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
Author: [日] 妹尾达彦
Date: 2019-05-31T16:00:00+00:00
Keywords: 城市史; 隋; 唐; 历史; 中国历史; 制度史
Description: 这本书是作者对七至八世纪东亚各国家地区都城营造的深度探索之作，作者在书中提出了“都城比较史”这一学术概念。七至八世纪，东亚各国都城陆续在这一时间段内建造产生，这一历史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当时，以隋朝大兴城和洛阳城的建造为契机，东亚地区人口聚集，城市规模膨胀，新的国家和都城建造时代即将到来。都城行政城市网的扩大和维修的需要，是各国城市设施急速发展的内因，八世纪东亚城市网影响了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形成。这本书以当时的都城图与交通图为线索，对东亚都城比较史进行了宏观研究。
Publisher: 西北大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陕版出图字25-2018-2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日）妹尾达彦著；高兵兵，郭雪妮，黄海静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06

（海中国边疆研究书系/李浩，松原朗主编．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ISBN 978-7-5604-4136-8

Ⅰ．①隋…　Ⅱ．①妹…　②高…　③郭…　④黄…　Ⅲ．①长安（历史地名）—城市史　②城市史—研究—东亚　Ⅳ．①K928.5　②K93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9240号

本书由妹尾达彦授权出版

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

作　　者：〔日〕妹尾达彦著　高兵兵　郭雪妮　黄海静译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2590　8830359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毫米× 1092毫米　1/16

印　　张：33.25

字　　数：510千字

图　　幅：94

版　　次：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4136-8

定　　价：21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029-88302966。

著者简介

妹尾达彦，1952年生，日本广岛县人，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专业本科毕业，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博士毕业，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博士后，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专攻中国都市史。主要著作《长安的都市规划》（讲谈社，2001年），编著《都市环境的历史学》（第1集至第4集）（中央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至2015年连续出版）。

译者简介

高兵兵，日本大阪大学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作《雪·月·花——由古典诗歌看中日审美之异》，译著有：后藤昭雄著《日本古典汉文学与中国文学》；妹尾达彦著、《长安的都市计划（长安文化国际研究译丛）等。

郭雪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复且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黄海静，日本中央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博士后，兼人文科学研究所准研究员。主要研究唐代佛教社会史。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学术顾问

〔日〕池田温　袁行霈　张岂之　王水照　莫砺锋　陈尚君　荣新江

组织工作委员会

主任 〔日〕松原朗　吴振磊

委员 李浩　马来　张萍　杨遇青　刘杰　赵杭　张渭涛　谷鹏飞

日方联络人 张渭涛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任 段建军

委员 〔日〕松原朗　〔日〕妹尾达彦　〔日〕埋田重夫　〔日〕冈田充博　〔日〕石见清裕　〔日〕丸桥充拓　〔日〕古川末喜　〔日〕金子修一　段建军　谷鹏飞　高兵兵　张渭涛　刘建强　何惠昂　马若楠

主编 李浩　〔日〕松原朗

副主编 高兵兵

总序一

记得四年前，老友松原朗教授将其新著《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的书稿转我，嘱我推荐给西北大学出版社，希望唐诗故乡的中国学人能及时读到这部新著，并能给予全面的学术批评。我充分理解松原兄的诚挚愿望，彼时恰好我还在校内外的学术管理部门兼一点服务性的工作，也想给学校出版社多介绍一些好作品，于是“怂恿”松原兄把原来的计划稍微扩大，从翻译出版一位日本学者的一部作品，扩展到集中推出一批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始时，松原兄及其他日方学者并没有迅速回应，这其中既有对西北大学出版社和西北大学唐代文史研究团队的估量，也有对翻译力量、经费筹措等问题的担心。我很能理解朋友们的忧虑，毕竟，自我们与专修大学等日方学术机构和友朋合作以来，这是最大的一个项目。

出乎意料，等项目确定后，松原先生及其他相关作者表现出很高的学术热情和工作效率，他们自己和原书的日本出版方联系，主动放弃版权贸易中的版税，简化相关谈判手续，使得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最后商定第一批推出的是以下八部著作：

《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妹尾达彦著，高兵兵、郭雪妮、黄海静译）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金子修一著，徐璐、张子如译）

《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丸桥充拓著，张桦译）

《唐代的外交与墓志》（石见清裕著，王博译）

《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古川末喜著，董璐译）

《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想》（埋田重夫著，王旭东译）

《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松原朗著，张渭涛译）

《唐代小说〈板桥三娘子〉考》（冈田充博著，独孤婵觉、吴月华译）

用中国学人的分类标准来看，前四部是属于史学类的，后四部是属于文学类的，第二部严格意义上说又不完全属于断代类的研究。故我们最初将丛书的名称模糊地称作“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也暗含对文史兼容实际的承认。最后确定为现在的名称，是因为在申报陕西省出版资金资助项目时使用了这个名称，故顺势以此命名。

依照松原先生的理解，他所选择并推荐给中国学界的是最能体现并代表当代日本学界富有日本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成果，松原先生在与我几次邮件沟通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体现了他和他的日本同行的执着与认真，这一层意思松原兄在序中表达得更准确。当然，符合他这一标准的绝不止这八部著作，应该还有一大批，我熟悉的日本学界的许多朋友的著作也没有列入。按照初始计划，我们会与松原兄持续合作，推荐并翻译更多的日本中国学研究成果。

我们学界现在也开始倡导中国话语、中国风格和中国流派，看到日本同行已经捧出一系列能代表自己风格学派的成果，我们除了向他们表达学术敬意外，是否也应该省思自己的学术哲学和研究取向。毕竟，用自己的成果说话才是硬道理。

当下学术走出去的热情很高，而对境外学人相关研究成果的移译与介绍则稍显冷落。按照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的解释，文学走出去相当于到别人家做客，主动权在他不在我；文学请进来，让友人宾至如归，则主动权在我不在他。我们能做的事，能做好的事，应尽量做充分、做扎实、做精深。方以学术史，法显求法译经，玄奘团队述译，严复不仅以译著《群己权界论》传世，更奠定“信、达、雅”的译事三原则。近代以来，中国重新走向开放，走向世界，实与大规模翻译、引进、介绍海外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密不可分。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谦逊的说法，其实是我们主动拥抱马克思主义，主动引进现代科学，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其他世界学术名著。这一文明交往的基本史实在当下不该被有意遗忘、无意误读。身处其间，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为己任的当代学人，不知该说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

本丛书的翻译团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原书作者推荐的，另一部分是由出版社和高兵兵教授约请的。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著者与译者分处境内外，天各一方，联系和对接未必都畅通，理解和翻译的错误在所难免，出版后恳请各方贤达不吝赐教，以便我们逐步完善。其中高兵兵教授此前曾组织翻译过两辑“日本长安学研究丛书”，有组织能力，也有较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张渭涛副教授既是译者，又身兼日方著者和中方出版者的信使，青鸟殷勤，旅途劳动，多次利用返乡的机会，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

按照葛兆光教授等学者的解释，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由朝贡体制型塑的认知模式，而忽略甚至漠视从周边看中华的视角，好在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通观与圆照方可认识事物，包括认识我们文化的重要性。这样，翻译并介绍周边受到汉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汉学研究成果，就有了三重意义：一是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周边地区的汉文化观，二是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勾画原典文化散布播迁的轨迹，三是丰富了相关专题研究的学术史。

当前，“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如火如荼，其中最富启示性的思想，我以为是“文明互鉴”理论，即各种文化宜互学互鉴。学术成果的翻译介绍，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设桥梁，充当使者。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认为，架桥铺路于承担者是一种救赎的苦行，但于接受者则是一件无量的功德。对于中外文化的互译也应作如是观。

李浩

2018年5月30日

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寓所

总序二

日本的中国学，也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即便是将中国学之意仅限定为“中国古典文献的接受、解释、说明之学”，也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了。而且，日本处于中国历代王朝册封体制的外缘，始终与中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而能远离权威，相对自由。这使得日本的中国学，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近年，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性格。

在属于以往册封体制内的诸地域，是以忠实于中国文化、对其进行完全复制为价值标准的。而日本却不同，它对中国文化反而采取了选择性接受的方式，并积极对其加以改变。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日本的文字创制。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日本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它们都是纯粹表音的文字，日本人从此确立了不借助汉语和汉字就能直接用日语表达的方法。相较于世界各地昙花一现的种种化石文字，日本独有的这种假名文字，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源氏物语》（约1008年成书）之所以能成为反映日本人审美价值观的决定性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它是使用平假名书写的。那么，如果从中国本位的角度看，无论是假名的创制，还是《源氏物语》的问世，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脱离。也就是说，日本以脱离中国文化为反作用力，确立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日本虽然从广义上说是中国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一员，却有独立的文化主张，而且日本人对此持肯定立场。这样的倾向并非始于明治维新后的近代，而是有着相当长的历史。近代以前的江户时代（1603—1867），虽然因江户幕府的政策，汉学（特别是朱子学）一度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但在江户时代后期，由于国学（日本主义）和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学）这两个强劲对手的崛起，汉学便失去了独尊之位。

但是，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日本人轻视中国文化。反而应该说，至少在20世纪初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日本人都一直在非常真挚地学习中国古典，不仅解读文字，也解读其中的精神。日本知识界真正远离中国古典，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福泽谕吉（1835—1901，庆应义塾大学创始人）被认为是一位致力于西学、倡导“脱亚”、堪称日本现代化精神支柱的思想家，然而他在十几岁不到二十岁的这段时期，却是一直在白石照山的私塾里攻读汉文典籍的。他在《福翁自传》里写道：

岂止《论语》《孟子》，我研习了所有经书的经义。特别是（白石）先生喜欢的《诗经》和《书经》，常得先生讲授。此外诸如《蒙求》《世说》《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也经常听讲，后又自学《史记》、两《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史书。我最为得意的是《左传》，大多数书生仅读完十五卷中的三四卷便会放弃，而我则通读全书，且共计复读了十一遍，有趣之处都能背诵出来。

应该说，福泽谕吉并非摒弃中国文化而选择了西方文化，他是以从中国古典中学到的见识与洞察力作为药捻，而后才得以大成其思想的。在当时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日本知识界人士看来，中国古典并非一大堆死知识，而是他们从中汲取人生所需智慧的活的“古典”。就这样，日本文化一边尝试无限接近中国文化，一边又试图从中国文化中脱离，形成了具有双向动力的内部结构。

由中国文化或中国统治权威中脱离的倾向，甚至在处于日本中国学核心位置的儒学中也有发生。江户时代，幕府将朱子学尊为官学，这也反映了朱子学在明清两代的权威性。不过，江户时代的两位代表性儒学家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徕（1666—1728）却例外，他们两人，前者提倡“古义”，后者提倡“古文辞”，都还原了儒学的本来面目，超越朱子学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伊藤仁斋的《语孟字义》比戴震（1724—1777）《孟子字义疏证》的主张早了一个世纪。而荻生徂徕将道德思想从儒学中排除，认为圣人只是礼乐刑政等客观制度的设计者。荻生徂徕本来是出于对儒学的忠实，去探索儒学的真面目的，但结果几乎与儒学传统背道而驰。也就是说，荻生徂徕的儒学已经达到了非儒学的境地。荻生徂徕的这些主张，超越了儒学的界线，给当时整个思想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江户后期的思想界，摆脱了朱子学的桎梏，并诱发了国学和兰学的兴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应该说，无须等待西方的冲击，近代日本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内部准备。

上文说过，日本文化的内部，具有一边尝试无限接近中国文化，一边又试图从中国文化中脱离的双向动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看似舍弃中国文化而选择了西学的福泽谕吉，以及原本乃是中国文化忠实者后来却成了一位破天荒思想家的荻生徂徕，两位都是此种日本文化特征的体现者。

从宏观上看，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因为从根本上说，日本受其地理条件所限，也不可能有机会与强大到足以与中国文化抗衡的其他先进文化发生接触。即便是印度的佛教，也是通过经中国文化过滤的汉译佛典，即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被接受的。但在这种状况下，日本没有被强大的中国文化同化，而得以贯彻其独自的文化体系，这几乎就是个奇迹。日本所处的特殊位置，与太阳引力作用下的地球不无相似之处。如果离太阳再近一些，就会像金星一样被灼热的太阳同化；而若是离太阳再远一些，就又会像火星那样成为一个冰冻的不毛之地。地球就是在趋向太阳的向心力与反方向的离心力的绝妙平衡之下，得以悬浮在太阳系中的一颗明珠。

如果以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的话，这样的日本文化反倒是显示中国文化普遍性及包容性的绝好例证，中国文化绝不是仅有忠实者顶礼膜拜、悉心呵护的单一僵死之物。日本的文化，从其具有脱离中国权威的反作用力这点来说，就算不是叛逆者，也无疑是个不忠者。但能够产出这样的不忠者，也是因为中国文化具备卓越的包容力与普遍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为了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多样性思考纳入视域，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日本的中国学，绝非中国文化的忠实复制，也并不是像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初见新大陆般的、出于一片好奇心的结果。我们便是基于上述认识，想尽可能地提供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所以策划了这套《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书目选择的主要原则，并不是仅以学术水平为准绳的，而是优先考虑了具备日本独特视角的研究成果。广大读者如果对我们的主题设置、探讨方式等有一些微妙的不适应，我想说，那正是我们这套书的策划宗旨，希望大家理解这一点。此外，我还热切期待这套小小的丛书能为日中文化交流发挥出大大的作用。当然，也真诚期望得到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松原朗

2018年4月8日

序

本书将概观东亚都城的历史，并论述隋唐长安的历史意义。我会先尽量简洁地梳理以往比较都城史研究的观点，而后将以新的视角，力求为读者描绘一幅宏伟的东亚都城历史画卷。本书将尤其致力于运用“都城时代的诞生”这样一个概念，对以往研究中被视为个例的7—8世纪东亚国家都城营造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般来说，各个国家都会对以都城为核心的行政都市网进行扩大和完善。7—8世纪，东亚各国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建国和建都的高潮，使得8世纪诞生了前所未有的、包含整个东亚在内的、巨大而细密的都市网。现今东亚国际关系的原型，即是在各国以都城为核心扩大和完善都市网的前提下形成的。而这个广域的东亚都市网的核心，正是唐长安城。

唐长安诞生之前，东亚有着长期而复杂的都城建造史，而唐长安以后东亚各都城的发展，促进了现今东亚世界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历史比作人的身体，那么都城就相当于人的大脑，而唐长安就是7—8世纪整个东亚的中枢神经系统。书中章节会论及历代东亚的诸多都城，但所有的论述，最终都会聚焦于隋唐长安的历史意义。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中国都城史上的隋唐长安”，我将尝试着在中国大陆漫长的都城史中，给隋唐长安一个准确的定位。其中第一章“中华的分裂与再生”，是我对以前刊登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全28卷，1997年至2000年）第9卷的总论部分“中华的分裂与再生：3—13世纪”[1]的增补和修订。“岩波讲座”的世界史是日本世界史研究的综合学术丛书，与旧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全31卷，1969年至1971年）一样，都是日本历史学家们共同努力完成的世界史丛书。笔者当时承担的是中国大陆自汉王朝灭亡之3世纪至元朝（蒙古帝国）诞生之13世纪的概论部分，以都城的历史为主轴，阐述了3—13世纪中国区域世界分裂与再生的经过。第二章“都城与王权仪礼——根据中国历代都城复原图”，是2007年9月我在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基调与变奏——7—20世纪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原来刊登在2008年的论文集中[2]。该文以王权礼仪与都城空间布局的关联为主轴，概观了自汉长安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城为止，中国都城史上都市空间布局的变迁。第三章“城市的生活与文化”，是将旧稿《都市的生活与文化》[3]进行了增补。该文聚焦于隋唐长安都市文化的特色及其变迁，并对20世纪中国都市社会史研究的动向进行了梳理。

第二部分“隋唐长安与东亚国际关系”，论述了以隋唐长安为核心的东亚各国都城之间的外交关系及文化交流。第一章“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4—10世纪”[4]，试着从“都城时代的诞生”这一视角，系统分析了7—8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形成。“都城时代”是笔者创造的概念，用以称呼7—8世纪约二百年间东亚各区域相继建立国家和都城的同时代现象。以隋大兴城和隋洛阳城的建造为契机，东亚各区域开始了相继建立国家和都城的时代，本章以7—8世纪各都城的复原图及交通干线复原图为主要线索，尝试具体而有系统地对东亚都城史进行新的展望。第二章“陪京的成立——8—12世纪东亚的复都制”是新写的，论述自周代至中华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大陆区域复都制的沿革。中国大陆区域的复都制，唐以前的地理位置关系是以东西方向为轴，而宋代以后变为了以南北方向为轴，我将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并指出，复都制度虽然自古有之，但各复都之间基本是对等关系，而区分复都等级的主都为主、陪都为辅的思想，是8世纪以后才诞生的。文中还叙述了陪都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三章“胡人与汉人——‘异人买宝谭’与汉人认识之变迁”，是2008年我在台湾“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空间移动之文化诠释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内容，报告是在旧稿《都市里的外国商人——8世纪、9世纪的中国异人买宝故事》[5]基础上进行增补而成的。本文通过分析胡人（异人）从不明宝物价值的汉人手里买走宝物这一唐代流行的异人买宝故事的类型，阐明了8—9世纪以后欧亚大陆一线都市网开始向沿海地区移动，同时欧亚大陆“商业帝国”的支撑者从粟特商人向伊朗商人转变的过程。

第三部分“建康、长安、洛阳”，论述了4—10世纪东亚三座代表性都城，即建康、长安、洛阳之间的关系。第一章“帝都之风景 风景之帝都——建康、大兴、洛阳”，是在2013年8月复旦大学举办的“神圣空间与空间的神圣——中古中国宗教中空间因素的构成与展开国际学术会议”上所做报告的基础上增补而成[6]，本文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南朝建康在东亚都城史上的重要性。第二章“唐王朝里的汉王朝——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本是一篇旧稿[7]，是根据2012年1月我以“汉与唐——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为题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讲演时的内容增补而成的。隋大兴城建造之际，将汉长安故城置于其禁苑之内。汉长安城之于隋唐长安城，在军事防御、政治文化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而隋唐长安城中汉长安城的历史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几乎从未被提及过，在此我将以“唐王朝中的汉王朝”这样的观点，来对该问题进行分析。第三章“隋唐洛阳的都市社会结构”，也是在旧稿[8]的基础上，又加上对2001年2月在首尔大学举办的“中国都市构造与社会变化国际学术会议”上所作报告“唐代洛阳——最新研究动向”[9]，以及2005年5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所做的“洛阳史新探”讲演稿增补和修订而成。本文主要论述了长安和洛阳两京的密切关系，叙述长安的历史不能不考虑洛阳，洛阳的历史也离不开长安。

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是因为有西北大学文学院李浩教授、高兵兵教授，以及专修大学文学部松原朗教授的大力支持和赐教，在此谨向几位先生致以衷心谢忱！高兵兵教授不但承担了书中“中华的分裂与再生”部分的翻译，而且还负责校阅了其他章节的译文，我对她的感谢无以言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郭雪妮副教授，承担了书中“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4—10世纪”和“帝都之风景 风景之帝都——建康、大兴、洛阳”这两章的翻译，我也由衷地感谢她。还有，日本中央大学博士、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海静，承担了书中“陪京的成立——8—12世纪东亚的复都制”这部分新稿的翻译，在此一并感谢。正是有了上述各位的厚意关照，才使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让我再次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妹尾达彦

2016年11月

[1] 见桦山紘一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3—82页。

[2] 见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7—20世纪的中国》，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日本中国史学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新史学》杂志社，2008年7月，71—99页。

[3] 见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317—385页。

[4] 原载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丛书59·亚非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73—217页。

[5] 见比较都市史研究会编：《都市与共同体——比较都市史研究会创立20周年纪念论文集》，东京：名著出版社，1991年3月，283—306页。

[6] 原载陈金华主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23—105页。

[7] 原载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月，272—286页。

[8] 原稿为《唐代洛阳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7年3月，67—111页。

[9] 见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东亚学术研究丛书2·中国都市构造与社会变化》，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2003年，53—104页。

目录
著者简介
译者简介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总序一
总序二
序

第一部分 中国都城史上的隋唐长安
第一章 中华的分裂与再生
引言
一、空间：欧亚大陆东部

二、时间：3—13世纪

三、汉人与汉民族

第一节 多样性的出现：3—5世纪
一、气候的变化

二、游牧民的迁移

三、思想的多样化

第二节 普遍性的创造：6—8世纪
一、创造出来的正统性

二、新的统治空间

第三节 固有的形成：9—13世纪
一、东亚外交关系的变化

二、“汉民族”的形成

结语

第二章 都城与王权礼仪 ——根据中国历代都城复原图[98]
引言

第一节 都城礼仪空间之变迁与持续性
第二节 都城的建筑结构与王权礼仪的模式
结语 城市的历史与人类认识的历史

第三章 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引言

第一节 隋唐城市史研究现状 ——加藤繁、宫崎市定学说的构成与遗留下的问题
一、加藤繁、宫崎市定学说的构成

二、遗留下的问题

第二节 隋唐城市的建筑景观 ——中国城市史中的隋唐城市形态特征
一、城市景观的研究史

二、隋唐城市的类型论

三、隋唐城市的形态特征

第三节 隋唐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一、多种族社会——对前代王朝（五胡、北朝）的继承

二、汉族共通文化之形成以至后世（宋、元、明、清）的传承

结语

第二部分 隋唐长安与东亚国际关系
第一章 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4—10世纪
引言 都城比较研究的发展

第一节 7—8世纪的亚非欧大陆：从分裂到统一
一、欧亚大陆横向（东西）和纵向（南北）的历史结构

二、欧亚大陆东部
三、欧亚大陆中央区
四、欧亚大陆西部及非洲大陆
五、世界宗教圈的形成
六、欧亚大陆史视野下的东亚国际关系

第二节 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和交通网的形成
一、交通史上的7—8世纪

二、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和行政体系的建立

第三节 隋唐长安的交通和土地利用
一、建设陆路干线与隋唐长安城内的土地利用[182]

二、罗城
三、皇家园林（禁苑）[208]
四、天子（皇帝）制度和天皇制度
五、墓地[223]

结语 世界史的转变

第二章 陪京的成立 ——8—12世纪东亚的复都制
引言 何为陪京

第一节 复都制研究的现状
一、研究史的整理与遗留的诸问题

二、设置复都的要因

三、复都制的空间类型与王权思想的变化

第二节 陪京的形成
一、“陪”的定义

二、“陪京”成为一般化词语的过程

三、两宋以后的陪京

第三节 东亚复都制的变迁：6—13世纪
一、隋、唐、宋复都制的变迁

二、唐宋复都制变迁的过程及其与国际关系变化的联系

结语 今后的课题

第三章 胡人与汉人 ——“异人买宝谭”与汉人认识之变迁
引言 近代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之开端与“异人买宝谭”之发现

第一节 唐代“异人买宝谭”之结构
第二节 “异人买宝谭”的变迁
第三节 世界认识的变迁与“异人买宝谭”
结语 “异人买宝谭”与汉人意识的变迁

第三部分 建康 长安 洛阳
第一章 帝都之风景 风景之帝都 ——建康、大兴、洛阳
引言

第一节 建康
一、建康和江南文化

二、江南文化的形成：中原和江南的相遇

三、陈寅恪和唐长孺的假说

第二节 建康和洛阳：隋炀帝对江南的憧憬
一、东亚世界的建康：4—7世纪

二、建康：6世纪之都

第三节 隋炀帝的洛阳建造与江南

结语

第二章 唐王朝里的汉王朝 ——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217]
引言

第一节 隋大兴城的建造与大兴苑
第二节 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之差别及其原因
第三节 隋唐长安城中的汉长安故城
结语 从汉到唐：旧长安与新长安

