说便充满了魅力，不但蕴含着纯粹和尽善尽美，而且带着高雅和教养的含义。

还有一个让他动心的理由是：集会的地点是耐斯家族的家里。耐斯家族拥有土地和一家肥皂厂，是图尔斯家族在阿佤克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在耐斯家族和图尔斯家族之间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敌意，就像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毋庸置疑的敌意一样。当耐斯家新建了一栋具有西班牙港现代风格的新房子之后，两家的敌意便越发尖锐起来。

当毕司沃斯先生看见番克耶的时候，他想：纯化论者。这人是个纯化论者。番克耶穿一件紧身的黑色长印度外套，风度优雅；当他和毕司沃斯先生握手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立刻被他的亲切征服了，同时得意地发现番克耶·瑞不但和他一样矮小，还同样有一个丑陋的鼻子。他还有极为沉重的松弛眼皮，这使得他看上去既可能滑稽又可能凶狠，既可能仁慈和蔼又可能傲慢不可一世。他们寒暄了几句，针砭时政，这使得番克耶在开始抨击宣扬传统的印度教教义之前，尤其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缓缓地说着，并不张扬，似乎在说每个词之前都预先品味一遍，正如一个优秀的纯化论者。更让毕司沃斯先生耳目一新的是，原来平平常常的词语在连成句子之后会有那样的均衡和美感。他发现自己同意番克耶·瑞所说的一切：在几千年来的宗教中，神像是对人类智慧和对上帝的侮辱；一个人的出身不是很重要；一个人的种姓应该只以他的行为来决定。

在演讲完之后，番克耶·瑞分发了几本他写的书，《改革是唯一途径》，毕司沃斯先生请求给他的书签名。番克耶·瑞不但签了名，还写了更多的东西。他写上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名字，称呼他为“亲爱的朋友”。在题名下面，毕司沃斯先生写道：“赠予穆罕·毕司沃斯，他亲爱的朋友番克耶·瑞，学士兼法学双学士。”

他回到哈奴曼大宅的时候给莎玛看了这本书和上面的题名。

“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莎玛说。

“让我听听你们怎么反对他。你们这些人声称自己出身于高贵的种姓。但是你以为番克耶·瑞会这样认为吗？让我瞧瞧。我寻思着番克耶·瑞会把那头大牛放在什么位置，哈！和母牛们在一起。让他当一个牧牛工。不行，那可是个不错的工作。”他想起来他自己的放牛生活，“最好让他当一个制皮革的人，整天剥死畜生的皮。没错，就是这个。大牛是和制皮革的人一个种姓的。那两个神呢？你觉得番克耶·瑞会把他们归在哪一类？”

“和你把你哥哥归的类一样。”

“清道夫？小洗衣工人？理发师？对，小理发师。番克耶只要一看见他们就会觉得他应该理发了。还有你妈妈呢？”他停顿了一下，“莎——玛！我想到了。番克耶会说你妈妈根本就不是印度教徒！我的意思是，看看事实吧。让她最心爱的女儿在婚姻登记处结婚。送她的两个小理发师到罗马天主教教会中学读书。只要番克耶看见你妈妈，他就马上会画十字。罗马天主教徒，那就是她！”

“你干吗不闭嘴。”莎玛试图显得轻松一些，但是他看出她生气了。

“罗－马－天－主－教－徒！罗马猫，巫婆。你以为她能蒙骗番克耶？番克耶给你们这些妇女带来希望的信息，他说印度教徒应该接受皈依的人，并且对她们一视同仁，他还说不必出身高贵才能成为高贵的种姓。希望的信息，伙计。怎么样？你妈妈控制着男人，什么时候她才能露出该死的感恩的样子来，拜倒在男人的脚下。感恩戴德，嗯？”

“我只希望这个叫什么番克耶·瑞的人立刻来把你从这个黏胶锅里弄出去，这可是你自己跳进来的。去吧。”

“莎玛。”

“你干吗不卷起你那小尾巴睡觉去。”

“莎玛，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姑娘。你以为任何一个好的印度教徒都会和一个信罗马天主教的姑娘结婚吗，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好印度教徒的话？莎玛，你猜怎么着？在我看来，你们整个一大家子只不过是一群出身卑贱的人。”

“你早就该知道的。你自己入赘进来的。”

“入赘进来的？哈！你以为那样我会高兴吗？我看起来是高兴吗？”

“你干吗要看起来高兴呢？你应该愁眉苦脸才对。你一生里第一次每天有三顿饱饭吃。依我说，你就是吃饱了撑的。”

“我看你的意思是说我饿得慌吧。我在这所房子里吃得最多的就是苏打粉和水。”

他把一只脚抵在墙上，用大脚趾沿着墙上一朵褪色的莲花图案画着圆圈。

他本来想和哈瑞较为严肃地讨论一下雅利安教徒的事情。他以为哈瑞和梵学家杰拉姆以及其他一些梵学家一样喜欢辩论。但是在长桌子处的哈瑞始终阴沉着脸，他的妻子则是一副惊骇的样子，于是毕司沃斯先生撇下他和那堆食物走了。

当哈瑞换了衣服，坐在楼上的阳台上，阴郁地哼着圣书上的经文的时候，自尊心受伤的毕司沃斯先生急于挑起点事端，便把那本《改革是唯一途径》拿出来显摆，指给哈瑞看上面的题词。哈瑞迅速地瞟了一眼那本书，然后说：“嗯。”

受了哈瑞的打击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决定还是不同其他连襟们传述这希望的信息，因为他们还不及哈瑞聪明，脾气也暴躁得多。

一个礼拜之后，赛斯在大厅里遇见毕司沃斯先生，他大笑着说：“你那个亲爱的朋友番克耶·瑞怎么样了？”

“你问我干什么？”毕司沃斯先生几乎总是在哈奴曼大宅里说英语，即使对方说印地语。这已经成为他的原则之一。“你怎么不去问问哈瑞，那个空想家？”

“你知道最近瑞被关进监狱了吗？”

“有的人什么话都乱说。”但毕司沃斯先生还是被有关这个纯化论者的消息弄得心烦意乱。

“这些雅利安人总是在谈论女人的一切，”赛斯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不过就是想抬高她们，然后好玩弄她们。你知道瑞骚扰耐斯家的一个媳妇吗？于是他们叫他离开。但是，在他离开之后，他们发现丢了很多东西。”

“但是这人是个学士。”

“还是法学学士呢。我知道。就是让我的曾祖母和一个雅利安人在一起我也不放心。”

“那是圈套。那人是个很好的朋友。一个纯化论者。番克耶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你没有听过他演讲，所以你不放心。”

“但是耐斯的儿媳妇听过。她可不喜欢她听到的东西。”

“丑闻，丑闻。你们这些泥坑里的萨纳坦主义者就是喜欢挖掘丑闻。”

“要是按照我的办法，非把所有这些雅利安人给阉了不可。他们让你皈依了吗？”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听说他们叫一些克里奥尔人皈依了。你的兄弟们，穆罕！”

在阳台上，毕司沃斯先生看见哈瑞穿着背心，缠着腰布，挂着念珠，正在读书。

“你好啊，梵学家！”毕司沃斯先生说。

哈瑞面无表情地盯了毕司沃斯先生一会儿，继续读他的书。

毕司沃斯先生经过一扇上面装着五彩长方形窗格玻璃的门，来到书房。在这里，靠着一面墙，放着一个书架，上面挤满了哈瑞研究的宗教文学的书。只有少数书是装订好的，大部分书只不过是一摞摞松散的大书页，书页四周镶着棕色的边，看上去不像是印上去的，倒像是污迹晕染的。每一页上都有上面一页和下面一页留下的部分印痕；墨迹已经变成黄褐色；每个字母周围都有一圈油迹。

毕司沃斯先生转身回到阳台上。他将头顶在一块明亮的蓝色玻璃那儿，冲着下面阳台上的哈瑞压低声音说：“你好，上帝先生。”

哈瑞哼唱着，没有听见他的话。

“我给你的一个姐夫也起了个名字。”那天傍晚的时候他告诉莎玛。他躺在毯子上，右脚搁在左腿上，用手撕扯着大脚趾上一片断裂的指甲。“便秘的圣人。”

“哈瑞吗？”她说，挺起身子来，意识到她也已经加入了这场游戏。

他拍打着自己黄色的松弛小腿，然后用手指按压着皮肉。小腿像海绵一样凹陷下去。

她把他的手推开。“别这样。我就见不得你做这个动作。你应该感到害臊，像你这样年轻的一个男人皮肉这样松软。”

“这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整天吃那些糟糕食物的结果。”他仍然拉着她的手，“嗯，实际上，我给他起了不少名字呢。圣灵。你觉得怎么样？”

“男人！”

“两个神怎么办？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长得像两只猴子？这样，屋外有一个水泥的猴子神，还有两个住在家里的猴子。就叫这个地方猴子窝得了。嗯，猴子，牛，母牛，母鸡。这个地方就像一个该死的动物园，伙计。”

“那么你呢？一条只会汪汪乱叫自鸣得意的狗？”

“人类最好的朋友。”他朝上踢腿，他那细瘦松弛的小腿颤动着。他一面继续踢着小腿，一面用手在上面按压着。

“别再做这个动作！”

这时候莎玛的头已经枕在他松软的胳膊上，他们并排躺在一起。

因为放弃了和所有连襟的交往，毕司沃斯先生只有去耐斯家和那里的雅利安教徒为伍。番克耶·瑞已经不和他们在一起了，也没有人愿意谈起他。另一个人替代了他的位置，他自称是一个学士（还是个教授），名叫施乌乐乾。他不是一个纯化论者。他讲华而不实的印地语和极少的英语，而且他对于米瑟的欺凌始终逆来顺受。米瑟热衷于讨论和决议。在他的引导下，他们通过了一些决议，比如教育是重要的，比如娃娃亲应该取缔，还有年轻人应该婚姻自主。

米瑟一向以自己父母的婚姻为耻，他说：“现在都是父母包办婚姻。”

（毕司沃斯先生很欣赏米瑟用的这些词语。那天傍晚他对莎玛说：“这就是你们家给你的一切。让你们所有的人都包办结婚。”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来的，继续说呀。”）

“看看我，”米瑟说，“从包办婚姻里得到些什么。你怎么样，穆罕？你对你那包办婚姻感到高兴吗？”

“事实上，”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可不是包办婚姻。我先看中那姑娘的。”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让你先见了那姑娘吗？”米瑟心中残留的循规蹈矩的本能显然使他感到愤怒。

“嗯，她就在那里，你知道，在商店里，卖布卖袜子卖缎带。我看见她了，然后……”

“然后就神魂颠倒？”

“嗯，不完全是这样。以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我不知道，”米瑟说，“不过，一切都是你自愿的。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反对包办婚姻。”

“我们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我们怎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观点呢？”米瑟说，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米瑟的举止越来越像番克耶·瑞了。“我建议用说服的办法。”

“和平的说服。”施乌乐乾说。

“和平的说服。就像穆罕默德一样。从小处开始。从你自己的家庭开始，先从你的妻子开始。然后继续前进。我要这里的每个人今天晚上回家去，决心把这些话传达给他的邻居。我向你们保证，我的朋友们，过不了多久，阿佤克斯就会成为雅利安教的大本营。”

“等一等，”毕司沃斯先生说，“从你自己的家庭开始？你可不知道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我看还是最好把他们排除在外。”

“你可真有意思，”米瑟说，“你想要说服三亿印度教徒皈依雅利安教，但却被一个小小的落后的只会拘泥于书本的土包子家庭吓破了胆。”

“我告诉你，伙计。你不了解我的家庭。”

“好吧，”米瑟说，他没有那么兴致勃勃了，“如果说和平的说服不能奏效。只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我的朋友们？我们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得到我们如此渴望的皈依呢？”最后这两句是番克耶·瑞在演讲的时候说过的。

“用武力解决，”毕司沃斯先生说，“改变信仰的唯一办法是武力。”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米瑟说。

“等一下，先生们，”施乌乐乾——这名教授说着，一面站起来，“你们摒弃了非暴力的教义。你们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只是短期的摒弃，”米瑟不耐烦地说，“极短极短的时间。”

施乌乐乾坐下了。

“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决议，即和平的说服之后是用武力改变信仰。怎么样？”

“我同意。”毕司沃斯先生说。

“我看这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报道，”米瑟说，“我要马上给《特立尼达卫报》打电话报道这件事情。”

第二天，在《特立尼达卫报》的本地版上，有一则大约两英寸长的消息，报道了阿佤克斯的雅利安社团（简称为AAA）的活动。消息上提及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名字和住址。

他在大厅的长桌子上留了一份打开的并做了标记的报纸。于是那个傍晚，当他阅读《改革是唯一途径》时，莎玛上楼来告诉他赛斯想要见他。毕司沃斯先生也没有争辩，他一面无声地吹着他的口哨，一面穿上裤子跑下楼去面对这场家庭审判。

“我看见你的名字登报了。”赛斯说。

毕司沃斯先生耸耸肩膀。

两个神坐在吊床上缓缓地摇晃着，皱着眉头。

“你想要干什么？想要家族蒙羞吗？这两个孩子还在上天主教教会中学。你以为这种事情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

两个神露出受伤的样子。

“忌妒，”毕司沃斯先生说，“每个人都只是忌妒我。”

“你有什么值得他们忌妒的？”图尔斯太太问道。

年龄大一点的神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我不会坐在吊床上眼看着这个家里的某个人或者是任何人来侮辱我。这都是你不好，妈妈。这是你女婿。你把他们带到这个家里就是为了让他们吃光我父亲的钱财，然后侮辱你的儿子们。”

这是一个严肃的控诉，图尔斯太太把男孩抱在怀里拥着他，用面纱替他拭干眼泪。

“这没什么，孩子。”赛斯说，“有我在这里照看你呢。”他转向毕司沃斯先生。“好了，”他用英语说，“你也看见你都惹出什么事情了。你就是想给这个家族招惹麻烦，你想让他们都进监狱。他们养着你，你却想让我和孩子他妈进监狱。你想看着这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辈子不能受教育。所有的一切都无所谓。这个房子已经是一个共和国了。”

姐妹们和姐妹夫们陷入沉痛的忏悔之中。赛斯无缘无故地提及共和国是对他们所有人的指责；那意味着毕司沃斯先生的行为牵连了其他女婿，他们一起不被信任了。

“就是说，”赛斯继续说，“你想让女孩子们都受到教育，再自己选丈夫，嗯？就像你姐姐那样？”

姐妹们和她们的丈夫们松了一口气。

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姐姐比这里的哪个人都好，而且她最好离这儿远远的。还要说明的是，她住的房子比这个不知道要干净多少倍。”

赛斯把胳膊肘放到桌子上，带着悲哀的神情抽着烟，一面低头看着他的半筒靴。“黑暗的时代，”他用印地语说，“黑暗的时代终于来了。姐姐，我们接收了一条毒蛇。这是我的错。你怪罪我好了。”

“我没有要求留在这里，你知道的，”毕司沃斯先生说，“我也相信传统。是你让我和你的女儿结婚的，你保证说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目前为止，我什么也没有得到。等到你哪天把你答应给我的给了我，我就走。”

“就是说你想要女孩子们学习读书写字然后自己找男朋友？你想看见她们穿短袍子？”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短袍子。我说的是你答应我的事情。”

“短袍子。还有情书。情书！你还记得你给莎玛写的情书吗？”

莎玛咯咯地笑起来。姐妹们和她们的丈夫们没有那么紧张了，也咯咯地笑起来。图尔斯太太爆发出一阵短促的大笑。只有两个神仍然神情严峻；但是图尔斯太太仍然抱着较大的那个神，哄着他露出了一丝笑容。

就这样，这场遭遇战输了。毕司沃斯先生不但没有丝毫沮丧，相反，他相当愉快。他毫不怀疑在他和图尔斯一家的斗争中——他认为这是斗争——他正在获得胜利。

雅利安社团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

社团引起了维尔太太的注意，她是一个小甘蔗园主的妻子。她给劳工的工钱并不多，但却因为她对宗教的热爱和她对劳工精神信仰的关注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她的大部分劳工都是印度教徒，而她尤其热衷于印度教。谣传说她的目标是最后让所有的印度教徒皈依，但是米瑟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是他完全让她改变了信仰。她的确到雅利安教徒的集会上去过。她还邀请一些雅利安教徒到她家里喝茶。毕司沃斯先生、米瑟、施乌乐乾，还有另外两个人去了。米瑟滔滔不绝。维尔太太聆听着，从来没有发表过异议。米瑟送给她一些书和小册子。维尔太太说她盼望能早日阅读这样的书。就在他们告辞之前，维尔太太赠送给每个人一本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爱比克泰德的《论说集》和许多其他小册子。

在此之后的许多天里，哈奴曼大宅到处都能见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督教派的宣传品。维尔太太的书出现在长桌子上、图尔斯商店里、厨房里，以及卧室里。一张宗教画被钉在一个厕所的门内侧。当一个小册子被放在祷告厅的神龛上时，赛斯把毕司沃斯先生叫来，对他说：“你下一步就要给孩子们教赞美诗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曾经想要让你成为一个梵学家。”

毕司沃斯先生说：“是这样的，自从我到这个家之后，我发现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印度教徒，必须先成为一个好的罗马天主教徒。”

年长的神感到自己受到了攻击，从吊床上下来，已经做出要哭的样子来。

“看看他，”毕司沃斯先生说，“不可一世的小孩子。我敢说当他把手伸进衬衣的时候，他就能拽出一个十字架来。”

年长的神的确戴了一个十字架。在这个家里它被认为是超凡理想的护身符。年长的神还带了很多其他的护身符，据说这是因为贵人应该受到万无一失的保护。在考试周来临前的那个星期天，图尔斯太太用哈瑞贡献的圣水给他洗澡，然后把他的脚泡在薰衣草水里，还要给他喝一杯英国产的浓烈的吉尼斯黑啤酒，这样当他离开哈奴曼大宅时，他就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人，身上挂满十字架、圣环和珠子，一个神秘的熏香小袋，还有一些古怪的臂环与圣币，每个裤子口袋里都装有一个酸橙。

“你声称自己是印度教徒吗？”毕司沃斯先生说。

莎玛试图制止他。

年幼的神从吊床上站起来，重重地跺脚。

“我不会坐在这个吊床上眼睁睁看着我的哥哥受到侮辱。妈，你不在意吗？”

“什么？”毕司沃斯先生说，“我侮辱谁了？在天主教中学里他们让他闭着眼睛，然后张开嘴巴说圣母玛利亚。那又算什么？”

“男人！”莎玛说。

年长的神哭起来。

年幼的神说：“你不在意，妈妈。”

“毕司沃斯！”赛斯说，“你想尝尝我的拳头吗？”

莎玛拽着毕司沃斯先生的衬衣，他挣扎着，仿佛是他打架打赢了还要继续打时被拉走似的。但是他意识到赛斯的恐吓，于是就由着自己被慢慢地朝楼梯推搡过去。

刚上了一半楼梯，他们听见赛斯叫着他的妻子：“派德玛！赶快过来照顾你姐姐，她就要晕倒了。”

有人冲上楼梯。是琴塔。她没有理睬毕司沃斯先生，而是带着斥责的口吻对莎玛说：“妈妈晕倒了。”

莎玛狠狠地瞪着毕司沃斯先生。

“晕倒了，嗯？”毕司沃斯先生说。

琴塔没有再说下去。她冲到水泥房子里，去收拾图尔斯太太的卧室，那间卧室叫玫瑰房间。

等到莎玛把毕司沃斯先生安稳地弄回房间后，她马上离开了他，他听见她匆匆地穿过书房跑到楼下去。

图尔斯太太经常晕倒。无论她什么时候晕倒，接下来马上是一系列复杂的安排。一个女儿被派去准备卧房，其他的女儿听从赛斯的妻子派德玛的指挥，把图尔斯太太弄到卧房去。如果——这种情况时常发生——派德玛自己也病了，她的位置就由苏诗拉替代。苏诗拉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尤为特别：她是一个寡妇，唯一的孩子也夭折了。她因为她所遭受的痛苦而受到尊重，但是即使她自己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势来，她的地位还是模棱两可的，有时候她和图尔斯太太的身份一样重要，有时候甚至不如布莱吉小姐。只有在图尔斯太太生病时，所有的人才会认可苏诗拉的重要性。

随后，在玫瑰房间里，在图尔斯太太晕倒之后，一个女儿给她扇着风，另外两个按摩着她光滑闪亮且结实得惊人的腿，还有一个用月桂油浸湿她松散下来的头发，再给她按摩前额。剩下的那个女儿站在一边，随时听从派德玛或苏诗拉的吩咐行事。两个神通常也在那里，绷着脸。当按摩和用月桂油浸湿头发的流程完成以后，图尔斯太太就会俯身趴下，让年幼的神从她的脚底踩到肩膀。年长的神以前也做过这个，但是他现在已经变得太重了。

女婿们和孩子们一起待在木头房子里，孩子们不用嘱咐就知道，除非得到许可，否则必须保持安静。所有的事情都被搁置一边，整座房子就像死了一样。总有一个女婿是让图尔斯太太晕倒的罪魁祸首。这个人马上就会陷入静谧和敌意之中。如果他试图说点什么别的，立刻就会因为这一轻率举动而招来许多责备的目光。如果他缩在一个角落闷声不响或者回到自己房间去，他就会因为冷漠无情或者忘恩负义受到谴责。他应该待在大厅里表现出懊悔和不安。他要等着从玫瑰房间里传来脚步声，然后和一个忙碌的气呼呼的姐妹搭讪，不介意所受到的冷落，悄声询问图尔斯太太的状况。第二天他下楼时，要做出一副腼腆羞怯的样子。那时图尔斯太太会好转很多。她不会理睬他，但是到了傍晚，就会传来她谅解他的消息。这样，别人才开始和他说话，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似的，而他也要热烈地回应。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到大厅去。他一直待在长屋里，躺在他的毯子上打发时间，或者构思他许诺为《新雅利安》写的文章。那是米瑟准备办的一份杂志。他无法集中精神，纸上很快就写满了不同式样的“RES”。这是自从他给一个商店写完广告牌之后发现的颇为难写然而也是非常优美的字母组合。

屋子里有一种鹿角精的味道。

“你高兴了，嗯？现在你让妈妈晕倒了。”

是莎玛，她的双手仍然沾满了油膏。

“你碰了哪只脚？”毕司沃斯先生问，“你应该为她们让你按摩一只脚而感到高兴。你知道，我的确不明白为什么你所有的姐妹们都急于照顾那只老母鸡。你以为她照顾你们了吗？她不过就是随随便便地把你们嫁给了一个卖椰子的或者是捉螃蟹的。而每个人还要冲上去给她按摩脚，按摩头，递嗅盐。”

“你知道，没有谁听见你这样说话，还会相信你到这个家时所有的东西还不够挂满一根一英寸长的钉子。”

这是她通常的攻击。他没有搭理。

第二天早晨他下楼来到大厅，精神抖擞地喊：“早安，早安。早安，各位。”没有人理他。他又喊道：“莎玛，莎玛。吃的呢，姑娘。吃的。”她给他端来一大杯茶。早餐是茶和饼干。饼干装在一个巨大的圆形鼓桶里，可以退给饼干商回收的那种：最大的经济装，一般咖啡馆的老板们才会买这种。他探身到鼓桶拿饼干，一边拨开稻草，一边摸索着饼干。这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因为稻草和饼干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很香，甚至比饭菜的味道都好闻。就在他摸索的时候，图尔斯太太来到了大厅，她神态疲惫、行动迟缓，看上去几乎和派德玛一样苍老。她的面纱低垂在额头上，她不时地把一块浸满古龙水的手帕按在鼻子上。不戴假牙使得她显得衰老不堪，但也正是她的老迈使得她显得永恒不朽。

“你感觉好点了吗，妈妈？”毕司沃斯先生问道，把一堆饼干放到一个有缺口的珐琅盘子上。他语气轻松。

大厅里一片肃静。

“是的，孩子，”图尔斯太太说，“我感觉好多了。”

这回轮到毕司沃斯先生感到吃惊了。

（“我对你妈妈的看法是错的，”那天早晨他离开的时候告诉莎玛，“她根本不是一只老母鸡。也不是一头老母牛。”

“我很高兴你终于学会感恩了。”

“她是一只雌狐狸。一只老雌狐狸。他们怎么称呼那个来着？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伙计。你还记得你那本《麦克杜格尔语法》吗？男修道院院长，女修道院院长。牡鹿，牝鹿。雄赤鹿，雌马鹿。雄狐狸，下面是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自己会找到的。同时，记住我把她的名字改了。她是一只老雌狐狸。”）

他一直待在楼梯平台处，在一把藤编的破烂椅子里越陷越深，椅子摆在那架废弃不用的钢琴前面，钢琴上沾满污渍，已经磨损不堪，毫无用处。他一面嘬着茶，一面嚼着饼干，同时朝茶里扔着饼干渣。他看着饼干渣膨胀变软，然后在它们开始下沉的时候及时用勺子捞起来。再往后，在勺子上的泡软的饼干掉下来之前，他晃晃悠悠地一口把饼干吞进嘴里。他周围的孩子们如法炮制。

年幼的神也下了楼。他一直在做早晨的礼拜。穿着他小小的汗衫，扎着小小的腰布，挂着珠子，戴着标记种姓的小画像，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圣人。他捧着一个铜盘子，里面是燃烧着的方形樟脑。先前樟脑是用来给祷告厅里的神像熏香的，现在则被用来献给家里的每个人。

那个神先端给图尔斯太太。她把手帕放在胸前，用指尖触摸了一下樟脑的火焰，然后又在额头上触摸了一下。“罗摩，罗摩。”她说着。随后她补充说：“把这拿给你的姐夫穆罕。”

大厅里又是一片肃静。毕司沃斯先生又吃了一惊。

苏诗拉仍然试图维护她昨天傍晚在房间里看护病人的权威，说道：“没错，欧华德，把这给你的兄弟穆罕拿过去。”

神迟疑着，皱着眉头。然后他咂了咂嘴，重重地朝平台走过去，朝毕司沃斯先生递上散发着芳香的樟脑。毕司沃斯先生从珐琅茶杯里捞出更多浸透的饼干。他的嘴巴在勺子下面，接住掉落下来的饼干，大声地咀嚼着说：“你可以把那个拿开了。你知道我是不搞神像崇拜的。”

那个神方才还在气恼，在争论和哄劝中没有回过神来，突然被毕司沃斯先生的拒绝弄得惊骇不已。他呆立在那里，樟脑燃烧着，在盘子里熔化了。

大厅里死寂一片。

图尔斯太太一语不发。她忘记了自己的虚弱和疲惫，站起来缓缓地朝楼梯走去。

“男人！”莎玛哭喊着。

莎玛的喊声惊醒了那个神。他朝大厅走回去，眼睛里噙满了愤怒的泪水，嚷嚷着：“我什么东西也不会给他。什么也不会给。我知道他对人是什么态度。”

苏诗拉说：“嘘。在你捧着盘子的时候别这样说。”

“男人！”莎玛说，“你要做什么？”

毕司沃斯先生喝干了茶，用勺子刮着沉在杯底的饼干，把它们送到嘴里吃了，然后站起来说：“我做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不相信这神像崇拜罢了。就这样。”

“唔－唔－唔。唔！”布莱吉小姐从喉咙里发出响亮的咕噜声。她被激怒了。她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每天早晨都去做弥撒。但是数年来她每天都看印度教徒做这样的宗教仪式，并把它们当作她自己的宗教仪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神像只能说是崇拜真正的神的垫脚石。”毕司沃斯先生冲着大厅说，引用着番克耶·瑞讲演时说的一句话，“只有在宗教落后的社会才需要神像。看看大厅那儿的那个小男孩。你们以为他知道自己今天早晨做的礼拜是什么吗？”

那个神跺着脚尖声说：“我对于做礼拜知道的比你多得多，你这个基督徒。”

布莱吉小姐再次发出咕噜声，现在她越发愤怒了。

苏诗拉对那个神说：“在你做礼拜的时候千万不能发脾气，欧华德。那样不对。”

“他这样侮辱我、妈妈和所有人，就对了吗？”

“我看就该给他条够长的绳子。他早晚会吊死自己的。”

在那间长屋里，毕司沃斯先生收拾着他画广告牌的工具，不停地哼唱道：

在下雪的时候在吹风的时候

在吹风的时候在下雪的时候

歌词和曲调是基于一首很老的歌《黄昏的漫步》，那是拉尔的学校里的合唱团唱给来自加拿大代表团的重要来访者听的。

但是一旦穿过边门离开哈奴曼大宅，毕司沃斯先生高昂的兴致就消失了，沮丧袭上心头，还持续了一整天，他工作得很糟糕。他必须在一个瓦楞铁皮栅栏上画一幅巨大的广告牌。在波纹状的表面上写字已经够糟糕的了，而更让他发疯的是，他还不得不在上面画一头牛和一扇大门。他画的牛看上去僵直变形，充满了悲伤，完全破坏了广告其他部分的欢乐氛围。

当他回到哈奴曼大宅的时候，他感到极度疲惫和暴躁。在大厅里，他受到的愤慨和挑衅的冷眼让他想起来早晨的胜利。但是他曾经有过的快乐被他对自己目前处境的厌恶所取代。他曾经兴高采烈地进行的反对图尔斯家族的斗争，现在看起来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十分卑鄙。假如，毕司沃斯先生在那间长屋里想，假如只消一句话我就会从这个屋子里消失，我能留下什么东西呢？一些衣服，一些书。大厅里的喧哗和吵闹依然如故，礼拜也会照做不误，早晨的时候图尔斯商店还是会开门。

他曾经在很多房子里住过。没有他，那些房子也不会有丝毫不同吧！这时候，梵学家杰拉姆可能正在开会或者在家里吃饭，然后进行傍晚时的阅读。索娅妮站在门口，遮住了屋外的光线，察言观色地等着杰拉姆的差遣。在塔拉家的后阳台上，阿扎德放松地倚在摇椅上，闭着眼睛，可能在听拉比戴德读“你的身体”，拉比戴德以一个极不舒服的姿势坐着，试图掩饰呼吸里的酒精和烟草味。塔拉在附近忙活着，吆喝着牧牛工（现在是挤奶的时间）或者指挥着院子里的仆童或女仆，反正是使唤着什么人。没有一个地方会有人想念他，因为他在这些地方始终不过是一个过客，一个扰乱秩序的人。此时贝布蒂在后巷的家里会想着他吗？但是她自己就是一个被抛弃的人。或者，甚至在更遥远的地方，那座在湿地上的茅草泥屋：泥屋现在可能已经被掀翻并被重新犁过了。除此之外，就只是虚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的存在。

他听见脚步声，莎玛端着盘子走进房间，盘子里装满了米饭、咖喱土豆、小扁豆和椰子调味料。

“你要我告诉你多少遍才知道我讨厌这些铜盘子？”

她把盘子放到地上。

他沿着盘子周围走着。“在学校里没有人教过你怎样才能保持健康吗？米饭、土豆，全都是些该死的淀粉。”他敲打着他的肚子，“你想让我胀破肚皮吗？”看见莎玛之后，他的压抑变成了怒气，但他还是以打趣的口吻说着。

“我总是说，”莎玛说，“只有你自己能挣饭吃的时候你才能抱怨。”

他走到窗户边，洗了手，漱口，然后把水吐出去。

下面有人叫喊道：“楼上的！看看你在干什么？”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莎玛说，朝窗户跑过去，“我就知道总有一天要发生这种事情。你吐到别人身上了。”

他饶有兴致地朝窗外看去。“是谁？老雌狐狸，还是其中的一个神？”

“你吐到欧华德身上了。”

他们听见他在抱怨。

毕司沃斯先生又含了口水漱着。然后，他鼓起腮帮子，尽可能地把身子探出窗外。

“别以为我没有看见你。”那个神喊道，“我看见你做什么了，毕司沃斯先生。但是我就站在这里，你要是敢再吐到我身上的话，我就告诉妈妈。”

“去告吧，你这小狗娘养的。”毕司沃斯先生咕哝着，朝外吐着。

“男人！”

“噢，天哪！”那个神叫道。

“你这走运的小猴子。”毕司沃斯先生说。他没有吐准。

他拿着铜盘子踱步。

“你就走吧，”莎玛说，“你就一直走到累了为止。但你还是等到能自力更生的时候再抱怨别人给你的饭菜吧。”

“谁让你告诉我这个的？你妈妈？”他龇出下牙，但是他那长长的面口袋裤子让他没有任何威慑力。

“没有人让我告诉你这个。只不过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你自己想出来的，嗯？”

他一把抓住盘子，盘子里的米饭洒了一地，然后，他准备冲到德麦拉拉窗户那去。非把这该死的玩意扔出去不可，他想。但是这样的暴怒反而让他平静下来，等他来到窗户跟前时，他又想：如果把盘子扔出去的话，有可能会砸死谁。于是他克制住冲动，只是把盘子倾斜了一下。盘子上的饭菜一下子就洒了出去，剩下一点饭粒粘在小扁豆留下的条痕和发泡的咖喱油渍上。

“噢，天哪！噢－天－哪！”

起初传来的是一声轻微的哭喊，随后喊声突然变成持续的大声叫骂，惹得房子里所有的婴儿都跟着尖叫起来。就在一瞬间叫喊声哑了，过了几秒钟之后，似乎那几秒钟间隔得很长，毕司沃斯先生听见一声低沉的、刺耳的、抽抽搭搭的鼻音。“我要去告诉妈，”那个神哭喊道，“妈妈，快来看看，你的女婿对你的儿子都干了什么。他把他那恶心的饭菜洒了我一身。”伴随着一声汽笛似的吸气，叫骂声又响了起来。

莎玛神情悲壮。

下面有一阵不小的骚乱。好几个人同时叫嚷起来，婴儿们的尖声哭喊伴随着叫骂和唠叨，整个大厅里回响着骚乱的人声。

沉重的脚步声摇晃着楼梯，震得门上的窗格玻璃咯吱作响，然后又咚咚地穿过书房。格温德来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里。

“是你！”格温德嚷嚷道，喘着粗气，他那英俊的脸扭曲着，“是你吐了欧华德一身。”

毕司沃斯先生害怕起来。

他听见楼梯上传来更多的脚步声。叫骂声渐渐近了。

“吐？”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可没吐到谁身上。我只是漱了口，扔了一些糟糕的饭菜而已。”

莎玛尖叫起来。

格温德朝毕司沃斯先生扑过去。

惊讶之余，毕司沃斯先生吓得呆若木鸡，他既没有回骂也没有还手，任由拳头落在身上。格温德出手很重，而且拳头时常击中他的下巴。每打一拳，格温德就说一句：“是你。”毕司沃斯先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女人们挤了一屋子，尖叫着，哭泣着，跌倒在他和格温德身上。他尤其清楚地听见那个神的叫骂声，就在他耳边。那似乎是一种干涩的、蓄意的、刺耳的噪音。突然叫骂声戛然而止。“没错，就是他！”那个神说，“就是他。早就应该有人好好揍他一顿了。”格温德每打一拳或者每踢一脚，那神就发出一声咕噜，好像是他自己在打人。女人们扑在毕司沃斯先生和格温德身上，她们的头发和面纱散落下来。一片面纱搔过毕司沃斯先生的鼻子。

“让他住手！”琴塔哭喊起来，“如果你们不制止他的话，格温德非把毕司沃斯打死不可。我告诉你，他发起脾气来可要不得。”她爆发出一声短促而刺耳的号啕。“住手，住手。你们要是不让他住手，格温德就会被送上绞架。在让我成为寡妇之前赶快让他住手！”

拳头落在毕司沃斯先生凹陷的胸脯上，短促而猛烈地击打着他柔软的隆起的腹部，他惊讶地发现大脑竟然异常清晰。那个女人到底在哭喊什么？他想。她要成为一个寡妇倒没什么，但是我怎么办？他试图用胳膊抱住格温德，但是只能无力地击打着他的后背。格温德毫不在意他的击打。如果他在意的话毕司沃斯先生倒是要吃惊了。他还想抓挠或者是拧格温德，仔细一想又觉得那样太女人气。

“打死他！”那神嚷嚷着，“打死他，格温德姐夫。”

“欧华德，欧华德，”琴塔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她把那神拉过来，把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胸前。“你也要这样吗？你想让我成为一个寡妇吗？”

那个神任凭自己被搂抱着，仍然扭头看着打斗，不停地叫喊：“打死他，格温德叔叔。打死他。”

女人们对于格温德全无作用。她们只能让他的胳膊无法抡得太高，但是他的短拳非常有力。毕司沃斯先生感受到了每一拳。它们已经不能让他感到疼痛了。

“打死他，格温德叔叔。”

他不需要这样鼓劲，毕司沃斯先生想。

邻居们吵吵起来。

“出了什么事情，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图尔斯太太！赛斯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急促惊慌的声音吓坏了毕司沃斯先生。突然他听见自己叫喊起来：“噢，天哪！我死了。我死了。他要打死我了。”

他的恐慌让屋子里安静下来。

恐慌让格温德的胳膊定格了，那个神也止住了，然后在他眼前闪现出一系列的画面：黑衣服的警察、法庭、绞架、坟墓，还有棺材。

女人们从格温德和毕司沃斯先生身上爬起来。格温德喘着粗气，也从毕司沃斯先生身上爬起来。

像他这样喘粗气的人多么让人厌恶，毕司沃斯先生心想。格温德身上的气味多么难闻！不是一种汗味，而是一种油腻的味道，身体的油腻，出现在毕司沃斯先生脑海中的还有格温德脸上的痤疮。和这样一个人结婚，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他打死他了吗？”琴塔问道。她镇定了许多，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和真切的担心。

“说话，兄弟。说话。和你的姐姐说话。有没有人让他说点什么。”

一旦格温德从他身上离开，毕司沃斯先生唯一的担心是要确定自己是否衣衫不整。他希望裤子没有什么不妥。他用一只手朝下摸索着。

“他没事。”苏诗拉说。

有人朝他俯下身子。那人散发出一种油味，维科的药油喷剂，大蒜和生蔬菜混合的味道，他知道是派德玛。“你没事吧？”她问道，摇晃着他。

他一翻身，脸朝墙躺着。

“他没事，”格温德说，然后用英语补充说，“幸亏你们来了，不然我要因为这个人上绞架了。”

琴塔抽泣了一声。

莎玛始终保持着那悲壮的神情，她坐在一张矮凳上，裙子耷拉在膝盖下面，一只手支着下巴，瞪大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朝我身上吐，嗯？”那个神发话了，“来啊。你现在怎么不吐了？嘲笑我们的宗教。我做礼拜的时候讥讽我。我做礼拜时知道是在为自己积德呢，你听着。”

“没事了，孩子，”格温德说，“只要我在就没有人敢侮辱你和妈妈。”

“别管他，格温德。”派德玛说，“别管他，欧华德。”

冲突就这样结束了。

莎玛和毕司沃斯先生被独自留了下来。他们都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莎玛盯着门口，毕司沃斯先生研究着浅绿色墙上的莲花。

他们听见大厅里又恢复了生气。人们以非比寻常的热情端出了被耽误的晚餐。大人们哼着歌哄着婴儿们，轻轻地拍打着孩子，咯咯地笑着，和婴儿咿咿呀呀地说着话。他们还带着幽默责备大些的孩子。在楼下的每个人之间有了一种新的联系，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种纽带正是他造成的。

“去给我买一听红鲑鱼来。”他对莎玛说，仍然脸冲着墙。

她的嗓子痒痒的。她咳嗽着，试图用叹息来掩饰吞咽声。

这使得他越发地感到厌倦。他爬起来注视着她，裤子松松垮垮地吊在身上。她仍然透过门口凝视着外面的书房。他感到脸十分沉重。他把一只手放到脸颊处活动着下巴，下巴僵直地动了动。

眼泪从莎玛的大眼睛里滑落下来，流到她的脸颊上。

“怎么回事？有人也打你了吗？”

她抖落脸上的泪水，手仍然放在下巴那儿没动。

“去给我买一听鲑鱼。要加拿大产的。再买些面包和胡椒盐来。”

“怎么回事？你欠揍吗？你装什么孙子？”

他真想揍她。但是刚才发生的一切无疑会使得他的举动显得荒唐可笑。

“你装什么孙子？”莎玛重复说。她站起来，抖落裙子并拽平它。似乎是为了引起大厅里的人的注意，她大声说：“你自己去买吧。你以后不能再对我吆喝来使唤去的，你听着。”她擤了擤鼻子，擦掉鼻涕，离开了。

留下他一人。他冲着墙上的莲花踢了一脚。那一脚发出的声音吓了他一跳，脚趾撞得很疼，他又朝那堆书踢了一脚。书翻了，他惊讶地发现这没有生命的东西很能忍耐，没有抱怨地任他发泄。折了一角的《贝尔的杰出演说家》像一道伤口，默默地忍受着他的暴虐。他弯腰想把书捡起来，但又觉得这样做无疑是对自己的讽刺。最好还是把它们留在那里给莎玛看，甚至让她整理。他用一只手抚弄着脸颊。脸颊感觉沉重而麻木。斜着眼睛往下看，他看见脸颊高高肿起来。他的下巴疼痛不堪。他开始感到浑身疼痛。奇怪的是，他在挨打时并没有太多的感觉。惊愕是最好的疼痛抑制剂。大概对动物也适用。那样它们才能忍受野外生活，这是上帝的某种安排。他朝挂在窗户一边的那面廉价镜子走过去。他从来就没有在里面看清楚过自己。在这个地方挂镜子简直是白痴才干的事情，而他愤怒到想要把镜子一把拽下来。但是他没有。他迈到一边，扭着头看着镜子。他知道自己的脸一定肿了，不过没想到会肿得这样厉害。但是他必须出去，至少现在要离开这所房子，去买他的鲑鱼、面包和胡椒盐，这些东西对他不好，但是他顾不了那么多。他穿上裤子，皮带扣发出清楚响亮的昭示男子气概的声音，他立刻就中止了这声音。他穿上衬衣，解开第二个纽扣，展示出他凹陷的胸脯。然而他的肩膀还算宽阔。他希望他能多花点时间让身体强壮。他每天吃的那个黑乎乎的厨房里的糟糕饭菜怎么能强身健体呢？他们只有在耶稣受难节的时候才有鲑鱼吃：那无疑是正统罗马天主教的印度教徒图尔斯太太的主意。他把帽子拉到额头上，觉得它在黑暗中可以遮住脸。

当他下楼的时候，唠叨声变成一片嘈杂。他一面经过楼梯平台，一面等着忍受静默和欢欣鼓舞。

事情就像他害怕的那样发生了。

莎玛根本没有看他一眼。在所有开心大笑的姐妹当中，她是笑得最欢的那个。

派德玛说：“莎玛，你最好给穆罕弄点吃的。”

格温德没有抬头。他似乎是在无缘无故地微笑，一面狼吞虎咽地呼噜呼噜吃饭，米饭和咖喱粘满了他长满汗毛的手，一直粘到手腕上。毕司沃斯先生知道，他很快就会迅速舔净他的手，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

毕司沃斯先生背对着大厅里所有的人，说：“我不会吃这房子里糟糕透顶的饭菜。”

“那么，也没有人求着你吃，你听好了。”莎玛说。

他把遮住眼睛的帽檐卷了一下，走到院子里，院子里没有点灯，只有从大厅里透出来的光。

那个神说：“你们谁看见有个奸细从这儿过去了？”

毕司沃斯先生听见一阵大笑。

高街对面的自行车商店屋檐下摆着一个牡蛎摊，摊上点着一支巨大的蜡烛，灯芯粗粗的，呈海绵状，冒着烟，照得摊子成了淡黄色。牡蛎码成闪闪发亮的一堆，灰色、黑色和黄色的牡蛎上面有很多小眼。两个瓶子用捻成螺旋形的褐色纸塞着，装着红色的辣椒调料。

毕司沃斯先生决定等一会儿再买鲑鱼，他穿过马路问那个男人：“牡蛎怎么卖？”

“一分钱两个。”

“剥吧。”

男人高声吆喝着，愉快地动手收拾起来。从黑暗中的某处跑来一个女人。“快来，”男人说，“帮忙剥开它们。”他们在摊上放了一桶水，洗了牡蛎，然后用一把短而钝的刀子撬开牡蛎，再把它们用清水洗过。毕司沃斯先生在牡蛎壳上倒上辣椒调料，然后吞了下去，摊开手掌要另外一个。辣椒调料辣着了他的嘴唇。

卖牡蛎的人醉醺醺地絮叨着，话里含混着英语和印地语。“我的儿子是个大人了。我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尤其不对劲。有一天他把一个罐头盒放在篱笆上，然后跑到屋子里。‘枪，爸爸，’他说，‘快点，给我枪。’于是我就把枪给了他。他走到窗户那儿开了一枪。罐头盒倒了。‘爸爸，’他说，‘看。我击中了我的工作。我击中了我的志向。它们死了。’”火光晕染着卖牡蛎的人的五官，给凹陷的地方打上了阴影，在他的太阳穴上、眉毛上，沿着鼻梁和颧骨镀了一层亮光。突然，他扔下刀子，从摊子下面拿出一根木棒来，在毕司沃斯先生面前挥舞着木棒。“所有的人！”他说，“让所有的人都来吧。”

女人没有注意这些。她继续收拾牡蛎，把它们放在她带着擦伤的红色手掌里，撬开牡蛎丑陋的壳，把牡蛎生生取下来，只剩下刚撬开的干干净净的牡蛎内壁。

“告诉所有的人，”那人说，“全部的所有的人。”

“别收拾了。”毕司沃斯先生说。

女人将手从水桶里抽出来，把一只滴着水的牡蛎放在那一堆壳上。

男人收起木棒。“不剥了？”他看上去很难过，也不再令人恐惧。他开始点数牡蛎空壳。

女人又消失在黑暗中。

“二十六个，”男人说，“十三分钱。”

毕司沃斯先生付了钱。新鲜的生牡蛎味道现在让他觉得恶心。他的胃沉重地胀满了，却仍然没有满足。辣椒辣得他的嘴唇起了泡，然后疼痛开始了。但是他还是朝宋夫人咖啡馆走去，那个高大的巨穴一样的咖啡馆亮着微弱的灯火。到处都停着苍蝇，宋先生在柜台后面打着盹，豪猪似的脑袋趴在一份报纸上。

毕司沃斯先生买了一听鲑鱼和两块面包。面包看起来和闻上去都不新鲜了。他知道在现在这种状况下面包只能让他恶心，但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终于打破了图尔斯家的戒律，吃了商店里的面包。这被他们认为是软弱的、不卫生的、下等的习惯。鲑鱼让他感到厌恶，他觉得上面带着铁罐的味道，但是他强迫自己吃完。在他吃的时候，他越发感到悲伤。偷嘴从来就没有带给他任何享受。

然而，他所认为的耻辱实际上却是他的胜利。

第二天早晨，赛斯派人来叫他，然后用英语对他说：“我昨天晚上从加里皮克马回来，本来是要吃饭睡觉的，但是我听见的第一件事情却是你试图虐待欧华德。我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你了。你想独立自主，好吧，你就自立去好了。等到你陷入麻烦，不要跑回来找我和孩子他妈就行，你听清楚了。在你来之前，这是一个美好而团结的大家庭。在你做更多的坏事之前，你最好离开这里，免得我的拳头不饶你。”

于是毕司沃斯先生搬进了捕猎村的商店里。他们搬家的时候，莎玛已经有了身孕。

[1]潘趣酒，一种用酒、果汁、牛奶等调和的饮料。

[2]琴（C.）是琴塔（Chinta）的昵称。

第四章　捕猎村

捕猎村坐落在一片甘蔗地的中心，是一溜长长的散乱分布的泥屋。外面的人很少到捕猎村来。村子里的人在甘蔗地和公路上工作。甘蔗地以外的世界是遥远的，村民只有通过村子里的大车和自行车，以及批发商的货车和卡车同外界保持联系。有时候私营的公共汽车也会经过这里，但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和路线。

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他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期生活的村庄一样。只是他不再被黑暗和痛苦包围了。他知道甘蔗地以外和公路那端的世界。那些路连接着和捕猎村一样的村落，它们还通向那些摇摇欲坠的镇子，镇子上或许有一两家店铺和咖啡馆饰有他画的广告牌。

村民们偶尔费尽艰辛去到这些镇子上购买所需的百货、向警察投诉，或者上庭候审；因为村子里没有百货店，也没有警局，甚至没有学校。村子里最重要的两座公共建筑是两家酒屋。酒屋周围是无数小食品铺，其中有一家就是毕司沃斯先生的。

毕司沃斯先生的店铺是一间低矮窄小的屋子，顶着一个锈迹斑斑的电镀铁皮屋顶。水泥地板根本就和土地地面一样高，已经磨损出裂缝，露出沙砾，地板上结着厚厚的污垢。墙壁倾斜下陷；水泥墙皮布满裂纹，有很多地方墙皮都剥落了，露出里面的泥土、剪断的干草和竹篾。墙很容易就松动摇晃，但是剪断的干草和竹篾却使得它有一种惊人的弹性。因此在以后的六年里，尽管每当有人倚靠在墙上或者把糖袋面粉袋靠到墙上时，毕司沃斯先生都忍不住心惊肉跳，但墙壁始终没有倒塌，他所发现的这种弹性也从来没有遭到损坏。

在店铺后面有两间没有抹过灰泥的屋子，里面是泥墙，破旧糙乱的茅草屋顶在边上延伸出一条敞开的走廊。原来压实的泥地已经松散，邻居家的鸡在一天中酷热的当口来到这里做泥土浴。

厨房单独在院子里，是一座临时搭成的棚子。棚子用弯曲的树枝当支撑，配上少量的瓦楞铁皮为屋顶，墙壁的材料几乎什么都有：锡片、帆布条和竹篾，还有商店的货箱板。一面墙上开了一扇窗户，但是原来想要做成的长方形歪斜了。窗户本身是用不相配、长度不合适的木头勉强钉成的，木头用两根横木支撑，横木用大量的生锈钉子钉住，钉子被锤子砸扁了，嵌在横木上。虽然厨房很小而且是敞开的，里面却始终很黑。白天用窗户透光，晚上用大蜡烛和火把点亮，墙上被煤烟熏得乌黑，沾着松松的煤烟，就像是一只新品种的蜘蛛在这里繁殖生长，织出的网如同它的腿一样乌黑而且毛茸茸的。所有的东西闻上去都是一股木头烧焦的味道。

但是这里有空地。后面的空地被杂乱而高大的灌木丛围绕，分不清界限，那块被弃置不用的空地后来被村民们和毕司沃斯先生称为“废地”。有一边还有更多的空地，那里曾经是一片良田，现在却是村子里奶牛的牧场，奶牛们吃这里的野草、蕈麻、长着尖利形状草叶的植物，以及野生的藤蔓。

图尔斯家族是在赛斯的建议下买下这块毫无收益的地方的。他是地方公路委员会的成员，听到消息说将来会有一条主干线通过现在毕司沃斯先生的店铺所坐落的地方，但消息最后被证实毫无价值。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费什么力气就从哈奴曼大宅搬了过来。他没有什么家什：他的衣服，一些书和杂志，他画广告牌的用具。莎玛的东西很多。她有很多衣服，她离开时，图尔斯太太又给了她好几匹商店架子上的布。也是莎玛想到要买一些锅碗瓢盆的。虽然这些东西是她用进价从图尔斯商店里买来的，但毕司沃斯先生看到他的积蓄和他在哈奴曼大宅积攒的画广告牌的钱在他还没有离开时就已经被花掉，还是很痛心。

他们的东西几乎没有装满一辆驴车，当他们到达捕猎村的时候，人们挤在路边盯着他们，带着敌意和同情。敌意来自竞争对手。毕司沃斯先生摇摇晃晃地坐在莎玛的一个包裹上，听着那些用进价买来但仍然昂贵的锅碗瓢盆的叮当声，他无法不注意莎玛表现出来的敌对情绪。她一路上始终保持着一副殉教式的悲壮神情，通过驴车的网眼默默地盯着路面，膝盖上搁着一个盒子，盒子里装着一套设计精美繁复的日本咖啡套具，这也是图尔斯商店的货物，三年来无人问津，因此在离开时被赛斯当作晚到的结婚礼物送给了莎玛。毕司沃斯先生还注意到，没有了他的店铺，这个村子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他知道这家店铺已经关门好几个月了。

“这是那种一个人可以白手起家的地方。”他对车夫说。

车夫漠然地点点头，既不看毕司沃斯先生也不看人群，笔直地盯着他的驴子，扬手轻轻地冲着牲口的眼睛挥了一鞭。

莎玛叹了一口气。她的叹息告诉毕司沃斯先生她觉得他愚蠢、乏味、令人羞耻。

驴车停住了。

“哇！”一些男孩子嚷嚷着。

毕司沃斯先生摆出一副严厉的、全神贯注的样子，就像他希望的那样凛然不可侵犯，他忙碌地帮着车夫卸货。他们穿过满是尘土味的后屋，把包裹和盒子搬到黑洞洞的店铺里。店铺被下午的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散发出一种红砂糖和变味椰子油的味道。前门的裂缝中透进的白色光道来自一个明亮而空旷的世界；商店里的活动听起来却鬼鬼祟祟的。

他们的东西摊在柜台上，并没有占多大地方。

“这只是第一批东西，”毕司沃斯先生对车夫说，“还有一大堆东西等着运过来呢。”

车夫没有搭话。

“哦。”毕司沃斯先生记起来没有付给车夫钱。还要花更多的钱。

那人接过肮脏的蓝色纸币，走了。

“这是他最后一次帮我运东西了。”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可以当场就这么告诉他。”

封闭憋闷的店铺里一片寂静。

“这是那种一个人可以白手起家的地方。”毕司沃斯先生说。

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于是他开始打量周围。在一个架子的顶层，他看见一些罐子，很显然是被以前的店主抛弃的。毕司沃斯先生可以在心里勾画出以前那个店主的样子来。那些罐子充满了雄心和绝望：罐子上褪色了的标签被老鼠啃咬过，沾着苍蝇的污垢；还有一些罐子甚至连标签都没有。

他听见车夫在驴车拐过那条窄路时吆喝着驴子；有一些村民出着主意，男孩子们叫嚷着鼓动着，鞭子一再地落下，发出噼啪的响声，伴随着笨拙的断断续续的蹄声；然后，随着挽具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一声鞭子的呼哨和叫喊，驴车启动了，村里的孩子们欢呼起来。

莎玛开始哭泣。但是这一次她没有默默地流泪，而是一任泪水从她茫然的眼睛里涌出来。她靠在柜台上装着日本咖啡套具的盒子上，像一个孩子那样抽泣。“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吗？你想要独立自主。我一辈子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丢脸。人们站在那里耻笑我们。这就是你用来独立自主的东西。”她一只手捂住眼睛，另外一只手朝柜台上的包裹挥动着。

他想要安慰她。但是他自己也需要安慰。这家店铺是多么荒凉啊！又是多么可怖啊！当他拥有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现在快到傍晚了，哈奴曼大宅里该是热热闹闹暖洋洋的了。而他在这里却害怕打破沉默，害怕打开店铺的门，走到光天化日之下。

最后还是莎玛给了他安慰。她已经停止哭泣。她果断地擤擤鼻子，然后开始打扫，把东西摆放好，收拾整理。他跟着她转悠，看着她，请求让他帮忙，高兴地按照莎玛的吩咐做这做那，甚至享受着她责备他没有做好事情的乐趣。

在以前的店主匆忙搬离之时，他给图尔斯家留下了两件家具，这些东西如今就转手成了毕司沃斯先生所有。在两间后屋中的一间里，有一张巨大的没有帐幔的铸铁大床，床有四根帷柱，上面的黑色搪瓷已经斑驳，失去了光泽。

“闻闻。”莎玛说，把一块床板举到毕司沃斯先生鼻子底下。上面有一股强烈刺鼻的臭虫气味。她把床板泡在煤油里。“那杀不死臭虫，”她说，“但是至少可以暂时制住它们。”

在以后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星期六的早晨，毕司沃斯先生就一直被煤油和臭虫的味道包围着。床板换了，床垫也换了，但是臭虫始终没有除去，而是跟着大床四处迁徙，从捕猎村一直到绿谷，到西班牙港，到矮山的房子，最后到锡金街的房子，在那里，大床挤进楼上两间卧室中的一间，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

店铺里剩下的另一件家具是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很矮小，但是做工非常精巧，因此没有被放到厨房里，而是放在了卧室里。莎玛擦拭干净这张桌子之后，把自己的衣服和布匹放到上面。桌子下面的泥地板上放置着那套日本咖啡套具，毕司沃斯先生不再认为那套咖啡套具和莎玛对它的态度荒唐可笑了。出于对莎玛的感激，他对她的咖啡套具生出一种柔情来。他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有这样的变化，但是他对于莎玛的转变尤为吃惊。在离开哈奴曼大宅的最后一刻她还在抗议，但现在她却表现得好像她每天都在这荒寂的房子里进出一样。她的动作是武断的、多余的，还有不必要的嘈杂声。他们的生气充满了整个店铺和房间，他们打消了寂静和孤独。

更让人惊奇的是，莎玛在院子的厨房里做了一顿晚饭。他无法仅仅把这看成一顿饭菜。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他觉得局促不安，并且很高兴莎玛没有把这当作一个特殊的时刻。屋子里点着从图尔斯商店里用进价买来的崭新油灯，她在卧室的桌子上服侍他吃饭，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没有叹息、发呆，或者显得疲倦而不耐烦，就像她以前在哈奴曼大宅他们那间装饰着莲花图案的长屋里那样。

几个星期之后，房子变得更加整洁和适合居住了。那种衰败荒废的感觉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减退了。店铺的墙壁无法收拾，无论怎样擦洗都不能去除糖和油的气味。柜台后面水泥地板上的厚木板和两个矮一点的架子仍然漆黑，沾着干了的油渍，并且因为油渍而沾上的灰尘变得粗糙不平。他们往四处洒消毒水，直到自己差一点被这气味呛得窒息。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热忱减退了。他们越来越少地想起过去住在这里的店主。那些污垢逐渐变得熟识，最后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并因此不再令人难以忍受。厨房只是小小地做了些改变。“多亏上帝的恩慈，它才一直站立着，”毕司沃斯先生说，“拿掉一块板子，整个房子就会倒塌。”卧室和走廊上的泥地修复好了，垫得高了一点，然后压成光滑的一尘不染的灰色。他们把日本咖啡套具从盒子里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看上去有些危险，但是莎玛说在找到更好的地方之前，还是把它放在那里。

这就是毕司沃斯先生对于他们这次冒险的体验：它是短暂而又相当不真实的，它是怎样发生的并不重要。在第一个下午他就有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离开捕猎村。他们真正的生活在别处，而且很快就会开始。捕猎村只是一个短暂的停顿，一次准备。

与此同时他变成了一个店主。卖东西对于他来说是一件极其容易的生计，以至于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还要干别的。在波各迪斯赶集的日子，比如，你可以买一袋面粉，打开，然后坐在面粉口袋跟前，一边放一把铲子和一杆秤，人们就会过来买你的面粉，把钱放进你的口袋。这活计看起来如此简单，毕司沃斯先生甚至觉得如果他去做的话根本就不会奏效。但是当他用自己的积蓄进了货，打开店门之后，人们的确来到店里买东西，付给他真正的钱。在早些时候，每卖出一件东西，他就觉得自己是在实现一个相当有把握的骗局，因而无法掩饰自己的得意。

他想起架子顶上的罐子，他还没有抽出时间把它们拿下来，对于自己的成功他一半迷惑一半喜悦。第一个月结束时，他挣了三十七元的巨额利润。他不知道要记账，是莎玛提醒他应该在方形的褐色纸上记下他赊出去的货物。是莎玛建议他把这些方纸片订起来。是莎玛装订了这些纸片。也是莎玛用她那从教会学校学来的圆润漂亮的字迹，一笔一画地在一本记者用的速记簿（这是印在笔记簿封面上的字）上记录账目。

在这些天里，他们的孤独所带来的陌生感减退了不少。但是他们对于彼此之间的新关系还是无所适从，虽然他们从来没有争吵，但两人的谈话始终生分拘束。对于孤独带给他们之间的亲密，毕司沃斯先生感到十分窘迫，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莎玛的尽心服侍让他很受用，但同时也让他很不安。这使得毕司沃斯先生非常紧张，当这种氛围被突然打破时他甚至很高兴。

有一天傍晚，莎玛说：“我们必须有一个祝福房子的仪式，让哈瑞祝福房子和店铺，让妈妈和叔叔，以及所有的人都到这里来。”

他大吃一惊，大为光火。“你以为我看起来像什么？”他用英语问，“巴里克泊的大君吗？我究竟为什么要哈瑞来给这个地方祝福呢？你自己看看。”他指着厨房，用手拍打着店铺的墙壁。“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在这个地方给你家里的人吃喝简直太他妈的过分了。”

于是莎玛做了她几周以来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她叹息着，原来那个疲惫的莎玛又开始叹气了。她什么也没有说。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知道了女人新的一面：一个女人是怎样发牢骚的。“发牢骚”这个词他只在外国的书籍和杂志上看见过。他那时颇为不解。在一个打妻子的社会，他不理解怎么会允许一个女人发牢骚，以及发牢骚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他看见过个别女人这样做，比如图尔斯太太和塔拉，她们不可能挨打。但是他认识的大部分女人都像图尔斯太太寡居的女儿苏诗拉一样，她带着自豪谈论她那短命的丈夫给她的毒打。她认为这是她必须接受的训练的一部分，并总是把印度社会在特立尼达的衰退归咎于那些胆小懦弱、不打妻子的丈夫的日益增多。

毕司沃斯先生就属于这一种类型。于是莎玛唠叨着，她唠叨个不停，以至于从一开始，毕司沃斯先生就知道她在发牢骚。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竟能胜任这样一种老掉牙的技巧。不过，有些事情本来就应该使他意识到这一点。她从来没有持过家，而在捕猎村却表现得像一个有经验的家庭主妇。然后是她的怀孕。她对此泰然处之，就好像她已经生了很多孩子似的。她从来不谈这件事，也不吃特别的食物或者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她的举止如此寻常，他有时候甚至会忘记她正怀着身孕。

莎玛唠叨着。刚开始时她沉着脸不肯开口说话，然后就开始了她精准高效、十分刺耳的唠叨。她并不忽视毕司沃斯先生。她很清楚地表明她注意到他的存在，但这让她心里满是绝望。晚上她躺在他身边，并不触碰他，却大声地叹着气，在他刚要睡着时又擤鼻子。她重重地翻身，不耐烦地辗转反侧。

头两天他装着没有注意。

第三天他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她没有回答，靠着桌子坐在他旁边，叹着气，一边注视着他吃饭。

他又问了一次。

她说：“想想你的忘恩负义吧。”然后起身走出了房间。

吃饭时他越来越没有胃口。

那天晚上莎玛不停地擤着鼻子，在床上翻来覆去。

毕司沃斯先生决定忍受这一切。

然后，莎玛沉默。

毕司沃斯先生以为自己赢了。

随后莎玛发出鼻塞的声音，非常低，似乎因为发出这种声音而感到羞耻。

毕司沃斯先生一动不动，倾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听起来均匀却不自然。他睁开眼睛仰望着茅草屋顶。他可以分辨出椽子和垂下来的松散的稻草，它们威胁着要戳进他的眼睛。

莎玛嘟囔着，大声地擤着鼻子，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她从那铸铁的四柱大床上爬起来，床咯吱响着。她突然闷声不响地猛地冲出了房间。厕所就在院子后面。

等她过会儿回来以后，他认输了。“你怎么回事，伙计？”他问道，“你睡不着吗？”

“我睡得又香又甜。”她说。

第二天早晨，他说：“好吧，叫老皇后和大老板还有哈瑞、两个神以及所有的人都过来，给店铺祝福吧。”

莎玛决心把一切都做好。三个劳工花了三天时间在院子里搭出一顶大帐篷。那活倒不难，只是用竹子当支撑，然后盖上椰子枝做屋顶。但是竹子要从附近的村子运过来，而且在劳工们愤愤不平地咕哝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劳工补偿法案”之后，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因为他们要爬到椰子树上砍椰子枝而多付一些工钱。他们还买了大量食物。同时为了帮忙准备，姐妹们在祝福房子的仪式三天之前就陆续来了。她们来了之后，毕司沃斯先生便不再抗议。他只好安慰自己图尔斯家的人不会全部都到捕猎村来。

但是，除了赛斯、布莱吉小姐和两个神之外，他们都来了。

“欧华德和沙克哈正在学习。”图尔斯太太用英语说，她的意思不过是说两个神在学校。

她在院子里转悠，打开门，检查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那天作为梵学家的圣人哈瑞，就像毕司沃斯先生印象中的那样苍白无力，说话依然轻声细语。他的毡帽软软地扣在头上。他漠然地向毕司沃斯先生致意，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然后他走进一间为他准备的卧室，换上梵学家的装束。衣服原本放在他随身带来的一个小纸板箱里。等他换装变成一个梵学家之后，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新的敬意对待他。

那些毕司沃斯先生无法分辨父母是谁的孩子们挤满了每个地方。女孩们穿着硬缎裙子，潮湿的长头发上扎着巨大的尼龙蝴蝶结，男孩们穿着鲜艳的衬衣和长裤。还有婴儿：婴儿们在母亲的臂弯里熟睡，有的睡在帐篷下的毯子和袋子上，有的睡在店铺的不同的角落里；婴儿们哭闹着，被抱着不停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婴儿们爬动着、叫喊着，还有的婴儿只是不声不响；婴儿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婴儿的动作。

格温德冲着毕司沃斯先生点点头，不过没有说话。他走到帐篷里坐下，和其他的姐妹夫们一起高声说笑。

琴塔和派德玛冷淡地询问了毕司沃斯先生的身体状况。派德玛询问是出于职责，因为她代表赛斯；琴塔询问则是因为派德玛先询问过了。这两个女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毕司沃斯先生怀疑在格温德和赛斯之间也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那个丧子的寡妇苏诗拉似乎对这种她可以掌权的时刻也颇为欢喜。她和图尔斯太太在一起，四处转悠，窥视着，刺探着，小声地用印地语交谈着。

毕司沃斯先生发现他在自己的院子里成了一个陌生人。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院子吗？图尔斯太太和苏诗拉看起来可不这样想。她们始终把这店铺叫作图尔斯家的店铺，即便他画了一个招牌并把招牌挂在门上也一样。招牌上写着：

好运来食品杂货店

经营人毕司沃斯先生

明码市价

一间卧室留给了哈瑞，另一间让给了图尔斯太太，商店里到处都是婴儿，毕司沃斯先生无处容身。他站在店铺前面，一边抚弄着衬衣下面的肚子，一边合计着以后如何同莎玛争吵。

店铺里传出了奔跑声和一连串的哭叫声。

然后传来苏诗拉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离开这里。到外面玩去。你们难道没看见你们吵醒了婴儿吗？为什么你们这些大孩子这么喜欢在黑乎乎的地方待着？”

每一个姐妹无时无刻不在警惕着孩子们之间两性交往的迹象，无论有多么轻微或隐秘。

毕司沃斯先生知道接下来是令人厌恶的喧闹。他对此毫无兴趣，于是离开店铺走到地皮分界的地方。在这里，在一个树篱的下面，他遇见了一群玩过家家的孩子。

“你是妈妈，”一个女孩对另一个女孩说，然后又冲着一个男孩说，“你是赛斯。”

毕司沃斯先生转身想走。但是那个女孩——她是谁的小崽子？——看见了他，她本来低声地说着玩什么过家家的游戏，现在提高了声音，带着一种明白无误的恶意说：“谁是穆罕？你，伯赫耶。你有四分之三条白裤子。你还特别喜欢打架。”

孩子们哄然大笑，毕司沃斯先生恨不得杀了他们。他虽然急忙离开了，但还是想看看那个伯赫耶长什么样子。

最近三天里，自从姐姐们到来以后，莎玛又变成了一个图尔斯家的人，一个陌生人。现在的她根本无法接近。帐篷里的仪式就要开始，她坐在哈瑞面前，低垂着头聆听他的指示。她的头发仍然由于为仪式沐浴而湿漉漉的，她从头到脚穿了一身白。她就像一个将要被当作祭品的人，毕司沃斯先生觉得他可以从她后背的曲线中看出她的欢喜来。她目前的角色和哈瑞一样是暂时的，但是只要仪式在举行，那就至高无上。

毕司沃斯先生不想看这仪式。那意味着他要坐在帐篷里的姐夫们当中，他敢肯定，看着莎玛那种顺从而欢跃的后背，他最后会勃然大怒。同时，他觉得如果他不停地巡视的话，他有可能会去阻止图尔斯大军的掠夺。

这时他想到了店铺。

他几乎是跑到店铺里的。店铺里面很黑，前门关着，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店铺里散发着婴儿的气味，婴儿们睡得到处都是：在柜台上，用枕头和箱子挡着，免得他们翻身的时候掉下来；在柜台下面；在柜台后面地板的厚木板上。然后，在黑暗中，他渐渐地看见了一群在一个角落蹲着的孩子。他们悄然无声而又全神贯注。毕司沃斯先生同样悄然无声而又全神贯注地从婴儿们当中摸索到柜台那里。

那一小群孩子正在熟练地打破苏打水瓶子，摘下瓶颈上的玻璃弹子。瓶子被口袋布裹着，以免发出声音。每个瓶子的押金是八分钱。底层架子上的糖果罐杂乱地摆放着。里面的天堂李子明显少了。薄荷糖也少了，那是一种带有橡胶般的韧性和嚼头的薄荷糖。盐渍梅干也少了。许多罐子盖都没有拧好。毕司沃斯先生伸出一只手想要拧正一个盖子。盖子摸上去黏黏糊糊的。他把盖子扔了。一个婴儿大叫起来，惊动了角落里的孩子，毕司沃斯先生喊道：“在我的巴掌落到你们谁身上之前，给我从这儿滚出去！”同时，他以一个老到的店主的灵活劲儿抬起柜台上的掀盖，打开一个小门，几乎一下子就窜到了角落的孩子们中间。

他揪着一个男孩的领子，把他提了起来。男孩大叫着，和他在一起的女孩们也大叫起来，店铺里的婴儿齐声大叫起来。

外面有个女人问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毕司沃斯先生扔下他揪住的男孩，那男孩跑到外面去，嚷得比婴儿还要响亮。

“穆罕叔叔打我了。妈，穆罕叔叔打我了。”

另一个女人，无疑是男孩的母亲，说：“但是他不会无缘无故打你的。”她的口气里分明表示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这个胆子。“你一定是做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做，妈。”男孩号啕着用英语说。

“他是什么也没有做，妈。”一个女孩说。毕司沃斯先生认识她：一个矮胖的小东西，长着一双轻蔑的大眼睛和一张丰满的下垂的嘴唇；她能把身体扭出各种奇异的姿势来，常常在哈奴曼大宅来客人时表演。

“该死的骗子！”毕司沃斯先生说。他跑出店铺，经过一个嘀嘀咕咕过来哄婴儿的女人。“什么也没做？那是谁打碎那些苏打水瓶子的？”

在帐篷里，哈瑞沉着地嗡嗡低语。莎玛裹在那一身白茧子里，依然低垂着头。其他姐夫们坐在毯子上，虔诚地一动不动。

毕司沃斯先生大为庆幸自己没有和孩子的父亲照面。

派德玛慢吞吞地走进店铺，又出来，然后用一种公正的口吻说：“有一些瓶子被打破了。”

“一个瓶子八分钱，”毕司沃斯先生说，“这就是什么也没做！”

男孩的母亲突然暴怒，她朝木槿花丛扑过去，开始折上面的枝条。枝条很柔韧，她弯折了好几次才折下来。撕扯下来的叶子落了一地。

这会儿男孩的大叫中掺杂着母亲愤怒的鞭打。

那母亲打断了两根小棍，一面打一面说：“这是告诉你不要动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是告诉你不要招惹那些不给孩子留余地的人。”她瞥见男孩领子上毕司沃斯先生的手指印，上面还沾着罐子盖上的黏液。“这是告诉你不要让那些大人把你的衣服弄脏。这是告诉你他们不用洗衣服。你是一个大人。你知道什么是对。你知道什么是错。你不是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像教训一个大人那样打你，就当你能像大人一样忍受。”

鞭打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惩罚了，它变成了一个仪式。姐妹们出来围观，晃悠着怀里的孩子，她们不紧不慢地说“你要把那孩子打坏了，苏玛蒂”，或者是“别打了，苏玛蒂。你已经打得够厉害了”。

苏玛蒂继续打着，仍然不停地念叨。

帐篷里，哈瑞在吟唱。从莎玛后背的姿势，毕司沃斯先生可以感觉到她的不快。

“祝福房子的庆祝会！”毕司沃斯先生说。

挨打在继续。

“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毕司沃斯先生说。他已经见过太多次这样的鞭打，知道这鞭打之后会有人不无敬慕地谈论这事说：“苏玛蒂打孩子打得真狠。”姐妹们会对她们的孩子说，“你是不是想要我像那天在捕猎村苏玛蒂打她的孩子那样揍你一顿？”

男孩已经不哭了，最后他被放开了。他向一个姨妈寻求安慰，她正在哄着婴儿，又哄着男孩，然后对婴儿说：“来，亲亲他。他的妈妈今天把他打得可狠啦。”然后又对男孩说：“来，看看你怎么把他弄哭了。”呜咽的男孩亲了亲哭喊的婴儿，喧闹渐渐地平息了。

“好！”苏玛蒂眼里噙着泪，说，“好！现在每个人都满意了。我看那打碎的苏打水瓶子的事也扯平了。现在没有人会为一个瓶子损失八分钱了。”

“我可没让谁打自己的孩子，你听着。”毕司沃斯先生说。

“没有人让我打，”苏玛蒂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是说现在每个人都满意了。”

她走到帐篷里，坐到为女人和女孩们设的位置那里。男孩坐到男人中去。

路两边现在站着很多村民和一些外来的人。他们不是被鞭打吸引过来的，虽然鞭打使得村子里的孩子比预期里更早地聚集到这里。他们是冲着仪式之后分发的食物来的。在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当中，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有另两个村子里的店铺老板。

在苏诗拉的指挥下，饭菜在院子里的一个露天灶眼那里做好了。为了这次仪式，姐妹们从哈奴曼大宅带来了一口巨大的黑色锅子，在里面搅拌着。她们汗流浃背，发出抱怨，却兴高采烈。虽然没有必要，有些人还是在前一天晚上通宵削土豆、淘米、切菜、哼歌、喝咖啡。她们准备了一箱又一箱的米，一桶又一桶的小扁豆和蔬菜，一缸又一缸的茶和咖啡，还有大量的薄煎饼。

毕司沃斯先生已经放弃计算所有的花费了。“非把我变成一个该死的叫花子不可。”他说。他沿着木槿花丛的边缘走，捋下叶子，放在嘴里咀嚼，然后又吐出来。

“你有一份不错的小产业，穆罕。”

那是图尔斯太太，她在铸铁四柱大床上休息过后，显得很倦怠。她说“产业”时用的是英语；那字眼带着一种贪婪自满的味道。他倒宁可她说“店铺”或者“地方”。

“不错？”他说，拿不准她是不是在讥讽。

“非常好的小产业。”

“店铺里的墙壁都快塌了。”

“它们不会塌的。”

“卧室里的屋顶漏雨。”

“也不是所有的时间都下雨。”

“我也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睡觉。我需要一个新厨房。”

“我看现在的厨房很好。”

“又是谁整天在那里吃饭呢，嗯？我们可以再盖一间屋子。”

“怎么回事？你想马上就有一座哈奴曼大宅吗？”

“我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哈奴曼大宅。”

“看，”图尔斯太太说，他们现在在走廊里，“你根本不需要另外一间房子。晚上你可以在这些柱子上挂一些糖口袋，你就又有一间额外的房子了。”

他看看她。她显出认真的样子。

“第二天早晨把它们取下来，”她说，“你就又有了一个走廊。”

“糖口袋，嗯？”

“只要六七个就够了。你不需要更多了。”

我想要把你埋到一个糖口袋里，毕司沃斯先生心想。他说：“你要送给我一些糖口袋吗？”

“你是个店主，”她说，“你的糖口袋比我的多。”

“别担心，我只是在开玩笑。给我送一个煤桶吧。你可以把一家子都装进煤桶里。你不知道吗？”

她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建造什么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说，“现在没有人想要房子了。他们只想要一个煤桶。一人一个煤桶。你以后不会在什么地方看见房子了。只是一个院子里立着两三排煤桶，每排有五六个煤桶。”

图尔斯太太用面纱拍着嘴唇，转身走进院子。她声音微弱地喊道：“苏诗拉。”

“然后你可以让哈瑞就在哈奴曼大宅祝福那些煤桶，”毕司沃斯先生说，“也不用把他一路带到捕猎村来了。”

苏诗拉过来，狠狠地瞪了毕司沃斯先生一眼，挽住图尔斯太太的胳膊。“怎么了，妈妈？”

店铺里一个婴儿醒了，开始尖叫，淹没了图尔斯太太的话。

苏诗拉扶着图尔斯太太来到帐篷里。

毕司沃斯先生走到卧室里。卧室的窗户关着，很黑，但还是有足够的光线让他分辨出屋子里的东西：他的衣服挂在墙上，床铺因为图尔斯太太在上面休息而变得皱巴巴的。他不顾自己的挑剔，躺到床上。茅草的霉味混合着图尔斯太太身上的药味：月桂油、软蜡烛、加拿大康复油、氨水。他没觉得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但是，绝望地悬挂在泥墙钉子上的，完全是一个小人物的衣服，滑稽的、不真实的衣服。

他不知道塞缪尔·斯迈尔斯会怎样看他。

但是也许他可以改变。离开这里。离开莎玛，忘记图尔斯一家，忘记所有人。但是又能去哪里呢？能干什么呢？他能做什么呢？除了做公共汽车售票员，或者在甘蔗地里、公路上工作，或者拥有一间店铺。塞缪尔·斯迈尔斯会预见到更多吗？

半睡半醒之间，门上传来咯吱的声音，不是一般的咯吱声，而是一种刻意弄出来的咯吱声：他辨认出是莎玛的手弄出来的。他闭上眼睛装作睡着了。他听见一只钩子被拉起来又落下去。她走进房间，甚至在泥地板上，她的脚步也是沉重的，明显想要吸引他的注意。他感觉她站在四柱大床的一边，俯视着他。他的身子绷紧了，他的呼吸不自然起来。

“嗯，你今天真是让我为你骄傲。”莎玛说。

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他所期望的。他已经习惯了她在捕猎村的尽职尽责，并以为她会站在他这一边，哪怕是在私底下。他所有的柔情都消失了。

莎玛叹了口气。

他爬了起来。“房子祝福结束了？”

她甩了甩仍然湿漉漉的笔直长发，他可以看见她前额上的檀香印迹：这在女人额头上如此古怪。它们使得她看上去神圣陌生得可怕。

“你在等什么呢？出去看着，保证一切安好无事。”

她对于他的暴躁很是吃惊，于是没有叹息也没有说话就离开了房间。

他听见她在给他找理由。

“他头痛。”

他听出这语气是要好的姐妹之间议论自己丈夫不适的时候用的。这是莎玛对于姐姐们的请求，请求相互的亲密，请求支持。

他为这个怨恨莎玛，却发现自己焦急地盼着有人回应，希望有人同情地讨论他的病情，虽然只是头痛。

但是甚至没有一个人说“给他一片阿司匹林”。

但是，他还是高兴莎玛尝试过了。

祝福房子的仪式严重消耗了毕司沃斯先生的财源，而且在仪式之后，店铺的经营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在毕司沃斯先生招待的店主当中，有一个卖掉了他的铺子。另一个人搬了进来，他的生意很兴隆。这是捕猎村历来做生意的惯例。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毕司沃斯先生说，“房子是被祝福过了。你以为每个人都等着免费的食品吗？”

“你赊账太多了，”莎玛说，“你必须要让那些人付钱。”

“你想让我去揍他们一顿吗？”

她拿出速记簿时，他说：“你费什么脑子记账啊？我可以马上告诉你，零乘以零等于零。”

她计算了祝福房子仪式的花费，又加上了赊欠的钱。

“我不想知道，”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就是不想知道。是不是要再让房子接受一次取消祝福的仪式？你觉得哈瑞可以做得到吗？”

她得出了一个理论。“人们是因为觉得害臊不来了。他们欠账太多。图尔斯家的商店里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你知道我觉得是什么原因吗？是我的脸。我觉得我没长一张店铺老板的脸。我有一张可以赊账却无法让人还钱的脸。”他拿起一面镜子研究着自己的脸，看这鼻子。还有鼻子上这丑陋的肿块。这双跟华人一样的眼睛。“看看，姑娘，假如，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是第一次看见我。看着我想象一下。”

她看着他。

“好。闭上你的眼睛。现在睁开。第一次看见我。你刚刚才看见我。你觉得我会是什么人？”

她说不出来。

“这就是那该死的麻烦。”他说，“我看起来什么也不是。店铺老板，律师，医生，劳工，工头，我看起来谁都不是。”

塞缪尔·斯迈尔斯式的沮丧向他袭来。

莎玛是一个谜。在图尔斯商店里工作的时候，在哈奴曼大宅里和那些女孩子们一起在楼梯上蹦蹦跳跳的时候，她是一个机灵顽皮的姑娘。但是还有其他维度的莎玛，她完全成熟，似乎就等着被释放出来：妻子，管家，现在是母亲。她和毕司沃斯先生在一起时，始终动作敏捷，也不抱怨，几乎忘记了自己怀有身孕。但是当她的姐姐们来看她时，她们明确地表示怀孕是她们的事情，是图尔斯家的事情，和毕司沃斯先生几乎没有什么瓜葛，然后莎玛就变了一个人。她不但抱怨，还变成了一个长期忍受痛苦的人。她不停地扇风，常常吐口水，这是她独处时没有过的事情；但是怀孕的女人被认为就应该是这样的。倒不是她想要给姐姐们留下印象并博取同情，而是她急于不让她们或者让自己失望。当她的脚开始浮肿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想说：“看，你现在完全是个正常的孕妇了，该有的症状都有了，就像你的姐姐们一样。”因为这无疑是莎玛在生活中所盼望的事情：经历每一个时期，让每一个角色得到充分发挥，经历她应该经历的所有情感：结婚或生育的快乐，生病和挫折的痛苦，死亡的悲伤。生活如果是圆满的，就应该遵循这些感情的定式。悲伤和欢乐，同等地在前面等待着，它们是一体的。对于莎玛、她的姐妹们以及所有和她们一样的女人来说，雄心意味着一连串的消极因素：不结婚，没有孩子，不做一个称职的女儿、姐妹、妻子、母亲和寡妇。

在姐姐们的帮助下，婴儿的衣服悄悄地备好了。毕司沃斯先生的一些面粉布袋消失了；再出现时，它们变成了尿布。临盆时，莎玛要回到哈奴曼大宅去。苏诗拉和琴塔过来接她，这时一切仍然在暗中进行，这让毕司沃斯先生感到莫名其妙。

然后他发现莎玛也为他做了准备。他的衣服被洗了晾晒着，他感动地发现——尽管他毫不惊讶——在厨房的架子上那些方形的纸片上，莎玛以她那从教会学校学来的字迹，用铅笔写着最简单的食谱，字总是在前面两行或者是三行的时候歪扭起来，而且字句没有文法和标点符号，但是他觉得很感动。更为离奇的是，他发现莎玛在纸上写了她平时只有说话时才会用的词语！比如说，在她告诉他怎样煮米饭的时候，她告诉他“只放一小撮盐”——他甚至可以看见她把细长的手指捏在一起——以及“用那个没有柄的蓝色搪瓷锅”。多少次，蹲在炉火旁边时，她对他说：“把那个没有柄的蓝锅拿给我。”

在店铺闲着的时候他开始取名字，大部分都是男孩的名字：他没有想过可能会是女孩。他在店铺的纸上写下这些名字，不停地念叨着，然后说给顾客听。

“克里士纳德哈·哈瑞普拉塔布·葛卡尔耐斯·戴摩达·毕司沃斯。你觉得这个做名字怎么样？K.H.G.D. 毕司沃斯。或者克里士纳德哈·葛卡尔耐斯·哈瑞普拉塔布·戴摩达·毕司沃斯。K.G.H.D怎么样？”

“你没准备让梵学家给孩子起名字啊。”

“无论哪个梵学家都不能给我的任何一个孩子取名字。”

在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的卷尾空页上，他用硕大的字母写下了他取好的名字，似乎他已经拟好了继承人。这本书的印刷其实模糊难辨。如果不是在哈奴曼大宅的长屋里他对着书狠踢了一脚，他本来想要选《贝尔的杰出演说家》的，那仍然是他最心爱的书；书的书页已经散乱，卷首和卷尾的环衬已经被撕破，露出黄褐色的纸板。他之所以买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是为了《裘力斯·恺撒》，他曾在拉尔的学校里高声朗读过这出戏剧的一部分。但是其他所有的戏剧他都看不懂，因此他实际上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现在要把它当作家传藏书也被证明是个错误，因为空页上的字不幸洇成了一团污迹。

是个女孩。但是孩子按时出生，生产也很顺利，是个健康的婴儿。莎玛完好无恙。他无法期望她比这更好了。他关了铺子，骑车赶到哈奴曼大宅，结果发现他的女儿已经被起好了名字。

“看看萨薇。”莎玛说。

“萨薇？”

母女俩住在图尔斯夫人的房间——玫瑰房间里。所有的姐妹们都在这个房间坐月子。

“是个好名字。”莎玛说。

好名字；而从捕猎村赶到这里来的路上，他一直都在琢磨名字，并决定给孩子起名叫萨拉吉妮·拉克什米·卡迈拉·德薇。

“赛斯和哈瑞给起的名字。”

“你用不着告诉我，”他朝孩子努努嘴，用英语问，“他们给孩子登记了吗？”

在床边的大理石桌面上的一个铜盘子底下压着一张纸。她把纸递给他。

“嗯！我很高兴她登记了。你知道政府和其他人当初都不愿意相信我甚至已经出生了。我家人不得不对此发誓并签署文件才能证明一切。”

“我们所有的人一出生都登记了。”

“你们所有的人都该登记的，”他读着出生证明，“萨薇？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上面有这个名字。我只看见拜苏这个名字。”

她睁大眼睛：“嘘！”

“我可不能让人家管我的女儿叫拜苏。”

“嘘！”

他明白了。拜苏是孩子真正的名字，萨薇不过是小名。一个人的真名可能会被别人用来伤害这个人，而小名就没有这样的危险，这样叫起来方便。他因为不必叫他的女儿拜苏而松了一口气。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一个什么名字呀！

“哈瑞给起的名吗？那个圣灵。”

“还有赛斯。”

“就凭这梵学家和大恶棍。”

“男人，你在干什么？”

他在出生证明上涂涂写写。

“看。”在出生证明的顶端他写着：真正的小名：拉克什米。签署人：穆罕·毕司沃斯，父亲。下面写着日期。

他们都觉得那不该被涂写的政府文件受到了挑战。

他对于她的不安感到好笑，并在他到来之后第一次仔细地打量了她。她的长发松散在枕头上。为了看着他，她不得不把下巴压在脖子上。

“你有了双下巴。”他说。她没有作声。

突然他跳起来。“这是什么鬼东西？”

“给我看看。”

他指给她看出生证明。“看。父亲的职业。劳工。劳工！我！你的家人怎么能这样下作，姑娘？”

“我没觉得有什么下作。”

“就是赛斯的主意。看。信息提供人：R. N. 赛斯。职务：产业经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个。”

“听着，下次你需要一个提供消息的人，嗯，就通知我。把拉克什米叫成萨薇和拜苏。嗨，拉克什米。拉克什米，是我，你的爸爸，职业——什么职业，姑娘？油漆匠？”

“那让你听起来好像是刷房子的人。”

“广告油漆匠？店主？天，不要这个！”他拿过出生证明开始涂写。“产业主。”他说，把出生证明递给她。

“但是你不能叫你自己是产业主。店铺是妈妈的。”

“但是你也不能叫我是劳工。”

“他们会为这个控告你的。”

“就让他们告好了。”

“你现在还是走吧，男人。”

婴儿踢蹬着。

“你好，拉克什米。”

“萨薇。”

“拜苏。”

“嘘。”

“就说那个老恶棍。如果你问我的话，他心如蛇蝎。老蝎子。”

他离开那间充满了药味、盆盆罐罐和尿布的黑屋子，来到客厅里，在客厅的一端，两把高椅仿佛王座一般立在那里。他穿过木桥，来到老房子楼上的阳台上，哈瑞通常在这里阅读他那本笨重的经文。于是，他腼腆地从楼梯走到大厅里，想象着作为哈奴曼大宅刚出生的婴儿的父亲应该受到的极大关注。但是没有人特别注意他。大厅里挤满了沮丧地吃着东西的孩子。在孩子当中他认出了那个表演身体柔术的孩子，以及在捕猎村组织玩过家家的女孩。他闻到硫黄的味道，发现孩子们没有在吃东西，而是在喝一种加了褐色粉末的像炼乳一样的东西。

他问：“那是什么，嗯？”

表演柔术的女孩扮了个鬼脸说：“硫黄粉和炼乳。”

“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啦，嗯？”

“是治湿疹的。”玩过家家的女孩说。

她把一根手指伸进炼乳和硫黄粉之中，然后把手指放进嘴里，很快又重复了这个动作。

图尔斯太太从黑暗的厨房门口走了出来。

“硫黄粉和炼乳。”毕司沃斯先生说。

“为了让它变甜。”图尔斯太太说。她又一次原谅了他。

“变甜！”表演柔术的女孩压着嗓门说，“我的脚。”她的柔术表演给了她某种特权。

“特别是对湿疹有好处。”图尔斯太太在表演柔术的女孩身边坐下来，拿过她的盘子，把边上的硫黄粉抖落下来，那女孩一直把粉抖落到桌子上。“你看见你的女儿了吗，穆罕？”

“拉克什米？”

“拉克什米？”

“拉克什米。我的女儿。这是我起的名字。”

“莎玛看上去很好。”图尔斯太太把桌上洒的硫黄粉用手掌拨拉到一起，然后把手掌上的硫黄粉抖到炼乳里，那个表演柔术的女孩基本上没有动过。“我把她安排到玫瑰房间。我的房间。”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说话。

图尔斯太太拍拍凳子。“过来坐到这里，穆罕。”

他在她旁边坐下。

“上帝恩赐。”图尔斯太太突然用英语说。

毕司沃斯先生掩饰着内心的惊讶，点了点头。他明白图尔斯太太喜欢摆出哲学家的架势。她带着最庄重的神情，缓缓地讲了一些简单的没有关联的话，以便达到一种令人不解的深刻性。

“一切都会到来。一点一滴地。”她说，“我们必须谅解。就像你父亲曾经说的那样，”——她指着墙上的照片——“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虽然不情愿，毕司沃斯先生仍发现自己严肃地听着且点头称是。

图尔斯太太用鼻子吸吸气，然后用面纱按了按鼻子。“一年以前，谁会想到你会坐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做了我的女婿，还当了爸爸？生活里充满了这样意料不到的事情。但是它们也不是意料不到。你现在要对一个生命负责了，穆罕。”她哭起来。她把一只手放在毕司沃斯先生的肩膀上，不是为了安慰他，而是为了得到他的安慰。“我把莎玛安排在我的房间，玫瑰房间里。我知道你担心未来。不用告诉我，我知道。”她拍着他的肩膀。

他被她的心情搞晕了。他忘记了那些正在吃炼乳和硫黄粉的孩子们，而是摇着头，似乎他正在深刻地反思，并对未来充满了绝望。

看见他受了她心情的影响，她把手放下，擤了擤鼻子，擦干眼泪。“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无论发生什么。直到上帝在适当的时候把你带走。”最后一句话是用英语说的，这让他大吃一惊，他的迷乱状态被打散了。“就像他带走你死去的父亲一样。但是在那一刻来临之前，无论他们怎样让你忍饥挨饿或者怎么折磨你，他们都不能杀了你。”

他们，毕司沃斯先生想，他们是谁？

随后，赛斯穿着那双沾满泥泞的半筒靴走进大厅，孩子们摆出一副对硫黄粉热衷的样子来。

“穆罕，”赛斯说，“看见你女儿了吗？你真是让我吃了一惊，伙计。”

表演柔术的女孩咯咯笑起来。图尔斯太太微笑着。

你这个叛徒，毕司沃斯先生想，你这个老雌狐狸叛徒。

“现在你是大人了，穆罕。”赛斯说，“做了丈夫和父亲。不要再像个小孩子那样行事了。铺子还没有倒闭吧？”

“还要过一段时间。”毕司沃斯先生说，站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哈瑞给房子祝福后才过了四个月。”

表演柔术的女孩笑了起来；毕司沃斯先生第一次对这个女孩有了点好感。受了鼓舞，他加了一句：“你觉得我们可以让这房子免受祝福吗？”

更多的笑声响起来。

赛斯叫他的妻子拿吃的来。

提到食物，孩子们显出贪婪的样子来。

“今天你们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吃饭，”赛斯说，“就是教训你们在脏地方玩，感染了湿疹。”

图尔斯太太在毕司沃斯先生旁边。她又严肃起来。“什么都会一点点地到来的。”她现在在悄声说话，因为姐妹们已经端着铜盘子和碟子从厨房里出来了。“我敢说，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生。”

他摇摇头。

“记住。他们不能杀了你。”

又是“他们”。

“哦，”毕司沃斯先生说，“所以现在家里有三口人了。”

她对他的语气警觉起来。

“给我一个煤桶吧，”他大声说，“一个小小的煤桶。”

他从侧门出来，蹬着车子经过拱廊。那里已经聚集了傍晚在这里抽烟聊天的老印度人。他骑车到米瑟家那座摇摇欲坠的木头房子跟前，冲着亮灯的窗户喊了几句。

米瑟把头探出蕾丝窗帘说：“正是我想见的人。进来。”

米瑟说他把妻子和孩子们打发到丈母娘家去了。毕司沃斯先生猜测原因可能是夫妻吵架或者怀孕。

“没有他们我也累得半死。”米瑟说，“我在写故事。”

“给《特立尼达卫报》吗？”

“短篇小说，”米瑟带着他固有的不耐烦说，“你就坐下来听我读吧。”

米瑟第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人失业了好几个月，快要饿死了。他的五个孩子也快要饿死了，他的妻子正怀着另一个孩子。现在正是十二月，商店里满是食品和玩具。圣诞节时这人竟然也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那天傍晚在回家路上，他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撞倒，丢了性命。

“悲惨的事情，”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喜欢汽车疾驰而过的那段。”

米瑟微笑着，激烈地分辩说：“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没有什么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那些鬼话。听听这个。”

米瑟的第二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失业了好几个月快要饿死的人。为了维持他一大家子的生计，他开始卖自己的东西，最后，除了一张用两个先令买来的彩票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不想卖掉它，然而他的一个孩子得了重病需要吃药。他把那张彩票卖了一先令，买了药。孩子还是死了，而他卖掉的那张彩票却中了奖。

“悲惨的事情，”毕司沃斯先生说，“后来呢？”

“你说那个人？你干吗问我？开动你的想象。”

“该死，该死，真悲惨。”

“人们应该知道这些悲惨的事情。”米瑟说，“知道生活。你自己也该开始写一点小说了。”

“我只是没有时间，伙计。我现在在捕猎村有一点小产业。”毕司沃斯先生停顿了一下，但是米瑟没有什么反应。“我也是个有家室的人了，你知道。要负责任的。”他又停顿了一下。“有了个女儿。”

“上帝！”米瑟厌恶地喊道，“上帝！”

“刚刚出生。”

米瑟同情地摇摇头。“包办婚姻，包办婚姻。这就是我们从这包办婚姻中得到的。”

毕司沃斯先生转换了话题。“那些雅利安教徒怎么样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是真正关心。没有人关心。只要给他们讲一些童话故事他们就很开心。他们根本就不想面对现实。这个施乌乐乾是个该死的蠢货。你听说他们把番克耶·瑞送回印度了吗？有时候我会想他在那里怎么样了。我估计那可怜的人一定衣不蔽体，在某个贫民区里挨饿呢，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者别的什么。你知道，你可以就番克耶的事情写一个故事。”

“这正是我想说的，那人是个纯化论者。”

“一个天生的纯化论者。”

“米瑟，你还在《特立尼达卫报》那儿工作吗？”

“还是该死的一行字一分钱。怎么？”

“今天发生了一件该死的趣事。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一头长了两个脑袋的猪。”

“在哪里？”

“就在这里，哈奴曼大宅里。在他们的地里。”

“你可能会感到吃惊，当然了，它已经死了。”

米瑟刚刚提起兴趣，现在无疑感到失望和难过。“如今只要能赚钱就行。我马上就打电话。”

当他离开米瑟时，毕司沃斯先生说：“职业劳工。这就让他们瞧瞧。”

莎玛三周之后才能回到捕猎村。他在走廊里给婴儿放了一张吊床等待着。店铺和后屋开始变得杂乱不堪，十分冷清，如同一个被遗弃的营房。等莎玛和拉克什米回来以后——“她的名字叫萨薇。”莎玛坚持说，于是萨薇这个称呼就保留下来——这些房子不但是他的家，而且是他毋庸置疑地拥有自己地位的地方。

他立刻开始抱怨，而这实际上是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萨薇哭闹起来时，他就斥责似乎是莎玛惯坏了孩子；吃饭迟了，他就做出不高兴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掩饰心中的喜悦，因为有人给他做饭。对于他的发作，莎玛和从前一样闷声不响。她自己生着闷气，似乎与感伤相比，她更偏向处于郁闷的情绪当中。

他喜欢看莎玛给婴儿洗澡。莎玛十分熟练，她可能以前给婴儿洗过几年澡。她的左臂和左手支撑着婴儿的后背和摇摆的头；她用右手给婴儿打肥皂和清洗；最后敏捷而又轻柔地把婴儿从盆里放到毛巾上。他惊叹于从哈奴曼大宅出来的莎玛双手虽然因为劳作而变得粗糙，但同样能显示出如许温柔。之后莎玛用椰子油涂抹萨薇并活动她的四肢，哼着欢快的歌。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小时候也被这样按摩和活动过；人们唱着同样欢快的歌；可能这一仪式已经流传千年了。

傍晚，当太阳落山，周围的灌木丛开始传出虫子的吟唱时，莎玛还要给婴儿涂抹一次油。大概半年之后，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摩提来到店铺里，重重地敲打着柜台。

摩提不是村子里的。他是一个矮小忧郁的人，有着一头银发和糟糕的牙齿。他打扮得像一个穿着肮脏的职员。他板板正正地穿着一件脏衬衣，裤子上的油渍清晰可见。在他的衬衣口袋里放着一支自来水钢笔、一截短铅笔，还有一些脏兮兮的纸，这身装束是乡下学者的标志。

他紧张地要一个便士的猪油。

毕司沃斯先生出于印度教徒的信仰，没有储存猪油。“但是我们有牛油。”他说，想到那个高高的罐子里面红色液状的、有难闻的哈喇味的牛油。

摩提摇摇头，取下自行车的裤管夹。“那么就给我一分钱的天堂李子。”

毕司沃斯先生给他三个李子，包在一张方形白纸里。

摩提并没有离开。他把一个天堂李子放进嘴里，然后说：“我很高兴你没有卖猪油。我为这个尊敬你。”他停顿了一下，闭上眼睛，在嘴里嚼碎了天堂李子。“我很高兴能看见一个像你一样的店主没有为了几分钱就放弃自己的信仰。你知道现在实际上有些印度教店主亲手卖咸牛肉吗？就只是为了多赚几分钱。”

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些，且对于自己因为过于拘谨没有这样做而深感遗憾。

“还有别的事情，”摩提含着嚼碎的天堂李子说，“你听说了那头猪的事情吗？”

“图尔斯家的猪吗？我一点也不惊奇。”

“不管怎么说，幸好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那样。比如说你，还有斯巴安。你知道斯巴安吗？”

“斯巴安？”

“你不知道斯巴安！L. S. 斯巴安？那人几乎处理所有民事纠纷。”

“哦，他呀。”毕司沃斯先生说，仍然一头雾水。

“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印度教徒，也是这里最好的律师，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们应该为他骄傲。在你之前的那个店主——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不管怎样，在你之前的那个店主有很多地方要感谢斯巴安。如果不是因为斯巴安，他如今早就变成乞丐了。”

摩提把另一个天堂李子放进嘴里，然后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架子上零落的货物。毕司沃斯先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发现他正看着那些只有一半标签的罐子，那是斯巴安以前帮助的人留下来的。

“所有的人都到都克伊那去了，嗯？”摩提用英语说，现在他变得更熟络了。都克伊是捕猎村里最新来的店主。“真是遗憾。真是遗憾有些人一辈子都靠赊账过日子。这是一种变相的掠夺。比如芒格如。你知道芒格如吗？”

毕司沃斯先生再熟悉不过了。

“像芒格如那样的人应该进监狱。”摩提说。

“我也这么看。”

“但是他没有进监狱。”摩提义愤填膺地说，闭上眼睛，嚼碎了天堂李子，“就好像他是个乞丐付不起钱似的。芒格如比你我都有钱得多，你听着。”这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是个新闻。

“那人应该进监狱。”

毕司沃斯先生刚要说他没有被芒格如蒙骗，摩提就说：“他不掠夺那些和他一样粗鲁无情的店主。他害怕他们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不，他只是找那些心慈手软的好店主，他就是掠夺这些人。芒格如看见你，他觉得你是个好人，于是第二天他老婆就过来要两分钱这个三分钱那个，然后说她忘了自己没有钱，问你能不能等到下次发薪水的时候。于是，你用上好的牛皮纸袋包好东西，然后高高兴兴打发她回家，等待着下次发薪水的日子。下次发薪水时芒格如忘了。他老婆也忘了。他们忙着杀鸡买酒，根本顾不上想你。过了两三天，呵呵，老婆突然想起你来了。她又开始聒噪，要你再相信她一次。不要和我说芒格如。我对他太了解了。那人应该进监狱，如果有人有胆子把他扔进监狱的话。”

这故事被压缩成一段，做了戏剧化处理，但毕司沃斯先生意识到了它蕴藏的真相。他觉得自己被看穿了，于是什么也没说。

“只要给我看看你的账本，”摩提说，“只要看看芒格如欠了你多少钱。”

毕司沃斯先生取下架子上的钉子上挂着的账本，账本挂在一张褪色的塞戴克斯广告上，那是一种村民们不感兴趣的饮料。账本现在变成一个像羽毛一样柔软的、五颜六色的长刷子，底部的纸已经像枯干的叶子那样干脆卷曲。

“老天爷！”摩提说，翻看着账本，神色越来越严峻。他没有办法全部看完，因为要看底下的账单，他必须把上面的账单全部拿下来。他转过身子背对着毕司沃斯先生，凝视着外面的黑暗，通过门口盯着他那辆又老又破的自行车的后轮。他难过地吮吸着天堂李子。“可惜你不知道斯巴安。斯巴安能马上就给你解决一切。他帮助了在你之前的那个人，不然那个人现在早就成乞丐了，伙计。乞丐。这是件好笑的事情，但是你不能看着那些赊账的人越来越有钱，脑满肠肥，而那可怜的赊账给他们的店主却没有足够的食物，穿着破衣烂衫，看着他的孩子们挨饿，看着他们生病。”

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自己就是米瑟小说里的主人公，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

“好了，伙计，”摩提把自行车的裤管夹圈定在脚踝处，“我得走了。谢谢你和我聊天。我希望你一切都好。”

“可你认识斯巴安。”毕司沃斯先生说。

“认识他，当然。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找他，问他能否帮我一个朋友的忙，他很忙，你知道。要处理民事纠纷中的所有事务。”

“不过你还是能告诉他，对吗？”

“是的，”摩提不肯定地说，“我可以和他说一声。但斯巴安是一个大人物，你不能为了一两件小事情去麻烦他。”

毕司沃斯先生用手上上下下地拨拉着长钉上的纸。“这里有许多事务要他处理，”他气势汹汹地说，“你告诉他。”

“好吧。我去告诉他，”摩提骑上自行车，“不过我可不能保证什么。”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后屋时，萨薇正在睡觉。

“我要摆平芒格如和其他人，”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要斯巴安告他们。”

“谁是斯巴安？”

“谁是斯巴安！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斯巴安？那人几乎处理所有的民事纠纷。”

“我知道那些。那人说的时候我听见了。”

“那你还问什么？”

“你不觉得在你提出上诉时最好问一下别人的建议吗？”

“建议？谁的建议？老恶棍还是老雌狐狸？我知道他们无所不知，你不用告诉我这个。但是他们懂得法律吗？”

“赛斯起诉过很多人。”

“每次他起诉别人的时候，他都败诉了。你也不用告诉我那个。阿佤克斯的每个人都知道赛斯和他起诉的所有人。他可不是什么都知道。”

“他以前学过医学。医生或者药剂师。”

“学过医学！滥竽充数的医生，如果你问我的话。你觉得他像个医生吗？你没有看见过他的手吗？又肥又厚，甚至拿不住一支铅笔。”

“他那天给尚柔蒂的疖子开刀排脓来着。”

“没错，那是我想要告诉你的另一件事情，嗯。我有言在先，有言在先。我可不要赛斯给我孩子的疖子开刀，我也不要他给我的孩子们开什么该死的硫黄粉和炼乳。”

芒格如是村子里领头的曲棍球手。他是一个高大、瘦长、结实的人，粗暴而乖戾，两撇硕大的八字胡让他看上去面貌凶恶。因为这个，村民们叫他八字胡，后来又叫他胡子。作为一个曲棍球手，他所向无敌。他不但有技巧和头脑，而且反应快得令人不可思议。他可以极为自然地反守为攻，根本不露任何破绽。他参与每一场比赛都好像是为了演练所有动作。是芒格如组织捕猎村的年轻人成立了一支曲棍球队，准备在基督教的狂欢节和穆斯林的侯赛因节时捍卫村子的荣誉。傍晚，在他的院子里，在芒格如的指导下，他们点起火把，刻苦地训练。村子里的男孩们跑去观看傍晚的演习。毕司沃斯先生不顾莎玛的反对，也去围观了。

他不但喜欢这个游戏，也喜欢那些棍子的制作过程。在钟花树的树皮上刻上图案，然后在篝火上烘烤。烤焦的树皮被剥掉以后，图案就被炙刻在白色的木头里。炙烤后的钟花树枝散发出的气味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隐隐约约，但又如此持久，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从囚禁于木头中某个难以测量的深处散发出来：就像拉各胡曾经在这样的村子、这样的院子、这样的篝火上所炙烤的钟花树枝那样，散发出微弱隐约的气味。它带给人的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画面，仿佛炉火在泥墙上闪烁，晚餐在炉火上烧煮，炉火照亮了黑夜，带来清冷、新鲜、人们不熟识的早晨的感觉，带来雨无声地落在茅草屋顶上、但屋内仍是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和钟花树枝的气味一样若隐若现，却令人悲哀地转瞬而逝，让人无法把握，也无法在记忆中留存下来。

随后，棍子的顶部被雕刻好，然后放进装在竹筒里的椰子油里面浸泡，从而给棍子增加力度和韧性。芒格如再把这些棍子拿到一个他认识的老曲棍球手那里，用一个死去的西班牙人的亡灵给棍子进行“加持”。这使得这一仪式带上一种浪漫、神秘和令人敬畏的色彩，因为毕司沃斯先生知道，尽管西班牙人在一百年前交出了这个岛，他们的后裔也不知所终，但是西班牙人却留下一种视死如归的英勇记忆，这种记忆被传给来自另一个大洲的人。这些人并不知道什么是西班牙人，他们住在时空都被湮灭了的泥土和茅草搭成的小屋里，仍然用亚历山大的名字吓唬着小孩子，对他的伟大却一无所知。

芒格如的职业是修路工。对于这个，他总是声称自己给政府工作，而且他根本不愿意工作。他明白无误地声明，因为他捍卫了村子的荣誉，村子应该养着他。他还强行索取捐款，为了大烛台上的柏油，为了“加持”费用，以及比赛的时候曲棍球手们昂贵的服装费。起初毕司沃斯先生很痛快地捐了款。但是芒格如声称为了全心投入他的训练，有一次好几个星期都放弃了修路的活，靠着向毕司沃斯先生和其他店主赊账过活。毕司沃斯先生对芒格如十分仰慕。他觉得不赊账给芒格如是不忠诚的，要他还钱既不合适又很危险。芒格如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毕司沃斯先生向其他顾客抱怨，他们告诉了芒格如。但是，就像毕司沃斯先生害怕的那样，芒格如没有用暴力对付他，而是始终维持着一种尊严，这种空虚的尊严就好像莎玛的沉默和叹息一样深深地伤害了毕司沃斯先生。芒格如拒绝和毕司沃斯先生说话，并且只要一经过店铺就朝铺子吐唾沫。芒格如的赊账始终没有还，而毕司沃斯先生又失去了几个顾客。

出乎毕司沃斯先生的意料，摩提比他预计的提早赶来了，他说：“你是个走运的人。斯巴安决定帮助你。我告诉他你是我的一个朋友，还是个好印度教徒，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严格的印度教徒，你知道的。他会帮助你，虽然他很忙。”他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些文件，找出他想要的那份，然后摔在柜台上。文件上有点歪斜地盖着紫红色的印章，上面说L.S. 斯巴安是一名律师和办理不动产转让的事务者。印章下面打印的句子当中有很多虚线。“等到斯巴安收到你的文件之后他会给你填上的。”摩提用英语说，英语是法律要求的标准语言。

总费用，毕司沃斯先生激动地读着，一共一元二十分，此信费用需在十天内付清，否则将受法律制裁。在这段话下面有另一条虚线，L. S. 斯巴安将在这里签署名字，上面写着“你最忠诚的”。

“权威，权威，伙计，”毕司沃斯先生说，“法律制裁，嗯。我不知道这么容易就能起诉别人。”

摩提做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一元二十分。这封信的费用。”毕司沃斯先生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连这封信的费用也不用付吗？”

“斯巴安帮你申诉，所以不用付。”

“一元二十分。你是说斯巴安只要在这些虚线上填内容就能拿到这些钱？真是受教育，好家伙。这根本不像是什么职业。”

“你就是你自己的老板，如果你是个专业人员的话。”摩提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但是一元二十分，伙计。只要花五分钟写好这些就挣一元二十分。”

“你忘了在他们允许他发放这样的文件之前，斯巴安不得不花费数年的功夫钻研所有那些又厚又大的书。”

“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三个儿子。一个当医生，一个当牙医，还有一个当律师。”

“不错的小家庭。如果你有儿子的话。如果你有钱的话。他们在那些地方是不信任人的。”

毕司沃斯先生拿出莎玛的账本。摩提要求再次看看写着赊账的纸片，他一边翻看一边沉下脸。“很多都没有签名。”他说。

毕司沃斯先生一直觉得让赊账的顾客签名很不礼貌。他说：“但是上次你看的时候就没有签名呀。”

摩提发出不安的笑声。“别担心，我知道斯巴安受理过没有文件和没有任何证据的案例，他一样能让人把钱拿回来。但是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你得让斯巴安相信你是认真的。”

毕司沃斯先生拉开架子下面的抽屉。抽屉很大但是并不重，它被轻易而笨拙地拉了出来。里面的木头油乎乎的，却洁白得惊人。“一元二十分？”他说。

有人清了清嗓子。是莎玛。

“夫人。”摩提说。

莎玛没有应答。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转身。“一元二十分？”他重复说，一面把抽屉里的硬币晃得叮当响。

摩提不快地说：“对于斯巴安这样的人，你不能花一元二十分就让他给你打官司。”

“五元。”毕司沃斯先生说。

“这还差不多。”摩提说，似乎他想拿到的是十元。

“这是两元。”毕司沃斯先生说，迅速地走到柜台那儿放下一张红色的钞票。

“没关系，”摩提说，“不要费心数了。”

“三元，”毕司沃斯先生放下一张蓝色的钞票，“四元。五元。”

“一共五元。”摩提说。

“告诉斯巴安我付钱了。”

摩提把钞票放到他衣服一边的口袋里，把莎玛那本速记簿放在另一侧口袋里。然后，他安好自行车裤管夹，抬头说：“夫人。”他冲着毕司沃斯先生背后做了一个笑脸。接着，他头也不回地迅速地推着车子，穿过黄土飞扬的院子。院子里很脏，到处都是裂缝，这里或者那里散落着发白的被压扁了的安柯牌香烟盒子。“再见！”他跳上自行车，迅速地蹬着车子走了。

“再见，伙计，摩提！”毕司沃斯先生在后面喊道。

他待在原地没动，手掌按着柜台的一边，凝视着路面，凝视着土地斜对面的小屋旁边的芒果树，还有甘蔗地和偶然探出甘蔗地的一小圈树林，以及围绕着中央山脉的矮山。

“好了，”他说，“有人把你变成雕像了吗？”

莎玛叹了口气。

“我以为我是这儿的老板。”

“还是个专业人员。”她说。

“应该给他十元的。”

“现在还不晚。你怎么不倒空抽屉里所有的钱，然后追上去给他？”

在同时激起了他的火气和争吵的欲望之后，她离开门口回到后屋去了，在屋子里她乒乒乓乓了一阵，叹息了一会儿，便开始哼一首流行的印度歌曲：

缓缓地，慢慢地，

兄弟们和姐妹们，

抬着他的尸体来到水边。

他没有印度教徒在面对灾难和死亡时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他常常要求莎玛不要唱这首火葬曲。但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听她带着一种甜蜜的做作唱完这首忧伤歌曲。当他带着被打败的懊恼来到后屋时，他发现莎玛穿着最好的缎子胸衣，戴着最为精巧的面纱，正在给穿戴整齐的萨薇穿毛线鞋。

“喂喂！”他说。

莎玛系好一只毛线鞋，然后给萨薇穿另一只。

“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她系上另一只毛线鞋。

最后她用印地语说：“你可能已经没有廉耻了。但是有的人还有。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知道那些和丈夫住在一起的图尔斯家的姐妹们常常在吵嘴之后回到哈奴曼大宅，她们在那里抱怨并博取同情，如果她们在那里待得不是太久的话，还能博得敬意。“好吧，”他说，“收拾东西走吧。我看在那个猴子窝里，她们可能会给你一块奖牌呢。”

她走了之后，他站在店铺门口，抚摸着肚子，看着那些欠账的人从地里收工。他唯一的快乐就是想到几天以后这些人将会怎样吃惊：捕猎村将会引起一片骚乱，这一切是他在铺子里不费吹灰之力就制造出来的。

“毕司沃斯！”芒格如在路上喊道，“在我进去之前，给我出来！”

这一天来临了。芒格如一手举着一张纸，另一只手拍打着那张纸。

“毕司沃斯！”

一小群人围拢过来，很多人手里都拿着纸。

“传票，”芒格如说，“他给我寄了一张传票。我要让他把这传票吃下去。毕司沃斯！”

毕司沃斯先生磨磨蹭蹭地抬起柜台盖，打开柜台下的小门，来到店铺前面。法律站在他那一边，实际上是他让法律发挥了效力，他觉得这给了他充分的保护。他倚在门柱上，感到墙壁在震颤。他抑制住唯恐墙倒塌下来的恐惧，跷着二郎腿。

“毕司沃斯！我要你把这张传票给我吃下去。”

女人们在路上尖叫起来。

“你敢动我？”毕司沃斯先生说。

“传票。”芒格如说着，迈进院子里。

“你敢动我一下我就控告你。”

芒格如仍然往前走。

“我要控告你，要你在监狱里过狂欢节。”

这一招惊人地奏效。距离狂欢节还有不到一个月。芒格如踌躇着。他的追随者们想到可能会在曲棍球年度比赛最重要的两天里失去带头人，便立刻朝芒格如跑过去，把他拉了回来。

“我要你们所有的人都做见证人，”毕司沃斯先生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放过自己，“让他碰我一下看看。你们所有的人都要上法庭做我的证人。”他以为他第一个要求他们做证人就是在法律上限定了他们。“我不能让我的妻子做证人，”他继续说，“他们不让妻子做证人。但是我要求你们在这里的所有人做证人。”

“传票。这人给我寄了一张传票。”芒格如咕哝着，一边在没有失去威信的情况下，由着自己被追随者们慢慢推搡到路上。

“嗯，”毕司沃斯先生说，“一个人收到传票。他早应该有如此下场。让我告诉你们。不要让什么汤姆、迪克或者哈里的和我耍心眼，你们听着。一个人收到传票。在我的事情了结之前，还有更多的人会收到传票。不要过来和我说。去和斯巴安说去吧。”

等到他一周之后来到铺子时，摩提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问候了毕司沃斯先生，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纸摆在柜台上，然后用自来水钢笔勾掉名字。“嗯，拉特尼付钱了，”他说，“都克伊付钱了。苏罕付钱了。格德伯德罕付钱了。拉坦付钱了。”

“我们吓住了他们，嗯？所以，不需要用法律制裁他们了吧？”

“占克要求多给点时间。普拉塔姆也是。但是他们会付钱的，尤其是看见其他人都付了钱之后。”

“好，好，”毕司沃斯先生说，“我马上就能收到他们的钱了。”

摩提把纸折叠起来。

“然后呢？”毕司沃斯先生说。

摩提把纸装进口袋。

毕司沃斯先生装作漫不经心地问：“芒格如呢？”

“我很高兴你问到了他。事实上，他给了我们一点小麻烦，”摩提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长信封给毕司沃斯先生，“这是给你的。”

这是一封来自首席检察官的信函。

毕司沃斯先生带着怀疑、懊恼和难过的心情读着。

“谁是那个该死的把他的脏名字盖在上面的家伙？他也是一个律师和办理不动产转让的事务者吗？我以为斯巴安是唯一受理民事纠纷事务的人。”

“不，不，”摩提带着安慰的口气说，“这是巡回法庭的事务。”

“巡回法庭。巡回法庭！这就是斯巴安给我的结果！”

“不是斯巴安让你有这个结果的，是你自找的。看看上面的时间表。”

“噢，上帝！看，看。芒格如控告我毁坏他的信用！”

“他的控告案不小呢。你不应该到处和别人说他欠你的钱。我不止一次听见斯巴安对他的客户说：‘把一切都交给我处理并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保持沉默，把一切交给我处理。’一次又一次。但是客户们就是不听。我知道有些嘴上把不住门的客户最后上了绞架。”

“斯巴安什么该死的事情也没有和我说。我甚至连那个该死的人的面都没有见过。”

“他现在想见你。”

“让我把这个搞清楚。芒格如欠我的钱，我说了出去，于是就损害了他的信用。现在他不能到处凭着信任赊账并不付钱了。于是他就控告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欠账条呢？”

“那些欠账条没有签过名。我的确就这个警告过你，记得吗？但是你不听。客户们就是不听。这是严肃的事务，伙计。斯巴安担心得要命。我可以告诉你。”

“听见了。斯巴安感到担忧。但是我怎么办？”

“斯巴安认为你在法庭上没有赢的机会。你最好庭外解决。”

“你的意思是花一笔钱吗？好吧。英镑，先令和便士，元和分。让我听听谁能拿多少钱。这就是斯巴安处理民事纠纷的办法，嗯？”

“斯巴安只想帮助你，你知道。你可以找一个王室法律顾问或者别的谁代理一下你的案子，还没等他要你坐下你就花了一百几尼了。没有人拦着你。”

毕司沃斯先生倾听着。他惊讶地发现，在芒格如的律师穆罕默德和斯巴安之间已经有了一次友好的谈判，因此这个案子在他全然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做了了结。看起来芒格如同意收取一百元并取消控诉。双方律师的费用同样是一百元，不过，斯巴安出于对毕司沃斯先生境况的体谅，说他可以在毕司沃斯先生收到赊账的人还钱之后再收钱。

“假定说，”毕司沃斯先生说，“所有其他人都和芒格如一样。假定说每个人都控告我。”

“不要这么想。”摩提说，“你会让自己难受的。”

一旦他得空，毕司沃斯先生就骑车到阿佤克斯去接莎玛回来。他没有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他也没有向图尔斯太太或者赛斯借这笔钱，而是去找了米瑟。米瑟除了从事新闻和写作以及一些宗教活动以外，还放高利贷，他手上有两百元。

在捕猎村待的一大半时间里，毕司沃斯先生都在还这笔债。

毕司沃斯先生在捕猎村的六年里，岁月在无聊和厌倦中消磨着，以至于到最后只需一瞥，就完全可以领会其中的内容。但是他变得苍老了。那些起初他渴望的皱纹最后爬到了他脸上，但是它们不是他所希望的显示果断的皱纹，可以给他一种威严或者不快的神态；那些皱纹是模糊的，忧虑不安的，令人失望的。他的两颊开始下垂，颧骨在适当的光线下有轻微的突出，还有了双下巴，他可以拽着那儿松弛的皮肤，使得下巴看起来像埃及雕像上垂下来的僵直胡须。他胳膊和腿上的皮肤都松垮下来。他的肚腩始终挺在那里，并不是因为肥胖，而是因为便秘，这一苦恼始终困扰着他，成瓶的麦克莱恩牌胃药冲剂像成袋的面粉和大米一样成为莎玛购买的物品。

虽然在这样一个闭塞的环境里，他仍然幻想着前面有更加崇高的使命在等着他，但是他也已经不再看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书了。那个作家尤其让人沮丧。他开始对宗教和哲学感兴趣。他阅读印度教的书，他阅读维尔太太送给他的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的书，他买了一本又脏又旧的《生活的超感》，从而在阿佤克斯赢得了一个摊贩的感激和敬意。他开始涉猎基督教，买了一卷《站起来行走》的书，大部分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小时候，他喜欢阅读一些关于外国坏天气的描写，这使得他忘记了他所熟悉的酷热和突然降临的大雨。但是现在，即使他的哲学书能给他一些安慰，他却始终摆脱不掉那种它们和他的处境不相关的感觉。这些书被束之高阁。店铺在等着他，金钱的问题在等着他，外面的路很短，穿过暗绿色的平坦田野，一直通往那些酷热的小屋。

每周至少有一次他会想着要离开店铺，离开莎玛，离开孩子们，走上那条路。

宗教是一回事，绘画是另一回事。他拿出自己的刷子，在铺子的门里面和柜台前面画满了风景。那风景不是商店旁边的废弃地，也不是后面错综复杂的灌木、穿过路面的小屋和树木，或者是远处中央山脉那些低矮的蓝色山峰。他画的是清凉整洁的森林景色，有着优美曲线的青草地，栽植的树木上缠着友好的蛇，地上铺满了鲜艳美丽的花朵；那不是他只消走一个小时的路程就能发现的那种枯朽的滋生着蚊虫的丛林。他试图画一幅莎玛的肖像。他让她坐在一个鼓鼓囊囊的面口袋上，这一象征让他十分满足。“正好符合你们家族的样子。”他说。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描绘她的衣着和面口袋，以至于他刚刚开始画她的脸时，莎玛就放弃了，而且不愿意再坐下来让他继续画。

他阅读了无数的小说，尤其是那些读者图书馆系列小说。他甚至试图自己写小说，那是受到了一篇由米瑟所写、发表在西班牙港一本杂志上的难解的故事的鼓舞。（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被一个恩人拯救，在几年之后成了一个富翁。有一天当他沿着海岸开车时，听见海里有人在喊救命，他意识到是那个以前拯救他的人遇到了危险，便立刻跳进海里，但是他的脑袋撞在一块暗礁上，淹死了。那个恩人活了下来。）而他却始终无法构思出一篇故事来，他缺少米瑟那样悲剧式的想象力，无论他的心情怎样糟糕，他的主题怎样悲惨，只要他一开始动笔，他就变得滑稽而无礼，他所能想到的也只是针对摩提、芒格如、斯巴安、赛斯和图尔斯太太的扭曲而下流的描写。

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星期他都专注于干一些荒唐事。他把指甲留得极长，伸出来吓唬顾客。他在脸上又挖又挤，直到额头和两颊红肿一片，嘴唇的边缘像是伤痕累累。等到皮肤布满圆坑一样的凹痕，他就带着兴趣仔细研究它们，发现这些圆满的痕迹让他心满意足。他还曾经在脸上搽上五颜六色的康复药，然后站在店铺门口朝认识的人致意。

他做这些事情都是趁莎玛不在的时候。她越来越频繁地回到哈奴曼大宅去，即使他们没有吵架，她待在那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萨薇三岁的时候，莎玛生了一个儿子。那些写在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卷尾空页上的名字并没有派上用场。赛斯建议这孩子应该起名叫阿南德，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准备别的名字，就同意了。此后就是莎玛带着阿南德来回走动，萨薇待在哈奴曼大宅里。这是图尔斯太太的意思；也是莎玛的意思；也是萨薇自己的意思。她喜欢哈奴曼大宅里的活动和众多的孩子，在捕猎村时她总是不安生而且表现不好。

“妈，”萨薇有一天对莎玛说，“你能不能把我送给琴塔姨妈，和维迪亚德哈交换呢？”

维迪亚德哈是琴塔刚生的孩子，就在阿南德出生前几个月出生。萨薇这样要求的原因是：按照一个无法考证的传统，琴塔是给哈奴曼大宅的客人端送可口佳肴的姨妈。

莎玛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玩笑讲出来，不理解为什么毕司沃斯先生对此大为光火。

他每周一次骑他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到哈奴曼大宅去看萨薇。通常他不必进去，萨薇在拱廊下面等他。他每次都给她一个六分钱的银币，焦急地问一些问题。

“谁打你了？”

萨薇摇摇头。

“谁冲你嚷嚷了？”

“他们冲每个人都嚷嚷。”

她似乎根本不需要一个保护者。

一个星期六，他发现她穿着一双沉重的靴子，靴子上的长铁箍垂在腿上，膝盖上绑着带子。

“谁给你穿这个的？”

“外婆。”她一点也没有不高兴。她对于这靴子、铁箍和带子很自豪。“它们很重，很重。”

“她为什么要你穿这个？是为了惩罚你吗？”

“只是想让我的腿变直。”

她有一双罗圈腿。他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怎样才能改变它们。

“这靴子很难看，”他只能这样说，“它们让你看起来像个跛子。”

她对这个字眼皱起眉头。“嗯，我喜欢。”然后，接过那六分钱硬币，摊开两手，把手放到臀部，朝别处望去。这姿势和她姨妈们的如出一辙。

图尔斯家的人口持续膨胀，住在这里的女儿们不断生下新的孩子。有一个住在别处的女婿死了，他的遗孀和孩子们也回到哈奴曼大宅。他们穿着黑色、白色和紫红色的丧服，看起来与众不同，别有魅力，但是这种基督教的习俗并非能让所有人接受。一回到捕猎村，莎玛几乎立刻就开始讲述那些新来者低级的语言和举止。甚至有一些关于他们偷盗和猥亵行为的闲言碎语。莎玛还讲述说，那个寡妇为了平息这一切，严厉地责罚了她那丧父的孩子们，并以此赢得了大家的首肯。

这些都让毕司沃斯先生很担心，更让他懊恼的是，他发现萨薇现在整天讲的都是那些服丧的人的恶劣行为和所受的惩罚。

“有时候，”萨薇说，“他们的妈妈就把他们交给外婆处置。”

“听着，萨薇。如果外婆或者别的什么人打你，你就告诉我。不要让他们吓唬你。我马上就带你回家。你只要告诉我。”

“外婆把维米拉绑在玫瑰房间的床上，蒙上眼睛，拧她的全身。”

“上帝！”

“这是教训维米拉。是为了责罚那个女孩说下流话。”

毕司沃斯先生想知道萨薇是不是也受过这样的责罚，但是他害怕询问。

“哦，我喜欢外婆，”萨薇说，“我觉得她很好玩。她也很喜欢我。”

“是吗？”

“她叫我小独立分子。”

他什么也没说。

还有一天萨薇说：“外婆要我吃鱼，可是我讨厌吃鱼。”

“喂，那么你就别吃，把鱼扔掉。不要让他们给你吃他们那些糟糕的食物。”

“但是我做不到，外婆把所有的刺都挑出来亲自喂我吃。”

等到他回到捕猎村时，他对莎玛说：“听着，我要你叫你妈别用那些糟糕的食物喂我的女儿，你听见没有。”

她知道发生的一切。“鱼吗？但是鱼脑是补脑子的东西，你知道。”

“在我看来，你们家就是吃那些该死的鱼脑太多了，你听着。我不许他们再管我的女儿叫小独立分子。我不想让任何人给我的女儿起绰号。”

“那你给别人起的绰号呢？”

“我就是要他们别再这样做，就这些。”

因为他始终觉得他们在捕猎村的逗留只是一时权宜，他也就没有打算做任何改进。厨房依然是歪斜摇晃的，他也没有给走廊围上围墙，建一个新房间。他还觉得不值得种那些两三年后才会开花结果的树。

有一天当他发现店铺和房屋里有很多他住在这儿留下的痕迹时，他感到很奇怪。似乎在他之前没有人在这里住过，也很难想象在他之后会有人在这些屋子里走动，并像他那样熟识这一切。椽子上吊床的绳子已经磨出锯齿一样的凹痕。绳子本身的颜色也已经变得暗淡，绳子上他和莎玛手握的地方和泥墙下半部分的隆起一样闪闪发光。茅草屋顶更加乌黑，芒刺丛生；后屋里弥漫着他的香烟和颜料的味道；窗台和走廊上的柱子由于经常被倚靠而蹭得十分干净。铺子更加阴暗，更加肮脏，也更加难闻，但是这一切他全能忍受。店铺里原来留下的那张桌子已经被他视为己有。他曾经试图在上面上一道清漆。但是这桌子是本地的雪松做的，吸收力非常强，而且从来就不能饱和，吸收了一层又一层的清漆和颜色，直到最后，他在恼怒之余把它漆成他画的那些森林中的某一种绿色。要不是莎玛拦阻，他还要在上面画上风景。

同样令人奇怪的是，他发现在这些他忽视的岁月里积攒了很多家什。他们无法仅用一辆驴车就从捕猎村搬家了。他们购买了一个厨房用的橱柜，橱柜是用白色木头做的，镶着纱网。这个橱柜和那张桌子一样很难上光，但是也被油漆过了。橱柜的一条腿比其他的腿短，因此不得不被支撑起来；现在他们甚至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他们不能靠在橱柜上或者用力碰撞橱柜。他们还买了一个帽架，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帽子，而是因为这是一件除了极为穷困的人外每家都会有的家具。为此，毕司沃斯先生买了一顶帽子。他们还在莎玛的坚持下买了一张梳妆台。梳妆台出自工匠之手，上着法式清漆，带一面巨大而清晰的镜子。为了保护它，他们把梳妆台放在卧室的一个黑暗角落里，下面垫了好几截木头，这使得镜子几乎没了用处。梳妆台上的第一道划痕让他们如临大敌。自那以后，它便有了更多的划痕和一次大的损坏，从此莎玛就很少擦它了，但是在那间低矮的茅草屋里，它看上去仍然簇新，而且豪华得惊人。从来不怕欠债的莎玛还想要一个衣橱，但是毕司沃斯先生说衣橱让他想起棺材。于是他们的衣服就一直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放在四柱大床下面的箱子里。

虽然起初哈奴曼大宅给人的感觉是杂乱无章，但是毕司沃斯先生不久就发现它实际上井然有序，个人地位是按照次序划分的，就像琴塔在派德玛之下，莎玛在琴塔之下，而萨薇在莎玛之下，至于他自己，则远在萨薇之下。在以前没有自己的孩子时，他不明白孩子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现在他看见在这个大家庭里，孩子们被当作一种资产，一种未来的财富和影响力的来源。他担心萨薇会被虐待的恐惧是荒谬可笑的，就同他惊讶于图尔斯太太会不辞辛苦地改变萨薇不喜欢吃鱼的习惯一样。

这并不是唯一一个改变他对哈奴曼大宅的看法的因素。这座宅子自成一个世界，远比捕猎村真实，而且没有那么无遮无拦；大宅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是外来的，不重要的，因此是可以忽视的。他需要这样一个避难所。这所房子后来对他来说就像塔拉的家在他小时候对他的意味一样。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出哈奴曼大宅并且淹没在人群里，因为大家对他的态度是漠然的、而非敌意的。他越来越频繁地到宅子来，沉默不语，以求赢得别人对他的喜爱。但是这只是他的一种努力，因为即使在节假日里，当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忙活着的时候，他仍然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漠然后来变成了接受。让他高兴和惊讶的是，由于他过去的行为，他像那个会柔术表演的女孩一样有了某种特权。那个女孩子现在正谈婚论嫁。有时候他会借机说一些刻薄话，无论他说什么都能招来一阵哄笑。两个神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而他也很少看见他们。但是当他看见他们的时候，他竟然也满心愉悦，因为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他把他们当作他唯一可以与之严肃交谈的人。如今他已经抛弃了雅利安教的那些偶像破坏论，他们在一起谈论宗教，这些谈论成为家庭中的娱乐。他总是认输，因为他的观点总是被当作玩笑打发；这使得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当举行重要的宗教仪式、接待重要的客人的时候，他的地位甚至还要再上升一级。很快，大家就都认为毕司沃斯先生和哈瑞一样，太无能，又太过聪明，不能像其他女婿们一样履行仆役职责。于是他被委托到客厅里和梵学家们一起争论问题。

他总是在这些宗教仪式的前一天下午到达哈奴曼大宅，这样他就可以在那里过夜。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会想起他从前那些隐秘的雄心壮志。当他是一个孩子时，他忌妒阿扎德和梵学家杰拉姆。多少次，当杰拉姆的妻子在厨房里烧饭时，他看见杰拉姆洗过澡，换上干净的缠腰布，坐在阳台的一堆枕头上，戴着眼镜看书！他那时以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像杰拉姆那样知足舒适了。当阿扎德坐在一把椅子上朝后仰着头的时候，他感觉再也没有比那把椅子更舒服的地方了。除了他的忧郁和挑剔，阿扎德吃饭能那般津津有味，以至于和他一起吃饭时，毕司沃斯先生也觉得阿扎德盘子里的食物更加好吃。傍晚将近结束时，在睡觉之前，阿扎德把拖鞋踢落在地上，腿蜷在摇椅上，一边缓缓地摇晃，一边啜饮着一杯热牛奶，他闭着眼睛，每啜一口就叹息一声。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阿扎德似乎在品味最精致的奢侈品。他相信他长大之后，也可以像阿扎德那样享受一切，他发誓要买一把摇椅，要在每个傍晚啜饮一杯热牛奶。但是，这些夜晚来临的时候，哈奴曼大宅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当他坐在锃亮的地板上铺的坐垫上，要求一杯热牛奶的时候，他却无法感受到那种深刻的享乐，只有一种恼人的不安，就如同他在塔拉家里给阿扎德读“你的身体”时那样的不安。随后他就知道，一旦他走出院子，他仍然是无足轻重的，他要回到大路上的酒屋里或者是后巷的家里。现在他想的是捕猎村里黑乎乎的店铺，那些架子上卖不出去的罐头食品，那些沾满蝇屎的暗淡展示架上的木板——已经失去了新木头的愉悦气味和油墨的味道，那在凹槽里摇晃着的里面没有几个钱的油腻抽屉。他总是会想起他惶恐的未来。这未来不是第二天或者是下个月，甚至不是明年，那些是他所能理解的时间范畴，因而不会让他恐惧；他恐惧的未来无法用时间来衡量。它是一种空虚，一种怅惘，就像在梦里一样，那种未来超越了明天，超越了下星期，超越了明年，他感到自己在向下坠落。

多年以前，有一次他在阿扎德的公共汽车上卖票——公共汽车没有固定路线，驶往遥远的不为人知的村庄。那是一个接近黄昏的下午，车行驶在乡村坑坑洼洼的路上，他们在归途中。光线暗淡，而他们在追赶太阳。太阳落山了；在短暂的黄昏中他们经过一个孤零零的小房子，小房子坐落在离路边很远的一处空旷的地方。炊烟从破败的茅草屋檐下袅袅升起：屋里的人正在准备晚饭。在阴影中，一个男孩双手背在身后，靠在墙上，凝视着路面。他除了一件白得耀眼的汗衫之外什么也没有穿。刹那间，汽车驶过，在黑暗中发出轰鸣，驶过灌木丛和平整的甘蔗地。毕司沃斯先生记不得那个小房子具体在什么地方了，但是这一画面却留在他的脑海中：一个男孩靠在一间不知为什么会在那里的泥屋上，站在黑暗的夜幕快要降临的天空下，他不知道道路通向哪里，也不知道公共汽车开往何方。

当他坐在客厅里的坐垫上，跻身那些梵学家和雕像之中，吃着图尔斯家在彼时准备的大量食物时，一种全然的忧伤往往会袭上他的心头。然后，他一边不确信地点数着自己曾经受过的祝福，一边命令自己像其他人那样享受这些时刻。

他努力地想在哈奴曼大宅里讨好别人，在捕猎村时又要讨好莎玛，但是他却开始变得越来越急躁。每次去过哈奴曼大宅之后，他都对莎玛辱骂图尔斯家族的人，而且他的恶意谩骂毫无幽默和想象力。

“就说虚伪吧，”莎玛说，“你怎么不当面告诉他们？”

他开始怀疑莎玛在想方设法让他回到哈奴曼大宅去，并奇怪她为什么没有力图使他相信捕猎村只是暂时的栖身之地。她从来没有急切地要求他给家里做任何改善，而一旦哈奴曼大宅有什么变化时却总是兴致勃勃，比如那个有名的陶砖窑被拆毁了，比如窗户上安了遮阳篷。莎玛越来越把捕猎村当作一个打发时间的地方，她总是把哈奴曼大宅称为家。那是她的家，萨薇的家，阿南德的家，却永远不会是他的家。圣诞节时他这种感受尤为深刻。

图尔斯家的人在商店里庆祝圣诞节，同时也不带任何宗教意义地在他们的家里庆祝。这是单纯的图尔斯家族的节日。所有的女婿，包括赛斯，都被从哈奴曼大宅打发到他们自己的家族里去。甚至布莱吉小姐也到她的族人中过节。

而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圣诞节是一个单调乏味而又令人沮丧的日子。他到波各迪斯去看望他的母亲、塔拉和阿扎德，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意识到那是圣诞节。他的母亲不停地哭泣，情绪变幻无常，他因而不能确定她是不是高兴看见他。每个圣诞节她都说相同的话。她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像他的父亲；如果他说话时她闭上眼睛的话，她就能想象他的父亲复活了。她对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很高兴待在她目前所处的地方，不愿意成为她任何一个儿子的负担；她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她除了等死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为了同情她，他不得不看着她稀疏的头发，而不是她的脸。她的头发依然乌黑：这不免是个遗憾，因为白发更能让他心软。她突然站起来说她要给他泡茶喝。她很穷，茶是她唯一能招待人的东西。她走到走廊上，他听见她和别人说话。她的声音和刚才有很大区别，声音凝重，没有一句牢骚，是一个仍然精力充沛和能干的女人的声音。她给他端来微温的茶，茶里面放了太少的茶叶，太多的牛奶，带着一股木头烧焦的味道。她告诉他他不必非喝茶不可。他孝顺地揽住她的肩膀。这一动作让他感到痛楚，让他感到自己的无用。她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仍像以前一样抽泣和唠叨。她说她要给他带一些西红柿、卷心菜和生菜回家。她走到屋外时，她的声音和举止又变了。他给她一元钱，这是他所能拿出的最多的钱。她既不答谢也不惊讶地收下了。每当他离开后巷的家去塔拉家时他总是很高兴。

最后莎玛说她已经无法忍受捕猎村了。她想要他们放弃这里的店铺，回到哈奴曼大宅去。这恢复了他们从前所有的争吵。只是现在，莎玛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而尖刻的。

“我们在这里什么也没做。”她说。

“很好，塞缪尔·斯迈尔斯夫人。看看，我站在这个铺子里，站在这个肮脏的柜台后面。你告诉我到底应该做什么。你告诉我。”

“你明知道这不是我的意思。”

“你想让我制造珍妮纺纱机和飞机吗？发明蒸汽机？”

这些争吵到最后总是让他们恶语相向，然后是好多天的冷战。

在捕猎村的最后两年，他们是在相互仇视中度过的，只有在哈奴曼大宅时才有所缓解。

她第三次怀孕了。

“又是一个猴子窝的小崽子。”他说，一面摩挲着她的腹部。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虽然他插科打诨，这次还是导致了严重的争吵，争吵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直到他忍无可忍地动手打了她。

他们都怔住了。她的话刚说了一半，在此之后那没有说完的半句话一直在他的心里打转，就好像已经说出来了一样。她比他强壮。而她的沉默和拒绝还手使得他尊严扫地。她给阿南德穿好衣服，回哈奴曼大宅去了。

这是一个放风筝的季节。下午，当风从山那边朝北吹过来的时候，一路上都是五颜六色的风筝，拖着长长的尾巴上下翻转，在湛蓝的天空中像蝌蚪一样游弋在平原上方。他心想，再过两三年，他和阿南德也可以一起放风筝了。

他决定这一次要让莎玛先做出让步，因此又有好几个月他都没到哈奴曼大宅去，甚至也没去看萨薇。但是，当他判断孩子将要出生时，他打破了自己的决心，关上铺子，而就在他关店门的那一刻，是什么使得他感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关上店铺的门呢？他从卧室里推出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骑车朝阿佤克斯赶去。矮小的他在低矮的车座上夸张地挺得笔直，这使得他看起来十分招摇。（这是为了拉紧他的胃，从而减轻便秘带来的痛楚。）他的手用力地握住车把，两拳内侧朝外翻。他稳当地慢慢地骑着，脚平搁在脚踏板上。他时不时地倾斜头部，弓起背部，打出一连串的小嗝。这使得他松快了许多。

他在天黑时赶到了阿佤克斯，因为自行车没有车灯，骑车时平添了一份紧张，这是那些懒散的警察热衷追捕的过错。路上没有街灯，只有夜摊上烟雾缭绕的大蜡烛发出来的昏黄光芒和从房屋里拉着窗帘的窗户及门厅的缝隙里透出来的微明，哈奴曼大宅的拱廊在黑暗中显得灰暗而凝重。拱廊里已经聚集了傍晚扎堆的老人，他们蹲坐在地上的口袋和桌子上。桌子上原来放着图尔斯商店的货物，现在已经腾空，他们大口地吸着陶制烟斗里的烟叶，一明一暗，散发出一种大麻和口袋布烧焦的味道。虽然天并不冷，但是很多人的头上和脖子上都围上了围巾，这一细节使得他们看上去颇具异国风情，而在毕司沃斯先生看来也很浪漫。这是他们一天中主要做的事情。他们不会说英语，对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也没有任何兴趣；这是一块他们本来打算逗留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停留时日却超乎预期。他们一直都在谈论要回到印度去，但是当回去的机会到来时，很多人又拒绝了，他们害怕回到陌生的环境中去，害怕离开他们所熟悉的暂居之所。每个傍晚，他们都来到这个坚实友好的房子拱廊下，抽着烟，讲故事，一边不停地谈论着印度。

毕司沃斯先生从高大的侧门进去。大厅里点着一盏油灯。虽然时间已晚，孩子们还在吃饭。有一些坐在长桌子那里，有一些坐在散布在大厅里的凳子和椅子上，有两个孩子坐在吊床上，几个坐在台阶上，有些坐在楼梯平台上，还有两个坐在那架不用的钢琴上。两个年龄较小的由图尔斯姐妹和布莱吉小姐监督着。

似乎没有人对他的出现表示吃惊。他对此心生感激。他寻找着萨薇，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她先看见他了，微笑着，但是没有离开桌子。他朝她走过去。

“我很久没有看见你了。”她说。他无法判断她对此是否失望。

“想念你那六分钱了，嗯？”他研究着萨薇搪瓷盘子里的食物：咖喱豆、炸土豆和一块干的薄烤饼。“你妈呢？”

“她又生了个孩子，你知道吗？”

他注意到了那些丧父的孩子。他们已经脱掉了那让人不悦的丧服，可即使是这样，他们的衣服还是与众不同。他不熟悉这些孩子，而他们把他当作一个来访的父亲，对他十分好奇。

“妈说你打了她。”萨薇说。

丧父的孩子们用恐惧和责备的眼光看着他。他们眼睛都很大：这是他们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毕司沃斯先生笑了起来。“她只是在开玩笑。”他用英语说。

“她在楼上，给米娜按摩。”萨薇也用英语说。

“米娜，嗯？又是一个女孩。”他轻松自在地说，一面试图引起那两个图尔斯姐妹的注意，“这个家简直充满了女孩子。”

两个姐妹哧哧笑起来。他朝她们转身微笑。

莎玛没有待在玫瑰房间，而是在连接两栋房子之间的木廊上。地上有一个满是皂液的散发着婴儿气味的水盆。就像萨薇说的那样，莎玛在给米娜按摩全身，她也这样按摩过萨薇和阿南德。（阿南德现在正在床上熟睡，从这以后，他一生都不会再得到这样的按摩了。）

莎玛看见他了，但是仍然把注意力放在婴儿身上，一边这样那样地折着婴儿的四肢，唱着同样的歌谣，然后就是一声轻笑，把婴儿的四肢握在一起，折到腹部上，轻轻一拍，最后松开四肢。

毕司沃斯先生注视着。

当她给米娜穿衣服的时候，莎玛说：“你吃过饭了吗？”

他摇摇头。他们就好像分离才一个小时似的。还不止这样。莎玛询问他吃饭的事情，在她的语气里听不出他们曾经就食物发生过无数的争吵。他曾经拒绝吃她做的饭菜，有时候甚至把饭菜倒掉，那些食物就像他在萨薇的盘子里看到的那样，引不起任何食欲，他还常常打开店铺里的鲑鱼和沙丁鱼罐头来吃。倒不是图尔斯家的人不会做饭。他们只是认为可口的食物应该在宗教庆典的时候吃，在其他时候吃则是一种肉体上的放纵。从庆典前一天的简单食物到庆典那天极为丰盛的饭菜，然后又突然在庆典后恢复到简单的食物，毕司沃斯先生的消化系统曾经周而复始地受到这样强烈的刺激。

米娜在莎玛的胸前熟睡了，于是她被放在床上，和阿南德躺在一起。她的旁边放了一个枕头，以防她从床上翻滚下来，在没有粉刷的墙上，支架上的油灯也被熄灭了。

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一起经过阳台，阳台上挤满了坐在席子上的孩子，他们在玩扑克或者国际跳棋。它们是新近被引进来的，受到极大的重视，这些游戏被看作尤其适于儿童的智力训练。萨薇年龄太小，不能读书，正在和其中一个大眼睛孩子玩纸牌游戏。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莎玛踮着脚尖走路。

“妈妈生病了。”

这解释了孩子们为什么那么晚才吃晚饭，为什么很多姐妹都不在。

莎玛在大厅里给毕司沃斯先生端出晚饭。哈奴曼大宅的饭菜尽管难吃，但总有一些食物是给突然造访的客人准备的。所有的饭菜都冷了。薄烤饼软塌塌的，表皮坚硬，比里面的生面团好不到哪儿去。他没有抱怨。

“你今天晚上回去吗？”她用英语问。

他这才想到自己原本就不打算回去的。他没有搭腔。

“那么你最好就在这里睡觉。”

只要地板上有空间，就有铺床的地方。

有一些姐妹走进大厅。她们拿出扑克牌，于是姐妹们分成几组，开始严肃地坐下来玩牌。琴塔玩牌很有一套。她紧张地摆弄着手中的牌，不时地重新排列它们，茫然而又惊慌失措地盯着其他玩牌的人，从鼻子里哼一声，但是并不说话。每当轮到她出牌的时候，她就蹙起眉头，把牌抽出来一点，然后轻轻敲打着牌，一直敲打着；最后，她突然把牌啪地摔到桌子上，仍然蹙着眉头，收起她的那圈牌。她赢牌的时候宽宏大量，输牌的时候则完全相反。

毕司沃斯先生在一旁注视。

莎玛给他在楼上的阳台上铺好了床，让他睡在孩子们中间。

第二天早晨，他在一片嘈杂中醒来。当他下楼到大厅的时候，发现姐妹们已经准备好让自己的孩子们去上学了。这是一天中唯一能比较容易地分辨出孩子和孩子的母亲是谁的时刻。他惊讶地发现莎玛在往一个书包里装一块石板，一支在石板上写字的笔，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和一本封面上印着英国国旗的练习册，封面上还印着“《尼尔逊西印度阅读》第一级，J.O. 卡特瑞治上尉著，教育主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字样。最后莎玛用面巾纸包了一个橙子放进书包里。“这是给老师的。”她对萨薇说。

毕司沃斯先生不知道萨薇已经开始上学了。

莎玛坐在凳子上，把萨薇抱在腿上，给她梳头，结好辫子，然后把她深蓝色制服上的褶子抻平，最后又正了正她的巴拿马帽子。

母女两个做这些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而他竟然一无所知。

莎玛说：“要是你今天的鞋带又松了，你觉得你能重新系好吗？”她弯腰解开萨薇的鞋带。“让我看看你系鞋带。”

“你知道我不会系。”

“立刻给我系好，不然我非揍你一顿不可。”

“我不会系。”

“过来，”毕司沃斯先生说，一点也没有为自己在熙熙攘攘的大厅里表示父爱而害臊，“我给你系好。”

“不行，”莎玛说，“她必须学会自己系鞋带。不然我就把她留在家里，打得她直到会系为止。”

这在哈奴曼大宅是稀松平常的话。但是在捕猎村莎玛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仍然没有人注意她们。但是当莎玛开始在一直放在大厅里的那些木槿枝条中搜寻时，姐妹们和孩子们安静下来，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将要发生什么。这不会是一顿严厉的鞭打，因为惩罚的只是小过失而不是大错误。莎玛滑稽地做着急促的动作，仿佛她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出闹剧里的演员，而不像苏玛蒂那天在捕猎村似的是一个悲剧人物。

毕司沃斯先生盯着萨薇，发现自己在不自觉地哧哧傻笑。萨薇仍然戴着那顶巴拿马帽子，她蹲在地上，缠结着鞋带，看着它们又松散开来，或者把它们打一个双结，又紧又高，再不得不用牙齿和指甲解开鞋带。在一定程度上她也是在为那些观众表演。她的失败引来一些赞同的笑声，甚至手里拿着鞭子的莎玛也任由开心的表情遮掩了她装出来的懊恼。

“好了，”莎玛说，“让我最后一次演示给你看。看着我。现在试试。”

萨薇又一次摸索着，但是没有成功。这次笑声没有那么多了。

“你就是想让我丢脸，”莎玛说，“像你这么大的女孩子，马上就快六岁了，竟然不会系自己的鞋带。杰，过来。”

杰是一个不重要的姐妹的儿子。他被母亲推到前面来，那母亲正逗弄着腿上另一个婴儿。

“看看杰，”莎玛说，“他的妈妈不需要给他系鞋带。而他整整比你小一岁。”

“小十四个月。”杰的母亲说。

“嗯，小十四个月。”莎玛说，把她的气恼撒到萨薇头上，“你要违抗我吗？”

萨薇仍然蹲在那里。

“现在快点！”莎玛说，她突如其来的高分贝吓得萨薇立刻跳起来，开始笨手笨脚地系鞋带。

没有人笑。

莎玛一弯腰，木槿枝条抽到萨薇光溜溜的腿上。

毕司沃斯先生观看着，笑容凝结在他的脸上。他清清喉咙，敦促莎玛停止抽打。

萨薇哭了。

寡妇苏诗拉出现在楼梯顶部，她用带着权威的口吻说：“别忘了妈妈。”

他们都记起来了。病人需要安静。这一幕闹剧结束了。

莎玛没有来得及把现场的气氛从喜剧转为悲剧，突然怒火中烧，她一顿足，几乎没有人注意她到厨房去了。

苏玛蒂，那个在捕猎村打孩子的母亲，把萨薇拉到她的长裙子里，萨薇在裙子里哭泣，用裙子擦了眼泪和鼻涕。然后，苏玛蒂给萨薇系上鞋带，送她上学。

在捕猎村莎玛极少打萨薇，就是打也只是扇她几巴掌。但是在哈奴曼大宅里，所有的姐妹们都带着骄傲谈起图尔斯太太曾经给她们的鞭打。某些挨打的记忆一直被提及，这些老生常谈的细节，总是因为和某件大事扯在一起而变得令人敬畏和富有传奇色彩，就好像是一起谋杀案中的细节一样。甚至在姐妹之中还有针对谁被鞭打得最重的一番争论。

毕司沃斯先生吃了早餐：从黑色大鼓桶里摸出来的饼干、红色奶油和微温的茶。茶放了糖，很浓。莎玛虽然愤怒，但仍然尽职地一如往常地伺候他吃饭。她看着他吃饭，她的愤怒变得越来越具有防御性。到最后，她只是神色凝重。

“你见过妈妈了吗？”

他明白了。

他们一起来到玫瑰房间。苏诗拉接待了他们，立刻就退到外面去了。屋子里点着一盏带灯罩的微弱油灯。厚厚的陶砖墙上百叶窗紧闭着，遮挡着阳光，窗框中塞着布，防止风进入。屋里散发着氨水、月桂油、朗姆酒、白兰地、消毒剂，以及各种不同的退烧药的味道。图尔斯太太躺在一个带着红色苹果嵌花的白色帐幔里，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她的头上缠着一条带子，太阳穴上贴着一块块软蜡烛，鼻孔里填塞着一些白色药物。

莎玛坐在一个黑暗角落里的椅子上，让黑暗遮蔽了自己。

床旁边镶着大理石的桌子上放满了各种瓶子、罐子和玻璃器皿。有装着药用按摩油的小蓝罐子，装着药用按摩油的小白罐子；高高的绿瓶子里盛着月桂油，矮小的四方形瓶子里装着滴眼液和滴鼻剂；一个圆形瓶子里装着朗姆酒，扁平的瓶子里装着白兰地，还有一个皇家风格的椭圆形蓝瓶子里装着嗅盐；一瓶斯罗恩擦剂和一小听虎牌香膏：一瓶带着粉红色沉淀物的混合药水，还有一瓶带黄褐色沉淀物的混合药水，就好像是隔夜沉淀的泥水一样。

毕司沃斯先生不想和图尔斯太太说印地语，但是他脱口而出的竟然是印地语。“你怎么样，妈？我昨天晚上不能来看你，因为太晚了，而我也不想打搅你。”他也没有想到要解释。

“你好吗？”图尔斯太太带着鼻音说，语气中有一种意料不到的温柔，“我是一个老太太，我怎么样已经无关紧要了。”

她伸手去够嗅盐，然后闻着。她头上的带子滑落到眼睛上。她改变了温柔的语气，用一种忧伤而富有权威的口气说：“过来给我按压一下头，莎玛。”

莎玛敏捷地按照吩咐做了。她坐在床边，解开带子，松开图尔斯太太的头发，把头发分成几缕，在手掌上倒上月桂油，然后把油倒在头发分缝的地方。她在图尔斯太太的头皮上揉擦着月桂油，把头发浸湿压平。图尔斯太太看上去舒服多了。她闭上眼睛，把白色的药物朝鼻孔深处推了推，然后用一条薄披肩拍了拍嘴唇。

“你看见你女儿了吗？”

毕司沃斯先生笑了起来。

“两个女孩子，”图尔斯太太说，“我们家就是这样不幸。想象一下你们父亲死的时候我的担忧。有十四个女儿等着出嫁。当你把你的女孩子嫁出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带给她们什么样的生活。她们不得不接受命运。婆婆们，大小姑子们。懒惰的丈夫们。打老婆的丈夫们。”

毕司沃斯先生看看莎玛。她全神贯注地按摩着图尔斯太太的头。莎玛细长的手指每按压一次，图尔斯太太就闭上眼睛，中断正在说的话，呻吟一声：“啊。”

“这就是一个母亲不得不忍受的，”图尔斯太太说，“我不在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已经知道不能指望任何人什么了。我给你五百元。你以为我想让你每次看见我就打躬作揖，跪倒在我的脚下吗？不。我预想的是你会向我吐唾沫。我预想的是这个。当你又想要五百元了你就又回来找我。你以为我会说‘上次我给了你五百元，你朝我吐唾沫，因此我这次不会给你五百元了’吗？你想让我说这个吗？不。我预想的是那些朝我吐唾沫的人又回来找我。我有一副软心肠。当你有一副软心肠的时候，你就是软心肠。你的父亲曾经这样对我说：‘我的新娘。’一直到他临死前他都这样称呼我，‘我的新娘’。他曾经这样说：‘你是我见过的人里心肠最软的人。你要当心你的软心肠。人们会利用你的软心肠蹂躏你的心。’我也曾经说：‘如果你有一副软心肠，你就是软心肠。’”

她捂住眼睛，一任泪水流下面颊，湿漉漉的灰白色头发散落在枕头上。这个女人有着灰白的头发，而他对她却毫无怜悯之心。

随后他注意到，他在黑暗中没有看见，莎玛也是泪流满面。她一定是一直在那里默默饮泣。

“我不在乎。”图尔斯太太说。她擤擤鼻子，然后要求涂月桂油。莎玛在手掌上倒上月桂油，用油湿透了图尔斯太太的脸，然后把她的手掌压在图尔斯太太的鼻子上。图尔斯太太的脸闪闪发亮，她眯缝了眼睛，防止月桂油流进眼睛里，并用嘴大口呼气。莎玛把手挪开，图尔斯太太说：“但是我不知道赛斯会说什么。”

似乎在这样一个暗示下，赛斯走进房间。他没有理睬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径直问图尔斯太太感觉怎么样，他用这些话来表示对图尔斯太太的关心和对打搅她的人的不耐烦。他在床的另一边坐下来。床咯吱响着，他叹了一口气。他换了一下脚，半筒靴在地板上咚咚作响，以示他的恼怒。

“我们在谈话。”图尔斯太太轻轻地说。

莎玛发出一声抽泣。

赛斯咂着嘴唇。他听上去极为恼怒，似乎他也病了，得了感冒或者头痛。他的声音喑哑不清。

“你千万不要在意。”图尔斯太太说。

赛斯抓着大腿，看着地板。

毕司沃斯先生确信了他从图尔斯太太的话和莎玛的眼泪中做出的猜测：这一幕是预谋好的，不但有过讨论，还做了决定。预先安排这一切的莎玛通过哭泣来减轻他的耻辱，把一部分耻辱转移到她自己身上。另一方面，她的眼泪也属情理之中：那是为了她艰难的处境和命运带给她这样的丈夫所流下的眼泪。

“那么店铺怎么办？”赛斯用英语问。他仍然很恼怒，虽然说话是一派公事公办的语气，声音却很疲惫。

毕司沃斯先生脑子一片空白。“那个地方不适合开店。”他说。

“在今天不是一个好地点，在明天也许就是个好地点，”赛斯说，“假如最后我花点钱让公共建设工程修一条从那里经过的主干线呢？嗯？”

莎玛的抽泣声中掺杂着往图尔斯太太头发上涂月桂油的咯吱声。

“你有债务吗？”

“嗯，很多人欠我的钱，但是他们不肯还。”

“在发生芒格如那件事情之后，当然不会有人还钱。我肯定你是特立尼达唯一一个不知道斯巴安和穆罕默德的人。”

莎玛大声抽泣起来。

突然间，赛斯失去了对毕司沃斯先生说话的兴趣。他说：“是！”然后盯着他的半筒靴。

“你千万不要在意，”图尔斯太太说，“我知道你没有一副软心肠，但是你千万不要在意。”

赛斯叹气道：“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店铺？”

毕司沃斯先生耸耸肩膀。

“给它投保，然后烧了它？”赛斯说，把这些意思连成一个词：投保再烧。

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这样的谈话好像属于高深的经济领域。

赛斯把他粗壮的胳膊高高地交叉在胸前。“这是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投保再烧，”毕司沃斯先生说，“那样我能拿到多少钱？”

“总之比你不投保险烧掉要多。这个店铺是孩子他妈所有的。货物是你的。冲这些货物你可以拿到大约七十五元，将近一百元。”

这是一笔不小的钱。毕司沃斯先生微笑起来。

但是赛斯只是说：“在那之后呢，做些什么？”

毕司沃斯先生试图做出深思的样子。

“你仍然高傲到不肯弄脏你的手？”赛斯摊开他的双手。

“软心肠。”图尔斯太太喃喃着。

“我在绿谷需要一个监工。”赛斯说。

莎玛大声抽泣了一声，突然，她离开图尔斯太太，朝毕司沃斯先生冲过来，说：“接受吧，男人。接受吧，我求你了。”她这样做是为了能让他较容易地接受这个工作。“他会接受的。”她哭着对赛斯说，“他会接受的。”

赛斯看上去十分恼怒，别过脸去。

图尔斯太太咕哝着。

莎玛仍然抽泣着，回到床边用手指按压着图尔斯太太的头发。

图尔斯太太说：“啊。”

“我对于地里的活一窍不通。”毕司沃斯先生说，试图挽回一些他的自尊。

“没人求你干。”赛斯说。

“你千万不要在意，”图尔斯太太说，“你知道欧华德总是对我说什么吗，他总是指责我嫁女儿的方式不对。我觉得他是对的。然后欧华德上中学了，所有的时间都在读书学习。而我太守旧了。”她言语之中对欧华德充满了自豪，对自己的守旧也充满了自豪。

赛斯站起来。他的半筒靴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音，床也发出一些动静，图尔斯太太被微微地搅扰了。但是赛斯的恼怒已经消失了。他拿出象牙色的烟嘴——烟嘴从他的卡其布口袋的上盖中探出来——把烟嘴放进嘴里，吹着烟嘴发出哨音。“欧华德。你记得他吗，穆罕？”他大笑起来，松开一侧咬着烟嘴的嘴唇，“老母鸡的儿子。”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图尔斯太太说，“当男孩还是男孩时，他们就像男孩一样行事。当他们成为男人以后，就像男人一样行事。”

莎玛用力地挤压着图尔斯太太的头，成功地把图尔斯太太的唠叨简化成一连串的“啊”。她把月桂油倒在图尔斯太太的头发上，给她洗了脸，然后把手掌放到图尔斯太太的口鼻处。

“这个投保再烧，”毕司沃斯先生说，语气轻快起来，“谁去处理呢？我吗？”他又恢复自己滑稽的本性了。

莎玛第一个笑起来。然后是赛斯。图尔斯太太喉咙里发出嘎嘎的声音，莎玛忙把手从她的嘴上挪开让她笑出声来。

图尔斯太太开始急促而杂乱地说话。“他想，”她用英语说，笑憋了气，“从……煎锅……跳……跳……到……”

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跳到……火里头！”

这种轻松风趣的情绪传播开来。

“不再闹独立了。”赛斯说。

“我们马上就投保险再烧掉吗？”毕司沃斯先生高声而快速地说。

“你得先把你的家具弄出来。”赛斯说。

“我的衣柜！”莎玛惊叫起来，一只手掩住嘴，仿佛是对自己离开毕司沃斯先生时忘记把衣柜带出来惊讶万分似的。

“你知道，”赛斯说，“最好的办法是由你去做这件投保后再烧掉的事情。”

“不，叔叔，”莎玛说，“你别奢望他能做好。”

“别理那孩子，”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只要告诉我就行。”

赛斯又一次坐到床上。“呃，看，”他说，带着长辈般的戏谑口吻，“你和芒格如有过节。你到警察局去告诉他们，你的命在芒格如手里。”

“我的什么在芒格如手里？”

“告诉他们你们之间的争吵。告诉他们芒格如威胁说要杀了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出了什么事，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芒格如。”

“你的意思是，他们第一个挑中的人就是我。但是先让我把这搞清楚。等我死了，像一只蟑螂似的四脚朝天僵死在地上，你想让我到警察局去说：‘我的确已经警告过你们了。’”

图尔斯太太仍然在为自己刚才用英语说的玩笑哧哧笑着，听了毕司沃斯先生的话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咳，你的命在芒格如手里，”赛斯说，“你回到捕猎村，一点风声也别走漏。你先等一个星期，等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然后你就开始小小地动作。让莎玛把她的衣柜弄出来。到星期四，中午的时候，你在店铺里都洒上柏油，别在你睡觉的地方洒，到晚上你点一根火柴。你稍微等一会儿，别等太长时间，然后，你就跑出铺子开始大骂芒格如。”

“你的意思是，”毕司沃斯先生说，“这就是每天在这个地方都有那么多汽车被烧毁的原因？还有那些房子？”

第五章　绿谷

此后每当毕司沃斯先生想到绿谷，便会想起那些树。高大而挺拔的树干被低垂下来的长树叶遮蔽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见树枝。树叶有半数已经枯萎，在树顶的一些叶子则呈现出暗绿色。似乎每一棵树都在茂盛的同时开始枯萎，死亡以同样的速度从每一棵树的树根开始蔓延。但是死亡似乎永远定格在那里。那些像舌头一样的树叶渐渐地变成焦黄，然后变为褐黄，薄得仿佛被烘焦了似的，翻卷着向下耷拉在其他枯叶上，并不飘落下来。那些新长出来的叶子像匕首一样锋利，毫无娇嫩可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苍老，没有生命的光彩，只是在枯萎之前长得更长一点。

很难想象在这些树的远方，还有那广阔的平原。绿谷是湿润、阴暗、闭塞的。这些树遮蔽了道路，围绕着营房，它们腐烂的叶子阻塞了排水沟。

毕司沃斯先生一看见这些营房，就认为他是时候建造自己的房子了，不论采用什么方式。这些营房是一家一间，在一个分为十二个小房间的长屋子里，住着十二户人家。这座长屋子是木材建造的，搭在低矮的水泥柱上。墙上的白灰已经变为粉尘，留下像是漂白衣服时在石头上留下的污迹。这些污迹已经潮湿发霉，带着灰色、绿色和黑色的斑点。瓦楞铁皮的屋顶从一边伸出来，形成一道长廊，由粗制的隔离板分成十二间厨房。由于没有什么遮拦，下大雨时，每家的厨子不得不把十二个煤灶炉搬到十二间房子里。中间的十间房有前门和后窗，两端的房间各有一个前门、一扇后窗和一扇边窗。作为监工的毕司沃斯先生分到了一间顶头的屋子。后窗被前任租户用钉子钉死，并拿报纸糊住。由于报纸把墙从上到下糊得严严实实，只能估摸出窗户的位置。显然，贴报纸的人识字，因为没有一张报纸是倒着贴的。毕司沃斯先生发现自己身处当代的新闻报道之中，这些旧报纸里蕴含着活力和激情，离奇而有趣。

他们把所有家具都搬进了这间屋子，包括橱柜、绿餐桌、帽架和铸铁四柱大床，毕司沃斯先生在捕猎村最后几天里买下的摇椅，以及莎玛的那张梳妆台。她不在哈奴曼大宅时，这个梳妆台就代表了她。

梳妆台里面只有一个小抽屉属于毕司沃斯先生，其他部分都不是他的，每当偶然拉开其中一个抽屉时，他就会感到他在侵犯别人的隐私。在迁往绿谷的过程中，他发现梳妆台里除了莎玛和孩子们的好衣服外，还有莎玛的结婚证和孩子们的出生证；一本圣经以及她从教会学校里拿回的圣经图片，这并不是因为其中含有宗教内容，而是为了追忆往昔辉煌而被保存下来的；一沓来自北阿伯兰的笔友的信，笔友是在老师的安排下认识的。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他阅读那些可以把他带入那些世界的小说。他从来没想到，在所有人当中，莎玛居然曾与外界有所接触。

“你没有碰巧保留着你的回信吧？”

“老师曾经朗读过，还张贴了呢。”

“我想看看你的信。”

就这样，毕司沃斯先生成了一名监工，每月挣二十五元，是劳工的两倍。正如他对赛斯说的那样，他其实对庄园的工作一无所知。他的一生都被甘蔗包围；他知道当店铺披红挂绿、喜气洋洋，挂满了冬青、冬青果、圣诞老人及顶上积雪的信件之时，那片高地上就会绽放出如箭一般的灰蓝色花朵；他知道甘蔗收割后有丰收狂欢节；但是他不懂得还要焚烧、除草、挖掘或筑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新的插条，或者在新植物上堆肥。赛斯每星期六来绿谷检查并给劳工发钱，同时给毕司沃斯先生做些指导。赛斯在毕司沃斯先生房间外的厨房里，坐在那张绿餐桌边给劳工发钱，同时让毕司沃斯先生坐在他身旁，报出每个劳工所做的工作。

毕司沃斯先生不知道他父亲拉各胡曾经无比向往做一个监工。但是他能够感觉到劳工对那些蓝色和绿色的钱袋子所表现出的敬畏，那些袋子镶有锯齿形的边，上面有小圆孔让钱透气。他对自己可以随意地处理这些袋子满心欢喜，好像这是不小的差事。有时候他会想到，也许这个时候，他的兄弟们也在其他庄园里，站在这样缓缓移动的恭候队伍之中。

星期六，他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乐趣，但在其他时间就不尽然了。的确，他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带着他的长竹竿，衡量劳工完成的工作。但是，劳工们知道他并不熟悉这份差事，仅仅是代表赛斯起到监工的作用。他们可以愚弄他，他们也这样做了，毕司沃斯先生一整个星期的羞怯抗议还不如赛斯在星期六的一个责备让他们担心。毕司沃斯先生羞于向赛斯抱怨。他买了一顶遮阳帽，帽子太大，他的脑袋又比较小，他还不会戴帽子，以至于整个帽子耷拉到了耳朵上。从那以后，每当劳工们看见毕司沃斯先生时，就把自己的帽子往眼睛以上拉，然后朝后仰头往他那儿看。有两三个鲁莽的年轻劳工甚至就保持着这个样子和他说话。他便想他应该像赛斯那样骑一匹马。他也开始同情起那些传说中的监工头来，尽管他们能骑在马背上左右挥鞭抽打劳工。于是，和赛斯在一起的一个星期六，他出了洋相——他骑上赛斯的马，没几步远就被摔了下来，他只好说：“我和马想去的不是一个地方。”

“上马！”星期一时一个劳工对另一个劳工吼道。

“哎哟！”第二个劳工答道。

毕司沃斯先生对赛斯说：“我不能再和这些人住在一起了。”

赛斯说：“我们将再为你建一座房子。”

但是赛斯只是说说而已。他再也没有提起房子的事，毕司沃斯先生依旧住在营房里。他开始唠叨劳工的野蛮，当初他还琢磨他们如何靠三元钱过一星期，现在则在心里算计他们为什么拿那么多钱。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莎玛。

“这是你把我扯进去的。你和你们一家。看看我。我像赛斯吗？你看看我，你说这是不是我干的活？”

他从地里回来，汗水淋漓，又痒又脏，被飞蝇和其他虫子叮得浑身是包，皮肤擦破的地方一片红肿。尽管他并不介意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和脸上灼伤的感觉，但是他讨厌瘙痒，指甲上变干了的泥土也强烈地折磨着他，那感觉就如同石笔划在石板上或者铲子铲在水泥上的声音一样让人受不了。

营房院子里的淤泥、动物的排泄物和烂泥坑里流动的稀泥让他恶心，尤其是当他吃鱼或者吃莎玛做的煎饼时更是如此。他开始习惯在房间里的绿餐桌上吃东西，他可以躲在前门后面，背对着边窗，决不抬头看电镀铁皮屋顶那黑乎乎的、布满污垢的内侧。他一边吃，一边读着墙上的报纸。湿气、油垢、旧报纸和烟草的气味使他回想起他父亲床底下的盒子的气味，那张床就安置在埋在泥地里的树枝上。

他不停地洗澡。营房里没有洗澡间，但是在屋子后面有几只水桶，放在从屋顶排水的水管下面。不管水用得多快，表面总是漂着一些类似幼虫的东西，它们蹦跳着，黏糊糊的，带着触须，自由自在地游着。毕司沃斯先生穿着短裤和木底鞋，站在水桶边的一段木板上，用葫芦瓢舀水往身上浇。他一边洗澡一边唱着印度歌《在下雪的时候在吹风的时候》。洗毕，他用浴巾裹住腰，脱下短裤，然后就这样裹着浴巾穿着木底鞋冲向他的房间。由于到他的房间没有侧门，他不得不绕到前面回去，因而要这样经过十二间厨房和十二间屋子。

有一天，浴巾脱落了。

“还不是你，”他对莎玛说，刚好这天他在地里憋了一肚子气，“都是你和你们家人把我害成这样。”

莎玛也在营房委屈了一天，于是她做了一顿极为难吃的饭菜，给已学会说话的儿子阿南德穿上衣服，带他回哈奴曼大宅去了。

星期六，赛斯给劳工付完工钱，笑着说：“你老婆说让你在她的衣柜右上的抽屉里找一找她那件粉红衬裙，在中间抽屉左边的底部找一找儿子的裤子。”

“问问我老婆，哪个儿子？”

但是毕司沃斯先生还是翻找了不属于他的抽屉。

“我差一点忘了，”赛斯走之前说，“那个在捕猎村的小店。呃，烧掉后已经拿到保险了。”

赛斯从裤兜里掏出一卷一元的钞票，像魔术师那样展示出来。一张接着一张，他一边数着一边把钞票塞到毕司沃斯先生手里。总共是七十五元，正是他在哈奴曼大宅的玫瑰房间中提到的数目。

毕司沃斯先生对此惊叹不已，而且感激涕零。他决定把这笔钱存起来，再添点钱，直到他能够建造一所自己的房子。

他已经斟酌再三，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首先他想要的是一座真正的房子，是用真正的材料建造的房子。他不想要那些用泥堆砌起来的墙，也不想要泥地板，或者树枝为椽、草皮为顶的房子。他想要木制的墙，全部用舌槽榫接缝。他想要电镀的铁皮屋顶和木制的天花板。他想从水泥台阶走进一个小游廊，再穿过彩色镶框的门走进一间小客厅，从那里进入一间小卧室，然后经过一间小卧室，最后回到小游廊。房子将有高大的水泥柱子，这样他就可以有两层楼而不是一层，而且还有扩建的余地。厨房将是一间建在院子里的小屋，干净精巧，通过有顶棚的走廊与房子相连。他的房子还将涂上颜色，屋顶将是红色的，外墙是黄褐色，正面的墙是巧克力色的，窗户则是白色的。

每当他谈到房子的时候，莎玛总是既担忧又不耐烦，这甚至导致了他们的争吵。因此他没有把这幅蓝图或计划告诉她，她继续长时间地在哈奴曼大宅住着。她现在不需要向她的姐妹们做任何解释。作为图尔斯土地的一部分，紧挨着阿佤克斯的绿谷几乎成了哈奴曼大宅的延伸。

毕司沃斯先生拒绝了莎玛时而从哈奴曼大宅送来的石头般冰冷的食物，他也吃厌了罐头食品，最后他学会了自己做饭。因为不会摆弄煤灶炉，他买了一只普利姆斯汽化炉。有时候他会在傍晚散散步，有时候待在房间里看看书。但是还有一些时候，他并不觉得疲惫，而吃饭和抽烟也都无法让他满足，百无聊赖之中，他只能躺在四柱大床上看墙上的报纸。不久他就对许多故事烂熟在心。其中有一个故事的第一行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面用令人窒息的大写字母写道：“昨日突现惊人场面”。他无意识地对自己、劳工们和赛斯大声说过这句话。有几天晚上，当他在房间里时，他脑子里会突然冒出这句话，而且周而复始，直到最后每个词都变得毫无意义、令人恼火，使他巴不得能把它们赶走。他把这句话写在安柯牌香烟盒和彗星牌火柴盒上。这种令人疲惫不堪的空虚给他带来一种喝了几大桶陈腐的温吞水的感觉。为了对抗这种感觉，他开始在硬纸板条上撰写宗教标语，并将它们贴在墙上的报纸上。他从一本印度教杂志上抄下了一句话，把它写在硬纸板上，贴在纸糊的窗户上，那句话横跨了一堵墙：“凡是信我之人，我必不弃之，他亦决不弃我。”

在这里，甘蔗是如林的箭镞。田间的街巷是清澈的绿峡谷。而在阿佤克斯，商店的广告牌都装饰着白雪和圣诞老人。图尔斯的商店悬挂着纸做的冬青和冬青果，却没有圣诞节的氛围。毕司沃斯先生以前画的广告牌依然在那里，但是已经褪色，墙上和柱子上的有些颜料已经剥落，那条潘趣狗的鼻子上也少了一块，接近天花板上的字迹湮灭在灰尘和油烟中。萨薇知道是她父亲画的这些广告牌，颇为自豪。但是她无法理解广告牌里那些喜庆的气氛，她无法把它们和那个她在肮脏的营房探望过的以及不时来看望她的郁郁寡欢之人联系在一起。越接近圣诞节，她就越发怅然若失，她觉得那些广告牌都是在她记事以前的某段时间内完成的，那时，她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其他人在哈奴曼大宅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圣诞节是一年中唯一让那些喜庆的广告牌有点意义的节日。那时候图尔斯商店就变成了极富浪漫和无限欢乐的地方，并一反往日阴暗而沉寂的萧索景象。货架上塞满了一卷卷棉布，散发出酸腐的、有时是难闻的气味，桌子上堆满了廉价的剪刀、小刀和勺子，高摞的蓝边搪瓷盘子布满灰尘，用灰色的粗纸隔开，还有一箱箱发卡、缝线针、别针和线。现在，整天都是喧闹和嘈杂。在图尔斯商店和其他商店里，甚至市场里的售货摊上，留声机通宵达旦地开着。机械鸟呼啸着；玩具娃娃尖叫着；玩具喇叭被顾客试吹着；陀螺嗡嗡地响着；玩具小车急急地穿过柜台，被人们用手接住，在半空中发出呜咽。搪瓷盘子和发卡被挪到了后面，取而代之的是白色箱子里装着的黑葡萄，里面填充有芬芳的糖粉；加拿大红苹果的馥郁一个赛过一个；在大量的玩具、布娃娃和装在盒子里的游戏道具旁边，是崭新锃亮的玻璃器皿和新瓷器，全都散发着新鲜的气息；日本的漆器托盘像一沓纸牌那样一层层堆起，它们如此典雅地摆在那里，想到它们将被一个一个卖掉时的情形简直让人感伤，因为那时候整个商店只留下黄皮纸和绳带，而它们则最后沦落在单调、破烂、让人鄙视的肮脏厨房和颓废房间里。商店里当然还有成堆的布克斯药店日历，上面的彩色图纸摸上去有一种撩人的光滑，给人一种与之相应的丰富气味，图纸上印着笑话、故事、照片、提问、谜语以及那些图尔斯的孩子们都渴望却从未参加的竞赛奖品，虽然他们已经在虚线上写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还有各种装饰品：纸做的冬青和冬青果，皱纹纸做成的螺旋形飘带，粘在手上和衣服上的棉絮和霜精，气球和灯笼。

姐妹们蹙着眉，抱怨着疲惫，以此来掩饰内心的兴奋，却根本不奏效。图尔斯太太不时地亲自到店里来，和相识的顾客聊上一两句，甚至也偶尔卖点东西。两个神严肃地走来走去，视察着，签发账单，点数钞票。年长的神在这个圣诞节表情尤为严峻，使得孩子们十分惧怕。他的行为变得有点古怪。他仍然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学，但是已经有人张罗着要在一些门当户对的人家中为他找个妻子。他要么大发雷霆，要么哭哭啼啼，有时候又威胁要自杀，以此来表示他的反对。但是这些只被认为是害羞的表现，他因此成了姐妹和姐夫妹夫们取笑的对象。但是当他说到要离家去买绳子和软蜡烛时，孩子们都惊恐不安，他们拿不准他要软蜡烛做什么用，都对他敬而远之。

人们的兴奋在平安夜这天早晨达到顶点，但是到了下午就已经消退，各种装饰不再令人感到新奇，喜庆也变得杂乱无章，这种杂乱甚至十分明显。于是在圣诞节来临前，在商店里的人们就已经感觉节日过去了。整个下午，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大厅和厨房，那个打孩子的苏玛蒂指挥烘烤面包，莎玛因为没有什么突出的本领，只是众多帮手中的一位。从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让人垂涎三尺，因为除非到节日当天，哈奴曼大宅里的饭菜总是寡淡无味，让人难以下咽。

等到图尔斯商店打烊了，这些玩具就留在黑暗中，变为积压的库存，姐妹夫们准备离开哈奴曼大宅各自回家。在毕司沃斯先生连夜骑车到绿谷的途中，他想起他还没有给萨薇和阿南德买好礼物。不过他们并没有指望他，因为他们知道圣诞节早晨会在长袜中发现礼物。

姐妹们都很忙碌，所以只给孩子们准备了一顿比平常还要简单的饭菜，随后，搜寻长袜的行动就开始了。没有多余的长袜了。幸运的主要是女孩，多日前就已经把长袜拿到手，男孩们只好以枕头套将就。他们彼此说着要熬夜，却接二连三地从玩牌的游戏里退出，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们哼唱的歌中沉沉入睡。

阿南德醒来之时，他惊讶了一阵子。他床脚边的地上，枕套似乎空空如也。但是他抖了抖枕套，发现他和其他的男孩子们得到了相同的礼物：一只气球，就是过去几个星期里他在商店中看见的气球中的一个，一个包在深蓝色包装纸里的红苹果，也是他在商店的盒子里见到过的，还有一个铁皮哨子。萨薇在她的长袜里发现了一只气球，一个苹果和一个橡胶制的小洋娃娃。孩子们比较着各自的礼物，在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忌妒之后，他们吃了苹果，吹起气球，把铁皮哨子吹得唧唧响。不少哨子很快就因为唾沫或者结构缺陷而不响了，而大多数男孩在下楼亲吻图尔斯太太之前就弄爆了气球。那些将在长大后变得令人厌恶的男孩子们把哨子吹出一声声巨响，啃着各自的苹果，几乎不吹他们的气球，而得到类似礼物的女孩则已经在津津乐道着自己得到的东西和之前的期待，但并不谈论满足与否。孩子们怀着不同程度的满足下楼，发现图尔斯太太在油松木长桌旁等着他们。他们的母亲也在等着，祝圣诞老人快乐！只要有哪个心怀不满的孩子忘了亲图尔斯太太，性急地去厨房看准备的食物，他的母亲就会把他叫回来。

早餐是茶和鼓桶里的饼干。之后，孩子们就开始等着吃午饭。更多的哨子哑了，更多的气球爆了。女孩们拿走了男孩们吹爆的气球碎片，把它们吹成了五颜六色的葡萄串，在脸颊上蹭来蹭去，发出笨重的家具在没上蜡的地板上拖曳弄出的那种噪音。午餐十分丰盛。午餐后他们等着上茶点：苏玛蒂做的糕点，琴塔分发的一种本地的仿制樱桃白兰地，还有琴塔做的冰激凌。按理说，琴塔应该有做冰激凌的天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晚餐还是很糟糕。圣诞节就要过去了。哈奴曼大宅里的每一个圣诞节都如出一辙，结果只是白白让人满怀憧憬和希望。

营房里则既没有苹果、长袜，也没有烘烤的蛋糕、搅拌的冰激凌，更没有点心值得等待。营房里的人这一天从始至终都是纵情吃喝，伴随着的不是打孩子，而是打妻子。毕司沃斯先生去看望他的母亲，在塔拉家吃了晚饭。在圣诞节节礼日，他拜访了他的哥哥们。他们所娶的女人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他们的圣诞节是和他们的妻子一起过的。

次日，毕司沃斯先生骑车从绿谷到阿佤克斯去。当他拐进高街时，恰好看见重新开张的商店，零乱地陈列着削价的圣诞节商品，他不禁想起了他忘掉的礼物。他下了自行车，把车靠在路沿上。还没等他拿下车锁，一个戴大帽子的店员就不停地咂巴着嘴迎上来和他搭话。他递了一根香烟给毕司沃斯先生，并为他点上烟。他们彼此寒暄。然后，由店员搭着他的肩膀，毕司沃斯先生走进了商店。没过几分钟，毕司沃斯先生和那位店员又出现了。他们都点着香烟，情绪高涨。一个男孩从店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玩具房子，房子遮住了他一部分身体。这个玩具房子被放在毕司沃斯先生的自行车把手上，毕司沃斯先生在一边，那男孩在另一边，他们就这样推着车走在高街上。

玩具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装潢考究。厨房里有一只烤炉，是毕司沃斯先生平生从未见过的，还有一个纱橱和一个洗涤池。在他们往哈奴曼大宅去的路上，毕司沃斯先生冷静下来。他的奢侈先是让他震惊，而后让他恐惧。他已经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他无法把玩具房子再退回去了，他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他没有给阿南德买什么礼物。他总是如此。当他想起他的孩子时，他总是想到萨薇。她是他几年前在捕猎村生活的一部分。阿南德则完全属于图尔斯家。

在玩具房子到达哈奴曼大宅之前，消息在整个房子里就已经传了个遍。姐妹们和她们的孩子齐集在大厅里。图尔斯太太坐在松木桌边，用头纱轻轻地拍着嘴唇。

当玩具房子被带下车时，孩子们发出一阵惊呼，然后变得鸦雀无声。萨薇冲上前，以主人的姿态紧挨着它站着。

“喏，你们看怎么样？”毕司沃斯先生用他的大嗓门急促地对着大厅问道。

姐妹们保持着沉默。

随后，赛斯的妻子，那个向来沉默寡言、病怏怏的派德玛，开始讲述一个冗长复杂的故事，故事说的是赛斯的一个兄弟为他女儿做了一座精制的玩具房子，他的女儿红颜薄命，在此后不久就死了。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这个故事难以置信。

在派德玛讲故事时，孩子们，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围着那房子。毕司沃斯先生为此颇不高兴，但是他看见孩子们认为萨薇是房子的主人，请求她允许他们开一开门或是摸一摸床，他又眉开眼笑。尽管萨薇还不完全熟悉玩具房子，但是她极力表现出对一切都已了如指掌的样子。

“你给其他人带什么啦？”

发话的是图尔斯太太。

“拿不下了。”毕司沃斯先生高兴地说。

“我送礼物时，每个人都有一份，”图尔斯太太说，“我虽然穷，但是我从不厚此薄彼。不过，我显然不能和圣诞老人相提并论。”

她声音平稳。对这样的挖苦，他本来想付之一笑，但是当他看向她时，发现她的脸因愤怒而紧绷着。

“维迪亚德哈和希瓦德哈！”琴塔叫嚷着，“马上到这里来。不准玩弄不属于你们的东西。”

听到这个信号，姐妹们纷纷教训自己的孩子说，如果谁乱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将会受到重罚。

“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

“我要揍扁你。”

那个在捕猎村打孩子的苏玛蒂说：“我要用鞭子狠狠教训你。”

“萨薇，去把它放起来，”莎玛轻声说，“放到楼上去。”

图尔斯太太站起来，用手拍拍嘴唇，说：“莎玛，我希望在你搬回你那豪宅的时候，能有雅量通知我一声。”她费力地走上楼梯，负责病房的寡妇苏诗拉担心地跟在她身后。

愤愤不平的姐妹们聚成一团，莎玛则独自站着。她瞪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她用责备的眼神盯着毕司沃斯先生。

“哦，”他赶紧说，“我该回家去了，去营房。”

他催促着萨薇和阿南德陪他到拱廊。萨薇十分情愿地跟着他，而阿南德仍然和往常一样窘迫不安。毕司沃斯先生禁不住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和萨薇相比，阿南德太让人失望了。相对于同龄的孩子，他身材矮小，瘦弱多病，却有个大脑袋。他看起来似乎需要保护，但又怕看见毕司沃斯先生，一见到他就会结结巴巴，总是巴不得离开他。现在，当毕司沃斯先生搂着他的时候，阿南德打了个喷嚏，把他的脏脸在毕司沃斯先生的裤子上蹭了蹭，企图逃走。

“那玩具房子你得让阿南德玩玩。”毕司沃斯先生对萨薇说。

“他是个男孩。”

“没关系，”毕司沃斯先生摸着阿南德瘦弱的背说，“下次轮到你。”

“我要一辆车，”他对着毕司沃斯先生的裤子说，“一辆大车。”

毕司沃斯先生知道他所指的那种车。“好吧，”他说，“会给你一辆车。”

阿南德立刻飞奔开，穿过门跑到后院，边跑边做出骑在马上的样子，手中挥舞想象出来的皮鞭，叫嚷着：“我要有一辆车了！我要有一辆车了！”

他买了一辆车；不过，虽然许下了诺言，他买的却不是阿南德想要的大车，而是一辆带发条的迷你车；星期六在给工人付完工钱之后，他把它带到阿佤克斯。他刚到达拱廊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推开门时，他听见一个让孩子们敬畏和熟悉的声音传达了这个消息：“萨薇，你爸爸来看你了。”

萨薇哭着来到大厅门廊。他抱住她，而她放声大哭。

孩子们都没吭声。他听见楼梯不停地嘎吱响，他听见在房子尽头的黑漆漆的厨房里传出蹭在地板上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声。

“告诉我。”他说。

她止住哽咽说：“她们把它拆了。”

“带我去看！”他喊起来，“带我去看！”

他的愤怒惊得她止住了哭泣。她下了楼梯，他跟着她沿着大厅一端的走廊来到院子里，经过一只半满的铜罐和一只钉着铆钉的黑桶，铜罐里倒映着深蓝色的天空，黑桶里面养着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还没有烹调的鱼。

在隔壁的院子里那棵几乎光秃秃的杏树下，他看见了玩具房子，被扔在木头、锡和瓦楞铁做成的已经锈迹斑斑的栏杆边。门窗支离破碎，墙被压扁了，屋顶也被压平了——他以为房子会成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玩具房子已经不复存在。他只看见了一堆木柴。没有一个部件是完整的。精巧细致的做工虽仍一览无余，却已经成了一堆废物。房子表层被撕扯开的地方油漆依然鲜亮，仿佛砖瓦建筑，但是下面被劈开扯裂的木材露出了生木头和白色。

“噢，上帝！”

萨薇看见那毁坏了的房子，目睹了父亲的沉默，又哭了起来。

“妈妈砸烂的。”

他奔回房子。他的肩膀擦在一堵墙的边角，衬衣撕裂了，衣服下的皮肤划破了。

姐妹们都已经离开楼梯和厨房，正坐在大厅里。

“莎玛！”他咆哮着，“莎玛！”

萨薇从院子里进来，慢慢地上楼。姐妹们把目光从毕司沃斯先生身上转移到她身上。她低着头站在门廊里。

“莎玛！”

他听见一位姐妹低声说：“去叫你莎玛姨妈，快！”

他看见了孩子和姐妹们中的阿南德。

“到这里来，儿子！”

阿南德看了看姐妹们。她们没有帮忙。他没有动。

“阿南德，我叫你呢！马上到这里来。”

“去吧，孩子，”苏玛蒂说，“省得你挨揍。”

正在阿南德犹豫不决时，莎玛来了。她从厨房的门廊里走出来。她脸上的面纱拉到额头上。他注意到了这不同往常的恭敬。她神色惊慌却意志坚决。

“你这泼妇！”

周围一片死寂。

姐妹们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驱赶到楼上和厨房去。

萨薇还在门口，躲在毕司沃斯先生身后。

“我不在乎你怎么叫我。”莎玛说。

“你拆了玩具房子？”

她瞪大了眼睛，里面充满着恐惧、惭愧和羞耻。“是的。”她出奇地平静。然后，她若无其事地说：“我把它拆了。”

“为了讨好谁？”他嗓门开始变大。

她没有回答。

他注意到她看上去形单影只。“告诉我，”他尖叫着，“就为了讨好这些人？”

琴塔站起来，整了整她的长裙，开始上楼梯。“我还是走吧，嗯，趁我还没听见那些我不喜欢听却不得不回应的话。”

“我谁也不讨好，我自己乐意。”莎玛的语调开始变得坚决，他能看出来，因为姐妹们的支持，她胆子变大了。

“你知道我怎么看你和你一家吗？”

又有两位姐妹上楼了。

“我不在乎你怎么看。”

他的怒火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吼叫在脑子里回响，使他震惊、惭愧和疲惫。他无言以对。

她意识到了他情绪上的变化，于是更为放松地等着他。

“去给萨薇穿上衣服。”他安静地说。

她没有动。

“去给萨薇穿上衣服！”

他的吼叫把萨薇吓怕了，她尖叫起来。她在颤抖，在他触摸她的时候，她身上一片冰冷。

莎玛终于服从了。

萨薇往后退。“我不要谁给我穿衣服。”

“去把她的衣服收拾好。”

“你要把她带走？”

这回轮到他沉默了。

被赶到厨房去的孩子们纷纷把头从门口探出来。

莎玛走过整个大厅来到楼梯下，坐在低台阶上的姐妹们缩回膝盖让她过去。

立刻，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苏玛蒂带着逗笑的口吻说：“阿南德，你也要和你爸爸一起走吗？”

阿南德把头缩回到厨房里去了。

大厅又开始活跃起来。孩子们纷纷跑回来，姐妹们在厨房和大厅之间穿梭来回，准备着晚餐。琴塔回来了，还唱起一首欢快的歌，其他姐妹们应声附和着。

戏演完了，莎玛带着绸带、梳子和一个小纸板箱重新入场，并没有受到和她离场时同等的瞩目。

莎玛伸手把箱子交给毕司沃斯先生：“她是你女儿。你知道什么对她来说是好的。你一直在养她。你知道……”

他噘着嘴，下牙呲在上牙外面。

琴塔停止歌唱，对萨薇说：“回家呀，孩子？”

“给她穿双鞋。”莎玛说。

可是这将意味着给萨薇洗脚，意味着拖延。他推开试图给萨薇梳头的莎玛，领着萨薇出来。他们走到高街的时候他才想起阿南德。

集市已经结束了，街道上遗弃着破箱子、碎纸片、稻草、腐烂的菜叶子、动物的粪便和几个水坑，尽管天没有下过雨。烛光下，摊贩和他们的妻子以及疲倦的孩子们正在拆卸售货摊，把东西装上货车。

毕司沃斯先生把箱子捆到自行车的架子上，他和萨薇一直默默地走到高街的尽头。

当他们看不见红色和黄褐色相间的警察局时，他把萨薇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几步小跑，艰难而紧张地骑上坐垫。自行车摇晃着；萨薇抓住他的左胳膊，使得车子越发不容易平衡。不久，他们离开了阿佤克斯，除了路两边寂静的甘蔗林外，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四周漆黑一团。自行车没有灯，他们只能看见前面几码远的路。萨薇在颤抖。

“别害怕。”

他们前面闪过一道亮光。一个粗犷的男人的声音刺耳地响起：“你们想要到哪里去？”

那是一个黑人警察。毕司沃斯先生握住了手闸。自行车往左一斜，萨薇跳到了地上。

警察检查了自行车。“没有牌照，嗯？没有牌照。没有车灯。你还在带小孩。你的麻烦不小啊。”他停住了，等待着贿赂。“好吧。姓名和地址？”他在他的本子上记下来。“好。你就等着被传唤吧。”

于是他们在枯树下一路摸黑走回绿谷的营房。

他们度过了糟糕的一周。毕司沃斯先生一大早离开营房，中午回来一趟。在这段时间里，萨薇形单影只。营房里一个和儿子、儿媳妇和五个孙子住在一起的老妇人可怜萨薇，白天给她点食物。萨薇一点也没沾口，饥饿无法超越她对陌生人做的食物的不信任。她把盘子拿到房间里，把盘子里的东西倒在一张报纸上，清洗完盘子，把它还给老妇人，道了谢，然后等着毕司沃斯先生。他回来后，她就等待夜晚；夜晚来临后，她又开始等待早晨。

为了逗她乐，他读小说，给她讲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给她念贴在墙上的引言，让她静坐在那里，而他则给她画着并不成功的速描。她无精打采，听话顺从。她也感到害怕。有时候，尤其是走在树下的时候，他似乎突然忘记了她，她听见他自言自语，和看不见的人展开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他“陷进”了一个“深渊”。“陷阱，”她听见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词，“那就是你和你一家对我所做的一切。让我陷进这个深渊里。”她看见他的嘴因为愤怒扭曲着，她听见他诅咒和威胁。他们回到营房后，他要求她给他泡一剂麦克莱恩牌胃药冲剂。

他们都盼望着星期六下午，赛斯会来把她接回哈奴曼大宅。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让她不能继续逗留：她星期一开学。

星期六，赛斯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莎玛、阿南德和米娜。萨薇跑到路上去迎接他们。毕司沃斯先生假装没看见，赛斯微笑着，似乎在看小孩的把戏。赛斯和他妻子之间的争论是秘密；他的原则是从不介入姐妹们和她们丈夫之间的家务纷争。但是毕司沃斯先生知道尽管赛斯笑容满面，其实是在给莎玛撑腰。

他马上把那张绿桌子搬到院子里，离房间有一段距离，劳工们排起队伍，把他和莎玛隔开了。当他坐在赛斯身边，大声说着差事和工资并记录在账本上的时候，他听见萨薇兴奋地对莎玛和阿南德说着什么。他还听见莎玛惊讶的回答。很快她就了解到了孩子们对她的依恋，甚至开始责备他们。她现在所用的声音语气和她在哈奴曼大宅里的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尽管注意到莎玛口是心非，他仍觉得萨薇已经背叛了他。

劳工们拿了工钱。赛斯说他想看看园地，毕司沃斯先生没必要陪他。

莎玛正坐在厨房那儿。她怀里抱着米娜，正在逗她玩，哄着她。萨薇和阿南德在一边看着。毕司沃斯先生经过的时候，莎玛瞟了他一眼，却没停止哄米娜。

萨薇和阿南德心领神会地抬头看着。

毕司沃斯先生进了房间，坐在摇椅上。

莎玛大声说：“阿南德，去问问爸爸需不需要一杯茶。”

阿南德胆怯而害羞地来了，嘟囔着传达了口信。

毕司沃斯先生没吭声。他仔细地研究阿南德的大脑袋和细胳膊。胳膊肘的皮肤松弛，带着湿疹的青色疤痕。难道他也喝了硫黄炼乳吗？

阿南德等了一会儿，然后出去了。

毕司沃斯先生摇晃着。地板的木板又宽又粗，有一片开裂了，向上翘起，每次摇椅摇晃到上面，都发出嘎吱和断裂的声响。

萨薇并没有看毕司沃斯先生一眼，把米娜带进房间，小心地把她放在床上。

莎玛在扇煤炉。

萨薇突然有一种想要生火的冲动，她急匆匆出了房间，说：“妈妈，你把煤灰弄得满身都是。让我来。”

原来如此。她们都已经忘了玩具房子的事。他把脚抬起放在椅子上，仰头靠着，闭上眼睛，摇晃着。地板应和着。

“阿南德，把这给你爸爸送去。”

他听见阿南德走近，但他没有睁开眼睛。他琢磨着是否要接过茶杯，把茶泼在莎玛心爱的绣花衣服和她那虽然笑容满面却阴晴不定的脸上。

他睁开眼睛，从阿南德手上接过茶，啜了一口。

赛斯回来时，对每个人都露出一副亲切的笑容，在台阶上坐下了。莎玛给他一大杯茶，他几口就咕嘟咕嘟喝下去了，一面喷着鼻息叹惜着。他摘下帽子，捋了捋湿漉漉的头发。突然，他笑了起来。“穆罕，我听说你有一场官司。”

“官司？哦，官司！小官司。不足挂齿。其实是小事一桩。”

“你可真够滑稽的，独立分子。收到传讯了吗？”

“在等着呢。”

“还有萨薇，你收到传讯了吗？”

萨薇笑了，仿佛那漆黑的道路和警察手电筒的闪光从未让她感到心惊肉跳似的。

“喏，不要担心。”赛斯站起来，“这些人只是想要钱。我来摆平它。你们的官司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说完他走了。

毕司沃斯先生闭上眼，摇晃着椅子，弄得地板不停地响，孩子们又开始着急了。

他在摇椅上一直坐到天黑吃饭的时候。许多营房的房间亮起了油灯。远处一个醉鬼在叫骂。

萨薇和阿南德坐在台阶上吃饭。当毕司沃斯先生在绿桌边上吃饭时，他不再那么沉闷了，莎玛反倒阴郁起来。快吃完的时候，他甚至扮起小丑来。他蹲在椅子上，左手压在腿肚子和屁股之间，开玩笑地问：“你为什么不留在猴子窝里，嗯？”

她没回答。

他洗完手，漱了漱口，把漱口水吐到边窗外，莎玛在台阶上坐下吃饭。他看着她。

“哭了，嗯？”

慢慢地，眼泪从她睁大的眼睛里涌出来。

“这么说你生气了？”

一滴眼泪从她脸颊滑下，挂在她的上嘴唇上颤动着。

“你满意了吧？”

她嘴里塞得半满，但是不再咀嚼了。

“不要对我说菜太难吃了。”

她开口了，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们……”

“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们，然后呢？”

她愁眉苦脸，故意大声地咀嚼起来。

在另一角，萨薇和阿南德搬出睡觉用的睡袋和床单。

“你来了，”莎玛说，“你来了，你也不看看左，也不看看右，就开始发脾气，把我骂个半死……”

这是她道歉的开场白。他没有打断。

“你不知道我得承受什么。白天晚上地说。这里讨好讨好，那里讨好讨好。琴塔一刻不停地挖苦我，哪个孩子只要一和萨薇说话就要挨揍，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每个人表现得都好像我和他们有杀父之仇似的。”她停了停，又哭着说：“所以我得使她们满意。我把玩具房子拆了，每个人都满意了。事后你来了。你也不看看左，也不看看右……”

“愚蠢至极！你觉得琴塔会把格温德买的玩具房子给拆了吗？如果你能想象格温德做了这样的事。告诉我，你那姐夫是吃什么的，嗯？土吗？你觉得琴塔会把格温德买的玩具房子给拆了吗？”

她的眼泪落在盘子里。

后来她洗碗的时候仍然在哭，一边不停地擦眼泪，刚开始是擤鼻子，后来轻轻地哼起忧伤的歌，最后她问起萨薇这一周的表现。

他讲起了萨薇如何把老妇人给的饭菜倒了。莎玛听得十分高兴，一面说起关于这个孩子如何敏感的其他事。萨薇依然心情焦急得毫无睡意，只是假装睡着，但是听见这番话时又心花怒放。莎玛又说起萨薇讨厌鱼，图尔斯太太如何消除了这种厌恶。她还说起阿南德，说他也很敏感，饼干都会让他的嘴出血。

毕司沃斯先生的心情已经和她的一样缓和下来，便没说他认为这是营养不良的症状。相反，他开始说起他的房子，莎玛毫无兴趣地听着，不过没有反对。

“一旦那房子建成，就给你买那个金色的胸针，姑娘！”

“我很期待这一天。”

她们是星期六来的。星期一萨薇就该去上学了。

“让她留在这儿，”毕司沃斯先生说，“第一天上课教得不多。”

“你怎么知道？”萨薇问，“你上过学吗？”

“上过，小姐。我上过学。你不是唯一一个上学的人，你懂的。”

“如果我留下来，我得给老师一个理由。”

“我马上就给你写一个。亲爱的老师，我的女儿萨薇第一个星期无法上学，因为她一直和她外婆住在一起，得了严重的营养不良。”

星期天晚上，莎玛把萨薇和阿南德带回了阿佤克斯。她又回到了哈奴曼大宅。之后整个学期内，她都来回走动；他一直感到孤独，陪伴他的只有树、墙上的报纸、宗教引言和他的书。

只有一件事让他欣慰。他已经赢得了萨薇。

复活节时分，他得知莎玛第四次怀孕了。

刚赢得了一个孩子；一个还有敌意；一个尚未可知；现在又来了另一个。

陷阱！

他所害怕的未来降临到他身上。他陷入了虚空，每当夜里他醒来，听见鼾声、吱吱嘎嘎声和其他房间偶尔传来的婴儿哭声时，那种只在梦中才能感知的恐惧萦绕着他。天亮所带来的解脱不断消失。食物和烟草俱不知味。他总是疲倦，总是不安。他常常去哈奴曼大宅，但是只要他一到那里就想离开。有时候他骑车去阿佤克斯，却没去大宅，走到高街时就改了主意，掉头又骑回绿谷。当他晚上关上房门的时候，屋子就像一座囚笼。

他自言自语，大声叫唤，极尽所能发出响声。

没有回答。没有变化。“昨日突现惊人场面。”报纸和以前一样依旧泛黄。引言也依旧使人平静。“我必不弃之，他亦决不弃我。”但是现在他周围所有东西的形状和位置，树，家具，甚至那些他用树枝和墨水写成的字母，都有一种敌意，一种预期。

星期六时赛斯宣布，在收成季节的末期会对庄园做一些变动。过去一直出租给劳工的大约二十公顷土地将被收回。赛斯和毕司沃斯先生挨家挨户传递着这则消息。只要一进劳工的棚子，赛斯就变得无精打采。他脸色疲惫，也让人感觉疲惫。他接过一杯茶，无精打采地喝了，然后说——仿佛这是小事一桩，只是他一个人的负担——从劳工们手里收回土地纯粹是为了他们好。劳工们恭敬地聆听，问赛斯和毕司沃斯先生是否需要添点茶。赛斯马上就接受了，说茶是好茶。他和细胳膊大眼睛的孩子们玩，逗得他们笑，给他们零钱买糖吃。他们的父母们抗议他把他们宠坏了。

事后赛斯对毕司沃斯先生说：“你不能相信这些坏蛋。他们会惹很多麻烦，你最好留神。”

劳工们从不向毕司沃斯先生提土地的事，庄稼收割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麻烦。

当地上收割完成的时候，赛斯说：“他们会把根挖起来。不要让他们得逞。”

事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汇报说一些根已经被挖起来了。

赛斯说：“看样子我得用马鞭抽一两个人。”

“不，不要那样。你每天晚上回阿佤克斯放心睡你的觉。可我得留在这里。”

最后他们决定雇一个看守，于是地上不再有什么麻烦，准备种上新的庄稼。

“你认为这一切都值得吗？”毕司沃斯先生问，“雇一个看守以及其他事？”

“一年左右，我们就不会再有麻烦了，”赛斯说，“人们会渐渐习惯的。”

似乎赛斯是对的。被剥夺了土地的劳工们虽然每天看见毕司沃斯先生，但也只是通过其他劳工给他带些口信。

“都克南说他知道你有一颗善心，不想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五个孩子，你知道。”

“不是我，”毕司沃斯先生说，“不是我的地。我只是干我的活，拿一份薪水。”

劳工们最初满怀希望地接受了，后来变成了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又变成了仇视，不直接针对赛斯，因为他们怕他，而是针对毕司沃斯先生。他不再被人嘲笑，但是没有人对他笑，他离开的时候也没有人搭理他。

每天晚上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要他一停下来不动，他就感觉到死寂围绕着他，他必须走来走去以打破这种死寂，以挑战房间及其物品发出的敌意。

一天晚上，正当他在吱吱嘎嘎的地板上使劲摇晃的时候，他想到了摇椅的威力，摇椅能够碾磨、挤压，能在他的手、脚趾和身体的柔软处施加痛苦。他立刻痛苦地站起来，双手捂住裆间，猛吸了一口凉气，侧耳聆听这把椅子的声音，听它在翘起的木板上移向一边。椅子停下不动。他移开视线。在墙上，他看见一根钉子，它可以刺穿他的眼睛。窗户也能是陷阱，带来伤害。门也同理。绿桌的每一条桌腿都可以压碎他。梳妆台的脚轮。抽屉。他俯卧到床上，不想再看见什么，为了把他脑子里的这些东西的形状赶走，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字母的形状，为字母“R”设计出一个又一个造型。最后他终于入睡了，手还捂着身体的脆弱部位，希望自己能生出无数双手把全身都遮住。早晨，他感觉好些了，他已经忘了恐惧。

哈奴曼大宅发生了许多变化，尽管他一星期去两三次，他还是以旁观的目光感知到了这些变化，他对此没有任何感觉。婚姻带走了一批孩子们，其中有那个表演柔术的女孩。婚姻的问题也困扰着年长的神，尽管某些时候他看上去好像是被宣判死缓那样绝望。门当户对的家庭中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一位既漂亮，又有教养，还富有到能够满足图尔斯太太及其女儿们的姑娘，虽然她们自己完全依据种姓制度匆匆地步入各自的婚姻，却认为她们的兄弟应该根据更合适的方法选择新娘。之后不久，寻找漂亮、有教养和富有女孩的工作又在已经皈依基督教有高贵种姓但已没落的家庭中展开。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只要是漂亮、有教养和富有的印度女孩，只要不和穆斯林沾边都行。制油的家族，不管他们的祖籍来源，他们都高攀不起。所以她们在经营软饮料的家族，经营冰厂的家族，经营运输的家族，经营戏院的家族和经营加油站的家族中网罗搜寻。终于，在一个勉强属于基督教长老会，经营着一个加油站、两辆货车、一家戏院和一些田地的家庭中，她们找到了一个女孩。双方都自觉高人一等，谁也不知道对方把自己看得矮一头。经过一番轻松而快速的讨价还价后，婚礼在一个登记处举行。年长的神一反印度教的习惯和家族的传统，没有把新娘带回家，而是离开哈奴曼大宅一去不复返，他也不再提自杀，而是去照料妻子家的货车、戏院、田地和加油站。

他离去不久，图尔斯太太也离开了。她去了西班牙港，因为她不喜欢年幼的神独自生活在那座城市里，也不信任别人来照看他。她买的不是一间房子，而是三间：一间自己住，两间出租。她每个星期天晚上和年幼的神去西班牙港，然后在星期五下午和他一起回来。

在她不在期间，哈奴曼大宅里的等级制度形同虚设。寡妇苏诗拉毫无存在感。姐妹之间争权夺利，口角争执接连不断。受辱的姐妹公然只照看自己一家，有时甚至另起炉灶一两天。赛斯的妻子派德玛是唯一继续受人尊敬的人，但是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想要施展权力的意图。赛斯逼迫每个人俯首听命，可是他无法带来和谐。只有在每个周末，图尔斯太太和年幼的神回来时，一切才又恢复正常。

学校放假时，大家都忘记了以往的争执。房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铜器被擦得锃亮，院子也得以修葺整齐，似乎要迎接来访的皇室。姐夫和妹夫们争先恐后地给神上供礼品：一个竺笠芒果，一串香蕉，一个特大的紫皮鳄梨。

毕司沃斯先生什么也没有送。莎玛抗议了。

“我的儿子怎么办，嗯？”毕司沃斯先生说，“怎么就没人管他呢？谁照看他了？他不也在上学吗？”

因为学期到一半的时候，阿南德也开始上教会学校了。他对此深恶痛绝。他把鞋泡在水里。为此，他受到严厉批评，被迫穿着湿鞋上学。他把卡特瑞治上尉的《初级读物》给扔了，撒谎说书被偷了。他被鞭打了一顿，又拿到了一本新的。

“阿南德是个胆小鬼，”萨薇对毕司沃斯先生说，“他还是害怕上学。你知道昨天琴塔姨妈对他说什么了吗？‘如果你不努力，你会像你爸爸一样当个割草工。’”

“割草工！喂，喂，萨薇。下次你琴塔姨妈张那张大嘴……”他止住话，想起了语法，“下次她张开她的那张大嘴……”

萨薇笑了。

“……你就问问她有没有读过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的书。”

萨薇对这些名字早已经耳熟能详。

“曼尼……曼尼……曼尼”毕司沃斯先生嘟囔着。

“曼尼……曼尼？”

“就是钱。钱、钱、钱。那就是唯一能让你妈妈家的人愿意把她们的小胖手弄脏的东西。看，下次琴塔或其他人说我是个割草工，你就对他们说割草工总比抓螃蟹的强。你记住了吗？割草工比抓螃蟹的强。”

他就这样挑起了战争。他看见不少蓝壳大螃蟹在院子的黑桶边横冲直撞。“噢！”他在大厅里说，“桶里有大螃蟹。它们是哪来的？”

“是格温德为妈妈和欧华德买的。”琴塔自豪地说。

“买的？”毕司沃斯先生说，“有人说是他抓的吧。”

他下次去哈奴曼大宅时，发现萨薇已经把他的话传出去了。

琴塔径直走上来，带着图尔斯太太不在时的那种霸气说：“妹夫，我要让你知道，在你来这个家之前，这里是没有抓螃蟹的。”

“嗯？没有什么？”

“抓螃蟹的。”

“抓螃蟹的？抓螃蟹的怎么了？你这里缺吗？”

“马可·奥勒留……奥勒留，”琴塔说着，一边往厨房走去，“莎玛妹妹，我不想管你培养孩子的方式，可是你未免让他们太早熟了。”

毕司沃斯先生冲萨薇挤了挤眼。

很快，琴塔又回到了大厅。显然，她想好了要说的话。她表情严肃地归整着不需要归整的椅子和凳子，又摆直了梵学家图尔斯的照片和一幅巨大的中国日历，日历上一位调皮的美女站在盆景植物和瀑布的背景中。“萨薇，”琴塔终于细声细气地开口了，“你在学校已经学了第一级，你一定知道卡特瑞治上尉书里的那首诗。我想你爸爸不一定知道，因为我想他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毕司沃斯先生小时候没学过卡特瑞治，但是他学过《皇家读本》。尽管如此，他说：“第一级？我跳过去了。我直接从入门跳到了第二级。”

“我也是这么想的，妹夫。但是萨薇你知道我指的那首诗。那首关于自杀身亡的诗。那些小猪仔们。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一个男孩嚷嚷起来。是那个系鞋带能手，比萨薇小十四个月的杰。他尤其喜欢表现自己。他跑到大厅中间，双手插到背后，说：“《三个小猪仔》，作者阿尔弗雷德·司各特－盖提爵士。”

一只老母猪住在一个猪圈里。

它有三只小猪仔，

它摇摇摆摆地一边走，一边说：“嗯呼！嗯呼！嗯呼！”

小猪仔们回答说：“喂！喂！”

“我亲爱的小兄弟，”其中一只猪仔说，

“我亲爱的小猪仔，”它说，

“以后我们都说：嗯呼！嗯呼！嗯呼！

“说‘喂！喂！’太幼稚。”

杰背诵的时候，琴塔跟着韵律上下点头，并笑着盯着萨薇。

杰继续背：“于是不久……”

于是不久，这些小猪仔就死了，

它们都是自杀身亡，

因为在它们只能说“喂！喂！”的时候，

它们竭尽全力说：“嗯呼！嗯呼！嗯呼！”

“这首短歌说明了一个道理，”琴塔说，附和杰背诵着这首诗，一边对萨薇勾了勾手指，“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自杀身亡？”毕司沃斯先生说，“听起来像一个抓螃蟹的人的名字。”

琴塔恼怒地跺脚，像她打牌时输了那样，看起来似乎要哭了，她回到厨房去。

“莎玛妹妹，”毕司沃斯先生听见她声音颤抖地说，“我要你对你丈夫说不要向我挑衅。否则，我不得不告诉他，”她指的是她的丈夫格温德，“你知道他和你丈夫有一点小过节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好吧，琴塔姐姐，我会告诉他的。”

莎玛出来，恼怒地说：“男人，不准挑衅琴。你知道她不能开玩笑。”

“玩笑？什么玩笑？抓螃蟹不是玩笑，你听着。”

几天后，琴塔开始报复。

当毕司沃斯先生来到哈奴曼大宅的时候，晚餐已经结束了，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大厅里，读着或者假装读着初级读物。让尽可能多的孩子共用一本书，是大宅里的一项节俭方法。孩子们暗地里窃窃私语，用手挡住嘴或者不时地翻着书页，试图掩饰他们的交谈。当毕司沃斯先生走进屋子时，他们用高兴而期待的目光看着他。

琴塔笑了。“你是来看你儿子的吗，妹夫？”

一阵翻书的声音伴随着压低的窃笑。

萨薇从一群围着一本书的孩子中站起身，走向毕司沃斯先生。她一脸不高兴。“阿南德在楼上，”他们走到一半时她低声说，“他在下跪。”

大厅里，琴塔在唱歌。

“下跪？为什么？”

“今天他在学校里闯祸了，不得不休课。”

他们经过书房，来到他和莎玛结婚后住的长屋里。装饰在墙上的莲花还是像从前那样暗淡，他漱口时往外吐水用的德麦拉拉窗户被一节扫帚柄撑开。

阿南德脸冲着墙跪在一个角落里。

“他从下午起就一直跪着。”萨薇说。

毕司沃斯先生几乎不能相信这一切。阿南德被单独留在这里，而且还要直挺挺地跪着，他看上去没有一丝倦意，仿佛刚刚开始下跪似的。

“不要跪了。”毕司沃斯先生说。

他听到阿南德愤怒而抱怨的回答时，颇为惊讶。“他们要我跪着，我就跪着。”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阿南德发火。他注视着孩子薄薄的棉衬衣下瘦削的肩骨，纤细的脖颈，巨大的脑袋，小而松垮的裤子里湿疹斑斑的细腿，黑乎乎的鞋底——那是在屋外穿的鞋——和露出的大脚趾。

“他害怕。”萨薇说。

“怕什么？”

“害怕向老师请求去上厕所。当他离开教室的时候，他又害怕了。害怕用学校的厕所。”

“那个地方又脏又臭。”阿南德脱口而出，站起来面对着他们。

“是这样的，”萨薇说，“然后……嗯……”

阿南德哭了。

“他回到教室的时候，老师要求他离开。”

阿南德低着头，抽搭着，手指划着地板的夹缝。

“喏，就在那时放学了，每个人都跟在阿南德身后。每个人都在取笑他。”

“而且我一回家，妈妈就打我。”阿南德说。他的语气中没有抱怨，而是充满了气愤。“妈妈打我。她打我。”他重复着，语气不再愤慨，变成了乞怜。

毕司沃斯先生开始插科打诨。他讲起了自己在梵学家杰拉姆家的不幸经历，丑化着自己，以使阿南德不再觉得自己丢人。

阿南德既没有抬头也没有笑，但是他不再哭了。他说：“我不想回那所学校。”

“你想和我一起走吗？”

阿南德没有回答。

他们一起下楼来到大厅。

毕司沃斯先生说：“喂，莎玛，不要让这孩子再下跪了，你听着。”

寡妇苏诗拉说：“我们小时候，因为类似的事妈让我们跪在磨子上。”

“哦，可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和你一样，仅此而已。”

苏诗拉既没孩子也没丈夫，现在又没了图尔斯太太的庇护，她急匆匆地跑上楼，抗议自己被人欺负了。

琴塔说：“你准备把你儿子带回家吗，妹夫？”

莎玛注意到毕司沃斯先生神情平静，她严肃地说：“阿南德哪里都不去。他必须留在这里，他必须上学。”

“为什么？”琴塔问，“妹夫能教他。我相信他知道ABC。”

“A是苹果，B是蝙蝠，C是螃蟹。[1]”毕司沃斯先生说。

阿南德跟着毕司沃斯先生出去，似乎不想让他走。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跟在自行车周围，偶尔上来碰一下。毕司沃斯先生对他的胆怯非常恼火，不过孩子的脆弱以及他身上那件和其他孩子一样破旧褴褛的“家常便服”，又一次让他心疼。那衣服是孩子们放学回家就换上的，经过小心的缝补。阿南德洗得发白的卡其布短裤尤其破旧，有裂缝却没有口袋，还有一个张口的空怀表袋。他的衬衣上面补丁摞着补丁，衣服边被磨得破破烂烂，领口皱皱巴巴。从弯曲的针脚、歪歪扭扭的剪裁以及口袋上松散滑稽的装饰，毕司沃斯先生可以分辨出这件衬衣是出自莎玛之手。

他问：“你想和我一起走吗？”

阿南德只是微笑，低着头，用他的大脚趾转着自行车脚踏板。

天很快就黑了。毕司沃斯先生的自行车没有车灯（他买的所有自行车灯和打气筒都被偷了），而且他也不会像其他骑自行车的人那样善于取巧，骑车的时候在手上拿一个纸袋子，袋子里面装上一支点燃的蜡烛，这样可以避免被警察发现，也可以多少照亮一点路。

他骑车朝高街的方向去。就在他经过那个“上好红玫瑰茶”广告牌的时候，他回头看去。阿南德仍然站在拱廊下面，站在一个粗大的带莲花形底座的白色柱子旁边。他站在那里凝视着，就像那天黄昏毕司沃斯先生看见的那个站在低矮的小房子跟前的男孩子一样。

当他赶到绿谷时天已经黑了。树荫下夜色尤浓。从营房里传出的声音很清楚，此起彼伏：断断续续的谈话声，煎炸的声音，叫喊声，一个孩子的哭闹声。声音消失在星星闪烁的天空里，声音传出的地方在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岛屿上的一点，而那个岛屿在世界地图上也只是一个点。死去的树木包围着营房，形成密不透光的一堵墙。

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那一周他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除非他现在就开始建造他的房子，否则不会再有机会。不然的话，他的孩子们将一直待在哈奴曼大宅，而他也将留在营房里，在一片虚空之中，他无法给他的子孙留下什么。每天晚上他都为自己没有行动而恐慌，每天早晨他都重新坚定自己的决心，星期六他对赛斯说了他选定的地方。

“租一块地给你？”赛斯说，“租？看，伙计，地就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自己选一块地然后盖房子呢？别和我说什么租地的事情。”

毕司沃斯先生看好的那块地大约离营房两百码，但是被树木遮蔽着，中间还有一块浅浅的潮湿的凹地相隔，下雨时凹地里泥水横流。树木还遮蔽了道路。但是当他想到那块地将是他建房子的地址的时候，那些树木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不顺眼了；他喜欢用“凉亭”来形容那个地方，这是他在《皇家读本》上看到华兹华斯用过的一个词。

星期天早晨，他用过可可茶、店里的面包和红色奶油之后，就去见建筑工。建筑工住在一所摇摇欲坠的木房子里，那是一个离阿佤克斯不远的黑人居住区。在排水槽上面有一张写得歪歪扭扭的布告牌，上面声称乔治·麦克莱恩是木匠和家具工人，这个布告被散布在布告牌上用密密麻麻的歪斜小字所写的附加消息包围，小字说乔治·麦克莱恩还是铁匠和油漆匠，他做锡茶杯并承接焊接的活，他卖新鲜的鸡蛋，他还有一个撞锤可以提供服务，他所有的要价都很公道。

毕司沃斯先生喊道：“早安！”

从黄色的紧实的院子中一间小屋里走出一个黑人妇女，她一只手上拿着一个盛满了玉米的大葫芦，身上那件紧紧的棉布裙子几乎绷不住硕大的身躯，鬈曲的头发上夹着发夹和用报纸做成的发卷。

“木匠在家吗？”毕司沃斯先生问。

那女人喊了一句：“乔治！”这样一个肥硕的女人，声音竟是尖细得出奇。

麦克莱恩先生出现在房子一边只开了上半扇门的角门上。他狐疑地打量着毕司沃斯先生。

那女人走到院子最尽头，咯咯地叫着，呼唤家禽来吃食。

毕司沃斯先生不知道如何开头。他不能只说“我想建一座房子”。他没有足够的钱，他也不想欺骗麦克莱恩先生或者因此受到讥讽。他羞怯地说：“我想和你谈一桩小生意。”

麦克莱恩先生打开角门的下半扇门，走下水泥台阶。他大约中年，又高又瘦，看上去和他的布告牌一样热切和充满疑虑。他的工作令人沮丧。他在这个镇子到处都是没有机会完成的半成品：那些暴露的摇摇晃晃的房子框架，还有那些起初用水泥和装饰木头建造，最后却只是用泥墙和树枝草草了事的房子。他那些用来补救的东西在院子里摊了一地。在后面一间敞开的小屋里，一个半完工的车轮立在刨花里。院子里到处都是羊的粪便。

“什么样的生意？”麦克莱恩先生问。他伸手打开一扇窗户，窗户发出咔嗒的声响，闪着光，窗户内侧的绳子上挂着锡茶杯。

“关于一座房子。”

“哦。修复吗？”

“并不完全是这样。房子还没有建造。事实上……”

“乔治！”麦克莱恩太太喊道，“过来看看那该死的黄鼠狼又干了什么。”

麦克莱恩先生走到屋子后面。毕司沃斯先生听见他含糊地咕哝着。“该死的讨厌东西。”他说，转身走回来，边用一根树枝抽打裤子，“所以，你想让我给你造一座房子？”

毕司沃斯先生把他的谨慎误以为是讽刺，因而自卫性地辩解说：“不是一所豪宅。”

“这可是件好事。现在太多人想要建造豪宅了。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些乡村路上的房子？”他停顿了一下，“两层楼的房子？”

毕司沃斯先生点点头。“两层楼的房子。小小的。但是要精巧。我不需要很多就已经知足了。”麦克莱恩先生让他颇不自在，他继续说：“我不觉得应该假装有很多钱的样子，我只有那么点钱。”

“那当然。”麦克莱恩先生说。他抽打裤子，把在院子里沾上的家禽粪便抖落到屋内积着厚厚尘土的地板上。随后他在地上画了两个相同大小并且相邻的正方形。“你想要两间卧室。”

“还有一间客厅。”

麦克莱恩先生又添上一个相同大小的正方形。在这个正方形旁边他画了半个正方形，然后说：“还有一条走廊。”

“没错，不需要太特别。小而精巧。”

“你想在走廊和前面的卧室之间装一扇门，一扇木头门。然后你还想要一扇门通向客厅，带着彩色窗格玻璃。”

“是的，是的。”

“走廊的一边你想用木板钉上。前面你想要一些漂亮的围栏。你还想要水泥台阶和台阶前的楼梯扶栏。”

“是的，是的。”

“前面的卧室你想用玻璃窗户，如果你钱够的话，你还想要把窗户漆成白色。后窗户就只是用木板。在后面你还想要一架简单的木头楼梯，不用扶栏之类的东西。厨房你想自己建造，在院子的某个地方。”

“完全正确。”

“你要的是一座不错的小房子。很多人都会喜欢的。可能要花费你两百五十元、三百元左右。劳工费，你知道的……”他看看毕司沃斯先生，慢慢用一只光脚板蹭掉地上画的图样。“我不知道。这几天我很忙。”他指指小屋里没有完工的车轮。

一只母鸡咯咯地叫起来，宣告下了一只鸡蛋。

“乔治！是那只来航鸡。”

家禽中间传出激烈的尖叫声和拍打翅膀的声音。

麦克莱恩先生说：“算它走运。不然的话早把它宰了吃了。”

“我们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并不是非要马上建造好。”毕司沃斯先生说，“罗马不是一天就建好的，你知道的。”

“是这么回事。但是罗马还是建好了。好吧，只要一有空我就去找你，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地段。你有地吧？”

“是的，是的，伙计。我有地。”

“呃，那么大概过两三天吧。”

他当天下午很早就来了，戴着帽子，穿着鞋，还穿着一件熨烫得平整的衬衫。他们一起去看了地。

“这是一个真正的小凉亭。”毕司沃斯先生说。

“是一块斜地！”麦克莱恩先生惊讶且几乎兴高采烈地说，“你要用长柱子才行。”

“一边高，一边低。这完全能自成风格。我现在想着要修一条通到路上的小径。带台阶的。台阶就直接修在地里。两边是花园。玫瑰、爱克斯罗拉花。夹竹桃。九重葛，还有猩猩木。再种些女王花。然后修一架精巧的小竹桥通到路上去。”

“听起来不错。”

“我在想，关于房子。如果能用水泥柱子的话就好了。不单单就是水泥，我认为那样不会好看。抹上灰泥，然后弄光滑。”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能不能先付给我一百五十元开工呢？”

毕司沃斯先生迟疑着。

“你别以为我想管你的私事。我只是想知道你现在能花多少钱。”

毕司沃斯先生从麦克莱恩先生身边走过，徘徊在湿地旁边的灌木丛、野草和荨麻当中。“大概一百元，”他说，“但是月底我可以再给你一点钱。”

“一百元。”

“行吗？”

“嗯，行。用于开工。”

他们穿过野草，经过堵塞着烂叶子的排水槽，来到铺满沙砾的路上。

“我们每个月建造一点，”毕司沃斯先生说，“一步步来。”

“没错，一步步来。”麦克莱恩先生并没有欢欣鼓舞，但是他语气中的小心谨慎明显减少了，听上去甚至带着鼓励。“我得去找一些劳工。现在找好的劳工可是比较难。”他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字眼也让毕司沃斯先生感到高兴。“是的，你应该找一些劳工。”他掩饰着自己的惊讶：原来还有人要依靠麦克莱恩先生这样的人生存。

“但是你最好还是尽快弄些钱来，”麦克莱恩先生几乎很友好地说，“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有水泥柱子了。”

“一定要有水泥柱子。”

“要是没有那么多钱，你要建的任何一间房子除了有水泥柱子之外什么都不会有。”

他们继续走着。

“一排煤桶。”毕司沃斯先生说。

麦克莱恩先生没有搭话。

“只要给我一个煤桶。是的，你这老母狗。只要一个煤桶。”

他决定找阿扎德借钱。他不想去求赛斯或者图尔斯太太，而他也无法再求助于米瑟：自从他向米瑟借钱付给芒格如和斯巴安之后，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起来。但是他也不愿意去找阿扎德。他离开营房的院子，可就在他快要走到大路上时，他决定把这件事情暂搁一下，等到下个星期日再说。他走回他的房间，带上自行车裤管夹，心想还是到哈奴曼大宅度过这个下午。但是他非常清楚他会在那里得到什么，因此他放下了自行车裤管夹。最后，他在房间里待不住了，只好出去。他搭乘了两辆公共汽车，将近傍晚时赶到了波各迪斯。

他从那扇没有油漆的巨大瓦楞铁侧门来到了塔拉的院子，走上那条铺着沙砾的通往车库和牛棚的小路。院子里的这一部分从他第一次看见之后就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李子树仍然像以前那样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这棵树定期结果，但是它那灰色的树枝光秃秃的，又干又硬且容易折断。他不再操心该如何处理那些成堆的金属废料，也放弃了心中的期望。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经希望那生锈的汽车车体有一天可以重新发动起来。施了肥的草垛只是大小有了改变，仍然在原地没动。阿扎德有很多生意要打理，他仍然在院子里养了两三头母牛，虽然还要花费金钱和力气。它们是他的宠物；他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牛棚里，永无止境地改善着牛棚里的条件。

从牛棚里传来牛奶落在奶桶的嗒嗒声和嘀嘀咕咕的说话声。今天是星期天，阿扎德肯定在牛棚里。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进去看。他冲到后阳台，希望能先看见塔拉并和她单独相处一会儿。

除了那个女仆，她的确是一个人。她如此热情地接待了他，使他立刻就对自己此行的目的感到羞愧。他本来决定直截了当地讲明来意，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因为当他问及她的健康时，她长篇大论地讲了很多，而他不但不能张口借钱，反而要安慰她。事实上，她看上去的确状态不好：她的呼吸变得更加困难，腿脚也不灵活，身体变得宽大松弛，头发变得稀疏，眼睛不再明亮。

女仆给毕司沃斯先生端来一杯茶，塔拉跟在女仆后面进了厨房。

书架的顶层上仍然摆着那套阿扎德没有付钱、被分成数册的《百科知识大全》。下面的书架上放着杂志、发动机厂商目录和印着彩图的三语印度电影纪念小册子。墙上的宗教挂画已经被英美汽车经销商分发的日历，以及一幅巨大的印度女影星的照片挤没了。

塔拉回到阳台上，并说她希望毕司沃斯先生能留下来吃晚饭。他原来也打算这样。且不说别的，他喜欢他们的饭菜。她在阿扎德的摇椅上坐下来，询问孩子们的状况，他告诉她还有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她又问了图尔斯家族的事情，他尽可能回答得简短。因为他知道，虽然这两座宅子互无干系，双方之间却有着敌意。图尔斯家族每天都做礼拜，庆祝每一个印度节日，他们认为阿扎德是一个追求金钱、享受和新式东西的人，与信仰疏离了。阿扎德和塔拉则干脆认为图尔斯家族卑鄙肮脏，毫不掩饰地声称毕司沃斯先生入赘到图尔斯家是一个不幸。对于毕司沃斯先生来说，和塔拉讨论图尔斯家族让他倍加尴尬，因为除了对孩子们的关切，他发现自己很难不同意她的观点，特别是他在她那整洁且毫不拥挤的舒适房子里，等待着将要到来的可口饭菜之时。

牧牛工从牛棚里走过来，叫出厨房里的女仆，隔着窗户把牛奶桶递给她。然后，他在院子里的竖式水管处清洗了他那双惠灵顿长靴。随后他脱下长靴，又洗了手脚和脸。

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越来越无法和塔拉谈及自己此行的目的。

然后一切都来不及了。布罕戴德的小儿子拉比戴德走了进来，毕司沃斯先生和塔拉相顾无言。在阿扎德和塔拉看来，拉比戴德仍然是个单身汉，虽然人人尽知他和他的哥哥杰格戴德一样，和一个异族女人同居，并和她有了孩子，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几个孩子。他穿着便鞋和卡其布短裤，没有下摆的衬衫松散地垂着，没有扣一个纽扣，短衣袖几乎卷到腋窝。似乎因为无法掩饰他那下巴突出的脸，他甚至希望能展示他身体其余的部分。他体形极好，比例匀称，身材健美，没有粗壮的肌肉。他朝毕司沃斯先生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没有理睬塔拉。当他摊开四肢坐在椅子上时，腹部中间出现了两条细折痕，几乎破坏了他完美的体形。他咂了咂嘴，从书架上拿了一本电影小册子，翻动了几下。他喘着粗气，小眼睛十分专注，下巴上的冷笑更加明显。他把小册子扔回书架说：“一切好吗，穆罕？”并没有等到回答，他就冲着厨房喊道：“吃的，姑娘！”然后紧紧地闭上了嘴。

“哈！已婚男人！”

阿扎德从牛棚里出来了。

拉比戴德重新摆了一下腿。

在毕司沃斯先生还没有回答之前，阿扎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对拉比戴德说起一桩卡车的事。

拉比戴德在椅子上挪来挪去，咂着嘴唇，没有抬头看阿扎德。

阿扎德生气地提高了声音。

拉比戴德笨拙地、不高兴而又自傲地辩解着。他似乎在试图咬住下嘴唇的内侧，声音低沉而含糊。

阿扎德顿时失去了对卡车的兴趣，他对毕司沃斯先生戏谑地微笑。

塔拉从摇椅上站起来，阿扎德坐在上面，一面朝脸上扇着风，一面解开衬衫的一颗纽扣，露出长满灰色胸毛的胸膛。“结婚的男人有几个孩子啦？七个，八个，一打？”

拉比戴德讪讪地笑着，站起来走进厨房。

毕司沃斯先生认为自己应该勇敢地开口。“昨天深夜的时候，”他说，“有个大惊小怪的人给我捎信，说我妈妈病得很重。于是我今天就来看她，我到这里时就想着也要来看看你们。”

女仆给阿扎德端来一杯牛奶，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来捧着，似乎稍一用力就会弄碎了杯子。他说：“也给穆罕一些牛奶。你知道，穆罕，牛奶本身就是食物，特别是在这样新鲜的时候。”

牛奶端过来了，也喝下去了。毕司沃斯先生很高兴能有这样的停顿。他刚才编的那个荒谬故事听上去一点也不真实，他希望自己不用再提起这事。

“你妈妈怎么样了？”塔拉问，“我什么也没有听说。”

“哦，她。她很好。只是那个人大惊小怪而已。”

阿扎德轻轻地摇晃着。“你的工作怎么样，穆罕？不知怎么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在地里工作的料。嗯，塔拉？”

“呃，事实上，”毕司沃斯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这正是我想要和你说的。你看，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阿扎德说：“穆罕，我觉得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好。嗯，塔拉？看看他的脸。还有，嗯……”他停住了，发出嘿嘿的笑声，然后他用英语说：“看看，看看。他的肚腩都出来了。”他用一根尖细而长的手指戳戳毕司沃斯先生的小腹。毕司沃斯先生皱了皱眉，于是阿扎德哈哈大笑。“乳房，”他说，“你的腹部就如同乳房一样松软，像女人一样。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有了肚腩。”他朝毕司沃斯先生挤挤眼睛，然后，他朝后仰起头，大声说：“甚至连拉比戴德也有了肚腩。”

塔拉发出一声短促而傲慢的笑声。

拉比戴德从厨房里出来，嘴里塞着食物，咀嚼的同时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阿扎德扮了个苦相说：“回厨房去。你知道每次你嘴里塞满食物说话都让我恶心。”

拉比戴德赶紧咽下食物。“肚腩？”他说，轻咬着下嘴唇，“我有肚腩？”他把衬衫褪到肩膀上，深吸一口气，让腹部的肌肉凸现出来。在他那嘲讽似的嘴唇上方，他的小眼睛闪闪发亮。

阿扎德微笑着说：“好了，拉比戴德，回去吃东西吧。我只是开玩笑。”这样的示范让他很高兴，他对拉比戴德的身体和对自己的一样自豪。“吃得好，”他告诉毕司沃斯先生，“还要有很多锻炼。”他朝后挺起肩膀，突出他的肚子，用他结实细长的手指抓住毕司沃斯先生软绵绵的手。“摸摸这儿。来，感觉一下。”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反应。阿扎德抓住毕司沃斯先生的一根手指，用力把手指顶在他的肚子上。毕司沃斯先生觉得手指朝后弯曲，他急忙从阿扎德的掌握之中抽出手来。“这儿，”阿扎德说，“像钢铁一样坚硬。我猜你还是枕着枕头睡觉？”

毕司沃斯先生悄悄地用旁边的手指揉擦着那根疼痛的手指，点了点头。

“我从来不枕枕头。大自然根本没有让我们枕枕头。从一开始你就要训练你的孩子们，穆罕。不要让他们用枕头。哦哈！四个孩子！”阿扎德又哈哈大笑，从摇椅上跳起来，走到阳台上的半面墙那里，急急地和外面一个人说着什么。他听见牧牛工要走了，只是过去祝他晚安，这是他素来和雇工们说话的口吻。牧牛工回答了他，于是阿扎德又回到他的椅子上。“已婚男人！”

“咳，就像我刚才正在说的，”毕司沃斯先生说，“这份工作很稳定。我开始建造一所小房子。”

“哦，好啊，穆罕，”塔拉说，“很好。”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在那个哈奴曼大宅里生活的，”阿扎德说，“那个地方住了多少人？”

“大概两百人。”毕司沃斯先生说，“现在，我要建一座体面的房子……”

“你知道你应该干什么吗，穆罕？”阿扎德说，“你应该吃健康丸。不要只吃一瓶，要吃一整个疗程。除非你吃一整个疗程，否则对你没有什么益处。”

塔拉点点头。

拉比戴德再次从厨房里出来。“我听说的那个房子怎么着，穆罕？你要建造一座房子？你哪里弄来的钱？”

“他一直在积攒，”阿扎德不耐烦地说，“而你最后穷得就只能住在地洞里，拉比戴德。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花你的钱的。”阿扎德这样说是在间接地指责拉比戴德在外面的放纵。

“看看！你！”拉比戴德说，“我又不是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你听着。我也没有那赚钱的精明脑袋。我父亲也一样没有。”他挑衅着，因为谈及他父亲就和谈及毕司沃斯先生的姐姐一样是被禁止的。

阿扎德眉头紧锁，剧烈地摇晃着摇椅。

毕司沃斯先生意识到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张口借钱的机会。

阿扎德的表情并不是他认为的那种简单的担忧或者闹性子的表情，那对于他的雇工来说虽然可怕，实际上却不代表什么。阿扎德的表情是愤怒的。

拉比戴德没有理睬阿扎德，他笑着问：“一座泥房子？”

“不，伙计。水泥柱子。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电镀的屋顶和一切。”

但是拉比戴德并没有听。

“塔拉！”阿扎德说，“如果我没有把他从那排水槽里带出来，他今天会在哪里？如果我没有给他所有的食物吃……”阿扎德极为迅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以至于摇椅猛烈地摇晃着，他朝拉比戴德走过去抓住他的二头肌，“他哪里来的这些肌肉？”

“别碰我！”拉比戴德大叫道。

毕司沃斯先生跳起来。阿扎德移开了手。

“别碰我！”眼泪从拉比戴德的小眼睛里流了出来。他紧紧地闭上眼睛，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高高地抬起一只脚，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踩到地板上。“你没有生我。如果你想要碰孩子，就自个儿生。你不过给我一口饭，能把我怎么样？怎么样？”

塔拉站起来用手抚摸着拉比戴德的后背。“好啦，好啦，拉比戴德。你该去剧院了。”到电影院检查收入是他的职责之一。

拉比戴德喘着粗气，几乎是呼噜着，嘴里含糊地嚷着一些字眼，他走上了连接后阳台和房子主体的两段台阶。

阿扎德把摇椅拉到自己跟前，坐在上面轻快地摇了起来。

塔拉微笑着对毕司沃斯先生说：“我都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了，穆罕。”

“感恩！”阿扎德说。

“和我们说说你的房子，穆罕。”塔拉说。

“把他们从那些简陋的房子带出来，就得到这样的报应。”

“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说，“哦，其实没有什么。只是一个小房子。主要是为了孩子们我才要建造的。”

“我们也想要翻建一下这座房子，”塔拉说，“但是麻烦啊！当你想要建造一座好房子的时候，那么多表格要填，需要那么多人的批准。在我们建造这座房子那会儿可没有这么多麻烦。但是我猜你不需要担心这个。”

“哦，不，”毕司沃斯先生说，“我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

阿扎德用他一贯得意的轻捷准确的动作从椅子上跳起来，穿过半墙走到院子里去了。

“这两个人，”塔拉说，“总是拌嘴。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恶意。明天他们就又像父子一样了。”

他们听见阿扎德在牛棚里咒骂已经离去的牧牛工。

拉比戴德的哥哥杰格戴德走进来，风趣地问：“你丈夫干吗这么光火，婶子？”然后他轻笑起来。

无论毕司沃斯先生什么时候看见杰格戴德，他都觉得杰格戴德像是刚从葬礼上回来。不仅仅因为他十分轻快的举止，而且因为他的衣服多年来从未变过：黑鞋，黑袜子，深蓝色的斜纹哔叽裤子上面黑色的皮带，白衬衣的袖口翻到手腕上，还有一条花里胡哨的领带，因此他看起来像是从一场葬礼上回来，脱掉他的外套，卷起他的袖子，更换了他的黑领带，为的是更换整个下午的肃穆心情。他的眼睛和拉比戴德的一样小，但是更灵活，他的脸更方正一些，笑得也更多一些，露出两颗兔牙。他用毛茸茸的手用力拍了拍毕司沃斯先生的后背，说：“还是原来的穆罕，伙计！”

“还是原来的杰格戴德。”毕司沃斯先生说。

“穆罕正在建造一座房子。”塔拉说。

“他是来请我们去暖房的吗？我们只有在圣诞节才能见到你，伙计。一年中剩下的时间你都没有吃东西吗？还是因为你只顾着赚钱了？”杰格戴德纵声大笑起来。

阿扎德从牛棚里出来，他同毕司沃斯先生和杰格戴德在阳台上吃饭。塔拉自己在厨房里吃。阿扎德沉默不语、郁郁不乐，杰格戴德也收敛了很多。饭菜很好，毕司沃斯先生却吃得毫无滋味。

他本来希望在饭后可以有机会单独和塔拉在一起，但是阿扎德始终在阳台上摇着摇椅。于是过了一会儿，毕司沃斯先生觉得应该告辞了。女仆已经收拾干净厨房，这一晚上的沉默使得时间显得比平常要晚。

塔拉说他应该给孩子们带一些水果。

“维生素C，”阿扎德用他急躁的语气说，“给他大量的维生素C，塔拉。”

她顺从地装了一袋橙子。

阿扎德走进屋里去了。

当他走了以后，塔拉在袋子里放了一些鳄梨，那是大个的紫皮鳄梨，在哈奴曼大宅里只有图尔斯太太和两个神才能享用。“它们很快就会熟了，”她说，“孩子们会喜欢的。”

他不想解释孩子们住在哪里和他住在哪里，但是他很高兴自己没有开口向她借钱。

“我很抱歉你姨父发这么大的脾气，”她说，“但是他没有别的意思。这两个男孩子有点麻烦。他们总是想问他要钱，不怪他有时候会生气。他们还传一些关于他的瞎话。他什么也不说，但是他知道。”

毕司沃斯先生进去和阿扎德说再见。他的房间没有点灯，房间的门开着，阿扎德和衣躺在他那张没有枕头的床上。毕司沃斯先生轻轻地敲了敲门，没有听见什么反应。墙上的壁架上散乱地放满了报纸。屋子里只有四样家具：床，椅子，一个低柜梳妆台，还有一个黑色铁箱子，箱子上面也放满了报纸和杂志。毕司沃斯先生正要离开，却听见阿扎德轻声说：“我没有睡着，穆罕。但是现在我吃了饭总是要休息一下的。你千万别介意我不说话或者没有起来。”

在前往大路搭乘公车时，毕司沃斯先生被一个人叫住。是杰格戴德。他把手放在毕司沃斯先生的肩膀上，然后悄悄地递给毕司沃斯先生一根香烟。阿扎德禁止吸烟，因此对杰格戴德来说香烟仍然令人兴奋。

杰格戴德轻快地说：“你想到老头那里榨点什么来吗？”

“什么？我？我只是来看望一下老人而已。”

“老头可不是这样告诉我的。”

杰格戴德等待着，用手拍了拍毕司沃斯先生的后背。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和他说。”

“还是原来的穆罕，伙计。总是耍一点迂回的老手腕。老把戏了。”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不，不。你千万别觉得你这样做了我就会看不起你。要不你觉得我现在每天都在干什么呢？老头很厉害，伙计。你还没有开始想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出苗头了。那又怎么样，嗯？你仍然要为了孩子们建造这座房子吗？”

“你要给你的孩子们建造房子吗？”

杰格戴德高昂的兴致突然减退了。他停住了，半转过身子，似乎想要回去，然后他提高嗓门，愤怒地说：“看来他们也在传我的瞎话，嗯？对你吗？”他大声叫骂：“噢，上帝！我要回去打烂他们所有的假牙。穆罕！你听见了吗？”

这夸张的本领似乎是家族遗传。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但是别忘了我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你。如果你还是那个原来的杰格戴德，我猜你现在在外面有的孩子足够你开一所小学校了。”

杰格戴德仍然保持着那副想要回去的样子，但是神态缓和了下来。他们继续往前走。

“只有四五个孩子。”杰格戴德说。

“什么意思，四五个？”

“嗯，四个。”杰格戴德语气里少了一些活泼。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说话，语气很悲伤：“伙计，我上星期去看了我的父亲。他住在一间小水泥屋里，就在亨利大街上一座摇摇欲坠的房子里，那所房子挤满了克里奥尔人。还有，还有……”他又提高了声音，“那个狗娘养的！”他尖叫起来，“那个狗娘养的居然不肯做一点该死的事情帮助他。”

在点灯的窗户上窗帘被拉起来。毕司沃斯先生扯了扯杰格戴德的衣袖。

杰格戴德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忧伤的孝顺口气说：“你还记得我父亲吗，穆罕？”

毕司沃斯先生记得十分清楚。

“他的脸，”杰格戴德说，“变得越来越小了。”他半闭上他的小眼睛，然后并起一只手的手指，做了一个极为优美的手势，优美得像是梵学家在宗教仪式上做的动作一样。“哦，是的，”他继续说，“阿扎德总是给你维生素A和维生素B。但是等到你真正需要帮助时，不要去找他。看。有一次他雇了一个花匠。老人衣衫褴褛，瘦弱，生着病，几乎饿着肚子。和你我一样是印度人。他只给他一天三十分的工钱。三十分！老人没有办法，在那么毒辣的日头底下工作着，做着他那些拔草锄地的活计。大概三点的时候，太阳毒得像火一样，老人汗如雨下，后背痛得要断了似的，他想要一杯茶。嗯，他们给了他一杯茶。但是到那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从他的工钱里扣了六分的茶钱。”

毕司沃斯先生说：“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因为我吃的饭菜给我寄一份账单？”

“你觉得荒唐吧，但这就是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他们不能贿赂上帝，上帝是好的，伙计。”

他们已经到了大路上，距离原来毕司沃斯先生在布罕戴德手下工作的那家酒屋不远，酒屋现在归一个华人所有，一个巨大的招牌上写明了酒屋已经改弦更张。

到了要和杰格戴德分开的时候了。但是毕司沃斯先生不愿意离开他，不愿意在夜里独自搭乘公车回到绿谷去。

杰格戴德说：“第一个男孩聪明绝顶，你知道的。”

毕司沃斯先生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杰格戴德在谈论他那些人尽皆知的私生子中的一个。他在杰格戴德的方脸上和那不断闪动的明亮的小眼睛里看到了紧张不安。

“我很高兴，”毕司沃斯先生说，“现在你可以让他读‘你的身体’了。”

杰格戴德笑起来：“你还是老样子。”

没有必要问杰格戴德去哪里，他要回自己的家去。他和他一样也过着分居的生活。

“她在办公室里上班。”杰格戴德说，又紧张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肃然起敬。

“西班牙人。”杰格戴德说。

毕司沃斯先生知道那是对红皮肤黑人的一种委婉说法。

“对我来说她可太迷人了，伙计。”

“但是忠诚。”杰格戴德说。

毕司沃斯先生摇摇晃晃地坐在灯光幽暗的公车的木头座位上，经过寂静的田野，经过那些没有灯的死寂的房子或者明亮的安静的房子，他现在不再去想他在下午的使命了，他想的是他要面对的黑夜。

第二天一大早，麦克莱恩先生出现在营房，说他已经推迟了其他紧急工作，打算马上就开始建造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他穿着那身虽然破旧但仍然令人尊敬的工作用衣服。他熨烫的衬衣缝补得很整洁，几乎引人注目，他的卡其布裤子干净而笔挺，但是卡其布已经磨旧，而且上面的裤线也十分松散。

“你决定好开始要花多少钱了吗？”

“一百元，”毕司沃斯先生说，“月底还会多一些。不要水泥柱子了。”

“水泥柱子只是为了好看而已。你看着。我给你弄木头柱子，保证牢靠一辈子。不会有任何区别的。”

“只要精巧就行。”

“精巧而且实用，”麦克莱恩先生说，“唔，我看我现在应该开始找劳工和材料了。”

材料那天下午运来了。木头柱子看上去很粗糙，它们并非完全是圆的，也并非完全是直的。但是毕司沃斯先生还是因为这一点新材料和包在几包报纸里的新钉子感到高兴。他捧起一把钉子，然后洒落到地上。钉子落地的声音让他十分欢喜。“我还不知道钉子有这么重。”他说。

麦克莱恩先生带了一个工具箱过来，箱子上面有他的姓名缩写，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木头衣箱。里面装着一个带着旧把柄和锋利的上过油的刀片的锯子，几把凿子和钻子，一个水平仪和丁字尺，一个刨子，一把小锤子和一把大头锤，顶部带着光滑斜面的楔子，一团沾着白色污迹的旧麻绳，还有一截粉笔。他的工具和他的衣服一样，虽然旧了，但是得到了精心保护。他用材料做了一个粗劣的工作台，向毕司沃斯先生保证说，最后工作台的材料都会被拆了用于建造房子，而且不会有什么损坏。他也解答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后续询问——这正是工作台里没有钉钉子的原因。

劳工也来了。劳工叫爱德加，是一个肌肉发达、血气方刚的黑人，他的卡其布短裤上补丁摞着补丁，被汗水浸染成褐色的背心上满是破洞，被他有力的身体撑成椭圆形。爱德加清理了建房子的地，整片地看上去是一片丰盈的湿绿色。

毕司沃斯先生从田野里回来时，发现清理干净的地皮上已经画好了白色的房子平面图。柱子的位置被标出来，爱德加正在那里开槽。不远处，麦克莱恩先生做好了房子的框架，把它平平地放在石头上，和他在院子里画的那张草图相呼应。

“走廊，客厅，卧室，卧室，”毕司沃斯先生说，在框架上跳来跳去，“走廊，客厅，卧室，卧室。”

空气中散发着锯末的味道。锯末溅落在草地上，在草地上形成质如奶油的一大片红色，又被爱德加的光脚板和麦克莱恩先生那双破旧发乌的工作靴子踩进黑色的湿土里。

麦克莱恩先生对毕司沃斯先生说了找劳工的困难。

“我想找山姆，”他说，“但是他不太可靠，不负责任。爱德加现在在干两个人的活。唯一的毛病是，你得一直看着他点。得看着他。”

爱德加站在一个齐膝深的坑里，不时地掀出一铁锨黑土。

“你得叫他停下来，”麦克莱恩先生说，“不然他非一直挖到从那头钻出来不可。嘿，老板，来点喝的东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喝酒的姿势。在以前的日子里他总是在工作结束的时候才喝酒，但是现在他则尽可能地弄酒喝。

毕司沃斯先生点了点头，于是麦克莱恩先生喊道：“爱德加！”

爱德加继续挖槽。

麦克莱恩先生拍了下自己的前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把两根手指头放进嘴里打了个呼哨。

爱德加抬头看看，然后跳出来。麦克莱恩先生让他去酒屋买点酒。爱德加朝放着他东西的地方跑过去，抓住一顶肮脏的压扁了的小毡帽，把帽子往头上一扣便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仍然小跑着回来，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酒瓶，一只手里捏着他的帽子。

麦克莱恩先生打开酒瓶，说：“为了你和你的新房子，老板。”然后喝了一口。他把瓶子递给爱德加，爱德加说：“为了你和你的新房子。老板先生。”他没有擦拭瓶嘴就喝了。

麦克莱恩先生工作时需要很大的空间。第二天他做好了另一个框架，把它放在地上，和地板的框架放在一起。这个新的架子是给后墙用的，毕司沃斯先生在上面认出了后门和后窗。爱德加挖好了槽，在里面竖起三根木头柱子，用石头固定好，那些石头是从不远处公共建设工程留下的一堆石头里拿的。

有一件事情让毕司沃斯先生迷惑不解。材料几乎花掉了八十五元钱，只剩下十五元让麦克莱恩先生和爱德加分。而麦克莱恩先生说他们还要工作八到十天才能完工。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开心，虽然麦克莱恩先生悄声抱怨过请劳工的花费。

那天下午，当麦克莱恩先生和爱德加离开以后，莎玛来了。

“我从赛斯那儿听说的是什么？”

他给她看了地上的框架、三个柱子以及土堆。

“我看你是花光了你手中的每一个子儿吧？”

“每一个烫手的子儿，”毕司沃斯先生说，“走廊，客厅，卧室，卧室。”

她怀孕的身子已经开始显形了。她喘息着给自己扇着风。“对你来说是无所谓。但是我和孩子们怎么办？”

“你什么意思？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父亲建造了一座房子而感到羞耻吗？”

“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想要和那些远比他有钱的人竞争。”

他知道是什么让她难过。他可以想象那猴子窝里交头接耳的议论，说道说道这里，说道说道那里。他说：“我知道你想要在那个叫哈奴曼大宅的大煤桶里过一辈子。但是别想让我的孩子们在那里生活。”

“你到哪里弄那么多钱来完成剩下的房子？”

“这个不用你操心。如果你真的担心过或者早一点操心的话，现在我们已经有一座房子了。”

“你这是在挥霍你的钱。你想当一个叫花子。”

“噢，上帝！不要这样挖苦我！”

“谁挖苦你了？看，”她指着爱德加留下的土堆，“你才是一个挖土[2]的人。”

他发出恼怒的讪笑。

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说：“在你竖起第一根柱子之前，你甚至没有请一个梵学家或者其他什么人来。”

“看，上次让哈瑞来给商店祝福的时候，我就为此撞大运了。记住那次。”

“如果你不请哈瑞来给房子祝福的话，我不会住进这房子或者踏进去一步的。”

“如果哈瑞来给房子祝福的话，我敢说甚至不会有人有住进去的机会。”

但是她无法撤掉做好的框架和柱子，最后他同意了。她回到哈奴曼大宅给哈瑞带个紧急的口信，于是第二天清早，毕司沃斯先生让麦克莱恩先生等哈瑞来做完仪式之后再动工。

哈瑞很早就来了，他看上去既不热切也无敌意，只是十分淡漠。他来的时候穿着便服，他的梵学家衣服装在一个小纸板箱里。他用营房后面的一只桶洗了澡，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里换好衣服，然后拿着一个铜罐子、一些芒果叶子和其他一些东西来到建房的地方。

麦克莱恩先生已经让爱德加清理好了一个地槽。哈瑞用他细弱的声音嘀咕着经文。他哀号着，用一片芒果叶子朝洞里洒上水，扔下一个分币和另一片芒果叶子里包的其他物件。整个仪式中，麦克莱恩先生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他脱下了帽子。

然后哈瑞回到营房，换上裤子和衬衣，离开了。

麦克莱恩先生看上去很吃惊。“就这样？”他问，“没有什么分享吗，食物啊什么的，就像其他印度人那样？”

“等房子建好。”毕司沃斯先生说。

麦克莱恩先生极好地隐藏了他的失望。“当然。我忘了。”

爱德加把一根柱子放进那个神圣的洞里。

毕司沃斯先生对麦克莱恩先生说：“依我看，真是浪费了好好的一分钱。”

这一周结束时，房子有了大致的轮廓。地板的框架已经安上了，还有墙的框架。屋顶已经被勾勒出来了。到下个星期一，等到麦克莱恩先生把工作台拆除之后，就可以把后楼梯安装好了。

然后麦克莱恩先生说：“等你有了更多的材料之后我们再来。”

每一天，毕司沃斯先生都到建房子的地方去检查房子的构架。木头柱子并不像他担心的那样糟糕。从远处看它们是笔直浑圆的，和剩下的框架的方形形成反差，由此他决定那实际上就是一种风格。

他必须弄到铺地板的木头。他想要油松木的，不是那种五英寸厚的，他觉得那太普通，而是那种两英寸半厚的，就像他在有些屋顶上见过的那种。他还要弄些给墙壁用的木板，宽阔的木板，带有舌槽榫的；他还要弄到做屋顶的瓦楞铁，上面带着蓝色三角形印戳的崭新银色薄片，使得它们看起来好像是昂贵的石头薄片而不是铁片。

这个月末，他从自己二十五元的薪水里留出十五元。这是他能省出的最多的钱，因为他最后只剩下了十元。

而在第二个月月末时，他只能匀出八元。

然后，赛斯给了他一点帮助。

“在锡兰有个老太太有一些电镀铁皮，”他说，“是从那个旧砖窑拆下来的。”

砖窑在毕司沃斯先生还住在捕猎村时就已经被拆掉了。

“一共五元，”赛斯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个。”

毕司沃斯先生来到哈奴曼大宅。

“房子怎么样了？妹夫？”琴塔问。

“你问这个干什么？哈瑞祝福过了，你知道每次哈瑞祝福过什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阿南德和萨薇跟着毕司沃斯先生走到屋后，那里到处都是沙砾和从隔壁新开的碾米作坊里飘洒出来的谷糠，铁皮像一堆旧扑克牌那样靠在篱笆上。铁皮形状各样，弯弯曲曲，歪歪扭扭，锈迹斑斑，铁皮的角蜷曲着，像一个个恶毒的铁钩，上面的瓦楞被不规则地压平了，到处都是钉子眼，碰上去十分危险。

阿南德说：“爸爸，你不会用那个吧？”

“那样会让房子看起来好像是个棚屋。”萨薇说。

“你需要一些东西遮蔽你的房子，”赛斯说，“你不能等到下雨的时候才跑到外面去找可以遮雨的东西。你要就给三元。”

毕司沃斯先生比较了一下新瓦楞铁的价钱，还有他那暴露在外面的房子的框架。“好吧，”他说，“运过来吧。”

阿南德自从在学校里经历了种种不幸之后，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他说：“好吧！你就买了这些铁皮放到你那旧房子里吧。我才不在乎那房子现在什么样呢。”

“又是一个小独立分子。”赛斯说。

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深有同感。他现在也不在乎房子看起来什么样了。

等到他回到绿谷时，他发现麦克莱恩先生在等他。

他们都有些尴尬。

“我在湿地那边干活，”麦克莱恩先生说，“正好经过这里，就想过来看看。”

“我正想哪天去找你呢，”毕司沃斯先生说，“但是你知道情况如何。我大概有十八元。不，是十五元。我刚刚到阿佤克斯买了一些做屋顶用的电镀铁皮。”

“你买得正是时候，老板。不然你其他的钱都白费了。”

“不是新的电镀铁皮，你知道的。我的意思是，不是崭新的。”

“电镀铁皮的好处就是你总是能把它弄得很体面。只要用一点点油漆，就会有惊人的效果。”

“铁皮上有几个地方有一些小洞。不多，很小很小的洞。”

“我们可以很容易就把它们修补好。用些乳香树脂胶合剂。不贵的，老板。”

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麦克莱恩先生语气中的变化。

“老板，我知道你想要油松木做地板。我知道油松木很好。油松木看上去体面，闻起来也好闻，而且很容易清理。但是你知道它十分易燃。非常非常容易。”

“我也是这样想的，”毕司沃斯先生说，“我们做礼拜时用的就是油松木。那样，供品会迅速地烧灼成散发香味的火焰。”

“老板，我有一些雪松木板。湿地的一个人卖给我一大堆雪松木板，只用七元钱。七元买一百五十英尺的雪松木是个很划算的价钱。”

毕司沃斯先生有些犹豫。在所有的木材中他最不想要的就是雪松，虽然雪松的颜色很好看，却有一种刺鼻的无法去除的味道。而且雪松的木质非常之软，指甲都能在上面留下印迹，雪松薄木条可以轻易地用牙咬断。因此，如果要房子结实，就必须用很厚的雪松木板，但那样房子看起来就很笨重。

“我说，老板，我知道它们只是一些粗糙的木板。但是你知道我的手艺。等我把它们刨光之后，它们会非常非常平滑，等到我把它们钉在一起的时候，你甚至不能在缝隙里塞进一张圣经上的书页。”

“七元。剩下八元给你。”毕司沃斯先生的意思是如果算上屋顶、铺地板和墙壁的话，给他的工钱太少了。

但是麦克莱恩先生受到了冒犯。“我的劳动。”他说。

瓦楞铁皮在那个周末被一辆卡车运过来，车上还载着莎玛、萨薇和阿南德。

阿南德说：“在那些人往卡车上装铁皮的时候苏诗拉姨妈骂了他们一顿。”

“她叫他们狠狠地把铁皮摔下去，嗯？”毕司沃斯先生说，“她是不是这样告诉他们的？她想让他们把那些铁皮多摔出些凹痕来，嗯？别害怕告诉我。”

“不，不是，她说他们干活干得太慢了。”

毕司沃斯先生检查着被卸下来的铁皮，寻找他可以归罪于苏诗拉的恶意的凹痕和撞痕。他每在锈迹中看见一道裂缝就把卸货的人叫住。

“看看这个。这是你们哪个弄的？你知道，我现在气得要命，我要告诉赛斯先生扣除你们的工钱。”“扣除”这个字眼是他从杰格戴德那学来的，听起来既正式又有威吓力。

铁皮堆在草地上，使得整块地像一块废弃场。没有一张铁皮上的波纹可以和另一张相吻合。铁皮高高地堆在那里，摇摇晃晃的，看上去十分难看。

麦克莱恩先生说：“我可以用锤子把它们弄平。现在，还有椽子，老板。”

毕司沃斯先生已经忘记了椽子。

“现在，老板，你必须这样看待这件事。椽子从外面是看不见的。只能从里面看见。甚至说，如果你装上了屋顶，你可以把椽子隐藏起来。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你弄些树枝来，那样你用不着花钱。等到把那些树枝砍断之后，它们就是一流的椽子。”

当麦克莱恩先生再开工时，他是独自一人干活。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再看见爱德加，也没有问起他。

麦克莱恩先生到废弃的地里去，他弄回来一些树枝，然后把它们砍断，做成椽子。他在凡是椽子要搭在架子上的地方砍出凹口来，然后用钉子把它们钉在上面。它们看上去很结实。他用细一点的树枝，柔软的、不整齐的、难弯曲的树枝做横椽。它们看上去晃晃悠悠的，让毕司沃斯先生想起来那些用泥和草建成的小屋用的椽子。

然后瓦楞铁皮被钉上了。铁皮处理起来很危险，椽子在麦克莱恩先生的身体重压和锤子的敲打之下不停地晃荡。下面的野草和架子被飘落的铁锈覆盖了。当麦克莱恩先生把工具装在他那个木头箱子里，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时，毕司沃斯先生很高兴地站在屋顶下面。在一天前，在那天早晨，屋子还是敞开的，现在则有了遮蔽。

等到铁皮被钉上之后，它们正好能覆盖除了走廊外的屋子的全部。房子看上去不再是单调简陋的了，也不再是好像还没有开始建造似的。麦克莱恩先生说得对：屋顶的确遮掩了树枝做的椽子，但是屋顶上的钉子眼像星星一样闪烁着。

麦克莱恩先生说：“我的确说过那个叫什么乳香树脂胶合剂的东西。但那是在我看见这张电镀铁皮之前。如果你要买乳香树脂胶合剂的话，那些钱足够你买五六张新的电镀铁皮了。”

“那怎么办？我就只能在我的屋子里眼睁睁地挨雨淋吗？”

“就像老话说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沥青。你想过那个吗？很多人都用沥青。”

在一个疏忽看管的正在铺沥青的路段，他们弄来了免费的柏油，没有沙砾，很大的一团。麦克莱恩先生在屋顶上的洞眼里塞上小石头，然后用沥青封住。他还用沥青沿着铁皮的边缘和裂缝都封合了一圈。这是一个进展缓慢、很费时间的活计，等他完成的时候，屋顶上面有很多古怪的图案，带着黑色的崎岖不平的线条，有的是垂直的，有的是带着角度的、参差不齐地交叉着的，十分奇特，而且这里一团那里一点地到处滴着沥青，夹杂在旧铁皮上零乱地混杂在一起的红色、锈迹、褐色、金黄色、灰色和银色当中。

但它还是管用的。下雨时——现在每天下午都会下雨——屋顶下面的地是干的。从营房和其他地方来的家禽在这里躲雨栖息，把脚下的泥土翻腾成飞扬的尘土。

雪松木板也被送来了，粗糙而且毛刺刺的，整个地方都弥漫着雪松的味道。等到麦克莱恩先生刨光它们的时候，它们开始显出一些好看的颜色来。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把它们“整齐地”钉合在一起，用没有头的钉子把它们钉在地板上，然后用锯末和着蜡堵住上面的洞，锯末干了以后就变得坚硬，又不易和木头分别。后面的卧室铺上了地板，客厅的一半也被铺上了地板，这样一来，只要足够小心，便可以沿着地板从客厅直接走到卧室里去。

然后麦克莱恩先生说：“等你弄到更多的材料，你一定告诉我。”

他为了八元钱工作了整整两星期。

也许那些雪松并没有花七元钱，毕司沃斯先生想。可能只有五六元。

房子现在成了营房的孩子们玩耍的地方。他们爬上去，蹦跳着，有几个孩子很重地从上面摔下来，但是由于是营房的孩子们，他们并没有对房子造成大的伤害。他们在木头柱子上和雪松地板上钉钉子，他们胡乱把钉子弄弯，他们把钉子弄平做成小刀。他们在地板上和架子的横木上留下泥脚印，泥印干了之后，地板变得很肮脏。孩子们把家禽赶出去，而毕司沃斯先生试图把孩子们赶出去。

“你们这些该死的小混球！要是让我逮住一个，看我不剁了他的一只脚。”

当甘蔗长得越来越高的时候，那些没有工作的劳工也变得越来越阴沉，毕司沃斯先生开始收到一些伪饰成友好警告的恐吓。

赛斯以前经常说起劳工们的奸诈和危险，但现在他只是说：“不要让他们吓着你。”

然而毕司沃斯先生知道在印度人住的区域里发生过很多起谋杀，计划得非常巧妙，以至于很少有人被抓住。他知道村子和家庭之间的长期不和，那些表面上温顺而且不引人注目的劳工凭借着勇气、计谋和忠诚挑起了那些斗争。

他决定小心提防。他睡觉的时候在床旁边放一柄弯刀和一根原来属于他父亲的钟花树木棍。他还从在阿佤克斯的华人咖啡馆的老板娘宋太太那里弄来一只小狗，一只毛茸茸的褐白毛相间的杂种狗。在营房的第一个晚上，小狗因为被留在外面而悲号，用爪子抓挠门，从楼梯上摔下来，一直悲号到有人把它抱进去。第二天毕司沃斯先生醒来时，发现小狗和他一起睡在床上，它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睁着眼睛。毕司沃斯先生刚刚惊讶地做了个手势，小狗就跳到了地板上。

他给狗起名叫泰山，希望它能履行职责。但是泰山很友好而且十分好奇，只对家禽构成威胁。“因为你的狗，母鸡都不下蛋了。”家禽的主人抱怨着。这似乎不无道理，因为泰山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两根羽毛，它还频繁地把羽毛当作战利品带到屋子里来。有一天泰山吃了一只鸡蛋，它立刻就爱上了吃鸡蛋。母鸡们把鸡蛋下在灌木丛里，下在它们认为隐秘的地方。泰山很快就和母鸡的主人一样知道了这些地方在哪里，它常常从营房后面回来，嘴上沾着黄色的鸡蛋黏液。一天下午，毕司沃斯先生发现泰山的口鼻处糊满了家禽的粪便，对于这一新奇的遭遇，泰山表现出十足的痛苦，一直焦躁不安。

毕司沃斯先生房间里的招贴字开始增多。现在他用黑红两色的墨水和各种颜色的铅笔慢慢地画招贴字。他在空白的地方画上极为繁复的装饰，使得他写的字体变得复杂而又富有装饰性。

想到读小说有可能对他有好处，他买了一些读者图书馆版本的廉价小说。书皮是紫红色的，上面有金色的字体和装饰。在阿佤克斯的书摊上它们看上去很有吸引力，而在他的房间里，他却几乎无法忍受触碰它们。金粉沾在他的手指上，书皮让他想起棺材罩，还有那些拉棺材的马匹，它们每天都披挂着死亡的颜色。

斗转星移，风来雨去。屋顶没有漏雨，但是沥青开始熔化，松松地挂下来：像一批细细的不断变长的黑蛇一样。有时候它们坠落下来，掉下来，打着卷，然后死去。

有一天深夜，他吹灭了油灯上床睡觉时，他听见屋子外面有脚步声。

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是倾听着。然后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抓住棍子，故意敲打着橱柜、桌子和莎玛的梳妆台。他站在门边，用力推开上半扇门，下半扇门保护着身体。

除了黑夜之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静悄悄的黑色营房，在月光照耀的夜空下死寂的树林。两间屋子之外点着一盏灯：有人出去了或者是有个孩子生病了。

然后，随着一声舔食的欢快的声音，泰山出现在台阶上，剧烈地摇着尾巴，使得尾巴卡在了下半扇门上。

他让它进来，抚摸着它。它的皮毛是潮湿的。

泰山对毕司沃斯先生给他的爱抚十分高兴，口鼻拱到毕司沃斯先生脸上。

“鸡蛋！”

泰山迟疑了一会儿。但是看到没有什么危险，它就越发摇晃起尾巴，不住地晃动着后腿。

毕司沃斯先生抱住了它。

从那以后，他始终点着油灯睡觉。

他开始担心有人会烧了他的房子。他上床时尤为焦虑。每天早晨他一起床就立刻打开边窗，在树木当中查看有无废墟的痕迹。在地里的时候他也忧虑着。但是房子始终平安无事：那杂色斑斑的屋顶、框架、木头柱子，还有木头楼梯。

莎玛来的时候，他对她讲了自己的忧虑。

她说：“我觉得他们不会费心干这个。”

然后他开始后悔告诉了她。因为赛斯来时说：“看来你为他们可能要烧掉你的房子而担惊受怕，嗯？别担心，他们没有那闲工夫。”

麦克莱恩先生来了两次又走了。

每天都下雨，每天太阳都炙烤着，房子变得更加灰暗，那些曾经新鲜芬芳的锯末已经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屋顶上蛇一样的沥青垂得越来越长，又有很多掉了下来，而毕司沃斯先生开始书写更多的宽慰自己的话贴在墙上。他书写时尽管大脑一片混乱，但仍然手法娴熟，几乎不加思考。

有一天傍晚，他感到非常平静，他做了一个决定。很久以来，他一直觉得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自此以后，他将把所有时间，无论多么短暂，都看作是珍贵的。时间将不会再被虚度了。没有任何事物是理所当然的；每件事情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无法重新再来；因此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他都应该深思熟虑：拉开一个火柴盒，划一根火柴。然后缓缓地，就好像他的四肢从来没有活动过似的，他全神贯注地洗了澡，做了晚饭，吃饭，洗了碗碟，然后坐在他的摇椅上度过这样的傍晚——不，是利用、是享受、是体验这夜晚。房子已经不再重要了。在这间房子里的夜晚才是重要的。

他信心十足，做了一件几个星期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取下那本读者图书馆版《巴黎圣母院》。他用手抚摸着封面；小心地打开书，这本书的书脊上好几个地方有了损坏，一处遭受了严重毁坏，他把他的腿抬在椅子上，这样自己就可以舒适地蜷缩着；他有滋有味地咂着嘴唇，这不是他的习惯，他开始阅读。

他的头脑很清醒。他已经把一切都排除在维克多·雨果的世界以外。他在灌木丛中开辟出一块空地：这是他在脑子里给自己的一幅画面，因为他的大脑已经和躯体分离。

画面变化了。那不再是一座森林，而是一团翻腾的乌云。如果他不够小心的话，乌云就会灌进他的脑子里。他感觉到乌云压迫在他的脑袋上。他不想抬头看。

难道这不过是他对面桌子上的那盏油灯在作怪吗？

他在椅子上又蜷缩了一会儿，咂了咂嘴唇。

然后他是如此恐惧，差点喊出来。

为什么他如此害怕？害怕谁？爱斯梅拉达吗？卡西莫多吗？山羊？还是人群？

人。他可以听见他们就在隔壁，沿着整个营房。没有一条路上没有人，没有一间屋子没有人。他们在贴在墙上的报纸里、照片里，在广告的简洁画面里。他们在他手中的书里。他们在所有的书里。他试图想象没有人的风景：无边无际的沙子，没有拉尔所说的“绿洲”；只有广阔的白色高原，只有他自己安全地独处，成为角落里的一个斑点。

难道他害怕真正的人吗？

他一定要弄清楚。但是为什么？他已经在人群中生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害怕他们。他在酒屋的柜台与人面对面，他上过学，他曾经在集市的日子里穿过大路上喧哗的人群。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这样突然？

他的整个过去变成了平静和勇气的奇迹。

他的手指上沾了有着棺材罩颜色的书皮上的金粉。就在他研究着它们的时候，他大脑里的虚空再次疯狂蔓延，而头顶上的乌云也翻滚得越来越剧烈。多么沉重！多么黑暗！

他把脚放下，静静地坐着，凝视着油灯，却什么也没有看见。黑暗占据了他的脑海。到现在为止他所有的日子都是美好的。而他居然不知道。他的恐惧和担心破坏了他的生活。只是因为一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来自一群文盲劳工的威胁。

现在他再也不能待在人群中了。

他向黑暗屈服。

他从椅子边站起来，打开了上半扇门。他什么人也没有看见。整个营房都在沉睡。他将不得不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发觉自己是否真的害怕。

在早晨他有一刻非常清醒。他记起来有某种东西在昨天晚上纠缠着他，让他筋疲力尽。然后，他仍然躺在床上，记起来了，又恢复了愤怒。他爬起来。床单看上去仿佛备受蹂躏。床垫上有几个地方已经破烂，他可以闻见陈旧的椰子纤维的肮脏气味。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就像他前夜的举止一样，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用一个完整的句子组织好他的每一种思绪。他想：“床上乱成一团。因此我肯定没有睡好。我一定是恐惧了整整一夜。因此我现在仍然感到恐惧。”

外面，在紧闭的窗户之外，阳光从裂缝中透进来，照射出一道道带着灰尘的光道，那里就是世界。外面的世界里有人。

他高声朗读了挂在墙上的安慰性话语。然后，为了尽可能深刻地感受它们，他闭上眼睛又说了一遍，缓缓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出它们。随后，他假装用手指把这些话写在他的脑海里。

最后，他祈祷。

但即使在祈祷中，他还是能发现人的影子，他的祈祷乱七八糟的。

他穿上衣服，打开上半扇门。

泰山正等在那里。

“你很高兴看见我，”他想，“你是一只动物，你看见我有头有手而且看起来和昨天一样，就以为我是一个人。我在欺骗你。我已经不再完整了。”

泰山摇了摇它的尾巴。

他打开下半扇门。

人！

恐惧侵袭，像疼痛一样刺伤了他。

泰山扑到他身上，两眼闪闪发亮，嘴角糊着鸡蛋的残迹。

他忧伤地抚摸着它。“我昨天和前天还享受着这个。那时候我还是完整的。”

昨天，昨夜已经遥远得如同他的童年。他的恐惧中夹杂着因为没有享受过、此时已然失去的幸福人生而产生的忧伤。

他开始像往常一样进行清晨的活动。在每一个举动的开始，他都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得到片刻的自由，只有当这片刻消逝之时他才品出其中的滋味。比如就像他每天早晨折断一根小木槿树枝，然后用压扁的一头刷牙，比如他不由自主地越过树林去看他的房子是否在夜里遭到破坏。然后他才记起来房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他勇敢地脱掉衣服，在水桶里洗了澡。

劳工们已经起来了。他听见早晨的喧闹声：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扇煤球炉子的声音，煎锅发出的嘶嘶声，新鲜活泼的晨间闲谈。昨天那些微不足道的无以名状的人们，在今天却要被单独看待。

他观察着他们，检验着他们。

恐惧。

太阳出来了。照亮了草地上、屋顶上还有树上的露珠：清凉的太阳，一天中令人愉快的时光。

如同他做出那些举动一般，与人相处亦是徒劳。和他们相见时，他试图像昨天一样和他们说话。问题随之出现了，然后就是那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又一种关系被破坏了，又一种存在被毁灭了。

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就在他仍然在床上的那一刻，还是一个正常的快乐的日子，而最后却带给他无穷尽的令人发狂的问题。他查看着，他质疑着，他感到恐惧。然后他又质疑。这一过程转瞬即逝。

但是，到那天下午的时候，他有了一些进步。他不害怕孩子。他们只是让他感到忧伤。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已经永远与他隔绝了，却仍然在等待着他们。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强迫自己为了所有失去的快乐而痛哭。

他毫无办法。质疑无休止地纠缠着他。一张照片接着另一张，一幅画面接着另一幅，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他试图不去看墙上的报纸，但是他总是在查看着，他总是在惧怕着，然后他总是变得不安。

最后，躺在床上的无所事事让他又爬起来，做了一个他一整天都在思索的决定：决定忽视一切，决定正常行事，这些小小的决心与小小的反抗很快就被他遗忘了。

他决定骑车到哈奴曼大宅去。

每一个男人或女人，即使隔得很远，也会给他带来扭曲的恐慌。但是他已经习惯了这些，那已经成为生存之痛苦的一部分。随后，就在骑着车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这种痛苦的新含义。任何一个他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看见过的东西都成为他完整而快乐的过去的一部分。现在他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被他的恐惧所沾染，每一片田野，每一所房子，每一棵树木，路上的每一个拐弯，每一处隆起和下陷。于是，只是观察着这世界，他就已经一步步摧毁了自己的现在和过去。

但是他希望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被沾染。欺骗泰山已经够糟糕的了。他不想再欺骗阿南德和萨薇。他掉转车头往回骑，经过那些他已经不再陌生的令他恐惧的田野，回到绿谷去。

他觉得如果他尽量重复前一晚所做的事情，也许能驱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于是，他和昨天一样从容不迫地洗澡，做饭，吃饭，然后坐下来，打开那本《巴黎圣母院》。

但是阅读这本书只是让他重温了前夜的记忆，重温恐惧的开始，而且让他的手上沾满了书皮上的金粉。

每天早晨，他那种清醒的时刻都在减少。他每天早晨都检查的床单，总是向他证明着前一夜所经受的折磨。他每开始做一件事情时都会提出质疑，这其中他所能感受到的安宁越来越少。每当他遇见一个熟识的人，他就会提出质疑，他越来越感到不自在。直到后来他根本就没有清醒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变得毫不相关而且毫无用处。

但是能出去和真正的人待在一起总是远胜于困在自己的房间里，和那些报纸以及自己的想象纠缠不清。虽然他一直用想象荒无人烟的沙漠和雪地来安慰自己，但在星期天的下午，在田野、道路和所有的地方都空荡荡静悄悄的时候，他的痛苦尤为尖锐。

他始终都在寻找迹象，希望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他崩溃的一切最终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不但检查床单，也检查指甲。指甲无一幸免地被他咬短了，但是当他发现指甲上长出细细的一圈白色时——虽然这些新长出来的指甲总是被他咬掉——他还是把这看作接近解脱的一种迹象。

随后，有一天晚上他咬指甲的时候，他弄碎了一小块牙齿。他把牙齿碎片从嘴里拿出来放到掌心。碎片呈黄色，毫无生气也无关痛痒：他几乎无法辨认出它是一小块牙齿；这碎片如果掉到地上的话，就找不到了。而他身上的一部分将永远不会重生。他起初决定把碎片保存下来，但是后来他走到窗前把碎片扔了出去。

星期六他们在没有完工的房子那儿时，赛斯说：“怎么回事，穆罕？你的脸色就像这玩意儿一样灰暗。”他把自己的大手放到其中一根灰色的支撑木上。

麦克莱恩先生也来找他了。他说有一个他认识的人贱卖给他一些木材。木材足够做一个房间的墙壁。

他们一起去看房子。麦克莱恩先生看见了屋顶上垂下来的沥青，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后面卧室的地板已经开始收缩、开裂和翘起。麦克莱恩先生说：“那人的确说过木材已经加工处理过了。但是雪松是一种可恶的奇怪的木头。它根本就无法处理。”

新的木材被买来了，还是雪松。

“没有舌槽榫。”麦克莱恩先生说。

毕司沃斯先生沉默不语。

麦克莱恩先生明白了。他已经在建造房子的主人脸上看过太多这样的漠然。

后面卧室的墙板装上了。铺了一部分地板的客厅的门安装好了。那尚不存在的前卧室的门也被做好并钉在门框上。“为了以防万一，”麦克莱恩先生说，“没准你想马上搬进来呢。”毕司沃斯先生本来想在门上嵌上方格，他用雪松木板钉成一个十字。窗户也按照门的式样做好并装上，崭新的黑色插销在新木头上散发着微光。

“看起来不错。”麦克莱恩先生说。

在毕司沃斯先生杂乱而又疲惫的大脑中，一个想法闪现出来：“哈瑞祝福过房子了。是莎玛让他祝福房子的。他们给他送来电镀铁皮，他们也祝福过了。”

他的睡眠被梦魇搅扰。他梦见自己在图尔斯商店里。到处是拥挤的人群。两条又黑又粗的线追逐着他。当他骑车往绿谷赶的时候，两条黑线在他身后延伸。其中一条黑线变成纯白色，另一条黑线变得越来越粗，变成紫黑色，令人恐怖地延伸着。那是一条强韧的黑蛇，黑蛇长出一张滑稽的脸，黑蛇觉得这场追逐很有趣，对那条同样已经变成蛇的白线也这样说着。

经过房子的时候，他看见很多黑蛇悬挂在屋顶上，他摸着一根木头柱子说：“哈瑞祝福过了。”他还记得他的箱子，那哀号似的祈祷，用芒果叶洒下的水，还有投掷下去的一分钱。“哈瑞祝福过了。”

他在一座山上，在一座光秃秃的褐绿色相间的山上。天气炎热，但风却是清凉的，吹拂着他的头发。山脚下有一个女人。她哭泣着向他寻求帮助。他感受到了她的痛苦，却不想被她知晓。他能给她什么帮助呢？那个女人——莎玛，阿南德，萨薇，他的母亲——接着往山上爬。他听见她的呜咽，想叫喊着让她走开。

泰山在他的门外哀号着。

它的一只爪子受了伤。

“你太喜欢鸡蛋了。”

然后他想起来那些无依无靠的劳工们。

有几个深夜他被人声和狗吠吵醒。

“监工！监工！”

他打开上半扇门。

“他们放火烧都克南那块地了。”看守的人说。

他穿上衣服急急忙忙地赶到那块地，身后跟着兴奋的劳工们。

所幸没有大的损坏和危险。都克南那块地很小，且被一条小路和一道沟同其他地隔开。毕司沃斯先生命令人砍掉相邻地里种在边缘的甘蔗。那些劳工们对火烧得不大颇为失望，因为从远处看火势十分凶猛，他们热情地工作着。火光照亮了他们的身体，驱赶了寒意。

高高的红黄色的火焰逐渐减弱，垃圾闷烧着，呈红黑色，很快就变冷，成为灰黑色。炙热的灰烬碎片升起来，一闪一闪，由红变黑，然后又消失了。甘蔗的根部如同木炭一样闪烁着，有些地方似乎连土地都被点燃了。劳工们用棍子拍打着甘蔗的根部和垃圾，灰烬飘到空中，烟由灰转白，渐渐消散了。

直到这个时候，直到危险过去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才想起来有一个多小时他没有质疑过自己了。

立刻，质疑和恐惧扑面而来。

劳工们回到营房后，他们仍然交谈了一会儿，只留下毕司沃斯先生一个人。

但是那一个小时证明了一件事情。他很快就会好起来。

而这是他往后众多失望的开始。他开始漠视这样的自由时刻，就像他已经不再期望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重新变得完整一样。

当学校开始放圣诞节假期，甘蔗长得像箭一样时，阿佤克斯的商店开始挂出圣诞节的招牌，莎玛让赛斯带话，说她要带着孩子们到绿谷来住些日子。

毕司沃斯先生在恐惧中等待着他们的到来。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希望会发生某些意外，使他们不能成行。但他知道，不会发生任何事情。而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做出反应。他决定杀了阿南德、萨薇和他自己，这样孩子们就不会知道是谁杀了他们。整个早晨他都幻想着用弯刀杀了他们，或者投毒，或者勒死，或者焚烧阿南德和萨薇的场面；这样，甚至在他们到来之前，他和他们的关系就已经不正常了。他不关心米娜和莎玛，也不想杀了她们。

他们来了。他那些想法顿时变得既荒谬又不实际。他只有听天由命，感觉到极度疲惫。他渴望避免的那种欺骗和特别的痛苦又开始了。即使他允许自己被阿南德和萨薇拥抱亲吻，他仍然质疑着他们，寻找着恐惧，琢磨着他们是否能看出他的欺骗以及他脑子里的想法。

对于莎玛他并不害怕；他只是忌妒她，忌妒她那毫不犹豫的信心。于是他几乎立刻就开始怨恨她。因为怀有身孕，她看上去丑陋而怪异；他恨她坐下的姿势；吃饭时他刻意去听她发出的声响；他恨她训斥孩子或者咯咯地呼唤孩子的声音；他也恨她因为怀孕而特有的喘息、扇风或者出汗，他为她衣服上的刺绣和其他装饰而恶心。

莎玛、萨薇和米娜一起睡在地板上。阿南德和毕司沃斯先生睡在四柱大床上。因为惧怕孩子的触碰，他用枕头把他和阿南德隔开。

他的疲惫加剧了。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几乎起不来床。尽管从前他觉得自己必须离开房间，现在他根本不希望离开。他声称自己病了，并发现自己可以轻易装出得了疟疾的样子来。

赛斯来时，他说：“我觉得可能是疟疾。”

一周之后，他的疲惫仍然没有减轻。他坐在床上给阿南德做风筝和玩具推车，用火柴盒给萨薇做了一个带抽屉的箱子。他在房间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想离开房间。他开始便秘。但有时候他不得不出去，然后他就迅速而焦虑地赶回来，只有在床上的时候他才能放松下来。

他持续而仔细地观察着莎玛，带着怀疑、怨恨和恶心。他从来不直接和她说话，而是通过其中一个孩子；而莎玛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意识到这点。

有一天早晨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她过来把手掌，然后是手背，放到他的前额上。这个动作惹恼了他，但也让他受宠若惊，他十分不自在。她之前切过菜，而他无法忍受她手上的气味。

“没有发烧。”她说。

她解开他的衬衫，把她的手，大而黑的陌生的手，放在他苍白柔软的胸脯上。

他想大声尖叫。

他说：“不，我还不够胖。你要把我放回去再喂我更多的吃的。这儿，你怎么不摸摸我的手指？”

她抽回手。“你有什么心事吗，男人？”

“你有什么心事吗？”他模仿着她，“我有心事，而你知道是什么。”他暴怒；他从来没有这样厌恶过她。但是他希望她留在原地。一半是希望她能认真地对待他的话，一半只是希望让她觉得有趣和迷惑。他用他那急促的尖声说：“我没有什么心事。只是有云。有很多小小的乌云。”

“你说什么？”

“那是件好笑的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辱骂别人或者告诉他们真相的时候，人们总是装作第一次没听见？”

“我的错就是不该管与我不相干的闲事。我不知道自己到这里来干什么。如果不是为了孩子……”

“于是你就让哈瑞带着他那个黑盒子来了，嗯？你们所有的人一定都觉得我傻透了。”

“黑盒子？”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第一次没有听见。”

“听着，我没有时间站在这里和你浪费口舌。我希望你真的发烧了，那样可以让你住嘴。”

他开始享受这样的斗嘴。“我知道你想让我真的发烧。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人都希望我死掉。然后看见老雌狐狸哭哭啼啼，小神们开怀大笑，你也哭哭啼啼，从头到脚打扮起来。不错，嗯？我知道这就是你们想要的。”

“梳妆打扮、涂脂抹粉？我？凭你留给我的什么？”

突然间毕司沃斯先生觉得恐惧而浑身发冷。

赛斯、土地和瓦楞铁皮；哈瑞和黑盒子；祝福；自从莎玛来了以后，此刻的如斯疲惫。

他要死了。

他们正在杀死他。他只能待在这个屋子里等死。

她正在厨房里，哄着吊床上的婴儿。

“出去！”

莎玛看了过来。

他从床上跳下来抓住一根手杖。他浑身发冷。他的心脏急促而痛楚地跳动着。

莎玛爬上台阶来到屋子里。

“出去！不要进来。不要碰我。”

米娜哭起来。

“男人。”莎玛说。

“不要进这间屋子。不要踏进来一步。”他挥舞着棍子。他朝窗户走过去，一面看着她，一面挥舞着棍子，开始拔插销。“别碰我。”他叫嚷着，言语之中夹杂着呜咽。

她挡住门。

但是他想到了窗户。他把窗户推开。窗户摇摇晃晃地开了。阳光射进屋子里，新鲜的空气混杂着旧木板和报纸的霉味，他已经忘记了这样的霉味。在平坦的营房院子之外，他看见那围绕着道路和遮挡着他的房子的树林。

莎玛朝他走过来。

他开始尖叫哭喊。他两手撑住窗台，想要把自己撑起来，一面回头看着她，那根作为防卫武器的棍子现在因为他的两手不空而早已没有丝毫用处。

“你在干什么？”她用印地语说，“听着，你会弄伤自己的。”

他看见泰山、萨薇和阿南德就在窗下。泰山摇着它的尾巴，汪汪地叫着，靠着墙跳跃着。

莎玛逼近了。

他已经在窗台上了。

“噢，上帝！”他哭喊着，一面上下摇晃着头，“走开。”

她已经近到可以触摸到他。

他踢了她一脚。

她发出痛苦的叫声。

他看见了，但为时已晚，他踢到了她的腹部。

营房的女人们听见莎玛的叫喊，匆忙赶了过来，把她扶出房间。

萨薇和阿南德从前面的厨房跑过来。泰山迷惑不解地在他们俩、女人和毕司沃斯先生之间打转。

“收拾好你的衣服回家去。”一个营房的女人都克尼说。她常常挨打，也看过很多殴打妻子的场面；所有的女人都因此成了姐妹。

萨薇恐慌地走进房间，不敢看她父亲一眼，把衣服收拾到一个箱子里。

毕司沃斯先生瞪视着并叫喊着：“把你的孩子带上走开。走开！”

被营房女人围在中间的莎玛叫道：“阿南德，赶快收拾好你的衣服。”

毕司沃斯先生从窗台上跳下来。

“不！”他说，“阿南德不能和你一起走。带上你的女孩子滚。”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说这个。萨薇是他唯一亲近的孩子，他却故意伤害了她；而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让阿南德留下来。也许他这样说只是因为莎玛提到了他的名字。

“阿南德，”莎玛说，“去收拾你的衣服。”

都克尼说：“没错，去收拾你的衣服。”

许多女人都说：“去吧，孩子。”

“他不跟你去那座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说。

阿南德待在原地没动，仍然在厨房那儿，抚摸着泰山，既不看毕司沃斯先生也不看女人们。

萨薇从房间里出来，拿着一个箱子和一双鞋。她拍了拍脚上的灰尘，穿上鞋子。

莎玛现在才开始哭，她用印地语说：“萨薇，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你穿鞋之前要洗脚。”

“好的，妈妈。我这就去洗脚。”

“这次不用了。”都克尼说。

女人们都说：“不，不用洗了。”

萨薇穿上另一只鞋子。

莎玛说：“阿南德，你想和我回去，还是想留下来和你父亲在一起？”

毕司沃斯先生手里拿着棍子，盯着阿南德。

阿南德一直抚摸着泰山，泰山的头仰着，眼睛半闭着。

毕司沃斯先生冲到绿桌子跟前，笨手笨脚地拉开抽屉。他拿出他用来画张贴画的一长盒子蜡笔递给阿南德。他摇了摇盒子；蜡笔在里面晃荡着。

莎玛说：“来，阿南德乖孩子。去收拾你的衣服。”

阿南德仍然抚摸着泰山。他说：“我要和爸爸在一起。”他的声音微弱，充满怒气。

“阿南德！”萨薇说。

“不要求他，”莎玛说，再次平稳了自己的情绪，“他是一个男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孩子，”都克尼说，“你的妈妈。”

阿南德什么也没有说。

莎玛站起来，围着她的女人散开来。她抱起米娜，萨薇提着箱子，她们沿着小路向大路走去。小路在稀疏和茂密的草丛之间穿行，十分泥泞，她们面前的母鸡和小鸡们被惊散了。泰山尾随上去，但是被鸡群挡住了。它寻找莎玛、萨薇和米娜时，被一只生气的母鸡啄了一下。她们已经消失了。它小跑着回营房和阿南德身边。

毕司沃斯先生打开盒子给阿南德看已经削好的蜡笔。“拿去吧，它们都是你的了。你想拿它们干什么都可以。”

阿南德摇摇头。

“你不想要它们？”

泰山钻在阿南德的两腿之间，仰着头享受着抚摸，似乎早有预料似的闭着眼睛。

“那你要什么？”

阿南德摇摇头。泰山也摇摇头。

“那你留下来干什么？”

阿南德被触怒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声音很低，带着对他和他父亲的愤怒迸发出来，“因为她们要把你一个人留下。”

那天剩下的时间他们几乎没有说话。

他的直觉是对的。一且莎玛离开，他的疲惫也就消失了。他又开始坐卧不安，甚至为脑子里熟悉而压抑的混乱感到高兴。他又到地里干活了，第一天他带上了阿南德。阿南德浑身是土，奇痒难熬，被太阳炙烤着，皮肤也被锋利的草叶割伤了，他后来拒绝再去。打这以后，他就和泰山一起留在营房里。

他给阿南德做了更多的玩具。一个圆形的罐头盖子被松松地钉在一根木杆上，推动木杆的时候，盖子就会转动，阿南德非常喜欢。晚上，他们一起画想象中的图画：白雪皑皑的山峰和冷杉树林，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下，红色的轻舟在碧蓝的大海中荡漾，道路蜿蜒曲折，在保护得很好的森林中一直通向远方的山峦。他们也会聊天。

“谁是你的父亲？”

“你。”

“错了。我不是你的父亲，上帝才是你的父亲。”

“哦。那你是谁呢？”

“我只是某个人。什么人也不是。我只是你认识的一个人。”

他给阿南德看如何混合颜色。他教他红色和黄色混在一起成为橙色，蓝色和黄色混在一起成为绿色。

“哦。这就是为什么叶子会变黄的原因吗？”

“不完全是这样。”

“嗯，这么说吧。假如我摘了一片叶子，然后清洗它，洗呀洗呀，然后它就会变成黄色或者蓝色吗？”

“不是，叶子是上帝的杰作。你明白吗？”

“不明白。”

“你的问题是你并非真正相信上帝。从前有个人和你一样，想嘲弄一个和我一样相信上帝的人。于是有一天，当那个像我一样的人在睡觉时，这人就在他的膝盖上扔了一只橙子，想着：我敢说那个该死的傻瓜会醒过来，然后说上帝给了他一个橙子。于是那个人醒了，开始吃橙子。这人就过来说：‘我看是上帝给了你这个橙子。’‘是的，’那个人说，‘好吧，让我告诉你吧，不是上帝给你的，是我给你的。’‘嗯，’那个人说，‘我睡觉时曾向上帝乞求一个橙子。’”

阿南德感叹不已。

“现在，看，”毕司沃斯先生说，“看这个火柴盒。你看见我手里拿着它。哎呀！它掉了。为什么？”

“你松手了，那就是原因。”

“不是那样的。它掉了是因为地球引力。地球引力定律。现在他们什么也不教给你们这些孩子。”

他给阿南德讲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故事。他为自己是第一个告诉阿南德地球是圆的并围绕太阳运转的人而感到激动。

“记着伽利略。要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很高兴阿南德对此感兴趣。这是圣诞节的前一周，他十分惧怕赛斯来带走阿南德。

他告诉阿南德：“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罗盘。”

星期六赛斯说：“你干吗不回家，乖孩子阿南德？回家把你的圣诞节长袜挂起来。你在这里和你父亲一起干什么？”

“他不是我父亲，只是在你看来他是我父亲。”

赛斯回避了这个神学问题。“他们在做冰激凌和蛋糕呢，孩子。”

毕司沃斯先生说：“记得伽利略。”

阿南德留下了。

毕司沃斯先生用他手电筒的电池磁化了一根针，然后把它粘在一个圆形纸板上；他在纸板的中间嵌进去一片纸盖，又把纸盖放到针的头部。

“针眼所指的地方，就是北方。”

他们玩着罗盘，直到针失去了磁性。

有时候毕司沃斯先生说他得了疟疾。然后，他把自己裹得紧紧的，浑身发抖，让阿南德跟着他背诵印度圣歌。在这个时候，虽然他们并没有说什么，阿南德也被他父亲表现出来的敬畏所感染，他像背诵魔咒一样重复着圣歌。在营房里，门窗紧闭，四周黑暗环绕，营房如同令人恐惧的洞穴，阿南德渴望早晨赶快到来。

但是也有愉快的时候。

“今天，”毕司沃斯先生说，“我要教给你什么是离心力。去外面拿那个水桶来并盛满水。”

阿南德弄来了水。

“屋子里没有多少空间。”毕司沃斯先生说。

“你干吗不到外面去？”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听见。“得用力旋转水桶。”他旋转了。

水洒到床上、墙上和地板上。

“这个水桶太重了。到厨房里从那些蓝色锅中拿一个过来。然后在里面装上水。”

第二次奏效了。

他们用手电筒的电池、一片锡和一根钉子做了电动蜂鸣器。那是一个生锈的新钉子，是在爱德加清理盖房子的土地的那个下午，麦克莱恩先生带来的用报纸包着的新钉子里的一个。

有很多原因促使毕司沃斯先生从营房搬到他那个房子里唯一完工的房间。这是一个积极的行动；是一个自信的、带有挑衅意味的行动；而且，他听见营房周围人们的活动时越发地不舒服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希望在新的一年中住进新房子会给他带来崭新的心境。如果他是独自一人的话，他是不会搬家的，因为他惧怕孤独远甚于惧怕人。但是，有了阿南德，他就有了陪伴。

泰山在积满灰尘的空屋子里发现了一只怀孕的母猫，把猫赶了出去。

屋子打扫干净了。他们还想把地板上的黑色沥青蛇刮掉；但是那在瓦楞铁上很容易就融化的沥青在雪松地板上却十分顽固。屋子比营房要小，床、莎玛的梳妆台、绿桌子、橱柜和摇椅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现在要小心了，”毕司沃斯先生说，“不能用力摇晃。”屋子里还有其他诸多不便。没有厨房，他们只能在房间楼下的箱子上做饭，他们都觉得头晕恶心。屋顶上没有檐沟，水只能用营房的水桶接走。他们还不得不使用营房的厕所。

每天毕司沃斯先生都看见那些沥青蛇，细长的，黑色的，延伸着。

房子未完工并没有让他沮丧。他看见椽子，旧瓦楞铁皮，灰色的房子支柱，地板上和墙壁上的裂缝，看见隔壁那间尚未建成的房子的门被用钉子钉在门框上并上了门闩。他知道这些曾经都让他不高兴，但是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他现在几乎无法想象那种不快。

他常常梦见蛇。他开始把它们当作真实的存在，琢磨着如果有一条蛇落在他身上，并在他的皮肤上蜷缩会是怎样的感觉。

质疑和恐惧仍然纠缠着他。他没能把它们留在营房里。

树木遮蔽了太多的光线。

一天晚上，阿南德被吵醒了，毕司沃斯先生从床上跳起来，尖叫着，撕扯着他的背心，好像他被一群红蚂蚁袭击了似的。

一条沥青蛇落到了他的身上。很细，不长。他们抬头看，看到那肇事的母沥青蛇正要滴落更多的沥青。

他们试图用长竿和扫帚把沥青蛇弄下来。但是当他们碰到沥青的时候，那些沥青只是摇晃着。抓住沥青往下拽只能拽下来细小的一条，那一团沥青蛇仍然盘踞在上面。

他找到一把刮可可粉的刀子，在第二天的傍晚把那些沥青蛇砍下来。但这并不容易。在结着厚壳的沥青根部下面的沥青很软而且很有韧性。他用力地刮着，屋顶上的铁锈纷纷落到他脸上。

第二天下午，那些沥青蛇又开始延伸下来。

他说他的疟疾又发作了。他把自己裹在面口袋做的被单里，坐在摇椅上摇晃着。泰山的尾巴被挤压了一下，它叫了一声，跳起来，跑到屋外去了。

“说罗摩罗摩西塔罗摩，保佑你一切平安。”毕司沃斯先生说。

阿南德重复着这些话，说得越来越快。

“你不想离开我吧？”

阿南德没有回答。

这已经成为毕司沃斯先生的恐惧之一。这种恐惧始终缠绕着他，因为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件事，它成为他所有的恐惧中最无法忍受的：那就是阿南德将要离开他，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一天下午，阿南德正在院子里转动他的罐头盖，两个人来到房子跟前，问他是否住在这里，然后又问监工在哪里。

“他在地里，”阿南德说，“但是他就快回来了。”

在树荫下的道路比较凉快。两个人蹲坐在那里，他们哼哼唧唧；他们交谈；他们扔小石头；他们咀嚼草叶；他们吐唾沫。阿南德观察着他们。

其中一个人叫道：“孩子，过来。”他身体肥胖，皮肤发黄，长着一双浅色的眼睛，留着黑色的胡子。

另一个年轻一点的男人说：“我们在挖财宝。”

阿南德无法抗拒这样的诱惑。他推着他的罐头盖，来到路上。

“来，挖。”年轻的男人说。

胖男人叫喊起来：“呀哈！”然后从沙砾中拿出一分钱。

阿南德跑到胖男人那里开始挖。

然后那年轻的男人也叫起来：“啊哈！”他从沙砾中摸出一分钱。

阿南德又跑到他那里去。于是那胖男人又叫起来；他又找到了一分钱。

阿南德在两个男人之间跑来跑去。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说。

“这儿，”年轻的男人说，“挖这里。”

阿南德挖着，然后发现了一分钱。“我可以留着吗？”

“本来就是你的，”年轻的男人说，“你发现的。”

这样的游戏持续了一会儿，阿南德又发现了两枚分币。

然后那个胖男人似乎失去了兴致。“监工怎么还不来，”他说，“你父亲在哪里，孩子？”

阿南德指指天空，并高兴地看见胖男人一脸迷惑，胖男人问道：“监工是你的父亲，难道不是吗？”

“好吧，每个人都以为他是我的父亲。但是他其实并不是我的父亲。他只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两个男人面面相觑。胖男人抓起一把沙砾作势朝阿南德扔过去。“一边去，”他说，“去，滚一边去。”

“这又不是你的路，”阿南德说，“这是公共工程处的路。”

“这么说你还是个精明的家伙？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胖男人站起来，“既然你这么精明，把我的钱给我。”

“你去找你自己的钱吧。这是我的。”阿南德朝那个年轻的人说，“你看见我找到的。”

“别管那孩子。”年轻的男人说。

“我不能让一个抢了我最后几分钱的毛头小子这么没皮没脸地和我说话，”胖男人说，“看我不教训他。”他揪住阿南德。

“你要敢打我我就告诉我爸爸。”

胖男人犹豫着。

“别碰他，蒂诺，”年轻的男人说，“看，监工来了。”

阿南德挣脱出去，跑到毕司沃斯先生跟前。“那个胖男人想要偷我的钱。”

“下午好，老板。”胖男人说。

“滚开。谁让你碰我的儿子了？”

“你的儿子，老板？”

“他想要偷我的钱。”阿南德说。

“只是和他玩来着。”胖男人说。

“滚开！”毕司沃斯先生说，“工作！你们找不到什么工作。这也没有什么工作给你们。”

“但是，老板，”年轻的男人说，“赛斯先生说他已经告诉你了。”

“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但是赛斯先生说……”胖男人说。

“别理他们，蒂诺，”年轻的男人说，“别理那父亲和他该死的儿子。”

“都不是好东西。”胖男人说。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毕司沃斯先生喊道。

“啧！”那男人咂咂嘴，慢慢退回去了。

阿南德给毕司沃斯先生看他发现的铜币。

“这路上到处都是钱，”他说，“他们找到了银币。我却没有找到银币。”

阿南德起来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醒着，躺在床上。阿南德总是先起床。毕司沃斯先生听见他沿着没有完工的咯吱作响的客厅地板走到楼梯上，那里传出的声音结实一点。然后是一阵沉寂，接着他听见阿南德穿过客厅回来。

阿南德站在门口。他的脸色煞白。“爸。”他的声音微弱，嘴唇半张，颤抖着。

毕司沃斯先生扔下被单朝他走去。

阿南德甩开父亲的手，朝穿过客厅的方向一指。

毕司沃斯先生奔过去看。

在最底层的台阶上，他看见死去的泰山。尸体被随便地扔在那里。两条后腿搭在台阶上，口套扔在地上。泰山褐白相间的毛沾满了黑红色的血迹和泥土。苍蝇聚集在它的周围。它的尾巴被第二级台阶支撑起来，挺立着，皮毛在早晨的微风中拂动着，宛若活着一般。狗脖子被切断了，腹部也被剖开；苍蝇落在它的嘴唇上和眼睛周围，所幸它的眼睛闭着。

毕司沃斯先生感觉到阿南德站在他的旁边。

“去，进屋去。我会照料泰山的。”

他引着阿南德来到卧室。阿南德轻飘飘地走着，好像只是在回应毕司沃斯先生的手指的触压。毕司沃斯先生用手抚摸着阿南德的头发。阿南德生气地甩掉了他的手。那绷紧而脆弱的小身板颤抖着，阿南德两只手抓住衬衣，开始在地板上跳舞。

在阿南德尖叫前几秒，毕司沃斯先生才意识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毕司沃斯先生除了等待之外什么也做不了，他看着阿南德那鼓胀的脸、张大的嘴和眯细的眼睛。阿南德尖叫起来，是一声骇人的刺耳的尖叫，一直持续着，直到尖叫被嗓子的咯咯声和窒息的声音替代。

“我不想待在这里！我要离开！”

“好了。”毕司沃斯先生说，阿南德正红着眼睛在床上抽泣。“我带你回哈奴曼大宅。明天走。”这是一种为了赢得时间的请求。在他狂乱的心跳和焦虑中，他忘记了那条狗，只知道自己不想被独自留下。那是他已经掌握的一种技能：忘记眼前的不快。但是没有什么能转移他更深的痛楚。

阿南德也忘记了狗。他现在只能意识到毕司沃斯先生的请求和他自己的力量。他用腿踢打着皱巴巴的床的一侧，跺着地板。“不！不！我今天就要走。”

“好吧。我下午送你回去。”

毕司沃斯先生把泰山埋葬在院子里，在精力旺盛的爱德加留下的土堆之外又增加了一垛，那垛土堆已经长满了野草。泰山的土堆看起来很新；很快也会长满野草，就像爱德加留下的土堆一样，将会成为地貌的一部分。

清晨的微风吹来了。空气中云雾迷蒙。天气逐渐热起来，而能减少暑热的阵雨不会在午后就落下来。云雾渐渐变厚，云彩从雪白转为银色，然后是灰色，最后变成黑色，沉甸甸地在空中翻滚：仿佛一幅黑灰色的水彩画。

天空暗了下来。

毕司沃斯先生从地里回来说：“我想今天不能带你回阿佤克斯了。雨随时都能下起来。”

阿南德心满意足，因为下午四点钟天空就暗了下来，这足以称得上是一件难以忘怀的浪漫的事情。

他们在楼下那用箱子凑合成的厨房里准备晚饭，然后就回到楼上等待倾盆大雨的来临。

雨很快就下了。豆大的雨点剧烈地敲打着屋顶，如同缓慢敲响的鼓声。风吹雨斜。每一粒打在支撑木上的雨点都在上面留下水痕，逐渐扩大，然后形成矛头一样的印记。打在屋顶下面的土地上的雨点溅起黑色的泥点，翻滚成泥球。

他们点起油灯。飞蛾扑打着油灯。那些飞蝇被阴暗的天空蒙蔽，早已经停落下来休息，它们密密麻麻地落在垂挂下来的沥青上。

毕司沃斯先生说：“如果你要回到哈奴曼大宅去，你得把彩色蜡笔还给我。”

狂风大作，卷起倾斜的雨。

“但是你不是已经给我了吗？”

“哈。但是你并没有要它们。记得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想要回来。”

“哼，你可以把它们拿回去。我不想要。”

“好啦，好啦。我只是开玩笑。我不会要回来的。”

“我不想要。”

“拿去吧。”

“不。”

阿南德跑到那尚未完工的客厅里去了。

大雨真正落下来之前先带来狂风的咆哮，预示着大雨的降临：那是风卷过树林，瓢泼大雨横扫过远方的树林的咆哮。然后就是急骤的敲打屋顶的雨声，随之雨声好似淹没在千军万马之中，声音是如此之响，以至于阿南德根本没有听见毕司沃斯先生说的话。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里有很多地方开始漏雨，但那却给没有漏雨的地方更增添了一种安逸的感觉。雨水从瓦楞铁皮屋顶上汩汩流淌，围绕着房子形成一道道溪流。雨水沿着屋顶的斜坡流淌下来，冲没了原先雨点溅起的泥团。雨水形成蜿蜒曲折的溪流，朝道路上冲过去，在营房前的凹地上形成水洼。雨持续地咆哮着，屋顶回响着剧烈的响声。

有一瞬间，闪电蓦地照亮了这杂乱的世界。从泰山的坟上流淌下来一道道细长的泥流。雨点敲打着湿透的地面，溅起一道道白光。随后雷声响起来了，发出震耳欲聋的闷响。阿南德觉得有一辆骇人的大推土机驶过天空。闪电虽然激动人心，却带给他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异样的感觉和雷声使得他回到卧室里。

他惊讶地发现毕司沃斯先生正用手指在头上写字。毕司沃斯先生立刻假装在玩自己的头发。油灯的火光虽然罩在玻璃灯罩里，却摇曳着；投落在房间里的阴影也随之忽隐忽现；垂挂下来的沥青蛇的阴影随着不停地颤动的屋顶变幻着。

阿南德仍然对父亲感到相当气恼，他坐在床脚的地板上，双臂环抱着膝盖。屋顶上传来的喧嚣和雨横扫过树林及大地的声音让他发冷。有一个东西落在他的附近。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蚂蚁，它的翅膀已经折断，它蠕动着，仿佛不胜翅膀的重负。这种蚂蚁只有在暴雨降临的时候才出来，而且很难存活。它们一旦落下，就再也飞不起来了。阿南德用一根手指触摸着那破裂的翅膀。蚂蚁蠕动着，翅膀掉了下来，它突然又变得灵活起来，突然变得像没有受伤一样，朝黑暗中爬走了。

猛然之间，暴雨结束了。空中仍然飘着细雨，风仍然在吹，像倒沙子一样把细雨扬到屋顶和墙壁上。现在可以听见屋顶上的雨水流淌到地上的声音了，还能分辨出雨水流淌在地上时冲出新的沟渠的声音。雨水透过缝隙浸透了板壁。地板的边缘也湿透了。

“罗摩罗摩西塔罗摩，罗摩罗摩西塔罗摩。”

毕司沃斯先生懒洋洋地靠在床上，腿交叠在一起，他的嘴唇快速地蠕动着。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一种痛楚，不如说是一种恼怒。

阿南德觉得那是他乞求的一种表示，因此没有理睬。他把头靠在环抱着膝盖的胳膊上，在地板上前后摇晃着。

又一场暴雨开始了。一只长着翅膀的蚂蚁跌落在阿南德的胳膊上，他立刻把它拂掉了，胳膊上蚂蚁跌落的地方好像火燎一样。随后他看见屋子里到处都是这种蚂蚁，尽享它们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它们弱小的翅膀被庞大的身躯拉扯着，很快就失去了用处，而没有了翅膀它们也就失去了自卫的能力。它们不停地跌落。而它们的天敌已经发现了它们。在墙上，在油灯闪烁的暗影里，阿南德看见一群黑色的蚂蚁。它们不是那种疯狂的蚂蚁，会因最轻微的扰乱而惊慌地四散逃开；它们是噬咬蚁，身体更小，但是更粗壮，也更灵活，紫红色的身体闪着幽光，严格按照编队缓缓地行动着，庄严肃穆，似在承办殡葬。闪电又一次照亮了房间，阿南德看见噬咬蚁在两面墙上成对角线排开：那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但是它们有它们的理由。

“听见他们了！”

阿南德盯着蚂蚁，嘴唇压在起了鸡皮疙瘩的手臂上，没有回答。

“孩子！”

那冲破风雨声的愤懑和响亮的声音让阿南德惊跳起来。他站起身。

“你听见他们了吗？”

阿南德倾听着，试图分辨出各种声音的交合：雨声，风声，流水的声音，树木的声音，雨打在墙壁和屋顶上的声音。然后是模糊难辨的谈话声，语无伦次，时高时低。

“你听见他们了吗？”

什么听起来都像是谈话声：流水的汩汩声，大树枝互相摩擦的声音。阿南德把门打开一条缝，透过客厅的墙往外看。土地上流淌着闪闪发光的黑色泥流。在没有铺地板的前卧室下面，那里地势较高，没有湿透，有两个男人蹲坐在一堆点燃的冒烟树枝跟前。男人旁边有两片巨大的芋类植物的心形叶子。他们一定是在遇上大雨时用了这两片叶子遮雨。有一个男人在抽烟。在微弱的火光中，在混乱的喧嚣中，在这静默的一幕中，抽烟的举动是那么强烈，那么安静，似乎是古代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你看见他们了吗？”

阿南德关上门。

地板上那些带翅膀的蚂蚁又开始活动，它们的身下是数条黑色的腿。它们正在被那些噬咬蚁运走，它们蠕动着，扭动着，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那些抬运蚁的纹丝不乱与沉静肃穆。没有身体的翅膀也被运走了。

闪电使阴影和色彩褪却。

阿南德毛骨悚然。他的皮肤一阵刺痛。

“你看见他们了？”

阿南德觉得他们可能是昨天来的那两个人，但是他不能肯定。

“去把弯刀拿来。”

阿南德把弯刀倚在墙上，放在距离床头不远的地方。墙壁上淌着雨水。

“你再去把手杖拿来。”

阿南德本来想上床睡觉，但是他不愿和他的父亲躺在床上，而地板上没有湿的地方都是蚂蚁，他也不能给自己在地上铺床。

“罗摩罗摩西塔罗摩，罗摩罗摩西塔罗摩。”

“罗摩罗摩西塔罗摩。”阿南德重复着。

然后，毕司沃斯先生忘记了阿南德，他开始咒骂。他咒骂阿扎德、梵学家杰拉姆、图尔斯太太、莎玛，还有赛斯。

“说罗摩罗摩，孩子。”

“罗摩罗摩西塔罗摩。”

雨势减弱了。

当阿南德朝外面看的时候，屋子下面的男人和他们的芋类植物叶子都已经不见了，只留下熄灭的不再冒烟的火堆。

“你看见他们了？”

雨又下了起来。电闪雷鸣。

蚂蚁的队伍继续前进着。阿南德开始用手杖把蚂蚁弄死。每当他压烂一群抬着长翅膀的蚂蚁的噬咬蚁时，噬咬蚁就散开，但却始终不慌不忙、毫不迟疑，又重新组成队伍，尽可能地运走那些被压烂的尸体和死去的同伴。阿南德用手杖一次又一次地砸着。他的胳膊上传来一阵剧痛，他在自己的手上看见一只噬咬蚁，它身体挺立起来，钳子刺进他的皮肤里。他查看手杖，发现手杖上爬满了向上蠕动的噬咬蚁。他突然害怕起来，害怕它们的愤怒、它们的报复、它们的数量。他扔下手杖。手杖落在一个泥坑里。

屋顶被掀起来又落下来，拍打着，摩擦着。房子颤动起来。

“罗摩罗摩西塔罗摩。”阿南德说。

“噢，上帝！他们来了！”

“他们走了！”阿南德愤怒地叫喊道。

毕司沃斯先生用英语和印地语嘀咕着圣歌，只说到一半，就开始诅咒，他在床上翻滚，脸上仍然带着恼怒的表情。

油灯的火焰摇曳着，黯淡下去，有一刻房子陷入黑暗中，然后又重新亮起来。

屋顶一阵晃动，一声嘎吱响，接着是延续的噪声，阿南德知道一张瓦楞铁皮被风扯掉了，留下另一张没有固定的铁皮。铁皮拍打着发出刺耳的声音。阿南德等待着那张被扯掉的铁皮落下来的声音。

但是他没有听见。

电闪，雷鸣，雨敲打着屋顶和墙壁，还有松动的铁皮，风猛烈地吹着房子，暂停一会儿，然后又吹起来。

一阵怒号席卷了他们。当房子被击中之后，窗户被猛烈地撞开，油灯立刻熄灭了，雨像鞭子一样抽打进来，闪电点亮了屋子和外面的世界，当闪电过后，屋子陷入一片黑暗虚空之中。

阿南德开始尖叫。

他等着他的父亲说些什么，等着他关上窗户，点亮油灯。

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只是在床上嘀咕着。风借雨势，雨借风威，横扫了整个屋子，撞开了那间客厅的门，在没有墙壁、没有地板的毕司沃斯先生建造的房子里肆虐而行。

阿南德不停地尖叫着。

风雨压制了他的声音，熄灭了油灯，摇椅摇晃着打着滑，靠在墙上的橱柜咯吱作响，风雨卷走了所有的气息。闪电瞬间闪现，钢蓝色爆破成白炽，照亮了被惊扰的蚂蚁，照亮了它们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景象。

然后，阿南德看见黑暗中有一道光亮。那是一个人，弯腰顶着风雨，一手提着一盏防风灯，一手拿着一把弯刀。跳动的火焰如同奇迹。

那是从营房来的兰姆科黑拉万。他的头和肩上顶着麻袋，像披风一样。他赤着脚，裤腿挽到膝盖上面。防风灯照亮了雨帘，他爬上打滑的台阶，留下的泥脚印立刻被雨水冲走了。

“哦，我可怜的小牛儿！”他叫喊着，“我可怜的小牛儿！”

他关上了客厅的门。防风灯照亮了湿淋淋的混乱的房间。他努力关上窗户。当他刚把别在墙上的窗户扣拉开一点时，狂风吹来，猛地一推，窗户嘭地关上了，吓得兰姆科黑拉万往后一跳。他把头和肩上披的麻袋拿下来，他的衬衣紧贴在身上。

油灯没有打破，里面甚至还残留了一些灯油。灯罩裂了缝，但是仍然形态完整。兰姆科黑拉万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盒打湿的火柴，擦亮了一根，凑近灯芯。浸满水的灯芯发出噼啪的爆响；火柴的火焰逐渐减弱；灯芯点着了。

[1]三个单词分别以ABC为首字母：apple, bat, crab。

[2]dig，掘地挖土之意，亦表讽刺挖苦，此处用其双关义。

第六章　启程

需要有人给哈奴曼大宅带个口信。劳工们总是对这些戏剧性的、不幸的消息反应强烈，有很多人自告奋勇去报信。于是在这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一个送信的人赶到了阿佤克斯，添油加醋地汇报了所发生的不幸。

图尔斯太太和年轻的神在西班牙港。莎玛待在玫瑰房间里；产婆已经在那里照顾她两天了。

姐妹们和她们的丈夫们成立了一个议事小组。

“我一直都觉得他是发疯了。”琴塔说。

无儿无女的寡妇苏诗拉用她在病房里一贯的权威口吻说：“我担心的并不是穆罕，而是他的孩子们。”

赛斯的妻子派德玛问：“你们觉得他为什么生病？”

那个鞭打孩子的苏玛蒂说：“送信的人只是说他病得很重。”

“还有他的房子几乎完全被卷走了。”杰的母亲补充说。

众人相视而笑。

“很抱歉，我不得不纠正你，苏玛蒂妹妹，”琴塔说，“送信的人说他的神智出了问题。”

赛斯说：“我看我们得把这个‘独立分子’接回家来。”

男人们预备前往绿谷；他们和送信的人一样激动。

姐妹们在房子里奔忙，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和疑惑。神不在时，苏诗拉占用了蓝色房间，这会儿她清理了所有的女性私物；她大部分时间都专注于保守女人的秘密，不让男人知道。她还在屋子里焚烧一种极其难闻的草药来净化和保护房子。

“萨薇，”孩子们说，“你爸爸出事了。”

他们在油灯的灯芯上扎上大头针来驱赶不幸和死神。

在阳台和楼上所有的卧室里，床铺都比平常要更早地铺好，油灯被捻得很暗，孩子们在雨声中进入了梦乡。楼下，姐妹们默默地围坐在长桌子跟前，她们的面纱低垂在头上和肩膀上。她们打牌和看报纸。琴塔在看《罗摩衍那》；她不停地给自己树立新的目标，现在她想要成为家里第一个从头到尾把这部史诗读完的女人。玩牌的人时不时地发出哧哧的笑声。有时候琴塔被叫去看看一个姐妹的牌；通常，这种诱惑十分强烈，琴塔摆出她平时玩牌时蹙眉的样子，一语不发，留下来玩牌，在每次出牌前用手轻轻敲打着每张牌，随后熟练地啪的一声把手中的王牌甩下来，然后，仍然一语不发，她回去读《罗摩衍那》。产婆来到大厅，蹲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抽烟，她的眼睛亮闪闪的。她是一个年老、干瘦、神秘莫测的马德拉斯人。咖啡在厨房里慢慢煮着，香味弥漫了整个大厅。

男人们浑身湿透地回来了，阿南德睡眼蒙眬、泪水涟涟地走在他们旁边，格温德横抱着毕司沃斯先生，女人们松了一口气，但是也有一丝失望。毕司沃斯先生既没有发狂也没有失去自制；他一言未发；他也没有假装他是在开一辆汽车或者在摘椰子，那举动通常是和发疯联系在一起的。他只是看上去极度愤怒和疲惫。

自从格温德和毕司沃斯先生打过架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说过话。而格温德通过把毕司沃斯先生抱在怀里，也就把自己放到了强者的位置上：他在有需要时以强者的力量施以援手和帮助，用强者客观中正的力量送去谅解。

琴塔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极为热心地照顾着阿南德，擦干他的头发，脱掉他湿透的衣服，给他换上维迪亚德哈的衣服，给他弄吃的，接着把他带到楼上，在那些睡觉的男孩子们中间给他找了个地方睡觉。

毕司沃斯先生被安置在蓝色房间里，人们给他一些干衣服，又给他一杯加了糖的热牛奶，里面还加了肉豆蔻、白兰地和几块红奶油。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杯子，借此安抚未定的惊惶，然后小心地喝下去。

他对于房间里的温暖和安全感到安心。每一面墙都是坚实的；雨声被隔绝在外；两英寸半厚的北美脂松做成的屋顶取代了瓦楞铁皮和沥青；厚厚的斜面墙上的百叶窗在风雨侵袭之下纹丝不动。

他知道他在哈奴曼大宅，但是他无法判定之前发生了什么、之后会发生什么。他觉得他不断地被一种新的境况惊醒，这种新境况以某种方式与他的记忆相连，记忆如快照一般转瞬即逝，与散落在难以度量的漫长时光里的其他事情相勾连。滴落在湿透床上的雨；在汽车上的旅行；兰姆科黑拉万的出现：死狗；在屋外交谈的男人；闪电和雷鸣；突然挤满了赛斯、格温德还有其他人的房间；然后是现在这间温暖的关着门的房间，点着的油灯发出恒定的光；还有干衣服。一旦他集中精神，每一样物品都因此获得了一种稳固，一种恒定。在大理石桌面上的瓷茶杯、茶碟和小勺子：这是这类物品唯一可能的组合。他知道这种秩序并不稳定；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期待和不安。

他尽可能一动不动地躺着。很快他就睡着了。在他脑子最后的清醒时刻，他回想着雨声，那喑哑而富有规律的声音抚慰着他。

第二天早餐，雨仍然在下，一如前日，但是风停了。天色阴暗，却已不再电闪雷鸣。房子周围的排水槽里溢满了浑浊的水。高街水沟里的水漫出来，道路被水淹没了。孩子们不能去学校上学了。他们一个个都十分兴奋，不单单是因为这不同寻常的天气和突如其来的放假，而且还因为昨夜的惊扰。有一些孩子还记得昨夜简短的惊醒；现在阿南德和他们在一起，而他的父亲就在蓝色房间里。有一些女孩装出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来。一切就好像是玫瑰房间里有人生产之后的早晨：秘不可宣，年幼的孩子对此懵懂无知，直到有人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

“萨薇，”孩子们说，“你爸爸在这里，在蓝色房间里。”

但是她既不想去蓝色房间，也不想去玫瑰房间。

在外面，光溜溜的孩子们在溢满水的道路上和水沟里扑腾着、尖叫着，争先恐后地将纸船、小木船甚至小树枝放到水面上竞赛。

上午过去一半了，天空明亮起来，也变得高远了，雨先是减弱成细雨蒙蒙，后来就完全停住了。云层退去，天空突然湛蓝得耀眼，水面倒映着天空的云影。很快，水就汩汩地流进地下井里，水声淹没在每日渐起的喧嚣当中，水位下落后，只在路上留下树枝和沉渣。在院子里，篱笆上有岩屑留下的垢痕，鹅卵石看上去好像被水冲洗和过滤过；石头周围的泥土已经被冲得干干净净；被风雨撕落的绿叶一半埋在淤泥里。道路和房顶都干了，冒着水蒸气，变干的地方轻快地蔓延开来，就像吸墨纸上滴落的墨水一样。此刻，除了水洼，道路和院子都干了。热力一点点地侵吞着水洼的边界，直到最后它们无法荡映出蓝色的天空。一切都变干了，只有树荫下的泥泞还没有完全干透。

有人把毕司沃斯先生的事情告诉了莎玛。她提议把绿谷的家具搬回哈奴曼大宅。

医生来了，他是一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印度人，却因为其风度举止和所拥有的房产而倍受图尔斯家族的尊敬。他认为没有必要鉴定毕司沃斯先生是否发疯，说他只是神经过于紧张和缺乏某种维生素。他开了一个疗程的复合维生素泡腾片，以补铁及强身健体著称的费罗尔牌维生素冲剂，还有阿华田营养饮料。他还叮嘱毕司沃斯先生需要大量的休息，而且一旦等到他有所好转就应该到西班牙港去看专科医生。

医生刚走，术士就来了，他事业挫败，戴着华丽的头巾，举止焦虑不安；他收费很低廉。他给蓝色房间驱除了邪魔，然后立起了一道隐形的阻挡邪魔的障碍。他还建议在门口和窗户上悬挂芦荟条，并且说家里的人应该知道大厅的门廊里一定要挂一个黑色玩偶用来驱魔：预防总是比医治要好。然后他询问是否应该准备一剂混合剂。

他的提议被否决了。“阿华田，费罗尔冲剂，泡腾片，”赛斯说，“要是再给穆罕一剂你的混合剂，你不把他变成药罐子了？”

但是他们还是挂起了芦荟条；这是一种天然的净化剂，不需要花什么钱，而大宅里储备充足。他们也悬挂了那个黑色玩偶，那是图尔斯商店里一小部分积压存货中的一个，是没有得到阿佤克斯人喜爱的英国制产品。

下午，一辆卡车运来了绿谷的家具。家具全部被打湿，褪了色。莎玛的梳妆台的上光漆已经变成了白色。床垫被水浸透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椰子纤维膨胀起来，玷污了床垫套。毕司沃斯先生书上的布封套依然黏黏的，封套的颜色浸染了书页的边缘，书页皱巴巴地粘在一起。

四柱大床的金属部件被原封不动地留在长屋里曾属于莎玛和毕司沃斯先生的那个角落，床垫和床板被拿到太阳底下晒干。橱柜立在大厅靠近厨房的门边，在被煤烟熏黑的绿色墙壁的映衬下，它看起来几乎是新的。橱柜上仍然摆放着那套日本咖啡套具（每只杯子的杯底都有一个日本女人的头像，杯子外壁印有一条凸饰的喷火龙），那是赛斯给莎玛的结婚礼物，从来没有用过，只被擦洗过。绿桌子也被放到了大厅里，但它在零乱不搭的家具堆当中很不起眼。摇椅被放在楼上的阳台上。

萨薇痛苦地看着家具被这样散布各处，遭受漠视，更让她生气的是，她看见摇椅几乎立刻就被不正当地占用了。起初孩子们只是站在摇椅藤编的椅面上剧烈地摇晃，然后他们开发出一个游戏，四五个孩子爬上摇椅摇晃，另外四五个孩子试图把他们揪下来。他们在椅子上打成一团，最后掀翻椅子：这就是游戏的高潮。萨薇知道抗议只能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便到玫瑰房间去了，房间里仍然到处都是水盆、精巧的水壶和管子，散发着各种气味。她向莎玛抱怨。

莎玛和她的孩子们单独在一起时总是很温柔，尤其是在她分娩之后。莎玛抚摸着萨薇的头发，告诉她不要介意，她只是自私，如果她向别人抱怨的话必然会引发一场争吵。毕司沃斯先生病了，莎玛说，而她自己也不舒服，萨薇不应该惹怒别人。

“他们把衣柜放到哪里了？”

“在长屋里。”

莎玛看上去满意了。

毕司沃斯先生最为精心制作的一部分招贴字也被人从绿谷带过来了。大家觉得它们很漂亮；虽然这些字流露出来的柔情令人有些讶异，因为它们出自一个一直被认为是无神论者的人之手。招贴字被悬挂在大厅和藏书室里，每当孩子们问“萨薇，那些字真是你爸爸写的吗”的时候，萨薇那因为看见家具被四处散放而产生的痛楚就会减轻许多。

孩子们说：“萨薇，所以现在你们就待在这里了吗？”

毕司沃斯先生躺在莎玛隔壁的房间里，房间总是黑洞洞的，他睡了又醒，醒了又睡。这种黑暗、静谧，以及仿佛与世隔绝的感觉包围着他，安抚着他。仿佛在很久以前他曾经忍受过巨大的痛苦。他曾经为此抗争过。但现在，他屈服了，而屈服带来了安宁。当那些男人来接他的时候，他抑制了心中的厌恶和恐惧。他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屈服移除了那个世界湿漉漉的墙壁和墙上贴满的报纸，移除了酷热的阳光和狂风暴雨，把他带到了这里：这个与世隔绝的房间，这种虚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能够拼凑出最近所发生的一切，他惊诧于自己居然从这恐怖中挺了过来。他愈加频繁地忘记恐惧和质问；有时候，大约会持续一分钟，就算努力尝试，他也无法再度完全进入那曾折磨他的心理状态。某种不安依然存留着，却并非真实可感，似乎更像一种模糊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于恐惧的记忆。

消息传得更广，探望的人来了。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来了，他们为哈奴曼大宅的规模而局促不安，自身的处境相形见绌，因而感到必须对所有的孩子表示友好。开始的时候，他们给每个孩子一便士；但是他们低估了孩子们的数量；最后他们只好给每个孩子半便士。他们对毕司沃斯先生讲述了接到口信的当时他们正在做什么；似乎他们两个人都差一点错过口信；但是，那天晚上的暴风雨让他们感到，似乎毕司沃斯先生出了什么事，并把这种担忧告诉了妻子；他们强烈要求毕司沃斯先生去向他们的妻子求证。毕司沃斯先生漠然地听着。他问候了他们的家庭。纵然话题有限，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还是把这当成一种纯粹的礼貌，轻描淡写地说他们的家庭不值一提。在时不时地发出一些郑重的言语，低头盯着自己的帽子，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帽子，搓手之后，他们叹息着站起身告辞了。

而兰姆昌德，毕司沃斯先生的姐夫，就没有那么拘谨了。他染上了一种城里人的傲慢病，和身上穿的制服倒是十分相配。他多年以前就离开了乡下和那家酒厂，现在是西班牙港一家疯人院的看护人。

“不要觉得我疏远你，”他告诉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已经习惯这样了。这是我的工作。”

他谈起了他自己，他的工作，还有疯人院。

“你们这里没有留声机吗？”他问。

“留声机？”

“就是音乐，”兰姆昌德说，“我们一直给他们放音乐。”

他大谈这工作的额外津贴，好似疯人院是为了他的收益才建成的。

“就说小卖部吧。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比外面便宜五六分钱，你懂的。但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谋利才经营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你一定要告诉我。”

“泡腾片？”

“我给你看看。我说，你为什么不离开乡下，来西班牙港呢，伙计？像你这样的人不该待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怪不得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来和我们住一段时间。德黑蒂总是说起你，你知道的。”

毕司沃斯先生保证说会好好考虑。

兰姆昌德在房子里迈着重重的步子，当他到大厅的时候，他冲着并不相识的苏诗拉大声说：“一切都好吧，夫人？”

“他看上去真是个十足的下等人。”苏诗拉说。

“无论你怎么洗刷一头猪，”琴塔说，“你都不能把它变成一头牛。”

傍晚，赛斯到蓝色房间里来了。

“嗨，穆罕，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好。”毕司沃斯先生用他那尖声尖气的滑稽嗓音说。

“你还想回绿谷吗？”

毕司沃斯先生自己都颇感吃惊，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言谈举止又和从前一样了。他假作一副惊骇的表情说：“谁？我吗？”

“我很高兴你会这样想。事实上，你回不去了。”

“你看我，我正在哭泣呐。”

“猜猜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甘蔗都被烧了。”

“错。只有你的房子被烧了。”

“烧了？你的意思是说投保之后烧的吗？”

“不，不。不是投保之后烧的。烧得一干二净。绿谷的人干的。邪恶透顶，伙计，我是说那些人。”

赛斯看到毕司沃斯先生流泪后掉转了目光。但是赛斯误会了。

毕司沃斯先生如释重负。那些在他脑海轰鸣、令他身心紧绷的焦虑、惧怕和愤怒如今消退了。他可以感觉到这消退的过程；这是一种肉身的知觉，之后的他虚弱、极度疲惫。他对赛斯萌生出一种强烈的感激之情。他想要拥抱他，想和他做永远的朋友，想要歃血盟誓。

“你的意思是，”他最后说，“在下了那样的大雨之后，他们把房子烧了？”他的声音哽咽了。

那天晚上，莎玛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又是一个女孩。

毕司沃斯先生的书被放到藏书室里，跟其他的书一起。在那些书当中还有那本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书的卷尾空页上没有记录这次新生的婴儿。

在玫瑰房间之外几乎听不见婴儿那细弱短促的不断啼哭。产婆不再蹲在大厅里吸烟。她很忙。她洗涮，清理，看护，指挥。九天后，她拿了工钱被打发走了。姐妹们告诉阿南德和萨薇：“你们有个新妹妹了。又有一个分你爸爸财产的人了。”而她们跟阿南德说：“你很走运。你还是那个独子。但是等着瞧吧，有一天你会有个弟弟的，他会割掉你的鼻子。”

毕司沃斯先生冲服维生素泡腾片，喝一大汤匙的费罗尔，到了晚上，他喝一杯阿华田。有一天他记起他的指甲。当他查看指甲时，他发现它们是完整的，没有被啃咬过。虽然仍然有阴郁痛苦发作的时候，有因惊慌失措而引起的痉挛，但是现在他知道那些都是不真实的，而意识到这一点使他能够克服它们。他一直待在蓝色房间里，为自己仅仅是哈奴曼大宅的一部分而感到安全；哈奴曼大宅是一个能够以生机、力量和权力去提供安慰的有机体，而组成它的个体远不能及。

“萨薇，你在喝什么？”

“阿华田。”

“阿南德，你在喝什么？”

“阿华田。”

“好喝吗？”

“非常好喝。”

“妈妈，萨薇和阿南德在喝阿华田。他们爸爸给他们的。”

“嗯，听我说，嗯，孩子，你爸爸不是一个能给你喝阿华田的百万富翁。你听见了吗？”

第二天。

“杰，你在喝什么？”

“阿华田，和你一样。”

“维迪亚德哈，你也在喝阿华田吗？”

“不，我们喝的是美禄。我们更喜欢喝这个。”

毕司沃斯先生从蓝色房间走到客厅，客厅里放着宛若王座的椅子及雕像。他感到安全，甚至还有一点新奇。他穿过木房子。哈瑞在阳台上读书。毕司沃斯先生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然后，他想起来不用这么做。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又各自移开视线。

毕司沃斯先生倚在阳台的围栏上，背对着哈瑞，思索着哈瑞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哈瑞把他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他从不利用他的阅读；他不喜欢任何形式的辩论。没有人能够核查他的梵语水平，不得不仅靠信任认可他的学问。但是无论在家里还是家外，他都受到别人的尊敬。哈瑞是怎么得来这样的地位呢？毕司沃斯先生琢磨着。他是怎样开始的呢？

如果他，毕司沃斯先生，突然身缠腰布，戴着珠子和圣环出现在大厅里，又会怎么样呢？蓄起他的顶髻，就像在梵学家杰拉姆家里时那样。哈奴曼大宅能包容两个病怏怏的学者吗？但是他却无法想象自己可以长期当一个圣人。早晚有一天那会让他吃惊，身缠腰布，蓄着顶髻，戴着圣环和种姓标识，读着《马恩岛人》或者《原子说》。

想到这一点，毕司沃斯先生重新审视了他的处境。他现在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地位仍然和他十七岁那年一样，那时他还没结婚，也对图尔斯家族一无所知。他没有职业，没有可靠的谋生办法。在绿谷的工作结束了；他也不能一味地在蓝色房间里休养下去；很快他就得做出一个决定。而他竟然一点也不焦虑。在绿谷那些无时无刻不被痛苦和绝望纠缠的日子里，他对不幸的体会成为他此时衡量一切的基准。他比大多数人都幸运。他的孩子们永远不会挨饿，他们有衣可穿，有屋子可挡风遮雨。无论他是在绿谷还是在阿佤克斯，无论他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影响这一点。

他的钱越来越少：阿华田、费罗尔冲剂、泡腾片，医生的出诊费，产婆的费用，术士的费用。而钱只出不进。

一天傍晚赛斯说：“如果你不决定去做些什么的话，你喝的就是最后一罐阿华田了。”

决定。有什么可以决定的呢？

如果他留下来，哈奴曼大宅总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如果他离开，也没有人会想念他。他没有要求孩子归他所有；他们都回避他，遇见他的时候总是尴尬莫名。

直到赛斯说“孩子他妈和欧华德这个周末要回来了”，也就是说蓝色房间要腾出来给欧华德用的时候，直到那时，毕司沃斯先生才想到要有所行动，他不愿为此搬到哈奴曼大宅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不愿面对图尔斯太太和那个神。

他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褐色纸板箱，用许多个安柯牌香烟盒换回来的那种纸箱，在两侧画上他姓名缩写的花押字，就足以装下他要带走的全部东西。他想起莎玛的奚落：“你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带来的衣服还挂不满一根钉子。”他仍然没有什么衣服；他所有的衣服也都是脏兮兮皱巴巴的。他决定把那顶软木做的帽子留下；他一直都觉得那顶帽子看上去很傻，而且也属于营房。他可以以后让人把他的书寄给他。但是他带上了他漆广告牌的刷子。它们历经一次又一次的搬家，刷头上有一两处软蜡已经硬化，开裂，化作了齑粉。

他准备一大早就离开，在天黑之前给自己尽可能多的时间。那些皱巴巴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松松垮垮的；裤子也宽松了；他变瘦了。他回想起那个早晨在十二间营房前浴巾从他身上滑下来的情形。

当萨薇给他端来可可、饼干和奶油时，他告诉她：“我要走了。”

她看上去既没有惊讶也没有失望，更没有问他要去哪里。

他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去试探它那令人望而却步的力量。过去是虚假，是一连串骗人的坏运气。真正的生活，以及它特有的甜蜜，正在前方等待，而他才刚刚启程。

他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去看看莎玛和婴儿。但他的理智退缩了。一听到孩子们离家上学的声音，他就下楼了。有人看到他了，但是没人招呼他：那个箱子不足以大到引人注目。

高街上已经人来人往。市场上熙熙攘攘：肉和鱼的腥味弥散，尖叫和摇铃的声音穿插在沉闷不变的喧嚣中。杂货商赶着马车、驴车和牛车进来了：野心勃勃的男人们陈列好一个个小盒子，里面摆着许多梳子、发卡和刷子，他们的身后就是售卖同样货物的大商店。

恐惧的痉挛不曾降临。虽然他感觉到忧虑正顶着他的胃，但是它们被抑制住了，他知道自己可以对它们置之不理。他的世界复原了。他看了看左手的指甲，它们是完整的。他以手掌试探检验，他感到指甲尖锐而锋利。

他经过“上好红玫瑰茶”的广告牌，经过带着巨大的遮阳篷的酒馆，经过罗马天主教堂，经过法院，经过警察局，那里的房子是古板的赭石色和红色，树篱和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车道两侧是石灰白的大石头和棕榈树，树干的一半都被刷成石灰白色，看上去就像是少年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从放牛的水塘里回来时两腿的样子。

第二部

第一章　“惊人场面”

毕司沃斯先生是偶然来到西班牙港的，除了中途一段短暂的间隔之外，他在那里了度余生，并在锡金街生活了最后的十五个春秋。当他离开哈奴曼大宅，离开他临别时没有看望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的时候，他最主要的顾虑是如何找个地方过夜。此时还是清早。太阳在高街的正上方不断地攀升，发出炫目的光芒，在阳光的映衬下每个人的轮廓都被金光勾勒着，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使得一切行动看起来都显得不协调和笨拙。两侧的建筑隐退在潮湿的阴影里。

在路的交叉口，毕司沃斯先生还没有下定决心到什么地方去。大部分车流都是往北部去的：盖着油布的卡车，出租车，还有巴士。巴士缓缓地驶过毕司沃斯先生身边，售票员在踏板上探出身子，叫喊着让他上车。塔拉和阿扎德住在北部，那里还有他的母亲。他的哥哥们住在南部。他们都不会不让他借住的。但他却不想投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他在他们中间的情形。然后他又想起西班牙港也在北部，而他的姐夫兰姆昌德就住在那里。就在他思索兰姆昌德从前的邀请是否是认真的时候，一辆巴士在他跟前停下来，发出尖锐而拖长的刹车声，巴士的引擎有一半没有盖上，没有盖子的散热器冒着蒸汽，整个锡和木质的车身摇摇晃晃，然后一个年轻小伙子——几乎还是个男孩，那个售票员弯腰抓起毕司沃斯先生的纸箱，不由分说地、不耐烦地说：“西班牙港，伙计，西班牙港。”

在给阿扎德的巴士当售票员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曾经抓起过很多旅行者的箱子，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售票员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应付可能引发的不快。但是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箱子被拿走了，售票员的声音又是如此不耐烦，他怯懦起来，点了点头。“上来，上来，伙计。”售票员说。毕司沃斯先生爬上巴士，售票员把他的箱子搁到一边。

每当巴士停下来放下一个乘客或者截住另一个乘客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想，现在是否还来得及下车到南部去。但是他已经做了决定，他也没有力气再折回去；而且，他只有在售票员的帮助下才能拿到自己的箱子。他凝视着远处北部山脉上的一座房子，房子精致小巧，就像一个玩具房；巴士不断朝北驶去，令他疑惑不解的是，房子并没有逐渐变大，他像一个孩子似的琢磨着巴士最后是否会抵达那座房子。

现在是收割的季节。甘蔗地已经收割了一部分，收割工和装卸工在齐膝的废料中工作着。田地之间的道路满是泥泞，灰黑色的水牛疲倦地拉着装满了高耸的甘蔗的大车。景色很快发生了变化，空气也变得没有那么闷热。甘蔗地让位给稻田，田里的泥水倒映着蓝天，纹丝不乱；这里出现了更多的树；木头房子代替了泥屋，虽然小而旧，但五脏俱全，房子上了漆，还带有百叶窗，镶着浮雕，但在屋檐上、门上、窗户上和长满蕨类植物的阳台上，很多地方都开裂了。平原朝后倒退过去，山脉越来越近了；但是那座玩具房却一直是小小的，没有变化，当巴士转到东部大路上时，毕司沃斯先生看不见它了。这条路上排列着很多电线，看上去十分重要。巴士在繁忙的交通和喧闹声中朝西开去，经过一个个拥挤的红色和赭石色小村庄，最后停在山丘的脚下。右边是山，而从左边送来沼泽和大海的气息，那里是灰色的雾气迷蒙的水平面。他们抵达西班牙港了。大海陈腐的咸腥味中夹杂着从仓库溢出来的混合着椰子和糖的刺鼻甜味。

他一直都害怕这最终的到达，巴望着巴士能一直开下去，永远不停才好。但是当他在火车站旁边的广场下车时，他的忐忑不安一扫而光，他觉得兴奋而自由。这是自由的一天，这样的自由他从前只体会过一次，那时阿扎德的一个亲戚去世了，因而酒屋没有开张，所有人都离开了。他在海洋广场的一辆手推车买了椰子汁。能够在早晨的时光喝椰子汁是一件多么让人快乐的事情！他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走着，人行道旁是川流不息的缓缓车流，他打量着商店、咖啡馆、餐馆的规模和数量，有轨电车，整齐划一的商店招牌，还有巨大的电影院——在昨夜的欢声笑语之后歇业了（而他在阿佤克斯的电影院只感到无聊），但依然张贴着海报，因为糨糊的关系，海报还是潮湿的，预告着下午和傍晚的新欢乐。他感受着整个城市；他不孤立地看待单个人，而是去看柜台或者桌子后面的人，手推车或者巴士驾驶盘后面的人；他看见的是人的活动，调动着他的感官，他知道在这一切背后是兴奋，等待他去捕捉的隐秘兴奋。

直到四点，商店已经关门，电影院开张了，他才下定决心按照兰姆昌德给他的地址找过去。地址上说他们住在伍德布鲁克地区。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觉得这个名字很有韵味，却只在那里失望地看到一块没有篱笆的地上坐落着两栋没有油漆过的老旧的木头房子，还有很多将就凑合的工棚。但是现在想回头，想重新决断，想开始另一趟旅程已经太迟了。在向一个正在棚子前扇煤炉的黑人妇女打听之后，他走过一些被漂白过的石头，一个开放式的泥泞的排水槽，又经过一个低低的没有盖的排水槽，一根低矮的晾衣绳，来到后面，他在那里看见德黑蒂在另一个棚屋跟前扇煤炉，棚屋的一面墙是下水道路边的瓦楞铁栅栏。

寒暄之后，当他表明想和他们住一段时间时，他们的惊讶不亚于他的失望。但是当他声明自己离开了莎玛之后，他们又表示了欢迎，他们的热心不单单是因为兴奋，而且也因为在遇到麻烦时他来找了他们。

“你待在这里，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兰姆昌德说，“看，这里有留声机。你就坐在这里听音乐。”

德黑蒂甚至放下了以往对待毕司沃斯先生的阴郁态度，那种阴郁不再是自卫性的，只是一种没有含义的，单纯因为习惯而形成的态度，这让他们的关系简单许多。

不久，德黑蒂的小儿子放学回来，德黑蒂严厉地说：“拿出你的课本来，让我听听你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

男孩毫不迟疑地照做了。他拿出卡特瑞治上尉编的《阅读》第四级，开始朗读一段关于一九一七年从德国集中营逃跑的口述记录。

毕司沃斯先生向男孩、德黑蒂和兰姆昌德道贺。

“他是个不错的小读者。”兰姆昌德说。

“‘分配’是什么意思？”德黑蒂问道，仍然很严厉。

“分发。”男孩说。

“我在他这个年龄还不知道呢。”毕司沃斯先生对兰姆昌德说。

“拿出你的抄写本，让我看看你今天做的算术。”

男孩拿出抄写本递给她，德黑蒂说：“看上去还可以。但是我不懂算术，去拿给你舅舅，让他看看。”

毕司沃斯先生也不懂算术，但他看见了上面表示肯定的红色对钩，于是再次向男孩、德黑蒂和兰姆昌德道贺。

“这种教育了不得，”兰姆昌德说，“虽然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能学会。但是这该死的教育到后来却变得非常重要。”

德黑蒂和兰姆昌德有两个房间。毕司沃斯先生和那男孩合住其中一间。虽然这个房子外面没有油漆过，屋顶锈迹斑斑，因为日晒雨淋、板壁已经开裂，看上去摇摇欲坠，但房子里面的木头仍然保持着一些原来的颜色，房间也很干净，收拾得井井有条。家具，包括那个镶着钻石形玻璃的帽架都被擦拭得锃亮。用来当厨房的棚屋和后屋之间的空地搭有屋顶，有一部分还围着墙壁；这样不但有了空间，甚至还可保有一定的隐私，而那个没有篱笆的院子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是到了晚上，喑哑的私密絮语穿透隔板，提醒着毕司沃斯先生他住在一个拥挤的城市里。其他住户都是黑人。毕司沃斯先生以前从来没有和这个种族的人住得这样近，和他们的接近更增添了身处城市的冒险和陌生感。无论口音、衣着还是举止，他们都和乡下的黑人不一样。他们的食物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肉味，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显得不太有条理。女人控制着男人。孩子们几乎是被忽视的，看上去似乎就是随便喂点吃的给他们；体罚时有发生，而且下手残忍，不像哈奴曼大宅里的鞭打那样还有仪式感。但是孩子们个个发育良好，只有突出的肚脐破坏了形体的美感，他们的肚脐无一例外是露在外面的；城里的孩子穿裤子，露着上身，不像乡下的孩子，穿背心，但是露着屁股。他们也不像乡下孩子那样害羞，城里的小孩一半是乞怜者，一半却恃强凌弱。

城市的秩序让毕司沃斯先生感到十分新奇：路灯在同一时间亮起，街道在半夜的时候打扫，垃圾在大清早由垃圾车收走；还有形迹诡秘、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的粪便清理工；报童实际上都是男人；售卖面包的流动货车，牛奶不是从奶牛身上现挤，而是装在朗姆酒瓶子里，上面还封着褐色的纸。让毕司沃斯先生尤为感叹的是德黑蒂和兰姆昌德如数家珍地谈论那些街道和店铺，轻描淡写地讲述着那些在这变幻莫测的城市里如鱼得水的人。甚至于兰姆昌德，每天早晨去上班时，身上都带有机警、勇敢、让人忌妒的气质。

和毕司沃斯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兰姆昌德的确是一个有见识的城里人。他带毕司沃斯先生去植物园、岩石公园和政府大厦。他们爬上首相山，俯瞰港口里的船只。在毕司沃斯先生看来，这极具浪漫色彩。他看过大海，当时却不知道西班牙港的确是个海港，来自世界各地的航海大客轮都造访这里。

毕司沃斯先生认为兰姆昌德的城里人举止十分有趣，并且纵容了他神气活现的样子。兰姆昌德一直都试图保持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即使是在他不再做塔拉仆人的时候。他出生的那个社区驱逐了他，他就要展现这惩戒的徒劳。他就是要背离那里。他说话高音量大嗓门，而且十分热心，但是这一举止却于人于己都格格不入。他大部分时间都说英语，却带着印度乡下人的口音，这使得他在试图跟上日新月异的西班牙港的俚语潮流时显得荒谬可笑。有时候兰姆昌德遭到冷脸，毕司沃斯先生就感到很难过。比如有一次，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毕司沃斯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兰姆昌德过于热心地显示他和院子里黑人们的关系，对方却只报以冷淡的惊讶。

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傍晚，兰姆昌德说：“不要担心工作的事。你刚刚经历了神经衰弱，你需要大量的休息。”

他的话语中没有讥讽，但是实际上身无分文的毕司沃斯先生已经开始为这自由备感压力。他不再满足于只在城市里观光。他希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想和别人一样每天早晨站在黑黄色的巴士站，他想成为那些在办公室窗后办公的人们中的一员，想和那些尽享周末和傍晚的休闲的人一样。他想过重新画广告牌。但是他怎样开始呢？难道他能在一个房子跟前立一块牌子，然后就等在那里吗？

兰姆昌德说：“你干吗不到疯人院找份工作？薪水丰厚，免费制服，还有极好的小卖部。那里每一样东西都比外面便宜五六分钱。问问德黑蒂。”

“是的，”她说，“每一样都便宜很多。”

毕司沃斯先生想象着他身穿制服，沿着满是号叫的疯子的长屋子巡视的样子。

“咳，为什么不呢？”他说，“这是可做的事。”

兰姆昌德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他讲述了重重困难，并说虽然他有关系和影响，他也不知道那是否管用，是否能给人留下好的印象。“那是唯一让我发怵的事情，”他说，“印象。”

有一天，毕司沃斯先生惊慌地发现自己又开始恐惧地痉挛。痉挛并不强烈，而且是间歇性的，但它们始终持续着，他记起来去看看自己的双手。指甲都被咬掉了。

他的自由结束了。

作为这自由中的最后一个行动，他决定去看看那个阿佤克斯医生推荐的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的办公室在圣文森特街的最北头，距离“大草原”[1]不远。那里的房子和地面都是白色的，昭示着秩序。篱笆桩新涂了一层白漆；铜牌闪闪发光；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花圃井然有序；车道上的浅灰色沙砾层不掺一点杂质，反射着阳光。

他穿过带白墙的走廊，来到一个高大的白色房间里。一个身穿笔挺制服的华人接待员坐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日历、日记本、墨水瓶、分类账目和台灯。一个角落里，电扇在转动着。一群人坐在低矮奢华的椅子上，阅读杂志或者窃窃私语。他们看上去不像生病的样子：没有缠绷带的人或者脸上涂了药膏的人，也没有香膏和氨水的味道。这和图尔斯太太的玫瑰房间有天壤之别；同样难以置信的是，它跟兰姆昌德和德黑蒂住的那两间摇摇欲坠的房子在同一个城市里。毕司沃斯先生开始感觉他是被自己欺骗了才来这个地方的；他根本没有病。

“你有预约吗？”接待员高声问道，带着华人习惯性的鼻音和吞音。毕司沃斯先生察觉了她态度中的敌意。

鱼脸，他在心中说。

接待员突然一惊。

毕司沃斯先生惊恐地发现自己悄声说出了那个词；他还没有摆脱自己在绿谷养成的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习惯。“预约？”他说，“我有一封信。”他掏出阿佤克斯医生给他的那个褐色小信封。信封皱巴巴的，很脏，四周都磨毛了，窝着角。

接待员熟练地用一柄玳瑁小刀启开信封。当她读信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感到自己被暴露在众人面前，仿佛自己比任何时候都像个骗子。他前面犯下的失误让他很担心。他决定要更加小心谨慎。他咬紧牙关试图想象“鱼脸”悄声说出来时，听起来是否会像某些别的不相干的词，甚至是某些有赞美意味的词。

鱼脸。

接待员抬起头来。

毕司沃斯先生讪笑着。

“你是想要预约，还是想等着？”接待员冷冰冰地说。

毕司沃斯先生决定等待。他坐在沙发上，直陷到里面去，他朝后仰着，陷得更深，膝盖高高地耸着。他不知道眼睛该朝哪看。现在去拿一本杂志已经太迟了。他数了数屋子里的人。一共有八个。他还要等很长时间。他们可能都有预约，而且他们生的都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的病。

一个矮小的瘸腿男人闹哄哄地走进来，大声地和接待员说着话，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沙发跟前，一屁股陷进去，喘着粗气，伸出一条短而直的腿。

至少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毕司沃斯先生看看那条腿，寻思着男人该怎么样站起来。

诊疗室的门开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出来，却没有看见人影，然后一个女人走出来，另一个人又进去了。

古罗马军团的一个士兵倒在了阿尔及尔，奄奄一息。

毕司沃斯先生感觉到瘸腿男人在看他。

他担心钱的问题。他有三元钱。乡下的医生每次收取一元；但在这间屋子里，生病的代价无疑是昂贵的。

瘸腿男人沉重地呼吸着。

担心钱的问题太让人焦虑了，思考《贝尔的杰出演说家》又太危险。他的脑子转悠到《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上，他在兰姆昌德家里读了这两本书。当他想起哈克贝利·费恩时，他禁不住微笑了，他的裤子“口袋总是垂得很低，但是里面却什么也没有”，黑人吉姆见过鬼魂并且喜欢讲故事。

他轻笑起来。

他抬起头，正好看见瘸腿男人和接待员交换了一个眼神。他本想那时掉头就走的，但是他在椅子里陷得太深；如果他站起来，就会弄出动静，那样将吸引别人对他的注意。他为自己的衣服感到困窘：洗得褪色的卡其布裤子，裤边都磨损了，褪色的蓝色衬衣，袖口难看地朝上卷着（没有任何尺寸的衬衣适合他，不是领子太紧就是袖子太长），褐色的小帽子搭在他的大腿和肚子之间。他只有三元钱。

你知道，我其实根本不是个病人。

瘸腿男人大声地清了清喉咙，对这样一个矮小的人来说这声音出奇的大，然后他摇晃着僵直的腿。

毕司沃斯先生注视着。

他突然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使得坐在一旁的瘸腿男人剧烈地摇晃，然后，他朝接待员走过去。他集中精力想出正确的英文表达，说：“我改主意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谢谢你。”然后他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

“你的信怎么办？”接待员带着惊讶，用特立尼达口音问。

“归你了，”毕司沃斯先生说，“存档。烧掉。卖了。”

他走过镶着瓷砖的阳台，穿过午后阳光下车道上的阴影，走进阳光里，精神勃发地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沙砾层上，朝圣文森特街走去，他注意到有一片打蔫的百日菊。从“大草原”吹过来的风好像在祝福他。他的心情十分激动。现在他明白城市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城市里都有他的位置。环绕着“大草原”的高大建筑在酷热中呈现出一片白色，毫无表情地沉默着。

他来到战争纪念公园，坐在树荫下的一张长凳上，仔细打量斗志昂扬的士兵塑像。树荫浓重，与外面分明隔开，让人昏昏欲睡。他的胃疼起来。

他的自由结束了，他本来就不该拥有这虚假的自由。过去是不容忽视的；他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它一直如影随形。如果说城市里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也是被时间，被他历经的一切所凿出的空档——无论它们有多么不完美、多么将就、充斥着多少欺骗。

他对胃痛感到欣然。它们已经很久没有发作过了，现在对他来说，它们标志着他重新恢复了健全的思维，标志着世界重新恢复到本来的位置；它们象征着他在过去岁月的深渊中挣扎地爬升，并使得他想起他曾经的痛苦，现在他的一切都要由那痛苦来衡量。

他坐在那里，风拂过他的脸颊和脖颈，一直吹到衬衫里，令他感到惬意，他颇不情愿地离开公园朝南走，一步步远离“大草原”。那些安静沉郁的建筑消失了；人行道变得又窄又高，十分拥挤；到处是商店、咖啡馆，还有巴士、汽车、电车和自行车，喇叭声、铃声和叫喊声此起彼伏。他穿过公园街，朝海的方向继续走去。在远处，越过街道的屋顶，他看见了圣文森特码头上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上的桅杆尖。

他经过一个个庭院来到红房子前，那是用红色砂岩建成的巨大建筑。铺着沥青的前院有一半用白色画出来，标记着“仅供法官使用”的字样。他走上中间的台阶，来到一个高高的圆屋顶下面。他看见很多绿色的布告牌和一个没有喷水的喷泉。喷泉池湿漉漉的，里面散落着枯树叶和空香烟盒。

圆屋顶下面人来人往，十分繁忙，穿梭着身着卡其布制服的信差和衣着笔挺、手里拿着浅黄色或者绿色公文夹的办事员，还有往来穿梭于圣文森特街和伍德福德广场的人们。在伍德福德广场上，职业乞丐懒洋洋地躺在露天音乐台和长凳上，他们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甚至不屑伸手讨要，而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缝补他们身上好比工作制服一样的破衣服上。那些衣服补丁摞补丁，而且五颜六色，他们乐此不疲地一小块补丁接着一小块补丁地缝。即使在乞丐身上，也能找到一种安家乐业的感觉。伍德福德广场的树荫十分阴凉，点点阳光斑驳其间，这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做饭，吃喝睡觉，只有当这里偶尔有政治集会时，他们才会受到打扰。他们谁也不担心，而且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体格健壮，据说其中一两个还是百万富翁，也没有人担心他们。

在用于遮蔽两边办公室的绿色布告牌上，贴着政府的公告。毕司沃斯先生读公告时听见有人招呼他。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衣着体面、上了年纪的黑人，冲他挥舞着一副一条腿的眼镜。

“你要证明吗？”黑人的嘴唇在说话时剧烈地开合着。

“证明？”

“出生、结婚和死亡证明。”黑人把缺了一条腿的眼镜戴到鼻梁靠下的地方，从一个装满了纸张和铅笔的衬衫口袋里抽出一张纸，用铅笔不耐烦地在上面打着转儿。

“我不需要任何证明。”

黑人停止转动铅笔。“我不明白。”黑人收好铅笔和纸，坐到一条亮闪闪的长凳上，拿下眼镜，把刮损的眼镜腿的白头塞进嘴里，晃动着双腿。“现在没有人缺少证明。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的话，我看问题就在于现在有太多该死的登记官。当我一九一九年坐在这条长凳上时，我是唯一的登记官。现在倒好，什么阿猫阿狗都跑到这个地方来，”他朝喷泉努努嘴，“声称自己是登记官。”他的嘴唇剧烈地翕动着。“你肯定你什么证明都不需要吗？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就派上用场了。我给很多印度人写过证明，你知道的。事实上，我乐意给印度人写证明。我今天下午就可以给你写一个。我认识那里面的一个办事员。”他冲着身后的办公室挥舞手臂，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一个高大的上了光的褐色柜台和淡绿色墙壁，在这个明亮的下午办公室里仍然亮着电灯。

“很糟糕的工作，”黑人说，“我就没有圣诞节和复活节可过，你知道的。碰到那种时候，根本没有人想要证明。每一天，不论我是写十份证明、两份证明，还是根本没有证明可写，里面那个该死的办事员都能得到他那二十根香烟。”

毕司沃斯先生打算走了。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知道什么人要证明的话——出生、死亡、结婚，特别是结婚证明——就让他们来找我。我每天早晨八点钟准时在这里。我叫帕斯特。”

毕司沃斯先生离开帕斯特，满脑子只想一件事：那些绿色布告牌后面的办公室里保存着的每一份出生和死亡记录。而他们居然差点漏掉他！他走下台阶来到圣文森特街，继续朝南方的桅杆走去。即使是帕斯特，虽然牢骚满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促使他在一九一九年到总登记部门的门口找到一个座位，等着目不识丁的人找他写证明呢？

他想起自己在绿谷的心情，那时候他无法忍受只有墙上的报纸可以看。他现在明白，自己在街上看见人而感觉到的惶恐根本不是源于恐惧，而是后悔、忌妒和绝望。

就在他想着营房墙上的报纸的时候，他正好看见了报社：《卫报》《政府公报》《镜报》，还有《特立尼达卫报》，在街两边互相对望。机器咔嗒咔嗒就像远方的火车一样响着；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热乎乎的油味、墨味和纸的味道。那个雅利安教徒米瑟就是在《特立尼达卫报》做写一行字一分钱的乡村记者。毕司沃斯先生想起他在营房里读过的那些烂熟于心的故事。昨日突现惊人场面……路人驻足目睹了昨天……

他朝下拐进一条小巷，推开右边的一扇门，然后又推开一扇。机器的咔嗒声更清楚了。那是一种重要而迫切的响声，却并没有吓退他。他对那个在高高的隔板桌后面的人说：“我要见编辑。”

昨日在圣文森特街突现惊人场面，毕司沃斯先生，三十一岁……

“你有预约吗？”

……袭击了一名接待员。

“没有。”毕司沃斯先生暴躁地说。

在我们一个记者的采访中……在昨天晚上本报特邀记者的专访中，毕司沃斯先生说……

“编辑很忙。你最好去见伍德沃德先生。”

“你就告诉编辑，说我是专程从乡下赶来见他的。”

昨日在圣文森特街突现惊人场面，毕司沃斯先生，三十一岁，失业，地址不详，在《特立尼达卫报》报社袭击了一名接待员。人们躲在桌子后面，毕司沃斯先生，四个孩子的父亲，持枪冲进报社，开枪打死了编辑和四名记者，然后放火烧了报社。过路人驻足观看，火焰冲天，大风令火势十分猛烈。成吨的报纸化为灰烬，报社内部也遭到破坏。在昨天晚上本报特邀记者的专访中，毕司沃斯先生说……

“这边走。”接待员说着，从桌子前爬下来，领着毕司沃斯先生来到一个大屋子里，背景音是打字机和打印机急促的响声。还有很多打字机没有人用，很多桌子都空置着。一群单穿着衬衫的人围站在角落一台绿色的水冷器周围；另外有几个三两成群的人围着桌子坐着；还有一个男人用脚旋转着转椅。沿墙有一排磨砂玻璃门，走在毕司沃斯先生前面的接待员敲了敲其中的一扇，推开门，让毕司沃斯先生进去，然后关上门。

一个矮小肥胖的男人从一张堆满了纸张的桌子跟前半站起来，因为天气炎热，他脸色粉红且油光满面。一块活字铅板被用来当作镇纸。毕司沃斯先生兴奋地发现那里是一篇文章的校样，带着大标题并做了排版。这是对一个秘密的惊鸿一瞥；单独印在这张大白纸上，让这篇文章显得格外重要，而那是明天的读者所无法看见的。毕司沃斯先生更加兴奋了。他喜欢面前的这个男人。

“你有什么故事？”编辑问道，坐了下来。

“我没有故事。我想要找一份工作。”

毕司沃斯几乎是高兴地发现他让编辑感到了尴尬；他甚至可怜他居然没有把自己赶出去。编辑的脸愈发粉红了，他低头看着校样。炎热让他身心不适，看上去似乎要融化了似的。他的两颊挤在脖子上；脖子挤在衣领上；圆胖的肩膀下垂着；肚皮耷拉在皮带上面；他浑身都湿透了。“是的，是的，”他说，“你以前写过报道吗？”

毕司沃斯先生想起他承诺写给米瑟的报纸但却没有写成的文章，米瑟的报纸也根本没有办成。“一两次。”他说。

编辑看看门口，似乎想要寻求帮助似的。“你的意思是一次，还是两次？”

“我读了很多书。”毕司沃斯先生说，避开话锋。

编辑拨弄着一块铅板。

“霍尔·凯恩，玛丽·科里利，雅各·包姆，马克·吐温。霍尔·凯恩，马克·吐温，”毕司沃斯先生重复着，“塞缪尔·斯迈尔斯。”

编辑抬起头来。

“马可·奥勒留。”

编辑微笑起来。

“爱比克泰德。”

编辑继续微笑着，毕司沃斯先生也回以微笑，让编辑明白他知道自己听起来很可笑。

“你只是为了兴趣才读这些书的，嗯？”

毕司沃斯先生明白这话里拐弯抹角的意思，但是他丝毫没有介意。“不，”他说，“是为了鼓舞自己。”他所有的兴奋都消失了。

静默。编辑盯着校样。透过磨砂玻璃，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人们往来于新闻编辑部。他再次感觉到那些噪音了：马路上的车辆，机器的规律咔嗒声，打字员断断续续的交谈声，间或夹杂的笑声。

“你多大了？”

“三十一岁。”

“你从乡下来，三十一岁，你从来没有写过文章，而你想成为一名记者。你现在是干什么的？”

毕司沃斯先生想到甘蔗地的监工这个职务，然后又提升为监工头，但他摒弃了这些选项，他又摒弃了“店主”，摒弃了“失业”。他说：“画广告牌的。”

编辑站起来。“我这儿正好有个工作要你做。”

他领着毕司沃斯先生离开办公室，穿过编辑室（围在水冷器跟前的人已经散了），经过一台刚印完报纸的机器，来到一间被部分拆除了的房间——木匠们在忙活着——经过更多的屋子，然后来到一个院子里。在小路的尽头，毕司沃斯先生可以看见他几分钟前经过的街道。

编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指指点点。“这里和这里，”他说，“还有这里。”

有人给毕司沃斯先生拿来刷子和油漆，然后，他花了一个下午写标牌：有轮车辆勿入，禁止入内，小心货车，无须雇人。

在他周围机器咔嗒响着，或者发出嗡鸣；木匠有节奏地钉着钉子。

昨日突现惊人场面……

“啧。”他恼怒地嘟囔着。

昨日突现惊人场面，毕司沃斯先生，三十一岁，广告牌画匠，在《特立尼达卫报》报社开始工作。路人驻足观望毕司沃斯先生，四个孩子的父亲，在墙上写满猥亵的词语。女人们以手掩面，尖叫着晕倒。在圣文森特街形成交通堵塞，警察们在督察的领导下，被叫来维持秩序。在昨天深夜，本报特邀记者采访时，毕司沃斯先生说……

“竟然不知道马可·奥勒留是谁，那个狗娘养的捉螃蟹的。”

……在昨天深夜的采访中，毕司沃斯……毕司沃斯先生说：“一个普通的人不可能知道‘禁止’是什么意思。”

“怎么，你还在这里吗？”

是编辑。他的脸色没有那么粉红，也没有那么油光满面了，汗湿的衣服也干了。他在抽一根短粗的雪茄，那雪茄使得他看上去更加矮胖。

院子处于树荫凉之中，光线正在减弱。机器的咔嗒声更响了：一连串独立的噪音，木匠有规律地钉钉子的声音停止了。街道上交通的噪声已经减弱，脚步声回响着；一辆汽车经过，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自行车铃的颤音。

“但是你写得真不错，”编辑说，“实际上很好。”

听上去你很惊讶啊，你这猪油做的矮胖子。“这是我从杂志上学来的字体。”你以为你是那个唯一在笑的人，嗯？

“那个吉尔无衬线字体的R简直漂亮极了，”编辑说，“你知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放弃你的工作。”

“没有多少钱赚。”

“这工作也没有多少钱赚的。”

毕司沃斯先生指指标牌。“怪不得你竭尽全力不让人进来。”

“哦。无须雇人。”

“不错的小标牌。”毕司沃斯先生说。

编辑笑了起来，随后笑得浑身发颤。

毕司沃斯先生再一次变成了小丑，也大笑起来。

“那是给木匠和劳工的标牌，”编辑说，“如果你是认真的话，明天过来上班。我们给你一个月的试用期，但是没有工资。”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他开始写标牌。写标牌把他带到哈奴曼大宅和图尔斯家族中。写标牌让他在《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找了一份工作。而且无论是在图尔斯商店还是在《特立尼达卫报》，他写的标牌都没有工钱。

他狂热地工作着。他的阅读给了他过度丰富的词汇，但是那个编辑，也就是伯耐特先生，很耐心。他给了毕司沃斯先生一些伦敦报纸，毕司沃斯先生学习着它们的风格，直到自己可以模仿出像样的作品来。很快他就把握住了自己对每个故事的塑造和耸人听闻的特质的感觉。在这个基础上，他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的一部分，在于他是给《特立尼达卫报》工作，而不是给《卫报》或者《政府公报》工作。因为从他笔尖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贫嘴，他和莎玛的争吵以及针对图尔斯家族的谩骂所消耗的丰富想象力，正是伯耐特先生想要的。

“就让他们到别的报纸上读新闻吧，”他说，“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我们能够赢得读者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震惊。让他们愤怒。让他们害怕。你只要给我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份工作就是你的了。”

第二天，毕司沃斯先生交了一篇故事。

伯耐特先生说：“这故事是你编的？”

毕司沃斯先生点点头。

“可惜了。”

故事带着大标题：

四个孩子在棚屋里忍受酷热煎熬

无助的母亲，守望着

“我喜欢最后一段。”伯耐特先生说。

那一段写的是：“观光客不断涌入受灾村庄，我们目前不便透露村子的名字。‘在现在这个时候，’一位老人昨夜告诉我，‘我们希望不被打搅。’”

毕司沃斯先生放弃了写小说，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伯耐特先生始终指点着他。

“我认为你在写目击惊人事件的时候可以更自然一些。你觉得时不时地把你的‘路人’改成‘普通人’怎么样？‘相当’这个词指的是‘非常’，但却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看这里，‘有一些’这个词有三个字。‘许多’只有两个字而且足以表达相同的意思。我喜欢你写漂亮宝贝竞赛的那篇。它让我笑出声来。但是你还没有使我感到害怕。”

“疯人院里发生过什么滑稽有趣的事吗？”毕司沃斯先生那天晚上问兰姆昌德。

兰姆昌德看上去很不高兴。

于是毕司沃斯先生放弃了在疯人院找素材的念头。

第二天早晨去《特立尼达卫报》的路上，他拜访了警察局。然后他从那里去了太平间，又去了市议会的马房。等他到《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时，他在一张没有人的桌子前坐下来——还没有一张桌子是他的——开始用铅笔写。

上个星期《特立尼达卫报》漂亮宝贝竞赛在公主大厦举行。昨天深夜发现了一个男婴的尸体，尸体被整齐地包裹在一个褐色纸包里，放在科科瑞特的垃圾堆上。

我见过了这个男婴，以我看来，死婴并不是在我们的漂亮宝贝竞赛中得奖的任何一位。

专家们目前还无法肯定婴儿到底是被刻意放到垃圾堆上的，还是仅仅被当作寻常垃圾一样被扔到那里的。

发现死婴的海哉克亚·詹姆斯，四十三岁，失业，他告诉我……

“好，好，”伯耐特先生说，“但是太冗长了。啰唆。为什么不用‘我能说’代替‘以我看来’呢？”

“我是从《每日快报》上学来的。”

“好吧。放它一马。但是你得保证这整个星期你不能用‘以我看来’做或说任何事情。这可能会很难。但是努力吧。什么类型的婴儿？”

“类型？”

“黑的，白的，绿色的？”

“白的。我看见的时候已经发青了，真的。不过，我想，我们不要说是什么种族的，除非是华人。”

“看你说的。如果我在班伯瑞的垃圾堆上发现一个黑人婴儿，你觉得我会只说是个婴儿吗？”

第二天的头版新闻中写道：

在垃圾堆上发现白人婴儿

包裹在褐色纸包中

此婴没有在漂亮宝贝竞赛中获奖

“还有一件事情，”伯耐特先生说，“这段时间别再写婴儿了。”

工作十分紧张：报纸每天晚上印刷，第二天很早就要被投递到岛上的大街小巷。这不是那种在圣诞节为商店写广告牌或者看管庄稼的不真实的紧张。甚至在十二年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在免费投递的报纸上看到他前一天写的东西变成铅字的时候，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第一次所体会的激动。

“你还没有让我大吃一惊呢。”伯耐特先生说。

毕司沃斯先生希望能让伯耐特先生震惊。但是似乎他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因为他在工作的第四周，成了船务记者。在码头上，当起重机卸面粉的时候，面粉突然从高空落下，不幸砸死了原来的船务记者。现在是旅游季节，港口到处都是从美国和欧洲开来的船只。毕司沃斯先生到德国船上去，有人送给他极好的打火机，他看见阿道夫·希特勒的照片，对于向希特勒致敬的军礼百思不得其解。

刺激！

几个小时后，轮船载着被阳光炙烤的乘客远航了，乘客们穿着醒目的热带服装。但是他们都来自世界闻名的地方。在《特立尼达卫报》的内容中，这些地方的新闻始终占据着极大的篇幅。外面是酷热的太阳，沾着马粪的街道，拥挤的贫民窟，他和兰姆昌德以及德黑蒂住的房子；在更远的地方，是一望无垠的甘蔗地，凹陷的稻田，他的哥哥们周而复始的劳作，从他曾经的安身处通往另一个安身处的短短的道路；在图尔斯家族的住处，老人们每天傍晚都聚集在哈奴曼大宅的拱廊下面，他们不会再到别的地方旅行。但是在报社里，世界各地都在咫尺之间。

他登上南美洲旅行航线的美国船采访商人，但很难听懂他们的美国口音，他参观了厨房，惊叹于大量上好的食物被丢弃。他抄下了旅客名单，船上的厨子邀请他加入走私照相机镁光灯的团伙，他拒绝了，但也无法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因为这会牵连他的前任同行。

他采访了一位英国小说家，那人和他同龄，但风华正茂，有成功的金装加身。毕司沃斯先生印象深刻。尽管小说家的名字对于毕司沃斯先生和《特立尼达卫报》的读者都很陌生，但是毕司沃斯先生本以为所有的作家都已经去世，因此一直认为，书的产生不但属于很远的地方，也属于很远的年代。他已经拟好了大标题——“著名作家认为西班牙港是世界上第三大邪恶的城市”——他以此为旨向小说家问了大量问题。但是小说家以为毕司沃斯先生的问题带着险恶的政治用心，因而只是言语迟疑地赞扬了岛上闻名的美景，并声称自己渴望尽可能多地欣赏这样的美景。

我想看看这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震惊，毕司沃斯先生想。

（多年以后，毕司沃斯先生在一本旅行游记上正好看到了那个小说家对这个地区的描写。他看见自己被描绘成一个“不合格的、愤世嫉俗的、狂热的年轻记者，令人讨厌地费力地记下我的谨慎言辞”。）

随后有一艘开往巴西的船打来电话。

不到二十四小时，毕司沃斯先生就臭名远扬了，《特立尼达卫报》受到所有人的斥责，发行量突然猛增，伯耐特先生得意扬扬。

他说：“你甚至让我也感到毛骨悚然。”

发表在第三版版头的故事是：

爸爸在棺材中回家

美国探险家的最后旅程

在冰上

穆罕·毕司沃斯　作

在美国某处一个精巧的红色屋顶小房子里，四个孩子每天都问他们的妈妈：“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不到一年前，爸爸——乔治·爱摩尔·爱德曼，知名旅行家和探险家——离开家去亚马孙河探险。

呃，我有消息告诉你们，孩子们。

爸爸正在回家的路上。

昨天他刚刚经过特立尼达，在棺材里。

毕司沃斯先生成为《特立尼达卫报》的员工，薪水是每两周十五元。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伯耐特先生说，“是到外面去给自己买一套西装。我不能让我最好的记者就这身打扮到处跑。”

最后是兰姆昌德缓和了毕司沃斯先生同图尔斯家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因为图尔斯家族对于此事毫不介意的态度，毕司沃斯先生不失脸面地赢回了自己的家人。兰姆昌德的任务很简单。毕司沃斯先生的名字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特立尼达卫报》上面，这使得他看上去似乎一下子成名了，而且有钱。而毕司沃斯先生也认为自己几乎功成名就，因此可以大人大量。

报社设立了“营救者”[2]计划，让他在这个岛上周游，等人们找上门来对他说：“你就是‘营救者’，我要认领《特立尼达卫报》的奖金。”每天，他的照片都和他前一天旅行的报道以及当天的旅行行程一起出现在《特立尼达卫报》上。照片只有半栏宽，因此削去了他的耳朵；他皱着眉头，试图看上去具有威慑力，却没有成功；他的嘴巴微微张开，用眼角的余光盯着照相机，眼睛被低拉下来的帽檐遮蔽着。就刺激发行量来说，“营救者”奖是失败的。因为照片掩盖得太多；而他穿得太好，致使普通人无法上前和他搭话，毫无差错地讲完这么长一串话。奖金很久都没有人认领，而“营救者”报道变得越来越稀奇古怪。毕司沃斯先生拜访了他的哥哥普拉萨德，于是第二天早晨，《特立尼达卫报》的读者们得知，边远农村的一个农民冲到代表“营救者”的人面前说“你就是‘营救者’，我要认领《特立尼达卫报》的奖金”。那个农民由此被报道说他每天都看《特立尼达卫报》，因为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像《特立尼达卫报》一样涵盖新闻如此之全，如此有趣，而且不偏不倚。

随后毕司沃斯先生拜访了他的长兄普拉塔布，在那里他吃了一惊。他发现母亲已经和普拉塔布住了好几个星期了。毕司沃斯先生一直都认为贝布蒂没用，抑郁且顽固；他奇怪普拉塔布是怎样和贝布蒂沟通并说服她离开波各迪斯后巷的小泥屋的。但是她去了，而且人也变了。她变得精神抖擞、神智清楚，在普拉塔布一家中不但活络而且十分重要。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良心受到谴责，心里也很担忧。他的运气来得太突然，他在这个世界上所付出的还太渺小。那天深夜，当他回到《特立尼达卫报》报社的时候，他在桌子跟前——他自己的桌子（他的毛巾放在底层的抽屉里）——坐下来，漫无目的地思考着，然后写道：

“营救者”在树上过夜

令人懊恼的六小时守夜

呱！呱！

青蛙在我的四周呱呱地叫着。漆黑的夜晚除了蛙声和雨打在树上的声音外，一片寂静。

我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我的摩托车在几里外的地方坏了。现在是半夜，而我独自一人。

报道描述了一个不眠之夜，主人公还遭遇了蛇和蝙蝠，两辆车疾驰而过，毫不在意“营救者”的叫喊。清早的时候，农民们救了他，认出了“营救者”，并认领了他们的奖金。

此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就回到了阿佤克斯。还不到中午，他就已经抵达那里，却一直等到四点钟以后才到哈奴曼大宅去，他知道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孩子们也已经放学回来，姐妹们都在厨房和大厅里。他的归来就像他期望的那样盛大。他还在院子里上楼梯的时候，就迎来了叫喊声、奔跑和笑声。

“你就是‘营救者’，我要认领《特立尼达卫报》的奖金！”

他忙活着，在一只只急切的手中放下《特立尼达卫报》的代用币。

“把这个和《特立尼达卫报》上面的优惠券一起寄去。你后天就能收到钱。”

萨薇和阿南德立刻守住他，寸步不离。

莎玛从黑乎乎的厨房走出来，说：“阿南德，你会把你爸爸的西装弄脏的。”

他似乎根本没有离开过。无论是莎玛还是孩子们还是大厅，没有任何他曾不在这里的迹象。

莎玛擦干净桌子前的一条板凳，问他有没有吃饭。他没有回答，但坐到了她擦干净的地方。孩子们不断地问着问题，他很容易就忽视了莎玛，她端出食物来。

“穆罕姨父，穆罕姨父。你真的在树上过夜了吗？”

“你觉得呢，杰？”

“我妈说是你编的，我也看不出你怎么会爬树。”

“我摔下来不知多少次了。”

再次回到这个有着搁架结构的阁楼、油松木长桌，挂着梵学家图尔斯照片，摆着装有日本咖啡套具的橱柜的沾满煤灰的绿色大厅里，他觉得这一切比他想象中的要好。

“穆罕姨父，当你想要给他老婆一张优惠券的时候，那个男人真的拿着弯刀来追你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也给他一张呢？”

“走开。你们这些孩子太过聪明了。”

他吃了饭，洗了手，然后漱口。莎玛急切地叮嘱他小心领带和外套，似乎她早就熟识它们，好似她是一位贤妻，关心他的衣服，甚至包括她从前根本就没有见过的衣服。

他朝楼上走去，经过放着坏钢琴的楼梯平台。在阳台上他看见了圣人哈瑞和哈瑞的妻子。他们几乎没有理睬他。他们对他的新名声和他的新西装都无动于衷。哈瑞穿着他那身梵学家的衣服，看上去像往常那样虚弱，依然患着黄疸；他妻子的阴郁中带着担心和疲惫。毕司沃斯先生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这类安静的家庭场景之中，而后退出这种围裹着他们的生活。

他觉得自己打扰了别人，于是快步经过那扇镶着彩色窗格玻璃的门来到藏书室，藏书室里弥漫着旧书页和虫蛀木头的霉味。他的书放在那里，带着被水浸泡过的痕迹：漂白了的书皮，弄脏的皱巴巴的书页。阿南德来到房间里。长长的头发披散在他的大脑袋上，他穿着他的“家常便服”。毕司沃斯先生把阿南德抱到腿上，阿南德蹭着他的腿。他问阿南德上学的情况，他羞涩地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回答。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话说。

“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报纸上看见我的名字的？”毕司沃斯先生问。

阿南德微笑着，一只脚悬空，嗫嚅着。

“谁先看见的？”

阿南德摇摇头。

“他们怎么说，嗯？不是孩子们，是大人们。”

“什么也没有说。”

“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照片呢？每天都有的。他们看见那张照片的时候怎么说？”

“什么也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说吗？”

“只有琴塔姨妈说你看上去像个骗子。”

“谁是漂亮宝贝？告诉我，谁是漂亮宝贝？”

是莎玛，她走进房间里，臂弯里抱着婴儿走动着。

毕司沃斯先生还没有见过他的第四个孩子。现在他觉得十分尴尬。

莎玛走近了，但是没有抬起眼皮。“这个人是谁？”她对婴儿说，“你认识这人吗？”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反应。他感到窒息，母子两个的情形就像这个藏书室里整个隐秘的家庭画面一样让他厌恶：父亲，母亲，孩子。

“这又是谁？”莎玛把孩子抱到阿南德跟前，“这是哥哥。”阿南德逗弄着婴儿的下巴，孩子咯咯笑起来。

“是的，这是哥哥。噢，看她多漂亮。”

他注意到莎玛比从前丰满了一些。

他心生怜悯。他刚朝莎玛迈了一步，她就立刻把孩子举起来给他。

“她的名字叫卡姆拉。”莎玛用印地语说，视线没有离开婴儿，

“好名字。”他用英语说，“谁起的？”

“梵学家。”

“我猜这一个也登记了？”

“但是我生她的时候你在这里……”莎玛顿住了，似乎越了雷池。

毕司沃斯先生抱过孩子。

“让我来抱吧，”莎玛停了一会儿说，“她可能会弄脏你的衣服。”

关系就这样缓和了，这使毕司沃斯先生觉得他好像打了一场胜仗。他们安排他和在西班牙港的图尔斯太太见面。她假装不知道他离开莎玛和哈奴曼大宅的事情，他到西班牙港是来看医生的，不是吗？毕司沃斯先生回答说是。于是她很高兴他觉得好多了；梵学家图尔斯总是说健康比任何财富都重要。她没有问起他的工作，但是她说她对毕司沃斯先生期望很高，而且一直是这样；这就是他那天下午要求娶莎玛为妻的时候她爽快地同意的原因。

图尔斯太太提议他把全家都带到西班牙港，和她以及她的儿子住在一起。当然了，除非毕司沃斯先生想要自己买一栋房子；她只是一个母亲，无法干涉莎玛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来住的话，可以接管这栋房子，除了她和欧华德用的那些房间以外。他们为此每月要付八元租金，莎玛要做饭，干一切的家务，并到她其他两间房子那里收取租金。那是个麻烦活：请外人做又不值得，她自己又太老了做不动。

这个提议是极好的：一所房子，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是他现在好运气的高潮，而他感到这一高潮一定会稍纵即逝。为了拖延接受这个提议，也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他谈起了收取租金的难处。图尔斯太太讲起梵学家图尔斯，他带着凝重的同情听着。

他们坐在前阳台。装在篮子里的蕨类植物从屋檐下垂下来，使光线变得柔和，也使空气变得清凉。毕司沃斯先生坐在他的莫里斯椅子上。这种经历前所未有，他甚至还来不及品味，他突然从一个居无定所的人变成了一个安家置业的人，住在一座坚实完整的油漆好的房子里，每一处都那么典雅，平坦没有裂缝的地板，笔直的水泥墙，带锁的镶有窗格的门，完整的屋顶，客厅里上了清漆的天花板，每一处都油漆过了。还有那些最后完工的细节，数分钟之前他还对细节毫不在意，而现在开始他注意到了它们，一处又一处，就好像第一次看见它们一样。每一处都恰到好处，没有任何地方是将就凑合的；既不会突然看见泥墙或者树枝，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每一处都有自己的作用和意义。

房子由高柱子支撑着，是这条街上最新最富丽堂皇的房子之一。这个地区最近重新扩建过，而且发展得很快，虽然每一条街上都有一些穷人住的没有栅栏的木头小屋，表明这一地区原来是一片甘蔗地。街道笔直；每一块地皮都是一百英尺长、五十英尺宽；一条下水道，几乎就像一条小街一样，从每一处街区中部的底下穿过，分隔开后面的栅栏。房子有足够的空间：房子地板下面的空间，后院的空间，两侧的空间，还有前面可以做花园的空间。

还有比这更好的运气吗？

兰姆昌德和德黑蒂很高兴。对于毕司沃斯先生和他们一起挤在两间房子里，起初他们还感到高兴，但后来就十分厌恶了。他们也很高兴毕司沃斯先生最后安定下来。他们觉得他们对此就像对于缓和毕司沃斯先生同图尔斯家族的关系一样负有责任。这一协商的结果，是德黑蒂令人始料不及地主动介入了哈奴曼大宅的生活，而且让毕司沃斯先生惊讶的是，每当哈奴曼有什么大事情时，她就和诸多奇奇怪怪的女人一起——情愿抛夫弃子——在好几天前就开始忙活，做饭打扫服侍，分文不取。德黑蒂干活十分卖力，而且总是受到邀请。她还和图尔斯家的姐妹一起做别的事情；出现在她自己不曾有过的婚礼仪式上，唱那些悲伤的歌。那时候没有人把她当作是毕司沃斯先生的姐姐，在毕司沃斯先生看来，她成了又一个隶属于图尔斯家族的女人。

于是，家具再一次被搬移。家具在营房里拥挤不堪，在西班牙港的房子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四柱大床和莎玛的梳妆台一起放到卧室里；放置日本咖啡套具的橱柜和绿桌子还是一起放到了后阳台。帽架和摇椅享受了特别待遇，被放在前阳台上；它们每天早晨被搬出去，晚上再搬进来——为了防止被盗。房子的其他部分由图尔斯太太认为符合城市风格的家具布置起来。客厅里放着一张镶着大理石桌面的三腿桌，桌子上用钩针编织的饰有流苏的白台布上放着一盆蕨类植物，四把由弯曲木头制成的带藤坐垫的椅子呆板地立在桌子周围。在餐厅里，有一个看上去冷冰冰的脸盆架，上面放着一个大口水罐和一个脸盆。图尔斯太太没有带来任何一个哈奴曼大宅的雕像，但是她拿来很多铜花瓶，铜花瓶里装着盆栽植物，放在阳台四周，每天晚上再拿进来。

很难说服阿南德和萨薇离开哈奴曼大宅。莎玛带着米娜和卡姆拉离开之后，他们在哈奴曼大宅多待了几个星期。随后，一个周日的傍晚，萨薇跟着图尔斯太太和神一起来了。她看见了路灯和港口里轮船上的灯火。图尔斯太太带她去了植物园，她还参观了凹陷的岩石花园里的水潭和长着青草的斜坡，她听了乐队的演奏，于是她留下来了。但是阿南德拒绝诱惑，直到年轻的神说：“在西班牙港有一种新的甜饮料，叫可口可乐什么的，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和我一起去西班牙港，我叫你爸爸给你买可口可乐和真正的冰激凌。装在纸杯里的真正的冰激凌。不是自制的。”

对于哈奴曼大宅的孩子们来说，自制不是一个带有赞美意义的词儿。自制的冰激凌是琴塔在圣诞节的午餐后辛辛苦苦弄出来的没有味道（号称椰子口味）的冻结物。她用的是一个生锈的旧冷冻机，她说那冷冻机“跳来蹦去”的，而且为了加快冷冻，她在混合剂里加进大量的冰块。冷冻机上的铁锈滴进冰激凌里，渗透开去，看上去好像是巧克力条。

完全是为了这个真正的冰激凌和可口可乐的许诺，阿南德来到了西班牙港。

一个星期天下午，当屋檐投下阴影的时候，城市变得凝重、明亮而又空旷，所有的门都紧掩着，商店的窗户玻璃反射着对面的玻璃，毕司沃斯先生带着阿南德开始了西班牙港的巡游。他们带着探险的心情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中间，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这样便能感知城市，这种方式也没有风险。他们查看了一家又一家咖啡馆，在阿南德的坚持下放弃了一家又一家，因为它们全部都只卖自制的糕点和冰激凌。最后，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一家。阿南德坐在柜台前一个高高的红凳子上，凳子醒目而又奢华。冰激凌送来了，装在一个纸桶里，结着霜，碰上去是冰冷的，还带着一个木头小勺。阿南德掀开冰激凌桶盖，舔过沾在盖子上的冰激凌，桶里面粉红色的冰激凌带着斑斑点点的红色，冒着气：预想中的快乐一个接一个。

“这吃起来一点也不像冰激凌。”阿南德说。他弄干净了纸桶，纸桶做得如此考究，他很想保存下来。

喝可口可乐的时候，他说：“这就像马尿一样。”这是哈奴曼大宅里一个孩子评价一种饮料时用的说法。

“阿南德！”毕司沃斯先生说，冲着柜台后面的男人讪笑着，“你以后不能这样说话。你现在是在西班牙港。”

房子朝东，毕司沃斯先生在西班牙港最初四年里的印象首先就是对早晨的记忆。免费递送的报纸躺在水泥台阶上，仍然带着刚印完的温热，墨迹还没有干透。阳光沿台阶逐渐往下移动。树上和屋顶上凝结着露珠；空旷的大街刚刚被清扫洗刷干净，投落下清凉的阴影，排水槽里的水清澈见底，长着青苔的槽底被清洁工用粗糙的扫帚扫过，带着划痕。还有从房子下面推出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然后在阳光下沿着清醒中的城市里清凉的街道骑车的记忆。中午的静谧——正是小憩的时候——他房间的窗户敞开着：纹丝不动的窗帘上有一尺见方的蔚蓝。下午，台阶笼罩在阴影中，在后阳台上喝一杯茶。然后可能是到旅馆里的一个采访，以及等着《特立尼达卫报》的紧急印刷。夜晚的允诺，早晨的期望。

当周末和节假日图尔斯太太和欧华德不在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偶尔可能会忘记这个房子是属于他们的。虽然他们在这里也并不构成什么束缚。图尔斯太太在西班牙港从来没有晕倒过，从来不在鼻孔里塞软蜡烛或者维科药膏，也从来不在额头上缠裹浸过月桂油的绷带。她和孩子们既不疏远又不过于亲近，而且随着毕司沃斯先生和欧华德友谊的发展，她和毕司沃斯先生的关系也变得没有那么提防和正式了。欧华德很欣赏毕司沃斯先生的工作，而毕司沃斯先生对自己被看成一个智者和疯子颇为受用，同时也对像欧华德这样一个年轻人可以用外语阅读大部头的书深感钦佩。两个人成了伙伴；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海边；毕司沃斯先生给欧华德看法院有关强奸和包养淫秽案件的庭审记录，都是不能印刷的手抄本。

毕司沃斯先生不再奚落或者怨恨图尔斯太太给她的小儿子过多的照顾。图尔斯太太认为梅干和鱼脑一样，可以给那些动脑子的人增加营养，于是她每天都给欧华德吃梅干。牛奶是到菲利普街的乳品店购买的，装在好看的牛奶瓶里，盖着银色盖子，不像莎玛从六块地以外的一个人那里买的牛奶。那个人根本不顾这个街区的发展，他喂养母牛，用朗姆酒瓶子装牛奶，在瓶口塞上褐色的纸。

虽然和图尔斯太太与欧华德在一起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对他的孩子们的态度总是有些挑剔，他仍然观察并学习着，照料着他的家人，尤其是阿南德。他希望阿南德聪明智慧，很快就可以吃梅干，喝从乳品店买来的牛奶。

家人安定下来，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实行他自己的专制。

“萨薇！”

没有回答。

“萨薇！萨薇！哦——萨薇——呀！哦，你在这里。你干吗不回答？”

“但是我来了。”

“那还不够。你必须走过来，同时回答我。”

“好吧。”

“好吧什么？”

“好吧，爸爸。”

“很好。角落里的那个桌子上有一盒香烟和火柴，还有《特立尼达卫报》的笔记本，把它们给我拿过来。”

“噢，天哪！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

“没错，就这些。你要是再顶嘴的话，我就要你为我的速记念些稿子。”

萨薇跑出房间。

“阿南德！阿南德！”

“在，爸爸。”

“这还差不多。你现在受了一些训练了。坐在这里念这篇演讲稿。”

阿南德抓起《贝尔的杰出演说家》，气呼呼地朗读了麦考利的一段演讲。

“你读得太快了。”

“我以为你是在速记。”

“你也顶嘴！看看你们这些整天待在哈奴曼大宅里的孩子们。就冲你顶嘴，我来读，你来检查。”

“噢，天哪！”阿南德跺着脚，不高兴就要这样度过一天。

但他还是检查了。

然后毕司沃斯先生说：“阿南德，这不是给你的惩罚。我要你做这个是因为我想要你帮助我。”

他惊讶地发现，这句话让阿南德消了气，于是以后每次这些环节结束后，他就用这句话当安慰。

很快他就开始在床上完成他大部分的工作，不时地吩咐别人给他送纸、削铅笔、送火柴、送香烟、倒烟灰、拿书过来，或者把书拿走。而且他申明他的睡眠极为重要。当他被叫醒的时候，即使是他自己说定的时间，他也会暴跳如雷。

“萨薇，”莎玛会说，“去叫醒你爸爸。”

“让阿南德去。”

“不，你们两个一起去。”

莎玛开始抱怨他的“严厉”——这个字眼带给他难以名状的满足——他说那不是严厉，是训练。

图尔斯太太带着惊讶赞同了他的做法，讲述了梵学家图尔斯给他的孩子们的严厉训练。

只要图尔斯太太不在，莎玛就会申明自己想要得到的补偿。她无法像图尔斯太太一样晕倒，但是她抱怨疲弱，并希望受到孩子们的照顾。她让萨薇和阿南德在她背上踩过，用印地语说着“上帝会保佑你们的”，话中所带的深情让他们把这个当成足够的补偿。很快，连这样的补偿也没有了，给毕司沃斯先生踩背同样成了萨薇和阿南德的义务。

莎玛自己也不能幸免于这样的训练。她要把所有毕司沃斯先生写的故事归档。毕司沃斯先生说她做事没有效率。他把工资袋原封不动地交给她，当她抱怨钱不够时，毕司沃斯先生就指责她无能。于是莎玛就开始了她烦琐但徒劳的记账练习。每天晚上，她坐在后阳台的绿桌子跟前写下她白天花费的每一分钱，用她从教会学校学来的笔迹慢慢地在一本胀鼓鼓的沾着油渍的《特立尼达卫报》笔记本的正反面记满数字。

“你每天的小礼拜，嗯？”毕司沃斯先生说。

“不，”她说，“我只不过想给你加点薪水。”

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要求看莎玛的账本，不过她记账一半是为了谴责毕司沃斯先生，一半也是因为她乐在其中。不管他有其他什么别的优点，伯耐特先生始终不是大方发薪水的人，于是在他给《特立尼达卫报》当编辑期间，毕司沃斯先生的月薪始终没有超过五十元，钱几乎是刚一到手就花光了。莎玛的记账本上还包括了收取的租金，使得记账变得更加复杂。她在家庭开销上花了一部分租金，然后又不得不用家庭收入的钱来填补花掉的租金。账目几乎总是对不上。每隔一个周末，莎玛的账目就会变得一塌糊涂，于是她就坐在后阳台上对着《特立尼达卫报》笔记本、租金账本、收据本冥思苦想，在一张小纸片上不停地加加减减，时不时地做着备忘录。莎玛的备忘录写得十分古怪。她边记录边念念有词，有一次，毕司沃斯先生碰巧看到一张纸条上写着：四十二号的老克里奥尔女人欠六元。

“我一直都说你们图尔斯家族的人是一群理账天才。”他说。

她说：“我倒要告诉你，我原来数学可是考第一名。”

而当阿南德和萨薇因为数学家庭作业来求助她时，她会说：“去找你爸爸。他才是数学天才。”

“不管怎么说，比你懂得多，”他说，“萨薇，零乘以二等于几？”

“二。”

“你可真是你妈妈的好女儿。阿南德？”

“一。”

“现在是怎么啦？他们连我小时候学的东西都不教。”

他在所有的教科书都挑出了毛病。

“卡特瑞治上尉编的阅读书！听听这个。六十五页，第十九课。《我们的一些动物朋友》。”他拿腔拿调地读着，“‘没有我们的动物朋友，我们该怎么办？母牛和山羊给我们奶喝，当它们被宰杀之后，我们还要吃它们的肉。’你听说过原始人吗？听这个。‘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每天早晨上学前都要把山羊拴住，下午他们帮忙挤奶。’阿南德，你今天早晨拴住你的山羊了吗？呃，你最好抓紧时间，现在快到挤奶的时间了。这就是现在他们给孩子们脑子里灌输的东西。在我小时候，我们读的是《皇家读本》和《布莱基热带读本》。《纳氏语法》！”他声明道，“我以前用的是麦克杜格尔的语法书。”他让阿南德去找《麦克杜格尔语法》，那是用一种古老的印刷方法印的书，压平的书皮上贴着蓝色胶带。

他时不时地检查他们的练习册，声称他简直是担心极了，然后就自己给他们当几天老师。他纠正阿南德对花哨字体的偏爱，让他在写字母C、J和S的时候不要绕那么多的弯。他对萨薇无计可施。作为一个老师，他极为严苛，脾气很坏，当莎玛回到哈奴曼大宅时，她能骄傲地告诉她的姐妹们说：“孩子们现在都怕他。”

一半是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周日，一半是“周日”和“学校”的组合听上去具有否定和破坏享乐的含义，他送萨薇和阿南德去了主日学校。他们很喜欢那里。有人给他们蛋糕、饮料，教他们容易学会的赞美诗。

有一天，阿南德在家哼唱：“耶稣爱我，是的我知道。”

图尔斯太太生气了。“你怎么知道耶稣爱你？”

“因为圣经上是这样告诉我的。”阿南德说，引用了歌曲的下一句歌词。

图尔斯太太认为这意味着毕司沃斯先生在不知不觉中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宗教战争。

“那个罗马猫，你妈妈，”他对莎玛说，“我想起来一首很好的基督教赞美诗，可以让她想起她如同罗马小猫一般的快乐童年。”

但是主日学校停开了。为此，也为了抵消卡特瑞治上尉的坏影响，他开始给他的孩子们读小说。阿南德有所反应，萨薇却再一次令他失望了。

“我看萨薇可能不会吃梅干、喝乳品店的牛奶了，”毕司沃斯先生说，“让她去吧。我看她也就只能和她妈妈一样勉强记记账。”

莎玛毫不理会毕司沃斯先生的奚落，继续记她的账本，她继续每两个星期就要挣扎着计算一次租金，继续发送着给房客的逐客令。她的家人和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是，她在图尔斯太太的房客眼中是个可怕的存在。为了拿到租金，她不得不张贴驱逐房客的通知，尤其是那个“四十二号的老克里奥尔女人”。毕司沃斯先生饶有兴味地读着莎玛用平凡的字迹写出的严厉的合乎文法的逐客令，他说：“我看不出这能吓唬谁。”

莎玛实施着她那令人兴奋的行动，但是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兴奋味道。她不愿冒险去贴通知。于是在深夜，所有房客都肯定上床睡觉了的时候，莎玛带着通知和一罐胶水出去，把通知粘在门的两个扇页上，这样房客早晨开门后，就会把通知撕开，也就不能抵赖没有收过通知。

毕司沃斯先生学习速记，虽然只是自学。他阅读所有能找来的关于新闻报道的书籍，他在狂热中购买了一册昂贵的名为《报刊管理》的大部头美国书，结果那本书不过是在教导报纸经营者更换更现代的机器。他发现并迷上了那些专门指导怀揣作家梦的人的书；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关于怎样递送手稿，以及不要打电话骚扰伦敦或纽约繁忙的编辑的告诫。他买了塞西尔·亨特的《如何写短篇小说》以及同一位作者写的《如何写一本书》。

他在这个时候加了薪水，于是他不顾莎玛的请求，借债买了一台二手便携式打字机。随后，为了让打字机物有所值，他决定给英美的期刊写文章。但是他又没有什么可写的。他读过的那些书对他没有丝毫帮助。后来他看见一个关于“培训新闻写作的理想学校”的广告，学校在伦敦的爱志华街，他填写了表格，剪下赠送免费小册子的优惠券寄去。小册子在两个月以后寄来了，从里面抖出了五颜六色的印刷宣传单：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写信的人用的是姓名缩写。小册子说理想学校不但授课而且已经上市；理想学校还询问毕司沃斯先生是否也愿意花时间学习短篇小说的写作。理想学校的校长（在一张印刷质量很差的照片上的一个戴着眼镜、慈眉善目的老头）发现了世界上所有的有关小说情节构造的秘密，他的发现被伦敦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这些虽然让毕司沃斯先生印象深刻，他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当他提前用掉三个月薪水的加薪部分来支付最初的两节新闻写作课学费的时候，他已经和莎玛大吵了一架。第一节课的资料按时寄来了。

“甚至才华横溢的人也声称他们找不到写作主题。事实上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你坐在桌子跟前。”（毕司沃斯先生躺在床上读着。）“你朝窗外看去。但是，要等一等。你可以就窗户写一篇文章。各式各样的窗户，窗户的历史，历史上有名的窗户，没有窗户的房屋。甚至连窗玻璃的故事都能引人入胜。就这样，你已经有了两个写作主题了。你朝窗外看去，你看见了天空。天气总是谈话的主题，因此你没有理由不用天气写成一篇生动的文章。有关这些文章的需求简直铺天盖地。那么，你的第一次试笔，我需要你就四季写四篇明快的文章。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如下提示，组织你的文章：

“夏天。前往海边拥挤的火车，杯子中裂缝的冰块，鱼贩子石板上的鱼拍打着尾巴……”

“鱼贩子石板上的鱼拍打着尾巴，”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唯一见过的鱼是每天早晨老渔婆头上顶着的篮子里的鱼。”

“……零售店里的百叶窗，乡间绿野里击球发出的噼啪声，拉长的影子……”

毕司沃斯先生写了有关夏天的文章，然后又借助提示，写了有关春天、冬天和秋天的文章。

“秋天再次降临了！著名诗人济慈将其写得如此动人：‘这是薄雾弥漫、果实馥郁的季节。’我们劈开圆木准备过冬。我们收获玉米，当寒冬降临，在燃烧的火堆前，我们将尽享在煤上烘烤或者水煮玉米的乐趣……”

理想学校给他寄来了贺信，告诉他文章立刻就被寄给英国报刊了。同时要求他参与第二节课，并就如下主题进行写作练习：盖伊·福克斯之夜，乡村的一些迷信，地名的浪漫传说（“您的教区牧师可能会提供丰富多彩的供您开发的宝藏”）以及本地人物速写。

他被难住了。这些习作没有给提示，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写。他没有告诉莎玛。不久，他收到一封来自英格兰的厚厚的信。里面装着他写的以四季为主题的文章，他按照理想学校的要求把那些文章整整齐齐地打在《特立尼达卫报》的信纸上。里面还有一封打印的信。

“我们抱歉地通知您，您的文章被以下报刊退稿：《晚报》《傍晚新闻》《泰晤士报》《闲话报》《伦敦评论》《地理杂志》《原野》《乡村生活》。至少有两位编辑对文章评价不错，但是鉴于发表篇幅有限，他们不得不拒绝发稿。我们认为这些文章非常优秀，因此不应被埋没。您为什么不试试本地报纸呢？这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固定的自然专栏。编辑们总是在寻求新观点、新素材、新作者。烦请告知作品的后续进展。理想学校非常乐于知道我们学生的成功。同时请继续您的练习。”

“继续您的练习！”毕司沃斯先生说。他如释重负地摒弃了有关盖伊·福克斯和本地人物的写作，并将之后两年从爱志华街定时寄来的劝诫抛到脑后。

打字机闲置在那里。

“它能自食其力，”莎玛说，“怪不得它现在得休息了。”

但是他很快又开始使用打字机了；通常，当莎玛笨重地在后阳台和厨房里走动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会坐在放着打字机的绿桌子跟前，插入一张《特立尼达卫报》的稿纸，按照理想学校和所有书上建议的那样，在右上角打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写道：

逃离

穆罕·毕司沃斯　著

三十三岁，当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时……

他总是在这个地方停住。有时候，他能继续写完一页纸；有时候他会狂热地打完一页又一页，但是这种时候很少。有时候，他的主人公有一个印地语名字，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且穷困潦倒，身处丑恶之中，这些丑恶被描写得苦涩而又细微。有时候他的主人公是西式名字，没有面部描写，但是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是一个记者，在毕司沃斯先生从书和电影里所知道的世界里周游。他没有完成一篇小说，而且它们的主题总是一般无二。主人公受到诱骗，身陷婚姻的泥潭，为家庭所累，他的青春耗尽了，他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身材苗条，几近瘦削，白衣飘飘。她清新、温柔、纯洁，而且她无法生育。见面之后的故事就写不下去了。

有时候，这些故事的灵感来自《特立尼达卫报》广告部里一个不熟的姑娘。多数时候她的名字未知。有时候毕司沃斯先生上去搭话；但是一旦那姑娘接受了他的邀请——一起去午餐，看电影，或者去海滩——他的激情立刻就消失了。他放弃了邀请并回避着那姑娘。于是，广告部知情的女孩们中间就流传说穆罕·毕司沃斯先生不过三十三岁，却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但毕司沃斯先生对此一无所觉，因为他始终把这个当作自己一个沉重、耻辱的秘密。

他仍然用打字机写着他那个可望不可即的不能生育的女主角。他总是满心欢喜地开始写这样的故事；但故事总是离他而去，使他不满，觉得下流。于是他走到自己的房间去，叫来阿南德，像逗弄一个婴孩一样耍他玩，口里叫着“啾嘭！轰！”这让阿南德十分厌恶。

他忘记了自己的严格要求，忘记了他给莎玛的一部分任务是命令莎玛整理他所有的文件，他以为这些故事在家里是隐秘的，就和他结了婚而且有四个孩子的事在办公室一样隐秘。有一个星期五，他发现莎玛在冥思苦想她的账目，便像往常一样奚落她。她说：“别烦我，约翰·鲁巴德先生。”

那是他笔下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主角的名字。

“去带西比尔看电影吧。”

这是他的另一个故事。他是在沃里克·迪平的小说里找到的这个名字。

“别烦拉特妮。”

这是他在另一个故事里给那四个孩子的母亲取的印地语名字。拉特妮笨重地移动着，“好像一直怀有身孕似的”；她的胳膊紧紧裹在连衣裙的袖子里，几乎要把袖子撑开；她整理账目的时候，透过齿缝倒吸冷气，而账目是她唯一会做的读写。

毕司沃斯先生惊骇而又羞耻地回忆起他描写的那些不能生育的女主角小而柔软的乳房。

莎玛大声地咂着嘴。

如果她大笑出声，他非揍她一顿不可。但是她根本没有看他，她只是盯着账本。

他跑回自己的房间，脱掉衣服，拿来香烟和火柴，取下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的书，然后躺在了床上。

这以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用一罐黄油漆刷了一遍橱柜和绿桌子，又按捺不住冲动，把打字机箱子和打字机的几部分也漆成了黄色。

很长一段时间，打字机都被闲置一旁，直到萨薇和阿南德开始学着在上面打字。

但是在办公室里，每当他清理打字机或者更换墨条想要测试一下打字机的时候，他打的句子始终都是：三十三岁，当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时……

他习惯性地把这房子当作自己的，在这种自信的鼓舞下，他砌了一个花园。他在房子两侧种上玫瑰花丛，在房前挖了一个水塘，种上睡莲，睡莲惊人地生长开来。他买了更多的家具，最大的是一套组合书柜和写字台，家具沉重结实，不得不请三个人一起抬，才能把它们放到他在卧室里指定的地方。这套家具就一直放在那里，直到他们从西班牙港搬家到矮山去。老鼠在书架上做了窝，被书架里塞得满满当当的纸遮蔽着、滋养着：报纸（毕司沃斯先生要求每月的报纸都要保存下来，如果有一份找不到就会引起争吵），毕司沃斯先生收到的每一份打印信件，《特立尼达卫报》的，理想学校的，以及渴望见报或者感谢见报的人的来信，被退稿的关于四季的文章，没有完成的《逃离》故事（虽然起初他羞于去看一眼，但是后来毕司沃斯先生阅读它们的时候，后悔没有把学习短篇小说写作当回事）。

在莎玛的鼓励下，他越来越注意自己的仪表。他身穿丝制西装，佩戴丝质领带，总是仪表整洁，举止优雅，令她惊喜连连。每当她给他买了什么时，一件衬衫、袖扣、领带夹，他就说：“去给你买那个金胸针吧，姑娘！哪天。”有时候，他会边穿戴，边为他身上穿的衣服列一份清单，然后不无惊叹地想，自己现在值一百五十元。而一旦骑上自行车，他就值一百八十元。就这样，他骑车驶向自己的记者职业，进入这一职业那令人费解的状态：他总是受到这片土地上最显赫的人的欢迎甚至恭维，他像其他人一样被招待吃饭，有时招待他的饭菜甚至更好，但是最后他总是无法跻身其中。

“今天真是见鬼，”他告诉莎玛，“就在我们离开政府大厦的时候，H. E. 问我：‘哪一辆是你的车？’我不知道。我猜英国的记者一定是富得流油。”

但是这让莎玛印象深刻。在哈奴曼大宅，她开始时不时地提及某些名字，而赛斯的老婆派德玛追溯了赛斯和某个人之间含糊而复杂的家族关联，那人在威尔士王子来访特立尼达期间替他开车。

莎玛极少给自己花钱。她和图尔斯家的所有姐妹一样，买不起最好的衣饰，又看不起二流的首饰和衣服，于是干脆什么也不买，总是用圣诞节图尔斯太太送给她的布料做衣服。她的衬裙在胸前和腋下开始有补丁；毕司沃斯先生越抱怨，她就补得越多。不过，虽然她对衣服的漠视有时候几乎像是一种变相的骄傲，她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仪表的注重。在哈奴曼大宅，给图尔斯太太的结婚请柬也意味着邀请她的女儿；于是，她们通常从商店的存货中送一份大礼。但是莎玛现在会接到邀请她自己的婚礼请柬，在印度人结婚的季节，她不得不大量地动用租金购买礼物，通常是一套饮水器具，这使她在算账的时候几乎陷进无法摆脱的麻烦之中。

“我看这次就算了，”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一定太习惯看见你送水具了，我相信这次他们也以为你一定送了。”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莎玛说，“我的孩子们有一天也会结婚的。”

“等他们也回送水具的时候，可怜的莎玛会因为那些杯子和水壶走不动路的。如果他们记得的话。至少且等几年再说吧。”

但是婚礼和葬礼对莎玛来说很重要。她从婚礼上回来的时候，总是疲惫不堪，眼皮都睁不开，并因唱了一晚上的歌而声音嘶哑，然后她发现家中乱作一团：萨薇眼泪汪汪，厨房里乱七八糟，毕司沃斯先生抱怨自己消化不良。莎玛对于婚礼，对于她的礼物没有让她丢脸，对于唱歌和回家感到很高兴，她会说：“咳，就像老话说的，水井枯了，人才知道水的好处。”

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孩子和毕司沃斯先生完全在她的控制之下时，她会变得十分阴沉，也就是在这时，她会说：“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为了孩子……”

毕司沃斯先生就会唱道：“去给你买那个金胸针吧，姑娘！”

就像婚礼和葬礼对莎玛很重要一样，节假日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重大日子。他们都会先回到哈奴曼大宅，但是每次回去都让他们觉得自己更像陌生人。友谊很难重新建立起来。哈奴曼大宅里有新笑话、新游戏、新故事、新话题。太多的东西需要解释，到最后，阿南德、萨薇和米娜总是单独待在一起。但是一旦他们回到西班牙港，这种团结就解散了。萨薇又开始欺负米娜，阿南德护着米娜，萨薇打阿南德，阿南德还手，然后萨薇去告状。

“什么！”毕司沃斯先生说，“打你的姐姐！莎玛，你看看去那个猴子窝一趟，给你的孩子带来了什么坏影响？”

这个攻击一箭双雕，因为孩子们更愿意拜访毕司沃斯先生的亲戚。这些亲戚是他们新近才知道的。他们之前不仅不知道这些亲戚慷慨大方；甚至萨薇和阿南德此前一直以为毕司沃斯先生和哈奴曼大宅的其他父亲一样没有家人，只有图尔斯家族的人才是有着正常家庭的人。萨薇、阿南德和米娜既高兴又新奇地发现他们被这些亲戚吹捧着、哄劝着、收买着。在哈奴曼大宅，他们只是众多孩子中的三个；在阿扎德的家里，根本没有其他孩子。而且阿扎德很有钱，他们从他正在建造的房子就可以看出来。他给他们钱，在看到他们认识到钱的价值并接受了的时候异常高兴。阿南德因为朗读“你的身体”而获得了额外的六分钱。就算没有钱，仅仅是为此得到的表扬都劳有所值了。他们在普拉塔布家受到盛宴款待，贝布蒂热情得让他们感到窘迫，而他们的表兄弟姐妹们则是害羞、友好而欣羡的。在普拉萨德家，他们又是唯一的孩子们，住在他家的泥屋里，他们觉得离奇有趣：那就像一个巨大的玩具房子。普拉塔布没有给他们钱，但是给他们一本厚厚的红色练习册，一支秀兰·邓波儿牌自来水笔和一瓶沃特曼牌墨水。于是，在这种精神食粮的鼓励下，这趟获益匪浅的巡游探亲结束了。

随后传来图尔斯太太想要送欧华德去国外念书，让他成为一名医生的消息。

毕司沃斯先生激动万分。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国外留学，但那都是很遥远的新闻。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和他如此接近的人能这样轻易地逃离这里。他掩饰着自己的悲哀和忌妒，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给出航行路线的建议。在阿佤克斯，图尔斯太太的某些家仆背叛了她。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特立尼达，也忘记了他们是从印度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因此失去了所有的种姓阶级，他们声称和一个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海外去的女人没有什么好交往的。

“这根本不管用，”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妈妈不知道干了多少次这种自贬身份的事了。”

还有关于欧华德在英格兰能否获得合宜的食物的讨论。

“在英格兰的每一个早晨，你知道的，”毕司沃斯先生说，“清道夫都会四处搜寻尸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里的饭菜不是正统的罗马天主教印度人做的。”

“比方说欧华德舅舅想要多吃点，”阿南德说，“你觉得他们会多给他吃吗？”

“听这孩子说的，”毕司沃斯先生说，拧着阿南德的细胳膊，“让我来告诉你，嗯，孩子，你和萨薇之所以能活着离开那所猴子窝，完全是靠了你们吃的那点阿华田。”

“怪不得其他孩子可以把阿南德举起来打他的小尾巴。”莎玛说。

“你们家的人很粗暴。”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侮辱性地说出这个字眼。“粗暴。”他重复着。

“行吧，我只能说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小腿像吊床一样松松垮垮的。”

“当然没有。你们的小腿那么粗壮。阿南德，看看我的手背。没有汗毛。这是进化种族的标志，孩子。再看看你的，也没有汗毛。但是你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你的血管里还流着你妈妈家族的坏血统，说不定有天早晨你醒来时会发现自己毛茸茸的，像个猴子。”

随后，在从哈奴曼大宅回来之后，莎玛汇报说送欧华德去国外留学的消息让年长的神沙克哈哭了，尽管他已经结婚了。

“给他送些绳子和软蜡烛。”毕司沃斯先生说。

“他从来就不想结婚。”莎玛说。

“从来不想结婚！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精明的人，就知道丈母娘的钱。”

“他想去剑桥大学读书。”

“剑桥大学！”毕司沃斯先生嚷道，为这个词，为听到这个词轻易从莎玛口中说出而惊骇，“剑桥大学，嗯？咳，那他干吗不去？你们这一帮人干吗不都去剑桥大学？害怕那里糟糕的饭菜吗？”

“赛斯反对。”莎玛带着受伤的隐秘语气说。

毕司沃斯先生顿住了。“哦，真的？真的！”

“至少让某个人得意了。”

她无法给出更多的信息，最后只有不耐烦地说：“你越来越像个女人了。”

她显然觉得这一切不公平。而他因为太了解图尔斯家族了，也就见怪不怪，姐妹们从来不曾对自己的缺乏教育、包办婚姻和不稳定地位有任何异议，但是她们却担心沙克哈没有得到他可能得到的一切，尽管他婚姻快乐、生意兴隆。

沙克哈要到西班牙港度周末。他的家人不和他一起来，老图尔斯太太也要回到阿佤克斯去：兄弟两个要像儿时那样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周末。毕司沃斯先生好奇地等着沙克哈。他星期五傍晚很早就来了。出租车按响喇叭，莎玛拧亮阳台和门廊里的灯，沙克哈穿着他那身白色亚麻西装跑上前台阶，脚蹬皮跟鞋轻快地走在屋子，十分兴奋的样子。他在餐桌上放下一瓶葡萄酒、一罐花生、一包小甜饼、两本《生活》和一卷平装的哈莱维的《英国人的历史》。莎玛伤感地迎接他，毕司沃斯先生带着一脸肃穆向他致意，希望他的肃穆可以被误认为同情。沙克哈亲切地回应他们：那种商人不做生意时的漫不经心的亲切，那种有家的男人离开家时茫然的亲切。

欧华德昂贵的新旅行箱放在后阳台上，毕司沃斯先生在上面给他漆上名字。

“这种事情让你觉得你自己也想要离开似的。”毕司沃斯先生说。

这话没有引起沙克哈的注意。在分享了葡萄酒、花生和小甜饼之后，他甚至像个父亲一样开始为欧华德的旅程提前打点起来，而且无论毕司沃斯先生怎样花言巧语，他对于剑桥大学只字未提。

“都是你胡说。”毕司沃斯先生告诉莎玛。

她没有时间和他争辩。她为在这个重要时刻可以同时招待两个弟弟而感到荣幸，而且决心一定要做好。她花了整整一星期来为这个周末做准备。那天早晨刚吃完早饭，她就开始做饭了。

毕司沃斯先生时不时地来到厨房悄声说：“谁付这个钱？老雌狐狸还是你？我可不付，你听清楚。没有人送我去剑桥大学。下一周，当我吃干巴米饭的时候，没有人会从哈奴曼大宅给我寄吃的，你听着。”

这好像是个袖珍版的哈奴曼大宅节日，在孩子们看来几乎就像是一个假想游戏。他们在厨房里自由出入，只要有机会就这儿吃一点那儿尝一点。沙克哈给他们带来了糖果，星期天送他们去罗克西看下午一点半的儿童表演。毕司沃斯先生和两兄弟相处得非常融洽，甚至被这节日的气氛感染，觉得他们不分彼此，而且认为他很幸运能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家中的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还将要到国外去当医生。他真心诚意地表现出欣喜的样子，又开始谈及航行路线和轮船的问题，似乎他全部经历过一样。他暗示将要写文章赞扬欧华德并奉承他，请他拒绝其他报刊记者的采访。他几乎是恳求似的谈起阿南德获得的成绩，从沙克哈那里得到了称赞。

星期天带来了《特立尼达卫报》和毕司沃斯先生臭名昭著的特稿“我是特立尼达最邪恶的人”系列采访，这是他对特立尼达最富有、最贫穷、最高、最胖、最瘦、最敏捷、最强壮的人的采访，随后是对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的采访：小偷，乞丐，夜晚的清粪工，灭蚊员，殡仪员，出生证明核查员，疯人院看守。在这之后是一系列对于独臂人、独腿人、独眼人的采访。当毕司沃斯先生采访了一个多年以前被一枪击中脖子、每次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捂住枪眼的人之后，《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挤满了受了奇怪的伤的人，想要卖自己的故事。

毕司沃斯先生的文章使得欧华德和沙克哈开怀大笑，特别是那个最邪恶的人在阿佤克斯乃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一怒之下杀了人，在无罪开释之后变成一个好脾气的令人厌烦的人。下一周拟定的采访对象是特立尼达最疯狂的人，这引起了更多的笑声。

吃过早饭之后，所有的男人，包括阿南德，到多克塞特港口扩建的地方去洗澡。挖掘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海堤已经建好，在清早的时候，一部分海区可以让人安全地洗一个干净的澡，虽然每走一步泥浆就会被踢腾起来，把海水搅浑。开垦的土地和海堤一般齐，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土地，只是结着硬壳的泥，上面有尖锐的裂缝，形成珊瑚扇一样的图案。

太阳躲在云层里，给高高的静止的云层染上了红色。视野里，远处的船只模模糊糊，海面就像是一块深色的玻璃。阿南德被留在海边，离海堤很近，其他三个人继续朝前走，他们的欢笑声、溅水声在静谧中传得很远。太阳突然出来了，水面一片辉煌，所有的声音都减弱了。

毕司沃斯先生意识到自己难看的体形，便扮起小丑，在不停地引来哄笑声的同时，他开始撩拨阿南德。

“没到水里去，孩子！”他叫喊道，“没到水里去，让我们看看你能在水下坚持多长时间。”

“不！”阿南德回喊道。

对父亲权威的断然否决也成为这一出滑稽戏的一部分。

“你听见这孩子的话了吗？”毕司沃斯先生对欧华德和沙克哈说。他说出一首总是能逗笑他们的下流印地语讽刺短诗，现在他们只要想到他就会想到这首诗。

“你知道我现在想要做什么吗？”他过了一会儿说，“看见那条划艇了吗，在海堤那儿的？让我们解开它。明天它就在委内瑞拉了。”

“让我们也把你扔进去。”沙克哈说。

他们追逐着毕司沃斯先生，抓住他，把他举出水面。毕司沃斯先生笑着，扭动着，小腿像吊床一样摇摆着。

“一，”他们数着数，来回摇晃着他，“二——”

他突然觉得受了侮辱似的，生气了。

“三！”

光滑的水面好像什么又硬又热的东西一样，击打在他的腹部、胸部和额头上。他浮出水面，背对着他们，花了一点时间捋了捋头发，实际上是擦去眼睛里的泪水。但是，这一停顿长得足以告诉欧华德和沙克哈他生气了。他们觉得很尴尬；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生气没有来由。这时候沙克哈说：“阿南德在哪里？”

毕司沃斯先生仍然背对着他们。“那孩子没事。在水下憋气呢。他爷爷可是潜水冠军。”

欧华德笑起来。

“在水下憋气，见鬼！”沙克哈说，开始朝海堤游过去。

没有阿南德的影子。在海堤的暗影里，划艇几乎纹丝不动。

毕司沃斯先生和欧华德一言不发地看着沙克哈。他潜到水下去。毕司沃斯先生掏起一捧海水浇到头上，一部分水从他的脸上淌下来，一部分溅落到海里。

沙克哈在海堤附近浮上来，抖掉头上的水，又扎进水里。

毕司沃斯先生涉水朝海堤走过去。欧华德开始游泳。毕司沃斯先生也开始游泳。

在划艇的附近，沙克哈又一次浮出水面。他神色紧张。他的左臂下夹着阿南德，右臂使劲划着水。

欧华德和毕司沃斯先生朝他游过去。他叫喊着让他们不要过来。几乎一瞬间，他停止了拉拽，站起来，水只齐腰深。在他身后，那条划艇几乎一动不动。

他们把阿南德抬到海堤上，摇晃着他。随后，沙克哈在阿南德细瘦的后背按压了一会儿。毕司沃斯先生站在一边，只注意到一枚巨大的安全别针——毫无疑问是莎玛的——别在阿南德的蓝条纹衬衫上，衬衫放在他的衣服堆上。

阿南德急促地嘟囔着。他脸上带着愤怒，说：“我正朝划艇走过去呢。”

“我告诉你让你待在原地别动。”毕司沃斯先生说，也生气了。

“我突然踏空了。”

“挖泥造成的。”沙克哈说。他仍然神情紧张。

“我突然踏空了。”阿南德说道，仰面躺着，用弯曲的胳膊掩着脸。他听上去就像是受了侮辱。

欧华德说：“不管怎么说，你有了水下憋气的纪录了。”

“闭嘴！”阿南德尖叫着。他哭起来，腿蹬着干硬开裂的地面，然后翻身趴下。

毕司沃斯先生拿起别着安全别针的衬衣，递给阿南德。

阿南德一把夺过衬衣，说：“别管我。”

“我们就应该不管你，”毕司沃斯先生说，“就让你在那里憋气。”他刚说完最后一个字就后悔了。

“没错！”阿南德尖声说，“你们应该别管我。”他站起身，朝他的衣服堆走过去，气愤地穿上衣服，把衣服硬套在他那湿漉漉的粘着沙子的皮肤上。“我再也不和你们任何一个人出来了。”他的眼睛又红又小，眼睑红肿着。

他快步离开他们，阳光打在他小小的身体上映出长长的影子，越过野草丛生的平坦泥地。他的毛巾没有用过，仍然卷成一大卷，夹在腋下。

“好吧，”毕司沃斯先生说，“还回去潜水吗？”

欧华德和沙克哈微笑了。然后，他们全都慢慢地穿上了衣服。

“要是让我当侦察救护员我可不干，”沙克哈说，“海下面就好像是有个洞似的。你知道的，还有一股巨大的拉力。有可能明天阿南德真的就在委内瑞拉了。”

他们回去的时候，莎玛紧张地询问阿南德独自回来的原因。阿南德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听说发生的一切后，萨薇和米娜流下了眼泪。

午餐极为丰盛，周末的节日氛围达到高潮，但是阿南德没有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他只吃了萨薇送过去的一小片西瓜。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沙克哈离开之后，莎玛开始发泄她的不满。阿南德破坏了整个周末，她要抽他一顿。最后，在欧华德的恳求下，她才作罢。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莎玛说，“好吧，有前例可循。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第二天，毕司沃斯先生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指责码头没有设置警告。下午，阿南德从学校回来后镇定多了，不同寻常的是他主动从书包里拿出抄写本，交给在后阳台吊床上的毕司沃斯先生。然后，阿南德去换衣服。

抄写本上是阿南德写的英语作文，作文反映了老师教的词汇和建议格式，还有阿南德固有的风格，通常是一个名词后面一个破折号、一个形容词，然后又是那个名词：比如“强盗——残忍的强盗”。

最后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海边的一天”。在题目之下抄写着老师提供的短语：准备游玩——兴奋的准备——急切的盼望——装满食物的大篮子——风吹过敞篷车——歌声中洋溢的欢乐——椰子树优美的曲线——金色沙滩的弧形——清澈见底的海水——拍击的浪花——雄伟壮观的巨浪——滚滚而来的海浪——无尽喜悦的欢叫——抚慰身心的椰子树荫——辉煌的落日——难过的告别——未来珍惜的回忆——急切盼望下次再来的日子。

毕司沃斯先生非常熟悉老师那套明确而乐观的说辞，他期望阿南德这样写道：“在盼望中——在急切的盼望中——我们准备去海边游玩并准备好了一切——兴奋地准备——然后到了去游玩的早晨，我们用力把篮子——装满食物的篮子——搬到汽车上。”因为在这些作文中，阿南德和他的同学们除了奢华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在最后这篇作文中，没有破折号，也没有重复；没有篮子，没有汽车，没有金色沙滩的弧形；只有前往多克塞特的散步，水泥海堤和远处的大客轮。毕司沃斯先生读着作文，急切地想要分享前一天的痛楚。“我举起手，却不知道是否能伸出水面。我张开嘴想呼喊救命。水灌进了嘴里。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我紧紧地闭着眼睛，因为我不想看见海水。”作文的结尾是对大海的谴责。

作文中没有用老师给的任何词语，但却得了十二分，满分是十分。

阿南德回到阳台上，坐在桌子前喝茶。

毕司沃斯先生想要亲近他。他情愿做任何事情来弥补前一天阿南德的孤单无助。他说：“过来坐在这里，和我一起看作文。”

阿南德不耐烦起来。他虽然对于作文的分数很高兴，却厌烦这篇作文，甚至感到羞耻。他被安排在课堂上朗读它，承认自己并没有费劲地把盛满食物的大篮子装上汽车，朝有棕榈树的海边开去，而是徒步走到一个平常的码头边，这引起了一阵哄笑。还有那句“我张开嘴想呼喊救命，水灌进了嘴里”，也引起了笑声。

“过来！”毕司沃斯先生说，在吊床上让出一个空位来。

“不！”阿南德喊道。

现在没有人哄笑了。

毕司沃斯先生的痛楚变成了满腔怒火。“去给我砍一根鞭子来。”他说，从吊床上起来，“去。快点。”

阿南德咚咚咚跑下后楼梯。他从长在地皮边、垂在下水道上的楝树上砍了一根粗粗的树枝，远粗于他平常砍的树枝。他的目的是羞辱毕司沃斯先生。毕司沃斯先生也意识到了这种羞辱，于是更加火冒三丈。他一把抓过树枝，没命地抽打着阿南德，直到莎玛不得不干涉才作罢。

“我受不了这些了，”萨薇哭喊道，“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了。我要回到哈奴曼大宅去。”

米娜也哭起来。

莎玛对阿南德说：“你看你都招惹了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

“好！”萨薇说，“这所房子和这条街上的其他房子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尖叫和吵闹。我希望某些卑鄙的人终于满意了。”

“是的，”毕司沃斯先生平静地说，“某些人满意了。”

他的微笑让萨薇再次迸出泪水。

但是，阿南德那天傍晚实现了他的报复。

现在距离欧华德离开特立尼达只有几天了，距离全家人到西班牙港来和他道别的日子屈指可数，因此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都尽可能地和他一起吃饭。他们在餐厅里极为隆重地吃着。那天傍晚，就在毕司沃斯先生刚要在桌子前坐下的时候，阿南德把他身后的椅子拉走了，毕司沃斯先生扑通一声摔在地板上。

“咻嘭！咙嘭！轰！”欧华德哈哈大笑。

萨薇说：“好吧，某些人满意了。”

毕司沃斯先生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他去外面转了一圈。回来之后，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再也没有叫人给他拿火柴、香烟，或者拿书。

他的习惯是早晨六点时起床在屋子里走个遍，翻动报纸，叫每个人起床。然后他自己又回到床上睡觉：他天生就享受这样断断续续的睡觉。第二天早晨他没有叫人起床，一直等到孩子们准备上学时才露面。

但是在阿南德上学前，莎玛给了他六分钱纸币。

“你爸爸给的。让你在乳品店买牛奶喝。”

下午三点钟放学后，阿南德沿着维多利亚路走着，经过轮子和皮带齐响的政府印刷所，穿过特拉格瑞特街，来到对面拉贝罗斯公墓那象牙色墙壁下的阴凉里，然后拐到菲利普街上，街上有一家香烟厂，香烟的甜味传遍了整个街区。白色和浅绿色的乳品店看上去十分昂贵，令人却步。阿南德踮着脚尖走到设着栅栏的柜台前，对那个女人说：“请给我一小杯牛奶。”他付了钱，拿了售货凭证，坐在散发着牛奶气味的吧台前一个浅绿色的高凳子上。带着白帽子的吧台招待员过于漫不经心地撕着牛奶瓶上的银盖子，两次都失败了，最后用大拇指把盖子挤了出来。阿南德并不喜欢那冰冷的牛奶和嗓子里留下的甜腻腻的味道。牛奶似乎还有一股香烟味，让他联想到公墓。

等他回到家，莎玛给了他一个褐色的小纸包。里面是梅干。这是给他的，他想什么时候吃都行。

他和萨薇都被告知要对牛奶和梅干的事情保密，以免欧华德听说后笑话他们自以为是。

阿南德几乎立刻就展示了牛奶和梅干在他身上的功效。毕司沃斯先生到学校去拜访了校长和老师，对于那位老师的说辞他已经了如指掌了。他们都认为如果阿南德努力的话，他会获得奖学金，毕司沃斯先生就安排阿南德在放学和喝完牛奶后上私人补习课。为了对应这种待遇，毕司沃斯先生还安排阿南德在学校商店里没有限制地赊账，这使得莎玛的账目更是一团糟。

萨薇十分忌妒。

“我真高兴，”她说，“上帝没有给我一个好脑子。”

欧华德启程的前一周，房子里挤满了图尔斯家的姐妹们、丈夫们、孩子们和那些仍然忠心耿耿的图尔斯太太的家仆们。女人们穿着最鲜亮的衣服，戴着最好的首饰，虽然这里距离她们的村子不过二十英里，她们看上去还是像外地人。她们肆无忌惮地瞪视着，用印地语交谈，异乎寻常的高声，异乎寻常的粗鄙，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印地语是一种秘密的语言，此外，她们也处于一种过节的心情。院子后面搭起了一个帐篷，阿南德和欧华德有时候在那里玩板球。灶眼直接就在沥青路面上挖出来，灶眼上放着从哈奴曼大宅特别带来的大黑锅，她们就在那些锅里做饭。访客自带了乐器。她们唱歌弹琴直到深夜，邻居们也着了迷，因此没有表示反对，而是从瓦楞铁栅栏的洞眼中窥视着。

几乎没有访客知道毕司沃斯先生在这座房子里的地位。并且，他的地位立刻就变得很模糊。他发现自己被挤在一间屋子里，时常找不到莎玛和孩子们。“八元，”他悄悄对莎玛说，“这是我每个月付的租金。我有我的权利。”

玫瑰花丛和生长着睡莲的池塘遭了殃。

“安装绊网，”他告诉莎玛，“然后让他们得意。‘啊，这里是什么东西？’”他模仿着一个说印地语的老太太，“然后，哎呀！绊着了！晕头了！摔倒了。所有的漂亮衣服都脏兮兮的。脸上湿乎乎地沾着泥。让这种事情多发生几次。然后他们就知道那些花可不是生来就是这样子的。”

两天之后，他绝望地放弃了他的花。傍晚他出去散步很长时间，尽可能地待到很晚才回来。他还去拜访了几家警察局，试图找些故事。有一天，他在外面待到街上野狗开始游荡的时候才回家，那些没用的东西结群搜索食物，听见人的脚步声立刻逃窜，留下打翻的垃圾桶和翻寻过的垃圾。他回去时房子里仍然人来人往，但是鼎沸的人声减弱了许多。他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了四个孩子，但他们不是他的孩子。从那以后，天刚擦黑他就占好房间，上着门闩，无论外面的人怎样敲门、叫喊、刮擦门和哭闹他都不开门。

他和欧华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几乎立刻就烟消云散。欧华德大部分时间在外面进行告别拜访；回到房子后他马上就被朋友和亲戚们包围，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哭泣着，七嘴八舌地提着建议，私下里又议论这些建议，以此证明他们的关心：关于钱的建议，关于天气、食物、酒精和女人的建议。

照相的时候到了。丈夫、孩子和朋友们注视着欧华德和沙克哈摆拍，和图尔斯太太摆拍，和沙克哈、图尔斯太太以及一大批姐妹们合影，因为这一悲伤的场面，她们不顾那个华人摄影师的请求，在镜头前愁眉苦脸。

最后一天，赛斯来了。他穿着卡其布制服，脚蹬半筒靴走来走去，他居高临下，所到之处人人噤声。他的缺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如今每个人都等候他。但是在最后的家庭会议之后，欧华德、沙克哈、图尔斯太太和赛斯看上去神情严肃，这是没有达成协议或者是悲哀的示意。

当毕司沃斯先生把《特立尼达卫报》的摄影师带到房子里来时，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他驱散了客厅里的人，不停地指挥着欧华德和摄影师。第二天早晨，报道在报纸的第三版上刊登出来——《特立尼达人前往英国攻读医学》——但却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因为那些人不是在给孩子们穿衣服去码头就是在弄去码头的票，其他的人都在哈瑞的领导下在帐篷里做礼拜。

最后他们到码头去了。只有新生的婴儿和婴儿的母亲留下。图尔斯家的人三五成群，打量着轮船。轮船的围栏边已经站着途经此地的旅客和轮船上的员工，他们争先恐后一睹西班牙港的异国风情。听说送行者可以上船，不一会儿图尔斯家族和他们的朋友们就已经在船上泛滥成灾。他们瞪视着船员们和乘客们，盯着阿道夫·希特勒的照片，认真地倾听着他们周围需要喉音发音的语言，为的是以后可以模仿。年长的女人们踢着甲板、围栏和船的两侧，验证船是否坚固得足以航行。有一些多愁善感的人借这个机会坐在欧华德的铺位上哭泣着。男人们更腼腆一些，也更遵守船上的规矩，他们手里拿着帽子，沉默地四处徘徊。当一个船员开始发放礼物的时候，他们对于轮船和船上的人的疑惧都一扫而光：给男人的是打火机，给女人的是穿着乡村服装的娃娃。这段时间，没有人注意毕司沃斯先生，而他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刻意地在船上跑来跑去，和外国人交谈，在本子上做着笔记。

他们从船上下来后，在一个洋红色的小棚子跟前十分正式地集合，小棚子处用英语和法语写着“请勿吸烟”的告示。不知谁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椅子，图尔斯太太坐在椅子上，她的面纱低低地拉到额头上，手里攥了一条手绢，那个看护病房的寡妇苏诗拉站在她旁边。

欧华德开始吻别，从他不认识的人开始。但是人太多了，最后他抛弃了他们，专心与自己的家人告别。他吻了每一个泪如雨下的姐妹，他和男人们握手，当轮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时候，他微笑着说：“不要再在水里憋气了。”

毕司沃斯先生被莫名地感动了。他的腿颤抖着，他觉得站立不稳。他说：“我希望战争不要爆发……”眼泪从他眼睛里流出来，他声音哽咽，无法说下去。

欧华德已经朝前走了。他拥抱了孩子们，然后是沙克哈，然后是泪水满面的赛斯，最后是图尔斯太太，她没有流一滴眼泪。

他上了船。不久，他出现在围栏处，挥舞着手臂。有一个乘客走过来，他们开始交谈。

乘客舷梯被吊了起来。传来叫喊声和嘶哑而不连贯的歌声，三个鼻青脸肿、衣衫不整的德国人脚步蹒跚地沿着码头走过来，滑稽地互相扶持着，醉醺醺的。船上有人严厉地叫他们；他们回喊着，虽然醉得东倒西歪，他们却没有碰一下扶栏上的绳索，就走上了船尾狭窄的踏板。送行的人对船的疑惧又被激发了。

汽笛鸣响，船上的人在挥手，岸上的人也在挥手。船缓缓移动了，码头上的警戒松弛了，黑色的脏水上漂浮着垃圾。很快人们就发现他们被晾在海关进出口的棚子前，他们凝视着船，凝视着船离去之后留下的空缺。

毕司沃斯先生仍然沉浸在他和欧华德握手时感受到的伤感之中。他心里空荡荡的。他想要去爬山，去让自己筋疲力尽，去不停地行走，再也不回到那个房子里，不回到那空荡荡的帐篷里，也不想看见熄灭的灶眼、凌乱的家具。他和阿南德一起离开码头，两个人就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闲逛着。他们在一家咖啡馆停下来，毕司沃斯先生给阿南德买了装在纸桶里的冰激凌和可口可乐。

明天早晨，报纸将躺在洒满阳光的台阶上，中午将会静悄悄的，下午影子将会投落下来。但那将是不同的一天了。

[1]西班牙港最大的户外开放公园“女王公园大草原”，在口语中多用“大草原”指称该公园。

[2]The Scarlet Pimpernel，帮助危及生命者潜逃出境的人。典出小说《红花侠》，作者为英国女作家奥希兹女男爵（1865－1947）。

第二章　新制度

因为在西班牙港没有其他事情，图尔斯太太返回阿佤克斯去了。帐篷拆掉了，几天之后，房子里的来访者也纷纷离去。毕司沃斯先生开始修复他的玫瑰花圃和睡莲水池，水塘的边缘已经塌陷，水池一片浑浊。他失魂落魄地工作着，感受着空落落的房子，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住多久。图尔斯太太的家具一件也没有搬走：房子似乎在等待着某种改变。他对《特立尼达卫报》的工作也失去了一些乐趣。他写文章时需要和别人沟通交流。起初是和伯耐特先生，后来是欧华德，现在则只有莎玛了。她很少阅读他的文章，当他大声给她朗读时，她既不感兴趣也不觉得好笑，而且从不发表意见。有一次，他给她看他打出来的一篇文章，她翻到最后一页，看还有没有更多，这让他恼羞成怒。“没有了，没有了，”他说，“我不想让你劳神。”

从哈奴曼大宅里传出更多的骚乱。格温德，那个殷勤而忠心耿耿的人开始不满足了，莎玛讲述了他的一些煽动不满的言辞。表面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是图尔斯太太不再指挥一切，而她的影响力开始渐渐被看作一个坏脾气病人的抱怨。在她的两个儿子都安顿好之后，她似乎失去了对整个家庭的兴趣。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玫瑰房间里生病，因为想念欧华德而忧伤。至于赛斯，他仍然掌管一切，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虽然没有公开的议论，但是沙克哈表现出来的不满毫无疑问是针对他的，并引起了姐妹们对他的疑心。一切都平息下来之后，赛斯已被认为不是家族的一员，而他自己孤掌难鸣，无法维持家庭的和睦，这一点当图尔斯太太不在西班牙港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来，因为姐妹之间发生纠葛时，他无能为力。赛斯只有在图尔斯太太的信任和维系之下，只有和她一起时，才能有效地统治。虽然图尔斯太太没有正式表示对他的不信任，但是显然已经没那么信赖他了，赛斯甚至被当作一个外人来对待。

随后又传来赛斯查看地产的谣言。

“给妈妈买的吧，你觉得呢？”毕司沃斯先生问。

莎玛说：“至少让某些人高兴了。”

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很快就后悔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圣诞节学校放假了，莎玛带孩子们回到哈奴曼大宅去。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完全成了陌生人。在看完西班牙港商店的节日装饰之后，图尔斯商店里拥挤不堪的旧皱纹纸装饰和身处黑暗窒息之中的货物在他们眼中变成了小家子气的乡下玩意，萨薇为在阿佤克斯的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还把这些装饰当一回事。最后，在平安夜，商店关了门，姨父们都各自回家。萨薇、阿南德、米娜和卡姆拉找出长袜挂起来。但是他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得到，也没有可以去抱怨的对象。一些姐妹们偷偷地给自己的孩子准备了礼物；圣诞节早上，图尔斯太太也没有在大厅的长桌子处等着接受亲吻，孩子们互相比较自己的礼物。欧华德在英国，图尔斯太太在她的房间里，所有的姨父都不在，沙克哈和他妻子一家过节，没有人组织游戏、制造欢乐的气氛。圣诞节最后只有一顿午餐和琴塔的冰激凌，冰激凌像往年一样寡淡无味，波纹上带着铁锈。姐妹们闷闷不乐；孩子们争吵不休，有一些孩子甚至挨了打。

沙克哈在节礼日带着一大包进口糖果回来。他去了图尔斯太太的房间，在大厅里用了午餐，然后离开了。当毕司沃斯先生那天下午到达哈奴曼大宅的时候，发现姐妹之间议论的话题不是赛斯，而是沙克哈和他的妻子。姐妹们觉得沙克哈抛弃了她们。但是没有人责怪他。他处于妻子的控制之下，所有的错都是她的。

图尔斯姐妹和沙克哈妻子之间的关系一向不融洽。她们在哈奴曼大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习俗，结婚之后仍然和她们的母亲住在一起，但尽管如此，姐妹们仍然看重某些印度家庭关系的传统：比如婆婆应该对媳妇严厉，妯娌之间应该彼此轻视。但是，沙克哈的妻子第一次和图尔斯家族见面的时候就举止傲慢，展现她长老会的摩登气度。她卖弄自己的教育。她毫不知羞地称自己为桃乐茜。她穿着短外套，不管这会让她显得多么淫荡和可笑：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在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发了福，她的裙子悬挂在她那硕大的屁股上，就像从裙撑上面垂下来一样。她声音低沉，举止夸张。有一次她脚踝骨折了，她用了一根拐棍，琴塔说那拐棍简直就是给她量身定做的。这且不算，她有时候还在她家的电影院里卖门票；这一行为除了放荡之外，简直有失体统。虽然如此，姐妹们非但没有对桃乐茜产生什么影响，相反，她们发现自己总是处于下风。她们一直说她根本不会打理房子，但令人恼火的是，她在家居摆设上很有讲究。她们说她不会生育，而她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她所有的孩子都是女孩，但是这对姐妹们来说也没有胜算，因为桃乐茜的女儿们个个美若天仙。最后，姐妹们只能抱怨桃乐茜给孩子们取的印地语名字——米拉、丽拉、莱娜——过于西化。

现在老话又被重提，而为了莎玛和其他来访的姐妹们的缘故，还增添了很多新的细节。这些同一主题的闲话被翻来覆去地说着，以致那些细节变得越来越粗俗：桃乐茜和其他的基督徒一样，用右手做不洁净的事，在性爱上难以餍足，她的女儿们已经知道用眼睛挑逗男人。姐妹们一次又一次地替沙克哈惋惜，因为他不能去剑桥大学，违反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个不知廉耻的妻子。因为赛斯的妻子派德玛在场，她们不能议论赛斯的行为。每当有人提及剑桥的时候，姐妹们的语气和神色就表明派德玛不应受到这种暗地里指责丈夫的连累，她和沙克哈一样，因为有这样一个配偶而受到大家的同情。毕司沃斯先生不禁再次惊叹于图尔斯家族的同情如此深厚。

毕司沃斯先生和桃乐茜相处很好。他被她的愉快和肆无忌惮吸引，把她看作不同于图尔斯姐妹的同盟。但是在那个炎热、安静的下午，在阿佤克斯节日的沉闷之中，大厅里摆着杂乱的家具，还有黑洞洞的阁楼和沾着煤灰的绿色墙壁，苍蝇在长桌子上太阳洒下的光斑上飞来飞去，整个大厅似乎被抛弃了，没有一丝生气。毕司沃斯先生也觉得沙克哈的缺席是一种背叛，禁不住同情起图尔斯的姐妹们来。

萨薇说：“这是我在哈奴曼大宅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变化接踵而来。波各迪斯的塔拉和阿扎德在装饰他们的新房子。在西班牙港，漆成银色的新路灯柱竖立在主干道上，据说柴油发动机的巴士将会换成电车。欧华德原来的房间被租给一对没有孩子的中年黑人夫妇。《特立尼达卫报》报社也是谣言四起。

在伯耐特先生的经营下，《特立尼达卫报》已经超过了《政府公报》，虽然要赶超《卫报》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的成功足以使得《特立尼达卫报》的老板对报纸的浮夸风格感到尴尬。伯耐特先生已经顶了一段时间的压力了。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些，但是他对此没有兴趣，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些压力来自何处。有一些员工开始公开表示轻蔑，把伯耐特先生当作一个无知的人来议论。报社里流传着一个笑话：伯耐特向阿根廷人请求一份副主编的工作，但他的求职信人家根本看不懂。似乎为了对这一切做出反应，伯耐特先生变得更加任性乖张。“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他说，“西班牙港的社论是不会对西班牙产生什么影响的。他们同样也无法制止希特勒。”《卫报》对战争的反响是设立了一项战士基金：在头版的一个方框里画了十二架飞机，当基金数目增长的时候，这些飞机就被填上颜色。最后，《特立尼达卫报》开始以大标题报道西印度人在英国的板球循环赛，当循环赛被取缔时，《特立尼达卫报》刊登了一幅希特勒的画像，如果把画像剪下来，并按照特定的虚线折叠，画像就会变成一头猪。

新年伊始，打击就来了。毕司沃斯先生正和伯耐特先生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饭，他们坐在其中一个小隔间里，里面有微弱的灯光，没有灯罩的灯泡低低地悬挂下来，长长的电线松松地搭在沾满蝇卵的肮脏的隔间隔板上。伯耐特先生说：“惊人场面很快就要发生了。我要走了。”他停顿了一下。“被解雇了。”似乎看穿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心思，他又补充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变换了好几种矛盾的心情。他高兴，他压抑，他高兴离开，他不愿意离开，他不想说这个，他说了这个，他不会再提及自己的事情，他提及了自己的事情。他痉挛地吃着东西，抱怨食物的恶劣，似乎食物带给他身体上的伤害。“竹笋？这就是他们的叫法？长到这个地步，在中国都已经是竹子了。”他按响了铃，铃装在墙上一片不规则的圆片中间，脏兮兮的。他们听见铃声在远处一个洞里响起来，伴随着其他铃响、女招待轻快的脚步声和隔壁小间的谈话声。

面容疲惫的女招待走过来，伯耐特先生说：“竹笋？这简直是竹子。你以为我这里是什么？”他拍着肚子，“造纸厂吗？”

“那只是一小节。”女招待说。

“那是一根竹子。”

他又要了更多的啤酒，女招待咂咂嘴出去了，拉门剧烈地前后摇摆着。

“一小节，”伯耐特先生说，“他们让这听上去就像干草一样。这个该死的屋子就像是牲口棚。我不担心。我还有其他路可走。你也一样。你可以回去画你的广告牌。我走了，你也走。我们一起走。”

他们大笑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报社，焦虑不安。他曾经有滋有味地参与撰写了《特立尼达卫报》最浮夸言论中的一部分。现在，他一想起这些就感到内疚和惊慌。他一直指望自己被叫到一个神秘的房间里，然后被告之他被解雇了。他坐在桌子跟前——虽然他给《特立尼达卫报》写文章，但这桌子根本不能算是他的——倾听着从木匠那边传来的噪音。他第一天来到报社时就听见了这些噪音，从那以后，报社就一直处于修建和修葺工作之中。新闻编辑部的下午到来了。记者们回来了，脱掉外套，打开笔记本，开始打字；一群人聚集在绿色水冷器跟前，然后又散开；桌子边的一些人开始校稿，摊开里页。过去四年多，他一直是这令人兴奋的事业的一分子。现在，因为等着被解雇，他只有看着人们忙碌。

想到待在办公室里更能增加被解雇的风险，他提前离开了报社，骑车回家。恐惧接踵而来。假使他不得不把孩子们重新送回哈奴曼大宅去，会有人要他们吗？假如图尔斯太太下了逐客令，就像莎玛经常给那些房客发放逐客令一样，他该去哪里呢？他该怎样生活呢？

前面的岁月一片黑暗。

回到家，他调了一杯麦克莱恩牌胃药冲剂，脱了衣服，躺在床上读爱比克泰德。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并没有人解雇他。最后，伯耐特先生要离开了。毕司沃斯先生想做出点姿态，表示他的感激和同情，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毕竟伯耐特先生走了，而他留下了。《特立尼达卫报》在社会版上报道了伯耐特先生的离职。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张刻薄的照片，照片上伯耐特先生拘谨地穿了一身晚礼服，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下瞪着小眼睛，嘴上叼了一根雪茄，似乎是为了营造喜剧效果。报道说他很遗憾离开报社，他不得不接受在美国的一份工作，在特立尼达以及担任《特立尼达卫报》编辑期间，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将非常愿意看见两者的进步，他认为当地新闻业的水平“惊人地高超”。关于伯耐特先生所谓的其他出路，则是由别的报纸披露的。他们说一个由舞蹈者、表演在火上行走的人、舞蛇人和一个可以躺在钉床上的人组成的印度人剧团将和本地一家报纸的前任编辑伯耐特先生一起去美国。大标题是《马戏团继续前进》。

《特立尼达卫报》开始了新制度。伯耐特先生离开之后的第二天，编辑室里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不求出名，但求正确”，“新闻不是观点”和“是事实吗？不是，就砍掉”，以及“检查，不然就住口”。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这一切都是专门攻击他的，其中的奇谈怪论让他害怕。整个报社都陷入低潮，所有人都神色凝重，无论是升职的人还是贬职的人。伯耐特先生的新闻编辑成了副编辑。他手下大有可为的记者们被分散到各个部门。一个去了“今日安排、疾病和天气”栏目版，一个去了船务版，一个去了社会版上的“戴安娜日记”栏目，还有一个去了“分类广告”版，毕司沃斯先生加入了“法庭短讯”版。

“写作？”他对莎玛说，“我可不把那称之为写作。那更像是填表格。某人X，年龄多少岁，昨天由于做某事而被Y先生罚款几许。起诉通过。将要选择自己的辩护律师，X如是说。地方法官，通过判决，如是说。”

但是莎玛赞同新制度。她说：“这将教会你更尊重别人和事实。”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但是我一点也不惊讶，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让他们等着瞧吧。新制度，嗯。就等着风水轮流转吧。”

毕司沃斯先生只对莎玛说了报社的变动。在报社，从来没有人讨论这个话题。从前在伯耐特先生跟前的红人都互相回避，而且为了避嫌，也不和别人交往。虽然报社除了张贴的海报之外，没有其他指示，但是所有的人，只要是新的职责允许他们写作，都改变了写作的风格。他们用完整的句子和复杂的大词长篇大论。

不久指令就下来了，写在一本叫作《新闻记者准则》的小册子里。为了表现新权威的高高在上和严格，有一天早晨，未经任何解释，每一张桌子上都出现了这本小册子，在小册子的右上角写着记者的名字，名字后面是“先生”二字。

“他今天一定起了个大早。”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

小册子里面包括了对语言、衣着、行为举止的要求，每一页的页脚都有一句标语。在首页上印着“最优秀的新闻是最公正的新闻”，引号表明这句话自有渊源，而且诙谐机智。封底写着：“不歪曲事实地报道。”

“不歪曲事实地报道，”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这就是那个狗娘养的现在干的事情，你知道，浪费大量的薪金干这个。还弄出这些标语来。新闻记者准则。准则！”

几天之后，他回家时说：“你猜怎么着？主编现在连撒尿都有自己的厕位，你懂的。‘对不起。我得去撒尿了——一个人。’多少年了，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撒尿。怎么了？他吃了道得肾药，撒蓝尿还是怎么着？”

莎玛的账本更加频繁地记录着麦克莱恩胃药冲剂，而且总是写着全称。

“走着瞧，”毕司沃斯先生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没有人会忍受这样的待遇，我跟你说。”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莎玛问。

更糟的还在后面。

“我不知道，”他说，“我猜他们就是想要吓唬我。从今往后我要……从今往后……你听听那个狗娘养的人用的什么词：从今往后，我每天下午要在西班牙港的公墓度过。把那本黄色的书递给我。那本《新闻记者准则》！让我看看。有没有关于葬礼的规定？上帝！该死的，他们连这个也写进去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应当严肃着装，即身着黑色西装。’黑色西装！那人大概不知道我还有妻子和四个孩子吧。他一定觉得他每两周付给我一大笔钱。‘无论是举止还是着装，记者都不能冒犯哀悼的人，因为这将使报社失去良好信誉。每个记者都应当记住他代表的是《特立尼达卫报》。他应该让别人信任。记者绝对不可拼错姓名，拼错姓名将冒犯别人。报道必须提及所有的安排和装饰，但是记者在调查这一切的时候应该运用自己的判别能力。忽略某人的装饰也不啻是对此人的大不敬。询问一个获得英帝国勋章的军官是否是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等同于冒犯。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将此人认为是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在直系亲属之后，所有哀悼者的姓名都必须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天！天！这是什么狗屁玩意，到坟墓上跳舞吗？你知道，我能把这殡葬栏目搞得有声有色。昨日殡葬。掘墓人作。就发表在‘今日安排’旁边。或者在‘疾病’版旁边。大标题是《前进，前进，死亡》。这么着怎么样？加一张寡妇在坟前痛哭流涕的照片。然后再加一张寡妇听过遗嘱之后哈哈大笑的照片。标题是《笑了，X太太？我们也这样认为。只要有遗嘱，世上无难事》。两张照片并排摆着。”

其间，他还是借债买了一套黑色的斜纹哔叽西装。每天下午，当阿南德沿着拉贝罗斯公墓的外墙去乳品店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通常都在公墓里面，神情肃穆地在墓碑之间穿行，小心翼翼地询问着姓名和装饰。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抱怨胃里不舒服。

“资本主义的狗屁报纸，”他开始说，“又是一份资本主义的狗屁报纸。”

阿南德提及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上。

“我高兴得要死。”毕司沃斯先生说。

连着四个星期六，他被派去采访一些无足轻重的板球比赛，只是为了得到比赛最后得分。板球比赛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是他明白这样的分配是对他再改造的一部分，于是他骑车从一场四等比赛赶到另一场四等比赛，抄写着他不明所以的比赛记录符号和评分结果，在树下的球员们对他的到来感到意外和受宠若惊，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能享受一刻短暂的尊敬。大部分比赛五点半就结束了，而想要在同一时间赶到所有比赛场地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当他赶到一个赛场的时候，那里已经空无一人。然后他就要去寻找秘书，就要骑行更远的路。这样，整个星期六的下午和傍晚就被毁了，连星期天也常常如此，因为他搜集的很多比赛评分结果根本没有被印在报纸上。

他开始回想起理想学校简介上的遣词。“我可以以笔谋生。”他说，“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再逼我试试。”那个时候个人自办的杂志开始流行，几乎都是印度人自己经营的。“我要创办我自己的杂志，”毕司沃斯先生说，“我要和贝赛瑟一样，自己卖杂志。他告诉我，他卖他的杂志就像卖热蛋糕一样快。像热蛋糕一样，伙计。”

他在家里放弃了自己的专制，开始不断提及《特立尼达卫报》各个员工的名字，莎玛和孩子们都耳熟能详了。他时不时地纵容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反抗。

“阿南德，你去上学的时候在咖啡馆替我给《特立尼达卫报》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今天不想去工作了。”

“你干吗不自己打电话？你知道我不喜欢打电话的。”

“不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孩子。”

“你想让我告诉他们说你今天就是不想去上班吗？”

“告诉他们我病了。感冒，头痛，发烧。你懂的。”

阿南德离开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就会说：“让他们解雇我。该死的，就让他们解雇我好了。以为我在乎？我就等着他们解雇我呢。”

“是的，”莎玛说，“你就等着让他们解雇你呢。”

但是，他小心地安排着他不去上班的日子。

那些下午在人行道上玩板球、晚上在路灯下聊天的孩子们和年轻人很不欢迎他。他从窗户上冲他们叫嚷，因为他的西服，他的工作，他住的房屋，他和欧华德的关系，以及他在警察局的影响，他们都害怕他。有时候，他故意卖弄地到咖啡馆里给当地的警官打电话，那是他在春风得意时结交上的。于是下午，在玩球的人的怒目而视和嘀咕声中，他兴高采烈地穿着他那身不得罪吊丧者的严肃的西装，骑车去参加丧礼。