第三章 隋唐洛阳的都市社会结构
引言 研究现状及研究目的

第一节 欧亚大陆历史中洛阳的位置
第二节 洛阳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特征
第三节 隋唐洛阳城的都市规划

第四节 洛阳官员居住地的变迁与宗教空间之关系：隋、唐、五代、北宋

结语

译后记

第一部分
中国都城史上的隋唐长安

第一章
中华的分裂与再生

引言

本章的主题，是分析一种古典文化，即中国文化（中华）的分裂、再生及变迁的过程，旨在再现一部3世纪至13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既个别又普遍的东亚史。论述将以自3世纪东汉灭亡至13世纪蒙古族建立元朝这大约一千年间各城市以及城市间的交通网为骨架，从政治、经济、思想、习俗等多个侧面，对现代中国社会及东亚国际关系之源头的形成过程进行论述。在此我将着力对包括政治经济史在内的广义文化史，即以衣食住为根本的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及物质生活史进行叙述，并最大化地再现其整体社会动态。

本书所谓的“中国大陆”区域，是指涵盖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全域的一个空间概念，基本与清朝的统治空间重合。而且，文中将会把中国大陆分为“内地”和“边疆”两大部分，称以游牧、狩猎为主的区域为“中国边疆（Outer China）”或者“中国内地边缘（Outside of China Proper）”，称以农耕为主的区域为“中国内地（Inner China）”或者“中国中原（China Proper）”，而将中国内地与边疆的分界地带称为“农牧交界地带（agropastoral zone）”。所谓东亚（欧亚大陆东部），指涵盖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岛）及东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大陆部分等的空间。上述空间概念是历史上形成的，本章将考察3世纪至13世纪这一历史长河中，中国大陆及东亚的空间形成过程。

在3—6世纪的社会动荡及7世纪以后中国大陆政治体重构的过程中，汉王朝（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的西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东汉）形成的“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政治社会制度，与来自中国边疆地区部的文化，特别是佛教以及游牧民文化、欧亚大陆中部绿洲都市文化等，发生了接触、冲突及融合。其结果是，形成了与古典时代的国家（古典国家，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不同的农牧复合型国家。另外，随着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及文化南移，以华北地区为主要平台形成的汉代古典文化传至南方，诞生了新的古典主义。近现代中国文化及东亚文化圈的原型即形成于此间。

本章将以中国大陆空间为主，阐述3世纪至13世纪东亚历史的变迁。其中，将特别着眼于3世纪汉朝灭亡后中国大陆世界重组与东亚各区域历史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尝试将东亚史、中国史相对化，而尽可能地将其置于欧亚大陆史之中进行阐释（东亚空间与中国空间的关系，请参照图1、图2）。另外，还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所指是一个动态的、相对化的文化概念，随着中国内地所建政权统治空间的扩大、缩小及政治思想的变化，“中国”的所指范围也会时大时小，并非一成不变。本章的结构内容如下：

图1 欧亚大陆东部

注：据龟井高孝、三上次男、林健太郎、堀米庸三编《世界史年表·地图》（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图40及尾形勇、岸本美绪编《新版世界各国史3·中国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98年）305页图“清代的亚洲（18世纪）”修改。

图2 清代中国大陆的空间构成

注：据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变迁》（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205页图“中国的空间构成与关中平原”修改。

第一节“多样性的出现：3—5世纪”，论述东汉末期王朝内部的叛乱、自然环境的变化、游牧民的游移等导致中国分裂的直接契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文化向中国内地的流入。东汉灭亡后，中国大陆进入了长达三个世纪以上的分裂时期，其间仅有过短暂的统一。伴随分裂而至的，是多种文化的真正流入与混合。至6世纪末隋朝再次统一中国为止，其间伴随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佛教以及在游牧民文化时期影响下形成的泛区域性文化，迅速渗透到了中国内地。

其结果是，东汉时期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伦理及礼制等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进而，以衣食住为基础的中国社会风俗本身也不得不改变。乡村从城市中分离了出来，广泛出现了一种类似西方领主制的、以农庄为据点的豪族阶层（贵族），分权状况深化，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城乡关系。思想方面，在多种族冲突与并存背景下，认知发生了变化，甚至超越对立而产生了思想的融合，迎来了堪称第二个诸子百家时期的思想多元化的黄金时代。

第二节“普遍性的创造：6—8世纪”，论述汉王朝灭亡后发生的社会分裂与思想多样性，带来了对统一及普遍性的摸索，而随着6世纪、7世纪隋唐王朝的建立，形成了以秦汉古典文化为范式，却在形式上更加完善和富有普遍性的官僚体制、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及宗教制度。其中，重点要探讨的问题有：唐前期统治空间扩大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影响；象征普遍性的都城建造及其王朝礼仪功能，以及使其成为可能的、以都城为核心的都市网的完善和扩大；科举制度所带来的阶层构成的变化及信息传播方式革新的意义等。

第三节“固有的形成：9—13世纪”，论述的是以安史之乱（755—763）为直接契机的隋唐前期普遍性形式化文化的变容与解体；根植于东亚各区域国家固有文字的个性化文化的相继产生，以及现今东亚国际关系原型的诞生等。

特别是8世纪末至9世纪，在以农耕区域为中心的“中国内地”，随着外部压力的加大，诞生了新的行政财政机构，此即10—13世纪中华帝国后期（Late Imperial China）行政财政的原型。多数人将秦统一中国至清代称为“Imperial China”，即中华帝国期，而所谓中华帝国后期，通常指16世纪中叶，即明中期至清末，而本章采用的是指宋代至清代的说法，即广义的说法。随着9世纪至13世纪中华帝国后期行政财政制度的诞生，逐步出现了现今这种以汉族社会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并以衣食住、冠婚葬、节日风俗、血缘群体等具体的姿态呈现出来。

正如近年来常被议论的那样，历史叙述并非纯粹客观地去重新建构事实，而多是基于书写历史之人的社会立场、生活阅历、性别、出身、阶层、学历、职业、国籍等制约下的“主观”。从这点上来说，纯粹“客观”的实证史学，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单指中国正史等官家之历史叙述，同时也适用于一己之私家历史叙述。同样，本文也受到上述这些制约，受到我本人所处的时代、区域、社会的影响。我对此特提前予以声明。当然，本章叙述的内容绝不是虚构的，其出场人物、空间、时间、事件，均可以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得到确认，分析均来自以往的研究积累，均是依据人物、时代、地点等相关“事实”展开论述的。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本章并非是像小说那样以作家的想象力为主的架空的故事，而是始终依据事实关系的一种叙述。

我之所以要在开头做这样的阐述，是想尽可能地找出一条自由之路，以摆脱以往历史学关于社会变化的两种观点的束缚。以往历史学对社会变化原因的论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两种：一是内在变化论，即一个社会集团或共同体，不会受外部影响，变化产生于内部；二是外在变化论，即重视社会变化中的外部影响。以上这两种观点一直并存和对立。

内在变化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史观、中国的正统论（主张中国王朝正统性系谱的观点），以及将中国正统论用于日本后期的水户学天皇史观等，特别是近代以后，曾被用作抵抗外来侵略、创建国民国家的理论。而外在变化论，则如帝国主义列强将其殖民统治正当化的理论，以及将西方现代社会规范视为普世伦理的现代化理论等。但现今全球经济圈的形成与人际交流的发展，开始动摇以往的国民国家形式，这促进了对外在变化论的再度评价，同时也撼动了内在变化论。但与此同时，现实情况是，民族纷争与细分化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相继诞生，这反而又使得内在变化论这种思想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各个国家出现了增强的趋势。

反观以3—13世纪中国大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应注意到，在对其自身扎实的实证分析成果进行肯定时，上述两种并存而对立的学说均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内在变化论的体现是主张秦王朝以来中国古典文化连续性的正统论及“汉化论”（非汉人文化最终被汉人传统文化同化吸收的主张）等，其早在11世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就已经得到过系统性的阐述，至今仍是中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学说。外在变化论则强调五胡十六国以来游牧民政权及非汉人的影响，其主要发力于20世纪以后的现代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出现了中央欧亚大陆史研究及亚洲内陆史研究等视角。

比如，在如何看待3世纪至7世纪（五胡十六国至唐初）汉人与非汉人混合、华北和华南数个独立政权鼎力时期的问题上，史学界明显存在着上述两种观点的差异及对立。现列举如下：

（1）以鲜卑族为主干的游牧民骑兵军事组织，依靠对鲜卑以外诸族或农耕汉民的广泛征兵，创立了更加复杂、规模更大的府兵制，这件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汉魏以来的军事制度？

（2）北朝时期形成的制度、分配土地并征税的计口授田制和均田制等，与中国以往原有土地制度的关系如何？

（3）城市和乡村格局的形成时间及形成过程问题。秦汉以来的集落制度，与4—7世纪游牧民进入华北所带来的原有集落结构的变迁，这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如何？

（4）都城建筑结构及都市规划的谱系问题。中国固有的都城建制传统，与五胡十六国以来游牧民政权对都城建制的改造，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如何？

（5）律令制的继承关系问题。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与游牧民政权法律制度的关联性如何？

（6）华北干燥地区集约型农业方式的形成过程，以及游牧民流入所带来的农牧复合型方式的发展程度问题。

（7）隋唐文学、音乐及艺术中，汉代古典文化与北方游牧民、中亚文化等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如何？如律诗的形成与游牧民歌谣及印度音韵学之间的关联；西域音乐与古典雅乐之间的关联；波斯萨珊王朝都市文化的影响程度等[1]。

上述这些问题，以往经常成为争论的对象。也就是说，这些制度是应该被置于汉代以来的传统血脉之中来看待，还是应该重视新兴游牧民统治者进入华北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游牧民在新制度建立中所发挥的组织管理能力等要素？现代历史学中，这一问题无疑一直是中国国内史学与国外史学的争论焦点。一般来说，外部的人较易倾向于外在变化论，内部的人比较容易依托于内在变化论，即欧美、日本学者多立足于外在变化论，而中国学者多立足于内在变化论。但这也都理所当然、无可厚非，问题都是相对性的，并非二者择一。因此，这些问题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议论的焦点。

像本章这样以多民族和错综时代为对象的历史叙述，不可避免地会直接或间接受到书写者所生活的时代、所属国家及民族等社会环境和阅历的影响。但事实上，欧亚大陆历史上不受外部因素影响的内在变化是难以想象的。此外，不同集团之间的文化接触、冲突及融合，在历史上本就是一种常态，其相互碰撞与交流的程度才是问题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章在对待3世纪至7世纪这些问题的史观上，将在内在变化论和外在变化论之间，采取折中的立场，重点阐述由于多个不同性质的社会集团接触而生成新型文化的过程。

上述这一立场，也许是受到国际化了的“现代日本文化论”的影响。因为我所生活的日本列岛，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二战后一度作为主流的“日本单一民族论”，已经被强调国际化的“现代日本文化论”所取代[2]。不过，本章在论述中将尽可能地根据每个事件的情况，进行相对化的处理，力图在内在要因和外在因素的张力之下把握社会变化的特征。

一、空间：欧亚大陆东部

（一）东亚及中国大陆的空间构成

图1显示的是欧亚大陆东部的空间。本文主要研究对象的空间是东亚，特别是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图2是清朝统治空间的一个概念图。众所周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相当于清朝的统治空间除去蒙古国。

根据行政区划、地理条件、民族、语言分布、风俗习惯、历史沿革的不同，清朝的统治空间大致可分为“中国内地（Inner China/China Proper）”与“中国边疆（Outer China/Outside of China Proper）”两个部分。“中国内地”主要指汉族人聚居的农耕区域，“中国边疆”主要指非汉族居住的游牧、狩猎区域。另外，如图2所示，“中国内地”主要根据水系及集水区域分为8个部分，“中国边疆”则主要按民族聚居区分为通古斯人聚居地满洲区即东北、蒙古族聚居地蒙古、维吾尔族聚居地新疆、藏族聚居地西藏等4个部分[3]。

上述的中国大陆空间构成，都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内地”的8个区域，形成于7世纪至13世纪间。现在的云南、贵州地区（云贵高原），在7—13世纪间相继诞生了南诏、大理等独立政权，形成了这一区域的政治集合；而10世纪以后，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福建）被迅速开发，汉族人的居住空间扩大到了南方，这也是区域形成的原因之一。“中国边疆”地区的空间分布，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包括7世纪初吐蕃独立、9世纪回鹘自蒙古高原向天山山脉方向西迁、10世纪初至12世纪内蒙地区的契丹和大兴安岭东部女直（女真）的兴起。总之，图2所示的中国空间区域，是在7世纪至13世纪东亚的历史变动中逐步形成的（参照图15）。

从图1、图2上看，长城正好成为“中国内地”与“中国边疆”的分界线，似乎倾诉着两个空间相互影响的历史。不过，长城真正成为“中国内地”的军事防卫线，是在宋、明时期，即统治空间仅限于“中国内地”农耕地区的汉族人为主体的政权时期；在唐代前期和元代、清代，横亘于内外中国间的这一绵长边界地带，反而是内外中国之间文化直接碰撞的地方，是农耕与畜牧、游牧混合的地带，即农牧交界地带。这条农牧交界地带，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其在东亚文化史、军事史上的重要意义[4]。

东亚的地形架构，或许是在中生代末期，原与澳洲大陆接壤的南亚次大陆北移，与亚洲陆地碰撞而形成的。喜马拉雅山脉及青藏高原在碰撞中隆起，同时于喜马拉雅北边及东边形成深沟，导致了黄河、长江、珠江、红河、湄公河、怒江、伊洛瓦底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诞生。亚洲的大江大河，均发源于西藏、云南的喜马拉雅东北部，也正是这个原因[5]。

各大江河的下游，都有广阔的冲积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形成集水区域，随着时代的推移，灌溉、排水等水利管理逐步发达，成为人口密集区域。特别是汉族人，因为以种麦和种稻为本，所以一味向往低平之地，大部分都会生活在低平的地方。而在临水的山地，即所谓的山区，则有山民居住，他们在亚洲广袤的山间游移，有着与平原上的农耕民完全不同的生活圈。中国境内属于阔叶林带的广东、江西，以及云贵山区及陕西、湖北交界的地带（秦岭山脉一带），都生活着大量山民。这些地方的人们，依靠狩猎、采药以及火种栽培根茎类蔬菜和杂谷为生。随着汉人的大规模南迁，这些山地居民逐渐向中国西南地区迁移，形成了现在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夏季，高温多湿的太平洋季风自华南一直北上至秦岭南麓，形成了湿润的华中、华南农耕地带；而在南来季风无法到达的秦岭以北地区，则为干旱区域。东亚空间中游牧民的生活圈，是自大兴安岭东麓至贝加尔湖以南、阿尔泰山脉南北麓至准噶尔盆地之间干燥的草原地带。东亚这一草原地带，其实仅为广阔的草原气候带的一部分，那是自东北向西南横穿欧亚大陆，一直绵延至非洲北部沙漠地带的广袤区域，即相当于畜牧、游牧民生活的区域。

自古以来，这些草原文化之间就有着极高的共性，诸如骑兵军事组织及其攻击方式，以崇拜上天为核心的宗教生活，以及将动物作为题材的工艺品创作等。游牧地区在欧亚各地农耕文化之间发挥了连接作用，佛教等世界性宗教以及天花等种种疫病，都是通过这些游牧地区，短时间内在东西方向上传播扩散的。

在东西向横跨欧亚大陆的游牧区域周边部分的干燥地带，即自朝鲜半岛北部至中国华北、自中亚至北非乃至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地区内，广泛存在着一种拥有坚固城墙的“城郭都市”[6]。这些城郭在建筑构造上共性极高，被外城城墙包围的居住区域，内部再细分为一个个有围墙的防御性结构，即庭院结构，只有门通向外部，院子中央采光。北京的四合院就属于这种建筑样式。这一地区之所以是这种建筑样式，是因为它们都位于游牧民与农耕民冲突、交流的前沿地区。

欧亚大陆东部还有着肥沃的草场，像贝加尔湖南边鄂尔浑、色楞格河流域的蒙古高原中部（匈奴、土耳其、维吾尔、蒙古等的发祥地），大兴安岭东部（鲜卑、契丹、女真等的发祥地），阿尔泰山脉南部（匈奴、突厥等的发祥地）等。历代游牧系统政权均发祥于这3个区域。

广袤的草场之上，分布着一些绿洲城市带。代表性的区域有：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5—9世纪广泛活跃在欧亚大陆上的国际商人粟特人的故乡）、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及南边、天山山脉北麓至河西走廊等[7]。这些绿洲城市，因其位于通商要路，所以历代都是游牧民政权与农耕民政权的争夺之地。关中平原上的长安，就位于欧亚大陆干燥地带绿洲城市网的最东端。草原地带与绿洲城市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

（二）中国都城位置特点

中国代表性都城的变迁，象征性地显示了欧亚大陆东部的历史变化。如图3所示，中国代表性的五座都城，在位置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中国历史前半期，都城是在东西方向上变动；而后半期变为在南北方向上变动。前半期以长安、洛阳东西两京制为代表（西京长安具有军事政治上的功能优势，东都洛阳则以经济文化功能为主）；后半期以北京、南京南北两京制为代表（北京具有军事政治功能，南京具有经济文化功能）。在这种变化之中，前期的长安与后期的北京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均为涵盖大中国的政权所建；而前期的洛阳与后期的南京相似，均为以“中国内地”为重点的政权所建。

图3 中国内陆主要都城的变迁模式

注：据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变迁》（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205页图“中国历代国都的变迁模式”修改。

都城位置产生如上变化，是9世纪至13世纪间军事要因和经济要因集中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中国边疆”非汉族政权主要军事据点由西北移到了东北，此为军事要因；“中国内地”的主要谷仓地带由华北移到了华南，这是经济要因。

观察中国空间构成中长安（今西安）所在的位置特点，就会发现：长安并非位于“中国内地”的中央，而是位于中国内地与边疆的分界线上；而在这一点上，北京的位置也具备同样特点（参看图1、图2）。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长安和北京之所以成为建都最久的都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座都城均位于中国内地与边疆的分界地带，同时拥有着统治“中国内地”和与“中国边疆”进行外交这两种作为都城不可或缺的政治功能。

特别是作为“中国边疆”压力之下的、中国内地与边疆结合时期的都城，中国历史前半期中，长安最适合；后半期中，北京最适合。处于中国内地与边疆媒介之地的北京登上历史舞台，是在属于“中国边疆”的蒙古和东北出现了强悍的游牧狩猎民，同时，属于“中国内地”的长江中下游也成为主要谷仓地带之际。而在北京之前，长安一直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另一方面，洛阳位于“中国内地”区域之内，所以只适合作为以中原为主要统治区域的王朝之都城；而因其位置不在中国内地与边疆的分界地带，所以不如长安和北京那样适合作为涵盖两个区域在内的王朝的都城。在洛阳建都或实际上以洛阳为都的历代王朝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炀帝时期）、武周、后梁、后唐等。这些王朝的统治重点均在“中国边疆”东北地区和“中国内地”华北地区，而不在“中国边疆”的西北地区。

从上述意义上看来，北宋（960—1127）建都开封，正好相当于中国都城变迁前后期的过渡阶段，其理由一是“中国边疆”的西北和东北同时出现了党项族和契丹族的政权，与宋对峙；二是正好相当于“中国内地”的谷仓地带由华北平原向长江中下游移动的时期（图15）。综上所述，中国都城的位置，是受到东亚空间及历史条件影响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东亚政治、经济动向的一个指标。

二、时间：3—13世纪

（一）为什么是这段时间？

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在3世纪至13世纪末这1000年间。其理由就像我在开头叙述的那样，这一时期，在汉王朝灭亡后的混乱之中，以都市网的扩大为背景，在衣食住以及思想信仰等主要方面，诞生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原型。是“中国内地”与“中国边疆”共同构成的中国，以及涵盖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东亚文化圈形成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以欧亚大陆上畜牧、游牧民的活跃为特征，相对于汉代以前的农耕民古典文化，其具备了游牧民文化与农耕民文化相结合的农牧复合型时代特征。13世纪蒙古人建立元朝，成为始于3世纪、4世纪的这一游牧民时代的终结性事件。也就是说，3世纪、4世纪以后畜牧、游牧民的活动，使得欧亚大陆各地区往昔繁荣的古典文明悉数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不得不向新的文化转型。

在欧亚大陆东部，3世纪、4世纪以后，属于土耳其——蒙古系的鲜卑和匈奴、属于藏系的羌和氐等游牧民和畜牧民进入华北，使秦汉以来的古典王朝覆灭，开启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时期。在欧亚大陆中部，波斯萨珊王朝（226—651）也在5世纪末（484）遭到了游牧民艾弗塔尔王朝（5世纪中期至6世纪中期）的攻击，虽然萨珊王朝没有因此覆灭，但自那之后，其内政就受艾弗塔尔的干涉了。艾弗塔尔还于5世纪中期以后，入侵和攻击过哥特族北印度古普塔王朝（公元320年至7世纪后半叶）。

在欧亚大陆西部，以匈奴族的西迁为契机，日耳曼诸部族开始迁移，受此影响，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罗马文化的中心移到了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395）。而公元410年哥特族包围罗马，与公元311年匈奴人攻陷西晋王朝都城洛阳的永嘉之乱，及其后的汉文化南迁（公元317年晋迁都建康），共同成为欧亚大陆东西古典文化分裂的决定性事件，反映了这一时期欧亚大陆历史的并行现象[8]。

伊斯兰商业史研究专家家岛彦一将3世纪末至5世纪末这200年视为欧亚史的一个分期。其理由是，这一时期发生了游牧民诸集团的活跃迁移及生活状况的巨大变革，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琐罗亚德特教等古代文明中的宗教文化开始向周边传播，各文化圈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家岛说，这一时期是欧亚大陆加速变动的时期，也是世界史走向一体化的时代转换期。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游牧民的迁移及随之而来的区域社会重组，而促成这一特征的时代背景，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9]。

3世纪以前，各区域的古典文化繁荣是各自独立而分散的现象，而3世纪至13世纪，虽然各区域间也存在延时现象，但4世纪后以游牧民迁移为契机的陆地交易通道上都市网的扩大，与7世纪以后以穆斯林商人为主体的海上交易通道上都市网的扩大，首次联系在一起，随着欧亚大陆海陆都市网间的信息共享，各地均开始了历史并行的现象。到了7—8世纪，欧亚大陆中部的佛教及伊斯兰教开始传播，西方的基督教圈也逐步扩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圈就此诞生，形成了现代欧亚大陆宗教圈的骨骼。

在思考6世纪、7世纪隋唐王朝的建立时，我们也不能只考虑其在中国古典文化单线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而要顾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欧亚大陆的变动促成了隋唐王朝的成立，隋唐王朝的建立，是3世纪、4世纪以来欧亚大陆东部变动的一个历史节点。

将经历了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而诞生的隋唐王朝（581—907），比作日耳曼诸部族迁移后诞生于西欧的加洛林朝法兰克王国（751—987）；将使中国再度走向统一的隋文帝（581—604在位），比作将法兰克王国疆域扩大至西欧大部的查理大帝（742—814在位），也并非无稽之谈[10]。4世纪以后，欧洲社会的构成要素有：日耳曼社会（法兰克族）、基督教、古典文化（罗马文化），其可以与中国的鲜卑社会（拓跋部）、佛教、汉王朝的古典文化一一对应[11]。