他阅读政治书籍。他从书上学来的词语只能对自己说或用在莎玛身上。这些书同时披露了一种又一种的不幸和不公正，使他益发觉得无助和孤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开始阅读狄更斯的小说以安慰自己。他很快就把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场景转换到身边的人和地方上。在狄更斯的怪异笔风之中，使他害怕的和令他痛苦的一切都显得可笑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他的愤懑、轻蔑变得毫无必要，让他有力量去忍受他一天中最艰难的时刻：早晨起来穿衣打扮，那本来是每天一个人肯定自我的事情，而对他来说则几乎像是一种牺牲。他和阿南德一起读狄更斯的书，虽然狄更斯的书给他的另一个乐趣，是让阿南德抄写并学习书中一些晦涩词汇的含义，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示他的严格和训练阿南德。他说：“我不想让你像我一样。”

阿南德理解他的用心。父亲和儿子，互相都认为对方是软弱无能的，互相都觉得自己对对方负有责任，在某些极为痛苦的时刻，这种责任戴着面具，使一方过于夸大自己的权威，另一方则过于毕恭毕敬。

突然，来自《特立尼达卫报》的压力没有了。毕司沃斯先生从法庭短讯、葬礼和板球比赛的栏目中调离，为《周日特刊》做一周特写。

“如果他们再逼我的话，”他对莎玛说，“我就辞职了。”

“是的，你已经辞职了。”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干吗要浪费口舌告诉你。”

实际上，他已经在心里拟好了许多言语犀利的辞职信，风格从辱骂到做作，从幽默到表示大度（这些信都以他祝福《特立尼达卫报》继续成功收尾）。

现在他的特写和他给伯耐特先生写的那些特写完全不同。他不再撰写声名狼藉的独眼人的采访，他撰写对盲人协会工作的严肃调查。他不再写“我是特立尼达最疯狂的人”，他写疯人院做出的杰出工作。他的职责是赞扬，总是深入观察官方组织或人物的现实，因为《特立尼达卫报》的严肃新政策的一部分，就是展现世界上和特立尼达所有官方机构最辉煌的一面。和要忽略的事实比起来，他没有多少可供歪曲的事实：忽视孤儿院里孩子们粗糙的光脚、郁郁不乐的害怕的神情，以及不体面的制服；去接受短暂的可耻的辉煌，参观车间和蔬菜园，记录工厂、工作改善和纪律；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喝一杯柠檬汁，抽一根香烟，然后拿到所要的数字；让自己也成为这怪谈的帮凶。

这些特写很难构思。伯耐特先生在的时候，只要他得到陈述歪曲的报道和开头句，他就可以下笔如风。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地写，他的文章不但如行云流水而且具有整体性。现在，他绞尽脑汁地写着毫无感觉的文字。后来他变得甚至对自己的感觉也不能肯定了。他不得不先记下观点，然后把它们拼凑在一起。他写了一遍又一遍，效率很低。他抱怨持续的头痛，到星期四最后的截稿日才完成文章。文章费尽功夫，但是死气沉沉，只能给那些被采访的人带来欣悦。他也不盼望星期天的到来。他像平时一样很早起床，但并不去拿前台阶上的报纸，最后是莎玛或者一个孩子把报纸拿进来。他也尽可能地拖延读自己的文章。但是每当他翻到自己文章的时候，他都会惊讶地发现照片和排版掩盖了沉闷的内容。有时候，他甚至不通读自己写的文章，只是看一些古怪的段落，寻找编辑因为不满意而做出的删节和修改。他什么也没有对莎玛说，但是他现在期望自己被解雇。他知道文章写得不好。

报社当权的人仍然高高在上。没有批评，但是也没有肯定。新的体制仍然是个被回避的话题，记者们也仍然没有像往常那样聚集在一起。在以前伯耐特先生青睐的人当中，只有前新闻编辑被一致接受；实际上，他成了办公室里的一个人物，他因为担惊受怕而形容枯槁。他住在巴拉塔利亚，每天早晨坐巴士经过拥挤、狭窄和危险的东部大路来上班。他开始担心他可能会死于路上的交通事故，留下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无依无靠。所有的交通出行都让他害怕，早晨和傍晚他不得不走路上下班，每天他都为事故新闻和相关的“扭曲的残骸”图片作版面编排。他不停地诉说自己的恐惧，嘲笑自己，也被别人嘲笑。但是随着下午接近尾声，他表现出的恐惧越来越明显，到了下班的时候，他已经几近狂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但是又怕离开办公室，因为那里是他唯一感到安全的地方。

由于无人照料，玫瑰花丛生长得杂乱而艰难。枯萎病使得花茎发白，让它们的叶子呈现出病态。玫瑰花蕾很久才开出发白的残缺不全的花朵，中间爬满了小虫子，其他一些昆虫在玫瑰茎上留下亮褐色的圆形巢。睡莲水塘又塌陷了，粗糙的褐色睡莲根从泥泞浑浊的水中探出来，水面泛着白色的水泡。孩子们对花园的兴趣是间歇性的，而莎玛声称自己已经学会不去干涉毕司沃斯先生的任何事情，她自己在花园里种了一些百日菊和金盏花，那是哈奴曼大宅的花园里除了那株夹竹桃和仙人掌之外唯一欣欣向荣的植物。

战争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到处都物价上涨。毕司沃斯先生加了薪水，但是增加的薪水被上涨的物价吞噬了。当他的薪水增加到每两周三十七元五十分的时候，《特立尼达卫报》开始发放克拉[1]，一种生活费补贴。从此，薪水不再上涨，上涨的只是克拉。

“攻心术，”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使这听起来就像是孤儿院的茶会，嗯？”他提高嗓门，“好了吗，孩子们？拿到你的蛋糕了？拿到你的冰激凌了？拿到你的克拉了？”

钱越紧张，食物越糟糕，莎玛也就越一丝不苟地记账，记满了一本又一本采访簿。她把这些账本都保存下来，肮脏的账本堆放在厨房的架子上。

在店铺里，争夺生满象鼻虫的囤积面粉的纠纷时有发生。警察局严密注视着市场上的摊贩，一些菜农和小农场主因为高价卖货而被罚款，甚至进了监狱。面粉仍然奇缺，而且长满了象鼻虫。莎玛的饭菜越来越糟糕。

当毕司沃斯先生抱怨的时候，她说：“我每个星期六走很远的路就是为了这里省一个子儿，那里省一分钱。”

后来，食物的话题不再被提起，但是他们开始吵架。他们的争吵持续好几天、好几个星期，这些争吵除了用词之外，和他们在捕猎村的争吵如出一辙。

“陷阱！”毕司沃斯先生会说，“是你和你们家让我陷进这个深渊里的。”

“是的。”莎玛会说，“我猜要不是我们家的话，你现在就只配住在草房子里。”

“家！家！让我待在一个破败的营房里，每月只给我二十元。不要和我说你的家。”

“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要不是为了孩子们……”

通常，最后是毕司沃斯先生离开房子到城里去长时间地散步，在一个空荡荡的咖啡馆的小棚子里吃一听鲑鱼，试图抑制胃痛，但却往往让胃痛变得更厉害；在微弱的电灯照耀下，睡眼惺忪的店主剔着牙齿，啧啧作响，露出松弛的手臂架在玻璃柜子上，玻璃柜子里的陈蛋糕上爬满了苍蝇。在此之前，城市里充满了新奇和期望，甚至连下午两点钟那最没有生气的太阳也不能破坏这种感觉。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可能会遇见那个不会生育的女主角，过去的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他将重新变成另一个人。但是现在，甚至连思考《特立尼达卫报》那些关于演讲、宴会、丧礼（所有的名字和装饰都被认真核对过）的报道也不能改变他对这城市的看法，这座城市只是这个黑洞洞的肮脏的咖啡馆的翻版：裂缝的柜台，堆在墙角的空可口可乐箱子，裂缝的玻璃柜子，剔着牙齿、等着打烊的店主。

在房子里，当他离开之后，孩子们会起床到莎玛那里去。她会拿下她那胀鼓鼓的账本，试图向孩子们解释她怎样花费他给她的钱。

有一天在学校，阿南德问他同桌的男孩：“你爸爸妈妈吵架吗？”

“为什么吵？”

“什么都可以。比如说，为了食物。”

“不会。但是如果他让她到镇上去买什么东西，假如她没有去买，那就麻烦了！”

有一天傍晚，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又爆发了争吵，但是争吵没有任何结果。争吵结束之后，阿南德来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他的举止引起了毕司沃斯先生的警觉。他放下书，在床头放了一个枕头，微笑着。

“从前有一个人……”阿南德的声音中断了。

“嗯？”毕司沃斯先生做出友好的腔调，他仍然微笑着，用牙齿刮擦着下嘴唇。

“从前有一个人，他……”他的声音再次中断了，他父亲的笑容让他困惑不解，他忘记了自己想要说什么，用不成语法的句子迅速说，“那个人，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使他满意。”

毕司沃斯先生哈哈大笑。阿南德跑出房间，因为羞辱和愤怒浑身发抖，他跑到厨房，莎玛在那里安慰他。

阿南德好几天都不和毕司沃斯先生讲话，而且为了私下报复他，他在乳品店没有喝牛奶，而是喝了冰咖啡。毕司沃斯先生对萨薇、米娜和卡姆拉热情洋溢，对莎玛也十分随和。房子里的气氛没有那么沉重了，莎玛作为阿南德的维护者，开始不停地敦促阿南德和他的父亲说话。

“别管他，别管他，”毕司沃斯先生说，“别管那讲故事的人。”

阿南德变得越来越乖僻。有一天下午从课外补习班回来之后，他拒绝吃饭和说话。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无论莎玛怎样哄劝，就是不肯离开那儿。

不久，毕司沃斯先生走进房间，用挖苦的口吻说：“嘿，嘿，我们的汉斯·安徒生怎么啦？”

“吃点梅干，儿子。”莎玛说，从桌子抽屉里拿出那个褐色的小纸包。

毕司沃斯先生看见阿南德脸上的悲痛，换了态度。“出什么事情了？”

阿南德说：“男孩子们都笑话我。”

“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莎玛说。

“劳伦斯说他的爸爸是你的老板。”

一阵沉默。

毕司沃斯先生坐在床上说：“劳伦斯是晚报编辑，和我没有关系。”

“他们说你在报社就像个打杂的。”

“你知道我是写特写的。”

“他说你去他爸爸家的时候，得走后门。”

毕司沃斯先生站了起来。他的亚麻西服皱巴巴的，口袋里的笔记本把衣服撑走了形，口袋盖脏兮兮的，有点磨破了。

“你从来没有去他爸爸家吗？”

“他干什么要到劳伦斯家去？”莎玛说。

“你从来没有走过后门？”

毕司沃斯先生朝窗户走去。天黑了；他背对着他们。

“我们把灯打开吧。”莎玛轻快地说，但是她脚步沉重。灯打开了。阿南德用胳膊掩着脸。“你就是为了这个不高兴吗？”莎玛问，“你爸爸和劳伦斯没有关系。你听见他的话了。”

毕司沃斯先生走出房间。

莎玛说：“你不该告诉他这个，你知道的，儿子。”

那天傍晚剩下的时间里，莎玛不停地走动、说话，做每一件事情都尽可能发出声响来。

第二天早晨，阿南德书包里放着课本和午饭，口袋里放着买牛奶的六分钱，他正在后阳台上和莎玛吻别，毕司沃斯先生走过来说：“我不需要靠他们给我这份工作，你知道的。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到哈奴曼大宅去，我们所有人。你知道的。”

一个星期六，他出乎意料地带着孩子拜访了阿扎德家。塔拉、阿扎德和孩子们都十分高兴，他们一直待到星期天。新房子里有看不尽的新奇。这是一栋高大的两层水泥楼房，按照现代风格装饰和布置。水泥砖就像是粗凿过的石块一样；屋檐下没有容易落灰的浮雕；门窗都上了清漆，但是没有油漆，门窗开关的方式都很有趣；椅子上套着椅套，宽大奢华，而不是那种藤编坐垫的小椅子；地板光可鉴人；厕所的抽水马桶没有链子。在客厅里，他们端详着塔拉家的那些遗照。他们看见拉各胡躺在他那点缀着花朵的棺材里，周围是他那些瘦弱的大眼睛孩子们。厨房尤为宽阔，而且有很多现代设计。苍老守旧的塔拉行动迟缓，和厨房很不相称。在房子里玩厌了，他们就到院子里转悠，院子仍然是原样。他们跟牧牛工和花匠聊天，打量着各个来访客人，在那堆报废的汽车架子里玩耍。星期六，他们吃过午饭后就去看电影，星期天，阿扎德组织了一次短途旅行。

此后的那个周末，他们又去了，再此后的周末也是如此。很快，这种周末拜访就固定下来。他们星期六早晨动身，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容易在西班牙港搭乘巴士。只要他们在乔治街的巴士站登上车，毕司沃斯先生就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一改持续了一周的阴郁，变得神情愉快甚至顽皮。他的这种好心情一直持续到星期日的傍晚，然后当他们离城市、离房子、离莎玛和星期一早晨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变得沉默寡言。这之后的一两天里，西班牙港的房子显得黑暗、沉闷而拙劣。

在这些拜访中，莎玛只去了一次，她差点儿破坏了气氛。两家之间仍然保持着暗地里不变的敌意，而她也不愿意去。就在刚刚穿过大门时，他们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争执，于是莎玛沉着脸走进塔拉的家。后来，也许是出于傲慢，也许是房子的高大宏伟让她不自在，或者是她无法打破僵局，整个周末她都一直沉着脸。后来，她说她一直就知道塔拉和阿扎德根本不在意她。从此她再也没有去过。

在西班牙港，她总是独自一人。孩子们不情愿和她一起去哈奴曼大宅，而且随着哈奴曼大宅的分歧日渐增多，她自己也很少回去了。她怀念着以前的和睦，害怕卷进新的争吵中。她以前从来没有疏离过家里人，也不知道如何同生人打交道。她不信任其他种族、不同宗教信仰或者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她的怕生使得她在房客中落下了冷酷无情的名声，她也不试图接近住在欧华德原来房间的女人。但是现在，她独自过周末，想有人相伴，于是就去找那个女人，后者不但回应了她，而且展现出异常的好奇。于是莎玛取出账本解释着。

就这样，房子成了莎玛的，这里成了她居留的地方，成为周末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和孩子们不情愿地返回的地方。

每星期阿南德的生活都十分痛苦。就在毕司沃斯先生绞尽脑汁撰写关于查克查凯尔麻风病收容所（文章还配了一张麻风病人祈祷的照片）和少年犯拘留所（也配了一张少年犯祈祷的照片）的杰出工作特写时，阿南德用心地记录学习着大量有关地理和英语的笔记。课本已经被舍弃了，只有老师给的笔记才是主要的，而且只要稍有背离，就会立刻受到严厉的惩处。每天都有男孩子被鞭笞，然后被罚站在黑板后面。因为这是攻读奖学金的班，只有取得良好的考试成绩才是最重要的，老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责。在家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给阿南德朗读《自助自赎》，在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一本《责任》，为了增添一些乐趣，又给他一本兰姆著的学生版《莎士比亚故事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对这些要攻读奖学金的孩子们来说，只是英语作文中的神话。只有写作文的时候，他们才能尽情地享乐欢唱，才可以沉浸在作文笔记中所谓的“男学生的恶作剧”里。

阿南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笔下那些少年时未露锋芒的主人公一样，想方设法不去上学。他假装生病；他编理由逃学，当被发现之后就被鞭打一顿，然后被罚站在黑板后面；他弄坏鞋子。有一天下午，他逃了课外补习班，告诉老师说他需要回家参加印度祈祷仪式，而仪式只能在那天下午三点半的时候举行；然后又告诉他的父母，老师的母亲去世了，老师要去参加葬礼。毕司沃斯先生急于讨好老师，第二天骑车到学校去向老师表示他的哀悼。阿南德被称为一个小流氓（老师因为用了如此粗俗的字眼，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挨了一顿鞭打，然后被罚站在黑板后面。回到家里，毕司沃斯先生说：“这些课外补习我是要花钱的，你知道的。”“恶作剧”只被允许发生在英语作文中。

阿南德大部分表兄弟们都已经受洗加入婆罗门教，虽然阿南德和毕司沃斯先生一样厌恶宗教仪式，他却立刻被这个仪式吸引住了。他的表兄弟们剃了头，被授予圣环，教以秘密的经文，带着小包裹到贝拿勒斯去学习。但是这最后的一部分并不吸引阿南德，仪式吸引阿南德的地方在于剃头：剃光头的男孩是不允许上基督教占主导的学校的。阿南德因此积极地参与这一仪式。但他知道毕司沃斯先生的偏见，于是就采取迂回战术。有一天傍晚，他告诉毕司沃斯先生说，他无法真心实意地用普通的祈祷文祈祷，因为那些词语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他需要一个独创的祈祷文，这样他可以思考每一个词。他想让毕司沃斯先生给他写这样的祈祷文，虽然他对毕司沃斯先生说得很清楚，他不要任何东西方结合的祈祷文：他要的是明确的印地语祈祷文。毕司沃斯先生写了祈祷文。阿南德让莎玛从哈奴曼大宅里带回一张拉克什米女神的彩色画像。他把画像挂在房间桌子上方的墙上，拒绝傍晚时在他向拉克什米祈祷完之前开灯。莎玛对于这一血缘战胜环境的事实欣喜万分，毕司沃斯先生虽然厌恶图尔斯家族式的神像膜拜，却无法掩饰替阿南德写祈祷文的光荣。过了一段时间，阿南德抱怨说这一切都是不正确的，只是虚假的，只有在他受洗之后才能继续他的祈祷。

莎玛激动不已。

但是毕司沃斯先生说：“还是等到放长假再说。”

于是，放长假时，萨薇、米娜和卡姆拉继续她们的环游探亲，包括在阿扎德租的海边度假屋里度过两个星期，阿南德则剃光了头，完全成为一个婆罗门教徒，但是他耻于让人看见他的光头，因此只能待在西班牙港。毕司沃斯先生让他学习《麦克杜格尔语法》，并听他背诵地理和英语笔记。膜拜拉克什米的晚祷停止了。

一年将近尾声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收到一封从芝加哥寄来的信。邮票上盖着邮戳：如属黄色信件，请向邮差投诉。虽然是个长信封，里面的信却很短，三分之一的信纸被花哨的带着红黑字母的报纸抬头占据着。信是伯耐特先生寄来的。

亲爱的穆罕，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小马戏团，开始重操旧业。事实上，并不是我离开马戏团，是它离开了我。也许特立尼达的火焰和别处不同。但是当那个来自圣吉姆斯的男孩要从一小堆美国火焰上走过去的时候，他竟然逃跑了。我猜他现在大概在爱利斯岛上，没有人寻找他。舞蛇人一切还好，直到他被蛇咬死了。我们给他举行了一个不错的葬礼。我四处奔波，想要找个印度祭司给他说最后的祝福，但是不幸没有找到。我得自己继续剩下的工作，但是我穿不上戏服，既系不上头巾也穿不上剩下的衣服。我时不时地能看见《特立尼达卫报》。你为什么不到美国来碰碰运气呢？

虽然这封信只是个玩笑，而且里面说的任何事情都没法当真，毕司沃斯先生还是因为伯耐特先生给他写信而感动。他几乎立刻就动笔回信，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详细列举了新来员工的劣行。他本以为自己表现得轻松超然，但是到中午的时候，他重读了自己写的信，发现无论他怎样掩饰，他还是显得非常痛苦。他把信撕了。后来他时常想要写信，但是终于还是没有写。而伯耐特先生也再没有写过信给他。

学校放假了，孩子们忘记了去年的失望，开始兴奋地谈论回到哈奴曼大宅过圣诞节的事。莎玛花了很长时间在后阳台里用她的一台手动缝纫机缝衣服，没有人知道她怎么得来这台机器的。破裂的木头手柄用一块红色的棉布缠裹着，好像是从很深的伤口里流出的大量血迹；像动物形状的机器的胸部、腰部、臀部和尾部，以及木头转叶都黑乎乎地沾着油，闻上去也是一股油味。莎玛用一根手指按住机器裹着血色绷带的尾部，机器发出叮叮当当、咔嗒咔嗒的声音，令人惊奇的是，干净而完整的衣服就是从这样的机器中出来的。后阳台上有一股机油和新布的味道，而且因为地板和地板缝塞满了大头针而变得十分危险。阿南德惊叹他的姐妹们居然为这样单调的操作兴奋不已，并惊叹她们能够穿上插满了大头针的衣服而不被扎着。莎玛给他做了两件长下摆的衬衣，这是学校里男孩时兴的打扮（即使是攻读奖学金的孩子们也有他们不那么一本正经的时候）：身穿长下摆的衬衣，衬衣几乎不扎进裤子里。

但是莎玛做的衣服没有被穿到哈奴曼大宅去。

一天下午，毕司沃斯先生从《特立尼达卫报》回来，就在他刚刚把自行车推进前门时，他看见房子旁边的玫瑰花丛被毁坏了，原来平坦的红色泥土里夹杂着黑色。玫瑰花丛堆在一起，靠在瓦楞铁栅栏上。花茎虽然从外面看起来干硬委顿而且斑斑点点，但是它们被齐根砍下的地方却显得洁白而湿润，充满生命力，它们难看的叶子还没有打蔫，它们看上去像活着一样。

他把他的自行车扔在水泥台阶上。

“莎玛！”

他怒气冲冲地穿过客厅，来到后阳台，脚步声咚咚直响。地板上扔满了衣服残料和纠结的线团。

“莎玛！”

她从厨房里出来，满面愁容。她用眼神示意他噤声。

他的目光掠过桌子和缝纫机、布片、线团、大头针、橱柜、扶栏和栏杆柱。在下面的院子里，他看见了站在栅栏前的孩子们，他们朝上看着他。然后他又看见了一辆卡车的后部，一堆旧的瓦楞铁皮，还有一小堆新的角料，两个灰头土脸的黑人劳工。还有赛斯。他穿着粗糙的卡其布制服，沉重的磨损的半筒靴，象牙烟嘴插在一个衬衣口袋里，口袋盖系着扣子。

他看清楚了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沉思着。然后他跑下后楼梯，赛斯抬头看着他，满脸惊讶，劳工们停止卸货，也抬头看着他。他在角料堆中摸索着。他拾起一块角料，显然错估了角料的大小，又扔了，莎玛从阳台上对他说：“不，不。”他从发白的石头堆里拾起一块沾着污渍的湿石头：“谁叫你们来把我的玫瑰砍了？谁？”他从嗓子里挤出声音来，好像声音不是从他站着的地方，而是从他身后发出来的。一个劳工从卡车上跳下来，赛斯的眼中显现出惊讶，甚至有恐惧。“爸爸！”一个女儿哭喊着。他举起了手臂，莎玛叫喊着：“男人，男人。”他的手腕被一只有力而滚烫的大手抓住了。石头落在地上。

他失去了武器，沉默着。他站在那三个人旁边，感到了自己的脆弱，他松松垮垮的亚麻西装同赛斯绷得紧紧的卡其布制服、劳工们身上的破工作服形成强烈的反差。他西装的袖扣上有肮脏的指痕，刚才被人用手抓过的地方火辣辣的。

赛斯说：“你看，你把你的孩子吓得魂都没了。”然后他对劳工说：“没事了，没事了。”

劳工们继续卸货。

“玫瑰？”赛斯说，“它们在我看来就是黑山艾。”

“是的，”毕司沃斯先生说，“是的！我知道，在你看来它们就是一堆灌木。粗暴！”他补充说：“粗暴！”转身时，他绊倒在发白的石头堆上。

“哎哟！”赛斯说。

“粗暴！”毕司沃斯先生重复着，走开了。

莎玛跟在他后面。

两侧的栅栏里有人缩回头去，撩起的窗帘也放下了。

“暴徒！”毕司沃斯先生说，走上楼梯。

“嗯，嗯，”赛斯说，冲孩子们微笑着，“好大的脾气，伙计。但是我的卡车不能停在路上。”

在阳台上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毕司沃斯先生说：“这还没完呢。老太太一定会发话的，我向你保证。还有沙克哈。”

赛斯大笑起来。“老母鸡和大神，嗯？”他抬头看着阳台，用印地语说，“太多人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图尔斯家族。你以为这房子是谁买的呢？”

毕司沃斯先生出现在阳台的楼梯扶栏上。

阿南德掉转了目光。

“我的律师会找你的，”毕司沃斯先生说，“还有你带来的那两个魔鬼。他们也一样。”他又消失了。

劳工们不知道他们被骂作印度神话中的恶魔，他们继续卸货。

赛斯朝孩子们挤挤眼睛：“你们的爸爸真是个古怪透顶的人。看他的样子，就像这个地方是他的。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出生的时候，你们的爸爸甚至养不起你们。问问他。看看他是怎么感恩戴德的？现在每个人都和我作对。你们不知道吗？”

“萨薇！米娜！卡姆拉！阿南德！”莎玛喊道。

“你们知道在我让他和你们的妈妈结婚时，你们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你们知道吗？他告诉你们了吗？他甚至连一个抓螃蟹的都不如。他抓苍蝇。”

“萨薇！阿南德！”

他们迟疑着，害怕赛斯，担心房子和毕司沃斯先生。

“今天，看看。白西装，领带，衬衣。我呢，还是这身你们生下来就看见的脏衣服。感恩，嗯？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如果今天我不管你们，你们所有人，你爸爸，你妈妈，你们所有人，明天就得去抓螃蟹，我保证。”

毕司沃斯先生的声音在房子不知什么地方响起来，声音很高，模糊不清，十分激动。

赛斯朝卡车走过去。

“嗯，爱沃特？”他对其中一个劳工温和地说，“那些是不错的玫瑰花，嗯？”

爱沃特笑了，他的舌头卷到上嘴唇上，发出含糊的声音。

赛斯朝房子努努嘴，房子里仍然传出气愤而模糊的叫骂声。他笑了。然后，他停止微笑说：“我们还是不要理会这些混蛋。”

孩子们朝后楼梯角挪过去，他们在那里可以躲着，以免被赛斯和劳工们看见。

毕司沃斯先生的嘀咕声渐渐消失了。

突然，房子里爆发出一阵叫骂。孩子们一动不动。一阵静默，甚至卡车上也是一片沉寂。阿南德几乎哭起来。然后，瓦楞铁皮刺耳的声音又响起来。

从厨房里传出一系列破碎声。

“把那些树砍了，”毕司沃斯先生嚷嚷着，“砍了。把所有的东西都砸了。”

孩子们现在已经到了房子底下，听着他的脚步声，听见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把东西推翻。

阿南德从房子下面朝屋前走过去，经过毕司沃斯先生丢在那里的自行车。栅栏在人行道和一部分路面上投下阴影。阿南德靠在栅栏上，忌妒街上其他房子里的安静，忌妒街上的孩子、年轻人、玩板球的人、路灯下聊天的人。

从院子里传出新的噪声。这回不是毕司沃斯先生推翻什么东西，而是赛斯和爱沃特以及爱沃特的伙伴一起在房子旁边为赛斯的卡车搭棚子，棚子就搭在毕司沃斯先生的花园上。

路面上，房子和树木的影子迅速拉长、扭曲，然后变得看不出形状，最后融进黑暗之中。

毕司沃斯先生由前楼梯上下来。

“和我一起去散步。”

阿南德本来很想去的，不过，这只是由于他不想因拒绝而伤害毕司沃斯先生。但他更想去看看房子里被毁坏的部分，并安慰莎玛。

房子受损情况十分轻微，毕司沃斯先生毁坏东西的时候有所顾忌。莎玛梳妆台上的镜子被取下来扔到床上，完好无损地倒映着天花板。书被推翻了，乱七八糟，摊了一地，《商羯罗大师选集》尤其遭了殃。图尔斯太太的大理石面桌子被掀翻了，大理石桌子摔裂了，一定是这个引起了那些吓人的声响。许多铜花瓶都摔出了凹痕，两株盆栽的棕榈树没有了下面的花盆，但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形状。帽架半倾斜地靠在前阳台的半墙上，但是扔的时候并没有用力：一些钩子断了，玻璃却是完好的。在厨房里，没有杯子或者瓷器被摔碎，摔在地上的都是能发出很大声响的罐子和锅，以及搪瓷盘子。

毕司沃斯先生回来的时候心情变了。

“莎玛，这大理石桌面怎么裂了？”他问，模仿着图尔斯太太的腔调。然后他又模仿着自己：“碎了，妈妈？什么碎了？哦，大理石桌面。是的，妈妈。那的确是裂了。它看上去是裂了。现在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检查着帽架上的钩子。“我还不知道金属这玩意这么有意思。过来看看，萨薇。金属里面不是光滑的，你知道的。看上去更像是压在一起的沙子。”至于他从一个房间踢到另一个房间的收音机，他已经取出了里面的装置，说：“我老早就想这么做了。那公司说他们免费更换收音机。”

当工程师查看那被砸扁了的盒子，然后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想我们可能用太多次了。”他们给换了一个崭新的收音机，最新的设计。

每天晚上，赛斯的卡车都停在房子旁边的棚子里。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想过图尔斯家族的财产是属于谁的。所有的一切，绿谷的土地，捕猎村的店铺，都只属于哈奴曼大宅。但卡车是赛斯的。

[1]COLA,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直译为生活费用调节，指对应物价上涨率而相应提高的工资。

第三章　矮山的冒险

虽然有可靠的产业，但图尔斯家族并不认为他们已经在阿佤克斯和特立尼达安家立业了。她们认为这只不过是梵学家图尔斯离开印度之后的旅行中的一个阶段，只是因为梵学家图尔斯的去世，她们才没有返回印度。从那以后，她们就时常谈论着要回到印度，回到德麦拉拉和苏里南去，虽然不如那些每天晚上聚集在拱廊下的老人们议论的次数多。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在意这样的谈论。老人们再也不会回到印度去，他也想象不出，除了阿佤克斯，图尔斯家族还会去哪里。她们远离自己的土地和房子，也同劳工、佃户和朋友们隔离，而他们仅仅因为她们对梵学家图尔斯的孝行和怀念才尊敬她们。她们的印度地位将变得毫无价值，在她们屈尊住在西班牙港的房子里时就已然是这样。她们只是某些外地人。

但是当莎玛赶回哈奴曼大宅去汇报赛斯的越界举止时，她发现大宅里一片骚乱。图尔斯家族决定继续前进，她们将要放弃这座陶砖制成的房子，每个人都在谈论着在北部山脉中，在西班牙港北部矮山的新地产。

高街像往常的圣诞节一样生气勃勃、熙熙攘攘，虽然因为战争，店铺里已经很少有进口商品。在图尔斯商店里，除了古老的黑色玩偶之外没有其他的圣诞商品，店里只有毕司沃斯先生原来画的褪色剥落的广告牌。很多架子都空了，所有可能在矮山那里用得着的东西都被装进行李。

莎玛的消息并不新鲜。赛斯和家里其他人的不和已经变成公开的对抗。他和他的妻儿们已经离开了哈奴曼大宅，住在不远的后街上，他们不在搬迁到矮山的人群之列。争吵的起因不明，双方都指责对方忘恩负义和背信弃义，赛斯尤其痛骂沙克哈。图尔斯太太和沙克哈都没有什么表示。而且，沙克哈很少到阿佤克斯来，和赛斯继续争吵的只有图尔斯家的姐妹们。她们禁止自己的孩子和赛斯的孩子说话，赛斯也禁止自己的孩子和图尔斯家的孩子说话。只有赛斯的妻子派德玛仍然作为图尔斯家的一员在哈奴曼大宅受到欢迎，她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婚姻受到指责，而应该依凭她的年纪而始终受到尊重。在两家决裂之后，她曾偷偷地到哈奴曼大宅来了一次。姐妹们都认为她的忠诚证明了她们的正确；而她之所以不敢公开拜访，则是因为赛斯的残忍。

现在是收获玉米的季节，甘蔗地没有人管理，成为那些怀恨在心的人公开发泄不满的地方。接连发生了两起纵火事件，而且谣传赛斯在挑拨新的骚乱，声称图尔斯家的土地是他的。姐妹们的丈夫们也说自己受到了恐吓。

但是对赛斯的议论比不上对新地产的议论。莎玛一遍又一遍地听说了新地产的好处。在新房子那里，有一个板球场和一个游泳池，车道两旁栽种着橙子树和长着细长白树干的格里格里棕榈树，树上还有红色浆果和深绿色的叶子。土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雨树上的藤蔓如此坚韧柔软，可以让人在上面荡秋千。蜡菊树随时都会落下红色黄色的鸟形花朵，用花朵可以吹出鸟鸣一样的哨音。蜡菊树荫里长着可可树，咖啡树种在可可树下。所有的山都种满了豆类植物。满山遍野都是果树：芒果、橙子、鳄梨。除此之外，还有肉豆蔻树、雪松、钟花树和伯埃斯坎耐特树。伯埃斯坎耐特树木质很轻，但是非常坚韧而有弹性，用来做板球棒比柳树做的还要好。姐妹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那里的山峦、甘泉和隐蔽的瀑布，在此之前，她们只知道平坦的甘蔗地和泥泞的稻田。即使那些和她们一样不会干地里农活的人，即使她们什么也不做，也可以在矮山发家致富。她们谈论着要办一个牛奶场，还要种植西柚树。谈论得最多的是饲养绵羊，还有给每一个孩子分一只绵羊来养的田园计划，这一切都基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土地上还有马，孩子们可以学骑马。

虽然图尔斯家族突然做出这样重大决定的原因始终不明，而且图尔斯家族最后一次齐心协力举家迁徙也让人迷惑不解，莎玛却激动万分地回到了西班牙港。她想要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庭里，想要分享这一奇遇。

“马？”毕司沃斯先生说，“我敢打赌，等你到了那里，只有一只老猴子在雨树的藤蔓上荡秋千。我无法理解你们家的这种疯狂举动。”

莎玛又说了绵羊的事情。

“绵羊？”毕司沃斯先生说，“用来骑吗？”

她说赛斯已经不是家庭的一员了，两个和赛斯有过纠葛的丈夫又重新回到了家里，准备一起去矮山。

毕司沃斯先生根本不听。“关于那些绵羊。给萨薇一只，给阿南德一只，给米娜一只，再给卡姆拉一只。我们要四只绵羊干什么？用来繁殖更多的羊？屠宰买卖？印度教徒，嗯？饲养得壮壮的，只是为了最后拿去屠宰。或者是我们六个人坐在那里用我们羊身上的毛织毛料？你知道怎么织毛料吗？你家里有谁知道怎样织毛料吗？”

孩子们不想搬到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去，他们也有点害怕重新和图尔斯家的人住在一起。最主要的是，他们不想在学校里被称为“乡下学生”。十五分钟之前莎玛宣布的冒险计划无法弥补孩子们所感受的羞耻。毕司沃斯先生根本没有把莎玛搬家的宣传当真。他高声朗读《贝尔的杰出演说家》里的《皇帝的新装》，他装模作样地在客厅里赶着羊群，模仿羊叫的声音。放假期间，毕司沃斯先生总是在路上就按响自行车铃，宣布自己的到来，孩子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迎接他，装出拿着很多东西的样子。“小心，萨薇！”他会说，“那些豆子可重得要死，你知道的。”有一次，当阿南德来到客厅时，正好有人拉了抽水马桶，毕司沃斯先生说：“往回走吗？怎么回事？忘了你在瀑布边的马吗？”

莎玛愠怒不已。

“去给你买那个金胸针去，姑娘！阿南德，萨薇，米娜！过来给你们的妈妈唱一首圣诞节的赞美诗。”

他们就唱《在夜里，当牧羊人看护他们的羊群的时候》。

但是莎玛持续的阴郁打败了他们所有人。那个他们第一次单独度过的圣诞节，因为莎玛的阴郁而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没有冷冻机，因此不能做冰激凌，但是她尽可能地把这个节日变成哈奴曼大宅里圣诞节的微缩版。她很早就起床，像图尔斯太太那样等着孩子们亲吻她。她在桌子上铺上白桌布，摆上坚果、枣椰子和红苹果，做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饭菜。她一丝不苟地做着每件事情，却带着一种殉教式的悲壮神情。“人家都会以为你又要生孩子了呢。”毕司沃斯先生说。阿南德在他的日记里，一本《特立尼达卫报》的采访簿上写道：“这是我度过的最糟糕的圣诞节。”日记是在毕司沃斯先生的建议下作为英语作文的额外练习开始写的，同时也是为了训练他的自然写作能力。阿南德没有忘记这一日记的文学意图，在日记上补充道：“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济贫院里的奥利弗·退斯特。”

但是莎玛的愠怒始终没有缓和。

很快她就得到来自图尔斯家族的援助。房子里挤满了去矮山的姐妹们和她们的丈夫。她们身着漂亮的衣裙，戴着面纱和首饰，这些和她们的心态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心态似乎是她们从莎玛身上感染来的。她们对毕司沃斯先生摆出一副受伤、无助、谴责的表情，这使得毕司沃斯先生无法视而不见。他不再开绵羊、瀑布以及豆子的玩笑，他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有时候，莎玛在姐妹们的哄劝下，打扮一番和她们一起去矮山。她回来的时候往往更加阴郁，当毕司沃斯先生说“呃，跟我说说，姑娘，跟我说说”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流眼泪。图尔斯太太来的时候，莎玛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干过。

自从和赛斯吵架之后，图尔斯太太又开始掌权。她离开了玫瑰房间，指挥大伙儿从阿佤克斯搬家，实际上，正是她激发了大家的狂热。她试图劝说毕司沃斯先生和她们一起搬迁，毕司沃斯先生因为自己得到如此重视而受宠若惊，做出同情的样子倾听着。赛斯不会在那里了，图尔斯太太说；在矮山，即使什么都不做也照样能生存；毕司沃斯先生可以积攒他的薪水；况且那里有很多地方适于建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还可以用地里的木材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别理他，别理他，”莎玛说，“这些和房子有关的话只能让我难堪。”

“但如果说我继续干在西班牙港的工作，就不可能同时在地里干活。”毕司沃斯先生说。

“不要紧。”图尔斯太太说。

他不能肯定她是因为莎玛的缘故想要他和她们一起搬迁，还是因为没有赛斯——她需要更多的男人在身边；抑或是她不希望有人像他一样对此无动于衷，质疑她搬迁的狂热。于是，他同意哪天早晨和她一起去矮山看看那里的地。

他让阿南德给《特立尼达卫报》打了电话，然后和图尔斯太太一起去了巴士站。他在那里颇为紧张，图尔斯太太穿着白色的长裙子，戴着面纱，手臂上从手腕到肘部都戴着镯子，脖子上戴着金项圈，在西班牙港的街上十分引人注目，毕司沃斯先生害怕自己可能会被报社的人看见。他靠在一个街灯柱上，把自己的脸遮起来。

“固定的巴士班车路线。”过了一会儿他说。

“在矮山，车总是准时出发。”

“我看还是不要给每个孩子一头山羊，应该给他们每人一匹马。骑着去上学，骑着回家。”

最后，车终于来了，车上除了司机和售票员之外空无一人。车身是在本地制造的，用锡、木头、油毡和裸露在外面的大螺钉制造的粗劣车厢发出刺耳的声音。毕司沃斯先生在粗糙的木头座位上夸张地颠来颠去。“只是练习一下。”他说。

在马里乌终点站的时候，城市突然消失了。道路变得蜿蜒倾斜，山野时不时映入眼帘。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指着一丛生长在环形岛上的灌木说：“土地？”他们经过三间挤在一起的莫名其妙的棚屋。两个黑色的水桶立在黄色的院子里。“板球场？”毕司沃斯先生说，“游泳池？”

经过许多曲折和攀缘之后，道路朝一个宽阔的峡谷笔直地延伸下去。山看上去荒无人烟，树冠一个压着另一个：一团凝结的绿意。但是，随处可见的褪了色的单坡茅草屋顶给宁静的暗绿带来一丝暖意，昭示着人迹。道路的两边都有房子和小屋，遍布各处，而且被绿色的树木遮挡着，从车里看出去，矮山好像缝缀着五颜六色的补丁：锈迹斑斑的屋顶，粉红色或者是赭石色的墙壁。

“下一辆去西班牙港的车十分钟后开。”售票员搭话说。毕司沃斯先生上了车，图尔斯太太把他拉了下来。“他们先要倒车。”车在一个肮脏的小路上倒了车，然后停在路边一棵鳄梨树下。

司机和售票员蹲在树下抽烟。在路对面，汽车倒车的小路旁边，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一处敞开的场院，隆起的土堆和褪色的花圈表明那是一个坟场。

毕司沃斯先生朝那荒弃的小墓地和肮脏的小巷挥挥手，小路经过几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消失在后面的灌木丛里，显然通向更多的灌木和后面耸立的山。“土地？”他问道。

图尔斯太太笑了。“在这边。”她朝路的另一边挥动着手臂。

从一个两侧陡峭的布满大小石块的水沟看过去，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了更多的山和灌木。“有很多竹子，”他说，“你可以开家造纸厂了。”

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巴士最远开到哪里。那条肮脏小路尽头的道路光滑平整，路中间呈黑色，闪着幽光。经过那条路之后，道路变得狭窄，布满碎石而且肮脏不堪，路的两边因无人照看而参差不齐。

“我猜我们要沿着那个地方走。”毕司沃斯先生说。

他们开始行走。

图尔斯太太弯腰在路边拔下一棵植物。“兔子草，”她说，“这是兔子最好的食物。在阿佤克斯你得花钱买。”

拱形的树冠在道路上投下柔和的阴影。阳光在碎石上斑斑驳驳，白色的光圈点染着道路两边的绿色和深色树干。天气凉爽。这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发现了果树。鳄梨树和其他灌木一样随意地长在道路两边，它们刚刚结出果实，果实虽小但是已经发育得极好，果皮闪着光泽，这种光泽很快就会消失。路和水沟之间的土地开阔起来，水沟变得狭窄。在水沟以外，毕司沃斯先生看见蜡菊树和它们红色黄色的花朵。花朵在这罕无人迹的道路上流光溢彩。毕司沃斯先生捡起一朵花，放在嘴唇中间，品尝着花蜜，然后轻轻一吹，鸟形的花朵发出哨音。即使是站在这里，花朵也不断地掉落在他们身上。在蜡菊树下，他看见了可可树，树身矮小，长着黑而干涩的枝条，可可豆荚闪烁着黄色、红色、深红和紫红色的光芒，看上去不像是生长在树上的，而是上光的蜡制模型粘到死去的树枝上的。还有橙子树，果实累累、枝叶茂密。他们一直在两山之间走着。道路变得狭窄，他们只听见踩在松散沙砾上的声音。然后，在远处，他们听见巴士开始返回熙熙攘攘的、贫瘠的、充满水泥和木材建筑的西班牙港。两地之间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水沟越来越窄，最后只变成一处铺满了柔软的淡绿色藤蔓的凹地。图尔斯太太弯腰在里面搜索着。她的手指上挂着一小根藤蔓，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薄荷味。

“这叫老头胡子，”她说，“在阿佤克斯人们把它种在篮子里。”

房子被一棵巨大的、布满枝条的塔状雨树遮蔽了一半。纠缠着的寄生藤蔓延伸着它的枝条和结实的枝干，野生的松树在每个分叉的地方发着嫩芽，看上去好像是粗糙的毛发，树上悬挂着藤蔓。在树下，水沟旁边，有一段不长的小路，两侧生长着橙子树，围绕着橙子树树干丛生着野生的芋类植物，淡淡的绿色，大约四英尺高，长着茎和巨大的心形叶子，凝着露珠，看上去十分凉爽。

一个旧指路牌稍稍倾斜地立在水沟里。上面的字已经模糊不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路。路牌和土地很相配，因为这块土地——虽然因为从前的种植而硕果累累——感觉就像是一块处女地。

“这里原来是老路。”图尔斯太太说。

毕司沃斯先生想象着在这条路上走动着另一个种族的印度人[1]，那时候他们还没有遭到残害。

莎玛从来没有对毕司沃斯先生描述过从水沟看过去，在林荫路尽头的房子是怎样的景象。那是一座两层楼房，底层有长长的走廊。房子坐落在离路很远的峭壁上，房子连着一段水泥宽台阶，在四周绿色的掩映下一片洁白。

其他的一切都和莎玛描述的一样。在车道的一边是板球场，上面的沥青已经发红而且开裂，很显然，村子里的板球队没有用席子。在车道的另一边，在距离雨树、藤蔓和野生芋类植物较远的地方，有一个游泳池。里面没有水，而且裂了缝，池底都是沙子，水泥缝里长着植物，但是游泳池很容易就可以修葺好，装满清澈的池水。在更远处，一个人工堆成的土堆上长着一棵樱桃树，它底部粗壮的枝条被修剪过，掩映着一个铸铁做成的椅子。在车道上，还有克里克里棕榈树，白色的树干、红色的浆果和深绿色的叶子。可能它们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年。它们长得很高，以致不能完全看见整棵树，甚至很容易被遗漏。

在板球场的远端，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了一头骡子，看上去衰老而疲弱。骡子没有拴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背后是一片可可树丛。

“哈！”毕司沃斯先生说，这一声打破了寂静，“马。”

“那不是马。”图尔斯太太说。

他们离开车道，站在雨树下的野生芋类植物丛中。图尔斯太太拿起一根藤蔓递给毕司沃斯先生。就在他触摸藤蔓的时候，她又拉下一根更细的藤蔓。“就像绳子那样结实，”她说，“孩子们可以用来跳绳。”

他们沿着长满野草的车道走着。车道一边的小沟里淤塞着呈波纹状的细沙。“你甚至就可以卖这里的沙子。”图尔斯太太说。他们走在浅浅的水泥阶梯的宽阔台阶上，毕司沃斯先生缓缓地走着，没法不感觉到走在这台阶上的堂皇威风。

房子的两侧各有一个荒废的花园，里面没有花朵，只有一些零散的金盏草，但是通过灌木丛还是可以看见花圃的形状，花圃砌着水泥边，边缘长着矮小的叫作“绿茶”和“红茶”的灌木。在一个花园的尽头，在一个大约三英尺高的水泥砌成的圆形苗圃上，长着一棵朱利芒果树。

“这是盖礼拜堂的好地方。”图尔斯太太悄声说。

房子是木制的，但是木头被油漆成巨大的花岗岩的样子：灰色的，掺杂着黑色、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细纹，标着白色的细线。一个折叠屏风隔开了豪华的客厅和餐厅。还有各种各样不知是什么用途的房间。房子有自己的电线设备，现在坏了，图尔斯太太说，但是可以修好。房子里有车库、仆人的房间，还有一个带着深深的水泥浴盆的室外浴室。厨房和房子之间通过一条有顶的小路连接，异常宽阔，还有一个砖炉。山就直接屹立在厨房后面，从后窗看到的绿色山坡只有几步之遥。满山遍野都长着豆类植物。

“这房子以前是谁的？”毕司沃斯先生问。

“一些法国人。”

这个回答，加上他在和雅利安教徒交往时所读过的罗曼·罗兰的作品，使得毕司沃斯先生对法国人感到由衷地敬佩。

他们边走边看。寂静，荒凉，一幅破碎的风景画中果实累累的灌木丛：一切是多么迷人。

他们听见远处传来巴士的声音。

“嗯，”他说，“我看现在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家？”图尔斯太太说，“难道这里现在不是你的家吗？”

就这样，图尔斯家族离开了阿佤克斯。那里的土地按照赛斯的要求被出租给了佃户。图尔斯商店租给了西班牙港的一个商业公司。在西班牙港出租的一座房子被卖掉，莎玛收取租金的任务结束了。就在那个时候，尽管胜利了却仍然郁闷不乐的莎玛透露说，图尔斯太太要上涨西班牙港房子的租金。毕司沃斯先生震惊了，而更让他震惊的是，莎玛拿下了她的账本给他看，他的薪水几乎在副食上用光了，她的债务也跟着增长。

矮山的荒凉和寂静被打破了。村民们对于图尔斯家族的迁入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几乎无动于衷。他们是一群颇具魅力的法国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合体，虽然他们住的地方距离西班牙港很近，但是这儿却形成了一个封闭而独特的社区。他们具有乡村式的闲散，但是又很礼貌斯文，他们彼此用法语交谈，这使得他们说英语的时候带一点口音。他们有时候也占用房子的场地。他们几乎每个下午都在板球场玩板球，每个星期天都有一场比赛，那时候场地上几乎都是村民。图尔斯家族到来之后，下午的时候，恋人们在长满橙子树的小路和车道上散步，有时候就躲进隐秘的可可树丛里去。但是这一风俗很快就停止了。那些恋人们每次都遇到大惊小怪的图尔斯家的人，因此不得不躲到水沟的上游去。

毕司沃斯先生迁徙到矮山后的第一个印象，是图尔斯家族的人口又增加了。赛斯和他的家人已经不算在内，但是那些以前因为种种理由而没有住在哈奴曼大宅的姐妹们现在带着家人加入进来，还有图尔斯太太很多结了婚的外孙和外孙女们，他们的家人也一起搬到矮山来了。

毕司沃斯先生被分配到一个楼上的房间，那是中央走廊附近六个同样大小的房间中的一间。这种安排是旅馆式的，每对夫妇一间房，寡妇们和孩子们在楼下的公共区域起居。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成为他的家庭总部，阿南德在这个房间里做家庭作业，孩子们到这个房间里找他告状，毕司沃斯先生在这个房间里悄悄给他的孩子好吃的食物。四柱大床、莎玛的梳妆台、书架、书桌和餐桌都放在这个房间里；其他家具，摇椅、帽架、橱柜，像他的孩子们在夜里一样，分散在房子各处。

哈奴曼大宅客厅里的家具也同样被分散在各处。在这个房子里，无法区分哪些家具是用过的，哪些是没有用过的，那王座一般的椅子、雕像和铜瓶被留在客厅里，看上去和哈奴曼大宅的客厅并无二致。

让毕司沃斯先生颇为不快的，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在哈奴曼大宅见过的连襟就住在对面走廊的房间里，他是一个高大、傲慢的人，一见面就对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好感，并用抽动着的鼻孔来表示他的不满。

阿南德说：“普拉喀什说他爸爸的书比你的多。”

毕司沃斯先生让阿南德去看看普拉喀什的爸爸有什么书。

阿南德汇报说：“所有的书都一样大小。封皮上有一个标着‘靴子’字样的绿色封套。所有的书都是一个叫W. C. 塔特尔的人写的。”

“垃圾。”毕司沃斯先生说。

“垃圾。”阿南德告诉普拉喀什。

“你说我的书是垃圾？”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普拉喀什的爸爸问毕司沃斯先生，他们恰好同时打开房门。

“我没说你的书是垃圾。”

鼻孔抽动着。“那你的爱比克泰德、《马恩岛人》和塞缪尔·斯迈尔斯呢？”

“你怎么知道我的爱比克泰德？”

“你怎么知道我的书？”

从那以后，每当毕司沃斯先生离开房间时，他就锁上房门。消息传开去，人们议论纷纷。

“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嗯？”莎玛说。

到了矮山之后，每个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曾被允诺的绵羊、马，等待着游泳池的修复，车道的杂草被清除，花园被整理出来，电力设备修好，房子被重新油漆。

孩子们一边等待着，一边剥除着雨树上的藤蔓。但是这些寄生的可爱植物一无用处，它们无法用来跳绳，正如图尔斯太太所说的那样：细的藤蔓很容易磨损，粗的又太笨重。哈瑞把花园尽头那块隆起的花圃上的朱利芒果树砍了，用木板搭了一个狗窝似的小棚子，这就是所谓的礼拜堂。那个W. C. 塔特尔的读者在客厅里竖起一幅巨大的镶框的拉克什米女神像，每天傍晚在神像面前做祈祷，普拉喀什说他爸爸在这方面远比哈瑞懂得多。厨房的砖炉被铲平了，房子到厨房的那条带屋顶的小路被拆毁了，用旧的瓦楞铁和后面山坡上弄来的树枝代替屋顶。

阿南德失去了耐心。他开始在孩子们中间散布，如果要重新油漆房子，必须先把原来的油漆刮掉。很快，他就召集了十几个孩子当帮手刮除房子上的油漆。在被发现之前，他们已经在阳台上刮出了许多粉红色和奶油色的痕迹。最后他们每个人都被饱揍了一顿。

毕司沃斯先生也在等待着房子的改善。但他并不是特别关心这个。对他来说，矮山只是一个冒险，一次小憩。他的工作使得他不用依靠图尔斯家族。同时矮山还给了他一个攒钱的机会。私下里他偷些水果去卖：每次弄半打橙子、半打鳄梨、西柚或者柠檬，他把这些水果卖给圣文森特街的一家咖啡馆，声称这些水果是他在自家后院的果树上结的。钱很少，但是定期供有，偷卖水果的胆战心惊让他觉得其乐无穷。“偷卖”这个字眼听起来就让毕司沃斯先生感到兴奋。在清凉的早晨骑车上班时，他吹着口哨，然后他会突然跳下自行车，左看看，右看看，揪下橙子或者是鳄梨，把水果扔进他在车后座的挂包中，然后跳上车子，不紧不慢地骑走了，一路走一路吹着口哨。

一天下午下班回来，他发现樱桃树被砍掉了，那个人工形成的土垛有一半被挖掘开了，游泳池有一半被填平了。一周之后，土垛已经变成一小片黑色的平地，游泳池不复存在。原来是游泳池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姐妹们和丈夫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附近长着这么多竹子而且不用付钱是多么好的事情，在阿佤克斯他们是要花钱买的。

帐篷是给那些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住的。莎玛有一批外甥女要出嫁。其中一桩婚事在搬家前就说定了，在矮山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婚事又被重新提及。婚礼筹办得迅速而突然，细节问题——新郎和嫁妆——很容易就安排妥当，现在这片奇妙的土地已经被置之脑后，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婚礼中去。在举办婚礼的好几天之前，参加婚礼的宾客、家仆、舞女、歌手们和乐师们就从阿佤克斯赶来了，他们睡在帐篷里、阳台上、车库里、厨房和房子之间有遮顶的小路上，白天的时候就在地里和丛林里摸索着偷掠。

更多的竹子被砍下来当装饰。车道和小路上放置着水平的竹竿和垂直的竹竿，每个垂直的部分都被注满油，放上灯芯。在举办婚礼的夜晚，黑暗中仿佛飘浮着无数小小的火焰，树木被灯火勾勒出形影，但是没有被完全照亮，看上去坚固结实。地面好像被保护起来似的，在夜晚形成一个温暖的洞穴。七个新郎带着七支队伍来了，还跟着七队鼓手，目瞪口呆的村民们尾随着他们。在水泥台阶脚下，有七个婚礼的欢迎仪式，一个结婚帐篷搭在花园里为此而被铲平的地面上，七个婚礼在里面通宵达旦地举行着，而在游泳池上搭的帐篷里，人们唱歌跳舞，宾主尽欢。

婚礼结束之后，房子里少了七口人，宾客们都离去了，被破坏的花园里和游泳池上的帐篷被拆散了，所有的人又开始等待，等着板球场上的小看台被修复，车道被清理干净，车道的下水道被修好，排水沟里的淤泥被清除，山脚下的常绿植物被修剪，没有被毁坏的花园被重新种上花草。孩子们还没被吩咐就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改善一切，但是他们分散的努力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从山坡上采来豆子，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只好把它们留在车库里腐烂发臭。

然后，突然出现了绵羊。六只瘦骨嶙峋、光秃秃、茫然的绵羊。孩子们原先允诺得到绵羊，但他们期望的是那种毛茸茸的绵羊，因此也没有兴趣认养。绵羊们被留在那里啃啮板球场上的青草，让玩板球的人和孩子们都懊恼不已。

可可树和橙子树没有什么改动。人们接连不断地探索着丛林，那块地刚开始还只是缺少照料，后来就完全被弃置不顾了。仍然没有人策划或者指挥。就像当时突然从病房里出来指挥变迁一样，图尔斯太太现在突然退隐了。她在楼下有一间小屋子，从那里可以俯瞰被破坏的花园和哈瑞用木板搭的礼拜堂。但是她的窗户紧闭着，屋子被密封起来，隔绝着阳光和空气，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散发着氨水味的黑房间里，苏诗拉和布莱吉小姐照顾着她。似乎她只有在和赛斯争吵时才能激发出一点活力，现在这种活力消退了，使得她更加抑郁，以致筋疲力尽、终日悲伤。

格温德有一天拆毁了板球看台，在那里建了一个粗糙的牛圈，毕司沃斯先生惊讶地听说他的牛将要被饲养在那里。

“母牛？我的母牛？”

这头牛的名字叫姆忒，和莎玛的缝纫机一样，是她的私产。姆忒曾经和图尔斯家的其他牛一样，养在阿佤克斯的地里。她是一头黑色的老母牛，疲弱不堪，长着磨损了的短角。

“那么牛奶呢？”毕司沃斯先生问，“小牛呢？”

“那么草料又怎么说？”莎玛回答道，“水呢？饲料呢？”

格温德照看着母牛，因为这个原因，毕司沃斯先生才没有再说什么。格温德变得益发乖戾。他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把他的怒气都发泄在牛身上。他用粗木棍抽打它们，挤奶时，极其细微的不满意也会导致他暴跳如雷。母牛们既不呻吟，也不退缩和发怒。它们只是试图躲到一边去。它们没有抗议，也无法找人抗议。

毕司沃斯先生说：“可怜的姆忒。”

在母牛和绵羊面前，玩板球的人退却了。板球场上到处是泥泞和粪便，于是有人在球场边上种了一株南瓜秧。

随后砍伐开始了。不到一个早晨的光景，那个W. C. 塔特尔的读者就砍掉了车道两旁的克里克里棕榈树。他满头大汗地回到房子里，因为所有的水龙头都是坏的，只好用水桶冲了个澡。图尔斯太太按照她在阿佤克斯的朋友的建议吃了树心，孩子们因为有红色的浆果也就不再难过。格温德声称自己也有权利，便砍掉了橙子树：因为这些树已经枯萎了，容易引蛇，也容易隐藏小偷。

“要是小偷觉得能在这个地方偷盗什么东西的话，那才是愚蠢至极呢，”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之所以砍掉树，不过是为了摘橙子方便罢了。”

格温德、琴塔和他们的孩子们收集了所有的橙子，放进口袋里，然后用巴士运到西班牙港去。没有人知道卖橙子的钱最后归谁所有。树干被砍成木桩，用来在厨房生火做饭，长满苔藓的树皮正好做引火柴。

孩子们灰心了。他们现在不得不按照吩咐去采集豆子，采摘运到西班牙港的橙子和鳄梨。有些星期六他们要拔除车道上的野草，大人们催促他们进行没有意义的比赛，看谁收集的野草最高。

水管一直没有修好。一些地位没有那么重要的丈夫们在山坡上修了一个厕所。房子里的厕所没有人用，被当作了裁缝室。

沿着车道原来生长橙子树和棕榈树的地方种上了树苗，并打着竹桩。母牛们冲破了板球场上的围栏。绵羊们四散逃窜，冲破了竹桩，把树苗啃得精光。排水沟里的淤泥堆积在车道的一边。野草从下水道的水泥裂缝中长出来，一直延伸到浅浅的宽台阶上。

每天早晨，哈瑞在被破坏的花园里的木头狗窝里祈祷、摇铃、敲锣。每天晚上，那个现在被毕司沃斯先生称为W. C. 塔特尔的人在客厅里那张镶框的神像前祈祷。图尔斯家族扔在山脚下的垃圾越积越多。无人看管的绵羊们没有生小羊，但是存活了下来。母牛也挤出了牛奶。粪肥和泥泞中的南瓜藤长得枝繁叶茂，开出娇弱的黄色花朵。第一个南瓜，图尔斯家的第一个果实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然后按照一个无人能解释的印度教忌讳，女人是不能切南瓜的，于是她们请了一个男人来切南瓜，那个男人就是W. C. 塔特尔。

W. C. 塔特尔拆除了电力设备，熔化了铅做成哑铃。W. C. 塔特尔还宣称要开一个家具工厂。好几十棵雪松被砍倒，雪松被锯断堆在车库里，然后W. C. 塔特尔派人到他自己的村子里去找一个叫赛尔菲尔的黑人。赛尔菲尔是一个铁匠，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他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他被安顿在客厅下的一个小屋子里，每天给三顿饭吃，他在雪松木板中间闲散地工作着。他做了许多板凳。有了一些信心之后，他拼凑了一张巨大、不规则的椭圆形桌子，然后又做了许多像岗亭一样的衣柜。没有一处家具的接缝是吻合的，没有一扇门合乎规格，松软的雪松木头上留下了许多锤子的凹痕。W. C. 塔特尔，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赛尔菲尔自己都声称油漆和上光就能掩盖这些缺点。随着图尔斯家人的热情高涨，赛尔菲尔开始制作莫里斯椅子。W. C. 塔特尔定制了一个书架。毕司沃斯先生也定制了一个书架。毕司沃斯先生书架上的门在顶部倾斜着，如果两扇门能合在一起的话，中间就会突出一块。赛尔菲尔说这是一种风格。这时候，椭圆形桌子的木板已经收缩，接缝处已经松弛，上面的蜡已经掉落出来，衣柜的门也无法关上。赛尔菲尔用锯子和锤子修理了椭圆形桌子和衣柜，然后椅子和书架需要修理，随后衣柜又出了麻烦。赛尔菲尔被打发走了。家具工厂再也没有被提起。莫里斯椅子已经散了架，被用来当柴烧。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孩子晚上在桌子上睡觉。W. C. 塔特尔担任了图尔斯太太的经纪人，在车库里卖雪松木板。之后不久，他买了一辆卡车，把卡车出租给美国人。

于是美国人就来到了村子里，他们打算在山的某个地方建一个营地。军用卡车不分昼夜地在村子里驶过。公墓旁边的小路被扩展了，在绿色的山峦上有一条细窄而肮脏的红线呈之字形蜿蜒在山上，图尔斯的寡妇们凑到一起，在小路的一角搭了一个小棚子，在棚子里储藏了可口可乐、蛋糕、橙子和鳄梨。但是美国卡车没有停下来。寡妇们为了卖酒的执照反而花了很多钱，她们战战兢兢地花了更多钱买了一箱箱的朗姆酒。卡车还是没有停下来。有一天晚上，一辆卡车撞塌了棚子，于是寡妇们撤退了。

虽然周围一片混乱，毕司沃斯先生却超然物外。他不需要付租金，他也不需要为三餐花钱，他积攒了大部分薪水。生平第一次，他有了钱，而且每两个星期钱都有所增长。他既不难过，对他无法阻止的疏忽管理也不生气。他激动地意识到现在每个人都要靠自己——这个道理给他无上的喜悦。他继续偷卖水果，享受着在一片混乱之中平静地进行自己的邪恶计划的乐趣。

不久，关于W. C. 塔特尔和格温德的掠夺的消息就悄悄传遍了整个房子。W. C. 塔特尔卖了整棵整棵的雪松。格温德卖了一车又一车的橙子、番木瓜、鳄梨、酸橙、西柚、可可豆和香豆。毕司沃斯先生第二天往自己的袋子装半打橙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真是愚蠢至极。他奇怪一个人怎么能不被察觉地偷盗雪松树？莎玛和其他大部分怒火中烧的姐妹一样，解释说树是被就地贱价卖掉的。买主的卡车从北部来到这个地方，绕弯子走山上危险而几乎荒无人烟的路。如果不是山上的空地显著地扩大，引起了看守人的注意，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守人是一个忧郁的人，跟着地产一块过来的，像那头骡子一样，他并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但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不得不装模作样应付差事。

格温德和琴塔根本不理会人们的悄声议论和沉默。W. C. 塔特尔则怒目而视，不停地练习哑铃。他的妻子看上去好像受到了冒犯。塔特尔家的九个小孩拒绝同别的孩子说话。

村民们最后终于开始对付起图尔斯家族。许多图尔斯家的孩子们去西班牙港上学，他们在公墓附近的终点站搭乘七点钟的巴士。村民们发现每小时一班的巴士十分准时，便开始在巴士还没有到达公墓的时候就上车，宁可多花一分钱也要保证自己可以坐着去西班牙港。然后，孩子们就发现七点钟的巴士在来的时候已经挤满了人，而且没有人下车，也就无从谈起剩余空位的争夺战，大部分孩子好几天没有去上学，直到W. C. 塔特尔皱着眉头表示他的谅解，主动要求用他的卡车送孩子们上学，价钱和巴士价一样。

卡车必须早晨六点钟到达美国人的营地，因此孩子们只能五点半在学校下车。他们为此不得不在五点差一刻时就离开矮山。这样，他们必须在四点钟起床。天还黑，他们挤坐在卡车的后木板上，在寒冷中穿过群山，经过树枝低垂的树丛，因为寒冷而牙齿打战。他们到达西班牙港时，路灯还亮着。他们被放在学校外面，那时候报童还没有送报纸，仆人也都还没有起床，学校的大门都没有开。他们借着黎明前的曙光，在人行道上玩跳房子的游戏。女子学校的看守员六点钟起床，慌忙穿上衣服放他们进去，请他们不要发出太大的声响，以免吵醒他还在熟睡的妻子。看守员家的房子很小，只有两间屋子和一个半露天的狭小厨房，而看守员家里有很多口人。他们已经习惯了早晨穿着随意的衣服在学校的院子里走来走去，他们在院子的沙地上刷牙漱口，他们争吵，他们赤裸着身子从屋子里溜到屋子外面的浴室里，然后在露天里用毛巾擦身子，他们在酸豆树下做饭吃饭，他们公开晾晒内衣。但是现在，从黎明时分起，一切都不同了。就在看守员和他的家人默不作声地吃早饭的时候，孩子们也开始觉得饥饿，于是开始吃三个小时前给他们准备的午饭。这是吃午饭的最好时机，因为到了中午的时候，咖喱饭就会发红变馊。那些一直把午饭留到中午的孩子们往往用饭菜来换面包和奶酪，就这样，即使是图尔斯家的饭菜也为印度菜赢得了名声，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返回矮山还有别的麻烦。孩子们三点钟离开学校，而卡车六点离开美国的营地，因此孩子们不可能在八点钟之前到家。而且西班牙港的巴士服务越来越糟糕。因为战争时期的物资短缺和禁令，城市里的巴士很少，矮山的巴士往往是给那些并不走完全程的旅客服务的。为了搭乘巴士，孩子们往往要走将近三英里的路到火车站的巴士终点站。最后一班不拥挤的巴士是在两点半，要搭乘这辆巴士，就意味着要在刚吃完午饭时就离开学校。希望搭乘三点半的巴士的孩子们往往两点半的时候离开学校，步行到终点站，加入等候在那里的人群。等车的人并不排队，因此一辆巴士开来时会立刻引发一场混战。人们从敞开的窗户爬进去，爬上轮胎和油箱盖，挤开后车厢的紧急出口；这样，即使一个孩子设法先从车门挤上巴士，所有的座位也都被占据了。于是孩子们就步行，直到一辆没有客满的巴士或者从美国人营地回来的卡车捎上他们。图尔斯太太从她的房间里递出话来，说孩子们如果在下午回家的路上齐声唱歌就会减轻疲倦；如果女孩子们被调戏了，她们就脱下鞋子（她们穿着有波纹鞋底的鞋），用鞋子痛打流氓的头。

最后，图尔斯家终于买了一辆汽车，其中的一个女婿开车载着橙子和孩子们到西班牙港去。那是一辆三十年代早期的福特V8，外表还算雅观，而且如果负载没有那么重的话，汽车开起来不会摇摇晃晃的。在孩子们和橙子的重负下，汽车的后轮压得很低，汽车前盖轻微地向上倾斜，遇到陡峭的斜坡时，孩子们必须下车。汽车常常抛锚，那个对汽车一窍不通的司机就让孩子们下来推车。孩子们像一群蚂蚁围着一只死蟑螂那样围在汽车周围（女孩子们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推着拉着。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推一英里多的路。有时候他们把车推到山坡上，在汽车滑下来时跳到一边，听见汽车发动之后，跟在车后面追撵，司机催促他们快点上车，一次蹦上三个孩子。然后引擎停止了，他们坐着，蹲伏着或者半站在车上，像窒息了一般沉默不响，等着发动机无用而刺耳的哀号。有时候汽车到达西班牙港时，一边的汽车前盖掀起来，一个孩子就会坐在车翼上，起到类似于泵的作用。这使孩子们远比司机高兴，因为他没有带午饭。有时候汽车好几天都被搁置在那里。孩子们就搭乘卡车到西班牙港去；或者他们搭乘七点钟的巴士，这是放松了警惕的村民们意想不到的。

福特V8最后还是被废弃不用了。有几个地位不重要的女婿，由于不了解孩子们的遭遇，在某天晚上开车去西班牙港看电影。房子里整晚灯火通明，姐妹们忧心忡忡，拿着用来威吓流氓的木棍，沿着西班牙港的路来回走了好几趟。男人们在黎明前回来了，推着汽车。孩子们便坐卡车去上学。汽车从路上被推到水沟里，一直到雨树下丛生的野生芋类植物那里。在那里，不知谁卸走了汽车上所有值钱的部分，汽车最后成为孩子们的玩具。

另一辆汽车被买了回来，另一辆福特V8，但是是那种带有汽车尾座的越野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孩子都挤进了这辆车，他们站在汽车尾座上，就像花瓶里的花枝一样。为了送橙子，汽车还要跑第二趟。在乡村的时候，孩子们还可以假装是在公共马车上，但是到了西班牙港之后，招来了人们嘲讽的目光，这使得他们想念从前那辆轿车。

就这样，矮山成了孩子们的噩梦。他们回家时天色已晚，而且回家也没有什么值得向往的。饭菜越来越糟糕，吃饭也变得越来越随便，就在厨房里吃，因此厨房的砖地不得不抹上泥，或者是在厨房和房子之间有顶的地方吃饭。没有一个孩子知道他晚上会在什么地方睡觉，通常是随时随地铺个床睡觉。星期六孩子们要拔除野草，星期天他们要采橙子或者其他水果。

周末，孩子们要遵守房子里的规矩。但是在一周里的其他日子，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房子里，于是他们在房子的规矩之外组成了自己的团体。没有哪个孩子占主导地位，他们之间只有强弱之分。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受到鄙视。任何同盟都不是长久稳定的。孩子们之间只有永远的仇视。他们在炎热的下午徒步回家，图尔斯太太认为唱歌能减轻他们的疲惫，但是他们常常会因为单纯的仇恨引发激烈的打斗。

毕司沃斯先生几乎很少看见自己的孩子，他们彼此之间也生分起来。阿南德为自己的姐妹感到耻辱，因为她们全都是弱者。米娜时常尿急，每次和她同行都会让阿南德陷入羞耻之中。有时候汽车停下来，有时候汽车根本不停。卡姆拉睡觉梦游，但这是件新奇的事情，而且她年纪尚小，这多少让她惹人怜爱。萨薇并不引人注意，直到她被选中在学校的音乐会上唱歌。音乐会是由一家叫兰玛克尔的面霜发行商组织的。萨薇从来没有用过兰玛克尔面霜，但是她同意组织音乐会的老师的说法，认为面霜的标语“瓶子里是清新的风”是正确的。她带着颤音尖声唱《某个周日的早晨》，然后被发给一小瓶兰玛克尔面霜。图尔斯家的姐妹们吃惊不小。她们几乎把萨薇当作公开表演的演艺人员，并以此教训她们的孩子。从那以后，萨薇就遭到嘲弄和奚落。她根据自己对海滩的观察，利用一小片交错的海岸线画地图。她试图宣传这一方法，还有了几个追随者，但是后来格温德的一个女儿说那些交错的线条就像萨薇唱《某个周日的早晨》时发出的颤音一样愚蠢且自以为是。于是萨薇的追随者便叛变了。一天傍晚，萨薇丢了买车票的钱，被赶下巴士，她只好一直步行回到矮山，当她到达时已经是黄昏，因为惊吓和疲惫而病倒了，莎玛不得不给她按摩，这样大家才觉得出了一口气。楼上房间里的按摩、萨薇的眼泪和毕司沃斯先生到家之后的大发雷霆很快就在房子里传遍了。受人宠爱的梦游者卡姆拉被追问事情的细节，她详细地说明一切，并为自己能激发如此多的兴趣和愉快而满足。

虽然没有人认可，阿南德还是属于孩子们中的强者之列。他的冷嘲热讽让别的孩子对他敬而远之。起初，他只是模仿父亲，摆摆谱。但是很快讽刺变成了轻蔑，因此在矮山的时候，他对任何事情都带有一种迅疾而深刻的轻蔑态度，这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这导致了性格缺陷，自我意识和长久的孤独，但是也让他所向无敌。

一天早晨，孩子们准备去上学。他们的午饭被裹在褐色纸包里，塞在书包里，汽车等在路上。孩子们一股脑儿拥进车子。他们挤进去。他们强塞进去。他们挤成一团。门被猛地关上。坐在汽车尾座上的阿南德听见萨薇发出一声尖叫和呻吟。孩子们在车没有启动的时候总是气喘吁吁而且脾气暴躁，嚷嚷着叫汽车启动。但是有人说：“快！打开门。她的手被夹住了。”

阿南德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但是没有人和他一起笑。孩子们下了车，他看见萨薇蹲坐在路边湿润的兔子草旁边。他不忍心看她的手。

莎玛、毕司沃斯先生和一些姐妹们跑到路上来。

米娜说：“阿南德幸灾乐祸，爸爸。”

毕司沃斯先生狠狠地揍了阿南德一顿。

毕司沃斯先生觉得现在应该是他从矮山撤退的时候了。回到西班牙港已经不可能。当他散步的时候，他开始搜寻合适的地皮。

很快，一连串的死亡接踵而至。

沙门，那个采橙子并送孩子们上学的女婿，在一个下雨的早晨从长着苔藓的橙子树枝上滑下来，摔断了脖子。他当场毙命。那天孩子们没有去上学。沙门的遗孀试图把这个假日变成一个丧日。她哭泣着哀号着，拥抱着每一个走近她的人，要求把死讯传递出去。死讯送出去了，沙门的亲属在那天下午来到矮山。他们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即使在悲伤中也腼腆羞涩，他们把沙门放进一口普通的棺材里，然后把他抬到墓地。村民们聚集在墓地围观印度教葬礼。哈瑞身穿白衣戴着念珠，在坟上哀号，用一片芒果树叶在坟上洒了水。

“他也是这样祝福我的房子的。”毕司沃斯先生对阿南德说。

沙门的遗孀尖叫着，晕倒了，她苏醒过来之后试图扑进坟墓去。村民们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其中一些了解印度教规的人悄声说着关于殉夫的风俗。

W. C. 塔特尔接替了送孩子们上学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孩子们都安排在他身边的前座，让其他的孩子们挤坐在后座上。他抱怨汽车难开，并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沙门。很快就传说，W. C. 塔特尔用汽车贩运私货。他威胁说如果不停止议论，他就不开车。除了乖戾的格温德之外，没有其他人会开车。议论就这样平息了。

尽管W. C. 塔特尔不停地辱骂沙门，沙门还是很快就被大家遗忘了。一个酷热的周日下午，当所有的人都待在屋外的时候，阿南德在客厅里遇见了哈瑞和他的妻子，他们独自坐在一张由W. C. 塔特尔的铁匠制作的巨大的雪松桌子的一端，看上去是悲哀的一对。哈瑞的妻子眼睛里噙着泪，哈瑞没有表情的脸一片蜡黄。阿南德想要让他们快活起来，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的新本事，他主动要求为他们背诵一首诗。他正好刚刚掌握了《贝尔的杰出演说家》的卷首插图上的所有姿势。哈瑞和他的妻子看上去深受感动，他们对阿南德微笑，请求他背诵。

阿南德双脚并拢，鞠了一躬说：“莱茵河上的本杰。”他合起手掌，把头放在手掌上，背诵道：

“古罗马军团的一个士兵倒在了阿尔及尔，奄奄一息。”

他高兴地发觉哈瑞和他妻子脸上的笑容换成极其庄严肃穆的神情。

“没有女人的照顾，没有女人的哭泣。

“但是他的一个战友站在他的身边，当他的生命之血渐渐枯竭。”

阿南德的声音因为感情而颤抖。哈瑞盯着地板。他的妻子直勾勾地看着阿南德肩膀以上的某个地方。阿南德没有料到会引来这样直接和丰富的反应。他增强了语气中的哀婉，背诵得更加缓慢，手势更加夸张。他双手合放在左胸上，表演着那个垂死的军团士兵最后的遗言。

“告诉她我生命最后的夜晚，当月亮升起之前。

“我的身体将不再被痛苦折磨，我的灵魂将得到解脱。”

哈瑞的妻子放声大哭。哈瑞握住她的手。他们就这样一直听到最后；阿南德接过他们给的六分钱走了，留下哈瑞夫妇浑身颤抖。

不到一个星期，哈瑞死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阿南德才知道哈瑞已经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W. C. 塔特尔身穿一件尽显婆罗门风雅的绣花丝制外套，做了最后的祈祷仪式。整个房子都在哀悼哈瑞，没有人使用糖和盐。哈瑞是那种以消极表达慈悲的人，他是那种每个人都认为是好人的人。他从来不参与任何争论，他的仁慈和他的学识一样，是整个家族的传统。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哈瑞在宗教仪式上当梵学家，每个人都习惯了早晨从他的手中接过圣餐。哈瑞身着腰布，前额上点着檀香，哈瑞每天早晚做礼拜，哈瑞和他那放在雕刻精美的阅书架上的宗教书籍，这些已经成为图尔斯家不变的画面。过去没有人能替代赛斯的地位，而如今没有人能替代哈瑞的地位。

以后，做礼拜就由很多男人和男孩子分担。有时候甚至阿南德也要参与。他没有学过经文，只能按照仪式的动作走走过场。他清洗神像，在神龛上放上新鲜的花朵，自娱自乐地在神像的臂弯里或者是下巴到前胸的地方插上一枝鲜花。他在神像的前额上，在光滑的黑色、玫瑰红和黄色的鹅卵石上以及自己的前额上点上檀香；点燃樟脑，用右手举着樟脑在神龛上转一圈，一边试图用左手摇铃；他吹响一个海螺壳，发出一种好像沉重的衣柜在木制地板上拖擦的声音；然后，他的两颊因为吹海螺壳而隐隐疼痛，他急急忙忙地跑出来吃饭，首先是在房子里绕一圈，递给大家牛奶和塔尔斯叶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这样就发放完圣餐了。当他穿上衣服去上学时，他擦掉前额上的檀香痕迹。

在哈瑞死后的两个星期，从阿佤克斯传来了另一个死讯。那个傍晚，阿南德正在楼上房间的桌边做作业，毕司沃斯先生在床上读书，门被撞开了，萨薇跑进来说：“姨姥姥派德玛去世了。”

毕司沃斯先生闭上眼睛，把手放到胸前。

阿南德尖叫道：“萨薇！”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里亮晶晶的。

楼下爆发出一声深长的哀号，接着就传遍整个房子，此起彼伏，姐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哀号，然后原来的那个姐妹又接着哀号，就像夜晚的狗吠一样。

沙门的死只是引起一些烦乱，哈瑞的死则让人们悲伤，派德玛的死简直让人惊惶。她是图尔斯太太的妹妹：死神已经如此逼近她们所有的人。她从她们出生起就认得她们，现在她从她们的生活里消失了。姐妹们不停地说着这些事情，一边互相拥抱，拥抱彼此的孩子。房子因为脚步声、尖叫声、哀号声和孩子们害怕的哭喊声而震颤。据说图尔斯太太神志错乱，接着就传说她也要死了。孩子们在灯芯里扎上大头针，低声说着咒语，预防新的灾难。他们听见图尔斯太太吵闹着要去看妹妹的遗体。一些姐妹们也跟着哭喊起来，于是，不管时间，也不顾她们和赛斯的争吵，她们收拾准备好一切，跟着卡车和越野车出发去阿佤克斯，只有男人和孩子们被留在房子里。

女人们第二天下午回来了，不胜悲伤。因为自从搬家之后，她们大部分还是第一次回到阿佤克斯，也是第一次看见赛斯。她们没有和他说话，但是这次去阿佤克斯使她们有机会查看了赛斯的地产，赛斯仍然因为吵架而耿耿于怀，他在距离哈奴曼大宅不远的高街买了地产。她们被告知这是他准备购买哈奴曼大宅的第一步。那是一家食品杂货店，规模足够大，店面足够新，而且存货足够好到让姐妹们感到惊慌。但现在还不是谈论赛斯的时候。

那天晚上很多人都梦见了派德玛。早晨，每个做梦的人都详述了自己的梦，她们一致认为派德玛的灵魂到矮山的房子里来过，这是她生前没有来过的地方。这一结论尤其被一个姐妹证实。在半夜的时候，她听见路上有脚步声。她听出那是派德玛的脚步声。派德玛穿过水沟的时候一片寂静，但是当她走上铺着沙子的车道、踏上水泥台阶的时候，她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她随后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坐在后楼梯上哭泣。从那以后，很多人都看见过派德玛。其中一个图尔斯家的孩子的故事尤其受到关注。他在明亮的日光下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从坟地朝房子走来。他赶上她说：“姨妈。”她转过身。不是某个姨妈，而是派德玛，她在哭。还没有等他说话，她就拉上了面纱，于是他逃走了。等他回头看的时候，却人影全无。

但是，姐妹们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派德玛之所以频频出现，是因为她想带个口信给她们。于是她们决定，任何一个看见她的人都要问她是什么口信。口信的说法各种各样。起初，派德玛只是询问了一些人的状况，希望自己活着和她们在一起，有时候她说自己是心碎而死。但是派德玛最近的口信在姐妹们、孩子们之间悄悄流传，引起了惊骇。她说赛斯强迫她服毒，她说是赛斯毒死了她，她说赛斯一直毒打她致死，并买通了医生不验尸。

“别告诉妈妈。”姐妹们说。

愤怒超越了她们的悲伤。每个姐妹都诅咒赛斯，发誓绝不再和他说话。

图尔斯太太始终待在那间门窗紧闭的房间里，苏诗拉和布莱吉小姐给她做敷在眼皮上的白兰地药引，和从前一样，用月桂油按摩她的头。但是在那个被破坏了的杂草丛生的花园尽头，在那个木板搭成的礼拜堂里，没有哈瑞为她和房子祈祷。铃仍然在摇，锣也仍然在敲，但是好运、德行都已经从这个家庭里消失了。

两只绵羊也死了。车道边的排水沟最后终于被淤泥阻塞了，在短暂的暴雨之后，雨水如急流一般从山坡上冲下来，淹没了平地。没有树根支持的水沟开始受到侵蚀。“老头胡子”没有了生根的地方，它那纠缠而细长的根垂在水沟的岸边，仿佛是破烂的地毯。积水沟底的黑土和植被都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变成一片沙地，然后是小卵石地，最后只剩下岩石。汽车无法在沟底行驶，只能停在路上。姐妹们起初还为这个在她们看起来突如其来的水土流失感到疑惑，但后来就把这当作是她们的新命运接受了。

格温德不再照看母牛，他买了一辆二手车在西班牙港当出租车开。W. C. 塔特尔就地开了一家采石场。他的生意招来了忌妒。他是第一个卖树的人，现在没有多少树可以卖了，他就开始卖土地。毕司沃斯先生仍然偷偷地卖藏在自行车挂包里运出去的橙子和鳄梨。

对于有丈夫的姐妹来说，矮山只是一处短暂的栖身之所。而对那些寡妇来说，她们只有矮山这个地方可以容身，其余的一切土地都是她们所无法理解的。那块地既不是稻田也不是甘蔗地。但是寡妇们联合起来，她们暗地里商量了多次，而在其他姐妹们、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们在附近时就故作沉默。最后，寡妇们宣布她们要办一个养鸡场。为了养鸡，她们需要玉米。她们砍伐了一个山坡，烧荒，然后种上玉米。后来她们买了一些小鸡，放养它们。起初，鸡群总是待在房子附近或者在房子里面，到处留下鸡屎。不久蛇和黄鼠狼袭击了鸡群。那些存活下来的鸡躲到树丛里去，学会飞到高处，并把鸡蛋下在寡妇们也找不到的地方。这时候玉米也被收割去皮。寡妇们和她们的孩子水煮烧烤，吃了很多玉米。剩下的玉米堆放在阳台上。没有鸡可以喂。玉米从浅黄变成坚硬的金黄色。寡妇们和她们的孩子们时不时在礤菜板上搓玉米。她们开始谈及卖玉米面，因为小麦面粉的持续短缺，这个想法被十分看好。寡妇们投资办了一个磨坊：那是两块放在一起的互相咬合的圆形石板。经过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之后，磨出了一点玉米粉，但是人们对于玉米面的需求远逊于寡妇们的期望。玉米最后就被留在阳台上，任由象鼻虫和其他昆虫在金色的玉米芯上打洞。

图尔斯太太一直待在她的黑屋子里，精打细算着房子的消费，发布食物的指令。她听说古老的中华民族吃竹笋。这片地里有大量的竹子，于是图尔斯太太吩咐大家吃竹笋。但是什么是竹笋呢？是竹竿的枝节部位发出的细小嫩芽吗？是特别小的竹子吗？是竹子的嫩叶吗？没有人知道。嫩芽、竹竿和竹叶被收集起来，洗干净、剁碎、煮沸，然后和西红柿一起拌成咖喱饭。但是没有人能下咽。有一种大量繁殖、甚至在沙地上也能生长的闪亮的灌木叶子，一直被图尔斯家用来做温和的通便剂，味道并不难喝，而且据说对于治疗感冒、咳嗽和发烧有好处。图尔斯太太命令以后不准买茶叶，用那闪亮的灌木叶子代替。寡妇们和她们的孩子们已经用地里的豆子制作咖啡和巧克力了。现在要用玉米面而不是小麦面，要自制椰子油而不是购买。还没有人想到要种蔬菜，但是既然蔬菜也不能购买了，人们开始寻找蔬菜的代用品：硬椰子、绿番木瓜、绿芒果、本地的绿苹果等等几乎所有绿色的水果。但是当图尔斯太太命令寡妇们尝试中国人吃的鸟窝时，寡妇们看着雨树上用小干树枝做成的像长筒袜一样的谷鸟窝退却了，因为反对的呼声很高，这个念头最后被打消了。

W. C. 塔特尔的一个职责是在送孩子们去学校之后，捎回喂牛的陈蛋糕。为了防止蛋糕被偷，蛋糕和寡妇们的干玉米一起被堆放在阳台上。寡妇们的孩子们在蛋糕中搜索一番，发现有些还能吃。这个消息被汇报给图尔斯太太，从此，寡妇们和母牛一起分享陈蛋糕。在这个尝试的时期，很多新的食物被发现了。孩子们发现用撒着褐糖的干薄烤饼当午饭比咖喱竹子更好吃，因为在学校咖喱竹子不能交换任何食物。有人灵感突发，认为可以用沙丁鱼蘸炼乳吃，另一个人则偶然发现在罐子里烧焦的炼乳有一种独特的好闻的味道。

节约勤俭愈演愈烈。图尔斯太太命令所有的锡罐都不能扔掉。她从阿佤克斯叫了一个锡匠，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分享着房子里的饭菜，睡在阳台上，制作锡茶杯和锡碟子。他还用一个沙丁鱼罐头做了一个哨子。不能再购买墨水，从黑色鼠尾草的小浆果中榨出一种紫色的液体替代墨水，颜色很淡但是洗不掉。图尔斯太太听说椰子壳被扔掉之后，决定用椰子壳制作床垫和椅垫，甚至还可以卖钱。于是，寡妇们和她们的孩子们浸泡了椰子壳，捣烂拉长并撕碎它们，洗干净纤维并晾干。然后图尔斯太太叫人请来制床垫的工匠。他在矮山花了一个月时间制作床垫和椅垫。

有丈夫的姐妹们偷偷给自己的孩子喂食。当听说有一个寡妇的儿子杀了一只羊在林子里烧烤，偷吃羊肉之后，W. C. 塔特尔对这一违反印度教规矩的行为大发脾气，他拒绝在公共厨房吃饭，并让他的妻子另起炉灶。他的一个儿子汇报说羊被吃掉的那天，婆罗门W. C. 塔特尔的嘴里有好几处都长了水泡。毕司沃斯先生虽然不能像W. C. 塔特尔那样哗众取宠，也试图让莎玛单独做饭。在这种探求新食物的潮流影响下，毕司沃斯先生也开始了自己的尝试。他认为一种橙子和柠檬杂交的嘉氏伯果和没有人吃的柚子有特别的营养。地里有一棵嘉氏伯果树，孩子们用它的果实当板球玩（用钟花树的树枝当球棍）。毕司沃斯先生结束了这样的游戏。他每天早晨喝一杯难喝的嘉氏伯果汁，并让他的孩子们也这样做，直到长在板球场一角的嘉氏伯果树在一次洪水之后倒在水沟里，上面还结着累累的杂交果实。

嘉氏伯果树消失之后，板球场开始迅速地缩小。每次阵雨之后，球场就有一部分被侵蚀，留下一块长着青草的地皮等着被下一场暴雨冲走。车道上长满高高的野草。野草中有一条狭窄蜿蜒的小路通往水泥台阶。水泥台阶现在已经裂缝松散，每一处裂缝中都长着植物。常绿的树篱笆是一群纠结的小树苗，每当下雨的时候，地面就发出一股鱼腥味，表明有蛇出没。

没有人能腾出时间整治灌木丛，寡妇们不做饭洗衣不清扫不照顾母牛的时候，就要做咖啡和巧克力，或者榨椰子油，或者碾磨玉米。她们的衣服开始打补丁，她们的胳膊变得粗壮起来。她们看上去像劳工一样，还不得不忍受从她们和赛斯共同的朋友那听来的赛斯的幸灾乐祸。他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家族，却被背弃和诽谤。她们受的惩罚才刚刚开始。难道他没说过如果他离开，她们就得抓螃蟹吗？

寡妇们像男人一样干活。当水沟变成一个峡谷的时候，她们用椰子树干在上面搭了一座桥。峡谷变宽，树干塌陷。寡妇们又搭了另一座桥，这座桥也不能幸免。寡妇们说服图尔斯太太买了一些横木。横木被架在峡谷上，椰子树干搭在横木上，这个桥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摇摇晃晃而且打滑。桥中间的缝隙足以让一个孩子掉下去。

毕司沃斯先生无法再漠视周围的荒废。但是每当他提及搬家，莎玛就会郁闷不乐，有时候还哭泣，尽管她被寡妇们排除在外，其他的姐妹们和她也不知心。

然后发生了八十元丑闻。

琴塔有一天宣称有人从她的房间里偷走了八十元钱。这一宣告令人震惊，不仅仅是因为偷窃在这个家族里以前从来没有发生，更因为没有人知道琴塔和格温德有这么多钱。琴塔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诉说她最后一次查看钱的时间，以及她如何偶然发现钱被偷的情形。她说她知道是谁偷了钱，只是等着他自己露出马脚。

过了几天，小偷并没有自己暴露，琴塔开始搜查，每到一处都吸引一群人。有时候她说印度咒语，有时候她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十字架；有时候她在左手掌上啐上唾沫，用一根手指拍打着唾沫，然后搜查唾沫飞溅的方向。最后她决定实行由圣经提供线索的追踪。

“老罗马猫和小猫，”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母女俩一个德行。但是听着，嗯，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们掺和到这种无聊的事情中去。”

他的话在整个房子里传了个遍。

琴塔说：“我不怪他。”

由圣经提供线索的追踪进行了一个下午。琴塔调用圣彼得和保罗的名字进行指控，布莱吉小姐也调用同样的名字进行辩护，最后除了毕司沃斯先生和他的家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被证明是清白的。

毕司沃斯先生拒绝让人搜查房间，他不顾莎玛的请求，也不许他的孩子们接受审问。“她是一只罗马猫，”他说，“那又怎么样？我像个印度耗子吗？”他和格温德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现在他和琴塔也互相不说话。莎玛试图维持和琴塔的关系，却遭到拒绝。

“我不是怪罪谁，”琴塔说，“我只能怪上梁不正下梁歪。”

窃窃私语开始了。

“别和他们说话。但是要提防他们。”

“维迪亚德哈！快！我把钱包忘在餐厅的桌子上了。”

“阿南德喜欢流鼻涕。他把鼻涕咽下去。对他来说，那鼻涕就是炼乳。”

“萨薇真的吃血痂。”

“你见过卡姆拉的脑袋吗？爬满了虱子。但是她就像个猴子。她吃虱子。”女孩们请求毕司沃斯先生搬家。

他找到了一块合意的地皮，一块没有开发的偏僻的土地，充满无限潜力。地皮离图尔斯家的房子有一段距离，在一座灌木丛生的矮山上，和路之间的距离正合适。房子没有接受祝福仪式就开始建造，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房子的构造和他想要在绿谷建造的房子一样，就像特立尼达农村里千万所普通房子一样。房子有一个阳台、两间卧室和一个饭厅，坐落在高高的柱子上。地里的林子提供了木材，他只需雇人把木头锯下来。他买了瓦楞铁皮当屋顶，玻璃和磨砂玻璃当门窗，彩色玻璃当客厅的门，用水泥当柱子。

房子的进度之快让他很是吃惊。房子建造工们没有给他任何后退的余地，最后他发现自己的积蓄几乎用光了。他觉得不舒服起来。他的处境已经改变，但是他仍然壮志未酬，只是这理想现在看上去有几分荒唐可笑。他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偏僻野地里建造了自己的房子。而莎玛不得不步行一英里到村子里买东西，不得不到山上可可树丛里的一眼泉里去汲水。还有交通问题。他被迫每天骑行很远的路，而且虽然他和图尔斯家断绝了往来，他的孩子们还是要坐家庭汽车去上学。

在他买了一张斯林百金床（被两个西班牙港的货车装卸工运来的，他们在尚未扫清的陡峭路途中费尽周折，一路诅咒不已）之后，他的钱全部用光了。房子没有油漆，赤裸裸地坐落在一片不规则的绿野里，看上去并不适合居住，只适于腐烂。

莎玛虽然因为和琴塔的争吵而气恼，却不同意搬家。她认为搬家无疑是一种挑衅，她和孩子们一样，看着房子建造起来，心里却巴不得房子不能完工。孩子们想要回到西班牙港去，回到他们搬到矮山之前的生活中去。他们知道住房短缺，为此怪罪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尽力寻找。新房子把他们禁闭在静默和丛林之中。他们没有快乐，没有电影，不能散步，甚至不能玩游戏，因为房子周围的土地仍然有蛇出没。夜晚变得漆黑漫长。女孩子们紧挨着莎玛，似乎害怕单独待着。在简陋的厨房里，莎玛唱着忧伤的印度歌曲。

有一天下午，就在他们搬进来后不久，阿南德独自留在房子里。毕司沃斯先生出去了，女孩们和莎玛待在厨房里。房子看上去空旷荒芜、毫无遮拦，他想要探索一番，角落里没有隐藏秘密，没有一件家具位得其所。在无聊远甚于好奇的驱使下，阿南德拉开了莎玛梳妆台最底层的抽屉。在一个信封里他发现了父母的结婚证书，还有他和姐妹们的出生证明。他起初没有认出其中的一个出生证明是萨薇的，他看见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拜苏。他认出毕司沃斯先生难看潦草的笔迹：真正的小名：拉克什米。“父亲的职业”劳工被用力勾涂掉，写着产业主。其他的出生证明都没有被乱涂过。在一张皱巴巴的褐色纸里裹着一些照片。其中一张，图尔斯姐妹站成一排睁大着眼睛。其余的是整个图尔斯家族的照片，哈奴曼大宅的照片，梵学家图尔斯的照片，梵学家图尔斯在哈奴曼大宅的照片。

莎玛在厨房里哼着她悲哀的歌，双手拍打着生面团。

阿南德发现了一捆信件。信仍然装在信封里。邮票是英国的，上面有一个乔治五世的头像。从其中一个信封里掉出了一张发黄的小照片，照片上有一个英国女孩、一条狗，还有一栋房子，房子的一扇窗户上有一个褪色的X；在另一个信封里有一张满是名字的剪报，其中一个名字下面用墨水勾勒出来。信写得整齐工整，很长，但是却没有什么内容。信上谈及收到对方的信件，谈论学校、节假日，并对收到照片表示感谢。信里会突然充满感情，说到写信的人对于婚事被如此迅速地安排表示惊讶，然后试图用祝贺冲淡惊讶。之后就没有什么信件了。

阿南德关上抽屉来到客厅。他将胳膊肘倚靠在窗台上，朝外看去。太阳刚刚落山，灌木丛一片漆黑，映衬着依然清朗的天空。从厨房里升起坎烟，阿南德倾听着莎玛的歌唱。黑暗降临了山谷。

傍晚莎玛发现抽屉被翻动过。

“小偷！”她说，“房子里来过小偷。”

毕司沃斯先生拒绝向家人的阴郁妥协，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搬家太过匆忙，他开始清理土地。出于对钟花树枝和它黄色花朵的喜爱，他只留下了钟花树。钟花树每年有一星期的花期，纯洁而鲜艳地开放着。整个灌木丛变成一堆濒死的褐色树木，乱七八糟地倒塌在那里。毕司沃斯先生在乱树丛里修了一条从房子通向大路的蜿蜒小径，在泥地里砌出台阶，然后用竹子支撑。树的残骸无法马上燃烧，因为虽然叶子已经变脆枯萎，木头还是湿的。毕司沃斯先生一边等待，一边砍下钟花树枝放在篝火上烤。这使他想起自己的一项责任。

他派人去接母亲。长期以来，他一直告诉她——从他还是在后巷家里的男孩时起——等他建造了自己的房子，她要和他一起住，现在他怀疑她是否会来。但是她来了，在房子里住了两个星期。他无法感知她的感情。起初他满腔热情，但是贝布蒂保持着平静，于是毕司沃斯先生只好效仿她，似乎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定型，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

虽然孩子们听得懂印地语，但已经不会说了，这限制了他们和贝布蒂之间的交流。然而从一开始，莎玛就和贝布蒂相处得很好。莎玛没有显露丝毫她对贝布蒂的姐姐塔拉的那种不高兴。让毕司沃斯先生既开心又惊讶的是，她像一个孝顺的印度儿媳妇那样尊敬贝布蒂。当贝布蒂到来时，她用手指触摸贝布蒂的脚，只要贝布蒂在，她就始终戴着面纱。

贝布蒂帮忙做家务和修整土地。贝布蒂去世之后，当毕司沃斯先生怀念她时，他很少想起他的童年和后巷的家，而更多的是贝布蒂在矮山住的两个星期。他尤其怀念其中的一个时刻。房子前面的土地只有一半被清理出来，一天下午，当他推着自行车登上山头的泥台阶时，他看见那块土地——在他早晨离开时还原封未动，堆积着废物——现在已经被清理得平平整整，而且耙过了。黑色的土地柔细，没有一粒石头，铁锨齐齐地铲进土里，留下光滑的好像泥瓦匠砌成的内壁。翻过的土地上时不时映现着耙子留下的浅浅的平行凹痕。在落日余晖中，在这伤感的薄暮中，贝布蒂在花园里干活，而那个花园仿佛是他许久以前所熟识的，间隔其中的时空消失了。从此往后，耙子的痕迹总是让他想起在山头的那个时刻，让他想起贝布蒂。

孩子们向往放火烧林子如同向往一个庆典。他们从民防系统管理局那里尝到了纵火的甜头，现在他们在自家的后院里要放火烧荒。这几乎就像在西班牙港的赛马场里模拟空袭一样令人兴奋。当然了，没有房子模型可以烧，没有救护车，没有护士看护假装呻吟的受伤者，没有童子军身携的模拟急件，骑着电车从浓烟中冲出来。但是同时也没有那些性急的消防队员，他们不顾人们的公开抗议，甚至在那些建筑模型还没有烧焦之前就把火扑灭了。

虽然孩子们暗地里并不信任毕司沃斯先生的劳动技能，他还是挖好了沟堑，并在被他称为要塞的地方放上了一窝窝小树枝和树叶。星期六下午，他召集了孩子们，把一根树枝浸满柏油，点燃，然后从一个小窝跑到另一个小窝，把着火的树枝伸进去，然后跳到一边，好像他引发了爆炸。几处叶子和树枝被点着了，燃烧起来，收缩，冒着烟，最后熄灭了。毕司沃斯先生并不停下来观看。他不理睬孩子们的叫嚷，继续跑下去，身后留下黑烟飘散的痕迹。

“没关系。”他说着，从山坡上下来，手中燃烧的树枝火星飞扬，“没关系。火是很奇妙的东西。你以为它熄灭了，它却在暗中烧成熊熊大火。”

其中一股烟像止歇的喷泉一样减弱了。

“那个地方听了你的话，暗地里燃烧去了。”萨薇说。

“我不知道，”他说，用一只发痒的脚踝蹭着另一只，“可能这些树还太青。我们也许应该等到下个星期。”

孩子们都抗议。

萨薇以手掩面，往后退。

“怎么了？”

“太热了。”萨薇说。

“你就一直往后退吧。看看你在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觉得太热。小丑。这就是我养的孩子。一群小丑。”

莎玛从厨房里喊道：“快点，你们几个，太阳就要落山了。”

他们去查看毕司沃斯先生点燃的小窝，发现它们塌陷了，仅剩下一堆堆浅浅的灰色树叶和黑色树枝。只有一处点着了，但是火势不旺，大的树枝都没有烧着，火苗只啃啮着细小的树枝，树皮被烧得卷起来，依旧发绿的木头烧不起来，只冒着浓烟，留下一些污迹，然后，火扑向一根小树枝，迅速燃烧起来，烧焦了褐色的叶子，火焰只持续了一会儿就熄灭了。地上还散着其他的火焰，但是火苗都不超过一英寸。

“小花火。”萨薇说。

“行，那你们自己烧吧。”

孩子们跑到厨房里，找到莎玛买来当灯油的沥青。孩子们把沥青随意地浇到灌木丛上，然后点着。不一会儿灌木丛就迸发出火苗，变成翻滚的火海，跳动着黄色、红色、蓝色和绿色的光焰。他们议论着火苗不同的颜色，他们心满意足地倾听着火焰燃烧时噼啪作响的声音。很快，高高的火焰就缩短了。太阳落山了。烧焦的叶子在空中飞扬。吃完晚饭后，他们不情愿地拍熄了沟堑边缘的火。褐色的灌木变得乌黑，跳动着红色的火星，一闪一灭。

“好了，”毕司沃斯先生说，“礼拜结束了，现在该学习了。”

他们回到冷清的客厅里，时不时地跑到窗户那里观看。在黛色天空的映衬下，山一片漆黑。灌木丛里燃烧成一片红色，时不时迸发出黄色的火焰，似乎在空中飞舞。

阿南德梦到自己在一辆巴士里，是那种从矮山到西班牙港的拥挤巴士，车残破不堪。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躺在巴士的地板上，人们都看着他议论着。巴士大概开上了一条新修过的路，车轮扬起小石头砸在车翼上。

米娜和卡姆拉站在他前面，萨薇摇晃着他。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客厅的床铺上。

“着火了！”萨薇说。

“现在几点了？”

“大概两三点左右。起来。快点。”

人们的交谈声和飞打在窗翼上的小石头，是火燃烧的声音。透过窗户，他看见山一片通红，那些他们没有放火的地方也着了火。

“爸爸呢？妈妈呢？”他问。

“在外面。我们要赶到大房子那儿报信。”

房子似乎被红色的焖烧着的灌木丛包围了。热度让人呼吸困难。阿南德看见山顶上的两棵钟花树，它们已经被烧得乌黑，光秃秃地伫立在天空下。

他迅速地穿上衣服。

“别丢下我们不管。”米娜说。

他听见毕司沃斯先生在房子外面叫喊道：“把火击退。只要火烧不到厨房，房子就没事。房子周围没有灌木丛。只要把火击退到厨房以外就行。”

“萨薇！”莎玛喊道，“阿南德醒了吗？”

“别丢下我们。”卡姆拉哭喊着。

四个孩子一起离开房子，穿过新耙过的地，朝通向大路的小径走去。刚刚走到山顶下，他们就陷入一片漆黑中。小径到大路之间没有着火。

米娜和卡姆拉开始哭，害怕前面的漆黑，也害怕后面的火海。

“别管她们，”萨薇说，“快点走。”

萨薇和阿南德摸索着走下泥台阶。

“你可以拉着我的手。”阿南德说。

他们手拉手摸索着朝山下走去，经过水沟，来到大路上。黑暗沉沉地倾轧过来，就像他们戴着压到眉毛的帽子。他们没有抬头，不愿意细想周围的黑暗。他们盯着路面，踢着松散的沙砾弄出声响来。他们感到寒冷。

“说罗摩罗摩，”萨薇说，“这能驱赶一切。”

他们念着罗摩罗摩。

“爸爸会因为这个怪我们吗？”萨薇突然说。

重复地念罗摩罗摩让他们略略安定。他们开始习惯黑暗。他们可以分辨出前面几码远的树木。粗矮的水泥岗亭，钢门里面保存着土地的引爆器材，路边一片模模糊糊的白色，让他们感到安心。

最后他们来到椰子树干搭成的桥上面。房子屋檐下的白色浮雕已经依稀可辨。图尔斯太太的房间在夜里总是点着一盏灯。他们小心地穿过危险的桥来到空地上，庆幸格温德和W. C. 塔特尔砍了这里的树。车道上潮湿的疯长的草拂动着他们的光腿。他们抽动鼻子，嗅到蛇的气味。

他们听见沉重的喘气声，但无法分辨声音在哪个方向。他们不再念罗摩罗摩，而是靠在一起朝水泥台阶跑去，水泥台阶在不远处发着灰色的微光。喘气声尾随过来，还有迟缓而沉闷的踏步声。

阿南德朝左边扫了一眼，看见板球场上的骡子。骡子跟着他们，沿着篱笆的铁丝网走过来。他们走到车道的尽头，骡子来到板球场的一角停住了。

他们跑上水泥台阶，躲避着悬垂下来的肉豆蔻树。他们摸索着阳台门的门闩，被发出的动静吓了一跳。他们刮擦着门窗，敲打着图尔斯太太屋子的墙壁，拍打着客厅高高的门，叫喊着。没有人回答。他们发出的每一声声响在他们听起来都像是爆破的巨响，但在黑暗和静谧中却显得很微弱。他们的脚步声，他们的叩门声，阿南德绊倒在陈蛋糕和寡妇们的玉米上的跌足声，听起来都像是老鼠的窜动。

随后，他们听见屋子里有了声音，低沉而警觉：一个姨妈和另一个姨妈耳语着，图尔斯太太叫唤苏诗拉。

阿南德叫道：“姨妈！”

声音沉寂了。然后声音又响起来，这次听得更真切了。阿南德用力地敲打着一扇窗户。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两个小人儿。”

一声惊呼。

他们被当作哈瑞和派德玛的鬼魂。

图尔斯太太咕哝着念着印度教的驱魔咒语。房子内部的门被打开了，地板咚咚作响。人们气势汹汹地高声说要拿棍子、弯刀，还有祈祷上帝的声音，此时看护病房的寡妇苏诗拉，自恃是超自然的专家，用和善的哄劝口吻说：“可怜的小人儿，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火！”阿南德叫道。

“火！”萨薇说。

“我们的房子着火了。”

苏诗拉虽然在私下里散布关于毕司沃斯先生和萨薇的闲话，现在却不得不继续温柔地和萨薇及阿南德说话。

房子里的人们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着火的消息又惊又喜。

“但是说真的，”琴塔幸灾乐祸地说，“哪个傻瓜不知道在夜里放火是自找麻烦？”

灯亮了。婴儿们尖叫起来，被哄劝着。塔特尔太太的声音响起来：“戴上帽子，男人。夜露可是对谁都不好。”“弯刀，弯刀。”沙门的寡妇叫道。孩子们兴奋地传递着消息：“穆罕姨父的房子着火了！”一些孩子胆战心惊地害怕火势可能顺着灌木丛蔓延到大房子来；他们相互议论着那些引爆器材着火的后果。

去救火就像是一次远足。但是一到那里，图尔斯家的人就齐心协力开始救火，砍削着，清理着，拍打着。很快就像一个庆祝会。莎玛第二次招待自己的家人，在厨房里煮了咖啡，但是没有人喝。毕司沃斯先生忘记了双方的仇恨，对每个人都嚷嚷着：“没事啦。没事啦。都控制住了。”

有人发现了一些蛋，烧得漆黑，里面也已经焦干。没有人知道那是蛇蛋还是寡妇们失散在丛林里的鸡下的蛋。在距离厨房不到二十码的地方发现了一条烧死的蛇。“上帝的慈悲之手啊，”毕司沃斯先生说，“在它咬我之前把这狗东西烧死了。”

清晨的曙光照耀着简陋粗糙的房子，周围冒着烟，烧焦了，一片凄凉。村民们跑来看热闹，愈发相信自己的村子被一群野蛮人占领了。

“木炭，木炭，”毕司沃斯先生向他们叫道，“有人要木炭吗？”

在那以后的好几天，每当起风时，山谷里就弥漫着黑色的烟灰。烟灰落在贝布蒂耙过的土地上。

“对土地最好，”毕司沃斯先生说，“上好的肥料。”

[1]指印第安人。

第四章　寄身喧嚣

他无法毫无因由地离开矮山的房子。他必须有足够的理由以求被释。如今，火灾发生了。交通成了一个问题。公车服务愈来愈恶劣；越野车就像以前那辆车一样经常出故障，因此不得不卖掉。就在这个时候，图尔斯太太在西班牙港的房子空出来了。她向毕司沃斯先生提供了其中两个房间，他立刻接受了。

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给美国人工作的非法移民不断从其他岛屿涌入，西班牙港房子短缺的状况日益恶化。在城的最东边崛起了一座棚屋镇；而如今，即使买下房子也不能确保你一定有地方住，因为现在的法律禁止像莎玛以前那样无故驱逐房客的行为。

他在荒野中间立了一块牌子：房子出租或出售；然后就搬到西班牙港去了。矮山的历险已经结束。在这次迁徙中，他只添置了两件家具：一张斯林百金床和赛尔菲尔做的书架。而搬到西班牙港去的人并不只他们一家。

同去的有塔特尔一家，格温德和琴塔以及他们的孩子，还有寡妇柏斯黛。塔特尔占据了房子的大部分空间。他们占据了客厅、餐厅、一间卧室、厨房和浴室；这使他们能更好地掌控前后阳台，而他们不用为这两处付租金。格温德和琴塔只有一间屋子。琴塔暗示他们可以租更多的房间，但要为更好的计划攒钱；似乎是为了验证琴塔的话，格温德突然不再穿破衣服，他连续六天身穿不同的三件套西装，冲着每个人热情洋溢地微笑。琴塔每天早晨把格温德的五套西装拿出来晾晒，掸拂上面的灰尘。她在有高柱子支撑的房子下面做饭，她的孩子们睡在房子下面的雪松长板凳上，那是赛尔菲尔在矮山做的。柏斯黛住在院子里独立的仆人房间里。

到毕司沃斯先生的两间屋子要先经过前阳台，那是塔特尔一家的领地。起初毕司沃斯先生睡在靠里的房间里。但是从隔板上面的通风口会透进塔特尔一家客厅里的光线和喧闹，把他赶到了前面的房间，然而在那里他又被莎玛和孩子们的进进出出弄得心烦意乱。莎玛和琴塔一样在房子下面做饭；当毕司沃斯先生叫喊着要吃饭或者喝他的麦克莱恩牌胃药冲剂时，莎玛就不得不上楼给他送去，前台阶是开放式的，整条街都看得见。

房子里从来就没有安静过，自从W. C. 塔特尔买了一部留声机之后，就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他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同一张唱片：

在一个夜色甜美的晚上

罗斯塔遇见了年轻人维廉。

他紧拥着心爱的姑娘，

小伙子偷走一个亲吻。

踢噼踢噼当踢噼当

这时W. C. 塔特尔总是附和着歌唱，吹着口哨，边唱边打拍子；于是每当放这首歌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要被迫听下去，等着W. C. 塔特尔的附唱：

踢噼踢噼当踢噼当

踢噼踢噼当踢踢噼当当当。

W. C. 塔特尔和格温德之间也发生了争执。他们都把自己的车停在房子旁边的车库里，早晨的时候，一辆车就不可避免地挡了另一辆车的路。他们互不理睬，持续冷战。W. C. 塔特尔告诉塔特尔太太，说他的连襟是个文盲，格温德冲着琴塔唠叨不停，两个妻子都以悔悟的心情聆听。图尔斯太太不在，两个姐妹天天都有口角，为了谁的孩子弄脏了洗好的衣物，或者谁的孩子把厕所弄得污秽不堪之类的小事。寡妇柏斯黛总是当调停人，有时候在塔特尔的后阳台，姐妹之间的和解颇为感人。琴塔宣称她们的和解几乎有了一种定式，总发生在塔特尔一家购买了许多新家具和新衣服之后。

尽管在家里实行严格的婆罗门体制，但是W. C. 塔特尔还是喜欢追求现代风气。他不但买了留声机，还买了一台收音机、一些考究的桌子和一套莫里斯家具；他还买了一个撩人的四英尺高的雕像，雕像是一个手拿火把的裸女。在买来雕像之后，有相当长的时间大家相安无事。有一天，米娜在塔特尔家的家具中徘徊时，不小心弄断了雕像的手臂。塔特尔家又封锁了领地。肇事的米娜被鞭打了一顿，从此塔特尔家和毕司沃斯家的关系又陷入了僵局。就算莎玛宣布她在隔街的工匠那里订了一个玻璃橱柜也无济于事。

玻璃橱柜被送来了。

琴塔用英语冲她的孩子们嚷嚷道：“维迪亚德哈！施威德哈！别待在前门。我可不想让你们打烂别人家的东西，让别人说我忌妒。”

把那个典雅的玻璃橱柜抬上前台阶时，其中一扇玻璃门摇晃着打开，碰到台阶上碎了。塔特尔一家半藏半露地躲在客厅门两侧的百叶窗后面，目睹了这一事故。

“哦！哦！”那天晚上毕司沃斯先生说，“玻璃橱柜来了，莎玛。玻璃橱柜来了，姑娘。现在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里面摆上东西。”

她在一个架子上摆上那套日本咖啡套具。其余的架子都空着，这个她借了好几个月的债买的玻璃橱柜，和她的缝纫机、她的母牛、她的咖啡套具等其他沦为笑谈的东西一样，成了她的财产。橱柜放在前面的房间里，那个房间已经被斯林百金床、赛尔菲尔的书架、帽架、餐桌和摇椅挤得满满的。毕司沃斯先生说：“你知道，莎玛姑娘，这间屋只差再添一张床了。”

房子更加拥挤。寡妇柏斯黛本来打算把她占据的那个仆人房间当作在城市里谋生的基地，但是她放弃了这一打算，开始接纳从矮山来的寄膳者和寄宿者。寡妇们现在迫不及待地要她们的孩子受教育。如今已经没有一个哈奴曼大宅保护她们；每个人都要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奋斗，这个世界是欧华德和沙克哈已经进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教育才能让他们生存。只要孩子们一上完矮山幼儿园，就要送到西班牙港来。柏斯黛让他们寄宿。

在后栅栏和她的小屋子之间，柏斯黛用电镀铁皮建了一个房间。她在这里做饭，寄宿的孩子们在仆人房间的台阶上、在院子里、也在房子下层吃饭。女孩们和柏斯黛一起睡在仆人房间里，男孩们和格温德的孩子们一起睡在房子下层。

有时候，因为受不了吵闹和拥挤，毕司沃斯先生带着阿南德到西班牙港较为安静的街区散步。“这里的街道都比那房子干净，”他说，“只要让卫生检查员去那儿一次，所有人都要进监狱。寄宿者也好，寄膳者也好，通通进去。我恨不能亲自写报告。”

房子里每天早晨和下午都拥挤着一批学生，很快就引起了街上人的注意。也许是因为这个，也许真的有卫生检察员来过，从矮山传来消息说图尔斯太太打算采取措施。传言说房子下面的空间会铺设地板，还要砌墙，据说还要隔断并划分房间，在砖墙上砌出格子窗。外面的柱子用空心陶砖砌成的栏杆围起来，墙的一部分抹了灰泥，但是没有粉刷；没有格子窗。相反，为了遮蔽房子，铁丝网篱笆被拆除了，代之以一堵高大的砖墙；砖墙被抹上灰泥粉刷过了；街上的人们只能猜测墙里面对各个寄宿或寄膳的孩子的安排。每个下午、傍晚和清早，房子里人声嗡嗡，就像是一个学校。

孩子们被分为房子的住户和寄宿者，在此基础上再按照不同的家庭来区分。冲撞时有发生。寄宿的孩子们时常把在矮山的争执带到西班牙港来。傍晚，在嗡嗡的人声之外，还有鞭打的声音（柏斯黛有鞭打寄宿者的权力），还有柏斯黛的叫嚷：“看书！学习！学习！看书！”

每天早晨，毕司沃斯先生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上干净的衬衫，认真打好领带，离开这个地狱一般的房子，骑车去宽敞、明亮、通风的《特立尼达卫报》报社上班。

现在他对莎玛说：“深渊！是你们家让我陷进去的。这个深渊！”他的话有令人不快的联想。因为每当他提及他在乡间的房子和他岳母的地产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具体地址，就像一个动物小心保护自己的洞穴一样。而他的洞穴并不是避风港。他的消化不良又开始了，而且很严重；他发现自己的孩子也在忍受紧张的折磨。萨薇起了皮疹，阿南德突然得了哮喘，一连在床上躺了三天，呼吸困难，被毫无效用的药棉折磨得死去活来。

寄宿者们不断涌入。热衷教育的疯狂感染了图尔斯太太在阿佤克斯的朋友和家仆们。他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到西班牙港上学，图尔斯太太碍于情面不得不接纳。柏斯黛管他们的住宿。鞭打和吵闹越来越激烈。“看书！学习！”的叫喊增多了。每天早晨，就在熙熙攘攘的孩子们从高墙之间的窄门鱼贯而出之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也衣履光鲜地出门，骑车去《特立尼达卫报》报社。

尽管职责繁重，尽管他从来没有停止对解雇的担忧，这种担忧在矮山时就骚扰着他，报社现在成了他每天早晨逃难的避风港；就像伯耐特先生的新闻编辑一样，他害怕离开报社。只有在中午，当孩子们在学校，W. C. 塔特尔和格温德在上班时，他才觉得可以忍受这座房子。中午他休息很长时间，然后下午在报社待到很晚。

莎玛又开始拿出她的记账簿，再次说他的薪水无法维持家用。自我厌恶又招致怒火、吵嚷和眼泪，给原本就喧嚣的夜晚增加了几分吵闹，让人几近精神崩溃。白天，他和一个《特立尼达卫报》的摄影师开着《特立尼达卫报》的汽车到平原采访印度农民，给他的特写《今年的稻子收成前景》寻找素材。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不知道他会写出怎样的特写，对他像对待大人物那样毕恭毕敬。这些人和他的哥哥们一样，在农田里耕作、积累，买了自己的土地，盖起了大宅；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当医生和牙医。这个岛上充满着财源，彰显各处：西装革履的格温德，开出租车招徕美国人的生意；还有W. C. 塔特尔的家私，他把他的卡车租给美国人；新汽车；新建筑。毕司沃斯先生发现自己被隔绝在这些财富之外，不名一文，尽管他懂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还有塞缪尔·斯迈尔斯。

就是这时候，他开始对他的孩子们说起他的童年。他告诉他们他住的小屋，那些夜晚挖掘他们的花园的男人；他告诉他们在那块土地后来发现了石油。他告诉他们假如他的父亲没有死，假如他像他的哥哥们那样留在地里劳作，假如他没有到波各迪斯，假如他没有去画广告牌，没有到哈奴曼大宅，也没有结婚！假如不是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将会得到怎样一笔财富。

他怪罪他的父亲，他怪罪他的母亲，他怪罪图尔斯家族，他也怪罪莎玛。他的脑袋被接连的怪罪占据；但是，他更多的是怪罪《特立尼达卫报》，他蛮不讲理地暗示莎玛，就像她是报社理事会的成员，他要另找一份工作，而且最糟糕也不过是给美国人当劳工。

“劳工！”莎玛说，“就你那像吊床一样松松垮垮的肌肉，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莎玛的话不是让他恼羞成怒，就是让他成为笑柄。于是他像平时思考未来时那样，穿着背心和短裤躺在床上，他抬起一条腿，用一根手指戳着松弛的小腿，或者摇晃着小腿，就像他们新婚不久、还住在哈奴曼大宅的长屋里时他常做的那样。就是这些时候（因为孩子们也参与了这一关于金钱的讨论），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就他正直的谋生手段说教，告诉他的孩子们，他只能留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家教。

在一次这样的家庭会议上，阿南德说学校里的男孩们开始攀比自己父亲的职业。这个新的游戏已经蔓延到攻读奖学金的班里。对此最津津乐道的挑战者是那些家境并不理想、对自身阶层缺乏信心的男孩，但是他们颐指气使，丝毫不显得懊恼或缺乏安全感。阿南德在一张美国报纸上看到说“新闻工作者”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字眼，因此就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记者；这个职业虽然并不气派，倒也还体面。格温德的儿子维迪亚德哈说他的父亲给美国人工作，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说法。阿南德说：“为什么维迪亚德哈不说他的爸爸是出租车司机呢？”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笑。格温德有六套西装，格温德赚了不少钱。维迪亚德哈将要被送到国外去谋取正当的职业。但是阿南德的明天是什么呢？在海关谋一个职位，在行政部门做个职员：既不体面，也不气派，还要看人脸色。

阿南德觉得自己的玩笑开错了。几天以后，学校里开始流行新的盘问：男孩子们怎样称呼他们的父母？阿南德为了贬低自己，撒谎说：“爹和娘。”他受到同学们的嘲笑，而才到学校不久的维迪亚德哈却十分精明，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妈咪和爹地。”这些称自己父母为“爸和妈”的男孩都来自因美元涌入而一夜暴富的家庭，他们野心勃勃、奋力进取，同时又对自己的一切半信半疑，这些男孩开始把他们的英语作文当真了：他们的爹地在办公室上班，周末时，爹地和妈咪开车带他们去海滨，车上还有装满食物的大篮子。

尽管毕司沃斯先生常常说要换工作，但是他知道他永远无法离开《特立尼达卫报》去给美国人打工，做劳工、职员或者出租车司机。他不是当出租车司机的材料，也没有劳工坚实的肌肉；他其实相当害怕失去这份工作：美国人不会一直待在这个岛上。但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抗议，他给自己所有的孩子都报名参加了自己工作的竞争对手《卫报》的童子联盟。此后，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每个生日都会收到来自童子联盟的祝福。而让他尤为得意的是，W. C. 塔特尔也效仿他，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了童子联盟。

《特立尼达卫报》的报应来了。逐渐缩小的发行量终于使得主管们明白他们政策的失误；他们开始承认读者们可能更喜欢看评论，而不是看新闻，而新闻即使实事求是也不一定就是好新闻。《卫报》不但抢走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读者，还吸引了原先不看报纸的客户。《特立尼达卫报》推出了扶贫基金，基金的名字表明，这一基金并不与那些将失业的人看作是不可雇用之人的领导们发生矛盾。这一基金实际上是为了回应《卫报》的帮需基金；但是帮需基金只是圣诞节时的噱头，而扶贫基金则是永久的。

毕司沃斯先生被任命为调查员。他的职责是审阅扶贫基金申请人的材料，否决不合格的人，然后探访其余的人，视察这些人到底多么贫困，再根据环境，就他们的困境写一篇悲惨的报告，悲惨到足以使扶贫基金捐款。他必须每天找到一个需要救济的人。

“需要救济的头等对象，”他对莎玛说，“穆罕·毕司沃斯。职业：扶贫基金调查员。”

《特立尼达卫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让毕司沃斯先生惊恐万状了，这使他整天为会被解雇、生病或者有飞来横祸而提心吊胆。他每天都探访着残疾人、失意的人、没用的人和疯子，他们住在和他的住所相去无几的地方：在令人窒息的腐朽的木头窝棚里，在箱板、帆布和锡片搭成的棚子里，在黑暗、让人汗流浃背的水泥洞里。他每天都去城东，那里满目疮痍，简陋的房子里藏着可怖的景象：拥挤的没有下水道的后院，布满绿色的黏液，常年处于隔壁房子和高碎石篱笆的阴影之中，篱笆上还搭建着另外的棚屋；院子里被薄膜搭成的厨房挤得水泄不通，拥挤的饲养家禽的铁丝网笼子，发白的石头上摊着散发着馊味的衣物；各种难闻的气味，但是所有的气味都无法掩盖粪坑和漫溢的化粪池的恶臭；更令人惊骇的还是这里的孩子们，他们大部分都是私生子，肚脐高高地凸起在肚子上，似乎是在匆忙和厌恶中被生下来的。然而间或也有一间整洁的屋子，唯一的家具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擦拭得锃光瓦亮，根本看不出来这间屋是在同一个污秽不堪的院子里。每天他都遇见那些贫困而倦怠的人，似乎需要终生的救济才能生存下去。但是他只能提起裤脚，在泥泞和黏液中调查，写报告，周而复始。

大部分需要救济的人都对毕司沃斯先生很尊敬，而为了减轻他们引发的恐惧，毕司沃斯先生开始采访他们。但有时候，有的穷人会突然因为毕司沃斯先生的探询而懊恼，变得郁闷，拒绝回答毕司沃斯先生的报告所需要的悲惨细节，这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会被指责是和有钱人、幸灾乐祸的人以及政府同流合污的盟友。有时候他们甚至粗暴地对待他。这时候他就会不顾自己的裤脚和鞋子，慌不择路地逃到大街上，身后还跟着叫骂声，他慌张的举止还会吸引成群的无所事事之人的围观，他们无一不身处贫穷，也许都需要救济。《需要救济的穷人陷入绝望之中》。他考虑着早报的大标题。（虽然根本不可能刊登这样的文章：《特立尼达卫报》只要悲惨的细节和卑躬屈膝的感恩。）

他的自行车遭了殃。起先是气门芯被偷了；接着是橡胶把手；然后是车铃；再后来是他在矮山用来偷运水果的车挂包；有一天连车座也丢了。那是战前生产的布鲁克斯牌车座，十分走俏，新的车座已经买不到了。于是那个下午，他骑着没有车座的自行车横贯城市东西，一路上蹿下跳地颠簸着，招来人们异样的眼光，可谓洋相出尽。

还有其他危险。有时候他被恃强凌弱、身强力壮的黑人拦截：“印度佬，给钱。”有时候他们索要一定的数额：“印度佬，给我一个先令。”他已经习惯了在较大规模的电影院外面遇见健壮的黑人勒索钱财，但是那个地方光线明亮，还有警察，让他有胆子拒绝。在东边，灯光暗淡，也没有什么警察；为了不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激怒这些穷人，他小心地进行自己的调查，口袋里总是装着几个铜币。他给这些人铜币，日后再以花费为名到《特立尼达卫报》报销。

但是还有别的危险。有一次，他爬上一小截楼梯，拨开蕾丝窗帘，来到一间收拾得极为整洁的屋子里，发现面前是一个强壮的女人。她的大嘴唇描画得奇形怪状，胭脂在她黑色的脸颊上闪闪发光。“你是从报社来的？”她问。他点了点头。“给我点钱。”她像一个男人那样粗暴地说。他给她一分钱。他的迅速回应让她吃了一惊。她带着敬畏凝视着那一分钱，亲吻着钱币。“当一个男人给女人钱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做“法庭短讯”报道的经验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妓女，他马马虎虎地提完了问题，准备告辞。“我的钱呢？”女人说。她跟着他来到门口，叫喊道：“这人就在这里干了我，就在窗帘后面，现在他不想付钱。”她叫喊着。她让两边院子里的妇女和孩子见证她受到的侮辱；毕司沃斯先生因为衣着体面，顾及自己的名望，又是在白天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指控，不得不落荒而逃。

他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够分辨那些假冒的申请者：哪些是想要出风头，哪些是想要发泄心中怨恨，哪些只是觉得不写白不写，还有一些小康的店主、职员和想要名声和钱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提出，得到救济就和毕司沃斯先生共享。他以前的许多拜访都白费了，而他需要每天确定一个要救济的人，因此他有时候就挑一个中等贫困的人，然后夸大他贫困的程度。

《特立尼达卫报》的当权者们继续对毕司沃斯先生的工作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这种政策起初在他看来是用心险恶，但是后来给了他一定的责任感和权力。他的意见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他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他得到了一个署名的专栏，叫作“我们的特别调查员”，这使得阿南德在学校颇为风光。毕司沃斯先生生平第一次被人贿赂。这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不过，大致出于对这些申请人的怀疑，他什么也没有接受；不过他还是以很低的价钱让一个残疾的黑人工匠给他做了一张餐桌。

他希望自己本没有让人做这张桌子，因为当桌子送来之后，他那拥挤的屋子情形更为糟糕。莎玛的玻璃橱柜被放到里面的房间，餐桌安放在他的房间，和床平行，中间只有一道狭窄的缝隙，假如他弯腰穿鞋，站起来时便常常会碰到头；如果他穿好鞋子，站起来的速度太快，他髋骨的上部就会磕在桌子上。那个好心的工匠做的桌子有六英尺长，将近四英尺宽，宽到可以爬在上面开关两侧的窗户。在失眠的夜晚，毕司沃斯先生总是把阿南德赶到斯林百金床床尾睡觉；在这种情况下，阿南德就会生气地离开床，在桌子上睡觉。于是毕司沃斯先生试图让阿南德以后在桌子上睡觉。窗户不能关，否则房间里就会闷死人。下午的阵雨来得迅疾而猛烈，莎玛又总是不能迅速爬到桌子上关窗户；不久，桌子在窗户下的那部分就变成灰色，带着点点黑斑，无论莎玛怎么油漆、上光或者擦拭都无济于事。“这是我买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餐桌。”毕司沃斯先生说。

一天傍晚，他穿着背心短裤躺在斯林百金床上看书，试图不理会寄宿孩子们的嗡嗡声和尖叫声，以及W. C. 塔特尔的新唱片。那张唱片是一个叫鲍比·布瑞恩的美国男孩唱的《当河上出现彩虹的时候》。有人走进房间，毕司沃斯先生背冲着门口，在一片喧哗之中，他懊恼地高声询问是谁挡了他的光线。

是莎玛。“快起来穿上衣服，”她兴奋地说，“有人来见你。”

有一刻他惊慌失措。虽然他一直对自己的地址保密，但是自从他成为贫困调查员之后，就不停地有人跟踪他。有一次，他刚刚从家里推出自行车，就撞见了一个申请救济的人。他假装自己是在做调查，为了做得更逼真，他当街访谈并记录了那人的一些情况，保证会尽快前往调查，终于摆脱了纠缠。

此时他回头一看，发现莎玛在微笑。她的兴奋中夹杂着一种自我满足感。

“谁？”他问，从床上跳下来，髋骨磕在餐桌上。站在桌子和床之间，他无法弯腰找自己的鞋子。他又小心地坐在床上，摸索出一只鞋。

莎玛说要见他的人是矮山来的寡妇们。

他松了口气。“我不能在外面见她们吗？”

“她们有私事。”

“但是我怎么可能在屋子里面见她们呢？”这是个问题。寡妇们将不得不站在门口，而他则要被迫站在床和桌子中间的狭窄过道里。无论如何，现在是晚上了。他拽出枕头下的棉布床单裹在身上。

莎玛出去叫寡妇们进来，五个寡妇几乎同时涌了进来，她们穿着最好的衣服，脸上因为日晒雨淋而十分粗糙，她们神情严肃且举止诡秘，就像每次她们有所谋划时的样子，虽然所有的谋划都失败了：养鸡场，牛奶场，养羊，种蔬菜。

毕司沃斯先生把被单一直裹到胸前，抓搔着他赤裸而松弛的胳膊。“没法让你们坐下，”他说，“除了桌子，没有地方可以坐。”

寡妇们没有微笑。她们的严肃感染了毕司沃斯先生。他不再抓挠胳膊，把被单掖到腋下。只有莎玛一直微笑着，在寡妇们中间，她身上穿的带补丁的肮脏便服十分醒目。

年长的寡妇苏诗拉走到床脚，开了口。

她们能不能领取救济？

她不慌不忙，显然经过考虑。

毕司沃斯先生尴尬得无法回答。

当然，苏诗拉说，她们不可能都拿到救济，但是能不能有一个人领取呢？

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她们怎样困窘，她们是他的亲戚。但是她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大老远地从矮山赶来，他不能就干脆地拒绝她们。“那你们的名字怎么办？”他问。

她们已经考虑过了。不提图尔斯的名号。她们可以用夫姓。

毕司沃斯先生迅速转着脑子。“但是那些读书的孩子呢？”

她们连这个也考虑到了。苏诗拉没有孩子。至于照片：面纱加上眼镜和一些脸上的饰物，不会让人认出她来。

毕司沃斯先生想不出其他有效的拒绝理由。他慢慢地抓挠着自己的胳膊。

寡妇们严肃地盯着他，然后开始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随着他的静默，莎玛脸上的笑容变得牵强；最后，连她也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

毕司沃斯先生拍了拍他的左胳膊。“这会让我丢饭碗的。”

“但是那次，”苏诗拉说，“你当‘营救者’的时候，你给你的母亲、你的哥哥们和所有的孩子都发了代币。”

“那不一样，”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很抱歉。真的。”

五个寡妇沉默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们一动不动，瞪着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到她们的眼睛空洞失神。他避开她们的眼睛，摸索着香烟，拍打着床铺，直到火柴盒发出咔嗒的声音。

苏诗拉开始长长地叹气，寡妇们盯着毕司沃斯先生的前额，一个接一个地叹气，摇起头来。莎玛恼羞成怒地瞪了毕司沃斯先生一眼。然后她和寡妇们走出门去。

楼下有一个孩子在挨打。W. C. 塔特尔的留声机在播放《在一个夜色甜美的晚上》。

“我很抱歉，”毕司沃斯先生冲着最后一个寡妇的后背说，“但是我会丢了饭碗的。抱歉。”

他真的感到抱歉。但是即使她们不是他的亲戚，他也无法让人相信她们需要救济。这些女人住在她们母亲的领地里，住在她们母亲的三座房子中的一座里；一个弟弟在英国学习医科；而另一个弟弟在南部的势力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闲言八卦栏目里；他也因为商业贸易和政治言论出现在新闻栏目里，还有他做的流行广告（“特立尼达图尔斯剧院自豪地推出……”），怎么可能有人认为这些女人需要救济呢？

不久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又遇到了另一个让他心烦意乱的请求。请求他的是阿扎德的哥哥布罕戴德。自从布罕戴德为了他那个情妇离开波各迪斯的酒屋，来到西班牙港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只是从布罕戴德的儿子杰格戴德那里听说布罕戴德生活困窘，忍受着贫穷的煎熬。他们是亲戚，毕司沃斯先生同样也无法说服别人给他救济，因为他的弟弟是这个殖民地最富有的人之一。

布罕戴德给了他一个在市中心的地址，不了解这个城市的贫民窟的人还会以为布罕戴德是可可或者糖的经销商，一个掌管进出口买卖的国王。实际上，他住在一间介于东部物资进口商和糖及干椰子肉出口商之间的廉租公寓里。那是一座老式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公寓的正面直接连着人行道，墙上有很多地方的灰泥都剥落了，形成不规则的形状，窄小的窗户上装着破裂的百叶窗，还有两个生锈的铁阳台，直接通向人行道。

从出口商的仓库那里传来干椰子肉的恶臭和袋装糖的浓烈气味，那种气味和糖厂以及毕司沃斯先生记忆中小时候水牛池塘的甜臭味不同。进口商的仓库弥漫着各种辛辣香料的气味。路上散发着尘土、稻草以及牲口的屎尿气味。排水沟里每一处堆积着垃圾的地方都泛着涟漪，漂浮着白色的浮渣，像牛奶煮后漂起的薄膜，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酸臭，在阳光的炙烤下让人窒息。当毕司沃斯先生拐进公寓和出口商仓库之间的拱门时，这股气味仍然尾随着他。他把自行车靠在冰凉的墙上，赶开从出口商那里的糖袋上飞过来的蜜蜂，走上一条鹅卵石小路，小路的旁边有一条浅浅的呈黑绿色的排水沟，在暗处闪着微光。小巷通向一个铺平的比小巷略宽的院子。院子一边是出口商的高墙，另一边是公寓的墙，墙上黑洞洞的窗户挂着肮脏的窗帘。一条倾斜的水管滴着水，落在长满苔藓的水池里，然后流到排水沟里；在院子的尽头，有一间乱丢着报纸的厕所和一间没有顶的浴室，厕所和浴室的门都敞开着。院子上面是蔚蓝的天空。阳光斜斜地照射在出口商的高墙上。

毕司沃斯先生经过水管，拐上一条通道。他刚刚走到遮着门帘的门厅，就听见一个激动得近乎欢欣雀跃的声音：“穆罕！”

他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孩子，所有的软弱和耻辱再度袭来。

那是一间低矮的没有窗户的屋子，只能通过通道里的微光采光。屋子的一角有一扇屏风遮挡着，另一角放着一张床。哈哈的高兴笑声从床上传来。布罕戴德没有衰老。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还害怕他变成一个干瘪的印度老头，现在长舒了一口气。布罕戴德的脸瘦了很多，但嘴唇上的肉块依然如故；在那张忧心忡忡的脸上，双眉紧锁，眼睛却依然明亮。

布罕戴德举起瘦弱的胳膊。“你是我的孩子，穆罕。过来。”他声音中带着前所未有的激动。

“你好吗，叔叔？”

布罕戴德似乎没有听见。“过来，过来。你可能以为自己是个大人了，但是对我来说，你仍然是我的孩子。过来，让我亲亲你。”

毕司沃斯先生站在糖口袋做成的小垫子上，朝散发着腐臭味的床弯下腰。他立刻就被用力地拉了下去。他看见涂着涂料的墙壁和屋顶罩着一层尘土和煤灰，感觉到布罕戴德没有刮过的下巴蹭着他的脖子，布罕戴德干涩的嘴唇贴在他的脸颊上。然后布罕戴德用力揪疼了他的头发，他叫出声来。他跳了回去，布罕戴德哈哈大笑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一边等着布罕戴德平静下来，一边环视着这间屋子。墙上水泥缝中的钉子上挂着衣服。布满沙砾的水泥地板上有一堆起初看来像是衣服的报纸。屏风旁边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本廉价的书写纸、一瓶墨水和一支布满咬痕的钢笔：毫无疑问，布罕戴德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他的。

“你在视察我的豪宅吗，穆罕？”

毕司沃斯先生不想承认自己受到了震动。“我不知道。但是依我看，你在这里还不错。你应该看看有些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几乎想说，“你应该看看我住的是什么地方”。

“我是一个老人。”布罕戴德说，声音尖而高，是毕司沃斯先生所不熟悉的。他的眼睛湿润了，嘴唇上浮起了一个浅浅的狡黠的微笑。

毕司沃斯先生慢慢离开床边。

从肮脏的印花棉布屏风后面传出动静：煤炉的叮当声，擦火柴的声音，轻快的扇炉子的声音。是那个华人女人。毕司沃斯先生按捺不住好奇。木炭烟从屏风上升起来，盘旋在房间里，在门口消散。

“你为什么要用力士香皂？”

毕司沃斯先生发现布罕戴德急切地盯着他。“力士香皂？我想我们用的是橄榄香皂。一种绿色的……”

布罕戴德用英语说：“我用力士香皂，是因为那些漂亮的电影明星也用它。”

毕司沃斯先生心烦意乱。

布罕戴德侧身翻弄起了地板上的报纸。“我那些没用的儿子没有一个肯来看我。你是唯一来看我的人，穆罕。但你总是这样。”他冲着报纸皱起眉头，“不，这个已经结束了。弗南德斯朗姆酒，请客喝酒时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朗姆酒，穆罕。还记得吗？哈！是的，就是这个。”他递给毕司沃斯先生一份报纸，毕司沃斯先生读着上面关于力士香皂标语竞赛的细则。“帮帮我这个老人，穆罕。告诉我你为什么用力士香皂。”

毕司沃斯先生说：“我之所以用力士香皂是因为它杀菌、清爽、芬芳而且不贵。”

布罕戴德皱起眉头。他似乎根本没有听见毕司沃斯先生的话。毕司沃斯先生现在可以肯定布罕戴德聋了，而这本是他起初有所察觉而后却打消了的念头。

“写下来，穆罕，”布罕戴德说道，“在我忘记之前，写下来。填字游戏。找球游戏。标语比赛。它们都是一样的游戏。而我在这些方面的运气一向不好。”

毕司沃斯先生写标语时，布罕戴德开始讲述他的生活。他的耳聋一定有一段时间了：他说的每句话都十分完整，这使得他的话带有一种文学色彩。那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他怎样找到了工作又被解雇了，成功的企业怎样失败了，因为他自己的诚实，或者因为合作人的不诚实，他怎样失去了大好机会，而他那些合伙人都已经扬名立万。

他喜欢毕司沃斯先生的标语。“这肯定能赢，穆罕。现在，填字游戏怎么样，穆罕。你能不能就让我赢一次？”

毕司沃斯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那个女人就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她敏捷而又隐秘地行动着，在桌上放下一个装着几块黄色小蛋糕的搪瓷盘子，拉出椅子，放在毕司沃斯先生旁边，然后又迅速地回到屏风后面去了。她大约中年，极为瘦削，有着长长的脖子和瘦小的脸。她给人一种垂直的感觉：肮脏的黑头发笔直地垂下来，洗得褪色的蓝棉布裙子下垂，瘦削的腿是笔直的。

毕司沃斯先生想看看布罕戴德是否因此觉得尴尬。但是布罕戴德继续谈论着他参加之后又输掉的比赛，丝毫不受影响。

那女人又端着两个高搪瓷茶杯出来了。她把一个茶杯放到桌子上，然后把蛋糕推到毕司沃斯先生面前，他已经坐在她拉出来的椅子上了。她把另一杯茶递给布罕戴德，他坐起来接过茶，一边把毕司沃斯先生写的标语递给她。

布罕戴德啜饮着茶，有一刻他仿佛就是阿扎德。他们的姿势都是相同的：慢慢地把茶杯送到唇边，半闭起眼睛，嘴唇停在杯口，吹着茶，然后闭上眼睛啜饮着茶，似乎这茶是神圣无比的；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浮现出平静的神色。

他睁开眼睛，恢复了痛苦的神态。“好喝，嗯？”他对女人用英语说。她迅速地瞟了毕司沃斯先生一眼，似乎急于返回到屏风后面去。

“他现在是个大人了，”布罕戴德说，“但是你知道，我在他还这么高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大笑起来，“是的，这么高。”

毕司沃斯先生试图避开布罕戴德的视线，拿起一块黄色的蛋糕咬了一口。

“在他还是个这么高的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现在他是个大人了。但是我还为了让他学好打过他哩，你知道的。嗯，穆罕？没错，伙计。”布罕戴德用左手端着茶杯，右手食指擦着拇指。

这本是令毕司沃斯先生害怕的时刻。但是当这个时刻到来时，他却放下心来。布罕戴德没有提及他的受辱：他避开了。

布罕戴德手中的茶杯颤抖着，水倒了出来。女人跑到床边，大张着嘴。她并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舌头拍着，发出噼啪的声音，最后变成了尖细的嘎嘎声。

茶洒在床上，洒在布罕戴德身上。聋子、哑巴、疯子等等念头闪过毕司沃斯先生的脑海，他为在这间肮脏的屋子里所发生的两性暧昧感到惊骇，他觉得黄蛋糕在嘴里变成了一团腥甜滑腻的糨糊。他无法咀嚼，也无法吞咽。布罕戴德在床上大发雷霆，用印地语咒骂着，那女人对此毫不在意，从他手上拿过茶杯，跑到屏风后面拿出一块面口袋布做的烧了好几个洞的抹布，轻快地擦拭着床单和布罕戴德的背心。

“你这个不下崽的笨母牛！”布罕戴德用印地语尖叫着，“总是把茶满到杯口！总是把茶满到杯口！”

就在她擦拭的时候，她薄薄的裙子抖动着，露出腋下浓密的乱蓬蓬的毛发，她难看的体形，内衣的一条边。毕司沃斯先生强迫自己咽下嘴里的糨糊，然后用甜腻的浓茶冲下去。毕司沃斯先生很高兴那女人卷起抹布，放在布罕戴德的背心下，然后回到屏风后面去了。

布罕戴德立刻安静下来。他顽皮地冲毕司沃斯先生微笑着说：“她不懂印地语。”

毕司沃斯先生站起来告辞。

女人又出现了，对着布罕戴德嘎嘎地叫着。

“留下来吃顿像样的饭，穆罕，”布罕戴德说，“我还不至于穷到不能给我的孩子一顿饭菜的地步。”

毕司沃斯先生摇摇头，用手敲打着西装口袋里的笔记本。

女人退下去了。

“杀菌、芬芳、清爽而不贵，嗯？上帝会为此感谢你的，穆罕。至于我那没用的儿子们……”布罕戴德微笑了，“过来让我和你吻别，穆罕。”

毕司沃斯先生也微笑了，没有理会布罕戴德的大笑，走到屏风后面和女人告别。屏风后面的板箱上放着一只点燃的煤炉；在另一个板箱上放着蔬菜和盘子。潮湿的黑乎乎的地板上放着一盆脏水。

他说：“我试试看我能做些什么。但是我不能保证。”

女人点点头。

“他的背有问题，真的。”

她话音很低但是很清晰。她不是哑巴！

他没有等她解释。他仓促地离开屋子，来到小巷。小巷里暖洋洋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他再次闻见街上令人窒息的恶臭。造蜜的蜜蜂在出口商已经有些溶化的袋装糖那里嗡嗡乱飞。他的嘴里还残留着粗糙的蛋糕屑。他吞咽了一口，嘴里立刻充满了酸水。

他一回到房子，就跑到他的旧书架那儿，翻弄着他的那些剪报，从理想学校寄来的信函，一窝没有睁开眼睛的粉红色小老鼠，最后，他找出他那没有完成的《逃离》的故事，找到那个关于他那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主角的幻想。他把故事带到厕所里，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弄出很大的声响，一遍又一遍地拉着抽水马桶的水箱。等他出来时，厕所外面已经有一小队寄宿的孩子，他们很不耐烦，但充满好奇。

星期天，寄宿孩子们的喧嚣达到顶峰，毕司沃斯先生又开始带他的孩子们到波各迪斯走访。但是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因为杰格戴德就像一个急于学坏的淘气小男生一样，总是急于把毕司沃斯先生带出阿扎德家。而毕司沃斯先生也总是情愿跟他一起出去。杰格戴德和毕司沃斯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轻松随意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也从来不是朋友，但是彼此都很高兴看见对方。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对方所说的一切，而且也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倾听彼此的话。毕司沃斯先生也很喜欢和杰格戴德一起待在波各迪斯，因为只要一离开阿扎德的房子，杰格戴德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人，阿扎德的继承人，而他的举止则是顺从而友爱的。不管他的年龄、他的家庭、他的早熟和他漂亮的白头发，杰格戴德在阿扎德家里仍然被看成一个年轻人，无论做什么都要征求许可。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违反阿扎德的规矩，而在好几个小时里，毕司沃斯先生也不得不装出这些规矩同样被施用在他的身上。抽烟是被禁止的：他们一到路上就抽起了烟。喝酒是被禁止的，而且根据法律，酒屋在星期天早晨不得开张：于是他们就喝酒。杰格戴德和一个朗姆酒屋的老板达成协议，为了感谢从阿扎德那里得来的免费汽油，他提供他的客厅作为他们星期天早晨喝酒的地方。在这个相当体面的客厅里，四把打磨得极为光亮的莫里斯椅子围着一个小桌子，毕司沃斯先生和杰格戴德一起喝威士忌和苏打水。起初，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似乎世界在他们眼前仍然是崭新的，而他们对彼此的友爱心照不宣。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经过一段沉默之后，尽管他们都很愿意继续像从前那样交谈，焦虑和伤感再度回归。杰格戴德谈论他的家庭；他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都已成家立业。毕司沃斯先生谈论《特立尼达卫报》，谈论阿南德和奖学金。最后话题总是回到阿扎德身上。毕司沃斯先生倾听着有关阿扎德的自私和残忍的新老故事，现在他更多的是听到布罕戴德是阿扎德早期成功的关键人物。尽管他并不相信，尽管他们在喝酒，毕司沃斯先生仍然默默地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间或透露一些他对图尔斯家族的不满，半真半假地说他像布罕戴德一样，是被家族背弃的人。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告诉杰格戴德他去探望布罕戴德的事情。

“啊！这么说你见过我爸爸了，穆罕？他怎么样？告诉我，他有没有说那个贪心的吸血鬼？”

这个当然指的是阿扎德。毕司沃斯先生低头凝视着自己的杯子，似乎十分动容，摇了摇头。

“你看他是多好的人，穆罕。没有一点怨恨。”

毕司沃斯先生喝了一点威士忌：“他告诉我，你们谁也没有去看他，也没有给他任何的帮助或者别的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杰格戴德说：“那个狗娘养的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还有那个和他住在一起的老母狗也不简单，你知道的。她总是挑拨离间。”

从此之后，杰格戴德再也没有说起过布罕戴德。而毕司沃斯先生决心只做一个聆听者。

这时候，杰格戴德总是显出醉意。而毕司沃斯先生几乎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当他们离开酒屋老板的客厅时，他们决定要打破更多的戒律。他们到阿扎德的车库去，给阿扎德的一辆货车或者是卡车加满油，然后开车到河边或海滨去。杰格戴德开得很快，但是仍然保持着敏锐准确的判断力；不过，让毕司沃斯先生感到难堪的是，一旦回到阿扎德的家里，杰格戴德就变得相当清醒。他说自己出去谈生意，并用大量不合逻辑但是令人信服的细节描述所经历的谈话和事情。毕司沃斯先生很少说话，而且动作迟缓。他的孩子们注意到他通红的眼睛，不明白他那天早晨在西班牙港公车站的精神劲怎么会消失了。

吃中饭时，阿扎德总是一成不变地对毕司沃斯先生说他在生意上遇到的问题。“他们没有给我那个合同，你知道的，穆罕。我觉得你应该就这些本地公路理事会的合同写一篇文章。”以及：“穆罕，他们不允许我进口柴油发动机的卡车，你能给我查查原因吗？你能不能替我写封信？我敢肯定是石油公司在暗地里捣鬼。你为什么不就此写篇文章呢，穆罕？”接下来就是查看官方表格、信件以及带插图的美国公司小册子，这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总是侧坐着，避开从半闭的嘴唇里咕哝着战争和禁令等等蠢话的阿扎德。

当孩子们询问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他总是抱怨自己消化不良；有时候，他整个下午都在睡觉。他也的确消化不良；他吃的麦克莱恩牌胃药冲剂数量持续见长，他沉默，他不停地口渴，这些症状使得莎玛羞愧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于是孩子们总是发现自己在波各迪斯落单。只有塔拉欢迎他们，但是她因为关节炎腿脚不便。在这座高大的设施齐全的空荡荡的房子里，他们只能感觉到阿扎德和他的侄子们之间的敌意。任何事情都可能引起争端：“伊拉克”的发音，有关别克汽车优点的谈话。尽管争吵的过程越来越短，但随着争吵越来越频繁，争吵变得如此激烈和下流，以至于叔侄之间似乎再不可能说话了。然而不一会儿，阿扎德就会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手上拿着报纸，他们又开始正常地交谈，有时候甚至还有欢声笑语。阿扎德离不开他的侄子们，他们也离不开他。阿扎德需要他的侄子们帮他生意的忙，因为他不信任外人；他更需要他们在家里的陪伴，因为他害怕孤独。而杰格戴德和拉比戴德没钱也毫无所长，除了阿扎德的庇护也没有地位，还拖着一大家子不能公开的家人，他们知道只要阿扎德还在世，他们就不得不依靠他。那个喜欢暴露自己优美体形的拉比戴德似乎时刻都会咆哮。杰格戴德刚才还在嘿嘿地欢笑，顷刻就会尖叫和哭泣。只要在阿扎德面前，他总是几近歇斯底里：这从他那小小的、眼神游移不定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他热情洋溢的举止掩饰了这一点。

孩子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入侵者。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最终，他们遭受了羞辱。

为了响应《卫报》童子联盟的胡安内塔阿姨的号召，阿南德手持一张蓝色的卡片到处为波兰难民儿童募捐。老师、学校看守人、店主，甚至W. C. 塔特尔都给了他捐助。西班牙港乳品店的收银员给了他六分钱，奖励他小小年纪就做好事。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阿扎德家的后阳台上，当他给阿扎德朗读了一篇关于呼吸的重要文章之后，他给阿扎德看那张蓝色卡片，并请他捐钱。

阿扎德皱起眉头，看上去很不高兴。

“你们家真是奇怪，”阿扎德说，“爸爸给穷人募捐。你给波兰难民募捐。谁给你们募捐呢？”

从那之后，阿南德过了很久才再去阿扎德家。他不再为波兰难民募捐，他撕毁了那张卡片。募捐来的钱渐渐被他花光了，有好几个月，他都害怕胡安内塔阿姨会找他要钱。而每天下午面对乳品店里那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这些星期天早晨的短途旅行、早晨的虚情假意、下午和傍晚的忧伤逐渐减少，毕司沃斯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家里，应付着内斗。

为了对抗W. C. 塔特尔的留声机，琴塔和格温德开始唱一系列的《罗摩衍那》歌曲。琴塔多年以前就开始学习《罗摩衍那》，那时候毕司沃斯先生还在绿谷，现在她已经完成了这项学习；她唱得非常好。格温德则唱得没有那么流畅，他一半在哀号，一半在咕噜，通常是按照习惯趴着唱歌。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忍受双方较劲的歌声，有时候歌声会持续一个晚上。他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穿着背心短裤冲到里面的房间里，拍打格温德房间的隔板，再拍打W. C. 塔特尔房间的隔板。

塔特尔一家从来没有反应。琴塔唱得越发起劲。格温德有时候在唱对句时轻笑几声，把这当成他歌唱的一部分：《罗摩衍那》的歌手可以随意在唱对句时补充进自己的感情。但是有时候他会中止唱歌，对着隔板破口大骂。毕司沃斯先生也回骂，这时候，莎玛就不得不跑到楼上制止毕司沃斯先生。

格温德成了房子里人人避让的瘟神。也许因为开出租车时长时间背对着他的顾客，他变成了一个厌恶与人交往的人，他的三件套西装似乎禁锢了他所有残余的热心和忠诚，让他变得暴戾而乖僻。他的外表也因此起了相应的变化。他那张英俊的脸变得粗俗而捉摸不定；而自从他开出租车以后，他的身体失去了以前的结实劲儿，变得松垮肥胖，似乎只有穿上背心才能让他挺直身子，才能支撑他虚胖的肉体。他举止古怪而且阴晴不定。他和琴塔演唱的《罗摩衍那》几乎让所有的人都吃惊不小，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几次暴行，人们也许还会觉得这歌唱颇为有趣。他有很多天对谁都不理不睬；随后，在没有任何人招惹的情况下，他开始紧追着某个人不放，并做出恫吓的笑容。他侮辱莎玛和孩子们；莎玛意识到毕司沃斯先生那像吊床一样松垮的肌肉根本不是格温德的对手，只有忍气吞声。他还出其不意地攻击柏斯黛的寄宿者，一直恐吓他们。请求琴塔干涉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格温德引发的恐惧正是她引以为傲的。琴塔把格温德痛打毕司沃斯先生的故事告诉了她的孩子们，孩子们又把这个故事说给寄宿者听，让他们惊恐万状。

楼上，格温德和毕司沃斯先生之间的争吵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楼下他们的孩子们之间的争吵。

有一次，萨薇说：“我奇怪爸爸怎么不买座房子。”

格温德最大的女儿说：“要是有些人凭嘴说就能挣钱，那他们早该住在天堂里了。”

“有些人就只有嘴和肚子。”

“有些人至少还有个肚子。别的人什么都没有。”

萨薇对于自己败下阵来相当气恼。只要楼上的争吵结束，她就跑到里面的房间，躺在四柱大床上。既不愿意再让自己受伤，也不愿意伤害她的父亲，她无法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而他又是唯一能安慰她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W. C. 塔特尔成了一个有用的同盟。他的力气和格温德不相上下（虽然格温德的孩子们拒绝承认这一点），并且他们依然就车库的问题争吵不休。同时，W. C. 塔特尔和毕司沃斯先生之间的共同点也有助于他们的关系。他们都认为入赘到图尔斯家之后，不啻是和一群野蛮人为伍。W. C. 塔特尔自认为是特立尼达婆罗门最后的捍卫者之一，同时他还认为自己能够温文尔雅地欣赏西方文化的优秀产物：西方文学，西方音乐，还有西方绘画。他从不和人恶语相向，只是抽动他那长着长鼻毛的鼻孔，用沉默的轻蔑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实际上，除了留声机带来的不快之外，毕司沃斯先生和W. C. 塔特尔之间只是一种攀比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因为米娜打破了那座裸女雕像举着火把的胳膊和莎玛购买了一个玻璃橱柜而产生的。在置办家什上，毕司沃斯先生处于下风。自从弄回那个玻璃橱柜（橱柜上破裂的门没有修复，底层的架子上摆满了教科书和报纸）和那个感激的穷工匠制作的餐桌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再没有余地购置新的家具。W. C. 塔特尔则还有整个前阳台：他买了两把莫里斯摇椅，一盏台灯，一张可以折叠的书桌，还有一个玻璃滑门的书架。毕司沃斯先生因为第一个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卫报》的童子联盟而略处优势，但是他模仿W. C. 塔特尔穿卡其布短裤又抵消了这一优势。W. C. 塔特尔的短裤是合乎体统的短裤，而且他穿短裤也很好看。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这样的体形，他的卡其布短裤是莎玛根据自己的判断用他的长卡其布裤子截短后做的，用她的缝纫机给裤子上了一条曲里拐弯的白色棉布条。更让毕司沃斯先生受挫的，是塔特尔家的孩子透露他们的爸爸购买了人身保险。“你们也想要吗？”毕司沃斯先生对米娜和卡姆拉说，“如果我开始每个月都付保险的话，你以为我还能养活你们吗？”

图画大战的起因是毕司沃斯先生从一家印度书店买了两幅画，然后把它们裱在画框里。他发现他喜欢镶画。他喜欢玩弄干净整齐的纸板和锋利的刀子，他喜欢尝试各色各样的衬纸。他亲眼看着玻璃按照他的尺寸被切割好，然后他颤颤巍巍地带着玻璃骑回家，整个傍晚就可以消磨在装裱画上。镶裱一张画就像是写广告牌：需要整洁灵巧和精确。他可以全神贯注地做手里的事情，忘记这座房子，抛却他的不快。很快他的两间屋子就挂满了画，就像他在绿谷的营房里挂满了宗教引语一样。

W. C. 塔特尔则摆放起一系列他自己的照片，镶在木头镜框里。在其中的一幅照片里，W. C. 塔特尔除了缠着腰布、挂着圣环和种族标识之外浑身赤裸，头发除了顶髻都修剪得干干净净，他盘腿坐在那里，闭着眼睛作沉思状，手指优美地捏成一束放在向上翻的脚掌上。旁边的另一张照片上，W. C. 塔特尔身穿西服长裤，衬衫领带，还戴着帽子，一只穿着漂亮鞋子的脚踏在汽车踏板上，满面笑容，金牙闪闪发亮。还有他父亲的照片，他母亲的照片，他们房子的照片，他兄弟们的集体照或者单独的照片，他姐妹们的集体照或者单独的照片。还有W. C. 塔特尔各种样子的照片：W. C. 塔特尔留着胡子、络腮胡、唇髭的照片，W. C. 塔特尔留着胡子的独照，他留着唇髭的独照；W. C. 塔特尔举重的照片（身穿游泳裤，盯着照相机，高举着他在矮山用拆除的电流设备的铅做成的哑铃）；W. C. 塔特尔身穿印度宫廷服装的照片；W. C. 塔特尔披挂着梵学家的全套行头：头巾、缠腰布、白色外套、珠子，他满面笑容，手里拿着一个铜盘子站在那里（背景是一些模糊的敬畏的脸孔）。这些照片之间是一些英国乡村的春日风景照，麦特霍恩的风景，一张圣雄甘地的照片，还有一张标题为《你最后一次看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的照片。这就是W. C. 塔特尔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方式。

但是开出租车的格温德，那个哼唱《罗摩衍那》的人，对于这些竞赛无动于衷，仍然像从前那样气势汹汹并威胁着别人。寄宿的孩子们开始公开诅咒他在汽车事故中致残或者丧命。但是事与愿违，他获得了“安全驾驶员”的荣誉称号，西班牙港市长还亲自和他握手。这使得格温德越发肆无忌惮，柏斯黛和毕司沃斯先生都开始表示要叫警察了。

但从来没有真的叫过警察。因为格温德突然不再找麻烦了。

一天傍晚，房子里突然陷入死一样的沉寂。寄宿的学习者们不再嗡嗡作响。W. C. 塔特尔的留声机也哑了。《罗摩衍那》的演唱在中间对句的时候突然中断。从格温德房间里传出来一阵咕哝声、重击声、噼啪声以及东西碎裂的声音。

阿南德踮着脚尖来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里，兴高采烈地悄声说：“爹地在揍妈咪。”

毕司沃斯先生坐起来倾听。听起来好像是真的。维迪亚德哈的爹地在揍维迪亚德哈的妈咪。

整座房子都在听。当格温德房间里的噪声消失了以后，格温德又开始哼哼《罗摩衍那》，楼下的嗡嗡声又响了起来，但那是一种新的满足的声音，W. C. 塔特尔的留声机播放着庆祝的乐曲。

从此，格温德就时常殴打琴塔。寄宿的学习者们不再感到恐惧，因为格温德自从找到这个发泄途径之后，就不再找别人的麻烦。挨打让琴塔赢得了一种家长式的尊严，更耐人寻味的是，她因此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尊敬。这还使得她的孩子们不像以前那么张狂，琴塔也不再唱歌，并被促使加入到教育竞争中去。

维迪亚德哈也在攻读奖学金的班里学习。他不像阿南德那样在尖子生之列，但是琴塔把这个归咎为家长行贿和学校腐败。一天下午，当阿南德坐在乳品店吧台的一个高凳子上时，一个印度男孩走了进来。那是维迪亚德哈。阿南德吃了一惊。维迪亚德哈更是吃了一惊。在惊讶之中，他们谁也没有理睬对方。维迪亚德哈经过阿南德，坐到吧台另一端的凳子上，要了半品脱牛奶。阿南德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犯了个错误：要先在柜台付钱，然后把收据交给吧台服务员。这样一来，维迪亚德哈不得不绕一圈回到高凳子，把收据交给收银员，然后再次绕回到他选择的吧台的另一端。他们谁也不看对方，慢吞吞地喝着自己的牛奶，谁也不愿意先离开。谁都不想故意伤害对方，但是伤害还是发生了。每个男孩都觉得自己被伤害了；从此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在那座拥挤的房子里，在那些尔虞我诈、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们始终保持着沉默。他们也都一直记得这种沉默。后来维迪亚德哈说是他那个下午先伤害了阿南德，而阿南德说是自己伤害了维迪亚德哈。每天下午三点过五分，乳品店里的人们就会看见两个印度男孩，坐在吧台两端的高凳上，用吸管喝着半品脱牛奶，谁也不看对方，更不和对方说话。

米娜和卡姆拉憎恶维迪亚德哈公开吃梅干的挑战，宣扬起阿南德惊人的学习成就。

“我哥哥读的书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读的都多。”

“听听。就算你对。如果阿南德读了那么多书的话，让他告诉我谁是《歌颂手枪》的作者。”一个小塔特尔说。

“告诉他，阿南德。告诉他谁是《歌颂手枪》的作者。”

“我不知道。”

“啊——哈——哈！”

“但是你怎么能指望他知道那个？”米娜说，“他只读那些有关常识的书。”

“好。就算阿南德的确读了很多书。但是我哥哥还写了一本书呢，整整一本书。现在他正在写另一本呢。”

他哥哥的确写了一本书。那是塔特尔的大儿子。他不停地要求买练习册，始终在那里写东西，给他的父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在做笔记。实际上，他逐字抄写了教育主任卡特瑞治上尉编的《尼尔逊西印度地理》，这位上尉也是《尼尔逊西印度阅读》与《尼尔逊西印度算术》的作者。他用一打练习册抄完了《地理》，现在开始抄写教育部助理主任丹尼尔上尉编的《尼尔逊西印度历史》。

离奖学金考试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阿南德在学习上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早上上学前有半个小时的私人补习；下午放学后还有一个小时的私人补习；整个星期六早晨都是私人补习时间。除了他的任课老师给他的私人补习之外，每天五点到六点，阿南德还到校长家里，由校长亲自给他进行私人补习。他从学校走到乳品店，又立刻回到学校；随后就到校长家，萨薇在校长家等着他，给他准备好三明治和微温的阿华田。他每天早晨七点离开家去上学，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半。他吃完饭，然后开始做家庭作业；最后开始准备他所有的私人补习课。

所有奖学金班的尖子生都被剥夺了玩乐的时间和权利，但是他们仍然努力维持着自己喜欢恶作剧、尽情享受着生命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的假象。当然有一些忧心忡忡的男孩只知道谈论学习。但是大部分人都在谈论刚刚开始的足球赛季，以及刚刚结束的桑塔·罗萨赛马大会，互相暗示他们的爸爸已经开车带他们参加了赛马大会，车上装着盛满食物的大篮子，他们在赛马大会上赌马，输掉了大笔的彩金。他们议论着圣诞节赛马大会上“褐色炸弹”和“弃儿”将会有怎样的表现（考试在十一月上旬举行，这能让他们憧憬考试结束后的生活）。阿南德在谈论这些话题时并非不在行，虽然他相当讨厌赛马，但他却谈论得头头是道。比如，他知道“弃儿”的父亲是“流浪者”，是“山谷希望”的后代；他宣称亲眼看见了这三匹马，并传播了一个在赛马场上的故事，即“弃儿”小时候曾经吃晾晒在外面忘记收回的衣服。他还卖弄了更多的赛马场闲言，声称（他开始因这个观点小有名气）那匹“小马厩”虽然正经历几乎无法挽回的灾难性低谷，却是特立尼达最好的马；令人遗憾的是它的表现太反复无常，但是这些白马都是性情暴躁的烈马。

一天，星期一的午餐时分，话题转向电影，似乎所有住在西班牙港的男孩都在周末到伦敦剧院看了连场电影：《荡寇志》和《弗兰克·詹姆斯归来》。

“很棒的两部曲！”男孩们惊呼着，“简直棒极了！”

阿南德有关“小马厩”的论调使他赢得了总能有与众不同的见解的名声，他说他不喜欢那两部电影。

男孩们一起反驳他。

阿南德根本就没有看那两部电影，只是重复说自己并不喜欢。“我看还不如看《达尔顿团伙来袭》和《达尔顿东山再起》。从各方面来说，老伙计。”

碰巧这时有个男孩说：“我敢打赌，他根本没有看过！你们能想象他那样一个书呆子会去剧院？”

“你这个虚伪的坏蛋，”阿南德说，引用了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两个词，“你才是书呆子。”

那男孩想要转移话题：他是一个极为刻苦的书呆子。他重复着，但没那么起劲了：“我打赌他没有去看。”但是其他男孩都竖起耳朵听，那个攻击阿南德的男孩又有了些自信，说：“好吧，好吧。他去看了。就让他说说当亨利·方达……”

阿南德说：“我不喜欢亨利·方达。”

这稍稍转移了话题。

“你说你不喜欢方达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你根本就没有见过方达走路的样子。”

“那是走路，老伙计。”

“好吧好吧，”那男孩继续说，“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当亨利·方达和布莱恩·唐莱维……”

“我也不喜欢他。”阿南德说。这时候上课铃响了，阿南德松了一口气。

他从那个攻击他的男孩的恼怒中看出这盘问还会继续。他放学后直接去了乳品店；他回来时，已经是私人补习的时间；私人补习结束后，他设法逃了校长家的课。然后他回家了，他说今晚他不用做作业，他想去伦敦剧院看电影，让大脑放松一下。

“我没有钱，”莎玛说，“你得问你爸爸要。”

毕司沃斯先生说：“等你到了我的年纪，你根本就不会喜欢西方人的玩意。”

阿南德暴躁起来：“等我到了你的年纪，我才不想和你一样。”

他后悔自己的出口伤人。他实际上十分疲倦；而毕司沃斯先生挥手让他走开的态度相当冷淡。但是他没有道歉。他唠叨着自己头痛，并说他肯定是因为用脑过度，这就是只知道题海填鸭的不幸，学校里他的竞争对手们就是这么咒他的。

毕司沃斯先生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后天才发薪水。现在我在办公室里只负责那些扶贫基金的小钱。去问你妈妈要。”

和平时一样，她的确还有一些钱。

“你要多少钱？”

阿南德算了一下。一张成人票是十二分，孩子是半票。保险起见，他说：“三十六分钱。”他之后会把找回的零钱还给莎玛。

“三十六分钱。嗯，好家伙，你算是把我搜罗得一干二净了。看。”

他看到她的钱包里只剩下一些铜币。但是她总是能有办法。而且后天就是毕司沃斯先生发薪水的日子。

晚上的电影在八点半开映。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大约八点钟离开家。在电影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华人开的咖啡馆。他们要在那里买些吃的，这是看电影的惯例。他们还有十八分余钱。他们买了花生和薄荷糖，一共花了六分钱。

有一道窄窄的通道通往伦敦剧院放映厅，好似通向一座充满着传奇的地牢。通道一次只能走一个人，这使坐在通道尽头的检票员可以用他放在椅子扶手上的粗木棒挡住擅自闯入的人。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到的时候，发现通道入口挤着一群乱哄哄的人。他们在人群边上犹豫了一会儿，立刻就被后面的人推挤进人群当中。他们被挤得手脚都不听使唤。阿南德被夹在高大的男人当中，看不见光亮，也透不过气来，只能由着人群往前移。人群中不断发出不满和生气的叫声：电影已经开始了，他们可以听见电影开头的音乐。阿南德感到人群挤得更厉害了；他担心自己会在通道和墙壁的夹角处被挤扁；毕司沃斯先生呼唤他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无法回答；他既无法抬头看，也无法低头看。他只知道通道的尽头是亨利·方达、布莱恩·唐莱维以及泰隆·鲍华，尽管他在学校里声称不喜欢他们，他们都让阿南德致以最高敬意。他听见男人们叫嚷着要买票；他们离门口越来越近了。在通道墙上有一个透着光的半圆形小洞，把钱从洞里塞进去，再接住票拿出来，售票员的手时不时在洞口闪现：一个女人的手，肥胖而冰凉。

轮到毕司沃斯先生买票了。他挣扎着挤在小洞正前方，以免自己还没买到票就被挤到那个拿着棍子的检票员跟前，他在售票口闪亮光滑的木板上放了一个先令。“一张全票一张半票。”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来：“只有白天才有半票。”那张准备撕票的手等待着。

“那么就买两张全票。”

两张绿色的电影票被推到他面前，他和阿南德感受着来自背后的挤压，如释重负。

“喂，你！”那女人的声音从小洞里传出来。

卖票中断了，通道里的人声愈发嘈杂。

“你！”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亮着灯的小洞那里。

“你什么意思，只给我一个先令？”硬币摊在她的手掌上。

“两张十二分的票。”

“两张票每张二十分。还差十六分。”

阿南德呆住了。嘈杂和叫喊声一下子变得很遥远。

电影背景音显示正在发生一场火拼。看过电影的人认出了这声音；这让他们更加狂躁不安。

他怎么能忘记只有日场电影才有半价？他怎么能忘记周一和周末的票价一样，是二十分而不是十二分？

毕司沃斯先生放下两张绿色的票子。其中一张被扯下来又还给他，还有四分钱找零。

他们站在检票员旁边的墙边，他们后面的人迅速地涌进场内，一面整理着自己凌乱的衣衫。

“你去看。”毕司沃斯先生说。

阿南德的两颊因为含着薄荷糖而鼓着。他停止了吮吸；糖在嘴里凉凉的、湿湿的。他摇了摇头。刚才的震惊已经打消了他所有看电影的念头；而如果他留下来看电影，他就不得不在半夜独自步行回家。

他们被不断地推撞着。他们挡了别人的路。

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回来接你。”

阿南德犹豫了。但是在那时通道中起了新的骚乱；有人叫喊道：“你们搞什么鬼还不进去？”检票员说：“赶快决定。你们挡着路呢。”阿南德对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去看吧。”毕司沃斯先生立刻表示了顺从，消失在人群中，被推挤进电影院里去看他本来没打算去看的电影。

阿南德留在通道里，不断往里走的人几乎把他压扁在墙上。之后，电影继续播放，通道终于空了。涂着涂料的赭石墙壁被摩擦得闪闪发亮。在透出灯光的小洞里，那双手在织毛线。

他经过伍德布鲁克广场、华人咖啡馆和莫瑞街运动场。他回去时房子里一片嘈杂。但是没有人看见他。他直接来到前面的房间，脱了鞋，躺在斯林百金床上。

莎玛上楼开灯的时候发现了他。

“孩子！你吓了我一大跳。你没有去剧院？”

“去了。但是我头痛。”

“那你爸爸呢？”

“他在看电影。”

前门咔嗒咔嗒地响了，有人走上水泥台阶。门开了，是毕司沃斯先生。

“哎！”莎玛说，“你也头痛吗？”

他没有回答。他在桌子和床之间磕碰着，最后坐到了床上。

“我搞不懂你们父子俩。”莎玛说。她进了里屋，拿着针线活出来，到楼下去了。

毕司沃斯先生说：“孩子，给我把那本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拿来。还有我的钢笔。”

阿南德爬到床头，拿来了书和钢笔。

毕司沃斯先生写了一会儿。

“该死的东西洇得一塌糊涂。但是，你还是看看吧。”

衬页上，在萨薇出生前给她起的四个男性名字下面，阿南德看见毕司沃斯先生这样写道：“我，穆罕·毕司沃斯，在这里向我的儿子阿南德·毕司沃斯保证，如果他能获得中学奖学金，我就给他买一辆自行车。”下面是签名和日期。

毕司沃斯先生说：“我觉得你最好见证一下。”

阿南德用最近的设计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在后面加上括弧，里面写上“见证”一词。

“现在一切都很正式了，”毕司沃斯先生说，“虽然只用了一分钟。让我再看看那本书。我觉得我忘了些什么。”

他拿起那本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把最后的句号改成逗号，补充了一句：如果在战争时期条件允许的话。

房子里的吵闹终于止息。嗡嗡声降低成一种低沉而持续的嘤嘤声。夜深了。莎玛和萨薇上楼回到里屋，米娜和卡姆拉已经在里面睡着了。阿南德躺在斯林百金床上，中间用枕头和毕司沃斯先生隔开。他把棉被单拉到脸上遮住光亮，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毕司沃斯先生看了一会儿书。然后他爬起来，关了灯，摸索着回到床上。

他醒了，他总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醒了。他根本不想知道此刻的时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房子里仍然到处都是人声：楼上楼下都是租户和寄宿者，房子鼾响如雷。世界黑白一片，无须清醒。通过敞开的窗户，在树和隔壁房子屋顶的剪影上面，他可以看见深远的星空。这加剧了他的痛苦，痛苦又加剧了恐慌，他觉得胃部一阵熟悉的绞痛。

第二天他起晚了；他在露天浴室里洗了澡，在阳光明媚的前屋里吃了早饭。然后，他穿上昨天的衬衣（他每两天换一次衬衣），戴上手表，结好领带，再穿外套，戴帽子；打扮得体之后，他骑着车去面试穷人。

在学校里，当他碰见那个攻击他的男孩时，阿南德说：“我当然去了。但是我对那片子厌恶透顶，我还没等开场就离开了。”

大家都认为这是阿南德的典型回应。

阿南德的哮喘每隔四个星期或者不到四个星期就犯一次，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都害怕他会在奖学金考试的那一周犯病。但是在考试前的一周，他犯了哮喘，持续了三天，他的前胸被医用敷料浸染得变色脱皮，之后，阿南德就又可以参加他最后的冲刺补习了。他的学习强度又跟着增加了，毕司沃斯先生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就“种植更多的粮食”运动和红十字会主题写了文章，并要求阿南德牢牢记住，他得意地声称他在这些文章中隐藏了他自己的个性，使文章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成年人的看法，而是一个优秀而忠诚的在校男生的心声。文章中充满了高尚的情操，就像是《特立尼达卫报》的领导人讲话那样；文章急切呼吁对这一运动和社会的支持，并支持那些阿南德真心热爱的免费政府机构。

考试安排在星期六。星期五傍晚，莎玛拿出了阿南德授奖日穿的衣服和全套装备。阿南德拒绝了衣服，说那像是准备做礼拜似的。一直秘密行事的琴塔的确给维迪亚德哈做了一个小小的礼拜。星期五晚上，一个梵学家骑摩托从阿佤克斯赶来，在房子下面和那些寄宿者一起过了夜。星期六早晨，阿南德在做最后的复习时，维迪亚德哈在圣水中洗了澡，扎上腰布，面对梵学家，隔着圣火听他的祈祷，然后燃烧了一些酥油、椰子碎片和褐糖，最后寄宿者们摇铃敲锣。

阿南德也没能逃过这项仪式。他不得不穿上深蓝色的斜纹哔叽短裤、白色衬衫，系上崭新的学校领带；让他恼火的是，莎玛趁他不注意，在他衬衫上洒了薰衣草水。他说他看学校大厅的挂钟就可以了，但却被迫戴上了毕司沃斯先生那块塞马手表；手表像手链一样松松地垂在他的手腕上，他不得不把手表一直撸到前臂上。她还给他准备了毕司沃斯先生的钢笔，以防他自己的钢笔坏了。他还得带上一大瓶新墨水，以防主考者没有准备足够的墨水。他又拿了许多吸墨水纸，许多《特立尼达卫报》的铅笔，一个削铅笔刀，一把直尺，两块橡皮，一块用来擦铅笔字，一块用来擦墨水笔字。他说：“别人会以为我要去那儿结婚。”最后，莎玛给他两个先令。她没有说以防万一，而他也没有询问。

那个喜欢傻笑和舔嘴唇的维迪亚德哈也受到了相同的重视；琴塔还给了他许多护身符，在梵学家的指导下给他挂上，并故弄玄虚地赶走了好奇的寄宿者们。最后，男孩们出门去学校，身上都散发着薰衣草的味道，维迪亚德哈坐他爸爸的出租车去上学，毕司沃斯先生推着他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陪阿南德步行。沿街往下走到一半，阿南德把手插进裤兜里，摸到一个柔软的小小圆形东西。是一个干酸橙。一定是莎玛为了驱逐坏运气放进去的。他把酸橙扔进了排水槽。

一切正如阿南德害怕的那样。所有攻读奖学金班的孩子在这多年的准备之后，终于等到了这献祭般壮烈的一天，盛装打扮，为此献身。他们都穿着斜纹哔叽短裤、白衬衣，系着学校的领带，至于那些衣服里面都藏着什么护身符，阿南德就只能猜测一下了。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钢笔和铅笔。他们的手上拿着吸墨水纸、直尺、橡皮和新墨水瓶；有一些孩子还拿着一整套计算工具；许多孩子都戴着手表。学校的院子里挤满了前来陪同的爹地们，他们是许多篇英语作文中的主人公；看上去他们和儿子们一样认真装扮了一番。男孩们看着自己的爹地，而没有戴手表的爹地们面面相觑，看着竞争对象们的上一代。学校外面几乎没有什么汽车，因此当维迪亚德哈坐着他爸爸的汽车到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艳羡。但是格温德并没有即时离开，眼尖的男孩们已经看清了车牌上表示出租车记号的“H”。总而言之，这是可怕的一天，是清算审判的一天，身侧都是仔细探查的爹地们，前方就是考试。

阿南德想让毕司沃斯先生立刻离开。并不是毕司沃斯先生经不起这样的仔细打量，而是没有一个有爹地陪同的男孩可以做出对考试不屑一顾的样子来，而阿南德尤其想要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来。毕司沃斯先生顺从地离开了，心里以为这是孩子们的忘恩负义和冷酷无情。阿南德加入没有爹地陪同的男孩们的行列，让那些陪同的爹地们大开眼界，夸张地展示着在校男生的个性：他们叫喊着，故意恃强凌弱，互相叫着对方的绰号，大说特说老套而隐秘的课堂笑话，并高声大笑。他们闹哄哄地议论着那天下午要在“大草原”举行的足球比赛，就在这条街的尽头；许多孩子都说他们要去观看比赛。其中一个大胆的男孩讲述着他昨天晚上看的电影。他们叽叽喳喳着，汗湿的手弄脏了吸墨水纸、直尺，满墨水瓶都是指痕；他们等待着。

铃声响起时，操场瞬间陷入寂静。叫喊声中断了，话说到一半停住了。特拉格瑞特街上的车来人往，女王公园旅馆厨房里的喧嚣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白衬衫飘动着；新擦亮的皮鞋轻快地敲击着铺了沥青的四方院，然后沿着水泥台阶拾级而上；每个门口都有一列摇摆的蓝色斜纹哔叽；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响彻大厅；不时地传来示威性的重重关课桌盖的声音。然后一片沉寂。独自留在学校操场上的爹地们盯着大厅门口。

人群渐渐散开了。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衣服已经有些松垮，眼睛却闪闪发亮。许多人拿着浸着油迹的纸包。他们站在建筑和树木的阴影里，紧盯着大厅门口。一个戴着套袖、神情自若的监考老师慢慢地上下走动，手里拿着纸页；他时不时地对着轻握的拳头无声地咳嗽一两次。一辆车停在学校大门不远的地方；一个中年司机懒洋洋地靠在车座和车门形成的角落里，在驾驶盘上放了一张报纸读着，抠着鼻子。

然后一个装满食物的大篮子出现了。那是一个柳条大篮，熨烫好的白色餐巾的一角从篮子盖下探出来。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仆臂上挎着大篮，等候在学校看护人家旁边的树荫里，毫不理会那些拿着油腻腻纸包的爹地们的目光。

更多的汽车来了。毕司沃斯先生写给《特立尼达卫报·周日特刊》的有关受助穷人的感人肺腑的贫苦报告新鲜出炉之后，他也骑着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来了。由于他频繁造访穷人所形成的习惯，他把自行车用链条锁在了学校的栏杆上。他还没有解下自行车裤管夹就走进了学校操场：它们使得他看上去急切而又活跃。

又出现了两个大篮子。提篮子的人一个穿着制服，另一个穿着黑色的棉制长袍，站在前面那个挎着篮子的女仆旁边。

格温德也来了。从早晨起，他的心情就和平时不一样。他重重地甩上他的出租车车门，在学校大门外踱着步子，冲着人行道微笑着，双手背在后面哼哼着。

大厅里仿佛有一群鸽子振翅起飞：收考卷了。然后是不紧不慢地关课桌盖子的声音，慢吞吞地摩擦的脚步声，比早晨更果断一些，接着就冒出混成一片的白色衬衣，不成队形的蓝色哔叽裤子：仿佛是一个整齐的军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溃不成军、丢盔卸甲、迅速逃跑的场面。爹地们迎上去，如同欢迎乘火车到达的人们，一些人很快就找到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人迷失在白色和深蓝色的漩涡之中，踟蹰着找不到目标。

即使在这样的混乱中，人们还是注意到了大篮子，其中两个引起了不小的意外，因为上来接篮子的男孩十分腼腆，毫不起眼；现在他们被女仆们逼着朝教室走去。

各处的爹地们都在倾听孩子们的汇报。孩子们展示着试卷，用沾着墨迹的手指指点着。几乎在同时，爹地们转过身去，解开褐色或白色的纸包，偷偷地展示着里面的吃食。

毕司沃斯先生首先看见了维迪亚德哈：他跑下台阶，裤子口袋鼓了出来，很明显各装着一个酸橙，他的衣服有些皱了，但是脸上却仍像他早晨进考场时那样愉快、精神和干净。这个小恶棍。他加入那些没有爹地陪伴等候的男孩当中，他们正围着老师。他们不再在爹地们或彼此面前装腔作势，他们紧张、急切、兴奋。

阿南德出来时避开了那些男孩。毕司沃斯先生给他的那支备用钢笔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漏水了，留下很大一团湿的污迹：就好像他的心在流墨水。他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的嘴唇上和周围沾着墨迹，他的额头和脸颊污渍斑斑。他的脸紧绷着；他看上去沮丧、急躁、筋疲力尽。

“好吧，”毕司沃斯先生微笑着说，心沉了下去，“考得还好吗？”

“把你的自行车裤管夹解下来。”

毕司沃斯先生对这孩子的暴躁猝不及防，顺从地照做了。

阿南德把考卷递给他，考卷乱七八糟地折叠在一起，已经脏了。毕司沃斯先生展开考卷。

“得了，放到你口袋里去吧。”阿南德说，毕司沃斯先生又一次服从了。

一个神情焦虑的华人男孩离开围着老师的孩子，朝他们走过来，过于肥大的哔叽裤子吊在他瘦骨嶙峋的膝盖下，看上去相当邋遢。他的一只小手肆无忌惮地举着一只巨大的奶酪三明治，三明治在和他细小的嘴唇对比之下，显得厚大得惊人；但是三明治的一端已经被啃啮过了。他另一只手拿着一瓶汽水。他瘦小的脸因为焦急而扭曲着，三明治和汽水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毕司沃斯，”他说着，毫不在意毕司沃斯先生，“自行车手人数的总和是……”

“得了，别烦我。”阿南德说。

毕司沃斯先生抱歉地对男孩笑笑，但是那男孩根本没有看见。没有父亲的陪伴，他独自一人徘徊着，怀着自己的忧虑，没有人能告诉他他的答案是对的，而老师的答案是错的。

“你不应该这样。”毕司沃斯先生说。

“喏，把你的钢笔拿回去。”

毕司沃斯先生接过自己的钢笔，钢笔滴着墨水。

“还有你的手表。”阿南德急于摆脱所有能提醒他早晨准备考试时的东西。

格温德和维迪亚德哈已经走了。其他汽车也开走了。操场里已经没有那么喧闹了。毕司沃斯先生带阿南德到乳品店里吃午饭。乳品店里挤满了男孩们和他们的爹地，成了十分陌生的地方。阿南德享受了特别待遇，喝了一罐巧克力而不是牛奶，但是他对什么都没有胃口：这只是献祭仪式的一部分罢了。

学校操场又重新挤满了人。汽车开回来，放下男孩们，随即开走。提着大篮子的女仆们也离开了。铃响的时候，男孩们没有像早晨那样立刻鸦雀无声，他们仍然唠叨着，慢吞吞地走着，重重地关上课桌盖子，一切慢慢恢复寂静。

毕司沃斯先生打开阿南德的考卷。算术试卷上的空白处涂满了潦草狂乱的数字：分数被简化了，还有许多乘法运算，有一些完成了，有一些没有做。毕司沃斯先生不喜欢这卷面。然后他在地理考卷上看见阿南德精心地写着自己名字的缩写，用铅笔勾勒，还用铅笔打了阴影，这让他丧气到了极点。

下午的考试比较短，考试结束时没有几位爹地等在操场上。只来了一辆汽车。早晨的闹剧结束了。男孩们也没有像早晨那样急匆匆地涌出大厅。他们解下领带，折叠起来放在衬衫口袋里，领带较宽的一头垂在口袋外面（这是最新的时尚）。一个监考老师穿着一件脏外套，拿着自行车裤管夹，提着他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走下楼梯。他看上去不再那么令人敬畏，可望不可即，只是一个准备下班回家的男人。

阿南德一边跑向毕司沃斯先生，一边微笑着。他的领带装在衬衣口袋里，衣领竖着。“看！”他说，一边打开英语试卷。

其中一个作文题是《“种植更多的粮食”运动》。

他们相视而笑，像是同谋。

“毕司沃斯，你去‘大草原’吗？”一个男孩问道。

“去啊，伙计。”

他跑过去加入到男孩们当中；毕司沃斯先生拿着钢笔和铅笔，直尺和橡皮，还有墨水瓶，骑车回家。

奇怪的是，男孩们整个学期都在谈论足球比赛和赛马，而现在在观看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的时候，他们却始终在谈论考试。

阿南德在天刚擦黑的时候回到家里。他的哔叽裤子沾满了尘土，衬衫被汗水浸湿了，他看上去垂头丧气。

“我失败了。”他说。

“怎么回事？”毕司沃斯先生问。

“在考拼写的时候，同义字和同音异义字，我觉得特别简单，于是就想留在最后做。但是我忘了做。”

“你是说你整道题都没有做？”

“我在‘大草原’的时候才想起来。”

沮丧感染了萨薇、米娜、卡姆拉乃至莎玛，看着维迪亚德哈的兄弟姐妹们兴高采烈，更加深了他们的沮丧。维迪亚德哈考得很顺利，现在正在罗克西电影院里看系列片《铤而走险》。他带回家的考卷相当整洁，上面只有标记他完成了题目的愉快的钩号。他的算术答案全部正确，整齐地写在一张纸条上。他知道所有难字的意思；他做对了所有的同义字，同音异义字一个也没有难倒他。他没有上过私人补习。他没有上过接二连三的私人补习。没有人在五点的时候给他送阿华田和三明治。他到西班牙港学校并没有多长时间；他喝的牛奶不多，吃的梅干也寥寥可数。

“我总是说，”莎玛说，虽然她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总是说粗心大意会让你栽大跟头的。”

“过几年，等你回头再看这一切的时候，你只会觉得可笑的。”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尽力了。没有努力是白费的。记住这一点。”

“那你呢？”阿南德说。

虽然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但是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他们谁也没有和对方说话。

阿南德那一年没有别的功课要做了，也再没有牛奶可以喝，但是星期一他去了学校。所有星期六参加考试的孩子都来了。他们成了高人一等的有闲阶级。有一些男孩花了一天的时间努力重做了周六考试的题目。（那个华人男孩满心羞辱，几近恐惧，终于得到了自行车手总数的正确答案。）其他的男孩故意炫耀着自己的闲散。起初他们对于坐在教室里但不必听课感到高兴，心满意足地看着攻读明年奖学金的学生恪守纪律。但是很快他们就厌倦了，他们在操场上闲逛。他们对考试的态度从星期六下午就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多多少少考得不理想。阿南德则认为没有人像他那样酿成大错。最后他们都开始夸大自己考得如何糟糕；但是显而易见，他们谁也没有真正上心。他们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消磨，下午只是在偷抽了一包香烟的时候才有了一点刺激，虽然香烟的味道令人失望，但是毕竟算一种胡闹。多年以来，阿南德终于可以在放学铃响的时候回家了。到上个星期之前，这还是一种无上的自由。但是现在他害怕离开男孩们，害怕回到房子里去。他一直等到六点才回家。

不寻常的是，毕司沃斯先生在房子下面莎玛用作厨房的地方。他穿着工作服，疲惫但看上去非常愉快。

“啊，我们的年轻人回来了。”他朝阿南德致意，“我一直在等你。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年轻人。”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是一封来自一位英文鉴赏家的来信。他说他一直在读毕司沃斯先生发表在《特立尼达卫报》上的文章，他十分欣赏，想要和毕司沃斯先生见面，想说服他参加他组织的一个文学社。

“怎么样，嗯。怎么样。我告诉你，伙计，没有真正的努力是白费的。这并不是说我想要从那该死的报纸那儿得到什么，或者从你那里得到什么。”

毕司沃斯先生相当得意。阿南德以为自己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他没有心情迎合他，或者显示自己的软弱。他一言未发地把信还给毕司沃斯先生。

毕司沃斯先生心不在焉地接过信，告诉莎玛把他的饭菜端上去，然后独自回到前屋去了。当他夜晚在鼾声阵阵的房子里醒来时，阿南德正在他的旁边熟睡着。他透过窗户凝视着清朗沉寂的夜空。

他第二天就去见了鉴赏家，并在星期五晚上参加了那个文学社的聚会。他尤其高兴自己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房子，因为在星期五的晚上，寡妇们都会从矮山赶来，在房子下面过夜。寡妇们受到印度衬衫制造商的成功的启发，决定从事制衣。由于她们中间没有人会缝制衣服，她们决定学习，因此每个星期五，寡妇们都到皇家维多利亚学校里学习缝纫，每个寡妇学习其中一项手艺。她们在黄昏时分来到房子里，寄宿者们狂喜地欢迎她们，由柏斯黛给她们准备饭菜。寄宿者们在他们母亲在场的时候不会受到柏斯黛的鞭打，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喊大叫；整座房子就好像过节一样。

毕司沃斯先生发现自己在那个文学社里相当吃力。除了在《皇家读本》和《贝尔的杰出演说家》上看过的诗歌之外，他唯一知道的诗是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和爱德华·卡彭特写的那几首；而在鉴赏家的文学社里，诗歌占主导地位。但是那里有很多酒可以喝。毕司沃斯先生回到家，把自行车推到房子下面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他的脑海中仍然充斥着洛尔迦、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名字。寄宿的学生们已经在长凳和桌子上睡熟了。身穿白衣的寡妇们轻轻地哼着歌，坐在一盏微弱的灯下，玩牌，喝咖啡，做针线活，经过几周的缝纫课之后，她们手里的活计已经肮脏不堪。他走上黑乎乎的前楼梯，打开他房间的灯。阿南德四肢伸展，睡在床上一堆枕头那边。他脱了衣服，挤进桌子和床之间的缝隙里。莎玛看见灯光，从里屋出来，她注意到他行动迟缓、小心翼翼，以及他的沉默，她明白他一定是像在星期天去波各迪斯的时候一样喝了酒。

文学社接收他的一个条件是，他必须朗诵他的作品。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给他们看什么作品。他无法写诗，而且他也扔掉了那个《逃离》的故事。但是他熟知他的故事，他可以重新写一遍。可他仍然找不到合适的结尾。他读过很多现代散文，知道一个普通的结尾可能会得罪文学社的人。他无法写一个没有个性的男主人公“约翰·伦巴德”，“高大英俊、肩膀宽阔”，他一定会招来哄堂大笑。他必须冷漠无情。他的主人公应该叫戈比，是一个乡村的矮小店主，贫穷且羞怯。他拿上《特立尼达卫报》的衬垫，上了床，然后流畅地写下他熟悉的话：三十三岁，当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时……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句子朗读给文学社的人听。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一样没有写完。因为还没有等戈比遇到他那个不会生育的女主角，就传来毕司沃斯先生的妈妈贝布蒂去世的消息。

他把孩子们叫回家，然后和莎玛一起去了普拉塔布家。从路上看去，露天的阳台和台阶上挤满了吊唁的人，一片白色。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塔拉在那里，还有一脸不高兴的阿扎德。但是大部分人他都不认识：他嫂子的家人，他哥哥的朋友，贝布蒂的朋友。他几乎像是参加一个陌生人的葬礼。尸体殓在一口棺材里，停放在属于他们的阳台上。他想要感到悲伤，但是让他惊讶的是，他只有忌妒。

莎玛尽了儿媳的职责，在葬礼上哀悼了一番。自从结婚后就被驱逐出家族的德黑蒂坐在台阶中间，朝新来吊唁的人声嘶力竭地哭泣，她抓着他们的脚，似乎急于把他们绊倒，阻止他们进去。前来吊唁的人的裤子或裙子被德黑蒂抓住，蹭在她泪水横流的脸上，他们抚摸着德黑蒂蒙着面纱的头，一面试图抽开自己被抓住的衣服。没有人想制止德黑蒂。谁都知道她的故事，大家都觉得她现在在进行忏悔，因而不愿意打断她。兰姆昌德相对克制，但是同样引人注目。他忙活着安排葬礼，那指挥若定的样子无法让人相信他从来就没有和贝布蒂或者毕司沃斯先生的哥哥们说过话。

毕司沃斯先生经过德黑蒂去看尸体。随后他就不愿意再多看一眼。但是当他徘徊在院子里，走在吊唁者当中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始终浮现着尸体的影子。他觉得有一种压抑的失落：不是一种当下的失落，而是某种在过去丢失的东西。他想要独自待着，想要感受这种感情。但是他没有时间，而且他总是能看见莎玛和孩子们，她们是不同的联系、不同的感情，是他生活的支柱，却也将他带离他心中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部分，那个部分长时间以来都受到压制，以至现在已经消失。

孩子们没有到墓地去。他们留在普拉塔布的大院子里，打量着其他的孩子，比较着城镇和乡下的孩子们。阿南德穿着他参加奖学金考试的衣服，领着姐妹们由菜园来到牛棚。他们在那里研究一个坏了的车轮。在牛棚后面，他们惊起了一只正在扒挠麦秸堆的母鸡和它的小雏鸡。鸡群和女孩们朝相反的方向逃窜，乡下的孩子们哧哧地笑起来。

回到西班牙港之后，他们注意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沉默和安静，以及他的孤僻。他没有抱怨这喧闹；他试图温和地避免参与任何话题；夜晚他单独出门，长时间地散步。他没有叫任何人给他拿火柴、香烟或书。他奋笔疾书。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写的是什么。他尽全力地写，但却不带激情，固执地撕了一张又一张纸。他吃得很少，但是他的消化不良却好了。莎玛给他买了他最爱吃的鲑鱼罐头；她让女孩们擦洗了他的自行车，让阿南德每天早晨给车子打气。但是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关心。

有一天傍晚，莎玛走进前屋，站在床头。他正背对着她写东西。她遮住了他的光，但是他并没有发脾气。

“你怎么了，男人？”

他毫无表情地说：“你挡住我的光线了。”他放下纸和铅笔。

她从床和餐桌之间的缝隙中挤过去，坐在离他的头很近的床沿。她的重量引起了一些小小的骚动。枕头倾斜了，而他的头从枕头上滑落下去，几乎倒在她的大腿上。他想要挪开，但是当她扶住他的头的时候，他并没有反抗。

“你看上去不太好。”她说。

他接受了她的爱抚。她抚摸着他的头发，夸赞头发的好质地，说他的头发虽然逐渐变少，但是感谢上帝，没有像她的头发那样变白。她揪了一根自己的头发，放在他的胸前。“看，”她说，“完全白了。”她笑起来。

“白头发没有关系。”

她越过他的前胸看着他放下的纸。她看见纸上写着“我亲爱的医生”，“我”被划掉了又重新写上。

“你在给谁写信？”

她无法读下去，因为除了第一行，他的字迹潦草得一塌糊涂。

他没有回答。

他们就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沉默着，直到这姿势让莎玛不舒服起来。她抚摸他的头发，调转目光看着窗外，倾听着楼上楼下传来的嗡嗡声和尖叫声。他闭上眼睛，在她的抚摸下又睁开眼睛。

“哪个医生？”虽然他们很长时间都在沉默，但她的问题之间似乎并没有间隔。

他沉默着，然后说：“拉米什沃医生。”

“那个医生就是……”

“是的。签发我母亲死亡证书的医生。”

她继续抚摸着他的头发，而他慢慢地开了口。

拿到死亡证书费了一番周折。不，其实那并不是什么周折。普拉塔布先送了口信；普拉萨德来了，于是他们一起急切而又悲伤地去了医生家。那时正是中午，天气炎热，尸体不能久放。他们在医生家的阳台上等了很久；他们向医生抱怨，于是医生不但咒骂了他们，还咒骂了他们的母亲。他在去普拉塔布家的路上始终怒气冲天，他气愤而且粗暴地检查了贝布蒂的尸体，签发了死亡证书，要了他的费用后离开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哥哥们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愤怒；他们只是把它当作那一天的痛苦的一部分：死亡，送信，安排葬礼。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莎玛用印地语问。

他没有解释。这是他独自忧虑的事情。如果他解释，就会让自己承受来自莎玛和孩子们的漠视，他还会让她们和他一样经受耻辱。

莎玛的安慰出人意料。她对孩子们讲述了发生的事情，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是愤怒而不是伤害，这给他增添了力量。

他几乎愉快起来，开始以强烈的热情写信。他给阿南德朗读了他写的草稿，并询问他的看法。草稿写得歇斯底里、言辞尖厉伤人。但是因为他的新心情和多次的改写，信成了一篇具有相当哲思、反省人性本质的雄文。他和阿南德都认为信既幽默又大度，而且还有几分恰到好处的屈尊俯就；他们激动地想象着那个医生收到这封来信时的惊讶，他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农民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亲戚。毕司沃斯先生介绍自己是那个医生粗暴地签发了死亡证书的女人的儿子。他把医生比作一部印度史诗里的怒气冲天的男主角，请求他谅解自己对一个背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宁可相信一种最近被全世界野蛮人大肆推崇的迷信的人（那医生是一个基督徒）提及了印度史诗。也许医生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社会因素，或者仅仅想要叛离自己的种姓；但是没有人能够背弃自己的本来面目。毕司沃斯先生就这个主题往下推衍，推论没有人能够否定自己的人性而同时又保持自尊。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在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搜索，发现《一报还一报》的剧本里有很多可以引用的句子。他们还引用了《新约》和《薄伽梵歌》的一些话。这封信长达八页。信在黄色打字机上打好并寄了出去；毕司沃斯先生对于自己整整花了两星期完成的杰作得意扬扬，对阿南德说：“好不好在圣诞节前多写几封信？一封信给商人，修理沙克哈。一封信给编辑，折腾《特立尼达卫报》。把这些信印成小册子，赠给你。”

但是伤害仍然无法抹平，它是如此深刻，甚至愤怒和报复都无法改变。发生的一切已经被锁在岁月之中。但那并不属于真理，而是一个谬误。他希望自己在信中陈述了这个观点；他想要做些什么，以对抗所发生的事情。那长眠在地下的尸体已经被亵渎，而他应该表示自己的尊重：致意那个默默无闻、他从来没有爱过的母亲。半夜惊醒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又脆弱不堪。他渴望有一双手能抚摸他的全身，而他只有把手放在肚脐上才能重新睡着，他无法忍受任何其他东西触碰他身上这个部位，不管有多么细微。

他不知该如何表示对母亲的尊重。他无法用诗人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情，那种语言蕴含的内容要大于字词意义的整体。但一天晚上，他从睡梦中醒来，透过窗户凝视着天空。他起了床，摸索到电灯开关，打开灯，拿来了铅笔和纸，开始写作。他向他的母亲致辞。他没有想什么韵律；他没有用任何浮夸抽象的词语。他描写他在山顶上，看见那耙过的黑色土地，铁锹留下的痕迹，耙尖耙过的凹痕。他描写了他多年以前回家的路途。他疲惫；她让他休息。他饥饿；她给他食物。他无处可去；她欢迎他。写作让他兴奋，让他放松，以至于他能够端详着身边熟睡的阿南德想：“可怜的孩子。考试没有考好。”

诗写完了，他心中的郁闷也解除了，他感到自己再次变得完整。星期五，五个寡妇来西班牙港到皇家维多利亚学校学习缝纫，房子里回响着嘈杂的谈笑声、尖叫声、歌唱声和留声机播放唱片的声音，毕司沃斯先生去参加文学社的聚会，声称要在最后朗读自己的作品。

“是一首诗，”他说，“散文体。”

在鉴赏家那有着朦胧灯光的阳台上，一切都笼罩在光辉之中。桌子上放着威士忌和朗姆酒，姜汁和苏打水，还有一碗冰块。

毕司沃斯先生坐在阅读灯下的椅子上，啜饮着他的威士忌和苏打水。“这首诗没有题目。”他说。就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大家都对此表示满意。

然后他就出了丑。他以为他可以超然地朗读他写的诗，他鼓足勇气大胆地发挥，甚至带着几分自嘲。但是当他朗读的时候，他的手开始颤抖，纸在他手上沙沙作响；当他讲述到那趟回家之旅时，他失了声。他的声音嘶哑，他的眼睛涩痒。但是他继续朗读着，流露出的感情如此真切。当他读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发言。他折起纸放进他的外套口袋里。有人给他的杯子里倒满酒。他瞪着自己的膝盖，似乎充满了愤懑，似乎他完全是孤独一人。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开口说话，在一种羞耻而迷惑的情绪中，他喝多了。当他回家时，寡妇们正在轻轻地哼唱，孩子们已经熟睡，而他在门外的厕所里大声地呕吐，让莎玛丢尽了脸。

无论怎样，阿南德一定要去上中学。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做出了这个决定。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只让阿南德接受小学教育，这将是残酷而愚蠢的。女孩子们也同意了。她们没有喝牛奶也没有吃梅干，她们上高中的希望也很渺茫；但是她们在班里的成绩不好，因此也就认为自己不值得一试。米娜和卡姆拉坚持认为毕司沃斯先生应该当众宣布阿南德上中学的决定，因为维迪亚德哈表现得似乎他已经赢得了奖学金，并公开学习拉丁文、法语、代数和几何这些会在中学教授的课程。

毕司沃斯先生当众宣布了他们的决定，虽然无论是毕司沃斯先生还是莎玛都没有说怎样解决花销问题。

莎玛想把她的母牛姆忒从矮山带过来。

“你准备把母牛养在什么地方？”毕司沃斯先生问道，“和楼下的寄宿者养在一起吗？”

“一瓶牛奶可以卖十到十二分钱。”莎玛说。

“草料怎么办，嗯？你以为你可以把姆忒拴在亚当·史密斯广场或者墨瑞街操场上吗？我看你是读了太多的卡特瑞治上尉的鬼话了。还有，在和你的家人住了这么多年之后，你想那可怜的老姆忒还能挤出多少牛奶来呢？”

一个寡妇对长期才会有效益的制衣计划绝望了，于是在一个星期五她从矮山带了一袋橙子，从那以后，莎玛就开始琢磨任何赚钱的机会。那个寡妇神情相当严肃。她把她的一个儿子叫到一边，命令他把橙子放到一个托盘上，把托盘放到一个盒子上，再把盒子放到人行道上。然后，她就到皇家维多利亚学校学习缝纫去了。寡妇的主意很简单：这样卖橙子不费力气，也不需要成本。那天晚上，姐妹之间议论纷纷；她们商量了更多的计划，并对未来表示忧虑。那个寡妇什么也没有说，像往常那样严肃和悲哀，舔湿了线头，穿针引线，做着手中的针线。

在房子的高墙外，那一小堆在托盘上的橙子在街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更增添了毕司沃斯先生害怕被性急的穷人们追踪到家里的恐惧。

因为奖学金考试和母亲的去世，他这阵子忽略了那些申请救济的穷人。信件堆积如山，有一个早晨，他坐在《特立尼达卫报》报社里第十次打出“亲爱的先生，因为我的休假耽误了给您回信……”时，一个记者来到他的桌前说：“恭喜，老伙计。”

那是《特立尼达卫报》的教育记者。他拿着几张打好的纸，上面是奖学金考试的结果。

有一个名字在满篇的名字中跳入他的眼帘。

阿南德获得了第三名，获得了十二项奖学金中的一项。

让他陶醉的不但是这个好消息，办公室里年长的员工也都对他表示了祝贺。而那些几年前也参加过奖学金考试的年轻员工则显得冷淡和不以为然。

但是，第三名！整个岛的第三名！太牛了。只有两个男孩比阿南德更聪明！这简直无法让人一下子回过神来。

毕司沃斯先生慢慢恢复常态，试图转移众人的表扬。“告诉你们，这都是老师的功劳。”但是他又无法伪装下去，“粗心大意的孩子，你知道的。漏答了一整道题。拼写考试。同义词和同音异义词。”

人们开始无视他的唠叨。

“他其实都认识，觉得那些词都太简单。”

记者们返回自己的座位。

“然后他就忘记做了。漏掉了没做。整整一道题都没做。”

他整个早晨都心情愉快，并在这种心情下调查了两个救济申请人的状况，虽然他的好心情颇让这两人不快，之后他回到报社，邀请教育记者和伯耐特先生的新闻编辑同他一起到街角的咖啡馆喝啤酒。咖啡馆里装饰着华丽的热带海滨的狂欢壁画，他们在那里喝酒：三个男人，都不超过四十岁，但却认为自己的事业已经到了头，并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其中一个人的儿子取得了成就，也带给其他人希望。虽然他们无法像他那样欣喜若狂，却也分享着毕司沃斯先生的快乐。

“你可以让老姆忒安享晚年了。”当半夜回到已经安静下来的房子时，他对莎玛说；他的轻松愉快让莎玛满心疑惑。“是去卖橙子吗？去做贩卖生意吗？和寡妇们一起？那五个商业奇才。”

橙子的投机买卖事实上没有成功。只有一个落单的美国士兵花一分钱买了三个橙子；其他的橙子都在太阳下烂掉了。失败被归咎于卖橙子的地点不好，而且还要怪那些势利和忌妒的邻居，她们为了刁难寡妇，宁可绕远路到城市市场里花高价买那里的橙子。那位寡妇的儿子也受到谴责，他缺乏热情，虚伪而傲慢：他站在离装橙子的托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试图假装他和那些橙子毫无关系。

当毕司沃斯先生透露奖学金的消息之后，莎玛开始袒护寡妇们，她和毕司沃斯先生就图尔斯家族进行了长时间的但是友好的争论。就像从前那样，获胜的总是毕司沃斯先生，他用他忘记了好久的讨好口气安慰莎玛说：“去给你买那个金胸针吧，姑娘。哪天。”

“我敢说，那胸针给我殉葬一定不错。”

奖学金的前四名获得者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也获得了十二项奖学金中的七项。老师的笔记和私人补习发挥了传奇般的功效，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其中五项奖学金获得者都是像阿南德和那个华人男孩这样的公认的刻苦读书的书呆子，因此没有引起什么争议。第六项奖学金的获得者是一个腼腆的有女仆送大篮子食物的男孩，现在人们认为他很有心机。但最让人惊讶的是获得第一名的男孩。那是一个高大得惊人的黑人男孩。他比阿南德小一岁，但看上去却非常成熟。他的前臂已经布满青筋，下巴和脸颊已经冒出小胡茬。他公开嘲笑死用功的书呆子；他领头议论电影和体育运动；他精通三十年代以来英国郡县的板球比赛；他还第一个谈论性爱话题。他声称有过多次性经验，并让人以为在私人补习完离开学校之后，他背着书包不是去做家庭作业，而是沉湎于鱼水之欢，并受到年长女性的追求。他对女人的身体和功用表现出令人信服的了解；而他狂热迷恋P. G. 伍德豪斯的小说，甚至成功地在英语作文中模仿了小说的风格，这更让人以为他的校外生活绝不会是复习课本和笔记。那天早晨他非常不受欢迎；他的成功让人怀疑他津津乐道的所有性爱冒险。他抗议说他根本就没有好好复习，只是临阵磨枪，而这样的考试结果让他比任何人都吃惊。但是他的抗议根本不起作用。

摄影师从报社赶到学校。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整装照了相。然后他们就可以自由行动了。他们已经不是学校的一员了。学校和老师已经不再重要，男孩子们急于离开操场。没有人敢说他想要回家告诉家人获得奖学金的消息；此外，没有人愿意就这样结束这一天。

城市在阳光的照耀下好像是一幅黑白画。树木静息，天空高远。他们朝“大草原”走去，坐在那里看着人们从女王公园旅馆中进进出出。在旅馆两侧入口处的白色开间，两个身穿雪白笔挺束腰外衣的门卫站着，那是两个肤色极黑的黑人。这一对比的效果十分强烈而且独特。男孩子们大声议论着为什么旅馆会雇用这个岛上最黑的人，为什么那两个人会接受这份工作。然后他们开始长时间地议论，如果他们的皮肤这样黑的话，他们会不会接受这份工作。出租车司机蹲在沥青人行道上，轻声笑着；门卫们因为人们不断地进出而不得不挺直腰板站立着，只能对男孩子们偷偷做出威吓的姿势，张开嘴急促地无声谩骂。男孩们大笑着退去。他们沿着“大草原”的树荫走着。在女王公园西路，他们碰见一个卖双色冰棒的流动货摊。他们买了冰棒；他们舔着冰，弄得手上、脸上以及衬衣上都黏糊糊的。随后，那个黑人男孩由于急于重新赢得自己的声望，建议大家到植物园去寻找做爱的情侣。他们去了植物园，在那里找寻着。在黑人男孩的部署下，他们出其不意地惊扰了一对恋人，恋人们慌忙摆出一副庄重得体的样子来。第二次突袭中，有个愤怒的美国水手在他们后面追赶。他们逃到岩石公园里，然后走过马拉沃路上奇妙的建筑。他们经过苏格兰男爵城堡、摩尔人大厦、半东方式的宫殿、主教的西班牙殖民地住所，来到以蓝色和红色为主调的意大利式建筑的中学，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只是在带有栏杆和柱子的阳台下有两辆汽车。他们既自豪又有点胆怯。他们风光了大半天，却很快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新人，无足轻重。钟敲了三下。他们抬头看着钟楼。他们将要耗费数年在这里观看这座钟的表盘；而他们也将会熟悉那些钟声。它们将警示很多事情；它们将代表许多开始和许多结束。现在它们预示着他们的悠闲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下学期见。”男孩们说，然后各自回家。

那天傍晚，当毕司沃斯先生和其他获得奖学金的孩子的父母提着威士忌和朗姆酒，带着家禽和山羊偷偷到老师家送礼的时候，塔特尔家的孩子们带着新的目标开始认真地看书，虽然不久就是圣诞节，学期也基本结束了。塔特尔的大儿子在激励之下，抄完了丹尼尔上尉编的《尼尔逊西印度历史》第一卷。维迪亚德哈度过了一个相当不快的晚上。他没有晚饭吃。因为他没有获得奖学金。维迪亚德哈，他曾把干干净净的试卷带回家，在自己回答过的问题上打钩，还有书写整洁、正确的数学试题答案，他已经开始学习拉丁文和法语，他还看了校际足球比赛，为一方呐喊助威。但是现在，他不能再学习拉丁文和法语了，他被逼着深夜不睡，复习他的奖学金考试笔记，琴塔还不断地鞭打他。

第二天早晨，报纸上登出阿南德和其他奖学金获得者的照片。报纸上还刊登着几百个仅仅通过考试而没有获奖的学生名字，寄宿的学生们在上面搜寻着维迪亚德哈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总是站在获胜一方的寄宿者们假装翻阅报纸，然后他们假装看同样是小字印刷的分类广告。琴塔没有权力鞭打寄宿的学生们，也无法再借格温德去威吓他们，她只有辱骂；她挨个辱骂他们；她辱骂莎玛，她辱骂W. C. 塔特尔，她还辱骂阿南德和他的姐妹们；她再次翻出偷窃八十元的老账。她的声音像刺耳的哀号；她的眼睛红肿着，她的整张脸都燃烧着妒火。寄宿的学生们咯咯地笑着。那个本以为能获得奖学金而提前度假的维迪亚德哈又一次被逼着坐在自己的奖学金考试笔记前。琴塔时不时地中断她的辱骂，对着他尖声嘶叫。“看着！给我一把刀，看我不割了他的小舌头！”以及，“从现在起，你只能吃面包喝白水。这是唯一能让这个房子里的某些人满意的办法。”有时候她一言不发地跑到维迪亚德哈的桌子跟前，像拧闹钟发条一样拧他的耳朵，直到维迪亚德哈像闹钟一样尖叫起来。然后她就扇他的耳光，用巴掌打他，揪他的头发，掐住他的脖子。被吓昏了的维迪亚德哈一页又一页地用他那难看的笔迹抄写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笔记；他的兄弟姐妹们对所有的人怒目而视，似乎他们要为维迪亚德哈的失败和惩罚负责。

琴塔整天整夜地叫骂着，她的尖叫声汇入房子里的嘈杂声中，最后连W. C. 塔特尔也按捺不住了，他用纯正的印地语发表自己的看法，声音大得连在毕司沃斯先生的里屋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毕司沃斯先生在前面的房间里听着孩子们汇报塔特尔的意见，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而当W. C. 塔特尔的二儿子为了参加明年的奖学金考试，低声下气地请求阿南德做他的家庭教师时，他们完全达成了和解。

W. C. 塔特尔送给了阿南德唯一一件庆祝他获得奖学金的礼物：一本W. C. 塔特尔著的《护身符》，书的内容不知所云，塔特尔太太给了他一元钱，他给了莎玛。毕司沃斯先生羞愧难当，无法兑现自己写在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空页上的诺言，阿南德也没有提醒他：他安心地认定战争时期条件不允许买自行车。学校里也没有什么奖励，也是因为战争情况不许可；阿南德获得了一张证书，证书是由街尽头的政府印刷厂印的，用来代替皮面装订、镶金边、盖着学校徽章的书，作为战争时期的奖励。

这一年里，物资短缺，物价持续上涨，人们争抢着店铺里储藏的面粉。但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人行道上挤满了从乡下来的、打扮得过分考究的购物者，街道上交通缓慢，声音嘈杂。店铺里只有本地制作的粗笨的木头玩具，但是广告牌上的气氛仍然喜气洋洋：画着红脸颊的圣诞老人、腾跃的驯鹿、冬青浆果和装饰着白雪的字母。申请救济的穷人更加迫切，毕司沃斯先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工作着。但是所有的一切：店铺、广告牌、人群、喧哗、繁忙，都昭示着这个季节急需的那种欢乐气氛。一年就要愉快地结束了。

但是这一年的结尾，还有更愉快的事情。

在圣诞节周中的一天清晨，毕司沃斯先生正在翻阅申请救济的信件，希望找到一个在平安夜需要救助的木匠申请人，一个他不认识的穿着体面的中年男人直接来到他的桌子跟前，举止冷淡地递给他一个信封，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迅速离开了新闻工作室。

毕司沃斯先生打开信封。然后他推开椅子冲到外面，那人已经开车走了。

“你没有看见他吗？”接待员问，“他的确是来见你的。拉米什沃医生。”

他回了信，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怎么样，孩子？”那天晚些时候他对阿南德说，“一系列信件。给医生的。给法官的。还有给商人和编辑的。加上给连襟、岳母的信。《十二封公开信》，穆罕·毕司沃斯著。怎么样？”

第五章　虚空

学校里没有哪个学生的父母像毕司沃斯先生这么热切。他热衷于中学的每一项规矩、仪式和习俗。他热爱学校的指定教材，并把将阿南德的奖学金学生表格送到海洋广场的缪尔·马歇尔家的乐趣留给自己，然后带回一包免费赠送的书。他给课本包上封皮，在书脊上标出书名，在每一本书的扉页和封底上都写上阿南德的名字、年级、校名和日期。阿南德则为对学校里的其他同学隐瞒这件事费尽心机，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自己写的，而且随意在书上涂画。虽然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都觉得没有必要，他还是去参加了学校的授奖演讲日活动。他还坚持要去看科学展览，完全败了阿南德的兴致；一个黑人男孩跑到没有父母陪同的伙伴们身边说：“喂，伙计，蜗牛可以自己干自己。”阿南德却不得不留在毕司沃斯先生身边，而毕司沃斯先生呢，从展览打头的电气演示开始就尽职尽责地认真观看，最终也没有走到比显微镜更里面的地方。“站在这里，”他告诉阿南德，“在我拉出显微镜玻璃片的时候挡着我。我要咳嗽，然后在上面吐唾沫。这样我们两个都可以看一看。”“好的，爸爸。”阿南德说，“当然，爸爸。”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蜗牛。作为一项试验，每个男孩都发了一本家庭作业册，他们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应该每天填写并签名，毕司沃斯先生每天准时填写签名。但是其他父母很少这样做，很快，那些家庭作业册就被抛到一边了，而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他坚信全校都和他一样关注阿南德；当阿南德犯了哮喘后又回去上课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总会在下午问道：“那么，他们说什么了吗，嗯？”好像阿南德的缺席让学校的秩序大乱了一样。

十月，米娜也开始喝牛奶吃梅干。她出乎意料地被选中参加十一月的奖学金考试。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陪她前往奖学金考试大厅，阿南德不无优越地重温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校长办公室里的公告板上，深为学校对他的宣示而感动。中午米娜从考场出来时非常振奋，但在阿南德的严厉拷问下，她变得迷惑和低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觉得可能还有别的误以为正确的错误。他们带她到乳品店吃午饭，三个人都觉得浪费了钱。当考试结果出来之后，没有人向毕司沃斯先生祝贺，因为米娜的名字只在那些通过考试但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之列，在印得极为细小的栏目中毫不起眼。

变化在他无知无觉的时候发生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城市失去了浪漫和希望，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觉得自己老了，他的事业已经到头，他对未来的展望都寄托到了阿南德身上。每一种认识都姗姗来迟，而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惊讶，那只是一种他早已接受的状态。

但是有一天半夜他突然醒来时，又觉得不该这样，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处境是无法改变的这一事实，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人声嘈杂的房子，楼下的厨房，饭菜要经过前门楼梯才能端到房间里来，逐渐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同他和莎玛挤在两间屋子里。他开始把房子——从敞开的门中看见的明亮客厅，八点钟时从餐厅传来的餐具叮当声，去看电影时一路上碰见的车库，下午用水管浇灌的花园，星期天早晨懒洋洋地躺卧在阳台上的光腿的人们——看作是和别人才有关的东西，就像教堂、屠宰货摊、板球比赛和足球比赛。房子已不再激起他的雄心，也不再引发痛苦。他已经失去了对房子的展望。

他沉浸在绝望中，正如他沉浸在想象中的虚空里，那虚空代表着他还不曾经历的生活。一夜又一夜，他耽溺其中。但是他也不再因惊慌而心悸，不再有愤懑如鲠在喉。他只是发现自己非常不甘愿，而他心中对这一放弃的后果所产生的担忧逐渐平息。

他调查申请救济的穷人并为需要救济的人撰写报告。他和W. C. 塔特尔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寄宿的学生们继续读书学习。阿南德和维迪亚德哈继续互不理睬，两个表兄弟之间的冷战开始在学校里闻名。维迪亚德哈也上了这所学校，虽然没有那么光鲜。格温德继续打琴塔，穿他的三件套，开他的出租车。寡妇们不再到皇家维多利亚学校学习缝纫，她们放弃了做衣服发家的计划和其他所有的构想。其中一个在房子下面露宿，威胁着要在乔治街市场上摆货摊，最终被劝阻，回矮山去了。W. C. 塔特尔买了一个叫格罗里亚·沃伦的十五岁美国人的唱片，唱片名是《你永远在我心上》。每天早晨当寄宿的学生们涌出房子后，毕司沃斯先生便逃到《特立尼达卫报》去上班。

十分突然地，他的精神再次振奋。

事情发生在阿南德中学二年级时。因为他对穷人的了解无人能及，毕司沃斯先生成了《特立尼达卫报》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专家，附带的职责包括采访慈善团体的组织者并参加很多聚餐。有一天早晨他在桌子上看到一张便条，通知他去采访新到任的社区福利部的负责人。那是一个还没有开始运作的政府部门。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是战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根本不了解这个部门具体要做什么。他调来档案资料查询，却一无所获。大部分资料是他自己写的，他自己都忘了。他打电话约好当天早晨的采访就去了。而一个小时之后，当他沿着红房子的台阶走进铺着沥青的庭院时，脑子里想的却是给《特立尼达卫报》的辞职信而不是采访稿。他得到了一份社区福利主任的工作，每月五十元，比他在《特立尼达卫报》的工资要高，他接受了这份工作。而他仍然不明白成立这个部门的目标是什么。他猜测是组织村民生活；至于组织村民生活的原因和方法，他还是一头雾水。

他很快就被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罗基小姐吸引了。她是一个高大且精力充沛的女人，已经处于中年末期。她既不浮夸也不咄咄逼人，没有他在那些掌权女人身上往往会看到的特性。她相当优雅，甚至在尚未谈及这份工作之时他就开始试图讨好她。同时，她还有一种新奇的吸引力。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和她同龄的印裔女人如此机警、聪明又有求知欲。当她提出给他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拒绝了罗基小姐要他仔细考虑的请求，他害怕任何拖延。

他心情愉快地从圣文森特街回到报社。刚才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匪夷所思。他不再想关于新工作的事情。他不过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态度讨论了一番战后发展，因为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没有任何关系。而现在，星期一的早晨，他就这样得到了一份新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成为新时代的一分子。这是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他开心地回想着各种以前听说过的关于公务员的笑话，深深地感受到自从伯耐特先生离开之后他所害怕来临的重压。他随时都有可能被《特立尼达卫报》解雇，没有任何人或者事情可以保护他。但是政府部门不可能就这样解雇一个人。会有像惠特利那样的协议会，他相信是这样的。解雇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这正是那个美妙的词儿——而按照他的理解，这个过程如此复杂，公务员很少有被解雇的。那个关于窃取并卖掉了整个部门打字机的邮递员的故事是怎么说的来着？难道他们不是说“把那个人调到没有打字机的部门去”吗？

他在脑海里给《特立尼达卫报》写了多少封辞职信啊！当他向秘书处知会以后，辞职的时候到了，他坐在斯林百金床上给《特立尼达卫报》写信，他没有使用他琢磨了多年的句子和词语。相反，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感谢了《特立尼达卫报》雇用他这么久，使他开始了城市生活，让他有机会给政府工作。

收到编辑回信时，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编辑只用了区区五行字回信，感谢他的信，认可了他的工作，惋惜他的离去，并祝他在新工作中好运。信由一个秘书打出来，在信的左下角印着秘书漂亮的姓名小写字母缩写。

写完辞职信，他不再理会申请救济的穷人，而是兴致盎然地准备自己的新工作。他从中心图书馆借来有关书籍，借阅了社区福利部的一小部分藏书。他开始阅读社会学相关的书，但是立刻就懊恼不已，因为他无法理解书上的语言和图表。于是他转向简单一点的关于如何在印度建立村庄的平装书。这些书很有趣，书上给出建造村子排水沟的前后对比图片，展示了如何不花钱地建造烟囱，如何打井等等。这些让毕司沃斯先生深受启发，以至于他很想在自己的房子里实践。有相当一部分书莫名其妙地强调在集体工作中民歌和民间舞蹈不可或缺，有一些书还给出了民歌的例子。毕司沃斯先生仿佛看见自己带领一群唱歌的村民一起修路，一起建造大棚屋，一起打井，他们边唱歌边收割庄稼。但是这一幕并不能使人信服，他对印度村民太了解了。比如，格温德的确喜欢唱歌，而W. C. 塔特尔也确实喜欢音乐，但是毕司沃斯先生无法想象自己带着他们和唱歌的学生们给房子下层重铺水泥地板，或者给半墙抹上灰泥，或者建造另一个厕所和浴室。他甚至疑心自己能不能让他们唱歌。他阅读了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内容：颇具浪漫色彩的字眼，让人联想到衣衫整洁的农民，五官典雅凝重，在共同搭建的大棚屋里，坐在纺车前织出长长的布匹，然后夜晚时分点着火把，在村子里的树下唱民歌，跳民间舞蹈。但是他知道晚上当朗姆酒屋关门时，村子里是怎样的情形。于是，他便想象着自己在一间高大的木材搭建的大厅里，恪守纪律的农民们编着篮子，而他在他们的行列中巡视着。家庭手工业让他了解了青少年犯罪，他发现青少年犯罪远比成年人犯罪有意思。他尤其喜欢那些放荡不羁的罪犯照片：身材矮小，抽着烟，目空一切，但却充满魅力。他想象着自己获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又赢得了他们永久的爱戴。他阅读了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了解了琴塔鞭打维迪亚德哈的行为心理学术语。

罗基小姐起初鼓励他对工作的热情，现在则试图抑制他的狂热。这个月他经常和她见面，他们之间的关系越发融洽起来。每当她把他介绍给别人的时候，她总是称他是她的同事，从来没有人这样和蔼可亲地对待过他；在和她相处时少了些拘谨之后，他变得潇洒快活。

不久，他就大吃了一惊。

罗基小姐说她想见见他的家人。

读书的孩子们！学生们！格温德！琴塔！斯林百金床和那个穷木匠做的餐桌！可能还有某个不死心的寡妇试图在大门口卖橙子或者鳄梨。

“流行性腮腺炎。”他说。

他并没有完全撒谎。流行性腮腺炎传染了柏斯黛的一大批读书的孩子们和学生们，传染给了一个小塔特尔，但是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还平安无事。

“抱歉，他们都因为感染流行性腮腺炎而病倒了。”

后来罗基小姐询问孩子们的状况时，他不得不撒谎说他们已经痊愈了，实际上他们刚刚被传染。

月底，免费递送的《特立尼达卫报》准时停送了。

“你不觉得在开始工作之前度个假更能让你精神抖擞吗？”罗基小姐问。

“我也这么想。”他脱口而出，这是他养成的新习惯。他能想象自己身处读书的孩子和学生们之中，憋闷地度过没有薪水的一周。“是的，度个小假能使人面貌一新。”

“无忧宫是个好地方。”

无忧宫在岛的东北部。新来的罗基小姐已经去过那里，他却没有去过。

“是的。”他说，“无忧宫是个好地方，马雅洛也不错。”他补充道，希望借着提及东南部的一个旅游胜地让自己摆脱窘境。

“我敢肯定你的家人会喜欢那里的。”

“你知道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的。”又提到了家庭！他等待着。她果然开口了。她仍然想要见见他的家人。

他无法保持镇定。他能提出什么建议呢？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带到红房子来吗？

罗基小姐给他解了围。她问他们是否能在星期天时和她一起去无忧宫。

至少那里比较安全。“当然，当然。”他说，“我妻子可以做点吃的。我们在哪里见面呢？”

“我去接你们。”

他无计可施。

“事实上我在无忧宫有一座房子。”罗基小姐说。然后她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她想要毕司沃斯先生带着家人在那里度假一周。虽然交通不方便，但是过完一周她会开车来接他们。如果毕司沃斯先生不去的话，房子里没有人，不啻是一种浪费。

他激动不已。他以为度假只是不用去上班；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利用假期带着家人去某个胜地度假，这是他不敢奢望的。很少有人这样度假。因为那里没有旅馆，也没有公寓，只有海滨别墅，而他知道那些别墅相当昂贵。现在他有了这个机会！而他多少次在给申请救济的穷人的回信开头写道：亲爱的先生，因为度假我没有及时给您回信……

他提出异议，但是罗基小姐很坚决。他觉得自己最好不要小题大做，因为他不希望让她觉得他在故作姿态。罗基小姐出于友谊提出了这样的安排，他就应该像朋友那样接受这个安排。他提醒罗基小姐他要和莎玛商量，罗基小姐说她非常理解。

不过，他觉得自己已经露了馅，罗基小姐对他的了解超出他原来的想象；当他第二天早晨在露天浴室洗完澡，站在里屋莎玛的梳妆台前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出于自厌，他憎恨着装打扮，而这个早晨他发现他一直强调为自己专用的梳子上缠绕着女人的头发。他折断了梳子，又折断了另一把，穿衣服时还用与着装毫不相称的粗俗语言咒骂。

他告诉罗基小姐莎玛很高兴，当他和莎玛开始为度假做准备时，他很快就忘却了自责。他们就像一对密谋者。他们决定保守这个秘密。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房子里的一个惯例：比如，塔特尔一家在买那个举火炬的裸女雕像之前就变得极为疏远，而琴塔在格温德开始穿三件套西装之前则几乎神情悲痛。

星期六，莎玛开始准备装食物的大篮子。

无法继续向孩子们隐瞒这个秘密了。装满食物的大篮子，汽车，开车去海滨，这是他们再熟知不过的事情。“维迪亚德哈！施威德哈！”琴塔吼道，“你们给我老实地坐在那里，嗯，看你们的书，你们听见没有！你爸爸可没本事带你们去度假，你们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他可没有定期从政府拿钱。”当莎玛打包大篮子时，读书的孩子们和学生们站在莎玛周围。莎玛故意做出严肃而全神贯注的样子，不理睬他们的好奇。她的举止表明这整件事情非常麻烦，就像她告诉前来观看和提建议的寡妇柏斯黛时所说的那样，她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取悦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

他们度假的地方和天数已经被发现了。只有出行方式还是个谜，那将是最后的惊喜。这也让毕司沃斯先生紧张焦虑。整个星期他都在担心罗基小姐开着她那辆崭新的别克轿车到家里来。他希望她到达和他们离开的时间间隔越短越好。她无论如何都不能从车上下来。不然她就会走进大门，看见房子里面的情形；她可能还会进来看看。或者她可能直接上楼梯敲门；W. C. 塔特尔会来开门，鬼才知道他那天早晨会摆出什么样子来：瑜伽修行者、举重者、梵学家、休息的卡车司机。他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让她进到前屋，绝不能让她看见那张斯林百金床，他就是躺在这张床上写接受社区福利主任这个职位的正式信函的，也不能让她看见那张穷木匠做的餐桌和桌子上堆满的社会学、印度村落重建、家庭手工业和青少年犯罪等相关书籍。

因此，虽然罗基小姐说她会在九点钟到达，八点钟时孩子们就已经打扮整齐，吃了早饭，像卫兵一样守在大门口。他们时不时地从岗位上跑开，然后在一番不安的搜寻之后，才被从学生和读书的孩子们中间揪出来，或者急匆匆地从厕所里跑出来。莎玛发现她忘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牙刷、毛巾、起瓶器。毕司沃斯先生在前屋里进进出出，无法决定到底带哪本书。最后，一切都准备停当，他们在前楼梯上站成一排，等着罗基小姐的到来。毕司沃斯先生穿着度假的衣服，没有打领带，身上穿着星期六的衬衫，衬衫上还留着星期六打过领带的痕迹，他的外套搭在手臂上，手里拿着书。莎玛穿着她华丽的会客服装，仿佛是去参加婚礼。

他们等待着，学生们和读书的孩子们悄悄围在他们身边。“一边去。”毕司沃斯先生蛮横地悄声说，“回到屋子里去。去梳梳你的头发。还有你，穿上鞋。”几个年龄小的孩子被吓退了，但是一些大孩子知道毕司沃斯先生没有鞭打或者命令他们的权力，于是公开地表示轻蔑。更让毕司沃斯先生郁闷的是，有一些孩子开始走到人行道上，像鹳一样站在那里，用一只脚踩压着刷着粉红涂料的污迹斑斑的墙壁。留声机在播放一首印度电影插曲，格温德在哼哼着《罗摩衍那》，琴塔高声刺耳地发出抱怨声，柏斯黛尖声唤着女孩子们帮她做午饭。

随后传来一片惊呼声。一辆绿色的别克车驶过拐角。毕司沃斯先生和他的家人拿着手提箱和大篮子走下台阶，毕司沃斯先生愤怒地呵斥着学生们和读书的孩子们，要他们走开。

车子停下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和他的家人就站在人行道的边缘。罗基小姐坐在司机旁边，她微笑着摆了摆手，只动了动手指。她似乎明白了毕司沃斯先生和家人的意思，因此没有下车。司机面无表情地打开车门，把箱子和大篮子放到汽车的后备厢里。

W. C. 塔特尔出现在阳台上，一副没有上班的卡车司机打扮。卡其布短裤下露出了他粗短的腿，白色背心展示着他宽阔的胸膛和硕大松弛的胳膊。他靠在阳台的半墙上，头上是垂吊的蕨类植物。他一根长手指小心地放在一个颤动的鼻孔上，发出一声短促的爆响，然后从另一只鼻孔中喷出鼻涕。

毕司沃斯先生不停地唠叨着，为了转移罗基小姐对学生们、读书的孩子们以及W. C. 塔特尔的注意，为了掩饰房子里的嘈杂，还有琴塔突然的尖叫声，那好像是带着极大的痛苦似的：“维迪亚德哈和施威德哈！马上给我回来，不然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

羞怯而好奇的学生们和读书的孩子们开始慢慢地涌向大门口。

“车上地方够大。”罗基小姐微笑着说，“不会挤很长时间的。我就不去无忧宫了。我觉得不太舒服，我可吃不消在海边待一天。”

毕司沃斯先生明白了。“只有四个孩子，”他说：“只有四个孩子。”他朝着读书的孩子们和学生们的方向踢踢腿。围观的孩子们只是往后退了退。

“都是孤儿。”毕司沃斯先生说。

所幸他们都散开了，其中一些孩子一直追着别克轿车跑到了街上。

他们对罗基小姐的身体不适表示同情，又乞求她改变主意；如果她不去，他们将毫无乐趣。她说她根本就没有打算去游泳；她只是想和他们一起兜兜风。但是不久，当确定只有四个孩子在车上，而且不会再有其他人时，她的决心动摇了，她说新鲜的空气让她感觉好多了，她最后决定和他们一起去度假。

路上的人们盯着他们，孩子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微笑、皱眉头还是看向别处；坐在拉手吊带处的人紧紧抓住吊带。从别克车的车窗看出去，北特立尼达从来没有这样美丽过。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在巴士上看见过这景色似的，他们注意着风景的变化：从西班牙港外的沼泽地，变成落后的郊区，又变成丘陵起伏的农村，然后是村庄、村镇、稻田和甘蔗地，北部山脉一直耸立在他们的左边。他们行驶在新修的平整光滑的美国高速公路上，进出美国营地时，有戴头盔持步枪的美国士兵站岗。然后他们驶上一条蜿蜒的道路朝阿瑞马开去，清凉的树木在道路两旁搭成拱形，司机在这里需要小心行驶；他们随后又来到了瓦伦西亚，道路笔直地延伸到数英里之外，道路两边是野生的灌木。

阿南德心想，他们正开车朝海边驶去，车上装着大篮子，装满食物的大篮子，英语作文中的梦想成真了。

毕司沃斯先生担心着莎玛。她挺着丰满的身子和罗基小姐一起坐在前座，绣花乔其面纱搭在头发上，她显得镇定自若，甚至有些喋喋不休。她谈论新宪法、联邦政府、移民、印度、印度教的未来和妇女的教育。毕司沃斯先生带着惊讶和极度的紧张听她滔滔不绝地说着。他从没想过莎玛知道这么多事情，有这样偏激的看法；每当她犯了语法错误的时候，他就十分尴尬。

他们在布兰德拉停下来，步行到海湾里最危险的地方，那里的海浪高达五英尺，有一个牌子警示人们不要在此游泳。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蔚蓝的海水，沙滩从来没有这样金光灿烂，海湾也从来没有这样美丽的曲线，海浪优美地拍打海岸。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椰子树的曲线，海湾的曲线，海浪的曲线，远处地平线的曲线交叠映衬。他们已经能尝到嘴唇上大海的咸味。清新的风吹拂着；毕司沃斯先生和司机的裤子被吹成圆柱形；女人和女孩们按着裙子。

他们在安全的地方游了泳。

（后来阿南德告诉毕司沃斯先生，尽管罗基小姐说她根本没有打算游泳，她其实带了游泳衣。）

他们打开大篮子，在椰子树树荫下的干沙地上吃饭，树荫下很危险。（“今天将有超过一百万个椰子落在东部海岸上”，这是毕司沃斯先生给《特立尼达卫报》就干椰肉产业写的一篇华而不实的特写开头。）

然后他们开车朝无忧宫驶去，沿着狭窄陡峭的道路，路两边是黑压压的灌木丛。时不时地会突然瞥见一些小村庄，孤零零的，毫不起眼。海一直追随着他们。虽然看不见海，却可以听见它在不停地咆哮。海风不断地扫过树林，摇摆的灌木丛仿佛跳跃的绿色羽毛，上面是高远的天空。他们不时瞥见海的一角：如此近，如此没有尽头，如此鲜活，如此壮观。如果他们不小心从路上冲进大海里会怎么样呢？

那天晚上将会发生这样一个插曲，当卡姆拉从梦游中醒来时，发现自己陷入新的恐慌，在山顶上这座高大的空荡荡的房子里，周围一片漆黑，大海在远处翻腾着，椰子树和着风势咆哮着，而她却忘记了哪一间屋子是他们一起睡觉的房间。

他们在临近黄昏时到达目的地，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在四周看看了。罗基小姐和司机开着别克车回去了，他们独自留在一座大房子里度假，彼此都羞涩起来。夜晚尤其让他们感觉不自在。他们待在陌生的、霉味扑鼻的、四壁光秃秃的客厅里，围坐在油灯旁，大篮子里的食物不再新鲜，倒人胃口，前天从乳品店里买的奶酪开始变质。房子很大，足够让他们每人单独住一间；但是外面的喧嚣，孤寂，周围陌生的黑暗让他们挤在一间屋子里。

早晨，风和海欢迎着他们。阳光照亮了他们所在的地方。风和海咆哮了一个晚上，但此刻它们是新鲜的，预示着新的一天。孩子们走在山顶潮湿闪亮的草地上，在摇摆的椰子树的缝隙间闪现的大海就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脸和手开始因为盐分变得黏糊糊的。

他们逐渐不再害羞。他们到空无一人的海滩去，海滩上半埋着一些从海的那边漂过来的不知名的树木残枝。越过摇摆的潮水带来的残枝，泛着涟漪的沙地上有沙蟹挖出来的一个个小洞，那是些小小的紧张的生物，和沙滩一个颜色。他们探访了带着法语名字的地方：布朗诗苏梓、麦特劳特；还去了桃口和撒利比亚海湾。他们摘杏子吃，吸吮果实，然后嚼碎杏仁。在这样一个荒芜遥远的地方，很难想象这个地方是私有产业。他们在路边的树上摘鲜艳的红色腰果，吃了果肉之后把坚果带回房子里烘烤。时间很充裕。有一次他们遇见一群讲法语的渔民，还有一次他们看见一群打扮考究的喧闹的印度裔年轻人，其中一个向米娜询问萨薇的名字，这让毕司沃斯先生意识到作为父亲的他又有了一项新责任。傍晚，在他们如今早已习惯的风和海的咆哮声中，他们玩扑克：他们在房子里找到了四副扑克牌。

他们还有另一个新发现，在一个装满罐头食品的橱柜里有撒拉伯斯食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装在罐子里的食盐。他们知道在商店里卖的食盐是粗糙潮湿的，但是这个罐子里的食盐细而干燥，而且就像罐子上的画所描绘的那样好用。

他们忘记了在西班牙港的房子，他们在这座山顶的房子里四处探寻。似乎这世界上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除了风和海以及他们自己，再没有其他事物。他们听说在没有云的晴天可以看见多巴哥，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看见。

别克车来接他们了。

当他们坐在车上返回西班牙港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独处时的那种拘谨。他们要回到那两间屋子里去，他们将重新适应城市的人行道、房子下面糟糕的水泥地板、房子里的嘈杂和争吵。在他们出发时，他们曾经害怕到达目的地，害怕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他们害怕返回他们熟知的世界。但是他们都谈论着与此无关的话题。莎玛讲述着晚餐，想起她什么食物都没有准备。汽车停在东部大路的一家商店门口，他们坐在这辆由司机驾驶的汽车上，享受了片刻的虚荣。

西班牙港没有人迎接他们。他们到达时已经是傍晚。学生们和读书的孩子们都在读书学习。一切都和他们离开的时候一样：微弱的灯光、长桌子、一些学生们用心背书的喃喃声。只是房子变得更低矮，更黑暗，几乎让人窒息。起初没有人理会他们。但是不久就开始有人询问，打听他们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幸，因为回来的忧伤让他们变得暴躁易怒。

那片荒野真的存在吗？房子仍然在山顶上吗？风是否仍然吹得椰子树发出呻吟？海浪是否拍打着无人的海岸？是否就是在夜晚的这一时刻，从遥远的地方漂来了黑色的浆果、树枝和海草？

他们入睡时脑海里仍然响着海和风的咆哮。第二天早晨，他们在人声嗡嗡的房子里醒来。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立刻就开始监督成群的农民做篮子。没有人给他唱歌。他也没有鼓励任何人建造好一点的棚屋或者从事家庭手工业。他开始地区调查，挨家挨户地询问并填写罗基小姐准备的问卷。他访问的大部分人都受宠若惊。还有一些人疑惑不解：“谁派你来的？政府吗？你以为他们真的关心吗？”有一些人则不只是疑惑：“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专门雇你干这个？就只是为了发现我们生活得怎么样？但是我没有什么可奉告的，伙计。”毕司沃斯先生暗示调查比他们想象得更有意义；在这些人的逼迫之下，他不得不撒谎。这就像是采访那些申请救济的穷人，不同的只是除了他自己最后拿到薪水之外没有人得到救济。他干得不错。在薪水之外，他还可以要求生活费和差旅补贴。很多傍晚他不得不放弃看书，计算他的生活费和补贴。他填写一张表格，上交表格，几天之后得到一张代金券。他拿着代金券到财政部去，和一个好像在动物园笼子里的人交换另一张代金券。那张代金券因为多次经手已经软塌塌的，用各种颜色做着标记，写着大写字母缩写，签着名，盖着戳。然后他拿这张代金券到另一个笼子里换取真正的钱。这很费时间，但是去财政部让他感到他终于成为这个殖民地有钱的一员了。

他发现他的新收入很快就花费在新的地方，攒下来的钱没有期望的那么多。萨薇需要上更好的学校，家里的食物应该改善，阿南德的哮喘需要治疗。而且他决定——莎玛也同意——现在应该为他的新工作给他买一身新西装。

除了他去参加葬礼穿的哔叽西装，他从来就没有一身像样的西装，于是他满心欢喜地订做了他的新西装。他发现自己对服饰极为挑剔。他对布匹的原料和质感以及衣服的裁剪吹毛求疵。他喜欢试穿衣服：粗缝着白线的布料散发出烘烤的味道，裁缝毕恭毕敬地不断修改他的裁剪。第一套西装做好之后他决定立刻就穿上。衣服扎着他的小腿，让他很难受，还有一股新的味道。当他低头打量自己的时候，那一片褐色看上去古怪而刺眼。但是镜子又让他重拾信心，他克制不住，想要立刻展示他的新西装。在奥弗有一场特立尼达岛内的板球比赛。他并不懂比赛，但是他知道比赛的时候总是会积聚许多人，店铺和学校也会因为这些比赛而关闭。

那时候男人们很时兴在运动场合手上拿着一个内装五十支香烟的圆形香烟罐和一个光面火柴盒，用食指把火柴盒压在香烟罐顶。毕司沃斯先生有火柴盒，他用半天的生活费买了香烟。为了展示他的新西装，他拿着一罐香烟骑车去奥弗。

来到特拉格瑞特街的时候，他隐约听见稀稀落落的掌声。现在正好是午饭时间，人们不会这么早聚集，最好的时机是喝完茶的时候。但是他还是骑车来到奥弗的看台边上，把他的自行车停在剥落的瓦楞铁栅栏边上，锁上车，从他精心折叠出裤缝的裤子里取下自行车裤管夹，抖了抖裤子，抚平裤子上的褶皱，抻直肩膀上扎人的西装外套。没有人排队。他花一元钱买了票，然后拿着香烟罐和火柴盒，朝看台走过去。只有四分之一的看台上坐着观众。大部分人都坐在前排。毕司沃斯先生看见坐满人的一排中间有一个空座。

“对不起。”他说着，开始慢慢地沿那排座位往里走，人们在他走到跟前时站起来给他让道，那排座位后面的人也站起来。大家在他经过之后又重新坐下来，他不停地说着“对不起。”态度彬彬有礼，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引起的骚动。他终于来到他的座位上，用一块手帕掸了灰尘，按照后面某个人的要求轻微地弓起了背。他刚刚解开西装上衣的扣子，整个人群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毕司沃斯先生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板球场，也跟着鼓掌。他坐下来，拉起裤子，双腿交叠，打开香烟罐盖子上的切割刀，抽出一根香烟点燃。这时掌声雷动，每个人都站了起来。椅子被推到后面去，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些椅子被掀翻了。毕司沃斯先生站起来和其他人一起鼓掌。人群拥向板球场。板球手们散开了，场上晃动着一片白色。裁判员被人群分隔着，镇定地朝休息室走去。比赛结束了。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到球场上去。他来到球场外面，打开自行车车锁，然后骑车回家，手里还拿着那个香烟罐。

他那身西装晾晒在后院里莎玛的晾衣绳上，无法和琴塔的晾衣绳上晾晒的格温德的五套三件套西装媲美，那五套西装需要用两根尖端分叉的木棍支撑。但这是一个开始。

访问结束了，毕司沃斯先生需要分析他收集来的信息。他对此一筹莫展。他调查了两百户人家，但是每次分类之后，他无法得出对两百户人家的调查结果，便不得不重新翻阅所有的问卷。他涉及的是一个没有规章的领域，分类工作毫无秩序。他在一张张纸上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加法计算。斯林百金床上到处都是问卷。他督促莎玛和孩子们帮忙，呵斥他们的无能，把他们打发走，然后工作到深夜。他蹲坐在餐桌前的一把椅子上。桌子太高，垫着枕头坐在椅子上也不行，他就只好蹲着。有时候他威胁着要把桌腿砍短一半，并咒骂那个做桌子的穷木匠。

“这该死的东西简直让我恶心。”当莎玛或阿南德催他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喊道，“让我恶心，我告诉你。恶心。我不知道我干吗不接着干我那调查穷人的工作。”

“无论你到哪里，结果都是一样的。”莎玛说。

他没有告诉她自己心中深切的恐惧。社区福利部已经受到攻击。公民、纳税人、捍卫公众权益的组织，以及其他人已经给报纸写信询问这个部门的职责，并抗议浪费纳税人的钱财。沙克哈所属的南部商人党已经提出要废除这个部门的运动：这是一个特别的目标，需要长期探求，因为没有一个党派有自己的计划，虽然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让殖民地的人们个个平等富有。

这是毕司沃斯先生第一次感受到公众攻击，尽管这类攻击信十分普遍，所有的政府部门都会受到岛上各个党派的持续攻击，但是他仍然无法放心。他害怕翻开报纸。捍卫公众权益的组织尤其难以应付：他们给三家报纸都写了同样的信，整整两个星期，报纸连载完了这封信。除了毕司沃斯先生，其他人根本不担心，但是这也没有让他感到宽慰。莎玛认为政府是坚不可摧的，但她只是莎玛。罗基小姐总是可以回到她原来的地方去。其他官员是从政府其他部门调来的，他们也总可以回到原来的职位上去。而他只能回到《特立尼达卫报》，那里每个月的薪水还不到五十元。

他庆幸自己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辞职信。为了防止不幸降临头上，他开始走访《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报社里的气氛总是让他兴奋，他受到的欢迎也平复了他的恐惧：他被认为是交上好运的人。但是他境况的每一次改善和他积攒的每一分钱都让他觉得自己更加脆弱：这一切太好了，以至于不可能长久。

他及时完成了他的图表（为了清楚地分类，他把三张双面的大开书写纸连成一张几乎五英尺长的名册，这让罗基小姐哈哈大笑），他还写了报告。图表和报告都被打印复制好，然后他根据吩咐寄到世界各地去。他终于可以领导村民唱歌或从事家庭手工业了。他被指派到一个地区。他接到部门的备忘录通知，为了让他在管区内行动自如，他可以享受政府优惠贷款来买一辆汽车。

房子的惯例延续着。孩子们发誓要保守秘密。毕司沃斯先生带回家的小册子用优质图画纸制成，芳香扑鼻，富有光泽，似乎散发着新车的气味。他偷偷地上了驾驶课并考取了驾照。然后，在一个相当普通的星期六早晨，他开回一辆崭新的普莱菲特，漫不经心地把车停在大门前，车身和人行道并不完全平行。他走上前楼梯，毫不理睬车子引起的兴奋。

“维迪亚德哈！马上给我回来，如果你不想让我打断你的手和脚的话！”

当格温德中午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车位被占了。他的雪佛兰车身更大，但是很旧，又没有清洗，挡泥板撞出了凹印，断裂后又焊接上，一扇车门漆着没有光泽的颜色，并不匹配，车牌上标识着H，这是出租车的字样，挡风玻璃上难看地贴着各种胶粘物，还有一块圆形的金属板，上面贴着格温德的照片和出租司机许可证。

“火柴盒，”格温德咕哝着，“谁把这火柴盒停在这里的？”

孤儿们并没有理会他的话，他也没有减少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的热情，自从毕司沃斯先生漫不经心地把车停在那里开始，他们就不断地擦拭车上的灰尘，并故意装作为难地抱怨新车怎样招灰尘。他们在汽车的各个地方都发现了灰尘：车身上、弹簧上、挡泥板的内侧。他们擦拭着车子，难过地发现他们在汽车的油漆上留下了划痕，虽然非常细微，但是可以从某个角度看见。米娜向毕司沃斯先生汇报了这件事。

他正躺在斯林百金床上，被许多光亮的小册子包围着。他问：“你听说了什么吗？他们说了什么，嗯？”

“格温德说那是一个火柴盒。”

“火柴盒，嗯。这是英国车，你知道的。这车能使用很长时间，等他的那辆雪佛兰报废了，它照样能开。”

他继续研究用红黑两色画的复杂难懂的汽车配线。他无法完全看懂，但是这是他的习惯，无论他新买了什么东西，不管是一双鞋还是一瓶药，他都要阅读所有附带的说明书。

卡姆拉走进房间说，孤儿们正在用手指触摸汽车，弄污了汽车的光泽。

毕司沃斯先生跪在床上，爬到前窗跟前。他掀起窗帘，探出穿着背心的身子，喊道：“你！小子！别碰汽车！你以为那是出租车吗？”

孤儿们散开了。

“我要打断你们的手！”当监护人的寡妇柏斯黛吼道。孩子们叫喊着，咯咯地笑着，传递着她赶过来在楝树上折树枝做鞭子的消息。有一些不屑逃跑的孤儿在人行道上被鞭打了一顿。在一片哭喊声中，柏斯黛说：“嗯，现在某些人终于满意了。”

莎玛待在房子下层，没有出去看汽车。那个从前会柔术的女孩苏妮蒂现在正怀着身孕，她常常在和丈夫吵架后从矮山搬到这里来，等两人和好之后她再回到矮山去，她总是谈论离婚，试图以此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总是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风气而穿着难看的不合时宜的外衣。苏妮蒂过来对莎玛说：“这么说，姨妈，你现在发达了。汽车啊，什么都有了，好家伙。”莎玛说：“是的，我的孩子。”似乎这汽车也是毕司沃斯先生令人感到羞耻的奢侈。但是她又开始准备盛满食物的大篮子了。

毕司沃斯先生甚至没有询问他们想去哪里的必要。他们都想去布兰德拉，想重温上次的快乐：坐在私人汽车里，大篮子，还有海滨。

他们去了布兰德拉，但是这是一次不同以往的旅行。他们没有关注风景。他们在享受新皮革的味道、新汽车的味道。他们倾听引擎轻微而平稳的吼声，并和他们遇到的其他汽车发出的噪音做比较。一扇车门上的烟灰缸盖子没有安装好，不停地发出叮当声，他们试图用一根火柴阻止那碰击。毕司沃斯先生已经给汽车钥匙装上了一根链子，链子正敲打着仪表盘。这也让他们心烦意乱。有一段时间似乎要下雨了，阿南德迅速打开雨刷。“你会刮擦着玻璃的！”毕司沃斯先生说道。他们担心鞋子会弄脏车垫。他们不停地注视着仪表盘上的钟表，和他们在路上看见的钟表比较着时差。他们觉得里程表非常新鲜。

“有人告诉我，”毕司沃斯先生说，“普莱菲特车上的仪表永远不会有误差。”

他们决定去拜访阿扎德。

他们把车停在路上，绕着房子来到后阳台。塔拉正在厨房里，阿扎德在读《卫报》周日版。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要去海边，正好顺路拜访他们。

屋子里陷入沉默，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说自己买了新车的事情。

阿扎德批评他们都不健康，还掐着阿南德的胳膊，男孩因为疼痛而皱眉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似乎急着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准，他让他们每人喝了一杯新鲜的牛奶，又让女用人拿出放在阳台的袋子里的橙子剥给他们吃。

杰格戴德进来了，他那一身丧服似的衣服陪衬着一条鲜艳的宽大领带，显得没那么沉闷，没有扣扣子的袖子挽到毛茸茸的手腕以上。他开玩笑地问：“外面是你的汽车吗，穆罕？”

孩子们佯装在端详手中的牛奶。

毕司沃斯先生轻声说：“是的，伙计。”

杰格戴德像听到一个可笑的笑话似的狂笑起来：“还是原来的穆罕，伙计。”

“汽车？”阿扎德迷惑不解地说，显得很急躁，“穆罕？”

“一辆小普莱菲特车。”

“有一些战前生产的旧车还是很不错的。”阿扎德说。

“这是一辆新车，”毕司沃斯先生说，“昨天才买的。”

“就像纸板一样，”阿扎德攥起手指头，“那车就像纸板一样脆弱。”

“开车兜一圈怎么样，穆罕！”杰格戴德说。

孩子们和莎玛都紧张起来。他们看着毕司沃斯先生。杰格戴德微笑着，拍打着手掌。

毕司沃斯先生明白他们的担心。

“你担心得没错，穆罕，”阿扎德说，“他会把你的车撞得稀巴烂的。”

“倒不是因为这个，”毕司沃斯先生说，“我们要去海滨。”他看看自己手上的塞马手表。随后，他注意到杰格戴德沉下脸来，便又补充道：“只是试试车，你知道的。”

“我试开过的车比你多多了，”杰格戴德生气地说，“比你的大，也比你的好。”

“他会弄坏你的车的。”阿扎德重复说。

“不是因为这个。”毕司沃斯先生重申道。

“听他说的，”杰格戴德说，“但是少给我来这一套，嗯，伙计。听着，在你还不会赶驴车的时候我就已经会开车了。你以为我渴望开你那辆沙丁鱼罐头？你是这么想的？”

毕司沃斯先生十分尴尬。

孩子们却并不在意。汽车安全了。

“穆罕！你是这么想的？”

孩子们被杰格戴德的尖叫吓得跳起来。

“杰格戴德。”塔拉说。

他大步走出阳台，来到院子里，咒骂着。

“我理解你的心思，穆罕。”阿扎德说，“第一次买新车都是这样的。”他朝院子里挥了挥手，院子里有好几辆报废的汽车。

他和他们一起走到路上。看见那辆普莱菲特时，他大叫起来。

“六马力？”他说，“八？”

“十马力。”阿南德说，指着汽车发动机罩下面的红色圆盘。

“没错，十马力。”他转向莎玛，“外甥媳妇，你开着新车准备去哪里？”

“布兰德拉。”

“但愿那里的风不要太大。”

“风，姨父？”

“或者你们根本到不了那里。噗！风就把你们从路上刮走了。”

在路上有一段时间里，他们心情郁闷。

“想开我的车。”毕司沃斯先生说，“好像以为我会让他开一样。我知道他是怎么开车的。立刻就会把车给毁了的。根本就不把车当回事。此外还要恼羞成怒，我告诉你们吧。”

“我总是说你们家族里有一些下流坯。”莎玛说。

“换个人根本不会这样要求。”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就不会。看这车在路上开得多平稳？感受一下，阿南德？萨薇？”

“是的，爸爸。”

“噗！让风把我从路上刮走。你不会想到像他那样的一个老头也会忌妒，嗯？但是他就是那样子。忌妒。”

但是每当他们在路上看见别的普莱菲特的时候，他们总觉得这种车看上去既窄小又累赘。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他们自己的车安全地载着他们，他们在里面一点也不觉得它狭小。他们不停地倾听着汽车发出的噪音。阿南德抓住钥匙链，免得链子敲打仪表盘。到布兰德拉的时候，他们把车停在远离椰子树的地方，他们还担心含盐分的空气会腐蚀车身。

当他们准备离开时，不幸发生了。汽车的后轮陷入松软的热沙地里。他们看着车轮空转，扬起沙砾，觉得汽车笃定坏了。他们在车轮下放上椰子树枝、椰子壳和小块浮木，终于把汽车弄出坑来。莎玛说她肯定汽车向一边倾斜；她说整个车身已经损伤了。

星期一，阿南德骑着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上学去了，这样毕司沃斯先生写在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上的诺言也部分兑现了。在战争情况下最终还是实现了这个许诺。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了相当一段时间。

W. C. 塔特尔在这段时间里始终不动声色。他对毕司沃斯先生的新西装、新汽车和度假不置可否，他似乎无法承受这接踵而来的变化。但是普莱菲特汽车渐渐不再引人注目，车垫变得肮脏，洗车变成了一项烦人的任务，孩子们把这任务交给了莎玛。仪表盘上的表也停了，没有人再注意烟灰缸盖子的叮当声，就在这时，W. C. 塔特尔后来居上，一举抹掉了毕司沃斯先生所有的优势。

他通过寡妇柏斯黛宣布，他在伍德布鲁克买了一栋房子。

毕司沃斯先生深受打击。他不理睬莎玛的劝慰，找茬和她争吵。“是你的就是你的，”他模仿着莎玛，“这就是你的哲学，嗯？让我来告诉你你的哲学是什么。抓住他，和他结婚，然后把他扔进一个煤桶。这就是你们家族的哲学。抓住他把他扔进一个煤桶。”他对公众对社区福利部的批评变得极度敏感。社会工作和青少年犯罪的书籍在餐桌上积满灰尘，他又重新开始阅读哲学书。塔特尔家的留声机兴致昂扬地播放着，他拍打着隔板叫喊：“还有人住在这里呢，你知道的。”

他试图以辩证的方法看到好的一面。车库的问题不会再那么麻烦：车库里无法停三辆车，他常常被迫把车停在路上。也不会有留声机整日喧哗。等到塔特尔一家搬走之后，也许他还可以租下他们的房间。

时间一天天过去，塔特尔一家还是没有搬走。

“他干吗不带着他那留声机和裸女雕像离开呢？”毕司沃斯先生问莎玛，“如果他有房子的话。”

柏斯黛带来新消息。塔特尔买的房子里住满了房客。W. C. 塔特尔尽管不动声色，实际上正在想方设法起诉，把房客赶出去。

“哦，”毕司沃斯先生说，“是那种房子。”他想象着他调查申请救济的穷人时看见的那种腐朽不堪的拥挤的房子。现在毕司沃斯先生一会儿希望W. C. 塔特尔从房子里搬出去，一会儿又巴不得他起诉失败。“把那些穷人赶出去。让他们住在哪里呢，嗯？但是你们家的人根本不关心这种事情。”

有一天早晨，毕司沃斯先生看见W. C. 塔特尔西服领带穿戴整齐、戴着帽子离开了房子。那天下午柏斯黛汇报说诉讼失败了。

“我还以为他是去一流摄影室照相哩。”毕司沃斯先生说。

大喜之下，他做了一件他一直拒绝做的事情。他开车去看塔特尔的房子。让他失望的是，房子坐落在一个不错的地区，在一块完整的地皮上：一座坚固的旧式木头房子，唯一的不足是需要上一层油漆。

不久，柏斯黛就汇报说房客准备搬走了。W. C. 塔特尔说服了市议会，让他们认为房子相当危险，就算不翻盖也要重修。

“又是老一套赶人出门的把戏。”毕司沃斯先生说，“我敢说没有哪座房子经受得住十个塔特尔家的胖子在里面蹦蹦跳跳。重修，嗯？我看他们是要开着那辆旧卡车到矮山再多砍一些树。”

“他正是这么做的。”莎玛说，对那种劫掠行为表示轻蔑。

“你知道我为什么无法在这个地方发迹吗？这就是原因。”但是甚至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口气像极了那个在水泥屋子里的布罕戴德。

塔特尔一家没有举行什么告别仪式就搬走了。只有塔特尔太太不顾他们之间的敌意，勇敢地亲吻了她的姐妹和她在路上遇见的孩子们。她神情忧伤但十分坚决，她的举止暗示着虽然她与此事不相干，但是她丈夫的掠夺行为是正当的，而她坚决捍卫这一点。受到威吓的姐妹们也只有做出忧伤的样子来，搬家过程就像塔特尔太太出嫁时那样催人泪下。

毕司沃斯先生想在塔特尔一家搬走之后租住他们房间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图尔斯太太要从矮山搬回来。这个消息让整座房子都蒙上了阴云。她的女儿们都认为图尔斯太太精力充沛的时期已经结束，现在只有死亡在等待她。但是她仍然在很多方面控制着她们，她们不得不忍受她的反复无常。心情沮丧的柏斯黛吓唬那些学生和读书的孩子们，说图尔斯太太将如何处置他们，弄得他们也很沮丧。

图尔斯太太、看护病房的寡妇苏诗拉和布莱吉小姐一起来了，房子里立刻就安静了许多。学生和读书的孩子们个个低首敛眉，不过，图尔斯太太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在被鞭打之前，如果他们号啕大哭，就可以免于挨打。

图尔斯太太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她只是身体不适。她的眼睛疼；她的心脏很糟糕；她一直头痛；她胃口不好；她的腿没有力气；每隔一天她就会发一次烧。她的头上始终浸着月桂油；她每天都需要全身按摩；她需要各种各样的膏药。她的鼻孔里塞着软蜡烛或维科药膏；她戴着深色的眼镜；她的头上很少没有缠绷带。苏诗拉整天忙碌。在哈奴曼大宅时，苏诗拉作为图尔斯太太的护士享受着一定的特权，但是现在这种家庭结构已经被破坏，她不再享受任何权利，却无法逃脱这个义务，她也没有孩子可以救她。

图尔斯太太度日如年。她不读书，又嫌收音机吵闹。她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她出门。她从房间走到厕所，然后到前阳台，最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唯一的安慰是说话。她的女儿就在身边，但是和她们说话似乎只能激怒她。随着她的身体逐渐虚弱，她越发出言不逊，总是恶意咒骂。她常常冲苏诗拉发脾气，每周都要把她赶出房子一次。她哭喊着她所有的女儿都巴不得她死，她们都在吸她的血汗。她诅咒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们，威胁要把她们赶出去。

“真是家门不幸。”她告诉布莱吉小姐，“也是族门不幸。”

只有布莱吉小姐能赢得她的信赖，布莱吉小姐向她汇报并安慰她。还有一个逃亡到此地的犹太医生。他每周来出诊一次，倾听图尔斯太太的牢骚。每次医生到来的时候，房子就要收拾干净，图尔斯太太热情地招待他。他重新激发了她所有的温情和幽默。当他离开时，她就对布莱吉小姐说：“永远不要信任你的族人，布莱吉。永远不要相信他们。”布莱吉小姐说：“是的，夫人。”她按时送水果给医生，有时候图尔斯太太会突然命令柏斯黛和苏诗拉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送到医生家去，就好像是什么紧急的事情，似乎是为了满足她内心的某种渴望。

但是她的女儿们还是要到房子里来。她们知道她们与她之间还有割不断的联系。她们知道她害怕孤单，始终希望她们在她的左右。她们知道如果她们远离她，就可能伤害她。如果布莱吉小姐汇报说其中一个女儿特别难过，图尔斯太太就会提出建议、给予许诺。在这种心情下，她有可能会给一件首饰，有可能会摘下一枚戒指或者一个手镯给那个女儿。于是女儿们还是来看她，没有人愿意别人单独和图尔斯太太在一起。前来探望图尔斯太太的塔特尔太太尤其让人怀疑。她以前所未有的耐心忍受着咒骂，终于说服图尔斯太太看看植物，因为绿色可以养目并松弛神经。

虽然图尔斯太太辱骂她的女儿们，却小心翼翼从不冒犯她的女婿们。她向毕司沃斯先生简短而礼貌地致意。她从不试图对格温德表示异议，格温德仍然在房子里我行我素。脾气发作时他就揍琴塔，毫不理会图尔斯太太因头痛而让他安静的请求，还高唱着《罗摩衍那》。只有姐妹们才批评他的行为。

有时候图尔斯太太希望孩子们在她身边。于是她就召集读书的孩子们和学生们擦洗客厅和阳台的地板，或者让他们唱印度圣歌。她心情变幻莫测，读书的孩子们和学生们始终战战兢兢，不知自己到底是应该严肃还是应该逗她开心。有时候她让孩子们在她房间里挨个背诵乘法表，拼尽全身的力气鞭打背错的孩子。她松弛的没有肌肉的胳膊一直到腋下都宽宽大大的，像一片死肉一样摇晃着。当有个孩子犯了愚蠢的错误或者图尔斯太太说了俏皮话时，布莱吉小姐就会哧哧地笑起来，戴着深色眼镜的图尔斯太太也会绽出兴奋而狡猾的微笑。在事态严重的时候，布莱吉小姐也变得严厉，迅速地上下移动着下巴，图尔斯太太每鞭打一下，她就说：“嗯！”

图尔斯太太还尤为关心学生们和读书的孩子们的健康。差不多每过五周她就把他们叫到她的房间里，给他们服用泻盐。在那些阴郁的无所事事的周末，她则倾听孩子们的咳嗽声和喷嚏声。什么都逃不过她。她已经能够分辨每一个孩子的说话声，每一次笑声，每一个脚步声，每一次咳嗽声甚至每一次喷嚏声。她对阿南德的哮喘和不断的咳嗽特别关注。她给他买了一些难闻的草药香烟；当这个没有效果之后她又给他开了白兰地和水的方子，还给了他一瓶白兰地。阿南德虽然讨厌白兰地和水，却为了白兰地的文学色彩喝了下去：他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看过有关掺水的白兰地的描写。

有时候她派人去请阿佤克斯的老朋友。她们来了之后在这里搭地铺住一个星期左右，听图尔斯太太唠叨。她精神焕发，整天唠叨，甚至到深夜也不停，她的朋友们躺在地铺上，昏昏欲睡地机械地回应她：“是的，孩子他妈。是的，孩子他妈。”有些拜访因为来人生病而缩短，有些人则借口梦见不祥之兆溜走。那些一直留在最后的人离开时，总是疲惫不堪、昏昏沉沉、视力模糊。

她还定时做礼拜，只是朴素的敬奉天神的仪式，没有在哈奴曼大宅举行宗教仪式时的盛宴和欢乐。梵学家来到房子里，图尔斯太太坐在他的面前；他朗读完经文，接过他的报酬，在浴室里换好衣服离开。院子里的祈祷旗越来越多，红色和白色的细长三角旗迎风飘动，直到后来变得破破烂烂，竹竿变成黄色，然后是褐色，最后变成灰色。图尔斯太太每次做礼拜都请不同的梵学家，因为没有一个梵学家像哈瑞那样让她满意。而因为没有梵学家让她满意，她的信仰动摇了。她派苏诗拉到罗马天主教堂里燃烧蜡烛，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摆放十字架，每个圣徒纪念日她都让人清理梵学家图尔斯的坟墓。

越是有人劝她不要费力，她也就越加无法用力，以至于到了最后，她好像只是因为生病才活着。她开始为自己体力的衰退而苦恼，最后她让女孩子们给她捉虱子。像她那样长时间地把头发泡在月桂油里，没有虱子可以在她头发上存活，但当女孩子们什么也没有找到的时候，她就大发雷霆。她骂她们撒谎，掐她们，揪她们的头发。但是有时候她只是感到有点伤心，于是她就会慢吞吞地走到阳台上，坐在那里，把面纱放在嘴唇上，像塔特尔太太建议的那样凝视着绿色。她不和任何人说话，拒绝吃饭，拒绝任何照顾。她就坐在那里，凝视着外面的绿色，眼泪从她的墨镜后面流下来，流在松弛的面颊上。

在所有帮忙照料她的女孩当中，她最喜欢米娜。她让米娜在她的头上找虱子，想让米娜替她掐死虱子，希望听见虱子在米娜的指甲之间被挤碎的声音。这种偏爱引起了一些忌妒，让米娜心烦意乱，让毕司沃斯先生也十分光火。

“别去给她捉那该死的虱子。”毕司沃斯先生说。

“别理你爸爸。”莎玛说，不愿意失去这个意想不到的笼络图尔斯太太的机会。

于是米娜到图尔斯太太的房间里待好几个小时。她细长的手指搜寻着图尔斯太太每一缕稀薄的、白色的、散发着月桂油气味的头发。时不时地，为了取悦图尔斯太太，米娜用手指发出咔嗒的响声，图尔斯太太就会吞咽一声说：“啊。”很高兴一只虱子被掐死了。

当沙克哈和他的家人来探望图尔斯太太的时候，房子变得更加压抑。如果沙克哈单独来，他本会受到他的姐妹们更为热烈的欢迎。但是随着沙克哈日益成功，他那个长老教会的妻子也越来越目中无人和傲慢，这加深了姐妹们和沙克哈的妻子桃乐茜之间的敌意。寡妇们请求沙克哈借给她们一笔贷款开流动餐馆，但是他却要她们在他的电影院里工作，这几乎引起了公开的争执。寡妇们认为这是对她们的侮辱，认定这是桃乐茜的主意。她们当然要拒绝，她们根本不想为桃乐茜工作，更不可能在一个大众娱乐场所工作。

沙克哈总是像一个客人。他开着汽车到来，带着妻子和五个漂亮的女儿上楼，然后就只能间或听见脚步声和图尔斯太太低沉而平稳的唠叨声。随后沙克哈独自下楼来，穿着白色短袖运动衬衫，白色休闲裤，一副正儿八经的打扮，让人难以亲近。在倾听了他母亲的唠叨之后，他又开始听他姐妹们的唠叨，盯着她们的眼睛说：“嗯，嗯。”他的上嘴唇盖着下嘴唇，几乎把下唇遮住。他很少说话，似乎不愿意改变嘴唇的形状。他会突然说些什么，他的措辞始终没变过，无论说什么都犀利刺人。他试图对学生们和读书的孩子们表示友好，结果却只是让他们害怕。但是他从来都是亲切有礼的，只不过相当心不在焉。

在楼上吃过柏斯黛和苏诗拉准备的午饭之后，桃乐茜和她的女儿们来到楼下。桃乐茜用低沉的声音向大家致意，她的女儿们凑在一起，说话的声音细小得几乎听不见。然后，桃乐茜就会看看她的手表说：“哦，不！已经三点钟了。你们的爸爸在哪里？列娜，我会叫上你的。走吧，走吧。太晚了。[1]嗯，好吧，各位。”她会转向怒气冲冲的姐妹们和好奇的寄宿者们。“我们得走了。”自从她们开始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度假过后，每当她的大小姑子们在场时，桃乐茜就和她的孩子们或者沙克哈说西班牙语。事后，姐妹们都认为沙克哈值得同情，她们都注意到他并不快乐。

在临走之前，沙克哈和桃乐茜总是要和毕司沃斯先生打招呼。毕司沃斯先生对他们招呼自己并不高兴。并不仅仅是因为沙克哈所在的党派正在开展反对社区福利部的运动。沙克哈始终把毕司沃斯先生当作一个小丑，无论何时他们见面，他都试图让毕司沃斯先生扮演小丑。他会发表一些贬低性的言论，毕司沃斯先生则需要把这些话题变得诙谐幽默。让毕司沃斯先生恼怒的，是桃乐茜也开始效仿沙克哈对他的态度。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无法逃脱这样的戏谑，因为愤怒和报复都被看成这游戏的一部分。沙克哈来到前屋，用他那粗率而又一本正经的口吻说：“福利部还有那么多油水吗？”然后他就坐在那个穷木匠做的餐桌上，开始用破坏社区福利部和失业吓唬毕司沃斯先生。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还按照老习惯回答他。他讲述公务员的段子，讲述他在报销时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他怎样花工夫找工作。但是他很快就明白自己无疑在暴露烦恼。“你太感情用事了。”沙克哈说，仍然玩着游戏，“我们之间只是政见上有所不同。你应该学会世故一点，伙计。”“你应该学会世故一点。”毕司沃斯先生在沙克哈离开之后说，“饿着肚子世故吗？这个黑心的人，根本不关心我明天是不是会失业。”

已经流传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消息终于确认了：图尔斯太太的小儿子欧华德要从英国回来了。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姐妹们穿着最好的衣服从矮山赶来商讨这件事情。欧华德是整个家族的奇迹。他的离去使他成为传奇，即使殖民地每周都有很多学生到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学习医科，也丝毫不影响他的光辉。虽然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但是感觉上却似乎非同凡响，甚至超乎常人的理解。他是一个医生，一个专职人员，他的名字印在证书上！而他是属于她们的。她们已经无法拥有沙克哈，但是每个姐妹都讲述着自己曾经和欧华德怎样亲近过，以及他对自己是怎样看重。

毕司沃斯先生和姐妹们一样对欧华德怀有私人感情，和她们一样兴奋激动。但是他心神不定。多年以前，他曾觉得在图尔斯太太和欧华德回来之前，自己必须离开哈奴曼大宅。现在他经历着同样的忧虑：同样的危机感，同样的需要尽早离开的迫切感。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他的存款和他将要积攒的钱。他在香烟盒上、报纸的空白处和政府部门的浅黄色文件夹背面都演算了他的存款。钱数始终没变：六百二十元，到年底他将有七百元。钱的数目令人难以置信，他从来没有一下子积攒过这么多钱。但是这个数目不足以让他贷款买房子，充其量只能买一栋那些等待法庭发落的木材建的公寓房。大约两千元就是相当划算的房价了，但是这只适用于那些能把租户告上法庭、可以重建房子或者等着地皮升值的投机商。现在，他的焦虑和兴奋一起增长，毕司沃斯先生每天早晨都查看中介机构的名单，开车到城里寻找可以出租的房子。当市议会整整一个星期在报纸上整版连载竞拍无法偿还贷款的房屋时，毕司沃斯先生和城里所有的地产中介商一起去了市政厅。但是他缺乏竞拍的信心。

回到房子时，他无法回避图尔斯太太。她坐在阳台上，凝望着绿色的植物，用面纱拍打着她的嘴唇。

虽然他做好了承受打击的准备，但当打击来临时他却几乎要发疯。

莎玛通知了他这个消息。

“那个老贱人不能就这样把我赶出门。”毕司沃斯先生说，“我不是没有权利。她得给我提供解决办法。”他还说：“去死吧，你这贱人！”他气咻咻地冲着阳台说，“去死！”

“男人！”

“去死！让可怜的米娜去给她捉虱子。那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嗯？你以为她会像这样把那小神赶出门吗？哦，不。神必须有他自己的房间。你和我还有孩子们可以睡在糖袋子里。图尔斯家的睡袋。专利所有。去死吧，你这老贱人！”

他们听见图尔斯太太冲着苏诗拉平静地咕哝着。

“我有我的权利。”毕司沃斯先生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不能在我的房门上贴一张纸就把我扫地出门。如果你这么做，你要给我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图尔斯太太给了他一个解决办法：给他提供一间出租的房子，就是莎玛几年前收租金的房屋之一。木头墙壁没有油漆，变成了灰黑色，已经腐朽了。在那摇晃的修补过的地板上，每走一步，被蛀虫蚀空的木屑就纷纷落下。屋子里没有天花板，光秃秃的电镀铁皮屋顶上沾满了絮状的煤灰，而且还没有电。家具放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在哪里睡觉、做饭、洗漱呢？

他发誓再也不和图尔斯太太说话，她似乎也知道他下定了决心，也不和他说话。一个又一个早晨，毕司沃斯先生一座房子又一座房子地寻找着，去找出租的房子，直到他筋疲力尽，疲惫耗尽了他的怒火。于是下午时他开车去他的管区，在那里一直待到傍晚才回来。

有一天深夜他回到房子里——现在房子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像是庇护所，也越来越有秩序——他看见图尔斯太太坐在黑暗的阳台上。她在轻轻地哼唱一首圣歌，似乎已然超脱了这个世界，独自一人。他没有理睬她，当他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时，她开口说话了。

“穆罕？”她的声音里带着探询，语气亲切。

他站住了。

“穆罕？”

“哎，妈妈。”

“阿南德怎么样了？我最近没有听见他咳嗽。”

“他没事。”

“孩子们，孩子们。麻烦啊，麻烦。但是你还记得欧华德是怎样学习的吗？一边吃饭一边读书。一边帮着店里做事，一边读书。一边收钱一边读书。给所有的人帮忙，还能够读书。你还记得哈奴曼大宅吗，穆罕？”

他察觉出她现在的心境，不想被她这种心境蛊惑。“那是一座大房子。比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都大。”

她不慌不忙地说：“他们给你看欧华德的信了吗？”

欧华德的那些来信不过是谈论英国的花草和英国的天气。信带着一点文学色彩，字里行间稀稀落落地空着很大距离。“二月份的浓雾终于结束了。”欧华德曾经这样写：“浓雾在每个窗台上都积落了一层厚厚的黑色。雪花飘来又飘走，但是很快水仙就会开花了。我在我门前的小花园里种植了六棵水仙。其中五棵都发芽生长了，只有第六棵死掉了。我唯一希望的是它们不会像去年那样不开花。”

“在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他对花草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图尔斯太太说。

“我看他是忙于读书了。”

“他一向很喜欢你，穆罕。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和他一样喜欢读书。我不知道，也许我应该把我所有的女儿都嫁给读书人。欧华德一直这样说。但是赛斯，你知道的……”她停顿了，这是多少年来他第一次听见她说这个名字。“以前的习惯很快就变得落伍了，穆罕。我听说你在找房子。”

“我是在看房子。”

“我很抱歉给你带来了这么多不便。但是我们得为欧华德准备房间。这不是他父亲的房子，穆罕。但是如果他能回到他父亲的房子里，不是很好吗？”

“是很好。”

“你不会喜欢油漆味的。而且也很危险。我们会在各处安装遮雨篷和百叶窗。现代的玩意儿。”

“听起来不错。”

“只是为了欧华德。虽然我觉得你要是能回来就更好了。”

“回来？”

“难道你不回来吗？”

“哦，是的，”他说，无法掩饰语气中的热切，“是的，当然了。百叶窗肯定很不错。”

莎玛对这个消息兴高采烈。

“我从来就不相信，”她说，“妈妈会把我们赶出去。”她诉说着图尔斯太太对米娜的喜爱，还有她送给阿南德的白兰地。

“上帝！”毕司沃斯先生说，突然被激怒了，“这么说你因为捉虱子获得回报了？你要让米娜去给她捉更多的虱子吗，嗯？上帝！上帝！猫捉老鼠！猫捉老鼠！”

让他反感的是他落入了图尔斯太太的圈套，不得不对她感恩戴德。她就这样控制着他，就像她的女儿们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一样。他被她控制着，自从他来到哈奴曼大宅，在柜台后面看见莎玛起，他就处于她的掌握之中。

“猫捉老鼠！”

她随时可能改变主意。即使她不改变主意，他们又能回到哪里去呢？两个房间，一个房间，还是在房子下面露宿？她已经展示了她怎样运用她的权力。现在她要他摇尾乞怜。当她怀旧的时候，他要和她一起分享；当她辱骂的时候，他要学会忘却。

逃跑，他只有六百元。他属于社区福利部，他是一个没有编制的公务员。一旦这个部门被裁，他也就完蛋了。

“陷阱！”他谴责莎玛，“陷阱！”

他找茬，跟她和孩子们吵架。

“卖了那该死的汽车！”他喊道，意识到这会让莎玛怎样蒙羞，他在楼下嚷嚷着，为了让所有的姐妹和寄宿者们听见。

他开始被痛苦无休止地折磨。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扔东西。他扯下镶裱的画，砸碎它们。他把一杯牛奶泼到阿南德身上，在他的眼睛上方割了一道伤口。他在楼下打莎玛的耳光。于是他和格温德一样，成了这个房子里众人轻蔑和奚落的对象。除了他这个社区福利部的公职人员之外，那个不在场的欧华德因为德行和成功而春风得意，受到了每个人的尊敬。

他们把玻璃橱柜、莎玛的梳妆台、赛尔菲尔的书架、帽架和斯林百金床搬到那间出租屋去。四柱大床被拆掉，和穷木匠做的餐桌以及摇椅一起放在楼下，摇椅的摇杆在粗糙而不均匀的水泥地上裂成碎片。生活就像噩梦一般，被分割在那间出租屋和房子的下面。莎玛仍然在房子下面做饭。孩子们有时候和寄宿者们一起睡在他们那儿；有时候和毕司沃斯先生一起睡在出租屋里。

每天下午毕司沃斯先生都开车到他的管区里宣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他发放小册子，他演讲，他组织团体并卷入小村子的复杂政治之中，深夜他开车回到西班牙港，回到那间出租屋里，那里的条件比他白天访问的任何房子都要恶劣。那辆普莱菲特日晒雨淋、尘土满面，车垫肮脏不堪，后座也布满灰尘，堆满了文件夹和发黄的旧报纸。

随后，他的一项职责让他回到了阿佤克斯，他在那里组织了一堂关于领导力的课程。为了避免回西班牙港路上的长途奔波，也为了避开他的家人和那间出租屋，他决定在哈奴曼大宅待一段时间。哈奴曼大宅后面的房子已经空了一段时日了，除了一个寡妇外没有人住在那里。那个寡妇正从事一项秘密的商业计划，从矮山偷偷来到这里，觉得自己不惹人注目，因而可以躲开赛斯的注意。其实她无须过多担心。自从妻子死后，赛斯一直野蛮行事。他因为伤害别人和侮辱性的言行而受到指控，失去了很多当地的支持。他也变得没有从前那么有花招了。当他试图在买保险之后烧毁他的一辆旧卡车时，他被抓住了，被指控犯有诈骗罪。虽然事后他被无罪开释，却花掉了大笔的钱财保释。从此之后他就安宁了许多。他看管他那间肮脏的食品店，不再威吓别人，也不再谈论要买下哈奴曼大宅了。家族之间的争吵向来不是偶然的，但是已经成为历史，赛斯和图尔斯家族都失去了他们往日在阿佤克斯的影响力。

图尔斯商店的名字被一家西班牙港公司的苏格兰名字替代，这个名字一直被沿用下来，最后完全替代了图尔斯商店，以至于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一幅巨大的巴塔鞋红色广告悬挂在哈奴曼的雕像下面，商店里繁忙而明亮。但是商店后面的房子是死寂的。庭院里堆放着捆扎的箱子、稻草、硬邦邦的大开褐色纸和廉价的没有用过的厨房家具。木头房子里，大厅和厨房之间的门厅被木板封上，大厅用来储藏稻谷，到处散发着稻谷的霉味和暖烘烘的让人刺痒的灰尘。一边的阁楼像往日那样黑洞洞、杂乱无章。大水桶仍然在院子里，但是里面已经没有鱼，桶外的黑漆起泡剥落，桶里带咸味的雨水泛着彩虹般的光道，好像浮着一层油，蚊子的幼虫在水表面蹦跳着。那株杏树依然枝叶稀疏，似乎刚刚被夜晚的风暴席卷过。树下的土地干涩开裂了。花园里的皇后花已经长成一棵树，夹竹桃长到养分耗尽，开不出花朵，鱼尾菊和金盏草被灌木丛埋没了。隔壁接管商店的辛德黑斯整天用留声机播放着忧伤的印度电影插曲，他们的食物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但仍有些时候，哈奴曼大宅似乎在等待着生机重现：在寂静炎热的下午，从几码远的地方传来家禽咯咯的叫声和慢吞吞的动静时；在傍晚点亮油灯，听见人们的交谈声、欢笑声、呼唤狗的声音、孩子被鞭打的声音时。但是哈奴曼大宅始终寂静无声。商店关门之后没有人待在那里。隔壁的辛德黑斯一家很早就睡觉了。

那个寡妇占据了藏书室。这座大房子总是空荡荡的。屋子里已经没有叠放的书页，周围一片寂静，从邻居的房子里传来隐约的人声，还有高高地堆在楼下大厅里的稻谷，屋子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荒凉。在屋子的一角有一张帆布小床，小床周围的墙壁上低低地挂着一些宗教画和励志的画，小床旁边有一个存放寡妇物品的小箱子。

那个从事买卖的寡妇只是偶尔来这里住，很少在房子里。毕司沃斯先生喜欢这屋子里的静谧。他从政府的商店里征用了一张桌子和一把转椅（这真是关于他的权力的奇怪证明），把长屋变成了一间办公室。他和莎玛过去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生活的，壁纸上的莲花依然如故。他曾经试图从德麦拉拉窗户上往欧华德身上吐口水，还朝他倒了一盘子的食物。他在这间屋子里被格温德狠揍了一顿，还粗暴地踢了《贝尔的杰出演说家》一脚，在书皮上撕出一个缺口。他曾经在这里独自反省自己没有意义的生活，试图在墙上留下一个印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现在他不需要这样的证明了。关系在尚未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而他在一切关系的中心。自由存在于那一片虚幻之中。现在他受到了阻碍，他试图在哈奴曼大宅中忘掉他的一切阻碍：孩子们，零乱的家具，那间出租的黑暗房间，与他从前和现在一样无助的莎玛。她依赖着他，这是他过去所一直渴望的。

在长屋里那张盖着粗呢桌布的桌子上，放着沾满了白色麦克莱恩胃药冲剂的杯子和勺子，以及他作为社区福利主任需要处理的一捆又一捆的文件，还有那个长长的半新衬垫，上面写着他的普莱菲特汽车的花费。汽车正停放在庭院里。

西班牙港房子的重新装修进展缓慢。因为价钱惊人，图尔斯太太没有把装修工作交给承包商。相反，她雇用了个体工人，而又常常辱骂他们并把他们解聘。她没有雇过城市里的劳工，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为了食物和一点零花钱而工作。布莱吉小姐将此归咎于美国人，说贪婪就是这个民族的弱点。即使在商谈好雇工费之后，图尔斯太太也不愿付清全部工钱。有一次，在整整工作了两个星期之后，一个魁梧的泥瓦匠受到了这两个女人的侮辱，他含着泪水离开房子，威胁说要到警察局告发她们。“我的同胞，嗯。”布莱吉小姐抱歉地说。

将近三个月之后，装修终于完工了。房子楼上楼下、屋里屋外都被油漆了一遍。条纹状的遮雨篷悬挂在窗户上，玻璃天窗在那蠢笨而沉重的房子上，看上去脆弱而不相配，挡住了一部分阳台上的光线。

毕司沃斯先生的噩梦终于结束了。他被邀请重新回到房子里。但是就像他所担心的那样，他没有回到原来的那两间屋子里，而是住到后面的一间屋子。他让出的两间屋子被留给欧华德。格温德和琴塔搬到柏斯黛的房间，提供寄宿的柏斯黛搬到房子下面，和她的寄宿者们住在一起。毕司沃斯先生在他的那间房子里放置了他的两张床、赛尔菲尔做的书架和莎玛的梳妆台。那张穷木匠做的餐桌仍然放在房子下面。莎玛的玻璃橱柜没有地方放，但是图尔斯太太主动要求把它放在她的客厅里。橱柜在客厅里是安全的，而且看上去赏心悦目，非常现代。孩子们有时候睡在屋子里，有时候睡在房子下面。没有一样是固定的安排。但是自从住过那间出租屋之后，新的安排非但合理，而且是一种安慰。

毕司沃斯先生现在开始一遍遍地计算他每一个孩子长到成年所需要的时间。萨薇实际上已经长大了。由于太关注阿南德，他一直没有给予她什么关心。她变得严肃寡言，她不再和表亲们吵架，虽然她仍然言辞尖刻，她也不再啼哭了。阿南德已经快读完中学了。很快，毕司沃斯先生想，他的责任就可以完结了。长大的孩子会照看年幼的孩子。就像萨薇出生时图尔斯太太在哈奴曼大宅说的那样，无论怎样他们都能生存下去：他们不会被杀死。然后他想：“我已经开始想念他们的孩提时代。”

[1]原文为西班牙语。

第六章　革命

欧华德从伦敦寄来一封信，又从比戈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图尔斯太太不再生病，也不再暴躁，大部分时间都在前阳台上待着，等待着。房子里人声鼎沸，挤满姐妹们，姐妹们的孩子们，以及外孙和外孙女们。院子里搭起了一顶巨大的帐篷。竹竿四周装饰着椰子树枝，曲折的树枝做成拱门，每个拱门下面都悬挂着一串水果。姐妹们做饭唱歌一直持续到深夜，之后每个人就地睡觉。这就像原来的哈奴曼大宅的节日。自从欧华德走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场面。

欧华德从巴巴多斯岛发来的电报让整个房子都沸腾了。图尔斯太太喜笑颜开。“你的心脏，妈妈。”布莱吉小姐说。但是图尔斯太太根本坐不住。她坚持要到楼下去，她检视着，开着玩笑，她回到楼上又重新下楼去，她无数次查看为欧华德准备的房间。在一片混乱之中，还有一个人被派去请梵学家，而实际上梵学家已经被请来了。那个梵学家举止谦卑，穿着衬衫和裤子，在人群中根本没有引起注意。

姐妹们宣布她们要整夜不睡。她们还说要做很多饭菜。孩子们都睡着了。围绕在梵学家身边的人们渐渐散去；梵学家也入睡了。姐妹们一边做饭一边兴高采烈地抱怨着这辛劳；她们唱着旧式的婚礼歌曲；她们煮沸成罐的咖啡；她们还玩扑克牌。有一些姐妹消失了一个小时左右，但是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去睡觉了，琴塔夸口她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她吹嘘的神态就仿佛格温德仍然是这个家族里忠心耿耿的女婿，仿佛他从来没有做过那些野蛮的事情，仿佛时间从未流逝，她们仍然是在哈奴曼大宅的大厅里的好姐妹。

黎明到来之前，她们都昏昏欲睡，但清晨的曙光又点燃了她们的热情，让她们异常活跃。街道还在沉睡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洗漱吃饭，打扮停当，房子也被打扫干净。图尔斯太太洗了澡，在苏诗拉的帮助下梳妆。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而她也很少出汗，但她光滑的肌肤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不久，来访的客人们挨个儿到来，其中许多人和家族之间并无多大关系，还有很多人，比如外孙和外孙女姻亲家的亲戚，以前都没有见过。街道被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光鲜靓丽的女人和姑娘。沙克哈、桃乐茜和他们的五个女儿也来了。每个人都在大惊小怪地谈论着：孩子、食物、码头通行证、交通工具。汽车不停地带着引人注意的轰响离开。返回的汽车司机们展示着码头通行证，讲述着他们与惊讶的码头官员的相遇。

毕司沃斯先生度过了烦乱的一夜。早晨一开始就不顺心。他让阿南德给他把《卫报》拿来，但是阿南德汇报说报纸被梵学家拿走了，然后就不见了踪影。莎玛和女孩们穿衣打扮时，他被赶出房间。楼下一片混乱。他看了一眼厕所就决定那天绝不用它。当他重新回到房间的时候，里面充斥着轻微但刺鼻的香粉味，到处都是衣服。他气恼地穿上衣服。“该死的，简直是金星爆炸。”他边说边用一个梳子清理着他发刷上女人的头发。条纹状的遮雨篷下斜射进阳光，灰尘在阳光中飞舞，他抽动着鼻子。莎玛注意到了他的恼怒，却什么也没有说，这使得他更加火冒三丈。楼上楼下回响着不耐烦的脚步声，充斥着尖叫声和叫喊声。

迎接欧华德的队伍分批前往码头。图尔斯太太乘坐沙克哈的汽车。毕司沃斯先生开着他那辆普莱菲特。但是他的家人却要分乘其他汽车，而他被迫载乘一些他根本不认识的人。

白色的大客轮在海湾中下锚，静静地停在那里。有人替图尔斯太太找了一把椅子，椅子靠在海关小棚暗洋红色的墙壁上。图尔斯太太一身素白，面纱拉到额头上。她不停地抿着嘴唇，手里攥着一条手帕。她的一边站着布莱吉小姐，后者穿着去教堂的衣服，戴着一顶稻草帽，帽子上镶着红色的缎带。另一边站着苏诗拉，她拿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药品。

一艘拖船鸣笛了。大客轮正在被拖进来。有一些孩子在学校学到，轮船消失在地平线的方式可以证明地球是圆的，他们夸张地形容着轮船和码头之间的距离。大家说客轮停靠码头需要两到三个小时。琴塔的小儿子施威德哈说轮船直到第二天傍晚才会停靠。

但是大人们担心的是别的事情。

“别告诉妈妈。”她们窃窃私语着。

赛斯出现在码头上，他站在两个海关棚以外的地方。他穿着一身廉价西装，是那种难看的褐色，所有记得他身穿卡其布工装和沉重的半筒靴的模样的人，都觉得他现在看上去像是身着周日西装的劳工。

毕司沃斯先生扫了沙克哈一眼。他和桃乐茜神色坚决地盯着越来越近的轮船。

赛斯十分局促。他烦躁不安。他从前胸口袋里拿出他那长长的烟嘴，然后聚精会神地往里面装上一支香烟。他那身西装，加上他犹疑不定的动作，使得那些早就忘记了他的孩子们觉得那烟嘴看上去可笑而做作。他刚点上香烟，一个穿着卡其布制服的官员就走过来，指了指海关棚上面用英语和法语写的巨大白色告示。赛斯扔掉香烟，用褐色皮鞋的鞋底碾碎了它，那皮鞋很久没刷了，乌蒙蒙的。他把烟嘴放回前胸口袋里，双手交握在背后。

很快，还没等孩子们反应过来，轮船靠岸了。拖船鸣响，收绕的绳索被捡起来。绳索从船上被扔到码头上，码头隐在白色船体的阴影里，几乎像一个小屋子。

然后他们看见欧华德了。他穿着一套他们从来没见过的西装，留着罗伯特·泰勒式的小胡子。他的外套敞开着，双手插在裤兜里。他的肩膀变得宽阔，整个人也高大了许多。他的脸更丰满了，几近肥胖，双颊尤其圆鼓鼓的，如果不是身材高大，他几乎会显得肥硕。

“一定是因为英国寒冷才这样的。”有人说，为他鼓鼓的双颊找着理由。

图尔斯太太、布莱吉小姐、姐妹们、沙克哈、桃乐茜和每个生了孩子的外孙女们都无声地啜泣起来。

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子在围栏后面跟欧华德走在一起。他们边谈边笑。

“噢，上帝！”图尔斯太太的一位女性朋友热泪盈眶地喊道。

但那只是虚惊一场。

舷梯被放下来了。孩子们涌到码头的最边上查看系在那里的绳索，试图透过点着灯的舷窗往里面看。有人开始谈论船锚。

随后他下来了，眼睛湿润。

图尔斯太太坐在椅子上，所有的活泼劲都消失了，她把脸凑上去，他弯腰亲吻她。然后她环抱着他的腿。苏诗拉眼含泪水，打开她的包，拿出一个亮蓝色小瓶装的嗅盐随时待命。布莱吉小姐和图尔斯太太一起哭哭啼啼，每当图尔斯太太抽动鼻子，布莱吉小姐就说：“嗯，嗯。嗯。嗯。”孩子们没有得到招呼，在一旁看热闹。兄弟们像男人一样握手，互相微笑。然后轮到姐妹们了。她们亲吻，流下新的热泪，热情地要把欧华德不在时生下的孩子介绍给他。欧华德一边亲吻，一边流泪，迅速地打发了她们。最后轮到剩下的八个丈夫。熟识欧华德的格温德没有来，来的是几乎不认识欧华德的W. C. 塔特尔。他那婆罗门式的长发从耳朵后面探出来，更引人瞩目的是他的举动，他闭上眼睛，利落地掸落泪水，把手放在欧华德头上，用印地语说了一句祝福。轮到毕司沃斯先生时，他感到自己变得虚弱起来，当他伸出手时就已经准备落泪了。可是，欧华德虽然握着他的手，却突然变得十分疏远。

赛斯朝欧华德走来。他微笑着，眼睛里噙着泪水，一边走一边挥手。

在这个时刻，每个人都很清楚，尽管欧华德年纪轻轻，尽管沙克哈也在场，但欧华德才是这个家的新领导人。每个人都仰望着他。只要欧华德暗示一下，他们就会与赛斯和解。

“孩子，孩子。”赛斯用印地语说。

他的声音，他们多年来再没听过的声音，让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

欧华德仍然握着毕司沃斯先生的手。

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赛斯那飘动的廉价褐色西装和肮脏的烟嘴。赛斯伸出手，几乎触碰到了欧华德。

欧华德转身用英语说：“我想我应该去检查一下行李。”他松开毕司沃斯先生的手，利落地离开，西装在身后摆动。

赛斯愣在那里。不再流眼泪，但微笑凝固在脸上。

图尔斯家族的人喧腾起来，人们在喧哗中松了一口气。

他可以在此之前就走开的，毕司沃斯先生不停地想。他可以在此之前就走开的。

赛斯的手慢慢地垂下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一只手抬起来去够烟嘴，头扭向一边，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是他只是摇了摇烟嘴，转过身去，坚决地沿着两个海关棚之间的过道朝大门走去。

欧华德回到人群中。

“和妈妈一起？和哥哥一起？和爸爸一起？还是和你们所有的人一起？”有人问道，毕司沃斯先生认出这是《特立尼达卫报》摄影师揶揄的声音。

摄影师朝毕司沃斯先生点头微笑，好似他抓住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小辫子一样。

“给他单独照，”图尔斯太太说，“就给他一个人照。”

欧华德挺起肩膀笑起来。他露出牙齿，胡子舒展了，两颊闪闪发光，圆鼓鼓地堆在鼻子两侧。

“谢谢你。”摄影师说。

一个毕司沃斯先生不认识的年轻记者拿着笔记本和铅笔走上前来，从拿着这套装备的姿势上来看，毕司沃斯先生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个新手，就像他当初采访那个英国小说家并试图让他说一些关于西班牙港的耸人听闻的言论时一样没有经验。

他百感交集，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人群，坐进他那辆被太阳晒得像烤炉似的普莱菲特，朝他的管区开去。

“郁金香和水仙！”他咕哝着，想起了欧华德写的关于园艺的信，一边开车行驶在丘吉尔－罗斯福高速公路上，经过了沼泽地、摇摇欲坠的棚屋和稻田。

他回到西班牙港时刚过十点。房子里一片寂静，楼上黑着灯：欧华德已经睡觉了。但是楼下和帐篷里依然灯火通明。只有年幼的孩子们睡觉了；对所有的人来说——包括那些早晨来的准备在此过夜的客人——白天的兴奋依然没有过去。一些人在吃饭，另一些人在玩牌，许多人窃窃私语，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读报纸。阿南德、萨薇和米娜一看见毕司沃斯先生就朝他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欧华德在英国的历险：战争时的炮火纷飞，他指挥的营救工作，他的死里逃生；他在紧要关头被叫去给那些名人做的手术，因此得到的工作，还有议会中的席位；他所认识的杰出的人，以及他在公开辩论中击败了他们：罗素、裘德、拉达克里希南、拉斯基、梅农，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整个房子都被欧华德征服了，帐篷里到处都是重述他的故事的人群。琴塔已经开始强烈地厌恶克里希南·梅农，因为欧华德相当不喜欢这个人。仅仅一个下午，整个家族对印度的尊崇动摇了：欧华德讨厌所有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他们丢尽了特立尼达印度人的脸；他们傲慢、狡猾而淫荡；他们的英语发音十分古怪；他们愚笨而且反应慢，只是因为老师的慈悲才得到学位；他们在金钱上的信誉尤其恶劣；他们在英国和护士以及其他下等女人纠缠在一起，经常曝出丑闻；他们做的印度饭菜难以下咽（欧华德在英国吃的唯一一顿像样的印度饭是他自己做的）；他们的印地语也很奇怪（欧华德不止一次发现他们犯语法错误）；他们的宗教礼仪掺了杂质；他们一到英国就开始喝酒吃肉以此证明自己赶上潮流（一个婆罗门男孩居然请欧华德吃咖喱玉米牛肉作午餐）；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看不起从殖民地来的印度人。姐妹们都声称她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相信过从印度来的印度人；她们谈论着她们认识的传教士、买办、医生和政客们的行为举止；她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印度文化的最后代表所肩负的责任，变得越发严肃庄重。

梵学家扎着腰布，穿着背心，戴着神圣的丝线，配有种姓徽章和腕表，身下是打扫干净的平地上铺着的毯子。他正在阅读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份报纸。毕司沃斯先生看见帐篷里还有很多报纸，和梵学家看的是同一种。那是《苏联周报》。

已是下半夜了，毕司沃斯先生听腻了欧华德的轶事，从一群人走到了另一群人当中；当阿南德试图讲述欧华德遇见莫洛托夫的故事，讲红军取得的胜利和苏联光辉战绩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应该上床睡觉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留下阿南德和萨薇在楼下享受着节日的气氛。他的脑子里嘤嘤回响着孩子们和姐妹们不停絮叨的那些响当当的名字。想想吧，那个见过这些大人物的人就和他睡在同一个屋檐下！那里，欧华德去过的那些地方，无疑就是真正的生活之处。

整整一周，房子都笼罩在节日气氛中。客人离开，新的客人又来。他们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制冰工、卖盐花生的小贩、邮递员、乞丐、清洁工、流浪儿——都叫到房子里免费吃饭。图尔斯太太提供吃食，大家共同做饭，就仿佛从前的日子一样，一切都随着欧华德的归来重现了。帐篷里悬挂在椰子树枝做成的拱门下的水果不见了，叶子开始变黄。但是欧华德仍然是众人崇拜的对象，和他说话仍然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他说过的每件事情都被众人传述。不论何时，不论对象是谁，一旦欧华德要讲一个新故事，人们立刻就围拢过来。一般是在晚上，人们汇聚在客厅里，而欧华德疲惫时，就聚在他的卧室里。毕司沃斯先生尽可能多地参与其中。图尔斯太太忘记了自己的病，急于照顾欧华德，在他说话时握着他的手或者抱着他的头。

他曾在一九四五年被英国工党力劝加入组织，被金斯利·马丁认为是工党胜利的关键人物之一。事实上，金斯利·马丁试图劝导他加入《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社，但是他毫不在意地拒绝了金斯利。他还因为尖刻地批评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而受到保守党的强烈憎恨。“尖刻”是他极为喜欢的说辞，他批评得最尖刻的人是克里希南·梅农。他没有明说，但是他的谈话透露出他曾在一次公开聚会中受到梅农的无故侮辱。他曾经为莫里斯·多列士筹款募捐，在法国和他商讨党派策略。他熟稔地提及苏联将军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参加的战斗。他说那些俄罗斯人名字的发音方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些俄罗斯人的名字难听得要命。”一天晚上毕司沃斯先生斗胆说。

姐妹们看看毕司沃斯先生，又看看欧华德。

“好听与否因人而异，”欧华德说，“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毕司沃斯也是一个滑稽的名字。”

姐妹们看着毕司沃斯先生。

“罗科索夫斯基和可口－可乐－考茨基，”毕司沃斯先生说，有点恼羞成怒，“难听得要命。”

“难听？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你觉得这名字难听吗，妈？”

“不，孩子。”

“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欧华德说。

“那正是我想说的，”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可别说你觉得这名字好听。”

欧华德尖刻地回应道：“我觉得好听。”

姐妹们微笑起来。

“高格理。”欧华德说，抬起下巴（他躺在床上），发出像要窒息的声音。

图尔斯太太的手从他的下巴那儿移到了他的喉结处。

“那是什么？”毕司沃斯先生问。

“果戈理，”欧华德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喜剧作家。”

“听起来像是漱口发出的声音。”毕司沃斯先生说，等待着掌声，但只有莎玛警告地看了他一眼。

“在俄罗斯你可不敢这么说。”琴塔说。

欧华德由此从俄语名字的动听说到了俄罗斯。“那里人人都有工作，而且人人都要工作。这一点被专门写在《苏联宪法》里。柏斯黛，把那本小书递给我，那本提到‘不工作就没饭吃’的书。”

“这很公平，”琴塔说，从欧华德手里拿过《苏联宪法》，翻开，看看扉页，又传递下去，“这正是特立尼达需要的法律。”

“不工作就没饭吃。”图尔斯太太喃喃地重复着。

“我真希望他们能把我的同胞送到苏联去。”布莱吉小姐咬牙说，抖抖她的裙子，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表示着她的同胞带给她的失望。

毕司沃斯先生说：“那人没有饭吃，又怎么能工作呢？”

欧华德没有理睬他。“在苏联，你知道，妈妈，”他习惯每次说话时先叫她，“他们种植出各种颜色的棉花。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

“种出来就是那些颜色吗？”莎玛问，以图弥补毕司沃斯先生先前的挑衅。

“种出来就是这些颜色。还有你，”欧华德对一个试图在矮山种植水稻但没有成功的寡妇说，“你知道种植水稻是多么辛苦。弯着腰，站在齐膝深的泥水里，太阳烤晒着，天天如此。”

“腰酸背痛，”寡妇说，弯着脊背，手放在疼痛的地方，“我可知道其中的辛苦。只不过种植一英亩地，我就快要散架了。”

“在苏联完全不是这样的，”欧华德说，“没有腰酸背痛也不用弯腰。在苏联，你知道他们怎么种植水稻吗？”

她们都摇摇头。

“从飞机上播射。不是射子弹，是喷射稻种。”

“从飞机上？”那个种稻子的寡妇说。

“从飞机上。你只用几秒钟就种完你的地了。”

“小心别漏了哪里。”毕司沃斯先生说。

“还有你，”欧华德对苏诗拉说，“你实际上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就像你喜欢的那样。”

“我一直都这样对她说。”图尔斯太太说。

早已厌倦了一天到晚服侍图尔斯太太的苏诗拉，憎恨药味、一直想求来一个安静的杂货铺养老的苏诗拉，居然也点头称是。

“在苏联你会成为一个医生。免费学习。”

“像你一样的医生吗？”苏诗拉问。

“就和我一样。没有性别上的区别。从来没有那些只让男孩受教育女孩靠边站的蠢话。”

琴塔说：“维迪亚德哈一直告诉我他想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

这是谎话。维迪亚德哈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航空工程师，他只是觉得它们听起来好听。

“他会成为航空工程师的。”欧华德说。

“从油箱里喷射稻谷，”毕司沃斯先生说，“那你觉得我呢？”

“你，穆罕·毕司沃斯，社区福利主任。等那帮人破坏了人们的生活，剥夺了人们的机会，就会派你这个清道夫去收拾残局。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式花招，妈妈。”

“是的，孩子。”

“嗯－嗯－嗯－嗯。”布莱吉小姐咕噜着。

“他们只是拿你当工具。你们给我们五百元的利润。喏，我们给你们五元钱的救济。”

姐妹们频频点头。

噢，上帝，毕司沃斯先生想，又一个想要我丢工作的黑心家伙。

“但是你并不是真的资本主义奴仆。”欧华德说。

“不完全是。”毕司沃斯先生说。

“你也不完全是一个官僚。你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人。”

“是的，我看也是。是的，伙计。”

“在苏联，如果他们认为你是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他们会给你房子，给你食物和钱，然后告诉你：‘尽情去写吧。’”

“真的吗？”毕司沃斯先生说，“一座房子，就这样给了吗？”

“作家们一定会有房子。别墅，一座在乡间的房子。”

“为什么，”图尔斯太太问，“我们为什么不去苏联呢？”

“啊，”欧华德说，“他们正在为此而战斗。你们应该听听他们是怎样对待沙皇的。”

“嗯－嗯－嗯－嗯。”布莱吉小姐说，姐妹们都神情肃穆地点着头。

“你，”毕司沃斯先生说，现在他满心敬佩，“你是共产党员吗？”

欧华德只是微笑着。

当阿南德询问他作为一个为革命奋斗的共产党员，怎么又会在政府的医疗机构工作时，欧华德也同样含糊其辞。“苏联人有一句谚语：‘乌龟可以潜伏到泥水里，但是仍然出淤泥而不染。’”

快到周末时，整个房子都沸腾了。每个人都在等待革命。人们更深入地学习《苏联宪法》，仔细阅读《苏联周报》，远超阅读《特立尼达卫报》和《卫报》时的情形。以前的观点都被动摇了。那些读书的孩子们和学生们兴高采烈地以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就要被粉碎，不用再用功读书，开始鄙视他们从前尊重的老师，认为他们是消息不灵通的傻瓜。

欧华德成了万能选手。他不单单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有卓越见解，也不仅仅精通板球和足球知识，还精通举重、游泳、划船，同时对艺术家和作家另有见地。

“艾略特，”他告诉阿南德，“我过去经常碰见他。美国人，你知道的。《荒原》。《J. 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让我们走吧，我和你。’我对艾略特只有厌恶。”

阿南德在学校学舌：“我对艾略特只有厌恶。”他还补充说：“我认识一个认识他的人。”

在等待革命的同时，他们还是要生活。帐篷拆掉了。姐妹们和已经出嫁的外孙女们也离开了。客人们不再成群结队地到来。欧华德开始在殖民地医院工作，有一段时间人们就借着欧华德以前做手术的故事满足自己。那个难民医生被辞掉了，欧华德亲自照顾图尔斯太太。她的身体状况有了惊人的好转。“这些医生从二十年前开始就再也没有学过什么了，”欧华德说，“他们才不会看期刊追随新进展呢。”几乎所有的英国邮局都给他寄来了期刊和药物样品，他得意地把样品展示出来，虽然有时候会尖刻地批评它们。

姐妹们不再一起做饭，但是共同的生活仍在继续。姐妹们和外孙女们常常会过来住一夜或者在这里度过周末。她们向他诉说身体的疾病和不适，他免费给她们看病，给她们注射新奇的药物，据他说这些药物在殖民地尚不为人知。姐妹们发觉有了欧华德她们就不需要付费找别的医生看病，而她们之间也会小小地攀比谁得到的诊疗药剂最昂贵。

欧华德越来越成功。很长时间以来房子里都在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很多在读和在学习的人都做得不好而又不得不勉强努力。但是现在欧华德说这样强调学习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得天独厚的禀赋。体力、手工技能和学业上的成功同等重要，他说在苏联，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是平等的。他组织游泳队、划船出游和乒乓球比赛；出于对他的尊重和景仰，甚至连敌对的人也握手言欢。阿南德和维迪亚德哈一起打乒乓球，虽然他们在打球前后彼此都没有说话，但是在打球的时候却非常小心地保持礼貌，在适当的时候说“好球”或者“坏运气”。维迪亚德哈逐渐成为游戏上的好手，技巧欠佳然而相当敏捷，虽然没有被任何校队选中，但是在这些家庭比赛中却遥遥领先，是家里的冠军。

“我简直没法和你说，”琴塔告诉欧华德，“维迪亚德哈这孩子让我多么担心。那孩子总是满头大汗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在一个角落安静地看书。他总是在运动或者玩一些费力的游戏。他注定要断手断脚或者弄断几根肋骨。我一直试图阻止他，但是他根本不听。他真的出太多汗了。”

“你什么也不需要担心，”欧华德说，显然是一副医生的派头，“这很正常。”

“你让我总算安心了。”琴塔说。她有些失望，因为她相信大量出汗是具有超人禀赋的标志，并指望欧华德也会这么说。“他真的出很多汗。”

沙克哈、桃乐茜和他们的五个女儿定期来拜访，这些拜访让姐妹们有机会进行畅快淋漓的报复。她们对沙克哈相当尊重，但毫不掩饰对桃乐茜的轻蔑。“对不起，”有一个星期天琴塔对桃乐茜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讲西班牙语。”自从欧华德回来之后，桃乐茜再也没有说过西班牙语，姐妹们觉得她们终于可以杀杀她的威风了。但是她们的行为却引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欧华德明白了姐妹们的暗示，于是总是挖苦桃乐茜。但是她却不以为意，付之一笑，很快他们之间也就熟络了起来。一个星期天，让姐妹们沮丧的是，桃乐茜带来了她的一个表妹，一个从麦吉尔大学毕业的漂亮的年轻女孩，她身上具有南特立尼达印度女孩的全部典雅气质。当她们离开之后，欧华德嘲弄了那个女孩的加拿大文凭、轻微的加拿大口音和音乐技巧，安抚了姐妹们的恐慌。“她不辞辛劳地去加拿大学习拉小提琴，”他说，“但愿她不想给我拉琴。我会毫不客气地折断她的琴弓。特立尼达的人们在饿肚子，三餐不饱，而她居然在加拿大学习拉小提琴！”

虽然他越来越多地和他的朋友们和同事们在一起，经常去南部沙克哈家中，虽然当他的朋友们造访时，家里要保持安静，姐妹们和寄宿者们都要藏起来，姐妹们仍然觉得安心。因为每次从外面回来，每次聚会之后，欧华德都向她们讲述发生的一切。他对谈话有难以满足的胃口，他总是能引人瞩目，而他对他遇见的人的评价无一例外是尖酸刻薄的。

姐妹们有时候单独找他，有时候结伴和他说话。她们来到房子里，不睡觉，等候着他，等他回来之后就开始和他交谈，为了不打搅图尔斯太太的睡眠，她们在房子下层说话。有一段时期每个姐妹都觉得自己对欧华德是特别的；得到了他的信任之后，也和他分享自己的秘密。起初姐妹们谈论经济上遇到的麻烦。但是欧华德不愿意预言革命。于是姐妹们就开始抱怨。她们抱怨那些让她们的孩子留在学校晚归的老师；她们抱怨桃乐茜、沙克哈，抱怨她们的丈夫；她们抱怨没有在场的其他姐妹。她们仔细地重诉每一条丑闻、每一个鸡毛蒜皮的小过节和每一次怨恨。欧华德听着。孩子们也听着，因为姐妹们的装模作样和不断的咳嗽声、吐痰声（那是一种亲密的象征：感情越热乎，咳嗽声越响，吐痰时说话的间隔越长），他们都睡不着了。早晨，那些夜聊到很晚的姐妹们精神抖擞，对她们指责过的人异常友好，将欧华德视为自己专有的倾诉对象。

星期天的时候房子里挤满了姐妹们，大家又开始一起做饭。有时候沙克哈独自来到房子里，于是在午饭前兄弟俩和图尔斯太太总是商谈些什么。但是姐妹们并不觉得这些谈话像沙克哈、桃乐茜和图尔斯太太的谈话那样具有威胁性。她们没有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因为欧华德在这里，这些谈话正如旧日里哈奴曼大宅的家庭会议。于是姐妹们在楼下做饭、唱歌，兴高采烈。她们甚至急于夸大两兄弟和她们之间的差别。似乎这样才可以正确地表达她们对兄弟们的尊敬，这种尊敬使她们觉得安慰，并确保了自己的地位。她们不说印地语，而说着最粗俗的英语方言，用最粗鄙的字眼；她们彼此争做杂务，弄得浑身肮脏不堪。她们用这种办法维系家庭的纽带。

那些日子里星期天早上的惯例，是男人们会在商谈之后、午饭之前，也就是去海上兜游之前玩桥牌。

一天早晨，沙克哈不顾阿南德的请求，对欧华德关于根除资本主义和苏联人如何处置沙皇的言论表示了相当的厌恶，他还试图转移话题。话题莫名其妙地转向现代艺术。

“那个毕加索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沙克哈说。

“毕加索是我憎恶的人。”欧华德说。

“但是难道他不是一位党派同志吗？”阿南德说。

欧华德皱起眉头。“至于夏加尔、鲁奥以及布拉克……”

“你觉得马蒂斯怎么样？”沙克哈问，用了一个他从《生活》上看来的名字，截断了那一长串他不知道的名字。

“他还行，”欧华德说，“色彩诱人。”

沙克哈不熟悉这种说法。他说：“他们画的那幅画挺好。虽然说不上顶好。那幅和乔治·桑德斯一起画的《月亮和六便士》。”

欧华德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牌，没有回应。

“那些艺术家是些滑稽的家伙。”沙克哈说。

他们在打对家。阿南德散开他手中的牌说：“毕加索画的肖像。”

除了欧华德，每个人都笑起来。

“我一直想读这本书，”沙克哈说，“是不是萨默塞特·毛姆写的？”

阿南德又散开他手中的牌。

欧华德说：“你要是想看毕加索画的肖像，干吗不照照镜子？”

这无疑是欧华德的一个尖刻的批评。沙克哈笑嘻嘻地咕哝着。围观的姐妹们和她们的孩子们放声大笑。欧华德默许了她们的赞同，对着自己的牌得意地微笑着。

阿南德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他之前采纳了欧华德所有的政治和艺术观点，他在学校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他还声称艾略特是他厌恶的人。轮到他发牌了。他心慌意乱之中先给自己发了牌。“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低下头，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带些笑意。

“没有必要道歉，”欧华德严厉地说，“这不过是你狂妄自大和自我中心的表现。”

围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原来的快活气氛消失了，沙克哈研究着他的牌。欧华德对着自己的牌皱起眉头。他的脚拍打着水泥地板。更多的人前来围观。

阿南德觉得耳朵火烧火燎。他努力地盯着自己的牌，感到房子的每个角落都鸦雀无声。他能感觉到有人来围观，萨薇、米娜、卡姆拉。他感受到莎玛也来了。

欧华德喘着粗气，大声吞咽着。

沙克哈叫牌的时候，声音低沉，似乎不想参与这场输赢斗争。沙克哈的对家维迪亚德哈叫牌的时候被自己的口水呛着了。但毫无疑问，他的声音是随意的，没有任何冒犯之意。

阿南德叫牌的时候表现得很愚蠢。

欧华德紧咬着他的下嘴唇，慢慢地摇着头，用脚轻拍着地板，呼吸的声音更加粗重。他叫牌时，声音里充满了愤怒，显示他正在试图挽回无望的败局。

游戏继续。阿南德玩得越来越糟糕。沙克哈似乎在无心之中，一轮又一轮地赢了越来越多的牌。

欧华德的呼吸声和吞咽声几乎让阿南德窒息。后背一片冰凉：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游戏最后终于结束了。沙克哈不留痕迹地故意指出各自的得分。他们等着欧华德发话。没有轮到欧华德洗牌，但是他一边洗牌，一边沉重地呼吸着，说：“这就是你这个天才带给我们的东西。”

阿南德的眼眶湿润了。他跳起来，椅子倒在身后，喊道：“我从没说过我是什么该死的天才！”

“啪！”他的右脸一阵滚烫。尽管欧华德手已经移开，他的右脸还在颤抖着，好像他的脸颊还在等待那记耳光的指示。欧华德站起来，沙克哈弯着腰，拾起散落在肮脏的地板上的牌。然后“啪！”，他的左脸一片滚烫，剧烈地抖动着。他忘记了围观的人，紧盯着面前欧华德穿着白衬衫的起伏不定的胸脯。欧华德的椅子已经掀翻了。沙克哈难堪地靠在桌子上，椅子被推到了后面，他凝视着手中的牌，一边把牌在两个手掌之间倒来倒去，他的眉毛蹙着，上嘴唇嘟起来覆盖着下嘴唇。

桌子被猛拉到一边。阿南德发觉自己以可笑的姿势站直了身子，因为羞耻的泪水，眼前一片模糊。欧华德重重地迈开步子走上前楼梯。阿南德这时候才有时间注意到围观者们的激动和满足，房子里的静谧，格温德在房子后面唱着歌，孩子们在街上吵闹着，大路上传来汽车的隆隆声。

沙克哈仍然坐在桌子跟前，玩着手中的牌。

围观的人咕哝着。

“你们！”阿南德转向他们，“你们见什么鬼站在这里？整个该死的晚上就只听见你们在嘟嘟囔囔、闲言碎语。”

结果出乎意料，使他蒙羞。他们都大笑起来。甚至连沙克哈也抬起头来哧哧地笑着，抖着肩膀。

莎玛严肃的表情看上去几乎荒唐可笑。

围观的人散开了。每个人都各干各的事情。整个房子里弥漫着一种近似于愉快的轻松。

沙克哈把牌整齐地堆在桌子上，站起来，把手放在阿南德肩上，叹了一口气，然后上楼去了。

他们听见欧华德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

阿南德发现毕司沃斯先生穿着背心短裤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耸起的膝盖上放着纸。他没有转过身便说：“是你，孩子？这里，看你能不能算出这该死的差旅费。”他把便笺簿递过去，“你怎么了，孩子？”

“没什么，没什么。”

“好吧，就把这些数字计算出来。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汽车捞了一笔。我敢肯定只有我赔了钱。”

“爸爸。”

“就等一会儿，孩子。零乘以零等于零。二乘以五等于十。记下乘的结果，然后加一。”毕司沃斯先生很放松，甚至有些滑稽：他知道自己做乘法的时候很可笑。

“爸爸，我们一定得搬家。”

毕司沃斯先生转过身来。

“我们必须搬家。我在这里一天也住不下去了。”

毕司沃斯先生听出了阿南德语气中的悲伤。但是他没有意愿去详细询问。“搬家？到时候就搬。到时候就搬。我只是在等待革命和我的别墅呢。”

他父亲难得有这样的好心情。阿南德没有再说什么。

他计算了复杂的差旅费。不久他听见乒乓球干涩的脆响，夹杂着欧华德、维迪亚德哈、沙克哈和其他人的惊呼声。

他没有下楼去吃午饭，他原本还很期待这一顿的；当莎玛把饭菜给他端来的时候，他无法下咽。毕司沃斯先生维持着说笑的心情，蹲坐在椅子上，假装要往自己的饭菜里吐唾沫，以免被贪吃的阿南德抢去。他知道这个伎俩总会让阿南德恼羞成怒。但是阿南德没有反应。

楼下的男人们准备到海边去。儿子们问母亲要浴巾，母亲们叮嘱自己的儿子要小心。

“不和他们一起去吗？”

阿南德没有回答。

毕司沃斯先生已经不再参加这些出游了。出游需要旺盛的精力，而欧华德的示范最后总会把它变成危险的竞赛。相反，吃过午饭之后，毕司沃斯先生会独自出门散步，查看房子，时而问问价钱，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只是看看。

姨妈们和表兄弟姐妹们的欢快以及他们新形成的排斥毕司沃斯家的亲密关系，让萨薇、米娜、卡姆拉和阿南德一起待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只能躺在床上，因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着。

阿南德啜饮着他的橙汁。里面的冰块已经融化了，橙汁的味道变得平淡无味，温吞吞的。女孩们到植物园去散步。莎玛洗了澡，阿南德听见她在露天浴室里唱歌洗衣服。等她上楼来的时候，她的头发潮湿，垂落下来，手指绞在一起，歌声中仍旧透露出焦虑。

她用印地语说：“去向你舅舅道歉。”

“不！”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说的第一个词。

她哄劝着他：“就当是为了我。”

“革命。”他说。

“你不会损失什么。他比你年长。他是你的舅舅。”

“他不是我舅舅。说什么从飞机上播种。”

莎玛轻柔地唱起歌来。她把头发从前面甩到后面，用一块拉紧的毛巾抽打着头发，发出的声音像是闷打出来的喷嚏。

女孩们散步回来。她们看上去轻松了许多，说话也自然多了。

然后他们陷入了沉默。

男人们回来了。他们听见回来的人们在大声交谈，还有脚步声；欧华德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友好，时不时地爆发出笑声；姨妈们愉快地询问着；他们听见沙克哈说再见的声音以及他的汽车驶走的声音。

萨薇悄声问莎玛：“发生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发生，”莎玛像在哄劝，不是在回答萨薇，而是向阿南德乞求，“他要去向你们的舅舅道歉，就这些。没什么。”

女孩子们不想抛下阿南德，她们也害怕下楼去。

“记住，”莎玛说，“一句话也别跟你们爸爸说。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她离开房间。她们听见她和一位姨妈若无其事地交谈着，甚至还说着俏皮话，她们都佩服她的勇气。随后女孩们也下楼去了，去面对别人义正词严的谴责。

楼上有人在淋浴。欧华德在浴室里唱着一首老印度电影的插曲。这也是他的美德之一：表明英国没有改变他的本质，而这一定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因为每个人在他不在期间所赋予他的美德都在一些极细微的地方体现出来：阿南德记得一个姐妹说，欧华德从英国带回了他所有从特立尼达带去的鞋子、衬衫和内衣。

“一双鞋穿八年，”阿南德嘀咕着，“该死的骗子。”

浴室里安静了。

莎玛来到房间。“快点，在他们去电影院之前。”

阿南德知道星期天的日程安排：桥牌、乒乓球、午饭、海边、淋浴、晚饭，然后是傍晚的电影。

他听见表兄弟姐妹们聚在晚餐桌旁。欧华德的声音隐约从他的卧室里传出来，像是蒙着一块毛巾。

阿南德从后楼梯走下去，然后上楼来到后阳台，那是他上次从德克赛特码头返回的同一个阳台，而他那回几乎在码头被淹死。他从阳台上看了一眼餐厅，他曾经在那里当着欧华德的面把自己父亲身下的椅子拉走。

表兄弟姐妹们看见他了。一些姨妈们也看见他了。交谈声停止了。一张张脸又转了过去，姨妈们仍然摆出一副严肃、生气、主持公道的样子。然后交谈又开始了。表兄弟姐妹们在玩牌，懒散地等着吃晚饭。那个爱出汗的维迪亚德哈微笑地盯着桌子，舔着嘴唇。

阿南德在阳台上等了一会儿，欧华德才从卧室里出来。他像往常那样迈着迅捷而沉重的步子走出来。他一看见阿南德脸色就立刻严峻起来。一阵沉默。

阿南德走上前，把手背在后面。

“对不起。”阿南德说。

欧华德仍然神情严肃。

最后他说：“算了。”

阿南德不知如何是好。他站在原地没动，这样子显得他似乎还在等待着被邀请吃晚餐或者去看电影。但是欧华德什么也没有说。阿南德慢慢转身走出房间，来到后阳台。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听见交谈声被打断了，听见厨房里的姨妈们恪尽职守地忙活着。

莎玛在他们的房间里等着他。他知道她和他一样痛苦，很可能比他还要痛苦，他不希望增加她的烦恼。她等着他做些什么或者说点什么，这样她就可以安慰他。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你现在想吃点东西吗？”

他摇摇头。在强者的阴影里，弱者之间的安慰是多么可笑！

她下楼去了。

欧华德和其他表兄弟姐妹们离开之后，她又回来了。这时他才肯吃饭。

不久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散步回来。他的心情改变了。他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着，阿南德不得不给他调和一些胃药冲剂。他在散步之后很疲惫，想上床休息。他只有在周日的时候才能早些睡觉，其他的晚上他从管区回来的时候已经夜深了。

餐厅里的灯光从隔板顶部通风口的缝隙中透过来。他叫来莎玛，吩咐她：“去叫他们把那灯关了。”

此时这是一个相当难以满足的要求，虽然在欧华德回国之前，莎玛有时候能让他们关灯。但现在她却无能为力。

毕司沃斯先生大为光火。他命令莎玛和阿南德弄来一些纸板，试图用纸板挡住从隔板透过来的光线。他从床上蹦起来去碰隔板上的壁架。他搭上去的三块纸板有两个同时掉了下来。

“矮子姨父。”萨薇说。

他正要冲她发脾气；不过，似乎为了呼应这骚乱，这时餐厅的灯光熄灭了。他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磨着牙，发出奇怪的满足的咂嘴声。

阿南德坐在黑暗中。莎玛来到房间里，躺到四柱大床上。阿南德不想到楼下去。他躺到父亲身边，一动不动。

他被喋喋不休的谈话声和沉重的脚步声惊扰，被从隔板上面敞开的两个部分透过的光线弄醒了。一些等在房子下层的姨妈开始在厨房里忙活。交谈声持续着，夹杂着笑声。

毕司沃斯先生被吵醒了。“上帝呀！”

阿南德感觉莎玛也醒了，她十分焦虑。从这里听起来，交谈声像水龙头的滴水声一样让人难以忍受。

“上帝！”毕司沃斯先生叫喊起来。

餐厅里沉寂了一会儿。

“这房子里还有其他人呢。”毕司沃斯先生喊道。

前来做客的姐妹们和寄宿者们也被吵醒了。

欧华德似乎只是冲着他身边的人轻轻说：“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老伙计。”房子里传来咯咯的笑声。

毕司沃斯先生被这笑声激怒了。“滚一边去！”他骂道。

“那你就见鬼去吧！”是图尔斯太太。她每个字都说得铿锵有力，清楚而冷酷。

“妈妈！”欧华德说。

毕司沃斯先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先是惊讶、震惊，最后是愤怒。

莎玛从四柱大床上起来说：“男人，男人。”

“让他见鬼去。”图尔斯太太说，几乎是随意的。她话音之后伴随着一声呻吟，床面弹簧咯吱作响，还有在地板上拖着步子行走的声音。

楼下的灯亮起来，院子被照亮了，灯光从门上的百叶窗透进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

“见鬼去？”毕司沃斯先生说，“见鬼去？去给你探路吧？向上帝祈祷，嗯？替你把老家伙的墓穴打扫干净。”

“看在上帝的分上，毕司沃斯，”欧华德说道，“闭上你那该死的嘴。”

“你少给我谈什么上帝。红色和蓝色的棉花！从飞机上播水稻！”

女孩们来到房间里。

萨薇说：“爸爸，别再出丑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说了。”

阿南德站在两张床之间。房间就像一个笼子。

“让他见鬼去。”图尔斯太太抽泣着，“让他滚出去！”

“邻居！邻居！”隔壁一个女人尖声叫道，“出什么事情了吗，邻居？”

“我受不了！”欧华德喊起来，“我无法忍受这个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来。”他的脚步声在客厅里回响着，他愤怒而又含糊地大声咕哝着。

“孩子，孩子。”图尔斯太太说。

他们听见他下楼梯，随后大门哗啦一声震颤着。

图尔斯太太号啕起来。

“邻居！邻居！”

毕司沃斯先生想出了一句绝妙的话，他说：“共产主义就和慈善一样，应该先从家里开始。”

毕司沃斯先生房间的门被推开，新闪现的灯光和影子混合着墙上的图案。格温德走进房间，裤子没有系皮带，衬衫也没有扣扣子。

“穆罕！”

他的声音是温和的。毕司沃斯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共产主义，就和慈善一样，”他对格温德说，“应该先从家里开始。”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格温德说。

苏诗拉安慰着图尔斯太太。她的号啕变成了啜泣。

“我告诉你，”毕司沃斯先生嚷道，“我诅咒我踏进你家门的那一天。”

“男人，男人。”

“你诅咒那一天，”图尔斯太太说，“你来的时候带的衣服还挂不满一根钉子。”

毕司沃斯先生被击中了要害，一下子语塞。“我事先警告你。”他最后只好重复说。

“我事先警告你。”图尔斯太太说。

“我先警告你的。”

接下来一阵突然的沉默。随后从客厅里爆发出一阵低沉而愉快的交谈声，楼下一直沉默不响的寄宿的学生们开始窃窃私语。

“呵！”隔壁的女人说：“我真是多管闲事。”

格温德拍拍毕司沃斯先生的肩膀，笑了一下，离开了房间。

楼下的私语声平息下来。从院子里透进百叶窗的灯光在房间里留下带状的光束，随后熄灭了。客厅里的笑声渐渐减弱了。人们带着轻微的嘲讽清清嗓子，以不言而喻的默契轻笑着。地板上传来拖沓的脚步声，还有耳语声。随后灯灭了，房间一片黑暗，整座房子陷入一片寂静。

他们平行地躺在床上，不敢动一下，害怕打破这沉默，在黑暗和静谧中，他们几乎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不久，静止不动的状态让孩子们感到疲惫，他们下了楼。

早晨，刚刚几分钟内的惊骇会显露其全部后果。

他们醒来时觉得很不自在，几乎立刻就记起了发生的一切。他们彼此躲避着。他们仔细聆听，在咳嗽和吐痰声、水龙头的流水声、持续而拖沓的脚步声、扇煤炉的声音、厕所抽水马桶尖锐的嘶嘶声中，他们想要分辨出图尔斯太太和欧华德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但楼上一直很安静。后来他们得知欧华德那天很早就去多巴哥做为期一周的旅行。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本能地想要立刻离开房子，想从房子逃离到学校和街上那别处的现实中去。

怒火令毕司沃斯先生感到压抑，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现在他甚至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对整件事情感到耻辱。但是那种自从他听说欧华德要从英国回来时就折磨他的心神不安消失了。他发现忽视恐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洗完澡之后就又觉得精神抖擞，甚至有些飘飘然。他也急切地想要离开这房子。离开的时候他禁不住同情不得不留在这房子的莎玛。

姐妹们如同受到了惩戒。她们没有惹麻烦，因此她们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虽然她们听说了欧华德气愤地离去，她们都觉得丢脸和害怕，但是每个姐妹都相信自己对欧华德来说是特别的，每个人都对莎玛表达了谴责和厌恶。

“那么，姨妈，”那个从前练柔术的苏妮蒂说，“我听说你要搬新房子了，好家伙。”

“是的，亲爱的。”莎玛说。

阿南德在学校开始为艾略特、毕加索、布拉克和夏加尔辩护。那个从前在阅读室里的《笨拙周报》和《插图版伦敦新闻》中夹上《苏联周报》的他，现在声称他不乐见共产主义。他的用词让人觉得古怪，但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杰出知识分子现在流行宣布脱离共产主义，阿南德的举动正好与此吻合，因此没有引起什么异议。

在被《特立尼达卫报》雇用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曾在某一天深夜去市中心采访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经常在海军广场睡觉。“那个难题——房子的问题——”他这样开始他的文章。虽然这些词被伯耐特先生删去了，毕司沃斯先生却喜欢这些词的韵律，始终不能忘怀。那天早晨这些词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鸣响；他小声地重复哼唱它们；在办公室的周一例会上，他表现得异常活跃而且多话。会议结束后，他来到圣文森特街那间装饰着欢乐壁画的咖啡馆，坐在吧台边，等候着他认识的人们。

“我接到了要我搬家的通知，伙计。”他说。

他轻描淡写地说，期待得到关心，但是对方也和他一样毫不在意。

“我看我也要和你一样到海军广场上去了。”《卫报》的一个记者说。

“我可真是糟透了。结了婚，拖着四个孩子，现在还没有地方住。你知道什么地方在出租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自己早就租了。”

“哈，啊，我看只有住广场了。”

“我看也是。”

咖啡馆就在报社、政府办公室和法院附近，常常有新闻记者和公务员光顾；另一些人在上法庭之前到咖啡馆来喝一杯，然后就走了，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月都不会再见；光顾的客人中还有法务官书记员和初级秘书，每天他们都在综合登记处的外间办公室里那张光滑的桌子边追踪资产。

一个地产追查员说：“如果贝利还在的话，我会建议你去找贝利。你们都还记得贝利吗？

“贝利以前不但许诺帮人们找到房子，而且还说要免费帮他们搬家。所有的人都对免费搬家趋之若鹜——你知道黑人是怎样的——向贝利交了押金。等他集齐了相当的押金之后，贝利决定终止这一愚蠢的许诺，跑到美国去了。

“但是，在他离开的前一天，贝利的计划暴露了。不过贝利也知道他要离开的这件事被人发现了。于是第二天，当贝利的船等在港口时，贝利雇了一辆卡车，穿着他的卡其布工装，到所有给过他押金的人那儿转了一圈。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以至于忘记了之前的怒气。他们告诉贝利，他们已经叫了警察，他们说：‘但是，贝利，我们听说你今天要离开。’于是贝利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听说的这鬼话。不是我要走，是你们要走。我来帮你们搬家。你们都收拾好了吗？’但是没有任何人收拾好行李，于是贝利大发脾气，说他们怎样浪费了他的时间，他就根本不应该答应帮他们搬家等等。他们便安抚他说，请他下午来，到时候他们就会收拾好准备搬家。于是贝利离开了，所有的人都收拾好行李等着贝利。他们到现在还在等他。”

哄堂大笑之中，毕司沃斯先生却笑不出来。外边的天已经变黑。一道蓝色的闪电划过，传来雷声的轰鸣。他不太想摇上车窗开到他的管区去。他已经喝了不少啤酒，酒精使他变得沉默而呆滞。他不想到乡村去，也不想留在咖啡馆里。但是大雨倾盆，打湿了人行道，不久雨水就在上面肆意横流，这一切都鼓动着他留下来，他坐在一个高凳上，心不在焉地、安静地喝着啤酒，凝视着墙上粗糙的风格明快的壁画，陷入阴郁之中。

有一只手拍在他的肩膀上，他回头看见一个高高的微黑的男人。他偶尔在圣文森特街上碰见过这个男人，知道他是法务官书记员。在过去的一两年里他们也算点头之交，但从来没有说过话。

“是真的吗？”那人问道。

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此人身材高大，注意到他语气中的关心，以及他虽然上了年纪却依然青春勃发的脸庞。“是的，伙计。”

“你真的收到了要你搬走的通知？”

毕司沃斯先生噘起嘴唇，低头凝视着自己的杯子，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的同情。

“见鬼。你还有多长时间？”

“通知。一个月吧，我猜。”

“见鬼。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四个孩子。”

“上帝！你没有试过找政府帮忙吗？你现在给政府工作，不是吗？难道他们没有什么房贷政策之类的吗？”

“那只是给有编制的职员。”

“就算中国全部的茶叶都是你的，你也租不到什么好房子。”那人说。他在毕司沃斯先生身边缓缓地晃着，把他和其他说话的人隔开，那些人有的已经开始在吧台或者桌子上吃饭。“其实干脆买座房子更简单。你在喝什么？啤酒？两瓶啤酒，小姐。见鬼，伙计。”

啤酒送来了。

“我懂的，”那人说，“我不久之前情况也和你一样。我只有母亲跟我一起生活。但就算是那样也够惨的，我可以告诉你。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

“生病？”

“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忘记自己身体健康的样子。当你健康的时候也无法想象生病的情形。这和你每天下午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是同一种感觉。”

咖啡馆的灯光亮了。每个门口都站着沉默的人，望着外面的雨。黑乎乎的街上传来湿轮胎的哧哧声和雨点敲落的声音，淹没了刀叉在盘子上的刮擦声和人们的交谈声。

“我也不知道。”那人说，“但是看看，你现在要做什么？”

“我得到乡下去。但是现在这么大的雨……”

“你知道吗，你最好和我一起吃顿午饭。不，不是这里。”他环视着咖啡馆，毕司沃斯先生在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对别的谈话者的无动于衷进行的谴责。

他们来到外面，迅速冲过雨帘，从靠墙站着避雨的人们身边擦过。他们拐进一条小路，来到一家中餐馆肮脏的绿色大厅里。店里由椰子纤维做成的垫子潮湿而乌黑，地板也是湿乎乎的。他们走上光秃秃的台阶，法务官书记员不停地碰见他熟识的人。他一面拍着毕司沃斯先生的肩膀，一面对他们所有的人说：“见鬼，这伙计得到要搬家的通知，但是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人们看看毕司沃斯先生，发出同情的声音，毕司沃斯先生被啤酒、陌生的脸和别人对他突如其来的兴趣弄得糊里糊涂，显出一副相当悲惨的样子。

他们来到一间装着隔音板的小包间，法务官书记员点了饭菜。

“我不知道，”他说，“但是看吧。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母亲住在圣吉姆斯街上的一栋两层楼里。但是现在她上了年纪，你知道的……”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毕司沃斯先生说，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开始吃东西，“那个该死的医生不想开死亡证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长信……”

“见鬼，伙计。但是情况是这样的。老祖宗的心脏不怎么好。她不能做爬楼梯之类的事情。她的心脏会受不了的，你知道的。”法务官书记员把手放在胸口，摇晃着肩膀，“现在我正好在缪克拉泊找到了适合老祖宗住的房。问题是，除非有人买我现在的房子，否则我无法买那座房子。”

“所以你想让我买你的房子？”

“差不多。我可以帮助你而你也可以帮助我，还有老祖宗。”

“你是说，两层楼？”

“一切都很现代很便利，而且是空房，你马上就可以拥有产权。”

“我希望我有那么多钱，伙计。”

“你先看看再说。”

午饭结束之前，毕司沃斯先生已经同意去看那套房子。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只有不到八百元，而且他无疑是在浪费自己和法务官书记员的时间。但是他出于礼貌而接受了。

“你将会帮我一个大忙，”法务官书记员说，“你将会帮老祖宗一个大忙。”

于是在瓢泼大雨之中，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时时被粘在车窗上，他们开车驶过圣文森特街，绕过海军广场，然后沿着莱特森大街——这条街上住的都是可靠的人家——穿过伍德布鲁克来到西部大街，又经过警察局营房的阔地和车道，最后拐上锡金街。

车停在房子外面时仍然在下雨。一半是水泥的栏杆上覆盖着牵牛花的藤蔓，红色的小花在雨中低垂着，方形的水泥柱子中间延伸着铅水管。房子的高度，奶油色和灰色的墙壁，镶白框的门窗，白色勾缝的红色砖墙。毕司沃斯先生看见这些，立刻知道他买不起这样的房子。

从雨中冲到房子里时，他见到了法务官书记员的母亲，她并不像法务官书记员形容的那样老迈，倒是她彬彬有礼的举止让他倾倒。毕司沃斯先生难以抗拒这样的想法：他的西装革履，他那辆普莱菲特，让他觉得自己在欺骗大众。在这里，在这座锡金街上的房子里，在他梦寐以求却无法得到的房子里，这欺骗更令他觉得痛楚。他试图以同样的温文尔雅向法务官书记员的母亲致意；他试图不去想他那拥挤的房间和那八百元钱。他渐渐意识到喝下的啤酒在身上产生了效力，他慢慢地小心地啜饮着茶，吸着烟。因为担忧直白地赞扬房子会显得失礼，他迟疑地打量着涂着涂料的墙壁，装着隔音板的褪色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些条状的木头被漆成巧克力色），以及看上去崭新的有磨砂玻璃的门窗（门窗以白色的木头为框架，镶着白色的格子），打磨上光的地板，还有一套精巧的莫里斯家具。法务官书记员没有在意他只有八百元，坦诚而又信赖地邀请他看看楼上的房间。毕司沃斯先生迅速地打量了一圈，看见一间带着抽水马桶的浴室——豪华！——还有一个瓷洗脸盆，两间绿色墙壁的卧室，一个阳台，此时没有太阳也十分凉爽，楼下是篱笆上的牵牛花，他的普莱菲特就停在路上，有那么一刻他几乎把这房子当成是自己的，这想法是如此强烈，他必须立刻抑制住自己，他匆忙下楼了。

那个因为心脏问题而不能爬楼梯的老祖宗迎接了他，就像他刚远游回来似的。

他坐在一把莫里斯椅子上，又喝了一杯茶，抽了一根烟。

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说过价钱。毕司沃斯先生没法不去想贵得离谱的价格，这免去了他买房的麻烦和遗憾。他估计房子的价钱是八千元，九千元！房子离主干道很近，是开店的理想地段，而在雨中它又是如此安静！

“房子差不多值六千元。”法务官书记员说。

毕司沃斯先生抽着烟，没有说话。

老祖宗从厨房里出来，端着一盘蛋糕。法务官书记员坚持让毕司沃斯先生尝一块蛋糕。蛋糕是老祖宗亲自烘烤的。

毕司沃斯先生拿了一块蛋糕。老祖宗冲他微笑着，他回了一个微笑。

“好吧，说实在的，我们都想尽快做成这笔买卖，所以就五千五百元吧。”

毕司沃斯先生曾经读过一个法国作家写的小说，小说描写一个女人工作了二十年，只为偿还她因为一串仿制项链而背下的债务。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喜剧故事。借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小说中众多的“也许”和“原该如此”的遗憾让它极为接近现实：希望之后的打击，岁月的流逝，生活的消逝，然后真相大白，一切辛劳都是白费的：“哦，我可怜的玛蒂尔德！但是那挂项链是假的！”现在，坐在法务官书记员的莫里斯椅子上，毕司沃斯先生知道他快要被这样一笔债务捆住了，同样的打击，同样的辛苦：他将再一次在夜晚失眠，倾听着拥挤的房子里的鼾声，透过窗户凝视着空旷的天空，探照灯安静地扫过。

“五千五百元再加上这套莫里斯家具。”法务官书记员轻笑了一声，“我一向听说印度人精于砍价，但是我到现在才知道他们是多么精明。”

老祖宗像刚才那样慈祥地微笑着。

“我得考虑一下。”

老祖宗微笑着。

在返回的路上，毕司沃斯先生决定强硬一点。

“你这么着急要卖房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找房屋中介呢？”

“我？我看你是没有在咖啡馆里听人说过什么吧？那些中介不过是一群骗子，伙计。”

他觉得自己算是见了这座房子的最后一面。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在他生命中最后的五年里，他将周而复始地开车沿着西大街行驶，穿过伍德布鲁克到莱特森街和南码头，一切都熟悉到了令人厌倦的地步。

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抑郁和恐慌再次袭击了他。但是他回到房子里时却装出一副自信且严厉的样子，大声对惊讶于他这么早就回家的莎玛说：“我今天没有去乡村，我去看了几家房产。”

他起初一直把纠缠他的头痛归因于紧张不安，但是现在头痛很明显是因为酒精，他平时白天喝酒时总会这样。他上楼回到房间里，换上背心短裤，想要阅读马可·奥勒留，却无法读进去，不久就睡着了。这让他的孩子们大吃一惊，他们奇怪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他们每个人都惶惶不安，而父亲居然能在下午这样早的时候就呼呼大睡。

他去看房子是因为客人难却主人盛情。如果不是下雨，他可能会绕着小院子查看一圈，因而会发现它愚蠢可笑的形状。他将会看见屋檐上的隔音镶嵌板已经松脱了，附近的蝙蝠很容易就钻进去。他会看见房子后部露天的楼梯只有一个扶栏，仅仅被没有油漆的瓦楞铁皮覆盖着。他也不会被一楼后门厅悬垂的厚重窗帘营造的温馨所蒙骗。他会发现房子根本没有后门。如果他不是匆匆地从雨中冲进房子，他也许还会注意到路灯紧靠着房子外墙。他也应该会知道，距离交通干道如此近的路灯会招引飞蛾之类的小虫子。但是他根本没有看见这些缺点。他只看见在大雨中的一座温暖舒适的房子，打磨上光的地板，还有一个老太太在厨房里烘烤蛋糕。

如果不是被搅得心烦意乱，他可能会更直接地质疑法务官书记员急于卖房子的意图。但是事情发生得太快，太顺理成章。晚上刚发生了争吵，第二天下午就有人要卖一座房子给他。而还不到晚上时，他那无法筹集的五千五百元就有了转机。

“有人找你。”莎玛说。

他醒过来时懵懂地发现时间是傍晚。

“又一个申请贷款的穷人吗？”虽然他已经从《特立尼达卫报》辞职，但是他的名声已经传出去，穷人们仍然时不时地找到他。

“我不知道。我看不像。”

他穿上衣服，忍受着令脑袋嗡嗡作响的头痛，下楼走到前楼梯脚下，他吃惊地发现来者是一个衣着整洁的黑人工匠，正站在台阶上等他。

“晚上好。”黑人说。他的口音透露出他不过是从周围那些小岛上来的非法移民。“我是为房子来的。我想要买房子。”

那一天每个人不是想买房子就是想卖房子。“那房子我还没有付钱哩。”毕司沃斯先生说。

“在矮山的房子吗？”

“哦，那个。那个。但是我不能卖。那地皮不是我的，我甚至没有付租金。”

“我知道。如果我买了房子，我要把房子拆掉运走。”他继续解释。他在派蒂德山谷买了一块地皮。他想要建造自己的房子，但是建材稀少而且价钱昂贵，所以他想要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不是为了买房子，而是要买房子的材料。他说他不准备讲价。他已经仔细地研究了房子，决定出价四百元。

当毕司沃斯先生回到那间床铺皱巴巴、家具散乱、放着莎玛的梳妆台的房间时，他的口袋里装着二十张二十元的钞票。

“你不相信上帝，”他对阿南德说，“但是看看。”

八百元和一千两百元有着巨大的区别。八百元只是一小笔存款，而一千两百元则是一笔大数目。八百元和五千元之间的差距是难以想象的，而一千两百元和五千元之差则可以应付。

一周以前，毕司沃斯先生根本不会想到要买一栋五千元的房子。他想要买一栋价值三千元至三千五百元的房子，他从来没有找过任何超过四千元的房子。但是奇怪的是，在他放宽了眼界之后，居然没有想到要去看看其他价值五千元的房子。

他第二天就找到法务官书记员，付给他一百元定金，精明地要了一张盖戳的收据。

“我拿到这钱，马上就付我要买的那座房子的定金。”法务官书记员说，“等到老祖宗知道这个好消息时，她一定会高兴极了。”

莎玛得知一切的时候大哭起来。

“哈！”毕司沃斯先生说，“闹腾吧。生气吧。我看只有我们和你妈妈以及你那快乐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你才会高兴，嗯？”

“我什么也没想。你有钱，你想要买房子，我不需要考虑任何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莎玛离开房间，碰见了苏妮蒂。苏妮蒂说：“我听说你现在发达了，买房子买地呀。”

“是的，孩子。”

“莎玛！”毕司沃斯先生叫道，“让那姑娘回去帮她那无能的丈夫照看他们在波可玛的羊群吧。”

羊群是毕司沃斯先生捏造出来的，每次都能让苏妮蒂恼羞成怒。“羊群！”她朝院子嚷嚷着，咬牙切齿，“哼，有的人至少还有羊群，不像有的人根本就一无是处！”

毕司沃斯先生只猜对了莎玛一半的动机。她知道他们搬出去的时候到了，但是她不希望这一切发生在争吵和受辱之后。她希望她和她母亲之间的隔膜能烟消云散，她认为毕司沃斯先生的举动太过仓促，也太过挑衅。

他一点一点透露了那些惊人的细节。

“五千五百元。”他说。

他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

“噢，上帝！”莎玛说，“你疯了！你疯了！你在我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大磨石。”

“是一串项链。”

她的绝望让他心惊肉跳，但也让他更加固执，他通过折磨自己来折磨她。

“我们还在付汽车的贷款。而且你不知道你还能给政府工作多长时间。”

“你弟弟希望我立刻就被炒鱿鱼。告诉我，嗯，在你心底里是不是觉得我的工作毫无价值，嗯？在你心底里你就是这样想的。嗯？”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想的话。”她哭着说，然后下楼到厨房去了，楼下聚集着学习的孩子们和姐妹们，还有已经出嫁的外甥女们，她们在光线微弱、苍蝇乱飞的灯泡下交谈，做活计。她的周围是安全的；但是当不幸降临的时候，她只有独自一人承受。

她又回到楼上的房间里。

“你哪来的钱呢？”

“你不用操心这个。”

“如果你想要挥霍钱财，我很愿意帮你。明天我就去德·里玛的店里买那个你一直说要买给我的胸针。”

他哧哧地笑起来。

但是她一离开房间，他就陷入恐慌之中。他离开房子，围绕着草坪散步，沿着宽阔安静的种植着青草的圣克莱尔街道散步，街上没有关门的房子中闪着柔和的灯光，看得见富裕安静的家庭内部。

他已然孤注一掷，就再没有勇气回头，却有相当的力量继续前进。他为莎玛的不快所鼓舞，同时又因为孩子们的欢欣雀跃增强了信心。他避免质疑自己；他担心欧华德会回来，越发担心自己可能不配拥有法务官书记员和那老祖宗的房子。她烘烤了蛋糕，还如此优雅地招待了他。

在这种焦虑的驱使下，他星期四下午开车到阿扎德家里，一看见塔拉就告诉她，他要来借四千元买一栋房子。她没有异样的表现，她说她很高兴他终于可以摆脱图尔斯家族了。这时候阿扎德走进来，用帽子扇着风，毕司沃斯先生也同样坦率地表明来意，阿扎德只把这看成一笔小交易。他借债四千五百元，利息是百分之八，五年之后还清。

毕司沃斯先生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始终谈笑风生，畅所欲言。当他开车离开阿扎德家的时候，他的心渐渐冷下来，他明白自己不但背负了债务，还欺骗了别人。阿扎德不知道他的车款还没有付清，也不知道他还不算编制内的公务员。他欠的债务也不可能在五年之内还清，单单利息就是每月三十元。

但是他不是没有机会反悔，比如他们星期五傍晚去看房子的时候。

他急于表现自己配得上拥有那房子，他坚持让孩子们换上最好的衣服，要求莎玛在他们到了那里时尽可能不要多嘴。

“不要带我去。不要带我去，”莎玛说，“我是你的耻辱，我会让你在你那高贵显赫的卖主面前丢脸的。”

她一路上都这样喋喋不休，就在他们刚刚拐进锡金街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失去了耐性：“没错。你当然让我觉得丢人。你就留下和你那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吧，不要烦我。我不想让你和我一起去。”

她愕然。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平息他们的争吵了。他们已经来到锡金街。他开车经过房子，把车停在离房子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对孩子们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和他一起去，或者就和他们的妈妈留下来，然后继续与图尔斯一家住在一起。他甩上车门走了。孩子们下车跟着他。

于是在他们买下房子之前，莎玛就只在那辆普莱菲特经过房子的时候看过一眼。她看见水泥墙壁被街灯的灯光点染着柔和的光彩，隔壁的树木投下浪漫的影子。她本有可能注意到那拙劣的楼梯，那危险的弯曲的横梁，那根本不能算完工的窗格和房子的木构件，她也本有可能注意到房子没有后门，还有无数微小却重要的缺陷，但是她只能坐在车里，被怒火和恐惧折磨。

孩子们摆出最为得体的举止和老祖宗交谈，她对他们曲意奉承，让他们非常受用。他们看见打磨上光的地板、富丽堂皇的窗帘、装着隔音板的天花板，以及那套莫里斯家具，他们不需要再看更多了。他们喝着茶，吃着蛋糕。毕司沃斯先生对孩子如此得体的表现不无得意，他和法务官书记员一起抽烟喝威士忌。当他们上楼的时候，法务官书记员在前面带路。楼梯很黑。他们没有注意到楼梯上没有灯，黑暗遮盖了房子粗劣的建构。他们已经习惯了凑合的老式房子，他们为眼前的一切神魂颠倒。因为自己是客人，他们没有停下来询问问题。当他们来到楼上时，又完全被浴室，被绿色墙壁的卧室，被阳台和转播收音机吸引了。

“收音机！”他们喊起来。他们已经忘记拥有收音机的感觉了。

“如果你们想要，我就把它留给你们。”法务官书记员说，就好像他还要帮缴收听费一样。

“嗯，你们喜欢吗？”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问。

毫无疑问，他们喜欢。房子是这样崭新、干净、现代和精美。他们急于让莎玛也喜欢上这座房子，想要她亲眼看看它。但是面对毕司沃斯先生的得意和兴高采烈，莎玛很坚决。她说她不想让毕司沃斯先生和他的孩子们丢脸。

整个星期图尔斯太太都在生病，但却相当平静。欧华德回来以后，她变得多愁善感。她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要人用月桂油浸透她的头发，倾听着欧华德的脚步声。她为了赢得他的心，开始讲述他的孩提时代和梵学家图尔斯的故事。她既不辱骂，也不生气，但是泪水泉涌似的从她的墨镜后面流下来，她编造一长串忘恩负义、不讲道义和被人疏忽的故事。她的女儿们都来倾听她的絮叨。她们毕恭毕敬地显出悔恨的样子，面对欧华德的沉默，她们个个都神情严肃、举止小心。她们讲印地语，她们不轻视自己，她们都想表现出受到冒犯的样子。但是欧华德却没有什么表示。他没有透露他在多巴哥的经历。于是姐妹们就把矛头转向莎玛，无声地谴责她。欧华德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他和医院的同事们在一起，那是社会缔造的一个新阶层。他到南部沙克哈的家里去。他在印度俱乐部打网球。他突然闭口不再谈革命，就像他开始谈起时那样突然。

第七章　房子

法务官书记员恪守诺言，一俟事务交接完毕，他和老祖宗就迅速搬离了房子。星期一晚上，毕司沃斯先生做了最后的决定。星期四房子就已经空出来了。

星期四下午接近黄昏时分，他们开车来到了锡金街。阳光从敞开的窗户照射在地板上和厨房的墙上。木头和磨砂玻璃摸上去烫手。砖墙的内壁也热烘烘的。阳光穿进房子，在没有遮拦的楼梯上留下炫目的光纹。只有厨房晒不到太阳；尽管装有格栅而且窗户是敞开的，房子的其他所有地方都让人透不过气来，整幢屋子都热烘烘的，而且亮得晃眼，让他们大汗淋漓。

没有窗帘，屋子里除了那套莫里斯家具之外空无一物，热乎乎的地板不再锃亮宜人，在阳光照耀下，地板上只有粗砂、擦痕和肮脏的脚印，房子比孩子们印象中狭小了许多，失去了他们那天晚上在柔和的灯光里、在厚重的窗帘阻隔下所感觉到的温馨。没有窗帘的遮蔽，大片的隔栅让房子没有任何遮蔽效果，可以看见隔壁绿色的面包树，腐烂的篱笆上马鞭草藤粗壮而蜷曲的藤蔓，房子后面摇摇欲坠的贫民窟，街上的噪音也清晰可闻。

他们发现了楼梯的问题：没有窗帘遮挡，楼梯显得过于粗糙。毕司沃斯先生发现房子没有后门。莎玛发现两个支撑楼梯平台的木头柱子从底部往上已经有腐烂的架势，长着潮湿的绿苔。他们都发现楼梯很危险。每走一步，楼梯都晃悠，最轻微的风也会掀起中间倾斜的瓦楞铁皮，发出金属的噼啪声。

莎玛没有抱怨。她只是说：“看来在我们搬进来之前，这房子需要修理一番。”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楼梯平台的柱子之所以腐烂，是因为它就立在后墙上的一个水龙头旁边。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直接淌到地上。莎玛说这可能会让地板塌陷。然后他们发现院子里根本没有排水装置。下雨的时候，从金字塔形的屋顶流下的雨水直接淌到地上，于是院子里一片泥泞，在墙上和门上溅满泥浆，看上去门和墙的底部好似被湿煤灰喷射过。

他们还发现楼下的窗户没有一扇能合拢。有一些窗户卡在水泥窗台上，还有一些因为被太阳晒得变了形，根本无法插上插销。他们发现那扇装饰着白色木框和磨砂玻璃、两面都有人字形格子的漂亮前门，即使锁上锁插上门闩，强风一吹也会立时洞开。另一扇客厅的门根本就打不开，那就是两块被钉在墙上的木板，压在一起，形成一道微型的连绵山脉的形状。

“偷工减料的木匠。”毕司沃斯先生说。

他们发现没有任何地方的做工令人满意，格子木架到处都不平整，很多有钉子的地方都裂开了，露出硕大的钉子头。

“骗子！骗子！”

他们发现楼上的门不统一，无论是形状、结构，还是颜色和门的铰链，没有一扇门是合适的。其中一扇门离地板六英寸，就像酒屋里的双开式弹簧门。

“纳粹！无耻之徒！”

楼上的地板向中间凹陷，他们在楼下发现两根主横梁有一样的曲折。莎玛觉得地板之所以不平，是因为屋里靠近阳台的那面承重墙是用砖砌的。

“我们可以把墙打掉，”莎玛说，“然后装上木头隔墙。”

“打掉墙！”毕司沃斯先生说，“一不小心就要打掉整座房子。谁不知道这面墙是支撑这座房子的。”

阿南德建议在客厅下面竖一根柱子以支撑下陷的横梁。

很快，他们就对自己的发现缄默不语。阿南德发现前栏杆的方形柱子虽然因为缠绕着牵牛花十分漂亮，实际上是用空心砖砌成的，下面还没有地基。用一根手指轻推一下也会让柱子晃动。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建议在石匠来的时候去检查一下栏杆。

石匠在房子周围修了一个水泥的排水槽，在后面的水龙头下砌了一个低矮的水池。他是一个矮胖的黑人，有着猫那样的胡须，他不停地唱道：

有一个男人叫迈克·芬尼根，

他脸颊上的胡须又长出来了。

他的愉快让他们都无限沮丧。

他们每天都在充满敌意的图尔斯房子和锡金街之间来来回回。他们变得冲动易怒。他们也不再因为莫里斯家具和收音机而感到高兴。

“‘我可以把收音机留给你。’”毕司沃斯先生说，模仿着法务官书记员的口气，“你这个老骗子。我看你一定会下地狱！”

收音机的租金是每月两元。地皮租金是每月十元，比他之前租房的租金贵六元。以往虚无缥缈的税率现在有了真实的意义。地皮租金、收听费、税率、利息、修葺费，还有债务，他几乎在发现这房子的同时就已经发现自己被责任紧紧绑住了。

油漆工来了，他们是两个高大而忧伤的黑人，已经失业了一段时间，因此即使薪酬很低也愿意接活。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借债付工钱给他们。他们带着梯子、厚木板、桶和刷子来干活，阿南德听见他们在楼上跳来跳去，便焦虑地跑上楼去确保房子不会垮塌。油漆工们并不像阿南德那样担心。他们不断地从厚木板跳到地板上，而他则因为羞耻而无法对他们说明情况。他留下来查看。新的涂料使阳台墙上那长长的不祥的裂缝显得更加清晰而不祥。收音机里播放的轻音乐和欢快的广告在酷热的空房子里回响，油漆工们聊着天，有时候聊女人，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聊赚钱。收音机里有一个女人在唱歌，好像来自一个就在近处但又遥不可及的城市，那里仿佛到处是天鹅绒，灯红酒绿，黄金遍地，一切都是欢乐而安全的，甚至连忧伤也那么美丽：

他们白天黑夜都能看见我

度过美好欢乐的时光，

他们不知道我所经历的……

一个油漆工说：“那就是我，孩子。外表欢乐，心里流泪。”但是他从没笑过。而对阿南德来说，那不停地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歌曲回响在空荡荡的散发着涂料气味的房子里，永远带有一种不确定、恐吓、空落的意味，那些歌词有一种可以信手拈来、永远不会落伍或过时的象征主义色彩：“外表欢乐”，“每个人自己的一切”，“到那时候”，“去年夏天我们做的事情”。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花销。城市里这个地区还没有铺设下水管道，房子有一个化粪池。油漆工还没有离开，化粪池就已经堵塞了。抽水马桶漫溢起泡，院子里也跟着翻腾，整条街都臭不可闻。他们叫来了卫生工程师，重新修了一个化粪池。到此时毕司沃斯先生借来的钱已全部花光，莎玛不得不从接收寄宿者的寡妇柏斯黛那里借了两百元。

但是，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图尔斯家的房子了。他们雇了一辆卡车——又要花钱——把所有的家具都装上车。他们吃惊地发现司空见惯的家具被装在卡车上突兀地暴露于街面时，看上去是那么陌生、破旧、寒酸。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搬家。他们积聚了一生的家什：橱柜（硬邦邦地结着一层又一层清漆的厚壳，上面有各种颜色的油漆，纱网已经破了，打了补丁），黄色的厨房桌，装着无用的玻璃和断裂的帽钩的帽架，摇椅，四柱大床（床被拆掉了，一点也不起眼），莎玛的梳妆台（靠着驾驶室，镜子被拆掉，抽屉也掉了出来，露出里面没有上漆和上光的木头，虽然经过数年，木头看起来仍然是簇新的），书架和写字台，赛尔菲尔打造的书架，斯林百金床（床头靠上有一朵粉红色的昭示亲密的玫瑰），玻璃橱柜（从图尔斯太太的客厅里搬出来的），穷木匠打造的餐桌（面朝下躺着，桌子腿上缠着绳子，上面放着抽屉和箱子），打字机（仍然是鲜艳的黄色，毕司沃斯先生曾经打算用打字机为英美国家的报纸撰写文章，曾经用这台打字机给理想学校写文章，给医生写信）。他们一生添置的家具过去一直被零散地放置着，根本不引人注意，现在所有的家什都被放在卡车的车厢里。莎玛和阿南德搭乘卡车。毕司沃斯先生开车带着女孩们，她们随身带着一些裙子，害怕打包装箱时会损坏它们。

那天傍晚他们只来得及打开行李。莎玛在厨房里简单地准备了一顿晚餐，他们在杂乱的餐厅里吃饭。他们很少交谈。只有莎玛无拘无束地走动说话。床被放置到楼上。阿南德睡在阳台上。他可以感觉到地板在身下朝那令人厌恶的砖墙倾斜。他把手放在墙上，似乎那样能让他感觉出墙壁的重量。每一个脚步，特别是莎玛的脚步响起时，他都感觉地板在震颤。闭上眼睛时，他感到天旋地转。于是他匆忙地睁开眼睛，向自己证实地板没有继续塌陷，而房子仍然矗立在那里。

每天下午，他们都能看见一个印度老头在隔壁房子的阳台上心满意足地摇着摇椅。他有一张方脸，眼睑厚重得几乎像个华人；他总是显得无动于衷、昏昏欲睡。但是当毕司沃斯先生因为想要睦邻友好而跟他打招呼时，老头立马精神起来，他在摇椅上向前探着身子说：“你可做了不少修复工作呀。”

毕司沃斯先生借此机会来到老头的阳台上。老头的房子崭新而结实，墙壁厚实，地板坚实平坦，房子各处的木构件都整齐完好。房子没有栏杆，一个用生锈的瓦楞铁和灰黑色木板搭制的棚子紧靠着房子后部。

“你的房子不错。”毕司沃斯先生说。

“靠上帝的赐福，还有孩子们的帮忙，我们建了这房子。正如你所见，我们还要搭栏杆，修一间厨房，但是暂时还不着急。可你还要做不少补修工作。”

“到处都有些毛病。化粪池的事情真对不起。”

“你不用因为那个觉得抱歉。我以前就料到要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他自己建的。”

“谁？那个人吗？”

“不仅如此。他一个人建造了整座房子。他在周六周日和平时下午来修。那就像是他的一个癖好。我可没有看见他雇用什么木匠。我最好提醒一下你。电线也是他自己铺的。那人根本不负责任，伙计。我不知道市议会怎么会认为这样的房子合格。那人用各种各样的树干和树枝做椽子和横梁。”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为其晚年在儿子们的帮助下建造了一座坚固结实的房子而心满意足。他过去的一切都堆在房子后面的棚子里，在街上那些毁坏的木头房子里。他说这些话只是出于一种成就感，绝非恶意。

“不管怎么说，还是一座结实的小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说，从老头的阳台朝他的房子看去。他可以看见老头的面包树相当巧妙地掩映着他的房子，越过马鞭草藤的藤蔓，木格子看上去非常典雅，隔了这段距离，那些没有完工的地方并不起眼。但是他注意到阳台背后的砖墙上延伸的裂缝还是那么刺眼。他在这时才发现有多少隔音板已经从屋檐下掉落，就在他审视房子的时候，也有蝙蝠进进出出。“结实的小房子。这才是最主要的。”

老头继续说话，语气里没有争论的意思。“还有房子四角上的柱子。每个人都会以为那柱子是水泥的。但是你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吗，只是陶砖，里面是空心的。”

毕司沃斯先生无法掩饰内心的惊慌。老头善意地微笑着，对自己的话引起的效果十分满意。

“那人不靠谱，伙计。”他继续说，“就像我说的，那仿佛是他的癖好。从各个地方，比如美国人的营地，捡来个窗框。从这里那里弄一扇门，然后把它们运到这里来。真是丢人。我不知道市议会怎么会认为这房子合格。”

“我看，”毕司沃斯先生说，“如果市议会觉得这房子不结实的话，他们是不会批这房子合格的。”

老头没有回应。“投机分子，就是他。一个真正的投机分子。这已经不是他建造的第一座房子了，你知道吗。他在拜尔芒特建了两三座房子，在伍德布鲁克建了一座，还有这座房子，现在他正在穆旺特建造另一座呢。他一边建一边就住在里面，”老头摇晃着轻笑了一声，“但是他被困在这里很久了。”

“他在这座房子里住了很长时间。”毕司沃斯先生说。

“他找不到房子的买主。这块地皮还不错，跟你说。但是他要价太高。四千五百元。”

“四千五百元！”

“要是你喜欢。看。看路那边的那座小房子。”他指着一座崭新漂亮的平房。毕司沃斯先生用他最近学会的鉴赏木匠手艺的眼光，判断出房子设计精巧、木工精湛。“虽然小，但是非常不错。那座房子今年卖四千五百元。”

塔特尔家的一个男孩，那个抄写书的男孩突然在一个下午来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他闲扯了一会儿，似乎漫不经心地提起他之前忘记说的一个口信，说他的父母要在傍晚造访他们，因为塔特尔太太想向莎玛征询一些事情。

他们立刻收拾好房子。地板被擦洗得锃亮，谁也不允许在上面行走。窗帘被重新布置起来，莫里斯家具、玻璃橱柜和书架也被重新摆放好。窗帘遮蔽了楼梯；书架和玻璃橱柜遮掩了一部分格子架，格子架上也安上了帘子。那扇关不上的门敞开着，门口挂着门帘。而那扇打不开的门就紧闭着，上面也挂着门帘。关不上的窗户敞开着，同样也挂上了窗帘。当塔特尔夫妇到来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座点着温馨灯火的安全而华丽的房子，还有莫里斯家具和种在铜盆里的小棕榈树，映衬着锃亮的地板。莎玛请他们坐在莫里斯椅子上，看着他们默默地惊讶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像老祖宗那样，在厨房里泡茶，再请他们喝茶吃饼干，营造出一种温暖舒适的氛围。

塔特尔一家都被蒙住了！从塔特尔太太先是面孔紧板再到气恼和自惭形秽的表情，还有W. C. 塔特尔发出的紧张的轻笑中，莎玛就明白他们已经被蒙住了。W. C. 塔特尔坐在莫里斯椅子上，被房子里东西方混合的典雅包围，他用一只手摩挲着搭在右膝上的一只脚踝，另一只手捻着鼻毛。

塔特尔太太对米娜——她弄断了裸女雕像那只拿着火把的手臂——说：“喂，米娜姑娘。你这几天都把你的姨妈给忘了吧。我看，有了这房子你以后不会到我那老房子里去了。”

米娜微笑着，似乎塔特尔太太言中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塔特尔太太用印地语对莎玛说：“嗯，房子虽旧，但是空间很大。”她把两肘靠在身体两边，显示出她在莎玛的房子里感受到的拘谨。“而且我们不想借债啊什么的。”

W. C. 塔特尔拨弄着他的鼻毛，一边微笑。

“我不想要太大的房子，”莎玛说，“这房子我觉得就正好。就像这样小而好。”

“是的，”W. C. 塔特尔说，“就像这样好而小。”

他们惊慌地发现W. C. 塔特尔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到镶着格子的那面墙上，开始张合着手指测量墙壁。但是他只是对墙壁的长度而不是质量感兴趣。他测量完，浅笑了一声说：“十二乘二十。”

“十五乘二十五。”莎玛说。

“好而小，”W. C. 塔特尔说，“依我看，就是这房子的优点。”

当W. C. 塔特尔要求参观楼上的时候莎玛也颇为紧张了一会儿。不过已经是晚上了。他们已经在楼梯周围从扶栏到屋顶都镶上了木格子，从扶栏到楼梯台阶也镶了木条，并全部油漆过。楼梯平台上点着一盏微弱的灯，院子依旧一片漆黑，但营造出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他们居然那么快就忘记了房子的诸多不便，转而和客人们一样欣赏起它！对那些无法被书架、玻璃橱柜和窗帘遮挡的缺憾，他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修复了篱笆并装上了新大门。他们还建了一间车库。他们买来玫瑰，修建了一个花园。他们开始种植兰花，毕司沃斯先生想出一个令人激动的点子，让兰花环绕在依然埋在土里的枯死的椰子树干上。在房子的一边，在面包树的树荫下，他们种植了一床安祖花。为了让花保持湿润，他们在四周围上从矮山带来的湿润腐烂的蜡菊树的木头。就是在那次去矮山的时候，他们看见在毕司沃斯先生曾经建造房子的山上，水泥柱子在高高的灌木丛中突起。

很快，孩子们就似乎觉得他们一直以来都住在锡金街这座高大方正的房子里，从未寄居别处。由此开始，他们的生活有序而规范，他们的回忆也与这座房子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他们的记性很好，同时也很温柔感性。很快，有关哈奴曼大宅、捕猎村、绿谷、矮山和在西班牙港的图尔斯家的房子的记忆就变得混乱含糊起来，以往发生的事情都交叠在一起，更多是被忘却了。偶尔回忆的触须会轻轻拂过——雨后倒映着蓝天的水坑，一沓扑克牌，摸索着系鞋带的动作，新车的气味，林间传来的风声，玩具商店的颜色和气味，牛奶和梅干的味道——那些被忘却的过往碎片被拾出，但毫无上下文，令人迷惑。在北部的土地上，在充斥着新的分离和向往的时代里，在光线突然暗淡下来的图书馆里，冰雹打落在窗户上，触及布满灰尘的皮面装订书那光滑洁白的衬页，这一刻突然让人心烦意乱：这时应该是图尔斯商店的圣诞节前一周，炎热而喧闹，禁止触摸的白色浅盒子，里面装着老式气球，气球上沾有胶状粉末，饰以大理石纹样。于是后来，渐渐地，在一些安全的时刻，当他们有了别的烦忧，当记忆不再刺伤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带着欢乐或者痛苦，让过去有条不紊地重现。

虽然毕司沃斯先生在脑海里设计了无数折腾法务官书记员的办法，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进入那间装饰着欢快壁画的咖啡馆。在搬家不到五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他在回家路上惊讶而尴尬地发现法务官书记员叼着一根香烟，正在他房子旁边的地皮上迈步丈量着什么。

法务官书记员毫无愧色。“怎么样，伙计？你老婆还好吧？孩子们呢？他们学习都还不错吧？”

毕司沃斯先生并没有脱口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要再和我提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学习，你这卑鄙无耻的老骗子！”相反，他回答说他们一切都好，还问他：“老祖宗怎么样？”

“不好不坏。她的心脏还是不时地找麻烦。”

隔壁的地皮基本上是空的。最远处只有一座整洁的只有两间屋的建筑，一个友善社团的办公室；因此毕司沃斯先生在房子的这边并没有邻居。毕司沃斯先生不喜欢法务官书记员对这里的关注和想法。但是他决定保持冷静。

“你在缪克拉泊还不错？”他问道，“呃，我说的什么呀！是在穆旺特吧，不是吗？”

“老祖宗不喜欢那里。太潮了，你知道的。”

“还有蚊子。我能想象。我听说那对心脏不好。”

“不管怎样，”法务官书记员说，“我们还得继续找合适的地方。”

“你在穆旺特的房子卖掉了吗？”

“没有。但是有很多人想要买。”

“你想在这里再建一座房子？”

“想要建一座和你的一样的房子。两层楼。”

“不许你在这里建造任何该死的两层楼，你这偷工减料的老骗子！”

书记员停止丈量，来到栏杆前面，栏杆上毕司沃斯先生种植的九重葛红绿夹杂。他伸出一根长手指越过九重葛，指着毕司沃斯先生的脸说：“管好你的嘴巴！管好你的嘴巴！你说的话足够让你进监狱了。管好你的嘴巴！你这个法盲。”

“市议会不会批准这座房子的。我是纳税人，我是有权利的。”

“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你给我说话当心点，你听着。”

书记员离开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试图想象两栋长盒子似的房子并肩矗立在街边的情形。他踱着步子查看着，沉思着，测量着。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喊道：“莎玛！莎玛！给我拿把尺子或者你的卷尺来。”

她递给他一把尺子，毕司沃斯先生开始仔细测量他的地皮宽度，从接壤处的空地开始，一直朝老印度人的房子量去。老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摇着摇椅，布满褶皱的脸上堆起笑容。

“他要来再建一座房子，嗯？”当毕司沃斯先生走近的时候，老头问道，“我可一点也不吃惊。”

“除非我死了他才能得逞。”毕司沃斯先生一边喊着回答，一边测量着。

老头摇着摇椅，被逗乐了。

“啊哈！”毕司沃斯先生来到地皮边界的时候说，“啊哈！我就一直疑心来着。”他弯腰测量后院，朝半空的地皮方向走，而老头摇着摇椅，轻声笑着。

“莎玛！”毕司沃斯先生边说边朝厨房跑去，“你把房契放在哪里了？”

“在书桌里。”

她上楼去拿房契，然后下楼交给毕司沃斯先生。他看着房契。

“啊哈！这老骗子！莎玛，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院子了。”

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因为设计，法务官书记员建造的栏杆比地契上的说明向内收缩了整整十二英尺。

“我就一直觉得，”莎玛说，“我们的路边地没有五十英尺。”

“路边地，嗯？”毕司沃斯先生说，“好词儿，莎玛。你知道的，你上了年纪之后倒学了不少好词。”

法务官书记员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街上。

“这么说你逮住他了，”老头说，“不过你必须承认，他是个精明的家伙。”

“可骗不了我。”毕司沃斯先生说。

毕司沃斯先生在多余的地上种了一棵金链花树。树生长得很快，给房子带来了一种浪漫的格调，柔化了房子高耸而难看的线条，挡了一部分下午的阳光。金链花的甜美花香在依然炎热的夜晚弥漫了整座房子。

尾声

快到年底的时候，欧华德离开了西班牙港。他娶了桃乐茜的表妹，那个长老会的小提琴手，此后就离开殖民地医院，搬到了圣弗南多，在那里开设私人诊所。年底，社区福利部最终被撤销。这并不是因为沙克哈所在的党派捣鬼；那党派在此之前就已经解体，党派的四个候选人在殖民地的首次大选中落选，沙克哈（“可怜人的朋友”，他的海报上是这么说的）因此从政坛退隐，专心经营他的电影院。社区福利部之所以被撤销，是因为这个部门已经过时。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可能还会有人支持这个部门。但是战争、美军基地，以及对美意识使每个人都拥有了自我提升的动力和途径。社区福利部的鼓励和引导已经没有必要了。当部门受到攻击的时候，没有人——甚至是那些积极参加部门的领导力课程的人——知道该如何替部门辩护。于是，像伯耐特先生一样，罗基小姐也离开了。

毕司沃斯先生不再是那个略略显赫的人民公仆，他又回到了《特立尼达卫报》工作。现在汽车归他所有，但是他的薪水比不上那些一直在报社工作的人。他已经还了五百元的贷款，但是现在他几乎付不起利息。他想要卖掉汽车。一天，有一个英国人到他家来看汽车。莎玛表现得十分粗暴无礼，那个英国人因为不想介入别人家庭的内讧而打消了买车的念头。最后毕司沃斯先生屈服了。莎玛从来没有为房子责备过他，他也开始信服她的判断力。她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她并不担心，债务最后会还清的。毕司沃斯先生虽然觉得她的话空洞无力，却从中汲取了不少安慰。

但是债务还在。夜晚，透过二楼微弯的窗框，他凝视着天空，感到时光飞逝，五年的贷款已经只剩四年期限，然后是三年，债务缠身的灾难性结局越来越近，他的生活就这样被蚕食着。清晨，阳光透过木格子照射在楼梯平台上，从那“酒屋拉门”的门缝中透进他的卧室，这时他又恢复了平静。孩子们会关照债务的。

但是债务还在。四千元。就像是既定命运的最后警告，它消磨着能量和信心。除了《特立尼达卫报》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虽然他起初觉得，报社工作的即时性、紧张性，以及他在下午写的稿件在第二天变成无数人阅读的铅字的奇迹让他激动亢奋，他的狂热终究由于缺少雄心的支持而冷却了。他的工作变得辛苦，令人疲惫，就像他自身丧失了热情一样，他的文字也失去了激情。他变得烦闷易怒，外貌也难看了。生活原本一直是一种准备，一种期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没有什么好期待的了。

但是孩子们不一样。世界之门似乎突然为他们开启。萨薇获得了奖学金，到国外上学。两年之后，阿南德也获得奖学金去了英国。偿还债务的期望只有推迟。但是毕司沃斯先生觉得他还可以等待，五年债务到期的时候，他能做出其他安排。

他想念阿南德，为他担忧。阿南德起初来信稀少，后来却日益频繁。信写得沉闷，充满了自怜，后来则带着毕司沃斯先生立刻就能理解的歇斯底里情绪。他给阿南德写幽默诙谐的长信，他描写花园，给予他宗教上的指导，他还花费了昂贵的邮资，航空邮寄给他一本由两名美国女心理学家写的《以智慧克服紧张》。阿南德的信又变少了。毕司沃斯先生能做的只有等待。他等待阿南德，等待萨薇。他等待五年的债务到期。等待。等待。

一天下午，他们派人送信给莎玛，她收拾了毕司沃斯先生的睡衣，迅速赶到殖民地医院。他在《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晕倒了。并不是因为胃病，他一直说想要亲自把他的胃切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在作祟。实际上是他的心脏出了问题，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的心脏。

他住了一个月医院。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莎玛、卡姆拉和米娜重新粉刷了楼下的墙壁。地板被重新油漆上光。花园里鲜花绽放。他深为感动。他写信告诉阿南德，他直到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有一座怎样美好的小房子。然而写信给阿南德，就像带盲人去看风景一样不起作用。

由于被禁止爬楼梯，毕司沃斯先生住在楼下。这带给他新的耻辱，因为厕所在楼上。下午强烈的阳光使人很难一直待在楼下，即使莎玛在窗户上安装了遮阳篷也无济于事，阳光依然刺眼，而炎热几乎让人窒息。他知道自己的心脏会随时发病，他感到害怕。他为自己的心脏害怕，为阿南德害怕，为五年之期害怕。他一直给阿南德写轻松愉快的信。在隔了很久之后，阿南德回信了，他的信写得冷淡、简短、空洞而拘泥。

不久，《特立尼达卫报》开始只支付毕司沃斯先生一半的工资。不到一个月，他就回去上班，他爬《特立尼达卫报》报社的楼梯，爬他卧室的楼梯，开着他那辆总是出毛病的老普莱菲特，风雨无阻地去岛上的各个地方采访，然后挥汗如雨地赶写文章，以期给沉闷的主题带来一点愉快的色彩。他把这些文章寄给阿南德，阿南德对此却不置可否。似乎是因此为自己的文章而羞耻，毕司沃斯先生便不再给阿南德寄送。他变得懒散。他的脸变得浮肿。皮肤变得黝黑，不是那种自然的黑皮肤，也不是因为日晒造成的黑，是一种似乎从皮肤里面透出来的暗沉，好像皮肤是透明的黑色胶片，而下面的血肉瘀伤、败坏，那种腐败正上升到皮肤表层。

有一天莎玛接到另一个口信。当她赶到医院时，她发现他的状况相当严重。她几乎不忍心去看他脸上的痛苦神情，而且他不能讲话了。

她给阿南德和萨薇写信。萨薇两周后回信了。她会尽快返回家。阿南德写了一封奇怪、感伤、毫无用处的信。

六周后毕司沃斯先生回到家里。他再一次住在了楼下。现在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他的状况，因此没有像之前那样做欢迎他的准备。墙上的涂料还是新的，窗帘也没有换过。他不再抽烟，他的胃口有了改善，他因此误以为自己惊人地痊愈了。他给阿南德写信，警告他不要吸烟。他继续描绘花园和给他遮阴的树，他们都把这棵树称为他的“荫之树”。他的脸更加浮肿，甚至变得肥大，脸色更加黯淡，体重开始增加。等待着萨薇，等待着阿南德，等待着五年期限的来临。他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

随后《特立尼达卫报》解雇了他。报社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离职。毕司沃斯先生需要儿子的关心和愤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可以听他抱怨。最后，他没有顾忌阿南德的痛苦，在黄色的打字机上写了一封歇斯底里的满是牢骚的绝望的信，信中没有再提及那棵荫之树、玫瑰、兰花或者安祖花。

三周之后他没有收到阿南德的回信，于是他给殖民地办公室写信。这终于促使阿南德给他回了一封短信。阿南德说他想要回家。立刻，债务、心脏、解雇和五年的期限都不再重要。而他准备再次借债让阿南德回家。但是一切安排都成了泡影。阿南德改变了主意。毕司沃斯先生从此再也没有抱怨过。在信中他又变成了那个提供安慰的人。很快，《特立尼达卫报》就要付给他最后一笔薪水了，五年的债务期限也即将到期。

最后关头，一切似乎都有了转机。萨薇回来了，毕司沃斯先生就像看到她和阿南德一起回来那样欣喜地欢迎她。萨薇找到了一份工作，薪水丰厚，比毕司沃斯先生能得到的任何一笔薪水都高。一切都水到渠成，毕司沃斯先生刚刚停薪，萨薇就开始工作了。毕司沃斯先生给阿南德写信说：“在这之后你怎么能还不相信上帝呢？”他的信充满了喜悦。他享受着萨薇的陪伴。她学会了开车，于是他们一起出去远足。她的聪慧令人惊讶。他种了一棵蝴蝶兰。他的荫之树又开花了，生长得这样迅速的树能开出这样甜美的花朵，不是很奇特吗？

在毕司沃斯先生写给《特立尼达卫报》最早的一批故事中，有一篇是关于一个已逝的探险家的。那时候《特立尼达卫报》风格浮夸，他写了一篇荒唐怪诞的报道，他此后时常为此后悔。他总是试图以那位探险家的亲人可能不会阅读《特立尼达卫报》这一念头来减轻自己的内疚。他还说在他的死讯被刊登之时，他希望大标题是《漂泊的记者离开人间》。但是《特立尼达卫报》已经变了，报道他去世的大标题是《新闻记者突然死亡》。其他报纸没有报道他的死讯。广播电台向全岛广播了两次死讯。不过那是付费广播。

莎玛的姐妹们没有让她失望。她们所有的人都来了。对她们来说，这是一个重新见面的机会，她们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常常见面了，因为她们现在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有些住在城里，有些住在乡下。

房子楼下的门都敞开着。那扇无法敞开的门也被设法打开，门上的铰链脱了位。家具被推到墙角。那一整天，衣履光鲜的吊唁者们，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房子里进进出出。打磨上光的地板变得肮脏，布满划痕，楼梯不断地摇晃着，楼上的地板不断地响着拖沓的脚步声。房子没有倒。

毕司沃斯先生的尸体火化是经过卫生部门批准的，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火化在一条混浊的小溪岸边举行，招引了不同种族的人们围观。之后，姐妹们回到各自的家中，莎玛和孩子们开着那辆普莱菲特回到了空空的房子里。

目录

前言

第一部 印度尼西亚：N-250型飞机展翅高飞

第一章 当前的重要人物

第二章 历史

第三章 皈依者

第四章 圣地

第五章 村落

第六章 熔岩下

第七章 噢，妈妈！噢，爸爸！

第八章 鬼怪

第二部 伊朗：阿里的公道

第一章 受迫害者基金会

第二章 贾弗里周游各国

第三章 大战

第四章 盐地

第五章 监狱

第六章 烈士

第七章 库姆：惩罚者

第八章 癌症

第九章 两个部族

第三部 巴基斯坦：从地图上掉落

第一章 犯罪集团

第二章 政体

第三章 拉纳在他的村子里

第四章 游击队

第五章 忏悔者

第六章 失去

第七章 来自北方

第八章 阿里的足迹

第九章 战争

第四部 马来西亚：举起椰子壳

第一章 旧衣服

第二章 新楷模

第三章 法师的儿子

第四章 另一个世界

版权信息

书名：不止信仰

作者：【英】V. S.奈保尔

译者：朱邦贤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01

ISBN：9787544283113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人的书，不是一本关于见解的书。这是一本由许多故事结集而成的书，它们是我一九九五年在四个非阿拉伯国家——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旅行了五个月搜集来的。所以，本书有其背景和主题。

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宗教。凡是非阿拉伯裔的伊斯兰教教徒都是皈依者。伊斯兰教不仅关乎良知和个人信仰，更有着神圣威严的要求。皈依者的世界观需要改变，他的神圣的土地在阿拉伯，庄严的语言是阿拉伯语；他需要摒弃原有的历史观。不论喜不喜欢，他都已成为阿拉伯故事的一部分。皈依者必须放下自己的一切。社会纷纷扰扰，就算再过一千年，问题依然无法解决，他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下。人对于自己和他人会产生万千想象，在已皈依国家的伊斯兰教生活中，有一种恐惧和虚无的因子，这可以很容易令国家陷入沸腾状态。

我十七年前出版过一本书，叫《信徒的国度》，谈的同样是在这四个国家的旅行见闻，这本书可说是它的续集。一九七九年，我开始这段旅程时，对伊斯兰教几乎一无所知——这是展开一段冒险之旅前的最佳状态。第一本书探讨的是信仰的细节，以及看似会引爆革命的因素。皈依的主题从未改变，但是在第二段旅程中，我将它看得更清楚。

《不止信仰》补充了第一本书的内容，让故事得以继续发展，并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它不太像一本游记，作者很少在场，很少发问。他躲在幕后，凭直觉行事，发现一些人，挖掘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有它们自己的形式，定义每个国家和推动它的力量。本书的四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我开始写作时，写的是小说，是名主讲人，当时我认为最高尚的事莫过于此。将近四十年前，有人要求我到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几处殖民地旅行，写一本书，我欣然就道搭乘小飞机，溯南美洲河流而上，前往那些奇异的地方。但当时我不太确定如何写书，如何将自己所做的事理出个头绪。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对一名作家而言，旅行途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接触的人。

所以，在我这些关于旅行和文化探索的书中，身为旅人作者的身份日渐淡薄，而那些国家的人们逐渐走到舞台前面。我再度恢复最初的身份：一名主讲人。在十九世纪，作者用杜撰的故事来做其他的文学——比如诗歌、散文等——做不到的事情：提供改变中的社会的新闻，描述人的心理状态。我发现有件事很奇怪，一开始不符合我本性的旅行方式，最后居然带我回归本性，去寻找故事。如果歪曲或编造故事，那么书的重点也不会被发现。这些故事足够复杂，这些复杂也是本书的重点：读者不应该寻找“结论”。

或许有人会问，本书任一章节中的人和事，是否建立或暗示了另一类国家。我想不是——火车有很多节车厢，也分不同级别，但经过的是相同的风景。人们面对的政治、宗教问题和文化压力，都是相同的。作者只须保持一颗澄净的心，细细聆听人们告诉他的一切，一直问下去。

思考皈依的主题，还有另一种方法。这可视为从古老的信仰、大地上的宗教、统治者的教派和地方神灵，再到天启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过程。这些宗教有自身广博的哲学、人道和社会的关怀。印度教教徒认为，印度教不会强人所难，更为“重视精神层次”，这一点都没错。但甘地的社会观念源于基督教。

从古典世界跨越到基督教世界的过程已成为历史。读书，想象进入这个过程所引发的漫长纷争和痛苦并非易事。但是在本书描述的部分文化中，跨越到伊斯兰教——有时是基督教——的过程仍在进行。这是背景中的戏外戏，就如同文化“大爆炸”，持续折磨着旧世界。

第一部

印度尼西亚：N-250型飞机展翅高飞

第一章　当前的重要人物

伊玛杜丁是万隆技术学院电机工程系讲师，也是伊斯兰教宣教者。所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称得上相当另类：从事科学工作，这在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可算凤毛麟角，同时笃信宗教。他还可以吸引学生涌到万隆技术学院校园的萨尔曼清真寺。

他让当局惴惴不安。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天，我去万隆看望他。整个下午，我开车沿着烟雾弥漫的拥挤道路，从雅加达海岸直奔万隆的凉爽高原。我想，他是个一直在路上奔波的人。他曾经是政治犯，坐了十四个月牢，刚出狱不久。他在万隆技术学院仍然拥有一间小小的教职员宿舍，但学院已不准他到校授课。尽管他仍然肆无忌惮，为一小群初中的莘莘学子——实际上是假日学生团体，上伊斯兰教“心智训练”课，但当时四十八岁的他已准备出国。

他原准备在国外待很长一段时间，岂料随后时来运转。这次我重返印度尼西亚，距离上次在万隆和他见面，倏忽已过十四个年头。伊玛杜丁已经名利双收。他正在主持一个伊斯兰教周日电视节目，有一辆奔驰车和一名司机，在雅加达一个还算不错的地段拥有一栋还算不错的房子，他也谈到将来准备搬往更好的地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面推崇科学，一面高举宗教的他曾让当局恐惧，如今，这却让他大受欢迎，简直成了印度尼西亚新时代人物的楷模。他正青云直上，几乎直达天庭。

伊玛杜丁和研究科技部部长哈比比非常亲近；而在政府中，哈比比又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亲近苏哈托总统。苏哈托已治理印度尼西亚长达三十年，大家都称他为“印度尼西亚国父”。

哈比比从事航空工作，崇拜他的人都说他足智多谋，是个奇才。印度尼西亚是在他的指挥下设计，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制造飞机的。这种构想背后的目的不单是制造飞机，它还能为数千人提供多元化的高科技训练，从而为印度尼西亚带来工业革命。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十九年来，大约有十五亿美元被投入哈比比的航天团队。在和一家西班牙公司的合作下，印度尼西亚制造了一种CN-235型飞机。从商业角度看，它不算成功。但如今令人振奋的是，一架载客五十人的N-250型涡轮螺旋桨式飞机即将正式启用，它完全是由哈比比的团队设计的。

飞机的首次航行恰逢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八月十七日）期间。几周前，雅加达和其他城镇的大街小巷就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灯饰、标语和旗帜。这普天同庆带来的喜悦，犹如国家赐给百姓的礼物。好像教师为新生上课一样，《雅加达邮报》带领读者一步步地了解N-250型飞机的试飞经过：低速的地面滑行，检查地面机动动作；然后以中速滑行，检查机翼、机尾和停机刹车系统；最后调整为高速，确保飞机可以紧贴地面飞行五六分钟。

在首次航行的四天前，一部发电机的机轴在中速滑行中出了故障，随后被更换。航行当天，N-250型飞机在一万英尺的高空飞了一个小时。《雅加达邮报》头版刊登的照片显示，苏哈托总统一直在鼓掌，哈比比则和微笑的苏哈托夫人相拥庆祝。当局随后宣布，政府将耗资二十亿美元，在二〇〇四年三月制成一架中程喷射式飞机，N-2130。由于这一计划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哈比比三十二岁的儿子伊尔哈姆也将过来主持工作，他曾在波音公司学习。

三周之后，也就是独立五十周年欢庆活动的高潮。法国出品的焰火被点燃，哈比比在喜悦的气氛中建议，应把八月十日，即N-250型飞机首次航行的当天，定为“国家科技觉醒日”。他是在第二十届“伊斯兰教团结大会”中提出这一建议的，因为他是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一向不遗余力地捍卫伊斯兰教。他也是新组织“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主席。当他在“伊斯兰教团结大会”中表示，“精通科技之余，还得加强对真主安拉的信仰”时，大家都认为他是以兼具宗教和世俗权威的身份在发言的。

如果无法确定如何利用进口零件设计和制造飞机，进而取得科技上的大突破，那么，如何通过N-250型飞机的成功荣耀伊斯兰教，令无数人服务于一个人的特殊天分与兴趣，也无法断言。

但这正是科学家兼信徒的伊玛杜丁与哈比比的一致之处，两人的信仰有所交集，伊玛杜丁靠这位新庇护人的提拔，得到了总统的偏爱。

流亡归国一段时日的伊玛杜丁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主要推手之一，如今，他以特殊方式服务于哈比比。哈比比，或他主持的部会已经将许多学生送到国外。经常到国外各大学去探视这些学生，提醒他们坚定信仰，不要忘记该效忠的对象，就成了科学家和宣教者伊玛杜丁的重大责任。一九七九年，当伊玛杜丁还在风尘仆仆地奔走各地之际，政府仍未认可他在万隆技术学院开设的“心智训练”课程，一直对无法掌控的平民主义运动的萌芽忧心忡忡。如今，反常的逆转出现了，伊玛杜丁的“心智训练”课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居然受到政府重用，以便赢得哈比比创造的新知识界和科技界的支持。

因为后来重获自由和安全，加上接近权力的核心（在伊玛杜丁看来，这点恰恰证明了自己一向信仰虔诚，善有善报），伊玛杜丁才告诉我，在以前政府迫害百姓的时期，某天夜晚，他被警察从自己在万隆技术学院的家带走，关了十四个月。

如今他变得平易近人，但以前的他总是挑衅别人，结果给自己惹上许多麻烦。他曾发表言论反对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哈托总统建造家族陵墓的计划，因为陵墓的某一部分要使用黄金，伊玛杜丁如今谈起此事的大意是，使用黄金而非其他材料建造陵墓，有违伊斯兰的简朴习俗。

所以伊玛杜丁预料自己会有麻烦，果然，麻烦来了。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有人按了他家的门铃。伊玛杜丁走出去看到三个便衣警察，其中一人还带着枪。当时有许多人被捕。

有一人表示：“我们来自雅加达。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雅加达，搜集一些情报。”

“什么情报？”

“无可奉告。你得立即跟我们走。”

伊玛杜丁说：“等我几分钟。”

他祈祷了一会儿，梳洗完毕。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一个小袋子，坐牢时用得到。她没有忘记给他拿《古兰经》。

突然，伊玛杜丁觉得自己不想和这些人走。他认为，身为伊斯兰教教徒，他不能信赖这些人。他相信，印度尼西亚的警察受天主教教徒的控制。他打电话给万隆技术学院院长，院长说：“让我和他们谈谈。”谈过之后，三人仍坚称，伊玛杜丁非和他们一起走不可。院长赶紧前往伊玛杜丁家，但等他赶到时，伊玛杜丁早已被带上出租车离开了。

三个警察带伊玛杜丁离开时，大约是午夜十二点三十分，距离他们按门铃约四十五分钟。伊玛杜丁坐在出租车后排，左右各坐一个警察，另一个坐在前排。凌晨四点三十分，这一行人终于抵达雅加达中央情报局。因为心怀信仰，泰然自若，伊玛杜丁居然在路上也睡了一会儿。当他们抵达情报局时，已经是黎明的礼拜时间。对方让伊玛杜丁礼拜，然后叫他在一间类似等候室的房间等，还给他早餐吃。

早上八点，伊玛杜丁被带到一间办公室，开始接受一名穿制服的中校的审问。没有恐吓、虐待或使用暴力的事件发生。因为万隆技术学院的讲师是高级官员，会被谨慎对待。

中校审问完毕，又来了一个穿便服的男人，他自报姓名，伊玛杜丁认出他是检察官。

他问伊玛杜丁：“你是伊斯兰教教徒？”

“我是。”

“所以你就认为这个国家是伊斯兰教国家，是不是？”

他受过教育，是位律师，或许比伊玛杜丁年轻五岁。

伊玛杜丁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从未研究过法律。我是工程师，你是律师。”

检察官说：“政府花了许多钱为伊斯兰教教徒盖清真寺，也做了许多其他事情，甚至盖了国家清真寺，但还是有伊斯兰教教徒希望将这个国家变成伊斯兰教国家。你是其中一员吗？”

“告诉我你对这个国家有何看法？”

“这是个世俗国家，不是宗教国家。”

伊玛杜丁说：“你错了，错得离谱。”

“为什么？你说自己是工程师，不懂法律。”

“有些事我还是懂的，因为我在美国念过书。你可以称美国为世俗国家，但你告诉我这个政府花了许多钱去盖诸如国家清真寺之类的建筑。这是哪一种政府？”

他们争论了两个小时，同样的事情反复提及。后来伊玛杜丁被带到宪兵总部，他们拿出他的档案，连人一起带往监狱。

监狱是苏加诺为政敌准备的，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第一任总统。在伊玛杜丁之前，许多名人在里面坐过牢。监狱占地十五亩，四周有两层墙壁，外围拦有铁丝网，里面的设备应有尽有。整栋建筑由混凝土建造而成。

伊玛杜丁被关在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大牢房里，里面有间特别的伊斯兰教浴室。狱中有八间这样的牢房，全都用来关押有社会地位的犯人。伊玛杜丁被视为其中之一。他知道自己将在狱中待上好一阵子，所以怀抱着信心和笃定的信仰，以及一种奇妙的从容——不论是做审讯者还是烈士，他都可以十分从容，他要了一把扫帚来清理牢房，他认为牢房很脏，身为伊斯兰教教徒，他对洁净有一定的标准。他甚至擦洗浴室，在每天五次的礼拜之前，清洗仪式是很重要的。

他习惯了牢房的生活。监狱中央有座小小的清真寺，他到那里进行周五的礼拜时，碰到了狱中最有名的囚犯：苏班德里约博士。他是印度尼西亚的“老干部”之一，本职是外科医生，也是苏加诺的政治盟友，甚至担任过苏加诺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部长。

一九六五年，苏班德里约被关进监狱，因为他涉嫌参与杀害将军、推翻政权的严重阴谋。粉碎这场阴谋的行动彻底打破了国家的政治平衡。年轻的苏哈托带领军队上台执政，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当年号称印度尼西亚最大政团之一的共产党最后几乎土崩瓦解，数十万人被送进劳改营，剥夺公民权利。当局不准人们忘记一九六五年的事件。在苏哈托总统的治理下，这种关于军事政权的奇怪的家长式作风已然制度化，一直与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相抗衡。

苏班德里约本来被判处死刑。但他告诉伊玛杜丁，行刑当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印度尼西亚当局求情，希望免他死罪。苏班德里约是印度尼西亚驻英国的第一位大使。于是，苏哈托总统赦免了他的死罪，改判无期徒刑。

十四年来，在苏加诺为政敌建造的监狱里，苏班德里约的生活简单至极。外面的世界斗转星移，他和自己那伟大的冒险故事都已成为历史。他与最初的自我渐行渐远。这个原来处于许多事件中心的人物，如今只能倚赖一些新来的囚犯，如伊玛杜丁，以获取社会动态。对他而言，这些囚犯是老天从双层的高墙外抛下的礼物。

两人每天都碰面，也互相到对方的牢房拜访。在早晨八点之前，囚犯是自由的，下午狱卒回房休息时，囚犯享有同样的自由。苏班德里约和伊玛杜丁是不同的。伊玛杜丁认为，苏班德里约大约六十五岁，他自己是四十七岁。伊玛杜丁在描述苏班德里约时，再三提到他的健康状况、小个头、外科医生的经历，以及爪哇人的背景。这个背景十分重要。爪哇人很保守，温文儒雅，有一套吐苦水的独特方式。伊玛杜丁来自北苏门答腊，言行直率，在伊斯兰教事务上也比爪哇人严谨积极。

最初，伊玛杜丁并不理解苏班德里约在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政治态度。他曾在一九七九年告诉我，不论社会主义者对他多么宽厚慷慨，年轻时的他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已经是伊斯兰教教徒了。我相信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的所有人道和富有魅力之处，伊斯兰教同样拥有，所以他没有必要接受世俗的方式，危及自己的信仰。

如果是十三年前，伊玛杜丁和苏班德里约一定会站在相互敌对的阵营。但监狱会将人同化，何况苏班德里约也已改变，他成了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和伊玛杜丁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说自己希望对《古兰经》有进一步的了解，请求伊玛杜丁帮助他。他这么说，既非出自爪哇人的礼貌，也非由于长久的牢狱生涯让他失去了社交能力。苏班德里约是位真正的探寻者，伊玛杜丁成了他的老师。

他们每天还谈论政治，特别谈到了在爪哇文化背景下的政治。

伊玛杜丁说：“他向我学习如何阅读《古兰经》，我向他学习爪哇文化。”

“你学到了什么？”

“父权制度的重要性。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父权制度，而是融合了封建制度、父权制度和门阀制度。你必须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必须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时这与能力无关。”

苏班德里约也开始了解了伊玛杜丁的故事，他很容易就能看出伊玛杜丁哪里出了错。伊玛杜丁将十四个月以来，从苏班德里约那里听来的政治忠告整理如下：“在政治上，你不能期待绝对的诚实和道德，敏锐和聪明并不重要，政治上的胜负唯结果是问。所以，如果你让自己的想法进入政敌的心里，他又将其付诸实施，你就是赢家。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记得，千万不能和爪哇人作对。”

提到作对，伊玛杜丁发现，这一直是他的政治手段。作对的结果就是被关进牢房，平白消耗不少宝贵的时间，以及接下来好几年的流亡岁月。在这些岁月中，他从未忘记苏班德里约的忠告。结束之后，他又回到印度尼西亚，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学习爪哇人前进的方式，学习爪哇人吐苦水的方式。他发现自己不能独来独往，于是找到一位后台老板：哈比比。伊玛杜丁开始慎言谨行，仿佛着了魔，他原来认为冷漠且具有敌意的人开始变成他的庇护人。

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当天，即N-250型飞机在万隆首次航行的六天之后，将近八十二岁的苏班德里约博士终于获释出狱，这距离伊玛杜丁出狱，已整整十六年。

苏班德里约出狱的消息早在三周之前就由苏哈托总统亲自宣布。《雅加达邮报》记者前往狱中探视苏班德里约，发现他患有疝气和高血压。苏班德里约这位老人如今只盼望自己不要死在狱中。他做瑜伽，也在狱中庭院漫步，让自己保持健康。早在十六年前，伊玛杜丁就发现他健康状况堪忧。

记者问苏班德里约，出狱后还会不会再做与政治相关的事情。

苏班德里约答道：“没有用。”他说，他目前只想来生的事。

记者再问他对获释有何看法。

没有任何看法。他说，在完全出狱之前，他不想说任何话。他说：“我怕可能说错话，那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从现在开始直到最后，慎言谨行，只谈真主的慈悲和苏哈托总统的德政。苏班德里约一直记得他十六年前提供给伊玛杜丁的爪哇忠告。

伊玛杜丁为他的伊斯兰教之旅取了个没有伊斯兰教特征、听起来非常现代化的名称。所以，一九七九年，他在万隆给初中的青年学子开设了“心智训练”课程。他让学生玩一种现代的游戏，其中一个是，将学生每五个人一组，分成若干组，再从不同的信封中取出各种形状的纸，让学生拼成正方形。这项任务唯有靠各组团结在一起，交换自己信封内的纸才有可能完成。在这种富有魅力的游戏方式中，学生需要学会合作、坚持、彼此了解，以及拥有归属感。自从伊玛杜丁来到这里，向皈依者讲道之后，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些美德全属于伊斯兰教，有些年轻人甚至能引述《古兰经》里的内容。多亏伊玛杜丁，否则这些青年——有些来自雅加达——根本无法获得父母的允许，到万隆来上这种深夜的混合课程。

如果这算是一九七九年“心智训练”的一个方面，对伊玛杜丁目前的成就和荣耀有所了解的我就可能对YAASIN有了概念。YAASIN是伊玛杜丁如今运作的一个基金会的印度尼西亚文缩写，全称为Yayasan Pembina Sari Insan，意思是“人类资源发展和管理基金会”。“人类资源”指的是人，“发展”指的是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管理”这些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是指要他们远离昔日效忠的对象——不论这些对象是什么——追随伊玛杜丁和哈比比的科技政治路线。

基金会办公室在一栋小楼房的一楼，距离雅加达市中心有点远，访客不太容易找得到。但伊玛杜丁是个大忙人，他每周要上电视节目，还要为“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工作。除此之外，再过几天，他又要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在那里待两个月，访问十二所大学，为印度尼西亚学生上“心智训练”课程。他认为，他的办公室是我们见面的最佳地点。

当他到客厅迎接我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他了。这绝对不是分隔多年的关系。他的模样彻底变了。在我看来，万隆时期的他还有点大学讲师的模样，不怎么吸引人，有些随意，有些自信，习惯绕着某个主题的严肃性和局促性打转，以赢得异己者的尊重。如今的他俨然一位成功人士，西装笔挺，身穿绿条纹衬衫，系着领带，衬衫口袋还插支钢笔，毛呢布料的长裤系有皮带，以掩饰中年发福的迹象。

办公室是第一个开放的空间。一进门，右手边是稍微隆起的讲台，铺着廉价的皱地毯，地板上摆着鞋。这是伊玛杜丁的访客、雇员和邻居朝拜麦加以及礼拜的地方。当时已有两三个人在那里，静静地坐着，等待礼拜的时刻。

当我们踮着脚走过这些人的时候，和我一同来的女外交人员（也是她提供汽车，方便我开始这趟困难的旅程）问道：“我们再往前走是不是该脱鞋了？”伊玛杜丁保持着宣教者固有的慈眉善目，表示没有必要。他的这番话，仿佛是基于自己对外在世界的经验，知道脱鞋对我们而言是一大负担似的。他对我们状似同情，但当他说话时，口气又仿佛是——对我们而言形同负担，对他而言却是种如假包换的乐趣。

这间办公室的后面是秘书的办公室，里面的电脑屏幕不住地闪烁，还有书架和档案。在秘书的办公室后面，走廊尽头，就是伊玛杜丁的办公室。接着是这栋建筑的外墙，阳光普照的街道，尘烟弥漫，车水马龙。这间办公室好像历经沧桑。在被玻璃覆盖的书桌上，有个破旧的笔记本电脑，旁边是一本保持完好的《古兰经》。另一边则是一堆制作粗糙的平装书，或许有一英尺高，大小相似，封面都是蓝色。这些书都是在埃及发行的，可能对《古兰经》做了很长的评注。对伊玛杜丁而言，它们无疑都同酒肉一般。

就在这里，在混合着清真寺和办公室的气氛中，伊玛杜丁开始告诉我他在一九七九年之后的经历，以及思想上的改变。这些改变引领着他，从在万隆技术学院被迫害（学院不准他开设电机工程的课）一直走到雅加达的功成名就。他在雅加达有自己的基金会，以及他对人类资源的构想。

尽管一九七九年的伊玛杜丁已年近知命，但他仍然和两个国际伊斯兰教学生组织保持联系，甚至在这两个组织中位居要津。这两个组织是科威特的“国际伊斯兰教学生组织联盟”和沙特阿拉伯的“世界伊斯兰教青年协会”。伊玛杜丁就是通过后者获得了费萨尔基金会的奖学金，但他并未利用这笔奖学金前往任何伊斯兰教国家。身为伊斯兰教信仰的捍卫者，他本可以在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寻得慰藉。相反，他去了美国的中心地带，爱荷华州立大学。在每个现代革命者的世界地图中，美国都是被忽略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有法律也有休闲的国家。在美国，每到一天结束之际，所有自称不涉足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人都可以安歇，让自己投入国家的美好气氛之中。

就是在爱荷华州，伊玛杜丁和他的过去一刀两断。他找到了新的研究主题，工业工程，放弃了自己教授十七年的电机工程。他说，决定献身电机工程的时候，他还年轻，那是一段朦胧的岁月，他并不清楚国家怎样才能获得最好的发展，后来，他在爱荷华州开始有了更长远清晰的规划。

伊玛杜丁说：“我当时发现，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人力资源的发展，而不是高科技。我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不是科技。只要有钱，科技就买得到。但是，你无法买到报效国家的人力资源。你不能期待美国人来这里为印度尼西亚效命。身为‘国际伊斯兰教学生组织联盟’秘书长，我的足迹踏遍天下。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我在沙特阿拉伯看到他们盖了一所非常现代化的医院——费萨尔国王医院。但所有的医生，甚至包括护士，都不是阿拉伯人。医生是美国人，护士是菲律宾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沙特阿拉伯可以购买空中警报雷达飞机，但开飞机的是美国人。”

“你以前没想过这点？”

“没认真想过，但很接近了。”

尽管我一知半解，伊玛杜丁那听起来十分科学化的语言也不无宗教的暗示意义，但我还是给了这些语言半科学性的解释。我想，他是在以科学家的身份发表谈话，并且很明确地表示，如果技术得不到支持，科学根本派不上用场。我想，他是在以沙特阿拉伯为例，说明科技的依赖性。但他接下来说的，让我觉得自己并未抓住他论点的真谛。

他说：“当我向沙特阿拉伯申请奖学金时，我曾想过不要再研究电机工程了，总有些东西比科技更重要。”

我一时有点不明白伊玛杜丁。他似乎在表示，为了发展科技，有必要放弃科技。我回味他刚说过的话，他则继续说他的，很久之后，我终于发现，他不是在用超然的态度谈话，没有列出印度尼西亚科技进步的原则，而是在述说个人看法，谈个人生涯，谈他如何凭直觉放弃电机工程，放弃缺乏根基的科技，转而成为一名全职的宣教者。最后，他谈到如何经由这种明显的改行换业，达到个人生涯的顶峰：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哈比比、N-250型飞机的光彩，然后，是他自己。在他心里，这个过程环环相扣，毫无脱节或不合逻辑之处，非常清晰。唯有在人的资源获得发展之后，国家才可能发展。而所谓人的资源获得发展，指的是人民变成虔诚的良民。

我的问题有时不太切题，他却很有礼貌地回答，只是难免将我的问题当作打岔。他如同一个训练有素的政客和宣教者，总是能言归正传，不偏离主题。

他说：“我用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奖学金改学工业工程。在电机工程中，我们只学习工程，和人力资源无关。唯一的例外，是学习高压电时，当然要考虑人的安全问题。而在工业工程中，你需要将工业系统和人力资源结合在一起，再加以管理。我在爱荷华州就是这么做的。我遇到一位很优秀的教授，他是人类行为专家。我要求这位教授做我的主修教授，他欣然同意。从此我就集中全力，专注行为研究。”

伊玛杜丁毫不犹豫，就放弃了自己的老本行。“唯有在我可以从中学到知识时，我才会对它感兴趣。一旦了解了它的一切，我就不会再喜欢它。这是我的弱点和坏习惯。比如，不论给我看哪种马达和电机，我都可以告诉你它们的性能。感应马达就是感应马达，与它来自何处无关，我可以完整地告诉你。然而，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各有自己的行为特征，你不能将他们看作机器。对我而言，人类永远像一个谜，总是让我兴趣盎然。”

办公室墙壁外面，明亮的光线开始暗下来，烟尘都变成了金黄色。炎热的下午缓缓走向薄暮，交通繁忙如故，人们的故事层出不穷（如同从远处观看一座喷泉）。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办公室长廊末端铺着地毯的开放空间里，踌躇的脚步声已逐渐被似有若无的颂歌取代。

伊玛杜丁听见了，这从他的双眼就看得出来。但是，一如先前他说我们在长廊中不必脱鞋的礼貌，他似乎没有注意那些声音，并未中断他的故事。

他在爱荷华州待了四年，完成了工业工程课程。然后他收到印度尼西亚朋友的来信，信里劝他暂且先不要回印度尼西亚。他将信出示给美国移民官员——原来他一毕业就得离开美国——官员只好延长他在美国的停留期限。他也将信出示给他的教授。教授知道，伊玛杜丁一毕业，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奖学金也会停止，就帮他找了一份教学工作。于是，伊玛杜丁在爱荷华州教了两年书。

我说：“他们对你很好。”

我尝试针对爱荷华州的非伊斯兰教教徒发表观点，我相信伊玛杜丁明白我的意思。他带着顽皮的微笑说：“真主非常疼爱我。”

传自长廊的颂歌越来越清晰，已无法装作没听见。我看得出来，伊玛杜丁非常想到那里，和颂唱者、礼拜者一起。但他最后还是在办公室逗留了好久，继续述说自己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一个地位极高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事实上是内阁大臣——代表伊玛杜丁向印度尼西亚政府陈情。他以个人名誉保证，伊玛杜丁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的事。于是，流亡多年之后，伊玛杜丁终于获准归国。他回到万隆技术学院，以为自己仍拥有讲师的职位，但院长说，他已经被解聘了。事态发展至此，伊玛杜丁算是彻底挥别电机工程，只是他自己没有这么说罢了。

现在，长廊里尽是歌颂之声。这让一直回想当年的伊玛杜丁如梦初醒。此刻，他再也无法自制，突然从座椅上站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他待会儿再回来，说完即朝歌颂声走去。

办公室好像突然空了。没有了他这个人——他奇特的简朴和开放，他的健谈，他的幽默——所有宗教物品都产生了无形的压迫感。唯有像伊玛杜丁这样的人，才会赋予玻璃覆盖的书桌上那些奇特的蓝色埃及平装书一些生机。

伊玛杜丁回来之后，不再像之前那样坐立不安。礼拜让他恢复元气，让他准备述说故事中最精彩的一段。这是与成功有关的故事，在他坐牢、流亡、四处奔走了将近十年之后成功的故事。

在万隆技术学院受辱后的伊玛杜丁一回到首都雅加达，即刻否极泰来。在雅加达，他比从前更接近权力核心。他第一次可以根据八九年前，在狱中向苏班德里约学来的爪哇权术行事。这些权术原则很简单，却很重要：要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当局的关系；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知道尊敬的艺术。

他说：“从一九八七年开始，我在雅加达就很活跃。我进步很快。”

“你学到了什么？”

“印度尼西亚的地缘政治。苏哈托的游戏规则。”

尽管学到了新招数，伊玛杜丁照样摔了一大跤。事情发生在他到雅加达的第二年，当时他正在试验性地进行人力资源的构想。

“我开始召集一些朋友成立新组织，这个新组织就叫‘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之类的名字。我们在日惹一家小饭店见面，当时是一九八九年一月。然后四名警察闯了进来，驱散了会议。我当时臭名远播，苏哈托仍受情报人员左右。”

伊玛杜丁后来告诉我，情报人员受天主教控制。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活动总是疑神疑鬼。这次事件让伊玛杜丁明白，尽管社会已完全在控制之下，却也有暗流涌动，突击检查的事仍司空见惯。伊玛杜丁表示，他在苏门答腊受到的教育和在美国受到的训练都告诉他可以独立行事，但他发现，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他需要后台。

“我对政治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看有关哈比比教授的书，看两本杂志的封面报道。我尝试进一步了解哈比比，要求我的朋友”——或许就是让伊玛杜丁重返印度尼西亚的内阁大臣——“介绍我和哈比比认识，一九九〇年，哈比比终于接见了我。”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我托一名学生带信给哈比比。然后学生们陪着我，前往他的办公室。这些学生当中，有三名当过我的‘飞行员’。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我终于和哈比比见了面。”

也就是说，距离警察驱散日惹小饭店的会议整整一年之后，哈比比同意出任新组织的主席。

“为什么你选择哈比比？”

“因为他跟苏哈托非常亲近。在印度尼西亚，如果没有获得高层首肯，那么什么事都别想做。哈比比告诉我，我必须拟一份计划书。这份计划书必须至少获得印度尼西亚二十位博士的签名支持。于是我回去，用电脑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两周。我找了四十九人在信上签名，他们大部分是大学里的人。一九九〇年九月二日，哈比比将信呈给苏哈托，立即获得苏哈托批准。苏哈托告诉哈比比：‘这是伊斯兰教有识之士的第一次大团结。我希望你领导这些有识之士建设国家。’当然，这封信将成为国家文件。”

从此，伊玛杜丁平步青云。“和苏哈托会晤归来，哈比比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着手筹备协会。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是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初成立的。苏哈托承诺，将亲自为协会揭幕。”还有征兆显示总统已宽恕伊玛杜丁。“当苏哈托对哈比比说，希望为一家报纸命名时，哈比比托我起个名字。我给了他三个——Res Publica，Republik，Republika——让他去挑。苏哈托选择了Republika。事后我重获自由，可以到处随意走动。一九八六年我重返印度尼西亚，当时还不能公开讲课。所以，印度尼西亚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反对势力还是存在的，比如非伊斯兰教教徒、天主教教徒等等。”

“为什么苏哈托会回心转意？”

“我不知道。对我而言，这也是个谜。或许是真主改变了他的心意。一九九一年他到麦加朝圣，现在他的名字已变成哈吉·穆罕默德·苏哈托。在此之前，他只叫苏哈托。”伊玛杜丁已成为大忙人，“我从一九九一年开始接受哈比比的指派。他有一天打电话对我说，‘我希望你做一件事。训练这些人，让他们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

“所以你就放弃了工程学？”

“完全放弃了。从一九九一年开始，我每年都会去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只是为了看看这些学生，特别是从哈比比那里拿奖学金的学生。我训练他们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良好的印度尼西亚国民。我告诉过你，下周我还要去加拿大和美国，在那里待两个月，走访十二所大学。”

他这份工作的政治目的——或地缘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学生们已经开始依赖哈比比和政府。伊玛杜丁的“心智训练”，被带给大学生，将使他们越来越亲密。

伊玛杜丁谈到这些海外学生时说：“当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和印度尼西亚的英明领袖时，他们就不会想革命，而会想加速前进。”这番话听起来有点像口号，“我们必须克服自身的落后，并且在二〇二〇年之前，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之一。”

所以，从这点来看，在印度尼西亚，有些东西比科技还重要。我们已经言归正传，从人力资源的思想（即宗教的思想）回到了科技进步的必要性。这是一种特别的进步，让心灵接受宗教的控制。

谈话依循着伊玛杜丁自己的生涯继续。从他在万隆技术学院的失意，谈到他在哈比比计划中的飞黄腾达。在他的意识里，这些经历毫无脱节之处。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物就是信仰，而他的第一要务就是服务于信仰。一九七九年，他必须表达自己对政府的反抗。如今情势不同了，政府要服务于信仰，他就可以服务于政府。信仰是很庞大的概念，他可以调整它以符合政府的需求。他还没有加入政府，政府已经在向他招手。

“一九七九年，我觉得宗教受到了威胁。当时的知识团体受天主教左右，天主教很害怕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他们有所谓的心理投射反应。他们认为，因为自己是少数人，所以将来一定会被严苛对待——正如他们在其他国家对待伊斯兰教教徒那样。如今我有一些朋友已经入阁，那是真主的旨意。”

爪哇的敬拜方式如今对他而言易如反掌。他谈到自己的靠山哈比比：“他是个天才。在德国，在亚琛，他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学位是航空工程学位。他是个诚实的君子，从来没有错过一次祷告。他一天礼拜五次，每周一和周四斋戒两天。哈比比的儿子比他还聪明，已经去了慕尼黑。”伊玛杜丁也对苏哈托总统身为国父的地位充满敬畏。当哈比比将伊玛杜丁第一封有关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信拿给苏哈托看时，苏哈托的眼睛掠过四十九个签名，最后停在了伊玛杜丁的名字上，然后用很平淡的口吻说：“此人一直被关在狱中。”哈比比将这件事告诉伊玛杜丁，后者吃惊不已。

他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名字。当你想到成千上万被关在狱中的人的时候——”这句话并未说完。

现在他对印度尼西亚信仰的前途有一种惊人的看法。

“我相信已故的拉赫曼告诉我的话。他一九八〇年过世，是巴基斯坦国家伊斯兰教学院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学的伊斯兰教研究教授。我曾邀请他到爱荷华州演说。”有趣的是，伊斯兰教宣教者之间的来往是在国外的土地上。“我到机场去迎接他，他拥抱我，并表示，‘我看过你的许多文章和书，今天真是幸会，你是印度尼西亚人，我深信，讲马来语的伊斯兰教教徒将在二十一世纪领导伊斯兰教复兴’。我拎起他的包，陪他坐上车，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说，‘我是认真的，你会领导伊斯兰教复兴。有三点理由，第一，讲马来语的伊斯兰教教徒已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多数人口，你们是目前唯一仍团结一致的伊斯兰教教徒，我们巴基斯坦人就做不到，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共有十五个国家，你们只有逊尼派，没有什叶派。第二，你们有伊斯兰教组织，还有口号、《古兰经》和教规’。因为拉赫曼坚信，唯有《古兰经》可以回答现代的问题。‘第三，印度尼西亚女性的地位还如同先知时期，符合伊斯兰教真正的教义’。”

我问伊玛杜丁：“《古兰经》可以解决的现代问题是什么？”

“人类关系，公平感；免于欲望和恐惧的自由。这是人们需要的两种东西，这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基本任务。”

他曾在一九七九年告诉我，自己年轻时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已经”是伊斯兰教教徒。当时可以这么说，因为虔诚不会提供社会制度。但如今不能说的是，光有信仰不足以带来免于欲望和恐惧的自由，因为伊玛杜丁提出的信仰依附在哈比比的科技计划中。这一计划带来的荣光已在N-250型飞机的航行中大放异彩。

“科学是伊斯兰教固有的教义。如果我们科学落后，那是因为我们受到西班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为什么真主要造人？是为了让世界更繁荣。为了让世界更繁荣，我们就得精通科学。显现给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一启示就是‘阅读’。”

这似乎是从前消失的一部分。但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稍微了解之后，我就会发现，这是伊玛杜丁在向敌人宣战，他要代表政府开始一场庞大的权力游戏。

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几乎站在伊斯兰教世界的边缘。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大约直到一四〇〇年为止，灵魂学说、佛教与印度教都属于大印度文化和宗教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的时间，比欧洲人到达印度尼西亚早不了多久。在其他皈依之地，伊斯兰教一直是一股崇高的力量，在印度尼西亚却不是。最近两百年来，殖民世界的伊斯兰教甚至一直屈居守势，是受制于人的子民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并未完全掌控人们的灵魂，仍然是宣教者的宗教。在殖民时期，伊斯兰教一直非正式地存在于简朴的村落寄宿学校，或许仅作为一种思想处于佛教之后。

要拥有或控制这些学校，必须拥有权力。我开始觉得，伊玛杜丁和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整天强调科技，摒弃旧有的礼法，其志绝对宏大——他们要完成让伊斯兰教接受印度尼西亚的大业，让印度尼西亚服从命运的安排，在二十一世纪成为领导伊斯兰教复兴的领袖。

伊玛杜丁说：“从前他们读《古兰经》，并不去理解其意义。他们只对正确的发音和某种美妙的曲调感兴趣。如今我们正在改变这种形势，我有的是机会，可以通过电视发表演说。”

后来我们就走了出去，走过除了几块凌乱的地毯之外，已经空荡荡的开放空间。伊玛杜丁的妻子正在那里等候着他。她是个优雅的爪哇美人，笑容可掬。伊玛杜丁一定有些优点，才能抱得美人归。十七年前，打点行装给伊玛杜丁狱中使用的正是她。她提醒我说，一九七九年除夕当天，我到过他们在万隆技术学院的住处。

我去了洗手间。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小型混凝土水池斋戒沐浴，所以洗手间一团乱。有些人只好脱去鞋，把裤管卷了起来。

回去的时候，我看到一名穿着灰色衣服的很高的中年男子，正和伊玛杜丁的妻子站在一起。他一看到伊玛杜丁就快步上前，仿佛要吻他的右手。伊玛杜丁却做出避之唯恐不及的动作。

这个穿灰色衣服的男子在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工作，曾在伊玛杜丁前往德国向学生讲授“心智训练”课程时见过他。他笑眯眯地看着伊玛杜丁，并且用英语告诉我：“他很自负，只敬畏真主。”

我知道他的意思。我们站在那里很久，大家都在微笑：伊玛杜丁，他的妻子和灰衣男子。

伊玛杜丁后来告诉我，亲吻老师的手是传统伊斯兰教教徒的习惯。那名外交人员敬伊玛杜丁为师。不论什么时候，他一看到伊玛杜丁，就想亲吻他的手，“但我从来不让他亲”。

第二章　历史

最让伊玛杜丁和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放在眼里的人，非瓦西德莫属。

瓦西德不喜欢哈比比的宗教观和政治观，而且他是印度尼西亚极少数几位敢这么说的人之一。瓦西德是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简称NU）的理事长。NU是基于伊斯兰教村落寄宿学校的组织，据说共有三千万会员。三千万人抗拒“心智训练”课程和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瓦西德因为拥有这股实力而让人生畏。瓦西德绝非凡夫俗子，他拥有特殊血统。在印度尼西亚，特别是爪哇，这十分重要。从黑暗的殖民时代开始，他的家族就和爪哇村落寄宿学校产生渊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殖民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形同荷兰人的大农场，这些伊斯兰教寄宿学校是极少数能保护人们隐私和自尊的地方之一。在独立时期，瓦西德的父亲是政治和宗教事务方面的重要人物。

一向慎言谨行的《雅加达邮报》在一篇报道中说，瓦西德是个极具争议性、谜一般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这篇报道话里有话。伊玛杜丁相信，近年来，让苏哈托总统越来越像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的一定是真主自己，不可能是别人。真主让苏哈托前往麦加朝圣，让他成为哈比比科技、政治和宗教观念的支持者。瓦西德则对这点别有见地，他认为政治和宗教应该分离。有一天，他居然允许自己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向一名外国记者批评苏哈托总统。唯有像瓦西德那样坚强和独立的人才可能逃过此劫。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再度当选为NU理事长。但自从他批评苏哈托之后八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未获苏哈托接见。众所周知，瓦西德的处境岌岌可危。

毫无疑问，正因为这种危险的气息，大家才表示，我应该去见瓦西德。一名外国记者在纸条上形容瓦西德是“有三千万信徒的又瞎又老的宣教者”。这种描写赋予瓦西德一种漫画人物似的性格，把他和其他国家的人物混淆在一起。瓦西德的视力是不好，但还不到盲人的地步。他只有五十二三岁，也不是宣教者。

十六年前，人们非常期待我去见瓦西德，但当时是有其他理由的。

一九七九年，人们认为瓦西德和他的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是现代伊斯兰教运动的先驱。当时，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还有另一个光环，就是教育家伊里奇曾访问过他们，并且称赞该运动是他主张“废除传统学校”的优良楷模。对于几乎没有学校可上的村民而言，“废除传统学校”或许不是最好的构想，但因为伊里奇的推崇，在经历了殖民时代的失落之后，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寄宿学校似乎成了亚洲发现另一道出人意表的光芒的例证。雅加达有一名年轻的企业家，也是瓦西德的支持者，他安排我到日惹附近的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访问。其中一所寄宿学校是瓦西德自己的，由他的家族成立。

接下来两天的行程很惨。首先得找对地方，沿着校园之间拥挤的乡间道路行走：通常，校园入口处十分平静肃穆，但突然之间——甚至在夜晚也不例外——所有人都活蹦乱跳，校园活像喂食时间拥挤的鱼池。有成群结队的男孩子和年轻人，其中一些十分随意，只披了件布裙，他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跟在我后面，有人甚至高呼：“伊里奇！伊里奇！”

因为有这些场景分神，所以我到底看到了什么，自己也没把握。我相信，错过的肯定不少。但要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废除传统学校”似乎不是个适当的字眼。我并未看到年轻的村民聚集在营地中学习村落技艺的价值。这些村落技艺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去学习的。宗教层面的事情也让我忧心忡忡：课文非常简单，班级人数众多，是否用心学习，以及假装课后私下温习等等。夜晚时分，在拥挤的庭院，我看到男孩子坐在黑暗中，打开书本，装作在读书的模样。

这并非是我自己想去的那种地方。我向和我一起从雅加达去那里、担任我的向导和翻译的青年这么说。他聪明、有教养，而且非常友善，在所有的行程中，他都随侍在侧。听了我的感想，他顿时失去了礼貌，非常生气。其他人听到我对伊斯兰教寄宿学校的评语，也十分生气。

两天参观结束后，我在瓦西德位于寄宿学校的家和他会晤。我曾特意记下当时的情景，奇怪的是，直到重新看自己写的东西，我才回想起瓦西德本人和当时的画面。个中原因可能是两天行程的舟车劳顿，也可能是我们的会面时间太过短促。瓦西德和往常一样忙着他寄宿学校的事务，当晚要赶到雅加达，所以无法安排太多时间和我谈。也或许是——这点最有可能——因为他家客厅的灯光十分昏暗。在朦胧的光线中打量他，这十分令人紧张，我只好放弃。但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甚至连他的照片也没有。

瓦西德的话解释了我对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的许多疑惑。在成为伊斯兰教寄宿学校之前，它们可能是佛寺，由村人供养，佛寺投桃报李，就时时提醒村人永恒的真理。在伊斯兰教传到印度尼西亚初期，这些佛寺一直都是灵修的地方。在荷兰人统治时期，佛寺又变成伊斯兰教学校。后来，他们尝试转变为更现代化的学校。对于这里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方来说，伊斯兰教是比较新的宗教，仍然可以在其中感知历史的不同层面。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结合不同的概念，创造了我所见到的混合物，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瓦西德的。

正当我们交谈之际，外面忽然传来弦歌之声，原来是一堂用阿拉伯语上的课。最后，瓦西德和我走出去看了看。弦歌之声来自花园尽头一间小屋子的走廊，光线非常昏暗，我好不容易才看清楚教师和学生。瓦西德说，这位教师是附近最有学识的人之一，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为他建造了这间小屋，教师三餐由村民供应。除此之外，教师的月薪是五百卢比，当时约合八十美分。尽管他是伊斯兰教教徒，在阿拉伯语课中滔滔不绝，但这位智者和当地人精神上的避雷针，却是佛教僧侣的后裔。

我对他八十美分的月薪很感兴趣。瓦西德把他叫了过来，他很谦恭地站在我们面前，个子很小，很虔诚，背有点驼，眼镜的镜片很厚。我始终想着那八十美分的月薪，想着这些薪水怎么付，多久付一次。

当他站在我们面前时，瓦西德对他推崇备至，说他只有三十岁，却能背诵《古兰经》的许多经文。我说，能背诵《古兰经》真棒。瓦西德说，只能背诵“一半”。我想，眼前这位教师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于是我开玩笑似的表示，这恐怕还不够棒。他，这位月薪八十美分的教师，稍微耸了耸肩膀，不论我们对他有任何非难，他都很虔诚地将之当作一种宗教修行来接受。我觉得，他可能会继续耸肩膀，直到他的头陷入两个肩膀之间为止。

当晚，是他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不是瓦西德。

一九七九年，送我到伊斯兰教寄宿学校的雅加达企业家是阿迪·沙索诺。他当时是瓦西德的支持者，如今已背弃瓦西德，投靠另一个阵营，和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站在一边。他在这个组织中位居要津，并且在雅加达市中心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各式各样现代化的办公设备。

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很想让我知道，尽管他仍然保有往日振兴村落的想法，但瓦西德已被抛诸脑后。寄宿学校过去很不错，如今已大不如前。

上个世纪，即荷兰殖民时期，伊斯兰教寄宿学校给予村民一种自尊，并且为村民安排伊斯兰教寄宿学校领袖（即奇阿依，是一种非正式的地方领袖，他们可能为村民提供保护）。时代改变了。在现代世界中，旧制度派不上用场。寄宿学校归奇阿依所有，所有权可以由父传子，由子传孙，代代相传。所以，不论奇阿依德行如何，总是有“精英主义”或“宗教封建主义”的危机存在。

阿迪说：“这种动员人民的传统方法无法长久维持。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可靠的过程，以及国家的集体决策。”一九七九年，他加入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推动现代教育——弥补传统的宗教教学法——并推动乡村发展。如今他认为，这份工作让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来做更好。“我们教导人们更独立地去做自己的决定，特别是有关在乡村地区投入庞大资金这项挑战的决定。奇阿依——一个人，一个有地位的人——不能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所以，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需要在人力资源发展和经济发展上着力。”

阿迪一直朝这一目标迈进，如今机会终于来了：伊玛杜丁关于人力资源发展和管理的想法。

伊里奇和废除传统学校对阿迪来说没什么，这只是昨天关于现代性与学术性的一条线。根据阿迪目前的分析，对于自由的来访者而言，小木屋和寄宿学校周遭的庭院既狭窄又粗俗。瓦西德满脑子想的全是一套崭新并且为大家所接受的概念，如精英主义、宗教封建主义、可靠性、集体决策、动员人民，以及人力资源等。

在我记忆的脑海中，只有那个身躯瘦小，驼背，戴白帽，穿白衣的男子。他在瓦西德那黝黯得让人眩晕的后院出现，月薪只有八十美分。他从非常阴暗的走廊，弦歌不辍的伊斯兰教律法课堂走了出来，站在我们面前，恭顺地低着头，接受我的责难，因为“自己年届而立，无所事事，村人帮他盖了一间狭窄的小屋，让他三餐无虑，而他却只会背诵半本《古兰经》”。在半皈依的印度尼西亚，他不可能继承早期的伊斯兰教苏非派，以及更早的佛教时期的僧侣。

伊斯兰教和欧洲势力到达这里的时机，几乎和竞争对手帝国主义相同，他们摧毁了漫长的佛教——印度教历史。伊斯兰教在毁坏印度财产之后，将势力扩张到印度。但欧洲人很快就占据了这里，伊斯兰教好像成为被殖民的文化。像瓦西德一样有教养和自觉的人记在脑海中的家族历史，同时也是欧洲殖民的历史，伊斯兰教复兴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真正的记忆，只能追溯到一百二十多年前。

我们第一次会面时，瓦西德曾谈到他的家族历史，但仅是只言片语。我对他说的很感兴趣，还想再听，于是又去找他。

我们在NU的办公室见面。办公室位于街上一栋简朴旧式建筑的一楼，前面有庭院，供停车用。这些办公室和阿迪·沙索诺的大不相同，有点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面摆满了沉重的黑色家具，污迹斑斑。

我想坐在一张有靠背的高椅子上，方便写点东西。在瓦西德的办公室，所有的椅子都很矮。一名助理说，另一个房间有许多椅子可坐，但里面有人在谈话。瓦西德仿佛受够了这些人的谈话似的，当即表示，要将他们赶走，他们果然即刻就被赶走了，我们进入房间时，里面还有残留的烟圈。这是印度尼西亚的丁香烟，尽是丁香味道，因为房间里的烟味实在太浓，我和瓦西德谈了一个下午后，双手和头发都沾满了丁香味，洗都洗不掉，就像手术后的麻药味。在印度尼西亚的那段时期，我的整件外套都是这种烟味。

我的记忆里一直没有一九七九年以后的瓦西德。如今我赫然发现，瓦西德只有五十一二岁。那就表示，一九七九年，当瓦西德已经名满天下，又大权在握的时候，他还不到四十岁。他又矮又胖，身高或许只有五英尺三四英寸。每个人都说他视力不佳，但他的体格和外表显示，他还有其他毛病，比如心脏和呼吸方面的。他穿着不考究，经常穿着一件开领衬衫。在印度尼西亚人当中，他绝对称不上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不过，一旦开口演说——他的英文很流利——他的气质就显而易见。他具备的信心和优雅是世代相传而来的。

瓦西德说：“我祖父一八六九年出生在东爪哇一个叫班宗的种糖区。他来自一个遵循伊斯兰教苏非派传统的农家。爪哇的苏非派教徒经营伊斯兰教寄宿学校已有数百年。我的祖先拥有寄宿学校已有两百年，我祖父之前的六七代都是经营寄宿学校的。

“我曾祖父来自爪哇中部。他在班宗寄宿学校念书，结果被老师选作女婿。”时间可能是在一八三〇年，正是当地开始种甘蔗的时候，也是汽船开始经过中东航行的时候。这对前往麦加朝圣十分重要，令朝圣变得更方便。一些伊斯兰教新贵家族也纷纷出现。这些新贵家族可以利用汽船将子女送到麦加读书。这纯属巧合，偏偏历史就是无巧不成书。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曾祖父终于也能够送祖父前往麦加。祖父可能是在一八九〇年去的，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之后在麦加待了五六年。因为汽船来往频繁，人们可以很方便地送钱给求学他乡的游子。祖父后来学成归国，建立自己的寄宿学校，是在一八九八年。

“故事的重点是，他建立的寄宿学校只收了十名学生。当时就算建立一间礼拜室，也会被视同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在甘蔗田一带，根本没有宗教生活可言。糖厂很大方地给人们一些钱，供他们去做一些诸如赌博、喝酒、嫖妓等让伊斯兰教教徒忧心忡忡的勾当，以便让人们依靠糖厂生活。在最初几个月的夜晚，这十个学生必须睡在礼拜室中央。礼拜室的墙壁是用竹席搭成的，有一天，矛和各种尖锐的武器从外面刺了进来。

“或许祖父批判别人不留余地。他有意选择了种糖区，或许他当时这么做的时候，已对前途有所预料。他的明显意图是改造整个社区，让他们依循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生活。一九四七年，已到生命尽头的祖父所拥有的寄宿学校共有四千名学生，学校已占地二十英亩，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四英亩。如今社区已被全面改造，当地仍然有糖厂，但整个社区已摒弃旧有的生活方式，转而依循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

“祖父结过许多次婚，甚至在前往麦加之前就结过。但他的婚姻不是以离婚就是以丧偶收场。或许，他是在本世纪初娶了这位名门闺秀作为新妻子的。这里所谓的名门闺秀，指的是治理梭罗[1]的爪哇国王的亲戚。我们和苏哈托总统的妻子同属一个血统，这个血统已经变得有点世俗，并且西化。听我母亲说，祖父的新妻子很以自己的血统自豪，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要我的子女接受不同的教育，我不要他们继续过我丈夫那种庄稼人的生活。’

“基于这个理念，她老早就为我父亲和他弟弟——总共十一个人——规划好未来。她为他们从外面请来家庭教师，教师们教的东西，比如数学、荷兰语和某些通识，都是寄宿学校闻所未闻的，我父亲甚至还上打字课。人们都啧啧称奇，因为当时的伊斯兰教社区仍然使用阿拉伯语作为当地文字。日后，父亲从事公职，经常坐在汽车后座，司机一边开车，他一边打字。父亲在念这些现代科目的同时，还要在祖父和姻亲的寄宿学校念书。祖父从开罗请来一名族长教我父亲和他的几个弟弟，一教就是七年，这在爪哇无人知晓。在伊斯兰教国度，库尔德人提供非常传统的教育。埃及人通过阿富汗人改革了整个宗教教育传统。所以，我父亲汲取这两种教育的优点，他接受的是皇室成员一样的教育。这就是我父亲为什么能说一口标准的阿拉伯语，深谙阿拉伯文学的原因。他经常订阅中东著名的刊物。”

瓦西德的父亲也到麦加朝圣过。他是一九三一年去的，当时只有十五岁，在麦加待了两年。返回印度尼西亚之后，他才增添了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的课程，让课程变得像他自己接受过的一样多元化。此时瓦西德的父亲已完成正规教育，只是瓦西德没这么说而已。瓦西德的父亲在课程上增添了地理和现代史。瓦西德说，他也增添了“学校”的概念，这意味着，学生要接受老师的“训练”。

“以前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师生之间客客气气，没有疑问。每个人都听老师的话。随着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运动中学校系统的引进，我父亲做了一系列渐进的改变。以前曾有小规模的改变，但几乎毫无影响。一九二三年，我外祖父创立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如今，女子寄宿学校已随处可见。”

寄宿学校本质上就是宗教寄宿学校。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不能远超于人们的水平。瓦西德所说的改进似乎不大：只有打字、地理和现代史而已。但这种改进也许只是在当时称不上有多大。或许，正如瓦西德所说，他们的影响力是渐进的。

我问瓦西德有关寄宿学校教学传统的一面，他告诉我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经历，这距离他父亲的改革已有多年。

“我八岁的时候，就是念完《古兰经》之后，老师要我背诵这本语法书。这本语法书约有十五页，每天早晨老师要我背诵一两行，我就接受这种训练。后来，到了晚上，我必须读这本基础宗教律法书，内容是如何进行洗礼，以及如何进行正确的祷告。”

我在一九七九年的深夜——即三十年后——在寄宿学校看到的正是这些：男孩随意坐着，用一本他们早就会背的基础宗教律法书骗自己，有些男孩甚至坐在暗处，前面摆着一本翻开的书，装作在阅读的样子。

或许宗教教学无法消除这种重复，这种心灵上的孤独、压抑、震惊和痛苦。或许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产生一种自尊，甚至学习的观念。否则，这种学习观念——在一般的文化压抑中——或许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通过这种宗教教育，才能有一种政治觉醒。

这是瓦西德家族故事的另一面，其中也交织其他有关寄宿学校成功与改革的故事。

“一九〇八年，索洛克成立了一个地方组织。这个组织被一位曾到麦加朝圣的教师称为沙雷凯·达冈·伊斯兰。四年后，这个组织变为一个国家组织，称为沙雷凯·伊斯兰，并不局限于从事商业活动。

“我父亲有个小他十岁的表弟叫瓦哈卜·哈斯布拉。瓦哈卜被送到我父亲那里接受教育，后来他还到麦加去，交了一个朋友叫比斯里。在麦加待了四年后，他们听到有关‘沙雷凯·伊斯兰’的种种，瓦哈卜要求在麦加增设一个‘沙雷凯·伊斯兰’分支单位。当时是一九一三年，也是沙雷凯·伊斯兰成立后的次年。比斯里并未一同前往，因为他没有获得他的老师，也就是我祖父的允许，后来成了我的外祖父。瓦哈卜是我的叔叔。一九一七年，他从麦加回来，然后去了泗水。一九一九年，沙雷凯·伊斯兰分裂。一个荷兰人鼓动两个沙雷凯·伊斯兰的成员成立了红色沙雷凯·伊斯兰组织。一九二四年，沙特为伊斯兰教教徒组织了一个新哈里发[2]议会。瓦哈卜刚加入了泗水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苏加诺出现，改革了国家政治。但瓦西德的父亲和祖父在宗教运动方面依然炙手可热。

“一九三五年，荷兰人非常担忧日本的威胁，因而呼吁地方民兵保卫印度尼西亚，使其免遭日本人日益严重的威胁。祖父召集会议，辩论议题：真正的伊斯兰教教徒是否有责任保卫一个由非伊斯兰教教徒治理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的答复是肯定的。因为一九三五年，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教徒在荷兰人的统治下，有执行宗教教义的自由。我想，这意味着祖父视伊斯兰教为一股宗教势力，而非国家使用的政治力量。”

这或许可以说是一场没有权力的人对殖民道德的辩论，很像印度人在战争爆发时的那次辩论。一九四二年，日本人侵占印度尼西亚，瓦西德的父亲所效命的民兵接受了日本人的扶植。

“日本人成立了两种民兵，一种是伊斯兰教民兵，一种是民族主义民兵。真主党民兵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由我父亲创立。日本人从寄宿学校和宗教学校征召年轻人当兵，父亲的弟弟接受训练，然后被指派为营长。因为他的营部就设于寄宿学校，所以全家都能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他们聊过日本战争、德国事务和独立运动。

“在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间，日本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筹备印度尼西亚独立事宜。委员会主席是苏加诺，我父亲是他的部下。他和其他八名委员组成委员会核心，拟订新国家的五项原则。就这样，他成了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所以，当独立战争爆发时，我父亲也被直接卷入其中。他最先担任部长，后来又成为武装部队指挥官苏迪尔曼将军的政治顾问。

“荷兰人发动侵略时，父亲躲了起来。我被安置到外祖父家。父亲每周会出现几次，躲在屋里疗伤，不敢外出。这些伤都是糖尿病引起的，不是被子弹打的。我必须到外面捉青蛙来煎，用煎出的油擦这些伤口。每周去捉两三次，每次捉十到十五只青蛙。处理好伤口之后，父亲再回到附近村落躲起来。

“当荷兰人将主权交还我们国家的时候，父亲被任命为宗教事务部长。他担任这项职务长达三年。日据时代有个宗教事务办公室，一直是我祖父在主其事，但执行长是我父亲。这个办公室是宗教事务部的前身。”

正如讲述这段时期的人们经常说的，誓且不论日本人在占据时期的诸多暴行，他们能够重组一个广袤而复杂的地区，手段之高，速度之快，也不得不让人折服。

尽管瓦西德当时只是个孩子，却已经开始接触国家政治。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到伊卡达体育场参加大会。苏加诺也会出席。”时间可能是一九五〇年，“体育场是日本人建立的，旨在讨好我们。目前这个地方已成为国家纪念馆。”这也是当年法国政府在百万观众面前点燃焰火，欢庆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的公园，“共有六万群众在体育场内聆听苏加诺演说。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伟人。他严词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要求大家在这场战斗中团结一致。大家都给予热烈回应。我十分亢奋，感受到人们参与这场运动的狂喜，也跟着高声欢呼，手舞足蹈。但父亲叫我冷静下来，他说，坐下来，不要跳。或许他只是不想让我太累，否则他就会将我带回车里。”

我很想进一步了解苏加诺的外貌。

瓦西德说：“他仪表堂堂。那张脸称不上帅气，却带有钢铁般的意志，散发出一股力量。坦白地说，他的表情很凶暴，却带有权威感和意志力，这就是他拥有魅力的原因。特别是当他振臂高呼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仿佛要看穿帝国主义分子似的。因为我父亲是部长，所以我们都坐在距离苏加诺不远的第一排。苏加诺站在那里，面对着我们。

“父亲在一九五三年去世，享年三十九岁。一九五二年，我们的组织在当时唯一的伊斯兰教政党投票中败下阵来，父亲辞去了部长职务，退出内阁，于当年自组新党NU。他非常积极地成立新党的分支单位。在一次旅程中，我坐在前面，他坐在后面，我们发生了车祸，父亲受到重伤，次日伤重不治。他跌出了车门，被翻腾中的汽车击中。

“母亲当晚赶到万隆，许多名流护送灵柩到雅加达。我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印象深刻。在这条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路上，人们站在路旁恭迎他的遗体。即便在夜晚，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屋内守护。次日早晨，苏加诺来了。遗体被送往机场，载到泗水。我们在泗水受到数万民众的盛大迎接，他们哭喊着恭送父亲。我时任少将的叔叔骑着摩托车，在灵柩前面开道。在长达八十公里的路的两旁，有许多民众，我们从中穿过，直到在班宗的坟墓。

“看到这么多人如丧考妣地送别父亲，我想，在人的一生中，还有什么比受到如此多人的爱戴更伟大？甘地去世时，我还只是个孩子。后来，我看到了甘地葬礼的照片，它让我忆起父亲的葬礼。这些，都坚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这就是瓦西德在一个暖和的下午，在雅加达NU总部一楼那个残留着丁香烟余味的房间告诉我的家族故事。当时，在清理过的前院外面，一条双线道路正车水马龙，声音嘈杂。瓦西德家族的陈年往事——有些地方在我的要求下详加说明，有些地方被忽略——交织着一百二十多年来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这些故事流露出瓦西德自己的生命历史，也涉及他自己的行动和态度。

他继承了父亲政党NU的领导权。一九八四年，他领导该党退出政治。

“我们知道，正如在巴基斯坦、伊朗、苏丹和沙特阿拉伯一般，伊斯兰教和政治直接关联，将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因为其他地方的人们会将伊斯兰教视为使用暴力的宗教。但在我们的想法中，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伊斯兰教是一种道德力量，通过伦理和美德行事。这不光是我的想法，而是接受我祖父教育的学生共有的想法。一九八三年，我们曾和一个研究宪法的博士激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一九九一年，民主论坛成立。这个组织完全摒弃伊斯兰教政治——也就是苏哈托和哈比比教授所造就的政治伊斯兰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国家权力中心的竞争反映出总统需要获得社会的广大支持。这意味着，总统也需要获得伊斯兰教运动的支持。因此，认同伊斯兰教的国家政治有其必要。祖父根据一九三五年的决议——伊斯兰教教徒可以保卫荷兰人统治的印度尼西亚，以对抗日本人——发现宗教功能和政治功能需要有所区分。如今，哈比比部长决定采用伊斯兰教化路线，意思是他将政治看作伊斯兰教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个人同样有此感受，因为我父亲参与制宪，宪法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权利。人们实践伊斯兰教教条，应该出自良知，而非恐惧。哈比比和他的朋友让非伊斯兰教教徒和不实践伊斯兰教教条的人不敢显露自己的身份，这是迈向独裁的第一步。”

瓦西德十分热衷于这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似乎是想等待我将他的话记录下来。我尝试让他以更直接的方式谈论哈比比，希望得到一幅图像、一段对话、一篇故事，但谈何容易？

“哈比比到医院来看我，希望我加入他的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

我很喜欢听有关医院的细节，这似乎和我对瓦西德健康的看法不谋而合。可惜我无法获得进一步的资料。

“我的答复是：无法加入贵组织，让本人与街头知识分子保持距离。”

这句话我记下来了。当时不太确定这句话的意思，但后来我发现，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瓦西德说起话来极尽讽刺之能事。他的意思是，哈比比那可敬的组织和街头知识分子其实是相同的一群人。伊玛杜丁，那位宣教者，电视节目主持人，创造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人，原来也是街头知识分子，只是他的名字，整个下午瓦西德提都没提。

原来的支持者阿迪·沙索诺本来也可能沦为被攻击的目标。只是等到我见过所有人，记录了所有事情之后，才真相大白。

我们在他漂亮的办公室见面。会议即将结束时，阿迪表示：“瓦西德经常外出旅行。他是个讲师，知识分子，不是奇阿依。”这是阿迪破坏瓦西德声名的方式，贬损他。奇阿依通常在某个村落里，村民会来找他问问题。他总是和人们在一起。

阿迪是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重要智库CIDES的董事长，CIDES的全名是Centre for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资讯和发展研究中心”。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阿迪的办公室如此奢华。他送给我一份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的大型介绍手册，印制得相当精美。以下是手册的第一段：

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自从三年前成立至今，逐渐被国人了解，人力资源品质乃是能够再生的重大资产。这种觉醒应该根据道德上的发展被积极强调。道德上的发展强调人在意识和发展措施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见解也意味着，全国一致具有良知和行动力的参与是基本的价值。

这段冠冕堂皇的介绍是伊玛杜丁的人力资源和宗教思想，被商业和学术方面十分现代化的字眼反复包装。但诸如此类的语言不过徒有其表。包装里的才是伊玛杜丁对讲马来语的伊斯兰教教徒的命运所秉持的重要看法，以及他要完成皈依过程的愿望。欧洲人已在这里停留两三百年，最后，在这片远东的虔诚之地要升起伊斯兰教的旗帜。

[1]苏拉卡尔塔旧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城市。

[2]伊斯兰教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

第三章　皈依者

伊玛杜丁住在新清真寺街英雄公墓附近，这是他希望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两天之后，去看望他的地方。时间是早上十点。我希望多了解一些他的过去，包括他的祖先、苏门答腊的背景等等。这是他唯一能安排的时间，因为如今的他随时都可能飞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心智训练”工作。

当他指引我如何到他基金会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新清真寺街可能不容易找。他在名片上写了些东西，说这对出租车司机可能会有帮助。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它一点用也没有。饭店的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在进城高峰时段的晨间路上开了许多冤枉路。原因之一是，他以为只要驶向英雄公墓的大致方向就行；原因之二是，在交通拥挤的雅加达沿着一条清爽的大道开一段距离，也算人生一大乐事。

后悔莫及之余，我们只得慢慢开回去。之前，我们并未察觉车速是如此之慢。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我们沿途不断问路，一直在大路间抄捷径，时间已过了十点。我们沿着只铺了一半砖、有许多转角的狭窄道路行驶。晨间的光线忽明忽暗，一小块一小块的地面上有小小的新房子，道路的阴凉深处则种有盛开的花朵，还有卖食物的手推车，扫成一堆堆的落叶。

最后总算到了新清真寺街。经过一番周折，我们也总算找到了伊玛杜丁卡片上的门牌号码。我按照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付了一笔可观的车费。司机拿了钱立即走人，仿佛担心我反悔似的。时间已十点三十分。

没有人从屋里出来。这是一间小房屋，明显被保护得很好。房屋左边有一条宽阔的通道，通往一间盖在主建筑内的大车库，车库有扇滑门。右边则有一片非常狭窄的草坪，草坪外就是开放的门廊，上面的红瓦闪闪发光。我从那里高呼“早安”，但还是没有人出来。我穿过敞开的大门进入客厅。这是一个低矮的房间，在沐浴过门廊的阳光之后，我感到室内格外阴凉和黑暗。一个穿着棕色连衣裙的女服务生从左边的厨房探出头来，视线停留在我身上，似乎受到了惊吓，马上一言不发地缩了回去。

我对着空房间大叫：“伊玛杜丁先生！伊玛杜丁先生！”

另一个女服务生怯生生地从厨房出来，尽管只是想看看之前的服务生看到了什么，她还是很惊恐地看了我一眼，最后消失在厨房里。

我大叫：“伊玛杜丁先生！早安，伊玛杜丁先生！”

房屋安静如故。他要我十点来，尽管我迟到了半个小时，他也应该还在屋里。墙上挂着一副阿拉伯语书法，非常像伊玛杜丁的作风——也许是在国外遍访信徒时人家送的纪念品——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也开始盘算如何在语言不通、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乘出租车的地方。

因为这种安静，我觉得已没有必要再呼叫。后来，我又觉得自己不该在屋里随意走动。于是就这么站在那里，一边等待，一边张望。

地板上铺着漂亮的芦苇席子。低矮的天花板很像是用合成的甘蔗木板建造的，因为漏过雨而斑驳不堪。餐厅有台微波炉，旁边是一些团体照。客厅的柱子上有两三个用来装饰的小花瓣，更让人吃惊的是，还有一张帆船照片。客厅四周摆着一些到国外旅游的纪念品，显露出伊玛杜丁（或他妻子）温柔的一面，一个和“心智训练”无关的层面——如果这栋房子真的是他们的，如果他们真的将这些纪念品摆在了心里（而不只是纪念送他们东西的人）。客厅里有许多日本文物，一座埃菲尔铁塔，角落水冷却器的上方有一个代尔夫特精制瓷盘，上面画的是一条蜿蜒的荷兰道路，路边有农舍和教堂，景物简单，却不失浪漫。在柱子前面，一株矮小的红枫树正在一个白色碟子里生长，碟子在一个银边垫子上。红枫树、碟子和垫子，全都摆在一个用板条制作的杂志架子上。从阴暗房间的后窗可以看到阳光普照、用岩石砌成围墙的小花园，房子的红瓦屋顶延伸到花园的尽头。这里空间真的很小。

我逐一观察这些细节，仿佛要将它们全部记下似的。几乎在同时，我用内心其余的意识盘算自己应该在这里待多久，侵扰这间屋子多久，时机一到，我又该如何从这次奇异之旅中脱身。

十或十五分钟之后，左边大门突然打开，伊玛杜丁出现了。他披着长可及膝的纱笼，穿一件墨绿色衬衫，无拘无束，出人意料。

他心事重重地说：“很抱歉，我有点问题。”

我想大概是肠胃不适，需要常去洗手间的问题。但接着有个棕色皮肤的大个子从他背后出来。这个人的目光炯炯有神，皮肤发亮，也披条纱笼，却不像伊玛杜丁那么随意。他步履缓慢而庄重，纱笼下摆随着步履飘动，十分优雅。他戴一顶黑色的伊斯兰教教徒扁帽，穿件淡灰蓝色的背心衬衫，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

伊玛杜丁说：“我正在按摩。”

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什么黑帽男子的皮肤闪闪发亮。

他们刚刚所在的房间毗连车库，可以俯视小小的草坪和道路。他们应该听到了我进来的声音，更应该听到了我呼叫的声音。

伊玛杜丁说：“年纪大了，你知道的。”

仿佛说了这句话，再加上按摩师每隔几天来为他的背按摩，就够解释一切。事实上，按摩师来访的时候也表现得很拘谨。不久之后，伊玛杜丁和妻子送按摩师离开，也都极尽客套之能事。

当他穿好衣服，将裤子和衬衫用皮带系紧，恢复熟悉的模样之后，我们就坐在餐桌上开始谈话。餐桌的一边摆着微波炉和团体照，另一边摆着水冷却器和荷兰瓷盘。两个女服务生，一个穿红色连衣裙，一个穿棕色连衣裙，都已从先前的惊恐中回过神来，再度在屋子和厨房里忙起来。

伊玛杜丁和瓦西德的背景非常相似，一想到他们如今截然相反的立场，我就惊异不已。但伊玛杜丁来自苏门答腊，兰凯特的苏坦奈。他说，这个地区在亚齐边界，比荷兰还大。荷兰人在一九〇八年——即他们征服爪哇整整一百年之后——才征服亚齐。这点意义非凡，让伊玛杜丁可以理直气壮地自认为是苏门答腊人。

这是我改编的故事。在兰凯特，或许是在上世纪的下半叶——伊玛杜丁并没说具体日期，有一个召集信徒做礼拜的穆安津在儿子出世之前就死了。穆安津的遗孀改嫁。等到他们的儿子六岁时，继父就将他送到兰凯特苏丹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的家里。穆夫提是伊斯兰教学者。六岁的男孩，依照传统的方式，在穆夫提家当仆人，也当学生。男孩天资聪颖，穆夫提很疼爱他。

十年岁月倏忽而逝。苏丹的秘书，有点像苏丹的大臣，也是当地官居第二的人物，希望找人教他孙女《古兰经》。他对苏丹说了这件事，苏丹又对穆夫提提起，于是，后者就派他的仆人兼学生，即已故穆安津的儿子，如今已是十七八岁的男孩，去教秘书的孙女。男孩当然不是只教女孩，因为这么做于礼不合，他教她和其他一些家庭成员。他是一名很好的教师，女孩爱上了他，等到时机成熟，他们终于结婚。结婚时间不得而知，我也没问。他们的儿子就是伊玛杜丁，他出生于一九三一年。

那时，穆安津的儿子，即伊玛杜丁的父亲，已正式在兰凯特大展宏图。一九一八年，在大战之后，人们可以再度平安出行时，穆夫提游说苏丹派这位年轻人前往麦加研习两年阿拉伯语。事后，年轻人又转往开罗爱资哈尔伊斯兰教大学念了四年书。到目前为止，他所接受的教育很像瓦西德的祖父和父亲。之后，这种相似性仍在继续。一九二四年，穆安津的儿子从爱资哈尔大学回到苏门答腊，担任苏丹创建的一所著名学校的校长。

等到校长需要教导自己的儿子伊玛杜丁时，培养模式才得以改变。伊玛杜丁六岁时，父亲把他从待了一年的马来语学校带出来，转学到一所荷兰学校读了五年。伊玛杜丁说，这些荷兰学校通常不收宗教人士的子女，因为他们很怕伊斯兰教教徒接受教育。伊玛杜丁能够上兰凯特的荷兰学校，是因为当地的学校是苏丹的。

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统治非常严酷，当地的粮食被征用，学校几乎关闭。伊玛杜丁和他父亲必须自己捕鱼、耕种，才勉强活下来。尽管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了印度尼西亚人，有利于他们日后对付荷兰人，争取独立，但从那时开始，伊玛杜丁对日本人就有了仇恨和恐惧。

瓦西德述说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时，就极少表露这种仇恨和恐惧。他家似乎是以一种较高的身份，几乎是政治身份，和日本人打交道。瓦西德的父亲在一九四四年成立真主党民兵部队。他的弟弟接受日本人训练，当了营长。真主党民兵部队总部就设在村子的寄宿学校内。在相隔千里之遥的苏门答腊，年方十四的伊玛杜丁只是隶属同一部队的步兵而已。

一九四六年某日，伊玛杜丁带领他小小的民兵乐队在街上游行。（如今在星期日早上，或许是为了筹备独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类似的小民兵乐队，在雅加达街头也随处可见。队员穿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制服，每队有十人。他们在街上排队前进，两臂左右摆动。队长和队伍保持着距离，两臂和队员一起摆动，他还不时吹口哨，为队员打气。）当天，一位在荷兰学校教过伊玛杜丁的老师制止了他。

老师问伊玛杜丁：“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要独立。”

“独立后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如果没有医生、工程师，你如何建设国家？你应该回到学校念书。我知道有一所新中学即将在这附近的城里成立，我希望你去念那所学校。”

伊玛杜丁听了老师的话。他获得新学校的入学许可，并且报了名。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用他父亲在宗教学校的那种聪颖和专注读中学。伊玛杜丁成了全班第一名，甚至全校第一名的学生，最后，在反抗荷兰人独立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他成了全国第一名。

一九四八年，荷兰人占领兰凯特。他们追捕伊玛杜丁的父亲（一如他们在村子里追捕瓦西德患有糖尿病的父亲），伊玛杜丁全家分乘五支独木舟，从马六甲海峡逃到亚齐。他们一定获得了较大的家族或社区支持，因为在那里，伊玛杜丁还能继续他的学业。他最先是在亚齐继续上学，直到独立战争结束，后来又到更重要的城市棉兰。一九五三年，二十二岁的伊玛杜丁获准进入万隆技术学院就读。也就是说，尽管经历了日本占领时期和独立战争引起的巨变，伊玛杜丁也一直是好学生，只失学四年。三十岁那年，伊玛杜丁成了万隆技术学院的助理教授，次年，他又去美国深造。

对于一个一九三一年出生在荷兰东印度群岛某个小镇的男子而言，这是一种无比辉煌的人生。对于一个一九四六年还在兰凯特领导小乐队一起上街游行的十四岁少年而言，这也是难以料到的事情。但小男孩，即后来的年轻人，却一直将他所学到的新事物牢记在心。伊玛杜丁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在文化或精神上迷失的现象。他一直是苏丹上个世纪的穆安津的孙子。穆安津每天召集信徒礼拜五次，他的儿子即在麦加和爱资哈尔接受了高等教育。

瓦西德接受的是寄宿学校的教育，他很虔诚，拥有多元化的国际观，倾向自由派。伊玛杜丁则始终忠于圣战。

他坐在餐桌边，开始不安。两个穿连衣裙的女服务生还在客厅和小厨房之间忙碌着。在说完他全家分乘五支独木舟沿马六甲海峡逃走之后，他的故事就变简单了，细节都被略过不提。他的脸变得阴沉起来，就如同从按摩室出来的时候一样心神不定。

他说：“你还要多久时间？”

我说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

他说：“有个从俄克拉荷马州来的男子想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今天皈依。他是个电机工程师，我见过他一两次。他要娶个印度尼西亚女孩。我还没有通知他，但我已和女孩的家人联系过。他在清真寺等我。我本来应该在十一点三十分在清真寺和他见面。”

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五分，早到了该走的时候。我在告别声中听到伊玛杜丁——或那位亮丽如昔的太太说——他们即将搬家。

我们坐奔驰车离开，司机穆罕默德·阿里早就在驾驶座位上等候。训练有素的女服务生（一个穿棕色连衣裙，一个穿红色连衣裙）因为没什么话可说，只能从黑暗的低矮房屋中出来，走到小花园的阳光中，将沉重的车库大门打开，等待穆罕默德·阿里把汽车开出来。这辆汽车，以及汽车开动时的架势，都让这栋房屋和狭窄的道路更加渺小。这样的环境显然已容不下伊玛杜丁。

我们很快行驶到一条大路上，开过英雄公墓。伊玛杜丁说的没错：如果出租车司机没走错，他家是很容易找到的。

我们经过一排商店，店里的货物几乎全摆在道路两旁，有家具店、汽车轮胎修理店等等。因为伊玛杜丁如今已接近权力核心，所以一路上，他频频对我们看到的事物加以解释。他说，这些店其实不该开在这里，但很难管理他们。

仿佛这些很难管理的商店让他想到了驱逐，一两分钟后，伊玛杜丁说：“苏丹的皇宫在对抗荷兰的战火中被烧毁了。不是被荷兰人烧的，是苏加诺的……”他在寻找适当的字眼。

我说：“是苏加诺的焦土政策？”

这正是他想说的。我再度对伊玛杜丁那不寻常的经历感到惊异。伊玛杜丁其实比我大不到一岁，但谈起不寻常的事件，他却能云淡风轻，喜怒不形于色。所有的事件都似乎无法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他那当外交人员的学生不是说过，“他很自负”。伊玛杜丁有一种完美的特质，带着一种奇特的率真，很显然，这种率真在一路保护着他。

他说他当天早上请阿迪·沙索诺上他的电视节目。他们谈到目前独立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庆祝活动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真的很重要，他说：“伊斯兰教支持自由，反殖民主义。”

从前，政府对信仰的态度是担忧，伊玛杜丁在当时是个反叛分子。如今，统治者和政治形态未变，政府却表示要服务于信仰。伊玛杜丁不费吹灰之力，又让信仰为政府效力。信仰多样包容，伊玛杜丁则是有识之士；他才不会和自己过不去。

那名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就在门腾的桑达吉拉帕清真寺等候。门腾，尽管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却是雅加达的时尚外交场所。桑达吉拉帕清真寺就专门为一些上流人士服务。

这个名字取自之前存在的一个印度教王国，用很漂亮的字母写在清真寺墙上。空旷的大庭院用混凝土铺成，阳光普照。十二点过后，伊玛杜丁表示，是进行午时礼拜的时候了。他这番话如同幸运的一击，仿佛迟到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祝福。他打算礼拜，然后为俄克拉荷马州男子主持皈依仪式。这对俄克拉荷马州男子一行人来说并没有任何不便，反正他们也要礼拜。

如果可以把救赎比喻成筵席，那么对伊玛杜丁而言，礼拜就像每天五顿的餐前美味点心，是天堂的食物，绝对不会使人厌烦，反而总是让人胃口大开。此刻的伊玛杜丁穿戴整齐，厚厚的钱包在黑色的口袋里，他对于主寺的空旷早就习以为常。清洗之后，伊玛杜丁迈着些许歪斜的步伐（让我想到他的背和按摩师），走到前面一群男子排列的地方。这些男子全都面向墙壁，有时站立，有时蹲下，有时鞠躬。远处，有十三四个戴白头巾、穿长袍的女子站成一排。

在所有人中，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十分醒目，即便从后面看也是如此。他的体型和身高都比别人突出，再加上他戴了黑色的扁平礼拜帽，还真有点像伊玛杜丁的按摩师。

等到礼拜结束，人们离开大厅之后，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就坐在混凝土阶梯上，沐浴在阳光中，穿他的袜子。伊玛杜丁走过去和他说话，或许因为我在场，所以他说起话来格外高兴。他说：“你的改变大得惊人。你根本不像美国人，简直就是一个印度尼西亚人。”

俄克拉荷马州男子穿上了一只袜子，低头看了看，用微小的声音说：“仍然是白色的。”

在伊玛杜丁的谈笑风生之后，这句话很容易引起歧义。它出自一位积极的皈依者之口，可能是自我保护，也可能是要让伊玛杜丁知道，他不会太投入。我第一次看到伊玛杜丁不知所措。他的笑容僵在脸上，说：“还不成熟。”好像继续着他的兴奋与种族游戏，但之后，他便停止了这个话题，留下男子在原地穿鞋袜。

皈依仪式要在楼下房间举行。房间很狭小，但有空调。墙壁用灰色大理石装饰。大理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陵墓，继而惴惴不安。因为庭院和阶梯都阳光普照，热气袭人，相比之下，房间给人的感觉格外寒冷。屋子被布置得有点像演讲厅，里面有个隆起的讲台，讲台上有张圣坛似的桌子，上面安装了麦克风，桌子前后有几张硬木长凳。观礼者会坐在地板上的几排椅子上，就如同教室里学生的座位那样。

新娘是一位商人的侄女。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就是为了她才皈依伊斯兰教。这位商人也是著名的诗人。在印度尼西亚，写诗只是种业余活动，却很受尊重。室内的交谈声变小了，让一直都有的空调声突然变得特别响，仿佛是在有意为这场仪式摇旗呐喊。

礼成之后，把眼镜时髦地吊在脖子上的伊玛杜丁出现在讲台上，俨然是第一男主角。他坐在两名男子中间，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那对新人，并开始在空调的伴奏声中高唱《古兰经》。

那对新人背对着我们，左右各站着一名见证人。新娘子就和印度尼西亚姑娘一般娇小，穿着黄色礼服，戴着红色头纱，含情脉脉，仪态动人。俄克拉荷马州男子戴黑色扁帽，脖子雪白，体型壮硕得多，也古板得多。他穿着美式蓝色长裤，绿色的蜡染衬衫——不是人家送的，就是刚买的——一点也不显得轻浮。

歌颂声结束，伊玛杜丁向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微笑，并用英语告诉他：“我们欢迎你重返伊斯兰教。我说重返伊斯兰教，是因为在我们的信念中，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是伊斯兰教教徒，没有一点罪恶。你已回到伊斯兰教世界，因为你已敞开心灵，接受真理。每一件事你都会让自己听从真主的旨意。伊斯兰教意味着归顺。”

接下来就是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宣誓的时候。他首先表示，自己是凭良心说话，没有受到任何人胁迫。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害羞，没有南方人的口音。对于一个大个子而言，他的声音还是非常清脆的，并没有高过空调的声音。这或许和他背对着我们有关，也或许是因为他没有伊玛杜丁那种对着麦克风熟练的说话技巧。他首先用阿拉伯语宣布皈依——这或许也是他害羞的另一个原因——然后再用英语说：“本人宣誓，真主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他最后的先知。”

伊玛杜丁带着几分演讲者的欢乐，说了声“啊”，仿佛刚刚说的一切并没有这么困难。然后，他依然带着愉悦，微笑着问俄克拉荷马州男子：“你想改名吗？”

男子根本没时间回答。全场的女子都在下面用英语回答：“好，好。”也有人说“比较好”，还有人说“太好了”。

伊玛杜丁像导演那样问道：“你喜不喜欢穆罕默德这个名字？”

俄克拉荷马州男子说很喜欢。

“阿丹呢？”

也喜欢，就像喜欢“哈里德”一样。

伊玛杜丁说：“好，穆罕默德·阿丹·哈里德，今后你就是重生的阿丹了。我希望新名字会带给你幸福。”

仪式的主要部分到此结束，接下来就由新娘的家人主持。要男子改名字的是他们，所以他们很满意。“哈里德”，那个俄克拉荷马州男子，有庞大的身躯和一张温和的脸，从讲台上走了下来，与大家拥吻。起初，在场的女人们还十分端庄淑雅，此刻却十分积极。原来接下来的仪式轮到她们表演，她们沉默了好久的话匣子终于打开，叽叽喳喳地开始聊了起来。大家不停地照相，之前从一家饭店买来的食物，一直被堆放在靠墙的柜子里，此刻也由女人们拿了出来，分给每一个人。

显然，伊玛杜丁在逐一介绍穆罕默德·阿丹·哈里德的新名字，仿佛每个名字都需要得到极大的鼓舞。不过，这只是伊玛杜丁主持礼拜或电视节目的风格而已。我后来问他，他回答说，哈里德的新名字全是新娘选的。所以，那个穿黄色礼服、戴红色头纱、含情脉脉、不胜娇羞的女孩，对和她一起坐在长凳上的俄克拉荷马州男子即将经历的仪式早就了然于胸。

星期日早晨，在伊玛杜丁的家，我才知道改名字的始末。他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心智训练”的行程延误了，所以我才得以再度去看他。出租车这次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派穆罕默德·阿里开奔驰车到饭店，但对于穆罕默德·阿里是否知道如何到饭店或到何处去接人，他没有绝对的把握。作为私家车司机，穆罕默德·阿里稍微有些稚嫩而害羞，结果他只迟到了五分钟。奔驰车和纽约的出租车一样，有空气洁净器的味道，精美包装的磁带可能是阿拉伯音乐。

这次，一切都被再次确认，清晰明了：穿着五颜六色制服的小游行团体，队员手臂左右摆动；家具店和轮胎修理店几乎盘踞整条马路；英雄公墓；狭窄的路，小屋，有滑门的大车库，阴暗的房间，小埃菲尔铁塔和其他纪念品，屋后阳光普照的小花园；女服务生。其中一个穿红色紧身胸衣的女服务生端水果和果汁给我。伊玛杜丁不在房里，或许又在按摩。但伊玛杜丁的太太进来欢迎我，在芦苇席上走来走去，然后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走了进来，问我要不要吃水果，并且表示她先生正在“准备中”。他从前面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又披着纱笼。他轻快地走动着，四处看着，很少说话，准备把话留到他穿好衣服后再说。

伊玛杜丁用很务实的宣教者方式谈论哈里德的皈依。伊玛杜丁在美国待过多年，当然知道美国有许多州。他可能知道俄克拉荷马州是比较新的，这个州是十九世纪末美国人大举西进，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之后才建立的。在美国人建立俄克拉荷马州的同时，阿根廷、非洲和亚洲或许也有类似的扩张行动。事实上，当时荷兰人就在苏门答腊的亚齐用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发动了一场漫长的战争。也许，当时伊玛杜丁那位当穆安津的祖父正在邻近的兰凯特召集信徒礼拜。

一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年轻人在门腾清真寺皈依，这充满讽刺，也有其历史渊源。但要了解这些，就非得用另一种世界观不可。伊玛杜丁宣教者式的世界观很简单，他在皈依仪式中说过，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伊斯兰教教徒，没有任何罪恶。尽管伊玛杜丁没有继续阐释，但他的言外之意是，置身于伊斯兰教世界以外的每个人都处于错误状态，或许直到找回伊斯兰教，自我才算真实。

伊玛杜丁的父亲，就是那位穆夫提的宠儿，先在麦加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再到开罗的爱资哈尔深造。他一直置身于伊斯兰教学习的象牙塔中，保持精神上的遗世独立。伊玛杜丁到过的地方早就不止麦加和开罗，他看过外面的世界，在外面追求的不是宗教的学问。他追求的科技知识成为他后来养家的工具，之后因为家里实在太危险，科技知识又成为他休养身心，保全生命的避难所。但是在精神上，伊玛杜丁一直住在他父亲住过的象牙塔中。他的世界观并不承认自己四处奔波，继而寻求得来的庇护所、法律和知识。外面的世界再简单不过，只是人们“发现”的中立世界，人人得而用之。

所以，大概是在一九八〇年，伊玛杜丁没有用他的沙特阿拉伯奖学金去伊斯兰教国家，而去了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后来甚至得到某种庇护。他在爱荷华大学的时候，巴基斯坦的基本教义派狂热分子拉赫曼，或许赠予过他一种讲马来语的伊斯兰教教徒命运的愿景，他本人在芝加哥大学享受着学术自由的氛围，有法律保护，每个夜晚都睡得十分香甜。这种自由和保护，是每位在家乡遭受过迫害的伊斯兰教教徒在伊斯兰教世界以外的中立世界积极追求的。伊玛杜丁显然没有看到任何反常情况。在他的世界里——尽管他那清凉低矮的客厅里摆着各种外国纪念品——似乎没有任何事物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之外的领土。

他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身为宣教者和科学家，他用起来相当得心应手）说：“《古兰经》是一种价值系统。它就如同一辆汽车。如果只有轮胎和车轮，那么你就不算拥有这辆汽车。伊斯兰教也是一种系统。你必须全部接受，否则就是背离了伊斯兰教。你不能做半吊子的三心二意的伊斯兰教教徒，要么就全心全意，要么就完全拒绝。”

因此，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影响信仰，每一种新学问都可能被用来服务信仰。他说，当一九八六年带着第二个学位从美国回印尼的时候，他就能够利用发电系统的分析技术，开设“心智训练”的课程了。如今，既然信仰是关于政府的信仰，那么印度尼西亚的信仰就有了特殊的需求。

比如，必须和瓦西德打交道，和他寄宿学校的三千万伊斯兰教教徒打交道。尽管阿迪·沙索诺用一些听起来很现代化的字眼，如“优越感”“宗教封建主义”等，来猛烈攻击瓦西德，但伊玛杜丁可以使用时代的科技需求（以及他自己的科技训练）来打击可怜的瓦西德，以及他“废除传统学校”的想法，而且更加彻底。伊玛杜丁从未向我提及瓦西德的名字，一如瓦西德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也无只言片语涉及伊玛杜丁。但当他在自己家里一再重复他在办公室说过的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便不言而喻。伊玛杜丁在办公室中表示，神创造万物，无非是要让整个世界更加繁荣。

他说：“这可见诸《古兰经》。当初，神创造阿丹时，赐予他的第一项知识就是科学。”

所以当他前往爱荷华州的时候，他服务的是信仰。他回国以后，追随哈比比，钻研N-250型飞机，服务的也是信仰。

他说：“政治人物必须了解这一点，因为那架飞机，我们拥有了科技方面的地位。”

被他这么一说，政治人物——可怜的瓦西德！——倒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统治者。

他那伊斯兰教的“价值系统”，至此算是功德圆满。但奇怪的是，它只能处于循环状态。套用这位宣教者的比喻来说，它就像一台简易跑步机，而不是汽车，因为前者让他忙个没完，却哪里都到不了。就算你对他说，在他落难的时候，爱荷华州的人对他很好，他也不会对那里的人表示什么。他们的友好，只该归功于他的信仰——他说，真主爱他。

那个星期日早上，谈话即将结束之际，我再度问他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会那么直言不讳，以及为什么会和政府有矛盾。

他将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在狱中向前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学到的东西展示了一番。苏班德里约说：“不要批判苏哈托。他是爪哇人。年轻人不应该批判年长的人，尤其不应该批判大人物。”对伊玛杜丁而言（一九七七年的伊玛杜丁已四十六岁，比起苏哈托总统的五十六岁，他并不算太年轻），这种说法是违反他意愿的，“我先接受荷兰式的训练，后来又接受美国式的训练，批判本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我又生于苏门答腊，甚至可以和父亲争辩。但我必须学习爪哇人的那一套。”

苏门答腊的那一套，就是伊玛杜丁自然而然承袭的那一套，采用基本教义派的率直的方式。对伊玛杜丁而言，它自古以来就是苏门答腊力量的来源。

他之前告诉过我：“荷兰人征服爪哇，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但他们征服不了亚齐和苏拉威西，因为当地人宗教意识很强。”

瓦西德说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新汽船之旅，让信徒前往麦加朝圣或念书都更容易。从此，殖民时代的爪哇就有了新的伊斯兰教村落学校，就像瓦西德的祖父经营的那种。

但是，在苏门答腊独立的王国与苏丹国，这种前往麦加的旅程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广。一百五六十年后，这些殖民地学生（往往是他们家族中最早去海外求学的）将带着学到的革命思想回国。苏门答腊的学生和前往麦加的朝圣者就是如此，他们受到瓦哈比基本教义思想的影响，又略带学到了新知识的自负，一回国，就决心让苏门答腊的宗教信仰和前往麦加的瓦哈比宗教信仰等量齐观。他们立志清除地方宗教的错误，清除所有的习俗、仪式，以及带有已消逝宗教——如泛灵论、印度教和佛教——遗迹的土地崇拜。在此之前，曾发生过宗教战争，这也是荷兰人得以介入的原因。他们最初以斡旋和援助之名而来，后来成了统治者。

这就是伊玛杜丁继承的宗教信仰。布满昔日异教徒纪念碑的是爪哇，而不是苏门答腊。但是在宗教之外，任何东西都无法获得认同，就连世界奇景之一、伟大的婆罗浮屠佛教纪念碑也不例外。一九七九年，伊玛杜丁批判政府的罪状之一，就是印度尼西亚驻堪培拉大使馆活像一座印度教建筑。至于婆罗浮屠，那根本就是用来吸引国际人士的。

我就这点向伊玛杜丁请教，他却说我误会了。他说话的神情仿佛——以今天的地位，他有必要摆出政治家的模样。他的意思，是可以用来养活“饥饿的伊斯兰教教徒”的金钱，不应该用在婆罗浮屠上。

尽管有意表露政治家似的软化手段，他那昔日苏门答腊式的得理不饶人也显露无遗。对印度尼西亚新基本教义派分子而言，最伟大的战争即将展开，以他们自己的过去为名，一切都将和他们的土地产生渊源。

第四章　圣地

几周之后，也就是我在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即将结束之际，我去了一趟苏门答腊。不是去伊玛杜丁的苏门答腊，或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和兰凯特，而是去米南卡保高地。我是因为后来对米南卡保高地产生了兴趣才有此一行。在雅加达，我曾遇见一名高级公务员，她的童年几乎完全在米南卡保高地度过。她的办公室坐落在一栋圆形的现代大楼内，楼外的道路车水马龙。整个下午，她就坐在那间阳光普照的办公室里，将她故乡的高地描绘得如诗如画，让人悠然神往。回首童年往事，她的眼睛绽放出无比的光芒，因此我决定去一趟，亲自看看。

在那里，我发现了自己早该知道的事——这块米南卡保高地乃是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基本教义派分子瓦哈比战争的古战场。看来，不论有没有伊玛杜丁，宗教狂热都是无法规避的苏门答腊课题。

这块土地有高耸的绿色火山，重峦叠嶂，山与山之间有宽阔的平原。有居民定居点的地方，就有树木和林荫。其他地方主要是稻田。在这里，稻米是主要作物，没有固定的收获季节。仿佛被同时描绘出来的图画，平原上可以看到种植稻米的所有阶段。稻田正在耕犁、翻土，再插秧；在一块浸满水的稻田角落，一片片嫩绿的秧苗苍翠欲滴；在旁边的田里，秧苗正被一行行地插入泥土中；稻草人（或只是一条条挂在竹竿上迎风飘扬的塑胶带）站在长满成熟稻米的田里。割稻人和打谷人通力合作，割稻人拿着长镰刀割稻，打谷人则将一把把割下来的稻谷打进篮子里。篮子上方挂着高高的帘幕，状似小帆船，以防止打下来的稻米掉在外面。平原上，有稻草烧起一小堆一小堆的野火。

在这里度过童年的女士并没有对我讲述它的美景，我却莫名地开始期待，更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耕作平原所展示的古老生活。要传诸好几代人，这些平原才可能成就劳工所说的社会组织。我想，这块土地就如同稻米本身一样古老，它的历史可以回溯至十七世纪，被梵文称为三佛齐印度教王国时期。几周之前，我在伦敦细致地观赏了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珊的画展。或许是这个原因，我发现这里的高山和平原的景色与普珊的画作有几分神似：宽度和纵深度同样非常形象，古老的世界同样呼之欲出。身处其中，我还发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作家威廉·黑兹利特在普珊的画作中发现的：创作世界中的“永恒的形式”（不是“有意义的形式”），没有任何视觉上的“意外”。

第二天下午，有人带我去巴力颜甘。巴力颜甘是温泉火山地带的一个大凹坑，据说米南卡保人就是来自那里。去巴力颜甘的人都是为了感受它的神圣，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历史或与它相关的神话。这里可能一直是圣地，因为总有一股力量左右着人类的想象，这在一块刻着印度碑文的古老石头上有相关记载。破碎的砖石墙，从路边一直延伸至简陋的混凝土浴室（一间供男性使用，一间供女性使用），即使在今天，忘却这种视觉上的“意外”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就连远处漆成红色的新建大清真寺也可能被一些人忽略。我的心里一直在思索这个地方的奥妙之处，一直在思索几百年来源源不断从地下喷出的温泉的奥妙之处。

这个地方的守护神就在巴力颜甘，对我而言，它甚至比塞浦路斯古城的帕福斯还重要。据说，爱神维纳斯就是从帕福斯的海中诞生的。在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时代，这个如今已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魔力，已经由塔西佗的著作《历史》一书所描述的寺庙和仪式保存了下来，同时借用维纳斯在帕福斯被崇拜的方式以强调它的神秘性。在与她的诞生地相距甚远的地方，人们早就赋予了维纳斯诱人的女性形象。

我听说，到巴力颜甘的游客彼此之间都用Sembahyang来打招呼，意思是“敬拜真主”。大部分游客都可能是伊斯兰教教徒，只要稍加思考，他们就可以知道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具有偶像崇拜意味。他们也应该了解，红色大清真寺的宗教意图并非是推崇这个地方的神圣，而是要在这个地方耀武扬威。伊斯兰教信仰的圣地关联着先知和他最直接的继承人。圣地在另一个国家，此地不可能有。这是教规的一部分。

十八岁之前，我在大洋彼岸的新世界，也就是地球的另一端度过，那是南美洲一条大河河口上的岛屿。岛屿上没有圣地，这是我在离开那里将近四十年后，才确认的一点。

我很小的时候就认为那个地方不完整，甚至很空虚，真正的世界存在于别处。过去我常常想，是气候燃尽了那里的历史和可能性。这或许是因为岛屿太狭小，我们一直认为，那座岛屿只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这种感觉是因为居民普遍贫穷，以及我们从印度带来的大家庭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又或许和印度本身的苦难有关，和我们这些印度人是移民有关。我们这些移民的过去，往往会因为一位父亲或祖父便骤然而止。

我离开多年之后——对事物的认知不会突然涌现，而是循序渐进——开始认为，那个地方并非圣地，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描写过它。它是农业殖民地，实质上就是座农场，既不尊重土地，也不尊重人。但是后来，在印度孟买一个拥挤的工业区——此地圣迹之多，令人惊讶，一石一木，都是圣物——我了解到，不论气候、植物、正式的信仰、贫穷和群众有多相似，这些一直认为自己的土地非常神圣的人和我们还是大不相同。

那座岛屿和北方的所有岛屿原该有许多圣地。以圣基茨岛为例，在岛上的甘蔗园里，隐藏了许多岩石，上面都有前哥伦布时期的简陋雕刻。但是在我们的岛屿上，对圣地有所了解的原住民早已被消灭殆尽。新开垦的殖民地只剩下我们这种需要到别处寻找圣地的人。

许久之后，我猛然想起孩提时听过的一个故事，后来，我也在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一八七一年出版的《终于》里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讲的是，成群结队的印第安人经常分乘独木舟，从大陆（一些残余的部族仍住在大陆）越过海湾，进入南方山区树林中的某个地方，举行某些仪式或献祭，然后，他们再带着采集的水果，越过海湾返回家园。这就是我听过的故事。当时，我还不到“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年纪，如今，这则不完整、未经诠释的故事如梦似幻，让我有了另一种觉悟和难以名状的感受。

或许是欠缺神圣感（和“环境”的概念不同），因此，这成为新世界的诅咒，特别是阿根廷的诅咒，以及一些像巴西那样遭到蹂躏的地方的诅咒。也或许是基于神圣感（不是基于历史和陈年往事），我们这些属于新世界的人才会前往旧世界去重新发现事物。

在皈依的伊斯兰教国家，像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基本教义派掀起了反过去、反历史的狂潮，他们不可能实现从空虚的精神中产生真实信仰的美梦，这一切，在我家乡的那些人眼里，实在怪异之至。

送我到苏门答腊的是黛维·佛图娜·安瓦尔。她年轻漂亮，学历又高。不止一个人向我建议，一定要见见她。她在印度尼西亚负责的事情非常重要，有两种名片。她为印度尼西亚科学院工作，主要负责政治与宗教研究所的事务。在印度尼西亚，任何有点来头的事物都会有缩写字母。黛维所在的中心就叫PPW-LIPI，她是PPW-LIPI宗教和国际事务处的负责人，以这个名号，她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同时，黛维也是“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简称CIDES）的研究主管。CIDES和伊玛杜丁以及哈比比的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协会有关，董事长是阿迪·沙索诺。

黛维要处理的事情真的很多，曾经带我去见伊玛杜丁的那位女外交人员安排我和她吃午饭。其间，黛维抱着一颗爱国之心，严肃地谈到LIPI正在进行的各种计划，听起来极具学术价值。当谈话快要结束，或许正在喝咖啡的时候，基于某种原因，黛维才开始谈到苏门答腊和她在苏门答腊的童年，以及她所习得的族人的禁忌。时至今日，她仍十分遵守这些禁忌。她关于苏门答腊童年的一切描述都十分新鲜有趣，有些还真令人惊叹。在之前非常正式地谈论国际会议和研究之后，她说的事情更加私人化，也更加坦率真诚。我很想再多了解一些，于是我们就安排了一个下午在她PPW-LIPI的办公室见面。

LIPI是一栋圆形的现代化大楼，从公路望去，让人印象深刻，但内部难掩官僚主义的痕迹，任何人在里面都没有私密空间。黛维的办公室在十一层。等候室是圆形楼层的一部分，形状如同一块切好的派，外墙有点弧度，类似派的外围。墙上挂着印度尼西亚木偶，还有一块五彩缤纷、满是褶皱的蜡染布，上面印着寺庙；另一面墙上则挂满了弓箭。黛维的办公室在走廊另一端，对于一次午后的会面而言，办公室的位置显然不对，那里的阳光过于猛烈，我们需要窗帘。

黛维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她的父亲是教授，最近才去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深造，她的母亲曾在苏门答腊大学教授历史。

黛维小的时候，全家都住在万隆。她三岁时，父亲前往苏格兰读书。有亲戚从苏门答腊来看望她们，其中一个对她说：“你应该去苏门答腊，看看你在那里有些什么。”这燃起了黛维去苏门答腊的热情。于是，她便和亲戚一起回去，看她从小就知道的祖先之地。

苏门答腊有一间属于他们的家庭住院，那是传说中的米南卡保传统房屋，屋顶呈喇叭状。里面已有二十几年没人住，是间空屋，还有人说屋里有鬼，黛维连靠近都不敢。她和舅舅住在一起，舅舅住的不是传统房屋。

黛维说：“他是乌力马。”乌力马就是伊斯兰教宗教教师。“爪哇人将他们称为奇阿依，西苏门答腊人将他们称为乌力马。我和他住了一年。他有一座小小的清真寺，自己就住在里面。这座清真寺也被称为祈祷室，它不是一座公共的清真寺。他要求学生到清真寺和他一起上课。他让他最年轻的妻子（最初，她也是学生之一）来和他一起住，这点很不寻常，但因为他是重要人物，所以，他并未到妻子家和她同住。当时，一夫多妻的现象司空见惯，但这是唯一和他同居的妻子。在我去那里之前，他同时有一到两名妻子。每和一名妻子确立关系之后，他就会回到祈祷室。我去的时候，他正和最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就是她将我带大的。”

黛维用她那种开放且充满感情的方式娓娓道来。有趣的是，父亲在苏格兰读书的同时（说不定还得经常回避别人对伊斯兰教教徒以及他们拥有四个妻子的嘲笑），他的小女儿竟然在通过一名受人敬爱且相当虔诚的老亲戚，去发现和接受与他人相同的想法，不同的是，这些只是美丽旧世界的某一层面。

“当父亲从苏格兰回来之后，我就回到了万隆，在那里待了两年。当另外几个亲戚从西苏门答腊来万隆和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就决定要他们带我走。当时我只有五岁半。”

我问道：“你记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里？”

“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空间广大而开阔。我们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里的人都唯我们马首是瞻。没有人和我竞争。我舅舅非常疼爱我，他很凶，但对我非常好。我舅妈人很和善，在舅舅发脾气的时候，她总是保护我。我非常幸运，因为舅舅希望有人传宗接代，延续本家的姓。西苏门答腊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这里的伊斯兰教色彩极为浓厚，却是个母系社会。因此，我简直成了家中的宝贝，他们都希望我将来能出人头地。

“舅舅以教育我为己任。他是乌力马，非常保守，一脑子传统观念，但他不希望我被剥夺接受现代教育的权利，不希望将来我的父母因为这件事而责怪他。这就是他不希望我来西苏门答腊的原因。但事实上，我倒希望能戴着头巾，去乡村的学校上学——在信奉宗教的乡村学校，你就得穿纱笼，戴头巾。”

“你认为纱笼和头巾是很漂亮的打扮？”

“我并不这么想，我只是认为这样穿戴是正确的。但舅舅十分坚持他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些乡村学校的伊斯兰教课程很差，现代课程也不好。他要亲自在家教我伊斯兰教事务，同时我也会上正式的学校。所以，我学习《古兰经》，他则为我读穆罕默德言行录，作为经书的补充。

“放假时，他也会选一个星期天，带我四处走走，看看我们家的土地，好让我知道这些土地在哪里，以及谁在那里工作。当地到处都是稻田和椰子林，大部分水和可以耕作的稻田都在山谷底部。住在山谷顶部的人必须走很长的路，才能走到他们的稻田。我的家族一直控制着许多土地资源，这是因为女人没有生太多后代。如果家族庞大，土地就会被很多人瓜分。这里的土地不可以转让，必须分配给使用者，即继承人。一旦继承人亡故，土地又会被归还给最亲近的女性家属。

“所以，在我们家的土地上走走，我也能顺便了解家族的一些事情，因为耕种我们土地的大部分人都是亲戚。知晓土地的边界在哪里也十分重要，所以每个人都有必要拥有一份村落地图。”

从五岁半到十五岁，黛维一直住在西苏门答腊。她父亲有一次来看她，当时她大约八岁。两年后，她母亲也和一些朋友来看她。从十二岁开始，每个斋月的假日，黛维都会去万隆，所以这个村子简直就是她的世界。

“住在村子里能够获得完整的经验。这种经验不只是上学、念《古兰经》、简单了解家人或财产而已。它还包括了解村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了解村人那种特殊的信念。这些信念不一定都合理，却十分重要。你如果漠视或摒弃这些信念，可能就会陷入危机。

“我的家族正好属于皮塔潘族，这个家族以拥有许多禁忌而为人所熟知。他们在村落里十分有名气，村人常说，皮塔潘族不能做这个，皮塔潘族不能做那个，但很多其他种族的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我的听觉开始作怪。黛维提到“皮塔潘”时，我总会听成小飞侠“彼得潘”。[1]

“大家都认为，皮塔潘是旧式大家族之一。土地还未被开垦的时候，皮塔潘的祖先就迁过来了。伊斯兰教创立以前的传统认为，所有的山川林泉都有精灵守护。当然，去开垦这些土地的人类就必须和居住在那里的精灵和解。因此，祖先必须遵守行为规范。大体来说，这些行为规范的宗旨就是要确保环境平衡。”

但“平衡”也罢，“环境”也罢，它们都是后来借用的概念，源自另一种知识和逻辑，其中并没有如黛维所说的那种敬畏土地的力量，但她自己好像很倾向于这种解释。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要考虑。每当我们想砍倒一棵大树，汲干一口井，或建造一栋房屋时，都必须先征得允许，依循某种仪式，让守护神满意。”

在黛维的舅公、那位保守的乌力马看来，村人对树神、泉神的认识似乎都属于偶像崇拜范畴，是不符合宗教精神的。他早就认为村子里宗教学校的伊斯兰教课程很差，并且选择亲自指导外甥女的宗教课。

“我舅舅基本上不想依循那些非伊斯兰教的行为。他了解这些行为，或许也相信其中的一部分，但大体而言，他认为向神灵献祭违反了伊斯兰教的规定。族人和村落的部分老人都相信，如果皮塔潘族人违反禁忌，那么就会有皮塔潘族人遭到报应，比如小孩生病，或有不祥的事故发生。但舅舅对这些禁忌丝毫不以为意，所以，我经常生病，他的妻子和朋友也经常说，‘一定是你舅舅又做了什么’。后来，当他们利用谷仓的木材建厕所时，事情发生了。”

谷仓是主屋的附属物，屋顶照样是喇叭的形状。谷仓的上部宽，底部窄，偶尔还会有各式各样的竹子图案编织在装饰性的三角墙上，里面还有一把梯子，用来代替台阶。稻米是主要粮食，是每一次旧式崇拜和祈求丰饶的主题，人们一向敬重稻米。谷仓的木材，即使是老旧或废弃谷仓的木材，也不能被用来建厕所，这根本就是将两种对立的概念拼凑在一起，是一种严重的亵渎。

黛维说：“我病了一两天，他们让我吃村里的草药。舅舅对村里的草药也有所了解，他对医生不太有信心，拒绝去找医生。大部分村人都相信他有法力，可以和守护神对话。所以每当有小孩生病时，都会有许多人找他求药。

“后来人们问起，最近几天舅舅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他才恍然大悟，察觉不该用谷仓的木材建厕所。于是舅舅和一名年轻人拿起大斧，将厕所劈倒。随后，就在要劈砍一块通向厕所的木板时，他们看到一只很像黑猴的动物跳进了水里。”

我问黛维：“猴子跳进了什么样的水里？”

“鱼池里。然后我的病就好了。人们说，我当时处于幻觉中，胡言乱语了一通。

“许多事情我都不太敢做，就算我搬到了别处也是如此。比如，如果在村子里，我不敢将锅从炉子上取下直接放到水里。这也是一种禁忌，因为可能会污染水源。

“为了保护鱼池中的鱼，我们需要在水里放置各种东西。最常见的是带有尖锐枝条的竹子。”高高的竹枝被削得很尖锐：这是一种令人害怕的深藏不露的阻碍物。“这可能是为了阻止鱼被别人偷捕。偶尔，当人们放干鱼池的水时，会将竹子取出来。有些人稍不注意，就会将竹子斜靠在房屋墙壁上。如果皮塔潘族人这么做，就会被认为违反了禁忌。我们绝对不能做这种事。听说，如果我们在晚上这么做了，神灵就会生气，房屋就会开始摇动。

“在村子里，这些禁忌就如同城市里的交通指示灯，你必须服从。”

这些禁忌大部分只适用于皮塔潘族。这就是黛维相信皮塔潘族是最古老的宗族之一的原因。在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开垦丛林种植稻田的时候，正是皮塔潘族人和山川林泉的守护神一起制定了规则，直到今天，人都还在遵守。

比如，黛维结婚时，祖先的长屋出现了“怪事”。那是间米南卡保传统房屋，有喇叭状的屋顶，已被人们遗忘了将近三十年。村人常说屋里有鬼，小时候的黛维从来不喜欢去那里，但按照风俗，盛大的婚礼必须在那里举行。所以，房屋被打开，准备举行盛宴。随后，“怪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家具被移动得乱七八糟，食物也不翼而飞。黛维舅舅的一个堂弟——是堂弟，不是那位乌力马——说：“哦，也许我们忘了敬拜神灵。”大家都把这件事忘了。由于神灵不住在空地上，而是住在林泉之中，所以，大家就从祖屋里将肉抛到大约五十米远的树丛中，这些足够安抚神灵了。从此，再也没有任何怪事发生。

村人认为，最早的时候有三大宗族，皮塔潘族是其中之一。这三大宗族来自三个堂兄弟的后代，他们彼此之间不通婚，都严格遵守最初的禁忌。此外，皮塔潘族人还有另一种本领：求雨。

黛维说：“根据经验，我发现每当举行和我有关的盛大宴会时，就会下雨，有时下一小时，有时下半小时。我是在四月份结婚的，这个季节很干燥，当时是在我丈夫家举行宴会的第一天。”

“他属于三大宗族之一？”

“和我是不同的宗族，但属于同一村落。”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丈夫家住在高地上，用水一直不方便，非常希望雨水能够注满水槽，所以他们必须十分谨慎地用水。婚礼第一天，天气十分干燥。第二天，喜宴将在祖先的房屋里举行。”这间房屋已有许多年没人使用，年久失修。“在这重要日子的凌晨三点，大雨倾盆而下。屋里的人都淋得落汤鸡似的，屋外的厨房已完全泡在水里。但到了早上，阳光又开始普照大地，一切都恢复旧貌。十一点，新郎和宾客如约而至。等到他们全进了屋，又开始下起瓢泼大雨，大约有一个小时。类似的情况在每场婚礼中都会发生。

“有人误以为，一旦我们离开村子，皮塔潘族人与雨的关联性就会消失，但实情并非如此。一个阿姨的幼女在雅加达出嫁，她担心当天会下雨，还特地去西爪哇以药闻名于世的万丹找药师。阿姨付钱给药师，要求他献祭，以祈求当天不要下雨。这种事情在这里相当普遍。新加坡欢度国庆日期间，人们承办酒席时，就请来了药师，以确保当天不会下雨。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也来了许多药师。

“母亲和我都表示，我们才不相信万丹药师的法力可以打破皮塔潘族人在婚礼方面与雨的关联性。我阿姨的丈夫，他来自苏门答腊的其他地方，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和雨水的关系。他说，不会下雨的。所以他就没用雨篷将草坪遮盖起来。他将每张桌子都装饰得很漂亮，花了一整天。岂料婚礼当天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忽然天门大开，大雨狂下不止，原本富丽堂皇的桌子霎时杯盘狼藉。他太相信万丹药师了。当时母亲和我都乐坏了。”

宗教与文化的纯洁是基本教义派分子的幻想。也许只有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部落才能够明确直接地知道自己是谁。其余的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文化融合的产物。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心安理得地接受自身的复杂性。有些人靠本能行事，有些人，就如黛维一样，可以同时保持警惕。她说：“我的生命很丰富，因为有不同的世界在其中互相支持。”

十年后，她离开苏门答腊的乡村，前往英格兰找她当学者的父母。她当时已十五岁，虽然和父母共度的日子并不多，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代沟。在村子度过几年之后，她变得非常虔诚，而且相当保守，反而认为父母太过自由；她有时候还会觉得母亲的裙子太短、太紧。尽管她的政治态度及时发生了改变，但她的个人价值观还是保守如故。拜母系的米南卡保传统所赐，这种保守的态度反而给了她一种非伊斯兰教教徒式的女性的自重。

黛维很喜欢乡村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她令自己暴露在昔日基本教义派分子的地区冲突之中，仿佛上一世纪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米南卡保的皇室宫殿，让荷兰乘虚而入，成为统治者）未曾解决任何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定经常萦绕在黛维的心中——她原该一直挂念着最近有关“多元”社会的学术研讨会与国际会议，这种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几乎永无止境，它们是新闻自由的替代品，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为不待我提醒，她就开始做出近乎正式的声明，继续谈论真正的信仰和古老的方式。

她说：“人和真主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应该恪守纯粹的伊斯兰教形式，而不是恪守融合各种主张的形式。我们不可能在做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的同时，又恪守多神论或万物有灵论。但是谈到人和邻居的关系，即我们如何在社会中生活时，每个团体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和风俗。只要这些做法不违反基本教义，我就相信不会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宗教或国家意识形态可以将它们消除。”

这就等于她重新表明了看法。她认为，在上个世纪爆发了激烈的宗教战争之后，伊斯兰教和“传统方式”的关系已得到缓和。

“伊斯兰教被置于最崇高的地位，是最高的律法，传统方式必须依附于它。一般认为，传统方式依附于伊斯兰教律法，伊斯兰教律法则依附于《古兰经》。任何明显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行为，比如饮酒、赌博、斗鸡、娶五个以上的妻子等，都被明令禁止。至于其他方面，只要《古兰经》与先知的话语没有提及，但做无妨。”

尽管黛维心中的想法十分明晰，但人和真主的关系、人和邻居的关系，却不一定总是那么分明可辨。有些事情总是模棱两可，甚至连有关女性地位的事情都是如此，这些在西苏门答腊信仰方面的情况，正在等待基本教义派分子掀起新一轮狂潮。

整个下午，我都待在黛维的办公室。我离开时，LIPI的大门也正要关闭。这栋圆形大楼官僚气息十足，现在，因为里面的员工都已下班，它愈发显得没有亲切感。在楼前的道路上，我很容易就拦下一辆出租车。但这辆车十分破旧，车窗开着，没有空调，当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期。在雅加达，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状况一向混乱，而那天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政府正在筹备RI50[2]，所以总统府周围的部分街道已经封闭。很长时间，在拥挤的交通与源源不断的热气之中，我一直面对着一辆货车的车尾，它后面有张纸条，写道：

加油

——不要死于没有耶稣的夜晚

在雅加达，有许多贴有类似纸条的车。人们有信仰的需求，希望得到外界提供的慰藉。这个半皈依的国家不缺乏福音，随时可满足人们的需求。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来自苏门答腊，轮廓分明，他猜测我可能来自印度，就用英语对我说印度是个好地方，充满神秘。可惜我们之间并没有足够的共同语言，不能就这个话题天马行空地继续聊下去，于是只好打住。他坐在有些塌陷的司机座位上，双膝张开，穿着卡其裤的一双长腿晃个不停，看得人心烦意乱。为了打发时间，他居然开始教我印度尼西亚语。在度过漫长却不失兴奋的下午之后，这一天也将在这条热浪滚滚、烟尘弥漫的公路上结束。

因为黛维的个人魅力，所以我在苏门答腊期间才会去她的村子参观。当然，每件事物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黛维向我传达的一切，也就是雅加达吸引我的地方，即她孩提时期所感受到的魅力。

黛维的母亲从巴东大学繁忙的课务中抽空带我参观各处的圣地。陪伴她的还有一名学者，是她家的朋友。这位学者对当地的生活方式很有研究。他告诉我，黛维小的时候，有一天他问她长大后想做什么，她说想做伊斯兰教宗教教师，就是乌力马。但只有男人才能成为乌力马。这个回答不但说明了黛维对她舅舅的崇拜，也说明了她当时就有米南卡保女性的自尊。

我们参观的房屋并不是黛维童年时居住的房屋，而是她家的远亲，也是她的婆婆居住的地方。这是一间现代平房：有玻璃天窗；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风格的雕花椅；在桌边有一个很大的塑料装饰物——一颗长满椰子的椰子树，外形简单，使用的也是一些基本色调；墙壁上方有两排混凝土制的通风砖（都有菱形的通风口，上排砖的菱形风口垂直排列，下排砖的菱形风口水平排列）；一面墙上画有《摩诃婆罗多》中的场景；对面墙上则有一个阿拉伯卷轴。这只是一间现代中产阶级平房，不太引人注目。

但是黛维的小女儿或许就不这么认为了。她被黛维送到村里居住，就像黛维小时候一样。对小女儿来说，这间房屋和屋外用来遮风挡雨的茂盛植物——椰子树、竹子、香蕉树、红毛丹树和人参果树——都让她感觉身处乐园。我们在屋里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刚放学，她很快地换了一件连衣裙，马上又走了。她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准备去上宗教课。

如果没有红毛丹树，那么屋外的植物可能就和加勒比海的没什么两样。加勒比海的椰子树、竹子和香蕉树都是很早之前从这里输出，横跨太平洋而到达那里的。而在这里，人参果树则是从南美洲进口的植物。植物的相似性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的，这两个地区的植物特性截然不同。从前，加勒比海的植物见证的是奴隶农场，如今却是观光贸易。这片土地让人想起某个古老宗族的圣地。

黛维舅舅的清真寺坐落在一片似乎遭人遗弃的椰子树林中。因为他位高权重，所以，尽管有违风俗习惯，他仍在这座清真寺里和最年轻的妻子同住。

村里缺少劳动力，人们宁可到城里和工厂工作；几乎没有人清理鱼池和水道。在这种天气里，任何东西都长得很快，变成一团乱麻。枯死的椰子叶就像巨鸟的羽翼般，从逐渐腐烂的树心向下垂着。有些人就沿着椰子树干往上爬，硬是将树干折断，把它横卧在长满蕨草的鱼池边或水道上，然后，将浮渣一层又一层地涂在倒下来的树干上。不久之后，杂草就会有立足之地。非洲凤眼莲——一种随处可见、鲜绿色或淡紫色的热带寄生植物——会将空旷的水域填塞成沼泽。在阴暗的老树林中，任何东西，包括天空，都会被映照在残留的清澈水面上。

清真寺败破不堪，可能撑不了多久了。这座用木材和波状铁皮建的清真寺小得出人意表。木材已腐烂成灰色，变黑的波状铁皮已有多处松脱。就建筑学而言，尽管这座小清真寺没有喇叭状的屋顶，它和传统的米南卡保房屋也有许多神似之处；就算破败不堪，主建筑（有两座不太明显的附属建筑）仍不失气派。较低楼层的四周都有回廊，廊上有屋顶，好像波状铁皮的边缘。上面的楼层从铁皮边缘建起，有金字塔似的屋顶。这座建筑的绝大部分心血都集中在屋顶上。尽管没有明确的伊斯兰教意象，比如新月和星星，但建造小清真寺的目的已展现得淋漓尽致。相对而言，这种象征的使用在印度尼西亚已算十分新颖。清真寺也可以盖得和其他建筑一般。如今，爪哇有些商店会在前庭展示大小不一的银色圆顶和新月，就像有些商店展示家具和汽车车轮。

黛维那座喇叭状屋顶的祖先的房屋——又比我想象的小——如今已修葺装饰完毕，焕然一新，但我不想在那里过夜。在这种长屋的建筑中，我会有置身囚房的感觉。我喜欢周围有回廊，有空间。这种房屋适合经常住在屋外的人居住，对他们而言，屋外也是家。它绝对不是让陌生人住的地方。

这附近有树丛，当初筹备黛维的婚宴时，人们就是从这里抛出肉去安抚被怠慢的山川林泉之神。数百年前，当宗族的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候，就已经和这些山川林泉之神达成了协议。如果有椰子林为界的话，那么树荫外就是稻田，先人和神达成的协议就是关于稻田的。如今，与这里的许多事情一样，稻田里也显露出人手不足的现象。

我问黛维的母亲，在她看来这里的稻田有多久的历史。她回答说，稻田的年纪可以依据田里泥土的深度来估计。这些稻田已大约有一千岁。如果将手插入泥土，大约深及腋下。陪伴她的学者认为，稻田约有两千岁。这很难推算：稻田，一种种植特殊作物的田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时代。（在苏罗克和巴东之间一条蜿蜒的山路边，有一处森林保留地，那里可以看出早期植物是何种景象：茂密、老旧、没有生气、呈深灰绿色，没有培育植物的那种清新和轻松。）

这段历史浩瀚如海，却几乎无人知晓。没有文献，只有少数碑文。书写本身就是伴随着宗教，从印度传来的技艺。印度教和佛教的过去全被生吞活剥。没有文字，没有文学，所有的陈年往事自行消失殆尽。人们抚今追昔，也只能追溯到他们祖父或曾祖父那一代。时间的流逝无法衡量，一百年前的事情和一千年前的事情似乎没什么两样。两千年的历史，庞大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遗产，如今只剩下黛维告诉我的一些禁忌和土地仪式。我从她母亲那里又听到了一些。比如，在收割稻米之前，人们得先到稻田里，割下七个稻秆，把这些稻秆挂在屋里。必须先这么做，才能开始全面收割，而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人知道。这个习俗代代相传，至今已有几百年，最原始的初衷已在某个环节消失得一干二净。

天启宗教推翻旧有的宗教——与土地、动物、特殊地域和部落的神有关的宗教，是历史挥之不去的课题。即便有文献记载，比如远古时代的天主教世界，这种宗教的改朝换代也很难梳理清楚，有的只是一些迹象。可以看到的是，大地宗教受到了限制，它把一切都奉献给神，最后给人类的少之又少。如果这些宗教在今天还有吸引力的话，那便是因为现代的美学因素。不过，即便如此，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宗教，生活会变成什么模样。天启宗教的概念——佛教（如果可以涵盖在内的话）、基督教、伊斯兰教——更庞大，更人性，它关乎人类看到的痛苦，也关乎世界的道德观。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人开始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没有方法去了解或追述过去的时候，世界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皈依现象，比如国家或文化的皈依，如同印度尼西亚。

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的残酷之处是，他们只允许一种人——阿拉伯人，先知的初民——拥有历史和圣地，可以朝拜和尊敬土地。这些神圣的阿拉伯之地必须成为所有皈依者的圣地，皈依者必须抛弃自己的过去。他们最大的要求是，要有纯粹的信仰（如果存在的话），以及信奉并且服从伊斯兰教。

[1]皮塔潘和彼得潘的英文分别是Pitapang、Peter Pan，发音相近。

[2]“印度尼西亚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的英文官方缩写。

第五章　村落

马里曼和福昆都是“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里曼二十三岁，福昆大约和他同龄。他们都知道，通过加入“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他们在大城市的发展就“不会输在起跑线上”。事实上，马里曼已经有点明星的架势。阿迪·沙索诺一提到他，就将他称为“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楷模。于是我要求见他。

此刻，在阿迪·沙索诺的敦促下，马里曼已来到饭店，福昆也作为他的口译一同前来，马里曼不会说英语。

我们去了饭店花园开放的“金塔马尼”。所谓“金塔马尼”，就是一个凉亭（据说是爪哇风格的）。凉亭四周有网球场和游泳池。在“金塔马尼”吃午饭的地方，有一种自助餐台，晚饭时也有，那里还会表演饭店特有的地方文化秀。下午是没有特色的中间时段，座椅都空着没人坐，游泳池的一边阳光普照，另一边树影幢幢，其间不时吹来阵阵凉风。

福昆的名字叫“阿法鲁奇”，和他的姓一样阿拉伯味十足。福昆来自苏门答腊，马里曼来自爪哇。

福昆说：“我们不一样。来自苏门答腊的人是旅行家，足迹甚至踏遍全世界，所以我们不会有乡愁。马里曼就会有。爪哇人有句俗谚说：‘不论有得吃没得吃，我们都得住在一起。’这表示爪哇人都应该住在爪哇。他们认为爪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得多。如今，大家都开始接受教育，所以他们也会离开。”

福昆说，马里曼会有乡愁的原因，还有一个：马里曼的父母离婚了。我将这点记录下来，当作另一份背景资料。福昆和马里曼都离开之后，我忽然想到一些问题，但相隔遥远——要打电话给“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福昆，向他提问，再等他给我转达马里曼的答复——想寻找答案，谈何容易？事后我才知道，马里曼的父亲有两个家，这两家分开住，却都在同一个村子里。他父亲一共有十七名子女。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旅行的时候，才知道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和轻易离婚并不只是男性性欲的问题，它还容易导致家庭破碎，也会让社会陷入半遗弃状态。一个父亲为了营造第二个家，甚至第三个家，就会遗弃原来的家。这种故事再三重演，早已屡见不鲜。这就是马里曼有乡愁的原因。但当时我不想追问下去，所以我并不知道马里曼的父亲是何时和他母亲离婚的，以及当时马里曼有多大。

当马里曼还是村子里一个孩童的时候，他帮人们放羊、放牛，相应地，人们也会送他小羊、小牛当报酬。他最后有了二十二只羊，于是他变卖了一部分，拿钱去上学。他最先卖了两只羊，一只卖四万两千卢比，相当于二十美元；另一只卖五万卢比，相当于二十四美元。他将羊卖给了和他父亲做生意的牲畜经纪人，他父亲是做牲畜生意的。

为什么他要去上学？

“为了学习伊斯兰教知识。”

这点和他父亲有关。马里曼的父亲上过村子的寄宿学校，用一个碗柜放书。碗柜一直关着，但大家都知道里面有书。父亲受过教育，会读也会写阿拉伯文，甚至会说一点阿拉伯语。

福昆说：“马里曼在爪哇就很特别，因为他父亲让他接受宗教训练。他十岁时，父亲就教他礼拜。他父亲做牲畜生意，有钱去朝圣。那是一九八五年。”当时马里曼已十三岁。“他深以父亲去过麦加为荣。他父亲回来的时候，戴着白色的‘哈吉帽’。在这之前，他戴的是黑帽子。他是全村第一个去朝圣的人。如今村子已有三个‘哈吉’。”

仿佛是在评论福昆的口译似的，马里曼表示：“朝圣是最高的责任。”

因为有这些书本和宗教的背景，马里曼终于在一九九〇年，就是他十八岁那年，获准进入东爪哇玛琅伊斯兰教大学就读。

获准入学是一回事，自力更生又是另一回事。尽管他没有说，但他父母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婚的。马里曼每个月需要两万五千卢比，约合十二美元，作为日常开支及伙食费用。食物是大约二十磅的稻米。他回村子去要稻米，母亲给了他两万五千卢比。她在村里经营一个小摊子，卖蔬菜、小孩的零食、肥皂和糖果之类的东西。

为了省钱，他在距离大学很远的地方租了一个房间。一年租金是九万卢比，约合四十四美元，平均每周大约八十美分。他在这房间里自己烧饭，从小摊上买一些煮熟的青菜，很少吃肉或鱼，走路上学。所以他每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到一万卢比，约合四美元八十美分，一天只有十六美分。他每个月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两万五千卢比，可以省下一万五千卢比。到了第三年，他就可以买书了。

一个人可以利用这么一点钱生活，这让我（以及他自己和福昆）都叹为观止。这种生活方式有点像游戏，有着在小人国里生活的乐趣（十九世纪，苏格兰出版家威廉·钱伯在回忆录中谈到他早年的生活时，也提到了类似情境）。

一九九三年，二十一岁时，马里曼开始写作。对于牧童出身的他面言，写作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这种雄心壮志和他很可能成功的想法，必然都来源于如今已不在身边的父亲，那位受过教育，却将书本放在柜子里的人。马里曼写了些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刊登在雅加达《明灯报》上。每刊登一篇文章，他就可以得到五万卢比稿费，将近十美元。有了这些天文数字般的稿费，他从此就不必在一些小钱上东挪西调，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有前途，尤其当玛琅的穆哈马迪雅大学聘请他担任该校讲师时，这种想法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他征求父母的看法。他父母虽然是小人物，对买卖却颇有一套。他母亲每天在小摊上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他父亲更是做买卖牲畜的生意。他们嫌薪水太低，马里曼于是婉拒大学的聘书。他决定离开村子，到雅加达去闯天下。

雅加达在爪哇岛的另一端，交通费是五万卢比，只要在《明灯报》刊登一篇文章就搞定了。他有衣服，住宿也不成问题：他阿姨（母亲的姐妹）答应让他住在家里。她在南雅加达的贫民区有一栋房屋，共有三个房间。马里曼到雅加达后，有点忐忑不安，因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没有至亲在身边，但他对周遭环境并不在意。他们必须用抽水机抽水洗澡、烧饭。他在南雅加达一间小屋里过着这种生活，一过就是七个月，时间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九五年六月底。这只是六个星期之前的事，但总让人感觉它发生的年代已非常久远（对年轻人而言，一天就如同一年那样长）。马里曼觉得自己不能再回去过这种生活了。尽管他没这么说，但是自他成为“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之后，毫无疑问，他确实是不能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了。

我问福昆：“他想念村子？”

“不错。他想念他母亲。他希望雅加达有村子的气氛，但他找不到。”

“他所谓‘村子的气氛’，指的是什么？”

“敬重老人，在清真寺一起礼拜。但如今他已不再怕雅加达。他还尝试在家附近营造村子的气氛。他有女朋友，打算尽快结婚。”

可惜马里曼几乎无法实行他的计划。

我问福昆：“他觉得他的人生在过去的七个月中已完全改变？”

“他觉得自己在智力上大有长进。但他已成为消费者。”

我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受到了大城市消费主义的影响。”

“他穿优质衬衫，系漂亮的花领带，这就是他所谓的消费主义？”

衬衫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白色，一支钢笔插在口袋里。他穿系皮带的长裤，皮带凸显出他的细腰。他还戴金边眼镜。每项行头都代表消费。他或许一辈子都没这么精心打扮过。

福昆说：“他年轻时穿着简朴，但依然觉得信心十足。”

我觉得马里曼很敏感。他很在意自己的衣着，或许正是这些让他感到紧张。衣着让他担忧自尊，担忧一切事物都如过眼云烟般无常，并且以宗教的方式，让他从内心觉醒，意识到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爪哇人对幸运和成就的想法。爪哇人认为，幸运和成就可能带来更大的失败危机。

福昆说：“如今，他以能穿漂亮衣服而自豪，当然他并不认为人生就光是为了穿漂亮衣服而已。”

我要求看马里曼的“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名片。这是标准格式的名片（福昆有一张，黛维也有）。“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缩写字母CIDES在左下角，非常醒目。马里曼的名字在右上角，字体比较小，下面有画线：

马里曼·达杜

研究人员

这是马里曼的改变之一，但是他并未放在心上，他没忘记他的村子。

福昆说：“他的村子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但他可以和村人谈话，许多人也以他为荣，因为尽管住在雅加达，他还是十分谦虚。他一年回去两次。如果村子有大事发生，他也会回去。他履行所有的礼拜义务，认为礼拜十分重要，尤其是当他觉得与父母相隔遥远的时候。因为有对于宗教的情感，他在村子里十分特殊。他有些朋友失去了做人的信心，就开始在城里买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受教育程度很低。宗教让他觉得自己和这些人大不相同。”

“他认为村子的前途如何？”

“他有一种雄心壮志，希望通过教育改变村子，改变村人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拜他以及他的威望所赐，如今他的村子已发生了改变。”

这些就如同他受到的教育，都是父亲，那位买卖牲畜的生意人，也是全村第一个前往麦加朝圣的信徒的延伸。

我问：“在宗教方面，村人也唯他马首是瞻？”

福昆说：“他的许多朋友都认为，他成功的关键是教育而不是宗教。”

我对福昆的坦率感到很吃惊。他说：“我觉得马里曼仍然有他自己的想法。”

福昆补充道：“但是在教育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宗教上。”

“在他内心，教育和宗教有什么不同吗？”

“有。但接受过教育后，他也可以有作为宗教信徒的成绩。”

“什么意思？”

“他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宗教信徒。”

“所以他就接受哈比比教授的宗教观和科技观？”

“他在杂志上看到哈比比每周斋戒两天，分别是周一和周四，所以哈比比才能将成就和宗教精神合而为一。”

“要有所成就，就非得有宗教精神不可？”

答案有点迂回，但或许是因为福昆不了解我的问题。“村里许多人每周斋戒两天，但一旦上了中学，他们就不再斋戒，人变坏了，有时甚至连斋月都不遵守规矩。所以他，马里曼，就推动改革。”

“变坏，怎么变坏？”

“在工厂拼命工作。他们认为自己不够强壮，不能斋戒。”

我们的谈话开始绕圈子。或许是因为第三者，那位口译，让我们感到拘束，也或许是因为马里曼的故事中，真正引人入胜的部分已经结束。

“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

“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

“他希望成为什么？”

“经济专家。”

“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人们持续不断的力量源泉？”

“他坚信伊斯兰教是未来精神的源泉，所以他正在努力教育村里的人。这是他努力在村里传播的概念。”

我说：“他是现代的奇阿依？”即寄宿学校的负责人。

他知道这个词，还笑了起来，并且用英语说：“谢谢你，谢谢你。”

后来我想起一些没问到的问题，于是打电话给阿迪·沙索诺，他忙碌如故，没有立即回答。

我的问题是：“他没卖的羊后来怎么处理掉的？一共有二十二只羊，他只卖了两只，然后拿钱去上学。”

两天后，福昆通过“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一条繁忙的电话线向我转达马里曼的答复：“他把其他的羊送给了他兄弟，他不想让他兄弟继续过那种生活。”

新财富数目可观，这全都拜政府所赐。庞大的新兴中产阶级产生了，在雅加达外围为中产阶级开发的房屋，旦夕之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乡间的漫漫长路如同电影里的背景，老旧的村子街道——两旁有低矮的建筑、波状铁皮的屋顶，以及果树——保留得很完整。街道两旁还有一排排用赭色混凝土、玻璃和红瓦新盖的房屋，附近一棵树也没种。所以，两种生活方式似乎同时在同一个地方并存，这强化了我第一天获得的认知——大部分人，不论是住在新兴社会，还是住在村里道路的两旁，他们距离村落与农业的简朴生活方式只不过两三代而已。其间的历史——包括日本人的占领、对抗荷兰人的战争、一九六五年的各种事件，以及如今的庞大财富——紧紧相连，在五十年之内，变化十分迅速。

我在印度尼西亚期间看过一些印度尼西亚作品选集，其中有些谈到与村子的亲近感，让人怅然若失。这种感受在简单的故事中不请自来，很可能让故事变得更复杂。老农民走下城市中的公交车。他提着礼物，可能是送给某个亲戚的。这亲戚从前是村里人，如今不是有名的将军，就是显要的文职人员。农民对城市的各种景象目瞪口呆之余，或许还会遭到街上行人的碰撞，甚至辱骂。农民一步步走近亲戚家，往事历历在目，全都浮上心头。但亲戚的排场却让他望而却步。他们可能笑脸相迎，也可能冷眼相对——全以政治或作者的情绪倾向而定。不过，最后的结局是，农民终于明白了往事一去不复返。

经典的伟大作品，并不是争论性的，它只会从那种可能为百姓提供真正机会的社会中产生。在印度尼西亚，我们看到的却是失去自身历史的牧师。他们经历过许多大事，往往是悲剧，却毫无办法——没有教育、语言，更重要的是，没有自由——去反映这些事件。

从下述摘自《印度尼西亚时报》的评论就可以看出端倪：

物质主义依然充斥印度尼西亚社会。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宗教领袖认为，之所以会有品德低下的人出现，乃是社会来者不拒，对西方价值观照单全收的结果。要应对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日益盛行的现象，最好的方式是加强道德教育，健全内在的管理机制。为了反对物质主义，应该发展宗教伦理。

这个想法（和马里曼的想法十分相像）在九个段落中反复出现。

抽象：这是RI50庆祝活动的主旨，也是《雅加达邮报》在报道或摘录活动委员会执行主席埃米尔·沙林的演说内容时所说的主旨。刚开始就好像是贝多芬的交响乐。“夯实我们共和国百姓的根基，以表达我们对独立的尊敬和感谢，在这个前提下，庆祝计划可以分为三个范畴。”第一个范畴将包括一些反映国家意识形态五大信条的节目，这五大信条是：信仰真主、国家团结、全民慎思细想后达成共识、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为了宣传真主的信条，印度尼西亚乌力马委员会将敦促伊斯兰教教徒“在周五的礼拜之后鞠躬致谢”。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信条则用印度尼西亚的方式表达：举行全国性的人权研讨会。但是民主原则的信条就没有研讨会了，它会由雅加达的企业界举行激光秀来表达。一场大型帆船活动则用来象征国家团结。接着就是社会团结，这点绝对不能遗漏。如今已有五大信条和三大范畴，社会团结到底适用哪个信条、哪个范畴，却不得而知，但会以这种方式处理：埃米尔·沙林将呼吁企业界人士“举行拍卖会，减少利润，以嘉惠大众，回馈社会。企业界不能因为打折，就卖些二手货和有瑕疵的商品”。

单纯的人们参与了这次盛大的事件。在这样一个类似RI50的场合，人们说了许多话，可惜绝大多数言不及义。因为“真相”大家都知道，何须赘言？正如《印度尼西亚时报》社论所说，宗教的控制让人们更加单纯——正如三十年前，在更贫穷、更黑暗的时期，共产主义所做的那样。

有一次，我和古纳万·穆罕默德谈到语言的抽象性。在印度尼西亚人眼里，古纳万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家，什么东西都会写，但他最有名的是散文。人们敬佩他，不仅因为他能独立思考，知识广博，思维敏捷，还因为他会使用印度尼西亚文。

他一九四〇年出生于一个小渔村。一九四六年，他的父亲在荷兰战争中丧生（但古纳万并不仇恨荷兰人）。他目不识丁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长大，靠买卖鸡蛋赚钱养家。她在中爪哇买鸡蛋，再运到雅加达去卖。古纳万的孤儿背景很像马里曼（尽管原因不同，时代也动荡得多）。而且，和马里曼一样的是，两人都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受贫穷和抗争的影响比较小。古纳万的家庭显然不同凡响，他的两个姐妹都是老师，还有一个弟弟是医生，古纳万则一直是记者和作家，非常自立。

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一直与共产党保持距离，正如他目前也和宗教人士保持距离一般，这种独立并不只是政治或个性使然，而是和古纳万身为作家的气质与自重有关。优秀且有价值的作品绝对不是光靠写作技术就写得出来的，还得靠作家某种道德的完整性才行。作家如果与任何诸如共产主义、伊斯兰教等庞大的公共理念站在一起，他很快就会变得虚伪。一旦说谎，作家就背叛了他的行业，只有二流的作家才会这么做。在类似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对战后迷失的一代（从前是共产党，如今是基本教义派分子）而言，真正的悲剧，永远的堕落，就是沦为二流。

古纳万说：“我不认为受过教育的印度尼西亚人会说任何可以用来表达和提升他们思想的语言。在苏加诺时代，语言为极权主义效劳。在苏哈托时代，语言则为官僚主义使用。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诗时，发现所有的语言都有抽象的意涵——国家、人民、革命、社会主义、正义。那时我很寂寞。当我坐在老旧的走廊上，看见许多鸟、麻雀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件事，这件短暂的小事。其实每件事都可以作如是观，甚至一些外来的自由概念，如利伯维尔场主义。他们是死的东西，不是来自经验、土壤或街道。”

幸存下来的地方传统还没有强大到足够和这些外来概念相抗衡的地步。“人们搬家的速度非常快，没有所谓的城市生活。人们有思想恐惧、创伤和对过去的态度。他们会回去，尝试建立一个社区。大批年轻人纷纷去清真寺祈祷，这就是宗教很重要的原因。昔日的地方传统——不是伊斯兰教或基督教——早被侵蚀殆尽。

“我小舅子入赘到一个爪哇家庭。女方希望举办一个爪哇式婚礼，但是他对这样的婚礼一无所知。那么，他应该怎么办？他请来了一名顾问。这种婚姻顾问多的是，如今他们赚了不少钱。昔日的传统依然只是美好的回忆。

“我妻子有个叔叔，受过一点教育，会说荷兰语。以前，他是一名军官，服役的时间大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革命之后。他看得懂英语和荷兰语，但他所能呈现的思想却一塌糊涂。比如，三四年前，或许五年前，出现过一次日全食，人们纷纷赶到婆罗浮屠去看。”婆罗浮屠是七世纪建造的佛塔。“婆罗浮屠出现日全食。这个叔叔——我称他为叔叔——却告诉我，人们去那里是为了寻找一本记载生命奥秘的书。你能相信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个叔叔绝非有备而来。他从未有过任何关于人类的批判性思考。民主制度不是投票，而是关乎辩论，关乎智识生活的品质。人们心灵变得狭隘，并非由于哈比比或其他人，而是因为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这些学生希望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得到某些确定的思想。然而，社会并未提供他们思想，所以也没有辩论。思想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一直停留在那里，没有任何变化。”

第六章　熔岩下

我到爪哇南部昔日的皇城日惹去看莱诺斯。莱诺斯是诗人，我们一九七九年见过面，他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尽管就我所知，他并未出版过任何重要作品，人们却对他耳熟能详。据说，他写诗的灵感来自爪哇昔日的文化和精神。他住在一个距离日惹不远的村子里。

支持莱诺斯的长辈之一就是乌马尔·海亚姆，他是学者，也是作家，参加过的研讨会和大型会议不计其数。乌马尔·海亚姆（他的名字不是笔名，是他父亲取的）那天带我去了莱诺斯的村子。我们到他家，见到了他的母亲和其他人。当天早上，莱诺斯陪着我们在村子里走了走，并把我们介绍给村人。

莱诺斯对乌马尔·海亚姆恭敬至极。乌马尔·海亚姆大约比他大二十岁。我的印象是，莱诺斯那时刚刚有了当诗人的想法，实情却并非完全如此。事后我才从雅加达的人口中获悉，就在那次见面的时候，莱诺斯已用打字机写出一首非常长的叙事诗，《巴力颜的忏悔》。如今我也从莱诺斯自己的口中得知，他把诗写好之后，乌马尔·海亚姆就看过，并且对诗的长度表示担心，甚至一度说：“够了，已经够长了，都快像十九世纪的爪哇古诗了。”和其他许多需要鼓励的作家一样，莱诺斯选择追随自己的心意，继续写下去。距离我们和他在村子里见面大约一年之后，他出版了这首长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总共销售两万本。时至今日，这首长诗仍然是莱诺斯最著名的作品。

如今，在一本英文诗集《动物园》里，我看到了这首长诗的片段。或许当天我们在村里散步的时候，莱诺斯和乌马尔·海亚姆的心里就在回想这首诗。这首诗有个生活在村里的女主角，背影很像我们曾经去过的村子，整首诗对爪哇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民间历法表达了哀悼之意。尽管珍妮弗·林赛竭尽心力，将这首诗翻译得十分优美，但是要在诗的背景之外理解莱诺斯的伤感和隐藏的文化意涵，是相当困难的。唯有爪哇的文字才有可能描述爪哇的某些事物，也唯有这些文字才能够释放爪哇的情绪。

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时间运用方式，以及音乐、戏院、时间和风景的不同联想：凡此种种，都得在描述如爪哇皮影戏一样著名的东西时一一删除。碰触到情感、信仰、仪式的问题时，一定会有很难理解的部分，更不可能将它翻译出来，只有爪哇人才能向爪哇人述说。也许就是基于相似的理由，在西苏门答腊，如此这般丰富、完整、有组织的稻米文化，居然会在一两千年后，除了一些禁忌和宗族的名字外，没留下一点痕迹。旧世界一旦没落，它的感受方式就无法再被重建。

一九七九年，爪哇给我的感觉是，它是属于它自己的，有完整的文明。爪哇会给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看法，莱诺斯的村子功不可没：多年来，一些小事都可能让人产生许多幻想，比如开辟房屋边的稻田、村子里的植物（每种植物都有存在的目的）、稻米女神的神祠和莱诺斯优雅的母亲。在我记忆里，她一直是那天早上的模样，穿着华丽的衣服，刚从城里回来。她是极富教养的女人，以古老的宫廷语言，和乌马尔·海亚姆相互施礼。她经常数落莱诺斯的懒散，根本不将写诗当正经行业看，因为在她心里，所有的诗都被写过了，新诗是荒诞不经的。

我希望再度体验的就是那个田园的早晨。后来，我获悉莱诺斯最近和日惹的伊斯兰教教徒发生了争执。这些伊斯兰教教徒反对他在专栏里写的一些内容，扬言要让他受到血光之灾。莱诺斯的签名是Linus Suryadi AG，这个AG可不是装饰用的，而是Agustincs的缩写。莱诺斯在用这种方式宣告自己是天主教教徒。我早该在一九七九年就预测到这一点，但如今我已不能给予关于他这种做法是否恰当的价值判断，也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两大天启宗教正在争取这个半皈依殖民国家的灵魂，而这个国家已丧失与自身的信仰和完整性的交集。

莱诺斯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最后甚至劳动军方力量为莱诺斯提供保护。事情如今总算尘埃落定，但我知道，这伊甸园已经地动天摇。

莱诺斯没有电话。但我写信给他之后，他在回信中表示，他在日惹的两个朋友有电话，可以接收信息。我打了电话给其中一个，当我抵达梅利亚饭店时，就收到一则莱诺斯传来的信息，用电脑打的，信息上表示，他会在第二天早上九点之后来看我。这个“之后”真是“后得厉害”，他下午两点才来。

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粗棉布斜纹衬衫。四十二岁的他比我记忆中的更健壮，只是不如我记忆中的高大。那位穿卡其裤和白衬衫的苗条的年轻人，那位当母亲和乌马尔·海亚姆在屋里谈话时总是在一旁洗耳恭听的年轻人，以及那位在我们开始散步时，在一旁非常恭顺，不断介绍我们认识村子里的人、事、物的年轻人，如今已不复再见。

他是骑摩托车来的（毫无疑问，这就是他穿粗棉布斜纹衬衫的原因），好像碰到一些麻烦。他说，那张饭店为我印得漂漂亮亮的简函并不是他发出的，而是他弟弟。如果不是几分钟前刚好在街上碰到他弟弟，他根本不知道我进城了。

我们搭乘饭店汽车去他的村子。因为心里老挂念着莱诺斯最近遭遇的麻烦，所以在出城的路上，我好像不断看到伊斯兰教教徒日益繁盛的迹象：在一所崭新的伊斯兰教学校，女学生都戴着白头巾，这凸显出她们蒙古人种的外貌，却也让她们无法彰显自己的个性；在许多卖建材的商店，前院展示的是银色的锡制圆顶，上面有星星和新月的图像；在一栋建筑物上方的大招牌上，有鲜红的字母写着“伊斯兰教食物”。莱诺斯后来告诉我，使用英文字母的目的或许是要告诉客人，这食物来自阿拉伯或印度尼西亚以外的国家。

城外的道路几乎没有改变。村子一个接着一个，道路密密麻麻地在两边。稻田、质朴的乡村就在后面。一块块的田地越来越多，就算在主道路的两旁也是如此。看着看着，被充分开发、人口过多的爪哇乡村景象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得到了充分利用，稻田、烟草田、辣椒田和玉米田，一块接着一块，漫无边际。田边种的是香蕉和木薯。

在我记忆中的田园里，莱诺斯家就在田边的树荫下，但实情并非如此。他家十分低矮，是用混凝土砌的墙，就在大路边。这条大路比较像城镇里的路，不像乡间的。为了庆祝RI50活动，它有好几米长都用红白两色的印度尼西亚国旗装饰，还用竹竿悬挂一些简单的彩色旗。大路两边的竹竿向路中央倾斜，看起来如同一道道破落的哥特式拱门。莱诺斯说，这些费用不是雅加达政府支付的，而是地方社区支付的。

我并未忘记田园中的村子。莱诺斯的家，大路外的另外一个村子，它们拼凑成我记忆中的完整形象。乌马尔·海亚姆和我曾在大路上散步，看到一栋传统的爪哇房屋，户主是莱诺斯的一个亲戚。

莱诺斯家的前院很平坦，空无一物。莱诺斯说，要设计成这样，才可以将稻米铺在上面晒干，如果碰上了节日，也可以在上面搭建竹篷。空荡荡的庭院两侧种着可以利用的植物：咖啡豆、椰子树、南美洲藜科灌木、人参果树和一株番石榴树（是另一种从南美洲引进的植物，有人称它为巴西野草，每种植物都在火山土里茂盛地生长）。在空旷庭院的另一边，为了美观，有一小块不规则的地种着马尼拉草，地的外围种了绣球和高大的百日草。旁边还有已经作废的设施：一口看起来污染相当严重的破水池。

我们进入前屋，它和整个房屋一样宽阔，地板是非常平坦的混凝土铺成的，用席子搭建的天花板如今已经变黑。房间左手边用帘幕隔开，右手边则摆着几张已经生锈的矮扶手椅。在帘幕前面有张铺着油布的小桌子，桌旁有两张厨房用的椅子。前面墙壁内侧，避开光源处，有一张查理王子的照片，附有一封打印出来的信，信上是查理王子对印度尼西亚的描述（和在伦敦举行的印度尼西亚表演艺术节有关）。还有因为莱诺斯在国外通过了一些特殊课程，从而获得的文凭和证书。在诸如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像莱诺斯这样的人只能靠外交恩惠上的一点变化去寻求令人兴奋的事物、旅行或恢复精力。

一个个子矮小、穿着暗褐色上衣和纱笼的老妇人从内屋走出来，按照规矩，主人需要介绍她和客人相识。她是莱诺斯的母亲，因为年事已高，显得瘦小、无精打采。她就是我脑海中十六年前那个衣着华丽、刚购物回来的女人，那个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向乌马尔·海亚姆表示客套时双眼炯炯有神，口中又不住地数落莱诺斯的女人。这个矮小的女人穿的暗褐色上衣和纱笼非常适合她的肤色，这可能是她的工作服。此刻已过下午三点，再过一会儿，等天气变得更凉爽时（这是此地与众不同的规划时间的方式），她就会去稻田工作。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我说什么也不会将她和这种工作联想在一起。

她话不多，声音不大，也没有和我们待多久。接下来，仿佛有人提醒似的，另外一个人又从内屋走出来。我听到了几个字，但是因为其中夹杂着愤怒和哭喊声，听得很不真切。在我还没来得及分辨到底是谁情绪失控之时，又传来尖叫声。我意识到这是莱诺斯有残疾的妹妹。我之前已经将她忘得一干二净，我的田园记忆已把她从莱诺斯的生命中剔除。但此时此刻，仿佛我从未真正忘记她，而只是将她摆在了角落似的，如今，她又回到了眼前：这个话不多、动作不协调的年轻女子穿着拖鞋从黑暗的侧屋走了出来，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打量我们，我们这些客人当时正坐在几盘冒着热气的玉米前面。用玉米款待客人，这是村人的待客之道，农家多的是玉米。她泪眼朦胧，面露凶光，却希望有人注意到她，那扭曲的嘴张得很大，满是口水。她看起来很年轻，好像只有十来岁，其实她已经二十五岁。当我们离开时，乌马尔·海亚姆告诉我，莱诺斯的妹妹小时候打错针，伤害到了神经。

这个大吼大叫、冲进莱诺斯家前屋的女人四十一岁。她对莱诺斯没有兴趣，反倒对我感兴趣，似乎是在对着我吼，想说话，却说不出来。口水就从她的嘴唇和张开的嘴里流下来。莱诺斯微微别过头去，听任她发疯。他仔细听着，明白她想说些什么，他的双眼尽是痛苦和不忍。

等她闹完，离开房间后，莱诺斯才告诉我事情的始末。一位兄长的家曾举行基督教的探访仪式，这项活动似乎和庆祝RI50有关。仪式终了，牧师表示要与神交流，但他不知道要如何将酒和薄饼拿给莱诺斯的妹妹，所以就略过了她。她回到家里之后，暴跳如雷。任何人到家里来，她都会向对方数落牧师的不是。只要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往后三天内，她肯定会和他们闹个没完没了。

就算忽略他的母亲和妹妹，我也感觉得出来，这栋房屋的气氛有些阴暗。果不其然，原来莱诺斯的父亲于两年前去世，现在全家十分贫穷。莱诺斯的父亲原来是村子的领导。在爪哇，每件事务都有严密的组织，所谓村子的领导，是一种正式职位（大家都说，爪哇之所以有这种军事化的组织，都是拜日本人所赐，但他们只占领爪哇三年半的时间。或许爪哇王朝的农奴和后来的荷兰农业殖民一直要求有高度纪律性的组织）。莱诺斯的父亲是因为家庭关系而当了村子的领导。领导在职的时候，可以获得一公顷五千平方米土地，但按照规定，一旦领导去世，三年之后，土地就得交还政府。

这就是莱诺斯的母亲如今这么贫穷，他家状况这么惨淡的原因。莱诺斯说，这也是近来母亲一直抱怨他祖父的原因。这位祖父原来有一个家，育有三名子女（包括莱诺斯的母亲），后来他娶了第二个妻子，生了两个孩子。结果是，第一个家越来越贫穷。最后，祖父很不公平地划分了家产。

莱诺斯说，当母亲抱怨他祖父的时候，他就得安慰：“请您不要哭了，不要再想这件事。去想想您已经上大学的孩子。我们最好将眼光放长远。”

事实上，因为基督教教义反对一夫多妻制，也因为一夫多妻制给他们生活带来的灾难，所以，莱诺斯的父母才在一九三八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以前也不是伊斯兰教教徒，爪哇人信奉的是当地的宗教，这种宗教掺杂印度教、佛教和万物有灵论的教义。他们上的是基督教学校，在学校中了解到基督教。但信奉基督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和从前划清界限。

“就算成为基督徒，我们也仍继续遵守老旧的习俗。时至今日，如果基督教社区有人去世，我们举行的葬礼也是混合式的。死后三天、头七、四十天、百日、两年和千日，都有相应的仪式。”因为父亲已经亡故，所以这些仪式一直保留在莱诺斯的脑海中。

莱诺斯说：“基督教很重要，因为它教你要爱人如爱己。这表示，基督教是要让我们变成温和的人，而不是变成野蛮好斗的人。在爪哇的宗教观念里，我们也有克制的意识。所以，要爪哇人都承认基督教教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在室内混凝土墙壁上（就是中间门口的上方，也就是莱诺斯的母亲和妹妹从后面房间走出来的门口上方），有一个棕色的大十字架。十字架下方有一个风格奇异的皮偶，这是标准的“塞玛”小丑皮偶。“塞玛”是皮影戏里的一个角色。莱诺斯说，有两部在爪哇传播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塞玛”就是其中一个角色，“它是神，但变成了人，一直在帮助好人”。

一九七九年，那个位置就有个皮偶，但我不记得“塞玛”。我记得的是另外一个，但到底是谁，我说不上来，也没问莱诺斯。一直到写这部分的时候，我才查证，发现一九七九年挂在墙上的福神叫“黑天”。这个“黑天”并不是印度教那个顽皮的“黑天”——专偷家庭主妇刚搅拌好的奶油，并且趁挤牛奶的女子在河里洗澡的时候，偷偷将她们的衣服藏起来。这里的“黑天”是爪哇的智慧之神，足以保佑那个想当诗人的青年。如今，在更加贫穷和悲伤的年代，这个变成人、专门帮助好人的神来得正是时候。

莱诺斯将皮偶钉在那里——钉住上半身，手脚可以自由摆动。

他说：“我尝试去了解我的文化。这种神话就保留在我的文化当中。”

对莱诺斯而言，他文化中的大部分神话都鲜活地保存在皮影戏院里。他对皮影戏的喜爱几乎已到了“敬爱”的程度，这可能源自他父亲。他父亲除了当村子的领导外，还教授爪哇舞。每年的独立纪念日，他都会表演舞蹈。在开始上学之前，莱诺斯每天都看皮影戏：村子里每天都演皮影戏。就连他开始上学之后，也几乎每天都去看。放学回家，他就吃点零食，冲个澡，八九点后，再去看晚上的皮影戏。年长的皮影戏说书人负责晚上的表演，会一直表演到清晨五点。年轻的说书人负责白天的表演，从早上十点或十一点开始。

“观众有时候会睡着，然后又醒过来。这并不像西方的表演。通常人们在举行婚礼、割礼、某些爪哇仪式，或清洗街道、村子大扫除、举行与稻米女神有关的仪式的时候，会邀请皮影戏说书人来助兴。”

所以，就如同我所看到的《巴力颜的忏悔》的片段，皮影戏——夜以继日地持续演出，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非常古老的地方仪式——可以唤起外来人很难领悟的情感。这种古老的情感世界对莱诺斯来说弥足珍贵，也是他觉得如今自己已丧失的东西。人们（包括莱诺斯的母亲）现在经常看电视。村子越来越贫穷，邀请皮影戏说书人的费用越来越高。从前，一个家庭可以出售九百磅稻米，邀请一名皮影戏说书人，如今，邀请一名说书人（就算是当地出身的）最少也要花一百万卢比，约合四百二十五美元，日惹和索洛克那些更文雅的宫廷说书人索价更是它的两到四倍。

所以，莱诺斯只能看着这衰退的现实，紧抱一个正在瓦解的珍贵世界。他最近和日惹的年轻伊斯兰教教徒的争执，仿佛只是新问题之一。

“我为当地一家报纸写文化小品文。今年我负责日惹艺术节中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学部分。我正尝试在专栏中呈现如今依然存在于社会，只是已不太流行的爪哇音乐。在印度尼西亚的木琴中，有一种锡塔尔琴，弹奏锡塔尔琴的人就叫锡塔尔人。就我所知，人们举行婚礼和割礼的时候，会邀请锡塔尔人来演奏。我从《旧约》中了解到，割礼是先知穆萨制定的，穆萨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Jahudi，所以割礼也叫jahudi-sasi。我想提出一种历史文化观念。目的是要让节日活动更尽善尽美。我不光探究伊斯兰教习俗，因为基督徒也实施割礼。如今，割礼不单是宗教仪式，也可以在卫生方面防治疾病。

“两天后，即星期四下午，我去报社拿稿费，总共有七万五千卢比。”约合三十五美元。“记者告诉我，一些年轻的伊斯兰教教徒刚刚拿着传单到报社。传单上写着‘绞死莱诺斯，莱诺斯嘲弄伊斯兰教’，他们想煽动学生。”

我说：“你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我很吃惊。我想，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大可以写信给报社，反对我写的东西。或许他们作为年轻的一代，有认同的危机。他们这群年轻人连大学都没念完。

“我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几位军人来找我，其中有个队长说：‘莱诺斯，你做了什么，是不是嘲弄了伊斯兰教教徒？’我说：‘没有。’队长拿了一份我文章的副本。他说，他看不出里面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到了伊斯兰教教徒。接着，他说：‘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去日惹，请跟我走。’我们去了当地司令部的四楼。”

这是莱诺斯表达军方对此事件有多么慎重的方式。我们坐在一张靠近帘幕的厨房桌边，面对着面。旁边有一个壁架，上面摆满了纪念物和饰品。他在一张粉红色纸巾上画了一张概略图，以解释当地司令部的组织结构。

他对军事组织结构的兴趣如此之高，让我大吃一惊，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莱诺斯的家族在当地是有地位的，这可能也是他母亲对后来的家道中落痛心疾首的另一个原因。莱诺斯的父亲原来是村里的高官，他母亲的父亲（娶两个老婆的男人）是地方政府的秘书。而莱诺斯自己，尽管童年生活乏善可陈，经常在夜晚和白天跑去看皮影戏，却希望长大后成为将军。莱诺斯谈起印度尼西亚部队，是一副敬爱的神情。对他而言，军队一直是保卫国家的主力军。

“我在日惹看到一位中校坐在办公室里。他说，如果我觉得自己的家不安全，可以待在军营里。我告诉他，我必须和孀居的母亲待在一起。于是，到了夜里，他派了一两个人来这里睡，整整持续了一周。”

尽管莱诺斯说，只有少数人会鼓励伊斯兰教教徒这种侵略性行为，但他自己显然对这种行为十分恼怒，就如同对违背爪哇生活方式的事物感到恼怒一般。一九七九年，村里的清真寺是一间木材建的大厅，有点像基督教的教堂。如今，清真寺是用混凝土建的，只是没有圆顶，反而在屋顶上安置了麦克风。莱诺斯认为，古老阿拉伯国家的清真寺屋顶上不会有任何麦克风。有些女性开始蒙上面纱，莱诺斯认为，热带国家的人们如此打扮有点奇怪。

但是对莱诺斯而言，最难过的莫过于村里“古民”功能的改变。“古民”的责任很特殊，他是伊斯兰教教徒，但也遵循许多古老的爪哇仪式，是负责清洗和埋葬尸体的人。在某些场合，他甚至会非正式地带领众人祈祷。在“古民”身上，人们有可能看到一种被遗弃的印度教人物形象，即负责埋葬工作的贱民。正如早期的基督徒将数百年来罗马人惩治罪犯的酷刑——钉十字架，当作人类痛苦和救赎的象征，早期的伊斯兰教教徒也可能利用这些被遗弃的人给历史悠久的宗教来个空手道的过肩摔：让清洗和埋葬尸体的人带领新宗教的信徒祈祷。这些贱民因而得以沿着种姓制度的金字塔往上爬，俨然变成和祭司、神父或牧师相提并论的人物。

我在一九七九年看过一位老“古民”。他的身体瘦长有力，声音带着笑意，双眼炯炯有神。因为帽子戴得太久了，老人的头发被压得扁平，满脑子装的都是关于战争的记忆。莱诺斯告诉我，第二年他就死了。

“他喜欢看皮影戏。皮影戏是印度教文化和爪哇文化的混合产物。他儿子继承他的衣钵，但很少有人要他带领众人祈祷。因为伊斯兰教教徒发展和演变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他们举行仪式的次数变少了，这些仪式包括：用爪哇人的方式纪念死者、分享葬礼的食物等等。只有在老‘古民’去世时，他们才举行这种仪式。

“父亲去世时，我们要求‘古民’的儿子和我们一起祈祷。基督教领袖带领众人祈祷。‘古民’和其他人，一些非天主教教徒，用他们各自的方式为父亲祈祷。这是村里人际关系的包容和平衡方式。”

莱诺斯总会不时回忆他家人去世的情形，也总会不时想到他的世界已失去平衡，这两者几乎成为平行的主题。

他依然平静地说：“在我们这里六七尺深的地底下，有许多印度教的庙、佛教的庙，或印度教与佛教融合的庙，它们全都被默拉皮火山两千五百年前和一千年前爆发时所喷出的熔岩埋在地下。”默拉皮火山是活火山，会喷出许多熔岩，不但让土壤变得很肥沃，还会在河床上形成一颗颗黑卵石。“这让研究爪哇文化和宗教的人有了工作，因为在这种现象背后，我们可以捕捉到现今爪哇人的精神。”

爪哇植物是旧世界和新世界那些花草树木的综合，有点像特立尼达、委内瑞拉等岛屿的植物。有一天，我甚至在一条从日惹到普兰班南的道路上看到一株巨大的不凋花，这株植物的叶已掉光，只剩下吸收熔岩养分长大的花朵盛开着，红黄两色的鸟形花朵纷纷飘落在地，一如我在特立尼达可可园看到的景色。不凋花是从中美洲引进的植物，但在中美洲，不凋花只用来为可可遮阴。古老的联想很难被动摇，但我和莱诺斯都认为，这片土壤散发出的一切都与众不同。我在离开西苏门答腊时，也有这种感觉。

第二天早上莱诺斯带我回去的时候，他母亲正在参加一场葬礼。过了好一会儿，莱诺斯的妹妹又出现在后面房间里，坐在电视机前一张靠背笔直的椅子上。我和莱诺斯坐在靠近帘幕的桌子边，可以看到莱诺斯的妹妹。她没注意到我。她看起来很轻松，也很平静。前一天她刚数落过牧师，所以没有其他的话对我说。

莱诺斯说：“我妹妹会做饭。如果我母亲做饭，她又不喜欢吃的话，就会自己做。但她又不知道原料如何搭配，比如有时候就会放太多米。她也会炒青菜、煎蛋，会自己去买这些东西。”他说话时满怀愉悦，又得意又温柔，“她深深认为，人们都会用异样的态度对待她。在我大姐的婚礼上，我们痛苦极了。她说：‘为什么我不能结婚？’我们一句话都没说。我们对她爱莫能助，只能摇摇头说：‘我们也没办法’。”想到当时的情景，他缓缓地摇着头，两眼显露出痛苦的神色，“但是她会哭。她会拿着新衣服，碰到人就抱怨。”

“你母亲做何反应？”

“母亲常常对别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赐给我一个有残疾的女儿。’”有残疾的——这是莱诺斯用来形容他妹妹的字眼，他不容许使用更强烈的。“母亲拿她没办法，有时她还会攻击母亲。这一季稻田收割完后，我们得到了许多稻米，准备以后出售。但妹妹叫母亲不要卖，她或许认为不应该卖掉稻米。我们就得告诉她，稻米必须卖掉，才能买别的东西。”

莱诺斯一脸严肃，但因为他生性温和，所以仍有几分美感。

我问：“你的作品有提到过她？”

“我想尝试写一首有关她的诗，但时机未到。我倒是写过几首有关另一个妹妹的诗，她排行第八，死于一九八三年。”

他穿过十字架和“塞玛”下方的门去拿书。帘幕旁的展示架上有很简单的印度教雕塑，旁边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基督教物件、装饰品与纪念品。妹妹仍然很平静，在看电视。

他拿来的书的封面是一朵白莲花，有绿色叶子。书是献给已经去世的妹妹的，里面所有的诗都是在一九八七年，即妹妹去世四年之后的六周内写成的。有一首诗莱诺斯特别喜爱，他给我的一本印度尼西亚诗集就收录了这首诗，下面是这首诗的最后一段：

从土地归于土地，

从影子归于影子，

你的芳魂离我而去，

迅如电光火石。

这种感觉无可否认。第二句诗间接提到莱诺斯最爱的皮影戏，十分动人。我认为，最后两句还让人想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对迦太基建国女王狄多香消玉殒的描述（“体温尽失，生命飘散至风中”）。

在这间屋里，这首诗就如同莱诺斯的私人财产。他写的诗母亲一行都没看过。他当初想从军，母亲鼓励过他，至少没表示反对。他表现得很好：进入印度尼西亚苏加武眉军事学院就读，但两周之后，也就是在青少年时期做过当将军的美梦之后，他认为军事生涯不适合自己，于是就离开了军事学院。接下来，莱诺斯就以写诗为职业志向，这被看在母亲眼里，她除了大呼荒唐，还是大呼荒唐。

莱诺斯也发现靠写诗卖文为生十分艰难。不错，他的《巴力颜的忏悔》很成功，可惜好景不长。一套四大本的印度尼西亚诗集——出版过程烦琐，声名远扬，一共卖了三千套——莱诺斯也不过才拿到五百美元。他还有另一本文集，但拿到的钱还不到两百美元。写文章和诗集容易得罪人，诗人既不喜欢遭人批评，也不喜欢被人忽视。莱诺斯说：“人们在忌妒我，忌妒正隐藏在年轻的伊斯兰教煽动者背后。”

作家莱诺斯必须继续奋斗下去，不能只是出于最初的冲动，但这点就如同很多其他事情一般，非常困难，他必须继续奋斗去挖掘他最初不知道的材料。但如今，事情的发展又再度有利于莱诺斯。他正着手写一本新书，这本新书以瓜哇历史为题材，成就可能胜过《巴力颜的忏悔》。

莱诺斯是基督徒，父母是皈依的基督徒。爪哇宗教壁垒分明，在两大天启宗教的竞争下，莱诺斯有些身不由己。对他而言，往事所散发的一切，熔岩之下，印度教、佛教和万物有灵论共同造就的爪哇宗教中的“克制”，全都自然而然变成了散播仁慈与爱的基督教精神。

他说：“爪哇人很容易接受基督教教义，或许爪哇宗教也包含某些佛教精神。‘悉达多’就教人要爱别人。”“悉达多”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本名。

他继续平静地说：“悉达多的精神经常来教导我们，教我们生活的智慧。他会向我的朋友显灵。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是晚上，悉达多有时会过来，我们也会拿自己的问题请神指示。有时它会在我朋友兰东的手掌上写字。兰东是诗人，也是翻译家。我看不懂悉达多写的是什么，但我有一个朋友，她是日惹皇宫的向导，就看得懂。兰东可以感觉到，有人在他手掌上‘嗒嗒嗒’地写字，最后写字的人还会签上自己的名字：悉达多敬上。我那个女性朋友看得懂悉达多写的是什么。”

我问：“你记得写了些什么吗？”

“我记得。内容是：‘我不对你说神灵，印度教的众神。我不对你说再生，就算你们住在这个世界，也能达到涅槃境界。’

“是哪一年写的？”

“大概是一九九三年。”或许是莱诺斯父亲去世的那年。

“兰东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此天赋？”

“大概是一九九〇年。有一次，兰东告诉我他不相信自己有这种天赋，可以从上帝、悉达多和其他真正的神灵那里接受讯息。当天晚上，悉达多就显灵对他说：‘如果你从神灵那里得到了天赋，不要丢掉。’”

“你们会在什么时候聚会？”

“我们所有人都有预感的时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到场。有时兰东感觉得出来，自己的手掌上有讯息。”

“甚至当他正在工作的时候？”

“不错。他会停下来，说：‘等等，等等，我今天很忙，改到今晚吧。’然后我们就找那位女士看。”

“讯息都很短？”

“有长有短。如果悉达多显灵，就表示它要我们多思考，多讨论它的教义。”

“你们会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收到讯息吗？”

“它告诉过我们一些有关基督耶稣的事。它显灵的方式很神秘，我们无法预测。”

“它有没有给过你们一些更实际的忠告？”

“当我生病的时候，它通过兰东的手掌说，我该尝试去寻找村里一种特殊的叶子，然后将叶子泡在热水里喝下去，这果然有效。”

“你的母亲知道吗？”

她会像对待莱诺斯的诗那样。“我从未告诉过她。她对神灵的经验所知甚少，一定会大吃一惊，她不会相信我的解释。”

他们得自悉达多最重要的启示是，它是先知。这表示（尽管莱诺斯没这么说），佛祖悉达多是众多先知之一，根据伊斯兰教教徒的说法，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这意味着，这位印度－爪哇神祇和印度尼西亚两大相互竞争的天启宗教有关联。

悉达多在兰东手掌上写的是：“我曾在一个小湖边静坐五十四年，某天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仰望天空那颗明亮的星星。’我望向天空，看到一个人穿蓝色衣服，背后霞光万道，他提着一个桶，桶里有个婴儿。穿蓝色衣服的人自称是阿丹，婴儿则自称是耶稣。接着我就看到空中的字：这就是我承诺赐给你们的人。”悉达多告诉兰东：“我不知道是谁在指引我仰望天空。”莱诺斯听到这句话，马上通过那位会翻译的女性朋友直接向悉达多说：“是施洗者约翰。”悉达多答道：“长久以来，我一直对这个人感到好奇，今天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莱诺斯开始觉得他和悉达多有了接触。

我问莱诺斯：“这个神秘的团体组建于何时？”

“刚开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我们坐在那张铺着油布的桌子边，桌子很靠近帘幕和摆着装饰品以及雕塑的架子。室内有些昏暗，但我能看见一部分。莱诺斯的妹妹不知何时已离开电视机前的椅子。现在莱诺斯的母亲又出现了，身躯瘦小的她走路很轻，几乎听不见脚步声。她刚参加完村子的葬礼回来，如今又换回家居服，可能也是她的工作服：再过一会儿，等太阳再往西沉，她就会去稻田里插秧。现在她坐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蓝色的光反射在她脸上，电视机的声音也调得很低——正在观赏拉丁美洲的连续剧，它的色彩很明亮，也很不自然。莱诺斯说，这是她一直在看的节目。说来也真奇怪，这样一种商业电视节目居然能飞越半个地球，飞越种种文化障碍，直接和这个置身于封闭的爪哇世界的老妇人对话。

当她丈夫，就是那位村子领导还在世的时候，那间位于大路旁边，前面很宽阔的房屋是村里六间重要的房屋之一。她丈夫是一家之主，是全家的光芒，如今他不在人世，只剩下一套已失去光泽的沙发颓然地摆在地板上，还有已经变黑的天花板，以及莱诺斯五年前参加伦敦表演艺术节后摆在墙角的纪念品，仿佛所有的人和物都被尘封了一般。

但这间房屋还是有珍品——莱诺斯房间里有他搜集的古董波状刃短剑。这是当地的匕首，弯曲如蛇，用一层层不同的金属制造而成。莱诺斯说，对它们的主人而言，这种波状刃短剑十分私密，有重大意义。剑柄和剑鞘有很明显的性象征：来自爪哇印度教崇拜的男女生殖品的精灵。莱诺斯大约搜集了六十把这种短剑，是从一九八二年（就是八妹去世的前一年，他曾在一九八七年的六周内写诗纪念这位去世的妹妹）开始搜集的。这种短剑主要是十四世纪前后的物品，他说，有些是六七世纪的。我想他的意思是十六或十七世纪的物品，但他坚持说不是。

短剑就收藏在莱诺斯房间里。当他母亲看完电视剧，去稻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到他的房间去看短剑（她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看守神秘宝物的一条龙的角色）。房间昏暗，这种昏暗就如同房屋隐私的一部分。短剑在一个老旧的棕色衣橱里，有剑鞘的靠着高分隔间的角落直立，没有剑鞘的就平放着，藏在顶端的架子上。短剑十分吓人，刀刃呈锯齿状，相当锋利，看得出是用一层层不同的金属制造的。有些短剑似乎已开始生锈。这些短剑让人联想到莱诺斯那有残疾的妹妹（她此刻也许正在她阴暗的房间里休息）和她一怒就是持续三天的臭脾气，让人浑身不自在。

可想而知，多年来，莱诺斯一定在短剑上花了不少钱，但我问他到底花了多少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他说，一名六十五岁的智者曾在这种精神方面的事物上给他指引。这名智者也是爪哇的基督徒，住在邻村。短剑会释放阵阵能量。除此之外，莱诺斯在睡梦中也会得到一些有关短剑的知识。

他发现我跟不上他的思路，于是补充道：“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有魔力，有些动物的魔力还十分强大。动物死了之后，魔力却不消失，它会离开身体，停留在天上。”

“在天上的哪里？”

“我不知道在第几重天。铸剑人铸造短剑时，通常会斋戒祈祷，动物魔力的神灵就会在铸剑过程中保佑他。”

在这位智者的协助下，莱诺斯也开始搜集魔石。这种魔石到处都有，他甚至在美国也找到了一颗。据我所知，在魔石颜色的纹路中，看得到动物的灵魂与魔力。

他笑着说：“有时你还看得到美女。”

村子的布局密密麻麻。在莱诺斯家庭院，就是有破旧的水池和花园的那边，有一户紧紧挨着的邻居。在庭院和莱诺斯家的一小块蛇皮果园之间，有两户邻居。一户是佃农，住的是一个寡妇和她五个孩子之中的两个，他们全住在一个似乎是拼凑而成的破屋子里；另一户则是比较安逸的农家，这家人住的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房子，房子后面有独立的厨房和盥洗室，甚至有他们自己的庭院。各式各样的爪哇鸡，黑的、高的、瘦的，正在啄土中的食物。在阴凉的庭院后方有个围栏，栏里有两头阉牛，它们劳动了一天，正在休息。这两头阉牛已瘦成一副皮包骨的模样，对于在深厚的火山土中拖犁耕地而言，实在太弱小了点。

莱诺斯说，阉牛很臭，但比不上水牛。在不远处，就是一个有小竹子遮阴的庭院，我们看到两头黑水牛。水牛身上都是泥巴，被拴在两根牢固的高柱子上，正躺在一大堆干草上休息。

村子的主路是一条蜿蜒而狭窄的泥路。路上有时会出现清扫过的痕迹，东湿一片，西湿一片。每个人都要以自己的方式，清扫自家庭院外面的道路。路的两旁有花园、果园，还有房屋，它们的面积都不大，有些还用精心修饰过的熔岩块做围墙。在这里，熔岩就像竹子一样，是一种材质，被人们充分利用。村里气氛有些阴暗，没有开放的感觉，村人不需要。

由于火山灰和湿热的气候，这里和空旷稻田里的一切东西都长势迅速。你不可能忘记默拉皮火山的熔岩：莱诺斯对这个被埋在脚底下的世界念念不忘，其心情可以理解。默拉皮火山土壤肥沃，成果之一就是当地的蛇皮果长得特别好。大路边的自制广告牌也为蛇皮果做广告。莱诺斯家的小果园种的正是小蛇皮果树，这种树和李子树很像，但树干有刺，刺上还有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有人种了一园子蛇皮果树，成熟之后，主人用老旧的熔岩墙将它们围了起来，墙壁还用铁丝网和席子加高。只要空间不够，邻居（和外人）就会步步紧逼。土地的产物十分珍贵。

但它如今已不再是纯粹的农村。有五栋主要房屋，住的都是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他们在城市里工作，有的工作还十分不寻常。住在大路对面的人是一位三级政府官员：如果算上莱诺斯继祖母那一支，他还是莱诺斯的舅舅。或许这个继祖母就是间接造成莱诺斯的母亲终身贫穷的第二任妻子。另外还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字典编纂家。接着是莱诺斯当雕刻匠的另一个舅舅，他专门为官方工作。还有一个阿姨，莱诺斯说，她是爪哇人，十分神秘，有一大群信徒，有时住在城里。还有一个到过麦加朝圣，如今已经退休的伊斯兰教中学教师。有一个工厂的工人拥有一间很漂亮的房子，漆得很美，屋外种着爪哇盆景和其他植物，毫不设防。莱诺斯说，这根本就只是“为了炫耀”。他的意思是，这间房屋的主人根本不如其他人那么有钱。莱诺斯还有个亲戚住在曾经是天主教堂的木制建筑旁边，每天都要去日惹上班。

村子变了，莱诺斯家的环境也变了。但古老的村子义务和古老的忠诚仍必须遵守，而这些只会使莱诺斯的母亲越来越穷。

佃农的邻居是个寡妇，十分贫穷。她有五个子女，其中两个在雅加达当仆人。和她住在一起的是最大的和最小的孩子，他们在稻田或其他地方打工。第五个孩子是个砖瓦匠。

莱诺斯说：“砖瓦匠三个月前来找我们，要我们卖他一小块地，好让他盖一间小屋给自己住。”他家住的那间小村屋十分破旧、狭窄，就在雕刻匠的土地上。“砖瓦匠说：‘如果你们不给我们土地，我们能去哪里？’母亲这时提醒我们，当我父亲小的时候，照顾他的就是砖瓦匠的祖母，我们必须记住父亲的往事。所以我们就把土地卖给了他，有大约一百平方米。我们总共有一千平方米的园地，和邻居保持友好的关系可以令一切更加人性化。我们还立了一份契约，那是新式做法，在此之前，每件事都是口头上说了算。”

他们有三块稻田，加起来约有一英亩，这三块稻田通常都一起耕作，这也是大路另一边泥路尽头的小稻田如此拥挤和忙碌的原因。泥路前面有许多漂亮的房屋，还有一些旗帜和装饰品，以庆祝R150。汽车一开上泥路，我就认出了那块土地，它是一九七九年我、莱诺斯和乌马尔·海亚姆看到的土地。多年之后，莱诺斯的村子已变成完整文明的田园，但存留在我脑海中的仍是这块土地，我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一个早上看到它的。

莱诺斯说，每收获八公斤稻米，协助者就可以得到一公斤当酬劳。如果协助者是家中成员之一，那么不管收获多少，都可以得到其中的一半。村子里全是莱诺斯的亲戚。

此外还有其他义务。“村里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们要送上一万卢比的贺礼。”大概还不到五美元。“这是村人的习俗。父亲去世后，我们就很少收到喜帖，但总还有一些。一百公斤的稻米可以卖得四万五千卢比。我们从自己的稻田里可以收获两千到两千五百公斤稻米。”最高可以卖得五百美元。

莱诺斯后来说（并不是我提醒他，是他自己想到的）：“如果愿意，我可以做稻农。但我想，要我将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稻田里，恐怕很难。”

发生改变的事物太多了，包括村子的生活。这里不再有音乐，也不再有午夜场的戏院里出现著名的角色和故事，就连稻米都变了。“古老传统的稻米充满香味，很好吃。”他做了个手势，将手指放在鼻子上，“新的菲律宾稻米——你早上做的饭，晚上就不能吃了。”

他母亲在稻田的某处干活，他有残疾的妹妹则在屋内某处过她的日子。

我们开始驾车返回雅加达。

他说：“村子已陷入危机，城市化也开始在这里发生。他们将稻田分给孩子，稻田变得越来越狭小。许多年轻的爪哇人都没有稻田，都到城里找工作。我母亲这代人是在村里生活和工作的最后一代。留在村里，并且在稻田里工作的年轻人通常都没有接受教育。住在村里，却在城里工作的受过教育的人都成了通勤族。”

稻田的营生如今已成为折磨，成长速度变得太快了。传统的稻米需要四个半月才成熟，而新品种只要三个月就可以了。

“如今，只要太阳下山，农民就累了，只想看电视。村子已经没有足够的木琴用来演奏，村人也没有足够的金钱去买木琴。他们的钱都用来教育子女，或者保健。”

当天晚上很晚的时候，莱诺斯打电话到饭店找我。这是我要他打的，好让我在返回雅加达之前，还有最后的机会和他谈话。

他说，有件事忘记告诉我了。他不久前从悉达多那里得到很重要的讯息，这是在他朋友兰东手掌上“嗒嗒嗒”地写出来，最后由那位女性朋友读出来的讯息。悉达多说，地面上的生命只是一个过程；而真正的过程，真正的生命，要在死后才开始。“过程”，莱诺斯能做的莫过于此，悉达多使用的这个词很难翻译。我觉得，一定有瓜哇语可以和它相对应，正如莱诺斯在他的诗中使用过的某些词。

我回到雅加达的时候，发现莱诺斯两周前寄给我，但我却一直没收到的信。这是一封不见到他本人我绝对看不懂的信（信的遣词用字也是原因之一），里面谈及他所忍受的紧张状态和他的精神导师——一个住在邻村、六十五岁的智者，一个爪哇基督教改革派的神秘人物。这封信愈发使我理解了他告诉过我的那些话。

莱诺斯对悉达多和死亡的迷梦令我整晚辗转反侧，然而次日一觉醒来，我发现一切都豁然开朗——我终于明白了莱诺斯所忍受的痛苦，他家庭的痛苦，他身为作家的痛苦，他对于自己认为爪哇和村子里的一切正付诸东流而感到的痛苦。我同时也发现，莱诺斯和马里曼截然不同。马里曼这个年轻的伊斯兰教教徒在他的村子之外，从“资讯与发展研究中心”找到一种支援，尽管这种支援可能是幻觉。但莱诺斯哪里都不能去，只能住在他的村子里，住在家里。唯有在这些地方，他才能找到救赎并指引他人生的一切事物和人际关系。

第七章　噢，妈妈！噢，爸爸！

卢克曼·乌马尔一九三三年出生于西苏门答腊巴东的一个贫苦家庭，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原来已经很贫穷的家庭，因为日本人一九四二年占领苏门答腊而变得更加贫穷。五十多年后，卢克曼·乌马尔依然记得，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在巴东北方的塔宾建机场，他和几个相同年龄的男孩被迫从河里搬石头为他们工作。

几年后——或许就是战争结束之后，准确时间已无法知晓——卢克曼的父亲离开家，开辟了一片森林，并且用苏门答腊的方式将这片土地变成稻田。父亲再也没回家，虽然没有人直说，但大家都知道他父亲可能成立了另一个家庭。另一桩婚姻，另一个家庭：这在印度尼西亚，和在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一样，都是一则耳熟能详的故事。这种行为会受到宗教的约束，但是对两个家庭而言，影响却非常深远。它可能不断地制造贫穷和怨怼，最后制造出一个半孤儿的社会：被遗弃的孩子将来就会遗弃自己的孩子。

卢克曼的母亲被遗弃后，只好以制作和贩卖印度尼西亚蜜饯为生。卢克曼要帮助母亲烘焙和贩卖，他每天早上在街上叫卖，之后再去上学。他原本可以上荷兰学校，已经通过了入学考试，是位小学老师叫他去考的。但他母亲不想让他上荷兰学校，而希望他上伊斯兰教学校。在伊斯兰教学校，他把一半时间用在宗教上面，一半时间用在一般科目上面。

一九五五年，就是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即北苏门答腊的伊玛杜丁到万隆技术学院时（方便对照和参考），卢克曼前往雅加达。家人——这里指的是整个广大的家族——不希望他离开巴东。米南卡保的习俗，是妻子娶丈夫，而不是丈夫娶妻子。尽管卢克曼·乌马尔没有说，他也知道家人很可能希望能从他的婚姻中得到一些东西。不过母亲希望卢克曼前往雅加达，继续他的学业。她典当了土地所有权证明，拿钱给他。母亲从她的双亲那里继承了一小块地和稻田。

在雅加达，卢克曼·乌马尔和一个亲戚住在一起。有一个月的时间，卢克曼·乌马尔利用自己会叫卖的长处卖花生，然后用赚来的钱前往日惹。他住在一个非常廉价的房间里，每个月房租只有一百到一百二十五卢比，不到一美元。他还搬了几次家。他参加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大学的入学考试，因为成绩优异，学校给了他奖学金。

在大学期间，他发现一个商机：学生很需要讲义。在几位大学讲师的协助下，他开始出版他们的讲义。于是卢克曼顺便卖起一些书本和纸张，处理一些别人委托的商品。就这样，一家书报社开始成形。没有一分一毫资金的卢克曼·乌马尔开始了他的事业。他称他的书报社为“阿南达书报社”（阿南达，Ananda，“爱儿”的意思），并且将书报社献给母亲。生意越来越好。在真主眷顾下，他很快就租了一间房屋，还将房屋当作自己的办公室。后来他甚至自己盖了一栋房屋。他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母亲在巴东的家共有二十五位家人，都颇受卢克曼的照顾。

他成了一位出版家。一九七三年——他的出版雄心如今也反映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改变——他开始创办一份女性双周刊《卡蒂妮》。卡蒂妮是爪哇公主，出生于一八八〇年，却不幸在一九〇四年难产去世。《卡蒂妮》在爪哇殖民时期种种不利的环境下，经常为和女性有关的权利和教育仗义执言。第一期是在一九七四年末发行的，一面世就大受欢迎。

卢克曼·乌马尔认为，这全都是真主安拉所赐。但他身为出版家的本能、天赋，以及他对于自己情感的忠实也功不可没。正如政治人物和作家都有自己的方式处理以往生活带来的阴影那样，卢克曼·乌马尔也在《卡蒂妮》中发现一种完美的方式，让他早年生活的痛苦发生蜕变和升华。这是一本以中下阶层读者为对象的杂志，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为中下阶层办过杂志。这本杂志以感性主义著称。因为这些，《卡蒂妮》变成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杂志，发行量高达十六万份，现在一个月发行三期。感性主义并不是人工产生的，也不是一群顾问的结晶。出版家只能向内审视，看自己的内心，来发掘读者想看的内容。

《卡蒂妮》最著名的专栏之一是心声版，用英文说就是：“Oh Mama! Oh Papa!”这一定是卢克曼·乌马尔想出来的点子，因为我和他碰面的时候，他就通过口译说，对他而言，这几个英文单词代表的是他心里的呐喊。专栏的原意是只提供故事，不提供任何人的评论与忠告，由读者自己评述。这种设计很简单，也省去很多麻烦，但效果相当惊人。私人问题不会随意地呈现出来，杂志会赋予它重要性。“情感十足”的专栏可以保证做到这点，它为大家所共享，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人更聪明。

更妙的是一个叫“一滴露”的专栏。这几个字很神秘，但蒂塔，那位为我翻译一部分《卡蒂妮》的女记者，很务实地告诉我，语言是具有象征性的，所以也应该以象征性的眼光看待它。“露”可能代表“眼泪”“美丽”或“仁慈”，每位读者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

我们在“一滴露”的专栏上看到的故事题目是“在炽热的阳光下”。述说故事的是一个女孩，她在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最小，非常受宠，什么苦都不能忍受，一离开家就担惊受怕，什么决定都无法做出。

我告诉蒂塔：“这女孩是不是有点过分？”

蒂塔非常严肃地表示：“这是个非常没有信心的女孩，我认得的许多人都是这样。”蒂塔有个朋友，被家人过度保护，她很像故事中的女孩，希望别人为她做各式各样的决定。

在那则故事中，述说故事的女孩特别受不了白天的热，这就是她什么都不敢做，哪里都不敢去的原因之一。她怕自己太累，一走到阳光下就头痛，甚至生病。如果要她到城里去，她就必须匆匆跑过有阳光的地方，再急忙跳上一辆车才行。当她跳上一辆早已有乘客的出租摩托车时，乘客一定会挤她。有时要去远处，她不得不换三辆不同的摩托车。她觉得自己真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

她冒着一切危险到她姐姐家去玩。第一天下午，酷热难耐，她看到一位老人在花园工作，用一把长长的弯刀割草。这有点不可思议，这个被过度保护的城市女孩，从来没看过农民割稻，不知道老人使用的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镰刀。所以，她如同孩子般，看老人看得出神。满脸皱纹的老人汗如雨下，在午后的阳光下孜孜不倦地工作。她向姐姐打听老人的一切。姐姐说，老人早上为一家大公司做园丁，然后就来为她工作。有一天，女孩带午饭给老人吃，并和他说话。她知道他已经六十岁，独自一个人住在城里，一间很破旧的房子里。他工作是为了养活妻子和四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都住在村子里。

我问蒂塔：“她以前没看过像这位老人一样的人？”

蒂塔用一种很明智而非责难的口吻说：“不太可能没看过。比如，你在公交车上就可以看到许多这种人，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路边工作，扫大街。我们知道他们住得很远，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才在这里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故事的女孩以前没注意到这点。”

如今，那位女孩只要一想到老人就黯然神伤，因为老人不但每天都得在烈日下工作，还远离家人，独自生活。

蒂塔发表评论：“对我们而言，家庭就是一切。”

说故事的女孩后来发现，阳光根本微不足道，她以前抱怨阳光，是大错特错。这就是这则故事的意涵。那一期的《卡蒂妮》就是靠这滴“露”来平衡其他内容的痛苦呐喊。

我还以为蒂塔深深被这则故事感动了，结果她却轻描淡写地几句话带过：这是一则很简单的故事。《费米娜》比较感兴趣的或许是女孩为什么会这么优柔寡断，一出门就担惊受怕。可是在这里的女孩却表示，那只是因为阳光的关系。

《费米娜》是以中产阶级为对象的竞争对手杂志。卢克曼·乌马尔严守职业立场，提都不提“费米娜”这个名字。但《费米娜》的人没有将卢克曼·乌马尔置诸脑后。《费米娜》的人说，《费米娜》是印度尼西亚第一本女性杂志，创刊时间比《卡蒂妮》早一两年，卢克曼·乌马尔还是该杂志早期的撰稿人之一。《费米娜》也有一段成功的往事值得一谈。该杂志的第一期是策划了六到八个月后才出版的，每本售价二百五十卢比（当时约合二十五美分），一口气就卖了一万五千本，第二期卖了两万五千本，第三期卖了三万五千本。等到发行量增加到五万本之时，竞争对手《卡蒂妮》就创刊了。卢克曼·乌马尔显露了他的才华。他并未尝试去威胁这本以中产阶级为对象的杂志，而是依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创办了自己的杂志。这是一本非比寻常的涵盖性杂志，综合了感觉、宗教和情感因素。如今，相隔二十年之后，这正是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

米尔塔夫人优雅高挑，会讲许多种语言，是《费米娜》创刊时的两位编辑之一。《费米娜》的所有权属于一家报纸。报纸的创办人是位学者，也是米尔塔夫人的父亲。

米尔塔夫人说：“我应该告诉你的是，许多人都认为《费米娜》十分西化。”她自己倒不这么认为，“创刊时，我想提供给人们看待事物的更务实的态度，多样化的选择。这是一种更开放的态度，不以传统态度为基础。”

如今，一切事情都变得更加模糊，传统主义和务实主义都有各自不同的关联物。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二十年后，原来受到局限的殖民社会已历经变迁，每个人的世界也已对外开放，所以女性杂志才可能存在，才可能指引前面更加光明的道路。但如今宗教、半皈依国家的紧张态势，以及新近涌现的庞大财富，已让其他各种事物出人意表地走向衰退。

米尔塔夫人在描述杂志的潜在读者群时表示：“他们是有钱的简单人物，绝大部分不是暴发户，但有一部分可能是。雅加达的社会结构仍然有相同的价值。他们仍有一样的见识。”对于卢克曼·乌马尔来说，向这些读者演说很容易。他是伊斯兰教大学的毕业生，对读者的了解，足够让他办一份成功的宗教杂志。“他是纯粹的印度尼西亚人，非常了解百姓的根基。所以他的读者越来越多。他的方式并不务实，非常情感化。”

《费米娜》中的心声版名叫“将心比心”，这是非常严肃的意见专栏。《卡蒂妮》用“噢，妈妈！噢，爸爸！”和这个专栏相抗衡，它不提供编辑的忠告。米尔塔夫人说，这个专栏提供的故事《岳母给我的压力》非常情绪化，并不慎重（至于为什么不慎重，就不得而知了，我也没问。或许米尔塔夫人有她自己关于行为的一套标准，她认为，沉迷于家务事的抱怨，而并不是真的想寻求帮助，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她翻阅一份最近的《卡蒂妮》说：“这是关于一位电影明星朝圣的报道。”

前往麦加朝圣，这是何等重要的宗教责任，说什么我也不会将它和这种新闻处理手法联系在一起：绚丽的图片，太阳眼镜，旅游，同伴，时装，在每个非常炎热的天气穿最轻便、最白的衣服，最后才谈宗教——这是《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翻版。我问米尔塔夫人，像这种演员去朝圣的新闻，《费米娜》会不会刊登，她说会，但要看演员是谁。许久之后，依据印度尼西亚记录，我才意识到这或许是卢克曼·乌马尔出于更大的宗教安全因素考量，曾经历的另一个时期。

“但是，”米尔塔夫人说，“我们不会报道这种。”她给我看一篇有关一个死囚的特写，附有几张他被处决和在棺材里的照片。“我们不会这样做。”

后来，她显然再次谈到了卢克曼·乌马尔。她说：“我们的杂志主要以烹饪和生涯建议著称。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对我们说：‘你们提供的是梦想。’我想，梦想十分重要，毕竟生活不能死气沉沉。但如今一切都变得华而不实，强调西方的商业层面。”商业层面和文化层面是对立的。“如今我们必须依赖广告，虽然刚开始我们没有刊登广告，那时整个印度尼西亚经济体制还尚未建立。”

无论是务实主义和感性主义，还是西化主义与传统主义，说到底，两本杂志之间的差异也只不过是正值印度尼西亚发展十分迅速之际，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而已。

米尔塔夫人的父亲，就是那家拥有《费米娜》杂志的报纸创办人，一九〇八年出生于苏门答腊。那是殖民统治的极盛时期：是荷兰人征服苏门答腊之后的第五年，也是历史人物爪哇公主卡蒂妮去世的第四年。卡蒂妮希望能与荷兰人和平共处，仿佛与历史的力量和平共处那样。对任何在当时出生的印度尼西亚人而言，殖民统治都是未来的命运。但是，仅仅晚出生二十五年的卢克曼·乌马尔，在孩提时期就预测荷兰的殖民统治有朝一日必定会被连根拔起。

《费米娜》的人告诉我，米尔塔夫人的父亲出身于一个“很有势力”的伊斯兰教家庭，却在殖民世界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他以“宇宙人道主义者”自居。当世界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卢克曼·乌马尔的母亲——一个对是非善恶有自己观点的女人——尽管十分贫穷，却希望儿子上伊斯兰教学校，而不是荷兰学校。米尔塔夫人的父亲和卢克曼·乌马尔在童年时都努力奋斗过，但承受的压力和面对事物的可能性却分属不同的时期。贫农的儿子卢克曼·乌马尔所能述说的是他童年时被日本人强迫从河里搬运石头盖塔宾机场、在巴东帮母亲叫卖蜜饯、在雅加达卖花生等。在《费米娜》，我听到的却是，米尔塔夫人的父亲是苏门答腊政府高官的儿子，小时候住在森林附近的村子里，每天走路上学，必须路过一片都是老虎的森林。

这个男孩长大后，前往殖民地雅加达，在政府的出版社工作，成为作家和学者，并且娶了一位苏门答腊名门闺秀为妻。日本人占领苏门答腊后，他的世界开始改变，所有关于殖民的想法都灰飞烟灭。他变成印度尼西亚语言现代化委员会主委。日本人不只是占领者，还是残酷而有智慧的反殖民化主义者。

所以，当卢克曼·乌马尔和他十一岁左右的同伴被迫做苦工之际，米尔塔夫人的父亲，大约已三十五岁，正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阶层为日本人做事。他的工作是要让印度尼西亚语言赶上时代。委员会的工作成绩斐然，两百年来一直处于强势的荷兰语果然在几年之内就消失了。苏加诺强调的是荷兰殖民之前的过去。如今游客前往雅加达，会发现用梵语命名的大型建筑物比用荷兰语的多。或许可以这么说，因为米尔塔夫人的父亲在日据时代的努力，三十几年后，才可能有《费米娜》和《卡蒂妮》问世。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米尔塔夫人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但此举惹恼了苏加诺总统。一九六三年，这份报纸和他们在雅加达的其他资产都遭查收，后来，报纸才被归还。关于这段陈年往事，《费米娜》的人还给我讲了个故事。先前一直在经营这份报纸的是米尔塔夫人的哥哥，他后来“嫁”入爪哇一个名门望族。苏加诺认识这家人，他们有个儿子在反抗荷兰人的战争中为国捐躯。有一天，苏加诺看到了家里的女主人，当下表示：“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她答道：“只要将报纸还给我女婿就行，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我孙女买牛奶了。”就这样，报纸被还了回来。

一九七二年，想到为印度尼西亚女性办杂志的，是米尔塔夫人的哥哥。他们家的报纸是印度尼西亚第一家彩色印刷的报纸，当时他们也为一些人印刷杂志封面。米尔塔夫人的哥哥忽然想到，为什么不自己办份杂志？他告诉了米尔塔夫人这个构想，有一天，米尔塔夫人在购物中心碰到一个叫韦达蒂的朋友，又将这一构想告诉了她。

韦达蒂是位讲师，教授印度尼西亚文学，因为工作忙碌，她一直没有时间阅读新书，也没有时间思考新事物，一直觉得自己教给学生的是死知识。韦达蒂的丈夫古纳万·穆罕默德正在编辑一份很成功的新闻周刊，所以韦达蒂觉得自己和许多事物都格格不入。如今听到有人想创办女性杂志，便欣然同意。

韦达蒂的背景和米尔塔夫人很像。韦达蒂念的是雅加达最好的荷兰学校之一。这些极少可以进入这种学校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不是来自名门望族，就是来自富裕的家庭或公务员家庭。所以，一个班级的二十五名学生中只有五名是印度尼西亚人，这点可以从学校照片中看出来。韦达蒂有资格进入这种学校，因为她祖父为政府工作。

她和米尔塔夫人花了几个月时间，思考如何创办新杂志。两人最后决定，应该将读者视为平等的朋友；她们将自己因为享有特权而获得的知识与读者分享，但不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和读者对话；应该争取读者信任，避免谈八卦、搞煽情。但韦达蒂和米尔塔夫人不能否认自身背景带来的优势，她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是这本杂志的力量之一。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韦达蒂向我解释《费米娜》的成功之道。她说：“我们有更好的品味，我们比其他杂志更了解西方人的穿着。最初开辟时装板块时，我们就力求将一切做得尽善尽美。甚至连家具装潢，我们也知道越简单越美。我们知道因为生活在热带国家，所以人们不需要厚重的波斯地毯和帷帐。其他杂志不是全面模仿西方，就是画蛇添足，增加了不适当的东西。”

我要求她举例说明，何谓不适当的东西。

“比如，中产阶级的雅加达家庭有沙发，却不是简单的沙发。他们不但增加造型复杂的木雕，还镶了别的东西。这就是画蛇添足。他们也有吊灯，但已变成地位的象征。关于这些，我们的竞争对手并不自知。你知道，米尔塔夫人和我都有相同的背景，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家庭持开放态度，我们也四处游历，但对我们而言，并没有被另一个国家同化的感觉。”

她们总是希望，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读者说话，甚至在设计心声版“将心比心”时，也秉持这一态度。这个专栏有两位“阿姨”。这两位女士处理相同的问题，但手法经常大相径庭，结果就交由读者自己判断。甲阿姨是一位四十岁的男医生，乙阿姨则是七十岁的老太太，她从专栏成立以来就一直在上面发表文章。她是一位高级警官的妻子，也是女性主义者（但韦达蒂说，是印度尼西亚式的女性主义者），做过许多社会工作。由于发表文章，她居然变成一个大明星，整天应邀参加一些研讨会。如今，宗教已开始让她的稿子失去力量，让她显得太过敏捷，以致不能将读者的问题留给真主安拉解决。她住在雅加达市内一栋豪宅内，通过传真交稿，这是她的风格。

记者蒂塔告诉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近让两位“阿姨”意见严重相左。《二十三岁的寡妇到底应该嫁给单身学生，还是嫁给三十五岁的鳏夫？》单身学生希望她能等他毕业后再结婚。鳏夫有个孩子，但可以马上娶她。乙阿姨说，寡妇应该等待单身学生；甲阿姨却表示，寡妇应该嫁给鳏夫。这个问题有点像皮影戏院的故事，没有非此即彼的正确答案，但这种问题对此专栏再好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环境和经验作答（就本例而言，女作家显然比男医生更明了，因为继母和丈夫前妻的孩子一起生活是很困难的）。

米尔塔夫人说，这个专栏极具价值，因为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不敢为自己的权益辩护。他们需要别人的忠告，让自己变得更坚定。印度尼西亚人再三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很难和姻亲一起住。而在雅加达，人们往往能和姻亲一起住好几年，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搬出去住。她很概略地翻译了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

我结婚不到一年，在一家大公司上班，我丈夫有他自己的企业。我姐姐不喜欢我丈夫，更不想对我们的婚姻施以援手。目前的情况依然如此。有一天，无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姐姐和我丈夫大吵了一架。姐姐非常怕她自己的丈夫，我和姐夫的相处也不融洽。姐姐每天都将她孩子放到我们家，只有等到姐夫从办公室回家后，她才会回到自己的家去。因为我丈夫和她相处得不好，所以只要她在家，我丈夫就不回家。偏偏我姐姐每天都在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希望可以搬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但我们的储蓄已经用来整修爸妈的房子了。我也尝试将姐姐的问题告诉了父母，但父母表示，他们欢迎所有的子女随时回家。

“将心比心”专栏的女方说，这种情况很严重。这对不快乐的年轻夫妇应该搬出去，到别的地方找房子。设法筹一点钱，就算变卖部分珠宝也在所不惜，就是要搬出去，否则事情只会变得更糟。先搬出去六个月，呼吸新鲜空气，或许这么一来丈夫对姐姐的怒气就消了。“如果你爱你丈夫，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珠宝，或许就能获得真主安拉的祝福，这并非物质上的祝福。要祈祷，或许安拉能缓和你与丈夫之间的摩擦。”

米尔塔夫人说这位专栏作家：“这就是她目前的处境。”好像有些受旧式风俗的影响。

但“将心比心”的男方就强硬得多：“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丈夫和你姐姐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为什么这么神秘？一定发生过某些事，否则不会相互憎恨对方到这步田地。你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你也是唯一可以从中调解的人。”一旦冲突的原因被摊开，大家都必须冷静而理性。“你应该放弃自持。如果你丈夫仍然在依靠你父母，他最好更加谨慎。”如果做丈夫的能更卖力，多赚钱，自己租间房屋，情况当然会好得多。

隐藏其下的还有不同程度的绝望和未加修饰的忧愁——在贫穷的年轻女子脸上的忧愁，这些都因为她们披戴的黑色和棕色头巾而消散、升华，仿佛她们只能依靠这种简单的自我抑制来处理无法满足的本能和需求。一想到诸如《女人时代》之类的杂志在印度很受欢迎，我就不禁怀疑，印度尼西亚难道不需要为正在觉醒的女性也办本杂志？

韦达蒂说，的确如此，但她不能这样做，在报社工作的人员也不能：他们并不活在这个“模式”中。如果尝试插手，他们就是在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话，这会造成伤害。对她而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从那个社会阶层找个受过教育的人，但这点很难，因为这等于要某人“回去”。

“依我看，人不能回去。整个群岛盛传一则寓言，是说一个儿子四处游历后，不但变得富有，也接受了教育，但回到村子里，却发现与村人格格不入，还惹得每个村人对他十分恼火。最后，他的母亲说了一些什么，儿子就变成了石头。这个故事传遍整个群岛，它的寓意是，子女不能伤父母的心。”韦达蒂并没有借这则故事来说自己，但是我认为，这则故事很能解释为什么她惧怕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和读者对话。

她们无法抵达另外的世界，倒是另外的世界自动出现。《费米娜》刚创刊时，杂志社里没有一个女性员工披戴盖头，如今却有五六个。米尔塔夫人和韦达蒂都觉得自己总不能开口说：“我不希望看到你们这样打扮。”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某些伊斯兰教团体就开始批判诸如《费米娜》这样的女性杂志了。

韦达蒂说：“以前清真寺里和电视上没有人宣教，只有在斋月的时候才有。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种事不但在斋月出现，在平时也越来越常见。刚开始，这种宗教演说只是一周一次，基督徒在星期日，伊斯兰教教徒在星期五。如今，伊斯兰教教徒每天都会来一场，一大早就演说。”

一大早就在电视上演说的不是别人，正是伊玛杜丁。在这间光线良好的新办公室里，我听别人提到伊玛杜丁和他的“心智训练”，不但感觉有点怪异，甚至有点刺耳。这让我想起了另外的世界：和伊玛杜丁新掌控的权力有关。

“在我们办公室前面有座清真寺，清真寺的麦克风声音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的员工中，信教的人也越来越虔诚。如今他们每天到清真寺礼拜三次，我们也无能为力。今天早上，我们还谈论到厨房的主厨。朝圣之后，她的服装也改变了。如今的她穿伊斯兰教服装，盖头、长上衣，再用围巾将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就连在熊熊烈火前面也是如此打扮。我们考虑的是她的安全问题。因为她的衣服材料是聚酯纤维，非常容易着火。但她就是不换。”主厨大约三十岁，有两个小孩。在前往麦加朝圣之前，她穿的是西式服装。

一群愤怒的学生最近来到办公室。“他们批评一个穿白色泳装的女人，并要我写封公开信道歉。那些学生有二十五到三十人，大都二十几岁，其中有几个女生戴盖头，有几个穿牛仔裤。或许——这纯粹是猜测——她们看到女人穿泳装，其实很喜欢，但都知道这为她们的宗教所不容，所以生气。这是因为她们被禁止，而我们没有被禁止，我们拥有她们没有的自由。”

但卢克曼·乌马尔并不需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话，去吸引《费米娜》以外的女性读者。外在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的世界。他只要敞开心胸向内省视，就可知道该向这些女人直接说些什么。

他身材瘦小，有近似山竹的肤色，也就是荸荠或风干土坯的颜色。这种肤色印度尼西亚人最喜欢。他在他的办公室接待我。办公室非常昏暗，好像是故意设计成这样，与想象的不同，这里黄白两色的开放设计居然和《费米娜》相同。我们和他的三名高级经理非常正式地坐在一张很大的黑色桌子旁，公司的出版目录就摆在桌子中央。他的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女下属也在场，担任口译。这样的安排有些过于正式。当天下午的空调也出了状况，居然吹暖风。

卢克曼·乌马尔穿着一件深蓝色短袖旅行装，两眼炯炯有神，喜怒不形于色。他衣服的纽扣全扣上了，或许当天下午他不太舒服。但围绕在他四周和办公室的气氛，实在让人难以忘却：那些主管是为他工作的，那座建筑为他所有，整个出版企业也是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创立的。

我希望多听一些有关他的故事，但我马上发觉，他说的一切都可能在之前被说过几百次了，而且在这种过于正式的气氛中，想要多听一点事情，简直难如登天。我想，那几名主管可能知道他成功的往事，知道他攀登的每步阶梯：日本人占领家园，父亲远去，母亲卖小吃过活，典当土地所有权证明供儿子去雅加达，他自己在日惹伊斯兰教大学印刷讲义。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过往，总是能唤起一些情感，正如此时此刻，在这间昏暗拥挤的办公室里，情感绵延不绝地涌现，从他的母亲、童年，到他的杂志和读者，环环相扣，一脉相承。我们并未花费太多时间回想当年，毕竟时间有限，我们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无所不谈。如果想知道更多，我会以书面方式，请教那位信奉基督教的女士。

卢克曼·乌马尔此刻比较在意的是他最近事业上的一大成就。政府已颁发他出口劳工的执照。两天前，我在《雅加达邮报》上面看到，政府颁发了三十四张新的劳工出口执照，如今，印度尼西亚总共有八十六张。这使得一部分原有的劳工出口商怨声载道，频频抱怨劳工出口市场已经饱和。人力资源部长发表严肃讲话，表示政府不希望再听到任何有关印度尼西亚劳工遭外国雇主虐待的新闻。最近新闻不断报道，有一名印度尼西亚女佣遭到虐待：政府不希望再有此类事情发生。劳工出口商“应该适当调整将印度尼西亚劳工派往海外的方式”。

我对卢克曼·乌马尔说，他身为出版家，居然插足劳工出口业，这很奇怪。个中原因不一而足，可能让人一想到就浑身不自在。我原以为，只要想起自己的童年，他就会对这种行业感到痛苦。

但他通过口译表示，这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他为此很难过，于是帮他们找出路，这份差事可不容易干。和他们竞争的劳工来自印度和孟加拉，在这些国家，政府甚至成立了劳工出口企业。

在印度尼西亚停留的最后一天，我收到卢克曼·乌马尔的办公室传真过来的回函，以答复我先前传过去的一些问题。他说，他母亲终生都住在苏门答腊的小村子。她从先人继承过来的土地和稻田（一九五五年她就是典当这些土地和稻田的所有权证明，供儿子去雅加达），如今已传给卢克曼·乌马尔的三个兄弟姐妹。他们至今仍住在村子里，依靠土地生活。卢克曼·乌马尔婚后，母亲有时会到雅加达和他一起住上一些日子，但从来不会超过两个月。她活到一百零二岁撒手西归。卢克曼·乌马尔在巴东为母亲、外婆和舅舅建了一座“家冢”。“家冢”的具体位置，他说得一清二楚，这点对他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数据没错，卢克曼·乌马尔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应该已经四十六岁。对她而言，卢克曼·乌马尔的一生仿佛是对她被遗弃之后的补偿。她丈夫离家而去，将一片森林开辟成稻田，又另外成立了一个家。抛开做生意的层面，劳工出口执照真的十分重要。它结束了一个循环，让卢克曼·乌马尔如今有能力帮助别人的生活。这些人生活穷困，一如卢克曼·乌马尔和他母亲当年。

第八章　鬼怪

后来大家同意，我叫他“布迪”（Budi，一个十分常见的印度尼西亚名字，毫无疑问是取自Buddha，“佛祖”之意）。刚开始，他只是黑暗中的一个声音。那时刚入夜不久，他坐在梅利亚饭店的迷你巴士后座，巴士正载我们从日惹机场开往饭店。他的英语说得很好。他说，他来日惹只是因为当天晚上一个朋友要结婚，这个朋友是印度尼西亚“炸鸡女王”的掌上明珠。婚礼结束后，人们将在当地一所大学的大厅举行舞会，一直到凌晨四点。接下来，布迪小睡一会儿，就要飞回雅加达。他从事的是IT行业，曾为一家国际化大公司工作十三年之久。

伴着小城镇的万家灯火，路上的车水马龙，他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话，并不介意我没有转过头来。此时华灯初上，庆祝R150的长串彩色明灯亮了起来，但灯光十分昏暗，让人看不清楚巴士外面建筑物的轮廓，街上人影也一片模糊。

如今布迪已有自己的公司，合伙人还是一位重要人物的近亲。由于合伙人的关系，大批政府机构的订单源源不绝。他们总共雇用了三十人，希望有朝一日变成印度尼西亚软件方面首屈一指的公司。他们不想让印度人和菲律宾人独霸印度尼西亚市场，这位合伙人可以直接联系总统和其他要人。在印度尼西亚就需要有这样的合伙人。合伙人的家世不像飞机制造者哈比比部长的家世那样显赫，人脉也不如他广，但已足够。

当我向他问起哈比比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将会怎样），他的声音变了。他们是酒杯常满的人物，经常参加高规格的聚会，条件格外得天独厚，一般人望尘莫及。哈比比的弟弟是驻伦敦大使，他有三个姐妹是商场女强人，几个侄子也在各行各业十分活跃，成就斐然。印度尼西亚人最高的理想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真的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那就是哈比比。

我说，我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哈比比家世既然如此显赫，那么为什么我在到达这里之前没听说过这个家族。

布迪说：“请不要用‘显赫’一词。你一定听过我们的总统演说，在印度尼西亚，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太显赫。”

他是在讽刺什么吗？我不确定。英语中“讽刺”，是很简单的词，但对他而言，英语是一门外语，他使用的时候，有可能失去原有的意味。

当我问起的时候，他告诉了我当初他是怎么成功的。他说，因为“运气好”，他连续考两年万隆技术学院都落榜。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也很想到那里去念电机工程。伊玛杜丁的生涯就是这样展开的（在日本人占领和反抗荷兰人的战争之后）；在更安稳的时代里，很多人都想进万隆技术学院。因为万隆技术学院是印度尼西亚第一所这种类型的工学院，往后几代学子的生涯，它都为他们规划得妥妥当当。

他连续两年落榜之后，变得十分绝望。后来他舅舅建议，这很简单，干脆放弃电机工程的美梦，改学别的。他进了一家私立信息科技学院。刚进去时，他对电脑一窍不通，但接下来所有好运都接踵而至。宗教帮了他大忙。事实上，他的事业一开始就非常顺利，他们得到政府的大批订单，就在他前往麦加朝圣之后。

布迪一路上滔滔不绝地述说自己的身世，我想他对自己的成就很得意。这种人会想到宗教和朝圣，就像《卡蒂妮》刊登电影明星时髦地前往麦加朝圣的照片特写一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让布迪正视宗教的是他的合伙人，这位合伙人对宗教十分虔诚，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商人都是如此，不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是印度尼西亚人还是华人。

合伙人有个很年轻的宗教老师，这位老师仿佛是天兵下凡，许多成功人士都认识他。合伙人介绍布迪认识这位老师，让布迪前往麦加朝圣的正是这位老师。他告诉布迪，在麦加看到天房[1]的时候，他不只是简单地为自身恶行祈求宽恕：他还决心从此永远抛弃恶行。布迪就是这么做的。如今，随着自己在IT领域的成功，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事实上，现在他比合伙人还虔诚，每天礼拜五次。他在旅馆或饭店不吃牛肉，因为这些牛肉通常都是从澳洲进口的，更何况，这些牛也不是按照伊斯兰教方式宰杀的。他的合伙人对肉类倒没有这么多忌讳。

上述一切都是我们在小城镇灯光昏暗的街上行驶之际，他在车上对着我的后脑勺说的。唯有在梅利亚饭店大厅的玻璃上、大理石上和明亮的灯光下，我才看清楚布迪的模样。梅利亚饭店有些装饰过度——在内院的岩石花园中，小瀑布和喷泉的潺潺之声不绝于耳，一位华裔女子在夹楼处欲隐还现，唱着流行的老歌，仿佛只唱给她自己和女钢琴师听似的。还有一个木琴乐团和一位中年女歌者，在楼下角落等待表演。只有在那时候，我才将布迪看个真切。

他比一般人的平均身高还高一点，体格很壮，或许在那件蜡染衬衫下还有一副威武的身躯。他棕色的眼睛很友善，双颊浑圆而苍白。他蓄着胡子，满头挺直的黑发。他为什么对陌生人如此开诚布公，我不得其解。一如我的预料，他在金钱和成就方面总是洋洋得意。他似乎在一一证明伊玛杜丁的教导，和哈比比希望让伊斯兰教与科技融合的国家导向。他对我说，他长途跋涉地来参加这场隆重的婚礼，发现来的人的背景都非常简单，他在其中最为富有，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处于发展之中。但是，他对我说的一切和每一次留给我的印象，都在后来的见面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他并不如我想的那般得意。在大学大厅里举行的结婚仪式没有他也会持续到凌晨四点，他停留的时间不长。他没有掌控新社会，也是被社会遗弃的孤儿之一。我看到的关于他的一切其实都毫无胜利可言：对陌生人的过分热情，用英语交谈，在梅利亚饭店大厅的正确性。他有着绝望的野心，也不受任何保护，可以被轻易地打垮。他生活在危险的认知当中，大脑被旧有的尊卑观所占据。

我在雅加达的工作地点是婆罗浮屠饭店，无巧不成书，那一周布迪就在这家饭店的另一个房间工作。他的公司和一家欧洲公司正合伙进行一项大计划。两个来自这家欧洲公司的人就在雅加达的婆罗浮屠饭店和他讨论事情。最后的计划要耗资六千万美元：光是他们要开始制作的报告就要花费六百万美元。星期五中午，在饭店前面的清真寺礼拜后，布迪才来吃午饭。我们就坐在玻璃墙边，俯视饭店花园，园里有遮阴的大树、网球场、大游泳池、烤肉亭和慢跑跑道。

他很愿意谈，我却不一定都听得懂。他将经历储存在档案里。要举例说明的时候，他就拿出一个被他当成档案的档案（十足从事IT行业的人的做法）。他都是从目前讲起，再追溯过去。当他同时用两三个档案时，时间的前后顺序就显得有点杂乱。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自己当然很清楚，但说起来却未必能够秩序井然。唯一的可能是，以前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过。我们见过几次，依我看，他总是改变以前说过的话。但庆幸的是，他总能把故事说完，即便在婆罗浮屠饭店吃午饭时，面对同一个故事的凌乱骨头。

布迪的父亲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忽然深刻地意识到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于是他辞去一家外国石油公司的差事（他原来还是这家公司职位最高的印度尼西亚人），成立了自己的企业。他这个非比寻常的构想（对于一个从事石油行业的人而言的确非比寻常）就是，他要设计和制造家具。结果他破产了。事情发生在东爪哇的泗水，他们必须卖掉大房子，中午也往往没饭吃，布迪只能每天骑十里路车去上学。十七年后，当年破产的惨状对布迪而言依然历历在目，他每天都会想起。当初他上学必须骑自行车，如今这却成为他的运动项目。他在办公室角落放了一辆装备豪华、价值不菲的登山自行车，是从美国进口的，他经常给车上油、清洗，犹如对待圣物。

我的感觉是，布迪的父亲似乎隐瞒了一些事情。他可能出身自他父亲的第二个家庭。我想，在我们第一次吃午饭时，布迪似乎稍微提到了这一点。我想等他再多说一些，他却没有继续，我也没问。他只说，他和父亲的家人并不亲近，甚至没见过自己的祖父。这位祖父是北苏门答腊一个城镇的首席法官：这表示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布迪母亲（首席法官的儿媳妇）的出身无法和他们相比。她父亲是荷兰时代的公务员，官拜市长。公务员有官阶，一如军人有军阶。她母亲出身农家，有时还得到田里工作。但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社会动力十足。布迪母亲的弟弟，就是布迪一生中的大贵人，后来成为律师和大学教授。

布迪的父亲有些事情不可告人，似乎也“祸延子孙”。他共有七名子女，其中四人，委婉地说，已经“不在了”。布迪说，目前只剩下一个当医生的哥哥，还有一个姐姐。姐姐嫁给了加里曼丹（以前的婆罗洲）一个从事石油行业的男子，家境富裕。最后一个就是布迪。

他知道自己家道中落，每当想到这点，他就如同背负着十字架一般痛苦。他说：“我的大家族属于中产阶级，我自己的家却是下层阶级。”他还表示，“我真的来自一个很简单的家庭，真的。”他说：“像我这种背景的人并不多。一般人的背景是：在荷兰时代，全家经济拮据；独立之后，第二代的环境获得改善；到了第三代，简直就是丰衣足食。我的情况则是例外。我父亲的家有钱有势，但是到了我们这个第三代，反而比第二代还穷。”

这就是布迪连续两年考万隆技术学院落榜的原因，它是家族灾难的一部分。

根据习俗，布迪当律师的舅舅，每年会到泗水看他姐姐两次。他有一次去看姐姐，发现当时已二十岁的布迪既没工作，也没念大学。他就带布迪一同回到了雅加达。在雅加达时，布迪进入信息科技学院，结果居然发现，他在电脑方面很有天分，就布迪的背景而言，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事实来解释这一点。他和舅舅一起住了四年。

“我以后的人生彻底改变了。我学会了如何穿衣，如何表现自己的行为举止。”

“你以前不知道这些吗？”

“如果一直待在泗水，我肯定没有机会去大饭店，也就学不到进入大饭店餐厅的礼仪。或许我也就不会说英语，不知道如何和别人交谈了。”

“这里的人都很在意这些吗？”

“很多印度尼西亚人都会在意。”

从学院毕业后，他进入一家知名的IT公司。他从最基层干起，但很快就升职，还频频获奖。不久之后，他开始代表公司出差。后来，通过公司同事的关系，他认识了很多有社会地位的人。

他发现，印度尼西亚的商界、IT界和政界，彼此之间都有关联，几乎是一体多面的产物。权力的圈子真的很小。他同时也发现，尽管舅舅势力庞大，他仍然得为父亲的失败付出代价。他是个没有家庭、没有团体的人。他搬出舅舅的家，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屋里，屋里有两个仆人，是一对夫妇。他很寂寞，没有社交生活可用来倾诉。正因为他很成功，认识许多有地位有权威的人，才让他感觉格外孤独。他找不到可以和他如今的身份相匹配的女友。所以，几乎是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功成名就的他开始思考起宗教来。

“在IT公司获奖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如今的我也成了人物。当公司提拔我负责营销工作时，我认为自己还真不同凡响。但接下来我发现其实还有许多人比我有能力。我开始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堪称天下第一，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因此，基于这个信念，我认为自己需要真主。在伊斯兰教学校里，你会一再读到，真主是至高无上的神，但你心中未必是这样想的。”

“当时你多大？”

“大概二十九岁。不算太成功，只是情况比一般人好。我每天都会想到真主。不论什么事，我都是一个人思考。在公司里，我甚至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宗教。有四五年的时间，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境中。我一方面非常需要真主和宗教，一方面却尽干些宗教所不容的事。我喝烈酒，喝啤酒，做坏事，干些伊斯兰教认为大逆不道的事。但做了这种事情后，我总是寝食难安。我指的不是喝酒，在我看来，喝酒只是小事一桩。我知道，在世界上享受一点逸乐，将来就会在地狱被折磨多年。”

“你一直相信有地狱？”

“我一直相信。印度尼西亚人，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相信有天堂和地狱，也相信有来世。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不论做什么，我早晚都会下地狱。我知道自己行的善远不及为的恶，善恶无法相抵。”

就在他疑虑交加之际，事业却得到了发展。IT公司的一名同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合伙人。此人和布迪的同事是童年好友：布迪觉得自己一直在排斥“童年好友”这种角色。在他们认识几周后，这位即将成为布迪合伙人的人说：“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做生意呢？”他需要布迪。尽管他有许多人脉，有钱，也有许多可以争取到的合同，但他非常欠缺布迪的技术天分。在科技时代，像布迪这样拥有技术天分十分重要。

布迪很快就做了决定，马上离开了那家公司。他在公司待了十年，得奖无数，也经常代表公司出差，住过无数家五星级饭店，然而，最后他只提早一天告诉公司，他要离职。

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父亲，父亲想到自己当年做家具生意，最后倾家荡产的惨状，告诉他“千万要小心”。母亲一直忍受着贫穷的日子，想到自己的母亲去田里干活的场景，什么也没说。

我问布迪，他认为自己的技术天分是怎么来的。

“我也不知道。或许这就是命。在我这一行，许多人都失败了，因为，首先你需要不断学习创新。事实上这有点像做梦。比如，当我在饭店吃东西时，我就会思考点菜的流程是否可以自动化。欧洲已经实践了这种模式，服务生会拿着电脑过来，根据你的指示按下按钮，几分钟后，另一个服务生就端着你点的菜来了，你可以从帮你点菜的那个服务生手上拿账单。此刻我在这里坐着，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你交谈，也一边思考着如何研发自动点菜的软件。我想你也可以将这种技术运用到许多其他行业中。我一直很在意这点，比如可以把它运用到铁路车厢方面，或工厂的储料方面。”

不久之后，合伙人就将那位宗教老师介绍给布迪。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一间很简单的房子里。这间房子也是一座清真寺，是他自己的房子，在万隆。合伙人带我一起去见老师，因为合伙人一周后要到麦加朝圣，所以我们要求老师为他祝福，并且提供一些有关朝圣的忠告。我第一次看到老师的时候，并不相信他，他太年轻了。后来，我发现他的知识浩瀚如海，从此就再也不敢低估年轻人了。他当时正对房里的十个人说话，大家都坐在一块很朴素的地毯上。他说，生命的奥秘就是：什么东西对你最有益处，交由真主决定。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凡事放弃，相反地，他认为，不论做什么，我们都应该全力以赴，同时也顺应天意，不能和命运作对。

“第一次见面谈了一小时。我觉得他很风趣，但我还没有皈依。几个月后，合伙人建议我投资几千卢比，建一座清真寺，由那位老师统筹整件事情。合伙人说，每个人都应该支付两平方公尺的经费。自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一直没再见过老师。清真寺还在建，合伙人就邀请我参加清真寺的揭幕式。那时我再度看到了老师，也看到了一间简单的房屋如何变成一座漂亮的清真寺。

“我总共和老师见了大约三十次。我并未从他那里学到宗教的细节。我需要有人做别的事：如何在今生和来生之间求得平衡。人们似乎相信老师有超能力，但我不相信。即便我见证了小房子如何变成大清真寺的过程，但我就是不相信他有超能力。我比较相信他的教导：什么东西对你最有益处，交由真主决定。”

老师曾七度前往麦加朝圣，其中没有一次是他自己付的费用，总是有人帮他。在老师告诉布迪说他应该到麦加去朝圣后，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布迪身上。布迪没有钱，他告诉合伙人，合伙人就帮他付了。

星期六，我们搭乘CN-235型飞机到万隆去看望老师。这是哈比比的航天组织在更早之前与西班牙人合作制造的小型飞机。国内头等舱候机室里的椅子全都雕龙镶凤，我想，如韦达蒂·古纳万所说，这些正是《费米娜》杂志不喜欢的东西。

到万隆的路程很短，但CN-235型飞机很晚才起飞。这段看来漫长、可能发生各种际遇的日子开始缩短。我的神经紧绷起来。当我们在柏油停机坪上等待起飞时，这架过于窄小的飞机内很温暖，机舱内的镶板有点像木匠的粗糙作品。飞机起飞之后，不但声音嘈杂，还摇晃个不停，我真想不通，既然许多重要零件都是进口的，为什么还会制造这么小的飞机？

布迪说：“它能顺利起飞，我引以为傲。至于它的经济竞争力之类的事情，拜托不要问我。”

万隆很快就到了，尽管先前紧张了好一会儿，最后我也有了同感。

布迪说，他的合伙人那个星期六正好在万隆工作，会到机场接我们，结果并没有。我们后来才看到他，还是碰巧看到的，当时他正开着一辆四轮驱动的新车，车上载满他的家人。在小山上有荷兰人建造的一个车站，车站四周的道路如今车水马龙，热闹至极。我们就是在其中一条道路上看到那个合伙人的。车站附近，殖民时期风格的行政大楼和一些小型的住户正在改建、扩大，准备供作商业用途。在这里，原本种来遮阴的树木已苍老，树叶零落，反倒是树根四处隆起，让柏油路显得高低不平。

布迪的合伙人很自然地停下来和我们谈话，他脸不红，气也不喘，只说是忘记去接我们了。布迪显然没有注意到，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布迪对我这个访客，一个或许没有任何来头的访客，似乎表现得太过热情，他居然要求他的合伙人、一位重要人物，到机场接我们。布迪的合伙人很友善，但似乎对我视而不见。他不高，但很壮实，在印度尼西亚人中很不起眼。他比布迪小一两岁。布迪说，他已有三千万美元的身价。他坐在四轮驱动车上的家人非常优雅，孩子还有女仆照料。他的妻子肤色白皙，轮廓分明，是位印度美女。

我们开始驱车去老师家。他家就在城镇边缘。我们经过万隆技术学院的旧校园，校园里风景如画，荷兰风情依旧。万隆技术学院建于一九一八年，苏加诺曾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这里就读，这使万隆技术学院远近驰名，吸引了众多莘莘学子的目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万隆技术学院的萨尔曼清真寺成为伊玛杜丁宣教的讲坛，这更加不容错过。这座清真寺历经荷兰殖民统治而不衰，仿佛是蓄意和殖民时代的诸多限制相抗衡，如今它非常巍峨，已成为一座用混凝土建造而成的大清真寺，色泽十分明亮。在一条阴凉的路上，我们遇见一小群刚注册入学的学生，他们穿着白衣服，戴着一种很滑稽的帽子。曾经，布迪也梦想成为这样的学生，不过他也不知道学生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可能是因循荷兰的传统。

当我们离开万隆技术学院和这个荷兰小镇的时候，布迪仍在继续介绍老师的种种事迹。有些人认为老师拥有超能力，所以他一直有吉星庇佑，成就斐然。如今，他已拥有一家超级市场、一家租车店、一家成衣工厂、一家银行及一家电脑出租店。这些企业都是自己找到老师，依附在老师身边平稳发展的，老师本人则不改本色，依然如故。信徒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照料上述生意。以上种种都只是三年内的成就。在他人（如今也包括布迪）眼里，这些成就全是上苍一手造就的。

到老师家的时候，我们更惊讶了：布迪对老师的企业和基金会的描述实在太过于夸大了。当时我们已远离荷兰小镇，到了一个简朴的乡村。那里有一条狭窄的柏油路，两旁的房屋、庭院和花园都很简陋。所谓的“电脑出租店”，原来只是个摊子；所谓的“超级市场”，其实是家乡村小店；小店屋顶上方的大清真寺也根本不大。整个社区的所有建筑都很小。事实上，尽管使用的建材都是新的混凝土、油漆和黏土制造的瓦，这些建筑也都杂乱无章，只是聚集在这里成为宗教寄宿学校而已。当然，这里的学生仍是这位老师的学生，照样为老师服务。

宗教寄宿学校每天都派人清扫村子里的道路，道路上铺着的一块块柏油边缘难免藏污纳垢，大约每相隔五十米就有一根柱子，上头绑着一个彩色塑料桶，是装垃圾用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垃圾散落在路上。垃圾桶非常小，我觉得这些彩色的小垃圾桶也只是用来做做样子，象征官方关怀百姓，并不是真的要用它们来装垃圾。

老师的房子——他目前的房子，不是原来那间已改建成清真寺和商店的房子——与村子的主要道路只隔着一条小巷。这条小巷在两栋房屋之间，尽头是一个庭院。老师的房子在庭院一边。这是一栋一层楼的房子，比地面高数英尺，墙壁用编竹装饰——竹片编织成深棕和淡棕两色相间的钻石形图案。布迪说，这墙壁原来是用混凝土砌成的。

我们一到庭院，老师就从他家出来，走到走廊上。他领着一个失明的胖男孩，男孩穿着很长的蓝色上衣。老师个子很矮，或许和男孩差不多，但显然比男孩瘦许多。彼此一番寒暄过后，他将失明的男孩交给别人，步下两级阶梯，走到庭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我们脱下鞋子，步上走廊。在雅加达的时候，布迪告诉我，老师“骨瘦如柴”。但区区这几个字并不足以描述这位小巨人：瘦削的脸孔、稀疏的胡子，一双灵活的小眼睛不住地打量我们。他双唇非常饱满，轮廓清晰。下唇中间下方有一小撮胡子。他棕色的皮肤十分光滑，穿着一身白色的阿拉伯服装，作为一种宗教习俗。关于服装，布迪先前和我谈过：用某种有垫衬的原料做成头巾，头巾有一条很长的下摆，长上衣，和一件深蓝色纱笼。尽管有他这样打扮的人、这样的职业、失明的男孩，这里仍然不是一间宗教的房子。正如我们听到和看到的，这是一栋普通房屋。屋里孩童嬉戏，女人忙碌，人人都乐于和老师套近乎。

老师和我们一起坐在尼龙制的绿色地毯上。地毯有很多毛，铺在地板上也不太平整。走廊栏杆是用竹片和木片纵横交织编成的，很低，老师可以倚在上面，正如他当时的姿势。他的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到下面的水池。池里流水淙淙，还有一座假山，是用雕琢精美的熔岩块砌成的。园林里的景致如此优雅，这相当令人意外。

戴白帽的助手、年轻人和寄宿学校的学生，开始将机器编织的廉价地毯铺在庭院的水泥地上，准备进行下午的宣教。毫无疑问，老师就坐在走廊上宣教，那里如同圣坛或统治者的讲台。布迪告诉过我，老师宣教曾吸引上千群众来听。此刻，他自己越来越兴奋（礼拜的时刻越来越近），说大约会有两千人来听。但这里容不下那么多人，那些挤不进来的人可以在路上，甚至在附近的住户里通过闭路电视转播来听。

布迪说：“他会充分利用高科技。”

但老师不希望布迪插嘴，他希望可以自己用英语告诉我。这样事情就有点难办了，特别是，他并不知道我此行的目的。我希望听的是他如何开始宣教，如何开始从事这一职业。我想他并不能理解我这个想法。他希望将话题留在目前的事物上，谈社区如何在他周围稳步发展；谈拜真主之赐，他的学生多么多才多艺——走廊下方的水池和假山，精美脱俗，很可能是学生们的创造。

我催促他描述第一次宣教的情形，他却尽谈些笼统的开场白：“许多人并未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有钱，却不快乐。他们的灵魂漂浮不定。”偶尔词不达意的时候，他就提高音量，增加表情和手势，不停地比画。有一两次，我瞥到他纱笼下的赤脚，感到有点难过。

我想，我应该将问题的范围缩小，于是就问起他父亲。他说他父亲是军人，官至中校，退役前一直在爪哇服役。他笑着说：“和我朋友一样，我以前也想从军，如今我却是真主安拉的战士。我朋友戴的是部队的绿扁帽，我戴的是白扁帽，或安拉的头巾。”

我继续追问。布迪告诉过我，老师是万隆技术学院的退学生，在见到光明之前，也“荒唐过一段岁月”。此刻，我正好有机会询问老师的求学过程。我发现布迪的信息有误，他根本就是在一厢情愿，根据自己的想象塑造老师形象。老师不但没退过学，还认为自己多才多艺，成就不凡。他念过许多课程，诸如行政学、电子学，他在万隆技术学院还取得了电子工程学位。“我做过许多事情，真主都让我成功了。写作就是其中一例。我也当过演说家，甚至当选过学生军营的司令官。但在有了这些成就之后，我却觉得很空虚。当时我只有二十四五岁，正尝试去寻找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

我洗耳恭听。

“我是家里四个子女中的老大。老三因为罹患多发性硬化症去世。我曾背着他去上学，尽管痛苦不堪，他却总是很快乐。他比医生快乐，比我们快乐。他心里有一种很重要的东西，秘密到底是什么？”

突然来了新访客，是一个很高大的年轻女子，戴着灰白色伊斯兰式头巾，穿黑长袍。她脸圆圆的，没有化妆，在微笑的双眼背后，似乎隐藏着旧日的痛楚。她叫“哈妮”，在哈比比的航天组织IPTN工作，因为她是那里唯一穿全副伊斯兰教服装上班的女子，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老师非常欢迎她来访，并且将她介绍给大家认识。老师说，根据伊斯兰教习俗，她是不准和男性有接触的。

她跪坐在我们前面，双膝着地，臀部放在脚跟上，长袍下的双腿张开。她说，她在法国工作了八年，在普瓦捷读书。

布迪说：“她是位懂得高科技的女子。”

哈妮很谦逊地说，她只是哈比比制造飞机过程中的“小零件”。但一旦来到伊斯兰教寄宿学校这里，她就竭尽所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她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她说她为伊斯兰教教徒制作服装。意思就是，她是裁缝。就算是一些芝麻小事，她也要用虔诚的字眼说。

几个女助手从老师房屋的内室端出黄澄澄的蛋糕和几杯红酒。杯子被放在有褶皱的毛毯上，好像随时都会倒。

哈妮说，她回到印度尼西亚，是因为她和IPTN签有合约，拿了哈比比的奖学金。每年有五十人被派出国，奖学金主要提供给航空工业的学生。

我要求老师说完他弟弟的故事。

“他死了。他生前说，我们今生不能一起工作，但来生可以。”

哈妮仍旧用她的方式跪着，保持微笑。她的长袍向外散开，这让她在老师身旁显得格外庞大、挺拔。她也谈起老师的弟弟：“当我从法国回来，前往IPTN工作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他的事，忍不住哭了起来。”

“你还记得他说些什么了吗？”

“他说我们在这儿的工作都是暂时的，只要努力，我们就会有来生。他给了我省悟过来努力工作的勇气。同样的话他从不说第二遍，真主通过他的口传递信息。”

最后，礼拜时间到了。布迪已经走开，颂祷之声从某处传了过来。午后宣教的扩音系统有噪音，仿佛正在安装似的。一位戴着绿面纱的女子正在庭院另一边的走廊清扫，伊斯兰教寄宿学校的几只瘦猫四处走动，松弛的肚皮晃个不停——终于，仿佛是被哈妮的话提醒了似的——老师开始告诉我他第一次宣教的情形。他用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夹杂着说，后者由哈妮翻译。

当时老师二十五岁，时间可能是弟弟去世之后，地点是在他父亲家。开始他只是简单地对人说话，第一次宣教时只有十个人听，后来，他离开父亲的房子（他并未说房子在哪里），来到这里，在一栋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这栋房子如今已变成伊斯兰教寄宿学校的清真寺。等到有四十人听他宣教时，他就开始担心。他想：“为什么这些人会听我宣教？”他失去了一些朋友。有三年时间，他备感艰辛，至于有多艰辛，他并没说，他当时只剩下了一个朋友。但他并不介意。

“我知道真主安拉一直都在观察我，我知道安拉在听我祈祷，所以我不能说谎。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只喜欢说好事。有些人说，这样很好，很美，我倒不觉得很美。对我来说，有些事很难说。我只是开诚布公。我谈的是自己的心，不是大脑。”

毫无疑问，当哈妮表示“真主通过他的口传递信息”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时间请教老师更多的问题，我就可以对他的使命有更多的了解，可惜我时间不多，而且说过的话也不能再改变。在没有语言、信仰，也没有对信仰的需求的情况下，一个人所能理解的也仅止于此了。

我问到那个失明的男孩。

“我让失明的男孩和其他学生一起待在这里。如今他正在为一家公立医院工作，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年。”他都做些什么？“这里有家孤儿院。这里的小孩只有四个是我自己的。我照顾这里的孤儿。”有多少人？“六个或十个。”

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含糊：不过这也可能是他闪烁其词的方法。我们听到房里有儿童的声音，有一两个孩子戴白帽子，是男孩，而非女孩，他们正在庭院中的地毯上打滚，但再过一会儿，信徒就要坐到地毯上来了。

布迪已经回来，是该道别的时候了。老师不再流露警觉的眼神，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他送我们穿过庭院到巷口，并很乐意和我们一起拍照。他长长的头巾下摆垂着，上衣口袋夹着一支钢笔，纱笼下依然可以看到他的小脚。他呼唤孩子（男孩戴白帽，女孩披白盖头）、看护孩子的保姆（她穿一袭橘黄色纱笼，戴黑盖头）和哈妮，希望他们也一起照相。最后，大家都笑了起来。

正准备离开之际，我们看到，几个戴白帽的伊斯兰教寄宿学校学生将食物从一辆汽车上搬进屋内。这些食物一定是某个信徒送的，就如同我们看见的其他东西一样：走廊的绿地毯、盛有红酒的杯子（或许连红酒都是）、房屋里墙壁上竹片交织而成的镶板、庭院的水池、假山等等，人人都量力奉献。正如布迪所说，信徒的忠诚让伊斯兰教寄宿学校和相关企业得到发展，老师的成就也证明他受到真主眷顾。他的成就越来越大，信徒人数也越来越多。

这位老师并不提供简单的信仰，他提供的是他给布迪的关于“重要事物”的内容：精神和世俗的指引（“什么东西对你最有益处，交由真主决定”），还有免除罪责的途径。他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提供他们坚强的力量和信心。某些重要人物的需求很多。布迪说，哈比比至少有一个亲戚是老师的信徒。他甚至暗示，著名的哈比比也和老师有接触。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布迪喜欢营造一种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这很可能是让他过分兴奋的故事之一。

一切的一切，包括伊斯兰教寄宿学校和各种任务，都由这位老师自己负责，但他依然只保持老师的身份，如同此时此刻，他正站在孩子们当中，微笑着向我们挥别。

我们乘火车回雅加达。那座荷兰人建的火车站保存得很好（爪哇可不像印度），但车站有个卖邓金甜甜圈的摊子，工作人员的制服十分国际化，显得有点突兀。行政人员级别的车厢有空调设备，每样东西上面都明显有辛辣食物的污迹。一个服务人员打开悬在角落上方的电视荧幕，播放电影《小活佛》，布迪已经看过这部影片了。在万隆外围的山区有一大片树林，山与山之间尽是峡谷，天色逐渐昏暗，火车缓缓从峡谷中穿过。轨道一路蜿蜒，有时前后张望，可以同时看到两三座漆成白色的桥梁，弧线形的金属支架非常宽阔，在暮色中映着墨绿色的树林，犹如装饰用的花饰。在陡峻的山边有一小块一小块梯形的稻田，形状很不规则。田里的水映着逐渐昏暗的暮色，让稻田很像污迹斑斑的含铅玻璃，有的墨黑，有的金黄，有的赤红，其中一些已经插好一排一排的秧苗。

布迪说，种稻的农民无法欣赏我们所看到的美景，他们往往得在山区上下跋涉几个小时，才能走到大路上。在我们的火车经过一个村落时，他才向我解释刚才说过的话。在这些村落里，一千卢比，约合五十美分，是一大笔钱（他将rupiah说成roops，这是他奇怪而好笑的地方之一[2]）。但一穗玉米的售价不超过五十卢比，只合二点五美分，所以农民辛勤耕作，将农作物运送到市场去卖，最后可能只拿到五美元。过了一会儿，布迪指着一片长满树木的土地给我看，他说，哈比比有个亲戚准备在那儿为IPTN的员工盖九百间房子。这个航空企业发展真是迅速。

布迪说，此刻的他已站在另一边。他居然会用这种态度谈论贫富问题，这多少有点怪异。但他每天都和自己的合伙人争论一些他看到或他以为自己看到的贪污问题。尽管他很清楚，自己得仰赖这位合伙人（和他的门路）去争取一些大合同，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和合伙人争论。这也是他对老师产生微词之处：老师不也“有教无类”，接受一些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之徒当听众？

老师怎么说？

他说他也知道人们的一些事情，但他不能光凭这些传闻就对他们妄下断语。他只信“眼见为实”，根据自己双眼所见对人们评断。这番话说得很好，正如布迪先前问老师半阿拉伯式的服饰时，老师给出的回答一般。老师说，不错，自己的服饰很奢侈，但这是他蓄意为之：这些服饰能让他保持自觉，只要他穿上它，就不会做任何坏事。

布迪说：“哈妮来了之后，我离开了一会儿，礼拜去了。当我在礼拜的时候，我发现钱包在这大白天里不见了。实际的损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各种麻烦。比如身份证，它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换一个的话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礼拜之后，我担忧不已。但转而一想，如果丢钱包是真主的旨意，那就表示‘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后来，我去找你们，发现钱包就在你身边的地毯上。”

所以，对布迪而言，这趟拜访老师之旅还是颇具宗教性质：遗失、惊慌、放弃、信心、如释重负和新的信心。但布迪毕竟是布迪，即便是谈论宗教的时刻，他还是可以悟出实用的教训。“不要将钱包放在侧面口袋里，以免它掉出来。钱包一定要放进后面的口袋。”

天色已晚，外面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车厢内的日光灯愈发昏暗，车窗上可以看到许多倒影。暗淡的灯光、隆隆振动的车厢，以及荧幕上一直在播放的《小活佛》，都让布迪能更深入地畅谈他的私事。

布迪和我谈他舅舅，也就是他母亲的弟弟。他的舅舅很爱他，为他做过许多事。就是这位舅舅将他从泗水的贫穷和绝望中拯救出来，带他到雅加达，让他能够自立，让他见识外面的世界。布迪和这位既是律师也是大学教授的舅舅一起住了四年，但后来两人有了一次争吵。布迪第一次和我谈到这位舅舅的时候，那次争吵早已成为陈年往事，但仍然深深影响着他，至少可以对他目前仍孑然一身做出部分解释。

舅舅受过荷兰式的大学前教育。尽管他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一天祈祷四次，却始终崇拜荷兰文化。他每隔一年就会去一次荷兰。布迪可以一一列举他从舅舅那里学来的东西，仿佛从前做过无数次同样的事情。他学会如何去大饭店，他和舅舅每周要去三次；他学会开车（舅舅有时甚至将自己的汽车借给布迪开）；学会照相；学会买课外书；学会上经学学校；学会得体地打扮，学会穿玛莎百货的西装和巴利牌的皮鞋，绝对不穿布鞋和牛仔裤；怪的是，他还学会了漆房子。

过了四年后，两人爆发争吵。起因和女孩有关，和布迪经常在外逗留很晚有关，有时也和汽车、和布迪对女孩的情况交代不清有关。倒不是对哪一个特定的女孩交代不清的问题，而是舅舅对布迪当时的生活方式很不认同。争吵爆发当天，布迪做了一件怪事。他将当时的女友从她家带走，把她安顿在另一个女友家。两天后，女友的家人报警了，警察到布迪舅舅家询问布迪的下落，舅舅和警察周旋了好一会儿。事后他问布迪：“你知道这女孩现在哪里？”布迪答道：“当然知道。”舅舅没有生气，但正色道：“你再不小心点，铁定会惹祸上身！”尽管布迪没说，但当时他八成向舅舅做出了某种保证。

不久之后的某个夜晚，女孩打电话到舅舅家里，舅舅接了。布迪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果不其然，舅舅这回真的非常气愤。他对布迪说：“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根本一无所有？瞧你父亲那副德性，他就是你的好榜样。他住的还算间房子吗？根本就是个鸟窝！”（布迪后来在述说这段往事时，也表示“那真是鸟窝，我可以带你去看”。）舅舅给布迪下了最后通牒：“离开那女孩，否则就离开家！”

布迪说他宁愿离开家。舅妈为他求情，她甚至到他卧房里，抱着他，要他去向舅舅道歉。但第二天，布迪还是离家而去。

布迪告诉我：“会选择离家而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家非常非常穷。我住在这样富裕的环境中，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家人。每一次在自己身上花钱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能将这笔钱寄回去，对家人一定很有用。我穿的是巴利的名牌皮鞋，在这样的豪华大饭店吃东西，买昂贵的书，但我的家人有时却连午饭都没得吃。”

他去了一个大学朋友的家里，朋友将自己弟弟的房间安排给布迪住。第一周，通过另一个大学朋友的帮忙，布迪找到一个小职员的差事，可以挣三万卢比，大约十美元。第二周结束后，他在一家大IT公司里找到一份电脑操作员的工作，后来一待就是十年，而且飞黄腾达。就这样，他迅速展开了自己真正的事业。这全是拜舅舅的培养所赐，偏偏此刻，舅舅不在身边。布迪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亲近、关心他的人，也没有见闻广博的人，可以听他述说自己的状况。布迪开始有了孤独感。

还有一点让布迪很不快，就是大学的那个朋友。他离开舅舅家后就得和他待在一起，但这个朋友希望布迪帮他做家庭作业，要求布迪帮他代考，最后还要布迪给他钱。布迪无法向房子里的任何人抱怨。等到最后他不得不离开那间房屋时，竟给别人留下很坏的印象。

他将收入的三分之一寄给远在泗水的父母，以减缓家中昔日的痛苦。在离开舅舅家四年后，母亲开始催促他与舅舅和好。她告诉布迪：“你是晚辈，舅舅怎么能向你道歉？应该是你向舅舅道歉！”布迪终于同意了。趁伊斯兰教斋月结束的庆典期间，母亲从泗水来到雅加达，并带着布迪去了舅舅家。母子二人很早就到了，在舅舅家待了一整天，但舅舅就是不肯踏出房门一步去和他们打招呼。第二年，也在相同的庆典期间，布迪的母亲再度带布迪前往舅舅家。这一回，舅舅终于踏出房门了，但两人关系终究已经破裂，不可能恢复到从前的亲密了。

这显然是布迪一生的写照：仿佛和传奇故事一样，朋友和救命恩人到头来反目成仇。我想到他那个失礼的合伙人，那个在万隆和优雅的家人一同坐着四轮驱动汽车的合伙人，再想到布迪一直在印度尼西亚的富商大贾中寻找生意搭档的事情，不禁怀疑：这个反目成仇的模式如今会不会重演。我将这个疑虑告诉了布迪。

布迪用我的字眼说：“现在，好友反目成仇的可能性是有的。如果你听到了闲言碎语，却隐忍不提，那么总有一天会全部爆发出来，就像我舅舅一样。”

布迪很脆弱，他没有人保护。此刻我发现，尽管拜舅舅的培育所赐，他对衣着、鞋子和进口的墨色太阳眼镜有很奢侈的品位，而且这些品味至今犹在，他却没有一栋房屋。他寄居在朋友家，三天两头换房住，甚至会睡在办公室的某个角落。他说他买不起房子，我说我在雅加达的卫星城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新房子。他回答说，那些房子售价要四万美元，只有像警察和会计师那种贪官污吏才能付得起百分之二十的保证金；一旦住进了那些地方，就会发现自己是在与一些败类比邻而居。后来他又表示，自己不想住在卫星城，因为得请用人整天照料房子，这对他而言是一大负担。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他无法忍受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的那种孤独。

他深以自己的孤独为苦。住在泗水的父母很贫穷，无法在社交上为他做些什么。因为他没上大学，也和同龄人失去了联系。他可能会娶的女孩最后都嫁给了别人，就连他在IT公司平步青云的时候，也都无法在同事中找到女朋友，因为他没有她们那种背景和信心。在万隆那位老师要他前往麦加朝圣之前，他也曾和许多女孩发生性关系，但就是欠缺“环境”——这是他所谓“合适的社交生活”的IT用语。如今，在发誓之后，他连性生活都没了。

他有数百个朋友，但他神秘兮兮地说，寂寞和幸福并没有直接关系。他的寂寞是“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他和父母共处的时候，父母都认为布迪的程度高出他们许多，亲子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话题。

“我父亲对破产一事无怨无悔，他一直都如此。他喜欢穿很旧的衣服，就算我买新衣服给他，他也依然穿旧衣服。在这方面，他一直坚持印度尼西亚风格。他不求奢华，对自己住的地方安之若素。我告诉他舅舅用的形容词，他笑了起来。他说，你是因为他说我们家很像鸟窝才离开的？我说，这么说太侮辱人了嘛。他说，其实他说的一点也没错，是真像鸟窝。”

雅加达日本式的新火车站比印度尼西亚的任何建筑都漂亮，更吸引人。这座火车站的空间宽敞而干净，卖食物的摊子更是让游客垂涎欲滴。布迪花了好一会儿功夫和出租车司机讲价。虽然我表示由我来付车费，但他坚持要讲价。最后，他和一名司机讲好了价钱，我都觉得那价钱太便宜了，但等到我们上了车，他却告诉我，他准备付司机两倍车费，以奖励司机的彬彬有礼。

他承袭了父亲的神秘和怪异。因为害怕孤独，所以今天他过着这样的生活，住在朋友家和自己的办公室。这种生活方式，更让他的一生以孤独终结。

他的办公室坐落在雅加达市中心一片现代化街区。办公室用隔板分隔成了几个小房间，在最主要的房间里，有五张为主管准备的椅子。另有一个小房间依附在旁边，那是布迪不和朋友住在一起时睡觉的地方。小房间有床和衣架，因为没有空调设备，所以布迪睡觉时必须打开门。主管办公室区域的抽屉存放着他没挂起来的衣服，这些衣服都很昂贵，是舅舅教他该穿的衣服。在接近小房间的架子上有一些书，这意味着他要在夜晚看书，这也是舅舅教他该买的书，在这些书中，就有印度尼西亚语版和英语版的《古兰经》，还有一些宗教书，一套海涅曼亚洲工商管理书，这套书是我们一起去万隆之后买的。

在主管办公室外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摆的是布迪那昂贵的美国登山自行车，车的前后都有避震器：在泗水，骑自行车是一大需求，如今却成为他的奢侈的运动。员工的办公区域如同教室一样拥挤，旁边有一个铺着绿色地毯的休息室，那是一块礼拜用的地毯，指向麦加的方向。

我想起了伊玛杜丁的办公室，尽管这次的感觉不较以前强烈。结果我发现，布迪一直都在看伊玛杜丁的电视宗教节目。他尤其对一次伊玛杜丁对一个杀人犯的访问印象深刻，这名杀人犯还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布迪训练员工的时间到了，我静坐在一旁，不禁想道：尽管伊玛杜丁和布迪都与美国公司有渊源，布迪还是会采用伊玛杜丁的“心智训练”课程。

布迪有个朋友，二十五岁，是万隆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在他家的通讯公司工作。这个朋友最近才来过这间办公室。他是武术高手，还有所谓的“阴阳眼”，能看到一些“脏东西”，更能断人吉凶。他一看就知道布迪合伙人的肾脏有毛病，也看出了布迪患有鼻窦炎。布迪大吃一惊，请他到自己睡觉的小房间。这位“阴阳眼”说：“在你睡觉的地方有一个老女人的幽魂。幸好她没有伤害你，你也别去招惹她。”

我问布迪：“这个老女人长什么样子？他看到她了？”

“你问的问题我也问过他了。他说，老女人是透明的，就像电影《鬼马小精灵》里的形象那样。但我看过一本埃及书，里面写道，灵魂既可以化为人形，也可以化为动物的模样。”

我说：“我不知道你对这种事感兴趣。”

“我一直都是。”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布迪送给我一些礼物，好多书——看来布迪还颇有他舅舅的风格。这是一些有关印度尼西亚前九位伊斯兰教教师和宣教者的故事书。布迪送我这些书，正好让我想起我们曾到万隆去看望的那位老师。这也算是童书：但布迪认为送我这些书再适当不过了，因为书上记载了关于这些老师的民间故事。

布迪为我翻译卡利雅加的故事。卡利雅加是一位老师，他最著名的功绩是将印度古代梵语叙事诗《摩诃婆罗多》改编成伊斯兰教故事，让这些叙事诗的内容适合在皮影戏院上演。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印度尼西亚人接触到伊斯兰教的。他教印度尼西亚人敬拜真主，而不是敬拜泥塑木雕的偶像。

卡利雅加的父亲是爪哇最后一个印度王国满者伯夷的大臣，或可称为地方首领，拥有的领地在爪哇北部。当地已有一些伊斯兰教势力存在。这位父亲信奉伊斯兰教，却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信，他不想和王国的印度教统治者作对。卡利雅加长大之后，对父亲领地内贫富悬殊的情况相当不满。他开始从国库盗取大米和其他食物，分送给穷人。有一天他被父亲抓住，父亲命令他离开领地。卡利雅加就此成为绿林大盗，专门劫富济贫。

有一天，卡利雅加看到一个老人在森林中拄杖而行，杖柄居然是黄金打造的。卡利雅加一把将手杖抢了过来。老人说：“你想要什么，黄金吗？如果你想要黄金，现在就看那些树。”突然之间，老人所指的树都变成了黄金。卡利雅加跑到树林中去捡，老人继续走他的路。等到老人消失了，树上的黄金也变回了树叶。卡利雅加这才意识到，老人具有神力。

事实上，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松南彭昂。松南彭昂是九位老师之一，法力无边。他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卡利雅加拼命追赶老人，恳求老人收他为徒。老人说：“我很忙，如果你真想拜在我门下，就拿着我这支手杖坐在河边，等我回来再说。”

老师离开了。多年后，他早已忘记卡利雅加。有一天，他路过旧地，看到卡利雅加坐在河边，长发长须长指甲，身上爬满藤蔓，却依然拿着老师的手杖。老人于是教给卡利雅加法术，要他下山，向百姓宣扬伊斯兰教。卡利雅加发现，要向那些印度教教徒宣扬伊斯兰教难如登天。所以，他就尽可能采用印度教的故事和仪式模式，换掉具体内容。他不念印度教的符咒，念《古兰经》。

布迪说：“他在与泗水相隔两百公里的厨闽宣教。厨闽如今是一座大城市，有海港。”

“你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吗？”

“不知道。”

“在哪一个世纪也不知道？”

“我认为是在满者伯夷王国灭亡的时候。这本书是给儿童看的，没有记载时间。”

满者伯夷王国于一四七八年灭亡，即西班牙最后的伊斯兰教王国格拉纳达灭亡的十四年前，也就是发现新大陆的十四年前。所以，伊斯兰教在西方受到抑制之际，却在东方广为流传，大印度的文化和宗教，无不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数百年来，因为伊斯兰教入侵，印度饱受蹂躏。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地方，印度的光辉早已熄灭。

尽管浑身爬满藤蔓，卡利雅加仍尽忠职守，他就如同那位冥想不已的印度耆那教圣人葛马提斯瓦拉再世，神奇而简洁。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拉瓦纳贝尔戈拉，有一尊五十七英尺高的裸体雕像，它浑身被藤蔓包裹，巍然耸立，非常壮观，这正是葛马提斯瓦拉。这尊雕像造于十世纪，看起来却崭新如故。让人难过的是，雕像的脚周围有许多活生生的老鼠四处乱窜，仿佛在对圣人进行进一步的考验。这种形象居然会出现在十五世纪的爪哇故事中，为截然不同的目的枯坐在河边，岂非怪事？

看来在各种信仰百家争鸣之际，布迪的世界鬼影幢幢，数目远远超过他自己知道的。

[1]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大清真寺广场中央供奉神圣黑石的著名方形石殿。

[2]Rupiah，卢比，发音与roops类似。

第二部

伊朗：阿里的公道

第一章　受迫害者基金会

在雅加达，新财富有时候会令人产生压迫感，快速地改变当地的风土民情，至少目前情况看来如此。往事历历如昨。每个周末，这个由新财富造就的杂乱无章的城市，就会有一批有钱人，尤其是有钱的华人，一心往外跑，希望寻找舒适、干净、清新的空气和秩序。他们携家带眷，甚至叫上女仆，前往五星级饭店。如今，大饭店已俨然成为雅加达周末的避难所。一九七九年，一些雅加达华人就开始以这种态度在大饭店消费，但他们这么做，也只是庆祝一些重要的节日。现在，新的财富、运气，让这里每个周末都举行盛宴。在星期日早上的婆罗浮屠饭店，有钱人（不论是华人还是其他人）都会聚在一个大房间里高唱圣歌，并不时拍手，祈祷幸福长存。他们都是“伯大尼成功之家”的信徒。“伯大尼成功之家”是美国新兴的福音派。新财富可以泽及未受教化之人，这多少让人觉得是一种幸福。“科技”以及造就“科技”的工厂已经可以全部依靠进口，但也让人觉得这是一种掠夺，必须及早终止。在极权国家，幸运和执照只赐给唯命是从的人，一想到“发展”——包括“科技”——都会让人联想到掠夺。连有钱人都会感到焦虑。所以，一到了星期日早上，他们就聚集在大饭店的避难所，高唱圣歌，拍手祈祷，像过安息日一般无拘无束。他们轿车的后窗有许多贴纸，上面写着“伯大尼成功之家”，仿佛这是一种坚定不移的祈祷，可以阻绝一切邪恶的眼光。

我在雅加达的时候，经常觉得这样的社会状态是伊朗革命之前的翻版，只是少了一些优雅罢了。它如此雄伟，势不可当，让人觉得想象这个伟大城市的崩溃与衰败是一大过错。

一九七九年八月，即伊朗革命后六个月，我到了德黑兰。当时的德黑兰和想象中的城市一样：是个天晓得花费多少财富才能造就的现代化都会。整个都会的生命似乎已神奇地终止，但国际化商品的广告依然林立，只是不一定买得到（“肯德基炸鸡”的英文名字Kentucky Fried Chicken已被愤怒地改成“我们的炸鸡”，Our Fried Chicken，那位南方上校的脸庞脏兮兮的，被重画了）；十几座高楼尚未建成就已停工，起重机就被闲置在高楼上；空荡荡的饭店里有难吃的食物。在一家餐具、账单和菜单上依然显示“德黑兰希尔顿皇家大饭店”的饭店里，餐厅几乎空无一人，但仍摆设得无可挑剔，甚至还有酱汁鲟鱼。一些打着黑色领带的服务生聚在一起咬耳朵、发牢骚，表情郁郁寡欢，他们似乎知道再也没有人需要他们的天分和风度了。这些都是饭店走向倒闭的预兆。但是在外面，在德黑兰大学星期五的礼拜集会上，大批群众依然兴奋万分（因为人数太多，脚步声听起来非常嘈杂；人群走动之际，尘土飞扬，几乎可以湮没人群），著名的宣教者出现在电视上；革命卫队一副游击队装备（这副装备在今天已成为信仰的象征），他们坐在敞篷的小卡车上四处飞驰，宣告他们如今已拥有这座城市。

我这次下榻在凯悦大饭店。此刻的凯悦大饭店已换了名称，改为“阿扎迪大饭店”，阿扎迪就是“自由”的意思。伊朗所有的五星级大饭店都收归国营，并重新命名，再交由“受迫害者基金会”（意在嘲讽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基金会）去管理。但人们依然习惯叫它凯悦大饭店。凯悦大饭店就在德黑兰外围，北德黑兰的山区。

凯悦大饭店大厅的大理石地板光可鉴人，让人备感安慰。就算是凌晨三点也有人在柜台桌上孜孜不倦地工作。但电梯内的地毯很脏，污点斑驳，大小也不太合适。电梯门的金色涂层原来是凯悦大饭店昔日的魅力所在之一，如今却有几处掉落，看起来像是用一块金色薄片贴成的作品，仿佛一张信用卡。饭店搬运行李的服务生全都穿开领衬衫，这是革命标记之一。在外套衣领下，这些衬衫的领子下垂成不规则形状，此时此刻，它看起来就如同十六七世纪流行的既高且硬的轮状皱领。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许多都不刮胡子，这是伊斯兰教习俗。有些服务生脸上发亮，脏兮兮的。这是一种反社会的态度：两种革命形式——政治的和宗教的——并驾齐驱。后来我再度下楼，寻找饭店的保险箱，看到一群服务生公然坐在大厅中央的椅子上，他们摆着一张张臭脸，根本懒得对我施以援手，就如同一群受迫害者，好像凯悦之类的大饭店是奉他们之名被接管下来似的。

后来，在白天，类似情况再度重演。一名服务生端来咖啡，接着有两个女人进来收拾房间。她们穿的袍子长可及膝，是蓝色的（也许这种颜色比较耐脏），披戴的黑头巾让她们看起来像正在从事某种专业服务的修女。但她们很友善，甚至会说几句英语。随后，那个为我端来荷包蛋午饭的服务生却让我始料不及。他从头到尾都摆着一张臭脸，用满怀恨意的眼神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看来，革命遗恨仍挥之不去。傍晚时分，我下楼到大厅。那天早上进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有些恍惚，一时没注意看，这次我终于看到了错过的东西：大厅中庭墙壁上有一块大告示牌，上面写着“打倒美国”。自从革命成功，这块告示牌就一直挂在那里，挂在所有五星级饭店的大厅里。

告示牌下的人们正喝着茶和咖啡，吃蛋糕。这些人看起来像中产阶级，其中还有几个妇女。先前，夹楼处的地板上一定举办过儿童舞会：衣着和皮鞋都十分优雅的年轻妇人（气质优雅的人，就是穿着长袍、披着头巾也遮掩不住光彩）正牵着小女孩，沿着蜿蜒的楼梯走到夹楼处的地板上。小女孩的服装色彩鲜艳，这也表明，这个社会远比我先前听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空服员的建议时所想象的更开放，那位空服员在我们刚飞抵德黑兰的时候就叮嘱大家戴头巾。

有个男人带我去伊朗国王的庭园，庭园的法国梧桐树下有间凡尔赛宫风格的露天剧院，我们要欣赏一场名为“群鸟大会”的歌舞表演。它采用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教派苏非派的音律、舞蹈。我向他诉说我在凯悦大饭店大厅的经历，他说，伊朗的中产阶级——伊朗用一百年时间，花费无数财富造就的——不是被摧残殆尽，就是已流亡各地。我在凯悦大饭店大厅所看到的，只是新中产阶级悲哀的开始。

事情一件接一件。德黑兰的交通和我记忆中的没什么两样，每个十字路口都在上演一场又一场的角力赛。有人胜利，有人失败，汽车迎面而撞。每天都可以看到浓烟直冒。从北德黑兰山区可以俯视烟柱，而从德黑兰市中心却看不到远山。

凯悦大饭店的书店对新旧英文书的选择很有品位，旧的平装书是革命前的存书，依然摆在书店里。不太可能过关的书名早就受到检查，有时检查的行为让人大感不悦：有一本教科书叫《黑男孩》，书中有一张高感度照片，上面是一个黑人小女孩坐在南方的茅屋外面，结果，她的皮肤处被人用黑色签字笔画得乱七八糟。

在凯悦大饭店咖啡厅的外面有一个装框的海报，海报中的女人披戴着头巾。一名叫迈赫达德的大学生担任我的导游，也兼任我的口译。他为我念海报的说明文字：“这是一位清白的妇女的照片。”德黑兰的许多公共场所都悬挂着这张海报。

伊朗曾和伊拉克打了八年战争，这是无可回避的主题。战争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不远，但它又如同一桩发生在一百年前的神秘事件。迈赫达德第一次谈到两伊战争，用的是一种很奇怪的语气。他说：“这是一场迷失了的战争。”我问这场战争对他有何意义，他说：“没什么意义。”他并不是说真的没意义，而是用这种口气去表达一种无可名状的痛苦。

迈赫达德的姐姐已经三十出头。她受过教育，也不难看，就是找不到婆家。因为爆发了两伊战争，男人变得很少。她在出版社上班。就这一点而言，她算得上十分幸运。许多年轻女子都没有机会踏出家门一步。在革命时期的伊朗，未婚女子想有社交生活，哪怕只是四处走动，都很不容易。迈赫达德的姐姐一下班就回家，而且一直待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房里。迈赫达德说，她总是闹情绪，很阴沉，牢骚满腹，常常大哭大闹。母亲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

迈赫达德的父亲革命前在银行上班。革命后银行收归国营，父亲的差事也丢了。他勉强张罗了一个小型男士服饰用品店，就一直靠这份生意养家糊口。此刻的迈赫达德从很早的时候——他只有八岁——开始说起。许多年轻人都知道那次革命。迈赫达德说，革命之初，呼喊的口号是共产党人的“面包、工作和自由”，一年后，口号却变成“面包、工作和伊斯兰教共和国”。

如今，每一种公共行为都有宗教规定。执行这些规定的是穿绿色制服的“革命卫队”，他们的胡子和游击队装备象征的是他们的权威，而不是他们的年少轻狂，大逆不道。有个傍晚，迈赫达德带我到一个距离凯悦大饭店不远的游乐园玩。青年男女经常到这里聊天。革命卫队也会来这里走动，防止这些青年男女有任何越轨的举动。女孩们三五成群，穿黑色长袍和披风，很容易辨认：如今在这座公园里，黑色是一种象征女人性感的十分抢眼的颜色，从很远就看得十分明显。毫无疑问，此时此刻的迈赫达德一定想到了在家里满脸愁容的姐姐。他说，有些女人其实已经成了妇人，她们看起来显得比她们该有的模样要老，因为战后男人变得十分稀少。

公园某个角落有很宽阔的阶梯，阶梯两边各有一些半身像，它们的造型相似，都是伊朗伊斯兰教的伟人塑像。伊斯兰教革命已在这座供人休憩的公园衍生出一种苏联艺术。

正如在古老的共产主义国家，中立报纸报道的新闻主要是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新闻，英文报纸《德黑兰时报》报道的则是伊斯兰教世界的消息。其间还有一些地方新闻，比如：三名隶属伊朗人民圣战组织的恐怖分子受审；美国限制贸易，石油工业零件短缺；货币贬值等等。

当然也有言论审查，这点根本无须多言。书本的审查格外严格。每本书都得呈送检查人员审核，不是将字稿送审，而是将印刷完毕、装订成册的书本送审，并且还得在印完一整版之后送审。所以，作者在自我检查时格外谨慎，不论多么仔细，都不能保证可以通过。谈音乐可不可以？各方见仁见智。谈下棋总可以吧？但会不会被指责成一种赌博行为？在几番争论之后，霍梅尼政府如果说没问题，一切才尘埃落定。

那个门上金色涂层一直掉落的电梯从未正常过，三天两头出故障。有时候刚修好，上下运行几次之后，轮轴又坏了。我房间的空调也有问题。楼下的男人说，Kharab，意思是“坏了”。只能这样，我准备忍耐下去，但迈赫达德听到消息，就跑去找饭店人员，要他们给我一间后面的房间，那里下午的阳光不会直晒，又可以欣赏北方的山景。

霍梅尼的圣陵和附属圣陵的烈士公墓（两伊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埋骨之处）坐落在德黑兰南方的沙漠中，就在通往圣城库姆的大路边。迈赫达德和司机双双表示，我们最好在白天温度升高之前赶到那里，所以，我们在天色还十分昏暗之际就出发了。

突然，在黑暗中，平坦的沙漠深远之处出现了一大片低矮的灯：有圣陵旁蓝色和金黄色的灯，还有通往圣陵的公路边的灯。接着，就如同眼中的幻觉缓慢消失了一样，透过灯光和黎明前的天空，许多细节逐渐呈现：高高的圆顶，奇异的古铜色，四座像通讯塔一样的光塔，每座光塔都配有黄色的灯饰，在光塔上方，还有一种象征真主的尖塔，尖塔上方又有蓝色的灯，仿佛设计者（如同伦敦阿尔伯特纪念碑的设计者）总是意犹未尽，乐不释手似的。

停车的区域很大。路与路之间种着一些欧洲夹竹桃，停车场内已停了许多老旧的大篷货车和汽车。沙漠灯光越来越亮，看得见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家庭在他们车旁的路面上或睡或卧，这些都是乡下人，脸孔让阳光晒得黝黑，穿黑衣服，寝具破烂，携带的物品全都放在塑料袋里。

有一块告示牌上写着“圣陵”二字，这显然是多此一举。告示牌后方一片杂乱：几间矮棚子是存放祭品用的，一间棚子是失物招领处，一间茶棚免费供应茶和糖。有张布告上写着：欢迎大家捐赠茶、糖和杯子。所有这些附属的建筑都是最基础、最平淡无奇的，甚至有些简陋，好像一座巨大的圣陵和四座有灯饰的光塔就已足够彰显虔诚了似的，迈赫达德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四个月内完成的，建霍梅尼的圣陵实在太有必要了。

浩瀚苍穹之下，人显得格外渺小；在圣陵中，人亦是如此渺小。没穿鞋的脚踩在地上几乎悄然无声，人们通过铁栏杆的缝隙瞻仰霍梅尼的陵墓，自然生出各种心愿和希望。这正是人们到这儿来的主要目的，外在的世界都是次要的。

圣陵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庭院，庭院铺着混凝土板，中央有一口赦罪池，两边各有一些尚未完工的上色混凝土建筑，准备建成青年招待所。这里到处都有混凝土，它们非常粗糙，散布在沙漠之中。主建筑一边的混凝土平台已被毁坏。铺在庭院上的混凝土板也有多处地方破损，有的被磨损成小颗粒，甚至在最外侧变回了泥土。水坑到处都是，松散的沙砾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

迈赫达德说：“他们只有在周年纪念日才会清扫。”

圣陵四周有砖墙，按照传统，墙边的休憩处是朝圣者睡觉的地方，有些地方用毯子和床单挂在绳子上当帘幕隔了起来。清晨的微风吹起床单，让帘幕内拥着毯子、寝具和其他物品的人一览无遗。没有用帘幕遮蔽起来的人早就起床四处走动。这些人大部分看起来都是贫穷的村民，其中有些人在祈祷。黑衣女人的披风被微风吹起，让她们看起来比实际要高大得多。从近处看，许多妇女其实都十分瘦小，有些甚至面有菜色。她们都是从远处来的：昔日村子的苦难仍挥之不去，改革之风还未吹到她们身上。

在橘色的桶上有用蜡纸油印的几个波斯文字，意思是“垃圾”。一些形状很漂亮，蓝黄两色相间的布施箱散置在主庭院里，看起来很像信箱。通过迈赫达德的翻译，我才知道布施箱上方写的是“布施使人更富裕”。布施箱两边也用蜡纸油印了两只手，一只手代表“接受”，一只手代表“施予”。两只手都呈黄色，其中代表“施予”的手还印着一行红字：一日之计在于布施。

箱子的主体是蓝色的，上面写着：布施可以保护你自己免遭七十种疾病侵害。整个布施箱被安装在一个三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庭院的混凝土板都有洞，以方便安装柱子，柱子装好后，再用泥浆将洞填满，所以布施箱看起来像是有人后来才加装上去的。

箱子里的布施品是要“送给霍梅尼的Komiteh”，Komiteh是“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早在革命第一年就成立了。迈赫达德说，德黑兰有个关于“革命委员会布施箱”的笑话：一个乡下的土耳其人（是伊朗境内的土耳其人，许多笑话都是关于这些人的）跑去奉献他的布施品，结果，就在同一时刻，差点被一辆朝圣者乘坐的巴士辗死。

迈赫达德说：“对于这个土耳其人而言，这就像一个出故障的电话亭。”

庭院中还有许多意见箱。圣陵中会出现意见箱，这相当让人意外，或许这些意见箱也是“革命委员会”摆设的。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公共场所都该有意见箱，这些箱子有点像柱子上的小鸟舍。这里的柱子很像安装布施箱的柱子，竖立在混凝土上面。他们在混凝土上先挖好洞，将柱子插在洞里竖起来，再用泥浆重新填合，所以，它们看起来也很像事后才装上去的东西。

旭日开始东升。是该离开圣陵，转往烈士公墓的时候了。混凝土庭院的入口处有一些三叉金属灯杆早已遭到破坏。我之前进入圣陵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些灯杆。圆拱形的灯罩状似基督教宣教者的高帽子，是铝制的，柱基也已受损。

或许所有圣陵的命运都大同小异，正如迈赫达德所说，这一切都是迅速建成的，在最开始就追求速度，旨在安抚民众难以抑制的悲伤情绪。只要还有需要，这座圣陵以及它附属的建筑就会被反复建造。我想，大多数来这儿的人都有需求，世界总是超出他们的掌控。

此刻，在停车场的车辆旁边，在夹竹桃树之间，许多人家都已将未加香料的面包和灰白色的干酪铺在地面上，全家团团围坐。有些人家甚至还备有俄式茶具。

一九七九年，到处都有革命的海报和涂鸦。革命绘画艺术得到发展，一如革命情感。如今，人们几乎再也看不到革命绘画艺术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告示和当局的告诫。在通往烈士公墓的大道上方就有一块大木板，木板左手边有一块英文告示牌，上面写着：不要以为为真主捐躯的人死了。他们仍然活着，受到真主的供养。

入口处的路面很宽，保养得很好，还有穿制服的军人看守。这条路通往一条在松树林与榆树林之间的大路。坟墓就在那里，在树下，在树丛之间。铝制的相框被安装在两个柱子之间，有点像广告牌，它们一个个紧挨着，大小不一。每个相框的上方都有一个玻璃盒，装的是死者照片。这些照片让人十分难过，因为照片中的人都相当年轻，就像邻家男孩。一九七九年，我在德黑兰街上看到过革命卫队，他们持枪坐在汽车上四处飞驰，仿佛只是为了自我夸耀，当时的我认为这有点夸张。也许是有点夸张，但也可能如他们所说，每个人都在等待机会慷慨赴义。在两伊战争中，他们总是成千上万地死去。

最著名的一位战争烈士只有十三岁。这位年轻小烈士身上绑着一枚炸弹，奋身跳入了敌人战车底下。霍梅尼曾在一次演说中提到这位小烈士的英勇壮举。有一块手写的告示牌，装饰得很精美，意在颂扬死者，字是黑色的，外面还用红色勾边。告示牌就在一棵松树上，指引人们小烈士的埋骨之处。

小烈士的哥哥也死在两伊战争中，兄弟二人埋在了一起。墓碑上的饰板有革命卫队的标记：很像一把枪。玻璃盒上有两兄弟的加框照片，两边都有人造花的装饰。下方的架子上有一面镜子和加蕾丝边的小垫子，还有更多的人造花。迈赫达德告诉我，镜子和蕾丝花边是送给新郎的传统礼物。霍梅尼那著名的颂辞也写在了上面，黑底白字：“我不是领袖。领袖是这位十三岁的少年。他抱持着一颗小小的心，一颗胜过一百多支笔的心（他的信仰比任何书写的东西都有价值），和一枚炸弹一起投到敌人战车底下。他摧毁了战车，自己也壮烈牺牲。”这件事发生在两伊战争开战两个月后：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战争一打就是八年。

简单易认的墓碑是政府提供的，装饰品则由家人负担费用。我们总看到一块又一块简单的墓碑，上面用漂亮的波斯文写着“无名烈士”。

迈赫达德说：“这里有成千上万的无名烈士。家人如果不知道儿子埋骨何处，就到这儿来，对着某块石头祈祷。”

在松树和榆树下，每件事物都靠得紧紧的，包括一排排墓碑和相框、沙土中的树丛，还有许多国旗，它们都被树丛限制住，无法迎风飘扬。

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墓园中穿行之际，迈赫达德说：“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国旗，伊朗国旗。”他指的是伊斯兰教共和国国旗：绿、白和红三色。白色中央部分有安拉的象征，下方有一行《古兰经》经文。迈赫达德一面接一面地指着说：“颜色都快掉光了，也失去意义了。”

迈赫达德服过兵役。他的话有点伤感，也有点讽刺。对他而言，军队和国旗都意味深远；这些根本不能迎风，更不曾飘扬的国旗，都是烈士家族挂上去的，早就蒙上了沙漠中厚厚的沙尘。

粉红色的夹竹桃长在树丛之间，和霍梅尼圣陵停车场处的一样。圣陵周围的人很多，这里却几乎没有任何人看守。偶尔看到少数几个，也基本上是公墓的工作人员。迈赫达德说，民众要在特定的日子才会到这儿来。

汽车和清洁车扬起阵阵沙尘，弄脏了路边的铝制相框。有些相框早就空空如也，有些照片则和相框一起生锈破败。迈赫达德说，以前人们一定料想不到这种情况，如今，很多家人都不再来了，或许这些家人自身也已亡故。一个人能让人悼念多久，就看他能让人哀伤多久。

在墓园角落一些没人理会的墓碑和相框上方，有一块告示牌，看起来依然很新，上面有霍梅尼的话：“烈士仰望真主安拉——心无旁骛。他们看着安拉，他们全心只想着安拉。”

我们到血泉去参观。这口血泉曾经闻名遐迩。它建于战争初期，建造之初，血泉喷出的是紫色的水，旨在让人联想到鲜血、牺牲和救赎。如今，血泉早已不再喷水，喷泉的水池空空如也，倒是真正的鲜血洒满了各地。

第二章　贾弗里周游各国

我到处寻找来自过去的人物。其中一位叫帕维兹，他是英文报纸《德黑兰时报》的创办人和主编。该报的宗旨是“愿真理长存”，他对这句话深感得意。在我看来，一九七八年八月的他，事业达到了顶峰。

这家报社在德黑兰市中心有间设备完善的办公室，员工约二十人，其中一部分是外国人，也有一些说英语的青年游子。这些年轻人能用自己的英语赚几个里亚尔[1]，无不额手称庆。报社业务蒸蒸日上，于是，帕维兹和他的员工计划在新的一年将报纸从八版扩大到十二版。德黑兰仍弥漫着革命的兴奋，外国来客人来人往。帕维兹的想法与餐厅里的人一样，他认为，在动荡的革命之后，经济虽然暂时停滞，但百业终将东山再起，解放后的国家不久之后势必会再度欣欣向荣，如同帝国时代的伊朗。

帕维兹看起来像印度人，不像伊朗人。我问他是哪里人，他答称是印度裔的伊朗人。我想，这是一种将问题复杂化的巧妙方式，他应该是印度的什叶派教徒，后来移民到伊朗，就像到了什叶派的大本营。

他人很和气，最初还以为我和其他访客一样，是来求他给一份工作的。他很可能准备给我一份工作，因为他并没有看我，只是看了桌上的证明文件，就突然拐弯抹角地问我有什么“条件”。后来他总算弄清楚了，我来只是想找他谈伊朗的现况，随后，他送我去采访室找贾弗里。

贾弗里是中年人，双眼炯炯有神，有一张大嘴，运动神经十分发达，浑身充满能量。他之前坐在一台高级打字机前埋头打字，当时终于脱身，吃着办公室小弟帮他拿的一盘煎蛋。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时值斋月，他却不禁食），我想，他做事情应该也是这样不拘礼俗、风风火火的。

贾弗里也是印度人，是来自勒克瑙的什叶派教徒。他在一九四八年，即印度独立后，离开印度，因为有人“相当直率”地告诉他，身为伊斯兰教教徒，他在印度空军部队里不会有任何发展。于是，他前往巴基斯坦。十年之后，他又觉得，身为什叶派教徒，自己在巴基斯坦很不快乐，于是转往伊朗。在伊朗，几乎每个人都是什叶派教徒。但是，尽管贾弗里不断奔走各国，寻求宗教上的自由，这种自由也终究会消退。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是个独裁国家，只要时机一到，伊朗那庞大的财富便会衍生出各种贪污腐化行为。

但贾弗里仍然选择坚忍到底，接着爆发了革命。宗教引发的革命，会赋予宗教本身庞大的力量。最后，终于出现一些贾弗里认同的现象。但不到六个月，革命就变了质。阿亚图拉[2]并未如贾弗里期待的那样，回到宗教中心，他们并未将政权交给政治人物和行政人员。贾弗里说，霍梅尼已篡夺了伊朗国王的权威，如今，整个伊朗都掌控在一些“狂热分子”的手里。

毫无疑问，当贾弗里一边吃煎蛋，一边侃侃而谈的时候，他打字机上也尽是些口诛笔伐的稿子。我想，当时他是在讲述自己正在打的稿子，并加以渲染，让内容更加劲爆。或许，在拒绝那么多事物之后，他以新闻人的身份执春秋大笔，臧否时事，正好可以呈现他最美好的一面。

贾弗里的一生都在追求“信徒的社会”，立志将一切事物重新改造成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的模样。伊斯兰教创立之初，一切均由先知穆罕默德治理，政教合一，万事都为宗教服务。

这就像一个关于古老城邦的美梦，在现代世界中，它是危险的幻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说，它是对安全的渴望，也不无排外的思想。这两种想法此起彼落，让贾弗里最先唾弃印度，转而追求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后来又唾弃巴基斯坦，追求信奉什叶派的伊朗。换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在梦想求得一个种族净化的社会，而这种想法，已经造成印度次大陆的分崩离析和巴基斯坦的成立。并且，这个以诸多人命和苦难为代价造就的伊斯兰教国家也未能留住贾弗里和他的美梦。

如今的伊朗是霍梅尼在统治，政教合一，四海归心。这样的人物一时恐怕很难再找到第二位，也很难想象有第二个国家在宗教方面像伊朗那么热情（根据《德黑兰时报》的报道，如今，伊朗人连清洗地毯都有伊斯兰教专门的方式）。在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应该很接近贾弗里“信徒的社会”、政教合一的梦想。

但就在此时，贾弗里那印度－英国式的教育经验开始在他脑海中风起云涌，民主法治、政教分离的思想澎湃，令坐在采访室打字机前滔滔不绝的他，声色俱厉，既要求毛拉[3]回到清真寺，又呼吁阿亚图拉回到库姆。

对贾弗里而言，“信徒的社会”的美梦既单纯又美好，他全然没有过截然不同的思想。他热爱自己的信仰：因为这份信仰，他不惜反复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因为这份信仰，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别人的信仰。事实上，正因有人像他一样如此迷恋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迷恋这种怪异的完美，只想到自己有多么虔诚，以这种虔诚自豪，并且不时排斥不纯洁的东西，宗教国家的独裁才会开始萌芽。殊不知，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思想，也觉得自己有资格去批判别人。贾弗里如今饱受“狂热分子”之害，但就他的作为而言，他又与“狂热分子”有何差异？

六个月后，我回到德黑兰，当时正值冬天，非常寒冷。办公室空无一人。一大捆文件夹里面尽是报纸档案，文件夹已经裂开，档案散开在其中一张桌子上，贾弗里的打字机也闲置在那里，保存完好。

大约几周前，美国大使馆被伊朗一个团体占领，馆员全部沦为人质。此事一出就影响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德黑兰时报》原来有八版，如今只剩下四版，也就是仅剩下一大张而已。报社员工从二十人骤减到两人，就是帕维兹和另外一人。每出刊一期，帕维兹就得损失三百美元，但他觉得报纸还是得继续发行下去，如果一旦停刊，即便仅仅停一天，报社就失去了持续性，他投资的一切财产就将付诸东流。他紧张万分，几乎无从述说自己莫大的隐忧：美国人质可能遭到杀害。

我问贾弗里：“他很难过？”

“谁不难过？”

美国大使馆的外面如同市集：帐篷、摊子、书本、食物、热饮等等。高墙外面的人行道已被封锁，大门有人看守。占领大使馆的学生自称是“追随霍梅尼路线的伊斯兰教学生”，他们措辞谨慎，似乎有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他们穿着游击队员的衣服，也有矮矮的卡其布帐篷。他们在北德黑兰的大使馆外十分安全，只是在玩某种战争游戏罢了。

真枪实弹、死伤无数的战争爆发得比他们想象的快，而且一战就是八年。

如今，事隔十五年之后，我到处寻找帕维兹和贾弗里，但找到他们的希望很渺茫。《德黑兰时报》依然存在，偶尔在凯悦大饭店的桌子上还看得到，但最令帕维兹引以为傲的座右铭“愿真理长存”已经不翼而飞。就印刷而言，《德黑兰时报》有点污损不清，若是帕维兹绝对不会对此坐视不管，他是专家，知道如何办报。但事实上，报纸的刊头已不再有帕维兹的名字。

但帕维兹依然健在。他失去了《德黑兰时报》，正在办另一份英文报纸《伊朗新闻报》。报社就在德黑兰市中心法纳克广场的一栋小建筑物内。这家报社的装潢比帕维兹原来《德黑兰时报》的更精致。《伊朗新闻报》的每方面都十分现代化，一走进接待室，你马上就会有一种感觉：尽管他们长期遗世独立，财务拮据，到处都有类似凯悦大饭店那样矫情的革命式因陋就简，但伊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秉持一种风格做事。这种风格颇有伊朗帝国时代余韵，如今更被发扬光大。

帕维兹铁定有过不少紧张的苦日子，虽然在他脸上丝毫看不出来。他只是双眼四周略微浮肿，好像睡眠不足，但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年纪。我不太确定他是否还认得我。我们见过两次面，时间都很短暂。第一次他有些忙，还有点害羞；第二次他却已历经风霜，饱受折磨。尽管如此，他仍毫不迟疑，立刻将我带上那栋建筑物的顶楼。我们在那儿吃午饭。他说，在那里说话也方便。

那是一个空间很宽敞，光线也很充足的阁楼。地板上的几张报纸已经在一个角落里摊开。这些报纸的作用如同祈祷用的地毯，用以指出麦加的方向。摊开的报纸上方有一块来自某个圣地的圣土。什叶派教徒祈祷时，额头都会碰触这种圣土。

帕维兹看到地板上的摆设，略微讲了一些开场白。他一定是特地空出这个阁楼，方便和我一起用餐的。他很快就言归正传，说了声“啊”，带着几分倦意，一边避开这些报纸走路，一边说“这些什叶派教徒”。

这次换我感到惊讶了，惊讶于他的倦意和疏远感，因为我一直以为帕维兹是印度的什叶派教徒。正因为他有一股什叶派的热情，才不远千里，从博帕尔和印度搬到伊朗，放弃他早年用印度伊斯兰教教徒波斯化的乌尔都语写诗的岁月。但如今帕维兹已历尽沧桑，既度过了伊朗帝国时代，又接着度过了十五年有余的革命岁月，其中付出的代价只有天知道。就算他真有过笃定的人生观，也很可能早就瓦解了。

我们坐在白色塑料桌椅旁吃饭，用报纸铺成的祈祷地毯就在背后。桌子用非常大胆的竹叶图案当装饰。服务生端午饭上来，碗盘排列很考究，仿佛这是他们的风格之一：粗糙多肉、脏乱、油腻的食物。帕维兹吃起来津津有味，正如十六年前那个斋月的下午，贾弗里吃那盘煎蛋一般。就这样，帕维兹一边东吃一嘴，西吃一口，一边告诉我贾弗里的事。

一九八〇年二月，我二度走访《德黑兰时报》，发现帕维兹在一间荒废的办公室里，因为“追随霍梅尼路线的伊斯兰教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并劫持馆员当人质，而吓得如同惊弓之鸟。不久之后，贾弗里便与世长辞。

学生翻阅大使馆的记录，几乎每一天都“揭发”很多人，甚至要揭发《德黑兰时报》。

某个夜晚，一名学生到德黑兰时报社，向帕维兹询问贾弗里的下落。这名学生没有自报姓名，人们只知道他是占领大使馆、劫持馆员的学生之一。帕维兹说，贾弗里第二天早上十一点会到报社，学生就走了。

帕维兹忧心忡忡。他知道贾弗里是“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他当时只是不知道，贾弗里在“美国之音”的稿费是直接从美国大使馆拿的。贾弗里签名的收据从来没表明这些钱是什么钱，收据上只有“收自美国大使馆”这几个字。

贾弗里是位老人，有心脏和其他方面的毛病。帕维兹打电话到他家。

贾弗里说：“我去报社。”

他一到，帕维兹就问：“出了什么事？你和大使馆有什么关系？”

贾弗里说：“没有关系，只是和‘美国之音’有关。我从前提供‘美国之音’稿件，然后通过美国大使馆拿稿费。”

我问帕维兹：“你知不知道他拿多少稿费？”

“我想大概每个月三百美元，这笔钱在当时数目可观。七图曼，即七十里亚尔，约合一美元。”

现在更是一笔巨款：一美元可以兑换四千里亚尔。

帕维兹说：“我劝他去大使馆，向那里的学生说明一下。我说，他们看起来很不错。贾弗里答应我，会去大使馆走一趟。”

第二天，贾弗里没去报社。帕维兹打电话到他家，贾弗里不在。帕维兹心情很差，他拼命告诉自己，或许贾弗里家电话出了故障，还派司机到贾弗里家。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司机回来报告称，“房子大门紧锁”。司机向邻居打探，邻居说，昨天夜里贾弗里将一些家具扔进了汽车行李箱。贾神瑞有一辆很大很旧的美国雪佛兰汽车。

帕维兹和贾弗里的朋友取得了联系。他不相信贾弗里会是个奸细。他也开始想到，贾弗里可能已经被捕。他和安全人员联系，安全人员却对贾弗里一无所悉。

下午，大使馆的学生再度前来找贾弗里。帕维兹说，他不知道贾弗里到哪儿去了，学生一听，马上火冒三丈。

学生问：“为什么你告诉我他十一点会来这儿？”

帕维兹说：“他是个好人，也上了年纪，我知道他没做什么错事。”

学生依然怒火未消，帕维兹后来才知道，这名学生伙同其他人闯进贾弗里家，拿走了屋内一些东西。

第二天，帕维兹接到一通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是贾弗里。他说：“我和我的雪佛兰都在巴基斯坦。”

帕维兹问：“你是怎么去的？”

贾弗里说：“我付钱给边界守卫，两边的守卫，伊朗的和巴基斯坦的。”

“你错了，你光明磊落，根本不该跑的。”

“不是这样的。我老了，百病缠身。”

帕维兹在伊朗新闻报阁楼吃着午饭，他坐在一张白色的塑料桌旁，桌面有醒目的竹叶图案。他一边吃，一边回忆十五年前的往事。他说：“幸好他有一儿一女，早就定居在巴基斯坦。后来他开始在伊斯兰堡工作。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九〇年，我接到一通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是他儿子，告诉我贾弗里已经去世了。”

这就是贾弗里的一生。他一九四八年在印度勒克瑙的美梦，和值得他一再远离家园去追求的单纯的信徒的社会，俱往矣。

帕维兹用一种非常笃定的口吻说：“他非常喜爱打桥牌。当时这儿有许多人打桥牌。”

帕维兹所谓的“当时”，指的是伊朗帝国时代。如今，打桥牌也被归为反伊斯兰教的行为，当然也在禁止之列。

就在贾弗里离开之际，帕维兹（从他告诉我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在一九八〇年）每发行一次《德黑兰时报》，就得亏损三百美元。但他觉得绝对需要继续发行下去。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但革命终究是革命，乱世自有内在的力量，太平盛世岂能唾手可得？

贾弗里逃走几个月后，即在美国大使馆外发生虚拟战争、“追随霍梅尼路线的伊斯兰教学生”虚张声势之后——真枪实弹、死伤无数的战争终于爆发。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战况惨烈，时至今日，伊朗报纸仍使用各种象征字眼来形容，包括“抗战”“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圣战”和“八年神圣保卫战”。

西部的战线拉得很长，血流成河。不久之后，国内也爆发革命，同样惨不忍睹：革命内部开始瓦解。

帕维兹说：“一九八二年之后，所有善良的领导人都遭到暗杀，他们都是伟大的人物。暗杀行动是不同的团体干的，接着，下面的人开始往上爬，只有贝赫什提还在，但不久他也遭到杀害。他对伊斯兰教共和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些想法十分明确。除了以色列和南非，他希望和所有国家交好，并结束两伊战争。”这些人死后，反对派开始遭到“清除”。

帕维兹说：“如今他们连你坐在这里的方式都要管。”他一边说，一边轻拍着那张有竹叶图案的白色塑料桌。他说：“连你说话的方式都要管，一切都必须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

贝赫什提是阿亚图拉，后来成为帕维兹的“贵人”（只是帕维兹没有使用这个字眼罢了）。我觉得，在人质危机的几个月内，幸得有贝赫什提当靠山，帕维兹的报纸才能继续办下去。

“只要贝赫什提在世一天，就没有人能碰我一根寒毛。他为我撑腰。请千万提一提贝赫什提。他在一九八一年壮烈牺牲，是被人用炸弹炸死的。他当时正为伊斯兰教共和国党的经济专家会议发表演说。后来这一党派也遭到取缔。”

贝赫什提已去世十四年，帕维兹仍对他相当敬重，这一点可以从他使用的字眼“壮烈牺牲”看出来。他是该为贝赫什提哀悼的，因为几个月后，他的报纸就被当局接管了。

帕维兹在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后，创办了《德黑兰时报》，他形容这份报纸是“德黑兰愿真理长存时报”，把报纸的名称和座右铭结合在一起。我们坐在《伊朗新闻报》的阁楼上吃午饭，回忆美丽的前尘往事，背后是报社的祈祷地毯和一块圣土，帕维兹双眼绽放着光芒，他再度谈到报纸的名称和座右铭。

“报纸的名称是注册过的，如今他们把它改了。他们有一天到报社来，要我在一张空白纸上签名，我就签了。来人如今是一名位居要津的大使，也成了我的好友。但当时我并不认识他。”

几天之后，此人告诉帕维兹：“你最好将自己的名字从报纸上拿掉。这样对你比较好。你从来就不是革命分子，只是为一份和伊朗国王很亲近的报纸工作。”这话倒不假，在伊朗帝国时代，帕维兹和一家英文报纸关系密切。

有一天，帕维兹问报社的新员工：“我可不可以拿点补偿金？我在这里赚的一点钱，全都投资《德黑兰时报》了。”

会计部门的人说：“不要谈钱的问题。”

帕维兹说：“为什么？我没有房子，还有个儿子在美国，我必须寄钱给他。你看，在革命之前我就是新闻记者，这里根本没有新闻记者，他们不是逃之夭夭，就是锒铛入狱，要不然就是被绑赴刑场处决。”

会计部门的人根本没有听取帕维兹的话，只是说：“你今天依然活着，还能工作，应该感谢真主。”

帕维兹仍在报社当编辑。如今报社有一位毛拉，幸好这位毛拉是个好人，是个如同帕维兹预期的心胸开阔的人。毛拉经常说：“要温和，不要走极端。”他说的仅止于此。如果不是这位毛拉如此开明，帕维兹大概也待不下去。事实上，当局对帕维兹也敬重有加。在正式场所，当局介绍帕维兹时，称他是“伊朗英文报业之父”。帕维兹甚至还觐见过霍梅尼和总理拉夫桑贾尼。

帕维兹说：“他们用非常文雅的方式介绍我，充满尊敬。”表达形式在伊朗非常重要。

帕维兹对检查制度早已习以为常。在伊朗帝国时代，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即革命前四年，《德黑兰日报》（帕维兹报纸当时的名称）报社里面就有一个“萨瓦克”（伊朗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的情报人员。此人每天凌晨三点就来，带领一个会说英语的小组，他们什么都看，连广告都不放过。他们不准《德黑兰日报》在报道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时使用“学生”或“青年”之类的字眼，而一定要使用“流氓”这个词。一九七五年，这种对报纸日复一日的检查终于停止，但政府仍然掌控着一切。报纸的上层人员必须接受政府指令。

帕维兹说，如今已没有官方的检查，只有自我检查。新闻工作人员到底能做到何种地步，自己心中必须有一把量尺。在伊朗帝国时代，这是他们缺少的。如今，他们可以尽情发挥。

“我们批判过总统、部长等等。但我们都知道，如果想伤害或摧毁基本体制，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基本体制？”这个词从没听过。

“就是领导和服从的机制。”

这在我听起来还是十分新鲜。帕维兹靠向左边，拿起一份《伊朗新闻报》说：“这两篇报道可以解释一切。”

第一篇报道是，“阿亚图拉卡尼强调乌力马的重要性”，这篇报道是该报政治小组的作品。“乌力马”就是宣教者，宗教老师，戴头巾、穿长袍的人。“阿亚图拉卡尼星期一敦促乌力马，身为政治人物和执行官员，应该保持积极性，绝对不能放弃这种重大责任……阿亚图拉卡尼在沙迪克大学的新学年开学典礼中发表上述讲话……”

第二篇报道更重要，“服从领导人是左翼分子唯一的生存之道”。尽管这只是篇以一名左翼代表为对象的访谈，却很明确地重申领导和服从的原则。作者首先界定领导人：“伊斯兰教共和国的最高当局就是领导人，也可以是‘领导委员会’，他行使最高政治与宗教权力，根据伊朗宪法第五条规定，他是政教合一的象征。”下面则是左翼代表对服从的定义：“左翼应该无条件相信和服从领导人，服从政令的推行，根据霍梅尼的遗愿，实施纯正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伸张社会正义，实施宪法第四十九条……”

作者接着引述宪法第四十九条：“政府有责任没收所有经由侵占、贿赂、公款私用、窃盗、赌博、滥用政府合约和交易、出售公有耕地和其他资源等手段累积的财富。”

尽管带有惩恶扬善的宗教口吻，伊朗宪法第四十九条的宗旨倒也和一个负责任政府的职责不谋而合，不论何时，放诸四海而皆准。让这部宪法带有伊斯兰教色彩的只是太强调“政教合一”，这是一种在机构上方便领导人走捷径的做法，因为政教合一，归于一人管理，人民必须绝对服从。伊斯兰教讲求“服从”，在伊斯兰教共和国，诸如伊朗，百姓在公投中都拼命支持政府，人人都得服从。我们可以这么说，伊朗国王也要求公民服从，但国王治理之下的是世俗和腐败的政权。如今百姓放弃一切，当局提供给百姓的却是一个几乎无法忍受的纯正伊斯兰教之美，这是霍梅尼为他们许的愿。

这如同贾弗里“信徒的社会”的再版，可怜的贾弗里只做了个美梦，而这个美梦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梦想自己是个周围全是伊斯兰教教徒的伊斯兰教教徒，周围全是什叶派教徒的什叶派教徒，生活在一个重新恢复的古代世界中。先知穆罕默德统治这个世界，人数极少的信徒唯命是从。一切都为信仰而服务。但这毕竟是他追求的一场美梦而已，所以他一看到宗教统治的局面，就开着雪佛兰逃之夭夭，根本等不及大胆地实现他的美梦，让领导人和领导委员会替代先知穆罕默德统治一切。

这个“基本体制”，就是领导阶层神秘演变，人民一味服从的体制。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三位最高领导人的官方照片出现在许多地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建筑物的侧面有时会画上巨大的油画，将目前的精神领袖和霍梅尼相提并论，可以简单明了地呼吁百姓服从。

帕维兹说：“我根本没想到一九七九年的情况会变成这样。我以为伊朗国王的政权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式民主政府，正如在印度一样。我从未如此接近过伊斯兰教。”他的报纸展现了一九七九年给人们留下的另一种印象。“我根本没有宗教背景。一九八〇年，我参加公民投票，将票投给伊斯兰教共和国。这是一场赞成与反对的公民投票，伊斯兰教共和国的得票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选民却不知道伊斯兰教共和国是什么模样。”

帕维兹深受霍梅尼吸引，因为霍梅尼言必称受迫害者和第三世界国家。帕维兹特别记得，霍梅尼流亡归国之后在公墓发表的著名演说。他在这场演说中做出许多承诺：家家户户有煤油，水电免费等等。

“他保证人人有工作。他说，他将从美国人手中把就业机会要回来。在伊朗帝国时代，大概有一两百万人没工作，或呈半就业状态。今天大约有一千万人没工作。但我得告诉你一件事。霍梅尼很诚恳，他希望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维持良好关系，可惜他无法实现他的计划，因为战争。”

后来，为了自己和将来，帕维兹尝试将《德黑兰时报》要回来，他一状告到法院。

“但是财务上我一直有困难。人质危机如果没有爆发，我的报纸就不会发生问题。商人和外国公司全都走了，广告也没了。”

世界上发生过太多事情，我也遭遇过很多事情。人质危机无休无止地困扰着他。说也奇怪，在我想象中，此时此刻的他如同十五年前一般，好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尽管这种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他历尽沧桑，一定拼尽全力才存活下来。在他的叙述中，我注意到许多无法确定的事，但如果深入追究，就可能失之公允。

帕维兹说，他们连你坐的方式和谈话的方式都想控制。夜晚时分，德黑兰的主路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占领或正在暴动中的城市，到处都有路障，还有革命卫队，甚至有更可怕的伊朗民兵志愿者。与其说他们是在盘查恐怖分子，不如说是在抓头发没有完全覆盖起来的妇女。与其说他们是在搜查武器，不如说是在搜查酒、光盘和录音带（音乐是嫌犯，女歌手当然也在禁止之列）。

德黑兰的本地人往往比外地人更早发现路障。有天晚上，我们路过一群被拦下来的人，载我们的那位女士说，接下来是什么造化就得看他们会不会和革命卫队说话了。她说，有一次她被拦了下来，她煞有介事地问：“孩子，我的头巾有什么不对吗？”对方是个背景单纯的年轻人，听到她这么说并不以为忤，甚至认为她这么对他说话恰如其分，就让她走了。在德黑兰，人们就这样学会了服从和生存之道。

但和这种态度平行的则是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觉。尽管在希望和失望交替出现四十年后，革命甚至抗议的一切能力已被根除。在死伤无数之后，人们如今只有厌倦。首先是厌倦伊朗帝国时代的抗议人群，其次是厌倦革命后的伊朗帝国人物，厌倦共产党，厌倦战争的惨烈杀戮。大家都认为伊朗必须立即中止某些事情才行。就在大家都在期待爆发点之际，传闻却开始纷纷出笼，说什么霍梅尼其实是列强派来潜伏在伊朗人民当中的，某些重要的毛拉正积极争取百姓，以防事态变化，伊斯兰教共和国已被遗弃。

从凯悦大饭店的新房间，我可以欣赏到北部的山景，全都是淡棕色的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日光云影不断投射下来，山脊和山巅变化莫测。在层云密布的日子，山越远色彩越淡，一岭胜过一岭。前面的矮山，因为背后有一片苍茫衬托，似乎往前跨了一大步，时而棕色，时而茶色，时而金色。经过修剪、晒足阳光的植物显得格外柔和。翠绿的树林依山而长，由下至上，骤然而止。较低的山似乎要被夷为平地，用于盖建筑物。

[1]伊朗货币。

[2]伊斯兰教什叶派高级教职人员的职衔和荣誉称号。

[3]伊斯兰教国家对精通神学的人的尊称。

第三章　大战

在德黑兰市中心马路边的金属柱子上有一些白纸黑字、内容简单的海报，宣布关于霍梅尼国防思想的第三次研讨会即将举行。海报十分简单，没有用只言片语以表达革命时期的慷慨激昂。在精神影响上，这些海报就如同烈士公墓不再喷水的血泉。伊朗新闻社刊登在《伊朗新闻报》上的一篇新闻，把这件事解释得比较清楚。研讨会是由高级宣教者凯米筹办的，他是“国防与武装力量后勤部思想与政治处处长”。宗教人物如今无所不在，他们的政治头衔就像宗教头衔般掷地有声。将有五百人出席研讨会，出席人数是“国防与武装力量后勤部”安排的；共有一百三十家报纸派记者来采访，其中十四家报纸还将推派代表与会。“为配合研讨会举行，还将另外举办八年神圣抗战照片展和圣战档案展。”

即将向迈赫达德和我谈战争经验的阿拉什并不知道有这场研讨会。和政府其他许多事务一般，这场研讨会似乎远在天边。

阿拉什二十七岁，在两伊战争的最后四年，他一直在前线。参军的最初两年，他年方十六七，就志愿提早入伍，后来才成为应征士兵。如今，他像曾经的一名军官，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那样，成了出租车司机。迈赫达德要我留意阿拉什讲到“出租车司机”时的几个特殊词语，以及他说这些词语的方式。和阿拉什一样，这名前军官根本不是为哪家车行开车的（若果真如此，车行就会给他某种地位）。他开自己的汽车，在几条固定路线上来来回回，赚几个钱。他将自己的汽车当公交车开，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出租车执照。

阿拉什说：“这场战争对我毫无意义可言。我倒想知道我对战争的记忆是否对别人有什么意义。”

我们去了德黑兰北部的一家咖啡馆。这是一个为中产阶级而开的店，有玻璃帷幕，店外道路上车水马龙，两旁还种满了法国梧桐。所谓法国梧桐，就是伊朗的悬铃树。这种树长得很美，深得伊朗人和克什米尔人喜爱。在克什米尔，甚至有人说，这种树的树影可以治病。它也经常出现在波斯人和蒙古人的绘画中。

下午三点左右，这家卖冰激凌、果汁、冰水和茶的咖啡馆到处都是穿黑色罩袍的家庭妇女（此时此刻，在游乐园，多的是穿黑衣服的年轻女子，穿着绿色制服的革命卫队正在一旁监视她们，在她们之中穿梭）。咖啡馆里的女人有一种隐约的优雅。如今，这种层级的女人追求美感，伊朗也无可奈何。这像某种违抗。

我们坐在一个有窗户的房间中，这是一个比较文明的角落。虽然我们在那儿坐了许久，而且过了不久我便开始做笔记，但是没有任何人看我们，或让我们觉得不自在。

阿拉什住在德黑兰，整个家族在这里还不超过三代。他们原来是农民，住在德黑兰西部，时至今日，他们仍有一支远亲住在那儿。阿拉什家原来养牛、羊，还有两口坎儿井。没有坎儿井根本无法在沙漠中务农。这些井沿着山上的下水道而凿。阿拉什说，下水道每年必须修理和清洁四次。

阿拉什的祖父当年到德黑兰后，就成了军人，效忠末代伊朗国王的父亲礼萨汗，当时是一九三一年。后来他服役期满，自己在德黑兰开了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

迈赫达德翻译到一半，突然说：“他们正是中产阶级。”

一九八四年，阿拉什志愿上战场，成为当时一般人所谓的“志愿军”。志愿军的特色就是他们戴的头巾，这些头巾可能是红、绿、白或黑色，但通常，人们在伊朗海内外的电视转播中看到的都是红色头巾。红色是鲜血、牺牲和信仰的象征。

身为志愿军，阿拉什参加过十一次进攻行动。其中有七次他站在第一线。一九八四年，战争正打到一半，也是阿拉什开始服役的时候。军中有一种习惯：每当进攻之前，就会有宗教领唱人到前线领唱，为战士们打气。领唱人领唱之际，战士们就用一只手按照节拍拍打胸部，如果战况吃紧，就要用两只手同时拍打。有些领唱人名闻伊朗。在阿拉什第四次或第五次参加进攻行动时，就有一位很有名的领唱人到他队伍领唱。

就算攻击前没有职业领唱人领唱，战士之中也会有人领唱。领唱要尽可能发出哀伤的音调，内容不是《古兰经》经文，而是爱国歌曲。经常因为被著名歌手唱过，某些爱国歌曲就变得十分有名。

迈赫达德说：“如果你去学校，就会发现一定有人知道这种旋律，这种悲伤的歌曲，他也一定可以领着大家唱。”（当天稍晚一些，在饭店房间里，当我和迈赫达德一起检查我的笔记之际，他向我示范阿拉什说的拍打胸膛的动作。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在他向我解释他的动作的时候，房间里似乎充满了催眠似的鼓声。）

领唱仪式通常持续两个小时。当非常著名的领唱者来到阿拉什的部队的时候，领唱时间可以持续六个小时，因为领唱者歌声美妙，肺活量大，体力也很充沛。

领唱会让战士们满脑子想到死亡，想到壮烈成仁，然后上天堂，享受自由。领唱仪式结束后，战士们会沉默半个小时或更久，但绝不超过九十分钟。接下来，便会开始攻击行动，时间通常在凌晨两点半。在领唱结束之后与攻击开始之前，战士们可以写信和遗书，穿好鞋，并确定内裤是干净的。

迈赫达德说：“许多人在进攻前会接受宗教洗礼，他们认为进攻是一种神圣行动，应该洁身以赴。因为进攻的结果可能是牺牲，所以他们希望以净衣净体拜见真主。”

部队中有些是军官，但他们没有胸章、肩章或用以区分的官阶。当然只要看他们胡子的厚度（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表示反对用剃刀刮皮肤），就可以看出他们阶级的高低。阿拉什说，上级会随时告诉民兵他们自身的处境，如果有问题，他们也会获得详细答复。

在参加了两年民兵志愿役后，阿拉什解甲返乡，但几乎就在同时，服义务役的时候又到了。他接受两个月训练之后，又再度去往前线。

我问阿拉什：“既然你早晚要服义务役，干吗还要服民兵的志愿役？”

“我朋友都这么做，百分之二十五的朋友都这么做。他们将这个想法灌输到了我们脑海中。”

“他们？”

“电视、广播电台，还有清真寺外面的麦克风。杂志、报纸，一切东西。”

他们让他觉得，自己要先为伊斯兰教而战，然后才为国和家而战。

迈赫达德说：“他使用的词语情感非常强烈，是namoos，意指保护家中妇女的那种感情。这个词语可以解释为一个人对国家的感情，或对他的枪的感情。有这么一则笑话，是从国王的父亲礼萨汗时代传下来的。有一天，礼萨汗检阅士兵。他举起一名士兵的枪问他：你手中的是什么？士兵答道：是一把枪。礼萨汗很生气地说，阿克巴尔，这不是枪，这是你的namoos，是你的母亲、你的妻子、你的女儿。你必须拥有它，然后保护它。礼萨汗继续检阅士兵，又走到一个叫艾哈迈德的士兵面前。艾哈迈德是来自北方的土耳其人。伊朗人经常说些有关土耳其人的笑话。礼萨汗举起艾哈迈德的枪问他：这是什么？艾哈迈德答道：这是阿克巴尔的namoos，是阿克巴尔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阿拉什离开民兵部队，加入了服义务役的部队。他在接受过两个月的训练后，就被选入特殊突击团。他前往距离前线二十公里远的支援部队。第一个晚上就睡到了次日中午。他当时人在山上，醒来之后，开始往山上爬，想去“集合地点”。一枚火箭射到距他背后大约六米的山下，他被炸出十一米开外。大约有一天时间，他不省人事。等到恢复意识，他发现胳膊上打着点滴，侧面下半身已经麻木。

从咖啡厅的窗户看去，可见室外人来人往。穿黑色罩袍的中产阶级妇女坐在其他桌子上吃着冰激凌、喝茶。阿拉什说：“到现在，我还觉得里面有东西。”被火箭炸伤已是九年半前的事了，此刻的他却还用一只手抚摸着左边大腿。

他在战地医院住了十七天。他们不让他返回德黑兰。他说，只要民兵想回自己住的城市，就可以回去。他们根本不听他的，只是送他回到了“集合地点”。他回到“集合地点”的第一天，就“嗅到准备进攻的味道”。他决定逃亡。

他从前年开始就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他知道山在北方，知道山后有个村落和小镇，距离自己的所在地大约三十公里。当天下午，他收拾好金钱和自己的物品，就开始往村子走去。他一直走到夜幕低垂，来到一个牧羊人的帐篷。牧羊人正要去放牧。冬天羊群被赶下山，夏天则被赶上山。当时，羊群是要被赶上山的。

帐篷内有一位老人，一个婴儿，一个女人和六个年轻女孩。他们给他热奶喝，给他一些传统的动物脂肪软膏疗伤止痛。他告诉他们，他从自己的军团走失了，在山中迷了路，目前正要到山背后的村落去。他们告诉他：“这段路十分遥远，一路上还有许多狼。更重要的是，你走的方向刚好相反。”当晚，他们让他睡在帐篷里，和大伙儿一起。

早晨六点，阿拉什离开牧羊人一家，一直走到下午两点，终于到了村子。他拦下一辆货车，表示愿意付钱搭车。他身上有钱，因为在火箭炸伤他之前，他才度完两周假期。他到了一座大城市，在那里乘公交前往德黑兰。父亲看到他的模样大吃一惊，不希望他再回到前线去。

这是波斯新年的前十四天。波斯新年是伊斯兰教传入波斯之前一个古老的节日。他和家人待在一起，一直到新年结束。

迈赫达德告诉我：“他决定逃离部队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新年即将到来，他不想参与进攻。在这里，每个人都想以自己的方式，和家人一起庆祝新年。我这么说，是因为他如今提及，一过完新年，他就回前线去了。”

回到部队，阿拉什发现先前根本没有什么进攻行动，反倒他回去之后就有了。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他回去四天之后开始。

阿拉什一共从战场上逃离过三次，每次重返部队似乎也都没事。

他记得特别深刻的是，有几天他们直接面对伊拉克部队。他看到有一道光线从伊拉克部队那边照射出来。他原以为，这是阳光照在手表上反射的光。后来，他又看到相同的反射光，于是认定这绝非偶然。他用自己的手表反射回去，对方又反射回来。他们玩这种游戏玩了好一会儿。后来几天，他们甚至用望远镜相互反射对方。

这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在西方战线的故事。据说，当时敌对双方的士兵也会出现这种短暂的惺惺相惜之情。阿拉什当然不会知道这些陈年往事。他的故事提到，战争即将结束，双方都兵疲马困。但他没有给出任何重点，只是将这段故事当作战争的奇闻述说。

他服完义务役后，又志愿留营四个月。他在部队中结交了一些朋友，并且和其中一个一同离开。他们前往设拉子[1]，睡在一座公园里。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他们听到霍梅尼去世的消息。对阿拉什而言，这是战争最悲痛的噩耗。对其他人而言，又何尝不是？

阿拉什说：“我记得，我的朋友因为吃了一个苹果，就遭到母亲叱责。仿佛因为霍梅尼去世，人人都自行规定了诸如斋月之类的戒律。”

在两伊战争期间，德黑兰就一直很让人失望。如今战争结束，德黑兰依然让人失望。“德黑兰三天两头都有婚礼。我有两个朋友牺牲了。在同一个村子里，他们一边举行葬礼，一边举行婚礼。在前线，人人谈论的是伊斯兰教和战争；在德黑兰，人人谈论的则是时装和音乐。在‘美国之音’，我们甚至可以听到有伊朗人去点播新唱片。德黑兰没有人理会战争，人人都向‘钱’看齐。”

最糟糕的是，他发现，德黑兰的民兵恶名昭彰。他们到处寻找违反伊斯兰教律法的人，然后敲诈他们。

迈赫达德说：“他们自认为丢了东西，认为有钱人正是偷他们东西的人，所以敲诈有理。”

阿拉什说话虽开诚布公，却也难免有疏漏之处。他告诉我们的战争是一场没有死人的战争，也是很少有人流血的战争。他谈到自己被火箭所伤，也谈到有人赶羊群到地雷区引爆地雷。但仅止于此。甚至连我们问他敢死队的事情，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进攻时敢死队打头阵，接着是一般部队，最后是支援部队。他想谈论战争，但不想谈论死亡。

后来，我们离开咖啡馆，坐进汽车。这时阳光已经消失。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亲眼见过许多人被杀吗？”

他实在不想回答，但过了一会儿他还是说了：“一个共有一千四百人的军团进攻之后，只有四百人生还。”

“你现在做何感想？”

“我什么都不去想。”

这同迈赫达德告诉我的话一样。阿拉什真正的意思是，他的痛苦无可名状。

“我觉得你是个孤独的人。”

“我宁愿孤独。”过了一会儿，他说，“每个人都在为阿里讨公道，但过了一阵子后，他们就发现这项工作根本没完没了。”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是伊斯兰教第四位哈里发，以慎谋能断著称，不幸在公元六六一年前往清真寺途中遭人暗杀，从此成为什叶派教徒敬拜和哀悼的对象。

我说：“你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再度讨回诸如阿里的公道之类的东西吗？”

“绝对不可能。就算在当时，阿里自己也有许多困难。他是伟人，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树敌无数，他也无可奈何。事情总是这样的。”

他二十岁就有了这一结论。印度什叶派教徒贾弗里在生命临终之际也暗示了相同的结论，他的美梦让许多信奉同一宗教的人间接感到了痛苦，只是大家都未明说罢了。

后来，我们谈到阿拉什的时候，迈赫达德问道：“你难道不认为阿拉什这个人很单纯？”

我根本没想过阿拉什单不单纯的问题，但我没有迈赫达德那种伊朗人的眼光倒是真的。我很喜欢阿拉什的开诚布公，也认为他是坚忍的人，甚至可能是好人，这种好本来可以用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

他和另外一个家伙截然不同，我们也希望听听这个家伙的战争经验。他是一名出版商派来找我们的。这名出版商正要出版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书。这个战士——如果他真是战士的话——身材矮小，穿戴整洁，有一嘴整齐的胡子，但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很不可靠。他以为自己是奉命前来对我们扯谎的，满嘴谎言。他一会儿说自己是建筑师，一会儿说自己是医生，一会儿又说曾经有垂死的烈士躺在他怀中。不论他说什么，都讲不出具体的细节。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上过前线。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向我们展示宗教标记。他让我们看他在手腕袖口处扣起了纽扣，这是虔诚的标记。他喝茶之前，会趴在桌子上，一双贼眼四处乱转。我问他前线有人领唱爱国歌曲的事。他说伊朗是一个懂得诗情画意的民族，人们经常诗兴大发。他自己在前线的时候，就是用诗写遗书的，如果是一个人独处，他整天都哼唱爱国歌曲。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下来，用相同的语气问迈赫达德：“他是不是在问洗脑的事？”

我们发现，他根本就是来捣乱的，于是打发他走了。

后来，迈赫达德和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车上已有一名乘客，是一个长得胖胖的、看起来十分体面的年轻人。他穿着考究，蓄着大把胡子。本来坐在后座的他一句话也没说，就自动走到车外，然后坐在司机旁的座位上，好让迈赫达德和我可以坐在一起——这是德黑兰的出租车礼节。

我很想谈谈那个用诗写遗书的男人。迈赫达德立即双眉紧蹙，不住地对前座那个大胡子的后脑勺点头。不久，大胡子下车离去。迈赫达德后来才点醒我，司机是等到大胡子下车之后才打开车上的扩音器的，播的是“美国之音”和以色列的热门音乐。如今，音乐是反伊斯兰教的，也是违法的。蓄胡子的男人通常都是奉公守法的人士。

一天早晨，整理房间的女服务生帮我端来早饭。她很胖，皮肤呈古铜色，一张没洗的脸闪闪发亮。因为她穿的衣服太多，有些恐怕还是合成纤维制成的衣服，所以有股味道清晰可闻。丹麦进口的波斯奶酪涂在一片吐司上，厚厚的，已泛紫色，黯淡无光的洋葱，恐怕切下来已有一段时间，还有一片莴苣叶，它的样子看来有气无力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应该很久之前就被摘下来了。洋葱配上那片处处斑点的莴苣叶，令我的胃口立即全无。雀巢咖啡包也只能勉强冲泡出半温不热的一杯。女服务生穿着她那套和尚似的外衣，臀部丰满，动作放肆。她端走我的早饭盘子后不久又回来。她第三次来，是问我要不要铺床，一边问，一边咀嚼着吐司。她的衣服把全身包裹得密不透风，唯独她嘴里的东西都露了出来。我相信她咀嚼的那片吐司一定是从我的早饭盘子上拿的。

中午过后不久，我在房间里工作时，洗好的衣服被送回来了。干净的衬衫在塑料袋里，其他衣服则用一个很漂亮的硬纸盒装着，纸盒上还印有饭店的名字。这盒子让我感到十分新奇，我认为它和饭店以及“受迫害者基金会”崇尚节约的风格很不搭调。我打开盒子一看，发现我的衣服根本就没洗，和我早上送洗时完全一个模样。我打电话给门房，门房叫洗衣部经理上来。洗衣部经理十分尴尬，他把衣服拿走，但没过多久（真是快得离谱），他又将衣服送回来了，衣服已被烫好，热气犹存，放在新的塑胶袋里——只是根本没洗！

最后，我下楼去大厅，发现在那排欧米茄时钟上方，“打倒美国”的告示牌已经拆下来了。在挂了十五年之后，这几个瘦骨嶙峋且稍嫌笨拙的字已消失，只剩几个螺丝孔在那儿空留回忆。对我而言，此时此刻似乎极富历史意义：一切事情都在以某种方式蜕变，岂料第二天，一行更长的古铜色波斯文字又挂在了时钟上方。那字迹行云流水，字体优雅大方，字义却显然丝毫未变。

天色时晴时阴，云影飘浮不定，映照得北方山景变幻多端，气象万千。阳光普照大地，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峰峦之间清晰可辨，这里是山脊，那边是山谷，重峦叠嶂，连山顶上冬雪的痕迹也无所遁形。偶尔飞来一片雨云，也被耸然挺立的山峰碰散，洒落在高低起伏的山林之中，恰似瑞雪纷飞。

[1]伊朗第六大城市。

第四章　盐地

阿里年约六十，因为在伊朗帝国时代开发土地而发了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即石油危机爆发之前，他就有足够的运气、智慧与金钱，在克尔曼买下一大片盐地。他是每平方米一图曼，约十里亚尔，相当于十五美分买的。三四年后，石油危机爆发，伊朗境内的城市发展迅速，他将一部分盐地变卖为建筑用地，每平方米四百图曼。这里不妨计算一下，他投资不超过一万美元，三四年后暴涨成了四百万美元。

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笔财产就可以安享天年了。阿里却另辟蹊径，成了革命的支持者。他说：“既然我们有了钱，有了财政上的安全，我们就要自由。这是我们不曾有过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阿里还在美国念书时，他就醉心于政治，甚至是美国当地的政治。他对自己来自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深以为耻，这种感觉一直让他耿耿于怀。所以，当伊朗快要爆发革命之际，阿里出钱出力，通过一名成为他朋友的阿亚图拉鼎力支持。

阿里对革命的认知来自书本，尤其是历史书。但也有一部分——尽管他自己没说——来自他对宗教的支持。他说：“我们期待一场顺天道、应人情的革命。”所谓“天道”，就是贾弗里“信徒的社会”的阿里版，也是阿拉什盼望为什叶派圣雄、伊斯兰教的第四位哈里发阿里讨回的公道。

革命的洪流显然是由许多不同的思想和冲动汇集而成的。所以，一旦革命爆发，尽管表面上万众一心，人人都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私底下还是有许多利益相互冲突。这时候的大富翁阿里便开始多灾多难了。有三年时间，他吃尽了革命的苦头。他不止一次被绑架，被逮捕和入狱的次数更不可胜数，甚至遭受过审判。他被榨取了数千万美元。

三年之后，他终于学会如何容忍革命，就如同在帝国时代，他学会如何容忍政权一般。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生存之道，就是和当局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打交道。他已深谙进退之道，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知道如何应对。

阿里身高适中，人很清瘦，一副波斯人的模样，十分稀松平常。他貌不惊人，这或许是很好的伪装，但他的气质十分讨人喜欢。就他瘦长的外形来说，他自己似乎不以为奇，但事实上，这可能是他经常运动的成果。他的工作，他的企业，他的几乎令人义愤填膺的求生意愿，都让他长期保持健康和警觉。求生的紧张情绪对他的妻子影响更大。他的妻子目前过着充满束缚、违反自然的生活，头发都快掉光了，却仍然不失优雅，只是优雅的外表下，心灵却深受重创，隐藏了无尽的哀伤。

他的革命思想，在帝国时代，就受到了宗教影响：一个顺天道、应人情的美梦。他拥有宗教背景，父亲和祖父都是毛拉，祖母家也有过毛拉。他的外婆家就是阿里所谓的“都市人”。

他父亲出生于一八九五年（阿里对伊斯兰历不太熟悉）。他十六岁时就到马什哈德念经学院。后来很长的时间里，许多来自乡村的男孩都去马什哈德和库姆上这种学校，因为在这种学校里，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小房间，有食物供应，甚至有时候阿亚图拉也会给他们一点奖学金。他们都成了阿亚图拉的学生。阿亚图拉并不从学校拿钱，他们的钱，还有给学生的钱，都来自信徒。所以，这种体制算得上十分公平：取之于民，一部分用之于民。一九一一年，阿里的父亲前往马什哈德，当时的经学院是伊朗唯一提供高等教育的地方，国内没有其他大学，也没有更高等的学校。在卡扎尔王朝统治下，伊朗遥遥落在其他国家之后，几乎从地图上消失。

阿里的父亲在马什哈德待了四年后，成为一名毛拉，后来即前往克尔曼。他在当地教书，本来很可能像他父亲一样，就此终了一生。但卡扎尔王朝被推翻。国王的父亲，礼萨汗在英国人协助之下上台执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礼萨汗改革了伊朗的司法体制。司法部成立了，法国的法规不费吹灰之力，就融入传统的伊斯兰教体制。新体制更为正规，要求设立法院、法官和律师。

阿里的父亲因为受过伊斯兰教法学训练，所以很容易就融入了新体制。他先是当法官——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后来成为律师，从此飞黄腾达。他开始在伊朗一些地方从事土地投机生意。因为他同时熟谙旧法律和新法律，当时的土地所有权法又十分复杂，所以他经常受聘为人确定土地所有权，有时还会收到有争议土地的一部分当作酬劳。

所以，局势出人意表地峰回路转，在礼萨汗独裁时代，整个世界都为阿里的父亲打开大门，这是他家前几代毛拉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讽刺的是，就在阿里的父亲似乎安全无虑之际，礼萨汗的前途却变得渺茫。一九四一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列强占领伊朗，以免伊朗落入德国势力范围。列强认为礼萨汗过于亲近德国，于是将他罢黜。英国人将礼萨汗带到南非，不久之后，他便撒手人寰。这居然成为三十五年后，他儿子遭逢的悲剧的一场奇异预演。

伊朗遭列强占领，并未影响阿里父亲的飞黄腾达，对伊朗而言也非坏事。在礼萨汗遭罢黜到他儿子复辟的十一年之间，伊朗出现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也如阿里所说，呈现半混乱状态，毕竟中央政府的旨意并不是可以在每一个地方实行的。但伊朗确实是自由了，自由的方式前所未见。当年礼萨汗遭罢黜时只有五六岁的阿里，如今除了自由，一无所知。阿里的父亲有钱，有名，受人尊敬。时代更迭，阿里身为他的儿子，享受的特权远超过父亲的童年。但父亲很严格，阿里尽管积习难改，也只能接受这种严格的管教。

阿里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告诉他：“我一直供应你的一切开销，直到今天，如今，我希望你能照顾自己。我准备给你一笔钱。你可以用来做生意，或上大学。”

阿里用这笔钱去了美国。他上各种科技课程，钱用完的时候，他在大学奖学金的帮助下，又上了一门人文课程。他总共在美国待了八年。

当他回到伊朗时，已年近而立。除了自由之外，他一无所知。他回到伊朗，看到国王的独裁，看到国王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着实大吃一惊。

阿里说：“活在这种政权下，你必须知道如何自处。如果你是新来的或不懂情势，就可能犯下各种错误，准有苦头吃。”

我问他：“你犯过哪种错误？”

“有一天，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车停了下来。后座有两个人，前座有一个人，我坐进了后座。那时我涉入政治颇深，居然批判起国王来。后来我发现，这根本就是个圈套。他们想摸我的底，蓄意讨论政治。我非常天真，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很高兴出租车居然在中途停了下来，否则我很可能和他们一起进咖啡馆，然后继续大放厥词，如此下来非出事不可。诸如此类的事情一旦发生，你就必须意识到，这可不是美国，你千万不能掏心掏肺。我们学会了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所以，当伊朗爆发革命时，我们老早就已过上了双面生活。”

阿里非常迅速地学习到的是，国王神圣不可侵犯。其他人再位高权重，都可以被口诛笔伐，但对国王不能有半句微词。当时流行一句话：“只要不招惹国王，就可以在伊朗为所欲为。”

阿里一回伊朗就为政府工作，任职企划部。第一项任务是针对一间一年亏损三百万美元的国营水泥工厂拟一份报告。他做了简单的研究，发现三百万美元足够设立一间民营水泥工厂，于是他建议，那间国营水泥工厂应该及早关闭。他说，政府每年花费的三百万美元应该发给个人，奖励他们创办新的水泥工厂。这项建议在经济上说得通，但他发现，从其他角度而言，他的建议大错特错，他挡了太多人的财路。他应该想到水泥厂的经理，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人脉；他应该想到水泥厂的工人。这些都是各界希望他能纳入考虑的因素。

不久，他发现企划部完全形同虚设。不论该部设定了什么目标，都只是说说而已。阿里作为顾问，大家都期待他遵守原有的心照不宣的规则，和谈亲戚、谈朋友、谈关系的陋习。他也发现，该部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让高薪职员免于匮乏。这些职员如果到其他地方“高就”，就会出现财力不足的情况。

他终于辞职，改行当一名翻译。这并不算走下坡路。因为石油经济繁荣，进出口业务繁多，翻译工作永远做不完。阿里主要是为伊朗出口商翻译。他和许多国家的领事、高级官员打交道。任何人能摸到的门路，阿里都了如指掌。他忽然想到，自己如果继续当翻译，实在大材小用，毕竟他累积的知识十分广博，大可以做些别的，于是他开始当经纪人。他帮出口商将货物交到外国买主手上，自己抽成百分之十五，这是一笔皆大欢喜的交易。对出口商而言，只要多付一点费用，就可以把一切手续化繁为简。对于阿里而言，没有一分一毫本钱，就可以开辟自己的事业。他生意做得十分成功，很快就成立自己的公司，并且在南部几个港口拥有仓库。如此一来，他就可以直接从出口商进货，增加利润。

他的运气不止于此。他在克尔曼省买了一大片土地，这是一片非常贫瘠的盐地，但乡村出身的他深知这片土地的潜力。他变成了一个农夫。他听取国王成立的农业机构的忠告，开始将土地盐分“洗掉”。洗盐过程要进行七年，他用的方式是：在田地四周挖一道一二米深的壕沟，冬天的雨水会将土壤盐分冲到壕沟里，一条壕沟通往另一条壕沟，一直到将盐水冲走为止。冲洗过的田地就种作物，比如，他第一年就种了一种很香甜的瓜，这种瓜在含盐分的土壤里长得很好（当天我们吃过晚饭，饭后水果之一就是那种瓜：果肉白皙坚实，甜美多汁，饶富土壤和夏天的风味）。作物还在土壤里，他就先行出售。他做批发生意，价格包含运费，所以他卖了不少作物，后来，他甚至种植紫花苜蓿，成为牧场主人。

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爆发。政府收入从一九六一年的三亿美元暴增到一九七六年的二百二十亿美元。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阿里得以出售一部分盐地，利润高达四百倍。他本人也成为土地开发专家。在一项开发案中，他为了使当地成为现代化生活区，觉得自己应该建清真寺——阿里的宗教背景总是以许多方式展现出来。但他不知道该建造多少座清真寺，于是向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阿亚图拉请教。这位阿亚图拉介绍阿里认识一位擅长建造清真寺的工程师，清真寺建造完成后，阿里也和这位阿亚图拉建立了友谊。在革命爆发前一两年，这位反对政府的阿亚图拉被秘密警察找麻烦，最后锒铛入狱。他的信徒将消息告诉阿里，阿里便利用自己的关系和金钱，着实费了一些功夫，终于在几个月后将阿亚图拉从狱中营救出来。后来革命爆发，这段情谊对阿里而言变得十分重要。如果不是有这段情谊，阿里铁定会吃尽苦头。

阿里认识的一些人原本是革命的支持者，但一个月过后，就开始反革命。阿里认为，他应该给革命一点时间。但两个月过后，处决行动纷纷展开，阿里开始了深深的怀疑。有些人什么事都没做，居然也遭到逮捕，许多人甚至从此“消失”。“然后他们开始闯进民宅，没收他们的财产。我们的财产、子女和妻子……全无安全可言。”我觉得，在阿里心目中的那个字，就是迈赫达德对我说的：namoos。

革命爆发大约一个月后，一个叫“伊斯兰教正义法庭”的革命法庭成立。阿里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是这个法庭里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有一阵子，阿里每天都去法庭，看自己能做点什么，从而营救他认识的人。

“这个法庭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开庭。哈勒哈利是法庭庭长。”哈勒哈利是霍梅尼手下著名的绞刑法官。“他利用这个法庭当他处决人犯的工具。法庭坐落在夏里阿提街。革命爆发之前，这是一个军事法庭。国王设立这个法庭，目的是审判反对他的人。当初设立这个法庭的人，如今几乎都在这里受审。我的朋友们在这里被关押两年了。”

但在此很久之前，阿里就已经放弃革命，并且深受折磨。

“我们盼望真主显灵，能有振奋人心的事情发生。十二三岁时，我们学习了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还有俄罗斯大革命，但我们总是醉心于法国大革命。你知道，这是真主成就的事。在最近一代人中，大部分留过学的伊朗人都沾染了法国文化。我们听他们说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无不悠然神往。我们都认为，革命是美事一桩，是真主成就的事，就如同音乐和音乐会。我们好像置身在戏院里，欣赏着音乐会，很高兴自己成为戏院的一分子。如今我们全成了演员。多年来，我们一直读着有关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书。但如今我们全成了演员，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后来会开始杀人。”

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共产党和伊斯兰教教徒才分道扬镳。但“杜德党”，即共产党，却早已渗透到新政府的各个部门，他们甚至前往清真寺参加星期五的聚礼。他们以真主的子民自居。在革命初期，共产党完全摆出服务于霍梅尼的样子。根据阿里的说法，共产党表示，他们不要行政权，只要能当顾问，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支持银行、保险公司、工厂的国有化。他们让政府和官方的作为沾染苏联风格，这是外来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的。

革命爆发六个月后，阿里寝食难安，痛苦不堪，日子很难过，根本就不可能工作。新官员也充满敌意，他们视阿里为旧政权的余孽。在阿里的公司，有人开始散播对他不利的消息。其中甚至有两三个人跑进阿里的办公室“质问”他。他必须花钱打发他们走。第一年结束，阿里甚至遭到绑架。

“是在克尔曼省。我就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正在盖房子。他们开着一辆汽车前来，来人大概有三四个，要我协助他们的一项建筑计划。我上了车，他们将我载到十五公里开外的一片沙漠地区，在一个院子里质问我。那是一个很简陋的小屋子，是牧羊人的遮风蔽雨之处。他们是年轻的小伙子，电影可能看了不少，如今他们手里又有枪，自大得不得了。”

枪是从国王军队的军械库拿的。军队一旦瓦解，便瞬间崩溃。许多人跑到军械库去拿枪。革命后，有四个月时间，枪就堆在一所大学中，任何需要枪的人，只要拿得出身份证，就可以得到。许多人表示要给阿里枪，但阿里很快就知道，对他而言，枪根本没用，因为他不能杀任何人，甚至无法保护自己。如果他在被绑架的时候有一支枪，并且企图用枪，那么他很可能遭到绑架他的那些男孩的攻击。

他想到的是小心应对，与那些男孩周旋，以便探听清楚他们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人。或许再也没有其他人，也或许还有四千人。他们可能想扣留他，要赎金。他们在沙漠中的牧羊人小屋里谈了十个小时，最后他们表示要放他走，但他必须给钱。他不想给他们太多钱，不想鼓励其他人群起效尤，于是答应给他们一小笔钱。男孩们很生气，扬言要杀他，甚至还扬言要破坏他的建筑公司。但他就是不答应给他们更多钱。

他说：“我态度坚决。”

最后他终于获释，但这次绑架事件让他愈发惶恐不安。德黑兰有四百万人口，其中四人随时都可能持枪来要钱，而地方官员也随时都可能来找他麻烦。他们开始占领他的土地和房子。他们说，这些全都是政府的财产，必须还给人民。

“当地政府官员真的在克尔曼没收了许多财产。有些是我的，有些是别人的。”

“这个人长什么样？你认得他吗？”

“他和伊斯兰教战士运动有挂钩，非常左倾，百分之百反资本主义。”

“他的外貌如何？”

“大约三十四岁，又矮又胖，怨气冲天。他受过教育，是个工程师。我确信他遭受过‘萨瓦克’的毒打，所以充满怨恨。他造成我相当大的损失，害我没了数百万美元，是很大一笔数目。我几年前碰到过他，他来我办公室时，十分穷困。他被逐出办公室，政府还逮捕他入狱。他来找我，希望我给他一工半职。他还亲我，要我原谅他。他当时年约三十五岁，穿着一件旧外衣。我告诉他，每个孩子都有玩具，但有一个玩具十分特别。‘我也有玩具。我一直生活得很好，每个夜晚都自得其乐，一辈子都如此。我丰衣足食。我目前的生活依然如此。这就是我最喜爱的玩具。如果因为你的行为，而让我有哪怕一个夜晚无法享受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绝对不会宽恕你。不过，你的行为就如同一只苍蝇在我皮肤上爬过，根本伤害不了我。’”

阿里的一位律师走进房里，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是星期五早上，伊斯兰教安息日。我察觉到，有这位第三者在场，阿里似乎非常受鼓舞，情绪异常兴奋。

我问：“你给他工作了？”

“我没给他工作，因为这种人绝对不可能改邪归正。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铁定还会伤害我。所以，我对这种人只好敬而远之。”

如今，革命已过了一年，阿里一直受迫害。迫害他的人有政府的人、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员，要不然就是一些煽动者。他似乎又被绑架了两次或四次。

“我不太害怕和他们一起走，因为我据理力争的能力比他们强。第一次你会认为他们像野兽，随时想将你撕裂。但一旦你驯服这只野兽，你就可以把它耍得团团转。”

如今，革命卫队也经常来骚扰。他们跳进花园里，透过窗户，看屋内的人是否在看电视或录像带。他们甚至可能闯入屋内，搜寻酒、火腿、女人的衣服以及男人的领带。这些全都是违禁品。

“如果你穿得很光鲜，他们还不喜欢，会攻击你，就像波尔布特[1]那样，只是没那么极端。他们只像波尔布特的十分之一。这是一场全面革命。”

“全面革命？”

“政府的控制权完全不在政府手上，已经失控。这是无政府的恐怖状态，原因出在霍梅尼本人。革命发生大约三个月后，我那位阿亚图拉朋友带我去见霍梅尼。朋友向霍梅尼解释，我是土地开发专家，是技术人员，可以在建造房屋问题方面提供协助。我和朋友，以及霍梅尼一起坐在霍梅尼家的地板上。这时门忽然打开，几位毛拉鱼贯而入。霍梅尼开始和他们谈话。不久之后，又有一批毛拉走进来。就这样，毛拉一批批走进来，直到充满整间屋子，大约有两百位。他们全都想要钱，好带回他们的城镇，给当地的学生和宗教组织。霍梅尼说，他没有办法给每一位毛拉钱。不过他说，回到你们的城镇去，找一位有钱人，或第一位有工厂、大农场的人，强迫他给你们钱。”

政府领袖居然说出这番话，这着实让阿里大吃一惊。此时此刻，他终于了解，霍梅尼正带领他的人民陷入乱局。

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律师说：“霍梅尼的精神纪律和别人不同。他是属于人民的人，他了解大部分人民。大部分人民都没受过教育，他们要的是钱和物质。他们不要革命，而是要钱。霍梅尼很了解这一点。”

阿里说：“大部分人都想抢人财物。”

律师说：“于是他就在国内制造混乱，让他们可以抢人财物。他们想什么，他就做什么。”

阿里说：“当他说遵守法律的时候，他所谓的法律并不是国家的法律，而是他自己的法律，他自己心里的法律。革命之前，他说交税给政府是反伊斯兰教的行为，革命之后，他说交税给政府才合乎伊斯兰教精神。他想制造的就是一团混乱。到霍梅尼家那天，我才终于了解，霍梅尼不是政府中人。他仍然是个革命分子，无法控制自己。直到最后一天，他还在制造混乱。”

我怀疑，这种混乱，这种一再发生的“革命”（这是一个经常令人误解的字眼），是否也是什叶派教徒抗议的对象。但当我提出这点疑问时，阿里和那位律师却不接话了。他们是幻想破灭的人，因为曾饱受折磨才愿意发声，但他们深深信仰什叶派教义，这份信仰占据他们情感生活的一大部分，他们不可能会退一步，保持距离看待这件事。

他们开始谈到伊斯兰教的“必要之法”。霍梅尼动不动就以“必要之法”的名义，明说或暗示一些事情。

阿里在谈到“必要之法”的时候说：“为了保护自己，你有时候可以做些错事。阿亚图拉可以在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法律之间斟酌。第一级的法律来自安拉。如果有需要，阿亚图拉可以暂时发出第二级的法令。”他举的例子和他自己息息相关，“在伊斯兰教国度，保护人民的财产属于第一级的法律。但在霍梅尼执政期间，建造房屋的土地十分欠缺，于是霍梅尼就说，‘用我的特权，下第二级法令。我要征收属于城市人所有的土地，不必给予任何补偿。我会再重新分配，将土地分配给需要的人，因为他们有此需要。’”

此刻，为了证明霍梅尼的做法太过火，这位律师开始带我沿着伊斯兰教法理学的小路、古径和隧道四处参观。这套伊斯兰教法理学和在马什哈德与库姆的神学院所教授的如出一辙。

律师拿着小小的绿色无花果，把它整颗放进嘴里，一颗接一颗，吃得津津有味。他偶尔也拿起其他水果，剥了皮吃。他说：“在伊斯兰教创立大约一百年后，麦加有位哈里发想要征收圣地附近的土地。这处圣地叫卡巴，人们都住在卡巴四周的房子里。法律并不准许征收这些土地，保护人民的财产乃是哈里发的重大责任，所以，哈里发就邀请一些大穆夫提[2]到他家里谋求对策。提出上上之策的不是别人，正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第五位什叶派伊玛目[3]巴盖尔。他说，你可以征收卡巴四周的房子，因为卡巴最重要。你评估房价，给屋主钱，再打发他们迁到别处。”

阿里说：“霍梅尼开了恶例。如今，每个阿亚图拉只要宣称有必要，就可以违法。”伊朗至今仍在忍受他的伊斯兰教宪法，这套宪法赋予他最高的力量，并确定领导与服从的原则。宪法规定国会由选举产生，却又另外设立一个委员会，可以推翻国会的决议。

阿里说：“他有敏锐的头脑，富有智慧，是一种直觉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指挥别人。他的智慧没有经过训练。他不会感情用事，十分冷酷。”

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阿里补充说明了一些他在霍梅尼家的记忆。有两百位毛拉在房里，向霍梅尼要钱。霍梅尼就要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区，向碰到的第一个富翁拿钱。大部分毛拉听了似乎很满意，但——就像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似的——有位毛拉说：“我的乡镇很贫穷，我们镇上根本就没有有钱人。”霍梅尼听了，可能是一种条件反射，居然碰到了阿里的袖子，碰触的时间很长——长到事隔十六年，阿里依然记得——阿里还以为，霍梅尼可能要牺牲他，叫他给那位贫穷的毛拉一些钱。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十五个月后还是发生了。阿里遭到克尔曼革命法庭的逮捕。指控他的罪名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包括：巩固皇家政权、掠夺人民的土地数百万平方公里、输出数十亿美元、导致反政府政变失败以及领导反革命组织等等。诸如此类的指控说得都不明确，它们是最标准的罪名，当局用这些罪名起诉过许多人。

阿里说：“在克尔曼地区，只要你稍微有点活跃，大家都会认得你。我在革命之前非常活跃，众所周知。我是小国王，是当地权力的象征。他们在那座城市成立革命法庭的分支单位时，专找我这种人。革命卫队队员全都来自乡下，口音特别；他们非常年轻，动不动就开枪，后来大部分都在战争中丧生。我认为，在革命卫队当中，百分之四十是伊斯兰教战士运动成员，百分之六十是伊斯兰教团体成员。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伊斯兰教战士运动从一开始就渗入革命法庭当中，他们不表明自己的身份，伪装成伊斯兰教教徒。”

阿里分辨得出谁是伊斯兰教战士运动成员，谁是伊斯兰教教徒，因为他自己也在伪装，伪装成伊斯兰教革命分子。“我的人生陷入危机，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和他们交朋友。”阿里很快就发现，有个第三团体渗入伊斯兰教战士运动和伊斯兰教团体中。“他们这些人只是想自己捞钱，但表现得非常像伊斯兰教教徒。”他们也很快就发现，阿里同样是在伪装，他根本就不是伊斯兰教革命分子。“这些人和我交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我有钱，他们慢慢地告诉了我在法庭发生的种种事情，告诉我谁是谁。”

阿里被逮捕了许多次，被关了四五天，有一次他甚至被关了六个月。革命监狱其实是一间老旧的工厂库房，分隔成许多牢房。有几间牢房用来单独监禁犯人，有两间大牢房监禁一般的犯人，如走私鸦片犯、盗贼等，另外一间大牢房则监禁政治犯。阿里原先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这间牢房宽一米，长两米半。一天只“放风”半小时，让他们上厕所，盥洗。进牢房的第一天，他就在墙上看到一句话，这显然是先前关在这里的狱友写的：“囚犯终将获释，狱卒却永远关在牢里。”

“这句话让我大受鼓舞，因为它告诉我，这个狱友也先我一步获释了。即便是十五年后的此刻，我已经获释多年，可以自由自在地到世界各地旅行，享受快乐，但每当我有事情要做时，我还是会去那地方走走。尽管它变了，牢房不再是工厂厂房，我还是看得到几个从前的狱卒。所以，他们才是囚犯，我们不是。他们才是囚犯。”

在工厂库房监狱，有些革命卫队队员向阿里自我介绍。他发现，其中有些人是他开建筑公司时的工人的儿子。

他们告诉他：“从前你看都不看我们一眼，神气得很。如今你关在这里，必须靠我们喂。真主真伟大。”

这些人回去和自己的父亲谈到阿里，让他们吃了一惊的是，他们的父亲居然要他们在权力范围内尽量帮阿里的忙，因为从前阿里给他们工作，是帮了他们的忙。

“于是，这些男孩帮了我很多。他们权力不大，但可以告诉我各种事情。他们可以帮我寄信出去，也可以帮我太太带信来。他们可以给我最好的牢房，最好的牢饭。”

托这些新朋友的福，阿里从一般牢房被迁往政治犯牢房。这里关着四十五到五十个犯人，全都是政治犯。因为没有别的事好谈，所以他们整天都谈政治。阿里发现，每个人的政治观点都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些是杜德党，但他们的领导人和政府合作；有些是伊斯兰教战士运动成员，但伊斯兰教战士运动尚未开始反政府战争；有些则是极端的毛泽东主义者，事实上，政府已开始默默整肃左派分子；有些是国王部队的将军和上校，有些是和国王有关系的大地主，更怪的是，还有两个犯有性罪的毛拉。他们在帝国时代无比风光。其中一个毛拉表示，他可以为不孕的妇女“驱邪”：他通常会将不孕的妇女带到自己家里，再和她们发生性行为。另外一个毛拉则是算命的。

“事实上，这两个毛拉最后都被处决。我们通常可以从远处看到处决的情形。每当他们要处决犯人时，我们多少能在前一个晚上有所察觉。那时，我们晚上会很早关灯，装着要睡觉的样子。然后，到了午夜十二点，庭院花园的灯忽然大亮，我们就可以远远看到处决人犯的情形了，只是狱卒不知道这件事而已。有一个当地的毛拉在革命法庭位高权重，掌控着生杀大权。”

“处决对其他囚犯有何影响？”

“不论背景如何，都没有人喜欢看到处决。他们不认为这是在伸张正义。”

革命卫队的调查人员会不时来监狱，带走一些政治犯去“调查”（阿里并未使用更强烈的字眼）。一次就“调查”两到四个小时，然后再让犯人回到狱中。调查行动很有礼貌。

因为和狱中的革命卫队成了朋友，阿里显然享有一些特权，这令其他一些囚犯十分眼红。事实上，新朋友常常带给阿里的许多糖果、水果，都被他分给狱友吃了。

有一天，一些共产党囚犯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们告诉阿里：“对你而言，这是一场喜宴，但等着瞧，等我们掌权了，我们不会将你这种人押往法庭和监狱，而会将法庭和刽子手带到你住的街道上，带到你家。我们会在你家门前审判你，当场处决你。”

阿里告诉他们：“感谢真主，你们全被关在牢里。你们会一直在牢里的，奈何不了我。”

不久之后，阿里的案子开始审理。当局邀请大家来，说想控告阿里的尽管控告，要提交罪证的尽管提交。在毛拉的法庭里开了七次庭之后，控告阿里的案子终于被驳回。

这位毛拉法官说：“我不是伊斯兰教革命分子，但我让革命彰显伊斯兰教色彩。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希望在天国有个家，不希望在地狱有个家。有钱人不一定有罪，除非我真的发现他有罪。你或许不是个出色的伊斯兰教教徒，但我判你无罪。”

审判结束之后，对阿里而言，一切都开始变得平静。但问题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如今，生活越来越不容易，或许他也从此失去了安全感。但那些在革命后的最初三年先入为主、认定他是有钱人、把他整得死去活来的革命党人，如今在法庭和政府部门已经不再那么飞扬跋扈了。政府已经将许多疯狂分子驱逐出门，那些留下来的人一年比一年收敛。权力已令许多人堕落。他们有的捞了许多钱，自己做起生意来。手握权力的人仍然有可能成为阻力，但如今这种人一眼就可以被认出，也有办法打发。

历经上述种种苦难，阿里家从此愁云密布，这从他妻子的脸上就看得出来。她脸上述说着一种对逝去生活的永难平息的忧伤。

在北方山区，晨光投影于山峰和山谷。山上怪岩峥嵘，有些早已磨损，有些则滚落山坡，都十分显眼。在晨光中，也看得出一些低矮山丘上建筑进行的程度。好几处地方的山被削成新的阶面，准备进行下一步施工。到了夜晚，人们可以看到一小束一小束支离破碎的灯光，照射在原本可能空荡荡的山边。早晨来临时，灯光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什么都没出现过。往下看，只见在墨绿色的衬托下，白杨正生机勃勃。

[1]柬埔寨独裁者，发动红色高棉运动。

[2]伊斯兰教教法权威。

[3]伊斯兰教政教领袖。

第五章　监狱

裴达在贫瘠的西北部长大，从小就被革命思想吸引。他看到母亲为生活日夜操劳，痛心不已。他的母亲为人缝补衣物、做各种袜子，从而维持生计，往往在缝衣机前一坐就到凌晨两点。

裴达适时加入了杜德共产党，杜德党一直希望依附宗教运动夺取政权。革命初期，杜德党的政策就是以伊斯兰教为掩护，这项政策实施起来一点都不难：毕竟共产党和伊斯兰教都讲求正义公道、赏罚分明，此外就是揭发统治者的邪恶。但杜德党后来还是步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杜德党赋予伊斯兰教革命苏联式的组织，之后，杜德党就被这种组织毁灭了。

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被关在工厂监狱里的阿里就看出左派已日暮途穷。尽管政治部门的共产党人掌权后，仍在他屋外大声嚷嚷，说要将他吊死，但他们在伊朗的风光日子其实已经结束了。两年后，即一九八三年，政府正式宣布杜德党为非法政党。又过了两年，一直东躲西藏的裴达，和其他杜德党残余一样，到处被通缉，最后被关入德黑兰市外的监狱。

裴达当时并不知道监狱到底设在伊朗何处。时至今日，他也不知道。据他估计，有大约两个月时间，他被关在一个类似洞穴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窗，所以“暗无天日”。他在里面接受侦讯。就在这种完全黑暗、孤独、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最先被关在一个洞穴里，后来移到一间牢房，和十四个人关在一起，一关就是一年。他开始冷静思考，在他成年之后驱策着他大部分时间的革命思想，最后他终于明白了——这种情况下的他格外痛苦——为什么他错了，为什么革命注定失败。

“我认为，人的本质非常复杂，不能光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或一些口号去领导。我们的内心其实充满爱恨情仇，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和过去。所以，一旦我们发动革命，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七情六欲去行动，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罢了。但革命一向不理会这种个体差异。”

所以，在狱中，他开始唾弃革命思想。革命思想原来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等同于宗教，对他而言，在后来的很多日子里，没有其他思想能和革命思想一样重要。唾弃革命思想后，他像一个被掏空的人。他是来自西北部的英勇男人，可以想见，他一定热情如火，如今，他却出奇平静；那些旧仇新恨让他要随时注意自己的情绪，考虑自己的言行，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如今，尽管和从前一样引人注意，可能随时再度被抓，他却意图尝试为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家庭理出方向。日常生活愈发艰难，革命后的伊朗经济一团乱，伊朗币值一路下滑，他担任教职的收入一天不如一天。

他说：“我十八岁时醉心于革命思想。”这大概是革命爆发前七八年的事。“镇上有个人刚出狱，我们很喜欢去找他聊天，但因为安全的关系，他不想和我们聊。最后，他一定对我有了好印象，因为他只和我聊。他三十八岁，是位著名作家的密友，这位作家在我们的河里淹死了以后，他开始转而信任我，和我聊天。”

我问裴达：“他家住哪里？住哪种房子？”

“住一间很普通的小房子，就像你在西北部经常见到的那样，有一个小庭院和两间卧房。他与母亲和两个姐妹一起住。他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许多冤枉事，告诉我他将来准备如何洗刷冤屈。”

“当时你在工作？”

“我刚从学校毕业，在一个市场里工作，同时为杂志写些小故事。我大概写了三十篇，大部分都刊登了。”

“你写的内容是什么？”

“关于贫穷，关于穷人的苦难。我十二岁死了父亲，从此历尽艰辛。母亲为了养家糊口，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一些令人思之恻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我凌晨两点醒来，发现她在缝衣机前打盹儿。”

裴达的新朋友，就是那个政治犯，送给裴达一些俄罗斯作家写的书。高尔基的作品最能打动裴达的心，裴达最喜欢他的小说《母亲》。这个朋友还介绍裴达认识伊朗的革命作家，其中有些坐过牢。这个朋友不想谈自己服刑的日子，他一共坐了两年牢。裴达很想听这段故事，但他宁可谈自己的政治思想。

他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裴达后来发现，这些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后来，裴达了解到，原来这个朋友的政治思想仅止于此，他根本没有尝试继续探索更多。

我对裴达说：“在你眼里，他散发出一种圣人般的光芒？”

“不错，我感觉到的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我认为，不错，这个人的革命见解行得通，但必须有人牺牲。我甚至开始想，我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你花了多久时间产生了这种想法？”

“只有一年。”

“你母亲呢？”

“她知道。她知道这个朋友教我走他的路，但她什么也没说。她是这里很常见的那种母亲。她们相信自己的儿子，相信儿子的所作所为。通常，父亲去世后，儿子就取代父亲当家做主。尽管称不上夫死从子，但做母亲的大抵都听儿子的。”

“你几乎是用宗教的方式在谈革命和牺牲。”

“我不太确定我的宗教感。我父亲不信鬼神，也不信教，母亲也不信。典型的伊朗人并不是这样的。母亲相信真主，但她更相信人。我依然记得她说过的金玉良言。她说，如果你教一个小孩不要做坏事，他果真没做，你就给他奖励，这当然没问题，毕竟他只是个孩子。但如果他长大了，也了解自己之后，你却仍然因为他做好事而给他奖励，那就是羞辱他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裴达去英格兰一所省立学院深造。他带妻子和两名子女一同前往。尽管他有积蓄，但他很可能是靠奖学金去的。在英格兰，他们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尽管他当时没看出来，如今也没说出来——他去英格兰，其实就等于赞扬国王治理下的伊朗。这证明，诸如裴达这种出身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仍有上进的余力；当地的经济水平仍然能让他有份工作，有积蓄；也证明伊朗货币仍有很强的购买力。

我想知道，裴达在英格兰注意到的第一件不寻常的事物是什么。

“在英格兰，我都是用预设立场看待事情，我想他们全是资本主义分子。我非常愤世嫉俗，认为他们应该为我们的历史苦难负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该负责。”

“你注意到英格兰的建筑了吗？有没有喜欢的？”

“许多事物我都视而不见。那些想法和我一样的革命人士都这样。”

不久，革命就爆发了。

“当时是一九七八年。人人都走上街头，我必须选择阵营。我一直希望在街上与民众站在一起，共同争取自由与平等，所以我老早就选好了。我在英格兰参加示威行动，向行人散发传单。革命爆发时，霍梅尼大受欢迎。”

我说：“在英格兰的我们很晚才听到他的大名。我想，可能是教徒将他藏了起来。”

“革命刚爆发时，他并不在那儿。直到一九七八年，人们才开始听说霍梅尼这号人物。”

“他们对你们也保密？”

“是的，就连我们这些奋不顾身的人都无从知晓。这次我必须做一个痛苦的决定。我不信教，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霍梅尼信教，他又领导革命。当时唯一和霍梅尼站在一起的政党就是杜德党。自然地，我被杜德党所吸引。当然，除了和霍梅尼站在一起外，杜德党的领导阶层也有许多颇负众望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因为在智力上表现超群，非常受我们爱戴。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的政治目的。我当时左右为难，最后决定和霍梅尼站在一起。但我也有许多疑虑，我告诉朋友：‘我们或许能赢得革命，但在文化上，我们也许会倒退一千年。’”

“你母亲怎么说？”

“她很悲观。她说：‘跟这些信教的人一起混，你最后什么都得不到。我们很了解这些人，也看透了这些人。这些人不让我学习读书、写字。’她说得不错，曾经，有一个教士到我外祖父家说：‘你不应该送女儿上学。对于女人来说，这些学校是撒旦的中心。’当时是一九二五年，母亲只有七岁。但母亲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们，因为她很喜欢知识和书。”

但裴达终究说服了她。他是她儿子，她爱他。后来他放弃学业，认为革命正如火如荼般进行着，再继续念书，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毅然回到伊朗。他希望置身革命现场，和人民站在一起。

等他回到国内，革命已经结束。国王出国流亡，霍梅尼开始掌权。裴达找了份教职，他对革命何去何从不无疑虑。不久，情势开始恶化，宗教法规相继颁布，妇女必须穿披肩、戴头巾，音乐和文化活动一律禁止，报纸也受到限制。一九七九年八月，一家叫“未来报”的自由派在野党非宗教性报纸被勒令关闭。两年后，裴达的教职也丢了。接着就是所谓的“文化革命”，关闭了所有的大学。

裴达在国内四处找寻临时工作，他和妻子与两名子女开始过着四处漂泊的日子。他主要为私人的进出口公司当翻译。

裴达说：“更糟的是，我居然也和杜德党起了冲突。”

“第一个向你宣扬革命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当时你已十八岁，这人还送过你高尔基的书。”

“革命之后他反而不太活跃。如果我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有点怪。他谋了份教职，目前仍然教书。如今我才知道，他是个聪明人。”

“但他没有给你什么建议？”

“没有。或许他认为我太年轻了，他有他自己的疑虑，也或许他认为自己没参加革命自觉惭愧。事实上，很久之后我去找他，‘你实在很聪明，为什么不教教我？’他说：‘我连自己要做什么，都不太确定。在国王的政权垮台之后，又来了新的政权。我对新政权一无所知，也不敢断定吉凶，只好得过且过。’”

“你如今怎么看待这件事？”

“他的回答倒也中肯。”

“你母亲呢？”

“她对我一向言听计从。”

他之所以和杜德党发生冲突，是因为杜德党不分青红皂白，一面倒地支持霍梅尼政府。当他表示反对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说，霍梅尼领导的是人民运动，因为杜德党相信人民，他们不能远离人民，所以必须和霍梅尼站在一起。在国际上，这是他们的一贯政策。时值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在那年，杜德党被宣布为非法政党，开始遭到逮捕。

“我身陷险境，方寸大乱。他们开始搜我的住处。我在大学的时候发表过一些谈话，说我和杜德党人在一起，他们就在我住的城里搜捕我，我运气好，才勉强逃脱。之前城里有人被捕，被捕的人后来告诉他的家人，说革命卫队谈到了我，于是他家人来向我通风报信，我立刻带着家人逃走，从此开始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通常，我一个月去探望家人一次，并给他们带点钱。我做各种不同的工作，还化装掩饰身份。我在饭店工作，或做一些简单的手工，都在远处。平常都是亲友在接济我，母亲成了大家交换消息的中心。”

这种生活过了两年之后，他认为风头已经过去，于是就离开了藏身之地。他没有发现被跟踪的迹象，见诸报纸的逮捕报道也越来越少，于是他又开始和家人住在一起，并且寻找教职，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一天晚上，家里电话响了，是革命卫队打来的，他们要他到总部走一趟，只要几分钟时间，去回答一些问题。后来他发现，他们早就查过他的资料，找到了他的住处。

他在电话上问对方：“真的只要几分钟？”

对方说：“当然，绝对不会超过一小时。”

裴达吻别妻子和儿女，他告诉他们，可能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能再见，妻子笑他杞人忧天。可惜的是，他猜对了。他有一整年时间没再回家。

他到革命卫队总部报到，并且自我介绍，随后被叫进一个房间。一名革命卫队人员早就在那里等候着他。他给裴达一份问卷，要他填写，其中有一道问题是：你过去从事过政治活动吗？

我问裴达：“这名革命卫队人员长什么样？”

“体格魁梧，蓄胡子，高高的个子，一张严肃的脸。他有一双大手，手指都非常粗。这是我第一眼注意到的——粗粗的手指，或许我担心他会打我。”

“他多大？穿不穿制服？”

“大约三十岁，穿卡其制服。”

“受过教育？”

“没有，一点都没有。这点从他的谈吐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办公室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伊朗革命委员会’那种最稀松平常的办公室。我在问到政治活动的问题上填了个‘没有’。他说：‘你确定自己没有别的信仰？’接着我一五一十将我的想法告诉他，就没再说什么。他笑了，说：‘我们都知道了。’他用布蒙上我的眼睛，将我关到一个小房间里，时间是早上九点。”（在裴达的叙述中，时间大幅度跳跃：听起来仿佛整晚都在接受审讯似的。但直到许久之后，我才注意到这点。）“当时是春天，四月或五月。第二天，我从那里被移至监狱，最先是伊文监狱。”这是德黑兰的著名监狱。“一周以后，我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在那里被审讯了两个月，后来被判刑一年。在伊文监狱，我还可以忍受，但另一个地方很可怕，那里很冷，就像洞穴一样。接下来的时间里一切都还顺利。那是个关押十五个人的牢房，那年的情况还好，因为他们关进去的人不多，但过去的情况很糟，可见外头的情势慢慢冷却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期，裴达开始思考革命，在孤独中思考，跳出原来的束缚思考。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

“你的母亲呢？”

“她在两年前就过世了，没经受病痛的折磨，或许该庆幸。我开始思考革命的东西和我的一切信仰。如今时候已到，我该为自己思考，该为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对我而言属于禁忌的东西思考。”

“是你自己将它们视为禁忌。”

“我限制了自己。比如，对我而言，阿瑟·库斯勒[1]是革命分子，所以我不会看他写的任何东西。就是这样，再简单不过。乔治·奥威尔[2]也是革命分子。我将人分成两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现在，我特别想念母亲，想念她在不知道这些思想的情况下的种种行为。对我而言，她是人类真正的象征，每个人都爱她，每个认识她的人都爱她。这实在很奇怪。她在医院去世的时候，所有的护士和医生都哭了。原因是，她关心医院的每一个人。她会说：‘护士小姐，打电话给你的帅哥怎么样了？有没有来？’她也会问另一个护士：‘你母亲呢？好点了没？’她一直忙着关心别人，协助别人，即使她自己也是病人。”

“我想，思想只是能在生活上帮助我们的知识的一小部分而已，主要的来源在于我们的文化思维，比如母亲那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我献身其中的革命不将我当知识分子看，也不将我母亲当人看。”

监狱倒没有经常在肉体上虐待犯人，裴达只被“修理”过两次，第一次是霍梅尼去世的时候。革命卫队紧张万分，深恐会有人劫狱。他们将十五名囚犯蒙上眼睛，再将他们带上一辆面包车。革命卫队要他们弯下腰，保持安静。裴达旁边的男人悄悄问他：“他们要带我们上哪儿？”裴达用指头按在嘴唇上说：“天晓得。”但一个革命卫队队员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走过来，用枪托打裴达的后颈，后来甚至开始殴打裴达，疯狂地打，兽性大发，让裴达觉得自己这次死定了。事后，裴达病了一星期，躺在牢房里无人问询，他们只是给他东西吃，他居然也活过来了。

还有一次，他挨了一记耳光。当时裴达在谈话中无意间提到“伊斯兰教战士运动”，这是左派信徒组织，还一度和革命卫队属同一阵营，也是早期折磨阿里的一批人。一名革命卫队队员听到后，马上给了裴达一记耳光，禁止他再提Mujahidin[3]这个词语，但这名队员却说成了Monafegheen，意思是“伪君子”。

裴达说：“我献身于教育事业，希望用这种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传授知识。如果我能早一些想到这点就好了。可惜我们许多事情都只做到一半，每个人风尘满面。早期的政权应该为目前发生的一切负责。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和我们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导致某些人能上台耀武扬威。”

北方低矮的远山，因为光线明暗不定而呈现茶褐色。山的结构十分柔和，有梯田，层次分明。有些新近才种植的树，苍翠欲滴。此外，还有几堵挡土墙，我想，可能是准备将来开发用。后来，有一天，我在那儿散步，才知道从我饭店的窗口眺望，那些茶褐色的远山之一，即位于左手边的矮山，就是伊文监狱的所在地，是许多人被处决的现场。凯悦大饭店的地址便在伊文十字路口。

我注意到，梯田从某个地方开始，蜿蜒而上。还有一种呈阶梯状的高墙，越来越高，在山的一边消失，又在山远远的另一边重新出现。我想，这种呈阶梯状的高墙全都是相连的。但我并不确定自己看到的都是什么，原因之一是光线照在山上，变化万端，让我看不清楚。

只有在早上（当东方的太阳照耀山谷和山峰，影影绰绰时），右手边呈阶梯状的高墙——现在墙的高度分明——才会投下斜斜的长影。其他时间里，从我眺望的地方，看不到任何影子。呈阶梯状的高墙呈现和山一样的颜色，只有在高墙上方才看得到锯齿状的线条，我认为它们是一堵挡土墙，用来防止土壤崩塌和土地松动。

如果右手边呈阶梯状的高墙只有在清晨才会清晰显影，那么左手边的高墙就要等到中午之后了，它会在我从前看不到高墙的地方投射很大的齿状弧形阴影。

如今我既然看到了，就会一直留意：左手边和右手边锯齿状的高墙，还有中间一些地方若隐若现的锯齿状顶端。它们在我眼里，活像一个巨大老旧的吃人机器的大钢牙。

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座监狱。让我相当吃惊的是，尽管我已经观看了很久，却一直将它当山景看，浑然未起半点疑心。这是一栋巨大的混凝土厂棚建筑，颜色与沙土相似，在白杨与法国梧桐的翠绿中耸然而立。在接下来的两三天，监狱和监狱建地的计划越来越清晰。柏油路蜿蜒而上，穿过具有迷惑性的一片翠绿，直通大门口的警卫室。在法国梧桐树下，一排排长长的矮房子如同铁路厂棚，还有一些更矮的混凝土建筑，毫无疑问，那一定是员工宿舍，不过，一定不像我认为的那么适合人居住。我原以为这些建筑是土地开发专家在美丽的山边的杰作，它们——或它们让我感觉——有助于为监狱提供掩护。

夜晚时分，山景可以看得更清楚，越清楚就似乎越邪恶，可能是因为监狱的邪恶事情都经常发生在夜晚。蓝色的路灯蜿蜒曲折，标示出向上通往监狱的柏油路；既高且大的白色监狱采光灯，在厂棚般的牢房旁非常醒目。每个地方都有灯。

监狱广袤，在北德黑兰占据一大片土地，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望尽。

整个下午，我游目骋怀，让目光从笼罩着阴影的高墙看向山的左下方，我看到一堵接一堵的墙，横向绵亘于树林之中，从左边延伸到山脚右边。山脚下的一堵墙很高，墙上还有几扇高高的蓝色大门。在革命之后，毫无疑问，卡车经常从狱中把遭处决的犯人尸体从蓝色大门运出。在绿树、砖墙和混凝土的衬托下，这几扇门上的蓝色格外醒目，看得人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会选择蓝色？

在美丽而多变的群山之下，正是德黑兰监狱，其阴森恐怖较布拉格城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发现真相后，我的感受就像当时在西非达喀尔英国大使馆的那次一模一样。我发现，达喀尔英国大使馆网球场围墙的另一面居然是停尸间，难怪每天都有一大群戴着伊斯兰教礼拜帽、穿长袍的非洲人，满脸愁容地在附近进进出出。

阿里说，霍梅尼的绞刑法官哈勒哈利曾经坐在这个革命法庭审问犯人。这个坐落在夏里阿提街的革命法庭正是国王昔日的军事法庭。革命初期，这个法庭经常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天开庭。阿里几乎每天都往法庭跑，看能不能营救几个他认识的人。犯人可能就是从伊文监狱押解过来出庭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我第一次到德黑兰，当时法庭仍人满为患。就在那个月，哈勒哈利接受《德黑兰时报》访问，当时帕维兹仍是《德黑兰时报》的老板兼主编，贾弗里正坐在他那台高级打字机前，勤奋地呼吁阿亚图拉回库姆去。哈勒哈利在访谈中表示，他“可能”一共判决过三百到四百人死刑。他说，有些夜晚，卡车从监狱运尸体出去，一次就是三四十具。

尸体就是穿过那些蓝色大门运走的。

[1]英籍匈牙利作家。

[2]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有《动物农场》《一九八四》等。

[3]指伊斯兰教战士运动。

第六章　烈士

迈赫达德和我在一家图书出版社与阿巴斯见面。阿巴斯二十七岁，打过仗。两伊战争进行到第二年时，十四岁的阿巴斯投笔从戎，就这么一路打下来，如今他似乎没份像样的工作。战争结束，在精神需求的驱策下，他在库姆念了两年经学，但后来他对库姆感到十分失望。为了讨好女友家人，他完成中学学业，并取得文凭，继续上大学，如今他在学拍电影，制作一些短小、充满诗意、如俳句般的影片，长度不会超过一分钟。他也在伊朗到处游历，访谈和他一样打过仗的战士，整理后供这家出版社出版。出版社老板似乎正准备出版一系列有关两伊战争的书。

这里有许多打过仗的战士，阿巴斯因为有军事经验，会自行安排在相同的时间进行多个访谈。他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会召集打过仗的战士参加会议，分发给他们印制好的问卷，并且将自己的战争经验告诉他们。他故意把自己的故事说得很简单，目的是鼓励这些退伍战士消除羞涩和疑虑，好让他们把自己的战争记忆写下来．

现在，他对我们说了一则曾讲给退伍战士的故事。因为距离自己的军事经历不久，迈赫达德听得悠然神往，居然忘了为我翻译。他的双眼散发出光芒，一直盯着阿巴斯看，片刻也不曾离开。

阿巴斯十分引人注目，身材矮小，四肢强健，有一种典雅的美感。他胡子修剪得十分整齐，茂密的头发打理得很光鲜，长度刚好盖住后颈。因为要和我们在出版社见面，他还刻意打扮了一番。他穿着一件有亮黑底、宽边垂直条纹的绿色衬衫。眼镜夹别在腰际，这是他的风格之一。因为头部受过伤，他显然费了很大力气，才克服许多障碍，从而有今天的表现。他双眼布满血丝，喜怒不形于色，一直凝视前方，转动头部时动作十分缓慢。他说，他的双腿至今仍然隐隐作痛。

我们吃水果、喝茶、聊天，一小时之后，我发现阿巴斯的话了无新意。他双眼凝视，看起来严肃，又有点自大。他的话根本无法打动我做任何笔记，甚至连让我从上衣口袋掏出笔记本的欲望都没有。后来，附近停电了，四周忽然陷入一片黑暗，似乎是道别的时候了。

我们站起来道别。在黑暗中，我忽然想起来问他，在访谈过程中，是否遇见过参加敢死队而幸存下来的人。他说，确实有几个这样的人。当我们问道，能不能和其中某个人见面时，他却一言不语。后来，大概和黑暗有关，四周一片悄然，让我们不禁格外轻声细语。下面街道上有仍在嬉戏的儿童，即使不远处林荫大道上车水马龙，这嬉戏声也特别清楚。或许因为停电，阿巴斯欲言又止地说：“我不能说，但我就是其中之一。”

然后，我们继续聊天。阿巴斯起先在黑暗中说话，后来点燃了蜡烛。出版社多的是蜡烛，就是为了应付停电。

当时，我没有做笔记。那天晚上，我们回到饭店，迈赫达德和我重新整理访谈资料时，我才记录了一些。

当阿巴斯说他参加过敢死队时，我才逐渐理解了他先前说的许多事情。他十四岁投笔从戎，被引至战争边缘。后来，他主动请缨，自己一路小心翼翼，到死伤无数的迪兹富勒前线，那里的城镇已受到战火严重摧残。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说，政府的发展协会派了一些人到他学校去演讲（迈赫达德后来在饭店告诉我，这所学校是德黑兰最好的学校之一）。演讲人说，他们希望带一些学生去前线，让他们见识见识战争。他们征求自愿去的人，阿巴斯就成了自愿者。

即便是个民兵，他在迪兹富勒也无所事事。军方希望将他遣送回去，但他央求他们，说会为他们做事，于是，军方让他留了下来。

阿巴斯在迪兹富勒期间，正值伊朗准备展开一场大攻击之时。有二十二天，大炮和飞机发出的声音不绝于耳。阿巴斯第一次在战场上目睹了死亡。

一辆救护车从前线开了回来——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伊朗的——阿巴斯和很多人都拥了上去。他原先还以为救护车里的人只是受伤了，等到“伤者”被抬到地上，他才发现他们全死了。其中有两名死者，在两个小时前还是活生生的。他心里想：“我要找我的朋友，但这里没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在别处。”他当时认为，死亡是件崇高而美好的事。他知道，有朝一日，他也会有相同的经历，去他朋友的所在之地。

这是令人震撼的时刻。当他为死者清洗子弹带和安全带时，这种感受格外强烈。这是他在前线经常做的事情之一。他每天都到停尸间——官方的说法是Meradj，意即“升天之处”——负责为大约四十名死者搜集装备，晚上便清洗这些装备。因为太多人参加攻击行动，所以当时的装备十分短缺，鞋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白天经常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协助上前线的卡车卸货．他卸起货来十分卖力，这是军方没有将他打发回去的原因之一。

对阿巴斯而言，清洗死人的装备是一种精神上的训练，因为他认为，这些遗物属于那些不太知道自己去了什么地方的人。但阿巴斯的话模棱两可，他的意思也可能是，尽管这些人不知道自己该前往何处，却总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一年后，阿巴斯终于正式入伍，他是敢死队队员。自愿参加敢死队的人表示，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任务。他们在一般营队里时，并没有穿特别的服装，因格外视死如归而声名大振。就字面意思而言，敢死队就是准备作战到死，没有人会幸存。

在展开攻击之前，会有一场“告别式”，可能有人高歌，可能有人在营中致敬。这个人可能是教长，可能是指挥官，可能是老人，也可能是颇负众望的人物，由他们向敢死队队员发表演说。演说人会站在讲台或椅子上说：“明天我们将展开攻击。”这就是告别式的开场白。会有人顿时痛哭流涕，也会有人事后才号啕大哭，但一般都会有许多人流下眼泪。演说人会说：“在你们当中，可能会有一部分人明天不再回来了，我们也许无法再见。有些人明天就可以见到真主。”

接着就是音乐和诵唱。它们在阿巴斯耳里，就如同背景音乐，没有人会集中精神去听。每个人都掏空自己的感觉，将感觉汇集成一股共同的洪流，包括人间各种苦难和尘世的烦恼，或妻子有孕在身，或稚子卧病在床，有人经济困难，有人亲子失和……这一切都如洪流，一去不返。参加“告别式”，就像上了同一条船，不论喜不喜欢，从此大家都要生死与共。

阿巴斯受过两次伤。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他只说过两次受伤的情况。第一次是在某天中午，伊拉克反攻的时候（伊朗是在清晨展开攻击的）。在伊拉克的反攻中，受困的是伤者、敢死队和其他部队，这些部队的任务是拖延伊拉克部队进攻。一枚火箭在阿巴斯身旁爆炸，他双脚都被击中，之后不省人事。等到恢复神智时，已是夜晚时分。他听到有人说阿拉伯语，发现有一些伊拉克士兵在看守，大约每隔二十米站一人。他们是伊拉克前进部队的哨兵。阿巴斯找到一枚手榴弹和一挺机枪。他将手榴弹投向伊拉克士兵，炸死了四人，接着他拔腿就逃，逃到五十米开外的伊朗部队所在地。伊拉克部队中有士兵朝他开枪，但他绕过来弯过去地跑，居然没被击中。

第二次受伤的情况更严重。事情发生在第一次受伤一年之后，时间是晚上。当时伊朗正展开最大规模的攻击行动之一，一波接一波地持续攻击了一个多月。又有一枚火箭在他身旁爆炸，其中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他被炸得一头摔倒在地，伤势严重。他在有意识和无意识间游离许久，最后被人用飞机载到了设拉子一家大型军事医院。

在医院里，医生在他头上植入人造骨头。不久之后，他就失去平衡感，接下来，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视网膜上有个血块，可能完全失明。有一天，政府希望带几位病人去查拉库圣庙，这是伊朗著名的圣庙之一。阿巴斯很想去，但他正坐着轮椅。医生说，阿巴斯的情况不好，不能去，阿巴斯听了大喊大叫，开始和医生争吵。医生只好让步，于是，阿巴斯在上午八点坐着轮椅去了圣庙。

就像在战场上一样，圣庙里有人高歌，有人诵唱。阿巴斯许下愿望：“安拉，我接受您的意愿，我喜欢您所喜欢的一切，但我不能对您说谎。我需要我的眼睛，如果您把它还给我，我就会利用这双眼睛回到战场。”

中午十二点，阿巴斯和其他病人一起离开圣庙，回到医院。下午两点，护士来到他的病房，他每隔六个小时得吃十二颗药。当护士开门的时候，阿巴斯看到了光，马上大叫。医生和其他护士立刻跑了进来，发现阿巴斯视网膜上的血块不见了，他们不让他休息，请其他医生来看，没有任何一名医生相信这种宗教奇迹的发生。消息马上传了出去，连报纸都刊载了。但阿巴斯有点紧张，深恐消息太过张扬。

一直帮我们倒茶的出版商助理说：“怕太过张扬也是件好事。如果人们知道他去了一趟圣庙，病就好了，那一定会有很多人蜂拥而至，将他的衣服撕成碎片，带回家当纪念品，并且希望借此带来奇迹。”

我在一九七九年也听过类似的传说。在革命爆发之前，有人示威，结果遭到国王的警察射杀。当时只要受一点轻伤，就可能致命。因为如果有人倒下，和他一同示威的同伴就会纷纷跑来用手触摸他的伤口，希望沾染烈士温热的鲜血。

那天晚上，在出版社的会面结束以后，我去了设拉子。在一个薄暮时分，我前往查拉库圣庙。圣庙外面的街道犹如露天市场，有灯、货摊，也有熙来攘往的人群，而圣庙内的气氛也大致相仿，在庭院漫射的灯光和柔和的阴影下，人们四处走动。圣庙四周有栏杆围绕，时值清真寺的特定节日，所以灯光更明亮，许多人都在祷告祈福。

要体会阿巴斯所看过的一切，要融入此间众人共有的感觉，就必须有自己的体悟。怀抱信仰、神学、情感和需求。

路边有个高高的伊朗男子在用他自己的方法祈求施舍。我一走进去，他就盯上了我，于是谁都不再理会，只看着我。他大叫：“老哥，老哥。”他说话时，柔软的双唇挤在一起，一双小眼睛皱成两道小缝，好像演员在演苦情戏。

他很年轻，偏胖，穿一双白色的鞋，在薄暮中十分醒目。宽松的奶油色衣服遮不住他突起的下腹部，他不时逗弄一个哭叫着的婴儿，另外还有一个妇人带着几个孩子，显然是和他一伙的。他自称来自迪拜，之所以来设拉子是想向圣人致敬，却不料钱和文件都被偷走了。

我在圣庙的庭院四周走了走，然后想去找这名男子，看看他当晚收获如何，却发现他和他的婴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和小孩，也全都不见了。

此刻，出版社已点起蜡烛，阿巴斯正谈到他的信仰经历，这是我问起的。

他说：“这些经历让我深深反省。我在精神信仰方面有新发现，我想这是其他人不曾发现过的。”这是迈赫达德在度过漫长的一天、仆仆风尘回到饭店后，针对一个复杂的概念所做的翻译。他怎么翻译，我就怎么记录：“在战场上，我们看到许多事情，是无法从物质的角度来形容的。我看到有人被炸掉了一只手臂，还拼命地跑，真叫人难以置信。有许多人，手臂上受了轻伤，便倒地不起。但在战场上，敌人步步紧逼，这个被炸掉一只手臂的男孩仍然必须躲避敌人。此情此景让我明白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那一刻，我再也不去管自己的疼痛了，一点都不在意了。”

战后，他一直想保持自己发现的精神信仰。对他而言，这种精神信仰犹如珍宝。拥有这种精神信仰的凡夫俗子并不多。“凡夫俗子”，这是阿巴斯在谈及精神信仰时两度提到的词语，仿佛精神信仰是一种真正将人区别开来的分界线。当然，“凡夫俗子”未必不如他，但他们却介意阿巴斯并不介意的事，比如，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妇女必须戴面纱、围头巾，对此，阿巴斯毫不在意。

“《古兰经》教我们做事情要量力而为。所以，我尽自己的力量行事，他们尽他们的力量行事。”

他觉得自己应该加强这种精神感受，可以利用研究和奖学金达成这一目标。他自幼喜欢读书，所以他就去圣城库姆，注册了一门需研读五年的课程，结果他用三年就毕业了。这时，他已学识渊博，但认为自己在库姆并未获得当初所期待的东西。读书就是读书，他魂系梦萦的精神信仰则关乎个人，不是可以从书本中得到的。许多人空有满腹宗教学问，却根本没有精神信仰，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一两年后，外在世界给了他另一场考验。他爱上一个女孩，想和她结婚。他去求婚，她父母则表示，女孩是大学生，他也应该先读完大学再说。迈赫达德说，对阿巴斯而言，这简直是强人所难，因为在伊朗，没有高中文凭，根本上不了大学。阿巴斯十四岁起便投笔从戎，早就从那所著名的德黑兰高中辍学了。

但如今，阿巴斯对一个人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本能自有他的精神判断。他始终记得的是那个被炸掉一只手臂、失去半条命的男孩，依然拼命逃离敌军魔掌的模样，于是，阿巴斯重整旗鼓。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如今阿巴斯早已取得文凭，也上了大学。他的家人和女孩的家人正在筹办婚礼。

直到此刻，我才想起问他的家人。阿巴斯好像一直独来独往，看起来潇洒自在。

“父亲在德黑兰为一家公交公司工作。”

“做什么？”

“他只是最基层的工人。”

对伊朗的社会阶级十分敏感的迈赫达德问道：“是技工？”

他猜对了。后来，他说阿巴斯父亲任职的公司是家相当贫穷的公司。在这种公司当技工，是件苦差事，但这名技工居然将所有的孩子都教育得如此出色。现在，他有个孩子办工厂，一个孩子在大学当教授，小儿子则当工程师。所以，阿巴斯的家是革命成功的模范之一。

我很想知道，阿巴斯是如何发现自己有精神信仰的。

他说，一切都得从他的名字谈起。他一直很珍视自己的名字。在伊斯兰教史上出现的第一位阿巴斯是侯赛因的亲戚，也是他主要的指挥官。侯赛因是伟大的阿里的儿子，共有七十二名勇士在卡尔巴拉战争中和侯赛因一起战死，阿巴斯就是其中之一。就字面意思而言，这位阿巴斯是侯赛因的掌旗官。

所以，在穆哈兰姆血月纪念活动中，尽管阿巴斯年仅六岁，他也矢志不辜负自己的名字，想要在纪念活动的游行中掌旗。他是绝对不会将旗子掉到地上的，对他而言，让旗子掉在地上是亵渎圣物。

仅仅是这样？他父亲或其他人难道没教过他一些事情？他是不是还上过学？

他表示无法再做进一步解释了。他家只是在以平凡的方式信教，家里是有一些书，但都不是父亲的。

我问道：“如果没有爆发战争，你认为自己会怎么样？”

出版商的助理说：“这正是我们大家都想问的问题。如果不是战争，我们可能会费很大力气才能见到安拉，过程要长得多，甚至有些人最后可能都见不到安拉。”

阿巴斯说：“如果没有爆发战争，我会继续念书。我喜欢纯粹的物理学，它和哲学有关，都是研究物质。”

我对这点很感兴趣，因为它表明，即使在有严格要求的宗教中，精神信仰的感觉也可以引发奇迹，因而展开对科学和知识的追求。这很像我几年之前悟出的一个道理，在印度南部，二十世纪的两代人中，有一些婆罗门家族和古老仪式、禁忌的教会支持者，已开始使用高科技，以对神学的追求和好奇心开启智慧之旅。

我向阿巴斯提起了此事。

他或许听不懂，但他说（战场上那个被炸掉一只手臂的男孩的影像仍历历在目）：“我希望看到事物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原料为何物。我想知道事物的本质。”

出版社和街道上的灯再度亮了起来。此刻已过八点，我们从下午四点半起就一直待在出版社。出版商的助理已准备清理水果盘，并关上办公室大门；孩子们早就停止了街道上的嬉戏。在白天阳光尚未消失的时候，我透过窗户，看到孩子们在痛打一株法国梧桐，他们爬到树干上，将树枝拉了下来。

此刻，阿巴斯充满血丝的双眼变得十分友善。他说：“我说了许多不该说的事情。我一说起话来像个醉汉。”（这是我们回到饭店后迈赫达德最先做出的翻译，但他随即表示：“不行，这样说情感太强烈了，对阿巴斯不利。”他转而一想，说：“‘醉汉总是不知所云。我觉得自己也差不多。’这样的翻译就好多了。”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不同，但迈赫达德说：“第二句更温和。”）

出版商的助理在关灯，利用这新一轮的黑暗逐客。阿巴斯谈到他制作的两部一分钟影片，每部影片分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某人在雪地中踩出许多脚印，另外一人踩着他的脚印走，第三人刚开始时也跟着走，但随后有些踌躇，便转过身去，往另一个方向走，也在雪地上踩出许多脚印。第二部影片是，某人结婚了，然后一个农民在耕田，最后是一块麦田，只见麦浪滚滚。

迈赫达德说：“在伊朗，麦子是代代相传的象征。”

这些影片再清楚不过，或许连阿巴斯都不知道，在影片里，他已对自己的想法表露无遗：他是特立独行的人，他是重生的人。

在出租车上，迈赫达德说：“你注意到没？他一次都没有提到霍梅尼。”

我说：“当谈到库姆的时候，他说，有许多例子显示，宗教学习和精神信仰根本不能相协调。我很想多问问他这方面的事。”

迈赫达德认为这万万不可，他说这种想法有危险，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迈赫达德说：“对我而言，阿巴斯是真正的英雄，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他的行事风格无不透露出英雄气概。”

令迈赫达德记忆犹新的是，阿巴斯在二十五岁左右的时候还回到中学拿了文凭，为的是准备上大学，和女友结婚。

在一条街的墙上，我们看到几个斗大的英文单词，Faith no more，“不再有信仰”。迈赫达德说，这是一张美国重金属音乐的唱片名字。写这几个单词的人英文“不错”，所以把它们写得龙飞凤舞，恐怕只有波斯人才能看懂（就连迈赫达德的英文也糟得可以）。不论他说什么，我都认为这几个单词表达的是一种抗议。就如同伊朗帝国时代播出的流行音乐一样，你经常可以从公寓或出租车内听到传出的乐声。

接着，在一座公路桥的桥墩上有一块很大的涂鸦，上面用红绿两色的波斯文写道：烈士们说（红色字）：“自从我们离开后，你们都做了些什么？”（绿色字）迈赫达德说，这些话十分凶悍，但伊朗民兵有特权，他们可以在街上任意涂鸦，畅所欲言，没有人制止他们。

在饭店房间里——房间有一扇大窗户，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伊文监狱旁的灯，它们发出蓝光、白光和黄光，十分耀眼——我们将当晚的访谈重新整理。谈到阿巴斯的故事时，我问迈赫达德，如果革命没有爆发，阿巴斯和他的兄弟，就是那些机工的儿子有没有可能继续进步？革命真的会浪费人才吗？

迈赫达德说：“人就像船一样。”（阿巴斯在谈到战场上的“告别式”时，也用到船的意象，只是方式不同。）“一旦第一艘船前往某个方向，其他船就会尾随而去。这很像处决盗贼的行刑队。”（这是迈赫达德最近从军的记忆。）“行刑队开的第一枪很重要，因为其他队员会跟着第一枪开。他们一听到枪响，便跟着扣动扳机。这种事我看多了。比如，在游泳池，从军时，我是游泳池的救生员。来游泳的小男孩都很紧张，但只要第一位男孩跳进水中，其他男孩也会跟着跳，丝毫不考虑水有多深，或自己会不会游泳。大学里也是如此，某位教授教法糟糕，人人都知道他是很差的教授，但大家都没什么表示，等到某一天有学生首先站起来表示异议，就会一片混乱，因为全部学生都开始和老师作对。

“这就是我关于革命的感悟。我父母参加过四五次示威，却不知道为何参加，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父亲一点都不勇敢。现在你一问他，他就会说自己从未参加过示威，但我记得他参加过。我们家有许多书，其中有一本是彩色的，是经由国王出版、有关皇室的书，也是我姐姐从学校带回家的奖品。父亲——我说过他一点都不勇敢——将书撕烂，丢在垃圾筒里。他说：‘也许爆发革命后，他们不希望看到我们家有这种东西。’我说：‘才没有人会管你的家呢。’别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明明一清二白，却吓得如惊弓之鸟。别人有罪，但他可是清白的。”迈赫达德自认为是破除迷信者，但在遣词用字上十分“宗教”。

我说：“有些东西你还没有翻译，就是阿巴斯发问卷给打过仗的战士，要他们填写作战经验之前告诉他们的故事。”

“有两个朋友在前线。其中一个一天到晚都在谈他在城里的运动和工作，丝毫没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前线。另一个是教徒，他不想坐视自己的朋友和精神层面脱节，于是想尽办法，希望朋友少谈城市生活，多谈精神话题。最后，他在前线获得一个笔记本，他花了十天时间，将朋友的一切谈话都记录了下来。写到第十天的时候，他发现笔记本六十页全都记得满满的，于是将它拿给朋友看，并且告诉他；‘你看，这就是你十天以来的言谈，我将一切都记了下来，你读读看，看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好事、坏事，或毫无意义的事。’两天后，两位朋友再度见面。爱好运动的朋友将信教的朋友带到一个幽静隐秘的地方，然后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焚烧后的纸灰。他说：‘这是我的过去。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想再犯相同的过错。’过了一阵子，每当他想说自己的故事时，便会自行停止，并且高叫‘噢，算了吧’。后来他得到一个绰号，叫‘噢算了吧先生’。”

我说：“这则故事很吸引你。”

“阿巴斯说，每当他将这则故事说给打过仗的战士们听，他们就会笑。但是，后来他们一想到战争，想到自己的友谊，却都‘破笑为涕’。阿巴斯说，这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一则简单的故事可以激发他们填写有关战争经验的问卷，有时是很有效的。”

我说：“如今你对这则故事有何感想？”

“此刻没有。”

过了一会儿，他说：“这是伊朗的故事，谈的是两名士兵的感情。要对朋友讲他的缺点总是难事。这则故事的主旨是，终于有个人找到了告诉朋友缺点的方法。”

第七章　库姆：惩罚者

一九七九年八月，我到德黑兰的时候，革命的绞刑法官哈勒哈利是个明星似的人物。诚如阿里所说，伊斯兰教革命法庭几乎彻夜开庭。伊文监狱随时都有人被处决，每到夜晚时分，尸体就会由卡车穿过蓝色大门运走。

对于处决人犯，当局既没有隐瞒，也没有感到不安，有些革命官员甚至随时计算被处决的人数，通常，《德黑兰时报》会更新相关数字。刚开始，计算人数是为了彰显革命有多么仁慈，后来人数实在太多，才不得不停止。革命初期，官方还会为遭处决的人犯拍照——处决前和处决后都拍——处决后，尸体便赤裸裸地躺在停尸间的滑动平板上，人犯名字会从档案上消除。照片被摆在停尸间的大文件柜里，甚至还有人在街上叫卖。

伊斯兰教革命法庭的统治者哈勒哈利对新闻界持开放态度。他接受过许多次访谈，总是踌躇满志。我带着一名口译，前往库姆拜访他。时值斋月，库姆是阿亚图拉暂时隐居、斋戒祈祷的地方。八月的沙漠酷热异常，我们到了库姆后，还得等上五个多小时，一直到哈勒哈利礼拜完毕开斋为止。当时是晚上九点，我们发现，他正坐在他家走廊的地板上。在小庭院的中央，他的侍卫、仰慕他的伊朗人，和一对穿着非常正式的非洲夫妇（男的穿浅灰色衣服，女的穿雪纺外衣）在等候着，也都坐在地板上。

哈勒哈利脸色白净，秃头，身材矮小干瘪，穿着邋遢。或许因为身材矮小，他喜欢表现得像个小丑。他说的笑话都与处决人犯有关，让法庭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但由于职司绞刑，他也可能在开玩笑之际，突然板起脸孔，没来由地眉头深锁。

他来自西北的阿塞拜疆，自称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会牧羊。所以，照阿里的说法，哈勒哈利原来只是村童。对这种村童而言，五十年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念经学院，自己住间宿舍，吃公粮，拿很少的奖学金，如此而已。但是对于自己的童年，哈勒哈利几乎“无可奉告”，他只是笑道，他知道怎么砍下羊的头。这也像一则有关处决的笑话，在小小的法庭里，他处决羊的笑话。因为他从未学过如何处理或思考自己的经历，从未广泛涉猎书籍，所以他的大部分经历都消失得一干二净。或许正如他所说，在库姆学习了三十五年经学之后，他早已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不食人间烟火，满脑子除了法治还是法治。如今，革命让他有大义凛然之感，自命不凡。他关心的只是眼前自己的权威和声望，只是他刽子手的工作。

他说：“如今，一切都将由毛拉统治。我们的伊斯兰教共和国永垂不朽。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拥抱他们的列宁，我们继续走我们的霍梅尼路线。”

革命是流血与惩罚，宗教也是流血与惩罚。在哈勒哈利的内心，这两者似乎早已合而为一。

事实上，这两个有关血的概念倒很适用于革命的伊朗。担任我口译的贝赫扎德是共产党，他父亲也是。贝赫扎德现年二十四岁，拥有伊朗式的一切优雅，受过科学的教育，有社会抱负。他也有自己关于鲜血的梦想，他最崇拜的英雄是斯大林。贝赫扎德说：“斯大林在俄罗斯做什么，我们就该在伊朗做什么。我们也必须大开杀戒，大开杀戒。”

在月光下，我们穿过沙漠，返回德黑兰。路上，我们打开汽车上的收音机听广播。正在报道的新闻是，政府关闭自由派与非宗教性的报纸《未来报》。这则新闻让贝赫扎德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不论最高阶层的共产党说什么，也不论明年他们会如何，当晚贝赫扎德都知道，这场游戏结束了。

如今，事隔十六年，我认为自己该再到库姆走一趟，去看看哈勒哈利。如果可以，还能从他那儿听到一些回顾旧时代的新角度。在听到阿巴斯和阿里的某些观点后，我认为，自己在库姆的时候，应该找一个学生谈谈，也好知道这些在革命之后学习经学的学生是怎样的人。

因为迈赫达德认为我不应该去见哈勒哈利，所以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行动。去看哈勒哈利这件事情，或仅仅是有此意念，都易流于政治化，太过唐突，可能会有麻烦。事实上，我到处打探，也听到好多关于哈勒哈利不愿意被打扰的理由。革命当局很早之前就将他视为过时人物，目前他已退隐在家，更何况，他最近心脏还出了毛病。

尽管迈赫达德反对，我还是试探了一下，没想到传回来的居然是佳音。官方可能不鼓励这样的事情，但哈勒哈利还是被我们联络上了。他准备于某天上午十一点在家中见我，他家在库姆一条叫“库奇阿布夏”的小巷子里。要带我去找的是一名学生，他在库姆求学多年，此外，这名学生自己也想和我谈谈。我准备在库姆的马拉希图书馆和这名学生碰面。这座图书馆距离哈勒哈利的住处不远，应该很容易找，它很有名，在库姆几乎无人不知。

这项安排太复杂，有很多细节在其中。不过我经常旅行，知道如何把事情安排得更简单。所以前往库姆时，我是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的。

去库姆有条新路，经过霍梅尼圣陵，那座有圆形屋顶和灯饰的圣陵。司机卡姆兰曾载迈赫达德和我去过霍梅尼圣陵和烈士公墓，他讽刺地说：“你们又要去了？”

我们虽然置身沙漠，但发现有灌溉的地方就会有绿田，土地也很平坦。接着，我们到了真正的沙漠。那里的土地是红棕色的，十分贫瘠，甚至残破不堪。偶尔出现一排排龟裂的土丘，偶尔出现一排排低矮的山岩，某些地方的岩块已经外露，岩块底层也已变形，有许多裂纹。从车上望去，这场景十分奇特，但迈赫达德说：“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块很糟糕的土地，是一块盐地。”

在我们左手边很遥远的地方就是大盐湖。一九七九年，我的向导兼口译贝赫扎德说，“萨瓦克”经常从直升机上将人丢进湖里。如今，迈赫达德却告诉我，因为湖水盐分太高，所以任何东西都沉不下去。他进一步提及传闻中深藏在湖底的石油，说，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这块盐地所产的石油质量很差，伊朗的传闻则称，当地石油储量十分丰富，只是政府希望将这些石油储存起来。所以，尽管是盐地，而且十分贫瘠，它还是充满传奇，就像库姆一样。毫无疑问，这块土地的历史已经十分悠久，正如所有的圣地历史一般，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宗教。

现在，在左手边，我们偶尔可以看到通往库姆那条老旧、漫长而蜿蜒的道路。坚硬的土质已经变软，向外展开成一片平原；零落的草丛逐渐出现。远处一座高低起伏、参差不齐的山脉在强光中呈现紫棕色。在旷野中出现两三次的加油站，为沙漠带来了黑色的斑点。黑色的轮胎痕迹已被层层覆盖，黑色的油渍在空旷的地面上四处斑驳。

在当地右手边的一条路边，有一些诸如工厂厂棚的棚屋。它的出现，预示库姆已近在咫尺。不久之后，名闻遐迩的库姆圣陵就出现在眼前。上了色的砖房一望无际，圣陵的圆形屋顶和灯饰在砖房的上空。一九七九年，库姆只是个小镇，如今，在革命之后，库姆已扩大了三倍，人口也增加到一百五十万。

我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此处供水便利，绿意盎然，是沙漠的尽头，也是城镇的开始。

卡姆兰依旧用讽刺的语气说：“我们现在即将进入梵蒂冈。”

路边有一块很大的牌子，状似市政府“欢迎莅临本镇”之类的欢迎牌。可惜这块牌子丝毫没有任何欢迎之意。迈赫达德说，牌子上写的内容只会让人痛心疾首。上面用潦草的波斯文写道：“法律的全部实用哲学即管理。”所谓的“法律”意思是广义的“法学”，也是库姆重视的主要课程之一。迈赫达德说，因为波斯文的含义很多，所以牌子上写的句子也有很多种解释。比较客气的解释是“我们是根据学问和宗教在统治”，但其真正的意义是残暴的：“在库姆，我们就要统治你。”

革命爆发之后不久，伊朗人就在公民投票中支持伊斯兰教共和国。当时是一九七九年，伊斯兰教共和国的治理原则还尚未提出，但大部分伊朗人认为，他们只是把票投给了自由和正义。如今，伊斯兰教共和国的治理原则已经由学者制定，治理库姆的原则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伊斯兰教国家、领袖意识和效忠领袖等基本思想的某一层面，如今没有任何人置疑，哪怕是间接置疑。

后来又出现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用三种语言书写，口气较为温和。它介绍的是女圣徒“纯洁的玛苏米”的圣陵。玛苏米是第八位伊玛目的姐妹，广受人民爱戴。

现在，我们穿越沙漠，来到圣城，街上穿着黑色罩袍的女人格外让人印象深刻。她们十分活跃，似乎都独来独往，身材矮小。有些女人手拿罩袍遮住了脸，有些女人则用牙齿咬着罩袍下端，似乎都是想让自己三缄其口。她们不会令人想到库姆的女圣徒，只会令人想到服从的原则。

如果没有圣陵金碧辉煌的圆形屋顶，这座城市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偏偏库姆正好有。现在，我们进了城，开始看到一些学生，他们披着头巾，穿着各种颜色的紧身上衣和黑色长袍。出现在眼前的学生越来越多，可见库姆不单单是个沙漠城市，也不单单是个服装城市。

我们仿佛回到好几个世纪之前，有人利用电影和电脑设计，将我们带入马洛[1]的戏剧。我们开始在古老的街道上行走，怀抱古老的想法，回顾以颜色和服装为替代符号的古老学习观念（虽然已被取代，但奇怪的是，感觉仍十分熟悉：原来从伊斯兰教世界传入的学术思想片断，在一九五〇年的一个午后，我进入牛津大学时，依然幸存，我很快就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包括讲师和奖学金获得者的黑色长袍、一般学生的短袍）。

马拉希图书馆并不如我们听说的那样无人不知，我们几乎在一开始就像没头苍蝇似的被随意指引，到处乱跑，在新路上快速穿越沙漠，时间渐渐流逝，我们显然快赶不及与哈勒哈利的约会了。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图书馆，我也终于了解为什么必须大费周章才找得到这里。原来我们以为图书馆是个地标，所以到处问路，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一栋用棕色砖瓦盖起来的新建筑，拱门、窗户和装饰都有点过于伊斯兰化。图书馆并不大，也不显眼，正面上方有一串串彩色灯泡，下面的石墙上还贴着或新或旧的海报。一块大木板远远伸向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方，活像商业招牌。

我们将卡姆兰留在车上，自己去找带我们见哈勒哈利的人。此刻已过了十一点，哈勒哈利约我们见面的时间。

我们一穿过图书馆的拱门往里走，我就知道有麻烦了。

图书馆是马拉希建造的，他的坟墓在入馆之后的左侧。坟墓是铝制的绿色笼子，状似一个大鹦鹉笼（迈赫达德后来表示，用铝制造，是为了彰显现代化，本来常见的是用银制造）。尽管我们从拥挤的街道赶了过来，馆里也早已有一些需求迫切的人、病重的人，静静地倚靠在上面。旁边比大理石地板略高的是一块地，铺着地毯，许多人坐在上面，也有一些人正在祈祷。上方挂着一大张马拉希的彩色照片，面容十分苍老。

马拉希图书馆似乎也是马拉希的陵墓，有它本身忠实的信徒和理念。在大厅末端小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和这次见面一无所知，这点我倒是毫不惊讶。

我们被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里面的人同样对我们一无所知。他们又将我们从这间办公室带到马拉希儿子的办公室。

他——他父亲建的图书馆的馆长，他父亲陵墓的守墓人——身材高大，非常引人注目。他留着一大把黑色胡子，胡子中有两道灰色。他戴黑头巾，穿紧身上衣和长袍。他的办公室很气派，里面全是书、档案和文件。他说他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来意，更不知道学生和哈勒哈利。我说，我有哈勒哈利的地址，是库奇阿布夏小巷，我还将记在笔记上的地址拿给他看，深恐自己发音不对。他说，这根本不是地址，上面也没有门牌号。我说，这可能是条很短的巷子，那里的人一定都知道哈勒哈利的具体住址。

他全都听不进去。接下来他连珠炮似的发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你写过多少书？是哪一种？你帮哪家通讯社做事？你是来自SOAS的吧？”SOAS是什么，我也不懂。不论我说什么，他都深感不悦。他要我将名字和住址写下来。事后，他又变得非常有礼貌，就在迈赫达德出去打电话给德黑兰的朋友和埃马米——就是那个应该在图书馆等候我们的学生——的时候，他还请我坐了下来。

迈赫达德并没有出去多久。他回来的时候表示，埃马米会回我们电话。我想这大概是坏消息。但此刻的迈赫达德急着想安慰我，他说，我们不妨一边等埃马米，一边浏览图书馆的手稿。我们和哈勒哈利的见面已延误，但迈赫达德似乎不怎么在意。

当我们步上阶梯，走向手稿室的时候，迈赫达德说，我们进入图书馆馆长室的时候，馆长早就站起身来了。在伊朗，这是尊重的表示。如果馆长对我们一无所知，他为什么站起来？

手稿室的门被一根铁条锁着，里面鸦雀无声，古旧的家居中自有一种美。所以，在历经街上的忙乱、内心的紧张，以及楼下的重重阻挡之后，我们忽然又置身另外一个世界。

已到了十一点半，就算埃马米此刻赶到，我们与哈勒哈利的见面也会晚一个小时。我开始在心里取消这次见面。我想，就像楼下那些倚靠着铝笼、希望祈求已逝圣人治疗的人们一般，我能够在此处，在一个古老世界的平静气氛中享受半个小时，也不失好事一桩。这让我想起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会搜集一些属于同一时期的闲置作品。突然之间，负责引导我们参观、会说英语的向导被带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名穿紧身上衣和长袍的年轻教士。他个子矮小，双眉深锁，一语不发，带着我们一个柜子接一个柜子地参观，长袍的裙摆在他淡色的小拖鞋上方显得十分飘逸。最后，他领我们走出手稿室，将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然后，他照样一语不发，不表达任何善意地带我们参观图书馆其他部分：印刷图书室、保存室、消毒室和复印室。接着我们又参观了几个房间，里面的书林林总总，有关伊斯兰经学的书一望无际，在诸如库姆这种地方，伊斯兰经学总可以被煞费苦心地宣传。每套经学书都分装成许多本，装订方式统一而耀眼。因为套数实在太多，以致教人不禁怀疑：这些书的审订和校对工作到底能做到哪种程度？这些书到底是写给哪些读者看的？还是这些书根本就是某位广受尊敬的阿亚图拉的作品，被当作圣物在发行？是不是因为某个人的虔诚和捐赠，才得以印制和发行这些书？

因为参观的套书实在太多，又有这么一个阴沉的向导陪同，我终于建议停止。我认为我们参观的已经不少，不妨见好就收，原路返回去参观玛苏米圣陵，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再返回德黑兰。迈赫达德欣然同意。他觉得我们已引起太多人注意，我先前留下自己姓名和住址这件事，让他十分担心，认为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告别那名向导，走下两层楼，直到图书馆的门口，终于看到了那名学生埃马米。

埃马米年约三十，身形高瘦，神情自在而轻松，似乎浑然不知已让我们空等了一个小时。他没穿紧身上衣、长袍，更没戴头巾。他穿一条长裤，一件发亮的有图案的丝质白衬衫。对于自己刚刚人在何处，为什么没打电话，或为什么没有在一个小时前赶到，他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至少迈赫达德没有翻译。他只是既平静又柔和地说，他知道哈勒哈利住在哪儿，会带我们去。

我问起他的穿着。他说他有资格穿戴学生的紧身上衣、长袍和头巾，只是不喜欢罢了。他喜欢穿此刻这样的衣服，好显示他现代化的一面。他认为自己是现代人。

我们来到馆长室道别。那位戴着头巾、身形高大的男人虽然不失礼数，却难掩冷漠，他接待我们的工作总算结束。那张有我的名字和地址的白色便笺仍然留在他桌子上，在一堆文件和旧书的上面，看起来十分醒目，我理解了迈赫达德的忧虑。

在楼下，我们经过一群圣陵的访客，他们仍然坐在阿亚图拉马拉希照片下的地毯上祈祷，还有些人仍然将脸紧贴在坟墓的铝笼上。外面的街道车水马龙，阳光普照。我们走过一家店门敞开的书店。波斯文的书就摆在玻璃柜内，两名年龄很小、戴着头巾、穿着紧身上衣和长袍的学生正向书店老板购买一本简明教科书，他们表情兴奋，如获珍宝。或许这本书只是一本简单的问答书。此情此景有点像一个舞台，道具（有关古老知识的新书和书店）已经不像道具，倒是穿着戏服的演员（书店老板和学生）十分适合他们的角色。如果能够驻足观赏，领略这场景提供给观众的想象，一定非常美妙，可惜的是，我们和哈勒哈利的约会已经晚了一个小时。

阳光普照，我们在相隔不远的街道边，找到了卡姆兰和他的汽车。等我们一行人都坐进车之后，却发现车居然无法开动。

我们都在推车，连穿着发亮白衬衫的埃马米也照推不误。尽管车速非常缓慢，卡姆兰照样能显示他虐待汽车的本事。他会偶尔不加提示，就一口气将汽车朝人群中猛开，或直接将汽车推向众人。他有伊朗人的运气：没有人揍我们。如此这般前进了一百或一百五十米，汽车突然发动了起来。卡姆兰、迈赫达德和埃马米——不论怎么想，他都对哈勒哈利的住址没有绝对的把握——不断地问路，做着当天早上应该做的事。每个人都知道哈勒哈利住在哪儿，都说已经不远了，但还是需要寻找一番。

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一条很短的住宅街。那里有崭新的白色房子，四周有很高的伊朗式围墙。埃马米按下一户人家的门铃，没人回应，他又按第二家门铃，并且对着对讲机说了一些话。忽然，第一家的大门打开，一位老妇人（并未穿着库姆那种黑色罩袍，只是头上绑着一块淡色头巾）走过人行道，指了指第三家的房子。

埃马米按第三家的门铃，迈赫达德也跟着按，不久之后，一名男子来开门。这人并没穿制服，但迈赫达德注意到——后来才告诉我——这人腰间佩带手枪，被衬衣遮住了。他说，他不知道见面一事，不过，他会去问阿亚图拉，阿亚图拉正在看书。又过了一会儿，男人再度走出来说：“阿亚图拉正在等你们，从十一点就开始等了。”（一直到这天结束，迈赫达德才告诉我这点。）

我们穿过高高的大门，又看到一名警卫。他穿着一套墨绿色的长裤和衬衫，正是革命卫队队员的旧式制服。

经过一个小小的前院，走几步阶梯，就是一道走廊。我记得一九七九年到过类似的地方，但不确定是不是同一栋房子，因为周围的事物变化太大。一九七九年，哈勒哈利的房子坐落在城市边缘一条新街道旁边，两旁种有树苗，感觉沙漠近在咫尺。而这条巷子看起来位于城市深处。

我们脱掉鞋，进入接待室。右手边是一间书房，房里有几排书架，上面摆有一套套的书。左手边是客厅，一个很正式的地方，里面除了铺有几块地毯外，几乎空空如也。墙壁呈淡淡的灰绿色，在一面墙上，几块绿色条纹的长方形垫子遮住了几套嵌在墙内的暖气装置。地毯上一块薄薄的坐垫，让我有种奇异的亲切感，阿亚图拉先前可能坐在上面休息（或等待我们）。房间的另一边有四五张带扶手的椅子，其中一张椅子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块蕾丝边的桌垫，上面有三四支牙签。毫无疑问，这是一家之主的位置。我们按门铃的时候，阿亚图拉一定在此处看书。

在那面有暖气装备的墙上，挂着一块盘绕妥当、随时可以戴上的黑色头巾，它看起来有点单薄，质地拙劣，头巾上方则是阿亚图拉和霍梅尼的合照。照片都高挂在墙上，或许是为了避免被偷，不太容易看得真切。其中一张黑白照片是趁照片中人不注意时拍的，上面是哈勒哈利和霍梅尼，他们两人都戴头巾、穿长袍，眉头深锁，在一辆汽车后面的雪地中意志坚定地走着。毫无疑问，这是一处街景。哈勒哈利的长袍深可及膝，凸显出他的肚子，却未凸显出他矮小的身材。事实上，在霍梅尼身边行走，他看起来并未矮多少。左手边还有一张团体照，照片上是霍梅尼、霍梅尼的儿子和哈勒哈利。哈勒哈利曾教过霍梅尼的儿子，他也颇以自己有过这份殊荣而自豪。旁边是霍梅尼和哈勒哈利的合照，这次他俩都笑了：照片右边的霍梅尼斜躺在一张长椅上，哈勒哈利从左边靠向霍梅尼，仿佛有什么企图。哈勒哈利戴头巾、穿长袍，还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他的黑色长袍，好像一双保护的翅膀，覆盖在霍梅尼上方，在照片左侧占据了很大空间。这张照片对焦不准，也没冲洗好：霍梅尼的椅子上还出现一种蓝白色的光圈。这是一张令人不安的照片：哈勒哈利在引主人发笑。这是我看过霍梅尼笑的唯一照片。笑容改变了相貌，强调了感官功能。

人们说，哈勒哈利如今什么都没了，当局早就将他踢到一边。墙上的照片似乎在证明他从前也一度大权在握，证明他曾多么接近革命领袖霍梅尼。但如今，墙上的照片或许也可以另有所指：一些在革命时代忙翻天的人物，尽管在公开场合眉头深锁，私下却可以窃笑不已。

现在他进来了，出现在门口，赤脚，穿一身简单的白衣服，仿佛一位苦修者，行动非常缓慢。一件短袖白上衣，胸口以下的部分都被汗水浸透，下面是一件宽松的白色裤子。他一步一步地走了进来。他身材十分矮小，没戴头巾，头发全没了，有一张娃娃脸，头垂得低至胸口，一双原本健康的眼睛如今似乎随时都可能淌下泪水，仿佛他在刻意夸张他的现况，需要博得人们的同情。

他请我坐在椅子上，他则坐在我旁边。我们中间隔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摆着蕾丝边的桌垫和几个牙签。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我真正希望听到的是他担任法官期间的工作，他对革命的看法。但我不知道如何将话题引到这上面来。我想利用迂回的方式，先谈他的童年生活，再慢慢带到正题上。但和一九七九年的时候一样，他不想谈自己的生活。

他说，如果我们从如此久远的时候说起，他恐怕聊不了几句就疲倦了。他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如果不是因为他坐在椅子上不舒服，就是因为他很不喜欢我提出的问题，总而言之，他从我旁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坐到了地毯的坐垫上。

我问他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名革命党人。他说，从有知觉开始，他就一直是革命党人，一直都痛恨国王。

几名服务生用小玻璃杯端茶进来，随后也坐了下来，听我们谈话。我想，他们也喜欢在工作之余有点时间休息。

哈勒哈利忽然表现得十分客套。他说，他从尼赫鲁身上学到许多。他这么说，意在向我表示礼貌，因为他以为我来自印度。他特别喜欢尼赫鲁写的《世界史面面观》。这本书有波斯文译本，厚达三册。我提醒他我对一九七九年西撒哈拉独立运动的兴趣，并向他请教：今天发生革命的社会未来命运又将如何？他的回答，用迈赫达德的翻译是：“真实终将胜利。”

真实，对他而言，就是真理。真实就是要用来对抗虚伪的制度，对抗虚假的神明，对抗一切欺诈不实的行为。尽管如此，要让他具体地谈一谈，还是难如登天。他将一切事物都说得十分抽象。身为阿亚图拉，这简直是他的天赋，让我不禁目瞪口呆，一时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来，但他似乎很高兴。当他用他那种阿亚图拉的方式谈论真实和虚伪的时候，他的眼睛——那双刚进门的时候几乎要落下泪来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光芒四射：让人想到他昔日的胡作非为，想到他在一九七九年的种种表现。

他问我：“你要去见蒙塔泽里[2]？”

我答道：“我想不会。”

迈赫达德将我的话翻译给他听，哈勒哈利看了看他说：“他应该去看看。”

迈赫达德正色，对我如实翻译。一直到后来，我将听到的一切拼凑起来，才知道这个有关蒙塔泽里的问题其实是一道政治问题，甚至可能是哈勒哈利的企图之一，他希望我站在他那一边。在革命初期，哈勒哈利和蒙塔泽里都是精英，后者甚至曾经坐过霍梅尼手下第二把交椅，两人都因为狠毒而声名大噪。哈勒哈利是绞刑法官，而身为霍梅尼的手下，甚至一度比他的主人更热衷革命。当霍梅尼说，革命应该以年轻人为主，超过四十岁的老人百无一用的时候，蒙塔泽里说得更绝情。他说，发养老金根本没有用，老树本来就该砍掉。这番话人们至今依然记得。哈勒哈利和蒙塔泽里如今都被下一代掌权者丢弃在一边，两人已噤若寒蝉，不会对别人造成任何威胁。

但凡此种种，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当哈勒哈利问我要不要去看蒙塔泽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用意，搭不上腔，这点一定让他大失所望。相反地，我问他，刚刚我们在门口的时候，接我们进来的警卫说，他正在看书。我问他，他看的是不是宗教书。

他说，他只是在看报而已。他用他那副演说家的态度说：“世界并不是驻足不动的，总是有新事物出现，这正是我经常看报的原因。”

他的遣词用字并没有多大意义。这些话对他不构成负担，反而有助于他来评判我。他坐在地毯的垫子上，尽管头微微低垂，双眼却不时向上注视着我。我也注意到，尽管一直扯着虚无缥缈的事情，他还是能不时对我展开反调查。问我有多大，有没有子女，我说没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如果我有子女，就没有时间做我的工作了。他说，许多波斯作家育有一百名子女，却也写了一百本书。问我写了多少书，靠写书能生活吗？波斯作家光凭写书是很难生活的。他问我为哪一家通讯社工作，我信什么宗教，还问起印度和克什米尔，但我说什么他却没有注意。

他对我感到很不悦。他习惯的是另一种访谈，一种更政治化、更直接的访谈，或许这种访谈能更引人注目。他不知道我的目的为何。或许我自己也迷失了方向，先前在马拉希图书馆遭受的灾难让我过于谨慎。

如果我一开始直接问他，身为革命的绞刑法官有何感想，或许情况会好得多。但我不想问得这么露骨，我认为，如果我这么问，他可能会毫不保留地给我一套标准化答案，或产生敌意。如此一来，结局便可想而知。我应该问他墙上照片的问题。既然我对照片很感兴趣，照片对他而言也很重要，那么他也许可以谈谈照片的事。如此这般谈下去，就很可能谈到别的事情。但这一有关照片的构想是我几周之后，准备做笔记时才想到的。

我继续摸索，问他如今对革命有何看法。他说了好一会儿，显然是一大堆没有意义的字句，迈赫达德做了很简短的翻译，他说他已做了开场白。多少的开场白？百分之三十。我看到了开头，他一定看到了以后。因为，我还来不及问那剩余的百分之七十，他就说他累了。在谈话之际，他还闪闪发光的双眼此刻又恢复呆滞，变得空虚而忧伤。他的头垂了下来，下巴贴在前胸，缓缓站起身来，短袖紧身外衣的前胸和后背都淌着汗水，一步步地走回侧屋。

访谈结束。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没有车。卡姆兰去找修车厂，修理他的点火装备。他原先说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回来，结果却不是这样，我们只好继续等。等到正午的时候，巷子外面实在太热了。所以，埃马米、迈赫达德和我便与哈勒哈利的侍卫一起，坐在他的接待室聊起天来。

和埃马米谈话是我到库姆的目的之一。我希望对现在前往库姆当学生的人多一些了解。埃马米当了十四年的学生，从十六岁开始就在德黑兰经学院学习，后来因为获得一名阿亚图拉的接纳，即迁往库姆。埃马米如今已经结婚，育有一个两岁的儿子。阿亚图拉给他的奖学金是每个月两千图曼，约合五十美元。他自己也教书，翻译阿拉伯语，赚些外快，这种生活并不轻松。库姆到处尘土飞扬，天气又十分炎热。埃马米可以忍受，是因为他从小就想当一名信仰的宣传者。他说，自己并不是典型的学生，典型的学生是穷人家子弟，希望到库姆寻找免费的粮食和住宿。埃马米的父亲是商人，他家是中产阶级。

但是，埃马米的书要念到什么时候？必须等到什么时候他才可以踏入社会？埃马米说，事情并非如此。有些人可以做五十年学生。霍梅尼说过，他每天都在学习，但那并不足以解释运动可能对教士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人们是如何崭露头角的？他说，人们崭露头角，是因为他们的学识和人格。学无止境，在马拉希图书馆有一套又一套的书，尽是些关于神学、哲学和法学的评论，或评论的评论。埃马米的意思可以从这些书中看出来。人们也可能因为能够做出新鲜而有趣的评论而崭露头角。比如，霍梅尼就因为发表过一项声明而受人关注。他说，只要输赢没有赌注，下棋就不违法。这一声明，库姆的百姓至今仍津津乐道。

埃马米说，他自己并没有名气。他对自己过去的身份，即做信仰的士兵，做一名宣传者，感到很满足，那就是他的职业。他不富有，但他不在乎，他对吃并不讲究。我说，我认为他这么说，未免太沉重了些。我不认为他贫穷，他的身材很棒，一定在练习某项运动。他莞尔笑道，他每天早上都做运动。

从埃马米口中再也打听不到什么了。他对职业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也足够说明他学生一做就是十四年的原因。他不能超脱自己，去思考内在的生命和动机。了解规则就会让生活简化。埃马米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信仰和革命要求的正是如此，每天的报纸传达的讯息也是如此。

我们在阿亚图拉的接待室聊了半个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在阿亚图拉的头巾和照片下，我们一面聊天，一面等卡姆兰，听外面是否有汽车停下来的声音，并且不时出去查看。最后，哈勒哈利再度走了进来，他行动缓慢，表情哀伤，宽松的上衣自胸部以下都湿透了。迈赫达德向他解释汽车和司机的事情。哈勒哈利问我们要不要吃点面包和奶酪，波斯面包和波斯奶酪。

在我看来，这个主意很妙：因为我可能有机会以另一种方式和阿亚图拉聊起来。但迈赫达德很坚决地说，所谓请我们吃面包和奶酪，其实只是客套话，实情是，阿亚图拉在下逐客令。

我们只好起身道别。哈勒哈利说，如果我们想再见他，必须另外约时间。时间是下周的星期四，就是他不教书的时候。这次我们必须守时。他的苦瓜脸因为有怒意而开始变色。另外，我们还得记笔记。毕竟没有任何人可以过耳不忘。光是空谈，不做笔记，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我们一直在和他开玩笑。我说，我确实在做笔记，只是没当场做罢了。我认为我们先前的谈话并不值得做笔记。他的怒气逐渐消退，说，下周见，事前再通过电话联络。他给我们他的电话号码，还指着一名侍卫说，他会接电话。

我开始觉得，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有事拖延太久，如果情况略为好转，哈勒哈利其实并不在意多聊聊。可惜，大好良机和我们擦身而过。我们经过走廊，穿上鞋，走出高墙中的大门，然后穿过街道，走到附近角落的一块阴凉处，站在那里等卡姆兰。

迈赫达德说：“你看到枪了吗？”

埃马米说：“他现在有许多敌人。”

迈赫达德说：“他们彼此之间都像敌人。旧时代的人和新时代的人。他向你打听蒙塔泽里的事。我劝你不要去见，那是死路一条。”

他的话带着真正的恐惧，我使出浑身解数安慰他。

我说：“这些人如今都已经失势，又十分衰老，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什么危险。”

他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连死人都具有危险性。”

站在哈勒哈利家的对面，我想，就算我下星期四来，就算有人记得下星期四还有一次见面，我能看到的会比今天下午看到的多多少？一名革命执法人员，如今已久病缠身，坐在他的照片下方，照片中的他比他自己知道的更恶毒，更让人感到不快。身边有几名带枪的侍卫，其中一名侍卫穿着革命初期的墨绿色制服，看起来好像旧衣服。

一九七九年就有侍卫。我仍然记得，一九七九年八月，在某个漫长的白日即将过去之时，沙漠的落日余晖照在我们所有人的四周。在一条正在修建的巷子中，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佩着枪，站在一间开放房屋低矮的大门前。革命仍然是全国范围内的，侍卫的主要工作就是搜查。如今，哈勒哈利仍然需要高墙，需要带枪侍卫。

迈赫达德出人意料地说：“他说自己很疲倦了，这是相当不错的。伊朗人通常不会这么说，他们不会如此开放。他很老，但相当聪明。”

我们在角落的阴凉处等候。迈赫达德认为，我们应该走到可以叫出租车的地方，和埃马米一起做些该做的事，并且做好安排，四点三十分在库姆一座著名的桥上等卡姆兰，把这个口信留给哈勒哈利的侍卫。我们又按了按哈勒哈利的门铃，出来的侍卫很高大，蓄着胡子，并不介意我们再度打扰。

我们开始在耀眼的白色街道上行走。埃马米一面当我们的向导，一面解释库姆的哲学课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太多老旧的哲学，与现代事务格格不入；教师的思想，都来自远古的哲学家，如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等人，许多还是错误的。批判库姆倒是当局许可的事。埃马米尽管以现代人自许，穿着也时髦，却并不叛逆。

走了几分钟后，仿佛在梦中似的，我们看到卡姆兰的汽车沿着空旷的白色街道向我们开来。汽车的点火装置出了问题。他一个修车厂接一个修车厂、一家汽车店接一家汽车店地去找，希望找到新的点火装置。

现在我们不需要走路了。埃马米希望我们大家去他家吃午饭。他很坚持，迈赫达德同意了。我们在尘土遍地的街上停了两三次车，买一些水果和其他食物当午饭。天气非常炎热，万物似乎静止不动。埃马米说，库姆约有两万五千名学生，他指那间供外国学生居住的招待所给我们看。外国学生主要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欧洲人非常少，还有很多阿拉伯人。过了一会儿，好像是在为这座城市的遍地尘土道歉似的，他说是阿拉伯人将这座城市弄成了这个样子。他说话的态度很平静，没有恶意，就好像在述说每个人都会接受的事实：他总是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和伊朗人谈论阿拉伯人带来的不安。阿拉伯人是他们的征服者，也是他们宗教的给予者。

我们经过霍梅尼的房子，这是他在库姆当老师的时候住的房子。房子位于一条繁忙街道的转弯处，一名警察正在监视交通情况。当年霍梅尼住在这里的时候，街道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拥挤。房子很矮，一点都不气派，颜色和尘土相去不远，有一部分被街道的墙壁遮住。但伊朗的房子大抵如此，空白而几乎毫不显眼的墙壁里往往别有洞天，庭院内日影绰绰，明灭宜人，能让人一时忘却墙外街道上熙来攘往的喧哗。

埃马米就住在这个不断扩展的城市边缘。他住的地方是新开发区，似乎一开始就处于沙尘之中。街道尚未铺好，我们在碎石上颠簸了好一会儿，我不禁为卡姆兰刚修好的汽车担心起来，最后我们终于停下了车。街上有一两块塑料，还有一个空包裹嵌在破碎的砖块和石块中，十足无人管理的模样。在埃马米家空白大门的后面还有个小庭院：那儿有树荫（走过未铺好的街道后，通常都会遇到树荫），走几步路穿过庭院，就到了埃马米租来的两个房间。这是他最近四年住的地方。

用混凝土建造的前屋除了一面墙上有几架子书外，空无一物。埃马米向邻居借来一把椅子给我坐。他的房间空空如也——与其说这位只关心宣传宗教的学生贫穷，不如说他生活朴素——迈赫达德大吃一惊之余，也记起笔记来。书架上有好几套神学、哲学和法理学的书，其中有五本（封面是奶油色和绿色）是霍梅尼谈论法理学的大作，讨论内容包括购买与销售的所有层面（我直到此时才知道）。哲学书包括罗素《哲学问题》的波斯文译本（罗素的后人无法拿到版税，因为伊朗并未参加国际版权组织）。埃马米说，像他这样的学生所使用的书是不同的基金会出版的，价格十分合理，但图书馆仍然会从他得自阿亚图拉的奖学金中拿走一大部分。

现在，埃马米在他自己的住处成为我们的主人，变得十分大方有礼。我们先前听说他有个两岁大的儿子，此刻正在睡觉，否则，埃马米说，他一定会来和我们玩儿。埃马米忙进忙出，但丝毫未怠慢迈赫达德、卡姆兰和我。他的妻子在后院，我们看不到，在他的指示下，妻子在做煎蛋和西红柿，这是他和迈赫达德提议要给大家吃的，另外还为我准备了波斯面包和白奶酪（从丹麦进口的）。

埃马米带了一块油布进来，铺在地板上。迈赫达德说，油布非常神圣，因为面包被包裹在里面。油布必须清洗得很干净，摆在高处。随后，埃马米拿一些诸如碟子的东西进来，不时停下来和我们交谈。他跪坐着，臀部放在脚跟上，强而有力的双腿拉扯着裤子，银色的衬衫显示出他经过训练的肩膀和平坦的腹部。当我们开始吃东西的时候，他再度谈到，如今的他感到很满足，正在从事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宣传宗教。

我问他知不知道，有些报道指出一些年轻人已丧失信仰。他说，这根本不是秘密，“我们的敌人知道我们的弱点”。

有人轻轻敲门，似乎不想制造太大的干扰。埃马米始终未露面的妻子这次不是拿食物进来，而是抱儿子进来。刚睡醒的儿子十分安静，模样舒适，尽管有些摇晃，他仍是一脸睡意。

吃完煎蛋和西红柿后，我们开始吃西瓜。我问埃马米，他先前说的敌人是谁。他说是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想消灭伊斯兰教。他说这些话时和颜悦色，和说其他事情的表情一样。

午饭终于吃完，碗碟已收拾干净。埃马米小心翼翼地折叠油布，他先将四个角拎起来，折了两折，再拿到外面，然后将儿子抱还妻子，接下来——一切可能使我们分神的事物都打点好后——他和卡姆兰开始谈话。他们谈到了战争。埃马米说，战争最后一年，他去了前线宣扬伊斯兰教。多久去一次？他说一共去了四次，四次的时间加起来共有两三个月。他发表过几场演说，卡姆兰问道，宣教者们是不是仅仅发表演说，埃马米否定了这点。据他所知，有些宣教者真的会参与作战，但他自己没有打过仗。对他而言，战争是一次精神上的历险。

他很满足，但他知道自己做的并不够。他家距离教书的学校很远，每天的来来回回，以及做一些家事，就占据他不少时间。但他最近有了一辆自行车，对他帮助很大。

吃完午饭，埃马米希望带我们去一座经学院。我们准备道别，却发现连说再见的对象也没有。埃马米的妻子没有出现，儿子也早就被抱走了。我们只好在无人送别，也无须辞行的情况下，径自步入小庭院，来到那条满是碎石的荒凉街道上。我们驱车开往市中心，开往埃马米心中所想的那座经学院。校长不在，警卫无法准许我们四处参观，于是，埃马米要卡姆兰开往另一座经学院。这是一座有黄色砖瓦的现代化建筑，坐落在一条宽广的街道旁边。街道两边有树木和一条水道。从水道之上的庭院处，来了一些学生，他们全穿戴着长袍、紧身上衣和头巾来上课，有些甚至骑摩托车来上学。他们看起来十分干净、健康，一言以蔽之，就是很富裕。此时，埃马米回来了，他已见过校长，于是我们可以四处参观。

我们在大厅的入口处脱鞋，并将鞋子放在一个很大的鞋架里。我们走过固定好的地毯，踏上地板。学生们一直源源不断地进来。有些学生在脱鞋之前，会在饮水机处喝水。不一会儿就来了一大群，他们并未谈话，有些看起来好像很焦虑。学生们穿着袜子，步上铺着地毯的宽阔阶梯，唯一发出声音的是他们穿的衣服。在阶梯上方铺着地毯的空旷处，一些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正坐在地板上补考。让他们坐在此处补考示众，自然有惩戒的意味。学生们没有书桌，也没有写字板，写字的姿态千奇百怪。有人索性盘起双腿坐着，上身向前趴，整个身体拉得长长的，就在地板上写了起来。

校长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戴着头巾，胡子染过色，十分醒目，有一种古老的智慧。他在小小的办公室里介绍三位讲师给我们认识。这三位讲师并肩坐着，非常正式。一位讲师教基督教教义（也能说英语），一位教伊斯兰教教派，另一位教伊斯兰教神学。迈赫达德说，所谓“神学”，并不是原来那个阿拉伯文的正确翻译。于是，迈赫达德和三位讲师开始了唇枪舌剑，校长在一旁和蔼可亲地观战。迈赫达德说，这个主题是分析与先知穆罕默德有关的一切传统：某些古老的学问代代相传，加上后人反复评论，变得根深蒂固，或许有人认为这是真正的传统，也或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因为这些可以拿来制定或挑战法律，所以还是很重要。

校长带领我们去参观他的新学院。新学院美轮美奂，富丽堂皇。演讲室的桌椅都是崭新的，非常坚固。在图书馆，新书一排排地成套排列着，书架旁边的地板上坐满了学生。

较低的楼层就是校长实行特别计划所用的。每个房间都有一名学者负责一项特别计划。一间接一间地参观完演讲室之后，我觉得自己实在没有气力继续参观特别计划室了。迈赫达德翻译我的话时，可能将语气缓和了许多，因为校长似乎并不在意。

他推开走廊的第一扇门，我们很惊讶，里面有位学者，正裹着毯子、枕着枕头在休息。地板、桌子和架子上，到处都是书和纸条。校长说，房间里的这位学者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我后来在德黑兰和人谈起，果真如此）。这位历史学家似乎受了惊吓，赶紧抓起他的白色头巾，套在头上。他是中年人，甚至可以说是老年人。他快速起身，抓起棕色的毯子裹在身上，然后低着头，来到门边。他有一张美好、年迈的脸，淡棕色的皮肤非常平滑。他用棕色毯子裹住身体，正如街上的妇人用黑色罩袍遮住下巴。

校长说，这位历史学家正在写一本书，叫《世界政治史》。

历史学家很快从他的惶恐中回过神来，对我说：“你知不知道有本书，谈甘地和伊斯兰教的？”

我一本也不知道，但为了鼓励他，我说：“这是很有趣的主题。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先呼吁甘地前往南非的就是一位印度伊斯兰教商人。所以，可以说，是他让甘地展开他的政治生涯的。”

历史学家没注意我在说什么，只是说：“把这本书寄给我。”他后退一两步，从一堆书的顶端拿了一张纸，说：“在这上面，将我的名字和地址记下来，将书寄给我。”

我说，他或许可以联络印度驻德黑兰大使馆，让大使馆提供一些意见。

他显然没听进去。他再度走近门口，说道：“将这个留作纪念，当礼物。你知道，我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也研究过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的作品。我认为，就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将美国当作他们的第一偶像之际，也将印度当成了第二偶像。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印度这顶皇冠是被一位犹太人交给英国的，此人是迪斯雷利。这一史实广为人知，但实情并非如此。英国人的剑是犹太人在印度为他们打磨锋利的。我非常担心，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会再度伤害印度，再度杀害甘地，再度流放他的思想。”

正在为我翻译的迈赫达德突然中断，问我：“甘地曾被流放？”

我说：“或许他只是象征性地说说罢了。”

在迈赫达德和我交谈之际，历史学家拉了拉他的毯子和帽子，很有礼貌地退后几步，等到我们交谈完毕，他又走上前来，似乎意犹未尽。但我们决定离去，让历史学家好好休息。尽管校长的态度十分和善，听到我们要离开，他也显然如释重负。

我们去了玛苏米圣陵。一说起事情就愤世嫉俗的卡姆兰，那天早上一起程就开始抱怨。他一分钱都没有放进奉献箱，没有做他应该做的，去奉献一些东西。这就是他汽车的点火装置会出问题，害得他到处找修车厂的原因。现在，他似乎准备尽可能地表现，在圣陵外面街上的一个奉献箱口塞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旧钞票。好像光这么做还不够似的，当我们到圣陵的庭院时，他又离开我们，进去祈祷。

当卡姆兰这么做的时候，一个男人将迈赫达德拉到一旁，打探我的身份。他问道：“他是伊斯兰教教徒吗？”（很可能是因为我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会让人联想到香蕉共和国[3]的帽子。）迈赫达德不想惹是生非，只好回答是。那个男人很满意。但麻烦还是可能发生的。一般来说，圣陵是清真寺，非伊斯兰教教徒不应该来到此地，就连到庭院都不行。一九七九年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对这种规定提出质疑。我的向导兼口译贝赫扎德带着我到处跑。自从那个男人打探我的身份之后，我在庭院中也感到不自在。四处都是革命卫队队员，我可不想遭人驱赶。

我们并未停留太久。卡姆兰从明亮的圣陵走出来后，我们就出发前往德黑兰，又圆又红的太阳正往盐地岩石的后方下沉。当我们距离德黑兰不远的时候，卡姆兰开始谈论起埃马米和他的前线之行。卡姆兰说：“他们，就是那些教士，根本不了解战争的真谛。假定我们认为，埃马米上过前线六次好了。两天去，两天回来。他一共有二十四天是在赶路，其余时间他用来鼓舞别人去作战。他只是在演讲，只是在做他自己的工作。”我们越来越接近德黑兰，卡姆兰对埃马米的批评也越来越不客气。他说：“埃马米现在混得可好了，住在他那座小公寓里，不管他称之为什么，他都是自己一个人住。我还得和我父母住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霍梅尼圣陵的灯光开始出现在眼前，卡姆兰提到他跑了一整天的路，应该拿多少工资的问题。我以为迈赫达德事前早就和他谈妥，但迈赫达德此刻表示，他们并没有，并且用英语告诉我：“这种事最好心平气和地谈。”

迈赫达德用波斯语对卡姆兰说了什么。卡姆兰并未回答，反而打开车顶上的灯，卷起左手的袖子，举起前臂，展露手臂上一条很长且突出的弹片伤疤。

迈赫达德用英语告诉我：“我们必须好好处理这件事。”

我们计算了好一会儿，将里程数和时间都计算在内，得到一个不小的数目，再将零头去掉。如今，霍梅尼的圣陵已在我们背后，迈赫达德并未透露我们算出来的数字。等到德黑兰的灯火映在眼前，他才将数字告诉卡姆兰，卡姆兰立刻接受了。我数了数钞票，然后将钞票放进信封里。迈赫达德将信封交给卡姆兰，卡姆兰将信封放在仪表板上，再也没提钱的事。

[1]英国诗人、剧作家。

[2]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人之一、伊朗著名宗教人物。

[3]对经济体系单一、政府不民主或不稳定的国家的贬称。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家。

第八章　癌症

迈赫达德有个朋友，叫费尔敦。费尔敦二十岁出头，和迈赫达德一样，曾在空军服役。他每到周末就回德黑兰的家。费尔敦又高又瘦，有一张尖脸。他的英语（和迈赫达德一样，都是在伊朗学的）很流利，一旦开口，再复杂的句子也能说上几句。费尔敦在伊朗革命的孤立环境中成长，很喜欢和人讨论书、思想和哲学。

我和他讨论过一次。事后，当我们谈别的事情的时候，我无意间告诉迈赫达德，费尔敦是个信徒。我的意思只是，他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宗教”这个词对迈赫达德来说显然十分刺耳。几天之后，我们开车去德黑兰，他旧事重提。有些事情我认为可以等到了他家再详谈也不迟，这就是其中一件。

下午，我们到了他家，时间已经很晚。他母亲看到我们，吓了一跳。我们进入接待室，可以从一扇打开的门看到一个侧屋，他母亲就躺在侧屋的床上。她知道我们要来，只是可能算错了时间，一边起身，一边准备下床。她头发稀少，一直咬着雪纺头巾下摆。尽管可能只有四十几岁，又矮又胖的她却十足家庭主妇的模样，非常和蔼，她来自西北部，目光很温柔。

迈赫达德的父亲也在家，等待儿子介绍他和客人认识。这位父亲个子很高，肤色比妻子黑，却和儿子一样好看，只是身体比较衰弱，我想他的体力必定很差，或许还在疗养中。儿子两度提到父亲不是勇敢的人，是个永远在寻求安全的人，永远跟着群众跑（他曾经悬挂国王的照片，如今撕毁女儿的书——女儿从学校带回家的奖品——只因为书中有这张照片）。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儿子口中不勇敢的人。事实上，在革命革掉了他在银行的金饭碗之后，他却证明了自己的足智多谋。他重整旗鼓，小本经营，做起一些小买卖，居然足够让全家人在德黑兰市郊过起中产阶级的生活。可惜的是，一个人维持日常生活所历经的艰难，在子女眼中却十分稀松平常。

客厅很大，地毯一块接一块地铺盖在地板上，像某种波斯图画，呈现各种图案和颜色，将地板覆盖，摆着花和水果的餐桌就在客厅角落。我和迈赫达德坐在这张餐桌上谈话，直到晚饭时间。

迈赫达德说：“你说‘信徒’是什么意思？我不认同你使用这个词。你说费尔敦是信徒，他却自认为是异教徒。”

我问：“他说的‘异教徒’是什么意思？”

“异教徒就是不隶属公共宗教的人。在这里，我们多的是方法，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信徒。第一，是他们的外观、胡子。伊斯兰教规定，男人必须蓄胡子。如何刮胡子、剪胡子，都有特殊规定。你能用剪刀剪，但不能用刀片刮。”

“这是《古兰经》规定的？”

“不是，是圣训《穆罕默德言行录》，即和穆罕默德有关的传统。”

“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听说过这些圣训吗？”

“听说过。但革命之后，知道圣训的人越来越多。我听说有些人在求职的时候，为了寄照片，还特地蓄了胡子。此外，还有其他规定。蓄的胡子不能太长，以免喝水时弄湿。这也是圣训之一。所有这些规定都写在Bahar－al－Anvar和其他有关圣训的书上面。从前教徒都留长发，现在不留了。”

“为什么？”

“没人知道为什么。还有别的圣训，但知道的人不多。如果你低头礼拜，你的额头必须触碰一块取自圣地的泥土，甚至在库姆，他们也制作了许多这种圣土块。过了一阵子，你的额头会因为触碰圣土而变成黑色或其他颜色。他们自称每天礼拜五次，有时候，在晚上还有特别的礼拜。这种晚礼，触碰圣土的机会很多。”

在库姆的时候，迈赫达德曾指埃马米为例向我解释。埃马米的额头中央比较黑，就像他公寓光秃的混凝土前屋，这点可以看出埃马米虔诚的一面。但在寻找这种特征之前，你必须对这种习惯有所了解。一旦了解了，你就很容易看出端倪。有些虔诚的人额头上有类似烧焦的疤痕，那是因为他们在礼拜时会先将圣土块加热。

迈赫达德说：“还有其他的。信徒会把玫瑰香水撒在身上。他们要闻香水的味道，特别是在穆哈兰姆月期间。”这是什叶派信徒的哀悼月。“因为外貌的原因，他们很害羞，和妇女谈话的时候，会低下头。当然，注视女人也有特殊规定。让我看看，关于这点，霍梅尼的书有多少规定。”

他去拿了一本很大的平装书。除了我在埃马米的书房看到的五大本有关买卖的书之外，这又是霍梅尼另一本有关规矩的书。

迈赫达德说：“这本书叫Resaleh或Tozih－al Masa－el，就是《问题的解答法令》。关于如何注视一位女人，霍梅尼的书里有十大基本规定。这本书一共讨论了三千个问题。”

“人们会一直去查询吗？这些规定真的对人们有帮助？”

“对我而言，关于胡子的规定就没有道理，他们也不说原因，只说‘照做就是了’。我不可能是信徒，因为我总是听禁唱禁播的音乐。我们也曾针对这个问题问过他们许多次，他们说，如果音乐会改变你的情绪与感觉，就在禁止之列。这实在没道理，谁能够一边听音乐，一边保持平常心？”

“哪种音乐在禁止之列？”

“舞曲、情歌。除了古典音乐，西方的音乐也都在禁止之列，还有印度的流行音乐。有一阵子连购买乐器都禁止。让我查查看，在这儿，霍梅尼的第两千零六十七个问题。我不礼拜，所以我不是信徒。我从不斋戒，也从不上清真寺。尽管大部分规定我都清楚，但我不遵守。我研究过法律，对大部分法律了如指掌。有一些规定我很不屑，比如，有一条规定和血债钱有关。这条规定是，如果你杀了张三，就得赔血债钱给张三的家人。现在，这条规定指出，女人的命只值男人的命的一半。如果你杀的是男人，就得全额照付。目前的价格是两百万图曼，相当于两千万里亚尔，五千美元。如果你杀的是女人，只要付半价就行了。”

“你认为人们需要这种规定吗？”

“我正要说这点。看到生命的问题之后，我们便开始思考，尝试自立自主地解决一些问题。但信徒可不喜欢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意味着抛弃整个制度。大多数人相信真主，但我们的想法比较像伏尔泰。”

说费尔敦是信徒时，我的意思正是如此。但如今我发现，在伊朗，所谓的信徒和异教徒，还有伊朗本身赋予的含义。

迈赫达德说：“生活需要的是真主，不是这些毫无意义的规定。但人们都不在意这点。我们有关于年轻人在一起的规定，年轻人在一起是不合法的，但大家还是在一起。我有个朋友，她和她男朋友发生了一点问题。她已经不是处女，处女之身已献给了这个男朋友，如今他却要离开她。她经常祈祷。只要遭受压力，人们就求助宗教。我们需要真主，在问题丛生的贫穷国家，我们需要上苍。”

“你说说看，为什么宗教人物会如此重视规定？”

“他们是制订规定的人。如果否定这些规定，你就是否定制订规定的人。如果否定制订规定的人，你就是反对领导人。如果反对领导人，你就是反对先知。如果反对先知，你就是反对《古兰经》。《古兰经》来自真主。若有人胆敢反对真主，非死不可。但谁来行刑？是制订规定的人，不是真主。”

规定多如牛毛，对每件事情都加以管制。不但规定女人要穿罩袍、戴头巾，规定男孩和女孩不能一起走路，规定女人不能在电台和电视台唱歌，还规定某些音乐不能演奏。检查制度十分完备，举凡杂志、报纸、书和电视节目，都得经过检查。直升机会在北德黑兰上空飞过，检查是否有人偷装卫星小耳朵。所以，不只是革命卫队在公园走动，监督男孩和女孩；不只是革命卫队进入人们家里，搜寻酒和鸦片；也不只是如我在偏远的设拉子所看见的，当地的道德警察在观光饭店巡逻，意在让观光客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振兴伊斯兰教的宣教者无休无止地表示（他们相互响应，好像说辞都来自同一个中心），伊斯兰教秉承完整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伊朗，已目睹政治的伊斯兰教可能拥有完整的控制形式。《德黑兰时报》的创始人兼主编帕维兹在我抵达德黑兰不久之后就告诉我：“他们想控制你坐在这里的方式，连你说话的方式都要管。”我当时并不理解这几句话的含义。说出这些限制很容易，但必须花费一段时间，我才能了解这些限制的含义，才能了解这些限制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扭曲。

迈赫达德的姐姐未婚，结婚的机会十分渺茫，因为太多适婚年龄的男人已在两伊战争中阵亡。她一下班就待在家里，一语不发，内心充满愤怒。她的不快使全家蒙上阴影，也让无从为她创造未来的父母担心不已。让她出去走走是很难的，现在她已经失去这种意愿。她很像我认识的一位老师的十五岁女儿。这个女儿知道，如果她单独走在街上，就可能遭到革命卫队盘查。她痛恨这种屈辱，索性足不出户。当世界大门被敞开之际，她的世界却十分狭窄。

一九八〇年二月，我看到一群学生在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外面露营，其中有一些年轻女人穿着游击队服装。美国大使馆当时被称为“革命的舞台”。我记得有一个胖胖的年轻女人，穿着卡其外套，在阴冷的下午，端着一马克杯热茶从矮矮的帐篷走出来，送给一个男人喝。她容光焕发，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服务革命，服务革命战士。这些年轻人是“追随霍梅尼路线的伊斯兰教学生”，和共产党员或其他左翼团体分子一样，如今，这些年轻人大部分都已丧生。我想，这个端着马克杯的女人做梦也想不到，她所献身的革命会以这种方式落幕——女人依旧受旧式习俗折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以搜寻卫星小耳朵。想当初，大使馆外墙和树上到处都贴满海报，将伊朗革命与尼加拉瓜革命相提并论，认为两国的革命都是全球向前狂奔的洪流的一部分。

一样的革命工具和风格，如今却有了别的意义。胡子不是革命的胡子，而是良好的伊斯兰教胡子，不能用刀片刮；绿色的游击队制服如今是执行宗教法律者的制服。

在我遇见的人中，没有一个认为革命有可能爆发。上一代的伊朗人十分认同这种想法，如今，它却如同在古老的苏联一样，全变了质，“革命”一词已被这个宗教国家接受。没有人谈论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没有手段，目前也没有领导人；没有新的想法可供传播。实际的统治者，尽管照片无所不在，人却早已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政府，诚如某人所说，“十分神秘”，一般人的感觉则是，即将有大事发生，这种想法让每个人都惴惴不安。

一天下午，当我们开车到德黑兰北部山区时，事前似乎表示人们已学会容忍种种限制的迈赫达德，突然说出相反的话。他说：“每个人都如同惊弓之鸟，我是这样，我父母亲也是这样。”（可怜的父亲被再度提及。）“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前途如何。他们还不太为我担心，毕竟我已经成人，可以照顾自己。但我弟弟还很小，要八年左右才长大成人，这八年实在十分凶险。”

有了这种不安全感，就会有人胡思乱想。最特殊的就是指称霍梅尼是英国或欧洲的奸细。这种说法我最早是从帕维兹那儿听来的，还认为这是他的妄想之一。但后来，我陆陆续续听到许多人都这么说。传闻栩栩如生，说什么列强在法属西印度瓜德罗普岛集会，决定派遣霍梅尼潜伏在伊朗人民当中。伊朗人很单纯，只要宣传得当，证明一些事情，就可以说服伊朗人。伊朗参加反对国王的示威，并不是基于某种信念，而是跟着别人起哄罢了。在伊朗建立伊斯兰教国家，根本就是列强反伊斯兰教的阴谋，目的是给伊斯兰教教徒一个教训，特别是惩罚伊朗人。仿佛是在回应这些妄想似的，一些迹象显示，信仰在某些方面也遭到了质疑。

帕维兹说：“对抗伊拉克的战争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打的。这简直就是因祸得福最好的例证。如果没有两伊战争，人们怎么可能觉得受够了伊斯兰教？”这种说法似乎太过极端。但后来我发现，其他人在谈话中也或多或少流露出对宗教的不确定感。有些人说，伊朗人其实不能为伊朗革命负责，我也听说，伊朗人其实也不能为什叶派信仰的主要层面负责。所谓的穆哈兰姆月，就是哀悼月，其实是从欧洲的天主教传来的，和原来的信仰毫无关系。

我对迈赫达德谈到这点。他说：“这是习惯问题。我们的敌人要永远负责。该怪罪的是别人，不是我们。”

我听说过席格太太这个名字，她如今住在国外，这也是伊朗人口疏散的现象之一。她现在回来看她年迈的双亲，在德黑兰已经待了一阵子。当我打电话给她时，她邀请我共进午餐。她和另外一位女性朋友一道来饭店，接我去她的公寓。这也是遵守规定的做法之一，按照规定，席格太太或她朋友都不能单独和一个陌生男人碰面。

这座公寓处于一条美式街道上，附近十分残破。电梯一打开，就是一间狭小的穿堂，两栋公寓共享。穿堂不仅破旧，还很脏，铺着一块肮脏的地毯。这种阴郁的气氛继续向内延伸。在敞开式布置的起居室，一套老旧的仿路易十六时代的椅子和一张长靠椅仿佛不曾有人坐过。有一面墙上挂着旧电线，好像青筋暴露，还挂着一套欧洲画，有花鸟画，也有风景画，都没什么价值，其中一张还有框。画被排成两排，空隔很大。在厨房旁边一个房间的尽头，有一张很长的餐桌。厨房看起来很老旧。

房间的门开着，一个男人正坐在桌子边。他已经非常衰老，脸上不规则的老人斑早已失色。他坐在那里，与桌子形成某个角度，背部的一半对着门，侧脸依稀可见。他是席格太太的父亲，现年九十一岁，这是席格太太的母亲告诉我的。这位母亲住在起居室，现年八十岁。

和席格太太一道来饭店接我的那位朋友，此刻正在厨房和席格太太忙着。这位朋友已经离婚，很友善，也很肥胖，仿佛会把她身穿的长裙撑裂。她有两片肥厚贪吃的嘴唇，好像是专门为食物准备的。她很高兴在厨房当帮手，穿着一双高跟鞋，来去如风。

会客区和阳台间隔着一扇落地窗。落地窗半开着，外面车水马龙，十分嘈杂。我向外看，阳台的一边摆着一堆旧纸板、几支扫把和一些清扫器具；另一边有一个被遮住的画架或箱子，至少看起来很像。其实这是卫星小耳朵，席格太太需要它收听新闻。如果不收听世界新闻，她在伊朗会更加迷失。加了这些伪装，目的是不让直升机发现小耳朵，就连此时此刻，他们也还在搜寻。

食物已摆好，一股温暖的油香味飘散开来。这道食物叫“酷酷”，是一种伊朗乳蛋饼，掺了大米和茄子泥。满脸风霜的老人已来到桌边，他的妻子，即席格太太的母亲，帮他拿食物。席格太太的母亲很瘦小，戴眼镜，眼神微弱，却依旧很贤惠，照顾周到。他们之间的情感已到极致，感人至深。

那位胖女人谈到了有关英格兰北部的事情。她有个亲戚住在那里，是位职业妇女，嫁给了一个来自孟加拉国的上班族。胖女人曾去拜访这对夫妇，受到英国式的盛情款待。她说起话来仿佛对英国礼仪了如指掌，但在我听来，她所说的有关英国的一切，与其说是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倒不如说是她在英国旅行期间从电视上看来的。

老人的妻子为他切酷酷，他自己拿其他食物吃。但最后他有些失控，头垂了下来，几乎碰到碟子，好像之前出过意外，身体不舒服。后来，他站了起来，什么话也没说，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小心翼翼地坐回椅子上，依旧与桌子成某个角度，背对着打开的门。他的动作变得十分缓慢，那场意外似乎让他元气大伤。他的世界只适合有这些微小的动作。此刻，他费力地思考一番，拿出一支钢笔，又拿出一叠报纸，然后把其中一张翻开摊平，似乎准备玩填字游戏。

我现在注意到地板上有一块库姆的丝制地毯，咖啡桌上有一块紫色的丝绒桌巾。桌巾上绣有三排玫瑰和蔓藤，是用金银两色的线绣的。从绣品的奢华和细腻来看，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作品。席格太太说，这块刺绣丝绒桌巾是她母亲送给她的礼物。桌巾上摆了几个雕花玻璃盘子，上头装着一些果冻和库姆制造的金黄色糖果。

不久，席格太太又回到厨房，帮助胖女人拿点心。席格太太的母亲指着吊灯说：“这是卡扎尔王朝的徽章。”我对那盏吊灯视若无睹，因为我觉得它很有压迫感。她的母亲又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卡扎尔王朝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已故国王的父亲推翻的王朝。我站起身来，注视卡扎尔王朝徽章上的刻字。这些徽章在吊灯的灯罩上，不太容易看得清楚。灯罩排成一个圆圈，很像旧式油灯的灯罩，在圆圈内部和下面有大小不同的雕花玻璃垂饰，做工细致，不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席格太太的母亲说：“这是法国制的巴卡拉水晶玻璃。”我第一次发现，在这间需要装修、阳台脏乱、充满人车喧嚣声的矮小房间，居然有两盏这样的吊灯。它们占满了上方的空间，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

席格太太臀部很丰满，她穿着黑袜子，一件宽腰身的衣服显得十分飘逸。她终于做完厨房的工作，回到客厅和我坐在了一起。我问及她丈夫。她说，她丈夫罹患癌症去世了。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她的悲伤。席格太太说，革命爆发后，她丈夫惶惶不可终日。他是工程师，受过专业训练，在政府机构中位居要津。他并未丢掉差事，但因为太过紧张而伤害了身体。大约革命之后的第五年，他有一天称身体不舒服，照往常的习惯，身体出现任何小毛病，他们都会去看医生。他们那天也去了，诊断结果居然是结肠癌，必须立即做手术。几天之后，医生为他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可惜的是，随后照X光，发现肺部也长了癌细胞。

还有一张椭圆形小桌子是仿古复制品，就摆在距离落地窗不远处。桌上有几张家庭照片；有几张席格太太的照片，拍于她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她女儿的照片。另外，在一个大镜框中，有她丈夫的照片，是在他生病的前一段时间拍的（他病重时，不让子女看到他）。照片中的他十分英俊，和蔼可亲，非常吸引人。这些照片都放在大小不一的镜框中，摆在一张椭圆形小桌子上，好像烈士公墓里位于榆树、松树、夹竹桃和国旗之间的镜框。就某方面而言，席格太太的家人也算是革命烈士了。

那天下午，费尔敦准备休假回家。迈赫达德和我一起去了他家。他家的公寓在城里一条街上，比席格太太的家小多了，屋内光线比较暗，风格朴素，看起来不怎么值钱，但与席格太太家的气氛大致相仿。他家的家具太多，颇有旧式家族遗风。公寓在第一层，外面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与穿过席格太太家半开的落地窗传进去的嘈杂声大不相同，费尔敦家的比较直接，声音一直通过打开的金属窗户传入，十分刺耳。小小的客厅摆了两张餐桌，呈直角状，比较大的一张是为我们准备的。桌上有巧克力，用玻璃盘装盛；有水果，用较大的盘子装盛；还有茶，用镀金装饰的小玻璃杯装盛。

费尔敦的母亲在厨房。她叫迈赫达德过去，两人谈了一会儿话。迈赫达德回到客厅时，面带忧伤。

他说：“我总是听到一些苦难。有时候，我真的怀疑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

费尔敦的母亲在医院当药剂师。医院有个园丁，他的儿子上战场作战，一直没回家。园丁怎么也不相信儿子已经死了。他总是说，有朝一日儿子一定会回家。园丁很虔诚，蓄满了胡子，但因为太虔诚，胡子蓄得太浓太密，医院的人都认为他是奸细，专门潜伏在医院监控每个人的思想。战争终于结束，战俘开始返乡，人员名单印了出来，园丁总是向费尔敦的母亲打听，名单上是否有他儿子的名字，答案是没有。

大概三个月前，当局为三千名无名英雄举行集体葬礼。这些无名英雄的遗体都是从古战场找回来的。空军将骨灰盒运到烈士公墓，每个骨灰盒都被伊朗国旗（绿、白、红三色的伊朗国旗，中间有安拉的象征）覆盖，堆成一座座小金字塔。迈赫达德在电视上观看葬礼的实况转播，久久不能自已。那些正要被埋葬的战士是穿着制服牺牲的；迈赫达德在服役期间也穿过那种制服。他觉得自己和那些烈士有深深的关联。坐在客厅述说陈年往事的时候，迈赫达德不断拉扯他的衬衣，告诉我们那套制服对他而言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其中一个盒子就装着园丁儿子的骨灰。用迈赫达德的话说，里面装的其实只是他儿子的两块骨头而已。在此之前，园丁一直靠信仰支撑着，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悲痛难耐，一两个星期之后就撒手西归。几天前，医院为园丁解剖，发现园丁的胃已长满癌细胞。这就是费尔敦的母亲要告诉迈赫达德的，也是迈赫达德对我们说他总是听到一些苦难的原因。

几天前（此刻，在我看来，这仿佛是几个星期之前的事了），我问迈赫达德对战争有何感觉，他说：“毫无感觉。”但他的实际意思并非如此，而是他刚刚说的：“有时候，我真的怀疑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

即使东一条西一条的规定那么多，但是年轻人，那些除了宗教国家之外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也正在学习他们自己不合作的方式。他们有自己的身躯，有自己关于年轻人性革命的故事，有其他不合作的方式。

费尔敦的弟弟十九岁，虽然只比费尔敦小五六岁，却属于另一个世代。费尔敦是哲学家、怀疑论者，对人类的智慧充满好奇。他说，他和弟弟只有一墙之隔。费尔敦在墙的这边，多的是严肃的书，弟弟在墙的那边，却贴满足球队和一个重金属流行乐团的照片，还有纳粹标志。费尔敦的弟弟是纳粹党人。他说，身为伊朗人，他是雅利安人，因此他是纳粹党人。他十分重视身为纳粹党人这件事。

坐在公寓大房间的大桌子旁，费尔敦告诉我，他弟弟和他的朋友已经将从前住在隔壁的犹太人赶走。他们戳破这家人的汽车轮胎，还砸毁他们家的玻璃。这家人不但离开德黑兰，更离开了伊朗。

伊朗不是欧洲，也不是美国，有它本身的内在压力。费尔敦告诉我的故事，不仅攸关年轻的伊朗纳粹党人，更关乎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和那五六年间所造成的差异。这种差异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费尔敦的纳粹弟弟和他的朋友并不害怕。如今，他们主要的消遣就是出去嘲弄革命卫队，要革命卫队逮捕他们。结果是，现在费尔敦的弟弟常常被抓进牢里，一关就是一两天。

当我和迈赫达德到费尔敦家时，他弟弟就在客厅。他脸色灰黄，很瘦。我当时对他一无所悉，对他穿的黑衣服也未多加思索。他很有礼貌，却也相当沉默寡言。我将他视为一个困苦、可怜而迷失的人，他没有去设想未来，比他哥哥或迈赫达德更绝望。既然现在我已经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事，就很想和他多聊聊。但这孩子却谁都不招呼一声，就径自走出公寓。这一点，诚如费尔敦所说，也是另一种文化改变的迹象：和从前一刀两断。

革命会革出古怪的孩子。

费尔敦和迈赫达德带我去德黑兰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地区。这里好像一个新城市，很适合有钱人住，适合那些大发革命财的人。这里位于德黑兰东北部，开发已大约十年之久，有个新的商业中心，里面是物价昂贵的商店，专门卖商品给对面新公寓里的人，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商人。迈赫达德说：“都不是具备生产力的人。”但是在商业中心，这些有钱人的女儿仪态娴雅，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她们足蹬高跟鞋，双腿修长，穿牛仔裤，披时髦的短披肩。

迈赫达德说：“还有她们的皮肤。”他对这种少女的美十分敏感。这些好皮肤是有了好空气、好食物，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才能获得的，他的姐姐不会有。

还有另一种不合作的人。在商业中心入口处有一个很高、灯光很亮的监控站，一名年轻女子茫然但毫不羞涩地站在革命卫队队员前面。费尔敦说：“他逮到她了。”她一定有些行为违反了伊斯兰教的规定，不然就是头发露得太多。迈赫达德说：“他会训她一顿，再让她走。”

我们进入咖啡店后，迈赫达德要我们看玻璃上映出的一个女人。他说：“她嗑药了。”这个女人目光呆滞，精神无法集中。在另一个角落，一名穿卡其制服的革命卫队队员正对店主说话。一名穿着黄色外衣的服务生走到女人前面，告诉她注意自己的披肩。她只是摸了摸自己的头顶。过了一会儿，革命卫队队员或许不愿意出洋相，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有人向他的权威挑战，就走开了。不久之后，女人步履蹒跚地晃出来，我看到她一头栗褐色的长发从背后的披肩散出，那是迈赫达德几天前告诉我的最时髦的发型，这也是一种不合作的表现。

后来，在商业中心外的路上，我们看到一群年轻人刚被骑摩托车的革命卫队队员搜过身——看他们有没有携带录像带、光盘、毒品或其他违禁品。

第九章　两个部族

因为地名浪漫而远近驰名的伊斯法罕和设拉子再度欢迎外国观光客。我先去了伊斯法罕，但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这个地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观光和文化主题。在遥远的爪哇，有神秘的佛教婆罗浮屠金字塔和印度教普兰班南高塔。印度有泰姬陵，南部还有雕龙绘凤的寺庙。但伊斯法罕就如同撒马尔罕，只有浪漫的地名而已。我对伊斯法罕荣耀的认知，还是通过印度的绘画间接产生的。从某些画工极其细腻的莫卧儿王朝绘画中，我知道，对一六〇五至一六二七年间统治印度的贾汉吉尔王而言，他统治的印度和阿拔斯王统治的波斯乃是全球的两大中心，其余国家均不足为观。英国有伊丽莎白一世，击败过西班牙无敌舰队，还有莎士比亚这种难得一见的天才，但在贾汉吉尔王的眼里，他过于遥远。就连一六一八年詹姆士一世派遣的大使，都很难吸引贾汉吉尔王的注意。

贾汉吉尔王宫廷的一名印度画师在伊斯法罕的莫卧儿大使馆花了六年时间，绘制阿拔斯王的画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贾汉吉尔王了解他的厉害对手，不致因为对手的存在而感到芒刺在背。画中的阿拔斯王佩一把弯刀，这把刀对他而言似乎太大了些。有的地方还故意将阿拔斯王画瘦了。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这幅短腿阿拔斯王的画像，而不是他伟大城市的任何具体构想。所以，尽管伊斯法罕金碧辉煌，占地广袤，充满世界色彩，创意十足，比例总是匀称无比：有比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还大的广场，有桥梁，有清真寺和教堂的圆形屋顶，有瓦片——色彩和设计效果绝佳，很容易令人浑然忘我——我却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贾汉吉尔王的芒刺在背之感可以体会：在这里，在阿拔斯王的伊斯法罕，大批印度的莫卧儿建筑早就鳞次栉比。

伊斯法罕如此绚丽夺目，类似印度。但是在贾汉吉尔王过世不到一百年后，印度的莫卧儿荣耀也成为明日黄花；又过了一百年，印度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伊朗虽从未正式沦为殖民地，命运却比殖民地更凄惨。当远在天边的欧洲想让伊朗感受到它的存在时，伊朗却从地图上消失了。伊朗那些伟大的建筑变成断垣残壁，从未像印度的纪念建筑那么远近驰名。十九世纪末，印度的统治者准备将他们的王国和子民拱手让给外国的特权分子。

印度，几乎就在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同时开始重生，开始接受欧洲的新学，并成立与新学相辅相成的机构。印度第一位伟大的改革者罗伊出生于一七七二年，即法国大革命之前；甘地出生于一八六九年。伊朗迈入二十世纪之际，只怀抱东方的君主思想，和诸如库姆等地方的古老经学，有的只是感受痛苦和虚无主义的能力。

阿拔斯王统治的波斯有其光荣的一面，可惜这份光荣也有微瑕，不过，这点我没有向我在伊斯法罕的东道主和向导提起。他原来是外交官，已经退休，满脑子都是国家的苦难。他的一生就悬挂在两极之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父亲希望他接受英国教育。八十年代，伊朗革命之后，也就是他从海外的工作岗位退休之后，他便不想再到海外旅游了：在更宽阔的世界里，持有伊朗护照简直是奇耻大辱。他靠剩余的私人收入过活，也教书。革命和战争让他元气大伤，也让国家兵疲马困。老外交官对这点了如指掌，但他现在仍像一个分裂的人，认为革命和战争都有其必要性，他的痛苦令人困惑。

他有个朋友，也在教书。这位老师是帝国时代欧洲化的伊朗中产阶级。革命爆发时，他年近不惑；他儿子十一岁，叫法尔哈德。这是很古老的伊朗名字，不是阿拉伯或伊斯兰教名字。国王的父亲实施改革之后，许多中产阶级都为儿子取名法尔哈德。

革命之后，这位老师开始感觉儿子和他渐行渐远。两伊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已经十四岁的儿子终于拒绝接受自己的家庭和家人的行事风格。他抛弃原有的名字，自己改了一个阿拉伯风味十足的名字，麦萨姆。麦萨姆是先知穆罕默德最早的追随者之一，最后壮烈牺牲。这是老师的儿子希望走的路。

霍梅尼说过，革命必须以儿童和年轻人为焦点，超过四十岁的人（如同那位老师）都没有用（革命的第二号人物蒙塔泽里说得更绝，他用诗一般的意象说，干枯的树应该砍掉）。这些话并不是凭空说起。伊朗果真大费周章去教导年轻人；因为两伊战争爆发，革命的需求十分迫切。

老外交官说：“年轻的男孩喜欢玩枪，所以他们常常到清真寺，拿以色列乌兹冲锋枪和其他枪示人。当有人说到卡尔巴拉战争的烈士时，这些男孩子不但悠然神往，还不时高呼口号，为他们祈祷。”卡尔巴拉那以一当十的战争、什叶派教徒的悲剧与热情，无休无止地经过后人一再述说。“热血终于战胜利剑，因为烈士终于获胜。一些年轻人会告发伊斯兰教战士或共产党，哪怕他们是自己的朋友，还会要求他们提供自己家和朋友家的情报。这是一种革命行为。”

有一天，事前没有向父母说明，老师的儿子就跑到清真寺，自愿从军，被派到了前线。

“后来，我听到消息，说他成了一个小组的指挥，负责拆地雷。他是民兵。刚开始，他们不知道如何拆地雷，却派出几百个民兵去拆。在他们加入之前，军中曾有人特别示范给他们看。他们用一些闪闪发光的材料制作一个假人，说有人看到迈赫迪骑着一匹白马，在前线飞驰。”迈赫迪是什叶派第十二位伊玛目，几百年来一直藏身某地，等待机会重返信徒身边。“他们给民兵一把钥匙套在脖子上，这是一把通往天堂的钥匙。当时有许多笑话说，这些通往天堂的钥匙就是在日本大批制造的，再进口到伊朗。但我应该告诉你，这些男孩都很想去。我有一些学生是自愿从军的。我记得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接他们。车在等候，一个男孩却在我怀里发抖。我告诉他：‘如果你不确定自己该不该去，就没有必要去。’他说：‘我必须去，但是我害怕。’他们会让男孩们分乘几辆车，载他们游街。他们是英雄，准备和撒旦作战，一路杀到卡尔巴拉。”“卡尔巴拉”本是用来纪念一场远古的什叶派战争，但如今，伊拉克真的有个地方叫卡尔巴拉。

“伊朗有个习俗，每当有人要远行，他就得在《古兰经》下来回走两三次。家长先亲吻《古兰经》，再高举在准备远行的人头上方。但对那些民兵而言，当他们奉命赶往前线时，会有一名毛拉亲吻《古兰经》，再将《古兰经》高举在他们头上方。接着，他们就发给每一位民兵头巾，有红色和绿色的。当然还有很庄严的告别式。我年轻时，如果有必要出远门，母亲就会捧着《古兰经》，进行这些仪式。在我上车之后，她还会拿一碗水洒在我后面。洒水之前，她会先对着这碗水祈祷，对着水吹气。在伊朗，水是神圣的。这项仪式绝对是非常伊斯兰化的。”

过了一阵子，老师听说他儿子受了伤，在大不里士住院。老师赶往大不里士，将儿子带回家，悉心照顾。等到儿子伤好得差不多了，他又回到前线。这种事发生了许多次。

“六年后，他终于回家了。战争已经结束，他十分沮丧。父母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里，谁都不想见。最后，老师在某天走进了他房间，看到孩子坐在房间中央。地毯上的照片散了一地，有团体照，也有个人照。男孩告诉父亲，这些人全死了。他们都是男孩在前线的朋友。”

战争逐渐褪色；一切事物都冷静下来。昔日的热情慢慢冷却。拜双亲的慈爱所赐，男孩终于渐渐康复。他改变了发型，开始穿回欧洲化的服装，进了大学。民兵有特权，就算没通过入学考试，也照样进得了大学。在六七年前孩提时代抛弃的性格，如今他变成青年之后，又重新捡了回来。他恢复听流行音乐的习惯，放弃自己取的阿拉伯名字，再度变回了法尔哈德。

外交官说：“如今他希望自己成为医生。整个过程宛如一场梦。他已不再谈论战争。我知道，许多像他这样的男孩都很失望。当过民兵的人都有特权，他们的人格也都很分裂。”

麦萨姆－法尔哈德的人格固然分裂，老外交官的人格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身为伊朗人，就得有特殊的信仰，有特殊种类的阿拉伯信仰。老外交官从骨子里就知道——这正是他的痛苦之一——尽管和战争一样耗人元气，又没有结论，它还是得继续下去。

他说：“如果男孩子们不做这些牺牲，萨达姆总统和伊拉克就会吞噬伊朗四分之一的土地。从某种角度而言，霍梅尼可以视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创立者。萨达姆给自己取了许多封号，其中之一就是‘加德西亚胜利者’，指伊斯兰教入侵初期，伊朗人惨败在阿拉伯人手下的陈年往事。这是在穆罕默德去世十年之后的哈里发奥马尔时代。萨达姆称伊朗人为拜火教。

老外交官是位智者，很有教养，但伊拉克对伊朗的嘲弄——就如同发生在校园里的嘲弄——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对他造成伤害，包括嘲弄伊朗异教徒的陈年往事、伊朗拜火教和没有信仰的陈年往事。加德西亚战争发生在公元六三七年，但战况历历如昨，如同卡尔巴拉的败仗一样清晰。波斯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加德西亚战争之前将近一千年，波斯还是个强国。当时的波斯足以挑战希腊，重创罗马。可惜这些陈年往事已成为过去，一切荣耀都已属于其他民族。加德西亚的失败无以弥补。在人们的认知中，伊朗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才开始，一开始就打了败仗。败仗让信仰在伊朗占据特殊优势，让人民抱有特殊感情。

老师的儿子经历了这种情感的矛盾。他拒绝接受自己家里源自国王的欧化作风，他拥抱自己的信仰，给自己取了个早期阿拉伯烈士的名字。从此他戴民兵的头巾，在脖子上挂上天堂的钥匙，去对抗一名自称是“加德西亚胜利者”的阿拉伯人。

外交官说，这孩子的人格也很分裂。有些事情让人无法承受，他们就靠这种分裂来抗拒，借以保存一部分自我。

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是关于他认识的一对夫妇的。这对夫妇和他一样，多灾多难，却仍十分坚信民族主义．他们有个九岁的女儿在当地的学校念书。有一天，校长叫他们到学校，他们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女儿是全校背诵《古兰经》最好的学生。因为她表现太出色，所以学校决定当着她父母的面颁奖给她。但父母对女儿的天分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刚接到学校的通知时，还吓了一大跳，怀疑女儿是否在学校说了他们什么坏话。

外交官说：“这就是现在非常奇异的生活方式。”

这些都是我在伊斯法罕走路、开车时所听到的一些故事，是我在想着圆形屋顶和瓦片、拱门和拱形建筑，以及在夜晚时分想着河上的灯光和拱桥的时候所听到的一些故事。恢复旧制者固然很多，但大部分已灰飞烟灭，就像砖块。在脏乱的巷子里，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物背后裸露的砖块很快就会“尘归尘，土归土”。老外交官表面温文尔雅，骨子里却埋藏着肉体和心理的重大创痛，惶惶不安。他的故事真正的主题是痛楚。有时候，一则故事被当成他认识的人的经历来述说，却有一种民间故事的神秘色彩。这些民间故事有时是基于一般民众的需求而编造的，正如在某个特殊时期，某些小区就会出现一些笑话，广为流传。这些笑话不是某个人杜撰的，每个人都有点功劳。下面是关于“一团肉”的故事。

一名穿着罩袍的中年女人要求眼科专家检查一个男孩的视力。这个男孩在医院治病。眼科专家被带到病人面前的时候，发现病人只是“一团肉”而已——没有手，也没有脚。这个男孩到这步田地，不太可能复原了。女人每天都请眼科医生去看病人。令医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病人既然不可能康复，至少不能恢复正常生活，那么恢复视力又有何用？但他不想伤害这个女人。她一直待在医院病房，这样的家属已经不多了。

眼科专家暗中调查，他发现，这个女人根本不是病人的母亲，只是他的邻居。病人的母亲每天都去医院，但并没有待很久。过了一段日子，医生终于赢得了这个女人的信任。有一天，医生开口问道，男孩既然不是自己的儿子，又四肢严重伤残，她为什么还那么想让他恢复视力？

女人说：“我自己的儿子因为参加反革命团体被处决了。那个告密的男孩就是这个病人，是邻居的儿子。我很高兴我儿子死了，被处决了，这样一了百了。我想让这团肉继续活着，就是为了报复，让他母亲每天都为他难过。”

国王将这段前伊斯兰教的陈年往事昭告天下，原因之一就是想让自己和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沾亲带故。像两千年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国王也前往帕萨尔加德居鲁士大帝圣陵朝圣。革命之后，一批批革命党人都前往居鲁士大帝圣陵以及附近的地区朝圣，但他们几乎未曾破坏任何古迹。有人说（真相如何，不得而知），霍梅尼的绞刑法官哈勒哈利曾被任命加入一个委员会，旨在研拟出最方便的手段，摧毁波斯波利斯遗迹，幸好后来爆发了战争——漫长的“神圣抗战”。如今，观光客再度回到设拉子，并驱车前往波斯波利斯，有些观光客甚至去了帕萨尔加德。

虚无的革命时刻已烟消云散。革命已广为百姓所接受。再也没有敌人，世界已被重新改造。尽管哈勒哈利认为必须完成的百年大业其实只完成了百分之三十。

要进大学，得先参加伊斯兰教的入学考试。迈赫达德说，入学考试越来越难。五年前，考生还不必背诵《古兰经》经文，如今却非背诵不可。所有的政府机构都设有伊斯兰教组织，所有的求职者都得先接受这种组织的口试。他们问政治问题，但对人们是否熟悉伊斯兰教规定也很感兴趣。

迈赫达德说：“不是一般性的规定，而是非常具体性的。他们认为，所有的伊斯兰教教徒都必须知道这些规定。他们会问你关于礼拜的事。我们通常每天礼拜五次，但还有另一种礼拜，就是惊恐时的礼拜，也就是在发生紧急事件时的礼拜。还有星期五的礼拜以及为死者所做的礼拜。所有的礼拜都有规定。像我这种人，平时都不礼拜，怎么可能知道特殊的礼拜？”

大学有一门特殊课程叫“霍梅尼的遗忘”。这门课有一学分，即便对于非伊斯兰教教徒来说也是必修课。不论教授内容是什么，学生都必须得学。

迈赫达德说：“这门课叫‘霍梅尼的遗忘’，我一次都没落下。教授发给我们十页手写的摘要。霍梅尼的说话方式十分复杂，每一个简单的句子，都有十分复杂的文法。即便是十岁的孩子，也能认出漆在墙上的哪个句子出自霍梅尼。大体而言，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要看四十页这种句子，就够呛了。教授的摘要使得他的话变得简单多了。这些规定其实就是教你如何长保革命不衰，教你如何严防美国和帝国主义，教你如何保护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的安全。”

世界已被重新改造。迈赫达德的父亲从前在自己家墙上挂的是皇家照片，如今却挂着霍梅尼的剪影（是迈赫达德剪的，他喜欢动手做东西）。因为革命和两伊战争先后爆发，伊朗被闹得天翻地覆。固然有些人“向上提升”了，却有更多人“向下沉沦”。是否实践了更远大的理想，没有人说得准。能说的只是，举国上下几乎全部感受到痛苦。现在大家都不想行动了。痛苦难耐之余，就是筋疲力尽。百姓目前只能等待发生些什么。像迈赫达德和他的家人一样，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在帝国时代，日子可能就是这么过的。所以，也许历史真的在重演。每一次伟大的行动，比如战争和革命，都是大势所趋。每一次伟大的行动辗转周折，最后都会回到原地。

我在德黑兰的最后一天，和阿里谈到推翻帝国的革命。除了革命，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阿里说，像他那样的人需要自由。在帝国统治下，他们都很有钱，但必须把日子过得像老鼠一样。他们将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有钱人相比，便马上相形见绌，自惭形秽。在这种屈辱下，没有人能够泰然自若。发动革命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人，而不是穷人。革命有其文化的一面，伊斯兰教的一面。

阿里说：“我必须从头说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伊朗遭列强占领，许多人开始从乡村迁往小城镇，许多小城镇的商人又迁往较大的城市。”

在小城镇里，移居而来的人比原有的居民多。早先的城市居民非常世俗。移民则有他们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生活方式。他们看不惯在城市里所看到的一切：酒店、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穿短裙的妇女、放映黄色影片的电影院、在电视上唱跳的半裸女人等。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一直从乡村迁往城镇。

六十年代，国王开始推动土地改革。“肥沃的土地还是保留在原有地主手上。把贫瘠或半贫瘠的土地分配给农人，分配给一直在消耗土地的人。传统上，地主是农民所仰望的人。地主吸农民的血，却也是农民的恩人，会借钱给农民，提供农民种子，每当发生天灾人祸，地主也会及时伸出援手。如今，土地重新分配，农民失去了他们的恩人。政府却不设立金融体系，取代恩人的角色。农民从此收支不能平衡，于是只好离开土地，往城市里搬。”

这些农民既保守，又富有宗教信仰。他们的儿子在城市长大，接受教育，上大学，享受国王的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但这种第二代仍然受到他们父亲的伊斯兰教信仰影响。阿里认为，需要经过两三代，才足以改变村里一代人的想法，可惜，伊朗并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等待。事物的变迁十分迅速，没有上一代人与第二代人竞争，整体而言，他们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在政府机构任职；有些人成为教师；有些人甚至到市集去，成了商人。

“精神上，他们都是伊斯兰教教徒。因为他们都来自清贫的家庭，所以在心理上比较容易接受左派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伊斯兰教战士运动深具吸引力的原因：原来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教都是他们的思想。讽刺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物质主义和安拉有多大差异？这些人，这些移居城市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和他们留在土地上的亲人、村落都息息相关。这些人是新运动的领袖。我在克尔曼认识许多这样的人。所以，当革命爆发的时候，这些领袖早已置身城市，但他们需要聚集起来以便反叛和示威的民众却在村落里，在乡间小镇。”

国王的人民则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和这些人格格不入。他们是老一代城市人的子女，许多人都很有钱，都在欧美学校接受教育。他们会说许多种语言，一开口不是西方哲学，就是欧洲政治。他们对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历史的熟悉程度，较诸对伊朗历史的了解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人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其他稍差一些的占百分之九十五，他们念《古兰经》、阿拉伯文，是真正的人民、真正的群众。他们和其他百分之五的人没有联系，是活在这个国家的另一个部族。国王便身处这百分之五的人包围之中。特别是到了后来，国王娶最后一位王后的时候。这位王后在法国接受教育，浑身散发的都是法国文化气息。他们对伊斯兰教传统心存怨念，就如其他团体对加诸在他们身上的西方传统心存怨念一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价格暴涨，伊朗的收入暴增至从前的五十倍。这笔横财令人难以想象，结果却让局面每况愈下。

“这笔新财富流入城市，但大部分人都住在乡间。移居城市的年轻一代农民发现，他们被骗了。从一九七〇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教组织在大学，在每个城市，纷纷成立，特别在集市中。伊斯兰教组织仿佛已经取代了政党。国王不准政党植根，这些伊斯兰教组织也表达人们对国王等人的看法，称他们不是伊斯兰教教徒。国王、王后和她的团体开始欢度艺术节，他们邀请海外的音乐家、诗人、舞者和各种艺术家前来表演。其中有个团体人人脱得一丝不挂，载歌载舞。这种情况反复发生，令局势火上浇油，一发不可收拾。”

如今，事隔大约二十年，国王等人已逝，倒是宗教领袖的照片无所不在，他们也同样要求百姓绝对服从。伊朗到处都是伊斯兰教规定，执行这些规定的是革命卫队和民兵，他们下午在公园内，夜晚在公路上。年轻人，如费尔敦的弟弟，除了宗教规定外一无所知。在浑然不觉却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他沦为纳粹党人，在某些夜晚和朋友跑出去嘲弄革命卫队。年轻人掀起性革命，许多人在过于严格、过于荒谬的信仰中堕落。学生埃马米曾在库姆谈到这种堕落：“我们的敌人知道我们的弱点。”在经历这一切痛苦之后，一种新的虚无主义似乎正在成形。

阿里说：“伊朗的两个部族依然存在。如果这两个部族不联姻，我真不知道他们将何去何从。”

第三部

巴基斯坦：从地图上掉落

第一章　犯罪集团

在波斯波利斯可以参观的东西太多了，一天的时间根本想不出到底该先参观哪个。有些人会多走个大约四十公里，去帕萨尔加德，但也无法确定参观的顺序。相比之下，帕萨尔加德比较小，一片荒芜，建筑物稀稀落落，一些败破和无用的东西清除得十分干净。只有一座已陷落的塔，还有居鲁士大帝的宫殿和坟墓。在入口处有一名被晒得黝黑的老向导（或许也是当地的看守人之一），他又矮又瘦，胡子未刮，穿着一件旧外衣和套衫，用来挡风遮尘。他骑上摩托车，一语不发，就开始在这片荒地上当起我们的向导来。他走在我们前面不远处，摩托车冒出蓝烟，掀起滚滚的尘埃。如同某些古老神话的现代版本一般，每当我们的司机踌躇不前的时候，他就咧开嘴笑，不时向司机打手势。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居鲁士大帝的宫殿遗址。这里有一大块一大块的白色地板，是用大片大片形状不规则的大理石交错铺成的，至今仍和两千五百年前一样平坦，一样契合。宫殿的石材一度被偷，其中一部分还被人用来建造另一座清真寺，但到了帝国时代，部分石材又被收回，运回原址。这些刻有阿拉伯文字的石材如今已派不上用场，只能摆在原地，作为神圣的遗物。在希罗多德前一个世纪，即伊斯兰教创立一千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四周土地平旷，长满野草野花，在夏季过后显得格外干爽清凉，只听得鸟鸣婉转，却始终不见其踪影。

向导说，不久之前，大约有三四十名印度人乘车来到这里。他们站在一根柱子前面。柱子上端写着一行字：“朕乃居鲁士大帝，冈比西斯大帝之子，此乃朕之宫殿。”观光客做了祈祷，接着又号啕大哭了二十分钟。等到一切仪式都完成，他们才乘车离去。

向导不知道这些观光客是什么人。但很容易猜到他们是帕西人。帕西人是拜火教的后裔，八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伊斯兰教东传，帕西人因为要逃避伊斯兰教教徒的迫害，从波斯逃往印度。他们在印度古吉拉邦特找到了庇护所，古吉拉邦特语成为他们的语言。他们只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在本世纪之前大致没有什么变化。如今，因为向外界开放，也有了联姻，使他们慢慢和外界融合在了一起。当中有一部分人仍记得昔日的光辉，记得在居鲁士大帝宫殿的断垣残壁行礼怀旧，这简直如同奇迹。尽管那些远古时代的祈祷可能记得并不周全，仪式也是东拼西凑而成。

不久之前，我前往巴基斯坦，到拉合尔，住在阿瓦利大饭店。阿瓦利夫妇是帕西人。一九四七年，印度次大陆分裂，部分帕西人留在印度，部分留在巴基斯坦。阿瓦利大饭店的大厅有几幅很大的照片，上面是阿瓦利夫妇。阿瓦利夫妇正是大饭店的创办人。入口处有一块牌匾便是歌颂阿瓦利夫人的，上面记述了她的生活和工作。最后有一句话是：“她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美国波士顿往生。愿全能的阿胡拉·马兹达让她的灵魂在天国永远安宁。”

这让拜火教有点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古老的伊朗宗教是这样的吗？或许像不像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挂那块牌匾的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古典的世界已经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翻天覆地，重新改造。如今，多的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宗教，而非局限于一隅的宗教。他们的宗教和社会思想能触及每个人，很可能在外人眼里，它们都很容易亲近。

在伊朗，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事情如今当然已成为过去。但巴基斯坦则留着过往历史的遗迹。陈年往事的重要片段仍存在于衣着、习俗、仪式与节日之中，更重要的是，也存在于阶级思想之中。伊斯兰教大约是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传到伊朗的。大约四百年后，印度西北部遭外力入侵（西南部的信德省被入侵是另外一件事了）。在公元一二〇〇年（大致是这个时间）之前，伊斯兰教是次大陆北方的强权；一六〇〇年，这种强权达到巅峰。一七〇〇年，因为莫卧儿王朝的衰落，印度的伊斯兰教强权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这里从来没有像伊朗一样被完全征服。事实上，在莫卧儿王朝衰落后出现的特殊族人，如马拉地人、锡克人之中，有一部分一直在捍卫自己的信仰，对抗伊斯兰教教徒。征服了这两种人，采用直接与间接原则进行统治、拥有次大陆最高强权的是宗教的局外人——英国人。

英国人统治某些地区两百年，统治其他地区不到一百年。英国统治的时期就是印度再生的时期。印度人，特别是孟加拉国的印度人，十分欢迎英国人引进的“欧洲新学”和各种机构。因为权力丧失带来的创伤，也因为旧宗教的顾忌，伊斯兰教教徒只能站在一旁。两个团体开始出现知识的鸿沟。随着独立的到来，这种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正因如此（带来的影响甚于宗教），到了二十世纪末，印度和巴基斯坦已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印度因为知识分子大幅增加，各方面的发展都十分迅速。巴基斯坦则除了宗教之外，只有宗教，一天不如一天。

一位律师告诉我，他三岁时，正是巴基斯坦地动天摇的时候，他在旁遮普的小镇听到几个伊斯兰教口号，令他大受感动。时至今日，他依然深深记得。这位律师的父亲是巴基斯坦未被瓜分之前著名的自由派分子。律师告诉我，他和父亲一样是自由派分子。律师有点迟疑地抬起下巴，指着大街说，如果街上的人知道他的自由思想有多么浓厚，“不到半个小时，我就会被吊死”。

但实际上律师是个保守的狂热派分子。光是保守于信仰他并不满足，还非要用老式的方法让他的信仰发扬光大。当他开始背诵那些一九四七年的口号时，我就察觉到了这点。他的声音开始颤抖，双眼发亮。他又成了旁遮普小镇那个三岁大的孩子，满脑子想的都是将不信教的人送进监狱。

穆萨尔曼在这世界什么都不怕——

去问阿里啊。

他在翻译时——将流畅的乌尔都语逐字逐句地译成硬邦邦的英语——情绪冷静下来了。他有些抱歉地说（逐渐恢复了他当律师惯有的态度）：“诗或许并不太好，但深得我心。”

我们坐在律师家的餐厅里。这间餐厅因为经常使用而脏乱得出奇，似乎比外头的地面下陷许多。街上的水沟飘来一股恶臭，或许是下水道出了问题。律师为此表示了歉意，尽管他好像早已习以为常。冰箱就摆在屋内一个角落，或许可以用来检验仆人是否勤快。那名高大而阴沉的帕坦族仆人，穿着巴基斯坦仆人必须穿的衣服（已经非常肮脏），每两分钟从冰箱里取出一些东西，或拿一些东西放入冰箱。这看得我有点分神，律师却神色自若。他的双眼十分明亮，望着远方。回想起一九四七年的巴基斯坦口号让他十分振奋。我想，这些口号仍在他脑海中澎湃不已。

最后，我们开始喝那个脏兮兮的仆人端上来的咖啡，然后，就像以前一样，我们开始思考这个国家何以会败落到这步田地。

新国家仓促建立，并没有真正的建国大纲，它可能成为次大陆所有伊斯兰教教徒的家园，根本不可能。事实上，留在印度的伊斯兰教教徒比留在这个新伊斯兰教国家的要多。新国家似乎只是在彰显信仰的胜利，这个目标远比其他任何政治目标还重要。这是老印度教教徒心中的结。有人（并不是那位律师）记得一九四七年有这么一句口号：

正如印度必然会分裂，

巴基斯坦也必然会建立。

一九七九年我在拉合尔遇见一个男人，他尝试告诉我巴基斯坦的建立对他这个在边界彼端的印度孩子有何意义。他思索了一会儿之后，说：“对我而言，这个国家就如同真主。”对许多次大陆的伊斯兰教教徒而言，这个脱离印度而独立的国家是以一种宗教狂喜的姿态出现的，超越常理，更超越了有关边境、宪法和经济计划的争议。

接着，几乎就在巴基斯坦独立的时候，有些人发现可以在新国家大赚一笔钱。所有西部的土地——所有古老的，以及一些新近的印度教、佛教和锡克教的活动地点，最后都将把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教徒驱逐一空。他们会离开，返回印度。不过他们很富有，有人说：当地百分之四十的财富都掌控在他们手中。他们离开之后，许多债务都一笔勾销。在巴基斯坦全国境内，在大大小小的乡村与城镇，许多财产都需要有新的所有人，一大批人一夜暴富。所以，从一开始，这个新的宗教国家就受到巧取豪夺的旧思想污染。所谓的真主国家，至此大变。

巴基斯坦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它成为美国的卫星国，在冷战期间，各种政权都受到了扶持。巴基斯坦并未发展现代经济，认为没这种必要。相反地，它开始输出劳动力，或多或少已建立了出口经济体制。

就在巴基斯坦独立三十二年之后，爆发了阿富汗对抗苏联侵略的战争。这或许能够归于宗教战争，并且，战利品不可胜数。八年当中，美国的武器和阿富汗的毒品沿着同一条道路源源流入，大把大把的金钱就这样落入某些信徒手中，贪污腐化的情况十分严重，国家岌岌可危。人前宣扬信仰，人后巧取豪夺，已成为一种循环。如今已没有什么能打破这个循环，再重新起步。四十年来，很多人愤世嫉俗，知识分子也无能为力，这个刚开始被一些人视同真主的国家已沦为犯罪集团。

没有人真正思考过如何治理这个新国家。大家都在期盼，信仰的胜利会让一切水到渠成。可惜的是，尽管伊斯兰教的一致性作为独立前的抗议因素非常具有力量（诚如那位律师所说，“是非常能唤起人们共鸣的因素”），它本身却不足以凝聚这个大而无当又分裂为二的国家。孟加拉国因为具有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很快就脱离了巴基斯坦。就连那个时候，每一个在巴基斯坦寻求政治力量的人也都争相承诺自己比政敌更像伊斯兰教教徒。

程序性的法律源于英国，次大陆的立法者既不热心，也不务实。某些伊斯兰教附属物仍挥之不去。连律师有时候也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伊斯兰教附属教条。司法体系因为受到政治操控而走向没落，如今随时都可能解体。妇女的权益不再有保障，通奸成为攻击妇女的口实。这意味着，男人如果想离婚，只要指控她与人通奸，就可以让她坐牢。一九七九年，国家制定了一些法律条文，可以进行古兰经式的惩罚。尽管砍去手脚的惩罚从未有过（医生反对），人们仍然喜欢观看公开的施刑。每逢有人遭公开鞭打，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去观看。

这些法律所界定的伊斯兰教具有约束性，既严厉又简单。不过法律本身却不一定都能执行。比如，一九八六年的公开鞭打就可能暂停（尽管民众纷纷要求执行）；或者，有关喝酒与赌博的法律，也可能遭到忽视。但法律依然被载入历史，从而改变了国家的本质。这些法律鼓励人们将眼光放长远，也为动荡埋下伏笔。它们描绘出一种独裁政体的轮廓，一旦爆发危机，人们很可能引而用之。

孟加拉国脱离之后，次大陆的剩余部分巴基斯坦，居然教育程度最低，这实在纯属意外。巴基斯坦很晚才落入英国人手中，接受英国统治还不到一个世纪，时间大约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一九四七年。这段时期开始不久，印度就爆发了大规模动乱，最后独立。（英国统治印度的时期，居然大致与英国最著名的编年史家吉卜林的一生重叠，这是另一个意外。吉卜林出生于一八六五年，死于一九三六年。）

英国的机构大致以较古老的地方体制为基础，包括西北部的部落体制，以及半奴隶制的南部封建酋长制。在巴基斯坦独立大约五十年后，这些老旧的非正式体制再度显现。这个继承而来的现代国家就如同一个刚出现的多余的累赘。

如今，一直站在背后的是基本教义派——他们受够了巴基斯坦建国之后的狂喜，更受够了法律的伊斯兰教化——他们希望国家倒退，倒退到七世纪，倒退到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为了实现这一梦想，还有人制定了计划，可惜这些计划就和对巴基斯坦的计划一样模糊：只有例行祈祷，一些古兰经式的惩罚，包括砍断手脚，强迫妇女戴面纱，让她们足不出户，让男人享有同时拥有四个女人的权利，并且可以随意使用和抛弃她们。有人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封闭而虔诚的社会，让没有接受教育的男人四处鬼混，国家就会自动匡正，力量也会自动产生，一如最初的伊斯兰教。

一九三〇年，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向独立前的伊斯兰教联盟发表演说，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谈到巴基斯坦的情况。较诸一九四七年的街头口号，伊克巴勒演说的口吻更温和，也更理性，但冲动这点是不变的。伊克巴勒来自一个最近才皈依的印度家庭，或许只有像他那种自认为是新皈依者的人才可能发表这样的演说。

伊克巴勒说，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它并不是讲究私人良知和私人做法的宗教。伊斯兰教提出的“法律观念”具有“文明的意义”，可以创造某种社会秩序。“宗教理想”不能和社会秩序分离。“因此，依循国家路线建立政体，取代伊斯兰教的团结原则，这些在伊斯兰教教徒眼里都是很不可思议的。”所谓一九三〇年的国家政体，指的是全是印度人的政体。

与一位思想家在二十世纪发表的演说相比，伊克巴勒的演说称得上非比寻常。他用一种复杂的方式表示，伊斯兰教教徒只能和伊斯兰教教徒共存。如果真是这样，就意味着一个良好的值得追求的世界，是纯粹的种族世界，每个种族之间壁垒分明。这种世界一向被认为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在反复要求巴基斯坦和伊斯兰教政体的背后，从未被提及的是伊克巴勒根本就不认同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关于这点，他的听众一定理解；遭到拒绝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听众一定心知肚明。被拒绝的事物就在他们周遭，他们只消稍加注意，就一目了然。这是真实世界的一方面。原先并不存在，且伊克巴勒未尝试界定的是伴随新国家而即将产生的新伊斯兰教政体。在伊克巴勒的演说中——这篇演说十分重要——这种政体是抽象的，它如诗似画，人们必须以信赖的态度来接受。为了推荐这种政体，连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号都间接用上了。

如今看来，这篇演说可谓充满讽刺。巴基斯坦一上来就剥夺了留在印度的伊斯兰教教徒的公民权。孟加拉国已独立自主，而在巴基斯坦，则到处都在讨论分裂。巴基斯坦的新伊斯兰教政体变得像旧政体，像伊克巴勒知道的那种：不需要走多远，就可以发现一些人，他们既没有自己的意见，也没有代表人，一如一九三〇年伊克巴勒演说时的模样。

第二章　政体

六个月前的某一天，这个女人的丈夫和他侄子——都是劳工——抓住她，“将她的鼻子蹂躏得不成形”。后来，丈夫还囚禁她，幸好她自己设法挣脱逃走了。她逃到大城市卡拉奇，去投奔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联系了一个拉合尔的人权团体，该团体利用外国提供的补助，开设了一个受虐妇女庇护所。

我在团体办公室的等候室看到了这个女人。那儿的女人都很安静，她很容易引起注意。一块类似薄布料制作的面纱紧紧地遮住她下半张脸，好像在掩盖伤口，只能在面纱上方看见她的双眼和眉毛。我觉得那双眼睛很像孩子的眼睛，这让我一想到她被毁容就格外心痛。

但她并不是孩子，她已经三十五岁了，这是我几天之后回办公室看她时发现的。这次她的脸未被遮起来，她的鼻尖不像我所担忧的那样被切掉了，看起来很像被一把热钳子夹过；两个鼻孔都有伤口，红肿发炎处一片粉红，周边却呈暗红色。如今的她早已习惯，连掩饰都不想掩饰了。

她的个子很瘦小，肤色很黑，十九岁就结婚了。当时父亲生病，母亲认为她该嫁人了。女孩不结婚，就违反了伊斯兰教教义。她出嫁时没有嫁妆，“只有真主的保佑”。换句话说，她唯一能带给丈夫的嫁妆就是“真主的保佑”。她嫁给了一个打零工的男人。她不认识这个男人，也不知道父母为何会选他当她的丈夫，只是因为父母叫她嫁谁她便嫁谁罢了。她根本无能为力。

那位负责翻译的人权律师法扎纳说：“她是封建社会的牺牲者。”

女人自己无法意识到这点。她只知道父母给她找的这个男人和她父亲一样，都是为同一位地主工作。她丈夫是厨师，一个月赚三四百卢比，约合十到十二英镑。地主会提供他食物，有很多土地。她认识这位地主，知道他是谁，因为她的父亲和丈夫都为他工作。他是位很值得尊敬的人，非常亲切。

村里有一所小学，但她连小学都没上，因为父母不让。她父母都是文盲。父亲过世时，一分钱都没留下。他是地主的仆人，随时为地主服务。当地主要打猎时，便会叫她父亲随侍在侧。他为地主宰杀飞禽，照顾猎犬，住在地主家庭院的土屋里。她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住在那儿，大概有二十五个，但她不太确定。这些人都是地主的仆人。村里有座清真寺，所有的人都会经常去清真寺。

谈到清真寺，这个女人就笑了。她知道，有关清真寺的问题只是个引子，她很高兴自己看穿了这点。她也认为，这是她所谈到的自己的生平中唯一的好事情。

她父母的土屋里根本没有家具。只有一只箱子、一些器皿、一台电扇。由此可见，土屋里有电力供应。这台外观堂皇的电扇，足以证明夏季有多么酷热。她记不起还有其他什么了。

她的婚姻维持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她一共生了两男一女，经常在别人家里帮佣。可惜两年前丈夫染上毒瘾，注射海洛因，他希望她拿更多钱回家。一旦她没有，就遭殃了。有一天，她的孩子和她丈夫侄子的孩子吵架。（她丈夫的侄子也是劳工，只是在不同的地区工作。）她把两个孩子都打了一顿。结果丈夫侄子的孩子就告状到父亲那里。她丈夫回家后，将她狠狠地打了一顿。她带着一个孩子逃到亲戚家里，但丈夫尾随而至。她想去报警，但她丈夫的一个亲戚告诉她不要报警，叫她回到丈夫身边，因为这是她的错误。孩子们吵架只是个借口。她丈夫先是对侄子发火，后来两人居然连手，痛打了她的鼻子。

当她说自己认识地主家人的时候，她也笑了。很显然，根据她的判断，这是她说的第二件好事。

她自己的孩子，两男一女，也曾经上学。但后来他们都辍学，连阅读和书写的能力都忘光了。他们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每天都会去清真寺。是她要他们去的，她认为，她的子女都受到虐待，公婆对她的子女很不好。

她有困难的时候，她的地主没有帮她，因为她没向他求助。她从来没想过这一点。她的地主也不知道她有困难，没有人告诉他。她在村子里再也没有家了，兄弟姐妹对她也不再关心。

她只能住在人权团体的庇护所。他们为她找了一份差事，每个礼拜在制造绷带的工厂工作两天。

她穿着塑料鞋，两只脚在鞋里动个不停。她不时整理她的粉红色裙子，裙子上有花朵图案。她有木版印刷图案的头巾是唯一可以谈及风格的。

她说，自己如今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唯一的希望就是将孩子带回来。自从她逃离丈夫后，事情有些改变：如今的她不再有所畏惧。

法扎纳说：“她已经麻木不仁了。”

多奇怪的字眼，或许法扎纳的意思是，“硬心肠”。

不过，说她“麻木不仁”可能也对，因为当法扎纳再度问她的时候，她答道：“我已经失去了感觉快乐和幸福的能力。”

突然之间，她开始大笑，笑我问一些奇怪的问题，笑我的衣服，笑我居然需要口译才能和她谈话。这笑是发自内心的，一旦开始，就不能自已。她只记得，为了表示礼貌，她必须转过身去，用手挡住自己的嘴和那被蹂躏过的鼻子。

莫卧儿王朝建立了许多城堡、皇宫、清真寺和坟墓，英国人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建造一些建筑物，用来安置机构。拉合尔有很多属于这两个时代的纪念物。讽刺的是，巴基斯坦整日高谈伊斯兰教认同，甚至自称莫卧儿王朝的继承者，但是在巴基斯坦最残破不堪的不是别的，正是莫卧儿王朝的纪念物：城堡、沙贾汗的清真寺、夏利玛尔花园、沙贾汗和他美丽的王后诺儿贾汗的陵墓。至少看起来像正在腐败的两座凡尔赛宫。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某些巴基斯坦人受教育程度低。他们的思想很保守，认为凡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就不需要去理会。但这也涉及伊斯兰教皈依者对他居住的土地的态度。对于皈依者而言，他的土地没有宗教和历史意义；土地的遗迹没有价值；只有阿拉伯土地才是神圣的。

英国的行政大楼一直存在，它所容纳的机构大都是国家需要的。这些大楼耸立在购物区，在拉合尔市中心的大道上，有点像人为艺术。它们一栋接一栋，每一栋都处于堂皇的地基上，这里的英国人好像在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方有过经验似的，一开始就知道该在拉合尔建造些什么：公共行政学院、国家宾馆、供地方头脑子弟念书的学院、政府机构、英国人俱乐部、公园、法院、邮局、博物馆等等。

法院一向很忙，但律师表示，尽管架构全面，法院却从不判决。有太多政治因素介入；太多诉讼；也有太多作伪证的人；法官工作量总是超过负荷。在此之前，当地并没有其他制度可用来恢复。有一则关于莫卧儿皇帝断案的民间传说。传说中，皇宫外面日夜悬挂着一条绳索，如果有人想申冤，就必须跑去拉这条绳索（只要去拉的人不是太多，或没有被人阻止），绳索会拉响一口钟，钟声一响，皇帝就会出现在窗口，为申冤者讨回公道。这则故事——其实只是农奴关于主子有多慈悲的幻想——却被巴基斯坦教科书当成事实在流传，用来为古老莫卧儿统治者的伟大加分。但根据法学讲师瓦利德·伊克巴勒（他的祖父就是那位提出巴基斯坦构想的诗人）的说法，在英国人统治之前，即锡克时代，这里的法律很“模糊”。再往前追溯，直到莫卧儿时代（即绳索和钟的时代），那时候所谓法律，根本就是皇帝说了算。这个国家残留下来的依然是英国人设立的法院，以及一八九八年和一九〇八年的英国程序法；这些法院和法律因为符合需求，所以能够持续存在。

我和拉纳一起去看那些法院。拉纳是个在大法律事务所工作的小律师，二十九岁，来自旁遮普。他是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小地主先是卖掉土地，后来又输光了钱，最后连地位都没了。考虑了很久，拉纳才决定当律师，他想要权力，想要自保；同时——这是他对这些机构不明智的礼赞——他以为，通过法律，通过执行法律业务，他就可以找到纯洁的事物，摆脱国家的纷扰与不仁，找到一些只要拥有它，就可以让人拥有尊严的事物。

结果，法律让他感受到另一种失望，这种失望在他的习惯中显现出来：他是个喜欢沉思的人。拉纳英俊潇洒，体态矫健，许多年轻的律师都是他朋友。这些年轻律师很高兴看到拉纳出现在法院的庭院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长廊，以及律师们喝茶的房间（有点像火车站的自助餐厅）。拉纳的穿着比他的朋友更正式，但我认为他不会喜欢穿律师的黑袍。我想，身为小律师，他一定认为这是苦役的服装。

在法院后方破旧的街道上，有许多律师的招牌，写的是歪歪扭扭的乌尔都语。这些招牌有的是白底黑字，有的是白底红字，挂在栏杆上、水泥或金属制造的电线杆上，有如商店的招牌。在这些下级法院的庭院里，群众总是熙来攘往，像放假期间的学校；在人潮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名警察正用铁链拉着一个犯人。在主建筑的拱门外，在楼梯的地板上，一些身着宽松旁遮普装的人正在休息。

小小的房间，小小的法庭。有些房间里有几个人，有些则不见一个人影。我不太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拉纳不太说话。接着我们来到大厅，拉纳变得很有礼貌。他帮我找来一张椅子，让我坐下来，自己站在我后面，靠近门。天花板很高，有悬臂托梁，地板是大理石铺成的，散见一些盘子和篮子，上面摆着书，书里还夹有纸制书签。身着黑袍的律师站在被告席前面的讲台上，服务人员不时搬来盘子和卷宗。两名法官坐在饰有流苏的棕布罩盖下方，仿佛是王权的象征。其中一位法官一边翻着一本大书，一边问道：“是第几项法令？”在法官和他们的罩盖后面，是几扇有窗帘的哥特式窗户；门廊上方则是哥特式拱门。大厅内一丝不苟的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装潢、门上的莫卧儿图形、壁炉（如今已装有电力和瓦斯暖气设备）上方代表公正的天平让我不禁想到，就如印度次大陆其他地方，象征英国主权的建筑一直在这些公共建筑中展现最美好的面貌，所有细节都一丝不苟，这些审慎之处或许人们不会注意，却可以提升整体效果。天花板并未悬挂有巨大叶片的电风扇，它们被垂直固定在墙上，在秋天里，电风扇纹丝不动。

法官开始宣判，尽管念的是英文，但因为他口齿不清，我听起来也很吃力。法官念的时候，不断重复一些字词，他正在对一个下令清真寺的麦克风必须消音的地方长官做出不利的判决：“此风绝不可长，他没有权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华美的大厅中，法官坐在罩盖下方，律师穿着黑袍站在讲台上，辩护和审判正在进行，法律条文全在书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便国家出了种种问题，拉纳依旧认为法律是纯洁的。

有那么几年，他一直想当警察，原因主要与安全有关。旁遮普的警察对一般平民拥有极大的管辖权，在旁遮普当警察，就可以保护他自己。他年仅十岁的时候，就发现了警察的权力有多么大。当时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在马路上乱转，造成一辆人力车和汽车发生事故，警察去他家找他，把他带回警局。拉纳全家先是住在这个小城镇，后来才搬到拉合尔。他父母当时并不在家，去了拉纳父亲的村子，因为有些亲戚病重亡故了。所以拉纳只能和一位叔叔联络，那位叔叔表示马上就会过来。拉纳将这些告诉了警察，警察凶狠地说：“走开，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叔叔还没来，警察就命令拉纳：“去洗我的盘子和汤匙！”拉纳想都没想，马上顶撞回去：“不洗，我是拉其普特人。”拉其普特人是印度北方专司军职的人，是古印度武士阶层的后裔。

拉纳的家人和族人深以自己是拉其普特人为荣，拉纳的名字Rana就暗藏着他的世系。在他父亲的村子里，他就有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他经常和父亲一起去村里，父亲当时还拥有自己的土地。拉纳和父亲所到之处，村人都对他们毕恭毕敬，还会对父亲说：“拉纳大爷，您大驾光临，真是太好啦！”说这些话的大多数人是在父亲的土地上工作的农民。这种情景让拉纳震撼，他很喜欢人们对他表示恭敬。就这样，他终于逐渐明白当一名拉其普特人的意义。

这就是当警察要拉纳去洗盘子和汤匙时，拉纳能够正色拒绝的原因。拉纳说：“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不想做。”

警察没拿他怎样，本来可以打他一顿，但警察没有，可能是因为拉纳的态度与众不同，也可能是因为他叔叔就快来了。叔叔来了之后，只好付钱了事：一共付了五百卢比给警察，要他快快结案，不要张扬，另外还付了五百卢比给人力车主。

当拉纳和叔叔要离开警局的时候，警察叫住他们：“等一等。”他告诉叔叔要求拉纳洗盘子和汤匙的事，并且说：“这小子只有十岁，就已经是个恶棍了。”尽管叔叔认为拉纳做得很对，却也在步出警局之后告诫他：“警察也可能做出恶棍的行为，下回你可千万要小心。”

就是这件事，让拉纳矢志当警察。不久之后，一群警察搜查邻居的房子，这又使拉纳想当警察的意志更加坚定。一旦当上警察，不但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还可以得到一份公职。公职总是让人有安全感。拉纳十三四岁时，就开始认真地以未来的警官自许，他觉得自己有一种掌控的本能。可惜有一天，一切都突然改变了。

拉纳有个表哥是警察，他在拉合尔市外大约四十里处的一个小村子当助理副督察员。助理副督察其实是个级别很低的职位，但拉纳一直以表哥为荣，认为表哥已功成名就，正如在父亲的村子里，拉纳以身属拉其普特人、地主的儿子为荣一般。当他开始了解助理副督察员是什么职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这么一位表哥，实在很有优越感。拉纳十六七岁时，开始想到有朝一日需要去拜访表哥，可是又实在找不出去拜访的理由；他只是想去和这位功成名就的表哥攀亲带故。在表哥服勤的警局里，拉纳看到有些人铐着手铐，戴着铁链，发现警察接受的训练是将一般人视同罪犯。他很清晰地记得，尽管表哥对待自己的朋友很客气，对自己的家人却很凶。拉纳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决定这种权力不要也罢。于是，他放弃了当警察的梦想。放弃了坚持这么久的事情，他一时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好。

不久之后，拉纳的父亲卖掉村子的土地，改行做生意，想不到生意马上宣告失败，一切都没了。拉纳很快发现，身为父亲的儿子，自己曾在村子里颇受尊敬，如今，村人早已不再重视他，甚至连一些近亲都躲得远远的。他现在谁都不想见，他发现，从前关于拥有权力去驾驭别人的梦想，根本就是个错误。

父亲将他从忧郁中拉出来，坚称他应该接受更有难度的训练。拉纳的父亲一向相信孩子应该接受教育。拉纳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告诉他：“如果你不上学，我就宰了你，或者将你逐出家门。”父亲还经常说：“不识字就是死路一条。上学才有活路。”

此刻，父亲建议拉纳应该上法学院。尽管已经破产，父亲还是每个月挤出五百卢比当拉纳的学费。拉纳在研习法学的岁月中，也慢慢找到一种哲学的慰藉。法律让拉纳见识到了另一种权力的滋味。

我们到法庭去参观的几天之后，拉纳和一个朋友来看我，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关于法律，我研习得越深，越认为权力不全都掌控在警察手中。只要有办法，受过足够的教育，又了解自己的权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稳重的人，可以面对任何结果。”

拉纳一共研习了三年法律，即将毕业时，他爱上了一个女孩。法律考试结束后，他认为自己应该离开家人一阵子，于是前往伊斯兰堡和一些山区，比如穆里、加罕、纳兰等地。后来女孩没有嫁给他，而是嫁给了一个有钱人。拉纳并不因此而恨她。女孩喜欢过他，这点仍然让他深以为荣。将他拉出痛苦深渊的还是父亲，他在某个山区找到拉纳，告诉他：“凡事适可而止。回家准备证件，申请律师执照。”

已经学过法律的拉纳如今开始学习如何从事执法工作。在他眼中，自己已接受过教育，具有这方面的敏感度，他期待人们因此而敬重他和他的敏感。结果在长达六个月的实习生涯中，他发现根本没有人这样做。他的上司视他为一般职员，甚至将他视同邮差。于是拉纳换到另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新上司告诉他：“刚开始我会给你一千五百卢比的薪水，十五天后我会调升到两千卢比。在四或六个月后，钱就无关紧要了。”但拉纳连刚开始的一千五百卢比都没拿到。不是上司不喜欢拉纳，事实上，上司很喜欢，只是认为自己不该付拉纳薪水。

拉纳说：“原来钱无关紧要，是有别的意义。”

和拉纳一起来的朋友索哈尔说：“拉纳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不是唯命是从的人。”

拉纳说：“如今的我倒活像一个唯命是从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是。”他莞尔一笑。此刻的他因为已经下班，并没穿律师的黑袍，神情轻松，偶尔还说些笑话。

上司的事的确重要，不过，对于一些普通职员做法律要求做的事，拉纳照样得应付一番。拉纳的上司说：“这都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拉纳并不认同。除此之外，当事人也很难搞定，他们想请的是有经验、有名气的大律师，还有的人想请英语说得比拉纳更好的律师。在巴基斯坦，一切和法律有关的规定都要用英文写。最后的一关是法官。拉纳认为法官说话时应该字斟句酌，结果并非如此，他们根本就是对人不对事。

拉纳第一次自己出庭是请求保释犯人，他满心以为，只要没有伤及重要部位，伤势不严重，法律就会准许。拉纳陈述自己的理由之后，法官说：“小伙子，说完没？”拉纳说：“说完了，庭上。”法官说：“几分钟后，法庭将做出判决。”随后拉纳转过身来，步下讲台。突然，法官叫道：“听着！”拉纳转过身去，注视着法官，法官宣判：“申请驳回！”

拉纳伤心地回到法律事务所，他告诉朋友，自己不想再吃这碗饭了。第二天，法律事务所一名资深的律师去找同一位法官，马上获准保释，但拉纳低落的情绪仍然没有恢复。

小时候，拉纳一想到权力，就会想到如何运用权力。如今，他从较卑微的另一面看到了权力。有一天，他在地方法院看到两个男孩，大约十到十二岁，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被指控走私毒品。母亲放声大哭，拉纳过去和她说话，她告诉拉纳，那个指控母子二人的警察其实一直在纠缠她，要她和他睡觉。拉纳相信了她。

索哈尔说：“在巴基斯坦，有两种人活得很好，有名的人和有钱的人。其他每个人都像蠕虫，贱命一条，既没钱，也没势。权力仅掌控在少数人手里，钱也是。”

有一天，拉纳终于忍无可忍。他想离开巴基斯坦，一走了之。他想——奇怪的是，他居然一厢情愿地开始漠视移民法——前往英格兰，在英格兰工作，这不但可以改善他的英语水平，还可以在法学上继续深造。但当他到英国领事馆申办签证时，柜台人员居然连话都不让他说完，就将护照丢还给拉纳。这项奇耻大辱深深印在拉纳脑海中：他述说这件事时，还模仿了对方丢护照的动作。不过拉纳无能为力，他只能待在原地，通过法律寻求公道。

如今，拉纳会偶尔对父亲说，他想再研习法律一年，父亲则会表示：“你在法律上已研习了许多年，最好维持现状，因为你多少也得到了一些东西。”

拉纳整日活在不安之中。当律师本来压力就不小，更何况日常生活也总是有难处。

索哈尔说，拉合尔的出口量原本很大。拉合尔多的是豪华的沃尔沃汽车。后来，“他们”——至于这些该负绝大部分责任的“他们”是谁则不得而知——将汽车的空调系统、地毯和垫子偷窃一空，接着开始偷引擎零件。如今，车库停满了毫无用处的汽车，路上开的只是一些小型汽车。这些车只有十五个座位，但是在汽车站通常会有二三十名乘客等车。

拉纳说：“有时候，我一等就是一个小时。如果有人因此而想要自己拿枪执法，你怎能怪他们？生活总是有一些基本要求，你总得让百姓食有鱼，出有车，有一些其他的机会。”

索哈尔说：“人们不太清楚自己的权益。”

拉纳闭起双眼，不住地点头。拉纳家一共有十个人，他是长子。过去，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梦想拥有权力去驾驭别人，如今，他却谈到别人的权益。

我问起他的母亲。

“她是简朴的女子，来自乡村。”母亲是通过媒人介绍嫁给父亲的，是一桩拉其普特种姓的婚姻。“她总是告诉我要等待，等待。”

拉合尔的一位大律师建议我应该到钻石市场去参观，那里有很多歌女、舞女。这位律师的法律事务所很有高等法院的派头，每当律师进入外面的办公室，所有的职员和助理都得站起身来，对他行注目礼。法律界居然如此看重阶级和个人，倒是出乎拉纳预料，也让拉纳大受其苦；但是对我而言，却不无好处。我从周遭的一切就能立即了解这位律师，在人们的眼中，我知道这位律师是个举足轻重的人。律师有个很好的向导，可以带我去钻石市场参观。律师说，他有个当事人对钻石市场了如指掌。当事人刚好就在那儿，在里面的办公室，他个子很高大，穿着一件宽松的桃红色长尾衬衫。

歌舞通常很晚才开始表演。说好向导当晚十一点到饭店，结果他迟到了十五分钟。他看起来比坐在律师办公室椅子上的时候还胖，身边带着一个很强壮的男人。当我们走到饭店车道上的货车上时，我发现车里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人肤色黝黑，一张麻子脸，戴着棒球帽；另外一人也很强壮，胡子修得十分讲究，穿红蓝两色条纹的运动衫。

钻石市场在那座有围墙的旧城里，和购物区的末端有段距离，就在沙贾汗清真寺的后面。奇怪的是，只不过开了短短一段车程，我们就看到一些有灯光的房间，有女人和男人在昏暗的街上走动，街上到处都有碎石和泥土，还有一些卖食物和糖果的摊子。

我那位穿着长尾衬衫的向导神气十足地走着，大家都认识他。律师说得没错，这是他的地盘。那个穿着红蓝两色条纹运动衫的男人说：“他是这里的恐怖分子。”后来我的向导和一个陌生人打招呼时，那个穿着运动衫的男人又指着陌生人说：“他是小号恐怖分子。”

我们走过那些有灯光的房间。房间里有几个乐队队员坐在地板上，还有几个歌女，有的三五成群，有的独自枯坐，他们的表情或谨慎，或空无一物。有灯光的房间上方总是有阳台，阳台上有些有男人和女人。向导说：“那些是她们的皮条客。”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向导全都提供，包括糖果、食物和女人。

他们请我吃牛奶糖。他们心里想要什么，就直接从店门口的展示摊上拿，没有人会阻止，店家只能忍耐，还得赔笑脸。我有点紧张地和他们一起吃了牛奶糖。随后，我们在一家著名的饭店里吃饭。饭店面积很大，鸡肉和羊肉就在饭店外面的锅里炖着。在一间屋子里，饭桌和椅子早就为我们准备好，并且擦拭得很干净。这很像古罗马时代——古罗马人有块地板，专供客人扔残羹剩肴——客人吃完骨头上的肉之后，就将骨头扔到地板上。穿长衬衫的大个子用几片巴基斯坦式面包蘸着鸡肉和羊肉的炖汁吃。他似乎意犹未尽，又到外面的锅里去拿，仿佛在有意展示他的权力。

当他回来的时候，我问道：“这个地区有多少恐怖分子？”他朋友，就是那个穿着条纹运动衫的男人对我眨眼说：“只有一个。”大个子谈到他在伦敦的日子，他说，他在伦敦认识两个非洲的恐怖分子，也可能只是碰巧长了黑皮肤。

最后，他们拧开水龙头洗手，再用毛巾将手擦干。大个子指着水池旁边月历上的一张美女照片问道：“你喜欢她？你想和她上床？”食物让他膨胀了起来，“一切都算我的。你去找她吧，我有的是钱。”他拍了拍他的腰部。

我们继续走，走过那些有灯光却让人昏昏欲睡的房间。听过那么多有关女人遭绑架和蹂躏的故事之后，这样的地方很难叫人不提心吊胆。当晚，我第一次看到警察的吉普车，吉普车在狭窄的巷子里小心翼翼地开着。

大个子说：“警察全是垃圾。”

他们都同意。

大个子说：“他们总是等到十二点半，所有的摊子都打烊之后才露脸。”

警察找过他麻烦，他被控杀人，在狱中待了一年，最近才假释出狱。那就是当天早上他会到律师事务所的原因。

他说：“正义是垃圾，法律也是垃圾。法律只约束穷人，约束不了有钱人。”

我们上楼，进入一家电影院的大厅。大厅内空无一人；电影院看起来是关闭了。大个子指着广告板上的电影广告，他那个穿运动衫的朋友说：“这些女的全是妓女。”言下之意，他好像又想提供这些女人供我选。我表示了尴尬。那位朋友好像突然在我们中间冒出来似的，说：“我很了解你的意思。”

我们回到汽车里。一个看起来无家可归的男人一直在看着我们。他从黑暗中走出来，浑身紧绷着，一副皮包骨的模样，不像个人形。他向我们要钱，我的同伴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丝毫没有鄙夷之意。

大个子说：“最后一圈了。”

我们再度在窄巷中慢慢绕来绕去。他们说，有钱人将一个女人带走了。就在最后一圈结束时，大个子指着一个又黑又瘦的男人说：“皮条客，那三个。”他指的是在有灯光的房间里的女人。那个又黑又瘦的男人穿着黑色的宽松套装，刚嗑过药似的，就站在房间前面的暗处。

大个子说：“现在你要上哪儿？”我说：“回饭店。”他们都大失所望。

若是从前，我一定会在此地流连忘返。在我三十五岁之前，妓女对我还是颇具吸引力的。但就我记忆所及，这段岁月也没有真正的乐趣可言。我只记得销魂之后整个人开始虚脱。车上那几个男人一定认为我在假正经——巴基斯坦的妓女不论在中下还是中上阶层都有一定的口碑。找巴基斯坦妓女，对我而言，算不上不光彩的事，但此时此刻我丝毫没有这种冲动。我对性满足的看法已经改变。

大个子拿起靠在挡风玻璃上的一个瓶状图案，图案中人是反对党领袖谢里夫。谢里夫穿着一件长衬衫和一件没有扣上的西装背心，虎背熊腰。大个子说：“他是我的领导人。”事实上，图案上的人物是汽车上所有人的领导人。我居然身处某些政客群中，这让我吃惊不已。

政治，性压抑，残暴，被囚禁的妇女，音乐，脏乱，大家都排斥的人物，摆在外面的食物：许多想法和感觉，都在这片寻欢作乐之地相互冲突。每件事都不值得信任，每件事都相互抵消。

我后来发现，大个子倒没说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很重要。这种地方的要人能做的事他全都做了，也有些人想对付他。那天晚上就很可能有人轻而易举地对我们下手，只要从那些黝黯的窗口下手就成了。

第三章　拉纳在他的村子里

星期五，安息日——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宣布安息日，这是一位总理和他的挑战者就伊斯兰教誓言而进行政治拍卖的一部分。在这场政治拍卖中，总理可以说赢了，也可以说输了：事后他很快就被罢黜，被审判，最后甚至被处以绞刑。星期五的安息日一直保存下来，当天，拉纳不必穿上他那套律师的黑衣服、黑领带，他带我去参观他父亲的村子。

如今，他父亲在村子里再也没有土地，但村子里有很多他们的亲戚。拉纳安排他的一位叔叔接待我们。拉纳的五位叔叔仍然拥有土地，他们有同一位祖父，不是兄弟，就是堂兄弟。拉纳说，村子里共有四五百户人家，每户人家有八到十个人。有段时间，这些人大部分都为地主工作。现在有少数人已经出国，去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地方；有少数人自行创业，经营小小的养鸡场、小商店，或制冰工厂。生活依然依循古老的形态。每个人都是黎明即起，不分冷热，无论晴雨，一直工作到日正当中。在田里耕作的人们也在田里吃午饭，一直到工作结束才回家。

拉纳希望介绍给我看的是古老而美好的生活方式。他自己安排了汽车，是朋友的，开车的正是那位朋友。朋友比拉纳矮，但比他壮硕，虽然和拉纳一样年轻，但已小有成就。他在小镇里有自己的企业，出口成衣，尽管规模小。他有许多理想，这些理想让他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一直到路面变得崎岖，开车变成考验为止。

出城的道路经过一条运河，两边都有树，后来我们终于来到平坦的旁遮普平原。拉纳说，这是“雷温”地区，每年夏天，宗教学者都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不只是学者，还是宣教者。我记得一九七九年那次集会，好像平地上一块很大的市集场地，从老远就可以看到道路和排成长队的闪闪发光的汽车；帐篷一个挨一个，好像很多个小土丘；地下浸透了水，如同吸饱水的垫褥般弹力十足，一脚踩上去，马上就出现许多小裂痕，脚一抬起来，又马上恢复原状；这些帐篷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篷杆东倒西歪；帐篷并没有完全密合，从缝隙处可以看到天空。

那年的“雷温大会”，在穆罕默德·齐亚的统治之下，巴基斯坦第一次感受到宗教的恐怖。齐亚吊死了布托——那位宣布星期五为安息日的人。后来，齐亚前往麦加朝圣。他只参加一小部分活动，并未全程参与，但他仍然从沙特阿拉伯带回几亿美元。巴基斯坦规定，每逢祈祷时刻来临，政府官员必须放下一切事务，安心祈祷。伊斯兰教的鞭刑执行车出动，随时准备对付作奸犯科之徒。百姓都噤若寒蝉。有些人担心自己不够好，于是认为自己应该更加努力。在“雷温”一带，在宣教者帐篷的四周，都可以看到许多人在倍加虔诚地祈祷。

在这个星期五早上，我们开车前往拉纳的村子，当地的道路十分平坦，空气十分清新，老远就可以看到一些人在走动，一眼望去可以看到两三个村子。人都显得很渺小，在这个假日的早上，有人在打板球，有人跑步，有人走路。但细微处依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让人格外觉得赏心悦目。房屋是用黏土砖盖成的，呈现泥土的颜色。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砖窑的锥形烟囱，四周杂乱无章地堆着一些砖块。

拉纳说，有一条捷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小时就到得了村子。他不记得捷径在哪里，也不知道历经几次洪水后，这条捷径如今是何等模样。我们开始问路。拉纳说得没错，是有这么一条。有两三个人告诉我们，洪水并没有对这条捷径有什么影响。但等到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条捷径根本就不是一条路。上面到处都是沟槽和水坑，在每个村口处都有障碍物。我们一度有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动弹不得，因为实在有太多的车，包括马拉的轻便双轮马车、手推车、汽车、单车、公共汽车等纠缠在一起。

许多手推车都是很年轻的男孩在推。男孩坐在手推车边缘抽烟，一副成熟男人的模样，活跃得有点过了头。他们执起缰绳，踌躇满志。这份差事既新颖，又令人兴奋，可以展现男人气魄。在一大段铺好一半的石子路上，我们看到一个年约十岁的瘦弱男孩，在他父亲马车的后面，努力地推着他小小的手推车。男孩推得很吃力，他有时靠在手推车左边，有时靠在右边，一路上忽左忽右地前进。

我问拉纳：“那男孩会怎样？”

拉纳说：“他的前途完了。”

在捷径上走了两个小时——走了一村又一村，看了一堆又一堆障碍物——拉纳说我们回来的时候要走另一条路。

最后，我们到了一个村子赖以生存的小镇，又过了一会儿，终于到达村子。村子里到处是用砖墙圈起的地皮，道路两边都有排水沟，有许多倒垃圾的池子。拉纳要我们看一座建筑物，他说那是一所女子学校，但我们没有停下来参观，直奔他叔叔的家。