不过，欧洲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各区域逐步形成了国民国家；而在中国，因为没有形成欧洲那样坚固的封建领主制度，所以虽然一度政权分裂，隋唐统一之后却能一直保持帝制，直到20世纪初。反过来说，汉代以来的官僚制度，在7世纪的中国仍然存在，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却不存在。中国和欧洲，虽然一个时期内的确有过类似的历史现象，后来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二）时期划分

本章将尽可能不使用以往论述中国历史时常见的古代、中世、近世三分法。因为这种划分法是近代西欧历史学家为了使欧洲文艺复兴（近世）正当化而发明出来的，原本就是对中世持否定意义的概念。尤其是，这种时代三分法还有意要排除日耳曼部族的迁移、伊斯兰文化的流入等来自欧洲外部的影响。

如果将以往的这种三分法用于中国，那么唐朝就相当于中世纪黑暗时代，会带来违背中国历史事实的反作用力，将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史观的藩篱。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根据古代、中世、近世这种单一时间序列将某一国家或共同体的历史正当化，就会无视同时期共同体外部的影响及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从而使不同区域间的比较变得困难。比如说，本来是同时期并存的事情，在某个区域属于古代，在另外的区域就会是中世。

在寻找古代、中世、近世三分法的替代概念时，最终我只好选择了更加中性化的第1期、第2期、第3期这样的划分方式。第1期指3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化的形成期；第2期指3世纪、4世纪至15世纪、16世纪的游牧民优势时期；第3期指16世纪、17世纪至今的欧洲优势时期[12]。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研究的问题属于第2期，即游牧民优势时期中蒙古族建立元朝之前东亚1000年的历史。

三、汉人与汉民族

本书中，将居住在“中国内地”那些继承了汉代中原文化特别是农耕文化和东汉儒教价值观的人们，称为“汉人”，而将之外的人们称作“非汉人”。部族、种族（tribe）等词，是指强调语言、宗教、历史共性的较小范围的社会集团，而魏晋南北朝以后文献中常见的“汉人”一词，则是指拥有共同汉代古典文化的宽泛的社会集团。因而，只要具备汉字所象征的古典文化修养，哪怕所讲的语言不通，也可以成为汉人。此外，我还根据生产方式及生活形态的不同，使用了农耕民、游牧民等词。本书还避免使用“民族”一词，必要时会使用部族或种族，或者直接以其部族的名称如鲜卑（或鲜卑族）、羌（羌族）、契丹（契丹族）等称呼。

我之所以不使用“民族”一词，是因为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所指，广义指超越氏族、部族范畴，相互之间拥有同一文化共鸣的人们（人类＞民族＞种族＞部族＞氏族＞家族＞个人）；狭义指建立近代国家、国民意识所需时诞生的、区别于其他国民国家居民的一个政治性概念。我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所以不使用“民族”一词。

当然，上述“拥有同一文化共鸣的人们”的用法，用于指近代以前的民族，本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近代的民族即“nation”这一概念，是与划定国境与国民的欧洲近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一同被创造出来的。如果将“民族”一词用于不存在明确的国界和国民概念的近代以前，恐怕会产生将近代才诞生的、基于爱国心的民族意识（nationalism）适用于过去的嫌疑。

在3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历史问题上，不能用近代国民国家成立以后所使用的民族（nation）范畴来区分五胡、突厥、契丹、通古斯等非汉人游牧、畜牧民与继承秦汉以来文化的汉人农耕民。当时，汉人与非汉人的区别极富流动性，不存在现今以国境线来区隔的这种人际关系。特别是在4世纪到6世纪间诸部族纷纷进入华北的状况下，汉人的范畴并非仅限于指华北汉人和南迁避祸后的南朝汉人，而是要宽泛得多。

不过，本章第三节的主题，却是要论述9世纪至13世纪东亚各地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民族”意识的出现。我认为，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内地”广泛形成了拥有共同文化自觉的人群，现今汉民族的原型就此诞生。同样，基于独立国家的东亚近代国际关系的原型，也是在这一时期萌芽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一时期诞生了由一种民族的国民所构成的近代国民国家。基于上述考虑，我在文中把9世纪至13世纪逐步形成的汉民族加上引号，称为“汉民族”，以区别于8世纪以前的汉人，以及近现代的汉民族。

第一节 多样性的出现：3—5世纪

本节首先要指出，3世纪、4世纪至6世纪、7世纪之间北半球气候的寒冷化与这一时期中国分裂状况之间的关联。然后将阐述中国大陆地区政权分裂所带来的、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多元文化的出现。

一、气候的变化

近年来，气候变化给历史带来的影响问题备受瞩目。因为，现在除了依赖古文献记载之外，还有许多科学的分析方法，世界各地也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数据，使得相对可靠的分析成为可能。目前，复原古气象的方法，除了古文献的记录和靠观测仪器得到的观测值以外，还有分析树木的年轮，分析珊瑚和钟乳石，分析花粉，分析湖底堆积物或高山冰川层状结构，运用氧的同位元素占比结果变化的方法，从碳同位元素程度的变化来推定年代的方法，以及调查海岸线位置变化等方法[13]。

图4显示的是根据上述方法中的花粉分析法所得出的3世纪以后直至现在的气候变化。Ⓐ是根据日本尾濑原泥炭层花粉分析得来的气候变化曲线[14]。Ⓑ是直径12厘米、长1390米的圆筒形格陵兰岛冰块取样中氧的同位元素占比结果[15]。Ⓒ是竺可桢以现代的温度为基准，依靠中国古文献及观测仪（1900年以后）而推测和复原的温度变化[16]。关于该图所示的气候变化的原因，学界做过种种推测，如太阳活动的程度、火山爆发、海水温度变化、人为因素等。

图4 气候的变化：3世纪末—20世纪

注：Ⓐ尾濑原的花粉分析：阪口丰《过去8000年间的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专修人文论集》51, 1993年）。Ⓑ格陵兰岛冰块的18O所占的比例：W. Dansgard, S. J. Johnson, J. Muller《来自格陵兰岛冰原世纪营的一千个世纪气候记录》（《科学》，vol.166, 1969年）。Ⓒ从中国古记录推测的气温变化：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496页图3“一千七百年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

以上数据显示，北半球的气候，继3世纪、4世纪至6世纪的寒冷期之后，8—12世纪迎来了温暖期，而16—19世纪前叶又再度变为寒冷期。16—19世纪末的寒冷期被称为小冰期（Little Ice Age）；3世纪至8世纪日本的寒冷化，被称为古坟寒冷期[17]。近年的小冰期研究，对以往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寒冷化的地区差和时间差都很大，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整个地球的小冰期，而应该做出更加慎重的判断[18]。不过，北半球各地以诸多方法分析所得的结果显示，上述的气候变化倾向，基本上是确定的[19]。相信今后随着气候史研究的不断发展，能够出现更加细密的分析。

问题是，这样的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经常被当作例子引用的、年平均气温下降2°C会导致现今加拿大小麦的产量为零的说法[20]；还有竺可桢推测的4世纪至8世纪的年平均气温差，果真如图4所示有2°C上下的话，那么气候变化所意味的事情就多了。

最近基于文献学的古气候研究也阐明，正史等文献之中，屡屡有3—6世纪（魏、西晋、五胡十六国、北朝）华北寒冷和干旱的记录，到了7—8世纪的唐代，此类记载却一下子减少了，而可以证明温暖化进程的史料则不断涌现[21]。将气候寒冷化视为导致3—6世纪中国政治乱局的要因之一，在当下绝非是一种奇谈怪论。

二、游牧民的迁移

（一）华北的混乱及鲜卑拓跋部对其的再度统一

汉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是2世纪末的黄巾起义。而导致完成于汉王朝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化分裂的决定性因素，则是4世纪初五胡十六国时代以后游牧民、畜牧民的迁移。游牧民进入华北，始于中原王朝（东汉、魏、晋）雇佣游牧民士兵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而4世纪初中原王朝自身的内乱和社会动荡，才导致了游牧民的大举入侵。

一般来说，游牧社会都特别容易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左右[22]。3世纪以来北半球寒冷化及干燥化，导致了日照量不足、毗邻沙漠的地区沙害增加、牧草区域减小、土质恶化等连锁反应的发生，使得欧亚大陆草原和干燥地区的畜牧、游牧民无法再维持原有的生活。同时，寒冷化也给华北的农业及以农为本的中原政权带来了莫大的打击，成为导致饥馑、叛乱或暴动、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华北的统一政权或许是因此出现了空白。

但想要从实证方面证明3—4世纪初汉、魏、晋政治不安定与寒冷化之间的相关性，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在寒冷化与游牧民迁移之间的关联性上，也很难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就是说，到底是寒冷化、干燥化造成牧草枯竭，最终导致游牧民诸部族向华北农耕地区的侵入，还是以农耕为本的华北原有政权自身发生了弱化，才导致了游牧民进入华北的结果？

不过，欧亚大陆上所有游牧民的迁移，几乎都集中在4—5世纪这一相同时间段，且都是向着南边的农耕地带进发的，从这一点上的确可以推测出，游牧民迁移与同时期发生的寒冷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对其原因进行多种思考、加以分析，今后无疑会是有价值的课题。总之，4—5世纪游牧民携其家畜大规模迁移的结果，使欧亚大陆各区域的畜牧文化圈一举得到了扩大。这一时期之后，欧洲次大陆整个被包裹在畜牧文化圈之中，中国华北一带，也在各方面受到了畜牧文化的影响。

比如6世纪前叶，山东高阳郡太守贾思勰编纂的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农书《齐民要术》，就是根据自己养过200头羊的农牧经营之道而写成的。据古贺登考证，《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当时比较先进的“轮耕法”，即将粟、黍等中国既有作物与小麦、大豆、小豆、绿豆、白菜、韭菜、苜蓿等外来品种相结合的种植法，就是随着游牧民进入华北、干燥地区的绿洲农耕方法也传播到华北之后才出现的[23]。

此后，具有不同社会组织原理的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就在同一片华北地区的空间内长期并存、相互碰撞，这种状况持续长达数百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各个游牧民之间的争斗也是一种常态，部族之间会因为土地分配、商业课税的权利而相互对立。阶层与身份比较固定的农耕社会，与按作用、功能区分阶层的游牧社会，在同一个空间内不断接触，出身、种族或生业、生活习惯的差异就会得到扬弃，从而产生出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文化。

图5显示的是4世纪华北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出，非汉人侵入华北后，汉王朝以后的汉人被挤到了敦煌、酒泉等中国西北部，以及东北的辽东半岛、南方的江南特别是建康一带；而被称为中原的华北中心部分，则成了非汉人游牧政权的所在地。曾经是秦汉之都所在地的关中平原，也反复上演了非汉人游牧系政权兴亡的历史剧，如迁移至华北的南匈奴、大兴安岭东部南下的鲜卑、藏系的氐和羌等。这一时期，关中平原上大半都是非汉人，西汉都城长安，先后做了匈奴、鲜卑、羌等非汉人游牧政权的都城[24]。

图5 华北的部族国家和国都——4世纪

注：据田村实造《中国史上的民族移动期——五胡、北魏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创文社，1985年，75页图“五胡的诸政权与五胡民族的移动略图”及Jacque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88-189, Map10作图。图中的羯族是匈奴的一个分支。

曾属东汉王朝支配下的匈奴后裔（南匈奴），居住在今山西省至鄂尔多斯一带，在3世纪至5世纪的混乱之中，建立了前赵（最初国号为汉，304—329）、北凉（397—460）、夏（407—431）等部族国家。南匈奴自4世纪初灭晋以来，一直在华北具有影响力。石见清裕指出，唐朝初代皇帝李渊之妻窦氏，也是南匈奴出身，7世纪初唐朝建国之际曾经依靠过突厥和南匈奴的军事力量[25]。

4世纪初以后华北的混乱状况，以5世纪末属土耳其——蒙古系的鲜卑拓跋部军事集团的再度统一而告一段落。鲜卑拓跋部的迁移路径，与欧洲的法兰克族一样，均比其他诸部族的路径要短。这样可以防止劳力消耗，以维系部族的纽带，而且最初的迁移之地（盛乐，后至平城）是属于江河流域的肥沃的畜牧、谷仓地带，与诸部族的主要纷争地带也有一段距离，这些都说明拓跋部比其他部族的政治社会状况要有利一些。此外，跟其他部族相比，拓跋部的迁移时间最晚，离原住地也最近，因此得以保持了其原来的游牧生活形态。

而确保鲜卑拓跋部实现再度统一的军事组织的情况，还有许多不明之处。匈奴等游牧骑兵军团的基本特征有：为诸部族联合军团；拥有十进位体系的金字塔形军事组织；运用以指挥者为中心、面南及拥有东西两翼的三大分割体系战法（左翼、中央、右翼）等[26]。鲜卑族应该也拥有同样的军事组织。当时的骑兵和战斗技术，比起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初汉朝与匈奴对峙的时代，要进步很多。4世纪鲜卑族重装骑兵的铁蹄，在华北大地上肆意蹂躏，所向披靡。图6左为敦煌壁画，描绘的是6世纪汉人步兵手持盾牌对抗西魏重装骑兵的场景。图6右是一幅重装骑兵的装备图解，马和人都穿着铠甲，马镫的使用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刚刚普及华北全域的[27]。

图6 重装骑兵军团的出现：6世纪

注：左图据成东、钟少异编《中国古代兵器图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64页图7-5“西魏执矟重装甲骑兵团（参见彩版18）”，右图据同书175页图7-56“南朝着铠甲武士图（拓片）”描绘。

不过，鲜卑族的骑兵也不全是重装骑兵，而是与轻骑兵共同组成骑兵军团，能够根据战斗情况随机应变。鲜卑族骑兵部队的军事指令，自然是用鲜卑语发布的，就连继承了鲜卑族军制的隋唐初期的军队，也还残存着鲜卑军事用语。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的亲事府、帐内府中设置的库直、驱咥直等官名，就来源于鲜卑语[28]。

（二）城市与农村

与欧洲都市史的发展一样，中国自古就有城邦国家，多数农民原本都是居住在城市里的。4世纪非汉人游牧民的进入导致古典文化（欧洲的罗马，中国的汉朝）分裂，非汉人游牧民士兵及官僚等成为新的都市居住者的主体，城市也随之军事化和政治化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城市居民，开始逃往地方的庄园或山间僻地去居住，形成了城市和农村并立的状况[29]。

这种农村居住地称作“坞”，规模不大但与城市具有相同的构造，拥有自己的防卫组织和周围的庄园，过着一种半自给的生活[30]。坞的领导者称为坞主，即庄园的领主，这些地方成为东汉以后望族的据点[31]。这种组织方式的形成，是在汉王朝灭亡、以往的血缘与地缘的纽带被破坏、政治集权力量不足的情况之下，不得不摸索新型人际组织关系的无奈选择，说明当时的状况很艰难。

为了应对游牧骑兵军团不断进步的军事组织方式和攻击方法，当时在欧亚大陆干燥地带的城郭，攻击和防御的方法几乎同时都得到了加强。4世纪、5世纪以后，城郭都市的建造蔚然成风，中国华北的大型城郭都市，为加强军事防御功能，都有着由羊马城——护城河——关城——瓮城——马面、角楼等防御结构组成的多重外郭城。而且，城内也拥有着“内城外郭”的双层结构，居住区域也采用的是有外墙包围的“围郭”形制，将居住区分割为许多方块[32]，这种形制被称为“坊墙制”。

坊墙制也是一种都市行政区划制度，北朝、隋唐时期的坊，通常都有墙壁包围，限制居民的出入。“市”跟坊一样，也有围墙，称作市制，即将若干个坊作为市场专用区域的制度。也就是说，坊市制是将都市城郭内区域以围墙再细分为许多方块（居住区为坊，市场为市）的形制，是北朝及隋唐时期华北城市的基本结构。“坊”这个名称本身出现于汉代，魏晋以后普遍使用，但能够证明外郭城全域都存在坊的文献记载，始见于公元406年北魏都城“平城”建造外郭城时。

根据唐长安城的发掘报告，外郭城城基厚度为9米—12米，而据《唐六典》卷七“工部尚书”条，城墙高度却仅有5.3米（一丈八尺），并不高大；外郭城内有108（或110）个坊，分别都有围墙，据几个已探明的坊的情况看，坊墙墙基厚度为2.5米—3米；坊墙的准确高度不得而知，但据文献推测，应在3米左右；各坊的坊墙外侧，都有排水沟，一个坊的形制就如同一个小的城郭[33]。不过，如图24“隋唐时期诸城市平面示意图”所示，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两者合称为隋唐长安城）的规模，要比同时期其他诸城要大得多。长安城一个坊的大小，就相当于地方的一个县城。关于地方城市城郭构造的实际情况，目前还存在许多不明之处。

隋唐长安城都市规划的系谱，可以追溯为北魏平城（4世纪末建造）——北魏洛阳城（5世纪末—6世纪初）——东魏、北齐邺城（535）——隋大兴城（唐长安城）（583）——隋洛阳（唐洛阳）（605）。这些都城的共同特征有：（1）统治者均属于非汉族鲜卑王室；（2）都是根据中国古代理想都市的方格状规划的都市；（3）城内是分割为许多方格状街区的“坊墙制”（居住区域有围墙的围郭居住区制度）；（4）都是多种族、多语言都市；（5）都是多种宗教并存而佛教占优势的都市。也就是说，隋唐长安城是鲜卑系统治者引入中国古代思想建造的，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游牧政权都城建造史上的一环。

游牧政权在建造都城之际，采用上述这种方格状分割及坊墙制，应该是在当时诸族割据的社会动荡背景下，新统治者在新都建设中将游牧民的政治组织与华北传统文化相糅合的结果。

总之，北魏平城至隋唐长安城、洛阳城之间的方格状分割都城及其坊墙制的诞生，是制定出强行移民政策、计口授田制（公有土地分配耕种）等，具有强大政治组织能力的游牧民统治者，在进入华北建造规划都市之际，吸收了华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即秦汉以来方格状分割的里坊制传统，并结合华北干燥平整地形的建筑技术以及以天圆地方为代表的传统宇宙观的结果。

（三）新型人际结构的摸索

鲜卑拓跋部统治者在建立北魏之后，又经历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数次分裂，最终于6世纪末，由继承了北周的隋王朝实现了再度统一。图7显示的是隋再度统一中国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6世纪中国再度统一时期，有三个地方的势力相互抗衡，即以隋唐政权发祥地长安为核心的关陇（“中国内地”西北部的关中、陇山一带）、以邺城为中心的山东（“中国内地”华北平原东北部）和以建康为核心的江南（长江中下游）。

图7 隋统一中国的过程和地域势力

注：1．长安（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和镐京、咸阳虽然位置不完全重合，但因为距离较近，所以记录在一栏中；邺城和安阳也属于同样的情况；洛阳的都城位置有两个地方，之间东西相距6千米，东边的是东汉、北魏、隋唐洛阳城，西边的是东周、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北宋西京、金代中京洛阳城。

2．黑体字加框，表示的是曾经统一华北和华南整个地区的政权。

3．括号内所示是仅统治了华北或华南地区的政权。

关陇地区的统治集团称为关陇集团，指由北周、隋唐时期统治部族鲜卑拓跋部及其他非汉人诸部族和汉人所构成的，以关中、陇山一带为根据地的军事联盟，是曾任西魏宰相的北周创始人宇文泰为对抗东魏和南朝而建立的军事共同体[34]。而另一方面，山东也存在着汉人山东贵族与非汉人的联合政权。山东贵族是指东汉以来的山东汉人望族，晋王室南迁后他们仍留在华北，与鲜卑等新兴军事统治者或对抗或妥协，因而得以保存了势力。此外，江南（江左）也存在着随晋王室南迁而移居江南的东汉旧贵族，与江南当地豪族组成的一种汉人流亡政权，他们自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而实际上也对北方游牧民的王朝产生过巨大的文化影响。

就这样，鲜卑拓跋部以军事力量逐步使相互对立的区域和人民走向了统一，是在游牧与农耕、鲜卑诸部族与其他诸部族、汉人与非汉人等的冲突与混合之中，经过不断试行并创建具有普遍性及完整性制度的一个历史过程[35]。这段历史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的北魏王朝时期；第二阶段的西魏、北周王朝时期；第三阶段的隋唐王朝时期。

首先，在第一阶段（4世纪末—5世纪末），北魏统一了华北之后，以都城平城为据点，集合了鲜卑诸部族及非鲜卑诸部族，创造了北魏士兵共同体“国人”之概念，并试图创建一个以此“国人”为核心的、不拘泥于汉人与非汉人之别及不同部族出身的统治集团共同体。目前已知，北魏统治阶层在用人上，曾广泛吸纳各阶层、各部族出身的人士[36]。

北魏实行以计口授田制为主的土地、财政制度，以及依靠移民政策使诸部族向都城集中，都是为了创建一套超越复杂部族构成及生业差别的规则范式。利用世界宗教佛教并开凿的平城西郊云冈石窟，也是出于同样的统治理念。

在第二阶段（6世纪），北魏迁都洛阳（494）及六镇之乱（523—530）导致北魏分裂之后，以关中平原为据点的西魏、北周开始了各种制度的创建。西魏和北周，由于不具备东魏、北齐那样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得不拉拢关陇地区原有势力及鲜卑族统治阶层的势力，采取精神上、军事上依赖关中的“关中本位政策”，试图在杂多的势力间树立一种共同意识，因此实行了将不同出生地和籍贯的统治阶级悉数移至关陇、赐予统治阶层以鲜卑族姓氏等政策。这一时期奠定了隋唐王朝诸制度的基础，如为集结关陇地区战斗力量而创立的府兵制，以《周礼》为蓝本的官制、律令制，以及能够广泛吸纳各部族、各阶层优秀人才的用人制度等，在当时都曾试行过[37]。不过，当时的政策也存在着剧烈的变动，如北周的灭佛等。

第三阶段（6世纪末—7世纪）即隋和唐的建立。隋朝整合了东汉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实现了中国的再度统一；继之，唐王朝从政治上彻底消除了东汉末期以来中国社会持续的混乱状态，迎来了崭新的统一时代。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第二节详述。

三、思想的多样化

3世纪至6世纪的中国，随着汉王朝的灭亡，东汉形成的儒家传统风气暂时失去了力量；而由于华北游牧政权的纷纷建立、江南汉人政权的建立以及佛教所代表的外来思想的流入等，一举实现了思想多元化，迎来了堪称第二个诸子百家的思想多元化的黄金期[38]。这一时期思想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经学（儒家经典之学）的衰退与佛教、玄学（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思想）的流行；书法、音乐、绘画的创新；天文学等科学的发达；以“四六骈文”为代表的文体形式化；多种部族的语言并存以及语言间互通互译等[39]。接下来总结一下其中的核心思想——佛教思想的意义。

5世纪到8世纪，佛教在东亚全域所发挥的最重要作用，是给分崩离析的区域间提供了一个共通的交流平台。佛教主张“觉悟”可以使人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具有普世的人类价值观念。它不依赖于特定的血缘、地域或特定的生产方式（无论农耕还是游牧，无论种麦还是种稻），以及出身、种族关系。这些佛教理念，尤其受到中国边地非汉人游牧民的接纳和推广，成为华北游牧政权的统治思想之一。由于佛教这一世界宗教的传播，不仅使分裂的中国大陆地区的人们拥有了共通的价值观，还将中亚地区以及印度、朝鲜、日本等不同地区、不同出身和阶层的人们都涵盖进去了。