叔叔在家等我们。走进他接待客人的外院时，我们看到了这位叔叔。他很英俊，身形细长，穿一身雪白——白色的头巾、白色的缠腰布，只有皮鞋是黑色的，连白胡子也修剪得十分整齐。

小房子在庭院后面，走廊的地板是泥土制成，有几根砖柱支撑着屋顶。宽阔的房间用泥土制成，墙壁则是用混凝土砌成，有几扇木制的门。走廊的泥土地板上有一块芦苇垫子，内室里有一张弹簧床。木制天花板上倒挂着两台电扇；钉天花板的横梁看起来仿佛是个大铁架。有一张新床架，还没装上弹簧，靠着一堵墙直立着。墙上面钉着几根大铁钉，用来挂衣服。还有两个壁龛，上下并列。

突然出现几个男人，为我们搬进来两张弹簧床，为拉纳搬来一张弹簧椅。一个缠着腰布、穿着运动衫、赤裸的肩膀上披着一条毛巾的男人进了屋子，端着加盐的奶昔。这位为我们服务的人是拉纳的堂兄，比那位一身雪白的叔叔矮小。

一个年轻的男孩一丝不苟地穿着卡其色宽松外套和一双黑色凉鞋，他打开了电扇。因为电扇吹得我们实在太冷了，于是又关掉了。打开电扇的男孩是拉纳的堂弟，有点智障。拉纳解释道，原来这个智障的堂弟一个月大的时候，堂兄不小心将一块冰掉落到他身上，从此他就变成了那副模样。或许那块冰就来自拉纳所说的制冰厂。

男孩的声音低沉，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声音。访客都十分注意这个男孩。当他尝试用那种低沉的声音说话时，马上就会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拉纳温和地看着他，叔叔也看着他。

其他人陆陆续续到来，向拉纳致敬。那位帕瓦利——就是那位记录村里土地情况的男人——骑着摩托车来。他穿着十分正式，一件橄榄灰的宽松外套，展示出一位要员的模样；他的地位和职责早在莫卧儿时代就已界定。地主到底该缴多少税，完全视帕瓦利的记录而定。但没有人适时地介绍他，他也一语不发，只是待在屋内。

一面很高的砖墙将外面的庭院一分为二，这户人家从内院走到前院接待访客。访客通常都不进入内院。一个身着花朵图案绿衣服的小女孩绕过围墙在窥视，似乎想打探访客是不是真的来了，好像有人教她似的，当她看到我们的时候，便猛然抽回身去，可能被吓了一大跳。墙的另一边种有一棵树，内院有人烧火，冒出一缕烟。

村里的一条大路传来麦克风的声音，越传越近。麦克风挂在一辆汽车上，正在叫卖冬天盖的毯子。

我们的司机，就是那位成衣制造商，躺在一张弹簧床上舒展四肢。在开了这么辛苦的一大段路后，此刻的他十分轻松自在，好像他认得这个村子，认得拉纳的叔叔，认得他家，认得这张床似的。他和拉纳谈他的成衣生意和出口梦想。接着，他通过拉纳对我表示：他认为我可以帮上忙，帮他做宣传。他的乌尔都语夹杂着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英文单词，比如“设计”“最新设计”“时装设计”“整体设计”“模特”等等。

麦克风的声音又回来了。这回没有说话，只有电影的配乐。

有人拿水烟筒进来。这个水烟筒是个精心修饰的铜碗，碗底很平，放在几个小支架上。

这些堂兄弟都非常热切地招待我们。拉纳置身在他们当中，确实如同王子。他果然没有让他的亲戚失望，举止再完美不过，比他的堂兄弟胜出不止一筹。

一个堂弟拿猎枪和枪弹进来，表示要打猎。拉纳将他心里所想的事情解释了一番。附近有“丛林”——这儿所谓的“丛林”，就和次大陆其他地方的“丛林”一样，指的并不是茂密的热带雨林，而是一片简单的野地。在这个空荡荡的泥土地板房间，猎枪、枪弹和水烟筒一样，都是奢侈品，是供访客使用的东西。但这些物件也是献给拉纳叔叔的礼物。他拥有两百英亩的田地，都种了甘蔗，有四百人为他工作。拉纳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有四百人随时为他待命，一旦他有需要，他们就会为他工作。

虽然只是正午刚过，公鸡却开始叫了，还有小鸡的叫声。一个穿着十分肮脏的黑衣服的小男孩进来，站在门口。

现在我们的午饭准备好了。中间的弹簧床是人力操作的，被竖起来靠着墙壁。几个人从内院的房子搬出来几个色彩明亮的垫子、两张气派的椅子和一张矮桌子，桌子上有塑料贴面。一个男人将桌子抬进屋内，在漂亮的塑料贴面的下面就可以看到简单的木框和很大的新铁钉。这些新铁钉可以直接从贴面上钉入木框。突然之间出现许多人手，许多人在干活。一块桌布——黑红色的底，喷有黄色的花样——被铺在桌面上，许多人努力将桌布压平，但褶皱无法消除。拉纳说：“这是用手缝制的。”瓷器和碗盘陆陆续续端了进来，有更多的人手随着需要而出现。拉纳说：“这些东西是专门为我们端出来的。”他的言下之意是，不希望我对他叔叔家的殷勤视而不见，也不希望我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

一个个煎得很完整的蛋被放在一个个瓷碟上，还有一碟腌芒果。一篮全麦面包，都用布包着保温。一个瓷壶内装的是已经放了糖的奶茶。全麦面包是用村人制作的奶油做的，使用的小麦，尽管是在其他地方的磨坊磨的，但确实是四周的田地里种的。

拉纳说：“你们正想洗个手吧。”

我们站在外面的砖墙边洗手，一个堂兄用瓶子为我们倒水。只有访客在吃东西，其他人不是坐在一旁，就是忙着招呼我们。一些地位比较重要的主人可以坐着，还有一个男人拿着水瓶站着。

这些食物不但悦目，也真的爽口。我们又洗了一次手。终于到了该去田野里打猎的时候，这是主人先前答应过我们的活动，另外一把枪被拿了出来，和先前那把保管得一样好。

隔壁有一间砖盖的房子，墙上没有门，住的是拉纳的一个亲戚。对面有几间比较小、用泥土盖的房子，是工人住的。这些房子比较开放，有两三个人躺在阴凉处的弹簧床上。他们从前是地主的工人，如今已是“个体户”了。

巷子里的尘土很厚，两边的水沟里是从牛栏流出的污水，呈一片绿色。在一个院子里，有个女人正用自己的手清洗排水沟，厚厚的牛粪沾在她手上，深及腕处，也呈一片绿色。

一出村子口就是田野，从很远处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女人，三五成群，从田野往村子走去。她们好像很欢乐，仿佛是嫁娶队伍中的成员。她们穿的是红色和黄色的衣服，头上顶着的篮子也用鲜红色的布包盖着，可能都是花篮，或是盛装献礼的篮子。等到走近了，我们才看清楚：她们的个子瘦小，被太阳晒得黝黑，看起来和她们穿着的衣服颜色并没多大关系。偶尔，她们会用头巾将脸的下半部遮盖起来。她们并不是嫁娶队伍中的成员，只是从田里工作归来的工人。拉纳说，未婚女子穿的是明亮的颜色，已婚妇女则穿得较为暗淡。

在前面不远处的田地中，我们看到一间用砖盖的新屋，这是一所学校。学校土地是拉纳的一位叔叔捐的。但这所学校和村子里的另外三所学校，包括我们到达时拉纳指给我们看的女子学校中，一位老师也没有。拉纳说，因为环境问题，男老师都不敢到村子里来教书，这里的生活只有对属于村子的人来说才有乐趣可言；对外人而言，这里毫无乐趣。女老师也不敢来村子里教书，因为她们怕被大地主绑架；尽管拉纳说，村里的地主都是他亲戚，其实都很和善，这在我看来也是如此。再走近一点，我才发现这所学校的建筑连骨架都还没有，它既没有屋顶，后面也没有墙壁。

我们在下陷的田地间的堤岸和矮墙上行走，偶尔碰到壕沟，我们就一跃而过。时值十一月初，天气十分凉爽，还不时吹来阵阵微风。田里种的庄稼种类颇多。有快成熟的甘蔗，长得很高，还尚未准备收割；有些则种着未成熟的玉米。麦田已收割完毕。棉花田里有白色的棉，粉红色的花，从远处看，仿佛长着白色和粉红色的玫瑰。有些田地还没有被收拾干净；其他田地则已犁过，并且灌了水。这些水要在田地泡多久，拉纳问同行中的某个人，对方答道，泡三四天，接下来，灌溉水渠的出水口就要关闭。拉纳问道：“在英国，农民如何灌溉？”如果你一辈子仅看过旁遮普的田地，那你肯定很难想象有些国家完全仰赖雨水灌溉。

如今，我们距离村子已有相当一段距离，但田里绝非空无一物，一些工人正要回家。小骡子被它们驮着的一大捆草遮住了大半个身躯，走在饱经践踏、如今已十分干燥的堤岸上，步子沉缓。偶尔，几条站在一两块田地外的杂种狗会盯着我们看。这种狗的情绪很不安，有人吹口哨，狗就会非常紧张。杂种狗担心口哨声后可能出现一些残忍的举动，它们对我们显然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我们经过一个类似小村落的地方：有几间用泥土和砖砌的房，墙壁上有粪块。拉纳说，这不是村落。这是他们家族中的一支拥有的房子，附属外屋和家畜栏圈。这户人和家族中最大的一户发生争吵，如今彼此之间已不再“说话”。他们独自住在这里。二冲程的引擎在走廊上作响：一部机器在为动物剁草。拉纳说：“这是个现代世界。”尽管家族之间发生争吵，他还是挥着手，向照看机器的男人和男孩打招呼。

我一直以为我们要走到“丛林”去打猎，但走到某个地方之后，拉纳却打发两个人去甘蔗田。于是，他们开始砍甘蔗。我们留下他们，继续往前行走。拉纳指着远处几棵树下的房子要我们看，并且说，我们就要去房子那里。那里有座研磨厂，我们可以轧甘蔗，喝新鲜的甘蔗汁。

我们继续走，又看到很多人。有一家人，约有五六个，蹲在田里割长长的草。一个男孩裸露着背，也和众人一起割草。男孩大约五岁，站在长草中看我们，孩子气十足。其他的家人则低着头，继续割草。

我问拉纳：“他们真的需要那小男孩工作吗？”

拉纳说：“草很难割。”

此刻的我们已很接近房屋和拉纳指的树。我们离开堤岸，走过光秃秃的田地。田里的凹陷处很潮湿，其他地方却结成一个个土块，甚至裂开。房屋的狗群开始狂吠，但这些狗都未现身，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原来狗就藏身于水牛群中。

轧蔗机摆在一片略微凸起的高地上，很靠近一棵可以遮阴的树。有一小堆颜色苍白、被阳光晒干的蔗皮，显示大约一周之前有人到过这里。灌溉用水蓄成一个水塘，水塘将我们和那间有水牛、狗和遮阴树的房屋分隔开来。在泥砌的外墙上，正堆着一些牛粪在晒。

两个砍甘蔗的男人出现了。主角拿着镰刀，配角用肩膀扛着长长的甘蔗。一张弹簧床从房子里搬了过来。床就摆在树下面稀稀疏疏的阴凉中，主人要我们这些访客坐在弹簧床上，看别人轧甘蔗。在相隔四五十米处有一棵树，树枝末端有只灰底黄斑的鸟，仿佛是想观看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当中有一个男人拿出枪来，瞄准这只鸟，轰然一枪，鸟却毫发无伤地飞走了。男子没开第二枪。枪的事情已被众人忘得一干二净，大伙儿想的只是赶紧轧甘蔗汁。

轧蔗机用水池的水清洗过。众人找来一根已经去皮的长树枝，准备推轧蔗机，他们将树枝的一端插在轧蔗机的狭槽中。这根长树枝原来可以放在两条阉牛的脖子上，当作轭。两条阉牛绕着小圆圈走，就可以推动轧蔗机。但此刻，我们一行人中有人要做推轧蔗机的工作；另外两个人则坐在轧蔗机旁边，不断地将砍成一截截的甘蔗放在轧蔗机里。房屋里有人出来帮忙，轧甘蔗的工作开始。一行人中有人说笑话，这三个人推动轧蔗机，如同三条阉牛。另外两个“喂”甘蔗机“吃”甘蔗的人蹲着，每当“牛轭”转到他们蹲的地方时，他们还得俯下身去。

终于榨出一整瓶甘蔗汁。灰色的甘蔗汁温热，没有众人说的那种香味，或许要再等一会儿，才会出现更浓郁的香味。拉纳喝了一玻璃杯。一个堂兄拿着一瓶甘蔗汁，站在一边。先前我们吃午饭时，他也是拿着相同的瓶子，只是当时瓶里装的是水。那位成衣制造商喝了甘蔗汁，其他人也跟着喝了。

我们的娱乐节目结束了，最终还是没有打猎。我们开始往回走。在次大陆的许多城市，甘蔗汁可以随时从摊子上买到。摊子上的是用很简单的手摇榨汁机榨的。为了享受这种日常的情趣，为了在田里喝新鲜的甘蔗汁，这么多人都在为拉纳服务。我问拉纳，他童年和父亲一起来村里时，是否曾和父亲一同打猎。拉纳说没有，当时他太小了。他在村里的乐趣主要是看，会自己去田里到处看。

他穿着白色宽松长裤和棕金色长外套，模样很像一位王子，在田里更显得贵气十足。在我看来，他正渐渐长大，如今他已没有土地，但人们依然愿意为他服务。许多年前，就是这类服务让他觉得身为拉其普特人是一种荣耀。

拉纳说，他在拉合尔感觉自己有双重人格，这番话可以理解。他在拉合尔是位律师，穿黑色法袍，系黑色领结，却每天因为法律工作而觉得羞辱。他原来期待，从事这种高尚的行业，在村子里可以高人一筹。拉纳的人格分裂至此，一碰到有些事情在他的国家行不通的情况，他就格外气急败坏。他总是说“在我的国家”，从不说“在巴基斯坦”。他已然融入了一股庞大的民怨暗流，可惜却没有几个政客察觉出这股暗流。

从很远的地方，我们又听到村里的麦克风声音，这回可不是在叫卖地毯了。拉纳说，这些全是清真寺的麦克风，宣教者正在宣教，大谈特谈生活简朴的人——就好像村里的人——有福了；尽管照拉纳的说法，对村里的儿童而言，他们早没有前途可言了。

当我们走进村里的时候，一个穿着深红色衣服的男孩正用泥块扔一头被拴住的骡子，气急败坏的骡子则死命回踢。

拉纳走到叔叔家的内院，向叔叔家的女人道别。我们始终未曾看到任何一位妇女，只有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穿绿衣服的女孩。她在安全的偏远处偷瞄陌生人，然后一溜烟跑了。

我们朝拉合尔的方向走，回到那个让拉纳感受到双重人格的城市。这次不走捷径，改走另一条路回去。和那条捷径一样，这条路也经过许多村子，还有一段柏油路。因为这条路只够一辆汽车通行，所以容易造成延误，但走这条路还是比较通畅。拉纳先前表示，这条路要走一个半小时，结果我们走了两个小时。

第四章　游击队

一九四五年，即战争结束时，沙赫巴兹的父亲被英国驻印度部队遣散。当时他认为自己可以定居英国，这是战前部分印度人的想法。即便印度只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些人的金钱和头衔也让他们油然而生一种异国的尊荣。沙赫巴兹的父亲或许认为，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定居在英国的伊斯兰教教徒也将同样享有尊荣。其他来自次大陆的伊斯兰教教徒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基于各种理由，不信任独立，认为住在英国——一个法治的国家——是一条出路。

所以，尽管沙赫巴兹是在独立后那年出生的，他的成长过程却一直很难摆脱殖民和种族问题带来的不安。他在英国念小学和寄宿学校，是学校中唯一的亚洲人，唯一的伊斯兰教教徒，和唯一不吃猪肉、不上教堂的人。就算后来父亲破产，沙赫巴兹也依然故我。有三个学期，沙赫巴兹付不出学费。学校似乎一度要他辍学，结果是，虽然没有辍学，沙赫巴兹却开始觉得自己已和朋友格格不入。

沙赫巴兹的父亲放弃在英国定居的念头，开始筹备返回巴基斯坦一事。他在旁遮普内陆做生意。沙赫巴兹十二三岁时，利用学校放假的时间去看父亲做生意。他们拜访当地一些封建家庭，这些封建家庭指的是大地主，他们往往拥有一整个村子。有些封建家庭的子弟曾去英国留学，沙赫巴兹的父母亲照顾过他们。如今，沙赫巴兹亲眼看到，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这些封建家庭的子弟根本不像牛津或剑桥的毕业生，他们将自己家的工人和农夫视为农奴。农夫在向地主打招呼或表示服从的时候，会碰触地主的双脚。这与其说是打招呼，倒不如说是表示服从，地主甚至不会叫农夫起来。这让刚从英国回来的沙赫巴兹欲哭无泪。

沙赫巴兹在英国寄宿学校度过的最后三年非常快乐。他一切都自己打理。放假时，他就待在朋友家或付费寄宿的人家。有一次，他寄宿在牛津一位学院院长的家里，和院长的女儿发生了一段“柏拉图式恋爱”。他生活得很不错，如今的他比较像英国人，不太像巴基斯坦人或伊斯兰教教徒。尽管他对巴基斯坦几乎一无所悉，但他开始写诗时，题材都与贫穷、乞丐、伤残者或市井小民有关。

沙赫巴兹念完寄宿学校后即返回巴基斯坦，去拉合尔修学位。他对当地政治感兴趣，反对军队，是左翼分子。但他真正的政治生涯是在他返回英国之后才开始的。他去了一所著名的省立大学修英国文学学位，当地人热衷于政治。一九六八年，当时越南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二十七年后，他依稀记得，“群众非常激动”。人人都说制度已经腐化，非改革不可，沙赫巴兹如是说，性感的拉丁美洲女孩也如是说，“到处看得到男孩和女孩热吻”，大学生活充满肉欲。

沙赫巴兹在大学里有很要好的巴基斯坦朋友，许多朋友和沙赫巴兹一样主修英国文学学位。英国文学是较轻松的课程之一，或许可以说是最轻松的课程。当时的气氛很政治化，许多事情都受到限制。当时受到鼓励的是研习马克思主义，鼓吹革命，反而不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所以沙赫巴兹和他在马克思研习团体的巴基斯坦朋友研读的是标准（也是简短）的革命文章。当他们得研究某些当局批准的俄罗斯作者的作品时，他们并不去读，也不去了解屠格涅夫的小说，比如《父与子》《处女地》等等。这些小说所讨论的情况与巴基斯坦没有什么不同，但被质疑过于简化革命。

当我问及屠格涅夫时，沙赫巴兹答道：“我不认为他的小说和我的政治发展有关。”仿佛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思想，不论多么刻板，都是他个人的事，是他发展的一部分。

在英国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巴基斯坦研究团体，这些团体每两周在剑桥或伦敦聚会一次。在伦敦，他们和印度左派团体联盟。伦敦有名的展示中心伯爵宫是左派的地盘，当地的酒吧和饭店都有左派的格调，来自世界各地的左派分子都在此处聚集。在这个国际气氛浓郁的都会中，人们经常讨论事情，也经常通宵达旦喝酒跳舞，大家都很兴奋。

沙赫巴兹有个表姐是一个庞大的伦敦研习团体的成员。她去过古巴，在古巴砍过六星期的甘蔗，见过卡斯特罗。沙赫巴兹几乎爱上这个表姐了。她很美丽，可以述说关于古巴和古巴医疗服务的事情，听得沙赫巴兹对“集体”这种观念比从前更加悠然神往。他对革命失去了耐性。但接下来，大学生涯结束后，这个美丽的表姐开始“退步”。在旁遮普，她不但请人砍她的甘蔗，同时开始变得如同毛拉一般，对伊斯兰教充满热情。沙赫巴兹说，“她完全退回去了”，好像在描述一桩病情。这位表姐最后甚至嫁给了一个总是卑躬屈膝的家伙，作为她退步的总结。如今，在拉合尔的一些社交场合，沙赫巴兹偶尔会遇见表姐，但她却做出不认识他的模样。

表姐不爱沙赫巴兹，沙赫巴兹自有别人追求。这次是另一个和他一起念大学的巴基斯坦女孩，沙赫巴兹完全爱上了她，她显然也爱他。沙赫巴兹说：“我希望我们回去，一同革命，这样的话就太美妙了。”他说这番话时，就像在述说做爱和烘制蛋糕一样轻松自在。这份对前途的憧憬支撑沙赫巴兹直至大学生涯结束。等到最后准备停当，即将投入游击战的行列时，这个女孩却发现自己并不能追随沙赫巴兹。

沙赫巴兹说：“她不能在政治上和家人划清界限。”

在漫长的十年游击战岁月中，在俾路支和阿富汗的沙漠与山区中，沙赫巴兹一想到他和她的爱，胸口就十分温暖。让他有点惊讶的是，他发现，原来在伯爵宫、剑桥和大学那些通宵达旦的讨论和舞会中，他始终对这份爱忠心耿耿。他过了十年的禁欲生活，尽管是一个人在俾路支打仗，他还是得远离女人。游牧者犯奸淫罪是要出人命的。如果想和女人睡觉，他就得潜入女人的帐篷，将她偷偷带出来，不能惊醒她丈夫，带着她走过她的亲戚和家人，完事后再将她送回去，一切过程都不得让人发觉。沙赫巴兹说，这种通奸就如同在游击战中打仗。尽管最得意的奸夫可能成为最杰出的游击战士，沙赫巴兹也只是满足于“远离女人”的状态。

沙赫巴兹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习惯讨论的事情之一，就是巴基斯坦的“民族性问题”。旁遮普是个大省，其他省份的人都有被遗弃的感觉。伊克巴勒，就是那位提出巴基斯坦思想的诗人，怀抱着满腔皈依者的热情，认为伊斯兰教将有足够的同一性和理由，可以在一个新兴的省份唤起众人的积极性，而有关种族和阶级的历史想法（比如拉纳身为拉其普特人的骄傲）都将消失。但伊克巴勒错了，地区性的观念到处沸腾，特别是在东部，孟加拉国很快就独立了。

如今，沙赫巴兹的马克思主义研习团体想的是，伊斯兰教做不成的，改由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去完成。沙赫巴兹是这么解释的：“革命需要从基层做起，从所有的民族之间做起。革命的过程会团结每个民族。”

沙赫巴兹不认为这个想法有什么抽象之处，它得自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研习团体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有了这一心得，他们也知道革命该从何处着手。革命应该从俾路支省着手。俾路支是西部一个广袤空旷的省份，居民既稀少又落后，许多人都属于游牧民族，独立后一共发生三起暴动，人民至今依然心怀不满。这个地区很难管辖。总而言之，用比较抽象和科学的革命词语来说，俾路支这块地方，“地区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很明显”。

这个团体如今被一个南非的印度裔人控制。他的家人迁居卡拉奇，并且在那里开店。他有一次走访伦敦时，去见了这个团体。当时他很年轻，只有十九或二十岁。但他表示，自己一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满脑子想的都是革命和游击队的故事。他说，他们全家人都隶属“非洲民族议会”；他自己则在南非从事地下工作。尽管他还年轻，但他的工作不仅止于此，他还在巴基斯坦和俾路支从事地下工作。这种辉煌的经历让巴基斯坦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没有话说。这位南非人士没受过正规教育，但当他指责他们的特权背景时，他们居然还能高兴地接受。

沙赫巴兹认为这个南非人很能给予他们启示，也“颇具魅力”（这是沙赫巴兹自己的用语）。他长得很体面，个子矮小，却非常结实，一双眼睛似乎要看透别人似的。他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个人问题。对他而言，革命理想就是一切。但是对沙赫巴兹而言，这又是另一层以负面结局收场的关系。原来，这个南非人想杀害沙赫巴兹，那双对沙赫巴兹深具吸引力的眼睛后来变得多疑且充满妄想。二十五年后，即所有的游击战都结束之后，这个南非人又回到非洲的津巴布韦。在试图杀害自己的儿子之后，他选择自杀。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一九六九年，在伦敦的某一天，一个南非人特别针对沙赫巴兹上大学时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同学口诛笔伐。这是南非人将他们带入正轨的方式。他说：“凡我同志，应该停止讨论，开始行动。诸君若果真专心革命，应该放弃一切，令俾路支成为巴基斯坦的革命焦点。”

这很像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所讨论的，从各民族内部展开的革命。这种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团结各民族。这个南非人雄心勃勃，他的目标是进行全面革命。乡村正是可以开展游击战的地方。

南非人的愿景让所有的人都大为惊叹。阿根廷、古巴和玻利维亚的格瓦拉（古巴革命领袖之一，一九二八年生于阿根廷，是卡斯特罗的得力助手，擅长游击战，曾在古巴新政府担任要职，后来在刚果、玻利维亚等地开展游击战，受伤被俘遇害，时年三十九），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弗朗茨·法农，非洲民族议会。对沙赫巴兹的研习团体而言，虽然他们革命开始得晚，但所有伟大而饱经磨炼的革命部队早已揭竿而起。他们所有人都开始梦想去俾路支参加游击战争。

第二年，沙赫巴兹毕业了。他告诉父母，他要上南斯拉夫的一家电影学校。结果他却偷偷回到卡拉奇，在那里住了一晚，然后搭火车和汽车到俾路支的一个小城镇。一个俾路支人去迎接他们，带他们去山区的一个训练营。上述那个南非人就在那儿，另外还有一个来自伦敦研习团体的人。

这里的俾路支如同伊朗，全是沙漠高原，山上空无一物，水很少，植物也少，气温忽高忽低，十分极端。这就是沙赫巴兹即将度过十年的地方。在开始的前三年，他和其他人一起学习语言，尝试为俾路支人开展社会服务。

但我觉得这段叙述有些跳跃。当我想到记笔记时，才发现有些事情漏掉了。我打电话给沙赫巴兹，他毫不刁难，我选择再去采访他，希望多听些他在俾路支头几年的生活。我很好奇他第一天是怎么过的。

沙赫巴兹说：“我从卡拉奇乘火车出发。在站台上有两名部落成员接我，他们比我日后见到的部落成员更都市化。我们搭汽车走了十里。下了汽车，又走了两天路。那是我第一次走山路，地面十分崎岖。我身着宽松的套装和鞋，戴一顶我戴不习惯的头巾，背一个我背不习惯的帆布背包。我们一路做面包，吃干面包。第一个晚上露宿野外。时值夏天，我们躺在光秃秃的地上，非常疲倦。我长了许多水泡，痛不可当，整个身体疼痛难耐。等到抵达训练营时，我都快累死了。

“五天前，我还在英国一所大学，如今却突然投身于一个有三四十名部落成员的训练营。这些人全副武装，尽说些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就像在电影院里看见一群火星人，心理上根本没有准备。第一个晚上我就得到一支枪，并且被分派值哨兵的班。五天前，我还在英国一所大学。他们杀了一只羊，庆祝我的到来。当天晚上，我们吃了带有许多脂肪的羊肉，害得我直拉肚子。到草丛里去方便，刚开始也殊非易事。”

念屠格涅夫的作品并未替他做好前往俾路支的准备，倒是为他想象自己是个革命分子，为他见火星人做好了准备。

沙赫巴兹去的是训练营。当时尚未爆发战争，战争是受训三年之后爆发的。当地的俾路支领袖，就是沙赫巴兹的战地指挥官，是一名宗族领袖。俾路支有很多部落，部落里有很多宗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际，往往争执不休，让沙赫巴兹和其他外乡人难以窥其全貌。训练营中总共有五个外乡人，还有一些人驻守在城里，负责看管金钱和其他补给品事务。

最初三年，沙赫巴兹和其他人都只是在“融入”。（游击队员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有专门术语。对一些新入门者而言，这么做可以增加他们的信心。到了实地现场，到了广袤的俾路支，有些人或许会感到自身的渺小，甚至感到无所事事，用这种术语的方式或可让他们有认同感。）所以，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融入。他们学习术语，为部落的人开展社会服务。部落的人都是游牧民族。当他们迁移的时候，沙赫巴兹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吃的是干面包，铺一方披巾在草上，就躺在上面睡觉。夏天他们搭建遮蔽物，露天而睡。冬天他们就住在山洞里，洞里突出的岩块随处可见，外来的人睡在睡袋里。沙赫巴兹也有收音机、打字机和一些书本。他和其他人在山洞里储存了一些书，但一旦训练营迁移时，他最多只能带两本。

日子很难过，但沙赫巴兹和他的朋友都觉得“颇具创意”。他们置身在游牧民族当中。在英国，他们每次谈论革命，提到的都是工人和农民。但这些俾路支人绝对不是工人，也根本不像旁遮普的农民那样为沙赫巴兹所熟悉。这些游牧民族不是现代世界所碰触过的人群。这就是一开始沙赫巴兹觉得他们像火星人的原因。他知道，革命分子绝不能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这段融入时期，他只能想到毛泽东说过的：农民只是张白纸，你在白纸上写什么，农民就是什么。这正是他对游牧民族的观感。尽管身为知识分子，志在四方，他依然担心自己作为一名革命分子可能失诸自负，甚至失诸残酷，认为自己爱用什么方式，就能用什么方式对待这些人。

二十年之后，他自我宽慰。他说：“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处于一个国家改变命运的风口浪尖。”

沙赫巴兹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巴基斯坦有种说法：巴基斯坦人因为对外在世界感到不安，所以总是不想让自己的同胞出人头地。沙赫巴兹绝非这种人，他除了仰慕其他人之外，也随时对巴基斯坦人表示尊重。或许他在英国独立多时，或许他在英国念寄宿学校的岁月，让他既需要别人的认同，也有能力表达对别人的英雄崇拜。正如他在伦敦服从一个南非的印度裔人，如今的他在俾路支也服从一位宗族领袖。这位宗族领袖是他的顶头上司。

宗族领袖是文盲，他只是游牧家族的牧羊人，参加过一九六三年俾路支人反抗巴基斯坦军事政府的叛乱。沙赫巴兹深为他的谦逊、温和、平静和语言天赋所着迷。这位宗族领袖具有文盲的清晰本能，能一眼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情绪。他在各种状况中都知道需要和哪些人交谈，是天生的领袖。沙赫巴兹和其他人都希望他能成为俾路支革命，甚至巴基斯坦革命的毛泽东或胡志明。

所以，他们就照自己所想的，在政治上教育他，如同沙赫巴兹二十五年之后所说的，用革命的世界和政治的方式教育他。他的反应也正是他们所期待的。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放诸四海而皆准，尽管这次革命发生在遥远的俾路支。沙赫巴兹认为，这位宗族领袖接受他的教育，“如同鸭子接受水一般”。如果不是那么急于让他所崇拜的人做出良好反应，以及通过这项重要的考验，沙赫巴兹可能会多注意些这位文盲对于别人的要求有何感觉。

沙赫巴兹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领袖。我们认为自己只是在为别人培养领袖。”

沙赫巴兹的马克思主义和他对革命的渴望都十分“情绪化”，但上述那个南非印度裔人则不同。沙赫巴兹认为，那个人要的是权力。或许他想在俾路支，成就他身为印度裔人在南非与非洲民族议会之中无法成就的东西。这与其说是沙赫巴兹的想法，倒不如说是我的想法。宽宏大量的沙赫巴兹似乎认为，这个南非印度裔人渴望权力倒也没什么不对，因为他是“做领袖的材料”。从这点而言，权力倒像是世界亏欠这个南非印度裔人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外乡人让沙赫巴兹十分崇拜，也感到特别亲近。他是来自卡拉奇的基督教男孩，也是一位高级空军军官的儿子。他是伦敦研习团体的成员，为了参加革命，放弃了会计学学业。他和沙赫巴兹一样多愁善感，他聪明伶俐，书念得很多。但和沙赫巴兹一样，他很容易哭，看到有人三餐不继会哭，路见不平也会哭。就像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他大半部分时间都如同局外人。尽管沙赫巴兹未曾比较过，但这个基督教男孩身为局外人的时间，可能和沙赫巴兹在英国身为局外人的时间一样漫长。这个男孩幽默感十足，沙赫巴兹记得他经常“狂笑不已”，沙赫巴兹也记得他很瘦、很黑，一副孟加拉国人的模样。

沙赫巴兹一谈到这个男孩，就充满哀伤之情。男孩到达俾路支的第六年，即动乱的第三年，就遭人杀害。他去一个小城镇见一个他信任的人，这人却出卖他，导致他被军方抓走。他和他的副手，一个部落中人一起被抓。军方只字不提抓这个男孩的事，所以反抗军也毫不知情。他们后来获悉，他被侦讯和囚禁了几个星期，最后从直升机上面丢了出去。男孩是何时离世的，他们都不知道，这点让他们十分难过。沙赫巴兹虽然一谈到男孩就充满忧伤，事后却从未想过去寻找男孩的家人。

在筹备了三年之后，革命终于爆发了。光是在俾路支荒原就爆发了数十起动乱。令人惊异的是（对一个如此醉心于革命思想的人而言），沙赫巴兹一直在来回迁移（也过了不少苦日子）的地区，换一个游击队惯用的术语：如今已成为“解放区”。革命领袖都是宗族领袖，和沙赫巴兹崇拜的那位宗族领袖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游击队的指挥官。战争东一场西一场，反映出部落和宗族的分裂。在沙赫巴兹所属的部落，共有五六个战斗团体，沙赫巴兹为其中之一管理训练营。他们的训练营有五十到两百个战士。但沙赫巴兹的工作不在作战，他负责教育那个地区的人民，教给他们医疗技术，排难解纷，并且处理一些耕耘和畜牧之事。这点对一个念过中学的人而言有些奇怪。

但交战的是正反两面。不久之后，局势便明朗化，孟加拉国脱离之后，在布托治理下的巴基斯坦政府将用十分严厉的手段对付俾路支人和他们的部落领袖。沙赫巴兹认为，俾路支曾一度拥有十万部队。他们没有料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手册没有准备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部队，只要发动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就能夷平游牧民族脆弱的社会结构。

沙赫巴兹第一天看到俾路支的“火星人”所产生的疑惑，就有这种意味在。他后来借助毛泽东的思想，将这种想法合理化。游牧民族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作品中所说的工人和农民，工人和农民是有根的一群，游牧民族却四处漂泊，轻易移居，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清除。

沙赫巴兹讲述时，没有在这方面多加着墨。我觉得游牧民族随时可能被清除一事，一定有许多问题值得一谈。几天之后我去看他，就问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你身边随时都会有人死亡，人们也会随之丧失生计和家人。游牧民族的经济十分脆弱，他们完全倚靠牲口。你只要摧毁牲口，就摧毁了他们的一切。而对方真的这么做了，他们射杀牲口，将牲口聚集在一片很大的区域。成千上万的绵羊和山羊就这样遭到杀害。一旦杀光了牲口，游牧民族就无以为生了。”

军队夏天并不迁移，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他们基本在冬天才迁移。第二个冬天结束时，俾路支的革命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伦敦的舞会和男女私情、与性感的拉丁美洲女郎讨论神圣的革命作品，以及在俾路支的一切教育和筹备工作等等，很快就失去了意义。

沙赫巴兹曾一度在几个“解放区”维持秩序。不久之后，他成为行政官，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在实际战争爆发后不久，那个南非印度裔人就离开了，这点倒从未让沙赫巴兹担心。他仍然对这个南非印度裔人有信心，他知道这个人要去欧洲进行重要工作：去募款（可能向俄罗斯人、德国人和印度人募款，但沙赫巴兹并没有说），去向左派报纸报道俾路支的各种故事。虽然这个人一直和大家保持联系，但从此就没再回来过。

在海外，人们之所以知道俾路支，就是拜这个南非印度裔人所赐，可惜俾路支的知名度还是不够高。俾路支从来没有成为国际左派组织的重大阵营，原因之一可能是，革命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巴基斯坦对俾路支的动乱和部队的镇压行动始终三缄其口，政府只字不提，巴基斯坦也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报道，胆敢报道俾路支新闻的记者都锒铛入狱了。城市的革命分子倒是发行了一份秘密的小公报，叫Jabal（俾路支文字，意思是“山”）。这个名字起得好，因为公报所刊载的讯息正如“回荡在旷野的声音”。

巴基斯坦出兵的第二个冬季结束后，那位俾路支宗族领袖——就是沙赫巴兹和其他人都认为可能成为俾路支革命中的毛泽东或胡志明的人——决定离开俾路支，带领一部分遭人遗弃的游牧人口，开始非比寻常的徒步旅行，越过边界到达阿富汗。沙赫巴兹说，这些游牧难民一度多达两万五千人，其中许多都是没有男人照顾的妇孺。

接下来的那个冬季，来自卡拉奇的基督教男孩——就是那个笑得十分开怀、会为穷人流泪、在伦敦念书、希望将来成为英国皇家特许会计师的男孩——被人逮捕，在遭受一番刑罚后，被人从直升机上推了下去。

如今，到处都是部队。沙赫巴兹说：“非常可怕。大屠杀、饥饿、轰炸，时有耳闻。眼睁睁地看到许多你招募、训练的人死在眼前。”但他从未怀疑自己的理想，“不，灾难只会使我更有智慧。”

他得不时决定该拿各个非战斗团体怎么办：是该将他们遣送到北方的阿富汗，还是遣送到东方的信德省，不然就让他们留在原地。要紧的是，不能将所有人都送走，因为一个地方的人如果都遣送光了，就可能再也称不上是“解放区”了。

部队已监视了所有的路线，沙赫巴兹在他的“解放区”内被看得死死的。奇怪的是，在策划了很久之后，说什么从乡间向城市发动游击战，粮食偏偏还是得从城市走私到乡间。

尽管失败和悲剧不断在身边发生，沙赫巴兹却依然精力十足，十分兴奋，他认为革命是他个人发展的一部分，说：“这是一段创意十足的时光。”

小麦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印度人从前会在俾路支开店做生意，但独立之后，所有城镇的印度人都撤走了，部落成员接管了这些城镇。这些成员全是动乱者的亲戚，他们组织了骆驼商队。骆驼商队有时得由游击队护送，必须通过许多部队的检查哨。冬天是灾难多发的季节，部队发动攻势的时候，游击队会被部队拘留，店家会被拘留，珍贵的粮食会遗失。有几次，沙赫巴兹和他的人马每两天才吃一顿，他们口袋里带着干粮前行，干粮支撑着他们。

有个冬天，部队登上沙赫巴兹和他的团体藏身的山头，他们必须快速撤离。于是，他们趁夜摸黑离开，免得被部队的直升机发现。他们带着许多粮食，这些粮食千万不能丢，有一整天，沙赫巴兹和他的团体藏在一块游牧人家的屯垦地里，游牧人家供他们吃，悉心照顾他们，但他们还是得连夜撤离。此时部队不光使用直升机搜寻，还利用追踪者、部队的侦察员和当地的俾路支追踪者。追踪者领着士兵到游牧人家的屯垦地，问各式各样的问题：“昨晚谁到这儿来过？外面那些走到你家来的足迹是谁留下的？”最后，屯垦地一家十六口全部被杀。

沙赫巴兹听到这则噩耗，有几个星期，良心十分不安。和他一起的俾路支人则“豁达”多了，他们不断地安慰他。

沙赫巴兹说：“因为游牧生活困苦，他们接受灾难的能力非常强。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坚忍和坦然。”

三年之后，所有纠缠在一起千奇百怪的希腊悲剧和冤冤相报的巴基斯坦悲剧，都成为过往，曾经出兵攻打俾路支的布托，遭一名将军罢黜，并且受到审判，最后被绞死。这位将军宣布特赦，俾路支的战争终于结束。

如今，沙赫巴兹和其他难民一起待在阿富汗，他是从俾路支翻山越岭走到阿富汗的。在阿富汗南部有两处难民营。那名率领难民前往阿富汗的宗族领袖仍然在阿富汗，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革命运动也在喀布尔建造了公寓。沙赫巴兹在阿富汗的几个星期内不断变换居住地，有时住难民营，有时住喀布尔的公寓。

在喀布尔，沙赫巴兹再度遇见了那个南非印度裔人，当时两人已阔别六年。革命分子——那些在革命中大难不死，或对革命依然兴致勃勃的人士——在喀布尔重逢（因为喀布尔当时遭俄罗斯占领，所以在那儿重逢分外安全），大伙儿畅谈革命前程。沙赫巴兹和其他人都问印度裔人，六年来他在欧洲都做些什么，还有，他的钱是如何募来的。

经过一番激辩，最后沙赫巴兹和那个南非印度裔人决定彼此不再说话。印度裔人开始骂沙赫巴兹和其他人都是叛徒，骂他们背叛革命，全都该杀。沙赫巴兹大吃一惊，但让他更吃惊的是，那位宗族领袖——他们一度认为可能成为未来的毛泽东或胡志明的领袖——居然打电话给他说，他不能再保证沙赫巴兹的安全：印度裔人现在企图毒杀沙赫巴兹。沙赫巴兹认为，最好先离开俾路支，再和那个印度裔人周旋，于是他回到山区。这就是沙赫巴兹挥别他当初最崇拜的两个人的经过。

革命运动如今已瓦解。俾路支人不想再和外乡人有任何纠葛，他们如今对革命的兴趣已尽失，从中脱离了出来。南非印度裔人最后回到伦敦。不久之后，沙赫巴兹也回到伦敦。他从山区前往喀布尔，再从喀布尔搭乘飞机去伦敦。在那里，他和一直觉得遭他背叛的双亲联络，与他们重修旧好。

因为战争，沙赫巴兹一只耳朵聋了，牙齿也掉光了。他患过肝炎，如今酒也不能喝。疟疾每年都会复发。

他说：“我无怨无悔。这是我一生中最具创意、最刺激的一部分。过去如此，未来亦然。我在那儿精力充沛，学到不少东西。虽然最后的结局让我十分失望，但我不会因此感到痛苦。”

他这种角度的感想很出乎我的意料。时光蹉跎，又远离了双亲和俾路支，难道他现在不会觉得误用了自己的特权，并且在智慧上背叛了自己？

“不会。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也成熟了。”

“这一切？”

“就是第三世界的游击战。”

这就是他的教育思想，是巴基斯坦沙赫巴兹那一代奇怪的殖民思想，虽然他们都是在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出生的。教育并非是用于自我发展、迎合自己需求的东西；教育是令你无畏偏见、全力以赴的东西。一旦到了想去的地方，人就容易随波逐流。

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反传统的。他不希望将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强加于俾路支人身上。他认为俾路支部落的文化有许多美好正面的部分，值得保存，比如司法制度和土地共有就是一例。如今，整个部落结构已被摧毁，传统的法律已不存在，人们就算有了冤屈，也无法告上法庭，大家族之间有许多血海深仇。所以，现在俾路支的局面，比一九七〇年沙赫巴兹从卡拉奇搭火车、搭汽车、步行，满怀革命理想前往俾路支的时候还要糟得多。

这就是沙赫巴兹花了许多时间述说的故事。用这种方式讲述，遗漏和跳脱之处当然在所难免。但我一两天后再看笔记，便感觉出了某些遗漏的东西。尽管沙赫巴兹在俾路支和阿富汗度过了十年，我们却没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没有人提到水或提到真正的风景。那里没有部落的人，有的只是一些被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遭到蹂躏，但他们却不在那儿。只有俾路支部族族长和那个南非人，以及笃信基督教、笑得很开怀的男孩在那儿。

我发表了一些有关部落的人的感想，令沙赫巴兹十分惊讶。他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也未加解释。说话时，他想的是部落中的人。他说：“我始终都能看到他们，看到那些部落中的人。但我对他们的描述可能都只是一面之词。”

他谈到时光的流逝时说：“整整十年的时间，很难概括叙述。这里的人们认为，要叙述时光的流逝很不容易。对许多人而言，时间过得很慢，他们很难精准地描述。人们不习惯快速的改变，这也影响了他们对时间的态度。生活已经发生大幅度改变，但过程十分缓慢，十分累赘。我不认为这是伊斯兰教使然。人们无法记起小耳朵何时开始出现在村子里，或何时第一次在MTV里看到一丝不挂的女郎。”

他极少谈到水，有关水的描述也让人十分困惑：“每件事都受到水的牵制，寻找用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部族的人知道水在何处，但不知道水量有多少、是否清澈，以及够不够供一百人和他们的动物食用；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泉水、河水或池水。所以我们就派遣先头部队寻找。有时，先头部队五点就回来了，说水不够或不够好，我们就必须继续走到夜晚。对军队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气候温差十分悬殊。”

这种经验和情绪，沙赫巴兹先前都没谈到。在这些革命故事中，他好像希望将人们剥得精光，剥得只剩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某种层面而言，这和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希望皈依者眼里只剩下信仰，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没有将部落中人当作普通人，而是当作部落中的人，他将宗族领袖当作领袖，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自己也遭受许多苦难。肉体上的苦难让他苦不堪言，但大部分已被摆脱。一开始，他耳膜就被巨大的爆炸声响刺破，耳朵流了几个月的血。他还饱受肝炎之苦，每次肝炎复发，就要耗上两个多月，拖着这样的身体长途跋涉，几乎要了他的命。肝炎是因为饮用了不洁的水而引起的。部落中人却不像他那样容易受到污水之害（这或许是他刚开始绝口不提水的原因）。在那段岁月中，沙赫巴兹也没有果汁可以帮助治疗他的肝炎。他们的食物主要是面包和肉，有时还有扁豆，有时则是一些诸如牛奶、净化的奶油等正在腐败的食物。

凡此种种，他都表示无足轻重，避而不谈。这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包括：部落中人的脸孔和穿着、帐篷、骆驼和行李、风景等等。

他说：“这是私人化的叙述。我很少提到这些。”他后来表示，“我不谈我自己的苦难，因为和我在一起的人所遭受的苦难比我还要深重。”

尽管刻意回避，苦难的景象仍依稀在目。当沙赫巴兹说到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的时候，它们就浮现在眼前。

沙赫巴兹崇拜的宗族领袖和部落领袖发生争执，因为部落领袖“不想领导革命运动向前迈进”。如今，部落已严重地分崩离析。宗族领袖回到他自己的地盘，目前急需钱，他的人民也是如此。

沙赫巴兹说：“你应该记得，因为牲口都死了，如今人们依然赤贫如故。成千上万的人都到信德省和旁遮普找工作，希望赚取工资。所以部落的经济结构全都毁了。”部落领袖阻碍了发展。“他们十分贪婪，索要佣金。部落领袖的经济生活也毁了，他自己的牲口全没了，追随者也不再送羊给他。所以部落领袖只能倚靠政府的施舍。”

在俾路支动乱期间，阿富汗因为被苏联占领，反而成为俾路支难民十分安全的避难所。但是，阿富汗战争成了俾路支人的灾难。有一百万个阿富汗难民已定居俾路支，如同蝗虫。他们带着庞大的牲口群来到这里，似乎准备让这块土地重新住人。他们砍树，在草质最好的草原上放牧。俾路支人束手无策，在自己的领土上反而成了少数民族。

“这些难民都是帕坦人。所以如今帕坦人在俾路支，地位要比俾路支人高得多。帕坦人带来他们基本教义派的思想走向、《古兰经》学校等，全都与俾路支文化格格不入。这种现象是战后发生的。朋友仍会不时来到这里，谈情况变得有多糟。”

他仍然不觉得自己该负责任，仍觉得自己是传播真理的人。

“这个想法是一九六八年的运动提供的，但是这股冲动是出于自发、出于为我的国家做些事情，特别是在丢掉了孟加拉国之后。如今，自认为拥有答案的人都是些基本教义派分子。”

第五章　忏悔者

在巴基斯坦，会说英语的人都称基本教义派分子为fundos。如今，基本教义派分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股势力。他们仍置身暗处，不过他们拼命扩张，永远得寸进尺。

印度次大陆经过流血的分裂，才缔造了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不计其数的人丧失了生命，更多的人流离失所。有一亿多伊斯兰教教徒被遗弃在印度，但几乎所有的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族人被从巴基斯坦赶了出去，为的是创造一个合乎诗人伊克巴勒的梦想、充满伊斯兰教色彩的政体。

这么做应该够了，但基本教义派分子想要更多。古老的土地，在度过了几千年后，有一大块不再隶属印度；而且，和伊朗以及诸多阿拉伯国家一样，一些较古老的宗教也被清除得一干二净。这些居然还不够。如今，百姓自己也得将他们的过去——比如他们的穿着、态度和一般的文化，凡是可能让他们和古老的土地扯上边的——一概清除。基本教义派分子希望百姓透明、纯洁、“完全放空自己”，以便准备全面接受新的宗教。这怎么可能？人怎么可能纯洁到如同白纸？但偏偏有许多基本教义派团体以自己为良善和纯洁的楷模，以真正的信徒自居。他们说，他们是遵循古老的规定（特别是有关妇女方面的规定），只要求百姓和他们一样，但因为关于这些规定并没有绝对的共识，所以百姓遵守他们所遵守的规定即可。

最重要的基本教义派团体是“伊斯兰教议会”。这个团体是宗教老师和狂热分子莫杜迪创建的。在巴基斯坦独立之前，他基于奇怪的理由，反对巴基斯坦成立。一九三〇年，诗人伊克巴勒提出建立另一个印度伊斯兰教国家的建议，他说，这种国家可以去除“阿拉伯帝国主义强加于它上面的印记”。莫杜迪的雄心正好相反，他认为一个印度伊斯兰教国家太受局限，只意味伊斯兰教已在印度完成使命。莫杜迪希望伊斯兰教能让整个印度皈依，势力覆盖全印度，进而覆盖全世界。伊克巴勒说过，成立巴基斯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力量而言，伊斯兰教在印度发挥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好。但莫杜迪不这么认为。以伊斯兰教教徒而言，他不认为次大陆的伊斯兰教教徒和政治领袖够优秀，足以建立一个全是伊斯兰教教徒的国家。他们的信仰不够纯正，也受到印度过去的污染。

莫杜迪一九七九年去世。伊斯兰教议会的态度依然是，巴基斯坦的百姓和他们的领袖不够优秀。如果伊克巴勒建议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有其灾难的话，错也不在伊斯兰教，而在那些以伊斯兰教教徒自居的人。根据基本教义派分子的想法，这种失败就等于自我谴责，谴责自己属于虚假的伊斯兰教，至少是三心二意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议会一向表示，伊斯兰教从很早开始就未曾经受历练，如今已到了经受历练的时候。伊斯兰教议会可以指明道路。

伊斯兰教议会的总部和社区在拉合尔边缘，木尔坦路边，曼苏拉一块二十八英亩的土地上。社区居民中有一部分是忏悔者，希望抵赎大大小小、程度不同的罪孽。

其中有个忏悔者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五十八岁。尽管穆罕默德·阿克拉姆是个忏悔之人，也很虔诚，却不是隐士。他在曼苏拉租房，和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他的封建背景很鲜明，父亲是有钱人，拥有五百英亩土地，甚至在英国殖民时代也享有政治影响力。但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小时候并未接受正规教育，这是有原因的。他很小的时候罹患伤寒，父亲许愿说，只要儿子康复，他就不会送儿子去接受世俗教育，而会让他接受《古兰经》教育。儿子果真康复了，但父亲忘记了一半的誓言。这个孩子尽管向一名毛拉学习了简单的教义，但长大成人后，却像个没受过教育的封建人家的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背上度过，此外，就是搭帐篷、打马球、赌博、猎鹰和参加地方的节庆活动。

穆罕默德·阿克拉姆二十三岁的时候，卷入了非常激烈的家庭纷争。这场纷争和女人、土地有关。这个女人是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的表姐。她受过教育，是家族中第一个获得学位的女子。她父亲死后，她继承了六百英亩土地，当时也是二十三岁。她叔叔是个老古板，希望她待在屋里，足不出户，还希望她嫁给自己八岁的儿子。她一件也不能接受。她在拉合尔玛丽皇后学院念过书，这是基督教办的一所著名大学，有男有女，她对自由早就习以为常。她爱上了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的哥哥，也就是她表哥。这位表哥二十六岁，英俊潇洒，谈吐不俗，他已是有妇之夫，还育有两个儿子。但她还是和他私奔，成了他的第二个妻子。

叔叔（那个八岁儿子的父亲）气急败坏之余，扬言要将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家人从整个家族中扫地出门。这是当地的一种封建手段。叔叔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去找叔叔，要求他宽恕，他说：“请不要杀我们。我答应你，我们一定会去把我哥哥和那女人找回来，将那女人带回来给你。”

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在卡拉奇找到了哥哥和那女人，要求他们回拉合尔。当他们一行人回到拉合尔的时候，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和家族中其他三四个男人持枪绑架了那女人。女人的丈夫，就是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的哥哥毫不畏惧。他去警局报案，控告那几个绑匪。他用这种方式表现丈夫的气概，将封建家族的土地与名誉纷争诉诸法律解决，是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就在这个时候——或许是为了将土地和面子问题一并解决——警察还来不及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女人忽然被人射杀身亡。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到现在都没有查出来。

所有的绑匪都被逮捕送审，法律程序进展迅速。时值一九六〇年，正是阿尤布将军执政的时候。案发不到两个月，五名绑匪全部锒铛入狱。穆罕默德·阿克拉姆被判十四年徒刑，等于无期徒刑。

穆罕默德·阿克拉姆被移至木尔坦市的监狱服刑，可以选择和谁关在一起。他可以和拉合尔一个恶名昭彰的古佳族恶棍关在一起（但狱卒没告诉他，和这名恶棍关在一起，有被鸡奸的危险），也可以和伊斯兰教议会的秘书长同房。秘书长当时是以政治犯身份在服刑。结果穆罕默德·阿克拉姆选择与秘书长同房。

他们两人经常聊天。几个月后，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心境有了转变。他开始阅读莫杜迪的著作，发现自己的封建思想有多么荒谬和空虚。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在牢房皈依了伊斯兰教议会的理想，这段故事后来远近闻名。不久之后他开始念书，先是通过入学考试，然后是念文学学士，这位年轻的封建人物一刻也不想停留。他在狱中脱胎换骨，成了另外一个人，这简直成为一个传奇。他的刑期从十四年缩短为六年。出狱当天，乌尔都语文学硕士学位的文凭刚好邮寄到他手中。

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的儿子在述说父亲这段皈依过程时（他把皈依过程描述得十分详尽，对那个女人的悲剧则轻描淡写）表示：“他入狱时是个封建人物，回来时已俨然成为伊斯兰教革命分子。”

十二年后，穆罕默德·阿克拉姆迁居曼苏拉的伊斯兰教议会社区。首先，他通过一位著名的律师协助，在一所法学院注册。一九六〇年受审时，就是这位大律师为他辩护的。

一九七九年，我在卡拉奇见过这位大律师。当时他已非常富有，十分热衷于宗教，并且相当自负，整天梦想得到政治权力。这是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时代——布托已遭罢黜，并且被绞死，伊斯兰教执行鞭刑的车辆四散而出，随时准备对不法分子用刑，每个人也准备随时跑去观赏鞭刑。礼拜时间到了，手边的一切事情都得停下来。大律师认为，表现出他的虔诚很重要。我和他聊天时，他始终念着经文，并且不断拨动念珠。我没有反应。他说：“我想，你大概以为我应该进修道院吧。”我无意鼓励他这么做，于是表示：“我没有这么想。”他拨弄念珠，念念有词。最后，他更加虔诚地说：“我心里想的都是真主。”

大律师不但协助穆罕默德·阿克拉姆进入法学院，甚至成为他非正式的精神顾问。所以当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在家乡萨哥达执业当律师时，他还代表伊斯兰教议会，在政坛上十分活跃。这意味着和过去划清界限，这里的封建阶级一向支持有权势的人。

但过去并未完全消失，那些恩怨从未被遗忘。一九七五年，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哥哥的许多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哥哥就是十五年前将绑架他妻子的一干人告上法庭，害他们全部锒铛入狱的那一位。）他四十一岁时，却在某天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杀害。四年后，穆罕默德·阿克拉姆迁居伊斯兰教议会在曼苏拉的社区；两年后，他又将儿子接到那儿；次年，即一九八二年，他索性将其余的家人也接了过去。就在那一年，遭人杀害的哥哥的儿子又杀死对方的某个人。穆罕默德·阿克拉姆为了某个没有明说的理由，从此退出政坛。

安全、虔诚、忏悔和伊斯兰教议会的理想，如今全部纠缠在一起，成为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在曼苏拉的一家人的全部，成为他们的世界。

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家从不讨论上述那件谋杀案。他唯一的儿子叫萨利姆，是妻子在杀人案发生那年怀上的，他父亲，即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到木尔坦监狱服刑的第一年，萨利姆出生。他说：“我们没有勇气和父亲提及此事。”

萨利姆如今已三十四岁，是高级海关官员，颇有地位。对他而言，这段陈年往事——即父亲皈依、忏悔和在狱中念书——是他家人在智慧上崛起的开端。某个周六（星期五是安息日，也是被吊死的布托每周的纪念日，因而星期六成为每周的第一个工作日），他下班之后，带我去了曼苏拉。他个子很高，打了领结，穿一件轻便的花呢外套，以抵御拉合尔冬天的寒冷。从他的某些言谈中，我感觉他似乎在期待我感到惊异：一个住在曼苏拉的男人居然穿着如此现代。他是坐公家备有司机的车来的，车后座还摆着一些诸如《经济学人》之类比较严肃的杂志。

他问我要不要开冷气，我婉拒了，这真是一大错误。当时已是入夜时分，我怕冷。但正值下班时刻，而且有很多红绿灯，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等到达曼苏拉的时候，大路上全是尘埃和棕色的烟雾，呛得我都快窒息了。

曼苏拉和它堡垒般的气氛，我早就耳熟能详，也期待发现一些更不为人知的事情。但曼苏拉就在眼前，在大路旁，在热气和尘雾之中，发出亮光。就在左边的入口处，好像是有意证明他们是谁似的，一群信徒正在伊斯兰教议会的清真寺做晚礼。他们在一个类似小棚架的下方礼拜，如果遇上大太阳或下雨，架子可以为他们遮挡。

萨利姆突然一阵仓促，急急忙忙解开领结，将外套扔到汽车座位上，和大伙儿一起去礼拜。他事前曾交代司机略将汽车倒退，好让我看个仔细。一个穿着宽松套装的小男孩礼拜特别认真，膝盖关节韧性十足，起起跪跪，十分利落。

晚礼结束时，天色已晚，外面一片漆黑。萨利姆带我四处观看。一块木板上有张本地地图，地图上每间房屋都有门牌号码。地图右边有个表格，每间房屋住的是哪些人，都标注得一清二楚。萨利姆说，这么秩序井然，在巴基斯坦是很少见的。我觉得这又是伊斯兰教议会现代化的另一个层面。人们一谈到这种现代化，就会有不祥的预感。

步出清真寺的灯光，我们在破损的路上走着，随后来到一间著名的医院，是阿富汗战争期间建成的。人们至今谈到这间医院，依然有几分畏怯。萨利姆让我看的候诊室（或急诊室），在对着一条黑暗巷子的方向开了一道门，灯光昏暗，室内空无一人。候诊室看起来像是草草完成的，早就带有了巴基斯坦式的简陋。图书馆和研究室尽管有电脑等现代设备，却大门紧锁，要等到次日早上才可以使用。音像店开着，店里卖一整套一整套莫杜迪的演说录像带，有许多录像带是有关克什米尔的，其中一卷是英文发音的《征服印度》。萨利姆进了音像店，就像男人进了玩具店一般，开始大买特买。只见他东指指西点点，最后店员将他买好的录像带放进一个现代感十足的白色小塑料袋里。

我们来到他家。这间屋子是属于伊斯兰教议会某个人的，穆罕默德·阿克拉姆将屋子租了下来。这是一栋狭小的两层楼。萨利姆说，我们可以在屋里的两个地方聊天：一处是餐厅，一处是他的书房。他的书房在二楼，没有家具，只有地毯和垫子。

我需要一张桌子，坐着写东西，所以我认为应该看看餐厅。餐厅在开放的大厅的另一边。楼梯间很狭窄、拥挤，有一大袋一大袋的稻谷。其中一袋已经裂开，或被人打开，金黄色的稻谷就散在混凝土地板上。萨利姆说，稻谷来自“农田”，所以这家人仍在萨戈达种地。餐厅很狭小，几件家具摆在里面，就再也没有空间可言。日光灯似乎就快触碰到我的额头，就在我眼睛上方。里面早就摆有二十张大雕花扶手椅子，是一整套，非常相配，颇有陈旧的封建风格（也颇有印度尼西亚中产阶级的风格）。所有这些椅子的椅背都靠墙，其中十二张摆在接待客人的地方，两边各六张，相互面对着，中间隔着宽且矮的桌子，其他八张摆在餐桌四周，几乎都碰到了餐桌。

可能是看到椅子摆设的方式，萨利姆说，他们随时等待有贵客光临。所以——绕过一袋袋稻谷，也看得到背后有几名仆人出现了，他们是一般巴基斯坦人家都有的那种瘦小而衣衫褴褛的仆人，甚至在这里的伊斯兰教议会也不例外——我们步上陡峭而狭窄的混凝土阶梯，直奔萨利姆的书房。

这是非常狭小的房间，面积大约只有十二平方尺，高约九尺，至少感觉上是如此。里面非常炎热，而且满是尘埃，密不透风。正如萨利姆所说，书房内有地毯和垫子，墙壁上是书架。面对入口处的墙壁，有一半摆放着一套套彩色装订的伊斯兰教图书，我在库姆已见过这些书了。其他书架摆放得不太正式。但我很快就停止观察这些书了。在这种密不透风的污浊空气中，我开始透不过气来。地板上有一个看起来像凳子的东西，原来是空气净化器，虽然已经打开，但总得再过一会儿才会对室内的空气产生净化作用。

我要求打开一扇窗。萨利姆呼叫楼下的仆人。仆人从餐厅内许多大椅子中抬一张上来给我坐。他抬着笨重的大椅子，在狭窄而陡峭的楼梯上走，随时得注意自己的脚步。仆人最后进了书房，放下椅子，就开始推窗户。这是滑动的金属框窗户，好像卡住了。萨利姆伸出一只手，或一只手指，去按窗钩，帮忙打开。仆人继续推，终于将窗户打开了。窗外有块帘幕，所以毫无窗景可言。木尔坦大路上传来车水马龙的声音，十分刺耳。窗外的空气似乎都含有沙粒，几乎和室内一样炎热。仆人将椅子拉近已经打开的窗户，我在椅子上坐了好一会儿，大口呼吸了一番，就像信徒坐在圣人坟墓的铁栅栏边，希望能够从散发的灵气中获得启示似的。从窗户向外看，可以看到一楼平坦屋顶的一部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房屋里里外外都那么炎热。

萨利姆说，他是板球迷。他认得一些来自特立尼达的板球投手，他们会投变化球，但早被人遗忘，如S.M.阿里、伊什汗·阿里、拉菲克等。我知道，他是在向我示好，但他要谈的恐怕不只是板球而已。他提到的这些板球选手全是伊斯兰教教徒，他比我更了解他们。

仆人再度爬上陡峭的阶梯，这回端上来的是茶和油炸热点心，还有已经浓缩变硬的牛奶杏仁糖，非常可口好吃，这让人喜出望外，在这个伊斯兰教议会人士虔诚的家中，艺术家还是可以在厨房中尽情发挥厨艺。

最后父亲出现了，就是那位忏悔者。他穿着一件淡棕色宽松套装，我从这件套装上看见了忏悔的颜色。他比儿子矮，有些胖，走几步楼梯就让他气喘如牛。他只有五十八岁，但是在家里——萨利姆对他毕恭毕敬——他年纪最大，他也不客气地扮起了主人的角色。

他坐在地毯上，靠近我的椅子，几乎就快碰触到我的椅子了。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信任感望着我。他棕色的皮肤十分光洁平滑，额头没有皱纹，闪闪发亮，似乎是因为长年擦油的关系。浅色双眼中的一只视力已经损坏，一年前才割除白内障。即便如此，他的表情还是非常慈祥。他的听力已经不行，我说话时，他得向前靠过身来倾听。他双唇略微张开，露出看起来还颇坚实的牙齿，显然是在微笑。

萨利姆解释我的身份和我到曼苏拉的来意。

父子二人一打开话匣子，马上就大谈特谈曼苏拉的信仰。他们要的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巴基斯坦不是伊斯兰教国家。在次大陆建立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并不够。所谓“伊斯兰教国家”，指的是“一个由最正直的人来治理的国家，并且由正直的人来领导百姓祈祷，一如伊斯兰教建立初期”。

这有点像我在一九七九年听到的观点。当时巴基斯坦是由齐亚将军执政，他希望将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化。可是和之前的统治者一样，他不知道如何将个人的信仰转变成国家的机制，以致最后沦为个人专制。如今大家一谈到齐亚，就将他斥为伪君子。但是在发生了种种事件之后，如今曼苏拉依然人人怀抱着美梦，怀抱着恢复伊斯兰教伊始那段黄金时代的美梦。在那个时代，百姓十分纯洁，易于治理，不但万众一心，连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可以结为一体。

现在，他们正就这段伊斯兰教黄金时代的想法讨论，两人观点互为表里。因为先前在车里谈过伊斯兰教议会在诸如穿着和组织方面的现代化，也看过萨利姆穿的花呢外套和领结，以及他阅读的《经济学人》杂志，所以，此时看到这位高级海关官员的每句话都和他那位思想十分封建的父亲契合，实在令我感觉怪异。

萨利姆的父亲问我，知不知道当年有位哈里发因为穿着一件太过华丽的斗篷而遭斥责。他，这位父亲，在问这个问题之际，特别抬起头来看我，并且与我靠得十分近。相比之下，萨利姆则比较随意，他喝着茶，吃热点心，半躺在地毯上，倚着一个垫子，接下有关哈里发的话题，继续谈论。哈里发告诉质疑他的人说，是一个亲戚给了他一块布，所以做了这件斗篷。萨利姆说，想想看。他的父亲也附和着说，想想看。想想看一位权倾天下的统治者，萨利姆说（他总算将他的思想表达完全），居然可以被别人问这种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斯兰教黄金时代——牌可以重洗，单一而容易统治的伊斯兰教民众的简朴可以和一个世界帝国相提并论。）

不，不，萨利姆说，“伊斯兰国家”不是“伊斯兰教国家”，许多人都弄错了，不是这样的。

仆人拿新的点心上来，打断了萨利姆的话。这次是新炸的帕可拉，用鹰嘴豆面糊与卷心菜一起煎成，先是又热又脆，随后变软，十分可口。走在仆人后面的是萨利姆的儿子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很瘦小，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和曼苏拉人常见的苍白。他似乎习惯了人们对他的注意，动作十分敏捷，也很黏人。父亲和祖父都很爱他，给他点心。我向萨利姆父子打听齐亚的事情，打听一九七九年的伊斯兰教恐怖。难道齐亚做的还不够？

萨利姆说，还有很多没做。印度人残余的影响力需要消除，另外，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余孽（这可能来自萨利姆阅读的《经济学人》）。做父亲的说，还有婚姻问题。《古兰经》说，男人可以结四次婚，如今一些妇女团体希望改变伊斯兰教的家庭法。他说话时，表情似乎受尽委屈，仿佛自己应得的权益惨遭剥夺。他一面用温和的表情望着我，一面抱怨，好像他知道我会帮助他似的。还有就是放高利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有待解决。

父亲说，就国家而言，巴基斯坦和伊朗最接近赋予它们的伊斯兰教理想。萨利姆也同意这点，他说，伊朗唯一做错的地方就是和邻邦起了争执。另外就是苏丹。苏丹应该被视为向伊斯兰教理想迈进的国家，但萨利姆对苏丹不太敢确定。

我问道，他是否希望巴基斯坦也出现诸如伊朗革命卫队的部队。躺在垫子上的萨利姆很严肃地表示，宗教国家必须抑恶扬善，所有的国家都有警力去完成这一使命。我说，如此一来，岂不是干预了百姓的自由？萨利姆说，伊斯兰教不强调自由意志。那位皮肤光洁平滑，慈眉善目的父亲说，IsIam这个词，指的就是“服从”、“归顺”。

我继续问，国家如何去界定伊斯兰教的意义。这个问题曾让齐亚伤透脑筋，尽管他手下还有一个“伊斯兰教思想委员会”。萨利姆说，这个问题必须讨论。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补充说，但结论并不需要大家都同意。比如，他就不一定在每个问题上都和父亲的见解一致。让我再度大吃一惊的是，他父亲居然说：“伊斯兰教有自由。”父亲说，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人由衷地自愿接受伊斯兰教。这时，我才开始了解“自由”和“顺从”如何做到并存不悖。

萨利姆说：“伊斯兰教尚未接受考验。”

我预想到他会这么说，于是问道：“就伊斯兰教教义而言，虚荣和骄傲有错吗？”

萨利姆答道：“有错。”他的眼神有些飘忽不定，就和他儿子的眼睛一般，水汪汪地不住流转，似乎有点感伤。

“你怎么能够诋毁在你之前的无数人？你怎么能说这些人都不好？你自己是如何做出这种结论的？”

我多少碰触到问题核心了。

他父亲说：“我们只能尽力而为，止于至善。”

萨利姆的儿子穆罕默德再度进来。萨利姆说，穆罕默德已开始上学了。

萨利姆的父亲说：“他已经开始学习《古兰经》。”

他们要穆罕默德背诵《古兰经》第一章。孩子显然很高兴有人叫他背诵《古兰经》，但他黏着祖父不放，非要有人哄，才肯用他童稚的声音背诵。萨利姆显得得意万分，他父亲同样如此。

萨利姆说：“他将把整本《古兰经》背下来。”

“是的，整本《古兰经》。”老人和儿子相互唱和。

我问：“要多久时间？”

萨利姆说：“五六年。”

我无法继续待下去了，我的呼吸变得十分困难。在楼下，几个瘦小、黝黑、衣衫褴褛的仆人站在谷袋后面，金黄色的稻谷撒了一地。在外面，木尔坦大路上尽是烟雾和沙粒。萨利姆的司机载我回饭店，他没和我一起。

星期五，可怜的布托的安息日，我再度去了曼苏拉。这次我是白天去的，我发现，在大院的入口处有类似停车场障碍物的东西。在一块小小的草地上，全是些蓄着胡子，穿着这一天特定的衣服，样子懒散的男人。他们比我想象中的高大。这个地方的沙粒也很多。外面的大路残破不堪，又没有铺砌，笼罩着云一般厚的尘埃和棕色的汽车废气。

在白天，萨利姆家的房子看起来更一般，不过是一栋粗糙的村落建筑，一边有车库，另一边有一块小小的地，是后来增辟的。许多瘦小贫穷的仆人随时待命，和在入口处蓄着胡子、穿着星期五特定衣服的男人迥然不同。仆人里外恭站着，很难想象他们在哪里睡觉。

有一个长得很英俊的男人，一头波浪形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态度十分友善活泼，我还以为他可能是萨利姆家的亲戚，结果他也是家中的仆人之一。他很友善是因为他六天前见过我。他告诉我，萨利姆和他妻子正在祈祷。他领着我步上狭窄的混凝土阶梯，进入书房。一袋袋从“田里”收割的稻谷仍然摆在大厅，其中有一袋早已裂开。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窗口挂着一块布。空气净化器在不停地颤动。我要求这个友善的仆人打开空调，他照做了。

萨利姆进来了，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质宽松套装，十足休闲的模样。我们谈到他父亲所犯的绑架案细节。萨利姆一直想着绑架案，这对他一生有很重大的影响。孩提时期，他六岁之前，每年会去木尔坦监狱探监一两次，看他父亲。父亲出狱后，全家人在萨戈达一起住了十二年。后来父亲迁居曼苏拉。萨利姆迁入那个社区时，只有二十二岁，距离他长大成人，只不过三年，从此，他一切都开始自主。

他说他的宗教感是在社区外面养成的。他对社区的形容是：“他们不会催促你，我们有小耳朵。”小耳朵用来接收卫星讯号，这是伊斯兰教议会不喜欢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的女人也会和人见面。”他的意思是，他们的女人也会和陌生人见面，这是伊斯兰教禁止的。

他的妻子塔希拉来了。前一天，她和萨利姆一起到饭店看我的时候，她亮丽动人。而这次似乎有点失色，可能和没有化妆有关。伊斯兰教议会不喜欢妇女化妆。不过塔希拉没有化妆也很漂亮。她下半身有些胖，这是她这种阶级的妇女在生儿育女后常见的现象，她们每次生产后，都要坐上许多天的月子，另外还要吃许多营养丰富的食物。

她说，她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也很困扰，最初希望有栋更好的房子。开始的三四年，她有点难过，根本无法满足，但如今一切都十分圆满，尽管她还是很希望有另一个房间，让子女分开住。她希望有一栋和萨戈达的家一样的房子，有合适的客厅与餐厅，还有合适的客房。

她说：“在这里我们有许多仆人，十四五个。客人太多的时候，根本忙不过来。”

萨利姆说：“她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小家庭。”

她说：“现在好了，反正我已经习惯，不再奢求什么了。”

空调设备忽然轰隆一声，咔嚓作响，就一动也不动了。原来是停电。整个曼苏拉都静止了，好像下雪前的山谷般那样沉寂无声。一道先前无人察觉的门被推了开来，推向挂着布的窗户左边。我们可以看见，门的开口处对着平坦的屋顶，可以想象，这里的夏天有多么炎热难耐。

萨利姆的妹妹进来了，样子十分气派。她穿着卡其黄的宽松套装，个头高大，整个头和睑都用一块宽松、浅色的棉布包裹着。这块棉布有一个散射状的小装饰物。她让人想到那部可爱的古老电影《隐形人》里面包裹着绷带的克劳德·雷恩斯。或许，她也想将自己隐藏起来。

萨利姆说，她住在深闺（但也不是标准的深闺，如果是标准的，她就到不了萨利姆的书房）。萨利姆说，一切有关曼苏拉和宗教的问题，我都可以问她。这就是他们的方式。萨利姆自己在这里待的前五年都不曾祈祷，如今他开始祈祷了，没有人强迫他。

这个妹妹芳龄二十七，是在父亲出狱那年出生的。为什么会住在深闺，她自己也说不出原因。她只是觉得自己将来应该住在那里。她如今平静多了，没有多说什么，或许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穆罕默德，萨利姆的儿子，就是即将背诵整本《古兰经》的小孩，和他弟弟艾哈迈德一起进来了。

原来萨利姆家来了访客，是一对年轻夫妇。女人非常美丽，男人非常高大、强壮，尽管很年轻，但看起来似乎颇有来头。年轻的女人说，她生于一个政治世家。我从报纸上看过这个家庭的名字。萨利姆有封建背景，人脉很广。

女人说，她从前没来过曼苏拉，也不感兴趣，因为她认为自己不会喜欢曼苏拉。她不可能喜欢会剥夺她自由的东西。尽管她来自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一旦结婚，她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她丈夫，就是那强壮的年轻人说：“这违反社会习俗。”他说，“在另一种社会，情况就可能不同了。”他说话的神情，好像这件事只和他妻子有关似的。

我们聊巴基斯坦——那永远聊不完的话题。

原来所有的想法——有关自由、宗教和国家沦丧的想法——都息息相关。伊克巴勒建立纯穆斯林政体的皈依者美梦，以及这个男人原来的国家的沦丧，最后甚至是曼苏拉，无不殊途同归。

耽误了一些时间之后，仆人终于端着茶，步上难走的阶梯进入。来电了。不久之后我们的话都说光了，曼苏拉的话题已没什么可说的。萨利姆的妹妹，早就趁人们不注意，用她自己独特的闺秀风姿下楼了。

第六章　失去

对次大陆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教徒而言，一九四七年，次大陆的分裂如同一场伟大的胜利。一九七九年，拉合尔有个男人告诉我，“如同真主一般”。如今，有关大港口卡拉奇杀人事件的报道，几乎每日可见。分裂之后，许多来自印度的伊斯兰教移民、城市中人、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人全都涌进卡拉奇。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人的后代觉得自己仍是异乡人，仍然没有代表权，受尽欺瞒，更没有权力。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国家，展开残酷的游击战争。

根据伊克巴勒皈依者的计划，伊斯兰教应该让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认同感。但信德省（卡拉奇的所在地）的人不希望看到他们的土地——尽管一半空无一物，一半是沙漠——被教育程度高、野心大的异乡人占领。信德省的土地古老，总是有点与众不同。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语言和封建崇拜。他们明里暗里设置各种政治障碍，对付这些莫哈吉尔（来自印度的异乡人），在巴基斯坦，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可去。

分裂，一度是欢乐的泉源，但对一部分莫哈吉尔而言，后来居然成为一道伤口，这道伤口带来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仍然鲜活。

萨尔曼是记者，出生于一九五二年。他饱受一九四七年四天之内发生在旁遮普的几桩案件折磨，所以无休止地寻求平复。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到十八日，正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始，他祖母和其他数名家人忽然在家中遭人谋杀。十四日当天她还活着，被几个印度邻居保护。十八日当天，萨尔曼一直躲在别处的外祖父到他祖母家来——这是一栋中产阶级的印度式庭院房屋——发现屋里空无一人，墙壁上血渍斑斑，就是找不到任何尸体。

萨尔曼的外祖父逃跑了。他当时大约五十岁。他搭上一列火车，逃往已被称为巴基斯坦的地方。这段逃亡路程很短，四天之前还十分繁忙，但火车在半路受到攻击。他躲在几具尸体下面，一直逃到拉合尔，是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

萨尔曼十五岁时听说了这些故事。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印度人和锡克族人是十恶不赦之徒。等到听说这些故事之后，他已经不觉得生气了。故事太可怕，生气已经不能表达什么了，甚至是谁干下了这些杀人勾当，也无关紧要了。

墙上的血渍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无从知晓（萨尔曼从未去过印度），只能凭想象。尸体不翼而飞，再加上案情的细节（或许根本就没有细节可言），对萨尔曼影响很大，成为他日后在巴基斯坦生活的重要背景。当他想起案件时，就会花上几分钟时间去思考：到底屋内的人是如何遭到毒手的？是否被分了尸？是否遭到凌辱？他一想到这些，就会不寒而栗。

还有一些当时的其他故事，都是他从一个叔叔那儿听来的：有几位叔叔伯伯躲在汽油桶后面，奚落那些不想见到印度分裂的印度人和锡克族人：

印度终将分崩离析，

巴基斯坦终将建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些有关死亡和暴动的故事，开始让萨尔曼感到痛心疾首。“我想，我们已经为这个国家牺牲了这么多，而这也正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

但是新国家也有过一段漫长的宁静岁月。这家人在旁遮普丧失了一切，但萨尔曼的父亲是位工程师，为政府工作——暴动之际他正好在俾路支——所以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一九五二年，就是沙尔曼出生那一年，父亲辞去了政府差事，自己创业。十多年来，他的事业蓬勃发展。他以宗教方式持家，一切礼仪照旧。家人都得背诵《古兰经》，萨尔曼从小就背诵许多经文。他的孩提时期无忧无虑，宗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一九六五年，萨尔曼十三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伊斯兰教的另一面。当时巴基斯坦和印度打了一场短暂而没有结果的战争。“有许多歌曲鼓舞伊斯兰教游击队员上战场，向他们保证，为国捐躯，死后必然上天堂。一批批来自拉合尔的人，只有拿木棍当武器，准备出发去打一场圣战，对抗那些不信伊斯兰教的印度人。结果这些人全给送了回来。一位毛拉鼓动他们向前冲，有趣的是，毛拉自己却不这样做，他安安稳稳地坐在他的清真寺里。”

萨尔曼就是通过这件事认识了“圣战”。圣战是很特别的伊斯兰教思想。萨尔曼的解释是这样的：“根据基督教教义，基督耶稣为所有的基督徒而死。他可以确保所有的基督徒上天堂。根据伊斯兰教教义，你如果追随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会做出对你有利的仲裁。善行究竟该得到何等福报，只有真主安拉可以决定。所以就善行而言，再也没有任何行动比奉真主之名从事圣战更伟大了。”圣战并不是比喻的说法。“《古兰经》的字句都必须照字面的意思解释，连将它当作寓言，都是一种亵渎行为。《古兰经》很重视圣战。穆罕默德曾这样说过——并不是《古兰经》说的——如果你看到反伊斯兰教的行动，你可以使用武力制止。如果你没有力量制止，你可以出言制止。如果你连出言制止的能力都没有，你可以在心里制止。”这是我记忆所及的了解。我认为，这种说法等于准许伊斯兰教教徒发动暴乱。

一九六五年，他第一次看到人们用公开的暴力方式去彰显这一想法。尽管当时看到人们在“做傻事”，他还是了解，这些人一方面需要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身份来赢得功绩，一方面也怕下地狱。

“不断地用烈火鞭打，难以想象的烈火，还得吞下脓水。传统中这些描述都十分生动。《古兰经》却只提到火和无休无止的惩罚。”

一九六八年，萨尔曼十六岁，就是他在拉合尔政府科学学院念一年级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其实也是暴民之一。《时代》杂志（或《新闻周刊》）曾刊登一篇文章，评论一本叫《战士先知》的书。这本刊登评论的杂志有两三本进入这所学院，供大家传阅，但并没有任何一人真正看过这本书。学校学生决定游行抗议。当时正值下课时间，大家都坐在外面，没有一个特别的领导人。但这些男生和萨尔曼一样，在宗教上训练有素。他们想到公开抗议，于是变成了一群暴民。萨尔曼和他们一起走，尽管他一路上清清楚楚地记得，那篇文章里有关伊斯兰教和先知的评论没有只言片语令人不快。当天天气很好，是冬天，拉合尔最好的季节。学生高呼反美国的口号，并砸毁了两辆小汽车。

一九六五年鼓动教众，要他们持木棍向前冲的那位毛拉，安稳地坐在他的清真寺里。战争并不是毛拉的工作，他的工作是鼓动群众向前冲，尽他所能，热情而生动地向他们描述参与圣战可能获得的奖励，以及下地狱的恐怖。

他很像那位我从某人口中听到的毛拉。这两人一样，在一九七七年被人征召来从事对布托不利的宣传。这位毛拉既矮且胖，根本不讨人喜欢，大家也知道他不太可靠。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声音很吸引人，擅长宣教。当时实施宵禁，但因为星期五要礼拜，所以星期五不宵禁。去那位毛拉清真寺的信徒发现，他们不只是聆听祈祷而已，也可以听毛拉用他极富磁性的声音以及慷慨激昂的风格说故事，说伊斯兰教历史故事，说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要求听众不要辜负古圣先贤，要开始圣战，不要忽视周遭的邪恶势力。“你们要向敌人说，‘你们用箭射向我们，我们将用自己的胸膛接受’。”这番话说得如诗一般，没有多大意义，却令信众如痴如狂，在诸如此类的星期五祈祷会之后，可怜的布托所颁布的宵禁便形同虚设。信众满怀着宗教的仇恨离去，他们巴不得将布托送进地狱，好让自己在天堂多得福报。

这位毛拉不可靠，更看不出他有任何德行高超之处，但这些都不重要。他从不以向导自居。让皈依者唯命是从，才是他身为毛拉的工作。一旦有必要，他就鼓动他们向前冲，让他们一心只想着天堂和地狱，并且告诉他们，一旦时机降临，只有真主才能审判他们。这就是这个宗教国家的一个层面——一个光由皈依者创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宗教不是个人良知的问题——这是诗人伊克巴勒从未想到的，这种国家总是可能被操纵陷害，发生危险的事情。

还有别的事也是伊克巴勒意想不到的：在这个新国家中，历史的本质会改变。一旦历史改变，国家的智慧势必消失。毛拉一直袖手旁观，限制别人询问，所有古老土地的历史便不再有任何意义。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或在学校的公民课本中，巴基斯坦的历史将仅成为伊斯兰教史的一章。伊斯兰教的入侵者，特别是阿拉伯人，将变成巴基斯坦历史的英雄。当地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即将无立足之地，无足轻重，被宗教的代理人清扫到一边。

这是对历史的毁损，可怕至极。皈依者的见解仅止于此。历史已成为一种恐惧症。必须忽略或调整的实在太多，有太多的幻想。这种幻想不光是在书本里，还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萨尔曼在谈到这种恐惧症时说：“伊斯兰教并不会显现在我脸上，几乎所有次大陆的伊斯兰教教徒都为自己塑造了阿拉伯祖先。我们多数人都是穆罕默德的后代，是他女儿法图麦和女婿阿里的后代。有一些人，如我家，塑造了一个人叫Salim Al-Rai，还有人塑造了一个人叫Qutub Shah。每个人都有一个祖先来自阿拉伯或中亚。我深信我的祖先是中下阶层的印度人。尽管皈依了，他们也不是主流的伊斯兰教教徒。如果你读过伊本·白图泰和早期旅行者的文章，就可以感受到阿拉伯旅行者对皈依者这种极富优越感的态度。他们会赐给你阿拉伯人的名字，但依然说，他是印度人。”

“塑造阿拉伯祖先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所有的家庭都那样做了。如果你听到人们谈话，就一定会相信，这块广袤而美好的土地其实只不过是一片丛林罢了，根本就没有人住。在次大陆分裂之际，所有的事情都被放大，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属于土地，而属于宗教。巴基斯坦只有一个地方的人尊敬他们的土地，就是信德省人。”

这就是萨尔曼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所听到的种种故事。后来，这些幻想和错觉都成为他当了作家之后，笔下经常描述的主题。这些幻想和错觉需要时间去发掘，需要成年人的眼睛去观赏，需要他稍加置身事外，才能理解。

萨尔曼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得到要置身事外的提示。他和学校同学一起参加抗议“战士先知”的行动，并且在这场小小的午后圣战行动中协助砸毁了两辆小汽车的几个月后（他始终觉得不太对劲），有件事情发生了，让他十分不安。

斋戒期间，萨尔曼听说——他也相信——如果他在斋月最后十天的某个特别的日子里礼拜一整晚，他的罪孽就可以完全洗清，成为一个新人。人们告诉他，成为新人之后，感觉会比较轻松，这种说法被他牢牢记在脑海中。那一年，斋月的特别日子是二十七日晚上，他和哥哥、姐姐，以及其余家人礼拜一整晚。但次日早晨，他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原来一直期待的那种浑身轻松无比的感觉一点也没有，他失望了。但他没有勇气告诉家里任何人。

他对这件事感到的失望和忧心，可能在当时特别强烈，因为他父亲的土木工程事业在兴旺了大约十五年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实际业务还可以维持，但萨尔曼的父亲开始做一连串的错误判断。萨尔曼还在上学，但父亲事业不顺，让他挂念不已。

两三年后——父亲事业仍无起色——又发生了另一起事件，这次是在斋月结束时。开斋节是斋月结束时的重要活动，那时的礼拜总是大家一起进行。萨尔曼的父亲早就搭车去他经常去的清真寺了，萨尔曼和哥哥必须走路去附近的一座清真寺，他向哥哥抱怨：“真浪费时间。”

哥哥答道：“尤其是当你又不相信的时候。”

萨尔曼说：“什么，你也不相信？”

哥哥说：“我们老姐也不相信，你不知道吗？”

哥哥识多见广，萨尔曼一向十分崇拜他。先前萨尔曼还担心是自已丧失了信仰，这下子一切担忧全被抛诸脑后。他不再觉得自己让那些在一九四七年暴动中丧生的人们失望了。

这家人的三个孩子都丧失了原有的宗教信仰。但是，就在事业下滑之际，萨尔曼的父亲反而变得更虔诚，更偏执。萨尔曼小时候，家中庆祝的节日之一是春节。如今，父亲反而认为春节反伊斯兰教，是源自印度教和异教徒历史的东西，禁止家人庆祝。住在卡拉奇的女儿回来之后，父女二人大吵了几次。她可不像萨尔曼和他哥哥一样，什么话都闷在心里，而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父女的争论常常会闹得不可开交。有一天，父亲的弟弟也在场，萨尔曼的父亲说：“由她去罢，她是个反叛分子，不要和她争论。”说完就气愤地离开了。

全家充满紧张气氛。

萨尔曼的父亲希望萨尔曼成为工程师，但他数学很差，在二十岁生日之前即入伍从军。他对枪支感兴趣。如今的他再也没有宗教信仰，是不折不扣的巴基斯坦军人。他渴望上战场，和印度人打个你死我活，尽管巴基斯坦前一年和印度作战才刚败下阵来。

“我心里想，我们——至少是我自己——必须为我祖父母和两个被杀的姑姑报仇。这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却带给我非常冷酷的感觉，好像一个老练的杀手准备去杀第一百个人似的。其实我对这件事根本没什么感觉，因为这只是我该做的事。我不谈论我的祖父母，但我经常大言不惭，说什么要回去和印度人作战。这是我和军中的伙伴说的，不是在家里和家人说的。”

两三年后，这种感觉逐渐消失。他也开始不喜欢部队。他找不到可以谈话的人。他谈及书本，想要显得与众不同，结果挨了一顿骂。三年后，他终于可以离开军队。他去卡拉奇进了一家跨国公司。这份差事还是通过军中一个朋友找的，这个朋友的伯伯是公司二把手。

所以萨尔曼就去了卡拉奇，一个莫哈吉尔的城市。日子并不好过。刚开始，他付钱寄居在一户人家。后来他自己租房，租的是一间有厨房的破旧屋子。他就这样缓缓前行。他在公司里有个朋友，有一天两人闲聊，萨尔曼忽然提到《读者》文摘，朋友大笑。萨尔曼说他想念书，朋友听了很高兴，便开始引导他。回首过去，萨尔曼认为这是他受教育的起点。

五年之后，萨尔曼结婚了，然后和父亲一样，他放弃了铁饭碗，自己创业。可惜创业时机不对。自从独立之后，卡拉奇一直欣欣向荣，不停发展。这个地方接受了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各个地方的移民。如今，信德省和旁遮普莫哈吉尔的紧张气氛即将恶化。

一九八七年一月，萨尔曼结婚不到四年的时候，他和妻子两人的积蓄全都被骗光。有一个朋友告诉他们，到了这种年纪，他们应该未雨绸缪，进行投资。他们为了分散风险，将钱投资到不同的公司，但有一天，所有的公司都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朋友先前游说他们投资一家由毛拉经营的公司，这些毛拉不是激进分子，他们只是希望让伊斯兰教教徒变好，使迷途者知返，并继续争取一些人皈依。朋友告诉萨尔曼和他妻子：“你们也许没有信心，但这是唯一真正可靠的公司。”两人就这样把绝大部分钱投资到这家公司了。

不仅萨尔曼家发生悲剧，外面的悲剧也层出不穷。“在这段时间，卡拉奇和信德省的情况越来越差。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之间，可怕的事情不断发生。一个人夜晚独自走在路上时，就可能有人骑摩托车从后面追来，在他背后刺上一刀。这类案件少说也有一百件，几乎每个星期都发生。我想不起来自己曾看到任何报道称，这种背后伤人的不法分子已被捕。我对这样的案件感到愈发难过。

“一九八七年七月，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天凌晨两点，我必须开车送妻子去机场。回程路上，汽油用光了。我出门的时候就知道汽油不够，但中途有许多加油站，到时再加即可。这几乎是个不夜城。岂料每家加油站都打烊了，原因是害怕被抢劫。我载妻子到了机场，当时汽油已所剩无几。在回程路上，也就是距离我家还有两公里远的地方，车终于跑不动了。时间是凌晨两点多。于是我只能将汽车停好，走路回家。

“我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是真正的害怕。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我不停地注视路边的墙壁，盘算哪面墙壁够矮，一旦被抢，可以轻易翻墙逃走。不一会儿，我就听到背后传来摩托车噗噗噗的声音，听得我毛骨悚然。一刹那，所有的念头都浮上脑际，但我唯一记得的是，我恨不得立即翻墙而去，拔腿就逃。我想不起来当时我为什么没这么做。噗噗噗的声音越来越接近。我回头去看，原来只有一个人，抢匪通常都是两人一组。对方既然单枪匹马，可见不是抢匪。但我还是很害怕，索性停住脚步。对方来了，他说：“这么晚了，你在街上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我一一回答他的问题。他问我要上哪儿，我说要回家，他说：“上来，我载你回家。”对方是个说乌尔都语的男人。我也不禁笑了起来，问道：“你说这么晚了在街上游荡很危险，那你自己呢？”他说：“我要到印度领事馆排队办签证，希望排在第一。”当时是凌晨两点多，他的行为也是许多人正在做的事。他一定有亲人在印度。他是去探亲，并不是要逃避危险。

萨尔曼和妻子一直想离开卡拉奇，回到拉合尔。上述那件事让他下定了决心。那天早上，他打电话给妻子说：“我们真的非走不可了。”

“并不是因为害怕自己性命不保而要离开，而是因为在这种不义且残暴的社会中，日子十分难过。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好像那些在旁遮普死掉的可怜人都白白牺牲了。为什么是这样？不是痛苦不痛苦的问题，而是让人感到非常气愤。”

“摩托车事件”发生大约六个月后，像萨尔曼一样在卡拉奇遭受苦难的人们组织了一场和平集会。大约有五百人参加，他们都是失去希望的人。当时是冬天，对于卡拉奇来说是非常舒爽宜人的天气。参加集会的人都面带微笑，相互点头打招呼。许多人眼中泛着泪光。

“现场有种强烈的兄弟之情与归属感，没有人呼喊口号，很像在卡拉奇的和平漫步。我觉得自己就快哭出来了。大家都知道，就这座城市所发生的一切而言，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也一致认为这座城市是座不夜城。旁遮普人和帕坦人从前都说，这是一座富有同情心的城市，特别是同情比较贫穷的居民。”

那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信德省第二大城海德拉巴发生三百人遭屠杀的案件。一些身份不明的人举枪就射，大约在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内，就射杀了三百人。这是莫哈吉尔战争的一部分。有时是莫哈吉尔杀人，有时是部队杀人。当天，萨尔曼碰到几个朋友，朋友问他：“你脸色很差，有亲人被杀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亲人被杀。”

就在那一天，萨尔曼和妻子决定离开卡拉奇。他们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将一切事情打理完毕。

对萨尔曼而言，谋生并不容易。这个国家对知识的需求有限，他想以作家身份工作，但一点机会都没有。国家的状况也不鼓励他这样。他能做的事，都只能拿到很差的酬劳。

萨尔曼成了漂泊者，他如今在荒野中找到了慰藉，这个国家至少能提供他这点。这里多的是沙漠和崇山峻岭，置身此地之时，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一人。

昔日的痛苦挥之不去。一九四七年，独立后的前四天，八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旁遮普一栋庭院的墙壁上忽然出现斑斑血渍。

萨尔曼没有去过印度，他想，或许自己应该去印度。他希望开始这趟印度之旅，并希望在八月十一日出发，从喜马拉雅山的索兰车站开始。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他姑姑（就是在一星期之内遭人杀害的姑姑）从索兰写信给她的丈夫说，索兰的局势变得很险恶，希望丈夫立刻来带她回旁遮普。他果然来了，带她搭火车离开。他后来说（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他们感觉得出来，火车厢里有种仇恨和肃杀的气氛，但他们还是顺利地在八月十四日回到旁遮普家中。

这就是萨尔曼有朝一日想踏上的旅程——如果他能取得印度签证的话——旨在纪念这件事的开始。

第七章　来自北方

瑞希穆拉是尤素夫塞部落的帕坦人。他用部落的名字当自己的姓。帕坦人有一个古老的祖先。尤素夫塞人，顾名思义，是尤素夫塞的后代。部分尤素夫塞人的家谱十分完整，但瑞希穆拉回顾自己的祖先，却只能追溯三代。他说，他的祖父对此事会比较了解。

追溯过去，就只能追溯到人们的记忆所及之处。人们没有方法去评估或确定在家人记忆之前的历史。在这里，时间犹如一条长河，很难正确地标示河流的某个定点。人们对自己的年龄并不是那么确定。瑞希穆拉说，他出生于一九五三年，但出生证件上写的却是一九五四年。至于瑞希穆拉那个年轻、瘦小、黝黑、面带笑容的仆人，可能是十八九岁，没有人说得准。仆人有一副漂亮坚固的牙齿，满头黑发呈波浪形。

照瑞希穆拉所说，他的父亲于一九一八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家。他出生后不久便父母双亡（可能是死于流行病，但瑞希穆拉没有这么说），成了不折不扣的孤儿。他以帮别人照看牛群为生。另一方面，十三四岁的时候，他也上学了，念到八年级左右。成年之后，他加入英国驻印度部队，当了英军中的印度兵。他很高大，六尺有余，一双湛蓝的眼睛十分漂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过埃及和利比亚服役。一九五三年，巴基斯坦陆军参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他正好在军中。后来，他以低阶军官身份，从巴基斯坦部队的运输单位退役。

这是一段漫长而优越的生涯，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后来出了差错。他回到村子不久，因为孟加拉国局势有变，又很快被召了回去。他以预备队员身份，被派往孟加拉国吉大港。这场战争打败了，孟加拉国也脱离了巴基斯坦。在孟加拉国的巴基斯坦军队放下了武器。所以，瑞希穆拉的父亲在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幕是，他退役之后，沦为战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死是活，家人都不知道。最后，有一天，家人收到他一封来信，是从印度战俘营寄来的。

大约两年之后，瑞希穆拉的父亲回到村子。他总是做些很特殊的工作。他号召人们成立公交公司，主张村子要有电力设备，设立第一家面粉研磨厂。他要人们修建自己的道路，要求大家把村子清扫干净。每到星期五在清真寺聚礼的时候，他就会拿着他的披风，为某些理由募款。家中有人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说：“你这是在要求施舍，有失身份。”他说：“不会，不会，我是在为真主工作。”不过，这大概真的对他很不利，因为后来他参加地方选举时居然落选，另外一位家人反而当选。

瑞希穆拉的父亲希望儿子当军官，尽管他能力有限，他还是竭尽所能，送儿子上理想的学校受教育。在小学六年级之前，瑞希穆拉在白沙瓦英语军营学校念书。但最后等到他长大成人，甚至成了篮球选手之时，他还是没有通过体格检查：视力太差。

父子两人十分失望。父亲说：“没办法，都是命运，是真主的旨意。”他继而一想，或许儿子该当医生。接下来有两年多的时间，瑞希穆拉先是在当地，后来又到卡拉奇帕西人成立的科学院学习科学。可惜在考试中，瑞希穆拉差了一两分，未能上第一志愿的学校。这表示他上医学院的指望也落空了。

就在这个时候，瑞希穆拉的父亲沦为战俘。他的薪水只有一部分交给家人。（其余部分为他保存，等他回来领取。）瑞希穆拉必须放弃自己的生涯规划，回村子照顾家人。对他而言，这是一段黑暗时期，世界似乎全都关闭了。但等到父亲归来之后，世界又慢慢地再度向他打开，但打开的方式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

瑞希穆拉在卡拉奇念书时，和一个堂兄住在一起，他一切费用都得自付。他在报社当校对，每天晚上六点开始工作，直到凌晨两点才下班，他每个月赚一百八十卢比，相当于九美元。白天全是他的时间，他可以上学。他在这段时期对报纸产生了兴趣。如今步入社会，他具有一些专业知识，找的也是报社的工作。他成了助理编辑，做些与报道相关的工作，在拉合尔和卡拉奇之间来来往往，从这家报社跳槽到另一家报社，慢慢升职。

阿富汗战争，以及后来漫长的派系之间的斗争，提供了他千载良机。身为帕坦人和边境中人，他对各种问题了如指掌，变得十分抢手，还为外国组织做了许多事。他自认为是全巴基斯坦收入最好的记者之一。

但是在瑞希穆拉心目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当军官的荣耀相比。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补偿。如今，在他世居的村子附近——就是在大约两年之前让他父亲在一场竞选中落败的村子——瑞希穆拉和他弟弟为他们的大家族盖了一栋华丽的大房子。因为村子实在太拥挤了，所以房子所在之地与村子有段距离。房子是十二年前盖的，当时瑞希穆拉大约三十岁，所以，尽管有重重障碍，他还是爬升很快。

墙壁是用没有抹底灰的混凝土砌成的，有各种装饰：一系列直立的椭圆形卷轴装饰，边缘突起，在上方和下方形成扇形图案。大门非常巍峨堂皇，漆成绿色和黄色，上部有钉上去的栏杆。柱子表层覆盖着大理石。在钉上去的栏杆下方，用帕坦文刻有“庇护所”这个词。瑞希穆拉和他弟弟的名字则用乌尔都文刻在柱子上。

另一道金属门保护着家中的内院，内院有两层楼高的砖房和一座水塔，外院则是平时接待客人的地方。每个星期五，有所请求的村人就会来看瑞希穆拉。瑞希穆拉目前多半住在白沙瓦。从这里搭车到白沙瓦，大约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他强调每个星期五都会在家中接见村人。瑞希穆拉从事这种社会和政治工作，是为了承袭父亲遗志，并表达对他的怀念。

瑞希穆拉一家，在二十世纪可谓走过了万里路。他们在这里的房子可以说是旅程中的休息处。世居的村子约在三公里以外的山中。在村子一个没有水的高处，有栋又小又破的房屋，瑞希穆拉的父亲便出生在这里。在更低洼处，即在清真寺附近，有一间宽阔的房子，瑞希穆拉的父亲从军中退役后，就搬到这里。在一个更低洼的地方，则是上述有庭院的房子。这里曾是印度教的商店和住户，在村子里有很多这种房子，不禁让人想起一九四七年净化的遗迹。瑞希穆拉的父亲曾在这栋房子里设置牛栏和储藏室，后来他们在那里开了六间商店，租了出去。

瑞希穆拉的父亲去过利比亚、埃及、伦敦、孟加拉国等地，瑞希穆拉则在他的村子、白沙瓦、拉合尔和卡拉奇之间走动。瑞希穆拉的弟弟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混得很不错。他们需要外面的世界，靠外面的世界为生。没有外面的世界，他们便很可能在这里腐化。但他们希望回到的这片圣地中，田地和居住面积都很小，因为人口太拥挤，瑞希穆拉和他弟弟还不得不换房子——摆脱外在的世界，恢复真正的自我，最后落叶归根，老死故里。

在大城市，甚至在帕坦人移居的其他国家，都还保有他们的葬仪社。这里的坟墓装饰得十分华丽，并不像伊斯兰教所说的那样朴素。女人为了顾及古老的部族感受，会打破帕坦人严格的深闺制度，去墓地念《古兰经》文，并且在墓地上放一些钱，让穷人去捡拾。她们有时还会在自己特别敬爱的人的坟墓上放一些彩色的旗帜、照片和盐。

瑞希穆拉和他弟弟，大约在父亲死后两年，盖了这栋崭新的大房子。尽管瑞希穆拉没说出来，但父亲在临终之际，还是知道自己的长子混得不错。新房子坐落在一块五英亩大的土地边缘。他们购买这块土地，是因为土地靠近大路和灌溉的水渠。他们总共拥有大约二十五英亩的土地，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需灌溉；其中许多是仰赖雨水灌溉的“雨水地”，一年只能一熟。

接见陌生人的庭院在大门左侧，客房则在那块很大的泥土庭院末端，回廊有砖柱和砖砌的拱门，大理石铺的地板上有图案。这儿就如同拉纳（那个在乡下出生的年轻律师）伯父在拉合尔附近的村子接待宾客的庭院的翻版，只是要豪华得多。在次大陆，往往可以在一些小地方发现，有些乡间农家居然颇有豪门风范。在一些较贫穷的地方，回廊外的主要房间地板是泥土铺的，但是在这儿，却是水磨石地板；在一些较贫穷的地方，墙上和壁龛上钉的是大铁钉，但是在这儿，却装有很高的壁橱，壁橱上还有玻璃门；在一些较贫穷的地方，仅有的家具就是两三张弹簧床，但是在这儿，有两张很合适的木床，还有装饰得十分漂亮的床头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餐桌，配上十把椅子，另外还有几张配有六把扶手椅的边桌。

瑞希穆拉聊天气，谈收成。季风一向会带来水汽，但拥有“雨水地”的人如今却只能苦苦等待甘霖，好播种小麦。每当苗头不对，人们就会赤脚去田里求雨。在田里的祈祷以求雨为主，有特别的祷告词，但有时候也会祈求避邪。当然还有其他较古老的仪式。

“如果你将一个人的脸涂黑，带他挨家挨户去募款，并煮些食物布施穷人，就可能求得雨水。求雨仪式可能很快就会进行。这里的人很迷信。”

瑞希穆拉的弟弟和长子端来茶和饼干，以及一盘奶油和面粉制作的甜点。弟弟一张粉红色的脸，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说：“各位玩得尽兴吗？”这是他打招呼的方式，也是他的礼貌。他不多话，客气地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一个个子矮小、黝黑、蓄着胡子的男人进来，二话不说就直接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戴着一顶山区的人经常戴的扁平毛毡帽。瑞希穆拉说，他是理发师。他来是要看家里有没有人要理发或修剪胡子。他叫奎姆·卡恩，每个星期五都来，有时不是星期五也来。总有些家事他帮得上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其他人似乎都在等待，而他进来、坐下，都十分随意自如。他穿着一件淡蓝色宽松套装，搭配一件生棉紧身马甲。瑞希穆拉和他弟弟以及长子都穿淡桃红色的衣服，这种颜色显示的是干净和安息日的宁静。但是对理发师而言，安息日反而是忙碌的工作天。他宽松套装上的淡蓝色比较耐脏。

瑞希穆拉告诉我，理发师不仅仅为人理发，他还有其他工作，随时可以提供帮助。每逢有婚丧喜庆，他就去做厨师；他会将他的大锅、大桶等烹饪器具带到主人家，在庭院中起一个炉灶，煮大量的饭和其他简单的食物。他也当信差，到处帮人送喜帖或讣闻。他还帮人割包皮。奎姆·卡恩有一项祖传的特技，他会唱歌、吹笛子。人们有时候会要他表演。他的妻子也会唱歌，她和婆婆、小姑也随时等待别人的召唤，为有钱人家的妇女提供各种服务，比如帮她们传达讯息，或陪伴她们外出。

在地球彼端的特立尼达印度小区，村子里的理发师也做诸如此类的例行工作（并非完全一模一样），这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我成长的时期。所以，瑞希穆拉的话，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认为，在殖民小区，古老的信差、媒人本应该争取机会再度出现；但在其他世界中，这种阶级不高的人居然也会表现自己的身份，这实在非常值得注意。

我想，瑞希穆拉描述的那个理发师，在某些方面很像皈依后的爪哇村落殡葬工作者，就是那些专门处理尸体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兼做厨师，是被伊斯兰教吸收的印度下层阶级。尽管这些殡葬工作者有荣幸领导伊斯兰教教徒祈祷——仿佛在这种新的化身中，他摧毁了古老的阶级思想——但五百年之后，他的其他功能依然被视为古老印度秩序的一部分。

瑞希穆拉描述的那个理发师，在印度皈依了一千年后，似乎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成为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尽管这里也有狂热分子，一般人还是紧抱种族起源和历史不放的。）坐在瑞希穆拉的客房，思考着瑞希穆拉和那个穿淡蓝色宽松套装的理发师——一个身材高大，温文尔雅；另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一双眼睛毕恭毕敬——我感觉自己可以看到，在古老的宗教失去根基之际，古老的社会秩序也被解除，甚至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旨在融入新宗教。在次大陆，阶级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奎姆·卡恩没有土地和房子。许多理发师如今都很有钱，但很少理发师拥有自己的房子。奎姆·卡恩喜欢拥有这些，可惜他没有钱。要赚钱就得远走高飞。他不介意到附近一些城市，如马尔丹、白沙瓦等。但他通过瑞希穆拉的翻译表示，他不想走得太远。他真正想居住与工作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这个村子。

我问道——同样是瑞希穆拉为我翻译——奎姆·卡恩想不想到村子外面，自己开家理发店。他用双眼盯着瑞希穆拉，成熟而不失尊重，好像这个问题是瑞希穆拉问的似的。他看起来有些渺小了。他说，如果他到白沙瓦或卡拉奇，在店里找份工作，每天顶多赚三十五卢比，还不到两美元。工资如此低，他根本存不了钱。他有一些亲朋好友去了卡拉奇，他自己也去过。他在那里为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工作，老板也来自这个村子，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亲戚。他在老板家里帮佣，一个月拿一千二百卢比，相当于六十美元，根本不够用，于是他又回来了。

他上过学，一直到八九岁，念到三年级。他曾经有个女儿，不幸夭折。这就是他的故事。他没有其他事情可说了，于是坐在扶手椅上空谈，无所事事，却自得其乐。

瑞希穆拉带我去参观他家的庭院，这是莫大的礼遇。在这里，深闺制度十分森严。但因为有两名砖瓦匠在家里施工，深闺早就做了妥当安排。这栋一共住了十五个人的房子是用砖砌成的，共有两层楼。楼下——我从远处打量——在一条很长的回廊后面，共有四个房间。回廊有大理石地板和砖砌的拱门。水塔（上面装有电视天线）和上层楼的左边有混凝土阶梯直通，阶梯并没有任何遮盖。女眷住在上层楼，那里的回廊有镂花图案的混凝土砖相隔。

庭院没有铺砌，尘土飞扬，种着许多果树，很显然是随意种的，所以没有果园的效果。果树之间有许多床、桌子、鼓、篮子和弃置的家具。养鸡的地方有个小木屋。庭院角落有一口井，井上有混凝土盖和电力马达。厨房在另一个角落，平坦的屋顶上有一些已经劈好了的木柴。

在另外一个自成天地、收拾得很干净的地方，有个印度北方传统的泥墙厨房，叫“灶下”：这是另一个一百年前印度移民带到特立尼达的事物，我从小就十分熟悉。所以，对我而言，尽管在瑞希穆拉家的庭院，“灶下”有其他名称，我也好像找到了从前的记忆。就连那种散乱——床、鼓和篮子——都和我记得的外婆家的散乱神似。

我问瑞希穆拉，那两个在他家施工的砖瓦匠是不是准备铺砌庭院。我会这么问，是因为眼前一片混乱，这种混乱似乎是暂时性的，庭院的一切很快就会恢复秩序。但瑞希穆拉说不是，眼前的一切已经够好了。尽管我当时觉得有点诧异，但一会儿之后，我恍然大悟：房里的人想找任何东西，都能清楚地知道这些东西摆在何处。

瑞希穆拉的小儿子从屋内跑了出来，跑到我面前，用手比出枪的模样，开起枪来。他用英语说：“你！你！你是英国警察！”这可能是电视看得太多的结果，也许是我的外套让他想到警察，要不然，就是瑞希穆拉先前曾告诉他访客的情况。

豢养家畜的圈栏就在主屋的后面。墙外是堆肥料的地方和一些田地。家中五英亩灌溉农地的收成采用分成制，农地种有各种作物，包括甘蔗、玉米、饲料和蔬菜，任何作物家人都可以得到一半。

我们一行人——包括我、瑞希穆拉与那一小群已紧紧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人——开始走向主水渠。我们走在甘蔗田之间，新砌的水渠混凝土墙上。这里的甘蔗是最有价值的作物。我们在几块田地之外，看到另一户人家的甘蔗田和他们用泥土和砖砌成的矮房子。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理发师的房子，不是奎姆·卡恩的，是另一个理发师的。

我问道：“是一户有钱人家？”

不，不，他们异口同声道，好像这户人家的贫穷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大水渠比我预期的要小，但看起来很干净，也有人管理，似乎突然之间出现一种秩序感。看到潺潺流水，让人耳目一新。水渠边有一排小树。政府照料水渠，甚至也照料这些小树。前面的土地、田里的流水和小树形成一方美景。田地被维护得很好，在阳光下一望无际。在安息日走过拥挤的道路，去过杂乱无章的商店，领教过赶市集的单车和人群之后，能够有眼前这片开阔的田野供人欣赏，不能不令我惊叹。但灌溉的珍贵田地只有零零散散一小块，局促之感依然存在。

我问道，理发师奎姆·卡恩是不是尤素夫塞人，瑞希穆拉说不是；奎姆·卡恩没有土地。唯有血统高贵的帕坦人才拥有土地。尽管地价高昂，但他们宁可在这里买土地，也不在诸如白沙瓦那样的城市买——其实在白沙瓦买房子才是比较明智的投资。理发师和其他工匠、木匠、泥水匠、铁匠、金匠、洗衣匠、织布工等人，都不准买土地，这种规定直到最近才改变。如今，他们可以买地盖房子，但他们当中很少人拥有土地。他们并不是瑞希穆拉所谓的主流人物之一，毛拉的地位在他们之上，血统高贵的帕坦人地位最高。瑞希穆拉并未大加着墨，但是在他轻描淡写的述说中，发现毛拉略被降级，还是让人觉得十分有趣。

瑞希穆拉说：“因为理发师住在帕坦人之间，所以必须在这个十分现实的男性社会中存活，事实上他已把自己视为社会的一部分，努力去遵守相同的标准和原则。工匠或许会说，我们是帕坦人。在省外，他们这么做或许可以被接受，但是帕坦人不会因为这样就接受他们，更不会把女儿嫁给他们。”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谈，沿着瑞希穆拉家庭院后方的水渠和混凝土墙散步。当我们再回到客房的时候，在几张床和扶手椅之间，瑞希穆拉谈到帕坦人的荣誉感。他颇以这种荣誉感为荣。我们第一次在白沙瓦的饭店见面，他谈到的正是荣誉感。他讲了一个帕坦女人和家中男仆私奔的故事。这对男女后来被追捕回来——边境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绑在树上枪毙。警察就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瑞希穆拉现在尝试将帕坦人的荣誉感理出头绪。语言、家庭领域、好客、避难所、复仇……凡此种种，都攸关荣誉。尽管在一些细节部分，这里的法规是纯粹基于地域性而制定的，但是在次大陆，还是有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荣誉感为动机的行为。成长于特立尼达印度小区的我一向对这种事情心知肚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印度小区以谋杀闻名，这正是原因之一。但我知道，这里所谓的谋杀并不是寻常的谋杀。当人们真正地相信政府无能，没有任何法律和机构可以信赖的时候，荣誉之感便油然而生。如果没有荣誉感，那么在这个世界既无声音也无代表的人根本一无所有。穷人格外需要荣誉感。

瑞希穆拉说：“昨天刚有一个人被杀。四年前，有个当地的诗人被杀，昨天的杀人案就是为他报仇的。诗人的儿子雇杀手杀掉杀父仇人，如今大仇终于得报。他们才等了四年。对他们而言，为了报仇，等二十年都不多。”

一个满是皱纹的老人，瘦小、黝黑，戴着白帽子，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显然很注意我们的谈话，但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多少。瑞希穆拉说，他是一位表亲。他这么说，或许是出于一种礼貌。老人有个儿子在迪拜，儿子希望回村子。老人认为瑞希穆拉可能帮得上忙，这就是他坐在这儿的原因。

一个个子很小、黝黑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的头发呈波浪形，穿灰色宽松套装。

瑞希穆拉对我说：“你认得他？”

年轻人握了握我的手，他的手又湿又冷。他的名字叫吉麦·古尔，是瑞希穆拉的仆人，唯一的仆人。他负责照看牛群，没有和我们一起去水渠，因为他要到甘蔗田里拿草料给牛吃。吉麦·古尔住在客房。他在这里睡觉，也在这里看电视。电视就摆在一张很大的餐桌上，是瑞希穆拉在白沙瓦帮他买的。

吉麦·古尔是个孤儿，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时出生的。他可能十八九岁，也可能二十岁。他父亲再婚之后，吉麦·古尔必须完全自立。他依附过一些亲戚，然后才找到瑞希穆拉。后来，他离开瑞希穆拉，前往卡拉奇。这里的人个个都去。虽然他们喜欢土地和村子，但可惜土地养活不了他们。吉麦·古尔并没有在卡拉奇待多久，最后还是回来了。

客房中有人用英语说：“他是理发师。”原来又是理发师。事实上，他是奎姆·卡恩的兄弟，就是先前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年轻人。

瑞希穆拉说：“他想当司机。他说，我帮你开车。但我目前已经有了司机。吉麦·古尔目前拿六百卢比，外加住宿、三餐、衣服和电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和我们在一起了。如果他继续住下去的话，我们会为他娶妻，提供他房子。我们有三栋房子，两栋在这里，一栋在村里。他要结婚，可以娶一个亲戚的女孩。他不能离开他的亲戚。但他必须支付娶亲的费用，比如衣服或家用品什么的。”

吉麦·古尔曾经在卡拉奇一家理发店工作，这并不是件好差事。卡拉奇局势混乱，连到处走动或去找工作都危机四伏。他从一个叫兰第的当地人那里去了另一个叫谢尔的当地人那里。对他而言，卡拉奇只不过是这些名字罢了。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有关危险的记忆，连去上班都十分危险，到处都有人被杀。他认识的一名警察也被杀死了，警察名叫阿尤布。

奎姆·卡恩是瑞希穆拉在安息日的理发师，穿蓝色衣服的那位，他从干活的地方回来了，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嘴张得大大的。或许他并没有在听我们说些什么，他一定对这些事了如指掌。

吉麦·古尔说，当时经常有人罢工。他还在谈卡拉奇，没有人上理发店。因为生意实在太清淡，他只好回到这儿。

吉麦·古尔光着脚，波浪形的黑发垂在颈后，又厚又亮。他声音很低沉，几乎有回音。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戒指。如果戴戒指，手指就不会生病。这是一个银戒指，在吉麦·古尔黝黑的手指上十分显眼。那个黝黑、戴着白帽子、儿子在迪拜的男人也戴着类似的戒指，好让自己的手指保持健康。

瑞希穆拉说：“我是唯一不戴戒指的人。”

我问吉麦·古尔：“你在这儿快乐吗？”

他用他那特殊的声音说（瑞希穆拉帮他翻译）：“很快乐，不然我能上哪儿？”

大家都笑了，吉麦·古尔自己也笑了，露出两排牙齿。他说，尽管会理发，但他并不喜欢，宁可去喂牛。

又到了中午祈祷时间。瑞希穆拉站了起来，用他沙土色的大披风将自己包裹起来，走了出去，一直走到客房庭院的阳光中，到了庭院末端，便转身去了一些矮树的后面。有朝一日，这些矮树或许都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屏障，进入家中的庭院。

后来，两个在这里工作的男人——就是砖瓦匠和商店的助手——走了进来，坐在有拱门回廊的一张弹簧床上，和牧牛人（那位不但住在这里，又有电视可看的仆人）吉麦·古尔一起吃饭。

吃完有厚厚的全麦面包、蔬菜、鸡肉、羊肉饭、苹果和葡萄的午饭后，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到瑞希穆拉世居的夏莫村参观。在瑞希穆拉家的大门外，一个小女孩正在尘土中嬉戏。她是我到达之后看到的第一位女性。深闺制度很快就会实施在她身上，她的余生都要在这种毫无意义的空虚环境中度过。

在不远处一个半开放的小屋里，几个男人正在制作粗红糖，我们驻足参观。甘蔗在一个用牛拉着的简便铁制研磨器中榨干。甘蔗汁流进一个很浅的盘状大铁盆里。盆子下面有一个类似隧道的炉子烧着火，有人在不断添加垃圾、木头和甘蔗渣。外面阳光很明亮，屋里热度也很高。一个男人使用长柄勺子，将奶油色的渣滓拨掉，并且将这种废物倒在柳条制的篮子里。他还不时用耙子去刮黑锅的上半部。制糖过程大约花费了两个半小时。这些糖既香且脆，新鲜的时候本身就很可口，绝非精制糖可以比拟。

后来还是瑞希穆拉告诉我，虽然这个地方的人都很贫穷，但制糖的男人只能是外地人。当地人有他们自己的养生之道，不屑于做这种又累又热的工作。

夏莫村十分引人注目。村子三面环山，都是奇形怪状的岩石。这些山都是一座山脉的一部分，村子就在山脉脚下。从远处看，屋顶和墙壁是平坦的，岩石、墙壁、阳光和阴影，形成某种图案，颇似立体派画家的作品。瑞希穆拉的父亲一九一八年出生的房子在高山上。一条狭窄的巷道顺着陡峭的山蜿蜒而下。在山底附近，接近清真寺的地方，就是瑞希穆拉父亲自己盖的房子，不远处有一个石阶圆池，里面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

此地有山、有泉、有池，显然人杰地灵，甚至让人有超越俗世之感，如同苏门答腊的温泉，据说米南加保人就来自那里的土地；又像爪哇默拉皮火山脚下的土地，诗人莱诺斯认为它十分神圣，在土地表面下数尺深处还有印度教和佛教的遗址。夏莫村一直有人居住，地面也有一些遗迹，让人们不断忆起往事。

这里的主巷道十分拥挤，到处都是孩子。他们头发很长，脸上肮脏，小手小脚也沾满泥土，好像村里的房子再也无法容纳他们似的。从不太远的地方眺望这座陡峭的山脉，让人感到十分荒芜，但这个孤立的环境却能让人产生幻想。一个理发师不过才四十五岁左右，就生了十个子女。一个农民也生了八个。所有有能力自给自足的家庭都搬离了村子。但这个村子仍住满了瑞希穆拉的亲戚，他一直在和人们握手。一条狭窄的巷子有十二三间商店，全都又小又黑，还很低矮，像普通家庭的客厅。

回程途中，我们路过瑞希穆拉妻子的娘家。在巷尾有一口井，井前有一面没有门窗的砖墙，通过半开的大门可以看到起居空间的后面有牛栏。这家人原先比瑞希穆拉家富有，拥有的土地比较多（也迁离了古老的村子）；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瑞希穆拉和他弟弟买走了他们的一些土地。

婚礼是瑞希穆拉的父亲打点的，但新娘是瑞希穆拉自己挑的。她是他的远房亲戚，从前就常到他家玩，他也常到她家走动。她家就是此刻我们所看到，有一面没有门窗的墙。她也住在深闺中，但因为两家经常互访，他们都可以看到对方。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碰面，私下聊天。他顶多趁她到他家时说声“欢迎”。他们一直等到婚礼的第三个晚上才真正见面，两人都很害羞。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问“你好吗？你高兴吗？你对新家有什么感觉？”她并没有回答。如今，她就住在瑞希穆拉和他弟弟在不远处盖的新房里，她这辈子的人生已经确定无疑。

一个戴着白帽子、十分体面的人在客房等着我们。此人是穆塔巴·卡恩，瑞希穆拉的另一个亲戚。他这辈子的工作生涯都是在境外度过的。如今他回来，再也不走了。他回来接收被分成好几块、共二十英亩的土地。他一九三〇年出生在夏莫村，十六岁时离开，去了卡拉奇。如今他有点像个演员，打扮妥当，准备登场演最后一出戏。他蓄着一大把胡子，黄色、黑色和灰色，相当分明。谈到在境外的生活时，他仅浓缩成几句话，好像那段生活只不过是一段插曲似的。

照他所说，生活不过是一些诸如卡拉奇、迪拜这样的地名，不过是一些雇主的名字（在卡拉奇的雇主是一个做五谷杂粮生意的印度人，在迪拜的雇主是一个拥有果园的阿拉伯人），不过是这些雇主支付的薪水罢了。没有其他细节，没有照片，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显示生命的流逝。但是在这儿，时间是被人忽视的长河。对他的伙伴而言，穆塔巴·卡恩是个见过世面，如今又安然归来的人。他是他们羡慕的对象。现在，坐在客房床上的一小群人都竖起耳朵听他说话。砖瓦匠和跟他一起的男人也坐在那儿，他们已做完工作，满身污泥。一来是出于礼貌，二来是增进交情，他们通常都会多待一会儿才回家。

穆塔巴·卡恩谈到卡拉奇。他说（瑞希穆拉为他翻译）：“想到在那里的日子，我还是觉得十分不舍。在卡拉奇，你就算睡在人行道上都安然无事。但如今，我认为卡拉奇没有办法再恢复那种太平岁月了。”这就是卡拉奇对穆塔巴·卡恩的意义。

他很担心卡拉奇的帕坦人。瑞希穆拉告诉过我，卡拉奇有两百万名帕坦人，比白沙瓦和喀布尔都多。

穆塔巴·卡恩说：“他们人数太多了，总是死也不肯回来。”

我问他：“那么，这里的人是不是也太多了呢？”

“现在学校的孩子太多了，根本没有地方坐。但我们相信，孩子是真主的恩赐，不能阻止孩子出生。真主安拉会供养孩子。每当孩子孕育成胎，真主安拉就已决定让孩子出生了。”

第八章　阿里的足迹

如今，在白沙瓦四周的乡间地区，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些穿着罩袍的人站在很矮的砖房前。在这些砖房平坦的屋顶上，日光闪烁，炊烟与薄雾齐飞。在平坦而寒冷的田地里，有一块一块的甘蔗田，种的是热带的甘蔗，接近小果园。小果园里种的是温带水果。在一些田地边缘，有一两排细长的混种杨木，伴着稀落的树荫。这也是一种作物，杨木种了四年之后就可以砍掉，用来做火柴。不过把杨木当作物，在这里也算是新鲜事。关于它有一段历史：孟加拉国从前供应火柴给巴基斯坦，直到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独立为止。

我搭乘饭店汽车前往拉瓦尔品第。混浊的喀布尔河在阿托克和蓝色的印度河交汇，汇集成一条大约一米宽的河流。这是次大陆最壮观的河景之一。边界在这里告终，旁遮普从这里开始。在此驻足眺望，本是美事一桩，可惜桥上不能停留。我一程接一程地赶路，搭汽车前往拉瓦尔品第，然后乘火车前往拉合尔，一路上地势越来越平坦，但到处都是人，瑞希穆拉对我说关于帕坦人的想法已渐行渐远。荣誉和家庭领域、庇护和复仇、妇女的隐居和遵守严苛的宗教规定。这些观念全都需要他们自己的背景，还有他们那封闭的世界。但帕坦人必须迁移，他们也需要外在世界，荣誉感可能已经扭曲。很少有帕坦人接受过教育，或拥有高级的技术；部族的法规既给予他们保护，也可能让他们成为掠夺者。这是他们在外在世界的名声之一，也是他们身为军人的另一种名声。

白沙瓦的饭店大厅里，有一则通告漆在一块木板上：“本店规定：武器不得带进饭店。私人警卫或枪手必须将武器交由饭店安全人员保管，敬请合作。饭店管理处敬启。”我回到拉合尔的时候，听到边境发生绑架事件的新闻。

我认得一位叫艾哈迈德·拉希德的记者。他和一个合伙人一起在旁遮普的偏远地区拥有一座煤矿。根据他传来的消息说，矿场有三辆吉普车被人偷了，还有六名矿工被绑架。偷车和绑架事件发生了好几次。起初，一辆吉普车和车里的两个人在大城市萨戈达被劫持。十天之后，劫匪要二十万卢比，相当于五千美元的赎金。艾哈迈德派了两个人开吉普车去和绑匪谈判，没有让他们带一分钱。绑匪十分恼火，于是将两个人连同吉普车一起扣了下来。艾哈迈德知道绑匪的意思，于是又派两名职员，带着赎金，开第三辆吉普车前去谈判。但绑匪头目依然怒气未消。他们又扣下这两名职员以及他们携带的赎金，重新要求两百万卢比，相当于五万美元的赎金。

当过记者的艾哈迈德对这整件事感到十分兴奋。这件新闻居然就发生在他的辖区。尽管他已不当记者很久了，但凭着新闻敏感，他仍然觉得这一系列事件很好笑，矿场居然一次又一次地派两人小组，前往边境一带的绑匪窝里和绑匪谈判。他和军方以及情报单位联系，只有这些人才能提供协助。他想，对于遭到绑架的人质而言，这件事根本一点都不好笑。谈判可能会拖上几个月。目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让谈判进行下去，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质被运到边境以外的地区。如果人质被运到境外，那一切都完了，从此人质和吉普车很快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如果人们都不相信法律，不相信任何机构，就只能倚靠荣誉的法规和观念来自我保护。但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如果荣誉的法规过于强盛，就可能没有法治可言了。在边境地带，正如萨利姆的帕坦客人在曼苏拉所说的，这个现代国家正在萎缩，可有可无。人们又开始伴随部族和封地的想法生存，这对于做生意颇有裨益。

往南约三百米处，就是旁遮普和信德省的交界处。在一片沙漠之中，从前有个古老的君主国叫巴哈瓦尔布尔。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这种半自治的国家有五百多个，其中七十个地位重要，他们的统治者有资格被称为“殿下”。巴哈瓦尔布尔正是其中之一。

十八世纪中叶，当伊斯兰教势力在次大陆土崩瓦解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君主国。它的西部和北部以印度河及其支流象泉河为界，绵延三百米。这个国家一边紧靠大河——象泉河是一条荒废的大河，河道蜿蜒——一边紧靠沙漠，抵挡了北方的锡克族人和南方的印度马拉地人。一八三八年，英国将巴哈瓦尔布尔收为保护国；该国的纳瓦卜（印度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地方行政长官）终于了解到宗主国提供的安全。他们一直统治巴哈瓦尔布尔，直到一九五四年，该国并入巴基斯坦为止。

纳瓦卜本来希望英国人一九四七年离开次大陆之后，他的国家可以独立。这根本就是痴心妄想。巴哈瓦尔布尔在一九四一年的人口不到一百五十万人，大部分还是农奴。但是在英国保护下，安安稳稳地过了一百年之后，纳瓦卜就开始妄想发挥他的权威。亡国败家之后，他想以一介公民的身份住在国内也不行。在他的国家观念中，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所谓的自由公民；国家之内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种人。他带着许多财富，抛弃巴哈瓦尔布尔，定居英国。他在萨里郡买了一栋住宅，一直住到一九六六年撒手人寰为止。

他有许多子孙留在了巴哈瓦尔布尔，有些人的身份他承认，有些他则不承认。他还留下三座宫殿、成群的妻妾、几间学校和学院以及“象泉河谷计划”。这一计划由英国工程师执行，引水灌溉沙漠，开辟了一大片农地。这片土地几乎无偿分配给愿意耕作的百姓。但当地人实在没有精力再和土地一搏；来自旁遮普的定居者倒是很有兴趣。这项计划的成功让国家的收益增加三倍，让纳瓦卜变得非常富有。毫无疑问，这笔财富一定是鼓励他想到独立的因素之一。

巴哈瓦尔布尔王朝，经历了各种地理和历史事件，最后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这个朝代一向乏善可陈（除了象泉河谷计划之外），也全无创意可言，但后来有人陆陆续续为这个朝代增添了一些浪漫故事。有人说，这个朝代源自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这位哈里发曾风风光光地统治过巴格达，一直到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为止。这位哈里发的一支后裔逃到了信德省，信德省当时是阿拔斯王朝的一部分。根据故事所说，他们在那里空等了五百年之久。最后，他们才千方百计取得了那一大块后来成为巴哈瓦尔布尔的沙漠。

最近再版的《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不承认上述故事。百科全书的说法是，巴哈瓦尔布尔的阿拔斯人并不是阿拔斯王朝的阿拔斯人。若果真如此，那么上述故事是真是假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地方的信仰，以及它赋予地方历史的角度。古代的印度信德王国是次大陆第一个落入伊斯兰教教徒之手的王国，这个王国在第八世纪时被阿拉伯人征服。这场征服行动经过精心设计，布局严密，征服的目的主要是掠夺。第一次长征是在公元六三四年，时间正好是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两年之后，波斯被征服的前三年。后来阿拉伯人陆陆续续对信德省出兵八次，直到公元七一〇年，才正式征服信德省。

不论阿拔斯王朝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也不论二十世纪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巴哈瓦尔布尔的最后一任纳瓦卜对于他自己所宣称的祖先倒是十分狂热。在巴哈瓦尔布尔和巴基斯坦以及次大陆，他是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人，也是一名征服者。他的财富取自国家，不仅仅是一小部分。他戴土耳其帽来彰显这点，也要求朝臣戴，从而保住他们的职位（除非你学到诀窍，否则要将这种花瓶形的帽子戴在头顶上还真不容易）。有一天纳瓦卜驱车外出，远远看到一名朝臣在路边，没有戴土耳其帽。朝臣看到纳瓦卜，拔腿就跑。纳瓦卜开着汽车在后面紧追。这个可怜的朝臣，根本顾不得自己的尊严，只担心纳瓦卜和他当时很有名的手杖，很快就逃离大路，躲进一块甘蔗田里，更不顾甘蔗田的野草叶子利如刀锋，就躲在里面。

阿拉伯信仰、阿拉伯语言、阿拉伯姓名和土耳其帽。在征服信德省一千两百年之后，其独立身份，以及帝国、种族和宗教的权威都获得确立，或许因此，一直没有诸如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等帝国主义。高卢人在被罗马人统治了五百年后，还可以找回他们昔日的神祇和崇拜。这些信仰并未死亡，只是隐藏在罗马的外表之下。但伊斯兰教设法抹灭过去，把这当作教条之一，信徒最后只敬重阿拉伯人，他们已无所回归。

纳瓦卜自认为是阿拉伯人和征服者，但他内心的另一面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权威。他让自己的朝臣在他面前卑躬屈膝，他自己也甘愿在英国最高权势面前卑躬屈膝。当时似乎需要一位“英国居民”监督一般的事务，纳瓦卜就让那个英国人位居要津。

纳瓦卜皮肤黝黑（据我所知，他在学校里的绰号叫“阿棕”），整天想的却是白种女人。他有时十分强调自己宣称的祖先，有时却希望人们忘记他属于哪个种族。他一心想生白种子女，或混血儿。他妻妾成群，其中三个是英国女人（另外一个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因为行政长官有此癖好，于是娶白种女人便成了当时的风气。许多人到了海外，就娶白种女人回来当妻子。纳瓦卜的最后一个英国妻子被当地人称为“零夫人”，因为英国官员和巴哈瓦尔布尔的贵族都认为她实在太稀松平常了。

他将他承认的所有儿子都送到阿契森学院。阿契森学院是英国人建立的，拉合尔的公子王孙都上这所学院（纳瓦卜开始被人叫作阿棕，就是在这所学院念书的时候）。据说，对他而言，他那些混血子女很特别，似乎具有魔力。有人说，他曾让自己和两名当地的女人生的儿子去沙漠的一座圣陵守墓。这种事他很有可能做得出来，因为在他的侯国里，他的权力是绝对的，可是这则故事不一定真实。纳瓦卜妻妾成群，子女绕膝，彼此之间钩心斗角，什么故事都编得出来。

有一位来自巴哈瓦尔布尔的记者认识纳瓦卜的一个妻子。他告诉我：“他在皇宫里另辟宫室，供英国妻子和她们的子女居住。印度妻子知道他另有英国妻子，英国妻子却对他的印度妻子一无所悉。要巡幸后宫时，他就说要去旅行。旅行时间短则三天，长则一周。随侍他旅行的阵仗十分可观：有卫兵、劳斯莱斯汽车、骆驼部队。骆驼部队是他的个人侍卫。他只要绕到皇宫后面，即可进入后宫。皇宫占地广阔，类似一座古堡。后宫即在皇宫后面。”

他总共有三百九十多个女人，绝大多数只和他睡过一次觉。从此，她们就无法和其他男人睡觉了。有一部分女人后来变得十分歇斯底里，有些则变成同性恋。在后宫，他一直维持十六到十八个女人，随时奉召侍寝。

“他每次进入后宫，总是拿着手杖。女人蜂拥而上，争相拉他，他就用手杖将她们打开，一直打到他看到自己想要的女人为止，然后就叫官员安排她侍寝。他每次从海外旅行归来，总会带着铁制的大旅行箱，这时候后宫的女人全都抓狂了，她们吵着要宽大的内衣、雪纺纱和一些首饰，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他会在蒂凡尼、卡地亚、杰拉德等名店买东西给英国妻子。每次他到英国，推销员就会去找他，让他看一些珠宝。他会给自己买些英国乡村风景画，也总会找英国人像画家为他作画。”

有一天，有人端了一个银盘，上面摆了一封信，去找那位十分得宠的英国妻子。信中除了述说一些宫廷的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之外，还告诉她纳瓦卜有个印度后宫。后来，纳瓦卜去找这位宠姬，发现所有妻妾都和她坐在一起喝茶。

“后来部队占领皇宫，他们找到一大堆人造阴茎，大约有六百个，有的是黏土制造的，有的是从英国买来的，必须使用电池。部队挖了一个洞，将这些人造阴茎全都埋了进去。皇宫里还有许多色情杂志。纳瓦卜必须看这些杂志，才能使用人造阴茎。有一天，一个人无意中闯进后宫，看到纳瓦卜正在对一个女人使用人造阴茎，尖叫不已。”

皇宫关闭了十一年，目前已经腐朽。和次大陆其他皇产一样，皇宫目前已成为诉讼目标，依法查封。纳瓦卜的许多继承人都在争夺这座皇宫。皇宫外表虽然富丽堂皇，内部实则已遭白蚁蛀蚀。蛀蚀留下的渣滓经年累月，积成土墩，不但将前门挤出一条缝隙，还将门卡得紧紧的。有人说，皇宫内的车库停着十九辆精选汽车，其中五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定制的劳斯莱斯，如今已经全都生锈。

当我离开车道，绕到皇宫后面去参观的时候，警卫大声对我吼叫。我知道原因。在皇宫后面的楼上，一间卧房的窗户已被打破，窗帘早被拉掉，有人进去偷东西。这种事情在次大陆屡见不鲜。花园里各种植物丛生，有沙漠山楂树，高大的象草、枣椰树等，全都长在水沟中。如今，它就如同一座虚拟的花园，好像是专为这座腐朽的皇宫而设计的，这座皇宫的车道一尘不染，几乎已到超现实的地步。

在沙漠深处有一小块荒芜之地——由看墓人的家属看守——里面有巴哈瓦尔布尔十四位统治者和他们妻妾的巍峨坟墓。这些宠姬们配享大理石建盖的坟墓。那些坟墓好像望景台，有镶嵌和突起的花色图样，全是莫卧儿式的大理石格子细工作品。纳瓦卜的两个英国妻子就葬在这种大理石坟墓中。

一个妻子的孙子带我去参观墓地。阿巴西说，纳瓦卜很敬重他祖母，祖母甚至协助他处理国事。后来，阿巴西让我看一小张褪色的照片，因为根据深闺的律法，纳瓦卜的祖母几乎没有照片。这张照片一定是这位祖母婚前请专家照的（或是在照相馆照的），上面的人身形苗条，一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衣裳长及脚踝，她端坐着，双腿交叉，脸朝向一边，面容姣好，表情泰然自若。她是一位英国派驻印度的军官的女儿。说来奇怪，她居然会选择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对她而言，这种生活方式等于让自己销声匿迹。此外，她在沙漠中的墓地也让人百思不解。她可能是中毒而死，因为在宫廷里彼此钩心斗角，相互忌妒的事情屡见不鲜；也可能是在接受手术之后去世的，因为纳瓦卜的深闺制度易引人猜疑，手术并不在医院的手术室进行，而是在皇宫的餐桌上进行。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各种流言。

纳瓦卜承认的儿子共有十个。带领我参观墓地的阿巴西就是第三个儿子的儿子。第三个儿子自己也拥有四个妻子。阿巴西也为家族的遗产问题劳形伤神。这些一夫多妻制的伊斯兰教婚姻，在局外人眼里或许有几分喜感，但给局内人带来的痛苦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这些痛苦如同疾病，代代相传。有些人自己受够了忌妒、折磨、漠视、虐待的苦难，却也似乎急于将这些苦难传递下去。

经过几代异族通婚，阿巴西如今几乎已是白人，国籍是澳洲，但他依然是伊斯兰教教徒。我问他，现在就种族而言，他已和先人相去甚远，不知道他对自己的背景有何看法。他说，他想移民加拿大或澳洲。“我祖父是印度王子，但那已成过去。印度王子，什么意义也没有。”

凡此种种，都以农奴制度为根基。开放沙漠、成群的女人、花费更高昂的英国妻子、伦敦珠宝、萨里的住宅、在皇宫车库生锈的劳斯莱斯，以及英国乡村的风景画：全都代表穷人中的穷人一分一角的奉献，就如同经过白蚁蛀蚀，经年累月堆积的渣滓一般。村子里的人隶属他们的地主，地主对他们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如同纳瓦卜对他的子民拥有绝对的权力一般。这些人，地主可以随意鞭打；他们的妻女，地主可以随意蹂躏。农奴知道自己不能背对主人，只能面向主人，慢慢后退，不然就只能从主人旁边走过。如此这般，一代代下来，农奴本能上都会跳类似螃蟹走路的舞蹈，令初来乍到的外乡人莫名其妙。

巴哈瓦尔布尔一直都只是英国的领地，但英国从来都不曾在那里颁行过法律。巴哈瓦尔布尔一直实施伊斯兰教教法。历经英国长达一世纪的统治，某些隐藏在乡间的残暴行为依然存在。这里流传的故事可能就像十八世纪末加勒比海农场的故事，也可能像十九世纪初俄罗斯的故事。甚至在纳瓦卜的时代——纳瓦卜一向非常注意这种虐待行为——他手下官员的妻子也曾鞭打一个十二岁的男童致死。

这是目前正在流传的故事：

“这女人是俾路支人、农奴，十岁时被封建地主买了去。她当了他的情妇和他儿子的情妇。最后，等到他孙子想要占有她时，她就和情人一起逃走，逃到我们的农场来寻求保护。我们也是封建地主。她只是从一个封建地主家逃到另一个封建地主家而已。对方要求我们还人的压力很大。我知道，如果我们将她交还对方，对方一定会使用最残忍的手法惩处她。这个封建地主经常强暴女农奴，只要她们不从，他就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手段羞辱她们，有时甚至杀害她们，肢解她们的尸体。他羞辱她们的手法千奇百怪，包括将她们像家畜般绑在兽栏里，强迫她们兽交、吞食粪便等等。这个封建地主大约六十几岁。

“我知道，如果我们将女人交还这个封建地主，他们一定会割掉她的鼻子和腿筋。女人自己也心知肚明。她央求我们不要送她回去。地主在政坛上拥有很大的势力，讽刺的是，他还是自由派党员。在和地主谈判的过程中，地主方面主张，女人必须放弃她六岁的儿子。对方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面子问题。如果你们不将女人交出来，就得将她儿子交出来。’

“我必须说服女人将儿子送回去。她开始大哭。她紧抓我的双脚说：‘您势力很大，您可以将我儿子要回来。’我告诉她，我要不回来。

“她终于放弃了儿子。她给儿子穿衣服的方式真叫人难以置信。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来带孩子离开。她将儿子穿戴妥当，就告诉他，他必须和这两个陌生人一起走，她随后就来，叫他不用害怕。只要孩子哭闹，女人就说她随后就来。她将孩子推向那两个陌生人。陌生人很高大，缠着腰布，蓄一大把胡子。她说：‘和他们一起走，我就在你们后面。你要去见你爸爸的家人。’男孩很害怕，不断回头看。女人无动于衷，一滴眼泪也不流。她说：‘走，我马上就来。’她不断地说，‘我就来了’，直到孩子的踪影消失，她才开始号啕大哭。对方不会杀害孩子，他们会让孩子在农场长大，成为另一个农奴。”

这个故事发生在六年前。就在我抵达巴哈瓦尔布尔的前四天，某种报应应验了。故事中那个经常强暴女农奴的封建地主被人枪杀身亡。凶手不是农奴，也不是某个要报复他一生残暴行为的仇家，而是某个教派的民兵。这是个宗教集团，时时在为他们自己发掘新领土。另一种新领域正在形成。如今，旁遮普南部和信德省的这个地区可能爆发内战，是教派民兵、信德省极端分子莫哈吉尔，和长久以来的封建地主之间的战争。是圣战与圣战之间的战争。

教派民兵开始迁入那个封建地主的地盘。地主想将对方吓走。教派民兵看到地主时，甚至还对空鸣枪，一来示威，二来表示他们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他后来将他们其中一人杀害，以示报复。如今他自己也被对方杀害了。他中了许多枪——凶器显然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千疮百孔，不成人形”。

这几个字是告诉我这则故事的老妇人说的。因为纳瓦卜的宫廷性欲横流，她自己的一生也差不多毁了。她丈夫是老朝臣之一，和其他一些朝臣一样，也养男宠。老妇人脸上刻画着一种古老的歇斯底里表情。她有间漂亮的房子，可惜住起来毫无温暖感。如今谈起这个被射杀的封建地主——她一直感觉自己被一种堕落的气氛笼罩，封建地主正是堕落的代表之一——她发现自己居然使用“千疮百孔，不成人形”这几个字，不禁笑了起来，露出了牙齿。

十四世纪的伊斯兰教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希望走遍全世界的伊斯兰教领土。大约从公元一三三五年开始，他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待了七年左右。在刚开始进入印度的时候，他就路过此处。这个地方当时属于信德省。

身为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倚靠的是他对走访国家的慷慨。他深谙这种形式：知道如何进献礼物给君主，旨在换取更大的回报（他曾经进献信德省地方长官一个白人奴隶、一匹马、一些葡萄干和杏仁）。统治者则尊他为宗教学者。正如一位深谙自己处境的毛拉，他只是把他们看成宗教唯一的捍卫者。除此之外，他并不进一步去探讨真相，尽管发生在德里的种种暴行——统治者每天公开接见子民，不是处决谁，就是对谁用刑——连他自己都不忍目睹；特别是当统治者派出四个宫廷奴隶守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自认为深谙宫廷之道，但自己遭统治者毒手的日子恐怕已为期不远。

他在印度经常谈论奴隶和女奴。他曾在某处表示，每次旅行，他非看奴隶不可。奴隶是景色之一（在亚丁，他看到人们将奴隶当牲畜；他只是因为觉得新奇，才将这种现象记录下来）。但在这种几乎漫不经心的句子中，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本质，看到了德里苏丹和他的地方官员的荣耀所倚靠的农奴制度。因为伊本·白图泰是远来的客人，当地一名官员为了表示友好，有几个月时间都把巴哈瓦尔布尔地区一个村子的收入赠送给他。伊本·白图泰一共拿了五千第纳尔。这些第纳尔不会从空中掉下来，它们来自田地，来自在田地上耕作的农奴。伊本·白图泰从未提到这些农奴，但他们一直存在。（“我们随后准备前往首都，这段路从木尔坦出发，经过一大片有人居住的乡村，共走了四十天。”）后来，在德里那所杀人不眨眼的法庭里，伊本·白图泰将获得五个村子的收益。他的书经常以农作物为单位算账，比如，给圣陵的捐款就是这么计算的。

所以，巴哈瓦尔布尔和邻近地区不寻常之处在于——在那些地方，人们无法记忆的时期是一段未曾测量且无边无际的洪流；在那些地方，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一直未曾碰触的农奴结构，因为独立以及诗人伊克巴勒孤立伊斯兰教政体的梦想而重新获得确认——在巴哈瓦尔布尔，我们可以接近十四世纪，甚至可以接近八世纪，即伊斯兰教开始统治的时候。毕竟当时是为了那些农奴收益，才会发动战争。

伊本·白图泰知道乌奇这个城镇，它建立在一座求子祠四周。这座求子祠至今依然能吸引许多信徒。一天早上，我前往乌奇。在巴哈瓦尔布尔外的一条道路上，花梨木和野刺槐浓荫遮天。道路穿过一块肥沃的灌溉土地：土地上种有棉花、甘蔗和芥菜；甚至还有一座糖厂和几座轧棉厂。在引水灌溉之前，这里只是一片沙漠。在平坦而绿油油的田地中，那些灰色和黄褐色的沙堆显示，如果没有灌溉，这块田地将是什么模样。因为在信德省宽阔的沙漠中常有盗匪出没，所以卡车前往南方五百米远的卡拉奇时，只能成群结队，首尾相连，缓缓前进。

乌奇这座城市建立在一条死河旁的大土丘上，城墙是用泥土砌成的。土丘透露出这里的历史。几个世纪的遗留物在这座城市累积成堆，看得出乌奇从前的各种风貌。道路起伏不定。伊本·白图泰早在一三三五年就发现了“华美的市集和建筑”，但他看事物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偏好，或许他看到的正是数百年后我看到的：棕榈，毛驴，起伏的街道，儿童，堆满垃圾、潮湿开放的阴沟，以及几处祠庙。

第一座祠庙能治背痛。祠庙外墙是砖砌的，墙的下半部因为已被成千上万的人用背部摩擦，早就磨得非常平滑。在祠庙内，有木制的柱子支撑着屋顶，很像印度庙的柱子：或许只是巧合，也或许如今流行这种和当地古老的魔力与优点结合的风格。主要的伊斯兰教圣人有一座绿色的大坟墓，其余不怎么重要的圣人则葬在规模较小的白色石板内。

第二座祠庙更重要，是供妇人求子用的。这座祠庙的重点是阿里的足迹。传说，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他的足迹凹陷在一块黑色的花岗岩柱上。这根柱子是一名伊斯兰教圣人从“世界的中心”巴格达带到这里来的。圣人借神通广大的神灵之助，坐在墙上，飞来乌奇。围场中的坟墓内葬的是这位圣人的妻子。围场昏暗，地板是黑色的，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陈旧油味。其中一部分如同一个黑色的岩洞，在历经信徒数百年的祭拜后，留下许多小油灯的残渣。小油灯是信徒放的，所谓的小油灯，就是土制的容器，上面摆着卷成的灯芯。在此处祭拜求子而如愿的妇人，会再度回到这里还愿，悬挂摇篮或写上她们的名字。生双胞胎的妇人则会悬挂玩具梯子。那天早上就有一个玩具梯子，是用新的白色木头做的。

任何在次大陆旅行过的人，只要对古老的印度教寺庙略微留神，就会看出那根有凹陷足迹的柱子上有个男性生殖器，这是印度湿婆的象征。听到那些有关神灵、阿里的足迹和坐在墙上从巴格达飞来的圣人的故事，我好像进入一个仍然存在的历史时刻，目击古老宗教转向新宗教的过程。

在一棵很大的树下有座小小的清真寺。那棵树枝干巨大，枝节繁多。清真寺是祠庙区的一部分。看守祠庙的人表示，清真寺是公元七一〇年征服信德省的卡西姆建造的，大树也是当时种的。卡西姆可能还认得这棵树。

这棵树或许没这么古老，建造那座清真寺的时间肯定晚了许多。但清真寺让卡西姆有机会沾上征服信德省的喜庆——信徒已不再认为自己是被征服者——也有机会为新的宗教争取这块古老的地区。正如在六七百年之后的爪哇，新的宗教能够接受那抽象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人物一般。那位伟大的沉思者、“渡河人”锡山卡，为他编造了更多的故事。后来，“渡河人”成为“护河人”卡利雅加：他遵照一位伟大教师的命令，忠心耿耿地坐在河边等待，直到河边的蔓藤爬满全身。这时教师才叫他起来，传播伊斯兰教的福音。

乌奇的继承人皮尔既继承圣地，也继承了圣徒品位。他是那位坐在墙上被神灵从巴格达带来此地，从此之后即在这块被占领的土地上宣扬伊斯兰教的圣徒的后裔。皮尔目前大权在握，拥有众多的宗教拥护者，他的一个姐姐嫁给了当地最大的封建地主。这就是封建地主的谋略之一：和工业家或如皮尔统治的宗教王朝结盟，只要综合了宗教、金钱和土地，就可以统治八方。

那位皮尔当天去了信德省，他的信徒请他去仲裁一桩谋杀案。就技术上而言，信德省也有法治，但人们对国家机构毫无信心，信徒宁愿请皮尔去。

所以，当天前往看望皮尔的两个女人就必须耐心等待。她们像母鸡一样，盘腿坐在他庭院的阳光中。她们是农妇，是女农奴，是地主和丈夫的财产。法律、风俗和宗教，全都不提供她们任何保护。她们忍受一切残暴行为，已丧失了一半灵魂。对她们而言，皮尔或许是一道曙光。她们会去看望皮尔，是因为目前她们已被恶魔占据。据说皮尔能够对付恶魔。恶魔会进入这些女人体内，让她们呈现狰狞的模样：双眼和头不断地转动，并且发出一些不正常的声音，满口脏话。皮尔知道如何惩处恶魔附身的躯体，和恶魔周旋。

一位来自巴哈瓦尔布尔的记者告诉我，每年春天，皮尔的庭院都会举行特殊的仪式。他的信徒——主要来自信德省——是抱着一种朝圣的心情来的。时间到了，信徒即躺在庭院里，让皮尔一拐一拐地从他们身上走过或跨过。皮尔有一只畸形脚，这是乌奇的皮尔与生俱来的。每跨过一步，就能治好一名信徒。

皮尔的家有一些心满意足的女侍从照料。她们能够服侍皮尔，无不自命不凡。皮尔家宽敞的客厅内有一串很大的沃特福德玻璃制的枝形吊灯。在这座荒芜的沙漠城市中居然会出现这种精品，实在太令人出乎意料。客厅中还有皮尔祖先的照片，以及现任皮尔自己的照片。照片中的皮尔不但和巴基斯坦历任总统合照，和外国大使合照，还和最后一任巴哈瓦尔布尔的纳瓦卜合照。这位纳瓦卜倚着一个长枕而坐，皮肤黝黑，看似和蔼，但双眼冷酷，还戴着一顶高高的土耳其帽。

第九章　战争

沿着南北高速公路开往卡拉奇的卡车成群结队，穿过信德省的沙漠。这是因为沿途有很多强盗。事实上，在我看到车队缓缓移动，穿过巴哈瓦尔布尔的时候，卡拉奇郊外正发生一起抢劫事件，这成了卡拉奇晚报的头条新闻：“高速公路的强盗”——劫持了一辆卡车，射伤了车上的两人。

但信德省的强盗并非都是我们看到的样子。我认识的一名警察第一次被派遣任务，就是在强盗出没的地区任职。当地面积广袤，公路的一边是沼泽，每年都会发生洪水，正好灌溉这座森林。公路的另一边则是高山、岩石和沙漠。当地十分贫瘠：乡间地区全是用泥土和茅草搭建的小屋，城镇里的也不过是用砖建造、只有两个房间的房子，一栋房子往往住着十到十二个人。在这种荒山野岭之中，许多人都无所事事，徒然坐视时光流逝。

强盗几乎和被他们抢劫的受害人一样可怜。那位年轻的警察是一个小队长，他发现地方的封建地主其实都在暗中为强盗撑腰。他们保护强盗，强盗则投桃报李，当地主无偿的枪手。供养一名枪手，一个月大概要支付一千五百卢比，约合三十七美元。如果能无偿养两三个枪手，那就再划算不过了。有时强盗抢到更有价值的货物，地主甚至可以分赃。每个强盗也都被警方悬赏巨额赏金捉拿，有些强盗也会因杀人而遭通缉。封建地主随时都可能出卖他们。军队——正如那位警察所说，“在信德省永远都应该对付抢匪”——永远在当地待命，封建地主背叛了谁，他们就杀谁。

这场游戏有它惯有的排场。封建地主穿着浆洗过的宽松套装，一批枪手随侍在侧（枪手披着披风，披风下正好可以藏枪），可能会选在某个早上，开着象征权威的日产汽车前往警局。封建地主会在警局和几个地方代表一起抱怨强盗横行。但同样是这个封建地主，下一次到警局，就有可能是怪罪警方抓错了人。如果哪位警察“扫黑”过了头，就会被调差。

上述那位警察从警察学校受训十八个月后，刚刚结训。他说：“全是英国殖民时期那一套：一点骑射技巧，一点课本知识，至于外面的世界全是纸上谈兵。事实上他们都心知肚明，懂得妥协的，才是成功的警察。”

这种反常现象有时会让莫哈吉尔——来自印度的伊斯兰教移民——堕落。莫哈吉尔在独立之后，成群结队来到信德省的封建土地。他们比任何人都鼓励建立分离的伊斯兰教国家，他们来到巴基斯坦和信德省，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发现，原来这片土地早就有了主人，而且这些主人根本不想放弃这块上地。莫哈吉尔于是成为这块土地的第五等居民，次于俾路支人、帕坦人、旁遮普人和信德人，成了没有领土的国民。经过一两代之后，爆发了卡拉奇战争，原因是莫哈吉尔想要争取领土。他们希望卡拉奇变成他们的领土。在卡拉奇，他们有很多人口。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悲情，一如宗教，几乎是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五十年前鼓动建立巴基斯坦那种激情的重演。

战争持续了十多年；莫哈吉尔说，有两万多人丧生。这并不是一场明确的战争，不是一场莫哈吉尔反抗国家的战争。城市太大，差别太悬殊。政府企图利用各个团体的情绪。拜阿富汗战争之赐，人人都有枪。如今，出现了两个相互敌对的激进莫哈吉尔派系；出现了信德省的民族主义分子和信德省的封建地主；出现了正统派和什叶派，双方都磨刀霍霍；有情报机构、贩毒集团、犯罪集团和房地产集团。这个具有许多面貌的移民城市始终有内战，甚至连部队都无能为力。部队驻守这座城市已有二十九个月，却一事无成，最后被一股半军队化的边界势力取而代之。

一九三〇年，诗人伊克巴勒提出要建立全是伊斯兰教教徒的巴基斯坦时说过：“伊斯兰教的宗教理想在组织上和它建立的社会秩序有关。拒绝其一，最终必然也会拒绝其二。”皈依者的看法是：宗教要有足够的认同感和足够的尊严。当初莫哈吉尔来巴基斯坦，所抱持的正是这个理想。在伊克巴勒那浪漫的想法中，根本就没有大屠杀和劫掠的威胁；没有分裂的忧伤；没有一亿多人被遗弃在印度；四十年后卡拉奇也不会爆发战争。当然，报纸的头版也不会刊载这种标题：“商店关闭；为抗议昨天在古尔巴哈、李尔奎塔巴德和柯兰吉的杀戮行动，展开空中扫射”。

古尔巴哈、李尔奎塔巴德和柯兰吉都是广大的莫哈吉尔贫民区。这场最先由中产阶级的莫哈吉尔抗议行动掀起的战争最后居然成为全民战争。

我在新闻联谊会无意中碰见一家乌尔都语报纸的编辑。他说：“昨天这里行政长官的兄弟被人杀死了。今天某个地区有三千个年轻人被警方逮捕。其中若干人将遭受刑罚。他们的家人必须花费两万五千卢比，才能将他们赎回来。”这笔钱相当于六百美元。他说：“所以，这里处处恐怖，处处贫穷。你应该在晚上观察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到了晚上就变了，好像一座被占据的城市。你不妨出来看看警方执勤的情形，看他们如何把人叫住，展开搜索。不过你想看，还得先有足够的胆识。”

这位编辑四十二岁，身材矮小，举止温文尔雅。尽管严格说来，他并不算是莫哈吉尔，但他还是同情莫哈吉尔的理念。他是“美蒙”，指说古吉拉特语的商界人士。这位编辑觉得，因为他和家人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在信德省饱受欺凌。他家的企业，在保险和医药方面的企业，早被“国有化”。当局就是以“国有化”之名，侵害非信德省人的商业利益。除此之外，因为信德省民族主义分子在他的大学施展“恐怖手段”，这位编辑自己也无法取得文学硕士学位。

编辑搬了四次家。他这么做，无非是要保护自己。他不但要逃避警察的迫害，更要逃避激进的莫哈吉尔统一民族运动党，简称MQM。MQM的势力通过莫哈吉尔社区向下渗透，因为失去了一些中产阶级的支持，它变得和它的敌人一样残暴。和其他成功的受迫害者运动一样，MQM也走向了专断独裁。如今，MQM的领导人根本不容别人质疑。这位编辑“美蒙”、商界人士，尽管十分同情莫哈吉尔的理念，有时仍会刊载一些文章，冒犯这位MQM领袖。有一次，报纸就因此被停刊了两个星期，当局要求编辑亲自写信给领袖“请求宽恕”，事后他还得连续三天刊载道歉启事。

如今这位编辑仍然在岗，他算是有胆识的人。

阿布杜尔说：“请记得。我早晨出门的时候，能不能再回来，我都没把握。”

他三十六岁，是个顾家的男人，也是莫哈吉尔运动的一分子。他脾气并不暴躁，说话率直。他穿得一身雪白，白长裤、白衬衫；在他身上，白色就如同忧伤的颜色。他性格内向，双眼无神，像个被漫长的战争惊吓和蹂躏的人。如果努斯拉特没有介绍我和他认识（努斯拉特是我和他共同的朋友），我想，他一定不想谈卡拉奇和战争的事情。

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来自西姆拉，供应英军承包商伙食。他母亲来自密鲁特。他们在一九四七年迁来这里，父亲开了一间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修理店，生意十分兴隆。细节有待从他身上一一道来，他对生命没有任何愿景。

我问道：“如今卡拉奇局面如何？”

“非常好。”

“为什么？”

“政府在管。”

“管什么，杀人案件？”

“对。”

“为什么说这种情况是好的？”

“死掉的基本上是说乌尔都语的人。这是一种牺牲。你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付出。为了建立巴基斯坦，共有两百万人丧生。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权益有所牺牲。”

努斯拉特说：“他谈的是一个莫哈吉尔国家。那里的人正在讨论分离主义。”

为什么会有此立场，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他十年前就开始觉得事态不对。他和一个旁遮普警察之间有点麻烦，必须花五十卢比打点。同时，一个会对这位警察说旁遮普语的司机已经获释。

这不是件小事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说：“看看那些警察在戈利马搜查莫哈吉尔人的家时都干了些什么。他们破门而入，强行带走男人，污辱女人。两个月前我在一个麻布袋里看到一具尸体，实在很痛心。”

努斯拉特说：“这种事情早就司空见惯。事实上，有这么一则笑话说，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了麻布袋，里面肯定有尸体或尸块。”

我问阿布杜尔：“现在，是什么给了人们力量？”

“人们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斗，已为所有的事情做好准备。”

“是宗教给了他们胆识？”

“这和宗教有什么关系？伊斯兰教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他们也是伊斯兰教教徒。”

努斯拉特问道：“真主站在你们这边吗？”

“真主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边。”

尽管这个地区的毛拉都是莫哈吉尔，却从未“碰触到主题”。

我问：“是因为慎重吗？”

“倒不是。他们并未真正谈论此事。”

“你们如何与参加运动的人沟通？”

“我们利用晚间互访。”

“警察呢？”

阿布杜尔说：“他们早就布下天罗地网，到处都有他们的网民。这些网民都是街头叫卖的小贩，有卖爆玉米花的、卖糖果的、卖冰淇淋的。附近街头有许多新面孔。有些是莫哈吉尔，有些不是。”

他有四个兄弟，四个姐妹。姐妹们都嫁了人，她们的丈夫一个死了，一个失业，一个是制图员，另一个在一家油漆公司工作，工作都不理想。

我说：“我觉得你很不开心。”

“不，你不能说我不开心。”

努斯拉特说：“他有很大的财务困难。他妻子生第七个孩子的时候，差点送命。他一共有五个儿子，很想生个女孩。”

阿布杜尔说：“不论真主为我做什么安排，对我来说都是好的。”

我问：“你都和朋友聊些什么？聊不聊政治？”

“我们最近不常聊。”

努斯拉特说：“这是事实，因为不安全。”

我说：“所以，你们以前都聊些什么？”

“大家都担心今天又死了多少人，警察又搜查了哪几家，有多少人遭到拘留等等。”

努斯拉特说：“在这些地方，人们已不再互访。”这些都是城里最多事的地区。“过了晚上十一点，我难道还要冒险？抢车，强盗，警察搜身，部队，人们穿着伪造的制服等等，无奇不有。每次都得花五百卢比消灾。你最好乖乖付钱，求个全身而回。你往往不知道许多事情都是捏造的。他们可以在你汽车里暗藏一把手枪，再告诉你，他们在你车上找到一把枪。生活也一直饱受束缚。昨天有一场婚礼，是在下午六点举行，而不是十一点。就算敢在报纸上刊登讣闻，你也不敢公布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因为会有一些冒牌货登门。他们名为致哀，其实是来打量房子的状况，准备不久之后再来。”

我问：“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如何落幕？”

努斯拉特说：“会有大规模的崩溃、大规模的对抗，然后发生一些事情。”

我问阿布杜尔：“你为什么不离开卡拉奇？”

“不行。我家人都在这儿，我小孩在这儿上学。我们必须在卡拉奇需要我们的时候待在卡拉奇。”在他眼里，现在的卡拉奇是个莫哈吉尔城市，是他的城市。

“你认为自己会顺利活下去吗？”

“今天早上刚发生射击事件。我每天都在冒险。”

“射击的是谁？”

“某人，不得而知。”

努斯拉特说：“当我们说不得而知时，往往心知肚明。”

我问阿布杜尔：“你的父亲谈过当年在西姆拉的日子吗？”

“父亲常说，英国人比这些政府好，不会这么不义。父亲常说，在英国人治理的时代，街上还有小煤油灯。现在我们连街灯都没有。”

只有一些卖食物、卖报纸的小店开门，较大一点的商店全都大门紧闭。灰色的铁门早就拉下，一座公园沦为垃圾场，另一处街头的垃圾场反而没有人收垃圾。墙壁上到处写着口号。

这是城里最纷扰的地区。教授英国文学的穆什塔克老师和他的姻亲住在这里的一栋两层楼房里。姻亲住在这里已有二十五年。独立之后，从印度涌进大批移民，卡拉奇最早发展的事物之一就是“殖民”（这是次大陆的用语）。当时，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间，这里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不是穆什塔克的家人住得起的。

穆什塔克一九四九年来到卡拉奇，当时他只有八岁。他家来自贝拿勒斯，父亲是城里一个小小的成衣商人，他们的店在穆什塔克眼里相当大。事实上，这间店铺仅长十二英尺，宽十尺。穆什塔克的哥哥原来在德里当公务员，后来他选择巴基斯坦，全家人只好和他一起移民巴基斯坦。他们携带的家当很少，当局不准他们带金钱和珠宝，他们的成衣店没有转卖，留给了亲友和邻居。当时巴基斯坦不能再随意移民，必须先办签证。一家人无法取得前往拉合尔的签证，只好前往卡拉奇。他们是搭火车去的，因为战略部署，这条铁路如今已经中断。

穆什塔克说：“在那段日子里，能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当个自由人，实在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让人神往。”

我问：“为什么你认为这是自己的国家？”

“因为父亲投票支持巴基斯坦，也为巴基斯坦效命。我不知道我的几位哥哥知不知道巴基斯坦的意义，知不知道两国论。”根据两国论的主张，印度人和伊斯兰教教徒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在情感上，他们抱持巴基斯坦的想法不放。”

穆什塔克的哥哥要养家。他在一家外国公司当营业员。全家人在中央监狱附近租了一处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住下来。这是一层楼的砖房，屋顶是用混凝土盖的，厨房和浴室都在走廊上。当地其他所有房屋都是这种模样。占地很小，有些只有八十平方码，有些九十平方码，没有一间是一百二十平方码以上的。这里比贝拿勒斯还拥挤，新移民不断涌入，但是他们住在小屋里非常快乐。他们认为，往后都是好日子。

穆什塔克现在要开始说的故事，好像是一个先苦后甘的移民故事。穆什塔克十三岁的时候，那个多年来一直养家的哥哥便不再供养他，还好他已可以照顾自己。他开始做兼职，帮人打字，做些文书工作。他是通过广告和劳工介绍所找到这些工作的。他发现自己每个月可以赚八十卢比，约合两美元，这笔钱实在绰绰有余，于是他进了私立的信德伊斯兰教学院，费用是每个月十四卢比，约合三十五美分。上学的公交车费微不足道，约合五分之一便士。除了支付这些费用，他还为自己买了一些书，该买的都买了之后，穆什塔克发现自己还可以交给父亲五六十卢比。父亲如今已经退休，没有经济来源。

如此艰苦地奋斗，穆什塔克毫不在意。卡拉奇气候宜人，有很多机会。莫哈吉尔正在演练他们带来的经商技巧，他们将年复一年地壮大自己。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穆什塔克慢慢开始进步，按照他自己的步伐。他二十岁时进入一所师范学院，三年后取得教师资格证。当他在一所中学执教的时候，他又进入卡拉奇大学当一名选修生。二十七岁那年，他取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尽管花费很长时间，他还是达成了目标，但付出了特殊的代价。他没有结婚，他说这是因为家里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这种情况对穆什塔克这样的青年而言，是真正的问题。根据莫哈吉尔文化，婚姻是集体安排的。但在这个新的国家、新的结构中，没有人为他找个妻子。身为一个思想有些保守的年轻人，他不知道怎样（也不好意思）去为自己找个妻子。

但他不会不快乐。如今他已搬离哥哥的家（父母俱已亡故），在市中心租房住（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聊天）。他已成为一所商业和经济学院的讲师，每个月拿五六百卢比，约合十二到十五美元。他只用其中三分之一付房租。所以他有的是钱花，日子惬意得很。他喜欢上咖啡馆，和莫哈吉尔以及孟加拉国人闲聊。莫哈吉尔和孟加拉国人都喜欢泡咖啡馆。

但接着，情况开始恶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都分几个阶段从卡拉奇迁到伊斯兰堡。这表示，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将落在北方人手里。穆什塔克认为，北方人，就是旁遮普人和帕坦人，在社会和文化上都不像莫哈吉尔，他们像是外来世界的人。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独立，这对穆什塔克而言是一大悲痛；一九四七年的巴基斯坦，他家人为了它而放弃印度的巴基斯坦，至此已不复存在。

“许多经常坐在咖啡馆和我们闲聊的孟加拉国朋友都走了，我们的一大半文化也丧失了。孟加拉国人是自由运动的先驱。有人总结说，某些人被抛弃、被出卖了。”

最后一句话的时态改变了，让这句话变得怪怪的，仿佛不是出自同一个人口中。他述说的故事突然断裂，先前的话变成另一回事了。

我说：“那么，你先前认为自己已回到自己的土地的想法，是不是一厢情愿？”

“我开始有了这种感觉。”

这句话让他的伤感决堤。他说，留在印度的伊斯兰教教徒如今都很富有。他们有法律，有国会议员和内阁阁员。我说，事实也不尽然。一旦接获号召，巴基斯坦就独立了。如果没有独立，国家所有的能源将投注在号召团结上面（我认为——但我没说出口——如果巴基斯坦不独立，次大陆的所有城市都会变得和卡拉奇一样）。他没在听：在颤抖而茫然的脸孔背后，他太沉溺于自己的生命和苦难。

我说：“你在这里开创了自己的生涯，在别处是不可能的。”

先前，他非常正式地述说自己的生涯，好像是一系列的开场白。现在，他开始述说他身为一名教师所经历的恐怖事情。

“我第一次知道有MQM这个团体是在一九八二年。他们在学院、学校和各个建筑物的墙壁上用粉笔涂鸦，对方又用粉笔写东西反骂回去。学院有两个团体，这些团体的领导人来找我，要我离开教室，好让学生出去参加集会或抗议活动。这些学生只有十八到二十岁。他们说乌尔都语，总是出言不逊。他们都来自中下阶层，所谈议题不外乎学费太高，或为在旁遮普丧生的学生举行同情示威活动等等。我觉得很不安全，于是去找校长。校长是四十五岁到五十岁的男子，个子很高，学科学出身。但身为莫哈吉尔的他也爱莫能助，他说：‘我们去找上级陈情。’

“一九八五年，一名当地的团体领导人来找校长。这个人三十岁或三十五岁，穿着很讲究，受教育程度颇高，可能还是个研究生。我坐在校长办公室里，和这名年轻人闲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开始要求我支持他的组织。我问：‘你想要什么？’他说：‘我希望你在考试时帮个忙。’我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我在考场上睁只眼，闭只眼，让那些男生为所欲为，作弊。我说：‘不行，我会尽忠职守。’校长只是在一旁聆听。这次见面持续了十五分钟。两三天后，我受到威胁。走廊上有个男孩对我说：‘你很不上道，后果自负。’”

我问起这个男孩。

“他是个中下阶层家庭的男孩，十九岁，家人住在欧兰吉。”欧兰吉是个莫哈吉尔贫民区，人口约一百二十五万。“我告诉他，我会面对一切后果。”

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努斯拉特每当看到有需要的时候，就会适时圆场。他用他那非常特殊，既无辜又冷酷的风格说：“他太天真了。他教一群不想学、也不配教的学生文学，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哪儿出了错。有些人就是如此，受苦受难，却不知苦难来自何处。”

穆什塔克在学校任教的最后十年吃尽了苦头。讽刺的是，他结婚后的岁月同样如此。他四十三岁时终于结了婚。

他说：“我离开家时心里很乱，待在学校时心里也很乱，回到家还是一样。”

“是不是回家途中发生了什么事，学生在等着你？”

“有时候我在街上看到学生滋事。”

“什么事？”

“烧汽车、劫汽车之类的，都发生在学院附近。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MQM都在干这种事。滋事团体少则五十人，多则一百人。”

“他们对教育失去兴趣了？”

“肯定是这样。”

“对你而言是一大羞辱？”

“他们并不拿我当老师看……”他这句话并未说完，“胡作非为，旷课，眼里没有我这位老师。两个星期以前，两名学生到学校来，表示要参加考试。一个敌对学生团体把他们毒打一顿，用棍子打——那次没有使用武器。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吓坏了。”

我说：“你现在想怎么办？”

“我希望能教导他们。”

我大惑不解：“你刚才不是说他们都是恶棍吗？”

但穆什塔克只是说，他希望这个世界能做出妥善安排，让他可以真正教导自己的学生。当我再问，在这样的世界里，他希望做些什么的时候，他说道：“我现在觉得，我应该离开我的本行。我已经五十七岁了。”根据我的估算，他应该只有五十四岁。“我已经教了二十九年的书，这是我这一生的悲剧。”

“虚度生命？”

“可以这么说，毕竟我一事无成。”

他的信仰依然是他生命中一个明确的重点。他朝圣过，蓄朝圣过的伊斯兰教教徒那样的胡子。他穿宽松套装，而宽松套装在他身上，再配上白胡子，就像一种表示牺牲的宗教服饰。

努斯拉特也经历过这些艰难时期。我第一次遇见努斯拉特是在一九七九年，时值齐亚的伊斯兰教化恐怖时期。他是个信仰虔诚的人，企图和狂热分子妥协，尽管大过不犯，却是小错不断。有一天，他一个不小心，竟然惹上了大麻烦。他当时在早报服务，时值斋月。他认为从《阿拉伯新闻》转载一篇专栏文章，应该是不错的构想。这篇文章描述的是什叶派英雄阿里的孙女，并对阿里孙女的外貌和艺术造诣推崇备至，但还是令什叶派信徒火冒三丈。对他们而言，这篇文章就是一种羞辱，就算它说阿里的孙女美若天仙也没用。有人主张派出四万人大游行，并且将早报焚毁。早报为之休刊三天。努斯拉特自己也身陷险境，随时都可能遭到袭击。这件事发生了几个月后，我再度路过卡拉奇，发现努斯拉特脸色很差。

当我们道别的时候，他问道：“你能不能安排我到一个地方去，让我有五年时间阅读、写作和念书？因为再过五年，如果你还能看到我的话，我可能已经变成水泥商或成衣出口商了。”

事实上，他后来成为一家石油公司的公关负责人，做得有声有色。钻油企业不会受到一些纷纷扰扰的事情影响，但这座城市的生适让人每天过得胆战心惊。努斯拉特后来得了心脏病。他的头发由黑变灰至白，由短变稀至秃，但他还不到知命之年。他从前很喜欢卡拉奇的冬天，他喜欢穿一件花呢上装，抵挡卡拉奇的寒气。如今他穿的是一件宽松的棉衣，看起来很衰弱。

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九九〇年六月，我躺在一家医院，因为种族内斗，害得我差点连命都丢了。我在冠心病护理小组。这是人病危时被送进去的地方，也是攸关生死存亡的地方。

“卡拉奇的混战动辄血流成河。MQM在卡拉奇大权在握。冠心病护理小组的空调设备出了故障，那时正是六月中旬，药品短缺。一个夜晚电话局被炸毁，医生和外面的人发生冲突。这些外面的人可能隶属一个政党，不是PPP就是MQM。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参与罢工。当天我就在冠心病护理小组，是我在那里的第五天。

“我躺在一张非常靠近窗口的病床上。你想听我说说那张病床吗？那张病床有块海绵垫。因为空调设备有问题，空气不流通，我要求他们将海绵垫拿掉。尽管他们百般不同意，但还是拿掉了。他们说，拿掉海绵垫后，病床就剩下硬邦邦的铁架了，我说我不在乎。第二天早晨，医生告诉我，医院院长要来临检，如果他看到海绵垫拿掉了，病人还躺在床上，一定会很不高兴。我听了非常生气，说，我知道医生的空调设备都好好的，又没有健康的问题。等院长来了，我倒希望看看他，和他好好讨论一番。

“我们要求看护人员打开窗户。我们在一楼，照看护人员的说法，在一楼的危机是，子弹可能随时射进来，伤到我们。我问道，玻璃不是防弹的吗？在这种六月的大热天里，真的会闷得人透不过气来。

“有一天，外面发生枪战。我带着他们装在我身上的各种设备爬了起来。我悄悄地走了几步路，迅速往楼下瞄了一眼。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冒了多大的风险——随时可能被子弹打到不说，我也不应该突然爬起来。院方不准许我这么做。

“有一天，我看到几个看护人员在小房间哭，时间大约是晚上十一点。这次我知道这间病房有人死了。我见过的某些人已被抬走。在这种情况下，看护人员和家属，总共三个人，即将面临一个问题：将尸体从医院带回欧兰吉。但这里闹事已经有好几天了，没有停止的意思。欧兰吉地方当局晚上实施宵禁，救护车根本不愿意冒险前往。

“欧兰吉约在十五里外。患者是中下阶层家庭，必须依靠大众交通工具。冠心病护理小组有些年轻的小伙子见义勇为，自愿协助。看护死者的人当中有一个年轻女子。这种情况令我非常生气，我不但生气这座城市的状况，生气它一再关闭，更了解到在半夜时分，年轻女子可能遭遇不测。我很了解，当时被人勒索，或毫无目的就胡乱抓人，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我不断要求看护，做些好事，保护年轻女子的安全，他们反而要求我好好休息，好好睡觉。我问道：‘你们为什么不等到早上再搬运尸体？’有人提醒我，这是六月中旬的大热天，尸体很快就会腐烂。这么一说，我就无能为力了。

“后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一定睡得很沉。但为什么睡得很沉，我也解释不来。尽管发生这么多事情，我在医院还是很愉快，因为我交了一些朋友，我的主治医师是当年在学校的老友。”

伊赫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参加莫哈吉尔运动。当时这是一场中产阶级的知识运动，一场脱胎于一个古老的学生运动的运动。套句伊赫桑自己的用语，他认识三四名“理论家”，认为他们颇为睿智。他们在私人住宅里热烈讨论，会对自己的小区和他们的城市卡拉奇所遭遇的不平感到愤慨。伊赫桑表示，他们几乎一直以宗教方式表达愤慨。我问他，是不是与星期五祈祷的鼓舞方式相仿，他说，不一样，反而有点像什叶派教徒在为自己的权益奋斗。

在大学组织运动，首先必须击败一些宗教团体。在巴基斯坦，大学政治十分重要，因为在军事统治下，当局唯一准许存在的政治生活只有大学政治。宗教政党败在莫哈吉尔学生运动手下，说来有点讽刺；因为驱策莫哈吉尔前往巴基斯坦的正是宗教，也因为这些宗教政党最让第一代莫哈吉尔感到宾至如归。可惜凡此种种都沦为过往。宗教的背后是什么，后面几代人都已心知肚明。

对抗宗教政党的战争必须用枪。双方都在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原因，接受政府的鼓舞和武装。在伊赫桑的学院，有四五个著名的莫哈吉尔战士。只要有需要，其他学院的人就会提供支持。伊赫桑和其中两名战士十分要好。他们都来自很有教养的家庭。伊赫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很认真地接受理论训练，随时准备为理念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伊赫桑和其中一名战士一起学习科学。每天放了学，他们就一起回这位同学的家去。伊赫桑说，这名同学，也是一名战士，身高大约五英尺，很胖，两只手很粗大。伊赫桑认为，只有活跃进取的人才会有这样一双手。

这家人的父亲是位高级政府官员，他家有官方配给的深宅大院，占地约一千平方码。（穆什塔克的家人一九四九年来到巴基斯坦的时候，住的是八十平方码的房子。）做父亲的为他的五个儿子造了一间很大的书房，里面摆的是百科全书、宗教书和科学书。他们是个笃信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比大部分从事运动的人还要富有得多。伊赫桑的朋友在念书方面不如他的兄弟，但他们四兄弟在MQM里面都十分活跃。

有一天，伊赫桑在这位同学的家，当时正值日落时分，伊赫桑和这位同学以及他的一个兄弟在一起，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是AK-47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枪支的声音。当时的伊赫桑对于枪炮声早就习以为常，但当天的枪声还是太大了些。但让伊赫桑更加大吃一惊的是，这家的女主人，就是他同学的母亲居然拿出一把AK-47，交给她的战士儿子，也就是伊赫桑的同学。这名同学爬到屋顶上——这是一栋一层楼高的房子——瞄准之后，马上开火还击。战斗持续了五到十分钟。但对伊赫桑而言，时间似乎很漫长。他在学校里看过这名同学使用枪，同学甚至开玩笑说，伊赫桑是个胆小鬼。伊赫桑做梦也想不到，这名同学的母亲居然也深入参与了运动。她穿着宽松套装，是个高大而强壮的女人。她并不好看，但待人温和亲切，随时准备拿食物给儿子的朋友吃。在伊赫桑的脑海中，这个女人无论如何都和枪支连接不起来，他甚至不知道她家有枪。

伊赫桑发现，许多暴力事件就在眼前。他觉得这位同学可能会有麻烦，而他对运动的态度也开始转变。有一天，就在一位“理论家”朋友的家集会时，忽然有人要求在场的所有人对着《古兰经》起誓，表示要效忠运动和领袖。这个“应运而生”的领袖如今已是非常有头有脸的人物。根据伊赫桑的说法，这位领袖经常召集群众集会，直到午夜才解散，归他指挥者多达数百万人。

到目前为止，伊赫桑并不喜欢宣誓效忠，但他也没有必要开口反对。在这段时间他可以离开巴基斯坦，他也真的离开了五年。等到他回来的时候，MQM已不再统治这个城市。部队还驻守在那儿，但MQM已沦为地下组织。MQM仍服从领袖指挥，只是目前这位领袖正在伦敦流亡。但因为有距离感，反而强化了他的形象。伊赫桑的同学也成为地下工作人员之一。他后来打电话给伊赫桑说，他被人诬告杀了另一名MQM的成员，目前正在逃亡。后来伊赫桑和他重逢——说来奇怪，居然是在这位同学的家里重逢——他和这位同学，以及他的母亲相拥而泣。

这位同学依然有一双大手，但体重已减轻许多。他说，他愿意对着《古兰经》发誓，他绝对没有杀人。当警察要追捕他的时候，杀人事件很早之前就发生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一间房躲到另一间房。后来他在一艘商船上找到一份工作。对方一定对他的状况有些了解，因为他们要他洗厕所和甲板，他只好听话。他有莫哈吉尔的阶级意识，痛恨做这种下层人的工作，时至今日，他都还向伊赫桑抱怨不已。他说，他想前往伦敦，展开新生活。如今的他一谈到MQM就是谴责。他也知道，如果自己继续待在巴基斯坦，下场不是被捕就是被杀。他希望伊赫桑帮他在伦敦找位律师，好让他寻求政治庇护。

那位拿AK-47冲锋枪给儿子的狂热母亲也改变了。她说，军方、警方和政府都急于摧毁她儿子。她央求伊赫桑：“请千万帮帮他的忙。”她的看法和感觉也和从前迥然不同，甚至也对MQM持批判态度。她说，MQM里的男孩有人被杀，有人像她儿子那样转战地下，但MQM为他们的家人所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够。

不过这位同学母亲的情况还算不错，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她其他的儿子都能在各个专业领域开创基业。连那个战士儿子最后也到了伦敦，安全无忧。

这五年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最初让许多家庭，比如她的家，寄予厚望的运动已经改变。这场运动已不再是中产阶级的运动，它往下延伸，深入基层。在最基层中，痛苦转变成彻底地拒绝。战士和运筹帷幄之士都是来自欧兰吉和柯兰吉的穷人。这些穷人已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在这种阶层中，只要遇到类似伊赫桑同学家的遭遇，事态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部队在卡拉奇驻守了将近两年半。在这段时间里，MQM被宣布为恐怖组织，它的领导人也被斥为在逃的恐怖分子。部队管制造成更多莫哈吉尔的痛苦，当半军事化的边境巡逻队被部队取代时，这种痛苦更有增无减。当地人全都被封锁、搜查。后来情报单位更在MQM内部制造分裂，无政府状态更增添了恐怖气氛。如今是谁在杀谁，也没有人能说得准了。

记者哈山·加法里是莫哈吉尔的后代。他报道的就是当时的苦难。他说：“我和其他记者看到许多尸体。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救护车服务是第一个新闻来源。记者会向MQM查证，看死的是不是他们的人。如果死的是他们的人，MQM就会指称，死者是遭警方刑罚致死的。警方则辩称，死者是在“遭遇战”中被击毙的。

“今年一共有一千八百人丧生，所以街头上的尸体每天都有。我刚开始跑这类新闻的时候，真是恶心死了。你可以看到，尸体就被任意扔进医院的太平间。大约在五个月之前，柯兰吉爆发了枪战，枪战发生在早上。我想总共有五个人丧生。他们的尸体都在金纳医院的太平间，躺在混凝土板上。所有的尸体都一丝不挂，并且开始发臭。有一具尸体从心脏到肩膀的部分完全被炸掉。另一具尸体的手则被炸裂，手骨外突。还有一具尸体表情震惊，惊恐之情好像被冻在了脸上，双眼睁得很大，嘴也张得很开。因为这些尸体很晚才送到医院——大概是在枪战发生六个小时之后——表情全都非常僵硬。他们死去的时刻全都刻在上面了。”

哈山·加法里说，他会自己去医院的太平间数尸体，并查看尸体的情况。他对这种景象已有“某种程度”的无动于衷。他觉得，身为记者，还是要亲自去查看，因为观察“暴力的面貌”十分重要。

“我还记得有个叫巴哈杜尔·阿里的督察被杀。他是遭到射击身亡的，和警车上大约其他六名警察一起丧生。巴哈杜尔·阿里的身上中了将近二十颗子弹。尽管他身材高大，但也差不多被打成蜂窝了。

“不论话题如何，最后总是有人丧生。死的是某人的儿子，某人的兄弟，或某人的丈夫。”

哈山·加法里说，如今人们每天都担惊受怕。MQM的成员人人自危；警察随时都可能去每户人家敲门；警察自己也提心吊胆，他们知道自己是别人的靶子；出租车司机也胆战心惊。

警察工作过度，因为提心吊胆，他们也变得十分残暴。大部分士兵都来自旁遮普和信德省内部，都离乡背井，虽然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做事，可是拿到的报酬十分有限。月薪约二千六百卢比，约合六十五美元。

从前，哈山·加法里每个晚上都搭乘警方的装甲运兵车去巡逻。有个晚上，在李尔奎塔巴德区——这是一个MQM十分活跃的地区——一名来自旁遮普，年约三十岁，形容枯槁，显然值勒好长一段时间的警官告诉他：“在中央区当差，比活在地狱里还难过。”情况变得比警官说的还糟。恐怖分子开始使用火箭发射器。哈山·加法里后来就停止了晚上与警察一起的巡逻。

战争必须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如今只要一个MQM战士死亡，就会有别人取代他上场。当局说，只有两千名战士了，哈山·加法里说，这根本就是骗人的。新战士的名字突然出现在警方的报告中。除非被捕或丧生，否则新战士永远都只是个没有脸孔的名字而已。一被捕或丧生，又会有新名字取而代之。他们最初去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然后事情越做越大，最后只能加入。哈山·加法里认识一个男人，年约二十一岁。他觉得自己已注定死路一条。他偷过许多辆汽车，杀过许多人，抢过许多店，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

“他来自一个教育程度颇高的家庭。你绝对不会想到他是恐怖分子。你看，这种循环无休无止，一个接一个。如今我最大的隐忧是，最后我们可能完全陷入无助的状态。有许多人像我这样，受过教育，还有良知，不怕和巴基斯坦脱离关系。但我不希望自己成为另一个国家的莫哈吉尔。我父母出生在一个国家，我却出生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在第三个国家。”

几代之后，这番话对于伊克巴勒在一九三〇年所提的巴基斯坦建议来说，倒是中肯的评价：诗人不该将自己的百姓带入地狱。

伊克巴勒葬在拉合尔沙贾汗清真寺的地面上。有军人看守他的坟墓。不论别人怎么说，或怎么想，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总是令人担心：恐怕有些事情不可告人。这座有莫卧儿图样的坟墓一定是艺术上的一种亵渎行为——如果在街头对面伟大的拉合尔莫卧儿堡垒（沙皇的窗子留有一些最美好的蒙兀儿图画）没有化为尘土；如果，在相同的拉合尔市，莫卧儿的夏利玛尔花园，沙贾汗和他王后的坟墓没有完全腐朽；如果，回到四百年前，巴哈瓦尔布尔十三世纪坟墓色泽雅致的斜塔（次大陆最优美的伊斯兰教文物之一）没有被冲掉一大半；如果，再往前追溯，亚历山大大帝了解的佛教城市塔克西拉四周的土地，和那些一度被引为传奇的遗迹没有被盗采；如果，仍然孜孜不倦地在追求伊斯兰教狂热的巴基斯坦，无须为阿富汗的佛教珍宝遭劫掠而负责的话。

在伊克巴勒宗教国家的短暂生命中——这个国家仍然有一半是农奴，农奴受教育程度仍然严重底下，甚至教科书里的历史也被篡改——破坏它原本应服务的政体，徒然暴露了一件事实：在其他各方面都光芒万丈之际，它本身却一直认为这里是一片文化沙漠。

第四部

马来西亚：举起椰子壳

第一章　旧衣服

一九七九年，我在吉隆坡花了几天时间，从一个饭店搬到另一个饭店，最后才在假日饭店定下来。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安静的地方。左边是赛马场，还可以欣赏远方的吉隆坡山景。在赛马场四周和饭店前面，有一间植物茂盛的暖房，种的全是潮湿的热带植物：香蕉叶、盛开的鸡蛋花、枝叶繁茂的中美洲雨树。亚洲、太平洋和新大陆的植物全都在此处集结，这既是欧洲大探险的成就，也是植物殖民的成果。我在世界彼端的特立尼达也见过这些植物。

接下来，熟悉的事物反而变得陌生起来。在假日饭店不远处的转角边，有一个黄色的小箱子嵌在墙壁上。我听说这是华人的神龛。有人在此处献祭，献祭的可能是做饭店生意的华人出租车司机。

赛马场并非真正的赛马场。有几个很早的清晨，日出之前，我看到有人在此处训练马。但我从来没有在这里看过赛马。在周六和周日下午，华人（绝大多数是华人）搭乘他们的汽车而来，占满了大看台。阳光照射的绿色赛马场拖着一动不动的黑影，依然空无一人，每半小时就会用扩音器进行一次赛马的实况转播。大看台的观众几近疯狂，仿佛真的有比赛似的。赛马是真的，却是在其他地方举行的。大看台的观众都在观看电视大屏幕。这是他们来赛马场的目的，好像是真的在观看赛马，因为这里是吉隆坡唯一准许赌博的地方。马来西亚的种族可以分为马来人和华人，泾渭分明。政府主要由马来人和伊斯兰教教徒把持。赌博为伊斯兰教所禁止，周末开放赛马，算是在人道上向华人让步。华人赌性十分强。

我认识夏飞。他是马来人，年约三十二，来自东北一个目前仍十分贫穷的村落。但是，夏飞混得不错，他高升的方式连他祖父和父亲都难以想象。他和马来人一样，充满激情，他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国家。他们认为马来人在村子里沉睡得太久。在那块温暖而肥沃的土地上，作物很容易生长。河边和森林中的古老生活实在太富裕而充实。有一天，夏飞说，你可以任意丢弃一个种子，它就会自己成长。把鱼钩抛到河里，不需要装鱼饵，也可能钓上鱼。村人对土地的观念如此，所以他们看不清楚，也无从知晓，一百年来华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已将他们排挤到何种程度。如今，在二十世纪末，他们觉醒了，发现马来人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一半，发现周遭已发展出崭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丝毫没有准备。

像夏飞这种马来人，对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知半解，他势必会害怕，然后遭遇挫折。要他们独自承担这种感受，实在有些沉重。一九七九年，伊斯兰教掀起一阵狂热。夏飞那一代的马来人变成了狂热的信徒。一九七九年，因为伊朗爆发革命，巴基斯坦的齐亚将军又实施伊斯兰教化的恐怖政策，所以伊斯兰教宣教者显得格外忙碌，他们令信徒因为拥有信仰而颇有威风。宣教者到处宣扬伊斯兰教在伊朗和巴基斯坦成功的故事，并保证，其他地方的人只要相信伊斯兰教，也能够获得类似的成就。伊斯兰教宣教者的世界就存在于它本身的泡沫中。宣教，就是伊斯兰教宣教者世界的首要目标；就像十四世纪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想法，一旦信仰统治一切，信徒的情况就无关紧要了。

夏飞习惯到假日饭店来看我。他不是一个放松的客人，说他不喜欢假日饭店这种地方。他对食物有疑虑这点，也毫不掩饰。这些食物可能是非伊斯兰教教徒的华人或印度人做的。除此之外，可能冒犯他的事情还很多：那间小小的酒吧到了夜晚，便有保守派人物在里面唱流行歌曲；星期五，休息日，午饭时间有时装秀，人们会跑去看印度和华人女子在饭店封闭而污浊的空气中耸香肩，走台步；在饭店咖啡屋的窗户下，是一座小小的游泳池，常有一些穿着泳衣的白人女子裸露她们的身体。

但夏飞已停止观赏——或从未观赏过——他所排斥的东西。举个例说，我有一天问他，在游泳池边做日光浴的女人是否很吸引人，我发现他居然答不出来。他在学生时期第一次到吉隆坡，感到非常紧张，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如今，他让自己超然独立于吉隆坡之外，自以为是的道德意念十分坚定。他的想法有时十分困惑；他的伊斯兰教注定要传达太多的事物。比如，在他住的新高打村，有他所熟悉的纯洁生活，如今他已丧失这种纯洁。但他仍然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工具，让村人完全皈依，将残存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印度教风俗习惯都洗涤干净。这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如今，被他引为力量泉源的宣教者的伊斯兰教，已给予他一个有关伊斯兰教的纯洁却不可能实现的梦。这种纯洁将产生力量，最终确定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十六年后，假日饭店四周布满钢筋水泥大楼，寸土寸金。我所熟悉的赛马场景观如今已不可能重建；这有点像神话，像建立罗马之前的罗马山区。在整个吉隆坡，还有更多建筑物即将出现。在我住的饭店后面，道路对面正在挖一个巨大的洞，洞的直径约合大城市里一条街到另一条街的距离，让人和机器都显得十分渺小。斜坡层层相连，泥土颜色由红变为暗红。殖民时代的综合热带植物暖房，如今已笼罩在用钢筋、玻璃、混凝土和大理石建造的国际大楼的阴影下。空调设备使庞大的建筑物变得十分凉爽。楼外的气温总是酷热得让人出乎意料。对访客而言，领略这种忽冷忽热的感觉，倒不失为一种乐趣。一九七九年的马来西亚很富裕；现在这里更加富裕。

我对夏飞所受到的影响感到好奇。我知道，在他开始全职为伊斯兰教青年运动工作之前，他是一家马来建设公司的经理。对于这份工作而言，他实在太年轻，但当时有生意头脑的马来人并不多。这家建设公司经营得不是很好。马来西亚的建筑业多的是大公司。夏飞后来自立门户，但失败了。他认为，这是公司内的华裔工人和其他几乎每一个都在扯他后腿的人所致。我知道，公司的失败让他十分沮丧。此事涉及他的宗教思想。我好奇的是，马来西亚拥有庞大的新财富，政府又大力鼓励马来人创业，夏飞到底会不会受到鼓励而东山再起。他如今已四十八岁，年近知天命。他的生涯，不论如何，都应该早做规划。

我却不知道夏飞身在何处。从前认识他的人，如今已和他失去联络。我听说他宣教去了，四处漂泊，很难找到。

后来，有一天早上，有人领我去吉隆坡郊外一个伊斯兰教小区，见一个自称是夏飞，而且表示还记得我的人。这个小区清一色是两层楼的混凝土房子。房子都油漆过，道路也铺得很平整，到处都是花园和汽车。不论小区的人怎么淡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都是吉隆坡的有钱人。

我们必须去寻找那个自称是夏飞的人的家。等我们找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对方。他一度假装认得我，但只是装了一会儿，也不是装得很认真。

他四十几岁，看起来既快活又闲逸，深得小区生活之乐。他家也是两层楼，楼下有个很开阔、装潢得很漂亮的大客厅。他会在早上十点左右，带着乡下人那种闲情逸致，在大客厅和一个睡眼惺忪、走路不稳的小孩一起嬉戏。这是一种展示：在这种小区里，再简单的事物都可能展现宗教的行为或一种善行，让信徒享受到特殊的乐趣。

他用一种非常机械的方式说，政府建造一条庞大的公路根本就是一大错误；这条公路只会让国家门户大开，让邪恶势力不断涌入。他说，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应该是阿拉伯语，英语并不是伊斯兰教教徒的语言。这些话他从前说过太多次了，如今他只是——在他试图让孩子玩众多玩具中的一个时——毫不费力地背诵出来而已。

我觉得，他所以会自称是夏飞，纯粹是无聊使然。他只是希望自己引人注意而已。如果没人注意，那么身为危险的基本教义派分子，住在小区里岂不没有了意义？

我终究没再看到夏飞，因为从前和他有来往的人并不是特别想再让我去见他。事实上，在他们眼里，夏飞已和上述那个闲极无聊的男子一样了。夏飞从前是马来西亚伊斯兰教青年运动的中心人物，这个运动想利用伊斯兰教唤醒马来人。夏飞没有其他职业经历。如今，尽管他仍然笃信那些早期的信仰，自己却早已沦为局外人。向别人提起他，还会让对方感到尴尬。夏飞是个将宗教生活观念发挥到极致的人。

其他想法也改变了。一九七九年，为自己童年生活的村子感到伤心的夏飞，把马来人形容为热带地区的乡下人。他有一次说，他们是“没有时间”的人。他的意思是，他们没有时间概念。他们也没有生意头脑，不像来自四季分明的国家的华人那么活力十足。他让这种非常具有殖民色彩的想法融入自己的整个宗教观。马来人如今可不喜欢这些。

一名年轻的律师说：“这种想法如今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马来人既有生意头脑，又有创意，而且勇于革新。这些字眼，在从前怎么说也不会和马来人联想在一起。”

政府已竭尽所能，让马来人跨入企业界，在过去的两代人中，政府已经成功了。十六年前的种族焦虑已经被庞大的新财富掩埋，双方代有才人出。这是假日饭店四周的钢筋、水泥、玻璃帷幕，以及那条穿越丛林、开放村落和新土地的公路等所传达的讯息。沿着老旧的道路，经过许多古老的殖民乡镇，从前去内地需要花费六到八小时，如今只要两个半小时就可到达，几乎看不见任何古老遗迹。

律师说：“我想，这一切都把时间给缩短了。”

一九七九年，他们参加伊斯兰教青年运动时都还十分年轻。他们所依靠、也给予他们信心的运动领导人安华只有二十二岁，是夏飞那个年龄。

夏飞介绍我认识的纳沙只有二十五岁。他不但年龄小，连身材也比夏飞瘦小。他刚从英格兰布拉德福德回来，在那里修国际关系学位。在英格兰，性是非常自由开放的，纳沙并不喜欢。他不想让这种性态度影响留英的马来青年。

纳沙有位祖先，是麦加的马来向导。这位向导负责引导前往麦加朝圣的马来人。这种向导一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汽船取代帆船，从马来西亚前往麦加的旅程变得十分迅速而安全之后，才成为一种有酬劳的正式职业。纳沙这位祖先很可能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做的这种引导朝圣的向导工作。

我发现，这位祖先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返回马来西亚一个位于吉隆坡北部二十公里的地方，当地居民以华人为主，房舍是破铜烂铁拼成的临时住屋。这个人的儿子是纳沙的曾祖父。他十二岁就结婚了。一九三四年，当时的他已十分衰老，但还是创立了一份马来语报纸，呼吁马来人要自助，如同野地中的暮鼓晨钟。他过世之后，家道中落。毕竟学习的传统衰退，教书赚不了什么钱，还不如种庄稼有收获。

纳沙的祖父本应成为一名宗教教师，却成为了有钱的农民，拥有七英亩土地。纳沙的父亲在林业局当管理员，他只受过最起码的小学教育，念到六年级，但他每天早上在上班之前都看报纸。看报纸十分重要，这是纳沙孩提时代增进知识最主要的来源。纳沙是家中七个儿子中的一个，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和父亲一样，他八岁时开始看报纸。对一个马来孩子而言，八岁就开始看报纸是一件非常值得夸耀的事情。

后来，纳沙，这位林业局管理员的儿子，及时前往英格兰布拉德福德修国际关系学位。十六年后的今天，年仅四十一岁的他已在经营一家控股公司，管理八家公司各式各样的业务。

纳沙在一栋摩天大楼中拥有几间办公室，这栋大楼的影子投射在道路对面那栋有绿色玻璃的摩天大楼上。这使道路看起来变得狭小。下午三点左右的热带阳光，照在空旷的田地和街道上本来十分刺眼，但在这个狭窄而受到保护的空间内却显得柔和。吉隆坡就这样开始变得阳光和煦，气候宜人。

如今的纳沙戴着眼镜，看起来也不像一九七九年那么弱不禁风。他一身打扮颇有行政主管那种细致：西装、皮带、搭配好的袜子、时髦的宽领带，瘦小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很大的圆表。他的私人助理是锡克教教徒，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在主要的等候室，以及各个办公室的接见室，都摆着一些玩具般的白色飞机模型，一个个立在银色的杆子上。纳沙的控股公司对航空事业兴致盎然，他们也经营国内航线。

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改变。这个人本身待人热忱，慷慨大方，随时愿意提供别人帮助，仿佛良好的乡村风格已成为公司的作风。一九七九年，参与运动的年轻人热情开放，令我很感动。他们任何事情都毫不隐瞒，自己的事情也能处理妥当。纳沙似乎仍然有那种开放的态度。他记得自己一九七九年的模样，并不加以掩饰。他说，身为一个小城镇的马来人，在达到我眼下所看到的成就之前，他必须三缄其口。他这么说，并没有带着内心的负面感受，比如恐惧、欠缺信心等等．

他们在一九七九年希望宗教为他们做的事，包括简单的力量、权威，后来都一一拥有。

纳沙的转变是从伊斯兰教青年运动领袖安华开始的。一九七九年，情势变得很明显，安华已被指定掌控许多大事。时机一旦到来，安华就提拔纳沙在自己身边。

一九八一年底，安华认为自己所从事的青年运动——包括演说、唤起有意识的觉醒、抗议等等——已经足够。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必须向前迈进，于是决定加入执政的马来党。在一九八二年的选战中，他成为马来党的候选人。安华要当时已拥有布拉德福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的纳沙为他的选战操盘。纳沙当然愿意。安华果然当选，成为总理府一名副部长。安华告诉纳沙：“和我一起工作，当我的私人秘书。”纳沙真是喜不自胜。当时的纳沙年仅二十八。他一向习惯从另一边面对权威，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有此殊荣，得以在政府中任职，服务一名部长级人物。

他当安华的私人秘书长达七年之久。七年来，纳沙的恐惧和疑虑消除一空，接见的人物三教九流。他从政府内部观察政府的运作方式。安华也一直将他当朋友看，视他为心腹。

我们在纳沙的会议室边吃午饭边聊天。他说：“这一点，我将永志不忘。”

七年后，他辞去安华私人秘书的工作，再度前往英国，修两年的法学学位。回国之后，纳沙成为一家华人财团的高级副总经理。正因为他有政府资历，才能获得这份工作。他在财团任职两年，觉得自己对“真正的企业”已有足够的认识，于是自行创业。

我问到一九七九年的一些想法，问到夏飞对乡村风格赞不绝口的想法，以及他们所有人对宗教的看法等等。

纳沙说（似乎一切都已成竹在胸）：“夏飞是个生意人，可惜做生意失败了。因此他对乡村的浪漫看法也化为云烟。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尽谈些宗教理论。如今，我们把伊斯兰教当实际的生活方式谈，我面对的是真实的世界。先前的知识对我而言大有裨益，让我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能自由到什么程度，可以遵守资本主义哲学到何种程度等等。我参与拟定一些政府的合同，也做一些政府之外的生意。有某些行为我是无法容忍的，比如贪污，私下拿回扣，带对方去玩女人，为了取得合同而容忍一些不道德的行为等等。这是考验。对伊斯兰教教徒而言，当他们面对现实，必须有所抉择时，就是一种考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对的。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

他可能一直在想夏飞。我说：“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总是对的，所以就可以闹事？”我故意这么质问，好像对方真的说过这句话似的。

“他们可以闹事。我在商业上，也总是要面对各种抉择，遇到的问题与人，都是我想象不到的。人们想在你公司里分一杯羹，当作某项计划的回报。在现实的利益上，竞争是无止境的。在这里，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希望在社会中创造的背道而驰。”

纳沙认为他受到了伊斯兰教青年运动的教育，并且仍然忠于这种教育。权力和威望或许引发了他潜在的特质，让他成为现在的他。但也可以说，宗教给了他重要的第一股推动力。

纳沙说：“马来人不再自卑，不再像椰壳中的青蛙了。”马来人有句俗话：对青蛙而言，椰壳里面就是天空。

一个周六，我沿着新公路去江沙，著名的马来学院就在那里。这所学院是英国人帮当地的显贵子弟建立的，规模参照次大陆类似的学校。如今，各个阶层的子弟都上这所学院，许多重要的经历都从这里起步。祖父在槟榔屿开一间乡村饭店，父亲是个男护士的安华也上马来学院。他必须参加入学考试，但当时公子王孙并不需要。

江沙也是霹雳皇室的首府。当地有座很大的新皇宫，色泽雪白，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宫内有一间装有空调设备的觐见室，还有一座老旧的木造皇宫，是一座真正的传统长屋，有许多狭长的有雕刻的深色柱子，还有很厚的木制地板。这座皇宫如今已成为博物馆，但人们可以很容易想到，如果皇宫没有那些加框的照片和图表，内部昏暗、寒冷，几乎与世隔绝，宫外一片混杂，让人眼花缭乱，就很可能埋葬人们在童年时期关于房子安全的幻想。

在一座俯视霹雳河的小山上，也就是几乎在皇宫的入口处，是夏里曼王公的宅邸。夏里曼是雕塑家，也是皇室的远亲。这座宅邸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那种通风的房子，室内摆设纯属马来风格，有藤椅、色彩明亮的编织物和布花。

雕塑家很矮，身高不过五英尺六英寸，就算以马来标准而言，他也是很瘦小的。他脸上表情木然，看不出从事的是雕塑工作。他用熔化的金属当材料，房屋后面的庭院有一口锻铁炉。他尽创作些武打人物，一个个都凶神恶煞。塑像身高在二到三英尺之间，线条流畅明快。这栋宅邸景色宁静柔和，但屋里陈设的黑色金属塑像却令人心惊肉颤。

事实上，这位雕塑家生活在灵异世界中。他也制造马来匕首，这是他迷恋金属的成果之一。他说，马来匕首知道自己真正的主人，若拥有它们的不是真正的主人，就会遭到它们的排斥。他有个心灵顾问。他原来准备介绍我和他认识，可惜没有时间。我再度发现，印度尼西亚的泛灵论近在咫尺。不止一次，当我们就快谈到万物的起源之时，结果话锋一转，又谈到了天主教。

雕塑家有个中年华裔管家。小时候，家里就将她送给别人，因为当时华人家庭经常将他们不要的女孩抛弃，而马来人通常会收养这些女孩。当天，我看到了两个被马来人收养的华裔女人，雕塑家的管家是第二个。这不禁让人对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观点，让我对华人有了新的看法。

一九七九年，我主要是在寻找伊斯兰教，我只是从外部观看马来西亚的华人，把华人当作精力充沛、马来人随时准备应付的移民看。如今，看到这两个殷勤亲切的华裔女人，看到她们童话故事般地被另一种文化收养，我想，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内战频仍，遭受列强排挤，华人四处迁徙流离，本来想尽可能找个落脚处安身立命，却因为文化隔阂，语言不通，而只能盲目卖命以求生存，当时，华人受到的保护多么少。他们一旦开始自觉，不再盲目，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也和马来人一样，非常需要获得哲学与宗教上的肯定。

对游客而言，吉隆坡如同神话中的王国一般：富裕，光鲜亮丽，崭新的公共建筑林立，到处充满活力。一栋新建筑物内有一家银行，是一对华人兄弟创立的。兄弟二人都只有四十几岁，他们的发迹史再简单不过。就外表看，哥哥活力十足，能言善道，说起话来，整张脸容光焕发。弟弟则较为冷静，戴着一副眼镜，非常注意倾听别人谈话，像一名医生。但我觉得，一旦时机到来，这位冷静的兄弟应该会让人觉得更有胆识。兄弟二人举重若轻，自不在话下。对他们二人而言，金钱已不再只是金钱，企业比较像是活力的展现。

介绍我认识那两兄弟的是他们公司的秘书菲利普。他也是华人，和他的老板一样大。他态度亲和，幽默感十足，既聪明又很有吸引力，似乎格外具有深度。我后来发现，他之所以很有吸引力，原因之一是他十分平静。他的平静掩饰了他孩提时期极大的不幸。

菲利普的父亲有两房妻妾，菲利普出自二房。他自己的母亲饱受凌虐，很不喜欢孩提时代的所见所闻。他想为母亲讨个公道，但他在情感上十分茫然，一直到他十五岁那年皈依基督教为止。

事情发生在他学校。这是一所由“普利茅斯兄弟会”经营的学校。在马来西亚成立大约已有九十年。有一天，在情绪十分低落之时，他无意间走进一座教堂做礼拜。牧师正在布道说，耶和华是慈爱的天父，令他悠然神往。他觉得基督教的教义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立足之地。

菲利普说：“说来十分讽刺，因为我先前以为自己会抗拒这种宗教——我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八岁开始就没有了父亲。他们直接教导我有关恩典的故事——一则有关浪子的寓言，述说的是一个父亲等待、拥抱和亲吻迷途知返的儿子的故事。所谓恩典，就是把不值得的爱和恩惠赐给不该拥有的人，这种教义十分具有力量。”

“我从宗教那里得到的实在太多了。宗教给我一种安定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原来一切都十分令我困惑。我是谁，说是华人，又不是华人，在华人的文化活动中我会迷失方向；我是谁，说是英国人，又不是英国人，我从未去过英国。我喜爱阅读，最早的根源来自《圣经》，至今仍然非常喜欢。”

当时，就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之间，伊斯兰教不像现在那么具有号召力，只是诸多宗教之一。在菲利普皈依基督教之际，他考虑比较多的是自己的前途。他非常想当律师，当一名专业人士。

“我记得母亲对我说过，律师很难对付。我想，有朝一日我要当律师，照顾自己的当事人。我希望弥补家里的缺憾。因为父亲的大房出过几个医师，我所属的二房却乏善可陈。所以我想证明一切，为母亲争回面子。”

菲利普的母亲从前是信华人的神。如今，像她这样的人已转信一种新式的日本佛教。

“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华人家庭抛弃了他们的神，改信新式的日本佛教。新式的日本佛教以坚定的人道传统为基础，能够让自己从灶君的信仰中解脱，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知道菲利普的信仰，以及他的智识倾向的人都十分好奇他如何在银行上班。他会告诉对方：“根据我对基督教的了解，我们不能否认世界。我们置身在这个世界，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他母亲祭拜灶君也成了一种习惯。她会点几炷香，供奉祭品祭拜。这是她每天的例行公事之一。

“甚至在孩提时代，这些事情对我而言都没有意义。等到时机成熟，该摆脱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像抛弃旧衣服那样，将一切都抛弃得一干二净。我们不担心神会回来惩罚我们。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感到十分空虚，是一种空无一物的寂寞感。这种感觉无从表达，对我而言，当时居然会在无意之间走到教堂去听道，只能说是运气使然。让华人的第二代深感痛苦的疑惑是：除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文凭和学位之外，我到底是谁？第二代对这些问题感受颇深。第一代太过忙碌，无暇深思。对华人而言，他们继承了财富与环境的同时，也继承了一个问题：难道我只是父亲的儿子？”

第二章　新楷模

娜荻莎的父亲出生在一九四〇年前后，是一个乡下的马来人。娜荻莎从未寻找过父亲的村子，对父亲的背景缺乏兴趣。她家再平凡不过了，娜荻莎也不认为自己该去寻根。她觉得，自己的家应该是农民或诸如此类的家庭。她深信自己的家住在田里的木屋里，厨房在屋子后面，家里当然没有书本。

但是在孩提时代，教育就对娜荻莎的父亲十分重要。他知道——某个颇受尊敬的长者告诉他，不然就是他听人家说的——对他这种男孩而言，教育是唯一可以让他出人头地的途径。他很聪明，也很努力，最后他得到奖学金，可以到江沙著名的马来学院念书。

在江沙，他遇见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日后成为了娜荻莎的母亲。有一天，他看到她和一名年长的女伴一起出来，就被她吸引住了。他很容易就打听出她是谁，家住何处。学院的男生都对江沙的女孩了如指掌。娜荻莎的父亲开始和这个女孩通信，而她也和学院其他男生通信。在江沙，这种男孩和女孩的关系，大家都认可；男孩和女孩不能自由碰面。

女孩和祖母一起住在江沙，她父亲在吉隆坡警局服务。女孩来自一个没落的旧式家庭，她家曾经拥有大片土地，可惜没有好好经营，结果土地一点一点地流失。赌博耗尽了土地。在她家，赌博是家传的恶习。在斋月之后，她们全家就聚在一起，有时还叫来一些朋友玩扑克牌，玩上两天两夜。在娜荻莎成长的过程中，她认为这种事再自然不过了，认为这是斋月之后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做的事。

娜荻莎说：“他们很颓废，以为自己可以永远荣华富贵。他们没受过教育，这是问题所在。在我那个年代，有钱人根本不读书。”

娜荻莎的话让我很有共鸣。她对马来西亚的评论，同样适用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我成长的地方，特立尼达。那时候的有钱人和当地的白人，一般都不读书，这是他们的特权之一，他们不需要读书。殖民农业社会不需要太多技艺，不要求人们特别有效率或努力奋斗。

娜荻莎说：“在当时那段殖民时期，我还以为马来人只是到处游逛，不做正事。钱都让别人赚，比如华人开锡矿场，英国人开橡胶场。在那时候，我以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华人和英国人是殖民地的主人，马来人根本不事生产。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公务员或学者，但那得非常卖命才行，所以他们就选择容易走的路。他们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是标准的椰壳族。”

娜荻莎的父亲却必须在马来学院努力求学，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后来，成为娜荻莎母亲的女孩就没有这种需要。背景如她的女孩如果不想上学，就没有必要上学了。娜荻莎的母亲几乎没上过学。她识字，也会写字，这就够了。她从不认为自己没受过教育。事实上，她家有一种更独特的训练——关于忠诚的训练，娜荻莎称之为旧式美德。她学习在众人面前如何进退，学习不卖弄自己，学习喜怒不形于色，以致最后成为一个“完人”。娜荻莎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个旧式人物。

其实在娜荻莎的母亲和她父亲通信的时候，她家的钱财也快败光了。土地逐渐卖掉，金钱一批批流失，这个一度很有钱的人家再也没有任何条件在江沙待下去了。她们家几乎和乡下人一样，忙着往城镇里搬。一九五八年，那个已经十八岁的女孩便前往吉隆坡找她当时已当上高级警官的父亲，和父亲一起住，只有祖母和两个姑姑留在江沙。

在首都，她有了更多自由。她和娜荻莎的父亲第一次可以正式地见面。她和他一定达成了某种和解。娜荻莎的父亲去欧洲念书，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女孩在等着他，于是他们决定结婚。女孩的家人尽管同意，却不喜欢这桩婚事。女方家庭虽然已经没有什么钱，但还有名望，女孩的父亲如今在警界地位很高。而娜荻莎的父亲尽管在马来学院念过书，在海外取得文凭，但在女孩家人的眼里，终究还是个乡下孩子。

娜荻莎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知道父亲是乡下孩子，母亲则出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人根本不配。但娜荻莎认为，他们之间最后还是平衡了。她父亲很安静，这点可能也有帮助。娜荻莎记得，有一次父母发生争吵，父亲对母亲说，她父母从来就看不起他。但他说，如果她嫁给地位和她相当的人，就可能一辈子老死在霹雳这个地方。

娜荻莎说：“这应该是真的。”

对娜荻莎而言，更奇怪的是，等到她自己想到结婚的时候，她的做法居然和母亲如出一辙。她自己也嫁了个雄心勃勃的乡下男孩。

母亲警告她：“你在重蹈我的覆辙。”

娜荻莎在吉隆坡一家证券交易所工作——马来西亚已经转型——那个男孩也在她办公室上班。他并不英俊，但娜荻莎不喜欢英俊的男人。她父亲也不英俊。她觉得这点在潜意识中对她有所影响。女人美艳无妨，但男人生就一张桃花脸并不好。

她深为这个男孩所吸引，因为他野心勃勃。他并不是光会做梦，相反，他很务实。比如，他会说：“这家伙明年就要离职了，所以我接任的机会很大。”他也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会老早就想好自己的策略。在这方面他可是十分冷静。

娜荻莎说：“我自己没有方向。我想，一切他都可以接手去管。最后我也可能做点事。”

我问娜荻莎：“除了野心勃勃，难道他没有其他吸引你的地方？”

“他喜欢穿新衣服。”

男孩的乡下背景，娜荻莎倒是丝毫不以为意。在她看来，他很怡然自得。但是她并不喜欢他的政治立场。他支持政府，支持马来执政党，因为他认为政府为像他那样的人做了许多事。当时法官正受到政府的攻击，娜荻莎十分担心。

男孩说：“我不在乎这点。人们真正在乎的是钱，在乎有多少东西吃，在乎有没有房子住。”

娜荻莎辩不过他，但她认为自己有良好的出身，而他没有，所以如果她怪罪他，是很不应该的。她也知道他对讨论观念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实际的事物。后来这一切都刺伤了她。但尽管有点疑虑，她当时还是决定嫁给他，因为他有自己的方向。她认为他是新马来人，是新楷模，所以就和他订婚了。

“我真的认为自己该结婚了，我所有的朋友都结婚了。我想，结婚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轮到我结婚了，我却发现婚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有一天，她未婚夫不经意地告诉她，他想带她去乡下，见他祖母。他说，他父母周末也会去乡下。娜荻莎以前在吉隆坡见过他父母几次，他们是十足的庄稼人，但娜荻莎并没有特别喜欢他们。他们受过教育，在吉隆坡住了三十年，但谈吐十分平常，是无所事事的闲谈。他们实在不是娜荻莎会选择的公婆，但娜荻莎当时最主要的需求就是结婚。她觉得，生为女人，婚非结不可。唯有丈夫站在自己身边，才会有前途可言。后来，她离了婚，观念就变了。

男孩住的乡下在森美兰。经过一条公路，就是一条小路，小路越走越像乡间小道，越走越泥泞。娜荻莎有进入不毛之地的感觉。这里比吉隆坡还潮湿，房子也越来越简陋。她目睹了这一切，也知道其中的深意，但她并没有害怕到退缩的地步。情景有一点熟悉，和她想象中父亲的出身地有点类似。就因为这样，所以她往往观感是一套，言行又是一套。

他家就在村子很平常的地方，没有车道。她未婚夫的父母早就等候多时，他们也是从吉隆坡开车来的，汽车在泥泞的地上留下痕迹。这是当地很常见的村子。但房屋本身，尽管有支柱支撑（也就是传统的村子式样），却已不是传统的村落房屋，它已经过改装、增建，没有竹子编造的墙壁。娜荻莎看到屋子前面有几只鸡，随后又看见另外几只鸡在老旧的屋下奔跑。她会注意这些鸡，是因为她在吉隆坡并不常看到鸡在房屋四周跑。

她对未婚夫说：“她在养鸡啊。”她所说的“她”就是他祖母。

他答道：“她喜欢刚下的蛋，味道比较好。”

这几句话说错了，听起来好像在解释。她认为他话说多了，他实在没有必要说蛋的味道。那是她第一次发现他很不自在。但那一刻已经过去了，她在心里努力按捺住，不去想。

共有十个人一起吃午饭，两个没出嫁的姑姑在帮忙，她们被当作仆人般使唤差遣，负责照顾高龄的祖母。娜荻莎心想，祖母和她孙子一样丑，但因为祖母满脸皱纹，所以到底有多丑，谁也看不出来。祖母在吃午饭时并不多话，也不需要多话——她是一家之主，家人都唯她马首是瞻。娜荻莎心想，这是森美兰人的生活方式。森美兰的人都是从苏门答腊的巴东移民过来的，他们带来了母系社会的风俗。娜荻莎自己身为别人未过门的媳妇，话也不宜太多，她只要静静地坐着，做害羞状即可，所以这顿午饭倒也吃得自在。墙壁上挂着许多照片，都是家里的孩子在不同的阶段照的。

在一起吃午饭的一位叔叔是执政党马来党的党员，参与地方政治。他在饭桌上引导大家谈论一些政治话题，不外乎是地方事务。娜荻莎开始对马来运动有了新概念。她一向把马来运动视为理所当然，但如今，她开始了解自己的未婚夫如何看待马来运动。她开始了解房屋、增建、轻松的政治话题等等，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她自己正置身于一群人当中，这群人已感受到世界具体的改变。他们目睹了美好的事情在村子里、在他们家、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大大提升。

娜荻莎说：“从前你到吉隆坡，会看到一些俱乐部、商店。唯一住在这个世界的马来人不是皇亲，就是国戚。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土地，被他们接手了。”这里所谓的“他们”，指的是华人。“在这个家庭里，我觉得自己终于了解，为什么政治在马来人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在办公室发生争执时，我谈的是概念，而他谈的是具体的事物，是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

令她感受特别深刻的是，饭桌上的人都很乐观，这种乐观的态度对她来说十分新鲜。她还发现，对这家人而言，她未婚夫象征着成就——他们的成就、马来人的成就。

我问娜荻莎：“他们是不是也将你视为他的成就之一？”

“我认为不是。”

“你当时已经有点爱上他了？”

“没有。”

“所以，你在欺骗自己？”

“或许我觉得自己与他们谈论的前途有利害关系，或许。”

饭后发生了一些事，她注意到了，却冷静了下来，就如同她抑制住对庭院中的鸡和谈论新鲜鸡蛋味道而产生的疑虑那样。

“我们去了客厅。餐厅在老式房屋处，有柱子支撑着。客厅则较新，要往下走三个阶梯。祖母示意我未婚夫到她身边。我还以为他要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结果他却坐在她脚边的地毯上。客厅里的一切都是新的。餐厅有块芦苇或竹子编的席子，我不确定是用什么编的，心想这可能是森美兰的文化。众所周知，他们非常有部族观念。我不想谈，以免他误以为我不高兴。事实上，我并没有不高兴——而且我也认为他信心十足，可以处理这一切事情。何况，其实只要你不在乎，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次访问持续了大约四小时，从正午到下午四点之前。两个月后，两人就结婚了。

娜荻莎的母亲有她的疑虑。她说：”你在重蹈我的覆辙。”她对女婿没有成见，只是不知道娜荻莎要如何适应。她不喜欢女婿的父母；而对方则认为娜荻莎和她父母十分势利。他们觉得必须还以颜色，果不其然，在结婚之前，双方有了争执。

马来人的婚俗源自印度古习俗。在初期阶段，双方家庭必须交换礼物。如果女方家赠送五项礼物，男方家就必须回赠七项礼物。双方礼物数目必须相差两项。送的都是些象征性的礼物，包括糖果、钱等等。娜荻莎的母亲希望男方送的礼物之一是金币，而不要送钞票，理由是为了好看：金币摆出来总是比钞票体面。男孩的母亲一口回绝，理由是，她没有时间到银行把钞票换成金币。

娜荻莎说：“事实上，这是非常失礼的，因为女方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反之亦然。双方都得表现得落落大方才行。没有人想在婚前伤害到对方的感情。按照马来人的风俗，你必须得大方。”

但娜荻莎从她朋友的经历中得知，结婚时男女双方家庭几乎都会起争执。以金币事件为例，娜荻莎认为，这只是男方不会办事而造成的，但她母亲将此事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对方态度恶劣、出身卑微的表现。

婚后，娜荻莎去过丈夫住的乡下六七次。她从来就不喜欢乡下。乡下生活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简朴，充满田园风味，反而竞争十分激烈。娜荻莎到乡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大家谈的都是邻居的新车或吉普车：不是谈车的价钱，就是说汽车颜色不好看，再不然就是“八成不是他自己出的钱”。负责照顾老祖母的两个未嫁的姑姑也彼此看不顺眼：村子里单身汉很少，她们如今想嫁人，但机会渺茫。一个姑姑已被解雇：娜荻莎很喜欢她。另一位姑姑则整日怨天尤人，倾诉自己的际遇。

村里毫无文化气息可言，生活十分肤浅，有的只是宗教。宗教很重要。每天礼拜五次，记录着时间的流逝。清真寺是唯一的社交场所。

娜荻莎认为，因为村人抱怨太多，人与人之间又爱相互比较，所以她丈夫才会变得雄心勃勃，好突破现状。让她大惑不解的是，丈夫并没像她那么注意一些芝麻小事。他不但不去注意，也不和人一起说闲言碎语，但他相信其中的一些，因为这是他村子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部分。毕竟，他生活中的全部正事就是他在吉隆坡的工作，只是娜荻莎并没有那样说而已。

婚后，他们和娜荻莎的父母住在一起。娜荻莎后来回想起，认为这真是天大的错误。她那个雄心勃勃、被他自己的父母惯坏的丈夫，觉得自己受到了束缚，无从掌控自己的生活。双方的旧仇新怨很快就爆发了。娜荻莎的母亲从未挑剔女婿本身，女婿也从未挑剔娜荻莎的父母本身。他只是攻击他们的生活方式，攻击他们做的事，攻击他们喜欢的人。他不喜欢娜荻莎看《时尚》杂志。他会说：“你为什么看这些垃圾？”他自己——马来人的新楷模——则看有关管理方面的书，诸如《金钱选择》《乐趣管理》，还有一些与股市有关的资料。

“有一天，他和客户一起出去，喝了点酒。我不记得这次争的是什么，但这次我们谁也不让谁。他打我，我就反击他。我叫他滚出去，他就真的走了。然后我们开始闹离婚。离婚的事都是通过律师在谈。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回来过。”

这时候娜荻莎已经有孕在身，所以不能马上离婚。在伊斯兰教世界，如果妻子怀孕，就不能离婚，意在保障婴儿出生时的法律地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达成某种协议。但三个星期之后，他反悔了，他说他不想离婚。娜荻莎想，他可能是受了家人的影响。正如娜荻莎所知道的，他们有他们的尊严，他们不想让娜荻莎的日子太好过。后来，娜荻莎果真吃了苦头——三年来，她一直进退两难，既离不成婚，又结不成婚，想要赢得孩子的监护权更是难如登天。

现在，她认为自己那时对婚姻实在期待过高。她一直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希望找到一种东西，来弥补她所失去的一切。她娘家尽是赌徒，外祖父过世之后，她家的钱也挥霍光了。所有的生活方式，所有她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全都成为过眼烟云。刚开始她谈到这一切的时候，多少有点说笑的味道。但实际上对她而言，这是一场莫大的灾难。事后她又接二连三遭受打击——弟弟死了；父亲的事业开始没落；父母的婚姻也出现问题。

虽然母亲出身良好，但性格有些跋扈。她在二十岁之前开始有一种空虚感。后来到了伦敦，她发现当地的一些马来女孩都和她一样。在这些女孩之中，她认为十分富有而且应该快乐的都参加了极端的宗教团体；她们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强烈需求。某些邪教领导人要她们给他钱；女孩都将他视为神灵一般的人物。

娜荻莎说：“马来人很喜欢这种具有神性的人物，因为他们相信，事情不会因为你自己的行动而发生。他们认为，只要求助法师，法师就会将一切打点妥当。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信教，而且信仰十分坚定。他们相信，生为伊斯兰教教徒，就会一切顺利。如果一个人生来没有宗教信仰，他就会怀疑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如果你是伊斯兰教教徒，一开始就会有人告诉你，你隶属于一个庞大的团体。在学校的宗教课时间，马来女孩会去上她们自己的宗教课。华人女孩则有空闲或游戏的时间。就这样，人和人之间已经有了区分。

“我父亲的朋友正在筹资创办公司，做塑料生意。他们一开始做些塑料包装纸，现在他们用模子制造塑料椅，在短时间内赚了很多钱。他们以前的日子就十分舒适，如今更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他们每年都会去进行小规模的朝圣，从未间断，向真主表示感恩。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不同，那么一切福分都是运气使然，一定是真主在冥冥之中庇佑。我确信，他一定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大事，这十年来，一切都是凭空得到的。”

这就是她对自己婚姻的需求；她对丈夫新楷模的精力和抱负有信心，但是她从不和丈夫谈宗教。他并不是特别具有灵性的人，只是按照规定遵守礼仪罢了。

她对他太过苛求了，现在她才发现这一点。她曾希望在他身上寻找力量，而她现在才意识到，他也有自己的不安全感。她说：“这实在让人十分震惊，尤其是安全感。如果他没有感到不安，又何必事事都依靠他的家庭？”他和他母亲讨论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和娜荻莎讨论；他也不和娜荻莎谈自己的财务问题。如今他一切都非常顺利，功成名就。他成为一家证券交易所的经理，也娶了和他同样来自森美兰的女孩。他为自己开创了新生活。娜荻莎认为，他可能仍在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误入一无所悉的歧途。

她说：“对他而言，这一定是场梦魇。他仍然像只躲在椰子壳下的青蛙。他和自己的环境格格不入，什么都看不顺眼。”

类似的话，对双方都适用。

第三章　法师的儿子

有个能治病、懂巫术、会魔法的法师比一个世纪还大一岁。他的父母一个是华人，一个是印度尼西亚人。他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离开中国，当时中国正战争不断，贫苦无助的难民四处流亡，其中之一正是他父亲，最后在当时正由荷兰人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中，他选了一个岛屿定居。在那里，他终于找到立足之地，娶了（或差不多娶了）一个印度尼西亚女人，一共生了九个儿子。

他们那时候非常穷困，于是就去了当时正由英国人统治的马来亚北部的一个州，家中的第八个儿子因此几乎没有享受过童年生活。这位法师很小就外出工作，大约十三四岁就开卡车，生活很不容易。大约在这个时候，这孩子个性中神秘的印度尼西亚特质开始显现。他知道自己拥有神奇的力量，于是他开始接受法师的训练。当时应该有个老师教他，或有人鼓励他，但因为我没问，所以也没有人告诉我。

法师接受的训练大约从一九一四年或一九一五年开始。在这段期间，远方的欧洲正在大战，间接削弱了英国和荷兰在亚洲的帝国势力。在更靠近他家园的地方，有个人叫甘地，他在南非住了二十年之后，带着他非常特殊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观念回到印度。上述那个男孩学习得很快。十七岁那年，他成为正式的法师。从此之后，他一共当了将近七十年的法师。他信众很多，也有一些门徒。当他年老体衰之后，有些事就再也不能做了，但他身为法师的法力丝毫不减。

他娶了一妻一妾，两人是一对马籍华裔姐妹。姐妹进门的时间相隔五年。他和她们一共生了十七个小孩，大家都住在同一栋房子里。

拉希德是法师的第八个儿子，出生于一九五五年。刚开始，家里送他上当地最好的学校，拉希德试着体谅父亲的感受，也尽量尊重父亲法师的法力；但到了八年级的时候，拉希德却开始逃避父亲的做法和家里的一切法会。因为受过的教育和自觉使然，拉希德开始感觉自己有哲学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如同那个皈依基督教的华人孩子菲利普一般。事实上，有一段时期，拉希德在学校受了一些同学的影响，回家之后，居然连言行都十分像基督徒。

后来他发现伊斯兰教和《古兰经》，从此便紧紧追随。尽管没有正式皈依，他却已在心里认定自己是伊斯兰教教徒。他给自己取了个伊斯兰教名字，叫“拉希德”。自此之后，他从事过不止一项工作，后来都一一放弃。如今，他是个很成功的社区律师，非常接近权力核心。他年仅四十，但足迹遍布天下，曾经生活在许多不同的宗教世界，进出自如。

拉希德说，人们有各种疑难杂症，都会来找他父亲。酬劳往往是一些实物，比如四五只鸡或水果。而且给法师酬劳和支付账单是不同的，一旦开始给法师酬劳，就得经常主动奉献。

人们来找法师，只是要求保佑平安，不然就是消灾解厄，求取加持过的符咒。拉希德记得，有一次，有个在当地很有名、通晓武术的人来找父亲。此人年纪很大，是柔道高手。他一来就跪在父亲面前，要求赐给他内力。法师以具有神力闻名遐迩。他有些矮，约五英尺四英寸，但身体很结实。通常情况下，法师为信众消灾解厄之际，必须先进入某种恍惚状态，但他不必进入恍惚状态，就可以用食指和拇指将一根六英寸长的铁钉压弯。

当他进入恍惚状态之际，祈求他保佑的信众必须跪在他前面。法师会触摸他们的额头、肩膀和胸口，然后叫他们转过身去，触摸他们的后脑勺和肩膀；如果信众觉得哪里不舒服，他也会触摸他不舒服的部位。

每年信众都会到法师家来拜见他，拿一些符签请求法师施法。这些信众来自各个社区，各个阶层，不分贤愚，无论贵贱。拉希德八岁的时候，就记得在拜见仪式中听到许多种语言，包括英语、马来语、客家话或华人说的马来语。

法师会在恍惚状态中脱衣服，然后开始全身颤抖，因为在这时候，恍惚中的他正全神集中于雪神——雪神是法师法力来源的三尊神祇之一。助手会递给他一把已点着的香，而他需要这把香让全身温暖起来，这时候的他会用这把香在身体四周比划，大概一两分钟。一旦足够温暖了，法师就把香交还助手。助手会让他穿他自己特殊的衣衫，并且用外衣将他遮盖起来。这件特殊的衣衫很重要，只有法师能穿，因为他在神坛上为这件衣衫施过法。

当法师坐下来的时候，助手会递给他一杯水。只见他喃喃有词，在水面上吹一口仙气，喝下，再喷出来。助手再将剑传给他——一把五英尺长的双刃真剑。法师伸出舌头，用剑在舌头上深深划下一道痕，让血流出来。这时画符用的黄色纸条早就准备妥当。助手将纸条一张张传给法师，法师将舌头上的鲜血滴在纸条上。法师继续用这种方式为纸条作法，鲜血也一滴滴往外流，一直到拉希德的母亲大叫：“够了！”通常到这个时候，法师已滴了一百滴血。

剑拿开之后，法师全身包裹起来，人仍然深陷在恍惚状态，此时的他便开始传达神的旨意。有的妇女想知道能不能嫁个丈夫；而男人想知道能不能弄个情妇；遭丈夫虐待的妇人也想知道该如何化解；有子女迷失方向的父母则希望求神指点迷津。

这位法师会说一些拉希德听不懂的语言。这是法师从他出生的印度尼西亚岛学来的特殊爪哇语。除此之外，法师还会说北京话。只有在作法以及陷入恍惚状态的时候，拉希德的父亲才会说北京话。

这把剑很特别，因为这是法师自己的剑。有一天，助手进入了恍惚状态，企图用这把剑割自己的舌头，居然割不进去。（法师年老之后，有一次他还特别准许一名助手拿剑去割他的舌头。因为拉希德的话说得模棱两可，我后来查看自己做的笔记，竟然无法确定助手到底是割他自己的舌头，还是割法师的舌头。）

助手是法师的门徒，他们并不住在法师家，但他们听法师的命令，随传随到。他们每天都必须到法师家做点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清理神坛。法师不付他们工钱，他们并不是法师的雇员。事实上，他们还经常为法师“献礼”，有时候甚至赠送法师金钱，但法师拒收。

神坛上没有神像，只有一块黄布，法师三尊神祉的代表排成三角形：雪神位居顶角，火神和剑神位于两个底角。雪，火，剑：法师每次拜神，都是依循这个顺序。他曾多次告诉自己的子女，他也有师父。他在中国有一位师父，在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位师父。正如他的徒弟每年都来拜见他一次，他自己也会定期去拜见这些师父。他每次都是“腾云驾雾”而去。父亲说的话，拉希德总是深信不疑，父亲法力无边，他找不出其他方法解释。

法师的妻妾——即拉希德的母亲和姨娘——是吸收马来文化、会说马来语的华裔女人。家中马来食物和中国食物兼备，都非常辛辣。他们都用手抓饭吃，不用筷子。

尽管拉希德的母亲是华裔，祭拜的却是马来祖先。许多其他当地的华裔都祭拜马来祖先。拉希德的母亲会将供品摆在神坛上。供品是马来食物：咖哩鸡、咖哩牛肉、糯米饭。食物全都用手抓着吃。

每个月，家里的人都必须让法师用钢针在双颊上刺一次，刺双颊是一种净化仪式。每个人所使用的针不同。孩子年龄越大，使用的钢针就越长越粗。最先刺颊的孩子要忍受痛苦的时间也最久：针会留在颊上，直到每个人都刺完为止。有时候，碰上特殊场合，全家人——包括母亲、姨娘和十七个孩子——会一起拍照，每个人双颊都刺着针。

法师和家人住在村里一栋极富农村特色的房子里，一直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来他们搬到一栋两层楼高的排屋里。拉希德就是在排屋里长大的。楼上有三间卧房，楼下有一间。拉希德的母亲和他两个姐妹当中的一个住在楼下的卧房，拉希德的祖母则和其他所有的女孩一起住楼上的一间卧房，一个叔叔和他全家人住一间卧房，而所有的男孩睡在楼梯平台。在这栋小小的屋子里，随时都有二十个人在睡觉。家中拥挤至此，法师只能在楼下——客厅兼神坛的地方作法。

因这位法师的法力远近驰名，所以人们都小心翼翼，不敢和这家人有任何过节。法师在社区里也享有某种程度的地位。他很谨慎，不做任何有失身份的事。在他不做法事而外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自己的穿着，尤其是当他到镇上去访问华人俱乐部的时候。他的穿着就是当时殖民地居民的打扮，穿一件衬衫，打一条宽领带。他会去玩牌，偶尔也抽一筒大烟。法师有个兄弟抽鸦片成瘾，后来果真死于烟瘾。法师只是偶尔抽，并未上瘾。

法师因为没上过学，在孩提和青年时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大战期间吃过多少苦头，只有他自己知道。如今，世界已经改变，他希望自己所有的子女——不论儿子还是女儿——都接受足够的教育。法师对所有的子女都可谓尽心尽力。

拉希德上当地的小学，接着上当地最有名的殖民中学。拉希德虽然没有说，但他上中学的时候，一定知道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在家中，拉希德深以父亲无边的法力为荣，也很喜欢当地人谈论他父亲的法力。但是在中学，他对这点绝口不提。他绝对不在中学“吹捧”（他使用的学生用语）自己的父亲。

拉希德开始在中学阶段对其他宗教有所了解。有一天，一个很友善的泰米尔男孩就一些重大问题，用“基本的讨论方式”和他讨论。他说：“你看希特勒，你看所有这些残暴的行为。难道你认为这些人死后就会变成无辜的？你认为谁会惩罚他们？神会惩罚他们。你想想，我们所有的人来到这儿，难道没什么目的？”

这个泰米尔男孩是基督徒。他并不会向拉希德大力宣扬他的信仰，也一直对他非常友善。就为了这个男孩，拉希德参加了学校的《圣经》班。同时，拉希德开始读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的英译本《圣经》。他很喜欢《圣经》的文字，喜欢《圣经》故事的节奏。其他华裔男生也读《圣经》，他们和拉希德都是佛教徒。尽管他们已经从父母信仰的佛教中有所得，但他们希望得到更多。

拉希德家小小的排屋里经常举行各式各样的仪式。楼下是父亲的神坛，用来举行各种活动，每年都有信众来拜见法师，母亲更是每天都在祭拜她的马来神祇。可是拉希德如今已开始有了更大的疑问，这些宗教仪式却无法提供他解答。他父亲供奉的三尊神祇，都无法提供他在基督教里发现的那种“神爱世人”的爱。“神爱世人”：如同让皈依基督教的华人男孩菲利普悠然神往的恩典。雪神、火神和剑神，以及神坛的一切仪式，都未提供拉希德可以和哲学相提并论的东西。在父亲的神坛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与私人有关的问题。人们每天都带着他们实际的问题来到父亲的神坛。

父亲所做的一切，拉希德都不能质疑。比如，如果他问父亲到底有没有神，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父亲是法师，法力无边。问父亲宗教的问题并表示质疑，是极大的不敬。拉希德说什么都不会这么做。

拉希德有个兄弟马上就要成为基督徒，他经常上教堂。拉希德也参加学校的《圣经》班。有时候，在家里，在排屋客厅设置神坛的地方，兄弟二人会在夜里一起唱圣歌。当时法师或许正在休息，正在看电视。儿于在他神坛边唱圣歌，他并不以为忤，也根本不在意。

在学校，拉希德和泰米尔男孩经常谈耶稣，谈三位一体。拉希德并未实际皈依，但他到处问别人：“为什么你们不开始看《圣经》？”他向人们传教，一如泰米尔男孩向他传教一般。拉希德和人们谈论生命的真谛。

他也和学校里一位很聪明的女孩谈论生命，这女孩是帕坦人，拉希德深深为她着迷。她说：“你念过《古兰经》吗？”

拉希德当时对伊斯兰教存有偏见，认为伊斯兰教是落后的宗教。他把伊斯兰教和当时他认为是落后民族的马来人联想在一起。但因为他想找话题和这个女孩谈，于是他开始念马默杜克·皮克萨尔的《古兰经》译本。结果，他翻开第一章的引言，就深深被吸引住了。他想，这不就是基督教的《圣经》吗？他也很喜欢《古兰经》，一直认为真主安拉是“最仁慈的”。这点与他对伊斯兰教和剑的想法迥然不同。

但他还是有疑虑。他不喜欢一夫多妻的主张，不喜欢在阅读的时候发现妇女在伊斯兰教中地位低下。他问那个帕坦女孩，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娶那么多妻子，帕坦女孩也答不出。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读《古兰经》，因为《古兰经》已开始牢牢抓住他的心，让他感到谦逊。他喜欢《古兰经》再三提到的真主的指引，和世人对这种指引的需求。《古兰经》第一章第五行说：“指引我正路。”这句话深得他的心。

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教徒。要当伊斯兰教教徒，就要见证除了真主之外，没有其他神的存在，先知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父亲是法师，拉希德如今有这种宗教信仰，难道不会产生冲突？答案是不会。拉希德从来不把宗教和他父亲的作为联想在一起。

拉希德仍然和那个女孩来往。对他而言，她是正式的伊斯兰教教徒，十足的典范。他开始依循她的饮食习惯，也能背几句《古兰经》，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认为自己应该学会用阿拉伯语字正腔圆地念《古兰经》。他强迫自己学习提供给马来人看的阿拉伯经文，花了两年时间去学习视读。

事态发展至此，家里开始担心起他来。拉希德拒绝碰触猪肉，拒绝拿香在神坛面前祭拜，让父母十分不悦。他拒绝吃在神坛上供奉过的烹饪食物，甚至连水果都不吃。每当开始祭拜的时候，他能走就走，省得麻烦。现在父母了解到，拉希德有朝一日很可能取个伊斯兰教名字，相当不高兴。他们既信道教，也信佛教，拉希德的父亲当法师，在社区里颇有地位。拉希德能妥协就妥协，不想争论。他从来不想伤害父母的感情。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九七三年，拉希德时年十八。

听到他的故事，我忽然想到，四年前，即一九六九年，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马来人发生了严重的种族暴动。我向拉希德询问此事。

他说：“所有的人都受到了牵连。暴动发生在五月十三日。我当时已满十三岁，确切说是十三岁半。我记得当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之后，发现学校空无一人，街道上也空无一人。后来我看到有一些人往回走，对我大叫：回去！回去！当时还是清晨。到了八九点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全家人必须依靠家中仅有的一切——米、咸鱼干和豆豉——生活好几个月。他们没有新鲜食物。拉希德的父亲没有积蓄，因为实施宵禁，人们不能再去找他。他没有收入，因为没有人奉献。这是家中十分困顿的一段岁月。几周之后，宵禁解除，但因为人人都如惊弓之鸟，所以有三个月时间，谁都不敢出门一步。不断有传闻称，马来人在搜捕华人，将华人赶到卡车上枪决，最后把尸体丢弃。但也有传闻说，华人的帮派分子将几个马来人砍死了。

慢慢地，局势逐渐缓和下来。学校开始恢复上课。十九世纪出生在一个印度尼西亚岛，有华人父亲和马来人母亲的法师，对马来人的怨愤和种族仇恨可是了如指掌。但或许是工作的缘故——各式各样受苦受难的人都求他消灾解厄——他觉得人终究是人。他不相信人会失去人性，哪怕是片刻。至少他对子女是这样说的。他拒绝相信所谓马来军人在全国各处射杀华人的传闻，也从来不会觉得有什么痛苦或需要报复的仇恨。

但在暴动发生四年之后，他的儿子成为伊斯兰教教徒，取名“拉希德”，并且逃避家里从前举行的一切祭拜仪式，这件事令这位父亲久久无法释怀。他不在乎两个儿子在神坛边唱圣歌赞美耶稣，但成为伊斯兰教教徒则是另一回事，有些背离家庭。对于暴动，法师自有看法，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敌意本来就很深，一时难以消除。在马来西亚的所谓马来人，就是伊斯兰教教徒。

尽管拉希德没说，但一九六九年的那场种族暴动，实际上推动了马来运动，以及年轻人之间的新伊斯兰教。

由于屋里住了二十人，拉希德升了中学的较高年级之后，便只能利用深夜时分，电视都关掉，家人都入睡之后才开始读书。他会坐在神坛边，父亲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是父亲接见信众，为他们指点迷津，或作法陷入恍惚状态时坐的。拉希德会坐在椅子上念书，或写三四个小时的字。拉希德就在这张椅子上，在雪神、火神和剑神的灵位之下，念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和狄更斯的作品，并写作文、准备考试科目。他从不以为自己受了苦；反倒是几年之后，生活变轻松了，他回首往事，才感觉到当时的苦楚。

他念完中学后，继续远赴吉隆坡上大学，修英文。这时，他在家里的日子才算告一段落。他念英文，这件事说来并不太实际，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上大学是为了争取自由。他可以自给自足——学费低廉，在漫长的假期中，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赚钱付学校的食宿费。他教书，在新闻界和广告界打些零工。

他并未好好念书，只用很少的时间去上课，结果第二学年，校方就给他下了最后通牒。通过一个慈祥的印度人帮助，他总算拿到了第二级的文凭。他在大学里一共待了三年，这段期间他只回过一次家，在家里待了一星期，当时在念大二。第三年结束，即他获得学位之后，他开始在吉隆坡全职工作，连回家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对于谋职而言，他那个不切实际的英文学位根本于事无补。他开始全职做假期中做的一切工作。刚开始因为感到自由而做得兴致勃勃的工作，最后都变得十分乏味。他谋生不成问题，但生活没有重心，杂乱无章。没有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越来越重要，甚至在他的大学生活里也很重要——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方向。

有一天，他正要去上班，一个警察将他拦住。他将车窗摇了下来，问道：“什么事？”拉希德的态度惹恼了警察。他问拉希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应该说，长官，有何贵事？”他一边说，一边开罚单。

这个警察是印度人。拉希德说，在吉隆坡大家都知道，印度人一向拿鸡毛当令箭，自大得很。拉希德虽然没说，但我想印度警察可能对他很不客气，因为他是华裔。拉希德在心里暗暗骂道，哪一天我一定修理你，等着瞧。

就在那一刻，拉希德下定决心，一定要当警察，“献身权势”。那个决定下得很突然，但其实他想当警察已有一段时日。他梦想穿警察制服，赢得人们尊敬，并保护自己不受上述印度警察和一些安全警卫那样人的欺凌，有些安全警卫还曾将拉希德从一些留给权贵的停车场赶走。

如今，拉希德的长兄在警界已位居要津。这位长兄大拉希德整整二十岁。拉希德很少看见他。他当年一进警界就是警官——这位长兄是法师另一个充满精力和志气的儿子——他从各种职务干起，还当过督察，后来更成为警务处处长。拉希德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看到这位长兄穿着督察制服回家，这时，当地有个警察有事向督察报告。当时法师家根本没有电话，警察只好自己跑到拉希德家，在全家人面前向督察敬礼。孩子们看得十分兴奋。拉希德还记得当督察的长兄有把手枪。

拉希德说：“一想到穿这套肩膀上有三颗星星的制服，就会让人猛地分泌肾上腺素，兴奋极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好像都十分愚蠢，但在当时却再真实不过了。一旦你拥有了权力，一切都会变得非常不同。”如今，说这番话的拉希德不但已经逍遥自在，安全无忧，也颇有影响力。

拉希德也觉得，自己的大学生活过于自由，毕业后的自由撰稿时期也没有固定目标，如今的他需要的是秩序和纪律。他认为警界会提供他这些。尽管他察觉到了自己当时的不安全感、进取心和权力欲都相当真实，但内心还是明白，那些行为和他的教养大相径庭。

他说：“我父亲和长兄各自拥有不同的力量。长兄拥有权威，父亲因为天赋使然，也因为乐善好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这就是一旦发生暴动，我们就会过苦日子的原因。我们没有积蓄。父亲会向卖面包的人买四五条面包，因为他不忍对对方说不买。至于我们自己实际上到底有几条面包，父亲并不在意。现在，卖面包的人来，我也会买。这么做和面包的价格无关，卖面包的也从不找零。父亲说，和这些人打交道，不能太计较。”

一年后，拉希德才进入警界。通过审查的报名表共有五百件，总共收到的报名表更多。体检和笔试之后，共有二百五十人通过初试。正式面试结束之后，共有一百人过关。光是这些流程，就花了几个月。考试和智力测验又刷掉一半。最后，只挑选了二十人送到警察学校受训。拉希德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进入警察学校，拉希德还剪了发。他和其他学员最先要做的事，就是让学校的理发师理发。拉希德加入警界，目的是争取权力。但他身为受训学员的经历，让他明白成为正式警察之前要接受某种羞辱。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和其他学员全都得看教官的眼色，唯命是从。警察的训练教条从英国统治时期沿袭至今，丝毫未改。若行为稍有差池——比如在行进期间说话——就可能受到严惩。惩罚方式是全副武装，扛着M-16步枪，在大太阳底下进行一小时的快步行进。一会儿功夫，就能让人手臂和手肘痛不可当。

受训两个月后，他果然脱胎换骨，成为纪律严明的警察。当初的权力欲，和当初想一有机会就去找态度恶劣的警察讨回公道的冲动，如今全都消磨精光。他甚至对训练过他的教官心存敬意。

结业后，拉希德回家探望父亲。他已多年未见父亲一面。如今，他知道，法师父亲会以他为荣。法师果然很为他骄傲。

拉希德说：“他看到我，十分高兴。在他眼中，儿子已改头换面。他不再提及我皈依伊斯兰教的事。我给他一张我穿制服的照片，制服上有我的名牌和伊斯兰教名字，拉希德。父亲将这张照片挂在了客厅墙壁上。”

当警察绝对不只是穿套制服和接受别人敬礼而已，还得经常在他派驻的管区看死人、看支离破碎的尸体，和种种惨不忍睹的景象。拉希德很快就无法忍受。他加入了情报单位。当初满脑子渴望权力的时候，他想都没想过加入情报单位。但如今他知道，在警界，情报单位正是权力的所在地，可惜他并不喜欢。他终于对警察工作也失去了兴趣。

他又想到法律。受训时，有个教官告诉过他，他分析事物的能力活像个精明的律师。这番话深深印在他脑海里。后来，他在警界工作不到四年便辞职，做了一阵子生意，纯粹是为了赚钱。后来他到大学注册，上法律课。对他而言，这真是如鱼得水——法律激发了他的一切本能——一开始他就很得心应手。正因为马来西亚的蓬勃发展，才让他得以有多样的选择。如果是在早些时候，他肯定会非常谨慎，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

他说：“尽管，我现在接触到权力核心，但当初让我忘乎所以的兴奋感已不复存在。回首往事，我觉得自己所经历的每个阶段都是缺一不可的。童年的各个阶段，成长的环境，以及各种机会，都有助于我后来的自立自强。”

他的背景让他变得非常实事求是，绝不怨天尤人。他从未将这种性格归于华裔的身份——他的一些华裔朋友会常常抱怨，他认为原因可能是他承袭了父亲的个性。他从未听过父亲抱怨什么。他患有疝气，痛苦难耐，但没向任何人提起过；他脊椎也有问题，一度让他疼痛不已。

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拉希德回去看过他。父亲当时已是八十八岁高龄，卧床多时。他身体耗损大半，体重减轻了三四十磅，形销骨立。

拉希德说：“爸，您变瘦了。”

法师说：“没什么要紧，我好得很。”他话虽如此，眼眶却泛着泪光。

目睹父亲命在旦夕，拉希德想到他备尝艰辛的童年，以及他所做过的一切。父亲的子女全都生不逢时，但幸运的是如今全都十分幸福美满。

拉希德说：“在我梦想拥有力量的时候，甚至在我当警察之前，他就已经施展出真正的力量了。”“和父亲相比，我实在再幼稚不过了。我绝对不许任何人批评父亲，就算是家人也不允许。他的一切作为，我们都有目共睹，他不需要宣称自己拥有法力。或许我和父亲十分神似——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儿子，我也是家中的第八个儿子。母亲告诉我，我和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母亲并不是很擅于言词，她不会到处奉承别人。”

拉希德的父亲从不盼望有任何人继承他的法师衣钵，或表明信奉他的信仰，他只希望孩子参加他的祭拜仪式。拉希德皈依伊斯兰教之后，连参加仪式都不允许了。但母亲可以履行一切仪式。当她在厨房祭拜马来神祇，或者在神坛前进行某些祭拜仪式之际，所有的家人也会和她一起，这让拉希德十分欣慰。

第四章　另一个世界

马来西亚经济繁荣，但剧作家塞德·阿尔威却未能赶上好机会。写马来剧本的人赚不了大钱，偏偏他就以此为业。不过，因为还有一些其他收入，多年来，他总算也攒了一些钱。过了六十岁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该盖间房子，安度晚年了。

塞德·阿尔威天生是乡下孩子，生来就有一种马来人对树木、河川的热爱。他在距离吉隆坡相当远的村子找了一块开发的建筑工地，开着自己的小红车出发了。即便有交通便利的新公路穿越光秃秃的开发山区，从吉隆坡开车过去也要半个小时，离开公路，还得在崎岖的道路上开一阵子，越过阳光点点的林地，最后才能来到一个丰饶而苍翠的村子。在塞德·阿尔威那一小块建筑工地下方有一条小河，河宽不过数英尺，河水还未及膝。

他的马来人本能，让他找到了这块地，也让他信任一个年轻人帮他建造房子。这个年轻人是他的亲戚，以帮人建造房屋为业。结果这笔交易成了一场大灾难。钱花光了，房子却只盖了一半，人早已逃之夭夭。塞德·阿尔威还曾经梦想，在自己的房子里能有一间表演室，可以预演他的剧本。但目前建造出来的成品大部分只是危险的轮廓，既没有墙壁，也没有地板（因为求好心切，他当初要求，建造好的房子必须有一部分悬在小河上空）。倒是有一个不平坦的可以一眼看穿的框子，是用倾斜而松垂的木材建造的，但因为木材太细，根本承受不了任何重量。

塞德·阿尔威再也顾不得他的马来人本能了，他向年轻人的父亲抱怨。那位父亲听了勃然大怒，扬言他没有责任为他儿子是否有能力当建筑商负责。他认为，这都是赛德·阿尔威（不论塞德·阿尔威对家庭的团结，或马来人的团结有何看法）自己该评估的事情。

所以，塞德·阿尔威和妻子就只好住在这个造型怪异的建筑的一隅（没有电话），在那里接待客人，写剧本，想一些事情。小河上方的山地已经铲平，准备建盖房屋。蛇受到小河的吸引，在这座建筑一面干燥的土墙上钻出一个大洞。塞德·阿尔威和妻子偶尔会看见蛇，但两人都不以为意。塞德·阿尔威的妻子是个美丽而文静的女人，喜欢当地美丽的事物：小河、树木和盎然的绿意。

诸如此类的事情，一九三〇年也曾发生在塞德·阿尔威的父亲身上。他和霹雳王室是远亲，因为某种原因，这并不算是一层很好的关系，而且正因为有这层关系，他小时候还受过委屈。他后来年纪轻轻就成为一位很优秀的公务员，但各种压力，包括社会的、学术的和殖民的压力，可能都很大。二十二岁那年，他患上了精神分裂。在其他世界，或他自己的另一种个性中，他沉迷于宗教，可能有暴力倾向；但他也有神智清醒的时候。一九三〇年，他患上精神分裂的第八年，在神智清醒的时期，他为家人在村子里建造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但他的野心实在太大，他只有公务员的退休金，根本就没有钱建完这栋房子。时至今日，房子的第二层都还没建起来。

塞德·阿尔威就在这个时候出生了，很可能就是出生在这栋尚未建完的房子里，但他在这栋房子里长大，是可以确定的。在一九四二年初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人占领期间，全家人就是在这栋房子里度过了贫穷和恐怖的岁月。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几天，塞德·阿尔威的父亲也是在这栋房子里撒手西归。

这是一段难以想象的经历：可以说，塞德·阿尔威就是因为这些经历而成为了剧作家。但作家开始写作时，并不容易察觉到自己的写作题材，有时候需要在心理上与这些切身经历保持距离。有时候经历太悲惨，不能直接付诸笔墨，塞德·阿尔威就以间接的方式，采用象征手法。这种方式可以让创造性的想象力去处理一些特殊的痛苦。他的第一个剧本进展缓慢，写了四年多。

故事始于他二十岁那年的创作。塞德·阿尔威二十岁时，在江沙克利福学校念书。因为战争，他辍学长达四年之久。当时江沙有位教士，叫塔希尔教长。塔希尔教长学识渊博，足迹遍布天下。他精通天文，可以自己算出斋月从哪一天开始，是当地的传奇人物。他经常骑自行车进城，人们都会拦住他，想和他说话。塞德·阿尔威非常崇拜塔希尔教长，希望能和他一样。他为克利福学校的校刊写了一篇有关塔希尔教长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角度很奇特：他想象教长和一个和他一样的男孩在火车上相遇；男孩侃侃而谈，老人几乎不发一语；后来男孩既苦恼又惭愧地发现，自己那次碰上的是一位伟人，但他却没有真正看自己一眼。

在火车上奇遇的想法，塞德·阿尔威一直挥之不去，他甚至增添了一些情节——男孩成了大学生，那位父亲般的教长成了鬼魂，如在眼前，实际上却不存在；还有故事背景：故事发生在一段特殊时期，当时的一切都在土崩瓦解，哀鸿遍野，人们熟悉的环境经常突然传出死亡的噩耗。

四年后，塞德·阿尔威得到富布莱特奖学金，前往明尼苏达州念新闻。有一大段闲散时光的他，在某天提起了笔，开始写剧本。他的处女作不到两个星期就完成了。

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火车上。大学生以为老人是庄稼汉，于是和他大谈哲学，希望在学识上嘲弄老人。老人最后问了大学生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有个人快死了，你会告诉他吗？”大学生开始胡言乱语。慢慢地，大学生终于知道，对手绝非一个庄稼汉，他始终说不出答案。老人最后说了，仿佛是在安慰大学生：“我自己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女儿快死了。”话还没说完，老人就不见了。原来他是鬼魂，可能只在大学生的脑海中存在。火车进站了——当时正是战后共产党动乱的时代，火车站经常遭到攻击——车站经常有人莫名其妙地死亡。大学生和他看见的鬼魂就这样有了渊源。

这个在明尼苏达州写成的剧本，看起来似乎充满想象，但剧本中的一切——包括孩子去世，大学土崩瓦解，甚至宗教神灵等等——都直指塞德·阿尔威的经历。一名作家最早的虚构作品，就算尚未完成，或看起来十分矫揉造作，也和一直左右着他的冲动和情感分不开。

塞德·阿尔威谈到他祖先时表示：“传奇比历史更真实。”他家的传奇是，他父亲的父亲是“赛义德”（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在马来西亚，这意味他的祖先可能是阿拉伯人或印度商人。阿尔威是阿拉伯部族的名称。但塞德·阿尔威，尽管有着马来人的本能和热情，看起来却比较像欧洲人，不太像马来人或阿拉伯人。他说，医生告诉过他，他鼻尖上的皮肤炎，是欧洲人常有的，并不是阿拉伯人常有的。所以，正如他所言，这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传奇终归是传奇，塞德终归是塞德，阿尔威终归是阿尔威。根据传奇所说，塞德·阿尔威的祖父，就是霹雳王室的远亲，曾以某种方式离经叛道。他拒绝过王室的生活，越过霹雳河，到对岸娶了一个平民女子。传奇并没有指明日期，但他反叛的时间大约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大家都得遵守礼仪和部族的风俗，如果有人想做出离经叛道的行为，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塞德·阿尔威的祖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除了传奇所说的一切，塞德·阿尔威并没有其他发现。

叛逃者的儿子，即塞德·阿尔威的父亲，尝尽了苦头。他出生于一九〇〇年，被王室中人收养，送到江沙马来学院念书。马来学院是专供王族子弟念书的地方。这是这家人的义务，因为男孩是王室血脉。但私底下，王室成员一直虐待这个男孩。他们不准他和男孩们一起吃饭，还让他做家事，和仆人没有两样。

尽管如此，男孩在马来学院的表现依然十分优异。他十六岁那年，在土地管理局找了一份差事，成了政府公务员。他要协助村民在新小区找土地，也可以向土地管理局提出各种建议。在一九一六年的殖民机构中，这已算是高官，再加上他如此年轻，所以非常引人注目。

后来，王室为这名年轻的官员招亲。传闻称，对方是赛义德，家里非常有钱。但传闻仅止于此，省略的部分一定不少。因为年轻人不喜欢这个别人为他选择的女子，于是在结婚前夕，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也步上了逃婚之路。这一举动激怒了很多人，他们都觉得自己颜面尽失。年轻人知道，自己一定会遭到追捕，于是到处寻求庇护。

他一直在霹雳北部任职，心想，自己可以逃到北部去。于是，他去了一个很熟悉的村子。他对村长说：“给我找个妻子。”这是正常的马来习俗，人们可以直接要求亲戚帮忙找个妻子，所以，他向村长提出这个要求，也是天经地义的。

村里多的是王族，所以合适的家庭俯拾皆是。村长挑了两位女子供他选。第一位女子不是皇亲国戚，还离过婚。正因为离过婚，所以她反而有权拒绝，最后她选择拒绝嫁给这个十七岁的公务员。而第二位女子就不得不接受了。

她也是皇亲国戚。她的祖先建立了这座村子，她家是布吉斯的后裔。他们来自苏拉威西岛（殖民时期称为西里伯斯岛），在某个时期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吉打州。他们在那里和当地的马来人通婚，居然也适时获得了皇室地位。在十九世纪的马来群岛，有很多人这样做。侵入别人领土的何止是欧洲人和华人。在某一个时期，暹罗人攻击了吉打州。吉打州的皇室向南逃亡到霹雳省，定居在一个河湾的海角处。他们在那里耕种土地，慢慢发展成一个叫Pondoktanjung的村子，意思是“海角上的小屋”。

这个来自Pondoktanjung的新娘年仅十三，比丈夫小四岁。追随丈夫乃是妻子的天职，每个女孩都有这种心理准备。但这个女孩的生命从此将发生巨大的转变，不是任何人可以想象得到的，牺牲、痛苦和一段黑暗岁月，正等待着她。

刚开始，大约有四年时间，一切都称得上顺利。婚后第一年，新娘产下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她总共怀了十五胎，这是第一胎。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她又生了两个孩子。这是一段美好的岁月，这段期间，她丈夫的地位也在迅速提高。Pondoktanjung的人已将她的丈夫视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所以他不再是个没有部族的人了。

一九二一年，他二十一岁时当上了地方行政官。要坐好这个职位，他需要相当程度的法学素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这表示，除了旅游以及当过公务员的经历之外，他还需要继续进修。他的生活等于是在马来学院生活的延续：白天上课，晚上做家庭作业。如此学习下来，他的心灵居然越来越平静，甚至就在他在这个世界的地位越来越安定之际，他竟然逐渐想逃离这个世界，越来越沉迷于哲学、宗教和神的本质。

他从前习惯和一位朋友讨论这些事情，这位朋友是位师范学院的老师，据说他们每个晚上都碰面。没有任何人知道，其实这位地方行政官的内心波涛澎湃。在村人和他妻子家人的眼里，他过的只是马来人的生活。他和每个人一样，每天循规蹈矩，似乎一直在小心翼翼，尽量不去招惹别人。他的焦虑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也不和英国警察说话，对他而言，这是十分愚蠢的事，他不喜欢说英语。他曾明白表示，不喜欢过这种殖民生活。所以他十分孤独。

一九二二年，他二十二岁，患上了精神分裂。那是一段特别时期。病情发作时，他在霹雳一个叫打巴的镇上，总算还可以回到（或被人带回到）Pondoktanjung。他一直没有康复。在接下来的二十三年中，他一直在自己的两个世界中进进出出。他患上精神分裂时，妻子只有十八岁。不论就哪一方面而言，她一直都是他的妻子，直到最后。

他被诊断出身体不适而失去公职，因此获得了每个月七十五马来美元的退休金，约合今天的二十三美元。但是在一九二二年，这仍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这笔钱他一直拿到日本人占领为止，最后就什么都没了。

他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中。一种在这个世界，另一种在他的私人世界。

在他的正常生活中——如果称得上“正常”的话——他不喜欢说英语，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说；在另一种生活中，他却只说英语。在正常的生活中，他不太像作家；在另一种生活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家人带给他许多练习本和铅笔，他不断地写。当他从这个世界走出来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写的东西都烧了。塞德·阿尔威不能确定的是，到底是他的正常个性促使他烧这些东西，还是他的家人希望他烧。

在正常的世界中，他不抽烟；在另一个世界中，他可以同时抽四五支烟，同时将这些烟夹在指缝中。

在正常的世界中，他不能忍受看到别人承受肉体上的痛苦。只要妻子体罚孩子，他就从家里跑出去，可能在外面一待就是几星期，有时候家人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但在另一个世界中，他充满暴力，不过，尽管在另一个世界中六亲不认，他也绝不会向亲人动粗——他的暴力是用来对付别人。他的小舅子偶尔会带他去领退休金，回家途中，如果碰上某人，他就可能没来由地打对方一巴掌。有一段时期，他实在过于暴力，家人甚至不得不备妥笼子关住他。患上精神分裂之后的第八年，他的暴力情况开始减轻。一九三〇年，塞德·阿尔威出生后，他的暴力行为差不多也停止了。

在正常的世界中，他喜欢烹饪，也喜欢吃东西；在另一个世界中，他对食物兴味索然，只对两件事情感兴趣，写作和谈话。

一九五三年，因为一个极不寻常的机会，塞德·阿尔威遇到了那位在师范学院服务的朋友。塞德·阿尔威的父亲在三十一年前，即精神分裂之前，每个晚上都会和这位朋友彻夜长谈。

塞德·阿尔威要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拿富布莱特奖学金念书。那位朋友则在马尼拉上机，准备前往夏威夷。又是机会使然，他居然坐在——或被带领到塞德·阿尔威的座位旁边。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他告诉塞德·阿尔威，他记得塞德·阿尔威父亲内心的不安定，以致最后的崩溃。塞德·阿尔威第一次了解，原来父亲一直在以一名土地管理局的助理地方官身份做行政官的工作，而且在拼命工作之际，他还要面对精神上的恐惧。他的世界为之崩溃，因为他不能接受伊斯兰教的真主。他希望自己能更进一步了解神祇，在寻找自己可以接受的神祇之际，也搜集了其他这方面的书，他正在阅读。

塞德·阿尔威想，或许到某个时期，父亲就必须妥协，接受他找不到一直在找的神祇的事实——但只是猜测。对塞德·阿尔威而言，这还是痛苦的猜测。我认为，依据塞德·阿尔威所说的一切，在他父亲死后五十年，不论是出于悲恸、怜爱，还是想和父亲分担痛苦的孝心，塞德·阿尔威都仍然十分想了解父亲的内在生活，了解父亲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如今早已失去，这件事一直让他很伤心。塞德·阿尔威有的只是一些零零散散的蛛丝马迹，可以用来回忆过去，如同那位朋友一九一二年的记忆。

（在满脑子都是美国和写作之际，塞德·阿尔威居然邂逅父亲的朋友，这在他自己的生涯中可能也是一件大事。几个月后，或许正是被这件事触动，他的创作灵感大发，写下了处女作，在作品中多次提及父亲的神秘之处。）

塞德·阿尔威谈到父亲时说：“在我看来，他并不是真的在寻找真主，他寻找的是生命的意义。这件事所以被解释成寻找真主，只是他的教养使然。根据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安拉就是一切。他一直在两个世界中寻找安拉，对他来说，这或许是唯一可以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中的事物——尽管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有时会有暴力倾向，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患上精神分裂。我经常自问：他的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是别人为他创造的世界，还是他为自己创造的世界？

正如塞德·阿尔威所说，他父亲所发现的世界，对父亲自己而言，可能太过沉重。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的行为，显示了他在这个世界中遭受的磨难，他在孩提时期的生活很苦，甚至遭受过虐待。在正常的自我中，他受不了苦；但是在另一个世界，他却将痛苦加诸在别人身上，会没来由打别人一巴掌。身为社会的弃儿，他必须在马来学院努力证明自己。在殖民世界中，他又必须证明自己是马来人。所以，在他的另一个世界中，在学校和公务员的生涯中，他总是用英文写作，还会以殖民的风格抽香烟（而且是抽最好的香烟），同时抽四五支。

塞德·阿尔威说：“马来人一直承受着必须自我证明的压力。一般人认为，马来人就是无法成为有思想的人，只不过是习惯的产物，是苏丹或英国人的子民。马来人必须依赖别人为他们思考，领导他们，他们才会忠心耿耿——效忠苏丹，效忠英国人。英国人则施行法律保护他们，作为回报。法律规定，非马来人不得干预马来人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当家人知道他们的女婿出了严重问题的时候，就将他送到了疗养院。这家疗养院和疯人院相去无几。疗养院的人从未治愈过任何病人，但他们有方法测试病人是真疯还是假疯。方法一是用消防水管射击病人，方法二是用砂土拌饭喂病人吃。如果病人都没有抱怨，那就是真疯。塞德·阿尔威的父亲接受过这两种测试。塞德·阿尔威说，其他病人还得接受更糟的测试。

后来家人还带他去找法师，找了一个又一个，测试再测试，治疗又治疗。有个法师还捧出一碗水仔细端详，看为什么病人会沦落到如今这步田地。法师会琢磨这到底是出自遗传，还是鬼怪附身，或后天使然。

有一次，塞德·阿尔威的父亲和叔叔并肩坐在法师面前。香烟袅袅，弥漫整个屋子——这段陈年往事还是叔叔告诉塞德·阿尔威的——最后法师指出，有人想暗算塞德·阿尔威的父亲。这个坏人在房子附近埋了邪恶的物件，要拯救塞德·阿尔威的父亲，就必须将这些物件除去。此时此刻正端坐在房间里的法师说，现在他就要准备了。法师开始作法，在不绝如缕的香烟中，动作很夸张。他一直喃喃有词，解说自己的动作，但香烟并不够浓厚。塞德·阿尔威的叔叔看到法师从他自己的膝下拿出一个黄布包裹，扔向一边，随后法师即说：“人已经治好了。”尽管叔叔看到一些动作，但还是付了酬金。

后来又进行了类似的治疗，家人找法师找了好几年，最后还是放弃了治愈的希望，听任病人自生自灭。

有一次，病人从家里逃跑了。谈到这里，他又没提事情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他的家人已不想再谈这段往事。病人逃到吉兰丹，在那里，原来就精神分裂的病人再度精神分裂。当家人把他带回家的时候，发现他正在翻译《古兰经》，从英文翻译成马来文。他们将他写的东西全烧了。

塞德·阿尔威说：“他翻译《古兰经》这件事情很重要，这证明，即便在另一个世界中，他仍没忘记寻找真主。至于翻译工作是在他的哪一个世界中进行的，我也不能确定。他觉得作品被烧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因为这和他们的信仰很相符，所以他能接受这件事情，一如他能接受村子的生活方式。”

因此，父亲的所有作品，包括塞德·阿尔威出生之前的一切作品，塞德·阿尔威都已无法拥有。多年之后，他还发现了父亲的练习本。

“他的笔迹潦草，我不太认得，很难辨认。但几乎每两个句子的句尾都会写一个词：总是。”

对塞德·阿尔威而言，这个词一直挥之不去。

有一段时期，父亲神智十分清醒。那是一九三〇年前，他开始在村里盖新房子，但钱花光了，所以第二层楼始终盖不起来。塞德·阿尔威坐在他自己没盖完的房子里——在这栋一面有蛇洞，一面有小河的房子里——叙述前尘往事时说：“所以，当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便想起了父亲还没盖完的房子。”塞德·阿尔威的父亲一九二二年精神分裂时，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后来又生了六个，还有六次胎儿流产。在六个生出来的孩子中，有两个是死胎。

塞德·阿尔威说：“所以母亲一共怀了十五胎。”

我说：“听起来好残忍。”我想不到其他的词。

塞德·阿尔威神情悲伤，黯然表示：“我也不知道。”满眼泪水。

他父亲希望子女接受教育，但他只有退休金可领，村子里有个印度女人提供了很多帮助，她很关心这家人，也很爱这些孩子。她有一些金饰，每当孩子要交学费或买书，她就会将这些金饰借给塞德·阿尔威的父亲典当。她只有在筹孩子们的教育费时才会出借金饰。当一个孩子穿着著名的殖民学校——莱佛士学院——的制服，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她十分以他为荣，仿佛是她儿子似的。她自己的儿子（她只有一个儿子）是铁路工人。她是泰米尔人，家境并不富裕。除了金饰外，一无所有。她为政府在村里经营的棕榈酒店的工人准备点心，并以此维生。她父亲去了印度南部，在庄园里当包工头，她丈夫生前也是庄园里的工人。丈夫过世后，她就离开庄园，自己谋生。后来她来到这个村子，在距离塞德·阿尔威家不远处盖了一栋房子。

一九三六年，塞德·阿尔威开始上马来小学的时候，这个印度女人成了他的教母（像童话中说的那样）。他记得她年近四十，身体瘦长而有力，尽管不是慈眉善目，却绝对不丑。他每天在上学途中，一定会去她家逗留一会儿，她总在家里的土灶上准备一瓶热牛奶给他喝。塞德·阿尔威的家人很少喝牛奶。马来人不喝牛奶；他们喝咖啡时，加的是炼乳，但也只是加炼乳而已。马来人总是在蛋糕、咖哩和肉类上加椰奶，是用成熟椰壳中的白色部分制作的。

一九四〇年，即塞德·阿尔威在马来小学念了四年之后——他在学校主要念的是地理和文学，他和一个哥哥被送到太平市的英王爱德华七世中学念书。塞德·阿尔威的父亲不惜一切代价，并借由那个印度女人的协助，为两个孩子在太平市租了一间房子。塞德·阿尔威后来才知道，尽管他的父亲生活一片惨淡，却希望教育他成为高级公务员，一如当年的自己。

村里每个人都知道塞德·阿尔威父亲的情况。在太平市那所中学，大家也都知道，并没有什么好羞耻的。事实上，还有些令人惊叹。马来人一直认为，智力高的人往往会因为过度施展才华而垮掉。塞德·阿尔威的父亲——每个人都知道他年轻时聪明非凡——就是这种人。他们有一个词用来专门形容这种因为勤奋过度、念书过度或信仰过度而发疯的人：gila-isin。

塞德·阿尔威说：“人们都认为父亲是gila-isin，因为他一直在追寻真主或类似真主的存在。这件事只有少数亲人知道，毕竟它并不曾外扬，免得别人误解，认为gila-isin是一种惩罚。”

一九四一年，塞德·阿尔威的哥哥离开，去参加新加坡皇家海军。他其实是乡下孩子，喜欢乡下生活，也喜欢乡下伙伴。他宁可和亲友一起去稻田里工作，也不喜欢到太平市的学校念书，这根本就是父亲一个人的主意。所以，在村人的帮助和合作之下，他去新加坡，谎报比实际大的年龄，加入了皇家海军。塞德·阿尔威的父亲除了必须让孩子念完中学之外，还算是和平主义者，不喜欢杀戮，于是他便前往霹雳晋见英国特派代表。大费周章之后，他支付了七十五美元，约合一个月的退休金，想将儿子从海军部队赎回来。就在那时，战争爆发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人轰炸新加坡海军基地，家里没有人知道这个哥哥的下落。

塞德·阿尔威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日本人终于来了。一月，我想回学校，因为假期已经结束。但我后来听说，那里已经没有英国学校了。”

还有传说称，任何人家中摆有英文书，都会遭到日本人惩罚。塞德·阿尔威家有很多英文书，都是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念书的两个孩子带回家的。这些书几乎被销毁一空，一部分掩埋，一部分焚烧，就像塞德·阿尔威父亲的作品那样。有一本书很重要，被保存了下来，就是字典。塞德·阿尔威希望有朝一日看他父亲的作品，认为可能需要这本字典，好查阅自己看不懂的字。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但他还是看不懂父亲在练习本上写的东西，只看得懂“总是”一词。

英国人炸毁了村子外的一座桥，但日本人花了几周时间，又造了一座新桥。日本人四处劫掠。某个下午，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把已经出鞘的军刀来到塞德·阿尔威的家。孩子们都逃跑了，但父亲留了下来，半小时后，父亲开始呼唤孩子回家。孩子们回到家，看见日本兵拎着一只鸡和一个菠萝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两个男人谈了些什么，父亲也从来没说。

塞德·阿尔威说：“他不怕。他不是勇敢的人，但他当时就是不怕。”

日本人一共占领马来西亚三年零八个月。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塞德·阿尔威从未看过如此悲惨的景象。如今，在太平市市场附近——塞德·阿尔威以前的英国学校就在太平市——他常常看到有头颅系在木桩上。他听说，这些都是华人的。

塞德·阿尔威说：“第一年之后，情况开始恶化。粮食，比如米、糖等基本民生用品，变得十分短缺。因为疾病蔓延，村子生活很艰难，我们营养不够，所以溃烂等皮肤病随处可见。我们已经习惯了去医院、吃西药，而关于地方草药的知识早已忘得精光。我们无法适应社会的巨大变化。

“除此之外，日本人还保证，一切都不会成问题，东西多的是。他们还特别提到，会马上运来许多米，因为日本境内可以产米。他们每次从我们家里拿东西，都会说将来一定加倍归还。最常说的是，我现在取走你一辆车，将来一定还你五辆，甚至更多。他们还说：‘不仅是车，其他东西也一样。’还提到了丝绸。社区里的人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日本人一直散播传言，说米运到了，某些村子的人已收到了米。他们的保证就这样一直持续着。

“刚开始，在新闻短片、流动电影院和戏院中，他们会用日语、马来语和英语说：感谢上苍，亚洲终于还给亚洲人了。接下来就是宣扬日本的伟大：日本有的是堆积如山的丝绸和其他奢侈品。这么做还是很有效果的。在斋月结束的第一个开斋节活动中，我们都在谈论，如果每个人穿着日制丝织品的衣物，该是什么模样。”

可是局势一天不如一天。大约在这个时候，塞德·阿尔威的叔叔去世了。塞德·阿尔威知道的许多有关父亲的故事，都是从这位叔叔口中听来的。叔叔经常陪他的父亲去领退休金，在家人到处求法师施法医治父亲的期间，也是叔叔和父亲一起坐在法师面前的。他的离世，让塞德·阿尔威忧伤满怀。有一天，他和父亲一起劈木柴，在充满悲伤的时候，这段相伴弥足珍贵，让塞德·阿尔威永远铭记。他提到了叔叔，父亲说：“你叔叔并没死。”

塞德·阿尔威说：“您说什么？”

父亲说：“日后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这几句话给塞德·阿尔威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想，自己应该就父亲说的这句话和父亲多聊聊，但他并没这么做，因为后来一直找不到机会，也没有时间陪伴父亲。父亲后来便进入他的另一个世界，并且在那个世界一待就是三年，直到战争结束。当他从另一个世界出来的时候，已接近死亡的边缘。

塞德·阿尔威想，或许父亲进入另一个世界是故意的，这是一种保持自我的方式。但是，不论是正常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如今，一切都崩溃了。

塞德·阿尔威说：“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一种腐败的生活方式正在开始。是非善恶开始不以任何道德、宗教或精神标准来衡量，而由是否对自己有好处、对生存有帮助来衡量。什么是正常的生活？受苦，受难，饥饿，贫穷和疾病。如果这些就是正常的生活，为什么还要以道德来当作衡量是非善恶的准绳？可以减轻你痛苦的一切事物还有什么价值？还是你能找到什么东西来维持自己的尊严？正常的生活是，你看到日本军人打人，你看到人们遭受各式各样的绑架，你看到人们被刑罚致死，或为了逃避刑罚跳河而死。”

各个种族的年轻人，包括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经常强暴年轻女子，却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

“我总是想到这个美丽的印度妇人。她二十几岁，顶多三十出头，来自另一个村子，她丈夫就在那个村子采橡胶汁。有一天丈夫失踪了，妇人从一个村子找到另一个村子，途中经过我们这里。有一票年轻人无所事事，碰巧看到了她，他们彼此使了个眼色。我知道——因为我就在他们当中——他们要打她的主意。

“他们跟踪她，跟踪到离开商店区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强暴了她。等到轮到我的时候，他们喊停——因为我年龄太小——当时大约十二岁，看来他们还有点道德意识，在我们那群人当中，有两个年龄太小。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我恐怕早就沦为强暴犯之一了。

“他们强暴过她后，就离开了。她则继续走她的路。她后来又从村子中心经过，去另一个村子，我们还看到了她。她丝毫没有流露出受伤的模样。或许她遭人强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早就发生过。但即使如此，她还是继续寻找她的丈夫。对那票年轻人而言，这只是另一场强暴行动罢了。他们后来没再提到过这个印度妇人。仅有的是，他们说，她很美丽。”

这段时期，在塞德·阿尔威自己的眼里，他已然成为大人。他开始工作，最后帮助家人维持生计。

日本人设立了一座木炭厂。他们去村中宣称，木炭厂需要人手。已经十四岁的塞德·阿尔威成为木炭厂工人之一。木炭厂距离村子大约有两英里半，需要在早上和下午穿过一座橡胶园和森林，走这么一趟下来，十分累人。他一天可以拿八美元和一罐米，比较吸引人的是米。后来，也会发香烟。这份工作倒不难，只要负责将窑子的裂缝补起来就可以了。他做了大约一年。

做更累人的工作，就可以拿双份待遇。所谓更累人的工作就是，当炭烧好之后，将窑门打开，再将炭取出来。塞德·阿尔威试过一次。高温难耐，灼热的炭尘还进了他的肺。他去洗澡的时候，居然咳出黑色的痰来。他一连咳了好多天黑痰，吓得他后来再也不敢尝试了。

一九四四年年底，塞德·阿尔威成为木炭厂的一名伐木工。伐木工的酬劳更好：二十美元、一大罐米和香烟。香烟通常是当地制造的，口味很淡。但偶尔可以抽到日本烟。塞德·阿尔威至今依然记得日本烟的牌子叫Koa，好抽多了。

香烟很重要，因为在另一个世界中，塞德·阿尔威的父亲是烟枪。有一种乡下香烟有包装纸，是用尼帕棕榈树叶制成的。但塞德·阿尔威的父亲绝不抽这种烟，他坚持要抽“真正的烟”。当家人无法提供他抽“真正的烟”时，他就会变得十分火爆，还好不会伤人，只是乱扔东西。

后来他一天比一天衰弱，家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吃，他也一直卧病在床。他似乎逐渐意识到，外面大难当头，香烟早已短缺。更何况，他身体十分衰弱，每天只能抽一支，但练习本倒是不曾缺少过，只是他写的东西越来越少。在生命中的最后六个月，他几乎只字未写。但——好像是他写作热情的余绪——他开始十分挑剔他的铅笔。他的铅笔一直是写到短得不能再短为止，却从不丢弃，他也不准任何人碰触这些铅笔。

有一天，塞德·阿尔威和其他伐木工一起去森林为木炭厂伐木。他们无意之间在距离道路一英里半左右的地方发现一块空地，是一块稻田，面积约五六英亩。

塞德·阿尔威就是这样认识共产党的。这些共产党主要是华人，叫“马来人民抗日军”。稻田是他们的，村子早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的保护。

这些伐木工不想拖着砍来的木材经过稻田，但他们的领导人——不是日本人，村子里没有日本领导人——必须做他的工作。塞德·阿尔威记得他说：“来呀，将木材从稻田中拖过去。”当中有人说：“可是，破坏稻田是有罪的啊！”塞德·阿尔威了解，有些伐木工认识看管稻田的村人。

所以，身为一个男人，塞德·阿尔威需要挣钱，真正进入这个世界。他开始了解村子里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之前都是隐瞒着不让他知道的。他甚至对太平市市场附近那些被系在木桩上的华人头颅都有一番解释。

这里的工作很辛苦，塞德·阿尔威几乎没什么东西可吃，又没有药。他身上有十四处地方溃烂。有一天，一根木材压到他的脚踝，擦伤处始终没痊愈，甚至变成一大块溃疡，害得他早晚疼痛不已，晚上不能成眠。他拼命摇动那只患溃疡的脚，好让伤口麻木，这才勉强睡上一两个小时。他偶尔会将溃疡处的脓挤出来，一挤就是半汤匙。溃疡处内部的肌肉已经腐烂。挤过脓之后，他的小腿肚就变得十分松弛，他只好用一只脚一拐一拐地走路。

村里还有其他人的情况更悲惨。有个四十几岁的女人浑身都溃烂了。伤口四处扩散，最后她满身溃疡，肌肉里爬满蛆和苍蝇。在数英里之外，甚至从她住的屋子外面，都可以闻到阵阵恶臭。在死前几个星期，她已快腐烂成一摊血水。她哀嚎尖叫，却没有任何止痛药。人们不敢走到她身边，只能听任她自生自灭。这增加了她的痛苦，让她的哭叫声变得格外凄厉。

日本人投降几天之后，一些粮食已陆陆续续从外面运到村子里。塞德·阿尔威的父亲又从外面的世界回来了，他在那里生活将近三年。家人知道他已回来，因为他不再喃喃自语，不再要香烟。他缠绵病榻多年，现在营养严重不足，身体十分孱弱。他希望看看外面的世界时，塞德·阿尔威和母亲就一起搀扶他起床，走到窗边。他看了一两分钟，什么也没说，随后——塞德·阿尔威还是靠他那只健康的腿一拐一拐地定着——他们将父亲搀回病床。

父亲向外看到的世界比日本人占领时期的更破败。在日本人投降直到英军抵达的两个星期之间，当地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统治。有许多账要算，他们要惩罚一些人，一些叛国者、背弃者以及那些与日军勾结的人。

真正的世界已破碎不堪，但塞德·阿尔威和母亲却十分欣慰，毕竟父亲已经从他另一个世界回来。他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时间，从来没像这次这么久。塞德·阿尔威和母亲都觉得，他或许已受够了另一个世界，再也不会回去了。更何况，已经有了粮食和医药，他的病情可能好转。塞德·阿尔威如今已经成人，他希望能和父亲谈谈他写的东西，问问父亲，三年前他们父子一起劈柴的时候，他说叔叔没有死到底是什么意思，进而了解父亲经常去的另一个世界。结果都未能如愿。在他们搀扶他到窗边观看外面的世界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父亲就撒手人寰。这似乎意味着，父亲不愿意单独在另一个世界辞世。

塞德·阿尔威说到他的母亲，这个以十三岁稚龄嫁给一个十七岁公务员的小新娘，“她就是我们的共同体，她以自己的马来经历和伊斯兰教经历，提供了丈夫必要的支持，让他得以拥有两个世界。如果没有她，他早就被扔进疯人院，那个用水和砂土拌饭测试病人的地方。他要是待在疯人院，绝对撑不到两年。但是他在自己的两个世界中，一住就是二十三年”。

一九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五月

目录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1

2

3

4

5

第二部 新领地

6

7

8

9

10

11

第三部 大人物

12

13

14

15

第四部 战斗

16

17

版权信息

书名：大河湾

作者：【美】奈保尔

译者：方柏林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10-01

ISBN：978754427213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我珍爱的友人：
纳迪拉·K.阿尔维、南希·斯拉德克
安德鲁·怀利和乔迪·格雷格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1

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纳扎努丁把他的小店低价卖给我，他觉得我接手后不会有好日子过。和非洲其他国家一样，这个国家独立后又经历了动乱，那个处在大河河湾处的内陆小镇几乎荡然无存。纳扎努丁说，我得从头开始。

我开着我的标致车从海岸出发。如今，你可以从东海岸一路开到非洲腹地，但那时候可没有这么简单。沿途好多地方封闭了，或者充满血腥。当时公路多多少少还是开放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跑了一个多星期。

问题不只是路上的流沙和泥泞，以及蜿蜒狭窄、时有时无的盘山公路。更要命的是边境哨所的种种行径，是森林里小木屋外面的讨价还价。木屋上面飘扬着古里古怪的旗帜。我不得不费尽口舌和那些持枪的人说好话，求他们给我和我的标致车放行——穿过一片树丛，紧接着又进入一片树丛。然后得费更多口舌，掏更多钞票，送出更多罐头食品，才能把我的标致车开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入的地方。

有时候这样的交涉要花掉半天时间。他们头儿的要求有时很荒谬，比如张口就要两三千美元。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一口拒绝。他就钻进自己的木屋，好像没什么可谈的了。我只好在外边游荡，因为也没有什么事可做。这样相持一两个钟头后，或者我钻进木屋，或者他从木屋里钻出来，我们最终以两三美元成交。纳扎努丁说得没错，我问他签证的事，他说钞票更管用。“这种地方进是进得去，难就难在怎么出来。那是一个人的战斗。怎么个解决法，就得看各人自己的神通了。”

进入非洲越深——放眼处，或灌木丛生，或沙漠连绵，或山路崎岖，或湖泊纵横；午后时常下雨，道路一片泥泞；而在山的阴面，则长满蕨类植物，猩猩出没其间——进入越深，我就越是觉得：“真是疯了。我走错了方向。走到头也不可能有新的生活。”

想归想，我还是继续往前开。每天的旅程都像是一大成就，有了这成就，想回头越来越难。我不禁联想起旧时的奴隶，他们的情形也是这样。他们走过同样的路，当然，他们是徒步，反着方向，从非洲大陆的中心走向东海岸。离开非洲的中心和自己的部落越远，就越不容易溜出队伍逃回家，看到周围陌生的非洲人就越感到紧张。最后到了海岸的时候，一个个都没了脾气，甚至迫不及待想要跳上船，被带到大洋彼岸安全的家园。我就像那些离家远走的奴隶，巴不得早一点儿到达目的地。旅途越是艰辛，就越想着快点儿赶路，好去拥抱新生活。

到了目的地，我发现纳扎努丁并没有说假话。这地方的确遭到了动乱的洗劫，这个河湾小镇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河水湍急处原本是欧式郊区，我到的时候早已夷为平地，废墟上长满了灌木，原来的花园和街道都分辨不出来了。只有码头和海关办公楼一带的行政和商业区，还有镇中心的一些居民街道幸免于难。再没有什么了。连那些非洲人聚居的城区也空了，只有角落里还有人居住，其他地方一派衰败。很多被遗弃的水泥结构的房子像一个个矮墩墩的盒子，有的淡蓝色，有的淡绿色，上面爬满了长得快死得也快的热带藤蔓，如同一层层褐绿色的席子。

纳扎努丁的小店就在商业区的一个集市广场上。店里有股老鼠味，到处都是粪便，不过还算完整。我把纳扎努丁的存货也买下来了——但实际上什么也没买着。我还买了他的良好祝愿——但毫无意义，因为很多非洲人回到丛林里，回到安全的村庄里去了，这些村庄分布在隐蔽的、难以发现的溪流边。

急吼吼地到了这里，却没什么事好做。不过像我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还有别的商人和外国人，有的整个动乱时期一直在这里。我和他们一起等待。和平局势持续下来，人们开始返回镇上，城区[1]的院落渐渐充实起来。人们开始需要我们能够提供的商品。就这样，生意又慢慢做起来了。

扎贝思是我店里最早的常客之一。她是个小贩——算不上商人，只是个小打小闹的零售贩子。她来自一个渔民群落，可以说是个小部落。她大约每月到镇上跑一趟，批发一些货物回村。

她从我这里采购铅笔、抄写本、剃须刀片、注射器、肥皂、牙刷、布匹、塑料玩具、铁壶、铝锅、搪瓷盘子和盆子。这就是扎贝思的渔民乡亲需要从外面购买的一些简单的东西。动乱期间，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也照样过来了。它们不是必需品，也不是奢侈品，不过有了它们，生活会方便些。这里的人会很多事情，凭自己的双手就能生活。他们会鞣皮革，会织布，会打铁。他们把大树挖空做成小船，把小树挖空做成厨房里用的研钵。不过，要是想有个不会弄脏水和食物也不漏的容器，一个搪瓷盆子是多么令人满意啊！

扎贝思十分清楚村子里的人需要什么，知道他们能出多少钱，愿出多少钱。海岸的商人（包括我父亲）经常说——特别是进错了东西自我安慰的时候——任何东西最终都会有人买。这里却不是这样。大家对新东西甚至现代化的东西感兴趣，比如注射器，这挺让我吃惊。不过，他们的口味有些先入为主，拘泥于头一次接受的东西。他们只相信固定的样式，固定的商标。我要是向扎贝思“推销”什么，那也是徒劳。我只能尽量进些他们熟悉的货物。这生意做起来有些乏味，不过倒也省事。这使扎贝思成为一个不错的商人，很直接，通常对一个非洲人来说，她的确是这样。

扎贝思是文盲。她把复杂的采购清单都记在脑子里，她甚至记得上次采购的价格。她从来不赊账，她讨厌赊账。每次买东西她都从小手提包里掏钱出来，现货现付。每次进城她都拎着那个手提包。每个商贩都知道扎贝思的手提包。她不是不信任银行，而是根本不了解。

我和她谈话用的是混合了南腔北调的河边语言，我告诉她：“有一天，贝思，有人会把你的包抢走。你这样带着钱到处跑不安全啊。”

“到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萨林姆爷，我就会知道该待在家里。”

这种思维很奇怪，不过她本来就是个奇怪的女人。

“爷”是“老爷”的简称。她叫我“老爷”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是大老远从海岸过来的，而且说英语。还有，叫我“老爷”是为了把我和其他外国居民区分开来，她叫他们“先生”。当然，这都是“大人物”到来之前的事情。他一来，就把我们通通变成了“公民”。开始还没问题，不过后来他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套谎言叫老百姓搞不明白了，害怕了。然后出现了比大人物的神物更厉害的神物，他们就决定把这一切都做个了断，恢复原状。

扎贝思的村子离这里只有六十英里左右，不过离公路——就是条羊肠小道——还有一些距离，离主河道也颇有几英里路。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都不好走，得花上两天时间。如果雨季走陆路，甚至要三天时间。一开始，扎贝思总是从陆路过来，和她手下那帮妇女一起跋山涉水，来到公路上，等着马车、卡车或者大巴车。后来汽船恢复航行了，扎贝思就从水路过来，但这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村里伸出来的秘密河道既狭窄又艰险，还有很多嗡嗡叫的蚊子。扎贝思和她手下的女人们乘着独木舟，有时用篙撑，有时用手推，想方设法赶到主河道。到了那里，她们就在岸边等着汽船来。她们的独木舟里装满了货，大多数是食物，要卖给汽船和拖在汽船后面的驳船上的乘客。食物主要是鱼和猴肉，有的是新鲜的，有的是“烘焙”的，烘焙是乡下的一种熏法，一般都熏得焦黑，外边结了一层黑壳。有时她们会捎上一条熏蛇，或是熏小鳄鱼，黑乎乎的一块，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不过扒开焦煳的外壳，里面的肉倒是白白嫩嫩的。

汽船和拖在后面的驳船一出现，扎贝思就和她手下的女人们划着桨，撑着篙，赶到河中央，靠近汽船的航道，顺着水流往下漂。汽船过去了，独木舟在浪花中不住地颠簸。独木舟和驳船靠近的时刻非常关键，扎贝思和她的女助手们迅速抛出绳子，套到驳船下层的钢甲板上，那上面总会有人接住绳子，拴在舱壁上。独木舟本来是挨着驳船往下漂的，被拴住后，开始调转方向。这时候，驳船上的人把纸票子或者布料扔下来，落在他们要买的鱼肉和猴肉上。

汽船或驳船开过的时候，把独木舟拴在上面来搭顺风船，这种做法在大河上是被认可的，不过风险很大。河道有上千英里，汽船每跑一趟，都有舟毁人亡的传闻。不过这种风险值得一冒：接下来，小贩扎贝思就跟在汽船后面，轻轻松松地逆流而上，一直到小镇边上。在离码头不远的大教堂废墟旁，她把独木舟解下来。她不想直接停靠在码头上，那里有当官的，总想收点什么税。这趟路真不容易！为了卖出一些简单的土特产，给乡亲们捎点货回去，得经历多少麻烦和危险！

汽船到来前一两天，码头大门外的空地上摆开了集市，搭起了帐篷。扎贝思在镇上的时候，就待在帐篷中。要是下雨，她就睡在杂货店或者酒吧的走廊上。后来镇上开始有了非洲客栈，她就到客栈去住。她到我店里来的时候，根本看不出她曾经跋山涉水，一连几天露宿在外。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身上按非洲的样式裹着棉布，褶皱层层叠叠，显出她臀部的肥大。她头上包着头巾，是河下游的那种样式。她拎着手提包，里面塞着皱巴巴的票子，有的是乡亲们给她买货的，有的是在汽船或驳船上卖东西的所得。她买货，付款。汽船开走前的几个钟头，她手下的女人们会赶过来把货搬走。那些女人身材矮小瘦削，头发稀疏，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工装。

顺流而下就快多了。不过危险依然存在，又得把独木舟拴在驳船上，最后又得解开。那时候，汽船下午四点离开小镇，所以到深夜，扎贝思和她手下的女人们才能到达和驳船分开的地方。扎贝思总是小心翼翼，不让人发现通往村子的入口。同驳船分开后，她会一直等汽船、驳船和船上的灯光全部消失，才和女人们一起撑着篙往上游走，或者顺流而下，进入回村的秘密河道。然后，她们撑的撑，推的推，连夜往回赶。河道两边枝桠横曳，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

连夜赶回家！我到了夜里很少在河上。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这会让我感到仓皇无主。在大河上和森林里，天黑后，除了能看到的东西，你对什么都没有把握。即便有月光，也看不清多少东西。要是弄出点儿声音，比如把桨轻轻伸进水里，你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觉自己像是另外一个人。河流和森林就像鬼魂，它们比你强大多了。你会感觉自己孤单无助，仿佛是私闯进来的。

到了白天——尽管天色可能暗淡瘆人，湿热的雾气升腾起来，有时会让人想起冷天——你可以想象小镇重建并扩张的情形。想象森林被铲除，修起了马路，穿过溪流和沼泽。想象这片土地成为今天的模样：“大人物”后来说过，要沿着河流建一个长达两百英里的“工业园”。（其实他并不是认真说的。他只想扮成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法师。）不过，在白天，那种未来远景还是可以想一想的。你可以想象这片土地被驯化了，变得适合你这样的人居住。独立前有一部分土地被驯化过，但这些地方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

但要是夜里到河上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会觉得这片土地把你带回到某些熟悉的东西，这些东西你过去了解，只是后来忘记了，忽略了，但它们一直没有消失。你会觉得这片土地把你带回到一百年前，带回到某种亘古不变的状态。

扎贝思走过的是什么样的路啊！好像她每次都是从藏身的地方出来，从现在（或未来）抢回一些宝贵的货物，带给她的乡亲——比如那些剃须刀片，她从包装盒里取出来一片一片地零卖，金属制作的奇迹！离小镇越远，离渔村越近，这些货物就越珍贵。扎贝思的渔村是实在的、安全的世界，有森林和障碍重重的河道防护着，外人无法闯入。她的渔村还有其他防护措施。这里人人都知道祖先在上面看着他。祖先们永远不死，他们就住在天上，他们在世上的经历从未被遗忘，而是一直保留了下来，和森林之魂合为一体。森林深处最安全。扎贝思把这安全抛在身后去进货，然后又回归这安全的所在。

人们都不喜欢离开自己的领地。但扎贝思却无所畏惧地在外边跑。她拎着手提包来，拎着手提包走，没有人找过她麻烦。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从长相上看，她不像这一带的人。这里的人身材瘦小，皮肤很黑。而扎贝思身材高大，皮肤呈铜色。那铜色有时候还闪闪发亮，特别是脸颊那里，看起来就像涂了什么化妆品。扎贝思还有其他一些不平凡的地方。她的气味很特别。很浓，很难闻，一开始我想这可能是鱼腥味，因为她来自渔村，天长日久，身上的腥味变得难以消除了。后来我又想，这可能和村里没什么东西可吃有关系。但是，我遇到扎贝思部落里的人，发现他们的气味不同于扎贝思。非洲本地人都能感觉到她身上的气味。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如果扎贝思也在，他们就会皱起鼻子，有时甚至会走掉。

梅迪说——对了，梅迪是有一半非洲血统的男孩，在我们海岸的家里长大，现在跑到我这儿来了。梅迪说扎贝思身上的味道太浓，浓得蚊子都不来咬她。我寻思这可能是男人不敢靠近扎贝思的原因。其实扎贝思很肉感，而这里的男人都喜欢肉感的女人。而且她还拎着手提包跑来跑去。扎贝思还没有成家，据我所知，她也没有和男人住在一起。

这气味本来就是为了不让人靠近的。梅迪对本地风土人情掌握得挺快。我就是从他那儿了解到，扎贝思是个魔法师，在这一带还小有名气。她身上的气味是防护油膏的气味。别的女人用各种香水来吸引人，扎贝思却用防护油膏来驱赶和警告别人。她处在保护之中。她知道这一点，别人也知道。

我一直把扎贝思当成小贩和好顾客。现在我知道她在这一带是个拥有权能的女人，是女先知，这一点我永远忘不掉。所以她的魔力对我也发挥作用了。

[1]原文为法语。本书中出现的法语除特殊情况外，均直接译为中文，采用仿宋字体。

2

非洲是我的故乡，我们家族几个世纪以来都生活在这里。不过我们属于东海岸，这就有所不同了。海岸那里不能算地地道道的非洲。那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其实是印度洋人。真正的非洲在我们身后，连绵许多英里的丛林、沙漠把我们和内陆的非洲人分隔开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东方——阿拉伯、印度、波斯。我们和这些地方的人做生意，我们的祖先也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不过我们不能说自己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起来，我们感觉自己是非洲人。

我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不同于阿拉伯人和非洲海岸的其他穆斯林。就习俗和生活态度而言，我们更接近于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教徒，我们的祖籍就在那里。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迁过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只是活着，守着本分，沿袭着先人的活法。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记录。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的民族很古老，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测算时间的流逝。我父亲和祖父讲故事的时候都不会说出时间。这并不说明他们忘了，或者搞不清楚。在他们看来，过去就是过去。

记得祖父说过，他曾经把满满一船奴隶当成橡胶来运。他无法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它只是在他的记忆当中飘来飘去，没有日期，也没有背景。祖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桩恶行、恶作剧或玩笑来讲，他只是觉得这是他做过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不寻常的地方不在于运送奴隶本身，而在于把奴隶当成橡胶。要不是我还记得老人说过这故事，这段往事就永远石沉大海了。后来我看了书，才知道橡胶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项大买卖，后来又成了中非的大丑闻。祖父想必是在橡胶成为大买卖的时候了解到“橡胶”这个概念的。这些事实我后来都了解了，祖父却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

非洲有过一阵动荡期，阿拉伯人被扫地出门，欧洲势力迅速扩张，非洲大陆被瓜分殆尽。祖父说的往事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关于那个时期的家族故事。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的历史以及印度洋的历史，我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说我们的阿拉伯人当年曾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张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大陆做了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卡利卡特[1]；我也可以说“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们的波斯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欧洲人，我们的过去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沙滩上渔民的足迹。

那片沙滩上有一处围场，墙是用砖砌起来的。在我还小的时候，那里就是废墟了。热带非洲的建筑都不长久，所以围场也算是珍贵的历史遗迹了。贩运奴隶的商队从内陆赶到这儿，把奴隶们悉数关在围场里，等着单桅帆船来带他们漂洋过海。要是你不知道这情况，围场就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摇摇欲坠的四面墙，出现在以沙滩和椰子树为背景的明信片上。

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过这地方，后来欧洲人来了，现在欧洲人又打算离开了。但是不管怎么变，人们的举止和思想都没什么改变。岸边渔船的船首仍旧画着象征好运的大眼；渔夫看到游客拍摄他们仍旧会怒气冲冲，几欲杀人，因为他们相信相机会摄走他们的灵魂。人们照旧过着日子，过去和现在之间并无断裂，而过去发生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永远只有现在。这就好比天上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曙光总是一出现又立刻回归黑暗，人们只好一直生活在拂晓。

东海岸的奴隶制和西海岸有所不同。不会有人被贩运到种植园。从东海岸离开的人大多去了阿拉伯人家里当仆人。有的变成了他们服务的家庭的成员。有几个甚至凭一己之力成了有权有势的人。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他们走了几百英里路，从内陆出来，远离自己的村子和部落，进入外国人家里，受他们的保护，总比孤零零地落在陌生且有敌意的非洲人中间强。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欧洲国家很早就禁止蓄奴了，贩运奴隶的交易仍未停止。当欧洲人在做一种橡胶生意时，祖父偶尔还会做做另一种“橡胶”生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秘密的奴隶交易在东海岸屡禁不绝，一直到不久以前。奴隶和可以称为奴隶的人都想维持原状。

我们家的大院里，住着两个奴隶家庭，他们已经至少连续三代住在我家了。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事就是让他们离开。这些人的正式身份是仆人，但他们希望别的人——比如其他非洲人、贫穷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知道他们其实是奴隶。这并不说明他们以身为奴隶为荣，他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和名门望族有联系。要是他们觉得你比不上这些人家，他们就会对你很粗鲁。

我还小的时候，老仆人穆斯塔法常带着我沿着旧城区的小巷散步。小巷狭窄幽深，两边的墙刷成白色。穆斯塔法给我洗澡，把我穿得整整齐齐，在我的眼睛周围涂上墨粉，在我的脖子上挂上幸运符。然后，他让我骑在他肩膀上。我是这样散步的：穆斯塔法把我架在肩膀上炫耀着，炫耀着我们家族的价值，炫耀着他在我们家受到的信任。有些孩子故意嘲弄我们，遇到这些孩子，穆斯塔法就把我放下来，怂恿我骂他们，他自己也骂。有时还怂恿我和他们干架。要是我招架不住，可能要受这些孩子的拳打脚踢，他就把我抱起来，重新架到自己肩膀上。然后，我们继续散步。

说了这么多穆斯塔法、阿拉伯、单桅帆船和奴隶，好像我是在讲一个《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不过，当我想起穆斯塔法，甚至当我听到“奴隶”一词时，我想的是我们家那个肮脏的大院子。那里既像学校又像后院：到处都是人，总是有人在扯着嗓子叫；许多衣服晾在绳子上，铺在漂白石上；漂白石的酸味混合着茅坑的臭味，以及角落里用东西围起来的小便处散发的骚味；院子中间的冲洗池里堆着肮脏的瓷碟子和铜盘子；孩子们到处跑来跑去；熏得黑乎乎的厨房里总有人在做饭。我想的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女人和孩子，想的是我的姐姐们和她们的家庭，以及女佣们和她们的家庭，两边显然争执不断。我想的是我们屋子里的争吵，以及仆人们比赛似的争吵。小小的院子里挤了太多人。我们不想把那些人都赶到仆人的住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仆人，不可能把他们赶走，我们和他们拴在一起了。

这就是东海岸的情形。奴隶们在不止一个方面反仆为主。住在仆人屋里的人不再是纯粹的非洲人。家里人不肯承认，但他们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混入了亚洲人的血，有可能混了好多次了。穆斯塔法的血管里就流着印度古吉拉特人的血。梅迪也是，这小伙子后来横贯大陆跑到我身边。不过，这种混血是主人的血混到仆人身上。而在海岸的阿拉伯人中情况恰恰相反，仆人的血淹没了主人的。作为主人的阿拉伯种族其实已经消失了。

阿拉伯人原本是伟大的探险家和战士，他们一度是统治者。他们深入大陆腹地，建造城镇，在森林里种植果树。后来他们的势力被欧洲人打破，他们的城镇和果园一起消失了，被丛林所吞噬。他们不再惦记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不再有闯劲。他们忘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们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按着穆斯林的风俗，接二连三地娶老婆。到了后来，他们和阿拉伯半岛的渊源断了，只能娶非洲女人，而在以前，非洲女人只能做他们的仆人。所以，没过多久，阿拉伯人和自称阿拉伯人的人同非洲人就难以区分了。他们对自己原来的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看《古兰经》，还遵守《古兰经》上的律法，还穿着特定样式的衣服，戴特定样式的帽子，蓄着特定样式的胡须，仅此而已。他们不知道祖先在非洲都做过什么。他们只是沿袭着权威的习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精力和教育。阿拉伯人的权威在我小的时候还真真切切，到后来就退化成单纯的习俗，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为阿拉伯人担忧，也为我们自己担忧。因为就权势而言，阿拉伯人和我们差不多。我们都生活在大陆边缘，都是生活在欧洲国旗之下的小群体。小时候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讨论我们自己以及海岸的未来。大家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延续下去，结婚照旧得门当户对；生意和贸易会继续开展；非洲对我们来说同以前一样。

我的姐姐们是按照传统方式结婚的。大家觉得我到了时候也会结婚，把家族的香火传下去。不过，当我还是一个在上学的小孩时，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过时了，快到头了。

一些小事物能够启发我们新的思维方式。给我启发的是本地的邮票。英国执政当局发行了很多漂亮的邮票，上面画的都是本地的风土人情。其中有一张邮票叫作“阿拉伯独桅帆船”。这些邮票里好像有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东西。”要不是看过独桅帆船的邮票，我会对这种船习以为常。由于这些邮票，我开始注意它们，每次看到它们被拴在码头，我都会觉得那是这一带特有的东西，有些古怪，外国人看了会评论，而且不太现代，绝对不像停泊在现代码头的那些大客轮和货船。

所以我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我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距离之外打量它。正是由于这种观察习惯，我发现我们这个群体已经落伍了。从此我就有了一种不安全感。

我以前认为这种不安全感是个弱点，是我性格的缺陷，被人发现了我会感到难为情。我总是把我对未来的想法埋在心底。这在我们家的宅院里不难办到：我说过，这里从来没有人讨论政治之类的东西。我们家的人不傻。我父亲和他的弟兄都是做生意的。他们照自己的方式跟随时代的步伐。他们审时度势，敢于冒险，有时候胆子还很大。但他们过多地陷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退一步来考虑生活的本质。他们只是本分地活着，要是时运不济，他们就从宗教中寻找安慰。这不是听天由命，而是他们坚信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虚妄无益。

我永远达不到这个高度。我的悲观和不安全感更世俗化，我不像家里人那样有宗教意识，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归属造成的，它就像是对我们信仰中那种崇高的悲观主义做了一点改变，这种悲观主义能促使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事。我比较物质，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脱之间找到平衡，不安全感正是这一切的代价。

如果说我对我们在海岸的处境的不安全感是性情造成的，那么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能让我平静下来。非洲这一带的局势开始急剧变化。北方一个内陆部落发动了血腥叛乱，英国人好像没办法把他们镇压下去。在别的地方，起义和暴动也此起彼伏。虽说疑病生病，但我认为我的这种感觉也并不完全是我的紧张情绪造成的：我们所熟悉的政治体制已经到头了，会为新的制度所取代，而新的制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害怕谎言——黑人套用白人的谎言。

欧洲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东海岸的人了解了一些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欧洲人也教会了我们说谎。欧洲人到来之前，关于自己，我们那一带的人从不说谎。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思想高尚，我们不说谎的原因是我们从来不评价自己，没什么谎好说的。我们这些人安守本分。欧洲人却能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自认对欧洲文明有亏欠。这是他们相对于我们的最大优势。欧洲人和其他人一样想要黄金和奴隶，同时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给奴隶带来了好处。欧洲人头脑聪明，精力旺盛，在他们势力的全盛期，他们能把欧洲文明的两面都表现出来，奴隶到手了，脸上也贴金了。

欧洲人能够评价自己，所以和我们比起来，更有办法应付变化。我把欧洲人和我们自己作了比较，发现我们在非洲已经无足轻重，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欧洲人正打算离开，或者参加战斗，或者和非洲人狭路相逢。我们却还在盲目地因循守旧。到了这最后关头，我们家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还是没有人讨论政治。大家都回避政治话题，我发现我也在回避。

我每周到朋友因达尔家的球场打两次壁球。因达尔的祖父原来是印度旁遮普邦的人，后来到这里的铁路上当契约劳工。这位来自旁遮普的老人混得很不错。契约到期后，他就在海岸这里定居下来，成了集市放贷人，向集市店主提供贷款，每次二三十先令。有些店主缺乏周转资金，要依靠这种小额贷款来进货，第一周贷了十先令，到了下一周就要还十二到十五先令。这种生意说不上有多光彩，不过如果人活络（而且手腕硬），一年内资本可以翻很多倍。怎么说呢？这是一种服务，一种谋生手段。也不只是谋生手段。因达尔家发了，成了有实无名的商业银行家：他们投资兴办了一些小公司，发展得不错。他们还投资贸易，同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湾的人做起了生意（就像独桅帆船的邮票所反映的那样）。

因达尔家是个大宅院，地上铺了柏油。主楼在最里面，院子两边有些小一点儿的房子，喜欢独门独户的家人住在里面。其他房子是给仆人住的（严格意义上的仆人，能请来，也能送走。不像我们家的那些仆人，赶都赶不走）。还有球场。所有这一切都围在涂成朱红色的高墙内，正门有门房守着。这座大宅院坐落在新城区，在我眼中要多高级有多高级，要多安全有多安全。

有钱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有钱：我看因达尔不愧是放高利贷者或曰金融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注重仪表，略显柔弱，表情看上去总是一本正经。在我看来，这种表情表示他很在乎自己的财富，也反映出他对性的焦虑。我想他是个暗地里喜欢寻花问柳的人，又总是害怕被人发现，也怕染上花柳病。

因达尔已经开始担心体重了，所以和我一起打球。打完后，我们一起喝冰冻橙汁和热红茶。他告诉我他要离开了。他要去英国上一所著名的大学，要在那里读三年书。因达尔和他家里人都是这个样子，喜欢用随意的口吻宣布重大消息。这消息让我有些郁闷。因达尔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钱（我总觉得出国留学没有一大笔钱是办不到的），还因为他在本地的英文大学里一直念到十八岁。而我到十六岁就不念了，不是我不聪明，也不是我不想接着念，只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过了十六岁还待在学校。

我们坐在球场阴凉处的台阶上。因达尔用他那种平静的口吻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搁浅了。要想在非洲站稳，不强大不行，但我们并不强大，我们连自己的旗帜也没有。”

他把不能说的话给说出来了。他话一出口，我顿时觉得宅院的高墙毫无用处。我所见到的一切是他们家两代人经营起来的，我为他们的徒劳感到悲哀。因达尔的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能进入他的思想，看到他看到的东西——这宅子的富丽堂皇只是虚张声势：大门也好，门房也好，都挡不住真正的危险。

我听懂了他的话，但是我不动声色。我的表现和别人一样——这些人不承认我们这里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这种姿态曾经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达尔接着问：“你打算怎么办？”我就像没有看到问题的存在一样，回答说：“我会留下来做生意。”

这根本就不是真的，我的感受恰恰相反。但我发现，当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不肯承认自己孤立无助。我本能地采取了我们家人的态度。不过我的宿命感是假的，我其实很在乎世俗的一切，我什么也不肯放弃，我能做的也只是躲避事实真相而已。发现自己是这个样子，穿过炎热的小镇回家时，我觉得很烦躁。

下午的阳光照耀在发软的黑色柏油路和高高的芙蓉树篱上。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奇。不论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破败的街道，或是没有装饰的高墙之间的小巷，都还没有什么危险。但这地方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的房间在我们家的楼上。我回去的时候，灯还亮着。我从上面俯视我们的宅院，看到了附近院落和空地上的树木和绿地。婶婶正在喊她的一个女儿：好像是白天拿出去用石灰擦洗的铜瓶没有拿回来。看着这个掩在墙后的虔诚的女人，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比沙滩上奴隶围场的墙还要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多少年来，这个吵吵闹闹的院子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天地，怎能不叫人习以为常？又怎会有人驻足询问到底是什么给我们提供了庇护？

我还记得因达尔投向我的既鄙视又愤怒的目光。我当时就下了决心。我要远走高飞。我保护不了别人，别人也保护不了我。我们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只能用各种方法回避现实。我要离开我家的宅院，离开我周围的人群。和他们绑在一起，自欺欺人地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灭亡。我只有独立出来，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过去的一股历史潮流把我们带到这里，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忘记，只存在于我后来看到的欧洲书籍中。我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敬拜神，服从神的诫命。但现在，用因达尔的话来说，新的历史潮流就要到来了，将把我们全部冲走。

我不能再听天由命。我不想因循传统做个好人，我想干一番事业。但怎么做呢？我可以奉献什么？除了家里传给我的非洲贸易技能之外，我还有什么才干和本领呢？焦虑噬咬着我。纳扎努丁提出把他的店铺和生意转让给我，我立刻如获至宝地接受了。他的店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但还在非洲大陆上。

在我们中间，纳扎努丁算是外乡人。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比父亲年轻，而且更见多识广。他打网球，喝葡萄酒，说法语，戴墨镜，穿西服——西服的翻领很宽，翻领的顶端微微向下。他在我们中间以欧化风度而著称（不过我们有时也在背后嘲讽他两句）。他从来没有去过欧洲，那些欧化举止并不是在欧洲学的，而是在非洲中部一个小镇上学的。他在那镇上住过，在那里有自己的生意。

很多年前，纳扎努丁一时兴起，把海岸的一些生意停掉，开始往内陆跑。非洲各殖民地的边界使得他的活动多了一层国际化色彩。不过，纳扎努丁也只是沿着原来阿拉伯人的贸易路线往内陆走，到了大陆中部大河的那个转弯处就不再前进了。

那是阿拉伯人上世纪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从另一个方向赶来的欧洲人。但对欧洲人来说，跑到这里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对中非的阿拉伯人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了。驱使阿拉伯人深入非洲的那股干劲在其源头已经熄灭，他们的势力就好比星星的光，星星已经死亡，而它的光还在继续前行。阿拉伯人的势力已经消失了。河湾兴起了一个欧洲的而非阿拉伯的小镇。纳扎努丁不时从这个小镇上回到我们中间，把外乡的举止、品位和各种商业成功的故事带回来。

纳扎努丁是外地人，但和我们的社区难解难分，他要在我们这里给儿子娶媳妇，给女儿找婆家。我一直都知道，他看中了我，想把一个女儿嫁给我，这情况我早已知晓，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喜欢纳扎努丁。我喜欢他来串门，喜欢和他说话，喜欢他坐在我们楼下客厅或者走廊谈论远方的奇闻逸事时表现出来的异乡派头。

纳扎努丁是个热情饱满的人。他喜欢他做的每件事。他喜欢他买的房子（总是物超所值）、他选的饭店、他点的菜。他事事顺心，他常说起他接连不断的好运，要不是他擅长描述，这些运气会让听的人受不了。他让我渴望做他做过的事，去他去过的地方。他成了我的榜样。

除了这些，纳扎努丁还会看手相，他只能在情绪好的时候看，所以大家都很重视他的解读。我十多岁的时候让他看过，他说我的手相很不寻常，因此我很尊重他的判断。他后来还不时给当初的解读增添一点儿新内容。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坐在摇椅上，在地毯边缘和水泥地之间晃来晃去。他突然中断正在说的话题，要我把手伸给他看。他摸了摸我的指尖，弯了弯我的指头，看了看我的手掌，然后把我的手放开。他想了想他刚才看到的情况——他总是停下来思考他看到的情况，而不是一直盯着我的手掌看。接着他说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可信的人。”这话我听了并没有什么欣喜的感觉。因为他好像并没有给我指出一条人生道路。我问他：“你会给自己看手相吗？你知道你的命运是怎样的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时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我发现，尽管这个男人什么事情都顺心如意（按照他的说法），但实际上他对各种事情的结局总是抱着悲观的看法。我想：“男人就应该这样吧。”从此以后，我感觉和他更亲近了，比和我的家人还要亲近。

后来这个成功而健谈的人破产了，这个结果有人私下里预言过。纳扎努丁做生意的那个国家独立了，独立得很突然，接连几个星期，几个月，从那里传来的都是战争和杀戮的消息。有人开始说纳扎努丁的闲话了，好像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少吹点儿牛，少喝点儿酒，言谈举止本分一些，局势就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听说他带着全家逃到乌干达去了。据说他们坐在卡车顶上，在丛林中跋涉了很多天，最后惊慌落魄地出现在边境城市基索罗。

他总算还平安。后来他终于回到海岸，但是想看他笑话的人都大失所望。他并没有垮掉，依然是那么兴致勃勃，戴着墨镜，西装笔挺。好像这场灾难根本就没有影响到他。

通常情况下，纳扎努丁来拜访的时候，大家总是认真准备，好生接待。客厅要重新打扫过，雕刻着打猎场面的铜花瓶也被擦得锃亮。不过这一次，大家认为他落难了，成了普通人，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所以就不像以前那样费心了。客厅依旧是乱七八糟，我们坐在外边的走廊上，面对着院子。

母亲给我们上茶来了，举止不同于往常。往常上茶的时候，她就像其他普通家庭妇女一样，客客气气的，有些羞怯，而现在，她就像在完成最后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仪式。她把茶碟放下来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的姐夫妹夫们也凑了过来，脸上都带着关注的表情。不过，尽管传闻说他坐在卡车顶上跋山涉水，我们从他口里并未听到灾难故事，他说的还是他接连不断的好运和成功。他说他预见到要出乱子，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几个月就离开了。

纳扎努丁说：“让我紧张的不是非洲人，而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出事前人们都失去了理智。那里掀起了地产热潮。大家除了谈钱还是谈钱。今天一文不值的一片丛林，明天就可以卖到五十万法郎。简直像在变魔术，不过变出来的都是真钱。我也跟着这阵风跑，差点陷了进去。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赶到开发区，那里有我买的几块地。天气很恶劣。又热又闷。天空乌云密布，但又不下雨，而是一直就这样子。远处有闪电，森林里其他什么地方在下雨。我当时就想：‘这哪里是住人的地方！’开发区离急流处并不远，我能听到大河流淌的声音。听着河水的声音，抬头看着天，我心里在想：‘这哪里是什么地产？明明只是一片丛林嘛。以后也只是一片丛林。’我迫不及待地等到星期一上午，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卖。比市价要低，不过我要求在欧洲付款。我把家里人送到了乌干达。

“你知道乌干达吗？一个可爱的国家!挺凉快，海拔三四千英尺，有人说它像苏格兰，也有山。英国人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简单，非常高效。公路很棒。那里的班图人也很聪明。”

真不愧是纳扎努丁！我们都想他这次完了。没想到他还能这么热情地谈论他新去的国家，借此让我们振奋，让我们反思他的运气。居高临下的还是他。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看到我们这些人处境危险，那天他是来给我一个机会的。

在原来的国家他还有一些产业——一家商店，几个代理处。在把资产转移出这个国家的同时，他觉得还是审慎一些，继续把商店经营下去，免得人家对他的事情过分关注。现在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就是这家商店，还有那几个代理处。

“它们现在不值什么钱了，不过会好转的。我真想白送给你，不过这对你对我都不好。你一定要见好就收。生意人可不比数学家。你要记住这一点。不要被漂亮的数字搞昏了头。生意人十块钱买进的东西，到了十二块钱就能出手了。有些人十块钱买进了，到了十八块还不松手，想等到二十块。都是漂亮的数字而已。等他的货跌到十块，他就想等到十八块。跌到两块，又想等到十块。或许最后能回到这个价位吧，但他已经浪费了一辈子四分之一的光阴。最后到手的钱只是聊以自慰的数字。”

我问他：“这店——比方说你是十块钱买的，你说你现在卖给我多少钱？”

“两块。过三四年它能涨到六块。非洲总会有生意做，现在只是暂时中断。对我来说，等着它从两块涨到六块太浪费时间。我在乌干达做棉花生意更有赚头，不过对你来说，资本会翻三番。你要记得见好就收。”

纳扎努丁从我的手相上看到了可信，但他看错了。我接过他的生意时在很大程度上失信了。我接手他的生意只是为了逃离。逃离我的家庭，逃离我们这个群体，这也意味着逃离我对他和他女儿心照不宣的承诺。

纳扎努丁的女儿是个可爱的姑娘。她每年到海岸来和姑姑们在一起住几个星期。她受过比我更好的教育，听说以后要进入会计或者律师行业。论条件，她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我也挺喜欢她，但只把她当成我的家人一样来喜欢。和她结婚容易得不能再容易，不过和她结婚也会压抑得不能再压抑。我开着我的标致离开海岸，为的就是逃脱这种压抑，逃脱其他的一切。

我失信于纳扎努丁，不过我一直把这个享受生活、喜欢探索的人当作自己的好榜样。我开车去的就是他的小镇。我对这个河湾小镇的全部了解都来自纳扎努丁讲的故事。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荒唐的事情，这趟艰辛的旅程到达终点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着的居然只是纳扎努丁所说的小镇饭店，以及欧洲的食品和葡萄酒。他说过：“那里的葡萄酒是萨科内和斯皮德。”这是一个商人的观察。他的意思是，即便在那里，在非洲的中部，酒也是从我们东海岸而不是另一边运过去的。但在我的想象中，我由着自己把他的话理解成纯粹的愉悦。

我没有去过真正的欧洲饭店，也没有开心地喝过酒——我们那边是禁止喝酒的。我也知道纳扎努丁描述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但我仍旧开车穿越非洲前往纳扎努丁的小镇，仿佛那种生活可以为我重现。

到了目的地，我才发现纳扎努丁在他的故事里渲染的小镇已经毁掉了，又恢复成了丛林，就像他决定出卖土地时所想象的丛林。尽管我有所准备，尽管别人给我讲述过最近发生的事件，我还是感到震惊和失望。我的失信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不要说葡萄酒！连最简单的食物都很难找。要想吃蔬菜，只能买罐头装的，罐子陈旧不堪，而且价格奇贵；要不就自己种。非洲人抛弃了小镇，回到自己的村庄，日子还好过一些。至少他们可以回到传统的生活，或多或少能做到自给自足。镇上剩下的其他人（包括几个比利时人、一些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还有一小群印度人）就很惨了，要商品没商品，要服务没服务。大家一无所有，被迫像鲁滨逊一样艰难度日。我们有车，住的房子也不错。我买了一套公寓，就在一个空仓库上方，价格非常便宜，简直是半卖半送。不过这还不如披着兽皮住在窝棚里，这样日子过起来还不至于显得如此难堪。商店里空无一物，喝水也成问题，供电时有时无，汽油也经常短缺。

有一次，我们接连几个星期弄不到煤油，两条空油船在河下游被人劫走，当成大河的馈赠拖走，停放到一条秘密的溪流上，改装成住人的地方。这里的人为了防蛇，喜欢把院子刮得干干净净，一直刮到红土层，所以驳船的钢甲板就成了理想的地板。

在这些没有煤油的早上，我只好用木炭生火烧水。生火的器皿是一只英国造的铸铁火盆，是我商店里的存货，本来是卖给当地的非洲人的。我把火盆搬到屋子后面楼梯的中间平台上，蹲在那里用扇子扇。周围的人在做同样的事，炊烟四处升起，把这一带都染蓝了。

还有废墟。码头大门外有一块面目全非的纪念碑，上面只剩下几个拉丁词语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几个词我是牢牢记住了，我按自己的发音来念，它就像一句没有意义的小诗铭记在我的脑海中。这些字母刻在一块花岗石顶端，花岗石的其他部分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文字下方的铜像被扒掉了，花岗石上还残存着一些锯齿状的铜片，从图样看，雕刻者在顶上雕刻了一些香蕉叶和棕榈枝，衬托主体雕塑。我听说纪念碑落成就是前几年的事，殖民地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为的是纪念此地和首都之间开通汽船六十周年。

汽船纪念碑刚竖立起来就被摧毁了。而在落成典礼上肯定有人发表演讲，祝愿汽船业务迈进新的六十年。其他殖民时期的雕塑和纪念碑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底座被破坏，围栏被推倒，泛光灯被敲碎，上面锈迹斑斑。废墟就保持着废墟的样子，没有人来收拾。所有主要街道的名称都改掉了，粗糙的木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新的名字。没有人使用新的名字，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改名字的人只是想把旧名字废掉，消除人们对入侵者的记忆。非洲人深沉的愤怒，他们不顾后果的破坏欲望，都让人毛骨悚然。

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急流附近沦为废墟的郊区。那里一度是房地产的宝地，现在又成了丛林，而且按照非洲习惯变成了公共地界。那里的房子被一间一间烧掉，放火前和放火后，本地人需要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一张张锡皮、一根根管子，还有浴缸、洗碗池、抽水马桶（这些容器不渗水，他们可以拿回去泡木薯）。广阔的草坪和花园又恢复成丛林；街道不见了；水泥或者空心土坯造的墙东倒西歪褪了颜色，上面爬满了藤蔓植物。灌木掩映中不时露出饭店（啊，那些萨科内和斯皮德葡萄酒）或夜总会的水泥框架。有家夜总会叫作“那波利[2]”，这名字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仍留在水泥外墙上，颜色快褪尽了。

经过雨淋日晒和灌木的摧残，这地方看上去已经很古老了，仿佛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留下的遗址。废墟绵延很多公顷，仿佛在诉说一场毁灭性灾难。不过这文明仍未消失。这种文明就是我的生存环境，事实上，也是我仍在追求的文明。它能让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处在废墟之中，你的时间感错乱了。你感觉自己像是个幽灵，来自未来而非过去。你感觉自己的生活和野心都已经实现，你所看到的是那种生活的遗迹。在你所处的地方，未来出现过，又消失了。

纳扎努丁的小镇满目疮痍，物资匮乏，形同鬼域。对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来说，这里根本就没有社交生活。这里的外国人也没有向我表示欢迎。他们经历太多事了，也不知道事态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一个个都非常紧张。比利时人，尤其是年轻的，都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希腊人都很顾家，就像其他顾家的人一样，他们咄咄逼人但又失意落魄，在这时候和家人好友守在一起。在周末，我轮流拜访三户人家，在他们家吃午饭，这顿午饭成了我的正餐。我拜访的全是亚洲人或印度人家庭。

我拜访过一对印度夫妇。他们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里头充满了阿魏胶的气味，装饰着纸花和颜色鲜艳的宗教画。这家的男人好像是个联合国专家什么的，合同到期后不想回印度，留在了这里，做些零工谋生。这对夫妇很客气，他们总是强调自己有义务款待受到惊吓或者处境窘迫的外国人（我想这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不过老是这么说，热情好客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他们的食物汤汁太多，太辛辣，我有点受不了，我也不喜欢男主人吃饭的样子。他低下头，鼻子离食物只有一两英寸，吃东西的声音很响，总是喜欢咂巴嘴。男人吃饭的时候，妻子在边上给他扇扇子，眼睛一直盯着他的盘子看。她用右手扇扇子，左手托着下巴。尽管这样，我还是一周到他们家跑两趟，并不是看中他们的食物，只是想找个地方去罢了。

我去的另外一家房子很简陋，简直像个农场，里面住了一对老年印度夫妇。老人的子女们都在动乱中离开了。老人的院子很大，积满了灰尘，到处都是废弃的轿车和卡车，看样子是殖民时代某个运输公司的旧址。这对老夫妇似乎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院子外边就是非洲的丛林，但他们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非洲土语。看他们的样子，你会觉得路边的大河就是恒河，边上有印度寺庙，有沐浴的台阶。不过和他们在一起很舒心。他们不会刻意找话，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闷头闷脑地吃了就走，他们也会很开心。

让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舒芭和马赫什，我不久就把他们当成了朋友。他们开了一家店，正对着凡·德尔·维登旅馆，这里本应是做生意的黄金地段。和我一样，他们也是从东海岸来的，逃离了自己的家乡。这对夫妻都长得非常漂亮。在这个小镇上，难得见到这样讲究仪表和穿着的人。不过他们离开家人的时间太久了，都不大想得起来打听他们了。和其他离群索居的人一样，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不大关心外边的事。不过这对美丽的夫妇也有紧张的时候。女主人舒芭爱虚荣，神经质，马赫什要质朴一些，经常为她感到焦虑不安。

我在纳扎努丁的小镇上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我本来是想跑出来开辟一片新天地。不过凡事都有个度，这里日子的无聊让我不堪忍受。现在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但却没有以前丰富。夜晚孤寂难熬，让我如坐针毡。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聊以自慰的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失去太多，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要是我愿意，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至于走到哪里，我现在还不知道。后来我又觉得自己不能走。我必须留下来。

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在海岸发生了。那里发生了起义，非洲人终于把阿拉伯人（其实他们和服侍自己的非洲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打倒了。

这消息我最早是从舒芭和马赫什那里听到的，而他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这里的外国人喜欢听BBC的新闻，我一直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捂住这消息，不让当地人知道。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为当地没有自己的报纸感到庆幸。

后来，欧美的报纸陆陆续续送到小镇，落入各种人手中，传来传去。我觉得很惊讶，有些报纸竟然为海岸的屠杀说好话。不过，人们对自己并不真的感兴趣或者不必亲身生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态度。有些报纸吹捧那里的起义结束了封建主义，开启了新纪元。不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并非破天荒第一次。弱肉强食的情况在非洲并不新鲜。这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法则。

最后，海岸那边来信了，一来就是一批，是我家里人写的。信写得很谨慎，不过里面传达的信息却明白无误。海岸那里已经没有我们的地盘了，我们在那里的生活结束了。家里人正在各奔东西。只有老人还住在我们那个大院——那里终于平静点儿了。家里的仆人到最后还是缠着我们，不肯走掉，在这个革命的时代还坚持自己的奴隶身份，最后家里每人分了几个。来信的目的之一是叫我也收容几个。

我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显然，别人已经给我选好了。仆人家有个孩子或小伙子想离开海岸，跑得越远越好，他坚决要求“跟随萨林姆”。这孩子说他“对萨林姆特别有好感”，为此一直纠缠不休，最后他们决定把他送到我这里来。那种场景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能想象他如何吵闹、跺脚、怄气。我们家的仆人就是这样放肆，比小孩还要麻烦。我父亲不知道家里其他人写给我的信上是怎么说的，来信说他和母亲决定送一个人过来照顾我——当然，他真正的意思是送个孩子来让我照顾，让我提供衣食。

我不能拒绝：这孩子已经上路了。他说对我“特别有好感”，对我来说这倒是新鲜事。他选择我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我只比他大三四岁，未婚，更有可能容忍他四处闲晃的行为。他永远在闲晃，以前我们送他到古兰经学校上学，他总是逃学，为此可没少挨他妈妈的揍，不过丝毫不改。（我还记得他在院子里尖叫，他母亲则在大喊。两人都竭尽表演之能事，想吸引院子里所有人的注意。）这孩子谁看也不像家奴的样子，他从来不愁吃住，更像是个花花公子。他待人友好，但不可靠。他朋友众多，总是愿意帮助人，总是答应帮助人，不过许诺的事情一件也做不到。

收到告知他被送来的信件之后不久，有天夜里，他坐着道莱特的一辆卡车到了。不过一见到他，我就心疼不已：他模样大变，看起来非常疲倦，非常惊恐。他还没有从海岸杀戮事件带给他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而且横贯非洲的旅程也够他受的了。

旅程中前面一半路他坐火车，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前进。然后转公共汽车，最后上了道莱特卡车。战火连绵，路况很差，而且车辆破旧，来自于我们家乡的道莱特居然还能在小镇和东部边界之间跑运输。道莱特的司机帮助这孩子穿过重重哨卡。他虽然是个见过世面的东海岸混血儿，却像个真正的非洲人一样，被路上遇到的内陆陌生部落的人吓得心惊肉跳。他不敢吃他们的食物，所以饿了好几天。他不知不觉地走过他的祖先一个多世纪前走过的路，不过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一见到我就扑进我怀里，这不是一般的穆斯林式拥抱，而是像孩子一样紧抱着不放。我拍拍他的肩膀，他顺势哭号起来，声音大得简直能把屋顶掀掉。他一边哭号，一边向我诉说他在家里那边集市上目睹的杀戮。

他说的话我没有全部听进去，我为邻居感到着急，想叫他不要这么大声，想让他知道这种炫耀式的奴隶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这么说）在海岸那里无所谓，但这里不会有人理解。但他接着又讲了一会儿“卡法尔”（也就是非洲人）的野蛮，好像我这公寓是东海岸那个院落，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说外边的任何人。道莱特的非洲搬运工很友好，一直从外边的楼梯往上搬运行李。行李并不多，但散成好多件，小小的，令人尴尬：几个包袱卷，一个柳条编的洗衣筐，几个纸箱子。

我从这个哭闹不休的孩子边上走开。要是我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就等于怂恿他继续这样。我去找搬运工，走到街上给他小费。不出我所料，楼上的哭闹终于停住了。公寓的安静和陌生影响了他。回到楼上，我不愿意再听他说话，只叫他吃东西。

他安静下来，规矩了。我给他准备烤豆子和奶酪吐司，这都是他用那些包袱卷和纸盒子装着带过来的。家里人还委托他带来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母亲捎来的生姜、调料、香料，父亲捎来的两张全家福。还有一张画在廉价纸张上的贴画，画的是古吉拉特老家的一处圣地，不过画家把它画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上有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火车，一片混乱。父亲总是说，不管我多么现代，最终都会回归信仰。

那孩子吃完后说道：“出事的时候我在集市上，萨林姆。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有人在米安的小摊旁吵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长的一样。我真不敢相信。到后来，就好像是一群野狗冲进肉铺子一样。我看到好多胳膊啊，大腿啊，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血不住地流。的的确确。第二天它们还在那儿，那些胳膊和腿。”

我想让他打住。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不过让他住嘴没那么容易，他继续描述那些断胳膊断腿。他说的受害者都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人。他目睹的一切真是惨绝人寰。我开始觉得，他本来已经不想哭了，但好像又想让自己激动起来，多哭一会儿。他说着说着，就有点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思想又开小差了，我感觉这让他挺苦恼。我也苦恼。

不过没几天，他就镇定下来了，再也不提海岸发生的事。他适应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以为他会从此消沉下去，我以为他跋山涉水跑到这个落后的小镇会心怀怨恨。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喜欢小镇。他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他在这里颇受欢迎，这和以前大不一样。

他的长相和体形和本地人差别很大，他比他们个头更高，更结实，行动更放松，更有活力。他受到人们的仰慕。本地女人本来就很随便，她们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在大街上叫住他，用那种坏坏的、半笑半嗔的眼神打量着他，好像是在说：“你当我是在开玩笑，那就笑吧。要不你就当真吧。”我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不再是从仆人屋子里出来的孩子。当地人对他的看法，我全看在眼里。在我看来，他比以前更帅气，更出众。在当地非洲人眼里，他不是地道的非洲人，不会引起种族间的不安。他是一个异乡人，但和非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想同他套近乎。他交上好运了。他学当地语言学得很快，还有了新名字。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叫他阿里，要是我们想暗示他特别放肆、特别不可靠的本质，我们就喊他“阿里娃”。“阿里！阿里！这个阿里娃跑哪儿去了？”他现在拒绝使用这个名字，他更愿意人们叫他“梅迪”，当地人就是这样叫他的。后来我才明白，“梅迪”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法语“métis”，意思是混血儿。不过我用“梅迪”的时候没有这层意思。对我来说，“梅迪”只是个名字而已。

和在海岸的时候一样，梅迪还是爱四处闲晃。他的卧室从厨房过去穿过走道就是；从外面楼道上到二楼的平台，右边第一个房间就是他的卧室。我经常听到他深夜才回来。他本来就是为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投奔我的，这下子该满意了。就是这个梅迪，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又哭又闹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像是仆人屋子里出来的，你看他现在那自由自在的样子！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原来的举止他很快就摆脱了，他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新的想法。他成了店里的好帮手。因为他喜欢游荡（这是我担心的一点），所以在公寓里不大能见到他。不过他一般不会跑远。在这个小镇上，他就像是我的家人。他的出现冲淡了我的孤独，使得空虚的日子不再那么难受——有好几个月，我苦苦等待着贸易的复苏。渐渐地，生意开始缓慢复苏。

一切都在恢复常规：早晨在公寓喝咖啡，然后采购，中午单独吃饭，然后接着采购，到了晚上各自回家。我们主仆两人有时会遇到，大家平起平坐，带着同样的需求，跑到黑黝黝的小酒吧。这些小酒吧又开始出现在镇上，这是生活复苏的迹象。酒吧就设在简陋的小屋子里，屋顶是皱纹铁皮，没有天花板，墙是水泥的，漆成深蓝色或者绿色，地板是红色的水泥地板。

在这样一个地方，梅迪给我们的新关系烙上了印记。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正在跳舞，跳得好极了——细腰窄臀，体形几近完美。出于仆人的本能，他一看到我就停了下来。他向我欠身鞠躬，做出欢迎的样子，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他用刚学来的法国腔说道：“我不能在恩主面前做不恰当的事情。”但接下来举止照旧。

就这样，他学会了大胆。但我们没有闹过不快。他对我越来越有用，成了我的报关员，很善于和顾客打交道，为我和小店赢来不少好感。作为一个外乡人，一个仆人，他居然是镇上唯一敢同兼任巫师的小贩扎贝思开玩笑的人。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这时小镇逐渐恢复生机，汽船又从首都往这里开了，先是一周一班，后来增加到两班，人们又从村子里出来，回到镇上。随着贸易的发展，按照纳扎努丁的说法，我的生意也从原来的零爬到了二。我甚至暗暗地盼着它升到四了。

[1]印度西南部港市。

[2]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语名称。

3

女魔法师或女巫扎贝思远远躲开男人。但她并非一直这样，并非一直是魔法师。她有个儿子，有时候她会向我提起这个儿子，但总是把他说成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已经被她抛到身后了。听那口气，我感觉她这个儿子缥缈虚无，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有一天，她竟把儿子带到我店里来。

那孩子约莫十五六岁，长得高高大大。邻近一带的男人平均只有五英尺左右，他比他们都要高，块头也比他们大。皮肤漆黑一片，完全没有继承他母亲身上那种古铜色。他长着一张长脸，轮廓坚毅。从扎贝思的话中，我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南部某个部落里的人。

孩子的父亲是生意人，去过全国各地。在殖民时期奇迹般的太平岁月中，只要你愿意，就不必去管部落之间的界线，想去哪里都行。他在旅途中遇到了扎贝思，扎贝思跟他学会了做生意的本领。到了非洲独立的时候，部落之间又有了边界的阻隔，出门不再像过去那样安全。商人于是回到了自己的部落，把他和扎贝思生的儿子也一起带走了。如很多民谚所述，在非洲几乎所有地方，孩子跟父亲天经地义。扎贝思的儿子名叫费迪南，过去几年一直不在母亲身边，在南部上学，生活在一个矿区小镇。他在那儿经历了独立后的所有动乱，特别是漫长的分裂战争。

不知何故——有可能是他父亲去世了，或者重新结婚了，想把费迪南甩开，也可能是扎贝思本人的意思——孩子现在又被送回到母亲身边。费迪南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过这地方所有人都不能没有部落归属，所以按照风俗，费迪南被母亲的部落接纳。

扎贝思决定送儿子到镇上的公立中学读书。学校里面已清理干净，重新开始运作了。校舍是一幢两层楼的石头建筑，带两个院子，是殖民时代官邸的风格，楼上楼下都有宽阔的走廊。楼下原来被人占着，在走廊上生火做饭，垃圾扔在地上或者院子里。那些垃圾千奇百怪，不是罐子、纸张、盒子这类镇上常见的垃圾，而是一些更纯粹的垃圾，壳啊，骨头啊，灰烬啊，被烧毁的麻袋什么的。所以垃圾堆看起来就像是筛出来的灰黑色泥土堆成的小土墩。

草地和花园都被踩没了，九重葛却在疯长，把高高的棕榈树缠死，从学校的围墙上垂下来，又沿着大门口的几根方柱子往上爬，缠绕在装饰性的铁拱门上面。拱门上那几个铁字仍在，是学校的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擅自住在这里的都是些吃不饱饭的人，胆子很小，校方一说，他们就搬了出来。学校里的门、窗户和百叶窗有的已经换掉，水管也修好了，整个校区粉刷一新，地上的垃圾被用车拉走，地面浇上了柏油。前一阵子这里看上去还是一片废墟，现在再看，已经整理得有模有样了，里面开始出现白人教师的身影。

费迪南到店里来的时候，已经是公立中学的学生。他穿着学校的制服：白衬衫，白短裤。虽然简单，却也挺显眼。白裤子穿在费迪南这个大个子身上，模样有点滑稽，不过费迪南和扎贝思都把校服看得很重。扎贝思过着纯粹的非洲式生活；对她来说，只有非洲才是实实在在的，但她不想把费迪南也绑在非洲。我认为这并不矛盾，扎贝思的日子过得这么苦，自然希望儿子比她强；要想比她强，就得跳出无始无终的村庄和大河的生活传统，得接受教育，学会本领。对扎贝思和她这一代的非洲人来说，教育只有外国人才能提供。

费迪南准备到学校寄宿，报到的那天早上，扎贝思把他带到我店里来介绍给我认识。她希望我在这个陌生的镇上照看费迪南，为他提供保护。扎贝思之所以选我来担负这任务，一来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她信得过我；二来我是外国人，会说英文。费迪南能从我身上学习到外面世界的言谈举止。他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也可以在我这里练一练。

这个高个儿小伙子挺安静，态度也很恭敬，但我感觉他只是母亲在场的时候做做样子。他的眼神中有一丝淡漠和轻蔑。他好像是在迁就他刚刚认识的母亲。扎贝思是个村妇，而他毕竟在南部的矿区小镇上生活过，必定见过比我体面得多的外国人。她母亲对我的小店十分尊重，而他似乎不屑一顾。我的商店是水泥谷仓改造的，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粗劣商品（但我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谁看都不会觉得它是现代商店，也没有像有些希腊人的商店那样漆得花花绿绿。

我说：“费迪南是个大小伙子了，贝思。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我插不上什么手。”这么说是为扎贝思好，也是为费迪南好。

“不是，不是，萨林姆爷。费迪南一定要到您这儿来。要是想揍他您就尽管揍。”

这不大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我朝费迪南笑了笑，他也对我笑了笑，嘴角朝后咧了咧。他这么一笑，我发现他的嘴形很好看，脸上其他部位棱角分明。从他的脸上，我觉得我能看到某些非洲面具的雏形。非洲面具的五官总是会简化和突出。想着这些面具，我认为我看到了他面相中的特异之处。我意识到，我在用非洲人的眼光看他，我一直用这种眼光看他。他的脸给我一种印象，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认为那是一张大人物的脸。

扎贝思的请求让我感到不快，不过不答应也不行。我慢慢地摇着头，意思是我想让费迪南把我当朋友看，费迪南准备单膝下跪，但他停住了，没有行完这个礼。他假装腿上痒，伸手挠了挠膝盖窝。在白裤子的衬托下，他的皮肤黝黑而健康，微微有些发亮。

单膝下跪是一种传统礼节，丛林里的孩子用以向年长者表示尊重。它像是条件反射，并不是特别郑重其事。在镇外，有时候能看到小孩子瞥见大人过来了，中断手上的活计，就像猛然看到蛇吓着了一样，跑到他们跟前下跪。大人也就在他们头上随意拍一下，然后孩子们若无其事地回去干活。这个风俗从森林王国一直传到了东部。不过，它属于丛林的风俗，进不了城。费迪南在南部矿区小镇待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单膝下跪的风俗显得特别土气和卑贱。

他的脸已经让我不安。现在我更是想：“这儿要出娄子。”

要是太阳不太烈，也不下雨（一下雨街上就发洪水），从小店赶到公立中学并不算远。费迪南每周到店里来看我一次。他一般是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来，有时也在星期六上午来。他每次都打扮成学生的样子，穿着白色校服，有时还不顾天热披着运动夹克，胸前的口袋上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排列在一幅卷轴上。

我们见了面互致问候。我们是按非洲方式问候的，能够花掉些时间。问候完了，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从来不主动和我说最近发生的新闻，总是等着我来问。我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些“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啊？”“惠斯曼斯神父给不给你们带课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的回答总是既简单又准确，让我不知道接下来问什么好。

我和他没法像和其他非洲人那样闲聊，起初是不想，很快就变成不能了。我感觉和他聊天特费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丛林里来的孩子，一放假就回到他母亲的村子。他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我毫不知情。我没法和他谈功课上的事，因为优势全在他那一边。还有那张脸！我想这张脸后面肯定藏着很多我无从了解的东西。我感觉这张脸透露出坚定和沉着。作为他的监护人和教育者，我反而被他看透了。

要是这么下去，我们的交往可能就要结束。但是店里还有梅迪，而梅迪和什么人都处得来。他没有我和费迪南之间的那些问题。因为梅迪的缘故，费迪南开始常往小店跑动，后来还到我家里来。和我照例是应付几句，有时候用英文，有时候用法文。然后，他和梅迪开始用当地的土语聊起来。这时候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声音高亢，笑声朗朗。梅迪也不比他差。梅迪已经学会了当地土语的很多语调，也学会了与之相配的举止。

在费迪南看来，梅迪对这小镇比我更熟悉。这两个未婚小伙子搅在一起，能在小镇上找些什么乐趣可想而知：啤酒、酒吧和女人。

这里的人把啤酒当成一种食品，小孩也不例外；人们一大早就开始喝。当地没有酒厂，汽船运来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本地人爱喝的低度淡啤。在大河沿岸的很多地方，独木舟从前进的汽船上运走一箱又一箱啤酒，汽船在返航回首都的路上回收空酒瓶。

对女人，人们的态度是逢场作戏。我刚到的时候，朋友马赫什就说过，这里的女人，你只要开口，她们随时和你睡。男人可以敲开任何一个女人的门和她睡觉。马赫什和我说起这情况的时候，既没有兴奋，也没有赞赏，他有漂亮的舒芭在身边就够了。对马赫什来说，男女问题的随便是这个地方混乱和腐败的原因之一。

我一开始很喜欢这样的寻欢作乐，后来也意识到马赫什说的问题。不过，既然自己也寻欢作乐，我也就不站出来反对。梅迪和费迪南去的地方我也去，所以没办法劝他们不要去。其实受拘束的反而是我。虽然梅迪已经变了很多，我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家的人，我必须小心翼翼，不做伤害他的事，或者传回去会伤害家里其他人的事。我特别注意不让人看到我和非洲女人在一起。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值得自豪的是，我还从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

费迪南和梅迪就可以公开到小酒吧去喝酒，公开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或者跑到他们认识的女人家里。而我这个主人、监护人却得遮遮掩掩。

费迪南从我这里能学到什么呢？在海岸那边，我听说非洲人不知道怎么“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这么说。这话的意思是非洲人不会合理地花钱，也不会持家。唉！我的情况虽然特殊，不过家底实在太浅，费迪南看了会怎么想？

我的小店乱七八糟。货架上有成捆的布匹和油布，但大部分货物都摊在地上。我的桌子摆在水泥谷仓的中间，正对着大门，桌子靠着水泥柱子，勉强给了我一点儿在垃圾的海洋中停泊的感觉。垃圾真是多：蓝白边的大瓷盆，或者带着植物图案的蓝边盆子，一堆堆白色瓷盘子，中间夹着粗糙的方形牛皮纸；还有瓷杯子、铁锅、炭火盆子、铁床架、锌桶、塑料桶、自行车轮胎、手电筒，以及各种各样的油灯，有绿色的，有粉红色的，也有琥珀色的。

我买进卖出的就是这些垃圾，我必须恭恭敬敬地对待它们，这毕竟是我的生计，我的财富从二涨到四就靠它们了。但这些垃圾都过时了，好像是为我这样的商店特制的。这些东西是在欧美生产的，现在又多了日本货，我怀疑这些地方的工人是否知道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被派什么用场。比如那些小一点儿的盆子，人们在里面装满潮湿的细枝、草叶和泥土，用来养小虫子。大的盆子属于大件，村里人一辈子顶多只买两三个，用来泡木薯，去除毒素。

这就是我做生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也一样简陋。以前的房主是个未婚的比利时女人，好像是个什么艺术家。她把房间布置成“工作室”的样子，我搬进来之后，里面乱得失去了控制。梅迪接管了厨房，也搞得一团糟。我想他从来没有清洗过煤油炉子。可能是因为他是仆人家庭出身，觉得擦洗是女人的事。我把炉子清洗干净了也无济于事，只要重新生火，不几日又会发出怪味，布满黏糊糊的脏东西，梅迪居然毫不惭愧。厨房里充满了怪味，虽然这儿主要是用来煮早上喝的咖啡。我简直不敢进去。梅迪的房间就在从厨房伸出来的走道对面，可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屋子后面有一段楼梯，你可以从楼梯平台直接进入这条走道。一打开楼道门，各种发热发闷的气体扑鼻而来：灰尘味、食油味、煤油味、脏衣服味、陈油漆和陈木材味。窗子根本不能开，所以才有这些味道。小镇已经破败得惨不忍睹，小偷却到处都是，这些小偷本事大得很，只要有缝他们就能钻进来，更不要说开窗户了。走道右边就是梅迪的房间：一眼看上去，梅迪把它收拾成了一个还算像样的仆人小屋，里面有小床，有铺盖卷和各种各样的包裹和纸盒子，他的衣服挂在钉子和窗户的挂钩上。沿着走道经过厨房，左边就是客厅。

客厅是一间大房子，比利时女人把它从上到下刷成了白色，包括天花板、墙、窗户，甚至窗户玻璃。房子整个成了白色，地板光秃秃的，放了一张沙发，用深蓝色的粗布罩着。为了使画室兼客厅效果更突出，里面还放了一张大台子，未曾油漆，大得就像个乒乓球桌，上面放满了我的杂物：旧杂志、平装书、信件、鞋子、球拍、扳手、鞋盒子、衬衫盒子等。我常想把东西理一理。台子的一角还空着，上面总是铺着烫焦的白布：那是梅迪熨衣服的地方。有电的时候他就用电熨斗烫（电熨斗一直放在桌子上）；没电的时候，他就用那种笨重的老式扁熨斗烫——这熨斗是从店里存货中拿来的。

房子后面的白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画着一个欧洲港口，颜色是红、黄、蓝三色。这画是急就章式的现代风格，是比利时女人自己画的，上面签了她的名字，摆在客厅这个显要的地方。搬家时她竟没拿走，好像它不值得她费事。地板上靠墙斜放着一些别的画作，也是我从她那里继承来的。看来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垃圾失去了信心，独立战争一爆发，她立刻就走了。

我的卧室在走道的尽头。对我来说，这地方尤其荒凉。里面配了一个定做的大衣橱，有张巨大的泡沫床。这床给了我多少期待，也曾给过那个比利时女人多少期待！那么期待！那么确信自己的自由！那么失望！那么惭愧！趁梅迪还没有回来，或者还没有起床，我见缝插针地从这里悄悄送走了多少非洲女人！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等着天明，等着摆脱某些回忆。我还常常想起纳扎努丁的女儿，想起纳扎努丁对我的信任，许诺做个好人。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房子和床对我有了新的意义。但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已经知道的。

那位比利时女士曾想给这片高温多雨、长满阔叶树（总是可以透过漆成白色的窗户模糊地看到）的土地带来一些欧洲、故乡和艺术的气息，带来一种不同的生活。她看来自视甚高，不过就事论事地看，她想做的一切并没有多大价值。我想费迪南看过我的小店和房子后，也会对我做出同样的结论。他很难看出我的生活和他所熟悉的生活有多大不同，这使我在夜里心情更加沮丧。我不知道支撑我生存的渴望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我开始感觉到，无论我去哪个地方生活，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成功，多么舒适，也只是现在生活的翻版。

这些想法有可能把我带到我不希望去的地方。这有一部分是我的孤独造成的，我知道。现实环境和日常生活并未体现出我的全部。我知道有什么东西横亘在我和费迪南之间，横亘在我和周围的丛林生活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我无法表露出这些不同，无法彰显真正的自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愚蠢地展示自己的东西。

我让费迪南看我的东西。我绞尽脑汁想着接下来让他看什么东西。他的态度很冷淡，好像所有东西他以前都看过。他和我说话总是用那种死气沉沉的腔调，虽然这是他一贯的特征，我却为之烦躁不已。

我想告诉他：“看看这些杂志。看这些杂志没有钱拿，我还是看。我之所以看这些书，是因为我有兴趣，是因为我想了解世界。再看看这些画，这位女士画这些画可没少花功夫，她想制造出一点儿漂亮的东西，挂在屋子里。她把画挂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它有魔力。”

最后我还是把这些话说出来了，虽然并不是原原本本这样说的。费迪南无动于衷。这些画其实是垃圾，那位女士不知道怎样把画布填满，只是用颜料在上面乱涂一通。这些书和杂志也是垃圾，特别是那些色情的。它们让我感到沮丧，感到难堪，但是我没有把它们扔掉，有的时候我需要它们。

费迪南误解了我的恼怒。

有一天他对我说：“萨林姆，你不必给我看这些东西。”

他不再叫我老爷，这是梅迪给他带的头。梅迪喜欢叫我“恩主”，如果有外人在，他的口气会显得很有讽刺意味。梅迪这天也在。费迪南说我不必给他看这些东西，他的口气中并无讽刺意味。他说话从来不带讽刺意味。

有天下午，我正在看杂志，突然费迪南来了。我打了个招呼，然后接着看杂志。这是一本通俗科学杂志。我最近迷上了这种读物，喜欢吸收一些零碎的知识。看杂志的时候我常在想，杂志里面谈到的这些学科和领域其实我应该花时间去钻研，拓宽知识面，发现新事物，成就一番事业，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也就等于在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了。

那天下午，梅迪去海关给一批货报税，这批货是两个礼拜前用汽船运过来的，这里的速度就是这么慢。费迪南说过我不必让他看一些东西，这话我到现在还记恨，我不想主动挑起话题。他自己在店里转悠了一会儿，最后走到桌子跟前问我：“萨林姆，在看什么啊？”

我无法控制自己，又拿出了教师和监护人的身份来。我告诉他：“你应该看看这篇文章。他们在设计一种新电话，不用电流，用光脉冲。”

在这些杂志上看到的新奇玩意儿我自己也不是很相信，不指望它们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过这些东西的魅力也就在这里：自己用不起不要紧，关于它们的文章，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往下看。

费迪南问：“他们指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问在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

我心里寻思：他来公立中学才这么几天，我们之间就到这种地步了！他离开丛林还没多长时间！我认识他的母亲！我把他当朋友！可我们已经开始在说这种政治废话了。我想我知道他指望我说出什么样的答案，但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说“白人”。说实在的，我心里很想这么说，好让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但我给出的回答是：“科学家。”

他没再说什么。我也没再说什么，故意继续埋头看书。小小一段对话就这么结束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当老师，再也不想把自己和自己的东西展示给他看。

费迪南问我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我没有说“白人”，这事让我寻思良久。我发现，虽然我不想满足他的政治心理，但实际上我把我真正想说的说出来了。我说的“他们”不是指白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指镇上的熟人，也就是独立后留下来的那些白人。我确实想说科学家。我想说在各方面都和我们判若天壤的人。

他们！要是我们想谈论政治，想在政治上骂谁或者赞美谁，我们会说“美国人”、“欧洲人”、“白人”、“比利时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谈论做实事的人、制造东西的人或搞发明的人，则不论自己是什么种族，一概说“他们”。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同他们所处的群体和国家区别开来，和我们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制造能在水上开的车。”“他们在制造火柴盒一样小的电视机。”我们说的这些“他们”都遥不可及，无所谓是不是白人了。他们是公正的，高高在上，端坐云端，如同神仙一般。我们盼着得到他们的赐福，得到了就四处炫耀——比如我向费迪南炫耀廉价的双筒望远镜和高级相机——仿佛这些东西的设计发明也有我们一份功劳。

我给费迪南看我的东西，好像是让他进入我生活的深层奥秘，进入我生活的本质，好像这本质被乏味平淡的日子掩盖住了。但事实上，我自己也好，镇上的其他人也好——亚洲人、比利时人、希腊人——同“他们”之间都如隔天堑，我们和费迪南并没有两样。

我从此不再想充当费迪南的老师。我只想听之任之，和以前一样。让他到我的店里和家中走动走动，就足以向他的母亲交代了。

学校的雨季假期到了，扎贝思到镇上采购，顺带把费迪南带回家。她对费迪南的进步好像还比较满意。费迪南好像也舍得放下学校和镇上的酒吧回到母亲的村子。所以他就回家度假去了。我想着随汽船和独木舟顺流而下的旅程。想着河上的雨。想着扎贝思手下的女人们在漆黑一片的河道上艰难地撑着独木舟，回到隐在暗处的村子。我想着黑漆漆的深夜，想着空荡荡的白天。

现在的天空很少放晴，顶多是从灰色或者暗灰色转为酷热的银色。天上多半时间电闪雷鸣，有时候在远处的森林，有时候就在头顶上方。我从店里往外看，只见雨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打在集市广场的凤凰树上。这样的雨中断了生意，笼罩了小贩们的木头货摊。人们都躲到广场四周商店的雨篷下，人人都在看雨，很多人在喝啤酒。裸露的街道上一片红色的泥泞，是长满灌木的土地那种红色。

有时候，一天的大雨结束，云层中露出落日，美丽无比。我喜欢在靠近急流的地方观赏这美丽的景色。急流附近过去是一个小公园，也有一些便利设施。现在只剩下一条长长的防洪水泥墙，然后就是一大片空地，雨后一片泥泞。渔网挂在光秃秃的大树干上，大树干埋在河畔的岩石中间，岩石造成了河里的急流。空地的一端是一些茅草棚。这地方又恢复成渔村了。落日的光从重重乌云中透射出来，河水从黄褐色变成金色，变成红色，变成紫色。急流声如雷鸣，奔腾不息。岩石上挂起无数个小瀑布。夜幕降临，有时还会下雨，急流声，雨声，混成一片。

河上长满了一丛一丛的水葫芦，如同黑色的浮动岛屿，漂在黑色的河道上。它们从南部漂过来，绕过河湾，又从急流处腾挪跳跃而下。雨水和河流就像是要把树林从大陆的腹地扯走，让它在河上漂流，漂流到海洋，到遥远的地方。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这种淡紫色的花前几年才出现，本地语言里还没有它的名字，人们仍然称之为“新东西”或者“河上的新东西”。这种植物是本地人的新敌人。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缠成厚厚的一团，黏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它们长得很快，人们用尽各种工具想消灭它们，但根本来不及。回村的河道必须不时清理。水葫芦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从南部漂过来，一路走一路撒播种子。

我已经决定不再管费迪南。但到了新学期，我发觉他对我的态度起了一些变化。他不再和我那么疏远，到了我的店里，甚至都不急着去找梅迪。我想可能是他母亲教训了他吧。此外，他回村之时虽然比较冷静，但回去后可能会对那里的生活感到震惊——不知他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总而言之，他可能不再对小镇和镇上的生活满不在乎了。

事情的真相要更简单些。费迪南开始长大成人，正面临着成长的困惑。他的部落背景混杂，在非洲这个地方他是个陌生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群体归属，没有效仿的榜样，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想搞清楚这一切，想通过我来练习。

我能看出他在尝试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行为举止，但他折腾的范围也有限。他母亲扎贝思来镇上采购的那几天，他模仿的是他母亲，扮成小商贩的样子，好像和我是生意上的伙伴，和我平起平坐，向我询问销售情况和价格。接着，他又扮成处于上升期的非洲年轻人，公立中学的学生，现代，冲劲十足。要是扮演这种角色，他就穿上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上面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他无疑觉得这样有助于显示他从欧洲老师那里学到的风度。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从哪个老师那里学的，他会跑到我家的客厅，也就是原来做画室的那间房，背靠着白墙，双腿交叉站在那里，一副要和我高谈阔论一番的架势。有时候，他又模仿另外某个老师，绕着工作台踱步，一边说话，一边拿起这个看看，拿起那个看看。

他现在想方设法和我谈话，不是和梅迪那种，他想和我进行严肃的谈话。以前他总是等我开口问，现在却主动提出一些零碎的想法，或是抓住一些值得辩论的小话题，像是想要把讨论继续下去。他在磨炼公立中学学生这个角色，在借助我来练习，几乎把我当成了语言教师。不过我还是挺感兴趣的。我开始对学校里的话题有了些了解，我想知道这些。

有一天他问我：“萨林姆，你对非洲的前途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回答。我想了解他的想法。他的血缘这么复杂，又跑过这么多地方，是不是真的了解非洲呢？我很想知道。我也想知道他和他的同学对非洲的了解是不是从地图集上得来的。梅迪从海岸远道而来，一路上宁可饿死，也不敢吃陌生部落里陌生的食物，在这一点上费迪南是不是和梅迪一样呢？扎贝思知道自己有魔法护身，所以敢从村里跑到镇上，费迪南对非洲的了解有没有超过扎贝思呢？

费迪南只是告诉我非洲以外的地方日渐堕落，而非洲在蓬勃兴起。我问他外边是怎么堕落的，他无言以对。我穷追不舍，他只能重复在学校里听说的只言片语。我还发觉，学校里讨论的话题到了他的脑子里被搅乱了，简化了。对过去的看法和对现在的看法混为一谈。他穿着运动服，就觉得自己成了上等人，成了大人物，就像在殖民时代那样。他觉得自己是非洲的新人类，这让他很自负。出于这种令人惊讶的自负，他把自己和非洲画上了等号；而非洲的未来只不过是他将来从事的工作。

费迪南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和我的谈话总是断断续续，因为他有时候根本讲不清楚。他把讨论带到某个地方，然后就打住了，也不感到有什么难堪，仿佛这只是一次语言练习，这次做砸了，还可以指望下一次。然后，他又恢复老样子，去找梅迪，把我甩到一边。

我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了解（殖民时期的那种市侩风气这么快又重现了！），对费迪南的想法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但我不觉得和他的距离拉近了。我以前把他看成一个谜，觉得那张面具一般的面孔后面是疏远和嘲讽，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现在，他不只是做作，他的人格变来变去。我开始觉得他内里空无一物。想到学校里有可能满是费迪南这样的人，我不禁捏了一把汗。

还有他的自负。这让我不安，我觉得这个国家谁也没有安全可言。梅迪也感到不安。没有了酋长和政客的非洲，大家都是村民，这样倒也民主。现在，梅迪不过是店里的伙计，也可以说是个奴仆，而费迪南就不一样了！他可是有着远大前程的公立中学学生！不过这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他们照旧平等相待，相好如初。但梅迪在我家当过仆人，见过玩伴怎样变成主人，所以，尽管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价值，他肯定还是感到自己又一次落在了后面。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听到他们走了进来。梅迪在解释他和我在店里的关系，解释他从海岸跑过来的经历。

梅迪说：“我们家和他们家早就认识，他们过去叫我比利，我学过记账。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你知道。我要到加拿大去，证件什么的都齐了，我现在在等体检。”

比利！嗯，听上去和阿里倒有些相像。加拿大？那是我一个姐夫去的地方；梅迪过来不久，我收到一封家信，信里说全家人都为我这个姐夫的“体检”担忧。无疑，梅迪就是从这封信里捡到了加拿大这个话题。

我弄出点儿声音，让他们意识到我在家里。他们随后进了客厅，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

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费迪南突然跑到店里来，浑身湿透，身上还在往下滴水。“萨林姆，你必须送我到美国留学。”

他的口气透着绝望。这个想法突然在他心里迸裂开来，显然，他觉得自己如果再不行动，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穿过倾盆大雨，跑过积水的街道，衣服全部湿透了。这么突然，这么着急，这么高的要求，我不禁愕然。对我来说，出国留学是件稀罕事，费用不菲，根本不在我们家承受范围之内。

我问他：“我为什么要送你去美国？我为什么要在你身上花钱？”

他无言以答。别看他不顾一切的样子，也别看他在雨中跑了这么多路，他可能只是想找个话题。

难道这只是因为他简单质朴？我觉得我的火气直往上冒。这兴许同下午的大雨、闪电和异乎寻常的黑暗有关。

我又问：“你为什么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你为我做了什么？”

我说的一点不假。自从他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人物，他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欠了他的，就因为我表现得乐意帮忙。

他一脸茫然，平静地站在黑乎乎的店里，眼里毫无怨恨的迹象，好像对我的反应早有准备，只是亲眼看到才踏实。和我对视了一会儿，他把目光移开，我知道他要改变话题了。

他把绣着校训的湿淋淋的运动服往外扯了扯，说：“我的衬衫湿了。”见我没有回答，他扯了扯运动服别的地方：“我冒雨跑过来的。”

我仍然没有回答。他不再摆弄他的衣服，而把眼光投向积水的街道。他要是说话起错了头，想改个话题，就是这个样子：每次谈话不成功，都是以这种短句子结束，把话题扯到自己或者我正在做的事情上，这种做法让人很烦躁。现在他又故技重演，一边看着外面的雨，一边东拉西扯地说他看到的东西。他是想让我放他走。

我说：“梅迪在储藏室里。他会给你一条毛巾。你再让他给你泡点儿茶。”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对费迪南来说，没有哪件事能痛痛快快地了结。

我还是常到朋友舒芭和马赫什家去吃午饭，每周两次。他们的房子比较花哨，有点像他们自己。他们夫妇俩都很漂亮，肯定是镇上最漂亮的人。这一点谁也比不了，不过他们的穿着总是略显过头。他们房间铺着波斯和克什米尔地毯，还有旧铜器，这些是真正的漂亮东西，但他们又添加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做工粗糙的现代莫拉达巴德铜器，机器生产出来的印度神像画匾，耀眼的三叉壁灯等等。还有一尊沉重的裸女雕像，是用玻璃雕刻的。这雕像有几分艺术气息，让人联想到女性之美，舒芭之美。夫妇俩总是这么醉心于自己的美，就好像有钱人醉心于金钱一样。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马赫什问我：“你那位伙计怎么了？好像和其他人一样变得越来越狡猾。”

“你是说梅迪？”

“他有一天跑到我这里来。好像已经认识我很长时间的样子，那是在向那个和他一道来的非洲男孩炫耀。他说他给我带客户过来了。他说那个非洲男孩是扎贝思的儿子，也是你的好朋友。”

“我不晓得自己还有这么个好朋友。他到底想干什么？”

“见我快要生气了，梅迪就跑开了，把那孩子丢在我这里。那孩子说他想要个照相机，但我看他并不是真的要什么东西，只是没话找话。”

我说：“但愿他掏钱给你了。”

“我没照相机给他。萨林姆，生意不好做。提成，一路要给提成，到头来没钱可赚，本钱都会亏掉。”

卖照相机是马赫什想出来的点子，结果搞砸了。马赫什就是这个样子，满脑子都是些小点子，总是想搞点儿新业务，但很快又都放弃了。他听说东部要建一个狩猎公园，而我们小镇将成为它的基地，他以为旅游业很快就会复苏。其实这里的旅游业只停留在欧洲的宣传画上，不过是为首都的政府造势而已。所谓的狩猎公园已经回归自然了，其实没人当过真。这里的道路、度假村本来就很原始，现在干脆消失了。游客（他们有可能对一些廉价的照相机感兴趣）也没来，结果马赫什不得不把照相机用分段运输法运往东部。分段运输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运货到各地的常用手段（有的是合法经营，有的是偷运）。

马赫什说：“这孩子说你要送他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留学。”

“有没有说我送他去学什么？”

“他说是商业管理。这样以后就可以接管他妈妈的生意，把生意做大。”

“把生意做大！进十二打剃须刀片，一片一片卖给渔民？”

“我想他是想借朋友之手让你就范。”

道理很简单：如果有人在你的朋友面前说你要帮他如何如何，你就有可能真的会这么做。

我说：“费迪南是个非洲人。”

再次遇到费迪南，我说：“我朋友马赫什说你要去美国读商业管理。你有没有告诉你妈妈啊？”

他听不出我话里的挖苦。但是换成这种说法让他有些手足无措，一时语塞。

我接着说：“费迪南，你不要到处跟人家讲一些无凭无据的事。你说，商业管理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记账、打字、速记。就是你平时做的那些事啊。”

“我可不会速记。那只是秘书课程，不能算商业管理。你也不用大老远跑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去学这东西，在这里也一样学，我想首都肯定有地方教。到了某个时候，你会发觉你想做的不止这些。”

这些话他不爱听，他的眼里充满了羞辱和愤怒。但这不能怪我，要找人算账的话，只能去找梅迪，而不是我。

他遇见我的时候，我正准备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和过去在海岸的时候一样，我穿上帆布鞋和运动短裤，手里拿着球拍，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我走出客厅，站在走道上，意思是等他出来，我好锁门。但他仍待在客厅里，不用说，他是在等梅迪。

我走了出去，站到楼梯平台上。这里不时会停电，这天也是。火盆里有火，其他一些人也在外面生火，烟雾袅袅升起，萦绕在进口的装饰树中间：肉桂树、面包果树、鸡蛋花、凤凰树。听说这片居民区过去是不让非洲人和亚洲人进来住的，而现在这里烟幕缭绕，树木掩映，竟有几分森林村庄的味道。这些树我在海岸的时候就认识，我想海岸的这种树也是进口的。但在我心目中，它们同海岸和家乡，同另一种生活联系在一起。同样的树，在这里看起来就像是假的，这个小镇也一样。它们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只能让我联想到我现在的处境。

后来再也没听到过费迪南说留学的事，不久，他甚至摆脱了前程远大的公立中学学生的姿态。他在进行一些新的尝试。他不再两腿交叉靠在墙上，不再绕着工作台踱步，不再把东西拿起来又放下，也不再挑起严肃的谈话。

现在他每次来，总是一副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他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行动慢悠悠的，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落座就往下溜，有时几乎是躺在那里，一副懒散倦怠的样子。他对面前的东西视而不见。他愿意倾听，但懒得开口——这就是他想留给我的印象。我不知道他装成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后来听了梅迪的一番话，我才明白费迪南想要达到的目的。

学期中间，学校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来自东部的武士部落。这些人个个高大威猛。梅迪用羡慕的口气说，他们过去经常坐着轿子出行，由一群矮小人种的奴隶抬着。这些来自森林部落的高大的非洲人颇得欧洲人垂青。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有一些杂志写过他们，说他们不种地，也不做生意。他们和欧洲人一样，瞧不起其他非洲人。如今非洲已沧桑巨变，欧洲人照样赞赏他们，杂志上仍经常登载关于他们的文章和照片。事实上，欧洲人和非洲本地人都把这些非洲武士看成最高等的非洲人。

经历了诸多变故，学校里依旧弥漫着殖民时期的气息。这些新学生的出现在学校里掀起了一阵波澜。费迪南的双亲都是做生意的，他想尝试这些懒惰的森林武士的角色。在学校里他没法懒散，也装不出过去有奴隶伺候的样子，但他觉得可以拿我做练习。

不过，我知道关于那个森林王国的其他一些事情。我知道给他们当奴隶的那个部落曾反叛过，后来被血腥镇压，才给他们当了奴隶。不过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丛林掩盖了屠杀的声音，浑浊的河流和湖泊冲走了淋漓的鲜血。

梅迪说：“我们必须去那里，恩主。我听说那是非洲最后一块宝地。那里仍然有很多很多白人。那里仍然有很多白人，听说布琼布拉[1]就是个小巴黎。”

要是他对自己说的话有点儿了解，我都会为他担心。他哪里是真的想到布琼布拉去找白人做伴？他哪里知道加拿大在什么地方，是干什么的？我对他太了解了，知道他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过这都是些什么鬼话！白人被从我们的镇上赶跑了，他们的纪念碑也被毁掉了。但在那里，在另外一个镇上，还有很多白人，有武士，有奴隶。这把那些少年武士迷住了，把梅迪迷住了，把费迪南迷住了。

我开始觉得我的世界是如此简单，如此单纯。对我、马赫什以及镇上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希腊人、意大利人来说，世界真是太简单了。我们能理解它，要不是遇到这么多障碍，我们也能征服它。我们远离自己的文明，远离干实事、造东西的人，我们造不出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不具备原始的技能，不过这都不要紧。事实上，我们接受的教育越少，心里就越安宁，就越容易追随我们所属的一种或多种文明。

对费迪南来说这不可能。他永远不能变简单。越是尝试，他越是糊涂。开始我还觉得他的脑袋空荡荡的，其实并不是。他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乱成一团。

随着这些少年武士的到来，吹牛之风在学校蔓延开来。我发现费迪南——或是别的什么人——也在吹嘘我。也可能是我不小心说了什么。总之这个学期他们在说我很关心非洲年轻人的教育和福利。

我的店里开始有很多年轻人过来，有的是公立中学的学生，有的不是。他们有的手里拿着书，有的穿着运动校服，上面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一看就是借来的。他们都想要钱，都在我面前哭穷，说自己需要点儿钱去完成学业。胆子大些的一次又一次直接开口要，胆子小些的就在店里晃悠，直到店里的人全走光为止。个别的还会编点儿故事，无外乎自己的父亲去世了或者在遥远的地方，母亲在村子里，自己无依无靠，大志难酬这种话，和费迪南的情况半斤八两。大部分人甚至都懒得去编这些故事。

对这些愚蠢的做法，我先是吃惊，后来厌烦，再后来就开始害怕了。你骂他们一顿，让梅迪把他们撵出去，他们都不在乎。有的走了又来。他们好像都不理会我的反应，仿佛我已经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我对自己的看法根本无关紧要。这正是让我害怕的地方。他们貌似厚道，其实并不厚道，貌似单纯，其实并不单纯——追究起来，我想事情的源头是费迪南，他胡乱阐释我们的关系，他想利用我。

马赫什对非洲人有偏见，所以我那时把问题简化了，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费迪南是非洲人。”我想费迪南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肯定也会胡乱解释我和他的关系。我现在觉得他的谎言和吹嘘已经结成一张大网，把我捆在了中间。

其他外国人可能都遇到了我这种情况。最近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们的无助。现在局势平静下来了，但我们所有人——亚洲人、希腊人，以及其他欧洲人——都沦为受害者，都在被人暗算，只是暗算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中有的人很凶，这些非洲人对他们有所顾忌，就是暗算也会小心翼翼，总的来说对他们还算恭顺。但对其他人就没什么顾忌了：就像对我一样，直截了当地要这要那。这完全符合这片土地的传统：在这里，人向来就是猎物。你对你的猎物说不上有多少恶意。你只是设了个陷阱。一次次失败，但你的陷阱会一直等待。

我到小镇后不久，马赫什跟我说起本地非洲人：“萨林姆，你要记住，他们malin。”他故意用了一个法语词，因为用wicked、mischievous、bad-minded这些英文词都无法准确表达他的意思。这里的人malin，就好像狗追赶蜥蜴，猫追赶小鸟。他们malin，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把人当成猎物。[2]

这些非洲人体格并不健壮，他们矮小而单薄，在广袤的森林和河流面前，显得非常弱小。但好像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弱小，他们喜欢用巴掌而不是拳头来伤害别人。他们用手掌伤人，喜欢推推搡搡，喜欢扇耳光。晚上我坐在酒吧或小舞场外面，不止一次看到原本只是一个醉鬼在推来推去，然后是一阵乱打，巴掌扇过来扇过去，最后演化成了刻意的谋杀。只要受害者受了伤，出了血，他们仿佛就不再是十足的人，行凶者就得把毁灭行动进行到底。

我无遮无拦。我没有家庭，没有国旗，也没有信仰。费迪南是不是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我觉得我这时候应该和费迪南谈一谈了，把事情搞清楚，要让他改变对我的想法。

如我所愿，机会不久自动送上门来。一天早上，店里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手里拿着的像是本商业账簿。这小伙子属于胆子比较小的那种人，一直在店里晃荡，等人都走空了，才走到我跟前来。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发觉他手里拿的并不是地道的商业账簿。由于时常握攥，簿脊的中间位置已磨破磨黑了。这个年轻人显然是穿着他最好的衬衫，但我发觉这衬衫也没有我想的那样干净。他这身衣服肯定是遇到重要场合才穿，回到家就挂在钉子上，然后遇到新的重要场合又拿出来穿。衣服领子里面都成了黄黑色。

“萨林姆先生。”

我拿过账簿，他的目光转向别处，双眉紧锁。

账簿是公立中学的，从殖民时代后期传到现在，颇有些年头了。上面列着原计划建造的体育馆的捐款情况。封二印着学校的标志：盾形纹章和校训。扉页上写着校长的号召词。笔迹生硬，棱角突出。这本来是典型的欧洲书法，后来被这里有些非洲人学了去。第一个捐款的是省长，他的签名可谓大手笔，一签就是一整页。我翻看着这本登记簿，研究着官员和商贾们充满自信的签名。这些签名时间并不久远，但显得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东西。

其中一个签名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签名者也是来自海岸的印度裔穆斯林，纳扎努丁经常提起他。此人对金钱和安全有一种很老派的看法，他用自己的所有钱财建造了一座宫殿。后来这个国家宣布独立，他不得不抛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宫殿。恢复了中央政府权威的雇佣兵曾经驻扎在里面。这座宫殿现在仍用作军营。从账簿上看，这位修宫殿的仁兄捐了一大笔钱。我还发现了纳扎努丁的签名——我有些吃惊。我都忘了他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出现在殖民地时期这些死气沉沉的姓名当中。

体育馆最后并没有建起来。人们的忠诚和对未来的信心，对身为公民的自豪感，通通付诸东流。只有账簿留了下来。有人看到它可以换钱，就顺手牵羊了。登记簿的日期显然改过，原校长的签名也被涂掉，改成惠斯曼斯神父。

我告诉面前的小伙子：“这册子我留下了，我要物归原主。是谁给你的，费迪南吗？”

他一脸无助，汗珠从皱着的额头上滚下来，他眨了眨眼睛，没让汗水流进眼里。“萨林姆先生——”

“你已经给了我，没你的事了，现在你走吧。”

他只好从命。

那天下午，费迪南来了。我预料到他会来找我，他想看我的表情，弄清楚我把登记簿怎么了。他叫我：“萨林姆？”我没有理他，就让他站在那里。不过他不会站太久的。

梅迪就在储藏室里，肯定听到他的话了。梅迪在喊：“喂……喂？”费迪南回了一声，随后就到储藏室去了。他和梅迪开始用方言聊，听上去聊得挺开心，声音很大，发出一阵阵笑声。我怒火中烧，立刻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账簿，走到储藏室。

储藏室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装在很高的地方，还被封住了，屋子里黑洞洞的。梅迪正站在梯子上清点靠墙那排货架上的存货。费迪南倚在靠另一面墙的货架上，在窗子正下方。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站在门口，举起登记簿向费迪南挥了挥，告诉他说：“你是在找麻烦。”

他问了一句：“什么麻烦？”

用的是那种死气沉沉的腔调。他并无嘲讽之意，确实是在问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他的眼白，好像还看到他在咧着嘴笑。这张鬼脸！这张让人想起面具的脸！我也在想：“是啊，什么麻烦？”

说起麻烦，前提是有法律法规，并且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这里却是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以前有过秩序，不过是建立在欺诈和残忍的基础上，小镇之所以落到今天的田地，原因全系于此。现在没什么法规了，有的只是官僚。这班官僚你要是不塞钱给他们，就是天大的道理都会被他们轻易推翻。我只能对费迪南说：“不要害我，孩子，因为我能把你害得更惨。”

我现在能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了。

我说：“你去把登记簿还给惠斯曼斯神父。要是你不去，我自己去。我还要让他赶你回家，让你永远不能回来。”

费迪南一脸茫然，仿佛遭到了突然袭击。接着，我注意到梯子上的梅迪。从眼神看，梅迪非常紧张惊恐。我发觉我犯了个错误，不该把火全发到费迪南一个人头上。

费迪南的眼睛亮了起来，眼白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他看起来就像老电影里的丑角，身体前倾，几乎要失去平衡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仍然直直地盯着我，怒容满面，不住地往地上吐唾沫。我的话深深伤害了他，他快疯了。他的双臂垂在身体两侧，看起来比平时更长。他的双手握了握，但没有攥成拳头。他的嘴张开着。我原来还以为他在笑，现在看他根本没笑。要不是光线太暗，我一开始就能看清楚。

他那样子够吓人的，我在想：“瞧这模样，他要是看到受害者的血，看着敌人被宰杀，应该就是这种表情吧。”顺着这思路往下走，我又想：“就是这种愤怒把小镇夷为平地的。”

我本可以再进一步，把愤怒催化成眼泪，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想我已经让他们认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我走了出去，让他们在储藏室里冷静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俩的说话声，不过声调柔和多了。

到了四点钟，商店要打烊，我大声喊梅迪。他巴不得趁这个机会出来活动，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一声：“恩主。”然后皱着眉头，表示他对打烊这件事十分上心。

费迪南也出来了，神色平静，脚步轻盈。他叫了我一声：“萨林姆？”我回答说：“我会把登记簿还回去。”我看着他走开，沿着红色的街道走在光秃秃的凤凰树下，经过小镇集市两旁简陋的小屋。他走得慢吞吞的，身影高大而忧伤。

[1]非洲中东部的布隆迪共和国的首都。

[2]malin为法语，兼有“恶毒”、“狡猾”、“淘气”的意思。后面三个英语单词的意思分别为“邪恶的”、“恶作剧的”、“坏心眼的”。

4

我带着登记簿去学校找惠斯曼斯神父，他不在。外间的办公室里有个比利时年轻人，告诉我说惠斯曼斯喜欢隔一段时间出去几天。去了哪里？“到丛林里，到各个村庄里去。”年轻人不知是秘书还是老师，说话口气很不耐烦。我把体育馆捐款登记簿交给他，他益发火大。

他说：“他们跑到这儿来，求着我们招他们进来。这倒好，刚一进来就偷上了。要是不看着点儿，整个学校都会让他们偷走。他们跑到这里来，恳求你照应他们的孩子，到了街上，他们照样和你推推搡搡，表示他们对你毫不在乎。”年轻人脸色不好，皮肤苍白，眼圈发黑，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流汗。他接着又说：“很抱歉，你和惠斯曼斯神父谈谈会更好。要知道，我在这里很不容易，天天把蜂蜜蛋糕和鸡蛋当饭吃。”

听起来他的饮食似乎挺高级，后来我才明白他其实是说自己无以果腹。

他说：“惠斯曼斯神父这学期想让男孩们吃非洲的食物。这也没什么大关系。首都的一位非洲妇女就会烧一手好菜，她烧的对虾和贝壳特别好吃。可这里呢，全是毛虫、菠菜拌番茄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番茄酱。第一天就这样。当然，这只是给男孩们吃的，不过我一看就倒胃口。我不敢待在饭厅里看着他们嚼这些东西。现在厨房里烧的东西我全都不敢吃，我自己房间里又没有烧饭的器具，到凡·德尔·魏登旅馆去吃吧，庭院里不时飘来下水道的怪味！我得走。这里我待不下去了。惠斯曼斯神父无所谓，反正他是牧师。我又不是牧师。他往丛林里跑，我可不想往丛林里跑。”

对此我也爱莫能助。食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问题。我自己的安排也够呛。那天中午我还是跑到印度夫妇那里去蹭饭，为了这顿饭我闻够了阿魏胶和油布的味道！

大约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学校，听说那比利时小伙子和我见面之后第三天就乘汽船走了。是惠斯曼斯神父告诉我这消息的。神父刚旅行归来，晒得黑黑的，样子很健康。他丝毫没有因那位年轻教师的离去而心烦。他说，他很高兴体育馆捐款登记簿被送回来，这登记簿是小镇历史的一部分，偷登记簿的孩子早晚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

惠斯曼斯神父四十来岁。他穿得不像一位教士，不过他就是穿着普通的裤子和衬衫，也显得与众不同。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我注意到欧洲人有时候是这种脸型，但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中间看不到。这种脸上，嘴唇的形状和前额的突起有些孩童的特征。这种脸型的人有可能是早产儿，或是很早的时候经历过磨难。他们有的内心同外表一样弱不禁风，有的则十分坚强。惠斯曼斯神父就很坚强。他给人的印象是不成熟、脆弱，但又坚韧顽强。

他前些天是到河上去了，拜访他熟悉的几个村庄，并带回来两件东西：一个面具和一件比较古旧的木刻。他没多讲刚离开的那位老师，也没多讲体育馆捐款登记簿，他更愿意讲他带回来的这两件东西。

这木刻不同寻常，有五英尺高，刻的是一个瘦削的人，只有四肢、躯干和脑袋，很粗拙，是用直径不超过七八英寸的木头刻出来的。对木刻我也略知一二，我们在海岸的时候也做过这种生意。我们还从精通木刻的部落请了几户人家，专门为我们干活。不过惠斯曼斯神父没理会我提供的信息，继续讲他从这件木刻上看到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木刻像夸张而粗糙，是木刻匠人的恶作剧（我们家雇用的木刻匠人有时候会做这种事）。但是，惠斯曼斯神父知道这瘦削的人像的含义，觉得它充满了想象力，意义深远。

我静静地听他说。最后，惠斯曼斯神父笑了一下：“Semper Aliquid Novi.”他用校训开了个玩笑。他说这句话历史久远，可追溯到两千年前，是一个古罗马作家说的，意思是非洲“总有新的东西”。这话用于面具和木刻再贴切不过。每个面具、每件木刻都是为特定的宗教目的制作的，只能制作一次，所以个个都不相同。仿制品就只是仿制品，不会有原作的魔力和威力。惠斯曼斯神父对仿制品不感兴趣，他按照是否有宗教属性这个标准来搜寻面具和木刻。如果没有宗教属性，这些东西就是死的，毫无美感可言。

很奇怪，一个基督教牧师居然对非洲信仰如此感兴趣。在海岸，我们对非洲信仰不屑一顾。不过，尽管惠斯曼斯神父有着渊博的非洲宗教知识，而且不遗余力地收集这些物件，他对非洲人的其他方面却兴致索然。他似乎对这个国家的时局漠不关心。我对他这种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感到妒忌。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他的非洲完全不同于我的非洲。他的非洲是丛林和大河的非洲。他的非洲是个奇妙的地方，充满了新鲜事物。

他是一位教士，半个男人。他按照宗教誓约生活，而我就不会立这样的誓约。我来拜访他的时候，是带着我这种背景的人对宗教人士特有的尊敬而来的。但现在，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位宗教人士。我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有他在镇上，我心里感到安慰。他的态度，他的兴趣，他的知识，给这个地方增添了一些东西，使之显得不是那么蛮荒。虽然他有点儿自我陶醉，他不管那个年轻教师的精神崩溃，他说话的时候不听我插话，但这一切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觉得这是他的宗教特质使然。我经常去找他，试图了解他的兴趣喜好。他总是喜欢说话，说话的时候眼光略略偏向一边；他还总是喜欢向我展示他新发现的东西。他到我的店里来过几次，为学校订购东西。每次都显得那样腼腆，其实那并非腼腆。我和他在一起没法轻松自如。他总是那么超脱。

神父告诉我说，镇上还有一则箴言，刻在码头大门那里的残碑上，也是拉丁文。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意思是：“各族融合，团结如一，深合他意。”这则箴言的历史也很久远，是从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出自一首描写罗马帝国建立的诗歌。罗马的第一位英雄要到意大利去建立自己的城市，途中在非洲海岸登陆。当地的女王爱上了这位英雄，意大利之旅眼看就要告吹，此时关注这位英雄的诸神插手了。其中一位说罗马的主神可能不会同意他在非洲落脚，让各民族在这里融合，让罗马人和非洲人缔结条约，结成一体。在那首拉丁诗歌里，那句诗意思就是这样，但在这条箴言中，原诗句被窜改了三个词，变成了和原文相反的意思。根据这则箴言，也就是码头大门外的巨石上刻的话，在非洲落脚是没有问题的：罗马主神同意民族融合，同意各族人在非洲缔结和平相处的条约。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

我非常惊愕。为纪念和首都通航六十周年，人们居然篡改了两千年前的诗句！罗马如何了得！而这儿算是什么鬼地方？把这句话刻在非洲这条大河边的纪念碑上，肯定会给这镇子招来灾祸。难道他们就没有隐隐的担忧，如同原诗中流露的那样？果然，纪念碑刚竖起来，就被摧毁了，只留下一些铜片，和几个讽刺意味十足的词语。当地人谁也看不懂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把纪念碑前的空地当作集市和露宿地。汽船开走前的两天，他们赶着羊，提着鸡笼，牵着猴子（和山羊、鸡一样，猴子也是杀来吃的），闹哄哄地到这里来交易。

幸亏我没有说话，因为在神父看来，这句话中并没有虚荣的成分。它帮助他认识自己在非洲的位置。他并非简单地认为自己置身于非洲丛林中的某个地方，他把自己看成渊源久远的历史的一部分。他属于欧洲。他觉得这句拉丁语说的就是他自己。镇上的欧洲人教育程度不高，在急流附近，现已沦为废墟的欧式郊区代表的东西和神父的生活格格不入。不过这都没有关系。神父对欧洲有自己的看法，对欧洲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就是这些看法。我和在希腊俱乐部里遇到的人之间是没有这种隔阂的。惠斯曼斯神父不像我遇到的那些人，拼命强调自己的欧洲特性，强调自己和非洲人的不同。在各个方面，他都比我们更安心。

面对非洲小镇的遭遇，惠斯曼斯神父不像他的同胞那样义愤填膺。对于纪念碑、雕塑遭到毁坏，神父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觉得是奇耻大辱。这并不是因为他乐于宽恕，或是对非洲人的遭遇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对他而言，这个他的同胞建立起来的小镇惨遭摧毁，只是暂时的退步。但逢大势变化，重要的新事物产生，都难免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河湾那里建成居住地是大势所趋。那里是天然的会合之处。部落会改变，权力会更迭，但人们最后总会回到那里，在那里见面，在那里做生意。如果把那里建成阿拉伯式小镇，可能会比非洲居住区富裕那么一点儿，技术上也不会先进多少。阿拉伯人身处偏远的内陆，不得不应用森林里的东西来建设这个小镇，小镇的生活和森林里的生活不会有很大差异。阿拉伯人只是给欧洲文明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惠斯曼斯神父崇敬事关欧洲殖民和河道开放的一切。他这种态度镇上人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他是热爱非洲的人，照他们的想法，神父本应唾弃过去的殖民时代才是。过去是苦涩的，但惠斯曼斯神父似乎视之为理所当然，他的目光超越了这苦涩。海关附近的修船厂早已无人问津，垃圾成堆，锈迹斑斑。他从里面淘到老旧轮船的残骸和报废机器的部件，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西。神父把这些东西摆在学校的院子里，仿佛它们是古代文明的遗迹。他最得意的一件东西上面有一块椭圆形的铁牌，上面刻着来自比利时塞拉林镇的制造者的姓名。

浑浊的大河奔腾不息，周遭发生着一些平淡的事件，各民族混居在一起——这一切早晚会滋生出伟大的东西。我们正处在其开始阶段。惠斯曼斯神父觉得殖民时期的遗物和非洲物品同样重要。在他眼中，真正的非洲已奄奄一息，行将就木。因此，趁非洲还没死的时候，很有必要好好了解它，并把它的物品保存起来。

他把从垂死的非洲收集来的物件通通收藏在学校的枪支储藏室里，那里以前是用来放学生军训时使用的老旧枪支的。储藏室和教室一样大小，从外面看也像间教室。不过它没有窗户，只有两扇木条大门。里面唯一的光源是一个光秃秃的灯泡，从长长的电线上垂下来。

惠斯曼斯神父给我开了门，我一进去就闻到一股热烘烘的青草、泥土和陈油脂的气味。板条搭的架子上放着一排排面具，看着这些面具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在想：“这就是扎贝思的世界，她离开我的商店，应该就回到这种世界去了。”不过，扎贝思的世界是活生生的，而这里的世界却是死的，这就是面具给我的印象。它们平躺在一排排架子上，不是向着天空和森林，而是对着上一层架子的下面。这些面具在不止一个方面被贬低了，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不过这种印象转瞬即逝。储藏室又暗又热，面具发出的气味越来越浓，我的敬畏感也越来越深，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被外面的世界包围着。这就像夜里在大河上的感觉。丛林里精灵出没，祖先的阴魂在丛林上方俯视着，庇护着。在这间屋子里，这些死气沉沉的面具所代表的阴魂，它们拥有的魔力，以及那些质朴的人们对宗教的敬畏，似乎全都集结起来了。

面具和木刻看起来年代都很久远，说它们属于什么时代都有可能。可能是一百年前，也可能是一千年前。好在惠斯曼斯神父逐一记录了它们的时间，从他的记录看，它们存世时间都还不长。我边看边想：“这个面具是一九四〇年的，就是我出生那年。”“这个是一九六三年的，就是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说不定是在我和马赫什、舒芭夫妇一起吃饭的时候造出来的。”

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惠斯曼斯神父对于他的文明，对于未来，抱有一种很宏大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站在这一切的终点，觉得自己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见证人。

5

我们中大部分人只知道大河、毁坏的公路和它们两边的东西。此外的一切均属未知，我们只能为之惊诧。我们很少偏离常规的路线，其实我们出门的次数都不多。好像我们到这里来已经跑得太远，没有心思再动了。我们只是守着自己熟悉的东西：公寓、商店、俱乐部、酒吧、日落时的河畔。有些周末，我们也到河马岛上去玩。河马岛位于急流上游。不过，岛上荒无人烟，只有河马，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见到了七只，现在只剩下三只了。

至于隐蔽的村庄，我们只能从到镇上来的村民身上了解一二。他们已经与外界隔绝多年，缺衣少食，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形容枯槁，衣裳破烂，能再次自由出行他们似乎都很高兴。我经常从商店里看着他们在广场的商铺前闲逛，盯着各式布匹和成衣，或者漫步到食品摊前，看着一堆一堆放在小块报纸上的油乎乎的煎飞蚁（论勺卖，价格不菲）。还有橙色的毛虫，眼睛外突，身上长着毛，在瓷盆里蠕动着。还有白白胖胖的蛴螬，装在小纸袋里，一个袋子放五六条，用潮湿松软的泥土养着。这些蛴螬富含脂肪，身体吸收能力强，没什么味道，沾甜的能吃出甜味，沾辣的能吃出辣味。这些都是森林食品，不过现在村庄里已经找不到了（蛴螬生长在一种棕榈树的树心），大家也不想跑到森林深处去找。

村民们本来只是到镇上来逛逛，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镇上露宿。一到晚上，街道上、广场上到处都有做饭的。商店雨篷下的人行道是睡觉的地方。在这里睡觉的人还搭起了象征性的围墙：用石头或者砖块支撑着纸盒子，构成矮墙；或者在地上插上棍子，用石头围住棍子，保持棍子直立，然后在棍子之间拉绳子，形成小拳击台的样子。

小镇的人气又旺了起来，不再像原来那样荒凉。人们从四面八方的村庄里赶来，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接着，从镇外茫茫一片的未知之中，传来了战争的消息。

还是那场战争，我们至今没有从中完全恢复过来。它是一场半部落性质的战争，在独立运动中爆发。战争让小镇受到重创，成了空城。我们都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该了结的都了结了，战争的狂热也化作乌有了。没有任何迹象让我们想到别的结局。连本地非洲人也开始觉得那是个疯狂的时期。说疯狂是实至名归。从马赫什和舒芭那里，我听说了很多关于那个时期的可怕故事。听说这里接连几个月都有士兵、叛兵和雇佣兵在肆意杀戮；人们被捆成让人难以接受的形状，在街上被活活打死，一边挨打，一边被迫唱一些歌。从村子里来的人对这种恐怖毫无准备。而现在，这可怕的情形又要重演了！

独立时期，我们这一带的人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失去理智——殖民时代郁积了太多愤怒，部落之间潜伏的各种恐惧也被唤醒。这一带的人不仅受到欧洲人、阿拉伯人的虐待，也受到其他非洲人的压迫。独立运动开始后，他们不愿接受首都的新政府统治，于是掀起了这场起义。起义是完全自发的，没有领袖，也没有宣言。要是这场反抗更理智一些，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这一带的人本可以建成新的国家，把河湾的小镇收归自己名下，成为新国家的首都。但他们过于憎恨入侵者，因为入侵者在这个小镇上统治，从小镇上发号施令，统治其他地方，所以他们连带着憎恨起小镇。他们宁可把它毁掉，也不想自己接管。

毁了小镇，他们又感到难受。他们盼着这里重现繁华。现在小镇露出了一点生机，他们却又害怕起来。

这些人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他们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给自己带来了太多苦难。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到镇上游荡的时候，一个个都显得那么疲弱和癫狂。到了镇上，他们看上去非常需要小镇的食品和安宁，但一回到村里，他们就想把小镇重新推倒！多么可怕的愤怒！就像森林里的暗火，潜入地下，沿着被烧掉的树木的根系暗暗地燃烧，然后突然从一片光秃秃的焦土中冒出来。在废墟和贫乏当中，毁灭的欲望又燃烧起来了。

这场战争我们都以为已经远去，突然之间又冒了出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时听说我们熟悉的路边发生了伏击事件，听说村庄被攻击，听说部落头人和官员被杀。

这时马赫什说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他的衣着打扮总是那么一丝不苟，他总是那么养尊处优，为他可爱的妻子着迷不已，真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来。

马赫什告诉我：“你能怎么办？你生活在这里，你还问这个问题？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呗。只能继续下去。”

小镇上有军队驻扎进来了。这些军人来自于一个武士部落。他们原来伺候这一带的阿拉伯人，帮他们找奴隶。后来经过几次血腥叛乱，转投殖民政府门下当兵。所以，小镇的治安管理仍旧照搬原来的套路。

不过现在不需要奴隶了，而且在殖民时代结束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枪支，每个部落都可能成为武士部落。所以这支军队行事谨慎。街上有时会出现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但这些士兵都不露出自己的武器。他们有时也在营房附近练练步伐。他们的营房也就是我那老乡建的宫殿，楼上楼下的走道被隔成几块，晾着女人的衣服（军人制服的洗涤被一个希腊人承包了）。仅此而已。这些军人都不张扬，也不敢张扬。他们周围都是过去的敌人，是他们原来猎捕的对象。他们定期领军饷，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军备很短缺。这个国家刚换总统，新总统是军人出身。他用这种方式辖制国家，控制桀骜不驯的军人。

就这样，镇上的人们勉强相安无事。这些军人待遇不错，而且已经被驯化，和他们做做生意还是挺不错的。士兵们也舍得花钱，他们买家具，也喜欢地毯——这是跟阿拉伯人学的。不过现在镇上的平衡局面受到威胁了。军队真的要去打仗。把现代武器交给这些人，下命令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会不会像各自为政的独立运动时期一样，变得如同他们猎捕奴隶的祖先，成群结队地四处烧杀抢掠？谁都不知道。

千万不要这样。我在这场战争中是中立的，两方我都怕。我不想看到军队失控的局面。我也不想小镇毁在本地人手里，尽管我对他们抱有同情。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只希望回到过去的平衡局面。

有天晚上，我预感战争近了。半夜醒来，我听到了远处的卡车声。可能是任何一方的卡车，甚至有可能是道莱特的运货车，从遥远的东海岸过来。我在想：“这是战争的声音。”听着机器发出的不间断的、刺耳的声音，我想到了枪。我在想这些枪会被用来对付疯狂的、食不果腹的村民——他们的衣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黑乎乎的，和灰烬一个颜色。不过这都是半夜惊醒时的焦虑。过了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早上梅迪送咖啡来的时候说：“士兵们跑回去了。他们往大桥方向走。一到桥上，他们的枪就开始弯曲。”

“梅迪！”

“我正在跟你讲呢，恩主。”

糟了。部队要是真撤退就糟了。我不希望这支部队撤退。如果不是真的，那也够糟糕的。梅迪说的传闻是从本地人那里听来的。他说部队的枪变弯了，这就意味着反抗者——也就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听信谣传，认为自己有森林和大河上各种阴魂护佑，刀枪不入。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镇上的人立刻就会揭竿而起。

够糟的，不过我也没什么办法。商店的存货——根本没办法保护。我还有其他什么值钱的东西？还有两三公斤黄金，是我在各次小交易中挣下的。还有我的证件——出生证、英国护照等等。还有照相机，我以前给费迪南看过，后来再也不用它来吸引人了。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放进一口木箱子里。我还把父亲托梅迪带来的圣地贴画放了进去。另外我也让梅迪把他的护照和钱放进箱子。梅迪恢复了在我们家做奴隶时的样子，慌慌张张，在这种节骨眼上还为了面子处处跟我学。看我把东西放到箱子里，他也照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里塞，我不得不叫他停手。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箱子埋了下去。那个坑就在楼梯下面，红土中没有石头，很好挖。

其时天色尚早。我们的后院荒凉乏味：早晨的阳光洒下来，院子里飘着邻居家的鸡的气味，地上是红色的尘土和死去的叶子，晨光中，树影斜斜地横在地上。这些树我在海岸的时候就很熟悉。一切都这么平淡无奇，我在想：“这样做真蠢！”过了一会儿，我又想：“我不该这样做！梅迪现在知道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那口箱子里。我现在只能听他摆布了。”

我们离开家，到商店开门营业。我得继续下去。早上第一个钟头，我们做成了一笔小生意。但紧接着，集市广场的人都走了，小镇陷入沉寂。阳光耀眼而炽烈，我盯着不断缩短的树影，以及广场周围的商铺和房屋。

我想我有时能听到急流的声音。那是河湾处永远不息的声音，若是平时，这里根本听不到。现在，那声音随风飘来，忽有忽无。中午，我们关门去吃饭，我开着车穿过街道，四处一片寂静，只有强烈的阳光下金光点点的河流还有一点儿生气。河上没有独木舟，只有一堆一堆的水葫芦，从南部漂过来，又向西部漂去。水葫芦的花茎粗粗的，宛若桅杆。

那天中午，我在那对亚洲夫妇家中吃饭。他们原来是做运输生意的，独立运动爆发后，生意立刻停了，家里其他人全部离开了。我和这对夫妇每周一起吃两次饭，但一直以来，他们家毫无变化。这对夫妇几乎从来没什么新消息，我们之间也仍然没多少话可说。他们的房子简陋得像农舍，坐在走道上看，院子里仍旧停放着运输公司留下的那些日益发霉生锈的汽车。这要是我自己的生意，我会觉得这幅场景有碍心情。不过老夫妇俩好像并不介意，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很多。他们好像觉得把日子挨过去就够了。和我们家上一辈的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完成了宗教和家庭规定的传统义务，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够了，圆满了。

过去在海岸的时候，每当在我们群体中看到像他们这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会感到悲哀。我总想让他们觉醒，让他们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但现在能和这对安详的老人待在一起，我感到心情十分平和。在这样的一天，如果能一直待在这里多好啊。真希望能回到童年，生活在睿智的长者的庇护之下，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一切！

日子顺当的时候，谁会需要哲学和信仰？日子顺当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应付。只有在不顺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借助外力。说到借助外力，非洲人是最擅长的。非洲人掀起了这场战争，他们会因战争吃尽苦头，他们面临的苦难无人能比。但他们能够应付。不管穿得多么破烂，他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和村庄，这是完全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至少可以逃回他们隐秘的世界，消失在其中，以前他们就这样干过。即便他们遭到巨大的不幸，在临死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踏实的，因为他们知道祖先在上面看着，祖先赞许他们所做的一切。

但费迪南做不到。他血缘混杂，和我一样，在这个镇上也是个陌生人。下午，他来到我的公寓，看上去非常疯狂，几近歇斯底里，充满了非洲人对陌生的非洲人的恐惧。

学校已经停课，目的是保证师生安全。费迪南觉得学校很不安全，他认为镇上一旦发生叛乱，头一个攻打的就是学校。他摆脱了原先装出的种种角色和姿态。他原来一直大模大样地穿着运动校服，显示自己是非洲的新一代，现在觉得这衣服危险，会彰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于是给扔掉了；下身的白短裤也换成了卡其布长裤。他语无伦次地说要回南部，回到他父亲那边去。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这不可能。不要说去南部，就是沿着大河送他回他母亲的村里都不可能。

这孩子已经老大不小，可以说是个大人了，这时竟然抽抽搭搭：“我又没想到这里来。我谁都不认识。是我妈妈要我来的。我没想到这镇上来，也没想来上学。她为什么要送我来读书啊？”

这种时候，我和梅迪都觉得安慰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安慰。我们决定让费迪南住进梅迪的房间。我们给他收拾了一些铺盖出来。见我们这么关心他，他平静下来。天还没黑，我们就早早吃了饭。吃饭的时候费迪南一言不发。回各自房间后，他和梅迪聊了起来。

我听见梅迪在说：“他们到了桥上，所有卡车都停住了，他们的枪也弯了。”

梅迪嗓门很高，声音很兴奋。他早上告诉我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声音。现在他的腔调和本地非洲人一样，他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到了早上，商店外面的集市广场毫无生气。小镇仍然空空荡荡。流浪的，露宿的，似乎全都躲起来了。

中午我到马赫什和舒芭家吃饭，发现他们的高级地毯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上好的玻璃器皿和银器，以及水晶玻璃的裸女塑像。舒芭看上去很紧张，特别是眼睛周围。马赫什更紧张，最让他感到紧张的是舒芭。我们吃饭的时候，情绪一直随着舒芭的情绪起伏。今天她好像要为她准备的饭菜而惩罚我们。我们吃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舒芭用疲惫的眼神低头看着桌子，马赫什则不断地看向她。

舒芭最后终于开口了：“我这一周本应在家。我父亲病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萨林姆？我应该和他在一起，而且今天是他生日。”

马赫什的目光在桌子上方飘来飘去。他又说了那段我曾觉得很聪明的话，不过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应该继续下去。一切都会好的。新总统又不是傻瓜，他不会像前任那样，躲在家里什么都不管。”

舒芭插话了：“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我一直就是这样过的。我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我在这些非洲人中间就是这样过的。萨林姆，你说这能叫日子吗？”

她看着盘子，并没有抬眼看我。我也没开口。

舒芭又说了：“萨林姆，我这辈子都荒废了。你想象不出我这辈子是怎么荒废掉的。你不知道我待在这里多么担惊受怕。你不知道我听说你来的时候有多恐惧，你不知道我一听说镇上来了陌生人有多害怕。你知道，我不得不害怕所有人。”她的眼睛抽搐了一下。她停住不吃了，用指尖按住颧骨，好像要把神经的疼痛挤压走。“我是富足人家出来的，我们家挺富裕。这你也知道。家里人给我安排好了一切，可我遇到了马赫什。他那时开了一家摩托车店。当时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我和他刚认识就上床了。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是什么样的风俗，所以我想你也知道我做出这种事有多糟糕！不过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自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不想和任何人交往。这也是我命苦！你怎么不吃啊，萨林姆？吃啊，吃啊，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呢。”

马赫什的嘴唇紧张地闭起来，看上去有点儿傻。听到责怪的话中含有表扬的意思，两眼又开始熠熠发亮。他和舒芭已经共同生活快十年了。

“我的家人把马赫什毒打了一顿。不过这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我的哥哥弟弟扬言要泼硫酸毁我的容貌。他们可是说到做到的。他们还扬言要杀马赫什。所以我们躲这儿来了。我每天都在防着我的兄弟们来。到现在还是。我在等待他们。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有些事是开不得玩笑的。后来，萨林姆，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马赫什说我天天防着兄弟们其实很傻。他说：‘你的哥哥弟弟不会自己大老远跑这儿来。他们会派别人。’”

马赫什插了一句：“我那是开玩笑。”

“不，那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天知道他们会派什么人过来，任何人都有可能。不一定非得是亚洲人。有可能是比利时人、希腊人，或者其他欧洲人。也可能是非洲人。我怎么搞得清？”

吃饭的时候就舒芭一个人在说，马赫什没有打断她，似乎他以前应付过这种局面。饭后，我们一起进城，马赫什说他不想把车开过去，于是上了我的车。刚离开舒芭，他的紧张就一扫而空。舒芭说了这么多他们之间的事，可他一点儿没有感到难堪，也没作评论。

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马赫什开口了：“舒芭夸张了。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糟。新总统可不是傻瓜。汽船今天早晨还开过来了，里面都是白人。你不知道？你要是到凡·德尔·魏登旅馆那里，就会看到一些白人。新总统出身不好，好像是女仆生的。不过他会把局面收拾起来的！他会利用眼下的机会，好好修理修理这个国家，让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凡·德尔·魏登看看，你就会知道独立后是什么情形了。”

马赫什说得没错。汽船确实开过来了，车子驶过码头时我向那边瞧了一眼，果然看到船停在那里。船来的时候并没有鸣笛，我也没有注意，所以根本不知道它开来了。这艘汽船甲板低，平底，几乎被海关的小屋挡住，只有船尾的船舱上层的顶盖露在外面。我把车停在马赫什的商店外，正对着凡·德尔·魏登。我看到一些军车，还有一些被临时征用的民用卡车和出租车。

马赫什说：“非洲人记性不好，这是好事。你去看看是谁来阻止他们自杀。”

凡·德尔·魏登是一幢现代化的楼房，高四层，水泥结构，线条笔直，是在独立之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建起来的。尽管历经沧桑，仍勉强维持着现代旅馆的模样。沿人行道装了很多扇玻璃门，接待大厅铺着嵌花地板。里面有电梯，不过时常出故障。接待处仍放着独立前的航班广告，还有一个“客满”的牌子，从来没有撤走过，但事实上这家旅馆已经有些年没有客满过了。

我原以为大厅里会有很多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可进去一看，发觉比平时还冷清，甚至可以说是悄无声息。不过旅馆还是有客人的：在贴花地板上放着二三十只箱子，都贴着一样的蓝色标签，上面写着“黑兹尔旅行社”。电梯今天坏了，只有一个服务员在值班。那是个矮小的老人，穿着殖民时代仆役的服装：卡其布短裤，短袖衬衫，外面罩着宽大而粗糙的围裙。老人沿着电梯旁的水磨石楼梯独自一人把箱子一个个往上搬。他的顶头上司是个腆着啤酒肚的非洲人。那人好像是河下游的人，平时总是站在接待处后面，什么也不干，只是拿根牙签剔牙，对谁都很粗鲁。不过今天他却站在箱子旁边，做出忙碌而又严肃的样子。

新来的客人有几个坐在院子里的露天酒吧里。院子里有几株绿色棕榈树和藤蔓植物，栽在水泥盆子里。水磨石地板从四面向中间倾斜，正中是栅栏状的地漏，那里总是发出一股下水道的气味，一下雨更是难闻。现在气味还不算太糟：空气干燥而闷热，阳光投射到一面墙上，形成三角形的一块亮斑——白人们就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吃着旅馆的三明治，喝着淡啤。

这群人穿着平民服装，不过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显眼。平常酒吧的顾客中总有一些看上去没什么力气的人，而且年龄参差不齐。而这些白人个个体魄强健，里面也有几个灰白头发的，不过看起来不超过四十岁，说他们是运动员也有人信。这些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拨，其中一拨看上去粗野一些，有些吵闹，有几个穿着鲜艳的衣服。还有两三个年轻人假装喝醉了，正在插科打诨，逗大家发笑。另外一拨人严肃一些，脸上修得很光净，看上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乍一看，两拨人好像是碰巧在酒吧遇上了，彼此毫不相干，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他们都蹬着一模一样的沉重的黄褐色马靴。

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服务员平时总是没精打采的。年长一些的坐在板凳上什么也不干，只等着人家来给小费。他们大多长着一张瘪瘪的苦瓜脸，穿着短裤，围着宽大的围裙，就像跟班的穿的制服。有时候没事做，他们就把手缩到围裙下，看起来就像是在理发的人。年轻一些的是独立后长大的年轻人，穿着自己的衣服，在柜台后面叽叽喳喳地聊天，好像自己是客人一样。不过现在这些服务员都很警觉，都在忙乎。

我要了一杯咖啡，很快就上来了，速度之快简直是破天荒！给我上咖啡的是个身材矮小的老人。我不止一次想过，在殖民时期，这家旅馆挑服务员是不是看谁更瘦小，更好摆弄。怪不得此地过去出了那么多奴隶：选来做奴隶的人体格都很差，除了生育下一代的能力，其他各方面都只能算半个人。

咖啡上得很快，还有装在不锈钢壶里的牛奶，是奶粉冲的，量很少，而且好像不新鲜。我把牛奶壶举了起来，还没张口老服务员就看见了，吓得面如土色。见他吓成这样，我只好把壶放下来，无奈地啜饮着苦涩的清咖啡。

酒吧里的人来者不善。他们——或者他们的同伴——可能已经展开行动了。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寻常角色，知道我是来看他们长什么样子的，也知道服务员害怕他们。今天早晨，旅馆的服务员还在说森林里的人如何如何刀枪不入。别看这些服务员身材矮小，一旦小镇上掀起叛乱，他们指不定会用那瘦小的手干出什么事来！这还没多久，他们就沦落到这么可怜的地步了。我们该为此感到庆幸，但同时又有些同情他们。这就是这个地方给你的印象：你永远不会知道应该怎样去思考，怎样去感受。要么感到恐惧，要么感到羞耻，别无其他。

我回到商店。日子还得继续下去，这样还能打发时光。凤凰树长出了新叶，毛茸茸的，嫩绿嫩绿的。日头在移动，人影树影斜斜地横过红色的街道。换成别的日子，一到这时候我就会想着回家喝茶，或者到希腊俱乐部打壁球，然后找家简陋的酒吧去喝冷饮，坐在金属桌子边上，看着黄昏的光线慢慢暗下去。

快四点的时候，商店正要打烊，梅迪突然跑来了：“白人今天早晨来了。有的去了军营，有的去了水电。”他说的水电是指水力发电厂，离小镇有几英里路，在我们的上游。“他们到军营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岩义上校给毙了。是总统下令让枪毙的。他可是说到做到，这个新总统！岩义上校正跑出来迎接他们呢，他们没等他开口，就一枪给毙了，当着男女老少的面给毙了！还有依颜达中士，他还在我们这儿买过一卷苹果花纹的窗帘布呢，也让他们给毙了，还有其他几个当兵的。”

这个依颜达我还记得。总是穿着一身浆得笔挺的制服，脸四四方方的，小眼睛，总是笑眯眯的，眼神挺狡诈。我还记得他当时用手掌摩挲着印着大红苹果花纹的布，记得他掏出一卷票子付账的样子，别看他神气活现地掏钱，其实那东西不值几块钱。窗帘布！听说他被处决，当地人肯定都很开心。这并不是因为依颜达是坏人，怪就怪他来自猎捕奴隶的部落，就好像军队里其他人一样，比如他的上校。

总统把恐惧带到了镇上，带到了这个地区。他明着是吓唬军队，暗里是吓唬本地老百姓，在杀鸡给猴看呢。处决军人的消息会不胫而走，老百姓会更加困惑，更加紧张。他们会跟我一样，第一次觉得独立后首都还是有管事的人，感觉到人人有份的独立已经到头了。

我能从梅迪身上看到变化。他不断带回糟糕的消息。但他比早上要平静一些，也让费迪南平静了些。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开始听到枪声。要在早晨，大家肯定都慌作一团。可现在我们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枪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远不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雷声响亮。不过，这陌生的声音让镇上的狗惊惶不安，它们此起彼伏地叫起来，有时把枪声都盖住了。出门来到楼梯平台上，只看到黄昏的阳光、树和炊烟。

日落后四周一片漆黑。停电了。可能是机器坏了，可能是线路被人故意掐了，也可能是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但现在没有电也不是坏事，说明至少今天晚上不会发生暴乱。这里的人不喜欢天黑，有的人甚至要在屋子里点着灯才能入睡。不过我、梅迪和费迪南都不相信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我们信任总统派来的白人。早晨我们还看不清局势，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我坐在客厅里，就着油灯看旧杂志。梅迪和费迪南在他们的房间里说话。他们的声音和白天或者有电时不一样。两人的嗓音都压得低低的，带着沉思的意味，沉稳老成，像是两个老人在谈话。我来到走道上，发现他们的门是开着的，梅迪穿着背心和衬裤坐在床上，费迪南也穿着背心和衬裤，躺在地铺上，一只脚翘得高高的，抵在墙上。在油灯摇曳的灯光下，他们看起来像是躺在某间窝棚里面。两个人悠闲地聊着，慢声细语，不时停顿或沉默，同他们的姿势十分相配。这些天来，他们头一次这么放松。他们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所以竟聊起危险、战争和军队这些事了。

梅迪说他早上看到白人了。

费迪南回答说：“南部有许多白人，那里的打仗才叫打仗呢。”

“今天早晨你真该见识一下。他们直接冲到营房，拿枪指着所有人。我从来没见过当兵的这样。”

费迪南说：“我第一次见到当兵的那会儿还很小。那时欧洲人刚走，我住在妈妈的村里，还没有去我父亲那里。这些当兵的跑到村里来，也没个领头的，什么坏事都敢干。”

“他们有枪吗？”

“那还用说？当然有了。他们四处搜白人，搜到了就杀。他们说我们把白人给藏起来了，但我看他们纯粹是找麻烦。后来我妈妈走过去和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只带走了几个妇女。”

“你妈妈和他们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看她把这些人吓住了。我妈妈会魔法。”

梅迪说：“我们海岸那边有个人，和你说的有些像。那人好像是从这一带过去的，他让人对阿拉伯人动手，见阿拉伯人就杀，从集市上杀起。我当时就在现场。你真该见识一下，费迪南。那些胳膊和大腿扔得满街都是。”

“他干吗要杀阿拉伯人？”

“他说他是在执行非洲之神的命令。”

这话梅迪倒没和我说过。或许他觉得这并不重要，或许他是给吓坏了。不过他并没有忘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想费迪南可能在思考他刚听到的话。他们再次开口时把话题扯开了。

枪声继续传来。不过还是在远处。是总统派来的白人在开枪，好像是在承诺秩序和稳定。很奇怪，枪声竟让人感到安慰，让人有一种深夜听雨的感觉。一切外部未知世界的威胁都被遏制住了。焦虑散尽，坐在客厅里，看着油灯的灯影摇曳，电灯光永远造不出那种阴影来。费迪南和梅迪用闲适而又老成的声音聊着天，把自己的小屋变成了温暖的小窝。这样的情景，确实让人感到慰藉。感觉像被送到了隐蔽的森林村庄，送到沉沉夜色下的小屋，隐蔽而又安全——外界的一切像被一条施了魔法的线挡在外边。和印度老夫妇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想过，现在我又开始想，要是这一切是真的该多好啊。真希望一觉醒来，世界缩回到了我们熟悉而放心的小天地！

第二天一早，战斗机开过来了。听到声音，刚想出去看，它已经冲到头顶上方了，飞得很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让你感觉无法把持自己的身体，所有的感官似乎都关闭了。有架喷气式战斗机飞得低低的，你能看清楚机身下面是一个银色的三角形，这是杀人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它飞走了，很快就远得几乎看不见了。阳光越来越烈，把远去的飞机照得雪亮。后来战斗机又回来了几次，其中一架就像一只凶狠的大鸟，盘旋在天空中，不肯轻易离开。接着，它又飞到丛林上方，最后终于爬升到高处，远远地投下炸弹，炸弹当即在丛林里炸开，声音一如我们熟悉的雷声。

一周内，战斗机来了好几次，是同一架。每次都低低地飞到小镇上方，然后飞到丛林上方，随机扔下一些炸弹。不过战争第一天就打完了，而军队一个月后才从丛林回来，整整过了两个月，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新客人才陆续离开。

一开始，也就是白人到来之前，我还认为自己是中立的。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军队或者叛军。实际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

来自那个著名的武士部落的士兵有很多被杀。后来，更多士兵丢掉枪支，丢掉浆得笔挺的军装，抛弃了他们花了不少钱装修的营房。总统在遥远的首都重组了军队。镇上的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或地区，成分比以前复杂多了。武士部落的人手无寸铁地被丢到镇上。营房那一带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有女人在通往森林的路上哭，一会儿捧起自己的大肚子，一会儿又放手让它重重地垂下来。一个鼎鼎大名的部落，就这样落入过去的猎物之手：好像是大自然在冥冥之中把森林里的古老法则颠倒了。

那些面黄肌瘦的叛乱者不久又在镇上出现了，看起来比原来更饥饿，更落魄，黑乎乎的破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伙人还觉得自己有神力相助，以为敌人的枪管会弯掉，打出来的子弹都会掉到水里。他们一个个面容憔悴，脸上带着怨恨，有一阵子他们独来独往，好像有些癫狂。他们曾想毁灭这个小镇，但又需要它。正如马赫什所说，人们把他们从自杀边缘拽了回来。他们意识到有人在远方掌控着这里的一切，于是恢复了以往的顺服。

从抵达镇上的头一天到现在，我第一次发现凡·德尔·魏登旅馆出现了一些生机。汽船不仅给总统的白人士兵送来物资补给，也带来了很多女人。这些女人是河下游的，一个个体态丰满，浓妆艳抹。我们这里划独木舟的、扛货的女人往她们身边一站，简直就是皮包骨的小孩。

后来我们终于获准开车到大坝和水电站去。那里临近两军交战的地方。水电站的设备毫无损坏，不过一家开张不久的夜总会已经不在了。夜总会老板原来是南部葡萄牙占领区的人，为了躲避征兵，逃到我们这里来，开了这家夜总会。这儿环境非常优美，夜总会坐落在悬崖上，前面的大河一览无余。这里是我们刚刚开始习惯的好去处：周围的树上总是挂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我们悠闲地坐在这里，一边喝着低度葡萄牙白葡萄酒，一边欣赏着大峡谷和打着灯光的大坝，简直是种奢侈的享受，让我们感觉自己很有品位。不过打仗的时候，叛军占领了夜总会，将它洗劫一空。夜总会的主要建筑十分朴素，没什么特别的：水泥墙围在四周，舞池是露天的，边上有个酒吧间。那四堵墙仍在，但很多地方有火燎的痕迹，可见他们曾想连这水泥墙一起烧了。所有装置都被毁坏了。叛军的怒火好像是冲着一切不属于非洲森林的东西，如金属、机械、电线等等。

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这种愤怒的印记。前一次战争结束后，联合国某机构曾把水电站和大坝上面的堤道修好，离大坝有段距离的地方竖立了一座金字塔形石碑，碑上有块铭牌，记载着联合国修坝一事。铭牌好像被用沉重的金属物件砸得走了形，上面的字母也被人一个个锉掉了。堤道一端本来有些铸铁的路灯柱子，都是从欧洲运来的，竖在这里作为装饰。代表新势力的地方装一些老式路灯，主意不错。可惜这些柱子也被砸得面目全非。灯柱都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工匠制造的，上面还刻着他们的姓名，这些姓名也无一幸免——凡是有字的地方都被人锉掉了。

让人忘不掉的是这种愤怒——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见着金属的东西就想用自己的手毁掉！刚刚停火没几周，随着村里的人又跑回到镇上，饥肠辘辘，四处觅食，这些事已经显得非常遥远，难以想象了！

恢复和平后没几天，惠斯曼斯神父再次出游，结果被人杀害。他的死本来不会有人知道，凶手随便把他埋到丛林里的某个地方就行了，谁也不会找到。不过杀害他的人故意要把事情抖出来。他们把遗体放入独木舟，独木舟沿着大河漂游，最后被水葫芦缠住，停在了河岸边。尸体上面满是残害的痕迹，头颅被人砍断，还钉上了钉子。大家一切从简，很快把遗体掩埋了。

太可怕了。他这一死，让人觉得他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那么渊博的学识就这样随他入土了。对我来说，可贵的不只是他的知识，还有他的人生态度，他对非洲的热爱，他对森林信仰的感情。他一死，我觉得整个世界也死了一小块。

我敬佩神父的纯洁，但现在我不禁怀疑这纯洁到头来究竟有没有价值。面对如此可怖的死亡，我们怎能不去怀疑一切呢？不过我们终归是人，不管周围有多少死亡，我们总还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能带着怀疑的心态长久生活下去。所以，这一阵怀疑的情绪过去之后，我开始感觉到神父的一辈子过得比我们大部分人都好——在内心深处，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一点我从不怀疑。神父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让他过着一种独特的全心投入的生活，激发他去寻找，去探索。我们看到的只有丛林，而他却发现了人性的丰富饱满。不过，他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和他的虚荣相似。他过分沉迷于研究大河边各民族的融合，为此付出了代价。

神父是怎么死的，没有什么像样的说法。但他的尸体放在独木舟里，在河道上漂流，肯定被很多人看到了。公立中学里人们议论纷纷。虽然镇上大多数人对神父知之甚少，但大家都知道他热爱非洲。学校的男孩们有的感到难堪和羞耻，有的却火药味十足。费迪南属于后者。他已经从前一阵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也不再想着回母亲的村庄了。他对神父之死的态度我一点儿也不奇怪。

费迪南说：“博物馆是欧洲人的玩意儿。那和非洲之神犯冲。我们各家的屋子里都有这些面具，我们都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不必到惠斯曼斯的博物馆去。”

“非洲之神”——这话是梅迪说的，而梅迪是从海岸那边反抗阿拉伯人的暴动的领袖那里听来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那个从水电站传来枪声的夜晚，那晚我们感到自己平安了。不过这个说法暴露出费迪南内心的一些东西。住在我家的那些天，费迪南经历了一场危机。自此之后，他进入了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角色很适合他，而且更合理。他不再想扮成某个特殊种类的非洲人。他就是个非洲人，愿意认同自己性格的各个方面。

这种新角色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些。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有礼貌，他变得嚣张而怪异，背后是隐秘的紧张。他尽量不到我家里或者店里来。这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在经历了叛乱的巨大惊吓之后，他想向我表明，没有我他也照样活得好好的。但后来有一天，他托梅迪捎来一封信，打动了我。信写在从练习本里撕下来的一张印有线条的纸上，没装在信封里，而是折了几折，折得小小的，紧紧的，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字写得很大：“萨林姆！那个时候，是你把我带回家，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F.”