不过，世界性宗教佛教得以进入中国大陆地区，使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交融，是在古典文化衰退及前所未有的统治混乱状态发生之后。由于用中国式思维来解释和翻译佛教用语，所以佛教首先渗透到了知识阶层。比如，佛教的“四大”（指地、水、火、风等四种物质构成要素，加上“空”称为“五大”）对应着中国的“五行”（木、火、土、金、水）；儒家的五种人伦之道“五常”（仁、义、礼、智、信）等同于佛教徒信守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饮酒、不妄语、不邪淫）。这样的解释方法称作“格义”，4世纪时非常流行，后来衰落了[40]。

到4世纪时，佛教已经广泛传播，译经的数量和种类激增，受戒及僧院生活规则完善，都市中寺院及僧侣数量增加，佛教美术开始出现。中国北方佛教的传播，首先依托僧侣的经文、灵验（祈求福祉、祈雨、医治病痛等）在庶民阶层中得以广泛传播。其后，在中国南方，由于跟其他区域相对孤立，佛教被迅速地中国化，是作为汉人贵族阶层沙龙间的一种知性教养而流行的。而在北方，西域佛教通过陆路不断传来，学养深厚的僧侣们，将佛教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形态，在上层间广为流传。新型知识精英僧侣，大多数出身社会下层，虽然贵族身份在这一时期具有社会影响，但佛教的传入也消除了中国阶层间的严格界限。出身完全不同的人们，能够超越阶层、出身的差别，共同参与引领时代的知识活动，这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第一次[41]。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3世纪至7世纪，在佛教由外部进入中国、渗透到中国思想界的过程中，为了与佛教体系抗衡，固有的信仰也得到了系统性重构，诞生了现今东亚的思想地图。也就是说，随着佛教的传播，思想界三大支柱（儒、释、道）分别创建了各自不同而又明确的形式，呈现出并立态势。中国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加强，也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性。

具体到道教，系统性的佛教的传入和冲击，成为本土信仰体系化的直接契机，因而才形成了与佛教抗衡的中国系统性民间宗教。5世纪中叶，在南朝刘宋学者顾欢（生卒不详）的《夷夏论》中，就明显地强调佛教的“夷狄”性，而主张道教作为“中夏（中华）”之教的正统性。4世纪至6世纪，诞生了现代道教诸派之源。从这一点上说，这一时期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2]。

而且，汉代特别是东汉形成的儒教原型，与佛教和道教之间也发生了联动，创造出了“理”（创造秩序的本质）和“气”（存在的现象）的概念，成为“新儒教（Neo-Confucianism）”，为东亚世界提供了共同的规范。不过，南朝虽然已经出现了儒教改革的胚胎，但其真正开始发展，却要等到佛教中国化的9世纪之后（请参照本章第二节）。

这一时期基督教在欧亚大陆西部的传播，成为以基督教为思想基础的近代欧洲的主轴。而佛教却不同，它在9世纪至13世纪，与汉人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血缘社会习惯发生融合与变动。与儒教和道教相比，佛教逐渐失去了其重要地位。而这又反过来更加证明了4世纪至7世纪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历史特质，即佛教这一来自中国外部的世界宗教，得以在思想和整体生活中拥有巨大的力量。

第二节 普遍性的创造：6—8世纪

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长达近4个世纪之后，是隋王朝（581—619）和唐王朝（618—907）再度实现统一。6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隋及唐代前期，在文化诸制度上，具备了不受时空限制的普遍性特质。

如唐代编纂的刑法典籍《律疏》三十卷（公元737年根据公元653年颁布的《律疏》修订，宋末元初后称为《唐律疏议》）、王朝礼仪《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公元732年完成）、律令官制集成《唐六典》三十卷（公元738年完成）等，均为后世提供了制度标准，成为东亚汉字圈各区域的政治参考书，得以完整地传存至今。还有像整合南北朝以来各地区发音、试图创造新的长安标准音的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五卷（公元601年完成），成为后世韵书的典范[43]。此外，到7世纪末时，诞生了以都城长安地区发音为基准的标准音，这种发音传至日本、朝鲜、越南，成为这些地方汉字音的基础[44]。

隋唐文化的这种普遍性，浓缩在隋大兴城及后来的唐长安城的都市空间中。对此，我首先将简单叙述一下隋唐王朝共同基地关中平原的特征，作为论述的前提。因为隋唐王朝的前身西魏、北周，也是以此为政权所在地的。接下来我会探索，建造在关中平原中腹的理想都市长安城都市空间所印刻的政权正统性的轨迹。最后，我将论述在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650—683）时期达到最大统治规模的唐朝统治空间所带来的意义，以及以都城为核心扩大而形成的都市网的实情。

一、创造出来的正统性

（一）关中平原与隋唐政权

如前文图2所示，长安所在的中国西北部的空间，在构成中国的各个区域之中，具有最强的媒介性。中国西北部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就是关中平原（也叫关中盆地或渭河盆地）。

关中平原上，渭河横穿东西，自然形成了渭河北岸和渭河南岸两块区域。渭河以南是秦岭北麓河川交错的植被丰腴之地，南有平均海拔在2000米—3000米的秦岭诸峰环抱，北有渭河天堑守护，为历代都城（周镐京、秦咸阳、汉唐长安）所在之要害。而渭河北岸至黄土高原南缘是一片干燥地带，东部广阔的冲积平原是重要的谷仓地带，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保障都城长安谷物供给的灌溉网络[45]。关中平原的土地利用，自古至今都保持着其一贯的格局，即以渭河南岸的西安（隋唐长安）为最大的消费地，以渭河北岸东部地区的三原、富平、泾阳、高陵各县为最丰饶的谷仓地带。渭河北岸的谷仓地带，因为有了长安这个主要消费市场而发达，而平原上纵横交错的灌溉水路网络，确保了它的存在。秦汉时期修建的泾渭两河之间的灌溉设施，两千年来经过不断维持、修理、扩大，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46]。

秦岭北麓辽阔的台地（汉语称“原”），唐代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片旱地，而是由秦岭森林地带延伸出来的一片更为葱郁的绿地。长安城南边的台地，当时有松、柏、竹等植物覆盖，鹿儿成群、野兔飞奔，供长安城的贵族们享受狩猎之乐[47]。隋唐王朝的统治阶层，是以有鲜卑系游牧民血统的骑兵军团为核心的，他们是4世纪以来华北游牧政权的后裔。因此，贵族阶层的社会生活中还留有许多以狩猎、打毬为代表的，受浓郁游牧文化影响的习惯。

关中平原所在的中国西北部，在东亚空间中的特点，在于它正好处于不同风俗、不同历史区域的交界地带。就是说，中国西北部与“中国边疆”：经延伸至祁连山北部的河西走廊，与新疆相连；通往西藏；经黄土高原或山西，与蒙古相连。与“中国内地”之间：陆路可翻越秦岭通往长江上游地区（蜀）；经渭河、汉水等水路通往长江中游；经山西的陆路与中国北方相连。像这样与各空间都相连的地方，在中国各区域空间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请参照本章及图2）。

由于具有如此无与伦比的媒介性，使得中国西北部及其中心关中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各种部族及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各王朝兴衰之地，也是各种文化的大熔炉，在交通和心态上，都比较容易接受外来事物。同时，这样文化混合性的背景，也使其成为一个在各种不同文化因素接触与碰撞中，孕育普遍性文化的舞台。这一特征，在关中平原的中心都市长安，体现得最为明显。

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关中平原在4世纪至5世纪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会成为各部族间争夺最为密集、局面最为混乱的地区（请参看本章图5）。关中平原的杂居性，正是6世纪西魏、北周在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探索形式完备的普遍性制度的要因之一。西魏、北周实行的军制革新（府兵制）、官制改革、人事改革，以及将关中打造为中国文化中心的文化政策等，基本均被后来的隋唐所继承。而在诸多新制度中占核心地位的，就是府兵制这一军事制度的实施。

据史料记载，西魏建国之初，以鲜卑诸部族为核心的骑兵军事集团，只不过才3万人上下，那么无论如何也是敌不过东魏30万人的兵力的。因此，西魏不得不将征兵范围扩大至关中平原之外，吸收鲜卑以外诸部族或汉人农耕民，形成更复杂的新型大规模军事组织[48]。这种背景之下，诞生了府兵制，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仪同府（唐代折冲府）军事据点实现了全覆盖，多种部族、阶层出身的人一律充当士兵。隋朝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因此才得以在军事上实现了再次统一的大业[49]。府兵是军事国家的支柱，地位十分重要，士兵作为国家军事共同体的一员，身份十分荣耀，也得到全社会的认可[50]。

当然，隋唐在制度上，除了继承以关中平原为据点的西魏、北周的制度外，还吸收了山东的东魏、北齐以及江南南朝的各种制度，乃集以往历代制度之大成[51]。不过，再度统一中国的隋唐，在其政治核心理念中，也的确是继承了西魏、北周在多元事物中归纳出普遍适用性的经验。从这一点来看，在9世纪、10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中，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关中平原在文化史上可与欧亚大陆西部地中海及东欧平原、欧亚大陆西部伊朗高原等地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相匹敌。虽然面积很小，但这丝毫不影响关中平原的重要性。

（二）宇宙之都的建设——隋唐长安城

公元583年隋大兴城的建造，象征着长期分裂的终结，标志着东亚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隋王朝吞并南朝、统一中国（589）前夕，除了以往的军事基础，还迫切需要建立与其新的统治空间相匹配的国家政策。营造新都大兴城，即是对其政策必要性的一种回应。

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显示出由长期分裂走向统一的迹象，但形势依然是混乱不清的。隋朝带着中国西北地方军事政权的余韵，试图变身为全国性政权，但仅仅维持了38年。之后，7世纪初隋末内乱之际，李渊自太原举兵进军关中平原，攻陷大兴城，做了皇帝。李渊的军队在进攻关中之际，得到了突厥骑兵部队的军事援助，这说明唐朝在创业之初基础还很薄弱[52]。当时唐朝所面对的，北方有堪称东亚最强军事政权的突厥，南方则有直接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化、在思想和艺术上极为成熟的江南（旧南朝）文化，其具有压倒性的文化优势。

基于具体的历史形势，隋朝和唐朝不得不依据象征的力量，将人们所信仰的全部系统都描绘在都城之上，以期超越建国之初行政力量的限制，使结束分裂、实现再度统一的政权能够得到与其自身相符的正统性。因此，在宫城→皇城→外郭城等长安的建筑景观中，必须系统性地描绘出天→天子→皇帝→官僚→庶民等级之间贯穿天地的宇宙秩序，而且还要依照王朝礼仪，具体地呈现其建筑构造中所蕴含的宇宙秩序，使其具有可视性。

图8显示的是唐长安城的都市规划。唐长安城与隋大兴城，建筑物的名称虽然不同，但除增建了大明宫（7世纪）和兴庆宫（8世纪）外，其他无太大变化，唐继承了隋的都城，并只进行了部分改建。充满了祭祀天地神灵及祖先的宗教设施的隋唐长安城都市形制，后来在元大都和清北京城的内城中也基本得到了继承（图9）。

图8 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

注：据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园林》（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289页图4为基础修改。以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54页“西汉长安城图（考古）”；55页“西汉长安城图（文献）”；80—81页“唐长安城图”为底图制图。禁苑的范围及圜丘以外国家礼仪的祭祀场地均系根据文献记载推测绘制。汉唐时期的渭水河道以史念海编《西安历史地图集》为基础，根据谷歌2008年渭水河道的航空地图描绘。秦咸阳城范围根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2页图1“秦都咸阳遗址位置图”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622页图1“秦、西汉都城位置关系图”描绘。

图9 清北京城的礼仪空间：18世纪

注：据妹尾达彦《帝国的宇宙论——中华帝国的祭天仪礼》（水林彪、金子修一、渡边节夫编《王权的宇宙论》，东京：创文社，1998年）247页图“清代北京的仪礼空间”修改。

隋唐长安城的都市规划中，处处都有机地融入了当时的种种传统思想。如《周礼》中的中国古代理想的都城范式、王朝礼仪中的礼制理念、选择符合王者之地为都的《易经》思想、在地上再现镜中之宇宙的天文思想等。隋唐长安城将这些中国传统思想都柔和地镶嵌其中，就是为了显示其作为结束分裂、统一中国的正统王朝之都的资格[53]。

还有，看图8上的佛教寺院分布便知，隋大兴城首先是一座佛教之都，佛教寺院有100多座，而道观只有30座左右。隋文帝在全国设置了网状的公立寺院组织（国分寺制度），以期利用长安与地方之间的寺院网络来实现都城与地方间的联结[54]。上述佛教寺院组织，会定期举办佛教徒参加的各种活动（佛诞日、盂兰盆会等），依靠“邑会”这种地方佛教信仰组织，在信仰上使地方僧侣与在家信众之间建立联系。联结都城与地方的共同佛教活动，一年当中会定期唤醒人们在佛教语言上的共同意识[55]。隋唐王朝的美术，之所以作为亚洲共同的美术被普遍接受，就是因为其间存在着共同的佛教美术基础，具有题材和形式上的共性[56]。

不过，隋唐长安城基本上仍是为新王朝政治权力正统化而建造的一座规划都市，而不是考虑到一般居民生活的城市。不算禁苑，整个宫城、皇城、外郭城就拥有着东西约9.72千米、南北约8.65千米的巨大面积。作为都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长约5千米，宽约155米，与其说是一条路，倒更像是一个广场。这样一个规模，很难说是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而建造的。归根结底，长安就是一座将天上秩序投影到地上的宇宙之都，地上只有唯一一个承接天命的天子并替天行道。受命的天子作为皇帝，统治地上世界，那么其受命的舞台上就必须要上演王朝礼仪。

图10是唐长安城宫城、皇城示意图。宫城中央的太极殿（隋大兴殿），通过宇宙的中轴连接北极星，以“天子（皇帝）”为媒介，天上的秩序和地上的秩序在长安城实现了对接。连接宫城两仪殿、太极殿、承天门与外郭城南门明德门的都市中轴线，对应的是天上的子午线，也是每年举行王朝礼仪，以确认天子受命的神圣礼仪线。

在中轴线两侧，依次对称排列着依据阴阳五行思想而建的各种建筑。以太极殿为正中，阳的方向上建有皇太子东宫、太庙，阴的方向上建有掖庭宫、太仓、太社（社稷）等。此外，各建筑物细节的配置，基本上都对应着律令制的条文。如宫城南边皇城官厅街的配置，最重要的门下省（左省）和中书省（右省）不但在建筑位置上对称，就连各官厅的官品、人员结构都是对称设置的（《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卷九“中书省”）。比起官僚制度的功能性，其建筑秩序更重视“天子（皇帝）”这一象征核心的可视化。

图10 唐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8世纪前半期

注：1．据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园林》（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308页所载图14修改。又参考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城与东亚世界》（铃木博之等编《系列都市·建筑历史I·纪念性建筑物的成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5页所载图3-11（a）“唐长安城的宫城与皇城”；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363年的图3-2-2“唐长安太极宫平面复原示意图”；冯晓多《唐长安城北部主要池陂及其作用》（《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9-5, 2006年）44页所载“图中所标西内苑部分建筑”；北田裕行《隋唐长安城太极宫后园及其系谱——北齐与隋朝的四海》（《古代学》1，奈良女子大学古代学学术中心，2009年）30页所载图3“太极宫复原图”为基础制图。太极宫北部的复原，特别参考了北田裕行的复原图。另外参考了外村中《唐长安的西内与东内及日本的平城宫》（《佛教艺术》317号，每日新闻社，2011年）38页图14“唐长安西内、东内附近概念图”。

2．左下的比例尺表示宫城、皇城全体的规模，关于宫城、皇城的各门和建筑物的规模不太清楚。

然而，自8世纪后半期起代替太极宫成为政治舞台的大明宫，相比于隋初建造的太极宫，就没那么强调左右对称的均衡之美，以及中轴线的视觉化了（图11）。与太极宫相比，大明宫各官厅、宫殿的配置更加重视其功能性。这体现出唐朝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并表明必须要体现王权正统性的唐初体制在玄宗朝以后发生了转变，更加重视统治的功能性和实质性了（请参照本章第三节）。

图11 唐长安城大明宫：8世纪

注：以杜文玉《大明宫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所载的“唐大明宫平面示意图”为底图。又参考妹尾达彦《从太极宫到大明宫——唐长安宫城空间与都市社会的变貌》（新宫学编《近世东亚比较都城史的诸相》，东京：白帝社，2014年）37页所载的图6；何岁利著，马彪翻译《唐长安大明宫发掘的成果与课题》（《亚洲的历史与文化》15卷，2011年）35页所载的图2“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平面图”；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89页登载的“唐大明宫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所载的图1“含元殿遗址平面复原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1期）10页所载的图3“太液池遗址（2001—2002年）发掘区位置图”；王静《唐大明宫的构造形式与中央决策部门职能的变迁》（《文史》2002年第4期）；同《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2004年新16期）等论著。建筑位置不少系推测绘制。

总而言之，隋唐初期的长安，由于是非汉人血统的统治者在中国内地与边疆交界的、中国所有空间中诸部族最为混杂的关中平原上所建之都，所以才成为削弱种族性与区域性，将普遍性价值体系视觉化了的一个空间。

（三）儒教的复活与道教、佛教

隋唐初期政治宗教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儒教的复活。儒教是依据古代典籍而使政治运营正统化的一种政治哲学，为后世提供了种种王朝仪礼的先例及政务范式。从这一点上说，儒教与佛、道有着本质的不同，佛教和道教毕竟是以个人或特定社会集团为对象的宗教，政治运营正统化永远是第二义的。就是说，儒教是当时统治者可利用的最强政治理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管理之术。东汉末以来的政治混乱，使儒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丧失了权威性，而对于再度统一“中国内地”（华北及华南），需要统治广大区域的隋唐王朝，儒教是最有利用价值的政治哲学[57]。

有关儒家经典的知识，成为复活的儒教教育及新兴的科举考试之基础。考试需要公认的教科书，于是，唐王朝于公元653年编纂了《五经正义》，将分裂时期零散的儒家经典进行集成、校订，并将错综的文本解释进行了标准化，成为后世儒家经典解释的典范[58]。不过，儒教要想像东汉时期那样再次在社会中得到逐步渗透，其自身必须要迎合新出现的复杂社会，要能够满足多种人的知识、精神和社会需求。而这一切变得可能，是在新儒教思想改革萌芽的9世纪以后。儒教在社会中完全稳定，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还要更晚，是宋代以后的事了。

另一方面，因为老子（李耳）与唐皇室李氏同姓，故道教在唐代备受尊崇，被当作李氏一族提升权威的手段。不过在唐初，宗教团体的活动都必须在王朝的管理和规制之下进行，道教只是起到了在佛、儒之间平衡的作用。道教真正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是在玄宗朝（712—756）以后[59]。

相比于道教和儒教，佛教在隋唐初期政治史上的意义之一，就像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所指出的那样，佛教是隋朝与其后继者唐朝之间文化联系的手段。在新帝即位、太子诞生、皇室祭祖等活动中，佛教仪礼不可或缺；此外，皇族还经常举办诵读佛教经典、宴请僧侣精进、仪礼性供奉寺院等活动。隋唐与汉代在王权正统化方面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利用了佛教这种异国宗教。汉代的皇帝，依据的是源自周王朝的传统理念及象征；而隋唐的皇帝，为了增强其权威与效力，在依据传统观念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来自中国外部的“夷狄的宗教”——佛教[60]。

（四）王朝仪礼

对于依靠杰出骑兵部队军事力量再度统一中国的隋王朝，和从太原举兵替代了隋的唐朝来说，为了实现王朝正统性而举办的种种王朝仪礼，是其军事以外的重要补充。一般来看，近代以前的帝国，是靠神或天等超越一切的终极力量来保证其王权的正统性的，只有依靠神或天这种超越价值观的共有者，才能够实现社会统治。

这里所谓的帝国，是指以多民族和多文化为前提而创建的、拥有广阔统治空间的国家，只用于说明近代国民国家以前的国家形态。以都城为主要舞台而开展的帝国时代的王朝仪礼，其功能是将宇宙秩序对应地上秩序的理念，以表演的形式使其可视化、具象化，以期在被统治者心中根植其统治的正统性，创建其价值的核心性。

从这一点上看，中国隋唐的王朝仪礼，堪称将抽象的宇宙论（有关宇宙的生成、构造的思想）与具象的地上王权（“天子[皇帝]”的权力）相结合的最有效、最简练的手段之一。举行王朝仪礼，使天命之所在得以具象化，就是为了证明地上权力拥有者的正统性[61]。《大唐开元礼》卷一将天地、祖先的祭祀，按照重要程度分为大祀、中祀、小祀等三个等级序列。按照仪礼行为的种类来分的话，有吉礼（七十四卷）、宾礼（三卷）、军礼（十卷）、嘉礼（四十卷）、凶礼（二十卷）五种。其中，吉礼是祭祀天地间宇宙、自然诸力量及皇族祖先最重要的仪礼。按照重要程度区分大祀、中祀、小祀的，主要就是吉礼。

吉礼的种类和内容，以南郊圜丘祭祀（王朝仪礼中最重要的祭天之坛）为首，其他如长安城外四郊的五方帝（依据儒家学说，将守卫昊天上帝的五个星座神格化的产物）祭祀、日月祭祀、方丘（大地之神）祭祀、神州（也称皇地祇，特指都城周边的土地神）祭祀等郊祀；还有明堂（皇帝获得统治灵感的神圣建筑）祭祀、太社（土地与谷神）祭祀、太庙（皇族祖先）祭祀、五陵（长安北郊的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祭祀、先农（农神）祭祀、先蚕（养蚕之神）祭祀，等等。宾礼是对待外国宾客之礼；军礼是与军事相关的礼仪；嘉礼以生活中的庆祝仪礼为主，如成人仪式的元服、纳后、朝贺、明堂读命、册命等；凶礼是与凶年及殡葬有关的礼仪。

将举行上述王朝仪礼的舞台绘成图，就如图8所示。由图可知，唐长安城给人的印象，首先便是皇帝与天地诸神交感之所，它被设计成一个以南郊圜丘祭天礼为首的各种王朝仪礼的舞台。长安城内外一年四季定期举行的王朝仪礼，使之成为一个天地诸神汇聚和守护的宇宙中心。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南郊圜丘仪礼是各种仪礼的中心，因为都市规划的中轴线就是通往圜丘的仪礼线（太极殿——承天门街——朱雀门街）。

上述王朝仪礼中最为重要的仪礼，就是圜丘祭祀，它是祭祀被儒教奉为最高神灵的宇宙最高神昊天上帝的，列为大祀之首。此外，大祀诸仪礼与人民并无直接关系，从这点上看，朝贺、朝贡仪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进贡将人民与皇帝联系在一起。出于以上考虑，我接下来会仅就王朝仪礼中最重要的南郊圜丘祭天礼以及朝贡、朝贺仪礼，进行具体探讨。

（五）南郊的祭天仪礼

如图8所示，圜丘建于隋大兴城太阳门（唐明德门）外道东二里（约1千米）处，是一座四层的圆台，各层高八尺一寸（约2.4米），最底部广二十丈（直径约60米），顶部广五丈（直径约15米）（据《隋书》卷六《礼仪一》，116页）。这座隋唐时期的圜丘，现存于陕西师范大学老校区的南边，至今仍保留着四层圆台的形状。1999年3月至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唐长安圜丘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62]。最底部第一层圆台面径约54米，第二层面径约40米，第三层面径约29米，第四层面径约20米。各层高1.5米至2.3米不等。考古发掘出来的遗址，与如上文献记载大体吻合。现存于北京的明清时期的圜丘天坛，是三层结构，不同于隋唐圜丘的四层结构。但两座祭祀昊天大帝的圜丘在顶部面积以及整体规模上并无太大差别。

南郊祭天，是隋唐国家仪礼中最具规模和特色的仪礼之一，色彩浓烈并富于情节，皇族、文武百官、外国使节都会参与其中。仪礼举行之时会展示传统且极为雅致的礼器、音乐、舞蹈等，给参加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日本留学僧圆仁（794—864）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卷三“武宗开成六年正月八日”条中就记载了自己参加祭天礼时的兴奋，说“诸奇异事不可胜计”[63]。

祭天礼的程序，分为7项内容，共举办8天，具体如下：[1]斋戒（祭祀前7天起至祭祀前日，皇帝宫斋）；[2]陈设（祭祀前3天起至祭祀前日，宫人布置会场、陈列礼器）；[3]省牲器（宫人检查牺牲和礼器，以及祀日未明宰杀牺牲）；[4]銮驾出宫（祭祀前日皇帝出太极宫至行宫）；[5]奠玉帛（祀日皇帝在圜丘向昊天上帝供奉玉和绢）；[6]进熟（祀日皇帝在圜丘向昊天上帝供奉食物）；[7]銮驾回宫（皇帝返回太极宫）[64]。

前文说过，过去中国各王朝统治正统性的主要理论依据，源自殷周革命，即认为统治者承天命为受命者。从理念上讲，世界上能够接受天命的，唯有天子一人，天子在地上就是天的象征，作为皇帝统领地上世界。这种受命思想，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体系之一，发挥着使统治正统化并顺利进行的作用。历代官僚有关受命有无的论证，在思想上作为正闰说（决定哪个王朝为正统的论证）、感生帝说（土火木金水之五行对应的五个星座，即五帝座之一，与上天选定的神圣女性之间所生的孩子就是王朝之始祖的说法）、五德终始说（依据五行之运行来解释王朝更替法则的说法，是感生帝说的论据）、天谴论（天之运行以“天子[皇帝]”为媒介，对应着地上的人事，依天人相关说，认为地上的灾祸为上天之谴责）等定型下来，与举行王朝仪礼的具体形式相结合，形成了王朝初创期统治者言说的核心部分。

统治者依靠举行在儒家传统思想里只有天子才被允许主持的南郊仪礼等郊祀，和以都城为核心的种种王朝仪礼，具体地宣布着只有他才是受承天命的天子，位于地上的统治中心，与超自然的诸力量进行交流。都城长安被设计为与超越性诸神及宇宙诸力量直接相连的王权所在地，发挥着仪礼之都的功能，目的是使统治正统化。

唐代南郊祭天礼的时代特征是，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具体展现了以昊天上帝之祭天礼为顶点的王朝仪礼体系。依据史料，祭祀昊天上帝的南郊祭天被推为王朝仪礼之首，是曹魏（220—265）以后的事。汉代祭天仪礼在整个王朝仪礼中所占比重，因史料局限，不得而知，但那时最重要的王朝仪礼，是即位后的皇帝去安置祖先灵位的宗庙谒庙。郊祀成为最重要的仪礼，昊天上帝作为南郊祭祀的主神被确立为感生帝之上位，是始自唐高宗的《显庆礼》（公元658年编纂）。这意味着，政治上隋唐统一政权的树立，与其强化皇权的动作是相呼应的[65]。

（六）朝贡、朝贺

唐代王朝仪礼中，朝贡使及地方官、外国使节于冬日上京向官厅进献贡品，参加冬至和翌年元旦朝贺皇帝等，是联系都城中的皇帝与地方及外国官员的重要仪礼。一般来说，皇帝都是游离于人民的，只有进贡和力役这两项，是将皇帝与人民相连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朝贡仪礼是居住在都城的皇帝能够超越空间、阶层限制，将被统治的人民及与之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广泛纳入其帝国秩序的一种仪礼[66]。

渡边信一郎梳理了秦汉以来朝贡、朝贺仪礼的变迁，据他阐明，隋唐朝贡仪礼的体系化，是与帝国秩序的制度化脚步相适应的，而安史之乱后又随着制度本身的解体而逐步消亡了[67]。前述的南郊祭天，虽然是最重要的仪礼，但其主要是以都城内统治阶层为对象的，并没有涉及外国和其他广大地域。因此，朝贺、朝贡仪礼正好补充了南郊祭天在空间、阶层上的局限。

帝国时期的王权（帝权），自视为宇宙的中心，视都城（帝都）为价值和道德的源泉。因其正统性的依据在于神或天的超越性、普遍性，所以不存在国境的观念，而只是按照与都城距离的远近来衡量其文化的高低[68]。以朝贡、朝贺仪礼作为前提，以都城为中心的同心圆式分配结构，也是基于这种世界观。

国家征税制度租庸调制，原本也是促进天地协调的一种仪礼行为，是人民得到宇宙中心的“天子（皇帝）”所创秩序的利益而向其表示感谢的，而且是自发进贡的[69]。还有，地方选拔出来的考试合格者被称为“贡士”，这说明科举制实行之初，其功能也是作为朝贡、进贡仪礼的。贡士与其他朝贡、进贡品一样，都是地方给都城天子的一种贡献而已。王朝仪礼与财政、行政制度的相关性及历史变迁，将是今后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新的统治空间

（一）统治空间的扩大

7世纪后半叶，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时期，唐朝征服了分裂为东西两半的突厥，攻破了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拥有了最大的势力范围（图12）。由于占领了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城市，华北地区在北方游牧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波斯萨珊文化及绿洲都市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北原有的文化格局[70]。

图12 唐朝统治空间的变迁：7—9世纪

注：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32-33页、36-37页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3-4页制图。

公元630年，突厥故地间接纳入唐朝的统治领域后，归顺唐朝的突厥民众大量迁到了长安城或黄土高原一带居住。此外，据推测，波斯萨珊王朝在7世纪被伊斯兰消灭后，有相当数量的萨珊朝难民也来到了长安城[71]。如此，7世纪中叶以后，统治疆域的扩大带来的诸多文化交流，是以长安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原来居住在河中地区的粟特人，早在4—6世纪，就已作为商人和军人广泛扩散至东亚。而进入7世纪后，承担东西文化交流的粟特人在中国华北的活动更加引人注目[72]。藏史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将7—9世纪视为欧亚大陆中世前期（Early Medieval Eurasia），认为这一时期欧亚大陆上繁荣一时的西欧法兰克王国、东欧小亚细亚的拜占庭王国、中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藏（吐蕃王国）、唐王朝，是近代文化圈形成的划时代时期[73]。

如此，东亚空间的中枢在出现了隋唐王朝这个再度统一的政治统治空间后，与隋唐王朝接壤的地区也一举加强了区域性的整合，相继诞生了吐蕃、南诏、渤海、新罗（统一的新罗）、日本等政权。不过，随着9世纪以后唐王朝统治空间的缩小及其灭亡，周边这些区域都走上了各自独特文化发展的道路（请参考本章第三节）。

（二）都市网的完善

隋文帝废除了已经成为地方割据势力据点的郡，创建了将都城与州县直接连接的行政都市网，这表明隋的再度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性。这项改革，试图超越魏晋以来持续300多年的在分裂时期形成的强大割据势力，建立以都城皇帝为顶点的官僚制度。它与科举制度的渗透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中国内地”的一体化进程[74]。

大运河的开通，意味着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干线首次诞生，改变了中国的空间体系。以大运河建设为契机，隋唐时期开始加快长江三角洲的开发，六朝时期形成的江南城市之间的都市网络，首次与华北的都市网络联结在一起。同时，沿大运河自华北向江南地区移居也大规模出现，开启了真正的江南定居时代。图13显示的是7世纪至8世纪的人口南迁情况。华南人口大规模增长，始自8世纪、9世纪，8世纪以后开始正式开发江南，这为10世纪以后江南地区的飞跃性发展打下了基础。

图13 隋唐间人口南下：7—8世纪

注：据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盐税机关的位置与机能》（《史学杂志》91-2, 1982年）21页图“唐代江淮人口的增加”修改。

大运河让这些长江下游城市与华北形成了对接，以建造园林为象征的江南精致都市文化开始直接影响华北各城市。9世纪以后，华北各城市开始流行对江南都市园林的仿建。唐代后半期，随着与江南交通的逐渐紧密，古老的南朝都市文化显著渗透至华北，华北出身的许多知识阶层人士，开始对南朝以来有序形成的江南都市文化抱有一种强烈的憧憬[75]。

不过，唐以前江南地区的开发，虽然淮东（淮河下游）、江东（长江下游）、浙西、浙东的开发阶段不同，但大体都是山间盆地或扇形地区的顶部、上部三角洲（大江大河三角洲地带的扇形顶部区域，也称古三角洲）部分的开发。三角洲下游低湿地带（下部三角洲）的开发，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76]。

大运河贯穿了三角洲的南北，这促进了三角洲下部低湿地带的干燥化，农业开发的自然条件逐渐成熟。不过，江南大运河沿线的各都市，在唐代还都没有像明清时那样发展为拥有广阔腹地的核心都市，反而是发挥了其通向垦区干线的水路中继城市的功能。南北干线的大运河，在唐代建设了很多东西向延伸的支线，当初是专门用于漕运的运河，到了宋代被灵活用于农田水利的情况也很多。这使得孤立分散的江南垦区连成了一片，江南一带才开始在经济、社会方面发挥出整体功能[77]。

8世纪、9世纪的唐代后半期，朝廷与民间真正开始了江南沿海地带的盐田开发和防波堤建设，国家的财政派出机构（巡院、监、场）以扩大以往州县都市网的形式，被调派到了开发前沿（图14）。与此同时，三角洲下部的开发也逐渐大规模展开了。8世纪后半期，形成了以江南两税、盐税为主的王朝财政雏形，并被后世所继承。不过，以都城为核心的行政都市网与民间商人的全国商业网相连接，使江南之财源征税制度更加有效，却还要等到都市网络进一步紧密化的宋代以后[78]。

图14 江南的开发：8—13世纪

注：据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江淮盐税机关的位置与机能》（《史学杂志》91-2, 1982年）12页图“唐代江淮盐税机关的位置”修改。关于唐宋海塘位置，据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文史论丛》，1974年。

第三节 固有的形成：9—13世纪

8世纪的安史之乱、10世纪初唐朝的灭亡，致使其后的东亚世界势力版图发生了改变。拥有独立文字和文化的政权，在以农业区域为主的“中国内地”政权周围纷纷建立，形成了被继承至今的东亚国际关系结构的基础。“中国内地”政权周围登上历史舞台的、拥有自身相对独特文化特质的政权有：蒙古、朝鲜、日本、越南等。本节首先将指出以安史之乱为契机的东亚外交关系的变化，接着将论述唐朝统治空间缩小加速了各区域固有文化的发展。同时，唐末至宋代，在中国也诞生了现今汉民族风俗习惯的直接源头。

一、东亚外交关系的变化

安史之乱改变了东亚的国际关系。安史之乱后，东亚形成了以唐朝、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高原的回鹘三个政权为轴的鼎立局面。唐王朝不再像7世纪、8世纪时那样是东亚外交的中心，而变成了与吐蕃、回鹘并立而图存的一方势力而已。与此形势相呼应，东亚各地区加速了各自区域内的整合，到13世纪，已基本形成了本章“引言”中所述的清代中国空间结构的骨骼。

（一）独立的区域

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统治空间急剧缩减（图12）。东北部的河北，落入了地方独立型军阀（藩镇）之手；西南部有南诏和大理的政权；在游牧地区，蒙古高原的回鹘，9世纪开始主要向天山山脉方向西迁，而契丹族的辽、党项族的西夏、女真族的金，则此消彼长，相继在蒙古高原和中国西北部兴起[79]。

这一时期，与唐朝对峙的政权之间常常发生因统治区域问题而起的纷争，往往靠外交手段来解决军事上的边界线。如唐与吐蕃间的纷争之地维州的归属问题（图12）、宋与辽之间的燕云十六州归属问题（图15）、宋与西夏间的“边界”确定问题等，双方的“领土”问题层出不穷。如此一来，唐末及宋代中央官僚之中，开始拥有一种“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共识，东亚各地区的“民族”意识也都相继萌芽[80]。

在西藏，继吐蕃之后，诸部族分立状况一直持续；在朝鲜半岛，继新罗之后，10世纪高丽兴起，它一边与宋保持外交，一边逐步加强了独特的区域意识；在越南，11世纪后半期大越建国，它在东南亚世界与中国世界的中间，开始了其独特的历史进程。而7世纪后半期至10世纪中叶，日本国家的建立与变化，也是与上述唐朝从建国至外交弱化过程中东亚世界的重组动向相一致的。

图15 北宋的国际关系和盐的专卖：12世纪

注：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3年）42-43页“金、南宋时期全图（一） ”修改。

10世纪、11世纪以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敏锐的他者意识。在“中国内地”农业地区，华夷思想开始抬头；而在“中国边疆”游牧狩猎地区，则开始拥有对自身固有文化的自信，产生了与“中国内地”政权相对峙的“对抗中华”或“小中华意识”。它们以独特的外交力量和军事力量为背景，开始了与“中国内地”政权之间相对平等的国际关系。辽与北宋间达成的“澶渊之盟”（1004）即是这种形势的一个象征。

（二）佛教的中国化

拥有长期传统思想的中国，对佛教思想产生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独特表现和解释。比如，将印度佛教的抽象概念以更具体的意象来表现，将“完全”译为“圆”，将“本质”译为“眼目”或“眼睛”，将“人类的本质”译为“本来面目”等[81]。此外，按照中国式思维重新解释佛教教义的禅宗，势力逐步强大，它主张可以通过冥想及内省，去发现一切众生自有的佛性，以脱离迷妄、得到解脱。尤其是顿悟派，主张经过持续的思索后，一时便可证悟的思想。9世纪以后的新禅宗，与认为经过不断努力可以成为圣人的新儒家也有相通之处[82]。在民众层面，佛教与道教逐渐同化，比较典型的如盂兰盆会，与中国的祖先崇拜逐步一体化，成为一年中固定的活动[83]。

而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形成，9世纪以后，攻击批判佛教的传统观念逐步强化。即在文化上，认为佛教起源于外国；在政治上，认为对僧侣或寺院的免税优待属于不当；在经济上，认为寺院或佛像的建造以及佛教仪式等，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于是，9世纪中叶爆发了“会昌灭佛”，10世纪中叶后周世宗也采取了灭佛政策。从佛教所具有的普遍主义，向固有的区域主义倾斜的趋势，也曾在东亚佛教圈广泛存在。9世纪，藏系佛教遭到主张西藏传统信仰的国王打压，也是相同的表象之一。

思想层面上，新儒教的“理气二元论”（请参照本章第一节），被认为受了大乘佛教哲学“理事二元论”的影响。P．德米艾维尔（Paul Demieville）认为，中国古老的自然主义概念“理”（秩序），是基于大乘佛教论法中的普遍、绝对之“理”的概念。具有新意的“理”这一术语，变为与经验观察之事实相对立的，超越绝对原理之意味，成了新儒教的核心概念[84]。基于理与气二元性的新型二元主义在宋代以后的“中国内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东亚农业地区国家的知识阶层人士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道教也在印度佛教“天堂”“地狱”概念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式的官僚结构，建构了冥界的官僚组织[85]。

（三）中国的新型行政财政体系

如前文所述，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着因统治空间缩小而导致的王朝财政危机，以及由于中央政府统治力量弱化导致的藩镇势力抬头。为了延长政权的寿命，唐朝统治者开始着手进行根本性的行政财政改革，其所产生的新型行政财政体系，对其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9世纪以后唐朝外交上的弱化，反而成为唐朝内部推进行政财政改革的动力，结果使唐朝的集权体制在8世纪末到9世纪得以加强。

具体来说，唐初律令制所代表的以广域统治为目标的政治组织，经过安史之乱后，不得不变为一种适合高效统治有限领土的体系。安史之乱使唐失去了华北这一主要的财源地区，长江中下游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跃为中央财政的主要财源地区。唐朝统治者开始建构一个以都城为媒介，向驻扎在中国北部的庞大军队有效补给军粮的体系。

通过交通、运输制度的改革，军事冲突频发的西北边境，与作为财源的长江下游，以及政治中心长安，这三个不同的地区，开始实现功能上的连接。因此，8世纪末至9世纪初的中唐期，诞生了“边境——都城——长江下游”相连的政治经济体制，本文将其称为“边境——都城——长江下游连接体”。这一体系，在都城由唐代长安变为宋代开封、明代北京以后被继承，一直都是后期中华帝国行政财政的骨骼。

如上，本文所谓的“边境——都城——长江下游连接体”，指西北军事前线以都城为媒介而与长江下游地区（江南、江淮）相连的政治、经济组织。而这一政治、经济组织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是8世纪后半期以后长江下游作为王朝的主要财源地区登上了历史舞台。受此“边境——都城——长江下游连接体”的影响，唐长安与洛阳复都型都市结构，以及以往既存的行政财政机构本身，都发生了改变。而都城长安，在这一体系形成后，则更加显示出其作为行政财政中心的重要性。

（四）军事中枢：西北部军事前沿

3世纪、4世纪以来，由于游牧民的频繁迁移，中国大陆的国家几经兴亡，到7世纪初才由唐朝收复了广大的统治空间。然而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吐蕃和回鹘的兴起，使得军事最前沿重新退回到“中国内地”，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西边不远处，就是军事前沿（图12）。因此，向保卫都城的中国西北部军事前沿补给驻军和粮草，在9世纪时成为最紧急的政治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都城与长江下游财源地区之间加强了联系，完善了通过漕运向都城运送长江下游谷物及纳税所得物资的体制。安史之乱前曾是王朝主要财源地区的山东，安史之乱后成了藩镇割据的地方，因此王朝才有必要建立长江下游这一新的财源地区。而关中平原北边一直向西延伸的长城一线（农牧交界地带），则成为了9世纪最重要的军事前沿，经常有近20万士兵被部署在前线。

8世纪末，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也得到了整修，使其进一步加强了对华北和长江下游之间的连接作用。8世纪末，盐专卖制度以长江下游为主要对象率先得到施行。在盐专卖制度成功的基础上，又施行了夏税和秋税之“两税法”。主要由长江下游征来的税品，经大运河运到都城，朝廷以此为财源，雇佣士兵派驻前线。

到了北宋，由于西北部前线的西夏和东北部前线契丹的诞生，军事前沿向东西两边继续延展，驻扎的士兵达到了上百万。因此，“边境——都城——长江下游连接体”在北宋得到了继续加强，由“西北——长安——长江下游”之连接，变更为“西北、东北——开封——长江下游”之连接（图16），而这一庞大军粮补给体系的核心，就是都城开封的中央银行——京师榷货务。

图16 北宋开封的金融体系：11世纪

以京师榷货务为核心的北宋“边境——都城——长江下游连接体”，其具体系统如下（图16）：

首先，给西北或东北军事前线缴纳军粮的商人，需要从前线的政府机构领取军粮缴纳兑换券（现金交易）；商人回到京师开封后，开封榷货务根据其缴纳军粮的额度，交给商人长江下游或河东盐池盐专卖机构的兑盐券（盐钞、盐引）；商人可以将通用的盐钞、盐引作为有价证券出售给其他商人以换取现金，或者受政府委托成为特权商人，贩盐获利。这样的话，开封榷货务无需准备现金便可以让商人们从事军粮补给[86]。

图17显示的是唐宋河东池盐官定贩盐区（行盐区）的变迁。河东盐池曾是中国大陆地区最大的内陆盐池，与长江下游产盐区的重要地位相当。唐代的长安、洛阳都包含在这一贩盐圈内；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以及南京应天府，也都被划入了河东池盐的官定贩盐圈。因此，河东池盐的贩盐特许，与长江下游的贩盐特许一样，都让商人们获得了巨大利益[87]。

图17 唐宋河东池墉盐的流通卷：8—12世纪

注：据妹尾达彦《唐代河东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关的位置与功能》（《史林》65-6, 1982年）52-53页“唐代后半期河东池盐的流通圈”修改。

北宋时期，为了把开封纳入河东盐的贩盐圈，以扩大了东边的区域。但从开封周围位于贩盐区边界的渤海湾、山东半岛等地，流入了便宜的走私海盐，扰乱了政府的管辖。而且，开封一带属于黄泛区，无数的沼泽加剧了治安管理的恶化。北宋时期的黄河治水，对于都城的治安来说也是个重要的问题。《水浒传》故事上演的舞台水泊梁山，就位于开封的东北边，这绝非偶然。此地并不一定适合建都，而宋朝不得不定都于此，一是因为发达的水运能够确保粮食和税品运往都城；二是只有此地才能成为与北方契丹和西方党项对峙的前沿指挥所，以确保前线士兵的军粮补给。

（五）经济中枢：长江下游

8世纪至12世纪，在中国大陆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规模的人口南下与边疆开垦、商业组织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特点。这些变革也反映在税制变化上，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农业区域的国家税制，由租庸调制变为两税制，主要的征税地区也从华北平原东部变为长江下游。8世纪由府兵制变为募兵制，以及由租庸调制转变为两税法，都改变了国家财政的结构，对后世影响极大。

安史之乱刚刚结束，盐专卖法先于两税法（780）施行，公元779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有一半是靠盐专卖制度。盐税主要是由设在产盐地区的地方盐税机构（巡院、盐监、盐场）向盐商征收。9世纪前期，长江下游盐专卖机构的税收额，占到总盐税收入的七成。施行盐专卖制的8世纪末至9世纪，长江下游是人口密集、水利发达的富饶谷仓地带，也是货币经济率先发展的地区。当时主要的盐税机构都集中在长江下游，位于长江下游产盐区的地方盐税机构，同时也兼营盐的流通和批发，具备形成市场盐价的力量（参见图14）。

（六）政治中枢：长安大明宫

安史之乱后的长安，成为连接西北部军事前沿和长江下游财源地区之政治改革的主要舞台。而且，大明宫代替太极宫成为主宫殿，成为8世纪末至9世纪的唐朝政治中枢。长安城的大明宫，是象征安史之乱后中国历史新发展的历史空间，它代替以往的太极宫，成为唐朝后半期行政财政之要地，是形成中央政府意志的场所[88]。

如上节所述，隋唐初期的长安城，是为了使依靠武力再度统一中国的关陇集团，凭借宇宙之都的象征性变身为正统王权而设计的。回顾7世纪前半期唐王朝创建时的政治状况，军事、立法、司法、行政诸机构虽然都集中在长安，却远远没有发挥出中央集权体制的功能。政治、经济功能真正向首都集中，反而是在唐朝进入后半期，即对外体制弱化的9世纪前叶以后。

到了这一时期，军事上由于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使得都城产生了大量的常备军；经济上，开始形成连接江南财源地域与都城的全国性商业圈；社会方面，科举功能的发挥使都城的文化作用大大提升。而这些变化，与长安城政治中枢由太极宫移至大明宫是相辅相成的。大明宫内重要的行政财政机构都围绕着皇帝居住的紫宸殿而建，这使得以皇帝为核心的功能性政治运行成为可能。大明宫提供了与唐朝后半期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政治场所，大明宫及兴庆宫的建设，对长安城的整体格局产生了影响。

大明宫基本上是以太极宫为样板而建造的，但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使它也有着许多不同于太极宫之处。主要的区别有：内廷中行政财政机构扩增；军事防卫结构强化；南北轴高度差的存在及宫廷仪礼的世俗化；与道教相关的建筑比较突出等。大明宫的这些建筑特点，集约了8—9世纪唐朝的政治文化状况，显示了唐朝后期对集权体制的摸索、军事国家的建设、王朝仪礼的进一步戏剧化及世俗化、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的再现等。