这就是他的感谢信。把他带回家和自己一起住，这种善意对一个非洲人来说非比寻常，值得感谢。但他又不想显得自己好像是在巴结或者示弱，所以故意弄得这么粗糙——没有信封，带线条的信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字写得大而潦草，信里不明确表示感谢，以“萨林姆”而不是“亲爱的萨林姆”称呼我，以“F”而不是“费迪南”落款。

我觉得这封信既好笑又动人。不过整件事有点讽刺。费迪南难得表现出的这种柔情，却是我的一个小小举动所引发的。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出自特定背景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姿态。我来自海岸，我的家庭和我家的仆人生活得很近，可以说太近了，而这些仆人过去是奴隶，他们的祖先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非洲土地上被掳走的。如果费迪南知晓这个背景，不知道他会多愤怒！不过，从这封信和他这个不卑不亢的新角色来看，作为一个男人，他已经成熟了很多。当初他的母亲扎贝思把他带到我店里来，请我照应他，想必心里盼的就是这种结果吧。

说起惠斯曼斯神父藏品的不只费迪南一人，其他人也开始议论了。神父在世的时候四处收集非洲的东西，大家都把他当成非洲的朋友。现在情况变了。大家觉得他收集这些东西是对非洲宗教的不敬，所以学校里谁也不敢接管这些藏品。也可能是因为别人都不具备神父那种学识和眼力吧。

学校有时会带访问者参观这些藏品。木刻还好，但由于枪支储藏室通风不佳，面具开始腐坏，味道比以前还要难闻。它们依旧躺在木条架子上，因为在腐坏，好像失去了神父教我去看的那种宗教魔力。没有了神父，这些面具只是一些奢侈的物件。

在接下来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镇上陆续来了很多客人，他们来自许多国家，有老师，有学生，有打着各种名号来帮忙的人，还有一些好像是刚发现非洲的人。这些人看到什么都表现得很惊喜，唯独对我们这些镇上的外国人不屑一顾。神父的收藏开始被人偷抢。镇上来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这人好像比非洲人还要非洲人，比谁都要爱穿非洲衣服，比谁都喜欢跳非洲舞蹈。有一天，此人乘坐汽船突然离开。我们后来才发觉枪支储藏室的大部分藏品都被偷走了，和此人的行李一起被运到美国。他常说要开一个原始艺术的展览室，不用说，神父的藏品将成为展览室的核心展品。这些藏品！森林最丰饶的产品！

第二部　新领地

6

如果你看到一队蚂蚁在行军，你会发现有一些蚂蚁掉队或者迷路。蚂蚁大军没有时间等它们，只会继续前进。有时候，掉队的蚂蚁会死掉，即便如此，也不会对行进的队伍产生什么影响。死蚂蚁的遗体会带来些许不安，但这不安最终会被克服，到时死去的蚂蚁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其余蚂蚁照样忙忙碌碌，循规蹈矩，在离开巢穴赶往别处，或是从别处赶回巢穴时，遇到迎面赶来的同类，照样会一丝不苟、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惠斯曼斯神父死后的情形也是一样。要是在过去，他的死会激起众怒，大家会千方百计把凶手找出来。但现在，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人——仍旧是外人，不算定居者，也不算游客，待在这里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

惠斯曼斯神父之死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警示，那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照应自己，不应忘记我们所处的环境。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埋头干自己的事，结果却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逐步在实现神父对小镇的预言。他说小镇的退步是暂时的，在每一次退步之后，欧洲文明都会卷土重来，在河湾扎下更深的根。小镇会从头再来，而且一次比一次进步。恢复和平之后，小镇不是单纯在重建，而是切切实实在发展。叛乱和神父之死很快被人淡忘。

我们没有惠斯曼斯神父那样长远的视野。我们有些人对非洲人和他们的前途有明确的认识，不过我们都没有神父那种对未来的信念。要不是相信非洲这一带会发生变化，我们是不会来做生意的。因为没有任何意义。抛开表象不论，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神父对自己的态度实质上是一致的。他觉得自己是宏大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他若在天有灵，想必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死有多么重要，不会觉得他的死应该造成什么不安。我们也是这种感觉，只是角度有所不同。

我们都是简单的人，有自己的文明，却除了这里没有其他家园。情况允许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蚂蚁一样，做些不得不做的复杂烦琐的事。我们偶尔会得到一些回报聊以自慰，不过，无论时运好坏，我们都清楚自己是可以牺牲的，我们的辛劳随时可能付诸东流，我们自己可能被击得粉碎，别人会来替代我们。别人会在更好的时候来，这正是让我们痛苦的地方。而我们只能像蚂蚁一样，继续维持我们的生活。

处在这种境况中的我们一会儿从绝望的谷底跃上乐观的巅峰，一会儿又从巅峰跌入谷底。眼下我们处在繁荣期。我们能感觉到首都统治者的智慧，还有能力；市面上大量铜钞在流通。秩序和金钱这两样东西就足以让我们建立信心。只要有一点儿信心，我们就可以维持很久。信心也让我们释放出自己的能量。我们没有足够的才智，也没有大把资金，我们有的只是能量。

各种各样的项目在启动。各个政府部门也恢复了生气，小镇终于成为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地方了。我们本来就有汽船提供航运服务，机场现在也被修葺一新，并得到拓宽。首都来的飞机开始在此起降，士兵也被空运到镇上来。旧城区住满了人，新城区也在陆续建造，但这一切都不能应付不断从村里迁来的人。镇中心的街道和广场上一直有人搭棚或扎营居住，现在又多了公共汽车，以及更多出租车。我们甚至有了一套新的电话系统，虽然太复杂，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需要，但这正是首都的大人物希望为我们提供的。

城区的垃圾堆越来越多，从中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在油桶里把垃圾焚烧掉，而是直接扔到破烂的街道上——都是细细的、灰烬一样的非洲垃圾。这些垃圾堆一下雨就平了，但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越来越结实，一个个像小山一般，堆得和城区那些盒子状的水泥房屋一样高。

没人愿意搬动那些垃圾。出租车里满是消毒剂的味道，非常刺鼻。卫生部门的官员对出租车抓得非常紧，就是为了消毒的问题。在殖民时代，依照法律，卫生部门每年要给公共交通工具消毒一次。消毒员可以收取费用，纳入自己的腰包。这个传统大家还没有忘记，所以很多人想从事消毒这一行。现在的出租车和卡车可不是每年消毒一次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被拦住了就要消毒，每一次都要收费。消毒者坐在官方的吉普车里，在垃圾堆之间和出租车、卡车捉起了迷藏。镇上那些布满红色尘土的马路很久没人修整维护了，现在车水马龙，路面很快变得凹凸不平。消毒的人在后面追，反消毒的人在前面逃，但有趣的是，逃的追的都不快，都是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来颠去，仿佛深海行舟。

包括卫生官员在内，这些通过市政服务迅速聚敛财富的人一个个精力充沛，或者有了机会就会变得精力充沛——海关官员、警察，甚至还有军人。政府机构不管实质上多么空虚，人员却比以前充实多了。有事总可以找到人，只要你的方法对路，总可以把事情办妥。

正如惠斯曼斯神父说的那样，河湾的小镇又一次恢复了印度洋地区的人和欧洲人到来前的面貌，重新成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地区的交易中心。商人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他们的旅程比扎贝思的还要艰险，有时需要一周时间才能到达。汽船到了镇上就不再前进，在急流上游只有独木舟（有的装上了舷外发动机）和汽艇出没。我们的小镇成了货物集散地，我收购了好些代理处，纳扎努丁以前经营的那几个也重新开张了。通过这些代理处，我开始批发一些以前零卖的东西。

代理处大有赚头。产品越是简单，生意就越简单，越兴旺。这种业务不同于零售。以电池为例，货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大量地买进卖出，甚至不用亲手接触，也不用亲眼看见。好像买进卖出的都是一些话语，或纸上的想法，这简直是在做游戏——到后来某一天，电池真的到货了，你也只须去海关的仓库走一趟，亲眼看到它们真的存在，真的是某个地方的工人生产出来的。如此有用、如此必要的东西——其实用普通牛皮纸包一包就可以了，但生产它们的工人却不辞劳苦，为它们贴上漂亮的标签，印上动人的宣传语。贸易，商品！多么神奇啊！我们制造不了，但可以买进卖出。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原理是什么。只要有钱，就可以把这些神奇的东西吸引到丛林深处来，让我们如此随意地买进卖出！

首都来的销售员大多是欧洲人，他们现在不坐汽船了，喜欢坐飞机来回。如果坐汽船，过来要花七天时间，回去要花五天。到了镇上，他们就住进凡·德尔·魏登旅馆。他们为小镇的生活增添了一点儿新的色彩。在希腊俱乐部，在酒吧，他们终于带来了欧洲和大城市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下，我能够想象纳扎努丁在故事里描述的那种生活。

马赫什的商店和凡·德尔·魏登旅馆对门，中间只隔一条马路，旅馆里人来人往，全落在马赫什眼中。激动之下，他和旅馆里的人做起了生意。马赫什这人有些奇怪，脑子里总想着做一笔惊天动地的大生意，但遇到不值一提的小买卖，他也肯花力气，甚至耗上好几周的时间。

有一次，他买了一台用来雕刻字母和数字的机器，同时还买了一大堆硬塑料牌子以备刻字之用。他想刻一些标志牌在镇上卖。他在家练起了这门手艺，舒芭说那机器吵得不得了。马赫什无论在家还是在店里，逢人就拿出他练习用的标志牌，仿佛牌子上漂亮的字母是他本人而不是机器刻出来的。刻字机既现代又准确，更主要的是刻出来的东西确实有“工业生产”的味道，这让马赫什激动不已。他以为其他人也会像他一样激动。

刻字机是马赫什从住在凡·德尔·魏登旅馆的一个商人那里买来的。他做生意的方法一贯随意，到了考虑刻字订单的时候，他只想着穿过马路去凡·德尔·魏登旅馆——卖机器给他的商人就是从马路对面走到他店里的。他寄希望于凡·德尔·魏登旅馆，他希望把所有房间号码都重做一遍，把洗手间等处的所有“男”、“女”标志牌换掉，还想给楼下每个房间门上都贴上解说牌。真要做成了凡·德尔·魏登旅馆的生意，足以让他忙上几周，这样完全可以收回买机器的成本。但是旅馆的主人（一对意大利中年夫妇，平时总躲着，凡事由他们的非洲总管出面）对马赫什的想法根本不买账。我们也没几个人想在三角形牌子上刻自己的名字，摆在自己的桌子上。马赫什的想法最终成了泡影。刻字机也渐渐被遗忘了。

马赫什每次提出新点子，总是神神秘秘。有一次，他想从日本进口一种机器，用来刻吃冰激凌用的木铲和木勺，一开始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和我直说，只是把商人送他的样品给了我一个，是用纸包着的小木勺。我看了看那小小的船形勺子。有什么可说的？他叫我用鼻子闻闻这勺子，然后叫我用舌头舔舔。我按他的话做了，见他看着我的样子，我觉得可能会有什么让我吃惊的东西。不过并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他只是要告诉我冰激凌勺子和铲子不应该有气味，也不应该有味道——这倒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他想知道本地有没有那种日本良木。要是在进口机器的同时也从日本进口木头，免不了会有很多麻烦，且会把勺子、铲子的价格抬得比冰激凌还要高。所以那几周我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是木头。马赫什的想法勾起了我的兴趣，我为之着迷，开始换了一种眼光来打量各种树木。我们找机会在一起闻木头，舔木头，我们尝过很多种木头，包括开运输公司的道莱特从东部给我们捎来的品种。但到后来，我突然想到，本地人的口味比较独特，在制造木勺子的机器到来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他们喜不喜欢冰激凌？有可能他们不喜欢呢？否则为什么别的人没有想到冰激凌的主意？镇上毕竟还有意大利人。还有，怎么制造冰激凌呢？到哪里去找牛奶和鸡蛋？

马赫什问我：“做冰激凌还要用鸡蛋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在问你啊。”

令马赫什心醉神迷的不是冰激凌，而是造冰激凌勺的那种简单的机器，更准确地说，最吸引他的是成为镇上唯一拥有这种机器的人。当初舒芭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个修摩托车的，舒芭对他的钟情使他超越不了当初那个他。所以他一直对小型机器或者电动工具这些东西情有独钟，觉得这些东西是神奇的谋生手段。

在海岸的时候，我认识我们那个群体中一些像马赫什这样的人。我想只要某些机器还没有在本地生产出来，就会有这种人存在。他们善于动手，有自己独特的禀赋。他们对进口的机器总是很着迷。这是他们才智的一部分。但进口到这些机器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有些变味了，让人感觉他们不仅拥有机器本身，甚至还拥有机器的专利。他们希望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这些神奇工具的人。马赫什总是在寻找可以独家代理的小型进口机器，巴不得通过这些小东西走上权势和财富的捷径。从这方面说，马赫什并不比把现代商品贩卖到村里的商贩强多少。

我有时在想，镇上发生了这么多事，马赫什一直都在，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无疑，这说明他心态平和，聪明或者说精明。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这人很随意，没有疑惑或深沉的焦虑。此外，别看他总是在说要搬到一个更好的国家去（这里人人都这样说），其实他并没有远大的志向。他在这地方很合适，换个地方很难混得好。

舒芭就是他的生命。她总是告诉他，或者通过自己的钟情向他表明他的出色。我敢说他对自己的看法和舒芭对他的看法一样。除此之外，他都不是太在乎，凡事随波逐流。他现在的态度随意得无以复加，往常还稍稍藏着掖着，现在竟放胆做一些让人心惊肉跳的所谓“生意”。不管什么业务，他一概来者不拒。现在他的业务多半来自军队。

新的军队我不太喜欢。武士部落的那些人虽然野蛮一些，但我还是更喜欢他们。我能理解他们的部落自豪感，并对此持宽容态度，我也喜欢他们的直率。新军队的军官们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没有武士的规矩，根本没有规矩可言。他们在许多方面和费迪南很像，年岁也和他差不多：一样咄咄逼人，但没有费迪南那种潜藏在内心的温和。

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和费迪南穿运动校服的样子很相似：他们也把自己看成非洲的新人，同时也是新非洲的人。他们大肆显摆国旗和总统肖像（这两样东西现在总是形影不离）。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建设性的自豪感，后来才发现没有这么复杂。国旗和总统肖像只是他们的神物，是壮声势用的。这班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国家需要建设什么。对他们来说，该有的都有，伸手索取便是。他们相信凭自己的身份，索取是名正言顺的事。军官们级别越高，就越腐败——如果“腐败”一词用在他们身上还有意义的话。

这些人带着枪，开着吉普，四处偷象牙，偷黄金。象牙、黄金——再加上奴隶就齐了，和过去的非洲没什么两样。要是有奴隶市场，我敢说他们一定会涉足。偷到了黄金等物，特别是象牙，他们总是找当地的商人脱手。整个非洲大陆的各国政府和官员明着宣布象牙交易非法，自己却暗中在做这种买卖，造成走私猖獗的局面。我很谨慎，不想蹚这池浑水。我担心的是当地政府。他们连自己的法律都能破坏，就别说毁个人了。他们今天可能还是你的业务伙伴，明天就有可能成为你的监狱看守，甚至更糟糕。

但马赫什不在乎这些。我看他就像个孩子，送上门的糖他都吃，也不管糖里有没有毒。当然，他已不是孩子，他清楚这些糖果是有毒的。

他说：“哦，他们是会为难你。真遇上了，给他们塞些钱就行了，仅此而已。你只要塞给他们一些钱。在算成本的时候，你得把这些考虑进去。我想这些事你不太理解吧，萨林姆，确实不好理解。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

有两次他打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说来也怪，我居然听出他是在求助，只好跑到他家去拿东西。

第一次是某个下午，他打来电话东拉西扯地说着我托他买网球和鞋子的事情，接完电话，我开车到他家门口，在外面按喇叭。他没有下来，而是把客厅的窗户打开，对着大街上喊：“我派人把网球鞋给你送去。稍候片刻，萨林姆！”然后他仍站在窗前，转过身用土话对屋里的人叫道：“Phonse! Aoutchikong pour Mis' Salim!”Aoutchikong是从法语词caoutchouc演化而来，意思是橡胶，在当地土语中指帆布鞋。在众目睽睽之下，男仆伊尔德丰斯拿着什么东西下来了，外面用报纸草草包着。我接过来，将它扔到车后座，一刻不停地开走了。后来我发现，报纸包着的是一卷外国钞票。天一黑，我就把它埋到外边楼梯下的洞里。不过，为马赫什做这种事只会让他变本加厉。第二次我给他埋的是象牙。埋象牙！我们生活在什么年代？人们要象牙干吗？顶多是刻一些烟斗、小雕像之类的垃圾（而且如今的做工让人无法恭维）。

不过，马赫什还是从这类交易中赚到钱了，他很感激我的帮忙，投桃报李，我的黄金储备有所增加。他说这里没有公理。我难以适应，而他却驾轻就熟。他总是那么冷静而随意，从来不会性急。这一点着实让我佩服。不过，这种随意也会使他陷入荒唐的境地。

有一天，马赫什摆出谈论生意时专用的那副神神秘秘、过分无辜的神情，对我说：“萨林姆，你总在看国外的报纸。你有没有注意铜市的行情？行情到底怎么样？”确实，铜的行情很好，这我们都知道，我们这里之所以这么繁荣，归根到底是铜在支撑着。马赫什接着又说：“这是美国人打的那场战争闹的。听说他们在这两年消耗的铜比过去两个世纪全世界消耗的还要多。”这都是市面繁荣时说的话，是凡·德尔·魏登旅馆的商人们谈论的话题。马赫什就住在马路对面，这些话免不了传到他耳朵里。要没有这些话，他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楚。

他从铜转向其他金属。我们无知无畏地谈了一会儿锡和铅的未来行情。然后马赫什话锋一转：“铀你觉得怎么样？现在什么价格？”

我回答说：“我想铀是不会公开报价的吧。”

他用那种无辜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不过价格一定很高吧？这里有个家伙想把一块铀脱手。”

“他们现在论块卖铀了？是什么样子的？”

“我没有见过，不过这家伙说想卖到一百万美元。”

我们就像这样。前不久我们还四处觅食，吃上面蒙了一层灰的罐头，用火盆或者在地上挖洞生火做饭，但现在说起“一百万”这样的字眼来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好像我们一向谈的都是这种大生意。

马赫什说：“我告诉这位将军，铀只能卖给外面的大国家，他说好，让我去卖。你知道老曼西尼吧？他在这里好几个国家做过领事。我总是在想，这应该是一桩好买卖。所以我去找曼西尼。我把情况和他直说了，曼西尼不但毫无兴趣，反而勃然大怒。他跑到门口，把门关上，靠在上面，然后叫我滚蛋。他的脸都气红了，通红通红的。这里每个人都害怕首都的大人物。萨林姆，你说我该怎么和将军交代呢？他也很害怕。他说那块铀他是从一个高度机密的地方偷出来的。我可不想得罪将军。我不希望给他留下我没有尽力的印象。你觉得我怎么和他说才好？说正经的，说正经的。”

“你说他害怕了？”

“非常害怕。”

“那你就说他被人监视了，这样他就不会再来找你。”

我拿出我的科学杂志和儿童版百科全书（我开始喜欢上这些东西了），查阅有关铀的内容。这种东西我们都听说过，但不是很了解，就像石油。过去通过看书或谈话，我以为石油是随着地下水流动的。后来我从百科全书中发现，储藏石油的容器其实是石头，甚至是大理石，石油藏在它们里面的小穴中。我想将军的思路和我当初相似，他听说铀很值钱，便以为它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金属，一种金块一样的东西。领事曼西尼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我看了书才知道，数以吨计的粗矿石经过加工、精炼，才会形成比重很大的小块。

将军提出卖“一块”铀，可能是受骗上当了。但不知何故，他后来再也没有找过马赫什。可能马赫什对他说他被监视了吧。不久，他就被调去别的地方，离开了我们小镇。这是新总统的用人方法：他给手下的人足够的权势，但是不会让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落脚生根，成为一方霸主。他真给我们省了不少麻烦。

马赫什同往常一样镇定自如。受惊吓的只有曼西尼，那个领事。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像这样。我们觉得四周都是宝贝，就等着我们去捡了。给我们这种感觉的是丛林。在空虚而闲散的那段时间，大家对丛林漠不关心。叛乱时期，丛林让我们感到压抑。现在，丛林让我们兴奋——未经开发的土地，未经发掘的宝藏。我们忘了那些先行者，他们也曾有过和我们一样的感觉。

这繁荣也有我一份。这期间我也在小打小闹地折腾。不过我总是感觉烦躁不安。大家对和平适应得太快了，这有点像健康——身体健康的时候，你不会有多在意，你不会惦记着生病时对健康的渴盼。在一派和平繁荣的气氛之下，我第一次感觉到小镇的平凡。

我的公寓、商店、商店外面的集市、希腊俱乐部、酒吧、生机盎然的大河、独木舟、水葫芦——这一切我是如此熟悉。特别是在酷热的下午，那强烈的阳光，黑黑的影子，以及那种静止的感觉——似乎人类的希望在此终结了。

我不希望像马赫什及其他人那样在河湾了此一生。在内心深处，我总是认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仍然觉得自己只是过客。不过我的归宿在哪里呢？我说不上来。我从来没有积极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等着某种启示的降临，等着这启示指引我找到归宿，去过我仍在期待的“生活”。

父亲不时从海岸写信过来，信中说他希望我安定下来——也就是和纳扎努丁的女儿结婚。这件事似乎已经成了家人的承诺。而我却比以前更想退缩。不过我有时也在想：在这个地方之外，还有种完整的生活在等着我，有种种关系将我同某块土地联系起来，让我知道自己有所归属。偶尔这么想想，也不失安慰。但在内心，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知道，对我们来说，世界已经不再那么安全了。

我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纳扎努丁在乌干达开轧棉厂，那儿出事了。到目前为止，乌干达一直是个安全的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接纳周边各国涌来的难民，纳扎努丁以前就跟我们说过这国家，力图激起我们的兴趣。而现在，乌干达的国王被赶下王位，被迫逃亡。据道莱特带回的说法，有支军队失去控制了。我记得纳扎努丁和我说过，尽管运气一直不错，他结局不会好。我想他的运气应该到头了。但我错了。纳扎努丁还是那么好运。乌干达的动乱并没有持续多久，倒霉的只有那位国王。那里的局势不久就恢复正常了。但是，我开始对纳扎努丁和他的家庭感到害怕，我不再认为娶他的女儿是天经地义的家庭义务。这种义务只会让我感到压抑，我索性把它抛到脑后，决定不到万不得已就不作考虑。

繁荣归繁荣，我却心怀焦虑，几乎和开始时一样不满和不安。这不只是外在压力或是自己的孤独和性情使然。我的不满和不安也同这个地方本身有关，同和平环境下这里所发生的改变有关。改变怪不得任何人，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叛乱期间，我对森林和大河之美有着敏锐的感觉，我还向自己许诺，一旦和平了，就一定要接触这种美，了解它，拥有它。我的诺言都没有兑现。真的和平了，我却不再环顾四周。现在，我感觉这个地方的神秘和魔力不复存在了。

在那些恐惧的日子里，我觉得我们通过非洲人触到了大河上、森林里的神灵，一切都充满了紧张意味。现在，这些神灵似乎都离开了，就如同惠斯曼斯神父死后神灵离开了面具一样。那些日子里，我们对非洲人感到紧张，哪个非洲人都不敢小瞧。我们是入侵者，是凡夫俗子，而他们是有神灵保佑的人。现在神灵离开了，他们也成了凡夫俗子，邋遢而又贫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真正的主人，我们有他们所欠缺的才干和技能。而且我们非常简单。在这片重新变得平凡的大地上，我们为自己安排了平凡的生活——酒吧、妓院、夜总会。唉，都无法让人满足。不过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尽我们所能。我们只是遵循着马赫什的箴言：我们要继续下去。

马赫什自己却不只是继续。他做成了一桩成功的生意。他一直在看购物目录，填写优惠券，写信索取详细信息，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业务，找到了可以全套进口的东西，这东西让他踏上了生意和财富的捷径。他把汉堡王连锁店带到了镇上。

这是我未曾料想到的。马赫什以前一直经营着一家奇怪的小店，卖各种铁器、电器、照相机、双筒望远镜和各式各样的小工具。我甚至说不准小镇人会不会吃汉堡王。但他却毫不怀疑。

他说：“他们做过市场调研，决定在非洲大举发展。他们在西海岸一个法国统治的地区设立了地区分公司。那家伙几天前过来了，做了各种测量和估算。他们不只给你送酱汁来，你知道，萨林姆，他们把整个商店都照搬过来！”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几个月后，汽船运来的箱子里装着开店所需的一切：炉子、奶昔机、咖啡机、杯子、盘子、桌子、椅子、定做的柜台、高脚凳、定做的墙镶板——上面有汉堡王的标志。除了这些正经的装置外，还有玩具：汉堡王调味瓶、汉堡王调味番茄酱罐、汉堡王菜单、汉堡王菜单夹，还有各种可爱的广告：“汉堡王，大汉堡、一级棒！”广告上还有各种汉堡的图片。

看了汉堡的图片，我感觉那面包就像嘴唇，白而光滑，而汉堡的碎肉夹心就好像舌头。我和马赫什说了这个比喻，他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决定再也不说对汉堡不敬的话。以前马赫什很喜欢拿这个项目开玩笑，等开店的东西到齐了，他突然变得严肃得要死，仿佛自己也成了汉堡。

马赫什的汉堡店结构很简单，是镇上标准的方盒形房子，水泥结构。马赫什请来本地的意大利建筑商，很快就把原来的货架清理掉，重新布上线，铺上水管，装了一个小吃吧台。吧台非常漂亮，好像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汉堡王店的原汁原味确实奏效了。待在汉堡王里面感觉很不错：闻不到街上四处散发的下水道味道，看不到灰尘和垃圾；一进来，看到的东西样样都很现代，比如那些广告招贴等等。马赫什果真做到了。

汉堡王的漂亮装修也影响了舒芭。她变得活跃起来，发挥出她们家族的生意才能。经过她的精心部署，连锁店很快顺利运转起来了。她安排从本地新开的超市购买肉（超市的肉和鸡蛋一样，都是从南非运来的），从一个意大利人那里购买白面包。她还对店里的伙计进行培训，给他们排班。

男仆伊尔德丰斯被从家里调到店里，戴上大厨的帽子，身穿黄色的汉堡王夹克，在柜台工作。马赫什还在伊尔德丰斯的制服上贴上标示牌，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头衔：“经理”。是用英文写的，这样更增添了派头。马赫什喜欢搞这些小玩意儿，虽然行事随意，但他本能地知道怎样在镇上做生意。他说他给伊尔德丰斯“经理”头衔，目的是为了消除非洲人对这个崭新、豪华的地方的愤恨，同时也为了吸引非洲顾客。他还坚持让伊尔德丰斯每天全权负责几个小时。

不过伊尔德丰斯这人有些奇怪。他喜欢自己的汉堡王制服，也喜爱他的工作。要是马赫什和舒芭在场，没有人比他更勤快、友好、客气。马赫什夫妇都信任伊尔德丰斯，信任他的工作，并为这种信任而自豪，当着伊尔德丰斯的面吹嘘这种信任。可一旦夫妇俩不在场，伊尔德丰斯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表现出很茫然的样子。不是粗鲁，只是茫然。我发现其他地方的非洲雇员也有这种人前人后两张脸的情况。它让你觉得，这些人不管是在多么窗明几净的地方工作，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都是给老板看的，他们对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你会觉得这些人有种奇特的本领：一旦周围没人了，不需要再装给什么人看了，他们的心思就离开了环境、工作和制服。

汉堡王大获成功。对面的凡·德尔·魏登旅馆只求从床位和房间赚钱。其服务和厨房实在太差，逼得顾客出来找东西吃，汉堡王占尽地利，吸引了大量从凡·德尔·魏登旅馆逃出来的食客。汉堡王还吸引了不少非洲军官和军人，他们喜欢这里的装潢和现代化氛围。马赫什原来只开着一家小五金店，现在却成了小镇的焦点。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前后不到一年。现在的事情发生得都很快。好像每个人都想把蹉跎掉的岁月弥补回来，他们都感到时间紧迫，感到这地方随时有可能重新垮掉。

有一天，马赫什告诉我说：“诺伊曼出两百万要买我的店。你知道诺伊曼这人啦。他要是出价两百万，就说明我这地方值四百万。”

诺伊曼是本地的一位希腊大亨。本地一家新开的家具店——生意非常红火——就是他的。他给马赫什出的两百万是本地的法郎，和美元的比率是三十六比一。

马赫什还说：“我想你的店也值不少钱了。你知道，当初纳扎努丁是想卖给我的，他出价十五万。你想它现在值多少？”

现在到处都能听到这种关于财产的谈话。每个人都在核计这段经济繁荣期自己赚了多少，自己现在的身家是多少。大家都学会了怎么平心静气地谈论那些大数目。

在殖民时代快结束之际，也曾有过一段繁荣期，急流边现已成为废墟的郊区就是那次繁荣期遗留下来的。纳扎努丁说起过。他说有天下午他到急流边去看，觉得那里与其说是地产宝地，不如说是丛林，所以他决定把手上的地皮脱手。当时来说，他这样做很幸运。而现在，那片曾经是一片死寂的郊区又有人进驻了。此地的开发，或曰重建，是这场繁荣最重要的特色，它导致近来镇上房地产价格急剧升温。

人们在砍伐急流边的丛林。推土机开来了，把原来看上去将永恒不变的废墟夷为平地。新的林荫大道正在规划。这都是大人物安排的。政府接管了这片地方，宣布这里为国有土地，大人物想把这里建设成一座小城。一切都在飞快地发生。钱源源不断地往这里流动，使得我们小镇的物价普遍上涨。推土机发出深沉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急流声混在一起，此起彼伏。汽船运来一船船的欧洲建筑师和技工，飞机也在运。凡·德尔·魏登旅馆现在几乎天天爆满。

总统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理由。他统治的这片土地上随时会产生敌对行为，所以他要新辟一块地方，他要让自己和自己的旗帜来统领一切。作为非洲人，他在原来的欧式郊区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座新城。他想建得比原来更加壮观。在小镇上，真正有所“设计”的现代建筑就是凡·德尔·魏登旅馆。对我们来说，领地的建筑更让人吃惊——巨大的水泥天窗，冲天的水泥大楼，五彩斑斓的玻璃。小一点儿的建筑，如居民楼、平房，则和我们熟悉的房子差不多。即便如此，也比我们这里的房子要大，墙外还有很多凸出来的空调机，如同滑下来的积木，看起来非常豪华。

有些房子即便装修完了，大家还是不清楚它们的用途。有人说这里要建一个新型模范农场和农业学院，有人说要建成会议中心，为整个大陆服务，也有人说要建成度假村，给忠于总统的公民使用。总统本人并没有什么说法。我们带着惊讶的心情看着这些大楼一幢幢拔地而起。后来我们才明白，总统心目中的宏图已经庞大到他自己都舍不得说出来的地步。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他避开真正的非洲，由丛林和村庄构成的非洲，困难重重的非洲，想要创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的东西来！

这个国家领地——还有其他地方的类似领地——的照片开始出现在那些有关非洲的杂志上。这些杂志在欧洲出版，出资者却是像我们这样的非洲政府。这些照片传达出的信息是明确的——在新总统的统治下，奇迹出现了：非洲人也成了现代人，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坐到罩着合成天鹅绒椅套的椅子里。惠斯曼斯神父预言过：非洲式的非洲将会退缩，欧洲的移植将取得成功。这预言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应验了。

这里鼓励游客来参观，游客有城里来的，有破败的小镇上来的，也有附近村庄来的。一到星期天，公共汽车和军车就载着大家到这里来，士兵们充当导游，带着大家沿着有箭头标示方向的单行道参观，让这些不久前还想把小镇毁掉的人亲眼看到总统为非洲创造的这一切。等你习惯了这些建筑物的形状，你会发现其设计是何等粗劣，其家具是何等花哨！——但诺伊曼开的家具店却发了。在镇子外面，独木舟依旧，溪流依旧，村庄依旧。镇上酒吧里满是来自国外的建筑师和技工，喝着酒，随意开着这个国家的玩笑。一切都让人感到痛苦，感到悲哀。

总统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新的非洲。我也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非洲，我看到了失败和屈辱，而在以前，我只是把这些当成一般的现实。对于大人物、穿着破烂衣裳在领地闲逛的村民，还有带着大家看那些拙劣风景的士兵，我心里都充满了温情。不过，一旦有士兵愚弄我，有海关官员为难我，我的心态就陡然一变，回到原来的感觉，恢复到酒吧里的外国人那种有些玩世不恭的心态。旧的非洲很简单，似乎能够包容一切。而现在这地方让人紧张。这里有愚蠢、嚣张、骄傲，也有伤痛，穿行于这一切之中，怎不叫人紧张！

领地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些建筑物让人自豪，其目的或许就是让人自豪，它们满足了总统本人的某种个人需要。难道就是为了这些？这地方可是投入了数以百万的金钱啊！农场没有出现，没有中国人来耕种非洲现代模范农场的土地，某个外国政府捐赠的六辆拖拉机在空地上一字排开，生了锈，周围长满了野草。据说要做会议中心的那幢建筑附近的游泳池开裂了，里面仍旧空着，顶上覆盖着一张网格稀疏的绳网。领地建设得很快，雨淋日晒之下，毁坏得也快。第一个雨季之后，宽阔的道路两旁新栽的小树有很多死掉了，根部泡在水里，渐渐烂掉。

但对首都的总统来说，领地仍旧是个生机勃发的地方。竖起了雕塑，装了路灯。星期天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照片依旧登载在政府赞助的非洲专门杂志上。后来，人们终于为这些建筑物找到了用武之地。

领地成了大学城和研究中心。会议中心改成了理工学院，招收本地区学生。其他建筑改成了学生和教职工宿舍。从首都陆续来了一些讲师和教授，不久其他国家的教员也来了。这里的生活同镇上的生活没有什么交集，因此我们这些人对其知之甚少。理工学院就坐落在原来的欧式郊区的遗址上——刚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里是某个已经逝去的文明的遗迹。费迪南从公立中学毕业之后，获得一项政府奖学金，去了这个学校上学。

领地离小镇有几英里路，有公共汽车通往那里，不过班次不是很有规律。我和费迪南本来见面就不多，他去那里上学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梅迪失去了一个朋友。费迪南处境的变化终于使得两人的差异明朗化了，痛苦的一方我想是梅迪。

我自己的感情要更复杂些。我觉得这个国家会再度陷入混乱。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人值得羡慕。但我禁不住在想，费迪南真是太幸运了，他拥有的这一切来得实在轻松。你把这孩子从丛林里带出来，教会他读书写字。你把丛林推平，建成理工学院，然后送他到这里读书。就这么轻松，你只要出生迟一些，就能发现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而在别的国家和民族，人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一切：写字、印刷、大学、书本和知识。我们其他人只能一步一步来。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纳扎努丁和我自己——祖祖辈辈在我们大脑和内心积淀了多少东西，使得我们寸步难行。费迪南从一穷二白开始，但只迈出一步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冲到我们前面。

这个俗艳的领地其实只是一场骗局。无论是下令建设的总统，还是从建设中大发横财的外国人，都对他们正在建设的一切没有信心。以前是否有过更强的信心呢？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惠斯曼斯神父解释过这句校训体现出来的狂妄。他自己对这句话的真实性确信无疑。不过较早时期的城市建设者中，有多少人会同意神父的看法呢？过去的骗局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人，这个新骗局想必也会塑造现在的人们。费迪南把理工学院很当一回事：通过在这里的学习，他将来会当上实习官员，继而掌握大权。对他来说，领地是好地方，也应该是好地方。和在公立中学的时候一样，他依然那么自负。

妒忌费迪南或许荒唐，毕竟他的家还在丛林里。不过我还是有些妒忌，这并不是因为他冲到我前头去了，能掌握更多知识，进入我从未涉足的领域。我妒忌的是他的自高自大，他的自负。我们住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但是对他来说，世界是新的，而且会日新月异。可在我眼中，这个世界单调乏味，没什么希望。

我开始讨厌这地方的外在感觉。我的公寓没什么改变。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我什么都没有改变过，因为我总在想，这地方随时有可能化作乌有。卧室还是原来的卧室，刷成白色的窗户，大大的床，泡沫床垫，做工粗糙的衣橱，里面放着臭烘烘的衣服和袜子。厨房里面照旧有一股煤油和食用油的气味，到处是灰尘，蟑螂闹翻天。还有白色的客厅兼画室。这一切原封不动，过去从未真正属于我，而现在只会让我意识到时光的流逝。

我讨厌进口的装饰树木，这些我童年就认识的树木，摆在这里显得如此造作。我讨厌一下雨街道上的红色尘土就化为泥泞。我讨厌这里的天空——阴云密布时只会更热，万里无云时骄阳似火。即便下雨，天也凉不下来，只会让到处都变得潮乎乎的。我讨厌黄褐色的河流——上面依旧漂着一簇簇水葫芦，淡紫色的花朵，坚韧的绿色枝茎，在河流上一直漂，不分昼夜地漂。

费迪南只是搬到了几英里之外，我不久前还是他的师长，而现在，我感到忌妒，感到落寞。

梅迪也变得魂不守舍。自由有自由的代价，以前他是奴隶，拥有奴隶的安全。而在这里，他却要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到目前为止，在比较当中他都能得到满足。而现在，他从这种比较中品尝到了一丝苦涩。他似乎在躲避他的朋友。

梅迪的朋友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到店里或家里来找他。有时候他们会派别人来找。有一个跑腿的小姑娘后来我都认识了。她很瘦，就像个小男孩，让人想起划独木舟的那类小姑娘，在她的同胞眼中，她只会被当成苦力，看成干杂活的。辛劳的工作和粗劣的食物磨掉了她的女性特征，使她看起来不男不女，她的头差不多秃了。

她常到店里来找梅迪，每次都在外边逗留很久。有时候梅迪也和她说话，有时候对她态度粗暴。有时候甚至装作弯腰捡石头的样子，好像是要把她赶走。而弯腰捡石头是本地人用来吓唬野狗的。奴隶出身的人最擅长辨认其他奴隶，也知道如何应付他们。这女孩看来低贱得到头了，不管放到哪一个非洲家庭里，她的地位都近似于奴隶。

梅迪成功地把她从店里赶走了。但是一天下午商店打烊后，我回到家中，却看到那小姑娘又站在外面的路上，就在我们后院门口灰蒙蒙的野草丛中。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罩衫，好像没洗过，宽大的袖子，宽大的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她瘦小的肩膀上，里面好像什么也没穿。她的头发非常稀疏，就像剃了光头。她的脸非常瘦削，好像皱着眉，但也不是真的皱眉，只是表示她没在看我。

我回去泡了一杯茶，换了衣服，下了楼，发觉她还在那儿。我正准备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每天下午打壁球已经成了我的规矩。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心情好坏，我都不放弃每天的锻炼。打完球，我开车去大坝，进了悬崖边重新开张的葡萄牙夜总会，在那里吃了点煎鱼——那味道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葡萄牙那边做得肯定比这儿好。我去的时候还早，乐队还没有开始演奏，镇上的大部分客人也还没有来，但大坝上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他们还为我打开了树上的彩灯。

回到家门口，我发现那女孩还在路边等着。这次她和我说话了：“梅迪在吗？”

她只会说一点点当地土语，不过别人说的时候她能明白。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Popo病了。告诉梅迪。”

“Popo”的意思是“小孩”。她的意思是梅迪在镇上什么地方和人生了个孩子，孩子病了。梅迪在外面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不同于和我在公寓的生活，不同于早晨给我送咖啡的生活，不同于在店里帮忙的生活。

我感到很震惊。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如果在海边的家里，他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但没有事情能瞒住我。要是他和外面的女人好上了，或是生了孩子，我应该知道。在非洲的这块地方，我失去了梅迪。这里部分地算是他的故乡，他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我感觉很凄凉。我一直恨这个地方，恨我的公寓。现在，我发觉我在这间公寓里好歹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得不错，但我已经失去它了。

就像外面的女孩，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在等梅迪。很晚的时候，梅迪才跑回来，他一进来我就开口了。

“梅迪，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我用他在家时的名字叫他：“阿里，阿里娃！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把你收容在这里，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而你现在做出这种事来！”

梅迪恢复了过去当仆人时的样子，毕恭毕敬，尽量显得情绪随着我起落，心里和我一样难受。

“我会离开她的，恩主，她简直是动物。”

“你怎能就这样抛下她不管呢？事情是你做出来的，难道还能回头？你看你孩子都生了。阿里啊，你看你都干了什么？生个非洲小孩出来，在别人的院子里到处跑，小孩的‘小东西’摆来摆去，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吗？一个长得像你的野孩子，你难道不害臊吗？”

“萨林姆，确实恶心。”他走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很害臊。她只是个非洲女人。我会离开她的。”

“你怎么能离开她？这是你的生活！你当初难道没有想到现在的结局？我们送你上学，我们请毛拉[1]教你，可你现在却干出了这种事！”

我是在演戏。不过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真正的感受演了出来，这种时候，我们无法应付有些情绪，表演出来反而会轻松一些。梅迪也是在演戏。他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和我谈起了过去，谈起了其他地方，谈起了那天晚上我几乎无法承受的种种事情。我装模作样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梅迪？”为了我，他也在装：“我怎么能告诉你呢，萨林姆？我早知道你会有现在这种反应。”

他怎么知道？

我说：“你知道，梅迪，你第一天去上学还是我陪你去的。你哭个不停。我们一离开屋子你就开始放声大哭。”

他喜欢听我提起这件事，因为它说明我还记得他老早之前的样子。他几乎笑了：“我哭得很厉害？我很吵？”

“阿里，你把屋顶都给掀翻了。你戴着白帽子，沿着郭库尔家边上的小巷边走边哭号。我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只听见你在大声地哭。我简直受不了。我想肯定是他们欺负你了，所以我苦苦央求家里人不要让你去上学。没想到把你从学校带回来也一样难。这些事情你都忘了，不过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记住。从你刚到这里来，我就开始注意你了。你好像翅膀硬了，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哎，萨林姆！这话你说得就不对了。我一直是尊重你的呀！”

事实正是这样。他到这里来算是放虎归山。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不管他心里有多愿意，回到原来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摆脱了自己的过去。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想：“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变。我不会继承任何房子，我建的房子也不会传到子孙手里。那种生活方式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年近三十，我离家寻找的东西至今还没有找到。我一直都只是在等。我将一辈子等下去。我刚来的时候，这房子还是那位比利时女士的。它并不是我的家，它像是暂时的营地。后来它成了属于我的营地。现在又变了。”

我半夜醒来，面对着空荡荡的卧室，外面是不友好的世界。我感觉到儿时处在陌生的环境中时那种头痛。透过刷白的窗户，我看到了外边的树——不是它们的影子，而是它们的轮廓。我想家了，接连几个月我一直想家。不过现在有家也难回了。家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已经失去它了。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小镇上，我已经和衣衫褴褛、神情落魄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了。

[1]穆斯林对老师、学者的敬称。

7

我逐渐认识了痛苦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沧桑感，所以我并不奇怪，在梅迪和我认识到我们必须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居然如此亲密。其实，那天晚上的亲密感是一种幻觉，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对过去感到怅惘，对世界不再静止不变感到伤心。

我们俩在一起的生活并未改变。他还是住在我公寓中他的房间里，早上还是送咖啡给我喝。但我知道梅迪在外面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变了。做仆人的时候，他性格开朗，成天乐呵呵的，因为他知道别人会照应他，凡事都有人给他拿主意。这样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失去了这种开朗，也就失去了与之相伴的东西——他再也不能漠然对待过去发生的事，再也无法忘却，无法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他在内心深处似乎感到一种酸楚。责任对他来说是新事物，有了责任，他肯定感到了孤独，尽管他有很多朋友，并且有了新的家庭生活。

我摆脱了旧的生活方式，也感到了孤独和忧郁。这些感情深藏在宗教的根基之中。宗教把忧郁转化为促人向上的敬畏和希望。不过我已经抛弃了宗教生活和宗教的安慰，不可能重回老路，事情就是这样。对世界的忧郁是一种我不得不独自面对的感觉。有时候，这感觉非常强烈。有时候，它又荡然无存。

我刚从对梅迪和过去的悲伤中恢复过来，又遇到了一个从过去来的人。这人有天早晨到店里来了，是梅迪带进来的。梅迪一进门就兴奋地喊：“萨林姆！萨林姆！”

原来是因达尔，就是在海岸的时候挑起我内心恐慌的那个因达尔。那天我们在他家那幢大宅子里的球场上打完壁球，在聊天中他让我直面自己对未来的担忧，在我离开之前给我描述了一幅灾难般的景象。是他让我想到了逃离。结果他自己去英国上大学，而我逃到了这里。

梅迪刚把他带进屋，我就意识到自己又落伍了。和往常一样，商品摆得满地都是，货架上满是廉价的布匹、油布、电池和练习本这类东西。

他说：“几年前我在伦敦听说你到这里来了。我一直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他的表情冷冷的，夹杂着恼怒和嘲讽，好像是说他现在也不用开口问了，看到我这样子他并不吃惊。

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刚才梅迪从门外跑进来时叫道：“萨林姆！萨林姆！你猜是谁来了？”我立刻想到他说的应该是过去我们俩都认识的什么人。我以为是纳扎努丁，或者是我的家人，某个姐夫或侄子。我当时就在想：“我应付不了啦！如今的日子不比以前，我担负不了这责任。我可不想开医院！”

我原本以为有什么人打着家里、家乡或者宗教的旗号来投奔，我都准备好用什么脸色和态度来应付了。没想到梅迪把因达尔带来了，这让我有些沮丧。梅迪却喜出望外，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是装出来的。他很高兴有机会重现过去，显示自己曾经和显赫的家族有过来往。而我却满腹牢骚，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忧郁像冷水一样泼向来客，不管他是不是憔悴不堪：“这里没你的地方。这里不收容无家可归的人。你另谋高就吧！”还没有摆出这副嘴脸，现实就把我推到了相反的境地。我必须假装自己在这里混得还不错，甚至相当好。我要让对方感觉到我这小店虽然看起来乏善可陈，但实际上背后在做大买卖，一赚就是几百万！我要让对方感觉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我预料到这地方要繁荣，所以才跑到这位于河湾的小镇上。

在因达尔面前，我没法表现出别的样子。他总是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落伍。他的家庭在海岸虽是新贵，但比我们这些旧派家庭都要强。他们家出身贫贱，他的祖父一开始不过是铁路上的契约劳工，后来成了放高利贷的。就是这贫贱的出身也被人们套上了光环，成为他们家族传奇的一部分。他们敢于投资，善于理财。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有品位。此外他们还那么热爱各种比赛和体育活动。我们总是认为他们是“现代”人，觉得他们的风格气质和我们完全不同。这样的差异久而久之你也就习惯了，甚至会觉得很自然。

那天下午我们打完壁球之后，因达尔告诉我他要去英国上大学。对于他的去向，我既不感到愤恨，也不觉得妒忌。去国外，上大学，这完全是他的风格，一点儿也不出乎我的意料。我之所以有些不快，是因为我感觉自己落伍了，对未来一筹莫展。我的不快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让我感到了不安。他当时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都被耗空了。”这话字字属实，我也知道它是实话。但我不喜欢他把这一切挑明——他那种口气让人感觉他自己已经解脱出来，做好安排了。

从那时到现在，八年过去了。他预言的事情果真发生了。他们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大宅子没了，一家人各奔东西（他们把那海岸小镇的名字加入家族姓氏之中），和我的家人一样。现在他走进我的小店，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差距一如往昔。

他的衣服、裤子、条纹棉衬衫、发型、鞋子（牛血的颜色，鞋底薄而结实，鞋尖处显得有些紧），无不透出英国的气息。而我呢？我傻坐在商店里，外面是覆盖着红色尘土的马路，还有集市广场。我等了太久，忍受了太多，我变了。但在他看来，我却一点儿没变。

我一直坐着。站起来时，我感到隐隐的恐惧。我突然觉得他重新出现只是为了给我带坏消息来，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问了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穷乡僻壤的？”

他回道：“穷乡僻壤？我可不这样看。你是在风口浪尖啊。”

“风口浪尖？”

“我是说这里可是轰轰烈烈啊。否则我也不会来。”

我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他又要发号施令让我出发，而且不告诉我去哪里。

梅迪一直笑眯眯地盯着因达尔，脑袋晃来晃去，不住地说：“因达尔啊！因达尔！”是梅迪想到了我们还应尽地主之谊：“因达尔，要不要喝点咖啡？”好像我们都还在海岸，在我们家的商店里。那时他只要沿着小巷走到诺尔的铺子，把咖啡端回来就行。那时的咖啡甜甜的，黏黏的，装在小小的铜杯子里，用厚重的铜盘子送上来。这里可没有那样的咖啡。这里只有雀巢咖啡，象牙海岸产的，用大瓷杯装着。它和以前的咖啡不可同日而语——不可能边喝着这咖啡边聊天。那时的咖啡总是又热又甜，每饮一口我们都要赞叹一番。

因达尔说：“好啊，阿里。”

我告诉因达尔：“他在这里的名字是‘梅迪’，意思是‘混血’。”

“阿里，你就让他们这么叫你？”

“非洲人嘛，因达尔。黑鬼。你知道他们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说：“你别信他的。他很喜欢这名字的。这名字让他在女人中间大受欢迎。阿里现在可是有家有室的大人了。今非昔比啦。”

梅迪正要到储藏室去烧开水泡雀巢咖啡，听到我这样说他，马上就插嘴了：“萨林姆，萨林姆，别太损我了。”

因达尔说：“他早就不是以前那个阿里了。你有没有听说过纳扎努丁的消息？我几周前还在乌干达见过他。”

“那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慢慢安定下来了。能安定多久则另当别论。那些该死的报纸没有一个站出来为国王说话。你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只要涉及非洲，人们要么不想去了解，要么受自己的原则左右。至于这里的人是死是活，他妈的谁都不会关心。”

“但你肯定跑过不少地方吧？”

“这就是我的工作。你这里怎么样？”

“叛乱之后，形势很不错。现在这里是繁荣期。房地产的形势极佳。有些地方的土地都卖到每平方英尺二百法郎了。”

因达尔看上去无动于衷——也难怪，商店这个寒碜样子是很难让人动心的。我也觉得我说得有些过头，结果适得其反，完全没有给因达尔留下我预想的印象。我的本意是想证明因达尔对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实际上我的表现却恰恰验证了他的想法。我在模仿我从镇上商人那里听来的说话方式，连说的内容也和他们一样。

我换了种说法：“这种生意是很特殊的。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事情可能要好办一些。但在这里你不能随着自己的性子来。你必须准确地了解市场的需求。当然，还有一些代理处。代理处才是真正来钱的地方。”

因达尔答道：“是啊，是啊，代理处。萨林姆，这对你来说就像过去一样啊。”

我没理会这句话。但我决定低调一些。我说：“但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延续多久。”

“只要你们的总统愿意，就能延续下去。谁也不知道他的兴趣会持续多长时间。他是个怪人。一会儿好像什么也不管，一会儿又像个外科医生似的，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都割掉。”

“他就是这样解决原来的军队的。那真是可怕，因达尔。他送信来叫岩义上校在军营待命，准备欢迎雇佣军的司令。所以这位岩义上校就穿上军装，站在台阶上迎候。等他们来了，他就朝大门口走去。他还在走着，就被来人一枪给结果了。所有随从军人也全被干掉了。”

“不过这样也好，你逃过了一劫。对了，我有东西带给你。我来之前去看你父母了。”

“你回家了？”我问了一句，但其实我害怕从他口中听到家里的消息。

他回答说：“对啊，出事后我回去过好几次。情况并不是太糟。你还记得我们家的房子吗？他们把它漆成了党的颜色，它现在好像成了党的办公大楼了。你妈妈让我带了一瓶椰子酱，不是给你一个人的，是给你和阿里的。她特地叮嘱的。”梅迪正端着一壶热水、几个杯子、雀巢咖啡罐和浓缩奶粉走过来，因达尔转向他说道：“阿里，夫人让我给你带椰子酱了。”

阿里回答道：“酱！椰子酱！因达尔啊，你不知道这里吃的东西有多糟！”

我们三人围在桌边，冲了咖啡，加上浓缩牛奶，一起搅拌着。

因达尔说：“我不想回去。至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十分不情愿。不过飞机是个好东西。身体瞬间就到了别处，心可能还在原来的地方。来得快，走得也快。你不会太难过。飞机的好处还不止这些。你可以多次回去同一个地方。回去多了，就会发生些奇怪的事情。你不再为过去感到伤心。你会把过去看成仅仅存在于你大脑中的东西，不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你践踏着过去，你把过去踩烂。一开始，你感觉像是在践踏花园，到后来，你会觉得不过是走在大路上。我们学会了这样去生活。过去在这儿——”他指了指心脏的位置。“不在那儿。”他又指了指满是灰尘的马路。

我感觉这番话他以前说过，或者在他的脑子里转过很多遍。我在想：“他保持住自己的风度可不容易。说不定他吃的苦比我们更多。”

我们三个就这样平静地坐在一起，喝着雀巢咖啡。我觉得此刻的时光非常美妙。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谈话还是他说得多，我们主要是听着。他对我已经了如指掌，而我对他近来的生活却毫不知情。刚来镇上的时候，我发觉对这里大多数人来说，谈话就意味着回答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很少问你你的情况。他们与世隔绝太久了。我不希望因达尔也这么看我。而且我也确实想了解他的情况。于是我开始笨拙地问他一些问题。

他说他到镇上已经几天了，还要在这里待几个月。我问他是不是乘汽船来的。他回答说：“你疯了。接连七天和大河两岸的非洲人关在一起？我是坐飞机来的。”

梅迪说：“我也决不坐汽船。他们说坐汽船感觉糟透了。在驳船上更糟，又是厕所，又是做饭，又是吃饭的。他们告诉我说那上面简直糟得不能再糟。”

我问因达尔住哪里——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做出乐于尽地主之谊的姿态。他是不是住在凡·德尔·魏登旅馆？

他一直在等着我问这个问题。他用一种轻柔而谦逊的语调回答说：“我住在领地。我在那里有幢房子。我是受政府邀请来的。”

梅迪比我表现得更潇洒一些。他拍着桌子兴奋地叫了一声：“因达尔！”

我问：“是大人物请你来的？”

他开始轻描淡写：“也不完全是。我有自己的组织。我隶属于理工学院，要在学院工作一学期。你知道这学院吗？”

“知道，我还有熟人在那里，是个学生。”

因达尔露出一丝不耐烦，好像我把他的话打断了。好像我是从外面闯进来的，根本不应该认识那里的学生。其实我一直住在这地方，他才是初来乍到者。

我接着又说：“他母亲是个商贩，是我的顾客。”

他的反应好了一些：“你有空的话，过去看看，认识一些别的人。你可能不喜欢正在发生的情况，但你不能视而不见。你不要再犯老毛病了。”

我想说：“我一直住在这儿。过去六年我经历了多少事！”但我并没有说出来。我迎合着他的虚荣。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而且他确实是在这破商店找到我的，看到我还在经营世代相传的生意。他对自己是谁，对自己所做的事也都有他的看法，他刻意和我们这些人拉开距离。

我对他的虚荣并不感到厌恶。相反，我挺喜欢的，这感觉就像多年前在海岸那边听纳扎努丁讲故事，讲他在殖民地小镇上如何走运，如何享受生活等等。我没有像梅迪那样拍案叫好，但面前的因达尔让我感到敬佩。我撇开他让我感到的不满，忘了自己的落伍，干脆直截了当地羡慕他的成功，羡慕他的伦敦式衣服，还有这些衣服表现出的优越感，他的旅行，他在领地的房子，他在理工学院的地位。这让我感到放松。

见我表示出对他的羡慕，没有显得是在和他攀比或对抗，他也松了一口气。我们一边喝着雀巢咖啡一边聊着，梅迪动辄大呼小叫，用下人的方式表现出他的羡慕。而作为主人，我也满怀羡慕。总之，因达尔放松下来。他态度温和，很有礼貌，对我们也很关心。就这样，我们聊了大半个上午，我觉得我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个和自己同类的朋友。我正迫切需要这样的朋友。

我不但没有扮演好主人和向导的角色，反而被他带着跑。这也不是多荒谬的事。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开车带他去镇上转，发现我所熟悉的重要地方只消几个钟头就能跑遍。

我们去了河边，码头附近有一条破烂不堪的散步小道。还有码头。还有修船厂——波纹铁皮搭的棚子，四面敞开，里面堆满生锈的旧机械。沿河而下，我们来到了大教堂的废墟，那里早已芳草萋萋，看起来很古老，仿佛是欧洲的东西——不过只能站在路边看。灌木长得太茂盛，且此地向来以毒蛇多而著称。接着我们到了破破烂烂的广场，广场上的雕塑被破坏得只剩下底座。殖民时代的政府办公楼所在的街道两边栽着棕榈树。然后我们把车开到公立中学，参观了枪支储藏室腐朽发霉的面具，因达尔觉得挺没劲。后来我们又去了凡·德尔·魏登旅馆和马赫什开的汉堡王，因达尔是到欧洲见过大世面的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实在不值一看。

我们还去了非洲人聚居的城区和流民搭建的棚屋区（有的地方我还是头一次进去），看了那一个个垃圾山，那凹凸不平、尘土飞扬的马路，还有躺在路边灰尘里的旧轮胎。在我的眼中，垃圾山和旧轮胎是非洲城区和这破烂小镇的特色。这里的小孩四肢细长，能从轮胎上翻着漂亮的筋斗下去，或者在上面跑、跳，弹得老高老高。但我们开车经过时已近中午，没有看到翻筋斗的小孩。我意识到我让因达尔看的都是垃圾，确确实实是垃圾。（上面什么都没有的纪念碑，只有底座的雕塑！）我决定就此打住。还有急流和小渔村没有看，不过它们都划归领地了，因达尔已经看过。

然后我们开车去领地——小镇与领地交界的地方原来是一片空地，现在从村子里来的人在此搭满了各种棚屋。和因达尔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头一次看到这些棚屋：棚屋之间的红色土地上四处流淌着黑乎乎的或者灰绿色的污水，空地上种满了玉米和木薯。我接着往前开的时候，因达尔突然问：“你说你在这里待了多久？”

“六年。”

“你什么都带我看了？”

我还有什么没有带他去看？没有带他到一些商店、别墅、公寓里面，没有带他去看希腊俱乐部，还有酒吧。不过我可不想带他去酒吧。当我用他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惊奇地发觉我确实没让他看到什么东西。尽管小镇有诸多不足，我过去一直把它看成真正的城镇。而现在，我发现它只是一堆挤在一起的破烂的棚屋。我想我一直对这里有抵触情绪，我只是视而不见，和周围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而在内心深处，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

因达尔曾经暗示我过的日子同我们那个群体过去在海岸过的日子几乎一样，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我当时听了很不喜欢。不过，他的暗示也没错得多离谱。他在说领地。对我们镇上人来说，领地只意味着合同和生意。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领地是总统大人的把戏，我们不想牵涉进去。

我们注意到了小镇外面那些新来的外国人。他们和我们认识的工程师、商人和技工都不一样，他们让我们有些紧张。领地的人仿佛是游客，但又不肯花钱——领地那里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也没多大兴趣。而我们总觉得这些人是特权阶层，和此地格格不入，因而对他们有些看不顺眼，觉得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实实在在。

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明哲保身。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变得和总统辖下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只感觉到总统权势的沉重。领地是总统让造出来的，他为着自己的缘故，找来一些外国人住在那里。我们觉得了解这些就够了，用不着提出质疑，或者仔细研究。

费迪南有时也回镇上，和来镇上采购的母亲见个面，回去是我开车，一路送他到领地的学生宿舍。那时候到领地来，我看到的全都是我知道的。自从因达尔做我的导游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如因达尔所言，他在领地有一幢房子，他确实是政府请来的客人。他的房子里铺了地毯，装修得像个样板房——十二把手工雕刻的餐椅，客厅的软椅上罩着双色带流苏的合成天鹅绒。还有灯、桌子、空调，琳琅满目。装空调是有必要的，领地的房子都无遮无拦地矗立在平地上，像一个个大水泥盒子，没有隆起的屋顶。要是天气晴朗，就会有一两面墙一直暴露在烈日下。房子里还配了个男仆，穿着领地奴仆的制服——白色短裤，白色衬衫，白色夹克（而不是殖民时期那种罩衫）。这是为因达尔这类人安排的，是领地的风格，亦即总统的风格。男仆穿什么衣服是新总统规定好的。

在领地这个奇怪的世界里，因达尔似乎颇受尊重。这尊重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他所属的“组织”。他说不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送他到非洲来的。也可能是我太幼稚，理解不了。领地上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属于这类神秘的组织。他们把因达尔看成自己的同类，而不是我的同乡，或者海岸来的难民。我觉得这颇不寻常。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镇上见过不少这样的新派外国人。我们见过他们穿非洲衣服，注意到他们潇洒快乐，不像我们这样小心谨慎。他们见到什么都那么开心。以前我们总觉得他们是寄生虫，有些危险，觉得他们肯定是在秘密地为总统服务，我们对他们必须有所提防。

领地完全是他们的度假胜地，现在我混迹其中，轻而易举地进入他们的生活，进入带走廊的平房、空调和舒适的假日组成的世界，从他们高雅的谈话中不时听到著名城市的名字。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开始意识到，和他们相比，我们在镇上的生活是多么闭塞，多么贫乏，多么沉闷！我开始认识到领地上的社会生活的趣味，认识到这里新型的人际交往方式。这里的人思想更开明，对敌人和危险不是那么担忧，更愿意对事物产生兴趣，更容易被取悦，总是在寻找他人身上的人性价值。在领地上，他们有自己谈论人或事的方式，他们同外界保持着联系。和他们相处会有一种冒险的感觉。

我想起我和梅迪的生活；想起舒芭、马赫什过于自我的生活；想起意大利人、希腊人——尤其是希腊人——固守一隅，为自己的家庭提心吊胆，对非洲和非洲人紧张兮兮。这样的生活很难有什么新鲜的内容。所以跑上几英里路到领地来，每次都是对自己的调整，使自己表现出一种新的态度，每次都像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我开始对马赫什和舒芭夫妇有了新的评价，这让我感到惭愧：他们夫妇俩这么多年来没少帮我，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不过我实在压抑不住自己的思想。我开始向领地的生活倾斜，在因达尔的陪伴下，我开始用新的眼光打量这片领地。

我知道，在领地，我属于另一个世界。遇到和因达尔在一起的人，我发觉我没有多少话和他们说。有时候我想我可能让因达尔失望了，不过他似乎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他对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把我说成他们家在海岸的朋友，他的家乡人。他想让我从他交往的人身上看到他的成功，同时似乎也想让我分享他的成功。他用这种方法来报答我的羡慕之情。我还发现，他身上多了几分在海岸的时候所没有的雅致。他的举止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不管多么小的场合，他的言行举止都一丝不苟。这些举止有些刻意雕琢，也有家族遗传的成分，好像原来都掩盖着，有了安全，有了仰慕，才会尽情挥洒出来。在领地这片充满矫饰的地方，他简直如鱼得水。

在领地上，他受人尊重，有社交之乐，这是我们这些住在镇上的人不能给他的。我们很难欣赏他在领地上喜欢做的事。多年的忧患造就了我们的世故，我们是怎样看人的呢？对凡·德尔·魏登旅馆的商人，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他们所代表的公司，是他们能否向我们提供特许权。要是和他们熟悉了，能得到他们提供的服务，不像普通顾客那样付全价买他们的东西，无须排队等候，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感觉像是征服了世界。我们把这些商人和贸易代表看成有权势之人，要吹捧着才行。对中间商，我们是根据他们的手腕来判断的，看他们能签到什么样的合同，拿到什么样的代理权。

我们对非洲人的态度也一样。我们看重他们——比如军人、海关官员、警察——能给我们提供的服务。这也是他们自我评判的方式。在马赫什的汉堡王餐厅，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有来头。经济繁荣，这些人也受益不浅，一扫往日的寒酸窘迫，身上到处是金饰——金边眼镜、金戒指、金笔、金铅笔套、金表，还有沉甸甸的金手链。我们私下嘲笑这些非洲人，嘲笑他们对黄金的欲望，嘲笑这欲望的粗俗和可悲。黄金怎能改变一个人，一个非洲人？但我们自己也向往黄金；我们还得定期向这些披金戴银的人进贡。

我们对人的看法很简单。非洲是我们生存的地方。但在领地，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的人可以嘲笑贸易和黄金。领地的氛围有种魔力，在那里的大道和新房子间，一个新非洲正在孕育之中。在领地的非洲人——在理工学院就读的那些学生——很浪漫。他们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和聚会，但整个领地都是为他们建的。在镇上，“非洲人”这个词可以用于辱骂别人，而在领地，“非洲人”有褒奖的意思。在那里，“非洲人”是各方努力培养的新人，接管未来的人——费迪南几年前在公立中学时自许的重要人物。

在镇上，在公立中学上学的时候，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确实是他的朋友——举止还和村民相似。放了学，离开了学校，也没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们就会融入镇上的非洲生活。费迪南和梅迪，或者任何其他非洲小伙子，都能成为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之处很多。而在领地，不可能把费迪南和穿着白制服的仆人混为一谈。

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以及别人对他们的期望。他们都是拿政府奖学金来上学的，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去首都做见习行政官员，为总统服务。领地是总统创造出来的，他还为这里请来了外国专家，这些人对新非洲有非常远大的设想。连我也开始隐约感觉到这些设想的浪漫色彩。

镇上的外国人和非洲人互相影响，每个人都沉浸在荣耀感和新鲜感之中。到处都有总统的照片在俯视着我们。在镇上，各个商店和政府大楼里都挂着总统像，他是统治者，他的出现是少不了的。在领地，总统的荣耀更是无处不在，播撒到每个新非洲人身上。

这些年轻人很聪明。我记得他们以前都是些小骗子，固执而愚蠢，只有些村民式的狡诈。我原以为，对他们来说，学习只意味着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像镇上其他人一样，我以为非洲人上的学位课程都被改简单了。这是有可能的。他们确实学习某些课程，诸如国际关系、政治学、人类学等等。但这些年轻人思想很敏锐，说的话也很漂亮，而且说的是法语，不是非洲土语！他们进步很快。就在几年前，费迪南还无法理解非洲这个概念，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关于非洲事务的杂志（包括那些在欧洲出版的由政府资助的半真半假的杂志），还有报纸（都需通过审查），都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态度。

有天晚上，因达尔把我带到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去听他上的讨论课。这课不属于固定课程，是额外加的，教室门上写的是英语口语练习课。不过学生们对因达尔的期望一定超出了英语口语练习的范畴。人来得很多，大部分座位上都有人坐。费迪南也在场，和几个好友坐在一起。

教室的内墙漆成了浅褐色，上面空荡荡的，只挂了一幅总统的肖像——没有穿军装，而是戴了一顶豹皮酋长帽，上身穿短袖夹克，围着带圆点的领巾。因达尔就站在肖像下方，轻松地说起他游历非洲各地的经历，下面的年轻人都听得入了神。他们非常天真，也非常渴望了解新事物。他们都听说过这片大陆上的战争和政变，但对他们来说，非洲仍然是新大陆，他们没有拿因达尔当外人，仿佛因达尔和他们有相同的感受，甚至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语言练习到最后，大家开始讨论非洲。我感觉到理工学院里经常讨论的和课堂上经常讲的话题逐个浮出水面。学生们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而因达尔总有不凡表现，总是那么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就像个哲学家。他回答着他们的问题，同时不忘提醒年轻的学生们注意自己所用的字词。

他们谈了一些乌干达政变的情形，还谈到那里的部落和宗教差异。然后，他们把话题扩大到整个非洲的宗教问题。

费迪南的周围出现了一些骚动。费迪南不知道我也在，站起来问：“非洲人已因基督教而异化了，不知尊敬的客人是否认同这一点？”

因达尔依照前面的做法把问题复述了一遍：“我想你是在问一种并非源于本土的宗教能否有益于非洲？伊斯兰教是不是非洲宗教？你是否认为非洲人因此而异化了？”

费迪南没有回答。和以前一样，他的思想遇到有些坎，就越不过去了。

因达尔说：“这么说吧，我认为你可以把伊斯兰教当成非洲宗教。它在非洲大陆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对埃及基督徒你也可以这样看。我不是很清楚——或许你觉得非洲人受这些宗教的影响而异化，进而失去了非洲的根基。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或者你认为这些接受外来宗教的非洲人是特殊的非洲人？”

费迪南回答：“尊贵的客人应该很清楚我所说的基督教。他想把问题搞混。他知道非洲宗教地位卑下，这是一个关于非洲宗教是否重要的直接的问题，他心知肚明。客人对非洲抱有同情，见多识广，能给我们提供建议。所以我们才问这些问题。”

在座的有几个人拍案叫好。

因达尔说：“要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学生，不是村民，不要假装自己是村民。不久，你们将走上各自的岗位，为你们的总统和他的政府服务。你们是现代人。你们难道需要非洲宗教吗？还是你们在感情用事？你们害怕失去非洲宗教？或者就因为该宗教是你们自己的，就死死守住不放？”

费迪南的眼里冒出怒火。他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你在问一个复杂的问题。”

显然，在非洲学生当中，“复杂”这个词意味着不赞同。

因达尔答道：“你难道忘了？问题不是我提的，是你提的，我只是在获取信息。”

他的话让气氛缓和下来，教室里不再有拍桌子的声音。费迪南的态度也变得友善了。这节课的后半部分，他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下课后，穿夹克制服的服务员用镀铬的小推车送上咖啡和甜饼干——这也是总统让领地保持的特色之一。费迪南来找因达尔。

我对费迪南说：“你给我的朋友添了不少麻烦啊。”

费迪南答道：“要是知道他是你的朋友，我就不会这么为难他了。”

因达尔问：“你自己对非洲宗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费迪南回答：“我不知道，所以才问你。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后来，我和因达尔一起离开理工学院大楼，往他家走去。因达尔说：“他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你说的商贩的儿子？怪不得。他比其他人多了这层特殊的背景。”

理工学院大楼外面的空地上铺了柏油，中间竖着国旗旗杆，现在已经打上了灯光。大道两侧，修长的灯柱举着发亮的灯架。两边的草丛中也亮起了灯光，使得大道看上去就像机场跑道。有些灯泡被人打破了，周围的青草把灯座遮住了。

我说道：“他母亲还是个魔法师。”

因达尔说：“你在这里应该万分小心。今天晚上他们有些难缠，但是真正的难题他们还没有问。你想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非洲人是不是农民？’这个问题挺没意思的，但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能吵得不可开交。随你怎么回答都不好收场。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需要我们这样的组织了吧？我们必须启发他们思考，让他们去考虑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拘泥于政治和原则。否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年轻人还会把我们的世界搅得一团混乱。”

我想我们已经开始深入地讨论非洲了。我和他都经历了很多。我们甚至学会了以严肃的态度看待非洲魔法。在海岸那边可不是这样。那天晚上，当我们谈起那堂讨论课时，我突然想到，因达尔和我是不是在自欺欺人，我们是不是假装看不到我们讨论的非洲和我们熟悉的非洲迥然不同？费迪南不想和精灵们失去联系，他不想孤立无助。这掩藏在他那个问题背后。我们都理解他的焦虑，但在课堂上，大家好像都不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害羞，也可能是因为恐惧。讨论中说来说去都是另一套词汇，比如宗教和历史。在领地上就是这样。这里的非洲是个特殊的地方。

我也在想因达尔。他是怎么形成新的态度的？从海岸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他恨非洲。他失去了很多，我想他心里至今还不能原谅那些害他们家的人。但在领地，他发展得不错，可以说如鱼得水。

我没有这么“复杂”。我属于小镇。离开领地，开车回小镇，看到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破棚烂屋，一堆堆垃圾，小酒铺外衣衫褴褛的人群，小镇中心的人行道上生火做饭的滞留村民，还有周围的河流和村庄（现在它们不只是自然风景）。开着车回到镇上，就是回到我所熟悉的非洲，是从高尚的领地跌入沉重的现实。因达尔难道真的对属于话语的非洲有信心？领地究竟有没有人对那样的非洲有信心？真实难道不是我们每天朝夕相对的一切：凡·德尔·魏登旅馆和酒吧里商人的闲聊，政府大楼和商店里的总统肖像，由我那老乡的宫殿改造而成的军营？

因达尔说：“人们真的相信什么吗？这真的重要吗？”

每次到海关发货，若是货比较棘手，我总要遵循一个固定的套路来办事：先把报关单填好，折起来，在中间塞上五百法郎的钞票，然后交给负责的官员。官员把屋子里的下属打发走（下属当然也知道为什么叫自己走），然后用自己的肉眼检查这些钞票。接着他把钞票收起来，故意非常认真地审查报关单据，很快就告诉我：“很好，萨林姆先生。一切正常。”他和我都不提钞票的事。我们只说报关单上的细节。报关单填得正确，他审批得也正确，于是就成了我们合法履行手续的证据。对于这档交易的实质，我们俩都只字不提，也不会留下任何白纸黑字的记录。

我和因达尔谈过他所属的组织的目的，谈过领地。他说他对那些外来的理论感到担忧。它们的新颖对非洲是种威胁，最先进来的新思想总会先入为主，像胶带一样牢牢粘在年轻的头脑中。在这些关于非洲的谈话中，我总觉得我们中间隔着某种不真诚的东西，也可能只是忽略了。总之有些空白地带横亘在我和他之间，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避开。我们忽略的是自己的过去，亦即我们那个群体被摧毁的生活。因达尔第一次到商店来和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谈论过这个话题。他说他学会了践踏过去。一开始仿佛是在践踏花园，后来就像走在路上。

我自己也困惑了。领地是一场骗局。但在同时，它也是真实的，因为这里到处都是严肃认真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在人之外，有没有绝对的真实？真实是不是人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制造的一切都成为真实。我依旧来往于小镇和领地之间。回到熟悉的小镇我总是感到安慰，因为远离了领地的非洲——属于话语和思想的非洲（那里往往没有非洲人）。不过领地自有荣光，自有社交之乐和生活之趣，吸引我一次又一次过去。

8

因达尔说：“我们晚饭后去参加一个晚会。是耶苇特举办的。你认识她吗？她丈夫叫雷蒙德，别看他为人低调，这里的一切可都是他在幕后操纵的。是总统——或者你说的那位大人物派他来盯着这里的。他是大人物的白人亲信，各个地方都有这种人。雷蒙德是历史学家，听说总统看过他写的所有作品。这只是传闻。但雷蒙德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谁也比不上。”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雷蒙德。总统我也只是在照片上见过——一开始穿着军装，后来穿着时髦的短袖夹克，围着领巾，再后来他戴上了豹皮做的酋长帽，拿一根雕着图案的手杖，后者是他的大酋长身份的象征。我从来没想到他会看书。因达尔的话把总统拉得离我近了一些。与此同时，我感觉到我这样的人离权势多么遥远。从那个距离反观自己，我发觉我们是多么渺小和脆弱。打扮成我这样的人能逛到领地来，见到和大人物接触的人，这简直不像是真的。奇怪的是，现在这个国家，它的森林、河流和偏远地方的人们不再让我感到压抑——从当权者的新角度来看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凌驾于它们之上。

根据因达尔的话，我猜想雷蒙德和耶苇特夫妇应该是中年人。但是，一位身穿白夹克的男仆给我们开了门，出来迎接我们的女士——身穿宽松的黑裤子，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有些发亮——还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二十八九岁，和我年纪相仿，这不禁让我有些吃惊。再一看就更吃惊了，她居然没穿鞋，脚露在外面，白皙而美丽。我先看到她的脚，然后才开始打量她的脸和短衫。那短衫是黑色的丝绸料子做的，低领，领子周围绣着花——昂贵的东西，在我们的小镇上是买不到的。

因达尔说：“这位可爱的女士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她叫耶苇特。”

因达尔身子稍稍前倾，做出要拥抱的姿势，像是哑剧中的动作。耶苇特调皮地弓起背部，接受他的拥抱。因达尔和她轻轻地碰了一下脸，没触到她的胸部，只是指尖碰到了她的背部，她的丝绸上衣。

耶苇特住的也是领地的房子，和因达尔的差不多。但是所有带套子的家具都被从客厅里搬走，换上靠垫、长枕和非洲坐垫。地板上只放了两三盏台灯，屋子里有些地方光线很暗。

耶苇特提起家具：“总统把欧洲人的需求想得太高。我把所有天鹅绒的东西都塞进一间卧室了。”

我脑子里还在想着因达尔说过的话，因此没在意耶苇特话里的讽刺，我觉得她是在炫耀自己的特权，和总统关系亲密的人所拥有的特权。

有一些客人已经先到了。因达尔跟着耶苇特走进屋子里面，我则跟着因达尔。

因达尔问：“雷蒙德还好吗？”

耶苇特说：“他在工作，过一会儿再进来。”

我们三个坐到书架边上。因达尔懒洋洋地靠在一个长枕上，显得十分自在。我则把注意力集中到音乐上。和因达尔一起在领地的时候，我多半就像这样，只打算听和看。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领地聚会。这房子里的气氛我也从来没有体验过。

有两三对客人在跳舞。我能看到女人们的腿。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穿绿色裙子的女孩的腿。这女孩坐在直背的餐椅上（也是那种一套十二把的椅子）。我打量着她的膝盖、大腿、踝部，还有她的鞋子。她的腿形并不是多完美，却让我入迷。我成年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是到镇上的酒吧寻求放松。我只认识拿钱才和我玩的女人。情欲生活的另一面，不要钱的拥抱我没有体验过，甚至觉得陌生，觉得不属于自己。我只到妓院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这种满足哪里说得上是满足！我觉得寻花问柳让我离真正的感情生活越来越遥远，我担心这会让我无法拥有真正的感情生活。

而在这个房间里，男男女女跳舞是为了彼此的乐趣，为了从对方的陪伴中得到快乐。这种场合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穿绿衣服的女孩露出的粗粗的大腿上流露出令人战栗的期盼。她的裙子是新的，褶边松松的，没有熨出折痕来，清楚地显示出布料原本的样子。后来，我看着她跳舞，看着她的大腿和鞋子移动，心里涌出一种温馨的感觉，好像发现了自己身上已经丧失的某一部分。我一直没有看那女孩的脸，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很容易不去注意她的脸。我想沉浸在温馨之中。我不想让任何别的东西破坏我的情绪。

气氛愈加温馨起来。舞曲结束了，屋子里的光线恰到好处——灯光在天花板上照出一个个晕圈，跳舞的人都停了下来。接下来的乐曲直入我的肺腑：一位美国姑娘在唱《芭芭拉·艾伦》，忧伤的吉他，忧伤的歌词，忧伤的旋律。

多么奇异的歌喉！我觉得它不需要乐曲，可以说也不需要歌词。那声音本身就在创造旋律，本身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感情世界。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在音乐中寻找的正是这东西——感情。正是这东西让我们激动地喊着：“好！好！妙极了！”正是这东西引诱我们把钞票和金子扔到歌手脚下。听着这声音，我感觉内心最深处被唤醒了，这里知晓何为失去、思乡和悲痛，并且渴望得到爱。这声音能让每一位听众的心绽放。

我问因达尔：“这歌是谁唱的？”

因达尔回答说：“是琼·贝兹。她在美国非常出名。”

“而且身家百万。”耶苇特补了一句。

我听出了她话里的讽刺。这让她的寥寥数语显得另有所指。确实，她也没有把这位身家百万的歌手请过来，而只是在放她的唱片。耶苇特冲我笑了笑，也许是在笑自己说的话，也许是在笑作为因达尔的朋友的我，也许是她觉得这样微笑着对自己最合适。

她的左腿弓起，右膝弯着，右腿平放在她坐着的垫子上，右脚跟几乎抵着左踝。在黑色裤子的衬托下，她的一双脚显得如此美丽，如此白皙。她的挑逗性姿态，她的微笑，都融入了歌曲的氛围之中，让人无法直视。

因达尔说：“萨林姆是从海岸那边一个古老的家庭出来的，他们的历史很有意思。”

耶苇特的手搭在右边的大腿上，十分白皙。

因达尔又说：“我给你看样东西。”

他把身体侧了侧，伸手从我的腿上方去够书架，抽出一本书，翻开给我看。我把书放到地上，就着台灯的光看他给我指出的地方。我看到一串名字，其中就有耶苇特和雷蒙德。作者是在感谢最近在首都受到他们二位的“盛情接待”。

耶苇特仍旧微笑着，但没有表现出难堪或谦逊，也没有嘲讽的意思。书上出现她的名字对她很重要。

我把书还给因达尔，目光从耶苇特和他身上移开，回过神听那歌声。不是所有的歌曲都像《芭芭拉·艾伦》那样，有的是现代风格，唱的是战争、不公、压迫和核毁灭。但中间总穿插着那古老而优美的旋律。这正是我期待的旋律。最后，歌手把两种歌曲糅合在一起，既唱到了少女和情人，发生在过去的令人悲伤的死亡，也唱到了现在在重重压迫下濒临死亡的人们。

这是假象——对此我毫不置疑。只有指望公正而且多半时间受到公正待遇的人，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听这种关于不公的甜美歌谣。你不会唱这种关于世界末日的歌曲，除非你也和屋子里其他人一样——这屋子如此美丽，装饰着各种简单的物件：地上摆着非洲的垫子，墙上挂着非洲的壁挂，还有各种各样的长矛和面具——感觉到世界仍将延续，你会太太平平地生活在其中。在这样的房间里，做出这种假设是多么容易啊。

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马赫什也会对上述假设嗤之以鼻。他说过：“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但现在马赫什让我感觉很遥远。他的生活多么乏味，我的也一样。最好还是分享这种虚假的陪伴，感觉在这间屋子里我们优雅而勇敢地面对不公和迫近的死亡，用爱来抚慰我们的心灵。歌曲尚未结束，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生活。我从未甘于平庸。我感觉我交了好运，撞上了可以和纳扎努丁多年前在这里发现的那种生活相媲美的生活。

雷蒙德进来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在因达尔的坚持下，我甚至和耶苇特跳了一曲，我能感受到她丝绸上衣下的皮肤。见到雷蒙德的那一刻我正浮想联翩，从一个可能跳到另一个可能。刚见到他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和耶苇特年龄相差很大，我看这差距不下三十岁。雷蒙德看起来快六十了。

我感到那种种可能渐渐消失，如同梦境。我注意到，耶苇特见到丈夫后，立刻露出关切的神情，更确切地说，是眼神，因为她依旧在微笑，她的脸在玩把戏。我还注意到雷蒙德言谈举止稳妥自信，想到他的工作和地位，留意到他不凡的外表。这是思想的不凡，是思想工作造就的不凡。他看上去好像刚刚摘掉眼镜，眼神有些疲倦，但仍然很有魅力。他穿着长袖狩猎夹克，我觉得他这种穿着风格——长袖而不是短袖——是耶苇特建议的。

露出关切的表情之后，耶苇特再次放松下来，脸上仍然保持着笑容。因达尔站起身，去拿靠在对面墙上的餐椅。雷蒙德示意我们坐在原处。他自己没有坐到耶苇特身边，而是坐到因达尔拿来的椅子上。

耶苇特坐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雷蒙德，要不要来点儿饮料？”

雷蒙德回答：“不用了，伊苇[1]，我待会儿就回房间。”

雷蒙德一来，旁边的人都注意到了。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开始在我们周围转悠。还来了几个其他人。大家彼此打着招呼。

因达尔说：“希望我们没有打搅您。”

雷蒙德说：“这环境挺让人愉快的。如果我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那是因为我刚才在房间里的时候感到很灰心。我开始在想，真相到底会不会被人知道？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样的想法并不新鲜，不过有时候很让人痛苦。我觉得人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徒劳。”

因达尔说：“别瞎说了，雷蒙德。像您这样的人得到认可是需要时间的，但最终人们会认可您的。您研究的领域不热门。”

耶苇特插话说：“麻烦你替我跟他好好说说，开导开导他。”

站在边上的一个人说：“新的发现让我们不断修正对过去的看法，不过真相会一直在那儿，是可以掌握的。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就这样。”

雷蒙德说：“时间最终会把真相暴露出来。这我也知道，它是传统的也是宗教的想法。不过有时候我禁不住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罗马帝国的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征服高卢那段时期都发生了什么？我坐在房间里，想到没有被人记录的事情，心里感到很悲伤。你们认为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一百年甚至五十年里非洲真正发生了什么吗？所有那些战争、反叛、领袖和失败？”

屋里鸦雀无声。我们看着提出这个话题的雷蒙德。屋子里的气氛好像只是琼·贝兹歌曲气氛的延续。音乐停了，我们思考了一会儿这片大陆的可悲。

因达尔问：“您有没有读过穆勒写的文章？”

雷蒙德问：“你是说关于巴蓬德起义的文章？他给我送来了一份清样。听说这文章挺火的。”

带着姑娘的小伙子说：“听说德克萨斯要请他去教一个学期书。”

因达尔说：“我觉得这文章是一堆垃圾。明明是一堆陈词滥调，却搬出来当成新智慧。阿赞达起义是部落起义，而巴蓬德起义完全是经济压迫造成的，和橡胶生意有关。它们要同布德加和巴布瓦起义放在一起看。而且你得降低宗教问题的分量。正是宗教问题让巴蓬德的骚乱火起来的。人们要是想借非洲题材发学术财，就会干这些事。”

雷蒙德说：“他来见过我。我回答了他所有问题，还让他看了我所有文章。”

那小伙子又插话说：“我觉得穆勒有点神童的味道。”

雷蒙德说：“我挺喜欢他。”

耶苇特说：“他来吃过午饭。雷蒙德刚离开饭桌，他就把巴蓬德抛到一边，问我：‘你想不想和我出去？’就这样子。好家伙，雷蒙德刚一转身他就这样。”

雷蒙德笑了笑。

因达尔说：“我告诉过萨林姆，说总统只看您写的作品。”

雷蒙德回答：“我想他现在没多少时间看书了。”

小伙子又说话了，他的女友紧挨着他：“您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雷蒙德说：“这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恐怕现在没时间谈。”他看了看耶苇特。

耶苇特说：“我看大家现在都不赶时间。”

雷蒙德于是说道：“那是很久以前，还是殖民时代。当时我在首都一所大学里教书，同时在写一本历史书。当然，那时候出版是不可能的。尽管一九二二年颁布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反审查法令，但审查制度还是没有断根，只是大家装作看不见。此外，在当时，非洲也不是大众关心的话题。不过我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感受和立场，我想外面肯定有关于我的传言。有一天我在学校里，有人来通报说有位非洲老妇要见我。是一个非洲仆人给我报的信，他没有把来客太当一回事。

“我让他把人请进来。原来是一个中年女人，没那么老。她在首都一家大宾馆当女佣，是为自己的儿子来找我的。她来自一个比较小的部落，部落里的人人微言轻，我想他们没办法帮她。女人的孩子离开了学校，起初参加了一个政治俱乐部，打过各种零工。但后来他把这些事都丢到一边。无所事事，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见任何人，还头痛，不过他并没有生病。我本以为她是来求我给她的孩子找份工作。其实不然，她只是想让我去看看那孩子，和他谈一谈。

“那女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种大宾馆女佣的自尊非常引人注目。换了别的女人，肯定会觉得孩子中邪了，会采取相应的驱邪措施。她虽然没多少文化，却认定儿子的毛病是教育造成的。所以她来找我帮忙。我是大学的老师嘛。

“我让她把儿子带过来。那孩子不怎么赞成母亲和我谈论他的问题，但最终还是来了。他很紧张，像只小猫似的。这孩子不寻常（甚至可以说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深切的绝望。这不只是贫穷和缺乏机遇的问题，他的绝望要比这些更深沉。确实，你要是按照他的方式来看世界，你也会头痛。在这个世界上，像她母亲这样的贫苦非洲妇女忍受了太多屈辱，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世界。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切。没有什么能让这个世界好起来。

“我告诉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我知道你这种绝望的情绪迟早会消失，你迟早会想要采取行动。到那时候，你不要把自己扯进现在这种政治。这些俱乐部和协会只会空谈和辩论，是非洲人在给欧洲人作秀，希望他们看到自己好像也很进步。这些地方会吞噬你的激情，毁掉你的才华。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不过这就是我要说的。你必须参加国防军。在军队里你不会爬得很高，但你至少能学会一门实实在在的本领。你会学会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开车运输，你也可以研究人。一旦你搞清楚怎样把国防军拢在一起，你就会知道怎样把整个国家拢在一起。你或许会说：我可以做个律师，让别人叫我阁下，不是更好。我会回答：不，当个下士，见到中士喊长官对你更好。这种建议不是随便给任何人的，我只给你一个人。’”

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他停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话，都沉默着，继续看着他。他坐在餐椅上，身上穿着狩猎夹克，显得卓尔不群，头发梳向后面，眼睛有些疲惫，有那么一点儿花花公子的派头。

最后还是雷蒙德打破了沉默，他像是在评论自己讲的故事，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他真是了不起。他为大家做了不少事，但我想大家没有给予他充分的认可。我们认为那些事情是他应该做的。他把军队管束住了，给这片各民族混居的土地带来了和平。现在大家又可以在国境之内到处旅行了——这种事过去殖民国家以为只有他们自己能办到。更了不起的是，他并不是用胁迫的手段做到的，而是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你们在街上看不到警察，看不到枪支，也看不到军队。”

因达尔就坐在笑眯眯的耶苇特身边，似乎想要把腿换个姿势，准备开口发言。但是雷蒙德摆了摆手，因达尔于是没有动。

雷蒙德接着说：“还有自由。不管是何种思想，也不管它来自何种体制，在这里都能兼容并蓄。我认为，”他看了看因达尔，仿佛是在为不让他说话做出弥补，“这里没有人告诉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因达尔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我想他不会想到搞什么审查。他觉得所有思想都可以为他的事业所用。可以说，他对思想是绝对渴求的。他以自己的方式运用这些思想。”

耶苇特说：“但愿他把男仆的制服给换掉。换成殖民时代的样子，短裤子，长罩衫，要不就是长裤子，夹克衫。就是别搞成现在这样，短裤子，夹克衫，就像狂欢节穿的服装。”

大家哄堂大笑，连雷蒙德也笑了，大家似乎都为打破了严肃的气氛而感到高兴。耶苇特的大胆就像是对雷蒙德所说的自由的证明。

雷蒙德说：“耶苇特老是说男仆的制服。但不要忘了他的军队背景，也别忘了他母亲的宾馆女佣背景。她母亲一向穿着殖民时代的女佣制服工作。所以领地的男仆必须穿制服。不过不是殖民时代的制服，这很重要。如今所有穿制服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穿制服的人都应感到自己和总统之间有份私人契约。别指望这些男仆脱掉那身制服，你不会成功的。耶苇特尝试过。他们喜欢穿那身制服，不管在我们看来有多荒唐。这就是这个非洲人了不起的地方——他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什么时候需要，这是他的能耐。

“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总统身穿非洲服装的肖像。这些肖像大批量出现的时候，老实说，我也看不习惯。有一天我在首都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极富洞察力的回答，我一下子就被说服了。他说：‘雷蒙德，换作五年前，我也会同意你的话。五年前，我们非洲人会用他们那种残酷的幽默来嘲笑你，在当时，国民的团结程度不堪一击，这种嘲笑能够把这个国家毁掉。但时代变了，人民过上了太平日子。他们想看点儿别的东西，不再想看军人的照片。他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洲人的照片。那可不是我的照片，雷蒙德，那是所有非洲人的照片。’”

这一席话和我的感觉非常贴近，所以我说：“一点儿不错！我们镇上的人都不喜欢挂旧照片。而看新照片的感觉就有些不一样，特别是在领地这里。”

雷蒙德让我把话说完。但随后就抬起右手，示意我让他说下去。然后他接着说了起来。

“我想我要核实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上周我这么做了。我在主楼外边遇到我们的一个学生。为了勾他说话，我故意说总统的照片挂得太多了。那小伙子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问他看到总统的照片有何感受。这个年轻人的回答你们听了可能会感到吃惊。他像个预备军官一样，站得笔挺。‘那是总统的照片。在领地这里，作为学院的学生，我也把它看作自己的照片。’听听这些话吧！这就是伟大领导者的素质——他们能预知人民的需求。非洲需要由非洲人来统治——殖民国家从未真正了解这一点。不管我们对非洲有多少研究，不管我们的同情有多深刻，我们终归都是外人。”

那个小伙子此刻正和女友一起坐在垫子上，他问：“您知道总统手杖上雕刻的蛇象征什么吗？听说手杖上雕刻的那个人腹部有神物，是真的？”

雷蒙德说：“这我不知道。那只是根手杖而已。是酋长的手杖。就和权杖、主教法冠一样，我想我们不应该到处寻找非洲的神话，这是个误区的。”

他的批评语气造成了一些不安，但雷蒙德仿佛没有注意到。

“最近，我看了总统的所有演讲稿。要是把这些演讲稿编辑出版，该是一本多么有趣的作品啊！其中当然少不了应景之作。不过可以做一个选本。摘选核心思想。”

因达尔问：“您现在是不是在做这项工作？他找您做这项工作吗？”

雷蒙德抬起一只手，耸了耸肩，意思是因达尔问的情况是可能的，不过现在要保密，他不好明说。

“这些演讲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看，最有意思的是其发展脉络。要是你们看看这些演讲，就能明白我说的对思想的渴求是怎么一回事。一开始，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还很简单。无非是团结、过去的殖民统治、对和平的需要等等。后来就变得很复杂，也很精彩，说到了非洲、政府和现代社会。如果编得好，这些演讲稿能成为一本手册，激励整个大陆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在这些演讲的字里行间，处处散布着那种年轻人的绝望的感觉，多年前那种绝望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总会有那种感觉：那些伤害绝无可能消除。如果你们有心，就能从这些演讲中看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母亲——一个宾馆女佣——遭受的屈辱感到深切的悲痛。他从来没有忘本。你们或许都不知道，就在今年早些时候，他带着所有政府官员去朝拜这个非洲女人的村庄。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事？有哪位统治者把非洲丛林变得这么神圣？这种孝顺让人感动得掉泪。你能想象一位非洲宾馆的女佣在殖民时代所遭受的屈辱吗？不管多少孝行都不能弥补这些屈辱，但我们能给的也只有孝行。”

“我们也可以遗忘，”因达尔说，“我们可以践踏过去。”

雷蒙德说：“非洲大部分领袖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想在非洲丛林里建起摩天大楼。而我们的这位却要建造圣殿。”

喇叭里一直在放没有歌词的音乐。现在《芭芭拉·艾伦》又开始了，歌词有些让人分神。雷蒙德站了起来。坐在垫子上的年轻人想走过去把音量调低。雷蒙德示意他不必麻烦，但音量还是被调低了。

雷蒙德说：“我很想陪一陪各位，遗憾的是我要去工作了。否则可能会漏掉什么。我发觉写散文风格的记叙文最难的是承接。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是一个字，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刚才和大家坐在这里，我突然想到怎么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必须把它记下来。否则我会忘掉。”

他正要离开，突然又站住说：“写这种没人写过的东西，其难度我想并没有被充分理解。偶尔就特定问题写一写学术文章并不难，比如巴蓬德起义之类的题目，因为有固定的套路。而宏大的叙事就不同了。所以我在想现代历史写作巨匠特奥多尔·蒙森。我们如今讨论的关于罗马共和国的一切都只是蒙森工作的延续。各种问题、事件，以及叙事本身，特别是共和国后期的动乱阶段——这位德国天才全都洞若观火。当然，特奥多尔·蒙森有幸知道自己所写的是个重大题材。我们这些在自己的领域里搞研究的人却不能像他这么肯定。我们不知道后人会不会觉得我们记载的事件有任何价值。我们不知道非洲大陆将来要走向何方。我们只能像这样继续下去。”

他的话戛然而止，他转身离开了房间。我们一个个哑口无言，看着他刚离开的地方，许久才慢慢把注意力转到耶苇特身上。她现在是雷蒙德在这间屋子里的代表。她仍然微笑着，表示已然接收到我们的致意。

过了一会儿，因达尔问我：“你知道雷蒙德的作品吗？”

当然他是在明知故问。不过为了让他有机会说，我回答：“不，我不知道他的作品。”

因达尔说：“这正是这个地方的悲剧。非洲的伟人却湮没无闻。”

这听起来像是正式的致谢辞。因达尔字斟句酌。他把我们一并说成非洲人，因为我们不是非洲人，他的话在我们——至少是我——心里挑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此时琼·贝兹的歌声重又被调响了，很快把我的感觉推向更高层。在雷蒙德给我们留下的紧张气氛中，这优美的歌声让大家想起我们共同的勇敢和忧伤。

离开时，耶苇特拥抱了因达尔，也拥抱了我——作为朋友。对我而言，这是那天晚上的高潮。能和她的身体（此时已经十分柔软）贴得这样近，感觉到她的丝绸上衣，以及衣服里面的身体，我感到非常甜蜜。

外面月亮出来了——早些时候还没有。月亮显得小而高。空中乌云密布，月光时隐时现。夜色宁静。我们能听到急流的声音，那儿离我们有一英里路。月下赏急流！我对因达尔说：“我们去河边吧。”因达尔欣然同意。

在领地开阔平坦的土地上，新的建筑物显得很渺小，而大地却无比广阔。领地只是森林中微不足道的一片空地，衬托出丛林和大河之广袤——好像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这丛林和大河。月光扭曲了距离感。乌云飘过时，就像是压在我们头上。

我问因达尔：“你对雷蒙德的话是怎么看的？”

“雷蒙德挺会讲故事。不过他说的不少情况是真的。他说的关于总统和那些思想的话肯定是真的。总统把这些思想都用了起来，以某种方式杂糅在一起。总统是伟大的非洲酋长，同时也是群众的一员。他一方面搞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非洲人，一个要找回自己非洲灵魂的非洲人。他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革命的一面，他无所不包。他既回归传统，又勇于前进，要在二〇〇〇年之前把这个国家变成世界强国。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偶然，还是有高人指点。不过他这种杂七杂八一锅煮的方法还真奏效，因为他一直在变，不像有的家伙那样一条道走到黑。他是军人，却决定成为老式的酋长，宾馆女佣生的酋长。这些背景成就了他的一切，也被他发挥到极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有个做宾馆女佣的母亲。”

我说：“朝拜母亲的村庄这事把我打动了。我原来在报纸上看到过，不过报纸上说这只是一次不公开的朝拜，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

“他在丛林里建起圣殿，纪念他的母亲，与此同时却在建设现代化的非洲。雷蒙德说他不会去建摩天大楼。也是，他确实没有建。但他耗费巨资建立了这个领地。”

“过去纳扎努丁在这里买过地皮。”

“他给卖了，没卖到几个钱。你是不是想说这个？这种事非洲常有。”

“不，纳扎努丁卖得不错。他在独立前最繁荣的时候把手上的地皮卖掉了。他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来到这里，他说：‘这只是丛林嘛。’于是就把地给卖了。”

“这种事以后还会发生。”

急流的声音更响了。我们已经把领地的建筑物甩到身后，开始往渔民的小屋走去。月光下，小屋一片死寂。渔村的狗瘦瘦的，毛色暗淡，身下有黑黑的影子，懒洋洋地从我们身前走开。在潋滟的波光衬托下，渔民的竹篙和渔网黑黝黝的。我们来到过去的观景处。这里现已修复，新筑了墙。四周只听得到河水冲过岩石的声音。一簇簇水葫芦从岩石上飞奔而过。月光下，水葫芦的花是白色的，根茎纠缠在一起，只能看到黑黑的轮廓。月光被挡住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整个世界只剩下翻滚的河水发出的古老声音。

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并不只是要离开海岸，到这里来开店。纳扎努丁跟我们讲过他在这里曾经有过的好日子，这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以为我将会有自己的生活，我以为我到时候也会找到纳扎努丁发现的东西。接着我就困在这里了。要不是你来了，我还不知道我会怎样。要不是你来了，我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在我们鼻子底下。”

“这里的事和我们过去了解的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这里非常诱人。非洲中间的欧洲，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但这里既不是欧洲也不是非洲。我可以告诉你，从里面看，情况会完全不同。”

“你是说人们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

“没人会这么简单。我们说信也信，说不信也不信。我们信，那是因为信了事情就会简单化，合理化。我们不信，是因为这些东西——”因达尔指了指渔村、丛林和月光下的河流。

过了一会儿，他说：“雷蒙德的状况有些乱。他必须继续装作自己是总统的导师和顾问，他不想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快到奉命行事的地步了。事实上，为了回避接受命令，他干脆提前考虑命令。如果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他准会发疯。啊，他现在找到大差事了。不过他在走下坡路。总统已经把他调出首都。这位大人物现在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不再需要雷蒙德。这情况人人都知道，雷蒙德还以为大家都蒙在鼓里。到了这把年纪还要面对这些事，真是可怕。”

因达尔的话并没有让我想到雷蒙德。我想的是耶苇特，听说了她丈夫的境遇，我觉得她离我突然近了许多。我脑子里浮现出晚上看到的她的样子，就像过电影一样，把我看到的一切重新组合，重新阐释。我把她的形象定格在那个让我心醉神迷的姿势：白皙的脚靠在一起，一条腿弓起，一条腿弯曲着平放在垫子上。我在脑海里重新勾画她的脸，她的微笑。然后我把整个画面放入琼·贝兹的歌曲营造的氛围，以及这歌曲在我心里勾起的种种情绪。然后添上周围的情景：月光、急流和这条非洲大河上漂浮的白色水葫芦。

[1]耶苇特的昵称。

9

那天晚上，我们在河边谈论过雷蒙德之后，因达尔开始谈他自己。那个夜晚让我兴奋，却让因达尔感到疲乏和郁闷。我们一离开耶苇特的家，他就烦躁起来。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一同前往那幢房子参加晚会，路上因达尔把雷蒙德说成明星，权势中人，大人物的白人亲信。但后来，到了急流边，他却用完全不同的口吻谈论雷蒙德。作为向导，因达尔急于让我真正了解领地生活的实质，以及他在领地的地位。现在我领略了他所处的世界的魅力，他却对自己所展示的东西失去了信心。也许他觉得，既已找到其他人信他所传播的信条，他自己就可以放弃一些信仰。

月光让我心情轻松，却加深了他的郁闷。他正是在这种郁闷的情绪下开始说话的。不过，这天晚上的情绪并没有和他相伴太久。到了第二天他就恢复了常态，和平素没什么两样。不过后来他一旦郁闷了，就更愿意承认。那天晚上他只说了个大概，后来只要时机合适，或者郁闷情绪复萌，他就会拾起那个话题，补充更多细节。

“萨林姆，我们必须学会践踏过去。我们刚一见面我就告诉你了。过去不应该让我们落泪，它并非只对你我是真实的。在世界上或许还有人珍惜过去，希望把他们手里的家具和瓷器代代相传下去。比如那些已经没有生气的国家，或者那些富足太平、偏安一隅的国家。或许在瑞典或者加拿大可以这样。还有法国某些农业地区，那儿的城堡里面住满了傻瓜。还有某些破败的印度王城，还有那些一潭死水的南美殖民城镇。其他地方的人都充满生机，整个世界也是充满生机，过去只能带来伤痛。

“忘却过去并不容易。并不是你想忘就可以立即忘掉的。你只能武装好自己，否则就会中伤痛的埋伏，遭到毁灭。所以我一直想着花园被踩成平地这个意象——雕虫小技，不过挺管用。在英国的第三年，我开始对过去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来也怪，我也是在一条大河边产生这样的认识的。你说我把你带入了你梦寐以求的生活，无独有偶，我当时在英国的那条河边也是这样想的。关于我自己，我当时下了个决心，后来回到非洲就是这个决心间接导致的。当初我离开非洲，是铁了心不打算再回来的。

“我离开的时候很不开心。你应该还能想得起来。我也想让你感到不开心——其实我甚至想伤害你，不过那都是因为我自己太郁闷了。想到两代人的积累会荒废掉，我非常痛苦。想到会失去祖父建起来的大宅院，想到祖父和父亲在白手起家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风险，那些勇敢，那些不眠之夜，我就觉得痛苦。换个国家，这么勤劳，这么有本事，我们早就成了百万富翁，成了权贵，至少后面几代人能过上安稳日子。而在我们那里，一切都可能在转瞬间灰飞烟灭。我恨的不仅仅是非洲人，我也恨我们那个群体和我们的文明，这文明给了我们旺盛的精力，但在其他方面让我们任人宰割。对此，你满腔的怒火要怎么去发泄？

“到英国后，我想把这一切抛到脑后。当时就只有这个想法，并没有更长远的计划。‘大学’这个词语让我心旷神怡，我当时天真地想：念完大学，就会有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当时那个年纪，三年都像是太久了——你会觉得什么都可能发生。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我们的牢笼！我也没有意识到，非洲和简单的海岸生活所构成的成长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理解外面世界的能力。构成外面世界的思想、科学、哲学、法律，我们简直无从了解，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只有被动接受。除了羡慕，我们再无办法。我们感觉到伟大的世界就在那儿，我们中的幸运者可以去探索一番，不过也只能游移在它的边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为它做点儿什么贡献。所以我们错过了一切。

“当我们到达某个地方，比如伦敦机场，我们心里只想着不要显得呆头呆脑。机场的美丽和复杂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我们只想着让人家看到我们能应付，没有蒙掉。我们甚至会装作觉得眼前的一切不如自己所料。这都是我们愚蠢和无能的本性造成的。到了英国的大学，我的表现就和刚到机场一样，几年来一直装作没受到震撼的样子，一直表现得有点儿失望，结果什么也不懂，什么都全盘接受，什么也得不到。这几年，我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大学念完了，我对建筑物还只能根据大小加以区分，还是分辨不出季节的变化。不过我脑子好使，总能凭着临时突击应付考试。

“在过去，经过三年这样的学习，混到一张文凭，我就可以回到家里，把文凭装裱悬挂起来，利用从他人书本里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皮毛，开始挣钱。当然，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留在我上学的地方，找一份工作。你知道，我没有做过一份工作；家里人从来没有把我朝这个方向推过。

“有一段时期，同龄的学生开始谈论工作和面试的话题。老成的学生甚至开始讨论各家公司出的面试费用。传达室里，这些学生的信箱里塞满了学校委派委员会发来的褐色长信封。差一点儿的学生前途五花八门，以后做什么事都有可能，他们的信箱也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信件，多得像秋天的落叶。对这些大胆的学生，我的态度是稍稍有些嘲讽。我最终也要找工作，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必须经过褐色信封这一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不去想。到了最后关头，我感到既慌乱又羞耻，意识到自己不过这一关不行。我和委派委员会安排了一次见面。到了那天早上，我穿上黑西服出发了。

“一到那里，我就发现我这趟完全白跑了。委员会的作用是为英国学生安排英国的工作，不是为我设立的。一看到外面办公室里那女孩脸上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不过这女孩态度很和善，里面那个穿黑西服的男人态度也挺和善。他对我的非洲背景挺感兴趣，我们谈了一会儿非洲，然后他说：‘我们这个伟大的组织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本来想说：‘可不可以给我也寄那种褐色信封来？’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他似乎觉得这挺滑稽。他拿出一张什么表格，把我的详细情况登记下来。然后，他尽量找话和我说。穿黑西服的年长者对穿黑西服的年轻人，男人对男人。

“但他和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更没有什么话题了。我几乎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其中做些什么。过了三年波澜不惊的大学生活，我还是那么无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坐在那间安安静静的小办公室里，四周堆满了悄无声息的档案，我开始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跟我谈话的黑西服不耐烦了：‘我的老天爷，伙计！你总得给我点儿提示吧？你对将来做什么工作总得有点想法吧？’

“当然，他没有错。不过那句‘我的老天爷，伙计！’听起来有点儿做作，可能是他过去从比他地位高的人那里听来的，现在用到我这个比他低的人头上。我生气了。我当时想恶狠狠地瞪他一眼，然后说：‘我就要你的工作，因为你这么喜欢它。’但我没有说出口，我只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出来后，我心情平静了一些。我去了上午经常去的咖啡馆。作为安慰，我给自己点了一块巧克力蛋糕。然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并不是在自我安慰，我是在庆祝。上午跑到咖啡馆来，喝着咖啡，吃着蛋糕，而折磨我的人却在办公室摆弄他的褐色信封，这让我心情很舒畅。这只是逃避，长久不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半个小时我的心情完全是轻松舒畅的。

“此后，我根本不对委派委员会抱什么希望。不过那人却很公平。官僚归官僚，最后我也收到了几个褐色信封，不过有点儿不合时宜，不是在秋天的求职高峰期寄来，把我的信箱塞满。而是像一年的最后一片落叶，凋落在一月的风中。这些工作机会来自一家石油公司和其他两三家同亚洲和非洲有联系的大公司。每看到一则工作描述，我都觉得我的灵魂在收紧。我发觉我开始骗自己，我在演戏给自己看，我告诉自己说，这上面说的工作我都能做。我想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结束的，采取某种态度以适应别人为他们安排的工作和生活，最后逐渐变得僵化。

“这些工作我一个都没得到。面试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意中又把考官们逗乐了。有一次我说：‘我对你们的业务一无所知，不过我会用心去学的。’不知为什么，这话惹得满堂大笑。这次面试有三位考官，三位都笑了，为首的是个长者，笑出了眼泪。后来他们就把我打发走了。每次不成功，我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同时我对未来也更加焦虑。

“我大概一个月和一位女讲师吃一次饭。她约莫三十岁，长得不难看，对我也很好。她的心态非常平和，这很不寻常。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她。就是她让我做了一件我接下来要和你说的荒唐事。

“这位女士认为，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感到迷茫，是因为我们属于两个世界。当然，她说得很对。不过当时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这位女士的想法我想是出自一位从孟买或者附近什么地方来的年轻人，此人总想显得风趣。但这位女士也认为我的教育和背景使我不同寻常，说我不同寻常，这点让我无法抗拒。

“一个不寻常的人，一个属于两个世界的人，需要一份不寻常的工作。她建议我从事外交。我也就这么决定了。外交官总得为某个国家服务，所以我选择了印度。这很荒唐，我做这事的时候就觉得荒唐，但我还是写了一封信给印度特派使团。他们回了信，约我面试。

“我乘火车赶到伦敦。我对伦敦不是很熟悉，凡是熟悉的地方都不喜欢，那天早晨尤其不喜欢。普里德街上有色情书店，不过徒有虚名，根本没有真正的色情读物；埃奇韦尔路两边的商店和饭店好像总是在换主人；还有牛津街、摄政街的商店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开阔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终于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但它也提醒我旅程快到头了。我开始对我这次来要办的事情感到十分难堪。

“我乘坐汽车沿着海滨大道前进，在埃尔德维奇街拐弯处下了车。路人给我指出了印度大厦，我穿过马路往大厦走去。大厦外面都是印度图案，很显眼，我是不会错过的。此刻我的难堪愈加强烈。我穿着黑西服，打着学校的领带，走进了大厦，却发现它是伦敦建筑，英国建筑，徒有印度的外表——和我祖父所说的印度大相径庭。

“我生平第一次对殖民充满了怒火。这怒火并不只是针对伦敦或者英国，我也气那些听任别人把自己打扮出异国情调的人们。进门后，我的怒火还没有平息。大厦里面也有不少东方图案。穿制服的门卫们都是英国人，中年模样，显然是原来的管理者雇用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现在在新的管理者手下耗时间。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贴近我们的祖先的国度，却又和它如此疏远。我觉得在这幢大楼里，我对自我的认识丧失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对自己在世上的位置有了一个新的、无比残酷的认识。我痛恨这种认识。

“给我写信的是一位低级官员。前台接待通知了一位年老的英国门卫，那人并不是非常客气，领着我，一路走一路喘着粗气，把我带到一间满是办公桌的房子。约见我的人就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边。桌面上空荡荡的，这人自己也显得百无聊赖。他眼睛小小的，带着笑，举止有些傲慢，他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他虽然穿着夹克，打着领带，但和我的想象相差甚远。对这种人我是不必穿着黑西服来见的。我认为他应该属于别的办公室，别的大楼，别的城市。从他的名字看，他应该是商贩种姓出身，我能想象出他作为一个小商贩的样子：在集市的狭窄走道边的一间布店里，懒洋洋地躺在靠垫上，缠着腰布，光着脚，用手搓着脚上的死皮。我能想象他叫卖的样子：‘衬衫料子？要衬衫料子吗？’然后，扬手把一卷布匹扔到摊在地上的垫单上，在此过程中，背几乎没离开靠垫。

“不过他从桌子那头扔给我的不是衬衫料子，而是我给他看的信。信是他自己写的，他记不得了，所以要我拿给他看。看了信，他才搞清楚我是来找工作的，这把他给逗乐了，一双小眼睛闪闪发亮。我顿时觉得我穿的一身衣服很蹩脚。他告诉我说：‘你最好去找维尔马。’又是那英国门卫带着我，他仍然喘着粗气，仿佛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把自己呛住。他把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门口，就离开了。

“维尔马先生戴着一副牛角眼镜，坐在不是那么拥挤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堆了很多文件和文件夹。墙上挂着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建筑和风景的照片。维尔马先生比第一个人要认真一些。他的职位也比那人高。他可能是用维尔马这个名字掩饰他真正的种姓背景。看到我递给他的信，他感到困惑不解。不过看我穿着黑西服，打着大学的领带，他也不敢太怠慢，所以勉强摆出面试的架势。中间他的电话一直在响，面试进行不下去。有一次他接完电话，甚至把我丢在那里，自己走出屋子。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回来，手上拿着一些文件，见我还没走，他似乎感到很意外。到这时他才真正注意到我，他叫我到另外一层楼的某个办公室去，还告诉我怎么走。

“我到了他说的办公室，发现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光线昏暗的接待室。里面有个小个子，坐在一台打字机前，是老式的那种，机身很宽。他有些诚惶诚恐地看了看我——我穿着一身黑西服，打着领带，一副‘两个世界的人’的模样，看来还是起了作用。看完我给他的信，他才平静下来，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余的椅子，我只好站着。

“桌子上的蜂鸣器响了，这位打字秘书跳了起来。这一跳之后，他似乎是踮起了脚尖。他飞快地抬起肩膀，然后又垂下去，佝偻着背，身材显得益发矮小。他用踮着脚大步慢跑的奇怪姿势走到将我们和另一面的人隔开的大木门边。他敲了敲门，然后推开，佝偻着背，带着阿谀讨好的样子进去了。

“我当外交官的愿望至此已寿终正寝。我开始打量装在镜框里的甘地和尼赫鲁的照片，我在想：在这么龌龊的环境中，不知那些人是怎么让人把他们当人看的。在伦敦中心的这幢大楼里，用一种新的眼光，可以说是从内部看这些伟人，感觉很奇怪。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从外部看他们，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报刊的介绍。我一直敬佩他们。他们属于我，他们使我高贵，让我在这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我现在感觉恰恰相反。看着这些大人物的照片，我感觉自己如处井底。我觉得在这幢大楼里，只有这些大人物是完整的人，其他人都不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性或者人性的一部分交给那些领袖了。每个人都自愿地蜷缩起来，衬托出领袖的伟大。想到这些，我感到既吃惊又痛苦。这些想法太过离经叛道，它们摧毁了我对世界的运行方式仅存的信心。我开始感到自己既凄凉又孤独。

“那位秘书回来时，我注意到他还是踮着脚走，佝偻着背，身体向前弓。此时我发现，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耸着肩慢跑过去时畏畏缩缩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天生的——他是驼背。这让我吃惊不小。我开始困惑地回忆起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他招手让我到里间办公室时，我还处在这种困惑之中。里面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穿黑西服的黑皮肤胖子，看来是黑种印度人。我进去的时候，他坐在一张黑色桌子后面，正在用小刀拆信封。

“他的脸肥得发肿，两颊发亮，嘴好像噘着。我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离他的桌子有些距离。他没有抬头看我，也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拆他的信封。这位虔诚的印度南方人似乎一辈子也没有锻炼过一个小时。他身上散发出高种姓和庙宇的气息，我敢肯定他在那身西服下面肯定佩戴着各种护身符。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但还是没有抬头：‘什么事？’

“我回答：‘我写信过来，说我想从事外交工作。我这里有阿贾瓦尔的回信，所以我来见他。’

“他继续拆他的信，一边纠正我：‘是阿贾瓦尔先生。’

“我很高兴他找到了我们可以抬杠的事情。

“‘阿贾瓦尔好像不大清楚情况，他把我打发给维尔马。’

“他差点要看我一眼，但最终还是没看，又纠正道：‘维尔马先生。’

“‘维尔马好像也不是很清楚。他和一个叫迪韦地的人聊了好长时间。’

“‘迪韦地先生。’

“算了。我想我玩不过他。我有气无力地说：‘然后他派我来见您。’

“‘但是你在信里说你是从非洲来的。你这样怎么搞外交啊？我们怎能聘请朝三暮四的人？’

“我心想：‘你这奴才，竟敢用历史和忠心来教训我！就因为你们这些人，我们吃足了苦头。你又效忠过谁，还不是你自己，你的家庭和种姓？’

“他又说：‘你们这些人在非洲没少过好日子。现在情况不太如意，就想开溜了。但你们必须和当地人同呼吸共命运。’

“这就是他说的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他是在炫耀自己的美德和好运。他觉得自己种姓纯洁，婚姻遵循长辈安排，吃的东西不犯戒条，还有贱民的服侍。而其他所有人都是污秽的，都陷在污秽中，所以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像外间挂着的甘地和尼赫鲁的照片传达的信息。

“他还说：‘如果你想成为印度公民，必须参加规定的各种考试。我们在这里的大学安排了这些考试。维尔马先生应该跟你说过。’

“他按了一下桌子上的一个蜂鸣器，驼背秘书带来一位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年轻人的眼睛里露出急切的亮光，一副十足的阿谀相。他带来一本带拉链的画册。天气挺暖和，但他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长长的绿色羊毛围巾。他没有理会我，而是打开他的画册，开始往外拿画。他把画一张张放在胸前，每次都张着嘴冲那黑皮肤印度人笑一下，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画，加上那副阿谀的样子，他看起来像是在做忏悔，把自己的罪一宗又一宗掏出来忏悔。黑皮肤的人没有看那画家，只看那画。画上都是庙宇、微笑的采茶女等等——好像是用作展示新印度的展览照片。

“我被打发了出去。驼背秘书紧张地拨弄着那台又大又旧的打字机，但他没在打字，瘦得皮包骨的手看起来像螃蟹，张开在打字机的按键上。见我出去，他用那种诚惶诚恐的目光最后看了我一眼，但这一次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个问题：‘你现在理解我了吧？’

“我沿着楼梯往下走，周围都是殖民时期的印度图案。我看到了维尔马先生，他再次离开办公桌，手里拿了更多文件。不过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当然，楼下办公室里那位懒洋洋的商贩种姓的人还记得我。他面带嘲讽地冲我笑了笑。我从旋转门出去，走进伦敦的风中。

“我短短的外交学习就这么结束了，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儿。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去享用咖啡和蛋糕显然为时已晚，路过的一家快餐店门口挂出了早餐供应结束的标志牌。我埋头走路。我心里生出一股无名火。我走过埃尔德维奇街的拐弯处，一直走到路的尽头，然后穿过海滨大道，一直走到河边。

“就这么走着，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我该回家了。’我在脑海中看到的不是我们的小镇，也不是我们那里的非洲海岸。我看到了乡间小道，看到了两边种植的遮阴的大树。我看到了田野、牲畜，还有树木掩映下的村庄。我不知道这种印象是从哪本书或者哪幅画里得来的，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这种地方安全。不过我当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我一遍一遍地玩味。那些清晨，那些露水，那些鲜花，那些正午的树荫，那些夜晚的篝火。我觉得我熟悉这种生活，觉得它正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当然，这都是幻想。

“后来我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真正所在的环境。在河边的堤岸上，我眼神迷茫地走着。堤墙上有绿色的金属路灯杆。我审视着上面刻的海豚，一个海豚接着一个海豚，一个灯杆接着一个灯杆地看。我走出很远，后来我的注意力突然离开了海豚，转向人行道上长凳的金属支架。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支架被铸成骆驼的形状。骆驼背上还驮着袋子！多么奇怪的城市——那幢大楼里弥漫着印度式浪漫，这里则是沙漠式浪漫！我顿了一下，在心里退后一步，突然发现沿途经过的风景竟是如此美丽！美丽的河流和天空，色彩柔美的云朵，跃动的波光，形状各异的美丽建筑！这一切被精心地搭配在一起。

“在非洲，在海岸，我只注意到大自然的一种颜色——大海的颜色。其余的一切都是丛林。要么是绿色的，生机勃勃；要么是枯黄色，死气沉沉。在英国，我走了这么多路，眼睛看到的只有商店。我什么也没有观察到。英国的城镇，甚至伦敦，在我眼中都只是一条条街道和街道的名字。而街道上也只是一家接一家的商店。现在我的看法变了。我终于明白，对伦敦，我们不能像说山峰那样，认为它只是一种自然存在。伦敦是人建造出来的，人们对它的细枝末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这些骆驼。

“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我那作为一个漂泊者的痛苦是虚假的，我关于故乡和安全的梦想只是离群索居的幻梦而已，不合时宜，愚蠢，不堪一击。我只属于我自己。我不应该因任何人牺牲我的人性。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只有一种合适的文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伦敦，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其他生活模式都是虚幻的。家——要家做什么？逃避吗？向我们的大人物们点头哈腰吗？鉴于我们的处境，鉴于我们曾被诱为奴隶的背景，那种生活模式于我们是最大的陷阱。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用部族的伟人，用甘地和尼赫鲁安慰自己，我们阉割了自己：‘来，把我的人性拿走，为我投资吧。把我的人性拿去，成为伟人吧，为了我！’不！我想做一个自主的人。

“有些时候，一些文明中的伟大领袖能激发出追随他的人民的人性。奴隶的情况不一样。不要怪领袖，怪只怪形势太糟糕。如有可能，你最好彻底从中退出。我想我可以做到。你或许会说——我知道，萨林姆，你正是这样想的——我已经放弃了我们那个群体，把它出卖了。我的回答是：‘卖给谁？拿什么来卖？你能给我什么？你自己又能贡献什么？你能把我的人性交还给我吗？’总之，那天上午我下定了决心。我站在伦敦的河边，在海豚和骆驼之间——它们是某些已故的艺术家为这个城市增添的美——下了这个决心。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我经常寻思，如果当初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后面会是怎样呢？我想我会沉沦。我想我会找个洞钻进去躲起来，或者得过且过。毕竟，我们都按照我们看到的可能性来塑造自己。我或许会躲到洞里，郁郁寡欢，做着自己正在做的事，做得很好，不过总在寻找安慰。而且我永远不会发现世界的丰富多彩。你也不会看到我出现在非洲，做我现在做的事。我不会想做这样的事，也不会有人让我做。我会说：‘我都完了，为什么要让自己被人家利用？美国人想赢得全世界，那是他们的战斗，关我什么事？’这么说会显得很愚蠢。笼统地说美国人是件蠢事。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会把美国当作一个部族，但它不是。美国是一群个人，他们为了成功而艰苦奋斗，他们也和你我一样，在拼命挣脱沉沦的命运。

“大学毕业后，我的日子很不好过。我仍然得找份工作。唯一熟悉的我又不想去做。我不想从一个监狱出来，又进入另一个监狱。像我这样的人必须自己创造工作出来。我们的工作是不会随着褐色信封寄过来的。工作就在那儿，在等着我们。不过要是不去发现，它对你或者对任何人来说就等于不存在。因为那工作是为你而存在的，也只为你而存在，所以你会发现它。

“我在学校里搞过表演——开始是一部表现一对男女在公园里散步的小电影，我在里面扮演一个龙套角色。后来偶然在伦敦遇到了这个剧组的一些人，开始接一些角色。都是不起眼的角色。伦敦的小剧团到处都是，他们自己编剧，自己找各个企业或者协会赞助。这些人有不少是靠救济金生活的。有时候，我扮演一些英国角色，但是通常他们会专门为我写角色。作为演员，我扮演着生活中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有一次我演一个印度医生，探望一位奄奄一息的劳动阶级母亲；还有一次，我扮演受到强奸指控的另一位印度医生；我还扮演过没有人愿意与之共事的汽车售票员。如此种种。我还扮演过罗密欧。他们甚至还想把《威尼斯商人》改编成《马林迪[1]银行家》，让我扮演夏洛克的角色，但因太复杂，后来不了了之。

“这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一开始还挺有吸引力，但到后来让人感到郁闷。剧团总有人出去找到正式工作，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一直有比较牢靠的关系。这总是让我感到泄气。那两年，有很多次我感到迷茫，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失去我在河边获得的心境。剧团的人都很好，最后真正离开的反而是我。我根本不想离开。我不想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尽可能为我创造空间，远远超出了一个外人的本分。这要归结为文明的差异。

“有一个星期天，我受邀到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宅子吃午饭。那幢宅子和那顿午饭都和波希米亚毫无关联。我发现他们是为了另一位客人而邀请我的。他是一个对非洲很感兴趣的美国人。他谈论非洲的口气有点儿不寻常。他把非洲说成一个得病的孩子，而他是孩子的父亲。后来我和这人关系很密切，不过在那天的饭桌上，他让我很生气，我对他态度也很粗鲁。这是因为我没有见过这种人。他把所有钱都用于帮助非洲，他很想做正确的事。我想，我是怀疑这些钱可能都会打水漂，所以才不开心。不过，关于非洲的复兴，他的思路极具大国特征。

“我告诉他，光是宣传叶甫图申科[2]的诗歌，或是告诉人们柏林墙的邪恶，并不能拯救非洲，也不能赢得非洲。听了这话，他并没有显得很吃惊，而是想听我接着往下讲。我意识到他们邀请我来吃饭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说这些我一直在说的话。此时我开始明白，我曾经以为使我在这世界上软弱无能的那些东西也能使我变得有价值。美国人对我感兴趣，正是因为我的本色特征，因为我没有偏见。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开始了解到，有很多西方组织想利用西方世界盈余的财富来保护非洲这片天地。我提出了一些想法，在吃饭的时候我表现得咄咄逼人，后来冷静、现实了一些。我那些想法其实都很简单。不过也只有像我这样来自非洲的人能够想出来。遗憾的是，面对非洲刚取得的这种自由，它们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各种力量都在密谋把黑非洲推向各种形式的暴政。因此，非洲到处都是难民，还有第一代知识分子。西方政府不想管这摊事，而古老的非洲人根本搞不懂——他们还在打古老的战争。如果说非洲有什么未来的话，这未来就在那些难民身上。我的想法是把他们从他们无法施展身手的地方解救出来，放到非洲大陆上他们可以施展身手的地方，哪怕只是暂时这样。这种转移会为这些非洲人注入希望，也能让非洲重新认识自己，这样就能拉开真正的非洲革命的序幕。

“这想法很受欢迎。我们每周都接到各个大学的邀请。这些大学想维持思想的活跃，但又不想卷入本土政治的泥淖。当然，我们也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有白人也有黑人，我们还和专业的反美人士正面交锋。不过这想法确实很不错，我觉得我不用为之辩护。它会不会奏效是另一码事，比如现在的情况。或许我们还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吧。领地这里的男孩们你都见过了，你会发现他们很聪明。但他们一心只想着找工作，为了工作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很危险，会把一切都毁掉。有时候我感觉非洲只会照自己的路子发展——饥民终归是饥民。一想到这些，我的情绪就非常低落。

“为这种组织工作就像是生活在概念里——这不用你来说。不过所有人都生活在概念里。好在这个概念是我自己的。生活在这样的概念里，我能体现我自身的价值。我不能有任何伪装。我在发掘我自己。我不让其他人摆布我。如果最后事情失败，如果明天上面的人突然觉得我们在做无用功，我知道我有其他方法发掘自己。

“我是幸运的。我有自己的一番天地。你知道，萨林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乞丐可以挑剔。其他人的角色都是指派的。我能自主选择。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完全取决于你的选择。你可以多愁善感，整天想着自己的失败。你也可以当个印度外交官，永远处于失败之中。这就像金融。在肯尼亚和苏丹，自命为银行家是很愚蠢的事。而我家里人在海岸或多或少就落入了这种境地。银行的年报中对这些地方是怎么说的？这些地方的许多人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在这些地方你做不了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这些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在适当的时机选择了欧洲。另一些同这些人一样聪明的犹太人选择了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埃及[3]等等地方去开展金融服务，但结果都不理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死抱着失败的观念不放，忘记了我们其实和其他人一样。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一边。我厌倦了失败，也不想得过且过。我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谁，我在哪里。但现在，我只想要赢，赢，一直赢。”

[1]东非著名港口。

[2]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1933-　），苏联著名诗人，经常在作品中批评苏联当局的政策。

[3]曾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

10

从去雷蒙德和耶苇特家的那个晚上起，因达尔开始讲述他的故事，后来陆陆续续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他开始讲故事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耶苇特。以后每次见到耶苇特，都发觉因达尔也和她在一起。这两个人的性格都让我犯难：我一个也吃不准。

在我的脑海里，耶苇特有固定的形象，这形象从未改变。不过后来在不同时段、不同光线、不同天气、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大不相同的场合看到她，她的形象每次都有所不同，都让我惊讶。我不敢看她的脸——我开始迷上她了。

我眼中的因达尔也开始变化。他的个性也带有消解的特质。听了他讲述的故事，他在我眼中的形象变了，变得跟很多个星期前我在店里见到的那个因达尔大不一样。当时我从他的穿着上看到的是伦敦的气息，是人上人的感觉。我发觉他努力保持这种形象，但我没有想到，这形象是他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还以为他处在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中，所以才会养出如此不凡的风度。我还认为，倘若把我放进这样的世界，我也会养出这种风度。刚和他重逢的时候，有好多次，我都想对他说：“帮助我脱离这个地方吧。告诉我怎样才能变得和你一样。”

现在情况迥然不同。我再也不会艳羡他的风格或者说风度。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仅有的资产。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保护心态。从去耶苇特家的那天晚上起，我开始有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升了，他降了，我们的角色颠倒过来。我不再把他看成我的向导，他成了需要别人牵着手引路的人。

我曾经羡慕他的社交成功，这成功的奥秘或许正在于他给人的感觉。他说过伦敦的人如何为他创造空间，而我和这些人一样，很愿意帮他摆脱身上的攻击性和忧郁——这些掩盖了他柔弱的一面，我知道他有这一面。我想保护他，保护他的风度、他的夸张、他的幻想，我不想让这一切受到伤害。不过，他不久就要离开，到别的地方履行教职，这让我感到忧伤。讲师——这就是我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对他的认知。讲师这个角色的前途让他感到迷惘，正如他以前的角色。

在镇上，我只把他引荐给马赫什和舒芭夫妇。我想他只和这夫妇俩有些共同之处。但结果并不如意：双方都心生猜疑。在很多方面，他们三个人很像：都背叛了家庭，都看重自己的美，并把这种美作为表现自身尊严的最方便的形式。三个人都觉得对方和自己如出一辙，但双方（一方是马赫什和舒芭夫妇，一方是因达尔）都能嗅出对方的虚假。

有一天，我们到马赫什夫妇家去吃饭。这顿饭很丰盛，夫妇俩精心准备过：银器和铜器擦得雪亮；窗帘拉上了，挡住外面的强光；屋里的三脚落地灯照亮了墙上的波斯挂毯。舒芭问因达尔：“你做的事有钱赚吗？”因达尔回答说：“能混下去吧。”一出门，走在阳光下的红色尘土上，因达尔的怒火就发泄出来了。我们开着车前往领地，回他的家，路上因达尔说：“你的朋友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做过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他指的并不是他的旅行，而是指他们不能欣赏他经历过的那些磨难。“告诉他们我的价值是我自己定的。一年五千块，一万块，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领地的任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像这样。他越来越容易发火，越来越容易陷入郁闷。但对我而言，即便在那些暴风骤雨的日子里，领地仍然是充满希望的地方。我多么希望那天晚上重新来过——琼·贝兹的歌曲营造出来的情调，地板上的台灯和非洲坐垫，让人想入非非的穿黑裤子的女人，还有在月光和行云之下前往急流边的漫步。我开始心生遐想，但我没有告诉因达尔。每次见到耶苇特，无论是在比较强烈的灯光下，还是在普通的日光下，她和我的记忆总是有很大不同，总是让我感到迷惑。

日子一天天过去，理工学院的学期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一天下午，因达尔突然跑来道别，他似乎是那种不想把道别变得太缠绵的人，不想让我去送他。我觉得领地，还有领地的生活，从此对我关闭了。

费迪南也要走，去首都做实习官员。学期结束的时候，我送费迪南去乘坐汽船。河上的水葫芦依旧在不停地漂游：在叛乱时期，它们诉说着鲜血；在阳光炽热耀眼的下午，它们诉说着乏味的经历；在月光下，它们一片洁白，和某个夜晚的情调水乳交融。现在，这些淡紫色的花和鲜绿的枝叶诉说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

汽船是头一天下午到的，后面拖着载人的驳船。扎贝思和她的独木舟没有跟着来，费迪南不想让她来。我对扎贝思解释说这只是因为费迪南感觉自己长大了，希望让人看到自己非常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事实。首都之行对费迪南来说很重要，正因如此，他想低调处理。

费迪南一直自视甚高。这是他已然形成的对自己的态度的一部分，而这态度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从独木舟到汽船上的一等舱，从森林里的村庄到理工学院，再到实习官员——他已经跨越了多少个世纪！他这一路也不容易，比如叛乱时期，他就曾想过逃避。但后来，他学会了接受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什么都不拒绝。他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和它所提供的东西。国家给他提供的一切，他都想要当作自己应得的。这有点儿像自负，不过也可看成是一种轻松开放的心态。他在各种场合都能轻松自如；他接受所有处境；他到哪里都能保持自我。

送别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正是这样。那天早上，我去领地接他，送他去码头。车子开出领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破烂房屋，中间东一片西一片的玉米地，四处流淌的污水，一堆堆细碎的垃圾，这种反差对我的刺激比对他大。和他在一起，想着他的自负，我选择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却说起了这种反差，但没有指责，只是把它当成小镇的一部分。在领地，他和熟人道别时言谈举止就是一个实习官员的样子。坐上我的车，他又变得像个老朋友。到了码头大门口，他又成了非洲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快乐、耐心，完全融入了熙熙攘攘的集市环境之中。

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想这句话透露出来的虚荣了。在汽船停泊此处的日子里，刻着这些字的纪念碑周围成了集市，而纪念碑只是这集市风情的一部分。我们艰难地穿行于人群之中，身边跟着一位老人，他比我们两个人都虚弱，却要负责照应费迪南的箱子。

一盆又一盆的蛴螬，一篮又一篮捆绑着的母鸡。商贩或者买主有时候会拎着一只翅膀把鸡提起来，疼得它们咯咯乱叫。目光呆滞的山羊走在踩得光秃秃的、坑坑洼洼的地上，一路走一路找垃圾甚至是纸片吃；还有毛发湿漉漉的猴子，样子惨兮兮的，腰上紧紧地束着绳子，边走边吃花生、香蕉皮或者芒果皮，但吃得没滋没味的，仿佛知道自己不久也会成为盘中餐。

到处都是神色紧张的丛林来客。驳船的乘客们在辞别送行的亲朋好友，赶赴一个个偏远的村庄。照料固定摊位的坐商（有两三个就在纪念碑脚下），以及他们盒状的凳子、做饭用的石头、锅碗瓢盆、大小包裹，还有孩子。游逛者，残疾人，行乞者。还有官员。

如今的官员多如牛毛。汽船一到码头，这一带的大部分官员似乎都活跃了起来。这些官员不都穿着警察或军队制服，也不都是男性。总统为纪念他死去的母亲——他在演讲中称之为“非洲女性”——决定把尊重和荣耀奉献给尽可能多的女性，为此，他安排大量女性充当政府公职人员，有时候并未安排明确的职责。

费迪南、我还有搬运工一行三人在人群中颇为显眼（费迪南的个头比本地人高），所以一路上我们多次被拦住检查证件。有一次我们被一位妇女拦住。她身穿长长的非洲棉裙，身材矮小，如同那些在村庄的河道上撑着独木舟或者搬运货物的非洲女人。和她们一样，她的头上也没几根头发，像剃过一样，但脸长胖了，长圆了。她和我们说话的口气很粗鲁。她拿着费迪南的汽船票（一张是船票，一张是餐票）打量，明明拿反了，却像在认真看，还皱着眉头。

费迪南面无表情。她把票还回来的时候，他说：“谢谢你，公民。”他的口气没有嘲讽的味道，那女人紧锁的眉头松开了，露出了微笑。这一套例行公事的主要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满足她想要得到尊重和被称为“公民”的愿望。官方现已正式宣布“先生”、“女士”、“伙计”这些称呼为非法，总统下令所有人以“公民”相称，男的是“男公民”，女的是“女公民”。他在演讲中经常两个词连用，听起来就像乐句。

我们在等候的人群中缓慢地朝着码头大门的方向行进。我们只有一直往前挪动，否则前面的人就不会让出地方。到了大门口，我们的搬运工似乎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他把行李放到地上，向我们要钱，起先要价很高，但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还价，拿了钱一溜烟跑了。这时大门却莫名其妙地关了，把我们挡在外面。士兵们看了看我们，然后把目光移到别处，不管我和费迪南怎么说好话都不行。我们就在那里站了半个多小时，紧贴着大门，听任烈日暴晒，忍受着难闻的汗臭味和烟熏菜的气味。然后，一个士兵又莫名其妙地把门打开，放我们进去，不过只让我和费迪南两个人进。费迪南有船票，我有码头出入证，但看他们的样子，就好像给我们帮了多大忙一样。

汽船船头仍然朝向急流那边。上层船舱位于船尾，是白色的，正好从海关的屋顶上方露出来，一等舱就在里面。钢甲板下方、离水面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是一排包着铁皮的小屋，形如军营，密密麻麻地一直排到圆形的船头。这些军营似的铁皮舱里住着次一等的旅客。最下等的旅客在驳船上。浅浅的铁壳子里挤满了一排排笼子。这些笼子是用铁丝和木条编的，木条凹凸不平，铁丝弯弯扭扭。虽然外面阳光普照，水上波光荡漾，但笼子里面的结构还是看不清楚，只看到黑乎乎的一片。

一等舱有几分奢华的意味。墙是铁皮的，白色，地上铺了木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还涂了柏油。舱门敞开着，还挂了帘子。有服务员，甚至还有事务长。

我对费迪南说：“我想待会儿下面的人会要你出示良民证，过去到一等舱得有这种证件。”

要是年龄大一些的人，听了这话会笑起来，但费迪南不了解殖民时代，所以没有笑。他对外面世界的记忆始于那个神秘的日子，一群叛乱的士兵，陌生人，跑到他母亲所在的村子，到处找白人杀。后来他们被扎贝思给吓走了，只带走村里几个妇女。

对费迪南来说，殖民时代已经消失了。汽船一直是非洲的汽船，汽船上的一等舱一直是他现在看到的一等舱。这里有穿着体面的非洲人，上了年纪的还穿着西服——成熟的上一辈人。还有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家人，个个都穿着出门的盛装。有几个年龄大一些的妇女还保持着森林的传统，已经坐在自己舱室的地板上开始准备午饭，把熏鱼、熏猴肉黑乎乎的外壳剥掉，把肉放在有彩色花纹的瓷盘子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咸咸的味道。

土里土气的做法，森林的举止，出现在一个不是森林的场景中。不过，在祖先的土地上，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先是把祈祷的跪垫放在沙地上，然后有了清真寺；先是游牧民族的仪式和禁忌，然后传到苏丹和王公们的宫殿，成为贵族的传统。

尽管如此，我仍会惧怕旅行的艰难。如果让我像费迪南一样，和别人，和那些还没有从码头大门进来的人同处一室，这旅行会尤其显得艰难。不过这汽船不是为我这样的人开的（尽管费迪南的床上铺着洗得有些磨损的床单，放着枕头套，上面殖民时代的红色刺绣图案仍赫然在目），也不是为过去需要有良民证及充分的理由才能上船的那些人开的。汽船如今是供这些乘客乘坐的，对他们来说，这船已经够豪华的了。费迪南这层舱里的乘客也都知道自己和驳船上的人不一样。

从船后端的救生艇上方往外看，我们能看到人们提着篓子、扛着包裹登上驳船。从海关的屋顶上方看去，小镇只是一片树木和丛林。同样是这个小镇，当你身处其中时，你能看到到处都是街道、空地、阳光和建筑物。现在，树木掩映中看不到几处建筑物，没有一幢建筑物从树木上方探出头来。一等舱的甲板比较高，从上面放眼看去——无论是进口的装饰树，还是其他植被，全化作清一色的丛林——小镇小得可怜，在河岸上只占了窄窄一绺。如果朝相反的方向看，只有浑浊的河流，低低的丛林边缘，还有空荡荡的河岸。看着这一切，你甚至可以幻想小镇根本不存在。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会觉得河这侧的驳船仿佛是个奇迹，而一等舱甲板上的小屋简直奢华之至。

甲板两头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东西——豪华舱。舱门上方挂了块铁牌子，陈旧不堪，油漆斑驳，上面赫然写着这三个字。这两个舱里会有什么呢？费迪南问：“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我们进了船尾的那间。里面又黑又热，窗户全都封住，挂上了厚厚的帘子。里面有一间蒸汽浴室；两把破旧不堪的扶手椅，其中一把还掉了一个扶手，不过仍然算是扶手椅；一张桌子和两把摇摇欲坠的椅子；还有壁灯，只是灯泡不翼而飞；还有一道破烂的帘子，把床和舱内其他地方隔开；最后还有空调。外面的人群中，谁会有这种荒谬的需求？谁会需要这样的隐私空间？这种拥挤的空间里堆砌出来的舒适？

从甲板前端传来吵闹声。一个男人在大声抱怨，用的是英语。

费迪南说：“我想我听出你朋友的声音了。”

原来是因达尔。他带了太多行李，大汗淋漓，怒气冲天。他的前臂平伸——好像叉车的叉子——双手托着一个大纸箱子，浅而宽，上面敞开着，显然没法抓握。那纸箱子很沉，里面装满了食品和很大的瓶子，大概有十一二个。从码头大门进来要走很长一段路才到船边，然后还要爬汽船的舷梯，到了终点，因达尔似乎把吃奶的力气都耗完了，差点掉眼泪。

他身体后倾，踉踉跄跄地进入豪华舱。我看到他把纸盒子重重地放——几乎是扔——到床上，然后开始跳舞似的伸展身体，表达他的疼痛：他跺着脚，狠狠地甩动前臂，好像要把肌肉里的各种疼痛全抖出来。

他显然表演得过头了一些，不过有人在看。不是我，他已看到我，但还没有心情跟我打招呼。耶苇特跟在他后面。耶苇特提着因达尔的箱子。他冲着她喊叫，因为他在说英语，周围没什么人听得懂，所以敢放胆这么叫唤。“皮包，那讨厌鬼有没有把皮包拿来？”耶苇特自己也筋疲力尽，出了一身汗，但她还是用安慰的口气回答说：“拿来了，拿来了。”后面一个穿着花衬衫的人提着皮包走上来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也是乘客。

我有很多次看到因达尔和耶苇特在一起，不过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像一对夫妇一样出双入对。我脑子发蒙，以为他们俩要一起走。这时耶苇特站直了身子，脸上堆出笑容，问道：“你也是在送人吗？”我这才明白我刚才的担心很愚蠢。

因达尔在捏自己的手臂。不管他打算此刻和耶苇特怎么分别，都被沉重的纸盒子带来的疼痛给搅黄了。

他说：“他们没有行李袋。他妈的连行李袋也没有。”

我说：“我还以为你乘飞机走了。”

“昨天我们在机场等了好几个钟头。他们总是说快来了快来了。然后，到了半夜，他们给我们送上啤酒，告诉我们说飞机被征用了。真是岂有此理。不是延误。征用！大人物要用飞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飞机送回来。然后，我买了这张汽船票——你有没有买过汽船票？什么时候卖票，什么时候不卖，规定多得很。卖票的人好像总是不在。那该死的门一直锁着。每走五码路就有人拦住你看证件。费迪南，你给我解释解释这算是怎么回事。算个票价，把豪华舱的各种额外费用加在一起，那家伙在计算器上算了二十次！同一个数字，他竟算了二十次。为什么？他是不是认为计算器会改变主意？好了，这就耗掉了半个小时。然后，谢天谢地，耶苇特提醒我要带吃的。还有水。所以我们又要去采购。供五天喝的六瓶维希水。他们只有维希水——我跑非洲来喝维希水来了。一瓶一块五，美元！还有六瓶红酒，就是这里那种酸酸的葡萄牙红酒。要是我知道这些东西都要放到那个盒子里，我宁愿不买。”

他还买了五听沙丁鱼，我想是准备一天吃一听吧。还有两瓶奶粉、一听雀巢咖啡、一块荷兰奶酪、一些饼干，以及不少比利时蜂蜜蛋糕。

他说：“蜂蜜蛋糕是耶苇特的主意。她说这些蛋糕营养很丰富。”

耶苇特说：“天热这些蛋糕不会坏。”

我说：“公立中学有个人拿蜂蜜蛋糕当饭吃。”

费迪南说：“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要熏着吃。只要你不把外面的壳剥掉，能保存很长时间。”

“不过这地方的食品状况实在可怕，”因达尔说，“店里什么都是进口的，贵得要命。在集市上呢，除了蛴螬和人们乱捡的东西，就只有两根这个，两穗那个。而且一直有人来。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应付过来的？你们有的是丛林，有的是雨水，可小镇上却好像在闹饥荒。”

豪华舱里又进来一些人，拥挤不堪。先来了一位矮胖子，赤着脚，自我介绍说是豪华舱的服务员。然后事务长也来了，肩膀上搭了条毛巾，手里拿着折叠起来的桌布。事务长把服务员嘘走，然后把桌布铺好——是那种摸起来很舒服的旧布料，只是不知洗了多少次。铺好桌布，事务长对耶苇特说：

“我发现这位先生自己带着食物和水。不过太太，这没必要。我们还是遵守过去的规矩。我们这里的水都净化过了。我原来在远洋轮船上工作，到过世界各地。我现在老了，到这条非洲汽船上来做事。不过我对白人很了解，我知道他们的习惯。太太，这位先生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我保证给这位先生单独准备食物，我会亲手送到舱里来。”

事务长是一个瘦瘦的、上了年纪的混血儿。他的父母亲肯定有一方是黑白混血。他故意使用禁用的词：“先生”、“太太”。铺好了桌布，他站在那里等候犒赏。因达尔拿出二百法郎给他。

费迪南说：“你给得太多了。他叫你们‘先生’、‘太太’，你们还给他小费。在他这方面，他已经捞足了，账清了。现在他不会再过来为你服务了。”

费迪南似乎说对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下面一层甲板上的酒吧，看到事务长靠在柜台上喝啤酒。他对我们四个人都视而不见。我们要啤酒，他无动于衷，酒吧侍者说：“卖完了。”不过这实在让人难以信服：事务长在喝，另一张桌子上，也有人在喝——一个男的，边上还有三个衣着光鲜的女人。不过酒吧里看上去确实要什么没什么，褐色的货架上空无一物。墙上有一张带框的总统肖像，酋长打扮，拿着那根上面有神物的手杖。

我对酒吧侍者说：“公民。”费迪南也说：“公民。”我们开始讨价还价，最后，侍者从后面的屋子里给我们找来了啤酒。

因达尔说：“费迪南，以后就指望你给我当向导了。你得帮我跟他们讨价还价。”

时间已过正午，天气酷热。酒吧里到处都是河面反射过来的阳光，金光闪闪。啤酒很淡，但足以让我们昏昏欲睡。因达尔忘了身上的酸痛，开始和费迪南谈起领地上那个被中国人抛弃的农场，声音越来越轻。我也放松了紧张的神经，想到要和耶苇特一起离开汽船，我的情绪不禁高涨起来。

此刻正是午后不久，阳光炽烈，一切都像着了火似的，这火烧得正旺，但也微微显出逐渐柔和下来的态势。河上波光荡漾，浑浊的河水由黄色转为白色和金色。河上到处都是装有舷外发动机的独木舟，汽船开进开出的日子向来如此。独木舟上有各自所属“机构”的名称，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名称，用大大的字母漆在舟身两侧。有时候，独木舟从一片波光中穿过，在强光下，舟上的乘客都成了剪影。此时看过去，他们都坐得低低的，只能看出肩膀和圆圆的脑袋，就如同卡通画上的滑稽人物，正在进行一趟荒诞不经的旅行。

此时一个人突然步履蹒跚地闯进来。这人脚上蹬着厚底鞋，鞋跟很厚，足有两英寸。这种样式的鞋子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来，看来这人应该是首都来的。他也是个当官的，进来检查我们的船票和出入证。查完后，他又步履蹒跚地走出去。他一走，事务长、酒吧侍者和一些在桌子边喝酒的人就慌乱起来。这阵慌乱将船员和官员——他们没有一个人穿制服——同那些进来讨价还价买啤酒喝的一般客人区分开来。这说明汽船马上就要开走了。

因达尔把手放在耶苇特的大腿上。耶苇特转过身来，他轻声说：“我一定会去打听雷蒙德那本书是怎么安排的。首都这些人你是知道的。他们如果不给你回信，说明他们不想回。他们不会说是或不是。他们什么都不说。不过这事我会去办的。”

分别之前，他们拥抱了一下，但只是正式的拥抱。费迪南表现得挺冷淡，既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道别的话，只是说了声：“萨林姆”。他没有对耶苇特鞠躬，只是点了一下头。

我们站在码头看着。经过一番折腾，汽船终于离开了码头岸壁。驳船就拖在后面，汽船和驳船在河上慢慢地大转弯，驳船的船尾露出层层叠叠的笼子，仿佛是一个个封闭的后院，是厨房和动物围栏的混合。

离别会让人产生被抛弃的感觉，是对这个地方和留下的人的一种评判。从前一天和因达尔告别的时候起，我就在习惯这样的感觉。尽管我关心因达尔，但我还是觉得他和费迪南都是幸运儿，有机会进入更为丰富的生活，把我丢在这里，继续过这种乏善可陈、无足轻重的生活。

但现在，经过偶然而幸运的第二次告别，我把这种感觉抛开了。我和耶苇特一起站在光秃秃的码头上，看着汽船和驳船连成一线，行进在褐色的河道上，背后是空荡荡的河对岸。在强光照耀下，对岸呈现苍白的颜色，与白色的天空连成了一片。在河岸这边的镇上，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一切都将延续。被送走的是因达尔。艰辛的旅程属于他。

11

已经过了下午两点，在晴朗的日子里，这种时候待在露天的地方会被晒伤。我和耶苇特都没有吃东西——只喝了些撑肚子的啤酒。我建议找个凉快的地方吃点儿东西，她没有反对。

码头附近的柏油地面踩上去有些发软。烈日下楼房的阴影退缩到了墙根。码头这里的楼房都是殖民时代的建筑，看起来很坚实——涂成赭红色的石墙，绿色的百叶窗，高高的铁条窗户，漆成绿色的波纹铁皮屋顶。汽船办公室的门紧锁着，门口挂了块破破烂烂的黑板，上面写着开船的日期。值班的官员已经走了，码头大门附近的人也走光了。残破的花岗石纪念碑周围的集市正在散场。凤凰树才长出毛茸茸的嫩叶，根本不能遮阴，阳光直直地穿过树冠射下来。地上有些地方长着草，形成圆圆的小土丘，没长草的地方全踩成了灰土，垃圾和动物屎尿到处都是，底部沾了细细的尘土，似乎正在自己卷起来，将要从地表剥落。

我们没有去马赫什的汉堡王。我不想自找麻烦——舒芭一直都不喜欢耶苇特和因达尔的交往。我们去了蒂弗里。蒂弗里和汉堡王相隔不太远，我真希望马赫什的男仆伊尔德丰斯不会乱说。但这不太可能，现在正是他无所事事的时候。

蒂弗里是一处新的或者说新潮的地方，是在持续的繁荣期间发展起来的。店主一家独立前在首都开饭店，后来到欧洲待了几年，最近又跑回这里碰运气。这店是他们的一项大投资——不惜血本，该添置的东西一样不缺，我看他们确实是在赌运气。不过我并不了解欧洲人和他们开饭店的习惯。蒂弗里主要面向我们这里的欧洲顾客。它是家族式饭店，服务对象是签了短期合同来本地区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在这里从事各种政府建设项目——领地、飞机场、自来水系统、水电站等等。蒂弗里的氛围是欧式的，非洲人不来光顾。和马赫什的汉堡王不同，这里没有那些戴着金表、口袋里插着金笔的官员。在蒂弗里，你不会有那种紧张情绪。

不过，在这里你也不会忘记你身处何地。墙上挂着的总统像约有三英尺高。穿着非洲服装的总统像现在越印越大，质量越来越精良（听说是在欧洲印刷的）。如果你知道他身上的豹皮和手杖上雕刻的含义，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我们都成了他的人民。即使在蒂弗里，周围的环境仍提醒我们：我们在各方面都依靠他。

通常情况下，店里的伙计——或者说侍者公民——都很客气，对你笑脸相迎，而且手脚麻利。但我们去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平时店主高大的胖儿子总站在柜台后面的咖啡机旁边，照看着这里的一切，但此刻他可能在午休；他家里的其他人也不在场，侍者们懒洋洋地四处站着。他们身上穿着蓝色的侍者夹克，看上去怪怪的，让人想起外星人。他们并不粗鲁，只是心不在焉，好像弄丢了自己的角色。

不过空调还不错，从外边耀眼的阳光和潮湿的空气中走进来，清凉干爽的感觉扑面而来。耶苇特的烦恼有所减退，恢复了精神。有一个侍者注意到了我们俩，送来了一壶葡萄牙产的葡萄酒。酒冰冻过，后来解了冻。他还给我们送上苏格兰熏鲑鱼吐司，用两个木盘子盛着。什么都是进口的，什么都很昂贵。熏鲑鱼吐司事实上是蒂弗里饭店最普通的菜。

我问耶苇特：“因达尔有点儿爱演。情况是不是真的那么糟糕？”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没有说他怎么兑现旅行支票的事呢。”

耶苇特背对着墙坐着，摆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小姿势——就像雷蒙德：手掌抵住桌子边缘，头略略向右倾。

隔着两张桌子，有一个五口之家在用餐，快吃完了，一家人在大声说话。很普通的人，在蒂弗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不过耶苇特似乎有些不快，不只是不快，她突然显得有些愤怒。

她说：“你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但我看得出来。”

她那张露出愠色的脸上仍有一丝笑意。她把小小的咖啡杯举到嘴边，眼睛半斜半眯，显得颇为端庄。这一家人哪里惹到她了？是不是她判断出他们来自于某个让她不快的地区？还是那男人从事的工作，他们说的语言，他们的高嗓门，或者是他们的举止？她要是见到夜总会的那些人会怎么说呢？

我问：“你以前认识因达尔吗？”

“我是在这儿认识他的。”她把杯子放下。她斜着眼睛打量着杯子，随后，仿佛做出了什么决定一样，看着我说：“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你不需要他。但久而久之，对这累赘你也就习以为常了。”

除了家人，和我打交道的女人不多，而且都是特殊身份的女人。我从来没有交往过耶苇特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像这样和女人在一起谈话，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愠怒和成见。从她刚说的话里我能看出一种诚实和大胆，对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这种诚实和大胆有点可怕，但正因如此，它也让我着迷。

她和因达尔之间似乎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的熟人，但我不愿意我和她之间老是有因达尔这个共同的熟人。我换了个话题：“那天晚上去你家里，那感觉真是美妙得无法形容。我一直记得你当时穿的短衫，想再次看到穿着那件短衫的你，那黑色的丝绸，那裁剪样式，还有那上面的刺绣。”

看来这个话题再好不过。她回答说：“没有机会穿啊。不过我向你保证，它还在。”

“我想它不是印度的样式，那裁剪和手工都是欧式的。”

“是在哥本哈根买的。是玛吉特·勃兰特牌的。雷蒙德到哥本哈根开会时买的。”

出了蒂弗里的大门，即将走入热带的强光和炽热之中，我们都顿了一下。这有点儿像在雨天——走进雨中之前，总要这么停顿一下。她像刚刚想到一样对我说：“你明天要不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们要招待一个讲师，雷蒙德现在觉得这种应酬很伤脑筋。”

汽船大概已经开出了十五英里，可能在丛林中穿行，可能过了第一个丛林定居点。丛林定居点的人可能一大早就在岸边等着了——虽然小镇并不远。汽船到来之前，那里肯定也像赶集一样热闹。汽船一到，男孩子们就跳下独木舟，游到前进的汽船和驳船边，希望引起乘客的注意。卖货的独木舟此时也从停泊处撑出来，上面装着菠萝和做工粗糙的椅子和凳子（河上旅行时用的一次性家具，是本地区特产）。这些独木舟一串串系在汽船边上，被汽船拖出好几英里。一阵喧嚣过后，这些人默默地划着独木舟，一连数小时逆流而上，从下午划到黄昏，从黄昏划到夜里。

耶苇特把午饭取消了，但没有通知我。穿着白夹克的仆人把我领进一间房子，里面没有接待客人的迹象，也不同于我记忆中的模样。非洲坐垫还在地板上，但那天晚上搬走的罩着套子的椅子（耶苇特说是塞进一间卧室了）又被搬了出来——带流苏的合成天鹅绒，是领地随处可见的那种“古铜”色。

领地的建筑都是仓促建成的，被灯光掩盖住的缺陷在正午的阳光下都暴露了出来。墙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裂缝，有一处地方，裂缝沿着空心土坯砖的阶状结构延伸开来。窗户和门都没有做框缘，也没有木头镶边，看起来就像从墙上挖出来的不齐整的洞。天花板好像是用某种压缩过的硬纸板铺的，很多地方鼓了出来。两个空调都没开，有一个在漏水，水沿着墙面往下滴。窗户开着，外边没有屋檐遮挡，也没有树木，只有一片平地。屋子里光线非常强，让人感觉不是在室内。就是这间屋子，还有电唱机里播放的音乐，曾经给过我多少幻想！而如今，电唱机紧挨着书架，靠在墙边，在耀眼的光线之下，能看到它的有机玻璃盖子已经发黄发黑，蒙上了灰尘。

看到耶苇特每天居住的是这样的房子，再想想雷蒙德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我觉得我这次来访就像是对耶苇特来了次突然袭击。我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平凡，了解到她在领地生活的不安和不满。而在此之前，她的生活在我眼中多么有魅力！我突然间害怕和她搅和到一起，害怕卷入她的生活。我的幻想破灭了，这让我感到吃惊，但吃惊之余也觉得释然。但这些感觉没有维持多久，等到她进来，一切都化作乌有。和往常一样，此刻让我吃惊的是她本人。

看到我来了，她没表示出多少歉意，反倒觉得很有趣。她把邀请我的事情给忘了，不过她知道似乎有午餐这么一回事。午餐的计划一变再变，到最后地点改到了学院的教职工活动室。她转身去给我做南非式炒鸡蛋。仆人进来了，把桌子上的一些收据拿开，铺上桌布。桌子是椭圆形的，黑色，擦得很亮。“你在这儿过着你的生活。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累赘。”

我在书架上层看到因达尔那天晚上拿给我看的书。作者在书里提到雷蒙德和耶苇特曾经在首都盛情款待过他，我记得耶苇特对她和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书上很是在意。现在光线明亮，房间的样子变了，这书看起来也不一样了。这些藏书的封面都有些褪色。我抽出其中一本，看到雷蒙德的签名和日期：一九三七年。表明所有权。也可能是在陈述志向，表明对自己前途的信心。这本书看上去很陈旧，书页边缘已然泛黄，书脊上的红色字母几乎褪成了白色。它只是一本失去了生气的书，一件历史遗物。我抽出另一本书，看起来还比较新，上面有耶苇特的签名，还是她出嫁前的名字。用的是大陆常用的那种漂亮字体，名字的首字母Y写得很花哨。这签名透露的信息和二十三年前雷蒙德的签名如出一辙。

吃炒鸡蛋的时候，我对耶苇特说：“我想拜读雷蒙德的著作。因达尔说过，要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当今世界谁也不及雷蒙德。他有没有出版过什么著作？”

“他在写现在这本书，已经写了好几年。政府本打算出版，但现在看来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什么著作出版？”

“不，他有论文。他的论文出书了。不过我不会推荐给你。我觉得不堪卒读，我把这话告诉雷蒙德，他说他可以说不堪卒写。还有，他有几篇文章散见于各种期刊。他没有时间写太多这样的文章。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本记述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著作上。”

“听说总统看过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有没有这回事？”

“以前是这样说的。”

但她无法告诉我现在的难处到底是什么。我只了解到雷蒙德现在把这本历史著作暂时搁置，腾出时间编辑总统的演讲集。气氛开始有些忧伤。我现在认识到了耶苇特在领地的真正处境，我也发现雷蒙德的故事可能是以讹传讹。我突然觉得，这屋子对耶苇特来说宛如囚笼。那天晚上，她邀请我们参加聚会，她穿着玛吉特·勃兰特短衫，是何等让人痴迷！如今看来，那只是一次脱轨之举。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哪天下午你有空，请一定和我到希腊俱乐部去玩玩。这样吧，就明天，请一定来。那里的人都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什么事情都见过。他们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局势。”

她答应了，但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不要把它们给忘了。”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她离开房间，走进雷蒙德那天晚上发表完道别演讲后进去的那扇门。没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了好些杂志，这样几本，那样几本。有几本是在首都的政府印刷厂印的。这些杂志上都载有雷蒙德的文章。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点——雷蒙德。这像是一种开端。

在领地的这一带，草地和空地上那些叶片粗硬的野草长得很高，几乎掩住了柏油大道两旁低一点儿的蘑菇状铝质灯罩。不少灯已经坏掉，有的甚至坏了好久，好像也没有人管。在领地另一边，用来发展模范农场的那片土地早已被野草淹没，只留下已走掉的中国人修建的门楼和六台一字排开、正在生锈的拖拉机。但是星期天公众沿着那条固定的单行道——原来有军人把守，现在换成了青年卫队——参观的那片区域还维持着。这条公共步道两旁不时还会增添新的雕塑。最近增添的雕像在主道尽头，是一尊非常庞大的母子石像，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完工。

我的耳边回响起纳扎努丁的话：“这里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片丛林。”不过，我的吃惊和纳扎努丁的不一样，和商业前景毫无关系。看到领地的空地，看到领地外面村里人随意搭建的落脚地，我心里想的却是耶苇特，还有她在领地上的生活。因达尔在这里的时候，领地给我的感觉是非洲的小欧洲，现在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只不过是丛林中的生活。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和耶苇特一起失败，害怕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害怕成功带来的后果。

第二天下午，耶苇特如约上门，我的警醒顿时消失了。耶苇特以前就和因达尔一起来过。在这里，在我家中，她照旧光彩夺目。她见过我们家的“乒乓球桌”，见过桌子上放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被梅迪烫焦的桌角。她也见过比利时女士留在白色客厅兼工作室里的画。

我们俩靠在客厅白色的墙上，谈了一阵儿画和希腊俱乐部，她的侧面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渐渐靠近，她转过身去，不是拒绝，也不是鼓励，只是显得有些疲惫，就这样接受了我这个新的累赘。在我看来，这一刻是转折点，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同我一向感受到的并无分别，我一直都会给予回应。

在此之前，我的性幻想都停留在妓院里，那是关于征服和堕落的幻想，女人心甘情愿地被我征服，我陪着她们一起堕落。这就是我的全部见识。这就是我从镇上的妓院和夜总会了解到的一切。因达尔在的时候，不去这些地方并不难，我开始发现这些罪恶的去处让人伤身又伤神。有一阵子，看到酒吧或者妓院前厅里成群结队的女人，我依然感到兴奋，但我已经不愿意和这些要钱的女人发生真正的性关系，只允许自己从她们身上寻求辅助性的性乐趣。和多个女人产生这种关系后，我开始鄙视她们提供的服务。另外，和其他许多单独逛妓院的男人一样，我开始觉得自己脆弱无能，任人摆布。迷上耶苇特让我很吃惊，在这间卧室开始的偷欢（不花钱，但你情我愿）是种全新的体验。

我说过的妓院式性幻想让我开始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卧室里宽大的泡沫床终于派上了用武之地——我想那比利时画家放这张大床就是派这用场的。但在这间卧室里，我那些性幻想中自私的成分消失了。

世上有一半是女人，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达到了不为女人的裸体所动的境界。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在重新体验这些，我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女人。我一直痴迷耶苇特，但我发觉有很多东西我太想当然了。床上的裸体仿佛是女人身形的完美展现，让我无比惊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衣服——即便是耶苇特以前穿的比较暴露的热带衣服——会掩饰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身体分成不同部分，让人无从联想整体的魅力？

如果按照我那些色情杂志的手法来描述，未免太假了。这种写法就像给自己拍照，就像偷窥自己的举动，就像把眼下的情景转化成妓院式的性幻想。但在这间卧室里，那种幻想已不复存在。

我兴奋得有些晕眩，但并没有丧失警觉。我不想陷入那种只关注自身的自私盲目的幻想之中。我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渴望，我想赢得这身体的所有者，这渴望战胜了自我发泄的欲念。因为这种渴望，我觉得这身体是完美的，我想在做爱的过程中持续地看，采用合适的姿势以便更好地看，不再只是用我的身体冲击她的身体，不再把欣赏和抚摸抛到一边。我所有精力和思想都投入到一个新目标上：赢得这个人。我所有满足都在于实现这个目标，此时我感到性行为是如此新奇，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满足，一直保持着新鲜。

在以前的这种时刻，常常是表面上在征服，而厌倦感已经不知不觉地袭来。但这一次，我想的不是征服，而是赢取，这使我一直保持着清醒，一直想要向外看。我的举动表达出对温柔的需求，自身并不温柔。它是狂野的身体动作，几乎可以说是体力考验，渐渐地，我的行动充满了刻意的狂野。我感到吃惊。我惊奇于自己这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在妓院的屈从行为，而这种屈从行为就是我此前性体验的全部。同样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了新的自我，它完全不同于先前我自命的寻花问柳之徒，受制于脆弱的冲动。

耶苇特说：“多少年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这句话如果是真的，应该是巨大的褒奖。我自己的高潮已经不再重要。要是她的话是真的该有多好啊！但是我无从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她是老手，而我是新人。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结束之后，我并没有感到疲惫，没有睡意。恰恰相反。卧室刷过的窗户在傍晚的光线照耀下白得发亮，在这又闷又热的一天行将结束之际，出了这么多汗，身上滑溜溜的，在这样的光亮和酷热之中，我的精力却异常旺盛。哪怕现在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连皮肤都是新的。我惊诧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的满足感每一分钟都在加深，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贫乏。这种感觉就像是发现了自己体内巨大的、无从满足的饥渴。

耶苇特身子赤裸着，湿淋淋的，披散着头发，神情中没有一点儿难堪。她的神态已经恢复正常，脸上的红晕退了，眼神平静，双腿交叉着坐在床边开始拨电话，用土语对电话那头说话。接电话的应该是家里的仆人。她说她立刻就回来，叫仆人转告雷蒙德。放下电话她就穿上衣服，把床铺好。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细心让我联想到她在其他场合的类似表现，这细心现在就已经让我感到痛苦了。

离开卧室前，她弯下腰，在我裤子前面亲了一下。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只留下走道，梅迪那可怕的厨房，楼梯平台，逐渐发黄的下午阳光，后院的树，空中的灰尘，炊烟，外面的喧闹，还有耶苇特下楼梯的脚步声。临走前，她在我的裤子上亲吻了一下，如果换成别的地方，我会认为是妓院的礼节，是小费给得多的妓女做出的表示，我只会嗤之以鼻，而现在却让我深深感动，让我忧伤，让我疑惑。是不是发自真心？是不是真的？

我想去希腊俱乐部，再出一身汗，把新获得的能量消耗掉，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去。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听任时间流逝。天色渐渐暗下来，我陷入了沉静。我觉得自己得到了赐福和重生。我想一个人待着，独自品尝这份感觉。

后来，想到要吃饭，我开车来到大坝边的夜总会。由于经济繁荣，外国人众多，夜总会的生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它的总体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还保持着临时建筑的样子，让人觉得随时可以抛弃，抛弃了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它几乎只是四面墙，围着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

我坐在悬崖上的大树下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可以看到被灯光照亮的大坝。我一直坐在黑暗里，感受着皮肤的清新，直到有人看到我，把树上的彩灯打开。不断有车开过来，不断有车在停靠。能听到欧洲和非洲腔的法语。非洲女人三三两两乘坐出租车从镇上赶来。她们裹着头巾，昂首挺胸，大声说着话，趿着拖鞋慢吞吞地走在空地上。这是耶苇特在蒂弗里为之不快的外国人家庭场景的另一面。不过对我来说，一切都很遥远——夜总会、小镇、滞留镇上的村民、外国人，以及“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我看来都成了背景。

开车回到镇上，镇上的夜生活也开始了。到了晚上，主要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一种村庄的气息。一群群人在棚屋区的酒铺周围晃悠，人行道上炊烟四起。有人用木片隔出睡觉的地方。疯疯癫癫、酒气冲天的老人穿着破烂的衣裳，动不动就像狗一样狂叫。他们把食物拿到阴暗的角落，背着人吃掉。有些商店（特别是服装店）橱窗里展示着昂贵的进口货，为防止偷窃，一直打着明亮的灯光。

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广场上，一个年轻的非洲女人在叫喊——真正的非洲式叫喊。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扭着她的胳膊，在人行道上推搡着。广场上的人无动于衷。这两个人是青年卫队的队员。大人物每月给他们发放一点儿津贴，还配了几部政府的吉普车。不过，和码头的官员一样，他们实在没什么差事，只好找些事来做。现在他们在进行“风纪巡逻”，打的是风纪旗号，行的却是缺德之事。那女孩可能是从酒吧里随意抓来的，可能就因为她在他们问话时顶嘴了，或者是拒绝回答。

回到家，我发现梅迪的灯还亮着。我叫了一声：“梅迪？”他在门后面回答：“恩主。”他不再叫我“萨林姆”了。除了一起在店里上班的时候，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很少。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悲哀。回到卧室，我想着自己的运气，不禁为梅迪感叹：“可怜的梅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么一个友善的人，到头来却没了朋友。他应该留在海岸。那才是他待的地方，周围有和他一样的人。到这里之后，他迷失了。”

次日晌午，耶苇特打电话到店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但她没有说我的名字，也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问：“你在家吃午饭吗？”除了周末，我很少在家吃午饭，但我还是回答说：“是的。”她又说：“那我到时候过来找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她没有留出停顿和沉默的时间，我根本来不及吃惊。十二点刚过，我在白色的客厅等候。我站在乒乓球桌边翻看一本杂志，心里并没有什么吃惊的感觉。尽管这样的见面不同寻常，尽管这个时间比较奇怪，尽管强光炽人，我还是觉得，这一切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某种东西的延续。

我听到她急促的脚步声，从她前一天下午走过的楼梯上传来。我突然产生了莫名的紧张，我没有动。楼梯口的门开着，客厅的门也开着，她的脚步很轻快，没有停顿。见到她，我心中充满了欣喜，如同一块大石落了地。她的举止还是那么矫捷轻快，但是她那张一贯微笑着的脸上却没有了笑容。她的眼神是严肃的，带了少许让人慌乱的、挑战性的贪婪。

她说：“我一上午都在想你。我没有办法从脑海里把你赶走。”刚一进客厅，她好像就要离开，好像她的到来只是电话中那种直率的延续，好像她不想给我们留下任何说话的余地。她径直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

对我来说，和上次一样。在她面前，我摆脱了过去的幻想。我的身体遵从它新的冲动，发掘能量来回应我新的需求。新的——正是如此。一直是新的，而我的身体越来越熟悉它的反应，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它需要狂野，需要控制，需要灵巧。结束后（整个过程都是我在主导），我身上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我感觉这次的愉悦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一天下午。

我十二点钟关的店门。刚过三点，我回到店里。我一口中饭也没有吃，要是吃饭会来得更晚，而星期五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到了店门口，我发现店还没有开，我指望梅迪一点钟过来开门营业，但他显然没有来。现在只剩下一个钟头可以营业，大多数郊区村庄里的零售商应该已经买好了货，划着独木舟或者开着卡车开始了漫长的归途。广场上只剩下最后几辆运货车，货装得差不多之后也要开走了。

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觉得曾经的我开始堕落。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贫穷老迈的情景：一个不属于非洲的人迷失在非洲，失去了支撑自己的力量和目标，连村里来的那些老酒鬼都不如，那些人衣裳破烂，饿着肚子，在广场上游荡，盯着食品铺子，不时找人讨几口啤酒喝。我也不如那些捣乱的小伙子。他们是新一代人，来自破旧的镇子，穿着印有大人物肖像的T恤衫，张口闭口都是外国人和利润。他们只想着钱（和过去上公立中学时的费迪南及其朋友一样）。每次到店里来，总是为自己并不想要的东西和你狠狠杀价，坚持要按成本价买。

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感到恐慌，难免有些夸张。恐慌过后，我转而对梅迪充满了愤怒。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是那么怜悯他！紧接着我记起来了，不是梅迪的错。他去海关了，给一批货报关，运货的就是送走因达尔和费迪南的那艘船。再过一天，这船就可以到达首都了。

自从那天中午到耶苇特在领地的家中吃了一顿炒鸡蛋之后，已经过了两天，载有雷蒙德文章的杂志仍静悄悄地躺在抽屉里，我一个字也没有看。现在我想到了汽船，也想起了这些杂志，于是把它们翻了出来。

当初我提出拜读雷蒙德的大作，其实只是找借口和她接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读不读无所谓。雷蒙德在本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特别艰涩难懂。其中一篇是评论一本关于非洲继承法的美国著作。另一篇很长，有脚注，还有图表，是一篇研究独立前一个南部矿区大镇地方议会选举的论文，按行政区域逐个分析了部落选民的投票特征。文章里有些小部落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

更早一些的文章都登在外国杂志上，似乎好懂些。一本美国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球赛骚乱》，说的是三十年代在首都发生的一场种族骚乱，该骚乱导致了第一个非洲政治俱乐部的建立。一本比利时杂志上登了一篇《失去的自由》，说的是十九世纪末期，一些传教士从阿拉伯人的贩奴商队购买被捕获的奴隶，安排他们定居到“自由村”——这个项目后来以失败告终。

这些文章倒很对我的口味——我对传道士和奴隶这类话题特别有兴趣。不过文章开头几段的明快文笔是个陷阱，读到后面，我觉得这文章不适合在做生意的下午读。我把它们收起来，准备以后再读。晚上我回到家里，上了床——床是耶苇特几个小时前铺好的，上面还有她的余香——把那本杂志拿出来看，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的是那篇关于种族骚乱的文章，就是我在下午只看了几段明快开头的那篇，我发现它简直就是政府告示和报纸摘抄的拼凑。有很大篇幅是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而雷蒙德还对这些摘抄来的内容郑重其事。我无法容忍这种做法。根据我在海岸的经验，我知道殖民统治下小地方的报纸说的事实是一种特殊的事实。我不是说这些报纸说假话，但它们太正式，太官方，它们喜欢谈论那些大人物，比如商人、高官、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却把很多重要的情况——经常是问题的本质——漏掉了，而这些情况本地老百姓都知道，都在私下议论。

我觉得三十年代本地的报纸和海岸的报纸没什么两样，我希望雷蒙德能深入报道和社论的背后，了解事情的真相。三十年代首都的种族骚乱——这应该是一个宏大的题材：欧洲咖啡馆和夜总会里充满火药味的谈话，非洲城区的歇斯底里和恐惧。但雷蒙德对这一切没有兴趣。从这篇文章看，他根本没有和任何当事人谈论过，而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很多当事人还在世。他却对报纸亦步亦趋，似乎想告诉读者，报上所有文章和评论他都看了，他把里面各种微妙的政治因素都准确地分析出来了。他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在非洲的事件，但照他的写法，可以去写欧洲或者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任何地方。

我又看了关于传道士和赎救奴隶的那篇文章，发觉里面也都是引述，只不过引述的来源从报纸变成了欧洲传道团的档案。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在海岸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就教过有关欧洲在我们那个地区的扩张的内容，似乎那不过是阿拉伯人及其奴隶买卖制度的失败导致的。我们觉得这都是英国学校的玩意儿，根本不在乎。我们觉得历史是不复存在的死东西，是祖父那一辈人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多管。即便如此，在我们这样的生意人家里，大家还是会传述一些模糊得听上去不像是真的的故事，说奴隶在被押送到围场的路上，被欧洲传教士低价买走。故事说来说去总会回到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这些非洲人被欧洲人买下后，一个个吓破了胆——他们以为欧洲人买下他们是打算吃掉的。

直到看了雷蒙德的文章，我才知道这项事业是如此宏伟和严肃。雷蒙德列出了所有自由村的名字。然后，他从存档的书信和报告中引用了许多记录，力图确定每个自由村消失的时间。他没有给出原因，也没有去寻找原因，他的工作仅限于引述传教士的报告。他似乎从未去过他写到的任何地方，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其实，只要和像梅迪这样的人谈上五分钟就能了解很多问题。梅迪虽然在海岸长大，但他曾经胆战心惊地穿过大陆上陌生的地区。只要和他谈一谈，就能知道为什么这整个宗教项目既残酷又无知——把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放进一个陌生的环境，无异于送羊入虎口，让这些人面临生人的攻击、绑架，甚至更糟。但是雷蒙德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但他知道这么多，研究了这么多！每一篇文章肯定都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写。但他对非洲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认识和感受，不但比不上因达尔、纳扎努丁，连马赫什也不如。他也不像惠斯曼斯神父，后者凭着本能意识到此地的奇特和美妙。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据因达尔透露，雷蒙德长年累月在书房里研究一箱箱的材料。他之所以把非洲当作自己的题材，或许是因为他碰巧到非洲来了，碰巧是个学者，碰巧喜欢和报纸打交道，而这个地方各种新报纸层出不穷。

他原来在首都做老师。刚步入中年，因为机缘巧合，他认识了未来总统的母亲。因为机缘巧合，他建议那孩子去参军。他对那绝望的非洲孩子心怀同情，这份同情可能混杂了他对成功者的一丝嫉恨：雷蒙德也许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由此和未来的总统建立了很不寻常的关系，独立革命之后，那孩子当上了总统，把他提拔起来，让他享受到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华。

耶苇特，来自欧洲，没有社会经验，有自己的野心——在她眼中，雷蒙德肯定魅力四射。她是被自己的野心蒙蔽了。无独有偶，当初刚一见到她所处的环境，我不也被迷惑住了吗？确实，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有雷蒙德这个共同点了。

第三部　大人物

12

我常常想起第一次和耶苇特见面的情形。那天晚上，她的家里洋溢着非洲的欧洲气氛，她穿着玛吉特·勃兰特牌黑色短衫，地板上台灯柔和的光线打在她的身上，琼·贝兹的歌声在我心中挑起万千遐想。

换个场合，换个时间，她或许不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或许，如果我当天就读了耶苇特给我的雷蒙德的文章，第二天下午她到我的公寓里来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不会找理由让她靠在客厅的白墙上向我展示她的侧影，我们或许会径直去希腊俱乐部。中午看到她住的房子，已经让我有些吃惊。要是拜访后立刻通过文章认清雷蒙德，我就能进一步看清耶苇特——她的野心，她错误的判断，她的失败。

她这样的失败我一点儿也不想卷进去。我之所以想和耶苇特偷欢，只是想要如入云霄的快乐，想要脱离我现在的生活：沉闷，无谓的紧张，“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同样被困住的人纠缠在一起不是我的本意。

但现在就是这个局面。我无法逃脱。那个下午，是我发现了她，但自此之后，我就成了她的猎物，被这个我一直希望赢取的女人占有了。满足感无济于事，只是打开了新的空白，启动了新的需求。

我眼中的小镇变了，它开始有了新的意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天气关联着不同的记忆和情绪。店里的抽屉里原来放着雷蒙德的杂志，也就是我忘记去看的那些杂志。现在换成了耶苇特的照片。有些照片很旧，对她来说应该很珍贵。这些照片是她送给我的礼物，她在不同时间送给我，或是用来示爱，或是作为奖赏，或是表示她的柔情。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拥抱，后来我们心照不宣地保持这样，不和对方说那种卿卿我我的情话。我们的感情以堕落的肉体方式宣泄，但我更喜欢耶苇特的照片，我觉得它们最为纯洁。我特别喜欢她孩提时在比利时拍的照片。当时的她还觉得未来是个琢磨不透的谜。

抽屉里有了这些照片，从店里看外面的风景就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广场上湿淋淋的树，商铺，四处游逛的村民，没有铺柏油的马路晴天尘灰满地，遇雨则一片红色泥泞。在这个破败的小镇，我曾经感到自己死气沉沉，而现在，我觉得它简直是为我而存在的。

与此同时，我开始关注政治，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政治焦虑。本来我不需要政治，但我无法克制自己。通过耶苇特，我和雷蒙德拴在了一起；通过雷蒙德，我和总统的权势——是事实也好，是一种认识也好——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看到到处都是总统肖像，我开始觉得我们不管是不是非洲人，都是他的人民。因为雷蒙德的缘故，我还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都依靠着总统，同时，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自认为是在为自己工作，我们都是在为他服务。

有很短一段时间，我相信雷蒙德就是因达尔所说的总统的白人亲信，我为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离得这么近而感到激动。我觉得自己超越了这个我熟悉的地区及其日常生活——山一样的垃圾堆，坑坑洼洼的公路，狡猾的官员，破败的城镇，每天从丛林里来的无所事事、无以果腹的村民，醉汉，动辄发生的谋杀，还有我的商店。总统远在首都，而围绕在他周围的权力，还有生活，却显得是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本质之所在。

认识到雷蒙德的真正处境，总统随之远去，再次成为高高在上的人。但现在我和总统之间仍有一种联系：我觉得他的权势是某种个人的东西，好像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一根线和他的权势连在一起，这根线他想收就收，想放就放。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和镇上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过着本分的生活。我们把总统的官方肖像挂在自己的商店和办公室里；我们还购买各种总统基金。但我们都尽力把这一切当作背景，和自己的私人生活分开。比如在希腊俱乐部，大家就心照不宣地避开政治话题。

但现在，通过雷蒙德和耶苇特，我被带入政治的深层，认识到每一幅新的官方肖像的用意，每一尊非洲母子雕塑的内涵，我再也不能把这些肖像和雕塑当成背景。或许会有人告诉我，为了印这些肖像，政府欠了一大笔钱，但认识到总统的目的，就不能不受到感染。来访者可以对母子雕塑嗤之以鼻，但我不能。

雷蒙德那本历史著作情况不妙——杳无音信。因达尔临走的时候曾答应过问此事（他还把手放到耶苇特大腿上了），但一走便再无音信。我说因达尔也没有给我来信，我还说他自己也有大麻烦，但这一切都安慰不了耶苇特。她并不是为因达尔牵肠挂肚，她只是想听到一点儿新的消息。因达尔离开这个国家之后很久，她仍在等着从首都传来只言片语。

与此同时，雷蒙德已经完成了总统演讲稿的编纂工作，接着写那本历史著作。他很擅长掩饰自己的失望和紧张，但这些情绪却从耶苇特身上流露出来。有时候，她到我家里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她那年轻的皮肤看起来非常苍白，下巴上的肉开始松弛，露出双下巴的模样，眼角的鱼尾纹也更明显了。

可怜的姑娘！这可不是她嫁给雷蒙德时所期望的生活。他们相遇的时候她还在欧洲读书。雷蒙德当时随一个政府代表团出访。他辅佐的人刚登上总统的宝座，虽然他的顾问角色应该是保密的，但他的显赫地位却人所共知，所以耶苇特所在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讲座。在那次讲座上耶苇特提了一个问题——她当时在写毕业论文，主题是关于非洲的法语作品里的奴隶制。后来他们再见面，雷蒙德对她百般殷勤，她被征服了。雷蒙德以前结过婚，独立后没几年，也就是雷蒙德还在当教师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妻子和女儿都回到了欧洲。

“人们说男人结婚前应该看看未婚妻的母亲，”耶苇特说，“而像我这样的女孩应该先想一想被男人抛弃的或者被他们耗得油尽灯枯的女人，就会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但你能想象吗？这个帅气而杰出的男人第一次带我出去吃饭，就去了最昂贵的地方。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显得漫不经心。但他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心里都有一本账。他请我的这顿饭花的钱比我父亲一周的薪水还要多。我知道这是代表团的钱，不过我不在乎。女人很蠢。不过，要是女人不愚蠢，这个世界就没法运转了。

“应该说，我们结婚后，感觉好极了。总统经常邀请我们吃饭，前几次我就坐在他的右边。他说他不能亏待了他的老教授的妻子——但这不是事实。雷蒙德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些话都是说给欧洲媒体听的。总统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我还应补充一句，他从来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说些敷衍的废话。第一次我们的话题是桌子，真的是桌子。那桌子是用本地木头雕刻出来的，边上刻有非洲的图案。让人毛骨悚然，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说非洲人天生擅长木刻，这个国家的人足以为全世界打造高质量的家具。这就像最近盛传的在河边兴建工业园的说法——都只是聊天的话题。不过我那时候初出茅庐，人家说什么我都相信。

“四周总有摄像机。甚至在一开始那几年就已经是这样了。他总是在为他们摆造型——你知道，这样照来照去，谈话很难进行。他从来不肯放松下来。他总是主导着话题。他从来不让你提起新的话题。否则他会直接转身走掉。这是皇家礼节——他是从某个人那里学来的，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很不容易。他会突然从你面前走开，这像是一种个人风格。到了指定的时间转身径直走出屋子——他好像喜欢这种派头。

“我们有时候和他一起出访。我们出现在几张早期的官方照片的背景里——以白人为背景的照片。我注意到他的穿衣风格变了，我以为他只是想穿比较舒服的衣服，非洲风格的乡下衣服。我们每到一处，总有那些表示欢迎的sénces d'nimation，也就是部落舞蹈。他对此兴趣浓厚。他说他要为这些被好莱坞和西方丑化的舞蹈正名，要给它们以尊严。他想为这些舞者修建剧院。在某次欣赏这样的舞蹈时，我陷入了麻烦。他把手杖放到地上。我不知道这样做有特殊的意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闭嘴。要知道，在部落酋长时代，手杖放在地上的时候你如果说话，他们会把你活活打死。我离他很近，说了一些关于这些舞蹈者的技巧的话，都是一些很平常的话。他愤怒地噘起嘴唇，转过脸去，头抬了起来。这完全不是装派头。周围的非洲人都被我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这时我感觉到游戏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我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当然，这不是他和雷蒙德闹僵的原因。事实上，这件事发生以后，他对雷蒙德比以前更友好。他后来和雷蒙德关系破裂是因为他觉得雷蒙德对自己不再有用，觉得自己在首都身边跟着白人是件让人难堪的事。至于我，他不再和我说话，但是他坚持派官员来嘘寒问暖。他凡事总要找效仿的榜样，我想他肯定听说过戴高乐派人问候政敌的妻子的故事。

“所以我想，如果因达尔去打听雷蒙德的著作出版一事，肯定能传到他耳朵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传到总统耳朵里。你知道，这地方是在唱独角戏。我原指望听到一些间接的话。但我没有想到，这么长时间，他甚至连问候也不转达了。”

她的痛苦远甚于雷蒙德。这个国家对她来说还是陌生的，她还在摇摆，还在将信将疑地依赖别人。而雷蒙德已经视这儿为家乡。他现在面临的处境对他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在殖民时代的首都当教师那阵子，他就像现在这样门庭冷落。或许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个性：教师的自足自知，孤芳自赏。但我觉得还有点儿别的东西。我觉得雷蒙德在刻意遵循他给自己定下的某种准则，遵循这种准则，他能够得到内心的安宁。

由于这种准则，他不能表达失望或者妒忌。在这种状态下，他不同于继续到领地来拜访他、听他高谈阔论的年轻人，他仍旧给人重任在肩的感觉。他仍然有一箱又一箱大家都想看的书。毕竟这么多年他都是大人物的白人亲信，是人们眼中对这个国家最了解的人，他的声望依然如故。

这些访客有时会批评某人的著作，或者某人在某地举办的会议（现在没人邀请雷蒙德去参加各种会议了），雷蒙德总是不说话，除非他对这些著作或者会议确实有高论可以阐发。他总是直直地看着来访者的眼睛，好像只是在等他说完。我注意到他经常这样做，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听打断他说话的人说完。遇到这样的场景，耶苇特的脸上会露出惊讶或难受的表情。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位来客说，雷蒙德想申请一份美国的工作，但是遭到了拒绝。来客蓄着胡子，眼神卑鄙，不可信任，好像是站在雷蒙德一方说话。他的语气甚至有为雷蒙德抱不平的意味。我想他可能就是耶苇特说过的那个访问学者。此人和耶苇特一起看雷蒙德的文章时曾借机向她献殷勤。

留胡子的人说，从六十年代上半叶，时代就变了。现在非洲研究者已不那么稀罕，一辈子奉献给这片大陆的人正在被遗忘。各个大国暂时都不插手非洲事务，他们对非洲的态度也变了：他们过去常说这个时代是非洲的时代，曾经抢着巴结非洲的伟人，而现在，这些人放弃了非洲。

耶苇特抬起手腕，仔细地看表，像是故意要打断谈话。她说：“非洲的十年十秒钟前结束了。”

以前别人提到非洲的十年，她就开过这样的玩笑。这一次，她的小把戏同样奏效。她笑了，雷蒙德和我也笑了。留胡子的人也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不再提雷蒙德申请被拒的话题。

留胡子的男人的一席话让我心情沮丧。耶苇特下一次到我公寓来的时候，我说：“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离开。”

“你没有想过离开吗？”

“是的，最后是要离开的。”

“最后我们都要离开。你的生活已经定下来了。你现在差不多算是和那个人的女儿订婚了，你说过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你。而我的生活还说不定会怎么变化。我必须做点儿什么。不能就这么待下去。”

“但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

“为什么说这些明知不能实现的事？再说了，这种事传出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你知道的。雷蒙德现在在国外没法混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申请？”

“是我叫他申请的。我想也许有一点儿可能呢。雷蒙德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他太忠诚。”

以前因为雷蒙德和总统关系密切，人们争相邀请他到世界各地开会。现在，正因为他和总统曾经的关系，去申请海外职位反而没有人认真考虑。除非发生不同寻常的事，否则他只有守在这里，仰总统的鼻息。

他在领地的地位要求他表现出权威。不过他随时可能被剥夺这种权威，落得一文不值，无依无靠。换成我处在他的位置，我是不会去扮演权威的——对我来说，这简直太难了。我会放弃，因为我了解马赫什多年前告诉我的那句话的真实性：“记住，萨林姆，这里的人狡猾而恶毒。”

但是从雷蒙德身上看不到任何犹疑。他仍旧那么忠诚——忠于总统，忠于他自己，他的思想，他的著作，还有他的过去。我对他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我研究了总统的演讲——首都每天都有日报空运过来——想从中找到雷蒙德东山再起的蛛丝马迹。和耶苇特一样，我也开始鼓励雷蒙德，拥护他，甚至在希腊俱乐部里宣传他，我说他虽然没有发表多少著作，但他是真正了解非洲的人，是所有明智者都应该拜访的人。我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因为我怕他离开，把耶苇特带走。我是不想看到他落难。我钦佩他有自己的准则，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像他一样坚守某种类似的东西。

镇上的生活毫无秩序可言。耶苇特认为我的生活已经定下来了，在某个地方一切都在等着我，还说她自己的生活依旧变化不定。她觉得自己不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胸有成竹。不过我们的感觉其实也一样：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化不定，觉得别人比自己安稳。不过在镇上，一切都是无序的，规则只是规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不确定。我们都没有任何把握。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必须经常调整自己，以适应周遭的无序。到最后，我们都说不出自己身在何处。

我们为自己而活。大家都得活下去。但由于我们感觉到生活的不确定性，我们都感到自己是孤独的，不觉得自己要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负责。这就是马赫什面临的局面：“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这也是我所面临的。

这和海岸那边我们的家庭和群体的生活截然相反。那里的生活充满了条条框框。太多条条框框。那里的生活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到了这里，所有这些条条框框都被我抛弃了。在叛乱时期——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发现，我已经失去了这些规则给予的支持。这么想下去，我觉得自己无牵无挂，一片茫然。我宁肯不去考虑这些——如果认真考虑这片大陆上小镇的实际处境，再想想自己在镇上的处境，结果只会感到恐慌。

在这种无序的生活中，雷蒙德却始终遵循他为自己制定的准则，在我看来真是不平凡。

我把这话说给耶苇特听，她回答说：“你也不想想，我会嫁给平凡的人吗？”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以前她对雷蒙德可没少批评，或者在我看来是批评，不过，我和耶苇特的关系中种种奇怪的地方很快就不奇怪了。这段关系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而我来者不拒。

和耶苇特——和耶苇特、雷蒙德夫妇——在一起，我开始了一种家庭生活：在我的公寓，我们尽情享乐；到了晚上，我们在领地的房子里安享家庭生活的温馨。我的生活被搅乱了，但就在这种时候，我体会到了家庭生活的感觉。这种生活还在继续，我已经习以为常。那时候，一切都游移不定。生活被搅乱了，而我居然镇定自若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让我非常吃惊。换作以前，如果听说有人在过这样的生活，我会觉得十分糟糕。我觉得通奸是件可怕的事。我仍然按照海岸那边家人和我们那个群体的看法来看待这件事，觉得它是狡猾、不光彩的行为，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一天下午，耶苇特在我的公寓里建议我去她家和他们共进晚餐。她这样做是出于爱意，出于对我的关心，因为我晚上总是一个人。她认为这种安排没有任何问题。我却感到紧张。刚做完那样的事，我觉得无法走进雷蒙德的家面对他。但是，我到他们家的时候，雷蒙德还在书房里，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才出来。看到刚刚还赤裸着身子和我颠鸾倒凤的耶苇特俨然一副妻子的模样，我感到一种新奇的刺激，把紧张忘到了九霄云外。

我坐在客厅。她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我感到心旷神怡。她每一个家庭主妇式的举动都让我动心。她的穿着很平常，我很喜欢。她在自己家里举动更轻快，更自信，法语（雷蒙德已经在桌边落座）说得更准确。我不再紧张，我一边听雷蒙德说话，一边在想象中把自己和耶苇特的距离拉开，尽力把她当成陌生人，然后透过这个陌生人观察另一个我认识的女人。

这样两三次之后，我让她开车送我回公寓，我们不需要花心思找借口：雷蒙德一吃完饭，立刻就回书房去了。

耶苇特原以为我只是想兜兜风。弄明白我脑子里在想什么之后，她发出一声惊叹，她的脸——刚刚在餐桌上她的脸还是像面具一样的家庭主妇的脸——顿时变了，洋溢着喜色。她一路上都在笑，几乎是在大笑。我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轻松，如此开心，如此放松。

她知道自己吸引男人——那些来访的学者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魅力。我们下午已经缠绵了那么久，现在她得知自己又一次被渴求，被需要，这似乎让她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她对我很满意，对自己也极其满意，我们俩如此默契，仿佛不是一对情人，而是一对老同学。我把自己想象成她，有那么一会儿，我产生了幻觉，仿佛进入了她的身体和思想，理解了她的快乐。知道了我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我明白了她自身的需求和缺憾。

进门的时候，梅迪在家。过去，按照老规矩，我尽量不让他看到我生活中的隐秘，至少会装一装。但现在，隐秘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不再理会屋里的梅迪。

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它后来成了我们相处的模式。晚上在雷蒙德家里和雷蒙德吃饭，或者饭后和雷蒙德见面，在这段插曲前后，下午和深夜在我家里还有两场好戏。在雷蒙德家中，一旦雷蒙德出现，我的头脑就很清醒，能十分认真地听他谈话。

雷蒙德的习惯丝毫未变。我——还有偶尔上门的其他访客——来的时候，他都在书房里，总是好半天才露面。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头发总是湿湿的，整齐地梳到后面，衣着很齐整。每次离开前他总要发表一点儿议论，这使他的离开很有些戏剧效果，但他进来时通常很低调。

他喜欢——特别是在饭后的聚会当中——装出很害羞的样子，好像自己是家里的客人一样。不过，要他开口也不难。有很多人想听他讲他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以及他和总统的关系。不过，雷蒙德现在不说这些话题了，更愿意说自己的作品，然后引申开去，谈论更广泛的思想问题。他很喜欢谈论特奥多尔·蒙森的天赋才华，他说此人重写了罗马历史。我后来渐渐发现他是怎样把话题引到这里的。

他从来不回避政治评论，不过从来不主动提及政治话题，也不会陷入政治辩论。无论来客对国家的批评多么严厉，雷蒙德总是由他们说下去，就好像在耐心地听插话者把话说完。

来客的批评越来越有火药味。他们对祭拜非洲圣母像的事情很有意见。和总统母亲有关的各个地方都建了圣殿，而且还在建，总统下令在特定的日子里让人们去祭拜。我们知道这些祭拜仪式，但在我们这一带并不多见。总统的母亲来自河下游的一个小部落，离我们这儿很遥远，在我们镇上，只有几处半非洲风格的雕塑，还有一些圣殿和祭拜队伍的照片。不过，去过首都的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作为旁观者，他们很容易摆出嘲讽的姿态。

渐渐地，他们开始把我们——雷蒙德、耶苇特和我——也当作嘲讽对象。他们开始把我们看成被非洲人同化的外地人，觉得我们唯官方马首是瞻，不越雷池半步。这些人只是匆匆过客，也许和我们再也不会相见，而我们尽了最大能力招待他们；他们最后会回到自己的国家过太平日子。听到这些人的嘲讽，我们有时会觉得很受伤害，但是雷蒙德从未被他们的话激怒过。

有一次，他告诉一位愚钝的访客：“你如此激动地说这是对基督教的模仿，不过你忘了，这只有对基督徒来说才有意义。事实上，正因为我说的这个原因，在总统看来，这个主意可能没那么好。若说这里的圣母崇拜是对基督教的模仿，总统真正要传达的信息就表现不出来了。因为圣母崇拜的核心是非洲妇女的拯救这个宏大的主题。不过，像如今这样表现圣母崇拜，可能会让人们因不同原因产生敌对心理。原本要传达的信息遭到误解。崇拜背后的伟大思想可能得延后两三代才能被接受。”

这就是雷蒙德的风格——还是那么忠诚，对这些他自己也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他还是尽力为之辩解。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心思全都白费了。首都还是杳无音信。他和耶苇特仍然悬在半空中，没有着落。

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他们的精神状态好转了。耶苇特告诉我，雷蒙德确信他选编的总统演讲稿得到了认可。我为他们高兴。这很荒唐——我发觉我在用新的眼光看总统的肖像。虽然仍旧没听到直接的消息——这么长时间以来，雷蒙德一直处于被动，还为圣母像说了那么多话——但他更愿意和来客争辩了。他甚至还用原来的那种口吻，暗示说总统是很有一手的，能够给国家指明新的方向。有一两次，他还说总统演讲集可能会出版，会给人民带来很大影响。

最后确实有书出版了。不过不是雷蒙德编的那本。后者长篇累牍地摘录演讲的内容，中间穿插着评论。真正出版的是一本薄薄的思想语录，叫《格言录》，每页印着两三条语录，每条四五行字。

一捆一捆的《格言录》运到镇上来，出现在所有酒吧、商店和办公室。我的商店分到一百本，马赫什的汉堡王连锁店分到一百五十本，蒂弗里也分到一百五十本。人行道边的小商贩也进了一些货，每人五到十本：数量多少取决于专员。这些书不是免费派发的，要花钱买，二十法郎一本，五本五本地买。专员得把所有书款返给首都，所以一连两个星期，高大肥胖的专员一直坐着他的路虎四处奔波，车上装满了《格言录》，他得把这些书全部推销出去。

青年卫队也有一些库存，他们在一个星期六下午组织了一次儿童行军活动，把大部分存货打发掉了。这些行军活动每次都搞得很仓促，很狼狈。孩子们穿着蓝衬衫、帆布鞋，几百双小腿忙着抬起放下。有些孩子还很小，这样的行军把他们吓坏了，个个眼泪汪汪的，每走几步都要小跑一阵才能跟上本区的队列。所有人都希望快点儿结束，好赶紧回家——有的孩子住在好几英里之外。

拿着总统的《格言录》行军比平时更狼狈。上午刚下过雨，下午的天空乌云密布，地上的泥泞在慢慢变干，到了说硬不硬，说软不软的地步，人走在上面，或者有自行车驶过，都会溅起成块成团的泥巴。泥粘在孩子们的帆布鞋上，鞋子整个儿成了红色的，溅在他们黑黑的腿上，看上去就像伤口。

青年卫队要孩子们一边走一边举着总统的小册子，还要喊总统的名字。总统给自己取了个很长的非洲名字，孩子们没有经过像样的训练，喊起来乱七八糟。乌云在天上翻滚，看来又要下雨，孩子们走得比往常快得多。他们只是举着书，深一脚浅一脚地乱走，带起的泥巴溅到队友身上。卫队队员一声大喝，他们才机械地喊几声总统的名字。

我们早就觉得这些行军简直是在开玩笑，不过我们的感觉根本无人在意。大多数人，包括丛林里来的那些人，都知道圣母崇拜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想广场和集市上没多少人知道拿着《格言录》行军是什么意思。说实话，我认为就是马赫什也不知道这行军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学来的，直到后来有人告诉他。

《格言录》在我们这里并不成功。我想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报纸一开始说这书供不应求，但没过多久就自动放弃了这个话题。

雷蒙德又说起了总统：“他知道什么时候收手。这向来是他的一个过人之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人民近乎残酷的幽默。最后他可能会发觉自己采纳了错误的建议。”

到了这个时候，雷蒙德还在等候。我原来觉得他有自己的准则，现在我开始觉得这只是顽固、虚荣的表现。耶苇特甚至不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她对总统的话题彻底厌倦了。雷蒙德或许实在无路可走，但耶苇特躁动不安。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好兆头。

13

马赫什是我的好友，不过我觉得他囿于和舒芭的关系，难有大的作为。但他有这种关系就知足了。舒芭钦佩他，需要他，所以他对自己很满足，亦即对舒芭钦佩的那个人很满足。他唯一的愿望似乎就是好好照顾舒芭。为了她，他精心装扮，他尽心呵护自己的容貌。在身体方面，马赫什不把自己和别的男人比较，也不按照某些男性化的标准来判断自己，他眼里只有能取悦舒芭的身体。他用自己女人的眼光看自己。因此，尽管他是我的朋友，我仍旧觉得他对舒芭的痴迷削弱了他身上的男性特征，我认为这有点儿不光彩。

我自己也曾渴望一场冒险，渴望激情和肉体的满足，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渴望会把我带入这样一种境地：我对自己价值的认知和一个女人对我的反应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就是这样。我所有的自尊都来自充当耶苇特的情人，并在肉体上为她服务，给她满足，就像现在这样。

这是我的自豪。也是我的耻辱，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男子气概竟沦丧到了这步田地。有时候，特别是下午商店里不太忙的时候，我会坐在桌前黯然神伤（抽屉里有耶苇特的照片）。在销魂时光的间歇，我却黯然神伤！曾几何时，这样的销魂时光我连想也不敢想。

通过耶苇特，我得到了很多。我的见识开阔了很多。我不再像其他外国商人那样，显得对一切都不大在意——这种姿态有可能让他们成为实实在在的落伍者。我对历史、政治势力和其他大陆增加了许多了解。不过，知识长进的同时，我的世界却比原来更狭小。周围发生着各种事件，比如总统新书的发行，还有孩子们举着书行军等等，而我只关心这些事会不会威胁到我和耶苇特在一起的生活，只关心这种生活能否延续。我的世界越是狭小，我就越是沉溺其中。

尽管如此，关于诺伊曼的消息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他变卖了所有资产，举家迁去澳大利亚。诺伊曼是希腊人，是本地头号商人，什么生意他都能插一手。他在大战末期来到这里，当时他还年轻，在丛林深处的一个咖啡种植园工作。刚来的时候，他只会说希腊语，但他发达得很快，购置了自己的种植园，后来还在镇上做起了家具生意。独立运动差点害得他倾家荡产，但他挺住了。他在希腊俱乐部——他把俱乐部当作自己的私人慈善事业，亲自管理，在惊涛骇浪中把它维持了下来——经常说，这个国家就是他的家乡。

繁荣时期，诺伊曼不断进行投资，扩张自己的业务。他曾出高价要收购马赫什的汉堡王。他擅长和官员打交道，也有本事承包政府的业务，比如领地的房子都是他装修的。现在，他偷偷把所有资产卖给首都的几家新型国营贸易机构。这笔交易中进进出出的外汇数额有多大，不肯露面的那些受益者是谁，我们都只能猜测。首都的报纸把这件事说成是国有化，还说补偿数目公平合理。

他这一走，我们都有点儿觉得遭到了背叛。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傻，判断错误。经济不景气时，人人都能放得了手；而在繁荣时期，只有心志坚强的人才做得到。纳扎努丁原来就警告过我。我还记得他那番关于生意人和数学家的教诲：生意人花十块钱进的货，到了十二块就肯出售了；而数学家非得等十块涨到十八块，到了十八块还不满足，还想等到翻一番，到二十块再脱手。

我的成就已经超过了这个结果。按照纳扎努丁的算法，我是两块钱买进的，这么多年下来，已经翻了好多倍，到二十块了。不过现在，随着诺伊曼的离开，我的资产又下滑到十五块。

诺伊曼的离开标志着繁荣的终结，信心的终结。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希腊俱乐部，就在两周前，诺伊曼还给我们使了个障眼法，用他惯常的老练腔调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游泳池好好拾掇一下。我们这些人太马虎了。

我听说他出卖资产只是为了子女的教育，也有人说他是在妻子逼迫下卖掉的（传闻说诺伊曼背着妻子金屋藏娇，有一个半非洲的家庭）。后来又有人说诺伊曼后悔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铜就是铜，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还将延续下去，只要大人物不倒台，一切都会继续顺顺利利的。另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这些地方偶尔去玩玩还可以，去生活可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如意——诺伊曼一辈子都待在非洲，突然跑到那里，用不了多久就会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我们这样原地不动好，有仆人伺候，有游泳池，在这里我们享受着种种奢华，在别的地方，只有百万富翁才享受得起。

这都是废话。要说的他们总归要说，不过关于游泳池的说法尤其愚蠢——虽然我们这里有外国的技工，但是供水系统还是坏了。小镇发展得太快，涌进来的人太多。周边那些破败的小镇上，过去应急的水管整天都开着。现在，各地用水都要分配了。有些游泳池——其实一共也没有几个——干涸了。有些游泳池的过滤机器被关掉了——为了省钱或者是使用经验不足——池子里长出鲜绿的藻类以及更为茂盛的植物，看起来像是有毒的林中池塘，这些游泳池就这样被堵塞了。但不管是好是坏，所有的池子都还在，人们喜欢谈论它们，因为我们喜欢游泳池这一概念胜过喜欢游泳池本身。即便在游泳池能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也不大使用——似乎我们还不习惯这种奢侈品进入日常生活之中。

我把希腊俱乐部里的闲聊转述给马赫什，我以为他会和我一个态度，至少能看出其可笑之处，尽管这可笑中包含着可悲。

不过马赫什没有看出其中的可笑之处。他同样强调镇上的生活比外面强。

他说：“我很高兴诺伊曼走了。让他去尝试一下那边的生活也好，但愿他会喜欢。舒芭有一些伊斯玛仪派[1]的朋友在伦敦。他们真是受够了那里的好生活！不全是哈罗公学这些好东西。他们给舒芭写过信，你可以去问问她，她会一五一十地把她这些朋友的体验告诉你。他们说的豪宅在我们这里的人看来就是个笑话。你见过凡·德尔·魏登里的那些商人，他们那出手才叫大方！你再问问他们在本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哪个有我过得好？”

后来我想，是马赫什最后一句话里的“我”字把我给得罪了。马赫什本来可以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就是这个“我”字让我猜到了因达尔那次和他们夫妇俩共进午餐后为什么那么怒不可遏。因达尔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做过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因达尔看到了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的东西：马赫什居然说他活得很好，而且发自内心。这样的说法我还是头一次听到。

我注意到马赫什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没有任何大的改变。他和舒芭仍然住在水泥房子里，客厅里满是擦得发亮的种种物件。但马赫什并不是在开玩笑。他穿着光鲜的衣服，站在连锁店的咖啡机旁，确实感到自己很了不起，很成功，很圆满，他真的认为自己成功了，别无他求。汉堡王，繁荣，还有总是在身边的舒芭，这一切毁了他的幽默感。我过去还以为他和我一样算是挣扎求生呢！

不过，我无意于谴责他和其他人。我和他们没什么两样。我也想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不想被人当成猎物。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不会说形势依旧很好这样的话。事实上，这正是我的态度。经济繁荣的鼎盛期过了，人们的信心也动摇了，因此，我什么也不做。回复纳扎努丁从乌干达写来的信时，我就是这样解释我的立场的。

纳扎努丁很少写信。但他仍然在积累经验，他的脑筋仍然在缓缓转动。拆开他的信之前，我有点儿紧张，但是每次读他的信我都很高兴。除了交代一些个人近况外，他总是有一些新的观点要阐发。诺伊曼一走，我们余惊未消，所以梅迪从邮局拿信回来，我还以为是关于诺伊曼或者铜市行情的。没想到是关于乌干达的。那里也出了问题。

纳扎努丁说，乌干达的局势很糟糕。接管的军人一开始还算规矩，现在那里却出现了明显的部落和种族纷争的迹象。这些纷争不会说消失就消失的。乌干达是个美丽的国家，土地肥沃，生活舒适，无贫困之扰，还有悠久的非洲传统。这样的国家本应有很好的前景，但乌干达的问题是它太小了，小到不能容纳种族仇恨的地步。在过去，每个人，包括我们的祖辈，都是徒步在这个国家旅行，跑一趟生意可能会花一年时间。现在有了汽车和公路，这个国家就变小了，在自己领土上的各部落没有了以前那种安全感。非洲用上了现代工具，同时又回到老路上——这样的非洲在一段时期内境况不会好。看到这些先兆总比盲目指望事态好转强。

所以，纳扎努丁决定开始人生的第三次转变，一切从头开始。这一次他想离开非洲，到加拿大去。“不过，我的好运快到头了，我能从我的手相上看出来。”

这封信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但纳扎努丁的语调和过去一样冷静。信中没有直接的劝告，也没有直接的要求。但这封信是个提醒——其本意正在于此，特别是在他的生活发生巨变的时候——提醒我和他之间的契约，提醒我对他家人和我自己的义务。他的信让我愈发恐慌。与此同时，它也让我的决心更加坚定，我决定留在这里，以不变应万变。

我用上文所说的方式给他回了信，信中概述了镇上出现的新问题。这封回信颇费了我一些时间。写信的时候我发觉自己饱含感情，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无能无助的人，正如他所说的“数学家”。不过这些内容无不属实。我确实像信里写的那样无助。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看到因达尔和领地上的那些人过的日子，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本领和技能在别的国家生存。

通过写这封信，我好像重新认识了自己。我更加恐慌，更加内疚，更觉得自己在自取灭亡。这想法吞噬了我，我觉得我的世界缩小了，我却对这缩小的世界更加痴迷，这一切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我是不是被耶苇特套牢了？还是我——如同马赫什对自己的重新认识——被自己套牢了，被我和耶苇特在一起时所认识的自己套牢了？我必须像现在这样侍奉耶苇特，因为这样我就能跳出自己的视野。在这种无私奉献中，我自己得到了满足。过了多年靠逛妓院得到满足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能不能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耶苇特给了我当男人的感觉，我需要这种感觉。对耶苇特的依赖是否是对这种感觉的依赖？

我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和耶苇特关系的认识，和小镇本身古怪地纠缠在一起——我的公寓，领地的房子，我们俩人的生活安排，还有，我们都没有自己的群体，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换到任何别的地方，情况都不会是这样。换到别的地方，我和她也许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关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其他地方延续这种关系。我宁可把关于其他地方的所有想法抛到脑后。

她第一次在晚饭后回到我的公寓来，我觉得我有些了解了她的需求，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的需求，一个年纪轻轻就嫁了人、来错了地方、陷入孤独之中的女人的需求。我从来不觉得我能满足这些需求。我想我也成了累赘，而这累赘已演化成了习惯——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想法，甚至为此感到兴奋。或许她也是在满足我的需求。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我无从得知，也不是很想去了解。孤独让我陷入痴迷，我开始把这孤独当成一种必要的东西。

到最后，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我们都将回到被打断的正常生活。这不是悲剧。这是一个确定的结局——即便繁荣转为衰退，我的财产从十五跌到了十四，纳扎努丁及其四处漂泊的家庭要设法在加拿大立足——这种确定性是我的保障。

突然之间，舒芭离开了我们，去东部看望她的朋友。她的父亲去世了，她要去参加火葬仪式。

马赫什刚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吃惊的并不是舒芭父亲的去世，也不是舒芭有可能从此搬回娘家。我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舒芭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逃亡者的印象：她自作主张地嫁给了马赫什，违背了家规，无奈之下躲到这个偏僻的地方，逃避家人的报复。

舒芭第一次和我说起她的故事还是那次吃午饭的时候。那是叛乱期间一个宁静沉寂的下午。她说她必须小心陌生人。她觉得家里人也许会雇人——任何种族的人都有可能——来兑现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把她毁容，或者把马赫什杀死。向女人脸上泼硫酸，把男人杀掉——遇到舒芭这种事情，家族里的人通常都会发出这样的威胁。舒芭在许多方面都很保守，却并不是很介意让我知道她遭到威胁的事。一般来说，这些威胁并无实质意义，仅仅是因为约定俗成，而有些时候，这些威胁会百分之百兑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舒芭似乎忘了她原来讲的那个故事的一些细节，我也不再相信会发生雇用陌生杀手这种事，但我以为舒芭的家人已经笃定不认她了。

我处在困境中，时常想到舒芭的例子。结果却发现她一直和家里保持着联系，这让我有些失望。而刚死了岳父的马赫什则一副孝婿的样子，大事操办，订购了昂贵的咖啡、啤酒和汉堡王（如今的价格真是离谱！），丧亲之悲溢于言表。或许这是他向舒芭表达同情、向死者表示尊敬的方式。不过，这也有那么一点儿像是一个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名分的男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接下来，这个玩笑变味了。舒芭本来要出门两个月。结果三个星期后她就回来了，然后似乎躲了起来。他们不再邀请我去吃午饭。和他们共进午餐的安排——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终于告一段落。马赫什说，舒芭讨厌东部的政治局势。她一向不喜欢非洲人，这次回来更是怒气冲天。她抱怨可恶的窃贼，吹牛的政客，电台和报纸上充斥的谎言和仇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夜色中的暴力事件。她对家人的处境忧心忡忡，而原本她从小到大都觉得家里是安全稳固的地方。这一切和她的丧亲之痛交织在一起，让她变得有点儿奇怪。马赫什说，我暂时还是回避的好。

不过这个解释实在牵强。除了政治和种族怒火，除了哀悼曾因自己而蒙羞的父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她是不是对自己嫁的人有了新的认识，是不是重新反省了自己的生活？她是不是后悔错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是不是对自己背叛的东西产生了更深切的悲痛？

舒芭不在的时候，马赫什欣然表现出沉痛悼念的姿态，但舒芭一回来，他的悼念就转化为深切的、真正的忧郁。接着，他的忧郁中又加入了狂躁的因素。他好像一下子老了。曾经让我受到刺激的自信不复存在。我为他难过，他只自信了这么一小段时间。早先他对诺伊曼大加批评，对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深感自豪，而现在，他感叹道：“萨林姆，全是垃圾。全都会变成垃圾。”

因为不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也不能去他们家拜访，有时候我只好晚上去汉堡王和马赫什聊上几句。有天晚上，我发现舒芭也在。

她坐在柜台边，靠着墙，马赫什坐在她身边的高脚凳上。他们看上去就像到自己店里来的客人。

我跟舒芭打了声招呼，她冷冰冰地应了一声，好像我是陌生人，或是不怎么熟的人。我坐到马赫什边上，她还是神思恍惚，好像没看见我。马赫什似乎没注意到。她是不是在责怪我，因为我做了那些她如今后悔做过的事？

我和他们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我对他们的态度时有变化，但他们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舒芭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压力、痛苦，还有某种类似疾病的东西。我也看出她有些在装。但我还是受到了伤害。我准备离开时，两个人都没有招呼一声：“留下吧！”我觉得自己成了被抛弃的人，感到有些眩晕。走在夜幕下的街道上，我看到烧饭的火苗照亮了周围人们瘦削而疲乏的脸，看到商店雨篷下的人围坐在黑暗中，看到有人在自己搭建的围栏中进入梦乡，看到衣着破烂、神情迷惘的疯癫老人徘徊在街头，看到酒吧的灯光从木头走道那边散发开来。一切都这么熟悉，同时又显得如此陌生。

快到公寓的时候，我听到收音机的声音。音量大得出奇，上楼梯的时候我想肯定是梅迪在听首都电台的足球赛解说。我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声调忽高忽低，语速忽快忽慢，还有众人的呼喊声。梅迪的门开着，他就坐在床沿上，穿着短裤和背心。灯泡悬在屋子中央，散发出柔和的黄色灯光。收音机的声音震耳欲聋。

梅迪抬头看了看我，又低头专心收听，中间说了一句：“是总统。”

现在我听明白收音机里的话了，显然是总统。怪不得梅迪觉得自己不需要拧低音量。先前就有预告说总统要发表演讲，我忘记了。

总统是在用沿河一带的大部分人都能听懂的非洲土语演讲。他原来演讲总是用法语。但这次演讲中只出现了“男公民”和“女公民”两个法语词，它们一再出现，产生了音乐效果。这两个词一会儿被合成一个词，念出来有一种波纹起伏的感觉；一会儿又被大声地单独说出来，音节顿挫分明，如同庄严的鼓点。

总统这次演讲选用了一种混杂而简单的非洲语言，他对其进一步简化，成了酒铺和街头叫骂的语言。此人玩弄所有人于股掌之中，他可以模仿皇族礼仪和戴高乐的风度，而在演讲的时候，他又转变为最下层的人。这正是总统说出来的非洲语言的魅力所在。他用最底层的语言，最粗俗的用词，却营造出了帝王的派头和音乐的效果，就是这种糅合把梅迪给吸引住了。

梅迪聚精会神。灯光下，他的前额泛出黄色的亮光，额头下的眼睛半眯着，专注而入神。他的嘴唇抿着，一边专心听，一边嘴还在动。当总统说出粗俗的话或者黄色字眼，人群开始欢呼时，他会笑出声来，而嘴仍然合拢着。

听到现在，总统的演讲还是和以前的众多演讲差不多，主题并不新鲜：大家要做出牺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贵尊严的；镇上的黑人梦想一觉醒来就和白人一样，但这样不行，革命还须深入下去；非洲人就应该是非洲人的样子，应该大大方方地回到他们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认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食物和医药，这都是好东西，不要像孩子们一样盲目追捧进口的罐头食物和瓶装药品；大家要保持警惕，要发奋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严于律己，等等。

总统表面上是在重申旧的原则，实际上是在承认和讽刺新出现的一些批评，比如非洲圣母崇拜，还有食物及药品短缺等。他从来不回避批评，而且往往能够预见到这些批评。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还暗示他什么都知道。他让人觉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似乎都在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人们喜欢听总统的演讲，因为有很多话题都是他们熟悉的。和眼前的梅迪一样，他们希望听到总统经常开的那些玩笑。然而每次演讲也是一次全新的表演，有着不同的表演手法；而且每次演讲都有其目的。现在播放的演讲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小镇和这一地区，不过他还没说到这里。首都的听众只把表演手法看成表演手法，看成总统的新风格，每次看到有新风格出现，就齐声喝彩。

总统说，我们这一带的人喜欢啤酒，他更喜欢，若有机会，他能把我们全喝趴下。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动不动就醉，他有话要跟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总统下面要做的声明和我们这里的青年卫队有关。两个多星期来，我们一直等着他表态。这两个星期，他一直在吊我们胃口，让全镇人都忐忑不安。

在孩子们拿着《格言录》行军一事发生之后，青年卫队威信扫地。他们在星期六下午照样安排儿童行军，表现一次比一次狼狈，人一次比一次少。孩子们不愿参加，卫队军官也束手无策。卫队还继续进行“风纪巡逻”，但群众越来越表现出敌意。有天晚上，一位卫队军官被人杀了。

这军官开始只是和在人行道上占地睡觉的人口角。这些人不知从哪个建筑工地上偷来一些水泥砖块，围出一片半固定的睡觉的地方，阻断了一截人行道。卫队军官和他们争执起来，照说到最后大家扯着嗓子对骂几句也就算了，不幸的是，军官绊到了什么东西，当场摔倒了。倒在地上，军官立刻显得势单力薄，此时一块砖头扔过来砸中了他。见到血，周围的人顿时陷入狂热，几十双手一齐行动，顷刻间那军官就一命呜呼了。

没有人被捕。警方很紧张；青年卫队很紧张；街上的人也很紧张。几天后，有传闻说官方会派军队过来，把一些棚屋区荡平。这种说法传开后，有很多人匆匆忙忙往村庄里赶，河上的独木舟一时间穿梭不息。但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在观望总统的反应。一连两周过去了，总统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

总统现在说的话令人惊诧：他要把本地区的青年卫队解散。他说他们忘了自己对老百姓应尽的义务，他们失信于他这个总统；他们的话太多。卫队的军官不再享受津贴，也不能转行担任其他公职。他要把卫队完全解散，让他们回到丛林，从事建筑工作。在丛林里他们可以学习到猴子的智慧。

“男公民－女公民们，要像猴子那样聪明。这些猴子真他妈机灵得要死！猴子会说话。你们不知道？那好，我来告诉各位。猴子会说话，可它们故意安安静静的。猴子知道，如果在人面前说话，人就会把自己抓住，暴打一顿，然后叫自己干活。叫自己在大太阳底下扛东西。叫自己划船。男公民们！女公民们！我们要叫这班人学学猴子。我们要把他们送到丛林里，让他们忙得屁股都找不着！”

[1]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派别。

14

这正是大人物的风格。他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他能把威胁自己权威的事情扭转过来，并借其突出自己的权威。通过这件事，他再一次表明自己是人民——他称之为“小人物”——的朋友，对压迫者毫不手软。

但是大人物没有到我们镇上来过。或许，如雷蒙德所述，他听到的汇报不准确或者不完整。而这次，这里出事了。我们都把青年卫队看成一大威胁，看到他们离开，大家都很开心。但是，青年卫队解散后，小镇的局势恶化了。

警察和官员们变得很难缠。梅迪每次开车出去，哪怕只是到海关这么一小段路，他们都要为难他。这些人一次次挡住他的车子——有的是梅迪认识的人，有的是以前就拦过他的人——检查车子的证件和梅迪个人的证件。有时候，梅迪没把证件或者执照带在身边，就不得不把车子停在路上，步行到店里去取。有时候什么证照都齐全，也无济于事。

有一次，他们莫名其妙地把梅迪带到警署总部，让他打指纹，没等他洗掉手上的墨污，就把他，连同其他一些被扣押起来的无精打采的人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几条没有靠背的长凳。水泥地破破烂烂，墙壁刷成了蓝色，由于有很多脑袋和肩膀在上面磨蹭过，早已脏得发亮。

下午晚些时候，我去那里营救梅迪，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地方。这个房间在一栋水泥和波纹铁皮搭建的小房子里面，位于殖民时代的政府大楼后头。地板只比地面高几英寸；门开着，小鸡在光秃秃的院子里四处找东西吃。这屋子简陋、平常，装满下午的阳光，但还是让人想起监牢。屋子里唯一的办公桌和椅子是给负责的警官用的。这两件破破烂烂的办公家具凸显了其他人的一无所有。

警官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手臂下面全是汗水。他正在本子上写字，写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描，显然是在抄录脏兮兮的指纹记录纸上的细节。他佩着手枪。屋子里贴着总统的肖像，是总统穿着非洲服装、拿着酋长手杖照的那张。墙壁上更高的地方漆着“DISCIPLINE AVANT TOUT”，意思是“纪律高于一切”。漆字的墙面凹凸不平，说不上多肮脏，但是布满了灰尘。

我不喜欢这间屋子。我想以后最好不要叫梅迪开车出来，还是我自己开，我自己到海关，做报关员和经纪人。但这样一来，官员们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来了。

他们翻出我很久以前填写的报关表，这些表格早就审查完毕，一切符合标准，而且都被封存起来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找出来，跑到我的店里来，拿着这些表格在我面前晃，仿佛它们是我还没有清掉的借据。他们说自己迫于上司压力，要核对有关细节。一开始他们还很羞怯，好像是搞恶作剧的学童；接着，他们变得鬼鬼祟祟，好像是要私下帮我的朋友；再接下来，他们就露出了官员的邪恶嘴脸，态度咄咄逼人。有人要拿我的存货和报关单以及销售收据核对，还有人要调查我的售价。

这都是无端滋事，目的是要钱，而且是越快要到越好，以防局势变化。这些人已经察觉到会有变化发生。他们从青年卫队解散一事中看到了总统的弱点，而非他的强势。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我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为了报酬，每个官员都愿意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保证。但是没有哪个地位够高，足够安全，能够保证别的官员的行为。

镇上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军队驻扎在军营，总统的肖像到处都是，首都定期有汽船开过来。但是人们都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还有一个掌控一切的权威存在，一切都回复到开始时变化不定的状态。不同的是，这几年局势太平，商店物品丰盛，所有人都比原来更贪心了。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其他外国商人也难以幸免。要是诺伊曼还在，也一样要吃苦头。马赫什越来越沮丧，他说：“我总是说，这些人你雇用可以，完全收买却不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意思是这里不可能形成稳定牢固的关系，只能做一单算一单，在危机之中，太平是每天都要花钱买单的东西。他建议我忍一忍，不过除了忍，确实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自己觉得——我这段时期以此自我安慰——这些官员误判了形势，他们的慌乱是自找的。和雷蒙德一样，我坚信总统的权势和智慧，我相信他会有所动作，重振自己的权威。因此，每次我都和他们搪塞敷衍，一个子儿不出。一旦掏过一次钱，以后就没完没了了。

不过，这些官员比我更有耐心。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每天都有官员上门。我开始等待他们上门来。这很折磨神经。若是到了下午还没人来，我反倒会一身冷汗。那些笑眯眯的狡猾而恶毒的脸凑到我跟前，装作和我很熟，很乐意帮忙的样子，我先是憎恨，继而开始害怕。

过了一阵，压力缓解下来。这并不是因为总统会有所动作，如同我期望的那样，没有，他那里没有半点动静。压力缓解是因为小镇受到了暴力冲击。这种暴力不同于那天晚上的街头殴打和谋杀，这种暴力一直在发生，每天晚上都有，目标是警察和警署、官员和办公楼。

无疑，这正是官员们预见到的情形——而我没有预见到。所以早些时候，他们才趁着还有机会，贪得无厌，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有天晚上，领地的非洲母子雕像被人敲掉，只剩下底座，落得同殖民时代的雕塑和码头大门外的纪念碑同样的下场。在此之后，官员们很少出现了。他们再也不来商店，有太多其他事情要他们去做。我不敢说事态有多大好转，不过这些暴力活动至少能让我和我在街道、广场上见到的那些人缓一口气。我们甚至像遇到大火或者风暴一样，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这些暴力事件。

小镇不断膨胀，人口猛增，杂乱无序，镇上的暴力活动不计其数。有时候大家为了争水源而大动干戈；还有很多时候，破败的街道上有车撞死人了，也能引发冲突。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仍有一种普遍的狂热心态。不过，这些事件显然更有组织，至少有某种深层的原则在起作用。或许有一则预言在这些城区和破败的小镇流传，并为各种人的梦境所验证。官员们可能已经听到了风声。

一天早晨，梅迪照样给我送来咖啡。他表情严肃地递给我一张新闻纸，那张纸被小心翼翼地折成了一个小块，外面的折痕都脏了。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印刷的传单，显然被反复打开和折叠了很多次。传单的标题是“祖先的呐喊”，是一个叫“解放军”的组织发行的。

祖先在呐喊。这片土地上曾经有很多伪神来过，但都无法和今天的伪神相比。对那位非洲妇女的崇拜杀死了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既然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们决定和敌人兵戎相见。否则我们将会死去，万劫不复。祖先在呐喊。倘若我们没有耳聋，我们应该都能听到这种呐喊。所谓敌人，我们是指现有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跨国公司，还有傀儡政权。还有编造谎言的伪神、牧师、教师。法律怂恿人们犯罪，学校把无知教给学生，群众也放弃真正的文化，转向无知。我们的士兵和守护者被灌输了错误的欲望和错误的贪婪，而各地的外国人都把我们描述成小偷。我们不了解自己，把自己引向错误的方向。我们在大踏步迈向死亡。我们忘记了符合真理的法律。我们解放军没有接受过教育。我们不印刷书籍，也不举办演讲。我们只知道真理，我们认为这片土地属于其祖先正在呐喊的那些人民。我们的人民必须了解斗争。他们必须学会和我们共赴死亡。

梅迪说他不知道这传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前一天晚上有人把它传到他手上。我知道他有些话瞒着我，但我也不想追问。

镇上没有几家印刷厂，而这传单印刷质量粗劣，字模残缺混杂，我看八成是从以前印刷青年卫队周报的印刷厂出来的。停刊之前，青年卫队周报是这里唯一的地方性报纸，不过上面尽是涂鸦之作，如同学校的墙报，登载着贸易中介、商人甚至还有摊贩的毫无意义的广告，还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更像是公开的勒索），比如某人违反交通规则了，某人夜间把政府的汽车开出来当出租车了，或者某人违章建房了，等等。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有些蹊跷。青年卫队在为总统服务期间，辖区百姓个个对他们恨之入骨。总统发表“猴子”演讲后，这些人威风扫地，权势没了，工作也没了，摇身一变，成了受到羞辱和迫害的人，以本地区守护者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群众还给予了响应。

这和叛乱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不过叛乱前没有传单，当时的领导者也不像如今的领导者这样年轻，这样有文化。还有其他不同。叛乱发生时，小镇正百废待兴，最先起事的地点很遥远，在那些村庄里。现在一切都在镇上发生，结果流血事件更多。暴力事件一开始似乎是针对当权者，后来渐渐扩大，小镇郊区的货摊和商店也被人攻击，并遭到洗劫。有人被残杀，其状惨不忍睹，凶手有乱民，有警察，也有棚屋区的罪犯。

根据我的观察，这里的事情发生顺序是这样的：一开始是非洲人和外围地区，然后扩散到外国人和中心地区。刚经历过求告无门的官僚勒索，现在，我感觉自己再一次陷入无遮无拦、无所坚守的境地。我把这种恐惧心理带到了熟悉的街道上，我感觉自己随时可能遭受攻击。这些街道过去就充满危险，但不是针对我的。这么久以来，作为旁观者，那些暴力活动我都看在眼里，但尚且能和它们保持距离。

压力非常大。压力败坏了一切，我第一次生出逃离的念头。倘若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安全的家在等着我，允许我进去，当时我就会一走了之。过去，曾经有个这样的家；过去曾经有几个这样的家。而现在，没有这样的家了。从纳扎努丁那里传来的消息让人沮丧。他在加拿大的这一年过得很不好，现在又要举家迁往英国。外面的世界无法给我庇护，对我而言仍然是巨大的未知，而且日渐危险。我以前在信中骗纳扎努丁的话不幸应验——我真的不能有任何行动，只能维持原状。

我逐渐忘了目标，只是继续过日子——这是多年前从马赫什那里学来的。渐渐地，在和熟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忘了去研究他们的脸，忘了我自己的恐惧。这恐惧让你感觉你拥有的一切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但这恐惧已经成了一种背景，成了赖以生存的条件，成了必须接受的事物。一天下午，我在希腊俱乐部里遇到了首都来的一个五六十岁的德国人，他说的一番话使我的心情差不多平静了下来。

他说：“遇到这样的局面，你不能总是这么担惊受怕。或许会有事情发生，但你就把它当成路上发生车祸好了。这些事你躲也躲不了，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发生。”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爆炸，也没有我当初预想的大混乱。镇中心没有燃起大火，看来叛乱者的招数也有限。袭击和杀戮仍时有发生，警察也在展开报复性袭击，双方维持着平衡。每天晚上总会有两三个人被杀，但奇怪的是，这些事情变得似乎很遥远。小镇毫无规则地扩张，面积大了，能把一切掩盖掉——除了最不寻常的事情。街道和广场上的人不再等待新闻。事实上，这段时间根本没有什么新闻。总统没有发表任何声明，首都的电台和报纸上也没有任何报道。

在小镇中心，生活一如既往。还是有商人乘坐飞机或者汽船过来，住在凡·德尔·魏登，吃饭的时候就去更高级的饭店或者夜总会。他们什么也不问，所以也不会知道镇上正在发生暴乱，不知道这些暴乱有领袖——他们的名字只有他们那个地区的人知道——还有为其献身的人。

有段时间，雷蒙德仿佛受到了惊吓。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认定自己不会被召回总统身边并得到重用，他不再等待，也不再追寻那些蛛丝马迹。在他家吃饭的时候，他再也不对时事进行分析和解释，也不再穿凿附会地把各种事件串起来。

他不再评论历史，也不再提特奥多尔·蒙森。我不知道他在书房都干些什么，耶苇特也无法告诉我，她不感兴趣。有一次，我以为他是在看他过去写的东西。他提到了他刚来这个国家时记的一篇日记。他说他把很多事情忘掉了，有很多事情注定是要被遗忘的，这是他过去常在饭桌上说的话题，他似乎想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此打住：“读这些日记感觉很奇怪。那时候常常划伤自己，就为了看会不会流血。”

暴乱加深了他的困惑。领地的母子雕像被人砸掉后，他一度非常紧张。对于遭到攻击的人，总统的习惯不是站出来支持，而是把他们打发走了事。雷蒙德害怕被打发。一打发，他的工作、房子、生计，还有那一份小小的安全就都没有了。他是个失败者，他在领地的房子就如同一幢死亡之屋。

这对我也会是损失。他的房子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现在觉得，有很多事情和这房子里两个主人的健康和乐观息息相关。失败的雷蒙德对我晚上的来访从来不说什么。晚上到这房子里来已经成了我和耶苇特关系的一部分。这一切无法轻易转移到其他处所。否则就意味着新的地方，新的城镇，新的关系，而非现在这个。

我们三个人的健康和乐观决定了我和耶苇特在一起的生活。这一发现让我很吃惊。一开始，我发现的是自己。在受到官员们骚扰的那段时间，我躲着不想见她。要是去见她，或是和她在一起，只能表现出精神饱满的那一面，如同过去那样。我不能以受到其他男人折磨和打击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她也有自己的烦恼，我知道。两个失意的人凑到一起互相安慰——这种情形我不忍去想象。

到了这时候——我们仿佛心有灵犀——我们见面的次数才少了。刚开始那几天，在孤独之中，我的激情降温，头脑变得清晰，让我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甚至可以假装自己是自由的，没有她也过得下去。

但她会打电话过来。知道她对我的需要就足以让我满足，但在家里等候她到来的那段时间，我的满足转化为烦躁，以及对自己的厌恶。这种感觉会一直持续到她到来——听到她从楼梯上来时噼噼啪啪的脚步声，看到她走进客厅，脸上写满雷蒙德和动乱不安的日子带给她的紧张。然后，在我心里，分开的那些日子仿佛消失了。时间缩短了。在肉体上我对她已经非常熟悉，每次结合都会很快和上一次联系起来。

在这些短暂的亲密时刻，这种延续感很强，但我知道那是虚幻的。中间隔着她在自己家和雷蒙德在一起的时间，隔着她自己的私事，她自己的探索。她带来的新闻越来越少。有些事情我们不再分享，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要费口舌去解释说明。

现在她每隔十天来一次电话。十天似乎成了她逾越不了的界限。有一天，她把泡沫大床铺平后，回领地之前，站在梳妆台的镜子前化妆，不时在镜子里打量自己。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关系中有种很苍白的东西。我就像一个温顺的父亲，或者丈夫，甚至像个女友，看着她为了情人梳妆打扮。

这样的情景如同鲜活的梦境，在我们各自心里滋生出我们都不愿承认的恐惧，有种揭露真相的效果。想到自己的困扰和雷蒙德的失败，我想我开始把耶苇特也当成了失败者，困在镇上，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日渐衰败的肉体，就如同我厌恶我自己，厌恶我的焦虑。现在，耶苇特站在梳妆台前，容光焕发，那种喜悦不全是我刚才给的，肯定有其他原因。看着这一切，我才发觉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大错特错。一连好多天她都不在我身边，我也没有追问，天知道她都做了什么。我等着验证我的想法。又见过两次面之后，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我对她太了解了。即便现在，和她在一起，我还是会跳出自身向外看。舍此则毫无意义，也绝无可能。她在我身上激发出来的东西我一直觉得非常美妙。她对我的反应是一种馈赠，我已经离不开了。我学会了仔细品味她的反应。每一次交合中我都能感觉到，她对我的肉体记忆慢慢复苏，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而现在，在交合的过程中，她的反应却变模糊了。中间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肯定在形成新的习惯，这些新的习惯捅破了薄如蝉翼的往日记忆。对此我早有准备。迟早会发生。不过这种时刻真的来了，却如毒药一般让人难以承受。

后来就发生了那一段不动声色的插曲。她已经把宽大的泡沫床铺好——激情之后，她仍不忘她的主妇职责。我站着，她也站着，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嘴唇。

她说：“你让我如此美丽，没有你可怎么好？”这是标准的客套。但她接着又说：“雷蒙德见我这样子，就想和我做爱。”这话很怪，一点儿不像是她说出来的。

我问她：“和他做爱你能兴奋起来吗？”

“你好像觉得上了年纪的人都很讨厌，其实并不是这样。毕竟我是女人，男人对我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是会有所反应的。”

她本意并不是要伤害我，可我感到受伤了。但我转念又想：“不过她或许是对的。雷蒙德就像一个失败的男孩。除了和耶苇特的关系，他实在无所寄托。”

我说：“我想我们让他受苦了。”

“雷蒙德？我不知道。我想不会。他从来没有表露出任何迹象。当然，他现在可能觉察到有些东西变了。”

我送她到楼梯平台——楼房和毗邻木屋的阴影斜在院子里，下午的阳光洒下一地金黄，空中灰尘飘荡，凤凰树开满鲜花，炊烟袅袅上升。她匆匆走下木楼梯，阳光从楼房之间穿过来，洒在她身上。然后，我听见她开着车离开，声音盖住了周围院子里的嘈杂。

几天后我才想到，在那种时刻谈论雷蒙德对我们俩来说多么奇怪。我说到雷蒙德的痛苦，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痛苦；她说到雷蒙德的需要，心里想的也是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是在说反话，至少是间接地——说谎也好，不说谎也好——在透露真相。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发现这样做是必要的。

大约一周后，某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捧着一本百科全书杂志看里面介绍“宇宙大爆炸起源说”的文章。大爆炸是一个熟悉的话题。我喜欢在一本百科全书里读到我在另一本百科全书里读到过的东西。这种阅读并不是为了增进知识；我只是用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接触我不了解的东西。这是一种麻醉，它让我陷入幻想，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在太太平平的环境下开始涉猎各个科目，不分昼夜地学习这些科目。

我听到外面有人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还没有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耶苇特来了。这么迟了，不约而至，让人心花怒放。她的鞋和衣服在走道里弄出很大声响，到了卧室门口，她推开门径直进来。

她穿戴整齐，面色潮红，肯定刚做过什么事。她穿着这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倒在床上，把我抱住。

她说：“我赌了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一瞅到空子，就赶紧溜了出来。我非这样做不可。我不知道你在不在，但我要赌一次。”

我在她的呼吸中闻到晚饭和饮料的气味。这一切来得太快，刚听到她关车门的声音，转瞬间就这样了：耶苇特躺在床上，原本空荡荡的房间顿时变了，她的情绪激动而欢快，就像那晚在领地吃过晚饭后我们第一次跑回来的情景一样。我发觉自己流泪了。

她说：“我不能停留。我只是来吻一下我的神，然后就得离开。”

随后，她突然想起自己之前没太注意的衣服。她站在镜子前，撩起裙子，把短衫理直。在她的坚持下，我躺在床上没动。

她的头偏向一边，边照镜子边说：“我想你也许去老地方了。”

她现在的语气听上去很机械。刚进卧室时的情绪没有了。她终于打扮好了，从镜子里看着我，好像对自己、对我十分满意，为自己的小小冒险沾沾自喜。

她说：“对不起，但我必须走了。”快到门口时，她突然转过身来微笑着问：“你不会在衣橱里藏了个女人吧？有吗？”

这太不得体了。简直就是妓女说的话，过去那些妓女经常装出吃醋的样子来讨好我。这一时刻蒙上了阴影。反话：又是用反话来沟通。衣橱里的女人其实是指外面的另外一个人。从领地来其实是回领地去。表露感情之后就是背叛。而我，居然还被感动得流泪！

从她开始理衣服那一刻，我的怒火就在郁积，此刻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跳下床，站到她和门之间。

“你以为我是雷蒙德吗？”

她很吃惊。

“你以为我是雷蒙德吗？”

这次我连回答的机会也不给她。我的巴掌重重地、密集地扇在她的脸上，她伸出手臂也招架不住，踉踉跄跄地倒在地上。然后我开始用脚踢，冲着她美丽的鞋、她的脚踝、她刚才撩起过的裙子，还有她丰满的臀部。她的脸冲着地上，一声不吭地卧在那里。然后，她像准备尖叫的孩子那样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抽泣，渐渐地，抽泣变成放声大哭，真正的、让人心惊的痛哭。好长一段时间，屋子里就是这样一幅情形。

我坐在靠着墙的圆背温莎椅上，那上面放着我睡觉前脱下的衣服。我的手掌僵了，肿了。我的手背，从小拇指一直到手腕，都痛得厉害。刚才抽得太狠，是骨头和骨头的撞击。耶苇特慢慢站起身。哭了这么久，她的眼睛肿成了两道缝。她坐在泡沫床垫边沿，眼睛盯着地板，双手搭在膝盖上，掌心向外。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过了一会儿，她说话了：“我是来看你的。我还以为这事很值得一做。但我错了。”

然后我们都没有说话。

过了许久，我问道：“晚饭如何？”

她慢慢摇了摇头。她晚上的兴致全被破坏了；她已经放弃了——但放弃得多么容易！她摇头的样子让我联想到她刚来时的快乐，而现在，这快乐全不见了。这是我的错：我太想把她看成失落的人了。

她用脚把鞋蹭掉，然后站起身，把裙子解开脱掉。然后，和以前一样，她没有散开头发，也没有脱掉短衫，就这样躺下去，把棉被单拉过来盖在身上，身子移到床的另一边，那是她常躺的位置。她把蓬松的头挪到枕头上，转过身，背对着我。床那边的百科全书杂志掉到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在这个告别的时刻，在这不伦不类的家庭气氛中，我们就这样奇怪地待着。

过了一会儿，她问：“你不过来吗？”

我太紧张了，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不能老是坐在那把椅子上啊。”

我走到床前，坐到她身边。她的身体绵软，柔韧，还很温暖。以前我只有一两次感到她是这样。这时候，我掰开她的双腿，她把腿稍稍弓起来——平滑的凹面中间是一道凸起——然后我开始向她两腿之间吐唾沫，不住地吐，一直到嘴都干了。她勃然大怒，所有的绵软柔韧全部消失。她大叫：“你给我停下！”然后又是一阵猛打。每打一下，我的手都会痛。到最后，她滚到床的另一侧，坐起身，开始拨电话。这个时候她会给谁打电话呢？她会向谁求助呢？她对谁这么信任？

她拿起电话说：“雷蒙德。哦，雷蒙德。不，不。我没事。我很抱歉。我马上回来。”

她穿上裙子和鞋子，穿过刚才自己打开的门匆匆迈入外面的走道。没有停歇，没有犹豫：我听到下楼梯时噼里啪啦的脚步声——此刻听来这声音多么刺耳！床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却乱得一团糟——自从她来过之后头一次这么乱：我再也没法享受家庭主妇式的服务了。枕头上还留有她枕过的痕迹，床单上还有她留下的褶皱：这一切，看一点少一点，对我来说无比宝贵，这些留在布上的痕迹很快就会消失。我躺在她刚才躺的地方，感受她留下的气息。

梅迪在门外叫我：“萨林姆？”过了一会儿又叫了一声：“萨林姆。”然后，他穿着短裤和背心走了进来。

我说：“唉，阿里，阿里啊！今天晚上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我朝她身上吐唾沫了。她让我吐唾沫了。”

“人总会吵吵闹闹的。都过了三年，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阿里，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想再和她有任何关系。我不想要她了，我不想要她了。这才是我无法忍受的。都完了。”

“你不能待在屋子里，出去走走吧。我回去穿上裤子和衬衫，陪你一起散散步。我们一起散步。我们一直走到河边。走，我陪你去散步。”

河，晚上的河。不，不要。

“我对你们家比你还要了解，萨林姆。你最好出去走走，散散心，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就在这儿待着。”

他站了一会儿，回自己屋子去了。但是我知道，他还在等待，在观察。我肿起来的那只手手背钻心地疼，小拇指失去了知觉。我手上的皮肤青一块，紫一块——这也成为遗迹了。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

“萨林姆，我不想离开。你怎么样？”

“糟透了。你呢？”

“刚离开的时候，我开得很慢，但一过了桥，我就开得飞快，目的是回来打电话给你。”

“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的。我在等。”

“你想不想让我回来？路上没什么人。我只要二十分钟就能赶到。唉，萨林姆，我的样子太可怕了。我的脸惨不忍睹，这样子好多天都出不了门。”

“在我眼中，你永远是那么美丽。这你是知道的。”

“看到你的样子，我应该给你一些安定片才对。不过我忘了，回到车上才想起来。你应该想办法睡着。煮点儿热牛奶，想办法入睡。喝点儿热饮料会起作用的。让梅迪给你煮点儿热牛奶。”

这一刻，她的口气如此亲密，如此像个妻子！在电话里说话容易一点儿。挂了电话，我在黑夜里睁着眼睛等待天亮，等着她再打电话过来。梅迪已经睡了。他的门开着，我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

天亮了，我突然觉得那个晚上成了过去。白色窗户上油漆的纹路开始显露出来。此时，在深切的伤痛之中，我悟出了一些东西。我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我尝试了，但说不清楚，而且言语会让我的感悟消失。我隐约感到人生来就是为了变老的，为了完成生命的跨度，获取人生阅历。人活着是为了获取人生阅历；而阅历在本质上是无形的。快乐和痛苦——首先是痛苦——都没有什么意义。感受痛苦和寻求快乐一样，都没有任何意义。这感悟很快消失了，稀薄而虚幻，仿佛是一场梦。但我记得我有过感悟，记得我认识了痛苦的虚幻。

光线越来越亮，透过漆成白色的窗户照进来。经过昨晚，这个房间变了。它似乎变得陈旧了。现在唯一的遗迹是我疼痛的手，不过如果仔细找的话，兴许还能发现她的一两根头发。我穿上衣服，走到楼下，放弃了清晨散步的想法，开着车子在慢慢苏醒的小镇上兜圈子。周围的五光十色让我精神起来了。我想，清晨我应该多出来兜兜风才是。

快到七点的时候，我开到了镇中心，来到汉堡王。人行道上摆放着还没有收走的垃圾，装在袋子和纸箱子里。伊尔德丰斯也在，他身上的夹克现在和店里的装潢一样陈旧。虽然时候还早，他已经在喝酒了。和大部分非洲人一样，他需要喝一点儿当地的淡啤酒来振作精神。我和伊尔德丰斯认识已经有几年了，而且我是今天的第一个客人，但他没怎么理睬我。喝过啤酒之后，他目光呆滞，越过我直直地盯着街上。他下嘴唇的一道沟纹里放了一根牙签，放得很巧妙很稳当，说话或者嘴张开的时候牙签也纹丝不动，就像是在表演一项绝技。

我叫了一声，把他从神游中拉回来，他给我送过来一杯咖啡，还有面包卷，外加一片干奶酪。这点东西就要二百法郎，将近六美元。这些日子，物价真是离谱。

快到八点钟，马赫什来了。他近来对自己很马虎。原来他对自己短小精悍的身材很是自豪。不过现在他只剩短小了，我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矮胖子。

马赫什一来，伊尔德丰斯陡然一变。眼神不再那么迷蒙，牙签也不见了，他开始窜来窜去，面带微笑，欢迎每一位清晨的客人——主要是从凡·德尔·魏登过来的客人。

我希望马赫什能注意到我的状况，但是他提也没提，甚至见到我也没感到吃惊。

他说：“舒芭想见你，萨林姆。”

“她还好吗？”

“她比原来好些了。我想是好些了。她想见你。你一定要到我们家来。来吃顿饭。来吃中饭。你明天过来吃中饭。”

扎贝思帮我打发了上午的时间。今天是扎贝思进货的日子。暴乱发生后，她的生意开始滑坡，这些日子她带来的新闻都是村里遇到的麻烦。警察和军队到处绑架年轻人：这是政府使出来的新招术。报纸上只字未提，但丛林里又在打仗了。扎贝思似乎站在反叛者一边，但我不是很肯定。我尽量保持中立。

我问费迪南情况怎么样。费迪南在首都的实习期已经结束了，将要被委以重任。上次听扎贝思说，费迪南可能会继任本地专员，原来的专员在暴乱发生后不久就丢了饭碗。专员这位置很不好坐，但费迪南的部落背景混杂，是接任的好人选。

扎贝思轻描淡写地说出了“专员”这个要职（我想到那本公立中学体育馆捐款登记簿，想到上面省长的亲笔签名——一签就是一整页，气派得像个皇族）。扎贝思说：“我想费南[1]会当专员，萨林姆。如果他们让他活下去的话。”

“什么叫‘如果让他活下去的话’，贝思？”

“我是说如果他们不杀他的话。我不知道我想不想让他做这份工作，萨林姆。两方都会想杀他。总统会第一个想到杀他，作为祭品。总统是个好忌妒的人，萨林姆。他不会让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坐大。只有他的照片遍地都是。看看报纸吧。他的照片天天都登出来，比任何人的照片都要大。你自己看看吧。”

前一天从首都来的报纸就放在桌子上，扎贝思拿过来指给我看。她指的是总统在一个南部省份向一批官员发表讲话的照片。

“你看看，萨林姆。他本人这么大，而其他人小得几乎看不见。都看不清谁是谁。”

官员们穿着总统设计的制服：短袖夹克，领巾替代了衬衫和领带。他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拥挤的听众席上，从照片上看，确实难以分辨。但是扎贝思要我看的并不是这个，她并不把照片当照片看，也不管距离和透视效果，只关心印出来的人物实际占据的版面。其实，她还让我看到了我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事情：报上登出来的照片里，只有外宾和总统占的版面一样大。和本地人在一起，总统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形象出现。有时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占的版面一样大，但他只登出头像，而其他人则是全身照。比如这张总统对南部官员讲话的照片，就是从总统肩膀上方拍的，总统的肩膀、头部和帽子占了照片的大部分空间，官员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像一个个小圆点一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他在谋杀这些人，萨林姆。他们内心在呐喊。他也知道他们在呐喊。而且你知道，萨林姆，他那里的东西不是什么神物，什么也不是。”

扎贝思在看店里挂的总统肖像，总统手里拿着酋长的手杖，上边刻着各式各样的形象。手杖中间是一个矮壮敦实的人形，腆着大肚子，据说神物就在那肚子里头。

扎贝思说：“那东西什么都不是！我给你讲讲总统这个人吧。他手下有个人，总统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由这人打前锋。这人每次都是车子还没停稳就跳出来，对总统不利的东西都跟着这人走了，不会纠缠总统。这都是我亲眼见过的，萨林姆。我还要告诉你：每次跳出来混到人群中的这个人是白人。”

“但是总统没有到这里来过啊，贝思。”

“我见过了。我见到那人了。不要说你不知道啊。”

梅迪那一整天表现得都不错。他只字不提前一晚发生的事，对我既敬畏（这是对一个举止狂暴的受伤的人表现出来的敬畏）又体贴。我记得在海岸那些年，每次家里大吵一番后，都会出现这种情景。我想他也记得那些场景，所以言行举止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到最后，我是在演给他看，算是帮他。

我同意他在半下午把我送回家，他说他今天负责关门。往常打烊后，他总是回他自己家，但这次没有，而是回我的公寓了，让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不会离开我。我能听到他蹑手蹑脚走动的声音。他这样做没必要，但他的关注让我感到安慰。我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时浮现前一天某个模模糊糊的场景（不，是前一天本身），慢慢地就睡着了。

时间飞快地溜走。每次醒来，我都很迷惑。无论是下午的阳光，还是喧闹的黑暗，都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就这样，第二个晚上过去了。电话铃没有响，我也没有打电话。早上，梅迪送来咖啡。

我如约到马赫什和舒芭家吃中饭——我感觉，去汉堡王，接到午饭邀请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家的帘子都拉上了，挡住了外面的强光。屋里的波斯地毯、铜器，还有其他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都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没有改变。午饭时大家都没怎么说话，这顿饭并没有多少团聚或和解的用意。我们都没有谈到近来的时事。地产价值这个话题——过去马赫什很喜欢谈论，现在一提起来大家都垂头丧气——也没人提起。我们说的话都是评论吃的东西。

最后，舒芭问起耶苇特的情况。她是第一次这样做。我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和她讲了讲，她说：“我很难过，我想类似的事情二十年内不会再次发生在你身上了。”我一直对舒芭有成见，她生活方式保守，心里总怀有怨恨，但如今竟说出这样饱含同情和睿智的话来，让我有些吃惊。

饭后马赫什清理了饭桌，端来雀巢咖啡——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家的任何仆人。舒芭把一幅窗帘拉开一些，让更多阳光照进来。她走进阳光中，在靠背长椅上坐下——椅子是铁管框架，扶手呈船桨状，牢固而厚实——示意我坐过去。“过来，萨林姆。”

我坐了过去，她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她把头扬起来，让我看她的侧面：“你看到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了吗？”

这问题我没有听懂。

她叫道：“萨林姆！”脸转过来正对着我，头仍然扬着，盯着我的眼睛：“我现在是不是破相了？看看我眼睛周围和我的左腮。特别是左腮。你看到什么了？”

马赫什把杯子放到一张矮桌上，站到我身边，和我一起看。他说：“萨林姆什么也没有看到。”

舒芭说：“你让他自己说。看看我的左眼。看看我左眼下方的皮肤，还有颧骨。”她把脸抬起来，像是在摆硬币头像的造型。

我很费力地寻找她要我看的东西，这才发现她眼睛下面有些发青，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疾病和疲惫的迹象，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些瘀斑，在左颧骨上方还有一点儿淡淡的青紫，在她白皙的皮肤上隐约可见。因为刚才没看见，现在看见了，想忽略也不行。我发现这就是她说的破相，她也发现我看到了。她的脸上顿时流露出忧伤和认命的神情。

马赫什说：“现在没那么明显了。是你指点他才看到的。”

舒芭说：“我和家人说我要嫁给马赫什，我的弟兄们扬言要泼硫酸毁我的容。你看，真的发生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们拍了电报过来。我以为他们是要我回去参加葬礼。这种局面下回去真是糟透了——父亲去世了，国家局势一片混乱，非洲人又如此可怕。我觉得每个人都站在悬崖边上。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这些。你问他们以后怎么办，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说一切都会好的，没什么好担忧的。你还得跟着他们一起自欺欺人。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天早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干了一件大蠢事。那里有个信德[2]女孩，听她自己说以前在英国读书，回来后开了一家美发店。那地方是高原，阳光非常刺眼，我开了好长时间的车，走访老朋友，或者只是瞎转悠。过去钟爱的一些地方现在再去看觉得很不喜欢，我不得不把车停下来。因为一直开着车到处跑，我觉得我的皮肤变得又黑又脏。我下车进了美发店，问那信德女孩有没有我可以用的面霜之类的东西，她说有。她在我脸上涂了点儿东西，我痛得大叫，让她住手。她用了过氧化氢[3]。我捂着火烧火燎的脸赶回家，那幢死亡之屋真正成了我的哀痛之屋。

“打这以后，我无法在家里继续待下去。我不得不遮住脸不让任何人看到。然后我跑回这里，和之前一样躲着不见人。现在我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只在晚上偶尔出去走走。现在受伤的地方好多了。但我还是要小心。萨林姆，你什么都不要说。你心里的话都写在眼睛里了。我现在不能出国。我真想走，真想一走了之。我们也不是没钱。可以去纽约、伦敦、巴黎。你知道巴黎吗？那里有个皮肤专家，据说他换皮肤的技术无人能比。我要能去巴黎就好了。去了那里，之后就可以去任何地方，比如瑞士——对了，瑞士用英文怎么说？”

“Switzerland.”

“你看看，一直待在家里，我的英文都忘了。瑞士是个好地方，我总是这么想，如果能拿到签证的话。”

马赫什一直看着舒芭的脸，他的表情既有鼓励，也有些恼怒。他穿着红色棉衬衫，领子又挺括又漂亮，领口敞开着——这是他从舒芭那里学来的时尚穿法。

我终于离开了。我很庆幸，终于摆脱了他们在客厅里制造出来的过度自我关注的气氛。换皮肤、皮肤——我离开了很长时间，这些词还是让我感到不舒服。

他们关注的不只是皮肤上的污点。他们和外界完全脱离了联系。过去，他们还能仰赖尊贵的身世背景（被别人以讹传讹），现在只有孤零零地待在非洲，无人庇护，没有依靠。他们已经开始腐烂。我和他们差不多。要是我现在不采取行动，我的命运到头来就和他们一样。时时盯着自己；强迫别人看自己身上的斑点——使得自己无法出门的斑点；还有小屋里弥漫的癫狂！

我决定和外界恢复联系，脱离小镇的狭窄空间，对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人履行我的义务。我给纳扎努丁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到伦敦去看看，我的信写得很简单，没有明说去伦敦的目的，让他自己去想好了。不过，这算是什么决定啊！我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过去的家和群体几乎不复存在，义务可以说已经没有意义，而且也没有一个安全的家等着我。

我终于乘飞机离开了。飞机先飞到大陆东部，然后折向北方。飞机在本地的机场停降，我不必去首都。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无缘去首都。

这架前往欧洲的飞机是晚间航班，我在上面睡着了。靠窗坐的是一位女士，她出来到走道的时候，碰到了我的腿，把我弄醒了。我在想：“但这是耶苇特啊。这么说，她还是和我在一起。我要等她回来。”接下来十几秒钟，我一直醒着，等着。接着我醒悟过来，发觉刚才的想法完全是白日梦。我意识到自己正孤身一人飞向陌生的命运。这让我感到痛苦。

[1]费迪南的昵称。

[2]巴基斯坦四大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信德省及印度西部，母语称为信德语。

[3]有漂白作用。

15

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我还记得因达尔关于坐飞机旅行的说法，大意是飞机能让他适应自己的漂泊。我现在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了。

我第一天还在非洲，第二天早晨就到欧洲了。这不只是旅行速度的问题。我觉得我像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一觉睡醒就到伦敦了，身上却还留有非洲的痕迹，比如机场税的税票，是一个我认识的官员开的，周围是不一样的人群，不一样的建筑，不一样的气候。两个地方都是真切的，又都不真切。你可以在两个地方之间挑挑拣拣，不会觉得自己做了最终决定，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终结性的旅程。在某种意义上，我真实的处境正是如此。我只有一张短程票，签证是旅行签证——六个星期内我必须回去。

飞机把我带到的这个欧洲不同于我从小熟悉的欧洲。在我年幼时，欧洲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它打败了非洲的阿拉伯人，控制了非洲内陆。它统治着非洲海岸，以及所有和我们交易的印度洋国家；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商品。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不过，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那些丰富多彩的邮票，让我们从中了解到自己多姿多彩的一面。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一种新的语言。

欧洲现在不再统治我们了，但还是用它的语言通过种种途径喂养着我们，同时源源不断地把那些越来越好的商品送到我们这里来。在丛林中，这些商品逐渐丰富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将现代性和发展的概念灌输给我们，也让我们意识到另一个欧洲——那个欧洲有伟大的城市、繁华的商铺、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学府。我们中间只有有钱有势或者禀赋出众的人去过。它是因达尔为了上那所著名大学而前往的欧洲。它是舒芭这样的人在谈论旅行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欧洲。

但是我来到的欧洲——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会来到这样的欧洲——既不是古老的欧洲，也不是新的欧洲，而是萎缩的、庸俗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欧洲。因达尔从名校毕业后曾在这里吃过苦，想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它是纳扎努丁一家人避难的欧洲。它是无数像我这样的人从世界各地设法挤进来，在其中工作和生活的欧洲。

对于这样的欧洲，我心里还无法形成一幅图景。不过它就在伦敦的各个角落，你不会错过，也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那些小摊、小铺、小售货亭，还有熏黄的杂货店——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开的——给人留下的印象，事实上也正是设法挤进来的那些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们在伦敦中央做着生意，就如当初在非洲中央做生意一样。运货的距离或许短一些，但商贩和货物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仿佛是从远处看伦敦街头这些人，这些像我一样的人。我看到了半夜零售香烟的年轻姑娘，她们像是被困在了售货亭里，如同木偶剧院的木偶。她们被隔离在自己前来投奔的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之外。我在想，她们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伦敦，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有什么意义呢？

刚从外面来到非洲的人有多少幻想啊！在非洲，我认为，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都对工作有一种英雄式的、创造性的本能和能力。我曾经将其同非洲村庄的冷漠和消极进行对比。现在，在伦敦，在忙忙碌碌的背景之下，我发现这种本能就只是本能，毫无意义，人们为了工作而工作。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反叛的冲动，比我童年时期所知的任何感觉都要强烈。我对因达尔所说的反叛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同。因达尔当年走在伦敦的河边，发现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冲动，决定抛弃忠于家族、敬拜祖先之类的观念，抛弃对伟人的愚昧崇拜，抛弃与这种崇拜以及那些观念相应的自我压抑，有意识地让自己投入到更广大、更艰难的世界之中。我要在此地生活，就必须按他所说的这种方式生活下去。

但在非洲的时候，我曾反叛过。我的反叛达到了我自己的极限。我本来是到伦敦来解脱，来求救的，我想把握住还有所存留的正常生活。

我和纳扎努丁的女儿凯瑞莎订婚了，纳扎努丁丝毫没有表现出吃惊。多年前，他就从我的手相上看出我的可信，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这曾经让我很沮丧。凯瑞莎自己也没表现出吃惊。事实上，对这件事情表现出吃惊的是我本人。生活的转折如此轻而易举，我怎能不吃惊？

我是在快离开伦敦的时候订婚的。不过大家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事已经定下来了。经过那么快的旅行，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把自己交托给凯瑞莎，让她叫着我的名字，领着我在伦敦到处走，这确实让我感到宽慰。凯瑞莎去过乌干达，去过加拿大，她通晓世事，而我则懵懂无知，有时候还不懂装懂。

凯瑞莎是药剂师。药剂业务也是纳扎努丁生意的一部分。纳扎努丁一辈子跌宕起伏，早就不相信财产和生意能给人提供保护；他督促子女学习任何地方都用得上的技能。可能是受工作影响，凯瑞莎性格恬淡文静，对于一个来自于我们那个群体的三十岁的未婚女子，这种性格颇为难得。这也可能是因为她有圆满的家庭生活，还有纳扎努丁这个榜样——纳扎努丁仍对过去的经历津津乐道，同时在探索新的领域。但我越来越感觉到，凯瑞莎在多年的漂泊中，应该有过恋爱经历。若是在过去，这种发现会让我勃然大怒。现在，我不介意了。她过去的男友应该是个不错的人，他让凯瑞莎对男人产生了好感。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我关于女性的经验很有限。我尽情享受凯瑞莎的温情，对自己的男性角色有点儿刻意在表演。这一切让我深感宽慰。

表演——此时我的言行举止有很多表演的成分。因为每天我都要回到旅馆（离纳扎努丁家不远），面对孤独，这种时候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讨厌旅馆的房间。它让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它让我忆起旧日的焦虑，又为我增添新的焦虑——比如对伦敦，对这个世界的焦虑。我要来这个世界发展，但我从什么地方入手呢？我打开电视，感到的不是惊奇，而是外部世界的陌生。看着屏幕上的人，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如何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我在心里总是以“回去”的想法宽慰自己——再乘一次飞机回去，或许我并不一定要到这里来。白天直到夜幕刚降临时我所拥有的决心和欢乐到了深夜总会全部化为乌有。

因达尔说过，我们这样的人到了伟大的城市会视而不见。我们只想装出镇定自若、无动于衷的样子。这正是我的问题，即便有凯瑞莎带路也一样。我可以说我在伦敦，但我并不真的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怎样去了解这个城市。我只知道我在格洛斯特路上：我的旅馆在这条路上，纳扎努丁的房子也在这条路上。我搭乘地铁到处转悠，从这个地方钻入地下，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无法将这两个地方在脑海中联系起来，有时候短短的距离却要换乘很多次。

我熟悉的街道只有格洛斯特路。如果我朝一个方向走，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楼房和街道，到最后会迷失方向。若是朝另一个方向走，会路过很多供游客吃饭的地方、几家阿拉伯餐馆，最后到达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条宽阔的斜坡路，有一些孩子在上面玩滑板。斜坡顶上有一个大池塘，周围铺了一条人行道。池塘的人工痕迹很明显，但到处都有鸟儿，真的鸟儿，天鹅和各种各样的鸭子。看到这些鸟儿愿意在这地方待着，总让我觉得惊奇。假的鸟儿，就像我童年见到的那些赛璐珞做的东西，不会与周围的环境有丝毫不协调。从树梢看过去，远处到处都是楼房。这时你会意识到城市是人造出来的，不是自然长成的。因达尔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得对。我们这些人很容易把那些大城市想成是自然生成的。这使得我们能忍受那些破败的城镇。渐渐地，我们会觉得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在天气晴朗的下午，公园里有人放风筝。有时附近大使馆的阿拉伯人会在树下踢足球。周围总是有很多阿拉伯人，他们皮肤偏白，是真正的阿拉伯人，不是我们海岸那边有非洲血统的阿拉伯人。格洛斯特车站附近有一个报摊，出售各种阿拉伯语报纸和杂志。这里的阿拉伯人不全是有钱人，也不全是干净体面的。有时候我会看到一群衣着破烂的阿拉伯穷人蹲在公园的草地上，或者附近街道的人行道上。我以为他们是仆人，这已经够丢人的了。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带着奴隶出来的阿拉伯女士。

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那个人。他戴着一顶小白帽，穿着纯白的长袍，这身打扮向所有路人宣告了他的身份。他拿着几袋从格洛斯特路的维特罗丝超市采购的货物。他走在女主人前面，和主人保持十步的规定距离。女主人身材肥胖——阿拉伯女人都喜欢自己身材丰满——脸上蒙着薄薄的黑纱，透过黑纱能看到她白皙的脸上蓝色的图案。她自鸣得意，你能看出，她很高兴身在伦敦，能在维特罗丝超市和其他家庭主妇一起进行这种时髦的采购。她以为我是阿拉伯人，从面纱后面看了我一眼，指望我带着赞赏和羡慕的表情回看她一眼。

提着购物袋的奴隶还很年轻，瘦瘦的，白皮肤，我猜他是在女主人家里出生的。他脸上露出茫然、温顺的表情。我还记得，在主人家出生的奴隶到了公众场合，只要和主人在一起，哪怕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也喜欢露出这样的表情。这小伙子故意装出购物袋让他不堪重负的样子，其实完全是做给路人看，吸引人注意他和他服侍的女主人。他也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收起不堪重负的表情，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不满，也有好奇。那样子让人联想到想戏耍一番却被喝止的小狗。

我也要去维特罗丝超市，准备买瓶酒送给纳扎努丁。纳扎努丁没有丢掉对美酒佳肴的品位。他很乐意在这些方面给我些指点。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非洲喝葡萄牙酒，那里的白酒味道寡淡，红酒入口酸涩，而在伦敦，酒的品种如此丰盛，让我每天都乐此不疲。在纳扎努丁家吃晚饭的时候（也就是看电视之前，纳扎努丁每天晚上都会看几个小时电视），我把路遇白衣奴隶的事情说给他听。他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格洛斯特路上的新特色。有几周，他还注意到一个穿着邋遢的褐色衣服的人。

纳扎努丁说：“过去，要是让人发现你用单桅帆船运几个伙计到阿拉伯半岛，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护照和签证，一样通过入境处，鬼都不去管！

“对于阿拉伯人，我有些迷信的看法。阿拉伯人把宗教带给我们和全世界一半的人口，但我老是觉得，他们一旦离开阿拉伯半岛，就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你只要想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波斯、印度、非洲。想想这些地方的遭遇。现在轮到欧洲了。阿拉伯人把油运进来，把钱吸出去。运油进来是为了维持经济体系的运转，而把钱吸出去则会导致这个体系的崩溃。他们需要欧洲。他们需要欧洲的商品和房产，同时要给自己的钱财找一个安全的窝。他们自己的祖国一团糟。不过，他们是在毁自己的财路，是在杀鸡取卵。

“这样的人不少见。资金外流是全球性现象。大家把全世界搜刮得干干净净，就好像非洲人把自己的院子刮得干干净净一样，然后，他们想离开让他们挣足了钱的可怕的地方，想找个舒适太平的国家。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韩国人、菲律宾人、香港人、台湾人、南非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南美人、阿根廷人、哥伦比亚人、委内瑞拉人、玻利维亚人，以及许许多多黑人——他们搜刮的地方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还有从其他许多地方来的中国人。所有这些人都在逃跑，他们害怕惹火烧身。你不要以为人们逃离的就只有非洲。

“如今，瑞士不接收移民了，所以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美国和加拿大。有人在这些地方等着这些逃离者，把他们带到洗钱的地方。他们会得到专家的帮助。南美人等着自己的南美同胞，亚洲人等着自己的亚洲同胞，希腊人等着自己的希腊同胞，将他们带到洗钱者那里，带到多伦多、温哥华、加利福尼亚。迈阿密就是个洗钱的大本营。

“我去加拿大之前就知道这些情况了。我没有让任何人在加州帮我买一幢五十万的别墅，或者在美国中部为我买一片柑橘园，或者在佛罗里达买一片沼泽地。你知道我买了什么吗？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买了油井，油井的一部分。那人是个地质学家，是艾德旺尼给我引荐的。他们说要凑足十个人组建一个私营石油公司。他们要筹集十万美元，每人出资百分之十。但是注册资金不止这个数，最后我们决定，等我们开采到石油后，由地质学家低价认购其余的股份。这听起来很公平——毕竟这是他押的宝，也是他的工作。

“投资到位了，土地也拿到了。在加拿大，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开采。至于设备，租用即可，花不了多少钱，一般取决于你在什么地方开采，试验油井一次只要三万元。加拿大没有你们那里的矿产法。我全研究过了，风险是有的，不过全是地质风险。我交出了我的百分之十投资。结果你猜猜看？我们真的采到油了。一夜之间，我的投资价值由十变成了两百——就算一百吧。不过，因为我们是私人公司，所有利润都是纸上的利润，股份只能在内部买卖，但大家都没有这么多钱。

“地质学家兑现了他的期权，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剩余的股份，取得了公司的控股权——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协议上的。然后，他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采矿公司。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用意何在，但石油开采成功后，我们都开始对他的智慧深信不疑。后来他突然消失，跑到某个黑人岛屿上去了。他不知用什么方法在两个公司之间建立了联系，用我们的石油作担保，贷了一百万美元，然后找了个借口，把贷来的钱打入自己公司的账户。最后他携款开溜，把债务留给我们。这是书上记载的最古老的骗术，而我们九个人却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仿佛只是在看一个人在路上挖洞。雪上加霜的是，不久我们又发现此人根本没有买下他的百分之十股份，他是用我们的钱来操作的。我想他现在肯定在满世界找安全的地方转移自己的百万巨资。总而言之，我算是撞大运了，把十个单位的资产变成了一百个单位的负债。

“债务问题最终会自行解决的，因为油还在。我甚至能把自己的百分之十投资拿回来。我们这些人带着钱满世界跑，想方设法把钱藏起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只擅长在家门口做生意。不过还好，采油是我的副业。我真正花费精力在做的事是开一家电影院，一个民族剧院。你知道这个词吗？意思是指一个地方的所有外国人群体。我住的那一带居民的民族背景很杂，但我想我是听说有家剧院要出售才生出民族剧院这个念头的。这剧院在闹市区，看上去是项值得购置的产业。

“我去看场地的时候一切正常。等接手了，我才发现屏幕上的图像不清楚。一开始我以为是镜头的问题，后来我发现是卖方暗中调换了设备。我过去质问他，告诉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他回答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看看！无奈之下，我只好把投影设备大修了一遍，又对座位进行了改进，如此这般做了好多工作。生意不是很好，在闹市区开这么个民族剧院看来不是什么好创意。问题的症结在于，这里的外国人都不大喜欢动。他们喜欢尽早回去，待在家里，尽量少出来。比较卖座的是一些印度电影。那时候我们吸引了不少希腊人，希腊人很喜欢看印度电影。你知道吗？总之就是这样。我们整个夏天勉强维持着。到了冬天，我开了几个暖气开关，但没有任何反应。根本没有供暖系统，也可能是原来的供暖设备被拆掉了。

“我又去找那个卖主。我说：‘你卖给我的剧院怎么问题越来越多？’他回答说：‘你是谁？’我说：‘我们家几百年来都在印度洋一带经商，在什么样的政府下面都待过。我们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做生意该还价就狠狠地还价，但一旦谈妥了，就按协议执行。我们所有合同都是口头协议，但我们说好了要交的货就一定会交。这并不说明我们是圣人，我们只是觉得，要是出尔反尔，就等于挖生意的墙角。’他回了一句：‘那你应该回印度洋去。’

“离开那儿之后，我走得很快。我在人行道上一处隆起的地方绊了一跤，把脚给扭了。我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我的运气到头了，我也知道这运气早晚有到头的一天。我觉得我不应该继续留在那个国家，我觉得那地方就是个骗局。他们自以为是西方人，但说穿了，他们如今和我们这些跑来寻求安全的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就像来自远方的人，靠别人的土地和别人的头脑生活，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应当做的事，所以他们才这么乏味无聊。我想不能继续待在他们中间，那是死路一条。

“刚到英国，我本能的想法是做轻型发动机。英国面积不大，有很好的公路和铁路、电力和各种各样的工业设施。我想要是找到合适的地方，买些好设备，招一些亚洲人，稳赚不赔。欧洲人对机器和工厂腻烦了，而亚洲人很喜欢，他们内心更愿意待在工厂而非回家。不过经过加拿大的折腾，我胆子变小了。我想我还是稳妥一点儿比较好。我想从事地产生意。就这样，我来到格洛斯特路。

“格洛斯特路是伦敦的旅游中心之一，这你能看得出来。旅游业快把伦敦弄垮了，这你也看得出来。无数宅子和公寓被腾出来，整理成旅馆、招待所、饭店，接待各地游客，私人住宅日渐稀少。我想在这里做地产总不会亏吧，于是我一口气在一个街区买下六套公寓。我是在高峰期买进的，现在的房价下滑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利息从百分之十二上浮到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二十四。你还记得当初在海岸那边，因达尔家以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的高息放高利贷闹出的丑闻吧？钱这东西我现在是搞不懂了。而且阿拉伯人就在外面的街道上。

“为了保本，我的房租收得很高。房租高得出奇，自然会引来一些怪人。你看，这是我的一个纪念品，是格洛斯特路上一家赌场的下注单。我把这东西收起来，是为了纪念北方来的一个姑娘。这姑娘和一些阿拉伯人搅和在一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个阿拉伯人是从阿尔及利亚来的，穷汉子一个。这姑娘喜欢把垃圾倒在门口，而那阿拉伯人喜欢赌马。就这样，他们混在一起寻开心。

“他们赢过钱，后来又输了。输了就付不起房租，我降了房租，他们还是付不起。邻居们开始为门外的垃圾和争吵声投诉。那阿尔及利亚人若是被锁在门外，就在电梯里撒尿。我要他们离开，他们不肯，而且法律对他们有利。有一天，趁他们俩出去，我把他们的门换了一把锁。他们回来后，叫来了警察，警察为他们打开门。为了不让我再进屋，他们也换了一把锁。如此反复几次之后，门上出现了一排钥匙孔和锁的铁边，看起来就像衬衫前面的一排纽扣。我只好作罢。

“我收到了各种到期未付的账单。一天早晨，我上去敲门。屋子里满是窃窃私语声，但就是没有人来开门。电梯离这套公寓门口很近，我把电梯打开，然后关上。不出所料，他们以为我下去了，于是开门查看。我立刻拿脚把门卡住，挤了进去。我一看，小小的公寓里挤满了阿拉伯穷人，穿着背心和颜色艳俗不堪的裤子，地上全是地铺。那姑娘不在，可能是被他们赶走了，也可能是自己离开了。所以，整整两个月时间，我一面要支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一面让一窝阿拉伯人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些人的种族背景很奇特，其中有个人的头发竟然呈鲜红色。他们在伦敦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世界上有哪个地方适合他们生活？他们人数太多了。

“还有一个姑娘也背弃了我。欠了我七百英镑跑了。她是东欧人。她是难民吗？反正她是个女人。她印刷了很多写真卡片，肯定花了不少钱。这张，她脖颈以下都浸在水里——真不知道她为何把这个印在卡片上。这张，她假装搭便车，穿着一身系扣的工作服，上面敞开着，若隐若现地露出胸部。这张，她戴着一顶大大的黑色圆顶礼帽，下身穿着黑色皮裤，小小的臀部包得紧紧的。卡片上还写着：‘艾瑞卡。模特－演员－歌手－舞者。头发：红色。眼睛：灰绿色。专长：时装－化妆－鞋类－手－大腿－牙齿－毛发。身高：五英尺九英寸。三围：32-25-33。’诸如此类，但是没有人买。最后她怎么样了？我只知道她怀孕了，还有一千两百英镑的电话费账单——一千两百英镑啊！一天晚上，她突然跑了，只留下一堆她自己的写真卡片。好大一堆。我不忍心全扔掉。我想为了她的缘故，我至少应该留下一张。

“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回家去了吗？他们有家可回吗？萨林姆，你经常说起那些东非姑娘彻夜在售货亭卖香烟，你说她们让你心里不舒服。你说她们没有前途，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想这是不是她们的运气？她们就愿意这么无聊，愿意做她们在做的事。我刚才说的那些人有自己的期望，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伦敦迷失了。要是不得不回去，我想对他们会是沉重的打击。这一带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跑到市中心来，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这地方，因为他们觉得到这里来是好主意，他们想白手起家做一番事业。你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看到那些大人物这么做，想效仿而已。

“别看这地方这么大，这么忙碌，其实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明白。这里只是日复一日继续着，有很多人被悄无声息地吞没了。没有新的财路，没有真正的财路，这使得每个人都更加绝望。我们到这里来是选错时机了，不过没有关系，别的地方还不是一个样？过去我们在非洲看商品目录，下订单，看着货物下船，何曾想到欧洲是这个样子？那时我们拿着英国护照当护身符，抵御非洲人，何曾想到它会把我们带到这地方，而且阿拉伯人就在外面的街道上。”

这是纳扎努丁这样的人才会说的话。凯瑞莎说：“希望你知道你是在听一个乐观的人讲故事。”当然，不用她说我也知道。

纳扎努丁过得还算不错。他已经习惯了格洛斯特路。伦敦的环境是陌生的，但是纳扎努丁似乎还和原来一样，他已经六十岁了，但看上去并不比五十岁的时候老多少。他仍旧穿着旧式的西服。我心里总是把西服的大宽领（顶部稍稍卷翘）和他联系在一起，现在这种式样又重新流行起来了。我想他并不怀疑自己的地产投资最后会扭亏为赢，真正让他烦恼（让他说出自己的运气快到尽头了）的是他的懈怠。格洛斯特路的地铁站和公园之间相隔约半英里，这里对纳扎努丁而言是完美的养老场所。

每天早上，他先到一家商店买报纸，然后到一家卖打折旧水彩画的小咖啡馆，在那里边喝咖啡边看报纸。喝过咖啡，他就到公园遛个弯，然后到各种食品店采购合胃口的食物。地铁站附近有家旅馆，外头是红砖墙面，里面有宽大的老式休息厅，纳扎努丁有时候会到这里来，要上一壶茶或者别的什么饮料，美美享受一番。有时候他还会到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舞厅”去。晚上他会兴致勃勃地在家观看电视节目。格洛斯特路上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总在流动，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条街道很友善，很有假日风情，纳扎努丁每天都能遇到新鲜事，每天都有新发现。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街道，只要可能，他愿意一直住下去。

这一次又让他选对了。他总能告诉你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一直都是他的过人之处。他的话曾经让我急切地想去看看他所发现的世界。纳扎努丁的榜样作用，或者说我心里对他的经历的阐释，决定了我的生活。现在，我到了伦敦，很高兴看到他依然那么热情饱满，但他这种本领让我感到有些郁闷。它让我感觉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赶上他，而且永远赶不上；我自己的生活总是难以如愿。带着这种想法回到旅馆房间，我感到痛苦——孤独和害怕交织的痛苦。

有时候，在半睡半醒之间，眼前浮现我们那个非洲小镇的某些画面，我会蓦然惊醒。这些画面非常真实（我明天就可以乘坐飞机回那儿去），但激起的联想却让它呈现梦境的色彩。然后，我回想起当初的顿悟：人只想活下去，痛苦终归是虚妄。我将伦敦和非洲比来比去，直到二者都变得虚幻，然后我渐渐进入梦乡。过了一段时间，我无须再回忆当初的顿悟，回忆那个非洲的清晨。它就在这儿，就在我身边。我仿佛远远地看着这个星球，还有它上面的芸芸众生——他们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永不停息地奔波劳碌，可怕的劳碌，无谓的劳碌。

我就在这种冷漠的、不负责任的状态下——就像纳扎努丁口中格洛斯特路上那些迷茫的人一样——和凯瑞莎订婚了。

我快离开伦敦的时候，有一天，凯瑞莎突然问我：“你去看过因达尔吗？你要不要去看他？”

因达尔！我们的谈话中经常提到这个名字，但我不知道他就在伦敦。

凯瑞莎说：“这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建议你去看他，或者和他联络等等。他脾气上来很难对付，咄咄逼人，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他的组织惨败之后，他就一直这个样子。”

“他的组织惨败？”

“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但这失败在他预料之中啊。讲师、大学、非洲交流——他知道这些事长久不了，他也知道没有哪一个非洲政府真的把这些东西当一回事。我还以为他自有打算。他说他有很多方式发挥自己的才干。”

凯瑞莎说：“真到了这个地步，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对他的组织很看重。当然，他有很多别的事可以做，但他决计不去做。他可以在大学里找到工作，当然，是美国的大学，他在那边有关系。他也可以为报纸撰写文章。但我们和他见面的时候，都不谈这些。老爸说因达尔对别人的帮助产生了抵触情绪。问题是他对那个组织投入得太多。组织失败后，他在美国有过惨痛的经历。反正对他来说是惨痛的经历。

“你是知道因达尔这个人的。你也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最看重的事情是家里的富有。你还记得他家住的大宅院吧。你要是住在这样的大宅院里，我想你一天可能会有十次、十二次甚至二十次想起自己很富有，或者几乎比所有人都富有。你也许还记得他过去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从不提钱，但钱就在那儿。可以说，金钱让他觉得自己变得神圣了。我想有钱人大概都是这样。因达尔从来没有摆脱掉这样的想法。那个组织没有让他重新变成有钱人，但它让他再一次感觉到自己的神圣。组织使他超越了芸芸众生，把他摆到和非洲的大人物平起平坐的位置，这个政府请他，那个政府请他，被外交部长、总统接见什么的。后来美国人发现从中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该组织彻底垮掉，因达尔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

“因达尔去了美国，到了纽约。出于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他住进了一家昂贵的旅馆。他见到了他的美国伙伴，这些人都不错。不过这些人想把他引向的方向让他很不快。他觉得这些人想把他引向一些小的事情，他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因达尔想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什么。不对，我知道。他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想继续维持原来的样子。他把这看成是自己应得的待遇。他在纽约花钱大手大脚，钱很快就要花光了。终于有一天，他硬着头皮去找便宜一点儿的旅馆。他心里根本就不想找，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就快完蛋了。这些便宜的旅馆让他感到害怕。他说，在纽约，跌就跌得很快。

“他曾经和一个人关系很密切。他很早就在伦敦遇到此人，两人后来成了朋友。但一开始，情况不是这样：他觉得这人很傻，对这人没有好脸色。说起这个，因达尔总是觉得很难堪，因为他第一次在伦敦遇到麻烦的时候，正是此人拉了他一把。他让因达尔恢复了自信，让他以积极的心态看待非洲和自己。也是他发掘出了因达尔的好点子。因达尔后来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人，他把这人摆到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达尔在纽约经常和他见面，一起吃饭、喝酒，或者在办公室开会。不过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每次都是回到旅馆房间，然后继续等。因达尔的心情越来越差。有一次，这人邀请因达尔晚上到他家里吃饭。这人家里很豪华。因达尔在楼下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乘坐电梯上去。开电梯的人一直等着，看着，直到房间门打开，因达尔被叫进去。一进去，因达尔就大惊失色。

“他原来把这人摆到和自己平等的位置，把他当朋友，他对这人无话不说。现在他才发现，这人富可敌国。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豪华的房子。你和我可能会觉得蛮有意思，我是说钱。但因达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到了那里，看到金碧辉煌的屋子，看到那些昂贵的物件和画作，他如梦方醒。他对这人无话不说，他和这人说过所有令他焦虑的小事，而这人几乎从未跟他说过这些。这人不知比他神圣多少倍，因达尔哪里受得了。他觉得自己受骗了，受到了愚弄。他已经离不开这个人。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通过这人来验证；他从这人身上寻求精神支持。他把这人当成自己的同类。突然间，他发觉自己被人狠狠地耍了。这些年来，自己一直被人以最恶劣的方式利用。他失去了这么多，耗费了这么多热情。所有那些建设性的想法！非洲！这人的豪宅里，晚宴上，哪里有半点非洲的痕迹？没有危险，没有损失。他的私人生活，他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生活，原来和外面呈现出来的竟是判若天壤！我不知道因达尔原本希望得到什么。

“饭桌上，因达尔把所有怒气都发泄到一个年轻女人身上。这女人嫁给了一位老记者，这老记者过去写过书，赚过不少钱。因达尔对这个女人满腔仇恨。她为什么嫁给那老人？可笑之处？因为这顿饭显然是为这女人以及和她偷情的人安排的。这两个偷情的人也没有过多掩饰，但那老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只是絮絮叨叨地谈论三十年代的法国政治，仍旧把自己当作叙述的中心，一直在说他见过哪些要人，这些要人亲自和他说过哪些话，等等。谁都没在听他说，他也不太在意。

“但这老人仍是一位名人。因达尔对此考虑过很多。他尽力站在老人这一边，摆出更痛恨其他人的样子。然后老人注意到了因达尔，于是开始说起旧时的印度，说他曾在某个著名的土坯屋和甘地见过一面。但你知道，因达尔根本不喜欢甘地和尼赫鲁这些话题。他想自己那天晚上不是来陪老年人聊天的，于是对那老人很不客气，比其他人还要没礼貌得多。

“所以晚饭后，因达尔非常紧张。他想起自己找的那些廉价的旅馆，下电梯的时候心里慌得要死，他以为自己要昏倒了，但出来后就没事了，心情也平静下来。他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他想自己该回家了，该离开了。

“后来他一直是这种状态，动不动就想到回家。他有个梦中故乡。没想着回家的时候，他就做各种各样低贱的工作。他知道自己本可以有更大作为，但他不愿意行动。我想他喜欢听人说他大材小用。我们现在也放弃了。他不想再冒任何风险。他宁可自我牺牲，这想法更稳妥，他喜欢这种表演。我不说了，等你回来自己去看看他吧。”

凯瑞莎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她在谈论因达尔的时候，深深地打动了我。回家、离开、别的地方——多少年来，这些念头以各种形式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非洲的时候，这些念头和我如影相伴。在伦敦，在旅馆的房间，有些夜晚它们让我彻夜难眠。这是自欺欺人。我现在才发现，这些念头表面上能给你以慰藉，实际上是在削弱和摧毁你。

我抓着不放的那种领悟——经验的一体性和痛苦的虚妄——也是同一类型的感觉。我们会陷入这种感觉中，因为它是我们——因达尔和我这样的人——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但我曾经排斥过那种生活方式——时机正好。尽管见到售货亭卖香烟的女孩时我会想到那种生活，但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非洲。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没有了可以返回的地方。我们都成了外部世界造就的东西；我们都必须生活在如今的世界。因达尔早些年还比较明智：乘坐飞机，践踏过去，如他所言，他践踏了过去。抛弃那些关于过去的念头吧；把那梦幻般的迷失感视作平常吧。

就在这种情绪下，我离开了伦敦和凯瑞莎，准备回到非洲，结束那里的生意，把自己拥有的尽可能变现，然后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傍晚的时候，我到了布鲁塞尔。前往非洲的飞机半夜从布鲁塞尔起飞。我又一次感受到坐飞机旅行的奇妙——伦敦消失了，非洲在前方，布鲁塞尔在脚下。我吃了晚饭，然后去了一个酒吧，有女人的酒吧。让我感到振奋的是关于这个地方的想法，而不是这地方本身。接着发生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短暂，没有意思，但让人安心。它并未削弱我在非洲经历的那些事的价值——那些事不是幻觉，是真实的。但这事打消了我对和凯瑞莎订婚一事的疑虑——我到现在还没有亲过她。

那女人一丝不挂，不慌不忙地站在一面长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粗又肥的大腿，圆鼓鼓的肚子，硕大的乳房。她说：“我开始和一些朋友一起练瑜伽。我们有个老师。你练瑜伽吗？”

“我经常打壁球。”

她仿佛没有听见，接着说：“我们老师说，男人身上的灵气可以压倒女人。我们老师还说，遭遇危险之后，女人用力拍手或者做一次深呼吸就可以恢复本原。你要我拍手还是深呼吸？”

“拍手吧。”

她面对着我，就如同面对着瑜伽老师，挺直身子，眼睛半闭，把张开的双臂收回，用力拍了一下。房子很小，塞满了家具，这声音让人吓一跳。她睁开眼，显出吃惊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微笑，仿佛她一直都在开玩笑，然后她说：“滚吧！”到了街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径直走向机场去赶午夜的飞机。

第四部　战斗

16

黎明突然来临，西方一片淡蓝，东方天空厚厚的横条状乌云被染成了红色。好一阵子，天空都保持着这样的景象。从地面上方六英里处往外看，景色是如此开阔壮丽。飞机缓缓下降，离开了上方的晨曦。在厚厚的云层下面，非洲大地看起来是一片湿淋淋的墨绿色。可以看到，下面刚刚破晓；森林和溪流仍然黑黢黢的。森林覆盖的大地绵延不绝。阳光透过云层的下方。飞机着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终于到了首都。我到这里来的方式有些奇怪——绕了这么多路。如果我径直从河上游的小镇到首都来，我会觉得这是个庞大而富有的城市，是个名副其实的首都。但是经过了欧洲之旅，伦敦还历历在目，所以首都虽然大，却显得脆弱而粗糙，只是欧洲的影子，像是森林尽头的幻象。

欧洲乘客中那些比较有经验的根本不去看总统拿着酋长手杖的巨幅照片，急匆匆地走到入境和海关检查处，好像要直接冲过去。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种自信，不过他们大半是有特权的人——大使馆工作人员、参与政府项目的人、大公司的职员等。我自己过关的过程就慢多了。等我过了入境和海关检查处，机场大楼差不多空了。没人在看航班宣传画和总统像，大部分官员也不见了。天已经大亮。

到市内的车开了好长时间。感觉像是在我们小镇上开车从领地到镇中心。不过这一带多山，而且什么都比我们那儿大几号。连这里的棚屋区和非洲城区（房屋之间也种着玉米）都比我们那儿的大。路上能看到穿梭往来的公共汽车，甚至还有一列火车，拖着老式的敞篷车厢。还有各种工厂。沿途竖着很多牌子，有十英尺高，漆成同样的颜色，每块上面都有一句总统的语录或者格言。有的地方画着总统的肖像，有一幢房子那么高。这都是我们小镇上没有的东西。我发现我们小镇上的一切都比这儿的小几号。

画像、格言，偶尔还能看到非洲圣母雕塑——这些东西一路伴随我到下榻的旅馆。如果我从小镇上头一次到这里来，准会感到窒息。不过我才从欧洲回来，才从空中俯瞰过这个国家，才感觉到首都的脆弱，所以我能用不同的态度看待这一切——这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在我看来，这些格言、肖像、圣母雕塑都有种可悲的意味：这个丛林出身的人想彰显自己的伟大，竟然采取如此粗劣的方式。我甚至有点儿同情这个如此宣扬自己的人了。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到领地造访雷蒙德的人嘲笑这个国家，觉得我们对总统的敬畏荒诞可笑。不过，我从机场过来一路看到的东西并不可笑。我觉得那更像是一声尖叫。我刚从欧洲回来；我见识过真正的竞争。

一夜之间，我从一个大陆到了另外一个大陆。刚刚抵达时，我对总统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同情，我意识到他努力在做的事情不可能成功。熟悉了首都之后，这种同情慢慢消退，我开始感觉到首都只是我们那个小镇的翻版，只不过比小镇大一些。其实，我是在住进一家新开的大酒店（有空调，大厅里有商店，还有没人使用的游泳池），发现酒店里到处都有秘密警察之后，开始收回原来的同情。我真不知道这些警察待在酒店能干什么。他们是在向客人展示自己。另外他们也喜欢待在这家漂亮的新酒店。他们想在这个现代化的环境中让旅客看到自己。这很可悲；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笑话。不过这些家伙有时候会让你笑不出来。此时，我已经恢复了对非洲的紧张心理。

这是总统的城市。他在这里长大，他的母亲在这个城市的旅馆做过用人。在殖民时代，总统在这个城市里对欧洲产生了一些认识。原来的殖民城市仍依稀可辨——比我们的小镇大，有很多居民区，里面到处是高大的、装饰性的遮阴树木。总统想要在自己盖的大楼里和这个欧洲比拼。市中心在衰败，殖民时期的大道后面是肮脏的公路和垃圾堆，但城市里到处在兴建新的公用设施。临河的大片土地被总统征用，成为他的领地——有高墙围护的宫殿，有花园，还有各种政府大楼。

在靠近急流（这里也有急流，和千里之外我们小镇上的急流不相上下）的总统花园里，原来竖立着一个欧洲人的塑像，此人绘制出了大河的河道图，率先引入汽船，现在这塑像被一尊巨大的、手里拿着矛和盾的非洲部落成员的塑像所取代。后者是现代非洲风格的——惠斯曼斯神父还活着的话，应该对它没兴趣。在这尊塑像旁边，还有一尊小一些的非洲圣母像，低着头，蒙着面纱。附近是一些最早来到此地的欧洲人的坟墓：一片小小的墓地，长眠于此的人是这里一切的发源，是他们播下了小镇的种子。简单的人，简单的生意，简单的商品，但他们曾是欧洲的代表，就如同现在来的这些人，如同飞机上那些人。

急流轰鸣不息。水葫芦，或曰“河上的新东西”，从大老远，从大陆中部一路奔腾跳跃，结成团，连成片，或是单打独斗，到了这里，它们已经接近旅程的终点。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机场去乘坐前往内陆的飞机。现在我对这地方有些适应了，对首都的扩张也有了更深的印象。在机场公路两侧，总能看到新的定居地。这些人都是怎么生活的？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已被刮得干干净净，分割得支离破碎，无遮无挡，任由日晒雨淋。这儿以前有森林吗？支撑总统语录牌的柱子埋在裸露的土里，牌子上沾着路上溅过来的泥污，底下蒙了灰尘，没有我前一天感觉的那么新，在周围的一片荒凉之中并不显得突兀。

在机场的国内航班候机区，离港布告栏上显示我们的航班和另一个航班该登机了。布告栏是电子显示，从上面的标签看，生产于意大利。这算是现代设备，和我在伦敦、布鲁塞尔看到的一样。但在布告栏下方，在办票台和称重设备前，仍旧一派混乱。在叫喊声中，行李一件件接受检查，这些东西看起来就像集市上那些便宜货：金属箱子、纸盒子、包袱卷、麻袋装的各种东西，还有用布包扎着的大搪瓷盆子。

我有机票，票也没什么问题，可我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单上。塞钱是免不了的。然后，就在我准备出去登机的时候，一个穿着便衣、嘴里嚼着东西的安全人员要我出示证件，最后决定对我仔细检查。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把我带到里面一间没人的小屋子。这是常规程序：摆出生气的脸色，眼睛瞥向一边，把你带到没人的小屋——中层官员都这样暗示你掏钱。

不过这伙计最后一无所获。他跟我装傻，让我在小屋里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过来索要贿赂，结果导致我的航班不能按时起飞，被一个航班工作人员吼了出去。这个人显然知道我在哪里，他直接冲进来，对我大喊大叫，要我立刻出去，并赶着我穿过柏油路，一直跑到飞机下面。我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乘客，不过还算幸运，没有错过航班。

飞机前排坐着该航班的一个欧洲飞行员。中年人，个子不高，看起来是个有家室的人。他身边有个矮小的非洲小伙子，不过很难判断他和飞行员是什么关系。往后隔着几排有七八个非洲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穿着旧夹克和衬衫，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一直在大声说话。他们在喝威士忌，对着瓶口喝——才九点钟，他们就喝上了！这里的威士忌价格不菲，这些人唯恐周围人不知道他们在喝威士忌。他们把酒瓶传来传去，传给陌生人，甚至传到我手上。这些人和我们这一带的人不一样。他们块头更大，肤色和五官特征也有所不同。我看不懂他们的面孔，只能从上面看到骄横和醉意。他们自吹自擂，想让别人都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种植园。这伙人就好像暴发户。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怪异。

航程不长，只有两个小时，但中途要停一下。我刚坐过洲际航班，所以觉得这趟旅程几乎就是飞机刚冲上云霄，又立刻下来着陆了。我们发现飞机在沿着大河飞——从高空俯瞰，大河呈褐色，波光粼粼，沿途叉出很多河道，夹在狭长的绿色岛屿之间。飞机的影子在森林上面移动。待这影子逐渐变大，森林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整齐、稠密了。飞机最后降落在一片颇为杂乱的森林里。

着陆后，工作人员要我们全部下飞机。我们来到机场边缘的一间小屋，在那里我们看到飞机转身、滑行，然后飞走了。是要为总统办什么差事，等任务完成才能回来。我们只好等着。这时才十点左右。此后一直到中午，天气越来越热，我们都很烦躁。后来我们平静下来——我们所有人，包括那几个喝威士忌的——继续等待。

我们处在丛林中央。机场是开辟出来的一片空地，周围都是森林。在远处，沿着河道，树木尤其茂密。我们已经从飞机上看到河道的复杂，明白在这些纵横交错的河道中多么容易迷路。要是一不小心搞错了方向，可能就得白白划几个小时船，偏离到离主河道很远的地方。在距离大河几英里的村庄里，人们几百年来过着几乎没有改变的生活。就在四十八小时前，我还走在繁华的格洛斯特路上，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现在，我一连几个小时盯着丛林看。我和首都相隔多少英里？我和小镇又相隔多少英里？如果从陆路或者水陆走，需要多长时间？要走上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要经历多少风险？

天上的云开始聚集。云渐渐变黑，丛林也暗了。天空中电闪雷鸣，然后开始刮风下雨，把我们从走廊赶回到小楼里。雨时而变小，时而成倾盆之势。在雨中，丛林消失了。就是像这样的雨滋养了这些丛林，让机场建筑周围鲜绿色的杂草长得这么高。雨慢慢小了，云也散了一些。丛林再一次出现，一排树接着另一排树，近处的颜色较深，越到后面，颜色越淡，和灰色的天空融为一体。

金属桌子上摆满了空啤酒瓶。没有多少人走动，几乎所有人都找到了待的地方。没有人说个不停。屋子里有个比利时中年妇女，在这里等着和我们一起上飞机，此刻她还在聚精会神地读一本法语平装本的《佩顿镇》[1]。看得出，她根本没把心思放在丛林和天气上，她的心在别处。

太阳出来了，阳光在高大的、湿淋淋的草上闪烁。柏油路在冒热气，我观察了一阵。下午晚些时候，半边天空成了黑色，另外半边却还亮着。黑色的那半边很快就有耀眼的闪电划过，然后又下起瓢泼大雨，雨势迅速蔓延，包裹了我们所在的地方。天变黑了，又冷又湿。丛林成了昏暗凄惨之地。再次降临的暴雨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刺激感。

非洲乘客中有个人上了年纪，戴着灰色毡帽，西服上面罩着毛巾布做的蓝色浴袍。没人对他表示出太多关注。我只注意到他的怪异，心想：“这人用外国的东西自有一套。”正这样想着，过来一个人，赤着脚，戴着消防头盔，头盔上的塑料面罩拉下来护在面前。他也上了年纪，瘪瘪的脸，穿着破烂的褐色短裤和灰色格子衬衫，浑身都湿透了。我在想：“他这样子可以直接去参加面具舞会。”这人挨桌检查啤酒瓶。要是发现还有剩酒，他就掀开面罩一仰脖子喝掉。

雨停了，天色仍然很暗，是黄昏那种暗。飞机回来了。开始我们只看到天空划过一道褐色的烟雾。我们走了出去，到潮湿的机场上登机，这时我发现那个戴消防头盔的人和另外一个戴头盔的人守在门口。原来他还真是消防员。

飞机升空了，我们看到了大河，看到了最后的日光：先是金红色，然后变成红色。我们一直看了几十英里，好几分钟，后来只剩一片光芒，柔和平滑，接着是一片乌黑，没入乌黑的丛林之间。最后，天全黑了。我们在这一片黑暗中飞往目的地。上午这旅程还像是小菜一碟，现在它有了不同的特征，它重又让人意识到了距离和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飞了好几天。飞机下降之时，我意识到自己走过了很远的路，在这么远的地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接着，一切突然又简单了。我看到了熟悉的建筑，熟识的官员，我可以与之讨价还价的官员，还有那些我能看懂其面孔的人。我上了消过毒的出租车，颠簸在熟悉的、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小镇进发。先是经过特征鲜明的丛林，然后路过几个临时居住地。经过这样陌生怪异的一天，我感觉自己又回到正常生活中了。

我们路过一幢被焚毁的建筑，看来是不久前才遭到破坏的。这里原本是所小学，不过从来没有好好拾掇过，更像普通的矮棚屋。天已经黑了，我本来根本没有注意到它，是司机指给我看的。这景象让他兴奋。暴乱、解放军——这一切仍在继续。这并未破坏我轻松的心情：回到了镇上，看到了夜间人行道上的人群。刚回来，身上仍带有丛林的灰暗气息，我发现我站在自己的街道上，一切都没有变，和往常一样真实，一样普通。

回到家，我发觉梅迪对我冷冰冰的，我很吃惊，也很难过。经过了这样的旅程，我多么希望他明白，我期待他给我最热烈的欢迎。他应该听到了关出租车门的声音，听到了我和司机讨价还价。但他没有下来。我从外面的楼梯走了上去，看到他就站在自己房间门口，见到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没有想到你会回来，恩主。”这话让我的整个回归之旅似乎变了味。

屋子里井井有条。但是客厅，特别是卧室，好像有些异常——或许是收拾得太清爽了，陈腐气息没有了——这让我感到怀疑，梅迪肯定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占用了整套房子。他一定是看到我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才收敛的。他怨恨吗？梅迪？他自小在我们家长大，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他不是跟着我们家就是跟着我。他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除了从海岸到这里来的那些日子，还有我去欧洲的这些天。

第二天早上，梅迪给我送来了咖啡。

他说：“我想你知道你为什么回来，恩主。”

“你昨晚上就这么说了。”

“因为你的退路断了。你不知道？伦敦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没有看报纸？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拿走了你的商店。他们把商店交给公民西奥泰姆了。两个星期前，总统发表了一次演讲，说要实行激进化政策，要剥夺所有人的一切。所有的外国人都包括在内。第二天，他们就给你的商店贴了封条，还封了其他一些商店。你在伦敦没有看到这消息？你现在一无所有了，我也一无所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回来。我想这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

梅迪情绪很差。这些天来，他一个人在这里。他肯定发疯似的等着我回来。他想挑动我做出愤怒的反应，希望我做出保护的姿态。但是我和他一样，只是感到茫然。

激进化：两天前，在首都，我在报纸的新闻标题上看到了这个词，我没有在意。我以为不过是另一个新词。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新词了。到现在我才明白，激进化真的发生了，这是近来的一件大事。

梅迪说得没有错。总统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这次袭击把我们牵连进去了。我——还有其他像我这样的人——被国有化了。总统一纸号令，我们的生意不再属于我们，被转到其他人手里了。这些新业主被称为“国家托管人”。公民西奥泰姆托管了我的店铺，梅迪说，过去一个星期，这人真的就待在我们店里。

“他待在那里做什么？”

“做什么？他在等你回来。他要聘你为经理。你就是为此回来的，恩主。不过你自己会看到的。你不用着急，他来上班的时间不会太早。”

我到了商店，看到过去这六个星期，货物减少了，但还是按原来的样子摆放着。西奥没动。只是我的桌子被从商店前面靠柱子的地方搬到了后面的储藏间。梅迪说，这是西奥来的第一天搬的。公民西奥决定把储藏间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喜欢有私人空间。

桌子最上面的抽屉里（原来放着耶苇特的照片，那些照片曾改变过我眼中集市广场的样子）有一些卷角残边的法文非洲插图小说，还有漫画书：里面画着过上了现代生活的非洲人。这些漫画书上的非洲人被画得和欧洲人差不多——过去两三年，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读物，都是法国人出的，纯粹是垃圾。我自己的东西，杂志、我留给梅迪备用的商店有关文件，都在下面两层抽屉里。西奥还算有风度，没有胡乱处理。国有化：过去它只是一个词儿。如今这么具体地出现，让人无法不吃惊。

我等着西奥。

西奥终于来了，看得出他很难为情。他透过玻璃看到了我，愣了一下，差点从门口走开，继续往前走。西奥原本是个机械工，和我认识已有好几年了。以前他负责卫生部门的器械护理工作。后来，因为部落的关系，他在政治上开始上升，不过也没有升多高。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西奥约莫四十来岁，相貌平平，宽脸，皮肤呈暗褐色，因喝酒过多皮肤显得憔悴而松弛。此刻他醉醺醺的，不过喝的是啤酒，他还没有到喝威士忌的级别。他也没有穿短袖夹克加领巾的官员制服，还是穿着原来的裤子和衬衫。他确实是个不怎么张扬的人。

我站在原来放桌子的地方。我注意到西奥的衬衫被汗水浸湿了，脏兮兮的。这一情景让我想起过去到我店里来敲诈我的那些学生，他们拿我当猎物，跟我玩一些小花招。西奥鼻子上的毛孔在冒汗。我想他早上应该没洗脸。他的样子像是宿醉初醒后又喝了几杯，然后什么也没有吃。

他说：“萨林姆爷，萨林姆，公民。这事你不要责怪我，不要往心里去。发生这样的事，不是我期望的。如您所知，我对您可是崇敬有加。不过，现在的局势想必您也知道。革命变得有些”——他在寻找合适的词语——“有些变味了，有些变味了。这里的年轻人失去了耐心。有必要——”他又在寻找合适的词语，表情很纠结，他攥起拳头，做了个笨拙的击掌动作，“有必要开展激进化运动。我们绝对需要激进化运动。我们太依赖总统了。没有人愿意直接担当责任。现在责任强制性地分派到各人头上了。不过你也不会吃亏，你会得到充分补偿。这里的进货还是你安排，你将继续在这里工作，担任经理。总统一再强调，业务要照常开展，不让任何人吃亏，你会拿到一份合理的薪水。专员一到，就能拿到文件。”

他一开始磕磕巴巴，但渐渐地就有了条理，好像每句话都经过再三斟酌。最后，他又一次露出难堪的表情，等着我说话。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跑到储藏室，也就是他的办公室。我离开之后，直接去了汉堡王找马赫什。

汉堡王的生意一如往常。马赫什又胖了一些，正在倒咖啡。伊尔德丰斯在招待迟来的吃早饭的客人，窜来窜去忙得不亦乐乎。我很吃惊。

马赫什说：“这家公司这些年来一直是非洲公司，还怎么激进化？我是为丰斯等几个人管理汉堡王的。他们成立了这家公司，给了我一点儿股份，让我出任经理，然后他们又从我手里拿到一份租约。这都是繁荣时期的事情。他们为此在银行贷了不少款。看到丰斯那样子，你或许不会相信这一切，但这千真万确。自从诺伊曼把自己的产业卖给政府之后，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我们察觉到了风向，我们中的一些人提前兑现了补偿。那时候还很容易，银行的钱多的是。”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这种事人们一般不愿意多说。再说你的心思也不在这上面。”

此言不虚。当时我和他的关系确实不怎么热乎。诺伊曼走后，我们的脾气都比较差。

我又问：“那蒂弗里情况怎么样？他们的厨房里都是新设备。他们的投资很大。”

“蒂弗里现在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非洲人愿意担任蒂弗里的托管人。不过，他们排着队要当你那家商店的托管人。我这才知道原来你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西奥泰姆甚至和人打了起来，就在汉堡王，当时像这样闹到拳脚相见的情况有不少。总统宣布采取激进化政策后，这里就像过狂欢节一样。外面到处都是人，这些人每到一处，也不和里面的人打声招呼，就直接在门上做记号，或者在地上留下一些布条，好像是在市场上认购肉食一样。那几天真够乱的。有一个希腊人干脆把自己的咖啡种植园一把火烧了。现在大家都冷静下来了。总统发布了一个通告，告诉大家大人物既然能把这些财产派给大家，就能够收回去。这就是大人物对待他们的方法：想给就给，想收就收。”

整个上午我都泡在汉堡王。在上班时间聊天，交流新闻，看着客人们进进出出，看着对面的凡·德尔·魏登，感觉自己被隔离在小镇生活之外，这种状态于我很陌生。

马赫什没有多说舒芭的情况。我只了解到她没多大变化，还是躲在家里不让人看到她破相了。不过，马赫什不再反抗这一局面，似乎也不再为此烦心。听说我去了伦敦，他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表现出不快。别人旅行去了；别人离开了；他留在原地不动。对马赫什来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成了西奥的经理。这似乎让他松了口气，他很开心，我提出的工资条件也满口答应。我重新添置了桌椅，放在柱子边上，感觉和原来一样。我花了不少时间收集旧发票，清点存货，准备进货。我交给西奥的是一份很复杂的文件，当然，账目中有虚报。没想到西奥很快就批准了。打发我离开储藏间后，他费力地在文件后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公民：西奥泰姆”。我意识到马赫什的话是对的，我不能指望兑现补偿了，顶多只能拿到政府债券——如果还有人记得的话。

库存只能让我联想到自己的损失。我现在还剩下什么？在一家欧洲银行，我存了大概八千美元，都是过去黄金交易的收益。这笔钱一直存在那里没有动，天天都在贬值。还有镇上的公寓，但不会有人愿意买的，只有汽车还可以卖上几千美元。另外，我在各银行一共存了约五十万本国法郎——按官方汇率约值一万四千美元，而到自由市场上只能换到一半。这就是我现有的一切，实在不能算多。我必须挣更多钱，越快越好。至于现有的这点儿钱，我得尽量弄到国外去。

作为商店经理，我有一些机会，但都是小打小闹。所以我开始冒险，开始做黄金和象牙生意。购买，储存，出售。我有时也给大经营商当帮手，帮他们储存、运输，从中提成（他们把钱直接汇入我在欧洲的银行账户）。这生意有风险。我的供应商（有时是偷猎者）是官员和军人，和这些人打交道总是危险的。回报不算很高。黄金虽然听起来很贵重，但其实只有交易量达到几公斤，提成的数目才稍显可观。象牙好一点儿，不过象牙不好储存（我还是利用院子楼梯下的洞来储存），运输也更棘手。我使用的运输工具是集市上的货车或小公共汽车，我把大象牙夹在床垫之间，小象牙藏在装木薯的麻袋里，和其他货物一起运走。每次运输我都是用公民西奥泰姆的名义，有时还要西奥泰姆亲自出马，用他的官衔压阵，把司机当众训斥一顿。

钱是可以赚到，但是把钱转移到国外就是另一回事了。要是生意做得很大，能让高官、部长这些人感兴趣，钱就很容易转移出去。此外，如果有足够多的业务活动，也可以汇钱出去，但现在业务活动很少。我只好指望游客——他们会因种种原因需要换取本地货币。没有别的办法。我先把本地货币给这些游客，指望他们回到欧洲或者美国后，把钱汇到我的账上，汇不汇天知道，只能靠信任。

这生意做起来很慢，要四处兜售，很失身份。我真希望我能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知道哪些阶层、哪些国家的人值得信任，哪些不能信任。要是这样，事情会简单得多。每次交易都像是一次赌博，在这种交易中我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钱——等于白送给陌生人了。

做这种货币交易的时候，我要多次进出领地。我的很多关系户都是在那里认识的。一开始去领地我心里很不自在。后来，我用行动验证了因达尔“践踏过去”的说法：在我眼中，领地很快就不是原来的领地了。我在领地上遇到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很多是第一次做这种违法交易，不久之后就开始面不改色地利用自己遵纪守法的名声欺骗我，想方设法按照比我们原先商定的汇率更优惠的条件和我交易。这些人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紧张，二是鄙视，鄙视我，鄙视这个国家。我和他们的立场有一半重合；我很羡慕他们的鄙视——摆出这种态度对他们而言是多么容易。

一天下午，我看到雷蒙德和耶苇特的房子里住进了新房客，一个非洲人。自从我回来后，那幢房子就一直关着。雷蒙德和耶苇特都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是为什么走的，连马赫什也不知道。现在，那房子的门窗大开着，更显出设计和做工的粗劣。

新房客打着赤膊，我来的时候他正在耙房子前面的地，我停下来想和他聊聊。他是河下游某地的人，很友善。他说他准备在这块地上种玉米和木薯。非洲人不擅长大规模耕作，他们热衷于小块种植，喜欢在自家房子附近种点儿东西，自家种自家吃。他注意到我的车，才想起自己还打着赤膊。他说他以前为政府的汽船公司做事。为了让我更进一步了解他的身份，他说他每次坐船都坐头等舱，而且一分钱不用花。担任过政府要职，又在政府的领地上分到这么一幢大房子，他知足了，他对自己所得到的感到满意，别无他求。

现在领地住着很多这样的家庭。理工学院仍在那里，但领地不再具有展示现代化的特征了。这里越来越肮脏，越来越像非洲人的定居地。到处都长着玉米，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玉米只需三天就能出芽。还有绿中带紫的木薯叶子。这些木薯你只要剪一段枝子插在地里，哪怕是插反了，也能长得郁郁葱葱，看起来仿佛是花园里的矮灌木。这一片土地经历了多少变化！河湾处的森林，人群汇合的地方，阿拉伯人的定居地，欧洲人的前哨，欧洲式的郊区，湮没文明的废墟，罩着光环的新非洲的领地，如今，又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正说着话，从屋子后面跑出几个孩子——还是乡下孩子的模样。他们先是向大人单膝下跪行礼，然后才羞怯地过来看着我们，听我们讲话。接着又跑来一只高大的德国猎犬。

拿着耙的人说：“别怕。它看不见你。它的视力不大好。是外国人的狗。外国人走的时候把它送给我了。”

他说得对，那猎犬离我只有一英尺，却没有看到我，从我身边跑开了。但跑出去没几步，又跑了回来，在我身边活蹦乱跳，不停地摇着被剪短的尾巴，高兴得不得了。可能是我身上的外国人气味吸引了它，让它误以为我是别的什么人。

我为雷蒙德的离开感到高兴。不管是在领地还是在小镇上，他都不安全。他后来不知怎么招惹来这样一个名声：他是给总统开路的白人，把可能发生在总统身上的不幸引到自己身上。这种名声肯定会刺激解放军来杀他，特别是现在，因为听说总统要到镇上来访问，镇上正在为此做准备。

人们正在清理、搬运镇中心的垃圾山，平整坑坑洼洼的路段。还有油漆！镇中心到处都是油漆，溅在水泥墙面上、灰泥上、木头上，滴落在人行道上。有人清空了自己的存货——粉红色、酸橙色、红色、紫红色、蓝色。丛林里在打仗，镇上处于暴乱状态，每天晚上总会发生点儿什么事。而突然之间，镇中心仿佛在过狂欢节。

[1]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本美国通俗小说，其中有不少颇受争议的性描写。

17

公民西奥泰姆每天上午过来，双眼通红，面目憔悴。他一早就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上班的时候靠几本漫画书或者插图本小说打发时光。镇上有一个非正规的杂志交换网络，西奥总能找到新的读物。神奇的是，他每次拿着卷得紧紧的漫画书或者插图本小说进来，总给人一种忙碌干练的印象。他每次都径直走进储藏室，在里面待一上午不出来。起初我以为他是不想碍手碍脚，不给我添乱。后来我才明白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他就喜欢待在黑黑的储藏室里无所事事，要是来了情绪，就看看杂志，喝点儿啤酒。

后来，他和我相处随意了一些，也不那么害羞了，他在储藏室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开始有女人来看他。他喜欢女人来看他，看他这个董事长，手下有员工，还有办公室。这也让来看他的那些女人高兴。她们常常一待就是一下午。就像躲雨的人一样，西奥泰姆和这些女人不咸不淡地聊着天，有时会停顿很长时间，眼睛盯着不同的地方发呆。

这种日子很容易过，西奥在卫生部门做机械工的时候可能做梦也没有想过他会过上这样的日子。后来，他的自信心树立起来了，不再害怕总统会从他手里夺走这个商店。于是，他开始不好相处了。

他开始为他这个大董事长居然没有一辆汽车感到苦恼。这可能是某个女人提醒他的，也可能是他想效仿其他国家托管人，或者是他从漫画书上看到了什么。而我有车：他开始要求搭便车，接着要求我开车接送他上下班。我本可一口回绝，但我想，要是这样就能息事宁人，倒也算不了什么。前几次，他坐在车子前面，后来就坐到后座去了。每天我得这样接送他四次。

他没有安静多久。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若无其事，并未露出很委屈的样子。西奥泰姆不久就想找点儿别的事情来表现自己的权威，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他想真正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接管商店的经营，或者感觉自己在经营商店（同时不放弃待在储藏室的乐趣）。但是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也知道我知道这一点。他对自己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很是恼火，动不动就要大闹一场。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一边愤愤不平，一边威胁恐吓，故意表现得不可理喻，就如同那些决意作恶的官员。

这真是咄咄怪事。他既要我当他是老板，又要我体谅他是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一个非洲人。他既要我尊敬他，又要我容忍他，甚至想要我同情他。他差不多是想让我帮个忙扮演下属的角色。但要是我真的回应他的要求，把一些简单的商店文件拿给他看，他装出来的权威却是不打折扣的。他把这权威加入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之中，到后来总会借这权威迫使我做出新的让步，就像在汽车一事上。

这比和那些狡猾的官员打交道还糟糕。那些官员装出受到冒犯的样子——比如，你把手放在他的桌子上，他们就把你吼出去——目的只是要钱。西奥泰姆先是培养出了对自己角色的浅薄自信，然后很快又认识到自己的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他希望你把他想成另外一种人。这不好笑。我决定忍耐，把心思放在自己的目标上。但忍耐并不容易。商店对我成了可恨的地方。

梅迪比我更惨。他一开始为西奥泰姆做的一些小事后来都成了他的常规工作，而且这类小事越来越多。西奥泰姆开始派梅迪出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有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梅迪从自己家回到我的寓所。他走进我的房间，说：“我受不了了，恩主。我迟早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要是西奥继续这样，我会把他杀了。我宁可去锄地，也不要服侍他。”

我回答说：“这样的状况不会持续下去的。”

梅迪的脸愤怒得扭曲了，他轻轻跺了一下脚，差点要掉眼泪了：“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说着离开了我的房间。

早晨我开车接西奥泰姆去商店。他在本地算是有钱有势的人，有三四个家，分布在镇上不同的地方。自从当上国家托管人后，和其他托管人一样，他又多养了几个女人。此时他正和其中一个女人住在非洲城区某个院子矮小的后屋里——裸露的红色土地上，几绺浅浅的黑色水流全流向一个方向，地上刮掉的泥土和垃圾堆在边上，屋子之间长着几株芒果树和其他树木，还有木薯、玉米和一串串香蕉。

我按了按喇叭，各个屋子里的女人和孩子全跑出来看。西奥泰姆朝汽车这边走过来，手里拿着卷着的漫画书。他假装没有看到那些围观者，随意往地上啐了几口。喝过了啤酒，他的眼睛红红的。他尽力装出受到冒犯后生气的表情。

车子沿着坑坑洼洼的城区小巷驶入刚平整过的红色主干道，为了迎接总统的来访，主干道周围的房子都重新粉刷过了，每幢建筑整体粉刷成一色（墙、窗框、门），但都和隔壁不一样。

我说：“公民，我想和你谈谈公民梅迪在我们公司的工作。公民梅迪是经理助理，不是什么都做的仆人。”

西奥泰姆一直等着我说这话。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段话，他说：“公民，你这话我听着很意外。我是国家托管人，是总统任命的。公民梅迪是国家公司的雇员。怎么用他这个混血应由我来决定。”他故意用了法语的“混血”一词，嘲弄梅迪为之自豪的新名字。

四周建筑的鲜艳颜色在我眼中变得更加不真实，成了我的愤怒和痛苦的颜色。

这段时间我在梅迪眼中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我彻底让他失望了。我不再能够为他提供他所要求的简单的保护——西奥泰姆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所以梅迪和我之间的契约，梅迪家和我家之间的契约，都到了尽头。即便我能把他安排到镇上的其他公司——在过去我可以办到——这也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特殊契约结束了。他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情绪很乱。

他开始说：“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萨林姆。你必须给我钱，给我钱，让我走。我觉得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

我感觉到他的痛苦，把那当成我额外的压力。在心里，我把他的痛苦加入到我的痛苦之中，使之成为我自己的痛苦。我本来应该为他多考虑一点儿。我本来应该让他脱离商店，把我的工资分给他一份，直到我自己也拿不到工资为止。其实，这正是他需要的。但是他没有这样表达。他只是不理智地想着离开，这让我害怕，我想：“他能去哪里呢？”

他还是去了商店，去为西奥泰姆干活，变得越来越憔悴。有天晚上他又说：“给我一点儿钱，让我走吧。”我想着商店里的情形，想说点儿安慰的话：“梅迪，这样的情形不会长久的。”听了这话，梅迪尖叫了一声：“萨林姆！”第二天一早，他破天荒地没有为我送咖啡。

这是那一星期开始时发生的事。到了星期五下午，我们关了商店的门，我开车送西奥泰姆去他的一个院子，然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现在这房子在我眼中一派荒凉，我不再把它看成是我自己的地方。自从那天早晨在车里和西奥泰姆谈过一番之后，我看到镇上鲜艳的颜色就感到恶心。这颜色属于一个已经变得陌生的地方，这地方好像离所有地方都很遥远。这种陌生的感觉蔓延到我住处的每一样东西上。我正准备出门去希腊俱乐部，或者说希腊俱乐部的遗迹，突然听到外面关汽车门的声音。

我走到楼梯口，看到院子里有警察。其中有个我认识的警官，名叫普罗斯普[1]。他带来的人一个拿了叉子，另一个拿了铁锨。他们知道自己来这儿的目的，也非常清楚应该在哪里下手——在外面的楼梯下面。我在那里埋了四根象牙。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开始把各种事情联系起来。梅迪！我在想：“唉，阿里！你看你都对我做了什么？”我知道这时候必须通知什么人，这很重要。马赫什——不会有别人了。他现在应该在家。我跑到卧室，拨了电话。马赫什接的电话，我刚说了一句“这里情况不妙”，就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我把电话放下，跑进洗手间，拉动冲厕所的链子，出来后正好看到圆脸的普罗斯普微笑着独自上来。

这张脸上来了，微笑着，我开始后退，就这样，我们一言不发地沿着走道进了白色的客厅。普罗斯普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他的眼睛熠熠发光。他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没想好该索要多少钱。

他说：“总统下个星期就来了。你知道吗？总统很关心动物保护。所以你的事大了。如果我汇报上去，天知道你会是什么结局。你肯定要掏几千块钱才能摆平。”

这对我来说并不多。

他注意到我如释重负的表情，说：“我不是说法郎。我的意思是美元。你得掏三四千美元。”

这太让人吃惊了。普罗斯普也知道这一点。过去，五美元就很了不得了。即便在繁荣时期，掏二十五美元也能办不少事。当然，暴乱发生后，情况有了变化，激进化政策实施后，这些人更是变本加厉。每一个都贪得无厌，孤注一掷。人们感觉一切都在快速恶化，大乱就要开始了；有些人的表现让人觉得钱已经不值钱了。即便如此，普罗斯普这样的警官不久前才开始几百几百地要。

我说：“我没有这么多钱。”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总统下个星期就来。我们准备对一些人实施预防性拘留。你也要进去。我们暂时不提象牙的事。你会被一直关到总统离开为止。到那时你再决定你有没有这笔钱。”

我收拾了几件物品，装进一只帆布旅行包，然后，普罗斯普让我坐到他的车子后面，车子驶过颜色鲜艳的小镇，到了警署总部。在那里，我学到了什么叫等候。在那里，我决定不再想小镇，不再想时间，尽量做到心中空无一物。

在这幢房子里，我得经过重重关卡，我开始把普罗斯普当成我的向导，引领我体验这个奇特的地狱。普罗斯普有时会让我一个人长时间在房间或者走廊里站着或坐着，这些地方都重新油漆过，到处闪着亮光。每次看到普罗斯普回来，看到他的一脸横肉和时髦的皮包，我甚至感到如释重负。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把我带到后院一间靠着楼房建的小屋，就是之前我接梅迪出来的屋子。这下轮到我采指纹了，接下来我会被带到镇监狱。我记得这屋子的墙壁原来是蓝色的，布满灰尘。现在是明晃晃的黄色，上面的“DISCIPLINEAVANTTOUT”，即“纪律高于一切”，重新用黑色油漆刷过，字母很大。我出神地看着这些笔迹歪斜、凹凸不平的字母，看着总统肖像的纹理、坑坑洼洼的黄色墙面，还有溅到破地板上干掉的油漆。

屋子里全是被抓来的年轻人。等了好久才轮到我按指纹。桌子后面那人好像操劳过度，甚至都不想抬头看一下我们的脸。

我问能不能把手上的墨水洗掉，问过这话后，我才想到我并不是为了干净。我是想表现得沉着冷静、不卑不亢，感觉一切都是正常的。桌子后那人说可以，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粉红色的肥皂盒，里面装着一块两头大中间小的肥皂，上面是一条条黑色的印子。肥皂很干。那人告诉我可以到外面的自来水管处冲洗。

我走到院子里。天已经黑了。周围是树、灯光、炊烟，还有夜间的各种声音。水管就在敞开的停车棚旁边。让我惊奇的是，手上的墨污很容易就洗掉了。我回到小屋，把肥皂还给那人，看着房间里和我一起等候的其他人，一股怒火在我心头燃起。

如果有计划，这些事就有意义；如果有法律，这些事就有意义。但是没有计划，也没有法律。这一切都是过家家，是表演，是浪费世人的时间。这是看守和犯人的游戏，这种游戏可以把人稀里糊涂地毁掉。这游戏在丛林时期就开始了，从前玩过多少次啊！我想起雷蒙德说的话——很多事情被遗忘了，丢失了，吞没了。

监狱就在去领地的路上，但离大路有些距离。监狱前面形成了一个集市和一个定居地。开车路过时，你只会注意到集市和定居地。监狱的水泥墙只有七八英尺高，形成一道白色的背景。这地方从来不像真正的监狱。在丛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在新定居地之中，冒出这么个监狱，粗糙不堪，像是临时建筑，这其中有种不自然的甚至是离奇有趣的东西。你会觉得建监狱的人——都是第一次到城里定居的村民——是在玩社区和法律的游戏。他们筑了这么一道只比人高一点儿的墙，然后把人关到墙后；因为他们是村民，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监狱就很不错了。换个地方，监狱可能是很复杂的东西。这里的监狱很简单：你觉得在那矮墙后发生的一切和墙前面那渺小的集市生活很匹配。

现在，经过了窝棚、破屋、货摊、酒铺的灯光和收音机的声音，终于到了小巷尽头。监狱敞开大门，把我收了进去。只比人高一点儿的墙也是高墙。在灯光下，新刷的外墙泛着白光。我又一次看到“纪律高于一切”这几个字，只不过这次是约有两英尺高的黑色大字。我感觉这些字母在诅咒我，嘲笑我。不过这正是他们希望我感受到的。这些词语现在成了多么复杂的谎言！从这个谎言回溯，经过所有累积的谎言，需要多久才能回到简单和真实？

在里面，在监狱的大门后面，有安静，也有空间：院子很大，地上光秃秃的，积满灰尘，里面的建筑全都低矮粗糙，水泥墙，波纹铁皮屋顶，搭建成方块状。

我所在牢房的铁条窗对着光秃秃的院子，电灯高高地挂在柱子上，灯光洒在院子里。牢房上面没有吊天花板，只有铁皮屋顶。一切都是这么粗糙，但一切都很牢固。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当然，星期五是关人的时候：这样周末就不会出什么乱子。我不得不学会等待，在这样一个监狱等待。这监狱因其简陋让人突然感到它的真实和可怕。

在这样一间牢房，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你会渐渐开始恨你的身体。而你的身体是你所拥有的一切：这种奇怪的想法不时从我的愤怒中冒出头来。

监狱关满了人。我是早晨才发现的。前不久，我从扎贝思等人口里听说村里经常有人遭到绑架。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年轻小伙子和小男孩被抓。更糟糕的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就关在我经常开车经过的这个监狱里。报上很少刊登暴动和解放军的消息。不过这监狱——或者我所处的这部分监狱——全是为暴动和解放军而设的。而且，这里很可怕。

清早，光线明亮，监狱里的情形有点儿像上课：有很多教员在教诗歌。这些教员也是看守，脚上蹬着皮靴，手里拿着棍子。这些诗歌不是赞美总统就是赞美非洲圣母，从村里抓来的小伙子和小男孩被迫重复这些诗句。他们中还有很多人被五花大绑丢在院子里，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具体情形我不想细说。

清晨，耳朵里听到的就是这些可怕的声音。那些可怜的人也落入圈套，被监狱白墙上那些字眼诅咒了。不过从他们的脸上你能看出，他们的思想、心灵、灵魂都退隐到了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些狂热的看守——也是非洲人——似乎也知道这些受害者遥不可及。

这些非洲面孔！这些孩子般沉静的面具，它们曾经挫败世界的打击，以及其他非洲人的打击，正如此刻监狱里正在发生的情形。我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看过这些面孔。在别人的注视下，在同情或轻蔑面前，它们一律无动于衷。但这些面孔上的表情并不茫然，不消极，也不显得听天由命。无论是犯人，还是想方设法折磨他们的看守，身上都有一种狂热。不过犯人的狂热藏在内心，这狂热让他们远远超越了自己的事业，甚至对自己事业的认知，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思想。他们能坦然赴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烈士，而是因为除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是为自己的身份而疯狂的人。我从来没有觉得离他们这么近，同时又这么远。

一整天，从太阳出来到落下，这些声音都在继续。白色的围墙外就是集市，是外部世界。周围发生的一切，败坏了我对外面的所有回忆。监狱里显得如此离奇。我原以为监狱里的情形应该和外面的市场很相配。记得某个下午耶苇特和我把车停在外面的一个小摊前，准备买点甘薯。隔壁摊位上在卖毛乎乎的橙色毛虫，用一个白色大瓷盆装了满满一盆。耶苇特做了个惊恐的鬼脸。那摊主笑了起来，把一盆毛虫举起来，塞进我们的车窗，说要全部白送给我们。他后来还把一条蠕动的毛虫拿到嘴边，装作要咬下去的样子。

这样的生活正在外面继续。而在这里，年轻人和孩子却要学习纪律，学习赞美总统的诗歌。这些看守或者这些教员的狂热是有原因的。听说不久会有一场重大的行刑，总统来访的时候也会参加，届时他会听到自己的敌人唱出赞美自己的诗歌。小镇正是为了这次访问变得五颜六色。

我觉得我和院子里的那些人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没有理由对我区别对待。我决定保持与众不同的姿态，让他们知道我和其他犯人不是一类，我正等着被赎救出去。我想到我不能让看守碰我的身体。只要被他们碰过一次，指不定会有多少可怕的事跟着发生。我决定不挑起任何身体的接触，不管多么轻微。我的态度很合作。我遵守所有命令，甚至在命令还没有下达的时候我就开始遵守了。就这样，带着愤怒和恭顺，看着院子里的惨象，听着那些可怕的声音，我终于熬到了周末结束，此时我已经变成了监狱里的老鸟一只。

星期一上午，普罗斯普来了。我一直在等人来看我。可我没指望他，而且他看起来不大高兴。他眼中的贪婪不见了。我上了他的车，坐在他旁边，在开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用一种算得上友善的口吻说：“这事本来星期五就可以了结，可你自找麻烦，弄到不可收拾。专员决定亲自过问你的案子。我只能祝愿你万事大吉了。”

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专员有可能是费迪南。他的任命前一段时间已经宣布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在镇上露面，可能这任命后来被取消了。但是，如果真是费迪南，我这样子去见他可不太体面。

我记得，费迪南在这世界上成长的过程中，接受并亲身实践过所有这些角色：公立中学的学生、理工学院的学生、非洲新人、汽船上的一等舱乘客。在总统一手遮天的首都当了四年实习官员，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他学到了什么？作为总统手下的一名官员，他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在他眼中，自己肯定是发达了，而我却落魄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就有些不安。我常常在想，这个世界对这个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乡村男孩而言是多么现成，多么容易！

普罗斯普把我交给前面秘书办公室的人。这里的内院四周围了一圈宽阔的走廊，走廊三面垂着巨大的芦苇帘子，挡住了外面的阳光。穿过细条状的光和阴影，看着它们似乎在随着你的移动而移动，感觉怪怪的。勤务兵把我带进一间屋子，刚从走廊的明亮光线中走出来，我的眼前还有光斑在晃动。然后，我被带入里面的房间。

果然是费迪南，围着圆点领巾，穿着短袖夹克，看起来很陌生，但也出人意料地平凡。我以为他会耍点派头，表现出一点儿神气，一点儿傲气，一点儿炫耀。可他没有，他看起来有些孤独，还有点儿憔悴，仿佛刚从发烧中恢复过来。他无意于在我面前显摆自己。

新粉刷过的墙上挂着比真人还大的总统肖像，只有一张脸——那脸生气勃勃。在那张脸下方，费迪南显得很渺小，穿着那身毫无个性的制服，就像报上集体照里那些官员。毕竟，他和其他高官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认为他就应该有所不同。这些人处处仰总统的鼻息，永远精神紧张。他们施展着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一直害怕自己也被毁掉。他们战战兢兢，半死不活。

费迪南说：“我妈妈说你走了。听说你还在这儿，我很吃惊。”

“我去伦敦待了六个星期。回来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你母亲。”

“她不做生意了。你也要这样。你得离开。你得马上离开。这里没有什么好让你牵挂的。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关进监狱了。以前没有这样做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们以后还会这样干。我不可能总在这儿救你出来。我不知道普罗斯普这班人要你掏多少钱，但是下次他们只会得寸进尺，越要越多。现在就这世道。你知道的。这次在监狱里他们还没怎么整你，这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想到。他们仍旧觉得你不是那种人。你是外国人，所以他们没有兴趣整你，他们只是拷打丛林里的人。不过有朝一日，他们会对你狠起来，发现你和其他人一样，到了那时候，你就会吃大苦头了。你得走。把一切抛到脑后，离开这儿。现在没有飞机了，所有座位都留给为总统到访打前锋的官员了。这些访问都会采取这样的安全措施。但是星期二有班汽船，也就是明天。你就乘这班船。这可能是最后一班船了。这一带到时候遍地都是官员。你不要惹人注意。不要带很多行李。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会安排普罗斯普到机场帮忙。”

“我会按你说的去做。你现在怎么样，费迪南？”

“你不用问了。你不要以为就你倒霉。谁都倒霉。糟透了。普罗斯普日子不好过，接管你商店那人日子也不好过，没有人好过。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疯狂。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人们发疯的原因。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可以回去的地方。我在首都做实习官员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我觉得我被利用了。我觉得我的书白读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为了毁灭我。我开始希望能回到孩提时，忘了书，忘了和书相关的一切。丛林原本与世隔绝。但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我出差去过很多村庄。简直是梦魇！到处都是那个人造的机场，外国公司造的机场——现在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了。”

他的脸从一开始就像一个面具，现在他开始暴露出他的狂热。

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会做我必须做的。”

他一直是这样的风格。

他的桌子上有一块玻璃镇纸——半球形的水晶，上面刻着小小的花朵。他把镇纸放在左手掌上，盯着它看。

他说：“你得走，去买船票。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我经常回忆那一天。当时在汽船上我们有四个人。那是中午，我们在酒吧里喝了啤酒。有主任的妻子——你是和她一起走的。还有那个讲师，也就是你的朋友，他和我一起旅行。那时我们都很开心。最后一天，告别的日子。旅途也很愉快。但到了终点情况就不同了。我做了一个梦，萨林姆。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他把镇纸从掌心拿下来，放回到桌子上。

他说：“早上七点要处决一个人，所以我们要碰个头。我们准备去观刑。是我们中间一个人要被杀头，可这人自己不知道。他以为自己是去观刑的。我们在一个我描述不出来的地方见面。可能是家里的什么地方——我感觉我母亲也在场。我很慌张，我把什么东西弄脏了，很丢人，我努力想弄干净，遮起来不被人看到，因为我得七点钟去观刑。我们等着这个人。我们和平常一样跟他打招呼。在梦中，这时问题出现了。我们是否该把这人留下，让他独自乘车去刑场？还是鼓起勇气和他在一起，和他友好地说话，直到最后时刻？我们是乘同一辆车呢，还是乘两辆车？”

“你们应该乘同一辆车。如果乘两辆，半路上你会改变主意。”

“去买汽船票吧。”

汽船售票处开放的时间毫无规律，这点人所共知。我坐在门口的木凳上，直到卖票的人来开门营业。豪华舱的票有售，我立刻订了一张。这样，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下午汽船就到，所以码头大门外的集市已经形成了。我想到汉堡王去看望一下马赫什，但转念一想，还是决定不去。那地方太公开，太热闹，而且午饭时间有很多官员在里面。我不得不这样看待这个镇子，这种感觉很奇怪。

我在蒂弗里要了点儿小吃。蒂弗里这些日子有点儿萎靡，好像等着被“激进化”。这里还保持着欧洲的气氛，还有一些欧洲技工和他们的家人在用餐，男人们在酒吧喝啤酒。我想：“这些人会有什么下场呢？”不过他们是受到保护的。我买了点儿面包、奶酪，还有几听昂贵的罐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镇上采购了。然后我决定在家里度过剩下的时间。我不想做任何事，不想去任何地方，不想看任何东西，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想到还得打电话给马赫什，我都觉得是个负担。

傍晚的时候，我听到外面楼梯上有脚步声。是梅迪。我很吃惊。通常这个时候他应该和他的家人在一起。

他走进客厅，说：“我听说他们把你放出来了，萨林姆。”

他看上去很苦恼，很混乱。把我举报给普罗斯普之后，他那几天的日子肯定也很不好过。这是他想要和我谈的问题，但我不想谈。三天前那个时刻的震惊已经过去了，我脑子里还有很多别的事情。

我们没有谈几句。很快，我们似乎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和他之间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沉默。他站了一会儿，进了自己的房间，最后又回到客厅。

他说：“你得把我一起带走，萨林姆。”

“我什么地方也不去。”

“你不能把我丢在这儿。”

“那你家人怎么办？我怎么把你带走呢，梅迪？现在世道变了。要签证、护照这些东西。我自己的都不知道能不能办好。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将来做什么，我也没什么钱。我现在是自身难保。”

“萨林姆，这里的局势会变得很糟糕。你不知道外面都在说些什么。总统一来，不知道要发生多少可怕的事情。一开始他们只准备杀公职人员。现在解放军说这样不够，他们说要和上次一样，而且要比上次更彻底。一开始他们说要设立人民法庭，要在广场上处决人。现在他们说要杀更多人，每个人手上都要沾满鲜血。他们要把所有识字的人杀掉，把所有穿过夹克、围过领巾的人杀掉，把所有穿仆人制服的人杀掉。他们要杀掉所有的主人和他们的仆人。等他们杀完了，以后不会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有这么个地方。他们要一直杀下去。他们说这是回归本原的唯一办法，否则就太迟了。这样的杀戮要延续好几天。他们说宁可多杀几天，也不要永远死去。等总统一来，情况会变得很糟糕。”

我努力安慰他。“他们总是这样说。自从暴乱开始后，他们就说有朝一日，他们要看到一切都付之一炬。他们总是这样说，因为他们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真的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总统是个明白人。你知道的。他应该知道他们在筹划一些事情，等着他到来。所以他会把他们的兴致吊起来，然后说不定就不来了。你知道总统的为人。你知道他是怎么玩弄老百姓的。”

“解放军不只是丛林里的那些家伙，萨林姆。所有人都是解放军。你看到的所有人。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就得碰运气了。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这里每个人都在碰运气。我想他们不会找你麻烦的——你也不要吓唬他们。不过，你要把车子藏起来。不要让车子吸引来他们。别看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回归本原，但他们肯定会对车子感兴趣的。如果他们想起来了，问你，你就让他们找普罗斯普。另外，你要永远记住，这地方还会繁荣起来的。”

“那我怎么谋生呢？商店没有了，我也没有钱。你没给过我钱。你把钱给别人了，而我找你要你都没给。”

我说：“阿里！我确实给别人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我本应该给你一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给你。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我从来没把你跟钱联系在一起。你现在才让我想起来了。你肯定气坏了吧。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我还以为你心里有数呢，萨林姆。”

“我心里没数。我现在心里也没数。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你还有我的车和房子。车子如果保下来，能值不少钱。另外我会通过马赫什给你寄钱过来。这都好安排。”

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安慰。不过事已至此，我也只能这样了。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再逼我。他走了，回自己家去了。

最后我还是没有给马赫什打电话，我想以后再写信给他。第二天一早，码头的安全保卫并没有很夸张，但那些官员都很紧张。个个都像有任务在身，这对我有利。他们对一个外国人的离开不是很有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纪念碑周围和码头前面集市上那些陌生的非洲面孔。尽管如此，还是不断有人拦住我检查。

一个女官员在看完我的证件还给我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今天离开？总统今天下午就要来了。你不想见一见吗？”这女人是本地人。她这话里是不是有什么讽刺意味？但我不敢有半点儿讽刺，我说：“我很想见一见，公民。可惜我不得不离开。”她笑了笑，挥手放我走。

我终于上了汽船。豪华舱里很热，舱门正对着河面，河上阳光刺眼。甲板上也有阳光。我想去找个阴凉的地方，可那阴凉处正对着码头，到那里去不是个好主意。

码头上有个士兵在向我打手势。我们对视了一眼，他就开始爬舷梯。我想：“我不能单独和他在一起，得有证人在边上。”

我来到酒吧。酒吧侍者站在空荡荡的货架前。一个胳膊粗壮光滑的胖子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喝酒，像是汽船上的什么领导。

我坐到中间的桌子旁边，那士兵很快就出现在门口。他在门口待了一会儿，看来有点儿顾忌那胖子。但之后他克服了自己的紧张，走到我的桌子旁边，侧过身子小声说：“你的事情我为你办妥了。我为你办妥了。”

他微笑着，他是在向我讨钱，一个可能即将走向战场的人在向我讨钱。我无动于衷。那胖子狠狠地瞪过来。士兵看到了，开始往后退，仍然笑着，打着手势，要我忘了刚才的要求。在这之后，我尽量不出现在人前。

我们在正午前后离开。这些日子驳船不再拖在汽船后面——这被看成是殖民时代的做法——而是绑在汽船前部。汽船一会儿就过了小镇。小镇那一侧的河岸虽然长满了树木，但还能依稀辨认出殖民时代修建庄园和豪宅的地方。

上午的闷热才过去，暴雨马上就来了，在银色的闪电下方，树木葱茏的河岸衬着黑色的天幕，显得鲜翠欲滴。翠绿之下，是鲜红的土地。风刮起来了，弄乱了河岸在水里的倒影。雨落下来了，但没持续多久，船开了一会儿雨就停了。不久，我们进入真正的森林，每当经过村庄或集市，总有人撑着独木舟出来靠近我们。整个阴沉沉的下午都是这样。

空中起了薄雾，落日变成橘黄色，倒映在浑浊的河面上，洒下无数破碎的金色线条。接着，我们驶入一片金光之中。前面有村庄——因为远处有独木舟划过来。在一片光亮之中，独木舟和上面的人影影绰绰，看不分明。独木舟靠近之后，我们才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东西卖。他们只是拼命地想和我们绑到一起。他们正从河岸那里逃离。这些独木舟在汽船、驳船边挤来挤去，磕磕碰碰，有很多翻掉了。汽船和驳船之间的狭窄空间塞满了水葫芦。我们继续前进。夜幕降临了。

在黑暗之中，突然传来很大很杂乱的声响，船停了。驳船、独木舟和汽船上很多地方都有人在喊叫。带枪的年轻人上了汽船，想把汽船夺过来。但他们失败了。我们上方的船桥上有个年轻人身上在流血。船长，也就是那个胖子，仍控制着汽船。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这时候，我们看到汽船上的探照灯照在河岸上，照在驳船上的乘客身上。驳船已经和汽船脱开了，正在河边的水葫芦丛中斜着漂流。探照灯照亮了驳船上的乘客，他们待在栅栏和铁丝笼子后面，可能还不知道驳船脱离了汽船在独自漂流。后来又传来了枪声。探照灯关上了，看不到驳船了。汽船又发动了，在一片黑暗中沿河而下，离开了打仗的区域。空中肯定满是蛾子和各种飞虫。探照灯开着的时候，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虫子，在白色的灯光下，白茫茫一片。

一九七七年七月至一九七八年八月

[1]原文为Prosper，意思是“发达、繁荣”。

目录

杰克的花园

旅程

常春藤

乌鸦

告别仪式

版权信息

书名：海上花落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蔡安洁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9-01

ISBN：978754425989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深切怀念

我的弟弟

希万·奈保尔

1945年2月25日生于西班牙港

1985年8月13日逝世于伦敦

杰克的花园

头四天阴雨绵绵，几乎看不出自己身处何方。雨停后，我看清在我小屋前的草坪和附属房屋之外，是一片片田野，田野四周立着光秃秃的树。伴着微光，远方有隐隐闪动的小河，奇怪的是，有时那闪光仿佛在地平线的上方。

这条河叫埃文；不是和莎士比亚关联的那条埃文河。后来，当这片土地对我而言有了更大的意义，当这里较之伴我长大的热带街道，承载了我更多生命的经历，我便能把带有垄沟的平而湿的田地称作“湿草甸”，把远方绵延的低矮、平滑的山丘叫作“丘陵”。但在当时——虽然在英国生活二十多年了——雨停后，我看到的不过是平坦的田野和一条狭窄的河。

那是个冬天。以往一想到冬天和雪景我就激动不已，可惜在英国，对我而言，这个词丧失了某些浪漫色彩。我发现英国的冬天很少像我在遥远的故乡那座热带岛屿上时想象的那样极端。我在别处经历过严酷的天气：一月西班牙马德里近郊的滑雪度假村，十二月印度的西姆拉，八月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英国似乎和这样的天气无缘，在这里，一年到头可以穿同样的衣服，偶尔加件毛衣，大衣几乎用不着。

尽管我知道，夏天总是阳光明媚，而冬天树木掉光叶子，只剩下枝丫，仿佛罗兰·希尔达[1]画笔下的水彩画，可那年植被和天气的变化都很温和，时光在我眼里变得模糊。我分不清季节的更迭，也无法把某种花或者叶子和特定的季节联系起来。但我喜欢观察，会留意一切，也会被花叶之美、清晨的灿烂和暮色沉沉感动。我对冬天的印象主要是日短夜长，工作时间到处亮着电灯，偶尔会下雪。

如果我说我是在冬天到达河谷的那栋小屋的，那是因为我记得当时雾气迷漫，四天的雨和雾把屋子周围蒙在一片薄纱中，与我的焦虑不安相呼应：我为工作和新环境担心，我在英国搬了好几次家了。

我说那是在冬天，还因为当时我忧心高昂的供暖费。小木屋里用电供暖，比煤气或者汽油都贵。小屋靠近河岸和湿草甸，再加上它细长的结构，很难保持热度。屋里的水泥地只比地面高出大约一英尺。

某天下午开始下雪。雪落在屋前的草地上，盖在树枝上，给平日被忽视的东西描上白边，勾勒出草地周围空荡荡的老房子的轮廓，这些老房子我先前没怎么留意过。我看着雪花一片片飘落，脑海里渐渐构建出周围的景象。

野兔在雪地上嬉戏，或许觅食。一只母兔弓着背，带着三四只小兔，雪地上出现了灰色。兔子的画面，尤其是它们带来的新颜色，唤醒抑或创造了冬日的其他细节：傍晚的雪光；草地周围陌生的空房子发白了，变得显眼，也似乎更加重要。我想起变白的篱笆后面那片兔子觅食的森林。这便是我周围的图景：白草地，挨着草地的空房子，草地一侧的栅栏，栅栏空隙间远处的森林。我看见了一片森林，不过并非真正的森林，而只是屋后一片有些年头的果园。

我把周围看得真真切切，却不清楚看到的是何物。周围对我而言陌生依旧，我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然而我还是知道一些事的。我知道我坐火车到达的这个镇子的名字，叫索尔兹伯里。这差不多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英国小镇，我在我的英语三级读物中看到过康斯特勃[2]索尔兹伯里教堂画作的复制版，对它有了些许初步印象。那时我还在遥远的热带小岛上，不到十岁。那件四色印刷品是我当时见过的最美的图画。我知道我的小屋位于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个河谷中。

除去康斯特勃的浪漫主义画作，我对周围还有语言学上的理解。“埃文”[3]的原意仅仅是河流，正如“猎狗”[4]的原意就是“狗”。我所在的村庄和庄园的名字瓦尔登肖，“瓦尔登”[5]和“肖”[6]都是树林的意思。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除了雪和兔子带来童话般的感觉外，我觉得看到了森林。

我也知道小屋离巨石阵不远。我知道有条步道通向成圈的石头；我知道路上某个高处有个观景点。头四天过后，雨停雾散，我在一个下午去寻访那条步道和那处景观。

周围没有可谈论的村庄，我为此感到高兴。我见到生人会不知所措。在英国生活多年，我到一个新地方仍旧会紧张，有生疏感，仍觉得身处他乡，陌生，孤独。每每来到这个国家的一处新地方——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探险——对我而言就像揭开一个旧伤疤。

庄园阴暗、掩蔽在紫杉下的土地边上有一条狭窄的公路。公路、铁丝栅栏和路边的矮树之后是丘陵的陡坡。巨石阵和步道就在那个方向。应该有一条小径连接公路。要找到那条小径，是朝左还是朝右？其实都没问题——向左转走到一条小径上，向右转走到另一条小径上。这两条小径在杰克的农舍或农舍所在的农场处交汇，就在山那边的谷中。

有两条路通向那栋农舍，两条不同的路：一条很老，一条是新路。老路沿着宽阔蜿蜒的古老河床，比较长也比较平坦，想必以前是运货马车走的路。为汽车铺的新路比较陡，上坡接着又下坡。

在公路上左转会走上老路。路上山毛榉成荫，路沿着河岸的岩脊延伸，接着几乎降至河面。这里是一个小村落。我看到用砖和燧石建成的小房子，带有精致的门廊。依着河岸有一栋低矮的茅草顶白墙小屋在翻新。（几年后，小屋仍在翻新中，透过灰蒙蒙的窗户还能看见用了半袋的水泥。）在这个小村落，你走上了通往杰克的农舍的老路。

一条沥青路经过六栋普通的小房子，两三栋房子上刻有主人或建造师或设计师首字母的花纹，这是它们唯一精致的地方。花纹边还带有日期，让人惊奇的是，那是在战时的一九四四年。沥青消失，狭窄的小路变得崎岖，接着进入山谷，路变宽，上面一道道坚硬的车辙被错落的杂草顶得裂开。山谷显得古旧。左边的山坡阻挡了视线。陡坡光秃秃的，没有树或灌木丛，在平整稀疏的草下面能看见一条条伤痕似的沟，暗示很久以前连续多年的耕作，也有防御工事的痕迹。路面宽而曲折。宽阔的山谷（也许是古时的河谷）笔直延伸，在远处和一片低矮的丘陵相交。杰克的农舍和农场在这条直路的尽头，坐落在转弯处。

通往农舍的另一条路是短而陡的新路，自主路向上，又往下至山谷和农场，北面种着一排防风林，高大的松树保护着小山毛榉。坡顶有一个金属墙的现代谷仓；另一边往下一点点是防风林的豁口。这便是巨石阵的观景处。巨石阵远而小，不容易看见，没有炮兵操练场发亮的红或橙色的靶子清楚。坡底，沿着防风林边岩石遍布、凹凸不平的小径，有废弃的农场建筑和仍在使用的农舍，其中一栋便是杰克的家。

周围的丘陵坚硬而干燥，呈现出泛白的棕色和绿色。但是在谷底宽阔的路上，沿着农场建筑，土地黑而泥泞。拖拉机轮胎在黑色淤泥中碾压出不规则的长条形池塘。

我走到农场建筑的第一座小屋，沿着防风林边那条陡峭的小路走，问路人怎么去巨石阵。从山顶的观景点看去，路变得清晰。但是从那里往下走，山丘一个比一个高，坡接着坡，凹陷和小路都隐藏了起来；谷底的烂泥和水坑致使行走困难，让空间显得更大，看上去有很多小路，有些引向谷底的宽路，我觉得困惑。虽然在空旷中这是一句如此简单的询问；我从未忘记第一天问路的事情。我问的是杰克吗？我没有记住那个人；我更关心散步途中的陌生，我自身的陌生以及我那句询问的可笑。

我被告知绕过农场建筑，向右拐，沿着宽阔的主路走，无视所有干燥小路的诱惑。那些小路会把人带向另一边的树林，新生树木暗示那儿是乡村深处，是森林的开始。

我走过农舍和农场边的泥泞，经过旧木材、纠缠的铁丝网和废弃的农用机械部件的混乱，向右转。宽阔的泥路覆满了草，长而潮湿的草。很快，走过农场建筑，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条宽而空的旧河床，空间感淹没了我。

布满草的路，旧时的河床（我的猜想），都是向上倾斜的，因此目光被引向天空；两边是山丘的斜坡，映衬着蓝天向上延展。一边是牛群；另一边草场之后是一块空地，长着成林的小松树。这背景有种原始感，给人以空旷、土地未被占据的洪荒时代的印象。这里看不见房屋，只有宽阔、杂草丛生的路，头顶是天空，两边是宽阔的斜坡。

也许是这条路的延伸让人产生空旷感。当我走到路的顶头，和周围星星点点的坟堆平齐，我俯瞰巨石阵，也看见了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炮兵操练场和西埃姆斯伯里许多整齐的小房子。我走在空旷之中，散步仿佛是我自己的幻觉，幼松后面的森林也给我这样的感觉。不远处都是公路和大道，色彩鲜艳的卡车和汽车像玩具一般。巨石阵、旧手推车和坟冢在天空的映衬下轮廓分明；炮兵操练场，西埃姆斯伯里。新与旧；还有在散步中途或者其他不同时候出现的位于谷底、包含杰克的农舍的农场。

很多农场建筑不再使用。泥泞的院子周围，谷仓和畜栏——红砖墙，石板屋顶或黏土砖——在腐烂。畜栏里偶有病弱的小牛，与牛群隔离开。脱落的红砖，穿孔的屋顶，生锈的波纹铁，弯曲的金属，蔓延的潮湿，棕色或黑色的铁锈，畜栏中像被践踏的粪便一般稀软的烂泥上长着苔藓，有的翠绿，有的枯黄，在这幅图景下，那些被隔离的牲口就像被抛弃了似的，景况十分可怕。

这里的牛患有某种畸形。这些牛的配种变得机械，以至于畸形也变得机械，这是工业作业的败笔。牛身上不同的部位长出奇怪的赘肉，仿佛它们出自一个分成两半的模子，接合处发生了泄漏，变硬成了肉，然后长出和其他牛一样的黑白相间的弗里斯兰图案的皮毛。在破败荒废、遍地粪便和苔藓的农场，新鲜的只有牛自己的粪便，它们站在这里承受着令人费解的负担，身子中间垂下一块公牛垂肉似的东西，仿佛是厚重的窗帘，等待被镇上的屠宰场取下。

离开旧农场建筑，沿着宽阔的老路，走到农场和杰克的农舍。这里也是一派颓败，有其他努力或生命的遗迹。路的尽头，一侧的深草丛中堆着平而浅的灰箱子，排成两排。我后来听说它们原本是蜂箱。我从没听说谁养蜂。养蜂人是一个住在农舍的农场工人，还是一个闲得无聊想做点小生意的人，后来放弃并遗忘了这件事？如今这些灰箱子何以被遗弃，并且不值得任何人花功夫移走，这是没有栅栏的空旷中的一点神秘。

在宽车道的另一侧，农场建筑边的大拐弯就此开始，在小树和灌木丛的遮蔽之下，有一辆状况良好的红黄绿三色大篷车。我觉得这是一辆色彩鲜艳的旧时吉卜赛大篷车，仿佛拉车的马不久前才被松开。又一个神秘，又一个仔细制造却被遗弃的东西，又一个过时的、被弃用的却没有被扔掉的物件。就像丢散于四处、在农场建筑四周生锈的陈旧笨重的农用机械。

在笔直的宽路中间，离蜂箱和大篷车很远的地方，立着一个稻草堆，一捆捆干草堆成小屋的结构，盖着黑色旧塑料布。稻草堆了很长时间了，黑色中冒出了绿芽。夏天精心收割而后堆起的稻草开始腐烂，变成了肥料。现在，农场的稻草储藏在一个现代化的开放式棚子里，那是栋活动板房，屋顶下方印着建造人的名字。棚子立在混乱的旧农场之后——仿佛总是有空地，无须推倒旧的东西重建。棚子里新鲜的稻草散发着甜暖的气味。成捆的稻草被打开，金黄、干净、温暖，让我想起把稻草变成金子的故事，也想起书中写欧洲人睡在谷仓里的稻草上的情形。这是我在特立尼达时理解不了的，岛上的人总是用新割的草喂牛，草是青的，不会变黄堆成干草堆。眼下，在这个冬季，在这潮湿的谷底，有高耸的金黄的稻草堆，暖融融的金色旁边是有车辙的黑色泥浆。

离小屋形状的腐烂稻草不远，有一栋房子的废墟。这房子的墙壁也许由燧石和混凝土砌成。这栋陋屋——墙也许没有地基——如今暴露在外。破损的墙，没有屋顶，周围是泥土——没有石头或水泥地。多么潮湿！周围的梧桐、山毛榉或是橡树，都很高大，让房子小了下去。曾经这些树不引人注意，当房子不再存在，树木继续生长，如今让周围阴冷黑暗，见不到光的地方青苔遍布。公路边的农舍是上世纪开垦者建造的，主要是农场工人，他们为自己和后代争取了所有权。但是在这儿，在长满草的车道边，于田野和孤寂之中，屋子的拥有者或建造者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建起什么，只有种下的树继续生长。

也许这房子不过是一个牧羊人的居所，但这只是猜想。牧羊人的屋子更小，周围的树也不像是牧羊人小舍会有的布置，不像是一个仅待几晚的住所。

羊不再是平原上的主要动物。我只见过一次剪羊毛。剪羊毛的是个大个子男人，听说他是澳大利亚人。这项工作在一栋木墙、石板屋顶的老房子——与杰克的农舍在同一排——中进行。我是偶遇剪羊毛的，之前并没有听说过，仅仅是在下午散步的时候碰见了。显然，剪羊毛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新鲜事，农场和周边的人都赶来看热闹。这是力量和速度的展示，羊被同时抬起、剃去毛，然后被光秃秃地送走。这仪式像是出自旧时小说，也许是哈代[7]的小说，也许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乡间日记。仿佛索尔兹伯里的炮兵操练场，天空中军用飞机的尾迹，军营和呼啸声阵阵的公路都不在我们周围。仿佛在农场建筑和杰克的农舍边，时间静止不动，事物一如往昔。剪羊毛来自过去，如同旧的农场建筑，如同不再移动的大篷车，如同不再储存粮食的谷仓。

这个谷仓有高大的窗户和铁支架。也许有一个滑轮和锁链连在这个金属支架上，把稻草从推车和马车上吊起，然后通过高大敞开的窗户摇进谷仓。索尔兹伯里镇上有一个类似的古旧装置，在一个出名的老杂货店的二楼。它作为古董和标志存留着，适合一座关注过去的老镇。但是镇上的古董到了山谷里就成了垃圾。它是一个逐年破损的谷仓的组成部分。谷仓和其他荒废的农场建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保护区域，规划章程只允许有建筑的地方加盖新建筑。

正如现代的活动棚子取代了腐烂的旧草堆——棚子离得很远，并非建在旧农场建筑边——真正的谷仓建在山顶，靠近防护林。谷仓有镀锌的墙，可防鼠。在这里，机械赶走了一切，强大的卡车（不是从谷底到旧谷仓的马车）从公路爬上崎岖的山路，停在谷仓的水泥院子里。谷仓的喷嘴把沾满灰尘的谷物倒进卡车车厢。

稻草金黄温暖；谷物金灿灿；但是，四处飘落的灰尘——在水泥院子里，在崎岖的小径上，在防风林的松树和小山毛榉间——谷物被倒进卡车车厢后飘落的灰尘是灰色的。在金属墙的谷仓边，一个金属喷嘴下有一小堆圆锥形的尘土，是借助机械从谷仓里大堆的圆锥形谷物堆中吹出的。这堆尘土——底部坚实，顶部非常松软——非常细，灰蒙蒙的没有一丝金色。

这个新谷仓有机械装置。但是在它边上，穿过没有铺好的泥路是另一片废墟：一个战时防空洞，土丘上种着梧桐，起到掩护作用，一个金属通风器奇怪地从茂密的树枝间伸出。梧桐至少是二十五年前种下的，但它们紧挨在一起，看上去还嫩。

*

杰克生活在废墟中，在废弃的东西中。我是后来才有这种看法的，现在伴随着写作，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这并不是我一开始出去散步就有的想法。

破败废弃和无所适从是我对自己的感觉，这种想法附着在我身上：一个从另一个半球、另一种背景过来的人，中年时栖居在被忽略的庄园的一栋小屋里，庄园充满了爱德华时代的回忆，和现代社会的联系微乎其微。它是山谷里庄园和大宅子中的异类，而我又使这里的异类之感增强了几分。我感到生疏，感到漂泊不定。在最初的日子里我所见到的周遭环境，我沿着防风林或宽阔的草路在每日散步中的所见，这一切都加重了这种情绪。我觉得自己在这老山谷里的出现像是一场动乱的一部分，是这个乡村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变化。

然而，杰克却被我看作这景色的一部分。我觉得他的生活真实，有着落，并且合宜：一个和谐地融于景色的人。我将他看作过去的一种残余（我的出现预示着这点残余的消失）。我第一次在这里散步时只看到景色，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乡间风景，古老而相称。那时我没有产生这样的想法：杰克生活在垃圾之中，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废墟之中。他农舍周围的过去也许并不是他的过去；他有可能是后来才来到山谷的；他的生活方式也许是一种选择，一种自主行为。一小块地伴随着他的农场工人的小屋（三排小屋中的一栋）来到他眼前，他为自己创造了一块特殊的土地，一块他异常满足地耕耘的花园（虽然周围是废墟和消失的生命的遗迹），在这里，就像在时光之书的一个版本中，他庆祝了时节的更替。

我把他看作一种残余。不远处的古老坟堆间，是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射击场和军事训练场。因为军事区域人烟稀少，而这块土地长久军用，所以，在爆炸和军事演习之后，平原上出人意料地有一些在人口稠密地区已绝迹的蝴蝶活了下来。同样地，山谷底部宽阔的车道意外地免受人群、交通和军营的侵扰，杰克像那些蝴蝶一样幸存了下来。

我缓慢地观察事物；它们缓慢地呈现。我在散步时首先注意到的人不是杰克，而是他的岳父。他的岳父——而不是杰克——像那古老地貌中的一个文学人物。他像是华兹华斯[8]笔下的人物：驼背，驼得厉害，严肃地干着农活，像置身于湖区无尽的孤寂中。

驼背的老人走得很慢，做事不慌不忙。他在丘陵地中开出了几条小径，以后就再未变过路线。你甚至能循着他的小径穿过铁丝栅栏。老人在有刺的铁丝上缠上蓝色塑料袋（原来是装肥料的），再用红色尼龙绳紧紧绑住。他以一种和他的步伐及从容不迫的态度相称的彻底精神，垫出了可以安全从铁丝网下穿过或是从上面爬过的地方。

我先注意到老人，之后是花园。花园在废弃物当中。杰克的花园让我注意到杰克——这个住在另一栋农舍里与我素不相识的人，我不认得他，不知道他何时搬进或搬出。我花了些时间才注意到花园。很多个礼拜，为了寻找野兔的踪迹，我从布满灰白的白垩与燧石的丘陵到可以眺望巨石阵的古坟头走了很多趟。我对季节有了意识之后，才注意到花园。在那之前，它不过在那里，在我散步的路上，像路标那样不值得特别留意。我喜欢风景、树木、花朵和云彩，能敏锐地感受到光线和温度的变化。

我首先注意到他的树篱。它修剪整齐，中间紧密，靠近地面处乱糟糟的。从修剪的样式来看，园丁大概喜欢紧实的篱笆，让它像一面砖墙、木头或者人造草料般完整。篱笆把杰克的果园、花园同车道隔开，车道很宽，环绕小屋和农场，几乎总是松软或泥泞的。冬天，在拖拉机留下的黑色车辙的烂泥间，长长的水洼映出天空。夏日里有那么几天，黑色的烂泥晒干，变硬，发白且容易扬尘。于是，杰克的农舍旁花园的树篱在夏日积累起大约一英尺的白尘，冬天溅满烂泥，干了就呈白色或灰色。

树篱没有遮住任何东西。从丘陵上走下来，沿着防护林就能将它一览无遗。老式的锈迹斑斑的农场建筑做背景，屋前是泥地或花园，泥地和花园前是一片空旷。杰克的花园边是杰克的篱笆：一小堵墙上是泥泞的绿色，在开阔的车道前显得突兀，像是遗迹，是对另一类房屋、花园和街道的回忆，对某种更完整、更理想的事物的象征。

严格说来，花园在小屋的前面。但事实上，小屋的后部一直被用作前部，前花园也就成了后花园。杰克精心种植和修剪车道边的树篱，他以同样的本能把花园拾掇成了前花园。一条边界分明的铺砌的小径从“前”门延伸到花园中央。这条路应该通向一扇门、一条人行道或一条街。确有一扇门，但它装在孔隙宽大的铁丝栅栏上，只通向一块用铁丝围起来的地，地每年翻一次，杰克在这里种下一年生植物。再往前是一片空地，是车道和耕地间的荒地。杰克的鸭和鹅在这里做窝，到处是乱糟糟的粪便和羽毛。鸭和鹅没有圈养起来，但它们走得不远，仅仅来来回回穿过车道。

篱笆，花园，一年生植物的花床，鸭和鹅的窝；在这些之后，在另外两栋农舍的预留地之后，土地开始向农场机械耕种的田地倾斜，这里是杰克种菜的地方。

每一块地都是分开的。杰克没有把这里当作一个整体。但是他把每一处都看得很清楚；他照料的每种东西都回应了他特别的想法。篱笆经常修剪，花园美丽干净，满目变幻的色彩，鹅圈脏兮兮的，窝棚随意搭起，地上是搪瓷碗盆和废弃的陶土水槽。杰克在老式农场建筑边建起了花园的一切，就像一个微缩的中世纪村庄。这是杰克的风格，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他是旧式农夫生活的一点残余（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像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爆炸之后存活下来的蝴蝶，不知怎的在工业革命、被遗弃的村庄、铁路以及这个山谷巨大的农场中间幸存了下来。

我以文学之眼看到这些，或者说我借助文学看这一切。我是个异乡人，带着异乡人的紧张，但我通晓这儿的语言，了解这门语言的历史和写作，我能在所见之中找到一种特殊的过去；我的一部分大脑容许幻想的进入。

有天早晨我在广播里听到，罗马帝国时期，鹅能从高卢一路走到罗马的市场。杰克的随处排泄的鹅高昂着头，在谷底的泥泞中大摇大摆，偶尔具有攻击性。这之后，我觉得杰克的这些鹅有了历史意义，超越了中世纪农民的概念，超越了旧时英国乡村的样子，超越了童书里鹅的插图。有一年，我想读莎士比亚，想接触早期语言，于是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重读《李尔王》。读到肯特伯爵说：“鹅，如果我在塞勒姆[9]遇到你，就把你嘎嘎叫着赶回卡美洛[10]。”塞勒姆平原与索尔兹伯里平原，卡美洛与温彻斯特——仅二十英里之遥。我觉得借助杰克的鹅，我理解了《李尔王》中编辑说明显得晦涩的地方。杰克可能没有想到车道上的这些动物会如此古老。

散步的孤独，丘陵上的空荡，让我沉浸在语言或历史的幻想中，同时也缓解了我在英国作为一个异乡人的紧张。田地的形状，小径和公路的分布，军用的需要，这些意外让这一小片地显得孤立。散步时，我独自享有了英国的这一段历史。

每天我在山坡间杂草丛生的宽阔道路上散步，走过白垩山谷——有时看似夏日散布着砂粒般的积雪的喜马拉雅山山谷。每天我都会看见几百年前耸起的土丘。这么多土丘！它们散布在四周。从一定的高度看，它们映衬在蓝天里，像是土地的疙瘩。起初我喜欢踏过一路上的土丘。土丘上的草很粗壮，很高，颜色暗淡，一丛丛的绊人。树受尽风的摧残，长得不高。

我择路而行，沿着每个土丘上上下下，绕来绕去。刚来的日子，我想看尽所有可到达的土丘，觉得要是看得够仔细、够久就能欣赏到劳动的魅力，而非了解宗教性的神秘。

每天我走在杂草丛生的宽阔道路上，也许那是旧时唱着圣歌的游行队列走过的道路。每天我从谷底爬到山顶，看到这番景色：前方是石头围成的圈，看上去就在下面，却还有很远的路。石头被绿色衬得发灰，有时被阳光照亮。我沿着野草丛生的路向上走（尽管我乐意承认游行队列所走的真正的路在别处），不停地想象自己是古时的人，登高去确认这世界一切都好。

巨石阵两边都有主干道。路上的卡车、货车和汽车都像玩具似的。巨石阵脚下是一群游客——不那么明显，没有你走到巨石阵置身周围那梦幻的气氛中时想象的那么明显。从远处注意到游客，只因有些女人穿着红裙子或外套。巨石阵游客身上的红色我总能看见，在一群小小的身影中总有人穿着红色衣服。

虽然周围是人群、公路、炮兵操练场（有荧光或半发光的靶子），对古老的感受，对土地年岁和人类占有它的悠久历史的感知总是跟随着我。一大块神圣的坟地以天空为界，那些坟冢在如今几乎空荡荡的大地上诉说着什么，那时有过什么人物，什么样的规模，有多繁忙！古老感赋予一个人周围的活动另一种刻度。但同时，站在这一高度，在这么广阔的视野下，也有一种延续感。

于是，这种让人的现实活动显得既卑微又高贵的古老之思以及文学之思，包裹了这个世界。虽然被公路和军营包围着，空中有云彩，有时还有繁忙的军用飞机行驶的痕迹，但在很多个下午，这个世界让我有了幸运的发现——我置身其中的那种孤寂。

云雀山是炮兵学校的名字。我来这里的头一两年，学校有集会或是开放日，学员当着家人的面表演开枪射击。但是我散步途中寻找的云雀山，是有着古坟的山丘，云雀在此生活，就像诗歌中吟唱的那样。“青山葱茏遥远处，云雀化作欢歌飞无影。”这是真的：鸟雀几乎垂直地不断向上飞翔。我觉得以前听过云雀的歌声。但这是我第一次注意，第一次观察并且倾听它们。它们是我孤寂中又一个幸运的发现，又一个意外的礼物。

这成了我的心绪。我在路上看到野玫瑰和山楂树的时候，没有将它们旁边的防风林看成是大庄园主们做的一种记号：树林种在特定的地方（据说是对特拉法尔加战役两军阵地状况的模仿），庄园主在孤独上留下他们的标记，并保存下来。我没有想到庄园主。我的心绪纯净：我认为这些单瓣的玫瑰和路边气味甜美的花是野生的。

秋日白天渐短，我脑袋里充满了冬天的那些乐趣，火炉、夜灯和书卷。有一天，我特别想读《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这是二十多年前我在牛津中世纪文学课上读过的一首长诗。防风林边的玫瑰果和山楂果，在这死寂却温暖的时节长出的这些红果让我想重读那首古老诗歌中有关冬季的旅程。我去索尔兹伯里买了这本书，在回家的车上读起来。于是，在英国，我第一次融入当地的风景，融入那种孤寂。

杰克和他的花园、鹅、农舍以及他的岳父，似乎都是文学、古老和这种风景的发散。

*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岳父，最先遇见的也是他的岳父。我很早就见过他，当时我尚在探索，还没过上规律的生活。我沿着山边少有人走的小路漫步，路上泥巴很深，野草长得很高，不时还有枝杈伸出来。我那时总走的小路，后来我再也不去问津了。在某条探索的小路上，在防风林边连着陡峭石径的小路上，在人迹罕至的半隐秘的小路上，我遇见了杰克的岳父。

他背驼得厉害，那背好像生来是要负重的。他对我说话时发出奇怪的嘶哑的声音。让人惊奇的是，他虽然说话费力，还是会和陌生人说话。更让人惊奇的是他的眼睛，这个驼背老人的眼睛明亮有生气，还带着调皮的神采。他死人般的脸上有一种奇特的色彩，一种灰色，一种让我想起吉卜赛血统的黝黑。他死人般的脸上有胡茬，几乎像一层羽毛，脸颊和下巴是白色的，那双眼睛是奇迹和安慰：虽然那场事故永久地损坏了这个老人的脊椎，他的个性如故。

他发出嘶哑的声音，好像在说：“狗？狗？”他停下来，像只乌龟似的抬起头。他发出嘶哑的声音，举起象征着权威的一根手指。他好像在说：“狗？狗？”只需要我重复词语“狗？”，他就又埋下头，弓着背忙活去了。他的眼睛暗淡了，头低下去。他咕哝着“狗”，这个词卡在他喉咙中。“让野鸡发愁。”

小径边的树荫下是篱笆高的笼子，里面关着野鸡。野生动物像鸡一样养在后院，这让我觉得新鲜。周围的树林都是人栽种的，所有山毛榉和松树边的玫瑰和山楂树都是人栽种的，这也让我觉得新鲜。

在隐秘的小路上遇到陌生人，一个黝黑程度是吉卜赛人的二十倍的陌生人，会有一点冒充权威甚至欺侮的冲动。但这是老人短暂的冲动，或许也是一种社交冲动，希望和陌生人说说话，希望邂逅的人多上一个。

他埋下了头，眼中神采不再。我也没再听到他开口。

我们再也没有过什么交集。我偶尔会远远看到他。有一次见他弓着的背上有一捆木头，像是华兹华斯笔下的人物，若是在华兹华斯的诗里，题目会是“拾柴者”。他走得很慢，然而在缓慢和从容中有一种确定：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像老鼠一样，他仿佛有一块“领地”，然而我不清楚他在地里做了什么（除了照料野鸡——也许这都不用做）。

沿着古老河谷延伸的车道很长。我第一次走在上面的时候还没有栅栏。在最初的一两年里，大路变窄了。一排带刺的栅栏竖起，从长而直的路中央延展开去。坚实的绿篱笆柱（粗的被结实地撑着）和带刺的铁丝让我觉得，虽然对我来说，山谷里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也处在偶遇的事物的尽头。

丧失了那种宽广和空间感多么让人伤感！这让我痛苦。但是我已经成长到接受世事变迁观念的阶段，我已活在“腐朽”这种观念之中。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这像是对我的诅咒：我孩童时在特立尼达岛就想，我活在一个已经过了巅峰时代的世界。我已活在死亡的念头中，而这个念头是年轻人不可能有、无法留在心中的：一个人在世上的时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这些关于腐朽世界、世界不断变化以及人生短暂的念头，让很多事情变得可以忍受。

后来，我从车道上发现了更早的侵蚀。某个夏天，我从云雀山俯视巨石阵，路边玉米地变换着颜色，我猜想其中一定有老式推车和马车轮的辙印。这是当年马车从巨石阵到索尔兹伯里所经之路，因为烂泥的缘故，这条土路比铺筑的路更宽。很久以前，老路一些宽阔的地方就被并入田地，消失在铁丝栅栏之后。

古路围在了栅栏之中，被古代部落视作神圣之物的宽阔河床划作私人领地（在山谷的一头，蜂箱往后，大篷车、古老的草垛与依着巨大梧桐树的破败房子往后，在尽头处，在河西岸的纤草下，有古坟或堡垒的印记），这种对地产的强调本该让我想到现在，想到将我包围的大庄园，想到我栖居其上的庄园的遗址。

我看见农场主或是农场经理开着路虎车巡视。我在山头看见了现代谷仓。我看见山间起伏的防风林。它们是新近种下的，松树用来保护山毛榉，却比山毛榉长得快，形成一片林子，地上散落着枝干和枯木。我看到了人的痕迹，但没有放在心上，我更愿意看到我想看到的：平原磅礴的地势，丘陵和老河谷，远离当下河道的更小的河流。我看到了古迹，看到了颓败的旧农场。

这种选择性地看见，有点像杰克的岳父，他忽略了把他的地割成了小块的新栅栏。他忽略了为数不多的新的门，坚持来回跑，在铁丝网上开出门、台阶和包好的通道，用老法子把蓝色塑料袋缠在铁丝上，然后用鲜红的纤维或是尼龙一圈圈地绑好。

这会儿能看见老人的地盘那奇怪的锯齿形边缘，以及它的边界：山丘一头泥泞荫蔽的小路上有野鸡笼子，旁边是新谷仓，沿着那条路穿过车道，一直到北面山坡树林边的一片田野。我在此第一年的某个夏日，在那里的一扇门边看见很多张着翅膀的腐烂的乌鸦，有的刚死，有的死了一段时间了，有的只剩个羽毛骨架。把这么凶残的行为和这个驼背的老人联系起来很奇怪，他走得那么慢。但想想他狡黠的眼睛，他晒成吉卜赛颜色的皮肤，他强壮的蛇形身体和狡猾的脸，倒与这行为契合了。

整个生活，整副忍耐的性格，都在那片地盘上表现出来。老人存在的印记那么明显，他的精神徘徊在他的地盘上空，徘徊在他的门、台阶和古怪地卷起的塑料袋上，甚至在那些早已卷起绑好、没了光泽、蓝色变成了白色的破碎的塑料袋上也有迹可循。这一切都说明老人缓缓地来回忙活着。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想起有阵子没见到他了。接着我明白了，过去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我看到的都是他的遗迹。

他死了。没有人公开记录这一事实，或是传递这一消息。很久以后，篱笆老化，那些塑料袋继续变白、破碎。它们依旧在，就像谷底其他的残骸——只剩墙壁的破败房子，白桦树下的古旧机器，老农场建筑后山毛榉下被弃的木头和金属，摇摇欲坠的谷仓卸装货窗户边的铁支架。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老人住在杰克的房子里，也死在那里，他真是杰克的岳父。

*

认识杰克之前，我先认识了农场经理。我觉得农场经理是杰克的老板（因为杰克住在农场上的农舍中）。我从没想过他们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们是彼此独立的。

农场经理坐在路虎里巡视。他带着一条狗，狗有时坐在副驾驶座上，有时从后座上探出头。

我们在谷底通向山顶谷仓的一条多石的小路上相遇，谷底有旧的农场建筑。这是一路上最陡的一段，我权作锻炼了。这位置很合适，快到路的尽头，长短上刚好让我腿部的肌肉感到紧张，让我深呼吸。某个下午，农场经理在山坡上停下车，友好地向我打招呼，在最后五十码处，幽默地说要载我一程。他人到中年，戴着眼镜。

路面狭窄，好几个下午我给他让路。起初只见到路虎，后来看到了里面的人，开始熟悉他的外貌，以及那条狗满足而非警觉的神情。我以为他是农场主，是这些精心打理的土地的主人。他下了路虎，走进谷仓查看谷子是不是干透了，我便也觉得他“迈着农场主的步子”。我赋予他一种特别的权威感，一种对我们周围土地的特别的态度。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不是农场主。我只好修正看待他的方式：他只是农场经理，一个雇员。

他巡视的路线覆盖了我散步的部分路线。从防风林边的小径到公路。路对面那块低洼地是农场的养牛场。牛棚后是湿草甸，远处是河岸边的柳树和其他树。路边农场的入口，有一个三四英尺高的木平台。平台上摆着搅乳器，等着取乳制品的货车来。再往后，公路经过一座粉红墙的茅草小屋以及几栋普通的砖石小屋。接着是庄园的紫杉和山毛榉。这是我散步结束的地方：一片暗绿色阴影中的一个宽敞出口，接着便是我小屋前亮绿色的草坪。

阴雨绵绵的头四天过后，我出了门，对着这段公路，不知该向左还是向右。现在，如果经理的路虎从后面开过，赶上我，我知道它会开向何处。经过那片紫杉，沿着河上方山毛榉成荫的路，到傍着水的白墙小茅草屋那儿，开上坑坑洼洼的沥青路，经过几座也许刻有字母花纹的房子，到没有铺过的宽敞土车道。

我对那条杂草丛生的大路越来越有感情。我把它看作一条古老河流的河床，几乎是另一个地质时期的东西。我把它看作以前人们从索尔兹伯里平原赶着鹅到卡美洛－温彻斯特的必经路；我把它当作旧时的马车道。

当下不仅渗透了过去的时光，更渗透了古老而神圣的土地。在一小片整齐地围着栅栏的地上，有一条铺好的车道、一座低矮的小房子和繁茂的花园，花园里种着大株的花、低矮的针叶植物和高大的观赏植物。在那里，在铺筑的车道上，我偶尔会看见路虎。那是经理生活的地方，是他巡视的终点：在古迹边缘的一小处郊区。不过，我觉得这房子的存在理所当然；我周围这片逐渐成形的土地上的这座工整的房子，我花了点时间才注意到。而古迹——更加模糊，有更多臆想的成分——更容易让我留下印象：我已经有所预期。

经理会从他的农场开上车辙深深的车道，开到几乎光秃秃的河岸，上面散布着古坟。无疑，他想着树林、田野、庄稼和牛群，和我所见的不同。他沿着直路驾车——这条路现在被他自己或别人立起的铁丝栅栏分割——经过没有屋顶的石房子，旁边有高大的梧桐，旧草垛像栋小屋，覆盖着黑色塑料布；经过一边树荫下的大篷车和另一边如今已并入铁丝栅栏的两排蜂箱；经过老农场建筑（虽然挂着新草绳）和几栋农舍，其中之一是杰克的；经过杰克的花园和鹅窝，到新建的金属壁的谷仓。

经理的路线几乎是环形的。这路线也是杰克的，部分也是我的。

我见过杰克在菜地里干活。菜地在农舍前花园的外面，在朝向农场田野的斜坡处。我注意到他修得尖尖的胡子，透出奇怪的优雅。尽管在菜园中，他的性格也比其他农场工人显得更加清晰（其他农场工人的性格至少有一半在拖拉机或在其任务中体现，稳健地，一片接着一片改变广阔田地的颜色或质感），但杰克一开始不过是风景中的一个人影而已。我对他而言无疑也一样：一个谋生的人，一个徒步的人，一个在现已私有的路上享受着公共权利的人。

但是过了些时候，大约几周吧，也许觉得努力不会白费，他接受了我。还离得很远呢，一看见我，他就发出问候，我听不清楚，那更像是在寂静中故意弄出的声响。

当他在农舍前的花园里干活时，我能更清楚地看到他。当他在铁丝栅栏围着的地里翻起老山楂树下细软的黑土时，我看得更清。这让我想起特立尼达岛上的旧事，我父亲曾在林中空地建起一座小屋和一个花园。黑暗、潮湿、温暖的大地和生长其上的绿色，旧时的本能，旧时的快乐。我对杰克有种难以言喻的感情，因为他的力量和他扬起耙子时奇特的优雅，手脚的协调。几个月后，我也发现他的衣着奇特夸张：夏天一出太阳就光着背，季节一变就裹得严严实实。我开始觉得他的衣着代表了特定的季节：像是一本当代的《时节之书》。

某天，他像开路虎的农场经理一样，把车停在防风林边农场建筑与谷仓间的陡坡上。杰克和其他住在农舍的人都有车，否则，他们的生活会很不方便，农舍离公路太远，离商店有好几英里路。邮差似乎一周来一次。

我听到了汽车的声响，站到一边。在狭窄的农场路上你不得不这么做。（要是你想避免和人打照面，可以站在防风林中，在山毛榉和松树间的荫蔽下。）我在让路中认识了农场工人。在经历了拖拉机车厢和丘陵的孤寂之后，他们都愿意挥手微笑。这是交流的极限；除了挥手微笑和打招呼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这回是杰克，他在自己的车子里，在空闲的时候，这样的交流很特别。我们对视，互相打量，发出声音而不是说话。

我总是注意到他尖尖的胡须。从远处看，我觉得那胡子是年轻人特有的。从他翻土的姿势，从他的身高、宽厚的胸膛、坚实的腿以及挺直而轻松的步伐看，我觉得他是个年轻人。但他的胡须几乎灰白，也许他已年近半百。

他的目光投向远处。他的眼神不坚定，跳动着，这出卖了他，说明他不过是个农场工人。换个环境，在一个更拥挤或竞争激烈的地方，他也许会精神沮丧。这个发现让人有点困惑，因为（在我放弃了他是旧时农业社会的遗留这个想法后）我在他的胡须，他的姿态与挺直、轻松、优雅的步伐中，看到了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一个出于原则背离了其他生活方式的人。

我们没什么话好说，但是我们之间产生了邻里的感情，这点从他远远的呼喊中持续传达出来。

他的花园教会了我分辨季节，我开始以新的方式去看司空见惯的事物。我看到他精心修剪的苹果树上花朵绽放，记住了花朵的色彩（时刻都能回想起来），知道是哪个时节的；我看到小小的果实挂在枝头，青涩的果实和花园里其他果实一起生长，渐渐变了颜色。

我在夏天呈粉白色、含有燧石的泥土中看到了丰饶，而这点在初来那会儿是我不曾料到的。在英国，我不是园丁，对见过的屋前小花园（现在从开往索尔兹伯里的公交车上也能看见）也没有太大兴趣。我在那些花园中只能瞧见颜色，几乎无法区分任何一株植物。但是一个接一个下午，我观察着杰克的花园，凝视他的劳作，看到他辛劳的成果。

我眼含喜悦看到了。但是我慢慢才看懂。这不像童年在特立尼达岛上时那样，那时我对花草几乎是发自本能地知晓；这像是学习第二门语言。如果当时能有现在的知识，我一定能重现杰克的花园的季节。但是我只能记住简单的事物，比如春天的球茎，盛夏种下的一年生金盏花、矮牵牛、飞燕草、羽扇豆，在英国和特立尼达岛热带气候下都能生长、让我欣喜的剑兰。还有高而粗的竿子周围培植的玫瑰，开出几百朵花儿；还有永远被修剪得矮矮的小苹果树，秋天挂满了惊人的果实，在凉爽的季节里带着最温暖的色调，像是童书或者老课本里的苹果树。

小屋后——现在其实是前面，连着车道的真正入口——有一个温室，很像报刊广告上的温室，也许是邮购来的。这个温室立在不平坦的混凝土地面上，在农场和小屋间满满当当的杂物中间显得崭新而正式。杂物有小屋里的东西，也有农场的。这儿离破旧的牲口栏不远，有时候生病的牛关在那里，它们在布满苔藓的黑土地上踩踏着。杰克种的是英国温室里常见的花木，比如美丽超凡的倒挂金钟。

这么多需要照料的东西！这么多在不同时节种植的花木！杰克好像在寻找活计，寻找任务，想办法让自己忙起来。后来我想到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忙碌一天，填满一天，杰克出售花草和蔬菜也不仅仅是为了钱。似乎在破败的房屋和老式农场之间（机器低效，威尔特郡多人力，上世纪农场劳工的贫穷是出了名的），这块地让杰克获得了成就感。

我好奇他对生活是否满意——他身处自己布置的环境中（对我而言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环境），与季节和地理环境合拍。一个周日下午，我的好奇转成了羡慕。午饭后我去散步，看见杰克的小车沿着那条有车辙印的宽车道朝农舍方向颠簸而去。他没有像平时那样从防风林边的路上开下来。他去了酒馆，脸通红。看见我时他对我大喊，从车窗里探出身，非常热情。

周日！但是为什么他选择走那条野草丛生的车道？为什么他不走常走的路，轻松地开上半英里，那条铺好的路直接通向山顶的新谷仓，又直接往下到小屋？他是醉了，是想体验那条车道，还是害怕有两三个盲角的狭窄小路把他带到河里？也许在他心里，周日的车程是酒吧快乐的延续。周日喝啤酒的快乐！好比他作为自由人在花园里劳作的快乐。

*

这儿是一个不变的世界——在异乡人眼里。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的：乡村生活，时间缓慢流逝，死寂的生活，私生活，邻里不相往来的生活。

但是不变生活的观念是错误的。变是永恒的。人们死亡；人们变老；人们改造房子；房子出售。这是一种变化。我出现在山谷中，入住庄园小屋，这是另一种变化。沿着车道竖起的铁丝栅栏也是变化。人人都在变老，一切都被更新或抛弃。

在我知道经理的巡视路线后不久，沿途也开始变化。住在公路边茅草顶小屋里的一对老夫妇离开了，小屋的篱笆上爬着茂盛的玫瑰。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家人，听说是从镇上来的。男人来做挤奶工。挤奶工的工作是一成不变的：每天两次看着一大群奶牛走过挤奶机。挤奶工是性格最喜怒无常的农场工人，有些甚至是流浪汉。

新来的挤奶工长得丑陋。他的妻子也难看。他们的丑透着伤感。丑陋走向丑陋是为了寻求互相支持，结果却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

改变是奇怪的。两处房屋聚集地没有几座房子，它们组成了一个小村落。人们不常在路上走，生活都在房子里，购物则去索尔兹伯里、埃姆斯伯里和威尔顿周边的镇上，因而这里没有什么公共场所。即使变化可能很大，也需要时间才能被人注意到。高耸的山毛榉，橡树和栗子树，窄路上的曲折和阴影，盲角的拐弯——这些增添了乡村的美，同时也增添了神秘感。（那种不被注意的、私密的感觉，使得我在初到时对农场工人说了谎。他们友善而好奇，想知道我住在哪座房子里。我随口编了一个名字。我没想到他们知晓这儿所有的房子。）

我不怎么认识那对老夫妇。我更了解他们的农舍，它美得让我惊异。农舍很窄，有着粉红色的墙。茅草屋顶用铁丝网固定，天窗下的茅草点缀着绿色的苔藓，屋脊上立着一只铁骨架的稻草野鸡，这玩意儿我在当地的房屋上见到很多（最初是盖茅草屋顶的人的突发奇想，现在成了普遍装饰品）。粉红色的小屋加上树篱和玫瑰，看上去是典型的乡村农舍。

老夫妇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座农舍的风格，尤其是篱笆和花园，得益于他们的勤劳与品位。几个月后，花园变得荒蛮。树篱还是那么紧密，但玫瑰篱笆失于修剪，凌乱不堪。

这家人的来历我有所了解，是从租车的布雷那里听来的，他是他们的邻居。我从照料庄园的人那里也听来些故事。在去索尔兹伯里购物的公交车上，也听到了只言片语。新来的挤奶工一家在镇上度日艰难，来山谷生活算是“得救了”。

男人年轻高个，脸很长，头发稀疏；容貌并不粗犷，倒是透着几分严肃。他长着一张饱经沧桑的人的脸，但依然是年轻的脸。他的妻子看上去年老，这个家经受的一切都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她看上去像是他的母亲。他的脸和头很长，而她的脸是方的，像是被挤压过，布满了皱纹。她戴着无框眼镜，这一时髦装饰让人意外。她很内向。她丈夫脸上偶尔会浮现笑容，但是我从未见过她笑。

他们在镇上一定是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像他们这样的人，压抑着情绪和激情，如何度日？他们能做的，充其量是无言地忍受。他们所受的痛苦和羞辱仅仅体现在了性格上：就像恶灵掌控了肉体，肉体做了什么都一副纯洁无瑕的模样。

这对夫妇有两个儿子。大的有父亲那种逆来顺受的表情，又带着一丝暴力、淘气和无意识的邪恶。年纪小的更像母亲。小小的他虽仍穿着整洁的灰色法兰绒校服，却已经有了些母亲那种拒人千里、寡言少语的气质。

下午有一班公交车从索尔兹伯里去南边的小镇和村庄。去的途中接一些年纪小的孩子，返程时接上年纪大些的中学生。挤奶工家的两个男孩搭这趟车。我有时也会坐。山谷中的生活依旧。我近距离看到了男孩们。我觉得虽说山谷“救了”这两个孩子，小镇的印记仍留在他们身上。

大孩子虽然吵闹，总的来说都比较懂事。车上的规矩是，若是满员，孩子要给大人让座。有的孩子叛逆，不过表现上是含蓄的，他们拖延着，慢慢让出座位。挤奶工的大儿子给校车添了一种基调。吵闹成了粗暴。有一回，我看见他不仅不让座，连伸到过道中的脚都没收回。我上车后他觉得不好意思——我是邻居，认识他们家和他的父母。但是他身边有朋友，他不能让自己难堪。

公交车把我们载到庄园巨大的紫杉树荫下，离我们两家都不远。

我说：“彼得。”

他站住脚，像某个军官学院或是少年管教所的男孩。他扭过头来说：“先生！”好像等着被扇一巴掌，但没有真心想道歉或表示尊敬。那样的反应让我觉得紧张，我感觉瞥见了他的过去，看到他对挑衅的需要，这是他唯一自信的表现。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我不是很想再跟他交流。我什么也没再说。

他是公交车上的异类，在村子里像是一个入侵者。事实上，周围没有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孩子多的家庭都搬走了。倒是有一些年纪小的孩子，但挤奶工的小儿子看着也有点奇怪。公交车接的幼儿园孩子中，有两三个几乎痴呆的孩子。挤奶工娇小的小儿子和其中一个傻孩子亲密至极。那是个小胖子，粗手粗脚，脑袋圆而重，穿着花哨的衣服，有时候是鲜红，有时候是明黄，浅金色的眼睫毛和眉毛象征着弱视。这个胖孩子在车上焦躁不安。他在座位间窜来窜去，好像知道脱离了学校的束缚。他用厚厚的湿嘴唇放肆地对车上的人说脏话，天真地说出下流话，能从口气中听出他是从谁那里学来的。这就是挤奶工小儿子的朋友。

他们被这份工作拯救，他们在山谷里过着很多人希冀的生活。但是他们很扎眼。他们毁了接手的粉色小屋的花园。不是故意冒犯（正如彼得在公交车上的表现），而是忽视，无意识，想不到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别人。他们新获得的部分自由是乡村的隐秘，不被人观察的自由，他们觉得在昏暗空荡的路上和空旷的田野里能获得的自由，就像我一开始想的那样。

这份自由，以及乡村生活新鲜而单纯的乐趣，让挤奶工突然萌生了吉卜赛人的本能，买卖马匹的本能。他买了匹憔悴的白马，养在公路边一小块地上。这动物本就可怜，现在孤零零的更可怜了。它很快吃完了那片草。它无精打采，无所事事；坐在公交车上的人谈论着它的处境。

挤奶工很快又给大家增加了谈资。某晚，他的奶牛跑了出来。它们在路上游荡，踩踏田野、花园以及我小屋前的草坪。

有一天，又是在我小屋前，在草坪对面的小路上，挤奶工牵着一匹毛棕白相间且浓密、粗腿粗颈的马驹，走向后面的小牧场。某天下午放学后，挤奶工和儿子彼得阉割了那匹马驹，他们牵着流血的马走过我小屋的窗口，走向白色的宽大的门，经过教堂的院子，走到紫杉树下黑暗的小径，接着走向公路。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们受过训练吗？还是仅仅听说应该骟马？

虽没有听人说起，但我相信马驹死了。这是养牲口的人的残忍之处。不是绝对的残忍，更是一种随意，是照看依赖于人的动物、目睹其整个生命周期的人会有的态度。他可以表现得温柔，却想着奶牛虽然能产那么多牛犊和牛奶，有一天还是要被篷车送到屠宰场。

奶牛、青草和树木，都是乡间美丽的景致，存在于我身边。虽然我不曾真正置身在它们之中去欣赏，但我觉得自己向来了解它们。下午散步途中，我有时能看到山坡上黑白相间的奶牛映衬在天空中。很像童年在特立尼达岛上熟悉的炼奶的标签。那里没有这么好看的奶牛，那里很少有新鲜牛奶，多数人喝进口的炼奶或是奶粉。

现在，离那处风景不远的是残酷的行径。那被骟的流着血的马驹暴躁地晃着头和鬃毛，被那对脑袋很大的父子牵到紫杉树下的白门处，这一幕在我脑海里萦绕了许久。

那个镇上的家庭“得救”了。（他们是从布里斯托来的吗？还是从斯文顿？在当地人看来，城镇多么让人害怕！我也怕，不过原因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乡间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私密或是不引人注意。他们在这里比在镇上更受人指指点点。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烈——我在公车上听到一些议论，更多议论是照看庄园的夫妇告诉我的。他们如此惹人注目，引起这么多不快，该离开了。

租车人布雷是他们的邻居，他喜欢独处，我从他那里听到关于那家人唯一的好话。有天晚上，布雷来救一只困在我阁楼里的鹦鹉。他轻易地救出了它，接着说起了邻居，说起了挤奶工的大儿子：“他对鸟不错，你知道吧。”

布雷两手捧着这只受惊的、羽毛亮丽的蓝黑色的鸟。他用两只手捧着，这样鸟在他的粗手指上休憩，鸟头在他食指和大拇指圈成的环中。两手轻轻一动就能压死鸟，但是布雷只动了动大拇指，轻轻地抚摸着鸟头，两只拇指交替抚摸，直到鸟回过神来为止。布雷虽然把屋前的地改成了汽修用的院子，却仍是个乡下人。他以一种自幼就熟悉鸟的方式畅谈鸟和它们的习性，几乎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我疑惑布雷对鸟的这种了解，挤奶工的儿子怎么可能做到。

马圈中取代棕白相间的马驹的，是一匹高大优雅的马。我听说它曾是匹著名的老赛马。我觉得它的出现和挤奶工没有什么关系。也许是当地的某个土地业权人，甚至是哪个暗暗要赶走挤奶工的人，带来了这匹马。

我不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和它赫赫的名气。我也看不出它的年老。但是它的确很老，只有几个月或者几个星期可以活了。它来山谷是等死的。我还觉得它肌肉健壮，皮毛光亮。它像名运动员，虽然年纪大了，丧失了力量和灵敏，却保留着长久训练而来的优雅形体。

听说了这匹马的盛名与他的胜利纪录后，当我注视着马圈中的它，不禁思考起拟人化的问题。它知道自己是谁吗？它知道自己以前在何处？它是不是在意？它怀念人群吗？

某天，我到庄园边缘去看这匹马，穿过深草丛，踩过一大堆正慢慢变成肥料的湿山毛榉树叶，穿过布满青苔、长霉的苹果树，瞥见了一边绿树成林的果园的剩余部分。老赛马把头转向我，一副好奇的样子。接着我痛苦而紧张地发现，马的左眼瞎了。我走近时，它需要转头用明亮而充满信任的右眼来看我，那只眼仍让我觉得那不像是老去的眼睛。

它是如此高大！靠近它之后，我发现它的皮毛更有光泽了，肌肉也更坚实。这匹马习惯了人的关注和友善，有人靠近时很平静。看它头一侧的瞎眼更让人痛苦。眼睛整个被取出，皮肤长得盖住了眼窝。眼窝上的皮肤非常完整，这样眼睛瞎的一侧的马头像是一尊雕塑。

从我小屋的卧室能看到马圈和后面的湿草甸，不过角度是斜的。湿草甸现在是奶牛的食草区，奶牛一天来这里两次，在挤过奶后，它们在潮湿的田野中沉重地摇晃，有时更愿意走在沟渠中。挤奶工一天来两次或四次，赶奶牛回去或者放它们到这里。他发现了那匹老马。

看到这匹出名的马高贵、半瞎、孤独，他受到了影响。他在同一个小牧场里阉割了一匹精神的马驹，如今斧子就要落在他头上：他不得不马上回到曾经逃离的镇上。他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折磨，他使自己走到了这匹弃马的状态（正如他所看到的），离死亡那么近。

他在一个周日晚上来到我的小屋。他之前从未来过。

他说，有些朋友来看过他，聊起这匹马和它临死前悲惨的日子。它曾如此出名，如此受宠，为主人挣了那么多钱，如今却在一个草草搭起的小马圈中等死，没有人群或是欢呼。挤奶工说，这不公平。他每天都看到这一幕，感觉糟透了。

和他聊天的朋友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是他妻子的朋友吗？他们是从挤奶工诸事不顺的镇上来的吗？这些朋友知道他们的朋友要被解雇了吗？他们是来表示同情的，还是只是来乡下玩的？

挤奶工周日傍晚带着朋友们来找我，哭丧着脸说我应该写一本关于那匹老赛马的书，这样才对得起它。

我没有应允。他的多愁善感让我害怕。这种多愁善感是一个人做各种怪事的充分理由。

很快，那匹马就不在马圈了。它死了。就像这个小村子里很多的死亡，像很多大事件一样，发生在幕后。

冬天变得出乎意料的温和。太阳出来了，花期要来了。

我散步时遇见挤奶工从谷仓往下走。他笑得很开心，早就忘掉那匹马了。他转过身朝山腰挥手，说：“二月里的五月！”

他说的五月不是指五月的天气，而是五月开花的山楂树。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说起乡间的快乐。这其中有表演的成分，他像一个带着角色的演员。

他错了。山顶上开花的不是山楂树，而是黑刺李。在山顶一条长长的横向小路上，铺筑的农场路和防风林之间隔着一排黑刺李。（早先就是在这条路上，我遇见了杰克的岳父，和他说了说话，那是我们唯一的交谈。）早晨的阳光照在这些树上，正好是从公路走上山时能看到的一边。在意外的温暖中，在冬日的黑土地和拖拉机轮胎轧出的水潭上方，树上花朵簇拥，白亮亮的一片。

*

挤奶工一家离开了，悄悄地走了，没有引起注意。一周前他们还在，很抢眼，还拥有小屋和花园；这一周小屋就空荡荡的了，又成了一座纯粹的房子，似乎又有了乡舍的特点。

这里还有更大的变化。农场经理退休了，他不再带着狗开着路虎巡视。农场换了管理人。很快有了新的动向：更多的拖拉机，更多的农用机器，更加繁忙。

那年提早撤离的冬天又回来了。终于，春天正式降临，触及杰克的花园。虽然周围丘陵、车道和田埂间人来车往，拖拉机样式新、色彩鲜艳，然而杰克的地里没有庆祝之势，没有我一直期待的仪式。

溅上了泥巴、秋天修剪过的篱笆迸发了生机，苹果树、灌木和玫瑰也不甘落后；但是现在没有人来修剪它们了。没有剪短或绑好，没有除草，温室里什么都没有种。菜地没有人照料，散布着绿叶、根茎和种子。没有人给老山楂树松土。烟从杰克的农舍的烟囱中升起，而屋前的花园成了荒地。只有鹅和鸭还有人照料。

周围一派活力和变化。粉色小屋里住了另一对夫妇，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男人不在奶牛场工作。他是更常规的农场工，和别人一样是新的管理者雇来的。这些新来的农场工都是年轻人，受过一定教育，有些甚至有学位。他们着装讲究，穿得新潮。他们不是特别友善。他们也许反映了新管理者的认真和现代；或者他们急于表明，虽然干农场工的活，但他们不完全是那种人。

住粉红小屋的男人有辆新车。下午天气好的话，他妻子会在荒芜的花园里晒日光浴，看上去无所谓地露着胸部。她个子不高，大腿粗壮；看上去显胖，比例失调，有点可笑。但是有一天，我见她穿着老款式的长裙，腰部高而窄，臀部蓬起来，这一身很称她，让她变得撩人。我觉得她也是这么看自己的，非常满意的样子。在疏于打理的花园中晒日光浴，用心展示起初让我觉得懒散臃肿的身体，她觉得这才不负自己的美艳。新车和她丈夫精心的衣着，都是另外的赞誉。

新来的人，也是年轻人，接手了山谷底杰克那一排农舍中的两座。那两座农舍被用新扫帚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挖起花园里遗留的草木，平整了土地，铺上草坪。

杰克的花园仍是一片荒芜。

我有一天在农舍外看见了杰克的妻子。她谈起新邻居，但没有指手画脚地让人知道她在说谁。“你看到了吗？那些草坪，我的天啊。”

语气的转变和讽刺让人吃惊。我从没想过杰克的妻子是这样的，我还以为她是——况且她本人似乎也满足于被看成——杰克的附属品。

“还有那些马。”她说。

住在中间那座农舍的人有一匹马。

我问：“杰克怎么样？”

“他不错，你知道的，他又开始工作了。”

“这花园里有不少活要他干。”

她说：“你这么觉得吗？”

好像我说了假话似的。她为什么想否认明显的事实？我们站在花园外。我提到了她觉得不该提的事？我是在咒那个病人吗？

因为杰克病了。虽然她说他又开始工作了，但他身体并不好。那个夏天断断续续地，每次两三周，甚至在以往他会光着背在花园里忙活的好天气。病人待在室内，烟从农舍的烟囱中升起，仿佛是他疾病的象征，像是他感受到的寒意的符号。同时，新来的农场工人，那些年轻男人带着年轻的妻子，开着新拖拉机沿着田埂上上下下，下班后开着新车出门。

杰克的妻子温和而讽刺地评论这些变化。但是她在慢慢地接受他们的处境：杰克的工作、农舍和花园都将失去，她在这儿的日子即将结束。

有一天杰克的车停在我近旁。这是我从去年秋天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他的脸色苍白如蜡。这个形容我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直到现在，看到这张惨白的脸，我才真正明白了它的含义。杰克的脸本是棕色，因为长期在花园里顶着太阳劳作。如今他的皮肤白而光滑，有上了蜡的水果的质感和失真的颜色。像李子那样，仿佛有层霜覆盖了有生气的皮肤。他的胡子修剪得整齐，但连胡子都泛白，甚至也有上了蜡的质感。我们没说很多话，只是轻轻地嘘寒问暖。他活跃的眼睛也变得安静，像上了蜡一般。烟在这年秋冬两季从他农舍的烟囱中飘出，然后不再有了。

*

通向山顶谷仓、农舍和老农场建筑的小路，山毛榉和松树防风林边的小路，野玫瑰篱笆和山楂树旁的小路，变得残破。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扭伤脚踝。开春之后，农场新经理着手整修道路。

某个星期，人们开着机器来了，几天内一层黑色的沥青和石子的混合物就铺好了。路缘靠近草坪处，墨色和机器压过的痕迹显得新而不自然。这么快就铺好的路面将一直存在下去。仿佛是对此作保，铺路人在路前立起黄色路牌，板的另一边被切割成方向箭头。

我不喜欢改变。我觉得改变威胁了我所发现的和开始进入的现状。我不喜欢新的繁忙、新机器，山楂树和野玫瑰看上去被机器修剪坏了。我不希望农场小路新铺的路面保留。

我在路面上寻找裂缝和瑕疵，希望我找到的小磨损和水侵蚀的痕迹会扩大，使机器无法——幻想战胜了逻辑——再铺上一层沥青混合物。当然，我知道幻想只是幻想，尽管农场处在各种遗迹之中，提醒着人类工程的暂时性，但人类的活动有另外一面。人们回来，人们继续，一遍又一遍。那一艘艘穿越大西洋、入侵彼岸打破其平和历史的帆船是那么小。小船上的人那么少，他们的资源亦有限，他们如此不起眼。但是他们回来了。他们永远地改变了彼岸的世界。

虽然新的沥青路面被拖拉机轮轧得到处是沟，虽然从山上流下的雨水填满了所有裂缝，冲出石子间细碎的沥青，渗进松散的地面，虽然黑色硬路面和松软草地间不规则的裂口被细流冲刷（仿佛是我们山谷里大水道遗迹的缩小版），虽然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小路会回到一开始多石不平整的状态，它却一再被修好，经受住了那年凛冽的冬天。

圣诞节那天起了暴风雪，风从西北方刮来。下午早些时候我出门，风呼呼地把雪吹进防风林，堆成堆。小路边都是积雪，每个树桩的背风处，每根坚实的树枝，每个障碍物都有被风吹出的尖角，指示着风向。

雪堆的形状和质感让我想起与之迥异的气候景象：特立尼达岛海滩上浅浅的水流从热带树林流向海洋。淡水混着盐分，盐分随着潮汐波动。水流随着潮汐涨落。水时而从海洋流向林中的河流，时而流向反方向。每次落潮，水流在新铺的沙中划出水道，留下新鲜的痕迹，潮水再涨时，沙崖就利落地塌下去，融入一浪又一浪的水流中。这是一堂小型地理课。孩童时期，这些溪流总让我想起世界之初，人类存在之前的世界，人类定居之前的世界。（这是浪漫而无知的想法，因为岛上虽然不再有原住民，但他们存在了千年之久。）

于是，背风处与防风林中雪的质感和形状造就了广袤国家细微处的地形。一如陡峭草坡间的小溪流和小路上的新沥青路面。我把这种微观地形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去看。低矮的山间是几百码宽的大河，曾在今天已无法想象的遥远过去流淌着：这一地形的规模否定了人的存在。有一条充盈的河从巨石阵（以及更远处的平原）流向杰克的农舍，沿着蜂箱所在的车道，流过大篷车、农场经理的石墙平房和市郊风格的花园。那里应该一直有条河，平静的灰色流水注入山谷间的河流，残留下来的、小规模的、有人情味的，就是我有时沿着散步的这条河。河边有养鱼人放鳟鱼，有人钓鱼。在微缩风光创造的广阔地形中，在把车道当成河道的想象里，没有人的位置，一番人类出现前的景象。

山顶那一侧风正劲，山丘或防风林不再能提供遮蔽。铅色的天空，灰暗却温暖的污浊，悬在辽阔的平原之上，坟头像是疙瘩。巨石阵消失在雪中，只剩模糊不清的轮廓，彩色靶子也看不见了。山脚下，旧农场建筑（在雪中看上去像是纪念碑）间是杰克死寂的农舍：雪铺在周围的地上（车道一向是污黑泥泞的）一派洁净，像是对世界的重塑。

积雪不方便徒步行走。但是山谷气候一向温和，我倒希望出现极端天气，虽然正是这湿冷带走了杰克。在潮湿的谷底，受损的肺部让他在夏天都得不到温暖。当然，若不是寒冷或潮湿，也会有其他东西把他带走。

初来时的散步中，看过巨石阵和坟堆后，我会在山坡上寻找野兔。在另一座山丘、另一个时节，我寻找云雀，拼命盯着它们不断地高飞。现在我寻找鹿。山谷里出现过几头鹿，一家三口，不知从哪里来，在我们精耕细作、适宜放牧的山谷里，穿梭在军事演习枪火的危险地带与繁忙的高速公路上，不知怎么在我们当中存活下来。

鹿也有自己的路线。抱着遇见鹿的希望，加之对雪和风的兴奋劲，我绕过农场建筑，走上车道，去往树林和未耕种的开阔斜坡，鹿有时在此吃草。难以置信的是，它们就在那儿，在雪地里。这是给我的圣诞节奖励！平常很难在树林中见到鹿。衬着荒地发白的绿色和棕色，它们是温暖的红棕色，但需要仔细寻找。现在鹿看上去是脏兮兮的灰色（像是我头一周看到的兔子，从我屋前草地的洞中钻出来），在雪的映衬下很容易被猎人发现。

我希望这些鹿能活下来。它们的确活下来了。晚冬，我在屋后的荒地里发现一只，在河边的沼泽地。这是一只小雄鹿，我在一个早上看到了它。它睁大了眼睛，在伏地的棕色芦苇丛中。后来连续几个早晨我都看见了它。我站在阴沉沉的小溪上方朽烂的桥上看。让它原地不动的秘诀是看着它的眼睛，身子保持不动。只要你看，它就看。你一动，它就跑开，跑过芦苇和高大的草堆，然后优美地跳跃，能轻松跃过栅栏和树篱。

春天来了。通向丘陵的小路的新路面还在。农场的新生活继续着。这是第二年无人料理杰克的农舍和花园。他的死亡，他的葬礼——正如几年前他岳父的葬礼——像是秘密地发生了一样。这是乡间生活的影响：黑暗的道路，散落的房屋，壮阔的景致。他的菜地杂草遍布，几乎分辨不出。他的果园和花园更加荒芜，篱笆和玫瑰丛疯长。屋后（其实是屋前）的温室也空荡荡的。

很多看上去传统自然、由一方水土生发的事，如每年的播种，养鹅，修剪篱笆和果树，如今被证明并非传统，而是杰克的方式。他不做，就没有人做这些事，只剩一片废墟。他们好像不在意自己住所周围的土地。或者他们看法不同，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想法。

杰克生病的第一年，他的妻子假装一切如故，杰克的花园还是个花园。现在，她不再假装。她准备好离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尽管农舍里发生了种种事情，尽管这里留有她父亲的老做派和杰克的投入，她对农舍、对其中的生活和花园却不曾付出过什么。

如今，她与这农场或土地没有任何关系。当地委员会会为她找一间房子或者公寓，在山谷里或是周边镇上，埃姆斯伯里、索尔兹伯里、什鲁顿、大威士福德或是别处。她会遇见更多人，离商场更近。她期待搬家。这种“传统”生活，在山谷底，在农场边的泥泞和潮湿中，远离人群，若是没有车晚上便只能关在家里，这种传统生活不合她的胃口。

她仍觉得杰克这一生过得不错。

她说：“你知道，圣诞前夜，他起来去了酒馆。他知道自己要死了，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她漫不经心地说着，跟我说一年多前的事。她只是在聊天。

她说：“他想最后再和朋友们聚聚。”

和朋友们聚聚，享用最后一杯酒，体味生活最后的甜美。这需要多大的努力！他肺里像是有冰块，暖和不起来，他疲惫虚弱，只想躺下闭着眼，在幻想中远航。尽管如此，他还是用尽力气穿好衣服开车到酒馆过节，在临终时。

他是不是沿着防风林边的小路从山丘上去又下来？或者他开过那条凹凸不平的大路，因为这样可以少用些注意力。沿着大路往返要轻松些。但是这会让他震得厉害，就像以前，夏季的周日下午，他因为喝了啤酒而大喊时的颠簸，但那时的心情不一样。最后一次去酒馆是为生命而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目的，但他赋予这一遭英雄主义的色彩；充满诗意。

*

穿过我屋前的草坪，有一座老旧的燧石建成的房子。上面爬满茂密茁壮的常春藤，有鸽子栖息其中。房子呈方形，金字塔式的屋顶。屋顶开了一个口，其上竖着四根柱子，支着相同金字塔形状的小屋顶。听说这房子是有几百年历史的谷仓或仓库。现在废弃了，我从来没见人走进去过。它因为美，因为承载的历史而被保留下来。

不远处，也是在草坪边上，有一栋老农舍式样的房屋。它的墙由一块块砖石和燧石砌成，这说明一些材料是农民拼拼凑凑捡来的。它大约有五十年的历史，过去是庄园的附属建筑，大概是手球场或者壁球场，不过为了与环境协调而设计得比较美观。也许这里一度是用来打壁球的。但是，现在它的“前门”被永远关上了，瓦楞铁皮屋顶下陷，窗户的一些玻璃窗格脱落了。现在没什么用了，多年无人问津。就像河岸的船屋，就像繁茂果园中两层高的儿童屋。

庄园的生活变了样，组织构架缩小。曾经适应这大宅子的资源和组织的各种需求没有持久。庄园也出现了衰败的迹象。

在谷仓和农舍之间，庄园墙之外是教堂。我一开始觉得教堂就是教堂，有一定的式样，有一些形状特殊的窗户，这是特立尼达岛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教堂给我的印象。但是如今，这座乡村教堂每日都出现在我眼前；很快——这个新世界在我幸运的孤寂中自我塑造——我就看到这座教堂被修复，风格上显得和农舍一样做作。这一点但凡看到了，就看透了；教堂体现自己的情绪，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修复者的情绪。我不把这教堂看作“教堂”，而是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财富和安全的一部分。它像我小屋所附属的庄园，像周围很多其他的宅子。

早在中世纪以前，这块地就是教堂的所在了，大伙儿都这么说。不过那时的教堂荡然无存。现在，没有一块燧石，没有一块装饰哥特式窗户的石头是旧物。也许连信仰都没有留存下来。

很难想象这些费尽功夫建教堂的人有怎样的生活和宗教热情，他们把这片平原变成埋藏地，把它的神圣保持了几百年。虽然站在同一片土地上，经历相同的天气（现在因为常有飞机尾迹，黎明或日落是不同的），也很难体验一千年前此处第一座基督教堂建立时，信徒的精神以及他们对救赎的恐惧与需要。这座教堂离我那么近，就在草坪对面，在娱乐农舍之后。

娱乐农舍，翻新的教堂。翻新的教堂的宗教，是不是也是一种娱乐？翻新者是不是也抱有古老的恐惧？或者这信仰非常不同，它带着历史感，带着传承的保证与亏欠自己的感觉？

站在山上防风林的观景处俯视平原，你能看见西边的巨石阵，东边的埃姆斯伯里镇的一头。埃文河流过埃姆斯伯里。河宽而浅，有小礼拜堂和修道院依水而建。历史悠久的埃姆斯伯里现在是个军事小镇，有小型现代房屋、商店和车库。埃姆斯伯里有座修道院与亚瑟王王后格尼维尔颇有渊源。格尼维尔是圆桌骑士兰斯洛特的情人，当年圆桌骑士从卡美洛消失后，格尼维尔退隐到这座离温彻斯特二十英里远的修道院。从巨石阵去往埃姆斯伯里的路上立着路标，上面除了一个徽章外还有一个纪念小镇历史的日期：公元九百七十九年。

正是促使路标立起的历史感，促成了埃姆斯伯里小礼拜堂和修道院的修复。我屋前草坪那头的教堂也开始重建了：历史就像宗教，或者宗教的延伸，是人自身对救赎和荣耀的想象。

在公元九百七十九年——正如路标上所记录的——埃姆斯伯里建城之前，有一段不为人知的黑暗时期。那个时候距罗马军队撤离英国已过去了五百多年。巨石阵被建起，又沦为废墟，在罗马人来之前很早时候，巨大的埋葬地便已不再是神圣之地。于是，在这个充满了遗迹和重建的地方，历史仿佛是一片阳光普照的高原，偶尔出现山谷或黑暗的深渊。

我们仍活在充满历史之光的高原上。埃姆斯伯里建于公元九百七十九年。历史、荣耀和意在行正事的宗教——这些理念还存在于山谷里某些人的心中，虽然个人荣耀有所减少，但新房子和花园像是发生了小变化的上世纪和本世纪初的庄园。这些人中虽然有不少来自外地，却仍有着继承者的想法。这种传承历史的念头促使我们山谷中很多新来的人去重建教堂。教堂正是为这样的人而修复，它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租车人布雷和他们不同，他一辈子生活在山谷里。布雷从不去教堂，还嘲笑那些去教堂的人的动机。和去教堂的人不同，杰克在山那边的那栋农舍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好的日子，身体好的时候，他以自己的仪式庆祝时节。周日早晨，他在花园劳作，中午去酒馆，下午又在花园劳作。

*

教堂建在旧址上。我相信这点。在教堂墓地后面，多少被教堂挡住的是教堂上了年岁的燧石围墙，另一边是树木，以及乳制品厂的棚子和房屋。它们也在旧址上吗？我丝毫不怀疑。因为这个世界——在这样的地方——没有绝对新的东西，总有些过往。教堂前的神龛或是圣地，农场前的农场，在林中老浅滩上，先是“瓦尔登”，接着是“肖”，然后成了瓦尔登肖。一个在湿草甸和布满燧石的丘陵间的小村子，河道边众多村庄中的一个。

刚到山谷时，我在英国这个有历史遗迹的地方找到了近乎孤独的运气，很受感动。这孤独消除了我作为陌生人的紧张，我觉得放眼望去都是完美，完美的进化。当事物开始改变时，我几乎还没开始观察，这片土地和它的生命也几乎还未开始在我周围成形。我退回到先前的想法，现在还没怎么衰微的想法，自变化的流动性和常态，到对抗我于万物之中感受到的不幸——死亡、栅栏和离开——它们消除了、改变了或者威胁了我发现的完美。

可以说，庄园在四五十年前处于完美阶段，当时这座爱德华时代的宅子依然崭新，家族兴旺，附属建筑有使用价值，花园有人照料。但那存在于帝国时代的完美，没有我的位置。以房屋建造者和花园设计师的世界观，他们想象不到后来会有我这样的人住到庄园。我觉得我住在此地——农舍、草坪边空荡美丽的房屋、土地和野生花园——的巅峰时期，住在超乎预期的美丽中。我喜欢这衰败。它让我不想修剪枝叶、除草或是修复、改造。显然，它不能长久。但是它存在时是完美的。

我想看到覆灭的可能性、确定性，甚至在创造的时刻：这是我的性情。这些神经部分是我孩童时在特立尼达岛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住着半损毁或是衰败的房子，频繁地搬家，总之生活在不确定中。也许这种情绪有更深的来由，是祖先留传下来的，伴随着造就我的历史：不仅是有着“世界超出人的控制”思想的印度，还有殖民地种植园或是特立尼达岛的庄园，我贫困的印度祖先在上个世纪被运到那里——我如今住的威尔特郡庄园，是其中典范。

五十年前，这个庄园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即使现在我的存在仍有点不真实。但是不光是意外将我带到此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意外把我带到这座庄园农舍，这里能看见修好的教堂，有一条明晰的历史轴。在大英帝国内的迁徙，从印度到特立尼达，让我熟练掌握了英语，接受了一种特别的教育。这埋下了我想成为作家的种子，让我在英国追随文学事业长达二十年。

我所肩负的历史，以及教育和抱负带来的自我意识，把我送到荣耀已逝的世界。英国给了我最刻骨铭心的异乡人的紧张。如今讽刺的是——或者说巧妙的是——我住在萎缩的庄园，散步平息了我的紧张。在湿草甸边荒芜的花园和果园中，我发现了一种适合我性情的外在美，这种美回应了我孩童时在特立尼达岛对英国外表的想象。

我听说庄园曾经规模巨大。它部分是在帝国财富的支持下建造的，但后来一点点被疏远。这个家族在别处开枝散叶了。如今山谷里只住着我的房东，一个年老的单身汉，外加一些照顾他的人。几年前，疾病导致他身体残疾。一种我不确切了解的病，但我觉得像是倦怠症，僧侣中易出现，或是一种中世纪的疾病。这是他的养尊处优带给他的。疾病把他变成一个隐士，他只接触最亲密的朋友。于是我在庄园附近的丘陵上散步时，有着一种孤寂感。

我非常同情房东。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他的疾病，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另一面。我不觉得他是个失败者。失败或者成功之类的词在此不适用。只有伟人，或者对自身人生价值有崇高想法的人，才能忽略他的庄园巨大的物质价值，满足地活在半废墟中。我对庄园的沉思无关帝国的衰落。其实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历史链条把我们带到一起——他在他的宅子中，我在他的一间农舍里，他喜欢疯长的花园（我听说的），我也是。

我知道我在庄园的日子是短暂的，持续不了太久。未来显而易见：一家宾馆、学校或是基金会将接管这座大宅子，把破败的土地规整好。我兴致盎然地在这里散步，成年后第一次，随着知识面的扩大，感觉和自然世界相协调。我怕这里和车道会有所改变；这就是当我与苦难不期而遇时，何以培养了陈旧的，也许是先辈们的体察方式，已光荣死去的方式，并保持着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观念：上帝的右手中是创造之鼓，左手中是毁灭之火。

一个多星期后，我平衡了两者——焦虑和变化。我从教堂后的墓地里听到了推土机的声音。噪声穿过土地，震动着；这不是窗户可以屏蔽的噪声。

教堂墓地后的牛棚和乳制品屋正被推倒。我散步结束走下山时，视野中一向有大片陶土砖和红砖建筑，它们再自然不过，因而我没有怎么留意。如今牛棚被拆，地面显得裸露而平常，后面的湿草甸和河岸的树都一览无遗。房顶的陶土瓦片堆起，屋顶的木梁摞起（虽然房子在我看来有些年头，木梁却看上去那么新）。很快，开阔的视野又被阻挡，出现了一个宽敞的活动式牛棚，墙上镶着木条。造牛棚的人的名字印在屋顶下方的木板上（又像是铁板）。在之前一两个主人或是经理管事时，曾搭过不带木条墙面的牛棚。它在山后老农场的边缘，离杰克的农舍不远。它被用来储存干草，代替了车道边盖着黑色塑料布的屋形草堆。草堆开始腐烂，黑色塑料在风吹日晒中失去了光泽和张力，质地很像老人的皮肤，又像褪色的玫瑰花瓣。

改变！新的想法，新的效率。从前在路边，乳品厂入口的地方有一个木平台，放着搅乳器。搅乳器在容易被牛奶车提起的高度。现在没有搅乳器了，取而代之的是冷藏储奶箱，牛奶由罐车收集运走。

山顶的金属墙谷仓边又立起一个活动式牛棚；旁边是一个现代挤奶屋。这个挤奶屋或“挤奶厅”（奇怪的词）看上去是机械化的。混凝土铺在倾斜的地面上，看上去像是水泥平台。有管道、仪器和量表。在这里工作的人把沾着粪便的牛群赶进棚中，一脸工业时代工人的冷峻。

他们开着色彩鲜艳的车驶向挤奶厅（衬着丘陵柔和的绿色、棕色和白色色调，以及冬天那模糊的暗色落叶树木，那里的色彩显得很扎眼）。车停下后，挤奶厅、谷仓和新搭起的牛棚看上去像是山顶的小工厂。

牛奶厅机械地发出嘶嘶声。但新盖的牛棚散发出粪便的味道。为牛奶厅打地基而挖开的土地曾是牛棚和道路间堆垃圾的地方。这里曾是垃圾场，草长得浓密葱翠，其间夹杂着散落的小麦。

色彩鲜艳的车，挤奶机的嗡嗡声（甚至连沾满粪便的奶牛都受机器管理），紧张的年轻人对自己的风格很有意识，他们的牛仔裤和衬衫，胡子和汽车——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新鲜而夸张的事物的方方面面。

奶罐车一天两次上山，沿着重铺的小路把挤奶厅的冷藏储奶箱清空。新来的工人开着农场拖拉机和汽车，让我像是在公路上而非在防风林边散步，需要小心过往车辆。

公路边粉红墙壁的茅草小屋和屋脊上的稻草野鸡失去了最初的特色。我第一次看见这栋小屋时它是如此美丽，像一张明信片，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它有玫瑰篱笆和小而亮的窗户。我确信挤奶工一定也喜欢它。但是像我一开始那样，他把这美丽当作乡村自然景致的一部分。他像住在镇上一样，对小屋没有任何感情，对他和家人住的房子没有感激。他一辈子把房子，甚至他自己住的房子视为别人的财产。花园里堆着盆、罐、废纸片、罐头和空盒子，挤奶工一家离开后，有些东西还留在那儿。

如今部分篱笆和铁丝栅栏被拆掉，这样新来的夫妇就能把车停在公路边。车对新来的夫妇很重要，比房子还重要。他们是年轻人，没有孩子，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房子。这是一个庇护所，仅此而已：是一份临时工作的临时住所。妻子抓住一切机会在花园晒日光浴，也许这是前门总是敞开着的原因。敞开的前门总是让人非常不安。

房子是庇护所，不是你可以转移情感或希望（或者转移风险）的地方。新来的夫妇对茅草小屋的态度和大家对土地的新态度相称。对新来的工人而言，土地仅仅是工作的对象。他们使用机器，像是打算把自然中所有的不规则都变成直线或是梯级的曲线。

有一天，我看见拖拉机拉着一个重而宽的滚轴轧过一片嫩草。草长得挺高，看上去很鲜嫩。滚轴用以轧断草茎，达到一种两色草坪的效果。这有什么意义？听我这么问，那个年轻人觉得好笑。也许他没听明白。他咕哝着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他所有的风格在说话的这一刻土崩瓦解（让我回想起杰克的岳父卡在喉中的话语，像是嗓子里发出的咕哝声：“狗？狗。让野鸡发愁。”）。就算年轻人说的话我明白了，也没什么意义。他说，轧草是为了让草长得更结实。

另一天，另一个人说滚轴是为了把“威尔特郡燧石”轧进土地，这样割草的时候就不会损伤机器。他说：“一块威尔特郡燧石能给机器造成好几千英镑的损失。”这令我每天散步所见的威尔特郡燧石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恶意。

我注意到一种特别的新机器。它能做出很大的稻草卷，像稻草做的瑞士蛋糕卷。这些卷大到人无法提起或打开，由另一种让人难忘的机器处理，它带着巨型蝎子尾巴似的铁爪。稻草卷有两层，像是为前所未有的严冬作储备。储存稻草卷的地方离农场建筑很远，在车道旁没有栅栏、满是碎石的山谷中，正好在有云雀和坟堆的山丘下方，站在那个山顶上能突然近距离地看见巨石阵。

存储稻草有三个地方：瑞士卷在这儿，金色的长方形稻草捆在老农场边的新草棚中，腐烂的长方形草捆在车道半途上。瑞士卷的意义何在？较之传统的草捆有什么优点？直到多年后，当我的这部分生活结束后，我才明白。用打捆机紧紧卷起的草捆需要用手打碎，然后散开喂牛。大稻草卷只需要展开；用机器几分钟就可以解决。

如此巧妙！也许对于农耕，这种规模是错的。也许日复一日，时间不该如此宝贵。也许当日常事务变得如此紧张，时间很容易扭曲。人类的冒险总是容易出错，一个破碎的链条能让整个系统崩坏。

新农场进行的一切都是大手笔。谷底挖出了一个青贮饲料窖，在防风林边的小道对面，离农舍不远。青贮饲料窖只有一个老式的特点。它覆盖着黑色塑料布，用来固定塑料布的正是我感觉一向作此用的东西：旧轮胎。它们被大批量地买回来，大量使用，用在谷底、用在车道上，就在杰克曾经养鹅的地方。

那些轮胎和深深的青贮饲料窖有木板加固墙，旁边是因挖洞而堆起的碎石。深棕色的饲料从底部滴漏，给车道那部分，也就是杰克曾经生活、鹅和鸭曾经游荡的地方增加了一些垃圾。

以前的农场工人对陌生人的态度是，一开始带着戒心，经过估量之后表现出笨拙的友善。独自在田间的拖拉机上待上好几个小时之后，这就是他们的社交。而新来的工人像是乡间的城里人，在大地方工作的城里人没有那种友善。他们来山谷不是要久住。他们把自己看作有新工作和技术的人；他们几乎都是迁徙而来的农业工人；他们是不断奔走的人。很多人来了又走。

杰克的妻子离开后，我再也没从农舍的住户那里得到过一个微笑。她说过新邻居势利，对草坪和马感兴趣，而忽视老式的屋前花园。在几番来去之后，杰克的农舍也住进了那样的人。

他的温室好像是通过邮购物品单买来的，曾经在悬垂植物的装点下绿意盈盈。现在它空了，玻璃蒙着灰尘和雨渍，木头框架饱经风霜。有一天它被推倒，露出混凝土地基。曾经费时打理的精致花园被夷为平地。剩下的不需要太多关照。现在没有人培育植物，没有人在山楂树下翻土，夏天没有飞燕草。花园被推平，只剩两三丛玫瑰和两三棵苹果树，以前杰克修剪苹果树的分枝，枝丫仿佛都是从中间粗直的树干上长出来的。地上满是草。曾经上紧密下破烂的带泥的篱笆是花园和崎岖农场路的隔断，现在树篱长成了树。

如今这些农舍越发分不出前后，仿佛立在一片废地上。这倒和人们及其对此处的态度很相称。它契合了农耕的新方式，符合那种推向极端的逻辑，土地最终被剥夺了神圣。路边粉红色的茅草顶小屋曾经有美丽的玫瑰篱笆，现在也被剥夺了家的气息。这些人只把它们当栖身的地方。

但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很快，笔直公路的延伸部分开放了，没有篱笆了。我来这里的第一年，路中间竖起了篱笆，并一直保持下来，但是我记得更早时期的景象。我通过观察杰克的花园获得季节感，给从他花园能看到的河流与河岸庄园添加故事。但是有其他的看待方式。杰克如此关心一段无意义的篱笆——经过花园然后突然终止。杰克一定看到了其他事物。

也许住在杰克的农舍的那家人的孩子有不同看法。他们在索尔兹伯里上中学，下午搭公共汽车返回，在公路上下车，他们的母亲开车接他们回家。下午散步时，我常常需要在铺过的小路上给这车让路。她从来不感激，觉得那是一条公共道路，她的车有权开过。对我而言，她的性格只表现在车的颜色和形状中，车在山丘上高速行驶，上上下下，去接孩子们，或是载他们回家。

我怀疑那些住在农场小屋的孩子下了校车后不会像那样被接走。虽然他们在山谷待的时间不长，但这里的景象将永存心底！多么开阔的景象，多么空旷的回忆，沿着宽阔的车道下行，经过丘陵布满燧石的坡。

在山脚下铺过的小路上，穿过青贮饲料窖，有一条少有人走的狭窄小径，路上草木茂盛，几乎看不清路，经过一个坑会走到一栋废弃的农场小房子跟前。房子经历风吹雨打，不起眼，也许是上世纪的作品。孩子们不用去上学和坐校车的某个周六下午，我看见住在杰克的农舍里的孩子们在小径上玩。他们像是史前时期的孩子，看上去非常孤独。但是他们待在青贮饲料窖剩下的轮胎中间（某些轮胎成了他们的玩具，被当作充气筏），在泛白的河岸和野草堆中间，在浅绿明黄相间的花丛中，在建造房屋剩下的混凝土砖石间。

*

友谊有奇怪的一面。我想起了照看庄园的菲利普斯夫妇，他们四十多岁，不苟言笑，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满足于庄园的工作，私下里会找镇上某处的朋友一起消磨闲暇。但是后来他们在当地发展了一些友谊，有段时间我觉得这种友谊威胁了我在庄园的生活。

穿过我小屋前的草坪，对着壁球场的“农舍”墙——不是农舍，也不是壁球场——对着燧石、红色碎砖和碎石块混砌的墙，长着三棵老梨树。它们曾被精心修剪，甚至现在主枝都还固定在墙上，营造出一种刻板的效果，树看上去像枝状大烛台。四季以不同的风格装点这些枝干，我小屋外的景色总是丰富多彩的。这些树结了果子。总是给人惊喜，总是很突然。但是我觉得那些果子不是用来吃的，部分原因是果子属于庄园：它们是这幅风景画的一部分。

在庄园的鼎盛时期，有十六个园丁打理土地、花园和有围墙的菜园。这是我听说的。十六个！如今，除非开育苗场，否则怎么能雇十六个园丁，还付得起工钱？当时周围的小村落和村庄一定很不一样，这些小屋里住着多少事农的人啊！

我住的小屋曾是花园办公室。如今，不在庄园做事的我住在这里。这里只有一名园丁，他自有一套系统。他用气垫割草机修剪草坪，初春把草坪剪得很短，夏日里再修剪两三次。初春，他也在车道和小屋草坪边的石子路上喷洒除草剂，那些地方不会遍布杂草。八月末，每年一次，他会清除老果园里的深草和蔓生的草，以及春天未经照料的树的空洞中长的野草。树木兀自长大，适时开花，结果，落果，招引黄蜂。秋天，他把大堆大堆的树叶聚集起来。但是他一年中主要的工作是照料菜园和花园，花园在我小屋后的路边，由一堵高墙作隔。这一套系统行之有效。花园有野生的部分，湿草甸是沼泽，其他都受园丁的照料，他下的功夫不多却有规律和方法，看得出管理有道。

园丁名叫皮通。我一直都喊他皮通先生。

有一年，正是皮通谈起农场房子墙上的梨树，才使我对“进来”这个词的特定用法有了认识。梨子熟了。鸟雀在啄食。我对皮通提起这件事，想着他要做的事那么多，也许没有注意到。但是他说他看到了，他总惦记着梨子，想着某天去把它们摘“进来”。把梨子摘“进来”——我喜欢这个“进来”。我琢磨了好久，重复念着。虽然此后再也没听到皮通这么用这个词，但我从此把这个词和他联系了起来。

后来皮通被迫离开（读者在这本书后面会知道更多细节）。庄园雇不起他了。于是没有了固定的园丁——庄园一度有十六个园丁呢。再也没有人料理有围墙的菜园或者在路上除草，再也没有人摘梨或者把梨树的枝干固定在壁球场的墙上。

风把墙上一棵梨树上部的枝干吹了下来。树干向前倾，在墨绿色的墙上投下一个鬼影似的轮廓，其余的枝干下垂，整棵树看上去要折断了。但是并没有折断。树开花了。夏天的墙根下，在皮通曾经除草的小径边，大概是为了美观，种着长长的草：深浅不一的绿，不同程度的透明，大大小小的叶片。终于，娇柔的白梨花结出了果实。引来了鸟雀。现在没有人把梨子摘进来了。

某个周日，我从卧室的窗口看到一个着装古怪的人盯着梨树，估量着，然后试探地从低枝上摘梨。

经常有奇怪的人来庄园。皮通在的时候，会让一些人进来。庄园的菲利普斯夫妇有朋友和访客上门，还雇了些人做零活。偶尔有人来找我房东。这个着装奇特的人不同寻常。我不知道他是来偷梨的，还是经过庄园负责人允许来摘梨的。

他衣着特别：迷彩服，裤子、短外套、圆边帽。衣服不像是来自军队多余的物资，也不像是从剩余军用物资商店买的。草率冒失的剪裁，迷彩图案和暗淡的色彩，讲究中有一种几乎是伪装的元素，让这个人显得危险，像个入侵者。

他盯着树，手犹豫地扯低处的梨，身子不时转向一边（他的脸仍被迷彩服的领子和帽子遮掩着）。从庄园看出去，他像一个不愿被观察的人。他从壁球场边皮通的花园棚搬出梯子，把梯子靠着墙，从上到下规律地摘着，小心翼翼，不给鸟留任何果实。这个穿着迷彩服的人一桶接一桶地摘梨。很明显，他从老树上把梨子摘进屋，是经过菲利普斯夫妇允许的。

他一开始看起来躲躲藏藏的，踌躇着，仿佛期待有人出现在他身后。他上了梯子后这个人一定出现了，因为之后他看上去非常满足，专注地摘梨。

那是一个女孩，更准确地说是个年轻女子，我觉得眼熟。她走在草坪上，径直走过我窗前。菲利普斯夫妇从来不从我窗前走过；他们让我在开阔的草坪上保有隐私。他们小心地走远处壁球场和梨树边的小径。这个女人从庄园来这片草坪上散步，漫无目的。她个子小，臀部大，紧身牛仔裤凸显了她脚步的缓慢和细碎。她像是被授予了庄园土地上的自由，在那一刻开始体味新的自由。

她也穿着不凡。上衣非常讲究：衬衫下摆系在前面，就在胸的下面，腹部暴露在外，不太适合这个时节。

她让我觉得眼熟。现在我认出她了。就是那个一直在小屋废弃的花园晒日光浴的人。我把她和小屋、花园、汽车及敞着的前门联系起来，她在另一个更开放的背景中离我这么近，与此前判若两人。梯子上穿着迷彩服的男人是她的那个农场工丈夫。

周日的午后，他们在庄园的土地上。她在草坪上漫步，臀部紧裹在起褶子的硬牛仔裤里，几乎成一条直线，侧面看像是山峰。她丈夫摘着梨，那些老树上成熟的果子。当年设计墙的人把树种在墙边，这几棵树曾被精心照料，在多年受忽视之后，它们仍有些许受过照料的痕迹。

穿着露腹装的女人和穿着迷彩服的男人，一定有什么地方吸引了菲利普斯夫妇。也许是女人和他们相处得好，也许是男人和他们相处得好。菲利普斯夫妇要年长十多岁，这两对夫妇彼此间也许存在某种吸引。穿着露腹装的女人应该在这一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如何，若是没有她的支持或促成，这四个人不见得会有什么关系。

瞥见这个女人躺在花园里廉价的铝合金框架的安乐椅上，我开始对她产生好奇。她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她处在激情的中心，她是痛苦的缘由，这个女人的美貌为获准拥有她的男人带来痛苦，而她清楚这点。

隔着距离产生的这种印象，因草坪上她更为清晰完整的形象得到增强。细腰，丰厚的嘴唇，坚实的大腿和上臂，饱满的胸脯，没有肌肉的、在她日光浴式的上衣下半露着的显得好看的身躯。这撩人之中又加上了不安定的浅色眼睛的注视，饱满的下唇和门牙间的缝隙显示了她的贪婪。对她而言，她的性感很珍贵，胜过一切。

她就在这里，在庄园的土地上。她像是徜徉在自己的公园中，虽然几步之外狭小拥挤的茅草屋是随她丈夫的农场工作而来（因而她不能把它当作一座真正的房子），但她找到了更适合她风格的地方。

她缓缓地在草坪上走来走去，仿佛让别人熟悉自己是一种新的乐趣。穿迷彩服的男人站在梯子上摘着梨，背对着她，不回头来找她，好像他现在满意妻子所在的位置，和他在一起。

也许他们和菲利普斯夫妇都是“镇上人”，因此才走到一起，在乡间工作，却脱离乡人的生活。虽是镇上人却都是仆人，这四个人带着各自特有的风格和骄傲，分享着庄园的土地和特权，提供和回报款待。

我说不出四人中谁从这种关系中受益最多。最危险的是莱斯，那个农场工人，他离妻子有好几小时的路程，独自一人待在拖拉机上，看着某项工作的枯燥在一大片丘陵间蔓延，那儿也许没有树或防风林，在缓缓地前后移动中，无疑他的思绪经常回到茅草顶农舍的女人那里。

宏伟的庄园、土地、花园、河流——这些是他现在能展现给她的乡间生活的另一面，作为她在山谷寂寥生活中的一点回报。尽管乡间在别人看来是美丽的，那栋茅草顶农舍在别人看来风景如画，但这仅仅是对过着另一种生活的人而言，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布兰达让我有点紧张。她不怎么尊重我。应该尊重什么，她有主见；并且我的生活方式——一个中年男人住在一栋农舍里——以及我的工作（如果她已经发现）不在她尊敬的范围内。这方面她和菲利普斯夫妇不同，后者觉得我“有艺术天赋”，和他们的雇主属于同一类人，总是受袒护的。这是不同年代人的区别。但是这种不同（超出了共同兴趣）存在于他们四人关系的中心：年长的人为年轻人的风格和大胆而着迷。

布兰达是在菲利普斯夫妇度假或请假时来接替庄园工作的。菲利普夫妇寻找这样的人有一阵子了：要适应工作，是朋友，还不能造成威胁。布兰达在庄园轻松兼职，管理小小的荒蛮花园、果园，在河岸散步，这样的前景让这个年轻人和菲利普斯夫妇的关系紧密起来。

像布兰达和莱斯这样激情洋溢，如此在意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肤质和发质，如此骄傲浮夸的人，内心准备好低人一等去做仆人，是需要理解的。他们四个都是仆人。在这种境况下（这应该使他们变得中立）他们所有的激情都被耗尽了。但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我过虑了。我来自殖民地，曾经的种植园社会，在那里，劳役是一种更绝望的状态。

莱斯有压力。来自他在农场的工作，来自他不确定这场大冒险会如何发展；如果这份工作丢了，他必须向前走，另找一份。来自他对布兰达的痴迷，她的美貌如此明显地折磨着他：拥有这个女人是不够的，这一直提醒他可能会失去什么。压力还来自他与菲利普斯夫妇日渐依赖的关系。

他希望保留自己在庄园拥有的位置；他希望布兰达——对他而言很重要——继续享受庄园的自由。为了这样，他必须把自己置身于菲利普斯夫妇的某种权力之下；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在他自己的本分之外服侍他们。

他修剪不同的草坪，这是一项浩大的工作。他用锤子和锯子让自己在周六和周日忙起来，在湿草甸的小溪之上修桥，在河岸边收拾出一块空地。他甚至试图恢复有围墙的花园里的菜地——在小径间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筛过的泥土里，多次翻土、施肥，但是花园原有的设计面貌仍在，正如梨树在多年的照料下保留了它的形状，他甚至修理了铁丝网、笼子、木结构和水池，做了皮通离开后人们遗忘了的各种零碎活。

在完成农场的工作之后，晚上莱斯在菜地里忙活。这精力！但是深夜菜地里的劳作让我厌烦。他用喷水器，水流在老金属水管中发出高频率的震动，经过我的小屋时，我的小屋也跟着响个不停。

皮通和后来接替他的人在白天用花园水管或喷水器，但是这动静被白天的嘈杂掩盖。而在夜晚的寂静中——在乡间的长寂里（周围城镇的天空灯光闪亮），这寂静是如此纯粹，有时走出小屋门都能听到六七英里外索尔兹伯里车站的火车进出的声音——嘶嘶的水管声清晰可闻，让人无法忽略。

我做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打电话给庄园的菲利普斯太太，抱怨夜间水管嘶嘶地响，很讨厌。我以为她会反驳，保护她的朋友。让我吃惊的是，她没有为难我。她认可了我的说法，说她会亲自去把喷水器关掉。她的确做到了；小屋突然的宁静——一开始像是头脑中的耳鸣，知了的鸣叫——像福音一般。

是什么事件赋予我在小屋的生活！又是什么事件保护了它！一点点差池就能改变这个地方的整体感觉，就能将我赶走！比如深夜喷水器的困扰，或者布兰达在我窗前过于频繁的走动，或者窗外草坪上太多陌生人的恣意妄为，或者庄园仆人的住所里太多的聚会和访客。

菲利普斯太太很合作。但是我料想这之后她会有些尴尬，一种更明显的尴尬——长久积累下来的——对布兰达和莱斯的尴尬。这便是我那时的心境，是我对不可避免的改变的接受，是我万物有时的观念，是我训练自己说“至少我拥有了它一年”“至少我拥有了它两年”取得的效果。我也准备好接受庄园的生活将永久改变。

但是菲利普斯太太或者先生没有觉得尴尬。莱斯也一点没有觉得尴尬。事实上，和我没有什么交集的莱斯对我是友好的。他第二天就表示了这种友好。

在喷水器可能开着的时候，从我厨房门口能看见在菜园的高墙，即我屋后小径旁的那堵墙上方，平行的拱门水扇催眠般出现又消失，在南边天空的夜色中盈亏不定——他敲了我厨房的门。严格来说，这是后门，但也是唯一被我用来进出小屋的门。

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了他。我开门时他没有戴帽子，迷彩帽（迷彩服的遗迹）捏在手中。他带过来一盆蔬菜。送蔬菜是得体而传统的做法；他笑着。我总是记着这一幕：瘦削、晒黑的脸，两颊凹陷；一只手捏着帽子，双手端着装蔬菜的盆；微笑。

然而，显而易见的还有他的丑陋。这会儿很惹眼，是因为从他的身材、举止和衣着判断，我本以为他是个英俊的人。他下巴厚；牙齿不好，让笑容变得滑稽；他的皮肤有伤痕。尽管如此，他在自己的外形上花了很大功夫。头发才洗过，柔软，剪得时髦。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戴特别的或者优雅的帽子。它们有用：从远处看，他戴帽子显得好看。我也稍稍理解了布兰达为什么让他感到焦虑，也更多地理解了布兰达的举止，那是一个被深深亏欠的女人的举止。

菲利普斯夫妇出门度假时，布兰达接管了庄园。她搬到菲利普斯夫妇的住处。莱斯还住在茅草小屋里。

那段时间我得离开几天。回来后第二天早晨，我去庄园拿信。我不在的时候信件留在那里；这是菲利普斯夫妇安排的。

我在庄园院子里按响厨房门铃。我听到了里面的音乐声。布兰达过了很久才来开门。

她一定在菲利普斯家。他们有雅致的房间，客厅的石头阳台连着草坪，草坪五十多年前就铺了，上面有巨大的树、花床、有年岁的玫瑰花丛和古旧的雕塑；远处是湿草甸的沼泽、河、河对岸的草地和丘陵。在外面的石头阳台上，菲利普斯夫妇设了供鸟栖息的桌子和悬挂的鸟食，山雀等鸟会来啄食。

布兰达小心地起身。她穿着牛仔裤和衬衣，丰满的嘴唇抹了口红，睫毛修饰过，让她不安的蓝眼睛更具神采；她的容貌同时暗示她在菲利普斯家无所事事。是仆人也不是仆人；此刻她对我不是特别在意。她说没看到有信件。

她身后是庄园的大厨房，听说是菲利普斯夫妇修缮的，或是他们找人修缮的。一个温暖而吸引人的厨房，有大炉子和很多橱柜；厚墙，小窗户嵌得很深，电灯亮着；门开向走道，大房间挨着大房间，有空间感和戒备感。

菲利普斯太太回来后不久打电话告诉我，庄园有很多我的信。我去厨房取信的时候告诉她，布兰达说没有信。菲利普斯太太听后看上去不高兴。没有解释，没有评论；仅仅点了点头。她像消化着一则新闻的人，把这加入她的已知信息中。

我觉得菲利普斯太太对布兰达改观了；又一次——就像她度假时找其他人替班一样——菲利普斯太太找到了一个不让陌生人用她的厨房和房间的理由。一开始，布兰达也许处在四人关系的中心。但现在，菲利普斯太太更重要。

当布兰达不再出现在庄园时，我没有吃惊。出乎我意料的是菲利普斯太太某日带来的消息。

“她和麦克·埃伦私奔去了意大利。”她说。

麦克·埃伦是个中央供暖系统承包工。他是做小生意的年轻人。他经营过一家老式的中央供暖系统和管道工程公司，曾经在大宅子里干事，口碑很好，但是受镇中心昂贵的设施和往日庞大的员工队伍所累。

我会认识麦克·埃伦是因为他来修庄园爆裂的锅炉。我问他小屋的水管为什么嘶嘶作响。他轻快地说，对付水管和庄园其他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换掉整个管道系统，换掉那些古老的金属管。我记得他的自信，他的步态，他走进我小屋的样子：他其实有点趾高气扬。他是个乡下小子，还爱吹牛。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吹嘘了很多事情；他不问及我的情况。他说他雇了六个人；他打算四十岁就退休。

在大地方，比如伦敦，像麦克·埃伦这样的人不算有个性：他们的性格不会让人印象深刻，也无足轻重。他们或他们的雇员走街串巷地干活，然后消失；他们几乎没有名字，更多的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和账单。在山谷这种地方，这样的人到你家来更像是一种社交。他带来了可读性更强的特征和更多接触点：他的村庄或小镇，有时候是他的邻居，他的教育，他的背景，他服务过的房子和人，他和你分享的服务和店铺。

麦克·埃伦爱说大话。他觉得自己充满精力和抱负，因而别人抱怨的经济衰退并没有影响到他。他觉得自己充满冒险精神，胜过那些没有勇气或精神自己做生意而满足于受雇状态的人。他长得还算过得去；他蓄着时下流行的小胡子。但是那次会面之后，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荒谬的骄傲和吹嘘，他进小屋时大摇大摆的样子，像是来帮我忙的。

我有时会在索尔兹伯里看见他的货车。有一两次我看见他和货车在超市门口。麦克不喜欢被人看见把货车当成私车用。我看见过他的货车停在布兰达和莱斯的小屋外以及庄园院子里。但这并不让人吃惊。我习惯了看见他的货车（以及几个当地建筑工的货车）在山谷里上上下下；有些工匠永远不闲着。

但是意大利！什么样的老派浪漫念头让麦克和布兰达去了那里？什么电影或电视？或者更简单，麦克随旅行团到过那里，觉得去熟悉的地方更安全？但出国本身不就是激情稍纵即逝的象征吗？麦克怎么能抛下六个雇员，抛下在当地的声誉和两侧及背后绘有他名字的货车？多久以后他会想回来，不仅为了名声和事业，还为了他以前的生活？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布兰达再次出现。不是在庄园。那段插曲结束了。甚至早在布兰达离开之前，莱斯便不再来庄园，撇下了菜园、周末的敲敲打打以及庄园各种零碎活计。把事情做好的努力、全心全意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庄园把这番努力全部侵吞了。一切都浪费了。但是庄园给予了回报，给予了快乐，给了莱斯好几周在荒地上的自由。正如莱斯和布兰达住进茅草屋之前，乡间生活和美丽的风景给了从镇上来的挤奶工一些关于时光之美的体悟。

如今庄园成了过去，莱斯隐居在他的茅草屋中——这里对他而言从没浪漫过，现在无疑又是最让他伤心的地方；他隐退到拖拉机的孤独和噪声中，在无尽的坡地间上上下下，凝视着一会儿黑色、一会儿棕色、一会儿白色的土地和尘土，以及田野的荒凉。我见过他最好的时候：带着蔬菜出现在我门口，以经典的姿势送上，纯粹善意地微笑，这笑是从他爱的人身上获取的一点爱，又回馈一点给他周围的人。

对布兰达而言，回来一定很糟糕，不单是从意大利回来，而且是从意大利回到小屋。在庄园里俨然女王般我行我素之后，在菲利斯普斯夫妇那栋从客厅能看到草坪、雕塑、老树和河流美景的房子里过了整整两个星期女王般的生活之后。她已从自己的美貌上索取了太多；太多，然后继续索取太多。

菲利普斯太太说起布兰达：“麦克把她踢出来了。”再无二话。

麦克！用名字称呼暗示了菲利普斯太太对他的某种认同，某种或新或旧的同情，某种“镇上”生活的默契——酒吧、俱乐部或者酒店吧台——也许某次他们碰到了一起，菲利普斯夫妇、布兰达和莱斯，以及麦克·埃伦。

秋天正步步走来，这是好事。现在布兰达不恼怎么见人的问题，不用花心思证明她没有受重创、生活依旧继续。她能关上前门躲在室内；正如莱斯能开出拖拉机躲在车厢带斑点的塑料之后。

把这些镇上人带到山谷的农业组织开始衰退（它们以自己的方式留存在山谷中），我不知道原因。这样的冒险和陆上或者空中的军事演习一样，我们经常经历：司空见惯，却知之甚少。

据说莱斯在找其他工作。我有三四次见到布兰达和莱斯在路上，开着那辆红黑色小车。他们拆除了部分篱笆，给车在花园里腾出位置。茅草顶小屋真的成了临时庇护所。在其中投入太多感情将是浪费，比莱斯晚上和周末在庄园工作还要浪费。

他们不再来庄园。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在车里，莱斯一眼没认出我的样子，布兰达装作不认识我。也许菲利普斯太太关于我信件的事有些意见——那些信被她视为诱因——我没有得到原谅。后来他们再见到我就干脆面无表情。我们短暂的相识就此结束。

我也看到了麦克·埃伦的货车，神气地为中央供暖系统生意奔忙着。乡镇上的成功！麦克让我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但是意大利！谁会把浪漫和那辆两侧和后面绘有名字的货车联系起来？车的三面都写着名字。我一看到货车就想起菲利普斯太太的话：“麦克把她踢出来了。”莱斯和布兰达在那些话中一定活得非常艰难，别人也一定都听说了！

白天变短。紫杉下从公路到庄园车道再到我小屋的路傍晚四点就变黑了。下午我坐公交车去索尔兹伯里购物，回来从车站走回家需要用手电筒照亮。

乡间的黑暗！在这里，大事几乎能静悄悄地发生。屋顶上有稻草野鸡的茅草顶小屋中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是菲利普斯太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

事件发生两天后，她说：“布兰达死了。”

“莱斯谋杀了她。”她镇定地补充。

是“谋杀”这个正式的词，不是“杀”。讲述重大事件时，我们用正式的词，甚至空洞的词。

我想起他们两人摘梨子时的样子——两只披着华丽羽毛的鸟。我想起在厨房门口送蔬菜给我的那张满足的恋爱中的脸，一个快乐的人的礼物。然后我想起意大利和麦克·埃伦的货车，为了挣钱到处忙碌、传播名气，与此同时，莱斯开着红色小车到处找工作。

很难想象这行为、这背景、这定局、这尸体仅仅在几百码之外。我想起最不冒昧的问题：“在哪里杀了她的？”

“就在那座小屋。周六晚上。”

周六晚上！是喝酒发脾气的夜晚吗？我没想过他们会这样。

菲利普斯太太说：“她戏弄了他。”

我觉得“戏弄”是个技术性的词，跟“谋杀”一样。它带着性暗示。她，私奔到意大利，戏弄了他。她颜面扫地地回来了。她戏弄了他、激怒了他。意大利一事以失败告终，她要发泄，于是戏弄某人，她一定经常“戏弄”他！她一定知道自己激起的是什么。他用一把菜刀开始了毁灭，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无论他心里有个角落多么希望一切没有发生，希望和解，但他一定是已经下手了，直到那疯狂和生命结束！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花园破败的茅草小屋里。

工蜂一直工作到死。它们死后，其他蜜蜂清理蜂箱，清理尸体。因为蜜蜂们工作而且干净。就这样，没有扰乱，没有惊动很多人，甚至公交车上的人也不知道，小屋被清理，清理了曾经珍贵的生命，曾经珍贵的激情。

她“戏弄”了他——这是裁决。所有人的心都向着那个活着的、幸存的男人；如果将两人的境遇调换，他们则会向着女人。警方很谨慎，几乎没人看见他们，像事件本身那样秘密。更多的消息来自当地周报，而不是邻居。他们没目睹什么，怕多怪罪了哪一方：这一刻所有人都跟布兰达和莱斯靠得更近，努力记起他们，几乎把这件发生在周围的事当成自家的悲剧。

当地有个习俗保留了下来。布兰达的东西需要被收走。几周后，在冬去春至前，布兰达的姐姐来没人住的小屋取东西，那辆红黑色的汽车已经不在了。

取亡者的遗物像是旧世界的习惯，有种神圣感，一种体面埋葬的感觉，是对逝者的尊重；似乎需要某种仪式。但是什么都没有。的确有人来取亡者的东西。要不是在庄园厨房和菲利普斯太太对账单，我不会知道布兰达的姐姐来了。

菲利普斯太太认识布兰达的姐姐。这是菲利普斯夫妇“城镇生活”的另一表现，是他们在庄园和山谷之外的生活。当布兰达的姐姐说明来意后，菲利普斯太太变得非常沉重。我都感动了。一番自我介绍后，我们都去了菲利普斯太太的客厅，从那儿能看见丘陵和河流，湿草甸和花园里巨大的白杨，古旧的石头阳台、罐子、苔藓、斑驳的石头、鸟食容器、晾衣绳——大宅花园和后院居家气息的混合。我来庄园第一天，对自己身处的地方与见到的东西都不清不楚，那时拜访菲利普斯夫妇，就见过这些。此后我只在圣诞节（我不在国外的那些年）拜访他们、送礼物过去时才会看到这景象。

布兰达的姐姐长得不是很像布兰达。她年纪大些，更胖些。臃肿的身材暗示了疾病，那是一种病症而不是粗鄙。布兰达臀部和大腿的丰满与此不同，那暗示着某种宠溺，暗示某些人觉得她的美貌应得奢侈的享受，觉得她的美当得起一定的自我放纵。但是接着，我开始从她姐姐脸上看到布兰达丰满的嘴唇和狂热的双眼，看到那些特征在臃肿的肉体中消失或改变；也看到少女时代曾让她自诩甚高的柔滑纯净的肤色，但如今已是人老珠黄。姐妹俩过得不是很顺心；美貌的馈赠对她们成了一种折磨。

布兰达的姐姐住在南边一座新建的小镇上，位于索尔兹伯里和伯恩茅斯之间，不是城市也不是乡间，是她想象不到的沦落之地。

在菲利普斯夫妇的客厅里，有那么一会儿，布兰达姐姐的拜访似乎是社交性的。但是突然她好像记起了来访的目的。

她说：“你想保存所有东西。然后你想把一切都丢掉。”她的声音沙哑了，眼里充满了泪水。“她留下来的东西太少，只有衣服。”她努力挤出微笑，“她对穿着特别挑剔。但是衣服我能怎么处理呢？”

没有恶意，没有愤怒，没有复仇的愿望。

她说：“她对他来说是个负担。他管不了她。”

菲利普斯太太让布兰达的姐姐继续说。

布兰达的姐姐说：“她甚至觉得他怪，你知道吗。她告诉我他每天早上洗头，不是下班后洗，因为晚上他不想湿着头发睡觉。早上洗头。他像我儿子雷蒙德。我希望没人觉得他怪。雷蒙德是为了学校的女孩才这样做的。”

我本以为是布兰达鼓励莱斯精心着装，以为是她为他挑选衣服。这个洗头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孤独更绝望的男人。

布兰达的姐姐说：“她对生活期许太多。母亲总跟我们叨唠她在战前吃了多少苦，住在军营小屋里，希望我父亲有所作为。那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住在军营一座小小的房子里。”

她告诉我们，她父亲，一个有点工厂经验的普通军人，在战争初期灵光一闪，发明了一种在飞机尾部架枪的方法，因此被政府重用了几个月。不光是他，像他那样有想法的人很多。

“他一直在向国防部迈进。国防部，国防部，我总是听到这个词。看到今天报纸上的广告，看到相同的词，我想起了过去。”

我不觉得她在把事情浪漫化。她说“国防部”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加上冠词，这意味着她明白她说的是什么。

但是她的父亲没有飞黄腾达。枪换代更新，飞机被改进或更换，这个军人又变得普通了。但是他的女儿们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个荣耀之梦，也继承了一种悲观，对希望的渴求以及对希望的紧张。这造成了她们的脾气、挫败和自我毁灭。好像我们祖先所遭遇的意外后果都投射在了我们的性格中，好像在出生前我们的命运就被写定，我们人生的一半就已勾勒好。

布兰达的姐姐说：“我不能说什么。我自己也过得不好。”

当她最终逃离小小的军营房走入大千世界，她嫁给了一个建筑工。这个人在她看来无比的成功和时髦，但后来开始败落，再后来就破了产，时运不济，当他试图在德国做生意以转运时，情况更糟糕了。之后他开始和一个更年轻的女人偷情，对她着迷，一如当年迷恋布兰达姐姐的风采。他最终离开家，离开了妻子和孩子。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她是这么说的，淡化着悲剧色彩。“照例，傻瓜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现在她在乎的只有儿子，他是她唯一关心的，她把自己圈起来了。

所以说，虽然她没明说，她的生活有一种规律。她父亲被她丈夫替代，她丈夫又被她儿子替代。她的生活一遍遍重复；她过着同一种生活或者同一种生活的不同版本。或者，换一种方式看，几乎一开始，她人生的选择和激情就结束了——正如她父亲、她母亲，也许几代先人那般。

布兰达的姐姐不需要鼓动就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她的歇斯底里变得明显。所以，坐在菲利普斯太太的客厅，在布兰达的姐姐起初的冷静甚至是拘谨过去后，伴着美好的景色，她很可能被看成一个病人，一个比布兰达受家族史影响更深的人，那真是缺少了一件大事的家族史。同时，我看到的不仅是相貌像布兰达，激情也如出一辙。如此多样的激情，如此多的根源，如此少的了解，甚至连这些激情的受害者本人都不甚了解。

接着，这个皮肤光滑、没有斑点的歇斯底里的女人记起了拜访的礼节。拜访到此结束。她去做了正经事：收拢妹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东西。

我们离开了客厅。经过走道、厚墙、石头窗棂以及通向大厨房的门。在门廊边，菲利普斯太太道了别。

我们走出庄园的院子，走在粗糙多石的车道上，布兰达的姐姐说：“我永远不会原谅菲利普斯太太。”在刚才客厅里那番坦诚的谈话之后，这样说未免突兀。

她非常痛苦。我开始和她往公路上走。到了紫衫下，她开始对我讲布兰达的意大利之行。

麦克·埃伦乘飞机去意大利。布兰达乘火车。在旅途中她听不到人说英语，很少和人说话，开始反省，然后害怕了。到罗马之后，她决定不去找麦克。她想待在一家旅店，然后给莱斯去个信，甚至想让他来找她。她带的钱只够维持几天。她在火车站附近订了间小旅店。她茅草屋的家里没有电话，于是她打电话到庄园，留了信息让人转达给莱斯。

什么都没有发生，莱斯那里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接着，她咽下了傲气（因为他们之间有些争执），打电话给住在杰克的农舍的人，就是那个每天下午开车上山接孩子放学的女人，她从没有对我笑过，也是她推平了杰克的花园。但是莱斯那里依旧没有传来消息。这时候布兰达的钱花光了。她做了已经决定不做的事情。她去找麦克·埃伦，和他住在一起，直到像传言中那样被踢出来。

她痛心而愤怒地回来了，一心想要戏弄那个她觉得或者假装觉得奇怪的男人，她觉得他不是个男人。浪漫的冲动曾让她在罗马火车站边的旅店里激动了一阵儿：这个女孩很无助，身陷危险，热切的情人在另一头。莱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卖掉一切来找她。但是莱斯那里没有任何消息，她觉得受了这股冲动的嘲弄。

布兰达的姐姐说：“菲利普斯太太一直没有把消息带给莱斯，四五天后才转达，那时候布兰达已经离开旅店和麦克住在了一起。她说她忘了。她说因其他事情耽搁了。她说以为没那么要紧。但我觉得她是故意的。”

布兰达的姐姐说，千万别指望那个住在杰克的老房子里的女人。但是这个故事赋予那个女人，那个下午开车上山去接下了校车的孩子的女人以新的性格，也使她的车的形状和颜色有了新的特征。

夏末的一天，我走过农场的老房子和杰克的农舍及花园，这片垃圾和废墟已不再是当年杰克眼里的世界，如今车道那边的废墟又多了一个焚烧工业垃圾的坑。火偶尔会烧焦多年前为了围住废地而种下的白桦树。某天，我走过农场和蔓延的垃圾，走上一个个变黑了却还泛着嫩芽新绿的稻草堆，听到小树林后面大火燃烧的声音——树林也有点年头了。

我听到了树林后面的声响；看到了烟，树桩间是黑色，田野里火光一片，热浪像块老式玻璃般扭曲了景象。我感到了热度，接着很快被噪音包围，嘈杂声演变为响亮的噼啪声。我想起了二十五年前在南美洲东北部的高地听到的声响：大瀑布的声音。水与火，它们发出同样的骚动声。在巨大的噪声中以飞快的脚步走在丘陵上，一切都好像是一个样。

火很快灭了，树林后的田野里一片灰烬。在我散步回去的路上，在空荡的茅草屋的天窗下，是一层厚厚的苔藓，一种不自然的翠绿，那绿色曾经是茅草的美的一部分，代表的似乎不仅是植物之美。

如今茅草屋这般安静；花园边曾经围着整齐的篱笆，夏天点缀着小朵的玫瑰，如今一派破败。

山的另一边如此安静，谷底是一片荒草地，荒地那头是一座废弃的农舍，农舍在一块凹地中显得黑而锈。我在周末的下午，在空荡荡的丘陵的静谧中看到如此安静的景象：住在杰克的农舍的孩子们在碎石和轮胎堆中玩耍，周围是一些野草和黄花。

*

也许在那里，杰克眼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山谷会延续；没有我视野中的衰败；那是一种在成年人脑海中延展的孩童视野。

还有人也觉得山谷和车道不曾衰败。有一天我走过旧农场建筑，走过白桦树下新鲜的落叶和燃着火的白垩坑，朝新树林的方向走去，看到远处有个人影。

我习惯了独自散步。在这样的距离外看到一个人，也就是再往前走十或十五分钟就能碰上那个人，这可能会毁了我往返的散步（因为他也可能往回走，通常走到停在车道尽头和高速公路交会处的一辆车那里）。因此，要是看见有人走近，我宁愿转身放弃散步。

然而这次我没有。这个人原来是个中年女人。她个子很小。从远处看，尤其是映衬着天空，她让人难忘；人在空旷中容易凸显出来。我们迎面碰上时，她对我打招呼，大大方方地。我们停下来聊天。她在什鲁顿工作。她说她住在埃姆斯伯里时经常在这条路上散步。她说自己找到了鹿活动的路线，知道它们大概在哪里穿过公路。鹿一家生活在一小块三面环绕着高速公路的空地上，周围还有军队进行射击训练的靶场，活得很不容易。

老农场经理的眼里也没有颓败。某天，我看见他骑着马走在树林和草地间的车道上，后面是那座有云雀和坟堆的山丘。以前他开着路虎倒很少来这么远的地方巡查。现在他退休了，能随意溜达。他骑着马，更是休闲的表现。

这是一匹大马，毛色漂亮，带着灰白或红棕色斑点。他说这是一匹难对付的马，是女儿送给他的，他女儿结婚后在格洛斯特郡生活。他谈话的内容：他女儿（很会和马相处），以及这匹作为礼物的马（这匹马很听她的话）。

他郊区的房子在老旧的车道边，花园规整。女儿长大离家了，如今他的日子很空虚。他的时光飞逝！人一辈子过得如此快！事实上，正常情况下只能见证、了解连续两三代的生命。

我见到他时不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觉得人们说得有道理：那些精力充沛的人退休后老得快。当时他发现座下的马很难骑，于是下马放松放松，正好和我说话。他变老了，背驼了，步伐僵硬。我第一次看见他走路，觉得那是农夫走路的范本，我见到了“农夫的步伐”。

我后来又有了另一个想法。一个人活跃的周期、做事的时间是短暂的。想到这一点时我已离开了庄园和小屋，当那一段生活结束后，我开始觉得精力和行动有时不听使唤。每个人的精力是一定的，用完了就是用完了。在我看见经理骑着马，看见我们之间年龄、精力和前景上的差距之后没几年，这些念头就出现了。但是，中年或者与之相随的衰退会突然降临在一些人身上；正如老年降临在老农场经理身上一样，中年猝不及防地降临在我身上。

我想听老经理讲讲新来的农场工人。我会说自己更喜欢他的作风。这更多是出于对他，对一个来自我的过去的人的敬意，而不是因为我了解自己在农场的所见。但是他不感兴趣。看来拉拢感没有传达到。这样也没有大碍。因为最后，经过两个严重干旱的夏季，新的农业创新神秘地（至少对我而言）失败了。那两个夏天异常干旱，我小屋前的老橘树都枯死了。

干旱时期我听到人们谈论——在公交车上或是从租车人布雷那里——不是水被引到牛面前，而是牛被运到有水的地方，也许运到威尔士！这是新农业的规模、风格和声誉。我不知道是确有此事，还是当地人过于激动地夸张了。然而很快，这些都不重要了。创新失败了。虽然它声势浩大，影响到那么多人，影响到数英亩田地最终的面貌，但失败从来都是静悄悄地发生的。

失败刚出现时我是不知情的。有机器，有奶牛，人们开着车上上下下，大卡车从金属墙的谷仓中运走粮食。但是渐渐地，这失败，这中心的衰退，开始显露。

谷仓边的活动式牛棚被打开，前后门都敞着，粪便和稻草打扫干净了。门大开而干净（虽然留有污迹）的牛棚空荡荡的。栅栏，带水槽的水泥地，带木条的墙面割裂了阳光，向不同角度反射着光，照得牛棚内亮堂堂的。新挤奶厅拆了。新建的水泥平台还在，从山上看过去仍然崭新。像杰克的温室一样，也只留下了水泥地。

这里的房屋规模太大，对人来说太大。需求被夸大，被分化，留下的是一片废墟。空牛棚最后可能会被拆掉，卖到别处。挤奶机无疑已经卖出去了，只留下水泥地。在这片开阔中水泥地显得如此小。地板上曾有挤奶机轰鸣，仪表盘检测着各种东西，而沾着粪便的牛在牧人的呼喊中（挤奶中唯一留下的习俗）被引到山上，在特定的时间排队走进由铁栏杆围成的通道，以一种古怪的安静等着机器来挤奶。

一头头奶牛最终消失了。有些被卖了，无论被卖与否，它们终将在一定的时间接受命运：成批地被带篷货车运到屠宰场。

我见过奶牛在山坡上映衬着蓝天，低头吃草，或者怯生生地好奇地看着路人。它们像是我童年记忆中特立尼达的炼奶商标上的牛：对我而言产生了一种极度浪漫的效果，那是孩子对美好事物以及他方的幻想，后来我在丘陵上见到奶牛，就觉得似曾相识。我见过牛的大眼睛，偶有几次见过牛群温和地四散。在草地上，它们会跟着路人，以为他带来了好吃的，或者会带着它们去好地方。我见过湿润的大黑鼻子，夹着袋装驱蚊剂的耳朵，它们挥舞起来有如沉重的扇子。人们看见所看见的。很难想见看不到的不真实的事物。

我过了些时候才知道，奶是母牛生过小牛后才产的，但除了生病的小牛之外，其他的你都见不到。小病牛像黑白或棕白色装着液体的袋子那样趴在稻草上，看上去一副刚出生的样子。没有母牛带着小牛。没有格雷[11]《墓畔挽歌》中的“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哞声起落”；没有哥德史密斯[12]《荒村》中的“清醒的牛群在晚间呼唤着牛犊”。

曾经美丽的画面和那些诗句符合炼乳商标上牛的样子。这种美很特别，因为我们岛上没有这样的牛群（虽然我很了解那种“清醒”——美好而聪明的词——知道晚上给牛群铺草的仪式）。我们那里没有适宜的气候和草场；岛是为了种植甘蔗而开发的。但是那里有牛群。我的家族里有些人就跟乡里人一样喜欢养牛，养了一两头，为了牛奶，为了爱，为了宗教。

我们处在古老雅利安人奶牛崇拜的晚期，崇拜给予奶的牛，若是没了牛奶，人们的生活会更艰苦，在某些气候和地形中甚至无法生存。这种崇拜是我们的祖父从农耕的印度带来的。我小时候，我们仍敬重这一观念，以及它和远古的联系。对我们而言，牛初乳几乎是神圣的。牛的主人用这种浓稠的牛奶制成糖果，分成小份送给亲友，就像宗教仪式上的供奉之物一样。

我们的几头牛（也许像格雷或者哥德史密斯笔下的牛一样），和草场上健康高大的牛相比显得可怜。但是草场上的牛虽然美丽，却没有神圣感，没有得到人持续的关注。我孩提时觉得这种关注是牛所渴望的。草场上的牛臀部印上了数字。出生时没有神圣感，死亡时也没有，仅仅被装在带篷货车中。有时，杰克的农舍布满青苔的后院会留下人工授精工作的残余物。有时候，畸形的牛被关在那里，和正常的牛隔离开。它们多出来的那块肉和毛发（带着弗里西亚群岛图案的黑白斑块）从中间垂落，像是材料从两半造牛模子的合缝中漏了出去。

现在，随着牛群的消失，农场周围丘陵的新旧小径出现了一时的静止和停滞（在游客眼里，农场的生活一成不变，且具仪式性）。一度有很多活动，如今有更多的残迹。

我生活的庄园里很多房间关着门。庄园的花园、果园变得荒芜；带锥形茅草顶的儿童屋的茅草开始腐烂，一堆潮湿的芦苇从一处铁丝网上滑落。壁球场和农舍疏于打理，带双层金字塔顶的旧谷仓无人问津。

在翻新的教堂后，旧农场建筑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活动式棚子，现在空荡荡的。牛栏入口的圆形凸面镜令人想起这儿曾经也有车开过。粉红小屋的茅草屋顶绿意点点，屋顶上的稻草野鸡碎成一块块的。花园已成了一片垃圾场。山顶上有新谷仓和半板条牛棚，松树和山毛榉防风林相比我第一次见到时已长高了很多。谷底，青贮饲料窖配厚木板的墙，对着被挖开的山坡，木板上有木焦油。到处都是轮胎，是管事的人运来的，这些轮胎被漫漫长路磨光滑了。到处都是挖出来的碎石、成堆的白垩和野草。

这一切都在先前的废墟中。老农场建筑，也许是上世纪建的，离左边山脚下植被丛生的路有一点距离。老，也许很老的农场建筑在杰克的农舍后面。沿着车道有蜂箱和房屋形状的干草堆，有只剩下几面墙的老石头房子和周围遮蔽了废墟的高耸的树，这些树距我第一次见到已有十年时间了。植物生长着，石头岿然不动。

在这条小径的反方向，远离之前农场经理的路虎的巡查路线，瑞士卷形状的稻草仍堆在树林中。树林如此茂密！云雀山顶立着一座座古坟，像小丘疹般映衬着天空，稻草卷如今黑乎乎的，显出泥土的颜色，和车道对面的旧草堆一样。它们在破碎的塑料布的遮盖下变成了泥土。草变成干草，回归泥土。

*

我在这里的时光告一段落，我在庄园小屋和山谷里的时光，我观察和学习的第二个童年，我的第二段生活，与第一段相差甚远。

我差不多一开始就让自己为结束作准备。河岸边的第一个春天壮丽而让人惊艳，初生的芦苇，清澈的河水（我学会了说“清爽”），但碧蓝幽深的水透着橄榄绿，倒映着河岸上葱翠树木的那片水看上去深邃得不真实，树下方的那片水尤其如此，在第一个春天过去后，我会说“至少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春天”，接着我会说“至少我在这里度过了春天和夏天”，然后是“至少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就这样，一年年过去。直到时间开始收缩，体验本身起变化了：新的季节不再新鲜，新的体验少了，更多的是对过去的回忆；你开始把年月堆积起来，数着它们，在数算和积累中获得快乐。

一个秋日下午，我走过杰克的农舍和废弃的农场，突然有点喘不上气了。我转过拐角，离开农场，走过山毛榉下的旧金属、扭曲的铁丝和废弃的木制品，呼吸又顺畅了。（不是火坑边的白桦树，它们在路的另一边。这些山毛榉树在农场的边缘，枝丫低垂，绿叶成荫，让我想起乔治·博罗[13]在《拉文格罗》和《罗曼·罗依》中的漫步。）穿过山毛榉和农场，在杂草丛生的路上熟悉的孤寂中，我开始轻松地呼吸。我觉得呼吸不畅是源于某种刺激，农场边的空气中有什么过敏源，回家后便没有做什么。晚上再次喘不上气来。这一次像是杰克的农舍边那一刻的延续，但却挥之不去，我病得不轻，过了两三个小时都没缓过来。

这场病带走了我体内留存的所有青春因子（本来留得还不少），削弱了我的精力，在痊愈的过程中，一周周，一月月，把我推向中年。

对我而言，这也是庄园小屋的终结。丘陵、高地、河流和河岸——这里的地形很简单。水从丘陵流向河中。雨后，我曾在防风林边铺筑的小路上凝视着流过卵石的小溪流在沥青和草地的夹缝中流向公路，流过路面和阴沟，流进河中。雨后，小溪流带着山毛榉果实（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经过我厨房的门，留下水流造成的残骸：一路上山毛榉果实都碎了。我的小屋冰冷。我喜爱的坚实的燧石墙——我尤其喜爱石头温暖的色调——保持了这阴冷。山毛榉树遮着小屋，挡住了阳光。这里即使夏天也暖不起来，甚至在干死了橘树的大旱天里，夜间我也需要取暖。

此处的美，以及我对它的钟爱，胜过其他所有地方，这让我在这里逗留过久。我的健康受到了损害，但是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介意。总会有某种交换。对我而言，有了作家的天赋和自由，同时也要承受写作生涯的艰苦和失望，要背井离乡；承受了那种失落以及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的现实，但也在威尔特郡开启了第二段生活，仿佛是第二个幸福的童年，对自然有了第二次了解（以成人的角度），亦有了儿时梦寐以求的林中小屋。但是这里有小屋的冰冷，美丽河岸的潮湿和雾气，以及生来或者后天肺部孱弱的人容易得的疾病。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又开始散步。我在写一本大书。这种劳动到了某个阶段，精力合而为一：脑力和体力用了一样另一样也变少。完全康复后，我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写作上。

我也伤感地准备离开。仅仅几英里远，在一片干燥的丘陵上，我把两间废弃的小屋改成了一栋房子。农舍是八十年前建的，在有着古老名字的农村。古村落消失了；除了一些平地，一些彼此挨着的绿色小平台之外，什么都没留下。在我自己动手修缮房子的过程中，上世纪的老砖墙和砖地基、老式公共厕所的黑土被挖起，周围是平滑的绿色坡地。我之前以为这里只有白垩。

工人居所的墙和地基：几代农业工人曾住在这儿。我翻新的农舍建于世纪之初，建在旧村庄的地基和废墟上，几代的工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曾在此居住。现在，我一个异乡人，稍稍改变了这里的地貌，做了我所意识到的他人的所为，制造出另一片潜在的废墟。

（后来我搬了过去，有些老人过来看这栋他们曾经居住或参观过的房子。有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由孙子领着过来，她曾和做牧羊人的爷爷在这里住过一个夏天。老人对农舍的变化感到困惑，以为走错了地方。我感到羞耻。那一次我假装不住在这儿。）

我本该去别处重新开始。但是自从我把自己和第一段生活割裂后，经过二十年，意外而幸运地找到第二段生活，我不愿意搬得太远。我想留在我有所发现的地方。只要有可能，我就想重建在庄园小屋里找到的一切。

某一天，也许是那次得病九或十个月后的一天，我沿着以前的路线散步。现在与过往有了新的联系。像是为了配合我的情绪，我刚沿着防风林开始下山，便看到山谷闻所未闻的巨大变化。

曾经并排的三栋农舍正被改造成一栋大房子，其中一栋是杰克的。改造的基本工作就绪。从外面看，这三栋农舍成了一间很大的客厅，还有新的空间或房间加入这个巨大的中央房间。屋顶也在盖，是崭新鲜红的房梁。房子的设计不够典雅。但是它会变得宽敞而舒适，每扇窗户外都有绿意盎然的景致，能看到山坡、白桦和山毛榉林，或者田畔的黑刺李和山楂树。

多数旧农场建筑都消失了。但是有些靠后一点的还在，其中有窗户开得很高的老谷仓，挂着滑轮和绳索的铁支架，后者用来提起麻袋或马车上的草捆，然后把它们摇进屋里。

建筑工们在房顶上忙活，石板被迅速吊起。印着建筑工名字的货车停在车道上，这里曾是杰克的鹅游荡的地方。收音机在修了一半的屋子里大声播放着，空洞而有回响。建筑工们是镇上人，比那时候从镇上来的农场工人更不友好。

当房子成了建筑工地，当曾经熟悉的房间成了空间，它们显得那么的暴露，被剥夺了尊严。杰克的农舍（我直到现在才看到它内部的样子）缩小了——没有了外墙或是地板——以增加建筑空间。在这一阶段，房子仍是纯粹的空间，就像车道下面那依着一棵梧桐的废弃石墙屋内部的空间一样。在这个空间的某处，杰克曾做出他最勇敢的决定：离开病床和朋友们过最后一个圣诞节，相聚在离车道不远的普通小酒馆。他回来后就在这个空间中死去。这里有疾病、神志不清、屈从，也许还有和解。

我看到新房子在夏天建起，建在白蒙蒙的白垩粉尘中。但是在冬天，据我所知，建筑工地陷在满谷的泥泞和水中，烂泥水有好几英寸深。就是这种潮湿让杰克得了支气管炎和肺炎。现在潮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原先的花园和养鹅的地方、另两座小屋的花园和长草的区域都铺上了水泥，做了大房子的前庭。

屋后温室的水泥地不见了。这里被划入大房子的新客厅。

所以终于，正如这座大房子抹除了杰克生活和死亡的痕迹，他照料的土地也消失了。然而，在花园的水泥地下，会有种子和根系存活下来，等到哪天水泥被橇掉（总有一天会被橇掉，因为很少有什么住宅是永恒的），关于杰克的记忆，保存在灌木、鲜花或藤蔓中的过往，也许会再次焕发生机。

那栋大房子一旦建成，农场劳工居住的小屋也就完成了一个轮回。

这里一度有很多小村落，农业工人和牧羊人沿着河岸居住。小村落随着机器的到来迅速缩减。不再需要那么多双手，人们渐渐不再养羊，也就不再需要牧羊人了。

庄园的花园和果园一部分坐落在一个消失的小村落中。这样的更迭经常发生。村落重复的名字——瓦尔登肖，两种部落语言中同一个词（“树林”之意）的重复，两种语言都早早地被其他语言吸收——诉说着来自海那边的入侵，诉说着如画的河流和湿草甸一带古老的战争和驱逐。

历史一再上演，并向外辐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宅子，它的花园和附属建筑，这些财富都来自帝国的海外掠夺。庄园曾经覆盖了我下午散步时走的数英亩土地。但是它的荣耀只维持了一代人。家族搬到别处，庄园只剩下宅子和园子，失去了农场和土地。外来人在山村或者曾经住满工人的村落建了新的大房子。如今车道边最后的农用小屋被征用。曾经只适合农用小屋的地方——靠近农场，远离公路和设施——又变得炙手可热。农场消失了，和公路的距离成了一桩幸事。就这样，这里的特性变了，过去被废弃。

来到山谷后不久，我便抱着变化的观念生活，意识到我所发现的完美即将消散。这赋予了我体验到的美和季节的变迁一种酸楚。每个春天，每个秋天，我一次次向自己承诺弄一部相机（至少学会用手头的那部），记录车道，记录梧桐树下废弃的小屋，吉卜赛大篷车，农用房屋，杰克的农舍、花园和鹅场。但是散步时我从没带上相机。也许由于我没有切实地记录下这些事物，它们很快便仅存于我的脑海中，平添了一种酸楚。

我曾觉得，因为我缺乏安全感的过去——印度农民，被殖民的特立尼达和家庭的境况，殖民地的狭隘满足不了我的志向，我把自己连根拔起，追求写作事业，带着微薄的资源来到英国，如今我仍旧必须依靠这份微薄——我曾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我对这个不通融的世界有着一份特别温柔或者原始的感觉。

我觉得杰克坚实地扎根于他的土地。但我也觉得他是过去的一部分，一种遗留，在被我的相机捕捉前就荡然无存了。我对杰克的看法有失偏颇。他不是遗留；他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几乎可以说是自己的大陆。但是他所享用的周围的世界是如此珍贵，不会不被别人使用。当他去世后，当取代他的镇上工人离去后，我才看到在此处生活和工作的人的脆弱。

杰克本人无视自己对土地的无力把握，就像没有看见别人之所见，在沼泽和废弃农场边创造出一座花园。花园里四季分明，夺人眼球。他的周围都是废墟，更深层地来说，他的周围都是变化，对生长和创造周期的简要提醒。但是他体悟到生命和人是真正的谜；他以宗教般的情怀把它们置于首位。他生命中最勇敢、最虔诚的事情是他死去的方式：在生命的尽头，他把生命本身而非身外之物置于首位。

*

我在山谷里的时光结束了，小屋、土地、时节特殊的符号以及在丘陵和河岸的散步，充满了韵律的独特时光。虽然我并没有走远，却感到我的第二段生活终结了。我翻新的小屋在同一条公交车线路上，车次越来越少，乘客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贵。

有一天，一个中年女人和我说话。车上有人会和我说话，而有些人十二年来从没和我说过话。我不认得这个女人。

她说：“杰克。杰克的老婆。”

接着我记起了她的脸和憔悴，那双狡黠的眼睛和她父亲的很像。

她总是用疏远的口气谈起杰克，像是说起不相干的人，某个她认识而不是一起生活的人。

她说：“你没认出我是因为我的头发。”

她摸了摸头发。是短发。

她说：“杰克喜欢长发。他喜欢我把头发盘起来。”

这是我对杰克新的了解。从远处看，他的胡子和直立的身躯让他显得像个浪漫主义者，像是一个早期社会主义者（我想象中的）。也许他是从一个老人那里模仿了留胡须。也许他是有意识地过着某一种生活。也许他以自己的方式搞专制，强人所难，包括长发和盘发。他过着一种让妻子觉得厌烦的生活。

她现在住在另一个山谷小镇的公租房里。她喜欢那个地区、房子和邻居。她觉得在她住了几年的地方建大房子很奇怪。她说：“他们这么做不是很滑稽吗？”

对杰克的妻子来说，离开农舍是件好事。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小有成就，是个励志故事。父亲是护林人，某种猎场看守人；杰克是农场工人和园丁；现在她是半个镇上人。

对于我，在小屋和庄园是一个轮回；在农场和农舍间是另一个轮回；杰克妻子的生活又是另一个轮回。

[1]罗兰·希尔达（1905－1993），英国风景画家。

[2]约翰·康斯特勃（1776－1837），19世纪英国伟大的风景画家。

[3]原文分别为avon、hound、walden、shaw。

[4]原文分别为avon、hound、walden、shaw。

[5]原文分别为avon、hound、walden、shaw。

[6]原文分别为avon、hound、walden、shaw。

[7]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

[8]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9]索尔兹伯里地区的古罗马名。

[10]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在英国温彻斯特。

[11]托马斯·格雷（1716－1771），英国18世纪重要抒情诗人。

[12]奥利弗·哥德史密斯（1730－1774），英国18世纪著名剧作家。

[13]乔治·博罗（1803－1881），英国作家，擅长写游记。

旅程

要写下杰克、农舍和花园的故事，我有必要在山谷过我的第二段生活，对那里的自然世界第二次觉醒。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出现在我到山谷的头几天，那时我才刚住进庄园小屋。

当时小屋里还有老住户的书籍和家具。书堆里有一个平装版小册子，比普通的平装书还要小，只有几页。这是“艺术小图书馆”系列书中的一册，介绍了乔治·德·基里科[1]早期的绘画，大约有十二幅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画作。从技术角度而言，这些小小的画作显得无趣；它们单调而肤浅：随意的构图，半古典半现代的背景，没有关联的主题——高架渠、火车、拱廊、手套、水果、雕塑——带着偶得的一点儿简单的神秘感。比如在一幅画中，一个隐藏起来的人的巨大影子从角落走近。

但是其中一幅画吸引了我的注意，也许是因为它的名称：抵达之谜。我觉得这个标题以一种间接而诗意的方式触及我的经验。我后来知道基里科这幅超现实主义画作的名称不是他自己取的，而是出自诗人阿波利奈尔[2]。阿波利奈尔在战场上受伤而后患流感不治，英年早逝，令毕加索等人悲痛不已。

说来有趣，《抵达之谜》在我的记忆中发生了改变——也许还是标题的缘故。原作（或者“艺术小图书馆”系列的复制品）总是给我惊喜。古典场景，地中海沿岸，古罗马——或者我是这么看的。一个码头；背景中，在墙和通道（像裁剪的一般）之后有一艘古船桅杆的顶端。前部废弃的街道上有两个人，都包得严实，一个人也许刚到达，另一个也许是港口当地人。这景象荒凉而神秘：它传达了抵达的神秘。这就是它向我传达的信息，和传达给阿波利奈尔的一样。

在威尔特郡庄园灰蒙蒙的冬天，在头四天的雾和雨中，我能看清的少之又少，我突然萌生了有朝一日写写基里科那幅画中的景象的念头——这念头在我写作的时候轻轻地漂浮着。

我要写的故事发生在古典时期，在地中海。叙事者平铺直叙，没有试图用哪个时代的风格，或者用历史阐释他的时代。他将在那个古典的港口抵达，墙和通道仿佛是剪裁出来的。他抵达的由头我还没想出。他将走过码头边两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他将从静默和荒凉中走开，从空白中走向通道或门。他将走向一个拥挤的城市（我设想的是像印度集市的场景），被那里的生活和噪音吞没。他的使命——家族生意、调查、宗教启蒙——会带给他际遇和冒险。他会进入房子和神殿。渐渐地，他会产生毫无头绪之感，丧失使命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迷失了。他的探索感被惊惶取代。他想逃跑，回到码头，回到船上。但他不知道怎么回去。我想到在某些善意的人的引领下，他不知不觉参与到宗教仪式中，却发现自己是注定的受害者。在危急时刻，他走向一扇门，打开门，发现自己回到了抵达的码头。他获救了，世界回到他记忆中的样子。只缺了一样东西。在剪裁出的墙和楼房之上，没有桅杆，没有风帆。古船开走了。旅人只能继续待下去。

我不觉得这是个历史故事，更多是想象的自由驰骋，不做什么研究。我会从维吉尔那里得到有关海洋、旅行和季节的启发，从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获得罗马帝国市镇或者行省组织的概念。我会从阿普列尤斯[3]那儿获得古代宗教的情绪和概念，从贺拉斯[4]那里获得军事知识，从佩特罗尼乌斯[5]那里获得社会背景的提示。

活在想象中的古罗马世界的念头吸引了我。一个美丽、清晰而危险的世界，和我身处的背景相去甚远。这个故事更像是一种情绪，与我当时正在写的书非常不同。后者很棘手，它已占用了我八九个月的时间，初稿还没有完成。

这本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非洲国家，那里曾是殖民地，有白人和亚洲人居住，如今独立了。故事讲的是一场部落战争期间，两个白人一整天开着车的旅程，殖民地的秩序和简单突然以不可阻挡之势迎面而来。非洲曾给那些白人机会，让他们更高大，挖出他们的潜能。如今，他们不再那么年轻，这机会正消耗着他们。这是一本暴力的书——暴力的不是事件，而是情感。

这是一本关于恐惧的书。所有的笑话都被恐惧消声。我写作的山谷云雾笼罩；夜来得早；我对身处之地缺乏了解——我把山谷中散发的一切不确定都转移到笔下的非洲。我没想到《抵达之谜》的故事——阳光照耀的航行结束在危险的古典城市——能够让我从自己创作的非洲故事的苛严和黑暗中解脱出来；我没想到这个地中海的故事不过是我正在书写的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我同样没想到这也是一种尝试，为一个搅扰了我将近一年的梦或者梦魇寻找故事、提供连贯性。在梦中，一到关键时刻总是这样：我只能称其为我脑海中的爆炸。每个梦都如此结束，爆炸后我被扔下来平躺着，在人群中，在街上，在拥挤的房间，在任何地方，以尴尬的姿势被扔进站立的人群中，被扔成睡觉的姿势然后这样醒来。我感到我脑海中的这种爆炸如此响亮，震荡而缓慢，同时，奇迹般地，我的大脑还有一部分可以思考和推论，觉得自己挺不过去了，正向死亡靠近，虽然其他梦终究只是梦，但在这个梦中，爆炸是致命的，我觉得我正有意识地经历或者见证自己的死亡。醒来后，我感到头脑奇怪、颤抖、筋疲力尽；仿佛我的大脑真的爆炸了。

这梦或者梦魇抑或体内的戏剧困扰了我一年多。也许是脑中一时的骚动造就了瞬间的画面：街头、小餐馆、聚会、公交车，我在众人面前倒地。这是脑力不支和类似悲痛的情绪导致的梦。

我写得很艰难；自求学开始我便多少顶着压力工作。在开始写作之前，我在学习；慢慢地我开始写作。之前，我在牛津；更早的时候我在特立尼达的学校为争取牛津奖学金而努力。我的写作生涯有很长的准备阶段！接着我发现当作家并不是（如我之前所以为的）一种状态，并不是一旦当上作家，能力、成就、名誉或者满足就会常驻。从事这份职业要承受特殊的痛苦：任凭你为写作付出了多少辛劳，任凭它带给你多有创意的挑战和满足，时间总是能把它从你手中夺走。随着时间流逝，我觉得被自己以往的作品嘲笑；它们似乎属于精力旺盛的时期，如今那样的时期永远地消失了。空虚和不安又多了一点；有必要再次仅仅提取自己内部的能量，去写另一本书，让自己再次投入那个消耗的过程。

我终于衰弱了。我的精神破碎了；这发生在我去山谷前不久。两年间我在写一本有关我出生地的历史书。它发展成一本难写的大书（超过了一定篇幅），比短篇小说更费神，而我尽量控制篇幅。但是我开始对这个故事感到兴奋。历史学家从人类的事件中提炼法则。我的方式不同；两年以来我活在我搜寻来的文献中，以便尽可能重建人类的故事。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十或者十二份文件——从回忆录中搜集，几乎是私人的回忆——能给一个简短的段落提供细节。但是我受到自己所写的故事、它触及的主题的鼓舞：发现，新世界，发现的岛屿上人口锐减；奴隶制，种植园殖民地的建立；革命理念的到来；社会变革后的混乱。

那两年我接受了密集的教育。我相信自己所写的内容，相信存在于我故事中的宏大，我觉得能让读者看到我之前十二年的作品中所没有的东西。我表现得可笑。我没有等待回应，就拆除了我在英国的小生活，准备离开做一个自由的人。

在那个遥远的岛上，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来英国。但是我在英国的生活索然无味，没有意义。我一直在发掘和书写那个岛上的人的历史。我把我的殖民地人的紧张全部带到了英国，那些紧张多少存留了下来，一开始它们很大程度上也是青涩，是肉体和性的不成熟，以及未及发展的才能带来的紧张。就像在家我梦想着来英国，在英国的多年我梦想着离开。现在，我来到这儿十八年后，我觉得时候到了。我拆除自己一点点建立起的生活，准备离开。我卖掉了之前买下并一点一点翻新的房子；家具、书和文件送到了仓库。

不幸发生在四个月后。我倾注了如此信念的书，让我精疲力尽的书，没能让出版商满意。我们误解了对方。他只知道我的名字，不清楚我作品的特点。我误解了他对我的兴趣所在。他用对待严肃作家的态度找到了我，但是他只想要一本给游客看的书，比我所写的简单很多；既要更浪漫又要不那么浪漫；既要更有人情味又要不那么有人情味。于是我发现自己悬在了空中。我只好回到英国。

归程——从我带着新视野打量的岛屿和大陆、从我所写的新世界的某个角落，到美国和加拿大，接着到英国——回英国的旅程和十九年前的那次旅行何其相似，那时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年轻人要去英国，去那个“作家”这一称谓有意义的国度成为一名作家。我不禁意识到这残酷的讽刺。

出于深深的、无法用泪水或愤怒表达的悲伤——通过梦中爆炸的头脑表现的悲伤——我着手写非洲的故事，三四年前我在非洲时就有过这一想法。

我作为作家每日忍受的关于非洲的恐惧；未知的威尔特郡；回到英国的残酷，对第二次失败的害怕；精神上的疲倦。这些汇聚到一起，压在那个走过杰克的农舍的人心头。他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旅居者；而是一个被很多事情操纵着、不断工作的人。

正是出于这种情绪上的重负，《抵达之谜》唤起的那个轮船的故事，那个古老码头的故事，作为一种释放、一种田园生活来到了作家身边；这个想法的到来是无意识的，作家并没有去想这个遥远的故事（或者说一个故事的雏形）承载了他自己生活的多少成分与多少方面。但这就是某些故事或事件会启发或者影响作家的原因，是作家会受困扰的原因。

*

我每个下午都散步。我写完了那本书。修改过程中没有再出现创作时的惶恐。我开始康复。不光是康复。对我来说，我的小屋所在的山谷和庄园创造了奇迹。在那种不太真实的背景下，在英国古老的腹地，虽然是个异乡人，但我发现自己被给予了第二次机会，第二次生命，比在别处的都更丰富饱满。在这里，我起初只是寻找远离尘嚣的藏身之所，结果却写下了我最好的一些作品。我旅行，写作；出门探索，把经历带回小屋，然后写作。这些年过去，我痊愈了。我周围的生活变了。我也变了。

一个下午，我路过去世很久的杰克的农舍，突然喘不过气来。几小时后，窒息预示的重病袭来。几个月后，我恢复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中年人。工作变得更加辛苦。我发现自己不愿接手新工作，希望从工作中脱身。

到达山谷后，我的梦——爆炸头脑的梦，死亡的必然——受到疲惫和不幸的刺激，死亡的念头来到我梦中。死亡不再是最初梦中的景象或故事，而是事物的终结，像是在脆弱的沉睡之时乘机占领人身心的一种阴郁。对死亡，对让人的生活和努力化为虚有的死亡抱有的这一想法，使我在一个个早晨醒来后如此乏力，有时需要一整天的日光才能现实地看这个世界，再次成为一个人，一个实干者。

曾经的枯竭之梦，如今则是“终归一场空”的想法引发的衰弱。这也是发生在那个在山谷散步、见证其中人事的男人身上的事情。

仿佛那召唤，作家的使命，能且只能提供暂时的满足。再一次，在我看见基里科的画作、故事的构思向我走来的多年以后，一切重现，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抵达之谜》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

很久以前的确有一场旅行——旅行催化了其他一切，间接地促进了关于传统世界的幻想。曾经有一场旅行，以及一艘船。

这场旅行始于我将满十八岁之际。之前整整一年我都在担心不能成行。甚至在出发前夕我仍陷在焦虑之中。这场旅行把我带出特立尼达岛，经过委内瑞拉北部海岸，来到英国。

开始是一架小而窄的飞机，过道狭窄，低空飞行。这带给我最初的启示：在离地面不算太高的半空中我看见了童年的风景。路边的景况是那么混乱穷困，净是屋棚和下水沟，前院荒芜、树篱凌乱，后院寒酸。然而从空中俯瞰是有逻辑的、开阔的图案。直线、规律化分布，编织地毯般经纬分明的甘蔗田如此广阔，只给人类留下了那么小的空间，除了一些边角。辽阔而未知的沼泽地出奇平静，红树林和绿树丛在奶绿色的水面上投下阴影。郁郁葱葱的山峦和山谷；一片格局和轮廓都明晰的风景，弱化了路边的杂乱，一片墨绿和深棕交织的图案像是一种伪装，像书上的风景画，像真正的乡村风景。所以，在起飞那一刻，在离开的时刻，我像是错过了童年的风景，像是从未见过童年的风景。

几分钟后，飞机到了海上空。海面皱巴巴的，像丁尼生[6]诗中的片段。海波光粼粼，呈灰色和银色，而不是蓝色。正如丁尼生的诗句描述的那样，它的确在爬行。这是我活了十几年从未见过的世界。

接着小飞机升空入云，在云层之上翱翔，直到抵达波多黎各。五年前我就从一个坐飞机去牙买加的人那儿听说了半空中看到的云有多美，他也许坐在更小的飞机中。那是我所预期的美和体验，我陶醉其中。云彩之上总是阳光！云如此坚实，如此纯粹。我只能目不转睛地看着；真正占有那种美，感受那种特殊体验的极限是不可能的。我看见了少有人看见的景致！我所看见的云上的世界，即便在没有被看见的时候，也总是在那儿；在空中（有时在地上看日落的时候），人的思想能穿行到过去或未来——穿行过无数年代。

我们到了波多黎各。那是傍晚时分。才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另一个国家。旅行啊！这里说另一种语言；有黑白混血儿，但是与我故乡的混血儿有细微差别。

飞机棚里有个黑人。（或者在我看来是这么个地方。这里没有候机楼。虽然当时坐飞机是种奢侈的行为，但总有些简陋的地方。）黑人是从小飞机上下来的。我问他是不是特立尼达人。我当然知道他是，我在飞机上看到他了。但是我还是问了那个问题。为什么？为了交朋友吗？不需要。我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在飞机棚里，有个从另一架飞机上下来或者在等另一架飞机的人，他在看当天的《纽约时报》。这个广阔的世界总是存在于我们小岛之外——像云朵之上的太阳，一直存在着，无论有没有被看到。这个广阔的世界如今触手可及！

八个小时，还是十三个小时？——我们在暗空中飞往纽约。几小时的路程之外是我的岛，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品味，甚至连灯光都透出一种杀人的特质（我觉得）。我像是随便哪个初次进城的农民，置身于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我一直知道这个世界的存在，但要接近它必得付出高额路费。然而正如在童话中那样，邪恶总是伴随奇迹而来。随着小飞机在夜色中飞行，想到纽约我就心生惧意。可怕的不是城市，而是抵达的时刻：我无法想象那一刻。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旅行的恐慌。

坐我边上的是个英国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我只能这么看待他们：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孩子。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把两人归于何处。

我要写日记。我带了个廉价记事本，封皮上有个口袋，里头装了几个信封。我还有一支淡紫色的“擦不掉”铅笔，是那时候的要人们——尤其是特立尼达的官员——使用的那种。舔一下铅笔，色彩就变得鲜艳；干燥时颜色暗淡。我随身带着本子和铅笔，因为我出门远行是为了成为作家，我需要迈出第一步。

我请空乘小姐帮我削铅笔。这样做有几分是为了体验乘飞机的奢侈。飞机小，但提供了不少小服务，航空公司的广告上是这么说的。我的要求是一种挑衅；让我吃惊的是，那个空乘小姐，一个白人，美国人，一个在我看来容光焕发、美丽动人且成熟的人，认真对待了我的要求，把削得漂漂亮亮的铅笔还给我。她称呼离十八岁还有两周的我“先生”。

于是我开始写日记。但是，它没有记录下很多值得记录的东西，多年后我会觉得很多没写下来的事情重要得多。我在飞机上所写的日记没有记录特立尼达机场家人的送别，没写机场楼像沥青跑道边带小花园的小木屋。

那次的家庭欢送是我最后一次参与大型的印度或亚洲家庭活动。这样的告别（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片大陆、另一种旅行，旅行者极有可能再也不会回去，正如我们中的很多人和我们的祖父们从未回到印度那样）使人放弃一天的收入，走很远的路赶来。重要的不是告别，更多是让他们出现在一个宗族的大场面中，表明在宗族中的身份。事实上（或者正是因为这个事实），家族发展到后来，不同分支的差别已经很大，谈话间双方已有屈尊纡贵和紧张不安之分。

我没有用小飞机上优雅的泛美航空空乘小姐为我削的那支“擦不掉”铅笔记下这一场面。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场面与我所写的魔幻神奇的背景格格不入。另一个原因是这种仪式化的告别场面——一小群人僵硬地游荡在飞机跑道边的木屋旁——和我想象中作家的日记或预期的作家体验不符。

我也没写到表兄和他在机场的建议。我一定会写到，不是在很多年后，而是当我开始理解体验的本质之时。

我的这个表兄不是蠢就是傻，十五岁左右就长出了将军肚，并且再也没有消下去。他不谙语法知识，也不懂英语或其他语言，莫名其妙就当上了记者。他不是要对我表示友好。也许他甚至怀有恶意；也许他本来确实能对我做出“扎小人”之类的事（并非出于什么明确的恶意，而是半心半意地，受他的性格和家庭成员间相互嫉恨的天性的驱使。）

但是他被这场面感动，或是感到他需要有所表现。在机场拥挤的送别人群中，有几个人（有的我不认识）甚至哭了出来。这个记者表兄走向我，仿佛是要传授一个从别处得来的秘密——来自最高层，来自机场经理，来自泛美航空的总裁，或者来自上帝本人。他轻语：“坐到机尾，那里更安全。”旅行仍是一种探险，无论水路还是空路。也许表兄说的坐在机尾有道理。也许是的，尽管他的建议更有可能是基于儿童漫画里的坠机方式——飞机头向下俯冲坠毁——得出的。

在飞机上我没有把这位表兄和他的建议写进日记。因为这个无足轻重的建议——像家庭送别一样，是我生命中亚洲农民的残存——和我的工作不相称，我的工作是对这个世界更宏大的洞察，是更宏大的个人冒险。也许我甚至从未想起写一写这场送别或者表兄的建议；拒绝这个主题无可非议。

但是，由于个人冒险是我的主题，而我又无法写更重要的事情，旅行和孤独让我的个性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的暗示非常细微。五年后，我很清楚地意识到那场家庭送别和表兄的建议是“素材”。但是这是多年后的事了，之前我先是看到了自己个性的改变或者改变的蛛丝马迹，它们是第一天冒险的小碎片，是会获得一定关注的。

波多黎各机场飞机棚里的那个黑人一直在。数小时后，傍晚时分，我们的小飞机第一次停下。光线已经变了，世界已经变了。对我而言，世界不再是殖民地。人们自身的价值变了，甚至包括这个黑人。他准备去哈莱姆区。几小时前在家，在他的伙伴中间，他还备受羡慕，他的旅行散射着难以言喻的魅力。现在他是一个黑人，穿着明显不是他自己的干草色外套，那举重运动员的肩膀（举重在我们那儿风靡）被勒得很紧。现在，穿着那件外套（在家这是旅行者去气候温和的北方的勋章），他正装腔作势，强调他的体面，强调自己不是一个美国黑人，不因乘飞机或者白人而紧张。

他没有受过教育，不是我在家时会结交的人。然而我已经和他结交，甚至和他攀亲。为什么？我觉得友情的姿态不无虚伪，甚至在我做出这一姿态的时候。穿着紧绷而体面的外套的他对我表现冷淡。我对此倒感到几分高兴，因为并不想和他有什么交情或攀谈。但是我做出姿态了。如果被问及是否觉得孤独而脆弱，我会说恰恰相反，我当时极度兴奋，见到什么都欢喜。我在那个重要日子的后半天，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美好。

那个特立尼达人很冷漠，不说话，眼睛沉静，皮肤没有光泽，带着暗示紧张的暗淡或死寂的神情。我就随他去。我自己待着。天光变黄，变暗。接着我们又升到了空中。

小飞机飞行着。旅行中的这种重复是意料外的启示。虽然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快速的旅程，虽然我知道和轮船相比用时已经非常短了，但我还是觉得“无聊”，这感受不夸张也不虚伪。

女人和她的孩子在我身边。正如我说过的，女人是英国人。我之前从未见过和她年龄相仿的英国人——事实上只见过一个英国女人——我无法判断她的性格、智商或是受教育情况。我对孩子不感兴趣，对带孩子的女人也不感兴趣。然而，对于这个全神贯注于孩子的女人，我发觉自己开始对她示好。

我带着些香蕉去纽约。它们装在一个纸袋中，也许就放在脚下。出行带上吃的是农民的旧习，有的印度人先是不信任飞机上提供的食物，接下来不信任纽约的宾馆提供的食物。此刻，香蕉散发出气味，在温暖的飞机上加速成熟。我递给女人一根香蕉。她把香蕉给孩子了吗？我不记得了。实际上，我示好了。但其实我不想攀谈，对孩子也没有兴趣。

虽然对这一天充满期待，虽然实实在在地激动着，但我是否同时也怀着旅行的恐惧？这样去接近别人是不是对孤独的一种回应？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行。是因为惧怕纽约吗？当然是。这座城市，我抵达时的举止，我无法想见抵达时各种具体细节的无力，我如何过夜、在哪儿过夜——这些使我在旅途中越来越焦虑。

我见证了自己个性的这一改变，但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主题，没有在日记里记录下来。于是，在写日记的人和旅行者之间已经产生了隔阂，人和作家之间已然有了距离。

这个人和作家是同一个人。但这是身为作家最大的发现。需要时间和大量的写作来达成两者的合而为一。

那一天，冒险、自由、旅行和发现的第一天，这个人和这个作家在对体验的热切中合而为一了。但是那天种种经历的性质促使我个性中的两种元素分裂。这个作家，或者说这个旅行中的想成为作家的男孩，受过教育；他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对即将献身的事业有着崇高的理想。而这个人，作家只是他的一部分（主要而强劲），但他在最深刻的层面上——作为一个社会人——是蒙昧的。

他深知印度社会乡间的处事作风。他对各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有着本能的理解和同情，比如那天早晨在机场的送别。他深知那个社会的风俗——和农耕印度脱离，在新世界的一个种植园殖民地落脚后仅过了两三代人之久。然而这个人有另一面：他不参与那个社会的生活和各种仪式。这不仅是因为他受过的正规教育，还因为他所持的怀疑态度。他在大家庭中生活得并不快乐，他不信任大型的公共团体。

但那个半印度化的世界，那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印度本土割裂的世界，对这个人而言充满神秘。虽然对它的语言不甚通晓，也无法领会它的宗教和宗教仪式，但那半印度化的世界是这个人所知的唯一的社会。这是学校以外，书和电影培养出的想象生活之外，他的所有。那个乡村世界给了他偏见和激情，他对印度独立前后的政治有兴趣，但对特立尼达岛上自己的社区了解甚少。他以为自己属于它就会了解它，他以为社区的生活像是家庭生活的延伸。他对其他社区一无所知。他有的只是对自己所处的各种族混杂的殖民地背景下的时代的种种偏见。他极其无知。他没有去过餐馆，一想到吃陌生人做的东西就觉得厌恶。同时他又梦想有朝一日在异国有所成就。

他寻找冒险。第一天他就找到了。但是他也面对着他的无知。这种无知削弱、嘲笑了这个作家或是他的雄心，令作家原本期许表现出的个性——优雅，老练，波澜不惊——显得荒唐。（像萨默塞特·毛姆，或者——更真实的参照——像那个前往哈莱姆区的波多黎各飞机棚里的黑人，穿着借来的紧绷的外套，是对魅力的另一番阐释。）

所以，我深夜抵达纽约的那段记忆模糊不清。我现在努力回想，有些细节开始浮现：一栋灯火通明的建筑，小空间里的一小群人，一位女工作人员操着刺耳的美国口音喊着某些乘客的名字。

那儿有一封给我的信。本来有个英国领事馆的人来接我，但因为飞机延误了很久，他已经回家了，留下这封信，只写了他为我订的宾馆的名称。他本该保护我的，却把我丢到带我进城的出租车司机手中。司机骗了我，收了很多钱。然后看我这么顺从，他又把我身上最后几美元以小费的名义骗走了（我在箱子里还藏了一点点钱）。我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于是很快淡忘，这么多年来彻底将它从记忆中抹去了。

我愿意记起那个出租车司机很健谈，因为所有出租车司机都这样。我努力回忆他说了什么。“我们卖给日本佬烂金属，他们对准我们打了回来。”我还记得那个黑人（一定是出现在宾馆里）说起话来像是书上或电影里的黑人（“这是不眠城”或“这城市不睡觉，伙计”），而我不能给他小费，因为我身上已经没钱了。

健谈的出租车司机，说话古怪的黑人——我珍视他们，因为我感觉自己认识他们，我觉得他们肯定了我之前读过的书，肯定了我之前了解的信息。他们让我确信我是在旅行，而且已经在纽约了。他们身上我熟悉的方面提供了写作的素材，对作家很合用。但是与他们各自相关的屈辱又形成阻碍（司机的欺诈，以及当黑人期待我也有模有样地给他小费时我没法做到）；他们被驱逐出我的记忆达二十年之久。那晚我在宾馆用不可擦铅笔（已经有点钝）写日记时也没有提及他们（为了制造额外的戏剧效果，日记写在宾馆的信纸上）。

早晨几千里之外的家庭送别，是对我的过去，我在殖民地的过去和亚洲农民的过去的送别。很快，我便满心喜悦：我从未见过的田野和山丘；波澜起伏的海洋；空中的云彩；创世之初的念头，时间没有开端或结束的念头；对美的强烈体验。接着我有些惊慌，一种伪装的惊慌，然后是自我意识的缩小。一种压抑、恍惚而又强烈的真实感，在纽约惠灵顿宾馆黑暗的小房间里写下的日记。我已经产生了一种迷失感，因为没有完全面对真实，也因为一个我认识中庞大的世界在夜间变得很小。

我带着一些香蕉来纽约，在飞机上吃了点，把剩下的丢下了。我有负罪感，但这是正确的做法（否则过关的时候也会被拦下）。我还带了一只或半只烤鸡：我的家庭印度农民式的对食物的恐惧，害怕不干净，而这是远离不干净的一种方式，哪怕只有一天。但是我没有刀叉碟，也不知道宾馆哪里有这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去问，尤其夜已这么深了。

我对着废纸篓吃烤鸡，意识到这气味、这油腻、这漫长一天的尾声的多余。我在日记里写下那些大事，那些对一个作家而言合用的事。但是这个作家像个农民，像个回到他的源头的人，于一天结束后，在黑暗的房间里偷偷吃着东西，过后还犯愁该怎么藏起这一餐强烈的气味。我把吃剩的都丢在了废纸篓中。然后我需要泡澡，或者淋浴。

浴室就在房间里，这可真奢侈。我怕去公共浴室。一个水龙头上写着“热”，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周到。特立尼达气候炎热，我们总是直接打开水龙头用常温水洗澡。热水淋浴！我以为是温水，就像重要的日子里母亲为我准备的一桶加了芬芳、有药效的印度楝叶的温洗澡水。惠灵顿宾馆浴室的热水不是那样。热就是热。我差点被烫伤，闪出了淋浴间。

就这样，这重要的一天结束了。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直到补足了觉才起来。这是我与生俱来的能力，近二十年来一直如此，帮我度过了很多危机。

我的记忆中没有保留宾馆房间白天的模样和我醒来时房间的模样。也许某些尴尬的事情抹除了这段记忆。离开我所属的地盘不到二十四小时，羞辱就堆积起来了：在我发达的自我意识之上又加了一层自我意识，一种生冷的神经和敏感，此后多年我的印象，哪怕是最让人欣喜的印象，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关于那个早晨的印象，我仍保留的印象，以及我（在前一晚和抵达时的耻辱之后）恢复了一些浪漫的印象，都是如此。

惠灵顿宾馆楼下的报亭是其中一样浪漫：一个小小的店铺，住着人。这对我来说很新鲜，很迷人。我买了一包香烟，卖烟的人高大，头发灰白，衣着考究，像是受过教育，我觉得他是个老师。（不像我们村里的印度店主，刻意穿得破破烂烂，越脏越好，以防自傲，也防着忌妒和邪恶的眼睛。不像糕饼小店里的中国人，总是穿着无袖背心、卡其短裤和木屐待在室内，虽然面露菜色，干瘦干瘦的，像有大烟瘾，却跟乐呵呵的黑人情妇或者面无表情且平胸的中国妻子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

我从这个头发花白的高个子那里买了一包“老金子”烟。我不是烟草行家，品不出不同牌子间的差异，主要是看名字买。在特立尼达岛，店里只卖本地烟或英国烟。因为有美国基地，美国烟也有售，通常是地下交易，决不在商店买卖。能从一系列美国牌子中买一包美国烟，感觉好极了。价格也很实惠，十五分一包，还配火柴。简直是白送的！

美国烟软包装的质感了不起！玻璃纸，商标品牌名，烟盒包出的香烟的形状。盒顶上细细的红纸带指引你打开玻璃纸：味道就出来了。香烟对我来说一直是种艺术体验。我一向不喜欢烟草燃烧的味道，也厌恶烟瘾——来了就很严重。如果说我在家已经戒烟很多次，那也是因为在过去那忧虑的一年里，我数月都克制自己，放弃了很多东西，甚至有个阶段暗暗节制饮食，只希望不要失去我的奖学金，带我去英国牛津的奖学金。我并不是那么想去牛津，而只是要逃离特立尼达岛，去见见世面并成为作家。这种激情，这种渴望，融入了这次旅程，不足一天的旅程！

我还从那个像是老师的白发男人那儿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我前一天在波多黎各看了当天的报纸。我对报纸感兴趣，知道这份报纸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但是第一次看这份报纸像是看一部已经放映了一小时的电影。报纸就像连续剧，要看明白，你得有点知识储备，最好是由这份报纸提供的知识。这份报纸让我觉得陌生。但是首页底部的一则故事对我有所触动，因为它讲述的是我能分享的经验。是关于天气的。显然，在七月末这样的天气是不合时宜的，以至于需要写一篇故事。

没有这份报纸，我就不会知道天气的反常。但是不需要报纸来让我看到光线的迷人。宾馆内的光线和室外的光线相像。室外光线有种魔力。我觉得那是高楼大厦发出的光，我有些难为情，但还是停下脚步抬头看那些高楼以感知它们的高度。室内的光流到室外的光中：这里的光合而为一。在特立尼达岛，从早上七八点到下午五点都是高温天气；出门热浪灼肤，令人不适。而这里灰色的天空和光线，不刺眼的光线，象征着有篷子遮盖的、被保护的世界：没有必要出门去拥抱热浪和耀眼。这座城市给人以安全感，街道高楼有着奇异而柔和的色彩。我没有意料到这些，没有在照片或书中见过。要是在特立尼达，纽约街头的色彩就成了“死亡”的色彩，是死亡事物的色彩，干枯的草木，土地，沙子，死气沉沉的世界——几乎没有色彩。

我去散步。记忆里只有一次。但我现在觉得有两次，中间还搭了出租车（为了查下午带我起航的轮船的时刻表）。要不是箱子里的那点钱，我就身无分文了；至少预防措施发挥了效力。

我看见一家电影院在给雷姆出演的《马里尤斯》做广告。广告用了活动字母的形式。我一部法国电影也没看过，但很了解法国电影业。我读过相关书籍，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研究”过，好应付法国文化“常识”考卷。我所接受的教育大多如此，抽象的，对记忆力的测试：就像一个人被剥夺了游览著名城市的机会，只能硬背下城市的街道地图。我所接受的教育大多如此：僧侣式的，中世纪的，和日常生活无关。

《马里尤斯》，雷姆。若是不读“斯”，一个名字像是另一个的变位词。[7]这是我僧侣式的观察学习方式，方便记忆。要不是因为是下午，要不是要搭船，我就去看电影了。因为在家时，电影院是想象中我生活得最深刻的地方。除去那奇怪的文学抱负，我的性格的确有特别单纯的一面。我对自己的出生地，新世界农业殖民地了解甚少。在印度社区，一个自异国他乡移居而来的农民社区中，我只认得我的大家庭。我这一生，自打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投入学习，学着去理解抽象。然后这种抽象学习的理念转化成了在异国过文学生涯的想法。这让我更投入，更孤注一掷，更费尽心神地学习，也让我进一步隐退。我真实的生活，我的文学生活，在别处。同时，在家时，我想象自己生活在影院里，提前尝试国外的生活。周六下午，在一点半假日特别播映之后（我们干脆叫“一点半”而不是常说的“日场演出”），在体验了黑暗的影院和鲜活了三个多小时的遥远国度后，回到自己的世界那鲜艳的色彩中是件非常痛苦的事。

但是我没看过法国电影，它们从来不在特立尼达上映。也许和英国电影一样，即使上映了也没有观众。它们来自某个国家，充满了地方色彩，不像好莱坞全球性的电影，能加速远方人群的想象力。我从书上，尤其是罗吉·曼威尔[8]的《电影》中了解法国电影，我认得那本书里所有定格的照片。他的文字充满敬意，他的热情让当时上中学的我觉得法国是文明国度。他让我在那些反光强烈、印刷粗糙的小照片中看到了出色的特质。

现在，在我的大冒险进行了不到一天的时候，看到《马里尤斯》和它的近似变位词雷姆印在电影院的宣传板上，我觉得我接近了按理说（考虑到我的教育、职业、训练、渴望和牺牲）属于我的东西。就好比《纽约时报》，当我买下它时吸引我的不是报纸本身，而是我只能填出一部分的填字游戏。

我发现了一家书店，然后走进去，产生了类似的感觉，对我本该拥有却不曾拥有的事物的失望。大城市有书店，正如它们有上映法国电影的电影院。如我故乡那样的殖民地没有书店。在西班牙港古老的殖民地主广场，有古老的屋顶和瓦楞铁皮的篷顶，曾经漆成红色或者红白相间色；老式木结构，带尖顶的格纹三角墙，装饰性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铁艺；建筑向我诉说着出口木材、铁艺和瓦楞铁皮的港口的遥远。在这个古老的殖民地广场上有商店出售教材，也许还有童书和填色书，或许也还有一两个小书架的企鹅丛书，少量书的有限几本，以及几册科林斯经典丛书（看上去像圣经）。商场非常无趣，就像殖民者的仓库，进口了必需品（也有少许特殊产品，比如蚊帐和科林斯经典丛书），摆放方式只讲实用、毫无美感。

在这里，纽约，有一家书店。一个我应该进去的地方，仿佛我旅行就是为了去书店。我喜欢看书，是个爱阅读的人——这是我在家里的名声。但是我知道的书非常少。有我父亲书架上的那些：“人人”系列书，宗教书，有关印度教和印度的书。这些书是从西班牙港一条小商业街上的印度书店买来的。买它们是印度民族主义的表现，我父亲没读过几本，而我一本都没读。有我在学校学习的书，有我在中央图书馆见到的书。事实上，我只知道那些经典的或者声名远扬的作品，我在学校学的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书，以及父亲向我介绍的名著。

我走进这家纽约书店，发现自己置身于没有光环的名字中间。我远行是为了成为作家，但是这个摩登的写作和出版界是我没有接触过的。在这些陌生、没有光环的名字中间，我寻找熟悉的、经典的、成套的书。我在西班牙港昏暗的殖民地商店（透着一种匮乏和不可触及的感觉）看到的那些书埋在纸张和一堆堆练习本中，挨着大批量的进口物品（衣服和煤锅），熏染上了周围香料、潮湿的原糖的温热香气，熏染上了南方码头——有驴车、马车和手推车穿梭在货车间——批发来的各种烹饪油温热的香气。

这是一家美国商店，英国书不是很多，我对英国书更熟悉。我找到“现代图书馆”系列，买了《南风》[9]。一位知晓我有写作抱负的英语老师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在特立尼达买不到这本书。这里，纽约的一大财富就是这本书，触手可及。我付了一块二十八分。大概比我大十来岁的店员称我为“先生”。

《南风》！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它看完。我第一次尝试去读，后来又一次次尝试，正如对阿道斯·赫胥黎[10]、劳伦斯之类我父亲或老师推荐的当代作家的作品那样。这本书中有个叫丹尼斯的年轻人和一个主教，一座叫忘忧的岛屿，这些都遥远而陌生，超出我的一切经验与了解。书中的陌生感虽然阻碍了我阅读（我从未读过《南风》第一章之后的内容），却没有阻碍我仰慕。这种陌生，这种不可触及，像是浪漫的承诺——一种日后成了作家就能得到的奖赏。

我接受了这么多抽象的教育，因而我能这样生活，这样思考和感受。比如，我学了古典戏剧，却一点不了解孕育它的法国或者法国宫廷。我无法把握法国历史，觉得简介或者教材中的国王、大臣、情妇和宗教战争都是童话，默默产生了抵触情绪。这些事物不在我的经验之中，我无从把握。我只知道我所在的岛屿和社区，以及我们殖民地的情况。我通过读书和论文写了关于法国和苏联电影的小论文。我用同样的方法记住了艺术和建筑界大名鼎鼎的人物。

现在，在纽约，我是个自由人，但这是我在一座大城市买的第一本书，因而这一时刻对我来说重要、有历史意义且浪漫。我带去了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的抽象姿态：聪明的男孩，拿奖学金的男孩，现在不再代表老师或者家庭，只代表自己。

伴着头二十四小时的旅程中的羞辱，伴着在这个伟大世界的头二十四小时里越来越深的孤独感，我意识到（现在没有家乡的观众，根本就没有了观众）自己没有感受到愉悦。在书店里我被称为“先生”，这真是出人意料而友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欺骗，我觉得自己被推挤到不曾有过的卑微角落。

奇妙的地形、甘蔗田、郁郁葱葱的山丘和山谷，还有波澜起伏的海面、阳光照耀的云朵，距离见到这些不到二十四小时。但是我已经感到自己的两部分彼此分离，人和作家分离。我已感到自我怀疑的刺痛：也许作家只是一个接受了抽象教育的人，有专注和记忆的能力。我为了这一天和这次冒险曾如此拼命学习！带着我孤独的新的沉默，带着我对这场大冒险未曾预料到的孤寂，我看见自己的两部分彼此分离，在一天内同时缩小。

在纽约的那个下午，我从码头开启了一场长达多日的航行。那个码头的编号我牢记多年，如今却遗忘了，那个和羞辱及迷茫相关而和浪漫无缘的编号。乘飞机从西班牙港到波多黎各；乘船从纽约到南安普顿。

*

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好几周，好几个月，对一个十八岁的男孩来说是很长的时间——成了我最珍贵的写作材料。或者我是这么想的。很长一段时间，在伦敦伯爵府的寄宿处，在牛津大学学院的沉闷中，在假期更加沉闷的卧室和客厅里，我用不可擦铅笔或者钢笔或者十英镑买来的旧打字机，写了一篇叫《狂欢夜》的文章。旧打字机花去我一周多的生活费，但当时处于战后不久，新打字机还不容易买到。

这是我第一篇大都市题材的文章。有见地，使人联想到经验和旅行者：也许是一个见识过很多狂欢夜的人写的；作者知道它是做什么的，明白这个名字中蕴含的价值。文章轻易地用了伟大的名字——纽约，大西洋，哥伦比亚游轮，美利坚航线，南安普顿（这最后一个名字尤其美丽）。

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篇描述性的文章，为它提供素材的狂欢夜发生于我们在大西洋最后一整日的船上。早晨我们到了爱尔兰的科夫，下午停泊在南安普顿。多数乘客在南安普顿下船，其他人第二天早晨在勒阿弗尔下船。狂欢夜是晚餐后在游客舱一个厅里的舞会。我看见性冲动像酒精一样麻痹扭曲了我认识的男男女女，这让我觉得心烦。我仿佛在远处观察，像是在研究一种动物行为，因为我没有经历什么船上的艳遇。对于当时还是以纯洁天真的方式去爱慕女人的我来说，看到自己有所了解的女人异常的举止尤其让人不安。

船上有个娇小的女孩曾和我谈起诗歌。现在看见她和一个并没有什么特殊涵养的男人在一起，看见她眼眶湿润，仿佛被外部不知名的力量操控了，我觉得很奇怪。现在她一副认不出我的样子。之前那些热忱专注而友善的男人变得如此遥远，和我谈话时变得如此不耐烦，但之前类似的对话分明是受欢迎的。有个来自旧金山的亚美尼亚人，曾上欧洲战场作战，我们聊起过战争和士兵的生活。他告诉我唯一真实的战争电影是《白昼进攻》。现在他的心思在别处。

麻烦还在于狂欢夜是喝酒的场合，而那时我滴酒不沾。为了得到奖学金，我用学习来惩罚自己。我希望一切顺利，因而很克制。

我所写下的记录了我的无知和天真，我的匮乏（节制是虚伪的表现）和挫败。在十八岁男孩的写作意图中，《狂欢夜》是世故而无幻想色彩的。因而在写作中、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着断片。在一个真正世故的人眼中，这篇文章会露出破绽。

我在文章结尾着墨于轮船守夜人。他站在跳舞的休息室外，开始和身边忧郁不幸的人聊天。在如此肆无忌惮的场合，当优雅的姑娘变得梦幻而狂野，这个人却没有任何艳遇。他和我一样没有参与，也许那些在听守夜人说话的人也一样。他们的静默中有一种酸楚。守夜人很热情，谈吐像是见过世面的。他四十出头，身材算得上壮实；一副讲课的样子，两手伸出，抓紧倚靠的栏杆。他每说一句话就略停顿一下，好让人充分理解他描述的邪恶；先是眼神放空，抿着嘴唇；接着，又仿佛自言自语般说起话来。

他说在船上，人心三天就变样。忠诚的妻子和女友变得不忠。总是在三天之后。男人变得暴力，随时准备为女人打架，甚至包括一些刚刚和自己深爱的年轻妻子告别的男人。他说（或者在《狂欢夜》很多版本中我让他说）：“我见过一个船长在这个地方试图杀一个家伙。”

“试图”“杀”“家伙”“这个地方”——除了他说的这些以外，他对男女缺乏幻想（一方面令人欣慰，它表现了幻灭和残酷的判断，但同时也令人非常痛苦，这几乎全体的放纵却没有我们的份），守夜人说话的腔调像是电影里的人。这是他何以对我而言是很珍贵的写作素材。这也是不可擦硬铅笔一次次留下浅色的字迹（湿润后会变亮变紫），记录下他说的话的原因。

我在狂欢夜寻找大都市的素材；我盯着那些看起来有相关特质的人。有个出身中东的人。现在除了穆斯林的名字外他的全部都美国化了，他说自己是演艺圈的人。他侃侃而谈地讲起明星，那些我在银幕上见过的影星。我从没去想为什么这个人会坐游客舱。三天后，他给我读了一些他的材料。“材料”（这是他的说法）是一些打印出来的短小简单的笑话。这让我称奇、印象深刻，在我眼里这一行为是“美国化”的：这么微不足道的“材料”需要打印出来，需要给人正式的感觉。他谈起他参与动画片制作的时候也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制作了它们，我们让它们能。”“能”，我觉得这个词好笑，它这么世故、这么随意又这么专业。正如他的“材料”被加入我的材料中，他的语言也成了我写作素材的一部分。于是他对我有了两种作用：借他大都会的世故来写作，适当使用，但又让自己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不是在船上，只在“狂欢夜”）。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乘游客舱），是个可疑的美国人，是丑角（在我努力的写作方向中，这样的人应该成为丑角），相较远涉重洋、只受殖民地抽象教育支撑的我，还是我站在更坚实的土地上。

两个救世军女孩也进了我的写作素材储备。她们去欧洲某地参加会议，但是乐意调情。信教女孩的轻浮姿态让我觉得奇怪。匮乏的经历让我总是大惊小怪。还有个南方来的年轻人，和那个演员住同一个舱室。他长得胖，脸上有麻子，戴着眼镜。他在《狂欢夜》中出现，穿着背心和短裤，坐在上铺，在昏暗的灯光下边剥皮边吃橘子。他还谈论女孩们，也许谈论那两个救世军姑娘。我总是写起这一场景，以致他永远存留于我的想象中。

他低头盯着橘子，说：“我很勤奋。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一定会得到。明白吗？”

这就是我的写作素材：通过这样写作、这样观察，我能让这个世界知道我对它的了解。我能有效地说：“我也见识过这个。我也能写这个。”

但那是另一段回忆，和第一段不相关。我在《狂欢夜》的某些版本中使用它。在其他版本中忽略它。

那个年轻的南方人谈论起“有色人种”。他说：“现在他们想上你的床和你睡觉。”

我大吃一惊：他竟有如此强烈的种族情绪，能对我这样说话，仿佛他看不见我也是有色人种。但是这个种族话题——虽然是熟悉的好素材，能证明我认识世界——没法写进《狂欢夜》。它离我的不安、我的脆弱和分裂的自我太近。这不是作家想要呈现的个性，不是他会处理的素材。

因此，虽然我为了写作旅行，关注体验、渴望经验，但我把自己抽离，将体验从记忆中抹去。抹去了在机场讹诈我的出租车司机——那种羞辱尤为强烈；抹去了宾馆的黑人。

身为作家，我也不能承认那天在纽约萦绕在我心头的可怕的焦虑。在横穿大西洋的邮轮上应该是纯粹的浪漫；那个下午在纽约登船也应该是纯粹的浪漫。但浪漫只是我脑海中的一部分；其余的是其他东西。我对和别人共用船舱感到紧张。好几个月，我都在担心横渡大西洋旅程中的这部分。我担心要忍受好斗的、讨厌的或者性变态的人。矮个子的我觉察到自己体格的弱小。我害怕被攻击；我害怕招惹别人的恶意。

这对我来说是极其严重的焦虑。但登船后，焦虑神奇地消失了。然而要成为我理想中的作家，在《狂欢夜》中就不能写这种焦虑。

英国驻纽约的副领事为某个人定了舱位。很明显他不是英国人，当他从纽约码头上船时他令事务员不解。我现在才记起来这事，《狂欢夜》删除记忆之成功可见一斑。到了现在，我才把《狂欢夜》的素材放到一边，记起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才决定把我安排在何处。我也许会没有位置，也许会一直站着，我担心自己的几件行李，甚至在轮船离岸时还在担心。纽约港口的景致和著名的天际线会因等待而变色。然后有人做出了决定，问题得到完美解决。

他们给了我一间完全由我独享的高级舱。我拿到了一把将那个舱和游客舱门隔开的钥匙。我白天在游客舱吃饭、打发时间。这真是好运气。很快，我的焦虑几乎烟消云散了。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好兆头。我觉得有“旅行者的好运”伴随着我。

但是那晚在睡梦中，我被一阵骚动吵醒。舱顶灯亮了，传来人的声音。然后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有人要和我共用舱室。游客舱有人拿到了钥匙——之前几个小时里，我觉得那是自己独有的秘密空间。点亮的顶灯和抬高的嗓门是那么不体谅别人。我闭上眼睛，像个孩子，像个在施展魔法的人：如果我假装沉睡，假装一无所知，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进来的人就会离开。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被带进来的男人在找麻烦。他不愿住这间舱室。他的嗓门越来越高。他说：“因为我是有色人种，你就把我和他安排在一起。”

有色人种！他是个黑人。所以我是被赋予了一点少数族裔的特权。但是我不希望那个黑人或者其他人和我共处一舱。我尤其不想和这个黑人待在一起，原因和他说的一样。

而他不会和我共享舱室。顶灯熄灭，舱门关闭；进来的人出去了。那个黑人无疑被带回了门那边的游客舱，塞进三四人一间的拥挤客舱，和白人共处一室。他是满意了；但这是怎样的代价，在横穿大西洋的整个旅程中都紧张兮兮的代价。瞥见另一个人的狭隘和动机让人恐惧。然而我为他们把黑人带进我的舱室而感到羞耻。我羞耻的是，我满腔抱负地投入这次探险，而人们眼中的我们却仅此而已，这与我的自我感觉、我的追求相去甚远。也是这羞耻，让我在他们进来时闭上了眼睛。

那个黑人第二天早上在游客舱的休息室找到了我，向我道歉。他高而瘦，衣冠楚楚，精致的夏装让他显得瘦骨嶙峋：多骨的膝盖和尖锐的胫骨。他谈吐优雅，比在那间高级舱时安静多了。他以为事务长办公室的人带他穿过游客舱的门，是真的要给他找一个更好的不拥挤的客舱。但看到我他就不那么想了。他知道我成了少数族裔保留地的核心。他说他了解美国人。他还告诉了我什么？除了种族热情之外，他还有什么？他这么狭隘吗？我都不记得了。我好像没再见过他。

一个女人——年纪不大，但比十八岁的我年长——某天在船舱里跟我讲了更多他的事：明显他给一些乘客留下印象。这女人说，他厌倦了美国的偏见；她带着理解和仰慕谈起他。她说他要去德国生活。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他在德国军队服役时遇见了妻子。他渐渐地喜欢德国人了。真是奇怪的经历！

在波多黎各出现过去哈莱姆区的特立尼达黑人，穿着紧身外套。这会儿是个去德国的黑人，来自哈莱姆区或者美国其他黑人区。他们都有与我相像的一面。但是我的亚洲背景抗拒和他们作比较；而且我远行是为了成为作家。我因害怕而不愿接受或面对其他事物；不论作为普通人还是作家，这点都不太可取。种族问题不是我理想的作家的写作素材，我尘封了自己的经历。甚至当我成为作家多年以后，我都没有找到应对那种困扰的方法。

我用不可擦铅笔写作。我记下了对话。这个“我”是超然的，是个记录者，了解世情。

一个人日夜站在船头，盯着前方灰色的大海。当终于在南安普顿上岸时，我有一刻感到一种愉快的错觉，脚下的大地在移动，就像过去五天船的移动一样。

我乘船到了英国。旅客终点站是新建的。有着美丽名字的南安普顿，战时被炸毁。新终点站展望未来，但是轮船很快成为过去的事物。

*

在大西洋的黑暗之后是色彩。去往伦敦的火车上能看到鲜艳的色彩，傍晚的光线。这是延伸的黄昏：对习惯了热带日夜等长的人来说颇为新鲜、迷人。光线，黄昏，这个时间在家里会是夜晚了。

但我们到达滑铁卢车站的时候已是晚上了。我喜欢车站的格局，规模大，有很多站台和高大的屋顶。我喜欢那些灯。在家时我习惯了公共区域——或者那些我知道的学校、商店和办公室——只在自然光下工作，我喜欢火车站夜间这种繁忙的骚动以及灯火通明。在我眼里，在灯光下工作的车站工作人员和乘客仿佛是戏剧中的人物。车站灯光映照出（正如纽约街道给我的印象）一个有天篷的世界，一个巨大的内室。

在轮船上待了五天，我想出去。我尤其想去影院。我听说伦敦的影院不间断营业；在家我习惯了固定时间放映电影。“不间断”的概念非常吸引人——这正是大都会做事的方式，暗示了人的忙碌。但这会儿即使对伦敦，对伦敦这个大都会的人们而言，都太晚了。我直接去了伯爵府的家庭旅馆。我在这儿订了两个月的房间，然后去牛津。

小房间长而窄，庞大的黑色家具让它更暗，墙上光秃秃的。整个房间比我在哥伦比亚号轮船上的客舱还要空，比我在纽约住的惠灵顿宾馆的客房还要空。我心头一紧。但看到窗外的风景我又有几分喜悦，这是几层楼上，能看到街灯明艳的橘黄色亮光以及投射在树上的光影。

从温暖而充满橡胶味的轮船中走出来，告别密闭的船舱和走廊上空调的气味之后，这里的早晨尤为清新，弥漫着一种甜腻的牛奶味道——鲜牛奶我鲜少见到：我们都吃克林姆牌的奶粉和炼奶。浓郁的牛奶味混合着烟灰味，又被不通风处蟑螂似的陈灰味道盖过去。这是早晨的味道。

屋后像是花园、院子似的一片土地，连着一面高墙。高墙之后是地铁站。浪漫！总是有地铁的声响，从清晨起就不绝于耳！这是纽约宾馆的黑人直接对我说的：不眠城。

浴室和厕所在每层也许是每隔一层的尽头。下楼时，我从一个亚洲小伙子身边走过，他小个子小骨架，脸色浅黄，戴着眼镜，身上精致的亚洲浴袍的袖子太宽大，刺绣的袖口盖住了他的双手。他哼了一句“早上好”，快步走过。他是泰国人，缅甸人还是中国人？他看上去背井离乡，一副可怜相——而我还充满了对伦敦的惊奇，沉浸在到达这座城市的胜利之中，没有把自己想成和他一般。

我去地下室的餐厅。旅馆提供住宿和早餐，我下楼去吃早餐。餐厅在房子前部，听不到地铁的噪声，只会震动，坐了两三个人。有很多棕色的直背椅，墙和我房间的一样空白。这里牛奶和烟尘的味道很强烈。这是早餐时间，室外是亮堂的，但这里有一个微弱的电灯泡亮着；墙泛着黄色，闪着光。墙、灯光和气味——这些是伦敦美妙早晨的组成部分。我的视线随着陡而窄的台阶延伸到街头、地铁和人行道。我之前从未到过地下室。这是我们家乡没有的建筑；我只在书中读到过地下室。电灯在明媚的日光中亮着，显得浪漫。我像是一个进入小说世界的人。我进入了真正的世界。

我后来去看了上面的楼层，那里对客人开放。前面的房间摆满了椅子，直背椅和宽而矮的软垫椅，墙和别处一样空白。这是休息室（在楼下时别人这么告诉我）；空气停滞。烟尘味从深色的地毯和高悬的旧窗帘上散出，我觉得这个房间没人用。我觉得房子没有按照建造者或者最初的主人的意图使用。我觉得也许在战前，这里曾是私宅；我对伦敦的建筑一无所知，但我感觉它衰落了。这是我对伦敦的柔情，或是我对伦敦的想法。我见到越来越多的房客，从欧洲大陆和北非来的欧洲人、亚洲人、非伦敦本地的英国人，住在便宜地方的朴素的人——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栋大房子里野营的人。

对伦敦进行游客式的探索之后，我每晚回到空荡荡的房子，受到相应情绪的影响。我把这种情绪带到所见的食物中。我不会欣赏建筑，在家乡没有什么建筑训练眼光。在伦敦我见到人行道、商店、商店的百叶窗（几乎每隔一扇就在底部印着“制造商J.迪恩，帕特尼”）、商店招牌、千篇一律的楼房。我游历探索时寻找宏大的气势。我来自一个小岛，气势是我旅行中要寻找的。我在霍尔本高架桥、堤岸和特拉法格广场周围发现了气势和权力。在这宏大之后才是伯爵府的寄宿房。我开始觉得宏大属于过去；我在错误的时间来到英国。我来英国寻找幻想的帝国之心（而我置身之处像是帝国偏远的边陲），却来得太晚。

我对才到达的城市做出如此判断！但是那是我由衷的感受。我们特立尼达的亚洲－印度社区的老人，尤其那些穷困的人，他们永远不会说英语，也不会去习惯其他族裔，只是回望着记忆中越来越辉煌的印度。他们生活在特立尼达岛，也准备在那里入土，但对他们而言那不是该待的地方。这种感情多少传递给了我。我没有向印度看去，我无法这样做；我的抱负让我向前看向外看，看向英国；但到底还是感到一种类似的谬误。在特立尼达岛，每当感到格格不入，我就克制自己，去关注眼前的生活。我童年的背景助长了那种等待和疏远的情绪。

我们生活在特立尼达，生活在因战争和运输困难而不再供应的物资的广告中。（那些美国杂志中克里斯游艇和斯塔特勒宾馆之类的广告属于另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特立尼达很多广告是老派的药品和奎宁水，它们印在镀了一层釉的锡板上，挂在商店作为装饰，和出售的商品不相干，渐渐成为买卖的象征。后来在战时，当一座座简陋的小屋开始在西班牙港东部沼泽地建起，这些镀了釉的锡板广告时不时地被用作建筑材料。

于是，我习惯了在一个标牌失去了意义的世界生活。标牌和我所接受的教育一样带着抽象和武断的性质，如我没看过一部法国或者俄国电影却“研究”它们的能力一样，如我所说，这种能力就像是一个人试图仅通过街道示意图来了解一座城市。

特立尼达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在西班牙港殖民百货商店的图书区有一两个书架的战时企鹅平装书（狭窄的页边空白，装订粗糙，书钉在潮湿的气候中迅速生锈，但是纸张的颜色、质地和气味都很好），企鹅丛书的封底有时印着英国商品的广告——巧克力、鞋子、剃须膏，我没有觉得奇怪。这些商品从未在特立尼达出售，当时也没有生产（广告上说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些广告先前被制造商投放，为的是在战时保持品牌知名度，希望战争能有好结果。这些广告——其商品和现实的可能性相去遥远——我从不觉得它们奇怪。对我而言它们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浪漫，是承诺中的承诺，非常浪漫。

于是，我准备想象我此刻身处的伦敦并不是我所追求的那个完美世界。我孩提时在特立尼达，把这个世界放在远方，也许就放在伦敦。如今在伦敦，我能够把这个完美的世界置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更早的时代。这种精神或情感上的转变过程是一样的。

地铁站还有老式笨重的自动贩卖机，带有凸起的金属字母。里面已经没有糖果和巧克力，但十多年来没有人把它们拖走。它们像是房子里破损或者废弃的东西，却迟迟没被丢弃。离伯爵府两户远的地方有一片轰炸后的废墟，路上的一块裂口，此处的砾石原本是地下室所在，是房子的餐厅，就像我住的地方一样。这种废墟布满了整座城市。一开始我能看见它们，后来就不再留意了。圣保罗大教堂边上的主祷文街几乎不复存在；但它的名字依然作为很多出版商在伦敦的地址出现在书的扉页上。

我在伦敦的游荡无知亦无趣。我期待这座伟大的城市扑向我并占有我。我那么渴望身在其中。很快，在一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我变得很孤独。如果不那么孤独，如果过着类似船上的生活，我也许会对伦敦和住所有不同的情感。但是我孤独，没有能力找到在穿越大西洋的五天中所经历的社会。

英国文化委员会为我这样的留学生组织聚会。但我第一次去的那个晚上，发现自己和一个百无聊赖的女孩说着说着，就谈起了身体的疼痛。这是让我感到害怕与困扰的话题，随着战争的推进变得更加可怕（这进一步解释了我在各个时期对自己的严厉）。我开始谈论折磨，虽然知道这不对，还是一直谈论下去（这比我在飞往纽约的路途上的行为还要扭曲，先是对波多黎各的黑人，接着是坐在我边上的英国女人）。我羞愧难当，没有再去那个地方。

我只有寄宿处和那些奇怪、混杂而沉默的房客：英国人、流亡的欧洲人、几个英语差劲的亚洲人。如果我当时看过更多当代英文书，寄宿屋的生活也许会对我有更大的意义。比如说，我读过的《醉汉广场》[11]中的故事，就发生在仅仅十一年前的这里。这样的书总是会把这一区域变得浪漫，吸引来不少人。而我，总需要书中的证据，某种更尖锐的自我感知。

我虽然受过教育，但是阅读量不够。我对伦敦了解多少？学校课本里有一篇查尔斯·兰姆的随笔，讲的是去剧院的事。另一本教材里有两三个关于筑堤的妙句，来自《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12]。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贝克街只是个名字而已；萨默塞特·毛姆和伊夫林·沃之类的作家无法在我的脑海中创造画面，因为他们假定读者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我了解的伦敦或是想象的伦敦来自狄更斯。狄更斯和他的插画师给了我有关这个城市的幻觉。因此不知情的我，像我即将听说（并为此惊奇）的那些俄罗斯人一样，仍然相信狄更斯的那个伦敦。

几年后，当我以作家的身份审视狄更斯，我觉得自己更多地了解了狄更斯描写伦敦的独特能力，以及他和其他书写伦敦的作家的区别。我还是个远在他方的孩子时读了狄更斯早期的小说，能够跟随他进入伦敦这座黑暗的城市。这部分是因为我把自己的简单交给他，把自己的幻想带入他的幻想中。他对一百三十年前的城市一定和我一样陌生。作为成人，他天才地从孩子的视角来描述。他不卖弄建筑知识或者品位，不炫耀技巧，只用简单的“老式”之类的词语来描述整条街，不用会干扰不成熟抑或没知识的读者的词语。他没有用会让一个远方的孩子不安的词语，在那里屋顶是瓦楞铁皮，墙是木头的，顶上悬着百叶窗挡雨水，让阳光和空气进来。狄更斯只用简单的词语和概念，为光影创造了简单的层次和表面。他就这样创造出一座城市或是幻想空间，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材料重建它，用自己所知的材料来重建描述中他未知的事物。

对于狄更斯而言，用想象去丰富一个人所熟悉的周围环境，是小说的美好之处。我本身就有孩子的思想，受过抽象的教育，对自己的职业有浅薄的理解，狄更斯模仿儿童的视角大约给了我一些幻觉，让我误以为我完全了解这座城市，并期待写作生涯在那里得以发展。想象的部分归想象，同时还留下空间体会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工程，我对于十九世纪晚期的格局和帝国之辉煌的理解，并非源自白金汉宫、西敏寺或白厅，而是帕丁顿和滑铁卢车站，霍尔本高架桥和堤岸。

我来到伦敦，本以为对它很熟悉，却发现了一座陌生而未知的城市——房子的风格，甚至区域名都陌生；和我的寄宿处一样奇怪，这点非常出人意料。这座城市和《南风》中的英国气息一样陌生——我未曾读过这本书，在纽约时因为它的文化内涵才买下它的。面对这样的陌生，我内心的烦扰非常强烈，比我初到纽约迈进那家书店时更甚，那时我本以为进入了理应属于我的地方，结果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抵达后头几天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我失去了多年以来我所拥有的宝贵之物。我失去了想象的天赋，对未来的梦想以及我将去的远方。我在家时几乎生活在电影院，我在那里打杂，在固定的放映时间前，关上双层门、松开高大木窗的绳索以阻挡天光或街头的灯光。在黑暗的放映厅中，我梦想着别处的生活。如今身处那些年里的“别处”，我丧失了进一步做梦的可能。我在伦敦的第一晚就想去影院看不间断放映的电影，去体验大都市的繁忙。很快，影院的概念和进入黑暗的放映厅看电影的念头变得压抑。

我曾觉得看电影这一消遣是我对成人生活的预先体验。如今充斥在我脑海中的羞耻感，让我觉得这是幻想。我没有读过《醉汉广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本书，但是我看过电影。好莱坞式的伦敦在我脑海浮现（也许是由名字联想到的），继而转换到《房客》中的伦敦。现在我知道那个伦敦是凭空想象的，对我毫无价值。我曾深深地觉得电影是一种享受，是我进行抽象学习的贫乏岁月里的巨大支持，如今这种乐趣仿佛被生生割走了。当我十或十二年后回到剧院，我所熟悉的好莱坞已死，它繁荣的条件已不存在。美国电影变得和法国或英国电影一样本土化，我和电影间的距离与我和书籍或者绘画一样远。不再可能幻想。我去影院不再做梦或幻想，而是有了评论者的立场。

我没有什么值得记录。我在伦敦的流浪没有产生历险记，没有提高对建筑或是人的鉴别力。我的生活局限于伯爵府的房子。那里有一种特别的生活，但是我不曾发现。因为虽然感到才思枯竭，我却仍把自己想成作家，以作家的身份，不断寻找合适的大都会素材，这很讽刺。

大都会——我的定义是什么？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我设想中的素材能让我和某些作家一比高下或是平分秋色。这种素材也能展现我的写作个性：比如J.R.阿克利的《印度假期》，也许是在印度的餐桌下记录的素材；毛姆，不论何时都是疏远的、超然的，又洞察世事；奥尔德斯·赫胥黎则见多识广，包括两性的体验；伊夫林·沃是那么优雅自然。我想成为这样的作家，而在伯爵府大楼里的流亡者身上，我找不到素材。

*

我到伦敦不久，收到哈丁夫妇周日午餐的邀请。哈丁先生是寄宿房的经理，但是我没怎么见过他或他夫人。我更常看到的是安吉拉，我鲜少称呼她的姓，因而最终忘记了。安吉拉是意大利南方人。她二十多或者快三十岁的样子，具体我说不上来，只知道她比我年长，至少大十岁，我觉得她非常成熟。她战时待在意大利，像她的很多朋友一样突然就来到了伦敦。

安吉拉在这座宅子里有一间房，也有一定职务，不过我不确定她是做什么的。她有时在地下室的餐厅提供早餐；有时晚间在那里。有些晚上又在一家“威尼斯”之类的意大利餐馆做招待，离伯爵府不远。她提供两先令六便士或者三先令六便士的晚餐。我在那里吃过几次饭。认识就餐餐馆的女招待带给我难以言喻的快乐，虽然我读不懂菜单，也不太喜欢意大利菜。

除了家人，安吉拉是我了解的第一个女人。打一开始她就容易接近。我觉得她很迷人——我仍是个处子——几乎爱上了她。和安吉拉的结识带给我短暂的大都会的激动，让我觉得自己远离家乡，身处欧洲的一座大城市。寄宿房，房子后的地铁，街角通向很多站台的车站的人流，意大利餐馆，我认识的女招待。我喜欢这背景和道具，它们是戏剧的一部分，给了我片刻做大都市人的感觉。

安吉拉给了我一定程度的鼓励。她告诉我她喜欢我；她说我的肤色和她祖国有些人的肤色很像。但是她的生命中有个男人，一个战时在意大利相识的英国人。他粗俗，有暴力倾向。我从未见过他。安吉拉描述她的情人的方式，会让你既谴责这个男人，同时又同情她，她口中的这段恋情似乎注定有如此的命运。

她说有一晚他们争吵，他变得异常暴力，以致她跑出房间，身上除了逃出来时抓过来的一件大衣外一丝不挂。之后她决定独自生活，于是搬到了伯爵府的房子里。她的情人不在；至少我从未见过他。他是在国外吗？我从别人的谈论中推测他在监狱。但是我没有和安吉拉提起这件事，她也没有说起。我应该问她的，但是因为我对她有好感，也就不想问。尽管如此，她还是忠诚于那个男人。奇怪的是，她对我的鼓励是纯洁的。她的房间任由我出入。我能打趣她，但是只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仿佛这样我的轻浮就合理了。我们俩独处的时候，她会比较疏远而谨慎。

正是因为安吉拉——事实上是作为安吉拉的朋友——我被邀请去参加经理哈丁夫妇的周日午餐。我几乎不曾和哈丁先生打照面。这顿午餐是我“大都会”素材的一部分，我痴迷地写了几个月，不光夏天在伦敦写，到了秋天在牛津也写。我做了改动，让它成为恰当的写作素材。甚至在这顿午餐之后，在这些写作之后，我对那个人和他妻子的相貌依旧没有什么印象。

午餐在一楼的一个大房间中进行。房间前部很少使用，堆满了棕色家具，是“休息室”。后部家具没有那么多，但是墙面和其他房间一般空白，仿佛战争光临过此处，发生了一些灾难和掠夺。我觉得房间后部是哈丁夫妇作为经理而享用的。

高大的窗户冲着花园，更准确地说是冲着疏于打理的土地。花园通向地铁的高墙。那里有棵树，还能看见附近土地上的树。地铁站砖墙的阴影投在地上，那块地更显得光秃秃的。这还算合我意，我喜欢那种色彩，喜欢封闭且荫蔽的凉爽空间。

哈丁的午餐桌上还有其他朋友。哈丁先生是餐间的明星。我觉得他醉了。他酒量不好，却一直在喝。哈丁太太——我也不记得她的容貌——和安吉拉负责上菜。哈丁先生负责说话。他不仅是明星，也是喜剧演员。他深知自己是谁，同认识的人说话带着自信。那些人会对他的笑话报以大笑，非常欣赏他的举止。

他之前是在家里哪个房间喝酒了还是去了酒馆？我对伦敦的酒文化没有了解，没有人可询问，也不知道该作何猜想。我对酒馆一无所知。我不喜欢酒馆的概念；我不喜欢人们去一个地方只是为了喝酒。我把它和家乡朗姆酒店铺的耍酒疯联系起来。普通人觉得伦敦街头的醉汉好笑而不是可恶，这让我惊异。同样，哈丁先生在餐桌上的醉意没有遭到客人鄙夷，反而得到容忍甚至尊敬，这让我有点惊讶。大伙儿听他说话。我分不清他操的是哪种口音，我觉得听上去不错，像是电影里的。

午餐最难忘的一刻是哈丁先生讲故事。我记得哈丁先生说话的时候安吉拉咯咯笑，还记得哈丁太太面无表情。

我不记得哈丁先生讲了什么故事。但是有一刻他缓缓地说，刻意的醉酒的口音充满了房间：“我的一个老婆——奥德丽，对了奥德丽。”然后他直接对哈丁太太说：“你记得奥德丽吗？”哈丁太太没有大笑，没有微笑，没有直视哈丁先生，她面无表情，说：“我喜欢奥德丽。她那么甜美。”

这对话让我着迷。对我而言过于复杂，是大城市才有的对话，像是电影、戏剧或者书里的内容——正是我到伦敦来寻找的东西，正是那种助我成为作家的素材。后来，不论是在伦敦的寄宿房，还是在牛津大学的学期或假期里，我在写很多篇文章的时候都带上了那个片段。虽然我因缺乏社交知识而无法对此加以渲染，简单来说，我不知道哈丁先生那天早晨做了什么，不知道他去过哪里，下午要去何处；虽然我没怎么见过这个人，也无法判断他说的话；虽然我甚至从未想过打听一下他是否上过战场，或者是否一直在伯爵府喝酒打发时光。

我为哈丁先生和那段对话设了个背景：伦敦一栋大房子里的周日午餐。在我写的有些篇目中，我有意改善了每个人的处境。我也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没有明显吹嘘），因为听到并且记录那段对话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我所认为的体察人情世故的作家。那段话给了我，一个作家，极大的乐趣，丝毫不输于当时哈丁夫妇所得的乐趣。

但是哈丁先生是个怎样的人？我还有其他线索来还原一个更完整的人吗？他真的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吗？我除了记得一个中年秃顶的白人，一种慵懒做作的讲话方式之外，还记得什么？他知道这桌客人中这个十八岁的人是个作家，知道这个作家珍视他的话，还回到房间记下来了吗？他无从知晓。这世故，这表演，是为了桌上的人；这是哈丁先生可以挥霍的东西。事后看来，那点推理令他比我当时记录下的更有趣。我搜集大都会经历和素材的激情，打造自己作家声望的激情，对解读从其他作家那里获取的一知半解的素材的过度热情，以及全身心的投入，这些阻碍了我记录事实。如果我的脑子不是那么满满当当，如果我没有受那么多教育，我会将事实看得更清晰。

在写哈丁夫妇的对话时，正如我所言，我经常改善每个人的处境。但是现在，因为我在庄园和菲利普斯夫妇的交集，以及和租车人布雷的接触，我把伯爵府的午餐看得比当时更轻了。我把参与者视为出身卑微的仆人，那些受仆人服侍的上流人士因战争而离开，留下一栋被洗劫的房子，如今里面净是外国人。因而很有可能，哈丁先生字斟句酌的演讲不仅是酗酒者酒后的刻意表现，也是仆人对文雅的精准模仿，他的元音发音会在行家面前露出破绽。但在午餐中，哈丁先生是安全的。对他的英国朋友来说，他的世故和机智是熟悉和受喜爱的表演。他的英国派头在外国人面前，在安吉拉和我面前，完美地取得了预期效果。

如果说哈丁先生的形象远不是我笔下描绘的那个样子，那么也可以说我捕捉的还不够。为了让他在我的文章中突显地位，和他的机智相匹配，我压下了住所的背景，更回避了不少事实：我抑制了回忆。直到我开始为了写这个章节而努力回想那顿午餐时，我才记起它其实是有意安排的。我从未在文章中提起这个原因。那是哈丁夫妇在那座房子里的最后一顿午餐：他们被解雇了。被安吉拉顶替。这饮酒，这机智，“我的一个老婆”的逢场作戏，以及哈丁太太的“我喜欢奥德丽”，有让人佩服的虚张声势。但这不是我寻找的素材，不是我记下的素材。

关于安吉拉，我重点写她在夜间逃离暴力的情人，除了一件皮毛大衣外一丝不挂。我知道那件大衣。我说不上来它的质量如何，直到现在也不能。但是它在我眼里演化出一种诱人的性感（倾诉近乎赤裸的夜间逃亡的安吉拉本人无疑也这么认为）。谈论有关性的细节暗示了两性知识，掩盖了作者的单纯。但是对这一素材我没法作什么处理。身为作家，我不愿编造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觉得这是一种冒犯，很快安吉拉的素材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同样地，我不知道安吉拉从何而来。她在伦敦的过去，她在伯爵府寄宿房之外的生活对我来说都是谜。初到伦敦，我甚至想象不出有关她的情人的事情，比如房间或是公寓的装饰，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地理背景，更不必说言谈举止了。安吉拉在意大利的时光也一样神秘。有一个办法可以一探究竟：直接问她。但是我从没想过问她。我还没到那个地步。

她是如何遇见情人的？战时意大利的生活是怎样的？她的家人呢？那么多欧洲血统的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西班牙人和摩洛哥人去过她的房间，是她的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些人在英国和在伯爵府所在地区有怎样的感受？

可怕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大批欧洲游民住进了伦敦的一栋楼房，这座宅子对这些人来说足够大——这是寄宿房真实的素材。但是我没有看到。也许我觉得身为作家不该提问；也许我觉得身为作家，一个敏感而世故的人，观察对我而言足够，或者应该足够。但是那里还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的主题，我本可以用我的不可擦铅笔写出点什么。

自一九五〇年起，也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伦敦上演了一场超越美国的移民与文化融合运动的运动，其实是欧洲人对新世界的运动。这是一场跨各大陆的运动。我在这一运动的初始阶段来到伦敦。十年内，伯爵府将失去它战前或战初在《醉汉广场》中的面貌。它将成为伦敦城中的一块飞地，一块白人殖民地，一个小澳洲或一个小南非，混居着各个种族的人。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将改变。或多或少地，它们将不再是某一国的城市，而将成为世界的城市、当代的罗马，在我这样的岛国人乃至语言和文化更边缘的人看来，它们是伟大城市的模板。它们将成为全球野蛮人、丛林人、沙漠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和马来西亚人前来求学、获取精美物资、体验礼仪和自由的城市。

离家两周，我想的是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一个作家记录的东西，但倘若当时就有发现的眼睛，那么十八岁的我便已找到了伟大主题。小闹剧中最能挖掘出好的主题。在伯爵府安吉拉的客人或者朋友中，至少有十个从欧洲和北非漂泊至此的人。这些男男女女任我观察，有的人在战时目睹过可怕的事情，如今在伦敦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是孤独的异乡人，有时游手好闲，有时做点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人所拥有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它们经常被轻易吐露出来。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记下来。我没有提问。我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的样貌、衣着、姓名、口音都消失在我的记忆中，不可能再回想起来。

如果我的观察直接一点，再少一点成见；如果我仅仅记录所见；如果那些日子我拥有后来（通过写作）获得的自信，能够对眼前的男女感兴趣，能学会和他们交谈；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信，如实记下我眼前发生的事，什么样的素材是我得不到的！很快，我会为写一本关于我在伦敦那段时间的书而专门去找素材，却发现所获不多。

存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我在头几天痴迷地写下的那些东西，绝大部分是关于安吉拉的性感：在她房间里她或坐或躺在我身边时她乳房的感觉，当时我们背靠着墙，屋里坐满了她奇怪的朋友们，她允许我把手压在她胸口。她的嘴形，嘴唇上战时流行的鲜红色，她皮毛大衣的触感，以及在餐馆我激动而意外地看到的她围着围裙的样子。

我没有记下安吉拉的过去和她在意大利的时光，也从没想到问问她。我只记下了她抱怨意大利南方的牧师，她说战时人人挨饿，牧师却变胖了。我现在想起来，我记下这一内容是因为这是“反教权”的表现。“反教权主义”是我学到的抽象的欧洲史的一部分，是从特立尼达女王皇家学院的教师笔记和推荐教材中得知的。历史对我而言和法国或俄国电影一样抽象，但我能写有关它们的论文，正如能够在没有掌握法国历史，不了解其国王、侍臣和宗教教派，不了解这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写出有关法国历史的论文。

我十八岁时对世界的了解，不过是奥里诺科河入海口附近的那个殖民地小岛，是岛上的亚洲－印度社区，是社区中我的家族：小世界中的小世界；我对世界的认识怎能不抽象。我连对自己生活的社区都一知半解，更遑论其他社区。我对历史没有概念——很难把历史这么宏大的概念和我们的小岛联系起来。我对政府没有概念，只知道有殖民总督、立法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警力。所以，我读过的有关历史和其他社会的内容都带着抽象色彩。我只能将其同我的所知相联系，因而我阅读的每一份资料都带给我幻想。

一九五〇年，我像是向新世界进发的西班牙旅行者，像是带着崇高信念的中世纪人：远行是为了见证上帝创造的另一部分世界的奇迹，但是很快觉得奇迹稀松平常，只保留了一种探寻，探寻他们离开西班牙前就知晓能淘到的东西：黄金。真正的探险出现在有所发展的后期。我当时在英国恰似处于前期的中世纪西班牙的阶段，而我的教育、文学抱负和学业求索恰似西班牙探险家的信念和旅途的磨炼。像西班牙人一样，费大劲儿到达后，我见到的很少。像西班牙人沿着奥里诺科河或者亚马孙河，完成了一段漫长而艰险的旅行一样，能作为素材让我记录下来的很少。

我能记录的安吉拉的情况有很多，却单单记下了她“反教权”的态度。这是对抽象知识的证实。我感到激动，因为这正是我之前期望找到的东西。

战后欧洲人的流亡是我错过的一个主题。还有一个错过和它相关。

安吉拉从哈丁夫妇那里接手工作后不久，某个周六下午她带我去了一个房间，说给我看“一些东西”。看她的表现，这“东西”似乎是她刚发现的，是被解雇的哈丁夫妇应该负责的东西。虽然这不会是真的：安吉拉在这栋楼里住了有段时间了。

她带我去了三楼或者四楼的一个房间。这房间大而暗，比我的大多了。窗帘紧闭，房间里散发出尘土、尿液、经久不洗的衣服以及经久不洗的衰老身体的气味。仿佛这气味就挂在房间的黑暗中，仿佛黑暗是这气味的表达。有个老人躺在床上，他是气味的来源。有一根拐杖平放在床上。安吉拉对床上的人说：“我带人来看你了。”

他恍若未闻，开玩笑地拿起床上的拐杖掀起安吉拉的裙子，逗得安吉拉笑起来。她让我看个老人和他怪异的调情癖好；这是我的理解。她没有告诉我老人的其他情况，我也没问。现在我才萌生了疑问。他是不是战前就住到这里了，那时休息室还是休息室，餐厅也许是个真正的餐厅？战时他一直待在这里，然后老得搬不走了吗？之前哈丁夫妇给他送食物，现在由安吉拉代劳？他完全依赖这里的经营者吗？

我觉得他八十岁左右（虽然十八岁的我判断不出人的年龄），这意味着他出生于一八七〇年。他出生在狄更斯逝世那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13]出生那年，普鲁士人打败法国人那年。换个角度来看，是莫罕达斯·甘地出生一年后。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认识可以忆及十九世纪初期的人；他可能活在那些刚经历了印度叛乱[14]的人中间。如今在两次破坏性的战争之后，在甘地和尼赫鲁之后，他在伦敦维多利亚时代建的一栋大宅子里终了人生。如今这栋逃过战火的楼房对住户来说太大；黑暗房间里的老人对现在的住户而言是陌生人。这栋楼房引来一批新住户——我、其他亚洲人、安吉拉和其他地中海人，这些人仍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后来我又见过这个老人。那次他拖着脚在楼梯上走，脸上有一种古怪又有点好笑的不安。这一定是他脸上的肌肉长期维持某种状态而导致的；仿佛他的脸随着年龄轻微地抽动。他没认出我来，脸上保持着笑容。他专注于台阶，他要走很长一段路到大厅，然后到街上。那是夏季，八月末，但是他穿着大衣。大衣是深蓝色的，看上去很重，也许是以前定做的。他个子高，用来保暖的外套仿佛压得肩膀不堪重负。他拄着拐杖，身上的气味萦绕着他。我觉得他是要出门去散会儿步，这需要他准备很久。

有人来探望他吗？他的收入从哪儿来？我从未问起过。牛津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在圣诞节期间回到这里，也从未问起这个老人。安吉拉从没说起他。之后我从未见过他。我觉得在我那次看见他穿着厚重的蓝外套下楼梯后的这段时间，差不多十二周，他在某天死去了。我需要寻找过去，而这个人是一条线索，对我而言如此珍贵。但是我没有问起这个老人。

*

究其原因，不光是我当时太稚嫩，不知道该写什么。主要还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其中最有“文化”、最美好的一部分）赋予我一个想法：作家是拥有细腻情感的人，记录或者展现内心的成长变化。于是，虽然看似荒唐，我在特立尼达岛被传输了十九世纪末美学运动和布鲁姆斯伯里[15]的观念，从帝国、财富和帝国安全中滋生的观念。成为那种我理解中的作家，我需要虚伪，需要假装自己是别人，是另一种背景孕育的人。通过把出身于殖民地的印度人的自我隐藏在写作者的人格之下，我损害了素材也损害了自我。

为了提出问题，为了让真正的创作好奇心保持活跃（创造力，而不是对过耳即忘的绯闻那种心不在焉的好奇心），有必要梳理一下我已经掌握的知识。一九五〇年，我的知识仍无章法可循。因为我对作家的有限理解，我觉得所见的一切都理所应当。我觉得自己早就知道，像个聪明的学生。我觉得身为作家，我只需要找到读过的和已知的。很快，写完《狂欢夜》以及哈丁夫妇和安吉拉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了，我只好停下。

有的东西很耐用。我带着泛美航空的小笔记本——特立尼达五分店里的廉价货，廉价的带横线的纸夹在一个夹子里，内页夹着信封。我一直带着这个小笔记本，还有那支不可擦铅笔。但第一天过后，纸页上没有记录真正的兴奋事，而是记下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虚假的事；可以说本子上什么都没记下；后来被放到一边。铅笔幸存下来，一直在用。写作工具，无论是钢笔还是铅笔，那时候都没有丢弃。那支遇水颜色变亮的不可擦铅笔越来越短，在文学任务之外还用了很久。我用它写信，在书的扉页上写自己的名字。我买了很多《南风》之类的和英国“文化”相关的书，要么是我在特立尼达时就读到过的，要么是老师向那个要去英国当作家的男孩推荐的。

从特立尼达到纽约的长途航班上开始的那种人和作家的分离，最后变得彻底。人和作家都缩小了——多年的准备好像在几周内变得无用。接着，非常缓慢地，人和作家又走到一起。将近五年后——我从牛津大学毕业一年后，当时安吉拉和伯爵府早已淡出我的视野——我才得以摆脱抽象教育带给我的幻想。我一直渴求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需要的素材，五年后突然有一天，我豁然开朗。

我简单而迅速地写下记忆中最平常的事物。我写西班牙港的街道——在那里我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那段岁月我带着对自己家庭生活和居所的安全感与距离感，曾专注地研究过那条街道。在写作过程中，我迅速地理解了。带着这样的理解、这样的自我认同（之前如此艰难，后来变得如此轻易），我的好奇心飞快成长。我做了其他工作，通过这种具体的方式，它轻易地降临，因为它本就唾手可得。我对自己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的主题不再是感性或者内心的成长变化，而是我自己的世界，是我置身其中的世界：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的主题就已经悄然降临，那时我离家两周，来到伯爵府的寄宿房，发现自己在一栋过大的楼房里，身处战后流亡的欧洲人之中。

直到那次顿悟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普通人还是作家——两者其实是一样的。简单地说，我是滑稽的还是一本正经的？对于同一个素材，有那么多语调和态度去表现。在思想的浓雾中，我想起了那条街道。突然，几天之内，素材、语调和写作技巧连在了一起，开始齐头并进。

我终于及时获得了第一个灵感。一九五六年，离家六年后，我可以回去了。六年！这符合人们对漂洋过海的旅行的时间想象。出国的确是道别。在特立尼达机场的大家庭送别，虽然很多方面都很传统，但的确暗示了我将展开的旅程的性质。在英国待六年！

如今我频繁出行，旅行变得稀松平常。然而每次回家之旅、每次返英之旅，都在修正上一次的旅行，一个回应覆盖另一个回应。

一九五六年，我直接从英国出发乘汽船回去，为的是体验天气的缓慢变化。我惊喜地意识到起风时没必要戒备，因为风和煦温暖。我体验着船上生活的日常和印刷奢华的菜单，看着工作人员从暖和的黑制服换成了单薄一点的白制服。在大西洋上漂了十三天后，我在清晨的寂静中醒来。十三天来汽船引擎的轰鸣声日夜不绝于耳，此刻四下里一片寂静。

我们停在了巴巴多斯。每个舷窗都框起一幅美艳惊人的图景：蓝天白云，植被郁郁葱葱。这是我第一次回家途中的第一次停留，我暂时像个游客那样欣赏着通过广告宣传被期待的美景。这情况正如孩提时我被教着画下我们岛屿和当地景致并上色，正如西班牙港弗雷迪克街和海事广场的黑白混血小贩卖假古董，正如骑楼地板下方的人行道上摆摊的人为下了摩尔·麦考马克号游船、在镇上逛上一个小时的游客画当地的景色。

我不相信以这种方式观察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美国杂志中的广告宣传惯用的方式。的确，当和美丽的舷窗图景无关的我们上岸时，这座岛向我展示了它自己。巴巴多斯岛是平坦的，由于甘蔗田和人群而显得破败。虽然人们在这座岛屿上生活、耕种了数百年，这里仍道路狭窄，木房子非常小，仿佛轻轻地坐在平坦的地面上，显得脆弱。岛上到处都是小孩子。

孩子们是黑肤色。不是特立尼达岛上的那种混血肤色；巴巴多斯没有印度人或亚洲人。但在英国待了六年之后，在海上漂了十三天之后，突然遇见这样的巴巴多斯，我觉得眼前的与其说是风景，不如说是清楚地看见了自己和本以为已经埋葬的过去。过去的渺小，渺小的羞耻：它们不是身为作家的我可以轻易承认的。它们是写《狂欢夜》《安吉拉》和《伦敦生活》的作家以为永远抛在了脑后的事物。我很高兴早晨（与人合搭一辆出租车）的游览结束，我得以回到船上。

仿佛船是一个庇护所。第二天早上船把我带回我自己的那座岛。上岸后，我发现一切都缩小了，和巴巴多斯一个尺寸。但是比巴巴多斯更沉重的是，我看到的鲜少是风景，而是个人旧痛。六年前（在那个年纪，成年人的六年可以算是半辈子），西班牙港的一切都染上了告别的光华：弧形街道，木屋，大叶子树，低矮的商店，北部山岭在清晨和下午的光线中一成不变的风景。一切都染上了离开的兴奋，以及长途旅行去胜地的兴奋：纽约、南安普顿、伦敦和牛津。一切都染上了写作生涯和大都会生活的希望和幻想。如今时隔六年，我想到曾被抛下的生活正等待着我。它缩小了，我觉得自己也随之缩小。

我已经开始了写作生涯。但是我写的两本书都还没出版；我看不到前方的路，看不到其他的书。六年前，我只是个男孩，追随着梦想，没有背负什么责任。如今我父亲已去世，留下了债务和家庭责任。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人，我连自己都很难扶持。我只有一种新发现的才能。我唯一能做的事，唯一能照顾自己的方式得在英国才能实现，英国也不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作家能糊口的地方。我在等待书出版的同时，写电台文稿和新闻。

六周后我离开了。一九五〇年带我去英国的奖学金给了我回程船票。第二次去英国的旅费是我自己付的，从我微薄的存款中取出的珍贵钱。我乘另一艘香蕉船离开，经过牙买加。我从金斯顿下船，三天后在安东尼奥港上船。船在港口装运香蕉——记忆中海岸线是绿色的，深绿的植物仿佛在悬于墨绿大海的湖之中。我的心痛起来，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以致无法欣赏风景。接着船带我北上，驶向英国冬天正日益变短的白昼。

空荡荡的船航行在冬天翻腾的灰色海面上，我并没有介意这环境。其实我还算喜欢冬天，喜欢这戏剧性，喜欢它和我热带童年的对比。是另一端的不确定性让我不安；知道自己在两端的“地盘”都不一定靠得住也让我不安。没有了奖学金；旅途结束时没有了模糊而温暖的牛津和写作；没有记笔记。没有了安吉拉和伯爵府的住所；没有了带着地铁噪声的大城市中心的感觉。我不再住在宏伟的伯爵府，搬到了基尔伯恩工薪阶级的房子里，那儿灰蒙蒙的几乎泛黑。我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和其他人共用厕所和浴室。

船上有一个英国酿酒商，魁梧的老人。我知道他是酿酒的，因为听到他对别人说起。当他在香蕉船上的小图书馆借书时，我也听到他向事务长报上名字和头衔。虽然船上就我们几个人，他还是报上了头衔。酿酒商、三四个英国女士、一个牙买加黑白混血儿和我。女士们一起打牌。

若是六年前，我一定会仔细观察酿酒商和那几位女士。但现在不会了。不是因为他们陌生，离我的经历太遥远；而是我已经知道作为作家我要写哪些主题，我不再对纯粹的英国人感兴趣，不再寻求事实去肯定书上的内容，不再寻找那些放在一九五〇年我会觉得是大都会的素材的事物。船上有一位女士是英国南安一家供膳寄宿处的管理者。她给了自己一趟加勒比邮轮之旅！我听见她在谈话中用这个词，在她眼中看到这个词，能想见她回去后和朋友们说这个词：体验本身似乎不如她要做的描述重要。这个词的价值对我们两个来说多么不同！虽然我们有可能乘坐了相同的几班法伊夫香蕉船，卡维纳号、戈尔菲托号、卡米尼托号，但我们经历的旅程如此迥异！

四年后，对我而言，一切都改变了：这个世界、我的情绪、我的眼界和大西洋。我回到英国的那个冬天，内心惊惶，于是那四年我拼命写作，完成了一本自认为重要的书。这是一种全新的安全感，一种终于实现了抱负的安全感。在我第一次离开那座岛的十年后，我又一次回去了。

这次我看见的、感受到的一切都带着庆祝的色彩：山丘、散落的棚屋、热浪、电台节目、电台广告、噪音和出租车。这一幅幅风景——连带它的殖民地或假期的主题：海滩、赶集的女人、椰子树、橡胶树、太阳、大叶子树——从我认识它们开始，就是焦虑甚至惊惶和牺牲的风景。塑造了我的那种教育总是像一场竞争，一场赛跑，身在其中的人视失败如毁灭般可怕。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从未感到过自由。如今在一九六〇年，在这样的下午，我能开车转转或者悠闲地去吃午饭，换作以前只能埋头看书。在这样的夜晚，我能游览或是聊天，不再为了拿奖学金而被迫学习或背诵至深夜。我抽象的学识便是在如此的代价下获得的！

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正好可以庆祝我的自由，庆祝我成为作家并过着作家的生活，那么非这儿，非这座岛莫属。是这座岛滋养了我的惊惶和抱负，滋养了我最初的幻想。正如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归来后，我从一处地方走到另一处地方，看到我自幼熟悉的地方缩小，现在我从一处地方走到另一处地方，则带着庆祝的心情，并抹消了我在这里不同时刻因种种原因体验过的恐惧。在遥远的英国，我在书中重建了这景色，书中的景观并没有那么准确或是完整——虽然我假装是那样的；但是现在，因为我的创作加工，我珍视这里本来的模样。

当时，在我取得一定成就、终于告别了某种特殊的恐惧之后，我脱离了和这座岛的关系。因为那之后我再也没有需要特意回岛的愿望了。当我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真的回去时，我发觉自己也没有了恐惧或是庆祝的愿望，我对这座岛的兴趣在一天之内得到了满足，甚至产生了厌倦。早晨到了机场，回家路上我也许为夺目的色彩所震撼，心想愿意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是一天一夜过后，在倒了时差后的第一个黎明，头一眼看到花园中的蜂鸟，我变得坐立不安，盼着离开。

这里的人没有什么好打听的；他们太快地暴露了自己。他们曾经能打动我的强烈的种族情绪，让他们成为简单的人。我孩童时期发展出的对毁灭的恐惧和这种情绪有一定关系：害怕被任何一派，我的一派或者非我的一派吞下或者消灭。

说来奇怪，这地方本身、这座小岛和岛上的人不再能吸引我。但是曾经，这座岛不但唤醒了我对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对文明和古老的理解，还在我身上施加了焦虑——它给了我作家的世界，给了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重要主题，还让我变得都市化，不过这种“都市化”和我最初对这个词的理解截然不同，我是指写下《狂欢夜》《伦敦生活》和《安吉拉》的时候。

一九六〇年，怀着庆祝自己当上作家的心情（正如我所描述的），我开始写第一本游记。不论从心理上还是地理上，我都是从小小的殖民岛开始写。这本书其实具有使命的性质：我将经过加勒比和南美圭亚那的殖民地，也就是帝国残存的碎片。我很高兴地意识到我是从欧洲出发的宗主国人士。这是我仅有的范本。但我跟他们一样是殖民地人，他们离我很近，我不可能成为那种旅行家。即使我也许具备那种旅行家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以及探险精神。尤其我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向某个宗主国的读者汇报。我想象中游记作家的光鲜，在各殖民地间旅行的殖民地人的紧张和生疏，两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令写作困难重重。旅行结束后，我带着笔记和日记回到伦敦写作，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以幽默回避，不论在写作还是在生活中，经常用喜剧效果、玩笑和讽刺来掩饰困惑。

为了更多地进行这样的写作，我需要多认识自己。很快我有了这种机会。写完第一本游记不久，我去了印度写第二本。这次从英国出发。印度对英国而言是特殊的，两百年来滋生了不少英国旅行家的游记和小说。我成不了那种行者。我去印度，是去追寻一个非英国人的幻想，一个在印度的印度人所不知道的幻想。我去我的印度祖辈们努力在特立尼达岛上重建的农民的印度，部分意义上也是我成长其中的印度，它像是我脑海里未了结的一部分，我们的过去在那里突然中断了。在这场探索中我没有范本；福斯特、阿克利或是吉卜林都帮不上忙。为了在写作上取得进展，我首先需要清楚地认识自己。

所以，我的知识和自我认知是以特立尼达为起点发展的。我度过部分童年的西班牙港街道；我的印度家庭在特立尼达的重建；去加勒比和南美殖民地的旅行；后来去印度的寻根之旅。我的好奇心向各个方向发散。每一次探索、每一本书都增长了我的见识，修正了我之前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

但是作为起点与中心的特立尼达自身无法再留住我。在我心里，它不再和这些事情相连：横穿大西洋，为时两周的海上航行，船上的生活，天气的变化，每隔一个早晨就把钟表拨后一次，海天的色彩，浪花和漩涡，溅起的水花中的彩虹，海豚和飞鱼。一旦进入加勒比水域，夜间就有飞鱼冲着轮船的灯光飞，早上有时会在滑溜溜的甲板上看到它们窒息而死。载客的轮船不再去特立尼达或者周边地区。特立尼达是航空中转站，机场一幅起飞、降落的景象。偶尔，当我向往童年故地时，我的脑海中会浮现真的回家后的情绪，而后马上打消这一念头，因为回家后不过一天我就会感到乏味。

然后我接受了一个美国出版商的邀约，他们要出一套城市系列的书。我决定写自己的城市西班牙港，因为我觉得这大概很简单，也因为觉得可说道的地方不多，特立尼达自被发现和原住民灭绝后，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才有人定居。我觉得这项目只需花上几个月工夫，写成报道形式，精装本出版。接着我发现找不到什么参考资料。我本以为，图书馆里应该保存了一些史料，这些书卷应该由专人负责保管。我觉得这种想法不少人都有。但是书是有形物品，创造或生产是为了满足需求。这里没有关于特立尼达历史的书卷。我不得不去找档案了。这真是可恶。但是后来档案开始吸引我，翻看越多越不舍得放弃这个项目。

这本书背后的想法和叙述轴，是把这座位于奥里诺科入海口的小岛与大人物、大事件联系起来：哥伦布，寻找黄金国，沃尔特·罗利爵士。此后两百年，奴隶种植园开始发展。接着是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受其影响爆发的法属殖民地加勒比地区的海地黑人革命；南美革命和革命中的伟大人物：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和玻利瓦尔。从未被发现的大陆到具有欺骗性的革命及其引发的混乱；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一四九八年他在南部见到那些印第安原住民繁茂的“花园”（沿着我熟悉的宽阔海滩向下，一条条淡水溪从树林里流出汇入大海），从哥伦布这个来自中世纪欧洲的人的发现，到十九世纪西班牙帝国的消亡——这里的故事将牵涉到这些历史。收尾处特立尼达已和南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分离，纯粹是英属西印度殖民地，一座蔗糖和奴隶（原住民被灭绝和遗忘）的岛屿。接着几年内，奴隶制被废除；糖不再值钱；在新世界的这个小角落，所有期许都被抛弃，它沉入了十九世纪长久的殖民地的麻木死寂中。此时革命的委内瑞拉不再从属于西班牙帝国，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

从这些后期的档案中，我能看到自己成长其中的世界的轮廓。印度移民正是在十九世纪涌入的。上中学时，我以为这种麻木死寂是一种常态，和岛的地理位置、气候和光照有关，没料到这乏味是人为的，是有很多原因的，这里曾有其他视野和其他风景。

我读到了一份西班牙治下时期一个黑奴谋杀另一个西班牙港黑奴的判决记录（完美地保存下来），梳理出房屋、后院、黑人院子里的争风吃醋等细枝末节，轻松地想象出自己置身于两百年前西班牙港街道上的情景。我能看到人群，听到他们的话语和口音。在那条街上，我能看到自己童年时期的西班牙港街道的起源——这条街上的人和生活正是我第一本书的主题。

我专注地研究过西班牙港的街道，因此在一九五五年，我到英国整整五年后，在写出《狂欢夜》《伦敦生活》《安吉拉》等“大都会”作品后，它仍旧能启发我，至今，这一启发在某种程度上仍伴随着我，我仍在创作中努力阐释在档案里发现的种种深意。但是发现我写的街道有这样的过去，我吃了一惊。我孩童时见证的街头生活原来早在一七九〇年的西班牙港就存在。当时特立尼达仍是强盛的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奴隶制要到四十四年后才被废除，那时法国革命才刚开始，海地黑人革命一年后才爆发。

这些关于西班牙帝国和海地革命的档案，是住在那条街上的我不会想到的。甚至在学校学习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知识后，也没有获得任何想象的助力。鸡窝、后院、佣人的房间、密集的小房子和垃圾坑，这肮脏、琐碎和污秽看上去和历史毫无牵连。西班牙港的一切都看似新近合成的，没有古旧或是过往的痕迹。再加上孩童的无知，以及这个印度孩子特殊的缺失。他是移民的后代，那些移民与过去突然中断了联系，突然坠落在安的列斯群岛和印度之间的鸿沟中。

一九五〇年，泛美航空飞机起飞的时刻，我看到了令人惊异的一幕：棕绿相间的田野让我的小岛展现出航拍照片的效果。如今在伦敦阅读有关这座岛的文献、发现它也有悠久历史时，我同样感到惊异。就是这么简单！意识到这座岛是地球的一部分，意识到它与地球一样古老！然而这些简单的事情对我而言却是启示。我曾经对特立尼达的一切习以为常，不管是路边的风景，还是在地面上看到的农业殖民地，一切都理所应当，是大萧条的尾声和恒常不变的殖民地的死寂。我写这本书时，脑海中的风景已和之前作品的感觉及风景非常不同。

起初觉得是六个月的工作量，最后变成了两年。打一开始，我就明确了一些主题，在书中综述造就了我的世界和文化。另一种写法，也就是把两个世界分开来写，要简单些，但这又与我的实际经历相悖。我觉得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做到了一种综述。但这让我疲倦。

写完这本书之前好几个月，我觉得要结束在英国的时光。为了消除疲倦，不仅是写作的疲倦，还有身在英国的各种疲倦：作为外国人不时萌生的生疏感，安全感的缺乏，社会、种族和经济上的压力。我想终结离家第一天就产生的性格扭曲，结束这场造就了分裂的旅行（尽管中间穿插着各种往返和其他旅行），那一天泛美航空飞机把我带到生活了多年的岛上空几千英尺的地方，向我展示了那种我从未见过的田野和色彩的格局。

我卖掉了房子。再有几星期就能写完了。住在新搬的房子里，我觉得非常疲劳，一度每天泡两次澡。第一次在早餐后，用来洗去让我夜里头脑安静的安眠药的效力，安眠药让我停止处理文字，解决了我写作期间各式各样的问题，使我不至于为它们汇聚成无从解决的惊人威胁而焦虑。我知道到了白天写作问题就能一个个解决。第二次澡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于是早晚各一次，我泡十到十五分钟的温水澡。有天早晨，我觉得自己像具躺在河底或者溪底的尸体，在水流中摆动。我停止了早上泡澡。但是尸体的念头挥之不去，会在每次泡澡时潜回。

书稿终于上交，我能离开英国了。我没有做长期计划。我只能想到前方的自由，不用写书的自由，随心所欲过日子的自由，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并告别的自由。我想游荡一段时间，住在宾馆。我也终于打算在美国待一段时间。在此之前，还得写些报道：关于加勒比的圣基茨岛和安圭拉岛，以及英属洪都拉斯的伯利兹，后者是我第一次写中美洲。

我先前往我自己的特立尼达岛。我想看看过去两年我在想象中以一种新方式生活其上的岛，我将其以本来的模样还原到地球上的岛，我如今对它怀有深深的柔情。

我看到了一座充满种族间紧张情绪、濒临革命的岛。于是，就在我对这个地方有了新的理解时，它已经不是我的了。

通过写作——知识和好奇心互相哺育——我形成了新的对我自己和我的世界的想法。但是这个世界没有静止不变。在一九五〇年伦敦的寄宿处，我发现自己处于战后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之中，整个世界连同旧文化、旧观念都处于动摇之中。我自己的旅行带给我改变，让我去追寻新想法，追寻超乎西班牙港女王皇家学院的聪明学生想象的世界。同样地，很多人，包括那些我觉得已经被我抛在身后的人，都蠢蠢欲动，被驱使着去重新认识自己。

波多黎各那个肌肉发达的特立尼达黑人，穿着扣扣子的紧身夹克，在去哈莱姆区的路上。哥伦比亚号船上的那个黑人措辞小心、举止谨慎，他要返回德国，和美国的生活相比，他更喜欢德国。在这些人中（不情愿地，我是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内心充满了印度的悲剧和荣耀），我看见了自己、自己的旅行和旅行背后的渴望。一九五〇年，这些人孤立而脆弱，紧张而生疏。

他们那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出远门不是为了自我实现或磨砺。我重返特立尼达时，黑人之间的那种紧张生疏仿佛是一种流行的溃烂病，让人无法忽视。二十年的写作让我以一种浪漫的视角看待这个地方，当我回到奥里诺科入海口的这座岛上时，像是回到一个不再属于我的地方，我孩童时从没考虑过它是否属于我，而那时它是我的。

那种浪漫情怀现在是一种私人财富。小岛对别人有别的意义。回应对世界的理解或对过去的想法，有不同的方法，自我肯定的方式也有很多。波多黎各飞机棚里的黑人和哥伦比亚号船上的黑人端着姿态，他们想活在旧秩序中，他们希望得到与他人一样的待遇。二十年后，特立尼达的黑人追随美国同胞的脚步，主张独立。他们以简化的感伤的方式看待过去。他们不像我那样为了其中的浪漫而去占有过去。他们换了发式。过去，头发是他们尴尬和耻辱的来源，像奴隶的烙印，如今头发成了他们好斗的标志。为了保留我的浪漫想法，我需要有选择地看待——就像早先在特立尼达时那样，不过现在用一种新的方式。

（在伦敦也有这样的必要。在我刚写完的历史中，有一部分涉及了岛上第一任英国总督的一桩事，他被指控非法下令折磨一个未成年黑白混血女孩。一八〇三年，案件的所有证人被带到伦敦，此后待了好几年，开销都是政府出的。有个人被安排住在苏荷区的杰拉德街。门牌号被披露出来，房子依旧在。但是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杰拉德街上满是中国香港人，他们的餐馆、食品店和扔在人行道上的包装盒。我能在那儿看到过去吗？我能，我就站在平地上抬头看唐人街，二十世纪帝国影响力的余波。在它上面，在平坦的表象外，我能看见十八世纪末的残余，能想象出房间的样子。我对伦敦建筑的了解已不再局限于对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建筑的想象。）

如今在特立尼达岛——撇去人和疯狂的愤怒不谈——为了看出过去两年里脑海中想象的风景，为了寻找哥伦布到达之前原生态的岛屿，我需要无视几乎一切跃入眼帘的事物，无视我们的旅游海报上美景的一部分——椰子树、甘蔗、竹子、芒果、九重葛和一品红，我一向以为它们是本地的热带植物，因为我就是被这么教的，但它们实则都是后来的移民和种植园引进的。过去的地形只存在于碎片之中。西班牙港城外干涸的红树林湿地就是这样的碎片——肥厚的绿叶、黑色的根须、黑色的烂泥。同时也要无视丢满垃圾的高速公路、弯曲而磨损的中央铁轨、燃烧的垃圾堆，以及公路那边灰尘飞扬的棚屋和北面山岭上的棚屋。在拉文泰尔山顶，在棚屋之间，往下看是永远不是蓝色而是沉闷灰色的帕里亚湾，如果我有选择地看帕里亚湾和海湾中的小岛，我能想象自己身处创世之初。

我让自己看到的风景是私人的，这浪漫情怀也是私人的。我对历史的看法与年轻黑人的看法不同，他们在街头示威，威胁要发动又一场错误的革命。在我的书的结尾，故事并没有结束，仍在继续。我认为，两百年来，另一个海地在准备着：希望摧毁一个腐朽痛苦的世界，抛弃它，而不是改造它。在写完这本书之后，在两年的兴奋之后，我从两方面看到这种愤怒。从黑人这边，留那种发型的人这边；也从印度社区这边，主要受到威胁的人这边，他们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

两周后，我去圣基茨和安圭拉岛，继续写作。圣基茨很小，只有三千人。这里没有印度人，因此对我来说没有私人纠葛。我对这里的黑人而言只是个陌生人，一个一头直发、不是黑皮肤的人。判断就是可以这么简单。排除了私人情感，再加上这座岛的规模很小，地理简单，让它的过去显得尤为生动。

圣基茨是加勒比地区最早的英国殖民地，是西班牙人撤离后英国接手的一块地区。它的轮廓除了尾部之外是圆形的。中央有一座山，山顶是一片丛林，山坡上挤挤挨挨地种着甘蔗，一直延伸到海边。小岛边缘是狭窄的沥青路，路边有工人住的小房子，他们是奴隶的后代。糖业和奴隶制造就了这份简单，造就了植被和风光的不自然。

离滨海路不远有条浅浅的、现已干涸的小溪，溪中有大圆石。这些圆石上刻着粗略的人形，出自印第安原住民之手：在久远的过去，这是让奴隶胆寒的警示。现在圣基茨没有原住民了，三百年前他们被英国人和法国人赶尽杀绝。这些圆石上粗略的雕刻是他们留下的唯一纪念。英国教堂墓地是可以接近的过去——背景是热带环境。这里没有紫杉，有的是名叫皇室棕榈的棕榈树，挺拔粗壮的灰色树干，带着隆起的颗粒，像是愈合的伤口，隆起处都长过叶子。（在殖民地环境中，英国教堂墓地和英国本地的墓地令人产生的联想是多么不同！）过去的时光也能从十八世纪的小镇的帕尔马尔街主广场上看到一二。从非洲新贩来的奴隶在奴隶收容所休息之后，被安排在这里出售。在圣基茨，一百五十年的过往一直处在休眠之中。现在，在模仿特立尼达、美国等地之后，回忆复苏了。这时回忆不再显得耻辱，而是成为政治上的激励，成为感伤而愤怒的种族辞令。

安圭拉岛比圣基茨还要小，植被少，生产力更低。这个有三百年奴隶史的地方有着另外一面：这里的人不是纯粹的黑人。他们有自己的过去，他们和圣基茨人的过去分离。安圭拉岛有大约六千人，主要是一些有着英国名字的混血宗族。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到加勒比海这个平坦而荒芜的地方的，离大陆如此远，甚至离其他岛屿也很远。有人说是船只失事的缘故。

我在自己写这本书的魔力中看到这一切，远在英国时从档案中发现了这段过去，感觉我几乎是在创造这段历史，正如我创作小说一般。在同样的魔力的召唤下，我后来又去了趟伯利兹。我要先去牙买加，那儿每周有一趟航班去伯利兹。

我在危地马拉城停留。飞机降落在参差不齐的灰色火山口后面。那儿就像是巨大的蚁丘或是童话中奢华的塔，地平面上房子一簇一簇的。在黑暗的机场建筑里，我看到柜台后面一群矮小结实的女孩的脸，看到玻璃柜里新鲜的蔬菜或者新鲜的辣椒调味菜。我记得这绝对是我第一次到中美洲，第一次踏上柯帝斯[16]和他的后继者们摧毁的土地。女孩们是中国人的长相，但不是中国人。那种恍惚的熟悉感让她们显得奇怪而陌生。那些玻璃柜中的辣椒调味菜有着与之相称的奇怪。食物区分了文化甚至历史时代。（古罗马的食物该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在某处读到过蒙特苏马宫廷，他们喝罐装巧克力是冷着喝的，不加糖而加香料。

看到奇怪的食物，看到柜台后奇怪的长着中国人的脸却不是中国人的女孩，写着西班牙语却不是西班牙菜的菜单，外面童话式的火山尖顶，在新鲜空气中长得大得不自然的蔬菜和花朵。我感到了新世界的奇迹和西班牙侵略的悲剧和悲情。

飞到伯利兹路程不远——伯利兹，英属洪都拉斯，英国入侵西班牙帝国的海岸，英国的红木殖民地，危地马拉对伯利兹宣称主权的起源（我文章的主题），伦敦拍卖行绝大部分乔治王时代家具的原料产地（但是现在伯利兹没有红木了；它们被砍光了）。海岸边住着砍红木的黑人奴隶的后代。内陆有玛雅人和宏伟的玛雅遗迹。在一处遗迹的阴影处，我试着和一个玛雅男孩谈论这处古迹，他咯咯地笑（不管他个人有何情绪）。他笑着捂上了嘴，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像一个在为很久以前的荒谬行径请求原谅的人；红木殖民地没有英国的殖民建筑，所有的遗迹都是玛雅人的。北边，靠近墨西哥边境，有一整座玛雅古镇还未被挖掘。它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就已经废弃了几个世纪，如今被森林覆盖，台阶陡峭的高耸的庙宇都成了绿色的山丘。

从伦敦到特立尼达岛，到圣基茨和安圭拉岛，再到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一个想回到过去的人特意安排的旅行，好看清他的历史的具体模样。于是在写完书很多周后，我一直浸淫在它的光环和得意之中——证实了我梦中的和从档案中创造的世界。

我给自己一个过去，以及一种过去的浪漫。我脑海中未了结的部分消失了，小裂口填平了。虽然海地的混乱状况似乎要威胁我的小岛，虽然我从身体上不再归属于此地，然而如与我在别的小说作品中虚构的世界那样，我仍旧通过这种浪漫，将这个地方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

美国的出版商或代理商那儿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必须进行下一步了。我坚持原有计划：去美国旅行一阵子，花销就从这本书我预期会得到的预付款中支取。

我从牙买加出发。这是二月。北方天气恶劣。飞机在飞过牙买加之后，又一次在蒙特哥海湾降落。我们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宾馆一个自以为是的黑人侍者端上午餐，他习惯了服侍游客和讨厌他们。（十二年前，也是游客的我在焦虑和几乎悲痛的时候，在岛的另一端乘一艘香蕉船从安东尼奥港去英国。）傍晚我们再次出发，飞机起飞，然后驶入夜色，跟着夜晚西飞。我们飞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燃油耗尽，在巴尔的摩降落加油。乘客不被允许下机，因为巴尔的摩不是正式停靠站。我们再次起飞，继续航行。我们仿佛被劫持了，像十九年前那班泛美航空小飞机一样缓慢行进（我每小时都在廉价的本子上记录下素材）。现在我们在空中盘旋，因为降雪无法降落。于是我们飞到可以降落为止。凌晨才终于落地。

没有硬币，没听过由美国电话制造的不同的声音。在寒冷中降落后，当天或是第二天，我又得知委托我写书的出版商认为我的书不适合出版，这个决定是几周前定的，当时我正被自己眼中的浪漫情怀（这是我长达二十年的职业写作的成果）鼓舞，做记者式的旅行。

从一九五〇年在纽约过了一夜以来，我在这儿还有两次短暂的停留。但我后来看到的这座城市和第一次所见很不同，这座雷姆、《马里尤斯》和《南风》的城市，天空灰蒙蒙的像是罩着穹幕。到了现在——这段时间的焦虑一如我初到时的焦虑——我才想起去寻找这座城市。现在我才开始承认出租车司机的讹诈让我受辱，我无法给宾馆的黑人小费让我受辱。

我记得那家宾馆的名字：惠灵顿。我记得那里的信纸，我到达的那晚为了营造戏剧效果在上面写过日记。纸上有斜体的宾馆名字的拼写，旁边是宾馆大楼的画。这家宾馆还在吗？我的朋友罗伯特·希尔维斯说：“这是音乐家下榻的宾馆。”希尔维斯在他办的报纸《纽约书评》上发表过我写圣基茨和安圭拉岛的文章。

然而有一天，我居然碰见了这家宾馆，在繁忙的街道上正常营业中的宾馆。这里若是一个考古遗址，才符合我脑海中对它的构想。虽然信纸上的宾馆是摩天大楼，但在人行道上的这家宾馆却如此不起眼。我记不起门和大堂之类的东西：这个宾馆存在于我的想象中，跟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些事物不同。我记得抵达时是清晨，周围一片黑暗，我又累又紧张。黑暗中获取的更多是知觉而非画面：对着废纸篓吃鸡，在淋浴间躲滚烫的水。这像是梦而非回忆，却契合这场合，对我来说，那天的空间与时间合而为一。那天结束时，空间和时间把我和过去分离；那天开始的作家的旅程到现在也没有结束。

我原本打算在美国花那本书的预付款。我没有得到预付款，却坚持按计划行事，于是就花自己的存款。这像是看自己流血。最终我往西边去，到了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在一座崭新的带家具的出租公寓里我又开始伏案工作。这就是作家的生活：无论心情如何，总是得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我开始写一系列关于自由和失去的文章。这个想法是三年前在东非时产生的。在肯尼亚内罗毕和乌干达坎帕拉一整天车程的下午，灵感突然到来。我很习惯在非洲的那一片地方开长途车，这是个顽皮而滑稽的念头，与长途驾驶的路边风光及高涨的情绪相映成趣。眼下这个想法是我作为作家拥有的所有资本。它附着了我写的那本历史书的情绪，附着了我的失望以及我施加给自己的漂泊。我仿佛成了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

几周后，最初的冲动消失，我无法写下去了。我对自己所做的事丧失信心。在维多利亚，写作时日子过得很快，现在竟觉得漫长起来。接着我面临一个简单的事实：依靠英语写作过活的人没有美国读者，我只能回到英国。我本渴望摆脱英国的沉闷，但没有如愿，我在一九五〇年离开小岛——意味着无家可归、漂泊和憧憬——就是结局。

从维多利亚到温哥华。个头很高的空乘人员穿着很短的裙子：可怕的轻佻。多伦多；伦敦。飞机引擎嗡嗡作响，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上演着我不情愿的回归。二十年间我不断模仿第一次旅程。若是二十年前，我还能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一个崭露头角的有才华的人，出了书，我会觉得自己幸运。我仍然觉得这是幸运。但是——正如爱与痛苦相伴相随——和幸运一同到来的失望让我感受到了可怕的孤独。

我在伦敦没有房子，租了一间海豚广场的公寓。它稳定地消耗着我的存款，每周都是那么多。账单是一个女人的笔迹：圆而简单，字的下部线条是一种规律化的扇形图案，暗示她是个平和的女人，肉体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没有焦虑。我羡慕她的平静、没有野心。我去办公室付账时想看看是哪个女人。她就在这些从我身边走过的薪水奴隶、在这些女性雇员当中，也许并不知道写下我凶猛而虚弱的开销是多么幸运。

夏天过去了。十九年来，我头一次在英国觉得冷，觉得穿得不够多。此前我在夏天和冬天穿一样的衣服，不觉得需要穿套头衫或者保暖衣，甚至不穿外套。我一直期待严寒的天气、短暂的日光和下午的灯光。现在却需要添衣服，且越来越觉得冷，我感到了冬天真的是冬天，充满黑暗。

某天，我的窗下来了几个工人。他们开始聊天。听着就像是一出戏剧：不同的声音，小心的对话，任务，句子，想法，炫耀，装腔作势，风格。我在英国从没听到工人彼此间这么说话，在室外长时间地这么大声说话。像是在一个未知的国度偷听，我心生害怕。我知道英国的另一面：牛津，广播中的人，作家。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这么久，从没和这类人有过交往，也没在书上读到过或在电影里见过。

我最后在格洛斯特镇上一座私宅落了脚。这是潮湿的一天。火车站湿冷，想必离塞文河很近。格洛斯特远离它宏伟的大教堂，是一座平庸的小镇。我并不想选择这样的地方，但它提供了房子、庇护所和款待。

房子在小镇边缘：简陋的房子建在简陋的田间。截去枝梢的柳树，窄而脏的小溪里漂着工业垃圾，柳树和小溪像是城市贫民窟的特色。这不是我会选的房子。但这是一个人的家，装饰得像个家，有家的气氛。它欢迎我。

第一天午饭时，房子还生了煤火。法式窗户对着长而窄的花园——为了过冬小心地修剪和翻过土。远处是铁路货运编组站的声响——在这个距离听来不知怎的还挺舒服。这座房子的一切都友善而美好。我在这淡泊的环境下觉得受到了保护，孑然一身，远离我所知的种种会带来伤害的事物。多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在。

那个下午，在房子的前屋（里面家具虽旧但打理得很精心），我几周来第一次寻找在维多利亚时开始写的书稿，关于自由和失去的系列。现在再看，我感觉自己写得还不赖，我甚至看出一个句子已经鲜活起来——我专注于词语营造出的情绪之中，句子就这样流淌出来。我在维多利亚时不曾抓住这种关键的创作时刻，也许是因为我对如何往下写感到焦虑，也许这焦虑源自我担心维多利亚之后我要去哪里。

如今，意识到那个好句子的有效性，我沉浸在文字创造的图像与联想之中。我再次振作，沉浸到当初在非洲时的情绪中，那个句子也是在这样的情绪中写下的。我听到——或是创造——故事不同阶段的对话片段，这个故事充满对话。我简单地作了记录。直到我从情绪或专注中走出来，我才意识到自己追溯的回忆有多遥远。

作家的才华初露头角时，我培养（或是发觉）了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能在干扰之中创作。这种能力（需要一两个小时，短时间内无法奏效）甚至能快速使我抽离或躲避严重的焦虑，就像引擎负荷过重停止工作，我把世界推到一边，进入写作状态仿若走进一座带围墙的花园（这是经常出现在我脑海的画面）。写作让我坚强，它平息了焦虑。现在写作又让我重整旗鼓。我的书回到我手中。我开始缓慢地写作，日复一日。

我在冬天回过头来写夏天动笔的那本书。若是没有那本书和每天的创作，我真不知道要如何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我的一切都始于写作。写作将我带到英国，又把我送出英国；给了我浪漫情怀；使我几乎在失望中崩溃。如今又是写作和这本书，每天给我滋味和希望，让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我本打算在格洛斯特待上一周左右，最终住了三个月，不说别的，此地的魅力让我恋恋不舍。

离开格洛斯特前往威尔特郡，我的书按我最初的构想还剩几个星期的工作量。头四天阴雨绵绵，雾蒙蒙的，我几乎看不清身在何方。这是从格洛斯特的住所过渡的好办法，那栋房子对我以及关于非洲的创作都是友好的。对这本书也有好处，因为书仍在容易动摇的第一稿。当一本书处于这种状态时，周围的事物都可能被写入书中，情感也可能融入叙述中；一旦成文，就很难再删去。所以在构思阶段我尽量避免被打扰。威尔特郡山谷的雾正合我意。

在我的想象中，故事的那个阶段我生活在一个虚构的非洲：那里的地形出奇美丽，（出于我的需要）多雨的卢旺达高原和乌干达西部基盖济被开辟成梯田的潮湿山丘交相辉映。

在特立尼达的孩童时期，我把在书里读到的一切映射到特立尼达、特立尼达乡间和西班牙港街头。我甚至把狄更斯和伦敦融入了西班牙港的街道。那么人物是英国人和白人？抑或他们变身成了我认识的人？这样的问题有点像问梦是彩色还是黑白的。但是我觉得我是把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安到了我认识的人身上。不消细想，我知道狄更斯的人物都是英国人，然而我脑海中的人物是多种族的。那种把所读的内容映射到特立尼达岛和热带多种族殖民地这个我唯一知晓的世界中的能力，随着我年纪的增长而削弱。这多少是我个人知识面扩大、自我意识增强的结果，也是我自己捉襟见肘的想象力导致的。作家们也有一定关系。很少有人像狄更斯那样洞察儿童的心理。那种幻想的天赋随着我一九五〇年来到英国即刻失去了效力。当我被现实包围，英国文学失去了普遍性，不再是幻想的主题。

如今在威尔特郡的冬天，我作为写作者而非读者，以另一种方式演绎儿童的幻想。我把我的非洲的孤独、空虚和危险投射在周遭这片土地上。四天后雾霭散去，我出门散步，我笔下的非洲与眼前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连接起来。

我在山毛榉和未修剪的老紫杉间散步，周围是浓密的绿；我沿着公路经过燧石砖块和茅草堆起的小屋（不过还看不清），走上防风林边的山丘，走到山顶的谷仓。我从防风林间看到巨石阵：地面很开阔，突起的坟头星罗棋布。我走下山，来到山脚的农场建筑。我问一个男人去巨石阵的路，他说经过农场建筑，然后右转，沿着宽阔的土路一直走。农场边路面泥泞，有拖拉机的辙印。水和水潭映出灰色的天空。土路上的草沿着坡地伸展到坟间，巨石阵近了，草丛高而湿润，缠绕在一起。

又有一天，我沿着公路的另一个方向散步，那是去索尔兹伯里的方向。我走到一段危险的小径上。满是泥泞，泥很深，两三百码后我掉头了。（四年前在乌干达的基盖济，一个下雨的午后，我下车来到一个有一座座小山丘和茅草屋的烟雾蒙蒙的村落，希望置身于那迷人的景色之中，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动物的排泄物中，非洲人的凝视和不断接近让我困扰。他们不时问我为何进入他们的地盘，我只好转身，回到车里，继续上路。）

打这之后我没有在公路上做太多的探索。我不再涉足危险的小径。我继续在丘陵上漫步，周围是长满草的车道和谷底农场周围的小道。我就在那创作和散步的节奏中轻松地前行。非洲出现在早晨的写作中，威尔特郡出现在午餐后的一个半小时里。我把非洲嫁接到威尔特郡。威尔特郡——我走入的威尔特郡——开始将非洲显露或者说返还给我。于是，人和作家合为一体，这个轮回变得完整。

我想象中的非洲不光有作为素材的国家——肯尼亚、乌干达、刚果和卢旺达；它也是特立尼达岛，我带着浪漫情怀回到那儿，看到黑人留着恐吓性的发式。它现在也成了威尔特郡。它也是我的痛苦和疲惫所创造的土地，是在头脑爆炸的梦中显现的土地。一年多前，在那本写新世界的书的结尾，我幻想自己是一具尸体，在河底的芦苇中摇动（那像是前拉斐尔派画作《溺死的奥菲利亚》中的河，再现特立尼达岛小学所用的《尼尔逊西印度读本》中的插图。这会儿那条河好似威尔特郡我屋后的河）。如今每晚某个时间，我的头脑在一晃即逝的梦中开始爆炸，让我相信这次我必死无疑，这回我无法再从这惊醒我的持续巨响中幸存。

在我安全的小石屋中，在每晚有炉火取暖的小石屋中，我幻想着非洲如此暴力！我幻想的非洲加入了太多东西。作为休整和释放，我让自己稍微发挥古地中海的幻想，向基里科的画作《抵达之谜》寻求帮助。

空旷的码头；古老轮船的桅杆；走道；两个穿着斗篷的人走向邪恶的使人恍惚的城市。

他们航行两天靠近了海岸。第三天，船长唤醒乘客，指向海岸的城市。“那里，你们到了。你们的旅程结束了。”但是这个乘客看着晨雾中的城市，看着浮在海面的其貌不扬的城市废墟，觉得这城市名不副实——腐烂的水果，新鲜的树枝，碎木块和浮木——他恐惧地抽搐起来。他一口口抿着船长给的苦蜜酒；他假装把东西收到一起；但是他不想下船。

但是他必须上岸。探险在那仿佛裁剪出的阳光照射的城市内。那座城市从船上看来如此古典；城里却如此奇怪，它的神明和崇拜如此奇异。我的主人公会成为一个奔跑的人，迫不及待地逃向空气更清新的地方。他在绝望中走过一个门廊，发现自己又到了码头。但是堤岸上没有桅杆。没有轮船。他的旅程——他人生的旅程——就这样完结了。

这原本是个愉快的幻想，没料到它竟真的发生了，还是我自己的经历。

我并不知道我身处其中的环境其实是温和的，我是第一次体验有如此特性的风景。我将在这里痊愈，并将在这里获得如第二次生命般的东西。最初四天的雾——我到丘陵上散步之前——像是重生。在英国生活二十年之后，我终于在这里了解了四季，（类似小时候在特立尼达岛）我将通过大自然中的一些事物比如树上的叶子与花、河水的清澈去认识月份。我发现自己以最不可能的方式，在有了些年纪的时候，在异国，和周边的环境协调一致，而我在特立尼达岛或是印度（它们是不同痛苦的源头）时都不曾有这种体验。我写作中将要达成的一切和解与坦诚，与我身处环境的平和相伴相随；我的心灵和脑海都得到了净化；后来的十年间，我都将这片与我的故土相距如此遥远的风景，这片低矮、有石丘起伏的风景，当作我全身心投入写作时的背景。

这个走过杰克的农舍的人仿佛是初见周围的一切。他自然地想起各种文学象征，但也开始用眼睛观察。很明显，二十年前他无法这样看；看见之后，他也许无法找到描述的话语或者调子。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简单直接；他有必要经历很多。

很长一段时间，寻找总是我的素材、我的世界、我发展的观察方式的结合，后来我想到写现在的这本书，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在写第一章节的时候，我记起了初到伦敦的第一周，当时我住在安吉拉的那栋楼里。我作家的抱负、社交的经验不足和焦虑，沉重地压迫那段空虚的时间，抹去了我那么多的记忆。

我曾出门观光，像个游客那样。某天，在伦敦市中心某处，也许在堤岸边，我看见一个从哥伦比亚号轮船上下来的人坐在一座雕塑下的长凳上，像是雕塑的一部分。他小个头，穿着深色西装，那是在八月份（月份和天气是后来被作家缝合在一起的），想起来觉得热。他很疲倦。他也许在观光，也许和我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旅行是想起来非常快乐的事，更多是为了日后的讲述。

我觉得哥伦比亚号上的这个人是个管家。这也许是他在船上时告诉我的，也许是我凭空想象的，因为我觉得他的样子像某部电影中的管家。他对我有点冷淡。就像轮船上狂欢夜的守夜人对着跳舞舱外的人宣讲人类行为的离奇。他说在轮船上待三天以后，人人都背信弃义；上了岸人们又变回自己，忘记了船上的韵事，甚至也忘了相熟的人。

这个管家要去法国，在那里待一周——无疑是在巴黎观光——接着另一艘船会带他从勒阿弗尔或者瑟堡回到纽约，然后游荡的假期生活结束。他会回家，远离宾馆、每日的车旅奔波、疲倦和奇怪的食物。我渴望和他一起去。不是想和他做伴或聊天，或去他的房子。我想成为那一刻的他，一个在路途上的人。我这样渴望着，虽然才到，却想离开。然而我不想回家，我知道那里一无所有。我只是想在那天试图和冷淡的管家聊天，想在伦敦的陌生中表现得和他认识。那天我就想觉得英国对我来说也是暂时的居留地。

二十年后我初到山谷，就像故事中的那个人，我想留在船上。

*

我搬到山谷十多年后，在这里，在庄园小屋和第二次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在英国第一周的记忆被强烈地唤醒。我收到一封来自安吉拉的信。

我大概有三十年没有听闻她的消息了。连她的名字都不太记得了；这是我要回想早年那段日子时需要摸索的事情。安吉拉的这封信有很多页，是花了很多天写的，字迹透露出不同的情绪。

浑圆流畅细巧的字迹，忽而立起，忽而向右斜。线条忽直忽曲；忽而工整忽而上下跑，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是女性化的英国人的字迹，浑圆而流畅，圆的笔画偶尔压平压扁呈蛋形，流露出消极的情欲。笔迹中的英国风格让我惊奇。仿佛安吉拉仅仅因为在英国生活就学会了这种字体。信封上的邮戳来自白金汉郡的一座小镇：中产阶级的市郊。

信的结尾安吉拉的落款是英国姓氏（写在括号里）。我忘记了她不常用的意大利姓氏；但是这个英国姓氏显得奇怪，和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格格不入。虽然我们见面第一天，她便告诉了我这个英国姓氏。她叫我维克多，说我的印度名或是梵文名太难记，她不想用。三十年后她记着这个名字。亲爱的维克多。我很诧异。也许没有人（除了文娱世界里的著名演员、舞蹈家、运动员等外貌受人爱慕的人）会忘记仰慕自己的人，而且这对女人也许更适用，她们随着年龄增长必须一次次清点爱人和奇遇。

亲爱的维克多。这对我也起了效用：通过穿插其间的情欲，我被调动的全身，安吉拉的名字让我想起初到伦敦的迷惑和暧昧，安吉拉的侍者服和红唇；它甚至唤醒了她皮毛大衣的触感（据她所言是她某晚从暴力的情人那里逃出来时抓过来的）；它唤起了她乳房的触感，那是其他人——她的朋友，流亡的欧洲人和北非人——在场时，她给予我的自由。它唤醒了——我几乎忘记了，因为后来我有不少真正的写作——我那些日子无知地试图把安吉拉变成素材的尝试。我经常写起她，她的乳房，她的皮毛大衣；我经常介绍自己，经常美化或者努力美化每个人的境况！

她写到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名字；她听到了很多次，甚至在电视上看见我，但是直到现在才想起打扰我。她再次介绍了自己。她再次讲述了我曾写过的她的过去。她说自己“管理”我在去牛津前住过的“肯辛顿”的“宾馆”，没有提到伯爵府所在的那条街上的意大利餐馆。“我觉得你不知道，我在意大利有个女儿，由我姐姐替我照顾着，直到我能接女儿过来一起生活。维克多，这个女儿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她有个可爱的小女儿，英语说得让人不相信她是意大利人。”这是信第一段的结尾，笔迹是一致的，快速、坚定，只在最后有些动摇。

之后一行行字开始倾斜，字母倾斜得更厉害，字与字的空隙变得不规律：写下信的上一段后，过了很长时间，也许过了好多天。“我曾和一个你一点都不喜欢的人一起出门。实话讲，维克多，我没那么喜欢他。但是战争改变了很多事，你和奇怪的人相处。你厌恶牧师，不喜欢他们说的话，你知道年轻就是无知。”

“出门”——了不起的措辞。我之前没听过谁用这个词。和安吉拉交往的是个暴力罪犯，我认识她的时候也许他在牢里，如此老派、含蓄的词用在这样的人身上。他们在战时的意大利相遇。她很高兴追随他，从战后混乱的意大利到和平有序的伦敦——虽然她和我一样对伦敦知之甚少。

“你去牛津后情况变得糟糕。他不来宾馆了，我像那些时候报纸里写的憔悴的妻子，只是我不是人妻。然后他好几次来宾馆捣乱，我以为自己要被解雇了。但是某天有个人出现在宾馆。一个穿着粗花呢外套的高个子。他第二次和我说话时注视着我，我觉得他一定是上帝派来的维克多，你知道我不是很虔诚但我必须说，我看见了上帝之手。我去了天主教堂，点了一支蜡烛，这是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做过的事。但你那个好朋友得知之后匆忙来到宾馆，准备大战一场。我不知道他想怎么样。但是一看到要对付的人他开始发疯了，真是可怜。他像是要哭出来，真是丢人。风度就是风度，那时候我知道英国绅士是打不败的，维克多。你只有认识英国绅士之后才能说你了解英国。我们的好朋友夹着尾巴走了，但换了个把戏，开始打电话咒骂，不断骂穿粗花呢外套的人。”

这个穿粗花呢外套的人娶了安吉拉——虽然她也不了解他的背景，不知道他会带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正如她上一回追随那个男人来到英国那样。她把女儿从意大利接了过来；他们都住在白金汉郡直到她丈夫去世。在安吉拉的信中，那些欢快的岁月转瞬即逝；那个给她快乐岁月的男人几乎没有被提起。

信中多半讲的是她丈夫去世后的事情，主要是她女儿。这个女儿小时候被安吉拉丢在了意大利——理由是充足的——她随着暴烈的情人来到伦敦。女儿被带到安吉拉白金汉郡的家中，在当地的学校上学。但是女儿长大了，突然成了安吉拉的敌人。依安吉拉的说法，女儿的几个男朋友都不好，成家的丈夫非常恶劣，甚至进过监狱。女儿和女婿折磨安吉拉，在她丈夫死后尤甚。他们让孩子们和安吉拉对立；他们不许安吉拉去他们家。

这是安吉拉来信的要旨。这是她坐下来写信的原因，而不是为了追忆过往。这封以不同的心情断断续续写下的信，不同的字迹无疑是从丈夫和在当地上学的女儿那里学来的。这封信有些部分很难懂，像我有时从深陷在某种情绪中的人那里收到的信：信是寄给我了，但不是写给我的。我无法把内容串联起来。我一段段跳着读。

“但是维克多，我知道这个小姑娘会长大，学会用电话，尽管她妈妈觉得这不会发生。这个小姑娘会想打电话给爱她的外婆。维克多，你有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没有你的，请你打电话给我，让我们见面聊聊过去的好时光。”

我在小屋里看这封信，觉得周围环境非常尖锐，让我感到陌生，感到我的出现和它们不相关。在花园墙之后，湿草甸开始的地方，是魁梧的白杨树，它们构成一把巨大的扇子；我看着它们成长。某年冬天，我目睹了其中的两棵在狂风中折断两次，留下参差不齐的裸露的树桩。树桩周围渐渐长出强健的新枝。我训练自己不为这种事情难过；我已经训练自己去相信不变的是改变。在小屋另一侧，一边是湿草甸，后面是迅速生长的野梧桐和未修剪的高高的灌木丛，另一边是老山毛榉和紫杉树，掩映着一条黑暗的小路。我从来没有把这记录下来，但当我第一次在伯爵府见到安吉拉和她的朋友们，我感受到了一个涌动的世界，一个不安的世界。仿佛我们两人都继续在各自的老路上旅行；我们都做着环状的旅行，不时地回到我们的起点。

我没有去见她，没有给她打电话。去她住的地方非常费劲。她的烦闷不安也许一向就有，也许是当年热情年轻的我没有发现，只愿意看见她嘴唇的形状和色彩。她的不安无疑是可怕的战争和在伦敦的日子造成的，她理解不了这些，对我来说太令人不安。我保持自己的平衡就已经很费力了。

我也沉浸在一本书的写作中。我的构思是二十世纪末，新一代年轻人远走他乡，变得躁动迷茫，不是因为旅行，而是因为他们旧时的坚定被解构，他们在一种简单的天启教压制思想的实践中寻找虚假的安慰。安吉拉把我带回过去。无论从理性还是想象上我都没有生活在那里，不再生活在那里。我不再写安吉拉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世界和主题出现了。

她的信很快淹没在我小屋的纸堆里。几个月后，要把它翻出来几乎不可能。她再也没有写信来。

[1]乔治·德·基里科（1888－1978），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

[2]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剧作家、艺术评论家。

[3]阿普列尤斯（约124年－约189年），古罗马作家、哲学家。

[4]贺拉斯（前65年－前8年），古罗马诗人、批评家。

[5]佩特罗尼乌斯（396年－455年），古罗马作家。

[6]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代表，代表作《悼念》。

[7]电影名Marius去掉s后改换字母排列顺序就可以变成演员名字Raimu。

[8]罗吉·曼威尔（1909－1987），英国电影史学家。

[9]英国作家诺曼·道格拉斯（1868－1952）发表于1917年的小说。

[10]英国作家，著有《美丽新世界》。

[11]英国剧作家、小说家帕特里克·汉密尔顿（1904－1962）发表于1941年的小说。

[12]爱尔兰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所著短篇小说。

[13]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1870－1945），英国诗人、作家和翻译家，曾是英国文豪王尔德的恋人。

[14]指1857年到1858年在印度北部和中部，英属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印度士兵发动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英国人则称其为印军哗变或印度叛乱。

[15]20世纪初英国艺术家、作家、学者等组成的知识分子团体，代表人物是弗吉尼亚·伍尔夫。

[16]殖民时代活跃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

常春藤

我从没和我的房东说过话。作为他多年的房客，我见过他，或者说仅仅瞥见过他一次。（也可以算两次，不过另外一次更加短暂，是从远处看到他的背影。）那是在一个下午，我走在公路上，就快到家时，意外地瞥见了他，但只是扫视，因而我不知道房东长什么样。

那天散步我没有爬上云雀山，没有到坟堆那儿眺望巨石阵的近景。我走了另一条路，短一点也平坦一点。我就沿着山脚下农家庭院旁宽而直的车道走，这条道被铁丝网栅栏一分为二已经有一阵子了。

就是在这条路上，我曾经看见周日下午杰克开着车从酒馆喝完酒回家来，他的旧车上下颠簸着在草丛里开出一条路，仿佛汽艇破浪而行。也是在这条路上，他去世前的那个圣诞节假期的周六，他开车出去，和朋友们度过最后一个晚上，再开车回来。

铁丝网栅栏上仍挂着一两片塑料，是杰克的岳父开车经过时车轮甩上去的。沿着路往下，时不时出现一些遗弃物，杰克也许知道它们的来历。路的一边是废弃的空荡荡的灰色蜂箱，在草丛中弯弯曲曲排成两排；另一边，在灌木和白桦的树荫下有一辆废弃的吉卜赛大篷车，弧形的车顶、斑驳的色彩，看上去还能用。这一侧往下，经过栽种不久的灌木丛，是堆成小屋似的旧草垛，蒙着黑色塑料布，塑料布有年头了，边缘都磨损了，失去了光泽和的响声，薄得像枯萎的玫瑰花瓣或老年人的皮肤。再往后是神秘的房屋废墟，只立着些断壁残垣，旁边一溜高大的梧桐树，仿佛清晰地划出分界线，梧桐间的距离是一致的，现在也像是这地方神秘的一部分。梧桐种下后几年内，树苗的间隔看不太出。如今坚实的树干上一丛丛的树叶相遇，投下坚实冰冷的阴影，甚至在最炎热的夏季，草都无法生长；土地虽然坚硬，但在那片废墟周围总是潮湿黑暗的，像是被羊踩踏过。

笔直的车道在一个陡坡那儿结束，斜坡表面有一道道石坝和凹陷，说明旧时这儿是农业或者防御工事所在。过了这个坡，路就变得弯曲了。坡不高，但挡住了后面的风景，把视线引向天空。现在那个有条痕的、时间久远的山丘上什么都没有；几乎没有牧草。只有一个水槽，周围没有草，混杂石块的土地被踏成了黑色的烂泥。牛群经常被圈在那里（在坡上映衬着天空），它们茫然，健康，肚皮鼓鼓的，不论哪个人靠近都会有反应。它们只等着货车来载它们驶过蜿蜒的山路，把它们带到镇上的屠宰场。

路的另一边有一大片耕地，地势也慢慢变高，延伸向树林。耕种燧石土地是近年才开始的（燧石有时大而重）。我听说那是在战时，人们发现这样的土地只需要浅耕，而不是深耕（当然施肥也是）。树林养着用来打猎的野鸡，它们在整个山谷里漫步。林中有条泥泞的小径，树木遮天蔽日的，后来我知道那叫黑刺李，我到山谷的第一周就在这儿散步，遇到了杰克的岳父。

车道上有深深的车辙，车辙间隆起的地方已经长满了草，车辙狭窄、光秃秃的，只散布着小石块。在上面走很困难，容易扭伤脚踝。

我来山谷的头一两年对野兔有股子新鲜劲，每次散步都要寻找它们。某天在这条路上，我看见一具残败的野兔骨架，灰蒙蒙的，腐烂了一半。这个地区以野兔著称；上世纪一位旅行家威廉·柯贝特曾在不远处的田间看到很多兔子。这里还有射猎野兔的活动。这某种程度上是封建时期的习俗，雇来的助猎者把兔子从丘陵赶到射手面前，射手躲在车道上的稻草垛后。这是地产主、劳工和小镇人团结一致的时刻，就像古时人们为了生存合力狩猎一样。那只野兔也许是被射杀的，也许是受了伤被狗叼到了车道上。死掉的野兔变得无用，很快成了腐肉。它也许被一个农场工人或是过路人好奇地翻过身，踢开或者踢到深沟中，最后变干、分解。

多么有力的后腿！在死亡中折拢。这副骨架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在特立尼达岛西南和委内瑞拉的狭窄通道间，有一个布满岩石的高耸的小岛。这是鹈鹕和军舰鸟的栖息地，鹈鹕占大多数，它们在这里生活、死亡。小岛中央的凹陷处堆满了富有弹性的海鸟粪。岩脊上有整具整具鹈鹕的骨架，它们仿佛知道在庇护所，折起强有力的翅膀准备好了死亡。岛上的鹈鹕骨架——被西班牙人称作“士兵”，后来被英国人称为“士兵之石”——像是野兔强壮的后腿，外面裹着布满灰尘的皮毛。

车道一边光秃秃的古老斜坡变窄，变得高而陡，于是另一边就有了一块田野或者围场一样的地。那块地上有一口池塘。在高而陡的坡下种了树。这莫名的小池塘，坡的陡峭和高度，散布的树，令这片土地有一种奇怪的古老甚至神圣的感觉。

陡坡脚下那片地上的榆树被一一砍倒——像满谷的榆树那样——只剩地上一英尺高的树桩。那儿还有一两匹马。没有上鞍，背部宽厚，口鼻部轮廓倾斜，让它们看上去像笨重的原始动物，和周围每一样事物一样有象征性：池塘、草场、榆树桩、散布着树的陡坡绿意盎然，每棵树都投下一个完美的影子。仿佛在一幅拙朴的画作中，每个元素都被完美地呈现，分开呈现。在一目了然的景色中透着神秘：这个地方虽一头连着光秃秃的丘陵，一头连着河边茂密的植物和湿草甸，但看似是独立的。

那条车辙遍布的路经过小房子和花园（有一栋是前农场经理的小屋，旁边有英国郊区式的那种多彩的花园），开始出现铺筑的小路，接着很快到了公路，神秘随之消失。这条路沿着河水上方丘陵地开出来的路延伸出去。这是杰克在那个周日的午餐饮酒后，决定不去走的路。有一段陡坡通向河流。右边是堰堤。堰堤之后的湿草甸像是一百五十年前康斯特勃画笔下的风景。

在古代、康斯特勃和近代之后。在杰克的农舍和旧农场建筑的对面看见吉卜赛大篷车时，我首先隐约想起的是奥古斯都·约翰的画作。那辆大篷车后来又让我想起E.H.谢泼德为《柳林风声》所作的插画。那本书依然新鲜且现代，围绕一条河展开，那河恰似我现在所见的这条河。大篷车状况很好，车身油漆鲜亮，像是暂时停在这儿，要再次上路似的。在车道的转角处（比如银杉树旁），你可能会遭遇旧世界，那个大篷车占据一席之地的世界。

湿草甸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右脑某个角落）消除了康斯特勃和当下的距离：带着油彩、画笔和调色板的画家是现代的，离我们很近，一如他笔下的画作，比如水渠和截去树梢的柳树。这样看画家，这样窥视画家的视角，让过去显得稀松平常。过去仿佛触手可及，像在眼前般，能让人走进去。

谢泼德和康斯特勃对旧时风貌的记录中有自己的想象。而如今，现实又在其上添了更多事物，一种现代的景色：百年山毛榉立在狭窄的路两边，成百上千棵山毛榉树苗长在丘陵边一大排成年山毛榉和柏油路间铺满树叶的坡上。从公路到河岸的更陡的坡上还有好几千棵山毛榉。通透的绿叶交叠，投下一片柔和的绿荫。镇上的出租车司机总会带访客走这条路观光。

山毛榉是房东的父亲在世纪之交种下的，后来没人照看，如今看起来像是父辈大派头的天然纪念碑。这大手笔来自一个在帝国时期、在工业革命之初财力愈益雄厚的家族。这个家族也在别处开枝散叶。但房东住在距河不远的地方，只拥有几亩地，想当年他的家族拥有这儿几乎所有的土地和房子。

路边的树是房东出生前他父亲种下的。就在这条路上，在我散步路线的尽头，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我的房东。

那是让人迷惑的一瞥。这条路不仅窄，而且曲折，我因此对过往的车辆很紧张，对这段路上看不清的转弯处经过的所有车辆都紧张。后来，天色相当晚了，我认出那是庄园的车，就想和菲利普斯先生打个招呼。菲利普斯先生微笑着。这是友好快乐的笑容，出现在一个习惯发号施令并且有戒备心的人身上显得奇怪，他在外面通常是一脸严肃和不耐烦。这笑容中的欢乐和放松告诉我现在是特殊场合，他的乘客很特别。

我立刻就明白，坐在菲利普斯先生边上的那个人是我的房东，这个住在庄园、我却从没真正见过面的人。刚刚忘记菲利普斯先生的笑容和路上的危险，还没等我有意地去看那个陌生人，车就开走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瞥见我的房东，瞅见他的脸，但我描绘不出什么。

印象中只有圆脸秃头，穿一套西装（或是棕色西装外套），表情和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个细节我确定是真实的，因为想象不到——缓慢挥动的手。在仪表盘上方挥手，我从路上看过去，他的指尖在挡风玻璃底部的位置。

此前，我们从未见面。菲利普斯先生一定告诉过他我是谁——虽然他视力不好，这是他的一大痛苦——他一定在我看见他之前，看见了我。他当时安坐车里，旁边是菲利普斯先生，他看我一定要清楚些。我当时犹犹豫豫匆匆一瞥——从察觉到辨认的过程很短——因此我也说不准这如梦境般倏然而逝的画面，究竟是我的想象还是确有其事。

我觉得那一挥手很和善。但是我当晚打电话给菲利普斯先生时，这种感觉动摇了。他带着下午车里的好心情，笑着说是的，当时同车的是我的房东。接着，他仿佛是为了解释我的疑虑，说：“他在车里总是会戴着墨镜。否则胃就不舒服，然后会偏头痛。”如果他当时戴着墨镜，我怎么能看见他眼里的善意？

于是对房东的这一瞥——瞥见某个意外普通的人——让他更加神秘。不仅仅是这个人，整个场景都让人难忘：车载着庄园建造者和树木种植者的后代，驶在河流和湿草甸上方丘陵边的山毛榉树下。于是对我而言，那个人的性格更多地被他的背景、被公路上的山毛榉、被庄园永久闭着的前门和后面茂密的花园所表现。

印象中我瞥见了一位慈祥的老人，穿着棕色外套，在车里羞赧地挥手。车一闪而过时出现的这一画面回应了我自己的需要。这是我所希望的庄园主的样子。因为我正是在这个庄园里，成年以来第一次找到平静。

很快我发现这一画面并不真实。与之相反的那幅不那么具体的画面也不真实，我通过菲利普斯先生平时提及的细节联想：一个脸圆体胖的人，西装扣得紧紧的，戴着墨镜和帽子，被带去他没机会见的乡村兜风。此行是要让他激动但安全地（像个孩子站在塔顶栏杆后向下望）看看与他隔绝的世界。但又绝不会让他过于惊诧，绝对还是伦敦。他不过是去了一趟乡间，拜访几个熟人，天气好的话会到南部海滩的几家宾馆吃午饭、理发。（最后这个细节是菲利普斯先生某天无意间向我提起的，这给我幻想中戴着墨镜、衣着整齐的隐士加上了长而细的头发。我看见房东被菲利普斯先生扶着进了某家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宾馆，菲利普斯先生两手搀着房东的左臂，房东的右臂盲目地摸索着。）

这个画面、我恍惚觉得见过的人或我创造出来的人，都不符合房东在伦敦的熟人对他的描述（他们偶尔来拜访他）。那个人碎片式地来到我脑海中，离我很遥远。

他在这里度过了备受宠爱的童年。就在我现在散步的庄园。在茂密果园的阴凉中有一座两层的儿童屋。儿童屋很结实，茅草屋顶还算完整，周围的植物部分被砍倒、腐烂，倒像森林一样。楼下房间里有个真的壁炉，两边墙上嵌着石头或水泥架子，有梯子通向二楼，圆锥形的茅草屋顶上开有天窗。要是当玩具屋，它大了点，用作游戏屋却又小了。它是成人对儿童屋的设想，没有什么想象空间。

房东在经历过备受呵护的童年后，长成了一个有艺术和社交天分的青年。菲利普斯先生和布雷给我看过当年的照片，租车人布雷的父亲一辈子在农场工作。布雷住在父亲很久以前从庄园买的燧石和砖砌成的小屋里。虽然布雷如今以独立于农场为傲，甚至拒绝服务庄园的人，但他有各式的庄园纪念品，并且喜欢展示它们。有模糊的黑白照片：庄园聚会，尚未繁茂的花园，昏暗的光线中（黎明或是黄昏？）年轻人坐在湿草甸那儿小溪上的木桥围栏上。照片和快照会产生惆怅的效果：每一帧照片都捕捉了某个时刻，呈现了很多被忽略的细节，让人想到它所能追寻的过往，成为一种纪念。同样的场景，一幅精心创作的画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接着，在一次次聚会和二战之后，他步入中年，心绪纷乱，病态而持续的抑郁几乎成了一种病，让他与世隔绝，躲在庄园里。后来身体也开始出状况，最后经受年老的煎熬。

我各方面都与他相反，社交上、艺术上，抑或肉欲上。鉴于他家族的财富随着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扩展而膨胀，也许我们之间横亘着一个帝国。这个帝国让我们有了交集。它解释了我在新世纪的出生、我用的语言、我的职业和抱负。它最终解释了我为何出现在山谷的那栋小屋、出现在庄园。但是我们处在——或者始于——财富和特权的两极，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中心。

二十年前在伯爵府的寄宿处，我开始尝试写作，换作住在庄园，庄园应该就是合适的“素材”。但是当时我与英帝国的联系也许会成为创作中的壁垒，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或者男孩），山谷中的异族身份会折磨我。我作为作家（当时）能够通过“封锁”自己的某部分来处理素材。这种叙述中的“封锁”和隐匿使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在渴求了解和体验的过程中错失了很多。

但是世界在变，时间向前推移着。我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主题逐渐展现、发展。我的经历在变，我的想法也在变。我在失望和精神的苦痛中来到庄园，对房东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从世界的另一端起步，现在和我一样，希望远离尘嚣。我觉得自己和他很亲近，非常感激庄园的保护和这儿的氛围。我从未觉得他的离群索居奇怪。这正是我当时也想做的。

当我来到庄园追逐我的抱负应有的骄傲，我想要剥除我原有的生活。我想尽可能地适应庄园小屋的供给，尽量不去做什么改变。我想避开虚荣；对我而言，虚荣存在于细微的事情中，比如置办一个烟灰缸。当烟盒空的时候，别致的烟灰缸有什么用？于是我觉得，我本人和我在庄园看见的或我以为看见的相契合，我觉得自己有着同样脱俗的态度。虽然我知道，人会因种种原因出现相似的状态或态度，甚至连互不相容的人都会这样，我还是觉得能深刻理解房东。

我们处于特权的两极。但是我觉得这种特权对他起消极作用。我抵达这里时无论是什么精神状态，我都知道必须爱惜自己，我知道我早晚会行动起来。他的特权——他的房子、雇员与收入，窗外每天看到的那片属于他的土地——这特权能抑制他，让他封闭自己，让他无所作为和无用。

虽然我们始于帝国和特权的两端，身处不同文化，但现在作为他的房客，我觉得容易在内心对他产生亲切感。

我与房东从未谋面，但我不觉得这奇怪或“诡异”——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访客艾伦用了这个形容词。他不想让我看见，我亦不想被他看见，真是不谋而合。这是我作为殖民地民族的遗留特质“神经质”在起作用，但是若解除此地的魔力也会让我感到紧张。如果我见到房东，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谈话，看见他的长相和表情，被迫回话，表现得礼貌，那么印象会无法抹除。他恐怕会被赋予一种“性格”：虚荣、暴躁、荒谬。我会被推着去作判断，而判断会抹灭认同，同时抹消关系。事实上，对我而言房东的性格由庄园和土地的神秘来体现。

*

庄园渐渐令我喜欢。我不习惯这里季节的变换（我已经描述过）。对建筑，我的接受度倒很高，容易把“普通的”建筑当成某个地方的自然表现，因而我花了些时间才将在这里的所见弄明白。比如小屋虽然名字普通，却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

这是一栋建在不同高度上的（从小路到湿草甸和河流有一个缓坡）长而矮的房子。它在草坪或是庄园绿地的边缘。无论我的心情如何，无论我离开小屋多久，无论是出国工作几个月，还是去索尔兹伯里，或是下午散步，当我回家，走到那条距离不长、光线幽暗的小径那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路尽头的小屋，我的内心总是感到快乐和惊喜。

从公路延伸出来的这段小径两旁栽种着紫杉；夏天，山毛榉蔚然，与葱茏的紫杉一起掩映着小路，但即使在绿荫下，草坪的开阔和小屋柔软温暖的色彩都清晰可见。我喜欢长而低矮的房子映衬着山毛榉树。小屋墙脚下冒出一两棵山毛榉树的幼苗，但不知为何小屋的地基没有动摇或下陷。我喜爱这环境，这自然和对的感觉。想到这是我居住的地方，就感到惊奇。

我过了些时日才明白这并不是乡村的“自然”，小屋是被设计成这种效果的。墙很厚，也许中间填充了碎石；但表面是燧石碎砖和暖黄色石头的混合。某一次我看到了这设计和它的意图，也就看出这是匠人的用心。某天，在边墙一堆高耸的石头上，我看见建造者或设计者的首字母刻在上面，姓氏首字母表明他是房东家族的一员，旁边还有年份“1911”。

这是这个家族某个人以游戏之心做的事。在那个遥远安定的年代，乔治五世加冕的那一年。对于身边的新鲜事物，我习惯于凭着本能去理解，因而花了些时间才看出这是一种游戏，以及它在庄园土地的次序安排中的分量。

一排矮篱笆把我的小屋和一栋小单间的没上油漆的木屋隔开，篱笆历经风霜变成了灰黑色。木屋呈方形，比我的小屋高，是典型的乡村风格。墙是厚而粗的木板，墙根保留了树干的形状和树皮。整个结构架在蘑菇形的石头上。

我想这座奇特的房子是建造师特意设计的——不知道是不是建造我的小屋的庄园成员——作为护林人在草坪或者说庄园绿地边上的屋棚。我在这儿待了三四个年头后，某个夏日午后，园丁皮通吃完午饭心情放松，打开了久经风霜的门让我看。虽然这房子很多年没有使用，门却轻易地打开了，并且没有散架！

这并不是护林人的屋棚，而是个马厩，甚至有个存放稻草的阁楼。阁楼里仍有稻草，墙上的钉子上还挂着绳索、马具以及用在马身上的皮革制品。屋子里还散发着马的气味，蜘蛛网下方的木地板非常干净。屋外的一切都受风雨侵蚀。内部——这个木屋或者木盒比从外部看来高大很多——一切都被保护，除了偶尔会遭到欧掠鸟的围攻，尤其是春季的两三周里。

一个像护林人小屋的马厩（我让自己的幻想继续）；跨过草坪有一个壁球场，它的明显粗粝的墙面和我小屋的墙一样出自精心考虑。旁边是粗木料搭成的车库或马车棚。接着是古旧的覆满常春藤的仓库或谷仓，燧石堆砌成的墙，谷仓后部成了教堂院子的围墙。在丘陵和湿草甸的空旷、开阔之后，这里不期然出现了中世纪拥挤而拘束的遗迹与提示。正如沿着车道，老农场经理现代化的平房处在有着一道道条痕的古老陡坡边上。于是在这里，我对我住的小屋、护林人的屋棚和旁边的农场屋舍的幻想，与中世纪不期而遇。

然而它们成了一个整体，并且奏效了：你能像我一开始那样，顺理成章地将其看作这个地区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宅子的一部分。或者你能进入幻想，是孩子式具体化的想象，成人做的孩子的游戏：想象这庄园一度庞大辉煌，连它的角落都显示出巨大的安全感和财富（不像在特立尼达岛，我最初知道“庄园”一词，尤其当它指的是蔗糖庄园，是没有任何宏伟或风格的概念的，只有一种规模和单调的印象，以及庄园边上微不足道的生活和房子）。这种游戏元素——庄园草地上的儿童屋——我一旦认出它，便顺着它展开想象。

从护林人的屋棚穿过小径，从我小屋的侧窗看去，有一座小小农舍。它只是一个窝棚，挨着庄园菜园的墙搭建。它的样子像半个屋舍，屋顶是一个斜坡，从某个角度看感觉是有门窗的。

绕过窝棚的小径，绿地边缀满了蘑菇状的石头。我听说这些石头是当地一大特色。谷仓建在石头之上，可以防鼠。这种设计阻止了老鼠进入马厩，就是那座我想象成护林人棚屋的房子。同时起到了装饰作用，营造出童话色彩。每块蘑菇石都和其他的不同。上部被切割成不同样式，下面的柄被割成一个弧度。多年过去，很多蘑菇石被损坏。它们可谓脆弱的幻想。很多蘑菇的顶部其实消失了，甚至有些柄被削平。但是在我的小屋门外，靠近小径的一边，在菜园围墙前面，有五六个蘑菇奇迹般保存下来，完好得如它们最初被设计的那样：蘑菇顶一个个削成不同厚度，刀锋粗粝，冬天里每个撑起了一小块苔藓。

这是我复苏的幻想——种种富有特色的幻想，对庄园，对周围的绿地与花园——到这里的第一个冬天，在写作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受到了幻想的欢迎。庄园始建者的想象，房东继承的家族幻想，随着我的深入了解，我感到这幻想愈发传达出他的性格。

庄园的其他部分——果园、主宅后的花园、湿草甸和河边的小径——后来在暮春或夏初，我生病无法沿着车道走很远的路的那阵子进入我的视野。这个时候我学会了分辨四季，认识相应的花木、河流。

我完成书稿之后（关于非洲的那本），便出国进行新闻写作，一来挣点钱，二来走出英国、振作一下精神。但这任务使人筋疲力尽，还去了一个很多航线飞不到的地方。我在漫长的返程中经历了多种气候，终于病倒，在某地的宾馆度过了四天四夜，在疼痛中昏睡。

回到山谷和小屋时我感觉头晕，但感受到了它的欢迎、它的保护，也因小屋边每一株草木超然的美（在我看来）而感动。起居室窗户下的牡丹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不论清醒还是在睡梦中，我的幻想中总会出现这些深红色花苞的形状，浑圆紧凑。

医生觉得我身体无大碍，没有肺部感染或者出血。他说我是疲劳过度了。他说是“战争疲倦”（我们在一个军事区）。

几周过后，确如大夫所言，我的身体只是极度疲倦，但不难受，是带着点兴奋的疲倦（唉，这可有点罕见）。这让我想起童年时得过一种热带的“发热”病，因雨季的寒冷而起。雨季中无常的天气打断了正常生活，下雨和洪水使学校停课，增加了孩子咳嗽和发热的概率。小时候我常常是刚退烧就希望自己再次发烧，好体验它带来的感官扭曲：异乎寻常的平滑的感觉（不仅是触感，嘴里和胃里的感觉亦然），声音和噪音莫名变得遥远和令人激动。我虽然总想发烧，但并没有如愿。很快我长大了，发热被支气管炎和哮喘所取代，那是全无好处的真正的痛苦。

现在，在令我愉悦的小屋里，我自童年以来第一次体验“发热”。筋疲力尽——工作和旅行引起的：医生的诊断是对的。

在令我愉悦的小屋，在这躲在公路边一层层山毛榉和紫杉之后的小屋里，我开始感到这二十年来的工作和压力的压迫。压力和写作有关，那种激情。当年，泛美航空飞机起飞，我头一次俯视我自孩童时期就被包围其间的那片特立尼达岛田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承受这份压力。

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失望和恢复，如今在我脑中成为坚实的一团。但我现在已经不再幻想自己是沉在河底的尸体；脑中也没有了爆炸的梦，这梦曾让我精疲力竭，挣扎着醒来。这些压力都促成了“发热”。于是在那栋令我愉悦的小屋，我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仿佛在二十年之后，我终于到达了离家时脑海中的那个幻想之地。

就在这种情绪中，我慢慢恢复到可以出门了，开始——菲利普斯夫妇鼓励我，让我不用担心会侵犯房东的隐私——探索茂密花园的春天。随着我起居室窗户下的牡丹挺身收紧，鼓鼓囊囊的花苞立在大黄似的茎上，我的春天来了。

我在英国的二十年里必定见过上千朵牡丹。它们是普通的花，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乘公交车去索尔兹伯里的路上能看见它们。穿过山谷，在阳光灿烂的开放式花园，我看见它们在明媚的光线中迅速绽放，失去了花苞的紧致和浓厚的色彩，美丽不再。我对这个春天之前见过的牡丹都没有留下印象；我从没叫过什么花“牡丹”；从没能把它们和某个时节相对应，或把它们和其他花或者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这些我康复时期的牡丹，我小屋边的牡丹，使我第一次开始记住它们；它们象征着我的新生活。

起居室窗外的那一丛牡丹在小屋北面，另外还有一丛，在小屋和护林人木屋间的紫杉树荫下。它们生长缓慢，不曾变形，色彩也日益浓重。从紫杉和山毛榉树下的小径上看，我小屋附近的牡丹在周围绿野的映衬下是两抹浓郁的色彩。

*

庄园一度有十六个园丁，如今只有皮通一人。他在带围墙的花园里种菜，也在那里为庄园和房东种花，同时打理房东在庄园某处的私人草坪。他像杰克那样找出可耕种的土地并加以利用。但是皮通做的多数事情我都看不见。我所见到的主要是荒野，这个季节会有一两次，皮通于其间修剪路最狭窄的部分，为他自己，也为我。一条路上行，一条路下行。

皮通的这两条小路始于草坪尽头，差不多在从公路延伸出的荫蔽的小路对面。小路穿过未经修剪而几乎长成了树的围篱，围篱开口处是铁门的样子，像是特意设计的。围篱里空荡荡的，没有植物或是花圃生长过的迹象。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棵梧桐，不知是谁种下的还是野生的（有很多梧桐都是野生的）。这株梧桐不是小苗，有人在旁边种了紫藤让它往上爬。这在过去很常见，很多园丁愿意趁闲暇装饰一个隐蔽的角落。

冬日里，这围墙周围遍地干枯的野草茎梗，有的和玉米秆一样高，也有细长的草丛。如今这春日里，野草又粗壮多汁了。皮通修剪出的两条小径上，草细而密，平整如草坪。虽然野草蔓地，荒蛮只像是表象，等修剪后旧时的秩序和美丽复又出现。

这围墙像是庄园花园的一部分。但是租车人布雷告诉我，它比花园还要老；繁茂的树篱年头更久。布雷说，早在庄园建成之前，树篱就随这儿一座房子而存在了；他说在这之前，这里有一座修道院。这不是信口雌黄。中世纪，这条河周围有各种基础设施。河延伸到几英里之外的埃姆斯伯里后，变得宽而浅，河水清澈。这里曾经有一座修道院，也许现在还有遗迹留存呢。当年圆桌骑士团的亚瑟王垮台后，吉尼维尔从温彻斯特－卡美洛过来时正是住在这座修道院里。

围墙周围人迹罕至，和车道上那潮湿的石屋废墟一样。石屋废墟周围是梧桐树，这些树无视房屋的腐朽和消亡，继续生长，继续在光秃秃的黑土地上投下冰冷的影子。在废墟远处，空荡荡的高大树篱离我小屋仅几步之遥。树篱内，另一个时代的信男善女（如果布雷的话属实），生活优渥的富人，也许一半是战俘，选择生活在这个中世纪村庄，与世隔绝，向念珠倾诉，他们在村子中心的教堂、在喧闹的河流、潮湿的田野和湿草甸间奔忙，为厚而肥沃的黑土地松土、干农活。

围墙之后是果园。果园古老甚至老朽了，古老的树木周围，树篱七零八落，且没有形成一个拱形的出入口。夏天这儿绿意盎然，在此之前，从这里能看见穿过湿草甸的河流和柳树。现在已经没有人来割水草了，不再热闹，甚至连牛群都进不来了，更无法抄近道穿过湿草甸走向河边。被堵塞的小水道分割，加上废弃的控制水闸，这块地就永久地淹在了水中。

据说给草甸排水的技艺如今失传了。这原本应当是一项季节性的工作，由水道管理员清理河道和割下漂浮在水面、相互缠绕的过长的水草。山谷的财富曾经存在于湿草甸中。如今，财富更多地聚在宽阔无阻碍的高地。如今在果园后湿草甸生长的——从未被剪掉的——是野生的黄色鸢尾。

从围墙走进果园，从一侧看到的像是一片树林。那里生长着很多高大的古树，地上满是野草和枯木。这片树林便是那座两层的儿童屋所在地。春季我无法进入这里，因为没有通路。皮通后来割了草辟出一条路，它分四条道，第一条是为了走花园装废弃物的手推车，第二条是皮通把落叶运到堆肥处的大推车的走道。这块花草的墓地位于儿童屋后面，谁也不会留意。

皮通把堆肥处或垃圾堆称为“花园的庇护所”，他在寻找或创造这些隐蔽却便利的“庇护所”时可谓别出心裁。“庇护所”是皮通的用词，我认为他在不同地方有两三个这样的“庇护所”。垃圾堆，庇护所：两个独立不相干的词。但是皮通用的“庇护所”巧妙地将这两个词囊括其中，它不仅表示“垃圾堆”，还有额外的意思或关联：收容所、避难所，几乎有捉迷藏而使人见不着的含义。他说起落在草坪上的一截山毛榉树枝或是一堆剪下的草，“要送到庇护所”或者“我现在把它送到庇护所”。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皮通个人的措辞，后来却发现山谷里大伙儿多少都会这么用。我从租车人布雷那里听到过，他是皮通的邻居。我在市政工人罢工一周的时候听他说——正如山谷上上下下的树上钉着的小通知上所写——工人们决定采取“工业行动”。布雷说“这周没庇护”，意思是没有收垃圾的人。“你不用告诉我这件事背后主谋是谁。这对他们而言最正常不过，不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太常见。”

我也从菲利普斯先生的父亲那里听过这个词。老人的妻子去世后，他周日下午偶尔过来串串门，也在庄园散步（周六皮通放假）。他有时会在我屋前停下来聊天。他以做送货人起步，了解旧时的各种情况。他告诉我为什么工人小屋边的公路如此狭窄。旧时走马车和推车的路得宽点，铺筑的路变窄了，路两边的空地之前不属于任何人，后来被劳工占用了，建起一座座小屋。他告诉我种这么多接骨木树篱是因为这种树长得快，而且它是劳工用来占地的。树篱很高，其间没有我想象的蔬菜生长，却能看到上世纪留下的没有腐烂的生活垃圾。树篱间堆着瓶子、金属废弃物和旧鞋子等处理不掉的垃圾。老人解释：“你瞧，那时候没有庇护所。”

我还从一个衣着讲究的人那里听过这个词。这个焦虑的人来我这儿处理在卧室屋顶四窜的老鼠，它们有时听起来像在来回推动或滚动小石子。这个人将他知道的有关老鼠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老鼠很可怕，但是它们有自己的习性，有自己的“领地”，可据此抓住它们。小老鼠能生活在墙上的小裂缝、小洞中，它们从不渴望光线或者更大的自由。它们每天吃一克食物比如饼干渣就能生活。但是他描述老鼠的痛苦或者无足轻重时心不在焉。也许曾经他说起这些时是享受的，并享受听者的反应。但现在这个老鼠专家机械地说着话。他担心自己的健康，怕某天在给老鼠投毒的时候突然犯了心脏病。他最担心丢工作，说不定哪天政府或地方当局会关闭他的小部门，把鼠患和害虫治理交给私人公司。突然，他控诉般戳戳手指，用皮通说“庇护所”那样的口气说：“你知道下来被关掉的是什么吗？下来要关的是庇护所。很快这里就没有公共庇护所了。”

走进果园，一边是儿童屋和皮通的庇护所，中间隔着一条还未被修剪出来的小径。另一边是庄园的花园，填满了湿草甸和菜园间的空间，接着填满了湿草甸和庄园间的空间。

尚未离巢的雏鸟在果树树洞中叽叽叫。去年的果壳——灰松鼠的作品——在果园和宅子草坪间的小路上咯吱作响。这条小径依着菜园。坚果树纤细的树枝折弯了——至少在皮通来之前如此。玫瑰花圃边的小石径在蓬勃生长的荨麻和野玫瑰丛中仍依稀可见。接着就是草坪。我担心侵扰到房东（虽然菲利普斯夫妇说不用担心），沿着湿草甸边的路走。

湿草甸或湿地已经明显漫过了曾经的花园。某些装饰性的树，尤其是粉红色的山楂树，如今长在湿地里，周围是废墟和湿地植物。这里有很多湿地植物，尤其是芦苇，也许是为了矛形树叶的美而种植（像中国或日本书法），这些植株很多越过了皮通试图保持整洁的小路，在草坪上发芽，就像是甘蔗田里焚烧垃圾时的火苗，火星越过防火墙飞溅到附近的绿野中。

草坪上坡缓缓地连向屋子。草坪上有一棵巨大的常绿树，它一定比房子还要老。菲利普斯夫妇的住处和小阳台——阳台上挂着衣服——在树的一侧，塑像后面。房子没有太久历史，建于本世纪初，却是老式的。正如草坪那头重建的教堂，这所房子也是过去特殊观念的产物。在强盛帝国国力的支撑下，这是对种族、历史和文化的肯定，也是当时审美的反映。房屋后墙是灰色的：灰色的石头斑驳发霉。

我从没仔细打量过庄园的后面。我不想去侵扰，此外，我亦不了解它的内部格局，不知道我那有的是时间的房东会从哪扇窗户看出来。

他会看着窗外完美的景致：前部长着大树的草坪，一侧的林木，草坪之后是下陷的湿草甸，长着柳树、芦苇、竹丛、山茱萸和亲水的灌木。河水、河边湿草甸、柳树、河道以及浸在水中的田野，田野会早早地映着晨光，接着是光秃秃的丘陵。（月光洒在湿草甸上，暮色在远处渐渐消退，明月在荒野上升起的画面是多么的迷人。月色中的河流与雾气真是美到无法形容。）

相较之下，现在连着庄园的那片地只能算“区区”几英亩了。河那边的土地属于另一个庄园主。因为不再需要湿草甸来放牧，因为上世纪末农业机械化使小山村不断缩小，被丘陵上的军用设施所取代，因为这一系列的意外，庄园后面的风景、我走过的风景，成为从康斯特勃时代以来就不变的自然。这景色中没有房屋，没有农民在河上、田间劳作，就像丘陵被耕种前的样子，几乎是一派自然公园的风光。这儿离索尔兹伯里和威尔顿这两个著名的古老小镇只有几英里。离南安普顿和安多弗这样的现代化城市群也只有几英里，那里有贝辛斯托克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铁路小镇，有红砖筑的新旧建筑，还有古老的温彻斯特教堂中心周围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的黑砖建筑。

我小屋所在的小小村落——以及无路丛林中的儿童屋——只是庄园大设计的一部分。但是我的房东所见的完美景致有着自己的腐朽。你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景致很完美，其中（常春藤、林中枯木和被割断的湿草甸）没有会让人不安或生疑的地方。在这幅景色中，没有什么能鼓励一个精神虚弱的人去寻找不完美之处。他的精神虚弱源于个人的缺陷与失望，尤其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了解。这景色——如此完整而了然——仿佛在说：“这就是世界。为什么要担忧？为什么要干预？”

草坪尽头是一片树林，能隐约看见树篱、草木茂密的小径、铺满树叶的步道和石缸。我从未走进去探索。草坪尽头有一个很大的温室，仍在使用，它的木框架很坚实，从远处看坚实得像是个整体。但是玻璃壁后的绿意是温室中长得异常高的绿草——温室里是一片野草；很多玻璃镶板掉落了。在我看来（基于我对特立尼达老庄园宅子的了解，那种法式加勒比风格的宅子），这温室——且不论规模——暗示了财富。早年它是“特别定制”的：它的木料与水泥地板的厚度，它的门，它的铰链与铁艺——一切都过于结实。这种铺张是建造者专为富人所用，就像店家给豪宅送货都会挑最好的东西一样。建筑风格看着就让人心满意足：每一样东西看上去都那么自我，并且可以代代相传，不脆弱，不焦虑。

山那边，杰克也有一个温室，在他的农舍之后，面朝老农场。那个温室应该是邮购的，它看上去总是那么脆弱，木框架、薄薄的玻璃，甚至水泥地都如此。果不其然，随着时间流逝，温室很快七零八落，只剩下水泥地（后来也消失了）！它的温室精神那么快便荡然无存！但是这庄园的温室，虽然二十多年来疏于照料，依旧屹立，从五十码外看完好无损，木头上的漆没有剥落，厚厚的水泥地上也没有裂缝，门还在铰链上晃动。只消花上一天时间打扫干净，一周内就能重新使用，以秩序取代荒芜。

大温室内外都有树丛。皮通的割草机直到季末才开到此处。割草机所到之处，草地变得平坦，像是被良好维护的草坪。在皮通修剪之前，想要到穿过水道和小溪、通向河岸的第一座桥那里，得穿过湿漉漉的荨麻和茂密的树丛。

草坪那一边，湿草甸和果园相接，沟渠里搭了铁丝网栅栏，就在树丛之中，防止人闯入。草坪这一头就只有树丛和类似树林的废墟一样的东西。但在过去，水道上有一连串铁路木桥，水道边茂盛的柳树在狂风中倒地。林间溪水流过枯叶和淤泥，是发黑的，直到树叶清透的颜色和水面折射出天空，才会发现它的存在。这些隐秘的黑色小溪中（不像另一端长着黄色鸢尾的开放草甸）常有绿头鸭。它们怕人，习惯栖息在这片水域或者说被柳树截流的小溪。

湿草甸上的桥是按高规格建的；但一年年过去，它们也在水中朽烂。高而结实的荨麻，尤其是柳树根须和树干的生长也在损坏桥梁。头一个春天我来散步时发现的这第一座桥桥头的一扇厚重的门，现在还在。门倾斜着，柱子——虽然因潮湿而发黑发绿，让人不想去碰——仍然直立，门还能关上并用生锈的插销锁住。作为一扇门，一种障碍物，它的存在没有意义。水位改变，这扇门没法继续护卫穿过湿草甸的走道的干燥。往来变得轻而易举。现在有一块地浸了水，麻烦只源自荨麻。但是荨麻到处都是。

在穿过湿草甸的一段路上，野草、芦苇、柳树和其他疯长的植物遮住了视野，让人难以看清河流。接着，从最后一座桥——木板大都破损，唯有固定木板的大铁钉是完好的——从最后一座桥看去，眼中突然出现了树梢及河岸上倒塌的船屋边修剪过的小径。

坍塌的船屋真是壮观。泊船处在一条小溪中，是湿草甸最老的水道。溪流两岸是瓦楞铁皮屋顶房的粗大木桩。河水看上去温和——几英尺深，几英尺宽——但水流是自然之力，不可完全预见；河岸和水湾深浅总是在变化之中。船屋边小溪变宽了或是改变了水道，导致船屋向一边倾斜。倾塌的角度、腐烂的木材、黑色的水流和生锈的瓦楞铁皮组成一幅热带河流的废墟图景，像是在奥里诺科河、亚马孙河流域或是刚果。这废墟过去是河岸修剪过的小径，它仿佛属于自然的另一种秩序，几乎是另一种社会秩序。

顺着湿草甸走上那座桥再下来便是一条简易小径，渔夫的小径。河水潺潺，周围是整洁的木板桥和从湿草甸流向主河流的水道。人类的或者说水道管理员之类的人的改造，使我们看到自然的秩序。河的左边就像庄园后的湿草甸，将会成为荒弃的树林。只需要一棵倒下的柳树——被狂风吹倒——就能让河流一团乱：河岸破坏，简易小径消失，几天内水中的草和浮渣混着浅褐色的渣滓在树枝间堆积成小岛。

河水的颜色取决于岸边的植物。河岸虽窄，草木却很多样。有高高的芦苇和杂草，树枝低垂。如果河岸有小小的下陷，河水就变得深绿，显得神秘。河水清澈之处，可以看到河床的白沙和白垩，或是随着水流波动的水草。

我漫步河岸，在湿草甸前站住，周围生长着黄色的鸢尾。往后是老果园，围起来的地挨着我小屋的一侧。在果园和菜园墙之后，每每看见山毛榉树下我小屋的屋顶和烟囱，我总是要惊叹我生活在这里。

再走几步就该回头了。之后是另一条河，属于另一个主人。虽然很容易翻过临时的栅栏，但我不愿意这样做。

河流在此转弯。河对岸的丘陵上一个树木森森的陡峭断崖拔地而起，倒映在水面上。光秃秃的丘陵上有一条新水道，从白垩中流出的清泉很快成为一道喧闹的瀑布。在这片整洁平滑的地方，看着光秃秃的白绿相间的丘陵，看着几英尺深的河流利落地分成几支，我想到水不可预测的力量。旧的瓦楞铁皮盖在新河道上：这无人烟之境，意外显露出贫民窟的痕迹。

水道管理员在附近放养了鳟鱼，鱼没有游得很远。它们意外地不引人注目，颜色像老鼠，也像老鼠一样慌张，在水草中敏捷无声地来回藏身。

河边漫步不到十分钟，这对于一个习惯了一个半小时散步的人而言称不上是散步。但一路上总有新鲜事物，包括河在内的景致总是在改变。河边有我头一个春天见到的蓝色鸢尾，孤零零地立在湿草甸边缘的野草和荨麻中。看到此景我立刻萌生了一个愿望：倘若我自己有花园，一定也要种上这些。接着，在昏昏沉沉的康复中，我开始（直到我清醒）走过荨麻，走向鸢尾，仿佛我所见的美不在自然之中，而在这株鸢尾里。

这里有芬芳的玫瑰和野玫瑰花圃。我头一年夏天见到的玫瑰往后再没有开过花：我见证了它异常的死亡。那个秋天，菲利普斯太太修剪了它们，说是“把它们剪了回来”。那些老玫瑰花丛被迅速剪矮，全部变成了荆棘。

每年春夏之交，野草像碧蓝色的雾气一般，漂浮在点缀着雏菊的碧绿草坪上。还有河流。芦苇、野草、流水和变幻的倒影有着胜过一切的美丽。当年，我还未适应其他植物以及时节的时候，我说：“至少我度过了这样的一年。”接着我说：“至少我度过了这样的两年。”

在杰克的农舍过去的那片丘陵上散步，我一开始总是寻找野兔温暖的棕色皮毛。走到河边我又寻找河床的白垩中火山形状的三文鱼小巢穴。河水在芦苇投下的阴影中显得漆黑，黑色的狗鱼静静地等在深潭中。我也会寻找田鼠或者水老鼠，我知道有只水老鼠在甩干皮毛之后，喜欢在小树的低矮枝头上晒太阳。我经常看见它游过河。有一次它熟睡，我以为它死了，走过去跺了跺脚。我经常听见它的同伴们潜入河底洞中的扑通声，泥泞的水泡随之悄然上升。

每个冬天和春天都给庄园的花园和湿草甸添乱。水道上的桥日益腐朽。最后一架桥（或说第一架）上的门终于在敞了一年后倾倒。河道水位有了几英尺的变化，河水淹没了水道管理员留出的空地；水道间的木板浸在水中。两排木板桥建了起来，一排是空白木板，另一排覆着铁丝网，方便水道管理员推着车走。

正如杰克的农舍那儿丘陵上的路一样，我不觉得这条路有腐朽的意味——这是我短时间的体会——更多的是感到变化。我深知万物都处在变化中，学会了不为此悲伤，不因时过境迁而感伤。腐朽暗示了理想和完美的过去。但是我会喜欢住在有十六个园丁时的庄园吗？我会喜欢一花一木在焦虑、失败的痛苦和批评中生长吗？此地难道不是正处于巅峰吗？在那场久远的旅行之后来到此处，我觉得是一种福分。

某天，我悠闲地在庄园后面散步，走在毁坏的湿草甸和庄园荒芜的草坪间，很意外地见到了房东。

*

这是我第二次瞥见房东；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上次是瞅见他坐在汽车中菲利普斯先生旁边，正开过他父亲栽种的山毛榉树荫下的小道，而这两眼都让人困惑。早先那次他在车中，我很难打量他。车开过去后，我的脑海中留下了菲利普斯先生更清晰惊人的画面——他在主人的陪伴下是快乐的，一点都不暴躁，更像一个经理，像有了完整的自我，对自己的职责和价值有正确的理解。

第一次见到房东后，我的想象开始对他的形象玩起把戏，让他时而慈祥，时而上衣紧扣，戴着墨镜，长着隐居者霍华德·休斯那样的长发。而这一次，我一看见他他就扭过头去（我们两个一般紧张），再也没回头看，因此记忆中和第一次一样震惊。

我是在远处看到他的，差不多在走过老玫瑰花圃（花圃中现在没有了玫瑰，只剩荒芜的荆棘，头一个夏天芳香四溢的华贵的紫红色玫瑰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踩上布满雏菊的草坪的地方。

他坐在灿烂的阳光下，在魁梧的万年青投下的斑驳阴影中。这儿有大片万年青，草坪边、部分损坏的大温室旁以及屋子外的树丛里，树丛间有小路，但我从未探索过，怕打扰到房东，怕遭遇这样的场面。

他坐在帆布靠背的安乐椅中晒着太阳，面朝南，背对着我。他戴着宽檐帽，帽子遮住了他光秃秃的脑袋，正如椅子的帆布靠背遮住了他后背和身子的赘肉，让人辨不出形状。

我记得第一次瞥见他时他的姿态：在汽车仪表盘前轻轻挥手。这动作怯生生的，因疾病产生的羞怯，与很大的虚荣同时存在的羞怯（正如我所想）。并非不想被人看见的神情，而是希望被人认出、称赞。这挥手也透着仁慈。

这第二次的瞥见也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盘着的腿和光溜溜的膝盖在阳光下发亮，短裤紧紧地包裹住圆滚滚的大腿。房东对裸露和爱护身体的渴望——菲利普斯先生和租车人布雷都告诉我房东年轻时长得一表人才，如今这皮囊成了相反的现实：自我放纵和缺乏活动导致的肥胖。

野地的阳光与肥胖的腿上闪耀的阳光这几个细节为我确定了季节。我当然知道天冷时他总是躲在房间里，好天气时才出门。他生来就拥有一栋豪宅和这个郡最潮湿地区的开阔视野，在河岸上、在山谷中（我从另一条散步路径的观景点往下看，发现整个山谷雾气弥漫）。但他的本能却是地中海式的，是热带的；他热爱阳光。怠情，习性，朋友圈，希望待在他的价值被知晓的地方——也许这几点令他留在了继承来的宅子中。如果他能带上朋友和社会关系，带上别人心目中他的社会价值以及一切保护他的东西，他也许会搬走。但他一直住在宅子里，他扎根在这里，同时梦想着身在别处，以自己的方式梦想着。

他送过我几首诗，在我做他房客的第一年——写的是克利须那神和湿婆神。菲利普斯太太用打字机打出来后亲自送到我小屋。这是房东欢迎我的表示，菲利普斯太太也对送诗这一行为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她仿佛成了我和房东之间的联络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客套，但实际上显得很殷勤，让我在小屋住得安心了。

克利须那神和湿婆神！居然出现在这条河边（康斯特勃和谢泼德笔下的），在这片土地上！房东写这些并不是因为这些神明一时风行，他浪漫的印度情怀其实由来已久，承袭自帝国荣耀的岁月，像他的房子一样。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帝国国力强盛，主宰世界，其后权力和荣耀开始从内部瓦解。拉斯金[1]主义摒弃了工业主义的粗俗，摒弃了上流社会或者说文雅的鉴赏力，一种差不多是有赖金钱、《黄皮书》、渐渐融化成知觉的哲学、感性养成的鉴赏力——房东对印度的情怀也是受这些驱使而形成的，植根于英国、财富、帝国、荣耀之观念、物质的餍足，以及巨大的安全感。

他的印度情怀和我、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或抱负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他的生活环境所孕育。在他的诗中，克利须那神和湿婆神仿佛是希腊神明，被赋予古雕塑的色彩，蒙上夜蓝色这放纵的色彩与欢愉（以及美貌和济慈式的真实）的期许，让感觉变得真实。

诗中对彩绘雕塑的想象让人称道（我觉得这是首老诗）。我们知道蓝色是印度本土人某位神明的象征，即司性爱的善的克利须那神和吸毒的湿婆神（事实上，蓝色在印度原住民那里相当于黑色）。在后面的诗作中——有些是菲利普斯太太一句一句打出来的，有些是印刷的（单张带着插图）——出现了上世纪的意大利青年或是秘鲁、马来西亚或者巴西港口的康拉德式的水手们（明显也是上世纪的），营造的也是这样的感觉。

他的幻想（看诗作，是性感而非露骨的性欲）无约束也没有重点：一种温热的隐隐的感受，一种被亏欠的但又或许必然会消失的东西：某些在他自身之外的东西，最终成为他的痛楚，那么年轻就经历了灵魂的死亡真叫人感叹。他的安全感在宅子中，在他对自己社会价值的认识中。这些年来他的病痛起伏不定，但他对这一点的认知从未动摇。菲利普斯太太送来的每一首诗都签了名，大家的派头。字迹无论大小，都有小男孩学写字时的样子；这表明一个人仍旧欣赏自己的个性。

现在他坐在我面前，在宅子土地上的一洼阳光中。这栋靠近玻璃破碎、杂草丛生的温室的宅子，在他花园的废墟之中的宅子，他打生下来就熟悉了。他半裸着，盘着腿，肥胖的右腿（我看见的是他支起的腿）紧紧裹在短裤中。

菲利普斯先生鼓励我在后花园和河岸散步，觉得我沿湿草甸旁草坪边散步的小心翼翼没有必要。他们的访客没这么小心。他们告诉我房东有自己的散步路线，在宅子那头林间小道的尽头；我大可以自由地散步。于是几年来我确实这么做了。房东一定从窗口观察过我。我相信他每次现身一定都是安排过的。他走出宅子是桩大事件，比如需要有人为他搬出椅子。也许是想“展示”他自己——因为他的任性、他的暴脾气——菲利普斯夫妇那天都没有告诉我房东会坐在后花园。

他的宅子、他的花园、他的视野，他的名字。他看到了什么？他所看见的一定和我的不同。在认识和拥有那片风光、那条河流好几季之后，我猛地一惊，感觉自己像个入侵者。这正如某天租车人布雷怀旧起来（他刚和妻子及园丁皮通吵过架，皮通是他的邻居），向我展示一本一九二〇年的联谊会杂志。我看到了一群英俊的年轻人坐在屋后草坪与河水间一座桥的栏杆上。那是另一番景色，另一个地方！

坐在帆布靠背椅上，他看到了什么？他看见结实的温室中高高的杂草了吗？他看见杂草因为顶到玻璃天花板而弯折下去了吗？他是否因为想整顿一下这儿，或者想到这儿日益朽败、缺乏照料而烦闷？他看到常春藤杀死了很多树吗？他一定看到了。菲利普斯太太有天告诉我，房东喜欢常春藤，要求任它们生长。

当一棵树倒下时，他是什么感受？树一棵接一棵倒下了。杂乱的树林、一株株倒下的柳树和大片被洪水冲倒的芦苇，这样的荒芜如今占领了湿草甸。洪水发生在冬天，总是持续一周，在对岸的草坪中冲出一条道。

他喜欢花。皮通在有围墙的菜园一角为他种花。据说一到天放晴，他就对花充满了热情。他总等不及皮通种的花开，坚持在冬季隐居之后，去索尔兹伯里和其他镇上的花店，有时大老远的去买盆栽。

皮通从买花的探险回来后告诉我，房东看见了我窗台下和紫杉树篱阴影中的牡丹，他对阴影中艳丽的牡丹的看法和我一致。

皮通主动向我诉说（为了取悦我），但又一副尴尬的样子，因为房东对“牡丹”的发音让他耿耿于怀。他不想表现得对雇主不忠诚。

皮通说：“他不像我们那样说‘牡丹’这个词，他说“‘牡欧丹’。”单词的后半部分发音跟‘马驹’似的。[2]

不知在哪里——在牛津，或者是在毛姆的小说中——我读到或听到过这种爱德华时代的说话腔调，有一种矫饰。皮通所说的腔调很奇怪。正如房东对自己名字价值的认识，这种腔调，这种特殊群体的勋章，这种另一个时代的阶级训诫，在他的病痛中幸存下来。

暂不提这种做作，他对花的喜爱与花园的荒废是否相称？从他的窗口能经常看见我散步经过的这片废墟。他究竟看到腐朽了吗？或者他只看到了繁茂，因为一直种着蔬菜？还是他钟爱这腐朽，从中看到自己倦怠的、让人安慰的写照？

这不太像是臆想。这像是我的愿望：来到他庄园的小屋，去适应我所看见的，不加干涉。渐渐地我变得快乐，不希望看见腐朽，不想为腐朽伤感，想看到改变，持续的改变。然后我体验到了值得珍惜的感觉：在庄园的荒废中看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十六个园丁过度打理，让人紧张焦虑。这里的美在于不期然遇见的自然之物：紫杉深厚绿意中缓缓冒出的牡丹；高大的荨麻间的一支鸢尾；数月来栖息在水道上腐烂木桥边芦苇荡里的小鹿，暗示那里不常有人出现。

我抱着隐居的心态来到庄园，我知道人在那种情绪中免不了感到自己被嘲弄。这会削弱一个人的精神，让他的行为变得武断。为了避免武断，接受我所见的事物而不加干涉，我把小屋的房间漆成了淡紫色。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不武断的颜色，来自我的童年。

我在西班牙港念的小学临街，在维多利亚大道上，大道尽头是墓地。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几乎都会看见马拉的灵车和送葬队伍走过填有石头的墓地高墙。拉彼鲁兹墓地是以十八世纪末法国探险家拉彼鲁兹的名字命名的（这些法国殖民者在海地和其他法国殖民岛屿的革命中逃离）。拉着灵车去墓地的马身上披着网状的黑色或淡紫色的棺罩。于是，在我眼中淡紫色和紫色从来不代表权力和浮华，而是死亡的颜色。以我来到小屋时的那种情绪，任何肯定和鼓励的色彩都不过是嘲弄。后来，这颜色与此地的美丽友善关联起来。既然人通过在他人身上找寻自己的影子来了解他人，我愿意把自己孤立的一面投射在房东身上。

但是也许他的情感、他的感官反应都无章可循，就像他在诗作中表现的那样。他喜爱夏天、阳光、花和常春藤。也许他无力让这儿变得井然有序。或许他只是没有兴致去这样做，觉得无论常春藤和狂风如何摧毁他的花园，他总是有东西可以看；夏日里总有阳光，废弃的花园总有什么地方让他坐一坐。

常春藤覆盖了某些树，让人分辨不出树的真容，尤其像我这样本身就不太了解树的人。某年有棵树倒下后，我才知道它是樱桃树，因为有零零星星的花从一层常春藤下探出来。皮通和菲利普斯先生合力把树干砍成了一片一片的；用锯子锯下的圆盘像玩具一样小巧，终于摆脱了常春藤的约束。他们送给我一些圆盘用来生火。我把它们放在外屋（靠着菜园墙的半座小屋）晾干，但终究不忍心把它们都烧掉。

我留下了一块木盘作为花园的纪念，把它磨光上了清漆。它干燥后树皮光亮，树皮和木头间只有一点点空隙，因为并未暴晒，木头没有开裂，只留下了锯痕和木纹理，颜色深浅不一，摆在外屋里渐渐蒙尘。抛光后的樱桃木很美。我数了数年轮，有四十七轮。

这棵樱桃树的头三年也许长在苗圃中。也许是在一九三〇年的秋天种下的。头二十六年，树健康地生长；木盘中央是金色的。后来的二十一年里，生长速度减缓，年轮挤在一起；木盘外沿呈黑色。

花园里樱桃树秘密生长着，像是对传闻中房东生活的写照。一九五〇年我离开故土，辗转抵达英国，寻找写作素材，把自己和自己真实的体验分离，我作为作家（通过我努力写的文章）表现得比其他时候的我要渊博。在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〇年，房东因为看透了这个世界，开始离群索居。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不许人修剪常春藤了。那时候，花园还保留着他父辈的规划，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在战争时期，这里都有人照料。通过木盘上的年轮判断，四五年后，常春藤占领了这棵樱桃树。二十一年过去，被覆盖和窒息的树倒下，成为花园里又一处废墟，一个生命的废墟。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当年常春藤在樱桃树上安顿下来，年轻的房东的倦怠症也要伴他终身了，大概就在那时我离开了牛津。因为我需要做些事情，因为我离家时立志成为作家，我别无才华，一心追求作家梦。那个决定里没有欢愉，那是我人生最空虚恐惧的时候。某天在山谷，我走上山丘的观景点，路边有松树、山毛榉、山楂树和野玫瑰的防风林。没来由的（也许是激动的缘故，走在如此景色中我体会到了别样的快乐），我发觉我回想起自己二十五年前的性格来，再次感到了惶恐，我一度遗忘的惶恐，正是这种惶恐让我当年萌生逃跑和躲藏的念头。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发掘出任何才能，除了一个表兄租的黑暗潮湿的公寓，当晚没有地方可以回。自从我父亲前一年去世后，家人心理上都依赖我，而我却没有能力养活他们。

我想办法开始写作，想办法进入这个领域（二十年后看来，算是侥幸成功了），多好的运气。我这二十年过得与房东截然相反，这段生活将我带到他一片残败的花园、他残败的生活跟前，我从中得到慰藉。这片残败中自有一种无法磨灭的宏伟元素。

一个对自己不那么看重的人必定会看到他的地产的价值，也许会把这价值兑现，体面地去别处生活。但房东念旧。也许别人倒为他作了打算了。他自己没想过告别这座宅子和花园的生活，也许他对这儿一直有自己的理解，甚至觉得这儿无可挑剔，正如我们在一座房子里住久了，看不到它褪色。

*

庄园乍看上去那么完整，风格也都完好，所以近来出现的残败让人觉得意外。学会了以这样的角度去观察，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了这种现象。我在小屋外那些冰冷的框架上就看到了。

这些木框玻璃罩是用来造育苗房的，有低矮的砖墙，北边的墙比南边的高一两英尺。屋顶是巨大的木框玻璃罩，悬在更高的北墙上方，沿墙体倾斜。这些罩子不容易提起来，一如庄园里其他东西那样，过分结实：沉重的玻璃和稳固的木框。某个阶段，冰冷的框架被弃用；厚重的玻璃罩被取下来靠在高高的菜园墙边。我在那里发现了它们。

它们看上去很旧，埋在野草丛中。但是夏天一到，我就推着割草机在门和墙之间割草（是庄园的割草机，皮通给它加了油），其实严格地讲，这片地不属于我生活的区域。那年夏天我初次割草，把割草机推到墙和玻璃罩边，所到之处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这个长期被忽略的像是一片灌木丛的角落，修剪后显得平整。仿佛玻璃罩是几个月前刚被放在墙边的。

墙边的泥土部分是炭灰和红色的煤灰，也许来自我小屋的壁炉（也许先于皮通所说的“庇护所”而存在）。在混有杂质的泥土和外屋的边墙之间有一片地沟，上面架了铁栅栏：这是庄园中的一处渗滤坑，用来给丘陵、马路、人行道、草坪和车道排水。这里没有什么是天然的，一切都经过规划。草木间隐藏的工程堪比一个罗马广场。我小屋后门的杂草只修剪了一次，荒芜的模样就不见了，墙、土地、外屋的线条以及靠着墙的结实的木框玻璃罩就都显露出来。

玻璃罩的木框架仍然牢固，还能看出白漆。玻璃多少碎了点，有四五片从破裂的接缝中滑落。尽管菜园墙的北面土质贫瘠，且多数时间都被山毛榉遮蔽，野草还是从玻璃罩间冒出来，长得很繁茂。虽然砖墙结构（边上还是木框，好固定玻璃罩）中有山毛榉枝叶，黄沙地里长着荨麻、不知名的野草和多刺的黑莓树丛，但用割草机修剪了冰冷框架边的杂草后，也消除了衰败感。就像五六年后，倒下的那棵樱桃树成了一片片圆盘，也就不再有颓败感。

看见小屋后面的土地恢复生机竟让人有不安的感觉，想到荒弃是最近发生的事也让人不安。这片荒弃之地是我完美的逃避之所，我在其间得到如此的安慰。这地方在我来的一两年前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庄园萎缩的过程虽然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但最近开始加速萎缩。我的出现是加速萎缩的一个因素。

菲利普斯夫妇也和我一样，我初次见到他们时，他们便似乎是这环境的一分子，对周围的寥落习以为常。我坐在他们的客厅里，往窗外斑驳的石砌阳台看去，能望见疏于照料的花园和魁梧的树，茂盛的湿草甸遮住了后面的景致。花园前部的灌木上挂了鸟食投放器，另一边是系在支撑竿上的孤零零的晾衣绳。

这一切似乎只是庄园的一个角落。因为我不了解宅子的内部陈设和生活情况，只是通过漫画和电影而非文学（我想不出哪本书的背景是这样的环境）来想象其中的样子。在英国的陌生环境中，我又以我旧有的方式去看待周围，把眼前所见看成英国生活的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菲利普斯夫妇是英国大宅子中的仆人或雇工的代表。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代表这类人。

几个月后，我失望地得知，菲利普斯夫妇比我早来庄园也就不到一年时间。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代表仆人或帮工，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在这庄园中安之若素了。

他们在庄园里安心地生活着，虽然他们来自这个地区，却不是乡间人，而是镇上的人，品位也是城镇人的品位。虽然看似融入了庄园生活——在他们的一隅安稳地生活，对周围的荒废漠不关心，仿佛荒芜来得太过缓慢以致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其实是没有根基的人，比山那边的杰克更没有根基。

他们没有房子，没有打算，借住在庄园某栋房子里。他们年近五十，却一点也不担心退休后要怎么办。正如他们的雇主一般，菲利普斯夫妇像是打心里知道自己总有栖身之处。

车、出游、在周围三四个镇上购物、一周两三次去镇上熟悉的酒吧——这些是他们的野趣：去镇上的乐趣，而非乡野乐趣。那种长久以来在他们的一隅（家具也多半是庄园的）过得安定舒适，在我来的第一天让我感到安心宽慰的样子，是没有根基的人的一项才能。就这份天赋而言，不能说不像杰克，虽然不是那么明显。

农场日渐荒芜，这份工作便不那么靠得住了，小屋也不知还能住多久，但杰克仍在精心照料花园，培育着蔬菜和花木，让那块地保持良好的状态。菲利普斯夫妇也面临这样的不安全感，他们的雇主随时会去世，到时候他们就必须搬家找另一份工作，饶是如此，他们仍把现在的住所当作温馨的家。杰克被季节和花园里相应的劳作所维系。菲利普斯夫妇的安定感又另有来源。他们的外出活动和节庆，给他们的小镇生活带来了韵律、规律和滋味：兜风，一周去三四次酒吧，一年一度在南部同一家酒店度假。

也许菲利普斯夫妇生活的这一面暴露了他们的底细。他们的社交生活并不是乡村式的；他们从本能或者性格而言，都不是宅子里的仆人；他们是镇上的人，来自外面的世界。要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些，菲利普斯太太修剪花园里的玫瑰这一行为会让我惊讶。那夏日野生玫瑰丛的玫瑰！秋天，花丛被修矮，只留下几英寸高的残株。菲利普斯太太经常谈起她的所为：“我把它们剪回去了。”她一语双关，夸耀自己的勤快，批评皮通的失职：这个孤独的园丁若是上心，做这事根本不在话下。

此后再也没有了玫瑰花。第二年夏天不见一朵花，只有一丛荆棘蔓延开来，吞下了菲利普斯太太修剪的证据。她再也不提此事，当皮通在的时候再也不自作主张。（也许当庄园的轮回真正结束，当所有了解此地的人消失，新来的人在长出新植物的庄园里散步，野生的荆棘丛会被当成玫瑰无人照料的证据。）

作为一个安之若素的新来者，我看到人们诠释着自己的角色，很快就对菲利普斯夫妇模棱两可的形象印象深刻。他们是外面世界的人，扮演着宅子仆人的角色。这含糊是真实的。菲利普斯先生原来在一家精神医院做护士，然后又到一家宾馆工作。在其中一处——医院或者宾馆——菲利普斯太太开始神经紧张。为此他们搬到庄园来照顾我的房东，过着算是与世隔绝的生活。

菲利普斯先生不像个仆人，他做着管束人的工作。人总是会吸引需要自己的人，坚强的菲利普斯先生吸引需要照顾的人，比如他神经紧张的妻子。也许服务房东有一种别样的快乐。这可以解释我看见他在河边山毛榉树下开车载着雇主时脸上快乐满足的神情。

菲利普斯先生中等个头，说小个子也不过分。他冬天穿的衣服——一件厚重的拉链套头衫——掩盖了他的体形。第二年夏天，不记得是我听说的还是他自己告诉我的，我注意到他强健的后背、宽阔的肩膀和有力的前臂，像个举重运动员。

每天下午三点左右，我都会听见他在菜园后头大喊。过了些时候，我知道他在喊什么了。他在喊：“弗雷德!”这是他喊皮通去喝茶。不知是受人之托还是朋友之邀，不知他们总是在菲利普斯夫妇的客厅或厨房喝茶还是皮通只拿了茶就走。那叫喊声中有恼怒和权威，让我想起菲利普斯先生先前工作的那个医院，菲利普斯太太在患上神经紧张之前也在那里工作过。

*

曾经有十六个园丁，如今只有皮通一个。我来这儿大约两周后，还没有认识他，但得知他不是庄园的访客。又过了些日子，我知道他是园丁，传说中的十六人的最后一个。他不是那么适合这个角色。皮通的外貌并没有沧桑和悲凉感。他年过半百，肯定不是原来十六人中的一员。他身体强健，有坚实的腹部，着装体面。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冬天，他戴着毡帽，穿着三件套花呢西装，打着领带。他无论冬夏总是打领带。

他不仅不像十六人中的一员，甚至不像园丁。至少不是合乎我想象的园丁。这是比较中肯的表述。因为花园和园丁唤起了我记忆中的特立尼达，唤醒了我的那个十九世纪末移民到那里的农民构建的印度社区的历史，这触动了我。

童年时期，我很少听闻什么园丁。印度人主要住在乡间，那里没有花园。土地上全种了甘蔗。旧时奴隶种植的甘蔗，仍然是我们种植且赖以谋生的作物。因此，奴隶制废除之后，亚洲农民出现在这个岛上。甘蔗解释了这儿为何净是穷困的印度风格的贫民窟和狭窄的沥青路边简陋的茅草屋。那些小房子和窝棚的平整土院子里没有花园。也许有篱笆，主要是木槿，沿着臭水沟生长。也许有花——长春花、龙船花、百日菊、金盏花、凤仙花，以及一种偶尔开花的小树，我们叫它皇后花。除此之外很少有其他花。

西班牙港有花园，但仅仅在富人区。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会看见一个花园里有光脚的园丁。他不太像是了解土壤、植物和肥料的真正的园丁，他不过是花园中的工人，赤着脚把裤子卷到腿肚子，除除草、浇浇水。

这个赤脚园丁应该是印度人——印度人被公认为对植物和土地有特殊的能力。他也许生在印度，因一张五年的契约到了特立尼达，并被允诺回到印度或是在特立尼达岛会拥有一块地。印度这种合同劳工制在一九一七年废除——对一九四〇年的我而言已是古董了。但对花园里赤脚的浇花人（也许还只懂印度的语言），那段时间的记忆很容易被唤醒。这一园艺工作是镇上的职业，和打杂工差不多。“打杂工”语带贬义，常是黑人的职业，没有技术含量。

战后，新型农业开始发展。西班牙港发展起来，离西班牙港不远的阿兰胡埃斯庄园的土地脱离了甘蔗种植（此庄园在十八世纪末由西班牙人以西班牙小镇阿兰胡埃斯命名，后者以皇室花园著称）。阿兰胡埃斯有不少建筑，但是当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上涨，南边沼泽地的边缘就很容易受帕里亚湾洪水的侵袭。美国人战前在这儿修建了堤坝，之后庄园的工人就向庄园主租上几亩堤坝两侧的地，开始种植，渐渐地把这片沼泽地开垦成了种植园。

他们种的蔬菜，包括茄子、豆角和秋葵等，比甘蔗的生长周期短，相应地也需要更下功夫。每到蔬菜种植季，人们纷纷除草、挖地、浇水或喷药。虽然当时西班牙港有赛马、国际板球赛事或者大型节庆，但种菜人就像在给自己工作那样尽心尽力地耕作。

种植可可树为丛林创造了效益；甘蔗是高大的禾本科植物。地里半人高的植株笔直的线条、深浅不一的绿色，给了我们新的农业理念，几乎是地形和自然之美的新理念。种地的是印度人，但菜地不像印度的。技巧和实践来自热带农业帝国学院的试验田——在大英帝国享有盛誉——离这里只有一两英里远。很多印度人在那里做过花园劳工。几年后我到英国，发现印度种地人在阿兰胡埃斯南部公路两边的田地创造出的景象——在特立尼达或印度都没有——像是我在英国坐火车沿途所见的小镇近郊的田地。热带和殖民地背景下的英国菜地！这是不自觉形成的，不是出于设计；它在帝国时代的尾声因旧甘蔗种植园的腐朽而被创造。

三十年后，阿兰胡埃斯菜地绵延数英里，沼泽改造成了田地，平坦而宽阔，像荷兰的农田，一直延伸到一片红树林沼泽那儿。有些菜地延伸到特立尼达北部山脉脚下，如今山上绿意无存，缓坡上遍布窝棚，是岛外的非法黑人移民的居所。我孩童时一直保持着原始特征的地形将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人也是如此。

三十年后，很多种地人（或者他们的后代）靠石油致富，他们的孩子都去了加拿大或美国求学。但是一开始，在战后，还有潮湿的棕榈屋顶的小屋，建在美国人修的公路边沼泽的芦苇荡中。那些菜地劳工虽然有了科学的种植方法，却仍然粗野，报酬也少。这是种植园生活的延续，他们住潮湿的小屋，顶着太阳光着脚在泥土中劳作，被汗水浸湿的油腻帽子挂在背后，像是鸭舌帽。

人人都喜爱花。西班牙港有占地数英亩的皇家植物园，在英国占领特立尼达岛后建立，其中有莲花池和岩石花园。这儿是游览胜地。但是“花园”这一概念并不包含“园丁”；事实上，它与花园是相悖的。花园代表了西班牙港、舒适的生活、一份不错的办公室工作和周日在皇后公园附近兜风。园丁则属于种植园或者庄园的过去，这过去在西班牙港之外，在印度乡间、在田野中、在路上、在农舍中。

文学或电影（虽然我说不上是哪部电影）会赋予这个词不同的关联。但是关于沼泽、庄园和菜地的知识，是我到英国后才开始了解的。P.G.沃德豪斯[3]的作品中提到的园丁和《查理二世》中国王诗意地跟哭泣的皇后谈到的园丁，是我对园丁最初的印象，来英国后我不可避免地增长了见识。伦敦壮观的花园里有园丁。我在牛津的学院里有园丁，他温和幽默，抽着烟斗，举止有学者风范。正如我在铁路边的菜地看见阿兰胡埃斯菜地的原型，我来到庄园（带着庄园宅子和仆人的过往），看见我周围存留着的农业生活（遥远而扭曲的特立尼达岛的原型），之前接触到的知识在头脑中复苏。

但是传说中十六位园丁之一的皮通非常自我。他每天早晨九点出现在草坪尽头刷白漆的大门下，穿着三件套的花呢西装，不像园丁或体力劳动者。他努力不朝我的小屋看，小心地保持距离，沿着稍远处的小径走。我觉得他要穿过庄园后面，去做别的什么事情。打开那扇门仅仅是为了从那里过去。

庄园有不少人进进出出。若不是皮通出现的时间和频率，我会以为他只是一个访客，某个也从后面那条小路走向农场或者教堂院子的人；在一个像农舍的壁球场边有一个花棚，他会用花棚边的水龙头。

我们也有动物访客。有一只黑白斑纹的猫沿着皮通走的路走来，进了绿篱边高大的草丛，成了厉害的猎手。有一只拉布拉多犬走相反的路线。它是山谷里一户人家的；它的主人一周的工作日都在伦敦，早上，这条狗就独自在湿草甸遛弯。在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从客厅看见它的尾巴远远地一上一下，然后消失不见。最后，它从湿草甸和茂密的果园里挤出身来，停在我小屋前，肚子和爪子又黑又湿。它和皮通一样，也从草坪的另一边靠近宅子。它弓着肩头，两眼直视（有点像皮通试图表明他在忙时的神情），仿佛在说它明白这块地不属于自己。这只优雅的黄褐色动物并不招所有人喜欢。它早晨遛弯的路线不仅仅是绕着湿草甸，还常出没于垃圾箱。对此菲利普斯夫妇抱怨，甚至皮通也表示失望。当我发现着装讲究、大腹便便、一本正经的皮通只不过是个园丁时，也有这样的失望。

黑白花猫和黄褐色的拉布拉多探索的野外，是让皮通沉迷并且作为园丁每天进入的野外。但是他从来不像拉布拉多那样又脏又湿地出来，他干净得像只猫。

这主要得益于他的稳健，他不愿让自己急急忙忙。皮通知道如何踱步。他在菜园或花园里干活的时候，绝不似杰克那般鲁莽、嘈杂。夏日午后，杰克偶尔会光着膀子干活。皮通永远不会这样，他太在意衣着。如果说杰克干活时的样子和各式衣着（我在他工作之外的花园里看到）像是童书里的插图，夸张而形象，那么皮通是个更现代、更时尚的人。

皮通谨慎却定期买应季的衣服，按季节更换服装，这种做法一直保持着，没有任何浪费。然而在皮通的时尚中有着仪式的意味。衣服和季节将皮通的一年程式化。什么时间段是毡帽、三件套西装和防刺粗呢，什么时间段是草帽，过一阵子三件套西装变成了两件套，然后添一件套头衫，接着是乡间风衬衫，再是轻薄的衬衫或带棉絮的衬衫，抑或深色的薄塑料雨衣。他的衣着一定同他的动作和时节合拍。对衣服和天气的准确判断，稳健的举止，以及不紧不慢的步伐，让皮通显得非常整洁。

他的衣着外表，以及他避免自己有园丁或者农场工人、劳力之类模样的刻意，其实反映了他的心理。我想皮通的虚荣有部分是受他妻子影响。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容貌精致，对于她这样社会地位的人而言可以说是卓尔不群；她的脸色、五官和举止暗示着某种紧张。

皮通夫妇不善言辞。他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话表达自己，于是就会显得没什么好说。但是皮通妻子的美艳盖过了她智力以及社交上的不足。她让人赏心悦目，她不言不语的样子总是让人称奇。美就是美；而且美是稀少的；没有哪个拥有美的人能对此满不在乎。我觉得皮通的衣着——要不是皮通自己就是他妻子所为——是为了与他太太的容貌相称。

有一天，我的一位老友，一位中年英国作家来探望我。他提出了另一个想法。作家在社交上是小心谨慎的，知道在英国该如何区分模仿和自我模仿。

这位作家见到皮通时——那时是夏天，皮通穿着夏装，戴着草帽——他正慢慢走回白色的大门。皮通结束了早晨的工作，要回家吃午饭。他算好了在午饭时间收工，这样就能在一点左右走到白色大门那儿。皮通在草坪的那一侧，没有冲我的窗户看，而是像拉布拉多那样望着前方。

托尼问：“这是你的房东吗？”

“他是园丁。”

托尼说：“这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想法。人会长得像他们的雇主。”

我还称不上真正见过房东，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托尼也许在伦敦见过他，在房东的社交活跃时期，在退隐之前，他尽人皆知。

但是从皮通像房东——如果属实——不能推导出托尼所说的雇员会模仿雇主，而雇主出于惰性与受用，也会模仿他的雇员。皮通和我房东的相像是巧合。因为皮通是在我房东退隐的时候，在他抑郁的初始，来到庄园的。现在，我还从菲利普斯夫妇那里听说，房东只在天气好的时候才出门；皮通基本见不到他。在我的房东和园丁——更恰当地说是花园——之间走动的是菲利普斯夫妇。

我的房东不可能是皮通效仿的对象。但是我立刻察觉出托尼说到了点子上：皮通这风格是模仿一个上级的。听说皮通早年在军队里任职——我们住在军事区。在托尼来过后，我反复思考皮通的模仿行为——事实上，一见到皮通就想到这事——觉得皮通的榜样（在皮通太太的鼓励下）应该是一名军官，二十多年前皮通在他手下。这个人仍旧活在皮通的记忆中。

军队对皮通依旧很重要。他儿子在服役。这个男孩的进步或者升职是唯一能让皮通太太快速眨着眼说上一两句的话题，否则她只是微笑着一言不发。我们偶尔会在车站碰面，在紫杉和山毛榉浓重的树荫下。车不多，路上相当安静，车站里的声音回响着，仿佛是在一个房间里。我们谈起她的儿子，似乎他在什么学校上学，书念得不错，并且游泳和体育更好。

“学校”这个词确实在皮通太太谈起儿子的军营生活时提及过。有一天她在车站对我说：“他们把他送去了炮兵学校。”应该是在云雀山。“云雀山”这个名字本是恰如其分的：巨石阵边的丘陵在一定的季节里曾响彻云雀的歌声。但是现在，虽然绿油油的丘陵看上去未被开发，但“云雀山”成了炮兵学院的名字，白天乃至夜里轰隆声阵阵，要是有大规模演习，轰隆声便昼夜不绝于耳。

因为皮通的儿子在那里，也因为皮通告诉我有这样的盛事，我来这里的第一个夏天便去了炮兵学院的“开放日”。这像是牛津大学夏天举行的划船比赛，本科生的家人挤满了本学院的船。也像我在英属特立尼达的女王皇家学院的运动会。这场合让我感到似曾相识。师生换成了官兵，运动项目换成了射击和娴熟的军事技巧展示。但气氛是一样的：热闹，食物，女人穿着平日不常穿的鲜艳衣服，平时隐藏的家庭关系这时公开表露出来。半谐谑的广播也是一样的。还有各阶层的人混在一起的氛围也是一般无二。一个是男学生和老师们的体育竞技，而这里则是男人和军官们以及各自家人的自我展示，女人和女孩尽量打扮，穷人也硬撑着面子。

我能看出这个场合对皮通夫妇的吸引力。这也许是他们一年中最隆重的社交事件。另外，开放日的确不失为一个话题，使得皮通太太在车站碰到我时有话可说。

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儿子结束了炮兵学院的训练。一切顺利。“他的朋友们给了他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她觉得也许“纪念品”这个词是军队用语，是有特殊意义的，我头一次听到一定和她头一次听到时那样感到新鲜而迷惑。她又解释了一遍：“一个和他们共度的日子的小纪念品。一个封在透明塑料里的老式黄铜炮，像颗钻石。”

一个廉价的纪念品。这个微笑着的女人说起儿子仿佛还在谈论一个孩子。所谓的纪念品实则是低劣的工艺品：军队，当兵的儿子，这样的现实与之应该是相称的。但现实大不相同。现实是严肃的。皮通家的男孩被训练成一个杀人的士兵，新型的英国士兵。他适合这个角色。他长得魁梧，一双脚很大。他没有遗传皮通太太的气质与容貌。

英帝国在十九世纪开始衰退，但仍是繁荣的，在经历成就和损耗都巨大的二战后终于没落，现在已没有大规模战争要打，英国军队却专注于培养这种精英士兵，这让人吃惊。索尔兹伯里平原周围的小镇上偶尔有风波，不过我们山谷里倒很少见到士兵或者军用车辆。仿佛军用车不被允许开到这里。我们在山谷里过着尘嚣之外的日子，就像十九世纪，实业家在镇上工作、发家，在周边的乡间宅子里居住。

一个周末，皮通的儿子带着他的“姑娘”回家来。周日下午，他带她去观景点，正巧我散步下山，碰见他们。娇小的女孩贴着这个大块头，仿佛把自己缠在他身上，这样外露的情感我在山谷里不曾见过。兴许是年纪到了，我能抽离地观察这些事情了。当年，我十八岁时，便想以这样的抽离和洞察写《狂欢夜》的初稿。男孩，女孩，父母的房子，下午茶之前的散步——如部落仪式一般，使观察者置身于一定距离之外。

但这个男孩的面容多么不安啊！尽管他的身量如此，还是能看出他母亲眼中那个孩子的影子。尚未定型的相貌，皮通夫妇两人温和的脸的结合。皮通夫妇不善言辞，却也有虚荣心。他们两人的容貌在危险的顺服中相会，生成一种新的士兵的虚荣。

皮通内心的顺服——他传给士兵儿子的顺服——令他和杰克不同。杰克在山上车道边类似荒地和半废弃农场的工作与皮通在庄园的荒芜里做事多少一样。但是杰克的自由是皮通不可及的。也许是杰克愚钝，他纯粹出卖体力，也便满足于其所有。这点并非微不足道。杰克的境遇比较幸运：他有小屋住，有地耕种，最重要的是他的孤立，他带入睡梦和醒来经历的寂静与孤独。这些境况加在一起，让他的愚钝变得无关紧要。杰克的境遇和天性让他的生活像一场持续的庆祝。在农场下班后就到花园里劳作，直到筋疲力竭，然后享用食物，开车去酒馆，慢悠悠地喝到醉，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看到自己的辛劳浇灌出甜美且有利可图的果实。所以，大夏天为何就不能光着脊背呢，这不是和冬天生火炉一样吗？

杰克体验到的滋味、喧闹以及他身上的韧性是皮通父子不曾有的。皮通儿子的那种喧闹，无异于我在牛津大学上学那会儿本科生于晚餐前在地窖里的胡闹，是一种群体行为的表现，后天习得，像拘泥于礼节一样不自然。

皮通大概看不上杰克粗鲁而狭小的生活圈——不过是方圆几英里之内的农场、小屋、花园和酒馆。皮通更聪明，见识更广。他有榜样，杰克却没有。皮通对自己的期许更多，想给予妻子更多，他为妻子的美貌而自豪（虽然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或者暗示）。但是更高的智商和更广的见识让皮通雄心勃勃，也让他顺服和脆弱，让他把自己的生活放在别人手中。

*

因而，每天早上九点看着皮通从白门进庄园，他给我的初步印象不是那么简单。

他不像个园丁。头戴毡帽、身穿粗花呢西装的他更像一名访客，一个过路人。事实上他是去花棚，那也是他的更衣室。他穿着西装进去，像个访客；走出来已是一身工作装，已是园丁。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传说中十六个园丁中的最后留守者。他对自己有别的看法，一种浪漫的想法。虽然他重视庄园的这份工作（正如后来我们看到的）以及工作的自由：他不受人监督，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虽然他有权对偷猎人甚至是那些在周六下午来打猎的乡绅视而不见，虽然庄园的气派和特权与他多少有点儿关系，但皮通脑中的浪漫与庄园无关。

这让我失望：在庄园里，皮通和菲利普斯夫妇、和我无异，都是废墟里的露营者，为发现旧时生活的痕迹而欣喜——像野蛮人在格洛斯特郡的古罗马别墅里发现供暖系统而不禁欣喜，虽然不懂它有什么用并且不需要它；像北非野蛮人拂去嵌有神像的马赛克地板上的沙子，地板是早年带着赌摊、石头和地毯的商人兜售的，现如今却变得和其上镶嵌的神明一般神秘——但皮通不会因想象那种生活的浪漫气息而受到折磨，不会希望去重新创造或者“恢复”它。

皮通在果园和林地的矮树丛间修剪出一条通往花园“庇护所”的路，之后，他向我展示了茅草顶的两层儿童屋。这是庄园的精品之一，看上去不像有孩子待过，更像是大人赏玩用的，是一件精美雅致的作品。皮通明白这些，觉得儿童屋值得展示。但皮通几年间创造的花园庇护所就在儿童屋之后。庇护所一地的落花和弃花让人感伤——不仅仅是庄园扔的，有的是小教堂葬礼上用过的——代表着死亡和告别仪式。带有高耸的圆锥形屋顶的儿童屋遮掩了花堆，倒更像个“庇护所”。

但假使皮通的性情不那么温和，假使他对毁灭这一概念不是那么无所谓，假使他真是十六名园丁之一，并且悼念过往，他也许就没法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在庄园的头一个夏天，听房东说“秘密花园”要打开整修。秘密？庄园除了房东独享的草坪、树丛和宅子对面的小径外，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有。原来“秘密花园”藏得非常隐秘，我其实每天都路过，竟从未起疑。它在主车库后面，看上去像是车库后的菜园围墙，实则是秘密花园的外墙。

在外墙和菜园围墙之后，是秘密花园。它被团团包围，只开了一扇木门。这扇门我每天都经过，一直紧闭着。从外面看不像是唯一一扇通向菜地的门，随着员工数目减少，随着十六名园丁的消失，门被永远地锁上了。如今这扇门被打开，皮通进去工作，用手推车运走堆积压平的潮湿的陈年枯叶，它们和泥土及老山毛榉果实混在一起。（我那时注意到他在推满满的手推车之前那地道的样子。他小心地站好，垂下胳膊，然后屈膝握住推车把手接着抬起来，这个过程中他的背几乎保持挺直。这让我想到，也许十八世纪的人抬轿子时就是这样的姿势，防止受伤。）皮通把枯叶一车一车地送到庇护所，秘密花园中高大盘结的树枝下出现了一个几乎崭新的瓷砖砌的小喷泉，浅蓝瓷砖还贴着金边，这额外之笔显得轻佻而多余，是二三十年代的印迹。

菲利普斯让我过去看。皮通也叫我过去看。我们都尽责地惊呼这花园太隐秘。菲利普斯夫妇惊叹这么美丽的地方却不为人知。我们惊叹这么多人走过这里却浑然不觉。看着眼前的花园，我们还觉得自己享有了一点特权。但没有人知道此后怎么处理这座秘密花园。门关上了，花园和瓷砖喷泉又隐蔽起来，无疑很快又要被落叶、山毛榉果实和枯死的山毛榉树枝覆盖。

这是我房东幻想的夏日。有一天，不知什么东西——光线的某种质感，屋里的某样物品，某些信件——可能让他想起童年的花园。他想看到它。他下了一道指令。皮通于是忙了一个星期。但当他看过之后，又忘了花园这码事。（他到底去看了没有？他在平时受保护的节奏里走远了吗？他有没有走近我的小屋，走近他视为庄园公共区域的地方？我从未从菲利普斯夫妇那里听说房东真的去看了。）

曾经让我失望的不再让我失望。如果老庄园花园和土地的荣耀是皮通的一点浪漫，如果他是传说中十六名园丁中的一员，他就没法做这事，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辛劳最终会换来嘲笑或忽视，知道他不能保持一种秩序，不能阻止菜蔬的腐烂，他就没法做这事。皮通还能守着这份工作全是因为他幻想着外界的事物，军队或者军队军官。

不知是因为厌恶皮通这种来自外界生活的自给自足，还是因为厌恶他的举止和自负，大家认为皮通“不懂”园艺。他根据庄园雇主的要求种蔬菜和花果。尽管这样，他并不通晓园艺，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园丁，不是行家。

在这种对皮通的指摘中，我觉得掺杂着对园丁的古老理解，超越了我在牛津大学对园丁的所见所感，上溯到崇拜的源头和丰饶的概念，甚至茎节之神的概念：园丁让不起眼的种子萌芽，长成茎、叶、枝、花、果实，让这些从微小的种子里长出，园丁是魔术师，是草药医生，与种子、根茎和嫁接的奥秘相关，这奥秘（同烹饪一样）是孩子最早发现的秘密——这确是我和妹妹、表兄妹们最早发现的奥秘，那时，在西班牙港我们家的院子里那坚硬的黄土上，我们有模有样地在一个浅坑里种下三粒坚硬的干玉米，用小棍子在坑边围起栅栏，保护玉米不被院子里的鸡啄食。三天后的早晨，我们出门上学前发现了奇迹：玉米苗破土而出，绿芽迅速长成了一片卷曲的叶子，像一丛草，像甘蔗。玉米苗再长大一点，孩子们便开始厌倦，不再观察和保护它。鸡群撞翻了棍子篱笆，把鲜嫩的植株啄食得一点不剩。

我在镇边铁轨旁看到菜地的时候很受感动，那正是我孩提时代有过的激动：让东西生长的童年快乐。我觉得这些在菜地上耕种的人体验着我儿时种下玉米籽的心情。这种在英国这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存活下来的老式感情和需要，存活在最丑陋单调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工业镇上居民的心中，像铁道旁于灯光和受污染空气间幸存的野草一样，它们在铁轨间油污重重的碎石上长得快要和缓冲器一般高了。

种植然后看着植物生长的本能似乎是永恒的，是人之本心渴望回归的地方。但是，在我走出来的那片种植园殖民地——一片开辟成农业区、专门种植某种作物的殖民地，其上是大片广袤的甘蔗田，它解释了周边的一切：房屋、政府的做派与混杂的人口——在工业英国的权力和财富创造的殖民地，这种本能已经被根除了。

特立尼达岛阿兰胡埃斯庄园的菜地位于美国人修建的高速公路两边，它们的存在是偶然的，是皇家热带农业学院的知识在劳工中间偶然扩散的结果。它们看上去像英国的自耕地，与知识和科学关联。但是西班牙港边缘的阿兰胡埃斯和英国镇郊的菜地如今体现的却是不同的本能、需要和不同的心意。种植和丰饶的旧世界，最初的世界，也许短暂地存在于殖民地，存在于孩子的心里。在成人眼中，农业并不神奇，而是奴役和丑陋。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菜地触动了我遥远模糊的幼年回忆，使我想起我在西班牙港家里的院子中种下的三粒玉米种子。

*

皮通“不懂”园艺的说法在庄园里传开了。这是我借由对周围的了解慢慢形成的看法。印象里菲利普斯夫妇没跟我提过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说法是我在这儿落脚后还没学会观察周围并做出自己的判断时，菲利普斯夫妇通过各种间接的方式向我传达的。

比如说我猜想正是因为皮通“不懂”这个说法，菲利普斯太太才会在我来这儿后的那年秋天（事实上，如我后来了解到的，是在她到庄园工作和生活后不久）剪掉了花园里茂盛的玫瑰丛，使它们沦为蔓生的荆棘。

当春天到来，那荆棘般的梗上净是七瓣形的叶子，并没长出真正的玫瑰花叶，带刺的玫瑰花苞也没有出现，对此她一言不发，绝口不提玫瑰和修剪。这是我在山谷里学到的关于变化的最早一课，事物在我眼中由完美走向衰败。之后我还在那里的几年中，尽管每个五月我都会在荆棘间寻找花苞，期待奇迹的出现，这关于玫瑰的沉默对我来说倒不失为承受玫瑰消失的办法。我眼中的完美对前人而言也许是没落，在第一个设计者或者园丁看来简直不堪想象。

以后玫瑰就销声匿迹了。但皮通从此“定性”了。渐渐地我也开始奇怪，菲利普斯夫妇和皮通的邻居布雷何以不满皮通没能通晓园艺，毕竟他没有正儿八经的职业。他们都没有职业或手艺，也因此，在英格兰没有什么工业的农业地区，人们不可思议地漂泊着。

我觉得菲利普斯夫妇是那种得过且过的人。我有抱负并为此焦虑，因而在发现他们对未来没有安排后印象深刻。他们对未来几乎没有概念，没有丝毫计划，万一有什么不顺利的，总会有别的办法、别的安身之地。这种欣然接受变化的态度让我佩服，我这样说并无讽刺之意。但它与职业或成就绝缘，有的只是过一天算一天，浑浑噩噩。

皮通的邻居布雷也是如此，他是个租车的。虽然他与山谷渊源深厚，超过这里其他的人——他父亲以前在庄园工作过——虽然他指责皮通不懂园艺，但他本人对花园，甚至对他生活的这个山谷没有感情，他给屋前的土地都铺上了混凝土，停放各种车辆。

每天给皮通茶喝的菲利普斯夫妇没有当着我的面指摘皮通。菲利普斯先生喊“弗雷德！”时语气里是威严而不是友情。布雷不这样，他比较没遮没拦的。这是他的“自成一格”，他为此骄傲。他在房东的事情上也没遮没拦，且希望这点能引起大家注意。他主动讲道：“不想载他。像只啼血的鸟嘀咕不休，一会儿想坐在前排，一会儿又想坐到后排，片刻之后又想坐到前排。”布雷不止一次说皮通“是个非常傲慢的人”。

“傲慢”和“平凡”一样，是布雷的用词，“傲慢”指“无知”，但也有“傲慢”的意思。当布雷用这个词的时候，这双层含义和挑衅的语调非常强烈。

皮通和布雷住在公路边两栋相接的小屋中。小屋是石板屋顶，燧石和红砖墙，砌砖方式是最常见的那种。两座小屋原先都属于庄园，它们和不远处“风景如画”的茅草屋、和庄园本身一样，是在一战前建的。皮通的小屋现在仍是庄园的资产，是随工作配给他的。而布雷住的小屋则是他自己的，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他父亲在庄园工作了一辈子，趁庄园开始衰落，庄园主一家在别处兴盛起来的时候，低价买下了小屋，其实这笔买卖可谓是馈赠。

屋子狭小而坚固，其线条和使用的材料（红或橘色的砖及燧石）让我觉得它们是近郊的风格。但是细想后发现，我在方圆几公里范围内倒是常常看到这种风格的旧农场建筑，况且燧石是本地特色建材。我开始把这两座小屋视为实验性的改良农舍，它们和路上的茅草屋相比，是真正的“时代”的产物。茅草屋仍是乡间建筑风格，这项技艺没有失传的危险，盖屋顶的人在威尔特郡的山谷随处可见。但当地石匠不再建造改良的燧石屋，燧石工艺有难度，并且改善农业劳工住所的想法不再有意义。

布雷和皮通住着类似的房子，它们的过去明明白白。但布雷这边的墙和栅栏有着所有权的意味。布雷拥有这座房子，他想让人知道。此外他还强调自己是自由人，一个为自己工作的人。而皮通这边则是在突显风格。皮通将一个带有篱笆、一块草坪和小花树的花园拾掇好了。布雷的花园更多是用来停车的混凝土院子。这是两个人矛盾的由来。

皮通没有对我提起过布雷。两人的恩怨我都是听布雷说的——我用他的车。布雷的讲述很有一套。他隐瞒了自己的行为和挑衅，只说皮通的所作所为，将人前衣着光鲜、举止稳重的皮通塑造成一个疯子。

在开车带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布雷会说：“我们的朋友这几天正拿房子消遣呢。凌晨三点在界墙上钻洞。你怎么看这事？”

这时布雷会停下话头，让人玩味一番皮通像个疯子般用电钻的画面：大半夜的，皮通在房里发泄着，活像装备现代激光枪的邪恶的海德先生[4]，但早上九点，他必定会改头换面，以杰克博士的面貌出现在草坪边的白门口。

直到快要下车或者下次再塔车时我才得知，布雷会因种种原因在水泥院子里调试汽车引擎到午夜之后。这种种原因包括工作热情，以及他的自力更生和对闲散的憎恶，正是这种闲散导致乡村衰败，人变得不可靠。

在布雷身上有乖张因子。他知道他油迹斑斑的水泥院子和半旧的汽车让人不高兴，尤其冒犯了住在隔壁的皮通，他也知道自己急迫地想让乘客看到山谷明显的丑陋并不合适。布雷也会否认故意惹怒皮通的行为和做派是可取的。他觉得自己在庄园可以随心所欲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片地和房子是他的，他是个自由人，这点与皮通以及他认识的几乎每个劳工都不一样。

自由对布雷而言不可或缺。他把人送到各个机场的航站楼，从机场接外国孩子。虽然他表现得好像出租车这营生是一项高技术活，乃至一份职业，而不是他父亲曾从事的“服务”工作，一个仆从。

服务——一个消亡并逝去的世界。但是对布雷来说并非如此。他的童年存在于那里，正像我的童年存在于那个已经消逝的甘蔗田、小茅屋和打赤脚的孩子的世界中，存在于沟渠和木槿丛、我接受却不理解的宗教仪式中，存在于夜间祷告的美丽灯盏和对朗姆酒馆、争吵和恶斗的恐惧中。正如“庄园”、“劳工”、“园丁”唤起我脑海中的某些画面，布雷活在我只能隐约想见的那个山谷中。

他经常跟我讲起过去。讲收割时节，讲孩子们给田里劳作的父亲送饭，讲牧羊人和山丘上他们的小屋，讲劳工每天有喝不完的啤酒以及如今已被拆毁的劳工小屋曾经有多美。他不掩饰自己的出身，还不时提起，以提醒自己（以及我或者任何听他说话的人）他走了多远。

布雷的父亲当时是做什么的？他说一开始是“园丁长”，传说中十六名园丁的领头人。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权低价买下小屋。但是后来他又说父亲是管家，是司机，有时候甚至是马车夫——在爬满常春藤的老旧谷仓边的棚子里有马车。所以，布雷所谓的“父亲是十六名园丁之首”，有可能只是他将“傲慢”的皮通比下去的方式。

无论父亲在庄园是什么身份，布雷都为他骄傲。他不排斥父亲。但是回忆中父亲在庄园服务的身影会触动布雷，让他痛苦。

他开始跟我讲述有一回村里学校放假期间（现在学校已是人去屋空，只适合居住了）他在庄园工作的经历。这是一段抹不去的回忆，至今仍然让他痛苦。他会告诉我是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能理解并感兴趣。我从一九五〇年起进步不小，学会了怎么说话、提问，并且不再像当初在哥伦比亚号轮船上或者寄居伯爵府时那样，仅仅因为自己是作家且生性敏感才期待捕捉到事实。我终于发现，作为一个自幼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我开始对别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希望看到他们生活的细节和规律，通过他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伴随这种兴趣而来的是，在某个阶段，我会萌生一种感受力——几乎是第六感——捕捉到一个人思想里最重要的东西。

于是，布雷开始说起他假期在庄园干活的一天，这时不巧出了些事情——也许是遇到红灯停下了车，也许是和其他司机发生口角或者相互问好。然后回忆的痛苦压倒了布雷向我讲述的意愿；他在庄园做仆人的时日依旧封存在他心底。也许是他在角色里的顺从让他痛苦，也许他觉得那是对他的天真和孩子气的利用。孩子的经历毕竟有限，容易逆来顺受。甚至一项游戏都能怂恿孩子忍受被虐待的境况，能促使人成为受虐狂。

回想起我自己的过去、我的童年——理解他人境况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我们自己、我们的经历和情感去感受——我发现自己常把虐待视为理所应当。我轻易地接受了贫困，习惯了镇上和乡间路上孩子们赤裸着身子乱跑。我并不觉得嘲弄畸形人有何不妥；我们印度家庭与我们农业殖民地的种族体系中展现的等级观念我照样轻易地接受了。

没有人生来是叛逆的。叛逆精神是训练出来的。甚至在我父亲愤懑的鼓励下——对政治、对家庭和雇主的愤懑——我大体接受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种种态度和我们那个岛，这让我日后感到痛心与羞耻。

我的所有冲动中最崇高的当数立志成为作家，这个支配着我的生活的冲动也是最具束缚力，最阴险，某种程度上最具腐蚀力的。因为经过非正规英语之非正规教育的改造，我的志向不再是纯粹的欲望，它使我有了一种关于大脑活动的错误想法。在那种殖民地背景下，最高尚的欲望成了最束手束脚的欲望。为了得偿所愿，我必须摒弃过去的自己。为了成为作家，有必要摆脱我对这个抱负的早期想法，以及不着调的教育使我形成的对作家的理解。

于是过去之于我——作为殖民地的人和作家——充满了羞耻和屈辱。不过身为作家，我能训练自己面对它们。的确，它们成了我的主题。

布雷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没有这样的需要。战前萧条、战争、战后改革和繁荣，这些处在他和他的过去之间。他离过去越远，世界改变越多，他越痛苦。

政治上他是保守派。“你知道我的，”他会说，“我是个穷困潦倒的保守党人。”“明明白白”又“彻彻底底”。他所谓的身为一名保守党人，其实指的是他为自己工作，是个自由人。他对缺乏自由意识的人（比如皮通）以及打工者缺乏敬意。他对庄园的寄生虫没有丝毫敬意，并且憎恶要缴税支持这些人的想法。伴随着这种保守主义以及他对工党和“普通人”的痛恨，他身上洋溢着强烈的拥护共和政体的气息。他的生计仰赖有钱人，他喜欢有钱人古怪的行为并对此评头论足。但同时他憎恨坐劳斯莱斯的人，他恨地产业主、有头衔的人、君主以及一切不用为生计奔走的人。

他痛恨有头有脸的古老家族及其继承者，我想象不到这种恨会在一个英国人身上出现，直到我读了威廉·科贝特[5]。他的作品反映出一百五十年前的偏见、执拗和激进主义，一种由法国革命（在科贝特生动流畅的行文中仍能真切感受到）滋长出的激进主义，我在其中看到了布雷的影子。一个帝国崛起，一场财富和权力的角逐随之上演。但是布雷的激情令人匪夷所思，它像纯粹的农业社会的激情，只不过关系到庄园、大农场和依附其上的劳工。对布雷而言，假期在庄园“服务”虽然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他自己的家庭与庄园的联系，还是让他感到痛苦与羞耻。

租住在小屋的园丁皮通衣着讲究，标准大概是乡绅派头。布雷这个自由人则戴一顶鸭舌帽。他说（我们因几个月的租车往来发展成了熟人），他戴帽子是为了在警察那里讨方便。他做得不错。我多次证实，尤其是在机场。穿制服的警察看到鸭舌帽会有所反应，看到司机这一行的标志会表现得友好一些。

又有一回他说，他戴这帽子是为了和其他出租车司机区分开。那帮人嘻嘻哈哈地停个车都要花很多时间。但那些出租车司机觉得鸭舌帽显得奴性，为此嘲笑布雷，一如嘲笑他收费低廉（觉得这也是奴性的表现）。正是布雷的“奴性”和老派的作风，他的守时、可靠和公道，才助他建立起庞大的客户群，使得他都忙不过来。这同时也是布雷不能雇一个司机的原因。他要求太高，会希望对方和自己一样一心扑在工作上，希望他们衣着正式，甚至要穿制服。

布雷自己的穿着并不正式。他头戴鸭舌帽，但其余着装的风格都与这帽子不搭。他经常穿羊毛开衫，很少穿外套。开衫可以不扣扣子，或者以多种方式扣上；可以代表正式、随意或漠不关心。看着它会令人想到有人叫车时布雷正穿着拖鞋在火炉边看电视。而鸭舌帽的戴法也有学问，可表示尊敬或者不敬。摆正的帽子和扣好的开衫表示一个把自己照顾好的男人，而不是顺从：一个尊重自己而非他人的人。

这顶帽子帮助布雷相信自己，向跟他打交道的人表述观点和判断。要是没了帽子他会觉得困难；他需要绞尽脑汁地想词，摆出各种表情，结果还是困难重重（租车生意就是这样）。而鸭舌帽和开衫的多种穿戴法使布雷得以做出一系列微妙的判断。

事实上，正是因为反对父亲的服务态度，布雷才有仆从的那种捉摸不定的性格：多种口音、嗓音和措辞。布雷和皮通不同，他没有可效仿的对象。他独立自主，给人以明显奇怪的印象。布雷多变又热情的性格，那种多面的性格，也许从根本上就不稳定。他不为庄园服务。（也许有过一些我不了解的争吵：菲利普斯夫妇从没谈起过，那也许是他们来之前的事。）然而他对皮通的憎恨部分也是对入侵者的憎恨。因为布雷觉得并且也声称，他对庄园和我们房东的了解远远超过皮通。

相似的房子，改造过的农舍，都有工作，两个人虽然有差别和过结，却是向着同一样东西努力：尊严。

于是，无论在住所还是在工作的地方，紧张的情绪纠缠着皮通。布雷说他是异乡人和入侵者，他愤愤不平，但把怒气都发泄出来了，发泄在菲利普斯夫妇身上。皮通平日寡言少语，但他有传达“情绪”的办法；正如菲利普斯夫妇会暗示他他不懂，他能反驳说他们是镇上的人，也是新到庄园来的。

于是这三组人，外形上如此相像，也都从事服务工作，却生活在一张互相憎恨的网中。怪的是他们迥异的穿着。能买到的衣服很有限，不过是索尔兹伯里商店里时髦衣裳的廉价仿制品。我很快知道皮通买乡绅款式衣服的商店或“男装店”，以及菲利普斯夫妇买厚夹克或者带拉链套头衫的“运动衣”商店（价格便宜得多）。我当然忍不住把这些衣服看作商品，认为它们并不真正属于穿着它们的人，而只是一大堆货品中的一件或几件，虽然索尔兹伯里的商店彼此离得很近，但衣着的“区别”对他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这些人都坚强——或者是反应迟钝，看不清自己的处境；他们需要如此。布雷挣来了他如此引以为豪的自由。他从来不拒绝活计，工作很长时间；他没和什么人有私交，很少能好好睡一晚上觉。菲利普斯夫妇很坚强，甚至犯神经紧张、容易头痛的菲利普斯太太都是如此。他们没有积蓄，知道自己随时要搬到别处去，认识别的人，建立别的社会关系，适应别的环境。

皮通活在布雷和菲利普斯夫妇的刺激下，也知道菜地以外的工作——不是像杰克那样自愿帮忙的，他是领薪水的——蕴含在庄园的荒芜之中：艰辛的重复性劳动，几乎没有人在意，比如秋天清扫落叶；无意义的劳作，比如清理秘密花园，花园后来又被锁起来；庄园的劳作在等待一个后继者。

他改造了农舍、花园棚屋、庄园的土地。这是他的小地盘——倘若这是他的全部，那么这压抑的空间可谓可怕。他需要其他的信念，坚持乡绅做派的信念。没人监督，没有固定工作时间，要不是抱有这个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脾性”，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懒人，会堕落成流浪汉，成为另一个杰克，但又没有杰克的热情、粗糙与生活。

我来这儿的第二个夏天体会了一把皮通的性格。我去旅行了一段时间，回到庄园时差不多是夏末。我发现我不在的日子里，我小屋边的草没有修剪。小屋边一小圈的草地原则上归我打理，我接受。但割草机修剪这一片只消五分钟，皮通愣是按原则办事，即使影响了草坪的美观也不顾。

菲利普斯太太说：“人真是好笑。”好像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一直忍受的事。

我出门那段时间，她看着这片草疯长，饶有兴致地等着看我回来时的反应。

我不想被卷入庄园的明争暗斗中。我在庭院里看到皮通，走过去向他借割草机。他显得局促不安，做好了争辩的准备，蓄势待发。几周以来，他应该是在菲利普斯夫妇的注视下这么做的，现在应该是剑拔弩张的时刻，他倒局促起来。他是在菲利普斯夫妇的眼皮下这么做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跟我吵，我是一个陌生人。这触动了我。他开始含混地作一些解释，但终究作罢，直接走进棚子拿出割草机和一罐子燃料。他热心起来，甚至给我一块抹布，给割草机加油后用来擦拭外壳。

我修剪完草坪后，小心地把割草机和油罐放在花园棚屋锁上的门外——仿佛是用默剧的方式告诉他（我之前用割草机从来没有这么小心），我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他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回应了我的做法。周四下午，他把我的垃圾桶送到庭院来，方便周五收垃圾。他只用一只手提着满当当的铁桶的一只手柄，保持一种姿势和步伐——显示出他力气大，尽管他并非盛年，腆着肚子，行动明显迟缓。

于是我们成了朋友。一个夏末秋初的下午，草地上光影斑驳，我们一起劳作。他允许我帮忙修剪草坪——我一直喜欢修剪草坪。我还帮忙收集落叶，算是宜人的下午活动（大约花一个小时）：把树叶堆进一辆粗糙的两轮木推车，推着车子穿过果园和儿童屋，来到“庇护所”，移开推车前挡板，把树叶倾倒在蓬松光滑的叶子山上，整个过程令人感到静谧。

圣诞节前夕我去了一趟皮通家，送给他一瓶威士忌。天气潮湿寒冷，路上湿漉漉的，仿佛光秃秃的山毛榉和梧桐树仍遮着阳光。皮通屋子的院门和通向前门的小径比布雷家的状态要好，不过到了门口，我才注意到门和周围的木头亟须粉刷，窗框有一半朽烂了。

过了好一会儿皮通才来开门。也许是在整理着装。他面露尴尬，脸发紧，我便知道他不喜欢在家里“被抓个正着”。

这房子比我想象的还要破旧。六十年的老舍经过改造后外面看起来是坚固了，里面仍旧破破烂烂。厅很窄，擦得锃亮，几乎分辨不出颜色。这间小前厅的布置也是七拼八凑的。

朴素的家具虽然旧了，还是让人想到售卖它的商店；朴素的电视和音响也让人想到廉价商品店；廉价的没有绲边的窗帘。只有那几张照片——一张皮通和妻子年轻时的合照，一张皮通太太二十年前的单人照（她一定很喜欢这张照片，上面的她头扭向一边），一张儿子的照片——只有照片让这栋早就“属于”皮通的房子有了点个性。

从里面更清楚地看到窗框弯曲了；房间通风很好。为什么皮通不装修一下呢？我知道他会说什么。装修是庄园的事；房子又不是他的。他等着庄园装修他的整个房子；他心甘情愿地在乏味中度日。这让人沮丧。这是这个男人真正的奴性与顺从的表现，他平日里的严肃态度与一板一眼的动作，他的自重，与这奴性格格不入。他挣的钱都花在了他们夫妻二人的着装上，那是外人能看到的体面。

我把威士忌给他，他道了声谢谢，但看上去不是很高兴，仍旧是那副紧张的表情。我提起他的音响，好弥补我来拜访的错误，他这才放松下来，脸上的肌肉不再紧绷。我说我没有那样的东西，皮通荒谬而得意地笑了。他高兴了——这让人吃惊——因为他的财产让我惊讶。

皮通荒谬的笑带我回到童年——也和在山谷、在皮通的小屋里这样如梦一场——勾起我痛苦的回忆。在大家族中，我们这一支很贫困；我记得有一两次，富有的远亲来拜访我们，我们发自本能地强烈地想要炫耀，装作很富有。这是一种奇怪的本能：不向和我们一样穷的人炫耀，倒向富有的人吹嘘，而他们能一眼看透我们的虚荣。这一点我在别人身上也看到过；我孩童时期最早的观察是关于贫苦的谎言，贫困迫使人撒谎。我们那儿是一个处在世界大萧条末端的极度贫困的农业殖民地，有钱人很少；气派的庄园被迫低价出售，钱稀缺；劳工遭受的是深重的苦难。但我从小就看见大家向老板、向每周付工钱的人装出一副有钱的样子；每天或每周领工钱的人，每天工作八小时甚至更久换来一块钱不到，同时假装自己有秘密的收入，乃至整个秘密的生活。

童年时期棚屋里的风、潮湿和沼泽的气息在圣诞节前夕浮现在我眼前，在威尔特郡的山谷里，在皮通改造过的农舍中。他是贫穷的。我现在发现，他被贫困伤了自尊，因贫困而羞耻。我现在发现他比菲利普斯或者布雷都更敏感、更容易受伤害。他比他们都更脆弱。

*

大约下午三点，庄园传出“弗雷德！”的喊声。我花了些时间才明白这是喊声，它一开始听着像是乡间的声响：动物的叫声；远处牧牛人赶着牛从湿草甸回到挤奶棚时发出布谷鸟般的叫声（他只是叫着“走！走！”）；农用机器；鸟；鸽子在栖身的地方、在旧谷仓墙上浓密的常春藤间扑腾着翅膀；墓地后面农场上古老的挤奶机——它在关掉前发出一声尖叫，在相对的寂静中，你会意识到前两个小时忍受的噪音像铃声或蝉鸣一样在耳边挥之不去，像军用飞机的轰鸣。

我分辨出来之后，菲利普斯喊的“弗莱德！”听着就清晰多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老习惯。但我很快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我能辨认出叫喊者的性格和情绪，体会到环绕周围的紧张。我后来意识到，皮通从不回应这呼喊。

呼喊发生在下午。但是有时候，尤其是春天，早晨也能听见。这意味着菲利普斯先生在我的房东和皮通之间调停。春天，我的房东想去看花或购物，有时候两者兼顾。他不想拜访其他花园（踏入别人的领地会让他非常不安）。他愿意去花店和花市；他要皮通和他一起去。

皮通被叫去一同出门的时候，他坐在车子的哪里？在前排另一个仆人菲利普斯先生边上，还是独自坐在后排，一个以另一种方式被隔开的人？

我觉得皮通是去给房东做伴和提供保护的（还有菲利普斯先生）。皮通之所以被邀请同行，不仅仅是要以园丁的身份提供建议，因为买来的植物——需要皮通照看——不总是合适。我记得有一次买的杜鹃花不适合我们这里的土质，皮通只好把它们种在装沙土的盆里。我问他为什么，他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直到灵光一闪说了句“矿物质”。把杜鹃花种到沙土里之后，每天都用一种昂贵的铁矿物溶液“喂”它们，直到它们死掉。“喂”字用在这儿很贴切，因为小杜鹃花需要用滴管喂，像喂失去母亲的鸟儿等小动物那样。

我来这里的第三年，第三个春天，这呼喊声比以往更频繁了，大概和我房东的状况有关。严重的病情一度让他几乎无法行动——也就是菲利普斯夫妇来照看他和宅子期间——后来他开始缓慢地恢复。据说某些药物可以抵消他的倦怠病，他摒弃隐退和单调，恢复生气。一台手术多少恢复了他的视力。

我房东得以重获生机，回到他的特殊世界，多亏了菲利普斯夫妇。菲利普斯先生专业又善解人意，是强壮的保护者，作为患病的雇主同时仰赖他人照顾的房东能够信任他。菲利普斯太太则在丈夫的力量外增加了温柔，她还能欣赏房东的艺术特质。房东起初写诗，视力恢复后便开始画画。他的画流畅、熟练、简单得让人诧异，仿佛以前画过很多遍，尽管它们取材自他刚恢复的生活：来自另一个时代，比尔兹利[6]的风格，藤蔓般的长线条和细小点描，反衬大片留白。

有些画印成了复制品：是他一如既往的或者觉醒的奢侈——他让菲利普斯太太送到我这里，代替了第一年的诗歌。

房东在这次苏醒和重生中向菲利普斯夫妇作了妥协。据菲利普斯夫妇说，他对他们的态度变得温和。他们成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告别的生活的一部分。菲利普斯夫妇因而感到自己被需要；也许之前没有哪一份工作让他们有如此感觉。于是他们也变得温柔，不再急躁，也能更安稳地在庄园待下去。对于他们的强硬，现在得以解释一二：人一旦发现这个世界是冷酷的，便也想用冷酷武装自己，好直面命运的安排。在庄园变得自信的菲利普斯夫妇快乐起来了，因为他们不再是异乡人；和他们的雇主在夏天里一样高兴。早晨一遍又一遍的“弗雷德！”的呼喊说明了一切，如同我上一回瞥见快乐的菲利普斯先生——像个经理——开着庄园的车载着他的雇主，驶过老山毛榉树下的路。

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来年夏天。皮通经常要出门，回来后不时会有些新闻告诉我。“我今天几乎什么都没做。我今天一大早就被叫走了。”他不再抱怨；他喜欢被“叫走”的感觉；他近来很悠闲，和雇主发展出新的亲密关系，这亲近让他的生活几乎奢侈起来：乘车，购物与观光行，都是在工作日的早晨。“他说，‘皮通’——他是这么叫我的，你知道，他不叫我皮通先生。”他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我叫他皮通先生。“皮通，我觉得我们今早该去沃尔沃斯百货公司。我听说那里有不错的园艺部。”“沃尔沃斯，”皮通说，语气调侃中带着尊敬，“想象他在沃尔沃斯的情景。”

有时，我会听到菲利普斯先生对这一趟趟夏日出行的重复描述，偶尔还会听上三遍。不过那是艾伦，一个伦敦文人说的了。艾伦是房东的远亲，有时候来庄园度周末，他说孩提时就来庄园拜访过，那时战争刚开始。

艾伦年近四十，小个子，和我差不多。他为自己的身高所苦。他差不多一见着我面就告诉我——好像是要抢在我之前提这事——学校有个老师叫他“小矮子”。艾伦对自己身材的忧虑也许可以解释他可笑的行为、突兀的笑声和在伦敦聚会上剪裁与色彩夸张的着装，我时常在那些聚会上看见他。花哨的穿着和轻佻的举止，同他神经质得有点狡诈的眼神形成对比，同他拜访庄园时衣着举止的持重形成对比，在庄园里，人们有时能意外地在他脸上看到老太太的神情，那种一脸的皱纹成为愉快的皱纹之前的神情。

艾伦在庄园里很多时候似乎是独处的。他常在庄园游荡，穿着讲究，经常一身乡间风格——但是没有人留意他的衣服或者情绪。他为什么来这儿？他说他喜欢这宅子，这氛围；而且他为我的房东着迷，觉得他非常有“时代感”，这个时代按艾伦的说法是在“大洪水之前”，是“古风”。

他从房东那儿听说了和皮通去沃尔沃斯的事。他跟我提这事的时候大笑不已。“他说皮通不好意思进门，一定要被拖进去才行。”

皮通不是觉得去沃尔沃斯的园艺部很有趣吗？是谁添油加醋了？是我的房东，这个苏醒的隐士，还是艾伦？

艾伦没有出过书。他偶尔写写书评，上电台评论书、电影和其他文化事件。他做的电台节目比他的文字好，他的声音和言语中透着智慧和热情。一个年近四十的人，名气小，成就也不大，他的性格、发展道路和志向算是定型了。

在电台节目中，他的声音、攻击性和智慧向人暗示，在演播室的几分钟仅仅是一种忙碌、充实、圆满、可能让人羡慕的生活的插曲。听他说话让人觉得这个人真有内涵，敏锐，渊博，有风度；要是时间允许，他能说更多。这也是他的文字给人的印象，虽然轻微些：读者看到的文字不过是一个有着广博生活、艺术和历史知识的人所了解的九牛一毛，他本人对书和剧本有更深刻、多面的理解。但是这些简短的评论，电台短评和快速讨论——常常被主持人突然打断，然后开始播放新闻节目——便是艾伦的全部工作。他没有其他工作。

知道他的名字，提起他做过的一些小事情，不会让他发窘并转换话题，这不是文人雅士的做派。相反，他会顺势说起他的作品。他对自己的遣词造句记得一清二楚，他在电台漫不经心迸出的话写在纸上会显得莫名其妙。他会说：“如我就那本关于蒙哥马利的书所作的评论，作者好像婴儿一样被一个军人头朝下拎着——。”他会转而狂笑起来，就像自己说完或者听我房东讲完那个皮通在沃尔沃斯门口畏缩不前，被一个长发隐士拖进商店的笑话时的表现。

“有富人朋友真是不错？”艾伦在某个周末说。他觉得自己一针见血又不乏幽默，眨巴起眼睛；这种卖弄出人意料，展露了他不满和残缺的一面。

说起富人朋友，艾伦把自己想成了作家，有赞助者和豪宅供他使用。但是那个夏天我们都被房东突然的觉醒弄蒙了，他开始了奢侈作风，想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尽情享受每一种体验。这就像是为了解释艾伦所谓的“大洪水之前”的做派。

如今菲利普斯太太上门给我送来新印出的画，还有购物篮和鲜花——这是让我难以消受的优雅礼物。因为送礼的人和礼物似乎要求一种相称的优雅，于是，我发现自己在给他写信的时候朝这个方向努力。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约莫在喝咖啡的时候，我看见皮通站在草坪边茂盛的树篱圈起来的围场外。我听布雷说，从围场那儿过去是一座房子（也许曾住着老迈、虔诚的先人）。

围篱中的野草长得很高，白花点缀其间。但皮通在草丛中修剪出一条通到果园的路，从这儿剪过去，又从那儿剪过来，小径上的草被修得低矮，平而密实，一条往这边倒，另一条往反方向倒，于是显出不同的颜色，一条绿色，一条几乎是灰色。

这会儿，中午，皮通在围篱外的草坪上站定，低头看着草。茂盛的树丛在围篱入口处堆出一个拱门。皮通定在这个绿色拱门下；他身后是两岔小径，在开着白花的野草间像迷宫走道。他身子前倾，眼睛看着地，腿奇怪地分开，像是站在斜坡或是不平的路上。他的羊毛领带——皮通在冬夏两季打领带——直直地垂下，没有贴着肚子。

他让我想起十三年前见过的一个人，一个森林里的印第安人，在南美圭亚那高地一个新开辟的传教地。传教地在河岸，不是平地上的大江，而是高地上狭窄的河，河岸有巨石和小而光滑的石头，河床里有的石头几乎要裂开。

那是一个周日早晨，印第安人像皮通这样穿戴正式：蓝色哔叽裤和白衬衫。他来教堂参加布道。传教地在一块新开辟的土地上，被砍的树桩痕迹很新鲜，三面仍被森林环绕。布道过后，他返回林中的村落，沿着空地边缘的小道走，就在河的上方，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浅淡的葡萄酒般的颜色，到了黄昏就变黑了。这里的黑夜让人焦虑，日光总让人宽慰。

路上有个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警觉起来；他停下来想一探究竟，那东西不该在路上——也许是一根树枝、一片叶子、一朵花——这点也许暗示了可怕的危险。对印第安人而言，没有什么死亡是自然的。总有杀手在周围，一个恶鬼，一个看上去正常、永远不会被疑心或者看出是杀手的人，而就是他最后杀了所有人。这个穿着蓝裤子和白衬衫的印第安人从教堂回家，半路上站在河的上方，沐浴着晨光静静地站着，想着路上的东西是不是恶鬼来捉他的迹象（顾不上传教士和同伴对他说的话）。那是一条处于巨石间的狭窄小径；印第安人在我走向他的时候没有让路。我从他身边绕过去时他没有看我。

皮通站在围篱外的姿势和出神的状态与那个印第安人很像。但是他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等着我走向他。当我快要撞到他时，他抬头并缓缓地移动左腿，好站直身子。这个动作僵硬刻意，他的腿像是木头做的。但是皮通满脸激动。我从没见他这么骚动。他双眼亮晶晶地盯着前方，鼻翼翕动。他有消息要说。急不可耐。

他说：“我喝香槟了。他把我叫去他的花园，给了我香槟。”

让皮通迷糊的不光是酒。更有这日光，这场合，这奢侈，这晨间的时光，这让人困惑的夏天出乎意料的发展，好戏一出接一出。要是我没撞见他，他大概会回家和妻子分享这个消息。

他又说了句“香槟”，若有所思，两眼神采奕奕。

大约一个月后，我从艾伦那里听到了这件事的另一种说法。夏天差不多过去了。艾伦穿着水手服在庄园闲逛，像房东在头一个夏天给我的诗中的水手，那首诗写在关于湿婆神和克利须那的诗之后。

艾伦说：“他沉浸在古风的状态中。我听说他给皮通喝粉红香槟。”这做法在艾伦看来那么可笑，他笑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接着他说：“上午十点喝粉红香槟。他告诉我皮通彻底不行了。彻底不行了。”

我现在觉得，给沃尔沃斯那桩事添油加醋的并不是艾伦，而是我的房东。他存起了皮通和香槟的故事，就像皮通（无疑还有他的妻子）存起故事那样，等到来了艾伦这样的客人就拿出来当谈资。这些客人了解并敬重他的古风。然而那天上午的冲动，庆祝那一刻的需要是真实的。后来是他自己的浪漫想法作怪；后来是他有意制造故事，以便讲述，以便传播他的传奇。

在长久而病态的隐居中，他的灵魂濒于死亡，现在他复活了，并且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这一点表现在他的画作上，那粗大得不成比例的签名，比他当初给我的湿婆神和克利须那的诗的落款还要大，那个时候他很低迷，压抑着自我。躲过疾病的性情如今只有很小的表现空间，也更微妙，只能对艾伦和皮通这样的人表现——艾伦这样的人很少，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我房东的传奇了。

*

“有富人朋友真是不错？”艾伦说过。不过这只是艾伦自己的幻想；这是他对借宿地的幻想。菲利普斯夫妇看得更明白。他们知道庄园里有多少事要去做，又有多少能做成。

庄园建于帝国权力和财富的顶峰时期，那时风行高大甚至奢华的中产阶级内室。庄园的奢华部分表现在现代化设施——下水道、供暖、照明系统——在建造宅子时就安装好了。不论何种建筑风格，不论在一些地方（比如茅草屋顶，燧石的应用）多么刻意地去营造本地乡村的效果，它们都会有点像汽船。它们是在那种自信下建造的；不仅是财富上的自信，还有投身其中的建筑师和匠人的自信。这种工业或技术上的自信——建造了这宅子的财富的自信——让庄园维护起来很昂贵。某天庄园的锅炉爆炸了，另一回一片屋顶被风掀起。每次事故耗费动辄上千。

管道和排水系统已经老化了。庄园夜间用水时，如果蓄水池需再次注水，我小屋的金属管道便会在周遭的死寂中发出嘶嘶声；白天这声音被其他声响掩盖了。埋在墙中的金属管子因为内部潮湿而生霉，导致墙上出现一条条灰黑色的霉痕，像极了老鼠留在窝里或藏身之处的毛。

七十年的时间，山谷的雨水、滚落的白垩、燧石和泥土多少堵塞了下水道。草坪下暗藏着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下水管，现在不知哪里已经损毁。雨水泛滥的冬季，某天早晨一场暴雨过后，草坪上突然出现一个小洞，仿佛自行慢慢塌落，接着从软化的洞口涌出棕色的急流——乍看以为是什么动物在活动：一只鼹鼠迅速地扒土——涌了半个小时。

不时有代理人来拜访。这提醒我们无法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事情都有实际的一面：收入，账目，收支平衡的需要。

一开始我是从菲利普斯那里听闻有这些来访的。当时菲利普斯夫妇还没那么自信，他们重视这些代理人的来访，会事先作一些准备。他们没有表现得过度热情，但是从庄园庭院里的动静，有时甚至暗示我清理北墙的落叶（绝不可能清理干净：那面墙是两三百码内的山毛榉天然的落叶地），能猜出“代理人”要来访。

然而代理人经常是一个小伙子，阅历浅，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用我们的庄园来练手地产生意。这里的地产代理人以英里或片区为单位经营捕鱼权和上千英亩农田及林地的买卖。几英亩荒废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虽然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我们的地产代理人看来却不具备任何挑战性或练手的价值。来的年轻人经常很快被调去做更重大的项目，或者换了工作，不会再来庄园。因此，不值得与他们结交甚至记住他们的名字。把代理人的来访当成巡察，顺应他们的“要求”，至少菲利普斯夫妇开始这么做，他们修修这里，补补那里的漆。如果说起初我们打扫收拾是为了获得称赞（在不知什么地方也许会被报到上一级），后来我们则寻求破破烂烂的面貌。

继夏日美妙的乘车、赏花和香槟之后，庄园的确开始衰颓。草坪边缘的三棵山毛榉据称很危险，有可能倒在庭院中。一周之内它们便被砍倒，树枝割断绑起，一些堆在外屋，一些被伐木工带走作为一部分报酬。于是在一周内，我失去了一些绿荫——我旅行归来总会感受到的绿色的拥抱，无论我何时走的，走了多久。

只有屋前的紫杉和山毛榉把我和外面的路隔开；山毛榉虽高大，却挡不了多少噪音，但我觉得那三棵树倒下之后，噪音越发响了，尤其是五点之后——于是，来这里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一天的交通。军用飞机的声响也更吵了。

我在这里的小世界是多么脆弱！只有树叶和树枝。只有树叶和树枝为我居住的地方营造了色彩和防护。移除它们——一把锯子一个早上的功夫——公路就出现在那儿，一百码开外，一切都变得无遮无掩。

我以前常推着皮通的割草机在山毛榉下修剪稀疏浅绿的草，一直到草坪尽头，靠近茂盛的紫杉，再到一片没什么草的地方，那儿净是旧树枝、山毛榉果实和终年不见光的尘土。在那里用割草机没什么意义，但又不得不去做，这样工作才完整彻底，割完草后一两天，放眼看这片草坪是种享受。从草坪的一端到另一端，我在疏密不均的草地上制造出一条条的痕迹。

如今，三棵树倒下后，在一片空旷中，草甚至在秋天便从那片覆满树枝和灰尘的地上钻出来。在整个冬天和春天，草坪上一直留有被树干压过的印记，直到这片草真正苏醒。伐木工让山毛榉以一定的角度倾倒，于是在新的空旷中，在庄园庭院边的光线中，虽然树不见了，却仿佛有半年时间都投下幽灵似的阴影。

砍树是个有远见的决定。这年春天风刮得比往年更猛。风太猛了，我站在小屋厨房里看前面（透过一扇矮窗）以及后面（透过厨房门上方的玻璃）的山毛榉树。说来也怪，我待在小屋里从未感到害怕。我还真的看到花园后面两棵粗大的白杨树被风刮断，树连折两次，一次是在树梢，接着是拦腰而断。了解了损害的法则，这于是就有点像在看人或者动物被肢解。树不是我种的，但我看着它们被摧毁。

春夏两季，这三棵彼此间隔十英尺的白杨看上去像一把巨大的扇子，在花园围墙上方摇曳。现在其中两棵像嫩枝一样被折断。它们的残骸倒在湿草甸和菜园围墙之间，就在荆棘般的老玫瑰花圃后面。

单凭皮通和他的手锯是清理不了的。我试着帮他。但哪怕是割一小段树枝，锯子也不时卡在潮湿多汁液的木头中，发热。

皮通会说：“打结了。我们最好停下。”

“打结，皮通先生？”

我喜欢这个词。我之前从没听人说过，但觉得形容眼下的状况很贴切。皮通又发窘了，就像当初我问他沙土里的什么对杜鹃花有益，或者当他告诉我房东喜欢我屋前的牡——丹（和“马驹”[7]押韵）。他学房东做作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发音觉得别扭，又想让人知道他会更常用且正确的发音，同时要尽量不显得不敬或不忠。

倒下的树现在横亘在我去河边散步的路上。白杨树参差不齐的白色树桩——十五到二十英尺高——慢慢老旧；春夏之际甚至长出了新芽。

花园的种植者或者设计者当年种下树苗时大概想着三棵树可能会出现扇子的视觉效果，因而每隔十英尺种一棵，觉得这距离够远的了；之后五年确实如此，不料后来边上的两棵树慢慢地不再竖直生长。于是我看到了扇形效果，看到这三棵树每年长数英尺，也看到种树人没有想到的事：两侧的树折断了。这几棵树超越或者包含于房东的生活中。他一定发现两棵白杨不见了；他一定在后花园见到了残骸。但我没有从菲利普斯夫妇那里听说房东对此说过什么。

自入秋起，庄园就变得乱糟糟的，因而对我们来说，夏初接待察访是合适的。上午十点左右来了两个人，除了如往日那样的小伙子，还有一个年长的人，身材要魁梧些，四五十岁的样子。

我看到菲利普斯先生和这两个人站在草坪上——菲利普斯先生比他们矮，但更健壮，穿着带拉链的防风上衣；小伙子穿着深蓝色外套；年长些的穿着一件磨旧的灰色西装和一件老式衬衫，一条老式的斑点手绢插在胸前的口袋。

他们查看了谷仓，打开了谷仓边的车库或者马车棚，打开那座农舍审视了一番。他们步子缓慢，经过树篱后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那个小伙子朝我走来，另外两个人沿着通向庭院的小径，经过繁茂的紫杉树丛和原来三棵山毛榉树投下树荫的新空出来的空地。

小伙子谈起他刚才看到的后花园，说：“说起来挺残忍，但是最好砍掉所有山毛榉，种上新树。”

说起来很残忍。这会毁掉我居住的地方和环境。但他说话的时候没有那么肯定或关切。他眼里闪烁着快乐。整个上午他陪穿灰色西装的上司巡视期间有点压抑，此刻在小屋里，他（比远处看更年轻）变得轻佻而放松。我觉得他不是做代理人的料。果然很快，他的心就不在生意上了。

他也许是听同事几番说起，才学样这么评价这些树。他看着附近农场乳牛场主的围场，那匹老赛马死掉的地方，说：“你可以在那儿放几头肉牛，把它们养肥。”

几头肉牛——这是他的语言风格吗？不会的；那种自我意识或自我了解就贴在他思想的表面之下，只消谈话就会立马显露出来。他的父亲在一座离此不远的庄园的狩猎场当看守。通过父亲雇主的推荐，他得到公司的试用；他接受了这份工作——这个瘦弱的孩子茫然稚嫩的脸上带着取悦他的父亲和其雇主的微笑。但是他心不在焉：具体在哪儿他也不清楚。他会乐意服兵役，会非常想做军官。但由于身体条件不够——也许是考试没通过——他没能如愿。

他说：“你永远不会和他们一路。”

他们？谁是他口中的“他们”？原来是和他同龄的同事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们都直接回家，既不会一道去酒吧也不会互邀串门。

他以轻佻、焦虑和浅薄的方式，在短短几分钟内暴露了他的个性。当那个穿灰西装的男人和菲利普斯先生来找我的时候，这小伙子几乎词穷了。他不再开口，继续摆出友好而空洞的微笑。

大个子男人在我破旧的扶手椅上坐下，看上去真的累了。他非常高兴地坐下，非常高兴地接过我们给他递上的咖啡。他想表示他其实在打量周围，但我觉得他只是装装样子，他已经看够了。他体态臃肿，曾经坚实灵活的身子骨不复存在。他年近五十岁，呼吸困难，头发稀疏且缺乏光泽。胸前口袋里的斑点手绢是奇怪的华丽点缀。

他没有兴趣知道我的过去或者我现在在做什么。他对菲利普斯先生也失去了兴趣。虽然坐在我的扶手椅中，他本人已经和他的孤寂飘向了远方。什么才能引发这样一个男人的兴致？曾经有什么激起他的好奇心或者让他惊奇？也许现在——他给人这种印象——当充满生机的生活如此快地消失，他多少有点惆怅。也许他为庄园的荒弃所动；也许这景象与他的心情彼此交融和强化。

他说——无疑是从菲利普斯先生那里听说了——“写作的好地方”。

我说：“这里是不错。但我知道维持不了多久。”

他平静地说：“没有人能预见什么。”这话虽然寻常之极，但更像是对他自己说的。

很快，这次巡查结束了（如果这算得上是巡查）。他们三人都离开了，沿着小屋和菜园间的小路走回庄园。灰西装男人步伐沉重谨慎，让我意识到小路起伏不平，铺着碎石或沉重的石灰石；车轮留下的辙印里漂着雨水带来的山毛榉果实和残叶。他们走过几个夏天前皮通花了一个星期清理的秘密花园。菲利普斯先生强壮而稳健，已经有护着左边上气不接下气的大个子的意思；右边是狩猎场看守的儿子，穿着西装，瘦弱轻佻，甚至有点雀跃。

*

大约半个小时后，就快吃午饭了，菲利普斯太太过来找我。她穿着蓝色的棉开襟夹克，鼓鼓囊囊的像是穿着救生衣，让人联想到航空公司有关紧急出口和飞机迫降水中时应对方法的宣传画。她眼睛下的皮肤暗沉，神经质造成的黑眼圈和眼袋使她看上去少了一些皱纹；甚至少了些暗沉。虽然她仍旧带着病态，一副需要被照顾的样子，但她很早就开始康复了。她的头发变得稀疏，开始从前额向后梳，高而白的额头便很显眼，酷似伊丽莎白时期绘画中的女人。于是，她的脸上混合了粗糙和精致的特征。

她站在厨房门口，不进屋。她身后是一条石子路、废弃的玻璃温室和顶部贴着瓷砖的菜园围墙，围墙两侧黑刺李已经长了五年，向阳的一侧枝繁叶茂，高出墙头，另一侧因土壤贫瘠，主要靠光线维持着生长。那些黑刺李的幼苗、花朵和果实都让菲利普斯夫妇担心。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地区（并且菲利普斯先生父亲的出生地离这儿只有几英里），但他们对乡间的认知十分有限。远处有残缺的白杨，折断的树桩清晰可见，荒蛮的湿草甸映衬着我喜爱眺望的南方的广阔天空。得要十几二十年，白杨树才能枝叶扶疏，在这片风景中添上浓重的一笔。

菲利普斯太太说：“我觉得该让你知道。”

这是护士的交流方式，和菲利普斯先生何等相似，也许有些就是跟他学的。这方式有另一面，就菲利普斯先生而言，是权威、力量和暴躁。对于菲利普斯太太而言，这是病人的表现，她眼睛下方薄而暗沉的皮肤变黑发紧，纤弱的血管发青，像是要裂开，它们和前额的一道道细纹一起，诉说着她无尽的痛苦和脆弱。

她说：“我觉得该让你知道。我知道你和他走得近。他们要让皮通先生离开。”这个“先生”是迁就我，因为我这么称呼他。他们夫妇叫他弗雷德。“当然了，”她有点得意地说，“这决定有些日子了。”

这是真的。虽然我从来不愿面对现实或者去追根究底，心里却存着一丝希望，相信奇迹会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和艾伦没什么差别——相信房东的财富，相信帮他打理家产的人有能力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但是我知道皮通和他的房子在花钱，菲利普斯夫妇要花钱，庄园本身的维持就非常昂贵，而且这地产显然更多是自然资源而非商业用地，收入有限。

七十年代中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残酷地削减了我房东的收入。况且庄园又需要投入很多心思。它不是一个能随便放手的地方。庄园不像我的小屋；它的规模过大，根本用不了，它夸大了人的需求。要驾驭它，得接受专门的训练，否则，就会像格洛斯特郡切德沃斯的古罗马别墅那样，日渐消亡。人们很容易放弃它。

庄园的锅炉爆炸时，某堵墙边不知是陶瓷、混凝土还是石棉砌的高大烟囱碎成了千百个大大小小的碎片，散落在庭院里。我听菲利普斯或者麦克·埃伦——这个管中央供暖的小伙子开了辆货车，在院子里待了好几天——说庄园每年在供暖上要花费四五千英镑。也许夸大其词了，像麦克·埃伦这样的人大概凭着技艺第一次进入富有的宅子，喜欢夸张本郡或者乡绅客户的重要性。话虽这么说，五千英镑的供暖费用显示了物价乃至我们的世界变得多么不稳定。

一八五七年，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写到小商贩要百分之六的利息是敲诈，是吸血。如今这已是常态。一九五五年，当年轻的我初到伦敦，试图写作，只想一年赚个五百英镑；并且比三十年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更节省，连房租都算在这五百英镑里。一九六二年，我和一位幽默作家及一位漫画家在伦敦一家俱乐部吃午饭，他们问我一年开销多少，我说两千英镑：我从合租一个房间换到租一套公寓。这个数字让这两个比我年长的人大为惊骇，觉得太少了。的确，仅仅三年后我按揭买了房子，就觉得一年五千才够花。现在五千说的却是供暖费用。谁经得起这样的开销；况且我的房东在一九四九或五〇年，也就是在我初到伦敦几年前，便开始与世隔绝。

我在找皮通。说来也奇，下午一点他通常会出现在草坪尽头的白门那儿。虽然他动作持重，但这点偶尔让他看上去像在和自己玩。

上午收工前四五分钟的样子，他会出现在我小屋前的草坪上。他会去棚屋里做点事：放好工具，换回正式的衣服（如果有需要），为了沿着公用路走回家的那一小段距离；锁好棚屋，然后根据手表的时间调整好步伐，开始向大门口走。有时他会从菜园的草坪进去，穿过花园围墙上的一扇旧木门（非常精致，却被它自己的重量压得变了形）。夏日里，他有时从果园穿过茂密的绿篱，从灌木丛中像只猫一样干净地走出来。

今早他从绿篱中走出来。他上周才在这里的杂草丛中修出夏日的第一条小路，一道从这儿过去，一道从那儿过来。他没有穿雨衣雨靴，没有穿外套，而是比较正式的打扮，上身穿一件乡村风格的衬衫，系羊毛领带。他没必要换衣服。他在花棚里的活用不了多少时间。他走向大门时步子缓慢，双臂晃动。这不是他早晨九点推开大门的步态，不是他工作时的步态，而是一天收工后的不紧不慢，因为那是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从他现在的步伐中看不出一天常规劳作的结束；在午饭前的例行程序中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看不出他是菲利普斯太太半小时前告诉我的新闻的当事人。

两点，他回来了。他打开那扇隔开了紫杉小径和开放的庄园草坪的门，出门后把门锁上了。他的步子虽然不紧不慢，但看上去是一副又要开始工作的样子。

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误会，菲利普斯太太要么听错了，要么错把一个念头当成了决定，也许这事就只是提了提。皮通那么平静，我觉得他应该比菲利普斯太太更了解情况。

我去丘陵上散步，途经杰克的农舍到达山冈，巨石阵尽收眼底。一个半小时后我回到庄园，听到菲利普斯先生大喊“弗雷德！”。他冲着后花园里的皮通喊。没有回应。这很正常。五点，皮通做收工的例行工作：锁上花棚，慢慢走向前门，一天的劳作结束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九点，他没有出现在大门口。直到十点都没出现。快到十一点时，我看到了他。他急迫地敲我的厨房门，这是我唯一用的门，正对着废弃的玻璃温室。厚重的木框玻璃罩靠着花园高墙摞成一堆，荨麻在玻璃前前后后长得繁盛，墙那边远些的地方，靠近河边柳树林，是那棵高大的白杨和其他两棵长出嫩芽的残株。

当我在他家称赞他的音响设备时，他表现出荒谬的骄傲；他假装在赚外快时的虚荣；在那个喝粉红香槟的早晨，他笨拙地弯腰站在茂密的绿篱前，等着我走向他，当时他的冲动、瞪大的双眼和翕动的鼻翼——这一切，这荒谬、虚荣和冲动都摆在他脸上。但这会儿他脸上不是香槟带来的惊喜，而是困惑与怒不可遏，一种让他措手不及、把他逼疯的愤怒。

他说：“你听说了？你听说了？”

他没有系领带。衬衫仍是昨天那件。周日他很少不打领带，只有在夏天午饭前，冰激凌车响着铃经过，我们都过去买冰激凌时他才会那样。

他需要有个人来见证并分担他的盛怒，他无法独自承受。但是他没有语言天分，一向没有。所有的情绪都涌到他脸上——像那次喝了香槟，不过这次是扭曲的、强烈得多的情绪——也表现在他唐突的动作上。

我开了房门让他进来。但他好像意识到没有什么可说的，就立在门口。突然他转身疾步离去——好似突然想起要做什么——走向我的小屋和紫杉篱间的小路，小路一边是“护林人木屋”，一边是靠着花园墙的半边棚舍，那儿是我储藏煤、木材等东西的地方。这半边棚舍往后一点是菜园围墙上的大门。我曾经在那个被忽略的角落用割草机割草，因而十分了解那块土地：填了锯末，杂草丛生。

这是皮通的门。每晚都要用链子锁好，钥匙在皮通手上。大门和庄园一样老，有个厚重的木框，坚实的木板在下半部，垂直的铁条在上半部。因为自身的厚重，它有点歪了，皮通每次开门都要稍微提起它。他一天要握着铁条那部分提起四五次甚至六次，它们比其他生锈、粗糙、干燥的铁条更光滑、颜色更深。

皮通快速走到这扇门处。这是他的门，通向他的领地。他急急穿过草地，走到“农舍”那边的花棚。在褪色的绿门边有一株藤蔓老玫瑰，皮通每年都修剪；它一年只开几朵粉色的花，但是都很大，像卷心菜一样。皮通随身带着花棚的钥匙。钥匙拿链子拴着挂在他腰带的环上。他推开绿门。棚子里黑漆漆的。他忘了拿花园门的钥匙。他让花棚的门开着，穿过草坪——那一片仍留有三棵倒下的山毛榉的影子，鬼影一般——来到开阔的庭院。

花棚门大敞，这不像是皮通的作风。一会儿后他又走过我的小屋，到了花园围墙上厚重的门边。他又忘了自己没有挂锁的钥匙；他本是去花棚里拿钥匙的，但心不在焉。

他晕头转向，在这来来回回中他的心绪尽现。他会不由得按以前的习惯打理花园，干他那天早上计划干的活，马上又意识到他失去了什么。他活像一只被毁掉窝的蚂蚁，团团转。后来他关上花棚的门走了，但不是从白门走的。

午饭时菲利普斯太太来找我。她一副医院里教训人的神气，像对一个病人数落另一个病人的不是，说：“你的皮通先生今早变了个人。他过来把全世界骂了个遍，想着法子埋怨我们，好像这事和我们有关似的。他很清楚要发生什么。昨天就都知道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装作不知道。这就是伪装，你知道的。他一个字都不提，早上不说，午饭不说，和我们吃晚饭时也不说。真是他典型的做法。”

她的意思好像是说昨天皮通拒绝接受那个消息的做法——当她等着看他反应的时候——是恶劣的，是罪有应得。好像皮通的这种恶劣让一切得以解释，让我们释怀，无须为他感到担心，也无须内疚。

皮通头一天的沉默很奇怪。他是没明白，还是没把那些话当真？是他干脆没听，还是穿着灰色西装的人说话太委婉？是这消息让皮通无所适从，还是这是他希冀奇迹的方式？我记得杰克病倒后花园变得荒芜，夏天烟囱冒着烟，杰克在卧室取暖，试图融化肺里冰块一般的东西。我记得杰克的妻子如何否认花园有什么异样，她的态度甚至暗示我失礼了。

*

于是，我习以为常的庄园的部分日常，我崭新、舒适的部分生活，我私下里记录时光的书，突然间说断就断。

我再也没见到皮通在九点打开草坪尽头的大白门，下午一点走回那里，五点用慢步子宣告完成一天的劳作。他在花棚里留下自己的物品了吗？雨靴、雨衣或外套？他后来回来拿这些东西了吗？还是把它们和花棚钥匙一起丢弃了？那把拴着链子挂在腰带上再揣进裤子右口袋不离身的钥匙。那把得交给菲利普斯先生的钥匙。

此后，花棚褪了色的绿门（皮通每年修剪的粗壮的玫瑰如今几乎长成了小树）很长一段时间都敞着。皮通的棚屋暴露着，这块领地不再属于他（棚屋、钥匙、工具、厚重倾斜的通向菜园的门都不再属于他）。皮通曾认真关上的花棚门开着，我能从窗口看到，这让人心烦意乱。我真想关上它，就和想摆正墙上挂歪的镜子或画一样。敞开的门和其他的变化，就好像相关人不体面地死去，一切属于他的都不再受尊敬。

山那边的杰克病倒后，他的花园和果园疯长，在山毛榉下农场金属垃圾堆和开始耕种的丘陵间开辟的菜园开始结籽。皮通的菜园没有结籽。它整个夏天被精心侍弄，成熟了就收进屋。现在，很多陌生人来庄园做零活，那些皮通做起来不紧不慢的活。他用一早晨、一下午、一周、一年来完成的工作，每结束一个阶段都用他自己的仪式来标记。曾属于他的工作变得零散，仿佛是对这个人的进一步侮蔑，侮蔑现在与他相关的事，侮蔑他以前做过的事，侮蔑他所有小心翼翼的仪式。

庄园里的陌生人有些是零工，按小时或天付费，是菲利普斯先生从不知哪里请来的。有的是朋友。有个人很快不再是陌生人，他是菲利普斯先生鳏居的父亲。

他比儿子个头小，纤弱些。从体形上来说，他属于另一代人，另一个世界。能从他身上看到老照片上的农夫的体格。自从他的妻子，菲利普斯先生的母亲去世后，这老头就孤家寡人了。庄园大门对他敞开（以前他只偶尔在周六下午拜访），还能做点轻松的活，对老人来说是福气。

他留恋过去，喜欢谈论过去。他喜爱社交，不会选择孤独。孤独就像年老，他需要学着忍受。他出生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一辈子生活在那片区域。他第一次见到我是在我厨房门外，告诉我他第一份工作是运货——帮住在埃姆斯伯里和索尔兹伯里间约八英里范围内的人运东西和包裹。老人说起这第一份工作滔滔不绝，好像它有说不尽的丰富和价值。

他衣着整齐，穿着外套打着领带，和皮通一样。在这一点上他和儿子不一样，菲利普斯先生更喜欢随意的着装。老人喜欢穿颜色浅淡的衣服，这和他儿子又不同。似乎是环绕他一生的丘陵上的白垩影响了他对色彩的品位，他能在寡淡之中看到色彩。老人现在来庄园多半是为了在土地间散步；他穿成这样走在庄园的树丛中，仿佛是在城里的街区间漫步——这样像极了皮通，也是我对皮通的第一印象。有时候，老人身着西装或运动外套，打着领带，拄手杖。这种手杖我从来没见过：与肩齐高，顶部放大拇指的地方有分叉。当年的货运工如今因儿子工作之便，拄着老式拐杖在一栋大宅子的土地上自由漫步，这宅子建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这位老人联想到了这些吗？

夏天的工作结束。倒下的白杨——遍地是纠缠在一起的断枝，野草从中冒出来，又高又绿，成了另一片植物区——倒下的白杨树被锯成木条，在后院堆着。木条堆边草长得很高，树干粗壮得无法锯开，当时倒在哪里现在就还在哪里，不过迅速老化，俨然一堆残骸，这意味着荒芜的湿草甸向草坪腹地推进。那片草坪经过了修剪，但白杨树倒落的地方没再复原，取而代之的是杂草和沼泽。我小屋前的草地也修剪了，菜园同样打理过了。

在我小屋中看不到这个菜园，它被一面墙遮住了。半边棚舍之后便是那扇厚重的带铁链锁的门。门歪了，但皮通摸索出了关上它的技巧，他的后继者却一无所知，以蛮力开关它，终于使它只能永远大敞：皮通的花园和他秘密劳动的场所随之暴露在外。

我走进去瞧，吃了一惊，墙的这一边是迥然不同的空间，是如此开阔、温暖，阳光照下来，墙边的果树树龄不小。而墙的那一边，我那一边却总是潮湿的、笼罩在阴影中，只有夏日里的野草在贫瘠的土壤中生长。从我小屋看到的是这堵墙的北面。墙内一派地中海风光：宏伟庭院中一个别出心裁的带围墙的园子，有小径、苗圃、菜地和正经果园。皮通只能维持园子一小片的运转，但他遵循它的形式、设计和尊严。如今，在他菜园的欣欣向荣之后，他的后继者们只拾掇出了一小块地。

庄园生活的一个轮回已经结束。也许有一天会开始新的轮回。但是短时间内或者几年之内，这需要很多双手来劳作，宏伟的带围墙的园子回到了朴素的规模，成了一个小菜圃。

草坪尽头宽大的白门——曾经是皮通的门——安全起见锁上了。自打河边的土地没设置什么保护措施，几乎对外敞开，这里吸引来了一群群流浪汉，一股无所事事的新潮流席卷了英国西南部的空地，为了安全，一大堆迅速变干发棕的枯枝堵在了这门口。

我对庄园面貌的解读已经由让人悲伤不已的衰败转而变为世事变迁。虽然非我所愿，现在庄园的联系改变了。我在很多地方看到皮通的手——在“庇护所”，在他（和我一起花几个下午）收集的用来做肥料（现在不需要了）的巨大落叶堆里；在敞开的花棚门边，在园子再也关不上的厚重的门上。然而我也知道，初到庄园时让我快乐的事情其实可能让前人伤心；正如现在让我难过的却是让老菲利普斯先生高兴的事，他穿着西装拄着拐棍，欢快地在荒芜的庭院和小菜圃间散步。

我对皮通的回忆，他留下的那些劳作的印记，就像对一个死去的人的回忆，他再也不会对这些工作做任何改动了。然而他还和我们在一起，仍住在布雷隔壁那栋农舍中。正是因为那座小屋——他因工作被分配住在那里——他被迫离开。这座小屋升值了，因为它结实、大小合宜、年代够久远也够美观。它价值几千乃至上万英镑，比布雷的父亲当初买下的价格涨了百倍。而且庄园需要这笔钱。

但是，皮通不相信这个说法。一个周六早晨，我在索尔兹伯里遇见了他。他一副彻头彻尾的乡绅打扮：西装、衬衫、皮鞋和帽子，这一套考究的行头应该花了不少钱。皮通的索尔兹伯里帽！那么时髦，那么优雅，他跟人打招呼时脱帽的样子那么绅士！如今这种效仿已不新鲜，已是惯常，也许在皮通脑海里它和风度已经没有关系了。

抬起帽子后露出的脸和这动作不相称：脸上还是先前急迫而愤怒地敲我门时的那副表情。我们是在某条购物街上偶然碰面的，离皮通买衣服的那家店不远，橱窗还能看到皮通的同款衣服。我们的这次见面仿佛唤醒了他所有扭曲的情绪，他无从排解的情绪。

他说他被告知，庄园要卖掉他的房子。但他不信。谁想买布雷隔壁的房子？这是一座农舍，是安置打工者比方说园丁的，没人来打理它。当年那个圣诞节我去他家，他暗示自己还有外快，这会儿他的言下之意是，这栋住了二十五年的房子要是换作另一种房子，他会区别对待，好好打理。似乎又在暗示我真正的房子在别处。然而他不想离开这座房子，虽然庄园这儿的工作已经停了好几个月，但他没正经另找工作。这让人觉得，他感到要是不另找工作，他也许就不需要另找工作了。

他困惑无助，迷失了方向。他好像证实了菲利普斯太太的说法。她一直在找皮通被解雇的原因，好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她一口咬定，说是因为近一年来皮通行事古怪，最终被落寞的工作打败——装模作样地工作，其实游手好闲——他在野外“崩溃”了。

菲利普斯太太说，她之前那份工作让她见识了很多崩溃的人；这类人你不光会在报纸上看到。我起初觉得菲利普斯太太这是牵强附会了。但是后来，我在山谷里的公交车站或索尔兹伯里见到皮通，讨论起他坚持说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想菲利普斯太太有可能指的是他复杂的性格：激情、奴性、做作、傲气和独立。

他告诉我他以后不想当园丁了。他只能在庄园做这工作，去别的地方就太没尊严了。他也不想去镇上工作。他的乡绅风度，或者说乡村劳工的自由精神，使他害怕默默无闻，害怕和某些工人一样毫无价值。

我会在山谷的公交车站碰见皮通，然后边聊天边等公交车，不过上了车之后就不聊天了，也不坐在一起。到了索尔兹伯里还会碰面；有时候我从丘陵散步回来，会在村子里的路上碰见他。我们的谈话内容循环往复：他会把他对未来的设想告诉我，我会鼓励他，他会拒绝我的鼓励，回到大家对他的“仇视”上来。

当我换位思考，并且审视我自己和我的恐惧，我明白了皮通的难处在于他已经无意工作了。事实上，长久以来住在庄园里享受自由，立一套程序，为自己营造与季节、岁月和时光相契合的平静的生活氛围，如今他害怕的不是工作而是雇佣关系——也许还不是雇佣关系，他更怕的是雇主。

结果，他悄悄地、不情愿地接受了一份工作。他给一家洗衣店开货车。我是在看见他开车的时候才知情的。他的乡绅行头又多了一样：洗衣店的皮钱袋，斜挎着活像子弹带。最终他离开了农舍，搬到了镇上位于老伦敦路的一间廉租公寓里。

他在农舍里待的最后那段时间不会开心，因为那毕竟是庄园的资产，他有压力。新的住处不错，我想他会过得开心。但他那强烈而扭曲的情绪却难改，他终究要抱怨。公寓简陋破烂。如何简陋？没有装修。他们指望他自己装修；他们就这样对待他。

你很难理解皮通是个顺服的人，一名顺从的士兵的父亲，他的行为证实了这一点。同样，你也想不明白一个情绪如此强烈的人，本性中何以根植有奴性和依赖性。

*

布雷说：“我们的朋友算是搬走了。”

当时我坐在副驾驶座，他的话是从近我这边的嘴角冒出来的。

布雷说：“一个傲慢的人。”

鸭舌帽下布雷的两只眼睛眯缝着紧盯马路，同时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接着，他说起庄园的家族，好像他们都还在那儿，好像他父亲当年生活其中的那个庄园依然存在。布雷说：“滑稽的一家。”话里有敬意，也有骄傲。

他伸手拿仪表盘下面的格子里的一本书，然后递给我，神情是专注于车况的漠然，动作则是不习惯摆弄书的笨拙。他神秘地说：“你回家看看这本书。”好像这本书，这件神秘的物品自会解释；好像这本书令他无须多言。

这本书是我房东写的。写于五十年前的一九二〇年。这是用诗文写的一部小说，配有很多插图。纸质很好，昂贵的布面装帧。虽然封面上印着当时一个知名出版商的名字，但如此无足轻重的作品却用这么奢华的制作，一定是作者自费的。

故事很简单。一名年轻女子厌倦了英国的社交场——关于二十年代的服装，有很多可供参考的素材。她决定去非洲做传教士。道别了众人，留下了以不同方式思念她的恋人。登上轮船，漂洋过海来到非洲海岸，来到丛林中的河流。她被非洲原住民捉住了。她幻想着被非洲酋长强暴，还想着多女侍奉一男以及黑人太监。事实上，她被煮着吃掉了。她所留下的，她的一个伦敦恋人找到的，不过是像稻草人一样挂在木十字架上的几件二十年代的衣服。

这是一个十八岁少年对这个世界笑话般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由庄园灌输给他的，看上去似乎老道。也许后来他获得的知识也没有超出这个笑话：在英国和欧洲以外，是幻想的非洲，幻想的秘鲁、印度或马来西亚。也许，他的激情也从未超出这本书中比尔兹利风格的插画引发的快感。布雷保留的这本书最值得人称道的就属其中的插画了。

这些画和去年夏天房东交由菲利普斯太太送给我的礼物风格一致。那时候他还会出门购物、喝香槟。他年轻时就确定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并赢来了赞许，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己的价值以及鉴赏力何在。也许他在一种所谓的完美状态中停滞不前。但那种完美中缺失了不安、销蚀了创意，从他的后窗望出去，是一个完整、无人触碰、无忧无虑的世界；但那完美成了病态、倦怠和灵魂的死亡。

这病态像一场长眠。然后他奇迹般苏醒，发现他的世界仍在他身边。他知道早年的开阔景象已去。但是他准备好，正如他一向准备好的那样，随遇而安——这是我把自己投射到他身上后所理解的他。

他喜欢常春藤。花园里的树倒下时他也没有抱怨。他欣赏常春藤多年，如今他必须用其他事物满足自己。他对人也是如此，该怎样就怎样了。他看着那棵不下五十年的白杨树倒下时，没有说什么，如今，我仍是听菲利普斯夫妇说，房东自打知道没有园丁了，就再也没有提起皮通。去年夏天他还拿皮通取乐，制造故事调侃他，说给身边的人比如艾伦听。（就像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天天和祖母玩，但祖母离世后，他也许就再也想不起祖母了。）

我有时会看到皮通开着洗衣店的货车。很难意识到他的工作风格和他站在白门口的日常，曾是我在山谷的新生活、我的慰藉的一部分。

周六我们会偶尔在索尔兹伯里碰面。有一次他从背后喊我。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样做还是让人诧异的。但是，我见证过他的光辉岁月。我在庄园宏伟的花园里帮过他，帮他割草、收集山毛榉叶。我称呼他皮通先生。

他变得寒酸相。他身上乡绅衣着和其他衣服混搭着，但他的风格变了。洗衣店负责人知道皮通，温和并理解地说他“脾气有点怪”。

但后来皮通变了。洗衣店负责人性格宽容，满足于他的工作节奏和每年两周的假期，就像皮通享受消逝的时光那样，那个人也明了皮通的改变，说起皮通日渐像样的行为和收敛的脾气，“你会习惯的”。

不止这样。皮通在他人生最后一个活跃的十年，挥别了他的过去。他在工作中、在住的廉租房里认识了更多人。他在他害怕默默无闻的社会中找到一点力量。他隔了一段距离看到自己以前的生活，那正是他曾经努力与自己真实的一面保持的距离：他的衣着、对妻子容貌的引以为傲、他装作还有其他收入的穷酸。现在没必要这样了。渐渐地，他不再从洗衣店的货车里和我打招呼。有一天在索尔兹伯里那条购物街上，他见到我时一脸惊恐，但结果是，这个改头换面的人没有“看见”我。

[1]约翰·拉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哲学家。著有《现代画家》，是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表人物。

[2]牡丹“peony”一般读作两个音节且重音在第一个元音音节eo上，此处皮通指房东把词拆分成三个音节，读作pe-'ony，重音落在o上。

[3]P.G.沃德豪斯（1881－1975），英国小说家。

[4]小说《化身博士》中邪恶的化身。亨利·杰克博士是位体面温雅的绅士，因为内心深处恶与善双重人格的斗争而痛苦。他尝试配制药水来压抑自己心中的恶，出乎意料的是服下药水之后他竟然变成了自己体内邪恶的化身。

[5]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散文作家、记者、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

[6]奥布里·比尔兹利（1872－1898），英国著名插画家。

[7]“牡丹”原文为peony，“马驹”原文为pony。

乌鸦

艾伦说：“皮通是走了。我童年时代的重要人物。”

这是作家艾伦，一个有童年的人，敏感的人。我理解作家的这种想法，因为我初到英国时便是如此。放在那时我会羡慕艾伦所拥有的写作素材：我的房东、庄园、生活环境以及对此的深刻了解，还有那些我偶尔会碰上他的伦敦聚会。但是艾伦对作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写作素材方面的困扰却一如我当年。

一开始他常暗示自己在写一本书，暗示人们见到的他，他在庄园或者伦敦聚会上的表现，都只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者甚至是种伪装。他真实的个性会在他写的书中得以展现。他的电台评论和讨论，他发表的一些短文也都暗示，他在别处奔忙，他投身于更大的冒险。

但艾伦没有写出任何书。没有小说或者自传体小说（真实讲述，展示华服和小丑般举止背后的真相）；没有当代文学评论（他有时会说起）；没有伊舍伍德[1]那样的关于战后德国的书（他一度谈到）。最终，他不再向我暗示他在写作。但他的言行举止仍是作家的派头。

艾伦的作家性情也颇有几分真实，不比我一九五〇年设想自己是作家时的性情更具欺骗性。在那段日子里，我在写作中对自己隐藏经历，对经历隐藏自己，某种程度上歪曲事实，同时向任何读出言外之意的人袒露心声。所以艾伦表现出的所有文学方面的性情，他提及的他在写的书，他难以面对而将之隐藏的事，这些我都深有体会。

据他说，那本伊舍伍德风格的书暗示他情感生活的失意与痛苦。他和一个年轻的德国男人有感情纠葛，为此他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最初他对我含糊其词，好像是要试探我对他（半像个小丑）坦白一段感情的反应，试探我对同性恋的态度。也许是我的反应不符合他的预期，也许他改变了主意，又或者当他和我这个异乡人谈起这段不幸的恋情时他对恋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总之他不及细说便放弃了这个话题，之后再提起德国，无非是谈政治或文化。

而他的自传体小说讲述的则是他的童年和感性的发展过程。这本书简直是此类书的纲要。他的愿望（我再清楚不过）是告诉世界：“我也见到了这些事情，体验过这些情绪。”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情，经历过大家在同类书上描述的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他的童年、成长或者家庭生活对他深深的伤害，致使他过着孤独、动荡、有缺陷的生活。

他的文学态度近似他的生活经验，一种伴随“坦率”而来的自我关注（坦率地谈论一些受认可的话题——同性恋、自慰和在社会上往上爬），这也许向他自己隐瞒了他本身不完整的原因。在伦敦的聚会上，他过分紧张，着装惊人又自嘲，对人谄媚，他这副样子让我恍惚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我也隐隐体会到艾伦在那些欢乐的时光之后回到他孤寂的房间，会自我厌恶、愤怒和自卑。我也能理解庄园的孤独、在破败的花园里的散步对他来说（除了文学需要上的投合）何以也是一种治疗。拥有“富有的朋友”（因为据西里尔·康诺利[2]的说法，作家应该结交富有的朋友）是种治愈。他对我说“我给菲利普斯打电话，让他来车站接我”（因为这是老派的、“大洪水之前”的风格）这样的话时内心愉悦（而不说“菲利普斯先生”或者“斯坦利”或者“斯坦”）。

宅子本身也是一大原因。它有一帮服务人员，还多少像座大宅那样运转。它有一个房间和改过管道的浴室。从后窗看出去（这只是我的猜测）是赏心悦目的花园、河流、河两岸的草地、辽阔的旷野：一派自然风光，视野中没有其他房子或者人，令人平静。对艾伦而言，这应该是一座不让人紧张的宅子，不需要他去迎合什么，伪装什么。

还有我的房东。对我来说，和他同处一室会有压迫感，会不由得去注意他的怪癖和做作；于是魅力顿时削减。但他对艾伦而言有文学“素材”的价值，因为他来自一个先前的时代，此外他几乎是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房东刚康复，而他告别的那个世界正是艾伦现在投身其中寻求刺激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我的房东是“过来人”，然而他们的会面不多，时间也不久。我听菲利普斯先生说过，房东没有多少耐心听人说话、和人打交道，他的情绪会突然变得烦躁，甚至当即赶走老朋友。我听说（据说也是菲利普斯先生所言），艾伦在庄园常一个人吃饭。我脑海中出现的画面不是一个托盘被送到艾伦的房间，而是天花板上昏暗的灯泡照着一块类似桌布的旧布，房间散发着旧雪松的霉味和木头防腐剂的味道。

所以我见到的孤独是真的孤独。我住在这里很久却不认识房东，如果艾伦觉得这怪异，那我会觉得他愿意拜访房东很奇怪，直到我了解了这地方带给他的慰藉。他给出的理由是：待在对他的童年意义重大的地方，为了他正创作或者构思的小说，也为了亲见房东（好写另一本书）而学习他的语言和举止，一个优雅时代的举止，大洪水之前的时代（不是终结于一九一四年的那个时代，根据艾伦的说法，是终结于一九四〇年的那个时代），房东这样的宅子，不仅在社会地位，而且在文学和艺术上都声名显赫。

艾伦旁敲侧击地说，他虽然看似闲散，在果园和花园里闲逛，会随时拜访我，但他造访庄园实则是工作，是他获取大量“笔记”的方式。有时他会透露“笔记”内容。有一次房东说：“你吃不吃面包？我让菲利普斯用加热碟给你拿一点来？”艾伦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就和笑皮通喝粉色香槟一样。“加热碟！”他说，“你还听谁说过加热碟吗？”

于是我觉得，艾伦作为作家（像二十五年前寄宿在伯爵府的我）清楚自己要什么；甚至房东，其个人世界已与往日不可相提并论的人，在昏暗的病痛中依旧明了旁人对他的期待。

但还有艾伦的孤独，他的孤独在庄园显而易见，他疙疙瘩瘩的脸上不经意间明明白白浮现愁容。孤独足够真实，一如他童年的痛苦，一如房东的病及其造成的庄园的日渐败落。当艾伦在花园和庭院散步，那孤独像是在证明他曾遭受的心理创伤；他的内心有一种永远无法触及的伤痛，无法与人分担。他所受教育的性质，他对待自我经验的过于文学的态度，他对本世纪某些作家和艺术家的仰慕，以及他想重复他们的所作所为的愿望，这一切使他盲目。庄园的孤独是一种安慰，踏出庄园，他会面对威胁和他自己的缺陷。

他通过奉承仰慕的人、钦佩充满力量的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像一个孩子分糖果给同伴示好。艾伦告诉很多人，他记录他们的生活片段是为当代文学巨著搜集素材。他关注很多人，记录他们的对话，保留他们的信件，他要写很多人。而且一旦艾伦告诉你他在记录你的言行，你就很难忽略他。你自会开始伪装（连房东都是如此），万一这个聪明友善的人真的在记录你的言行呢。

他又会靠鄙夷那些与自己同类的作家获得平衡。那是些模仿者，重复别人的做法以期告诉大家他们也能做。他看透了这些作家的缺点，说起他们来毫不留情。有一个这样的作家，他比艾伦个头高一些，但也喜欢穿得很浮夸，我在伦敦碰见他，他说：“这只恶毒的小虫子在克拉丽莎家洋洋得意地穿过房间，对我说，‘亲爱的，这个周六你一定要留下来听《批判者》。我彻底打败了你。’哈哈。”

但是会让艾伦如此公开表示敌意的人并不多。他不喜欢的公共对象主要是某些类型的建筑、绘画、花园和花卉。这一点上连我的房东都没能幸免。房东喜欢剑兰，皮通就在花园里种了一些。艾伦厌恶它们的华而不实。他闭着眼睛，浑身抖了起来，“它们该这么高”，弓身把手掌比到小腿处。他说到类似东西的时候会厌恶地颤抖起来，仿佛他美学反应中的暴力可以补偿别人强加给他的各种忸怩，所有要记录下来和准备使用这些“笔记”的说法（他会说“这些都会写进日记”或者“这是给日记的”“日记会及时记下来的”），是他送给世界以求和平相处的糖果。这种美学暴力其实很真实，反映了一种真切的感受，一种对精神世界的真正担忧。这给他的电台谈话和讨论提供了工具，暗示它们只是完整生活的片段，也暗示了说话者了不起的性情。

有时候我们几个月都不会碰面，他也许是没来，或者来的时候我不在。有一天，他破天荒从伦敦给我打来电话，我才意识到当时大概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背景有音乐的声音。音乐很响，于是我问他人在哪里。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他说：“你说起话来像我的邻居。当然我是把音乐开得震耳欲聋。”接着他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似乎还是那个艾伦，但其实不然。他醉了，他一说话我就明显感觉到了。酒精和音乐，是孤独的支撑物。不过我看到了新鲜的东西：不是孤独，而是滥饮。我从没想到艾伦是酗酒的人。但即使醉酒也没有改变艾伦的性格，或者让他展示出另一面。醉酒没有解放他，而是夸大了他迎合公众的性格，让他显得滑稽。他几乎控制不住嘴，满口奉承，和我谈我的工作。

并且他不求回报。因为你不知道以什么回报奉承你的人。希望与世界和平相处的人却超出了世界可以理解的范畴，乃至超越了艾伦本人能理解的范畴。无所谓要还以多少奉承，无所谓要投以多少爱，而是你根本看不到他真实的一面。

几个月后，他再次出现在庄园，已判若两人。曾经那双狡黠的眼睛变得死气沉沉，眼神中潜伏着深深的悲哀。疙疙瘩瘩的小脸变得苍白松弛，像个老妇。又似乎这转变展示了他性格不坚定的一面，而这也许是折磨艾伦的不确定之一。

我特别注意到他面颊上的皮肤。惨白，薄，每当艾伦说话或者紧紧闭上嘴，这块的皮肤仿佛在肌肉上摆动（仿佛皮肤和肌肉间有空隙）。这么薄的皮肤让我想起玫瑰外层花瓣的质感，以及车道上小屋形状的草堆外覆盖着的褪色的黑塑料薄膜。塑料膜经受风吹雨打，失去了光泽，也变得薄脆，还出现了小小的气泡和鼓起的包。

这个人变了。他在我小屋中，坐在高背椅上身子向后靠，软垫靠背在他上方，他双膝并拢，显得很拘谨。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大家都认识的这个人仿佛受到了他身上不为人知的人格的袭击。他被内在人格拖倒，如今这人格像警惕的守护神一样坐在他肩上，是现在艾伦唯一可以真正进行对话的对象。甚于旧的人格，只剩让软垫椅背相形见绌的衣服。这身衣服同以往一样精心挑选，但是里面的人如此安静、克制，行为举止如此缓慢、谨慎，以至于这扮相丝毫未显露旧日的人格。

我后来听菲利普斯夫妇说醉酒的艾伦也打电话到庄园来了。大概就是给我打电话那阵子，也许更早些。起初三四次接了。但是后来，也许是艾伦太不知好歹，开始不分时间地打电话，也许没说什么中听的话，房东吓到了。艾伦的搅扰让房东又要犯病，踏进自己倦怠的地狱。害怕那种病态其实是复发的开始。过了一段时间，房东果然旧疾复发。

没人接艾伦的电话，菲利普斯先生命令艾伦不要再打来，也禁止他来庄园。菲利普斯先生对雇主、对病人加以保护的使命感觉醒。除非他确信艾伦不再酗酒，否则艾伦将永生不得进入庄园。

但这个久违的人受到了摧残。老妇般的脸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的脸。虽然他拒绝了我奉上的一杯酒（我的无意之举，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近况），但坚持我该喝一杯，他谦谦有礼，反客为主。他过于明显的痊愈和其他凶险的疾病一样，只是暂时的缓解，让他再看一看他将离开的世界，让他道别。这也许是残酷的，也许有一种和解的精神。

他道了别，再也没有回来。有一两次我在广播里听到他，他的语调一如既往地轻快。要是他能活在那里，活在那种声调中，活在气氛类似电台直播室的这种人为的社会环境中，而不是不得不回到家里形影相吊，那该多好。几天后我听说，他晚上喝得烂醉后吞药死了。这是戏剧性的死亡。那晚的剧本不会离艾伦的想法太远。其实这个结果并非必然。那晚，只要有人给他打电话，或者他给别人打电话，他身着华服去了聚会，言语机智、奉承有道，也许便帮他度过了戏剧化的自杀时刻。但是他的孤独又会把他拖回去。

没人通知房东。菲利普斯先生觉得还是不让他知道为好。但房东还是知道了。对他而言，这是他缩小的世界里少去的一个人，又一个他不再提起的人。

当然，艾伦的书和“笔记”里什么都没有。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加之艺术家的眼和手，他奉承了很多人。是这奉承带来了对他一个多星期的奇特的纪念仪式。艾伦死后，很多人写文章缅怀他，都是以艾伦生前对他们的奉承所反映的人格来写他。他们的悼文都匪夷所思地在自夸，至于艾伦则成了不合潮流、“大洪水之前”时代（有篇悼文竟然用了这样的措辞）的怪人。这些人赞颂自己了解艾伦并成为他的朋友，自诩发现了他的才能和品位，因为他信任他们，对他们坦言自己的忧愁。没有人提起他的奉承。看来，绝望的艾伦在死前几天给不止一个人打过电话。

菲利普斯先生提到艾伦的死，容许自己流露出悲伤和惋惜的神色。但他转而又一脸烦躁，我觉得这是他在人前常用的表情。这种烦躁就像布雷的鸭舌帽，帮助菲利普斯先生表达。有时直截了当地表明怒意，有时是嘲弄与自嘲。也能用它表达权威，或者让自己变成一个委屈的工作者。一个人的烦躁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掩饰自己的好运，不希望喜形于色。

如今他的烦躁在对艾伦之死的人性反应和他作为庄园保护者的职业自豪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他说他一眼看穿了艾伦，发现了他性格抑郁。他不让艾伦来庄园是正确之举。仅是醉酒造成不了多大损害。这对我房东的影响会是灾难性的，而且艾伦在庄园也会做在家里做的事情。想想看，这麻烦、困惑会对房东造成多大影响，他本身思想和健康就都堪忧。

这就是艾伦在这里，在被他视为特别的避难所的地方留下的印象。“我给菲利普斯打电话，让他来车站接我。”这是艾伦对自己在庄园的地位的认知。一半是社交上的，一半是文学的：“来车站接我”，让人联想到在老式乡村宅子度周末；称呼菲利普斯时略去“先生”，虽然艾伦叫菲利普斯先生斯坦利或者斯坦，而菲利普斯先生称他艾伦。

*

菲利普斯先生的老父亲对我说：“你的朋友艾伦就这么死了。他是个好人。我不太认识他，见过几次。他招人喜欢。”

老菲利普斯先生瘦小、整洁，拄着长长的手柄分叉的手杖走着（这表明他在散步而不是在工作）。他衣着精心，一身素淡。领带、外套和衬衫上都没有图案。宽大的翻领、领子和领带让衣服显得苍白，让人联想到色彩下的白垩地质，白垩使嫩草或玉米变色，干燥的天气让耕地变白。

老人说：“不管什么时候听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会想起我的表兄弟。他八岁那年死的。在一九一一年，登基日那天。”

我们站在我屋外的山毛榉树下。老人微微扬起脸，微笑着，眼里满含泪水。我明白这表情。这笑容不是笑容，泪水也不是泪水。这只是他一提起童年或者早年生活就有的表情。

但是，他没来得及告诉我他表兄弟的故事。我们都被一阵巨大的噪声分了神。一群乌鸦在头顶盘旋。巨大的黑色的嘴，巨大的黑色翅膀扑腾着。我之前从未在这里见过它们。我习惯了一群八哥突然尖叫着飞来，落在树上像黑色树叶。但这样数目的乌鸦我从未见过。它们在四周缓缓飞翔，粗厉地叫着，像是在审阅我们。我来这儿的头一年，一天早晨探索性地散步途中，我看见远处，在杰克的农舍对面的山丘上，两三只乌鸦翅膀展开被钉在篱笆上。这是杰克那驼背老迈的岳父干的。

老菲利普斯说：“它们山谷里的窝没了。榆树死了，它们就没窝了。它们勘察，找高的树。它们会挑山毛榉。你知道大家怎么说乌鸦的吗？它们添财运。钱会进到庄园某个人的口袋里。你觉得会是谁呢？当然这是明智的老话。”“明智的老话”是他的原话。他说的时候带着讽刺和容忍，听起来像是他原创的。“要是你觉得它们是死亡之鸟，就受不了这噪音。要是你觉得这是钱，就不介意了。”

于是在乌鸦嘎嘎的噪音中，老人告诉我他忘怀不了的死亡。他用来衡量其他死亡的他所遭遇的第一场死亡，最悲哀痛苦，时隔六十五年仍挥之不去。

当时他和那个表兄弟在嬉闹。他们跟着一辆马拉的货车跑，然后跳上挂在后车轴的马粮袋。车夫没有发现。他们骑在马粮袋上，啃着苹果走了一两英里，终于觉得无聊，便跳下车。一辆当时不常见的汽车开过来，尘土飞扬，一两英尺厚的尘土落在没有铺筑的乡间土路上。两个男孩都淹没在尘土中。不料这时另一辆车开过，他看着表兄弟被撞倒。他懵了，跑到湖边，藏在柳条中直到下午。他在那儿看到尘埃落定，他看见姨妈，表兄弟的母亲来了。他看着那个男孩被救护车带走。“去了军队医院——那时候军队还在这里。”

男孩死了。没人想到惩罚老菲利普斯先生——他自己一直提心吊胆。当晚在姨妈家，他看到表兄弟的尸体陈在那里，早晨他们还一起跳上车来着。

“这些事情后来让你痛苦万分。”老人说。葬礼在第二天举行。“他的小棺材。”老菲利普斯先生边说边流眼泪，他为六十五年前的那场死亡真心地哭了。

然后他不哭了，改变了语调。“不，不小。是正常大小的棺材。姨妈叫我和其他男孩去捡苔藓。我就是这么度过葬礼那一天的。捡苔藓。放在坟上，用来模糊日光下白垩的白印子。现在办殡葬的人还这么做。他们挂一块看上去像草皮的绿垫子在坟边，当然，等送葬的人离开后，他们会来把垫子拿走。”

潮湿的河岸和丘陵：每个人看到的事物不尽相同。老菲利普斯先生，脑中追忆的是白垩和苔藓；喜爱常春藤的房东；庄园花园的建造者；艾伦；杰克；我。

*

乌鸦太喧闹，我不知该怎么忍受。这里原本有很多在一定时间出现的噪音：飞机的轰鸣，某些晚上炮兵场的发射声（这声响让人觉得空气是一种有伸展性的物质，到一定状态后会被刺穿），傍晚的交通逐年繁忙，这些噪声穿过稀疏的山毛榉和紫杉传进我的屋子。

然而鸟叫声不寻常。这些大鸟缓缓地四处盘旋，粗厉地叫着像是在讨论什么。后来终于四散而去。第一批定居者到来，只建了一个巢。仿佛它们在试探树、地址和人。山毛榉下多石的小路被堆满了柔韧的树枝。这些筑巢材料从高处落下就变得没用，看数量，每四五根树枝只有一根成功筑巢用了。终于，山毛榉上面出现了一个乌鸦巢。

筑巢活动停了一段时间，让人以为冬天光秃秃的山毛榉树上不会再有乌鸦巢。但很快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越来越多。巨大的黑色的巢高高在上，天敌够不着。春去夏来，巢就藏在了枝叶中。从去往伦敦的火车上，经过威尔特郡和汉普郡时我看到同样的殖民活动在进行，乌鸦巢头一次出现在那些地方。

山谷里的榆树最终纷纷死了。很多在死之前就被伐倒、切割。其余的则立着死亡，依旧光秃秃的，在夏日的绿意中愈发显得枯灰。山谷里的路突然变得开阔。曾经绿意盎然的弯道神秘而深邃，现在变得平坦而平淡。山坡上的耕地没有了榆树和榆树间野生植被的遮蔽，直接接上了柏油路。房子旁的土地光秃秃的，房屋和附属小棚子一览无遗。浅浅的河流和潮湿的堤岸依旧迷人，但两岸的土地变得平淡无奇。

我感觉时间在变。最初来到这里，时间是如童年时期那样被拉长的。第一个春天包含了太多清晰的东西：苔藓玫瑰、孤零零的蓝色鸢尾和我窗下的牡丹。我期待季节更迭，新的一年到来。接着记忆开始混杂，时光开始飞驰，岁月开始交叠，使我难以分辨回忆中的时间。

租车人布雷曾是园丁皮通（他的房子卖出了让布雷咂舌的高价，买主是在索尔兹伯里工作的年轻勘测员）的邻居。布雷开始与我谈论宗教。这是在乌鸦来之前吗？是在发现年轻的流浪汉在庄园露营之前吗？

这个流浪汉在茂密的果园里的儿童屋住着，在皮通的花园“庇护所”旁边。每年夏天都有流浪汉，但此人与他们非同类，他不是吉卜赛人，而是年轻的城里人。他们这样的人中不乏罪犯，开着旧轿车和货车在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一带游荡，寻找节庆、社区和露营地。这个人的出现引起了警惕。他很快会吸引其他人过来。于是最终，在儿童屋建起六七十年后，这个鲜少有孩子光顾的地方关上了。尽管它的屋顶倾斜，但基本上是完好的。它的门窗都被钉上，用木条封住。菲利普斯先生还用铁丝网把屋子圈起来，以免有人靠近。

皮通离开后，草坪那头的大白门关死了，门口还堆上枯树枝。儿童屋的废弃同样是件大事。但我记不清日期了。皮通遵循的秩序不仅适用于土地，也适用于我的时节感，如今这秩序不复存在。我失去了用来衡量时间的秩序，随着时光飞逝，脑海中的一桩桩事情打乱了，我甚至说不清乌鸦到来和布雷讲宗教时的光景。

*

和埃及或印度类似的地方一样，这地区（曾经是大规模的埋葬地）遍布神圣的宗教建筑遗址：围成圈的木头或巨石阵，巨大的土坟，中世纪大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同样宏伟的教堂。信仰没有在这里止步。这些古迹周围散落着时代更近一点的崇拜遗址，有的甚至紧挨着。

在索尔兹伯里市中心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有一家著名的蛋糕店，对面是一座窗子华丽的哥特式教堂。圣坛后的墙壁上，就在屋顶下方，有一幅古老的画，主题为末日审判：紫红色和绿色的颜料都暗淡了。画中很多赤裸的中世纪人物，左边的上天堂，右边的下地狱，画作和人体构造的知识似乎合乎中世纪的思想和灵魂的品质。在一个超出他们掌控的世界里赤裸着，给予慰藉的天使的翅膀可怕而不自然，就像正在吞噬被诅咒者的鸟和爬虫。在这中世纪虔诚的纪念碑对面是繁忙的蛋糕店，里面的房间曾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日学校。一块盾形石板上记录着学校的创建日期和一些史料，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体书写。不久前这里还有孩子们学圣经故事、赞美诗，如今上了漆的松木桌上摆着蛋糕、乳蛋饼和咖啡。

索尔兹伯里郊外的河谷里，一条从河边延伸出来的小路尽头，还有一个单间房的“传道小屋”，它以木材和瓦楞铁皮搭就，也许是在一战前建的，但它的朴素中一度仍透着骄傲和宗教感，一如中世纪的宏伟中呈现的敬畏。现在小屋已丧失原有的用途。沿着河流这边的路继续下走，会看到一栋红砖房，镶着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的窗户。房子上部还写着“卫斯理公会教教堂”。它早就不是教堂了，现在成了带有哥特式拱门和刻字的私宅，成了居住的地方。

位于庄园和我小屋附近的那座翻新的教堂很不同，不仅仅因为它仍是一座教堂。索尔兹伯里的圣托马斯教堂中的末日审判画，表现了某种宗教焦虑：这是一个专制的可怕世界，人们赤身裸体，孤立无助，能提供保护的只有上帝。而庄园这儿的教堂翻新正值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屋和庄园在建之时，与圣托马斯教堂的建造时期差很远，它来自那个自信的时代：和信仰一样，它颂扬了一种文化、家国的荣耀和权力，是人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信。

教堂仍保留着那种气氛，虽然它现在吸引的人在财富上无法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富豪相提并论，对财富也不再有那么多支配权，这些人的房子也像是维多利亚时代豪宅的零头。教堂会众少，人数只够每月举行一次礼拜仪式，体现了这儿的文化庆祝封闭排外：做礼拜前后车门开关声、交谈声不绝于耳，唱赞美诗以管风琴伴奏（管风琴仍在小教堂使用），这些声音在厚厚的石墙和方格图案的燧石的包围中仍听不真切。

那里没有杰克的位置，他活着的时候赞颂的是生活。菲利普斯先生或在庄园花园干几个小时活的陌生的镇上人，也没有位置。我觉得也没有老布雷的位置，他总是有让人费解的想法，兼具极度保守派和狂热共和党人的特点，崇拜有钱人（雇他车的人）但又憎恨继承财富和头衔的人。老卫斯理公会小教堂（一栋经过拆建的私人住所，配有哥特式窗户）、空荡荡的传教小屋、现成为蛋糕店的维多利亚时代主日学校——这是十九世纪流行的宗教苟延到了二十世纪，这种宗教是束缚和戒律而不是赞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布雷。布雷，以及千千万万同样在这种束缚中长大的人，使得这一带有那么多近代的基督教建筑遗址。这里有那么多种宗教，那么多遗迹。

但是现在，布雷谈起了宗教。我慢慢回想起他的说辞。我没意识到他说起“那本好书”的时候有多严肃。我当时没怎么听进去，只当是他每天喋喋不休的讽刺。我坐在他车里的副驾驶座上，瞥见他的鸭舌帽，他凹陷的眼睛眯缝着盯着马路。他眼周的起伏、脸部的表情加之我对他脾性的了解，使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很久以来，我都把他的容貌和举止同那个油嘴滑舌、愤世嫉俗地谈论事情的人联系起来。他以那种态度谈论政客、某些皇室成员、工会、新闻或者上法庭的商人以及各种时兴的话题。比如他抵制工党政府发行的新的一英镑纸币，因为：“我认为那是米老鼠用的钱。”这说法他也许是听来的。布雷的谈论中融合了一些独到的观点，我多次发现这些观点源自电台电视节目和报纸。

一认识到他这次是认真的，我就对他改观了。虽说神态和说话方式没变，但我看到的不再是愤世嫉俗的人云亦云，而是他个人的感受，并且很快变得有激情。

后来我才想到，我为什么没有马上发现布雷谈起宗教时态度是严肃的。这是因为他在学习，他懵里懵懂地接受了某些教义，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说这是新的宗教，是因为布雷信奉的不是他和千万人一起抛弃的维多利亚时代遗迹的宗教。他谈话中所指的宗教，他一周一周投入的宗教关乎治疗，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治疗术士。一名智者（布雷隐藏了此人的性别）；在做“礼拜”时随意翻到圣经的某一页；对上面的字句进行解释；每一个跪着的信徒都收到一条私人讯息和指导。一名治疗术士；把圣经当作圣物，召集人围在它旁边“集会”；分享食物；虔诚中暗示着相互陪伴甚至快乐。

这次有关集会的谈论让我想起十二年前在伦敦北郊的一次“灵魂术”召集会。当时红砖楼外贴着的一则轻描淡写的不起眼的告示勾起了我的兴趣，此外我也是希望找一些材料，为英国某广播电台海外杂志节目撰写一段五分钟的稿子。

集会设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从人行道旁的台阶直接走上去。入口处的灯箱上就只标着“大厅”。里面等待的人多数是常客。其中有几个孩子，健康活泼，有点不安分。他们坐在前排。灵媒是个身材臃肿、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她为自己的迟到道歉，说是从河南边赶来。她很快进入正题。我们每个人都收获了讯息。连我也有一份，是远方的祖父的消息，灵媒说他的声音微弱地传到她耳边。

但最可怕的是给孩子们的讯息。三四个漂亮的孩子，脚不停地动着。灵媒抓住自己的脖子来获取讯息，她说她要窒息了。带孩子来的那个女人，明显是母亲，身子严肃平静地向前倾（她坐在孩子后面一排），点着头，仿佛是确认送信的灵魂的身份。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吊死了。我不知道（我从未询问告诉我这事的人）这位父亲是被政府吊死的——在英国或国外——还是上吊自尽。这家人每两周来和他交流一次。他们的沉着无疑可以解释：他们是信徒。每个孩子收到一条讯息，无非是帮妈妈干活或者在学校听话。每个孩子等着自己的讯息，接收时神情严肃。这些拜访会留下怎样的记忆！他们获得了新的性格、新的激情，同时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此后二三十年间，那些性格（在成人的身体中，有着成人的需要）会表现出那些激情。

当布雷和我谈起他的集会，我仿佛感受到了二十年前的那种寒意。他和二十年前那一家母子一样冷静。他们是受一种可怕的需求驱使着，所有人都明白那是什么。那么是什么驱使了布雷？

他固执己见，滔滔不绝，我没有静下来想想他是否满意他的生活。他有个女儿住在德文郡，是找了“一块地”（布雷的原话）随丈夫搬过去的。她从来不回家探望布雷。布雷第一次提到这事时还替她找了很多理由。回来干什么呢？从女儿选择远离布雷生活这一点来看，我想到他有多让人无法忍受，住在他的房子里该有多么压抑。再以此看布雷的种种特点：他记得收获时节田里满是劳工的日子，喝啤酒有限额，孩子们给父亲和祖父送饭；他不愿披露自己孩童时趁假期在庄园打短工的事实；他想独立却不知不觉地被束缚，干了被训练取悦他人的行当，有三四重性格。

我多少体会到了他的反复无常。但现在他出什么事了？据说他在那些集会上（在南方海岸的某个镇子上）、在分享食物的交流中，加入到他原本鄙夷的激进保守派的群体当中：工人、正找工作的人，那种布雷——他终于不需要像父亲和祖父那样一辈子服侍人了，他是个体户，他庆祝自己的自由——看不起的人。他一度嘲笑皮通，幸灾乐祸，如今倒对皮通那样的人表现出同情，那些人在英国，甚至在这种富饶的地区都难以谋生。他们从中部来，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住所和社会保障，他们（和圣托马斯教堂的末日审判画中赤裸的人不同）知道是谁掌控着他们的命运，但又觉得自己失去了掌控。

听布雷讲集会，越往后我越发想到二十年前伦敦的那场集会。当时的场景纷纷浮现，一个细节接着一个细节，一直到印着“大厅”字样的灯箱，在安静的街头照出微弱的光亮。那个伦敦的住宅区夜间安静无声，只有几个人几辆车往来。街上如此沉闷，台阶那端房间中的人如此绝望。

“这和其他事情一样。”布雷说。“你投入多少就能收获多少。你投入越多，得到的越多。那本好书一直对你敞开。”

我从布雷太太那里听到了更多。我不太认识她，主要从电话中熟悉她。布雷出门的时候由她接电话处理客户的预约，布雷也不时打电话回家。她接电话时言简意赅（经布雷指导，以便为顾客节省电话费），有效率。没有多余的话。电话那头一个轻快的声音，见不到人。她住在那个没有花园的房子里，因为布雷的水泥院子没有给花园留下空间。她坐布雷的车去索尔兹伯里或者安多弗买东西，她很少搭公交车。有时候在索尔兹伯里，布雷会开着车碰上她，和她打招呼。于是我看到了她，一个非常娇小瘦弱的女人，几乎可以忽略。仿佛和布雷生活，和这个司机，机修师，固执而努力工作、忽视山谷里的美人的男人生活，让她憔悴。现在，我从她那里听到更多布雷的宗教和“集会”的情况。

“这些日子我不能帮他接电话。我觉得他在参加一种集会。他清空了冰箱，我才想到的。你不会这么用冰箱。我不理解。要是你有冰箱，你得塞满它才是，不该一直清理它。”

我听布雷说起过冰箱。他很看重它。我没有冰箱，他很乐意告诉我怎么使用它。大规模采购（明显是促销货），烹饪，储藏大批食物。冰箱让食物成了一种新型仪式的中心，提供了一种新的购物模式，新的短途旅行，重构了充裕、丰收和庆祝的概念。

布雷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对待冰箱，她更像是喜欢贮存食物的松鼠，希望谷仓满满的。有天不知怎的，我在公交车站遇见了她。她对冰箱的事愤懑不已。她那么矮，那么瘦，那么生气。

乌鸦在我们头上扑腾聒噪。她说：“如果你有了冰箱，你得存东西，别一直清理它。”她说话的神情仿佛她身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会把冰箱里的东西永远存下去，永远不去碰。仿佛言下之意是，尽管布雷不在，也没有车，她就是要去索尔兹伯里给冰箱补货。她重复着：“你得存东西。”

路的尽头出现了红色公交车，因为没有榆树等植物遮蔽了。

她等到公交车差不多停稳，说了句：“都是他的那个骚娘儿们惹的。”

这话脱口而出。仿佛公交车进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前面的区域突然暗下去，折叠车门打开，引擎轰响，这些都为这一揭露提供了戏剧性的时刻，正好适合她不顾斯文谈论她不确定的事情。这也让她火冒三丈。她踏上车，把硬币塞进投币箱，脾气大得想让全车的人都注意她。

她在前排坐下——这样的焦躁和喧闹都来自一个个子小小的女人——就不再理我了。我想，一九五〇年十八岁的我初到英国，涉世未深，那时见到一个这样年龄的女人在公交车上的这副表现，恐怕就会想这样一个娇小的白头发老女人怒气冲冲，是不是和她丈夫的“骚娘儿们”有关。

这个小个子女人的话让我震惊。长久以来我都是通过她在电话中友善轻快的声音了解她，她也认得我的声音，会在我报上名字之前说出我是谁。“能的”，“我会弄好的”，“谢谢先生”——这几句话总会让我想到她，她接电话时语速快，为的是不让我多投硬币。“骚娘儿们”很可怕——有辱她，有辱她所指的那个女人（如果她当真存在），有辱她丈夫，有辱我们所有人，这不雅的用词本身就是侮辱性的。

如今，我从布雷太太那里听到的都是那个女人的事，在电话里、在车站（她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车站）和索尔兹伯里的购物街上。布雷怎么遇见那个女人的？谁会被布雷吸引？我以前没觉得布雷会是任何人的情人，但这是男人的看法。在情感上，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两个世界。

一开始，我怀疑这个女人并不存在。但布雷太太说的故事太具体，我很快相信确有其事。而且从布雷太太的讲述中，我发觉布雷会直接或无意地提起这个女人，提起和她见面的事，一如他平日里谈到他出租车的相关工作。

她某晚乘一列南边开来的慢车到了索尔兹伯里火车站。（布雷太太只提到了这个女人年龄和外貌的一些细节，我无从知道这些细节是否出自布雷本人的讲述。）她告诉检票员她没有票，没有地方过夜。检票员或另一个同事打电话报警，这个女人被安排在（这是英国政府和官员奇特的、认为理所应当的人道）一个提供早餐的寄宿处过夜。具体的处理要等到第二天由一个更高级的官员来定夺。寄宿处是一个男人为补贴生活而开的，他经营一家集绘画、装裱、旧货和古董于一体的店，生意冷清。

应警方（或一个警察）的要求，布雷（这个公正可靠，不分日夜随时准备好工作的人）开车去火车站，把这个女人送去寄宿处。车站明亮的灯，几乎空荡荡的状态，这个女人的孤独，一定让他留下了印象。

但是第二天，当他去接这个女人上警察局的时候，他对她产生了好感。当她从前门短短的路走出来，他看见（正如他对太太所说）这个女人面色很差，穿一件宽大的粗花呢外套（明显是别人的），这是他讨厌的流浪者或者附近“旅人”的样子（他是这么告诉布雷太太的）。但是突然（他是这么告诉布雷太太的），当她走出大门上了人行道，她对他满是怒意、讽刺和嘲弄。据他所说，她那细小的眼睛几乎对他叫嚷起来：“你知道我没钱。”

布雷太太以她自己的方式表达了那个女人的讽刺。但即便如此，还是能想见布雷如何望而却步，想见在这女人极具攻击性的时刻他受到了吸引，爱上她的弱点、她的需要、她在那一刻对他的依赖。然后她继续用敌意和骄傲（明显包含了她犹豫的请求）对他说：“你知道他们会把我送回哪儿吧？”不是监狱，否则布雷不会答应这差使。是去精神疗养院。这个女人有一点孩子气，指望她的请求能打动大人，打动别人。

这是布雷告诉布雷太太的内容。他早期的直接的故事就此打住。因为这个女人身体里那个受了伤又吸引人的孩子，因为那双眼睛后面被囚禁的灵魂，布雷感到了无限的激情和他天性中的保护欲。无论我何时想到这个女人和布雷，都不禁想到那些话。布雷太太经常提起她唯一承认的那对男女说过的亲密话。“你知道我没钱。”“你知道他们要把我送回哪儿吧？”

他没有把她送到警察局，没让她在那儿留底案。他付钱让她继续待在寄宿处。他认识那个老板，那个旧货店老板以卖画框起家，称自己的店为画廊。

这个人和很多其他店主或未来的店主很像，他受索尔兹伯里当地的文明、富足和乡村的吸引，但是没有充分了解交通、停车场、单行道或者人流分布。

一家店哪怕离市场、广场只有两三分钟的步行距离，也可能偏离了购物中心。很多小生意很快关门了。尤其可悲的是那些赶时髦的店，不明白人们真要买要紧东西就去伦敦了。那些精品店和女装店如何迅速冷清下来，店主的歇斯底里在橱窗中尽现。不是说摆设杂乱或无序，恰恰相反，是表现在一种惆怅的不自信中，不是对高雅品位或者怀旧风格缺乏自信，而是像精神紧张，仿佛橱窗本身不希望被看到。橱窗的这种缺乏自信显示店主想要抛下这项生意。

渔网上不再带着塑料海星、上色的木鱼、真贝壳或者小块浮木，或者秋叶。现在没这些东西了，倒像甩卖一堆无人认领的物品：只有女式衣服、裙子和上衣，不讨人喜爱，甚至都不招店主本人喜爱。当灯光适宜，窗户不再反射街景，有时候能瞥见店主在她日益缩小的库存中一副空虚、阴郁、让人生厌的样子。一开始，她尽力展示自己的魅力，招揽顾客（也许是奉上咖啡或者播放古典音乐），营造一种氛围。现在看来却焦躁地想赶走所有顾客，免得有人再来鼓励她坚持下去。这一切离繁华与成功仅几码之遥。

就在一家这样的画框店，一家“画廊”楼上，布雷的女人住了下来。索尔兹伯里暂时没有对这家店装裱的画框的需求，店里也没有足够的画框吸引人进去。十来个画框样品细致地切成斜角挂在钉子上，就像小小的装饰性的绞刑架。这些样品很快消失在二手家具和家居用品中，因为老板开始经营二手货生意，最后为了维持下去，他把楼上辟成了寄宿所。

就是在这里，通过这个女人或者女孩，或者通过此店老板，布雷开始了解那个治疗术士和集会。他觉得学到了什么知识，就立即来告诉我。一开始他没有掌握多少东西，因而我花了些时间才厘清他说的话。

渐渐地，我听他讲述他新的宗教生活：治疗课程，为每个人轮流随意翻开“那本好书”，然后诠释上面的字句。渐渐地，他也谈到了他所发现并服从的新的团体观念：心智或心灵受伤的人的发现，他们无法适应这个物质世界，失去了控制。不是圣托马斯教堂末日审判画中主观的中世纪世界：那是一个人们从未理解或者从未想过他们能掌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人只能通过安抚、献祭和举行仪式活下去。而布雷的治疗世界不同，它像是基督教兴起时的古罗马，悲戚和情感的交流源自一种感觉：世界曾在人的控制之中，但现在失控了。

这种温情和怜悯的中心，是他在火车站遇见的那个女人。她在第二天就将自己托付给他，彻底依赖他。关于她的外貌，我所知的不过是听来的那些：肥大的粗花呢外套、平直的头发、一双靠得很近且忧伤的眼睛和差劲的皮肤。这是布雷向布雷太太报告的头两天的情况，也是布雷太太可以从中揣测和夸张的所有信息。

我觉得那个女人对布雷的吸引，在于她缺乏明显的魅力。女人的魅力可能让布雷感到不安，会让他觉得受利用，觉得背后曾有或者会有其他男人的存在。而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只看到一个孩子在残酷世界中的需要。布雷也许觉得他是唯一伸出援手的人。她那咄咄逼人的忧伤眼神中，也许不时流露出对布雷保护能力的肯定。

布雷太太说起布雷：“要是我向出租车工会或政府委员会举报他从哪儿弄来这个骚娘儿们，我肯定他要被吊销执照。”

我不觉得她会有这魄力，也不觉得她真这么想过，而且我不相信她希望布雷受到任何伤害。令她愤怒的是他新的平静。至于布雷，他表现得好像家里没有起过任何争执。也许真没有争执，也许布雷太太的怒气是装给我这样的人看的，因为我们多少了解布雷的另一种生活。但我只从布雷太太那里听说过那个女人。布雷绝口不提。他的集会占去他大部分时间，他跟我也只谈这些。现在，个别下午和晚上他会有事，其余时间他的租车生意像以往一样继续。

有天在他车里，仿佛是为了给他要说的话制造效果，他有意沉默片刻后说：“我缴纳什一税了。”

他说这话时带着骄傲、夸耀和快乐。感觉就像他之前说到皮通离开的消息，然后神秘地从仪表盘下面的格子中取出房东一九二〇年出版的书给我时那样，像是对我的恩赐。

什一税！这么古老的词。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这是一个引起激进抗议的主题，也许甚至在中世纪，人们活在圣托马斯教堂末日审判画中的世界里时便已受到抗拒。但是如今，布雷这个厌恶特权和课税的人，竟炫耀起他向他的治疗术士缴纳什一税，说话的口气仿佛他历尽艰辛攀上山顶，见到了美丽的风景。

他说：“你知道，是要在税前的。我把自己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给了教会。这让我心痛。当然心痛。它就是要让人心痛的。你一定要做出牺牲。”接着他开始跟我讲那个人，显然不知道我已经从他妻子那里听说了，他说：“我认识一个人。起初做二手店，生意不好。后来开始接待外国学生。法国和德国的。我们这里有不少那样的人。但是仍不见起色。政府部门要学生住在居民家里。他都绝望了。这时他开始缴什一税。这让人心痛，像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坚持做。结果怎么着？前两个月社保部门的人开始给他介绍客户，几年来他第一回开始有固定收入。正如丘吉尔在战时说的，人生总有潮涨潮落。有付出，就会有回报。你投入多少就得到多少。你必须心痛过，才有加倍的补偿。”

于是，在乌鸦的聒噪声中，布雷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正如老菲利普斯先生所言，据传，乌鸦的到来预示着死亡或财富。他依旧在杂乱的院子里修理引擎（但是对勘测员邻居比对皮通要谨慎）；他依旧穿着他正式的非正式制服和羊毛衫，头戴鸭舌帽；他仍旧在车里唠唠叨叨，但不那么喜欢谩骂、吹毛求疵或咆哮了，或者说它们已并入他的宗教讨论中。他心态平和，内心藏着秘密和追求。

他对太太的愤怒漠不关心。但是我怀疑，那愤怒是给外人看的，那不过是一种表演，一种性格，让她出门后能更好地融入人群（她长久以来闭门不出）。因为布雷太太在外人前的性格没有变化，因为我总能猜到她的言下之意，所以我不想见到她（她曾经不过是电话中一个温柔熟悉的声音），就像以前有段时间我不想碰见皮通，尽管他早期的园艺工作曾吸引我去观察。

*

有一天在公交车站，一辆大轿车停在我面前。这是继勘测员之后又一个新邻居。他提议载我去索尔兹伯里，这是他自我介绍的方式。一辆大轿车，一个中年男人，也许六十上下，一座大房子（我听说了那座房子挂牌出售，但是不知道是否有人买下，直到现在才知道已经售出）。这个邻居依旧是乡村口音，他想让我知道他是本地人，早就了解这山谷，并且已经熟悉了邻里（虽然他才搬进来）。

他说：“我上周载了布雷太太一程。她最近脾气暴躁。你认识约翰·布雷吗？为什么他收费这么少？他会干活干到死。他服务周到，人也可靠，有很多常客，很受欢迎。我经常告诉他，作为一个租车的，他应该按市场最高价收费。但他不听。”

我们经过一座旧农场，墙壁破败，院子泥泞。

我的新邻居说：“我母亲就是在那座房子里长大的。当然现在里面住了别人。”

以这种方式宣扬他和山谷以及当地人的关系，其实不招人喜欢。我想起老菲利普斯先生，每每想到早年的生活，在世纪初的山谷中当学徒时期以及汽车撞倒他表兄弟的事，他就眼泛泪光。从这个邻居的话中能听出来，他希望和过去相联系。这一过去也同样让布雷念念不忘，比如丰收时节孩子们送饭给田间的父亲。但是同时我这个开着大轿车在河边不紧不慢前行的邻居也让我感受到了有钱人的任性。

“菲利普斯太太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不对劲的。我只知道，她近来的情况像我房东在那两个绚烂丰富的夏天后的状态，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但是我没有问原因。

我邻居说：“我觉得她的神经质又犯了。”

布雷太太的恼火、布雷的收费标准和菲利普斯太太日益严重的神经质——我见识了这个邻居的消息面，我觉得他的用意也是要让我佩服。在我印象中——随着时间流逝，随着我对山谷季节更迭的循环体验（新的知识逐年递减），以及近来一些事导致的记忆错位（比如皮通的离开）——在我印象中，他，我的邻居，刚到山谷定居。

我们来到有一座桥的村庄。我邻居驶离山谷主路，小心地驾车经过狭窄的带铁栏杆的桥。

他说：“我经常走这条路，会看到不少漂亮的小景。”他变得头头是道，那兴致同我来这儿头几年对山谷与河流的情感差不多。但是对我来说，几年后这儿的时节便是循环往复的了，对他来说却不是。他年纪比我大，与此地又有很深的渊源。也许是对这个地区深厚的了解，加上对宅子的所有权，他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几乎是虔诚的观感。

山谷河上只有这一座桥。桥和村子都历史悠久。虽然这里没有坟头，村里的房舍多建于本世纪，但还是给人一种古老的感觉，不是庙宇的神秘感，而是人类的定居、耕种、田野或湿草甸范围内的牧草地，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这种感觉在我们驶过大片田地时尤其强烈。我从未看见有人在这块地里耕作。路边有高大的橡树，树干粗壮直立，间隔宽且均匀。这些橡树像一百年前种下的（当年种下树篱和橡树的人大概确信这个角落会一直维持原貌）。

我来山谷后的第二三年，冬天河水泛滥，淹掉了很多河岸，在湿草甸上辟出湍急的水道。这边长着大橡树的田野也被淹没，在一定光线下像一片湖面。天鹅、黑水鸡、黑鸭、小野鸭等水禽离开了原先的河道，在这片田野上扑腾，好像不光是为找到了一块新的觅食地而兴奋，更是在庆祝陆地上新生了水面。水几日后退去，田地湿漉漉的，到处是一堆堆夹杂着草叶的黑泥，仿佛水流把草推向了错误的方向。自此以后每个冬天，只要看到黄底黑字“小心洪水”的市政告示牌挂在路边，我就等着好戏重演。

路沿着山丘的岩脊起伏延伸。河在右手边，时而近，时而远，时而与路面齐平，时而比路面低。一条狭窄的河流在宽阔的山谷蜿蜒穿行，提供了很多景致。这条河的两岸给人截然不同的感受，仿佛是两条河。

路开始急转弯，河水逐渐从视野中退去，田野将它和路分开。然后出现了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径，斜穿过田野直通河流。

我的邻居说：“我小时候常在这里骑自行车。我喜欢骑到山顶，再顺着那条小路冲下来。小路尽头是通向河对岸的一座小桥。”

他小时候，应该是四五十年前，也许在战争即将爆发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安静的路，辽阔的天空；没有现在这样不时开来的轰鸣的飞机，西眺几英里，也见不着客机喷出的白色尾巴。这些飞机尾流像粉笔印，遇到一定的大气环境，它们会聚在一起形成厚厚的云层，从地平线的一头延伸到另一头，显现出地球表面的曲率。

邻居又朝小径旁两座破败的红砖小屋点点头。它们是路上仅有的建筑。

他说：“我一直觉得住在那里不错。以前牧羊人总住在那里，那时候这周围有更多的羊。”

我离开庄园的小屋后，就会搬进这两间农舍，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它们。但是我不记得打照面时有邻居陪同。当时我对它们不太在意，倒对邻居更有兴趣，还觉得他想住农舍的愿望也是任性的表现，又一个暗示着他藏而不露的温柔的表现。

很久之后，在搬家住到这条小径旁之后，我才想起这一趟，这一出，记起了这段插曲。

一个周六下午，有辆车沿着小径开下来，经过我的农舍，接着费力地（路很窄，跟车几乎同宽）倒着开进了我屋的入口，停在那里。开车的是一个年轻人，同车还有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下车沿着小径往下走，又走上来。她透过篱笆往里张望。年轻人解释说，他的祖母在故地重游，她来找孩提时代和她牧羊的祖父住过的小屋。她记得有一条小径，狭窄的尽头通上一条步道，然后是一座跨河小桥。她以前就经常在早晨走这条路去河对岸的农场取牛奶。年轻人说，这条路没错，但他祖母不认得她祖父的屋子了。

我异常尴尬，为改造了这屋子而尴尬，这导致老太太陷入困惑。入口和车道改了，新房子的前半部分老人也许能辨认出来，因为是那两间农舍的后部改建的，但它的后半部分是拆掉她祖父的房子后扩建的；庭院花园取代了老人记忆中的果园菜园。（但她的记忆中应该还有长年累月留下来的不可燃烧的家庭垃圾，部分堆在那里传给了我；我接手的时候已然灌木丛生的花园在这些年里也应该经过了几度改造。）

面对这位老人，我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窘迫。想到自己是一名入侵者，一个来自另一个半球的入侵者，想到自己摧毁或破坏了老太太的过去而倍觉窘迫，正如我在别处的过去已处处被摧毁，我成长的岛，甚至这里，我找到第二次生命的山谷，庄园的那座小屋，一个曾让我激动、欢迎我、唤醒我的地方，它们都在不断变化，到我离开的那一刻仍在变。

直到这位老太太（带着她七十年前的记忆）出现在我的新家，我才想起新邻居当时载了我一程的事。他谈到的人与一些小景，他指给我看的小径旁的两座农舍。那时候这两座农舍还多少有点像它们在老太太童年时期的样子。但她故地重游时，发现自己永远地失去了它们。

*

救护车不是为菲利普斯太太、为房东而来，却是为菲利普斯先生而来。那日他在庄园猝然倒地，在救护车赶到之前便去世了。

大家突然意识到，甚至连我都知道了，庄园是多么依赖菲利普斯先生，依赖他的精力、他的力量、他的保护。他是个保护者，这是天性也是后天训练所成。他在受他吸引的人身上唤起了弱者被保护的需要。他无法与人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他也无从理解这样的关系。对于不需要他的人，他只表现出暴躁的一面，这是他与这类人保持距离的方式。

我初到小屋时怀着异乡人的情绪，把菲利普斯先生归入我印象中的一类英国人，觉得他是乡村庄园仆从的典范。其实那时候他也才来不久，还在适应工作以及庄园半孤立的状态，不太了解房东。

他日渐融入工作角色，视它为自己的一部分。经过这些年，他对我的房东产生了尊敬之情，为房东的温柔、脆弱、骄傲、固执，为令房东疏离这个世界的脾性，让菲利普斯先生这样的人不耐烦的脾性。他对房东的艺术修养尤为崇敬。虽然菲利普斯先生和布雷一样，在政治上欣然接受大众报纸“强有力”的草率评论，但他不大会嘲笑房东的艺术创作。布雷也是如此，他有一天笨拙地递给我房东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插图版诗歌体小说，仿佛是递上理解房东性格的钥匙。就这两个强硬实际的男人来说，这一点令人费解，他们应该都厌恶“现代”艺术：他们都视艺术家或者带有艺术气质的人为异类。这一观念也许可以追溯到那个将艺术或者知识都归于宗教，都是为了表达神圣、敬奉神明的时代。视艺术家为企图重新创造世界的人，正如视科学家为疯子，是源于人们对邪恶的炼金术士的刻板印象。

菲利普斯先生对房东艺术气质的尊敬也令我受益。这种尊敬感染了我。这是我在山谷的第二次生命体验到的一点安全感，一次意外让这成为可能。如今，这种安全消失了。

菲利普斯太太决定对房东隐瞒菲利普斯先生去世的事实，正如当年艾伦的死一样。她怕房东知道了会慌，会失控，到时候她应对不了。于是，虽然她因神经质而深居简出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她站出来调控全局了。她黑影重重的眼睛下布着纤细的青色血管，太阳穴以及稀疏的头发下也是青筋突出。她承受着压力和痛苦。

她打电话给我，絮絮叨叨说个没完。她一遍遍告诉我菲利普斯先生是她第二任丈夫。尽管她对他的回忆丝毫没有不敬，她也不想让人觉得她的爱由此减弱，但她对菲利普斯先生的悲痛重复着对第一任丈夫的悲痛，就像一种延续。她的丧夫之痛，被故人留在身后未完成的事务以及向房东隐瞒死讯的费心所消解。

她仍旧重复着。但是她在讲述她自己和她的悲戚的延续，仿佛悲伤自有生命。她或许也在说，或许是自言自语，她打算留在庄园，试着延续和菲利普斯先生一起做的事。

我对这件事和菲利普斯太太的电话经过几番思考后，才意识到菲利普斯太太的生活突然出现了不确定性。当初我第一次听到菲利普斯夫妇对未来毫无打算并且没有积蓄时大为吃惊。后来我开始佩服他们的冒险精神，他们随时准备离开这里，在另外的地方安家。当然，他们是因为从未怀疑有新的工作等着他们，才这样大胆。可以说，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

我觉得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过退休的事。他们深知自己做的是一份老式的工作，但视其为一种隐居，也许他们觉得自己会这样过到老。如今，活跃的伴侣离世了，倘若菲利普斯太太离开庄园，我真是为她的未来担心。

我无疑是过虑了。我不认识菲利普斯夫妇的朋友，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或者如何谈笑风生。尤其我不了解他们的工作与工作圈，以及作为劳工，他们如何调整以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仍记得她为自己在庄园的安全地位，如何等着皮通被赶走；皮通被解雇后多么失魂落魄，甚至因对雇主无言的恐惧而拒绝找工作。

但老菲利普斯先生的悲伤有别于菲利普斯太太的悲伤。他经历了父母亲、姐妹和妻子的死亡。他表兄弟一九一一年的死亡——他不止一次跟我讲过——让他准备好了面对所有人的死亡。现在，在他年过七旬快要入土时，他儿子竟猝死了，这令他惊骇，令他悲痛之极。菲利普斯太太说，他崩溃了。皮通离开庄园后他如此快乐，如今却无法继续住下去。他不再来菜园工作，也不再穿着他素色的西装、外套和裤子，拄着拐杖散步。

仿佛他也死了。仿佛我们看到第一批乌鸦在庄园山毛榉树间叫嚷扑腾时，他所提及的死亡就是这一死亡，他儿子的死亡。

*

美丽的常春藤要依附着树木生长。树最终倒下了，但是它们提供了多年的赏心悦目，况且还有其他树可以观赏，有其他树来陪伴房东度过余生。人也是如此。他们生活在你身边，时间到了便离开，自有其他人会出现。但菲利普斯先生却是例外。他对房东来说太重要。房东在菲利普斯先生温柔而尊敬的照顾下终于摆脱了病患的折磨。这位强壮的保护人的死讯瞒不过两星期。

房东终于发现真相时气急败坏，气的是人明明死了，大家却误导他觉得他还活着。他发泄了一场。他摔玻璃杯、砸烟灰缸，把餐盘推倒在床上，总而言之是弄得一团乱。他太过悲伤。他只能表达气愤，并且把气都撒在菲利普斯太太身上。

她觉得这不公平。她打电话跟我说，她这么做是为他着想。她觉得房东的做法很自私：他发火时没有考虑她对丈夫的死的感受。她还觉得房东孩子气。她说：“他这么做也不能让斯坦回来。”

早先她对庄园和它的主人充满敬意。对房东的艺术创作，她就当是他特权的另一种表现，对此有相应的尊敬。她把房东的小礼物捎给我，诗歌或散文，绘画，小篮子，檀香木折扇，印度熏香等，她都是一脸敬畏的样子。有时候，她甚至把散文诗或者散文用打字机打出来（也许没有被要求这么做），这是她分外的工作。她对打出来的不一定总是理解，这更增加了神秘和美感。

她对房东艺术创作的敬佩影响了菲利普斯先生。但当菲利普斯先生逐日培养敬佩之情时，菲利普斯太太却慢慢不以为意了。她看待一切都越发实事求是。在庄园获得安全感之后，她失去了原本的崇敬。有了安全感，她开始自我审视，专注于她的神经紧张，越来越依赖丈夫的保护（和她的雇主一样）。

如今她丈夫离世了，她失去了安全感。长久以来一直做得很顺手的工作也突然变得困难；庄园充斥着紧张的气氛。面对房东时，她也直接采取了护士的态度，但她又没有相应的能力。这男人就是孩子气，她说，他完全是为了让人注意他。她本该知道如何应对，现在却束手无策。这份工作开始让她疲惫。

园子里的菜地废弃了，但之前菲利普斯先生叫来做零活的人仍出现在庄园。菲利普斯先生在的时候，这些人干活很利索，像是为了引人注意。但是现在没人管着，这些人的态度也变了。他们大声交谈着从我小屋窗口走过。

有天下午我从河边散步回家，看见两个人出现在荒芜的花园中。他们手中拿着钩刀，站在之前砍倒的那堆白杨树边。其中一个个头比艾伦还小（艾伦一直对自己的身高耿耿于怀）。他有一张狡猾危险的面孔，眼里有怒意，像是因为被我发现而生气。另一个人稍稍高一些，深色头发，眼圈发黑。

不及我开口问，个子稍高的便说：“我们来运走这堆烂木头。玛格丽特知道，她允许了。”玛格丽特是菲利普斯太太的名字。

我的策略是不干预在庄园见到的人，不扮演监工的角色。但是那把钩刀和小个子游移不定的蓝眼睛让我担心。

我对个子稍高的说：“你叫什么？”

他直起身，双手几乎贴在体侧。他说：“汤姆先生，两个M。德国人。”

“德国人？”

“我是个德国人。汤姆先生。”

他是一贯这样介绍自己的吗？德国人的身份（他有英国中部地区的口音）对他而言那么重要，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说了，抑或他是在开玩笑？

他说：“我父亲是战俘，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农场工作。后来他留下来，娶了马车夫的女儿。我父亲五年前去世了。去年圣诞节我母亲在伯明翰去世了。我之前一直住在那里。但我丢了工作，妻子也离开了我。所以我才会在这里。”他手握钩刀比画着用镰刀割草的姿势。“我喜欢园艺。我只想从事这一行。是跟我母亲学的。”

我看着小个子，心想他会说什么。他仔细打量着我，脸颊抖动着，不打算和我说话。在他瘦弱的前臂上，我看见了绿红蓝黑四色文身。这种用现代工具绘制的文身是当地时下的新潮。这是布雷告诉我的。至少在文身方面，小个子可与比他稍高的同伴比肩。

个子稍高的说：“我最近不顺。”

我没再打扰他们。围了一圈的墙外如今一片荒芜，那里停着一辆厢式小货车，车尾对着入口，离我的住所不远。他们真就为了烂木头而来？我觉得其他东西，比方说雕塑、瓮、石罐甚至温室门等等，都有危险。那两个人是捡破烂的，不是职业小偷。

我于是打电话给菲利普斯太太，她好像没反应过来。但是她听说过那个德国人的名字。“他替斯坦工作过。他是德国人。”

没过几天，厢式货车又来了。德国人下了车，同行的还有一个身材高而肥硕、没有剃胡子的人，他一头红发，弯下腰能到德国人的肩头。这个胖子穿着喇叭牛仔裤，手上捏着一个卷起来的空尼龙袋，袋子几乎和他的头发一个颜色。胖子没有看我，对我视若无睹。他的眼睛小而走神，肥厚的下唇红湿。

德国人说：“他是我兄弟，没地方去了。上周他在一个老太太家得到一份包住宿的工作。律师安排的。但是他们想让他当仆人。这个老太太喜欢清早五点摇铃要茶喝。他近来不顺。”

皮通在的时候，花园和草地的入侵者不过是当地的乡绅，在周六下午找一块地方打猎，他们都是些熟面孔，无须太在意。现在皮通不在了，他的时代和秩序似乎已遥不可及，和花园当年的壮观一样遥远。现在菲利普斯父子也不在了。来这座残败的花园工作的人成了掠夺者、毁坏者。

在庄园繁盛时期，勤勉的木匠、石匠和砖工都施展自己最好的技艺。他们有审美有技术，并且希望以此获得认可。现在，这样的匠人因感到管理者缺失，仿佛受相反的本能驱使，他们加速衰败，他们掠夺，把一切弄成垃圾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英国这个地区，一座古罗马庄园历史悠久、极其寻常的建筑的秘密和基本技艺，何以在两三个世纪内失传。究其原因，并非劳作人员减少，而是庄园主放任不管。

菲利普斯太太不清楚周围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她不会看人的面相。她现在凡事都要自己拿主意，又总是大失所望。关于人的性格和面相，多数人都积累了一定的主观判断方法。这很容易，只消把某种性格和某种面相相关联，得出最简单的结论，比如贪婪和肥脸。但她没有这种知识储备。

这是她无法胜任现在这份工作的部分表现，也是她不愉快的原因所在。当她试图寻求帮助时，这个问题会再次出现。她刊登广告为庄园找帮工，却一次次惊讶地发现她找来的都是和她相像的人：漂泊、没有能力的女人，没有判断力的女人；她们寻找工作的同时也是在寻找情感的庇护。孤独的女人带着她们珍贵的物品（只对她们本人有意义），但没有男人或家庭，因种种原因被排挤出社会生活圈。

某天午饭时分，我出门去公交车站，她们中的第一个幻影一般出现在我眼前。她在紫杉树下，一身耀眼的绿色，她的头转向我这个方向，一脸浓妆，眼影是绿色的。她年纪不小了，脸上的色彩跟图卢兹－洛特列克[3]的画一样，显得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是苦艾那样的绿，让人不禁想起其他画家笔下凄凉地喝苦艾酒的人，想起酒馆。也许南部海岸的一家酒馆或宾馆是这位女士的背景，是她上一个避难所，她以前的生活。

她一定花了很长时间摆弄脸上明艳的色彩，在这个夏日的午饭时间，她仍这样打扮自己！现在，在她的休息日，她要去哪里见谁？这不堪入目的耀眼，要取悦什么人的迫不及待，在男人面前本能的谄媚——她的一切因年龄而变得讽刺，站在乡下，置身这紫杉、山毛榉中间，在这乡间路上，更是如此。

菲利普斯太太在这个女人身上看中了什么？她怎么就觉得她能够帮忙照料这座房子和房东？

很快就有抱怨了。菲利普斯太太很快开始抱怨“员工”，她又一次和房东站在了同一边——差不多就是菲利普斯先生的做法——对抗着这残酷且不可理解的世界。

“他摇铃要一杯雪莉酒。她走进他的房间，一手一瓶酒，一手一个酒杯，看上去她自己已经喝了不少。一手酒瓶，一手酒杯——请问这是干吗！他不喜欢这样。‘玛格丽特，注意点礼节，’他这么对我说，‘注意点礼节，我就这点要求。喝酒不光是喝酒，还要看场合。’我觉得他要求有礼节是理所应当的。我告诉过她，送什么东西进去都得拿个托盘。我告诉过她。”

可怜的绿衣女人！很快她又犯了别的错。我相信菲利普斯太太说的，她没用托盘送酒进去，她年纪大，学不会了。结果试用期没满她就走了。我没看见她离开。她在乡间短暂的放逐之中，我同她只有一面之缘，就是那次在通往公路和公交车站的柏油路上，她一身绿衣站在紫杉和山毛榉深绿色的树荫下。

之后又有一两个人我也见过。多数没见到。我仅仅听说过她们，从菲利普斯太太那里听到添油加醋的故事。有个人一来就制造了恐慌：一辆大型搬家车开来，庭院里满是她的“东西”。没有一个待得长久。一个不想做事；一个目中无人；一个爱挪房间里的家具。也许她们中有干得不错的，但一样得走，因为菲利普斯太太可不想培养一个人来威胁她的地位。

“帮手”或者“员工”这桩事的局面过大，共享厨房和住所有了压力。于是决定外来的人与之前的人分开住。庄园里一两个封闭的房间被打开。一个装潢师出现了。

随着为新员工准备的住所开始装修，我觉得我在小屋的时光也告一段落了。来的不会总是单身女子，也许她们有家庭和朋友，他们能出入庄园。一系列意外让我在暴露的环境里受到保护，而现在这种保护要结束了。在山毛榉树上聒噪和筑巢的乌鸦，或许也预示了这一天的到来。

装潢师是个矮胖的人，面色红润，或者是在白色工装的映衬下显得红润。他乍看上去像一个代理人或者变革工具，实则不是。他和皮通走后老菲利普斯先生开始在庄园工作和走动的状况没什么差别。

我开始了解他的日常作息，他如何安排孤独的体力活动。他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早晨和下午各十五分钟，中午一个小时。他放下刮刀、滚筒、刷子和油漆罐，坐进他的车里，在方向盘上举着报纸的赛马版块看；早晨和午休时间喝保温杯里的奶茶，午休时吃三明治。他不急于打开三明治的包装，而是先看十五分钟报纸了解赛马信息，然后才打开整齐的防油包装纸，慢慢地吃，稳稳地吃，不慌不忙，但也没有享受的意思。

他最初把车停在我屋后门口的路上。我挥手向他比画，他一声不吭地把车往庭院那边靠，藏在躲开庄园和我视线的地方。

他的车就像他的城堡。下了车，他就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工作；上了车，他就到家了。他看上去淡定自足。在他工装裤（套在一件非常厚的手织蓝毛衣外）上面的口袋里，有个打开的空烟盒。这是他的烟灰缸。他把烟灰弹到盒子里的动作娴熟。这明显是个老习惯，是装潢师应有的整洁。这整洁的态度，粉刷时的全神贯注，有时脸靠近拿油漆刷的手，他一连干上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安静，他的孤独，这些给他平添了一种让人不安的气质，使人能透过他的工作和外貌，把他看得更清楚。后来我开始和他说话，发现他的声音很特别：温和、徐缓、冷漠，像孩童。

他把自己的烟盒烟灰缸很当一回事。我说我欣赏这主意，对此他没有避而不谈或者调侃。他非常认真地谈论起它，告诉我何时有这个想法、何时付诸行动。他说大家总会提及它。

我们不时聊聊天——他喜欢聊天——他的孤独像是强加在他身上的，他并不介意把它搁在一旁。我发现他看重自己的一切，他对自己有一种敬畏。此外，他好像隔着一定距离看待自己，看他的习惯与日常工作。他对自己所见感到敬畏：他不了解看到的东西。

甚至坐在车里休息时他都感到困惑，他也在这时候吃药。他吃下药就研究赛马，因为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全职赌徒，严肃的赌徒。不像拿养老金的人那样投注冷门的马，而是一直在热门马上下注：这是靠赌博赚钱的唯一方法。他依赖药物，一天四次吃两种药，没有了药他什么也做不成，哪里也去不了。药丸让他得以维持。他是很久以前通过菲利普斯先生发现了这两种药的。他和菲利普斯太太之间的联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不过他说他不太了解玛格丽特。

在服药之前，他经常没来由地当众哭泣。他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生活无忧，比他认识的多数人都富有。他有过一座房子、一辆车，也有妻室。工友起初不知道他在哭，以为他是对油漆过敏。但是有一天，眼泪让他不能自已，他被迫进了医院。

他发现自己在一个病房中，病床上没有床单，只有床垫和毯子。床之间间隔很小。护士是男性。即使泪眼蒙，他也感觉到事情蹊跷。这个男护士，斯坦，也就是菲利普斯先生，给了他一些药，接着他睡着了。他从未睡得这般香；醒来后感觉好极了，因此对斯坦感激不尽。就这样，他对药物产生了依赖。

斯坦对他的帮助不止这些。“他对我很好。有一天他对我说，‘瞧，要是你不振作起来，我就把你登记成残疾人。你也许会觉得这样能得到更多社会福利保障，但是我告诉你，你什么也得不到。没有额外的福利金。不信去问救济站的人。’他是对的。我会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我振作起来。真为斯坦伤心。我曾想，要是真能在赛马上大赚一笔，我会当面把钱全给斯坦。全给他。就是那样。”他做了一个提东西的姿势，像动画片里的形象：赢来的，钱都是放在袋子里的硬币。“我想我会说，‘斯坦，这是我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事。我要你收下它，因为你一直对我这么好。’”

他的眼里开始充满泪水，但仍在出神。他的脸上不动声色，声音也还是童稚的。

“我现在失去了一切。房子、家具、妻子。但是当我离开我妻子的时候，也是哭泣离开我的时候。当我离开她，我也将一切烦恼丢在了身后。周三我发现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我打了她。周五他们就赶我出门。”

这是他几天来给我讲的，这个细节被留到了最后。甚至在这个细节上都省去了很多。比如，周三事发前还应该有很多事。但这是他看待这件事的方式，是这件事对他的影响。

他坐在车里，把烟灰弹进工装裤的香烟盒中，开始抽噎，像轻微的抽搐。

他说：“这不是因为她，是为斯坦。”

*

夏末秋初，天气凉爽。装潢师说这是粉刷外墙的好时候：油漆的浓稠度更合适，浸了漆的刷子更好刷。这是他除去对自己的了解之外的一大知识。但适合粉刷的空气也充满了夏末的灰尘和各种发散物。

一个下午，我出门散步。走到杰克的花园的旧址，路边的山毛榉树下堆放着农场的废弃物：旧金属、木材和铁丝网，路另一边是白垩土质的深深的垃圾焚烧坑（一个多月前遭遇大火的白桦树已经长高了）。我开始喘不过气来。

我走过破旧的农场，继续沿着车道前行，尽力用嘴大口呼吸，缓解窒息感。

右边是广阔平坦的斜坡，以前看到黑白花纹的牛群映衬在天空下，我总不禁想起我孩童时在特立尼达岛看到的炼乳的商标。还想起有一年炼乳经销商组织学生进行填色比赛。用来涂色的画是放大的商标，画想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真是开心啊！尽管孩子们并没有见过商标上画的那种牛和平展的草坡（肯定没有蛇），但他们想象中的景色更美丽！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尤其当坡顶有牛群映在天幕中，我走在路上，脑海中有个角落里，一种微弱遥远的渴望——远得像幻影，像童年时看过的电影那样模糊——得到了满足，我感觉自己已经置身于炼乳商标图的景致中。

左边长着高深草丛的宽阔车道那头便是一片如今围着铁丝网的牧草地。牧草地尽头是高大的松树林。松树粗壮茂密，有一种幽深感，直到有一天树林后的田野被一把火烧掉。一排深色树桩在烈火中咆哮，声音似我曾听到过的林中瀑布。它让我意识到，万物皆为一物，所有的骚动，无论是火、水还是空气，都是一样的。正如巨石阵后炮兵场的爆炸声仿佛暗示空气可以穿透，正如军用飞机在空中杀伤力越来越大，听起来像巨大的火车在悬空的铁轨上盘旋。一九五〇年，当我听到从伯爵府花园尽头高高的砖墙后传来火车的轰响，从清晨延续到深夜，我以为我抓住了自己背井离乡前来寻找的大都市生活的前景。

在斜坡和松林之间，我胸口的压抑感一下子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走到围场和松林尽头，在坡与坡之间的凹地中堆积着巨大的干草卷，多年来从未使用，却没有拖走。如今干草卷发黑，有的地方泛着青苔绿，它们挨挨挤挤，不容易腐烂，让人很难联想到巨大的瑞士卷蛋糕；又因为太黑而不像印刷用的纸卷。这堆黑色的干草现在成了垃圾，但仍是风景的一部分，就像它后面长而浅的山谷，视野开阔，从未开垦，布满白垩和燧石，看似更高处的荒芜山谷，遍布脏兮兮的积雪。再往后，沿着车道，坡地向云雀山和坟堆延伸，坟头长着粗壮的野草和被风摧残的矮树。

这段路犹如一段音乐铭刻在我心中。我没有一路走到山丘顶。没有必要登顶。我知道在现在这种光线中，从那里能看见什么。我转身，路上所有的景色再次展现在眼前。

当晚在小屋中，我的窒息症状又出现了。我感到支气管在收缩。我等着症状缓解，却等来全身紧缩、变僵。短短几个小时，我病倒了，还犯一种奇怪的头晕。在这眩晕状态中——看一切都清清楚楚。透过救护车深色的玻璃，我意外地、饶有兴致地注意到山谷壮丽的景色——我被送进了镇上的医院。

几年来我总会看到这栋楼，知道它是医院，虽然经常经过它沥青铺的前院，却从未对它有过什么想法，只知道它是一栋楼。我留意到楼里保存下来的十八世纪的砖块（因为我能判断出红砖的年龄，在一九五〇年我发现小房子普遍都用红砖材）。我留意到优雅的乔治亚时代的字体——标明了医院的非官方性质以及建成年份为一七六七年——刻在楼正面靠近顶部的一条石板上。

医院位于通往火车站的路上，要越过一座桥，桥下是白垩质山谷几条河流的交汇处，水总是清澈的，漂浮其上的垃圾特别显眼，河水像玻璃镇纸或照片，有分离普通或是众所周知的物体的能力，烘托出细节。

十年前，我的病赋予了我特殊的才能，让我对庄园花园的春天有了更深切的认识。那次患病是精神疲惫和旅途劳顿所致，延续了几周，像我童年时遭受的热带“发热”，一种和雨季相关的发热，而我总觉得热退得太快，希望再一次发热。我喜欢童年的热病，因为它让我湿热的体内放松，以一种美好的方式扭曲触感和听觉，让世界忽远忽近，和时间捉迷藏，让我在不同的时间醒来，面对同一件事。带着如此的戏剧性和新奇（以及特殊的食物和肉汤），发热总是让我感受到家和受保护的温暖。

在类似这种病症的状态中（我因此第一次在英国感受到保护和放松），我看到了窗下的牡丹（在我半清醒的迷离之中，饱满的红色花骨朵攀上来，迎着风敲打玻璃窗）。我在荨麻丛中看见一枝鸢尾，看见了芬芳多刺的苔藓玫瑰，还有幽暗的小溪上通向风景怡人的河岸的一座座桥。

我这次是真的生病，不是单纯的体力不支，而是一种仿佛穿过身体到达内脏和生命核心的疲倦，这疲倦让我不得不衡量一下我能起身和出门多久，可以走多远而不致体力透支再次病倒。出院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带病在潮湿残败的庄园花园中短距离散步。我来英国后，数年来意识不到冬天的存在，从不觉得需要穿戴外套、手套甚至套头衫，现在我竟觉得体内冰冷，肺部寒凉。

牧草和杂草湿而深，根部有各种腐烂物而呈现出黑色。秋天曾有独特的迷人之处，层林尽染，野蘑菇争相模仿着枯叶的色彩和形状。去年的白杨落叶像是蕾丝或热带扇形珊瑚，叶脉间的柔软物质腐烂，叶脉却还保持着曲线和弹性。我慢慢叫得出树木灌木的名字了，能在一大团植物中分门别类，并且很快不仅仅局限于植物名，我对它们的欣赏也随之增加了。这像是生活在某种语言环境中学习该语言。现在，随着杂草生长、沼泽植物发芽，随着玫瑰花圃消失，站在花园中像是置身于一片杂乱的灌木丛。那些大到无法锯断或移走的白杨树树桩，最后消失在灌木丛中。

花园里的秋色是一派棕与黑。我学会把枯叶和茎梗的棕色看成其本身的颜色；我收集了草叶和芦苇，愉悦地看着它们从绿色渐渐变成饼干似的棕色。甚至枯萎在瓶中的花都能带给我快乐，枯黄色的花仍是整朵的，我都舍不得扔掉。秋冬的早晨，我也出门看覆着白霜的棕黄色的树叶和叶梗。现在，料理花园的人大都被辞退了，所有草木都在夏天恣意生长；我只感到寒意，只看见高深的草、潮湿、黑色和棕色。我在破败的花园短时间散步，每次走远一点，走过白杨树，走过高大的常青树，接着走进白色大框架的温室，它经过这些年月依旧坚固完好。一路上深浅不一的棕色再次唤醒我对特立尼达岛的记忆：不是真实的颜色，是死去植被的色彩，其中没有美，只是垃圾。

某天，在这片棕色中，我走过温室，来到我早先去河边散步会经过的地方，我曾在那儿发现了一扇门（我第一次进去时它还能开关）和几座架在小溪上的桥，幽暗的溪水上漂浮着密密麻麻的落叶。现在，在这片黑色和棕色之中，我看见了一道新的木栅栏，漆成金红色，像那个德国人带来的胡子拉碴的胖兄弟，他的头发就是金红色的，他手里的尼龙袋也一样，那袋子是用来装那些烂木头或者别的他想掠夺的东西的。

我没听谁说起过这道栅栏，也不知道这块地是否已易主。周围的土地荒芜一片，即使我有力气，也难越过第一条小溪。但是我能看见新栅栏同那条从花园通到河岸的老步道及桥交叉了。这是因为勘测员只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线，并没有考虑到土地实际的使用情况。

我曾训练自己接受变化之观念，避免悲痛，尽量不去留意腐朽。当时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刚刚意识到我第二次生命的环境的好处，它就变了。苔藓玫瑰被砍倒；开放的车道被铁丝网栅栏隔断；田野被圈起来。杰克的花园逐渐凋零，最终被混凝土覆盖。皮通离开后，我小屋外草坪尽头的大门关闭，枯树枝堵在门口。铁丝网——让人心寒的东西——困住了果园里的儿童屋。

我曾怀揣变化的观念生活，我把它视为亘古不变的常规，我看到世界在流动，人的生命是一系列偶尔交织在一起的轮回。但是如今，哲学于我已派不上用场。土地不再只是土地本身，它吸呼着我们的呼吸，也受我们的心情和回忆感染。我生命中这个轮回的终结，庄园生命中这个轮回的终结，与疾病导致的衰老感混在一起，令我悲伤。

我喜欢这个邻居。我对他没有任何敌意——他无意中为我指出了我该搬去的地方。他对自己想获得的东西充满敬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谷和土地也是属于他的。他母亲幼年时曾住在河边一栋农舍中（如今部分损毁），那里不缺乏敬畏。我一直清楚，我无从保护一片风景，在第一个春天过后，它便只存在于我心底，有着一种特殊的纯粹。从那第一个春天起我就知道，这一刻总会到来。但是现在，它的到来让我震惊。这里的一切都曾是我快乐欣喜的源泉，它们欢迎我治愈我，现在却仿佛面临死亡，成了痛苦之源。

*

每个来应聘“帮手”的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将她神圣的物品带来庄园，在装修一新的房间住上一阵，接着离开。不过，好像终于出现了合适的人选，菲利普斯太太也安心地重拾私人生活。

她之前和菲利普斯先生共享的生活有不少公共娱乐——酒馆、俱乐部、宾馆酒吧、带舞池和乐队的乡镇餐厅。和房子、住所、工作或职业相比，这些娱乐更让菲利普斯夫妇的生活安定、有节奏。现在这种节奏又凌驾于她的悲哀之上。初春，在之前夫妇俩的度假时间，她和老朋友出去过了两周。

她不在的这段时间，她的帮手走出庄园的阴影，开始露面，并且无拘无束地巡视了整个庄园。一个约莫五十岁的瘦弱女人，对庄园的孤独和气势十分满意，一如多年前那个把衬衫下摆打结露出腹部的女人或女孩。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穿得讲究：一条昂贵的花呢裙。应该花了不少钱。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她像皮通：虽然只是个仆人，但绝不输于此地的标准，甚至多少还要和它比上一比。对我而言，她使这个地方改变了太多！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自己又处在了他人的监视之下。

菲利普斯太太回来后，这个奇怪的女人退了下去，变得胆怯、紧张，仿佛不愿让我看清她和菲利普斯太太的关系。

假期后菲利普斯太太变得判若两人。她的额头光滑了；眼圈和皱纹不那么深了，声音也变得轻快，在电话里听来尤其明显。度假回来两周后，她打电话说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语调很是活泼。

她穿着运动型夹棉夹克，双手轻轻捏着一根手杖，将手杖水平托着。当她单手持手杖时，姿势一看就知她不习惯用手杖，不知道如何握或使用它。

她说：“我周日去见了斯坦的父亲。他要你收下他的手杖。”

是那根带叉的拐杖，他在庄园散步时用大拇指拄着杖子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手杖。我也喜欢用手杖，我父亲早年曾做手杖玩，用的是某种丛林树。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种对手杖的感情，早年在旅行时总是试图带回一根手杖。

带叉手杖是我和老菲利普斯先生聊的第一样东西。他知道他在庄园里拄着它走的时候引起了我的注意。现在送给了我。我把它当作一件新事物、一份礼物来审视，结果发现它比我记忆里的要短。我印象中它有老人的肩膀那么高，事实上它就是武术棍的长度，立起来也就是及腰。手杖的分叉部分及其下一英寸左右的树皮是剥掉的，这个时髦的装饰下还有另一个时髦的东西：一个铜色的金属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它；而且菲利普斯太太拿来的手杖闪着新漆的光亮，我觉得老人可能买了一根新的送给我。但是手杖底部约一英寸厚的橡胶垫圈前后磨损了不少。这确是老人用过的手杖；他把它打理得漂漂亮亮再当成礼物送人。

我对菲利普斯太太说：“我会一辈子留着它的。”

若是几年前，我会觉得这样的话轻易说不出口。但现在我只觉得这个承诺我不会实实在在地去履行，正如对丘陵与河流的记忆，对白垩与苔藓玫瑰的记忆，将会随老人的死去而消散，即使我能把这根手杖传给一个细心的人，但有关它的联想终究延续不下去。没有那些联想，这手杖不过是一件物品。正如被常春藤缠绕的樱桃树的金黑色树干，我给它打磨上漆，它已成为我在庄园后期生活的纪念品，但它终归会失去这样一种意义。

菲利普斯太太说：“这古怪的老头。”

这话很奇怪，她和老人很疏远。这疏远表现在她脸上：新近光滑的皮肤、眼睛里的明澈、毫无倦意。并且她的语调里是一种正在苏醒的讽刺和对生活的热爱。

她说：“我想该先告诉你，免得你从别人那里听到。你知道山谷里闲话传得快。我收到了解雇通知。”

于是，手杖这一礼物又多了一种联想。菲利普斯太太把它送过来——她在电话里活泼的声音，她对老菲利普斯先生的疏远，虽然老先生最近还拄着手杖在庄园散步——这礼物仿佛是她即将告别庄园生活的标志。她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当我开始了解菲利普斯夫妇，不再把他们当作典范仆人之后，我钦佩他们的冒险精神，以及一无所有、随时准备离开的超然。然而现在，菲利普斯太太的消息为她带来的礼物增添了一丝孤寂的美感。

她说：“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自从斯坦离世之后，日子就不怎么好过。斯坦能应对。我一个人不行。他很难对付。”这是指房东。“而且也好不起来。这是难处。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善的。”

她开始走向门口。她停下来，透过厨房门的高玻璃窗望着折断的白杨，它们又焕发出生机了。

她又说起话来，语气有些亲密，带着一丝询问，也有寻找安慰的意思，仿佛我是她的亲人。她说：“度假期间我遇到了一个人。有天他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朋友中总有那么多喜欢当媒人的。你不会相信的。反正，我想该先告诉你，免得你听到一些有的没的。斯坦和我达成一致，无论谁先走，留下来的那个应该再婚。”

这真是怪了。她之前在我面前从来没这么放得开，之前她总是紧张兮兮的。这种紧张首先源于她对庄园的陌生，源于她不了解我，其次源于她的疾病，再者源于她的孤独。也许，又如我现在想到的，是源于她和菲利普斯先生的同居生活，他是个能量巨大的人。而我也觉得和她变得亲近了，这仿佛是在回应她有别于从前的性格。

*

正如菲利普斯太太所言，这消息很快在山谷里传开了。布雷听说后，第一反应是想到房东，庄园的主人。他说，似乎也是在说自己：“衰老是件残酷的事。我想他们会一卖了之，最后什么都不会剩下。”

我说：“他陪了它一辈子。没多少人这么做。这是一种幸福。”

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年轻的时候你能反抗，一旦老了，他们想对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细长的眼睛闭上，一滴泪水从他中年人松弛的面颊上淌下。话虽这么说，这座宅子的尊严对他总是极为重要。他的内心总是被它的动静牵动着。这座宅子的尊严给他的独立以价值，是他借以衡量自己尊严的标准。他记忆中隐藏最深的，也会随他的死亡而消逝的，是他的奴性。

眯眼看着路，泪水流下脸颊。布雷说：“她走了。她病得厉害，必须回疗养院。”

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午夜在索尔兹伯里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女人，那个穿着肥大花呢外套待在空荡荡的火车站的女人，那个在明灯映照下的孤独的女人。

[1]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1904－1986），英国小说家，作品多以同性恋为主题。代表作有《柏林故事》及《单身男人》。

[2]西里尔·康诺利（1903－1974），英国文学评论家、作家。

[3]图卢兹－洛特列克（1864－1901），法国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艺术先驱。

告别仪式

在年近四十岁的时候，我做的关于失望和疲惫的梦一度是脑袋要爆炸的梦：梦见头脑中的噪声之响之长久，使我感到这存活下来的脑袋没救了；以为死亡来了。如今我年过半百，熬过了病痛，离开了庄园小屋，结束了我生活的那个篇章，我开始被死亡和终结的念头惊醒。有时甚至不是具体的念头，不是有来由的恐惧或幻想，而是深深的惆怅。这种惆怅在我入眠时穿透头脑，我便在它的刺激中醒来。我深受其害，需要一天中最美好的时间来缓解。浑浑噩噩的白天加重了夜晚的暗淡。

几年里我都在构思一本类似《抵达之谜》的书。到山谷后一两天内，我便开始了那个地中海遐想：旅行者的故事，陌生的城市，精疲力竭的生活。这些年里构思一直在变，我放弃了幻想和古老世界的背景。故事因此变得更为私人：我的旅程，作家的旅程，被写作中的发现与看待事物的方式所限定的作家，而非被个人的经历所限定的作家，旅程初始彼此分离的作家和人，在第二段生活结束前合而为一。

我的主题，叙述方式，我笔下的人物——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它们在我头脑中呼之欲出，时刻准备显露出来，缠住我。但是直到这种关乎死亡的新的意识出现，我才终于动笔。死亡是主题，也许它一直以来都是主题。死亡和如何面对死亡——这是杰克的故事的主题。

促使我着手创作的是一项新闻任务。一九八四年的八月，我受《纽约书评》的安排前去参加达拉斯的共和党大会。但我发现没什么可写。这是个事先安排好了说辞的集会，本身空洞无物。想到上千名记者赶到那儿不过是要对手中现成的稿子稍加修改，我就觉得压抑不已。回到威尔特郡，远离会议中心的压抑和新闻稿，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对什么有反应：不是走个过场的集会，而是周围发生的事情。突然，不值得写的内容有了很多可取之处：一周以来的新鲜经历，如果不记录下来就会消失，会被我遗忘。发现这一体验后，我也找到了陈述它的话语和腔调。

从原本以为的一无所有中找到经历，这让我兴奋，加之语言复苏的喜悦，我立即动笔。我放手去写。我写出了好几个开头，我停停写写。接着，显然是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杰克、我生活的周边地区。我坚信杰克是最好的切入点，也能助我更好地积累《抵达之谜》的素材，布下背景，定好主题，确定书的时间跨度。几周里我写了很多个开头，信手写，从不同的切入点写。

期间有中断的时候。臼齿出了问题，后来拔掉了。我去看牙医的时候没有拔牙的准备，他们通常是作补救的。麻醉的时候，还有牙医强有力的手指推一颗没有痛感的牙齿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抹不去的朽烂，这是死亡的感觉。两天后，我强忍着嘴里的生疼，去伦敦参加一个作家老朋友的颁奖午餐会。这一场景和我在伦敦找新公寓的情形交织在一起，和看过一些老公寓、别人的生活和别处的景观后特殊的阴郁交织在一起。接着，甘地夫人在德里被她的保镖射杀而死。之后不久我因我的德国出版商去了该国。令世人震惊的东柏林事件，四十年后此地仍一片疮痍，某些损毁的建筑上的小苗长成了大树，这是一幅自我放逐的世界的景象，对我来说有新鲜感：我早就应该来看看。德国之行的最后一天早晨，我参观了西柏林埃及博物馆。回到威尔特郡后，我接到了一则消息：我妹妹萨蒂在特立尼达岛突发脑溢血，正好发生在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她昏迷不醒，回天乏术。自从父亲一九五三年去世后，三十多年来我没再经历过丧亲之痛。我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然后我开始打嗝，接着忧虑起来。

我一九五〇年乘坐小小的泛美航空飞机离开特立尼达岛时，萨蒂离十六周岁生日还差七个星期。再次见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时，她都快二十二岁了，已经结婚。特立尼达于我几乎成了一个想象中的地方，但她一辈子生活在那里，偶尔出国度个假。她经历了父亲一九五二年的疾病和一九五三年的离世，经历了一九五六年的政治变革和种族政策，经历了一九七〇年的街头暴动与准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她也经历了石油带来的经济繁荣，过了不少年安稳的日子。她的生活算得上圆满。

她去世后三天，她的遗体在特立尼达岛火化的时候，我在威尔特郡新家客厅的咖啡桌上摊开她的照片。几年来我一直想整理家人的照片，把它们归置好收进影集。又总觉得有的是时间。她在世时我没有注意看这些照片中她的年龄。现在一一翻看，我看到很多照片上，尤其是她度蜜月时的照片，她是个胳膊纤细的女孩。这个女孩如今已经往生。死亡触动了这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照片，令人心痛。我看着摊在桌上的照片，第一次这么思念她。三四十分钟后——我想特立尼达岛的火化仪式正在进行——我觉得心灵受到了净化。我不知道照理应该做些什么，但觉得自己的做法没错。我专注地去缅怀这个人，回忆她的生活、她的个性，我向这位逝者致敬。

两天后，我去了特立尼达岛。家人想让我待在他们身边。我弟弟赶在火化仪式当天回到家，在火化开始后六小时赶到，让人带去火化的地方。我姐姐开车送他。夜里火化堆仍闪着火光。弟弟独自走到火光边，姐姐在车里看着他。

两周前，我弟弟曾去德里参加甘地夫人的火葬仪式。回伦敦后他开始写一篇重要的报道，没等写完便来到特立尼达岛。飞机实现了这一趟趟的远程旅行，让他得以见证这些死亡。我一九五〇年离开特立尼达岛时飞行还没那么普遍，出国可能意味着折断人的一生：我时隔六年才和家人重逢，这六年里我都无法和他们相伴。一九五三年父亲去世时，我自然没能回家。当时我弟弟八岁，见证了最后的火化仪式。这次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烙印，死亡和火化是他深埋于心底的伤痛。现在是姐姐的火化：他从伦敦飞过去仍能看到一堆火。很快飞机要带他回到伦敦，也陆续载着其他家人去往不同地方。

我留在特立尼达参加几天后举行的宗教仪式，这是葬礼的一个环节。萨蒂不信教，和我父亲一样对仪式没有感觉。但她去世后，家人希望为她办一整套印度教的仪式，一点都不落下。

梵学大师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迟到了。听说他在火葬时也迟到了。他说自己太忙，累得看错了时间。然后他开始干活，需要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一个浅浅的土祭坛立在萨蒂家走廊的水磨石上。对我而言，这仪式的背景——郊区的楼房花园，还有街道——看上去太新了，显得奇怪。我的记忆仍停留在旧时，这样的仪式和乡村更协调。

梵学大师穿着丝绸长袍，盘腿坐在祭坛的一侧。萨蒂的小儿子面对着他坐在另一侧，他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这样一身便装也让我意外。在走廊上进行的仪式像是对火葬的模仿；但它使人联想到繁殖和生长，而不是人死后归于土地，化作各种元素。献祭和供养才是主题。在雅利安人的经典中总是强调献祭！

和很多印度教仪式一样，这套仪式也颇为繁复：在祭坛的何处放花，如何念经以及何时抛撒各种东西，这是祭司的一整套机械化程式。梵学大师指导萨蒂的儿子完成这一系列程序，告诉他向圣火祭上何物，手指向祭品时念“娑婆诃”，向火抛撒祭品后要手握拳说“舒达哈”。

梵学大师继续着。他意识到走廊上的人是他的观众，在指导萨蒂儿子的同时，开始以常规的宗教方式说话。他告诉萨蒂的儿子要控制情欲；他开始一本正经地宣扬类似教义的东西。这对我来说也是新鲜的：梵学大师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在我小时候不被允许的“普地基督教”的方式，把以思辨、多元、万物有灵论为根基的印度教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信仰等同起来。事实上，有那么一会儿——仿佛这是一个公众集会，而我们有不同的信仰——他拐弯抹角地说《薄伽梵歌》相当于《古兰经》或《圣经》。他其实是想说我们也有经典；特立尼达岛在变，他以此保护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萨蒂的儿子虽然穿着牛仔裤，却很严肃。他在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师面前很谦卑，换一个场合，他可未必会如此。他像是在寻求安慰，一种比仪式还要强大的支持。他聆听着大师的讲话。大师继续用泥土、鲜花、面粉、纯净的黄油和牛奶进行着复杂的仪式，并且添加了道德和宗教训诫，说我们的前生决定了今世。萨蒂的儿子问，母亲怎样的过去决定了她如今残酷的死亡。没有得到回答。萨蒂的儿子但凡对印度教思想有所了解，但凡继承了点传统，就会知晓轮回的概念，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他会屈从于神秘的仪式，把大师的话当成仪式的一部分。

仪式仍在进行。这是人们请大师来的目的，他们需要这种准确——捏起米饭团和泥土，摆花，往这个那个上倒牛奶，不断地给圣火添燃料。

之后大师开始吃午饭。按旧例，他们都是盘腿坐在毯子或者装面粉或糖的麻袋上吃饭，毯子上铺棉花；会被好生伺候。现在仍不失奢侈，但没人在一旁伺候。他就坐在走廊上的桌子前吃饭，自顾自地大口吃着，用手抓着吃，就像之前抓泥土、米饭等祭品那样。

萨蒂的丈夫和儿子站在他身边，问他萨蒂转世的机缘如何。严格说来，这不是一个印度教的问题，在目睹那场仪式之后，我觉得这听起来很奇怪。

萨蒂的丈夫说：“我还想见她。”他说话流畅，但眼里噙着泪水。

大师没有直接回答。印度教的转世，指人在几世修行后达到涅境界，无生无死，也无所谓再投胎。若他如此理解，面对如此悲痛的人一定不忍说出口。

萨蒂的儿子问：“她会回来吗？”

萨蒂的丈夫问：“我们会再次团聚吗？”

大师说：“但你认不出她了。”

这是他对转世的解释，没有一点宽慰作用，反而让萨蒂的丈夫陷入绝望。

我请求大师给我看一下他在仪式上用的《薄伽梵歌》。它由印度南部一家出版社出版，每段经文后有英文翻译。大师在主持仪式的过程中除了念诵广为人知的梵文经文，也引用了英文翻译。

大师说他平日会送《薄伽梵歌》给别人。他说他“分享”《薄伽梵歌》，“分享”这个词也十分基督教。人们送他《薄伽梵歌》，他送人们《薄伽梵歌》。有个信徒一次带了十几本送给他；他又再发放出去。

大师的任务完成，午餐也吃完了。他变得合群且健谈，我童年时的那些大师办完事后并不这样。

他开始讲故事。我没听懂。某天社区里一个大人物问他：“你觉得印度教最好的经典是哪个？”他回答：“《薄伽梵歌》。”那个人对在场的其他人说：“他说《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好的经典。”这个故事本来也许很有内容，但他就说了这些。大师觉得这就是故事的精髓——有大人物肯定他。或者他害怕什么而不敢深入讲，或者他忘了这个故事的要旨，又或者事实上他说的正是要旨：《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尽管临走前他说，为了主持仪式他都没什么时间读《薄伽梵歌》。）

让这场合更随意的是，大师冷不丁兴致高昂地谈起了政治，他支持的保守派和“伪君子”改革派间的争议。我以为在特立尼达岛这一议题五十年前就消亡了，它属于我们过去的田园生活，那个我们社区更自给自足的年代。我不能想象在种族政策和独立运动的压力下它还幸存着。但是大师显然很看重它。

这个人是我们家亲戚，我的一个堂兄弟。这在如此场合是极大的讽刺，或者说最合适不过。在求知欲和知识的相辅相成中，我进行着写作探险，不仅热衷于旅行，也热衷于对过去的不同解释，其间我发现，我父亲曾受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鼓励当主持仪式的大师。但他终究成了一名记者，他的文学抱负在两个儿子身上扎根。正因为他的家庭想让他成为梵学大师，在一战前的极度贫困中，他仍被送去接受教育。而我父亲的兄弟打小就被送到田里干活，一天挣八分钱。这个家族的两支就此分道扬镳。我的叔父成了一个小型甘蔗农场的农场主，他一生比我父亲富裕多了。一九五三年我贫困的父亲久病不治去世了，叔父付了部分丧葬费用。但是两家很少有来往，甚至我们在身形上都相差甚远。我们（除了我弟弟）个子小，而叔父的儿子都有六英尺高。命运无常，如今家族里真出了个梵学大师。这个粗壮的六英尺大汉在我妹妹家的走廊上主持了仪式，他来自我叔父那一支。他服务了我父亲一家，参加了我父亲最先去世的孩子的葬礼。梳理完家族关系，他的有些行为也得以解释，他希望在我们中间树立威信。

还有一点也很讽刺，我父亲虽然致力于研习印度教的思辨，却厌恶仪式，甚至自一九二〇年起便支持加入被这个梵学大师鄙夷为“伪君子”的改革派。妹妹萨蒂生前也不喜欢仪式，但是家人为她安排了传统的葬礼，希望有一点神圣感，希望能呈现我们和我们的过去。这才请了梵学大师来。在我妹妹家走廊的水磨石地上有个土祭坛，进行着象征性的仪式，上面放着一小堆由芬芳松枝、鲜花和糖组成的东西，在黄油中浸泡之后点燃，会散发出甜甜的焦糖味。

我们的祖上住在乡间，远离皇室的宫殿，依赖我们不理解的秩序生活过，绝不愿去亵渎，怕和过去、和神圣的土地及神明断绝联系。祭地仪式历史悠久，总有神秘之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屈服于它们，因为我们有了自我意识。四十年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自觉。我们那时能接纳，是因为觉得那样自己才更完整，和土地及大地精神更协调。

四十年前接纳仪式要容易些，因为那时很贫穷，和印度的过去相差不大，包括房屋、道路、车辆和衣物。如今大家兜里普遍有点钱了，比如设计师会一时兴起，将树枝和树叶浸在金液中，保持树枝和树叶的形状。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几代人把我们和过去、和旅行及历史分离。我们岛依靠石油和天然气致富了。

这笔意外之财，破坏并重塑了我们在新大陆初建时的气象。我小时候搭坐时速十英里的火车去西班牙港的路上，看见北部山脉光秃秃的，散布着一片片森林。如今半山腰有了从其他岛非法移民过来的人的棚屋。那一座座被海水环绕的小岛，是两个多世纪来与世隔绝的非洲奴隶收容所，他们曾在种植园受尽煎熬：岛上的移民改变了我们的土地、人口和情绪。

以前北部山脉脚下有一片沼泽，散落其间的棚屋的泥墙湿漉漉的。现在这儿却是一派荷兰风光：一畦畦菜地，笔直的垄和水渠。甘蔗不再是重要作物。这些印度村落与我所熟悉的村落截然相反。没有狭窄的道路，没有幽暗茂盛的树，没有棚屋，没有灌木围起的院子，没有仪式上点亮的灯，没有人在墙边玩影子游戏，没有人在带护墙的走廊上做菜，没有跳跃的火光，没有沟渠边的花和渠中青蛙彻夜的鸣叫。这里只有高速公路和三岔路的出口及方向牌：森林已被夷为平地，所有秘密都一览无遗。

我们改头换面。我们所找寻到的世界——郊区带花园的楼房，举行我妹妹告别仪式的地方——部分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盼着苦尽甘来，我们无法回头。没有古轮船带我们回到从前。我们走出了梦魇，却无处可去。

大师作了最后指导。将一铜盘祭品放在某处；另一盘食物倒进河中，和妹妹的骨灰一道被河水带走，这是最后的供奉。随后这个穿着白色丝绸、腰部尤显壮实的人上车走了。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些记忆的片段：节假日随父亲拜访他兄弟，周围都是平坦的甘蔗田，田间有绿草萋萋的小径，架在柱子上的棚屋点缀其中，夜间昏暗的灯光，院子里有牲畜，点燃的驱蚊草堆，瓦楞铁皮屋顶的杂货店，以及阒寂。

一个客人，我妹夫的远房亲戚，年事已高，开始谈起了我们的过去——也许是受仪式触动。他谈起我们这些自一八四五年起从恒河平原移民到新大陆的人与岛上其他地区的印度人，尤其是西班牙港西北部村落的印度人有什么差异。

他说：“要知道那些人在一八四五年之后就没来过这里。他们很久很久以前来过。你听说过哥伦布吗？伊莎贝拉女王向所有天主教信徒开放这片土地。那是法国人来这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信天主教。你们听说过印度有个地方叫本地治里吗？那是法国人的地盘，也就是现居西班牙港附近的那些印度人的原乡。所以布瓦西埃那些地方的印度人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来这里已有四五百年了。”

历史！他梳理了自一四九八年以来的事件。一四九八年哥伦布在第三次航行中为伊莎贝拉女王发现了这座岛；但此地被西班牙政府忽视了三百年，直到一七八四年，帝国为了自保，向天主教移民开放了这座岛，给带来奴隶的人优待和免费的土地。一八四五年，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十年之后，英国开始从印度带来印度人，开垦这片土地。老人把这段历史模糊地串起来了。这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人需要历史，历史帮助人了解自己是谁。但是历史如同神圣，能驻于人心，只要有某些东西就足够。

我们神圣的世界——那些在我们小时候就由家族传承给我们的神圣情感，那些我们童年的神圣之地，神圣是因为我们以孩童的眼光看它们，为它们填满神奇，远在英国时，这些地方在我心中越发神圣起来，因为我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一厢情愿地想象这些地方一如从前，想象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家。尽管后来我知道，那儿充满了血腥，原住民遭到杀戮或压迫，逐渐灭绝——我们神圣的世界消失了。现在，每一代人都使我们离神圣更远。但我们为自己改造了这个世界；每一代人都这么做；我们因妹妹去世聚在一起，感到需要表达敬意、悼念她时，我们发现了这一点。它迫使我们正视死亡。它迫使我正视自己夜里在睡梦中思考的死亡；仿佛是为了让我为这一刻做好准备，一种真实的悲痛正好填补了感伤引发的空虚。它向我证明，生命和人是谜团，是人真正的宗教，是灰暗和灿烂。当我面对真实的死亡，带着这种对人的新的惊奇发现，我不再犹豫。我将草稿放到一边，开始挥笔疾书，写下杰克和他的花园。

一九八四年十月至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录

第一章 卡苏比王陵

第二章 圣地

第三章 着魔的人

第四章 森林之王

第五章 昔日森林之子

第六章 个人的丰碑，个人的荒原

版权信息

书名：非洲的假面剧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郑云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07-01

ISBN：9787544263924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章　卡苏比王陵

1

一九六六年，我在东非待过八九个月：坦桑尼亚一个月，肯尼亚高原差不多六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都在乌干达。几年后，我甚至把乌干达编到了一个故事里。只有当你对某个地方有了充分的、或至少是写作所需的了解时，你才会这么做。四十二年后，我又来到乌干达，希望能从这儿落笔，写这本挖掘非洲人信仰的书。我深信，身居一个我熟知（或多少粗浅了解）的国家，能使我更好地展开话题。可我发现这地方令人失望。

一九六六年那回，我是作为首都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的一名住校作家前往乌干达的，住在校园内一套小小的灰色平房里。房子整洁敞亮，屋外是镶有路沿石的柏油路，大门口拦着格栅，有门房值守。一个美国基金会为我提供津贴，足够我雇个司机和厨子。我在这里的工作不是太明确，而且多少过着隐居生活，每天全神贯注地研读一本带来的书，反而较少留意非洲发生的事，以及马凯雷雷的学生——本来我该多给些关注的。每当书读累了，想到校外散散心时，我就驱车十五英里左右来到恩德培。那里是机场所在，濒临景色壮丽的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同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市镇一样，那儿也有一个植物园，是散步的好去处。有时，植物园的一部分地面会被渗过来的湖水淹没，以提醒我们身处蛮荒，只是平日里被保护着才免受侵害。

一九六六年时，从坎帕拉开车去恩德培是一段穿越乡间之旅——旅途之惬意部分即来源于此——可现在不同了。飞机快降落时，你从空中就能看见恩德培已远非从前模样：以前，在雨季黑压压的乌云下面，只有几个村庄与定居点七零八落地散布在潮湿的绿色原野上；如今你却能意识到，这块旧日殖民时期的林区已摇身变成了值钱的建筑用地。屋顶上那些闪亮簇新的瓦楞铁皮会让你觉得，尽管在刚刚过去的四十年内，此处的情势乱得一塌糊涂——先是草菅人命的暴政，然后是大大小小的战争——但在此时此刻，底下的人恐怕只忙着疯狂地拜金呢。

去首都的路也不再是穿越乡间之旅。一旦你经过了殖民时期兴建的恩德培老行政楼和居民房（出于某种原因，这些建筑得以保存，红色的铁皮屋顶和刷过白漆的封檐板看上去还相当不错），你就会发现自己来到一处像是临时兴建的半城市化区域。很多已经完工的建筑（杂货店、车库、公寓楼）看上去都弱不禁风，仿佛建起来就是等着被拆掉似的，而同时，它们也都光鲜亮丽、千篇一律，墙上涂满了各式各样的手机广告。

到首都的全程皆是如此。坎帕拉从前是出了名的处处青山，可现在已毫无风景可言。山上全是房子，山与山之间的低洼处似乎也布满了简陋住所的破烂铁皮。随房子而来的还有金钱和轿车，以及为穷人们准备的“包达包达”——一种自行车或摩托车的士，花不了几个钱就能搭上一辆，在拥挤不堪的马路上飞速前行。在殖民时期，在后座带人恐怕是违法的。马路早已不堪重负，沥青也早已磨损，露出乌干达肥沃的红壤，即便在雨季也尘土飞扬。我认不出这个坎帕拉了。才刚到，我就嗅出，这是个发生过灾祸的地方。

然后，我拿到了人口的统计数据。数据向我透露了此地的变迁。一九六六年时，这里约有五百万人。而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九年伊迪·阿明[1]的统治（据说他杀了十五万人）、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米尔顿·奥伯特[2]与之类似的野蛮治理（这人喜欢将头发从中分处向两边高高梳起，算是此地所谓“英国式”发型的变种）、四十年来令北部一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的频仍战火，以及夺走了无数生命的艾滋病魔……凡此种种之后，如今的乌干达却有三千万到三千四百万人口，仿佛老天故意违背自然规律，想尽力弥补乌干达流失的血液，不让这个非洲小国和它所遭受的巨大苦难湮没无踪。

这里每座山的山顶上都有座清真寺或教堂，其余地方也都随处可见大型的教会建筑。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能在这里找到。在过度拥挤的贫民区，还有比较大众的“再生基督教”组织，它们的会所前竖着广告牌，有时还会取些奇特的名字。在这里，宗教仿佛是一种营生，能满足所有层次顾客的渴求。形形色色的清真寺也彼此竞争：逊尼派、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等。有些人将伊斯玛仪派视为邪教，但它在东非颇有势力。此间甚至还有阿赫迈迪亚派的一座清真寺和一所学校，该派尊奉一位十九世纪在印度出生的伊斯兰教先知，但他们没能得到所有穆斯林的承认。仿佛这还不够乱，利比亚的“领袖弟兄”卡扎菲[3]数日后还将抵达这里，为坎帕拉老城某处显要山坡上的一座宏伟的利比亚清真寺落成揭幕。想必他会照例锦衣华服，戴着墨镜，有名的美女保镖和两百名男性护卫随侍左右。在城里的商业区，靠近印度人商埠的地方，还有两座较新的印度石庙。阿明曾将印度人驱逐出境，后来人们又将他们迎了回来，但欢迎的态度却暧昧不明：本地的一家报社质疑印度人是否拿了两次赔偿，并邀读者对此评论。石庙上空飘着红旗，以示它们未被闲弃。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乌干达依然是个封闭的内陆国家。其后，东来的阿拉伯商人用品质低劣的枪支和一些骗人的玩意儿交换了他们想要的奴隶和象牙。以残忍闻名的苏纳王接待了这些阿拉伯人。他喜欢他们的小玩意儿，尤其是镜子。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尊容，因此对镜子爱不释手。苏纳王死后，儿子穆特萨[4]继承了王位。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间，穆特萨国王接见并款待了约翰·汉宁·斯皮克[5]，当时，这位探险家不日就要发现尼罗河的源头，穆特萨国王将他的行程阻滞了好几个月。

穆特萨当时年仅二十五岁，虽然几乎与他父亲一般暴虐，但同时，他又是位远见卓识、才智过人的君主。他喜欢斯皮克献给他的枪，也喜欢斯皮克的指南针和其他仪器。不过，在他治下的布干达[6]臣民，凭借着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天赋、军事纪律以及复杂的宫廷礼节，经过数世纪的演变之后，也已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文明。他们像罗马人那样修建笔直的大道，有极强的卫生意识；他们在维多利亚湖上训练了一支水军，有自己的司令，也有自己的航行技术，能轻易地渡过尼罗河入侵布索加王国。他们打造铁器，制作长矛和刀具，知道如何制取树皮布，还是搭建草房的能手——屋顶非常整齐，斯皮克觉得它们简直出自伦敦裁缝之手。穆特萨了解他子民的这种种才能，由此他聪明地悟出，在他本人与斯皮克——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基督徒，时刻准备着向异教徒布道——之间，其实只有哲学和宗教观念上的不同。穆特萨本来已部分接受了伊斯兰教，如今却转而反对它，说阿拉伯人是骗子。十三年后，当他接见另一位探险家斯坦利[7]时，他还请其协助安排英国传教士前来乌干达。

这项一百三十年前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如今已在坎帕拉显现出来。山顶上的宗教建筑彼此争雄，各不相让，看得出，外来宗教几成瘟疫。它们无法治愈任何疾病，也提供不了任何终极答案。相反，它们使得人们心胸狭隘、歇斯底里、误动干戈。人们很可能会想知道，假如穆特萨能够复生，是否会承认自己当年犯下了一个错误；如果让本地在信仰方面自由发展，或许新旧事物能更好地兼收并蓄。

这些外来的天启宗教为何会给非洲的本土信仰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它们都有深奥难懂的神学体系，我认为，要让这儿的人从头把它弄懂绝非易事。我曾就此事请教过卡西姆王子。他是穆特萨家族的后裔，但信奉伊斯兰教，他所在的家族分支继承的乃是穆特萨早年对伊斯兰信仰的部分皈依。这位王子说，我想错了，其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吸引非洲人，原因很简单：都讲来世，为人提供死后永生的寄托。而非洲本土的宗教虚无缥缈，只讲些灵魂世界和祖先的故事。

2

我觉得我该回去找找我原先住的那套老房子。当年，我曾在花园里种下一株鹅掌楸（从恩德培的植物园购入）。那时我脑子里就有个念头，也许以后有一天，出于某种原因，我会再次来到坎帕拉，看看这棵树长得怎么样了。可是，如今的马凯雷雷校园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我感觉它好像成了那拥挤不堪、满是尘土的市区的一部分。而当地报纸上的一封读者来信也证实了我的感觉：它说，这大学的围墙自被拆除后就没再重建过。不过我从一名讲师那里听说，虽然这地方此前数度动荡浮沉（伊迪·阿明当权时，有位副校长遇害，其他老资格的教职工也被投入监狱、严刑拷打），有些档案却完好无损，比如职工的住房资料。其中的记录表明：一九六六年时，我曾入住卡苏比道八十号。

这路名听起来耳熟，门牌号我却不确定。当我被带到那套已然破败的房屋前时，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待过。这房子也许是特意挑出来给我看的，因为花园里有棵大树刚刚被砍倒，树桩还留在那儿。我被带去认那个树桩，可我并不知道鹅掌楸的桩子该是什么样子的，同伴中亦无人知晓。这环境分明不对劲。记忆中，我的房子和花园是明净敞亮的，这里却阴暗封闭。地面毁损，堆了一堆土石垃圾。

马凯雷雷的垃圾是个问题。似乎没人来定期清理。在人来人往的马路和人行通道旁，处处可见秃鹳的身影。它们完全不受过往学生的打扰，用长长的喙啄着那些破垃圾袋。（斯皮克称这些鸟为“副官”，而那折起的巨大翅膀以及又长又细的黄腿的确赋予了它们一副官样，仿佛穿着长外套，驼着背，正四下打量着呢。）这些大鸟在这儿成了拾荒者。常年以垃圾为食使得它们的脸污秽难看、不成样子，还长着丑陋的肉垂。它们如此畸形地活着，这可并非造物主的本意。这一幕实在有碍观瞻，学生们也同样悲哀：在室内，他们挤在霉味扑鼻的门厅和松松垮垮地拴着晾衣绳的宿舍里；在室外，他们绝望地行走于垃圾堆间。这绝非他们的天性。一百四十年前，斯皮克曾满怀憧憬地写过乌干达人如何关注卫生。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和这所大学及其求知的理念格格不入。数字再度透露了此中奥秘：一九六六年，这里约有四千名学生，现在则有三万人。记得从前，校内的那条主路只通往一处横着栏杆的入口。如今它却热闹得就像条购物街，而令人窒息的坎帕拉城就在外面。

在我逗留坎帕拉期间，马凯雷雷校园内至少发生过两起凶杀案（都是“外面再外面的人”干的）。在第一宗命案中，说有人冒充顾客，想要试驾汽车，把一名年轻的巴基斯坦汽车推销员骗入校园。大家都以为校园很安全，可车子一开进来，后排的一个人就掐住推销员的脖子，把刀子刺进去将他杀害。而第二起案件的死者居然是个保安，他试图在清晨时分打劫一名“包达包达”乘客，不料反丢了自己的性命。

在卡苏比道，也就是人们说我住过的地方，曾经可以望见一八八四年为穆特萨一世所修的陵墓，即从城这边的小山望见城那边的小山。而现在的坎帕拉开发过度，高楼林立，已经完全无法望见了。不过其实即便是在一九六六年，我也不曾望见过那座王陵。当时我正忙着自己的书，对本地风物漠不关心，总想着以后有的是时间去了解当地情势并游览风光，从未想过军用卡车会开上平静的坎帕拉街头。就这样，我一再拖延去卡苏比王陵的计划，直到事态发生了变化。我也曾拿到过一封觐见国王弗里德里克·穆特萨爵士（即穆特萨二世）的介绍信，可直到三月才将它寄出。我收到一封客气的回函——鉴于当时的情势，还真叫人不可思议——但那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当时，总理奥伯特已在阿明的挑唆下派兵闯入了国王几乎毫无防御的宫廷。多数人无法想象，对国王动武这样大逆不道的事竟会发生——他可不仅是一位非洲的君王，他更是子民的精神化身。但国王最终还是设法逃了出去。他在英格兰找了一个像贫民避难所似的可怕住处，痛苦地流寓了三年之后，于一九六九年驾崩，享年四十五岁。直至今日，他的悲剧，尤其是他的早逝，依然让一些乌干达人哀痛（尽管苏纳王和穆特萨一世也只分别活了四十岁和四十八岁）。

快要结束一九六六年的东非之旅时，我去拜访了卡苏比王陵。当时那里埋葬着两位国王。我现在丝毫没有游览王宫的记忆，我想那时王宫还禁止入内。而我对陵墓的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恐怕那时王陵仍驻扎着军队。我只停留了一小会儿，应该未曾获准入内参观。然而，那匆匆一瞥的印象却萦绕脑际，而且随着年深日久变得愈来愈奇幻：那是一座圆形的茅草建筑，比例匀称美观，圆锥形的茅草屋顶高过我所见过的任何用草盖的房子。那茅草又匀又细，屋檐也修剪得十分漂亮，简直是非洲的仙界。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进去一探究竟了。

卡苏比王陵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在这圣地外面有间小小的办公室，我们在那儿挑了个导游，又或许是他挑了我们。一进陵园就有座茅草门楼。门楼有些昏暗，由两排木头立柱支撑着屋顶。这些柱子令人惊奇：我竟不知用柱子撑起草皮穹顶是这座建筑的一大特征。走过门楼，往左就是鼓楼。此处到处是鼓。鼓是神圣之物，每只鼓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而且不同的鼓用于不同的场合。但导游却没有带我们去见识它们，尽管他声称他本人就出身于世代侍奉国王的御鼓手家族，却并不愿为我们详加解释。他只说，国王的鼓手都必须净身，因为他们总在国王近旁，有可能和国王的女人们眉来眼去。一路上他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想借此耸人听闻。他自己并不是阉人。

门楼前是一条铺砌过的小径，笔直得如同布干达的街道，从一片光秃秃、明晃晃的地面通往陵园主体建筑的幽暗入口。入口处的屋檐几乎低垂至地面。周围的空地上有不少小小的草棚，有的呈矩形，有的呈圆形。棚子里住的都是些守陵人。他们看护着这个地方，尤其是看紧露天广场上的圣火，因为它象征着国王的生命。可这儿的土地为什么是光秃秃的呢？种点小草岂不更加讨喜？导游说，这是因为在空地上更易发觉蛇的行踪。

进得墓园来，往左手边走，顿觉眼前一黑，待到缓过神来，才注意到有个老妪坐在一个有条纹的紫色垫子上。垫子由酒椰叶纤维编成，在入口处摆着许多，而紫色也是陵墓此处的唯一色彩。老妪裹着一身长长的、有蓝色图案的棉布衣服。她有点坐立不安，两眼茫然地安静看守着墓地。她被认为是已故国王的一位遗孀，由此享有“特权”。万一国王的亡灵不安分，想要人服侍，她就在那儿伺候着。她有一张松弛塌陷的老妇人的嘴；而且由于终日不见阳光而脸色苍白。她每次在此值夜一个月，然后交接给另一名如她一样“享有特权”的老妪。

国王们并没有死。他们只是离去，遁入了森林。“森林”就在前方，在这陵墓深处。一道棕色的树皮布从屋顶悬垂下来，就像戏院里的防火卷帘，将我们和“森林”隔开。在这样的建筑里，每样东西都必须来自原乡原土，不得有任何外来物品，这一点至关重要。宗教上的要求使这里达成了某种一致，某种奇异的美。穹顶由木柱和粗大的树枝支撑着。树枝做过修剪，却并不掩饰它们的本质。此外还有二十二根用束紧的芦苇制成的横梁，代表布干达的二十二个氏族。

国王的安葬仪式很复杂。源自远古的仪式贯穿整个葬礼。（我用“远古”一词，是因为没有文字和书籍的人，不可能拥有超出他们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更久远的记忆。）人们花上三个月的时间，以文火慢慢地将国王的遗体烘干，然后将颚骨取下，用珠子或贝壳细致地装饰，最后把这块颚骨和同样饰有珠子的脐带，外加一只装有国王阳具和睾丸的兽皮袋子一并埋葬于此。遗体的剩余部分，或谓之“非本质之物”，会被送往别处。不过仪式的这一部分语焉不详，我亦不得而知。

在遮挡着“森林”的树皮布前有一个金属架子，上面放置着穆特萨国王令人敬畏的长矛：铁的、青铜的或黄铜的，有些着实华贵精美，述说着财富和谋杀。它们或是阿拉伯商人相赠，或是与他们交换得来，是王陵内仅有的进口货。架子上还有幅穆特萨一世肖像的复制品，画上的国王大睁着眼睛。这一肖像虽说在坎帕拉广为使用，其实另有一幅更加有趣，也更显庄重：它取自一帧斯坦利所摄的国王相片，收在《穿越黑色大陆》一书中。陵墓处所用的穆特萨像未具签名。没人能告诉我，它是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间斯皮克或格兰特[8]的杰作（此二人均系素描高手），还是后来人所绘。这些就是穆特萨希望人们借以凭吊他的东西（不过肖像也许是后来添的，不能算吧）。

王陵也是一处神庙，系布干达人的五十二座神庙之一，因此越发重要。神庙并非个人冥想之处，而是人们祈求恩赐之所。在长矛和穆特萨的肖像前有张垫子，上面放了三只篮子。根据不同的需要，人们把钱投入其中一只特定的篮子。然后，也许你就可以去向一个巫师求教了，但我没去试过。

好奇心驱使我注视着王陵内的一切。我仔细端详那些被挑选出来展示的穆特萨遗物，思忖这穹顶是如何搭建的，甚至设想自己也回到了一八八四年。正在此时，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闯了进来，蜷起身子想在那老妪前面安睡会儿。我想这小猫也许是老妪的或她家人的吧。它让我兴奋起来。在这儿，猫被认为和灵魂（通常是恶灵）相通，所以总是吃足了苦头。果然，立刻就有个健壮的小男孩不知从老妪身后何处冒了出来，开始若无其事地去踢那猫。小猫无奈起身溜到另一边，想要继续安睡，可它的冤家对头又尾随而至。我表示抗议。导游说了些好话，想让我宽心。照他讲，那男孩和小猫其实可能是好朋友。我岂能信他！

数日后，我看到乌干达电视台的一档时事述评节目，其中就有一条关于卡苏比王陵。那女主持人谈到，当年修建这陵墓时，曾拿了九个人做祭品——她语调轻松，仿佛仅仅提到一件普通的逸事。关于这件事，那导游更是提都没提。我回想起若干天前所见的场景，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树皮布屏蔽着那片国王们遁入的神秘森林，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面色苍白的老妪坐在棕榈垫上等候召唤。我无法想象那些人是怎样被活祭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因此，悬念犹存。

后来，我从卡西姆王子——穆特萨的穆斯林后代口中听说，昔日，当他们为一座陵墓打桩或奠基时，用活人祭祀是再平常不过的仪式。这又令我记起卡苏比王陵里那块凹凸不平的奇特地面，地面上覆盖着棕榈垫子。

3

一八六一年，当斯皮克抵达乌干达时，穆特萨国王在位。他正在宫廷里实施最暴虐的专制统治，“像宰杀鸡鸭一般”（一名访客如是说）把人随意处死。传说有一次，他无缘无故地手执长矛来到后宫，对妻妾大开杀戒，直到餍足了他的嗜血之欲方才罢手。不过那时穆特萨尚未加冕。他的加冕礼准备了一年，而且一直在准备。仪式大多都不对外公开。也许这能解释穆特萨和他那性情无常的胖母后为何一会儿对斯皮克笑脸相迎、热情款待（斯皮克就靠他们的款待维持手下四十五个人的吃喝），一会儿又拒而不见，让他在王宫外的烈日底下待诏，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简直把他搞得晕头转向。

加冕礼中最有名的一部分现已为世人熟知，事涉穆特萨的母后。她必须把穆特萨的兄弟一一剪除（只留下三个），以免他们觊觎王位。穆特萨有兄弟三十个，按照规矩，他们要用火刑处死。

而这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有一条线索。二十四年后，即一八八六年，姆万加[9]——穆特萨年轻又刚愎自用的继承者——对惹是生非的新兴宗教感到厌烦透顶，遂下令将二十二名基督教侍从处以火刑。这是真正的殉教，堪与基督教旧日的任一圣迹相比。其时，乌干达的基督教会尚属草创，理应受到呵护，可它却遭受了最大的劫难。如今，在教堂的旧址上建起了几所中学，所以这地方总是忙忙碌碌的。此外，这儿还有一座摩登的圆锥形教堂，造型新奇（像个炼油厂），外形恰似一团篝火，当然别有寓意：屋顶向外戳出许多的梁桁，就像篝火上燃烧的柴火，象征着众多的殉道者。而且，就像这还不够似的，教堂前还有块巨大的画板，向路人述说着侍从们如何在一八八六年赴汤蹈火、舍身成仁的故事。

侍从们身披白袍，袒露右肩。王宫的行刑者先是用棍棒拷打或鞭笞他们，再用大刀挥砍。画上可见七个刽子手，其中一个单膝跪地，正用一根长长的拨火棍，就像挥舞面包师的炉铲那样，让火焰熊熊不熄。

刽子手们皆着褐布，袒露左肩。几乎可以判定褐布是树皮布，它是宗教场合正式得体的衣料。画的前景处有个刽子手，正死拽着一名侍从的左腕，挥舞着利刃，蓄势想再来一击。那名侍从左臂负伤，喷出的鲜血已将白袍染红。他背对着我们，双膝着地，转头盯着那个刽子手，似在无言地控诉。（尽管作为王宫侍从，他肯定也曾把不少人送上残暴的断头台。）他左手五指张得很开，这个不自觉的手势是画面上仅有的痛苦标志。

在这番粗暴的伤害之后，侍从们从脖子到脚趾都被芦苇席包裹了起来，和同伴一道被投入火堆。画板上，画家出于某种原因，描绘了刽子手们在这一场景的细致用心，仿佛他们正替侍从们掖好苇席去安眠似的。然后，在火堆的烈焰和浓烟中，画家用一种令人不安的写实手法，在每张硬挺的、被卷起来的席子尽头都画上了一颗裸露的人头。

穆特萨的兄弟个个都是王子，是苏纳王的儿子。按布干达的传统，王子们的血不能四洒流淌。这是项宗教禁令，因此不能对他们棒打刀砍，只能被活活烧死——无疑是裹着芦苇席。这是他们的命，穆特萨的母后必须如此安排。而在此之前，他们整日与穆特萨形影不离。一群人时常一起奏乐，吹笛击鼓，弹着里尔琴和木琴。一次，穆特萨带领他们登上一座山顶，让他们一览王国的无限江山。只有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才不会错过斯皮克书里隐藏的好戏。让王子们和国王待在一起是穆特萨母子控制他们的伎俩，以防这些王位觊觎者暗中密谋策划。斯皮克曾提到，一次奏乐时，有半数王子被锁上了镣铐。

尽管如此，这出恐怖仪式中仍有一部分成为美谈流传了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穆特萨和他的母后正讨论下一个该轮到烧死谁。穆特萨的母亲报了个名字，但穆特萨说：“我喜欢他。”于是此人得以侥幸活命。他便是卡西姆王子的曾祖父，而卡西姆正是这个故事的讲述人。

4

斯皮克还亲眼目睹过加冕典礼准备过程的另一部分。那名曾为穆特萨割断脐带的妇女现在成了王宫里备受尊崇的人。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巫师。加冕礼赋予她一项特殊的使命。她必须前往穆特萨的父亲苏纳王的陵墓，在那儿研究某几种草药和植物（可能系她所种）的长势。据她的发现，加冕后的穆特萨或是在宫廷里安分守己，或是向邻国开战。穆特萨选择了战争。这符合他的禀性，但同时，他也需要和他崇敬的神明协调一致，可以说，他从未彻底地无拘无束、独断专行。罗马史学家李维在他著名的《罗马史》的开篇讲过，罗马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是世上最虔诚的人，他们总是在求教神明后行事。穆特萨同样可以如此自诩。

如今的坎帕拉并未总是遵循老城的布局。苏纳王墓本来和卡苏比王陵内的穆特萨墓相邻近，可现在必须转弯抹角才能到达。一天，斯皮克在穆特萨的宫廷附近转悠，不料偶然走到了苏纳王的宫殿跟前。他移开了视线，因为人们不准过于近距离地观看王宫，即使是先王的王宫也不例外。苏纳王的陵墓很可能就在那座宫殿附近。此处名唤瓦马拉，意为“足够远啦”。相传，这乃是苏纳王在选定陵墓地点时随口之言。而到今天，你真的需要自己认路才行，因为出租车司机并不全知道这个地方。他们以为你只想去卡苏比王陵。

苏纳王估计会很伤心。他在世时是位勇猛的斗士，渴望永垂不朽。正是他奠定了卡苏比王陵的格局。可惜流水无情、世易时移，他死后不过一百五十年，其事迹就已大多被淡忘，陵墓失修，破败不堪。卡西姆王子认为，这是布干达王室的耻辱；其他人也觉得这是本来就所剩无几的乌干达历史文化的损失。

若去瓦马拉，你要先沿着一条笔直的布干达公路驶到一扩再扩的坎帕拉城边。开出一段路后，司机说，我们还是驶离柏油路走捷径为好：那是一条红土路，而那天早上正下着雨。路还在，可雨水已在两旁的野草地里越积越深，渐渐漫成了一片汪洋泽国。如果雨再不停，可能会暴发洪水，将这条红色小路冲毁。那样，我们的探险将会无功而返。然而我们只能驱车向前，当然那司机更是胆识惊人。

我们拐弯开上了另一条又窄又绕的红土路。我们似乎是在自寻烦恼。幸运的是，司机没走错路。现在，我们驶近陵墓，虽然没有任何指路标识——没有横着栏杆的入口，没有门楼，没有芦苇篱笆，也没有年轻人上前主动提供导游服务。路旁的灌木丛看上去也再寻常不过：没有浪漫故事，没有历史，倒是和那湿漉漉的红壤相吻合。

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路驶到了一座看似缩小版卡苏比王陵的陵前。然而，它屋顶开裂，密密麻麻的稗草这儿一蓬、那儿一丛地窜了出来，还有根绿油油的藤蔓穿过其中，看上去就像苔藓。我们好像来到了一座破败的农场上被废弃的谷仓。也许有一天，这里会恢复魔力和奇迹，可它们并不存在于此时此地。这里没有清晰可辨的庭院，也没有守陵人所住的圆形或矩形的小草棚。找不到守陵人，也看不见门楼和鼓室。在场地的一边，有一座灰色的长方形木屋，出自现代的木工之手，没什么宗教感，和陵墓的风格也全不搭边。它必定有着某种用途，可这儿无人可问。用不着走进陵墓，我就知道，在一百五十年后，这里已不再有老妪坐着等候先王的亡灵来召唤她去服侍——现在已经没有那笔开销了。说来奇怪：宗教仪式曾一度显得极其重要、不可或缺，它为神圣而设，而非被金钱驱使，可一旦没了钱，人们便顾不上什么仪式了。

卡苏比的穆特萨陵与地面齐平，他父亲的墓则建在两英尺高的台子上。混凝土台阶引路往上，悬垂的茅草能触到你的头顶。台阶也许是现代的，但几乎可以断定，这台子早就搭建于此，和陵墓的地基以及活人祭祀的典礼同时落成。穿过茅草，踏进墓内，昏暗与荒凉便包围了一切。屋顶的左右两角已经塌落，雨天灰蒙蒙的光线投了进来。我花了好一阵子才辨认出屋内的细节。两排柱子支撑着穹顶，是典型的皇家风格。左面，不翼而飞的茅顶之下是一堵新砌的砖墙。它无疑为屋顶提供了支撑，但同时，出于一种传统的观念，或许也是为了遮挡国王们死后遁入的森林。墙上的砖头是用本地的泥土制成，宗教上尚可接受；那灰浆则是用进口水泥调制，实在太过离谱。然而，在尘嚣日上的今天，苏纳王一八六〇年晏驾时还很重要的对错观念已完全无关紧要了。

苏纳王死于天花后整整三个月间，忠心耿耿的老妪们恋恋不舍地用文火将他的遗体烘干。国王身上那些珍贵的部分——用珠子或贝壳装饰的脐带、同样装饰精美的颚骨，以及放在兽皮袋子里的阳物和睾丸——它们如今安在？是否已按照规矩被埋葬于此，以防他人冒犯或盗用国王的超凡力量？砖墙里是否就藏着这些圣物？或者外面的那座灰色木屋就是它们的藏身之所？

在这座建筑的残迹中，依然可见王室的象征。穹顶下方，捆得紧紧的芦苇束作为圆形的椽子，每一捆都代表布干达的一个氏族。可就在这自豪的氏族符号之下，曾登峰造极的国王却凄惨地朽烂了。这儿没有树皮布从地面升起直至屋顶，不能凭借夸张的魔力来维系森林的神秘，让国王的灵魂永久在彼处安息。在陵墓的另一边，离砖墙的右翼很远的地方，阴天的光线从屋顶的裂缝钻了进来，像水汽般氤氲弥漫。那儿倒是挂着一块茶褐色的树皮布，可它就像一块挂在钉子上的破布头，被雨水浇得湿漉漉的，看上去很是肮脏。地面湿滑，可就在放置这位先王铁制短矛的架前，地上仍铺着一块棕榈垫子，也仍放着三只老旧的棕榈篮，便于人们向苏纳王的凶恶灵魂奉上供品。此外，尽管屋内黑黢黢的很难看清，篮子里几枚黑色的钱币依旧依稀可辨。看来这座陵墓还未彻底废弃，它仍是座神庙，仍然有些百姓不畏路途艰难，前来向这位难以取悦的国王乞求特殊的恩典。

按照斯坦利的说法，苏纳王诞生于一八二〇年，一八三六年登基，一八六〇年驾崩。那么，当斯皮克于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间来到乌干达时，他已经不在了，况且，斯皮克首先是个地理学家，他在书里只将苏纳王一笔带过。欲知鲜活的苏纳王故事，还得读读斯坦利，尽管他抵达乌干达时已是多年之后的一八七五年。当时，他正由东向西穿越非洲大陆，而不少了解苏纳王恐怖事迹的人依然健在。新闻记者出身的斯坦利渴望搜集奇闻逸事，便请他们一一道来。

苏纳王有只爱犬。他强迫几个村庄种植红薯来喂养此狗（显然，是乌干达种）。而当爱犬一命呜呼之后，他又迫使另几个村制作树皮布将其安葬。因此可以说，狗、矛，还有女人，正是苏纳王（以及早年的穆特萨）赋予乌干达的烙印。

苏纳王身材矮小，但体格强壮。他习惯于低头俯视，所以人们看不见他的眼神。只要他在场，大家都惴惴不安，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苏纳王抬起头来，马上就会有人毙命。传说他曾在一天内判了八百人死刑。

他最臭名昭著的故事是对布索加王国的复仇。这个王国的人民住在尼罗河东岸，由于宣布不再效忠布干达王国，苏纳王决意惩罚他们。一场战争就此展开。布索加人都是骁勇善战的斗士，抵抗苏纳王达三个月之久，最终被围困在一个湖中小岛上。筋疲力尽之后，他们只得归降，重新拥戴苏纳王的统治。苏纳王看似很满意这个结果，甚至把停战仪式办得像过节一样热闹喜庆。他盛宴款待瓦索加部落的酋长和战士，请他们痛饮芭蕉美酒。更有甚者，似乎出于某种宽恕的姿态，他还请瓦索加部族在那一晚欢跳他们自己的战舞。瓦索加人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他们说，跳那种舞时，他们通常手执长矛。苏纳王答道：今晚不行，因为士兵中有人会将那视为不友好的举动——毕竟，三个月的鏖战才刚结束。在今晚这一特殊场合，他们最好还是换上树枝来跳这支舞。

狂热的舞蹈跳了起来。三万名瓦索加人一边击鼓一边跺脚。他们投掷树枝，还彼此竞争谁的舞姿出色，全然忘乎所以。他们没能觉察到，自己那区区三万人，正被苏纳王的十万之众团团包围。苏纳王的手下拿着刽子手的工具——用龙舌兰纤维制成的绳索。随着一声令下，他们立刻扑向这些舞者，把他们捆牢后甩给苏纳王的士卒。这些士卒并不急于把他们的牺牲品杀死，而是先用长矛或别的利器将这些被捆绑严实的瓦索加人砍成碎块。原来，苏纳王早就怀恨在心，想用瓦索加族人的人肉和骨头堆叠成一座小山、一座金字塔，以此惩罚他们的背叛不尊和负隅顽抗，以及三个月的恶战带给自己的焦虑不安。

这出恐怖的恶行令别的叛乱者愈加齐心协力。到最后，苏纳王的骇人威名让他自食苦果。他有个爱子，体格健硕，苏纳王以自己的方式训练他，希望他日后继承王位。可巴干达的酋长们已经受够了苏纳王的无度折磨。他们深怕，一旦这个狂野的男孩王权在握，会给所有人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当苏纳王死后，男孩自立为王时，酋长们都起身反对。他们一拥而上，把他缚牢，迅速将他付之一炬。苏纳王的三十多个儿子几乎都是同样的下场。苏纳王刚死，那宏伟的陵墓也才刚刚竣工，他的辉煌荣耀便开始衰落了。

最终登上王位的，是那个大眼儿子穆特萨。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拥戴他掌权的酋长们通通砍头。在正式加冕前就如此轻率地践行暴力，也许是穆特萨急于显示自己和苏纳王一样强大的愿望在作祟。

“以先父的陵墓起誓”是穆特萨最重的誓言。要不是之前参观过卡苏比王陵中穆特萨的墓，我真会以为他父亲在瓦马拉的陵墓是我所见过的最雄伟的茅草建筑。在穆特萨统治时期，苏纳王的墓方方面面都堪称无与伦比，虔诚的老妪轮流在此值守。而如今，再也难寻往日的老妪，陵中亦不见一抹生机活力，这位先王真的沦为孤家寡人了。他的陵墓已成断壁颓垣，尽管当年打桩奠基时，人们还曾用活人献祭。凄风冷雨阵阵飘落，茅草屋顶上据说还有蛇出没。墓里本应留着先王的脐带和颚骨，可这些神圣的遗物如今早已无影无踪。

铁架上摆设的矛既短又黑，与他儿子穆特萨日后从阿拉伯人那儿得到的、将在卡苏比王陵大放异彩的锃亮的御用长矛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在这些平淡无奇的短矛右面，是几块又窄又小，令人讶然的苏纳王的盾牌。贴近地面处还搁着一簇黑色的矛头或箭头，上面覆满尘埃，肮脏不堪。如果不踩上这块圣地，在幽暗中要看见它们可不容易。

在来这里的路上，我们一直在弯来绕去，路的尽头看上去和乡下没什么两样。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直到现在，当我们驶离陵墓时，我终于看清了。我的视线穿过庭院深处的树木，才发现原来它坐落在坎帕拉城众多小山的一个山头上。人们大概曾经以为，苏纳王及其灵魂能在这里将来犯之敌看得一清二楚。但如今，目之所及只有可悲的坎帕拉，它那破烂的棚户和污秽的垃圾四下蔓延，向这座国王的陵墓压来。没有什么能抵挡得住那吞没一切的凡庸。

“吾之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此外别无一物……[10]

5

一八七五年，当斯坦利由东向西穿越非洲大陆、路经乌干达时，曾见过穆特萨。国王当时三十八岁左右，正在维多利亚湖北岸与瓦乌玛部落交战。穆特萨的军队相当庞大。据斯坦利粗略估算（可能有点夸张），士兵有十五万，随军杂役及妇女有十万（穆特萨每到一处都带着妻妾）。因此，他军营里的人数多达二十五万。

穆特萨的军队里已有火枪手，却并未使自己占有绝对上风。瓦乌玛人虽只用长矛，却大致了解火枪为何物，并不惧怕它们。同时，他们还是水战高手。穆特萨的军队则更擅长陆战，一到水上，他们就会惶惶不安。因而大多数时间，战局似乎对瓦乌玛人有利。百姓们也出门登上维多利亚湖边的山丘观战。斯坦利书中的雕版刻图大多取材于他本人所摄相片，向人们展示当年观战者所见的战况。图上可见精美的战船排成战列，双方军队训练有素，正在行兵布阵，尽管船舰的细部和远景处的士兵密密麻麻，并不总是清晰可辨。战斗令观者失望；交战双方不急不忙，似乎每一交锋就要撤军休整一番。当斯坦利找到穆特萨，想对战局提点建议时，穆特萨好像只想扯扯宗教，没什么兴趣听他讲。

要吓倒敌人，打仗时就得鼓噪呐喊。穆特萨有五十名擂鼓手、五十名吹笛手，还有一干人众随时待命，准备摇动内有卵石的葫芦。此外更有百余名特别挑选出来的男女巫医，怪模怪样地穿戴起来（无疑是给瓦乌玛人看的）。他们带了最最厉害的符咒，能使敌人的毒眼伤不到穆特萨，而使瓦乌玛人溺毙于水中。在出师前，这群巫医会将他们的护身符呈给穆特萨。穆特萨当时已是半个穆斯林、半个基督徒，却气度非凡地接受了这些非洲的珍宝——有死蜥蜴，有人的指甲盖，不一而足。他抬起一根食指，朝所呈之物略微一指，却并不触及，如同宫廷接见，等着下一件物品被呈递上来。

获得了这些保护，穆特萨便对他的将官们扬言，他要剥夺懦夫们的所有尊严以及曾赐予他们的一切恩宠。他们本是农夫出身，终将回归于贫穷。对其中几个家伙，他还打算用小火慢慢烤炙。（火刑，穆特萨的心中时常回想起这种刑罚。他年轻时曾逃过此劫，差点就没了命。）宰相觉察到主子雷霆震怒，于是扑倒在国王面前的地上，说道：“陛下，如果明天你看见我的战船在敌人阵前退却，你就把我剁成肉酱或者活活烧死吧。”

当斯坦利再次遇见穆特萨时，他正兴高采烈着呢。他的人设法抓到了一个瓦乌玛族的老酋长。穆特萨准备把这老东西活活烧死，给瓦乌玛人一点颜色瞧瞧。斯坦利劝说他别那么做，而且，让人宽慰的是，斯坦利还居间调停，促使双方最终息兵。

这都是一八七五年的旧事了。一八八四年，穆特萨驾崩，安葬于卡苏比王陵。这座陵就是仿照他父亲苏纳王在瓦马拉的陵墓修建的。他真的太像他父亲了。只有苏纳王是他的唯一榜样。

故此，阿明和奥伯特也在仿效先辈。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乌干达没有内战，一切有法可依，旧事只能是当作一段插曲。那么今天，非洲人又是如何看待非洲历史的呢？兴许，手稿和文献的缺失模糊了往事；兴许，口口相传的故事带给他们的只是虚幻的传说。

我认识苏珊。她是个优秀的诗人，在马凯雷雷教授文学。她年纪不到四十，身材苗条纤弱，嗓音柔美。她的家族史充满了悲痛。她已失去了祖父和父亲。他们生活在坎帕拉以北一个叫卢韦罗三角洲的地方。那儿土壤肥沃，人口稠密，也是内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

她的祖父以养牛为业。他以非洲田园的方式关照着这些牲口，每头牛的名字和脾性他都清清楚楚。他能记住牛的颜色，以及牛角的形状。内战爆发后，他被迫逃离家园。当时阿明已被推翻，奥伯特第二次出任总统。那些当兵的既狠毒又狡猾，一心只想抓人。在藏身之处，老人对他的牛群忧心忡忡。它们不懂得照顾自己，马上就会忍饥挨饿。他逐一想着每头牛的需要和习性。最后，他琢磨着可以冒险回家一趟，陪他的牛群待上一小会儿。于是他就回去了。当兵的正候着他呢。他们用斧头把他砍死，又把尸体肢解，然后把尸块塞进一座白蚁窝——乌干达的红色蚁丘。内战中，他那支离破碎的身躯一直丢在那儿。战后家人找到他的遗骨，他才得以入土为安。

她的父亲更加命运不济。阿明当政时，他就被抓走，其后下落不明。没人知道他怎么死的、死于何处。他的失踪给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这件事没有着落，可怕的结局总是压在心头。对于苏珊的母亲而言，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她从来不提此事。

这并不是个别家庭的遭遇，苏珊说道。许多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她的家乡卢韦罗三角洲，已经被奥伯特的士兵彻底蹂躏了一遍。

“他们实行的是恐怖专政，强奸杀人，无恶不作。到今天，摧残后的荒凉依然触目惊心。卢韦罗成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无人区，就像一座鬼城。”

那么长时间的饱受惊吓，是什么滋味？

“我还很小。那时我五岁，只记得没有糖吃。如果你想要糖，那可没有。阿明被推翻是在一九七九年，我八岁。而奥伯特倒台时，我已经十二岁了，所以我知道身边在发生什么事。别指望父母和邻居，也甭想得到什么答案，因为，可以给你答案的父母们自己也在遭罪。你开始明白这政府是个怪物。某人接管了上帝让你降生的这个地方，肆意而为却不受责罚。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暴君，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允许他们统治。”

人们是否觉得祖先让他们失望了？

“我记得人们把对美好明天的希望都寄托在天神身上。他们没有放弃希望。那并不是让你去和敌人打斗。你蔑视敌人，”她的意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去和他们硬拼。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上帝是仁慈的，将把你从邪恶中拯救出来。我知道，有些朋友们认为，因为我们信了别的宗教，因为无视祖先的存在，所以惹恼了老祖宗，报应便跟踵而至。我从小到大信的都是基督教，不是传统宗教。可我知道有传统的宗教存在，我尊重它。我出生于殖民时期之后。我觉得那段岁月使乌干达饱受苦痛。”

在苏珊和像她这样的人看来，这是导致动荡不安的另一个原因。其根源存在于阿明和奥伯特的暴政之前，可以追溯到乌干达受英国“保护”的时期（这倒是穆特萨希望看到的）。如今，它酿成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动乱。

苏珊说道：“这就是一个例子，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在左右我的生活。我成了种种影响的熔炉。各种思想在我身上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没什么整齐划一可言。”

她对她的名字有点疑虑。

“我的名字是苏珊。这是我爸爸取的。”他在阿明的年代就失踪了。“他有个敬爱的姨妈也是这个名字。所以，他为我选这个名字是充满了感情的。不过我知道，这是个犹太－基督教的名字。当我上大学时，我又加上了我的族名——娜璐古娃，意思是‘绵羊家族’，感觉它很符合我的身份：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你们可以叫我苏珊·娜璐古娃。不过我也用我父亲的姓基古力，因为进大学注册时是那么填的。”

名字是她父亲替她取的，她却对“苏珊”这个称呼既爱又恨。

“我觉得这名字是殖民压迫的一部分，让我不自在。当外国人或外族入侵时，他们将影响强加给你，把你的一切抢走，真是野蛮透顶。虽然我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大体上是个好东西，可它的确剥夺了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而且，即便是潜移默化的渗透，它也的确使我们对自己的根基产生了怀疑。比方说，你被传教士洗脑后拒绝接受别的偶像。他们把自己的那套信仰、教条和主义塞给你，硬说那就是最好的。不存在什么双向的交流沟通，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试着理解我们的思想、传统和文化。我现在认识到，我们的民族过去也创造了文明。它很独特，它属于我们自己。我自学卢干达语来写作。”——那是在她用英语作诗之后——“我觉得，学校不教我们的母语是对我们尊严的羞辱。”

她的姐姐正在写一本关于斯皮克、格兰特和其他传教士的书。

“他们侵占我们的土地、诋毁我们的宗教、糟蹋我们的传统、摧毁我们的社会结构。还有我们的国王、我们的所有一切。当王国重新恢复时，”——匪夷所思的是，“建此奇功”的竟是阿明，可一九六六年时也是他下令军队冲入王宫的——“我们的新国王要求归还‘我们的财产’。”她指的是任何与布干达的君主政体和文化相关的东西。“王宫被归还了，但人们觉得遭受了奇耻大辱。他们认为对王宫的所作所为是亵渎神圣的弥天大罪。而废黜国王、使他客死异乡更是难以弥合的创伤。于是阿明被迫迎回国王的遗体安葬。”

苏珊开头说过，她是个基督徒。她尊重传统宗教，但是她并不像非洲的传统主义者那样，认为乌干达会因为接纳了别的宗教、怠慢了先祖而遭受报应。在她敏感的心智中有太多的东西，无法包容在单一的宗教概念中。因而，当许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情感冒出来时，她就像是另一个人似的。

这次交谈后，我没有再问过她非洲的历史、口述传统和神话故事。显然，非洲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来应付和消除一段痛苦的历史和当下的无奈。较恰当的比喻是，这就像对付一场慢性病。某天它突然发作，于是你梦想着某个早晨醒过来能平安无事。渐渐地，你麻木沉沦了，放弃了马上痊愈、恢复健康的念头。可以说，你跟那毛病相安无事了。可时光依旧在流逝。你就这样得过且过。它成了无所谓，它成了一种生活。

6

据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所述，古日耳曼民族认为，将他们的神明囿禁于寺庙或任何建筑物的墙内都是对神明的不敬。人们最好是在户外，在美丽的小树林里，在林中的空地或是河流边祭拜它们——这些地方因神灵之故而充满了灵气。巴干达人对神社的观念也有某种相似之处。国王们的陵墓显然就是神社。不过还有别的神社，它们遍布于布干达王国的境内——例如瀑布或者奇石等等。游客们没有巴干达人的神灵观，不知道在这些场所该如何行止，对难解的部落传说也是一窍不通。对他们而言，一下子能明白的是，这些神社不仅颂扬了自然，更融入了自然。

这些天然神社中最壮观的一座便是位于穆科诺区的赛西布瓦瀑布，距坎帕拉不足三十英里。卡西姆王子后来告诉我，穆科诺以祭祀出名。我现在才明白，他的意思是活人祭祀。可我去那儿之前并不知情。如果当初知道的话，我就会对一切另眼相看了。

我们离开了坎帕拉，开上了去金贾的路。城郊结合部的开发一如既往，破坏了土地的本来面目，摧毁了原来的社区布局，到处都乱七八糟。在一处“商业中心”旁，我们拐弯驶离了大道，沿着一条红土路开了一段时间：从前的乌干达又回来了。绿色的灌木丛像道帷幕，以至于我们开到这些不起眼的道路尽头时，景象常常让人吓一跳。一块瀑布的指示牌先冒了出来，然后就在灌木丛中，一扇高高的铁门横亘在红土路中央。

几个年轻人坐在铁门上方的路堑旁，看上去懒洋洋的。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导游，电话里曾经联系过。他立马开始工作，从路堑上滑落下来，介绍说这地方很有文化价值。听着挺像一回事，但他其实说不了几句英语，刚才那一句已经让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未见瀑布，先闻其声：在我们前方的豁口处，一条小溪，抑或一条河流，从我们左边迤逦而来，在一处岩石嶙峋的悬崖处跌落。峭壁约有一百英尺高。地上的豁口、湍急的水流、巨大的力量，都超乎想象。河水顺着岩壁淌落，扯成了许多分岔，然后溅入一汪潭中。潭水四周是一片盆地。由于躲开了奔腾而下的瀑布，又被那飞溅的水花滋润，盆地上长满了青草。每样东西都是碧绿碧绿的。河水现在已不再奔腾喧嚣，但仍然轻快活泼，沿潭子较幽静的一端溢出，从左往右流淌，蜿蜒曲折地经过一座低矮的山丘脚下，最后流出我们的视线。在宏伟的瀑布下，一条晾衣绳横在我们面前，上面晾着些男人的衣物，大概是这处神社护卫的吧。在远去的溪流上方，即我们右前方远处阳光灿烂的山坡上，可见几座小屋的圆锥形茅草屋顶，那也许就是护卫们的住处吧。

最神圣的地点位于瀑布的顶端。瀑布的神灵居住于此，还有个部落故事告诉你原因。那儿的水流将诅咒涤荡干净。你必须赤足前行，以显示对圣地的崇敬。此外，还需洗脸洗手九次。

瞧见那儿有一道浅绿色的尖栅栏，我还以为，那是为防止人们太靠近瀑布而设的呢。

很容易领会到人们如何始终陶醉于此间的美景。它的美早就为人所知，人们折服于它的崇高神圣也必定由来已久。可令人困惑的是，据说第一个来到此处并赞不绝口者，正是穆特萨一世的继承者姆万加国王，也正是他于一八八六年下令将基督教侍从们处以火刑。

姆万加还亲自植下一棵御树，至今仍被顶礼膜拜。穆特萨二世亦仿效先王植树于此，他却被奥伯特驱逐流亡，于一九六九年客死伦敦。

一座人行桥横跨潭水之上，通向一处岩石山坡。坡上立着几排桉树。导游说这些树是十年前种下的，现在的人却认为种错了（也许因为它们系外来树种），打算用纯本地的树种取而代之。最上面一排桉树已被砍倒，只留下小小的树桩。一条滑溜溜的小路呈之字形爬上岩坡，越过一些裸露在外的树根：那是些先于桉树的树种。

锯齿状小路的尽头便是这座正规宗教神社的第一部分。看上去很朴素，不过是一处低矮的洞穴，并不很深。里面有几个陶土罐子、几支长矛和两三个盛着供品的篮子。导游说，蛋是最标准的供奉。一条巨蟒住在这个小山洞里，时不时地出来吃蛋。可我怎么也看不出有蟒蛇进出洞穴的踪迹。

我们走在去小屋的路上，路上绿树成荫。那天早上没有巫师在场，也没人愿意带我们登上更高处。但凡有巫师在，自然就得破费。可我们只是游客，不想招惹什么巫师。我们没有关于瀑布神谕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应再冒失地打扰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座神社——或许只是其中的小屋——曾不止一次被基督徒焚毁过。他们声称拥有这处古老的场所，真出人意料。教会的一个长老已经来过，将此地的古老精灵一扫而空。但所谓铲除妖孽，就等于教会首先承认了它们的存在。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在那座横跨潭水的人行桥旁边竖着一块布告牌，宣布有法律依据，此处归国王基金会所有。

是该走的时候了。是付钱的时候了。我们应该付给导游报酬。他一路随同，又帮我爬上那条滑溜溜的小路，跨过桉树林旁裸露在外的树根。但是，当我们返回那扇铁门时，还需支付另外一笔费用，因为我们是从这儿进入的。如果对什么神谕提问，想必还得掏钱。世上之人算起账来总是毫不含糊。

日后卡西姆王子对我讲述了穆科诺地区的祭祀，尤其是赛西布瓦瀑布的活祭。

我曾问起那里的神社被焚毁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自从姆万加国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去过那里之后，那里就成了一处圣地，似乎不该发生这样的怪事。

卡西姆王子说道：“神社被烧掉，是因为那儿的活人祭祀搞得太多了。三个月前，人们还刚刚发现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小孩子的遗骸。”

正如我所料，神也有许多张不同的面孔。

卡西姆王子代表乌干达社会力量的重要一派。他是布干达王室的王子，和国王们有亲戚关系。同时，王族血统，加上穆特萨一世的穆斯林信仰继承者的身份，使他成了乌干达的穆斯林领袖。

他说：“没错，外来的宗教接管了社会的支配权。他们使领袖们改变信仰，百姓们也就亦步亦趋。他们通过建立教育机构向年轻人灌输：非洲的神明众多，而且还索要动物和活人祭祀。我不是传统宗教的权威，并不了解传统宗教和伏都教[11]的渊源，不过我确知它们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前，国王是传统宗教的领袖，但他后来放弃了，转而皈依了英国国教。人们如今把他视为英国国教在乌干达的教会首领。我个人的态度是，传统宗教的力量在于神话和迷信。由于我的教育背景，我曾被告知，它就是一堆谎言。我是在一神教的观念下长大的。阿拉伯人为了象牙和奴隶来到苏纳王的宫廷，据我们的历史记载，有个叫易卜拉欣·巴图塔的阿拉伯奴隶贩子斗胆反对苏纳王对臣民的暴行。他告诉国王，他不能如此残暴地对待他的属下，因为人死后还有来世，还有因果报应。国王大为震惊，因为他自己就是天神，死后尚有来世一说更令他痴迷不已。在苏纳王之前有一种信仰，说死亡便是了结，人只会进入灵魂世界。人们击碎国王的下巴，令他的鬼魂无能为力，于是他便遁入了虚无界。‘他把下巴给丢了’这句习语的本意是‘国王驾崩了。’[12]那之后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一八八八到一八九四年间的宗教战争，将巴干达人的社会翻了个底朝天。”

我想了解一下王室奏乐的传统。斯皮克的书里有好多处讲到这个。

王子说道：“是啊，从早到晚都在奏乐。除了这个，王宫里还有什么乐子呢？日复一日，宫里是酒池肉林、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啊。”

可是这么多的老传统都丢了不可惜吗？这些传统不是源远流长，使人们得以享受世俗的欢愉吗？

王子开始用巴干达王室的腔调说：“唉，可叹之事何其多也。一九六六年，国王流亡国外。那是一段道德沦丧、政治混乱的非常时期——现在当然还是如此。那时候，人们妄自尊大、目空一切，把长幼尊卑全给毁了。君主制是这儿的政体。国王是巴干达人尊严的源泉。当他被放逐后，整个政治体制都崩塌了。难以想象竟有如此怪事，国王和王宫也会遭到袭击。布干达本是个王国，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当人们跟你提起，在这个国家，尊严高于一切时，你会感到羞愧难当。”

“在这个没落的社会，你怎么活出尊严呢？”

“我背负着复兴王室的责任，任重而道远。为了我们的父辈和祖先，我们必须活出尊严。”

“你们还有什么过去的遗迹吗？”我想到了王宫。

“全没了。我们的遗产被洗劫一空、彻底摧毁了。”苏纳王的陵墓惨不忍睹，尚不包括别的毁坏。“我们必须有历史责任感。确切地说，它们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那真是座独一无二的建筑。即便大雨如注，那令人惊叹的茅草屋顶也不会有雨水渗漏。有不少传统手艺保留了下来，我们有的是人手。他们依旧坚守传统文化，并忠于国王。”

可当访谈接近尾声时，卡西姆王子又撂下一句话，似乎要重申他的悲观。他讲：“新的宗教让人变得无法无天。”这句话自然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适用。皈依二者之一，你便成了伟大的普世信仰的一分子。它们广为认可、组织严密，既有杰出的文献记录，又有著名的坚实建筑。你虽然有属于自己的小茅草屋，却很难经得起巨大的诱惑。

7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阿拉伯商人从东非来到乌干达寻求奴隶和金子。他们都是些特立独行的伟大旅行家和探险家。他们拿来交换的无非是些劣质的枪支和廉价的小玩意儿。他们赠给苏纳王一面镜子。凶残的国王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尊容，从此迷恋上了镜子。或许是出于感激，他允许阿拉伯人传教，尤其是天国有来世等待着信徒的说法。如今在乌干达，阿拉伯人可不再是低三下四的了。坎帕拉的每个山头上都建有他们的清真寺，五花八门的教派一应俱全。卡扎菲上校，那个坐拥无限财富的利比亚领袖老大，即将来此地为乌干达最大的清真寺——利比亚清真寺——揭幕，前来捧场的还有四五位非洲国家的总统。

哈希布，一位乌干达的穆斯林巨贾，早年跟利比亚过从甚密。他出生于乌干达一个最古老的穆斯林家族。其祖父一八四六年即皈依了伊斯兰教，几乎就是在阿拉伯人刚刚抵达之时。他们度过了八十年代末期的坏时光。当时，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爆发宗教战争，穆斯林输掉了那场战争，被英国殖民当局驱赶到西部的丛林地带。

哈希布的祖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成了伊斯兰教的传道士，步行周游四方，一直活到一百零四岁。他走路时一只手垂在背后，这就是哈希布对这个倔老汉的印象。他边走边传道，一路走到了卢旺达，可真的有些远了。他在那儿另娶了三个妻子，一个胡图族、两个图西族。他有二十一个孩子。

哈希布的父亲早年生活艰难。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靠养牛为生——牛群的围栏离他家有三英里远——另外还干点补补自行车和摩托车胎的小生意。干那个赚不了几个钱，后来他就去了边界对面的刚果。在那儿，他开始开金矿——无疑是跟着别人干——后来又贩卖黄金，总算发了财。

“我们过着一种集体生活。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饭。每个妻子都有自己的菜园子，每个月负责烧一星期的饭。为整个大家庭烧饭做菜是每个妻子的本分，当然其他家庭成员也会出力帮忙。每次吃饭大概能聚拢三十个人。早上十点左右，其他几个妻子和她们的女儿就会聚到那个轮到烧饭的女人家的园子里，开始剥青香蕉的皮。然后她们招呼男孩或男人们把食物或去了皮的香蕉拿到厨房去。男孩们从井里汲水上来。挑水、砍柴，采摘咖啡豆都是男孩子的活，没有女人会做那个。”

他们现在是有钱人，有辆汽车，也是村子里唯一一户住在带玻璃窗的混凝土房屋里的人家。别的村民都住泥巴加茅草的小棚子。哈希布家屋外有茅坑。每个妻子都有一个沐浴洗漱的房间。

一九七九年伊迪·阿明被推翻时，村民们四下出动，逐杀穆斯林。但哈希布一家受人尊敬——他们过去常把汽车借给村里人办喜事、去接新娘子——因此没有受到骚扰。

哈希布在学校里表现出众，于是他父亲把他带到了布干达。这样，除了阿拉伯语，他还可以学讲英语。一九七一年，他十八岁时，学校里有三十二个拿到奖学金资格的男孩中，他是其中之一。

后来他去了利比亚，在那里学习伊斯兰教规和穆斯林教法。他的阿拉伯语说得很流利。这段经历成了他生活的转折点。他当上了乌干达大使馆的口译，工作十分出色。毕竟，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并不多，熟悉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习俗的人更少。他给阿明（当时仍是乌干达的统治者）留下了好印象。继阿明之后，他又引起了领袖老大卡扎菲的注意。这就是他和利比亚那层关系的开端，它在方方面面都开花结果。

那他算是利比亚人呢还是乌干达人？是非洲人呢还是穆斯林？

“我自认为是个穆斯林。我的祖父用一根芦苇行了割礼，我跟我父亲则是用吉利刀片割的包皮。我还记得那个场景呢。当时，那个男的过来给男孩子们行割礼，把他们带到一个挡在幔帐后面的单独的地方。当时我五岁，好奇地想偷看里面发生的事情。我跑去看，结果却被他们抓了个正着。现在想起来还气得慌。”

作为一个穆斯林孩子，他所受的教育是别和非洲的宗教有一丝的牵扯。“我们信着伊斯兰教长大。教义上说，非洲宗教是异端。人们教导我们鄙视非洲宗教。我绝不会允许我的子孙有丝毫的接触。”

接着，哈希布用同样的嗓门同样坚定的语调说道：“既然我已成人，而且也见过了世面，我发觉，非洲的宗教就是用来控制我们非洲人思想的工具。帝国主义分子不就是那样干的嘛。”

我可真没想到这个。我问他是否当真，那些企图控制非洲人思想的帝国主义者里，是否也包括伊斯兰教徒？他说他正是此意。

我真想再听他多说几句。可就在这个当口，他被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叫走了——卡扎菲来访后，旅馆里住满了生意人。他说他会回来见我们的，可再没回来过。原来次日他就去了迪拜。

8

信奉传统的非洲宗教，你就要采取守势。没什么教义信条可凭借；有的只是老办法总没错、故土总要得到尊崇这么一说。它有点类似公元四五世纪基督教和异教间的冲突，不过规模较小。异教一说恐难成立，对于旧有的神明和寺庙，最能拿来说事的，便是它们已在这儿存在了很久，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两种普世信仰的教义有其哲学根基，可以被详细阐述。而传统的非洲宗教没有教义，能代表它的只有宗教仪式和宗教物品，就像一八七五年和瓦乌玛族人水战前，巫医们呈给穆特萨一世的百来件令人生畏的护身符一样。

如今，那些怀念旧日非洲之宗教的人开始建立——或曰重新发现——一种“宇宙天体演化论”、一种类似《失乐园》的说教。他们对布干达民众传播主神和天使、最初的人类、他们的违抗、祖先们取代天使，以及能召唤我们祖先的通灵巫师的出现。主神，那位无所不知、万世永存、指引着我们的天主，其诸多力量只能系于国王之一人。国王和精神世界相关，灵媒则与祖先相系。这便是宇宙天神与凡间和巴干达人的联系。

这套神学体系——脱离了《失乐园》的故事便晦涩难懂——其梗概可见于塞丽娜旅馆的班巴拉厅。这家旅馆系赛西娜女士开办。她是前文化部长，现在常在电台做有关文化和宗教的对谈，并给那些在文化上有困惑的巴干达青年做思想指导。一天下午，苏珊带她来见我们：一看便是位有修养的中年女性，讲起英语来有时还略带口音。我们在一块精美的木雕下入座——塞丽娜旅馆到处都是非洲木雕——听她讲国王胎记或称“圣痕”的故事：

他的右手有个印记，生出来就有两根脐带。只有猴族的族人（巴干达的五十二个氏族之一）能使国王登基。当他临朝听政时，他听见头上有个声音对他窃窃私语。于是他走进一间单独的屋子，一人独坐，女人不得入内。天使们正是来此给他指引。不过，巴干达人又碰上了倒霉事——中央政府甚至向布干达王国索要大约九千平方英里的圣地——于是就有人说，国王的登基典礼没有好好操办。也许一些仪式忽略了，结果大家就遭了报应，手足无措。

赛西娜女士说：“但你绝不能因此就有王权要完了的想法。我们正在做工作。许多曾经庇护王权的天使如今已然归来。我们就有个和天使相通、有着王室血统的王子。他得到启示，并晓谕我们。可以向这位王子请教。他住在他的神庙里。你去买一本练习簿，然后依次写上你第一个祖先的名字、你的名字以及你的难题。”

天晓得，那第一位始祖并非人子，而是神所创造。这位老祖宗长生不死，他只是悄然离去。

“这本写着你的名字和难题的练习簿会被带往神庙，然后被赐予启示。那神启自然需要些破费。一位来自狮族的人会敲起御鼓，而狮子正是布干达的象征。还有些下凡的堕落天使隐居于此。如果你给它们特别的祭品，例如你的母亲或孩子——你的某样贴身宝物——它们就会赐予你巨大的财富、你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宝。在这种情形下，你得找一位巫师，走到湖那儿。如果你是女子，你将邂逅一位英俊男子，一位神灵，他将带你潜入湖中。如果你是男子，你会偶遇一位美妙的仙女，她会对你一见倾心，赐给你想要的一切。一旦你唤来了神灵，你就得遵守它们的规矩。你不能再跟凡人结合，因为那男女神灵的精气将附着在你的肉体。你也瞧见了，此地有许多这样的人，开着豪华座驾，住着王宫似的豪宅。你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假如你不守规矩，你就会遭到严惩，变得一文不名。”

*

有那么几天，卢克是我的导游。他没有太多要带我去看的地方：他所知不多，而且住在坎帕拉城的远郊。那儿连路都没有铺过。天下雨时，他住处周围的道路就无法通行。于是他会打电话来，取消我们约定好的所有安排。再往后，当我们试着算算清楚我欠他多少时，他就会把那几天空闲日子也说成是工作日，因为他已经为我留出了那几天。

他在一所大学里干活，乌干达的许多所新大学之一。他月入十七万先令，略低于六百英镑或一千二百美元。我觉得这足够他开销了，可他和别的教师，以及不少学生却在罢工罢课。这说明他有更高的索求。有天早上他来迟了，说想带我去见个巫师或是巫医。我担心起来，怕那些人会要很高的价码。我说，我想那天早上我们该去参观巴萨甲丹齐，一处有名的岩石神庙。就在昨天，他还在大谈特谈这处景点。他说今天不去，因为我提过想见巫医，所以他已经邀了一个朋友跟我们一道去，一个和巫医们有接触的朋友。此人正在一座警察岗哨等着我们。这种公事公办、细节一清二楚的腔调让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记性。于是我们就过去接他那个朋友。

警察岗亭在城里一处糟糕透顶的地方，地面磨得都露出了红壤，到处都是小孩，沟渠一片狼藉，简陋的棚屋之间常常有一大堆的垃圾。

我们拐上的那条斜土路已经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歪斜的沟槽。车子在上面颠上颠下，令人担忧不已。一条更窄的岔道，两旁长着绿油油的青草，将我们带到了巫医的家门口。

这是座传统的小屋，年头儿不久，刚刚上过漆。外观不错，混凝土块垒成栅栏。卢克和他的朋友举止谦恭，似乎不想弄出太大的声响来。他们把两扇宽阔的边门打开，走进院子，等着巫医出来。巫医走出屋时，显然穿着他的家居服：一件米色的汗衫、一条红色的运动短裤。他看上去一脸不快，似乎不喜欢被打扰。三个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话。巫医的口气坚决，卢克和他的朋友显得越发细声细气，好像成心不让我听到似的。

司机告诉我，巫医说今天是星期三。每逢星期三，他不会客。那天是他采草药的日子。

采草药可是巫医生活中一桩很重要的“小事”。乌干达的老百姓深信草药具有奇效，人们喜欢在钱包里放上点药草，既能保护身上的钱，又能招财进宝。

眼下，卢克和他的朋友要央求的人并不是我，而是那个巫医。他们提前跟我打过招呼：“这个巫医可非同一般。他是个新式巫医，所以我们才会带你去，你见了准保满意。”我听不懂他们交头接耳地跟巫医说些什么，他们的语速快极了。我估计他们在怂恿他，许诺少不了他的好处。

屋子一侧，有个看似车库的房间。穿过敞开的大门，可见房内有个女人正在冲刷水泥地。她把一块布头在水桶里浸一浸，然后把这块抹布在地上拖来拖去。她慢条斯理地将同一处地面擦洗了一遍又一遍，似乎对院子里的三个男人正在说什么更感兴趣。她弯腰低头、两腿笔直，明显是非洲式站姿。一个赤身裸体的婴儿正在她身后爬行。