二、“汉民族”的形成

9世纪至13世纪的社会，在生活习惯、思想宗教、财政制度等诸方面，显示出与现今中国社会的关联性，可谓是汉民族社会直接原型的形成时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诞生了现代汉民族衣食住及节庆活动等生活方式的源泉；科举开始发挥实际功能，形成了不重身份而重业绩的新型社会观念；儒教革新运动萌芽，为以后的宋学做好了准备；诞生了江南经济直接连接华北政治中心的财政体系；官僚制度也得以改善并更加注重效率。

当然，秦汉时期文化遗产的伟大，以及中国大陆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16世纪以后明清时期社会变化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想说，9世纪以后发生的上述社会变化，在生活方式总体波及面以及多样性上，要显得更为突出一些。

9世纪以后，包含江南诸城市在内的全国性都市网诞生，以此为前提而诞生的新官僚制度、科举制度以及民间商业活动等，使以往区域、阶层错综复杂的文化，慢慢出现了一定的共性。官僚、科举考生、地方知识阶层、商人等，是通过都市网络将共通规范传播到各地的主体，他们带来了大众层面的文化整合。这些人活动的城市，成为其与周边农村腹地之间人物交流及物品流通的重要据点，具有中国大陆共通文化孵化器的功能。

总之，从魏晋至隋、唐、宋，这1000年文化史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在大量迁居、入侵中原的畜牧、游牧或狩猎民与汉代以来的农耕民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中，诞生了现今生活方式的原型。这一时期产生了衣食住等新型生活方式，尤其是唐代后半期至宋代之间，形成了现今汉民族文化原型的基础，如婚丧嫁娶习俗、节庆活动，新儒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等思想及信仰，父系血缘集团即宗族及其习惯等。有了上述共通文化的人们，才开始形成“汉民族”。

（一）科举

科举制度创建于隋代，唐代后半期至北宋得以稳固。它不仅仅具有选拔人才的功能，还发挥了促进都城与地方城市连接之都市网的紧密化，以及通过都市网连接各区域文化的作用。科举制度的稳固，使拥有共同儒家经典文化价值观的官僚、文人，广泛地在中国大陆农业区域上流转，促进了持续至今的文化共同体——汉民族的形成。科举还是一种等级阶梯制度，初试由地方州县城市举办，合格者才能去往层级更高的城市考试，最终如果能在都城皇帝主持的殿试上（殿试制度形成于宋代以后）合格，就能进入官僚体系，成为政府的高官。这样的阶梯制度，明确显示了行政都市的层级，归根结底，还是发挥了其作为显示都城仪礼中心性王朝仪礼的功能[89]。

自科举制度开始稳固的唐代后期起，城市间流动的人群，除了官僚、商人外，又多了科举考生们的身影。他们往来于城市之间，传导着共通的文化价值，成为社会生活中一道新的风景。这些在城市间流动的知识分子，会在各地收集大量的口头传说或民间艺术，并将其写成文字。这些文艺作品的内容，往往会超越收集地区，拥有许多共通的意象，这也是这一时期才有的新现象。始于隋代、稳定于唐代后期、巩固于宋代的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农业区域传统社会的形成，意义重大。进入宋代后，福建的进士及第者数量大增，这点也证明：通过科举，以农业区域为主的“中国内地”空间一体化有所加强。图18显示的是自唐初期有科举进士科以来，至宋代稳固期之间进士及第者数量的变化。由图可知，唐代的年平均及第者数，大约不过才是宋代的六分之一，这反映出唐代科举制度问题较多、不断完善的状况。

图18 科举进士科合格人数的变化：7—13世纪

注：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二“选举”二至五所载“登科记总目”；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284—288页所载“历年省试及格者和授予的学衔”；佐竹靖彦《唐宋期福建的家族与社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五·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所收“从《八闽通志》有福建各州进士数统计表”制图。

不过，唐代科举自9世纪开始对中国社会的稳固意义重大。以往轻视科举的许多东汉以来的山东贵族后裔，在隋唐王朝建立后逐渐移居至长安、洛阳两京。以8世纪末9世纪初为界，这些人后来也终于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够当上政府高官。武则天统治以来，特别是开元时期（713—741）以后，新兴士族经科举开始跻身官僚阶层。而到中唐9世纪时，以往只重出身而不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的贵族们，也开始要保持科举及第的数量才能维持旧时的势力，并继续拥有其社会地位。

也就是说，9世纪的科举，比促进新兴阶级抬头更重要的意义是，它让贵族们必须要科举及第才行。从这一点上看，9世纪的科举还是不同于让广大新兴阶级及第的宋代科举。唐建国后，以地方为据点的贵族们开始移居到两京，以及贵族们经由科举变身为中央官僚，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确还处于魏晋以来门阀社会消亡前的阶段。

总之，9世纪中唐社会变化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首次由科举考试制度代替家族属性，开始成为新兴社会阶层诞生的重要因素。以家族自恃的旧贵族，变得积极应对科举，这一点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科举同年及第者之间，以及他们与考试官员之间，产生出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超越出身、身份、官位的连带意识，这一点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由科举中可以形成新的社会阶层。

前文所述的科举阶梯制度，明确了以都城为顶点的城市品级。长安在唐末，尤其成为地方考生科举及第并实现其名利目的的憧憬之地，文化磁场魅力持续增强。同时，还诞生了以科举为题材的文学，科举的威信也通过文学的力量渗透到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在诗歌领域，9世纪几乎同时诞生了歌咏及第之喜的“及第诗”和抒发落第之悲的“落第诗”。小说领域，这一时期也涉及科举考生和歌妓邂逅的题材（如《李娃传》《莺莺传》等），以及梦见科举及第后荣华一生的“科举考生之梦”题材（如《枕中记》等）。这类以科举为题材的文学，一直流行至明清时期[90]。

（二）印刷

汉人共通文化形成之际，一个尤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唐末至宋代印刷术的普及以及汉字识字阶层的扩大。欧洲近世印刷术的普及，促进了信息共享，对欧洲的文化整合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同样，唐末至宋代民间印刷业在全国城市的逐渐普及，也加速了各地区之间的文化整合。比如，印刷的儒家经典作为共同的礼教规范传播于知识阶层的家庭，这就促进了基于儒教的共通文化的形成[91]。

众所周知，中国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于唐代后半期的9世纪开始普及，经五代至宋，迎来了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不过，关于中国大陆印刷术初始的诸多问题，也的确还存在着许多不明之处。如印刷开始的年代、印刷开始的地点，以及作为工商行业的民间印刷业产生的时间、印刷技术及印刷品的内容、种类、印数、流通路径、购买阶层、与印刷相关的法规等。

一般意义上的印刷品，就是创造共享的信息，向人们传播共通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概括为以下结论：9世纪以后，印刷品的流通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整体文化圈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纵观现存9世纪至12世纪、13世纪的印刷品，形式基本都很类似，这标志着超越地域的文化共性的形成。

印刷业在近代欧洲形成中的重要性广为人知。研究普遍认为，印刷业的发展对被译成德语、法语等通俗语言的《圣经》的流传曾起过重要作用。通俗语印刷本的流行，打破了古典语言以拉丁语独霸信息的局面，促进了各区域国民国家的形成[92]。而放眼东亚全域，也有相似的发展，即作为共通语言的古典汉语，其流通性在中国大陆相对减少了。8世纪以后，以突厥文为嚆矢，“中国边疆”（游牧区域）各地开始使用自己的文字，而到了12世纪时，在“中国内地”（农业区域）印刷业发展的促进之下，相继出现了西夏语、维吾尔语、契丹语、藏语、日语的印刷品，这象征着各区域的文化整合。说得更准确点，以农业和游牧相交错的农牧交界地带为媒介，包括印刷业在内的种种工艺技术得以交流，使其在游牧区域和农业区域都得到了发展。

从中国大陆农业区域的印刷品可以看出，随着印刷的普及，摆脱古典文言、使用简单汉字的通俗文体逐步在社会中得到渗透。各区域的印刷业，也的确培育了独特的区域印刷文化。不过在农业区域，表音文字的通俗语印刷始终没有普及（比如没有诞生蜀语、闽语的印刷），以表意为主的汉文始终都是共通的文字，只是逐步平易化了。

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农业区域（“中国内地”），印刷业的发达促进了古典语言的平易化，使得人们更容易共享信息，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整合。从结果看，印刷业的功能是保证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制度继续存在。而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游牧区域（“中国边疆”）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等地，诞生了以各地区语言为主的印刷，东亚每个区域都形成了自己的印刷文化。因此可以认为，唐末至宋代，“中国内地”印刷业发展带来的汉文平易化，与“中国边疆”各种语言印刷的诞生，两者在实现区域社会整合这一点上具有相关性，是一种历史并行现象。

（三）唐宋变革论

像本文这样在论及3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社会时，必然会遇到如何看待所谓“唐宋变革论”的问题。唐宋变革论是由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来的，认为唐宋之际的变化，奠定了近代中国的原型。其后，宫崎市定（1901—1995）将这一理论进一步系统化，认为中国历史上9—12世纪末即唐末至北宋的历史现象，与欧洲史上16—18世纪绝对王政（尤其是法国）形成期的历史现象是相对应的。

也就是说，唐宋变革论认为，唐至宋时期相当于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其前后完全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由贵族制转变为君主专制；文化上，由贵族文化变为平民文化；军事、经济上，诞生了依靠募兵制设置常备军，以及保障其运行的国家财政；国际关系上，东亚诸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与之相呼应，中国也诞生了近代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的原型；思想、哲学上，诞生了被传承至今的各种宗教和思想，如新儒学、道教、中国式佛教（禅宗、净土宗）等。目前，唐宋变革论是在思考这一段中国历史时最具说服力的一个命题。

不过，比起对唐宋之际较短时间内发生的急速变化的关注，本书的重点，将放在对东汉末年混乱期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直至宋代1000年间的长期变化过程的追溯。因为我觉得，思考不同于秦汉古典国家时期的衣食住以及习俗、信仰的形成过程，将更易于解释各种历史现象。也就是说，本书认为的唐宋变革，是农牧复合型国家解体以及向近代国家转变这一欧亚大陆共同的历史构造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将唐宋变革论放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轴中去思考的话，那么唐宋之际中国大陆变化的特征是：以游牧民迁移为契机而发生的南北朝至隋唐间持续不断的文化变化，此后，多元文化向着一个方向收敛而终，那就是汉人共通文化即“汉民族”的形成。在以婚丧嫁娶思想为代表的整体生活方式上，产生了一种共性，而对这种文化的共有意识，促进了人们“汉民族”身份自觉的形成。下面以衣食住的变化为例来具体说明。

中国大陆的衣食住习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受到进入华北的游牧、畜牧民影响，之后中国大陆的农业区域才普及了衣裤上下身分开、家具用桌椅、以小麦为主食的生活方式，并一直沿袭至今。在那之前，汉代的人除军人以外大都是穿着上下身一体的衣服，直接坐在筵席或地毯上，一般以粟、稗、黍等杂谷为主食[93]。上述这些衣食住的变化，具体给人们的思维和思想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值得今后仔细玩味和探讨。在此仅以食物方面的具体变化为例，主要概括一下关中平原9世纪以后冬小麦（宿麦）栽培的普及和面食的流行问题。

先看关中平原主要谷物的变迁。8世纪、9世纪唐代后半期，主食开始由以往的粟向冬小麦转变；16世纪以后，开始广种新大陆作物玉米，于是普及了玉米、小麦二季种植，至今仍然如此。总之，8世纪、9世纪关中平原小麦种植的普及，对当时的财政运营及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代以前的主食一般是颗粒状的，由面粉加工而成的面食开始在中国大陆农业区域普及，是在3世纪魏晋时期以后。从这一点上说，冬小麦的栽培古已有之，不过冬小麦代替粟占据主食地位，还是在7世纪、8世纪以后。

关中平原冬小麦种植的普及，还得益于唐代温暖的气候。我在第一节中提到过，根据竺可桢对中国两千年间气候变化的研究，5世纪至9世纪气候急速变暖，与游牧民大举南下的3世纪至4世纪低温时期形成鲜明对照。气候变暖为冬小麦种植的普及提供了良好条件。

8世纪，在关中平原东部的谷仓地带，本来种植粟的地方，以长安为主要消费市场的小麦的种植面积开始迅速扩大，同时也出现了利用水力的“水硙”和畜力磨等，出现了大量面粉加工。王公、官员、寺院、富商等，争相进入以盈利为目的的面粉加工业，关中平原东部灌溉区域（尤其是白渠）建造了许多被称为“碾硙”的大型水力石硙，甚至造成了下游农业用水的枯竭（图46）。

8世纪中期，长安城内人口达到了70万，这促进了日常消费的增长及城内饮食业、食品多样化及加工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长安城周边农作物的商品化，使得面粉加工成为一种产生高额利润的独立行业。此外，依靠华北的技术转移，江南地区也在7世纪、8世纪普及了小麦种植[94]。当时，面粉制品（饼）容易加工成多样食物，而且味美，因而受到平民至王公多个阶层的喜爱和追捧。从那时起，面饼（馒头）成为中国华北广大地区日常不可缺少的食物。面粉的流通渠道也得以完善，小麦在产地附近就被加工成面粉，由批发商贩运到城市，再卖给小的零售店。长安城内售卖面粉制品的小店非常普及，这就是都城面食流行的具体例证[95]。

面粉加工成的食物，由于源自西亚，所以总称为“胡饼”，再根据其形态及加热方式的不同，具体称为（pilaf，抓饭的语源，当时由面粉制作而成）、油饼、烧饼、煎饼、胡饼、胡麻饼等。加热方式分为蒸、炉烤、油煎等，现今华北所能看到的饼的种类及加工制作方法，当时就几乎都有了。在以往的柴火、木炭外，使用焦炭加工食物，也是9世纪前后才开始出现的烹饪方法，现今中国菜的烹饪体系，就源自9世纪至10世纪。值得关注的是，华北、江南小麦种植的普及，与江南水稻种植形成联动，促进了税制的变化。以往华北以粟作为主要课税对象的税制（租庸调制），以冬小麦及水稻种植的普及为背景，8世纪末变为两税制，即夏税课冬小麦、秋税课稻米[96]，并基本上沿用到17世纪。

结语

本章“中华的分裂与再生”，第一节论述了汉王朝灭亡后的3世纪至5世纪，以游牧民进入华北和汉人政权移至长江下游为直接契机，东汉时期创建的以伦理及礼仪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开始失去其重要性。接着又指出，来自中国外部的佛教及游牧民文化的流入，华北政治分裂而华南建立了新政权，这促进了文化价值观多样化的形成，为其后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文化特征，为以后的中国历史所继承，即华北干燥地区的游牧、畜牧文化，与华南湿润地区的农耕园艺文化。两者在自然环境、历史环境、统治部族不同的情况下，在中国大陆上创造了两种相对照的统治空间。具体地说，在华北地区，经过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政治乱局，直至隋唐，统治阶层多是北魏以来的游牧政权，隋唐以后，以华北为据点，又相继诞生了辽、金、元、清等王朝。这些王朝的统治阶层，均拥有非汉人血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其统治空间不仅是农业地区和农牧交界地带，还包括了东北、蒙古高原等“中国边疆”游牧狩猎地区。

这些以华北为据点的诸王朝，有着欧亚大陆的文化共性，如动物纹饰的金银器、以游牧骑兵部队为核心的军事组织、城市及乡村共同的围郭式居住空间、对以佛教为代表的世界性宗教的重视、按照规划建造的方形都城（长安、北京）等。其统治方法多采取以点（城市）和线（交通干道）为基础的间接性方式。

另一边，在华南地区，流亡至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汉人政权，以温暖湿润的良好自然环境为舞台，创建了以汉人为统治阶层的、始于南朝后被唐后期、宋（特别是南宋）、明等王朝所继承的文化原型。这些南朝系王朝，拥有华南肥沃的耕地以及连接南海的海上通道，属于与东南亚和印度相连的海洋文化圈。

华南诸王朝，有着华南及东南亚的文化共性，如以漆器为代表的工艺品，以步兵和水军为主的军事组织，不需要城墙的依自然地形而建的居住空间，泛灵论的普及与道教所代表的汉人传统宗教的渗透，考虑到自然环境的非规划性都市（建业、临安）等。统治方法上，多采取与长江下游的定居和开垦同步进行的、较为直接的在面上铺开的方式。产生于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园林文化所象征的宁静唯美的审美情趣，在安史之乱后，对唐朝社会的影响很深，后来被南宋和明朝所继承。另一边，产生于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骑马所象征的流动开放的审美意识，被辽、金、元、清等朝代所继承。

当然，也不是所有文化现象都能够用上述的二元论来区分，那样做也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后来将中国一分为二的两大文化类型，的确是从3世纪至5世纪中国大陆的激烈动荡中产生出来的，这一点不可否认。3世纪至5世纪，汉人世界被迫向中原以外的地区扩大，从中诞生了南北复合型的文化，形成了后世中国大陆政治、文化空间的大致轮廓。

第二节论述的是6世纪至8世纪中国大陆实现了再度统一和空间重组，不仅中国，整个东亚都开始树立以佛教为代表的共通范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分裂之后，诞生了不问出身部族、希求共性、富于形式美的制度，尤其以长安城的建造和律令制的实施为象征。对于隋唐政权来说，基于官僚制度、汉字，儒教的古典文化遗产依旧非常巨大，面对复杂而辽阔的统治空间，需要灵活运用这些文化遗产，将中华传统与北朝的新元素相折中。

第三节论述了9世纪至13世纪，拥有普遍性制度的政治单位解体、东亚各区域诞生独立文化个体的过程。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的爆发，一举改变了东亚的外交关系，从那以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内地”开始从以游牧为主的“中国边疆”中疏离，东北部也被地方军事政权窃据。因安史之乱而彻底改变政策的唐朝，依托密集的交通网，使科举制度得以渗透，印刷业也因此兴起。唐朝的主要统治空间缩减至农业地区，这反而提高了其内部文化的共性，形成了现今汉民族生活习惯的直接源头。

同时，7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边疆”游牧狩猎地区，也相继兴起了东北的女真、蒙古的契丹、新疆的维吾尔、西藏的吐蕃等政权。他们与农业地区的“中国内地”政权之间，拥有平等的外交关系，军事上也保持独立，其中大多数都开始摸索基于本国文字的文化独立，东亚各区域开始拥有自己的“中华意识”主张。这一时期，云贵高原也相继兴起了南诏、大理，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也出现了律令制国家。

本章已经指出，10世纪至13世纪的东亚，与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各地形成拥有共同体意识的国民国家过程相似[97]。不过，东亚空间各区域，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向着各自拥有独立语言和民族意识的国民国家直线前进，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农业区域（“中国内地”）汉人居住的地方，直到20世纪初都未实现言文一致，而是一直缓慢保持着由表意文字（汉字）统领的文化。

那么“中国内地”各区域，为何没有言文一致而是方言区域国家并立呢？既保持血缘、地缘又同时拥有广域统一可能性的汉人社会，其命运是否可以归因于中国自古以来的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特征呢？还是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存在，宜于汉人意识的缓慢确立？抑或是因为蒙古族创建的元朝和满族创建的清朝实施的统治政策，使东亚各区域很难产生国民国家？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希望读者跟着我一起思考。

[1] 妹尾达彦：《城市的生活与文化》，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温、菊地英夫、佐竹靖彦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392页；收入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353页。另参看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2] 小熊英二：《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东京：新曜社，1995年。

[3] Caroline Blunden and Mark Elvin, Cultural Atlas of China, Oxford: Phaidon Press Ltd., 1983, pp.14—41。

[4] 石见清裕：《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522—526页；妹尾达彦：《农业——游牧交界地带与隋唐长安城的历史》，《中国史学》40卷，韩国中国学会，2006年，105—130页。

[5] 高谷好一：《热带三角洲的农业发展》，东京：创文社，1982年，1—6页。

[6] 木内信藏：《都市地理学研究》，东京：古今书院，1951年，171—195页。

[7] 杉山正明：《从游牧民看世界史——超越民族与国界》，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年，46—48页、55—56页。

[8] 芮沃寿著，中川努译：《隋代史》，京都：法律文化社，1982年，8页；原书：Arthur Frederick Wright, 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 D.581—61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p.9。

[9] 家岛彦一：《伊斯兰世界的建立与国际商贸——以国际商业网的变动为中心》，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59—60页。

[10] 芮沃寿著，中川努译：《隋代史》，京都：法律文化社，1982年，8—13页；原书9—13页。

[11] 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同《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弘文堂书房，1955年，原载1947年；同《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7年，3—29页。

[12] 见本田实信、越智武臣、小野山节出席，谷川道雄、富谷至主持的座谈“欧亚史的时代划分”中越智武臣的发言：《古代文化》，京都：古代学协会，1994年11月，56—57页。

[13] 高桥浩一郎、朝仓正：《气候变化改变历史》，东京：丸善株式会社，1994年，15—17页。

[14] 阪口丰：《过去8000年的气候变化与人类的历史》，《专修人文论集》51，东京：专修大学文学部，1993年，86页。

[15] W. Dansgaard, S. J. Johnsen, J. Muller, C. C. Langway Jr: One Thousand Centuries of Climate Record from Camp Century on the Greenland Ice Sheets, Science, vol.166, 1969, p. 378.

[16]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471页图二及472页图三，原载1973年。

[17] 阪口丰：《过去8000年的气候变化与人类的历史》，《专修人文论集》51，东京：专修大学文学部，1993年，89页；阪口丰：《尾濑原的自然史》，见《中公新书》928，东京：中央公论社，1989年，187—189页。

[18] Raymond S. Bradley and Philip D. Jones: Climate since A. D.150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649—665.

[19] 吉野正敏、安田喜宪：《讲座：文明与环境》第6卷《历史与气候》，东京：朝仓书店，1995年。

[20] 冈田直武：《冰河期的环境复原：CLIMAP计划》，见《科学》47，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602页。

[21] 见朱士光、王元林、呼琳贵：《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88年第1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1—11页；佐藤武敏编：《中国灾害史年表》，东京：国书刊行会，1993年；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276—371页。

[22] 原山煌：《关于蒙古游牧经济脆弱性的备忘录》，《东洋史研究》41-2，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82年，167—174页。

[23] 古贺登：《两税法成立史研究》第四章“农业技术的展开”，东京：雄山阁，2012年，189—252页。

[24] 田村实造：《中国史上的民族迁移期——五胡、北魏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创文社，1985年，88—92页。

[25] 石见清裕：《唐建国与匈奴费也头》，《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17—63页，原载1982年。

[26] 杉山正明：《从游牧民看世界史——超越民族与国界》，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7年，137—140页。

[27] 成东、钟少异编：《中国古代兵器图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63—178页。

[28] 池田温：《唐朝处遇外族官制略考》，见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271页。

[29] 宫崎市定：《中国村制的成立》，《宫崎市定全集》第7卷，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29—60页，原载1960年；同《六朝时期的华北都市》，同书，61—86页，原载1961年；同《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同书，87—115页，原载1962年。

[30] 堀敏一：《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村”》，同《中国古代的家屋与聚落》，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289—342页。

[31] 谷川道雄：《六朝时代都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以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为切入点》，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61—90页。

[32] 妹尾达彦：《城市的生活与文化》，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温、菊地英夫、佐竹靖彦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384—386页，收入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317—385页。另参看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编，马得志执笔：《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11, 596页、603页。

[3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83—235页，初版1943年。

[35] Albert Dien, “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in George Kuwayama ed, Ancient Mortuary Traditions of China, Papers on Chinese Ceramic Funeary Sculptures, Los Angel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1, pp.40—59.