卢克和他的朋友走回到了汽车这儿，说事情都搞定了。巫医可以见我们。不过，他走入院子里的那片神社之前，得先沐浴更衣一番。那地方就在隔壁，跟他家连着，但用栅栏单独隔开。我们应该先去那儿，脱了鞋等他。于是我们离了大院子，走到外面街上，几乎立刻就拐进了那块圣地。它有单独的入口。伊斯梅尔，我们旅馆的汽车司机，大为好奇，将穆斯林信徒在这种场合应有的顾虑都弃之不顾了，也随我们把鞋子脱了。他说，如果巫医在来见我们之前没有沐浴更衣，指引他的那个神灵会相当的生气。这是巫医亲口说的。

我倒是觉得，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巫医的账单也在越拉越长。

在这个神圣的院子里，分布着五个小棚子。棚子也是新式的，搭着水泥墙壁。它们太小了，我想，里头没法住人。还有条抬高的红色混凝土小路，约一码宽，六英寸高，把几个棚子连在一起，仿佛是为了做什么游戏似的。不过，也许这红色的混凝土小路只是另一件新奇玩意：没有访客需要这条人行小道，不管是在旱季的尘埃，还是雨季的烂泥里。

入口的一边，即我们所在之处，有一个像小办公室似的房子，里面放着几本书，一部电话，还有一个小小的钢制保险柜。墙上的相框里嵌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绿色证书：巫医的官方执照，看上去就像别的国家颁发给会计或药剂师之类的专业人士的证书。这儿的每样东西都是新式的，挑不出什么毛病。信众们用不着觉得不好意思。

一面镜子底下有个小水槽，上头搁着一片薄薄的用过的肥皂。一块漆成黑白两色的牌子，上有箭头指明洗手间的位置。它们在隔壁大房子的院子里，可以穿过篱笆中央的一道门过去。厕所是不能搭建在圣地里的。

就在我们观察着这一切，并大致看出了一些（并非全部）细微的门道时，巫医的一个助手或是仆人从另一扇边门走了进来，开始打开那些用挂锁锁着的棚子。在一间棚子里，他设法升起了一堆柴火。兴许这是迎客之火吧，特意为我们燃起的。或者，它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洁净之火，圣地启用前的前奏吧。

不管要什么价，现在都只能待下去了。一切都是为我做的，我说不出口，我想回旅馆了。甚至那个司机伊斯梅尔，虽说他个穆斯林，也会跟我唱反调的。

现在，巫医本人登场了。他已脱下了红色的运动短裤，换上了一条长裤，还穿着件男式运动衫。沐浴更衣使他比之前精神多了，一副派头十足的样子。阴沉的脸色也一扫而空，他似乎已经准备好开工了。

走到院子另一端的一间棚子里，他往地上一坐。那扇打开的门把他给镶嵌了起来。现在，我们似乎真的是一群顾客，正等着他的接见呢。他坐在一个矛头后面，矛头是巴干达人的徽章之一。

卢克的朋友说，每个棚子都有不同的功用。巫医会在其中一个棚子里见客，并估量他的需求。另一间则算是药房，里面的各种草药均系巫医亲手配制，装在一些小罐子里。根据神灵的建议，草药按不同分量施给顾客。巫医要时刻准备好跟神灵们交流，那是他行医治病的方式，也是他和凡人截然不同的地方，更是他药到病除的缘由。

我们走上前去看棚子里的巫医。他正神秘兮兮地坐着，头顶上挂着一幅国王的画像。这个棚子，外墙是混凝土的，式样新颖；里面则是传统非洲式的：内中挂满了一条条用传统手艺缝缀起来的树皮布，掩盖住了屋顶上的进口建筑材料。树皮布总带着一种宗教的魔力。它是祖先们的特殊用品，正如我们在卡苏比王陵内所见：长长的树皮布从穹顶直挂到地面，将国王死后灵魂所安歇的“森林”遮挡了起来。

那座伟大王陵内的每件物品都必须取自本土。这个巫医也明白，他这片“圣地”（也许他家也一样）和传统相违背。不过他自有道理。卡苏比王陵的传统已经一去不返了。他现在得跟基督教堂及穆斯林清真寺一争高低。他必须用新式材料盖房子，希望来他这儿的人们感觉良好。

巫医从棚子里走了出来。他走到不远处一个露天的壁炉，里面有不少烟灰色的木炭灰，还有块没烧尽的木头。他说他有时就坐在那儿，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他是受神灵的感召才那么做的。当神灵依附在他身上时，他感觉不到火焰的存在，它们从天堂和尘世给他带来神谕和启示。

伊斯梅尔突然想起了他的穆斯林信仰，悄悄用英语对我说：“真想亲眼瞧一瞧他那么做。”

卢克和他的朋友没听见。他俩完全被巫医给迷住了——他正在解释每个棚子的不同作用。讲完之后，巫医唤来他的助手。这名助手倒像是训练有素之人，他立即到巫医的房里，拿来了一本厚厚的四方形相册，里面全是彩色照片，都是来拜访过这处神社的人。巫医一页页地翻动着这本厚厚的相册。卢克和他的朋友，甚至伊斯梅尔，全都默不作声。我们看到的都是些当地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曾来过此地，乞求过帮助。

接着就提到钱了。卢克说他不方便讲，我看着给就是。于是我付了两万先令，差不多有七英镑，或十四美元。我给这个数目，原因在于我没有向巫医提任何问题。让我惊讶的是，他二话不说就把钱收下了。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对费用的担心有点儿影响了此次会面。

随后，当我和卢克算账时，麻烦事儿来了。我说给他一百美元——这是电话里讲的——他好像也同意了。但那天傍晚，他又来电话了，想弄清楚他有没听错：我是说给他一百英镑吗？我也一直在想，一百美元的确是太少了点。于是我说没错，是一百英镑酬金。可次日早晨他来取钱时，说的很直白：在他看来，钱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弄清。他把我们在一起的那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重算了一遍，最后说，给他两百英镑比较合理。这是他的算法，直接把谈好的数目翻了个倍，而不是小小地敲你一笔。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一百五十年前，一个接一个的酋长是如何讹诈斯皮克，惹得他火冒三丈的：凡要经过一个酋长的领地，就得先付一笔“过路费”。给钱之后就会敲响“满意锣鼓”，告诉众人别再给客人添麻烦啦。

卢克一个劲地算来算去，到头来，我被他的美元跟英镑搞得稀里糊涂。最终我付了一百五十英镑的“过路费”才算了事。这竹杠敲得可真够狠。

9

每个星期，报纸上总有两三条新闻，报道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巫术。

据报载，一个村子里的村民相信，疟疾——乌干达最厉害的杀手之一——是由巫术和芒果造成的。他们有足够的根据将芒果和此种疾病联系在一起。雨季盛产芒果，那也正是蚊子孳生之时，哪怕是一小潭脏水也能吸引来一大群。对他人而言，巫术似乎是个更现成的解释。一个村民说：“疟疾就是巫术或恶灵搞出来的。我得疟疾的时候，发觉我的邻居就是罪魁祸首。他一被撵出村子，我立刻就没事了。”要找出邻居就是祸首，先得造访巫医；要将那个邻居轰出村子，很可能要发动村民采取暴力手段。

只要牵涉到巫术，暴力总在不远处。复活节那周，在西南部的一个村子，四兄弟勒死了他们四十二岁的姨妈。他们取下了她的颚骨和舌头——显然是出于某种私下的巫术用途——然后将尸体丢在了附近的一片香蕉地里。没过多久，一群野狗开始聚拢在香蕉地。村民们觉得可疑前去察看，结果发现狗正在撕咬遇害妇女的尸体，尸体周围一滩血迹。村民们都认识遇害者，嫌疑立刻落到了四兄弟身上，他们被怀疑正在使用巫术。大概有二十个村民出动搜寻，发现四兄弟后，村民们用棍棒和所有能找到的东西狠揍了他们一顿。

其中两个兄弟逃脱后报警，另两个被村民打死后投入一个茅坑。四兄弟的四只山羊、五只母鸡和两头猪被宰杀，大伙儿公认，坏蛋们所饲养的动物就是这个下场。警察赶到后逮捕了十五个人，将兄弟俩的尸体从茅厕里拖了出来，再拉去验尸：这真是乡村暴力事件中严格执法的案例。

当然，有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巫术和情境脱节。故事也是在一个村子里平静地展开：牛羊在找草吃。一头牛闯进了一所中学的操场，看到一件晾着的男衬衫，便开始品尝起来。衬衫的主人，那个学生，追着牛，想把他的衣服夺回来。他用一根树枝抽这头牛。若干天后，这学生的一条腿——不是那条牛腿——竟开始肿了起来，他成了瘫痪之人。学校的学生们亲眼目睹此事后，认定是魔法和巫术在作怪。于是他们用所知的唯一秘诀来应对。他们群起围攻村庄，放火烧了八间房子，还试图对牛的主人——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动用私刑。他们指控这个老家伙对那名瘫痪了的同学施了妖法。他们横冲直撞地袭击村庄，杀了一条狗、六头牛、十四只山羊、三只绵羊和十一只小鸡，此外还捣毁了四处公厕和八个村民的香蕉及咖啡种植园。后来，有三个村民，长矛和大砍刀武装在身，悄悄躲进学校，准备发起反击。结局有些不太公平——他们被警察逮了个正着，反攻行动也化为了泡影。

对这些人而言，巫术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畏惧巫术，岂敢一笑置之。一个大镇上有所高中——那是所寄宿学校——一天早上，学生们看见学校的院墙内竟冒出一只山羊头和一整张的山羊皮。他们因而惴惴不安，将这些视作巫术，向校长发难，学校吃的已经够糟的了。那天早上住校生起床时，发现学校的几扇窗户破了，校园里一片狼藉，摆明了有妖孽作祟。学生们觉得，他们正受到恶魔阴森森的威胁，他们说，这一切都受了“老大们”（这是个代号，他们希望人们明白它的含义）的指使。随后，他们到镇上游行——一群结实的年轻人身着校服：黑裤子、白衬衫——宣布要罢课示威。警察到场后也只好安抚学生们：他们太了解他们的国家了。

在一个巫术横行、充斥着荒谬逻辑的世界里生活，意味着紧张不安，需处处留神。此外还得加上外界对该国政治的忧虑，人们对失去家园的担心，再加上乌干达庞大的人口对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还有交通问题、就业问题。

这片土地看上去如此开阔，似乎尚未开发（一如早期的探险家们所见），你根本辨别不出你已闯入了受保护的湿地。它过滤净化着维多利亚湖的湖水；或者，当你去埃尔金山地区猎取羚羊时——那儿是传统狩猎场地——你也可能已擅自侵入了受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保护的区域。局里的保安全都携带枪支，小心挨他们的枪子儿。在那儿，就像他们所说，偷猎就是“和林中的死神握手”。作为一个牧人，有许多这样的地方：也许你放牧之处是留给耕夫的，而有时，你无意间赶着牛群越过边界到了坦桑尼亚，而它们并不受欢迎。在卡永加，你跟随别人伐木烧炭。然后，因为没了植被的覆盖，雹灾毁灭了房屋、田地和牲畜。骤然之间，人们就没了睡处，没了食物。不费吹灰之力，天灾人祸就降临了。真是每况愈下。

这种焦虑不安的感觉撕心裂肺，很容易变成一种痛楚。人们被逼上了绝路，正是这种世间已然失控的悲哀，占据了每天报纸上的大量篇幅。

“十人丧生棚屋大火”：这条消息来自北部一家盲流人员收容所。单听这名字就暗含着紧张的气氛。起因是一场家庭争执：男的要跟他分居的妻子算账。那是一间茅草棚，浇上了汽油瞬间就会燃起大火。十名死者中七个是孩子，有几个还是别人家的。他们无处栖身，只好住在这个棚子里。照片上，烧焦了的小小身躯倒在烧毁了的棚子里。他们紧紧地挨在一起，仿佛为了那最后一刻的安适；并且全都脸朝下趴着，仿佛是出于本能想护住自己的脸。

“我目睹丈夫被活活砍死”：这是同一份报纸上的另一条新闻。男女双方都是再婚。男方第一次婚姻有十五个孩子，第二次有六个。当他们全家从一处商业中心回家时，有个男的突然从香蕉园里窜了出来，手持砍刀杀向他们。凶手一边胡砍乱劈，一边大骂那个丈夫是不要脸的采花大盗。究其原因，除了男方的前妻家里有可能寻仇外，也不排除是宗教仇杀。男的被砍死后，凶手又转身砍向女方，剁掉了她的一只手。手起刀落正准备剁另一只时，一个包达包达车夫出现了。明亮的车灯照过来，歹徒仓皇逃走。女子被紧急送往医院，另一只手最终也没能保住，截去了。她失去了双手，只能靠别人喂饭。她在报上哭诉：“我不知道我和孩子们的将来会怎样。眼看着他们就要返校了，我能指望谁呢？”

“女子被控将其子活埋”：依旧来自同一期报纸。一个打零工的三十三岁女人，在一处鲜花农场上干活（偏巧发生在这么个地方）。她被指控在马铃薯园子里将她十八个月大的儿子活埋。她把孩子塞进一只麻袋，又把他的双腿缚牢。照片上，这个做母亲的失魂落魄、凄然无助。她的一个邻居对报社说，应该允许像她那样走投无路的女人把想要遗弃的子女送交警察局。这个被活埋的婴儿的报道中——那小小的麻袋、那被缚牢的小腿——恍惚间回响着巫医对求医者所提的劝告：要先供奉上某样贴身的宝物。这可怜的女人似乎听说过，这才下狠心干了傻事。

贫贱百姓何其愁苦。但是，对于富裕人家乃至王族，不幸亦然。

“我们曾赢得了独立，可随之又失去了。我们始终未能从紧随独立之后的浩劫年月中恢复过来。那可是一九八四年之前的整整二十个年头啊。传统就这样消亡了。你要去姆巴拉拉吗？你应该亲眼去看看那里所遭受的破坏。因政治纷争，废弃的宫殿内杂草丛生。文化上的约束一旦消亡，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听上去像是卡西姆王子的观点。“人们无所不为，不择手段地想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争相追逐那些奢侈的科技产品，却不顾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宗教并不野蛮，其根基在于对祖先们的尊敬。如果你的父亲过世了，你就要拜祭他。饮酒前，你得先给祖先们敬酒。传统的破坏以及文化约束的缺失，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对那些被殖民势力东拼西凑地组合进某个国家的乌合之众来说尤其如此。”

以下是一位有良好修养的中产阶级妇女的观点。她既不属于下层贫民，也不属于王族，而是来自这个国家很特别的一派。她是个基督徒，却对自己的根充满了爱：“现代文明要我们摒弃传统文化，这只会导致政治上的动乱。这是基督教和传统宗教间的冲突。兰戈地区有个传统，发生干旱或久旱不雨时，长辈们便会聚在一起、祭祀求雨，只要心诚，天便会降下甘露。这是祖母告诉我的。可基督教传教士却称之为魔鬼崇拜。文化不会消亡——今天，它被叫作巫术。我祖母所生的双胞胎夭折了。他们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埋葬：小孩子被放进空罐子里，坟上再盖座小屋子，以保护并荫庇他们。祖母每年都会去上坟，照看一下小屋，供一下亡灵，在坟头唱歌跳舞。当她成了圣灵降临派的信徒后，这一切全都得停止，她的那个教派不允许那样做。她只得拆掉小屋，但又担心双胞胎的鬼魂会来杀掉她活着的子女。对我来说，这都是信仰上的事。这样对你比较好，我对自己这样说，目的是为了不让自己糊涂了。传统宗教跟钱无关，它讲的是团队协作精神。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应对诸如旱灾这样的事情。”

从报上所载的悲剧事件以及和众人的交谈中，来访者渐渐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这依然是个容易受伤的脆弱国度——百姓忧心忡忡地生活，甚至景色也会被蹂躏破坏——在四十年的内乱之后，这个国家仍有可能动荡不安，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10

一九六六年时，我没想过要去探寻尼罗河的源头。我的熟人都没谈到过。他们谈的是狩猎地区和去西部的湖区垂钓。他们谈论这个国家的政局、谈论他们的同事、谈论长途驱车。我那时还未读过斯皮克，因此也未被这条大河的浪漫所触动，虽然有一次在去内罗毕郊游的路上曾在金贾那儿过河，后来开车回坎帕拉时又再次在那里经过。在斯坦利的书中，我读到，“金贾”一词的原意是岩石和瀑布，这正是维多利亚湖注入尼罗河后的情景。

现在，我就要从布索加这边一睹这倾泻而下的急流、这自然界最为壮观的景象了：宽阔平缓的水流带着巨大的力量向前奔去。它不像刚果河或密西西比河那样浑浊。河水呈青绿色，赏心悦目，河中还散布着一些神秘的绿色小岛。河水在高高的绿色河岸间穿流。岩石将河水分流，水花在岩石上飞溅，迸发出活力。当斯皮克初次看见这条他神驰已久的大河时，他坐在布干达一边的河岸上，“痴痴地看了一整天”，饱览了这大河之舞。如今，它依然有这种魔力，让游客观之不足，令你梦回百年，甚至逾越千年：眼前的此情此景那时早已存在（用高速摄像机会拍下小岛和植被消失后又重现的镜头）。它还能使你浮想联翩，河水一路往北，奔流四千英里，最终汇入地中海。

据说斯皮克曾经见过成千上万尾“洄游的鱼儿”跃过岩石，还有出没于此的众多河马与鳄鱼。现在它们已难觅影踪。斯皮克本人是个一流的猎手，操一口维多利亚时期潇洒时髦的打猎词汇。数千名猎手尾随而至。当斯皮克第一眼瞧见那些岩石时，他心满意足地坐在那里看，与此同时，“孟买”[13]——那个训练有素的仆从——一枪便打死了一条正在睡大觉的鳄鱼。

二十世纪，一座水坝在金贾拔地而起。水坝改变了河上的生活，也改变了河上的景观。今天，我们在岩滩这儿的所见与斯皮克当时之所见已大不相同。河流更下游处，还在筹建另一座水坝。当它竣工后，游客们便无缘再欣赏到我们眼前的景色了。

维多利亚湖的一座岛屿上，一个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建起了一处小小的黑猩猩保护区——四十二个小家伙，父母全都被非洲人吃了。他们自称是“丛林野味”美食家。如若一枪在手，无人管束，他们就会一路轻而易举地将非洲大陆上的野生动物吃个精光。

保护组织成员从恩德培搭船前往保护区。湖上的旅途似乎逍遥自在。一百五十年前，穆特萨一世就喜欢带着他的廷臣和妻妾们乘坐水军的舰只在湖上野餐。

保护区里绿意盎然，绿色植物几乎一直长到了水边，一片田园牧歌景象。不过，一大早就有成群毛茸茸的褐色湖蝇笼罩在湖面上空。它们生命短暂，空中转悠的那一小会儿便几乎是它们的一生了。之后，这些湖蝇开始寻找地方安顿下来。它们停在人们的头发和衣服上。船码头下面悬垂着好几英寸浅褐色的蜘蛛网，沉甸甸的，就像装饰用的帘子，里面全是落网的湖蝇——非洲既富于生命，亦不乏死亡。小船又开动起来，穿过了另一片密密麻麻的湖蝇。它们快速地落下，一阵落在脸上、一阵落在衣服上，在没有风可以把它们吹走的地方聚集起来，尤其是船板上。

谢天谢地，乌云一般的蝇群终于飘走了。湖面上波浪起伏，湖水呈暗绿色。不久，捕鱼的独木舟出现在眼前。两个男人，一条渔舟。小舟吃水很深，仿佛两个渔夫的身体（也许有点儿作秀）在水面上飞速掠过。如此看来，报上所说的每年都有五千人淹死在湖中并非全是凭空捏造了。

几座浪漫的小岛开始浮现。岛上林壑优美，湖上的薄雾更为它们平添了一层朦胧感。你以为它们近在眼前，其实远在天边。白色的浓烟从一座小岛后面升了起来。那是渔民们的一处聚落。显然，它正慢慢地污染着湖水，使它变成了伤寒与霍乱的载体。在穆特萨一世时期大概已然如此，可斯皮克的书上只字未提。他当时一连数周哮喘缠身，无力落笔。

一个半小时后，船终于到了黑猩猩岛。岛上井然有序：修过的草地、整齐的茅草棚、干净的小路、清楚的标志，还有那些正忙于筑造精美鸟巢的明黄色织巢鸟。每天给黑猩猩们喂食两次。送食物的船只从陆地上按时到此。

一条卵石铺就的红土小路通向一道栅栏，将黑猩猩和林区跟岛上的其余部分隔开。丛林中忽然响起一阵喧闹，告诉我们，喂食开始了。黑猩猩们没有肉吃，只有切好的水果从一个平台上扔下来。水果落到一只猩猩头上，旋即就有抢食者挥来老拳，听上去就像狠狠地砸在中空的地上一般。挥拳者和挨打者的吵闹伴随着长长的嘶鸣，分不清是吃得津津有味，还是疼得嗷嗷乱叫。

黑猩猩们或许都是孤儿。不过在这片保护区里，它们依旧遵循着块头和威严的老观念。领头的雄猩猩在观赏平台附近跑来跑去，痛打不如他魁梧的雄猩猩。只有那些最小的婴儿般的小毛头被允许安静地吃食。它们出奇的忧郁，又长又细的手指紧紧地抓牢几片水果。有那么一两只受过训练的猩猩，为游客们表演着小把戏。它们用木条或是嫩枝将铁围栏外的水果捞进来。水果是故意扔在那儿的，为的是让我们观看它们的表演。

喂食就这样慢慢结束了。体格较大的猩猩再次打头，跑回树林中。它们手脚并用，行动起来极快。

我不禁回想起，当年乌干达处于紧急状态下之时，最先遭殃的正是动物园和其中的动物。只要中央政权稍微有些松动，为黑猩猩保护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全都会付诸东流。人们告诉我，黑猩猩是我们人类的近亲，聪明机敏。不过，它们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在黑洞洞的枪口前同样是无可奈何。不出一刻钟，一管猎枪就能把这群猩猩变成餐桌上的非洲野味——这便是它们父母的噩运。人们如今煞费苦心维护的园内小径会荒草丛生，棚子上整齐的茅草屋顶会崩塌滑落。当年斯皮克与斯坦利一路来此时，这儿的森林与林中的生态似乎会亘古不变。可如今，它显得弱不禁风，恰如乌干达的一切。

我们绕道另一个小岛返回。那儿是渔民们的聚落，约有一千人。这是我们的一个船夫说的。定居点上满是土褐色的棚屋，一座挨着一座，就像大陆上人满为患的贫民窟。我想，这儿也许远不止千人。这儿便是早上腾起白色的浓烟地方。我们来时曾看到过几处渔民的定居点，有些看上去就像是画册上的图片。黑色的独木舟傍着白色的沙滩，一派诗情画意。不过，如果没有这湖水，这座看似陆上贫民窟的大定居点就会水电不济了。

没过多久，早上曾骚扰过我们的褐色湖蝇又出现了，像一阵龙卷风似的铺天盖地而来。在我们返抵恩德培前，至少有五股这样的浅色旋风划过苍茫低沉的天际。它们一会儿窜上高空，一会儿摇摆晃动，还不断地变换着形状：犹如湖上蒸腾的水汽一般。

11

巴干达人是技艺高超的建筑大师。他们既能修筑罗马式的通衢大道，又能搭建宏伟的草屋，茅草屋顶即便在雨季也不会漏水。他们拥有细密的社会结构，每个氏族都像一个行会，有其特别的职责。他们崇拜国王，深受忠君顺从思想的影响。这些品质凑在一起，使得他们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建立了布干达帝国，并持续了数个世纪。

然而，他们的历史既无年代也无记载。巴干达人没有文字，不会书写，只有有限的口头文学。较之数百年后仍可查阅的书面文本，这可是个不怎么样的替代品。奇怪的是，文字的缺失似乎并未困扰学界或民族主义者，那并不是他们要探讨的话题。

对乌干达或其他非洲中部王国的这一缺陷有所思虑的人士，我只见到过一位。这是个忧郁的中年男子，来自一个邻近的王国（或王国地区）。他对王国充满了激情，深信他所在地区遭到幽禁却无可替代的御鼓具有非凡的魔力，独特的鼓点震撼着人们的心扉。不久前的事件令他感伤。一九六七年，那个坏透了的米尔顿·奥伯特竟将御鼓和六十二件王室神器统统没收。如今，虽然王国表面上得以恢复，一切却都走了样，御鼓仍未恢复如初。它依旧具有力量，却遭到扣押。这个忧郁的男人就像受伤的爱国者一般，强调将要降临的痛苦：他预见在他有生之年，某种新的政治势力会将非洲的这些孑遗统统扫荡干净。他指着一个娴静的女子，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亲戚，说：“过不了几年，你就不会在这儿看到她了。”不是说她要移居，他的意思只是，不久之后，他的这名亲戚所属的王室一族，那些以他们的上流品位出名的人士，将被排挤出去。

我又跟他提到文字和书写的缺失问题。

他说：“文字？他们连什么叫轮子都不知道。”

这倒是条新闻。不过，回想起我所读过的有关乌干达过去的一切，我想我并没有听错，虽然很难想象，在那些笔直的巴干达大道上，每样东西都是人工搬动，或是驮在驴背上运送的。

他认为，乌干达处于非洲中部，地理位置孤立，旁边净是些外界并不知晓的湖泊，这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何没有文字出现。我赞同他的观点。巴干达人拥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有理由推论，一旦受到有文字体系的邻国启迪，他们很容易就能创制出与其语音相匹配的文字。斯皮克发现，在巴干达的邻国布尼奥罗，人们用阿拉伯语书写：他们感受到了文字和书写的必要性。

像巴干达人这样不具备文字书写体系，人们便无法将他们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有效地记录下来。他们的多半往事，以及他们引以为豪的三十七位国王的事迹，实际上都湮没了，只能当作神话谈及。这种损失还在持续。在一个满是报纸、电视和广播的大众文化年代，口述历史的价值正在不断地丧失。

巴干达人像罗马人那样修筑道路。这些大道笔直，翻山越岭。他们用高高的纸莎草茎将坑洼处填平。在这片水乡泽国，纸莎草长得很茂盛，如同古埃及时候的情形。不过，年复一年，巴干达人对这些过去修筑的大道早已是司空见惯，不再把它们当回事。有些人甚至说这些道路乃是不列颠人所筑。过去用来校直、筑平那些道路的精密工具或方法也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

一八七〇年左右，穆特萨一世正与一个邻国交战。出于直接或间接的原因，他下令沿着湖边筑起一条道路。两年后，斯坦利见到了这条军用大道。它依然完好如初，路上鲜有杂草。在这片雨季时常常大雨滂沱的肥沃土地上，这确属不易。

帕特里克·爱德华兹是特立尼达驻乌干达大使，也是一位非洲专家，曾在尼日利亚工作过数年。他对我的旅行考察很感兴趣，尽其所能为我提供帮助。他认为我该走出坎帕拉城，放眼看看除了布干达之外的其他几个王国。他给布索加（苏纳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严惩不贷的那个王国）发去了一道公函，迁延数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那儿的官员极为关切我去拜访需要他们开销多少，并列出了明细：餐费、旅费、旅馆住宿费等等。我觉得，帕特里克大使的这封信，让我们一下子跳回到一百五十年前当地部落蛮不讲理收取过路费的时候。他们随心所欲地向过路客索要成倍翻番的数目，直到心满意足才击鼓将其放行。我决定还是对布索加敬而远之。

帕特里克认为我们该去西部更有名更秀丽的托罗王国游历。在我们所住的塞丽娜旅馆，正巧有个人，他既是旅馆人力资源部的职员，又是托罗王国负责外交礼仪的头儿。帕特里克用他一贯正确的方式和这个名叫詹姆斯的人接上了头。然后，我们从詹姆斯那儿听说，托罗国太后将于数日后入住我们的旅馆。

在约好的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旅馆一楼的班巴拉厅，等着太后驾临。在会客厅另一端的角落里，有三个皮肤黝黑的大块头女人。我们到的时候，她们就已经在那儿了。她们三人看上去仪表不俗。其中一个尤为活泼标致。她身着淡红色衣服，与她的肤色很相称。我怀疑她便是太后，可我们不能没人引见便冒昧地搭讪。直到负责宫廷礼仪的詹姆斯到来，我们才被引见给她们。

太后和她的女伴们于是起身走到我们所坐之处。太后的两个女伴均是她的姐姐，我猜她们都是她的官方监护人。

当太后向我们引见其中一个姐姐时，她提到她是个再生基督教徒。那意味着，这名女子是乌干达五旬节派的一员。在乌干达有数以百计的五旬节派教堂。它们都取些极为夸张的名字，在数量上，只有私立的初中和高中能与之匹敌。那些初高中的招牌（“全日制寄宿学校”）和这些教堂的招牌一样，总是出现于意想不到之处。教堂就像私立社团一般疯狂地蔓延扩张，奇特地实现了穆特萨一八七五年时盼望英国传教士来此的心愿。

“你想要得救吗？”太后讥诮地问道。

不过这讽刺对她的“再生”姐姐没什么作用，后者压低声音，立即开始跟我们聊起耶稣的必要性来。

太后以同样的讥讽口气介绍说，她的另外一个姐姐嫁给了一个老头，让我们自己去琢磨她话里的意思。

太后谈到她自己时倒颇为轻松，显然之前已重复过许多次。她丈夫曾供职于乌干达驻外使领馆，在拉美工作过。她乐呵呵地说了几句她仍然记得的西班牙常用语：“你好。”“一切都好吗？”[14]他们是对快活的伴侣，虽然丈夫比她年长。他们育有三个子女，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其中一个女儿得了严重的白血病。他们带着她去了伦敦的皇家马斯登医院。女儿住院三年期间，他们一家子都待在伦敦。在治疗的某一阶段，女儿那做外交官的父亲要回乌干达处理一些事儿，回国后却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不久后，得白血病的女儿也随他而去。于是，太后二十七岁时便成了寡妇和摄政。

她儿子如今十六岁了。再过两周左右，他将主持托罗王国议会的复会仪式。那将是为期三天的辉煌盛典。卡西姆王子曾提及此事，并将其视为传统文化与戒规的组成部分。他说，目睹托罗的元老们向着幼主深深地鞠躬，真是让人感佩不已。现在，太后又告诉了我们更多一些有关她儿子的讯息。他喜爱动物，不许任何人用脚踢狗或是虐杀小猫。她希望能把他送到英格兰接受教育。她邀请我们来托罗莅临国会的开幕式。而帕特里克大使也礼尚往来，邀请太后驾临来年的特立尼达狂欢节。

班巴拉厅里如此融洽的会晤似乎让负责礼仪的詹姆斯打心眼里高兴。他刻板拘谨，像个闷葫芦似的，说起话来干巴巴的，相比较而言，太后倒是活力四射。他后来喜滋滋地说：“咱们托罗王室个个都端庄漂亮，皮肤白嫩。”

从他嘴里听到这番话，真令人意想不到。他自己就黑得很。

我原本觉得自己完成了在乌干达该做的事，计划着继续赶路了。可现在有了太后的邀请，我想应该待到托罗议会的开幕式后再离去。

自一九六六年以来，我对该王国已经有了些印象。它的都城叫波特堡，因早年“保护国”时期的一个英国专员[15]而得名。一九六六年，它经历过一段所谓的“放逐期”。这儿有不少茶叶种植园主。一天，我不大情愿地跟其中一人去了西部的阿尔伯特湖垂钓。我旋即就把东西弄得一团糟，把钓丝和钓饵跟水下的暗桩缠在了一起，让大伙直摇头。托罗最有名的酒吧叫“口香糖罐”。国王的称号是“奥姆卡玛”，他的王宫在一座山头上。有几则关于他的（或可能是他父亲的）趣闻。当他喝得酩酊大醉时，他的男总管便不让访客们觐见国王，只是说“国王累了”。有一年，他突发奇想，下令用绿色油漆将王宫前那条山路两旁的石头刷了个遍。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詹姆斯那儿还是没有安排我们去参访议会开幕式的消息。帕特里克大使出于外交礼节考虑，也没有去催促。直到年幼的国王即将宣布议会开幕的那个周六早上，帕特里克才给詹姆斯去了电话，结果我们被告知，嘉宾人数众多，实在没办法了。举行隆重典礼的那个周末就这样完了。詹姆斯说：“你们了解这些王室成员，他们才不在乎你们呢。”

其后数日，詹姆斯变得愈来愈不安——兴许帕特里克大使已经用外交辞令表达了不满。我们如此败兴，詹姆斯觉得难辞其咎，急切地想要补偿我们。他希望我们还是能前往托罗，甚至期望我们能在那儿住上一宿。他显得极为抓狂。他说他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帖了，对王室的爽约他也是痛悔万分。于是我们觉得，看在他的分上，还是不失礼的前去为好。

然而，就在动身前的最后一刻，某个好心的精灵使我们决定不在那儿留宿，而是开车返回坎帕拉。一向英明的帕特里克穿上了一套灰色的正装，准备好了要去参拜王室似的。我们钻进他的专车，沾了一点儿特立尼达大使高规格的光。

开到波特堡花了四个小时。至少有一半的车程，我们行驶在布干达笔直的皇家大道上。开上一座山头时，大道的尽头仿佛融入了天际。不过，这些布干达大道路况不佳。那天早上的报纸社论说，只有“瞎了眼的”乌干达百姓才会相信这些路不好走的鬼话，在每一处人口密集地区，那些横在路面上的减速装置能颠得你骨头散架。

我们最终开上了英国人在托罗修筑的道路：它们不是笔直大道，而是弯弯扭扭的，在红壤上开挖出来，两旁的红土常常遮住了风景。由于某种原因——也许这儿的人口比较稀疏，交通也不是那么繁忙——这些道路的路况要远胜于布干达，我们可以开快车行驶。每隔四公里，路旁就有一块石头里程碑，上面刻着距波特堡的里程。周围的风景美不胜收，山脉间是一片片疏林草原，我们似乎感觉不到路途的遥远了。

詹姆斯从坎帕拉打来电话，为我们指明穿过小镇的路径。我们终于到了王宫所在的山丘。当我们往上爬坡时，我留意着路边的石头，想看看它们是否真的被一个古怪偏执的国王在一九六六年前用绿色油漆喷涂过，可我没能看到。人们也许已将那些石头挪走，它们太有损形象了，或者这逸事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路两旁的景色十分优美：我们往下看到开阔的疏林草地，青葱的小草、浓密的树林，以及殖民时期的小镇波特堡所遗留下的屋顶。

这是一座孤立的山丘，步移景异，妙不可言。我忽然想到，这座山丘一直是国王或酋长们的驻地，应该载入史册。如果非洲人当年不是使用终将朽烂的木料建造王宫，这座山真值得人们发掘一番。

我们来到了一处铺满了砾石的地方，它位于王宫和另一座毫无特色的新式小建筑之间。当我们下车时，一小群忙碌的人微笑着迎接我们。他们四下跑动着，给我们拍照片，闹出了不少动静。他们想必是詹姆斯说起过的王宫官员了。如此看来，詹姆斯是守信用的。我们大可放心了。

我们被带到王宫里的一个小房间。在两大块木板上，有许多张王室家庭成员的合影。我们长途驱车甫抵此地，还未得空稍事歇息，旋即就来了个身穿长袍的红眼睛官员，拄着根柄部粗大的手杖，跟我们高谈阔论起托罗王国及其王室来。他不单单是指一指那些照片，而是用那根手杖的粗重手柄重重地锤击着木板上的不同照片。他嗓门洪亮、口音浓重。我不太听得明白他在讲些什么。不过我隐约觉得，这已经是他的老生常谈了。

在一块木板的顶端有张相片，上面拍的是托罗旧宫。那是座矩形的大茅草屋。英国人来到乌干达后，那些圆形的草棚让非洲人觉得羞愧。他们马上开始转向，建造长方形的混凝土房屋来。因此，托罗王国这座御用山丘上的建筑式样与乌干达国内通行的标准格格不入。旧宫是矩形的，新王宫反而是圆形的。圆形的式样可能是为了造成全景的效果，但也可能是为了摒弃殖民时期所谓的现代化文明观。这座传递着多重政治话语的新王宫，其实是由领袖老大卡扎菲捐资建造的，以此来彰显利比亚势力在非洲的扩张。圆形的新王宫，立柱是混凝土的，下水道裸露在外，恰是利比亚风格，坎帕拉城里那座宏伟的新清真寺亦是如此。

我挺想多看几眼王宫，可我们没有机会了。当我问及可以在哪里休息一会儿时，我们被带到了碎石子地的另一端。那里有座更小的矩形建筑。客厅里有张磨旧了的豹子皮，被甩在靠垫椅背上。那是王权的符号——可悲的豹子啊，它们注定是要灭亡的了。我想象着年轻的国王坐在上面，与众人商讨着国务。另有个小单间，两头的墙沿各靠着一张简朴的沙发床，床头紧挨着。看来这便是我们的休憩之处了。洗手间里没有安装坐便器；天花板上的一个大洞让我们瞧见了房顶的梁桁和椽子。看样子詹姆斯并未安排周全，显然，打再多的电话也已无济于事。

我们拉了几把椅子出来，坐到露天的游廊上。碎石庭院和山下道路的热气扑面而来。帕特里克给詹姆斯打了电话。他并无埋怨地说，托罗真的是美极了，美到让他都想在此购置一处地产。詹姆斯没有听出话里的挖苦。他告诉我们，如果想吃中饭，应该去波特堡镇上的月亮峰旅馆。我们决定不去理睬那些王宫官员——听他们的意思，好像已经为我们准备好午餐了——直接开车过去看看这家旅馆。后来我们听说，那些官员也想搭车跟我们一起过去呢。

在我没来过的月亮峰，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旅馆后面宽敞的游廊下，边上就是绿油油的草坪。一只三四个月大的漂亮小猫，可怜巴巴地呜咽着，向我们讨吃的。我真想把它带走算了。我走过去跟一个女服务员说。她告诉我，这小猫是一窝里头的最后一只；其余几只已经被他们处理掉了。小猫就待在一条混凝土排水沟的下水管里。它躲在那儿时，可以隐蔽得很好。它在这世上已是孑然一身，仅仅靠本能撑着活命——也许活不了多久了。饥饿诱使它溜到后面的游廊上来。女服务员带来了一小碟牛奶。这一丁点儿的美味就让它心满意足，它不再呜呜叫了。过了一会儿，我瞧见它在旅馆的花园里舔着爪子，离它那个下水管小窝没多远。

离托罗国不远，在布干达西边的布尼奥罗王国，斯皮克在即将结束旅行时，从一个布尼奥罗男子那儿购买过一只小猫。他没有说为何要买，也许仅仅是为了让这个小生命能再多活上几天。布尼奥罗男子本想把那只小猫给烹了吃了。它味道不错，他说。他还恳求斯皮克，如果小猫眼看快要咽气了，就请把它还给他。这是斯皮克书里一段奇特的插曲，只有短短四行文字描述，对结局却未置一词。

詹姆斯曾跟我们说过，王宫的官员们可以陪我们参访一些与传统的非洲宗教有关的场所和人士。可自从我们抵达这里，我已渐渐地失去了对这一部分行程安排的兴趣。不过这也无妨。因为，当我们从月亮峰旅馆回到王宫时，那个红眼睛的官员一边讲解着我们要看的与宗教有关的东西，一边说他们所有的汽车都派上用场开出去了。既然我们无法全都挤进帕特里克大使的专车，他们就坐一部包达包达先走一步。那得花上三千先令。不过就是一英镑，但换算成乌干达先令，数目听上去吓人。如果这会儿就显得对钱无所谓的话，我们真不知道之后去拜会当地的巫师还要花销多少。我想起来就怕。

我说我们想取消行程中的那一部分。他们似乎并不介意，不过他们希望我们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他们尤其想要帕特里克大使的签字，因为他是我们中间的重要人物。他实在太重要了，他们给他单独的一页让他留下大名。

他们接着又带帕特里克去了王宫里那间有整整两板相片的小房间。过了一阵子他走了出来，手里多了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纪念照：那是早上在一片忙碌和喧闹中给他拍的。帕特里克深表谢忱。他们说得收点费：七千先令，即两英镑多一点。帕特里克给了他们两万先令。他等着找钱，可他们却说他误会了。那照片不是七千先令，而是七万四千先令，即二十四英镑又五十便士，或三十七美元。帕特里克惊得目瞪口呆，要不就是英镑美元的换算糊涂了，索性给了钱就走人。直到我们离开之后，他才火冒三丈地恍然大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脑子里想的只有那狠狠宰了他的改头换面的“过路费”。

回坎帕拉的一路上，我们沿着托罗王国歪歪扭扭的道路与布干达王国笔直笔直的大道行驶着。身穿校服的学童们放学后走出校门，在烈日下朝着简陋的家走去。刚过下午三点，那是热带地区一天之中最最要命的时间，虽然有绿树青草却依然酷热难熬。早晨的凉爽怡人和新的一天所带来的欣喜早就蒸发一空。强光的酷热让我们开车驶过的地方备显清晰，却又忧郁无比：低矮的房屋、小块的田地、矮小的人们。对于我们所见的路上的学童，似乎没有什么比放学回家更令他们高兴的了。乌干达永远还是乌干达。让人们对未来前途产生美好错觉的教育和校服并不难办，难的是良好的经济运行。我们所见的这群孩子，大多数要面临失业——烈日下，几个孩子在回家的路上游荡，磨磨蹭蹭地打发着时光。

报上讲，最近就业形势喜人。尽管伊拉克深陷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极度混乱的局势，仍有六千乌干达人在那里担任保安。另有一篇报道则说，朝鲜亟需聘用乌干达的英语教师。

[1]伊迪·阿明（Idi Amin，1925－2003），乌干达前军事独裁者。

[2]米尔顿·奥伯特（Apollo Milton Obote，1924－2005），乌干达政治家，1966年和1980年两次出任乌干达总统。

[3]卡扎菲（Omar Mouammer al-Gaddafi，1942－2011），利比亚前领导人。2009年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长达九十余分钟的演讲《革命事业的领袖弟兄》（Brother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

[4]此处指布干达王国国王穆特萨一世（Mutesa I，1837－1884，1856－1884在位）。其父是苏纳二世（Kabaka Sunna II, 1820－1856，1832－1856在位）。穆特萨一世曾接见过斯皮克、斯坦利等多位西方探险家。

[5]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 1827－1864），英国探险家。1858年，他和另一位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一起到达坦噶尼喀湖，其后独行来到维多利亚湖。1860至1863年间，他再次到该地区探险，证实维多利亚湖即尼罗河的源头。

[6]布干达（Buganda），乌干达重要行政区，主体民族为巴干达人。布干达传统语言为卢干达语。

[7]斯坦利（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英裔美籍探险家、记者。1869年，前往非洲寻找失踪的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一举成名。其后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委派，前往刚果河流域拓荒并营建贸易站。1904年，病逝于伦敦。

[8]格兰特（James Augustus Grant, 1827－1892），苏格兰探险家。1860至1863年间随斯皮克在东非探险。

[9]姆万加（Mwanga II，1868－1903），1884年接任布干达国王，登基后决意清除外来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影响，1888年被教徒推翻。1889年，在交出部分君权的前提下复辟王位。1897年，向英国人宣战，被击败后遭到废黜，1899年被流放到塞舌尔群岛。死于1903年，1910年遗体被送回国，葬于卡苏比王陵。

[10]引自雪莱（P.B. Shelley，1792－1822）的十四行诗《奥西曼提斯》（Ozymandias，1818）。奥西曼提斯即公元前13世纪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此处参照了王佐良先生的译文，略有改动。

[11]伏都教（Voodoo；Vodun；Vudun），西非原始宗教，流行于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加纳等国。

[12]苏纳王是最后一位死后被取下颚骨的布干达国王。他之后的四位布干达国王都葬于卡苏比王陵。此处，“他把下巴给丢了”取原文直译，而英语中，one's jaw drops还有大吃一惊或大失所望的意思。

[13]孟买本是印度西部港市，因此斯皮克将其印度仆从唤作“孟买”。

[14]原文为西班牙语。

[15]此处指英国外交官杰拉尔德·赫伯特·波特（Gerald Herbert Portal, 1858－1894）。他1892年任英国驻乌干达特派专员，在乌干达沦为英国“保护国”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章　圣地

1

我早就听说，尼日利亚人喜欢拎着大包小包旅行——有人曾警告过我，最好别去拉各斯机场。我还以为这么说，意思是在拉各斯取行李是件麻烦事。没想到行李的麻烦早在从伦敦出发前就来了。有个人带着行李办了登机手续，然后人就没影了。等了一会儿，接着我们听到飞行员说，那位失踪的乘客托运了十九件行李。我以为听错了，可其他的尼日利亚乘客压根儿不把这当回事。后来，等到了尼日利亚后，我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当时有位怀揣一本他本不该拥有的外交护照的尼日利亚大人物，正带着三十七个箱子周游世界呢。如此说来，区区十九件行李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尼日利亚人自有他们的身份地位观。别人当真的事情，他们未必会当回事。一本享有诸多豁免权的外交护照，能让他们无拘无束，逍遥自在，有这么一件法宝，真是与众不同，派头十足。因此，大人物们为了彰显身份都争相要搞到一本。你也许觉得，带三十七个箱子已经够炫耀的了，但在尼日利亚人眼里，他还得更炫耀一些才够有派头。真要显示其尊贵地位，就得在移民入境处的众目睽睽之下，踱着方步，优哉游哉地穿过外交通道，那才叫够派头。

那天早上，或者是下午，我们一直等在伦敦的那架待飞的飞机客舱里。那位把十九件行李一丢了之的乘客却始终没有露面。飞行员最后说，十九件行李必须搬下飞机，这需要时间。我们这架班机满员，除非把更多的行李搬下去，否则无法找全那十九只无人认领的箱子。最后，箱子终于找到了，被人搬了下去，此时却距我们预定的起飞时间过去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我们待在飞机上无所事事，只能瞅着机场建筑和忙碌的起降跑道。

到了拉各斯的场景真是万分可怕。入境及海关大厅那头，乍一看繁忙异常，再一看是乱作一团。三个航班，一个挨一个降落，机场却只有一套卸货设备。铝制的滑槽上，时不时吐出尼日利亚乘客胀鼓鼓的黑色旅行箱，看上去就像正在冷却中的火山熔岩碎片。旅行箱的款式老掉牙了，似乎都采用了同样的面料，古怪起来也一模一样。

昏暗的灯光下，人们在行李传送带那里排成一列。有几个人靠墙而立，余者全都尽量站在靠近行李出口的地方，几乎就要被那些重重滚落的臃肿箱子砸到了。他们就像那些相信魔力的人，以为靠近了源头就算是成功了一半。比较有身份的乘客踱来踱去的，身旁簇拥着一帮早就到机场恭候着他们的助手（身着西服或考究的尼日利亚民族服装）。他们现在也和其他乘客一样，翘首企盼着行李。飞机上有公务舱和头等舱，到了这里就没了三六九等。我们那架飞机上，行李搬下搬上的，早把原来的摆放顺序弄乱了。

我背靠着一面墙站着，眼前是个尼日利亚家庭。这家人在伦敦上的飞机，现在依旧精力充沛。他们弄来了两三辆手推车，到现在一个箱子也没放上去。十来岁的姐姐板着脸，不知为什么，不时冲着比她小得多的弟弟踹上一脚，或是恶狠狠地甩他一记巴掌，出手的分量不轻。男孩子没有还手，反而像个木偶或是不长记性的小猫一样，又朝他姐姐贴了过去，结果又被赏了一脚一巴掌。

我正看着这个尼日利亚家庭的生活插曲时，一个穿深色西服系一条花领带的男子走上前来搭讪。他好像说他是个司机，正在等我。在周围一片的嘈杂和无助中，他又看上去如此面善，一切又似乎那么合情合理，以至于我将友人谆谆教导的关于拉各斯机场的忠告全都抛诸脑后。在这番自我介绍后，我一边等着行李，一边紧盯着这位穿西服打光鲜领带的男子。在骚动奔忙的人群中，他简直成了我的依赖。他不时地（无疑是出于某种迫切的个人原因）淹没在行李转盘旁争先恐后的人群里，我会一下子慌张起来，直到又瞥见那条红领带方才安心。

一阵折腾之后，他领着我朝一辆小轿车走去（我的两小件行李已经找到），我乐呵呵地跟着他。

机场大楼里杂乱无章，外面更是一塌糊涂：头顶上是粗糙的混凝土梁桁，眼前是粗糙的混凝土立柱。还有个天棚，既不遮风也不挡雨。偏偏天又下起雨来，雨中的路面闪闪发亮，路灯却照明不足。行李大厅里，空气混浊不堪，滴滴冷雨从华而不实的顶棚下斜飘进来，像针刺一般蜇在身上，让人感到阵阵的寒意。从黑暗的角落里，一群乞丐冒了出来：乍看似鬼影幢幢，定睛再看，原来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争相为你服务，貌似很难缠。夜里的这个时候，女叫花子尤其让人心烦。

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穿西服的男子就没了人影。我孤零零地跟着另一位自称我司机的人，说了半天才明白那个穿西服的男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司机，只是个拉客的，专门在机场里候着像我这样的人。

司机总算弄明白了我的目的地。我无可奈何地答应跟他走了。

去沉睡中的拉各斯城的另一头，旅途又慢又长，司机似乎对路线也没谱。

我疑虑重重。就在这时，旅馆大楼奇迹般地出现了。

那位带我上楼的男服务员走进客房，演戏般的把窗帘一把拉开，像剧院里的导演，喊了一嗓子：“大西洋！”姑妄听之吧。窗外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清，我累得根本打不起精神来。隐约能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那是被窗玻璃和水泥墙减弱了的大海的轰鸣（我如是猜想）。接着，服务员跟我说了如何使用电视机，收了小费便下楼去了，将我一个人留在了这空荡荡的小房间里。保险柜是坏的，冰箱是空的。

我给前台打去电话。他们说会派人上来瞧瞧。人很快就来了，穿蓝色工装裤，背后是白色的“锁匠”几个大字，一脸的没好气。他捣鼓了几下，说已经好了，又演示了几下。可是过了一会儿，保险柜又不听使唤了。前台没有半点不高兴，跟我说他们会让锁匠再上来看看。不错，他又来了，跟上次一样快。但这次，我认定了这间客房无可救药，要换一间试试。

换了一间，还是不称心。于是，前台服务员领着我颠上跑下，爬了一层又一层，换了一间又一间。我有点明白了，想要换到一间好客房，破费点钱财似乎在所难免。几乎是同时，我也意识到，或许是我订错了房间。我在楼下发现，旅馆有不同的部分，有好几栋单独的楼房。我订错了，我订的是旅馆里的一栋尼日利亚式老楼。

记得一位朋友曾警告过我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过，他说得不清不楚，我没能领会。这位仁兄人在波斯湾旁的迪拜。他有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距此地有五百英里。我给他们俩打电话，对他们来说，虽然已是周日凌晨，他们对我却依然很热情。

卡诺那人肯定是个人物，或者生来就很会说话。旅馆的口气一下子软了下来，我被安排到了另一栋较好的楼里。卡诺那人让我马上搬过去住，千万别等到明天早上。跟这旅馆一样，我乖乖地听了他的话。旅馆派了一辆接送车载我过去，每个人都对我客客气气的。新的世界，新的一天，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半。

稍后，我刚在客房里安顿下来，电话铃声却响了起来。对方很不耐烦，好像气炸了。他是个小轿车司机。他说他被派到机场去接我，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人。他在那里已经转悠了好几个小时。

此时我才回过神来，一身西服一条领带轻易地就把我给骗了。在机场，我可是束手就擒啊。房间的桌子上有张卡片，专门提醒房客提防这种骗局，警告大家要千万留神，别轻易乘坐的士。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傻人有傻福——我真走运；在我的旅行生活中，福星一直关照着我——不管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起码我已经走运地到了旅馆。

这便是我在尼日利亚的第一天。

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人的意识是多层次的，也许濒死时就是这种感觉，即便那一刻十分痛苦。经过十四五个小时的长途旅行，虽然我感到极度的焦躁和疲劳，可在旅馆一号楼敞亮的大堂里，我还是注意到了一尊漂亮而神秘的写实雕塑。它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一个真人大小的非洲男子，脸上遮着面纱，头戴高筒帽，身穿长礼服，手握一根粗重的手杖。帽子像是高顶丝质礼帽，大衣像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双排扣礼服，雕塑上的人物因而平添上了一份奇异的欧陆风格。面纱是网状的，前额处被帽檐固定住，面纱和脸部之间因此稍稍有些空隙。在新大楼的办公区域，这尊雕塑有个小号的版本。旅馆的一些信笺上也印着这个人物，身后拖着浅蓝色的影子。

显然，这一图案尽人皆知。可当我问别人时，却没有人能确切地告诉我这个神秘人物的原型是谁。也许，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有人说它是拉各斯的标志，有人说它是假面舞会上的人物。这些信息对我并无帮助。

后来，我终于在蒙哥·帕克[1]的《非洲内陆游记》一书中找到了线索。两百多年前，他曾在非洲的这一地区骑马和徒步旅行过。那是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晚期的事（奇怪的是，虽然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打仗并没有使这些活动停顿）。将近四十年前，我曾读过帕克的这本著作，当时就爱不释手。不过大多细节我已遗忘（虽然我读过许多书，从中学得了不少知识），只依稀记得书里提到尘土、野蛮和吃苦——既有帕克本人吃的苦，也有他的同伴们遭的罪：他的同伴大多是些非洲奴隶贩子，驱赶着戴着镣铐的黑奴。奴隶们身体孱弱、疾病缠身、饥肠辘辘，从内陆地区跋涉五百英里，最后被卖到停泊在大西洋沿岸的贩奴船上。

帕克在游记一开篇就写到了这位戴着高帽、笼着面纱、拄着手杖的人物。帕克管他叫芒博·琼博（Mumbo Jumbo）。后来，这名字的含义变了，成了我们都知道的贬义词。[2]然而，在我查询过的英语词典中，不管是牛津词典还是钱伯斯词典，均不认可最初帕克将这个词纯粹当作人名的用法。

八日近午时，余进抵考劳。此系一大镇。余于镇口左近视之，有一树皮布服悬于树端，似与吾国之假面舞衣相类。余疑而前问之，乃有乡民应询告曰，此乃芒博·琼博之物也。曼丁哥乡人莫有不闻此怪者。且此间之异端常恃此妖魔以迫其内子就范矣。

非洲曾是一夫多妻的大陆。妻子们时常吵得不可开交，丈夫往往很难摆平。芒博·琼博便在这个时候登场了。丈夫自己扮演芒博·琼博，或是邀请他所信的人来客串。某一天，天还没黑，芒博·琼博就会在村外的树林里尖叫起来，很是吓人。这恐怖的叫声是告诉村民们，芒博·琼博快要来了。果不其然，天刚黑下来，芒博·琼博就穿上奇特的伪装出现了：拄着手杖，戴着高帽，笼着面纱，披着大衣。

芒博穿过村子，来到村民们聚会的地方，也就是村里的广场。村民们聚拢过来，已婚妇女都不许走远，就算是她觉得芒博·琼博是专来找她的也不行。人们又唱歌又跳舞，一直闹到午夜。然后芒博·琼博宣布，谁是冒犯了他的那个女人。于是，她被抓起来，剥光了衣服绑到柱子上，让芒博·琼博用手杖痛打直到天亮。村民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叫着，尽情嘲弄着这个女人，毫不怜悯。

如今，非洲已不再实行一夫多妻制。非洲人里，唯有穆斯林多妻。除却穆斯林，尽管古老的思维、信仰以及传统的潜流还在暗暗涌动，非洲人认为他们自己都是基督徒。因此不难理解，芒博·琼博这一角色会令现代非洲人感到窘迫。同时也不难理解，那些熟知这个角色的人，不知该如何向一位陌生的访客解释这种假扮戏——那是曾经的丛林生活所独具的喜剧文化。

蒙哥·帕克没有去过尼日利亚地区，不过他去的地方距离这儿并不远。他在西部非洲的所见所闻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形，差异之大不可估量。这一点显而易见，而正因为显而易见，所以容易被忽略。然而，这却是任何评判尼日利亚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今天的尼日利亚因石油而很富有。但是，尼日利亚现代化的时间并不长，不过是八代到十代人的时间；某些最具天赋的尼日利亚人，背负着实现现代化的重任。

有人曾把我引见给伊顿。他是一位投资银行家，五十岁，帅气而富有活力。我觉得，他到今天还觉得惊讶，自己怎么会做到这一切的。对他而言，世界是崭新的。在这个新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他的爱国情怀是崭新的，他希望国人能够意识到时代给予他们的机遇。

他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如此说来，他是个移民，有移民的闯劲。人们无法将这种干劲与非洲联系起来。这种干劲是新事物，一百年前不可能存在。那时候的非洲，应该和蒙哥·帕克游历的非洲十分相似。

伊顿三岁时，父母将他和他的一个哥哥带回到了非洲。哥哥不幸亡殁，伊顿又被带回了英国。他受的教育都是英式教育，原因就在于此。父母热衷于子女的教育，这份热衷从非洲带到了英国，伊顿小时候就感受到了那种望子成龙的企盼。“妈妈说，接受良好的教育就能出人头地。”尼日利亚朋友来家里做客，经常会问起这个小男孩在读哪个班级，在班里表现如何。因此，当伊顿逐渐长大后，他发现自己跟一班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朋友们很不一样：他们不假思索就辍学了。如今，这帮朋友一瞧见伊顿便说：“哟，我们辍了学，你小子倒熬出头了嘛。”

这种对西印度群岛人的描述让我觉得陌生。在特立尼达，我们已经克服了一些历史的影响。我们有一群杰出的黑人专业人才，他们的子女也继承了父辈们的自信。我们一眼就能区分这些精英和普通黑人大众。普通黑人和黑人精英，我们的脑子里带有这两种观念，甚至可以说，黑肤色更显出那些黑人才俊的卓异。培养这群人也许耗费了不少时日。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在奴隶制被废除五六十年后方才脱颖而出的。在英国的西印度人子女（他们中的一些是蒙哥·帕克看到的那些被驱赶往海边贩卖的黑奴的后裔）没有这种专业背景，也没有开拓进取的雄心。他们依旧在墨守成规。

在银行生涯的早期，当伊顿还在华盛顿的一家国际银行里工作时，他就胸怀大志，目标明确。一次随意聊天时，有位尼日利亚朋友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会拥有自己的银行。”

那个阶段的伊顿所能想象的，就好比一个厨子想开家自己的餐厅，一个工匠想有一间自己的作坊，一个司机想开自己的出租车。谁能想到开银行呢？其实，尼日利亚人开银行是可能的，手续并非繁琐不堪。很快，我就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听说，尼日利亚曾经有过一百二十六家私营银行，大多数只是吸纳存款，不过也有不少开始办理正规的金融业务。今天，经过整合后，尼日利亚共有二十五家银行。伊顿的那个朋友就是一家银行的老板。伊顿本人和朋友合伙也开了一家自己的银行。那个银行后来跟南非的一家大银行合并，其分支机构遍布很多非洲国家。

伊顿说；“这就是此地人们的心态。当年我在国外读书生活时，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马上就开窍跟进了。人们常常互相勉励：‘在这儿你总能心想事成，飞黄腾达。’这种心态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不过，在英国长大的伊顿缺乏尼日利亚人的另外一种心态：一份坚守古老的信仰和魔力、不愿入世随俗的心态。

2

承包商说道：“你认识伊顿？请他再给我一份合同。”

我说我会尽量帮忙。

他是个高个子的男人，五十岁，虽大腹便便，但体格健壮。当有人要他介绍自己以及所属的社会圈子时，他就说：“我是个信奉基督教的承包商，是个约鲁巴人。”

如此说来，对于约鲁巴文化，他了解很多喽？

他说了一大堆不合逻辑的话，好在还能从中听出门道：“我博览群书。我来自一个树大根深的天主教家庭。我妈妈拿过教皇纪念章。那时候，得苦干才能得到它啊。我先加入的是天堂救世派[3]。后来我又入了白衣派[4]——基督教小天使及撒拉弗宗教运动[5]的正统派系。”

为何他称之为“正统”呢？

“我从看的书中得知，白衣派更为非洲化，更讲求一致性，他们使用《圣经》，布道通常持续四个小时，全世界都从上午十点开始。”

布道时有许多歌舞仪式。他为之激动不已。焚香膜拜亦是他所爱。布道的程式则更为有趣。

那么，此君的心灵果真焕然一新？

“不能说它给我的生活拓展了新的前景。”不过，他随即又前言不搭后语。“有一天，我瞥见一个对圣灵着了魔的小女孩，当时她正在祷告，以净化心灵。她在忏悔的事情让我震惊——那是她在黑暗混沌的精神王国中的所作所为。她的经历令我对神明更加肃然起敬。我现在更加相信神明无所不在，神明时刻在注视着你。一亿两千万尼日利亚人，或者说一亿两千万的尼日利亚普通百姓，只要他们求教神明，便能妥善应对生活中的荣辱沉浮。别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想我是个乐天派。我一直居于此地，也看多了其他非洲国家的事情，由此越发感激上帝对尼日利亚的关照庇佑。我目睹了战后的利比里亚还有塞拉利昂的情景，也目睹了战前战后的安哥拉的情形。尼日利亚普通百姓受教育的程度可比那些国家高。只有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才能更具理性。尼日利亚有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你可以不断充实提高你自己。”

我请他谈一谈对非洲传统信仰的认识。

“我们有享誉世界的传统神明，我们还有圣所或神社以及诸多宗教节日。这儿就有个小树林，那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圣地，人们在那儿过奥孙·奥索伯节。[6]奥孙女神的信徒们蜂拥至此，随男女祭司祈求恩赐。过节的时候，人潮汹涌。还有远道来自巴西、古巴、美国和海地的信徒。节日持续一周；最后那天，一个头顶大葫芦的处女走向河边，身后跟着一大群信众。她把葫芦里盛的酒倒入河中，向河神献祭。我被人群推搡着，根本看不见那个处女。”

约鲁巴人信奉众多男女神明，有许多关于这些神明的故事。这个承包商是从小就了解那些男女神仙吗？他说不是。他的知识全都来自成年以后与其他尼日利亚人的交谈，那些交流开阔了他的眼界。他不认为那是种祖祖[7]巫术。他不喜欢那个字眼，因为它暗含贬义。

他说：“男女祭司都憎恨那个字眼。他们称之为传统宗教或传统医药。‘祖祖’这个词真是太贬损了。巫术的确存在。瞧瞧那女孩子，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瞧瞧她说了什么——他们是怎么到树底下去制造混乱和意外的，他们又是怎么让人穷困潦倒的。她浑浑噩噩，恍恍惚惚，忏悔时毫无保留。我相信黑暗面的存在，因此十分小心谨慎。我不会惹怒威胁我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阴暗的炼狱里跑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妖法来伤害我。”

我把这世间的宗教想得太天真烂漫了。我以为宗教把我们带回到万物的本初，好比哲学意义上的宇宙大爆炸时期，因此对宗教怀有好感，以为它们有种朴素的美。可是世界依然如故。像承包商这样的人更迷恋既往，而他的言语（颇有莎士比亚式的语风）又别具新意：都是来自邪恶渊薮的异端造的孽啊。别的人也用他们各自的方式谈论异端。在我看来，似乎越是社会底层的人，对异端的惧怕就越深，因为他们对世事的反应更多出自本能。这种惧怕真实可信，绝非矫揉造作。我觉得，正是这一点，而绝非某些人所说的什么历史文化美学等等，使得人们与过去、与传统的神明愈加密不可分。

一位拉各斯市的议员这么对我说：“甚至教会的牧师都会对传统的祭司和神社尽可能小心翼翼。跟你直说吧：普通非洲老百姓对异端怕得要死，而异端就在那儿。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宽恕为怀，不会伤害到你，而异教根本不讲宽宥。那是种以眼还眼、睚眦必报的宗教。异教的教规极其森严，不得不遵从。如果你胆敢以身试之，下场是非死即疯。他们惩罚人向来是从快发落，绝不手软，完全遵从神社里的祭司和神明的意旨。所以你瞧，它有强大的控制力。”

3

拉各斯城有个国王，他被称作“奥巴”。尼日利亚全国有不少“奥巴”或酋长，有些是世袭的，有些是由中央政府指派并给予俸禄。拉各斯的“奥巴”丝毫没有乌干达的“卡巴卡”那样古老神秘。严格地说，他没有臣民，也唤不起宗教上的敬畏。这位“奥巴”经过商，当过警察，对于他的国王地位，已经有人提出了挑战，我也略有耳闻。不过，法院尚未审查这宗案卷。目前，这位“奥巴”仍在实施着他的统治，百姓也普遍认可。他曾在警界效力多年，声名卓著。退休的时候，他是副警督，那是警界最高的警衔。

“奥巴”认识伊顿。伊顿觉得我应该去会会他。我刚说会面的提议不错，伊顿就掏出手机，给“奥巴”打了电话。这是伊顿的风格，他不喜欢浪费时间。他经商成功，这是原因之一。我能听见电话那头“奥巴”的疑虑，也许他对作家们都是如此，也许他只是对我不放心。伊顿说服了他：不会有采访，也不会直接引用他的话。会面就这么说定了，伊顿答应和我一起去。我很高兴他陪我，那样，觐见“奥巴”就轻松多了。

“奥巴”是拉各斯这儿百姓的统领。他住在城里人口稠密的地区，家外面有一条很长的街道，满是商贩和他们的小店铺。尼日利亚人喜好做生意，即便在最匪夷所思的地方也有商贩的身影。一个游客假如看到不停挪动着的一群人，他常常很难从中分辨出哪些是买家，哪些是卖家，而且（由于成交量是那么小），他会纳闷是什么缘故使他们愿意这么买来卖去。买主似乎很容易变成卖主，反之亦然。

商贩林立的长街上，突兀地矗立着一栋房子。二楼上有草草涂着的告示说，这房子归某一王族（而非“奥巴”）所有。房子后面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混凝土的拱门，拱券上有两个连在一起的“V”字，其中一个是倒过来的。拱门圈起了王族的屋界。拱门右手边的小店更多，有些在卖塑料小玩意儿，店外有小贩托着盘子兜售食物。严格地说，拱门的左手边才是王家的道路。一道黑色的大铁门把路隔开。岗哨里有个站岗的。伊顿一摇下汽车的窗玻璃，哨兵就挥手示意我们前行。车子经过一座小小的水泥房子，看上去再寻常不过，可这正是尼日利亚靠石油致富之前的“奥巴”旧宫。新王宫在前方，看上去像一座中产阶级的别业。

王宫外的人群，乍看上去似乎很平常。不过，我很快就看出，那些男男女女其实都是“奥巴”的侍从。他们两眼放光，笑脸相迎。有些是鼓手，鼓声敲得震天响，有些人用废旧金属做的乐器演奏着。我不由得回想起四十年代的特立尼达，那时的钢鼓乐队正日渐完美，甜美的金属乐从废弃的汽车车轮上响起。为了保持乐声纯正，男乐手们左手把旧车轮高高举过头顶，然后用较小的金属物件敲击轮子。不过眼前在拉各斯的“奥巴”宫殿外奏乐的都是些女乐手。她们对来访者甜甜地微笑着，边笑边造出这金属乐器之声。

伊顿从尼日利亚式正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若干挺括的簇新纸币，递给乐手们，乐声随即戛然而止。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规矩，毫无思想准备，身上一张纸币都没有，一个子儿都没带。

在新宫殿里拾级而上，我们到了一处大理石厅。左边是间小接待室，两张红椅子的中间放着白色的宝座。房间里没有人。主觐见厅在前面。一个身穿米色丝袍的高个子男人引我们走了进去。约鲁巴男人都身材高大。觐见厅里空无一人。厅很大，约有四十英尺长，沙发紧贴着侧壁，两张蓝白相间的中国地毯首尾相连，一直铺到了房间的正中。透过远端一扇半开着的房门，就在宝座和座椅后面，能瞥见一个餐厅。

“奥巴”的宝座很高，上有王族的华盖，左右各有一把较小的坐椅，扶手靠垫同样考究。我们坐在右面的一张沙发上，等候在外的酋长们开始进来觐见“奥巴”。他们坐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如此这般，“奥巴”尚未露面，就已经让这里有了一丝威严肃穆之感，不服不行。当他终于从后面的餐厅走入觐见大厅时，我跟在场的每个人一样，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长上衣，脖子上和手腕上缠绕着硕大的红色珊瑚珠。他也是个高个子，这点让他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他端坐在宝座的华盖下，一点儿也不滑稽可笑。

“奥巴”坐了下来。一阵鸦雀无声。我的保荐人伊顿在沙发旁站了起来，一下子扑倒在中国地毯上，行起非洲式觐见大礼来，真吓了我一大跳。

三个身穿丝质长袍的酋长跪伏在地上，各自向“奥巴”行礼，双肘和双膝着地，有点儿像起跑器上的短跑选手。他们就这样毕恭毕敬地行着礼，边行礼边有节奏地打着响指，拍击着手掌，吟唱着颂歌，“奥巴”仪态优雅地照单全收。

非比寻常，我思忖着。眼前的一幕像极了斯皮克一八六一年在穆特萨的乌干达王宫所目睹的朝觐典礼（该仪式如今依然在宏大的草棚和大象草的围栏里上演），而乌干达与尼日利亚相距十分遥远。斯皮克称此仪式为“nyanzig”，他大概以为，国王的臣民们扑倒在地嘴里念叨的就是仪式的名字。十三四年后，斯坦利指出斯皮克搞错了，臣民们以这种方式问候国王只是想表达他们的感激罢了。

其他几个酋长向“奥巴”行礼完毕后，伊顿再度起身，用英语和“奥巴”说话。他向“奥巴”介绍了我们是何许人，到此有何贵干。“奥巴”用左手做了个表示欢迎的手势，指了指他左边的那张椅子。我于是走上前去，坐在那把椅子上。

一个女人出现在觐见厅的后面。她蹲了个礼，冲“奥巴”笑了一下。他朝她招招手，示意她过去。就像是一场小小的家庭戏剧——于是，她走上前，坐到了他右手边的椅子上。

我简单说了下我对世间古老文化及传统宗教的兴趣。“奥巴”应答时，半天也想不出个合适的话题来，最终还是扯到了拉各斯城的历史和“奥巴”的职位。他说，身为“奥巴”、此地大众的受托人，他受托于死者、生者和来者。这番言辞令人感佩。在另一个国家，我是听到过大地主们用这种方式交谈。我觉得，这似乎是早已练就的吧。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指涉拥有的财富。他们绝对不会说他们拥有了什么。反之，他们会说“我继承了这个”或“这个是留给我的”，好像坐拥巨额财富，哲人的态度就随之而来似的，自己仅仅是个受托人的理念也就油然而生了。人生短暂，财富亦转瞬即逝，这么说十分巧妙。“奥巴”的话里也有点这种成分，也许，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排解有关他“奥巴”职位的纷争。的确，在这觐见厅里，“奥巴”的庄严神圣和他不容置疑的作风都使这些争议显得无足轻重。

他谈到了拉各斯城的历史。在落入英国人之手以前，拉各斯曾被葡萄牙人占领。（在这些遥不可及的地方，葡萄牙常常被提到！瞧瞧葡萄牙帝国当年在非洲和亚洲的那些前哨，试想那灼热荒凉的海岸和陌生凶险的苍茫大海，再想一想那可怕的漫漫长路——人生已然苦短，却还要被这路途吞噬数月的光阴——如此想来，就不免对葡萄牙人的冒险拓荒精神肃然起敬。毕竟，在他们的鼎盛时期，人口总数也只有一百万。）“奥巴”又讲起十九世纪早期的一场小规模冲突，在拉各斯的历史上举足轻重——可惜我不太听得明白。他说，自那场战争之后，枪炮便被安放在了旧宫的前面，就是我们刚才途经的那座宫殿。他希望我们去看一看。

伊顿站了起来，寥寥数语便结束了觐见。我也站起身来，向“奥巴”鞠躬致意。当我慢慢地退出长长的觐见厅，向门口走去时，我朝每位酋长都鞠了躬，他们也鞠躬还礼。伊顿还有私事或礼仪要处理，所以落在了后面。我一个人沿着王宫前的台阶走了出去，又瞧见了王室豢养的一群几内亚珍珠鸡和火鸡，杂七杂八地立在那儿。乐手们仍旧拿着鼓和金属乐器荡来荡去。他们很和善，不过，假设伊顿没有派发钞票给他们，想必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几个酋长也踱了出来，领着我朝旧宫的方向走去。旧宫小多了，与其说是宫殿，不如说是个亭子式的建筑。当中是个上有铁丝网的露天天井，想当年“奥巴”和酋长们就坐在席子上隔着露天天井说话。小小的房间和简陋的陈设，越发凸显出新宫殿的宏大。旧宫显示了尼日利亚的沧桑巨变以及它今日的财力。

矮小的旧宫前面，便是“奥巴”适才谈到的三尊又粗又短的葡萄牙大炮。炮身上刻有“1813”的字样。也许是某种迫击炮，发射的是那种射程较短的炮弹。乍看上去，大炮似乎对开炮者和被炮击者来说同样的危险。

想来也怪，如此简单的技术，竟也助了一个殖民帝国一臂之力，有点儿像通货膨胀时的财产，谁先有钱谁发财，至于别人后来是怎么赚的才无关紧要呢。

此时，我才望见在新宫殿的山墙上有一幅镶嵌画做工精细，上面画的正是芒博·琼博。这个版本中，芒博·琼博不是一个人，他正追着女人们。该图景在这院子的一端再现，一尊较大的独立雕刻，不啻是一件生动幽默的作品：吓坏了的女人身材纤细，浑身只用黑白两色。她正一把推开芒博·琼博，大张着嘴，惊恐地举起双臂，真是惟妙惟肖。

雕塑的基座上，有一小堆乱扔的垃圾。这并不意味着对雕塑的拒斥或忽视。非洲人就是这么行事的，这一点我是越来越了解了。

一位带着我四处参观的酋长对于雕塑的见解颇为独到。上面都是葬礼上的人物，他说。死人的时候才会祭拜这些人物。如此说来，戴着高帽、罩着面纱、披着大衣的芒博·琼博便是死神的化身了。如果这个解释成立的话，那么，“奥巴”的宫墙上有这些人物的精美镶嵌画就太奇怪了。

伊顿总算走了出来。我们原路返回，再次经过了马路当中宽阔的交通隔离带。小商贩们仍在隔离带上摆放了许多小碗和陶器碎片，里面盛着贡品。他们这样做是想碰上好运。这些供奉日复一日，但它们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随随便便：大多数人都知道，有些供品是占卜者供奉给更高的神灵们的。谁要是头一个瞥见这些供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拉各斯诸岛中，维多利亚岛有一处海滨（有人称之为小船坞），它深入内陆，距海岸很远——葡萄牙人真会挑地方——有时候，你在那儿周四能碰见栗色的良种马，周五和周末碰到的概率则更高些。其中有一两匹拴在了路旁建筑工地附近的新鲜草地上，其他大多数马匹都被安上了鞍鞯和辔头，在高温下和主人静静地立在那里，等待着顾客——拉各斯有钱的人家也许想让他们的子女学会骑马吧——随后，马主人坐上了马鞍的后端，学骑马的孩子坐在了他们的双臂之间。

这些马都是当地马球俱乐部的弃儿。起初我被告知（我无法核实），人们将这些马一弃了之，让它们自己去寻找吃食，于是它们就成了专吃腐肉和垃圾的主儿。此情此景令一位来自欧洲的外交官夫人伤怀，于是就举枪射杀它们。我的朋友（他来自马球盛行的北部，我抵达的当晚，就是这位仁兄让旅馆给我安排了一间合适的客房）认为，这是处置弃马最人道的手法，可使它们免遭屈辱和痛苦。外交官夫人已经不在尼日利亚，我从另外一个人那儿听说，这些马如今已经有了合适的主人，还能干点赚钱的营生。其中一些马看上去风姿依旧，跑起来还是潇洒利落，可毕竟还是在走下坡路。

（两三年前，我听说这种残忍的事情早在特立尼达上演过。有人看见遭人遗弃的马在人头攒动的海滩上寻找食物。我至今也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丑事就在我小时候生活的特立尼达发生过。我很吃惊，这样一头需要时刻关照的大牲畜，竟会委曲求全于如此恶劣的境遇。这令人不悦的事实缠绕在心头，不久我便发现，在大多数国家，马总是被人们忘恩负义地对待：活着的时候备受折磨，比赛生涯一结束，就会被杀死，剁成肉酱。残忍，似乎总跟动物的赛跑密不可分。可怜的灰狗一直拼足了劲奔跑，一直跑到三岁，其下场无非是遭人宰杀或遗弃。）

每当在拉各斯海滩上看到马，我便自我安慰道，在这个国家封建的北部有一种马的文化，马在那儿或许能得到较好的照料。

那位来自北部的友人却说：“他们也许是有一种马文化，不过尼日利亚人并不是什么动物爱好者。”

有个念头一闪而过，告诉我他没有胡扯。四处基本上见不着寻常的狗和猫。基督徒的歧见加上非洲人有关神明和精灵的观念，使得猫在此地的生存尤为不易。甚至连尼日利亚的穆斯林都受到了影响，尽管在其他穆斯林国家，人们喜欢说一则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故事：他不愿打扰一只睡在他袍子上的小猫。

阿德思纳，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位尼日利亚动物爱好者，白手起家，现在是一名重要的企业经理。他现年六十岁，小时候常遭急性子母亲的痛打。不过，恰恰是从她那里，他养成了爱动物的习惯。他父母家里总有猫或别的动物，他日日与它们相处。母亲规定，凡家里养过的飞禽走兽一律不许杀掉。他如今年近退休，希望退休后能为尼日利亚的动物们做些善事。

阿德思纳上面的几个哥哥姐姐早夭，阿德思纳出生时，父母便认定他是同一个孩子投胎，反反复复地回来作弄他们。于是，父母就在他脸上划了几下，想以此震慑住他，使他能够活下来。这几道划痕至今还在；阿德思纳喜欢给人看。不过，它们并不像阿德思纳所认为的那样显眼。

阿德思纳的父亲生于一九〇四年。了解一些他的生平，便能理解尼日利亚人皈依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重要历史。他从未上过学，最初皈依的是罗马天主教，但他感觉不好。教堂的礼拜仪式是拉丁文的，他无法理解。后来，他遇到了穿越撒哈拉沙漠来尼日利亚北部做生意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既是教师又是传教士。他们将《古兰经》译成约鲁巴文，布道时用的约鲁巴语。阿德思纳的父亲很容易弄懂这些，于是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从那以后，他矢志做个好穆斯林。但他不觉得阿德思纳是个好穆斯林，所以从不在阿德思纳家里吃饭。好在他是个思想开放的人，允许家里人读《圣经》，还喜欢和自称是“耶和华见证人”[8]的友人们辩论。

由此看来，在这个新近开化了的家庭里，宗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也许是唯一一种——智力游戏。阿德思纳的二叔是个基督徒，三叔则始终固守着传统的非洲宗教。阿德思纳成年后，尼日利亚有一整套现成的宗教信仰供他选择。他名义上跟随父亲，是个穆斯林，心里却喜欢那位遵奉传统宗教的叔叔，因为那位叔叔是位大祭司，在他家里，阿德思纳总能吃到献祭用的肉。阿德思纳的父母反对他这样做，痛打了他一番，可他依然跑到那位不改宗的叔叔家里去，观看祭祀仪式，吃着他的肉食，溜回家后不免又挨上一顿暴打。

阿德思纳童年时饱尝艰辛。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洗漱之后去清真寺，接着去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再到市场去兜售他母亲做的“福福”。所谓的“福福”是一种食物，主要用当地的木薯捣烂了制成。人们以为“福福”容易做，其实不然。阿德思纳的母亲做得好，有自家的绝活，只要是她做的，阿德思纳不愁卖不出去。可是，他整个下午都得泡在集市里，傍晚回家。到八点半，他们全得上床睡觉。

阿德思纳十岁时——应该是一九五八年吧——他的父亲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原因是政治上的，百分之百尼日利亚式的：他们这一族遭人控告，说他们用符咒谋杀另一部族的一位大人物。阿德思纳的父亲把小男孩叫过来坐下，用大人的口气跟他说话。这是约鲁巴人的传统。族人的房子绕大宅而建，凡有事商讨，一大家子都会聚到大宅里，无论老幼，人人都有发言权。阿德思纳的父亲告诉他，他们落难潦倒了，但只要阿德思纳勤奋工作，虔诚祷告，他们家就有希望。阿德思纳听懂了这些话，这些家庭讨论让他了解了家族的历史。

平日里，他在家族的农场上劳作。周末，他去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搬砖头，和水泥，学了一些能耐，比如说，知道了一个砌砖工带上两个帮手，一天能砌好一百块砖。打工挣来的钱攒了起来，因为他喜欢参加圣诞节和新年的晚会，需要给自己添置些衣服。他父母讨厌那些，新年晚会后刚到家，他又挨了一顿棍棒。不过，到他十四岁时，他已经能给妈妈五个英镑了——她需要这笔钱去动手术。从那以后，一家三口相处得和睦多了。

他没有读过中学，靠的是自学。他买来书本，每晚就着灯光阅读，从前的老师给予他帮助。他们教他英语和算术，他则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英语水平。他对会计这一行很感兴趣，尤其喜欢国际会计师协会那三个缩写字母IAA的读音。他修读了该协会提供的会计课程中的三个部分，但他那家公司的英国老板说这门课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于是他放弃了这门课，开始攻读注册会计。老板鼓励他说，如果每天用功三四个小时，他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三十五岁时，他成了一名会计师。这些年来，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别的工作，其中一些枯燥卑微，他也不介意。父亲曾对他说过，他如今是家里的顶梁柱，理应勇挑重担。他果真挑起了这副担子，并且凭运气在瑞士雀巢公司谋到了一个职位。当时，他每周四都去跑马场赌马，有一次在马场碰到正要去雀巢面试的一个表兄弟，于是就跟着去了。到了那儿，他灵机一动，告诉管事的瑞士人说，他也曾递交过申请表，为此还起了争执。一个约鲁巴族主管出面仲裁，阿德思纳得到了面试机会并被选中。他在计算方面的天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本不用换算表，快速求解，并且毫厘不差。

他在公司里开始往上爬，做着各种各样的差事。起初的目标是当个船运办事员，他盘算着，那份活儿可以使他熟悉码头。跟海员们混熟了，方便搭船溜走。他原本以为，只要偷渡到一个友好国家，他就能闯出一片新天地来。可他没能当上船运办事员，还是待在办公室里做他的账目预算员。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尼日利亚人先后做过他的师父，后者是尼日利亚最早的职业会计师之一。偷渡出国受挫实则让他踏上了事业的顺途，造就了他今日的成功。

经过二十五年的工作和奋斗（不言而喻：有过多少失意啊），他终于成了业界的弄潮儿。那些年里，支撑他一路前进的，想必是他父母和二叔改宗前便早已存在的古老家族观念和传统信仰习惯吧。

阿德思纳说：“您瞧，本部族所有的阔佬和武士，每一次出行每一笔交易前都会请教占卜师。遇到什么麻烦事，他们也会去找占卜师。我祖父有自己的占卜师，我们这里叫‘巴巴剌沃’。他们是大家庭的一分子，占卜是他们的工作。甚至约鲁巴的‘奥巴’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占卜师。他们是级别最高的占卜师，约鲁巴人称之为‘阿拉巴’。也许有人会求教：‘好像镇上就要出乱子了。我该怎么办才能躲过呢？’占卜师会说，他们得要求教于‘伊费’[9]。然后，他们就举行仪式来纾祸解难，‘伊费’会给我们以启示。‘伊费’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用链子，一种是用十六颗果仁。占卜师会以特定的方式投掷链子或果仁，然后解读出神谕。”

阿德思纳认识一位很灵验的占卜师，可惜已经去世。他曾经在利华跨国公司[10]工作过。从利华退休后，他在家里设了个传统的非洲式教堂，并把它当成正规教堂来经营，还操办各种仪式。

阿德思纳说：“有人教过他，因而他熟悉《古兰经》和《圣经》。这个人告诉过我，世上有三大高深的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约鲁巴语。若《古兰经》读得深入，你就会发现神谕发端于麦加。约鲁巴人是来自亚胡巴部落的阿拉伯人，《古兰经》上说那十六颗果仁传给了一个叫瑟提宇的人。因为他身体残疾，不得不搬来搬去，伊费就赐给了他。希吉拉[11]时，先知被迫出逃，瑟提宇也被杀害。他是第一个拥有伊费并领受神启的人。”

我早就知道阿德思纳很复杂，现在才明白，他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第一次见阿德思纳是在餐馆，当时正和某君在一起吃饭。他穿一身西装，打着领带。尼日利亚生意人必备的行头，穿在他身上倒像是防身的软甲。他不是个英俊的男人：小脸紧绷，面颊上浅浅的疤痕隐约可见。起初他的话并不多，也许是对自己的容貌感到不自在吧。直到他开始讲他母亲养的动物时，我才被他吸引住了。

后来，他打开了话匣子，我才知道了他的故事。我明白——或者说模模糊糊地开始有点儿明白——他走过了多么漫长的路途。在一个与现在迥然不同的世界里白手起家，如今已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为该国的一位大富翁效力。有一天，驾车经过市中心时，他把这位富翁的豪宅指给我看：整座楼都是玻璃幕墙和大理石，就像一家银行。

阿德思纳的业务用语半新不旧。他的专长是“数字和计算”、保障和规划。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我想他说到一定时候也许会带上一句：他所取得的成功正是他的祖国向前发展的明证，可他一个字都没提。相反，他嘴里的尼日利亚全是阴暗面。他从来不说自己是社会精英，他谈论穷人的时候较多——在某些地方，他们喝着“锈水”，九个人睡一间屋子。也许是他等待得太久了。那种等待太苦了，充满了他想象不到的屈辱。也许，只有靠着伊费神谕的激励，他才能在迷茫黑暗的日子里奋力前进。

他认为，当前尼日利亚正在为它所经历的殖民历史付出代价。他父亲出生前不久，殖民活动才刚刚起步。“法国人出于自己的考量，想把这片地方划成较小的区块。英国人则将我们分而治之。没有一个尼日利亚人能对整个国家发号施令。真的掌握了权力，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运用。基督教传教士从未得到许可去北部传教，所以，北部穆斯林氛围浓重，尚处于部族统治之下。每个登场的政党，说白了都是地方党派。等到独立时，英国式议会民主又搅和了进来。于是就爆发了比夫拉战争，上演了一连串的政变。总统总理全都像走马灯似的上台下台，没有一个是训练有素、没有一个是经过准备的。”

他不相信尼日利亚会有经济上的繁荣。

“不会繁荣的。只是有过一小波股市的上扬，精英阶层借此兴起，不过时间很短。我知道是因为我也在股市里赚过钱。经济是否景气要看国民生产总值和最底层工人的收入——他的工资能在开放市场里买点什么？大多数尼日利亚人喜欢自己干，但农场上的收入只够维持个温饱。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尚未开垦，农民只能养几只山羊种一点木薯，农耕也没有机械化。除了落入陷阱的野兔，根本无肉可吃。我最近刚去过一个州，那儿的百姓都是不错的农夫。但是，他们种的橘子全烂了，西红柿也全烂了。你得搞基础设施，搞加工业，但是那样的配套扶持根本就没有。尼日利亚侨胞回国投资，能投什么呢？”

至于政客嘛，甭想指望他们干点实事。从政就是为了捞钱，甚至传统宗教也被扯进来，成为政客们的工具。桑戈是雷神。以桑戈之名起誓是最可怕的毒誓。如果违反誓言，必遭桑戈报应。所以在选举时，政客们不仅让你答应投票给他们，他们还要让你挑一个传统神明，以它的名义发誓。这些神明都跟桑戈一样惹不得。

5

从阿德思纳的话里，我想象着他最崇拜的卜者——那个曾在利华国际公司工作、退休后在家里办了一座传统非洲式教堂（还有礼拜仪式）的“巴巴剌沃”。据说，此君甚至能预言访客即至。我想，阿德思纳当时必定是定期向这位智者请教的。自大师仙逝后，他便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不过，他一直在寻访哲人。他想让我去会会其中一位，顺便加深一下我对尼日利亚的了解。

其实我凑巧已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抵达此间数日后的一个雨天，我刚对拉各斯城的布局有了些粗浅的概念，就误打误撞地瞥见了该市的贫民窟。我并非刻意寻找贫民窟所在。当时我正在做一次事务性拜访。司机来迟了。他想走捷径，结果却驶上了一条街道，那里污水横流，连车辆都不得不停了下来。

我们所处的这条马路简直就不是路。下水道满溢；排水沟里，黑糊糊的一团夹杂着塑料瓶和剩菜烂叶子，脏得难以形容。污水左冲右突，在路的两边肆意流淌。每当水碰上障碍物，就会激起一股股小小的急流：没什么东西能挡住水流。那些摆摊的——大部分是食品贩子——从路边往里一退再退。在一个关着的摊位前，有块黑白两色的时尚小招牌，上头很专业地用小号斜体字写着：辣椒汤开卖喽！可惜横冲直撞的脏水让人对吃的提不起胃口。

这儿的公寓楼建于低洼之处，污水漫地，臭气熏天，看上去摇摇欲坠。同时，这些楼又烟气腾腾，仿佛有人在里面生火。因此，楼内楼外好像是冷热并存。住在那种地方实在可怕：早晨醒来，晚上睡去，全都是一个样。在这些街区的四周是更低更矮的居民区。房顶上高高低低铺满了旧铁皮，一片片紧紧相连，下面似乎并没有留出给小街小巷的空间。

远处，渔民们的聚落环抱着港湾。这是没落了的威尼斯城。棚屋建在桩子上，紧挨着乌黑的水面。水养育了人们，人们反过来却弄脏了水。

后来，我把自己所见的讲给当地的几位议员听。我说，我认为这块地方是没法改善了。它扩展得太大，只能重建。议员们都是些麻木不仁的政客，习惯于穿梭在拉各斯城的穷人中间。他们觉得对港湾旁的那个地区爱莫能助。住在渔民聚落和邻近贫民窟里的人们都是移民。他们不断迁移，不断被新来者所取代。他们不喜欢把孩子送进学校。他们喜欢把孩子们支到马路上吆喝着做买卖以补贴家用。他们并非定居者，没有稳定的社区，没法给他们建造卫生设施良好的新房子，没法跟他们谈什么消除贫困，没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就这样，他们还一胎胎地生个没完。

一位议员说：“伊斯兰教允许娶四个妻子；天主教徒根本不节育。而你知道，没有一个尼日利亚人不笃信宗教。”

另一位议员说：“随人口爆炸而来的是对社会的冷漠。阴沟里丢满垃圾。遇着雨天，垃圾四下漂移。人们侵占排水道，擅自在上面搭建棚屋。我们只有应付两千人的能力，却要顾及两万人，所以出点乱子也在所难免哪。”

我脑子里早就想到了这个。我想阿德思纳能让我再多长长见识。我们早先会面时，他还慷慨陈词，现在却好像对事物的阴暗面没特别的兴趣了。我估摸着，那天早上，他的心思更多是在我们将要去拜会的巴巴剌沃身上吧。

阿德思纳的这位新巴巴剌沃（倘若诚如斯言）住在大陆上。一条十公里长的公路桥把维多利亚岛和陆地连接了起来。在这个湿嗒嗒的周六上午，小岛和大陆的生活实景在公路上沿途展现，仿佛是安排好了给我们视察似的。

巴士站，的士站那儿照例全都是人。雨水让人们安静下来，听天由命。路的一边几乎没有车辆，而我们这边却车流汹涌。男孩子小伙儿们成群结队地在路中央叫卖。车流一停，他们立刻行动。兜售的商品五花八门，他们售卖彩色图片，在你眼前摇晃着装有各种食品的透明塑料袋（煮珍珠鸡蛋、奇形怪状压扁了的土豆），晃动着手风琴似的里面插着一叠电话卡的小夹子。他们还卖冒牌墨镜、冒牌手表、冒牌钱包，甚至冒牌衣服。这简直成了一门产业。男孩子们的身后想必有活跃的供应商，每天傍晚和清晨便过来送货。

路旁的房屋很坚固，混凝土的，装着玻璃窗户，后方就是贫民窟。房屋之间夹杂着些教育场所，尤其是计算机培训的。伊卢佩珠工业园区大门紧闭，里面全是食品加工厂和纺织厂。过了这片地方就是个巨大的巴士和货车车站，湿漉漉的地上遍布垃圾。

这儿就像是我已见识过的拉各斯城杂乱无章的“都市风情”。这些地方好像不是在等着拆除，就是在等着完工，好在总是宣示着活力。它们没有让我感到特别的沮丧。在我看来，杂乱无章实为表象。我想，尼日利亚财力雄厚，只要大家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能改变这无序的状况。

难道阿德思纳只是想让我看这个吗？他比我小几岁，我去过的地方都可能比他多。我见过更加糟糕的地方——牙买加、孟买、加尔各答，还有印度的许多乡村。

我们途经一座名唤“火焰山”的教堂。尼日利亚公路旁的教堂常取些宏伟的名字。这些名字要尽量避免重复（一路上见到的其他名称还有“上帝救赎堂”和“基督使徒堂”）。接着，我们驶过尼日利亚空军像被烟熏过的灰白色混凝土营房。过了一会儿，壮观的现代化国内机场映入我们的眼帘。它有助于平衡空中的版图。康科德出版社高大的楼群里已是人去楼空（该社的广告语是“以事实说话”），公司破产停业了。再下去是一个接一个的安置点。道路全都没有铺过，还是那种潮湿的砂质红土路。安置点里到处是孩子。他们出生于尼日利亚经济繁荣时期，新型医保让他们活了下来，但城镇贫民窟也随之很快增加起来。在一处安置点，几栋稍微新点儿的房子外墙上，草草涂抹着告示，宣布这些房屋已被收回：曾经的景气变成了今天的萧条，那胡乱涂就、宣布收回的告示更是平添羞辱。

我们所到的这个镇子，虽垃圾照旧，却又大又富。只消看看银行的数量就行了：登峰银行、士凯银行、大洋银行。现在快到巴巴剌沃的地盘了。我们需要一个向导，弯来绕去后掉头开上了一条平行的马路，去接阿德思纳的兄弟。他很友善，穿着件花衬衫，看上去比阿德思纳单纯多了。他似乎已经等了一会儿了，不过好像并不介意。他坐上副驾驶的位子，把我们领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路边是露天排水沟。有许多卖草药的，在木头搭建的小店铺里行医，号称梅毒、淋病、乳腺癌等百病包治。显然，这些店开设于此，一来是为了沾沾神医真人——我们的巴巴剌沃——的名气，二来也是给他一点儿竞争压力。看来没走错路，应该距离目标不远了，可我们偏偏就是找不着他。沿着几条泥泞的小道来回打探，我们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阿德思纳的兄弟让我们停一停。他要去载另一个向导。原来这位仁兄自己也弄不清楚了，他已经拜托了一名“称职的”向导。这位新向导此刻正在别处候着我们呢，想必也等了好一会儿，想必也是毫不介意的。可结果呢——此君带着我们在几条小路上绕了若干个来回，边走边狂问路人。那些小路如出一辙，极难辨认，这位新向导也是一头雾水，不太敢确定巴巴剌沃到底住在哪里。他冒出个主意：为了彻底弄清，我们应该找开“摩的”的车手。这些车手人称奥卡达，收取车费后会把后座上载着的乘客送往目的地。我们可以请车手在前面开路。正巧有个知情的，他要价不高：一百奈拉，约合八十美分。

我想我们一直用错了字眼。我曾经被告知，在拉各斯，如果需要某个村里的巫医，绝不能提什么“巫医”或是“祖祖巫师”；最好是说想要找个“药师”。“祖祖”一词太贬损了，会遭到人们的抵制。

“摩的”车手很快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卜者或术士巴巴剌沃的住处。他住在后街不起眼的地方。一座未上漆的混凝土矮房，贴在地上，房顶上盖着波纹铁皮，房子中央有个入口。

从车内望去，屋中间的入口黑黢黢地敞开着。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湿滑的小路穿过院落朝它走去时才发现，即便白天如此明亮，眼前的这条走廊也十分昏暗。门槛上放着几双拖鞋，无疑是屋里人的。阿德思纳和他的兄弟以及那个新向导早有准备：他们都穿着拖鞋呢。我却不免犹豫了起来。一九六二年我在德里时有点太随便了，赤着脚在寺庙和谒师所[12]里四处走动，结果染上了足癣。阿德思纳注意到我的犹豫，告诉我不用脱鞋了。这只是非洲或尼日利亚式的客套：穿着沾满泥巴的鞋子在屋里踩来踩去自然不妥。

屋子中央，走廊的地面是混凝土的，上面有层灰泥，弄得很平坦。走廊分成了几段。屋子的女主人在走廊上现身，客气地欢迎我们。从走廊那儿，我们被带到一个更暗更局促的地方，接着又拐到一条黑暗狭窄的走道。这条走道把空间分割开来。一边是间睡房，里头有张没铺好的灰色的床；另一边则是卜者、药师兼术士的巴巴剌沃的密室。

密室非常小，刚好可以容下我们五个人。一张长凳，一只脚凳。两位向导只能站着。我在长凳的一端坐了下来。

巴巴剌沃坐在一张矮凳上，人很消瘦，白色的袍子让本地的水洗成了灰白色。他头戴一顶白色棉帽，上面简简单单地绣着蓝黄两色的波纹图案。

小小的密室里乱七八糟地塞满了东西。地上有一台生锈的电扇，放在巴巴剌沃的脚边，看上去已经不用了。靠近天花板处另有一台较好的电扇，呈水平状固定在墙上，现在没有运转，不过马上就要为我们服务了。一个神乎其神的插头只要插进一个匪夷所思的插座，电扇就会在我们头上转动起来，为这闷热的房间吹起一阵清风。真没想到这里还有如此便利的摩登玩意儿！一个神秘的物件占据了不少空间。它是电动工作台的一部分。这个台子用新椴木制成，电马达套在一个灰色的罩壳里。此物显然系设法觅得，相当之重要。巴巴剌沃舍不得失去它，紧挨着它坐着。

他开门见山，直接问我们来此何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总不能说我只是来参观的吧。

好在阿德思纳晓得如何跟算卦的打交道。他说他首先想知道，我们的来访是否对他巴巴剌沃有利。

巴巴剌沃喜欢这一类的问题。他立马答道：他极为重视我们的到来。双方相见甚欢，而我却觉得，这一问一答之间存在着某种套路。

巴巴剌沃面前的小桌子上摆着他的法宝。一本正面朝下的学校练习簿，脏得令人作呕，上面积满了尘垢，好像被无数双没有洗过的脏手碰过。本子背面的数学运算表可遭了大罪：灰尘污垢竟将纸页上印的一些数字都粘掉了。练习簿旁边是只火柴盒，一样污秽不堪。再过去是只瓶起子，我识得它，只是因为之前多次见过这种小工具。最后是只绿色的小瓶子，我不想凑近去看松松地塞在瓶口上的是什么东西。

阿德思纳和巴巴剌沃正在敲定咨询费。巴巴剌沃狮子大开口：给五百英镑，或一千美元。阿德思纳习惯了这种漫天要价。他保持镇定，开始还价，终于把价钱压到了很低。

现在该我提问了。

问题已备。我问道：“我女儿会嫁得出去吗？”

这问题令巴巴剌沃一怔。他说：“我原以为只有黑人才有这种难题。”

不过，他还是乐意给点意见。拎起那本脏兮兮的练习簿，他揭开了它遮盖的东西：十六枚宝螺壳（我想，这个数目对头：阿德思纳曾说过，占卜的方式之一是用十六颗果仁）；两个小葫芦，用线系在一起，比弹子大不了多少；还有个小小的金属人像，好像使徒汤勺柄上的使徒像。宝螺壳历经人手的摆弄，我知道它们一般是灰色的，中间开口呈棕褐色，看上去有点不干净。但这些螺壳却被人摸得十分光滑，白得出奇。

他把螺壳递给我，说：“朝它们吹吹气，说出你的名字，然后再把它们投掷在桌子上。”

我照他说的做了。他拿起小葫芦，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咒语。过了一会儿，葫芦开始左右摇摆，意味着“否”。如果葫芦前后摇摆，则意味着“是”。

巴巴剌沃说：“你闺女嫁不出去。你树敌太多了。要破他们的符咒，我们得做不少法事。做法事要花钱，但你女儿可以嫁得出去。”

屋里的每个人都很兴奋。阿德思纳、他的兄弟、那个向导：他们没一个逃得出巴巴剌沃的手掌心。

我说：“他说得好啊。我才不想让女儿嫁出去呢。”

巴巴剌沃大为震惊。他肯定觉得我在戏弄他。那时，幸亏有阿德思纳和其他人，他们的虔诚救了场。

我指了指使徒汤勺上的人物，问：“此为何人？”

巴巴剌沃握着那个小小的人像，答：“他夜里出门，前往我派他去的神社，把消息带回来。”

阿德思纳的兄弟和那位向导，穿着得体的尼日利亚式花衣服，看上去惊骇不已。这说明我问得有点水平。

阿德思纳插话道：“他想听听宇宙和神明的故事。”

阿德思纳显而易见的热忱再一次让巴巴剌沃平静下来。占卜师的一位朋友好像对此地熟门熟路，进来给墙上的电扇接通了电源。令我吃惊的是，它开始工作起来，在我们上方嗡嗡地转动着。

巴巴剌沃于是开讲神明。他不慌不忙、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仅创世之初就讲了很久很久，乃至我担心我们整个下午都要耗在这个密不透风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已经有东西在扎我的鼻孔了，麻烦将至矣。巴巴剌沃若无其事地把一个瓶子里的什么东西倒在身边的墙上，本已脏乱的密室愈发显得狼藉。实际上，正如他立刻指出的，他是在给倚着墙的其中一位传神谕者“提供供品”。他说，一位神使已经用飨，现在睡着了。眼下要开讲另一位神仙，他得先向没有供奉过的神使祭献。祭献需要来点儿提神的，而他所谓的提神之物正是烈酒。

阿德思纳差向导出去买酒，巴巴剌沃继续大讲诸神故事，每说几个字就停一停，让阿德思纳翻译和补充。

我觉得越来越无趣了。巴巴剌沃的密室仿佛变成了马克斯兄弟出演的《客房服务》一片中的船舱，没完没了地接纳新来的人。一个穿马球衫的小伙子一度走入室内，想单独见见巴巴剌沃。巴巴剌沃不耐烦地把他嘘走了，就像个没时间奉陪乡下懒汉的人。穿马球衫的年轻人悻悻然退了出去。巴巴剌沃用枯瘦的手指不断地比划着，照旧讲着神明们的掌故。那一会儿，神明们的故事可远比那个马球衫小伙想跟他说的任何琐事都重要。

巴巴剌沃中断了讲述，说道：“我想我告诉过你们，我无法提及这位神明，除非我们祭酒在先。”他又一次指了指溅在墙上的污渍。

恰在此时，向导带着一方瓶尼日利亚杜松子酒回来了。巴巴剌沃已经就着自己的瓶子喝了一小口，现在他们都在为那位神明干杯。

巴巴剌沃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按下了免提模式。听得出来，是刚刚那位露过一面的年轻人。他正在规劝巴巴剌沃：“你旁边的那几个人听了你的话会发大财的，你可什么也别说啊。”

巴巴剌沃泰然处之。杜松子酒让每个人都舒缓多了。巴巴剌沃主动提出，要带我们去看看院子里的神使。我们跟着他从密室往外走。外面的空间愈发狭隘。鱼贯行至一条通道，宽度勉强可容两人，原来我们快到分界墙了：这座小屋子建在很小的一块地上。角落里，貌似茅厕般恶心的是三个神龛，里面有巴巴剌沃亲手做的神使。对于信徒而言，能得到允许一览这些圣物，实属三生有幸。可对我来说，此刻鼻孔里却痒得要死：有点儿快要发哮喘了。

我想我们得想点辙了。说想就来，阿德思纳已经注意到了，尽管他还想跟巴巴剌沃认真切磋一下，但由于我的轻浮无聊，已经不会再有什么严肃认真的话了——良机错失矣。

他并未责怪我。不久，我们就回到了那条撒着细石子的红土小路，钻进了汽车。一只瘦骨嶙峋奶子肿胀的狗从巴巴剌沃的院子里跑出来，几个孩子一直在打它。阿德思纳冲着他们大声呵斥，义正词严，语气犀利，立刻就把那帮小孩震住了。那只狗溜到了街上，翘着尾巴，大着胆子一路小跑着，尊严似乎毫发未损。

于是，我们再度驶过了那些小店和安置点、那些号称能包治百病的广告和那些歌舞表演的广告，以及那无处不在的孩子们。那些墙上涂抹着令人蒙羞的硕大告示的房屋又跃入了视线：此屋已被收回。

次日在拉各斯，我告诉旅馆的某君我去了何处、做了何事。他惊惧万分。他说：“他们都是坏东西。即便你不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他们也会毁了你。你去请教一个问题，却带回了无穷的烦恼。”

果然，我鼻子里的瘙痒已经发展到了需要抗生素治疗的地步，俨然威胁到了我宝贵的驻留时间。

6

“伊费的奥尼”（THE ONI OF IFE）：一个过目难忘的标题。一旦你听过，它的声音就会在你的头脑里回荡（尤其是你不知道它的意思的话）。它的元音字母易于互换，能变幻出奇妙的单词来。甚至虚构名称的大师狄更斯，也曾在作品中的某处设法戏仿过（大概是在他的报刊杂文里，不过我不确定）。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奥尼”是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宗教领袖，“伊费”是内陆某处的一个真实地名，仅在咫尺之遥：距拉各斯不过半天的行程。

做了必要的安排后，我出发了。那天奥尼不在住所，好在会有人接待我。奥尼本人在英格兰。如同许多阔绰的尼日利亚人一样，奥尼通常也会去英格兰消暑。据说他在伦敦有栋别业。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有点儿改变了我对奥尼的看法。

我们离开拉各斯，开上了一条便捷平坦的公路。路的另一边，成千上万辆汽车正慢慢吞吞地驶向首都：这是瘫痪了的尼日利亚工作日。下午晚些时候和黄昏时分，情况刚好相反：进城容易出城难。因此，我们选择早上出行是幸运的。城外是企业场所，占地面积很大，长长的外墙宣告着这些大教堂般的地方就快要到了。终于，我们来到了开阔的原野。大地一片绿色，不是原始森林那样的墨绿，而是久经耕耘却依然肥沃的土地的碧绿，仿佛只需阳光和雨露便能勃发出新的植被。阿德思纳曾说，尼日利亚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尚未得到开垦，我却看不到那样的情形。眼前的这一派绿色原野令人心醉，我在特立尼达和印度均未见过：它是那么的开阔、碧绿和空旷。

去伊费的路是规划中横贯非洲的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在拉各斯附近，它是很宽的两车道。正如在印度一样，它点亮了旅程，让我得以研究路两旁那些超载的小卡车残骸：有的朝天，有的侧翻，有的没了轮子、前后轴断裂。如此说来在这里，在尼日利亚，长长的公路和路旁绵延的绿色里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草丛中隐约可见锈迹斑斑的铰接式大货车，或是失控翻落，或是一头栽下，或是故意驶离柏油路后被废弃于此，任其自生自灭——因为，那是最省钱、最方便的办法。

伊巴丹是我们途经的一座重镇。那里有所建于殖民年代的大学，还有许多英国教育类出版公司的分支机构。纵是如此，它的出现还是令人惊讶，因为之前的路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前方将是一座大城市。它就在那儿，在一片绿色的尽头，就像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美大草原的尽头一样。伊巴丹，一座起伏山丘上满是低矮房屋的城市，一直伸向了远方的地平线，没有城市设施，没有公园，没有广场。

伊费城也有几分这样的神秘，同样是突然出现，并且十分喧闹。我们按路标的指示来到“奥尼”富丽堂皇的宅邸，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几分钟，起初没有人出来接我们为我们带路。宅邸是个大院子，看上去是顺势渐次盖起来的。一串政府办公楼式样的小楼，外观一模一样，有的是一层，有的是两层。院子的一角，一栋楼外，一群人挤在台阶上，似乎正在倾听屋里的辩论。有人告诉我说，是桩离婚官司。我在想，如果院子里的建筑都是传统的非洲式样，比方说，盖上坎帕拉城那样匀细的茅草屋顶，那么，这院子也许会像格兰特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间所绘的坎帕拉城御用山丘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此次拜访，系由一家教育出版公司安排——在这儿，你总得拉点赞助。公司的几位，加上一位身穿尼日利亚民族服装的高个子男人，出来招呼我们。高个子是旅游局的，在此地颇有影响，他使我们一行人有了某种官方的身份。司机也被邀请入内，这是尼日利亚式的客套。我们一行人走进一间装着空调的戏剧厅般的大觐见厅，在长毛绒座位上坐了下来。

旅游局的高个子告诉我们，奥尼不在，但奥尼的副手和其他一些酋长会过来欢迎我们。他说，可不能小觑了即将到达的那些酋长们的背景和素质，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过了一小会儿后，尽管没有人提出异议，他还是重复了一次。身为旅游局的人（可能最近有游客产生过误会），他似乎有责任澄清事实：本地的酋长们可不是什么山野村夫。

很快，酋长们就驾临了。似乎是一番论资排辈后，他们在奥尼的宝座旁就坐。他们穿着漂亮的刺绣丝质长袍，看上去比我们神气多了。我担心，他们随时有可能让我们亮牌，把我们打发走。

双方交谈起来。高个子告诉酋长们，我来自特立尼达。这句话对那位身为奥尼副手的酋长产生了神奇的作用。他对我说（按照那高个子的翻译）：“离别原乡的人如今又回到了故土啊。Wali, wali, wali：欢迎，欢迎，欢迎啊。”

我感动万分。先前对自己派头的担忧显得那么庸俗。我尽力答谢这位副手真挚而富有诗意的言辞。帕特里克·爱德华兹（特立尼达驻乌干达大使，在尼日利亚工作过数年）曾跟我说起过他在伊费城亲身经历的欢迎仪式。当时他热泪盈眶，我现在知道其中的原因了。

我们一行（现在人数众多）被带领着参观这宅邸的局部。旅游局的高个子向我介绍说，我们所在的伊费城这片土地，乃是文明的发祥地，对所有的约鲁巴人和黑人来说都很神圣。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我觉得，在许多文化中，民族传统就是如此被反复灌输的吧。

觐见厅后面，有一扇用宝螺壳装饰的大门。此门通往一个小花园。花园里井然有序，灰色的混凝土花坛里是又平又硬的小块红壤。除了一棵病怏怏的老树，这儿基本上是光秃秃的。

一块牌子上写着：“生命的源泉”。它指的是园子中央一眼混凝土水井。这口井总能勾起人们对伊费第一位奥尼夫人无限的景仰和怀念。她非常美丽，与奥尼的婚姻也是一段良缘。如果能诞下子嗣，那么这婚姻也堪称完满。奥尼必须得有子孙，夫妇俩却求子无果。于是，这位贤妻决定牺牲自己，让“奥尼”另娶，自己则化作水中仙女，永远地成为了奥尼及其家人的保护神。这便是此井的来历。据说它深不见底，略带咸味。当我朝井里张望时，我看见井口处似乎长着一丛颜色很浅的荨麻。

按照传统，奥尼即位时，得先用这口井里的水洗濯双足，而且，由于这口井关照着奥尼和他的孩子们，所以当他要离开伊费城时，他得先向此井通报一声。

后面的一个四方院子里，有人正在给大家派发食品。此举和我们的来访有关。女帮手们已经在不锈钢大锅里烧好了饭菜，手握长勺候在那里。我们中有几位经不起美食的诱惑，坐下品尝了起来。餐桌后面的墙上，贴着不少名人游览后的彩照留影，其中一张上是某位前坎特伯雷大主教。

我们随导游回到了装着空调、摆放着舒适座椅的觐见厅，随后按来时原路走了出去。在正门外，我们看见一名女子的半身像。她差不多是蹲在基座上的，容貌不是特别清晰。方才进来时，我已注意到她了，但人们并没有对我提起太多关于她的故事。

现在我知道了。她是一位约鲁巴女英雄，其事迹大致如此：在遥远的古代，约鲁巴族正和一支宿敌交战，眼看着就要被打败了。这位妇女找到神使，恳求道：“请告诉我敌人力量的秘密吧。”神使答道：“没问题，我会跟你说你们仇敌力量的秘密。不过得先把你最珍贵的东西献给我。”这妇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她的独子。她把儿子献了出来，知晓了敌情，敌人终于被击溃了。时至今日，母子二人始终受到约鲁巴人的崇敬。实际上，因为献祭的传说，那位独子已具备了耶稣基督的特征，并以此种形式被列入了约鲁巴人的万神殿里。

对作为文明的摇篮及黑人发源地的伊费城来说，这真是个绝妙的故事。假设我刚一到达，便对这故事了如指掌，可以说，它就不会显得如此意味深长。但现在，经过了与酋长们庄重的会晤，参观了生命源泉所在的花园，我的理解加深了。承载着生活的神话必须与其他神话相印证，而伊费城历来不乏这种依托。

还有别的观光点可以游览。从此地过去，城里还有一个花园。主要观赏对象是古代约鲁巴族一位武士巨人的权杖。权杖非常大，早已变成了石化木。它笔直地矗立在一个整洁如同“生命源泉花园”一样的园子里。看护权杖的祭祀身穿白袍，说，有段时间，他一直试图请政府在权杖上加个华盖，以免它再受雨雪风霜和磨损之苦。

有关权杖的逸事如下：万物之初，那位巨人统治着约鲁巴族。他庇护族人，让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不久后，巨人受召回到神明所在的上界。他留下了权杖和一支小号，并交代说：无论何时，只要约鲁巴人需要，便可吹响小号。一天，有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对此传说毫不尊重，无所顾忌地吹了吹号角。号音刚落，一个巨人就开始在地上大步流星地走起来。只见他左右开弓，挥剑把大伙杀得人仰马翻。一名女子跑到巨人跟前，责问道：“你疯了吗？看不到你在干什么吗？这可都是你自己人啊。”巨人一把抓起某颗头颅的头发，这才发现那千真万确是个约鲁巴人的头颅。他顿感羞愧难当，丢下武器发誓再也不回凡间了。不过他希望，在永远离去之前，他能够给约鲁巴子民最后一个恩惠。这恩惠就是：约鲁巴一族总会打胜仗。说完他就消失了。

那些武器就留在了他丢弃的地方。斗转星移，也许过了上千年，权杖石化了，如今成了伊费城神圣的遗迹之一。还有一个正规的神社和权杖相关，就在园子后面乱糟糟的草丛里。可时间紧迫，我们约好还要去别处游览，因此我们告诉那位白衣祭司，只能日后再来造访他的神社了。

7

奥孙州有宗教之州的美名，到处都是神社和圣地。旧大陆的许多国家都是如此。（即便英国现在不被认为是个宗教国家了，但各个历史时期的圣迹仍遍布各地。）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片极为神圣美丽的树林，不过，事先要得到奥孙的奥巴许可。从伊费到奥孙的宽阔公路上，这会儿空荡荡的。公路的设计专门考虑了节庆时的人流。比如说，河祭节到了高潮的时候，黑人会从散居的各个地区涌来，看某个处女头顶大葫芦走到河边，把葫芦里的祭品倒入水中。看来我们是挑对了时候：我们可不想迟到。

奥巴的宫殿在城中心。几个穿戴整齐的官员正候着我们。

（我边看他们的衣服和那股高兴劲儿，边想，如果我们早先打电话告诉他们要取消这一部分游览——我当时犹犹豫豫的——那会多么扫兴啊。当初动了那种心思，一来是午后暑热难耐，二来是我担心长途驱车至此，看到的却只是那天上午景点的翻版：又一则约鲁巴的神话故事。）

一个全身粉红的美貌女子从奥巴的宫殿里走了出来。她来自奥孙旅游部门。她说，奥巴刚会完客，更衣去了。她带我们走进一间接见厅，请我们稍等。于是我们就等着。

出来两个仆人。他们坐到奥巴宝座前的台阶上，直勾勾地盯着我们。他们俩穿着时髦考究的民族服装，样式各不相同。我想，他们这样盯着人看，必定是哪门子肩负特殊使命的酋长。我可不知道他们只是仆人。

同伴中有人问奥巴几时可以出来会客，他们的回答依然是奥巴正在更衣。我们只好继续等。

终于，他现身了。他从后面的一扇门里踱了出来，前面开路的是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另一扇门里走出来几位酋长，在奥巴的左侧站好。奥巴个子很高，脸盘宽大，面容和善，手拿一柄马尾制成的白色拂尘。拂尘被他摆弄得出神入化：他用它致谢，用它打招呼，甚至以最微妙的方式用它来暗示发言者该适可而止。

奥巴夫人很年轻。刚才，她随奥巴一同出来，娴静地坐在了他的左首边。活泼的神色，探询的目光，使她在宫廷拘谨的氛围中显得很特别。她仔细地一个个端详着我们。我觉得，她是喜欢我们的。

先前迎接我们的粉红色美貌女子跟我们坐在了一起，好像是我们中的一员似的。她压低声音，悄悄地说起奥巴左手边那位和善的年轻女子：“她才是幕后的实权派哦。”

接着又是一通寒暄客套。奥巴嗓音柔和，说话间，就插进一桩小事。他问旅游部门的人，那个为传统宗教修建的亭子进展得如何了。几个官员站了起来，行起宫廷大礼。他们稍稍蹲下，手指尖微微触地，仿佛是等候发令员枪声的短跑选手（就像拜倒在拉各斯的奥巴面前的廷臣们那样。不过，那些廷臣身穿长袍，而这些官员则穿着套装）。然后，他们起身，得体地两手相叠，对奥巴汇报道：许多事均已办好，其实，他们希望某天他能得空亲自莅临检查。奥巴欣然应允说，就这一两天吧。

接下来，这些官员代我们申请参观神树林的许可。奥巴仁慈地赐予，还用他白色的马毛拂尘做了个勉励的手势。事毕送客。他从刚才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两个警察和一干随从紧随其后。我们这才跟奥巴的夫人聊了几句。和看上去一样，她亲切友好，兴致盎然。

我们和旅游局的官员一道离开了接见厅。刚走出正门，一帮衣衫不整的宫廷乐手就开始吹吹打打起来。有击鼓的，有敲打金属乐器的，还有摇动葫芦里的卵石的。我们那位出版公司的赞助人似乎要掏钱给乐手们，另外一位却呵止道：“我已经给过钱了，别再施舍这群无赖了。”

神树林美得令人窒息。在游览了奥尼宫殿、生命源泉花园、历史久远的约鲁巴女英雄和约鲁巴巨人石化杖后，我的期待只剩下那些神话故事，一些姑妄听之的东西罢了。

然而，神树林却是真实美丽的。那是一片原封未动的热带林地，那里禁止捕杀任何动物或生灵。有人告诉过我们这一点，事实也确实如此。树林的边缘，猴子们拖家带口、不慌不忙地穿过道路。几只曾在别处惨遭虐待、神情忧伤的小猴子，此刻也一点儿不怕地看着我们一行人和车子。

一堵别致的砖石或陶土墙把树林圈起来与外界隔开，艺术家那充满柔情的设计让人想起巴塞罗那建筑师高迪[13]鲜活生动的作品。织纹状外墙上附着苔藓，恰与设计风格协调一致。我们穿过茫茫一片的树干和悬着的藤本植物，瞥见了一条流经保护区的河流。那是条泥泞的热带河流，浑浊的河水未曾受到美化和清洁。墙上那惹人喜爱的扇形纹饰，正是为了与此地狭窄河道的激流相匹配。正如乌干达卡巴卡们的陵墓一样——其建筑式样早已有其宗教上的规定——每样东西都必须取自本土，原汁原味。

一切都令人动容，尤其是把树林作为动物保护区的观念。整片林地据说有一百六十英亩，即零点二五平方英里。我想，要是面积再大上十倍，那该有多好啊。

一扇大门通向一条短巷，那便是河祭队伍的必经之路。巷子一路向下，经过几个搭在树根部的自制小神龛，便到了一座亭子，浊流在此处拐了弯。亭子是敞开的，茅草顶，木头亭柱。亭子一边是大神社，也是茅草顶，泥墙上饰有白色、深褐色、赭色和黑色的人物，祭司和卜者就住在墙内。相传亭子所在地，正是奥孙首任奥巴的宫殿旧址。人们说，河祭时节，成千上万流散各地的黑人纷至沓来。届时，树林的角角落落都有道德剧演出。

也许河祭就是故弄玄虚，如某些人所说，也许根本就是杜撰。这地方如此之美，节日的仪式却如此之简，没准是干演出策划的某君把二者拼凑捏合出来的呢。但是，所有的仪式可能都是如此巧妙地开始的吧。

如今，节日活动已经固定了下来。天南地北的人们意识到：虽然他们把不少约鲁巴神明带过了河，虽然那一整套超自然的器物陪伴着他们，时刻提醒着他们人生无常，虽然他们将大多约鲁巴巫术带到了新世界，使那个疯狂的世界安稳了些，但他们无法将神树林带走——它将永留非洲。

回拉各斯的路上，我们的司机停了几次车。他在找棕榈酒。此处乡间的棕榈酒才是正宗货，不像拉各斯那儿是掺过水了的。他终于买着了，竟不给我们喝一口。他要省着晚上慢慢享用，还打算邀几个酒友过来——他们住得并不很远（这位司机给拉各斯的朋友下的定义就是：住得不远的哥们儿）——这样，他们才会“干掉”这瓶酒。

我们的回程本该顺畅，可刚进城就碰上了大堵车。或者说，我们是赶巧了。这下我们可给整惨了，连司机当晚的棕榈酒小聚看样子也得泡汤。

8

尼日利亚北部是穆斯林地区。我曾听阿德思纳说过，殖民时期，传教士——他指的是基督教传教士——从未被允许进入北部。该国的知识阶层都汇聚于信奉基督教的南部，但独立时，人口稠密的北部却得到了更多的权力。

来自北部的那位朋友——就是半夜三更帮我解决住宿问题的那位仁兄——一次共进晚餐的时候说南方“堕落了”。也许他只是随便说说；也许他只是开了个标准的当地玩笑。笑话往往不只是笑话，这玩笑话挑明了南北之间的文化裂痕。

去北部，搭乘飞机比较好。

卡诺是北方的一座大城市。快到之前从飞机往下看那貌似公共绿地的地方：浅色的草原上，一棵棵孤立的大树，颜色暗绿。令人生畏的森林遭到砍伐后，换成了这幅柔和的风景，只剩下这些孤零零的大树，供人乘凉或欣赏。

走出小小的机场航站楼，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穿着蓝色或白色穆斯林长袍的男子远远地呈半圆形站着——那是他们工作时的装束。其中一些人正在兜售祈祷用的念珠和白色的穆斯林小帽。从拉各斯来的旅客无须办理入境或海关手续，所以很快就到了外面的市区。这是个尘土飞扬的城市，一路上的尘土和垃圾，得左躲右闪地避开，这里的人似乎不大愿意把它们清理干净。几座基督教堂出现了，穆斯林地区竟有教堂委实令人惊讶，我可千万别误会了。有人告诉我：“只有外国人住在这儿。”而且，这是唯一准许建教堂的地方：教堂只能盖在城市的外围。

一个垃圾堆上有两只狗。两只可怜的家伙，身上都是垃圾的颜色。

再往前走才是真正的市区：很多山羊啃咬着垃圾、塑料和废纸。在这个地区山羊是一种完美的动物，靠空气活着，直到被宰杀。数不清的孩子：骨瘦如柴，身着小长袍，满身尘埃，多婚多妻制度源源不断的产物。在这个号称狂热崇拜马和骑术的地方，马匹和那些男孩子一样瘦削。垃圾堆成一个个小山，成群结队的奥卡达车手们搭载着后座的乘客来回穿梭。

仅有一处工地在开工，工地上只有七个工人。其中一人搅拌灰浆，逐个传递过去，最后递到了正在砌砖墙的泥瓦匠手上。市中心有一栋废弃了的多层烂尾楼，是卡诺经济繁荣时期的遗物。如今，随着权力的丧失，繁荣早已远去。大小老婆们一胎胎炮制出来的孩子们，无论景气与否，全都没有未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购买或租赁摩托，再加入到此地的奥卡达大军中去。

后来，别人告诉我们，每逢周五穆斯林的圣日，这里都会看到非常值得一观的壮观景象：祷告之后，垃圾遍地的街道上突然冒出成百上千个瘦小的穆斯林男孩，手捧讨饭碗，耐心地等待着刚刚祈祷完毕的虔诚信徒们给予施舍。

卡诺这边，虔诚的穆斯林认为眼下的局势“充满变数”。在这些人看来，一旦尼日利亚成为穆斯林国家，文化上是伊斯兰文化，就再也不会有危机发生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这使得他们在尼日利亚与众不同：该国的其他地区总是动荡不安。

这家宾馆，黑白标牌真是不一般的多，大概都是用计算机打出来的，旨在提醒住客们勿带走宾馆内的东西。

晚餐后，几位友好的身穿白袍的本地读书人来访，我们就在沙质花园里的电灯旁交谈了起来。那儿远离停放的车辆，位于宾馆本部和宾馆的卡利普索餐厅之间。我们边谈边驱赶着蚊子和蝇蚋。

某君曾是富布莱特学者[14]，现在大学教授文学。第二位头戴红色菲斯帽的某君是做传媒的，替政府工作。第三位谦逊而招人喜欢的某君说他是个“微不足道的英文作家”。

他们都是北方的骄子，也都深思过在尼日利亚这锅大杂烩里他们的身份问题。起初，他们似乎并不像我这个访客那样看待卡诺。他们之所见乃是发展和活力。他们说，卡诺曾是古代商业中心，如今，尽管穿越撒哈拉地区的贸易活动已经在走下坡路，但其地位依旧。

接着，似乎没有意识到嘴里的话自相矛盾，他们说卡诺很守旧，它现在面临的挑战来自教育。有两种不同的教育，其中之一是西式教育。那位文学教师说他就是其中一员。还有传统的《古兰经》系统，它使人们能用阿拉伯语读写，并融入“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之中。这是种正经的学究式表述，意思是，通过《古兰经》识字的，只能干干擦皮鞋、做“奥卡达”摩的车手，以及沿街叫卖等诸如此类永远需要为了生计而劳碌奔波的“低档次”工作。其实，正是这种《古兰经》的教育方式，造就了卡诺的街景。

对于这几位伊斯兰骄子来说，这是无法轻易接受的现实。可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语言所反映的身份困惑，于是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文学教师说，他们是个封闭的民族。他们用北方的一种语言豪萨语写作，而英语作家屈指可数。他说：“我们想放眼外界，可所有的作家都用豪萨语写。”

头戴菲斯帽的传媒精英说：“我们需要新思维啊。”

那个自称是“微不足道的英文作家”的人接话道：“卡诺是个奇特的地方。我注意到，这里的人，前一分钟高兴，后一分钟不满。高兴发火轮着来。我观察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笔下的人物。我想了解他们。”但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生气。“他们并非把什么都告诉你。我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落落寡合。虽然我们这儿是个都市商贸中心，可我依然能感觉到他们的怒火。”

那个文学学究却体会不到这个小作家所感受到的怨气。“我看没那么严重。可能还是个身份问题。瞧瞧他们都被归入哪一类了。”

于是，他们就谈起切肤之痛来——豪萨人的身份问题。

那么，身份危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他们说，这都是欧洲来的人种学家搞出来的。的确，那阵子宾馆里真的有一位美国学者，为了撰写豪萨人的研究而来，现在刚刚结束了“实地考察”的工作。

那个英文小作家说：“卡诺人的封闭自守是我们个性的一部分。我们的社会和政治进步有限，原因就在于此吧。”

我们已经扯得离他们最初勇敢直面的态度越来越远了。

我想知道，他们打算怎样回应卡诺的没落。开始，他们还装作没听到我的问题。

戴着红色菲丝帽的传媒男说，城市还在发展，没落也在延续。“人们就像蝼蚁般忙忙碌碌，可我们没啥太大的新变化。”这和他们起初所讲的又是大不相同。“人口猛增，工作却少，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奥卡达车夫。”

文学老师说：“现如今真是悲哀啊。但弄不到魔杖来解决呀。大伙只有自个儿靠自个儿了。就像我，弄了台发电机才搞定了用电问题。”

我想打探一下这儿的埃米尔地位如何。他是像伊费城的奥尼，还是更牛？

他们众口一词，说人人都拥戴酋长制度，不存在高压强迫。

作家最后说：“埃米尔他不限制生育。他就是伊斯兰的化身，象征着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可卡诺的百姓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苏丹人不同。“苏丹佬像黑夜一样黑，却偏要装作是阿拉伯人，就因为他们会讲阿拉伯语。我们可不屑于当什么阿拉伯。”

我从前读书时，地理课本上说卡诺是座砌着土墙的大城。照片上显示的是平整地涂抹着灰泥的城墙，中间有狭窄的排污管穿过。当时我真想亲眼看一看卡诺，可现在，我只能留恋多年前的一张老照片带给我的残存记忆。照片与现实根本对不上号。最后我发现，一些来自德国文化部门的人在负责维护剩下来的一小段土墙。墙的表面被挖掘开来，灰泥剥落，远谈不上平整。

我看到的第一座宫殿是埃米尔的周末行宫。既然取了这么个名字，它理应距城市有数英里之遥。但事实并非如此，令人不免对其用途产生疑惑。

高高的宫墙是赭色的。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系列在凸起的混凝土上所画的抽象图案。它们也许是用模子成型的。这里的孩子们同样追逐着来客，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在游览结束后施舍的赏钱。行宫的出入口或通道开在墙的正中。宫墙貌似有数英尺厚，但抬头一看，你就会发现这厚度其实是错觉。天花板的波纹铁皮上有个空洞，一直通到顶端。

天花板有好几处破损，看得见天空，角落里甚至还有鸟巢。墙壁是中空的。行宫的庭院里有几座关着的矮小房子。紧挨着一面墙的是一棵古树，树干十分的粗壮。行宫深处有一果园，同样是围墙围着。这儿也许就是两代之前的那位埃米尔的小老婆们的休憩之处：如果她们尚未年老色衰、尚未被抛弃的话。

我们终于到了正殿，在这大热天里可真热得够戗。正殿坐落于一处尘土飞扬的露天大操场上，阳光暴晒，四周光秃秃的，只有车道上种着几株楝树。三个荫凉的入口之间距离很远。那高高的殿墙是棕褐色的。

在第二个入口处，一只背上有花斑的白色小猫正叫着，就像我在乌干达的月亮峰旅馆里见到的那只。大概是一窝猫仔里的最后一只吧，天晓得是怎么活下来的。本来不费什么事就能抚慰它一番，可身边都偏偏是一群相信猫是魑魅魍魉的人。我只好丢下这小东西不管了。它张着嘴哀叫着，还算相当健康，还能从妈妈的奶水里得到营养。不过，它现在也许已经被害死了。

这一幕短暂的悲剧以及我的无可奈何，给余程笼上了一层阴影，不管是游览宫殿的时候，还是参观许许多多的接见厅的时候。记得有间英国厅，镶嵌在墙上相框里的几张照片，拍的是多年前卡诺的埃米尔迎接伊丽莎白女王的情形。

这些内室正在重新装修，尤其是有浮雕图饰和泥土颜色的天花板部分——有些房间刷上了浅棕色和金黄色，有些则涂上了灰、黑、白三色。宫里还有个后宫住着妻妾、奴隶和阉人。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伊斯兰在其非洲属地内终于实现了往日的旧梦。

后宫自然不是我能参观的了。我坐在接见厅里一张满是灰尘的椅子上，等着我的同伴们回来。

9

德拉克洛瓦有一幅描绘阿尔及尔穆斯林闺房的油画。画上的妇女衣衫光鲜、神态慵懒。她们头脑的空虚反映在脸上。我想，是诸如此类的某些画作——那多彩的衣衫、那慵懒的神态——勾起了我对若干年前德里遇见的一位印度女子的遐想。她说，她什么都不喜欢，平生所愿，就是能做阿克巴大帝[15]的后宫妃嫔就好了。这女子并非穆斯林，对做妃嫔也是全无概念，竟傻乎乎地有些一厢情愿。她大概会沮丧地发现，非洲统治者的后宫（毋庸置疑，与她心目中所想的相距何止千里）里面，大多都是些无家可归者，奴隶和姬妾（多数是其他非洲统治者的礼物），弃之如敝屣的旧妇，还有阉人们（买自埃及）。他们基本上是些不中用的人，既无才能，也无家人，与外界更是没有来往。

等到上了年纪无所事事了，他们反倒有了自由，可以出去走走了（阉人们总是穿着他们的制服），可是他们却把这有限的自由用在替宫人去城里跑腿办事上——除此之外也无事可干，只是等死罢了。这些人，日子过得猪狗不如，晚上只能找个后宫角落的地板过一夜。

这是后来一位女士向我描述的。她母亲曾在尼日利亚北部一个小酋长的后宫里郁闷地待过几年。

一夫多妻制，后宫的生活方式，自有自己的规矩。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把母子拆散，孩子一出生便如此。他们被送给其他女人，喂饭哺乳时才带回到生母身旁，做母亲的还要用块布把脸罩上。孩子不能认她，不能把她作为骨肉亲情的来源。要等到六七岁，方可告知生母是谁。这时候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孩子已经不会失去对养母的感情。

这些繁缛的规矩——就像大礼教里套着的小礼教——其用意是破除任何“小家庭”的观念，植入宫墙内大家庭单位的理念。作为根深蒂固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一夫多妻制自有其拥趸和理论卫士。这些人可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小家庭正是别的社会私欲横流、分崩离析的肇因。

莱拉[16]便是这位女士母亲的名字，一个罗曼蒂克的名字。兴许，这成了她日后所求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诱因。她伴着电视机长大，读米尔斯－布恩[17]的小说，深信爱情。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家境殷实，这足以让她接受一些摩登的事物和观念。他们曾送莱拉到凉爽的乔斯高原上一所女子教会学校读过几年。在那儿，她引起了当地酋长或是他的一个媒人的注意。对此，莱拉和家人都满心欢喜。当然，她是知道的，一个穆斯林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一个酋长可以拥有任意数目的妻妾。可是，她所受的教育，她优越的家庭背景，她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都使她坚信，结婚后她便能步入爱情王国，绝不会重蹈身边妇女的宿命。

她怀孕生下一女，给这小女孩起名梦娜。但他们——酋长的属下——却想把小孩带走，交给一位养母抚养。她愤懑难平，断然拒绝。廷臣们害怕她会对女儿做出什么事情来，只好不了了之。一个仆人带回消息，说有些人管她叫“白女人”。她觉得这很搞笑，似乎是争得了胜利。可紧接着，她就笑不出来了。她听说丈夫正在拜访一位年轻女孩的父母，想跟她订婚，让她做他的第二个妻子，就像当初他与莱拉父母定下的那门亲事一样。

莱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了。丈夫试图安慰她，告诉她什么也不能改变他对她的爱意。身为伊斯兰酋长，他必须再结一次婚，这是他应尽的本分。他父亲大概有三十个孩子。这个数字没法再精确了。一个男人，如果总要数自己有多少个子女，那可真是太不幸了。他祖父大约有五十个，不过，那都是陈年旧事了。

宫里上上下下没有人能够理解莱拉为什么拒绝妥协、小题大做，搅得后宫不得安宁。宫里的女人们都说，这“白女人”疯疯癫癫的，定是在教会学校喝过几口墨水、识得几行洋文的缘故。后来，莱拉的父母也表态不支持她，她彻底跌入了绝望的深渊。本来，她还指望父母至少可以体谅一下她的处境。

第二桩婚事按部就班地进行，似乎与莱拉毫不搭界，她俨然成了自己婚姻的局外人。她受到了彻头彻尾的羞辱，历历往事简直就是无情的嘲讽。她开始考虑淡出酋长的生活，不跟他有任何亲密的接触。但痛下决心谈何容易，内心深处，她仍存希冀，愿与夫君和好如初。就在最后的幻想都快要破灭之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接下来的日子冷冷清清。她独自一人，面对后宫生活的困境：嫉妒、争吵、怨恨以及持续的紧张气氛。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孤寂、她想摆脱后宫羁绊的心志——这是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保护了她。在寂寞孤零之际，她明白了一件事，并决意要去实现：绝不让女儿再重走她的老路。

第二胎她产下一子。他们又想把他带走。这回她答应了，给儿子喂奶时就把自己的脸遮起来。男孩一天天地长大，光阴也就这样一年年打发过去了。

但是，要挽救梦娜的想法从未离去。身居深宫高墙之内犹如囚徒。这个愿想好歹给了她一丝慰藉，尽管不知道可以为女儿做些什么。她冥冥之中觉得，自己是如此诚心，终有一天能拨云见日。

酋长的一个亲戚已在后宫待了一两年。他是一名医生，来自波斯湾的迪拜，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混血儿，当时在宫里任酋长的私人内科医师。（酋长过去常去伦敦的哈莱街或克伦威尔医院做体检，但伦敦那儿的价格越涨越高，到现在，伦敦之旅已经贵得负担不起了，尤其是因为酋长要摆派头，每次出行都有一大班人马随从。）

这个医生常讲些迪拜奇迹的故事——例如在沙漠中人工种植的草坪与花园，从世界各地穿梭往返的飞机，以及大海旁拔地而起的酒店——这些都令后宫的女人们神往不已。

莱拉着迷于他的故事，喜欢他的衣着：它们重又点燃了她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当他发现她识字之后，便从迪拜和其他地方带英文报纸给她。他对莱拉的兴趣，似乎已逾越了规矩，人们察觉后议论纷纷。她很不安，觉得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已应付不了更多的敌意。假如某一天，宫里有个人没有提这么一句：“这医生好像最感兴趣的是梦娜”，莱拉可能还一直蒙在鼓里。下一次，当医生登门时，她仔细留意观察，这才发觉他真的对梦娜有意。她纳闷自己怎么没有看出来。她在这个迪拜男人身上，明白了什么叫作天意。她竭力撮合梦娜和医生。最后，他终于来提亲了。

也许这不是世上最佳的婚配。莱拉想象不出梦娜以后会在迪拜过什么样的日子，但她笃信天作之合。

梦娜听她母亲的故事好多次了。莱拉吃的苦，还有她所经历的后宫生活，都让梦娜变得坚强，不畏前路的任何风雨。既然她能接受医生老公再娶第二个妻子，那她就能扛得住他再讨第三个老婆的打击。这些她从未对母亲提起。

[1]蒙哥·帕克（Mungo Park, 1771－1806），苏格兰探险家。1795至1797年赴尼日尔、冈比亚、塞拉利昂等地探险，是第一位发现尼日尔河的西方人士。

[2]现代英语中，“Mumbo Jumbo”的意思是“莫名其妙的话”或“晦涩难懂的术语”。

[3]天堂救世派（Celestial Church of Christ），木匠出身的塞缪尔·欧修法（Samuel Belehou Joseph Oshoffa）于1947年创立的宗教派别，信徒自认为来自天堂，是神明在凡间的代表和灵媒。

[4]白衣派（White Garment Church），即“阿拉杜拉灵媒派”（Aladura Spiritualists）的别称，系20世纪20年代创立于尼日利亚西部的宗教派别，强调祈祷的力量和天主治病的能力，鄙视非洲传统宗教，焚烧偶像图腾，反对一夫多妻制与巫术。

[5]基督教小天使及撒拉弗宗教运动（Christian Cherubim and Seraphim Church Movement），由约鲁巴先知摩西·奥理莫拉德·图诺拉斯1925年创立于尼日利亚的宗教派别，鄙视传统宗教的护身符与巫医，特别强调天主的显圣与其治病救人的能力。

[6]奥孙·奥索伯神树林位于奥索伯市的郊区，是尼日利亚南部原始森林的最后遗存，被视为约鲁巴众神之中生育女神奥孙的居住地。

[7]祖祖（juju），西非土著对于巫术的称谓。

[8]“耶和华见证人会”系一基督教派别，得名于《圣经》中耶和华所说“你们乃是我的见证”（《以赛亚书》43:10－12, 44:8）。

[9]伊费（Ife），位于尼日利亚西南部奥孙州的一座约鲁巴古城，约鲁巴文化的发祥地。据约鲁巴神话，主神奥洛伦命其子奥杜杜瓦手持三件法宝，从天堂顺着一根链子下到凡间。奥杜杜瓦向海上撒去一抔净土，创造了伊费城。然后，他让一只小公鸡在地上挖出一个洞，在洞里埋下一粒棕榈仁。棕榈仁长成了一棵有着十六根树枝的参天大树，象征着约鲁巴人最初的十六个部族。

[10]利华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公司的前身。

[11]公元622年，为躲避麦加古来氏贵族的迫害，穆罕默德率众弟子迁往麦地那，此次迁徙称为希吉拉。希吉拉为阿拉伯语，意为“出走、离开”，是伊斯兰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622年因此成为伊斯兰教历元年，伊斯兰教历亦被称为希吉拉历。

[12]谒师所，印度锡克教徒的礼拜场所。

[13]高迪（Antoni Gaudi i Cornet, 1852－1926），西班牙建筑家，新艺术运动代表之一，设计的众多建筑如文森之家、桂尔宫、巴特娄之家、圣家堂等，均被列入世界遗产。

[14]富布莱特学者，指通过富布莱特项目从其他国家来到美国进行科研等工作的访问学者。

[15]阿克巴大帝（Emperor Akbar），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1556－1605在位）。

[16]莱拉（Laila），犹太教传说中的天使，司掌妊娠，同时负担着管理夜间的职责，是夜之天使。她对人类，特别是受怀孕之苦的母亲充满了怜悯。

[17]米尔斯－布恩，英国的一家出版社，由杰拉尔德·米尔斯（1877－1928）和查尔斯·布恩（1877－1943）创立，专门出版浪漫言情小说。

第三章　着魔的人

1

当今的西非国家加纳，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隶属于阿散蒂王国。阿散蒂王国相当大，一张英国旧地图显示，“阿散蒂当局”的土地面积，东西宽约四百英里，南北长约两百英里。在这张旧地图上，要想找到加纳现在的首都阿克拉得费点劲，因为它淹没在众多“城堡与要塞”之中。自十五世纪以来，这些“城堡和要塞”建立在非洲这条东西走向的狭长沿海地带之上，葡萄牙人、丹麦人、瑞典人、来自勃兰登堡的普鲁士人、荷兰人还有英国人，都梦想着这儿的黄金和奴隶。

科约是阿散蒂人，他的妻子是阿散蒂前任国王之女。科约说，那是国王要他娶的。本可以直截了当说的话，从他的嘴里冒出来，却显得有些怪怪的：“我岳父大人是以前的国王。他很老练地建议我娶她的女儿。她当时在学校里学医，那时我是个牙医。她是阿散蒂人，我就同意了。”

我在加纳时经常见科约。有段时间，我们每天一起吃饭。他总是有问必答，总是乐于助人，总是彬彬有礼，但到头来还是令人捉摸不透，神秘兮兮的，就像他面无表情地谈论起自己和国王女儿的婚事。起初我以为，虽然他看上去无所不谈，其实还是有所保留。这份保留是非洲贵族式的，凡事含蓄低调。后来我又想到，他的人生必定是跌宕起伏的，充满了互不关联迥然不同的部分，他还没办法恰当地呈现自己，也就是说，他还没办法将自己的经历凝练成一个整体。

以下是我拼凑起来的一些线索：科约的父亲曾在阿齐莫塔就读。这所著名中学系英国人创立，以培养酋长及当地显要的子女，使其具有“社会责任感”（科约语）。这个阿齐莫塔的学生后来成了一名校长，在加纳的不同地方工作过。校长之父（即科约的祖父）是宫里的一位酋长，任国王的文化事务高级顾问。科约说他祖父接受的是“特别”的非洲教育。

科约（以其内敛的风格）没有明说这种非洲教育的具体内容。他只是说：“他所接受的教育，是要切实履行所承袭的头衔称号。他并非显赫的酋长，没有太多实权。他的封地有限，采邑也不多。在这儿，土地就意味着地位和权力。虽说他是个有钱人，但不具有那种权力。他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在库马西城外有处可可农场。佃户们种植可可，收获可可豆先将其晾干，装入麻袋后卖给经纪人。由于宫廷职责在身，他常去库马西。”

科约又说：“我祖上出过好几位阿散蒂国王。另外还有五位显赫的酋长，其封号能世袭罔替。但我们奥约克人是由母系来继承领导权的。”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有名的阿散蒂战争，奠定了黄金海岸及日后加纳国土的疆界，想必也给科约的祖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科约生活的干扰却来自国家的独立，尤其是加纳独立后的首任总统恩克鲁玛[1]的专制统治。恩克鲁玛想重新划定阿散蒂的边界，削弱阿散蒂人的自治权，还提了出矿产法案，想剥夺阿散蒂的采矿权。阿散蒂地区以出产黄金著称，殖民时期的加纳就叫黄金海岸。恩克鲁玛的矿产法规定：一定深度之下的所有地下矿藏都归政府所有。

科约说：“我真的觉得麻烦大了，我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有法制和人权，一切都按规章制度办事。”

于是，他往后的故事全都搬到了伦敦。他的地址换成了贝尔格莱维亚的，他的三个儿子（“我的三个乖儿子”）就读于伊顿。

加纳之行即将结束时，我见过其中一个男孩。那是最后那天的傍晚，就在机场那儿。他是个机智的小帅哥，很懂礼貌，在乱糟糟拥挤的机场里帮上了大忙。我想，这个男孩（虽然缺乏他父亲的经验）会连贯地看问题和行事的。这正是他的父亲所缺少的：他深陷在对过去的回忆中。

科约从小就是个基督徒。在西非这个地区，这通常意味着有非洲传统信仰的背景（或更确切的说是种前提）。但科约说他的情况并非如此。他热爱“阿散蒂精神”，而基督教使它变得更平和，不那么崇尚武力。异教在阿散蒂并不流行，科约从未接触过。阿散蒂人有原始的神明，不过主要是治病救人。有人过世、出生或者到了青春期时，就得举行一些仪式。每个家庭都有一位懂仪式的长者，那是代代相传的知识。

2

如果科约所说属实，那么，阿散蒂人所信奉的并不是太激进的宗教。这一点对沿海地区加族人的宗教并不适用——他们曾一度是阿散蒂的劲敌。那种宗教无所不包，充满了符咒和征兆，以至于真正的信徒（就像虔诚的古罗马人那样）对神谕总是处于狂热的不安之中。加族人的这种宗教植根于死者的灵魂，同时也是周围现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满是预言和神谕，即便我们觉察不到。

假设我们正走在路上，脚趾不小心被石头碰伤了，那就是个征兆。如果我们打喷嚏，那也是有寓意的。朝右面打是好事，朝左面打那就糟了。自然本身有其定律，我们得学会解读。甚至风速也是个预兆，大祭司会给出诠释。那些守护着象征王权的神圣凳子的长老和女先知们都有这个本领。

是帕博带我入门、理解他深奥的信仰的：需要解释的实在太多了。他从未拼出他的名字，也没有写下来给我看。这是我根据对发音的回忆自己拼的，也许写得并不正确。

一位大酋长的儿子带我去见帕博。我还以为我们要去的就是帕博家里。待到了那儿才发现，这房子虽位于阿克拉人口稠密的地区，但感觉毫不零乱，也看不见垃圾。后来我被告知，此处的垃圾和阿卡拉别的地方一样，都由一家私人垃圾回收公司收集。这儿还有排污系统，对改善市容市貌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处的房屋虽小，但四周没有垃圾或栅栏，因此显得挺宽敞的。孩子们在空地上跑进跑出，街道仿佛就是课余的校园。

街的一头有座白色的混凝土小筑，像个小岗亭。在这个奇特的亭子顶上，歪歪斜斜地立着两个十字架。我以为这是当地一座极小的小礼拜堂，那两个倾斜的十字架则显示外来的基督教是如何跟非洲旧有的架构相融合的。我后来才晓得，那个“岗亭”其实是座神谕所，对当地人的信仰至关重要，只有真正信教之人才有资格进入。

我们从神谕所又走了一小段下坡路，经过几辆停着的汽车，接着拐进了两栋房子之间的一条狭窄通道。混凝土地面已有几处开裂。就在这儿，我们碰见了帕博。他穿着一件当地式样的长袖罩衫，有很宽大的下摆。此时我还不清楚他是何人。瞧着他新潮的衣服，以为他只是个闲汉，一个一瞥见陌生人便盯牢不忘上前搭讪的家伙。

两栋房子之间的通道尽头冒出一小片空地，我们在那儿转身爬上通往楼上的狭窄楼梯。空间又变得狭小起来。窄窄的楼梯由锯开的木料制成，既没刨过，也没上过油漆，还看得出锯痕。楼上的木制品也同样是将就而成。我们一干人好不容易挪进了一个俯瞰街道的小房间，玩耍的孩子们大呼小叫的声音就传入了我们的耳朵里。

房间的左侧被一个大块头男人霸占。他坐在一台惠普笔记本电脑前面，自顾自忙活着。此人外表斯文，个头高大，像个酋长，身穿白色衣服，坐在一张棕白两色的山羊皮上，羊皮从椅背拖到了地上。酋长之子告诉他我们是何许人也，又有何人同行。他只是客气地应了应，没有更多的表示，像是对我们没太大的兴趣，继续盯着他的电脑看。我有点困惑，因为此时，我还以为他就是我们前来拜访的那个人。

于是我们就坐到紧靠外面墙壁的几把米色皮椅子上。街道就在外面楼下，孩子们的尖叫声又从我们背后开着的窗户飘了进来。

帕博开始说话了。

他站在一张高高的凳子旁边，有时又往上一坐。他那件罩衫从腰部散开，花里斑斓的，不过主要是黑白条纹图案。帕博面对着那个敲着笔记本的白衣服大块头，可他的话是讲给我们听的；那个大块头依旧盯着电脑屏幕，时不时地给他写的东西添上几个字。

一开始，我没有太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的内容。他说得太简单了，又是从前听过的神啊仙啊的那一套。接下去他讲起了自己，说得更加直白。这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白衣男子出于对我和酋长之子的好意，把他的房间作为会客室了，正在说话的老兄就是我们要来找的帕博。

这下我对帕博另眼相看了。我开始被他所吸引。每当他微笑着点一点下颌强调某种说法时，他的脸上便散发着光芒，令人不得不聚精会神地聆听。那一刻，他真像一个学校里的讲师啊。

他最先讲的一桩事情，是他二十六岁时已经谙熟了六项工作。那时候，他已是七位酋长的行政主管兼秘书啦。

酋长之子前天已经跟我交代过，凡是我们要去向大人物请教宗教问题，通常的礼节是给他们带去一瓶荷兰杜松子酒——不要啤酒，不要威士忌，不要葡萄酒，就要这种杜松子酒。我心想，大概是因为它是种无色的烈酒吧。

虽然已被告知，但我那时并没有带杜松子酒。那天上午，我不想探讨什么严肃的宗教话题。我只想稍微谈几句，随便聊聊而已。可现在我担心，恐怕得交一笔罚款给帕博了。每次他说到他所信任的那些高级祭司，都会强调他们课收罚金的大权。罚金似乎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就像荷兰杜松子酒是种传统的贡品一样（尼日利亚的巴巴剌沃也曾索要过一瓶杜松子酒，据称是要倒给他屋里的神明们饮用）。

此刻我注意到，在那个白衣服大块头右边的地上，有瓶喝了一半的澄明液体。显然在这里，不管去什么地方，最好还是把杜松子酒备上一瓶。

3

我问帕博外面街上的神谕所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个地区曾经都是森林和楝树。这些地点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应该保留下来。如果这些地点遭到侵害或某种形式的亵渎，肯定会触怒民众。帕博猜测，神谕所里会有个陶罐，内盛棕榈油或蛋等祭品。但他不敢肯定，因为他也从未进去过。要想入内，你必须获得邀请，或者由大祭司指定。帕博虽然学识渊博，恭敬虔诚，却从未得此殊荣。

由此，帕博开始扼要地讲述起传统宗教来。他一副学究态度，滔滔不绝好像背书一般，以至于我都分不清他的哪些话是真学问，比方说，哪些是源于大学课程，哪些是源于他个人的经验。也许两者都有，也可能是帕博有语言的天分。

精灵、小仙和诸神（帕博说）拉近了我们与天主（就好比耶和华）之间的遥远距离。当非洲人试图解释其信仰时，通常会跟《圣经》做比较或联系。这么做是为了阐明问题，否则便难以描述。大神威力无比，不可用于日常仪式，其他的精灵和神明每日都可召唤。它们有具体的物化表征：可以是树木、树墩、凳子，也可以是雕像、河流或水塘。每个族群都有这么一套自己的神祇，起着保护和治疗的作用。这些神明还解决部落内产生的各种纠纷。它们有自己的代言人，即高级祭司和女卜者们。他们必须融入到偶像中去，祭司和女卜者们就好比是灵魂附体的人。

有纠纷发生时，人们便求助于女卜者。女卜者们一旦接手，便陷入狂热的状态：扯去上衣，袒胸露乳，彼此之间用陌生的语言说话。她们说的通常是特维语，阿坎人的语言。不过当狂乱到不能自拔时，她们也会说别的几种语言。

宗教上的信仰和文化上的践行是密不可分的。宗教信仰支配着文化。一个孩子出生时，人们会向他的嘴里倒水和棕榈酒。这样，婴儿便和大地联系了起来。等到青春期，人们再用灰或是偏绿黏土涂抹他，把他带到村子里。村民们载歌载舞，歌曲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述说着部落的历史以及对孩子寄予的厚望。由此，他也明白了对家庭和族群所负有的责任。年轻人要找一位先辈做榜样。任何行为端庄的人年老或死后都能成为这样的榜样。

传统宗教在葬礼上发挥着作用。不同的死因有不同的仪式。如果有人在分娩时死去，那么有种特殊的仪式。如果母子均未活下来，那么村里所有怀孕的女人都要去海边沐浴，以洗去凶兆噩运（加族人住在沿海，大海随时为他们服务）。因此，从生到死，大神通过他委派的神明和精灵，始终庇护着人们。

酋长的遗体要做防腐处理。在某些情形下，根据过世酋长的不同地位，仪式可以延续一年或者更长。长者和大祭司们明白他们该做些什么。此刻，可以说，死亡是个可怕的腐烂过程，因此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来保护大家。说酋长死了是万万不行的，最好是用鲜活的语句，说酋长去远行了，说他遁世去了，说他去摘树叶了，或者说他到祖先的村子去了。棺材则要叫作“灵屋”。

既然生与死充满了如此多的罗网和陷阱，那么就需要多次的洗礼，也需要遵守众多的禁忌。最好是赤足走路；高级祭司们尤其忌讳盖住脚底。这些大人物必须时刻与土地相连。如果有人看到他们穿着鞋子，那他们就会被处以罚金。有些神社允许穿完完整整的鞋子，但不准穿拖鞋。凡是大祭司走过的地方都很神圣，因为他是神灵的肉身化身，有神明附体。大祭司一身白色，手上拿着扫把。扫把象征着他赦免罪恶的职责。

加族人（帕博说）是跟着他们的大祭司从东部迁徙而来的。那时候，他们没有国王。就像耶稣的时代，大祭司既是国王又是牧师，（这个非洲故事需要再度拿《圣经》或基督教来做比照）。当加族人抵达海边，他们碰到了葡萄牙人。后来，荷兰人和英国人接踵而至。所有这些人都把非洲宗教和大祭司看作是恶魔邪教。他们更愿意跟军阀打交道，因此，军阀成了国王或酋长。

大祭司地位的降低带来了不少麻烦。现在，有些酋长是基督徒，他们不愿意向神社或神使敬酒。现代的法律也影响着传统的做法。例如，奴隶制如今是违法的；父母为了偿还债务，也不能再将子女卖给或交给神社。

酋长们因掌管政府土地而得到政府的补助。他们对违反禁忌之人课以罚金，这钱也流入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还要充当仲裁人，两边收钱。可见，酋长的作用真是变了。

帕博说：“加纳的传统宗教正在逐渐消亡。来这儿的欧洲人和穆斯林都把我们看作异端，从那时起，这种消亡就开始了。他们用先进的科技扼杀我们。我们本来有会飞的神婆，但一旦看到飞机，就开始嫌弃自己的文化了。我认为，非洲当前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人们不应该一味地责怪，而要正视现实，加以改进。”

4

难以相信，如此充满激情地谈论传统宗教的帕博是个正式的基督徒。他的祖父也是，曾在村里开设过教堂。六十年前，这位祖父的房屋和教堂被他希望感化的村民们焚毁（他想要他们忏悔，远离他们的非洲神明和精灵，转而信奉耶稣基督），他和家人被逐入丛林，他的妹妹惨遭袭击，脑袋都给人劈开了。

怪的是，帕博谈论这样的事情也充满激情。没准他就是个有激情的人；也许他需要活得张扬一点儿吧。

他说：“当看到祖父和父亲所受的磨难，我不禁痛哭失声。”

接着，激动过后，他又说：“不过，今天即便人们生气或怒火中烧，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因为有法律存在。他们再也不能无法无天地胡来了。”带着几乎同样的激情，他把话题从宗教岔到了文明社会的美德上面：两者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帕博自幼没了爹娘（原因他没说），只能自谋生计。他干过零工；为了能在学校办公室干活，学会了打字；还去学了电工，老师傅们一开始把这个小帮手当成笑柄；他还加入了一个乐队，十六岁时已经是乐队的歌手。他行事狂放不羁，经常动手拔拳。

一九七〇年五月的一天，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他被圣灵附体了。情况大致如下：那天，他和乐队正好演出。午夜时分有一小会儿休息时间。他去参加午夜礼拜，行为十分古怪，吵吵嚷嚷，扰乱滋事。当牧师请信众们为向善而祈祷时，帕博竟把他羞辱奚落一番。仪式结束后，帕博去见牧师。他对刚才的所作所为毫无歉意，但却莫名其妙地开始恸哭起来，哭得没完没了。回到宿舍后，他深感愧疚，难以安睡。

他觉得有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腕，把他带到了餐厅。在那儿，他看见空中有块闪光的告示牌，上面呈现出他生活中的插曲片段。一个声音要他走到外面的学校操场上去。他说他不去，因为他很怕蛇。于是那声音又叫他走回到宿舍。他去了，发现有几个高年级学生在那儿。他们说他来晚了，得惩罚他，跪下来惩罚。照往常，他早把这帮家伙打翻在地痛揍一顿了。这回他却乖乖地下跪，等待着他们惩罚。那几个男生十分困惑。他们想，肯定是牧师说的什么话，对帕博有了影响。

过了一会儿，高年级的一个班长拿着《圣经》跑到了帕博的铺位旁。班长说，有个声音让他这么做。帕博打开《圣经》，刹那间，灵光万丈。他醒悟了，就像圣保罗那样。

从那以后，他身上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有一天，他偶遇一位大酋长，不知怎的，就跟人家说起了十六世纪以来加族人的全部历史。等他说完后，那位大酋长把手放在帕博的肩头，祝福他足足有十五分钟之久。他对帕博说：“你就是你们族人的和平使者啊。”

此后，帕博又被神明指引着，做了不少神奇的事。例如，没过几天，他就替某酋长解决了一桩拖了十七年的纠纷。酋长起初并不相信帕博能胜任仲裁人，但在帕博的再三恳求下，他到底是给了帕博一笔钱（充当仲裁费）。于是，帕博前往阿散蒂人的集聚地库马西，对聚会在那儿的酋长们发表讲话，并说服了他们。就这样，帕博成了加族人的见证者和代言人，以及叙说他们文化传统的讲演者。最终，他建起了自己的教堂，每个周日在那儿主持礼拜仪式。

他打算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都培养成基督徒。他还让他们远离传统宗教，因为传统宗教没有典籍，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会导致很多麻烦的。

5

科约认为我该去库马西走走。它既是阿散蒂人的“堡垒”，也是他的出生地。他在那儿有座房子，可以提供给我过夜。阿克拉就在海边，而库马西则位于西北内陆。当科约去库马西公干时，他就搭乘飞机。我倒觉得还是坐车去比较好，可以一路欣赏沿途风景。科约的助手里查蒙作为向导一同前往。

我们穿越东部地区的群山，经过了阿比内的几个植物园。这些园子虽小却美，花木繁茂。有些树，树干十分粗壮，根部就像结实的肌腱。植物园都是一百年前由英国人设计的。在加纳，一如大英帝国的其他属地，这些英式植物园——其建立者常常无从稽考——成了泽披后世的厚礼。

村庄似乎紧挨着林区。地上长满了茂密的植被。如果你把头探到打着空调的汽车外面，顿时会觉得自己置身于催生万物的潮湿热浪中，让人联想到森林才是这儿的主宰。不过，科约的助手里查蒙却玩世不恭地说，那密不透风的森林不过是个假象，只要一两把链锯，一眨眼就能开辟出大片的空地。

树木虽然葱郁，村落的模样却令人失望：村子又小又乱，就是个热带的农家园子。没有做大种植园的尝试，没有规划和大的设想：柚木之间是小块的香蕉或芭蕉地，蕉叶肥大，终年开花。丛林里没有任何通道或小径，至少看上去是如此。因此，耕作这几块小小的园地很难获利。

黄昏时分，我们到了库马西城的郊外，仍然能感受到那股小家子气。微弱的电灯光投在小小的房屋外面——这也许是市政当局的要求，以免大卡车猛地撞进屋内。有时，路旁只见摇曳不定的油灯。那明黄色的灯光是实实在在的色彩与光芒，要比小店里让人眼睛疲劳的幽暗的荧光灯管舒服多了。就这样走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库马西还是迟迟不肯展现它的风采。

待我们到了城里，却又来了麻烦。里查蒙和司机都搞不清楚科约的房子究竟在何处。我倒一点儿不惊讶。科约给人指路的方式蛮怪的，好像望远镜般能把距离拉近。头一次指路告诉我去阿比内植物园怎么走，竟然把路途压缩了好几英里。眼下，那种怪事似乎又发生了。他安排了一位阿散蒂酋长等着我们，第二天早上要带我们游览王宫，因此，我们必须找到那所屋子。里查蒙致电科约，科约好像还是在老调重弹。大街不远处有一家很大的宾馆。里查蒙说，如果我们几个都住那家宾馆，就会省了这堆麻烦。科约一听火冒三丈；他说，我们都快到他家门口了，还瞎扯什么宾馆。

附近有好几栋房屋。我们试着敲了其中一扇大门。屋里没反应。一个衣衫蓬乱的值夜人走了出来，低声对里查蒙嘀咕着什么，语调轻柔，因为他不想打扰正在里面睡觉的女雇主。里查蒙又轻轻地敲了几下房门。房子的女主人没有露面，只是告诉里查蒙：一直在等我们的那个酋长累了，人已经走了。就那么回事。至少，我们感受到了科约的好意。

许多分钟后，沿着一条弯路又走了一段，我们终于找到那座房子。里查蒙的意见是，他跟司机替我收拾一下屋子，我只管去宾馆用餐好了。许久之后，他们才来宾馆找我。里查蒙说，除了床垫稍微有点塌陷，卧室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够得上五星级标准。

室内的灯还是有点问题——几只灯泡不见了。我躺到床上，深深地陷在那张床垫里，都快要贴到地面了。有一阵子，我能听见里查蒙在走廊上跌跌撞撞走路的声音。好在他十分忠于主人，把空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又一大早起床，跟着司机去买牛奶、咖啡和面包。

科约不想让我住宾馆，因为他希望我看看他的房子。房子处于阿散蒂的皇家飞地，虽然他将它描述成“小客栈”，但其实相当的宽敞舒适。

晨光揭开了隔壁一座豪宅的面纱。它是科约的，才刚动工就花完了资金。豪华奢侈是他的天性。

早餐时，我面对花园（不论住在何处，科约都喜欢种上鲜花），看到一只很小的灰黑色蜂鸟正在凤凰木红黄色的花朵上吸食着。

日光下，前晚我们叨扰过的那位女士——一个穿着漂亮的灰白色裙子的大块头女人——口气跟晚上一样的生硬。科约的那位酋长等我们等得烦了，因此，我们失去了参观王宫的特许。我们只能自认倒霉。而且那天还赶上王宫大扫除的日子，不对参观者开放。于是，我们打消了游览王宫的念头。

库马西这座王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是当年被英国殖民者征服时的一个定居点。办公楼是赭黄色和红色的，建筑结构是市政工程部门的那种坚实风格，王宫的栏杆让我想起了特立尼达母校那些英国制造的扶手（建于一九〇四年），开放的绿化地带像那一时期的警局场地。王宫陈列馆里珍品寥寥，几件家具也是黯淡无光。阿散蒂王国虽出产金子，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并无深厚的文化底蕴。阿散蒂人——尽管匮乏杰出的历史遗存——但仍然格外珍视他们的王国，他们的心中激荡着炽热澎湃的民族情感。

这是一座山城，有不少的上下坡路，滚滚的热浪令探访者疲惫不堪。这里光怪陆离，也颇具特色：集市里有“棺材一条街”，放着五颜六色的棺材——灰色、白色、淡紫色、银色甚至金色。它们被推到人行道上，创造出一种节日气氛。（且莫悲伤，想想能买多漂亮的棺材吧。还有，兴许能激发出写惊悚故事的作家创作的灵感呢。）女叫花子们在集市上有自己的地盘，那儿欢快得很。在鲜亮的阳伞下，这些女人（有点儿太挤地）坐在小凳子上，手捧讨饭碗，眼睛尽量避开施主。后者见怪不怪地走过，一给一拿之间倒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里查蒙说——我不明白他为何要在这儿扯进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鼓励人们乐善好施，因此就需要有人接受施舍了。

离开王宫，狭小局促的感觉在城里反复出现。拥挤狭窄的街道从来就没发展成为有趣的地方，比如一片老城区，一座城堡，或者一处著名的寺庙。它只是催促着我们赶紧离去。当我们回程再度路过库马西郊区时，昨天见过的乡村小农经济又一次让我们感到厌倦。芭蕉林中的柚木四处可见，还有茂密丛林里的竹子。还看到丛林里别的东西，来的时候不知怎的没有发觉。那里尚未竣工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灰色混凝土建筑，多得数不清，以至于若干天后，当我途经濒临大西洋的海岸角时，我还以为那些古老的白人城堡和要塞跟这些内陆地区没有完工的建筑是难兄难弟呢。

里查蒙说，那些看似烂尾楼的建筑其实不久即可竣工。如果我两三年后再来，就会明白他的意思。我没法相信他的话。

后来，我们谈到了加纳的野生动物。它们所剩无几，基本上都被吃光了。我们从野生动物转而谈到人们现在吃得正起劲的猫和狗。北方人爱吃狗肉，把狗叫“红山羊”。南方人喜欢猫肉，猫几乎被消灭殆尽了，里查蒙就认识一个专门养猫吃猫的人。

麻烦在于猫很难杀。猫知道自己将要成为刀下之鬼，反抗起来会很拼命，有那么几分钟时间相当危险。假定你邀了某人吃饭，又不想弄得血淋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拧断它的脖子，就像英国人杀兔子一样。但那样做的话，很有可能给严重抓伤。如果你跟客人都不在乎吵闹声的话，那么，最牢靠的办法就是将猫塞进口袋，用棍棒猛击，直到它断气。另一个不错的选择是淹死它。用一条沙丁鱼做诱饵，把猫引到一个盛水的容器里，不停地往里倒水，直到猫灌饱了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接下来很容易把胀起来的猫皮剥掉。

就这样谈着当地的美食——期间还时不时地瞥上一眼丛林里没有竣工的混凝土建筑——许多英里被轻松地打发了。有关食物的谈论好像发出了呼唤，路边忽然冒出几个本地人，手捧着烟熏过的动物售卖。周围的丛林遭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搜刮，落网的动物有：刺鼠、本地人称“割草机”的大蔗鼠、小犰狳、长鼻子小食蚁兽，以及其他一些逃得不够快落入这帮闲汉手中的动物。

为了熏制得更好，动物们通常要开膛破肚，看上去就像让汽车压扁了似的。熏肉是浅褐色的，有奇特的光泽，仿佛是半干半湿间用刷子涂上去的一般，跟三十年前刚果河上兜售的熏鱼、熏猴肉、熏鳄鱼肉那厚黑的外皮完全不同。曾经的那些熏肉，黑糊糊的外皮需要猛砸才能敲得开。

加纳丛林里的野生动物几乎灭绝，这些人还在想方设法榨出最后一丁点儿。肥沃的土地却撂了荒，无人去耕作。

6

里查蒙的爷爷曾在警界任职，级别很高。去世时，警方举行葬礼，鸣礼炮一响致意。再往上，还有一位丹麦的先祖，里查蒙这一姓氏即得自于此。

听起来很奇怪吧。丹麦人远离故土，来此何干？其实，那只是现代人的一种偏见罢了。丹麦人，虽人数不多，在其强盛时期却是活跃的黄金商人和奴隶贩子，加纳的酋长们无人不知。阿克拉附近的巨大城堡就是丹麦人一六六〇年建成的（那时，他们在印度本地治里南面的特兰奎巴也有属地。两地相隔半个地球，需要数周的航期）。十九世纪初叶奴隶贸易的废止，多少终结了丹麦人的贩奴活动。但他们直到一八五〇年才撤出加纳，把所剩的一切全部转卖给了英国人。

里查蒙知道他丹麦老祖宗的名字，但没有去寻根问祖。我不认为那是因为成见。他很可能是没有时间，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他只是“出于好奇”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对于加纳过去的奴隶贸易史，他并无不安。也许这只是虚张声势。据说，来自美国和西印度的游客在参观埃尔米纳堡时，常常会潸然泪下。办公楼下面是潮气难闻的石头地牢（不难想象地牢里的拥挤闷热）。奴隶们当年被关在这里（已囚禁了好几周），直到有一天登上划艇，押上贩奴船，转卖到大西洋的另一边。里查蒙似乎已经看惯了潮起潮落，海浪拍打着白人建造的奴隶城堡。他早已感情麻木。因此，当我们前往埃尔米纳时，他昂首阔步地走，像个导游，仅此而已。

他说：“殖民大爷们来到这儿是为了生意。奴隶买卖就是不错的生意。这也许不大好，不过纯粹属于贸易。他们有所收获，但也带给了我们教堂。教堂是传统宗教的丧钟啊。传统宗教规定，每个国王都要向大祭司和长老们请教。这是民主的体系，让人头脑清醒。没人敢越雷池半步。基督教到来后，颠覆了这一切。耶稣到来啦。”

里查蒙有太多纠结的念头，很难理解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也许是我的错。我一味地寻求简要的答案，但对里查蒙而言，这个答案确实极为复杂混乱：昨日在逝去，新的一页也正在开启。

里查蒙说：“沃尔特河（在阿克拉东面）流经我的家乡。我们每家都有神社。父亲告诉我说，过去我们家挺富，得有保佑才好，所以要信奉神明。我们是虔诚的药草信徒。我们弄来新药草和药材，用它们来跟神灵交流。你创造出神灵，让他来主宰你，当然，也有可能误用神灵。”

里查蒙讲起了一则有关误用“神灵”的故事。

“这故事是我妈讲给我听的。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是恩克鲁玛的厨娘。恩克鲁玛除了在山区有住宅，在西部地区的哈夫阿西尼也有座平房。每次恩克鲁玛到这座平房去，我外婆和她的表姐阿芙姨都会照顾他，为他烧饭做菜。”

故事这才刚开头：交代了证人，确认了身份。

“我外婆跟我母亲说，象牙海岸[2]的总统兼国王乌弗埃－博瓦尼去向大祭司求教永掌大权的秘诀。”象牙海岸毗邻加纳，许多方面很相似。“你该知道的，象牙海岸的百姓相信，领袖常常容易遭受心灵创伤，因此时时需要洗心革面，以使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所以，乌弗埃的举动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大祭司对乌弗埃说：‘你想要永恒的权力，好吧，你会拥有永恒的权力的。’他做了些指导。于是，人们在神社里把乌弗埃剁成了几小段，然后把他放到一个盛着药草和饮料的锅里煮。这么剁啊煮啊的时候，乌弗埃的妹妹必须站在锅旁守着，直至锅里乌弗埃的碎片变作一条蛇。乌弗埃的妹妹遵命，始终留在炉边，直到一条大蛇从锅里冒了出来。她双手抓蛇，人蛇大战一场，结果双双倒地，于是乌弗埃又变成了人了。”

对此故事，里查蒙的评论如下：“怪事在于这法子还真管用。从来没人敢跟他作对，他掌控着整个国家。这下你明白他如何误用神力了吧。现在，随着文明步伐的加快，我们不再热衷于神明崇拜了。”

这评说让我费解，因为里查蒙好像同时说着两三件不同的事情：滥用神力、文明进步，还有崇拜神灵。

我想知道，他是否有亲戚是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里长大的。他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仅如此，他的说法简直没有一丝的神秘感。

他说：“我现在还有这样的亲戚。脑瓜里没什么远见，推理和表达能力有限，干什么全凭自己经验指引。他们的推理方法就是，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咱就照葫芦画瓢。看见的，听见的，传统上又要做些什么，一切都设定好了。其实知道读写还远远不够，那只是摆脱窠臼的工具。如果甘做一只井底之蛙，那就永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兄弟我在美国时，觉得小镇上的普通美国人见识短浅得要命，那些美国佬，跟他们的加纳兄弟一个样，土得掉渣儿。环境决定思维，这点我敢肯定。”

好像三言两语就说破了人的天性。看来，他倒是蛮有思考分析的天赋的。这么说也许有失公允，我想说，没准他这份天赋可能就是从他丹麦祖宗那里遗传下来的呢。那位先辈兴许是个工程师，或是个军人或官员什么的，逻辑清晰、富于才智，最终在远离家乡的艰难环境里扎下根来。

里查蒙接着解释基督教为何会流行。“它是新事物，采取同化政策，就像象牙海岸的法国人那样。但英国人采用的是间接手法。他们提供信仰，又带来教育，就这样削弱了传统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很像。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酋长的头衔。”

从库马西回来一两天后，他被科约派往东西向的海岸角去为一家宾馆选址。那里到处都是古老的要塞和城堡。

里查蒙说：“我去了世袭酋长的办公室，看见人们纷纷向他鞠躬行礼。我仅仅伸出手去，因为我并非来自他那一族，因为我受过教育。但当地土著会深鞠一躬。酋长们作为监护者，掌管着祖先的土地。你得要献上杜松子酒作为礼物，以示承认他们的权威。如果我们买下土地，那么，大酋长会把钱交给族长，再由族长把钱分配给族人。”

我说：“前两天你跟我提过，你哥哥曾说生在非洲真叫倒霉。”

“这么说有点过激了。生在非洲好比生在愚昧之中。我们生来懒散顽劣。昨天，我碰到一件挺尴尬的事。我去拜见的那个酋长住在一座竣了工的楼里，可那房子竟面朝公厕。酋长大人没觉得有啥不妥。我不想冒犯他，因此没跟他讲他就住在粪坑旁边。如果我在那儿再多坐两个钟头，肯定得去医院。不过他倒挺自在的。那就是我为什么要说，白人虽然坏，却带来了教化。我们有句俗话：没出过门的土包子总以为他妈做的汤是天字第一号呢。”

7

我曾经告诉帕博想去拜会加族人的大祭司。后来又想，并非真的有必要去，但取消约会已经来不及了。帕博说，星期天中午来见我，带我去见大祭司，但太早了恐怕不行，周日上午他得在他的教堂里主持礼拜式。

他如约而至。我正在宾馆的餐厅里。他的出现吓了人一跳：一身白袍，上面有很宽的紫色条纹。（白色，正如他所说，乃传统宗教中大祭司们的衣服颜色。紫色寓意比较复杂，之前说得不多，总之可追溯到地中海地区的古典时期。紫色曾经作为一种高贵的颜色，象征着古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中的达官显贵。历来的基督教会沿用了这一传统。帕博身上的紫色可真是来历不浅啊。）他还挂着条银色的项链，上面好像刻着耶稣像。

他很清楚自己在这繁忙的宾馆餐厅里给人留下的印象：嘴唇略带着笑意，就像是个刻意低调的大明星。我问他，是谁设计的白袍子。他很乐于接受提问，说袍子出自他教堂里的一位长者之手。不出我所料，果然是经过设计的——尤其是胸口左侧紫色的宽幅条纹。

他不想吃任何东西，尽管一上午他都在布道。我想（由于传统宗教在那方面充满了太多的忌讳和征兆），也许是因为某一特定时间前用餐违反宗教禁令吧。

我没法跟帕博说，和他一起出门让我焦虑不安。我的朋友帕特里克·爱德华兹，特立尼达驻乌干达大使，告诉过我，要仔细提防这个地区的宗教人士。帕特里克大使早就说了，需要留神的不仅仅是穷人。他讲过一个尼日利亚的段子。某专业人士遭到劫持下落不明，被劫者的家人只好找伊费的奥尼帮忙。一段时间过后，他们从奥尼那儿得知，被绑者已经死了，正“躺在”某地的一个神社里。

看来，神社一词又添新意。我以为这是我了解的一个字眼，从未予以深究。现在回想起，早先着手写此书时，曾邀请过乌干达某大学讲师同去一所神社。当时，她惊叫一声就回绝了。别的记忆也随之滚滚而来：某君曾说起，神社就是发现尸体被大卸八块的地方。

正是因为这份担心，我又约了里查蒙和我一起去帕博的老巢。我需要他的陪伴和他的乡土知识。里查蒙精通加族人的语言，对其宗教也知晓一二。

起初，防范措施做得似乎有点过了，特别是想到帕博那副尊容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我们前面带路，开着辆浅黄色的老式梅赛德斯，那身教会的行头格外招摇。眼瞅着那飞驰的车轮之上他那貌似定格的笑脸，我努力想记住行车路线，以防回来时得靠自己认路。我们的行程，自离开宾馆开上公路后，一路上都被正午猛烈的阳光烤炙着。没什么可担心的。随后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经过一片新的开发区，房子都是红屋顶的，让人心情舒畅。尼日利亚人比加纳人阔绰，为了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他们纷纷在此置业。加纳没有尼日利亚那么忙乱，市政管理也更到位。

不过，接着我们驶离了公路，开进了某个设卡的地方。通过了关卡，又是一通东转西转。道路开始弯来绕去，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挤。加纳人喜欢把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现在这秩序却全乱了套。每个店铺都小得像火柴盒，每个店主都把小店刷上单调而刺眼的颜色，想要记住路线算是没辙了，我只好作罢。

路上的行人让我想起了初见帕博时他对我说过的一些话。我曾问过他，首都阿克拉是否另有涵义（对特立尼达的黑人而言，该词听上去像是某种食物）。帕博答道：“其实这个词应该拼作‘恩克拉’（nkrah），就是兵蚁的意思。阿散蒂人曾说要把我们赶到海里去，但始终未能征服我们。他们在一八二六年五月七日对我们发动攻击，可我们前赴后继地抵抗到底。因此，阿散蒂人就叫我们‘恩克拉’——一群兵蚁。”

这儿的百姓的确给人留下那种印象。里查蒙说，他们是加族人，帕博的同胞。你跟他们没法共事。不论你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总是要退回到老路上去的。他说：“他们恬然自适。”这是里查蒙喜欢用的一个词，意思是，我们即将看到的那帮人所求甚少，再给他们多点那简直是犯傻。几天前跟里查蒙交谈过的那个海岸角的酋长——一个把房子建在粪坑前头竟还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蠢事的家伙——诚如里查蒙所言，确是恬然自适。

马路（或曰车道）上有个很大的右转弯，帕博的梅赛德斯在一堵粉刷过的围墙前面停了下来。这堵白墙，在我们一路所见的市容中，显得十分突兀。车停在树荫里，边上是三四个黑色的塑料大水桶，桶里的水一小份一小份地出售。购买者想必是当地人，这样的买水方式让他们恬然自适（套用下里查蒙的词语）。我们挨着帕博的梅赛德斯停下，帕博身着那身出自设计师之手的基督教服，嘴唇挂着一丝微笑，告诉我们说加族大祭司的“宫殿”到了。

他想让我们印象深刻，宅院和围墙的规模和风格也的确让我们印象深刻。不过，一旦仔细去看细节，你就会发现，相较于周围环境，宅院和围墙多少有些华而不实，尚未完工就已经有些破败了。

跟着帕博穿过铁门，走进宫殿光秃秃的庭院。从这儿更能看清院墙外有一片植被、一行树木和一条狭长的林地。想必这就是神社所在地了。片刻之前，在周遭的杂乱拥挤之中，这份绿意或许还受人欢迎。然而现在，一想到这地方会举行某些特殊的仪式，我顿觉它险恶无比。

墙上有一道边门，通向树林，女人不得入内。

白色宅邸的前门微微敞开着，里面有各色人等正候着我们。既然这是座宫殿，既然这地区的宫殿通常都有统治者和访客们的巨幅彩照，这儿当然也不例外，墙上挂着三代加族大祭司的彩色肖像画，就像画广告的人弄出来的。他们都是体格健硕的人，蓄着胡子，穿着白袍，手里拿着小扫把，以显示他们是赦免罪恶的宗教人士。人人都打赤脚，这是另一个表明其尊贵宗教地位的标志。

大祭司不在府邸，被人请走了。他用手机发来一条短信，说马上就回来，还说要带几个人来见我。

一个尊贵的老酋长等了好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帕博对他说了什么，但足以让他一言不发地保持着缄默。他身上穿的倒是十分讲究，一件淡紫色或紫色的长丝袍，白色的手镯子，手镯下面的皮肤上还有刺青或文身。此外，还有金箔打造的扁平耳环，发型也给过特别设计。显然，他正等着有人给他递上一瓶杜松子酒或是一笔献金。

我真恨自己，真不该来到这里。在之前的交谈中，该说的话帕博都说了，我不必再知道的更多了。二十年前，在象牙海岸，在和巫师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已经知道，询问者的问题不能逾越某道门槛，否则土著巫师们理解不了，而且对他们也不公平：他们把信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允许它受到一丝一毫的嘲弄。

帕博看上去也挺恼火。里查蒙的在场令他厌烦，因为里查蒙是个百事通。不过，不论是我对自己的窝火，还是帕博对我的不满，全都比不上那个紫袍老酋长（他一眼就看穿我不是个真正的信徒）对帕博的火气大：也许是帕博误导了他，也许答应了他给他什么回报，来了却让他白白浪费时间，很有可能连一瓶杜松子酒都弄不到手。

一楼向上有座弯曲的木制楼梯，其实无处可通，因为根本就没有二楼。只能瞥见粗糙的砖瓦结构和乱糟糟的电线，我想，这楼梯的灵感或许源自某部影片吧，假楼梯会给这座宅邸平添一份庄严宏伟的感觉。但帕博说，他们正准备在那上面搭出点空间来存放“档案”。

房间里，人们开始发起牢骚来。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他们本期盼着我独自前来，里查蒙的出现令他们心烦。里查蒙已经开始把他们说的话翻译给我听了。我想，所有这些都会算到我离开时的账单上吧。

帕博意识到局势正在恶化。他决定加快进程，举止风度都有些变了。他冲着房间里的人深鞠一躬，开始致辞，向他们解释我们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他越是谦恭客气，我就越觉得自己陷得深。

这时，一个高大的男子出现了：浅色的眼睛，肥胖得出奇，膀大腰圆，表情很是木讷。原来是神谕祭司，大祭司的副手。他进来时一声没吭，只是把双腿收回到椅子处——令我警觉的是，他也打着赤脚——然后打量着我。

我感觉自己遭了暗算，心想我们该走了。我们在这儿的账单——或者说，我们的“过路费”（套用下十九世纪乌干达对旅行者征收的税种）——似乎正在源源不断地上涨。里查蒙依旧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表示同意走。

正当他们要把宅邸的大门关上时，我喊了声：“别关！”

我走向门边，门还没有锁上。我径直走了出去，里查蒙跟在后面。庭院前面的那扇铁门也没关上，真叫走运啊。直到走到帕博的汽车和那几个黑色水桶所在的热闹大街上，我才真觉得自由了。上车就走，但没有按照原来的路线返回，走的是弯路的另一个方向，出了神社所在的白色宅邸，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毗邻宅邸的绿色林地的另一端。

帕博留下来收拾残局。虽说这不公平，但他完全能够胜任。他自觉是个圣灵附体的人，想必是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指引着他吧。

其后一周，他两次在宾馆里给我留了言。

8

年底将举行总统选举，科约带我去见极有可能胜出的候选人纳纳。他是个聪明人，温文尔雅，富有个人魅力，阿克拉到处都是他的彩色宣传画。

不过，还有一人的中选率很高，尽管他不具备候选人资格。他已担任过两届总统，根据宪法规定，不能再次参选。此人便是空军上尉杰里·罗林斯。近三十年前，他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发动了两次政变，又两度还政于民，其后统治加纳长达十八年。作为革命者和统治者，不论新总统的选举结果如何，他的存在都如同幽灵一般。

报上关于他的报道不多，不过他的确健在。里查蒙的朋友们谈及此人，无不认为他具有非凡的品质。他们说，他正是国家所需的那种领导人。执政十八年间，如果说未能实现所有的目标，那也是因为身边有“小人”作梗。

就这样，甚至在杰里·罗林斯尚健在时——他在阿克拉有座不错的宅子，在乡间还有一栋别业——他在加纳就已经成了神话，比恩克鲁玛更神话，比恩克鲁玛更神秘。就好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印度孟加拉，民族主义分子苏巴斯·钱德拉·鲍斯[3]死后变成了神话一样：很多人相信，这个可以解决孟加拉和印度所有难题的人——只要通过变戏法或祈祷或苦行——也许就真的能起死回生。在某些宗教中，这种事情确有发生。一位伟大的领袖去世后，他的逝世所引起的悲恸转化成了普遍的信念：这位杰出领导人并没有死去，他只是“隐藏了起来”，在天上高高地注视着人们，且视野比从前更为开阔了。

罗林斯的故事适合变成神话。他生于一九四七年，母亲是加纳人，父亲是苏格兰人。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是加纳政治领袖中的第一个混血儿，曾就读于名校，加入过加纳空军，酷爱飞行，当过空军上尉。他上台的经历充满了传奇性和戏剧性。身为空军军官，他敢作敢为，孤注一掷地参与了反政府的政变。政变失败后，被判处叛国罪。审判中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说，痛斥政府的腐败。这样的做法，不可谓不大胆，他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加纳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恩克鲁玛当政后，仍然很不稳固，他却在演讲中敢于为民请命。他在法庭上表现出的勇气把他造就成了一位政治家。他因叛国罪入狱，却没有在牢狱中待很久。一个月后，一批低级军官哗变成功，解救了罗林斯，于是他宣布自己为国家元首。

其后四个月，他致力于消除该国政界、军界和商界中的不良因素，然后他还政于民。他的想法非常天真：以为只要把国家清理干净，国家就能自己走上正轨。但是，治理国家和人民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一年后，他再次发动政变，反对他一手栽培的当权者。这次，他亲自执政。九年后，他颁布了加纳的新宪法。他出任两届宪政总统，随后经选举去职。

如今，他卸任公职已有八年，但神话还在。他就是一个敢于冒职业和生命的风险来拯救黎民的人。他两次退位还政。如果他执政有失，也只能归咎于他身边的小人。

我开始想，我应该去拜会一下他，并为此问了无所不能的大能人科约。但科约说这事他帮不上忙，想起来了，科约在政治上是他的反对派。其他人也不乐意，我的时间却越来越有限。我只好求助于约翰·米切尔，特立尼达驻加纳领事。他说他可以帮忙，但不巧要去外地几天。我把困难又说给里查蒙听，那个有不靠谱的丹麦祖宗的老兄。他（果不其然）立刻就说：“我父亲跟罗林斯是表兄弟。他母亲是我父亲的姨妈。这就是我父亲梦想成为政治家的原因。”

我想，两封求见信——出自约翰·米切尔和里查蒙——都到了罗林斯的办公室。不过，在我走的前一天，开车带我去罗林斯家里用午餐的是约翰·米切尔。

罗林斯家位于阿克拉一个叫“山脊”的地方，离市中心有些距离。屋外一扇大铁门，阴凉的院子里有两株大楝树，还有几辆车停在那里。一只黑色卷毛狗死盯着我和米切尔，但没有汪汪叫。远处，通向房子的台阶旁边，一个体格强壮身穿着宽松白衬衫的高个男子正向一小群人讲着什么。他背对着我们。显然，这就是罗林斯了，和我读过的描述毫无二致。

我片刻之间有些犹豫，不知该走上前走还是该等在原地。好在这只是短短的一瞬，很快，一个苗条的女人几乎立刻离开了人群，朝我们走了过来，边走边微笑着挥手。想必她就是罗林斯夫人了。她皮肤黝黑，容貌姣好，穿着打眼的黑便裤和花衬衫。先前那群人打算离开了，朝停在楝树下的一辆汽车走去。罗林斯也走了过来。他体格健壮，像个拳击手，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镜。我们沿着台阶走上屋子。台阶旁的花盆之间，一只灰白色的小猫文静又漂亮，十分引人注目。简直是我在加纳看到的第一只幸福的小猫。罗林斯夫人说，那是只宠物猫，他们还养着很多狗呢。我不由得对屋主人肃然起敬。

客厅宽敞凉爽，十分舒适。一只空鱼缸里插着塑料花，一面墙上挂着家人的照片。其中一张能认得出来，那是年轻时的罗林斯。我们在皮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就坐在我近旁的那张沙发上，触手可及。他管我叫“酋长”，我想这是他的风格吧，省得把名字记来记去。

他说——令人困惑的是，他所讲的好像延续了从前他对百姓说过的话：“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不得不处死了八位将军。但为了同样的理由，随意拿取百姓的性命确是万万不可的。我试图让这个国家恢复青春。这个国家即将腾飞。加纳即将腾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说过：给人民以英明的领导，人民必会还报与你。”

他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走回到我的身旁，拍了拍我的膝盖说：“酋长，想跟你聊聊语言，语言有多重要啊。语言和词汇是有灵性的。如果你用语言来压制人民，那种灵性就会荡然无存。我们祖先的语言有某种特殊的品性，另一种语言强加了进来，我们就失去了那种品性。我们的语言有历史的成分，语词非常重要。”

他情绪亢奋，像某些想给人留下好印象的知识分子，正在拟定打算谈论的话题。

为了不出现冷场，我说：“可有些人会两种语言呢。”

他说：“没错，但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行不通啊。如果要讲英语，就得学习其词汇用法。一旦正确地说那种语言说地道了，语言自身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会随之而来。语言总在发展，但非洲的语言却面临危机。英语正对非洲的文化和传统产生冲击。”

他摘掉眼镜紧紧地盯着我。他说：“我告诉你，酋长。一九七九年我上台那会儿，法院里某些案子已经积压了五到十年了。那些卷宗都是拉丁文写的。我五六天就把它们给解决了，还百姓以公正。”他开始大声谈论起来，但突然又停了下来，似乎迷失在了众多的回忆中。

（这让我想起了帕博。他原本籍籍无名，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有仲裁天赋，区区几天之内，就为一位显赫的酋长解决了一桩拖了十七年之久的纠纷。）

罗林斯问他夫人：“我说到哪儿了？”

她说：“你刚谈到公正。”

他双膝一并：“啊，我记起来啦。早些年，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的初期，掌权的人是那些火气大的人。局势稳定下来后，受人尊敬的人士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因此，全国民主大会党应运而生。”他谈论的是过去的政坛斗争。“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健康和卫生。以前，我常常带领人们进行大扫除运动。有一次，我去清理某个村子里的露天大排水沟，排水沟里满是污物和病菌。我和我的政党想通过清理水沟来培养大家的社会责任感。水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簇新簇新。”

他再度高谈阔论起来，房间里回荡着他的声音。突然，他又一次语塞。当他重新开口讲话时，他开始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似乎在寻找那个正确的话头。他的夫人看着他（她很清楚那时我们都望着她），两个昔日的政坛老友也注视着他，一个是前任部长，一个是律师。他们俩受邀共进午餐，先于我们到达。罗林斯站了起来，让其中一位老友跟我们讲讲语言及其灵性。说着他就走出了房间，夫人也跟了出去。

他的声音和他实实在在的存在刚刚还充斥着整个房间。一旦他走了出去，尽管那位前任部长还在扯着语言问题，但房间给人的感觉却是静悄悄空荡荡的。

房子管理得很不错。罗林斯和夫人都没有吩咐过，大概是为了填补他们俩不在的空当吧，一个穿着体面的侍者出现了，带来了咖啡和果汁。我起身去了下洗手间，看见这家的狗就在院子后面的两个大狗舍里。一个狗舍关着小狗，一个狗舍关着大狗，包括一只达尔马提亚犬及各种猎犬。这些狗都健康活泼。我正注视着它们，此时有个仆人拿着狗食，走进狗舍去喂狗。我真想多看一会儿喂食的情景。

我转身回到客厅。几分钟后，罗林斯重新回来了。他劲头十足地坐到椅子上，叫了我一声“酋长”，一副又要开谈的样子。他弹了一下我的膝盖，说道：“我当飞行员那会儿飞遍了全国，经常看到村庄旁边的绿地，每个村庄都有，但我从未认真想过这件事。后来，当我进入政府工作后，我发现，原来那是乡村学校的操场，非常干净。他们在家里脏得要命，在学校里倒是干干净净。我还去过一家工厂，看上去那么干净。我恳求他们，我要求他们：‘请把这份洁净带回家去吧。为什么回家之后就全然不顾了呢？’我要怎么做才能唤起这种责任感呢？”

他往后一靠，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酋长啊，让我最后再告诉你一个例子吧。在我任最后一届总统期间，我城堡里的那帮家伙”——从前大西洋海岸旁的一些城堡和要塞后来被当成了政府办公楼——“我城堡总部里的那帮家伙老是惹麻烦。我很不安，心想：‘我该怎样给紧张气氛降降温呢？’外国人带来的逻辑思维显然不行。‘对不起’这个英语单词不管用，还差一点。于是我提出：‘试试传统方式。’在这里，当人们想要诚恳地道歉时，他们会一早就把你叫醒。所以我叫我手下一早就去，结果一去就灵。”

有个法国人曾经问他，他执政多年，靠的是不是那身军装。他回答说不是，他执政靠的是正直清廉。

他正谈论着人权，这时罗林斯夫人进来了，柔和而清晰地说了声：“开午饭了。”

我们看着她，可罗林斯继续大谈特谈强权统治和政治清明的区别。罗林斯夫人口气坚决地说我们该去用餐了。于是，我们先走到一条走廊上，接着走进了豪华的餐室。餐桌可容纳十四个人，上面摆放着精美的骨瓷餐具。食物乃是中国与加纳合璧：山药、肉食和炖山羊肉，还有鱼——绝对是顿盛宴——但却没有成套的刀叉。罗林斯夫人请我坐在她身旁，其他人则自行其便。特立尼达的约翰·米切尔领事刚才一直保持沉默，这会儿终于有了精神。他难以掩饰看见炖肉和热气腾腾的山药时的那股子高兴劲儿，可是罗林斯似乎比他更高兴更带劲。

我们谈起姓名来。罗林斯夫人说，他父亲给她起过一个阿散蒂名字——她其实是位阿散蒂公主——不过，那名字曾给她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读五年级时，要施坚信礼，她就读的主日学校的教师问她的基督教名字。她不明白老师是什么意思。老师不依不饶：她是叫艾斯特、维罗妮卡、玛丽还是露丝？她说她就只有那个阿散蒂名字。于是老师说，除非她能出示受过洗礼的证明，否则无法跟班读书。没别的方法可以变通。

她给父亲打去电话。他大动肝火，第二天就从库马西赶来，带着女儿一起去见阿齐莫塔的校长。他带着洗礼的证明，但拒绝出示。他说，女儿受洗时，取的就是非洲人的名字，也非要用这个名字来受坚信礼不可。校长只好应允。

餐桌上有人问起罗林斯夫妇是如何相识的。

她说，他们俩从小就认识，算是青梅竹马。此时罗林斯酒足饭饱，正要伸手去取一盘中式面条。他说：“胡说八道。只为了牵你的手，我都熬了整整九年呢。她是阿散蒂公主，而我来自贫民窟，”他抬头看看，“是个穷小子。”

“是啊，”她说，“你真的来给我家洗过车呢。”

他哈哈大笑，尴尬就此结束。

[1]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 1909－1972），非洲著名政治家，加纳共和国首任总统，被誉为“加纳之父”。1966年出国访问期间，加纳发生政变，被迫流亡。1972年4月病逝于罗马尼亚。

[2]象牙海岸，西非国家科特迪瓦共和国的旧称。

[3]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 1897－1945？），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1945年8月被宣布死于飞机失事，但有人一直相信他还活着。鲍斯和甘地、尼赫鲁的画像并列挂在印度国会议事堂。

第四章　森林之王

1

乌弗埃－博瓦尼曾是象牙海岸的终身总统，受到法国人的喜爱和百姓的崇拜。他在位的时间如此之久，几乎可以被称作国王。

里查蒙听他姨妈说过一个乌弗埃的神奇故事，说的是他为了执掌大权如何处心积虑。在这个故事里，乌弗埃前去请教一位萨满教大祭司或是巫医什么的，并谨遵大师的教导把自己剁成碎块，然后把碎块和一些神奇的草药放到锅里去煮。某一关键时刻，乌弗埃的碎块在锅里凝聚起来，化作一条有力的大蛇，必须有可资信赖的助手将蛇甩到地上。然后，这条蛇重新变成乌弗埃。这故事有个可靠的证人：那个把蛇奋力甩到地上的得力助手就是里查蒙的姨妈，恩克鲁玛的厨娘。没错，正是加纳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当代非洲的伟人之一恩克鲁玛。

里查蒙说的故事，想必该国成千上万的人都曾听说过，版本各不相同而已。并非如设想的那样不足为信，通过这样超自然的神奇故事，领袖的神话活生生地铭刻在了人们心中。

这故事是讲给信徒们听的。我不是信徒。开头就听蒙了。故事里把伟人剁碎实在是太过容易了点。他就像条虫子般质地柔软而均匀，而且能够被切成小片。一刀下去不见骨头、肌肉和娇嫩的器官，更没有鲜血飞溅。里查蒙（他有个丹麦祖先）压根不管这种细节，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巫医的秘方很管用。非洲各地不乏改朝换代，与之相伴的常常是血腥和暴力，乌弗埃却能终生稳坐江山。晚年虽然受到挑战，但他看到的是挑战者们的落败。他始终是人们的国父，一个伟大的长者，政坛不倒翁[1]。

他活了八十八岁。这是官方的说法。很多人深信，他活得比这长得多。他的高寿是人们盲目崇拜他魔力的又一明证。据说，他死于某个隆重的当政纪念日，但该国百姓都不敢确定。一个统治者，一个国王，其私生活往往是迷雾重重。

国王的府邸位于亚穆苏克罗市的中心。该市就是围绕着乌弗埃出生的村庄建立起来的。原本是一个酋长治下的村落，法国人到来之前紧挨着丛林。如今，国王府邸外围着九英里长的高墙，普通人等不得入内。从外头向里看，似乎能看到一片幼小的树林。天晓得那儿有什么神秘的仪式和祭祀，在昔日非洲风雨飘摇之时，力保这位国王及其江山永固。

远离国王的府邸，在他打造的这座新兴城市的两处不同地点，有外来信仰的宏伟标志：一座北非风格的漂亮白色清真寺，一种只有穿过撒哈拉才能来到这片遥远的非洲热带雨林地区的风格；一座教堂，建筑式样以圣彼得大教堂为摹本，据说，比圣彼得大教堂还要高（尽管教皇曾要求其圆顶须降低一两米）。这已经超出了跨文化城市建筑的范畴，清真寺和教堂均非土生土长，在这沙漠地带像是一场儿戏；一个富有的统治者心血来潮，想要寻求外邦的肯定与支持。不过，这些建筑还是别有严肃的用意。乌弗埃看重宗教，正是宗教保全了他的统治。他肯定觉得自己的统治得益于笃信宗教。在这座豪奢的新城市里，尊崇这两种普世的信仰令他满意，尽管在私人仪式中，他还需要顺从于根深蒂固的非洲信仰。护城河外的王宫地界有专门为国王一人举行的仪式，而护城河里神圣的鳄鱼，每天靡费的开销难以计数。

里查蒙说过，乌弗埃请来的魔法对他很管用。的确如此。权力一直伴随着他，直至生命的尽头。但国王终究也是人，大限将至，乌弗埃也不能幸免。他死于前列腺癌。

二十七年前，我第一次来象牙海岸时，当地大学里有人告诉我说，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去世时，他的仆人或奴隶们须速速逃走，不跑怕是要殉葬了，跟主人一块儿埋了。说这话的那位学者似乎觉得此事实在可笑。他是个非洲人，自豪于非洲的传统，却以他非洲人的方式表达了蓄奴和殉葬同样可笑。为了告诉我主人去世时奴隶们的危险处境，他那双大手啪的一拍，迅速做了个摩擦的手势，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手势，意思是奴隶必须逃脱。

这回我听说，有些极端忠诚的仆人竟愿意为主人殉葬，真是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他们也许把殉葬看作是最后的效忠了。但没有人知道乌弗埃死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赭色的围墙和后面的府邸，还有那树木或是森林，将他们的秘密全都掩盖了起来。从外国（很灵通的）消息来源那里，我听说有“数百人”死于乌弗埃的葬礼——他们未必都是奴隶或仆人，还有外头随意逮来的一些在劫难逃的流浪汉或无业游民。

宫墙外的护城河或湖泊里，鳄鱼还在。乌弗埃引进了那些鳄鱼。一九八二年，傍晚时分喂鳄鱼尚是城市一新景。彼时，一个头戴红帽、穿着祭司般白袍的高个子从宫门里走出来，沿墙外栏杆与护城河中间前行，手托一只塑料桶（里面有切好的肉块），几只缚牢的白色肉鸡，还有一把又长又细的刀子。黑色的长刀刃在水边的金属竖栏之间磨了磨，摩擦声和碰撞声便是个信号，意即喂食的时间到了。鳄鱼们朝着两三块硕大的岩石游过来。岩石像是晒太阳的好去处，紧挨着栏杆和白袍子喂食者。

桶里的肉块扔给了鳄鱼，有些肉到了水面下游来游去的食肉龟嘴里。接着是喂鸡给鳄鱼吃。观众们或站在马路与王宫之间的堤坝上，或站在栏杆和宫墙之间的水边上，见此情此景分明要倒抽一口冷气。鳄鱼的眼睛带着明显的笑意，猛地一下合上下颚。但杀戮并不总是干净利落，鳄鱼的上下颚太过僵硬，旋不动转不动的，小鸡们几乎就要逃走了，但又好景不长，只见鳄鱼砸吧了几下嘴，微微调整一下身姿，刚刚还差不多脱身的小鸡一下子就成了鳄鱼嘴里夹着白色羽毛的肉泥。

一九八二年，我在日落时分最佳的喂食时间看到过这一幕。如今，二十七年过去了，我选择中午前去，因为我等不到日落时分。我记得，湖上的堤路两边以前曾栽下过幼小的椰子树。这种树长得很快，我期望当年见过的树现在变得高高大大，可是，眼前的树一点也不高大。没准儿不是我当年见过的那些树，也没准儿是那恶臭的湖水或护城河水阻碍了树的生长。

也许，这恶臭的污水还杀死了那些食肉龟。一九八二年时，我明明见过它们：它们过来争食，在浅褐色的水面下游着，露出了它们的腹部。这些龟又大又快，悄无声息，某些地方比鳄鱼还要讨厌。可现在的脏水里看不见它们。也许，这污水将慢慢地让活下来的鳄鱼窒息而死，从而给象征着乌弗埃王权的喂食仪式画上句号（不过后来我被告知，鳄鱼能浮出水面呼吸，因而能在恶臭的脏水里生存）。我瞥见一条浅色的小鳄鱼，约有两三英尺长，离开同类从水里出来，趴在堤岸的混凝土码头上。

在古埃及，鳄鱼是种神圣的动物，但这里的大多数人只是把它们当作食物。根据印度神话，大地坐落在龟背上。一些萨满巫师凭着天性或智慧，引导着年迈的国王向这些古代的神圣生灵表示崇敬。但如今，二〇〇九年，很少有人还在寻找着水里的鳄鱼了，尽管它们不难看见。这儿游人寥寥，只有几个年轻人和一个正在乞讨的年轻女子——他们似乎被搅了好事——匆匆而过。那女乞丐眼神急切，对游客的兴趣远胜于鳄鱼；几个小伙子则对空中的一架银色直升机更感兴趣，那架飞机好像正飞向赭色围墙内的总统官邸。

堤上的那个保安（其任务是请走一切闲杂人等）说那天总统即将到来。当然，他指的是象牙海岸的新总统。自乌弗埃死后，该国一直乱象丛生。

古罗马人将其早期的好几位皇帝都尊为天神。不过，当他们奉奥古斯都为神明时，他们还是很有眼光地创办了一所祭司学校，以服务于这位新的神。奥古斯都的这群祭司都是有良好社会地位的人。地位系首要条件，而非虔诚或神学知识。这种神明崇拜未能度过其后两百年的动乱，它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而衰亡了。我怀疑，崇拜的衰亡以及辉煌一时的祭司学校的没落，是否曾被记录在案。

如今在象牙海岸，乌弗埃建立起的偶像崇拜可能会引发猜测——经历了那么多年，耗费了那么多的财力，它还会持续多久？人们又会以何种方式将其忘记？

我所住的首都阿比让的宾馆里，有个联合国工作人员正着手于流行病的防治。流行病是个怪胎，他说，起初，它横扫一切，可后来，不知什么缘故，病毒或疾病变弱了。梅毒的情形便是如此。病毒似乎担心，如果它杀死了所有人，那么它自己也就完蛋了，因为没有感染对象了。乌弗埃养的鳄鱼似乎也是这个样子。人们不再害怕鳄鱼，而是活得更加自在从容，令鳄鱼威风扫地。

古往今来，一旦没了创立者，仪式也就持续不了多久，因为它是为了主子的需要而设立的。乌弗埃一死，他的英名似乎大多已经消逝。机场仍以其名字命名，阿比让潟湖旁的那座橙色大型体育场亦是如此。体育场还悬挂着乌弗埃的巨幅照片。不过，某种噩运似乎即将降临该体育场。我离开象牙海岸几周后，在一场对阵马拉维的足球比赛中，惨案发生了。一面墙倒了下去（可能是人太多了）。警察向惊慌失措的人们发射催泪瓦斯，一片混乱之中，有六十九人罹难。乌弗埃的英名一下子恐难复原。在悲剧发生前，人们已经开始不那么崇敬地谈论这位国王了，同时，就像多哥人那样（乌弗埃的妻子来自多哥），人们也开始摈弃曾经一度被用来使这位鳄鱼大王的统治永垂不朽的仪式。

2

一九八二年，亚穆苏克罗的鳄鱼和食肉龟已是一道风景，不过当时教堂才初具轮廓，其圆顶（规划比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还要高）也只有几条金属的曲线而已，没有更多可看的。如今，教堂是来亚穆苏克罗的游客必到之处。它的确是个创举，优美、出人意料、让人吃惊。它的圆顶和高高的外立柱都与圣彼得教堂遥相呼应。据估算，它耗资三亿美元，有的则说耗资达四个亿。还有爱炫耀的当地人吹牛说，造这座教堂简直都让国家破产了。这自然不可信。

通向基座的台阶由意大利的白色大理石制成，地面则按照罗马式样，由彩色大理石铺就。在著名的圆顶下，极高的蓝紫色法国彩色玻璃窗从地面直上圆顶，减弱了猛烈的热带强光。远端，有个贝尔尼尼[2]风格的圣彼得教堂祭坛华盖（制作那个华盖的部分青铜，是极为不敬地从古罗马的万神殿里剥下来的，距哈德良重修被烧毁的万神殿整整一千五百年）的仿制品。一纸文书昭告朝圣者和游客们肃静：我们现在是在神的殿堂里。

教堂外围颇为冷清。游廊上的立柱好像给广阔平坦的花园镶上了相框：灌木丛被修剪得低低的，以满足欧陆设计风格的需要。各式各样可资类比的建筑在脑海中浮现，比如酷似美国某地一件拼凑起来的艺术品，而它的昂贵造价和精美细致则堪称乌弗埃的泰姬陵。

不过，教堂的建筑师遗漏了某种装置，可以使清洁工或他们的扫把能够得着游廊上高大的立柱之间饰着藻井的天花板。清洁工够不着，但热带蜘蛛却可以：它们已经开始在高处结起显眼的褐色蛛网。在另一处，就在游廊的一根立柱与圆顶的外壳之间，一块硕大的灰泥已经脱落，露出了金属的支架。要把这个地方补好，需要很复杂的脚手架施工，兴许根本就补不好了。森林之王这座浮夸的建筑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地垮掉。一位女导游说，每逢周日，会有多达九百人前来祈祷。这也许是真的，不过，直到政府将首都从阿比让迁到一百五十英里外的亚穆苏克罗（按照规划），这座森林城市里都不可能有固定的社区。即便迁都之后，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教堂及其花园，一堆堆无人收集的垃圾遍布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非洲依然如故。

3

如同倚重巫术一样，乌弗埃的统治靠的是法国人的支持。一九八二年，机场旁的椰树林里尚有法国的军事基地。象牙海岸许多地方，都有法国人乐意在路旁帮乌弗埃撑面子。法国人作为投资者也颇受欢迎，他们乐于来此，因为百分之九十的利润可以带回国。他们经营的餐厅口碑甚好，象牙海岸一度以精美的法国食物著称。这些法国来客创造出一种假象，似乎这个非洲国家正在发展进步，跟它的邻国很是不同。有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些法国人：co－ope'rants，最佳翻译可能是“帮手”吧。

即便对政治局势一无所知，法国人的存在也会令人担忧。危机似乎蓄谋已久，乌弗埃一死，便爆发了：这是一场小国家特有的危机，千丝万缕，外人不容易厘清头绪。方方面面都卷入了内战：象牙海岸的百姓反对从更穷困的邻国迁来的黑人；反对法国人的一场部落战争；法国人报复敌对的非洲人；非洲人又群起反对法国人。由此，乌弗埃遗产的又一层面烟消云散了。二〇〇四年，成群结队的黑人冲上阿比让街头，四处逐杀白人。

骚乱当天的一位幸存者就住在我们下榻的宾馆。她不是白人，是个混血儿。母亲是非洲人，父亲是法国人，丈夫是黑人。二〇〇四年那个黑色的日子，她去学校接孩子。一群黑人围住她的轿车，把她拽了出来。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她说自己是摩洛哥人，不是法国混血儿。她看上也去的确像摩洛哥人：也许以前有人告诉过她，现在她这么一说，总算是逃过一劫。或许摩洛哥航空公司服务上乘，颇受非洲人欢迎，因此在非洲这一地区，摩洛哥的名声不错。

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右手的一根手指轻轻叩着苍白的左手。她说：“那帮人找的就是白皮肤。”

她一直住在象牙海岸，但那次经历在诸多方面毁了她的生活。她患上了严重的“心悸”，以至于做外交官的黑人丈夫不得不把她带出国去住了好几年。现在，她回到了象牙海岸，这个国家却还是让她心神不宁。见到一群黑人，她就惶恐不已。

但是，今天，黑人人群却没法回避。一个星期日，阿比让橙色的大型体育场内将举行一场比赛：非洲足球锦标赛。体育场以乌弗埃的名字命名，坐落于宾馆和潟湖之间。比赛双方为象牙海岸对赞比亚，免票入场。球赛原定下午四时开始，但从周日早上五点，人们就开始向体育场聚集。不久，体育场远端和近处的好几个入口就围拢了一大群人。人群屯集不动，可能是因为体育场尚未开放。从远处看上去，他们就像是非洲的风情画，尤其适合卡纳莱托[3]式擅长描绘人群的画家：黑面孔、牛仔裤，还有橙色、白色或红色的短袖运动衫，点墨皆可入画。

上午九十点钟，我从宾馆的窗户里看到，有几个人出现在体育场左侧的空位上。他们等比赛还得等上六个小时。座位想必晒得滚烫，白天的炽热即将来临。我想，等候的人群现在缓缓地走入体育场了，但情形并非如此。从宾馆的客房里，我不可能看见人群所有的运动。随着开赛时间的临近，防暴警察时不时地向人群的不同部分发起冲击。这好比一场对抗赛。受到冲击的人群朝着各个方向跑去。点彩画的效果消失了，刚才看上去如画的场面变得可怕起来。紧接着，被驱散的人群又迅速聚拢了起来。

那位“摩洛哥”女士也目睹了黑压压的人群。她后来说：“我恨死足球了。”

那个星期天，象牙海岸输给了赞比亚。在经历了数小时漫长的等待、酷热，以及和警察的零星冲突后，当地人再也无法宽容获胜一方。不难理解他们的挫败感，足球在这儿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激情。乌弗埃体育场是橙色的，而橙色又是主队的颜色。六个星期后，象牙海岸队遭遇马拉维队。虽然球踢赢了，可体育场的一面墙却轰然倒塌，六十九人不幸身亡。

4

阿比让的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我都回想不起那个一九八二年时见过的小镇了。当时住的论坛宾馆，现在恐怕没人知道了吧。我记得，路对面曾有一片开阔的旷野，上面长着胖墩墩的猴面包树。我还记得，从宾馆的一间公共休息室里，可以看到外面大海一般的潟湖。炎热的午后，覆盖着藻类的湖水泛起了层层涟漪，好似波浪起伏的绿色地毯，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让我难以忘怀。如今，这一切都已远逝，所有的回忆似乎都淹没在时间之中了。在我离去的前两天，一位带我四下观光的的士司机把我载到了高尔夫宾馆。这家宾馆蛮有品位地跟繁忙的马路保持一段距离，后面就是潟湖，想必这就是昔日的论坛宾馆了。它在一派熙熙攘攘的非洲景象中重新改建了，员工和顾客全都变了。

为了推销他的亚穆苏克罗新城，乌弗埃曾下令修建了一条从阿比让通往亚穆苏克罗的高速公路。一百五十英里的公路大部分都是在丛林地带，亚穆苏克罗当时的卖弄炫耀和浪费无度可见一斑。如今，虽然公路多处破损，其中一小段甚至变成了红土路（柏油路面上的树枝宣布着前方路况的变化），但它仍然在使用中。这条路俨然成了重型卡车的主要通道，他们从北部及北方邻国源源不断地给阿比让运送给养。

阿比让与亚穆苏克罗之间的土地惨遭蹂躏。一百五十英里的热带林地（或雨林）砍伐一空，取而代之的是小块的作物：香蕉、多节木薯（由葡萄牙人引入非洲）——这便是那些尚未成为农耕者的人们赖以活命的食物。人们在丛林里砍出小块空地，随后一个用青草、泥巴加草帘子铺屋顶搭建出来的村庄就出现了。村子日后或许会用上混凝土和马口铁皮，变得更能持久。

土地承载的压力很大，移民源源不断地从穷困贫瘠的北方迁来。自乌弗埃跟法国人合作以来，一直流传着天佑丰饶的象牙海岸这一神话：没有人会挨饿的。人们所求甚少，没有时间或空间去想什么丰衣足食。然而，尽管有这则神话，可在那片遭到毁灭、曾经林翳蔽日的土地上，百姓终有一天会饥肠辘辘。瞄准伟大目标的人们，他们的头脑里必定具有宏伟的蓝图。乌弗埃没有提供这个；他那些奢侈豪华的建筑，只是那为他一人服务的私密巫术的一部分。

大地苦不堪言。象牙海岸——紧邻黄金之地加纳的象牙之地——如今再也没有大象了。大象以其死亡奉献出它们的长牙。阿比让有两座令人心痛的大象纪念碑：一座是一头母象带着小象（在非洲这个地方，象肉乃是人们的盘中餐）；一座是又高又丑的方尖碑，竟（邪恶地）用大象的长牙建成。许多双不起眼的手消灭了巨大的象群，无疑，许多次不起眼的砍伐也毁灭了广袤的森林。

另外一个方向——阿比让东面的班热维尔——一排又一排不雅的小屋子破坏了（或者说打消了）观赏风景的念头。我还记得原先通往班热维尔的路，穿乡过野，一路上几乎荒无人烟。如今，这条路归开发商所有，阿比让的惨况亦在此地侵蚀蔓延。

班热维尔以当年的法国驻象牙海岸总督宾格尔命名。这块法国前殖民地留下来的历史建筑遗迹是如此稀少，乃至宾格尔的宅邸——据说是座很大的宅院——竟也升格成了观光胜地。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大宅门。大西洋的另一边，特立尼达那样的一个小地方，都会有二十座宏伟的公共和私人建筑。如今，宾格尔的府邸被当作了孤儿院使用，其实更为合适：非洲正淹没在非洲人强盛的繁殖力里。

近邻加纳有着同样的百姓、气候和植被；英国人（就像他们在帝国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在那儿造了个植物园。虽然偶尔有当地人侵扰，好在还在多多少少地运转。据说，宾格尔的府邸旁边也有个植物园。外墙上有刚刚被粉刷上去的硕大标识，上面花里胡哨地写着几个带阴影的字，足足有两英尺高，说是植物园在此，偏偏里面又没有什么植物。

只见短短两行又老又粗的竹丛，竹子中间已经枯死，变成了灰色。由里向外则渐次变成了黄色和斑驳的绿色——它们显然属于原来的植物园，如今尚能投下宜人的竹影。这便是竹子在热带地区的最大优点——竹林后面空无一物，唯有灌木和几栋发霉的混凝土建筑。可导游偏要给你看所谓的园林。

当他们不得不作罢时，他们会告诉你：班热维尔植物园所遭受的毁灭发生于动乱时期。乌弗埃死后，国家深陷无数的大小战争。因此，开发商破坏阿比让与班热维尔之间美丽山丘的行径，以及这些园林的悲剧，也同样可以说成是乌弗埃遗产的一部分：他曾允许法国人操纵国计民生，自己又滥行巫术，一方面浪费国家财力，一方面又像法老似的树立宗教威严——俨然又是个雪莱笔下的奥西曼德斯。

这片土地上，横行的残忍令来访者难以容忍。摇摇晃晃的大卡车将北方沙漠国家的长角牛运到这儿来屠宰。这些不幸的牲畜沿着打满补丁、破损不全的高速公路颠簸着来到阿比让，送到码头边庞大的屠宰场。在那儿，这些高贵的生灵依然尊严不减。他们在饱受践踏、肮脏污秽的黑色的地上、在一片死亡的气息中，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有时，一头孤苦无依、没了母亲的小牛在地上缩成褐色的一团，在睡眠中寻找着某种慰藉，而边上还有成群美丽的山羊和绵羊将要被屠宰。屠宰场的规模越办越大。如果芸芸众生的双眼每天都面对的是这样的惨象，人性与尊严又从何谈起。

5

象牙海岸人有种看法：该国自然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也是吸引移民来此的诱因。蝙蝠是大自然慷慨的赐予。每天傍晚大约有半小时左右，蝙蝠在低空掠过，就在高楼的窗户外面。它们点缀着天空：一百万只蝙蝠足以令人难忘，多产的大自然却为这里提供了至少四五百万只。蝙蝠在城市上空绕圈飞行，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它们倒悬着挂在树上，用淡粉红色的翅膀护着自己，以人类一般的姿势，用折起的双翼紧紧裹着自己。它们悬挂着的树木，顶端受损，树皮半剥开来。

但凡大自然提供的，非洲人无所不吃（除非某一特殊的动物系部落或氏族的图腾）。当地人喜欢吃蝙蝠，麻烦却在于如何将它们弄下来。有些人用弹弓，但接下来如何烹制又成了难题。蝙蝠肉很硬（虽然飞得灵活），须烧上好几个钟头才能嚼得动。

也许有人会想，蝙蝠那么飞来飞去的，每天傍晚总会有几百只掉下来一头摔死，被人们喜滋滋地捡走的吧。可从未有人见过摔死在地上的蝙蝠。有人告诉我（可能他不是个专家），蝙蝠死的时候会躲藏起来，不会露脸。这就和猫一样：猫会离开它们的家，躲到别处，悄悄地死去。

象牙海岸却很少有猫能这么走运。不会有猫敢在这儿的街上游荡。它们会被逮走吃掉——猫也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而且还有可能被养着慢慢宰杀。“就像养的小鸡”，有个年轻人说，这一比喻让他乐不可支。

直到最后那天上午，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才知道了在象牙海岸杀猫（大小不论）的妙法：把猫塞入随便什么袋子，再将袋子丢进一锅开水里。

一想到厨房里日常的残忍，象牙海岸任何别的事情似乎都无足轻重了。

若干天后，我到了加蓬，在那儿对阿比让的蝙蝠有了更多的了解。它们乃是果蝠，又称狐蝠，但并不像听上去那样无害。这些果蝠，或者是寄生在它们身上的跳蚤，正是传染性的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媒介。感染者出血而死，无药可救。没有人确切知道病毒是如何从果蝠身上传入人体的，但有种可信的猜测：吃蝙蝠造成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因此，日暮时分阿比让天空中黑压压的蝙蝠不仅是非洲西部视觉艺术的一部分，而且还是等着扑向人间的一场可怕瘟疫。

[1]原文为法语。

[2]贝尔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巴洛克艺术重要代表人物。

[3]卡纳莱托（Canaletto, 1697－1768），原名乔凡尼·安东尼奥·卡纳尔（Giovanni Antonio Canal），意大利风景画家，画作以威尼斯的风景人物为主。

第五章　昔日森林之子

1

加蓬大学前教务长、律师、学者盖伊·罗萨坦噶－里尼奥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那些新宗教只是外表，大家内心里还是那片森林。”

若是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句话听上去会有些太诗意，太神秘，也太含糊：说话者在试图掩盖国家落后的事实。但罗萨坦噶不是那种人，更何况在加蓬，他所说的话确有其意义。加蓬面积跟不列颠一样大，人口却不到两百万，是个赤道国家，境内河流与森林密布，炎热潮湿，疟疾横行。飞机降落时，你若从空中俯瞰，就会看见亮闪闪的河口与大海似乎要把一切吞没。靠近首都的森林属次生林，所种的油棕榈树宣示着艰苦的劳作与暑热。稍稍进入内陆，才是真正的原始森林，树木高大而浓密。草木丛生的土地山峦起伏，一片碧绿中夹杂着几抹淡淡的鹅黄。在这儿，云彩投下的阴影并非像在海面上那般平坦，反而是起伏不平的。这些参差不齐的云影令人对森林华盖之下的地貌浮想联翩。

法国人的殖民乃是迫不得已。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们还在四处抢占领地，仅仅三十年后，他们便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国人自觉财力不足，想全盘放弃这笔昂贵的开销。他们还真的派了一艘舰船，想把人员全都撤走。然而，传教士们却拒绝离去，殖民地于是保留了下来，水上交通也逐渐发展起来。伟大的意大利裔法国探险家布拉柴[1]从奥果韦河出发，接着转入一条支流，再经陆路，四天之内便看到了雄伟的刚果河。

随着殖民地的建立，对原始森林的砍伐也随之开始了。这项活动从未停止过，但百多年来一向不为人知。兴许很快就会人人皆知了，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和日本人已经拿到了三十年的伐木许可证。相较之前的伐木者，这些人下手更狠，装备更精。等许可证到期的时候，曾经是森林的地方，恐怕都会变成一片片不毛之地。某国际专家说，加蓬的森林——几百年来加蓬人为之热爱并敬畏的森林——百分之三十行将消失。好在这位专家也有个好消息：大概会采取某种国际行动吧（也许是某种形式的补贴），促使加蓬人保留他们的森林资源。加蓬的森林虽然遭到了破坏，但仍然是世界奇观之一。

罗萨坦噶－里尼奥，四十多岁，风度翩翩。正如某双重姓氏所显示的，他有着混合的血统，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非洲人。他曾在加蓬和巴黎读过书。但是，就像这里的众多混血儿一样，他似乎更喜欢自己身上的非洲特征。他跟一位来自象牙海岸的非洲女人结了婚，不怎么提及他的父亲。头一次来见我时，大概是刚刚结束了大学里一天的工作（他可是个大忙人）吧，身上还穿着上班时的衣服，一套灰色的双排扣西服；第二次他随意多了，带着两个孩子，穿一件日常的西非长袍，领口处还打有装饰。这种袍子并非加蓬款式，我猜，他这么穿是为了讨好他那个象牙海岸老婆。但我觉得，他还是更适合穿那套灰色西服。

他上学时，加蓬已经很富有（因为石油），算是个福利国家了。他的父母，如他所言，只需掏钱买个书包就行，其他一律免费，上中学后甚至还会有零花钱。每逢周三，学生们排队领取奎宁片，吃药时竟用牛奶送服。去巴黎读大学也不用自己花钱。罗萨坦噶在巴黎结婚时，加蓬政府还为他妻子到加蓬的旅费买单，尽管她是象牙海岸人。

他以律师为业，但觉得自己更像是个政治学者。在加蓬大学，他教授政治人类学。无疑，正是通过后一领域的研究，他才逐渐对森林在加蓬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诗意的理解。

然而，情形并非始终如此。他母亲是个公务员，在城里一家医院生下了他。三岁时，带他去了林区。这本是个不错的机会，可以了解森林。但他年纪太小，还没那个想法，只觉得森林很可怕；即便到现在，家里有了发电机，森林还是让他感到害怕。森林里，夜幕落下得非常快：七点钟天就黑了。人们晚八点睡觉，早五点起床。四周全是黑漆漆的。要想理解加蓬人的想法，你得先了解森林才行。

“夜色降临时，森林里一片寂静。到了晚上，能听见动物们捕食所发出的各种声音或响动。夜晚加上这些声响，构成了我们的心理背景，人跟森林中的一切全都联结在了一起。雷声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仅仅是雷声，那是上帝的声音：试着好好去理解吧。在我们的村子里，最可怕的动物是猫头鹰。我们害怕猫头鹰，因为它是恶的化身。如果出门散步时看到了一只猫头鹰，那可是个坏兆头。我们所处的地方很特别：我们村就在河口，就算开车也开不多远，因为有河水阻隔，路况也很糟糕。这是片原始地带，森林无所不在，你赢不过它的。你应该去一个叫隆格洛吉的地方看看。那里是天堂，是伊甸园。你在那儿能看见大象，海中能看见鲸鱼和海豚。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说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动物才是这里的主人。在森林里生存下来不容易啊，没办法耕作。你大概没有注意到吧，我们连牛群都没有。种种因素凑在一起，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国家面积赶上了半个法国，人口却是如此之少。都是因为疟疾、昏睡病和炎热的气候啊。”

虽然法国人是优秀的工程师，却从未在此筑路。降雨过于频繁密集，将一切都给冲了个一干二净。法国人都坐飞机旅行。该国第一条铁路是由加蓬人于一九八一年独立建造的，没有听取世界银行的建议。他们为此花了不少钱。

我问罗萨坦噶：“森林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他激动万分地答道：“它就像一堵墙。五十英尺内你什么都看不到，树木实在太浓密了。你的视线受制于森林，我们每一个人在森林里都是那么的渺小。我再说一次：这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要想生存就得拼命。你都不知道河里会有什么东西要你的命，鳄鱼，水蛇，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

“这对你的信仰有什么影响？”

“我们认为每样东西都有生命，树木也是一样。有棵神秘的红色的树。当我们去森林的时候，我们就跟它谈话，向它诉说我们的难处。我们请求它同意砍下它的树枝或树皮，还告诉它我们为何要这样做。我们必须那么做。这儿所有的部落都有图腾；对他们而言，图腾就是禁忌。绝不能杀死或损害他们的图腾，也绝不能猎取：图腾可能是鳄鱼、鹦鹉、猴子，一切都有可能。”

由于生活条件如此的艰苦，每个加蓬人都信奉森林以及它所展示的“能量”。这就是使得人们活下去的原理。丧失能量，人就会奄奄一息；要恢复健康，则要从某种来源获取新的动能。

罗萨坦噶说：“每样生物都有能量。每个人都像一节电池。按照我们的世界观，动物们也像是电池。为什么我们会相信根本没有自然死亡这回事，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家里死了人，我们知道，肯定是什么东西取走了他的能量。反之，要取走别人的能量，你只能将他杀死，不管他是人还是只动物。你杀死他们，才能把能量取走。为了这个能量，我们还会去拜访巫医。为什么有必要时不时地举行牺牲仪式，理由也就在于此。我们是母系社会，随母亲姓，母亲的大哥是家里的老大。他太厉害了，如果某个外甥死了，家里人就会疑心是舅舅干的，他们会认为他想夺走他外甥的能量。”

罗萨坦噶第一次体验到超自然的神力——与压倒一切的森林不无联系——发生在他五岁那年。据他所说，当时是在他外婆的村子里，一个传统的村子里。他去那儿是为了行割礼。要想变成男子汉，那是个“必要”的仪式。家里人不管表面上信奉什么教——比如基督教，非洲的那些个传统还得照土规矩办，甚至比外来信仰更加紧要。

住在外婆村子里期间，有一天，他和母亲一起去某个“农场”——规模要比英语里的“农场”小很多：不过是家里分到的一块菜园子罢了。他母亲对路不熟，回来路上他们迷了路，走到了一块林中空地外。那是一片墓地，但他们并不知情。他们看到了一桩怪事：四只猴子坐在一起，额头上系着红带子。在加蓬，红色可是个厉害的颜色（人们只认三种颜色：红色、黑色和白色）。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母亲向村民们说起了看到的情景。村民们说，他们看到的其实不是猴子，而是鬼魂。

罗萨坦噶说：“我真想逃离那个村子。”

超自然的力量却开始强行附着在他的身上。很久以后，他跟一个美国朋友去他母亲的村子。那人是他父母一个外国朋友的儿子，正在加蓬勘探石油。到了村子，有人告诉他们，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用任何方式污染流经村子的小溪。有个鬼怪神灵住在那儿，不喜欢溪水被人污染。美国人说一派胡言，这纯属妖术。于是，他朝小溪吐了吐口水，以示所言非虚。

罗萨坦噶说：“十分钟后，溪水没有了，只听得一阵呐喊。全村人都火了。我们只好千方百计地乞求当地土著安抚那鬼怪神灵，为此破费了不少银子，除此之外，又搞了许多典礼或仪式，溪水流了回来，快得就和它消失时一样迅速。”

因此，尽管有他的血统，尽管有他在巴黎所受的教育，尽管有头脑中的逻辑分析，尽管他在别的领域有十足的理性，罗萨坦噶还是变成了一个信奉森林魔法的人。他就像其他信徒一样，有许许多多可以佐证他观点的故事。

他说：“兰巴雷内也有这么个神灵。”兰巴雷内以施韦泽[2]医院闻名，“那神灵就住在河里。过河需要渡船，政府决定造座桥。当地老人提醒工程师们，河里住着河妖，开工应先征得它的同意。工程师是荷兰人，对此一笑置之，继续施工。但是，每天都有一个工人死去。大伙都慌了神，甚至连工程师们都认为应该停工。工人们提出，最好请个驱邪法师跟当地的巫医一道去安抚河妖。他们请了一个土著医生，行了许多的法事，最后，终于得到了修建桥梁的恩准。我相信，即便是住在城里，这些森林中的神明也和我们的心灵息息相通。为什么福音派在这里这么火，原因就在于此，他们也祈求圣灵驱除妖孽，这一点很像我们求巫医消除鬼怪时的做法。两者是同样的道理，全都离不开神怪啊。”

我问他，能否更加确切地阐释这种森林宗教。

他以一种精准的学术方式说：“我们不能称其为一种宗教。那是一种信仰体系。我们不祈祷天神，在我们的理解中，天神并非人类可及。它（他指的是天神这一想法）有许多其他的问题，还无暇顾及人类。”

森林信仰中，这个有机的世界，这个至关重要的世界，就像是一座金字塔。“第一层是矿物和矿石，第二层是树木植被，第三层是动物，第四层才是人类。”

如果他的话只说到这里，听上去倒像是伊丽莎白时期生物链思想的一个翻版。但是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很快我就听明白了：这是种本土观念。

他说：“人类分为几个层次。儿童在精神上要强于中年人，中年人最没用，浑浑噩噩的。老年人和儿童一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他们即将要到新的地方去了。儿童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刚刚从新的地方来。他们心地纯洁、眼睛明亮。他们没有成见，故而能明辨善恶。有时候，他们会哭个不停，因为看见的太多。此时，你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厉害的土著师傅那里。他会把一块石头放在孩子的额头上，挡住他的视线。不过，这么做要格外小心，石头的分量过了，孩子就弄傻了。至于老人，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有力量靠近祖先。只有祖先才能求告于天神，所以，你一定要把祖先的骨殖和颅骨保存好；遇到麻烦时，先用朗姆酒供奉，然后对着它倾诉就好。”

罗萨坦噶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因此，至少在这件事上，他说起话来没有人类学家那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他说：“离开村子前，我会去扫墓，把酒食供奉在母亲和外公的墓上。”

我喜欢他那么说。还有别的祭拜祖先的方式吗？

他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位能和祖先交谈的长者。每个家庭都会挑选一人承担此任。这位长者负责保管祖先的骨骸和颅骨。祭祀之法，要通过入门礼。入门礼是一套基本的仪式和做法。”

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入门礼的事情，貌似每个加蓬人都谈论过它。入门礼需要一个法师。这是种彻夜的典礼，边跳舞边击鼓，还要咀嚼一种致幻植物伊波加的苦根。仪式是秘密的，甚至到了我的加蓬之行结束时，我也没觉得自己弄明白了入门礼的含义和重要性。

我想知道，在这一祭拜祖先的仪式中，是否也包含着德性和美好生活的理念。

罗萨坦噶说：“不。祖先们只是解答你的难题、给你你想要的东西。”关于入门礼，他说：“除非你行了入门礼，否则在村子事务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你想让大家承认你是男子汉，你就得在村子里接受割礼。割礼本身就是种仪式。割下孩子的包皮，将其埋入地里，然后再种下一棵香蕉树或香蕉枝。这是那个男孩子的香蕉树，你会看着它逐渐长大。香蕉树第一次结果的时候，会举行盛大的典礼，香蕉是性的象征，象征着男孩的成年。男孩会吃下第一根香蕉，其余的会抹到身上。这个仪式，女人不得靠近，也不得偷看。”

我问他：“你的意思是，如果遵循了各种仪式，就不必再害怕森林了？”

“还是怕的。入门礼和仪式只不过给了你一条穿越森林的途径。对别的事物你并没有抵御能力，尤其是女人。在这个社会，女人十分重要，她们掌握着实权。女人不一定要行使权力，但她可以把权力传给儿子。我们是母系社会，因为是女人创造着生命。这不是一个男人主导的国家。妇女的体魄更强健，她们都是女巫。这里有许多献祭仪式，活人牺牲品被剜去双眼，割掉舌头。每天都会有一场献祭仪式。白皮肤在此地很珍贵，因此，晚上我不许孩子们出门。”

“舌头有什么价值？”

他说：“割取舌头是为了获取能量。”

“你怎么看？”

“我无话可说，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听他这么说，真叫人宽心。刚才他还那么正面地提及“能量”一说，我还以为他更能接受活祭仪式。

他说：“力量就是一切。人们总是在找。大量的人从农村搬来，城里住着不少森林里来的人。因为献祭的事情，选举时得格外小心。孩子上学要天天接送回家。我二十五岁读了博。因为我是个律师，成功人士，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们就觉得我是个男巫，秘密社团的一分子。正常人晚上早睡觉啦！他们也会把你看成是个术士的。至于总统，他就是男巫中的‘万王之王’啦。”

“采伐业让森林越来越少，这些森林观也会淡化或改变吗？”

“也许吧。但我不能肯定。就算有人二十年都没去过一个村子，他仍然有同样的思维定式。他脑子里还是森林。你所说的是个挑战，但我不确信我们能赢。就在利伯维尔这里，你看到人们在海中玩水。但加蓬人一般不去海边，因为那不属于我们的领域。”

“这种宿命论让你沮丧吗？”

“不会。我就认识很多有文化的人，他们也花大把的钱去请教巫医。这个社会就靠这种信仰在运转。我们的音乐、绘画、雕塑——每一样东西都跟森林密不可分。”

2

我是从葛西提教授那里初次听说伊波加这种神奇的加蓬植物的。这种植物并不是特别罕见，看上去也平平常常：细长的茎，叶子像某种辣椒植物，却相应地长着苦根。病人或胆大的尝试者，在吃这种苦根之前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吃了它会倒空肠胃，并产生幻觉。（由于我们能幻想到自己所期待的东西），吃了它，当地人便可踏上梦幻之旅，去谒见在另一个世界的祖先。在这另一个世界（打个比方，你被带到了幕后），真相的另一面展现在你面前，如同在光天化日之下，清楚地揭示出谁想用符咒或巫术加害于你。心里有底，你才能保护好你自己。

除了在大学里授课，葛西提教授还是个正宗的药剂师，在利伯维尔开了家有名的现代化药房，同时也是个名气很大的研究本地药物及传统医疗方法的专家。他把这种医学比作印度的阿育吠陀[3]。它以金属、动物、尤其是植物为基础，并且有精神方面的作用，其实质是为了和神明相通。所用的植物全部是传统医师从森林里采来的芳香药草。

他师从祖父和从医的前辈，学习传统医学。他祖母名字的意思就是“树即是药”。全家人都受到老奶奶的影响，不过，影响他的主要还是他姑母。她是个很有名气的医师，治愈了不少加蓬各地的病人。

“我去法国研究学习期间邂逅了一位加蓬老师。他对所有学生说：你们应该学会技术，然后回到加蓬去。他建议我当一名药剂师。我大哥本来是想当的，结果却做了工程师。所以我干起了药剂这一行，种起了特效药。当时，人人都在谈论伊波加这种植物。它是在非洲中部发现的，在加蓬用于治疗多种疾病，而在西方国家，它现在的作用跟美沙酮一样，成了海洛因和吗啡的替代品，用来帮助瘾君子脱瘾。它的根里含有十五种物质。自远古时代以来，伊波加就一直被用于入门礼仪式，而这些仪式是加蓬所独有的。它可以被称为加蓬的祖传秘方。第一个知道伊波加的部族是俾格米人。”这些林中的小矮人正逐渐被大个子们搞垮。“他们才是森林的真正主人。除了伊波加，他们熟知提炼每一种毒物的办法，并将这种知识传授给其他部族。想来也怪，真正的主人是他们，而如今独享专利、大批量生产药剂的却是美国人。”

教授说，加蓬每天都有入门礼仪式。人们走到“老房子”，服下伊波加后遁入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人们看到的是颠倒错乱。在催了眠似的状态中，他们遇见了先祖，诉说自己的困难。先祖会告诉他们如何破除降临在他们身上的符咒，于是，他们就会恢复“自由”。不少外国人，尤其是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为了入门礼仪式而来到“老房子”。

教授说：“他们，或者说我们，是个相当迷信的民族。”

尽管教授跟朋友们去参加入门礼仪式——主要是为了陪陪友人——尽管他对此表示尊重，但他还是想敬而远之。他说：“我更喜欢待在化学王国里。”他一把年纪，表情倒挺圆滑幽默的。

比我预想的还快，马上就来人带我去参观入门礼仪式了，或者说，是仪式中公开的那部分。地点就在利伯维尔那个叫作PK12的区——意即十二公里处——我猜，这公里数是从利伯维尔沿海的某一点起算的吧。

我和陆军上尉妮科尔一同前往。她被派来当我的保镖。国防部长——总统的儿子——客气万分地把我当作他的贵宾。在加蓬，我自始至终都得到他的格外关照。妮科尔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结交广泛。

跟象牙海岸一样，建有海滨大道和新办公楼群的利伯维尔笑迎四方宾客。不难想到这儿发达的石油经济。但通往城郊PK12地区的道路却颠覆了我早先的美好印象。一路上灯光昏暗。有个地方，狭窄的道路全给水淹没了，主水管爆了。通行十分困难，尤其在十字路口。说好在某处等我们的某君爽约，害得我们开过了举行仪式的屋子足足一公里远——尽管妮科尔白天已经侦查过路线，可到了晚上，那些点着荧光灯管的房屋和店铺鬼火般幽暗，完全看不出差别。司机哈比布（他也是军人，佩着把枪）只好慢慢往回开。此时，我们碰见两辆丰田巡洋舰，坐满了白人。他们穿过一扇大门，开进了一处高墙内的宅院。显然，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冲着仪式去的。于是我们紧随其后。

院墙内藏着一个“入门村”。这是一个魁梧英俊的法国人的杰作，他娶了个加蓬女人为妻。鼓声一刻不停，其间还夹杂着某种刺耳的吟唱和低沉的呼喊，着实令人难忘。法国人似乎没完没了地问着妮科尔什么，我还以为他在查我们的身份。后来，到晚会结束时，她掏钱给他，我才明白：原来他一开始就跟妮科尔挑明了，我们得支付一大笔钱。妮科尔深知加蓬人在求神事情上的行事方式，因此有备而来，她真是比我老道多了。

“入门村”和“入门舞蹈”皆为游客及城里人而备，不过是吊吊他们服用伊波加的胃口罢了，只能算是冒牌货。这一点可真令人失望。但我转念一想，失望真是大可不必。在首都你还能指望什么呢？要看正宗的——假设它的确存在，且对外人开放——你必得深入内陆才行。而在那里，你又会成为不受欢迎的闯入者。相反，这儿的鼓声——虽敲个不停——倒蛮实在。色彩艳丽的舞者也是货真价实：在院子低处的茅草棚里，一直都看得见他们，冒着汗珠的身上涂着醒目的红、白、黑三种颜色。

随后，在舞蹈开始之前，法国人把我们带进行入门礼仪式的棚子里。他管那帮鼓手和舞者叫艺人，说得真挺到位。尽管他们热力四射，浑身带劲，也只是表演者而已。每逢周六都有演出，那是大伙儿的生计。所有演员，法国人说，都是他妻子的家人。

从入口进来的一段路是一处陡峭的坡路，通向那击鼓吟唱的地方。坡上有凿好了的台阶，坡底是块平整的空地，点着煤油灯和卷起来的棕榈树叶。这便是等下跳舞的场地。供游客们坐的桌凳围绕着场地，呈半圆形摆放。煤油灯和燃烧的棕榈叶加热了空气，潮气很盛，但却没有蚊子。

鼓声伴随着吟唱和喊叫，持续不断，形成了一种狂放的节奏。

一个女人，显然是屋里的一个仆人，问我们要不要喝点什么。我点了可乐，送来时瓶子已经开启。开车的哈比布敏锐得像只老鹰，马上提出质疑。但那女人说：“我可什么也没做。”

法国人请我们进棚子去看艺人们如何召唤祖先和神明，妮科尔却不乐意进去。她是基督徒，对如此这般的精神交流毫无兴趣。击鼓唱歌也许只是做给游客们看的，却让她心神不宁。她双唇微动，一遍又一遍低声念叨着“万福玛利亚”，试图用基督教的咒语来抵御这儿的咒语，却又无意间向非洲神明的神力表达了敬意。

行入门礼仪式的棚子是一个低矮的小屋，用泥巴和干棕榈叶建造而成，泥地上烧着棕榈叶子。参加者穿着仪式服装，身上涂着颜料，一副光彩照人的样子。他们呈半圆形围坐在火堆旁，年龄不一，从六岁到三十岁不等。外面热得够呛，棕榈叶燃烧散发的热气更是令人难以忍受。热气、鼓声、尖叫声、低屋顶、黑压压的感觉，再加上眼睛看不清，都让这场景显得昏昏沉沉。

只听得行入门礼仪式的人大喊（我相信是）：“bukowa! bukowa!”法国人试图指导我们做出回应，但那是一时半会儿学不会的，我们只能做出次优选择：给钱了事。这种场合通常都是如此——钱是最管用的。

有时，舞蹈还用燃烧的棕榈叶当火炬，简直令人窒息。舞者们似乎从某种外部来源获得了能量，我们猜是来自伊波加的根。司机哈比布认真地履行了保镖的职责。他后来告诉我，在跳舞和挥动火炬的过程中，好几次他都很为我担心。

舞毕，有餐饮提供给想要用餐的人。在较低的一处地方（小山丘高高低低的），可以看得见摆着的桌子和盖着的桌布。用餐自然是要收费的。饭毕，还有某件跟入门礼有关的事情需要额外收费，听上去蛮正儿八经的。我觉得不该再逗留下去了，作为观众，只能点到为止，过了那条界线，你就要闯祸了（妮科尔作为基督徒的不安也让人很担心）。

我们沿着陡峭的台阶往回走，走到了山丘顶上，法国人正在那儿候着我们，指给我们看一株伊波加树。妮科尔再次掏钱；一片黑暗中，依稀觉得她好像给了一大笔钱。

返回旅馆途中，妮科尔的将军上司给她打来了电话。路上的交通比傍晚时分畅快多了，但那微弱的荧光灯还是让人看不清景致。伊巴巴将军想要了解当晚的情况，妮科尔向他做了简要汇报，但将军想知道每一个细节。他对我们的关照真是好到家了。

加蓬之行快要结束时，在内陆深处洛佩国家公园的一个村子里，我又目睹了另外一种非洲舞蹈。那是在一个酋长的屋子外，一个传统的棚子，树皮做墙壁，旧铁皮做屋顶，唯有那树皮墙揭示出了昔日的森林生活方式。当着我们的面，他们把棚子收拾得一干二净。外头不平的地面，则用一把又短又硬的扫帚使劲地扫。晚饭是精心准备的，摆放在一张露天桌子上。跳舞在饭后进行。

同样也有击鼓伴奏，但没有那么震撼人心；舞者身上同样涂着油彩，但又很随意。这儿白的一搽、那儿红的一抹，就算大功告成。舞步的精华尚在，舞者却没有放开来跳。其中有好几个孩子，却鲜见年轻人。在洛佩这片丛林地区，没有什么能留住年轻人的心。有野心的也好，感到无聊的也罢，一心都想去利伯维尔。虽然合唱队（姑且这么叫）没几个人，村里的表演倒还是原汁原味。但相比起来，我还是更喜欢法国人在利伯维尔的大都会杰作，不光是因为他们人手充裕，舞者的水平更胜一筹，而且也因为他们同样取自本地素材，但加上了风格和修饰，不乏灵性与激情。

3

小个子的俾格米人是最早的森林居民，他们成了森林的主人。他们了解种类繁多的森林植物，能治病的，有毒性的。他们是第一个接触到致幻物伊波加的部族。（“你们以为那是幻觉，”一位加蓬职业女性出人意料地说，“可对于非洲来说，梦即是真。”这句话开启了认知相对性这一全新的视角，可惜对于行期短暂的游客来说，无法去深究这难以捉摸的观点。）非洲大陆充满了迁移，正是俾格米人告诉后来的班图族移民这条“森林之路”的——这是森林的哲学。

克劳汀对俾格米人满怀深情。现在，她就生活在森林里，跟俾格米人很近。

她说：“我认为，把他们看作是低等的没什么价值的类人并驱赶到保留地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很想更多地了解他们。我们不把他们当回事，却又偷偷摸摸地向他们讨教治愈之法，讨教入门、不孕不育，以及医院也束手无策的病症。有时候，人会踩到了隐埋在地里的符咒一病不起，就算用尽所有的现代化仪器，医院也查不出个究竟来。于是，病人只好请教俾格米人。俾格米人会告诉他们，何人在何处放的符咒，又是怎么放的。踩上符咒的人可能会瘫痪，四肢下部失去知觉。我给很多伤于这些秘密武器的人拍过照。我还亲眼目睹过他们是如何被治愈的。”

对俾格米人及其“路经”的感情使得克劳汀的用语非比寻常，有的时候真的很感人。

她说：“我们越接近俾格米人，就越理解世界是有灵魂和生命的。它充满活力。俾格米人仿佛是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他们掌握着以往世界的知识。”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一系列事件撕开了这个大陆的门户。但俾格米人仍旧与森林为伍。他们将森林的学问保留了下来，那是他们文明的源泉。这种学问在其他部族大多已经失传了。

“尽管有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但俾格米人维系着他们的文明。要成为‘男子汉’，他们依旧得先猎杀一头大象。一群等待入门礼仪式的年轻人，戴上棕榈树枝做的面具出去狩猎。这是一种通过仪式[4]。”

接着就聊到了符咒——不管身边的世界如何变化，符咒总在不远处。

克劳汀说：“玄奥的是，”——“玄奥”指的是任何超越理性的事——“你能对某人吃剩的食物施法，拿它去伤害那人。此人必须尽快向俾格米人求助。俾格米人会朝水里或镜子里看看，以此判断事主的生死。或者，如他们所说，事主其实已经‘过了河’，业已归天了。此地的传统医师有两种类型：初级的只能应付疟疾和流感，俾格米人很擅长医治疟疾。至于中了符咒一类的疑难杂症，就只得求助于大师了。大师一般追随过某位伟人多年，掌握了神灵世界的所有‘手段’。要跟神灵斗法，你必须懂得规则，否则必死无疑，因为神灵们相当厉害。”

人们是如何回报俾格米医生或大师的呢？

克劳汀说：“如今他们也晓得钱了。但那些真正技艺精湛的医生，名副其实的大师们一般是不收钱的，因为钱财会玷污他们的才赋，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才赋看作是祖先所赐。所以，你看着给点儿就行了，衣料、烈酒、食物或是烟草，什么都行。他们不会向你索取，你不用给钱，他们也不收。我认识一个人，真的是疯了。大家把他送到一个俾格米大师那儿，治了三个月，总算是康复了。此人想要重谢，就把他一切的一切——车子、房子、土地——统统都要赠给大师，说愿为大师做任何事情。人家大师什么都不要，只对那人说：‘把我的小女儿带走吧。收养她，让她受一下现代教育。’此人谨遵大师之命，把女孩带到利伯维尔，让她读书，并把她当成了自己的红颜知己。如今，她成了公务员，但跟族人的关系还是十分亲密。瞧，大师明白世界变了，俾格米族也需要把自己人培养成与新世界打交道的桥梁。”

俾格米人的村落很小，一般只有二十到五十个人左右。他们曾一度住在枝条或树叶搭成的圆顶小屋里，每天傍晚都得重新搭建。不过，他们现在仿效班图人的方式，住进了更为固定的班图式泥屋里。

克劳汀说：“我不认为他们的文化就此发生了改变。外在的形式虽然变了，可内涵还是一个样。”

加蓬南部有两个重要的部族。他们邀请俾格米人参加最紧要的入门典礼；反过来，俾格米人则把他们的植物知识——包括伊波加在内——传授给这些部族。入门（只对男人）是占卜的必要环节，在这里要用水或一面镜子进行，而俾格米人正好是这方面的大师。因此你可以说，班图人和俾格米人的两种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比占卜更为重要的是和祖先交流的本领。同样，这本领也只能在行了入门礼之后才能获得。这种交流极其重要，因为只有从祖先那儿，你才能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义务及责任。为此，你需要使用祖先的颅骨和骨骸。它们必须真的属于你的祖先，不得使用活祭之人的骨殖。仪式所用的人骨必须来自一位长者，他在垂死时允许你保存他的骨殖作为遗物。

每户人家只有一位长者享有与祖先交谈的特权。只有这位长者和他的妻子才能保存祖先的遗骨，做妻子的责任是让遗骨保持干净。

克劳汀说：“这种仪式只让男人参加，有些部落现在让女人也参与过来了。对此，大家很不高兴。”她开始讲起伊波加的服用之道来。“味道很苦。嘴巴会发麻，身体会发麻，但是，每种感觉都加强了。在真正的仪式里，祖先会在凌晨三点到来。”这提醒了我：在PK12地区，我曾听说过这种事儿。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拖延我们的伎俩。克劳汀接着说：“凌晨三点，祖先来了，用一种没人能懂的古老语言说话。只有那种入门到了第三层次的人才能懂。那个层次的人能跟遗骨谈话，还能启发别人入门。女人能通过仪式痊愈，但她们不得入门。还有一点：要做传统医师，你祖上必须有个先人也干过这行才行。”

尽管克劳汀了解俾格米人的行事方式，对他们也颇有好感，但常人很难理解俾格米人，也很难把他们看作个体。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个体。

我问她：“俾格米人快活吗？”

“他们既快活又温和，但他们很警惕。要过很久才会信任你，他们不轻易信任人。”

“他们还打猎吗？”

“他们现在晚上出去打猎，还有枪，以前通常是设陷阱。”

“你真的喜欢待在森林里吗？”

“没错。因为我祖上就是野人啊。”她笑了起来，话里有话，暗含着讥讽：外人管非洲人叫野人，而在非洲，班图人管俾格米人也叫野人。她说：“林中的生活很简单，没有都市的压力。你在河里沐浴，在公共食堂吃饭，七点钟就睡觉了。森林安详而宁静，能让我思考‘自我’。我不害怕森林，从不考虑那儿有什么危险，因为人总会散发出能量。动物们能嗅出害怕来自何处，并发起攻击。正是在此，在这大森林里，我明白了森林也会对我们说话。森林询问我们，喂养着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如此。俾格米人了解这个，所以成了主人。”

我想知道，俾格米人是如何应对死亡的？

“俾格米人信奉自然。他们相信自己来自大地，因此不让死者玷污土地。他们不掩埋尸体。大师死后，人们用席子把他裹起来，放到一棵大树下面。他们将尸体留在那儿，任其腐烂，没人会去那里打猎或寻找食物。等尸体烂光了，他们就把骨头放入一个墓穴，并把那个地方隔离开来。他们是没法理解基督教的。”

“他们觉得基督教到底难在哪里？”

“他们搞不明白为何耶稣竟然独揽大权。对他们而言，权力必须由众多酋长分享。”

“他们的寿命有多长？”

“一般能活到五十岁。短寿是因为文明带来了许多不为他们所知的疾病：酒精中毒、艾滋病等等。”

“森林能有多黑？”

“白天，阳光滤过树冠、投下很多阴影。晚上就是漆黑一片。我把它看作是‘锁住的’黑暗。记住森林能吸收污染，牢记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保护森林，原因就在这里。”

4

从空中几乎看不到伐木工所造成的破坏。森林似乎完整严密，永存不朽。到了地面，情形就截然不同了。伐木的道路历历可见；雨水将松散的土壤冲进河里，鱼儿算是遭了殃。对每一个与昔日森林之间有着神奇纽带的人来说，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昂朵女士就深切地体会到了那种痛苦。她是高级公务员，一位优雅的女士。她有混杂的血统，内心却完全向着非洲。

她说：“有人对我们说过，每砍一棵树，就会补种上一棵树，事实却并非如此。没能遵守补种的原则，真让我感到痛心。满满一卡车的原木，在我看来，不是树木或森林，而是被戕害的人。对我而言，它们不是木头，它们是死去的人。跟我们一样，树木也是生灵啊。它们活得要比人更长久。树木提供给我们一切，甚至是氧气。我们需要好好地向树木学习。”

昂朵女士很优雅，但这份优雅并非简单地得自遗传。那是她内在的气质。她母亲是个农民，母亲的母亲也是农民。

“过去，我常到他们劳作的小农场上帮忙，也常跟我母亲到森林去。我是姨妈和姨父带大的。八岁那年，有一次他们带我到林子里去，把我一个人留在营地里，然后就自顾自到大河旁边钓鱼去了。到了晚上，我独自一人，很害怕，脑子里反复想着蟒蛇夜间出来吃小孩的故事。早上能吃到他们捕来的鱼固然很开心，可一到晚上就是另外一种心情了。”

后来，她逐渐发现了森林之美。

“好的一面是森林里非常凉爽，极为安静。鸟儿在鸣唱，树林美不胜收。小径像蛇一般蜿蜒在森林里，看到这个，你就会感悟到完美。我们对真理的寻求来自森林。我崇拜森林，即便在国外多年，我也会回来投入到森林的怀抱。只有茂密的森林才能让我感觉到活力。”

“随着森林日渐稀少，人们的观念会改变吗？”

“那会彻底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的一切都与森林息息相关。我们的确需要木材来建设加蓬的经济，但我们也需要能够被严格执行的造林政策。即便那样，你也得记住：原始森林和人工林迥然不同。就算你在砍掉的树木周围种上幼苗，它仍然会影响周边的生态系统和动物。动物们消失了。”

伐木工劈开森林，修筑道路，紧随而来的是偷猎者。如今，他们手持AK－47及其他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对于森林里的动物们来说，这些枪的杀伤力堪比一个小房间里喷洒杀灭苍蝇蚊虫的喷雾剂。

昂朵女士有一颗非洲的心。非洲的心里面，虽然有混杂的血统，她却自认为在文化上属于芳族（Fangs）部落。芳族是加蓬最大的部族之一（要用法语那样读这个词，最后的字母g不发音）。法裔美国旅行家杜沙伊鲁（1831－1903）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深入芳族人中间，留下了（尽管在其他方面受到怀疑）关于芳族人的详细画像：他们的发型、他们整齐的牙齿、他们的乐器，以及他们的铁器。他说芳族人都是食人生番。这句话（而非他们加工金属的非凡技艺）使得芳族人在十九世纪声名狼藉：当时，人们往往喜欢非洲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

昂朵女士说：“芳族人根本不是食人生番。但我们并不了解在秘密仪式上他们都做些什么。也许吃人，也许没吃，不得而知。殖民者诋毁芳族人，因为他们觉得芳族人凶猛好斗。芳族来自非洲东北部，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家园是在海边。传说中，他们注定要前往海上日落之处。为了那么做，他们得要经过许多部落和领地，而且必须勇敢善战，这样才能到达这儿——海上日落的地方。”

正是在这次大迁徙中，芳族人遇到了俾格米人。

“芳族人瞧不起俾格米人，但恰恰是他们鄙视的俾格米人教给了他们森林的知识。俾格米人是森林的主人，熟知森林中发现的诸多疾病的治疗办法。同样，俾格米人也是传统医疗的大师。”真是有趣，对于疾病及其疗法的这种反反复复的强调，或许暗示着：森林有精神治疗的作用，对心灵有益。但是，在本地人看来，森林同时又是蕴含着疾病的地方，森林也时刻需要医护或巫术。

昂朵女士说：“尽管芳族厌恶俾格米人身材矮小，但在森林里，他们还是需要俾格米人来回奔走。换言之，要在森林里生存，他们需要俾格米人的帮助。森林是不好对付的。芳族跟森林的较量，他们对于森林的渗透，在其口述史中得到传诵。一个叫奥德扎博加的传奇，讲述了芳族与森林的故事。传奇里说，当芳族来到这儿时，他们看见一棵大树，一棵奶酪树。”

第一次听说这种树的名字还是在象牙海岸。这种美丽的树，树干呈灰色，高高大大，树枝匀称有致，即使在高高的森林里也很显眼。法国人用此树做盒子，装某几种法国奶酪。我猜，这种树的木料，气味应该是中性的吧。

根据芳族的传说，迁徙途中的芳族人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想打通那棵阻挡他们进入大森林的奶酪树干。他们不停地打啊打。

昂朵女士说：“他们挖的那棵树叫艾德扎普，口述史中有记载。它是国家不朽的象征，神圣无比。这棵树，全世界都能看见。它在一座山上，有巨大的侧枝。芳族人最终成功地打通了树干，可大树随即倾倒，把他们带进了一个峡谷。一条巨蟒出现，又把他们带到了森林的另一头。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昂朵女士曾参加过芳族的入门礼仪式。缄默是入门礼的第一条规矩，她说。因此，对于她本人的入门礼仪式，她也不想多说什么。她更乐意谈谈森林、治病的药物和植物，以及如何与森林里的鬼怪精灵沟通的话题。这些鬼怪精灵能治好人体的疾病。在森林深处的洞穴中，芳族人只奉行一种宗教；女人必须远离这些场所。”

“挖个洞，把祖先或传统医药大师的骨头放入。然后，再拿起一个特殊的木头雕像。这些雕像都是很久以前传统祭司做的。现在，人们四处找这些东西，但它们已经成了非常贵重的古董。把木头雕像放在洞里的骨头上，接下来，祭司就能和被埋葬的祖先或长辈说话了。届时将会举行宗教仪式，聚集的芳族人会处于催眠状态。他们会咀嚼一种跟伊波加很像的植物，名叫阿兰（alane），味道很苦。第一步，祭司会请求祖先宽恕他和行入门礼的人的罪过。”

在昂朵女士的叙述中，我似乎觉得，由祭司请求宽恕这样的做法似乎借鉴了基督教，但我没跟她提这个，我不想让她分心。

昂朵女士接着说：“只有祭司能和长辈的雕像说话，我们都知道，只有长辈能和天神交流。我们是没法和天神交谈的，因为我们是不洁的。长辈会代我们求情，给我们带来乞求之物。然后，我们会举行仪式，供上一头羊角被拿掉的绵羊。”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基督教的某些元素果真悄悄渗入了芳族人的仪式中，那么，正如昂朵女士讲的，说基督教已经毁了许多芳族人的礼仪和仪式也没错。在芳族人的传说中，这个部落必须找到那片太阳落入海中的土地。现在，他们在加蓬找着了，但传说没法讲出口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人一夺到他们的殖民地，基督教传教士——美国人、法国人都有——就四处活动，蚕食着（在北部则是压制）芳族人的传统。

昂朵女士说：“在这里，一个老人过世，我们就说一座图书馆烧毁了。”

一九八三年，我在象牙海岸听到过这种说法。据说，当时医院里有个睿智的象牙海岸老人行将离开人世，名字叫艾玛多·韩巴特·巴[5]，人们就满怀崇敬地那么说他；显然，这句话渐渐被大家记住了。

不过，昂朵女士也认为，某些传统和信仰方式，特别是那些被口述传统铭记的传统和信仰方式，终将会保留下来。“这里，某些传统历经世代相传，早已固定了下来，不大可能再失传了。我同意，如果一个冶炼大师死了，没有将炼铁手艺传授给徒弟，那么，冶炼的学问就会消亡。但是，传统仪式，诸如和入门礼及口述传统相关的东西，已经把他们的知识保存了下来。”

我问道：“芳族人是如何恢复体力的呢？”

“芳族大师能灵魂出窍。这是个普通现象，就跟印度的瑜伽师一样。他们能够分身，同时在两个地方。当他们返回时，我们给他们生鸡蛋吃，将动物供品奉献给他们。男女巫师同样能灵魂出窍。有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一去不复返。早晨，人们发现他们已经死去。或者，他们化身变成了晚上你在森林里看到的猫头鹰、蝙蝠和火焰。日光阻止了他们重返躯体。只有相当厉害的男巫能成功，不过他会病得很重。于是，为了把他治好，传统的祭司得办不少的仪式和祭祀。”

分身术，灵魂出窍，脆弱而永恒的仪式，能量的观念，森林的奥秘，不断循环往复的主题。纵然如此，还是会有令我吃惊的种种事情。

博物馆馆长、基督徒厄内斯特说：“我们的生活与森林密不可分。每一个入门都跟森林有关。人与森林的关系可以在仪式中看到。大家可以去PK12地区看。竖琴——就是我们叫作冈壁（gombi）的——最值得一看了。竖琴的琴弦中就有我们的一世祖、第一个在森林里生活的人的肠子。竖琴是入门仪式礼的主要乐器，而入门也曾是森林中的第一宗教。”

我又回想起了那一幕：夜色、热力、卷起来点燃的棕榈叶火炬、鼓点、涂着油彩的人们，还有那喊叫声。我现在想起来了，舞场边上就有个弹竖琴的人满怀深情地倾身向前靠在乐器上，在一片喧闹声中，关切地留意着琴弦的每一丝颤动。我觉得，他很像乔·弗·瓦茨[6]笔下那个危险地倚在地球顶端被蒙住了双眼的“希望”。舞动着的院子里人声鼎沸，我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小人物，没什么太大用场。我瞥了他一眼，就没再留意了。现在我才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早已明白的事——那竖琴琴弦的寓意——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5

我已经对森林之美有了不少了解，因此，在动身去洛佩国家公园之前，我就像《汉赛尔和格蕾特尔》[7]那则童话的人一样，任由自己想象会有何等的收获。我想象自己躺在一块很小的林中空地上，两旁是参天大树，在宽大的树干底部，一群友善的小矮人从他们的小泥屋里走进走出。他们正是俾格米人。我想象着清爽宜人的森林地表，柔和的阳光穿过高高的树木华盖，在树林里投下斑驳的影子。

情形自然不是想象的那样。自殖民地建立伊始，一百六十年来，洛佩一直是雄伟的奥果韦河上的一站（不是西班牙或葡萄牙名，而是个地道的非洲地名，本地一条湍急的小河的名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火车将洛佩和利伯维尔两城连接了起来。如今，只有约一千人口的洛佩，火车站附近遍布着铁路职工的住宅，在某种程度上洛佩成了一座铁路城。

有人告诉我，当年修建铁路遇到了重重困难，因为这片土地含水量很高。如今，铝制的车厢看上去的确有点儿黯淡无光，无疑是受到了热带的阳光及雨水的影响。不过总的说来，火车看起来还是蛮牢固的，高高的碎石路基很稳固。法国进口的机车运行得平稳而有力，尤其是车轮噪音很低。在不辞辛劳地工作了十三年后，车上的空调依旧运作良好。

森林姗姗而来，起初夹杂着小片的空地和农居，还有一些小小的村落。纯粹的森林好像根本没有。不过，也许就在铁轨不远处，便是苍莽的森林。必须记住：铺设铁轨的地方，曾经全都是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显然，森林正被人们东敲西打地渐渐吞噬了。凡有伐木公司采伐的地方，便会有遭受严重破坏的森林。在某些地方，你能看见长长的重型大卡车将笔直古老的原木（昂朵女士把它们比作死尸）运到铁路上。别人告诉我说，修铁路是为了满足伐木公司的需求，而非游客的需要。这恐怕是实情，但有些事情显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在，大家都认为铁路是连接全国的纽带，但同时毋庸置疑的是，铁路通到哪儿，人流和城镇便会跟到哪儿，森林便会消失在哪儿。

大地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峡谷、沟壑和深渊上面覆满了森林，需要架设桥梁来连接。所有这些，无疑都增加了这项在热带森林中冒险的工程成本。接下来，我们奔驰在奥果韦河及其众多支流旁边。能够如此贴近这条大河，能够近距离地观看大大小小奔涌的支流，真是奇妙极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壮观景象延续了一英里又一英里，令人目不暇接，来不及细品。

我们在洛佩下了火车，没过多久，便目送那高高的铝制列车远去了。对昂朵女士而言，一条蜿蜒的林中小路象征着完美。对伴着西部片长大的我来说，坚固的火车渐行渐远的景象，则宣示着一种可怕的孤寂。

奥果韦河流经洛佩，有几分像尼罗河，多见小岛、岩石和孤树。河流穿过一座宽阔的山谷，比流经乌干达的那段尼罗河浑浊。它奔腾着跃过暗礁。轰鸣声外，在河的对岸，但见那柔美的群山，小山出乎意料地呈现出浅绿色（我原一直以为那里会长满了森林），好似疏林草原或草地，与山沟和河岸处大片深绿色的浓密森林相映成趣。森林的边缘有许多看上去小块小块的绿色植被：似乎很脆弱，似乎很容易遭到破坏。这就是伟大的森林——始终在努力地重新占领大地，不断扩展着它的领地。最最古老的那片森林足有几千年之久。它就在岸边、在河流流经之处。从对岸（我所在的位置）望去，古老的森林屹立在那儿，浑然天成。

疏林草原的浅绿色到处都是，就像画布上涂的底色一般。景色看上去变得柔和多了，好像游客们随时都可以乘车过来，在此地享用茶点。

另有一奇事：此地不少地方，森林砍伐一空，分隔开了的树丛成了昔日（甚至是古老的）村庄的标记。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洛佩定为世界遗产。七百至一千四百年前，这些村庄不知为何遭到废弃，此后就再也没有启用过。所以，尽管这片土地明显地被开垦过，但仍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

我的导游名叫凯特·怀特。她曾身处偏远荒凉之地，在洛佩做过多年调查研究。若换了我，怕是一个月都待不下去的。

若要理解这景致的变迁，必须理解这景致里是有非洲人的，就像人们还能看到的那样。许多世纪以前，非洲人发现了这片土地并定居于此。他们建村植树，某些地方还残留着土窑的遗迹，消失了的非洲人曾将铁矿石冶炼成铁。他们燃起炭火，拉动风箱，十九世纪中叶的旅行家杜沙伊鲁，还看到过他们精湛的炼铁技艺。可接着，在成功地统治这片土地数个世纪后，由于某种未知的灾祸，一切都被废弃了，唯有村中的树木还在生长。一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都没有任何人在这里生存过的记载。

曾经炼铁的场所，现在成了山坡上的不毛之地。其中一个地方残留着不少的遗址，你还能够捡到一块块闪着亮光的古老木炭，以及半熔化了的小块矿石。这似乎是种荣幸，它们把你与遥远的过去联结了起来。

洛佩的路是乡村土路，崎岖不平的红土路，因为雨水和洪水的冲刷坑坑洼洼的。即便乘坐四轮驱动的车子，你也得有耐心和强健的背脊。

路边的一些小树已被大象拦腰折断。我们得知，热带森林里的大象要比更加宽阔地带的非洲象矮上一米。洛佩是国家公园，这儿的大象某种程度上受到保护。但在加蓬其他地方，大象的生存却受到了威胁。在发明枪支之前，大象那庞大的身躯令人害怕；现如今，同样这副身躯反而使它们更容易受攻击，没有半点指望。当地人喜欢吃象肉，中国人又办起了象牙交易市场。前有伐木的在森林里开路，后有偷猎的盗贼跟进。有的采伐公司本身就是中国人开的，远离故乡的他们现在能充分宣泄他们对大地的恶意了。

当地人喜欢把野生动物粗鲁地称为“丛林之肉”。自从有了新式枪支，他们现在也为了交易而狩猎，把打死的动物卖到利伯维尔。我从一份官方杂志上读到，加蓬每年有一百万头动物被捕杀，这个数字显然大有出入。就像在洛佩这里一样，由于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捕猎，实际数目可能要高上很多。跟法国人、中国人、越南人一样，非洲人也是无所不吃，不仅吃大象和猫狗，其他有生命的活物统统都能下得了肚。你也许会说，公平游戏嘛。吞吃丛林之肉早已成了文化现象，不会有人再去质疑。显然，森林能够无穷无尽地提供这种丛林之肉。森林就像个免费的超市，对每个人都慷慨大度。

在这种对丛林之肉的依赖中——轻而易举就能在森林里大量得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条理由，来解释这儿的人们为何没能发展出真正的农业。倘若有了农业，也许就会产生另一种文明和另一种人：他们能更好地接纳外部世界，他们能更好地全面进步。不过，那只是故事的一个侧面。盖伊·罗萨坦噶－里尼奥曾经说过，昏睡病、疟疾加上酷热，使得在加蓬饲养牛群毫无可能。那么，正如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所指出的，也许这地方真的不适宜人类居住，这里只适合动物。

可问题还在：村庄为何消失了呢？是因为人们把森林给吃空了，还是因为他们被迫遁入丛林深处？是因为将猎物拖回村子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还是因为村民们开始挨饿了？按照凯特·怀特的说法，目前的解释是，这都是由于埃博拉病毒使得人口锐减的缘故。非洲人把果蝠当作美味佳肴，却不幸染上了病毒。

6

我在洛佩结识了莫比特，一个三十七岁的美国白人。他曾就读于一所私立大学（学费由父母支付），十一年前随和平队[8]来到加蓬。他对美国和自己在家乡的浮躁生活感到不满；又因为他有某种精神追求，所以就留了下来。在加蓬，他行了咀嚼伊波加的入门仪式，满足了他的部分需要，然后又娶了个加蓬女人，生下了三个子女。和平队结束后，前几年他还做着拿薪水的研究工作。不过，因为现在要养三个孩子，加上自己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他开始第一次更加认真地思考着要找个合适的岗位，赚钱养家了。

眼下，他是个自由职业者。在加蓬这么个国家当个自由职业者，尤其是在洛佩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日子一定不好过。他兜售非洲木刻，但我不认为这里会有很大的市场。我倒是觉得，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他已经缠上了我们。

当初，他是作为农业专家随和平队来加蓬的。客气点儿说，真有点夸张了。刚开始工作就让他犯了难。他在美国只是在苗圃里干过一段时间。最后不得已，他只好想出了歪点子，告诉当地人说：他是来学习他们的农艺的。

他喜欢聊他在村子里度过的第一天。几个人带他去分给他住的屋子。一个人跟在他们后面，就在走进屋子时，后面的那人开始大声吆喝：“出去！滚出去！”大伙儿吓了一跳，但他们身后的这个人——原来是房主，很快就弄明白了——并非是在骂莫比特。他是在骂屋子里的那些人。那些人——无疑是一些令人不满的房客——只好收起他们杂乱的东西离开了。次日早晨，房东折回来带着莫比特去了当地的警卫室。他想要莫比特告诉那儿的人他为何留在村子里。警卫室是当地人常去的地方。警卫的头头兼护村员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是酋长。莫比特细心地注意到，他正在编一张席子。

莫比特上下打量着他。他的右边是块锋利高大的花岗石，不远处便是深邃的森林。空气十分清新。这儿比莫比特设想的更美，但同时，由于这儿跟他所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他也有几分怯意。有些屋子是泥巴做的，有些则是水泥的，盖着茅草屋顶。他忧心忡忡地想：“我真的要在这儿待上两年吗？”

当时，他刚刚决定放弃和平队的说法，告诉人们他是来取经的，他要学习他们的农业。

他学得很艰难。这是个芳族村庄。他随芳族人又劈又砍，学习捕猎，埋设陷阱，做他们做的一切。他精疲力竭，之前，他从未干过如此繁重的体力活。妇女们在分配到的田地上劳作——这些地通常是约一百平方米的一小块。

村里有个女人跟以前的和平队志愿者相处得很好。现在，她又和莫比特攀上了朋友。她就住在莫比特家的街对面，当时三十岁，比莫比特稍长几岁，但有八个子女。他珍视她的友情，以及她教给他的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她教他了解村子里不同的人的不同地位，这之前，他并不总是能够分得清；她教他习惯了没有隐私的生活（孩子们老是走进他的屋子盯着他看，还碰他的东西）；她还教给他一些日常的常识：比如蚂蚁会占据一座屋子，又比如，皮肤上的一点损伤就会导致感染。这是种柏拉图式的友谊，他把她当作母亲和导师，却没意识到她的丈夫妒火中烧。她丈夫的几个兄弟以及别的村民都把这份友情看作是对这家人的侮辱。

当他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他真的火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告诉和平队，自己被派到了一个很坏的村子里，他们应该将他调往别处。当时的最佳方案就是去利伯维尔。可是，虽然单从距离上看，利伯维尔与洛佩相隔不远，但林业公司并没有养护好他们的道路：要去利伯维尔，得在糟糕透顶的伐木小道上走整整八个钟头。莫比特只好把出行的计划拖了又拖。

紧接着，他所说的坏村子里又发生了可怕的事。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他正待在屋子里。他已经烧好了饭菜：米饭、豌豆、番茄酱加沙丁鱼。他不喜欢下厨，做饭只是因为不得已。街对面那家，一个蹒跚学步的两岁半小女孩，来到他的屋子里。分享食物是村子里的习惯，所以他给小女孩吃了点他烧的米饭。吃了饭后，她就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小女孩的家里传出了尖叫声和恸哭声。他想过去看个究竟。屋子外面几个村里的男孩告诉他，昨天吃他米饭的那个小女孩被毒死了，她姨妈下的手。莫比特认识那位姨妈，一个强壮聪明的女人，只可惜是个疯子。那家人，一半人做棺材，另一半人去把那姨妈绑了起来。莫比特认为应该报警，但那家人不答应，执意要用自己的方式处置此事。后来，莫比特听说，那姨妈被处死了。

大概到了这个时候，莫比特的这位女性朋友才下定决心离开丈夫，前往利伯维尔。她向莫比特要路费；他把钱给了她，毫无私心杂念。莫比特时不时去看望她，正是在其中的一次，他邂逅了日后的妻子。她是他“母亲”的邻居。他喜欢这个女人的沉着冷静。相识两年后，他们结了婚。

直到朝夕相处，他才发现妻子的身体并不好。她曾受过家里人的“精神迫害”。为了恢复妻子的精神健康，他也开启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为了寻找治好妻子的办法，他们俩去请教传统的医师，但他们也帮不上忙。那时，她已有了身孕，康复的心情很急切，他也心急如焚。他离开了和平队，四处打工谋生。

一位年轻的新巫医愿意帮助这对夫妇。在新巫医的催促下，莫比特的妻子决定去森林里，和俾格米人及新巫医待在一起。那一阵，莫比特寝食难安。他常常问自己：“我爱的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她会回到我的身边来吗？”他的意思是：快从俾格米人那儿回来吧，快快康复吧。过了一段时间，妻子从俾格米人那儿回来了，真的完全康复了。这么一来，他越发地信奉神明了。在美国的时候，甚至在上大学之前，他一直有宗教倾向。他从不理所当然地接受身边的“权力架构”，他总是试图去理解它们。

儿子两岁的时候，莫比特在当地参加了咀嚼伊波加的入门礼仪式。

他说：“我跟妻子相处融洽，我想要了解自己的精神实质。我想知道如何支配自己的能量。当我决意要接受启示时，我就前去请教了治好我妻子的那位传统医师。我把他当作我精神上的父亲。这对我们都是个考验，既考验我，也考验着我精神上的父亲。他害怕带我入门，因为他也是第一次这么带人入门。实话实说，我一直对伊波加很感兴趣。我知道我会产生幻觉。但我做好了准备，乐意试一试。那是趟很长的梦幻之旅，得好好准备，因为要冒险去一个过世的神明们所待的地方。你会看到你的祖先，你会朝各个方向晃动。我目睹过乡间的入门礼仪式，但他们绝不会对你透露一点儿。等行了入门礼之后，你就不再惧怕死亡了。我怕死，只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让家人没有我也可以继续生活。我不怕丧失灵魂，我祈祷自己活得长久，我想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但毕竟，人还是需要有超越自我的精神的。”

我请莫比特形容一下他精神上的父亲：不仅是他的精神品质，还有他的容貌。

“他很壮，当过兵，面容清癯，肌肉发达，棱角分明。我想，如果真有世界末日，人类真的有了麻烦，我会跟他待在一起，他太机智了。他只读到小学五六年级，只是个雕刻师。我是他的开山弟子。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年轻医师，还在学习。现在他已学识渊博。他子承父业。还有其他成为传统医师的方法，不过那得通过巫术了。”

行了入门礼仪式就是很管用。

“它让我聆听内心的声音、证实了天神的存在，使我跟自己的梦协调一致。你只管沉思就是。”

7

莫比特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一次特别的午后远足。我想，那就是他作为自由职业者在洛佩常做的事情吧。的确是有点儿特别：他打算带我们去看某个部落的先人遗骨，这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的东西。我们需步行前往部落所在的新村庄——酋长死后，原来的村子搬迁：通常会迁到河对岸——先走上一段路，然后再乘坐河上的独木舟（船上可能会装有外挂的马达）。部落酋长会陪我们去原先的村子，神圣的遗骨留在那儿。

步行的距离比我预料的要长（莫比特一直不那么精确）；走的路那么长，我相信，我们正在奔往河上的一座浮动码头。但我错了，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村子。莫比特去找他的朋友了，花了一些时间。接着，并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往码头去，而是走过了几间木头棚屋，来到了一片草地上。草长得很高，四周满是灌木，看着都没劲。高高的草丛给我添了不少乱，我只能磕磕绊绊地走。不一会儿，两条紧绷而虚弱的腿就开始有点发软了。当看到远处挡住去路的几只比高高的草丛还要高的大桶时，我的双腿就彻底地不听使唤了。

一块漂亮的小牌子上写着：码头前方五百米。我想，这么写的本意是友情提醒吧，但我一看差点就精神崩溃了。我还以为走了那么远的路，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力气，早该到了吧。我忍不住想，在看到遗骨之前，我还得走上多远的路啊，因此越发怀疑回去路上若再走上个把公里，自己是否还能撑得下去。麻烦在于，那天早晨，我已经（独自一人）在大森林里走了很远的路。我顺着一头大象新鲜的足迹，一直走到筋疲力尽为止。但莫比特认为，正如他所说的，那恰恰验证了我的体力。

为了这趟遗骨之行，他颇费了一番心思。眼下，他觉得，他可以用手推车把我推到河边去。说着，一辆手推车还真就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件非洲货色，不仅锈得一塌糊涂，而且也不牢固。我朝后多靠了靠，它立马就散了架，结果还是没坐成功。

最终，还是那村子里瘦小而结实的酋长本人，搞定了这场手推车闹剧。他穿过高高的草丛，闲庭信步地从河边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些铁制工具。榔头、鹤嘴锄、锯子，这些东西跟杜沙伊鲁书里所画的器物出奇的相似。显然，他费了不少劲儿才把遗骨准备好，正等着我们前去参观呢。看起来他比莫比特还要沮丧。因为我已错过了河里的女妖，他说。她们皮肤白净，非常值得一看。她们护着河流，不喜欢有人闯入。为了我们，他好不容易才让她们息怒。

所以，是我拖累了大家。莫比特已经安排好的行程，包括在村子里用餐，以及随后的舞蹈仪式等等，有些只能取消了。

不过，这并没有让我的保镖妮科尔扫兴。她是基督徒，但又有种加蓬人固有的忧虑：水是不吉利的东西。假如对她说，河底住着白皮肤女妖，她肯定乐不起来。那一次，她祈祷了很长时间，希望河上之旅不能成行。不可思议的是，她的祷告现在得到了回应。我想，这又成了她相信祈祷力量的佐证。

我开始往回走到路上，在院子前面的木棚那儿兜来兜去。洗衣台子那儿的妇女们见状惊讶不已。我只好请求她们宽恕，灰溜溜地穿过了马路。

除非你认识酋长，否则根本认不出他，也甭想在他身上找到什么酋长的派头。他谈吐随意，举止得体，但就看不出是个酋长。一家人住着简朴的木屋，两三间单独的屋子，一猜就是他家的房子，跟路那边的妇女们所住的屋子很像。

此刻，他已经在那儿了。为了在开饭前把庭院收拾整齐，他正在院子里和其他家人一道干活，衬衫从他那宽大瘦削的胸膛处敞了开来。一些椅子，那种熟悉的能够堆叠起来的白色塑料椅，放在酋长的会客厅里，专供客人们坐。会客厅是一座毛糙的低矮建筑，废旧的波纹铁皮盖屋顶，传统的树皮墙壁。他把白色椅子摆成一列，邀我们入座。他很遗憾，没能荣幸地带我们看到河里的女妖以及先人的遗骨。一点点牢骚，好在不多。此后，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风度和体面。

他是洛佩的一名传统医师，同时也是一位退休了的警官。因此，正如我本是瞎猜的那样，当酋长并非只是承袭荣誉。在这里，酋长更大程度上是政府委任的公仆。他父亲是个造独木舟的工匠，同时也是个传统医师、一个入门礼仪式的主持。可以说，他父亲在宗教上的成就（传统医师就出自医疗世家）才是酋长最珍贵的遗产。

我不清楚，如今要保持往日的传统，是否让他觉得困难重重。

他说：“头一个难题就是这公园。”他指的是洛佩国家公园。“这个公园把我们在森林里的所有圣地都占了。当初建公园时，他们说能给我们村划出一片保护区。结果，给村里的保护区连个影子都没见着。第二个麻烦就是福音派教会越来越多。”妮科尔就属于一个福音派教会，但她一直保持低调。“他们管我们叫魔鬼崇拜者和异教徒。他们的宣传已经收到了成效。其实，我们的宗教比这些个教会更加尊崇天神。”

此地早已有了新教与天主教的教会。但福音派教会——当地人称之为“摇滚乐教会”——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的。关于福音派教会的影响，他的说法有些自相矛盾。他先说它们是对传统宗教的威胁，可接着又说，村里的青年都在他创办的礼拜堂里。他亲手操办宗教仪式。我觉得，福音教会的威胁听上去好像被他夸大了。但他予以否认：摇滚乐教会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

他说：“我受过洗礼，也行过坚信礼。但我发现传统宗教在我心里占有重要位置，想要重新皈依。在我们的宗教仪式里，最最根本的信条是只有一个天神。”

他大概有六十四五岁，出生于一九四四年，那天，有个法国人正好来村里做人口普查。因此，他不难记住自己的生日。他那个部落的人一直住在河边，从未远离过。当一个伟大的酋长去世后，他们才会搬到河对岸。

“我们想带你们去的，那是我们伟大先王的故地，也是那个河妖、一个白女人的所住之处。但你们不能走近河边。”

“你们见过她吗？”

“那个河妖？见得多了。要见到她，不必入什么门。你只需走到河边，对她祈祷一下，向她献上供品，然后就可以要她给你鱼了。假如她对你满意，就会满足你的愿望，有时甚至还会现身呢。”

“她一直就在河里吗？”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当上酋长的呢？”

“我是个公务员，更加够格。我是在一九八七年当上酋长的。但大家可以撤掉我，我也可以辞职。这是政府任命的。我负责两个村，是入门礼仪式的引领人。”

“你又是如何成为引领人的呢？”

“我生来就是。我祖父就是个引领人。我出生时，他把取自紫檀木的红色颜料涂在我身上，宣布让我承继他的事业。我上过学，见过世面，但传统宗教始终在我心中。”

“你安排好接替你的人了吗？”

“还没有。我年富力强，还没打算走。一旦安排好了接班人，宗教就离你而去了。你准备走了，宗教也就离你而去了。这事有点儿神乎。你过了那条河，你指定的人逃脱不了他的命运，不管他去哪儿，不管他做什么事。”

“这是俾格米人的宗教吗？”

“俾格米人是这种特殊宗教的大师。我跟他们一起学着做。我会说他们的语言，因此不难掌握。”

“你是在哪里学的呢？”

“在一个叫奥寇卡的村子里，离这儿四十公里远。我祖父南下的时候，曾走过一条古老的人形小道，在那里抓了两个俾格米人，让他们成了他的仆人。俾格米人拥有神力，养他们就像养宠物那样，你能随意对待它，但它身上却有你不具备的东西。我们养着他们，我们善待他们，我们给他们吃的。很快，他们就明白我们对他们不薄。于是，更多的俾格米人投奔了过来，和我们一起劳作，把知识传授给我们。不过，那些身上保留着传统的俾格米人都死光了。如今，本地健在的只剩了一个。俾格米青年人对他们的遗产不感兴趣。他们喜爱现代的生活方式，一个个全都堕落成了酒鬼。以前的俾格米人，哪里有喝成这个样子的。现在，他们全都贪酒，贪那些摩登玩意儿。”

我又请教这位怀旧的老酋长森林的情况。他担心森林的将来吗？

“我是挺担心的。这个村子不再是我先祖们住的那个村子了。它已经成了世界财产。在这里，你跟我有同样的权利，尽管这是我的森林。乱砍乱伐酿成了恶果，桃花心木全都给砍光了。这种树木加上肥蟒蛇肉，在传统医药方面极为重要。”

“你觉得滥伐树木还会继续下去吗？你能想象有朝一日，身边看不到一棵树吗？”

“那得看情况。森林目前还算可以，我想不会全都砍光的。我们是和平的摇篮，不像象牙海岸。假如森林没有了，那会产生国际影响的。”

8

夕阳西下。为了晚餐（以及其后的入门舞蹈），椅子从酋长的会客厅搬到了露天里，在不平整的地面上摆放了一排。这排椅子好似树皮墙的延伸，坐在那里能看见酋长小院子的另一端。院子就是接下来跳舞的场地，对面零零星星栽着些低矮的灌木和幼树，以此标明酋长的地界。隔壁小屋的边墙隐约可见。在分界线靠我们这一边，有条踩出来的小路连通着院子前后，一直通向酋长厅堂的边上。不时有人顺着此路过来，有时一人，有时两人，最后都聚到了院子一头半明半暗的绿色树丛这儿。他们都是来观看入门舞蹈的——这里也可以称作绿屋子，犹如利伯维尔的法国人那个棕榈叶小屋的乡间翻版。

女人们从酋长院里的屋子里走了出来，开始着手摆放晚餐。她们搬来一张桌子，在上面盖上一块油光锃亮、饰着图案的白色油布，然后就开始摆食物。上好的器皿里装满了一道道的菜：芭蕉、甜薯、鱼，还有别的。这可是大城市的款待了，也许是莫比特建议这么办的。

飘香的食物，那盘碟的碰撞声，把家里看家的狗都引了过来。那是条本地的杂种狗，毛色灰白相间，个头虽小却很健壮，胸部很厚实。也许是条猎犬，在家庭里有稳固的地位，所以在院子里很安分，趴在白色的椅子后面，貌似对于自己的那份吃食充满了自信。

第二条冒出来的狗就不能那么说了。也许跟第一条狗属于同一个犬科。但这条狗虽然个头很高，却是一副瘦骨嶙峋的可怜相。喂得好点肯定能长壮实点儿；但不知何故没有得到主人的待见。这狗毛色较浅，好像从生下来，就没得到足够的营养。它的眼神和微微抖动的尾巴都显示出它的胆小。

新来的一出现，原来那条便狺狺地叫了起来，并没有太咄咄逼人。也许，把别的狗吓跑，就是它为这一家子所做的事情。一个刚才在帮忙摆放餐碟的女人注意到了这个闯入者，做了个姿势，好像要拿起什么东西去砸它。那狗立马就跑到酋长的会客厅后面去了，但很快又溜了回来，还是挂念着吃的。这就是它消磨一辈子的方式吧。

我问凯特·怀特，如果从我的盘子里分一点吃的给它，算不算是失礼。她说不必多虑，于是，我就给了那条狗一点吃的。看家狗注意到我的举动，却奇怪地表示默认，一声没吭。作为一只看家狗，它似乎只管分内之事。

酋长院子后面的集合处（或曰“绿屋子”）变得热闹起来了。当晚的舞者中，不少还是小孩子。显然，酋长是个有权威的人，所以才能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此刻他们正用油彩涂抹着身体。几个更加年长些的男人也来了。他们都是鼓手，表情十分严肃。他们的鼓不同寻常，又细又长，像是小型的火炮。他们在我们面前的空地上燃起一堆火，将鼓上的山羊鼓皮烘热，直到他们对鼓音感到满意为止。

其中有个鼓手中断了这项重要的工作，问妮科尔：“我喜欢你。你看呢？”她向我转述，说这是班图人的方式。在这些事情上，他们会直截了当。

酋长跟我说：“瞧瞧来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全都在利伯维尔。你看到了吧，我们就是这样保持传统的。”

夜色漆黑，人们点燃了棕榈枝火把，非常浪漫。有支火把溅落了一颗火花，正好掉在我的手背上，结果烫痕留了好几天。

男孩们一字排开，站在酋长的村公所门口。女孩们和一两个妇女则在外面列成一排。接着，他们两两的离开站立的地方，开始旋转着舞动起来。他们舞步的变化也就到此为止，即便强健的老酋长亲自登场，这舞蹈也依旧沉闷。我听到他喊叫着，还转了个圈来提振精神，给别人打气。但这招不灵。有什么因素缺失了：也许我们这些观众都是外人，不合时宜；也许我们煽不起这些鼓手和舞者的激情吧。

莫比特感到失望。他说：“他们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东西给你看。那些击鼓的家伙知道许多关于入门礼的东西。”

他暗示说，由于我没有走到河边，没有观看部落先人的遗骨，肯定让他们觉得十分沮丧。我让他们扫兴了，他们也就无法尽情地展示了。

不过，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对村里人的款待表示感谢。那天下午，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觉得很失败。

回去路上，我们在车里又谈开了入门礼。莫比特说，他妻子曾参加过特殊的妇女入门礼仪式，有些内容他们不方便讲。

什么奥秘？是巫术吗？

他说：“我相信，有些人会使用他们的负面力量去伤害别人。负面情绪确实会伤人。有时，他们会用实物来确认伤害已经造成。它始于沉思默想，人们称之为巫术。但我不那么称呼它，因为那是种族主义的说法。”

“你跟旁人说过这个吗？比如你的父母亲？”

“精神历程的一部分就是启发别人，但并不采取说教的方式。至于我父母，我的确试过，但不管用。我制作过影片，在美国放映。我父母也在观众里头，但没有问我任何问题。所以我会等到时机成熟时再说。”

“你觉得在美国会失去你的精神生活吗？”

“不会，它存于我的内心。我只会想念森林、树叶，以及入门礼的仪式层面。它们非常重要。为了我的孩子有个更好的将来，我必须回去，但我希望他们能够对他们母亲的祖国有所接触。加蓬是我命运中的一部分，但我对它还不是完全了解。”

“现在你对森林作何感想？”

“我一直知道，植物也是有生命的生灵。但我现在明白它们还有意识。它们也有灵魂，互相之间差异很大。如果我们和植物交谈，它们众多特殊的化学性能就能得以利用。我意识到，即便你仔细分析加蓬的所有植物，你也无法激活治疗作用，除非你通晓植物们的语言。而要掌握那种语言，你必须了解与入门礼仪式相伴相随的宗教。”

9

在回利伯维尔的路上，我们在兰巴雷内稍事停留：此地与施韦泽博士有关。我们从利伯维尔去洛佩坐的是火车，回程时蒙军队与国防部长的好意，乘坐了直升机。

来到加蓬之前，我从未把这个国家与施韦泽博士联系起来。每次想起他，我总是模模糊糊地联想到非洲的某一热带地区。现在我终于到了这里，就在直升机停机坪边上。我首先想到的是压倒一切的水和热，是四周一片的荒凉，以及在此度过中年的黄金岁月是多么不易。兰巴雷内是个狭窄的岛屿，约有十五英里长，位于奥果韦河之中。在直升机的螺旋桨停止轰鸣后——它喧闹地将尘土扬到附近的灌木丛里——我似乎觉得，官方的欢迎仪式同样的震耳欲聋。每个前来迎接国防部长贵宾的人似乎都被直升机的紧迫感给感染了。每个人——当地政府不同级别的代表、施韦泽医院的官员——似乎全部迫不及待地想说出内心的话。那一刻真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本想能够安静一会儿，让自己切身感受一下这位天才（取其标准涵义），并对此人——即我们前来景仰的施韦泽医生——得出些许个人的印象。

但事与愿违。感觉这地方已经将施韦泽博士的存在清除一空，尽管那长长的、屋檐低低的医院大楼还在，尽管大楼的一头仍保留着原属这位医生的两个房间。还有一架暗无光泽的钢琴（我们被告知，这是医生让人送到兰巴雷内来的两架钢琴中的第二架），上面多此一举地摆着翻开的乐谱（无疑是为了还原实况）。此时距医生逝世已有四十四年，毫无遮拦的乐谱被宽阔的奥果韦河投射过来的强光晒得发黄。有个书柜，里面放着医生的几本书：不是他购置并阅读过的书，而是医生自己著作的几个亚洲译本（上面找不到原著的信息）。对于同时身为作家的他，这些零零碎碎的著述不足挂齿。隔壁房间放着医生狭窄的床铺，上面还挂着蚊帐。一张桌子上还摆着看似科学仪器的遗物，包括一台显微镜。此外还有一些不易看清的老照片。真正有价值的遗物也许被挪到了别处，我们所看的仅仅是些无足轻重的什物而已。

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特立尼达，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常常想：这个地方的历史定是被烈日和酷热给毁了。你不可能认为灌木或大海也会有历史。要有历史感，你所需的是房屋与建筑。历史就发生在那里——你似乎看到变化在发生着——它发生于昔日西班牙市镇中心的海洋广场；它发生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几栋大楼上。兰巴雷内这儿没有建筑，有的只是单调乏味的热带房屋：它们全刷成赭色，毫无风格可言，似乎已将过去吞噬一空。

在我们游览时，身为官方导游的那个年轻女子背诵着施韦泽博士的生平：不过是闹哄哄地欢迎我们的一种延续。

尽管桌上摆着那台显微镜，但人们都明白：与其说施韦泽博士是位医生，还不如说他是名牧师。他的医学学位是颁给牧师们的简略版。因此在非洲，他有点像上个世纪后期中国的赤脚医生。他和兰巴雷内都出了名，更有水平的医师被志愿服务的思想吸引，也纷纷来此，而施韦泽仿佛成了个中典范。

施韦泽博士于一九一五年来到加蓬。六十多年前，这块法国殖民地就已建立。传教活动——有美国的、也有法国的；有长老会的、也有罗马天主教会的——也几乎一直在同时进行。

英国旅行家玛丽·金斯利[9]曾于一八九三和一八九五年两度来到加蓬。她的名著——《非洲西部游记》，于一八九七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就在这一年里，萨默赛特·毛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这一点提供了某种参照。）

玛丽·金斯利描写了加蓬的商人与牧师们忙碌的河上生活。当施韦泽博士在二十年后的一九一五年来到加蓬时，他不必过鲁宾逊·克鲁索那样的日子。那时，传教生活已经固定下来：非洲儿童被训练干家务活；混事的牧师只需在他的教堂里主持一下布道仪式，而教堂也许就在他住所隔壁。

玛丽·金斯利特别写到了纳索博士，一位早年由美国长老会布道团派来的牧师。玛丽·金斯利遇见他时，他已在非洲人中间工作了四十年。她对他赞誉有加。显然，他不是个凡人。他才智出众，精力充沛，通晓非洲人的行为方式与信仰。玛丽·金斯利对非洲宗教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她仔细地向纳索博士请教她所谓的“物神”——这是她称呼非洲宗教的一个缩语。她在书里就这个话题写了五章，足足有一百页之多。

与玛丽·金斯利和纳索博士相比，施韦泽博士算不得杰出。至今，他在非洲人中的名声依然是：一个对非洲人“严苛”、对他们的文化毫无兴趣的人。或许，这才是此人真正的秘密所在：并非在一九一五年时，他就具有抛开时代文明的胆魄（虽然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也是个因素），而是他独善其身的思想——似乎有点英雄主义——促使他在蛮荒的非洲待了那么久。牧师的完美理想被他发挥到了极致。可是相较于为人们服务，此君更感兴趣的还是哄人吧。

玛丽·金斯利旅行伊始，就在奥果韦河上游见到了纳索博士建的第一座传教所的废墟。它位于峡谷的一侧，前面便是纳索夫人的坟冢，“恰似欧洲人在西非匆匆而过的一个脚注”。这短短的四五行文字实录——墓地上方那荒废了的传教所——生动地描述了奉献精神、丧妻之痛，以及飞速生长的灌木丛。

颇为不同的是兰巴雷内医院大楼旁的一簇花岗岩十字架。这些十字架相互挨得很近，似乎不愿给任何其他人留下空间。这些是施韦泽家人的墓穴。它们更多的宣示着占有和功绩，而非哀伤。边上有只神情忧郁的鹈鹕关在笼子里，在反复践踏过的泥地上踱来踱去。施韦泽博士曾有只宠物鹈鹕。为了纪念他之故，圈养了这只鹈鹕：它无处可飞，亦无处潜水。

是回到直升机上离去的时候了。一些学童已被召集起来，在午后的烈日下向我们道别，一旁还有摄影师们。靠我最近的那个男孩对别的概不关心，只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他开始对着镜头顾自练起拳来，想让他们拍摄。可摄影师们视而不见，把镜头转向别处，快门咔嚓咔嚓地响开了。

[1]布拉柴（Pierre Brazza, 1852－1905），法国殖民者、探险家，原籍意大利。1874年随法国舰队抵达加蓬海岸，1880年再度来到加蓬和刚果探险。1883至1897年任法属刚果殖民地高级专员。1905年病死于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今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即源于他的姓氏。

[2]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一译史怀哲，法国医生，人道主义者，医学与哲学博士。在加蓬创办了著名的兰巴雷内医院，为医治非洲病患、提高医疗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3]阿育吠陀，印度的传统医疗方法，讲求整体医疗及身心和谐。

[4]通过仪式，人类学术语。指人的一生中，从一阶段进入另一阶段，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仪式或庆典，如成人仪式、婚礼等等。

[5]艾玛多·韩巴特·巴（Amadou Hampate Ba, 1900－1991），马里作家，民族学家。

[6]乔·弗·瓦茨（George Frederick Watts, 1817－1904），英国象征主义画家，雕塑家。代表作为《希望》（1886）。

[7]《汉赛尔和格蕾特尔》，《格林童话》中的一个故事。汉赛尔和妹妹格蕾特尔在森林里迷路后，发现了一座女巫住的姜饼屋。女巫抓住他们，逼迫他们为她工作。最后，格蕾特尔设计把女巫推进了烤炉，孩子们带着她的珍宝逃跑了。

[8]和平队，美国政府设立的一个独立机构，1961年由肯尼迪总统发起，通常派遣年轻的美国人到贫困国家进行志愿服务，目前主要在健康、教育、农业等领域帮助其他国家。

[9]玛丽·金斯利（Mary Henrietta Kingsley, 1862－1900），英国作家、探险家，作家查尔斯·金斯利的侄女。曾两度深入非洲旅行探险，著有《非洲西部游记》《西非研究》等。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志愿来到南非照顾布尔人战俘。1900年在南非去世。

第六章　个人的丰碑，个人的荒原

1

正值南非冬季。约翰内斯堡四周的高地空气干燥、草木枯萎。机场外，蓝花楹树（我已认得此树）已经发黄。这儿似乎没有任何热带非洲的迹象，周遭的景致倒像是遥远的北方（伊朗或卡斯蒂利亚）那寒冷的冬季。通往这座大城市的路旁笔直排列着工厂厂房，它们属于科学与金钱的文化，是另一个大陆、另一种文明的形态。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路旁的非洲工人乍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但渐渐地也就觉得顺眼了（尽管猛烈的日光把他们的肤色晒得格外黝黑、富有光泽）。

两天后，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我目睹了一个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城区的状况。由于担心隔离结束后的影响，白人们早已搬离此地，而非洲人顺势迁进：他们并非本地人，全都是些游民，来自南非周边的国家，如莫桑比克、索马里、刚果和津巴布韦。当初，自由南非政府在一阵非洲化的浪潮中将其边境向这些人开放，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住进了这座高大坚固、永不倾颓的城市一隅，将高楼大厦与通衢大道变成了贫民窟——或至少是不怎么体面地过活着。很难想象当这些大楼还发挥着原初功能的时候，他们是以何种方式在这里生活的。路旁，实心的玻璃窗上有被人砸开的痕迹；一栋办公楼（又或许是公寓楼）自下而上挂满了正在晾晒的破旧衣裳。

杰出的南非作家里安·马兰[1]（一九五四年生）曾经指出——马兰的作品向来不事浮夸与虚假，时常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方式，试图阐释他的祖国所经历的种族苦难——在非洲，白人为他们自身的文明建造了一个月球基地，当其土崩瓦解之后，黑人白人皆一无所获。

四十年前，在卢旺达的基伍湖滨，我曾目睹一处比此地简朴得多的比利时度假村被森林及森林居民毁坏。他们原本很高兴住进现成的寓所（包括现成的房顶、现成的墙壁和坚实的地板），可没过多久就不高兴了：他们不喜欢比利时房屋的矩形构造，逐渐着手将其改造成自己所熟悉的圆形空间——他们世代所居棚屋的形状。若干年后在刚果，我还见过一座城市（当时叫斯坦利维尔，现称基桑加尼），整片的住宅区被森林居民侵蚀。四下里，但见褪色的街牌依然在指点方向，街道的格局却已经万难辨认了。

约翰内斯堡的这一城区，尽管带上了科技、时尚与建筑的烙印（而且和约瑟夫·康拉德在刚果河边的一个棚屋里所发现的神秘教科书一样，还标示着学识与奉献），但它给我的印象与基桑加尼的林区如出一辙。我不由得想起我所见过的其他废墟之地。例如，战时东柏林的瓦砾堆在共产主义时期被当作纪念碑保存了下来。然而，若要重建东柏林那片废墟，即便是在艰难年月，也要比将约翰内斯堡的这片混乱区域基本恢复原样容易得多。在这儿，人们该从何处入手呢？恐怕不得不从城市及文明的理念开始切入，而且不等重建开始，抗议声就会淹没一切。

那处新贫民窟内还有更多东西有待发现。一座坚固的老仓库如今已被新的货品占据，恰似对此地原有功能的一出戏仿。现在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灵药市场。巫医们指令顾客来此地购买商品，以供他们施法时使用——多数是用来制药，给那些不幸着了魔障的男男女女服用。在这些林林总总的魔力商品当中，最能让我们接受的当属那些用药草编织的花环了。它们可以用来香熏屋宅，使恶灵不得在内安生。较之更为庄严的物品则属那些裹挟着泥土的根茎。它们可能被用于涤除罪恶的仪式——这是非洲巫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接着，我们进入了骇人的王国：一张平台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动物器官，旁边的矮凳上坐着一名小贩。市政规章使灵药市场更加有序地运作：货品晚上就存放在市场内，小贩们不必每天收摊撤货，次日一早再搬回来。在这类货品的展示方面，我们面前的这个小贩是个能手。他能将迥然不同的几样东西一字排开（比如一块下颌骨和一根肋骨），并使它们看上去有所联系，或同属一个系列。在展台的最左上角，这个最最傲人的（显然也是最珍贵的）位置，摆放着三个马头，头上毛发犹存，表明它们是从屠宰场新鲜运抵的。它们可没那么容易搞到。假如巫医指令某人来买马头，那就意味着他将在购买者身上施行最顶级的巫术——显然，马头是相当昂贵的魔法药引。（不过也许还比不上白人妇女的乳房那么贵。据警方透露，乳房曾被当作灵药出售。）

我本想问问这些马头的要价，但又有些不敢多问。我已问了无数问题，小贩已然觉得我毫无诚意，眼看就要大发牢骚。他对其存货质量及摆放艺术颇为自豪。每天，他都会遇着几个像我这样的闲人或访客，向他询问各样东西的用途，却丝毫没有要买的意思。这样做纯粹是在浪费卖主的时间，还指望对方始终都把自己当回事。

马头之外，还有几个鹿头。它们被尖刀或利斧从中间一记劈开，让人想到收获季节在可可园里发生的情景：左手握着可可果，右手用砍刀将其劈成两半。劈开鹿头时，下手要干净利落，如此方能把那可怜动物的脑髓从颅内取出售卖。这一击是如此神速，吻部极窄的鹿头仍将精致无损，甚至拿到市场上贩卖时，那双眼看上去依旧炯炯有神、毫无惧色。

臭气扑鼻而来。除了在小贩的台面上平铺着各种动物器官，绳子上还展示着织物一般的动物肠胃。这样，熟谙动物各部分功用的老手就能尽情挑选或检视他所需要的部分。展品呈白色或灰白色，血色尽失、尘土满布。

此外，小贩的笼子里还关着两只豚鼠。它们饱受死亡气息的折磨，紧紧地挤在一起，彼此以体温与活力作为短暂的慰藉。小贩觉察到我的担忧，大声声明它们是他的宠物。他可真逗。事实上，这两只豚鼠被卖掉以后，将会按照一定的规矩进行屠宰：用小刀径直剖开心脏——这会令豚鼠极其痛苦，人们却偏爱此法——然后，人们按照巫医的指导，喝下它们的鲜血。这是牺牲仪式的一部分。

这一切让我感觉糟糕透顶、失望万分。南非人曾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本以为，艰苦的斗争会造就伟大的民族，而其各种魔法仪式将会指引人们走向某条更为光明的大道。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可能认为，美德会来自这些凄惨的动物遗骸。同样，任何有理性的人也不会认为，当地巫师所施行的巫术，对于平复这座大城市及被严管的附属黑人聚居区对其居民所造成的伤害有任何帮助。这里缺乏我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中发现的美——在我看来，他们对自然界极为崇拜——也没有加蓬人与雄伟森林能量相通的理念。这儿只有最简单、最平庸的巫术，生发不出任何美好，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就在几小时前，在种族隔离博物馆，我还体味到另外一种非洲之痛。两个非洲彼此隔绝，无法合二为一。当你开始观察时，总会从一个非洲摆动到另一个非洲，从一种思绪摆动到另一种思绪。我最终感悟到：政治与历史的合谋，造成了南非人的平庸。

灵药市场的不远处便是卜算街。那儿的铺子相当狭小，柜台及给顾客坐的长凳占据了占卜室的大部分空间。在第一间铺子里，有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给她出生不久的小女儿求药——她们显然是艾滋病患者，但我无意上前问询。她给了医家一百兰特。不一会儿，对方就带着四十兰特和用报纸包着的一包草药（或曰药粉）回来了。可怜的瘦女人高兴极了，以为这下她的小孩可得救了，真令人心酸。路对面是另一家同样逼仄的占卜室，屋里一片昏暗，唯有两副烛台照明。卜者低身蹲伏，叫我们投掷骨头——几个月前在尼日利亚，我们也曾在一个类似的狭小空间做过此事——然后她为我们解读征兆。

外面停着几辆警车。我们的司机过去跟警察们聊天，回来时说，警方正在追捕亡命之徒，来此是为了弄点儿防身之物。

2

种族隔离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刻着几部种族镇压法令的名称。它们曾被用来维护这个国家的秩序。现在，隔离虽已废除，但它持续的时间毕竟太久：三十六年，足以养成整整一代在这套侵犯性法令下成长起来的人。法蒂玛，我们的导游兼旅行策划，便是其中一位。换作一般人早就被时局拖垮了，但法蒂玛有文学上的抱负，这一可贵的理想使她保持了自我。她曾经向往外界的其他文化——起初，她向往伊斯兰世界——尽管这一梦想后来误入歧途，但终归还是对她有益的。

刚见面，她就告诉我们，她是个“有色人”。这是个南非词汇，可以单纯用来形容某人具有混合血统。但其实它还另有一层意思，暗含侮辱意味。该词源于遥远的过去，暗示着你有一名布须曼人祖先。南非的布须曼人就像加蓬的俾格米人，体格矮小，被认为是当地最早的原住民，熟谙草木及毒药等各种知识。金山大学的“起源中心”里一刻不停地播放着有关布须曼人的短片（由于反复播放，胶片已满是划痕，放映起来沙沙作响）。片中的布须曼人载歌载舞，用可怕的方式毒杀并猎获巨大的大角斑羚。

她母亲的祖父辈中有个英国人，曾外祖母则是科萨人。法蒂玛主动声明自己是个混血儿（这正是种族隔离法炮制出来的怪事），但她见过曾外祖母的照片，自认为是个十足的科萨族女人。法蒂玛的祖父肤色黝黑，但他们全家都讲阿非利堪斯语，厌恶黑皮肤。法蒂玛去看望祖父一家时，他们把她带到美发师那儿，愣是把她鬈发里的发结给拉直了，让她看起来较像个白人。

因此，她从小到大都“只是个混血女孩”，不具任何归属。学校里的科萨族女孩都有身份，而她却一无所有。她在有色人种的社区长大，邻居中有穆斯林。她看到他们过宗教节日，行宗教仪式，拥有完整的穆斯林身份。毫无疑问，正是为了攫取这种身份，她二十岁时就嫁给了一个穆斯林神职人员。从此，她一心投入伊斯兰教的怀抱，可谓死心塌地。她开始“遮盖起来”，起初只是戴头巾，不久便紧裹全身，只露出脸和双手。一开始是她主动这么做，可后来，她丈夫的要求越来越多：他不喜欢她跟别的男人同乘出租车，也不喜欢她和别的男人握手。他威胁要和她离婚。她的记者工作变得难以为继，她的伊斯兰身份之梦也就此落空。一番挫折后她前往德班，试图依附那儿的印度人群体。可他们并不友善，定要弄清她的姓氏和出生的村子。每当他们盘查清楚她是个有色人，便毫不留情地将她拒之门外。她读了大量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比那些测试她的印度人和穆斯林都更有学识，但这无济于事。她去麦加朝觐，却感到一片茫然，所获的只有加在她这样一个女子身上的桎梏而已。

此后，她又开始寻求黑人的身份，但依旧困难重重。有色人的出身再度成为障碍。黑人们拒斥她，觉得她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文化根源的人。因此，她的这趟南非之旅乃是一段痛苦的发现之旅：从有色人的出身到伊斯兰之梦，到德班的印度人，再到聚居区的黑人。在德班也有黑人聚居区，但都在机场附近，她没能见着。等来到约翰内斯堡，她才看清了这些聚居区，并开始和黑人们一起工作。直到那时，她才真正明白了黑人的痛楚，并由此悟出，对于非洲人来说，所谓“政治自由”及“种族隔离已然结束”全是一派谎言。

法蒂玛说：“我发觉，南非这儿的黑人比白人更愿意伸出手来。那些白人只想让黑人‘离远点’，别靠近他们。他们不愿合作，也不愿和解，只想跟黑人保持距离。他们满脑子都是成见，比如索维托很危险、交黑人男友很糟糕之类。”

在我动笔之初，我曾想避开政治与种族的话题，试图在它们之外寻觅非洲人信仰的本质。可就像寻求身份归属的法蒂玛一样，我的这种尝试也在南非遇到了困阻。我意识到，种族问题是这儿的头等大事，正如其他地方的宗教问题一样根深蒂固、无从回避。

3

种族隔离博物馆让我见识了南非人的历史观，确实触动人心。不过，从约翰内斯堡到比勒陀利亚的城际公路尽头有座更宏伟的建筑，这便是为纪念十九世纪前半叶布尔人从开普殖民地向内陆“大迁徙”而建的先民纪念堂。那次迁徙是为了摆脱英国人的统治，他们随身带着所有的物品与牲畜，一路坐着牛车，行程想必漫长而艰辛。这些迁徙者并不总能预见自己将要面临的处境。非洲人对他们并不友好；许多迁徙者死于征途。法蒂玛上学时被要求学习这段历史：途中的所有小型冲突都升级为战斗，而所有这些战斗都必须牢记于心。然而，吊诡的是，她却不被允许参观这座纪念堂。

这座褐色的花岗岩纪念堂坐落在山顶。从路上远眺，仿佛山丘上的一处隆起。它是一座单体建筑，没有比真人还大的英雄塑像。游客从后面的花园步入，先仰望一下它那伟岸的高度，然后拾阶而上直达主层。入口处倒有一尊比真人还大的绿色青铜雕像，是一名戴着头巾的坚强妇女，护卫着两个紧紧依偎她的孩子。这尊感性的雕像与纪念堂的那种三十年代持重的日耳曼风格有些格格不入：这座纪念堂正如众多的装饰派艺术建筑，有点儿像一台放大版的三十年代收音机或电唱机。外墙上，六十四幅浅浮雕牛车图案构成了环形车阵，象征性地保护着纪念堂。重要的是六十四这个数字。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当迁徙者遭遇祖鲁人的袭击，他们就用了六十四辆牛车组成防御阵地。祖鲁人最终惨败。纪念堂纪念的正是血河之役的大捷。

穿过柚木大门，纪念堂内的圆形空间凉爽而美丽，四面各有一扇高大的拱窗提供光照。带有花岗石框棂的窗子嵌在四根立柱之内，奇异地呈现出一种伊斯兰风格。弧形的墙面上，与视线齐平的是二十七块浅浮雕饰板，记述了迁徙途中的驻地和战役的胜负。应该说，浮雕上的非洲人并没有被丑化嘲弄。他们或多或少袒露着身躯，看上去比迁徙者们更具英雄气概——后者身着十九世纪式样的衣裤，在雕刻中的效果远不及裸露的躯体。

所有这些已足以给人深刻的印象，但还有别的。主厅下面的几层展厅展示的是与大迁徙有关的各种艺术品。纪念堂于血河之役一百年后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破土动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二十五万人面前，丹·弗·马兰[2]宣布纪念堂正式开放，其时恰逢他和他的国民党政府所制定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颁布整整一年。这是座阿非利堪人的纪念堂，记录了非洲人被征服的历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法蒂玛那样的人不得入内参观了。

建筑师杰拉德·摩尔迪耶克曾说，他已造就了一座能历经千年的丰碑。他本应出言更谨慎些。在南非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地方，人们太容易看到自己想看的一面，并致力于根基不稳的事业。时代自然已经变了。摩尔迪耶克建造的阿非利堪人纪念堂如今已变成国家纪念堂，并作为国家遗产的一部分而得以保留，但没人能确保将来。

4

里安·马兰介绍我读一读阿非利堪作家赫尔曼·查尔斯·包斯曼的作品。我走之前，他送给我一本《马菲京路》，是这位作家的四本短篇小说集之一。这本南非的出版物上没有提到作家的生平与生卒年月，因此我感觉自己是在凭空瞎读。只有一句引自罗伊·坎贝尔的引文透露少许信息，其人已去世多年。包斯曼的天才令人自叹弗如。他描写十九世纪末期心智单纯（或曰愚钝）的布尔乡野村夫，故事渐次展开、彼此相连，勾勒出一个整体。作者文笔平直，能够从容描绘各种丰富的情感。他行文诙谐，简练的笔触造就极美的文风。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只豹子忽然出现在叙述者的面前。它几乎要嗅到他的脸上了，让人捏把冷汗，接着却变得像只小狗那样温顺。叙述者随后四处夸耀这只豹子，但邻居们不相信他。一天，叙述者看见那豹子像只狗似的睡在路上，脚爪交叉着。走近一看，才发现它的胸口已被毛瑟枪击中。毛瑟枪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火器。叙述者的夸耀和那些愚鲁乡亲的残忍，最终导致了这只神奇动物之死。

集子里最重要的一则故事是关于一次模拟的大迁徙。从开普殖民地出发的大迁徙已成了这些淳朴乡民的平民智慧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想象中，人人皆可尝试迁徙。在布尔战争末期，眼看败局已定，费不了多少工夫就能让他们相信，假如驻留原地便将受到英国人的奴役，唯一的出路是迁往自由的纳米比亚——德属西南非洲。在那里，他们将会遇上与自己更为相像的日耳曼人。迁徙之路要穿越可怕的纳米布沙漠，这群人中没有几个了解沙漠，或懂得在沙漠中寻找水源，可他们愚蠢地低估了自己将要面对的困难。

与先民们一样，他们把家什装上牛车，踏上迁徙之路，而灾难几乎立刻降临了——包斯曼落笔从不拐弯抹角。牛群只喝过一次水，就再也没水了。后来终于找到一口浑浊的水眼，可饱受折磨的牛早已跪地不起，既喝不到水，也站不起来了。才走了两三天，这些迁徙者就已精神恍惚，自欺这趟沙漠之旅已经成功在望。一天早晨，他们发现自己的非洲仆从都逃走了，这等于判了他们死刑。故事娓娓道来，包斯曼轻描淡写的节制笔触巧妙地升华出这一可怖主题之下的苦痛与尊严。一些原本想要迁徙的人决定撤回，然而，出人意表的是，尽管现在人人都清楚，当初这个穿越沙漠的决定是个可怕的错误，但试图回撤的人还是莫名地失去了他们的道德威望——因为他们灭了自家的志气。带头提议迁徙的那人发了疯，一意孤行。后来，当幸存者回去清点失踪人数时，协助寻找的贝专纳[3]土著发现他早已一命呜呼。

我把包斯曼写的故事与先民纪念堂归为一类，因为它们同样具有未被厘清的含混主题。先民纪念堂并非只与大迁徙有关，还关乎非洲人的痛苦与失败。纪念堂本身是件立意高远的艺术品，建造历时十一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便已耗资近四十万英镑，方方面面无不考虑周详，但它所纪念的主题却令其陡然失色。

包斯曼的短篇小说也有些类似。出色的叙事却未能阐明其根本的主题。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淳朴的乡民，他们头脑简单、缺乏想象力，却给非洲人带去了难以言说的痛苦。人们或许会说，包斯曼不过是如实记述，以朴实的文笔写下一切，而由读者自由地加以阐释。但他恐怕有些太过不动声色了。里安·马兰认为，包斯曼能与马克·吐温相比。问题就出在这儿。就拿哈克·费恩那骇人而荒唐的父亲来比吧，那是个绝妙的喜剧人物。相形之下，包斯曼的书里找不到那种有血有肉的感觉。那是一种更为精妙丰满的文笔，非包斯曼所能企及。

5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位真正的伟人曾在德班、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等地游历。他的旅行——某种程度上是大迁徙的现代版本（乘坐火车和马车）——可说是一场受难之旅。旅行改变了他的生活，开启了他将毕生从事的事业。只不过，那项事业是在印度而非南非，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都没有他的纪念碑。这位旅行者便是莫罕达斯·甘地。他的受难之旅始于一八九三年，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他来到南非。尽管由于家族的关系，他是作为一名富有的印度穆斯林商人的律师来到此地的，但他几乎还没有任何阅历可言。

他只在孟买的小案法庭出过一次庭，打的是一件三十卢比（合两英镑）的案子。没有哪桩官司比这更小的了，可对甘地来说，这件案子却是个耻辱。开庭时，甘地站了起来。他本该质询对方，却腼腆得完全语塞。于是，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坐回原处，请求将本案移交给帕特尔先生（费用五十一卢比）——律师席上的另一位律师。帕特尔先生利索地解决了这起诉讼，拿到了他的律师费，而甘地羞愧得甚至不愿查明自己的前事主（一位妇女）是赢是输。从此以后，作为律师，他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远离法庭，写写诉状了。

这算是个糊口的营生。但随后，家族的一位朋友向他提供了一份去南非的差事：一年的工作期，头等舱的来回船票，拢共一百零五英镑薪水，食宿全包。甘地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条件下他更像个仆人而非律师。想必他也意识到，那些生意人根本瞧不起他们当律师的，但他并不介意。他喜欢冒险闯荡，并不计较报酬。

起初的确像是一场冒险：漫长的海上旅行——从拉穆途经蒙巴萨、莫桑比克，最后到达德班。他在德班见到雇主，雇主告诉他，这里其实并没有太多事情要他干，公司相当于花钱买了头白象[4]。甘地发现，他要处理的那桩案子与账目密切相关。他买了本书开始研究，不久就掌握了所需的知识。

八天后，甘地拿到一张去北面比勒陀利亚的头等车票。雇主认为他应该再花五个先令买张卧铺。但甘地却宁肯省下这笔钱，并觉得这种固执和节约能带来一切——尽管现在很难理解他当时为何会这么想。他的受难之旅从此开始。路上每一站的地名——马里茨堡、查尔斯顿、斯坦德顿：甘地在三十年后口述自传时依旧记得一清二楚（尽管它们在当代地图上未见得全部幸存）——也都充满了羞耻、害怕和侮辱。他所受到的虐待和暴力甚至使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安然抵达目的地。

在马里茨堡[5]，列车员问甘地是否需要一个铺位。他说：“我自己带了铺盖了。”尽管没在自传里明说，但他相信这就是噩梦的开始。先是来了两个官员，接着又来了一个。正是这第三个告诉甘地必须挪到行李车厢去。甘地断然拒绝，说如果一定要他离开，就只能有劳他们动手了。那个官员叫来了警察，警察将甘地和他的行李全部扔下了车。甘地随后安顿下来，打算熬过一宿。天相当冷。他行李中有件大衣，但他想，如果他去讨要大衣，必会遭到羞辱。[6]那一晚，他想了很多。他该回印度吗？还是该留下来斗争？他应该将侮辱置之度外，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吗？他想他应该留下来，反抗种族偏见这一痼疾，即便吃苦也在所不惜。认真思考之后，他决定搭乘下一趟火车前往比勒陀利亚。

假如那就是他在危难关头的所有表现，他就不是甘地了。可他到底是甘地——撇开别的不说，他首先是个讲规矩、懂法律、对法律有虔诚信仰的人（虽然那时还谈不上对信仰本身的信仰）。次日早晨，他拍了封很长的电报给铁路公司的总经理。随后，他又坐上火车（拿着他原本拒绝购买的卧铺票），来到了查尔斯顿。在那里，受难还在继续。当时，查尔斯顿与约翰内斯堡之间没有铁路，只有一趟公共马车，而那个马车领班纯粹是个恶棍。他刁难甘地，不许他坐进车厢，接着又叫他从车夫身边的座位换到踏板上去。他凶恶地殴打甘地，以致激起了乘客的公愤。

马车当晚停在斯坦德顿小镇（现在，大一点儿的地图上都不标注这个地名）。有些印度人在那里等候，是雇主派去接他的。甘地得到保护，便利用这段间隙给马车公司的代理人写了一封长信，并收到了鼓舞人心的回函：接下来从斯坦德顿出发的马车将更加宽敞，而且那个凶神恶煞似的领班也不在车上。傍晚，关照他的那些印度人送他上车，帮他找了个好座位。他终于安全抵达了约翰内斯堡。至于从约翰内斯堡到比勒陀利亚的最后一段行程，他坚持以律师的派头，必须乘坐头等车厢。他事先写了个条子给火车站站长，告诉他自己的姓名与职业。随后，他穿上礼服、打好领结，亲自前去买票。（票价一英镑。甘地在南非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就是这副行头。假设他衣服数量有限，很可能那就是他去约翰内斯堡车站购票的装束。）然而，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当我们已准备好迎接麻烦时，却往往什么事都不会有。他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售票房里的那个人不是南非人。他来自荷兰，殷勤有礼。

当时的甘地还信奉大英帝国。在他看来，在南非的印度人之所以备受歧视，是因为他们对政治漠然，既没有提出政治诉求，也没有组织起来。当他完成了在南非的法律事务（他说服了争议双方接受仲裁），便准备返回印度。他来到德班等待客轮。就在那儿，他在当地的报纸上读到一则有关印度人选举权的新闻：一项议案摆到了纳塔尔的立法机关面前，意欲剥夺该省印度人的选举权。甘地颇为惊讶，与他交谈的印度富商们却对此既不知情，也不特别关心。这更令他惊讶不已。富商们草草地讨论了一番，决定将抗议的重担托付给甘地。

因此，甘地推迟返回印度，之后又一再延期。他逐渐认清了印度人的软弱无能，在南非的一年行期最终延长至二十年。他来南非时还很年轻，只是个会写写诉状的律师，没有经过历练，腼腆得可笑。而离开时他已步入中年，当年的青涩律师蜕变成了圣雄，政治手段也已臻完备：非暴力不合作、斋戒，以及他自己的精神境界。

这一切都始于那趟糟糕的旅行：从德班启程，经马里茨堡、查尔斯顿、斯坦德顿、约翰内斯堡，到比勒陀利亚。四十八小时内，就像脱去罩衫那样，他褪去了胆怯。年纪轻轻的他成长为众人的领袖。不少欧洲人，尤其是德国犹太人，都曾在约翰内斯堡帮助过他。想必这对他是个启示。他的理想本只局限于印度，但外界的支持与鼓励使他不再目光狭隘，而能在政治及宗教方面放眼世界。他后来写到约翰内斯堡时充满爱意。不过，话又说回来，甘地和非洲人相处得并不融洽。他觉得很难理解他们，没法把他们融入自己的世界图景。

甚至在查尔斯顿坐马车时的危急关头，他还用了霍屯督这一刻毒的字眼来指称马车领班的非洲仆从——他就坐在车夫另一边。这个词从甘地嘴里吐出来真是奇怪，因他本人始终抵制种族偏见。不过对此或许有个解释：甘地当年是用古吉拉特语对他的古吉拉特秘书马哈迪夫·德赛口述其自传的。德赛随后将口述译为英语。霍屯督可能是英文字典用词，德赛偶然查到，把它当成了“非洲人”的近义词。

6

你能在约翰内斯堡逛上好一阵，欣赏林荫大道、轿车展厅以及公园，却看不到黑人聚居区。你当然知道它们就隐蔽在那里——有那么多描述它们的文字——但当你第一眼见到它们时，仍会惊讶万分：千篇一律的砖头或混凝土小屋一行行地笔直排列，小小的院落里连棵树也没有。而等你深入到情况更糟的地区，齐整的屋舍就被简陋的旧铁皮棚屋所代替，上头草草地涂着个号码，以资辨识。人们竟能在这样的住处生息繁衍，着实让人吃惊，但他们的确如此。这让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名言：“除了鬼门关，人们什么关都闯得过去。”

等到尘世间的生命结束，就要踏上去阿瓦隆公墓的路了。这公墓居然以亚瑟王的骑士们的墓地来命名，还真是会开玩笑：绵延数英亩的低矮墓碑仿佛是小屋式样的重现，以这种方式完成了生死的轮回。周六是这里举行葬礼的重要日子。开往公墓的汽车一路闪烁着警示灯，宣示自己正在执行庄严的使命，需要优先通行。警示灯只需轻轻一拨便能打开，可不知怎的，豪车、拥挤的车流加上跳动的灯光，造成了一种欢快的效果，人们还以为司机们周六心情大好，一边开车，一边拨弄着车灯开关玩呢。

去往公墓的路边墙上刷满了殡葬从业人员的姓名。在这里，丧葬是桩大买卖，一向生意兴隆，每周六都会来新顾客。身处阿瓦隆的旷地，明亮的天空下，你能看到一群群身着深色套装的男人和穿着红白两色服装的女人。他们的站立之处标示了新的墓穴和新的葬礼。墓地的土呈红色，且布满石块。有时，距墓穴不远处会搭起一顶小帐篷（平顶、四面敞开），我猜那取决于葬礼的规格和殡仪员收取的费用。帐篷底下（并不能真的遮阴），逝者的女眷坐在椅子上，有些身上还披着毯子。法蒂玛说，毯子在这里是一种仪式装束，其原型是从祭献的牛身上剥下的牛皮。牛皮有时会被用来包裹逝者，让遗体保持温度。

新的墓穴互相挨着，泥土堆成的坟冢令人伤感。每个墓穴都临时用木片标明墓主，等日后再换上墓碑。许多墓主都是年轻人，可能死于肆虐此地的艾滋病——当地人民苦难史的新篇章。

有感于阿瓦隆公墓的广阔以及它所承载的巨大不幸，我想起了法蒂玛（以及别人）对我说过的话：没有了种族隔离，南非在这世界上就失去了根由——再没有什么可供南非作家挖掘、引起他们关注的东西了，也没有了对失败或悲剧进行创作的实在动力。难道说，除了显而易见的种族隔离，就没有更深刻、更普遍的写作主题了吗？就没有保持纯真、与众不同的事物了吗？这似乎不大可能。戴·赫·劳伦斯（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撇开诺丁汉郡的煤矿，而去思虑整个英格兰（尽管内心里他还一直比较局限），进而又思虑整个世界。但南非的作家不是这样，他们仍被束缚在自己的火轮之上。

我曾问法蒂玛，她是否认为人们会有所改变。

她说：“当局想要百姓搬迁，可大家不肯，用的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理由。种族隔离的苦水又倒了出来，以此搪塞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当你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时，就打那张牌。它也是我们电影产业的支柱：‘我们曾是黑鬼……’”

我想知道，当她在阿瓦隆看见那些身披毛毯的妇女以及在墓地上跳舞的送殡者时，她作何感想。我所见的于我都是新鲜事物。我觉得，其他人对此也一定有某种更为直接而切身的感受，而不是只想到什么种族隔离。

她以非常坦率的方式答道：“它让我想起了过去，想起我那穿着红白两色服装的祖母。它也让我记起，即便身为基督徒，你也要为祖先奉上一头牛作为牲宰。在有些地方，人们祭上公牛或母牛，并用牛皮裹着遗体下葬。那牲口必须大声号叫，好让祖先们听到。但我可办不到。当我祭奠祖先时，我没法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山羊被活活宰杀。”

这种宰杀牛时要让它痛苦号叫的观念是如此残忍，让我不由想起象牙海岸的人们杀猫的方法：把猫塞进袋子，然后丢进沸水。正如象牙海岸人杀猫来吃的手段让那个国家别的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南非人让牛号叫着赴死的手法也令这里其他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7

在南非，黑人就意味着继承，或至少有那种可能性。而作为一个敏感的白人，则会对自己在新体制下的位置感到困惑。而且局势很快就变得无比艰难，令人不得不开始思考生存这个严峻的话题。

科林就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他说：“想要无所顾忌地说话，简直太难了。人们之间完全缺乏交流。我感觉现在自己都没法说话，只能没完没了地应付困局，根本没时间停上一停，想想眼下的时局和对策。我希望能找到某样东西倚靠，就想到了人道主义。然而，你只能找到一些致力于人道主义的非洲人，却没法享有人道主义的非洲。而这话你又不能明说。我只能担惊受怕、麻木不仁地活着。这种压抑感是活生生的。回首往日，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正义斗争。我坚持斗争，因为我本身就来自一个充满冲突的家庭。虽然那一切已成追忆，但现在我还靠它支撑着。”

科林家的冲突源自他不同的祖先。他半是英国人，半是阿非利堪人。外祖母向他讲过许多有关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所建集中营的故事。他能理解阿非利堪人对集中营的愤懑，但同时，通过父亲，他对英式自由主义也有一定的好感。十二岁时，科林被送到一个乡下小镇，和一个叔叔住在一起。那里的种族隔离不像其他地方那么严重。科林和一个同龄的黑人男孩弗朗茨成了朋友。这份友谊对科林的心智发展十分重要。他说：“我把弗朗茨与我之间的友谊视为弥足珍贵的人性时光。”科林能够如此谈论，因为他是完全当真的。

他把城里的情形说给弗朗茨听，而弗朗茨则带他去认识大自然：沙漠、森林、蚱蜢，等等。一天，弗朗茨被蜂群蜇了，科林帮他把死蜜蜂从头发里扒出来。多年之后，这段回忆依然恍如昨日。

科林回家的日子到了。他觉得自己应该跟弗朗茨保持通信。但那是不可能的。而弗朗茨则想请科林回去后给他寄一本字典和一本地图册。白人学童得到这些是天经地义，而黑人儿童连想都别想。碰巧，科林有点闲钱，可以为弗朗茨购买那些书籍。

由于一直未能摆脱恐惧，又或许是由于他那人道主义的梦想迟迟未能实现，如今，科林只能拿大自然、工作，以及——这一点我倒没想到——他所养的猫与他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来聊以自慰。

但我觉得，猫和其他动物在非洲普遍处境艰难——即使在克鲁格[7]国家公园这样的保护地也不例外——科林与他的猫之间的关系或许会引发一种全新的痛苦。他本人就向我讲述了如下的故事：

“这儿的体育场曾举办过一次重大的足球锦标赛。比赛中，有人把一只黑猫扔到了对方的球队中间。猫自然送了命，对方球员愤怒地抗议，指控有人在搞巫术，把邪恶的咒语施加到他们身上。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件事，觉得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野蛮的行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们把泛灵论与动物本身混为一谈了。同样，你必须明白：尽管所有的社会都有一些用以泄愤或减轻挫败感、舒缓不快情绪的比喻说法，但在南非，比喻和实际几乎没什么分别。选举期间，非国大和对手互相谩骂对方是蟑螂、毒蛇、哈巴狗。在这儿，如果你使用这类比喻，马上就会惹祸上身。而如果在激烈争辩中使用动物作比喻，甚至会引发真正的流血冲突。这可怕极了，我觉得十分沮丧。”

一九八七年，科林首次去巴黎，并深感折服。虽然有些情形他略知一二，但有些事是他前所未见的。那次经历给了他一种全新的看问题的方式。

他说：“我们恐怕还得经过非常暴力的后殖民过程才能成人。不过，要成为知识分子，倒不必非得去上大学。这儿有悠久的传统，比科[8]称之为“乌帮图”，意思是，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人互相帮扶。这种信念给人以希望。我寄希望于未来，而不是总盯着我们身边的种种不足——尽管这种追求未来的想法也有其自身的缺陷。”

他躲不掉南非的兵役，被遣往安哥拉，驻守在那里的难民营。难民营里住着黑人妇女儿童和有色人种妇女，偶尔还有金发碧眼的白人妇女儿童——都是遭到男人抛弃的葡萄牙妇孺。

“正是在那块营地，穿着那身可憎的制服，我才意识到，男人在做事之前，面临一个道义上的选择。有些男的强奸抢掠，无恶不作；但也有些男人，比如我，组成了一个小团体，试图改善那些妇女的处境——她们为了保护孩子，什么事都愿意做。我目睹了军中的道德败坏。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道义选择始终存在。但我总觉得，身为白人就背负着永远都还不清的孽债，即便你参与过正义的斗争。”

8

我问菲利普这个社会是否有发展前途。我认为，这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十分重要。

他说：“依我看，没有人道，发展便无从谈起。以我个人的愚见，致力于让我们从种族隔离过渡到民主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已经在人道主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虽然它在某些方面可能还不完善，还有缺陷，但至少，我们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爆发内战（那里的人们想要把白人彻底轰走），而这就使发展具备了某种可能性。”

他和黑人白人在一个小组里做事。“我并不觉得因为我不是黑人，在这里就没有前途。奇怪的是，这儿既是又不是一个充满灾祸的地方。这或许有些自相矛盾。但作为一个南非人，我正试图用另一种方式为我的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知道自己常陷于进退两难：该走还是该留？有时我甚至怀疑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根源于我的犹太先祖。二十世纪，为了躲避东欧地区对犹太人的迫害屠杀，我母亲的先辈们来到这里。一九九四年前，这儿有个规模庞大的犹太社区。但一九九四年以后，社区迅速地衰落了。真的很快。许多人离乡去国。每当我目睹此地的罪恶、腐朽和普遍的衰败，觉得毫无希望时，我就表现得像个抱怨不休的白人。但我心里总在自问：我该走吗？”

来去自由算得上某种特权。科林可没有这种特权。

菲利普说：“祖马（二〇〇九年选出的新总统，一个祖鲁人）上台后，由于强奸、军火弊案，以及他的部落做派，又有一大批人移居国外。但我想，尽管我也不喜欢祖马，可我还是会留下来。因为没准儿他的当选是件好事，他可能会把我们引入一场平民主义运动。”

跟科林不同，他看不到自身所处困境的哲学层面。

“我的一部分在说，平民主义注定会发生。也许我是在为自己找留下来的借口，但这里的人们确实已经受够了‘下等人’的待遇，因此，从长远来看，为了疗伤，这种逆向的黑人种族主义一定会发生。我深信，需要整整一代人来找出解决我们困境的理智办法。但那也只有在我们的教育体系有所改进之后才有可能。那可是个大大的‘如果’啊。”

这是种普遍的抱怨。只给非洲人十分可怜的教育（弗朗茨没有字典也没有地图）是种族歧视的手段之一。十五年后，其后果依然能在整个南非社会感觉到。

菲利普说：“眼下，美式消费主义正在吞没我们——购物中心、商业大街以及哪里都能去的轿车。可真讽刺。与此同时，我却变得越来越隐遁，因为我不喜欢我在城里看到的景象。这里有一种忧惧的气氛，而我亲眼见过在城里无忧无虑生活的情形。我见过欧洲的大城市——小小的商店，步行的人们：那是种街道文化。并非人人都挤在购物中心，并非人人都驱车乱转。现在，我有时仍会走路去镇上，因为我没法整天待在车里。而假如将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我也就不得不走了。有项动议说，要收回白人搬离后的市内区域。而白人们之所以搬走，就是出于恐惧。”

9

听说约瑟夫是个祖鲁传统主义者，我想我该去会会他。为了写这本书，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做过一些宗教方面的探询，现在自然应该继续下去。但到底能得到些什么，我也并不清楚。他住在一座低矮的混凝土房子里，位于一片貌似平静的混杂地区。这本来再平常不过了，但他却像有钱人那样在铁笼子里养了几条看门狗，后院（那儿有许多塑料椅子）和屋外的街道上还聚集着一些年轻人，都是他的追随者。约瑟夫名利双收，那些追随者们都试图模仿他走路和说话的样子。本地黑人聚居区的很大一部分政治文化思潮即来源于约瑟夫。三十多岁的他深知自己的名望，经常发表煽动性的言论。他客厅椅子的坐垫看上去皱巴巴的，今天肯定已经来过不少访客。一名中年女秘书坐在电脑前，背对着房门，正在为约瑟夫制订会见计划，列出表格。他可是个大忙人。

他说，大多数的传媒都为白人把持。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他说话的腔调却好像只有他才有资格这么说。他接着说，外国媒体对本地传统毫不尊重。他会这么说一点儿都不出乎我的意料。话说到了这份上，他才从容自在了一点儿，话语也跟着流畅起来。他说外国人并不总是知道，若要在某个地区工作，必须先征得当地酋长的许可。许可到手后还得送酋长一份礼物：一瓶白兰地外加两百兰特。工作完成后，你也不能一走了之。假如酋长要你留下来参加告别宴会，你必须听从。白人和印度人就因为不懂这些规矩，惹出了不少麻烦。最后酋长有可能会罚他们的款，罚金必须如数付清。罚款是一项非洲传统，能抵偿多种过失，比如搞大女孩肚子、偷东西、醉酒以及辱骂长辈。此时，白人的法律完全被抛开，代之以非洲本土的方式。

接着，他很突然地中断了话题，问道：“你来自哪里？”

我说：“特立尼达。”

他一脸茫然。

我说：“牙买加边上。”

他说：“鲍勃·马利[9]。”接着作沉思状，说：“奴隶贸易。”

我说：“没错。”

“英国曾经为奴隶贸易道过歉吗？”

我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牵涉到很多国家。”

他丢开交谈的语气，开始自顾自高谈阔论起来。显然，他曾多次发表这样的演讲：西方人对于非洲的故事、历史和传统一无所知，而另一方面，所有的非洲儿童都知道灰姑娘、小精灵、西方的肥皂剧和西方历史。这让他们感到“困惑”。

他说：“我们让自己的孩子英国化了，向他们传递了一些经过筛选的信息，常常都是赞美西方的。你知道吗？这里的人们连自己民族的丧歌都忘记怎么唱了。现在，他们只会拿着大号的手提收录机，在葬礼（或守灵）时播放CD。如果你告诉他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入都是我们被殖民的印记，他们会非常恼火。但其实那一套白人婚礼的仪式（新人沿着长廊走向圣坛）也都是我们被殖民的印记。而所谓的‘二十一岁成人礼’也根本就不是非洲传统。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传统，正在步入歧途。”

人们对一夫多妻制的反对令他十分光火。他本人就是一夫多妻制的产物，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在非洲，男女比例是一比十三。“这是非洲财富的一部分。我们的财富包括土地、女人、牛群、庄稼和儿童。作为长者，我们都曾拥有这些，可现在什么都没了。”

他滔滔不绝，话题一个接着一个。很快，他又谈论起基督教来，把基督教和他自称信奉的非洲传统信仰作了一番比较。

他说：“我是个现代人。”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个现代的非洲人，一个摆脱了殖民重压的非洲人。他以自己的方式运用特定的词汇：“我不是基督徒。虽然我母亲是神职人员，父亲也是教民，可他们没法给我归属感。只有当我离家、找到了我的祖先时，我才获得了归属感。传统召唤着我，我从中找到了平静。这里有众多的基督教会，他们全都是两面派，试图消解我们的非洲人身份。”

把所有的线索凑在一起，人们便能明白，为什么他会被认为是一个祖鲁传统主义者，又为什么他对年轻人有如此大的影响。一个出生在黑人聚居区的青年，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懂历史，也不清楚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这样的人是需要一点儿信念支撑的，而约瑟夫的风格正合所需。

对于将母牛和山羊作为牲宰的传统，他态度强硬地认为那些动物保护者最好滚开。“他们只会去向那些中低收入的百姓抗议。你看那些大佬们，他们举行这种仪式时从不遮掩，还邀请亲友们开着轿车、豪车乃至直升飞机前来观礼。宰杀山羊时，为了驱除凶兆，要在它的侧身戳上很多次。你瞧我，满身都是疤痕。这可不是我童年时受到的虐待。我请来巫医，让他用剃须刀片割开我的身体，再用蛇灰敷好切口。这就是我们的方式。作为一个传统的人，我必须以我们的方式切开或宰杀一头牛。为什么你们一定要用另一种你们自认为更加人道的方式来宰杀动物呢？首先，那些动物是要祭献给祖先的，它们必须大声号叫才能唤起祖先的注意。我厌恶那些审查或抨击传统的黑人。他们都忘了本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明白仪式的含义。至于基督教，我彻底质疑它的根基。他们凭什么要求我们以一种‘干净卫生’的方式去进行那些仪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式。难道我们去拍过他们行割礼的场面吗？为什么他们要到这儿来，用金钱收买穷人，拍摄那些神圣仪式？要知道，正是他们基督徒，不顾《圣经》的教义，一手炮制了种族隔离，奴役我的同胞。总之，我遵照传统行事。我去黑人聚居区宰杀动物，如果仪式烦琐，我就去我祖先的村子。那里有我的神社，我在那儿祭拜。”

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副手铐，锈迹斑斑，但不是很旧。我相信，把它挂在那儿是以备谈资。他喜欢谈论奴隶制，而手铐是个绝佳的象征。他说，他是在一家旧货店买的这副手铐。然后，他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把玩，似乎他已经让手铐变得驯良了。他问我：“这副手铐比你的年纪还大吧？”我琢磨着这个问题，担心他话中有话，可又辨不出什么，于是就说不知道。想必这是正确答案，因为他放弃了这个话题，把手铐重新挂到了墙上。

他继续滔滔不绝，从手铐跳到了约翰内斯堡的快餐连锁店，说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做非洲快餐。他已经穷尽了所有的恰当话题，现在只是在信口开河。他说，不管是来开快餐店的还是别的什么人，他们来非洲就只为赚钱。因此，非洲成了“战争的泥潭”。从前，部族之间也常有战争，但打不多久就筋疲力尽了。现在，传统消失，人们没有了根，对先王的坟墓不屑一顾，这情形真是悲哀。那些身披牛皮、保持着坐姿下葬的祖鲁国王们，如今他们的古老墓穴无人理睬。

他说：“我真切地感到，我们为了自由付出了太多。曼德拉让我们失望。他让白人保有财产并继续他们的生活方式，还请他们民主参政。说什么‘彩虹国家’，那是瞎扯淡。黑人依旧被叫作异教徒，有色人也无处安身。这些人没有自己的英雄，被人蔑称为‘卷毛仔’，还得忍受什么铅笔测试[10]。”

他越说越随意，简直油腔滑调。我想我该走了。他跟着我来到院子里。

他说：“我一直想要这么做。”

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但紧接着，他为我拉开了车门。午后凉爽的阳光下，他那些穿着牛仔裤和T恤的追随者们正懒洋洋地待在车流稀少的街上。通过敞开的大门，他们能清楚地看见我们。但他深受他们的爱戴，因此完全不介意这样纡尊降贵，替我打开车门。

10

第一次去索维托（或者说经过索维托）时，我就见过曼德拉的家：从房前看到屋侧，然后随着道路坡度的爬升，又俯瞰到它的屋顶。它令我印象深刻。屋子不小，由深红色的砖块砌成，围墙亦是同样的材质。屋外有假山花园。在索维托，这可是个稀罕物，目的无疑是为了让屋主多享有一些隐私与保护。

我们和温妮·曼德拉有约在先。在这个周一早上，我们穿过两扇大门之一，走进了曼德拉家的院子。五六个身穿深色制服的保镖站在那儿。

屋子入口处有不少手工艺品和照片，就如同陈列在展台上那样被摆在了地上，堵住了通往前方餐厅（装修上看似）的一部分通道。照片看上去是私人物件，拍的都是家庭成员；手工艺品则看似来自官方的礼物，其中有不少来自印度，数量令人吃惊——它们是现代版的印度神，脸和身体颇受摄影术和电影的影响，并用人工漆成青铜色。照片中有一些纳尔逊·曼德拉的大幅相片，有的还是彩色的。他不住这里，但人们依旧感到他的存在不可或缺，没了他，这栋房子似乎也少了主人。

餐厅的正前方是个大房间，摆了几把椅子，上有坐垫。显然，这里就是客厅。一扇玻璃移门敞开着，冬季的凉风吹了进来。透过玻璃门，能望见外面的假山花园，有人在那里除草，还有人在用水管浇水。假如不浇水，这花园就会变得和约翰内斯堡的其他地方一样干燥。

我们和安排会见的中间人一起坐着等候。仅仅这段等候就让曼德拉夫人稍后现身时显得气派非凡。她看起来十分端庄，身穿灰色的裤装，体态柔和，头上戴着她那出名的假发，脖子和手腕上佩戴着珍珠。看着她款步上前，人们很难不受感染。这是一位我们在不同的心绪下、在无数的照片中见到过的女性，一位如今在某种程度上被南非的重大事件所规避的女性。

她依旧充满了政治激情，也对自己在黑暗时期所感受到的恐惧记忆犹新。

“你不会明白曼德拉这个姓氏所代表的意义。它意味着入狱和审讯。那段时期，非国大成员经常莫名失踪，或惨遭秘密警察杀害。而最大的威胁在于，万一领导人在狱内丧生，人们将会灰心丧气，从此失去信心。因此，我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份。那时，我已经历了种种侮辱折磨，心里反倒坦然无惧了。一天夜里，他们突然闯过来，把我所有的东西扔上一辆货车。此后九年，我都被流放在一个荒僻的地方。”

利用流放地的荒凉偏远，她在当地募集人，送他们出国受训。

一九七六年的索维托大暴动是革命的分水岭。“这里是革命的发源地。我仍住在这里。我无法想象自己远离同胞住进豪华郊区。”

她转弯抹角地提到约翰内斯堡的某处富人区广场，那里竖立着一座比真人还大的曼德拉雕像。她觉得那是尊“可笑的”雕像。记得我去参观的那天，两个白人孩子正在雕像厚实的足基部玩耍。

她说：“你必须记住，进去的那个曼德拉”——进去是指蹲监狱——“是个革命者，出来的那个曼德拉却一味鼓吹妥协与和平。说实话，他的雕像应该立在这儿，立在索维托。这里是一切的起源地，也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要削弱一个人的斗志，不妨把他商业化，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当年走进监狱的那个人绝不会答应这种交易，成为什么基金会的招牌。我的孙子们深受其害，那简直成了他们脖子上的枷锁。”

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南非的“妥协式”自由。“我觉得，这对我们太不公平。这是建立在妥协与让步之上的自由，而曼德拉竟然接受了。所谓的‘振兴黑人经济’不过是个笑话，是本地白人资本家耍弄的伎俩。他们专挑温顺的黑人做合作伙伴，而那些经历过斗争和流血的人却一无所获，依旧住在棚屋里——没有电、没有卫生设施，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说到曼德拉时，她没有用纳尔逊这个名字来称呼他。她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发“曼德拉”这个音，将革命者曼德拉与后来的曼德拉区别开来。

她说：“当他和关押他的德克勒克[11]一道去领诺贝尔奖的时候，我感觉糟透了。他为什么要和压迫者同行？曼德拉的获释与德克勒克没有一点关系，释放他是时代的要求。当时，如果一切还是照旧，大规模的冲突将在所难免。”

我们谈到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初衷是弥合南非的种族分裂，但温妮·曼德拉（以及别的一些人）却对此嗤之以鼻。她认为，黑人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现在竟然还要在委员会面前出庭、检讨自己曾经进行的抗争，实在太过分了。

她说：“那应该个别处理，而不该强加于整个社会。我认为，对致力于消除种族隔离而甘愿献出生命的男男女女来说，那是可怕的侮辱。他们不得不出庭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很多人不知道，在那种政权下，人们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们忘了，整整四十多年，黑人过的都是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种族主义的变态成了他们的日常状态。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构想并不现实，因为它揭开了难以愈合的伤疤。当你得知心爱之人死前所遭受的虐待与暴行——死亡原因、死亡地点、受虐情形、遗体处置——你又怎能宽恕或忘却？图图主教[12]怎会冒出这种童话般的构想。他来见我时，我说，我是不会为了让别人觉得好受而表示歉意的，而且就我而言，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遗憾。我告诉他，正因为有我这样的人，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才能安然端坐在我家的客厅里。我们能获取自由，全靠我们时刻准备、坚持斗争，而图图却指望用某种宗教上的忏悔来化解这一切。他应该明白，那些欣欣然来到教堂忏悔的人们，走出门去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谓忏悔不过如此。可后来，图图反倒成了和平英雄。”

我突然想问，鉴于她的丰富阅历以及经受过的一切，她所属的科萨族文化在她身上还有多少保留。

她激情澎湃的回答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她说：“我的文化造就了我。我深知自己来自科萨人的土地，深知自己是个非洲人，祖母教会了我如何行止。欧洲文化的到来影响了我们的族人，但男孩们还是照旧去入门礼学校。所以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举个例子，假如我的儿孙辈有什么不适，我会回到老家的祖先墓地去乞求先人的帮助。我们相信先人与天神是相通的。”

还是个小女孩时，她梦想着成为一名医生。但她并不清楚那到底意味着什么，而这个理想后来也逐渐淡化了。“如今，有钱的黑人都会送他们的子女去一流的白人学校，希望子女能接受他们当年梦寐以求的教育。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那么，她感到满足吗？

“每当看到我的孙辈们，我就觉得自己像个亿万富翁。没有什么比那更令人满足的了。然而，当我独处卧室时，就会想起自己待在死囚牢房里的那些日子——他们让你遭受漫长而孤独的监禁，以此来摧毁你的意志。过去的一切又浮现在脑海。”

距温妮·曼德拉的住处不远有座纪念馆，人们告诉我应该过去看一看。那便是海克特·彼得森纪念馆。一九七六年六月，索维托爆发抗议活动，反对将阿非利堪斯语作为教学语言在黑人聚居区学校强制推行，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学童海克特和其他十九人惨遭枪杀。这正是一九七六年索维托大暴动——即温妮·曼德拉所说的分水岭——的一部分。

纪念馆后面有个出售兽皮的摊子。看到这个真令人遗憾，我本以为这在南非已属非法买卖。斑马皮非常白，似乎被漂白剂或某种强效洗洁剂清洗过。

纪念馆是干砌墙，馆内有水缓缓地流淌进一个池子：正是此类纪念馆典型的象征手法。但假如没有那张海克特·彼得森被打死的巨幅照片立在那里，这种象征便毫无意义：照片上的男孩已经（或正在）死去，一个小伙子用双臂托着他，他的姐姐失魂落魄地跟在边上。那天早上，她正好在纪念馆向一群外国游客讲解。接待完他们后，她便向我们走来。照片距今已有三十三年，当年的女孩已长成中年妇女，她愿意向我们再次回顾那一天的经历。

尽管馆后在出售兽皮，但纪念馆本身仍相当感人。不过，它看起来似乎并不能长久，徒占空间。那张照片，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颜色注定将渐渐褪去。不知道这座承载着悲痛的纪念馆还能持续多久。它迄今只有七年历史，却已经不止一次被当地儿童毁坏过。他们根本不明了这座建筑的寓意。在索维托还有个地方（一家咖啡馆外），那张新闻照片被做成了雕塑，虽无文字评述，但令人印象深刻，似乎更能经久。

11

南非社会中团体林立，好恶各异，局势也总是很紧张。来访者检视着一个又一个的团体，期待找到一个立足点，结果却总像参禅之人说的那样：“否”、“否。”这正是里安·马兰的杰作《我的叛逆心》中的路数，虽然他出身于已有九代的阿非利堪人家族，但内心的分裂却是黑人与白人之间那道最根本的血淋淋的裂痕。

此书的开篇扼要地讲述了一位十八世纪祖先的故事。他不顾法令与世俗，与一名女奴私奔。然而，当他再度出现时，女奴已不在他的身边，而他彻底变成了一名白人的领袖。作家没有交代任何缘由，没有提供以供稽考的记录，也没有讲述这位祖先与女奴之间发生的故事。一切都是个谜。《我的叛逆心》暗示着，但也只是暗示，作家本人也像个古老谜团一样摇摆不定。

这种迂回的笔法对于自传或报告文学来说并不常见，而它之所以能够奏效，全赖里安·马兰是一位叙述文学的大师，具有运用鲜活语言的天赋，而这种天赋源自一腔热情与活跃的思维。当然，书终究是书，有叙述上的要求。迂回的笔法无法道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始终需要一个结局。当读者合上书时，应该有所感、有所得。作为一名作家，里安·马兰深知其中的道理。结果，这本书的主体部分用了两年的时间，而单单最后几页就花了作者六个月。并不是语言上的问题，令作家头疼的是如何结尾。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这在他的书里也成了个大难题。

当我们闲聊时，他说：“我所书写的是一段牺牲者的历史。除了勇敢地经受了苦难的曼德拉之外，没有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愿意明说：种族隔离虽已结束，但你仍旧面对着万丈深渊。解脱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作、工作、工作。”他并非温妮·曼德拉的追随者，但我以为，这种对工作的看法（约瑟夫·康拉德也有同样的观念）倒是与她不谋而合。（《黑暗深处》中写道：“他们用肮脏下流的海盗黑话交谈：轻率而懦弱，贪婪而胆怯，残忍而缺乏勇气。这帮家伙没有任何远见，也没有任何严肃认真的打算。而且，他们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才是工作所必需的素质。”）

里安·马兰说：“我一直关注隔离结束之后的南非局势。种族隔离的遗产之一便是，这里是非洲唯一一个经济运行良好的国家，坚固的摩天大楼高高耸立。非洲的其他地方全都一团糟。如果它们想看看经济良好的榜样，就该到南非来走走。”

因此，《我的叛逆心》最后以一则寓言（这是作者本人的用词）告终。一对白人（或许是英国人）夫妇打算在一片荒远之地安顿下来生活，通过工作和奉献来了解非洲的本质（如果可以这么说）。然而，里安·马兰下笔向来迂回，这一看似前景光明的寓言实则是一出悲剧，讲述了两条被白白浪费的生命。而且，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冷冷地暗示，这或许就是所有南非白人的前景：没有任何保障。

寓言中的夫妇名叫尼尔·阿尔科克与克蕾娜·阿尔科克。他们在南非白人区的边界得到一片属于教会的土地。他们搬到那里，开始身体力行一些简单的手工农业，以此吸引非洲人。那是个可怕的地方——跟某些白人农场截然相反——和肥沃的加州中部毫无相似之处。这里岩石密布，干旱贫瘠，不时而至的旱灾常将数年的辛劳摧毁殆尽。这片土地负载了过多人口，处处都有人为了争抢地盘而结仇：比如白人和黑人之间；而祖鲁人不同派系之间的莫名仇恨，动辄就会演变为大规模战争。但是，尼尔和克蕾娜始终坚守着这片没有指望的土地，直到教会让他们迁离（教会内部也争斗不休，克蕾娜向非洲妇女分发节育药片，颇令教会不快）。他们还算走运，一家南非公司给了他们另一块地。于是，他们前往六十英里之外，继续他们的劳作。

最初，他们想办一家养牛合作社，将这片已被严重侵蚀的土地分成小块轮流放牧，让牧草得以恢复。但祖鲁人有偷牛的传统，几百头没有保护的牛可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养牛合作社的想法因此搁浅了。尼尔和克蕾娜又试着开发出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项目：河流提供用水，辅之以实验性的太阳能灶和沼气分解器。项目在十一个祖鲁风格的棚子里展开，棚子由泥巴、石头和茅草搭成。尼尔和克蕾娜每月生活费仅五十美元。渐渐地，有人开始来拜访他们的农场，有的还会在棚子里住上一晚。看来，这个艰难的项目终于有了起色。

有一阵子，尼尔面临的危险似乎来自分界线那边的白人农场主。他们认为尼尔给了非洲人太多的好处。尤其是在闹旱灾的时候，他砍倒分界线上的栅栏，让非洲人的牛群与山羊到另一侧更为丰美的草场上吃草。事实上，尼尔多少还有点喜欢他在分界线两边的“疯子”美名。真正的危险是突然降临、出乎预料的：一场祖鲁派系战争爆发了，事先没有任何苗头，纯粹肇始于他们好斗的天性。

结尾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因为答应去说和这一场祖鲁人之间的小冲突而丧命。其中一方的伏兵杀了他。当时，他正开着他的小巴赶赴和平会议。伏兵们从路旁的大石头后面跳出来，瞄准了他这个中间人。子弹击中他的颈部。他推开车门，滚落到路上，送了命。

克蕾娜的日子开始变得无比艰难。在非洲，寡妇完全不被人当回事，克蕾娜失去了作为尼尔的妻子曾经享有的所有威信。她收容并抚养的那些干瘦的小男孩如今开始敌视她，偷她的东西：磁带、打字机，甚至还偷走了两千美元。那本是她存起来用以支付农场串珠女工的薪水——串珠是农场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现在，她既拿不出钱付给女工，就只好用自己每月七十五美元的收入分期付款。克蕾娜的门上没锁，从她那里偷东西十分容易。情况越来越糟。一个男人毫无根据地指控她杀了他的八只山羊，向她索要赔款，说不给钱就要她的命。她认识的人都劝她离开农场，但她没有。

她告诉里安·马兰：“假如你真的想要在非洲生活，你就必须能够直面它，并且说：‘这就是表达爱的方式。路就在脚下，看仔细了，它将引领你到达这里。’”

这便是这部杰作的结局。要接受它并不容易。克蕾娜比那些打她主意的蠢人们高尚多了。但问题可能在于，所谓的“爱”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如此便很难理解她对里安·马兰说的另一番话：“如果我告诉你，除非经受挫折的考验，否则爱毫无价值。我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可能在这则寓言中，作家是在寻求某种途径来诉说一种巨大的困境——种族隔离结束之后，那些想把自己的想法硬塞给非洲的人，除非他们背离自身某种最根本的东西，否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〇〇九年九月

[1]里安·马兰（Rian Malan，1954－　），南非作家，代表作为《我的叛逆心》。其叔父为下文提及的马兰总理。

[2]丹·弗·马兰（Daniel Francois Malan, 1874－1959），南非国民党创立者之一，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出身于布尔农场主家庭，曾任南非总理（1948－1954）。

[3]贝专纳，博茨瓦纳独立前的旧称。

[4]白象，指贵而无用的累赘。

[5]马里茨堡，又叫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省会。1893年5月，甘地由于拒绝从头等车厢换到行李车厢，在此被强行驱赶下火车。市中心现有甘地铜像。

[6]当时甘地只带着手提包待在候车室里，行李被他留在月台，随后由铁路局保管。

[7]克鲁格（Paul Kruger, 1825－1904），南非政治家，曾任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克鲁格国家公园为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1898年由克鲁格倡立。

[8]比科（Steve Biko, 1946－1977），南非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发起“黑人觉醒运动”，提出“黑即是美”口号。1977年8月被捕，遭白人警察殴打致死。

[9]鲍勃·马利（Robert Nesta‘Bob’Marley, 1945－1981），牙买加著名歌手。

[10]铅笔测试，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采取的一种甄别种族属性的措施：将一支铅笔插入某人的头发。如果铅笔倒下，则此人被判定为白人；如果铅笔不倒，则被判定为黑人或有色人种。黑人和有色人种因此被称为“卷毛仔”（woolly hair）。

[11]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 1936－　），南非政治家、南非国民党领袖。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最后一位总统（1989－1994）。1993年与曼德拉共获诺贝尔和平奖。

[12]图图（Desmond Mpilo Tutu, 1931－　），1985年宣誓就任南非第一位黑人主教，长期致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8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目录

一 芽中有虫

二 一种英国式看问题方式

三 视而不见：印度方式

四 迥然有异

五 再说印度：圣雄及以后

版权信息

书名：看，这个世界

作者：【英】V.S.奈保尔

译者：孙仲旭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01

ISBN：978754427076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我的女儿

玛里哈·玛丽亚

直到六七岁前，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外婆家，在特里尼达的一个乡间小镇上。后来我们搬到了首都西班牙港，还是住在我外婆家，在伍德布鲁克区。我立刻爱上了我所看到的伍德布鲁克街头生活和市里的生活秩序：清晨在大街两旁清洗阴沟，市政的蓝色马车每天来收垃圾。我外婆家的房子建在高高的混凝土柱子之上，有一个前游廊，吊着蕨类植物，栽在敞口的铁篮子里，底部衬有铁丝网或者椰子树顶新枝的硬质外皮。蕨类植物吊在游廊上，好处是能遮挡，一早一晚给它浇水成了那幢房子里的例行公事。混凝土台阶上方，罩了一个用沥青处理过的瓦楞铁顶棚，一直往下连到大门和人行道上。站在台阶上的扶栏那里，街上以及街上的人可以一览无余。我很熟悉那些人，虽然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话，他们也从来没跟我说过话。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穿着、风格和说话声音。

十六年后在伦敦，有段时间我情绪低落，开始觉得我永远也无法走上作家之路。我想到了那条街和街上的人，他们让我写出了我的第一本书[1]。

那本书写的是那条街的“平面”景象：在我所写的内容中，我跟那条街凑得很近，跟我小时候一样，摒除了外界。甚至在当时，我就知道还有别的观察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退后一步、两步或者三步，看到更多场景，那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更复杂一点，如果我想探究我是谁，街上的人是谁（我们那里是个移民小岛，文化及种族上都呈多样化），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事实上，我的写作把我带向了那种复杂情况。我的写作生涯全在英国度过，这一点必须承认，这也必定是我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也必须承认，我做过很多次旅行，我无法假装作为作家，我只了解一个地方。我曾经面对过压力，要去那样假装，但是在我看来，那是种虚假的世界观。

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1]即《米格尔街》。

一　芽中有虫

一九四九年初在特立尼达，我即将中学毕业时，有个消息传到女王皇家公学的我们这些六年级学生这儿，说是北边某个小一点的岛上，有个年轻的严肃诗人刚刚出了本精彩的诗集处女作。我们之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消息，不会听说关于一本新出诗集的消息，也不会听说任何书的消息。到现在，我还纳闷这则消息是怎样传到我们那儿的。

当时，我们那里只是个主要从事农业的小殖民地，我们总是——也没什么不乐意——说我们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这样说，能让人看开了，我们真的很小。我们的人口才五十万多一点点，我们的种族多样化。在这个岛上，尽管我们人数不多，但现存的殖民地的欧洲和亚洲移民次文化及次次文化之间，彼此几乎完全隔绝，而像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的，是一个被移植过来的非洲。我们的各种各样人口中，只有一部分受过教育，而且是以有限的本地方式，对此，我们六年级的学生都很清楚：我们能看出我们所受的教育，只会把我们带进专业或者职业上的死胡同。

这种殖民地总会如此：这儿那儿，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读书和写作的小圈子，虚荣的无害池塘出现又消失，成不了什么气候，比如演变成一种有组织或者可靠的文学或文化生活。似乎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有人是思想生活的守护者，在留意新动静，能够认真评价一本新出的诗集。

然而那样一件事，还是以最奇特的方式出现了，这位年轻诗人在我们眼里成了名人。他来自圣卢西亚[1]。如果说特里尼达是地图上的一个点，那么圣卢西亚可以说是这个点上的点。他那本书是在巴巴多斯出的。对居住在岛上的人来说，大海就是天堑，造成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房子，彼此的居民总是在种族上略微不一样，有着奇怪的口音。但是这位年轻的诗人和他的书克服了这一切：正像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布道中所言，美德与奉献克服万难，最终取得了成功。

促成此事的，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当时，关于重视我们本土的海岛“文化”，人们议论很多，就是在那时，我讨厌起了这个词。这种议论集中在一个颇具才华、名为“小加勒比人”的舞曲组合（他们的根据地，就在离我当时所住地方不远的一幢居民住宅里）和钢鼓乐队上，后者是小街上效果非凡的即兴音乐表演方式，用油桶和废铁演奏，是二战期间在特立尼达发展起来的。有了这些稀奇，人们觉得本地人就不会两手空空地进入国际社会，他们就有了可以宣称是自己拥有的东西，最后至少能够挺直腰杆，感到心安理得。

寻求这种安慰的人，有很多实际上是有钱人、中产阶级和高等阶层，许多方面说来各个种族的都有，有份好工作，却没有强烈的种族归属感，不完全是非洲、欧洲或者亚洲的，这些人除了这个海岛别无祖国。往前一代人左右，他们对自己不是黑人亦非亚洲人没有什么不满足，但是到这时，随着他们的成功，他们对殖民地人得不到尊重这一点看得更清楚，这让他们在工作和自身方面都受其害，他们不再满足于藏而不露，不再感念小恩小惠，而是要为自己争取更多。

对于本地文化、钢鼓乐队和舞曲的议论，也出自那些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人。说这种话，会让潜在的黑人选民感到受用。当时选举权仍有限制，但是人们知道自治即将到来。曾经有一位对这种文化谈得很多也写得很多，就是艾伯特·戈麦斯。他在市里是个政客，还想爬得更高。他是个葡萄牙人，极胖。胖根本不影响他，而是让他成了个人物，在市里很容易给人认出来，也给人议论很多（甚至在我们六年级学生中也是），并且在街头的黑人中间深受爱戴。也许显得奇怪的是，那些黑人直到一九四几年时，仍然缺少一位黑人领袖，艾伯特·戈麦斯就以这样的领袖自居。作为市里的黑人领袖，他走强硬的反亚洲人、反印度人路线。印度人是农村人，完全不是他的选民。我听说有一段时间，他抽烟斗，蓄两撇两端下垂的胡子，尽量打扮得像斯大林。

从政之前，他是个文化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他出版过一份名为《灯塔》的月刊。他还写诗。我们家里有他的诗作中最薄的一本《三十三首诗》，四五英寸见方，带图案的绛红色布面装订，献给他的母亲，“因为她不读诗”。我模模糊糊还记得第一首：“别啜泣也别号哭/快乐与痛苦都属虚空/轮子必定会转，河水会流/日子必将展开。”

艾伯特·戈麦斯在特立尼达的《星期日卫报》上开过专栏，署名为“尤比奎特斯”[2]，没几个人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清楚其发音的人更少。（“尤”还是“乌”，“基特”还是“奎特”？）他出名地爱使用大词，这是他的块头与风格的一部分。就是在戈麦斯的专栏中，我首次遇到了“plethora”[3]这个词，并认定这个词不合我用。戈麦斯写到本地的海岛文化时，会捎带攻击一下印度人，因为印度人置身于那种文化之外。但是戈麦斯身上有很多方面，他也有很多调调可弹，我怀疑（但现在不能真正肯定）是他用他那种热情洋溢的方式，写到了这位来自圣卢西亚的年轻诗人——这是海岛文化的部分主题——并且让我们注意到了。

读者现在应该已经猜到这位诗人是德里克·沃尔科特。作为群岛这里的一位诗人，直到他的名气远播海外前，在十五六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步履维艰，有段时间甚至不得不去特立尼达的《星期日卫报》工作。他自费出版的处女诗集面世后过了四十三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至于艾伯特·戈麦斯，他本来可以在一九四九年登上人生巅峰，结局却不怎么好。一九五六年，我离开海岛六年后，崛起了一位真正的黑人领袖威廉斯：一位小个子黑人，戴一副墨镜和助听器，这两样简单的道具让他显得时髦（这种特点是必要的），很快就变得极受欢迎。他一天到晚把奴隶制挂在嘴边（好像人们已经忘掉了似的）。就凭这些简单的手段，他让岛上的政治在各方面都带上了种族特点。至于葡萄牙人戈麦斯，他到这时缺少真正的支持者，尽管他摆出那么多反印度人的姿态，尽管他说了那么多海岛文化、舞曲和钢鼓乐队，最后还是垮掉了，被黑人羞辱并抛弃，就是那同一批黑人，仅仅几年前，还喜欢把他看作一个胖子人物，他们的保护者，一个蓄八字胡、抽烟斗的本地狂欢节版斯大林。

我就是这样知道了沃尔科特，但我当时不知道他的诗。艾伯特·戈麦斯（以及别人）也许在他们的文章中引用过一些诗句，现在我却一句也想不起来。

我当时对诗歌根本没感觉，大概跟语言有关系。我们的印度人社区离开印度才五十年，要么时间更短。我有说印地语的家庭背景，那种语言我不会说，但听得懂。我们的大家庭里年长一些的人用印地语跟我们说话时，我用英语回答。英语是我们当时开始掌握的语言，我当时在写作上的雄心，就是想写作散文体的英语。我现在对诗歌的感觉很有限，还是后来在散文体写作实践中才产生的。

我在六年级时没用功学英语，等我看到课本——《抒情歌谣》等等——时，觉得自己挺幸运。之前一年，我在学校里对诗歌倒了胃口，原因在于弗兰西斯·帕尔格雷夫所编的《英诗精华》。我曾经很喜欢学校里初级读本上的绕口令式童谣，六十多年后，我还记得起来。如果要我准备好去读帕尔格雷夫所编的书，他应该加强那种愉悦感，但是他所编的维多利亚时代诗歌选集没能让我读下去，单是看到那本红色软皮书，我就不喜欢（软皮是战时书籍制作的节约之举）。他挑选那些诗，让我觉得诗歌是种很遥远的东西，一种矫情，在寻找稀奇的情感和唱高调。就像艾伯特·戈麦斯让我认定“plethora”这个词永远不能为我所用一样，帕尔格雷夫让我认定了诗歌不适合我读。

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我不可能对沃尔科特做出评价。但是我们至少应该买了那本薄书。它不便宜（比一本企鹅版书还要贵，够买两张座位很好的电影票），可是也不算贵：本地钱一元，相当于四先令二便士，合现在的钱二十一便士。但是如果说英语是我们当时正在掌握的语言，这种买书之事却仍然跟我们很遥远。我们买课本，买名著的平价版本。我父亲——一个寂寂无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偶尔会去市中心夏洛特街的一家铺子里购买印度杂志（《印度评论》和《现代评论》），还从巴尔布哈德拉·拉姆帕塞德（他所卖的书的扉页上，都敲了一枚紫色的大印章，我对巴尔布哈德拉·拉姆帕塞德的了解仅限于这枚印章，我从来没能了解这个人和他的书店）那里购买关于印度的书。但是因为人们都在谈论，就专门去买一本，例如沃尔科特那本书，会显得好像是浪费。这一点，反映出我们毕竟还是受到我们生活贫穷这一观念的制约。尽管作为一个作家，我有赖于人们购买我的新书，但是在我身上，买书就是浪费的观念还是保持了很多年。

直到一九五五年，我才见到了沃尔科特的那本书，当时我已经在英国待了四年多。那几年我过得很惨淡。大学毕业后（我读的是英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在伦敦努力想走上作家之路，生活艰难。当时唯一的幸事——确实是件极大的幸事——就是我幸运地在BBC对加勒比海地区广播部得到一份兼职工作，为每周一次的文学节目《加勒比海之声》当编辑。

《加勒比海之声》是BBC在战后开播的，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的新黎明的一部分——当时看来如此——已经播出了十年左右，我和我父亲给它投过短篇小说，我上大学时，认识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亨利·斯万兹。这时，刚好亨利要去加纳待几年——他的家族在西非当时或者以前有过生意上的事：亨利跟我说过当时或者以前有过一种朗姆酒，人称斯万兹朗姆酒——去那里的电台工作（新黎明的一部分），是他宅心仁厚，建议让我接手他在BBC《加勒比海之声》的工作。

这把我从赤贫状态中救了出来。除了扣除的，我每周能拿到八几尼[4]，要求的是每周去三个半天。事实上，我每天都去，因为在BBC里让我感觉兴奋，能与人交往，而且可以不必待在我在基尔伯恩的爱尔兰人聚居区的两居室寄宿舍（跟别人共用浴室）里，寄宿舍在戈蒙特国家电影院——据说是全国最大的电影院——高大的砖墙后面。

我得以了解了《加勒比海之声》的档案库，对亨利的编辑才能的认识也加深许多。他性格忧郁，某些方面说来，这项工作对他来说是大材小用，他的有些愚蠢的同事说他清高。亨利上大学时，自己就在文学方面雄心勃勃，在《加勒比海之声》的档案库里，我觉得能够看出他的雄心在编辑工作中得到了升华。他认真对待那边群岛上的写作，看到可取之处及观点，而在那些作品中，却根本没有或者也许只是很少（绝非巧合的是，他离开那个节目后没几年，这种写作就黯然失色，同时失色的，还有把加勒比海地区写作视为英语文学新生力量的浪漫想法）。亨利对诗歌和语言有感觉，我在这方面缺乏。他也许自己就想当个作家，我不知道。他在节目上每季度对于所完成作品的总结精彩绝伦，让我望尘莫及。就是因为他很是不一般的评价，我终于读到了沃尔科特和他的《二十五首诗》，即一九四九年那本著名的书，这次我总算拿到了一本。

我拿到的那本是二印，一九四九年四月印刷，一印之后三个月。当时我应该已经离开了女王皇家公学，不知道有这第二次印刷。时过境迁之后在伦敦看到这本书，证明了我记忆中这位诗人取得成功这一点并未夸大。他的书（二印应该跟一印一样）普普通通，平装本，薄薄的，几乎没有书脊，封面是米黄色，内文三十九页。印刷上，完全不讲究样式或者在排字上显得招摇，印刷者是巴巴多斯的《鼓动报》出版社，书名是古迪[5]式粗体字，诗本身用的是标准新闻报纸字体。

对于投到《加勒比海之声》的绝大多数作品而言，我对于诗的判断能力绰绰有余，却仍然粗浅。我读诗歌不是出于个人选择，但当时多了点自信。大学四年间，我几乎读遍了莎士比亚和马洛[6]的全部作品，有些剧本还读过多遍。这本身就是种教育，训练我放弃了以前的观念，即诗歌就是要慷慨激昂，写显而易见的美，莎士比亚和马洛的一些最朴素的诗句充满了力量。

然而这次我读到沃尔科特时，却如堕雾中。我最容易读进去的，是集子中较短的诗，其主旨我能体会，而较长的诗让我读得摸不着头脑。我觉得里面所说的倾向散文化，难懂，诗歌用语让我读得困惑。我把那些诗放到一边，专心去读那些我喜欢的。诗人和他的书——尽管薄——都未受损失。

此前，亨利·斯万兹让我看到了美好之处，经常也帮我解开沃尔科特的诗歌开头中的谜团。所以到了这时，我能够品味“通过夜间诗歌唤起谦逊”中的含糊性，那是诗集中的第一首诗，谦逊可以是性或者诗歌方面的，诗歌可以是祈祷，我也能品味“我盘腿守候日光”中的谜语，还能品味一首诗中的文字游戏，那首诗写的是之前不久圣卢西亚首府卡斯特里焚城一事：“当那位带着热度的传福音者夷平一切，除了教堂般的天空。”最后一首诗我曾经会背，不过更准确地说，是我一再阅读这首诗，结果它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有些片段（稍微有点颠倒）至今我还记得。

当时，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一九四九年、一九四八年，无疑还有此前几年，在我原以为一片荒芜的这些岛上，我们中间还出了这么一位天才，这种眼光，这种敏锐感觉，这种语言才能，把我们知道的很多平常事物神圣化。“暮色中划船归家的渔民意识不到他们穿越的静寂。”我们住在特立尼达，在几乎完全闭合的帕里亚湾，此海湾在本岛和委内瑞拉之间；如此准确描述，细节之上再加细节——渔民和很快暗下来的暮色中的影子，这种景象我们都知道。一九五五年我在伦敦读这些诗时，觉得能够理解普希金对俄罗斯人有多么重要，他为他们做了以前无人做过的事。我当时便是如此推崇沃尔科特。

那段时间，我为了赚点外快，还为BBC对加勒比海地区广播中的一个杂谈节目撰稿，五分钟的小节目，每次五几尼。我想我可以写点关于国家肖像画廊的东西，就去找那里的主任戴维·派珀，他也用彼得·托里的笔名写小说（其中有一本三年后我在《新政治家》周刊上评论过）。前一年，即一九五四年时，我在那里工作过几周，为画廊编一份小型目录（我更着迷的是《名利场》杂志上刊登的斯派和埃普以及其他人画的漫画像），每天一个几尼，要么是半天半几尼，当时我的哮喘病很严重，而且总的说来心态焦虑。这次见到戴维·派珀，他批评了我——语气不重，但的确是批评——因为我在那里工作时，显然对那里的画作毫无兴趣。我跟他说当时我身体不好，他宽宏大量，并为我撰写那份电台小稿件提供了帮助。

当时我把沃尔科特挂在嘴边。我跟派珀说了，还背诵了关于卡斯特里被烧的那首诗：《城市死于大火》。他坐在办公桌后，样子英俊，表情严肃，认真听完后说了一句：“迪伦·托马斯。”[7]我那时对当代诗歌几乎一无所知，觉得碰了壁，感觉自己孤陋寡闻。我受到了打击，也许说到底，我并不真正懂得诗，但那并未降低我对沃尔科特的亲切感和读我喜欢的那些诗句时的愉悦感。

有次午餐时间，我给特伦斯·蒂勒背诵了另外一首诗，他是第三频道的制作人，我以前在BBC的一家酒吧里经常碰到，也跟他认识了。他午餐时豪饮黑啤酒，就站在吧台前喝，他说啤酒就是食物。一九四几年时，他曾经是个二流诗人。我在多份杂志上看到他的名字跟一些响亮的名字并列，一九五五年时在我眼里，那足以称得上是成就了。我对他所受的教育、聪明才能和慷慨心怀敬意。我跟他背的那首诗是《正如约翰之于帕特莫斯岛》，在这首诗里，沃尔科特把希腊诸岛上的光线、明净（以及名气）和我们周围一直看到的相提并论，在我看来，他很精彩地再次把我们全都变得高贵了。这首诗是关于我们那里的风景之壮丽，亨利·斯万兹挑出过特别出色的短语“我脸颊上太阳的铜币”，我们那里每个去过海边的人都会认可这句短语。

像戴维·派珀一样，特伦斯认真地听了。他脸上因为黑啤酒而涌上的潮红退去了，粗框眼镜后面，他眼神专注，一时间，他是个看重诗人之言的人。他的欣赏之情和戴维·派珀的相比，还要更为全心全意一些。最后，他评论了第十二行——“因为美丽包围/这些黑孩子，把他们从无家的歌谣中解放出来”——中的一个词。他说，这位诗人尚没有资格使用像“歌谣”这种词。

他的说法让我大惑不解，似乎是种精妙的诗歌评论，我无法理解，但是尊重。在后来的几周里，我琢磨出来也许特伦斯是说“歌谣”属于一种更流行的写作风格，只是在更复杂的上下文中，才能取得合适的诗歌效果。在处理上，诗中关于海岛自然风光之美丽的意念用的是普普通通的热带特点，也就是说，全在意料之中；这位诗人在写了那么多之后——神秘的诗题《正如约翰之于帕特莫斯岛》和“我脸颊上太阳的铜币，独木舟在此加强太阳的威力”——在写了那么多之后，包围着黑孩子的“美丽”这一用词懒得奇怪。就这样把这首诗拆碎，我不得不承认“黑”也一直让我感觉为难，背诵时感到尴尬。这种多愁善感的观察和感觉方式不属于我，依我看，“孩子”一词就应该足够了。

不过我无所谓，我可以无视这种多愁善感，几乎是把它撇到一边。我所珍视的这位诗人，是语言的使用者，精致而深刻的惊人意象的制造者，一个只比我大两岁，却在十八九岁时就可以说是位大师的人，为我六七年或者八年前就知道的事物洒上回顾性的光辉。

一九五五年时，他寄给《加勒比海之声》的稿件我全都采用了，但是显而易见，他出了那本集子后过了六年，第一波灵感泉涌期已经结束，他这时在挨时间，写作，好不让自己手生，正在摸索往前的道路。他仿写过济慈的一首叙事诗，还写过仿惠特曼风格的什么（我想是这样，不过也有可能弄错）。两首诗语言纯熟，但只是练习，没有海岛风景来滋养他的想象力，而海岛风景在他的诗人性格中，占了很大比重。

在某一首诗里，我忘了因为什么，他要重塑爱尔兰，我想之前他没去过那里。我想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也心怀同情：他应该是想变得更具国际性，冲出海岛的社会、种族和思想的局限，正如他写过的，海岛上“美的艺术并不经常地出现在星期四”。

这就是我们这些来自海岛、抱着文学雄心的人都要面对的：地方狭隘，经济简单，养育出来的人思想狭隘，命运简单。这些海岛很小，和易卜生的挪威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海岛上的人在文学上的可造性，如同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可造性，和他们个人成就方面的可造性一样有限。易卜生的挪威尽管偏远，但是有银行家、编辑、学者和成就卓然的人。在这些海岛上，完全没有人才这方面的财富。这些海岛提供不了多少一位小说家或诗人可以写的，对于一个有才能的人，这些海岛会限制他，很快耗尽他的心力，而这样的人，如果处在一个更大、更具多样性的空间，也许可以展翼，成就未曾想过的事业。

这是种文学上的困境，也以各种方式影响其他地方：大的国家由于政治或者其他原因，作家难以写出其真实情况。所以加缪在一九四几年时，可以写阿尔及利亚而不着阿拉伯人一字；二三十年前，有些南非作家写倦了种族的主题——在要做正确之事的压力之下，这不可避免——会去寻求一个没有种族的无人地带，来给他们个人的意象创作腾地方。

一九五六年，我辞去了《加勒比海之声》的工作，我对沃尔科特的发展未能继续密切跟踪，完全不知道他怎样脱离了一九五五年时模仿别人写作的泥沼，我可以肯定，他会改弦更张的。

我于一九六〇年在特立尼达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当时三十岁。有天早上，在西班牙港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里，他跟我谈起他是怎么写诗的。他和盘托出，知无不言，但是说得复杂，我无法理解。我看过他后来写的几首诗，未能打动我，不过这位诗人也许说过，跟我知道的早期那几首比起来，这几首诗更深刻。海岛的风景再次出现，但放弃了关于风景之“美丽”的旧观念，比喻和语言带上了更多痛苦，诗的含义难以捉摸。我开始感觉——就像我以前对所有诗歌的感觉一样——读这位诗人的诗，我水平不够。

一九六五年在特立尼达，我再次见到了他。他在当地日报的工作让他前所未有地感到痛苦，在依然带有殖民地色彩的那里，他认为被不如自己的人呼来喝去，有失颜面。但他还是在本地成了个人物。他当时在写剧本，并且上演了。他利用老的西班牙戏剧（我想是）的情节，换上本地背景，把角色写成本地人。他曾经高兴地被邀为一位不太有名的美国电影制作人改编我所写的一本幻想“书”（改编成音乐剧）。我不知道他在那个计划中充当什么角色：那部电影一直没有拍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即将开始他的国际生涯：在美国，他是个令人称奇的新的黑人声音，他的诗歌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他被邀离开小岛，去美国的大学教书。

一九四九年的那本书此时就在我手边。米黄色封面的边上变成了褐色，不过有诗的内文仍然保存得挺好。很窄的书脊有损坏，与其说是因为取放，倒不如说更多是因为在书架上光照的影响。五十年过去了，我比一九五五年时看到了更多。

一九四九年时，亨利·斯万兹挑出来特别加以肯定的绝妙短语中，有一个是“贵族之海中的褐色头发”，我在一九五五年时，未能从喜欢的那些诗里找到这个短语，前不久才找到，是在五十多年后。它出现在我当时未能读下去的一首长一点的诗中。这个短语根本不浪漫，不像我原来所想，根本无法让人联想到一个让别人看到并爱上的少女。这个短语出现在一些愤怒的粗糙诗句中间，那些诗句写的是白人、外国人，他们把黑人从他们自己的地方赶走，把圣卢西亚的海滩全买下来，这些海滩是本地世代传下来的。还是海浪，此时却向陌生人“磕头”。

亨利·斯万兹——他是个老派的对非洲友好的人，我听他提到过“非洲种族的敌人”——他不会想去强调沃尔科特诗歌中的这方面。《加勒比海之声》对加勒比海地区播音，各岛接收BBC的短波播音，然后再转播，措辞方面必须得体。五十年后的现在，我才去读得更深入。触动诗人的褐色头发，并非一直都在私人海滩旁边已经属于外国人的贵族之海中。在一首诗里，也有一位本地女孩的头发，白色或者金黄色，或者浅色，那个女孩嘲笑过诗人所写的一封信。一个小伙子的未得回报的温情，重要得足以（当时的经历还有限）写进一首诗：此处留下了一处伤口。

这么多年后，我开始理解这些早期诗歌中的“黑色”主题——因为他们海岛的美丽，而被从无家的歌谣中解放出来的黑孩子——特伦斯·蒂勒担心过的，我在一九五五年时撇到一旁的，一九四九年时在诗人以及海岛“文化”的宣传者眼里，比我所知的更重要。而在那些人——蓄着斯大林式八字胡的可怜的老胖子艾伯特·戈麦斯，还有其他所有人——眼里，我心怀戚戚之感的那位沃尔科特也许几乎不存在，那位年轻人就像我自己，脑子里记得我也知道的风景，能够用言辞来写多变的感情，在有能力证明自己会写作这方面，比我做得更好。（我当时就算以散文体，也几乎没有写作过，只是满怀壮志，想着一切皆有可能，在文学判断上，可以说一无可取之处。）

至于联想到海岛之美（海滩，阳光，椰林），并不像诗人想象的那样容易，这种想法并非一直都有，并非常态，而是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七九七年进攻特立尼达的英国兵和德国雇佣兵（他们走运的是，未发一枪就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了这里）穿着厚厚的冬大衣，在西班牙港西侧可怕的黑沼泽处登陆，离岸很远水就浅了，只能蹚水上岸。当时没有本地风景之美丽的想法。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旅行至这些海岛的人不是来晒太阳的，他们旅行，是来到十八世纪时帝国之间海上大战的海域，要么是趁巴拿马运河引水前参观运河施工的途中到此一游。当时你得防着日晒，其时所拍的英国旅行者在特立尼达的照片上，显示出女人们身穿层次分明的爱德华时代服装，撑着阳伞。

海滩、太阳和日光浴的概念出现在一九二几年，和游轮一起。（拘谨的老派人士不肯日光浴，例如出生于一九〇三年的作家伊夫林·沃。）所以如今似乎很自然而且正确的海岛之美丽的概念，事实上来自外部，通过邮票、旅游海报和上百种旅游书，颠覆了旧感受、旧联想。在此之前，这些海岛被认为是古老的种植园和鞭子挥舞的地方，甚至直到一九五几年以及一九六几年，岛上的政治家在唤起旧日痛苦和种族方面的怒火时，仍是以此来概括海岛。

我一直热爱大海，但也能被吓到。它总令人吃惊，特别是如果你得走上一段路才能到达那里：头一眼看到它，伴随着未曾料到的声音，在一道悬崖的尽头，或者椰子种植园里交错的灰色树干后面。除此之外，那片土地是中性的，只是在那儿。我来讲个故事吧：一九四〇年时，我外婆在丘陵地带买了块有树林的地皮，在西班牙港西北边。这片地皮上的宅屋四周风景如画。我外婆让她的大家庭成员都过去住，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也许只是无所事事——就是把行车道和地皮上的树全砍了，他们在一面小山坡上又砍又烧，然后种玉米和碗豆。这片土地很快开始水土流失。几年工夫，就变成了一个乡间的黑人贫民区，小块的地租给从别的岛搬来的贫穷的黑人，没有人感到痛心。

我想在特立尼达，我们还是小孩子时，不曾像沃尔科特笔下的黑孩子一样，觉得我们走在能解放人的美丽中，也许我们的感受恰恰相反。不过倒是可以这么说，沃尔科特来自一个小得多的海岛，壮丽的大海一直在那儿，他想到风景时，自然想到的是大海和美丽的海湾。

然而在他的处女诗集中，这是一片无人出现的风景，没有村子，没有小屋，没有近距离刻画的本地面孔。诗人独自伫立。他记得他已经过世的父亲，记得一位已经离开本岛的外国绘画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当然，他还记得在一个漂亮女孩那儿碰壁。没有一个是近距离的：暮色中在远处海面的渔民；从无家的歌谣中解放出来的黑孩子，彼此混淆不清，几乎是个抽象概念；大海里褐色头发的面目不清的外国人，那是他感到嫉妒和痛苦的时刻。这位诗人，因为多愁善感而激动，独自漫步。甚至当他在自己的城市卡斯特里的废墟中走了整整一天时，他仍是独自一人，“震惊于每一堵说谎者般矗立的墙”。他有点像是鲁滨逊，却带着一个当代“星期五”[8]的痛苦。“我，在我皮肤的监牢中，正是在我开心时却又受罪。”他没有具体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那个漂亮女孩实际上并不足以成为原因。“那天你突然意识到自己是黑人。”真的太天真了，如果不能说狡猾的话。这是在一九四七年或者一九四八年，种族隔离和南非开始实行种族隔离的时代；也许，但只是也许，那个醒悟的时刻，是他拥抱黑孩子概念之时。事实上，没有黑人概念——痛苦的池塘总能找到，在这里，诗人可以让自己精神振作——也可能有那种感觉，但是无人的风景便树立不起来了。

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如同种族，宗教同样也是重要内容，而且有着类似的简单特点。这个海岛就像圣约翰的帕特莫斯岛，这是种令人既吃惊又欣赏的自负。但是在卡特斯里大火之后，基督在冒烟的加勒比海上行走之后，就另当别论：就好像海岛上这位被火把照亮、有白衣女性追随者的街角宣道者在店铺屋檐下，誓言要诅咒。这场大火动摇了诗人的信念，仅仅几行后，在看到小山上的新叶时，他的信念又回来了，“一丛新信仰”，就这么简单。关于信仰的更难回答的问题被撇在一旁，读者可以感觉到没有宗教、没有热情的池塘，世界充满爱的概念——对于黑人概念和有着不堪回首历史的新世界种植园海岛起到了平衡作用——就完全是空空荡荡的，是种难以书写的精神空虚。

诗人必定是感受到了周围的精神空虚。大概也是出于此，在他的早期诗歌中，这片风景中无人居住。怎样继续下去，对这位诗人会是个极大的问题。这也说明了为何在一九五五年，他的处女诗集出版后过了六年，他似乎（从他投给《加勒比海之声》的稿件来看）到了一个止步不前的阶段。对来自种植园地区的任何人而言，精神空虚都会成为问题。许多人被毁掉了，要么因此而沉默。

沃尔科特独辟蹊径，以绕过这种空虚。他开始把自己海岛上的素材放进更早以前的外国作品。例如，他有可能找来一部西班牙的旧戏剧，把它重写成一出具有本地特色的戏剧，莎士比亚也这么做过。你可以说这种借用——最简单的，几行诗就把圣卢西亚岛变成帕特莫斯岛——让背景变得实在，是前所未有。从深层意义上说，这样借用也是做假。写作中存在着特异性、特定背景、特定文化，一定要以特定方式来写，方式之间不能互换。你不能像描写英国内陆一样，来描写尼日利亚的部落生活。借用素材的莎士比亚是用类似的来替换。来自一个新地方的作家琢磨出他的素材是什么，从未被注意的本地场景中提炼出东西来，这才是他的写作努力中更好、更真实的部分。

拥有那样的早期读者，沃尔科特是幸运的。他们是中产阶级，主要说来，各种族的都有，他们开始对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精神空虚有所认识。他们本来无法定义这种空虚，空虚却是存在的，包围着他们。他们为之自豪并几乎视为个人拥有的海滩可能让他们知道了空虚的开始。如果他们能换个角度看那些海滩，也许就能在一幅简单的图景中看到过去：新世界的海岛把哥伦布以及后来者看到的本地人都清理掉了。这就是历史，但是远远地看，无法细致观察，无法感同身受。那些不快乐的中产阶级人士想到的，主要会是后来的殖民地架构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稳当却卑下的公务员工作，微薄的工资，总的说来无风光可言，总是需要在外界寻求什么——一部电影，一本书，伟人的生平——那有可能让一个人不再斤斤计较自身如何。

欧洲那些相互竞争的帝国大力改造了这些海岛，土著走后，重新运来了人口，把这里变成出产蔗糖的海岛和鞭子挥舞的地方，可以在这里发财，蔗糖就是新的黄金。到最后，在引进奴隶制和生产蔗糖之后，欧洲未留下任何可以称为文明的东西，没有伟大的建筑，没有本地风景美丽的概念，没有关于风格和辉煌的记忆（因为蔗糖带来的辉煌出现在别处，在欧洲），只有少而又少的文化。留下来的一切都带上一点奴隶制的痛苦：通行语言中的残忍特点，种族歧视：没有一样是人们愿意声称属于自己的。一九四几年时，除了这些海岛别无祖国的中产阶级人士开始理解他们所继承的空虚（在黑人一揽子归于自己所有之前），他们希望有本地的文化，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什么，好让他们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一九四九年时的沃尔科特不只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他赞美空虚，予其一种知性内涵，他给他们的不快乐以一丝种族意味，从而更便于处理。

然后他就写厌了。他的才能在第一波喷涌后枯竭了，好像到此完全结束。他泯然众人矣，变成一个得去找份工作的人。

他总算在特立尼达的《星期日卫报》找到了工作，每周写一篇文化方面的文章，这份工作屈他的才。一九六〇年我回特立尼达探亲时，他告诉我有人跟他说：“沃尔科特，你有前途有得也太他妈久了，你也知道。”他是当笑话跟我讲的，可是对他来说，那不会只是笑话而已。美国的大学拉了他一把，让他脱离了这种境地。矛盾的是，当时和后来，他在那里的声誉，都不是作为一个几乎被殖民地背景扼杀其才能的人，而变成一个留下来的人，在别的作家都逃离的空虚中找到了美：在远方人们的眼里，他可以说是个榜样。

而这一地区别的作家就没这么走运，我会提三位：埃德加·米特尔霍泽、塞缪尔·塞尔文和我自己的父亲。

埃德加·米特尔霍泽一九〇九年出生在圭亚那，比沃尔科特年长二十岁，早年生活艰苦，漂泊不定。他颇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办公室某上午》——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由伦敦霍格思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出版，沃尔科特的《二十五首诗》在巴巴多斯自费出版之后一年。跟沃尔科特一样，米特尔霍泽是个黑白混血儿，混血的历史较早。但是跟沃尔科特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把自己归到黑人一边。米特尔霍泽对自己的名字玩尽花样，有时在字母“o”上标变音符号，有时笼统地说他的祖先是荷兰人，有时（在他晚年时，好像对此研究过似的）他提到祖先是瑞士人，十八世纪时移民圭亚那。当然，这些说法中，有些会是真的。

埃德加小说中的办公室在特立尼达，书中角色是一系列脸谱化的各个种族的人，当地人读来会感到很震撼，但那是埃德加写这些事的荷兰或者瑞士式写法。又完成两部长篇小说后，埃德加去了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当时，让他开心的是发现跟他的出版人弗雷德·沃伯格相比，他的肤色并没有黑得太多，这样评价一位出版人会让人感到意外。他当时已经开始写作奴隶种植园情节剧（种族、性和鞭子），背景在圭亚那，他从种植园和荷兰人的角度来写。他的书《基华纳的孩子》、《基华纳之血》、《胡布图斯的痛苦》可以说流行一时。但是这一题材已经是或者变得书满为患，埃德加如今已经销声匿迹。

这一地区的每个作家都必须设法坚持下来，不让自己文思枯竭，并克服此地的限制。沃尔科特借用西班牙戏剧，换用本地角色来改写。埃德加拿手的是写关于种植园的长篇，让他有了用武之地，想到可以大段叙事，他感到高兴。他无法一直守着《办公室某上午》里那种不起波澜的特立尼达素材，那本朴素的长篇小说已经从他的特定角度，把他对这块殖民地想说的全说出来了。埃德加有可能说这种朴素——即他只写外在事物的方法——跟背景及素材是相称的，不存在可以深入的深度。

一九六五年初——我早就离开了《加勒比海之声》和BBC对加勒比海地区广播部，总的说来，是离开了电台界——埃德加送了我一本绿皮小册子，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特立尼达印刷。这本小册子的内文排得很紧凑，只有几页，收入的是本地读书会会员的作品。这个读书会是某个爱尔兰法官的主意，他来到这个殖民地不久，他提供饮料，鼓励他们读书，应该也是他出钱资助印刷这本小册子。里面有埃德加所写的一个短篇，我想有乔治·兰明的一篇，然后还有我父亲写的一个短篇。

我对这个短篇很熟悉。我父亲是在很难挨的情况下写的这一篇，当时我们沦落到住在我外婆在西班牙港的房子里的一间。这个短篇很短，可是我记得我父亲是如何辛辛苦苦写成的。他很珍视这一素材，那是他作为作家所存不多的素材的一部分：关于伴随他出生而来的悲惨境遇：他的母亲被他父亲赶走，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也许全部是走路，去她母亲家生孩子。这个短篇的背景是在一九〇六年，短篇中的每个人都很穷，没有保障，近于无助，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坏人。我父亲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种贫穷和烦扰的背景，他又另外涂上了古老礼拜仪式的美丽色彩，孩子出生后必须进行那些仪式。他会觉得这样容易写，然而同时，他肯定经常想到（尽管他什么也没有说过）在他所写的故事发生后四十年，他仍然感觉不适应这个世界。

我很珍惜那本小册子，把它保存了很久，久得超过了必要。我想我曾经想过请人复制一份，当时还不像后来那么容易，我也不知道怎样找人。后来我收到埃德加所写的一封怒气冲冲的信，要我把这本小册子寄还给他。他火冒三丈，他的要求不容拒绝。我把它寄去了，附带表达了歉意。

这件事过后不久，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有一天，住在伦敦南部郊区的埃德加往自己身上泼透了汽油，然后自焚，就像越南的那个和尚一样。我从来没弄清楚是什么让他这样做，也不清楚他怎么有这种勇气和想到这种办法。有人说他之前已经皈依佛教，我本来觉得对一个外人而言，这样做极有难度。但是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几分可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会转化成最后的抑郁。在这种抑郁中，他做事还极有条理：检查他的文字资料，整理好（要么只是希望销毁），不嫌费事地寄给我一本绿色的小册子，然后生气地记着从我这儿要回去。

作家主要是为了他的写作而生活。无论怎样评价其作品，埃德加仍然是一位具有奉献精神的作家。我想知道在最后的痛苦和走向决绝的日子里，他心底有没有多少想到，他在写作上并未完全尽其才。

塞缪尔·塞尔文是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出生于一九二三年，他并非来自（比如像我的家庭）农业性特点更为根深蒂固的印度社区，据说在那种地方，不管什么样的印度人都能讨生活。塞尔文那里的印度人是半城市人，脱离了农业社区，正在迅速失去自己的传统。做过各种各样的战时工作后，塞尔文加入了《特立尼达卫报》，有段时间为晚报开一个专栏，用的名字是迈克尔·温特沃斯，这个名字很文雅，讨人喜欢，与其说是笔名，倒不如说更像是伪装。一九五〇年，他去了英国（比我早四五个月）。一九五一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更亮的太阳》，是对一个特立尼达半市民印度人眼里的战时生活的简单重组。对任何一种写作而言，首创性写作都不容易，在这本书里，塞尔文用尽了他简单的素材。

特立尼达题材最适合塞尔文发挥才能，而在遥远的伦敦，这一题材褪色了，要么说是他与其失去了联系。他的第二本书《一岛一世界》就写得艰难，到最后问世时，这本书文字啰唆，内容荒唐，通篇是穷人对于在简单背景下的简单生活的哲学性总结（这样做，塞尔文就否认了自己于一九五〇年移居英国的目的）。他来到《加勒比海之声》的播音间——我们邀请他录制一篇采访——基本上还是这个调调。那种言辞无味、不肯反思和自许甚高的做派，令人忍无可忍。我当时还年轻，二十三岁不到，我不觉像个浮夸的牛津大学老师一样说：“太值得赞美了。”牛津的老师会那样说，本来也能糊弄过去。可是，我接着又加了句自己的话：“不过还是再说回你这本破书吧……”这句话脱口而出，道歉无济于事（尽管萨姆[9]露出谅解的亲切笑容）。我们当时是用唱盘录音，不容易编辑，那次采访只好作废。四十年后，我在格罗斯特路书店外面的一个书摊上看到了那本让我得罪人的书，开价五便士，我买了，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偿行为，并把它放上了我的书架。

如果不是转而以在伦敦的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为主题，塞尔文本来会沉寂下去。他长于掌握流行的黑人语言，运用纯熟。他写流浪汉故事，写得引人入胜，并不做作（《孤独的伦敦人》，1956），似乎取自生活，事实上有套路，自有规律，就像戴蒙·鲁尼恩的纽约故事，或者说像W.W.雅各布的伦敦老码头的夜班看守人故事。故事有真正的喜剧特点，塞尔文用加勒比海地区英语所写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品（他并非只是记录）至少应该在选集中有一席之地。然而这种新素材跟以前的特立尼达素材一样，存在着局限。似乎有几个同样的黑人角色和改头换面后同样的笑话（在伦敦，黑人无助地敲白色的门），然后这些角色和笑话在黑人社区变得过时，接着在英国本身也变得过时。最后，塞尔文离开伦敦，去了加拿大。我猜测那边有份工作或者补助，但是对他作为一个作家而言，这第三个家会是荒凉之地。他于一九九四年去世，未留下任何有分量的东西。

我在此想提的第三位作家，是我的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他只写过有数的几个短篇。他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五三年去世。就像沃尔科特和很多年后的塞尔文，他也为《特立尼达卫报》工作过。跟他们两位不一样，他一直没有放下这份工作。一开始，他在一九二八年或者一九二九年当农村通讯员，擅长报道关于印度人的新闻，然后成了个进行全面报道的作者。除了两次短暂的间隔，他一直待在这家报纸，直至去世。他在一九三九年开始写短篇小说，但只是到了在世的最后三年里，他才因为亨利·斯万兹和《加勒比海之声》而有了读者，也有了不多的经济回报。在那之前，他郑重其事的写作只是为了他自己，出自他的个人需要。

他写的是特立尼达印度人的生活，视其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一个出生于一九〇六年的人会如此认为。跟塞尔文不一样，他没有看到种族融合以及在印度人这方面，语言和礼拜仪式逐渐被冲走。我父亲早期的短篇中，没有出现其他种族。长老会的教师是印度人，传教士也是。古老的礼拜仪式是重要的，能够愈合伤痛，让破碎的家庭重聚。举行这种能带来正面影响的礼拜仪式，是村级社区的功能之一。我的父亲把这一切视为整体，然而再过一两代，这些都会消失。

他可能是印度海外侨民中的第一位作家，首先来写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没有保障的农民，他们像是出于一种必要的本能，寻求重建他们留在身后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他也成功了。事实上，这是一个较大的薇拉·凯瑟[10]式主题——我的父亲大胆地把故事推至一九〇六年，他出生的那一年——却是个印度题材，而印度永远也不会想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学及其他，任何别的人也不会。尽管如此，和我所提的另外两位作家相比，他身上的先驱色彩更浓，他更有原创性。要想做到他所做的，需要熟悉旧做法，并且拥有现代性表述的才能。他所做的，别人都不曾做到；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可以做证，而他所做的，却完全没有得到承认。

我父亲在努力把他的素材放进他所认为的“短篇小说”时，反而破坏了素材，例如巧妙的结尾。他可悲的愿望，是他那些背景遥远的短篇能够在英国或者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他觉得巧妙的结尾会有帮助。这样，在实际写作中，他会定下高目标，然后又降低目标。因为他能想到的巧妙结尾实在很少，而且因为“短篇小说”[11]这个词迷惑了他，他觉得自己的素材很少，他对的确完成的数量很少的几篇写了又写。事实上，如果他能后退一步，就能看到有更多可以写的东西。如果他能从他关于古老礼拜仪式之美的短篇小说后退一步，考虑一下殖民地背景，也许会有别的想法。但是这样后退一步到糟糕的殖民地背景，很可能会让他感到痛苦，而他在写作中不愿面对痛苦。

我以前经常让他写写他的童年，我想了解。他幼时丧父，家境贫寒，在各个亲戚家长大。时不时地，他会让我看到那种童年中喜剧性的一面。他却从来不写，也从来没有给我原原本本讲述过，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个有写作传统的地方生活过，自白式的自传也许是种写作形式，我父亲就有可能不会这么耻于写自传。但是那种写作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写作都不会有读者，在像特立尼达这样一个地方，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行，写个人痛苦会招致嘲笑。关于这种嘲笑，我可以讲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一九四五年，西班牙港的电影院里放映关于纳粹集中营受难者的新闻片时，廉价座位上的黑人又笑又叫。也许这种行为——并不总是恐惧或悲伤——对奴隶制时代的残酷惩罚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黑人诗歌中，有种诉苦传统，跟布鲁斯音乐的一样，这样做似乎是正确的。还在上学时，借助于我们读到的书本——关于马提尼克岛[12]的诗歌之类——我早就意识到评论这种诗时，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从诗歌的角度评价比起来，更侧重详加解释，大段引用原诗，以证明诗人的痛苦或愤怒。接纳年轻的沃尔科特的，就是这种传统。

根本不存在有可能接纳我父亲的印度式或者殖民地式或者自白式的写作传统。他早年经历的那么多痛苦，在另外一个社会有可能造就他成为一名作家的素材，始终未能得见天日。

[1]西印度群岛中的岛国，181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7年内部自治，成为英国的联系邦，1979年独立。

[2]原文为“Ubiquitous”，意为“普遍存在的”。

[3]意为“过剩”，源自希腊词。

[4]英国的旧金币，值一镑一先令。

[5]弗雷德里克·威廉·古迪（Frederic William Goudy，1865－1947），美国印刷工人，曾设计了九十多种铅字字体。

[6]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英国剧作家和诗人。

[7]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英国威尔士诗人。

[8]《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的土著仆人。

[9]塞缪尔的昵称。

[10]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描写边疆开拓生活的美国女作家。

[11]原文为“story”，也有“故事”的意思。

[12]位于西印度群岛中的向风群岛，是法国的海外省。

二　一种英国式看问题方式

写这一章，我下笔不易。我一九五七年认识了安东尼·鲍威尔，他当时五十二岁，是他声誉正隆之时，我当时二十五岁，在伦敦处境窘迫，囊中羞涩，出版了一本书。出于我没能明白的什么原因——我们之间千差万别——他待我以友谊，我是过了段时间，才相信了这种友谊，友谊是真实的，并且一直持续至一九九四年，当时他老了，背驼，行动缓慢。那天，他在他位于萨默塞特郡的住宅大门处跟我道别，他说得有种仪式感，让我知道那会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见面，也的确如此，不过后来他还继续跟别的人见面。

六年后，他去世了。有个电视新闻节目邀请我接受采访，谈谈他。我欣然同意，但是后来在演播室里，我沮丧地发现关于他的写作，我几乎没什么好说的，只能虚张声势；在晚间新闻上，这也不会成为一条好新闻。我跟这位了不起的人做朋友做了那么多年，他的作品却读得很少。

我当时珍视他的友谊与大度，乐于跟他交谈，觉得他博览群书，从来都很睿智，却一直拖着没有连贯性地阅读他的作品。他写作多卷本长篇小说《伴着时光之曲而舞》，一直写到一九七四年，之后，他年过七十后，还写过零零碎碎的小说及戏剧作品。在似乎是遥远的过去，我读过他的长篇巨著中的头两卷。我记得的很少，本来以为是因为其主题，英国式教养跟我距离太遥远。鲍威尔以身为英国作家而自豪，他觉得这一点优雅而特别，人们早晚会再来审视这一点。读了那两卷长篇后，我有了种印象（当时我因为觉得奇怪而并不认可这一印象），而且一直不曾忘记，那就是作者希望展示他对英国风俗有多么了解。

后来过了很久，我读了系列中的第三卷，这卷写作中的讲究、对各种情绪的处理以及节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致敬，并向自己保证有一天，等我有时间了，我要连贯性地读读这部著作，在此之前，我还未能这样读过。

他去世后，有位文学周刊的编辑邀请我写一写他。我当时正在写一本书，别的什么都顾不上。可是写写鲍威尔这个主意吸引了我，我让那位编辑稍微等一等。我有时间后，就专门来读了。我找来两本平装合集，从中间开始，连续读了六卷。我感到震惊，鲍威尔凭着一本书在美国取得了小小的成功，我感觉这也许冲昏了他的头脑。我读这部厚重之作时，它在形式上根本不是我所期望的，写作上越来越不讲究，一切都解释过度，写得更加赤裸裸地具有自传性质。这位作家身上，也奇怪地有种新的自负，就像是一位觉得自己已经功成名就的人，现在做什么都不会出错，可以像一位训练有素的魔术师一样，从帽子里往外掏滑稽角色，感觉自己一定别再多做什么了。

书中完全没有叙事技巧，也许根本就没有考虑叙事。中间几卷有一卷中有这么一个时候，早时出现过的几个角色某天晚上在一次轰炸大屠杀中丧命。主要叙事中——其中充满了巧合，每一卷里，总是会把以前的很多角色聚在一起——这次大屠杀又像是一次私人事件，一次与个人有关的闪电战，再次把部分出场人物集合到一起：几乎没有预兆，两架炸了就跑的轰炸机炸毁了作者兼讲述者熟悉的两幢房子或者地方：两架轰炸机，两幢房子，就这么多。

作家在处理这种奇怪之事时，一定得小心谨慎：对于灾难和古怪事情，一定要事先埋下伏笔，也许甚至提前一两卷。说人们在战时就是这样没有预兆就死去是没用的，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一定得有自身的逻辑。不管怎么样，这本书写于事情过后很久，此时，那种可怖之处应该已经仔细考虑过，也承受了。书中表现出来的，是有些即将死去的人行为奇怪，他们好像屈从于某种心灵感应式的提示，在久久地道别。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碰巧的是，作者得知这一灾难事件，通常离群索居、满足于当听众和旁观者的他在举动上，有了非同一般的活力，黑灯瞎火中，摸到了那两幢被炸的房子，找到一幢，又找到一幢，确认了他已经得知的。

死亡和得知死亡，就这样写出来。那一时刻应该极具悲剧意味，却缺少感情力量。缺少的，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死者，我们不像作者对他们或者其原型那样了解，这就是此书在组织上手法笨拙导致的后果之一。从头到尾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我们对人物的了解，大都来自对话。这种叙事令人感觉沉闷，因为每段对话都要完全编出来（尽管在描摹英国人各种说话口吻方面，鲍威尔是位大师），这是浪费时间，主次不分。

每一卷的开始，都有我们也许可以称为现状说明的一段，每次现状说明都结束得绝对在意料之中，有点像是一场派对。现状说明中，我们得以瞥一眼叙事里的那些中心人物，了解到自从我们上次看到他们以来，有了什么进展，特别是我们还了解了他们目前的婚配情况。一开始，这样做会令人吃惊，可是后来，这种音乐一停就抢椅子的游戏就根本不会让人吃惊了。然后我们也开始感觉尽管一开始，这些人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是我们未必拥有的社会知识之一部分，却是平面化的，未能有趣到足以让我们看下去。他们的相互影响并未随着年龄和时间的流逝而加深。作家在他们身上着墨很多，但是我们觉得不知怎么，他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比他让我们看到的要多。

这样的失败不同寻常。战前，鲍威尔当过电影编剧，我们早期谈话时，他经常用他的编剧经历来说明不应该怎样写作。他和他的编剧同事（据他说）可能需要在某一阶段介绍某个角色，为了给这个角色一个特征，他们有可能专注于描写他的外表，这样最简单。他们可能让这个人腿瘸，或者爱眨眼睛，要么这个人也许穿某一类衣服，要么抽某个牌子的香烟或者雪茄。这种做法写剧本管用，写书就蹩脚了。然而可以这么说，某种程度上，这就是鲍威尔在他这部长篇著作中的写作方法。

最后，我的感觉是这个人，我的朋友，也许写了书，也许过的是文字生活，却不是他想成为的作家。

我在读他战前的一本书《观察死亡》时，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一位画家来到某座乡间住宅画一幅肖像画，书中详细描述了英国的乡间习俗，几乎可能就是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画家很快决定自己要去当乡绅，就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他骑一匹马，坠马，摔死。在他后来的书本中，一切都解释过度，话太多了，然而有什么必要？艺术家是否就该待在他们最熟悉的领域？这令人难以理解，也许除了展示社会知识别无他意。

有种写作会削弱其主题，我相信绝大多数好的写作都像这样。《观察死亡》尽管在描绘乡间风俗上细致入微，却并不能加深读者对英国社会的印象。《伴着时光之曲而舞》也是这样。

有种常见的小说写法就像这样：伟人去世，一片颂扬之声，然后有人——通常是个崇拜者——研究他的生平，以撰写传记，然后发现了各种各样非常负面的事。易卜生经常使用这种写法，不过书中的伟人没死。易卜生笔下的伟人在这种背景下，几乎被干掉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小说中的人物，但是我不知道故事该怎样写，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的想法讲给认识鲍威尔的人们听。我想谁都不会相信，我跟鲍威尔做了那么多年朋友，却根本不曾认真而连贯地读过他的作品，只是最近才这样做，而且现在并不视他为作家。这就是易卜生式的负面发现。这种话，我无法讲给邀请我写写他的那位编辑听，所以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但是不知怎么，有种看法流传开来，说我亵渎了友谊。

难以跟别人说明的是，这种友谊依然珍贵，并没有因为负面发现而被抹杀。但是我在一九五七年遇到他时，他是位了不起的英国作家，他的垂青让我受宠若惊，而且在我们保持友谊的那么多年里，我一直视他为大作家。友谊能够持续如此之久，也许就是因为我不曾细读过他的作品。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非想写文学评论或者自传。有谁想了解鲍威尔或者沃尔科特，可以去找这两位已经出版的评论著作。我只希望以个人的方式，列出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接触过的写作，我说写作，但更准确地说，指的是洞察力，一种观察和感觉的方式。

尽管这个想法既浪漫又美丽，但是所谓的文学共和国——人们都把自己的作品带去那儿，人人平等，那里有个接待室，在一位文学圣彼得面前，他们接受公平的评判，然后死后的灵魂过着有名望或者默默无闻的生活——并不存在。平等的想法自然不对。每种写作，都是某种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的产品，这并无争议。各国的文学史都一直在说明这一点，谁都不介意。但是英美的图利性质的“写作学校”却不这样想，他们规定某种矫揉造作的散文体叙事（这在现在是种普遍写法，但是再过二三十年，几乎可以肯定会显得过时）写作方法才是正确的。

让我看看我能否简单说明一下。一开始（有种危险是使用太多词，像海明威那样），你使用的是极其简单的语言（就像海明威），足以吸引别人注意你的风格。时不时，为了再次吸引人们的注意，你可以写很简单而赘词甚多的一段，中间阶段，你就可以放松了。在写作变得不顺畅，在必须应付难写或者微妙的地方时，陈词滥调无论如何都会滚滚而来，语言就显得捉襟见肘。但是在读了你简单的开头和后面的简单段落时，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到。别忘了倒叙，而且为了给白开水般的叙事增加密度，倒叙里面再倒叙。记着写作学校式叙事中的金科玉律：一段描述性段落，接着是两三行对话，这样做被认为是向现实主义靠拢，但是对话不能总是直接引语。经过这种写作学校作坊的筛选，中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经历写出来后，样子和感觉上都是美国式的，现代的。这种写作学校出来的作家全都烙上了同样的现代个性，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部分表现。

我在类似沃尔科特故乡的一个海岛上长大，别的种族近在咫尺，可是我出生后的五六年，一九三几年时，我住在一个移植过来的印度中，这个印度正在因为我们殖民地生活的各种不足而被冲走，但当时仍然感觉是完整的，这也给我一种感觉基础以及文化知识，在这点上，就连在我之后出生的人都不具备。我终生都拥有这种感觉基础。我想这样说并不为错：一开始，生活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印度，我看到了别的种族的人，但同时我又没有看到。这让我易于接受我父亲所写的，关于自成一体的本地印度人生活和印度礼拜仪式之疗效的短篇小说，我不仅易于接受这些短篇，而且受到了极大触动。我目睹过这些短篇的创作过程，并且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跟粗糙的乡间版《罗姆利拉》——根据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露天剧——一起，属于我最早的文学经历。

我不知道埃德加·米特尔霍泽会怎样看待那本绿皮小册子中收入的我父亲的短篇（如果在他酝酿仿效那位佛教徒自焚时，会抽时间看看那本小册子），我想他的评价不会很高。埃德加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流行作家，风格属于一九三几年乃至更早期的，令人称奇的是，他成功了一半。就像房地产中介会把环境挂在嘴边一样，埃德加也会强调故事，故事，故事（事实上他在我面前这么说过）。并且他因为他不确定的荷兰—瑞士—圭亚那背景，对何为普遍性自有看法。他会把我父亲的短篇看成民间文学，具有印度本地的色彩，相去遥远。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这样看也没错：我父亲应该写他周围一九四几年的世界，而不是上溯至一九〇六年的模糊世界。

埃德加——时不时还有别人——询问过我所受的影响，对我如此看重我父亲写的那些短篇感到吃惊。这些短篇不仅向我展示何为为文学而辛苦，而且让我了解了我的背景及过去。我出生在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聚居的农村，可是我很快就开始去别处生活。我父亲的短篇为我在那片农村地带加上了人口，给了我一种很真实的知识。没有这种知识，在特立尼达殖民地，我会在精神上漂泊，就像我后来看到的身边很多人一样。我想我本来会像埃德加和别的人一样，为自己编造出祖先（这是殖民地的神经官能症），或者甚至就像萨姆·塞尔文——他是个印度人而且长相英俊，却跟他的背景一刀两断（在他的短篇中，他对印度人做法的无知，让他有点像是文盲）——展现出来的，只是他的种族和一表人才。

也许我父亲的短篇对任何人的意义，都不及对我的意义更大。我父亲最早是在一九四三年把这些短篇收进一个蓝皮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跟六年后沃尔科特的《二十五首诗》很相似。沃尔科特那本书是由巴巴多斯的《鼓动报》出版社印刷的，我父亲的是由特立尼达的《特立尼达卫报》的印刷厂——《卫报》商业印刷厂印刷的。两本书的定价都是本地币一元，即二十一便士左右，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我父亲的书根本没有造成什么轰动，跟沃尔科特的书差远了；甚至在特立尼达，那些读物都被认为离生活太远。但是印刷的几千册还是卖掉了，主要是卖给了印度人，我想是他们喜欢读到关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喜欢看到印出来的印度名字，还喜欢看到把日常的印度生活可以说提到了一个高度。所以这本书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时，取得了成功，后来再未有过类似成功。

一九七六年，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为我父亲的短篇小说出了本集子，我撰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书封上热情洋溢的文字出自戴安娜·阿西尔[1]之手。后来这本书削价处理了。海因曼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也出过，那次出得薄一点，装帧漂亮。我没看到有什么消息，我想这本书出版没什么好报道的，也没有专门去查。十年后在印度也出了，即使按照印度出版界的低标准，这本书也出得很糟糕，封面上对正文没有一行说明性文字，说这本书是魔法书、菜谱或者印度格言书也行。出版人说他当时忙，如果这位出版人能腾出一个小时，这些短篇就有可能作为印度海外侨民中的开拓性作品推出。但是实用主义的印度就是实用主义的印度，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历史或者文学，尽管现在对印度人海外侨民谈得很多，但印度人关心的侨民，只是能让他们得到一张绿卡或者得到一位拥有美籍身份的女婿或者儿媳妇的那种。从南到北的周日报纸上，在分类广告的征婚栏，你都能看出广而告之的那种迫切需要。

我现在必须承认那些短篇已经没有生命，只是活在我心里。沃尔科特的海岛类似我们那个，我们之间却千差万别。导致这些差别的，是两项重要的事实：我一九三二年出生在印度人的特立尼达，从七岁左右起，我就看到父亲写短篇小说，这意味着我一早就身处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跟岛上别处不同的世界，甚至跟我母亲的大家族的其他部分也不同；沃尔科特和我之间，还另外有一项很大的区别：我眼界更宽后，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小社区，理解他的需求和渴望（从无家的歌谣中解放出来的黑孩子，贵族之海中的褐色头发），但是我身上有些地方，会让他难以理解。

他对海岛的看法不是我的。一个在脑子和心里牢牢记着沃尔科特的海岛的人，会以自己的方式看待世界。他不会（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对托尼·鲍威尔的英国感兴趣，也不会感觉与其有足够的关联，没有能力评判来自英国的写作。P.G.伍德豪斯[2]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矫揉造作又当别论，这两位作家似乎很有英国特色，谁都可以评判他们。他们的著作本身是现代童话，出于种种原因，善于制造神话的英国人很擅长这种形式的写作。

作为他英国人特点的一部分，托尼会喜欢那种微妙而特殊的方面，喜欢被纳入那个制造神话的格局。在那部长篇巨著即将结束时，战后在圣保罗教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感恩礼拜，叙述者参加了。事实上对于战争，他并未参与多少，但此时，他就像阿尔库尔[3]之战后的亨利五世。他全文引用了礼拜时唱的《天佑吾王》的原始版本，用意——我感觉是虚假的，而且太取巧了——是给前面已写的一切（大部分都是琐碎之事）加上回顾性的史诗特点。这就是托尼在英国神话中的演出，他所期望的会降临到他身上，即对他作为二十世纪英国神话制造者的一种承认，而他在美国取得的小小成功——当时正是他写作多卷本小说写得投入之时——似乎最终指向了那个方向。但是他的自传性长篇小说不过如此：自传性，而且具有私人性质，充满了细节，只有对他的生活里里外外都熟悉的人，才能深得其中三昧。他在美国取得的小小成功未能持久。

是弗朗西斯·温德姆——多伊奇出版社的一位审读人——一九五七年年中时，写信给托尼·鲍威尔提起我。弗朗西斯是我的第一本书的第一位审读人。他喜欢这本书，但是多伊奇想出一本长篇小说，我很快就拿出了一本（那时候的一天似乎要长些）。等到过了大约一年，书出来后，有一天上午，我和戴安娜·阿西尔一起，跟弗朗西斯在迪安街上的加吉亚咖啡馆见了面，那里离多伊奇出版社的编辑部不远。弗朗西斯有一个格子间，而不是单间。出版社编辑部里，隔板之间的地方小得他要挤进去才能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说多伊奇给他的工资微薄，再少一点，多伊奇就得去坐牢了。我当时不知道，只是过了很久，才知道弗朗西斯的门路很广。可能因为我浑然不知，反而有利于我们维持友谊。我喜欢睿智而且风趣的他，我想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初次见面后有段时间，我们每周都见面。

过了不久，托尼·鲍威尔给我寄了封信或是一张卡片。他当时是《笨拙》周刊的文学编辑，他们登了篇关于我的处女作的佳评。我们当时在电话上约好在厄尔维诺酒吧见面，那是舰队街上的一家酒吧，记者常去。托尼仪表堂堂，平易近人。我因为《笨拙》上的那篇书评向他道了谢。后来我发现他不只是把书交给别人去评，他自己竟然也读过，这可让我感到意外。他又说了句我当时觉得很有智慧的话，后来我还引用了多次，最后我觉得只是说得合适而已。他说无论有何不足，一个作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有种抒情特点，这是作家无法再次捕捉到的。和我之前遇到的相比，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评论性欣赏意见。

他跟我说三四年前，他也是在厄尔维诺酒吧跟金斯利·艾米斯第一次见面，还是在艾米斯因为《幸运的吉姆》一炮走红之前。托尼喜欢艾米斯的书评，所以跟他联系上。他们首次见面那次，艾米斯说他没法跟托尼久待，尽管他也想，当天晚些时候，也是在那里，他已经安排好见一个“很蠢的人”。这样说，给他们的首次见面加上了一点顽皮的意味，托尼纳闷艾米斯所说的蠢人会是谁。那个蒙在鼓里的人如期而至：是特伦斯·基尔马丁，《观察家报》文学编辑，后来校订过斯考特－蒙克里夫所译的普鲁斯特作品，他可根本不是个蠢人。

那是艾米斯开的小玩笑，托尼对此念念不忘，正具其人特色。他乐于交游，把朋友们都视作非同常人，喜欢得要绕着他们走一圈，看看他们性格中的所有方面，这样做完全没有恶意。不存恶意这一点，也说明了很多问题。他保存着他所有朋友的信件，随便就能从他小小的办公室里抽出一封约翰·贝杰曼[4]或者康斯坦特·兰伯特[5]一九三几年时写的信（贝杰曼写的是古典式，文字紧密，兰伯特的字体粗，笔尖又宽又平）。我怀疑他把信件都按字母顺序存档。

可以这么说，他收集人，就像十九世纪时的“性格”作家或者撰写《时人小传》时的约翰·奥布里[6]。他在战时写过一本关于约翰·奥布里的书，你会觉得作家跟写作对象是绝配。但是托尼的书写得沉闷，就像格雷厄姆·格林[7]有一天实在忍不住跟托尼说的。托尼白纸黑字记下了这件事，却没有回应。你会觉得写奥布里的那本书难以卒读，还是要说，对一个完全以作家身份生活的人，他的很多书都给人这种印象，令人难以卒读，此事说来奇怪。战前，是他努力以写作闯出一条路，战后，是他努力以写作卷土重来，很是小心翼翼，不容有失，直到他感觉自己已经取得了成功。

我所爱的那个托尼就像约翰·奥布里，一个收集人及其怪癖的人，很少挑剔，觉得人们，特别是他的朋友让这个世界充满魅力。虽然未经明确，但事实上，我当时一直希望在更大范围的英国社会中找到的，就是见识上的广度和自己能够受到那样的欢迎。我渴望远离我长大的小地方那里泛滥的恶意。在那种小地方，所有评价都是道德上的，满怀憎恨，败坏人的名声，以流言蜚语来评价人。但是直到那时，我在英国并不走运。我本来对大学有很高期望，但是我在里面没有发现多少。在我所上的学校里，绝大多数人思想狭隘，小里小气，才能平庸，BBC里也是这样。

然而有了亨利·斯万兹，不久以后，又有了弗朗西斯·温德姆，但他们是例外。然后好了，认识弗朗西斯后不久，我就找到了托尼·鲍威尔。这就是我曾经想要找到的英国，本来我已经放弃寻找了。第一本书的“抒情特点”——我之前从未听到如此深刻的文学评价如此轻松道出，这句话体现了深厚的修养。待人接物上，托尼也体现出了深厚的修养。我开始有意学他，这也成为我自己性格的一部分。我需要的是富于魅力的事物，而非合乎道德的，以此来和主宰世界的卑劣和嫉妒相对抗。（许多年后，我遇到过一位成功的欧洲出版家，据说他嫉妒每一个人，这是他铁打的原则。）但是如果没有托尼这样的例子，我就不会知道我要寻找什么。我迟早会发现对我来说，他的著作中可取之处很少。但是托尼是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是我作为作家所受培训的一部分，也比托尼知道的还要多。

我跟他认识时，对他的著作，我只知道《沃林的下场》的电台改编版，那本书是他战前出的一本，一九三九年出版，托尼后来说这本书卖了九百九十九册，暗示因为战争爆发，这本书没能卖得更火。这本书构思简单，是关于一个并不真正去旅行的游记作家。这一构思如此简单，不会让人吃惊的是，之前和之后，五六本书中都用过这样的构思。在电台改编版本中，表现出来的是叙事被滔滔不绝的话语淹没。那本书本身也是这样，以鲍威尔的方式，一切都解释过度。

我不能说我不喜欢电台改编版，就问托尼他觉得怎么样。这种文学上的狡猾——把球踢给对方，的确是这样，后来在类似情形下仍然管用——就是在那一刻想到的。

他说他喜欢，可是演员无一例外，都演得过火，他们就连说一句简简单单的“把烟递过来好吗”都要试图带上戏剧味，我想那是让我厌烦的另外一个原因。

撇开《沃林的下场》的电台改编版不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多么经常会对当时有名的长篇小说感到困惑。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让我看不明白，这本书在一九五五年是本热门书，它的背景是印度支那，关于即将到来的战争。这本书让格林有了名气，说他有预见性。我看不明白那本书的部分原因，是我当时不读报纸，或者说我有选择地读。我不读关于美国的新闻，根本不读总统竞选的事，还同情那些必须跟踪报道的记者。德·昆西[8]（在希望收集了不起或者与众不同的人这方面，他就像托尼·鲍威尔）跟华兹华斯见面时，失望地发现这位了不起的人——毕竟是位诗人——竟然会对像报纸这样普通的东西感兴趣。

我不知道像德·昆西这样一位爱刨根问底的人会怎样看待我。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我会说尽管我对美国政治一无所知，却对整个世界感兴趣。我当时读《曼彻斯特卫报》和《泰晤士报》。格雷厄姆·格林经常告诉采访者（他们习惯于读以前的采访，他们提的问题都一样）他们所认为的他对于越南和其他地方的远见，来自他仔细读报。我当时对细致读报另有想法，把它看作是种无聊行为。事物按其常轨发展，选举就选举，英国和大不列颠基本上照常运作，去读在过渡期间发生何事都是浪费时间，去读有关文章，例如关于我们有过的最佳首相，同样是浪费时间。

这样做的好处，是等我开始旅行时，看到的那些地方都是新鲜的，但好处仅限如此。曾经有好多年，我渴望进入广阔的世界，此时我已经置身于此，可是我跟其中的时事保持距离，生活得就像在特立尼达时一样。我批评过从我那种背景来的人，说他们缺乏好奇心，我指的是文化方面的好奇心，可是我批评的那些人对事物的相对重要性自有看法，他们也会对我缺乏政治好奇心而惊讶不置。一旦我开始审视这些事，就看出了自己的这种无知（没有别的词可以名之）。这种有局限的观念，也是我们的历史及文化的一方面。从历史上说，恒河平原的农民无权无势，我们曾经被各个暴君统治，经常是被远远地统治，那些暴君来来去去，我们经常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在此背景下，没理由会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如果这种事情可以说存在的话。恒河平原上在政治方面如此的情况，在战前的殖民地特立尼达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在从印度乘轮船远道来此的人们眼里，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受到震动。

对于房子里面我们这些孩子而言，奇怪的是，外面的世界——我们无法控制的——也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产生回响。在我外婆家的房子里，甚至在我们住在西班牙港时，时常有宗教活动，读印度经书，有可能持续一上午、一天或者两天，有时是一周。

梵文学者达尼拉姆（大家都不是特别尊敬他）有可能骑着摩托车从乡下来。他长相英俊，身材修长，棕色的皮肤闪闪发亮，带着心不在焉的表情。他的额头上刚刚用檀香灰糊点过，但是除此之外，他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梵文学者。摩托车让他显得时髦，也可以说他（就像有些梵文学者）在某个美军基地有份薪水优厚的工作，开卡车，一天五美元（如果卡车是自己的，就是一天十美元）。可是在达尼拉姆换上他从绑在摩托车后架上的一个小盒子里取出来的东西（他的腰布、白色束腰外衣、念珠和带流苏的时髦围巾）之后，在他懒洋洋地坐在为他铺好的棉布床单上，并且用他柔和的声音博学地说这说那时，他看着挺好，听他说话，也让人感觉不错。

我不懂梵语和宗教讲道用的印地语，（就像古代罗马人）学会了带着这样一个观念生活，即我们的宗教——尽管在我们看来是个人的事，是个体拥有的——是种神秘之事，用我们儿童不懂的语言进行，有些礼拜仪式中的象征既像是村子里才有的，又让人觉得熟悉而又遥远：用灰泥砌起来的土祭坛，是我们仿照古代的覆草祭坛所建，上面插上了砍来的小香蕉树，还有献祭用的发出香味的火堆，点的是浇上澄清黄油和红糖的油松木片。

那就是在大家族里，我们自己拥有的半个世界。外面还有个我们对其了解很少的世界，一直在那儿，你出去就总是能看到，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是神秘的。在特立尼达，我们长大时，带着对于社会或联想到人们时的极为简单的概念：家以外，是甘蔗种植园、油田、政府建筑等，政治一度意味着一个留着大胡子，名叫图拜尔·尤利亚·巴兹·巴特勒的格林纳达人，他是个黑人，对《圣经》狂热，有一些关于启示录的具有种族色彩的说法。一九三七年时，他在油田鼓动了一场大罢工（期间有个黑人警察被活活烧死），然后他就不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政治也可能意味着艾伯特·戈麦斯——西班牙港的那个葡萄牙人，留着斯大林式八字胡，梦想成为特立尼达三十万黑人的领袖。

在这种背景下，读到路易十四的宫廷（在《自学历史》丛书中，之所以读，是为了得到关于莫里哀以及其他人的背景知识）或者法国大革命，或者法国十九世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政局变迁时，都像是读到一个童话之地的事。没有一个人看来真有其人。宫廷是什么？廷臣是什么？贵族又是什么？我得在心里编造出来，不过多数时候，我由着它们停留在字面意思上。这样，我得到了很多事实，缺少内容，难以掌握，但是我当时生活在茫然无知的云雾中，我周围的世界——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我外婆的家里，在我上学时的课本里——一片混沌。我这样也活得轻松；奇怪的是，我所受的教育，让我学到的东西很少，想着就应该是那样。

我因为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到了英国时，就带着这种见识上的不足。我第一次不得不明白了这种不足，然后不得不又读又写，以弥补自己这种不足。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当时未能读进去的那些作家也有部分责任。如果说在一九五五年，我不知道《文静的美国人》是写什么的，只能在读到三分之二时放下，那是因为格雷厄姆·格林没有把他的主题写得明晰。他以为他自己的世界是唯一重要的世界。他就像《情感教育》中的福楼拜，以为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复杂而纠缠的历史最重要，大家都了解，然而并不是所有都市作家都像福楼拜和格林那样。莫泊桑在他的短篇中尽管只有小小的空间可以利用，但他总是详细交代了时间与地点，就算是次要的角色，也有名字和家族历史（莫泊桑总是写一生），让他笔下遥远的世界完整，并且易于接受，甚至具有普遍性。你不需要了解法国十九世纪的历史，才能理解他笔下农民的悲惨境地或者普法战争留下的伤口之深。俄国人（除了屠格涅夫）总是写得清晰，来自偏远的密苏里州的马克·吐温总是写得清晰。奇怪的是，等到最后，等到尘埃落定后，那些写作时似乎自己居于世界中心的人，倒有可能暴露出他们才是土里土气的。

一九五五年，即《文静的美国人》走红那一年，伊夫林·沃出版了《军官与绅士》，他的战争三部曲的第二部，这本书也让我读得不顺。我感觉尽管有通常的声明，这本书还是跟事实太接近了，需要对战争进程和某个小地方的一场小战役有一定了解，而且这本书写得矫揉造作、油腔滑调，很多对话不知出自谁口，你得往回翻，看说话的是谁。这样写，也许有意是要轻描淡写，却是懒省事，是从战前的喜剧带过来的遗风，对于无所事事的闲聊是适合的，却不适合描写一场可怕的战争的初期。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中充满一种奇怪的自负，不是事关国家的自负——在一本描写战争的书中，如果有，倒是可以理解——而是战争期间社交上的自负，如同一个人，战前性格忧郁，然后在打仗时，发现了更高的美德：他认为比自己更高一等的那些人之间的同袍之情。奇怪地，这就像吉卜林[9]，也使得这本小说很具私人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这些书本中明白了当作家只能走自己的路，这让我感觉如释重负。我还记得一九五五年的另外一件事，那是在快到年底，我即将把多伊奇出版社要的长篇交稿时，想到应该去看一下大师怎样写对话。我就在一家W.H.史密斯书店的报摊上买了本毛姆的《面纱》，站着就读了几页，很快便得出结论：我无法从毛姆这位作家那里得到指点，不是因为他差，而是我的素材跟他的差别太大，是我自己的素材，我只能守着它，用我的方式尽量处理好。（尽管有过早交底之忌，但我还是要说让我感到如释重负的是，这种学习进程开始伴以一种摒弃的能力，感觉到我再也不需要读亨利·詹姆斯的词藻优美却空洞无物的文字，这有多么令人如释重负。）

走自己的路的另一方面，是意味着我是在一个事实上没有我的发展空间的地方努力当作家，这里对何为写作自有认识，而且跟我自从形成明确的雄心壮志后所以为的相反，这里根本没有文学共和国。

这也让托尼·鲍威尔对我的友谊更显得意义非凡。

我本来以为他的生活高枕无忧，但在一九五七年时，他过得不尽如人意。他名气很大，书却只卖了七千本，不足让他维持生活，他必须找份工作，所以他在《笨拙》杂志社当文学编辑，这份工作对他而言，充满了屈辱。《笨拙》杂志有几页文学版，可能只有两页，编辑伯纳德·霍洛伍德——一个资质平平的漫画家——经常说他自己就能编文学版。托尼说编辑部有人把霍洛伍德的名字分开来，说成“霍洛·伍德”[10]。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他在《笨拙》杂志过得不如意。

然而是通过托尼，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时，我成了《新政治家》周刊的书评作者。《新政治家》远胜同类，是英国当时最好的周刊。它的前几个版面具有政治性，关于社会主义、工党。后面的艺术版面水平很高，任何政治倾向都可以。人们喜欢这种奇怪的搭配。《新政治家》的销量为每期八万份，对这种周刊来说可谓惊人。能在这份杂志上露面，就可以说有了名气，杂志上刊登的一切会传遍英语世界。我一九六二年去印度时，很多人，有时甚至是火车卧铺服务员，对我都很客气，因为我给《新政治家》写稿（人们都知道这份杂志对印度态度友好），杰出的电影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也想跟我聊聊《新政治家》上的影评。

但是我当上《新政治家》的书评人并非一帆风顺。给我试评的第一本书（我想是临时通知）是《逸闻录》，由广受爱戴的读书人丹尼尔·乔治所编。这实际上是本笑话书，我不知道该怎样评论这本书。今天如果我得为那样一本书写上三四百字，我会走捷径，会挑出两三则最有趣的，评论一下，然后再找到关于逸闻的几句套话（我不能肯定会说什么）。我当时把丹尼尔·乔治的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本来是件令人愉快的事，结果却变成了折磨。后来几天里，我把一小篇文章写了又写，开始感到头疼。后来，因为没什么要说的，我想我应该批评丹尼尔·乔治，就言辞激烈、像个大学生一样写了。最后我把所写的拿到了大特恩斯泰尔街，丢到了《新政治家》编辑部。过了不久，我遇到我认识的一个在《星期日快报》工作的人，我问起他丹尼尔·乔治的事，他说乔治这人性格好，为人慷慨，我开始担心我那篇很糟糕的小文章有可能登出来。后来有几周时间，我害怕看《新政治家》，却根本没看到关于丹尼尔·乔治的那篇文章，我挺高兴。

我本来以为我和《新政治家》的缘分到此为止，可是还有位乐善好施的人——肯定是托尼——在大特恩斯泰尔街关注着我，他力劝助理文学编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又收到了几本别的书，一本关于约翰·黎里[11]和委婉语的（我喜欢这本），几本关于牙买加的书，让我想出了几个笑话。我开始发表文章了，《新政治家》甚至刊登了我编的关于牙买加的几个笑话（“每天吃一根香蕉，牙买加人就不会来烦你”），这搁在今天会通不过的。后来我转而评论小说，每月一次，千字专栏，十个几尼。每篇专栏都得写一周。我写了三年。

我当时住在一套家具过多、疏于收拾的阁楼房间里，在马瑟尔山。年老的房东夫妇两人以前都结过婚，阁楼里多余的家具放得满当当。颇大的客厅里，有个隔出来的角落，是放煤的，那里也有老鼠，眼睛亮晶晶的，你走近，它们就会受惊。后面的屋顶窗俯视着一个滚球球场。有些晚上，球场另一边的那座房子里传来练唱《圣徒行进而入》的声音。燕八哥到处袭击花园，把赃物带上有窗的屋顶。有时一颗樱桃从它们的嘴里掉落，失望的鸟儿显然生气了，叽叽喳喳叫着抓挠屋顶上的瓦片。

当时我已经辞了一份工作，起初之所以做，主要是为了寄钱给我母亲（她的信里只提钱）。我当时正在以一种可以说孤立无援的方式写本新书，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我感觉这本书只是临时性的——是在没有格子的纸上用手写。住阁楼的那段时间，我感觉灰心丧气，只有《新政治家》每月一次给我提了点精神。当时每逢周五出刊日，我会去马瑟尔山的公共图书馆，看他们有没有用我的稿子。阅览室里，总有一个身材修长、穿着黑色套装的人排在我前面。他二三十岁，杂志摊开放在面前，他露出由衷的微笑，一边打着响指。轮到我时，我先看我的那篇有没有刊登，有的话，我会特别不好意思，小心翼翼不去读它，也不去看刊登的那几页，读杂志时，我把那几页捏在一起。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我就会感到腼腆或者虚荣，我始终未能克服这一点。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旅行，跟《新政治家》的关系无法再维持下去。过了几年，我再次安定下来后，《新政治家》所付的十个几尼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托尼帮我找了份给《每日电讯报》写小说书评的事，每篇三十镑，几乎够养家糊口。但他们有一些官僚主义的规矩：必须评论一定数量的书，而且在相应部分的头一句里，必须提到相关书名。因为这些规矩，我不容易像以前给《新政治家》写稿那样写篇像样的书评。这让长篇小说评论更像是读之无味的特约文章，好像我写的东西也没人读。为《每日电讯报》写稿，对一个人的名气无所裨益，但三十英镑倒是实打实的。

这期间，托尼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前进不已，每隔两三年出一本书，也写书评。托尼和《笨拙》周刊最后不欢而散，可是他接着就开始为《每日电讯报》写书评。那里的文学编辑是H.D.齐曼，是个平庸的作家，经常在《每日电讯报》编辑部一边来回走动，一边口授书评，跟刚进来的人打招呼，然后继续那样做。我好像记得他的道具之一是个烟斗，但我不能确定，现在也找不到人问。他是新西兰人，我想是吧，但除此之外，他全无过人之处。托尼性格大度而又喜欢收集人，齐曼让他着迷，我不知道是哪一点。他称他为“Z”，不止一次跟我讲过关于“Z”的故事，他觉得很不一般，可是我都记不住了。对托尼而言，他为齐曼着迷，会为他跟《每日电讯报》的友好关系增添几分魅力。让他评论的那些书本来可以给他寄到萨默塞特郡，但他更喜欢来伦敦看看那些书，我想他同时也是想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

接着有桩天大的好事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父亲去世后，给他留下一笔不小的款子。这桩迟来的好事，加上他的生活因此不再过得紧巴巴的，很可能影响了他的写作，让他的自传性长篇小说的最后几卷在某种程度上活泼了一点。他的父亲是位军人，最风光的时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很少有人得到提升，托尼还一直以为他父亲很穷。托尼说他以前去看望他父亲时，在接受老人家掏钱请他喝一杯杜松子酒时，觉得不应该。到现在，托尼可以忘掉“霍洛·伍德”以及后来出现的那么多“霍洛·伍德”了。他和太太开始了文化性质的漫游。

他的朋友们乐于跟这位刚刚放松下来的人在一起，看到他以前的忧郁一扫而光。因为我感觉尽管英国式写作生活让托尼有了特殊风格，但是也让他变得忧郁。他的同时代人或者接近同时代人在这方面做得要好很多——沃，格林，奥威尔，康诺利（不过也许康诺利做得没那么好），贝杰曼，艾米斯。对所有这些人（除了格林），托尼都以自己的方式喜爱他们，把他们作为个性之人而喜爱他们。他特别喜爱的是出语戏谑的沃；这种对每个人都珍视的做法，消解了可能会有的或多或少的嫉妒。我也珍视他，觉得他值得效仿，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对往前的艰难路程有所准备。

有时他来伦敦时，会邀请我跟他去“旅行者”餐馆共进午餐。他会谈到他写书中的困难，让我提建议，却并非真的想听；我经常——在他交好运之前——会看到他变得心不在焉，略微有点驼背，很忧郁，他的脸色几乎是灰白色，他那张老人的脸上支楞着短短的毛发或者汗毛。

我以前常会想他干吗要写作，他干吗要踏上写作人生，干吗要坚持下来（开始者众，坚持者寡），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他的写作，似乎不像是因为需要而写。他似乎不曾冒过任何风险。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出版界；然后是战时，战争对他没有太多要求，战后他回到了图书业。跟格林、奥威尔和沃都不同，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曾主动接触世界，他信奉的，就是他的世界就已经足够。

他也许会说——不过我这是在强作解人——在像格林那些人手里，关于海外生活的长篇小说华而不实，粗鄙的外国背景容易让角色有戏剧性。如果问他（他曾经考虑得很深入），他会说，过去有很多伟大作家都守着他们的社会，也的确如此。值得一读的狄更斯一直写英国，托尔斯泰写俄罗斯时最见功力，巴尔扎克是在写法国时。但这些作家都是先驱者，写人所未写。到一九三〇年托尼开始写作时，关于欧洲的这些重要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仍然没人写过。种种原因之下，那些社会本身也变小了——战争，革命；而这些一度未受挑战的社会的周围世界逐步扩大了。一个社会不言自明的主题总是本身，对于本身在世界上地位如何，它自有看法。一个变小了的社会不能沿用原先的方式，即社会评论的方式来写。

关于既变小了，又被人写滥了的这个社会，沃的做法是正确的，也就是写了本戏谑性的童话（《衰亡》）和后来的浪漫故事（《旧地重游》），后者是关于对上流社会的渴望（本质上说来，就像沃尔科特年轻时所写的，关于圣卢西亚的贵族之海中的褐色头发），几乎有着女性特点，在这种渴望中，有五六十年之久，民主的英国社会曾经梦想变得贵族化。那种幻想并非托尼的目标。他希望把握得正确，忠实于自己的经验，事实上是重新再写一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难，因为素材就在手边（我们订交后，他跟我提到过他创作起来不顺利）；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这样是自己打败自己，因为之前已经有人这么做过，不具原创性的书就没有生命。（就像利·亨特十九世纪时的自传，在书里，作者似乎在列举他所做或者看到的他赞许的事，就像一次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要么就像五十年前漫画家奥斯伯特·兰开斯特乏味的多卷本自传，在这里提到，只是因为那些书能说明问题，作者在书中，绝对是乐于在有关名人的神圣记忆之外绝不多言，满足于说：“我也在场。”文化程度太高的社会，自有其陷阱。）

既然在本章提到了沃尔科特的名字，他的名字又让我想到了别人，在我看来（我并不想过分强调这一点），托尼对待自己的世界，有点像我父亲对待自己的世界，不过当然，这两个世界以及两种写作之间不具可比性。我父亲早期的短篇排除了岛上其余的事物，甚至可以说，也排除了时间。他这样做，是出于个人痛苦的原因，但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不应该这样做。当先行者不容易，同样，也有很多诱惑让人去做平淡无奇之事。如果在他这一领域有第二或者第三个，如果有人在他之前写过具有本地色彩的东西，写过宗教和礼拜仪式，我父亲就有可能成为一名更好的作家。那么，假定我父亲换了种情况仍然想要写作（这是个大胆的假定），他就有可能看到有写不完的素材在等着他，即我想从他那儿发现的东西，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殖民地社会一九二几年时的东西。

开拓者难为，可能到了最后还要更难一些。

在波澜不惊地度过了出版人生涯后，托尼在四十六岁时退居乡间。他的生活继续平稳前行。他专心写作他卷数众多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这意味着作为一个作家，甚至有甚于战前，他现在得挖空心思去写作了。

他的举措，就像他的同时代人沃，后者在世界上漂荡十年后，三十四岁时退居乡间。对沃来说——不谈他在二战时的经历——这就像是从生活中抽身而出。普通的乡间宅第，正式雇用的下人，也许能让他过得像是一位退居乡间的成功作家，却无法为他提供任何可以写的东西，除了最后他自身的垮掉。沃的乡村生活跟福克纳或者伟大的莫泊桑的乡村生活不同，那里完全没有什么能给他的想象力以营养并将其拓展。英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各方面都已被写过，根本没有什么新的有待发现。生活在英国乡村，得到隐身之处，也是有创造性地走向死亡。

对于作家，已经写得过多的社会有其自身的难写之处。在当今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一切都比以前运转得更快，这个世界已经动摇，世界中心转移了。十九世纪法国的文学活动也许似乎有其持久性，今日世界却几乎听不到到当代法国作品的消息。一九二〇年，乔纳森·凯普公司出版了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书后附了份词汇表，收入的是一些似乎匪夷所思的美国式单词，另外还有一篇休·沃普尔[12]撰写的前言，恳请英国读者容忍这本书总体上的粗糙。但是仅仅三十年后，大西洋两岸的书籍交流就几乎完全换了方向；仅仅几年后，以前处于外围的地方——拉丁美洲和印度——一度太远太不重要，却变得有名了。这些地方素材因其新颖性，确保会受到欢迎，那里也被视为一种活力的根源，英国的写作已经失去了这种活力（只能意味着英国的素材现在已经变得陈腐）。

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时，感觉不得其门而入。幸好在一九五五年，我有了安德烈·多伊奇和戴安娜·阿西尔作为我的出版人，要不是他们，我也许会失去兴趣，也许永远都上不了路。我使用的素材让我处处碰壁，花了好多年才在企鹅出书。直到一九六一年时，美国大社克诺夫书局还把我的书未读就寄回：我那位愚蠢的英国代理人——柯蒂斯·布朗公司的主席——非要我去克拉里奇酒店把我的一本书亲手交给布兰奇·克诺夫[13]不可。整整十八年后，我才跟克诺夫书局建立起多少算是稳定的关系。我开始写作后过了二十五年，世界改变了模样。

然而我也感觉——只是现在，衡量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对我是好的，对托尼则不然。他开始写作他卷数众多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时，他所使用的素材——英国中产阶级式成长故事——也许可以说，是当时人们认可的。但是等过了二十五年他写到尾声时，世界已经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他被视为过时人物，他使用的素材已死，那些属于一个已经被超越的时代。

他不是很清楚那是怎么回事。他的大度精神、他收集人的习惯和自己无金钱之忧，都让他对形势变化茫然不知。在他的老朋友中，他的身份是老作家，根本不晓得别人在他背后怎么说。某一天，有人告诉索妮娅·奥威尔[14]，在托尼的书里，人们是受意愿所驱使，她做了个鬼脸，像是嗤之以鼻。而托尼和他太太很喜欢乔治·奥威尔，我记得索妮娅在自己位于格洛斯特路的家里跟托尼谈话，谈的是她当时协助编辑，准备在企鹅公司出版的奥威尔书信和报刊文集。

记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是托尼的好朋友，要么我是从托尼讲的关于他的故事中得来的印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是《笨拙》杂志的编辑，托尼也许就是在那儿认识他的。我想他是托尼“收集”的人之一。他经常去鲍威尔在萨默塞特郡的家里住。有一个故事是说他早上起得早，在床上用铅笔和纸写东西，早餐前就完成了本周的两到三篇文章。托尼没有瞧不起这种本事，而认为是种独特才能，就这样写出有智慧、引人入胜和受欢迎的稿件。在听托尼说了那么多佩服的话之后，我震惊的是对托尼后来的长篇小说，马格里奇写了篇并不友好、语带讥讽的书评。马格里奇写得一针见血。在有些人眼里，这篇书评是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即特别是随着系列长篇中后期有点活泼的几卷面世，托尼变成了文学过气人物而尚不知退。托尼没有马上表现出他受到了伤害，而是过了很久才表现出来。

齐曼——托尼嘴里的“Z”——后来不再担任《每日电讯报》的文学编辑，接替他位置的，是戴维·霍洛韦，他以前在《新闻记事报》。有一天我去《每日电讯报》取书或者交稿时，霍洛韦跟我说：“你跟鲍威尔是朋友，对吗？”霍洛韦有点斜视，让他显得腼腆或者心怀恶意。这时他并不显得腼腆。我承认我是鲍威尔的朋友后，他说：“你觉得他写得怎么样？”我还没能说什么，他就说——有点像是很恼火地猛翻他有毛病的眼睛：“我愿意出钱让他别写了。”就这么说，可是一周接一周，他还是在版面的头条位置刊登托尼的首席评论。

事实上，托尼的那些书评写得很好，比他的小说还要好。书评中涉及的作家范围极其广泛，包含了他的平生思考，而且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写就。托尼写这些书评，并非看中《每日电讯报》的稿费，他写，是作为他写作生活的一部分。他认为一个作家的晚上就应该这样度过，他说这让他从周一到周五都有东西读。他周六上午写书评，他的规矩，是决不在书评上花更多时间，因为有了这种规矩，时间总是够的。为了找到那种口吻，他在写作时，想象他是在跟某一个人介绍这本书。

我真希望我也能学他的规矩。我当时发现写一篇书评（为《新政治家》周刊）所花时间越来越长：周六上午，然后是周六全天、周日晚上大部分时间，然后甚至是周一上午。等我发现文学编辑是周三上午做版时，我又利用了这段多出来的时间。一开始，我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一篇书评，跟在大学里写一篇文章所需的时间差不多，我觉得太多了。我有过一个错误想法，也就是这样工作我干得越久，就能写得越顺手，成为一位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到头来，它开始浪费我的时间，因为对琐碎的想法较真，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回报。主要就是因为这样（除了这项工作毫无价值和有那么多新书盼着我读，令我心虚），我一旦可以不依靠这种稿费，就放弃了定期书评的工作，再也没有捡起来。如果我现在还写书评，我想会比我三十岁时多花一倍时间。

这样那样的荣誉落到托尼身上，足以让他自以为虽已年老，却依然是位成功作家，冬天的狮子。他跟首相撒切尔夫人两次共进晚宴（跟一大帮杰出人士一起），其中一次在唐宁街。牛津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校长哈罗德·麦克米兰（前首相）用拉丁语念了颂词。麦克米兰和托尼都会喜欢那篇古风犹存的应景之作，里面说托尼是米南德再世，把他比成这位人们对其了解很少的古希腊剧作家。此后没过多久，我刚好在纽约遇到了麦克米兰先生，地点是在《迪克·凯维特节目》乱七八糟的等候室或者接待室。麦克米兰先生穿着厚厚的褐色粗花呢衣服，还披着斗篷，看起来身躯庞大，但是他又老又有病，态度冷淡。我问起那篇颂词，特别是关于米南德那段。我们对此人了解多少？他用他那双大手做了个摊手的动作，并以当时已经减弱的洪亮声音说：“零零碎碎。”我手头的书里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就是这个词。所以我想他并不比我们了解的多很多，事实上，他用这样一个模糊的学术参照物，在颂词中冒了次险。

托尼喜欢跟荣誉学位有关的仪式。他和他太太瓦奥莱特照了很多相，他们特别高兴的是遇到了二流诗人菲利普·拉金，托尼曾经把他挂在嘴边，极尽溢美之辞，我感觉他即将把拉金加入他的收藏。我挺高兴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很快就读到——在拉金去世后——对托尼最严重的侮辱，出自拉金的日记或者两人在牛津那次认识后，拉金所写的一封信中。拉金当时长得体态臃肿，根本称不上一表人才，不知为何，却说托尼长相丑陋（主要是无中生有），以此来侮辱他。

托尼的大度，他主动接近人的习惯，让他得到了某种保护，同时又会让他招致这种拉金式的侮辱。有个周日上午——当时我在他们家过周末——托尼和瓦奥莱特带我去了相去较远的一座宅第，去认识那里的主人，好像是个学术及文学界的人，当时我刚刚听说他的名字。好了，好多年以后，我在伦敦的一次大型晚宴上又遇到这个人。后来，喝劣质葡萄酒喝得迷迷糊糊的他跟我说：“你跟托尼·鲍威尔是朋友，不是吗？”奇怪的是，这种场合，我会被定位为托尼的朋友，而说到底，此人跟托尼成朋友肯定在我之前，很多年前，我被带去的是他的宅第，当时托尼声名显赫。我听了他的开场白正要回话，但是就像那一次在《每日电讯报》编辑部，戴维·霍洛韦没等我答话就说他愿意出钱让托尼别写了一样，现在这位假朋友像个喝醉的人一样拿腔作调，做会议发言似的说：“托尼·鲍威尔，平庸的完美。”他仅仅想跟我说这个，说完就拖着脚步走开了，我感觉在他恼怒或者嫉妒之时——有些人以前喜欢托尼，但是不乐意想到托尼现在有钱了——用词不准，他不是说平庸的最高层次，而也许是平庸到了极点，达到一个新程度。

当时，戴维·霍洛韦已经不再是《每日电讯报》的文学编辑，退休或者去世了，那段枯燥的职业生涯也结束了。有了一位新的文学编辑，他想到应该让奥伯朗·沃来评论托尼的新书，不再是那部长篇——那已经写完一段时间——而是一些文学文章，主要是他为《每日电讯报》所写的书评。不知为何，布罗[15]憎恨托尼，他写的书评是一篇长长的侮辱性文章。这极不公平，但布罗本来就没想做持平之论，你会觉得他一辈子总算等到了这个写文章机会。这篇书评的内容与书中收入的文学文章根本无关，那些文章很不错，值得好好评一评。这篇书评也根本与托尼的长篇小说无关，而是布罗根据托尼零零碎碎的各方面形成的对托尼的看法。

一时间舆论大哗，最重要的是，文字纷飞之上，点了导火索的布罗却安安静静，稳稳当当。

周一至周六出版的《每日电讯报》有份姐妹报纸《星期日电讯报》刊登了对这本书的肯定性书评，作者崇拜托尼。托尼听说《每日电讯报》要刊登一篇“更狠”的文章，我想特别是“更狠”一词让托尼生气，有人说托尼根本不应该指望这两份报纸——《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会刊登很正面的书评，托尼只是说：“干吗不应该？”他为《每日电讯报》写了好多好多年书评，他们欠他人情。

布罗的书评让托尼耿耿于怀，他放不下，也许布罗最希望的就是这样。布罗干吗要针对托尼？很多人纳闷，没有谁真正知道。布罗经常批评他的父亲伊夫林·沃，但他不想让任何别的人也来批评；也许在托尼所讲的喜欢谁谁的故事中，他越了界。也许根本就没有理由，布罗只是想说话狠一点，而托尼是个容易击中的靶子。

尽管托尼因为痛苦和愤怒而精神不稳定，他对布罗之行为所做的解释，揭示了他一贯的大度。他说：“布罗一直讨厌他父亲的朋友。”他仍视自己为伊夫林的朋友。

但是在布罗终于开口谈这件事时，还是像以前一样话说得狠。他说他父亲伊夫林根本没时间把托尼当作家来交往，几乎不认为他是作家，从来没有批评过他，但是也从来没说过他什么好话。我不知道这些话里有几分真实，我挺高兴托尼没有听到这些话。

尽管现在布罗和托尼都已不在人世，然而在布罗死后，他的恶言恶语还在纠缠着托尼。晚年时托尼记日记，内容直率，不遮不拦，未经删削的第一卷真的颇有可读之处，让读者得以很好地了解这个人、他的智慧与大度。但是布罗写了那篇书评后，不少人觉得出版者未经编辑就出日记，做得太大意了，在这些显然是放言无忌的日记中，托尼会让自己再次招致布罗式的猛烈抨击。尽管荒唐的是，居然有人会觉得布罗之流刻薄起来还需要理由，但是托尼后来的日记中，却因此删掉了任何会刺激布罗公牛的内容。经过这番清洁程序后，出来的书淡如白开水，除了人名单子以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这样做是一番好意，但最后几卷日记中的托尼，却坐实了他的敌人对他的评价。

而托尼·鲍威尔身上能让人重新衡量他的那一部分，世人却无由得知。

[1]戴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1917－），英国作家，曾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与奈保尔合作过。

[2]P.G.伍德豪斯（P.G. Wodehouse，1881－1975），英国作家，后入籍美国，以写贵族伯蒂·伍斯特和他的男管家吉夫斯的幽默故事的小说而著名。

[3]法国北部的一个村庄，1415年，英国国王亨利五世带领军队在此重创兵力数倍于己的法军。

[4]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1906－1984），英国诗人，曾为英国桂冠诗人。

[5]康斯坦特·兰伯特（Constant Lambert，1905－1951），英国作曲家、指挥家。

[6]约翰·奥布里（John Aubery，1626－1697），英国古董收藏家、作家，《时人小传》是他为同时代许多人撰写的小传合集。

[7]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

[8]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sey，1785－1859），英国作家。

[9]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曾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