[36] 朴汉济：《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首尔：一潮阁，1983年，12—24页。

[37] 谷川道雄：《增补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东京：筑摩书房，1998年，3—24页；Albert. E. Dien, “A New Look at the Xianbei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Culture”, pp.40—59；丁爱博（Albert. E. Dien）著，李梅田译：《六朝文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481—487页，原书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317—385页。

[38] 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序章《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京都：同朋社，1975年，3—42页，原载1970年。关于美学史，参看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9页。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美学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39] 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第2章“六朝时代的社会与宗教”，京都：平乐寺书店，1964年，10—26页，原载1962年；大室干雄：《园林都市：中世中国的世界像》，东京：三省堂，1984年，685—723页；Albert Dien, “Introduction”, in Albert Dien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29；曹文柱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初版2000年。

[40] 芮沃寿著，木村隆一、小林俊孝译：《中国史上的佛教》，东京：第三文明社，1980年，48页；原书Arthur Frederick Wright,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es, 1959, p.37。

[41] 许理和著，田中纯男、成濑良德、渡会显、田中文雄译：《佛教传入中国》，东京：Serika（Serica）书房，1995年，21—32页；许理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9页。原书Erik Zürcher, The Buddhism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72, pp.1—10。

[42] 小林正美：《中国的道教》，东京：创文社，1998年，5—11页。参看顾欢《夷夏论》，见《南齐书》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931—934页。

[43] Bernhard Karlgren,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Stockholm: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4, pp.1—6；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见《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251—289页，原载1963年；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19—21页；冈田英弘：《东亚大陆的民族》，见桥下万太郎编《民族的世界史·汉民族与中国社会》，东京：山川出版社，1997年，92—95页；周玟慧：《从中古音方言层重探〈切韵〉性质——〈切韵〉〈玄应音义〉〈慧琳音义〉的比较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2005年，235—242页；等等。

[44] Edwin George Pulleybrank,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4, p.3.

[45] 参照史念海：《古代的关中》，《史念海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19—47页，原载1963年；鹤间和幸：《通往秦汉帝国的途径》，东京：山川出版社，1997年；爱宕元：《唐代京兆府的户口推移》，《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97年，95—132页，原载1986年。

[46] 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变迁》，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211—212页。

[47] 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86—208页。

[48] 滨口重国：《西魏的二十四军与仪同府》，同《秦汉隋唐史研究》（上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169—250页，原载1938—1939年；气贺泽保规：《府兵制的研究》第1章“前期府兵制研究序说——其成果及论点”，京都：同朋社，1999年，26—27页，原载1992年。

[49] 菊池英夫：《府兵制度的展开》，见荒松雄等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古代史五》，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407—439页；爱宕元：《唐代府兵制的再探讨——折冲府历史地理的检讨》，《东洋史研究》56—3, 1997年，61—89页。

[50] 气贺泽保规：《府兵制的研究》第7章《唐代府兵制中府兵的地位》，京都：同朋社，1999年，267—319页，原载1995年；谷川道雄：《增补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补论《府兵制国家论》，东京：筑摩书房，1998年，361—472页。

[5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3—175页，初版1943年。

[52] 石见清裕：《唐建国与匈奴费也头》，《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85—108页。

[53] 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东洋文化》72，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2年，1—35页；妹尾达彦著，黄正建译：《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66—498页。

[54] 冢本善隆：《国分寺与隋唐佛教政策并官寺》，同《冢本善隆著作集》第6卷，京都：法藏馆，1975年，1—50页，原载1944年；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所载《长安寺院兴废一览》，京都：法藏馆，1989年，453—470页；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48—65页。

[55] Arthur Federick Wright, The Formation of Sui Ideology, 581—604, John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7, pp.93—104.

[56] 百桥明穗、中野彻：《总说——由美术工艺中看隋唐文化》，同编《世界美术史全集·东洋编·隋、唐》，东京：小学馆，1998年，9页。

[57] David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8;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76—107；芮沃寿著、中川努译：《隋代史》第五章《文化的指导权的复活》，135—174页，原书108—138页；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第三章“隋唐儒学的复兴及其政治哲学的新变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9—192页；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819—881页。

[58] David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73—83；户川芳郎、蜂屋邦夫、沟口雄三：《世界宗教史丛书·儒教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87年，179—198页；野间文史：《〈五经正义〉的研究——其成立与展开》第一章“《五经正义》的编纂”，东京：研文出版，1998年，7—38页；张宝三：《〈五经正义〉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59] 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宫制度考》，见丁煌《汉唐道教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73—156页，原载1979—1980年；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351页；巴瑞特著，曾维加译：《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济南：齐鲁书社，2012年，32—56页，原书T. H. Ba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 1996, pp.46—73。

[60] 芮沃寿著，木村隆一、小林俊孝译：《中国史上的佛教》，原书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p.70；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7—38页，原书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3—37；砺波护：《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年，397—518页。

[61] Howard J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9—36；妹尾达彦：《帝国的宇宙论——中华帝国的祭天仪礼》，水林彪、金子修一、渡边节夫编《王权的宇宙论》，东京：创文社，1998年，233—255页。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编：《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7期，29—47页。

[63] 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纪〉的研究》第3卷，东京：铃木学术财团，1967年，339页。

[64] 《大唐开元礼》卷四《吉礼·皇帝冬至圜丘》，洪氏刊本1—2页（池田温解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东京：古典研究会、汲古书院，1972年，35—36页）。

[65]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90—130页；金子修一：《古代中国和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

[66] 村上泰亮：《向着批判历史主义》，同《文明的多系史观——世界史再解释的尝试》，东京：中央公论社，1998年，237—351页，原载1979年。

[67] 渡边信一郎：《天空的玉座——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仪礼》，东京：柏书房，1996年，163—190页。

[68] 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安德森著，白石隆、白石沙耶译：《增补想象的共同体——国家主义的起源与流行》，东京：NTT出版，1997年，32—64页，原书Benedict R. Anderson, Imaginel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83, pp.9—36。

[69] 大津透：《古代的天皇制》第5章“贡纳与祭祀——租庸调的思想”，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79—111页，原载1995年。

[70] 爱德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原书Edaw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c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71]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9, pp.185—207；江上波夫：《波斯的历史与文化》，同《江上波夫文化史论集·文明的原点：东方（Orient）》，东京：山川出版社，2001年，373页，原载1972年。

[72]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一篇“胡人迁徙与聚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7—179页；同《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森安孝夫：《唐代的“胡”与佛教的世界地理》，同《东西回鹘与中央亚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376—406页，原载2007年；荒川正晴：《欧亚的交通、交易与唐帝国》第7章“唐帝国与胡汉商人”，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0年，336—384页。

[73] Christopher L.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73—182.

[74] 滨口重国：《隋的天下统一与君权的强化》，同《秦汉隋唐史研究》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760—769页，原载1942年；同著《所谓隋的乡官废止》，《秦汉隋唐史研究》下，770—786页，原载1940年。

[75] 大室干雄：《游荡都市——中世中国的神话、笑剧、风景》，东京：三省堂，1996年，473—567页；妹尾达彦：《帝都之风景 风景之帝都——建康、大兴、洛阳》，陈金华、孙英刚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23—105页。

[76] 渡边忠世、樱井由躬雄编：《中国江南的种稻文化》，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修订版），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5—59页，初版1988年。

[77] 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江淮盐税机构的位置与功能》，《史学杂志》91-2, 1982年，1—38页。

[78]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修订版），285—339页。

[79] 傅海波、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金西夏金元史（907—136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49页；原书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hc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0]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1—13.

[81] 芮沃寿著，木村隆一、小林俊孝译：《中国史上的佛教》，第90页，原书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p.77。

[82]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同《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74—519页，原载1985年；森纪子译：《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东京：平凡社，1991年，pp.88—148; Peter N. Gregory, Tsung 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95—311；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85—202页，初版1995年。

[83] 太史文著，张煜译，张总校：《〈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8—27页；原书Stephen F. Teiser, The Scripture of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y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20—30；太史文著，侯旭东译：《中国中世纪的鬼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原书Stephen F. Teiser,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84] Paul Demieville, La penetration du bouddhisme dans la tradition philosophique chinoise,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3-1, 1956, pp.19—38.

[85] 太史文著，侯旭东译：《中国中世纪的鬼节》，35—88页，原书Stephen F. Teiser,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同著《地狱、法律、人间秩序——中古中国宗教、社会与国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86] 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231—372页；幸彻：《关于北宋时期官卖法下末盐钞的现钱发行法》，《东洋史研究》36-3, 1978年，374—397页；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471—549页；岛居一康：《宋代财政构造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159—309页。

[87] 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构的位置与功能》，《史林》65-6, 1982年，35—72页。

[88] 妹尾达彦：《中唐的社会与大明宫》，松本肇、川合康三编《中唐文学的视角》，东京：创文社，1998年，337—354页；同著《从太极宫到大明宫——唐长安的宫城空间与城市社会的变貌》，新宫学编《近世东亚比较都城史的诸相》，东京：白帝社，2014年，17—59页；杜文玉：《大明宫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杨鸿勋：《大明宫》，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

[89] 妹尾达彦：《唐代的科举制度和长安的及第礼仪》，唐代文学研究会编《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239—274页；刘莹译：《唐代的科举制度和长安的及第仪礼》，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9，2013年。

[90] 妹尾达彦：《白居易与长安、洛阳》，太田次男编《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一卷《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东京：勉诚社，1993年；妹尾达彦著，宋金文译，周蕴石校：《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日本中青年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539—583页，原载1987年；同《“才子”与“佳人”——9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见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698—727页；同《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3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93—532页。

[91] 妹尾达彦：《城市的生活与文化》，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温、菊池英夫、佐竹靖彦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407页；同《唐长安的印刷文化——以S. P.12和S. P.6的分析为中心》，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文献新研究》（修订版），东京：东洋文库，2013年，427—446页。

[92] 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安德森著：《增补想象的共同体——国家主义的起源与流行》，76—90页；Imaginel Communities, pp.37—46。

[93] 曹文柱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261—293页；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原书1998年。

[94] 西嵨定生：《碾碨的彼方》，同《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部，1966年，235—278页，原载1947年。

[95] 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变迁》，史念海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8年，213—217页；同《隋唐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土地利用——以官人居住地和墓葬地的变迁为中心》，妹尾达彦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第3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5年，31—181页。

[96] 古贺登：《两税法成立史的研究》第五章“夏税、秋税的源流”，253—276页。

[97] 关于10世纪至13世纪东亚的“国民国家化”，参看宫崎市定：《亚细亚史概说》第四章“近世国民主义的潮流”，同《宫崎市定全集》18《亚洲史》，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189—250页，初版1947年的分析。

第二章
都城与王权礼仪

——根据中国历代都城复原图[98]

引言

都城是人口、交通、资讯汇集的中心地，因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城为国家权力所在地。如果没有以都城为核心的城市网，规范散居在广阔地域中的人们统一的政治权力也就无法成立。

所谓王权，是指前近代的为政者（王）和王国的政治权力及权威。与近代国家的政治权力在交通和信息传播发展的背景下，在个人层次渗透到国内城市与农村各个角落不同，一般来说，前近代的王权之权力与权威所涉及范围，几乎局限于点与线构成的、以都城为核心的城市网中。

近代国家的政治权力是由国民的支持而获得正统性，而前近代国家的王权是以与神等超自然界力量的沟通为其正统性根据这一事实相关。达到个人层次的权力，是在整个国土中出现具有共通的权利与义务之国民的近代才诞生的。而对前近代国家的王权而言，权力的正统化主要是针对统治集团而进行的。此时，叙述王与超自然界相沟通的神话与礼仪，在明确显示以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之序列的同时，也有助于树立统治集团本身的共同意识。

不过，生活于人类世界的为政者与超自然界的众神的沟通方法与形态，在整个前近代历史中不断变迁。总体而言，为政者与超自然界的关系逐步世俗化，人类世界的力量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超自然界的力量相对衰落，王权的存在方式也发生变化。国民具有主权的近代国家就是在此人类世界独立的漫长过程后才诞生的。

以下按照建都顺序，概观一下各都城的城市结构与王权礼仪之间的关联。概观整个中国历史上历代都城的城市规划之研究，有清代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校订本为《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历代宅京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以及刘敦祯、贺业巨、杨宽、叶骁军、李洁萍、傅熹年、村田治郎、Nancy. S. Steinhardt诸位的研究。

不过就论及中国王权礼仪与城市规划关系的系统性的历史研究而言，杨宽、高明士、陈戍国、胡戟、姜波诸位的研究成果已经公开问世，对研究王权礼仪史有很大的帮助，但王权礼仪与城市规划关系史的完整性研究还很少。关于王权与城市建筑结构之关系的中国史研究，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576页）可称为首屈一指的著作。杨宽以都城的建筑结构之变迁为线索，通观了从都城之起源至清代北京城数千年间中国王权的变迁。

本文根据先学研究，加上笔者本人的思考，来概观中国古代城市的大体发展趋势。由于篇幅关系，在本文中对各都城的说明仅限于最低程度[99]。

第一节 都城礼仪空间之变迁与持续性

为探讨中国都城的建筑景观与王权礼仪之关系，绘制正确的城市图是不可或缺的。可是试图复原已消亡的历代都城的考古学发掘还很有限，目前中国还没有公开大比例尺的地图。因此，目前能够绘制比较准确的历代都城的地图，仅限于公开了信息的唐长安城与明清北京城等地。历代王权礼仪之舞台，很多还不知其准确地点。

在此，笔者综合近年来的各种信息，将都城建筑结构与国家礼仪舞台之变迁做一简洁图标，制作了中国历代都城与国家礼仪之舞台（图20、图21）。图19“中国历代都城的地理位置”是将本文中提及的历代都城置于地形图中而成的。图20“中国都城变迁与人文、自然环境（1）”、图21“中国都城变迁与人文、自然环境（2）”及图22“中国统一政权都城的变迁”表示中国都城变迁的规范。参考这些图，可以把握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城市建筑结构与国家礼仪关系之梗概。

图19 中国历代都城的地理位置

中国都城变迁与人文、自然环境图（图20、图21）的绘制方法如下：

图20 中国都城变迁与人文、自然环境（1）

注：1．据妹尾达彦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第2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中国历代都城的都市计划的变迁”修订。

2．从3世纪到10世纪是中国都城中的“太极殿时代”。本图特别表示主要宫殿为“太极殿”的都城。

图21 中国都城变迁与人文、自然环境（2）

注：1．据妹尾达彦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第2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中国历代都城的都市计划的变迁”修订。

2．从3世纪到10世纪是中国都城中的“太极殿时代”。本图特别表示主要宫殿为“太极殿”的都城。

图22 中国统一政权都城的变迁

注：1．据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欧非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142-3页图24修改。

2．横轴为空间轴（东亚各国的都城），纵轴为时间轴（西历）。

1．以同一比例绘制各都城的建筑结构，从而可以一目了然。

由于目前没有可使用同一比例比较的中国历代都城之建筑结构图，比较各都城的建筑结构很不方便。希望今后能增订此图，作为比较中国历代都城时的草图。

2．标明中国历史上同一都城为不同王朝重复使用的状况。

正如图19“中国历代都城的地理位置”、图22“中国统一政权都城的变迁”、图20、图21“中国都城变迁与人文、自然环境”所示，历代都城被重复使用情况如下：

（1）长安的变迁（图20Ⓐ“长安的变迁”中[1]西汉末、新长安→[2]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初长安→[3]隋大兴→[4]唐长安）；

（2）汉魏洛阳的变迁（图20Ⓑ“洛阳的变迁[1]”中[5]东汉洛阳→[6]魏洛阳→[7]晋洛阳→[8]北魏洛阳；

（3）周、隋、唐洛阳的变迁（图20Ⓒ“洛阳的变迁[2]”中[9]东周洛邑→[10]隋洛阳→[11]唐洛阳→[12]北宋洛阳→[13]金中京）；

（4）邺的变迁（图20Ⓓ“邺的变迁”中[14]曹魏、后赵、冉魏、前燕邺→[15]东魏、北齐邺）；

（5）建康（南京）的变迁（图21Ⓔ“建康[南京]的变迁”中[16]东晋、南朝建康→[17]明应天府→[18]中华民国南京）；

（6）北京的变迁（图21Ⓘ“北京的变迁”中[22]辽南京→[23]金中都→[24]元大都→[25]明北京→[27]清北京→[27]中华民国北平→[28]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

金南京重新使用北宋开封。顺便指出，中国统一王朝的五座都城（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都被作为之后王朝的都城而重新使用过。

3．在构成都城的建筑物中，包括根据推测绘制的为政治和王权礼仪之主要舞台的宫殿、官厅、街、城门、城墙、祭祀建筑物的位置、数量、形态之变迁。图20、图21描绘的都城王权礼仪的主要舞台为：

（1）祭祀天、地的祭坛（圜丘和方丘）；

（2）祭祀天之五帝的祭坛（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坛）；

（3）太庙（宗庙）和太社（社稷）；

（4）佛教寺院；

（5）道教道观。

不过关于（1）（2）中的祭坛，通过现存的遗址和发掘能弄清位置的，仅限于隋唐长安城的圜丘和明清北京城的天坛（圜丘）、地坛（方丘）等，其余大半是根据文献记录推测的，并不准确。要弄清这一问题，还要寄希望于今后相关发掘、研究工作的进展。

（一）西汉末、新长安（成帝、哀帝、平帝：前1世纪末—8，新：8—23）——图20Ⓐ“长安的变迁”中[1][100]

通过文献与考古两个方面可以复原建筑结构与王权礼仪的舞台之都城，在目前，最古的是西汉的长安城。关于西汉与新的长安王权礼仪，西嵨定生、尾形勇、金子修一、渡边信一郎、佐藤康夫、刘庆柱、陈戍国、陈力、黄晓芬、甘怀真、姜波、目黑杏子、刘振东、刘瑞、张学锋、村本健一等人开展了研究。

前近代中国王权礼仪的基础，是在西汉末成帝（前33—前7）至新王莽（8—23在位）时期内以长安城为舞台奠定的。特别是王莽放弃了在远离都城的圣地举行传统礼仪（在关中平原西部的雍举行的帝祭祀、在长安北方的甘泉宫祭天、在山西省汾阴祭地等），而主张天与地之众神应在都城祭祀。因此如图20Ⓐ“西汉末、新长安”所示，在都城长安，基于儒教的古典解释，设置了祭天的南郊圜丘与祭地的北郊方丘、祭五帝的祭坛、宗庙（王莽九庙）与社稷（新的社稷）、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等，完备了礼仪方法（祭神、祭祀日程、祭祀形式、供牲的种类和数量）。

王莽构建的王权理论之划时代性在于，阐述了只要是基于儒教经典举行王权礼仪的地方，无论何处皆为神圣的都城。王莽放弃了在惯常的圣地举行祭祀，而是根据儒教经典的解释，将前王朝的都城改造为圣都，试图创造新的王位继承方式。

王莽构建的王位继承法被称为“禅让”，即失德的前王朝最后一代天子向成为下一王朝初代天子的有德者转让王位的继承法。禅让，如上所述，其理论根据在于，为王朝的德之交替奠定了法则的五德终始说，以及基于此说的为政者更改姓氏的易姓革命论。

通过根据儒教经典定期举行祭祀天地众神的都城郊祀、感天而出生的祖先之宗庙祭祀等，使以禅让方式继承王位戏剧性地可视化。如图20Ⓐ“长安的变迁”中[1]“西汉末、新长安”所示，从西汉到新王莽执政期，在都城不断建造雄伟的礼仪场所，王权之力量得以深入浸透到出席王权礼仪并耳闻目睹之过程的统治阶层心中。

前所未有的井然有序的王权理论，与诉诸统治者阶层情感的王权礼仪由此诞生。王莽政权本身很短暂，但王莽营造的王权形式为后代所继承。取代新朝的东汉王朝与东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对应于时代局势修订了细微环节，但基本上继承了王莽构建的王权理论与王权礼仪，以此维护各王朝的正统性。

（二）东汉洛阳（25—220）——图20Ⓑ“洛阳的变迁（1）”中[5][101]

东汉不是在长安，而是在洛阳（雒阳）建都，参考王莽在长安创建的王权礼仪之舞台，完备了都城的礼仪空间，诞生了杨宽所说的“坐北朝南”的都城。在东汉洛阳，与西汉、新长安同样，可以见到从城内的宫殿（南宫）经过南城墙的城门（平城门），延伸到以城南的南郊（圜丘）为核心的祭祀建筑的礼仪轴线。从城内通往宫殿行进朝会的道路也形成一条从南门进入，延伸向北方的南北轴向的礼仪轴。

在城内的南北轴明确化的同时，还在宫城南面确立了在东西（左右）设宗庙与社稷的左祖右社制度。城外的南北郊坛和五帝的祭坛位置也由各自距离阴阳对应的城门之里数（南郊7里、北郊4里等）而决定。王权礼仪中，南郊、北郊、明堂、高庙（祭祀西汉高祖刘邦之灵的宗庙）、世祖庙（祭祀东汉光武帝刘秀之灵的宗庙）被视为最重要的礼仪，以此确立了基于儒教的王权礼仪。

（三）魏、晋洛阳（220—316）——图20Ⓑ“洛阳的变迁（1）”中[6][7][102]

曹魏、西晋的洛阳继承了图20Ⓑ[5]“东汉洛阳”，加固了外城西北部城墙，将东汉洛阳的北宫、南宫两宫城统一至中央北部。在郊外祭坛，新建了东郊的朝日（日坛）与西郊的夕月（月坛）。

在城内，魏的第二代皇帝明帝（227—239）于公元235年在宫城内建了太极殿，公元237年在城南的委粟山新筑了圜丘，连接太极殿与南郊的礼仪南北轴线更加明确起来。王权礼仪按照新制定的景初历举行，以此树立了王权礼仪的空间与时间范式。

（四）东晋、南朝建康（317—589）——图21Ⓔ“建康的变迁”中[16][103]

关于六朝都城建康复原的研究有丰富的历史，但意见分歧不少，尚无定论。图21Ⓔ[16]“东晋、南朝建康”，主要根据朱偰、中村圭尔、贺云翱、郭黎安、姜波、胡阿祥、张学锋等人的复原图制图。此图仅是一幅推测图，将来要制作准确的图。

从中原逃到江南的晋的宗室，奠都建康，建立了东晋逃亡政权，以西晋洛阳为模式建立了王权礼仪的舞台。东晋建立的次年（318），建了宗庙、社稷和南郊的圜丘，宣扬自身为继承中国文化正统的王权。建康是东晋、刘宋、齐、梁、陈各王朝延续使用的都城，以期超过公元270年建造的都城。

关于东晋、南朝建康的王权礼仪，有冢本善隆、刘淑芬、中村圭尔、小林聪、姜波、郭黎安、卢海鸣、张学锋等人的研究。南朝建康王权礼仪之特点在于，为与华北的游牧政权相对抗，强调了作为汉魏王权礼仪之继承者的一面。并且，在南朝的建康与北朝的平城、洛阳，儒教、佛教、道教三教竞相与王权结合。该时期诞生的基于儒佛道三教的王权礼仪，使西汉末、新、东汉建立的基于儒教的王权礼仪变貌，构成后代王权礼仪之雏形。

到了梁（502—557），如图21Ⓔ[16]“东晋、南朝建康”所示，完备了宗庙、社稷、南北郊、明堂、五帝、雩祀坛、籍田等。同时，在梁代，号称“菩萨天子”的武帝（502—549），广泛吸收佛教王权礼仪，在建康的寺庙中常常举行无遮会和佛舍利奉纳、舍身，据说在城内外建了多达700个寺院。南朝的建康成为与平城、洛阳并列的佛教都城。