[10]“霍洛伍德”原文为“Hollowood”，分成“Hollow Wood”的字面意思为“空洞的树林”。

[11]约翰·黎里（John Lyly，1554？－1606），英国剧作家和小说家。

[12]休·沃普尔（Hugh Walpole，1884－1941），英裔新西兰作家。

[13]布兰奇·克诺夫（Blanche Knopf，1894－1966），美国出版家，曾任克诺夫书局主席。

[14]索妮娅·奥威尔（Sonia Orwell，1918－1980），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第二任妻子。

[15]布罗（Bron）为奥伯朗（Auberon）的昵称。

三　视而不见：印度方式

我已经说过，我很早就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观察方式，因为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大都市。严格说来，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找不到一个过去，一个我可以进入和考虑的过去，这种缺失让我感到痛心。

我了解我的父亲和母亲，但是没办法再往前，我的祖先面目模糊。我父亲尚在襁褓中，我爷爷就过世了。传给我的家史仅此而已；现在我们追忆的只是一个家族传说，有些内容夸张，或者完全是编造的，不能信以为真。

我的奶奶一九四一年或者一九四二年去世，我对她还记得一点。她在图纳普纳镇（在西班牙港东边八公里左右）的东大街上，走过街边沟上的窄桥，去一座小木屋，她的至亲住在那里。也许她自己也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也许在她谦卑的一生走到尽头时，她是要去死在那里。我的父亲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没有钱给她，他的钱几乎不够自己用，但是我奶奶也许至少找到了一种残留的家庭生活，能够给她以保护。

沟对面的那座房子未刷油漆，猛烈的阳光和哗哗的大雨已经把它变成了灰色或者灰黑色。这是乡间木头房子的颜色之一，很快就有了。人们没钱买油漆，也不觉得需要。

那座灰黑色的房子里，躺着我奶奶的弟弟兰吉特，他的睡房接着小客厅，是靠房前的那间，黑乎乎的，他是那里固定的一景。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腰腿伸直侧卧在床上，周围有不新鲜和令人反胃的甜味，他的痰盂（里面总是留了点水，以便清洗）放在床下，伸手可及。他患病或者出事前肯定相貌堂堂，可这时他满面痛苦的苍白脸庞上皱纹很深，看着像是结块或者干掉了的泥巴。

我对我奶奶穿的衣服模模糊糊记得一些：她的披巾、上衣和长裙，但是我完全不记得她的脸。有一张照片，只此一张，能稍微有助于想起她的脸，但只是稍微而已。这张照片不清楚，焦点不准，似乎这个女人命中注定不让人们记着。这张照片照得不是特别好，显示出一个疲惫的老妇人，长着大鼻子，是个因为不幸生活而变得丑陋的人。更细微的特点无法辨认，她的眼里没有光亮，照相时也没有感到快乐，这个疲劳的老妇人只是望着镜头。

对我奶奶的这点记忆来自某个时候，我当时九岁或十岁，已经开始写日记，用铅笔在一本记者用的记事簿上记，却难以找到东西来写。那本日记的做作和做假至今仍让我感到不安。当时放假时，我会去兰吉特和老太太住着的那座灰黑色的小房子，我们做过这样一件事，但是作为一个写日记的人，会很关心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而不会想到后退一步，去看看兰吉特和我奶奶的痛苦。我奶奶的不幸生活会被视为平常之事，兰吉特被浪费的生命会是另一种。我一直没能弄清楚是患了病还是出了车祸。在那座木头小房子里，那应该是件很大的事，但是没有谁说起过，就像后来谁也没有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当时我周围的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能够接受痛苦。当时我也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努力写日记，极力寻找关于我自己的东西来写，这样追寻时，却错过了周围的一些大事。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想我应该去找找这本日记，看看关于过去，里面有没有记下比我记忆里更多的事。我没能找到，它被扫走了，毁掉了；我们家里会保存写下来的东西，但也许是在带行的记者记事簿上用铅笔写，让那本孩子的日记看着不起眼。我挺高兴找不到了。

一个黑乎乎的房间里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残疾人，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不快乐的老太太走过木桥，去那座灰黑色的小房子：像这样仅仅记得一些背景，就能给我空荡荡的记忆增加不少东西，然而还有更多。离那座小房子不远，几乎正对面，在东大路的另一侧是黄金国路——这名字也许起得有讽刺意味——我奶奶的妹妹就住在那条路上，宅地大，房子也大，在光溜溜的瓦楞铁高围墙后面。她的丈夫是岛上最有钱的人之一，开了家大型巴士公司，当时仍是公司的合伙人。她患有哮喘病，身体肥胖，动作迟缓，却仍然抽烟。她苍白的皮肤没有被日晒和劳动摧残，她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她的优雅，显示出换了种情形我奶奶可能是什么样。小时候，我们也去那座房子做客，但是会把它跟另一座分开，我们认识的人没有谁会把两座房子联系到一起。

关于这两座房子，我父亲都不曾写过，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竟会如此限制自己。他身为一个作家，给了我很多，但是也对很多事情闭口不谈。他的这种沉默，跟他在实际生活中的沉默是对应的。有些事情，例如我奶奶的不幸生活和兰吉特的无用，那些都无法谈论。我为我无法进入的过去感到痛心。就这样，虽然家里就有一位作家，较为近期的过去还是被抹去了。

过了五十年左右，在把我和那些记忆分开的不仅仅是时间时，我意外地又回到了岛上。我在那儿只待几天，但是不知道怎样打发时间。想着我不会有什么损失，就去寻找（不过都是随意地）过去的那些房屋和风景。火车站不见了，一起不见的，还有殖民地时期的小型铁路。乡村里原先有低矮小屋、泥巴墙、起伏不平的茅草屋，现在已经变成了半城市化的居民区，有砖墙、瓦楞铁和水泥柱等等。

之前别人已经告诉过我，黄金国路上那座大屋已经卖给了七日基督再临派团体，但是我听说的，完全不能让我对看到的有所准备。那座大屋的墙壁往上部分完全给截掉了，瓦楞铁屋顶给拆走了，似乎买主认为瓦楞铁比房子本身更值钱，要么他们好像是为了加快已经是快速的热带地区衰败过程。在那座开了顶的房子里，在仍然看得出是客厅和走廊的地方，长着心形叶子——带着绿条纹，奇怪地有装饰性——的森林蔓生植物长得高，就从颜色黯淡、曾经打磨过的地板上这一处那一处的块土中长出来，在顶篷的椽子中间寻找阳光。

如今，我还能看出这是座有钱人的房子，本来想盖得屹立不倒。过了五十年，水泥和木材，甚至顶篷的木头，还跟新的一样。但是这座房子可能对其有意义的人都要么死了，要么离开了，去了加拿大、英国以及欧洲，那是第二次家人的移民，而这座房子的一大片废墟就摊在那儿，现在几乎没有意义，就像一棵倒下的树或者一片老林子，或者大草原的荒地里已经干掉的地面塌方。

我奶奶和她弟弟兰吉特在里面去世的灰黑色小房子应该不远，也许要走三分钟：顺着黄金国路走到大路上，然后左转，走二三十码后，就在路对面。但那座小房子不会保留下来，会变成别的什么，我没有去找。

较早的移民来自印度，应该是在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间。我出生于一九三二年，我小时候认识的很多大人应该都还记得印度。但我根本没有听谁说起过印度。等到人们的确谈论起时——我出生后过了八年或者十年——是来自新一代的人，他们接受了新式教育，他们谈的具有政治性，关于独立运动和运动中响当当的名字。独立运动的印度，新闻里的地方，似乎奇怪地跟我们来自的那个跟家庭及个人有更多相关的印度区分开来。关于和个人有关的印度，我们一无所闻。

但并不是说作为殖民地的人，我们已经忘了或者希望忘了我们来自哪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来自的那个印度是忘不掉的，它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在宗教、礼拜仪式、节日、我们神圣历法的很多部分中，甚至在我们的社会观念中，都有印度的影子，即使那种语言已经开始被遗忘。也许是因为印度方面的这种完整性，我们从未想过去问那些从印度来的人，他们关于那个国家的记忆会比较新鲜。等到我们不再觉得还有这种完整性，对历史的新感受让我们想知道我们移民的情形时，却已经晚了。那些老人，本来我们有可能询问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的生活，许多已经过世；我们中间有些人正在成为真正的殖民地人，染上了殖民地式爱幻想的毛病，编造祖先和过去，以弥补我们此时的自身无足轻重之感。

我们的移民人数不多，贫穷，没有保障，他们带来自己的语言和饮食；他们多方面的宗教和宗教节日以及社会或种姓上的壁垒；他们家里神龛里的神祇，有的具有真正的形象，有的是涂了颜色的光滑的小鹅卵石，代表（通过想象力的进一步飞跃）神的形象；和敬神有关的海螺、铜锣和钟；其他乐器；搁放他们的巨型圣书的阅书架；用来在棉布上印图案的木质印版；有时甚至还有日常用品，铜盘、水罐等等。

有了移民带来的物品和他们记忆中的宗教礼拜仪式及节日——在一起就像是民间记忆——本来有可能重建这种文明，比玛雅人和伊特鲁尼亚[1]人更有可能做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说移民从印度带来的东西很少：他们带来了他们的文明。他们也许无法描述这种文明，除了用他们可以借助的细节——史诗，他们几乎可以在其中找到任何一种人类行为；复杂的礼拜仪式和节日，把一年到头变得戏剧化，并让他们的历法和其他种类的历法区别开来；然后最重要的，是对行为规范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些移民依靠直觉生活，那种模糊的直觉生活让他们有可能远走他乡，在没有电话、收音机和电影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自己多少是完整的文明。正是出于同样原因，这种仅仅存在于脑子中的、脱离本土的文明是脆弱的，过上一两代，就有可能消失或者变得黯淡。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就是带着不需要定义的东西生活，对他们留在身后的那个泱泱大国，他们拥有的鲜活记忆特别少。

关于那个国度的模样，我小时候和以后都完全一无所闻，对平原的坦荡、村庄的杂乱、地上厚厚的或者走过时盘旋而上的尘土、一望无际的景色都一无所闻，甚至对有名的炎热也是。我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次去那儿时，不得不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时，我外婆决定让人来做张新床垫。当时我们都住在西班牙港她的房子里，那是我们大家庭生活的最后两三年，在一幢位于西班牙港的房子里，这样住几乎不可能。那座房子是混凝土结构，下方有柱子，睡房在楼上，楼下阴暗的地方是大家起居和做饭的地方，也有几个人住在那里。在市里这样生活，让人觉得不舒服而且有失面子，使得每个人都去寻找自己的房子，没有人回头，我们的大家庭就这样结束了。

在那之前，我外婆决定请人来做张新床垫。在农村，她当时仍有（但过了没多久就不再有了）自己的半封建式依附农民，她叫来了其中一位做床垫的。他是个瘦削的老头儿，来的时候带着工具（主要是裁缝剪，还有长长的钝头金属针，就像编织针），还有个装了几件衣服的包。给他在楼下找了个地方，离我们平时玩耍的地方很近，他在那里干活、吃饭、睡觉，一直到活儿干完为止。我外婆的几个依附农民来干什么活儿时，她就是这样安排他们的，我想（不过我并不确切知道）这种食宿条件尽管将就，不正规，但会当成酬劳的一部分。

做床垫的人似乎很满足。他是从印度来的，也许是最后一批招募的契约劳工。他说印地语。来岛上这么多年，他仍然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这让他和楼下的小孩子们隔绝开来。他身边一团纤维的尘雾，他不出声地干活，那种专注，以前我还从未见过。他跪在刚刚收拾好的一堆发红的椰壳纤维旁，用手把纤维弄蓬松，然后塞进床垫套。他左手扯着床垫套，右手塞，最后用长长的金属针在床垫套里面捅，把乱糟糟的椰壳纤维塞进相应的小袋子里，然后用左手拍打用针捅过的地方。

他干活不紧不慢、安安静静，没有累的样子，一直干到天黑看不见为止，也就是五点半。然后他就休息了，但是仍然跟之前一样沉默寡言，自个儿待着，屈腿锻炼，在房子的底下走动，按固定的间隔到院子里去，四肢精瘦却又健壮，但是他从来不去外面的人行道上，也不去街上，他休息或者干活都很有规矩，跟谁也不交谈，只是有人跟他说话时，他才答话。吃完给他端去的什么后，他会抽烟，在他睡觉的地方蹲着，抱着他瘦骨嶙峋的双腿，抽他圆柱形的黏土烟斗，那个烟斗摸着发烫，一头用布包着。

一开始，我没把做床垫的人当回事。但是后来，也许是想到我奶奶和她的弟弟兰吉特，想到我已经错过多少机会，没去了解过去的事，就想知道他的故事。我特别想听听印度的事。那个做床垫的人不擅言谈，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还有语言或者说缺少共同语言的问题。最后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是因为他一直在忙于用针、塞床垫套、收拾椰壳纤维，他没兴趣。我想把我的问题提得尽可能具体。我问他对印度最主要记得什么，他想了一会儿才说：“那里有座火车站。”从他嘴里，我只得到了这句。

也许如果我懂印地语（我懂得很多词，却不知道怎样组成短语或者句子），也许他还能多说点，但是我想不会。就像（提前说到我后来的经历以及判断）长篇小说的读者读着读着就会忘了前边的，所以我想那位做床垫的人也生活过，也忘了。他没有分析能力，可以说，他对生活和世界一直是一只眼睛看到，另一只眼睛出来。我们没能去向别的印度老人询问过去，我感觉他们肯定也是这样。在他们那里，印度，过去，都已经抹去，就像在特立尼达，现在正在被抹掉。“那里有座火车站。”不会有更多要说的话。

后来，特别是二战后，人们去了印度，所以最近我们总算获得了有关与我们个人相关的印度的细节。关于火车站，还有更多可以说的，例如卖烟小贩的叫卖声、托盘和烟卷。但是带回这些故事的人因为出生在国外和他们的教育及旅行而造就，能够以那个做床垫的人无法理解的方式亲自去衡量；这也给了他们另外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做床垫的人的方式已经失去，我永远无法了解他所来自的印度。

构思这一章时，我人在印度。有一天，我在一份重要的南方报纸的文学版上读到一篇书评，关于某个人的自传，此人于一八九八年作为一个签五年合同的劳工，去了苏里南——荷兰在南美的领土。苏里南当时叫荷属圭亚那，荷属圭亚那跟英属圭亚那接壤，从文化上说，英属圭亚那跟我们特立尼达更接近。能够读到圭亚那出的一本书，由那个做床垫的人的同一代人所写，而且他也来自与我们个人有关的印度国内同一区域，真是何其幸运啊！遥远的记忆里有着同样的风景、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历法，对于人生如何有着同样的观念，语言也是同样的：如果这本书的确如所叙，那就是个小小的奇迹，一小片历史失而复得。

这本书的书名叫“Jeevan Prakash”，即《生命之光》，具有宗教性，夸大其词，自满之情可不是一点点，是本令人失望的作品。作者拉赫曼·汗一八七四年出生在联合邦，他说自己是帕坦人[2]，但也许他遥远的先祖才是。他小时候，有很多帕坦人为印度商人干活。从这本书来看，当地有过一种印度教—穆斯林综合文化，这种综合文化现已不存。拉赫曼通晓印地语，对一个穆斯林来说很不简单，而且他能读《罗摩衍那》，那是印度的两部史诗之一，文字神圣。后来在苏里南，他的契约劳工生涯结束后过了很久，据他所言，他仍然胜任当印地语学者，并且能在蒙昧的荷兰人的种植园里为婆罗门和梵文学者讲授《罗摩衍那》。

这本书是他一九四几年时在苏里南用印地语写就。他视自己为印度宗教学者，相信在苏里南的印度人村子里，这给了他一定地位——“他们依然盯着看，越来越惊奇，/那个小小的头颅里竟然装了如此多知识。”他的写作，应该有来自本地及某些家族的支持，但是按照我的感觉（根据我对特立尼达所了解的），那些尊敬他的学识与写作的人，并不会都想读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尊敬就够了。

我想这本书的发行量不会大，读者会比沃尔科特一九四九年那本诗集的少很多。当时的苏里南是个落后的殖民地，人口不多，大概是特立尼达的一半。苏里南的印度人在总人口中应该只占一半，而且不会是读书人口。如果不是像别的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一样，为了促进本地的文化和骄傲之情，这里的人们在政治—学术方面有了某种兴趣，从而在很多年后拯救了这本书，这本书几乎肯定会逐渐湮没无闻。《生命之光》就这样被拯救，并翻译成了荷兰语。这个荷兰语译本被某个苏里南—荷兰的学术团体译成英语，加上一个哗众取宠的副题：“一个印度契约劳工的自传”。印度的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并登上了《印度报》严肃的书评版。由于很多偶然事件，拉赫曼这本小书的生命得以延长。

这本书制作粗糙。一开始，是请求读者原谅他写自传：毕竟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接着作为他的故事的序言，用了五十五个段落来讲述印度历史，每一段读来就像是学生的笔记，拉赫曼六十年前在印度上学时，也许就是这样记下，要么——他记忆力惊人——是他从当时的基础历史课本中所记得的：也许是英国人编的课本，这些笔记里的印度历史，主要是穆斯林国王的名单，然后是英国总督的名单，英国的统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拉赫曼是个彻头彻尾的殖民地人，总是效忠于统治者。《生命之光》的最后，是一首印地语的诗，赞美荷兰女王威廉明娜——“伟大英明威廉明娜女王陛下”。如果拉赫曼留在英属印度，他笔下也有可能写出对英国君主同样忠诚、同样卑躬屈膝的话。

自传正文不足两百页，书前是五十五段的印度历史，书后是五十页对在苏里南时有次孩子气地跟一位婆罗门争辩的记录。从这些“填料”来看，拉赫曼觉得他的自传性材料不足以成为一本书。另外的确，学校和家庭之外，他对印度有很多想谈的。他跟我们说了他的家族的关系网和有钱的保护人、他的学校。他还以很长的篇幅，而且是很精确地讲述了他参加过的考试，五十年过去了，那些考试在他眼里依然重要（这无疑也解释了他何以对历史课铭记不忘）。跟我外婆家那个做床垫的人比起来，他想说的要多得多，然而作为叙述者，他也多少具有那位做床垫的人的不完整性。他对周围的具体世界没有感觉。令人很震惊的，是看到一幅他在印度时所上学校的照片（由这本书的编辑提供），拉赫曼写了那么多，根本没提到有座装饰漂亮的砖砌建筑，它现在或以前就是如此。没有那张照片，我们倒是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他对时间流逝没有感觉，或者说无法表达出来。他一旦去代办那里报名去苏里南，就被从一站送到下一站，他根本没有描述这些站点，只是通过饮食好坏来评价每一处。

但是他的叙述工具跟他的眼界还是相配的。他的世界里，全是宗教礼拜仪式和发了后便去执行的誓言。他记录奇闻：搏虎者，有人患上恶疾又被睿智的医生治愈，过了五六十年，他对疾病和效果神奇的疗法的细节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有一种疗法，是必须把一只大乌龟拿到拉赫曼父亲的家里，渔民捉乌龟很容易，但是一定要让那只乌龟撒尿，然后把尿收集起来，和焙干的蚯蚓粉末混合。拉赫曼的父亲不知道怎样才能让那只乌龟撒尿，那位开药方的有名老医师哈哈大笑，让拉赫曼搬来一个炉子，还要他从母亲那里端来一口平底锅，并抱来一些柴火。拉赫曼照做了。柴火点起来，平底锅面朝下放在炉子上，等到平底锅够热时，医生把那只可怜的乌龟放在锅里或者锅上面，用鞋子压着它。故事里，那只乌龟果然撒尿了，尿就收集到另外一口平底锅里。然后拉赫曼被派去挖三条蚯蚓（三条，五六十年后，拉赫曼还能准确到这个程度）。他把蚯蚓拿给医生，他用平底锅（以类似的准确性，原因却未说明）只焙了二又四分之一条。医生用乌龟尿和焙干的蚯蚓做了三颗药丸，然后告诉病人（一位有钱的印度地主的管家）每天吃一颗。

当然，他的病治好了，却对他根本没有什么好处。疗法的一部分，是病人半年内戒食乳制品，这在印度不容易做到，在那里，牛奶、牛奶甜食、凝乳和农家乳酪是素食者饮食中的重要部分。不管怎样，那位病人坚持下来了。直到有一天，要么说是那天很晚时，当时他辛辛苦苦地坐了一天轿子（四个人抬）之后又累又饿，就让仆人去集市上给他找点东西吃。当时已经十一点钟，集市上的摊档大部分都已经收掉，仆人只能找到一种牛奶甜食，价钱是四个安钠[3]，大约一便士到两便士。仆人把甜食带给挨饿的主人，主人一见就想吃。美味的甜食刚吃了第一口，就想起医生说过的话。他应该停下来，但是没有。他一口气吃完，然后——这是个印度式故事——就开始准备死去了。

他马上——就在当天晚上——要已经累坏了的轿夫把他抬回家里。到家后，他请医生来。医生来了，说他无能为力：那个吃了牛奶甜食的人会在两周内死去。在这个印度故事里，医生说完就走了，留下那位病人准备后事，尽量处理好事情。两周后，病人死了。在拉赫曼眼里，这种死亡（如此准确预言）几乎比之前的疗法更重要，证明那位医生有能耐，而且料事如神。

更早一点，拉赫曼对那个人的能耐也有自己的证据，是在他们学习收集乌龟尿和三条蚯蚓的那段时间。当时是周日下午，十三岁的拉赫曼正在他家房子的门道里跟几个朋友玩，拉赫曼的父亲跟医生在柱廊上聊天。拉赫曼的父亲叫他，他过去了，坐在他们面前。那位医生握着拉赫曼的手，仔细看了这个孩子的手掌和额头，数了数并且衡量了上面的纹路，然后预言这个孩子的将来。拉赫曼的父亲感到敬畏。像这样，让一位医生说出你的前途，就是被肯定，得到了保佑；拉赫曼的父亲向天空举着手，感激地呼叫真主之名。

拉赫曼笔下的印度充满了这种奇迹，有些人能够透过事物表面研究命运的玄机。医者的奇事之后，是预言家的奇事，背景是两种宗教惊人的礼拜仪式，造成的效果，是一个诱人的、色彩艳丽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一个人只需要敞开心胸。在拉赫曼的世界观里，撒旦把人引入歧途，真主则拯救人。所以虔诚的人总是能够得到保护，永远不需要承担自己行为的结果。

拉赫曼十七岁时在上中学，住宿舍，离家很远，他跟信奉另外一种宗教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叔叔是位寺院住持）决定离家出走。在宿舍里，他得给自己做饭，他很不乐意，这样让他过得不舒服，无法心平气和地学习，也睡不好觉。在这种状态下，他回家休学五天。他挨着父亲睡，他们的风俗如此。他看到父亲的枕头下面放了个钱袋，他得知里面的钱——九十五卢比——是为了交庄稼税。有天半夜两点钟左右，拉赫曼想着父亲在沉睡，就偷走了那个袋子，去跟他的朋友会合。

大约十五英里外，有个印度小王国，有自己的大公，实行自治，拉赫曼和朋友就是想去那儿。他们一口气跑了七英里，天亮时到了一个村子，拉赫曼家有亲戚在那儿。他们吃了早饭，并在那里洗了个澡。后来，他们跟拉赫曼的亲戚说他们想看一看这个村子，就开始往大公的王国走去，大约下午四点钟到了那里，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是个神奇的地方：有座小山，山后有道城墙，大公的宫殿就在山顶，有个金色的尖顶。

城门开着，他们进去了，拉赫曼说他们发现自己到了梦想之地。在拉赫曼笔下色彩艳丽的《天方夜谭》式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这个梦想之地离他们家只有十五英里左右，他和他的读者根本没感到吃惊。大公下过命令，本月要把城市装点一下，集市也正开得红火，有货摊、娱乐、游戏项目，还有一个马戏团。拉赫曼家在这里也有亲戚，所以有座房子，可以让他们吃晚饭（给了拉赫曼来自寺里的朋友面粉、豆子和他自己用的罐、平底锅，好让他做素食餐），他们也可以在那里睡觉。第二天早上，他们出门探索这个金光闪闪的城市，那里有寺庙、清真寺、湖和一座动物众多的动物园，然后还有大公的宫殿。

在接见厅的门口，他们发现了——这具有拉赫曼特点——一位圣者，正坐在地上写东西。他们走到他跟前，请他允许让他们坐到他旁边。他问他们时，他们说自己远道而来，想找工作。在拉赫曼笔下的《天方夜谭》式世界里，有问题出来，必定能得到解决，特别是旁边还有位圣者。这位圣者就告诉两个年轻人这个王国的大公对穷人仁慈而慷慨，每天中午时分一声炮响后，就可以走到大公前提出请求，内宫门口的卫兵绝不拦阻。

他们在门外等候。中午时，如那位圣者所言，响了一声炮，然后钟也响了，原先在门口来回走动的卫兵把门打开。另外一个卫兵出来，把他们领进接见厅。眼前富丽堂皇的景象让两个年轻人几乎要晕倒了：雕花，银质枝形吊灯，又软又平的地毯，还有香水味。大公的高官和廷臣衣着华丽，抚膝而坐。两个年轻人被领到接见处，他们按照恳求的正确姿势合掌，俯首。大公出现时——没有对他进行描写——他们跪下了。大公让他们起来。他容光焕发的脸庞和他王冠上的珍珠让拉赫曼很震撼。

大公——他每天都做这种事——说话利索，公事公办。他询问来向他请求的人想要什么，拉赫曼说他想挣口饭吃。大公问他会不会读书写字，他说会，大公就扔（拉赫曼用的就是这个词）过一把小刀和一杆没有笔尖的笔（显然是根芦苇）。他要拉赫曼做一杆笔，拉赫曼做好了，把刀和笔放在他面前的象牙桌上。大公仔细看了看笔，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东西，然后要拉赫曼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写在那张纸上。拉赫曼这样做了，大公指示秘书记下拉赫曼的名字，要拉赫曼第二天十点钟再来。

拉赫曼的朋友——那个寺里来的年轻人——没上过学，不过他长得又胖又壮，大公觉得也许能在部队里给他找个事做，也让他第二天再来。

所以一切如那位圣者所言，但是拉赫曼和他的朋友未能再赴大公的有着金色尖顶和珠光宝气的统治者的宫殿。他们在拉赫曼家有亲戚的两个地方留下太多线索，结果他们不乐意地被从梦想之地揪走，带回他们眼里应该是一片灰暗的家里。三天来，厨房里第一次生火。感谢了真主，拉赫曼的父亲给穷人舍饭。（在这篇记述中，在这种场合，穷人、轿夫也许会被从周围的阴影里叫出来，按照宗教要求给他们食物。）

他这次轻易从学校宿舍逃到大公的城市和宫殿，他受到圣者、统治者的欢迎，他看到人生另有新天地，一定是这些经历让拉赫曼在机会到来时，报名去苏里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到这时，他的父亲想把他“绑住”，以防他再次离家出走，奇怪的是他所想到的最好做法，是让这个小伙子成家。所以年方十八岁，拉赫曼结婚了，他一点也没抱怨，他只用了半句话来提到这件事，没让这件事影响他的叙述：“婚礼和假期之后，我回到学校继续用功学习。”

以同样被动的方式，六年后那个重要机会来临时，他由着自己被领到苏里南移民站。他一开始说，跟很多印度移民一样，他上当了，然而从叙述上看，他绝对说不上不情愿。在他脑海里的某处，会记着一座有金色尖顶的宫殿和珠光宝气的统治者。

他没有马上离开印度，而是在坎普尔和加尔各答的移民站待了超过半年。他本来可以去地方官那里说他改了主意，他本来可以写信给他父亲。但是在半年时间里，他甘心让别人指挥他做这做那，去这儿，去那儿，只留意到他在各个地方吃得如何。在等待期间，他的确写过信给他的父亲，但只是说他要去加尔各答，未留地址。登轮前，他又写了封信，跟父亲说他要去苏里南“岛”。

五十年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是这样写的：“神圣的真主选择了我，我注定要离开印度。”他仅仅做了这样的解释，倒也符合他的世界观。在拉赫曼笔下色彩艳丽的印度，撒旦把人引入歧途，最后还是有真主来拯救，所以虔诚的人总是安然无恙。他根本不知道苏里南和南美洲在哪里，事实上也根本不想去查明。他相信在两个月的航程里，他一直能够看到陆地，事实上，这意味着他相信色彩艳丽的印度大地会一直伴随着他，一直会提供某种保护。

种植园世界却是灰色的，背景中，没有宗教礼拜仪式和节日，这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过了一半多时出现的变化。在单调的种植园、有着生锈瓦楞铁屋顶的种植园宅屋以及棚屋里，有怪病、鬼、神秘的火球，但是那里还有非洲人治病术士。一个来自印度的人，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新世界。

我外婆家那个做床垫的人走了跟拉赫曼同样的路。关于印度，就算他想告诉我什么也没办法，他只能想到他所记得的最大、最现代的东西：火车站。他会难以跟他的孩子沟通，在文化上相隔遥远。他的孤独里外如一。

终其一生，拉赫曼从未失去他对于世界的《天方夜谭》式观念（根本上说来，是种孩童式观念）。他一八七四年出生在印度的北方中部，在大城市勒克瑙往南一百英里。将要给印度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穆罕达斯·甘地一八六九年出生于古吉拉特，在勒克瑙西南方向约七百英里。甘地出生后所看到的世界比拉赫曼的要黯淡许多，更朴实一些（没有珠光宝气的统治者，没有矗立着金色尖顶的宫殿），不过他们家要比拉赫曼家富裕得多。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小城邦林立的地区，他的家里人是权力不大的小城邦管理者，多少说来，从一个城邦搬去另一个城邦并不难。在甘地的自传中，顺便提到他的父亲一个月挣三百卢比，约为二十五镑。有段时间，他从海边的波尔班达城邦搬到内陆的拉奇科特城邦，相去一百二十英里，当时去一趟颇辛苦：要坐五天牛车。在英国，公共马车在其黄金时代——在铁路出现之前不久——时速为十英里。再上溯至公元前八十年的古代罗马，西塞罗在为罗希乌斯的辩护发言中，提到通过轻型马车接力，十个小时赶了五十六英里路。

一八八七年甘地十八岁时，在拉奇科特上完了中学。他去另外一个城市的一所大学上学，发现自己完全听不明白，根本听不懂讲课内容。他说，课讲得挺好，问题是他太“嫩”了，意思是说也许是他读书读得不够多，对世界了解得很少。很不开心地上了一学期课后，他从这所大学退学，回到了拉奇科特的家里。

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家里的一个朋友建议甘地没必要再坚持去那所大学上学，反正也不会给他带来多么好的前途；印度的时代变了，他拿到那所大学的毕业证——如果能拿到的话——顶多能指望找一份低等的管理工作，一个月挣九十卢比。那位睿智的朋友说，甘地应该赴英国学习法律。英国的法律考试出名地容易，报考者中，通过率总会有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全部费用只要三四千卢比，最后还能当一名前程似锦的律师。

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具体说是为什么，不会只是想离开那所让他听不懂课程的新大学——想到英国（也许更甚于学习法律）让甘地感到兴奋，他说让他忘了自己的临阵脱逃。因为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他赴英冒险所需的川资，甘地去见了驻波尔班达的英国政治代表，他觉得重要的是尽快赶到。他雇了辆牛车（一天走二十四英里）赶了一段路，其余的路骑骆驼，不过他之前从未骑过骆驼。他快快赶去，却是白费力气、毫无意义：在波尔班达，政治代表跟甘地说的话少得不能再少，当时代表正在上楼，他可以说甩给甘地几句话，说他没资格去英国学习。

甘地没有泄气，后来，来自家族以及种姓阶层中对于他远涉重洋的宗教方面的反对也未能让他却步。然而他对即将面对的了解得很少。他完全没读过关于英国的任何东西。课本以外的任何书，他读起来都会深深厌恶——这是他的原话。他从来不读报纸，对印度历史一无所知。他对自己宗教的了解，全部来自他在家里所看到的。他听过人们读《罗摩衍那》。从家里一个女仆那里，他知道了重复罗摩之名的效力。他知道古吉拉特地区的几部道德剧，但未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今天在印度，在有电视、电影院、报纸和不时会有政治辩论的时代，还是难以进入一个像甘地在一八八七年时那样，在文化上如此空白的人的内心；几乎每一种显然有希望的文化开端，到最后只剩下空白。

但是甘地铁了心要去英国，他无视种姓方面的所有障碍。在此阶段，他的热情，他的盲目，就像十一年后一八九八年的拉赫曼，后者铁了心要去苏里南（但是拉赫曼对他的故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隐而不提，少了七年，只提到他对苏里南的狂热、他在坎普尔和法扎巴德的条件恶劣的移民站度过的好几个月，说他之所以报名，是因为对自己按部就班的生活感到厌倦）。

拉赫曼和甘地之间的可比性不能强调过头，不过至此阶段，两人显然都是未完成教育的农村孩子，在试图闯出一条路。一八九一年，十七岁的拉赫曼结束简单的求学生涯时，挺高兴有人请他去当小学教师，一个月九卢比（约十二先令）。甘地因为家庭背景有城邦管理者因素，还有一位每月挣三百卢比的父亲，他绝对不会满足于一个月九卢比。然而两人之中，拉赫曼更虚荣。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宗教知识和他对印度的《罗摩衍那》的了解（尽管他是个穆斯林），他觉得自己能跟一个婆罗门平起平坐。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从未在浅薄的学识之上更上一层楼，他沦落到苏里南的丛林，但并非不快乐，直到最后，他还在缅怀自己在村子里时的风光。

甘地身上，完全没有虚荣的影子。他离开印度，先到英国，然后到南非，这样的经历，让他看到自己有太多需要学习的，这是他做出伟大成就的基础所在。

甘地五十五岁时开始口授自传，每周一次，一次短短一章，刊登在《新生活》杂志上。他在古吉拉特向他信赖的秘书兼英译者马诃德夫·德赛口授，后者也参加过很多次甘地组织的政治运动，作者与译者的关系近得不能再近了。英译本中，一开始的七十章左右写得精彩纷呈，作者距离他描述的事情足够远，让他得以在心里充分考虑这些事。他不绕弯子，写得简单而精彩，叙事有条不紊。这些靠前的章节有点像是童话，读到这些章节，有可能忘了作者是位职业政治家，一个在印度开创了迥异于别种运动的运动创始人，而且经常拿不准下一步何去何从。这本书到了一半，在他讲述南非那边发生的事情时，叙事上出现了脱节：他既当过政治家，又当过律师，还当过写信人和申诉人，让故事讲述者顾此失彼。并非只因为他已经写了本关于南非的书，而且是他正在每周一次口授自传时，印度的政治事件开始让他分了很多心。这样就破坏了这本书，但是甘地对文学方面并不在意，而书里前半部的神奇之处已经够多，让这本书被认为是杰作。

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每遍都能发现新东西。前一部分的叙事如此好读，而且很具欺骗性，以至于会让人读得太快，就像阅读那种令人欲罢不能的小说，会囫囵吞枣地读细节，边读边忘，要么根本不记得。我小时候，别人把书中一些片段读给我听，当时离印度独立还有好几年，我看到的是痛苦的童话故事。我三十几岁时，当时印度已经独立，甘地本人已经去世多年。我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一本书来读了，看到了它奇怪的不足：没有风景，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一年时对英国及伦敦看得极为狭隘，根本没想去描写肯定让这个拉奇科特来的年轻人深受震撼的这座大都市，看不到戏院、综艺剧场，在他寻找素食饮食和希望守着离开古吉拉特之前向母亲所立誓言（不吃肉，不喝酒，不碰女人）的过程中，这一切全消失了。

谁读过甘地在伦敦所待的三年，就会知道他学过跳舞、拉小提琴（以便帮助他学跳舞时“听到”音乐），他购买了一把小提琴（一件荒唐事导向另外一件荒唐事），还有他希望通过《贝尔演说家典范》——带有关于演说姿态精美的线条画插图——掌握当众讲话艺术的事。他说了句俏皮话，说贝尔给他拉响了警钟[4]，他放弃了演说课（他已经付过一个几尼，可以上三次课，他只上过两次）。他把小提琴送回乐器店，放弃了小提琴课（那位女老师也赞成他放弃）和跳舞课。（我父亲的少量藏书中，就有这本《贝尔演说家典范》，也许是甘地的自传指引他买了这本书，他却没领会甘地的意思。）

然而在甘地眼里，伦敦远远不只是这些琐碎之事。他忘不了一切都是他兄长出的钱，出于一种道德感，他是个勤奋的学生，这同一种道德感让他时刻不忘自己向母亲所立的誓言。法律考试可以在针对性地学习几个月后再考，他却觉得自己也那样的话就是欺骗，购买法律课本已经花了他很多钱。这是种奇怪的逻辑，但是他决定把书全读了。他花了九个月时间，辛辛苦苦地通读了英国普通法，还认为应该再去读一读拉丁文的罗马法。

人们会边读边忘，甘地的叙事如此具有欺骗性。我本来记得的是这个年轻人在英国格格不入，性格腼腆。而最近这次阅读，我第一次发现甘地是个勤奋的法律学生，读过拉丁文的《查士丁尼法典》，出于道德方面的原因，拒绝走捷径，这解释了他后来何以强调法律与程序。在这本自传中，处处能找到甘地后来行为的线索。

印度国大党一九二五年在坎普尔开会，当时甘地应该已经口授了不少自传章节，而对国大党的这次大会，机缘巧合的是，出现了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目击者。奥尔德斯·赫胥黎[5]当时三十一岁，年富力强（他向他的出版商保证一年交两本书）。一九二五年时，他在印度待了一阵子，当时在写环球日记（后来收入《善谑的彼拉多》，一九二六年出版）。他是个伦敦来的知识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属于中等偏上阶层，贫穷，却很讲究，习惯穿礼服用餐——他来去匆匆，又旅行，又写作，去看著名景点，多少是成功地把这些地方写出新意，也对吉卜林绝无不敬之辞。这次国大党开会时，他到了可怕的坎普尔，让人觉得意外，而印度独立运动和圣雄闻名世界还是几年后的事。或许是之前一年出版的福斯特的《印度之路》让赫胥黎想去印度，尽管福斯特的书和他的书完全不同。

参加国大党坎普尔大会的有八千人，他们待在一百英码长、六十英码宽、以褐色帆布当轻质帐篷顶的帐篷里，全都坐在铺地的席子上。这个世纪早一点，（根据尼赫鲁所言）代表们会穿着大礼服和有条纹的裤子，但这时他们都身穿印度服装，很多人戴着已经被称为甘地帽的船形白色棉布帽。这次大会开了三天，第一天六个小时，第二天七个小时，最后一天九个小时，一直有发言，中间不供应饮食。

尽管赫胥黎年纪轻轻，却还是受到了很高礼遇，也许有人以为他是赫胥黎教授，这之前在印度发生过。他在讲台上就座，那里是用什么办法垫高一点，好让人们看到发言的人。但即使在讲台上，人们还是坐在地板上，到了最后一天，那天开了九个小时会议，赫胥黎（个子极高，让他愈加辛苦）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对几位主要发言者之一的甘地看得很清楚。他为圣雄（当时在国外还不怎么有名）留下了一幅用笔俭省却逼真的肖像，后来的写作者都是照此描绘：个子瘦小，裸露的肩膀上披着一块围巾，剃过的光头，大耳朵，脸盘“很像狐狸”，形象惹人发笑。

他当时谈的是南非印度人的处境，但是让赫胥黎吃惊的是，欢迎他的掌声并不热烈，他说话时，也没有以示尊敬的安静。人们一直在说话，坐不稳当：有些要水喝，有些起来去外面，然后再回来。赫胥黎作为一个旅行者，过分关注解释事情的外在现象，没有想到给自己找个翻译（不会困难的），所以从他那儿，我们完全得不到甘地的发言记录。

展现在赫胥黎和坎普尔国大党大会面前的甘地，是他标准而且完整的形象，人们也许会以为那完完全全是印度式的，一直如此。但是那个围着腰布、肩上披着围巾的瘦削小个子男人形象是创造出来的，是他三十年间，经过一段又一段个人经历，一步步创造出来的——在伦敦、南非和印度。他在那些星期里，一次一章地向他的秘书马诃德夫·德赛口授的书《我体验真理的故事》就是关于这个创造过程的故事。赫胥黎应该完全不知道有那部著作，当时正在一份由圣雄创办的发行量不大的印度周刊上连载。然后，因为他对神秘主义和灵性的兴趣，赫胥黎能够衡量外部事物，能够对他眼前这个人以及印度场景形成独到而中肯的评价。

赫胥黎看到了很多。坎普尔盛会——本来应当庄严肃穆，结果并不是，他们的伟人提到南非那里的痛事时，代表们说话，来回走动——让他想到了爱德华·利尔的打油诗，关于“塞莫皮莱有一老头儿，/干啥都干得不对劲儿”。由这句打油诗开始，赫胥黎讨论起显而易见的印度式杂乱无章。在这里，宫殿宏伟，却装修得随随便便，不着调，大公的劳斯莱斯汽车停在那里引人注目，司机却衣衫褴褛，还用他漂亮的缠头巾末段擤鼻涕。赫胥黎没有嘲笑，他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观察上，他想知道在印度，是否外表只能是外表。他那样背景的人在一九二五年时能这样想很不简单。

但是甘地——相对他有限的出身，这样也很不简单——早在赫胥黎之前，就看到了他所看到的。一九〇一年时，甘地在南非待了八年后回到印度，准备回来定居，但是没有。甘地当时三十二岁（跟赫胥黎出版《善谑的彼拉多》时岁数相仿），国大党那年在加尔各答开会，甘地尽管年轻，而且在印度根本没名气，但还是觉得应该去谈谈南非印度人的情况（二十四年后，这还是他在坎普尔的发言主题：他很执着）。他被介绍给一些重要的人，得到五分钟时间来介绍他的决议案。他在南非锻炼了讲话技巧，但是在演说名家林立的这次大会上，他极其紧张。他才讲了三分钟，铃就响了。

那本来是提醒他还剩两分钟，他却以为是要他必须停下来，就停止发言坐了下来。他受到了伤害，别人说了半小时、一小时乃至更久，也没给他们响铃。尽管如此，他仍然得到了掌声，人们也举手了，通过了他的决议案。这件事不简单，不过一九〇一年那次，在大会上发言的每个人都会得到掌声，每个决议案都会通过。

在甘地眼里，和他不得不做的发言相比，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那一次的“布置”——这是马诃德夫的老式用词，指的是住宿、做饭和卫生方面的安排。在自传中，甘地写到那次发言之前，先写了这些方面。他被安置住在里彭学院（名字来自一位总督）。到处都有“志愿者”来协助会议代表，但无论是代表还是志愿者，都完全没有服务概念。有点糊里糊涂的会议代表不停地叫志愿者干这个干那个，志愿者自己也糊里糊涂，就尽量把要求再交代给别的志愿者。所以里彭学院里此起彼伏的，是呼叫志愿者和发号施令的声音，却完全没有行动。

在南非就完全不同。当时只有三十二岁的甘地尽量跟几个志愿者做朋友，趁他们在一起的短短时间里——国大党这次开会只有三天——尽量这样做，并告知他们服务的真义和他在南非经常怎么做。在他的自传中，他说那些志愿者听了后感到惭愧。我感觉甘地一九二五年写自传时，当时他有能力劝说人们做任何事，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却是夸大其词了。一九〇一年时，加尔各答的那些志愿者不会明白这位南非来的陌生人（在发言厅只有五分钟或者说三分钟发言时间）在说什么。他想指导他们，他们会更倾向于觉得好玩，而非感到惭愧。不过，他们会以印度方式表现得有礼貌。

还有其他方面的“布置”：泰米尔人代表特别害怕玷污，他们总结出自己种姓的规定禁止让任何人看到他们做饭或者吃饭，万一发生，天晓得他们要经过什么样的礼拜仪式或者悔过，才能消除玷污，因此为他们在里彭学院竖了一道柳条编的无窗户的围墙，甘地揶揄那是个“密闭的保险箱”。围墙里烟雾弥漫，让人透不过气来，他们就在里面做饭、吃饭，他们觉得这样就安全无虞。

甘地感到震惊。之前，他已经费时八年致力于反对南非的歧视印度人种族立法。看到种姓规定中的这种滑稽事，也就是他在加尔各答，在国大党的核心——国大党本来是要指出印度前进的道路——所看到的，既令人发笑，又荒唐，同他在南非发现的任何事都同样糟糕，这让他感到极其失望。

至于其他“布置”，二十五年后，他在口授自传时，仍然对里彭学院厕所里的恶臭耿耿于怀。他提起这件事时，志愿者说打扫厕所不是他们的事，而是清洁工的。甘地要来一把扫帚——已经完全是甘地式作风——就开始打扫厕所。看样子，他要为每个人打扫厕所，但是有那么多代表，用厕所的人太多，最后他决定只为自己打扫，他想别的代表不介意恶臭。晚上，有些代表在走廊上大小便。早上，甘地把一处处指给志愿者看，但是跟以前一样，他们仍然无动于衷。甘地亲自上阵打扫，却发现没有人愿意跟他“分享光荣”。

在南非，据说之所以产生了针对印度人的偏见及立法，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卫生，甘地对此敏感。甘地就是甘地，他无法否认别人所说的话，但是当他一九〇一年在加尔各答看到国大党会议代表上厕所的令人反感的行为时，人们也许会想到他应该怀疑过自己的事业。如果他想撒手不管在印度和南非的印度人事业，那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觉得自己为公众辛苦八年已经够久了，那些人不值得他去操劳，他应该抽身而退，守着他的律师业务，不再出头露面，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他的事业没有萎缩，反而壮大了，超越了南非印度人所要面对的不利条件；从南非的弊端和里彭学院的厕所，到全印度的种姓和清洁工问题，那跟历史一样古老，代表们和志愿者的态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密切关注衰老、停滞、残酷的印度，对一切都不习焉为常。他看到了对神牛和饿肚子而且劳累过度的公牛的残酷——至今仍是如此：印度接受了他的一些想法，忽略了其余的。就在他反对英国统治时，他变成了一位伟大的印度改革者。在他非凡演变的第三阶段，他深深内省，深入自己的灵魂及灵性，他越来越视自己的灵性表现了他的社会和政治工作。

他的母亲具有纯粹农村人的虔诚性特点。她热衷宗教礼拜仪式，一年到头的所有礼拜仪式她一概遵行。这些礼拜仪式遵行起来可能很辛苦，有时持续一个月，有时几个月，随之而来的，还有禁食和半禁食，她一概遵行。有时取决于她的心情，会主动额外立誓并且禁食。例如，她会在雨季雨下个不停时，发誓看不到太阳就不吃饭。几个不快乐的孩子企望天空，看乌云什么时候散开。露出一点太阳，他们就跑去告诉妈妈这个好消息。她会出去自己看看，可是到那时，太阳有可能又钻进云层，她会高兴地说：“不要紧，神不让我今天吃饭。”

这个故事出现在传记的第二页，它为甘地后来在饮食方面的经历埋下了种子，这些经历让他作为政治家和圣雄，发现了禁食的力量。他的确是他母亲的儿子。跟公认的看法相反，甘地喜欢自己的饮食，但是减食乃至不吃也并不难，把自己推至极限，简化再简化。

一九〇三年在约翰内斯堡，他经常除了下午茶，还每天实实在在吃三顿饭。但是他感觉不舒服，头痛，还服用通便药。有一天，他从报纸上获悉英国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不吃早餐协会”（当时，各种各样的团体或者协会应有尽有）。他读得心动，就放弃了早餐，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头不痛了。便秘更不容易治好，要一直等到有个在约翰内斯堡开素食餐馆的人（要么是个类似的人，甘地不能肯定）向他推荐了《回到大自然》——一本关于土壤疗法的书。根据这本书，甘地把调成糊状的干净湿土（摊在布上）晚上捂在肚子上，便秘就这样治好了。

他的禁欲观念来自多方面。他一九〇八年在约翰内斯堡首次坐牢，非洲人和印度人都喝不到茶或咖啡，他们每天在牢里的最后一顿饭必须在日落前吃完。这样很艰苦，但是甘地渐渐觉得他也许可以在他的日常要求上加上这一条。囚犯吃饭时可以用盐调味，但是别的什么都没有。甘地像以往一样，挑战这种规矩，要监狱里的医官给他拿咖喱粉，还要求可以在做饭时就放盐。（他知道或者已经查明了那里的制度，知道该找谁。）医官拒绝了，他说：“你来这儿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味觉。”甘地琢磨这个说法，即满足味觉，挺喜欢这个说法。他出狱后，采用了监狱里的两项规定：日落前吃晚饭；不喝茶，不喝咖啡。

后来在南非，他创办了一个公社，称其为托尔斯泰农场。一九一二年在这座农场上，他和他的德国朋友卡伦巴赫戒了牛奶。（卡伦巴赫是个追求灵性的人，对甘地言听计从。）当时已经成为圣者和公社领导人的甘地早就开始散发出强烈的个人权威感。两年后的一九一四年，他们离开南非去英国时，甘地和卡伦巴赫待在同一间舱室，他们开始谈论起简单生活。谈着谈着，甘地一把抓过卡伦巴赫心爱的望远镜，从舷窗扔进了大海。在托尔斯泰农场上，甘地利用自己的权威，让每个人都变成了素食者。这样做之后，他硬是又推进了一小步，决定完全以水果当饭——水果最便宜——这样，他们就能像穷人一样生活。

对待穿衣，他也像对待吃饭一样。他这时希望的不只是简化，而且要在穿着上像是很穷的人，他代表那些人，他的权威也得自他们。他在南非时，就已经开始穿衬衫、裹腰布、披白色披风，全是印度织布厂生产的廉价布。他一九一四年去英国时，就是那样穿的。一九一五年在印度时，因为他旅行要坐三等车厢，就放弃了披风和围巾，因为过于招摇。

他终于变成了十年后赫胥黎在坎普尔看到的他，赫胥黎不会知道，这个光着肩膀披围巾的小个子男人走过了何等复杂的路程。他所吸收的，来自很多方面，有些还很奇怪——不仅有拉斯金[6]、托尔斯泰和梭罗，而且还有他母亲的乡村宗教意识、曼彻斯特的不吃早餐协会和南非监狱里的规定。他已经创造了他自己对于灵性和神圣生活的观念，并未从印度式样——长发，橘黄色袍子，檀香灰种姓标志等——拿来什么。

甘地于一八九三年赴南非，当时差五六个月才满二十四岁。他一九一四年离开那里。有可能的是，如果他人生中的那几年不是在南非度过，他就不会有让他最终成为圣雄的许多精神及政治上的发展。之前有三年，从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一年，他在伦敦学习法律的三年主要教会了他节俭。他的旧观念根深蒂固，在重要的方面毫无改变。回到印度后，他跟以前一样不擅交际、拙于言辞。等到最后他终于有了桩涉及三十卢比的小案子后，发现自己没法在孟买的法庭上发言。他的哥哥不高兴，甘地跟他商量以后，认为自己当律师最有可能成功的，是回到拉奇科特起草状子和呈文。

南非让他深受震动。他之前读书很少，对印度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他对南非的种族侮辱和种族歧视性立法没有精神准备。这些以最残酷的方式，在世界政治现状方面和他作为一个印度人总体而言缺乏保障这一点，给他上了一课。在印度时，他对英国统治有了一星半点概念，但那都是些简单的观念，未能动摇他的思想或者伤害他（除了有一次）。在南非，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他感到了困扰，发现自己处于某种政治上的流沙地带，那也像是精神上的流沙地带。他不采取行动的话，就会往下沉。

就这样，一夜之间，他变成了实干家。他不再腼腆，腼腆似乎是上辈子的奢侈习惯。他变成一位真正的律师，法律向他说明了在这种恶劣情景下，他最好怎样做。他变成一个请愿书起草人和请愿组织者，现在是真正的请愿，关于人们的生活，而不是他在拉奇科特当乡间律师时写了几个月的不值一提的呈文。如果说他当时已经稍微有了点进步，稍微更习惯了人情世故，稍微更像那些让他来南非的拉奇科特商人，他在观念上跟他们的相似之处可能更多了。他们只是说在南非就是这样，你只能绕开法律，带着坏习惯生活，找到无人打扰的地方，不问世事，只管赚钱。但甘地是个乡下孩子，尽管他在伦敦待了几年。他稚嫩，他的神经也稚嫩，他不够聪明或者经验不足，所以仍然无法适应。

西欧文学中，反抗主题是重要主题之一。当反抗者——此人身上另外的特点——觉得自己够坚强，能够接受现行秩序，当这种秩序具有足够的变动性，足以保证他有一席之地时，真正的现代小说就成形了。在巴尔扎克的关于野心和失败的长篇小说名作《高老头》结尾处，拉斯蒂涅爬上巴黎公墓处的小山，俯视当时已是万家灯火的这座著名城市的“蜂房”，并向其宣战。这是种不真实的宣战，甚至在拉斯蒂涅发誓时，他就能尝到他嘴唇上蜂房里的蜂蜜。他希望占有这个城市。

甘地的反抗跟拉斯蒂涅的完全不同。对这座城市摄人心魄的美丽，他完全没有认识。在南非时，甘地的目标不大，可以操作，具有政治性。（他对此要求严格：他想把自己的请愿书写得具体而微，排除华丽辞藻。）但是后来，随着甘地眼界扩大，他反抗的性质也延伸了。他的政治性跟他的灵性难以区别。他的嘴唇从未尝过蜂蜜的味道。

如果说有人可以与甘地的历程相比较，那就是另外一位印度人，佛陀。这两位都经历了伤害。甘地离开了他无忧无虑的小城生活，先是去了英国，那没问题，但是他接着又去了南非，那改变了他的人生。佛陀本来是位王子，他离开养尊处优的宫廷生活，去外面的城镇探索。他发现了生老病死。这些原来是因为他父亲的命令，一直不让他看到的。他让自己去冥想痛苦这一事实，一直冥想，直至悟道。

比起甘地的历程，佛陀的历程在灵性方面更为彻底，但是甘地的政治事业后来也带上了灵性色彩；甘地的历程更有人性的特点，更易理解。他在政治上有了丰功伟绩，他唤起人们更加关心种姓这一问题，让改革得以在独立后进行。在残酷对待牲畜的问题上，他完全失败了，但这种劣根性在人类身上根深蒂固。佛陀的悟道晦涩难懂，在阿南大·库马拉斯瓦米[7]的赞同性的论著中（应该提一下，这本书出版于库马拉斯瓦米在世的最后一年）是这样，在另外一位心怀赞同的宗教学者特里弗·林的书中又是如此。

佛陀的故事吸引了我，我想去理解它。有时，那些重复性的佛经让我觉得我的确理解这个印度的伟大故事，在印度，这种神秘信仰统治了一千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佛经就像威廉·布莱克的诗一样（这样说，只是举一个既吸引人又令人困惑的例子），我还是摸不着头绪。在那位王子本质上动人的故事、他发现人类的痛苦、他的弃绝和这种系统化信仰中复杂甚至是内容过多的信仰成规之间，我看不出有清晰的联系。

关于甘地的一切都是清晰的，即使在他任性和令人恼火时，他身上甚至有滑稽的一面。

尼赫鲁在他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自传中，让我们得以近距离看甘地。尼赫鲁的自传写到与政治有关时，逐年来记录，他的写作方法，让人联想到一个人在根据年末的笔记来写作，从而让这本书变得生动起来。尼赫鲁比甘地小二十岁。一九一六年，尼赫鲁首次见到了比他年长的这位，（尽管他听说过甘地在南非为印度人所做的工作）他觉得甘地难以接近，而且不关心政治，对国大党及印度政治没有兴趣。尼赫鲁错了，甘地不感兴趣的政治，是当时国大党刻板的政治活动。事实上，尼赫鲁见到甘地时，甘地尽管在印度尚未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但即将成功地投身印度农民运动。这样做并不容易，此后尼赫鲁的态度改变，他开始视甘地为权威，就像南非的人们看待甘地一样。

他描述了此时甘地的体貌，读来饶有趣味，可以跟几年后赫胥黎描绘的肖像参照阅读。这一段揭示了这个光脊梁的智者或圣者身上的钢铁意志。他的眼神温和而“深邃”，眼睛明亮，透着精力和决心。他谦卑，认真，严格，说话温和，却“满怀热忱”，不愿意听到否定的回答。他说话可能带有几分“独断”，那些对甘地所鼓吹的手段有疑问，却希望跟他站在一起的人听了后，会感到恐惧。

在尼赫鲁纪年式的叙述中，经过一次又一次事件，甘地也有演变，每次演变都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尼赫鲁自己的态度也有改变。他是个讲逻辑、受过教育的人，在甘地显然是一时心血来潮（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想法是他得自半梦半醒之时）而发起或者停止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时，他也会提出批评；但是从根本上说，尼赫鲁崇拜甘地，他的内心一直有这种感情——如同相信魔法（部分说来，甘地对这个辽阔而多样化的国家有这种效果）——圣雄身上虽然有着圣者式的不合逻辑特点，却知道前方的道路，如果没有他，没有这个跟印度的农民式灵魂息息相通的人，他们就没有真正的追随者，会迷失道路。

尼赫鲁一直想弄明白甘地之谜和圣雄何以吸引了他，这本书写到一半时，他终于想通了，甘地实际上是个农民，却达到了英雄的境界。他身上也有一些农民的局限性，缺乏审美观，例如尼赫鲁说甘地面对泰姬陵，会更多地想到建成此陵所需的强迫劳役。然而从本质上说，无论如何，甘地绝对不只是个农民，他拥有智慧、视野和吸引他人的能力，他的禁欲确有其事，他压制的欲望自然转向了灵性。

尼赫鲁来自一个受过教育的富有之家。他自己在英国受过七年教育，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那几年应该让他拥有了洞察力，他作为一个印度人在高度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一个异类，应该多少学会了自我评价的艺术。但是按照这本传记，这期间到了最后，他在这方面完全没有记录。对于伦敦、哈罗公学或者剑桥大学，他都着笔很少，事实上，比甘地对之前二十年的伦敦所写的还要少。在尼赫鲁的记叙中，这些地方只是留下了名字而已。这很奇怪。

在这本自传中，当他把英国置于脑后，大约七年后开始逐年记录他涉足印度政治的过程（也许是根据以前的笔记）时，他已经很完善了：他的敏感性得以发展，对现实世界有了感觉，而且有描述的才能。可能一开始，他遵从的好行为观念，是过分强调自己是不对的，这让他写到了有次放假去滑雪时遇到的倒霉事，别的写得很少。也有可能他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时敏感性有限；又有可能当时他作为一个印度人，不敢考虑自己，认为记下那些著名地方的名字就够了。

有可能的是，尽管他们两人不一样，他也得走过甘地那样的历程，从看不见到看见。甘地的历程，是一八九三年在南非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开始的，尼赫鲁的历程是在一九二〇年偶然开始的，那是他发现了农村里的穷人，数量之多让他瞠目，但也许正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像他自己的人对那些人一直习焉为常，那些人就在那里，在背景里。尼赫鲁说，当时英国报纸对印度的政治几乎只字不提，印度报纸对英国报纸亦步亦趋，在自己的栏目中也很少提到印度农村政治。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在联合邦，没有保障的农民自发掀起了一场运动并蔓延开来，离尼赫鲁的故乡城市阿拉哈巴德不远。如果两百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绝望农民没有想到从他们的村子徒步五十英里到阿拉哈巴德向他们听说过的社会名人求助，尼赫鲁（其父为著名律师兼政治家）就不会知道他们的运动，他也许会走上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尼赫鲁对印度的穷人早就有所耳闻，在印度盛会之一部分的宗教集会上，也看到过成千上万的穷人。但是这一次他被震动到无以名之的程度，以至于得让人领到他们的村子里，去看看那些赤贫的人令人心酸的居家生活。他去看，事出偶然，是碰巧，但是对村民们来说，那就是一切，他们热情万分。他们为他呼叫邻近的村子，喊着“悉塔罗摩”[8]，然后从一个又一个村子那里听到同样回应的喊叫。他们都对他能为他们做到什么极具信心。因为尼赫鲁对他们了解甚少，他们让他心里充满了歉意和羞耻感。作为政治家，时机到来时，他几乎肯定会跟农民打交道，然而会以一种更为正式的方式，相遇时就不会像这样，有亲近、出乎意料和动感情的一面。

他第一次去，跟农民们待了三天。后来他又去过，发现为了他这次去，农民们为他修了路。他乘坐一辆“轻型小汽车”（时间是一九二〇年），汽车陷入泥淖时，农民们居然把汽车抬了出来。他跟农民们同吃，睡在他们的棚屋里。一切在他眼里都会是新鲜的，他会注意到上百种细节。他不可能再把任何事情都视为想当然，而是学会了观察，随着他的同情心增加和他在政治上的成长，他的感受能力也会得到拓展；就是在这些农民面前，他不再对公开讲话感到发怵，即使在上万人面前也不会；后来，等到他写作时，这种经过拓展的感受能力会显示出来，例如，他将能够以动人心弦的细节形容他的监舍，他将能够做到更困难的事，即描述始终在发展的圣雄，理解了直到最后，这位真正伟大的人在他的内心，部分说来也是一位伟大的农民。

让尼赫鲁看到农民状况，像这样看到印度穷困一面的地区，也是大约二十二年前《生命之光》的作者所知道的，当时他在考虑作为一个契约佣工，移民至荷属南美殖民地苏里南。当时有好几个月，年轻的拉赫曼在坎普尔—法扎巴德一带，被从一个招募站点送到另一个，选择不给家里人写信，他的家里人也许能让他的契约作废。在拉赫曼的自传中，一点也看不出打动了尼赫鲁的那种穷困的迹象。他书中的大人物是地主，雇用帕坦人当帮手，对宗教节日、巫术、医术神奇的医生等等兴奋不已的拉赫曼似乎觉得一切正常。拉赫曼的世界完整无缺，我们绝对无法想象农民骚动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挑战或扰乱，他从未带我们走下大路深入一个内陆村庄，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穷人是怎样生活的。关于旅行和本地的道路，我们只是知道大地主到处走时，坐的是四人抬的轿子，那些人显然一直在那儿，等候雇用。

拉赫曼的心底埋藏着什么家庭或者个人的秘密，去苏里南时，会带着一个想法，即印度是个十全十美的地方，那里属于他，他走投无路时可以回去，这个想法会终生给他以力量。很多契约移民在完成五年期限后，的确回到了印度（协议中规定了回国），有很多人结局悲惨，被回来后的眼前所见吓坏了，他们从未离开加尔各答的码头，余生都在城市里乞讨为生。

拉赫曼不属于这种人。他一直没有回到印度，尽管他活了很大岁数，而且（从他所说或者暗示的）有钱从任何乱局中抽身。也许在他内心深处，对等待着他的现实有一点概念，才让他没有回国。种种现实之外，他还记得热闹非凡的集市和节日、大公的宫殿、家里来的懂得奇妙疗法的神奇医生（乌龟尿和两三条烘干的蚯蚓混合）：比苏里南的单调而平坦的种植园更宏大、更神秘的事物，而在苏里南的种植园，和土地配套的房屋规模小，建得又粗糙（生锈的瓦楞铁屋顶，雨打日晒过的灰色木板），在那里，本地的非洲人巫医并不比他们懂得更多，在那里时不时会出现鬼影般的火球滚过荷兰人所建的堤坝。

我外婆家那个做床垫的人也可能多少记得印度是个已经看不到的完美之地。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时，对他来说印度遥不可及，和拉赫曼心目中的印度相比更是如此；越来越黯淡的记忆中，有着这个遥不可及的印度，它易于变成一个神话般的地方。对于那个做床垫的人是如此，对于紧接着的一代人，即我母亲那一代也是如此。这一代人尊崇印度，这种尊崇中，完全没有政治因素，他们知道独立运动中那些伟大的名字，但只是作为半人半神的名字，对独立事业，人们完全一无所知，对于印度艺术和历史也是。印度文化就是印度电影、宗教遗留以及宗教节日。在我认识的有些爱国的印度人家里——他们会认为挂好莱坞电影演员的照片俗不可耐——挂了一些装在相框中的印度电影演员照片。人们敬重从印度来的人，从那个遥远的神秘之地来的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有其纯洁与高贵之处。

这种敬重、这种把印度看作一个神奇国度的观念在印度遥不可及时，会一直保持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旅行变得容易了，你可以随大流去英国，从那里再坐船或者乘飞机到印度。一旦有少数人这样做了，印度的形象就改变了。六七十年来第一次，它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亲眼看到的地方。

人们并不是同时拥有了这种观察方式。我母亲有几个姐妹去了印度，她们应该是去看了我外公在贫穷的戈勒克布尔一带的家族。她们在心里记着地址：村子的名字，地区的名字，大区的名字，那些名字就像诗行——无疑就是像诗行一样在我外公的脑子里回荡，在幅员极其广阔的印度，足能指引回家的路。在我外婆的房子里，大家都知道这些诗行，那是对伟大故国的一种权利，在那个社区，并非每个人都有幸如此。

所以我妈妈的姐妹——去印度的自豪的旅行者——应该知道怎么去那里。她们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即把她们用圭亚那黄金做的本地首饰换成真正印度黄金做的首饰。她们这样做了，好几周后，等她们回来告诉本地首饰店主这个好消息时，却发现她们的圭亚那黄金被掺了很多假。这个故事传开来。她们父亲心目中的印度仍然地位崇高，但是她们去过的印度却形象有损。

渐渐地，神话般的印度就一点点破碎了，印度变成一个赤贫之地，我们幸运地离开了那里。二十九岁时，我自己也去了一趟。我是从英国去的，当时我已经离开特立尼达十二年。我到的还是第二个印度，而不是有着独立和独立运动中伟大名字的印度。我去的时候心神不宁，船离孟买越近，心里就越是感觉糟糕。

尽管如此，不可避免的是，祖先之地的感觉还是伴随着我。港口里的水上，有着港口常见的垃圾、橘子皮和似乎是落满灰尘、半是彩虹色的浮渣形成的一张精致的网，上面挂着小树叶和小段树枝。那让我联想到古希腊、古罗马等国家，想到古人长途跋涉到著名的城市学习雄辩术或者哲学，或者请教当地的圣贤，港口里的水会一直就像这样，平平常常，不值得注意，直到出航时被留在后面。

在印度艰苦地待了快满一年时，在一两次开了头又没有继续下去后，在怀疑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开始写书，也的确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很快。

我写的东西我的母亲一直没有读，她对我完全信赖。等到我自己去过之后过了十五年，她觉得她应该去印度一趟（攥紧了她的圭亚那黄金），她去时，根本不知道我所经历和所做的。

她顺利地到达了我外公来自的那个大区，成了整个家族中每个人脑子里都记着的诗行的最后一句。到了那个大区之后——坦荡如砥，到处覆盖着一层尘土，四面都能望出很远，在那里很容易就会迷路——就到了那个小区，然后就到了那个村子，浪漫地名之为：马哈迪奥·杜白卡。

她受到了隆重的招待，八十年或者一百年前的亲戚在欢迎远道而来认亲的人们时，全都训练有索。他们搬出一把椅子或凳子，他们请她去吃饭，可是我的母亲离印度足够遥远，会担心那个人口众多的村子里的饮食：那里的食物，就跟一个拥有圭亚那黄金的人眼里的印度黄金一样。

他们显然因为不用请吃什么饭而松了口气，三四个人一起说，要是她不去他们家吃饭，至少喝点茶吧。我的母亲想着这是种安全的替代品，就说好，她喝茶。后面那里有点忙乱，还有兴奋的悄语声，同时这边还在跟我母亲聊遥远的家族之事和她的旅程，而我母亲一直在想着茶，状态也不是很好。

最后茶终于来了，颜色是种混浊的黑色，盛在白色小瓷杯里。那个上茶的女人为了表现得礼数更周到、更热情，用手掌抹了一圈杯沿。然后这些上百年的亲戚中有一位想到应该把糖和茶一起端上，我的母亲说没关系，可还是有人手里捧着灰色的碎糖前来，把糖倒进了茶水，而且那人礼貌到底，开始用手指搅拌糖。

她对去我外公先祖所居村子那一趟记了日记，但是到此为止，她是一句话写一半就停了笔，无法面对伸进杯子的手指。那个神话之地——完美的地方，一度似乎消失了，遥不可及——让她写不下去。

[1]意大利中西部的一个古代国家，即现在的托斯卡纳和部分的翁布里亚。

[2]分布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

[3]印度旧货币，等于一卢比的十六分之一，1960年停止发行。

[4]贝尔的原文“Bell”有“钟”的意思。

[5]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作家。

[6]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和艺术评论家。

[7]阿南大·库马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1877－1947），出生于斯里兰卡科伦坡的玄学家、历史学家。

[8]原文为“Sita Ram”，意指“纯洁”、“不变的信仰”，可以反复念诵。

四　迥然有异

福楼拜与《萨朗波》

一开始是上中学和小学时，你要写英语作文，也许在练习本上写一两页，可能偶尔还得附上一段半页长的提要；然后过了很多年，在一个更为庄严的地方，你要写论文，文学性的篇章，要写很多张大页书写纸。用钢笔在带行的纸上写，几乎文不加点。这能给人以已经成熟和有能力的错觉，但是你要想从那种论文——反映在里面的，全是规定的阅读，全是别人的想法及语言——前进到你已经开始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写作，作家式的写作，个人的什么，具有权威性，你也许想象能印到一本书里的，你可能就会觉得难了。

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当时有五六英镑，就那么多，是我的奖学金剩余的。我去了伦敦，住在一个表兄在帕丁顿区租的一间地下室里（在一条很快就会因为扩路而拆掉的街上），开始准备当作家。就那么简单。作家们经常说他们需要时间，我却有用之不尽的时间。我的表兄欣赏我野心勃勃，他承担了花销。（他在东区某个地方的一家香烟厂上班，当时还在学习法律，梦想有一天能回老家当一名地方法官，可以两头收钱。除了喜欢钱，他也很喜欢地方法官的职业“派头”。我想他是以某个大人物为奋斗目标。）

我准备当作家时，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本练习簿、一杆钢笔（其实我更想要一台打字机）和一点点表演天分，我就可以想象自己是个作家待在桌前。我写了一张又一张纸，跟写论文时一样快。我当时不知道我在干吗，不知道要写到哪里。我相信自己的命运，相信我野心勃勃就能保证有天分，并且继续下去。半年后——那是一段黑暗时期，自始至终都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并未愚弄自己——我意识到我不知道怎样开始另外一种写作。要是我当时有那么一点点钱，就会停下来，结束像这样在书桌前不受欢迎、有意为之的演戏行为，去找别的事情做。

有几周时间，我满怀痛苦，经常（特别是在坐公共汽车时）几乎掉泪。然后有一天我有了想法，来自以前未曾意识到的某个新能量源泉（事实上，也许是从我绝望的深处），那就是我应该忘了我对写作了解或者自以为了解的一切，在有可能写作任何新东西时，我应当从最基本的开始，探索只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来叙事。我就是那样做的，挽救了自己的灵魂，走上了作家之路。有三年时间，我遵守着为自己所设的这项严格规定，然后就不需要了：作为作家，我总是能把握自己，不再期望出现奇迹。

我以前写过这一点，在此重复一遍，以便引出后面的话。作为写作者，不容易从大学那种论文式写作跃进到作家式写作，而对读者来说——因为人人都会阅读——认识到一位大师真正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素质，也要难上许多倍。认为自己懂得散文体写作的人也许会寻找一种特殊的语言和韵律，但这只是部分情况。还要说，这只是我自己的情况。我只是在即将步出中年、写过很多本书和评论了许多年小说之后，才看出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叙事上的过人之处。

上中学时，我读过这本书的简写本，然后在二三十岁时读过全本——以囫囵吞枣的速读方式。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记得一些细节：例如夏尔·包法利给一个人的脚踝做手术，结果做得很糟糕，做坏了，甚至在当时（也许是一八四几年），夏尔也不能算是一位真正有资格的医生或者外科医生，而只是一位有证书，可以给人看病的卫生员。随着时间流逝，其他细节就像长篇小说里的，都已淡去，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了解《包法利夫人》这本书。

我对那本书有什么把握？有第一次速读时留下的背景和人物的印象，越来越恍惚。作为一个长篇小说书评作者，我有赖于那种感觉，我需要了解的作家的思想或者敏感性，都可以由这种感觉得出，我在专栏中想写的就是那些。一点小技巧：我发现在书评中，不去提及书中角色名字是有好处的，那样做，我就能够更接近一本书的本质，但是有些书对本身就不利。我当时没想着再去写书评。有别的人寻求把书评作者难以定义的职能条条框框化（也是为了取悦出版者），他们认为一本长篇小说应该根据情节、人物和风格来评，按细项逐一打分。这样，所有长篇小说都是“产品”，多少是如出一辙，一向需要费心费力的长篇小说评论变成了一条泪之谷[1]。我不允许自己也那么做。

我再次读到《包法利夫人》时，已经好多年没有写过书评。我当时完成了一本书，下一本书尚未动笔，正在旅行。情绪上，我正处于一种轻松而思想上易于接受新东西的状态。有天早上，我在暂居的房子里找到一本旧的绿色边《包法利夫人》的企鹅古典名著版英译本。

我翻到了这本书的接近开头处，这里，在第一章的最后五段里，夏尔在他母亲的帮助或者监督下，娶了第一任太太——第厄普的一个事务员的寡妇，骨瘦如柴，但是不缺人嫁，因为人们认为她有钱。夏尔的母亲为了给儿子讨到这个媳妇，还不得不挫败了一个使诡计的卖猪肉的。这些全包括在五个段落中，这么多内容，福楼拜应该创作得乐在其中，我却全忘了。

我们才刚刚认识这第一任太太——开头叙事的节奏便是如此——将要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人就又被介绍给我们，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冬天的夜晚，大约十一点钟，夏尔和他的第一任太太已经躺在床上。这时，他们听到一匹马当门停下。女佣打开她住的阁楼窗户，朝下面街上喊话，来回说了几句话，然后女佣打着寒噤下楼，开锁，拉开一道又一道门闩（至此的效果都是在声音方面），让来者进屋。他紧随女佣进了主卧室，夏尔用胳膊肘支住枕头看是谁，礼数起见，他的太太转脸对着墙。

来人拿了封信，用布包着，塞在他的灰色羊毛帽里，信用蓝色蜡封了口。他拿出这封要紧的信，郑重其事地递给夏尔，女佣掌灯让夏尔读。十八英里外的一座农场上，有人摔断了腿。在黑漆漆的夜间乡间赶路，而且还下着雨，夏尔的太太觉得让他一个人去太危险，最好让厩夫打前站，叫农场上派个小孩子接夏尔。（虽然夏尔只是个卫生员，不是真正的医生，但往下还有更多等级。）

过了整整四个小时，夏尔出发了，一边还在演练他学习过的接骨法。羽毛蓬松的小鸟不出声地栖在光秃秃的苹果树上。农舍周围的树木是暗紫色。夏尔骑着马打瞌睡，他一会儿幻想自己刚刚离开新婚后的床上，一会儿幻想他还是个学生。他看到沟沿草地上坐着一个男孩，男孩说：“你是医生吗？”夏尔说是，那个男孩拿起木头套鞋，一路跑向农场。（关于男孩和木头套鞋的这一处，是奇妙而出乎意料的细节：它对在想象中骑马走过乡村那段起到了纠正作用，它不仅是个有关农村的细节，而且让至此都具有现代性的这一故事带上了工业时代的特点。）

到了农场，那个男孩钻进一个篱笆窟窿，出现在另一边，为夏尔打开了大门。对这座农场上的细节描写得很粗略：看门狗扯着链子吠叫，耕田的大马安静地吃着新槽里的草料，冒着热气的粪堆上，孔雀在啄食，车棚下面放着大车和犁，从厩楼落下的浮尘让马具变了颜色。

一个年轻女人穿着蓝色羊毛长袍，来门口接了夏尔，让到厨房，那里生着旺火——太阳正在出来，曙光透过窗户射进来——正在为农场上的伙计们准备早饭，厨房里还有很多坚固耐用的用具，几件衣服挂在灶头烘干。

病人，也就是断了腿的农场主在二楼，正蒙着被窝出汗——挺好地顺带刻画了他的守财奴特点——他把睡帽扔到远远的一个墙角。床边有一大瓶白兰地，他一直借此给自己打气；从十二小时以前他给夏尔捎信之后，他一直在咒天骂地，夏尔来了他就哼唧起来。只是骨折，没有并发症。夏尔能够处理。他从车棚那边找来板条当夹板，女佣撕烂一条床单当绷带，这样就处理好了。

不过走之前他得吃点东西，是农场主的心意。夏尔到了楼下客厅：那里有张大床，挂着产自印度的棉帐，墙角直挺挺地排着放了几袋小麦，谷仓装不下才放在那儿的，去谷仓还要再上三级石阶。床脚放了一张小桌，上面放了两只银杯。夏尔和农场主的女儿——即那位穿蓝色羊毛长袍的女人——在小桌子前吃了东西。在她父亲痊愈前，农场上的事由农场主的这位女儿负责。他们轻松地聊了病人、天气、霜冻和又偷又抢的狼。后来夏尔就上楼跟病人道别，下楼后，他又看到那个蓝衣女人。她的额头贴着窗户，在往冬天的花园里看：豆架给风吹倒了。她看到夏尔吃了一惊，她问：“您在找东西吗？”夏尔说他在找鞭子，他们就一起开始找。

她看到鞭子掉到了小麦袋和墙壁之间，她弯腰去捡；同时，夏尔本能地想献殷勤，省得她费事，就伸手去捡，结果一时间，她在他的身子下方弯着腰，他的胸口碰到了她的背。

她直起身子，感到尴尬；她把马鞭递给夏尔，那是根牛鞭[2]，一根“nerf de bœuf”。他们都是乡下人，这个细节在他们眼里没什么。可是跟爱玛亲近的那一刻在夏尔眼里意义非凡，让他第二天又去了农场，后来一周去两次乃至更多。他去时，戴着黑手套，穿着新马甲，进屋前，还在草地上把鞋擦干净。

夏尔的太太——那个来自第厄普的中年寡妇——发现农场上有个年轻女人，而且是在修道院长大的，她大发雷霆。她跟夏尔说尽管爱玛气质优雅，做礼拜时穿绸袍子，她爷爷却是个羊倌，她父亲也不像看上去那么有钱，她有个表亲差一点因为伤人而吃官司。她让夏尔手按圣书发誓他再也不去那座农场。她闹得不可开交之后，最后又哭又吻又是表白爱意。毕竟是她掌控大局，她手里有钱。

这时出了件事，一直帮这位寡妇管钱的律师有一天跑掉了，跟他同时不见的，还有寡妇有名的钱财（十九世纪的长篇小说中会有这种事），分文也没留下。当然房子还在，那个律师不可能携房子跑掉，但是他们发现那座房子被抵押了很多钱。所以一夜之间，有钱的寡妇变成了一个中年叫花子。夏尔的父亲暴怒之下，摔坏了一把椅子，他埋怨夏尔的母亲费尽心机安排这桩婚事。夏尔的太太恳求夏尔不要让她被公公婆婆的怒火烧到，可是夏尔没办法。过了一周，她晾衣服时吐了口血，隔了一天，她叫了声“噢，天哪！”就死了。查理得以不受束缚地追求爱玛，也娶到了。

对于精心撰写、内容丰富的这一章，我几乎完全忘掉了。我想我早期阅读中读到那里时，对叙事方式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阅读就是确认我自以为知道的。我会读得快，以领会这本书的本质，而不会懒洋洋地读。但是这一次，我没办法读得快，我想在往下读之前记得那些细节，还能回忆起来。

这些细节似乎把我带进了作家的思想和经历。我看到了东西，轻盈、转瞬即逝的东西，是福楼拜在颇为不同的个人经历中看到和记下来的：冬日的黎明，带着木头套鞋坐在沟沿的男孩，农场主的病房，在那里，棉布睡帽扔到一个远远的墙角地板上，四柱大床，卧室里直挺挺排着的几袋小麦。

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我们上中学时，我们的法语教师——他为人认真而热情，刚刚大学毕业——跟我们说福楼拜写得很细致，重视自己文字中的音乐性。我当时对福楼拜了解得很少，但是私下里，我对那位老师所说的不以为然，我想散文体就是散文体，诗体就是诗体。这次我想到这一章里，根本没有像我们上课时所教的自成一派的“风格”。里面的语言平实、干净而又简洁。优雅和戏剧性存在于多出来的、出乎意料的细节（带着木头套鞋的男孩，扔到地上的农场主的睡帽）。这样的细节想抓住读者，即使他也知道叙事上出现了偏离。普希金散文体的短篇小说（很多没有完成）对细节同样精心选择，但福楼拜的这本小说更扎实，经过了更多推敲。这种散文体作品一定得读慢一点。我本来觉得从头到尾读一本细节密集的书会读得累人，过了一段时间，在我通读这本书之后，我挺高兴地发现读这样细节密集的书根本不会累人。

五年后发表了《萨朗波》的福楼拜似乎是另外一位作家，一位更为粗糙，深陷在二十世纪东方主义和情节剧中的作家。《萨朗波》是一部关于迦太基[3]的历史小说，在《包法利夫人》之后，它有可能像是智力游戏，是部为了休闲的任性之作，但福楼拜对这部长篇小说构思多年。想写古代的愿望也许是他三十岁时想到的，写作《包法利夫人》之前很久，在他跟一位朋友在中东地区长达一年的旅行期间想到的。那次旅行让他兴奋。他染上了梅毒，关于那里的妓院，他写了一些内容猥亵，也许有吹嘘成分的信件，那些妓院让他对所游历的国家长了见识。可是回到鲁昂后，他可以说把这桩莽行压在心底，他当时开始写的书是《包法利夫人》。

对于自己的写作，福楼拜说过或者写过很多。他是个早期的自我宣传者，希望人们知道他写作就像巴尔扎克一样，写得不容易，花时间，而且是独树一帜。（在喜欢评论自己的写作上，他有点像是E.M.福斯特，福斯特为《印度之路》写过好几篇不同的序言，来解释如果一本书的意义掩盖了创作动机，事实上就是没有意义。）福楼拜的有些话较为引人注目，其中有一句说他在内心，给每本书赋予不同的色彩，《萨朗波》出版前两年，他跟龚古尔兄弟这样说过，好像是对这本书吊人胃口的早期预告。《包法利夫人》是灰色的，《萨朗波》是紫色的。他不关心叙事和角色，只管涂色。这是无稽之谈，但颜色的想法倒是挺有趣，福楼拜肯定是在辛辛苦苦地撰写第二本书时想到的。在他眼里，肯定觉得在写作《包法利夫人》的灰色中，想着关于迦太基的那本紫色的书，能够安慰自己，到时候他便可以放开写了。这样让他手头的工作有了逻辑性，也是个可以让龚古尔兄弟琢磨的好主意。

迦太基是个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强国，依靠大海生存，拥有强大的海军。因为它没有广袤的国土，也根本没有众多的人口，所以陆军全是雇佣军。本来一切顺利，但是罗马开始有了称霸地中海的野心，跟迦太基产生冲突。罗马人在陆战上无人能敌，对海战却知之不多。他们当时甚至没有带甲板的船，他们从一艘迦太基船的残骸那里，学会了建造带甲板的船，后来就进步神速。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首次战争主要以西西里岛为中心，持续二十三年，从公元前二六四年打到公元前二四一年，以迦太基被击败并签订屈辱条约而结束。

迦太基的雇佣军被运回迦太基后，几乎马上就暴动了。他们看到自己的雇主吃了败仗，而且他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领到军饷。这场雇佣军战争极为野蛮而且残酷，持续三年。雇佣军被镇压下去，但是这场战争几乎拖垮了迦太基。《萨朗波》的背景便是这样。

福楼拜所写的主要故事来自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约公元前二〇〇年至约公元前一一八年）。雇佣军战争发生在波利比奥斯的时代之前，但是他懂得军事（甚至懂得海军战术），他对迦太基和罗马的政制都很清楚。他崇拜罗马，认识那里的贵族，在公元前一四六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迦太基战争中，他陪同过罗马军队的司令，他也亲眼看到了迦太基城被焚。作为作家，他写得直截了当，具有叙事才能，他把复杂的事情写得通俗易懂。

在波利比奥斯笔下，雇佣军战争不过是两次迦太基战争之间的一段插曲，在洛布版译本中仅占三十二页，而企鹅经典系列中的福楼拜的这本书是两百六十页。译者A.J.克莱尔施米尔引用福楼拜的话：“我……想赋予古代的事以一种当代长篇小说的进程，来确定一种幻影，我尽量写得简单……对，简单，而不是冷静。”这是他在给自己做广告。显然为了把波利比奥斯的简略但已经足够的梗概变成他的长篇小说，福楼拜就必须铺陈，极力铺陈。他说《萨朗波》中的一切都有所本，他读过相关方面的两百本书，但是那也未能让他的铺陈少一点喧宾夺主。

在这本书刚开始的部分，福楼拜谈到了雇佣军的组成：

这里有各种国籍的人，有利古里亚人，卢西塔尼亚人，巴莱亚尔人，[4]有黑人，有从罗马叛逃出来的人。这一边可以听到多利安方言的重浊口音，那一边又响起了克尔特语的像战车响声似的音节；爱奥尼亚方言的词尾，同沙漠地区粗厉刺耳像豺狼嗥叫一样的辅音明显有区别。从身材瘦长上可以看出是希腊人，从肩膀高耸上可以看出是埃及人，从腿肚宽阔上可以看出是康塔布尔人。卡里人骄傲地摇晃他们军盔上的羽翎，卡帕多细亚的弓箭手用草汁在身躯上画上很大的花朵，有几个穿着妇女袍子的吕底亚人，趿拉着拖鞋，戴着耳环在用餐。[5]别的人，为了显示豪华，全身涂成朱红色，样子好像珊瑚雕像。

这一段体现出繁杂的资料搜集工作（语言，豺狼的叫声，全身涂成朱红色的吕底亚人），福楼拜决心把搜集的资料全用上，但是这段删掉一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读者在小说的第二页读了这单单一段，不可能记得作家钟情的那么多细节及颜色。

在波利比奥斯的著作中找一下启发了这一段的文字，（在洛布版译本中）你可以找到一些较为枯燥但是更扎实的文字，这些实际上来自古代，充满了更为真切的关注之情：

……从头到尾发生的事，让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使用雇佣军的人都应该预见到的……也看到一群混乱的野蛮人与在有教养及遵纪守法的文明社会中长大的人之间的极大差异……因为他们既不属于同一民族，说的又不是同一种语言，军营乱糟糟的……确实，一旦激起他们对任何人的怒火，或者在他们中间传播谣言，这样的队伍就不会仅仅表现出他们人性中的卑劣，而是最后变得像是野兽或者精神错乱者，就像此次事件中发生的……队伍中有些是伊比利亚人[6]，有些是凯尔特人，有些是利古里亚人，有些来自巴利阿里群岛[7]，有很多是希腊各种混血儿，绝大多数是逃亡者和奴隶，但最多的是利比亚人。因此不可能整体召集他们，对他们讲话……因为怎么可能指望一位将军会说所有那么多语言？

波利比奥斯所写的，是不到一百年前的事，他不可能完全态度超脱。在他眼里，战争和雇佣军的压力还是同样的，历史有可能重演。这种道德态度赋予他的写作一种真实性。也可以说，让他更具现代性。关于雇佣军的残暴和总体上的野蛮，波利比奥斯写道：“这一情形的源头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坏行为、坏习惯以及从孩提起的错误教育，但是还有一些次要原因，主要是管教他们的人身上习惯性的暴力和无所顾忌。”

无论福楼拜的感情如何，他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在他眼里，古代就是古代，他不做评判，他的任务，就是写下他所发现的。所以他那本书开头时的花名册，只能成为类似舞台上的那种人物造型。甚至写到最后，当雇佣军在被围困而且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开始吃他们中间的死者和垂死者时，福楼拜仍然保持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说，福楼拜写这种恐怖之事写得不亦乐乎。波利比奥斯——福楼拜写作这一段直接取材于他——用半页篇幅来写这件事，还专门说那是天神对雇佣军恰当的惩罚，因为他们触犯了人类及神的法律。福楼拜的超然，在读者跟他所描述的之间竖起一面障碍：这是一出遥远的戏剧。

在《历史》的后面部分，波利比奥斯写到他在叙事中插进新地名的方法。他觉得不应该中断他要讲的故事和从他的主题那里转移注意力。“那些坚持时时要看到这种地形学方面跑题的读者不明白自己表现得像是宴席上的贪吃之人，桌子上什么都要尝一尝，任何一道菜都不能真正吃得开心……后来也未能对任何一道菜消化得够好，以得到些许好处。”《萨朗波》开头一百页（至少）中辛辛苦苦写下的细节也可以说是如此。

《包法利夫人》第二章中简明扼要的细节不见了，那些来自作家自己的内心（冬日黎明，拿着木头套鞋坐在沟沿的男孩，远远扔到墙角的睡帽），是不着痕迹的细节，却展现了风景跟一个社会，这样写，任何学术著作都做不到。

波利比奥斯所写的东西仍然多少就在他周围，他总是用简笔来写，福楼拜则写得不厌其详。对于西西里岛——就在雇佣军暴动前不久，第一次迦太基战争中最后一场著名战役的发生地——艾利克斯山上的维纳斯庙，波利比奥斯会像导游书一样写得开门见山：“艾利克斯山在西西里岛靠近大海的一侧，遥对意大利……山顶平坦，矗立着维纳斯女神庙，无可置疑，在西西里岛上所有圣地中，它在富丽堂皇程度上首屈一指。”福楼拜在描写迦太基的庙宇或者许多庙宇（不清楚有多少）时，会写得辛苦，到了把儿童献祭给莫洛克神时，读者读得更辛苦，作家也写得更辛苦。

这样，《萨朗波》中的一切都宏大、具体，书写过度，是在写《包法利夫人》的灰色日子里，藏在作家内心深处之紫色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全都来自福楼拜自称读过的两百本书。但是有太多熠熠生辉的描写，太多颜色，读者无法一股脑都读进去，作家——他已经像是个等待人们鼓掌的作家了——从十九世纪中进进出出，一会儿贴近他的素材，一会儿又与其保持一臂距离，事实上，很多细节加深了艰涩叙事中的不稳定性。

萨朗波这个名字在波利比奥斯笔下没有出现，福楼拜把她写成是杰出的迦太基将军阿米尔卡·巴卡的女儿，大概他也有所本。波利比奥斯笔下有一句提到了这个女儿，但是根本没提她的名字。在这场雇佣军战争中的某个危殆时刻，有个努米底亚酋长来到迦太基（努米底亚在北非，迦太基的后面，地域广袤），主动要为阿米尔卡效劳。阿米尔卡感动之下，提出如果那个努比底亚人保持忠诚，他就把女儿嫁给他。仅此而已。

福楼拜利用了这个白纸一般的女儿角色，让她跟雇佣军暴动中的利比亚人首领在性方面有了纠缠。这是福楼拜往波利比奥斯的故事中添加的，在这本长篇小说超过一半的篇幅中，这一线索跟那场可怕的战争平行进行，是福楼拜无中生有写出来的，本身和波利比奥斯的简短而具有道德感的叙事比起来相形见绌，表现得做作。你可以看到无中生有写作的种种片断添加到位，感觉你总是能看出福楼拜的心理活动。《包法利夫人》的第二章中则不可能这样，那一章里，一再出现小小的意外。在《萨朗波》中看到福楼拜的心理活动，这可不像是追循“当代长篇小说的进程”——这是福楼拜的原话，而更像是看到一位作家被禁锢在一种借来的形式中——舞台剧，歌剧——看到别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

萨朗波是迦太基月神庙中的祭司或侍女。她身材苗条（要么给人以这种印象，这会让她在一八六二年时显得不同一般），美丽，神秘。她有一条蟒蛇，还有一个阉人精神导师，他在很多地方学习过，充满了智慧。“有时他冲口说出一些奇怪的话，这些话在萨朗波面前宛如照亮了地狱的大片闪电……‘死人灵魂，’他说，‘在月亮里分解，就如死尸在地上分解一样。它们的眼泪使月亮潮湿；月亮是一个充满污泥、残骸和风暴的黑暗居住地……’”萨朗波在金碧辉煌的神庙里悄然来去，每次都会极言其美丽，但是因为她说话很少，不知道她有什么感情，做什么，或者具体怎样度日。她是糟糕的十九世纪小说中的创造物，哥特式，东方式，一个世俗之人，本来就是只让人远观，如果她说得太多，就根本不会让人产生错觉。

幸运的是，有本拉丁文的宗教性质长篇小说多少是完整地从古代流传到我们手里。二世纪的古罗马作家卢齐伊·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更为人所知的书名为《金驴记》——因为其猥亵的章节，一个又一个世纪受到人们的喜爱，也有助于它流传至今。更巧的是，阿普列尤斯出生在罗马帝国的非洲地区，在迦太基大学接受过部分教育，是在雇佣军战争之后四百年，但是阿普列尤斯身上带有古老世界的遗留，足以把我们带去体会古老信仰的各种方式。

此时的罗马帝国地位稳固，很多著名的古罗马人物来了又去。纯粹的埃及人的埃及已经灭亡达一千年（被波斯人、希腊人，然后是罗马人所蹂躏），但是埃及女神伊西丝被罗马军队带至整个帝国境内，对她的崇拜吸收了其他信仰，此时已发展成为普遍的信仰。在哲学和演讲术方面受过古典教育的阿普列尤斯也皈依伊西丝教，也许是三重皈依。《金驴记》中所写的，就是赞美这位女神。

主人公跟作者一样，也叫卢齐伊，当时在塞萨利[8]地区旅行。因为迷恋一个奴隶女孩，他不由得对邪术产生了兴趣，那个女孩的主人会行这样的邪术。卢齐伊觉得只是为了体验一下，他想变成一只猫头鹰，却抹错了药膏，结果变成了一头驴子。那个奴隶女孩目瞪口呆，她跟卢齐伊说有种破解法：要想重新变回人，这头驴子必须去嚼一些玫瑰花。对一头驴子来说，难以找到玫瑰花，长篇中剩下的部分——只有二十页——写的就是卢齐伊作为一头驴子的历险记。这些历险记并非全都有趣，我们却由此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底层生活。

最后伊西丝女神让卢齐伊恢复了人形。在一个月圆之夜，在他万般难受的时候，她仪态庄严地从大海中升起，向卢齐伊现了身。之后，女神在卢齐伊的梦中对他讲了话。她把他变回为人，然后指导他经过三重皈依，开始信奉伊西丝女神。女神始终光彩照人、充满欢欣。卢齐伊在经历磨难后，不愿离开女神。关于这位伟大女神拯救卢齐伊的二十页写得具有人文主义意味，令人感动，文辞优美。

作为伊西丝女王，她代表了地中海地区所有的女神，以各种化身受到崇拜。她是色瑞斯、阿耳特弥斯、阿芙洛狄忒，冥后普洛塞尔皮娜，她甚至是战神贝拉多娜，她实际上是大自然，她把地球变成一个神圣之地。这是个美丽的宗教概念。尽管阿普列尤斯的拉丁文写得奇怪，但是他的叙事风格或者文体仍然易于为人接受，足以在一千两百年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薄伽丘的作品中，然后是在乔叟的作品中。

福楼拜有机会了解关于古代宗教的这种概念。他应该读过《金驴记》（《萨朗波》中有迹象表明），但是不合他用，他的目的是要写得具有歌剧风格。他想要的是恐怖，想要舞台人物造型，想要大规模以儿童向莫洛克神献祭，想让萨朗波穿着白色紧身衣服和她的黑色蟒蛇在月神庙中悄然来去。庙里的女神像披了一件神圣的纱罩，叫作“神衣”（这个词也许是福楼拜生造出来的，也许不是）。它携带了女神的力量，承载或者甚至控制着迦太基的好运气。福楼拜的这点创造根本不算特别高超，它就像儿童杂志或者（在后来的帝国时代）赖德·哈格德[9]的作品或者《辽阔世界杂志》中的。但是福楼拜在书里的这一部分，让神衣在阴谋诡计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形势对雇佣军叛军不利，有人跟他们的利比亚头领提到从月神庙里偷走纱罩。对地形及建筑方面过于详细的描述，一直是这本书中最难读懂的方面。我们只好信赖作家了。通往神庙的路程应当艰阻重重（有那么多奴隶和卫兵），结果（就像约翰·巴肯[10]的长篇小说中一样）并非如此。我们到了那里，拿到了神衣。接着那个利比亚人去了萨朗波正在睡觉的地方。她身穿白衣，他跟她说他拿了神衣，她用两只手撑起身体，浑身颤抖，伸出一只脚踏在乌木矮凳上。接下来是含含糊糊的半页。利比亚造反者兼渎神者与阿米尔卡的女儿之间，那段时间是否有了性接触呢？通常下笔千言的福楼拜这时却如此谨于言，让我们不得而知。

那个利比亚人说：“我们一起走吧！……或者，你不愿意的话，我就留在这儿……把我的灵魂淹没在你的气息中吧……”她说：“让我看看。走近一点！走近一点！”她有可能只是说神衣，要么她也许是想诱骗他，要么她可能是想跟他示爱。然后黎明来临——结论就留给你吧——她娇弱地倚着床上的靠垫。日光让她恢复了常态，她喊叫她的仆人、奴隶和卫兵，那个利比亚人走开了，身上裹着那件纱罩，没有一个迦太基人敢触碰它，甚至不敢用箭射。萨朗波带着宗教性的怒火把他骂走了：“你这偷窃了月神的贼该受诅咒……希望战神居尔济尔撕裂你！希望死神马蒂斯芒掐死你！希望另一位天神——不能道出它的名字——烧死你！”因为受到纱罩的保护——它也带走了迦太基的好运气——那个利比亚人从群情激愤的市里走过，安然无恙地回到了雇佣军的兵营。

战争继续，前景变化不定（福楼拜拿波利比奥斯平铺直叙的文字玩了点小把戏）。后来萨朗波的阉人保护者跟她说她必须去雇佣军的军营拿回纱罩。她颓然倒在乌木矮凳上，双臂垂在膝间，四肢簌簌地抖个不停，正像一只即将被献祭的动物。她跟那个阉人说她到了雇佣军的兵营后，会不知道该怎么做。他露出奇怪的微笑，说：“你就单独同他在一起。”她问：“然后呢？”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说得更明白，就跟她说这是上天的命令，她必须对那个利比亚人百依百顺；最重要的是，她绝对不能叫喊。阉人让萨朗波发了誓，他念了一遍，萨朗波重复了一遍他说的话。

萨朗波禁食净身。在定好的某天夜里，她特别打扮了一番，用一条黑狗的血涂了自己身上的几个地方，那条黑狗是在冬天的某个夜里，在坟墓的废墟里杀死的（福楼拜就是忍不住要做哥特风格描写）。最后她准备好了，那个阉人已经安排好一个向导和一匹马。有了几段描述的段落，很容易，她就到了雇佣军营地。她跟哨兵说她有话要跟那个利比亚人说，她是从迦太基偷跑来的。那个利比亚人来了，他们去了他的帐篷，她看到了纱罩，即神衣，放在一张棕榈枝制成的床上。

那个利比亚人认出是她，向她表白了爱意，然后（尽管福楼拜再次写得含糊），他跟她做了爱。她像是服从神的命令，屈从于他。同时，她还神志清醒地想到：“原来这就是让迦太基战栗的人。”他睡着了，她看到桌子上有把匕首，她想象到鲜血和复仇。她拿起匕首走向他。他醒了，把嘴唇伸到她的手上，她手里的匕首掉了。外面一阵混乱：阿米尔卡的人放火烧了一部分兵营，那个利比亚人去处理这桩紧急情况，只剩下萨朗波一个人。她拿起纱罩，开始往回走，回去应该不容易，但并非如此，她很快就找到了向导和马。

迦太基的纱罩失而复得，阿米尔卡（尽管因为他女儿的出轨行为而受辱）此时开始尽情施展他运筹帷幄的才能。在一处天然狭路，雇佣军惨遭消灭，他们被堵死在那里，饿死，然后——只剩下十个——留给狮子和豺狼来解决（福楼拜又过了一次瘾）。

迦太基人庆祝的那天，正好跟欢庆萨朗波嫁给努米底亚酋长在同一天。从她所待的神庙里，她能看到大街上的动静，特别是看到了道路上庆祝凯旋的民众把那个利比亚人——他的盔甲给脱掉了，赤着身子，淌着血——慢慢折磨至死的过程。就在他死之前，他们的视线接触了，她在婚宴上站起来，喝了杯中酒，倒地身亡。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此时福楼拜的语气是沾沾自喜的，他为自己添加到波利比奥斯文字之上的歌剧式故事而得意，特别是对这样结尾感到得意。然而他的故事肤浅，始终缺乏说服力，总是向壁虚构，似乎是衍生物，这本更费力气写就（历史上的上层建筑，过于仔细地重建迦太基的地形、建筑和宗教方面）的书因此受损。这种误判令人震惊。

把《萨朗波》和《包法利夫人》的第二章比较一下，看看叙事风格和语言的质地，会让人疑惑何以产生这种误判。细节上无法比较：一套细节是鲜活的、自然的，来自作家的头脑和记忆，另一套则来自书本或者——相当于书本的——为了看到其景观并体会氛围而做的旅行（他开始写这本书后去做的）。这两本书不一样，写作技巧也不一样。

《萨朗波》是做了很多研究后的成果，写得更为深思熟虑。《包法利夫人》的第二章更多具有本能性写作特点，以至于让人怀疑所有效果都是作家策划出来的。当然是这样，在第二本书中，尽管不容易，但也有可能看到这样做的作家。如果你慢慢阅读那些描述性段落（把这些段落从那本稍微有点松散的书里独立出来），读了不止一遍，如果你读得直到像作家那样熟悉这些段落，你就会开始对作家的辛苦以及他所关心的方面略有感觉，但是这时，你也会不安地对他的得意略有感觉。

野心会让一位作家在已往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不自信，他有可能做出误判。这种误判可能跟一些小的方面有关，例如作家不知不觉采用的一种风格、一种写作方法这些小的方面，有时更严重一点，即一本书的概念本身。作家越是感觉不自在，就越是努力，使出浑身解数来证明他的观点。看到他如此深受其累，你会抱以深切的同情。

古典著作中的视其一半

《萨朗波》中所犯的错误，在于拿像波利比奥斯那样一段古代文本——就其本身而言，写得既好又不拖泥带水——想着填补了中间的空白就完整了。波利比奥斯是个古代的人，他是为像他一样的人写作的，那些人对古代文明的方方面面都熟悉：战争的艺术，作战的工具，关于人际交往、服从、奴役和惩罚的观念，角斗场上的乐趣等。帮助波利比奥斯“填空”，把他没写的都添上，会破坏他的叙事艺术，曲解他的道德观，错失他的精华之处。要想用现代手法来描写那场雇佣军战争，就需要另外一种叙事，在那种叙事中，波利比奥斯也许是个重要的目击者，但我们也需要另外一种道德规范，在那种规范下，认可我们当代的感觉方式。

恺撒的文字出名地简洁，但是在他关于征服高卢的逐年记录的报告中，我们并不是始终都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他是写给像他一样的人看的，那些人应该知道古代的战事（很多都是白刃战），不会想看到把一切都展开说（现代的学生则不一样，他们在学习拉丁文的头一年里，必须学习关于战争的精简了的词汇，但是并不完全理解这些词汇可能蕴含的意义）。

一开始，恺撒的语气正式。他写得从容不迫，写到高卢部落的宗教、行为及社会组织时，有点入迷的感觉，他就像是一个人专心为了文字漂亮来写历史，但是后来随着战争发展，他变得粗暴，我们也了解到更多。第二年，在攻下阿杜亚都契城堡后，他决定通过拍卖把全体居民卖掉。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全买下了，恺撒后来听说所卖的人口达五万三千人。那个买了这么多人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恺撒眼里是个异数，恺撒以他干巴巴的方式，用一句话就记录了这件事。

我们不知道阿杜亚都契拍卖发生于何地，是在被征服的城市吗？潜在的买主都会被叫到恺撒的军营吗？（他们不可能离得很远）在别人都退出后，跟实力强的买主——某个人或者联合起来的几个人（恺撒显然认识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跟恺撒结账，带走货物——有没有达成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对他的战事中的商业安排一面，恺撒没有告诉我们更多，不过那些安排应该是复杂的。恺撒在高卢大赚了一笔，他商业方面的安排会改变我们对行军中的恺撒的印象。

商人如此迅速、如此强势就赶到了被击败的阿杜亚都契，他们应该是“equites”——罗马骑士，不是贵族，不是元老院议员，而是图利之人，几乎是一个阶层，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到了这里，在罗马帝国的势力扩张中大发横财。他们应该有办法控制那一批几万人的战俘，在危险四伏的地区把他们从一处露营地迁往另一处，看守他们，给他们吃喝，然后押送他们徒步回到罗马或者要把他们卖掉的地方。他们会像另外一支部队。能够从恺撒的角度看看事情的这一方面会挺好的，能够凑齐全景，我们的现代敏感性要求这样。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被告知，只有恺撒光秃秃的那一句，只提到数字方面。

后来的章节中，关于别的战役，全景凑齐了。我们听说在一次激烈的战事中，商人们就在罗马的防御工事脚下安营扎寨；我们也听说有个“eques”——由恺撒任命为军需官的一位骑士；我们又得知“equites”定居在高卢城市，这样他们就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去恺撒的军营。

罗马帝国时的读者——有好多人一度也在军队中待过——阅读恺撒不加修饰的叙事时，不会感到困难，他们会觉得这样就够完整了，他们知道怎样去读那些简略的文字。公元前五十三年，在扑灭了又一次形势危险的造反后，恺撒命令把煽动者阿克果“以古老的罗马方式”处死。他没有再说什么，你要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的礼貌用词会让你往恐怖的方向联想。

《高卢战记》的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中，古老的罗马处决方式写清楚了。有意思的是，这一章不是由恺撒执笔（罗马的形势变得太紧张），而是由他的同僚伊尔久斯所写，就由伊尔久斯来明明白白地描述处决古德鲁亚都斯（还是一个“好战分子”，煽动叛乱者）一事，处决由恺撒下令。那人已经吓得神智失常，他曾经逃匿，他的部落中无人知道他的下落，恺撒命令找到他，交出来，结果那人还是被找到了。他被带到恺撒跟前时，士兵们围了一圈，他们认为古德鲁亚都斯应该对他们最近的受罪及损失负责，尽管他们也知道恺撒不喜欢酷刑，但他们还是想要处死古德鲁亚都斯，而且显然是以古老的罗马方式。“于是，”伊尔久斯用一句话写道，“他被鞭打至死，头被砍掉。”那就是古老的罗马方式。这对军团来说是小菜一碟。

古代的战争是骇人的。在写到高卢地区的一场胜仗即将结束时，恺撒这样写他的手下：“他们杀人，一直杀到他们的右臂感到累。”这样精确至右臂，提供了一个画面，讲述的是一个完整而可怕的故事。也许是因为总体上的可怕特点，关于战争的拉丁文词汇——由一个特别好战的民族所创——奇怪地具有抽象特点。词汇具有降低士气的作用，也许在军人眼里也是如此。通过其精简形式和包含了比我们知道或者希望说出的更多内容，关于战争的词汇似乎与其意义分开了。

甚至像“搜寻粮草”这一概念——学生们很快就会遇到这个词——只能不求甚解地记住，我们不是很清楚其意思。读到《高卢战记》的罗马帝国时期的读者知道的会更多，他们知道要搜寻的是什么，他们也会知道搜集粮草的仪式和规定，知道军团是带着他们的仆役上路的，通常是这些仆役（至少曾有一次被敌人误以为是军团）受命出营搜集粮草，就算他们被杀死或者——就像有一次在高卢时——被抓到、折磨、用铁链拴住并饿死，也根本算不了什么大损失。

维尔毕琴纳斯部族与厄尔维几人有联系，这一部族的六千人在逃往莱茵河的路上穿过某些部落的领地时，被那些部落擒获，恺撒命令把这些人带到他面前并处死，古罗马的读者在脑子里，会清清楚楚知道军营里的做法。六千人同时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被处死，而且不是在战事正炽时，哭声和呻吟声会持续很久，地上会因为鲜血而变得热气腾腾。但是在恺撒抽象的半句陈述中，看不到鲜血：“他们被处死。”——这是学生们一早就会学到的句型之一，罗马帝国时期的读者会自己加上鲜血。

随着对恺撒而言罗马那里的情况越来越复杂，盟友变得没那么可靠，而且在应该已经将高卢地区绥靖——如他一直给元老院的信中所称——之后，那里却显得造反不断时，在恺撒的手段和作品中，有些地方显示出他变得越来越冷酷。战争中金钱的一面也变得更清楚了。抓了更多战俘（也要处理），士兵们也得到自己的一份，阿来西亚破围之后，每个士兵分到战俘一名。但是在阿凡历古姆破围之后，各军团因为对他们所挨过的极为愤怒，他们宁愿杀掉俘虏。这意味着每人都损失了一笔钱，但是恺撒却对此表示欣赏，他写道：“我们的士兵没有一个想着抓俘虏来挣钱。”那天过后，四万人口中，只有八百人逃生。军团战士得用短剑和强壮的右臂辛苦一番了。

公元前五十五年那一年，日耳曼人越过莱茵河袭击，恺撒将其击退，（为了让本地人见识一下）他在河上架了一座桥然后又拆掉，他还对不列颠做了一次侦察性质的远征。在恺撒应接不暇的这一年里，他的前盟友，后来与他为敌的庞贝，在罗马为他的剧场举行开业典礼，那是市内的第一座石头建筑剧场。这两位杰出的罗马将军赚到了钱，庞贝在罗马帝国东部，恺撒则是在高卢。

庞贝花钱并非到剧场建好为止，他还希望以猎杀动物表演为他的剧场举行开业典礼，为期五天，每天两场，那样会花费很多钱：从罗马帝国各地集合动物及饲养者，将其运到罗马，给动物喂吃喂喝，让它们保持健康，直到表演那天。届时，它们被带到角斗场上，来面对那些人手持的长矛，尽管那些人中也许有一两个会被咬死，但还是会把它们杀死。这些动物已经被关了好多周，到了角斗场上，在看到自己被长矛围住时，应该知道自己会死。它们会被激怒，会扑向长矛，罗马的观众去看的就是这一刻。

演说家兼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五天都去看了“比赛”，他在给庞贝城的一位文友都写到了。这位朋友当时患病，对错过盛事而感到遗憾，西塞罗致函安慰。尽管西塞罗觉得这样做不对，但他还是忍不住对他的盟友庞贝费了那么多心思，并且花了自己那么多新获财富来操办这场盛大表演而表示赞赏。事实上，罗马从来不曾见过有什么能跟庞贝所办的比赛相提并论。西塞罗的信中，两次提到比赛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他知道对他来说，按说要稍微多表现点什么，作为一个“文化人”，他对这种血腥的表演——其中人和动物都会死——装出一种见过世面后的厌倦。他说，看到一头有力的野兽咬死一个弱小的人有何赏心悦目之处？看到一头漂亮的动物被人用粗大的长矛刺穿又有何赏心悦目之处？也许就像人们所说的，还有点看头，但是他在庞贝城的朋友反正以前都看到过，而在西塞罗自己眼里，根本没什么新鲜。

但他还是五天都去了，也许（不顾还有一桩案子）一天还去了两趟。最后一天有大象出场，这是个大日子，此时的西塞罗写得奇怪：“民众及观众”很受震撼，但是剧场里在感情方面更突出的，是强有力的大象和人们之间有了种亲和力。

西塞罗想说或者不想说的是什么？洛布译本中有一个注解，让我们知道了老者普林尼这个名字，他在《博物志》中提到庞贝举办的比赛中有二十头大象，被刺死时，它们的叫声让罗马观众感到不安，他们站起来咒骂庞贝。普林尼死于公元七十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所以他不可能目睹了公元前五十五年庞贝组织的比赛，他也许只是记下了比赛的有关事情，那可能已经成为民间记忆，当时罗马角斗场的观众反常地反对流血。西塞罗本来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但他是庞贝的朋友，他不会想去贬低这次盛事。所以，就像在高卢的恺撒一样，他宁愿用言辞来掩盖他所看到的。他宁愿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办法，这让他在古代世界的残酷行为中，既看到又看不到。

此前五年，西塞罗曾因为著名演员伊索普斯的一个逃跑的奴隶而感到不安。伊索普斯是西塞罗的朋友，西塞罗跟他的兄长昆塔斯——罗马帝国亚洲地区的地方长官——提到了这个逃亡的奴隶。这个名叫里锡尼的奴隶和一个享乐主义者帕特罗在一起，在雅典那里作为自由人出现过，然后又去了亚洲。他似乎即将变成自由人，但是他过于自信了。他回到雅典，又跟另外一个享乐主义者普拉图在一起，没过多久，后者收到了伊索普斯的一封信，提到了他的逃亡奴隶。普拉图把两件事一合计，让人把可怜的里锡尼抓了起来。西塞罗不知道那个逃亡者关在牢里，还是关在一座私人磨坊里，他想让兄长查一查，并把那人押回罗马。伊索普斯对“他的奴隶触犯法律、大胆妄为感到难过”，想让那个人给押回来。“别去想那个家伙有什么价值，”西塞罗写道，“他根本没什么大价值，只是个小人物。”

奴隶在磨坊里磨谷物，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惩罚方式，在古代，磨坊会是种日常所见。《奥德赛》中有座磨坊，二世纪中阿普列尤斯创作的《变形记》中有座磨坊，《萨朗波》中也有座磨坊，全是可怕的地方。福楼拜笔下的磨坊里（在阿米尔卡的庄园里），奴隶们戴了嘴套，好让他们在磨粉时无法偷吃，这是十足的福楼拜，为了残酷而残酷。最真实的描写，读来似乎取自生活的，来自阿普列尤斯笔下。那些牲畜的状况极为糟糕，驴子的蹄子长得过大，让它们苦上加苦；奴隶都是不复人形的矮个子，他们的眼睑因为烤炉的烟雾而快要粘到一块儿，额头烙着字母，头发被剃光一半，腿上有铁镣，浑身上下伤痕累累。他们身上沾着脏面粉，就像竞技场上身上满是灰尘的运动员一样（这个细节让竞技场生动起来）。

西塞罗竟会考虑起一个人——此人受过良好教育，有社交才能，最近表现得像是个自由人，却要面对那种无助的情形——这不同一般。但是在西塞罗——对待奴隶，他像律师一样，本能地毫不心软；他作为政治家，也希望在一个动荡的共和国内维持社会秩序——眼里，奴隶里锡尼跑掉完全是胆大妄为的犯罪行为，万万不能接受。

他用一个段落写了这件事，然后继续报告公元前六十年的罗马帝国政坛消息：“现在让我跟你说说你最想知道的。我们完全失去了宪法……”

如果我们必须给文学中的现代敏感性下一个定义，我想我们可以说在衡量世界时，调动所有知觉，而且是在理性框架内这样做。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纪》在很多方面都有局限，然而在其局限中，它简单的风景描写和更为简单的宗教理论、对世俗仪式的赞美、对于历史的朴素概念，似乎把我们直接带入官方的罗马帝国世界观。不过也有可能在这首诗里，维吉尔有意克制自己，可能他还另外拥有一种更个人化的观察及感觉的方式——奇怪地具有现代特点的方式——在正式的、与帝国有关的作品中，是不能使用那种方式的。

在两卷本洛布版维吉尔诗作的最后，编辑收入八首短一点的诗，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维吉尔所作，其中一首是《莫特姆》，长度为一百二十四行，占了洛布版五页篇幅，这是一首精彩绝伦的诗。编辑称这首诗为牧歌，这意味着具有乡村或者田园的场景，但是它跟我所知道的牧歌完全不同。据编辑所言，这首诗源自一首希腊诗，而且是对已经流传一个世纪的一首拉丁诗作的再加工；这首诗中有六十九个非维吉尔时代的单词，而且也有过多现实主义特色，不可能由维吉尔所作。但是在维吉尔关于农业和乡村生活的《农事诗》中，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段落，似乎得自长期观察；维吉尔应该知道这种现实主义写法在《埃涅阿斯纪》的正式叙事和人造风景中行不通。但是，《莫特姆》作者为谁的问题并非很重要，在此要说的，是维吉尔应该知道《莫特姆》的风格，应该是他也可以采用的一种风格。

这首诗中完全没有超自然手法，马上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一开始，是某个冬日黎明时分鸡叫了，西米卢斯——他是个小土地所有者——听到了，他躺在简陋的地铺上，在黑暗中醒来，马上开始操心当天上午晚一点吃什么。

他伸手向火灶摸去，头天夜里生火留下的一块余烬灼疼了他。他就起身，拿过油灯，用一根针拨了灯芯，然后把油灯歪着靠近尚未熄灭的煤块，他吹了又吹，好让灯芯点着，的确着了，但是不容易。他用手遮着火苗，好不让过堂风吹熄，然后用钥匙打开储藏室的门。地上有堆麦粒，他用量器盛了所需的量，把这时已经不容易被吹熄的油灯（他以为的）放在一块小搁板上，这个小搁板贴着墙，就是这个用处。他穿上羊皮袄，开始使用小石磨，左手把麦料从上面往下倒，右手推磨，磨碎了的粮食就掉到下面的磨盘上。磨盘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开始唱起一首乡间的歌曲，然后时不时地，他喊叫斯凯贝尔。

他只有这一个帮手，也许是个奴隶，不过诗中没说。她是个非洲黑人——据我所知，是拉丁语文学中唯一的黑人——也许因为她不寻常，就对她（不像对西米卢斯）做了详细描写：头发卷曲，厚嘴唇，黑皮肤，胸部宽阔，乳房下垂，腹部平坦，腿细，脚又宽又平。她的鞋子烂了好几个地方。

西米卢斯让他往火上多加些柴火，烧点热水。（至此，早上的例行方面都得以具体解释：前一天晚上的火快熄了，放油灯的小搁板，储藏室里放粮食的地方，小石磨等。但是还有些方面没说：我们不知道从哪儿打水，存于何处，我们也不知道斯凯贝尔睡在哪儿。）

西米卢斯磨完后，把磨碎的粮食放在一面筛子上筛，麦糠留在筛子里，纯面粉漏下去。他把面粉铺在一张平桌子上，把斯凯贝尔烧好的热水浇在上面，又把加水的面粉又捶又揉，直到面粉变硬，他还不时往上面撒盐。这时，他用手掌把和好的面团拍平，弄成圆形，在平分成四份的地方做好标记。这段时间，斯凯贝尔已经在炉子里腾了地方，那天上午要吃的扁面包放到那里，上面盖上瓦片和火，也就是说，用火烤。

（我不懂希腊语，我上学时没教，如果不是罗宾·莱恩·福克斯[11]写信给我，我就不会知道在希腊语中，斯凯贝尔是粪便或垃圾的意思。所以这个可怜的非洲女人的名字来自按说是她干活的地方，她成了“大粪小姐”：一首美丽的田园诗中竟有这种侮辱人之事，可怕。）

西米卢斯家里佐食面包的东西几乎没有。炉子上方，没有从屋顶吊下来的腌猪肉干，只有用茴香枝编的篮子里盛的圆形干酪。不过外面有个种着调味植物的小菜园，需要时，就从附近小河里提水来浇，还有柳树及芦苇来遮护。下雨和放假时，他就伺弄这片菜地，他会种菜，种卷心菜、甜菜、酢浆草、锦葵、韭菜和莴苣，足够办一场大型宴会之用，另外还有萝卜及葫芦。不是全自己吃。每隔九天，他就收割一捆菜拿到镇上卖。他回来时，脖子和肩膀上轻松了，口袋却沉了；他不用花钱购买城市里的东西。为了止饿，他吃红葱头、细香葱、让他脸通红的味道很冲的旱金莲、菊苣，另外还有壮阳效果的羽衣甘蓝。

西米卢斯这时到了外面，他把手指插进土里，拔出了四颗或者四瓣大蒜，另外还拔了些香芹、芸香和芫荽。回到小屋后，他坐在舒服的炉火旁，大声叫女仆给他拿个研钵来。他把蒜皮剥掉，把蒜头和叶子都放进研钵，上面撒上盐，添一点因为加盐而变硬的干酪，再加上香芹、芸香和芫荽。他用杵棒先把香蒜捣碎，然后把这些东西全放在一起捣碎。各种东西渐渐不再有各自特殊的强度，颜色混合成一种颜色，不是绿的，也不是白的；然后他又加了几滴油和浓醋，搅一搅钵内，直到最后，他用两只手指在研钵里兜了一圈，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捏成一个团子，这就是“莫特姆”，他把“莫特姆”跟他的扁面包（斯凯贝尔已经把面包从炉子里拿出来）一起带到田里，作为那天的食物。

他这时不再害怕那天会饿肚子，他无忧无虑，裹上绑腿，戴上帽子，给他听话的小公牛硬是套上带皮边的牛轭，然后赶着牛去田里犁地。

这首诗中的具体细节——对一切都不视为想当然——让我们每时每刻都看到、触摸到而且感觉到，几乎是以一种宗教的方式来赞美这个实体的世界——点亮油灯（罗马式灯芯油灯，在罗马帝国的那几个世纪中全无改进），磨麦粒，揉面团——这些细节把一个小地产所有者的上午变成一种仪式。这种写作，两千年后会出现在托尔斯泰所写的短篇小说中，当时他为了阅读史诗，中年时学习了希腊文。但是古罗马时的品味倾向于玩弄辞藻，在这种写作风格中，会夸大平常事情。

诗歌的新风格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在维吉尔和别的诗人手里达到顶峰。令人诧异的是后来居然发展极少。拉丁诗歌（正确地说）在罗马帝国灭亡前就终止了。四世纪的诗人以写诗为游戏，他们能告诉我们的很少，就好像早期诗人把罗马所有的要事都写完了，没有给后来者留下类似的什么。

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观察的。我们很想知道罗马帝国后期的生活，很想让人领进像西米卢斯和斯凯贝尔那样的小屋里，但是这些诗人不帮我们了，我们对那些方面不得而知。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玩弄辞藻的文字以外，还有讽刺文学，但是就像其他种类的诗歌一样，讽刺文学也多少被早期的讽刺家定型了：可以带着色情，可以讽刺城市里的生活，要么可以抨击罗马帝国的财富所带来的世风日下。匪夷所思的是，三百年后，在罗马帝国即将覆灭时，士兵和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在写罗马城里的生活时，弹的也正是这个调子。阿米阿努斯目击了罗马帝国的阿德里安堡之败，这次败仗最终导致了蛮族的到来。但是他在写到罗马城时，似乎尽管有多次动乱、无休无止的流血事件、豪族的没落、独裁者、伊利里亚人皇帝[12]、罗马城全面改建，一切却都没有改变：旧的文学形式的观念如此之强，阿米阿努斯很高兴做了被认可的事。

据说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松[13]晚年时，在研究黑暗时代“形式的变形”、古典理想（或者在绘画或雕塑中将其体现的才能）的衰落以及其被拜占庭式棱角分明的特点或更糟糕的所取代一事。贝伦松在这方面的兴趣未有什么成果，据说这个题目太大，但是也有可能在考察坏的艺术和挑选恶劣的基调方面，工作重复得太厉害。写总体达到某个阶段好写，而论及个别的衰落则不好写。也许贝伦松能够提出这一话题就够了，它经常被忽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

类似的，也有人对同一时期文学上的失落产生了兴趣，研究流传下来的文本要容易一些。公元二世纪时，拉丁语散文体写作似乎有活力，而且在发展，能够处理常新的话题，但很快便走向枯竭。恺撒之后四百二十年，在阿米阿努斯笔下，也提到以“古老的罗马方式”处决人，跟此时已被神化的恺撒一样，这里也没有解释。世界前进得如此之少，就像开始时一样，依然需要用言辞来掩盖事实。在四百年的时间里，语言并未揭示多少新事物。在罗马帝国世界的残酷性和此时可怕的不确定中——阿米阿努斯经常使用“疯狂”这个词，不只用于野兽，而且用在人身上——在这个失衡的世界上，人们比以前更需要古典作品中的视其一半看法，即视而不见的能力。

[1]这一说法来自基督教，指一个人在进入天堂时，要把所有尘世的悲伤留在此地。

[2]以前牛的阴茎可以用作马鞭。

[3]原在非洲北部，今在突尼斯的奴隶制城邦，腓尼基人所建，公元146年被罗马帝国所灭。

[4]利古里亚人，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东南部的古民族；卢西塔尼亚人，即古葡萄牙人；巴莱亚尔，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属岛。本段译文、注解以及后面的引文均来自郑永慧先生所译《萨朗波》（重庆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稍有改动。

[5]康塔布尔人，即古西班牙人；卡里，小亚细亚爱琴海岸的一个古国；卡帕多细亚，小亚细亚的一个古国；吕底亚，古代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奴隶制国家。

[6]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土著或居民。

[7]在西班牙东部。

[8]希腊东部一地区。

[9]赖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作家，创作过一些浪漫的探险小说。

[10]约翰·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苏格兰作家，创作过一些惊险小说。

[11]罗宾·莱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1946－），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

[12]公元268年至282年罗马帝国有多位皇帝来自伊利里亚，即巴尔干半岛北部。

[13]伯纳德·贝伦松（Bernard Berenson，1865－1959），立陶宛裔美国艺术批评家和历史学家。

五　再说印度：圣雄及以后

让我们回到印度，回到坎普尔市，回到印度国大党一九二五年的大会。会场的帐篷很大，超过一百码长、六十码宽，里面有七八千人坐在地席上。在远远的一头，是垫高的讲台，留给发言者和贵宾，他们也坐在地席上。

时年五十六岁的圣雄也在场，他装束奇怪：束得紧紧的腰布，样子像尿布，裹住了他的腰和大腿，肩上披了条围巾（是对坎普尔冬天的妥协）。当时才三十一岁的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也在讲台上就座（有次开会在地上坐了六个小时后“筋疲力竭”），他见证了此次盛会。他提到了腰布和围巾，但是未做评论。他似乎不加怀疑地相信，一位印度圣者在穿着上就应该如此衣不蔽体。他不知道（他好像只是后来才开始读甘地的自传）穿着上过度的简化是甘地自己的主意，在很多印度人眼里，一开始也会显得奇怪，也许甚至稀奇古怪，他们会指望自己的政治家在穿着上更正式一点。

他在南非时，在成为圣雄前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穿着。在南非，一开始，一八九几年时，在跟让他去南非的印度商人和欧洲裔官员打交道时，他很讲究自己作为律师的尊严（是他在伦敦所受教育的影响）。这时，他觉得应该少像律师一点，更像印度劳工一点，当时他已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他为自己琢磨出的装束是衬衫（也许是件长衬衫）、腰布、棉布斗篷、头巾（也可以当作干得快的毛巾用），全是印度生产的廉价棉布，但是等他去了印度，开始在人满为患的印度火车上乘三等车厢旅行时，他开始觉得自己多件套的装束太讲究了，也麻烦，就放弃了头巾和斗篷，可以说，这人显得愣头愣脑，赫胥黎不了解那段历史，不会产生怀疑，赫胥黎眼里的甘地形象统一，是个隐士彼得[1]式的角色。

事实上，甘地身上根本不统一，而全是他从这儿那儿吸收的零碎：他母亲对于禁食及苦行的热爱，英国普通法，拉斯金对于劳作的观念，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式宗教之梦（托尔斯泰有二十五个儿女，有十二个为女农奴所生），曼彻斯特的不吃早餐协会。他坚定从事的政治事业——在南非和印度——给所有这些冲动以外表上的统一，但是真实的统一根本不存在；那些零碎方面未能浑然一体，没有哪方面不可或缺。简单生活对南非的印度人没有用，托尔斯泰农场上的学校也是，在那里，甘地扮演了斯奎尔斯先生[2]的角色，人人都得从事园艺，结果主要的艰苦工作都由小孩子们做，伐木，挖地，运送，他们不喜欢，“当然有一些，有时候是全体，都会装病、躲避劳动”。等到甘地离开南非回到印度时，农场和学校又怎么样？甘地所做的小一点的、如今已被遗忘的实验——涉及他人的劳动——都是像这样，没有考虑周全，目标未实现，半途而废，对任何事业都没有起到作用，对于这个有名的人有好处，而对出于各种原因前来（或者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帮忙的那些人没好处。

（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极有可能——甘地在一九一五年回到印度时，未能把自己嫁接到印度的政治场景上，他那身著名的装束又会怎么样？作为一个寂寂无名的人，他会不会仅仅出于固执而坚持打扫厕所？坚持多久？）

奥尔德斯·赫胥黎并未看出他思想上的混乱，但的确存在。撇开他的政治事业，你会看出所有那些互不关联的冲动。要想进入甘地一八八八年去英国时文化方面空荡荡的思想并不容易。他当时有着最基本的概念，乡下的概念，关于印度的宗教和史诗，但是他不了解印度历史，就连学校里教的版本也不知道；他不懂地理，脑子里几乎没有一幅世界地图。他不知道书本和现代戏剧，对新闻及报纸几乎没有概念。繁忙而现代化的伦敦应该会对他产生极大冲击。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立足，肯定觉得自己即将溺毙。他上的几节跳舞课、小提琴课和他在雄辩方面极为糟糕的前景，肯定比他所说的更让他感到沮丧。他看到他在文化上有多么跟不上趟，才会有点类似孤注一掷，让自己沉浸在法律学习的抽象概念中，填鸭式地一路从英国普通法学习到拉丁文的罗马法。

几年后的南非向他展示了他对其几乎完全不明白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极具敌意，甚至处处都让他有人身危险。那种冲击、那种创伤，都会比伦敦带给他的冲击大好多倍。他这时掌握了法律，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但是他需要的更多，所以他抓紧了他能从欧洲裔好心人和进入他的轨道的人那里得到的所有安慰，没过多久，他就有了很多小打小闹的事业。

这些事业掩盖了他的创伤和他的稚嫩，事业与印度人有关，吸引了各式各样的很多人，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事业。（但托尔斯泰——尽管他是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觉得甘地的印度民族主义“破坏了一切”。）所以甘地的很多事业让他显得比真实的他更具普遍性特点。他生逢其时，世界上奇怪地有空白之处，有了让他发展的空间；一九〇九年时，他不会因为他的第一本书《印度自治》中的废话和反现代的简化而受到非难。印度那里的人不会读这本书，甚至学者也不读（至今不曾读过），但是这本书的书名会被当成独立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书本身也被推崇为圣物。再过二十五年，在俄国革命后，希特勒上台后，全世界都在等待一场战争之时，甘地的步履也许会更艰难。

而大约四十年后，当主要的事业已经胜利，印度独立之后，那些“外围”事业让人们难以了解何为甘地主义。是腰布、纺车、手织布、梭罗、拉斯金（《瓦尔登湖》、《命运之钥》对印度人又有何用？）、禁欲、素食主义、基督教赞美诗、不喝牛奶、打扫厕所吗？没有人有可能当上一个彻底的甘地主义者，没有人能再次走上那种开拓者的路程，人们必须从菜单上挑选一两样他们喜欢的。他们主要挑选了手织布，那最容易，也最时髦。

没几年前，有位印度国会女议员关注印度人残忍对待牲畜一事（就像甘地，不过只是碰巧），她说人们应该停止喝牛奶，为了让奶牛产奶，奶牛受到了残酷虐待。报纸上嘲笑这位国会女议员，还刊登漫画。但是她所说的，只不过是甘地七十年前就说过的。甘地喝羊奶，这一点广为人知，但人们不知道或者说过便忘的，是甘地为什么不喝牛奶。甘地也说过农民残酷对待阉牛的事，但是同样，这件事也没有一个印度人记得。

奥尔德斯·赫胥黎一九二五年在坎普尔的讲台上看到的圣者般衣不蔽体的人，并非如他所以为，是印度土生土长的，一九二五年的甘地身上最好的一部分事实上是在伦敦和南非造就的。再过仅仅二十五年，他就会落伍，他思想中各种各样的碎片就不可找回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有个愚蠢的人维诺巴·巴韦想走甘地的老路。他在甘地的静修地接受过教育，那些地方在思想上的懈怠软化了他的脑子，并进入了也许可以称之为他的灵魂的地方。他在厨房干活，打扫厕所，然后在纺车前一纺就是很久，以致甘地留意到而并担心起他来。甘地觉得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的维诺巴应该去别的地方学习，要不然，他会在静修地病倒在纺车前。维诺巴去了圣城巴纳巴斯，虔信他的人认为他在那里获得了瑜伽的神奇力量。

他过了很久的寄生生活，远离世界，以至于变得可以说缺乏人性。他以为甘地也是如此，却根本没办法知道甘地曾是个充满欲望的人，他的禁欲执行起来并不容易。甘地去世后，维诺巴有一天在静修地无所事事，想到（要么是他和他的崇拜者硬说是这样）他应该接过那位伟人的衣钵。衣服方面——他可以那样做；纺车——他能做的不只纺线，他在大师的眼前练习过，那样会帮助他打发时间。还有静修地的日常事务，甚至可以打扫一下（但不要太多）厕所——他的天性如此。至此，都容易做到。

但是就连维诺巴也能看出，自己只不过是个待在静修地的人，躲起来的，而甘地一直是位公共人物，一位全国性的人物，在能够做出简单却重要的政治姿态（例如纺线本身）方面是位大师，能够唤起国人。这时，在挖空心思考虑了一些他有可能采取的重要政治姿态后，维诺巴想起甘地进行过几次重要的步行。一九四六年，独立前夕发生社会骚乱时，已经七十六岁的甘地在孟加拉邦[3]进行过一次步行。那次步行并不成功，事实上充满了悲伤。但是十五年前，有过一次惊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步行，两百英里，从艾哈迈达巴德的静修地走到海边。当时独立运动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甘地在他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静修地苦苦思索很久（但不是无所事事），思考怎样才能让独立运动重振声势。他想到了这个办法：在全球新闻界注视下，一程程地走到大海，最后象征性地制盐，事实上只是挑战盐法（盐业由政府专营），但同时又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态，再次把整个国家鼓动起来。

维诺巴应该未能领会制盐长征的所有象征意义，他应该只是知道圣雄走到海边制了一点盐。他想到自己作为圣雄的接任者，也应该走一下，要么走很多。因为他不会制盐，他选择的事业是土地改革。事实上无此需要，因为独立印度的政府已经决定把土地所有权限制为每人几英亩。维诺巴的想法是他应该跟他的一群人在贫穷的农村一带步行。印度是圣雄的国度，维诺巴觉得拥有土地的人因为他的步行活动和围绕着这件事的宗教狂热而感动，会把自己拥有的拿出来一点。

但是土地不可能这样说给就给，它不像一杯大米、麦子或者面粉，可以倒进托钵僧的袋子。赠予土地需要地契、测量员和律师，维诺巴未能考虑到这一点。他不是甘地，他没有法律组织可以处理自己步行活动中的这一方面，他旁边只有一群虔诚的乌合之众跟着这位圣者讨功劳。结果在他走过一个地区所造成的狂喜状态结束后，尽管有过一些承诺要给无地者很多土地，但是随着队伍再往前走，血又冷下来后，还是一事无成。

据一位思想单纯的意大利牧师所言——他想在印度寻找启示，跟维诺巴一起步行过——步行活动和露营地里混乱不堪。跟他本来以为会看到的不太一样，不是身穿白衣的人们在游行，没有古典式装饰，不是在伟人身后恭恭敬敬地隔着一段距离肃穆而无声地走，紧跟在维诺巴身后的，是一群喧闹而粗俗的乌合之众，那位意大利人需要调动自己最深层的克制力，最后他想到在那些跟着维诺巴跑的乡下人身上，有种“放屁一般的无辜特点”。晚上的露营地里，同时有很多人扯着嗓子交谈，很多人放屁、打嗝，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时代周刊》被打动了，把维诺巴放上了杂志封面（“我用爱来抢劫你。”）

大家对甘地的这位接班人如此热心，以至于有人宣布要为此运动创办一所大学，钱也募集了。过了一段时间，关于这所大学，人们开始提一些问题。开什么课程？由谁来教？校园在哪儿？这些问题提到维诺巴面前时，他感觉有哪儿不对劲，感到他的名气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只是夸夸其谈：“地方已经在那儿，我已经挖了一口井，过路的人可以打一桶水喝个够。”人们要他说话别这么神秘或者带着诗意，他会再说一遍已经说过的，向他提问的人也知道了，这位从静修地走来的人根本不是甘地，在他自己的运动中完全是懵懵懂懂，他们便把他撇在一旁。

维诺巴的土地赠予计划引起的兴奋过了一段时间才消退，但是一种失望情绪冒了出来，即在独立后不久，印度却出不了第二位圣雄。未去探究第一位圣雄的起源及其事业的人，把这看作是这个国家衰退的象征。在印度，这点经常被误以为是有思想：“我还可以，只是这个国家糟透了。”

幸好，维诺巴后来还有了一份事业，不是作为改革者，不是作为智者，而是作为可以说一个神圣的笨蛋，是最高层的政治家想与之合影、想得到其祝福的人。

时不时，印度的新闻界仍会呼唤当代甘地，对“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竟会这样销声匿迹感到遗憾。未说出来的感觉，是甘地是印度土生土长的，他之后的人们在现成的智慧面前却掉头不顾。很少有人理解甘地之所以成为甘地，是因为他在伦敦三年时文化上的不足，然后是他在南非斗争的二十年，那些非同一般的条件无法再造。印度人对甘地漫长的二十年几乎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理解。他们觉得作为印度人，他们拥有甘地，他们不用去研究他，他就在他们心里，他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甘地本人从未明确承认在伦敦和南非时，他是在跟另外一种文明打交道。伦敦只是个生活费用高昂的大城市，那里的院校历史悠久，名气已确立，他去那里学习法律，希望在印度执业，他在那里难以找到素食；而南非是个有恶法的地方。早期从日本、中国和伊朗去欧洲的旅行者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自己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文明。甘地来自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他懂英语，知道英国风格的法院和大学，也在印度见过英国建筑，他在英国和南非都不会感觉完全像个陌生人。这种半生半熟的感觉导致进一步的困惑，甘地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安于圣雄身份，不再为此担心。几乎所有印度人都依然生活在这种未经承认的困惑中。

这也让《一个无名印度人的自传》中的尼拉德·乔杜里的雄心壮志更加不同寻常。他所写的，主要是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一〇年英国统治带到孟加拉邦的文明。乔杜里一八九七年出生于一个受过教育的孟加拉邦家庭，其家庭也是那种文明的一部分。他在工作生涯中，从未做出过什么出色的成绩，他不是专业人士，他少年时梦想过的学术生涯也从未实现。他在印度一九四七年独立前夕写这本书，一九五一年由老牌出版社麦克米兰公司在英国出版，这家公司在一八七几年时，就开始为印度出版课本。

这本书有一段令人吃惊却又合适的献词：“献给关于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回忆，大英帝国让我们有了子民身份，却未授予我们公民权，但对此，我们每个人都发出挑战：‘Civis Britannicus sum’[4]，因为我们身上所有良好和鲜活的方面，都是由同样的英国统治所造就、塑造和激励的。”这段献词用的是小号的大写字母，在那一页占了十二行，像是一块维多利亚时代的墓碑或者纪念铭牌，它确保出版后，人们会注意到这本书。我记得在《观察家报》上读到过哈罗德·尼科尔森[5]的一篇赞赏性的书评。但是在四平八稳的开头之后，乔杜里又受前已有过的印度人的文化困惑所影响，这种困惑由英国统治造成，这本书结尾结得很荒唐，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一开始，他的书采用了民族志学研究的形式和中立的口吻。乔杜里来自东孟加拉邦（现为孟加拉国），开头几章是关于位于水乡的三个村子，他跟这些村子联系紧密：他父亲的村子，他母亲的村子和他祖先所居的村子（那个村子里，每个人跟他都是亲戚）。那种民族志学的口吻可能是从法语的什么学来的，适合乔杜里，他在那种写作模式下写得最出色。这种写作模式没有改变这本书的自传性质，却控制了有可能变得过于个人化和松散的方面，而且跟他个性中爱辩论和很爱虚张声势的方面拉开了距离。在一事无成地过了一生后，他很容易暴露出那种性格：想要展示自己的知识，跟世界算账。

他第一次看到英国人时，年龄还很小。他和他的哥哥（当时正在学习英语字母）被打发去市场上买香蕉。他们在回家路上看到一个英国人，也许是学校的督学斯坦普尔顿先生。他哥哥冲到沟里躲了起来，以保护他的香蕉（据说英国人特别喜欢这种水果），他也照他哥哥的样子做。几年后，乔杜里九岁时，见到了他所见过的第二位英国人：区专员内森先生，他来本地学校发奖，跟他太太一起，那些学生忘不掉他太太的蓝眼睛、淡黄色头发、裙子、帽子和高跟鞋。再往后，乔杜里见过一个英国婴儿，长得像个玩具娃娃，让他心醉神迷。

他讲述这些故事，来说明他对英国文明的崇拜跟他对英国人的认识是脱离的，在他眼里，这种脱离根本没什么奇怪。他对那种文明的崇拜贯穿了他的中学时期。他在叙事中不经意透露的细节，说明了英国赋予的那种教育系统非常有效。例如，曾经有一位和蔼的督学到了乔杜里那个偏远的村子或者小镇上，给一个得奖的孩子（他展示了一张他画的老虎）发钱买颜料盒，只有很喜欢这个孩子的近亲才会那么做。

乔杜里后来顺利进入加尔各答大学，那里有几位优秀的客座讲师（T.R.格洛弗，拉姆齐·缪尔，迈克尔·萨德雷尔）来自英国，他们的口音让乔杜里难以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他喜欢研究这些学者的脸庞。有一段以崇拜的口吻（就像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有可能这样来描写亚历山大图书馆）对加尔各答的皇家图书馆做了不同寻常的描写，在阅览室，单是书目索引就有四千卷，图书馆总共藏书二十五万册。柯曾总督在简陋许多的加尔各答图书馆基础上修建了这座图书馆，他还从自己的收藏中捐献了品相很好的对开本和四开本书籍。他从大英博物馆请来一位专家督建图书馆扩建工程。加尔各答也是宏伟的印度博物馆所在地。（我在二〇〇二年底去那里时，展室关闭了，要么是没开放，空调也关掉了。加尔各答和西孟加拉邦多年来一直在共产党控制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南边很远的马德拉斯博物馆一团糟，很多地方就是布满灰尘的雕刻品的藏尸所。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叶的孟加拉邦文艺复兴不可避免导向的，就是在此阶段，新教育结果进退两难。）

乔杜里变得阅读量惊人。对于与他自己的根分离，他从未有过任何抱怨（就像后来——我觉得范围很广——例如西印度群岛那里的人们所抱怨的）。对于印度英式教育的一种批评，是说它仅仅制造办公室职员和官员。（奥尔德斯·赫胥黎也有应和，在《善谑的彼拉多》中，他说得更有意思，说还没有哪个行业可以吸收每年离校的多少多少万毕业生。）乔杜里另有看法，他说那些只想成为公司职员和官员的人，完全可以做到“很是机械性地”在制度中混一辈子，而别的少数人，“学会了斯文的人”，看到了制度中的“新的人文动机力量”，发现他们所受的教育可以引领他们通向更高层次的文明。

乔杜里应该会说他接受的英式教育是他所受教育的一部分，而这种教育是新的孟加拉邦文明的一部分，在这种文明中，他觉得自己扎了根。印度教经过改革，外在方面带上了基督教色彩，不断讨论行为的问题。道德的话题也始终存在，结果，在所有这些力量的作用下，孟加拉邦拥有了一种有生命的文字文化的全部因素，这里有作家、杂志，这些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是重要的。像这种情况，在印度独有此处。

在乔杜里身上，他应该对自己是来自另外一个更为原始的世界有所感觉。在他的村子里（在孟拉加邦及印度别的地方也是），会庆祝杜加女神节，祈祷和礼拜持续五天，最后是可怕的献祭，祭物为几头山羊和一头水牛。乔杜里以热情的笔触描写了这种献祭，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小时候在村子里看到的礼拜仪式正是这样。那头咩咩叫的可怜的山羊被固定在一座台钳上，一个用人用力扯它的前腿，另外一个用力扯它的后腿，好让这头小牲畜身体绷紧，然后刀从脖子地方砍下去。头砍掉了，血喷涌而出，负责用刀砍的司祭马上把羊头带血放在一个大盘子上，供奉在杜加女神前。

杀牛的场面更为混乱。那头水牛给洗过，戴上花环，三四个用人很快把它绑紧，这头牲口的脖子上抹过融化的黄油，好让皮肤软化，以便下刀子。这次动弯刀的不是司祭，而是一个更强壮的人，因为如果弯刀卡在这头牲口的脖子里，厄运就会降临这一家。刀子一捅，家里的每个人——用人，孩子，亲戚，来客——每个人都冲向那头被捅了刀子、正在痛苦地垂死挣扎的牲口，往自己和别人的脸上抹血，把血和院子里的泥巴混合起来，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里，互相扔掺了血的泥巴团、泥巴球。

那天晚上——在这次吓人的高潮性事件过去之后，在乔杜里所称的上午家里每个人的“警觉”阶段之后——气氛轻松，笑声连连，音乐不断。经典文学中有很多以动物献祭的事，但很少像这样细细道来。但几乎肯定就是理应如此：紧张，接着是狂欢，接着放松，心满意足。

令人震惊的是，乔杜里的身上居然可以轻松地包容这么多世界，不过后来就不再轻松。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性特点，由于运动带来的新眼光，所有原来平衡保持得不错的散落下来。叙述他在安宁的、金色的孟加拉邦度过的金色童年时，乔杜里笔下根本与政治无涉。然后在这本书很靠后的地方，乔杜里说英国人在加尔各答有自己的地方，那里的街道比印度人居住的街道铺得更漂亮，伊甸园板球场上有些地方印度人不得进入。当印度人（包括乔杜里）想登上来访的德国军舰“莱比锡”号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被拿着棍子和鞭子的警察打得往后退。

这不仅是一则信息，而且还标志着情绪上的变化，这一次，地球就要移动了。“我们相信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重生，抱着坚定的信念，什么都无法动摇。”四十年后在写作自传时，他另有评论：“这种令人惊奇的信念跟所有已知事实背道而驰，历史终将证明在创造了伟大文明之后却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的国家从来不会再度崛起，这本身在我们看来，是合理的……”就是在此时，他的学识控制了他，跟他前面关于痛苦和羞耻的感觉相矛盾。他就是这样，对即将展开的伟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袖手旁观，对任何人都无所表示，不提出任何选择，他渊博的学识让他只知道他周围所发生的在历史意义上，是错误的。

就是在这里，这本自传尽管是本了不起的书，却出现了裂纹，思想上的缺陷变成结构上的缺陷。读者被引导——通过已经读到的孟加拉邦农村生活，沿着水路的行程，加尔各答，大学——指望能读到对民族主义运动（其中有那么多伟大人物）的私人角度和描述性（而且是幽默的）的内容，也许在低一点的层次上道出，谈到有关他的婚姻和他可怜的工作方面。然而什么也没有，只有分析历史的冗长一章，读着好像来自别的书本。乔杜里一旦开始分析，他就变得既自负，又疯狂，开始堆砌词汇，无视读者的耐心。结果由于一种奇怪的、自毁性的自负，他这本一度算是扎实的书结尾却结得不实在，书中较好的部分少有人读。

这一错误也许开始于乔杜里对他的童年和他视为已有的孟拉加邦新文明看法过于乐观。第一章结束时，他讲了他的情况，却是逆时代潮流之极。但是我们对这本书才读了一点点，所以无法判断；我们继续读，也忘掉了；然后，在几乎为时已晚时，我们已无退路。

他长大的那个世界上，有暴力和不正当手段，他在第一章结束时这样说。但是也感觉那里有宗教、道德、正义（类似古代时天上的什么东西）和秩序。在事情变得太糟糕时，正义就降临了，无远弗届，强大有力。“我们大家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一般人仍然叫它班子，别人称为维多利亚女王，受过教育的人称它为政府。”乔杜里说，有了民族主义的鼓动，这种正义概念消失了，但是关于它的保护性力量的概念继续存在了几十年。“今天，一切都在垮掉，头顶上一度以为是永恒不变的已经爆炸掉了，脚下原始的石头根基，我们本来以为自己的脚坚实地立在其上的，正在化为齑粉。”

但是乔杜里的金色过去相对而言是新的。对孟加拉邦文艺复兴起到推动作用的加尔各答印度学院只是一八一七年才成立。所以文艺复兴运动发展得很快，到了特定阶段，不可能停下来。然而事实上，乔杜里似乎在说——奇怪的是，这话出自一个声称拥有历史敏感性的人——一切在一九一〇年都应该固定下来，那是美好年代的最后一年。在他眼里，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一〇年是孟加拉邦文艺复兴的伟大时期——班子或者维多利亚女王应该继续统治。这是胡说八道，但乔杜里觉得他可以这样说，因为他觉得自己跟我们其余这些人不同，他是位学者。

他很小时，就滋长了作为一个学者的虚荣心。有位亲戚带来了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在乔杜里家放了几个月。乔杜里喜欢这些大部头的样子，甚至喜欢它们的气味。一开始，他饶有兴趣地读了关于狗的内容，看精美的图片；然后，像个小孩子（他当时正是）看一本旧版的儿童《知识书》一样，他跳着读，从枪械读到了舰船。

他发现自己身上有种强烈的、易于满足的好奇心。许多孩子都体会过这种愉快的无所事事，他却以为是学者素质。他就是这样在加尔各答大学准备学士学位考试，东看一点，西看一点。奇迹般地，这种学法管用：他随意看的正好是考试的内容，他在他那一组名列前茅。

但是在要求更高的硕士学位考试中，这种学法就不管用了。他读了又读，却没有看指定的课本。后来在考试前几周，去看也晚了，他连去尝试都没有，而是待在宿舍里做硬纸盒，或者记下想参加印度军队的事。最后在考场，他发现自己茫然不知如何答卷。到了第三天——考试为期四天——他觉得自己应当放弃。他跟他的母亲说了，他本来可以第二年再参加考试，但是他没有精力。他跟父亲说了，他的父亲肯定是看到儿子因为困惑、痛苦而精神恍惚、无法专心，就说：“好吧。”乔杜里把这看作是父亲对他漠不关心，因此受到了伤害。

尽管有可能显得奇怪，但是可以说，乔杜里珍惜这次失利。我们可以看到失利的原因并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刚愎自用，因为（最简单地说）一个希望不准备就通过考试的人的反常心理。在别的时候，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做类似的事，在我们明知道固执什么也证明不了的情形下，却仍然固执行事。乔杜里本来有可能在我们这里获得某种同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原因就在于他虚张声势的做派。

他把自己本来可以弥补的硕士学位考试失利渲染成了悲剧，在其中，发现了能说明他自身之优秀和过于远大的抱负的迹象。他这个人，希望拥有所有知识，希望学得远远超过大学里的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考试失利。但是他没有去掉他学者式的虚荣心，而是用关于印度民族主义的长而糟糕的历史章节，任由他的虚荣心破坏了这本书。在后来的写作中，他继续紧紧抓住他的悲剧，将其展示，他几乎把它变成了一种成就。

在他的第二本书中，他写道：“我要提到四个人的名字，我认为他们真正学识渊博。他们是莫姆森、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哈纳克和爱德华·梅耶。在我年轻和不成熟的时候，曾经有野心想成为这个名单上的第五位，所以我不会很谦虚，但标杆就是标杆。”莫姆森我们知道，他是罗马史方面的历史学家，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又是谁？（乔杜里把我难倒了，很久以后，我才惭愧地知道维拉莫维茨不仅是一位在古典著作文本方面的了不起的编辑，而且——尽管在英国名气很小，他的著作不容易找到——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文化生活方面是位权威。）乔杜里这份知识渊博人士名单不仅令人印象深刻，在加尔各答，这份名单会被认为超凡脱俗，本身就是种炫耀，会让读者觉得乔杜里对自己不公平，也许他正是这个名单上的第五位。

对任何一个希望当学者的人而言，未能在加尔各答通过硕士学位考试并非世界末日。乔杜里却装作是这样，这是他的矫情，甚至有可能是个放弃的借口。他本来可以再次参加考试，如果他当时没有精力再去考试，以后以及写作的那么多年里，他本来可以弥补此事。关于印度历史的两个分析性章节破坏了这本自传，他本来可以把这两章写得更漂亮点。一个学者会撇开大道理，更专注一点，会更小心地下笔，不会——先说最简单的——对一千年的印度佛教闭口不谈，会了解对于印度人仇恨外来人感到不满的意见——这种仇恨在后来十个世纪（这些世纪中，主要是印度被打败）的印度历史上留下了污点——不能依靠对十世纪的某个阿拉伯作家选择性地引用和个人偏见来证明。

在自传性写作模式中，个人偏见会让人读来有趣；在关于加尔各答生活的近似民族志学研究的那一章中，乔杜里利用这点取得了极佳的写作效果。偏见让他文笔生动。那时，他充满偏见的文字有幽默的一面（就像我四十年前第一次读到这本自传时所感到的）。只是后来，我才感觉到我所看到的幽默及讽刺也许不是有意为之，作者所怀的偏见极其认真，我感觉他困于网中，话里带着痛苦。

在那本自传中，也许有三处提到作者的小个子；他的确个子很小，几乎有点像侏儒，比他父亲还要矮几英寸，（他说）他父亲刚好不到五英尺六英寸，是孟加拉邦一般人的身高。小个子的萨默塞特·毛姆在什么地方说过，小个子眼里的世界跟别人看到的不一样。在乔杜里眼里，世界会大不一样。

尽管他列举了那么多伟大的名字，他却不是个学者，他根本不知道何为学者。他抱着这个想法，只是因为这是他自尊的重要部分，把这点拿走，他会完全不知所措。乔杜里的自传中自尊方面的成功（成功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五百页中有四百页让它成为一本了不起的书）让乔杜里继续写作。作为乔杜里，他以为他之所以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他所描述的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二〇年间的东孟拉加和加尔各答，而是他所写的一百页表现出来的“学者身份”和他对印度历史的看法。他后来的著作放大了他的缺点。

他的第二本大作的主题，说的是印度人实际上是古代的“欧洲人”（他从未在地理上或者时间上具体说明这些奇怪的人是谁），他们因为无情的气候改变了性格。他再次引用了他那位十世纪时的阿拉伯人（阿尔贝卢尼，是个好人）所说的。另外，作为对他的荒唐说法最后支持，他很有印度特色地倚老卖老起来：“我老了（他出版第二本书时只有六十八岁，后来还出了好几本书），我不能把余生的几年时间都用来抨击我花了一辈子才摆脱的理论。”

再迟一点，他又出了一本更糟糕的书，这次是关于十九世纪梵文学的马克斯·穆勒，此人编了《东方圣书》丛书。这时，在有些圈子被捧成学者的乔杜里有机会接触了穆勒家族的一些文件。但是穆勒的生平是个很大的题目，有旁逸斜出的部分，远远比乔杜里拿到的文件涉及的范围要广泛。正确的做法，是必须研究十九世纪的德国、大英帝国在印度、印度学术的衰败、早期东方学者、欧洲对梵文和雅利安人的看法以及十九世纪牛津派自视甚高的学术界。

乔杜里的自传中，有一章辞藻华丽，他为自己理想中的学者身份下了定义。如乔杜里经常表现出来的，这番华丽辞藻暗示他已经达到了这个理想，要么是距离无限接近：“我本来……应该想到编成一个具有优雅结尾的文本对于十年的辛苦工作而言，是项值得肯定的成就。往诸如博兰德会[6]所编《圣徒行传》或者《罗尔斯丛书》[7]，或者《拉丁铭文集成》之列贡献一两部……在我看来，这正是雄心和幸福的顶点。”

写了关于穆勒的这本书，人们本来有可能觉得乔杜里现在有机会成为学者，乔杜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很喜欢学者身份这一概念。这么说吧，有点像学佛的和尚一样，他很喜欢念诵书本及其创作者响当当的名字。他写穆勒，只会钻进那些家族文件，讨好地展示这些文件，对别人的好意，他几乎怀着感激之情。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读过乔杜里的书。但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乔杜里在思想上的价值日益减少时，他在英国却名气见涨。那是因为他的自传上郑重其事的十二行献词：“献给关于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回忆”。关于这段献词的消息传得不快，但总是有少数几个比较重要的人乐意为乔杜里摇旗呐喊，也没觉得需要把这本难读的书多读一点。他们在乔杜里已垂垂老矣时，设法把他接到英国，他在牛津定居，并在那里庆祝了他的百岁生日。

他已经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甘地、尼赫鲁以及所有其他那些人划清界限。他当年在加尔各答硕士学位考试失利后和后来在印度于贫穷与不快中度过的漫长岁月中，不可能梦想到他会在牛津被尊崇若此。在他眼里，这会是对他的学者身份之梦想、对他坚持自己的想法、对他长期忍耐理所当然的奖励。

我见过他在牛津时的一张照片：心满意足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一个印度摄政王式的人物，个子矮小，萎缩，年老，穿一件有褶饰的衬衫。极具反差的，是半裸的甘地，五十六岁，穿着手工制作的印度服装，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一九二五年在坎普尔的印度国大党大会上看到的。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解决办法，问题就是：如何让一种文明适应另一种文明。

独立后过了六十年，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印度没有自成一体的思想生活。在独立所解放的百万、千万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时把目光投向印度以外的地方，以寻求最终的满足。他们主要望向英美两国，他们特别喜欢美国。移民规定已经更改，但那里的印度人尚未达到人满为患的程度，那里有更多、更好的工作，那里的印度人得到了不错的照顾，那是一定层次的人们想生活和成家的地方——制作甜饼干，冬天把人行道上的雪铲掉——并让孩子在那里受教育。

跟乔杜里一样（尽管他几乎直到最后都秘而不宣），他们也希望摆脱印度，摆脱他们认为的在腰布、种姓标志、拜庙者、使用一种速记法、英语不好等方面体现的落后的本土因素，这种因素逐年变得越来越突出，政治上也越来越危险。那些离开的人在新环境下，希望打扮得更入时，他们希望穿上本时代跟乔杜里所穿的摄政王风格服装相当的衣服。这是他们对印度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个问题，实际是他们跟印度之间的问题。

印度改进了英语教育，结果是冒出来许多长篇小说——还有相当数量由海外印度人所撰，主要在美国——几乎每个月都会冒出一位新人。大体说来，这些长篇小说都具有自传性质。每个审视自己的印度人都会发现可以这样来写家族故事的素材，有很出色的人物，“爸爸”，“妈妈”，“婆婆”，“查查”，背景是印度大家庭。因为没有哪位作家可以有两个家庭，所以这些长篇似乎是分配好了，每位作家一部，这样未必会为成为一种文学，但这种体系可以让新作家、新家族层出不穷。

这种写作只是老式的印度式自吹自擂吗？要么这些书会被视为新的印度文学觉醒的一部分，和一百年前的孟加拉邦的文学相当，帮助当今印度理解更为复杂的自身，发展出一种自成一体的文学，在本土和演化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吗？要么更大程度上，它们应该属于英美出版文化吗？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出来，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是这样创造出来的，隔着这么远的距离，在那里，书本由在海外的人出版、海外的人评判，很大程度上，也是海外的人购买。

十九世纪时，有段时间，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和赫尔岑在俄罗斯本土以外的地方生活，可他们是用俄语为俄国读者写，而且（这几位中只是除了赫尔岑）俄罗斯是他们出版作品和拥有读者的地方，俄罗斯是他们思想发酵的地方。

十九世纪俄罗斯人的写作创造出了关于俄罗斯性格和俄罗斯灵魂的概念，在印度人的写作中，没有相应的创造或者创造的开端。印度依然被隐蔽着。总体而言，印度作家似乎只知道他们的家庭和他们工作的地方。这是印度生活方式，结果也是印度式看问题方式。对这个国家其余的地方都习焉不察，肤浅地看待，甚至年轻时的尼赫鲁也是这样，直到在一次就连邻近的城市都无人知道的愤怒的农民运动中，一些走投无路、衣衫褴褛的村民于一九二〇年六月进军至尼赫鲁的故乡阿拉哈巴德，并邀请他去他们的村子里看看他们的生活状况。

新的印度作家所受的教育——现在有些人去上过写作学校——也起了阻碍作用。他们模仿以前的成功者，坐下来写自己的书时，他们认为要做出一个意义重大的选择。他们并不是迫不及待地想说什么，什么都无法自成一派宣泄而出。他们主要靠模仿来得到指引。他们应该像爱尔兰作家还是德国作家，沉迷于文字游戏吗？他们应该像南美洲作家一样，处处看到魔幻吗？他们应该像已故的雷蒙德·卡佛一样，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吗？要么他们只是跟写作学校的老师聊一聊而已吗？就是在这里，印度开始失去。写作学校里的印度，就像写作学校里的美国，或者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或者海地。

印度无力去评判。在印度，生活艰苦，物质至上。对于印度作家和书本，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们得到的预付版税和所获奖项。很少会讨论一本书的主旨或者文学品质或者作者的观点。在印度报刊上，一直有很多说法，把印度人的写作称为更大意义上现代印度取得成功的一方面，但是文学评论仍然几乎难以称得上是种艺术，对于一本印度人所写的书最重要的评判，依然来自海外。

和一八六九年出生的甘地以及一八九七年出生的乔杜里所面对的时代一样，印度的贫穷以及殖民地历史、两种文明的谜题至今仍然阻碍着身份、力量以及思想的成长。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〇〇六年十月

[1]法国亚眠的一名牧师，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中一所寄宿学校的校长，对待学生手段残忍。

[3]位于印度东部，印巴分治后（1847）分为东西两部，东部后来成为孟加拉国，西部仍属印度，即西孟加拉邦。

[4]拉丁语，意为“我是英国公民”。

[5]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英国政治家。

[6]比利时天主教耶稣会会士组成的小团体，致力于编纂出版按圣徒瞻礼日顺序编排的《圣徒行传》。

[7]全称为《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中世纪纪事及回忆录》。

目录

序：阅读与写作

第一部分

东印度人

茉莉花

自传之前言

父亲给我的故事（《古鲁德瓦的冒险》序言）

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序言）

第二部分

印度人的自传

最后一个雅利安人

戏剧化的土著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后记：两个世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版权信息

书名：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作者：【英】V.S. 奈保尔

译者：张敏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05-01

ISBN：978754427646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阅读与写作

我毫无记忆。这是我头脑的一个缺陷。我一直在苦思冥想我对什么感兴趣。通过从不同的心理角度探究这一问题，我终于发现了新事物，并彻底扭转了形势。我要么将我的玻璃管指向各个方向，要么将它们收回。

——司汤达《亨利·勃吕拉传》（1835）

1

十一岁，我产生了当作家的愿望。很快，这个愿望变成了我明确的志向。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愿望确实不寻常，但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听说，书画收藏家们非常年轻就开始他们的收藏事业了。最近有一次在印度，著名电影导演山亚姆·班尼戈尔告诉我，他六岁就决定要当电影导演。

然而，就我而言，当作家的志向多年来一直有几分像是个谎言。我喜欢别人给我一支钢笔、一瓶华特曼墨水和几本新的画线练习本（带空白页边的），但我没有写任何东西的念头和需要，而且没有写过一点东西。甚至连信都没写过；连个能收信的人都没有。在学校，我并不特别擅长英语写作，在家里，我也不编故事，不讲故事。尽管我喜欢作为实物的新书，但我算不上是一个读者。我喜欢别人送给我的那本廉价而厚实的儿童版《伊索寓言》。我喜欢我用生日礼金买给自己的那套《安徒生童话》。但是对于其他书籍——尤其是那些被认定男生们一定会喜欢的书籍——我读起来都有困难。

上学时，一周有一两次——在第五标准班上——校长沃姆先生会给我们读一段“柯林斯经典”《海底两万里》。第五标准班是“示范”班，对学校的声誉至关重要。由政府提供的示范名额面向岛上所有中学招生。赢得示范班的一个名额就意味着不用交中学费用，还能免费获得整个中学期间需要的书。个人和学校，都从中获得了某种名望。

我在示范班待了两年，其他聪明的男生也得如此。进入示范班的第一年，那一年也被认为是试验年，全岛有十二个示范名额。第二年是二十个。不论是十二个名额还是二十个名额，学校自身都想占适当的份额，因此督促我们刻苦学习。我们坐在一块狭窄的白板下上课，白板上用漆写着这所学校过去十年间赢得示范名额的学生姓名。那是鲍德温先生，一位卷发紧贴头皮且油光发亮的老师用笨拙的笔法写上去的。有伤自尊的是，我们的教室也是沃姆先生的办公室。

他是一个上了岁数的黑白混血儿，矮小而结实。戴眼镜穿西装时，他举止得体；而兴奋起来时，他就是个鞭挞者，这时，他的呼吸急促而紧张，好像他才是受难者似的。有时候，也许只是为了离开喧闹的小教学楼（那里门窗通常都大敞着，教室之间仅仅用半块隔板隔开），他会带我们去满是灰尘的院子里那棵雨树的树荫里。我们会帮他把椅子搬到那里。他坐在雨树下，就像坐在教室里他的大书桌后头。我们站在他周围，尽量保持不动。他低头看着那本小小的“柯林斯经典”。奇怪的是，在他厚实的手掌里，那本书就像一本祈祷书。而他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时，就像独自在做祈祷。

《海底两万里》不是课文，只是沃姆先生向示范班介绍的课外读物。这种介绍旨在给我们一些“背景”信息，同时也让死记硬背学习的我们休息一下（儒勒·凡尔纳被认定是男生们会喜欢的作家之一）。但这种时候我们的头脑是空白的，而且全程站着或坐着并不轻松。我能听懂沃姆先生读的每一个单词，但我一点也不明白。我看电影时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发生，但那时，我总是很享受身处影院的体验。从沃姆先生读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我一无所获。除了潜水艇及艇长的名字外，我对那几个小时里听到的东西没有任何记忆。

但在那时，我已经开始对何为写作有了自己的想法。那是一个私人的想法，崇高得令人好奇；它独立于学校，独立于我们这个印度大家庭杂乱而破碎的生活。这个关于写作的想法令我萌生了当作家的志向，而这一想法是在听父亲时不时给我读那些作品时逐渐产生的。

我父亲通过自学成了一个记者。他用自己的方式阅读。那时，他刚三十出头，仍然在学习。他同时读很多书，但一本也没读完。他读书不是为了看书中的故事和观点，而是为了了解作者的特殊品质或性格。那才是他的乐趣所在。他能品味作者的性格，只不过说不了几句。有时候，他会叫我听他读他特别喜欢的两页或三四页（很少会超过四页）。他充满激情地阅读并解释作品，我很容易就喜欢上了他喜欢的东西。通过这种不大可能的方式——考虑到我的背景：种族混合的殖民地学校，家里的亚洲人本性——我开始拼凑起自己的英语文学选集。

这些是十二岁前我选入那个选集中的一些作品：《尤利乌斯·恺撒》中的几篇演讲；《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大卫·科波菲尔》前几章中零散的几页；查尔斯·金斯利所著《希腊英雄传》中关于珀尔修斯的故事；《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几页；约瑟夫·康拉德写的一个关于爱情、私奔和死亡的浪漫的马来西亚童话；兰姆《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的一两篇故事；欧·亨利和莫泊桑的小说；阿道司·赫胥黎《爱开玩笑的彼拉多》中一两页关于恒河和宗教节日的愤世嫉俗的故事，J. R. 阿克利《印度节日》中用相同风格撰写的文字；萨默塞特·毛姆的几页文章。

对我来说，兰姆和金斯利的作品本应过于老旧，而且复杂难懂，但不知何故——无疑是因为我父亲的热情——我能够简化自己听到的一切。在我的头脑中，所有从父亲那里听来的作品（甚至《尤利乌斯·恺撒》中那些篇章）都呈现出童话的一面，有几分类似安徒生笔下的故事，古老而永恒，在心理上很容易玩到一起。

我发现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很难有听故事时的感受。我已经听过的故事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我尝试阅读的却让我觉得遥不可及。我尝试阅读的书语言晦涩难懂，让我迷失在社会或历史的细节中。在康拉德的小说里，气候和植物就像我身边的事物一样，但马来西亚人显得奢侈而不真实。我无法评价他们。谈到现代作家，他们对自我个性的强调将我排斥在他们的作品之外：我不能假装自己是身处伦敦的毛姆或者身处印度的赫胥黎和阿克利。

我希望成为一个作家。但是伴随这个愿望而来的是一个认知：给了我这个愿望的文学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远离我们原有世界的世界。

2

我们构成了新大陆一个种植园小岛上的亚洲移民社区。对我来说，印度似乎遥不可及，而且只存在于神话中。但那时，在我们这个大家族的所有旁支中，我们离开印度只有大约四五十年。我们依然保有恒河平原上人们的本能，尽管年复一年的殖民地生活渐渐同化着我们。我出现在沃姆先生的班上这件事就是这种同化的一部分。在我们家族中，从来没有人这么小就上那所学校。其他人会追随着我的脚步上示范班，但我是第一个。

我依然保留着古老印度（非常古老，十九世纪同早几个世纪的乡村印度没什么两样）那些残缺不全的习惯。它不仅存在于我们家族那封闭的生活中，而且存在于偶尔影响我们社区的外界事物中。

我喜欢上的首批重大的公共事件之一就是根据《罗摩衍那》（一部讲述印度教英雄和神——罗摩的流放和之后胜利的史诗）创作的露天戏剧《罗摩力拉》。演出在我们小村镇边上甘蔗地中央的空地上进行。男演员们赤裸着上身，有些还手持长弓。他们用足尖缓慢、程式化但又富有节奏地行进着，步子迈得很高，伴着颤抖。退场时（根据非常古老的记忆），他们沿着在地上挖出的坡道走下场。露天演出以焚烧魔王兰卡的巨型黑色模拟像收尾。这是人们前来观看演出的原因之一。整个演出过程中，竹制框架上裹着沥青纸、做工粗糙的模拟像一直竖立在空地上，预示着大火的到来。

《罗摩力拉》里的一切都源自人们记忆中的印度。尽管作为戏剧它显得很粗糙，而且故事里有好些地方我都不明白；但我相信比起在本地影院里看《王子与贫儿》和《荣耀六十年》时的我，此刻我明白和体会到的更多。那些是我最早看过的电影，可我一直都没有明白自己看到了些什么，而《罗摩力拉》使我对《罗摩衍那》的了解有了实感和很多激情。

《罗摩衍那》是一个重要的印度故事，是两部印度史诗中比较通俗易懂的那个。它以史诗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当中。它的故事具有说服力，节奏紧凑，内容丰富。即便是讲述神的威力，其内容也是极具人性。故事中的人物及其动机总是引人争论。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这部史诗就像是一种道德教育。我周围每个人都至少了解故事梗概，有些人还知道其中的一些诗句。我不需要谁来教我这部史诗，罗摩被不公正地流放到危险森林的故事就像是我一直都知道的事情。

它存在于我日后在城市里要了解的文章、要独立阅读的《安徒生童话》和《伊索寓言》、父亲读给我听的文字之中。

3

我们生活的岛屿很小，一千八百平方英里，居住着五十万人，但人口结构很复杂，存在着许多独立的世界。

父亲在当地报社找到工作后，我们搬到城市生活。虽然只是搬到十二英里之外，但却像是来到了另一个国度。我们永久地离开了乡下那个印度小世界，那个存在于记忆中、支离破碎的印度世界。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与印地语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看过《罗摩力拉》。

我们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的城市边缘。那里几乎没有印度人，街道上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虽然到处都很拥挤、嘈杂，在屋里听得见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没有谁能在自家院落里真正拥有隐私，但我们依旧按照自己古老而封闭的方式生活着，在心理上，我们独立于周围那种更为殖民地化、种族更为混合的生活。城里有带阳台、垂吊着蕨类植物的体面房子；也有没有篱笆的院子，院子里只有三四座破烂的木头房子，各有两间屋子，此外还有一两个普通的水龙头。那些房子像一百年前城市奴隶的住所。街道生活可以是喧嚣刺耳的：大型美军基地就在街道的尽头。

在城市生活三年之后，为了进沃姆先生的示范班，我经过了一阵恶补——背诵所有东西，忍受抽象概念，却几乎没有掌握什么。这就像在电影开演一阵后才进电影院，只能得到零星的故事线索。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我在城市里的生活就是这样，直到我前往英国。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我仅仅通过外表了解其他族群的人，校园里的友谊留在了学校或街头。我不能正确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也真的没有时间去弄明白：那十二年（除去十九个月），我都是盲目而又奋发努力地在殖民地教育体制下度过的。

很快，我就知道外面还有一个更遥远的世界，而我们这个殖民地世界只是它的一个阴影。这个外面的世界——主要指英国，也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各个方面统治着我们。它给我们送来总督以及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岛上自奴隶制时代以来就必需的廉价罐头食品（烟熏鲱鱼、腌鳕鱼、炼乳、新不伦瑞克油浸沙丁鱼），特殊药品（多德牌肾丸、斯隆医生牌擦剂、六六六牌奎宁水）。它给我们送来英国硬币（从半便士到半克朗）——战时最困难那一年停送了，那一年我们用的是加拿大的十分硬币和五分镍币。我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些硬币换算成我们的元和分：半便士等于一分，一先令等于二十四分。

外面的世界给我们送来教科书（里文顿的《先令算术》，内斯菲尔德的《语法》）以及各类学校证书考试的试题。它给我们送来满足我们幻想生活的电影和《生活》、《时代》杂志。它源源不断地给沃姆先生的办公室送来《图解伦敦新闻》。它给我们送来“人人文库”、企鹅丛书和“柯林斯经典”丛书。它给我们送来一切。它把儒勒·凡尔纳介绍给了沃姆先生。通过父亲，它给了我专属于自己的文学选集。

我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这些书。我没有想象的钥匙。我所拥有的社会知识——从外界看到的记忆模糊的乡村印度和混杂的殖民世界——对我学习宗主国的文学提供不了帮助。我离它有两个世界的距离。

我无法和公立学校的英语故事书友好相处（我记得刚从英国送到沃姆先生的小图书馆的书名古怪的《一只寻找驱逐的麻雀》）。后来，我获得示范名额，上了中学，学校图书馆里的恐怖小说和探险故事，我读起来也有困难。巴肯的小说、萨帕的小说、萨巴蒂尼的小说、萨克斯·儒默的小说都是皮质装帧，一股战前出版物的气质，封面上还印着烫金的学校徽章。我不明白这些人造工艺的用意，也不明白侦探小说（为了解开一点点谜，要阅读很长篇幅，期间还要遇上一定数量的误导）的意义。我对声名鹊起的新生事物知之甚少，当我试图从公共图书馆借阅普通英语小说时，太多问题横亘在眼前：关于人物的现状、叙述方式的不自然、整体结构的目的以及我的最终收获。

我的个人文学选集和父亲的教导让我对写作有了更高层次的认知。虽然我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落起步的，距离明白自己为何有此体会尚需几年的时间，但我的态度（我即将发现）就和约瑟夫·康拉德收到朋友寄去的小说时一样。他那时还是个刚刚出版作品的作家。朋友那部小说显然有许多情节。康拉德认为它没有展示人类的情感，而是虚构了“准确地讲，仅仅是意外的事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所有魅力，所有事实，（可以说是）被故事结构抛弃了，这使得故事看上去不真实。”

对康拉德来说，正如对于《在西方目光下》的叙述者而言，每一个故事的发现都是一次道德的发现。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即便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罗摩衍那》、《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以及我的个人文学选集（甚至是莫泊桑和欧·亨利的小说）教给我的。当康拉德遇到质疑他创作过于絮叨、不直接叙述故事的H. G. 威尔斯[1]时，他说：“我亲爱的威尔斯，这本《爱情和鲁雅轩》讲的是什么？简·奥斯丁到底在讲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我上中学时以及之后好多年都有的感受，但是我从来没说出来。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权利。直到二十五岁，我才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个读者。那时，我已经在英国待了七年，其中四年在牛津。我具备了些许了解英国和欧洲小说所需的社会知识。我也让自己成了一个作家，因此能够从另外一面看待写作。在此之前，我都是盲目地阅读，缺乏判断力，没有真正明白该如何评价虚构的故事。

上中学期间，我的文学选集中增添了一些毋庸置疑的东西。离我最近的是父亲那些有关我们社区生活的故事。我喜欢这些故事本身，也喜欢我曾目睹过的父亲创作这些故事时所付出的辛劳。它们是我在世上的安身之本。没有它们，我将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因为某个老师的热情，我在六年级有了三次文学体验：《伪君子》，就像一个可怕的童话故事；《大鼻子情圣》，能激起最深处的情感；《小癞子》，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鼻祖。这类轻快的讽刺小说将我带进一个和我所认识的世界相似的世界。

就这些。这些就是我在岛上毕业时读过的书。我不能真正地自称为一名读者。我没有让自己沉醉于书本的能力，和父亲一样，我只能读部分章节。我在学校写的文章不是很好，它们只是死记硬背者的作品。尽管有父亲和他的写作这个榜样，我也没有开始具体考虑我可能会写些什么。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

与其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抱负，不如说是一种形式上的自尊，一种梦想的释放，一个崇高的想法。我的生活、大家族中我们那一支的生活一直都不安稳。我父亲尽管不是孤儿，但从童年开始就是个流浪儿；而我们也一直处在半依赖状态。父亲做记者的收入很低。有好几年，我们家的生活相当凄惨，居无定所。在学校，我是个聪明孩子；在我们仍然刻意与之保持距离的街道上，我为我们的处境感到羞耻。甚至在那段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而我们也搬离了那里之后，我仍然被焦虑困扰着。而这就是我一直熟悉的情感。

4

殖民地政府每年都会给每个族群中排名靠前的高中毕业生颁发四种奖学金：语言、现代研究、科学、数学。试卷是从英国送来的，学生的答卷会送回去批改。奖学金很丰厚，获得奖学金就意味着获得了一份职业。奖学金获得者可以在政府的资助下前往英帝国任何一所大学或高等学府，而奖学金可以持续七年有效。当我获得奖学金时——在经历了一段现在回想起来依然痛苦的努力之后：这就是多年死记硬背带来的后果——我决定只去牛津学习三年英语课程。我并非为了牛津和英语课程而争取奖学金，我对它们知之甚少。我争取奖学金主要是为了前往一个更大的世界，让自己有时间实现梦想，成为作家。

当作家就是要撰写小说和故事。这就是我的文学选集和父亲的榜样让我形成的抱负，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奇怪的是，明知自己对小说没有偏好，也没有编撰故事的冲动（人们说儿童有此冲动），我也从未质疑过当作家这个想法。在漫长的死记硬背岁月里，我幻想出来的几乎所有生活都在电影院里，而不在书本里。有时候，想到自己内在的写作空白时，我会紧张；然后，就像对魔法的信仰一样，我会跟自己说，当时机来临时，就不会有空白了，书就会写好的。

在牛津，靠着那好不容易获得的奖学金，时机应该来临了。但空白依旧存在。只要想到虚构的作品和小说，我依旧困惑不已。小说是编造的东西，这几乎就是它的定义。但同时，它又应该是真实的，得自生活的，即小说的一个要点是，小说来自对虚构的部分抛弃，或者说，透过虚构作品看到了某种现实的话，这部作品就是小说。

后来，当我开始确定素材，几乎就要凭直觉成为作家时，这种含糊不清的想法才不再令我困扰。这一突破发生在一九五五年，同时我明白了伊夫林·沃给虚构作品下的定义：“被彻底改变了的经验”（出自同年出版的《军官与绅士》一书的题词）；就在此前一年，我还不能理解和相信这句话。

四十多年后，当我第一次阅读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时，我想起了自己早期创作的快乐（那时，我开始看到前方的路）。从这些故事中，我看出年轻的托尔斯泰像是出于需要，开始了虚构作品的发现之旅：起初是一个认真的描述性作家（与《时代》周刊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享有同等声誉的俄罗斯作家；另外，年龄也差不多），然后，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更简单更好的方式去对付塞瓦斯托波尔之围的恐怖经历，他开始了简单的虚构，将人物调动起来，与现实离得更近。

那样的发现之旅也将发生在我身上，但不是发生在牛津求学期间。我在牛津的三年，魔法没有出现。在藩政院允许我留下的第四年里，也没有发生神奇的事情。我依然纠结于“小说是编造的东西”这一想法。编造的东西（康拉德所说的“意外事件”）能走多远呢？有何逻辑和价值呢？我被领到了偏僻的小路上。我觉得自己的创作个性具有诡异的不稳定性。在书桌旁坐下来并假装写作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我觉得不自然、不真实。

如果我有点钱或者有一份待遇尚可的工作，那么放弃写作这个念头并不难。我认为它仅仅是因童年的忧虑和无知而产生的幻想；它已然是个负担。但我没有钱，我不得不紧紧抓住这个念头。

当我离开牛津，前往伦敦，且决心当个作家时，我几乎赤贫——或许有六英镑。回家的路费让我想起了自己那似乎被挥霍浪费掉了的奖学金。我在表哥提供的帕丁顿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里生活了五个月。他尊重我的抱负，他也很穷，学习法律的同时，在一家卷烟厂工作。

那五个月，我的写作没有任何进展，接下来的五个月也是如此。一天，在极度的沮丧之中，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创作素材可能是什么：我们所疏远的、族群混居的城市街道，以及之前的乡村生活、记忆中的印度生活方式。一旦发现创作素材，一切就变得简单明了。可惜我花了四年时间才明白。随之而来的是跟素材匹配的语言、语调和声音，而声音、事件和形式又似乎相互关联。

一部分声音是我父亲的，来自他讲述的有关我们社区乡村生活的故事。一部分来自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的无名氏所著的《小癞子》。（在牛津第二年，我曾给“企鹅经典”丛书的编辑E.V. 里乌写信，提出我想翻译《小癞子》。他很客气地亲自回复说，那是一本很难译的书，而且他认为那不是文学经典。尽管如此，在创作空白期，作为创作的替代品，我翻译了整本书。）声音的混合是合适的。轮到我时，那绝对不会是我自己的声音，但我不会为此感到不自在。事实上，写作的声音是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的。很快，我就熟悉了脑海里的声音。我能辨别什么时候它是正确的，什么时候它偏离了轨道。

写作伊始，我不得不回到从前，重拾自己早期的文学经历，忘掉牛津和伦敦。其中一些经历从来没有和别人分享过，这让我对周围的一切有了自己的见解。

5

我幻想着当一个作家，但我不清楚如何着手写书。我没有把握，我猜在我的幻想中有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一旦我完成了第一部分，其他的就会随之而来。

我发现事实并非我猜想的那样。素材不允许。早些年，每一本新书的创作都意味着再一次面对那久远的空白，意味着再一次回到从前。后来的书和第一本书的情况一样，只是被写书的愿望驱使着，凭着直觉或无知或绝望，想要抓住一些想法和素材，却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想法和素材会将我引向何方。知识伴随写作而来。每一本书都让我的理解和感受变得更加深刻，而这又指向了不同的写作方式。每一本书都是发现之旅中的一个阶段；它是不可重复的。我的素材——因地点而与我隔离的我的过去——是固定的。跟童年时光一样，它是结束了的，没有办法再添加内容。这样的写作方式消耗了素材。五年后，我的素材就用到头了。我那写作的想象力就像一块涂满了粉笔字的黑板，在各个阶段被擦干净，最后再一次成为空白，白板一块。

虚构作品已经尽其所能引领我的创作。有些事是它无法应对的。它无法应对我在英国那些岁月。它在这方面没有深刻的社会经验；那似乎更多是属于自传的范畴。它也无法应对我不断增长的对更广阔的世界的认识。从本质上来说，虚构作品在某些固定的社会范围内能发挥最佳作用。它似乎将我推回到了比我居住的地方还要小的世界——比如那个岛屿世界或者我的童年世界。曾经解放并启蒙过我的虚构作品现在将我变成一个比真实的我还要简单的人。有那么几年——三年，或许是四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迷失了方向。

我的成年生活几乎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在那些地方，我是个异乡人。作为作家，我无法超越那种经历。为了忠于经历，我不得不写一写处在那种环境下的人。我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式，但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个约束。如果仅仅依靠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我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写作了，尽管我自学了叙事性散文，对世界和人充满了好奇。

但是，其他形式也能满足我的需求。意外事件很早就交给我一项任务：前往加勒比和旧时的西班牙大陆[2]上的前奴隶殖民地游历。看在可以旅行的分上，我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没有过多考虑任务的形式。

我认为，游记是严肃作家人生中的一段迷人插曲。但是，我脑海中的作家——不可能有其他作家——都来自宗主国：赫胥黎、劳伦斯、沃。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在帝国时期写作，不论他们在家里的性格如何，在游记中，他们必然都是半帝国式的，用旅行中发生的意外事件来定义他们在异国背景下的宗主国人格。

我的游记与他们的不同。我本身是一个殖民地居民，我在和自己成长环境相似的新世界种植园殖民地旅行。作为游客，我在新世界这个伟大而浪漫的背景下，观看被掠夺的土地上那些半遗弃社区，这就像是从远处查看自己社区的形象。它取自一个人自身及其直接环境——虚构作品的素材——让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了新的看法，暗示了遥远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

我搞不定形式。我不知道如何为了写书而旅行。我旅行，就好像自己在度假，然后挣扎着寻找故事。我也搞不定游记作家惯用的“我”；我认为，作为旅行者和叙述者，他拥有毋庸置疑的指挥权，得做出大决断。

有了这些缺陷，这本书[3]，和以前完成的虚构作品一样，对我来说，是知识和感受的拓展。我不可能忘掉自己已经学到的东西。虚构作品是对一个人的直接环境的探索。它将我引上创作之路。游记则让我走得更远。

6

又是意外事件让我尝试写了另一种非虚构作品。美国的一家出版商准备为旅行者做一个系列丛书，让我写一些关于殖民地的文章。我以为这是个简单的活儿：一些本地历史，一些个人回忆，加上一些文字图片。

出于某种奇怪的无知，我以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知识都是可以找到的，所有历史都保存在某个地方，可以根据需求去检索。现在，我发现我查不到本地历史，只有几本翻来覆去说着某些传说的指南。殖民地一直都无足轻重；它的过往已经消失。在一些指南里记录着一些幽默的文字：殖民地这个地方自一五九五年沃尔特·罗利爵士之后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

我不得不去查找档案。有一些旅行者的报告，也有一些英国的官方文件。大英博物馆里有很多册书本记录了相关的西班牙档案。那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属圭亚那－委内瑞拉边境争端时期，英国政府从西班牙档案室里挖掘出来的。我在这些档案中查找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这是组织素材的最佳方式，也是我知道的唯一一种写作方式。但这项工作很难，得翻检文件，利用从五六个甚至更多的公文中找到的细节撰写一段故事。我原以为几个月就能写完的书，结果却让我度过了两年的艰苦时光。

这些档案几乎将我带回到我的写作发现之旅中。它们向我展示了土著居民。他们是海洋和河流的主人，忙于各自的事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掌握了所有必须掌握的技能。但他们在新来者面前非常无助，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间饱受小人物、酗酒、传教区和种族灭绝的折磨。十八世纪后期，这片人造荒原上出现了奴隶种植园和崭新的西班牙城镇。

在学校的历史课上，奴隶制只是一个单词。有一天，我们在学校操场上沃姆先生的课。我记得谈到这个话题时，我试着解释这个单词：抬头看看城市北部的小山，想到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们也曾看过这些小山。这个想法让我痛苦得难以坚持下去。

现在，“学校操场事件”过去那么多年之后，这些文件使得奴隶制时期变得真实起来。它们让我得以一窥种植园生活。种植园离学校很近；不远处的街道上还保留着十八世纪的主人那个英国化了的法语名字。我经常去文件中描写过的城市监狱。在那里，法国狱卒和他的奴隶助手的主要事务就是惩罚奴隶（费用根据所判的刑罚轻重由种植园主支付）。那里还有特殊的热牢，就在屋顶板下方，关押着那些被认定是巫师的奴隶。

透过那些关于一次不同寻常的谋杀案（一个奴隶为了一个自由的有色妇女杀害了另一个奴隶）的审讯档案——我对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奴隶的街头生活有了一个想法，明白了我们曾经生活过的街道以及我从远处观察过的街道生活非常接近一百五十年前的街道和生活。对我来说，那个关于城市街道的历史或血统的想法是全新的。以前我所知道的那些似乎都是普通的、偶然的，是现成的，缺少过去的。但过去就在那儿：在学校操场上，在沃姆先生的课堂上，在雨树树荫下，我们站过的地方或许曾是多米尼克·德特的贝莱尔地产。一八〇三年，出于对主人那份扭曲的爱情，一个奴隶头领试图毒害其他奴隶。

比这个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关于“消失的土著居民”的想法。我们都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受他们的精神影响。我出生的那个乡镇，我在甘蔗地空地上观看过《罗摩力拉》，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土著名字。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一封一六二五年西班牙国王写给当地总督的信中发现那还是个拥有一千多人、令人讨厌的小部落的名字。一六一七年，他们充当英国入侵者的河道向导。八年后——西班牙的记忆很长久——西班牙总督集合了足够的人力对这个部落实施了未加说明的惩罚。这个部落的名字便从档案中消失了。

这不仅仅是关于土著居民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过去。我不再认为小时候看过的《罗摩力拉》发生在事物的起源阶段。我想象着在观看过《罗摩力拉》的土地上为另一类人腾出空间。虚构本身不会让我有如此庞大的理解力。

我不再仅仅依据文件写书了。但接下来的三十年间，我在游记（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调查）中运用了我学会的写作技巧——透过多种印象了解人类的核心故事。因此，随着眼界的扩大（超越了孕育过虚构作品的直接个人环境），随着理解力的拓展，我实践过的文学形式汇聚到一起，并相互支持；我不能说一种形式高于另一种形式。形式取决于素材；而每本书都是相同的理解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写作职业——最初只是孩子的幻想，然后是孤注一掷要写故事的愿望——托付给我的。

小说是一个外来的形式。对于宗主国的作家来说，它只是自我认知的一个方面。与之相关的是众多的其他知识，其他具有想象力的形式，其他学科。对于我，它最初就是我的全部。与宗主国的作家不同，我不了解过去。对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社区的过去在祖父那一代就结束了；在此之前的过去，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正如那些幽默指南中提到的，种植园殖民地是一个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地方。因此一个人写的关于自己直接环境的虚构作品就悬浮在虚无中，没有背景，没有宗主国小说中经常暗示的更大范围的自我认知。

作为一个努力阅读的孩子，我觉得有两个世界将我和学校的书本、图书馆的书本隔离开来：童年时期记忆中的印度世界和更为殖民地化的城市世界。我以为自己遇到的困难与童年时期的社会和情绪失调有关——觉得自己在电影开始很久之后才进入电影院。我以为长大后，这些困难都会烟消云散。但我不知道的是，在我完成了早期的几部小说之后（只是担心故事和人物，担心如何很好地收尾，如何很好地将笑话嵌入到小说中），这两个黑暗的世界已经成为我的写作主题。虚构作品施展其神秘的力量，用间接的方式为我指出了方向，引领我找到了写作的主题。但它没有办法一直引领下去。

7

印度是更大的伤痛。它是一个话题国家，也是十九世纪后期，我们的祖父因其极度贫穷不得不逃离的地方。两个印度是分离的。政治上的印度因其内部的自由运动而声名远播。另一个更为私人化的印度是不为人知的；当记忆消逝时，它就消失不见。那不是我们能够阅读到的印度。那不是吉卜林的印度，不是E. M. 福斯特的印度，也不是萨默塞特·毛姆的印度。它远离尼赫鲁和泰戈尔时期那具有现代风格的印度。〔有一位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1880－1936），他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写的故事真实地展示了印度乡村的过去。但是我们不了解他，我们不用那样的方式了解他人。〕

当时机来临时，我奔赴的正是这个私人化的印度，而不是独立的印度，那个声名远播的印度。我充满信心，却对亲眼看到的破败景象没有心理准备。据我所知，没有其他国家像印度这样，拥有这么多层的苦难，极少有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我觉得我身处一块遭受了神秘灾难、与世隔绝的大陆。然而，在我熟知的现代作品中，无论是印度的还是英国的，都找不到令我如此无所适从的东西。在吉卜林的一部小说中，印度女性是英国爱情小说的背景。但总的来说，在印度和英国的小说中，印度那被广泛认同、非同寻常的不幸就像某种确定了的、永恒的东西，某种只是被理解为背景的东西。一如既往，有那么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这特殊的印度不幸中找到一种特殊的精神品质。

只有在甘地的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中，在描写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发现南非不受保护的印度劳工的苦难的章节中，我才间接而短暂地体会到一种和我在印度体会过的毫不掩饰的伤痛类似的伤痛。

放弃那个想法之后，我写了一本书。但是那种伤痛让我无法忘怀。透过这些破败的景象看事物需要时间，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需要经历很多种心境。突破针对印度历史上的印度政治理念的偏见和幻想也需要时间。独立斗争、抗英运动模糊了印度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所经历的灾难。到处都有这些灾难留下的证据。但独立运动如同宗教，它看不到它不想看到的东西。

公元一〇〇〇年之后的六百多年里，穆斯林入侵者肆意掠夺印度次大陆。他们建立了王国和帝国，并且相互交战。他们摧毁了北部地方宗教的寺庙，渗透到南部，毁坏了那里的寺庙。

对于二十世纪的印度民族主义而言，那几个战败的世纪令人尴尬。因此，历史被再次筛选；英国人到来之前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征服者和臣民，信徒和异教徒成为一个人。在面对强大的英国势力时，这还有一点意义。然而，为了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提升印度的整体性意识，对于民族主义作家来说，追溯到伊斯兰时期以前的五至七世纪显得更为容易。那时，印度是世界中心，中国的佛教学者来到印度的佛教学习中心朝圣。

十四世纪摩洛哥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和环球旅行者伊本·白图泰没有如此轻松地适应印度的这种整体性意识。他希望周游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国家。每到一处，他依靠穆斯林统治者的捐赠生活。作为回报，他给予纯正的阿拉伯虔诚之意。

他来到印度，就像来到一片被征服的穆斯林领土。统治者给予他五个村庄的收成（作物）。尽管发生了旱灾，他却额外获得了两个村庄的收成。他在印度待了七年。但最后不得不逃离那里。德里的穆斯林统治者，伊本·白图泰的首要赞助人，喜欢血腥，每天都在接见厅入口执行处决（和折磨），并曝尸三天。即便是对各国穆斯林暴君的处事方式习以为常的伊本·白图泰也开始感到恐惧。当四个卫兵被派来监视他时，他觉得自己离开的时机到了。他一直以来都以这个或那个原因为由在为难统治者及其官员，抱怨统治者的礼物在到他手上之前已被官员们消耗掉了。现在，因为害怕，他声称自己是个弃世的忏悔者。他进行了整整五天的斋戒，每天阅读《古兰经》。当他再次出现在统治者面前时，他穿得像个托钵僧。神学家的弃世打动了统治者冷酷的心，让他想起更高层次的事情。伊本·白图泰获准离开印度。

在伊本·白图泰的故事中，只能间接地见到当地居民。他们是村庄里的农奴（统治者的财产，可以被赠送给旅行家的赏金）或者奴隶（伊本·白图泰喜欢和女奴一起旅行）。这些人的信仰有古怪的一面，但是伊斯兰教神学家对此不感兴趣；在德里，他们的偶像被推翻。土地不再属于当地居民，在外国统治者看来，它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伊本·白图泰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印度巨大破败景象的起始。对于像托马斯·罗伊和伯尼尔这样的十七世纪欧洲旅行家来说，居住在贵族宫殿外棚屋里的印度人的苦难嘲弄了统治者的狂妄。威廉·霍华德·拉塞尔一八五八年和一八五九年为《时代》杂志撰写关于印度叛乱的报道，从加尔各答一路缓慢行至旁遮普邦。对他而言，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废墟。处于半饥饿状态（“腹中空空”）的普通民众毫无目的地干着卑贱的活，就像伺候前任统治者那样伺候着英国人。

即使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文字记录，我也会像个孩子那样相信印度的整体性。《罗摩力拉》以及我们的宗教仪式和私人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整体性的一部分。这种整体性是我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多年之后，我意识到这种有关历史的新观点阐释了那个浪漫的故事，让我明白，我们在遥远的殖民地以多种方式颂扬的自认为是古老而坚不可摧的祖先的文明在穆斯林入侵者面前是多么无助，就如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在西班牙人面前那样。我们祖先的文明曾被部分地摧毁了。

8

每一种经历都有其恰当的表述形式，而我不知道该用哪种小说形式来描写印度。虚构作品在既定的道德和文化领域作用最大。在这些领域里，规则大都是已知的，可以应对其他文学形式下不合适或不完整的事物——情感、冲动、道德焦虑等。

我所拥有的经历是我特有的。要写一本有关我自己经历的小说，有必要塑造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一个拥有相同祖先和背景的人，有必要想出一些这个人前往印度去做的事情，有必要多多少少复制原始的经历而不做任何添加。托尔斯泰用虚构作品还原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围，并增加了现实感。我觉得如果我要写一本关于印度的小说，并嵌入那些发明仪器，我就会篡改那些宝贵的经历。而经历的价值在于它的独特性。我得尽自己所能如实描写。

宗主国的小说是那么迷人，看上去那么容易模仿；它源自宗主国对社会的假设：获得一种更广泛的学识、一种历史观、一种有自知之明的关怀的可能性。在这些假设出错、更广泛的学识缺失或不完善的地方，我不知道小说能不能提供超越外部事物的东西。日本人引进了小说这种形式，并将它添加进了他们丰富的文学和历史传统，没有出现搭配不当的情况。但在印度，历史已经被撕碎，是未知的或不可知的或被否认的。我不知道这种外来的小说形式能否传递多于部分事实的信息，能否给一片黑暗世界带来一扇透着微光的窗户。

四五十年前，印度作家还没有这么受人尊敬。那时，R. K. 纳拉扬对于渴望写作的我们（父亲和我）来说是一种安慰和一个榜样。纳拉扬用英语描写印度生活。这确实是件难事，而纳拉扬的解决之道就是置之不理。他的写作轻松而直接，不做社会解释。他的英语非常私人化和简单，很少有英语的社会联系，以至于没有任何诡异感；他总是从自己文化的内部来写作。

他写南部印度小镇上的人：小人物，说大话，做小事。那就是他开始写作的地方，也是五十年后他生活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他关于小镇的作品反映了他本人的生活。他从来没有远离自己的根。一九六一年，我在伦敦遇到他时——他一直在旅行，正打算回印度——他跟我说他得回家了，带着雨伞在阳光下散散步，回到自己创作的人物当中去。

他真的拥有自己的世界，一个完整的世界，一直在等着他的世界。这个世界和事件的中心离得足够远，外界的纷扰影响不到它。即使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令人兴奋的独立运动也在遥远的地方，建筑的名称和地名标记着英国人曾经的存在。这就是那个嘲弄虚荣者并以自己的方式前行的印度。

朝代兴衰。宫殿和楼厦时现时隐。整个国家在侵略者的火和剑之下垮塌。在沙拉育河泛滥时被洗净。但它总能够重生和成长。

根据这个观点（出自纳拉扬较为神秘的一部作品），入侵者的火和剑就像抽象的概念。没有真正的苦难，而轮回几乎是魔法般的。纳拉扬作品中的这些小人物从微小的工作中赚取微薄的收入，受到宗教仪式的抚慰和统治。奇怪的是，他们似乎与历史绝缘。他们似乎凭空而来。细查之下，他们似乎没有祖先。他们只有父亲，或许是祖父；他们无法回溯到更远的家族历史。他们前往古老的寺庙，但他们不信任那些古代建筑师；而他们自己又建不出能持久的建筑。

但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是拥有历史的。同样是在那部神秘的小说里，一个人物被赋予了简单的印度历史观，而它出现在简单的场景中。第一个场景来自《罗摩衍那》（约公元前1000年）。第二个场景和公元前六世纪的佛陀有关。第三个场景和九世纪的哲学家商羯罗阇利耶有关。第四个场景是关于一千年后英国人的到来，以当地银行经理先令先生收尾。

这些场景遗漏了穆斯林入侵和穆斯林统治的那几个世纪。纳拉扬在迈索尔邦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迈索尔邦有一个印度教王公。在打败穆斯林统治者之后，英国人将他推上王位。这位王公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他的祖先曾是南部最后一个印度教王国的总督。那个王国于一五六五年被穆斯林打败，而它那靠大量人类才能支撑着的庞大首都几乎被完全摧毁，变成了一块非常贫困、非常缺乏创造性人力资源的土地，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一个伟大的帝国是如何出现在那里的。首都那些惨不忍睹的废墟——四个世纪之后仍然诉说着抢掠、仇恨、血腥和印度人的战败，诉说着被摧毁了的世界——从今日的迈索尔城去那里，大概需要花一天的时间。

纳拉扬的世界毕竟不像看上去那么牢固和完整。他笔下的小人物只是简单地梦想着他们认为的过往，但他们没有各自的祖先，他们的过去是一片巨大的空白。他们的人生很渺小。他们不得不这样：这种渺小和英国殖民秩序那简单的新结构（学校、道路、银行、法庭）一起被允许呈现在废墟上。在那拉扬的书中，若他写的历史是大家都知道的，则更多是颂扬有可取之处的英式和平的，而不是睿智而永恒的印度教的印度式生活。

因此在印度，用英国或欧洲小说这种借来的形式写作的话，即便是学会了很好地处理事物的表面情况，有时也会错过事物可怕的本质。

作为一个虚构作品作者，我也只是勉强理解自己的世界——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迁徙、一代人生活过的那个令人好奇却又记忆模糊的印度、沃姆先生的学校、我父亲的文学抱负。我也只能从事物的外部开始写作。因为我对在某个地方等着我的完整世界缺乏了解和幻想，为了创作更多的作品（很快我就不得不这么做了），我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

9

十九世纪，欧洲的小说经过众多大家的传承，经历了六七十年的快速发展期，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工具。它做到了其他文学形式——散文、诗歌、戏剧、历史——无法做到的事。它赋予了工业社会或者说工业化社会、现代社会本身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它直接地展示了以往未曾被展示的事物；它改变了观念。小说中的一些事物可以在日后被修改或戏弄，但现代小说的模式已经确立，它的程序已经设计好了。

我们这些后来者都是在沿袭前人。我们不可能再次成为第一人。我们可以从远方带来新素材，但我们要遵循的程序已经设计好了。我们不可能成为写作上的鲁滨孙·克鲁索：一个人在岛上打响“开天辟地的第一枪”。那（同样是暗喻）是我们向创始者致敬时听到的枪声。他们才是第一人，他们开始写作时还不知道写作程序。但是后来（就像创作了《论李维罗马史》的马基雅维里和创作了《蒙田随笔》的蒙田）他们真的知道了，并为这一发现兴奋不已。这种兴奋感染了我们，让我们在写作中拥有无法复制的能量。

下面这段较长的文字选自《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的开篇。那年，狄更斯二十六岁，是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子。他的素材很普通，而这正是关键所在。在《博兹札记》、《匹克威克外传》和《雾都孤儿》之后，狄更斯似乎刚刚发现，他在伦敦所见的一切正是他要写的题材，而情节是可以等待的。

尼克尔贝先生合上书桌上的账簿。他把自己扔回到椅子里，然后出神地凝望着肮脏的玻璃窗外。伦敦一些房子后面有一块小得可怜的空地，通常四周围着白墙，屋顶上竖着一排排烟囱：年复一年，那里的一棵歪脖子树日渐枯萎。深秋，其他树木落叶时，它却长出几片新叶，之后枯萎，苟延残喘，然后像被烟熏过似的噼啪作响，直到下一个季节到来……人们有时候称这种昏暗的院子为“花园”；它们不是经过开垦的，而是一片片荒地，最初的砖地上布满枯萎的植物。没有人会想起到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散步，也不会想到如何利用它。房客刚搬进来时，那里扔着几个大篮子，半碎的瓶子和类似的垃圾。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它们一直在那里，直到他搬离：潮湿的茅草花费了自认为足够长的时间腐烂，与小盒子、生长不良的植物和破碎的花盆混在一起。这些都凄惨地散落一地——成为“黑暗”和污垢的猎物。

拉尔夫·尼克尔贝先生凝望着的正是这样的地方……他的视线聚焦在一棵歪歪扭扭的冷杉上。多年前，某个房客将它种在桶里，它一度是绿色的。后来它被遗落在那里，腐烂成碎末……终于，他的视线游移到左边肮脏的小窗户上。透过窗户，可以模糊地看到职员的脸；那人碰巧向上看，他提醒那人注意。

细节环环相扣，读起来令人愉快。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和作者一起感受，以前不是这样写小说的。这也意味着，再也达不到同样的效果了。它将失去其发现的氛围，而这正是其优势所在。写作一直都要求新；每一种天赋都在燃尽自己。二十一年后，在《双城记》（1859）中，在葡萄酒桶那个场景中，狄更斯式的有力凝望已经成为一种写作手法，令人印象深刻但又带有修辞色彩，细节的加工离奇古怪，作品更多是在体现意志和习惯，而非肉眼所见的事物。

一个巨大的葡萄酒桶掉下来摔碎了……它像核桃壳一样散落在葡萄酒店门外的石头上。

附近的所有人暂停了各自的做生意或闲散的状态，跑到事发现场喝酒。通向四面八方的街道上那些粗糙的、不规则的石头（人们可能会认为它的设计显然是为了弄残一切踏上这些石头的生灵）已经将街道围堵成一个个小酒塘；每个酒塘都根据尺寸被各自相互挤撞的石头团或石头群包围。有些男人跪下来，双手捧起酒来吸吮，或者试着在酒从指缝间漏完前帮助那些从他们肩膀上探过身来吸吮的女人。其他人，男人和女人，用残缺不全的小陶杯或者甚至用女人头上的围巾从水坑里蘸酒，再对着婴儿的嘴巴拧干浸湿了的围巾。

只有散落的核桃和残缺不全的陶杯与年轻时的狄更斯相似。其他的细节创造不出七十年前革命性的巴黎；它们更多的是堆砌了政治漫画的象征主义。

文学是其发现的总和。衍生的作品可以是令人印象深刻而富有灵性的。不论长短，都能带来快乐，都有它自己的时节。但我们总是想追溯到创始者。文学作品中最终起作用并且一直存在的是真正的好作品。尽管过时的形式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娱乐效果，例如《不可儿戏》和《衰落与瓦解》，但好作品总是那些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出新的作品。好作品会令人忽略它可能拥有的任何模式，是不可预料的；我们得抓住它的翅膀。这种品质的写作是没有办法在写作课上教授的。

和其他现存的艺术一样，文学一直在发展。文学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其主要形式应该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莎士比亚戏剧、史诗、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散文、历史作品——能够在到达其顶峰之后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每一种创造性的天赋总是在燃尽自我，那么每一种文学形式总是在试图达到其所能达到的彼岸。

新小说给十九世纪的欧洲带来某种新气象。花样频出、在文化上更为混杂、威胁要再次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到处都是部落或民间运动的二十世纪后期需要另一种形式的阐释。但不论其外形如何，小说仍然在模仿十九世纪创始者的程序，仍然靠他们创造的观念为生。小说能巧妙地歪曲不肯通融的新现实。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现在普通而有限得可以传授。它鼓励众多的小自恋，不论远近。它们取代了独创性，赋予小说这种形式以生活的幻想。这是时代的浮华（和商业促销），小说继续成为文学最终和最高的表现形式。

我得回到最初的时刻。正是因为伟大的十九世纪的成就带来的殖民地小变化——或许是通过老师或朋友——我父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他真的成了作家，尽管不是以一种他所希望的方式。他的作品很不错；他的小说让我们社区拥有了一段历史。若没有他的作品，这段历史将会遗失。但来自外部、来自另一种文化的抱负和我们没有鲜活文学传统的社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我父亲得来不易的小说在它所涉及的人群中几乎找不到读者。

他将写作的抱负传给了我；在另一个年代长大的我几乎就要实现那个抱负了。但我记得自己小时候看严肃文学有多困难；两重黑暗将我和它们隔离开来。我所有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几乎都发生在电影院里。那儿的一切都很遥远，但同时，那个令人好奇的歌剧世界里的一切又是容易理解的。那是真正全民的艺术。我说过，如果没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我在精神上就会一无所有。说那话时，我认为自己没有夸大其词。那不能被屏蔽在这篇“阅读与写作”之外。充满想象力的文学曾饱受才华的眷顾，但我现在忍不住怀疑，在本世纪，才华是否都流入了电影的第一个辉煌五十年。

一九九八年

[1]英国科幻小说之父，《爱情和鲁雅轩》为其幽默小说。——本书中除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2]Spanish Main，美洲大陆上的旧地区名，包括今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沿岸的部分地区。

[3]指奈保尔的首部游记《重访加勒比》。

第一部分

东印度人

大约是十三四年前。那时候，法航曾运营往返于伦敦和巴黎之间的美食航线。该广告奚落了我。贫穷导致了不顾一切。在那个漫长暑期中一个闲得无聊的日子里，我订了该航班的机票。第二天早上，我紧张而又充满期待地来到肯辛顿机场。候机大厅里还有一个印度人，大约五十岁，个头很小，戴着小礼帽和金丝眼镜，衣着整洁。他穿一身三件套西装，看上去像个包裹似的。虽然他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但看得出他十足开心：他也是美食航线的游客。

“你来自——”

我见过足够多的来自印度的印度人，因此我知道在遥远的地方，一个印度人对另一个印度人这么说，只是一种问候，而非严肃的询问。

“特立尼达，”我说，“位于西印度群岛。您呢？”

他没有理会我的问题。“但是你看上去像个印度人。”

“我是。”

“印第安人[1]？”他压制住了自己紧张的咯咯笑声。

“东印度人。来自西印度群岛。”

他看上去像是受到了冒犯，于是漫步到书摊前。他在远处用评判的目光看着我。最后，好奇战胜了疑虑。在前往机场的巴士上，他坐在我旁边。在飞机上，他也坐在我旁边。

“第一次去巴黎？”他问道。

“是的。”

“我是第四次去。我是报社记者。美国，美利坚合众国，你去过那儿吗？”

“我在纽约待过十二个小时。”

“我去过美利坚合众国三次。我还知道加拿大自治领。我不喜欢这架飞机。我不喜欢它颤动时的样子。你认为这是什么机型呢？我问问乘务员吧。”

他按了按蜂鸣器，但乘务员没有来。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达科他。现在，我觉得它是维京。”

乘务员匆匆忙忙经过，将入境白卡扔在我们腿上。那个印度人抓住乘务员那弄脏了的白夹克。

“乘务员，这架飞机是维京吗？”

“不是的，先生。不是维京。是朗格多克，法国飞机，先生。”

“朗格多克。那当然了。这是新闻工作教给你的。凡事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们填写了入境白卡。接着，那个印度人研究起了我的护照。

“特立尼达，特立尼达。”他说道，似乎在寻找一张面孔或一个名字。

他还没来得及找到任何东西，美食航线就开始供应餐点了。疲惫不堪的乘务员打开座位后面的小桌板，啪地放下标有交织字母的玻璃杯和小瓶装的烈酒。这是一趟短途航班，他那天或许已经飞了不止一趟，而他的举止就像一个有问题的人。

“印度人，”那个印度人带着责备的语气问道，“你喝吗？”

“我正在喝。”

“在家，”他抿了一口开胃酒，说道，“我从来不喝。”

乘务员回来了，手里拿着半瓶香槟。

“香槟！”那个印度人叫道，像是要举起他那双瘦小的手鼓掌似的，“香槟！”

机舱里到处都是开软木塞的砰砰声。一盘又一盘食物被端了上来。

我抓住乘务员那件脏夹克。

“对不起，”我说，“我本该早点告诉他们的。我不吃肉。”

他一只手拿着那个托盘说：“抱歉，先生。没有别的了。肉不是在飞机上做的。”

“但你们一定有鸡蛋或鱼之类的食物吧。”

“我们有一些奶酪。”

“但这是一趟美食航线。你们不能只给我一片奶酪。”

“抱歉，先生。”

我就着面包和奶酪喝香槟。

“那你不吃了？”

“不吃了。”

“我羡慕你，”那个印度人大声地嚼着各种颜色的肉，抿了一口香槟，接着又大声要了一份，“我羡慕你们这些素食主义者。我在家也是个严格的素食者。我们家都没有人煮过鸡蛋。”

乘务员拿走我吃剩下的面包和奶酪，给我端来了咖啡、白兰地和各种餐后甜酒。

那个印度人飞快地尝了一遍。他小口抿着，大口喝着。飞机就要到达终点了，我们已经系好安全带。他的眼镜片后面那双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他的帽子以一种滑稽的角度粘在他头上；他冲我做鬼脸。他用胳膊肘捅了捅我的肋骨，拍了拍我的肩膀，咯咯地笑。他还用下巴顶了顶我，嘴里唱着：“素－素－素食者！印－度－素－食－者！”

飞机着陆时，他有点不开心。他的帽子还维持着那个滑稽的角度，但他那涨红了的小脸下面憋着一股严肃。即将到来的下午对他而言将会很艰难。即便如此，他还是创作了告别演说。

“我亲爱的先生，我是一名记者，我也四处旅行过。我希望你能允许我说几句由衷赞扬的话。尽管隔了几代人，和祖国相距几千英里茫茫大海，但你还保留着我们的宗教习俗和传统。我真的非常欣赏。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

我很饿，我的头很重：“不，不，我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祝贺。”

殖民地居民就意味着有点荒唐可笑，没有前途，尤其在来自宗主国的人看来。移民及其后代都是这样或那样的殖民地居民，在殖民地居民和宗主国居民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无言的互不信任。在英国，美国人的形象是固定的。在帝国荣耀消亡了那么久的西班牙，他们仍然会跟你这个中立的外来者小声地谈论美洲人之间的吵闹——对于他们来说，那指的是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在雅典的酒店，你能分辨出回来度假（移民语汇中的特殊单词）的希腊裔美国人和当地人。游客讲话时声音很大，带着夸张、偶有轻微瑕疵的美国口音。女人的站姿大胆而扭捏。当地人则把稳重的文化和阴柔的谦逊传承得过火，对惹人生气的言行都表现得卑躬屈膝。

然而，拉美人或希腊裔美国人意味着众所周知，意味着一种类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你是一个拉美人或希腊裔美国人就意味着你是被认可的人群。如果你是一个印度人或者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东印度人，你就会成为该地区以外的人眼中永久的惊奇。提起西印度群岛，人们会想到哥伦布和西班牙大帆船，奴隶制和十八世纪的海上竞争。还可能会想到卡里普索和特立尼达狂欢节、奢华的阳光和沙滩。提起东方的印度，人们会想到一排排柏树林后的泰姬陵，会想到圣人。但没人会打算去特立尼达找骑着摩托车在乡间小道疾驰的印度梵学者，看飘扬在寺庙上空的三角旗，看在混凝土和瓦楞铁建成的普通加勒比建筑对照下的清凉而华丽的白色清真寺。没有人会期待在西班牙港看到整个地区的街道名称都是在纪念印度，也没人打算在特立尼达看印度灯节或者穆斯林的侯赛因（先知的后代，一千三百年前在阿拉伯半岛的卡尔巴拉战役中阵亡）哀悼仪式。

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会被和没有前途的人画上等号。除此以外，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还体现了一种古老的词语暧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单词像“Indian[2]”这样被滥用。几乎每一次使用这个单词，都得对它做一番描述。在欧洲，曾经一度，所有东方的东西或者所有有些异常的东西都会被判定是来自土耳其或者印度。因此那时说的印度墨水实际上是中国墨水，那些印度纸张最初来自中国。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在瓜纳哈尼岛登陆时，他以为到了中国。因此，他本该称当地人为中国人。但当时的东方指的是东方的印度。于是，他把当地人称为印度人。这里的人从此被叫作印第安人，他们排成单行，穿过印第安玉米地。同样，英语国家的人把火鸡叫美洲鸟，而法国人则叫它印度鸟。

真正的印度人长期生活在地球另一端，因此没有被和其他人群混淆过。但到了一八四五年，当这些印度人开始抵达哥伦布称作印度群岛[3]的岛屿时，就彻底乱了。在这片英属群岛，奴隶制已经被废除；黑人拒绝为主人劳作，许多种植园面临破产，因此种植园主从中国、葡萄牙和印度引进了契约劳工。印度人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因此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来了。他们是不错的农业技师。契约到期后，他们被鼓励留下定居。不选回家的船票的话，他们可以获得土地。许多人留下了。契约制度从一八四五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七年，这期间有过间断。仅在特立尼达，这些移民后代的人口就超过二十五万。

但是，该怎么称呼这些移民呢？他们的称呼在三百五十年前就已经被占用了。“印度教徒”是个有用的单词，但它有宗教含义，可能会冒犯到移民中的穆斯林。在英属群岛，移民被称为东印度人。这样，他们就有别于群岛上的两种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人（American Indians）和西印度群岛印第安人（West Indians）。经过一两代人后，东印度人被认为是西印度群岛的固定居民，因此被称为西印度群岛上的东印度人。民族情感日渐产生。这里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呼声，而西印度群岛上的东印度人（West Indian East Indians）就成了东印度裔的西印度群岛人（East Indian West Indians）。

这一做法不适用于荷兰人。在南美洲北部海岸，他们有一块被称为苏里南或荷属圭亚那的殖民地。他们还拥有东印度群岛[4]的大片土地。在他们看来，东印度人是来自东印度群岛的人，是马来人的后代。（荷兰的印度餐馆可不是印度餐馆，那是东印度群岛餐馆或者爪哇餐馆。）苏里南有许多来自东印度群岛的真正的东印度群岛人。因此，就得为从印度去苏里南的印度人寻找另一个称谓。荷兰人称他们为不列颠印度人。当民族独立运动在印度兴起时，不列颠印度人开始为这个称呼感到愤愤不平。荷兰人做出妥协，称这些人为印度斯坦人。

东印度人即不列颠印度人即印度斯坦人。但西印度群岛是新世界的一部分，这些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不再属于亚洲。寺庙和清真寺保留了下来，看上去和印度本土的并无两样。但这些印度人自己的语言衰落了。宗教仪式改变了。自卫生当局禁止露天火葬以来，印度教徒都被土葬，不再火化。他们的骨灰没有沿着圣河流入大海，再次成为永恒世界的一部分。附近没有恒河，只有一条叫作卡罗尼的泥泞溪流。印度教祭司用芒果树叶洒在祭祀圣火上的水不是恒河水，而是普通的自来水。圣城贝拿勒斯[5]在遥远的地方，但西班牙港的年轻印度教徒在入教仪式上仍然会拿起权杖和乞丐碗，说自己会前往贝拿勒斯学习。他的亲戚会恳求他，最后他会放下权杖。然后将会有一场代表超脱的宗教仪式。[6]

这是一支被隔离的族群的剧本。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意味着没有前途，外来的。还会和不太诚实画上等号。但所有移民都是这样。印度本土就有精力充沛的帕尔西人社区。他们为躲避穆斯林而逃离波斯。但多年以后，他们努力保护的这个宗教变成了一种形式，尤其是葬礼形式：在孟买，死者被送往有着可怕名称的沉默之塔，在那儿任由秃鹫吞食。他们讲起了保护国的语言，而他们自己的语言变成了隐秘的胡言乱语。移民是独立的一群人。不能用更为古老的文化标准评判他们。文化和语言一样，是不断发展的。衰落的文化没有对错，没有纯粹性。有使用才有一切。

尽管这些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保留了令游客震惊的寺庙和宗教仪式，但他们属于新世界。他们是移民，他们拥有移民身上的干劲和不安。对于他们而言，印度是一个词。在质疑自我的时刻，这个词可能会暗示泰姬陵和古代文明。但更多时候，它通常暗示着其他看上去很可怕的词，“饥荒”、“上百万移动人口”。对于许多人来说，印度只是有关一段几日前才在特立尼达幸存的令人绝望的乡村记忆。有时在岛屿上的内陆村落里，茅草屋顶、用泥与竹子垒成的墙仍然会让人想起孟加拉。

大港口加尔各答就在孟加拉。来自印度东部广阔而萧条的内陆地区移民在那里聚集，开始为期四个月的海上航行，前往西印度群岛。大多数人来自比哈尔邦和北方邦东部；即便现在——尽管比哈尔邦已经有了重工业——这些地区依旧因贫穷和落后而为人所知。那是一片凄凉、布满灰尘的土地，废墟和体现古代荣耀的地名使它显得更加凄惨。这里是佛陀的国度，三千年前印度史诗中提到的城市依旧存在着，例如阿约提亚，我父亲家族的起源地，如今是个一片萧条、摇摇欲坠的城镇。

这里土地平坦，平坦得让人无法忍受，几乎看不到能给它增添生气的树木。史诗中经常提到的森林已经消失。这里冬天很短；酷热的夏日里，田间灰尘弥漫。满眼都是有着低矮的泥墙或砖墙房子的村庄；到处都是人。广阔之上的渺小：小房子、小块而贫瘠的土地、瘦弱而矮小的人，不断增长的人口将这片土地拖进灰尘中。这是一片饥荒和冷漠同时在上演的土地，也是一片种姓制度严格的土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任何改变位置的努力都是徒劳。尽管农民的土地很少，时间很多，但他们仍旧会在土地上播撒种子。农民自己挣一天吃一天。农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印度，一切都曾属于国王，后来属于地主，人们曾经认为把这里变得繁荣富裕是不明智的。因此，仅仅是种姓就可以限定和安置一个人。对于这片人口过多的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整个印度，或者说整个世界都被限制在一块土地和一些关系上。

在这些地方，旅行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一百年前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西印度群岛一定就像是世界的尽头。但还是有那么多人离开，带着一切——床、铜制容器、乐器、画像、圣书、檀香木棒、占星棒年历。看上去他们背井离乡，其实则不然，他们随身带着印度。凭着思路局限的世界观，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能够重建北方邦或者比哈尔邦。他们曾经能够对印度的广阔置之不理；因此现在，他们对身处的陌生环境也置之不理。离开印度那片神圣的土地，越过“黑水”被看作是一种自我污辱。这些移民在特立尼达非常完整地重建了印度，以至于他们在那些想要离开特立尼达的人身上强加了类似的束缚。

在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社会，他们可能会被遗弃。但十九世纪的特立尼达停滞不前。印度人坚持了下来，并在此繁衍生息。他们重建的这个印度得以生存。这是一个发生彻底改变的印度。这是一个处在孤立之中、没有获得支持的印度；一个没有种姓或者说，种姓压力不大的印度。在这里努力是有意义的，很快，印度就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种习惯，一种自我强加的、年复一年逐渐消失的心理上的约束。随着来自新世界的第一波气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来到岛上——印度消失了，一个新民族似乎一下子就创立了。殖民地居民，不论来自哪种社会，都是革命的产物，而革命发生在头脑里。

特定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寺庙、食物、仪式、名称，但在印度人看来，岛上的这些东西日渐英国化，变得不好辨认；对肉的厌恶或许保留下来了，一个印度教徒，在往返伦敦和巴黎的美食航线上也经受住了食物的诱惑。两年前我在印度，常常在听到一种我认为自己已经忘记的语言时，听明白了对方在讲什么。的确很奇怪。虽然只是一两个单词，但它们似乎唤起了我过往的生活，匆忙间让我产生了一种曾经生活在此地的感觉。但那种感觉一闪而过，对于殖民地居民来说，没有真正的回归。

在德里的一家俱乐部里，我遇到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我上一次见他是十五年前。他是一位冒险家。现在，他有些悲伤。他在祖国成了一名被流放者。十五年足以令他摆脱青涩；对他来说，已经不再会有冒险活动。他安静而顺从。随后，他的眼中流露出担忧和问询的神色。

“告诉我。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人，你说呢？”

“毫无疑问。”我说。

他面露喜色，看上去轻松起来。他微笑，接着大笑起来。

“真高兴你这么想。这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说的。来，我们喝一杯。”

我们喝酒。我们大声说话，一起变成了殖民地居民。

一九六五年

[1]原文为Red Indian，是Native American（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的旧式表达，现在常含贬义。

[2]既可指印度人，也可指印第安人。

[3]今西印度群岛。

[4]今印度尼西亚。

[5]即瓦拉纳西，印度教徒认为在瓦拉纳西死去，就能超脱生死轮回的厄运，他们相信，在瓦拉纳西的恒河畔沐浴可洗涤污浊的灵魂，在此火化并将骨灰撒入河中也能超脱生前的痛苦。

[6]现在允许火葬，骨灰撒在卡罗尼河；现在也进口了恒河水。——作者注

茉莉花

十年前的一天，当我在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加勒比频道编辑每周一期的文学节目时，有个特立尼达人来到朗廷酒店旧址上的自由作家房间看我。他坐在桌边，啪地放下几张我的打字稿，然后说：“我叫史密斯。我写关于性的文章。我还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笔下的性是冷淡的，毛姆和椰汁；但他的民族主义是咄咄逼人的。女人像椰树一样摇摆不定；她们的皮肤是赤铁科常青树的颜色；她们的口腔内部是切开的金星果[1]的颜色；她们的牙齿像椰肉一样白。做爱时，她们像狂风中的竹子一样呻吟。

那位作家在抗议英语强加给我们的东西。语言是我们的，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随之而来的文学因此具有特殊的权威性；但是这种文学就像外国的神话。例如，华兹华斯那首关于水仙花的臭名昭著的诗[2]。毫无疑问，那原本是美丽的小花，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首诗对我们能有什么意义呢？这种论点表面上暗示的意思将所有的文学都局限在其起源国，其实是政治的；但它真实反映了那个人对我们那未成形、未建成的社会中空虚状态的不满。对没有神话故事的我们而言，所有的文化都是外来的。特立尼达很小，很偏远，而且无足轻重。我们明白，不能指望在我们看到的那些书写人生的书中读到有关我们自身的内容。书籍来自遥远的地方；它们能给我们的只是幻想。

读一本书就意味着在思想上要做一次瞬间调整，就像中世纪的北方雕刻家解释《旧约》故事一样，他会用和他的生活有关的方式解说，我得有自己的适应能力。我排斥狄更斯对于伦敦的一切描述；虽然我可能会保留插图画家给米考伯先生[3]和其他人画的服装，但我给他们换上了我熟悉的人的面孔和声音，让他们置身于我熟悉的建筑和街道。适应的过程是自动且连续的。我将狄更斯笔下的蒙蒙细雨换成热带的倾盆大雨，雪和雾是书本中的传统写法，我没有替换。任何因提醒我这种反应是如何怪异而让我尴尬的东西，任何试图将人物从我设置的虚构环境中移出去的东西，我都排斥，例如插图。

我从书本中寻找幻想，同时我认为现实也是必需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吉卜赛人是捏造的，是令人失望的，让那么多真实事物变得不可信：对我来说，吉卜赛人是虚构的人，属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英雄》那些纯粹的奇幻故事。描写古老战士之剑那一幕也令人失望，因为我认为剑属于古代。我让汤姆·塔利弗[4]沿着我生活过的街道散步。《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前几章，《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几章，H. G. 威尔斯的一些小说，康拉德那篇名为“礁湖”的短篇小说：我让这些我最初读过或是听过的故事都发生在特立尼达，用我自己的方式接受、排斥、适应它们，让故事中的人物用我的方式而存在。我从来不为了解外国而阅读。书上的一切都是外国的，一切都得经过适应，英语小说中立刻奏效并对我有价值的一切都不是英国特有的。默德斯通先生[5]奏效了，匹克威克先生[6]和他的俱乐部却没有。《简爱》和《呼啸山庄》奏效了，《傲慢与偏见》却没有。莫泊桑奏效了，巴尔扎克却没有。

我在书中寻求某种特别的参与感。我唯一接受的社会分化就是贫富分化，任何秩序繁复的社会似乎都是脆弱的、外来的。在文学作品中，类似的社会不仅仅是外来的，它还是排外的。它使我的幻想变得一文不值，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到要写自己的生活，可它让我绝望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社会的贫穷和杂乱无章。我可以让狄更斯适应特立尼达，但我在特立尼达了解到的生活是不可能被写成书的。如果风景在被艺术家阐释之前是不真实的，那么社会在被书写之前就是没有形态和令人尴尬的。让一张狄更斯小说里的插图来提醒我的适应之荒谬是令人尴尬的，同样，尝试描写我所看见的也是令人尴尬的。我读过的东西几乎对我没有帮助。表现出某个作家的情感是有可能的。但没有一个作家能和这个社会割裂开来，不管他的想象多么独特。想象是外来的；它削弱了我自己的想象，让我没有勇气去做简单的事，比如提及西班牙港一条街道的名称。

虚构作品或者任何和想象有关的作品，不论其质量如何，都把自己的主题视为神圣的。在充分了解已被接受的权威神话之后，试着将神话这一品质赋予那些被认为是不重要和荒谬的东西——西班牙港的弗雷德里克街、海事广场、拉芬蒂勒和巴拉塔里亚区，试着使用这些名称需要勇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熟悉而无意义的词的排斥——对不熟悉的水仙花的排斥——和试着让有着赤铁科常青树肤色的女人在狂风中像竹子般呻吟一样，都是不自然的。

所有的英国文学都触手可及，不过，我的立场和《印度假日》中王公的立场一样。当那位信仰基督教的女士跟他说“上帝无所不在”时，他回答道：“但那对我有什么用呢？”我需要一些更相关的文学，而本地的一些短篇小说提供了这些。这些小说，或许总共只有一打，从来没有在特立尼达以外的其他地方出版过，将我之所见转化为文字。正是通过它们，我开始欣赏作家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歪曲事实和提取精华的力量。同样一个地方，我看到的是单调、杂乱无章，而他们看到的却是秩序。我试着用浪漫手法处理，使我的主题和我阅读过的东西保持平等，他们接受了。他们为更深层次的观察提供了起始点；他们没有触发幻想。从长远来看，每一个作家都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但从最实际的角度来看，有个传统还是有帮助的。英语是我的，但传统不是。

文学主要是幻想。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尽管我很早就决定要当一名作家，并且在十八岁那年怀揣着这个抱负离开特立尼达，可是我直到将近二十三岁时才开始认真创作。我的素材不足以被传统视为神圣，我也并不完全相信其重要性，而且仍有一些困境。我的文学偏好发展成为一种对语言——脱离语境的单词——的热爱。上学时，我学的是法语和西班牙语；语言的乐趣至少和文学的乐趣一样多。莫泊桑和莫里哀的作品内容丰富，但我觉得花上一个小时翻看大部头的《哈拉普法英词典》，通过范例更多地了解这种语言要比和高乃依或拉辛[7]相处更惬意。正因为我自以为对这两门语言（现在都生疏了）了解得足够多，所以当我前往英国上大学时，我决定学习英语。

这是个错误。英语课程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它似乎是一门针对青少年古文物研究者的学科。它避开了充满文学色彩的小说和散文“旁白”。根据寻常而又令人好奇的一致意见，它专注于诗歌。因为英语课程只讲到十八世纪，所以在细致研究莎士比亚之后，就堕落为对不重要的诗人（严格来说是地方性诗人）的快速概述。我原本盼望着能漫游在文字的疆土上，但面临的却是“课文”。玄学派诗歌[8]是学习的完美主题，是一门学科的完美组成部分，但它们真的对我没有用。尽管德莱顿[9]的散文有着令人愉悦的技巧，但他本人却既肤浅又不诚实。他的“评论”值得如此恭敬的关注吗？《格列佛游记》是很棒，但《一只桶的故事》和《书的战争》[10]能持久吗？

事实是我不喜欢学术研究，不喜欢追溯学校和流行的成长史。我一直追求的是，将文学和生活联系起来。我在学校接受的培训帮不到我。我们没有图书馆，没有可以求助的文学史方面的书籍。撰写关于《伪君子》的文章时，我们根据对该话剧的读后感来写作。现在，我发现文学研究已经被科学化了，得通过学术研究这个陷阱才能接触到每个作家。美国现代语言协会（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出版物被装订成册，以前那些世故的年轻人亲切地称之为PMLA。那些讲述乔叟的天文学或占星学知识的书页（这个议题每年都有）因为被触摸而变脏、发胀并起了毛边。甚至一些用铅笔标注的注释（不，诺拉！）都已经模糊不清了。我对这些装订成册的书籍以及保存这些书籍的图书馆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

快乐是不能传授和测量的，但学术研究可以。我的反应是不理智的。在我看来，学术研究是浓缩的法则。文学没有被探究，它被编成法典，压缩成几张纸的“课文”，几册“背景资料”，更多的是“评论”。对于这个混合物，可能要用上数学知识。学术研究当然有发现：莎士比亚、马洛[11]、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但我对文学研究的厌恶带给我一种对文学本身的疏远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语言还是我的。我满怀欣喜地转向的领域正是对语言发展的研究。这足以满足我对语言的热爱，这是意想不到的探险。将乔叟看成一位伟大且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序篇》中也只可能找到一段极其有限的观察报告（被后人超越了大概一千次）。但是作为一门新兴的、发展中的语言的操作者，乔叟令人激动不已。而我在莎士比亚那儿得到的乐趣则翻了一番。在特立尼达，英语写作对于我来说是通往幻想的起点。现在，在英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后，隔离单词、将文学和语言分离开来变得有可能了。

语言可以非常具有欺骗性。我花了很久才意识到自己在阐释英语演讲的惯例和模式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安格斯·威尔逊[12]早期小说中对英语演讲做了最好的剖析。这是我现在的判断；我对这些小说的第一反应是浮躁和不完善的，就如普福尔茨海姆教授在《盎格鲁－撒克逊态度》中对英国同事那严正的谦恭做出的反应。虽然有关英国的知识使得英语写作更加便利，但也使参与变得更加困难，不可能运用幻想（读者的补充反应）了。我正在审视一个有待了解的外国社会，正在寻找特定的社会评论。再次翻开那些我曾用特立尼达元素解读过的书，会惊愕地发现，这些书是那么具有英国特色。狄更斯小说中的插图现在就不能不予理会了。因此，带着知识重读，这些书就不再是我的了。

这种对社会评论的寻找是学习英国文学留下的恶习，但却难以克服。小说家们的成见反映了一个由惯例和规矩统治的社会，一个由有自知之明的人组成的、结构井然的社会。对于这些人而言，阅读与其说是为了探险，不如说是为了比较，为了找到他们了解的或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东西。评判一位作家基于他所报道的事物，工人阶级作家就只是工人阶级作家。因此写作就发展成为特定社会的私有语言。新的报道，新的发现出现了：它们都被快速吸收。伴随着每一个发现，社会自身的形象就更加固定，而社会又更深入地向内部审视。它有太多的参考点，它过于频繁地被描写，被阅读。例如，安格斯·威尔逊笔下的人物都是伟大的读者，他们沉浸在狄更斯和简·奥斯丁的作品中。很快就会出现一些人物，他们沉浸在安格斯·威尔逊的作品中。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情感将叠加在情感之上：经历中的粗粝物质将被自我认知提炼掉。写作将成为亚瑟·米勒对报纸的定义：一个自言自语的国家。即便是那些拥有秘诀的人也只能见证，而不能参与。

一切文学都有地域性；或许只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无地方性，或者是狄更斯作品中“粗俗”经历的直率传递，使得文学看上去不那么地域分明。或许，这是读者缺乏知识。即使在这个文字“国际主义”时代，我们也看到文学变得越来越内向，形成了越来越私密的语言。或许，文学最终会使自己竭尽才智，写无可写，而所有的文学乐趣就会变成词语的乐趣。

三年多前，我在英属圭亚那。一天午后，我被带去拜访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来自一个尊贵的、信仰基督教的印度家庭。我们的政治观点过于对立，没法对当前的危机进行有益的讨论。我们谈了谈她家阳台上的物品，谈了谈过去的时光。突然，热带的阳光消失了。花园里飘来花香。我从小就知道这种花，但我从来不知道它的名字。现在，我问了问。

“我们叫它茉莉花。”

茉莉花！这些年来，我一直都知道它！对于我来说，它一直是书上的一个单词，一个可以取乐的单词，一个从我熟悉的、枯燥的植物名称中移走的东西。

那位女士为我剪了一段茉莉花幼枝。我把它插到衬衫最上面的纽扣眼里。回酒店的路上，我边走边闻。茉莉花，茉莉花。但是这个单词和这朵花在我脑海中分离得太久了。过去，它们没有同时出现。

一九六四年

[1]原产于热带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白色果肉，半透明胶状。

[2]指《咏水仙》（The Daffodils）。

[3]《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4]《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磨坊主。

[5]《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6]《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

[7]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并称法国古典戏剧三杰。

[8]指英国十七世纪深受约翰·邓恩影响的诗人的作品，不太用白描，以奇思妙喻著称。

[9]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

[10]《格列佛游记》、《一只桶的故事》、《书的战争》均为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

[11]英国剧作家、诗人、翻译家，为莎士比亚同代人物。

[12]英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盎格鲁－撒克逊态度》是其代表作。

自传之前言

1

距离我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一间屋子里的一台老式英国广播公司打字机前，在光滑的、不会发出沙沙声的英国广播公司脚本纸上写下我第一本可以出版的书里的第一句话，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那时距离我二十三岁生日还有三个多月。十个月前，我离开牛津，来到伦敦生活，努力让自己收支平衡。在此期间，我盼着缓解自己的焦虑情绪，但试着开始作家生涯却让焦虑加重了。

在牛津，我靠着特立尼达政府提供的奖学金维持生活。在伦敦，我得靠自己。我得到的唯一一份收入——一周八几尼，减去“扣税”——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的加勒比频道。过去一年间，甚至过去两年间，我唯一的好运就是得到了这份兼职，编辑并主持专供加勒比地区播放、每周一期的文学节目。

加勒比频道节目组在朗廷酒店旧址二楼，位置正对着播音大厦。在这一层，英国广播公司为像我这样的“自由作家”预留了一个房间——对我来说，那个词并非暗示自由和勇气，而是暗示我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外围人，属于一个沮丧且谦卑的阶层：要成为一名“员工”，我还需要付出很多。

自由作家的房间并没有助长广播荣耀这类想法；它完全是为小剧本的生产而设置的。房间里残留着某些带有酒店气息的物品：像是置身伟大的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朗廷酒店（至少在一本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书里提到过这家酒店），自由作家的房间之前可能是一间食品储存室，位于这栋厚砖墙建筑的后部，屋顶的灯熄灭后，房间里就一片黑暗。即便在亮着灯的时候，这房间也不能令人开心：黄褐色的墙上贴了豆绿色的墙裙，油漆早已失去光泽；窗户下方有暖气片，窗台上还有细沙；两三把椅子，一部电话，两张桌子和两台老式打字机。

正是在那种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昏暗中，在其中一台打字机前，一天午后，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抑或是不想写满一整张纸，我写道：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那是关于西班牙港的记忆，似乎来自久远的过去，但那只是十一二年前发生的事。那时，我们——母亲这个家族的各系旁支——住在西班牙港，住在属于外祖母的房子里。我们是农村人、印度人，从文化上来说，还是印度教徒。搬到西班牙港类似一种移民：从印度教和印度人的乡村来到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儿混居的城镇。

哈特是我们那条街上的邻居。他既不是黑人，也不是黑白混血儿。但我们认为他是一半黑人，一半黑白混血。他是西班牙港的印度人。镇上有好几个西班牙港印度人。他们没有祖国，只是个体，很难形成社区。他们和我们被区别开还有一个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马德拉斯人，南部印度人后裔。他们不说印地语，不是种姓人群。我们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我们的礼节和约束；尽管我们自己衣衫褴褛（而且住房紧张），但我们将街上其他的印度人看作无家可归的人。

那声“鲍嘉！”不仅仅是从街上发出的喊声。为了增加不协调，我在写作时安排这一喊声冲着我们院子里的某个人而来：一个非常安静、和我母亲的家族有着某种联系的年轻人。他不久前刚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院子后面那个独立的一居室里。

我们称这间屋子为“仆人房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西班牙港的房子都建有独立的仆人房间——比阳台小的小盒子，风格上沿袭了奴隶时期的附属“黑奴房”。我猜想，在我们这条街上的一两栋房子里，用人真的是住在仆人房间里的。但通常不是这样。仆人房间能提供清静、独处的环境，十分受欢迎，并不是用人住的。

正值战时，我们家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就成了一场更为普遍的运动的一部分。各种条件的人都来到西班牙港，到两个美军基地工作。其中一个基地建在一片刚收回的土地上，就在我们那条街尽头——隔了八栋房子。每天两次，我们会听到军号声；身着制服的美国人显得很庄重，卡其色的领带别在衬衫里。他们是我们街道生活的另一部分。街道很繁忙，院子很拥挤。我们的院子比大多数的院子都要拥挤。从来没有用人住进我们的仆人房间。相反，这房子里接连住过几位受到优待的暂住者，他们的境遇日渐好转。在大家族的高峰期之前，其中一些暂住者曾是外人；但现在，他们大多数是我们的亲戚或者是和家族关系密切的人，比如鲍嘉。

鲍嘉和我母亲那个家族的联系非同寻常。世纪之交，鲍嘉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一起作为契约移民从印度启程。在那次漫长而可怕的航程中，他们成了结拜兄弟，他们的后裔也以此为荣。

鲍嘉的族人来自旁遮普邦，长相英俊。我们认识的鲍嘉的两个哥哥都是很有抱负的人，从事着白领工作。一个是教师，另一个在仆人房间住过，是个业余运动员。每逢板球赛季，他的名字会经常出现在报纸上。鲍嘉没有接受过哥哥们所受的教育，也没有哥哥们那样的抱负。人们不清楚他靠什么谋生。他很温和，没有什么明显的个性，冷漠离群，在那个拥挤的院落里，他异常孤僻。

他离开过一次。像是过了几个星期，又像是过了几个月，他回来了。据说他“在船上工作”。西班牙港是一个殖民地港口。我们以为水手都很粗鲁，是社会渣滓。所以，“在船上工作”这件事，尽管暗示着金钱和运气（因为工作不那么好找），也暗示着危险。那是鲁莽的人和放荡不羁的人干的活。但它一定很适合鲍嘉，因为过了不久，他又一次离开，消失了。

这一次，有人说他去了委内瑞拉。他回来过；但我对他的返乡没有印象。有关他的冒险活动——如果他有过冒险的话——我一无所知。我记得，他第一次出走，到船上工作时，有人告诉我，他是个厨师。但那有可能是我自己杜撰的故事。鲍嘉住在仆人房间期间，我对他的全部了解来自幼时的我在远处所能看到的。他和他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个时期的混乱不堪和拥挤人群的一部分。

四五年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多了。那时，战争已经结束。街道尽头的美军基地已经关闭，建筑物被推倒。当地的承包商认识我们家的某个人，他将那个地方的管理权交给我们几天，让我们捡拾需要的木材。母亲的族人分家了，我们也都搬离了外祖母的房子。父亲购买了房子；我用从美军基地捡来的木材做了一扇新的前门。不久，我就获得了特立尼达政府提供的能让我去牛津的奖学金。

据说鲍嘉仍旧是一名旅行者。在特立尼达，他现在可以做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与关系密切的人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他住在卡雷纳奇，一个距西班牙港西部大约五英里的海滨村庄。在卡雷纳奇，生活着黑人和黑白混血儿，那儿颇具西班牙风情（当地法语土话称之为帕尼奥尔）。卡雷纳奇几乎没有印度人，那里适合鲍嘉。

我无所事事，只等着离开。等待的日子里，我焦躁不安，有时候就骑车去卡雷纳奇。在大热天骑行一段时间后，到多石的海边玩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之后到鲍嘉家里喝可乐更是令人开心。他住在一条步行街上的小巷里，院子里一半是灌木一半是建筑。他现在是个裁缝，显然生意不错。店门敞开，他坐在缝纫机旁，热情而含蓄，和以前一样平和、不爱说话，还是那么孤僻。但他愿意和我一起玩。他开心地让我用漆为他的店铺写一块招牌。这是我的主意，但他当真了。他让木匠用新木头做了一块牌子；我给木牌涂底漆，再用漆在木牌上刷上字，过了几天，我做好了招牌。他将它挂在店门上，我觉得它看上去很真实，是一块真正的招牌。我很吃惊，那是我做的第一块招牌。

出发去英国的日子到了。我把鲍嘉留在了卡雷纳奇。那是我的记忆中他一直生活着的地方。那记忆很模糊，前景中空无一人：一个曾经在船上工作然后去了委内瑞拉的人，安静地坐在缝纫机跟前，坐在我做的招牌底下，坐在他那狭小的混凝土住房兼店铺里。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鲍嘉的故事。在我们经历了特立尼达岛内的多次迁徙之后，在我的英国之行和牛津生活之后，那是我——在两次尝试写小说都失败之后——坐在兰厄姆酒店那间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机前，试图再次成为一个作家时，脑海中出现的故事。那天下午，幸运眷顾了我。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幸运眷顾了我，因为第一个句子是那么直接，那么整齐，那么简单，以至于引出了下面的句子：鲍嘉在床上翻了个身，用没人听得到的声音轻柔地咕哝着：“那儿怎么啦，哈特？”

第一句是真实的，第二句是杜撰的。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对我这个作家来说，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虽然它们忽略了一切——背景、历史时间、相关人物那错综复杂的种族和社会状态——但它们又暗示了一切。它们营造了“街道”这个世界。这些句子和词语创建了一种引领后续事态的节奏和速度。

这个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为了写作速度，为了避免出现错综复杂的状态并配合开篇的节奏，故事的叙述者不能是我自己。我的叙述者一个人和母亲住在那条街上的房子里。他没有父亲，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因此，很简单，我母亲那个大家族的所有成员（对于作家来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很累赘）被革除掉了；同样，出于简化的想法，我让这个叙述者比我本人更适应街道的生活。

鲍嘉的裁缝生意（挂着我为他做的招牌），被我从卡雷纳奇的小巷转移到西班牙港的仆人房间。随之而来的就是某些安静而友善的线索，那是我后来在鲍嘉身上发现的。仆人房间和街道——房子、人行道、天井、街道尽头的美军基地——变得像一个舞台布景。任何人都有可能从街上走过，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现在仆人房间里。考虑到叙述者的节奏和不断累积的对街道生活的暗示，他这么讲故事就足够了。因此，鲍嘉可以不声不响地来去。在故事里，当他第一次离开仆人房间时，他只需要说几个名字，故事想传递的街道即是一种俱乐部的意图就很容易让人信服。

就这样，在兰厄姆酒店的那个下午，在那之前一直被我无视的西班牙港的记忆被简化，被改造。叙述者的速度就是作者的速度。之后那些看上去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学手段只是源自作者的焦虑。最重要的是，我想把故事写完。我担心，如果在任何一处停留过久，我可能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失去信心，会再次放弃，一无所获。

速度主宰着鲍嘉神秘事件的解决之道。他渴望自由（摆脱印度教家庭的习俗，但故事中没有提及）。他没有抱负，也没有技能。尽管他有招牌，但他不是裁缝。他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一个来自乡村的人，鲍嘉这个名字和神秘事件是街道给予的。街道本身具有城市戏剧性。如果鲍嘉整个下午都在仆人房间里玩单人纸牌游戏，那是因为他没有其他方式打发时间。如果他一言不发直到成为电影《鲍嘉》中的人物，那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街上的人认为他世俗、懒惰、冷静。事实上，他很被动。让他从街道上分心的情感纠葛不大具有英雄气概。和街道上其他男人不同，鲍嘉应对女人的方法很简单。他肌肉松弛，缺乏男子气，是个重婚者。因此，我的故事里的鲍嘉只是在追寻自由，以一个忙忙碌碌的男人形象收尾。只有在仆人房间那个独处的环境中，他才是平静状态下的自己。只有和街道上的男人与男孩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男人。

故事很短，三千个单词，写了两大页纸多一点。那个下午我鬼使神差地将打字机设为单倍行距，尽可能多地将字敲打在第一张纸上，也为了获得印刷页面的效果。

我打字的时候，自由作家房间里人来人往。那天下午，有些人会顺便到英国广播公司找人聊聊天，并从制片人那里拿到少得可怜的小剧本佣金。有些人是有活儿要干。

我猜欧内斯特·埃托尔会来，坐在另一台打字机前，对杂志栏目中的串词甚至段落挑三拣四，他会停顿很多次。那个傍晚，欧内斯特漂亮的口头禅在短波收音机里噼啪作响，暗示着他是一个忙碌而警觉的人，沉溺在伦敦这个大都会的刺激之中，只留出几分钟做广播谈话秀。他是一个来自英属圭亚那的黑白混血儿，穿深色西装，身体肥胖，行动迟缓。几年后，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对他的印象没有变化，也没有震惊，我在心里把他移进了棺材里。和喜欢广播一样，欧内斯特喜欢广播大厦附近的酒吧生活。坐在黑暗的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机前就像是被强制着做事一样。欧内斯特停下来思考问题时，会用厚厚的手掌顺着前额揉搓到眉毛，再逆着眉毛的方向推回去。然后，就像清理蜘蛛网似的，他会掸一掸脸颊、鼻子、嘴唇和下巴。

说完欧内斯特，我得说说我，我那些天的打字姿势很反常。我的肩膀尽可能地向后甩，脊椎弯成弓形，膝盖抬得很高，鞋子搁在离椅面最近的那条梁上，左一只，右一只。就这样，我两条腿大敞着，像只弯腰的猴子似的在打字机前敲打着。

那间自由作家的房间像个俱乐部：有人在聊天和走动，短暂的友情时光里，年轻的和特别年轻的人各自怀着不同的焦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从事着写作。这就是我赋予鲍嘉的西班牙港街道的氛围。部分是为了写作速度，部分是因为我的记忆或想象力还达不到一个高度，所以我没有给他的仆人房间添置任何家具：兰厄姆酒店的房间里本身就没有什么家具。那天下午，我从那间房里的友情中获益匪浅。如果没有那段友谊，没有看过这个故事后那三个人的反馈，我可能不会想要继续写自己的故事。

我将三张打字纸分发给三个人。

约翰·斯托克布里奇是英国人。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多个国内外节目中任职。和我们其他人不同，他带着一个公文包，它暗示着他的条理性、稳定性和很多佣金。三四个月前，我们第一次在自由作家房间见面时，他还不太友好——毫无疑问，他认为我是个牛津人，没接受过培训，就这样开始正规的电台工作，从更有经验的人嘴里夺食。但后来，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如老师般忧心。从他英国人的角度来看，我陷在自我忽视的状态中，他想将我从现状中拯救出来。他希望我能从事更好的工作，更好地展示自己，穿更好的衣服，尤其是丢掉那件脏兮兮的工人阶级外套。（我虽然对衣服一无所知，但也一直觉得那件外套不对劲：那是我到牛津前，伯爵阁一家公寓的马耳他女经理替我挑的。）看过那篇故事之后，约翰神情严肃，对我当作家这一前景做出惊人的预言。仅仅是凭如此细微的证据！但那说明他最终接受了我的抱负和我的伦敦生活，并给了我些许祝福。

安德鲁·萨尔基是牙买加人。他在一家夜总会工作，也在试着开始写作生涯。他刚刚开始做播音、谈话和阅读节目。他把学习写作和试着将鞭子缠在栏杆上相比。他认为，我已经开始将鞭子缠在杆上了。他发现并让我去掉一两句较早写成的句子。在那些句子里，我开始对素材失去信心，开始嘲笑自己要写一个真实故事的念头而不是故事人物。

最真挚的认同来自戈登·伍尔福德。他来自英属圭亚那一个显赫的殖民地家庭。他说自己有非洲血统，但不明显。和父亲的深层矛盾迫使戈登离开了家。战前在比利时和英国接受特权教养之后，他在伦敦沉溺于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三十五六岁，出奇英俊，娶了一位法国太太。他们认识时，她在伦敦一家大商场做售货员。他们那段婚姻刚刚破裂。戈登正在写一部关于那段婚姻的小说《岩石之上》，但他不打算写完它。他经常换工作，他热爱写作，他最喜欢的书——至少他酒瘾发作时总是随身携带——是《独家新闻》[1]。

鲍嘉故事里有些地方触动了戈登。读完之后，他小心翼翼地将纸折起来，将它放进夹克衫的内兜里。那是一个表示认可的举动。后来，他带我去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俱乐部——那天，他没有坐马车。他又一次阅读了那个故事，还让我和他一起读，一行一行地读，评价单词和语气：我们就像是在做播音排练。故事的手稿上仍然保留着他的折痕和葡萄酒渍。

写鲍嘉的故事时，有些记忆——非常模糊，就像是来自一部被遗忘的电影——让我想起了一九三八年或一九三九年、比鲍嘉早五年住在仆人房间的那个人。他是一个黑人木匠，仆人房间和后院篱笆之间有遮蔽物的狭小空间就是他的厨房兼工棚。有一天，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对于一个问问题的六岁孩子来说，他的回答很精彩。

第二天，我在自由作家房间里静下心来写的正是那个木匠的故事。我没有继续写下去的素材，但我有一条住满了人的街道，我有一个氛围，我有一个叙述者。我沿用了头一天的魔法：不会发出沙沙声的英国广播公司脚本纸，设定为单倍行距的打字机。有了戈登的帮助，我意识到自己前一天所犯的错误：不要让过多的单词妨碍思绪，落笔要快，细节的添加要具体，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合适的语气。

我在心理上将仆人房间设置在另一个院落里。波普自称是个木匠，可他做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自家后院芒果树下的那个马口铁的小工棚。接着，凌乱的记忆，我的叙述者，那条街道的生活，我（这个突然从乡下外祖母那严格的印度教家庭来到西班牙港的六岁孩子）的童年体会给了那个木匠一个故事，我记得街上的人们极其快乐。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在品味生活的人，但是他的妻子抛弃了他。

接下来的几天，街道得到了发展。无须指出其复杂性，这点变得显而易见。在一个故事里只出现过名字的人在下一个故事里就会有对话，然后有个性。原本就有个性的人在下一个故事里会更为人所知。记忆提供了素材，城市民俗和城市歌曲同样提供了素材。某家伦敦晚报上的一则关于邮差丢弃信件的消息也用上了。我的叙述者消耗了素材。他似乎能够处理任何类型的素材。

甚至连戈登也被我写进了那条街道的故事里。有天晚上，我们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从英国广播公司回基尔伯恩。那是一个爱尔兰工人阶级居住区，我住在英国广播公司一个门卫位于该地区的两居室里。戈登讲着自己的早年生活，那些奢华、前景美好的日子。接着，他就崩溃了，说道：“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他低下头，透过眼镜片看向街道。那一幕触动了我。几天后，我将它写进了一个黑人民谣创作者的记忆里。这人心理失常，但很温和。一天，他到我祖母西班牙港的房子里兜售他的诗歌，就是一张张印着字的纸片，还跟我讲了一些他的人生故事。

这些故事的篇幅变长了，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写完，也不是在自由作家房间里写成的。我需要更加关注技巧，不是每次都能快速落笔。故事的开篇，它们所形成的节奏，并不总是自然而然地到来。需要付出辛劳。接着，一度看上去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枯竭了。以那种特殊的方式，我所能应对的街道生活到了尽头。我母亲说：“你在这个地方变得太野了。我想你该离开了。”我的叙述者离开了那条街道，就像五年前我离开特立尼达那样。我赖以生存了五六个星期的兴奋感消失了。

我写出了一本书，而且我觉得它是真实的。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抱负，也是过去一年里的首要抱负。如果这本书能够在自由作家房间之外有些许反响，我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写作天分更有把握，之后的写作方法也会更加冷静；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只知道焦虑。安德鲁·萨尔基将书稿交给了出版商，过了三个月还没有答复（四年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现在，距我离开牛津已经过去一年了，我正试着写第二本书，也明白了写出一本书并不等于就是个作家。我寻找新书，新故事、新事件，却发现自己和写鲍嘉的故事之前一样没有把握，我在假装是个作家。

我认为，当作家就要有一直写下去的信念。我没有那个信心。虽然已经开始写新书了，但我也没有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我觉得我应该等，直到写完三本书。写完第二本书，过了一年，我开始写第三本书。这时，我觉得自己应该等到写完第六本书。在官方的表格上，我给自己填的是“播音员”，并且认为这个词没有明显特征，适合任何一个来自自由作家房间的人，直到一个英国广播公司的“员工”告诉我，那么写浮夸了。

因此，我填了“作家”。尽管对我来说，难以平息的焦虑依然纠缠着这个词。由于它的缘故，我依旧在练习魔法。我从来不买稿纸。我更愿意用“借来的”、没有沙沙声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纸；它似乎更随意，不大可能招来失败。我从不标注页码，因为害怕自己坚持不到最后。（这令欧内斯特·埃托尔对我的写作做出了他唯一的评论。一天，他无所事事地坐在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机前。显然是出于好意，他看了几页我写的东西。然后，他语气沉重地说：“我要告诉你，你该做些什么。”我等着。他说：“你应该标注页码，以免搞混。”）在我已完成的前四本书的手稿上——共五十万字——我没有手打或手写过自己的姓名，总是让别人代劳。如此的焦虑；如此的抱负。

我幻想的方式、创作的过程，对我来说还很神秘。我觉得自己应该对那些错误的东西，即不奏效且不得不丢弃的东西负全责。而对于那些似乎正确的东西而言，我只是一个容器。运气不断地出现，或者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除此之外，真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对主题的认知——以鲍嘉的街道为开端——从未间断。

现在，运气这个因素对我来说不那么神秘了，正如日记作家和信件作家反复证明的那样，任何叙述的尝试都能给一种经历增添价值，不然这种经历会渐渐消失。当我开始写鲍嘉的街道时，我陷入了自己以前从来没从作家的角度想过的一连串的经历当中。在一个非常渴望当作家的人身上出现这种盲目似乎不寻常。尽管作家的一半工作就是发现主题。对我来说，问题是我的生活改变了，充满剧变和搬迁：从乡下外祖母的印度教房子（依旧与乡村印度的宗教仪式和社会方式关系密切），到西班牙港及其街道上的黑人和美国大兵的生活，殖民地英语学校（皇家女王学院）秩序井然的生活，然后到牛津、伦敦和英国广播公司那间自由作家房间。我试着像个作家一样起步，但不知该聚焦哪里。

在英国，我还是一个殖民地居民。由于殖民地的街道和我对作家这个称谓的崇拜，不知不觉，我有了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写作就是一种展示。我的独特性——我肩膀上的主题——一直在妨碍着我。

和我同龄的英语或法语作家的成长环境或多或少都已为人所知。这些作家的创作有一定的知识背景。而我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成为作家，因为一个像我这样的殖民地居民，就意味着没有知识，生活在一个智识受限的世界，要接受那些限制，而那些限制也可以是有吸引力的。

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我不能待在那儿。我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个作家，觉得有必要一本接一本地写书。这种焦虑将我带离了我的起点。

“鲍嘉！”那声叫喊有太多含义，以至于得认真核查一番。那是一个西班牙港印度人，一个十九世纪来自印度南部的契约移民后裔说的话。鲍嘉和我母亲的家族以一种特殊的印度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认为这声叫喊包含了一次来自印度的迁徙，一次大英帝国内部的迁徙。这声叫喊里有我那对印度的记忆日渐模糊的印度教家庭，有印度本身，还有特立尼达：它的奴隶制历史，种族混合的人口，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活中的种族对立。它曾是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现在说英语；鲍嘉生活的街道尽头有美军基地和露天电影院。帕里亚湾对面就是委内瑞拉，十六世纪的黄金国，现在是独裁者的国度，但其西班牙式性冒险的承诺和油田的就业机会吸引着鲍嘉离开他的仆人房间。

那声叫喊里有在英国的我，有我的写作：这种职业在特立尼达那个农业小殖民地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对世界的想象不能把这个重要的事实排除在外。

所以，一步接一步，一本接一本，尽管我每次只是为了要再写一本书，但我慢慢地让自己沉浸在知识当中。写作本身就是学习。开始写书时，我总是觉得自己掌握了所有和自己有关的事实；但最后，我总是会很惊讶。以前写的书原来总是一个知识不完备的人写的。很快就写完的那本书，那本在自由作家房间里开始写的书似乎是一个无知的人写的，一个对自己和写作职业——这个他自童年起就怀有的抱负——只有初步认知的人写的。

2

当作家的抱负是父亲给我的。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是一名记者。对于他那一代的特立尼达印度人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职业。我父亲生于一九〇六年。那时，特立尼达印度人属于一个独立的社区。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说印地语。他们附属于特立尼达中部和南部的蔗糖庄园。许多一九〇六年出生的特立尼达印度人都出生在印度，作为契约劳工（签了五年的合同）来到特立尼达。英帝国境内这种印度合同劳工的形式到一九一七年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时才结束。

一九二九年，我父亲开始偶尔向《特立尼达卫报》投一些关于印度话题的稿件。一九三二年我出生时，他已经是《卫报》驻查瓜纳斯这个小镇的特派记者。查瓜纳斯位于蔗糖地区的中心地带，是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聚居区。那里是我母亲家族的起源地。合同劳工比他们落后多了，他们是大地主。

我出生两三年后，父亲离开了《卫报》。原因我一直不清楚。有好几年，他四处打零工，有时依附我母亲的家族，有时投靠我母亲的叔叔。那是一个富人，是岛上最大的巴士公司创始人兼股东。我父亲本身很穷，主要的亲戚仍旧是农业劳工。他一生一直以半靠人半靠己的方式在这两个强大的家族之间摇摆。

一九三八年，父亲再次被《卫报》雇佣。这次是当一名城市记者。我们——父亲、母亲和五个孩子，我们母亲的大家族中的小核心家庭——搬到了西班牙港，住到外祖母名下的房子里。就是在那时，我经人介绍认识了街道生活（和仆人房间里那个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的神秘的黑人木匠）。也就是在那时，我开始了解我父亲。

在那之前（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我住在查瓜纳斯母亲家族的房子里。我知道自己有父亲，但我也知道并接受了他不在身边这个事实——和其他表兄弟姐妹的父亲一样。有一年他送我的礼物是一本小开本的英语诗歌；另一年的礼物是一套玩具木匠工具。但对这个人本身，我的印象一直很模糊。

但他一定在这幢房子里住过；因为在主建筑后面附带的两层木屋里，在楼上阳台的内墙上，凌乱地悬挂着他为母亲家族中某个参加地方选举的人绘制的、幽灵般的横幅和招贴画。棉制横幅挂在阳台的墙上；美丽的油画颜料，主要是红色的，浸透横幅，损毁（抑或只是增加）了外祖父（已经过世）在阳台墙上的下半部分绘制的印花图案。选举的荣耀以及父亲绘制的横幅的荣耀都属于过去；我接受这个事实。

母亲家族这栋位于查瓜纳斯的房子是当地有名的“大房子”，印度北部的建筑风格。屋顶的阳台围有栏杆，主阳台的两端各装饰着一头凶猛的狮子雕像。我不喜欢，但也不痛恨住在那儿；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但我喜欢搬到西班牙港，搬到人少一点的房子里，我喜欢城市的快乐和风景：广场、花园、儿童游乐场、路灯、港口的轮船。

街道的尽头没有美军基地。那块土地，依旧没有名称，只是被称为船坞。它刚被收回。从港口疏浚上来的灰色淤泥还没有干透。淤泥变硬龟裂时，会形成美妙的图案。经历过查瓜纳斯那所房子里封闭混居的生活后，我喜欢城市街道的生活。我喜欢看着其他人，看着其他家庭。我喜欢事物看上去的样子。早上，房屋和树木的影子倒映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下午，我们的人行道处在阴影之中。我喜欢市政的日常秩序：清晨打扫街道，打开水龙头，用清水冲刷绿乎乎的排水窄沟；之后收集垃圾；上午有运冰车经过。

我们的房子由高高的水泥柱子支撑着。送报员尽可能将《卫报》扔到我家门前高高的水泥台阶上。送报是我在西班牙港看到的一件新奇事儿。我还知道，父亲在《卫报》任职，报纸是免费的。因此，我有一种特权感，一种双重的戏剧效果。正因为我继承或被赋予了书写的感觉，我开始有了与印刷文字有关的抱负。但是，这些抱负都扭曲了。它们和父亲那时在《卫报》从事的简单报道工作没有关系——他不喜欢他那时候的工作。这些抱负和父亲很久以前在《卫报》从事的工作有关。就在那段时间里，他那么突然地出现在我面前。

父亲有一张书柜式书桌。那是一件笨重的家具，上面沾有暗红色颜料，还涂了清漆；三个书架上都装有玻璃门；书桌上还有一个倾斜的、带铰链的盖子。它是用松木和包装用柳条箱做成的（未经处理和染色的抽屉侧板上用模板印上了“远离锅炉”字样）。那是父亲从乡村居所带来的家具之一。在西班牙港，我认识了这件家具，得知这是父亲的，因此也是我的，并开始喜欢上它。在外祖母位于查瓜纳斯的房子里，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

在书桌的斜盖下，在方角的长抽屉里，是有关父亲的记录：旧报纸。银鱼在那里扭动过，有时老鼠在那里做窝，生过粉色的小老鼠——它们被扔到院子里，任由小鸡啄食。父亲喜欢存留文件。那里有伦敦写作学校的信件，《卫报》的信件。我都读过好多遍，每次都开心地将它们当作过去的事物来品味，尽管对我来说，带凸起花纹抬头的信纸比信件有意义。还有一本贴着父亲照片的护照——为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殖民地的人颁发的英国护照。这本护照从来没有用过。一本账本上贴满了父亲为《卫报》撰写的早期文章。那是地产公司的工资分类账；剪报被贴在工人姓名和每周工资上面。

这个账本成了我童年时期的书本之一。因为老式《卫报》的文字和版面——而不是每天早上（有时候天还黑着时）落在前门台阶上的报纸——我开始爱上报纸和印刷。

我见过父亲的名字被印刷成两种拼写方式：奈波尔和奈保尔。我见过他在那些辉煌的日子里用过的笔名：保罗·奈伊，保罗·弗赖伊。他写过很多文章。我毫不费力就知道《卫报》那时候已经是一份较好的报纸。父亲笔下的查瓜纳斯所拥有的刺激和故事，比我认识的查瓜纳斯要多得多。因为报纸，那个地方似乎已经堕落了。

父亲描写过乡村世仇、家族仇杀、谋杀、激烈的选举战。（对我来说，见到写在选举横幅上的母亲那些亲戚的姓名是多么令人高兴。我曾在母亲家族那所房子的阳台墙上见到过那些幽灵般的选举横幅！）父亲描写过奇怪的人物，例如那个黑人“隐士”：曾经富有而且寻欢作乐，现在身无分文，独自一人和一条狗住在沼泽地的小屋里。《卫报》称父亲笔下的隐士为鲁滨孙·克鲁索。忠实于他的名字，这个克鲁索决定前往克鲁索的岛屿，多巴哥岛。他打算步行前往，结果再恰当不过，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又比如那个一百一十二岁的黑人女子，她说自己记得奴隶制时期的日子。那时，“黑人们被鞭赶到柱子那里接受鞭笞”。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那些成为新闻标题的词语却让我经久难忘，因为我不知道“鞭赶”的特殊用法。

父亲有过自己的冒险活动。一次，在一个雨夜，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他的摩托车滑出了道路。出于某种原因，他得在树上过夜。那是真的吗？我不记得父亲说了些什么，但是我知道他的故事夸大其词了。

那不重要。我把这些故事当成小说来读；它们是父亲写的；我再回头谈论它们，是将它们看作自己错过的英雄时代的纪念品。关于那个账本，有一些我曾经注意到却从未问过的事：剪报戛然而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页面没有使用。

每天投递到家里的《卫报》上没有父亲的名字。报纸的风格改变了，报道都是匿名的。报纸是每天清晨戏剧的一部分，但我对它感兴趣，只是将它视作印刷品。我并不想看父亲写了些什么。

事实是，我还太小，不能读报纸。我的年龄只够读故事。书桌上的账本就像一个私人故事。在那里，“从前”这个概念和父亲在查瓜纳斯的创作生活融汇在一起，和父亲读给我听的第一个故事、查尔斯·金斯利写的关于珀尔修斯（一个被驱逐到海上的婴儿，一个成了奴隶的母亲）的故事、《雾都孤儿》的前几章、《大卫·科波菲尔》中的默德斯通先生一起渗透到我的想象中。这些都是父亲介绍给我的。所有这些都被添加到我对西班牙港的发现和我们的街道生活里。那是我童年时期最丰富多彩、最安宁的一段日子。

那段日子不长，大概持续了两年。我的外祖母决定离开查瓜纳斯。她在西班牙港西北部的丘陵购买了三百五十英亩可可庄园。家族中对此类事务有决定权的人决定，整个家族或者所有直系家族都应该搬去那里。母亲很愿意再次和家人住在一起。我们家的其他人不那么情愿。但我们不得不搬。我们不得不搬离西班牙港的房子。作为独立单位，安静而有序地生活了两年后，我们不得不回到大家族的喧闹当中，成为散落其中的小人物。

动机是好的，甚至是浪漫的。家族成员的确应该一起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庄园劳作。这与其说是查瓜纳斯大家族生活的一种延续，不如说是一个公社的概念。在查瓜纳斯，大多数家族成员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家族大宅是中心。在这儿，我们都住在庄园里。那是栋大房子，但还不够大。集体劳作这个想法后来被证明和向无助的人强行摊派劳动无异。

在查瓜纳斯，家庭是整个印度教尊严网的中心。人们总是到查瓜纳斯的大宅请安，发出邀请或捎来送礼的食物。在这儿，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了查瓜纳斯那个世界的支持，没有外人指导我们何为责任义务，我们自己内在的尊严开始增长；而我们的印度教体系却开始衰退。

不顾一切的争吵出现了。怨恨和联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得时常从新角度看待家族成员。没有什么是稳定的。食物短缺，前往西班牙港交通不便。我好多天没见到父亲了。他神经衰弱。他住在大宅子的一间仆人房间里（我们家的孩子们哪儿都可以睡）。一个星期天傍晚，在那间屋子里，盛怒之下，他扔了一杯热牛奶。杯子砸到了我右眼上方，我眉毛上至今还留着伤疤。

两年后，我们搬回西班牙港的房子，但只能住其中的几间。我们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尤其是父亲在政府机关谋了份工作并离开《卫报》之后。但我们压力重重。越来越多的母亲家族成员来到西班牙港，我们被挤到越来越小的空间里。街道本身也变了，在刚收回的停泊位片区修建了美军基地，街上至少有一栋房子或院子变成了妓院。

屋里屋外一片混乱。只有我的学校生活秩序井然；我能马上想起在那儿发生的每件事情的具体日期。但我的家庭生活——我在家里的生活或者在家族宅子里的生活——混乱无序。只是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想起要梳理一下那时的家庭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确定，究竟是在我们搬家这个剧变发生之前还是在我们回到西班牙港之后，我意识到了父亲在写小说。

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有一份打字稿，打在《卫报》的“复印”纸上，一篇题为“白人道路”的小说。那是个老故事，但对我没什么意义。一个骑在马上的白人监工，一个甘蔗地里的女孩：我记不得发生了什么。我对这类故事感到茫然。尽管在宅子里我有着读书人的名望——我对书本杂志这些印刷品的兴趣是真实的——但我独自阅读的时候，和课堂上一样，是在装模作样。我更容易对父亲读给我听的故事感兴趣。父亲从来不会大声读这个故事给我听。

我记得，在那个故事里有一个关于女孩紧身胸衣下的乳房的短语。我觉得父亲将自己的性渴望嫁接到一个英国或美国杂志风格的热带故事上。书桌上，和其他报纸堆在一起的是一堆我经常见到却从来没有真正读过的杂志。战前，父亲在一所伦敦写作学校上过或者偶尔上过函授课程，一些信件还在书桌上。学校推荐做“市场”研究。那些杂志就是市场。

但“白人道路”是以前的事。父亲现在开始写的故事不以市场为目标。他断断续续地写作。他在床上用铅笔写作。他写得很慢，极富耐心：他会反复地写同一个段落。尽管父亲容易胃痛，如同他容易沮丧一样（他那时需要《埃普克提图》和《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这种治愈书本，就像他需要治胃痛的药一样），但在创作情绪到来之前和到来期间，他都很镇定。

他写得不多，只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和四五篇短篇小说。父亲创作的篇幅较短的小说再现了他自己的背景：搬离我母亲的家和他老婆的叔叔家。他笔下的人物都很穷，但那不是关键所在。那些小说歌颂了印度乡村生活和赋予那种生活魅力和完整性的印度教仪式。它们还歌颂了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工作日的秩序、稻田里的劳作、茅草屋中用半面墙隔开的坑道里烹饪火焰的光芒、食物的准备和享用。那些小说中有非常小的“传说”。但对我来说，它们赋予我从不了解的印度乡村生活一种美（就像对家的幻想一样，那种美依然留存在我心灵一角）。我们到农村看望父亲的亲戚（那些小说中的人物）时，就像看到童话中的人物变得逼真起来。

那部长篇小说大不相同。它很滑稽，但也涉及残酷。那是关于一个印度乡村恶棍的故事。他十四岁被带离学校，结婚成家：一个高种姓男孩（像主人公那样的人）应该在长出胡子之前结婚。但在那个长老会外国学校里，那个男孩很快就为自己的早婚感到尴尬；在家里，他为婚姻所赋予他的男子气概自豪。他恐吓并殴打妻子：强壮的男人都应该殴打妻子。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婆罗门和地主的儿子，他很安全。他蔑视工作，追求荣誉。他利用父亲的金钱和权威建立并领导了一个乡村棍法团，尽管他自己在那项严格而优雅的武术方面没有任何技巧。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荣誉；那是男子气概的种姓观点，是对战斗的渴望，当领导者的渴望。这个抱负的品质很高，乡村这个环境却很小。那个想成为种姓首领的人最终以缺乏教养、操着蹩脚英语的乡村罪犯身份，落得身陷外国治安法庭的下场。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部小说缓慢的创作过程。每一篇新写出来的章节，每一处细小的改动，父亲都念给我听。随着故事的进展，我读了父亲创作的每一份新的打印稿。那是我童年时期最富有想象力的一次。我背下了整个故事，但仍然喜欢读它或者听父亲读它。在每一个熟悉的转折处，我都会有一种兴奋感，准备好了面对接下来多变的情绪。在大家族中长大，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或者说对其他一切而言我都是旁观者，我没有社会意识，意识不到其他社会的存在。结果阅读对我而言是个困难（主要是英语书阅读）。我无法融入不同于自己世界的其他世界。我只能和最泛泛的故事（童话故事）友好相处。父亲这个故事所创作的世界是我认识的世界。它给父亲其他小说中的乡村美景增添了残酷性，并使得这种残酷性变成可以忍受的戏剧性。这是我的私人史诗。

在母亲哥哥的鼓励（或许是帮助）下，父亲出版了这些小说。那是另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然后不知怎的，不谋而合，在我和父亲的头脑中似乎就有了我得当个作家这个想法。

街道尽头的美军基地里，美国国旗每天早上升起，傍晚降下，军号声每天响两次。街上到处都是身穿笔挺制服、衣着整齐的美国人。夜里，露天美国影院里传出雷鸣般的声音。我们隔壁院子里的男人每周六早上都要在他的后过道里宰杀山羊，并将血红的山羊尸体挂起，分块售卖。宰杀山羊是一门喧闹的生意，隔壁那个男人为了吸引顾客，将整个过程弄得像过节一样。每天早上，他冲着住在我们院子里仆人房间的那个人喊道：“鲍嘉！”在我们那条街上，一个幻想招来另一个幻想。被迫挤在两间屋子里，我们的幻想变得更为茫然。我十一岁了；我没有显示出天赋的迹象，但我打算当一名作家。

父亲在床边写文章。那儿的窗框上挂着一张从霍德&斯托顿出版公司统一规格版图书护封上剪下来的带框的欧·亨利照片。“欧·亨利，世上已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迄今为止，我对这位作家的所有了解就是父亲读给我听的三个故事。一个是《麦琪的礼物》，一对贫穷的情侣为了给对方买礼物而做出了致使礼物毫无用处的牺牲。我记得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在梦中决定改过自新、醒来后却发现警察要逮捕他的流浪汉。第三个故事，关于一个被宣告有罪、等待接受电刑的人，没有写完。欧·亨利去世时，故事还没有写完。那个没有写完的故事，就像欧·亨利去世的消息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请求不要熄灯，并引用了一句流行歌词：“我不想在黑暗中回家。”[2]

贫穷、被欺骗了的希望和死亡：那些都和父亲床边那张带框的照片有关。从父亲读给我听的最早期的故事和故事片段中，在搬家那场剧变到来之前，我获得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很多人痛苦和激情的根源，它也令很多人堕落——世上还有公平。当作家的愿望是这个信念的产物。像欧·亨利那样，当一个在创作中去世的作家就是要战胜黑暗。就像在逆境中坚定起来的狂热的宗教信仰，随着我们在街道上的住房条件变得越来越糟，当作家的这个愿望，这种对相形见绌的拒绝，这个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追求公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我们在那所宅子里度过的最后两年，我们在大家族里度过的最后两年，的确很糟糕。一九四六年年末，我十四岁时，父亲购买了我们自己的房子。到那时，我的童年时期结束了，我已经被塑造完毕。

并非真正的写作愿望或写作需要让我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父亲告诉我的他对作家的看法——高贵的幻想，让我有了想当作家的愿望。那是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我熟悉的生活之外的事情——远离家庭和族人、城市、殖民地、《特立尼达卫报》、黑人。

一九四八年，我获得了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旨在给人一个职业，有效期是七年。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到牛津学习英语。我不是想拿学位，只是想离开特立尼达。我以为在牛津的三四年间，我的才能会显露出来，书会自己写出来。

父亲没有写过书。现在，我明白了他在寻找写作素材时遇到的困难。他读书少，只是浅尝辄止——我从来不知道他完整地看完过哪一本书。他认为作家是成功而又超然的人，是欧·亨利、沃里克·狄平、玛丽安·科雷利（《撒旦的悲伤》作者）、查尔斯·狄更斯、萨默塞特·毛姆和J. R. 阿克利（《印度假日》作者）的混合体。我自己的阅读也一样糟。我无法理解其他社会，这使得我尝试阅读的赫胥黎、D. H. 劳伦斯和伊夫林·沃的作品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连上学时读过的司汤达的作品也变得毫无意义。我根本就没有写作过。如果欧·亨利那富有诀窍的收尾阻碍了我父亲的写作，那么赫胥黎、劳伦斯和沃则让我觉得自己没有素材。但我打算当作家这件事已经确定。这是我打算迈向的职业。

一九五〇年，我离开了特立尼达。五年后，在英国广播公司那间自由作家房间里，我想到了要写“鲍嘉！”那声叫喊。那声叫喊来自一个饱受折磨的年代。但那不是我记忆中的场景。我的家庭环境过于混乱，我宁愿不去关注，在我的印象中，它们杂乱无序。我笔下那个记录他的街道生活的叙述者很沉静，就如我第一次和父亲一起搬到西班牙港时那样。

书的最后，我笔下的叙述者离开了他的街道。我和他们一一告别，快步向飞机走去。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这句话，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自己写出来的。它包含了我和父亲一起度过的十二年的记忆。街道对面树木和房屋的影子的移动——对我来说，比查瓜纳斯那模糊的影子更具戏剧性——是我在西班牙港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正是带着那突发的暴躁脾气，那突发的歇斯底里，我在一九五〇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父亲。我希望能再来一次。那样的话，我或许会在那天带走父亲的照片，那么现在我就有父亲的照片了。三年后，他回到折磨人的《卫报》，在痛苦中离世。

要成为作家，要做那件高贵的事，我觉得有必要离开。但真要写作时，回来是必要的。这是自我认知的开始。

3

二十七年后，一九七七年，我又见到了鲍嘉。在我们家族中，他一直无足轻重；他总是喜欢躲藏，二十多年来，我没有他的消息。渐渐地，我把他看成一个消失了的人，一个我在离开特立尼达时就永远遗忘了的人。

后来，我发现他也离开了特立尼达，就在我离开后不久，就在我为他那间位于卡雷纳奇的裁缝铺做好招牌后不久。他去了委内瑞拉，并一直待在那里。小时候，考虑到他的消失和回归，我曾猜测过他在另一个国度、另一种语言环境下和感官满足有关的梦想（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的梦想）。然后，在那个我在某天下午为他构思的故事里，我曾残忍地把他塑造成一个重婚者。他是我作为作家的部分运气所在。我对他真实故事的忽视也是那份运气的一部分。我曾不受约束地简化一切，快速写作。

一九七七年，我要在委内瑞拉待几个星期。路过特立尼达时，我设法弄到了鲍嘉的地址。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显然，他仍然在给自己的近亲制造尴尬。地址本身不是很明确。我得到的第一个地址在委内瑞拉西部的石油城镇马拉开波。第二个地址在加勒比海沿岸、距离委内瑞拉东部三四百英里、过去盛产珍珠的马格利特岛。那就像以前的鲍嘉：一个迁移中的人。从第二个地址来看，他似乎在马格利特岛做生意，是个“国际商人”，在经营一家“国际贸易公司”、“进出口公司”。

委内瑞拉因出产石油而富裕。特立尼达现在也凭借近海发现的石油而变得富裕。但在我小时候，特立尼达很穷，尽管有美军基地；委内瑞拉是像鲍嘉那样的人想去的地方。

许多人是非法入境。他们乘坐渔船，经过一段几个小时的航程，最多就是在激流中漂流一阵子，越过帕里亚湾南部。在奥里诺科三角洲人口混杂、远离当局的村庄里，受到保护的特立尼达人可以通过。一些人获得了委内瑞拉的出生证；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祖父来自印度的那些人拥有了西班牙黑白混血儿的特征：移民中介随意给他们取名莫拉莱斯、加西亚或伊巴拉。

这些人不仅仅为了金钱才前往委内瑞拉。他们为了冒险。委内瑞拉通用西班牙语，位于南美大陆上，而特立尼达很小，是个岛屿，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们地理书上的地图关注的是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岛屿，似乎强调了特立尼达的狭小和孤立。在我脑海中携带的特立尼达地图上，委内瑞拉是左上角一个未经说明的小半岛。

离开特立尼达十六年后，在我对该地区的历史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时，我对这里的地理有了真实的了解，并且意识到这里是一个历史奇迹。在那两年间，我在大英博物馆、公共档案馆、伦敦图书馆查阅资料。我生活在我们这个地区的文献中，试图将该地区从大的历史“概述”中分离出来，只是为了弄明白我们这个新世界角落是如何变成目前这样的。这个角落一度的确很新，并且有能力以任何一种方式发展。

我用最早期的探险家和官员的眼光看帕西亚湾：我将它看作一个印第安土著的湖泊，到处都是独木舟，一片繁忙的景象，有时那里也有战争。对于那些能够轻松往来于帕西亚湾的印第安人来说，特立尼达是小一号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有浩瀚的卡罗尼河，特立尼达有卡罗尼小溪。特立尼达有查瓜拉马斯，委内瑞拉也有查瓜拉马斯。

特立尼达位于奥里诺科三角洲的出入口，在沃尔特·雷利爵士见过的三角洲上“被淹没的土地”那一边：现在，它是来自南美大陆的人们的避难所，是进攻基地。对于西班牙人来说，特立尼达守卫着通往黄金国的河流。当那个幻想消失时，黄金国所在的所有区域——特立尼达、圭亚那和那片被淹没的土地——长满了灌木。但是印第安人受到了折磨。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发现了关于我的出生地查瓜纳斯的资料。

雷利对黄金国最后一次疯狂的掠夺发生在一六一七年。八年后，西班牙人对当地印第安人进行了清算。一六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西班牙国王在给特立尼达总督的信件中写道：“我要你给我关于那个名叫查瓜纳斯的印第安部落的信息。你说过，那里有一千多人，他们的性格很糟糕。英国人占领这个镇子时，他们给英国人做向导。他们的罪行还没有受到惩罚，因为军队不方便做此事，也因为这些印第安人不承认他们自我意志以外的主人。你决定给他们惩罚。遵守我给你的规定，告知我事情的进展。”

我感觉我是十七世纪以来第一个直接阅读这份文件的人。一个小部落，几百个部落中的一个——它们只留下了自己的部落名称。我所知道的查瓜纳斯是一个印度乡镇，住着来自印度的印度人。说印地语的印度人将这个地名简化成了一个印度种姓名称，查汉。那里有印度人社区和穆斯林社区，那里有印度的宗教和种姓对立。那是我的外祖父购买好几英亩甘蔗地和水稻田、修建印度风格房屋的地方。也是在那里，在阅读了父亲关于乡村生活的故事之后，我形成了对家的幻想，对事物处在初始阶段时那种状态的幻想：奉行仪式主义的日子、田野和小屋、院子里的芒果树、朴素的花朵、傍晚的火光。

我对特立尼达太熟悉了。它是我的过去的一部分。那段过去和更古老的历史重叠在一起。再次身处特立尼达时，我无法将它视为自己熟悉并描写过的土著历史的场景。但我曾在没有亲眼目睹的情况下描写过委内瑞拉及其水域。历史上的委内瑞拉，正如它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时一样，对我来说，是形象生动的。一九七七年，我从特立尼达前往委内瑞拉。飞机倾斜着飞离岛屿时，我见到的一切都是新鲜而神圣的，是最早期的旅行者见过的土地和海洋：帕西亚湾巨大的、冒着白沫的奥里诺科三角洲，来自帕里亚半岛（特立尼达学校地图左上角那个未经说明的半岛）的那些更为本地化、有更多泥浆的小河流。一六〇四年，在率领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败英国人十六年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被西班牙国王派到这里，就守卫这片海岸，尤其是阿拉亚盐场的最佳方法撰写报告（经过一百五十英里后，帕里亚半岛与该盐场相遇）。这样一项任务！（后来我知道，位于加勒比海岸线上的阿拉亚那时还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浑浊的海水边上满是小丘的红色沙漠里长着荆棘林和仙人掌，只有狭长而和缓的海浪中有生命存在，秃鹫在天空中飞着，鹈鹕泰然自若地待在岩石上的栖息处。）

在委内瑞拉海岸的拉瓜伊拉机场降落就相当于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度。许多推土机正在推平红土以扩建机场。度假大酒店边上的船坞里停放着游艇。高速公路通向地处内陆山谷的加拉加斯，其中有几段路需要穿过山区隧道。

委内瑞拉很富裕。但在其石油经济社会中，人口是过剩的。首都的餐馆是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经营的，酒店则是美国人的。修建在内陆的工业城镇里的技师是欧洲人。人们谈到第二次西班牙征服。石油收入，源自外国机器、外国市场，促进了城镇房地产的繁荣。农业被忽视了，这有点像是贫穷的过去发生过的事。很久以前，从海外输入了许多劳动力来种植园劳作，以补充印第安领土上的人口不足。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人的后裔。弥漫着香草芬芳的可可种植园里的纯种黑人，其他地方那些上了年纪的黑白混血儿，他们和种植园一起被遗弃了。离开城镇到乡村旅行，就能看到一种在特立尼达已经消失的乡村破败景象：小型院落里有窝棚和零星的果树，路边粗糙的货摊上摆着院子里产的水果。

马格利特岛上这样的场景很像鲍嘉在特立尼达熟悉的场景。那时，我在卡雷纳奇找到他，为他写了招牌。

哥伦布以马格利特岛为其命名，又名“珍珠岛”。从阿拉亚半岛过海就到了马格利特岛。早期地图放大了它的尺寸。采珍珠很快就令印第安人疲惫不堪，现在已经没有珍珠了。马格利特岛现在是度假岛屿和免税区：委内瑞拉人蜂拥而至，自大陆来，前来购物。岛上一半是沙漠。这一半是和阿拉亚半岛一样的红色，另一半是绿色的。[3]

鲍嘉住在绿色区域。因为知道他在做进出口生意，所以我猜想他会住在小城镇里。可他住在远离城镇和海滩的乡村。需要费一番力气才能找到。然后，突然，下午三点左右，阳光耀眼，在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上，在没有任何度假生活或免税活动痕迹的地方，我到了：小房子、瓦楞铁皮搭的窝棚、天井、黑乎乎的踩实了的泥土上长着果树。对我这个打小就熟悉这种地方的人来说，这些果树意味着给满是尘土的环境、贫穷和空虚的日子增加些许收入。

鲍嘉的商店是一个水泥墙小建筑。如果没有写在墙上的大招牌，我可能都找不到。两扇棕色的店门关着。通往院落的侧门也关着。一边的天井里，挨着古老的两居室木屋有一个四面无墙的棚子。在那个额外的居住空间里，一个驼背的老妇（不是白人，皮肤也不是棕色的）坐在木头长凳上休息。她头戴方巾，身着长裙。她太老了，午睡时刻也睡不着。热浪、无聊、年迈令她不知所措。她身边的桌子上摆放着锅和盘子，地上还有盆栽植物。

我用力敲打鲍嘉家的侧门，敲了很久。最后，门开了：一个看上去有十五岁或者十六七岁的黑白混血女孩开的门。隔壁的老妇人被长裙包裹着，这个女孩身上那件浅色的宽松连衣裙就像个遮盖物，遮盖住她那僵硬的小身板。她脚穿拖鞋，一副居家的轻松样子。她有着浅棕色皮肤和椭圆脸蛋，营养充足。

看到路上停着的出租车时，她眼里那丝质疑消失了。但她只是微微缓和了态度，一副用人的举止。她一言不发地示意我进去，然后就站在我身边。因此，我不再觉得她可能是鲍嘉的女儿。我认为她是某个可有可无的人，是上千个被随手扔在农民院落里、被驱逐到委内瑞拉荒野中的人之一。

女孩穿着拖鞋走过尘土飞扬的院落。院落的地面很平滑，打扫过。商店后面，与商店成直角的是一排两三间带宽大阳台的屋子。鲍嘉很快从其中一间屋子里出来，还一边飞快地穿着衣服：我打断了他的午睡。尽管已经六十多岁，他还是我记忆中那个他：垂着眼皮，睡眼惺忪。他曾经拥有光滑的皮肤和柔软的身躯，那暗示着他可能会发胖。但他现在仍然拥有那样的皮肤和身躯，却一直没有发胖。

他用我家人叫我的名字叫我。如何称呼他，我很是苦恼。我一直用印地语中的“舅舅”称呼他。现在，这似乎不合时宜；但我又不能叫他的名字。在那相互问候、尴尬不已的时刻，那个女孩不见了。

他说他收到过我的电报，也回过其中一封，但是我没收到。他没有让我进后面的屋子，甚至没有让我到阳台上去。他打开商店的后门，让我面对着漆黑的商店坐下（店里主要堆放着布料）。他面对着明亮的院落坐下。即使在二十七年后，我也没打算久留。

他的声音比以前粗哑，但他的英语口音中没有委内瑞拉的痕迹。院落里的光线凸显了他那浮肿而松垂的脸颊和牙齿间的黑色缝隙。那一口明显糟烂了的牙齿削弱了他的整个面部形象，给他的笑容添了几分空洞和无聊。

他照例问候了我家里人，之后他的话题就围绕着他自己。他没有问我的生活怎么样，也没问我到委内瑞拉做什么。和许多生活在发展迟缓的小社区里的人一样，他没有好奇心。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故事。可那就是我想听到的。

他说战争期间，当他还是个小伙子时，就曾经到过委内瑞拉。他和一个当地妇女交往。让他极为震惊的是，她为他生了个孩子。

鲍嘉说：“可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说关于鲍嘉不幸遭遇的只言片语。我们家人对此守口如瓶。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周旋在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之间，周旋在自由和女人之间。最后因为在特立尼达找不到工作而定居委内瑞拉。他在一家石油公司找到工作，此后就一直待在那儿。这让我失望，这个对西班牙大陆有着自我见解的冒险家鲍嘉竟然按部就班地生活了二十五年。他说，要不是因为一个恶毒的黑人，他可能还在做那份工作。那个黑人被提拔到一个有点权力的职位后，就开始以怨报德，折磨他。最后，鲍嘉带着一份缩了水的养老金辞职。他很高兴辞职。他说，那种生活真的没有让他满意。那个女人也没有让他满意。他的孩子们让他失望，他们都不聪明。

不聪明！这个来自鲍嘉的判断！令人吃惊的是，他能回到以前的思维方式，能将自己委内瑞拉的家人描述成毫无特色的黑白混血儿。他还拐弯抹角地说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大陆，自己来这个岛上从头开始。这解释了两个地址的糊涂事，也解释了那个黑白混血女孩的举止。她没有获准再次出现。

我成为一个作家，有一部分运气要归功于他，他的质朴曾是那份运气的一部分。即便小时候我就预言过他冲动做事的个性。我在小说里把他写成了一个重婚者，事实上他没有重婚。但感官享受俘获了他。晚年的他再次追寻解放，就像当年他去西班牙港我们那条街道时那样。

但现在他老了。他开始觉得生活只是一场幻觉，他的思想转向更高层次的事物——在他和那个黑人闹矛盾时，他的思想就已经是那样了。他说，他不知道如何祈祷。他从来不关注梵学者——说这话时，他心怀歉意（他以为我们全家都是梵学者）。但是每天早上，他吃饭前都会沐浴，盘腿而坐，并以罗摩的名义发誓。罗摩，印度雅利安人的史诗英雄，是美德的化身，是神本身，也是甘地中弹后两次提到的名字。

他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古老家族的气派似乎又回到了他身上。他过去没有盛情款待过我；现在，他搬出店里的一切，是一些供给当地市场的劣质货物。我拿了一条人工合成的轻质面料做的围巾。然后就快到他的营业时间了，我也该离开了。

我在外面研究了商店墙上的字迹。颜料很新，招牌制作者用尺子和铅笔勾出的轮廓还清晰可见。或许，我在二十七八年前为他做的那个招牌让他体会到了招牌的作用。这个招牌非常大，用西班牙语写着：“大减价！千万别错过！”现在，那些普通的西班牙语单词中已经没有浪漫情调了。

他过着自由的生活，而自由让他几乎回到了人生开始的地方。尽管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但是他想要逃离的印度教家庭生活，我们大家族的生活，已经在特立尼达分崩离析。鲍嘉在西班牙港我外祖母那所宅子里认识的家族成员：娘娘腔、受压迫爱找碴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都已经各奔东西，而且每个人都有了变化。每个人都有脱离家族的愿望，我们家族这个印度教世界的瓦解——我们一共有五十个表兄弟姐妹——让那些原本可能被动一生的人释放出了能量。许多起步较晚的表兄弟姐妹找到了工作，拥有了财富，有些人移民到了更发达的地方。

尽管大家族的物质生活贫乏，内部关系紧张，但家庭生活给了我们人生的起点，让我们明白种姓制度，并有了较高的自我意识。鲍嘉逃离得太快；依旧被动的人曾经满足于平庸。现在，发现自己的凄凉现状之后，他转向宗教，转向他认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记忆引导着他，他的记忆不是关于宗教书籍和教材，而是关于宗教仪式和宗教形式。因此，他能想到的只是早晨的沐浴，以某种姿势打坐，以罗摩之名发誓。那不像是对宗教和古老仪式的祈求，不像是对往日生活的祈求，更像是他在空虚的委内瑞拉生活中对神圣仪式的抚慰作用的一种祈求。

一想到他，我就记起了八年前在伯利兹（位于尤卡坦半岛南部，靠近阿尔顿哈那个伟大的古代玛雅人遗址）见过的景象。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那个占地面积超过四平方英里的寺庙建筑群遗址已经废弃了几个世纪。台阶陡峭的寺庙变成了长满树木的丘陵，主干道旁边的树林里还有许多未被发掘的小山，除非有心找，否则很难发现这些。

大约一千年前，阿尔顿哈的祭司们被杀害了，那时可能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那是一个加拿大考古学家的理论；他曾在遗址区生活过，住在一顶印着他所在大学名字的帐篷里。不远处，小溪边上政府野营地的边缘，一个玛雅农民正在搭建小屋。他已经竖起了柱子（经过修整的树枝），搭好了屋顶框架。现在，他正在划定地基的边界线。这件事需要一些仪式，于是那个人沿着边界线行走，晃动着用柳条编的香炉里冒着烟的柯巴脂[4]，念念有词。他自己编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咒语。

回到加拉加斯后，我找到了鲍嘉提及的那份他发给我的电报。抱歉但现在不方便让你来这些天我行踪不定我一个人在马格利特。

4

我在学校里学到的本地历史没有意义。它提供不了什么信息，就像地理书上强调岛屿、几乎摈弃了美洲大陆的地图那样。我们是别人“概览”中的一小部分：我们首先是西班牙故事的一部分，然后是英国故事的一部分。或许学校里的历史书不能用别的方法撰写。毕竟，我们是一个小型农业殖民地，我们不能说自己做过很多。（当前“革命性的”或者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概览不是一种进步：它只不过是翻了个面儿的帝国主义态度。）作为新世界的子弟，要发现我们处境中的奇迹，我们就得做自我研究，对像我这样有印度教背景的人来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伴着两种历史观（几乎是两种时间观）长大。那种标明了日期的历史影响了国外的人和地区，而我的研究范围很广：古代罗马（在西班牙港皇家女王学院读书的最后两年，对该段历史的研究是我所受的正规教育中最具启发意义的部分）、十九世纪的英国、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

但我的出生地查瓜纳斯，我外祖父建造的印度风格的宅子没有日期。如果我在书上看到甘地在一九一九年首次在印度号召非暴力不合作，那个日期似乎是最近的。但在查瓜纳斯，在印度社区的生活里，一九一九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是一个无法回忆的时代，一个神秘的时代。关于我的家族，我们祖先离开印度的迁徙之旅，我只知道自己知道的或者别人告诉我的部分。超出人们记忆的（有时候甚至在人们记忆里）是没有标明日期的时代，是历史的黑暗。我们都来自那个黑暗（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延伸）。甘地、尼赫鲁和其他人掌控的印度基于史实，是真实的印度。我们祖先离开的那个印度是遥不可及的，几乎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土地一样，是虚构的。我迅速接受了那种黑暗，那种缺乏知识的状况。我从来没有想过进一步探询。

我的外祖父在查瓜纳斯建了一所大房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是一九二〇年建的；我一九七二年才知道这个日期。）他返回印度，而后去世——在我们家族的生活中，那是一起神秘事件（发生在一九二六年）。渐渐地，我知道外祖父在印度还有亲戚，在一个有着真实地址的村子里。我母亲一九六一年给了我这个地址。她像背诗一样背诵这个地址：区、分区、村。

一九六二年，我花了一年时间在印度旅行。旅行结束前，我去了那个村子。离开以游客身份游历的印度，开着政府提供的吉普车沿着笔直的、尘土飞扬的公路驶向另一个非常私密的世界时，我还没有为自己接下来要体会的烦闷做好准备。在那趟短暂的自驾之旅中，两种历史观，两种对自己的思考方式相遇了。

在那里，我发现，对于我外祖父来说，这个村庄——池塘、他记忆中的大树、带有封闭院落的砖房（与特立尼达印度乡村中带风干砖坯和茅草屋顶的房子不同）、平原上的田地、无边无际的天空、白色的神殿——是个真实的地方。特立尼达是插曲，是虚幻的。

我的外祖父在特立尼达干得很好。他购买了许多土地——我不断地发现他购买的土地；他在西班牙港购买了房产；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他在我们社区很有名。但是在他还很活跃的时候，他情愿抛弃这一切回家，回到那个真实的地方。他不是一个人回去的，家族的秘密突然被爆出：他是和另一个女人一起回去的。但我的外祖父没有再次见到他的村庄，他死在从加尔各答出发的列车上。和他一起的那个女人回到了那个村庄（很可能是背下了母亲背给我听的那个地址）。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住在我外祖父兄弟的房子里。

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很老了，皮肤开裂，眼睛雾蒙蒙的。她蹲伏着在庭院里移动。她还能说几句英语。她向我展示了我们家族的照片，那是特立尼达的东西；在她那令人费解的虚荣心里，她认为自己非常熟悉我们每一个人。

她有过伟大的冒险。但她的印度完好无损，她的世界观完整无缺，对其他任何现实都没有想法。对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来说，这非同寻常。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我父亲首次在《特立尼达卫报》上发表文章时（我出生前后），这份报纸上的一个大型连载故事正是关于“恒河号”上的印度移民被遣返回国的事。

合同到期，印度移民可以获得一小块土地或者一趟与家人一起返回印度的免费旅行。并非所有承诺都得到兑现。履行完合同后，许多印度人发现自己一贫如洗，无家可归。在我的记忆里，这些人晚上睡在西班牙港的广场上。一九三一年，“恒河号”到来，捎走了一千多人。只有“贫民”可以免费搭乘，其他人都得支付一小笔旅费。一九三二年，“恒河号”要再次到来的消息令前一年被遗留下的人发狂。他们认为“恒河号”的第二次到来是他们离开特立尼达回家的最后机会。想坐船的人超过了船只的核定装载人数。一千人离开了；其中四分之一是官方公布的“贫民”。七个星期后，“恒河号”抵达加尔各答。让乘客们感到恐怖的是，“恒河号”在加尔各答遭到上百个无家可归者的袭击。这些人早些时候被遣返回国，现在他们想搭船回特立尼达。对于这些人来说，印度曾经是家园之梦，是在经历了特立尼达假象之后一直持续的梦想。可他们看到的印度其实只是加尔各答码头周围的地区。

和我们的印度之梦一样，我们自己的过去就是一个梦。至于我外祖父，这个对我们家族非常重要的人，我从小就知之甚少。我父亲的家族和他的童年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父亲还在襁褓中，我的祖父就去世了。我父亲只是从他母亲那儿听说了这个人的故事：一个吝啬、残忍的人，他会一块一块地清点罐子里的饼干；他逼她在烈日下步行五英里以便节省一便士车票钱，还在我父亲出生前将她赶出家门。我父亲一直没有原谅他父亲。他只是在自己写的故事里原谅了他。那是他多个关于印度乡村生活的故事之一。在那个故事里，母亲受到的耻辱通过儿子出生时举办的宗教仪式得到了补偿。

另一个我熟悉的事件，父亲把它当成笑话讲，就是有一次，他差点就要坐移民船回印度了。父亲的家族已经“获准”被遣返回国，他们都到了纳尔逊岛的移民停靠站。在那儿，我父亲慌了，他打定主意不回印度。他躲进一个伸到海面上的厕所里。他待在那里，直到他母亲打消回印度的念头。

这是我父亲传给我的他的家族往事和童年故事。和我那混乱童年的家庭事件一样，这些事件也没有日期。我的早年生活似乎是他的早年生活的延续；我没有想过问他，直到很久以后，为了一个连贯的故事才提起。在牛津读书时，我曾写信逼他写自传，为了鼓励作为作家的父亲引导他自己去发现他从未使用过的素材。但某些深埋心底的伤痛或耻辱，一些在父亲的经历中仍然原生态、仍然悬而未决的东西令他不愿意尝试任何自传性质的写作。他写其他家族成员的故事，但从来不写自己的故事。

直到一九七二年，我四十岁，父亲去世将近二十年后，我才把他的祖先和他的早年生活联系起来。

我那时在特立尼达。一天，在西班牙港一家商店里，一个卖报的印度男孩说他跟我有亲戚关系。我很感兴趣，就问他分布在我们那个小社区里的后面几代人是怎么做到的：给我熟悉的那些人添了那么多亲戚。他快而准地说，他是我姑姑的孙子。他说那位老妇奄奄一息。我应该尽快去看她。第二天早上，我去了。

三十年前，她那所位于查瓜纳斯附近开阔乡村里的房子，曾是我父亲带我去过的童话般的地方之一：茅草覆盖的小屋、打扫过的院落、芒果树、芙蓉绿篱，屋后还有田地。父亲写过一个关于她的故事。但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是她的故事；那个故事——又一个关于宗教仪式与和解的故事——讲的是她那不幸的第一次婚姻。在那个童话般的小屋里，她和第二任丈夫（一个低种姓农民）的生活很不愉快。

那都是遥远的过去。即便是那个我将她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乡村也已经消失了，那里盖满了房子。她女儿的家位于直通西班牙港、交通拥堵的东部主干道上。她就住在那里，在一间凉爽通风、为了她的去世和访客到访而整理得很干净的屋子里。她奄奄一息，由孩子们和孙子们，由那些教育和技能水平参差不齐的人们照料着；有些人去过加拿大。和特立尼达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变化：我的姑姑，在生命尽头，看到了成功。

她个头很小，一直很瘦。她没有盖毯子或床单，身穿蓝色的长睡袍和过大的白色崭新羊毛衫，像一个被小心搁置的物品那样轻轻地躺在弹簧床垫上。床单被铺得平整而紧绷。

在热带的早晨，穿羊毛衫显得很古怪。它就像婴儿的衣服似的，是别人帮她穿的；就像是在悼念她的死亡，就像挚爱的女儿送来的奢侈礼物；也像是老妇最后的玩笑。她长得很像我父亲。和我父亲一样，她一直是聚会上的幽默家（随之而来的是忧郁，是恼怒）。这间死亡卧室里充斥着唠叨声和轻快的脚步声，甚至还有一台照相机。她心甘情愿地摆着姿势。一个男子踱步进来，重重地坐在床边，老妇的身子向上弹了一下，这似乎又是她的玩笑。

但是，她跟我的谈话很严肃，关于种姓和血统。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法交谈。我能听懂印地语，但不会说。她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尽管她周围的每个人都能说两种语言。之后，她学了一点英语，临终时关于种姓和血统的谈话用的就是这门蹩脚的语言。说这门语言依然让她感到紧张，但她的话就像是她留给我的遗产。我知道她很穷，和一个低种姓农民生活在一起。她想让我在她和她的见闻消失之前了解她和我父亲的祖先。她想让我知道他们的血统是好的。

她没有提及她的第二任丈夫。她提到她的第一任丈夫。他对她很差，但是关于他，有一点很重要：他是旁遮普的婆罗门，是一个梵学者，一个能阅读和书写乌尔都语和波斯语的人。当提起她父亲时，她不记得我父亲记忆里的吝啬和残忍。她想让我知道她父亲住在“经过镀锌处理”的房子里，和茅草屋顶不同，经过镀锌处理的铁皮屋顶是财富的象征。而她在茅草屋顶下度过了大半辈子。

她说她父亲是个梵学者，很挑剔，不喜欢和低种姓的人有太多来往。她上了岁数，除了疲惫不堪的表情以外，脸上无法做出任何其他表情。因此她用她干枯的小手做出一个表示蔑视的优雅手势。那种蔑视是针对低种姓的印度人。我姑姑一生都生活在特立尼达，但在她的种姓观念中，其他的社区都无关紧要，它们的存在都是不恰当的。

她将故事追溯到她奶奶那一辈人。这故事和她的记忆一样久远。对于我来说，这故事已经够久远了。没有日期，没有重大外部事件来提供历史标记，我觉得我很难在头脑中把握这种关系。但这个故事包含了姑姑的许多其他故事，它给了我某种类似于家族历史的东西。从某个方面来讲，这个故事令人震惊；但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童话故事。我得将它改造成一个故事——我暂时得和人物保持一段距离。

大约是一八八〇年，在印度联合省阿约提亚那个古老的城镇，帕雷[5]家族的一个年轻女孩生下了一个男孩。她一定是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因为她愿意一个人带着儿子前往一个本地区其他人也打算去的遥远岛屿。那个帕雷女孩就这样来到了特立尼达。她打算将儿子培养成一个梵学者；在迭戈加西亚区，她找到了一个愿意接收并指导她儿子的梵学者。（在我听到的故事里，没有甘蔗庄园、棚屋或合同劳工。）

很多年过去了。那个男孩步入社会，成了一名梵学者。他还做小生意，出售印度人在宗教典礼上使用的商品。他的母亲开始为他寻找新娘。在特立尼达，来自合适种姓和家族的女孩不好找，但那个帕雷女人运气不错。碰巧有一个来自合适家族的三兄弟刚从印度过来，又碰巧其中一个人有七个女儿。

那个帕雷男孩娶了其中一个女孩。他们生下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们一家住在离查瓜纳斯不远的村庄库努皮亚，住在用风干砖坯砌成的带有镀锌铁皮屋顶的房子里。小儿子才两岁时，那个年轻的帕雷男人突然病倒，去世了。不知何故，他积攒的所有金币都消失了；亲戚都认为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应该被送回印度。他们做了安排，但就在最后时刻，小儿子不想走了。他逃跑了，躲在厕所里。轮船开走了，没有捎上他们。

这个家被弄散了。最大的女儿在亲戚家干活；她从来没学过阅读和写作。大儿子外出到甘蔗庄园里干活，一天挣八分钱。小儿子有幸上学念书。他被送去和姨妈一家生活，他的姨父开了家商店并开始经营巴士公司。男孩白天上学，晚上在店里干活直到深夜。

那个帕雷女人又活了一段日子；她哀悼她那个婴儿时期就被她从印度带来的有学问的儿子。她总是穿白色孝服，在查瓜纳斯这个乡村城镇，渐渐地人人都认识她了：一个个头小得像侏儒、面色苍白的白发女子。她拄着拐杖，被误认为是女巫。孩子们嘲弄她；有时候，当她走近，人们就将十字架扔到马路上。

那个帕雷女人是我父亲的祖母。她那英年早逝的儿子是我的祖父。那个外出到甘蔗地里干活的大儿子后来成了一个小农场主，晚年的他一想到每天挣到的那八分钱就会哭起来。那个有幸上学的小儿子——目标是成为一名梵学者，从而完成家族使命——是我父亲。

只有在这个故事里，我才明白在没有接触过教育和英语的情况下，在一个写作不是一份职业的农业小殖民地，父亲是如何有了当作家的志向。那是梵学者的使命的变体。当我开始认识父亲时——一九三八年，在西班牙港，那年他三十二岁，我六岁——他是个记者。我曾认为他做记者是理所当然的。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的成就其实是个奇迹。

5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四月间，《特立尼达卫报》的主编是高尔特·麦高恩。小时候，我就经常听到他的名字：他是个好人，早些年经常帮助别人。我听说在我小时候，有一天，在查瓜纳斯，我曾被带去给他看过。

想要当梵学者的印度教徒首先要找到一名古鲁。想要学习写作的父亲找到了麦高恩。父亲说，正是麦高恩教会他如何写作，他一生特别仰慕麦高恩，就如印度教徒仰慕古鲁一样。即便是我在牛津的那段日子，父亲还在给我的信件中传授着二十年前麦高恩给他的建议。一九五一年，他写道：“一个作家被人讨厌或被人喜欢，我觉得原因和我们认为的恰恰相反。人们开始喜欢一个作家，未必是因为他写得好。我永远都忘不了高尔特·麦高恩几年前跟我说过的话，‘要怀着悲悯去创作’；我认为这绝不会妨碍我们进行如实甚至是巧妙的写作。”

麦高恩似乎明白这一关系。离开特立尼达三十年后，一九六三年，他出人意料地给我写了封信，一封充满真情的信，写给父亲的儿子。在信中，当时将近七十高龄、住在慕尼黑并且“依旧发表文章”的麦高恩说，他一直对印度人很感兴趣。他发现父亲愿意学习，于是不怕麻烦地教他。

共有的淘气的幽默感把这两人吊诡地联系在了一起。“特立尼达刽子手失望了——被执行委员会剥夺小费——令人愤愤不平的遗憾”。这是麦高恩给一则关于死刑犯缓刑的新闻写的标题。这是我父亲也喜爱的玩笑。麦高恩在特立尼达经历过两次大的诉讼案。在其中一次诉讼案中，法庭上提到了那个特别的标题，作为麦高恩不负责任的例证。麦高恩说：“标题没有讲述故事吗？我认为，就‘剥夺’一词用得不恰当。”类似这样的宣传报道很受麦高恩的欢迎。他似乎好打官司。作为一名来自舰队街的人，他有着舰队街的理念：报纸每天都应该以某种方式成为自己报道的新闻。

经《泰晤士报》推荐，他从英国被派到特立尼达，以便帮助《特立尼达卫报》现代化。成立于一八三二年、代表法国克里奥尔种植园主和商业利益的《西班牙港公报》是一份已被认可的地方性报纸。始于一九一七年、代表其他商业利益的《卫报》在其身后遥远的地方苦苦挣扎。《卫报》的排版非常陈旧，首页上，成长方形布局、印刷紧密的新闻被放置在巨幅商场广告当中。

麦高恩调整了《卫报》首页的排版。他让《卫报》有了伦敦的面孔，让国际新闻有了伦敦的感觉（“每日拂晓新闻——昨夜的伦敦新闻”）。至于多种族的特立尼达事务，他带来了当地新闻业眼中全新的东西：游客的眼光。每件事都值得观看；几乎每件事都有故事。还有真正令人兴奋的事：魔岛的法国逃亡者、黑人后院里的巫术、印第安人的奥比巫术、委内瑞拉的吸血蝙蝠（《卫报》曾经见过它们在白天四处飞行；这种对蝙蝠的担忧给麦高恩和我父亲带来了麻烦）。对每个社区麦高恩都深有兴趣。居住在乡村的印度人因为语言而在宗教和文化上与其他殖民地居民相隔绝。麦高恩对他们很感兴趣——作为素材，也作为潜在读者。

这是一个印度人的声音，一种改革，是“有争议的”印度人的声音（“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不真诚”），父亲开始出现在麦高恩的《卫报》上，偶尔还负责一个署名为“梵学者”的专栏。我现在感觉这些专栏文章一定是由麦高恩改写的，或者有些素材是父亲抄袭了他开始阅读的印度改革派文学（尽管我母亲否认）。

但这两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我父亲（起薪为每星期四元）开始做报道。观点是他自己的，关于特立尼达印度人生活的知识也是他的；那些热情——对于新闻、日常生活中戏剧性的场面、人性怪癖的热情，麦高恩传染给他的找寻素材的热情——变得真实。他进步得很快。

即使在没有新闻的时候，也是可以有新闻的。“查瓜纳斯男子写林德伯格——‘我知道你的宝宝在哪里’”，“印度人为甘地祈祷——查瓜纳斯的绝望”。

一定是麦高恩给了我父亲建议，说每个人都有故事。真的是这样吗？距离我母亲家族位于查瓜纳斯的住宅不远，有一个铁路道口。每天两次或者四次，一个独臂的上了年纪的黑人关闭和打开道口。那个人有故事吗？那个人自己不这么想。他与自己那份长期空虚的职业绝对是和谐共处的。父亲文章中最巧妙的东西就是麦高恩的标题：“三十六年看守特立尼达铁路道口”。

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路对面几栋房子边上的那个印度店主。他属于商人阶层，起初作为契约劳工来到特立尼达。田里的劳作，尤其是像“不可接触者”那样“头顶”肥料（头上顶着肥料篮），对他来说既是羞辱又是折磨。刚开始时，他在夜里哭泣；有时候，白天的“工作”累得他无法做晚饭。有一次，他在田里吃了根甘蔗，被罚款一元；那几乎是他一个星期的薪水。但是，他履行了五年契约，而他的种姓本能再次显现。作为一名商人，他赚了钱，并且很快在乡村建起了当地首家电影院。这是个不错的故事；在当时的特立尼达，只有我父亲能做到。

麦高恩提高了《卫报》的发行量。但报社董事还有其他地方性的商业利益，他们觉得麦高恩正在损害他们的这些利益。刚刚经历过英国危机的麦高恩想要发起一场“购买英国货”的运动，而《卫报》的董事会主席拥有一家经营美国商品的贸易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货船在扎克雷湾登陆，麦高恩却呼吁修建一条通往马拉卡斯湾的路（董事会主席在那儿没有地产）。有些董事投资了旅游企业，麦高恩却在《卫报》上连续刊登故事，讲述光天化日之下四处飞行的“疯狂蝙蝠”。据说，他发给《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关于吸血蝙蝠和一种特立尼达特有的狂犬病的电报吓走了大型游轮。

事实上，在当时的特立尼达，致瘫狂犬病正在导致牲畜死亡。尽管“疯狂的蝙蝠”计划只是闹着玩的（“参与白天的蝙蝠追捕吧——争做第一”），麦高恩听从了一个好建议。当地一位法国克里奥尔医生刚刚发现了蝙蝠和致瘫狂犬病之间的联系，正在做疫苗实验；这名医生——帕万——的工作即将被热带病学教科书承认。但自称从来没有听说过特立尼达有人死于蝙蝠叮咬的《卫报》董事会主席决定让麦高恩走人。

麦高恩不能被解雇，他有合同在身。但他会受到攻击；经常受到麦高恩讥讽的《西班牙港公报》的编辑太愿意帮忙了。“危言耸听的麦高恩在两个大陆诋毁特立尼达”，这是《公报》某一天的标题。麦高恩提起诉讼，并赢了官司。从新闻报道的意义上来说，这场官司也是一场胜利。在两份报纸上，《卫报》及其编辑都成了严肃新闻。当麦高恩起诉《卫报》董事会主席诽谤时，这甚至成了更好的新闻报道。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卫报》实现了舰队街的理念，和董事会主席、编辑以及编辑那连日整版报道的新闻报道风格一起，成了自己报道的大新闻。但麦高恩输了这场官司。直到那时，所有特立尼达人知道了原本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事：合同到期，麦高恩就要离开。

麦高恩走了。我父亲留下了。他受到干扰，病倒了，丢了工作，四年里，他无所事事并无法自立。一九三八年，在外祖母位于西班牙港的宅子里，他第一次完全地进入了我的生活。在他的剪报本，那本古老的庄园工资账本里，我遇到了他和麦高恩那段英雄般充满希望的时光的遗迹。

写完鲍嘉和街道生活的故事两年后，我想再现某个类似于我父亲的人物的生活。那时，我大体知道了那件事。我在伦敦换了公寓；可我的思想回到了一九三八年，回到了我发现的父亲随身带到西班牙港的家具（我曾视为己有的第一件家具）上。我本打算将这个生活故事写成有关这些简单、珍贵的片段的故事。我用了三年时间写那本书。书的内容变了；写作也改变了我。我在写一些我不熟悉的事情；写出来的书更像是父亲的书。那本书是根据他的新闻工作和故事创作的，根据他的知识，那些他从麦高恩指导他看事物的方法中获得的知识。那是根据他的写作而写成的书。

几年后，《纽约时报》的一个作者以色列·申克在莫斯科读了那本书。一九七〇年，他替自己任职的报社在伦敦采访我；那时，他正在做一个作家的系列报道。几周后，他给我寄去了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剪报，并请我发表意见。

记者献祭山羊以安抚印度教女神

作者向卡利女神叩首以逃避黑魔法死亡诅咒

英属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西班牙港，六月二十三日。

受到印度教卡利女神死亡威胁的当地作家西帕瑟德·奈保尔今天献祭了一头山羊以平息女神的怒火。

奈保尔撰写新闻报道，揭露当地印度教农场主违反政府关于防止牲畜疾病的规定，代之以卡利女神的古老仪式，用仪式驱赶袭击牲畜的疾病。

这名作者被告知，他会受到毒术的折磨，会于星期日死亡，会于星期一下葬，除非他献祭一头山羊。今天，他屈服于亲戚朋友的恳求，照要求献祭了山羊。

我大吃一惊。我不记得这件事。我从未在父亲的账本上看到任何有关这件事的记录，也从未在父亲、母亲或其他任何人那里听说过这件事。我只记得父亲特别惧怕卡利教，他曾告诉我，他对家族很恼火的一个原因是我的外祖母曾是卡利教信徒。

我给申克写信说，那可能是麦高恩的一个玩笑故事，而我父亲想让自己成为他报道的新闻。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件事继而被我置之脑后。

两年后，在特立尼达，我去西班牙港报业图书馆查看《卫报》的档案。对于我来说，在那之前，尽管我接受过教育，也创作过，旅行过，但和家族历史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复原的，只存在于日渐淡忘的记忆中。（父亲的所有文件，连同他的账本，都丢失了。）

这里有印刷出版的档案，有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的《卫报》，按照它们清晨被扔在西班牙港那间房子前门台阶上的顺序装订。我曾懵懵懂懂地看过这些报纸：奖学金获得者的照片（那些幸运儿），体育版（附有伟大的板球运动员经常被使用的同一张照片），唤起这种渴望的影院海报（《河边彩虹》一片中的博比·布林）。

追溯过去，我再次发现了父亲的部分账本。我发现，伴随我成长的账本是不完整的。父亲遗漏了一些事。申克寄给我的剪报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一个比我想象中的故事要严肃得多的故事，它根本就不好笑。那是一个关于巨大耻辱的故事，刚好发生在父亲战胜困境，要获得某种独立、事业刚起步的时候。距离父亲获得独立还有几个月。事业——在作为殖民地的特立尼达，在没有麦高恩的情况下——显得毫无意义；这种空虚将陪伴父亲度过余生。

我知道父亲长期患有神经性疾病，但我不清楚病因。我的志向是在我对父亲早期写作生涯一知半解时立下的。

6

我开始认识父亲时，他对我母亲的家族怨声连连。但他早期为《卫报》撰写的文章表明，婚后，他很快就被那个家族迷住了。

他们是一个由地主和梵学者组成的庞大的婆罗门家族。几乎所有女婿都是梵学者的儿子，是我们那个私人世界、我们那个印度岛屿上的知名人士。种姓令我父亲获准进入这个家族。在他的《卫报》报道中，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准备好扮演家族报道者的角色。“深得人心的印度教订婚——查瓜纳斯和阿罗卡联姻”：麦高恩不会知道，这则“印度人的”新闻真的是一个家族通告，一则订婚的消息：是一则有关我外祖母的长孙女订婚的消息。

外祖父离开特立尼达前往印度，随后去世，家族管理权落到了两个大女婿身上。他们是兄弟，富有抱负，精力充沛。他们关心当地正在修建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学校；关心地方道路董事会的事务；在那些讨论地产专营权的日子里，他们关心与岛上立法会有关的高层政见。作为来自蒂瓦里家族的婆罗门，他们是正统印度教信仰的拥护者——反对当时在印度教徒中劝人改变宗教信仰的长老会教义，还反对那些从印度派出传教士的印度教改革运动。兄弟俩谋求成为领导者；他们喜欢争斗，与其他也想成为领导者的家族一起卷入持续不断的权力游戏之中。有时候，这些游戏会导致剧烈的变化。

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员，就得和一些在印度人生活中占重要位置的事物打交道；我父亲大致做到了。麦高恩的《卫报》上，印度人的新闻主要是查瓜纳斯的新闻，而查瓜纳斯的新闻经常是家族新闻。“六百人在一场大型聚会中抗议西普里亚尼的态度”那就是新闻，但也是家族聚会：聚会是由两个年长的女婿张罗的。三天后，查瓜纳斯的记者报道说，民众对西普里亚尼（当地一名政客）的抵触情绪仍然非常强烈，以至一名十一岁的男孩被打动，在另一场公开集会上发表了“荡气回肠的”演讲。这时，麦高恩不会知道，人们谈论的那个男孩是我母亲的弟弟。（他后来成了伦敦大学的数学讲师；在发表“荡气回肠的”演讲三十年后，他还成了独立后的特立尼达在野党的首位领导人。）

父亲可能会这么写政治新闻：“在昨晚一场出人意料的会议上……”会议很有可能发生在“大厅”里，发生在查瓜纳斯那所家族主宅后面的木头房子楼下的大屋子里。

但这种与查瓜纳斯新闻制造者的密切接触也有压力。这个家族是一个集权组织。涉及政治、宗教事务时，尤其是有关家族的事务时，所有决定由家族上层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做出。这个圈子的成员包括我外祖母和她的两个大女婿。家族中其他人都应该站好位置，而大多数人做到了。有一个类似家族宣传机器的东西在不停运转。它强化经过认可的态度，也会将矛头转向家族内部，败坏持不同意见者的名声，使他们蒙羞。它没有计划，只是根据我们家族的组织性质运作。（当两个年长的女婿最后被逐出家族时，这台机器很快就将矛头转向他们。）即便在今天，当我遇到被我母亲家族“抹黑”过的家族的后代时，我还能感觉到自己面前的敌意。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或家族长大，就得接受世仇的风气。

可以这样要求家族成员，却不能这样要求记者。这个家族是立法会中本郡一位竞选连任议员的坚定支持者。那人是个印度教徒，正如当时的殖民地宪法是不错的，他也是一位不错的立法委员。或许是出于某些印度教的宗派原因，又或者是因为在印度教徒－穆斯林学校管理方面意见不合，我们家族突然决定放弃这个人。他们决定在下一次选举中，也就是一九三三年的选举中，支持罗宾逊先生。他是个白人，在本区拥有一个大型甘蔗庄园。

罗宾逊先生主张雇佣童工，而他的竞选演说总是关于这一话题。他认为任何将离开学校的年龄提升到十四岁的法律都是“不人道的”。他做好了被起诉“一千次”的准备，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而不会放弃给穷人的孩子工作。我们家族中掌权的一个女婿发表了类似的演说。他说，罗宾逊先生令年轻人远离监狱。

我父亲的哥哥小时候曾经为了每天八分钱在田里劳作。对他来说，要真心诚意地站在这个家族这边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努力了，他非常关注罗宾逊先生。而我父亲不得不报道家族的两个女婿被指控用言语威胁（据说是“死亡威胁”）对方阵营某个人的消息。

罗宾逊先生输了选举。这不仅仅是政治新闻。这是个类似家族耻辱的家族失败，因为输在另一个印度教家族手里。而我父亲不得不用《卫报》快活的风格报道此事。选举过后第二天，查瓜纳斯爆发了一场骚乱。大约一千名罗宾逊的支持者袭击了载有正在狂欢的对方支持者的公交车。公交车驶过发动袭击的人群；人群中一人被害；公交车上有人的胳膊被扯断了；警察发出了七十张传票。这件事也得报道。对于我父亲来说，在另一起暴力事件后，接着报道家族中两个年长的女婿出现在法庭上接受处罚的消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家族的住宅位于主干道上。几百码之外聚集着政府机构的建筑：火车站、典狱长办公室、警察局和法院。父亲毫不费力就可以拿到他想要的故事，并返回他的大本营。他也这么做了。

因此，父亲在家族中的地位改变了。他从一名可以充当家族报道者的记者，变成了不论人们愿不愿意都让其见报的记者；他变成了对方的人。

事实上，从某种重要的角度来说，父亲一直是对方的人。这个有着众多梵学者的家族是正统印度教信仰的拥护者。我父亲不是。十年后，当我们住在西班牙港，而我们的印度教世界分崩离析时，父亲开始充满感情地描写印度教仪式和印度乡村生活。但他年轻时，这种印度生活曾是他的全部认知；这种生活似乎停滞不前，但又经久不衰；他对此不满。但他不是一个人。他属于，或者说是同情——被称为雅利安社的印度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谋求将印度教变成纯粹的哲学信仰。雅利安社反对种姓制度、梵学者、泛灵仪式。他们反对童婚，支持女童教育。在这两个方面，他们和正统派有冲突。在特立尼达，即便是一些小事也会导致家族世仇。什么是正确的印度教问候礼？婚礼能在白天举行吗，还是应该如正统派坚持的那样在晚上举行？

我父亲向麦高恩展示的正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而他也是在麦高恩的鼓励下这么做的：“有争议的”记者更适合《卫报》，而麦高恩对印度人的态度也是一种家长式的关心。正是作为一名改革者，父亲对致瘫狂犬病故事中有关印度人的内容做了处理。

选举后的几周，致瘫狂犬病再次爆发，印度教徒仍然没有给牲畜注射疫苗。一方面因为政府收费太高，一针两毛四分钱，当时一个工人一天才挣三毛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强烈的宗教抵抗。在一些村庄里，人们向卡利女神献祭，以此作为抵御疾病的符咒。女人们列队经过五个村庄；她们边走边唱，祈求人们向卡利女神施舍。她们用收集来的钱买了一头山羊。在指定的日子，那头山羊被戴上花环，然后被砍掉脑袋。它的鲜血洒在女神雕像前的祭坛上。

这就是父亲写的故事，一个记叙性的故事，没有提到人名。但父亲不会就此罢休：他谈到了“迷信的治疗方法”和“令人惊异的迷信做法”，而麦高恩就是这样渲染这个故事的。十天后——这十天里经历了什么样的慎重考虑？——父亲收到了一封用印地语写的匿名恐吓信。信中说，他得举行那个被他批评过的仪式，否则他就会在一周内死去。

从父亲对这件事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次恐吓来自家族的统治圈，或许是两个年长女婿中的一个做的。父亲找那个人商量时，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提供帮助，而且似乎很焦虑，只和父亲确认了一遍信件的内容。他们要求父亲做些自我贬低的事，仿佛这名记者，这个行为不当的家族成员，这一次要因自己先前所有的不法行为和不忠而受到惩罚。

接下来那个星期，父亲扮演着三个角色。他是那个成了自家报纸非常重要的头版故事主人公的记者：“我注定要死在下周日。”他是那个不屈服于“符咒”的改革者：“我不会献祭山羊。”同时，作为一个受世仇驱使的查瓜纳斯人，他被自己收到的谋杀威胁吓到了；他准备顺从。每一个角色都使另一个角色变得一文不值。父亲一定是知道的。

他不打算向卡利女神献祭山羊。但随后，《卫报》读者们发现，他献祭了，没有在查瓜纳斯，而是在一个安全距离以外的小镇上。

一名最近被麦高恩派到《卫报》工作的年轻英国记者西德尼·罗丁写了故事的主体部分。这是一篇不错的文章（罗丁打算回伦敦，回到舰队街那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罗丁的报道充满感情，抓住了所有让我父亲感到恐惧的细节：身上涂了油、戴着芙蓉花环的山羊；脖子上用来象征鲜血和生命的红色粉末；树桩上的弯刀；祭坛上的鲜花和水果。

在罗丁笔下，我父亲是，也可能据说是，有点倒向一方：一个经祖母和母亲规划要成为梵学者的人首次经历僧侣般的仪式：一个身穿白衣、和山羊一样戴着芙蓉花环的人向着女神雕像，向着依然活着的山羊，向着旁观者，奉上献祭用的散发着丁香花气味的火苗，然后奉上装在黄铜盘子里的被切下来的山羊头。

父亲的报道和罗丁的故事一同发表。在报道中，他没说什么。他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感觉。他回到自己阅读过的改革主义文学，抄袭了一些段落。他夸下海口说，他再也不会献祭，他现在知道了自己的信仰。他将它作为一场小胜利记录下来。他没有缠腰布：整个仪式过程中，他穿着裤子和衬衫。这种古怪而不合逻辑的夸口第二天继续出现在周日报纸的头版，“奈保尔先生向你问好！——昨晚没有毒药”；“大家早上好！如你所见，卡利女神还没有抓到我……”

这是他最后一篇写自查瓜纳斯的、扬扬自得的文章。两个月后，他开始写一个关于大飓风的故事，但那发生在特立尼达南部。他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关于查瓜纳斯的报道，然后就逐渐从《卫报》消失了。

几个月后，麦高恩离开了特立尼达。父亲有过一个念头——和麦高恩一起去美国；他还拿出了护照。但父亲没有去成。就像小时候在纳尔逊岛等待将他带往印度的轮船时那样，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控制了他。护照一次也没用过，依旧崭新地放在书桌里，那里还放着一本他没用完的账本。

他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卫报》的新主编不再雇佣他做全职记者，只让他做一名特约记者，这对他也没有帮助。很快，他就病得相当严重了。

有一天，我从西班牙港报业图书馆回去时，问母亲：“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献祭的事？”

她只是简单地答道：“我不记得了。”又加了一句：“有些事，你自己会记得忘记。”

“父亲疯起来是什么样？”

“有一天，他照镜子，可是看不见自己。然后他就大叫起来。”

他无法忍受继续待在那栋让他经历过恐惧的房子里，于是离开了。他成了流浪汉，住在不同的地方，做各种各样的零工，靠我母亲家族（他那个富有的妻舅）的救济生活。十三年来，他没有自己的房子。

母亲将这场灾难归咎于麦高恩。听到这个父亲时常挂在嘴上的名字或是关注麦高恩后来的冒险活动都会令她不快。一九四二年，我们在《时代》杂志上看到，年近五十的麦高恩作为战地记者前往迪耶普突击现场；他靠苯丙胺让自己保持清醒（麦高恩的手笔），并很快写出报道。而《卫报》对前任主编大发慈悲，在一九四四年刊登文章说，麦高恩在法国被德国人俘虏，但后来跳下火车，成功逃脱。

我理解母亲的态度，但那不是我的态度。麦高恩要回到更广阔的世界，他没错。而我父亲只有特立尼达。麦高恩向父亲灌输了他对记者或作家这个职业的看法。在殖民地特立尼达，父亲无法从别的渠道获得这种看法。《卫报》里的其他编辑无法让父亲明白他这个职业的价值。正是这种对职业的看法让父亲在麦高恩时期得到了提升。那段日子的奋斗与成功正是源自那段日子的故事以及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编辑对故事的认可。他描写有关查瓜纳斯的故事，但是在他心中，针对受人尊敬的职业进行的每日练习使他克服了查瓜纳斯的限制：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文字和职业品质的保护。但他的支持者走了。而他只有查瓜纳斯和特立尼达。

他对于这个职业的仰慕一直伴随着他。一九三六年，患病期间——那时，我还待在母亲家族位于查瓜纳斯的住宅里——他送给我一本小书《诗歌学派》。那是艾丽斯·梅内尔编辑的一部诗歌选集，是一个装帧经典的纪念品。原价是四毛八，商店降价到两毛四销售。这是他给儿子的礼物，一件极好的、和文字有关的礼物。搬了那么多次家，这本书还在。书上题写着：“致维迪亚德哈，父亲赠。今天，你已经三岁十个月十五天了。我将这本书和下面的建议一起送给你作为礼物：不要辜负人类的遗产，要追随真理，要善良温和，要相信上帝。”

两年后，父亲重获《卫报》的工作，我们搬到西班牙港。对我来说，那是童年最宁静的一段日子。那时，我不知道父亲的精神疾病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我不知道在《卫报》的工作对他来说其实是每日一次的羞辱。他不得不向人乞求以获得那份工作。书桌上有许多粗鲁的回复。我悉心触摸它们，通常是为了那带凸起花纹抬头的信纸。

书柜里有些书是父亲在迷失期间收集来自我慰藉的：不仅有马尔库斯·奥勒留和埃比克泰德的书，还有许多神秘的或者类宗教书。我知道一句他生病以后的治疗用咒语，因为他曾将它教给我。那是他改写自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的一句话：“即便是这个也会消失。”这是一句非常灵活的安慰语。它可以应对瞬间的痛苦，日常的痛苦，甚至人生的痛苦。

他从来不谈自己疾病的类型。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他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如此准确地——什么也没说的情况下——将他的癔症（他对消亡的忧虑）和写作这个职业一起传染给了我。那是他附送给我的礼物。那种忧虑也变成了我的忧虑。它和这个职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只有从事这个职业才会减轻忧虑。

一九五四年，我离开牛津，南下伦敦，开始试着写作时，伴随我的正是那种忧虑，那种对无法成为自己应该成为的人的恐惧，而不是简单的抱负。父亲一九五三年去世了。我们家处在悲痛之中。我本应该为他们做一些事，本应该回到他们身边。但我还没有成为作家，我不能回去。到伦敦的第十一个月，我写了鲍嘉的故事。我写出了自己的书；我又写了一本。我要回去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至十月

[1]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作品。

[2]欧·亨利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点亮灯火，我不想在黑暗中回家。

[3]马格利特岛实为两岛，由地峡相连。西部多山，炎热干燥，为牧羊区，东部山势稍缓，沿海多平原和天然港湾，为农业区。

[4]一种天然树脂。

[5]印度婆罗门姓氏，意为博学之士，精通吠陀、往世书等印度古典文献及宗教事务。又译“潘戴”。

父亲给我的故事

（《古鲁德瓦的冒险》序言）

1

我的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日子里都是《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一九四三年，他在特立尼达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那年，他三十七岁，已经断断续续当了十四年记者，从事写作已经五年。他拼凑起来的那本七十页左右的小册子叫作“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它让我对图书出版制作有了初步认识。这本书的印刷由《卫报》商业印刷厂完成，印得很慢，父亲将校样一页一页装在夹克口袋里带回家。当我们看到整行铸排机按照日常惯例将其中的两个故事照狭窄的报纸风格分栏排版时（最后成书就是那样排的），我和父亲都抓狂了。

这本书出版后招来了一两封谩骂信。有人认为父亲诽谤了我们印度社区。还有一封信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写的，有好几页纸，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得密密麻麻，而且字迹歪歪扭扭的。那个人后来在《特立尼达卫报》购买版面刊登自己的照片和问题：这是谁？（他在这里提到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我十一岁那年，随着父亲小说的出版，我获得了自己第一部小说主人公故事的开头部分。

从经济效益来讲，《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的出版是成功的。印了一千册，以每册一元，约合四先令的价格销售。在当时的特立尼达，这是很高的定价。但全都卖掉了。那一千册书，在当时似乎很多，在卧室里占据过非常大的空间，现在只剩三四册在图书馆里，连我母亲也没有。

《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出版后不久，父亲离开《卫报》，就职于政府机关，薪水是在《卫报》时的两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四五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为自己写作过。他首先是为政府报告“调查”农村现状。因此，他调查自己熟悉的事物：自己的背景，他早期故事的背景。但是作为一名汇编事实、数据和表格的社会调查员，而不再是一个关心仪式、礼仪及他认为自己所在社区的浪漫精髓的作家，父亲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不安。出于这种不安，也没想到要发表，他写了一个故事，叫作“在村庄”。那是他对我们周围普遍存在的、大家习以为常的破败不堪和绝望的个人体会。即便是我父亲，在他的早期故事中，对这种破败和绝望也是习以为常的。

后来，出于同样深刻的感情，或许是对一九四二年死于特立尼达、极度贫穷的母亲的感怀，他写了一个自传性质的故事。如果一个多多少少以作者本人的出生为结尾的故事也可以被看作自传的话，那么，那篇草稿就是唯一一份父亲承认的自传。但是，父亲深受出生环境和自己父亲残忍的困扰。我记得那种在写作之前就存在的情绪，我一遍遍地听到那个讲了四十年，关于吝啬、关于将他怀有身孕的母亲驱逐出他父亲住宅的故事，我记得我在父亲的命令下从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上撕下一两页纸。

一个版本：父亲写的每部作品都有好几个版本。他总是沉默一两天后突然开始写作。他写得非常慢；而且总会出现一个时刻，他开始写作时带有的情感几乎消耗殆尽；让我惊奇的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也不得不应对他的情感——类似于文学危害的东西占了上风。

那篇自传完成很久后，被读给西班牙港文学群体（包括埃德加·米特尔豪泽尔和年轻的乔治·兰姆宁）的一个成员听。对于其中的圣经语言，尤其是用“先于”代替“在……之前”，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但父亲对此置之不理。而对这个故事深深着魔的我支持他。《在村庄》发表在一本牙买加杂志上，编辑是菲利浦·夏洛克。

一篇针对小群体、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很快就消失不见：在特立尼达，写作是一项业余活动；而发表就是作家所能期盼得到的全部鼓励。这里没有支付稿费的杂志社，没有正式成立的杂志社，只有《卫报》。像阿尔弗雷德·曼德斯（一九三〇年，达克沃思出版社在伦敦出版了他的两本小说，其中一本附有阿道司·赫胥黎写的序言和安东尼·鲍威尔写的短评）这样的作家据说在《卫报》周日增刊上刊登一篇小说可以获得二十元（四几尼）的报酬；而父亲只能拿到五元（一几尼）。父亲是纯粹的本地作家，这样的作家冒着被人嘲讽的风险。我上学时听过一则对父亲小说的批评，说他只是为了钱而写作。

但人们对本地创作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九年，霍格思出版社出版了埃德加·米特尔豪泽尔的小说《办公室的早晨》，有段时间，米特尔豪泽尔被看作是另一位本地作家。本地作家的作品最终有了市场。亨利·斯旺齐那时正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加勒比频道编辑《加勒比之声》。他有标准和激情，他认真对待本地创作，并将它置于本地新闻之上。英国广播公司支付稿费，不是按照每分钟多少几尼的著名标准，而是按照每个故事五十元、六十元、八十元的标准——报酬高得足以推广写作价值这一新理念。

亨利·斯旺齐在《加勒比之声》中使用了父亲的两个早期故事。从一九五〇年离开政府机关回《卫报》到一九五三年去世这段时间，父亲为《加勒比之声》撰稿。在这三年里，在情况逐月变坏的情况下——《卫报》的低薪水，债务，一次心脏病发作以及接下来的体力丧失，对出版一本真正的书籍以及亲眼目睹自己成为作家的那种绝望而受伤的向往——在这三年里，在每周一次的伦敦广播节目的刺激下，我相信父亲找到了当作家的声音，发展了自己的喜剧天赋，写出了他最好的故事。

我没有参与这些故事的写作：我没有像对待其他故事那样见证它们的成长，也没有提建议。一九四九年，我获得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并在一九五〇年离家到英国接受那项奖学金。我在父亲开始写《订婚》时离开了他；两年后，我才读到完整的故事。

父亲每周给我写一封信，有时候每周两封。和我写给他的信一样，这些信主要关于金钱和写作。亨利·斯旺齐在半年一次的《加勒比之声》回顾中赞扬《订婚》时，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赞扬的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开始觉得我本可以成为作家的。”但我们两个觉得我们的写作都停顿了：他几乎走到了写作生命的终点，而我在起点。随着时间推移，他病情日渐加重，我和他以及特立尼达日渐疏远，在英国漂泊不定，我们之间的通信成了一种半绝望的相互鼓励。我给他寄了一些印度作家R.K. 纳拉扬写的书。一九五二年三月，他写道：“你对R.K. 纳拉扬的见解是对的。我喜欢他的短篇小说……他似乎很有天赋，也成功地施展了他的天赋。那种天赋，是我在自己身上从未见过的。”

在那一个月里，他寄给我两个版本的《我的叔叔达鲁》。他对这个故事没有把握，认为它太啰唆，想让我将我觉得相对较好的版本寄给亨利·斯旺齐。我现在喜欢这个故事，喜欢它的细节以及细节带来的戏剧效果。在很短的篇幅里，它创造了一幅风景画，并使其中住满了人。这个版本是个性化的。父亲之前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有非常多历史细节的作品。我可以看出他在创作这个故事时所花的心思。我可以想象那些他担心但又不愿意失去的细节是如何被彻底改变的。但在我十九岁那年，我认为版本的质量是理所当然的，我只看到了叙述的不完整：可以这么说，在封闭状态下写作的父亲，成长得比我快。

亨利·斯旺齐没有采用《我的叔叔达鲁》这篇稿件。但他对父亲后期作品的判断比我合理，他几乎采用了父亲寄给他的其他所有作品。一九五三年六月，父亲去世前四个月，亨利·斯旺齐在父亲的请求下邀我为《加勒比之声》朗读《蓝达诗和奶牛》。费用是四几尼。我用那笔钱买了一支派克笔。我至今还留着这支笔，并正在用它写这篇序言。

2

奈保尔（早期音译为奈波尔或奈泊尔，印度教名字的音译很少有准确的）是祖父的名字，出生证和其他法律上要求的文件使它成了我们的家族姓氏。我发现，还是个婴儿的祖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某天被人从北方邦东部带到特立尼达。

他没有接受过英语教育，但是依照远古的印度教方式（就像特立尼达是印度似的），作为一个来自潘戴家族（或者帕雷家族，再说一遍，音译是很难的）的婆罗门男孩，他被送到一个婆罗门那里受训，为的是成为一名梵学者。他的确成了梵学者；我听说，他还成了一个经营印度教仪式必需品的小商人。他结婚并有了三个孩子，却英年早逝。而他那个失去保护的家庭很快就陷入贫困。父亲曾经告诉我，家里有时连灯油都没有。

家族旁支中有一些送母亲和孩子们回印度的建议，但那个计划落空了。这个依赖他人的家庭被迫分散到不同的亲戚家。还只是个孩子的大伯被送到田里干活，每天挣四便士；但我们家亲戚决定，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父亲应该接受教育，或许应该像他父亲那样成为一名梵学者。家庭的破裂痕迹至今还体现在他们的后代身上。经过艰辛的劳作，大伯成了一个小型甘蔗农场的主人。一九七二年，我去看他时（不久他就去世了），发现他情绪激愤，为自己的童年以及一天四便士的遭遇痛哭不已。姑姑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特立尼达使她感到茫然，一九七二年去世前——尽管不在自己的房子里，但她比她哥哥快乐——她只会说印地语，几乎不懂英语。

父亲接受过小学教育，学过英语和印地语。但试图让他成为梵学者的努力失败了。相反，他开始做一些零工，依附于一个住在传说中盛产黄金的村子的亲戚（那人后来成了百万富翁）。二十多年后，他在那个村子为政府做调查，《在村庄》这个故事写的也正是那里。

我不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依靠他人、前途未卜的处境下，又没有先例，父亲是如何产生了当作家这个愿望。过了很久再读那些故事，弄清了故事中所陈述的婆罗门观点，我现在觉得，可能是由于父亲被早期的英语教育和印度教宗教教育唤醒了种姓观念，也有部分原因是印度教对学识和文字的崇拜。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他似乎说过，他十四岁时就尝试写作。

父亲从一开始就关注印度教和印度教的实践。他对梵学者的了解使他对梵学者、职业祭司这些宗教仪式的舞台管理者有了某种纯粹的婆罗门偏见，他把他们都看作“商人”。但他也拥有一些印度教思想，他重视这些思想。终其一生，他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从他的故事中明显可以看出。一九五一年，他在写给我的信中兴奋地提到了阿罗频多关于《薄伽梵歌》的评论。

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尤其是其中的印度教徒，主要是恒河平原的农民阶层。他们是古老印度或者古代印度的一部分。（阅读古朗热的《古代城邦》时，我痴迷地发现，我们在特立尼达，甚至在我童年时期如同本能般保有的许多习俗是从前古典时期的世界幸存下来的。）这些移民到特立尼达的农民阶层没有接触过十九世纪伟大的印度教改革运动。只是随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来自印度的改革主义传教士的到来，改革才成为争论的焦点。在当时的印度，宗教改革正在演变成政治叛乱。

之后，特立尼达爆发了一系列重大有时甚至是暴力的争论，在印度社区以外，这些争论不为人知。今天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些争论了。这些争论发生时，父亲站在改革一方。《古鲁德瓦》——父亲去世前一年完成，但没有寄给亨利·斯旺齐——后半部分那些涉及广泛的讽刺不应被错误解读：在书中，父亲怀着热情又一次展开了古老的争斗，正是这种热情，令他在一九三〇年代缺钱的情况下，还买了一本讽刺性的改革小册子。那本小册子叫“宗教与特立尼达东印度人”，是我童年时期读的一本书，但现在已经不见了。

一九二九年，父亲开始为《特立尼达卫报》撰写的稿件题材正是有关印度和印度教的。报社来了一个新编辑，高尔特·麦高恩。他来自《泰晤士报》，在特立尼达，他就像一个刚获释的人。麦高恩到来之前，《特立尼达卫报》是一份半死不活的殖民地报纸：在头版刊登大幅广告，中间一小块是印得密密麻麻的电报。麦高恩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卫报》现代化。他废弃了原先的头版风格。但他对戏剧效果的品位超越了他对排版印刷的判断能力，于是一些人开始对他感到不安。后院的巫术、奥比巫术、从魔岛逃出来的囚犯、吸血蝙蝠：当竞争对手《西班牙港公报》的编辑说麦高恩破坏了旅游业时，麦高恩起诉对方并赢了诉讼。但麦高恩不仅仅是个感觉论者。对于特立尼达来说，他是个新手。他想发现特立尼达，他对一切事物都不持想当然的态度。他到处找故事，还凭空编故事。他的报纸就像是对特立尼达岛上形形色色的生活进行的每日一次的庆祝活动。但有时候，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才智。当他卷入与雇主的官司时，他的才智也到头了（麦高恩任编辑的《特立尼达卫报》日复一日地详细报道这宗官司，以至于《卫报》最后成了自己报道的新闻，而这正是麦高恩的雇主反对的新闻报道方式）。

父亲曾为麦高恩撰稿，去过印度、对印度的事情感兴趣的麦高恩认为父亲应该得到鼓励。父亲与传统信仰相悖的观点以及它们成为新闻的可能性一定吸引了麦高恩。他成了父亲的老师，一开始可能是教父亲英语（必须提到的是，对于我父亲来说，英语是一门后天习得的语言），而父亲对这个教他如何写作的人一直都怀有崇拜和喜爱之情。二十多年后，一九五一年，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一个作家被人讨厌或被人喜欢，我觉得原因和我们认为的恰恰相反。人们开始喜欢一个作家，未必是因为他写得好。我永远都忘不了高尔特·麦高恩几年前跟我说过的话：‘要怀着悲悯去创作’；我认为这绝不会妨碍我们进行如实甚至是巧妙的写作。”

父亲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自由撰稿人，负责每周一期的专栏，开始在《卫报》任职。这个专栏挑衅地取名“梵学者”——我认为经常可以在这个专栏里发现麦高恩的改良之手。父亲对他在这个专栏里写过的内容记得非常牢，多年后他把大量出自这里的文字给了索汉先生（《古鲁德瓦》后半部分中长老教会的印度校长）。《古鲁德瓦》仿佛是父亲早期新闻稿的重现：我觉得，古鲁德瓦殴打那个醉醺醺的老火柴人战士这个细节一定是源自时任《卫报》正式乡村记者的父亲于一九三〇年写的一篇文章：“接受打架挑战——杰宁汉交叉路口‘暴徒’受伤严重——六人被捕”。一场乡村斗殴被戏剧化，这些人物的个性更贴近读者，他们不再只是庭审报告中的人名。那是麦高恩的风格，现在成了父亲的风格。

正是通过在麦高恩的《卫报》上发表新闻稿，父亲对农村以及居住其中的人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后来，他将这一观点转移到他的故事中。他的故事有着某种新闻才有的完整，它们源自一个社区，似乎也是写给那个社区的：一个从本质上来说是印度教社区的社区。因为作者将它视为一个整体，所以他能够有时制造浪漫，有时讽刺。故事里有改革主义的激情，但是即使在出现令人震惊的事件时，也没有什么针对外来读者的抗议——这种现象在早期的殖民地写作中很普遍，矛头都是对内的。这就是那些故事的独特之处。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父亲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后来成了我的方式：父亲的早期故事为我营造了故事背景。

但这只是部分观点。一篇关于家庭争吵的题为“五人长老会”的故事读起来就像一个乡村浪漫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完全生活在印度教文化当中，并且不认同其他文化。受到诽谤的妻子没有将丈夫送上异族的法庭，她叫来五人长老会与他对抗。村里受人尊敬的长老们聚集在一起，妻子和丈夫毫无怨怒地陈述案情，每个人都很明智庄重，通晓教规（印度教正确的、虔诚的、古老的方式）。但事件的背景是特立尼达而不是印度。这些人都已移民，古老的方式和古老的忠诚正在急速削弱。具体环境没有描写，因为这是被认定为理所当然的事，事件发生在一个大庄园的工人房里，在一个棚屋里。类似于《在村庄》里的环境。但有关物质和文化的破败不堪呈现得稍晚。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才被父亲安排在他的故事中。

浪漫故事被简化了，但这是看待事物的方式。不仅仅是从自然美景中探寻浪漫。我慢慢明白，这还是一种隐藏个人痛苦的方式。父亲曾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写过的主人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自己家族的成员。”我前几天才知道，《五人长老会》中受诽谤的妻子其实是父亲的姐姐，故事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她与一个旁遮普婆罗门的婚姻是场灾难（她临终前骄傲地告诉我，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会波斯语）。父亲因为她而遭罪。在故事中，宗教仪式模糊了痛苦，一切都以恰当的方式收尾。而在生活中，灾难却在继续。父亲因为祖父的残忍和吝啬而痛恨他，但在他的自传中，提及自己父亲时，他描写了一个纯粹浪漫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经过深情描述的古老的宗教仪式只能导致和解。尽管我一再鼓励他，父亲还是无法进一步讲述那个故事。

他经常谈到要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有时，他说那写起来会很容易，可一旦动笔，事情就变得很难。他会在选择事件上遭遇麻烦。一九五二年，他给我寄来了《我的叔叔达鲁》——在另一封信中，他很抱歉地将之描述成草稿——他说：“我希望你能认真阅读它。如果你觉得它足够好，就把它寄给斯旺齐先生，只要注明是我寄的，这是我正在写的小说当中的部分章节。的确，我正打算这么做。一旦你有能力，就着手写小说吧。如实描写正在发生的事情，要实事求是，要幽默，但不要刻意为之。如果你不知道写什么主题，让我帮你。开始这么写：‘他坐在小书桌前，写下与妻族成员相对应的动物形象。对此，他非常善于分析。他不想犯错，像科学家似的开始工作。他写了“母狐狸”，然后是“蝎子”，不到五分钟，他写下了下面这份名单……’这都是玩笑，但你真的可以这么做。”

对他来说，这不是笑话。一旦丢弃了浪漫故事及简化了的浪漫故事，那些讽刺漫画的小冲动（只不过是冲动而已，有时被写进给我的信中），那些与麦高恩那“要怀着悲悯去创作”的理念相对立的想法，是他在思考自己和自己的人生轨迹时所能想象到的。他详细地描写与动物相似的人物的故事片段（我相信，给我写那封信时，他正在写那个故事片段），并将它变成了《古鲁德瓦》的一部分。而这成了他虚构故事的工具箱。但即便是那样，这个故事片段也是突如其来且出人意料的，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因素。就作者而言，那种激情是不加掩饰的，以毫无理由的残忍形式表现出来。父亲对这个故事片段很不开心，但他对此无能为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作为作家的他——但也仅仅是将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能够承认一些自己曾经试图隐藏的家族痛苦，能够将浪漫故事和后来那些破败不堪的景象混合起来，形成一种更为纯粹的喜剧。

正是父亲的姐姐——《五人长老会》中那个受诽谤的妻子，传统印度教舞台场景中一个令人伤感的人物——十年后以养路工妻子的形象出现在另一个故事里，充当滑稽合唱的角色。养路工来自较低种姓阶层，她与那个来自旁遮普邦的第一任婆罗门丈夫分手后就和他生活在一起。《蓝达诗和奶牛》中的蓝达诗，那个花了六十元购买一头后来被证实无法生育的奶牛并因此深受折磨的印度教徒，正是父亲那个已届中年的哥哥。

喜剧是写给别人的。父亲一直不愿意审视自己的人生。所有那些可能让他花费更多辛劳和思量的素材都被他封存起来，从未使用。某些事永远不可能成为素材。终其一生，父亲从没有抵达那个可以让他追溯自己过去的安宁时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发现了作为作家的声音，那几年他极为悲痛和焦虑，正处在自己描述的那种破败不堪的境况中。

我说过，父亲的哥哥临终时激愤不已。这个精力充沛的老人，他的人生或许会被看作是成功的，但童年的回忆摧毁了他，自知之明来得晚了些。父亲自己的危机早些年就来了，他的新闻写作加速了这一进程。一九三四年的一天（那时他二十八岁，已经为《卫报》撰稿五年，而高尔特·麦高恩已经离开报社和特立尼达几个月），父亲照镜子时，说他看不到自己了。那是他的长期精神疾病的开端，疾病令他一度失业，他又像幼时那样依赖他人。父亲的病情好转后，他开始写短篇小说，并立下了写这本书的目标。

3

一九五三年，父亲在去世前不久汇编了他想保留的所有故事，并将它们寄给了我。他希望我将它们出版成书。他指的是在伦敦出版。但我认为这些故事无法在特立尼达以外的地方出版，于是将它们搁置一旁。

对我来说，这些故事，尤其是那些我觉得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早期故事，一直都非常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我为了自己一本书的开篇而拆卸利用了他的自传草稿——我对这些故事有了一种令人感伤的依恋。我重视它们，与其说是因为它们本身（或者关于它们的记忆），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在很久以前给过我的东西：看待事物的方式、劳作的范例、文学过程的认知、书面文字所能创造的（比生活更简单更猛烈的）秩序和对独特现实的感知。我将它们视作个人财产，如同对待父亲的信件一样。

但是，有关父亲写于一九四三年的小册子《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的记忆没有全部凋零在特立尼达。父亲去世十二年后，亨利·斯旺齐在《新政治家》上介绍英联邦写作时提到父亲的故事。在特立尼达当地，人们对于本地创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也看得更长远了。我不再从故事中寻找那些故事里没有的东西，我现在将它们视作地区文学的一个宝贵部分。

它们是对本世纪前五十年特立尼达印度人或者说印度教社区生活的独特记录。它们讲述了一种理解，从社区最初根植于其中的古老印度，到一开始将之定义为背景，然后逐渐融入其中的殖民地特立尼达。描述一个从来没有被描述过的社区不容易。描述这个社区尤其困难，需要非同寻常的知识和同情心。

作家本人也是变化过程的一部分。我对这一点一直不是很清楚。但是一个作家，起步于古老的印度教世界，一个古老印度教世界中与世隔绝的社区（在那里，所有的答案都被告知，所有的仪式都趋于完美。在那里，除了宗教书籍，唯一的已知著作就是古老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离开那个世界来到一个新世界，接触一门新语言，写那些简单、容易观察的人物——像赛珍珠、欧·亨利那样。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写作的这类作家能取得如此成就，这件事本身就非同寻常。父亲虽然没有读过果戈理的作品，但这些故事具有些许果戈理在很年轻时创作的乌克兰故事的特质：用同样柔情的目光看待那些初看似乎没有明显特征的事物。自然景色、建筑、人物，同样汇集了鲜明的细节。戏剧效果源自其中，那些被欣赏被品味的事物经过记录和修整后，故事也就结束了。

果戈理开始他的写作生涯时，我父亲正处在他的写作生涯晚期：即使这个比较是公平的，它也能误导他人。在果戈理完成其喜剧和讽刺文学之后，在发现并运用其才能之后，俄国成了他依靠和索取素材的后台。而我父亲走的是另一条路：从整个印度教社会的观念，经历了表述其婆罗门信心的改革主义激情，到发现自己是其中一分子的动荡和贫困。最后，他没有什么可以索取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他创造了喜剧。

《古鲁德瓦》阐释了这个过程。这个故事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后面几个章节，父亲也知道。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故事完成于两个阶段。前面几个章节写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讲的是一个乡村大力士的出身背景。这个人物大约源自一个和母亲家族联姻但后来被驱逐的人。大家对他的名字讳莫如深，但这个人现在不像看上去那么无足轻重。他属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在那些选举权受到限制的日子里，他或许可以成为一名地区政客。尽管在故事里，古鲁德瓦被简化了，而且他的男人观念被讽刺为谋财害命和对种姓本能的歪曲，但他还是被看成个人物。这个故事选择强烈而简洁的事件，并逐渐让显然是自给自足的印度乡村住满了人（附近没有其他社区）。故事的这一部分就像一首乡村史诗的开篇。

十年后，父亲重拾这个故事（并让古鲁德瓦出狱——一九四二年，父亲将他送入监狱），史诗的语调就无法保留了。古鲁德瓦的印度世界不像他和作者认为的那样稳固。社会已经被破坏，其价值观不得不和其他价值观竞争，村庄外面的世界不可能再被否认。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古鲁德瓦这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种姓暴徒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这太容易了：在故事第一部分中曾施加在他身上的冷嘲热讽和惊恐畏惧变成了大大的讽刺，而讽刺打败了它自己。

长老教会的皈依者索汉校长撑了下来。作者让他作为一个理智的人撑下来，从印度教的偏见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索汉先生的话，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能是明智的。但现在，他本人被看得更加透彻。故事暗示——他自我暗示：我父亲让他高谈阔论——他出身于低种姓家庭。他的长老会教义更多的是对如下事物的逃离：那就是古鲁德瓦以巧妙的恻隐之心谈到的索汉先生的面包和黄油，那是他在加拿大教会学校当老师而享有的就业条件。索汉先生的儿子有一个非印度名字，埃尔维。但这个被如此大胆命名的男孩似乎没做什么事，似乎是无所事事。古鲁德瓦登门拜访时，埃尔维正在家里吵吵嚷嚷地拼凑着家禽栏舍，这个细节非常突出。

事实上，就像曝光古鲁德瓦一样，古老社会的衰败曝光了索汉先生和作者。作者感受到这一点后，对古鲁德瓦的态度有所改变。故事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跳跃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古鲁德瓦不再是种姓暴徒和威胁，变成了一个喜剧人物。令人好奇的是，他的声望得以发展。他被写入《蓝达诗和奶牛》这个故事（最初是个独立的故事），他成为一个讽刺作家，写下了与妻族成员相对应的动物形象，近似于他的创造者。最后，被妻子和女友抛弃、孤独一人的他，是一个婆罗门，遗留下来的古老价值观的一个拥护者，但是没有影响力。和他那位深感困惑的创造者一样，他四处旅行。

除了在天赋中发现素材，作家需要一种力量的源泉。文学天赋本身无法独立存在，它以社会为能源，其发展依靠那个社会的本质。适用于父亲的东西同样适用于该地区的其他作家。作家凭其天赋开始写作，在天赋中找到自信，但后来却发现并没有足够多的天赋。在我们这样的畸形社会里，运用天赋使作家茫然。

4

我没有试图改变父亲的英语习惯，只修改了一两处明显的错误。在后期的故事里（部分是因为他是为电台写稿），他用到了发音同英语有细微区别的对话。这种对话——除了它不可避免的荒谬性外：用eggszactly代表“exactly[1]”，w'at代表“what[2]”——篡改了谈话的节奏，形成了错误的联系，对于那些不了解习语的人来说毫无意义，而对于那些了解的人来说却没有必要。句子的结构足以反映蹩脚的语言节奏。我让这些对话变得更柔和，模仿父亲在《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中更为本能和巧妙的谈话方式。就像那本早期小册子里的父亲，我的目标不是一致性。

父亲将他的故事献给了我。但出版物风格却改变了。我想将这本书献给父亲写作生涯起始和终结时期的两个人：高尔特·麦高恩（我知道父亲在一九四三年就想将《古鲁德瓦和其他印度故事》献给他）和亨利·斯旺齐。

一九七五年六月

[1]意为“准确地”。

[2]意为“什么”。

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序言）

在我写过的书中，这一本和我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是最私密的，是根据我小时候的所见所感写就的。这本书还包含了我最有趣的文字。我一开始是一个喜剧作家，至今仍自认为是喜剧作家。年届中年，我不再拥有更高的文学抱负，只是想写一个可以补充这部早期作品或能与之相配的喜剧。

我写这本书花了三年。它就像是一个职业，在这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真的认为自己将书中所有或大半的内容都牢记在心。活儿干完了；这本书却开始退后了。我发现我不愿意再次进入自己创造的世界，不愿意再次接触喜剧中隐藏着的情感。我开始害怕这本书。自一九六一年五月交了样张之后，我再也没有读过。

我再一次直接接触这本书是在两年前，一九八一年。那时，我在塞浦路斯一个朋友家里。一天傍晚，收音机调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新闻栏目。我原本想听新闻快报，但耳边传来的却是这本书的连播。一年前在英国，这本书曾被作为“睡前读物”在英国广播公司连播；现在再次在世界新闻里连播。我听了。尽管故事连播很滑稽，尽管这本书不可避免地被删掉了不少，而且连接词也不都是我写的，但我还是立刻泪流满面，被自己努力隐藏了二十年的情感所淹没。Lacrimae rerum[1]，“事物的眼泪”，事物中的眼泪：对于所描写的事物的感情——我早年间生活的激情和勇气；还有写作时的感情——抱负、坚韧和纯真。我的文学抱负源自我早年的生活；它们交织纠缠在一起；眼泪是为双倍的纯真而流。

一九四三年，我十一岁。那时，我在特立尼达，生活在类似这本书中描述的背景和家庭环境中。我决定当作家。这个抱负是父亲给我的。在特立尼达这个小型农业殖民地，几乎每个人都很穷，大部分人都没有接受过教育。父亲通过自学，成了一名记者。在某一时期，他开始写短篇小说，不是为金钱或名誉（当时没有市场），而是出于某种个人需求。父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只是零星地读过几章书，不算一个读者，但他崇拜写作，崇拜作家。他把作家这个职业视为世界上最高贵的职业；而我决定去做这件高贵的事。

我没有天分。至少，我知道自己没有。我在语言表达上并不早熟，也没有虚构故事和讲故事的天赋。但我开始围绕写作这个抱负营建自己的人生。我认为，天赋日后（我长大后）总会来的。从我梦想着成为作家开始，我就把自己看成一个作家。从十六岁左右开始，我每一天都在用某种方式思考这个关于自己的事实。特立尼达皇家女王学院里有一两个男孩写得比我好。至少有一个男孩（他离开学校后不久就自杀了）的文章被更为广泛地传阅，他还有一颗更为优雅的心。这个男孩在文学上的优越并没有令我怀疑自己的职业。我只是觉得很怪异——毕竟，要当作家的人是我。

一九四八年，我十六岁，获得了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可以让我前往英联邦的任何一所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去读任何一个专业。我决定去牛津，拿一个英语的简单学位。一九五〇年，我去了牛津。真的，我去牛津的最终目的是写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让写作来找我。我一直认为写作天赋可以自己来找我，如同一种启发和恩赐，一种对长期抱负的公平回报。但它没有来。我做出的努力都是被迫的，都是没有感情的。我不明白如何写。当然，我太年轻，还不会写作。我几乎没有成年人的判断力，和童年的关系太过密切，以至于无法明白那种经历的完整性和价值。但在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我独自待在英国，怀疑自己的职业，怀疑自己，不知不觉陷入某种类似心理疾病的东西之中。在牛津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处于这种状态。这种抑郁的情绪刚有所好转，父亲就在特立尼达去世了。

在特立尼达，“文学人生会在我长大后等着我”这个想法支撑着幼年的我。那是一个浪漫的未来。一九五四年，我离开牛津来到伦敦，想通过当作家获得成功。那时，不只没钱，我的精神状态也不好。三十年后，我可以轻松地让自己再去感受当时那种焦虑：发现自己没有天赋，一本书也没有写成，在忙碌的世界里毫无价值，不受保护。这本书的喜剧效果下隐藏的正是那种焦虑——对各种困境的担忧，如陷深渊。

和我感情非常密切的书并没有马上到来。我在伦敦待了三年，写了三本小说之后，它才到来。对我而言，有必要培养一些技巧。通过练习，我开始了解自我，形成对自己天赋的本质看法。我隐隐觉得——只是隐隐觉得，一切都没有明确表达——多年来的抱负，多年来自认为是作家的想法，事实上为我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是一个看客，我训练了自己的记忆力，有了回忆的能力。

我想当作家，所以从小我就养成了说话很快然后迅速默念出自己说过的话以便检查的习惯（但在学校我不是这样）。正因如此，我自动地在心里重复播放每一次会面或冒险，以便核对人们使用的单词的意思，估量他们话语背后的目的。——我将这视作新闻短片。小时候，我没有写过东西，也没有讲过故事。但我对单词和表情、手势和姿势所表现出的人性有了敏锐的感觉。在伦敦开始写作时，我曾以为我的人生是一片空白。写作以及要写得更多的需求令我发现，我已经处理并积累了非常多的东西。

因此，想写这本大部头时，我也做好了准备。最初的想法很简单，甚至颇正式：讲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的故事。为了叙事形式，将人生故事讲述成那个人临死前获得简单财产的故事。在写作过程中，这本书变了，变成了一个人寻找房子的故事，关于拥有自己的房子暗示的一切。最初的想法没有错——那是我从小就有的个人想法，也许对D. H. 劳伦斯名为“东西”的故事那几乎要磨灭的记忆强化了这一想法。但对于小说来说，它太正式了。第二个想法，关于房子的想法，更大更好。包含了更多真理。一旦小说不再是一个想法，并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存在，它就有了自己的真理。

对于我来说，如果仅仅是因为我要描写那些发生在我这个时代以前的事情，那么描写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的故事，一开始无论如何都是尝试纯粹的虚构。本世纪初，在父亲出生时的特立尼达，那种被移植的印度教－穆斯林乡村文化仍然是完整的，和印度关系密切。等我到了开始观察的年纪，那种文化已经开始削弱。对我来说，文化完整性的时代似乎和印度本身一样遥远，几乎古老得无法确定日期。我对特立尼达印度人的乡村生活了解甚少。我是个城镇男孩，在西班牙港长大。我记得父亲的谈话，我还有他的短篇故事。这些故事虽然数量不多，但大都关于古老的宗教仪式。它们是父亲在他不幸的三四十岁时回顾过去的方式。这是我的幻想必须致力于的事。

因此，目前这本小说用双重隔绝的事件作开始：发生在古老“畜牧”时期一块几乎是想象中的土地上。真实的世界逐渐明朗，但对于作者而言，它还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当我自己完全清醒的记忆控制一切时，小说基调得到确认。它显然不是“虚构的”，不是无中生有的。但它真的没有讲述不折不扣的事实。讲述不断扩大的视野和世界时的模式也是源自我孩童时的经历，尽管我认为从历史上讲，对于相关人士而言，它是真实的。正是根据一个孩子——我自己——的部分知识及其直觉和感情，作者的想象力才得以运转。这本小说中包含的幻想和感情比我后期的小说都多。我后期的小说更多的是智识在掌控。

我花了些时间着手写这本小说。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开始写，或者说是以它为目标开始写。我住在伦敦北部华思韦尔山一栋爱德华时期的大房子通风良好的阁楼里。起居室堆满了房东太太不要的家具。是她第一次婚姻结束时留下的。战前，她住在马来半岛，曾在那里见过或者瞥见过萨默塞特·毛姆。她跟我说，他是“一个下流的小人”，不过她让我保守秘密。当楼下（在一个年迈的身穿制服的女仆——和她的女主人一样，是已逝时代的遗物——的帮助下）举办中产阶级华思韦尔山晚宴时，屋里弥漫着荷兰雪茄矜持的气味。楼上，在我的阁楼里，有一块破烂的起居室旧地毯，古老的灰尘使其失去了光泽，在冬天的大风中泛起涟漪。屋里某个角落还有一只老鼠。

旧家具，“东西”，流离失所：我开始写作时，这些词对我而言不仅仅是概念。我刚刚离开一份高薪却毫无意义还令人萎靡不振的工作（我第一份、唯一一份全职的工作，干了十个星期）。我再一次没有收入。我还试着为《新政治家》写评论（它在一九五七年几乎达到了声誉顶峰）。《新政治家》比这本小说更折磨人。那时我写评论写得太拼命，把自己弄得日渐忧郁，身体不适。但《新政治家》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个机会。后来有一天，非常突然，我发现了自己做评论者的声音。两三个月后，这本小说就像活了一样，那些评论稿也一样，一切似乎发生在一个特殊时刻。很快，写这本小说的激动心情取代了《新政治家》的魅力。接下来的两年，我一直在完美的状态下写作。

我离开华思韦尔山和阁楼上的公寓，搬到泰晤士河南岸的斯特里特姆山。一个月二十五镑，我拥有了一栋半独立式洋房的整个上层楼面，离铺着地砖的楼下大厅不远，有专属入口。房东太太的女儿独自住在楼下，她全天工作。不仅仅是换了公寓，生平第一次，我喜欢屋里的寂寞和自由。就像我在小说里能够放松自我那样，在斯特里特姆山那栋安静而友善的住宅寂寞的氛围中，我也能放松自我。书中有一个暴风雨场景，黑色的噬咬蚁出现在这一幕（或许在第二稿中）。这个场景我是拉上窗帘就着烛光写的。我想要这样的氛围，想唤起部分童年记忆：油灯的火光投在房间里的阴影忽隐忽现。

房东太太的女儿读过很多书，买了很多书。我以为她不会在意我发表的东西。我住在她家期间，觉得她通情达理，给人鼓励，从不故意刁难别人。一天，她把自己做的一块方形小羊毛毯送给我做礼物。几周后，我用另一种方式转动方毯，才看到上面的图案并不抽象，是由我名字的首字母组成的。她订阅了《新政治家》，每隔四周，我为她，也为《新政治家》的文学编辑撰写小说评论。

在那一周里，我还写其他新闻稿，主要是为英国广播公司海外服务栏目撰写广播谈话稿。然后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我连续写小说。我充满喜悦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的信念得以强化。童年时期的写作梦想是一个有关名望和逃离的梦想，是想象中优雅的生活方式。父亲的范例或对话中没有什么能让我为这些困难做好准备：叙述性散文的困难、发现声音的困难、继续写下一本和下下一本书的困难、寻找自己身上可供写作的素材的困难。同样，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这项长期的文学劳作的解放和专注、让幻想利用已储备经验的快乐、如此自然地呈现自我的喜剧的快乐、语言的快乐。恰当的词汇似乎在我的头脑上空起舞；我随意地将它们拉下来。我尝试语言。此前，出于初学者的谨慎，我对自己很严格。

写作这本书的最后一年，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疲劳影响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疲劳。我知道自己为这本书付出了多少，我以为我永远也不能凭此劳作获得足够多的回报。我相信“劳作燃尽了回报的念头”这句话没错。我在斯特里特姆山的街道上散步，暂时远离这本书，有时买点东西。这时，我通常会想：“如果有人给我一百万英镑，条件是让我放弃写作这本书，那我一定会拒绝那笔钱的。”尽管并非真的需要一台新打字机，我还是买了一台，想用它打出宝贵的成稿。可我疲惫得没能亲自打完，只能让专业人员来完成。

这本书交出去后，我出国待了七个月。我得到特立尼达政府提供的去加勒比和南美洲旅行的机会。殖民时期的特立尼达于一九五〇年将我送到牛津，我让自己成了作家。自治后的特立尼达于一九六〇年送我踏上一趟殖民地旅行，在这次意外事件中，我成了一名游客。我在斯特里特姆山上的日子还没有结束——九个月后，我会回到那里，开始写游记。但那是另一种类型的写作，另一种技巧。那会和小说写作一样费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于完整性的要求（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作家）都不亚于一部小说。但它涉及大脑的另外一部分。不需要幻想的作用。游记作者从来不会好奇地关注从自身汲取的东西，那些由想象力发现的毋庸置疑的真理。

在斯特里特姆山创作这本小说那两年是最费力的，但也最令人满足，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那些日子是我的伊甸园。因此，二十多年后，我在塞浦路斯落泪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

[1]拉丁语：眼泪。

第二部分

印度人的自传

印度的破败不堪令我震惊。可以想象，这个印度人第一次离开祖国及其所有假设时也可能会感到不安。在该印度人的自传[1]中，没有对这种不安的暗示：人就是他们的名称和功能，地方和它的名称没什么差别。“我只记得，我们在一个周六抵达南安普顿。”一九二五年，甘地这样描述他一八八九年作为学生到达英国时的情形。对他来说，那是个星期六要比他从孟买到南安普顿更重要。他身着白色法兰绒西装上岸，直到周一才拿到行李。南安普顿之旅不仅仅是一次令人尴尬的经历，也从来没有被他描述过；后来的伦敦之旅也是如此。伦敦那段经历被转化成一系列小的精神体验，素食主义和节欲的誓言要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伦敦城重要。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名称。

对我来说，伦敦只是太大了。在那里的两天令人非常不知所措，因此，能前往曼彻斯特，我很高兴。我哥哥提前帮我安排了住处，因此我立刻安顿下来。

我们距甘地有四十年了，但《旁遮普世纪》[2]中的基调，一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回忆，还是一样的。印度是一个地方，英国是另一个地方。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巨大的差别，反过来也不会令人吃惊。只是《我的公开生活》[3]临近结尾时，米尔扎·伊斯梅尔爵士就改善印度尼西亚政府管理向苏加诺总统提出一系列提议后——他建议成立四所新大学，修建五所新体育场，“以书本的形式出版总统的演讲”——只是在这之后，他说道：

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印度人。民众穿得好，吃得好，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布匹昂贵得多。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在印度大城市和乡村里看到的人间惨状。

效果是惊人的，因为在那之前，大多数的谈话都关于公园、花园和工厂，关于乐善好施和有欣赏力的统治者。我们得一直等到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尼拉德·乔都里的《英国之旅》，才能了解到更为明确的信息。

在我们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我在英国没看到。在英国时，我总在问自己：“人民都在哪里？”我这么问，是因为我怀念平民，怀念老百姓，怀念群众……

这种态度可能会被理解成贵族式的态度，没有一个国家的贵族像印度贵族那样轻松。但在现实中，我们应付一些更具制约性且不大被理解的事情：印度人的排斥、拒绝、视而不见的习惯。尼拉德·乔都里将这称为印度社会组织中的“卑微隐私”，用含否定意义的单词对这种现象下定义。它是一种好奇心的缺乏，是一个依旧由奇迹包围着的民族的古老属性。在那些自传中，这种好奇心的缺乏经常被转化成一种狂热的自恋。

甘地自传的前半部分读起来就像童话。他在应对他早年生活中公认的奇迹，用他那枯燥而精简的方法，将民众简化到其功能和简单化了的特征，将地方简化成名称，将行动简化成几行叙述性的文字，将一切都变成传奇。当行动变得更为复杂、更具政治性时，他的方法就失效了。他的书也就更为明显地衰落成以往的情形：痴迷于誓言、食品实验、顽疾，痴迷于自我。尼拉德·乔都里在《一个陌生印度人的自传》[4]中写道：自我意识——

受到宗教人生观的鼓动，因为它强调了我们孤零零来到这个世界又孤零零离开的事实，引诱我们判断有关个体游客、个体旅行、最终的个体命运的价值。

在《旁遮普世纪》中，普拉卡什·坦登似乎打算讲述旁遮普人一八五七年到一九四七年间的变革故事，但他仅仅是尝试了这个主题。他详细地描述了节日、结婚习俗、他父亲的工程职责、各种家庭住宅。这本书变成了对他所在省份、他所属种姓、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一种颂扬，它包含了他在瑞典的一次尴尬的求婚经历。此处，还增加了用受到伤害的、显然属于印度人的口吻讲述的他求职遇到的困难。米尔扎·伊斯梅尔爵士说道：“我那些在国内的朋友，散落在三个大陆上的朋友，都建议我写回忆录。”

不过，写自己并非易事。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部分是为了让回忆录更有趣，我从收到的信件中引述了一些内容。

这些信中，有不少是颂扬作者的。威灵顿勋爵写道：“你是个奇迹！”斋浦尔大公写道：“我愿意用你的名字为一条路命名。”

一个守旧的穆斯林高官，一个现代的印度教商人，圣雄：各不相同的个性，但显然都源自同一种文化。“写自传是西方独有的惯例，”一位“敬畏上帝”的朋友在圣雄的安静日对甘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东方有人写自传，除了那些受西方影响的人。”正是凭借这种异常的方式——一种文化中值得赞美的宗教人生观被稳步转化成另一种文化中令人不快的自恋——我们才能开始明白印英冲突的误解和毫无意义。

文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相互冲突的，英语的使用加剧了混乱。当甘地一九三一年到英国参加圆桌会议时，他在里布尔山谷的教友派信徒宾馆待了一个晚上。花园里鲜花盛开。夜里，穿着凉鞋、裹着腰布和披肩的甘地在花丛中散步。他几乎没有看花。这个故事是坦登讲的，他是从门卫那儿听来的。

我安慰他说，甘地就是这样的。尽管他热情地提倡回归自然，但他自己对自然之美完全缺乏兴趣。

但那真的是甘地提倡的“回归自然”吗？甘地提倡的难道不是某些更为复杂的东西吗？甘地的目标是重新唤醒奇迹，抑或是在出现印度民众都能接受的某种象征主义之后，在对印度人态度中的“卑微隐私”进行政治利用之后的一种无意识的奋斗？甘地的观念不容易翻译。“回归自然”和“爱国主义”，在印度，这两个观念是相连的。印度人的爱国主义观念是独特的。坦登谈到独立运动如何在一九一九年首次对他所在地区产生影响。

这些来访者提及印度的自由，这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但当他们用熟悉的类比和习语谈到卡尔年代时，我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不是有预言说，印度的生活和历史有七个年代：曾经有过萨特年代，即真理、正义和繁荣的年代；然后是卡尔年代，即谎言、道德败坏、奴隶制和贫穷的年代……这些用传说和历史来说明的简单的类比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与这些类比相关的结论则很难给人留下印象，一切都是安格利兹·萨卡尔的错。

事实上，我们谈论的是加缪在《反叛者》第一章中所描述的社会类型：一个还没有学会看、没有能力自我评估的社会，一个因宗教仪式和神话提供了所有答案而不提问的社会，一个还没有学会“反抗”的社会。这或许是一个不幸的单词，让人联想起年少无知且浪漫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它不仅是划分东西方，而且是划分印度和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的观念。这解释了那么多关于印度的文章无法令人满意且观点往一边倒的原因，它帮助我们了解尼拉德·乔都里《一个陌生印度人的自传》的惊人成就。书中涵盖了印度和西方，提到了双方都习以为常的不幸事件。

乔都里的《自传》可能是一部从印英冲突中走出来的伟大作品。不会再写出或者现在不可能写出更好的关于西方对印度人思想——甚至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深刻理解的书了。它是一场以彼此的后退和徒劳为结尾的冲突。对乔都里来说，这种徒劳几乎是一场个人悲剧。不过，我们现在明白这种徒劳是无法避免的。对于静止的、结构井然有序、向自身施加压力的印度社会来说，与其说英国是一股政治冲击，不如说它是新学问的源头。乔都里引用了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孟加拉语小说《拉贾尼》中的一段：

他没有披露他的生意，我也不好直截了当地问他。因此我们讨论了社会改革和政治……关于古代文化的讨论将话题引向了古代历史学，由此华丽地展示了一批一流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普鲁塔克、修昔底德等。从这些作家的历史哲学观，阿马尔纳特谈到了孔德以及他支持的孔德的《法律破坏国家》。孔德引出了他的翻译米尔和赫胥黎，赫胥黎引出了欧文和达尔文，然后是达尔文·毕希纳和叔本华。阿马尔纳特往我的耳朵里灌输了最令人神魂颠倒的学识，而我太专注于听他讲，忘了我们的生意。

关于这本小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它的出版日期，一八七七年。十一年后，吉卜林的《山中故事》面世，揭示了这种仅靠书本滋养出来的新学问的荒谬。新学问和它在西姆拉的代表之间有一条鸿沟。那些消亡的文明应该恰当地提供一种新学问。这种文明幸存了下来，它变得土气而市侩，很快就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文明。乔都里将一八六〇年到一九一〇年这一时期认定为印度的文艺复兴时期。在此期间，在英国人看来，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应该早就成了特别的嘲笑对象，蓝眼睛的帕坦人那没有智识的淳朴更容易理解。这一说法是恰当的。乔都里悲叹印度文艺复兴的消亡以及接替它的腐化的、“根本性的”西方化，一点也不关注冲突的这一方面。

孟加拉最优秀的印英文化脱离了印度民众的文化，同样，它也脱离了西姆拉的盎格鲁－印度文化。它是幻想的发展，它培养出的政治自由主义不可能持久。它将让位于大众运动的宗教复兴主义，让位于复活了的“吠陀”传统那好斗的把戏，例如船舶下水典礼上用椰子汁而不是香槟酒，最后让位于文化混乱。坦登有几句话对文化混乱做了很好的阐释：

甘地将印度重新命名为婆罗多玛塔，一个唤起怀旧记忆的名字，将它和母牛高玛塔联系在一起……他……提及英国人的平和，就如谈及奴隶制的平和一样。渐渐地，我们的脑海里开始形成一幅新画面，一幅印度走出卡尔时代进入自由和充裕的新时代——罗摩衍那的画面。

语言最后失灵了。“高玛塔”、“罗摩衍那”，这些词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我们现在可以将“民族自豪”视作一个具有特殊印度含义的实用词组。在罗摩衍那的定义中，真正的重点落在“充裕”上，而“自由”是一个入侵的英语单词。这就是印英冲突的毫无意义，是“新”印度的智识混乱。这就是乔都里这本书伟大而悲剧性的主题。

一九六五年

[1]《我体验真理的故事》，M.K. 甘地著，由摩诃德夫·德赛译为英文，1966年出版。——作者注

[2]普拉卡什·拉尔·坦登著，1963年出版。——作者注

[3]米尔扎·伊斯梅尔著，1954年出版。——作者注

[4]尼拉德·乔都里著，1951年出版。——作者注

最后一个雅利安人

在《喀耳刻大陆》一书中，不用等太久就能看到尼拉德·乔都里特有的按语。一定会出现在书本内容开始之前，却拥有高潮的效果。卷首插画展示的是从作者位于德里的住宅阳台上看到的两幅画面：仰望云朵；俯瞰救灾帐篷。书名页有一行拉丁文“自然的印度人：混淆的范例[1]”。紧接着是用五种印欧语言写的座右铭“了解你自己”。接下来是七页内容详尽的目录。然后是正文：六页纸，几乎是一个章节的长度，题为“致谢”。乔都里首先感谢库什旺特·辛格，“著名的锡克教作家，好伙伴，花花公子，感谢他借给我便携式打字机”。这似乎显得他足够坦率；但很快我们发现，这当中有个小插曲不得不提。

事情是这样的。乔都里用库什旺特的打字机打文章。他就快写完一个章节了，就像他说得那样，他对库什旺特的感激之情达到了顶点。他收到一份“公开出版物”。那是“德里美国妇女俱乐部的正式出版物”。其中包含一篇对库什旺特·辛格的采访：

采访者：当今最好的印度作家是谁？

库什旺特·辛格：非虚构写作？毫无疑问，尼拉德·乔都里……一个不好惹的人，一个穷人。他甚至连一台打字机都没有。他借我的打字机，一次借一个礼拜。

乔都里“大吃一惊”：

没错，在新德里和其他更远的地方，我的贫困是出了名的。因此，我不准备将它视作德里美国妇女俱乐部这样威严的机构散播的谣言。

库什旺特做了解释。他的表述被误解了。他以为他只是在招待一位女士喝茶，并不知道她的真实意图。他送给乔都里一台崭新的便携式打字机作为礼物：

我想要说明的是，我心里没有芥蒂。那篇文章发表后我又向他借了打字机，并且十分感激地收下了他送我的打字机。

脚注又说：

早年读过帕斯卡尔的文章，此后我一直尝试汲取他的智慧：“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彼此怎么说对方，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哪四个人能够成为朋友。[2]”

书中关于打字机的内容就是这些。不过，关注那些美国人的篇幅还占了一整页。

要是不提及尼拉德·乔都里的处境和他的“个性”，就不可能对他的作品感兴趣。那是自一九五一年《一个陌生印度人的自传》出版之后他在文学之外的创作。那本书让他成名。但是在印度，那本书也令他变得不讨喜。非常残酷的是，那本书并没有缓解他的贫困，这部在公平一点的世界里会让作者致富并安稳度过晚年时光的巨著现在已经绝版了。因此，如同他出于某种原因觉得自己尽管没有被忽视却受到了迫害那样，他坐在德里，极度不以为然，比以往更为敏感，比以往更加远离朋友，不断地引起上层社会的冷落，以及下层社会令人不愉快的关注。

和他一起乘坐德里公交车的乘客想知道时间。他们问都不问就抬起他的手腕，翻看他的手表，然后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就放下他的手腕。有时候，他会步行。在一块“厚重、静止的”土地上，在那儿，人们走路时似乎“连根深蒂固的树木都在风中摇摆”，他“以欧洲人的方式，也就是说，快速且带着朝向我的目标走去的感觉”行走着。上了年纪的人在他身后叫喊着：“左！右！左！右！”男孩们喊着：“尊尼获加！”有时候，他们径直走到他跟前，用印地语嘲笑说：“你是尊尼吗？”他们指的不是威士忌品牌尊尼获加，而是“一副印度影星画的关于他的讽刺漫画。”

朋友们问我，为什么不回击这些无礼的年轻人。我回答说，我仍有常识，至少强迫自己冷静地忍受这一切。但是作为一个生性暴躁的人，我有时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喷火器，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然而，在行为举止上，我从不表现得缺乏宽容。

室内的危险也不见少。伦敦交响乐团来到了德里。乔都里和马尔科姆·萨金特谈论音乐，一位英国女士低声对乔都里夫人说：“他真是个大胆的人！”第二天，他去听音乐会，英国文化委员会给的票。他发现，他和妻子的座位之间隔着过道。一位印度上流社会的女士声称，他坐在了她的座位上。是她弄错了，接着，她又反感他坐在自己旁边，她叫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女引座员帮她。

他屈服了，走到过道那边，和妻子坐在一起。

文学之外的乔都里“个性”不只是艺术创作。那些苦难，尽管是由他自己引起的，却太过真实。年届七十，孤身一人，他和他所处的环境处处存在抵触。

失败：这是乔都里的困扰。其中有个人失败：二十年的贫困和羞辱被打散在《自传》里一个简单而感人的句子中。还有记录在《自传》中并再现于本书中的作为学者的失败。

我想提及四个我认为真正有学问的人。他们是莫姆森、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哈纳克和爱德华·迈尔。当我年少无知时，我怀有成为那一系列人物中第五人的抱负。因此，我不可能非常谦逊。但标准就是标准。

在英国统治这个更大的徒劳的映衬下，存在着十九世纪盎格鲁－孟加拉文化的失败，乔都里的失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十九世纪盎格鲁－孟加拉文化的徒劳，乔都里的徒劳。这些都是不朽的《自传》中相互交织的主题。现在，乔都里自称是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失败：自己国家的失败、种族的失败和土地自身，雅利亚伐尔塔[3]（雅利安人的土地）的失败。

他称《喀耳刻大陆》是“关于印度各民族的散文”。但他描写的对象实际上是印度教徒。他的出发点是远古时期印度教徒在非印度教徒中引起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很快就让位于愤怒。乔都里说，即便是E. M. 福斯特也对穆斯林更感兴趣，虽然他在感情上支持印度人，但“没有哪一本书在描写印度人性格时带的优越感”比《印度之旅》[4]多。福斯特对印英友好关系的呼吁让乔都里想起了这首诗：

掉转，掉转你匆忙的脚步，

不要挤压那条无助的蠕虫！

你那任性的眼神所嘲笑的形态

需要神来塑造。

“这种鲜活思想大量、自发而一致的批评……不能被源自《西方的没落》的事后想法所抵消。”而乔都里不想抵消任何事情。他只是寻求解释。但解释这个举动经常让他愤怒。《自传》是解析性的，超然且被贬低了的，而这篇散文是强硬而倔强的。乔都里的失败和脆弱，他的那种个性，成了他的障碍。《喀耳刻大陆》最适合作为个性的展示来品味。最激情时，就是其最美味之处。有人认为，最个性化时，就是其最激情之处：例如，对印度教家庭生活中“呜咽室”的描述。在“呜咽室”里，唯一的竞争是在昏暗中进行的。如果被告知自己气色不错，人们就有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挑衅。所以，和其他令人困惑的外国人的作品一样，乔都里散文中的“印度教徒”最后几乎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印度教徒是和平主义者？垃圾，乔都里说。印度教徒是军国主义者，一直都是。只因为他们无能，才使得他们对世界没有构成什么威胁。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选择性地举了一些历史事例，并以不会被北京指责的方式解释了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冲突。此外：“印度的工业革命最被人忽略的一点是，它是反欧洲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这是有可能的，但这与下面的陈述不符：“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事实上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是印度教徒对金钱无法满足的贪欲。”这起初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句子，甚至连简单的否认都算不上。但他在总结一个重要的观点，他提到了被某些印度人称作印度资本家的“侏儒心态”的东西：

美国的实业家是古老欧洲征服者的新化身……但善于赚钱的印度教徒自身只能是数派萨[5]的卑鄙的人……他的活力体现在在食物、药品以及其他能掺假的东西中掺假。

因此，印度工业革命非但不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反而被证明是非常微不足道、非常私人化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说，它的愤世嫉俗可能是种姓态度的延伸。有人可能认为，乔都里会对种姓制度提出严厉指责。根本不是。他叫我们避开种姓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将印度捣成尘埃的话。种姓制度是唯一能将印度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东西。它是“人类动物学上趋同进化和心理学上趋异进化的自然补偿”。种姓制度没有抑制流动性，那只是和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一起出现的。乔都里夸张的表述又多了一条：

如果说这个制度抑制了什么，那只能是和能力无关的抱负。以这种抱负观看今日印度的麻烦，我会说，我们可以再多将就一下种姓制度，以便把毫无价值的冒险者安排在各自的位置上。

似乎就在这里，试图全面了解印度教态度的乔都里屈服于任何一种自相矛盾的印度教说法。但我还是觉得，生活在德里、忍受了冷落和迫害的乔都里最终屈服于我们可能称之为敌人的东西。他把印度看得太大；他失去了他超然的天分，失去了他的世界观。他寻求在一个并不真正需要曝光的地方曝光事实。德里那些“外交官”的迷人光彩，访客的困惑，相互冲突的政府的文化展示，这一切欺骗了他。他夸大了印度的重要性以及外界对印度的兴趣。他说，英国人“仍旧渴望着牲畜般温顺的印度”，而在一九六五年的伦敦，这些话读起来让人非常伤感。

但这是他的辩论主题：那个热带印度是喀耳刻大陆，麻醉并摧毁那些被它吸引的人。雅利安人，即现在的印度教徒，是最早被从气候温和的地区诱惑过来的人，是最早“被改变本性”、被摧毁的人。他们的哲学就是被夺去生命的人的哲学，扎根于世俗的痛苦，即恒河平原上众生的悲痛。在恒河平原上，一切都会迅速腐烂，并堕入黑暗，一种广泛的悲惨境地。

印度教所有哲学体系的悲剧在于，它们只让人们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保有容易腐烂和腐烂了的肉体，要么成为不易腐烂和不腐烂的石头。

要么对洁净持神经质般挑剔的态度，要么显示你的不在乎达到了能够吃粪便的程度——那是更大的精神力。印度教徒不是哲学家，他们也不崇敬哲学。“我们尊重的是苦行僧，超自然力量的拥有者。”

乔都里的辩论一直在论述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个痴迷宗教——事实上是一种“悲伤的哲学”——的民族也会痴迷性。这是伟大的止痛剂。“失败在肉体层面……康复也必须是肉体上的。”印度教雕塑中的性行为不象征任何一种精神团结，正如有时人们所说：它还不如表面上看上去那样。失去了活力，这种感官的庆祝堕落成“印度教性痴迷的节欲，这或许是任何一个民族在道德进化中最卑鄙的伦理观”：

他们对印度教中所谓的上等性知识和娴熟程度的崇拜是将这些观点灌输给一群特别颓废的西方人。这些西方人来到印度，毁掉了……我们尚且拥有的正常心智。

说得好；但乔都里只在性这个话题上变得非常别出心裁。有人觉得，他在追溯活力衰退时过于强调梵语色情作品中反位的快感。如果理解正确的话，《金驴记》一书中，卢修斯和福蒂斯第一次不正是以这样的体位在一起吗？

乔都里描写印度，仿佛印度从来没有被描写过似的。他毫不在意那些被视为标准的观点，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位权威：

我老了，我不能用剩下的几年抨击我花了一辈子去超越的理论……因此，我必须甘心忍受被那些相信鬼魂的人叫傻瓜……印度历史上的会议总是让我想起降神会。

他将雅利安人在恒河平原定居的时间定在公元前七世纪。这将会冒犯那些认为印度是雅利安人核心地区的印度人，他们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后，认为罗马是近代且边缘的骚乱地区。他认为印度土著，那些棕色人种（他称为黑皮人）没有文明，存在着一些对他们不利的僵化了的障碍，而乔都里在回顾自己以往的观点时，声称种族之间没有发生重大混合的现象。自由身或奴性状态的黑皮人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着基因的稳定；迄今为止，焚烧一个巨大的黑皮人雕像仍是印度教一年一度的露天表演中的高潮。印度的种族隔离政策很快就让黑皮人有了隶属民族的心态。乔都里复述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个故事。一天，有人向雅利安人的英雄罗摩报告，说一个婆罗门的儿子突然死了。只有一种解释：有人亵渎神明。罗摩前去查看，果然发现一个年轻的黑皮人在进行雅利安人的宗教仪式。这个黑皮人立即被斩首，那个婆罗门的儿子复活了。在这个故事后来的版本中，那个黑皮人幸福地死了：死于雅利安人之手是通往天堂的可靠方法。即便是奴隶制也没能创造出如此彻底的臣服。

因此，正如乔都里所说，喀耳刻大陆跟印度教徒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第一支和黑人接触的白人民族，种族隔离政策最早和最执着的执行者，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强烈的日光下，肤色变黑了。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成为朝圣的目标。一些癔症病发的印度教徒的目光越过喜马拉雅山，看向现代绘图者让他们知道的北极。在马德拉斯耀眼的阳光下，有人会告诉你，北极才是印度教徒真正的家园：

失乐园和复乐园的主题是印度教神话重要故事之一。它一定能追溯到印度雅利安人在伊朗的客居时期。在这些故事中，众神找回了他们的天堂……但在历史上，天堂永远失去了。诅咒开始奏效：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食物。

这是乔都里真实的心态，尽管他想入非非，还附带愤怒，但这种心态必须受到尊重，印度教徒的流放和失败感是真实的。不过，外行人一定会问一些问题。乔都里将雅利安人的定居时间定在佛陀出生前两三代。悲伤的哲学和雅利安人丧失活力会那么快就发生吗？雅利安人，甚至是南方的定居者，本来也能够在一千年后殖民东南亚吗？乔都里的读者，从乔都里的线索着手，可能会很容易得出一个和他不同的结论。他也许觉得，印度教徒非但没有成为改变本性的雅利安人，而且，在他们好奇且任性的孤立状态中，这些人一直亲近他们根本的雅利安人出身。乔都里说，对印度的雅利安人来说，感悟力和努力成为虔诚的一部分，这无疑令许多印度教态度不再那么神秘。态度一直保留，光彩随历史环境而变化。乔都里带着印度教徒的灵敏性写作。这类印度教徒现在用欧洲的理性主义为他们“不理性的主张和禁忌”申辩。不过，我们现在明白，他本人使用外来的语言为“种姓”这个原始的制度辩解。如今，可以见到印度教徒为甘地被暗杀辩解，就因为暗杀者是一个婆罗门。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但如果我们将它视作以往雅利安人赞同罗摩残杀《罗摩衍那》故事里那个不虔诚却顺从的黑皮人的行为的延续，它就变得可以理解且合乎常理了。

还有色情雕像，不能忽视，不能不停地谈论。色情雕像太普及，太随意了。它和印度教最早的圣书《吠陀》中公开的淫荡是一致的。这本书被称作“雅利安男人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演讲”。乔都里翻译了一段：

他一无所成——他的阴茎无力地悬挂在大腿间。

躺下时，他那毛茸茸的东西肿胀起来，他一个人就办成了。

说这话的是女神因陀罗尼，她与配偶彼此对抗。她的配偶因好色而受罚，全身布满一千个女性生殖器的图案。这是篝火边乡下人的淫行。当一切都说完做完时，这就是雅利安人的意思：他是耕作土地的人。

乔都里认为印度教徒不应该搭理亚洲，应该找回他们雅利安人或欧洲人的个性。如果勉强解释的话，他这一诉求是毫无意义的。一部分麻烦在于乔都里将“雅利安人”和“欧洲人”互换。但“欧洲人”无疑需要更仔细的定义和年代鉴定。它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雅利安人”是固定的。当我们发现乔都里瞧不起目前处在主导地位、不断扩张的欧洲人时，他的诉求的确就变得非常浅薄。

迄今为止，历史上已经进化的人类中，最乏味最不重要的阶级（是）现代西方城市里的中下层阶级。

荒谬的是，在印度，雅利安人的种族骄傲仍然有效力；在欧洲几乎没有。乔都里的书可能会被看作是这种骄傲的最新表达。他不是欧洲人，他对河流和牲畜怀着诗歌般的感情，他坚持种姓制度，他一直是个雅利安人。

用印度的宗教建立一个欧洲社会。成为一个西方人中的西方人，拥有平等、自由、工作和活力的精神，同时在宗教文化和本能上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印度教徒。

这不是乔都里。这是在本世纪初写作的吠檀多学者维韦卡南达。和乔都里一样，他是孟加拉人，是改革家，是盎格鲁－孟加拉文化的产物，他那些不严密且互相矛盾的观点和乔都里的一样。盎格鲁－孟加拉文化幸存了下来。《喀耳刻大陆》是对他的热情反省最新的补充，离奇，有时狂热，但是丰富多彩，而且总是富有刺激性。

一九六六年

[1]原文为拉丁文。

[2]原文为法语。

[3]即北印度。

[4]英国著名作家E. M. 福斯特的小说代表作。

[5]印度的货币单位，等于百分之一卢比。

戏剧化的土著

吉卜林的复兴令人好奇。这似乎主要发生在学术上——因此是自我延续的——这种复兴更多的是吉卜林本人而非他的作品。吉卜林比他的传奇故事更为复杂。评论家很容易将这个发现占为己有，并翻阅他的作品来查找线索。例如，像“桥梁建造者”这样的故事表明吉卜林对印度教图腾的微妙之处并非不敏感。事实非常有趣，但它并没有令故事变得更通俗、更令人满意。事实也很令人尴尬：它与其他事实不符。所以事情就这样了：想要纠正传奇故事的努力通常以一张写着事件和主题的简单表格收尾。这是斯图尔特先生在《拉迪亚德·吉卜林》一书中使用的方法。该书只不过是在庆祝阅读吉卜林的真作。

传奇故事幸存了下来。“无人阅读的吉卜林”——埃德蒙·威尔逊先生散文的标题——依旧是无人阅读的吉卜林。对吉卜林的再评估是自取灭亡，因为它们无疑会重新回到唯一有价值的吉卜林，即传奇故事的吉卜林。那是殖民地印度短暂而宁静的十年间的传奇故事。那时，叛乱最终变成回忆，民族主义还没有到来：一个有序而浪漫的时刻，正当其被理解时消失了，后来让人难堪、伤心、愤怒，被搪塞，直至成为历史。传奇故事现在可以被接受。康奈尔先生接受了它，这是他那本书的优势之一。《吉卜林在印度》是我读过的对吉卜林文学成就最公允的分析之作。康奈尔先生说他的主题是吉卜林的刻苦练习，这包括传奇般的成就：一直关注那个英属印度时刻。

这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人不太可能取得的成就。这个年轻人认真对待自己平凡的新闻工作，放弃自己上学时期那更为严肃的文学抱负，成为一个俱乐部作家，以平凡为目标但又最害怕冒犯他人。一开始是旁遮普邦的俱乐部。吉卜林十七岁时成了该俱乐部的成员。接下来就是英属印度的俱乐部。这个完整但成员单一的人造的世界不需要解释。康奈尔先生说：“奉献精神和浅薄无能密切相关。”浅薄无能是“友情，而非野蛮嘲弄”的浅薄无能；自我嘲弄也有界限。吉卜林遵循这些规则，他并没有沉沦。就像《基姆》一书中的罗摩，他获得了功德。

康奈尔先生强调俱乐部是对的，因为吉卜林的优点正是来自俱乐部作家这个职务。尤其是那篇暗含典故的隐讳的散文，简单又内容丰富。将近一百年后，它所表达的观点依然那么新颖。康奈尔先生对这篇散文进展的描述引人入胜。这是十七岁的吉卜林描写的拉合尔一场印度教露天历史剧：

让人们非常高兴的是，身穿传统服装、佩戴传统头饰的罗摩占陀罗和他的兄弟们被架在空中，手持巨大的弓，开弓就会震撼世界的中心。但必须承认的是，斯塔非常不舒服地骑在柳条编成的宽背公牛上、获得了一名心神不宁的罗摩的支持、包裹在金银丝织品中、由土著仆人伺候着……是一个滑稽而非壮观的景象。

正如康奈尔先生所说，这是低劣、平淡无奇、毫无特色的，没有吉卜林后期的“视觉清晰性”。这也是外来者的作品，这个盎格鲁－印度人比其他外来者离这个国家更近。但两年后，他的语调变了。下面是另一个不错的场景：

很快，他们之中更为大胆的灵魂会伸出坚硬的手指，小心地触碰其中一头小公牛。因为公牛显然是由黏土做成的……整只手就会被轻轻地粘在公牛身上。在轻拍一下表示感激之后，那个富有冒险精神的灵魂开始向旁观者发表详细而冗长的演讲。

外来者靠得更近了。十六个月后，那篇散文变成了这样：

不睡在街上时，苏德胡通常睡在屋顶。他过去常常在大冷天去白沙瓦看望他那个在爱德华兹家大门附近卖古玩的儿子，然后就睡在真正的泥屋顶上面。苏德胡是我的好朋友，因为我的推荐，他表亲的儿子在车站一家大公司里获得了收发信件的工作。苏德胡说，总有一天，上帝会让我成为副总督。我敢说，他的预言会成真。

这是那个学识渊博的俱乐部作家。他精通他的主题，他熟悉他的读者。他用如此私人化的讽刺来叙述，外来者很可能会错过这种讽刺。康奈尔先生指出，对于这个盎格鲁－印度人来说，诸如“我的好朋友”和“真正的泥屋顶”等简单的短语都含有精确的含义。他这样描写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引文之间的不同之处：

在前一篇文章中，印度人的生活只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演出，由一名优秀且非常年轻的英国观众对其美学价值进行评判和搁置。然而，在一八八六年的故事中，吉卜林用令人称叹的灵敏和秩序深入到了盎格鲁－印度人历史困境的底部。

这种评判是典型的康奈尔先生的均衡和悟性。他没有受到诱惑，从而使用“苏德胡的房子”来修改那个传奇故事。他做了文学评判，而那评判是正确的。

吉卜林的散文后来超越了这一点。他的散文将会成为杰出的叙述手法，简洁，充满韵味和速度，而且优美如画。但这个俱乐部作家总是需要俱乐部，需要普通参考标准，他需要那个或许他自己的故事曾经帮助创造的传奇故事。品味吉卜林最好在一组相关的故事中品味：在这种意义上，制表人被证明是合理的。契诃夫的故事自身就是完整的，吉卜林的故事不是。他的故事要么太微小，要么太冗长，轶事太多。印度故事中的合理拖延在其他地方会失去意义。

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铺有监狱生产的常见的蓝白条纹小地毯；常见的钉了玻璃纽扣的曳地阿姆利则印度花绣沾上了脱落的白色墙皮；在死人遗物销售会上捡来的常见的半打不配套的椅子……蜂巢挡住了十五英尺高处那扇小窗户，蜥蜴在木质屋顶的房梁之间捉苍蝇。

上述段落摘自《征服者威廉》（斯图尔特先生引用）。那不是一个好故事。它是纯粹的连环漫画——是一个以饥荒和死尸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对有些人来说，它令人毛骨悚然。但类似这样的细节使得它成为吉卜林关于印度人的作品中一个真实而被认可的部分。在另一场景中，类似的细节讲述的内容就少得多。它们不是那么亲近，“常见的”这个词的意思没有那么多；“死人遗物”不会提及成为盎格鲁－印度人神话一部分的那种奉献精神。吉卜林笔下的盎格鲁－印度人在英国休假时总会有些许尴尬。可以这么说，即便是在像“加兹比斯”这种几乎没有印度痕迹的印度故事中，也有类似关于普通事物的尴尬。

正如那个段落，细节补充细节。有了这些细节，我们才能明白。所以，吉卜林的每一个印度故事都彼此补充，相互支持。吉卜林的故事不同于契诃夫的故事。吉卜林的故事就像屠格涅夫的幽默打猎短剧或者安古斯·威尔逊四十年代后期的小说。它们构成了一部大作，它们得放在一起。它们抓住——或者创造了——一个特殊时刻的完整社会。正是在寻找独立而美好的吉卜林故事的过程中，对吉卜林的批评才变得咄咄逼人以及表格化。甚至连康奈尔先生也屈服了。他注意到故事中伪装、戏弄和欺诈出现的频率，他充分利用这一点。他本该忽视它。如果吉卜林对人比对他用以填充俱乐部的人的类型更感兴趣，从来不允许自己的讽刺、嘲弄或愤怒超出俱乐部许可的范围，那么事实就很重要了。事实上，这样的表格形式显示了过于单一的俱乐部作为素材来源的局限性，也显示了这个俱乐部作家的局限性。他后来在英国关系最密切的文学之友是莱特·哈葛德。

和传奇故事一样，讽刺被保留了下来。“用英语和孟加拉语讨论形而上学的穿着长大衣的戏剧化的土著”——是对秩序和浪漫故事的威胁，因此受到无休止的讽刺——将会造就尼拉德·乔都里那样的作家和雷那样的电影制作人。俱乐部已经消失了。通过成为俱乐部的发言人和最会说话的人，通过出色地创造它的传奇故事，吉卜林让俱乐部消失了。

一九六六年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改变了自己对康拉德的看法。如果我开始记述阅读康拉德的困难，那是因为我得忠实于我从他那里得到的经验。我发觉，谈及康拉德时，我很难做到不偏不倚。我认为他是我结识的第一位现代作家。介绍人是我父亲。我父亲自学成才，经历过文化困惑之后，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这种文化困惑，他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而我是最近才刚刚明白。他希望他能成为作家。他阅读与其说是为了乐趣，不如说是为了线索、暗示和鼓舞。他向我介绍了他在寻找过程中遇到的那些作家。康拉德是其中最早的一位。康拉德是文体家，不仅如此，起步较晚的康拉德还给了那些几乎无法起步的人以希望。

我记得父亲第一次给我读康拉德的作品时，我十岁。这听上去有些耸人听闻，那篇小说名叫“礁湖”，那次阅读很成功。《礁湖》或许是唯一能读给孩子听的康拉德小说，很短，只有十五页。薄暮中，一条岸边都是森林的热带河流。船上的白人男子说：“我们将在阿萨特的空地上过夜。”船摇摆着进入小溪，小溪流入礁湖。岸边孤独的房子里，一名女子奄奄一息。夜里，她的情人，名叫阿萨特的年轻人，将解释他俩是如何去到那里的。这是一篇关于在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不正当恋情、诱拐、追捕、落入追捕者手中的兄弟之死的小说。阿萨特要说的话读起来用不了十五分钟，但爱情故事就是爱情故事。当阿萨特的故事结束时，黎明降临了，清晨的微风吹散薄雾，女子死了。阿萨特的幸福，如果存在的话，是有瑕疵的，是短暂的。现在，他要离开礁湖，回到自己的地方。白人男子也要走了。最后的画面是阿萨特一个人在礁湖上，目光“越过万里无云的白日强光，看向幻想世界的黑暗”。

最后，《礁湖》这个故事变得模糊不清。但黑夜、孤独和厄运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的幻想里，它们被移植到萨布和强·赫尔电影里南海或热带岛屿的场景中。我勉强再次读了一遍《礁湖》。其中有很多康拉德式的元素——激情和深渊，独处和徒劳，充满幻觉的世界——我不清楚，它是不是康拉德写过的最单纯的一部小说。轻快的叙述、精确的形象化写作、河流和暗藏礁湖的场景、无名的白人访客、爱情和惆怅之夜的故事、拂晓时分的死亡，一切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如果我说这是一部单纯的小说，那是因为故事不言而喻，作者没有夹在故事和读者之间。

麦克斯·比尔博姆在《圣诞花环》中模仿了《礁湖》。作家的虚构可以依靠类似的意外事件。《礁湖》碰巧是康拉德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不过，后来我在读仿写作品时，我能够感觉到我对康拉德有较深入的了解，依我看，《礁湖》的故事是假的，因为我再也没有在康拉德的作品中发现过如此强烈而直接的东西。

写完《礁湖》之后不久，康拉德又写了《卡伦》。同样是马来半岛的场景；康拉德承认，《卡伦》有同样的主题。卡伦曾承诺帮助朋友求爱，受突如其来的性忌妒驱使，他杀死了那个朋友。因此他被那个朋友的鬼魂缠上了。有一天，他遇到一位睿智的老人，向老人坦白了一切。老人驱散了鬼魂，视老人为顾问的卡伦成了一名勇士和征服者，一名统治者。老人去世后，朋友的鬼魂再次缠上卡伦。他立刻就消失不见了，他的权力和显赫地位化为泡影，他游向白人的船只，向那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宗教信仰者求救。他们给了他一个咒语：一枚周年纪念的六便士银币。咒语起了作用；卡伦又变成了人。

仅从字面上看，这是一部关于土著迷信的小说。但对于康拉德来说，它远不止如此，它比《礁湖》更深奥，更精彩，他坚决认为应该抓住它的全部意义。《礁湖》中所有隐含的暗示现在都得到了解释。那些白人有名有姓，他们像合唱队一样说话、行动。因此，我们就得思考两种文化的并存。一种是开放且没有信仰的，另一种是封闭且受古老魔法统治的。一种“处在外部的黑暗的边缘”，探索世界，另一种被囚禁在世界的一小部分里。但幻觉就是幻觉，海市蜃楼就是海市蜃楼。伦敦本身、伦敦的街道生活，难道不是海市蜃楼吗？“我看见它了。它就在那儿，它喘息，它奔跑。它翻滚。它强大而有活力，如果你不留神，它就会撞击你，但对我来说，如果它和其他事物一样是真实的，那我就要上吊了。”所以，这部小说的结局虽然浪漫，但有些令人费解。

让简单的故事承载很多信息。与更为朴素的《礁湖》相比，《卡伦》需要更为复杂的反应。感受——黑夜、独处和厄运——还不够。作者希望我们不仅仅参与他的幻想，还得站在小说的事实之外，同时思考这个事件——唱诗班或评论要求我们这么做。小说已经变成一则寓言。不过，一切都没有被操控，因为一切都没有得到证实。被唤醒的只是奇迹。

在后来出版的小说集的序言中，康拉德写道：“于我而言，对于现实的浪漫情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他没有刻意寻求浪漫的主题，它们自告奋勇而来：

我对（我的主题）拥有自然权利，因为我的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自己。如果它们的轨迹偏离了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惯例，那可能是因为我早先为了遵循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而的确有些偏离惯例。那个念头一定非常真实，因为它助我度过了所有幻想破灭的危险。但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远不能给我的想象一个更广阔的空间。相反，仅仅是处理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就给了我一种责任：更加谨慎地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问题是如何让陌生的事物变得可信。为此，我得创造、再现，将它们笼罩在合适的真实氛围当中。鉴于我的目标一直是谨慎地渲染思想和事实中的真相，这是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但《卡伦》这部小说中的真相理解起来是有难度的。幻觉中的世界，成为自己文化（有信仰的和无信仰的）囚徒的人，这些都是一个人不得不为之做好准备的真相，或许有人已经掌握了一半的真相。因为小说本身并没有令人信服地呈现这些。如同马来群岛的永恒生活，伦敦的生活是海市蜃楼。这种暗示令人困惑，因为小说结尾关于伦敦街道长达两页的描述过于平实：毫无表情的脸庞、双轮有篷的出租马车、公共汽车、“愉快交谈着的”女孩、“说着污言秽语的肮脏男人”、一个警察。在这份名录中，没有一样东西能说服我们相信小说里描述的生活是海市蜃楼。现实没有和作者的幻想相融合。海市蜃楼的概念还得被运用，这是用词的问题，对于一个相对直白的画面来说，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标题。

我已经相当详尽地考虑过这部简单的小说，因为它稍稍阐释了我在遇到重要作品时将面临的困难。我和康拉德的感受一样，那就是：我没有抓住要点。小说，尽管本身很简单，但在某些时候，似乎总会让我无法理解。还有用词，那些出于作者的需要、忠实于作者真实感觉的词。那些词挡了道，它们使意思变得模糊不清。《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和《台风》等名著晦涩难懂。

一八九六年，年轻的H. G. 威尔斯在一篇关于《海隅逐客》（写在《黑家伙》之前的一本书）原本温和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康拉德先生非常啰唆。与其说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是透过句子的迷雾断断续续地看故事。他还须学会另一半伟大的艺术，即不描写事物的艺术。”康拉德给威尔斯写了一封很友善的信。但同一天——这个故事记录在乔斯林·柏恩斯的传记中——他在给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写道：“有些事情留下了印象，产生了效果。什么事情？它只能是词的表达——词的排列组合，风格。”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是对风格的惊人定义。因为小说的风格，或者说所有散文的风格，不仅仅是“词的排列组合”。它是看法，甚至是编排的排列组合。它知道哪里放什么问题。但康拉德以准确为目标。准确要求他毫不隐讳。

正是这种毫不隐讳，这种不情愿让小说自己说话，这种渴望从明确的情形中发掘所有秘密，导致了《吉姆老爷》的故弄玄虚。要明白作者想要解释的内容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这部小说通常被认为和荣誉有关。我自己觉得它的主题是关于种族流浪者，这个主题在一九〇〇年要比今天微妙得多。这就是康拉德的毫不隐讳，引文可以证明这两个观点。然而，《吉姆老爷》是一本帝国主义的书，这两个观点有可能事实上是一个观点。

不论《吉姆老爷》有多神秘，它都不是吸引我的类型。幻想、想象、小说（如果你喜欢的话）都曾经过毫不隐讳的提炼。关于康拉德，有一些偏颇之处，甚至是未完之处。他似乎不能超越他最初关于小说的简单理解，他的发明似乎很快就失败了。即便是他的多样性，也有些探索性和不确定的地方。

《间谍》，一个似乎刚开始就结束了的惊悚警察故事，有点阿诺德·贝内特和伦敦苏活区内部的《莱西蒙台阶》的痕迹，有着威尔斯式对伦敦街道名称、出租车司机和羸弱马匹的搞笑——在应对已知事物、被描写的事物时，令人惊叹的天赋似乎离开了作者，他不得不依靠其他作家的想象力。《在西方目光下》是关于俄国革命和背叛的主题，有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但后来消失在分析之中。设置过度的小说《胜利》：那个单纯而冷淡的男人从一家在东方巡演的音乐公司里解救了一个女孩，并将她带到一个偏远的岛屿。在那儿，灾难以匪徒的形式，来到他们身边。关于南美的《诺斯托罗莫》，人物和主题一片混乱，我根本无法读完它。

这是康拉德作品的多样性，对我来说，这些作品似乎都有瑕疵。《胜利》的男主角刻意地疏远世界；“除了厌恶外，他磨掉了一切”；对我来说，这如同老生常谈，康拉德在他的小说中磨掉了那些我想从小说中寻找的想象、幻想和发明等特质。康拉德的小说就像一部附有详尽解说词的简单电影。一部电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和场景。但现实主义通常要求有琐碎、偶发的对话，紧接在琐碎的动作之后。结尾处戏剧性的骚动突显了之前发生的事件的缓慢和比例不当，而解说词则突出了人物是演员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在不同时间怀着不同目的阅读。我们将自己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带给小说，那些看法的形成是基于我们的需求、教育、背景或者我们对自己背景的看法。因为我们阅读的确是为了找出我们已经了解的事情，我们将作者的美德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原创性，他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能够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印象。

我想起，伟大的作家笔下写的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我没有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我无法分享那些作家的假设，我在他们的世界里看不到我的世界。我的殖民地世界更加混杂和陈旧，更加受限。用康拉德的话说，到了我开始思考自己背景秘密的时候了：那座位于南美大河奥里诺科河入海口的岛屿，是地球上康拉德式的黑暗场所之一。在那儿，我父亲首先为自己，然后为我孕育了文学抱负。但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所有的浪漫故事，甚至是现实，都取自那个抱负：当我听到《礁湖》时，我没有将它设定在我熟悉的有着泥泞河流、红树林和湿地的那座岛屿，而是某个遥远的地方。

对我来说，我们当中那些出生在那里的人似乎都令人称奇地赤裸着身体，而我们的存在纯粹是肉体的存在。那不是一件容易解释的事，即便对自己也是如此。但在康拉德的小说《卡伦》里，我后来发现了自己对那片被精确把握的土地的情感。

真的，看着那个被陆地包围、远离大海的地方，险峻的山坡将它与陆地隔绝，很难相信临近街坊的存在。它是静止的，完整的，未知的。那里的生活带着一种与外界隔绝的令人不安的效果悄悄地继续着。那里的生活似乎莫名其妙地缺乏任何会唤醒思想、触动心灵、暗示时代不详次序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似乎是一片没有记忆、遗憾和希望的土地。在那里，任何事物都无法熬过夜幕的降临。每一次日出就像一幕特制的耀眼演出，与傍晚和翌日没有联系。

那是一段我早些时候会匆忙读完的文字：辞藻华美的段落，经过深思熟虑的说明文字。现在，我在它的浪漫主义中看到了一种精确，一种思想和同情的巨大努力。这种努力没有因那片土地的特点而中断。它延伸到了所有身处黑暗或偏远场所的人，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被认为是没有清晰世界观的人：身处幽灵世界的卡伦本人；《胜利》中那个自我放逐、在中国农民“凭本能存在”的环境中自给自足的中国人——王；《进步前哨》中那两个比利时帝国的建筑工人（他们离开同伴后无能为力，住在非洲中部，“像身处大屋子的盲人似的，只知道他们接触到的事物，看不到事物的一般状况”）。

现在，我认为《进步前哨》是康拉德写过的最好的小说。它是一部关于两个普通比利时人的小说。他们不熟悉新近成立的比属刚果，他们发现自己无意间通过黑人助手用非洲人换取了象牙，被周围的部落成员抛弃后，他们疯了。但我对它最初的判断只是文学上的。这故事似曾相识；我读过其他讲述孤独的白人男子在热带国家疯掉的小说。我对康拉德的再发现，或者说是发现实际上始自《黑暗的心》中的一个小场景。

我认为非洲背景——那片充满抢劫、许可残忍的“萎靡不振的土地”——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是这样被假设束缚着。对我来说，这个背景现在是这本书中最有效的部分，但在当时，那只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库尔茨是一个上游象牙代理商，他对原始人拥有的无限权力导致了原始主义和精神失常，他的故事对我不起作用。但书中有一页文字是直接说给我听的，讲的不仅仅是非洲的事。

汽船要到上游去见库尔茨，那就像“穿越到了世界的起始时期”。在岸边见到了一个小屋。屋里空无一人，但有一本有着六十年历史的书《航海技术要点探究》。书很破，没有封面，但是“被人用白色棉线充满爱意地重新缝过”。在噩梦中，这本“有着原理图和令人厌恶的数值表”的古老书籍“令人厌烦”，但这本书“目的单一”，“真正关心行动的正确方式”。对于小说的叙述者来说，它似乎“比专业信号灯更加光芒四射”。

或许因为我接触这一场景的时间过长，抑或是因为我更能接受小说的其他内容，所以现在，我对这个场景的印象不那么深了。但我认为当时它回应了我开始体会到的政治恐慌。

殖民地居民会有一种安全感，居住在一个固定的世界里。我猜在我的幻想中，我将自己去英国看作是去一个纯文学的地区。在那儿，不受历史上的意外事件或背景的束缚，我可以为自己谋一个浪漫的职业——当作家。但在这个新世界里，我觉得地面在我脚下移动。新的政治，人们对自己努力破坏的机构那令人好奇的依赖，信仰和行为令人惊骇的简单，动机的腐败，似乎注定要保持半成品状态的社会：这些事情开始占据我的思想。它们不是我能摆脱掉的。我发现康拉德——六十年前，在伟大的和平时期——已经在我之前到过所有地方。不是作为一个有动机的人，而是作为一个像《诺斯托罗莫》里的人那样的人，将世界上的半成品社会看成是持续不断制造并自我毁灭的地方。那里没有目标，“成功行为固有的某些东西……随之而来的是这种想法的道德败坏。”惨淡，但又被深刻体会：一种真理和半安慰的东西。

要了解康拉德，就必然要适应其经历，还必然要丢弃一个人关于“小说应该做什么”的成见，尤其是让一个人摆脱礼仪小说或喜剧的微妙变体。当艺术复制生活，而生活又反过来模仿艺术时，作家的原创性通常会被掩盖。《间谍》似乎是一部恐怖小说。但希特督察，他的举止言谈得体，但他异常令人不安，和之前的小说中的警察截然不同——尽管之后有许多跟他一样的警察。而且，尽管表面上很相似，但那位不可一世的女士，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女赞助人，并不是另一个布拉克内尔夫人：

他的观点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让她感到震惊或吃惊的地方，因为她是从她那高贵地位来判断这些观点的。事实上，那种类型的人很容易理解她的同情心。她不是一个剥削人的资本家。从某种程度上讲，她超越了这部关于经济状况的戏剧。她非常同情以更为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通的人类苦难，恰是因为她对这些一无所知，以至于她得在她能够了解其残忍性之前将她的想法翻译成精神痛苦的术语……她开始相信他的未来理论，因为这和她的偏见不冲突。她不喜欢社会组合中财阀统治这个新因素。让她尤为反感的是，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方式，产业主义似乎呈现出呆板、冷漠的特征。温和的米凯利斯的人道主义希望不会导致彻底的毁灭，但会导致该制度在经济上的损失。事实上，她并不明白这一制度的道德损害在哪里。它会消灭所有她不喜欢、不信任的暴发户，不是因为他们去过所有地方（她否认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完全缺乏智识，而这正是他们观念粗鲁、情感乏味的原因所在。

不是另一个布拉克内尔夫人。而是一个更为真实并且在不止一个国家都能找到的人。或许更为年轻，但人道主义的忧虑依然掩盖了相似的傲慢和质朴，掩盖了财产、特定的财富、地位或特殊的名称是人类自尊唯一可能的起因这个信念。同样地，在如今，我们能在多少个国家找到和以下这个男人相似的人呢？

那个半截身子已入土的炸药战争的老兵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演员……这位著名的恐怖主义者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高地抬起小拇指来反对社会这幢大厦。他不是实干家……怀着更为微妙的意图，他扮演了一个傲慢且恶毒、唤起邪恶冲动的魔法师。这种邪恶冲动潜伏在盲目的忌妒和令人恼火的无知虚荣中，潜伏在贫穷的磨难和痛苦中，潜伏在正直的愤怒、怜悯和反感那充满希望且高贵的幻想中。他那邪恶天赋的阴影就像一小瓶致命毒药的气味一样缠着他。那个瓶子现在已经空了，没用了。一旦垃圾堆式的东西任期届满，那个瓶子就要被扔掉。

这段文字中，让我印象深刻的短语是“潜伏在……高贵幻想中的邪恶冲动”。但是现在，另一个短语变得很显眼：“令人恼火的无知虚荣”。这也是康拉德用过的最好的短语。我们一度忽视的词语在另一时刻熠熠生辉。

但《间谍》中的那个人物成了这个段落的主题，而他只存在于段落中。他叫卡尔·云迪，不是我们记得住的人物之一。尽管康拉德深入描写了无政府主义者、警察、政府部长，但从生理上讲，卡尔·云迪和那么多其他人一样，是个丑八怪，一个滑稽可笑的人。可以说，在小说中，他那富有戏剧性的外貌没有一处匹配于那个段落中的深邃见解或者种种对此人物本应具有的思维水准的暗示。

我对作为小说家的康拉德持保留意见。他的创造性想象存在着缺陷和未经使用的方面。除了《诺斯托罗莫》和一些小说外，他无法让我参与他的幻想。对我来说，《吉姆老爷》更像一首叙事诗，而非一部小说。对我而言，康拉德的价值在于他在六七十年前就思考了我的世界，一个我今天才认识的世界。在本世纪其他作家身上，我没有这种体会。他的成就源自诚实，而诚实是他的困难之一，即“小心翼翼地忠实于我的真实感受”。

康拉德没有任何弄虚作假的地方。他不会在小说中重造国家。我们现在明白，他从真实生活中选择事件。他思考这些事件。“思考”是他的准确词汇。他在《诺斯托罗莫》中描写女主人公的话可以用到他自己身上，“心灵智慧如果既不关心理论的建立和破坏，又不关心偏见的维护，那么它就没有随机单词可供自由支配。它所念出的单词具有正直、容忍和同情等行为的价值”。

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由一系列特殊环境造就的。就康拉德而言，这些环境是众所周知的：他在波兰度过的青年时期，二十年的四处游荡，在年近四十时定下心来写作，在英国（外国）或多或少封闭的经历。需要一起考虑这些环境；不能将一个环境置于其他环境之上。起步较晚这个事实与背景和零散的经历密不可分。但是，起步较晚非常重要。

最富想象力的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发现自我和他们的世界。康拉德在给出版商威廉·布莱克伍德的信中写到，当他定下心写作时，他就是一个性格已经成形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并且已经反思过自己的经历。独处、热情、深渊：这些是康拉德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主题。一个作家的作品具有统一性。尽管《胜利》在风格上更简单直接，可是撰写《胜利》的那个康拉德并不比二十年前撰写《阿尔迈耶的愚蠢》的那个康拉德更富有经验，更博学。他在早年岁月的不确定性似乎主要体现在文学方面，在对主题和情感的尝试上。一八九六年，也就是《阿尔迈耶的愚蠢》出版后第二年，他放弃了《拯救》那不切实际的冗长，不仅撰写了《礁湖》，还开始创作《跃进前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小说与我对康拉德的理解相对立。一个是那么浪漫，一个是那么欢快而艰难。它们的创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小说中有格言警句。它们贯穿康拉德的作品，而且它们的语气从来没有改变过。说话的正是那个博学的人。“深藏在每个人心里并妨碍了那么多英雄行为和那么多罪恶的对结局的恐惧”，这句话出自一八九五年出版的《阿尔迈耶的愚蠢》。以下这句话则出自一九〇四年出版的《诺斯托罗莫》：“一个人的爱情姗姗来迟。这爱情不是最壮观的幻想，而像一场富有启示意义且无价的厄运”——在小说中，这句话几乎是过于令人吃惊。下面的话出自一九〇七年出版的《间谍》：“好奇心是自我启示的形式之一，而按部就班、漠然的人总是保留了部分神秘感。”最后是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胜利》中的一句话：“人生天赋那致命的不完整性使得它们变成了谬见和陷阱”——这句话似乎能融入康拉德早期的任何一部作品。

对我来说，对一个作家的作品产生兴趣就是对这个作家的人生产生兴趣，一个兴趣自然接着另一个兴趣。在我看来，康拉德的写作生涯有些特别令人沮丧的地方。像易卜生那样的作家，他的人生和他的戏剧一样令人不安。对感官生活的屈服，以及和感官一样难以满足的创造天性那短暂的满足感，对人们来说一直是难解之谜。但就易卜生而言，发展中的、变化中的、被这些怀疑和冲突充实着的作品总是让人兴奋。当康拉德定下心写作时，他的所有主题和所有结论似乎都已经存在于他的脑海中。一本书中的几行字就可以让人想起《诺斯托罗莫》，一小段对话和一本书也可以让人想起《间谍》。但经验真的存在于过去。写作生涯的辛劳在于挖掘这种经验，在于“寻找”——康拉德原话——合适的主题以供思考。

康拉德对小说的看法似乎在他写作生涯早期就已经形成了。无论他的早期写作练习中有多少不确定性，这些看法从来没有改变过。一八九五年，在他的一本书出版之时，他给一位也是刚开始写作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你的小说）的所有魅力、所有真相都被小说的结构——（也可以说是）被小说的技巧所摒弃，而这些结构或技巧让小说看上去像是伪造的……你有许多想象力，即使我能活到一百岁，也没有你那么多想象力。那种想象力（我希望我也能有）应该被用来创造人类灵魂，来揭示人类心灵，而不是创造只是正确讲述意外事故的事件。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培养你的诗歌才能……你必须压榨出自身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概念。”威尔斯的故事中提到，当康拉德遇到威尔斯时，他说：“我亲爱的威尔斯，这本《爱情和鲁雅轩》讲的是什么？简·奥斯丁到底在讲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所有这些引文都来自乔斯林·贝恩斯的传记。康拉德后来写道：“这个英国民族主义小说家很少认为他的作品——他的艺术练习——是积极生活的一种成就。凭借这种积极生活，他将对读者的情感产生某种明确的影响。他只是简单地将它视作自我情感的一种本能的，通常是无理的宣泄。”

康拉德的这些观点是法国和欧洲的观点吗？毕竟，康拉德喜欢巴尔扎克（作家中最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一位）。而对法国社会着了魔的巴尔扎克，通过本能和无理性，获得了某种与康拉德口中他与生俱来的能力（即“现实的浪漫感”）非常相像的东西。康拉德恼怒地排斥英国的社会风俗小说和“意外事件”小说。他这一行为是在为他缺乏想象力和尽可能紧密地忠实于每一个真实场景的哲学需求寻找合理的解释。这一切至少是有可能的。在小说中，他没有试图去发现，他只是试图解释。《在西方目光下》一书中的叙述者说，每一个故事的发现都是一次道德的发现。

根据大多数作家的经验，小说那富有想象力的发挥经常改变作家对小说最初的看法。通过经验、幻想和各种冲动，小说通常自我暗示。但小说得经过作家那戏剧性的想象力的考验，它的各个部分从而得以幸存。事情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真的就是真的，错的就是错的。而试图让其小说起效、迁就其想象力的作家可以说的比自己知道的要多。对康拉德来说，小说似乎是固定的。就像古诗开始部分的散文“论点”一样，是他人给予的。康拉德清楚地知道自己得说些什么。但有时候，就像在《吉姆老爷》和《黑暗的心》中那样，他说的要比原本的少。

《黑暗的心》分成两部分。现在我们知道，一部分是关于刚果的完全精确的报告文学：康拉德的学识几乎能够识别那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另一部分是关于库尔茨，那个放纵自己成为某个野蛮非洲神的象牙代理商的小说。该书在背景上像是虚构的。库尔茨的想法用文字表现出来，似乎不错：他将要展示“通过独处，一个人无拘无束的脚步可能将他带入原始时代怎样的秘境当中”。这些词语令人陶醉，但又是抽象的，刻意想出来的观点依然是实用的。康拉德对这部小说的评论表明了他对小说的态度——那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而是对事实的虚饰。“书中的经验稍微（只是稍微）偏离了一点事实，但我认为它基于一个完全正当的理由，即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楚地领会意图。”

神秘性——这是康拉德的话。但作品本身，想象的东西没有神秘性，神秘性一直就是作家的概念。激情和深渊的主题在康拉德身上反复出现，但他的作品中没有类似易卜生《幽灵》中的夜景：亮着的灯、要喝的香槟，灯和香槟只是强调那所房子的荒凉，一种最初似乎是永恒且任意的但后来却被发现是来自内部的荒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场景，让我们超越自己所目睹的一切，并成为我们各种经验的象征。同样是以荒凉为主题的小说，这本书和哈代那本讲述无辜者的拒绝、复仇和破败现状的小说《枯萎的臂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后者超越了作为其基础的乡村魔幻故事。而康拉德是一位过于特殊、过于具体的作家，他过于紧密地忠实于事实，如果由他来思考那些小说的话，他或许会将它们转变成个人历史。

对于像易卜生和哈代那样的作家来说，幻想满足了他们或许无法表述的冲动和需求。我们得靠自己的力量找出或翻译出那个幻想的真相。对于康拉德来说，这个过程被颠倒了。我们几乎是以真相——在某种程度上，以有时候被认为是格言的便携式真相——为开端，并逐步揭示真相。促使他成为作家的特殊环境迫使他采取这种写作方法。弄清楚这种执拗的写作方法需要异乎寻常的智力和同情心。我们应该尝试康拉德笔下的“诗歌才能”，并且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他的一部早期小说就能够让我们做到这一点。

那部小说叫作“回归”，和《卡伦》写于同一时期。小说的场景设定在伦敦。有趣的是，它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英国人。阿尔万·哈维是伦敦人。他“个头很高，身材不错，相貌堂堂，而且身体健康。他那清亮而苍白的脸上常见的精致之下有着一丝轻微的专横的野蛮痕迹。拥有这种专横的野蛮是因为取得了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取得的成就，通过在比赛或赚钱这门手艺中取胜，通过轻松地掌控动物或穷人。”很显然，这与其说是一幅画像，不如说是格言和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

一天晚上，我们跟随哈维回家，来到他的更衣室。那里点着煤气灯，蝴蝶状的火焰从铜制的龙嘴里喷出。屋里到处都是镜子。屋里瞬间都是身为中产阶级的阿尔万·哈维。这让人感到心满意足。但他妻子的梳妆台上有一封信：她离开了他。随后，我们跟随哈维经历了他那中产阶级式反应的每一个细节：震惊、恶心、羞辱、愤怒、悲伤。一段接一段，一页接一页。令人称奇的是，康拉德用他纯粹的分析智慧吸引了我们。

后来，我们听到有人进了屋子。那是哈维的妻子。毕竟，她没有勇气离开。接下来的一切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和哈维一起一步一步地挪动。一开始，我们有一种轻松和胜利的感觉，盼望着惩罚那个女人。后来，在五年婚姻之后依旧是个陌生人的那个女人“拥有地球上没人能给予的不可或缺的天赋”。所以，哈维“不由自主地相信了一个谜……相信秘密的存在——其无形而宝贵的必然性——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但正在离他而去”。他想“迫使那个女人放弃那个天赋。”他跟妻子说，他爱她。可是，那些拙劣的话语激起了她的愤怒，激起了她对男人“物质主义”的蔑视，激起了她对自我欺骗的怒火。到目前为止，这部小说是成功的。之后，它就逐渐枯萎了。哈维记得，他的妻子没有勇气离开。他觉得，她没有他现在需要的“天赋”。离开之后再也没回来的人正是他。

这部小说重复使用一些神秘的词语——“谜”、“无形而宝贵的必然性”。但小说中没有真正的叙述和真正的神秘性。别的作家可能会记述事件的过程。对于康拉德而言，戏剧性和真相不在于事件，而在于分析：辨别意识的各个阶段。通过这些阶段，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可能就会意识到激情的重要性。这是处理这种主题最困难的方法。在创作这部八十页的小说的过程中，康拉德深受其害。他在给爱德华·加内特的信中写道：“它令我的人生中有五个月的时间痛苦不堪。”如此辛劳，尽管有智慧和真实感悟，尽管有电影的细节——镜子、喷火的铜龙——但是《回归》依旧是富有想象力的散文，而不是小说。康拉德认为，真相经过了分析。但人物依旧是抽象的。

而这给出了另一条线索。中产阶级的观念都很相似，都是有意识的无激情，是令人愉快的，是属于物质享乐主义者的。因此，甚至于婚姻也是一场阴谋——那是外来者带有讽刺意味的看法。一年前，当康拉德受困于《拯救》一书时，他写信给加内特：“其他作家都有自己的出发点，都有某种可以抓住的东西……他们依靠方言，或者传统，或者历史，或者一时的偏见或时尚。他们利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可以辱骂或者赞扬的关系或信念——或者是辱骂或者赞扬这些东西的缺失。但无论如何，他们知道如何开始写作，而我不知道。我当时有一些印象，有一些感知……可它们都已经失去光泽。”

这是一位作家的抱怨。他错失社会，他开始明白幻想或想象在封闭且有序的世界中能够更加自由地行动。康拉德的经历过于分散，他通过表象了解了许多社会，但他没有深入了解社会。他对人类的理解是全面的。但是，当他将《回归》的场景设定在伦敦时，立刻就被限制住了。他不能冒太多风险，他不能超越他的知识。当一部作品完成时，作家的劣势就可以表现为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从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到幕后，让我们明白这部作品必不可少的奇特之处和小说背后令人惊叹的辛劳。而小说如今依然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思考。

思考作家的神话是一件有趣的事。康拉德身上有一种关于正直之人的帝国主义观念。这个观念不是康拉德的最佳品质，但至少反映了他的作品。伟大作家的神话通常和他们的作品有关，而不是他们的生活。今天，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作家的神话关于作家自己。作品变得不那么突出。过去产生过许多伟大小说的伟大社会已经破碎。写作变得更加私人化，更加具有个人魅力。作为一种形式，小说不再拥有信念。不再旨在解决实际困难的实验研究腐蚀了人们的反应。和画家一样，小说家不再意识到他的解释职能。他试图超越它，他的读者日渐减少。因此，我们居住的这个总是全新的世界，在未经检验和思考，在被相机变得平庸的情况下前进着。没有人唤醒真正的惊奇。这或许是任何时代对小说家的作用的一种公正定义。

康拉德五十年前去世了。他去世后的五十年里，他的作品渗透到了他认为是黑暗的世界的许多角落。那是康拉德式沉思的主题，它告诉我们这个新世界的一些事情。或许我们如何评价康拉德并不重要，他被人谈论，这就足够了。你们会记住这一点，因为《黑暗的心》中的马洛说过：“一个故事的含义不是像果核一样藏在故事之中，而是包裹在故事之外，让那故事像灼热的光放出光晕一样显示出它的含义来，那情况也很像雾蒙蒙的月晕，只是在幽灵般的月光的照耀下才偶尔让人一见。”

一九七四年七月

后记：两个世界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今天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做过读书会，但从未做过演讲。我对每一个邀请我做演讲的人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事实。一个和文字、感情、观点打了将近五十年交道的人竟然没有什么可与人分享，可与人诉说，这或许很奇怪。但我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我的书里了。而剩余的一切尚未完全成形，我几乎没有发现它们，它们在等候我的下一本书。幸运的话，它们会在我写作时出现，我会对此感到惊讶。我在写作时寻找的就是惊讶这个因素。这是我判断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方法，而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普鲁斯特曾经深刻探讨过作为作家的作家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作家之间的区别。可以在《驳圣伯夫》里他的几篇文章中看到他的这些观点。那本书汇集了他早期的文章。

十九世纪的法国评论家圣伯夫认为，要了解一个作家，就有必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人的外在，了解他的生活细节。用作家自身来诠释作品是个诱人的方法。这似乎不容置疑。但普鲁斯特能够非常令人信服地对此提出批评。“圣伯夫这个方法，”普鲁斯特写道，“忽视了一点点自我认识就能教给我们的东西——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不同于我们在日常习惯、社会生活和个人缺点中所展现的自我。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那个特别的自我，只有通过搜索我们的内心，并试图在那里重塑自我，才能实现。”

我们在阅读作家的传记，或者任何一个依赖灵感的人的传记时，都应该牢记普鲁斯特这些话。生活、怪癖和友情的所有细节可以为我们展开，但是写作之谜依旧。文献资料，不论多么迷人，都无法解开写作之谜。作家的传记——甚至自传——永远存在这种不完整性。

普鲁斯特是放大幸福的大师，而我想再回到我刚才所提的《驳圣伯夫》。“事实上，”普鲁斯特写道，“一个人给予公众的正是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我，这是他在孤独中写成的，只为自己而写。一个人建立在个人生活之上的作品——对话……或者那些已经出版了的顶多被看成对话的客厅文章——是非常肤浅的自我的产物，而不是内心深处的自我，那个只有将世界和世界中的“我”撇开时才能找回的自我。”

普鲁斯特写下这些文章时，他还没有发现那个引领他走向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幸福——的主题。从我引用的话语中，你们会发现他是一个依靠直觉并在等候运气的人。我在其他场合也引用过这些话。因为它们阐释了我如何写作。我依靠直觉。一开始写作时就如此，现在还是这样。我不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将在下一部作品中走向何方。我依靠直觉发现主题，凭直觉写作。刚开始写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一个框架。只有在几年以后，我才会完全明白我写了什么。

我之前说过，我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我的书里。我现在进一步说明。我会说，我是我全部作品之总和。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凭直觉觉察到的，每一本小说都是凭直觉写成的。我的每一本书和上一本相比，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认为，在我的文学生涯的任何一个阶段，可以这么说，最后一本书涵盖了之前所有的书。

事情会变成这样，是因为我的背景。我的背景极度简单，又极度复杂。我出生在特立尼达。那是一座位于委内瑞拉奥里诺科河河口的小岛。因此严格来说，特立尼达不属于南美洲，也不属于加勒比地区。它被发展成一块新世界种植园殖民地。一九三二年，我出生时，特立尼达的人口大约为四十万。其中，将近十五万是印度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们的祖先几乎全是农民，全部来自恒河平原。

这正是我的小社区。那次来自印度的移民潮发生在一八八〇年后。交易是这样的：人们签订五年的契约，在种植园里工作。契约到期时，他们会得到一小块大约五英亩的土地，或者被遣返回印度。一九一七年，因为甘地和其他人的鼓动，契约制度被废除了。因为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对于许多后来者，土地或回国的承诺未获兑现。这些人自然极度贫困。他们睡在首都西班牙港的街道上。我小时候见过。我想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很穷——我意识到是很久以后了——他们也没有给我留下印象。这是种植园殖民地残酷的一面。

我出生在一个叫查瓜纳斯的乡村小镇，距离帕里亚湾两三英里。查瓜纳斯是个奇怪的名字，拼写和发音都很怪。许多印度人——他们在这个地区占多数——更愿意用印度种姓名称查汉来称呼它。

三十四岁那年，我弄清了我的出生地的名字。那时，我住在伦敦，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十六年。我正在写我的第九本书。那是一本关于特立尼达以及那里的人的历史的书，我试图重现那些人及其故事。我常常去大英博物馆阅读关于该地区的西班牙语文献。这些文献——来自西班牙的档案——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英国政府复制的，那时，英国和委内瑞拉之间发生了一场难以解决的边界争端。这些文献始于一五三〇年，终结于西班牙帝国消失之际。

我当时正在阅读的是寻找黄金国的愚蠢行动和英国英雄沃尔特·雷利爵士的残忍入侵。一五九五年，他突袭特立尼达，杀光了能杀的所有西班牙人，并沿着奥里诺科河向上寻找黄金国。他什么也没找到，但他回到英国时，却说自己找到了。他展示了一块黄金和一些沙子。他说他在奥里诺科河沿岸的悬崖上挖出了金子。英国皇家造币厂说，他要他们检验分析的沙子一文不值，一些人说，他事先从北非购买了那块黄金。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来证明他的观点。四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相信雷利发现了一些东西。雷利那本书真的很难读，它的魔力在于那个极长的书名《发现伟大、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及相关的伟大的黄金之城马诺阿（西班牙人称之为黄金国）和依美利亚、阿诺玛亚、阿玛帕亚等省份和其他国家及其相邻河流》。听起来多么真实啊！可他就没去过奥里诺科河。

像某些运气不佳的欺诈犯那样，雷利因为自己的幻想而入狱了。二十一年后，又老又病的他在伦敦牢狱获得释放，前往圭亚那去找他声称已经找到了的黄金。在这场欺骗性质的冒险活动中，他的儿子死了。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的谎言，这个父亲置儿子于死地。之后，他悲痛万分，失去了活下去的目标，回到伦敦等待被处决。

故事本应到此结束。但西班牙人的记忆很长久，这无疑是因为西班牙帝国的通信非常缓慢：一封信从特立尼达寄到西班牙可能需要长达两年的时间。随后的八年间，特立尼达和圭亚那的西班牙人还在和帕里亚湾的印第安人算账。有一天，我在大英博物馆读到一封西班牙国王写给特立尼达总督的信。信件标注的日期是一六二五年十月十二日。

国王写道：“我要你给我关于那个名叫查瓜纳斯的印第安部落的信息。你说过，那里有一千多人，他们的性格很糟糕。英国人占领这个镇子时，他们给英国人做向导。他们的罪行还没有受到惩罚，因为军队不方便做此事，也因为这些印第安人不承认他们自我意志以外的主人。你决定给他们惩罚。遵守我给你的规定，告知我事情的进展。”

那个总督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大英博物馆的文献中，我没有找到更多关于查瓜纳斯的资料。或许，塞维利亚西班牙档案馆里那小山般的文件中有关于查瓜纳斯的其他文献。英国政府的学者错过了这些文献，也许他们认为这些文献不够重要，不需要誊抄。真相就是，这个曾生活在帕里亚湾两岸、一千多人的小部落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查瓜纳斯（查汉）这个镇子里，没有人知道任何关于他们的事情。在大英博物馆，我想到，一六二五年以来，西班牙国王这封信第一次对一个人产生了真正的意义，而我就是这个人。那封信在一八九六年或者一八九七年被人从档案馆里挖掘出来。它消失过，然后它又沉默了几个世纪。

我们生活在查瓜纳斯。每天上学——那时我刚开始上学——我从外祖母的宅子出发，步行经过两三个位于主干道的商店、华人店铺、周年纪念剧院和散发着臭味的葡萄牙人小工厂。工厂每天早上将生产出来的蓝色和黄色的廉价长肥皂放在外面风干、硬化。每天，我步行经过这些似乎永远不变的东西，前往查瓜纳斯政府学校。学校那一边是延伸到帕里亚湾的甘蔗园。那些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原本可以拥有自己的农业、历法、法典和圣地。他们原本可以了解帕里亚湾奥里诺科河上的水流。现在，他们所有的技能以及关于他们的一切都被毁掉了。

世界总是处在运动之中。世界上的每个人在某个时间都曾被剥夺过一些什么。我想，一九六七年我对自己出生地的发现让我震惊万分，是因为我此前对此一无所知。但在特立尼达这个农业殖民地，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盲目地生活着。当局并没有策划让我们一直处在愚昧无知的状态。我认为，简单地说，只是因为人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关于查瓜纳斯的这类知识未被重视，重现这些知识也非易事。他们是一个小部落，是土著居民。这些人——住在大陆上，住在被叫作B. G.（英属圭亚那）的地方——是个笑话。我觉得特立尼达所有种族的人都知道这些说话大声、行为不得体的人，他们被叫作“沃拉胡恩”。我曾以为这是捏造的词，暗示着野蛮。直到四十多岁，我去委内瑞拉旅行时，我才明白那个词其实是当地一个相当大的土著部落的名字。

我小时候，有一个模糊的故事——现在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土著居民有时会乘独木舟从大陆来岛上，步行穿越特立尼达岛南部的森林，在一个地方捡拾某种水果或者献上某种祭品，然后越过帕里亚湾回到潮湿的奥里诺科河河口。这个仪式一定非常重要，才能在四百年的动荡中，在特立尼达土著居民灭绝后幸存下来。也许他们去特立尼达只是为了捡拾某种特殊的水果（尽管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拥有相同的植物群落）。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而来。我不记得有人调查过这件事。现在所有记忆都已丢失。那个圣地，如果存在过的话，也已变成了寻常之地。

过去了的已经过去。我想，这就是大众的态度。我们这些来自印度的移民对这个岛的态度也是如此。大多数时候，我们过着一种仪式化的生活。我们还不会自我评价，而自我评价是学习的开始。生活在查瓜纳斯，我们有一半人在假装——或者不是假装，只是感觉，但又没有形成观点——我们将印度带到了特立尼达。我们可以像铺地毯一样把印度铺在平坦的土地上。

我外祖母那座位于查瓜纳斯的宅子由两部分构成。砖泥结构的前半部分被漆成了白色。它类似于印度的房子，楼上有一个巨大的、带栏杆的阳台，楼上的楼上还有一间祈祷室。它的装饰细节非常耗时耗力，柱子上有莲花柱顶，屋里还有印度教诸神的雕塑。这些都只是人们根据对印度建筑的记忆完成的。在特立尼达，这是一个奇特的建筑。这栋房子后面是一栋法属加勒比风格的木头房子，楼上有一间屋子打通了，将两栋房子连了起来。大门在侧面，在两栋房子的中间。那是一扇高耸的瓦楞铁大门，带木制门框，有利于高度保护隐私。

因此，幼年的我就有了这种两个世界的感觉：高大的瓦楞铁大门外面的世界和家里的世界——至少是我外祖母家的世界。这是我们种姓意识的残余，排斥并隔绝外部事物。在特立尼达，作为新移民，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因此那种排斥其他事物的想法是一种自我保护。它使我们能够暂时（只是暂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按我们自己的规矩生活，生活在我们那个衰落的印度。这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中心。我们朝内看，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外面的世界以一种黑暗的形式存在着，我们什么都不打听。

隔壁是一家穆斯林商店。我外祖母的商店的小凉廊紧挨着他家光秃秃的墙。那人叫梅因。他和他家的情况，我们只知道这些。我想我们一定见过他，但我现在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我们对穆斯林一无所知。这种陌生感，这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甚至延伸到了其他印度教徒身上。比方说，我们中午吃大米，晚上吃面食。一些特立独行的印度人颠倒了这个顺序，晚上吃大米。我把这些人也看作陌生人。大家想象下那种情境，我当时还不满七岁。因为七岁时，我在查瓜纳斯外祖母家的生活就结束了。我们搬去了首都，后来又搬去了西北部的山区。

但这种在禁闭和排外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思维习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缓慢消失。要不是父亲写了那些短篇小说，我可能会对我们印度社群的日常生活一无所知。那些小说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知识。它们给了我端正的品行。它们给了我立世之本。我无法想象，要是没有那些小说，我的内心会变成什么样子。

外面的世界是黑暗的，我们什么都不打听。我已经到了可以了解印度史诗的年纪，尤其是《罗摩衍那》。我们那个大家族中，年龄比我小五岁左右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没有人教我们印地语。有时候，有人写出字母表让我们来学。也就那样而已，剩下的就靠我们自己了。因此，随着英语的渗透，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我外祖母家里宗教意识浓厚；有许多宗教仪式和宗教读物，有些仪式会持续很多天。但没有人为听不懂印地语的我们解释或翻译。因此，我们祖先的信仰逐渐远去，变得异常神秘，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再没有关系。

我们不打听印度和留在印度的家人。我们的思维方式变了，但我们又希望了解印度。可一切都为时已晚。我对父亲的家族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尼泊尔。两年前，一个喜欢我名字的友善的尼泊尔人寄给我几张复印件。那是一八七二年英国出版的关于印度的词典《贝拿勒斯有代表性的印度教种姓和部落》中的几页。在许多名字中，那几页纸列举了圣城贝拿勒斯姓奈保尔的尼泊尔人群体。我就知道这么多。

除了我外祖母家这个世界（在这里，我们中午吃大米，晚上吃面食）以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未知世界——这个只有四十万人口的岛上的世界。当中绝大多数人是非洲人或者非洲裔。他们是警察和教师。其中一个是我在查瓜纳斯政府学校的第一位老师。多年来，我一直充满敬意地牢记着她。岛上有首都。很快，我们都得去那儿求学、就业，得在陌生人中间永久定居。岛上有白人，他们并不都是英国人，还有葡萄牙人和华人，和我们一样，他们曾是移民。比这些人更为神秘的是我们称作西班牙人的人。他们是暖棕肤色的混血人种，在西班牙时期，特立尼达岛尚未脱离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时来到岛上——这段历史绝对是孩童时期的我无法理解的。

为了介绍我的背景，我不得不用上很久以后我才学到的知识和观点，这些主要来自我的写作。小时候，除了那些在外祖母家学会的东西以外，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想，所有孩子都是这样来到世界上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对于法国孩子来说，知识正在等着他们。知识就在他们周围，间接地来自他们长辈的对话，出现在报纸和广播中。在学校里，被选入教材的几代学者的删节版作品会提供关于法国和法国人的知识。

在特立尼达，尽管我是个聪明的男孩，但我的周围也是一片黑暗。学校没有向我解释过任何东西。我被塞满了事实和公式。一切都要背诵，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抽象的。我还是不相信存在什么计划和阴谋，把我们的课程设计成那样。我们接受的是标准的学校教育。在别的环境下，这样的教育也是有意义的。至少，某些失败得赖我。因为我有限的社会背景，我很难想象出其他社会或遥远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我爱书，但我发现读书很难。我与《安徒生童话》和《伊索寓言》这类书相处良好，这类书不受时间影响，没有地点限制，不排外。在皇家女王学院上六年级（最高年级）时，我开始喜欢上某些文学教材——莫里哀的《大鼻子情圣》——我猜是因为它们具有童话特质。

我成为作家后，小时候那些在我周围的黑暗成了我的写作主题：土地、土著居民、新世界、殖民地、历史、印度、伊斯兰世界（我觉得自己和它也有关）、非洲，然后是英国（我在那里写作）。我说过，我的每一部作品都站在上一部肩上，而我是我全部作品之总和。我说过，我的背景、我作品的来源和动力既极其简单，又极其复杂。你们或许知道在查瓜纳斯这个乡村城镇，一切都是那么简单。但我想你们会明白，对于作为作家的我而言，一切都是那么复杂。尤其是在初始阶段，当我已有的文学模式——那些我只能说是我的错误认知给予我的模式——涉及完全不同的社会时。但你们或许会觉得，我的素材那么丰富，开始写并写下去应该不难。然而，以上我提到的我的背景源自我后来通过写作获得的知识。请相信我，我作品中的模式只是在最近两个月才确定的。听别人给我念我旧作中的段落，我找到了其中的联系。直到那时，我最大的麻烦就是向人们描述我的写作，讲述我做了什么。

我说过，我是凭直觉写作的作家。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从来没有计划。我不循任何体系。我凭直觉创作。每一次，我的目标就是写一本书，创作一些简单、有趣的东西。在每个阶段，我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知识、感悟、天赋和世界观内写作。通过写作一本又一本书，这些都得到了发展。我不得不进行之前的创作，因为在关于这一类主题的书里，我找不到我想要的内容。我不得不为自己清理自己的世界，并解释它。

我不得不去大英博物馆和其他地方查找档案，以便了解真实的殖民地历史。我不得不去印度旅行，因为没有人能告诉我，我祖父母生活过的印度是什么样子。有尼赫鲁和甘地的作品，可奇怪的是，给我更多信息的是甘地和他在南非的经历，但那还不够。有吉卜林，有像约翰·马斯特斯那样的常驻印度的英国作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势头很猛，声称要写三十五部相互关联的关于殖民地印度的小说，但后来放弃了），有女作家写的浪漫故事。那时候涌现出的为数不多的印度作家都是中产阶级，城镇居民，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祖先生活过的那个印度。

当了解印度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了解其他地方的需求就出现了：非洲、南美、伊斯兰世界。我的目标一直是填补我的世界图景，这种决心我小时候就有了：让我和自己轻松相处。善良的人们有时写信请我去德国或者中国旅行，写写那些地方。但已经有许多好作品写过那些地方了。在那些地方，我愿意依靠已有的作品。那些主题是留给别人的。那些不是我幼时体会过的和我有关的黑暗。正如我的作品得到了发展一样，我的叙事技巧、知识和感悟也有提高，因此我的作品也有了统一性，有了焦点，尽管看上去我在从许多方向着手写作。

开始写作时，我对前方的道路一无所知。我只是想写一本书。我试着在英国写作，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那里。但我的经验似乎太贫乏，不足以支撑我写一本书。我在别人的书里找不到任何类似于我的背景的东西。渴望写作的年轻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可以找到榜样，然后踏上他们的写作之路。而我什么都没有。我父亲那些关于我们印度社群的小说属于过去。我的世界则截然不同。它更为城镇化，更为混杂。我们大家族混乱不堪的生活中那些简单客观的细节——卧室或休息的地方、吃饭的次数、人口总数——似乎难以处理。我的家庭生活，外部世界，有太多需要解释的东西。同时，还有太多关于我们的信息是我所不了解的，例如，我们的祖先和历史。

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有了以西班牙港（我们从查瓜纳斯搬到这里）为写作开端的念头。那里没有将世界隔绝在外的高耸的瓦楞铁大门。街道生活于我而言是开放的。对我来说，从阳台上观察街道生活是极为愉悦的。我要写的正是这种街道生活。我希望写得快一些，以避免过多的自我质疑。因此我简化了一切。我没有交代儿童叙述者的背景。我忽略了街道上的种族和社会复杂性。我没有做任何解释。可以这么说，我待在地平面。我只是展示人们在街道上的原本样子。我一天写一个故事。最初写完的几个故事都非常短。我担心素材用不了多久。但后来，写作发挥了它的魔力。素材源源不断地出现。故事变长了，不可能在一天内写完了。不过后来，在某一阶段，似乎非常容易就能获得的、带着我向前的灵感枯竭了。然而一本书已经写完了，我自认为是一个作家了。

随着接下来两本书的完成，作家和素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我的视野也变得宽广了。接着，直觉引领我写一本关于我们家族生活的大部头作品。写这本书时，我的写作抱负得以发展。但是在成书时，我觉得我已经用尽了能用的岛屿素材。无论我怎样思考，我再也写不出其他小说。

后来，意外事件拯救了我。我成了一名游客。我去加勒比地区旅行，对于自己曾经是其一部分的殖民地环境有了更多了解。我去了印度，在祖先的土地上待了一年。那是一趟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的旅程。我所写的关于这两趟旅行的书将我带进新的情感领域，给了我一个我从来没有过的世界观，扩充了我的写作技巧。在我随后的小说中，我能够将英国和加勒比地区写进去，这曾经对我来说很难。我还能将特立尼达岛上所有的种族群体写进我的小说里，那是我之前从未能够做到的。

新的小说关于殖民地的耻辱和幻想，事实上，是一本关于弱势群体如何撒一些关于自己的谎言、如何对自己撒谎的书，因为那是他们仅有的资源。书名为“模仿者”，但它不是在写善于模仿的人。它讲的是模仿那种成熟状态的殖民地居民，那些对自己的一切日渐失去信任的人。不久前，有人给我读了这本书中的几页文字——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读过那本书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写的是殖民地精神分裂症。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从来没有使用抽象词汇来描述我的写作目的。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永远不能完成这本书了。这本书是凭直觉写就的，只是用了近距离观察的方法。

我曾对自己职业的早期阶段做过一个小调查，以显示我的出生地仅仅十年间在我的作品中所经历的变化和发展：从街道生活的喜剧到研究广为传播的精神分裂症。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复杂了。

小说和游记这两种文学形式给了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你们会明白，为什么各种文学形式对我来说同样宝贵。例如，在写完第一本关于印度的书二十六年后，我开始写第三本关于印度的书，我突然想到，对游记而言，最重要的是和作者同行的人。这些人得定义自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但需要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来实现，需要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而那就是我后来第二次前往伊斯兰世界时所使用的方式。

我总是仅受直觉驱使。我没有体系，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政治上。我没有指导性的政治观点。我认为，这可能和我祖先有关。今年去世的印度作家R. K. 纳拉扬没有政治观点。我父亲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年代创作小说，不求回报。他也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或许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远离权力。这给了我们独特的视角。我觉得，我们更倾向于发现事物中可笑和可悲的特质。

大概三十年前，我前往阿根廷。那正是游击战的关键时期。人们正在等待已入暮年的独裁者庇隆流放归来。整个国家充满仇恨。庇隆主义者等着算老账。其中一个人对我说：“有好的折磨，也有坏的折磨。”好的折磨就是你施加给人民的敌人的，坏的折磨就是人民的敌人施加给你的。另一方的人也这么说。没有什么真正的辩论。有的只是激情和从欧洲引进的政治口号。我写道：“在口号把活的问题变成抽象的问题的地方，在口号要与口号斗争到底的地方，人民没有理想，只有敌人。”[1]

阿根廷的激情依旧折磨着他们，依旧排斥理智，消耗着生命。现在也没有解决之道。

现在，我的写作生涯接近尾声。很高兴我做了已经做过的事，很高兴我富有创造性地逼着自己走了尽可能远的路。因为我凭直觉写作，也因为我的素材具有让人困惑的特质，因此我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个恩赐。每一本书都让我大为吃惊，直到开始写作之前，我从不知道书就在那儿。但对我来说，最大的奇迹就是着手写作。我觉得我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这种焦虑感依旧很真实。

和开始时一样，我将用普鲁斯特《驳圣伯夫》中精彩的一段来结束我的演讲。他说：“如果我们有写作的天赋，我们想描述的美好事物就在我们心中，它是模糊不清的；它就像记忆中让我们开心的旋律，尽管我们没法再次勾勒它的轮廓。那些痴迷于对这种他们从不知道的真实的模糊记忆的人是有天赋的人……天赋就像一种记忆，能让他们最终更加贴近这种模糊的音乐，清楚地聆听，并将它记录下来……”

普鲁斯特说，写作靠天赋。而我则会说，写作靠的是运气和辛劳。

二〇〇一年

[1]引自奈保尔的《我们的普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