作为都城长达3个世纪的建康，由知识分子发现的、从自然界孕育出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细腻且优美的都城庭园文化，对华北诸都城庭园之营造产生了强烈影响。建康的皇室庭园和贵族庭园对华北都城的影响，可从隋唐长安、洛阳至北宋洛阳、开封，以及明清北京的都城结构中不断见到。

（五）曹魏、后赵、冉魏、前燕邺（北城）（220—370）——图20Ⓓ“邺的变迁”中[14][104]

曹魏邺（北城）是东汉末（204）作为魏王曹操的据点而建筑的，魏王朝建立后将洛阳定为都城，成为魏的五都之一。其后也为五胡十六国的冉魏（350—352）、前燕（353—370）的都城。

曹魏邺的特点在于，它是一座在中国都城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严整的十字格状区划的都城。连接北部宫城、官厅街与南部外郭城的南门（中阳门）的南北线，构成城市规划的城市轴线，中央官厅似乎也左右对称设置。该城市轴线被东魏、北齐邺（南城）沿用为城市轴线。

（六）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初长安（4世纪初—582）——图20Ⓐ“长安的变迁”中[2][105]

五胡十六国北朝奠都于长安的政权，原样继承了西汉长安城的城郭。最近，如图20Ⓐ“长安的变迁”中[2]“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初的长安”所示，弄清了在汉代长安城的东北部区划中，存在五胡十六国北朝的宫城。不过，关于王权礼仪的舞台及其内容还不太清楚[106]。

（七）北魏平城（398—493）——图21Ⓕ[19]“平城”[107]

北魏平城复原研究也有丰富的历史，但跟六朝都城建康的复原研究一样分歧较大，还没有定论。前田正名、服部克彦、要子瑾、佐川英治、朴汉济、姜波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因还没有北魏平城的全面考古发掘，之前的复原图都是推测图。根据最新的研究状况，殷宪发表了《北魏平城考述》，详细分析了北魏平城城市构造，提出了北魏平城示意图。图21Ⓕ[19]“北魏平城”也是一幅推测示意图，将来要制作准确的图。

平城的特点在于，儒释道三教与作为征服者的鲜卑族统治者阶层的传统并存，构成都城景观及王权礼仪之舞台。北魏新引进的外来宗教（佛教），与对抗佛教的中国传统儒教、道教的宗教建筑出现在同一都城的景观中，这一点与同时期的南朝建康类似。

不过，平城与建康相异之处是，鲜卑族的统治者们一贯保持东北亚的萨满教传统。作为最具象征性的事例，在平城不进行基于儒教的中国传统的南郊祭天礼仪，而持续进行鲜卑族敬仰的在西方方位的祭天礼仪。在都城西郊举行的祭天礼仪，一直延续到5世纪末都城迁至洛阳为止。

在平城，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都城中佛教寺院林立之景观。据说城内存在100座寺院。关于平城与佛教的关系，有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宿白、康乐、殷宪、石松日奈子等人的研究。特别是石松日奈子将平城北方的永固陵、方山石窟及西面的云冈石窟之变迁，与平城城内的佛教势力兴衰结合起来论述，厘清了佛教城市平城的具体形制。

而北魏的为政者同样重视道教，道教成为国家性宗教。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424—452）听取了道教方面的意见，于公元446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废佛。正如图21Ⓕ[19]“北魏平城”所示，不仅在平城城内，在南郊与东郊也分别建筑了大规模道教建筑，成为王权礼仪之舞台。

这样，在平城的王权礼仪，具有鲜卑族的萨满教与外来的佛教、中国传统的道教及儒教兼容并蓄，具有前所未有的复合性、国际性形式。平城是集5世纪至6世纪中国大陆动荡于一身的都城。在考虑中国的都城与王权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平城的经验在其后的辽、金、元、清等非汉族政权的都城中被反复应用。

（八）北魏洛阳（493—534）——图20Ⓑ“洛阳的变迁（1）”中[8][108]

由于北魏洛阳具有中国的传统性都城文化，是与非汉族的鲜卑族开创的自平城以来的独特都城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场所，因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关于北魏洛阳的研究，森鹿三、杨联陞、何炳棣、周祖谟、范祥雍、William. C. White、服部克彦、孟凡人、朴汉济、张剑、段鹏琦、刘庆柱、佐川英治、松下宪一、角山典幸等人积累了众多卓有成效的研究。

从平城迁都到洛阳的北魏第六代皇帝孝文帝（471—499），以东汉以来的洛阳城为内城，新建了外郭城，将从长达100年的平城时代中孕育出的北魏独特的复合性都城文化移植到了洛阳。

孝文帝在洛阳实行的否定鲜卑习俗、接受中原文化和振兴佛教等政策，或许是出于以下必要性，即要将北魏建成不仅包括华北，而且包括中国整个领土的统一王朝，则必须不拘泥于鲜卑固有的传统，而试图以更加普遍性的文化为核心来整合社会。洛阳正是达到此目的的最重要舞台。正如佐川英治论述的那样，明确都城南北轴线的洛阳都城改造具体体现了孝文帝的政权构想。

北魏于洛阳奠都时期仅约40年，不足半个世纪，非常短暂。可是在洛阳，在东汉以来的中国传统都城建筑中，绽放出自平城以来的儒释道三教并存的都城文化并盛极一时，这在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有详尽描写。在平城开展的国际性文化活动，因在洛阳遇到了中原文化传统，从而更加精练。洛阳为中国都城史开辟了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九）东魏、北齐邺（南城）（东魏：534—550、北齐：550—577）——图20Ⓓ“邺的变迁”中[15][109]

因北魏分裂及迁都而形成的东魏、北齐邺，是在曹魏以来的邺北城的南边，以北魏洛阳城为模型附设南城而建造的。不过，东魏、北齐的军事据点置于晋阳（太原），邺起到了肩负王朝正统性的文化据点之功能。

如图20Ⓓ[15]“东魏、北齐邺（南城）”所示，邺南城是连着北城的南城墙，在南侧建造的，邺北城的都城中轴线原封不动地向南延伸使用。新建的南城部分构成都城的核心，曹魏以来的北城仍被使用。

这种新都城包旧都城于其中的城市规划，正如盐泽裕仁指出的那样，可认为对将西汉长安城包在禁苑中的隋唐长安城及与东周洛阳城东邻的隋唐洛阳城的城市结构产生了影响。新王朝将前王朝的都城包在其中，在将东晋、南朝的建康置于城内的明应天府（南京）、将金中都附设在西南部的元大都中也可见到。今后，有必要对新都城中旧都城的功能与意义做系统的分析。

（十）隋大兴、唐长安（隋大兴：583—618、唐长安：618—904）——图20Ⓐ“长安的变迁”中[3][4][110]

重新统一中国的隋文帝（581—604）于公元583年新建新都大兴城。关于隋大兴与唐长安（合称隋唐长安城）的王权礼仪，金子修一、尾形勇、池田温、高明士、H. J. Wechsler、甘怀真、松浦千春、渡边信一郎、任爽、章群、熊存瑞、吴丽娱、雷闻、安家瑶、辛德勇、石见清裕、江川式部、穴泽彰子等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特别是近年来发掘了南郊的圜丘，弄清了其结构全貌，这对隋唐王权礼仪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安家瑶、姜波、熊存瑞、渡边信一郎等人开始对圜丘结构进行详细分析。

6世纪末至10世纪初，成为都城的隋唐长安，在融合此前都城与王权礼仪潮流的同时，还起到了为10世纪以后的潮流奠定方向的作用。4世纪、5世纪以来的中国之分裂，通过以长安为核心的新城市网的建设再次统一起来，汉代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化与以鲜卑族为首的游牧民族带来的游牧、牧畜文化，以及从波斯传来的欧亚大陆纯熟的文化等，以长安为中心融合起来。正如H. J. Wechsler论述的那样，长安正是中国历史上开拓新世界的主要舞台。

隋唐长安城正如图8“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所示，从主要宫殿经过南城墙的城门，到南郊祭坛，其类似东汉洛阳以来以南北礼仪线为城市规划中轴线的，基于严整的设计思想而新建的都城。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左右对称分布，如此明确强调南北礼仪轴的都城首次出现。在该城市规划中，不断开展以最重要的礼仪——南郊祭天为首的各种王权礼仪。

相对于儒教与佛教的王权理论，道教的王权理论受到佛教与儒教之影响，在5世纪以后开始理论的系统化。在5世纪，产生了通过施行受太上老君（老子）之命的道教礼仪来强调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这一想法。7世纪初建国的唐朝王室李氏，追认老子（李耳）为远祖，由此认为皇帝继承了与老子一体化的元始天尊之血统，在神仙界可以具有永恒的生命。

在8世纪，主张道教的最高神元始天尊，荫护世俗的君主与国家，君主死后也在神仙界得以保证其帝王地位之说，对皇帝产生了强烈影响。唐玄宗（712—756）在位的后半期，倾向于重视道教，在长安的大明宫前建祭祀太上老君的太清宫，同样重视祭祀王室祖先的太庙与太清宫，将道教礼仪组合融入以往的儒教王权礼仪中。

随着长安都城结构之变貌，进入9世纪后，重要的国事活动、基于儒佛道三教而进行的祭祀、有关科举与人事的活动、民间的岁时节日等，被编入王权礼仪的祭历中。

例如，公元836年八月至公元842年十月在长安游学的圆仁，于公元841年正月八日和公元845年正月三日两次遇到了南郊的祭天礼仪。据圆仁的见闻，南郊的祭天礼仪为：从大明宫宫殿出发→于祭祀老子的太清宫朝献→在皇城内的太庙朝享→南郊祭祀→返回大明宫并在丹凤门大赦、改元→在城内寺院向城内居民进行俗讲、在道观讲教等一系列活动（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三年、会昌四年条）。

南郊祭天原是儒教的最重要礼仪，但在9世纪，儒佛道三教融合为大规模的节祭。王权礼仪成为从皇帝到官人、僧侣、道士、军人、庶民等城内各种阶层、身份、职业者参加的包括儒释道三教的礼仪。再加上皇帝的丧葬与即位、皇族的婚姻、祝捷等不定期的礼仪，构成了王权礼仪的整体。这种由多种阶层聚集、开展的庆贺与祭祀性王权礼仪，被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北京城所继承。

（十一）隋、唐、周洛阳（隋：605—618、唐：619—690、705—907、武周：690—705）——图20Ⓒ“洛阳的变迁（2）”中[10][11][111]

因建造隋洛阳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与大运河直接相连的城市结构。隋洛阳以后的都城都建在与大运河直接连接之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水路都城的开始。该都城结构是在欧亚大陆的交通干线，从内陆的陆路转变为沿海的海路过程中形成的。可认为社会经济的变动也促进了王权本质的变化。

洛阳在武则天建立周王朝时（690—705）迎来了繁荣之顶点。武则天将洛阳城称为“神都”，事实上升为都城（684—705）。武则天尝试将其政权正统化，在改造洛阳、建立基于佛教的神都的各项事业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弥勒转世的佛教逻辑，与充满佛教色彩的都城洛阳本身之存在，戏剧式地增强了武则天政权的正统性。作为长安主要宫殿的太极殿正如图8“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所示意，为基于父系的儒教政治哲学之视觉性表征，因此作为女性的武则天在长安的太极殿难以掌控政治，这一点也许是武则天定都洛阳的理由之一。

（十二）北宋开封（960—1127）——图21Ⓖ[20]“开封”[112]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动荡而形成的宋代王权礼仪之特征，是在社会的世俗化与回归传统文化的局势下，儒教与道教重振势力而刷新了王权礼仪。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998—1022）模仿唐皇室的太上老君崇拜，在民间将道教信仰中的最高神玉皇大帝作为宋朝的皇室圣祖来膜拜，在都城开封仿唐太清宫，建祭祀圣祖的景灵宫，使圣祖之神格等同于儒教的最高神昊天上帝。同时，真宗开始将道教玉皇大帝作为祭神的新祭天礼仪（恭谢天地），使玉皇大帝等同于儒教的昊天上帝来祭祀。北宋末的徽宗（1101—1125）也宣扬自己是道教天界主宰者的现世化身，受到了道教王权理论的强烈影响。关于开封的王权礼仪，有梅原郁、伊原弘、山内弘一、小岛毅、松元浩一、吴丽娱、P. B. Ebley、金子由香等人的研究，为今后研究奠定了基础。

到了北宋，中国大陆被包围在连接欧亚大陆海陆的商业城市网中，社会的商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起来，居于大运河要冲的开封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城市。结果在开封，诞生于9世纪长安的王权世俗化现象进一步发展，包括庶民与皇帝的王权礼仪的狂欢节日色彩更加浓郁。记录了北宋开封之繁荣的《东京梦华录》中，详述了以南郊祭天礼仪为首的庆祝与祭祀化的王权礼仪。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也进一步发展，开封的王权礼仪通过适应社会的世俗化得以存续。人类世界相对于超自然界的力量增强，创造出作为天的上一层次概念的“理”，基于唐代以前五德终始说的神秘性王权理论遭到了批判。王权理论被重组为更加合理的统治理论。

唐宋间的王权逻辑之变化，可以说是为了适应社会世俗化带来的王权危机。唐宋间的都城之城市结构，从具有井然有序的城市规划的陆路都城长安，转型为作为商业城市的水路都城开封，这显著地象征着变貌的王权与礼仪之间的关系。

（十三）南宋临安（1138—1276）——图21Ⓗ[21]“临安”[113]

关于南宋临安的都城与王权礼仪，有Gernet J.、梅原郁、斯波义信、高桥弘臣等人的研究。失去开封而南渡的北宋经验，为失去洛阳而南渡建康的西晋经验之反复，临安也具有了与东晋、南朝的建康类似的都城与王权的结构。

南宋初，比起临安更应建都于建康的呼声很高，实际上也进行了建都建康的准备工作。最终选择临安为都城，是出于当时政治局势、交通、军事上的便利。在此政治局势下，南宋临安的王权礼仪与南朝相同，是相对于华北的游牧政权的中国正统王权之象征。

根据高桥弘臣的研究，在临安建都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太庙等王权礼仪舞台的建设，是在与敌对的金确立了和议后，为了压制对金主战派，表示与金媾和之决心而进行的。

在夹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南边拥有凤凰山的狭窄地形上，将宫殿置于南方，礼仪轴线（御街）向北延伸，这独一无二的临安都城结构或许显示它不过是临时的都城（行宫）而已。

可是，由于具有这一超出常规的都城外形，临安的王权礼仪创造出不拘于特定空间的普遍性形式。力图创造超越皇帝本身的王权正统性的朱子王权理论，或许脱离南宋临安这一时空是无法诞生的。

圜丘置于宫城的南端，但在南郊圜丘举行的祭天礼仪之路线，从宫城北上，通过外郭城的北门，变为南下。这充分说明了临安的特异性。南宋的王权礼仪核心置于城内明堂之祭祀，也受到了该特异的都市结构之影响。

在记录了临安繁荣的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录着科举考试为都城的岁时节日之一。可知始于9世纪长安的科举被引进王权礼仪中，经北宋至南宋，规模更大，形成了包括城内外居民的节庆活动。

（十四）元大都（1267—1368）——图21Ⓘ“北京的变迁”中[24][114]

关于元大都与王权礼仪之关联，有陈高华、爱宕松男、池内功、杉山正明、石桥丑雄、渡边健哉等人的研究。如图21Ⓘ“北京的变迁”中[24]“元大都”所示，元大都与隋唐长安同样具有完全方形的城郭结构。大都是连接辽南京、金中都的东北部，作为蒙古族游牧政权的首都而建造的。

在辽南京，没有举行中国传统的南郊祭天，在金中都，虽然只有数回，但却实施了。金在南京建了南郊坛、北郊坛、朝日坛、夕月坛之四郊坛，效仿唐宋制度举行祭祀。元也参考了唐宋金的制度，建了四郊坛。大德六年（1302），在南郊坛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帝（《元史》七十二《郊祀》）。不过据说没有建造祭祀五方帝的祭坛。

鲜卑族建筑的北魏平城与蒙古族的元大都，都具有游牧民征服王朝营建都城建筑这一类似的历史背景，以及都城结构、王权礼仪都具有相当类似的形式。元大都与平城同样，成为作为征服者的蒙古族统治者阶层的独有传统与儒释道三教并存的都市景观与王权礼仪之舞台。

（十五）明应天府（南京）（1368—1645）——图21Ⓔ“建康的变迁”中[17][115]

关于明应天府（南京），有新宫学等人的研究。明应天府的王权礼仪发生的重要变化是，作为统一中国大陆的王朝，首次废除了基于五德终始说的都城郊外的五帝祭祀。

在辽、金与元的都城，大约也没有在都城郊外专用的祭坛上进行五帝祭祀（参考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三十二《五帝》）。如上所述，元在南郊举行礼仪之际，合祭了五帝。明太祖洪武帝（1368—1398）完全停止了五帝祭祀，并将祭天礼仪统一在祭祀昊天上帝的南郊圜丘举行。并且，在宫城东南新建合祭天地的大祀殿。

清王朝也没有举行五帝祭祀。至此，自西汉起长达1000多年的基于五德终始说的五帝祭祀完全消亡。其原因是试图建构不依据超自然的新王权理论的宋代汉族知识分子，对基于谶纬说的神秘的五德终始说与五帝祭祀进行了批判。明代的五帝祭祀之废止，受到了宋代产生的朱子学王权理论的影响。

（十六）明北京（1403—1644）——图21Ⓘ“北京的变迁”中[25][116]

明朝第三代皇帝永乐帝（1402—1424）于公元1406年从应天府向北京迁都。关于明北京的王权礼仪，有石桥丑雄、T. C. Fisher、J. Meyer、小岛毅、新宫学等人的研究。可以认为向北京迁都后，王权礼仪基本上按照明南京的方式进行。可是，到了第十二代皇帝嘉靖帝（1522—1566在位）统治时期，举行了大规模的礼仪改革。

嘉靖帝时期不举行天地合祭，而是采用了冬至在南郊祭天、夏至在北郊祭地的分祭方式，并建造了朝日坛与夕月坛；恢复了籍田；在太庙外建造了其生父的世庙；改变了郊祀与社稷的配侑帝。这一系列礼仪改革的背景是，由旁系继承皇位的嘉靖帝，为了宣扬其正统性及对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紧张的适应。嘉靖帝改革的王权礼仪基本上被清朝承袭。

（十七）清北京（1644—1911）——图21Ⓘ“北京的变迁”中[26][117]

关于清北京的王权礼仪，有石桥丑雄、石滨裕美子、平野聪、Susan Naquin、S. Rawski Evelyn、J. Meyer等人的研究。清北京在为满族征服王朝之都城这一点上，与鲜卑族的平城和蒙古族的大都类似，成为作为征服者的满族统治阶层独自传统与儒释道三教并存的舞台。

如上所述，清朝面对西藏佛教世界，以佛教的转轮圣王相应；面对汉人，则以作为接受儒教天命的君主相应；面对满人，则以作为满族信仰萨满教的祭祀相应。在北京，除了明朝以来的传统祭坛外，还在宫城坤宁宫和堂子中举行满族独特的萨满教祭天礼仪。在城内外，佛教寺院、道观与王权密切结合，开展活动。

相对于儒教的王权理论，佛教的王权理论主张世俗的为政者不应该通过武力，而应靠施行基于佛法的政治成为佛法王（转轮圣王），成为地上的理想统治者。由僧侣集团向王提倡的该想法，能与统治阶层通过佛教来的镇护国家思想相结合，从5世纪的北朝和6世纪初的南朝起，直到17世纪建国的清朝，具有强大的持续影响力。

主张世俗的君主通过弘扬佛法成为理想统治者的佛教王权理论，是将与天的沟通作为政权正统性依据的儒教王权理论的最大论敌。可是在现实政治中，佛教与儒教的王权理论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十八）中华民国北平（1912—1928）——图21Ⓘ“北京的变迁”中[27][118]

祭天礼仪作为前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王权礼仪，在开始摸索形成国民国家的中华民国时期呈现了巨大的面貌改观，最终被废除。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1859—1916）模仿历代皇帝，于公元1912年在南郊天坛举行了祭天礼仪。1915年恢复帝制，登基为皇帝。

此时的祭天礼仪改变了以往只允许皇帝及统治阶层直接参加的祭天礼仪形式，发出政府公报，呼吁各家庭设祭坛，全体国民与袁世凯于同时举行祭天礼仪。形成了需求国民支持的近代国家的政治要求，与追求天的支持的前近代中国的为政者之要求互相混淆，是种奇妙的国家礼仪。

此后，成为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1906—1967）于公元1934年即位时，在当时的首都新京（长春）郊外圜丘举行了祭天，此为最后一次祭天礼仪。

王权礼仪的空间，以地坛变为公园为代表，逐步成为国民的公共空间，作为公园和博物馆被利用。并且，中华民国的首都于公元1927年迁至南京，在南京开始了中国首次作为近代国家首都的有计划性的建设。

（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1949—）——图21Ⓘ“北京的变迁”中[28][119]

现在北京旧城内的城市景观之骨骼，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作为纪念建国10周年的事业，改造而成的。

该时期，进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建筑、天安门广场之扩建以及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现在的国家博物馆）之建筑，诞生了作为国民广场的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正是中国的国民广场，与其他近代国家的国民广场相同，成为了各种国家礼仪的舞台。

第二节 都城的建筑结构与王权礼仪的模式

如上概观图20、图21的历代都城，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国大陆都城景观的框架，自西汉末的长安城，乃至东汉洛阳城以后，直到明清北京城，具有近2000年的持续性。

即，存在由城壁包围的宫城与外郭城、与宫城邻接的官厅街、从宫殿穿过官厅街延伸向南方城外的王权礼仪轴线、设在都城宫城前的太庙（宗庙）和社稷（大社）、在宫城城外（郊）举行祭天的祭坛等。由于这些建筑是前近代王权存在中不可或缺的，所以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不过，具有《周礼·考工记》中所描写的方形城市规划，连接宫殿与外郭城南城墙城门的南北轴线构成城市规划轴线的都城，仅有隋唐长安与元大都。其他都城的外郭城都是不规则的，其形状也多种多样。

并且，在不规则的都城中，连接宫殿与南郊的南北轴与子午线对应之例，仅限于西汉长安和东汉、魏晋、北魏洛阳以及明清北京。东晋与南朝的建康、北朝的邺、明的应天府（南京）、隋唐的洛阳、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受到河流流向和丘陵等自然地形的影响，南北轴偏离子午线。不过，城内的区划基本上为格子状的街道划分法，这可以说是西汉长安以来一贯的特征。该事实说明，中国都城并不一定拘泥于方形城郭，而是力求根据自然地形、功能建筑外郭城。这大约是为了都城军事、交通上的便利。

作为都城，必须有王权礼仪这一软件方面的框架，连接宫城、城门与城内外礼仪舞台的礼仪线不可或缺。城外的祭坛由离都城城门的距离决定位置。在南郊的祭天礼仪构成了决定都城特色的王权礼仪之核心。

并且，同一都城被不同王朝反复使用，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点。可以认为，新王权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需要古都城。这种情况下，有新王朝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继承以前都城之城郭结构者（如图19所示，汉与五胡十六国北朝的长安、东汉与魏晋的洛阳、从元大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有新都城建造于旧都近邻或将旧都城组合为新都之一部分者（隋唐长安、南朝建康与明南京、中华民国南京、金中都与元大都）。到了近代，交通、信息、经济、军事越来越向都城集中，都城的地理位置固定，迁都变得困难。

如上所述，在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中，未以这两种方式再利用的旧都城只有北宋的开封，因为没有再出现建都于开封的统一王朝。这体现了开封作为过渡期之都城的特征。

接下来，列举都城景观阶段性变化之特征如下：

1．5世纪的东晋洛阳、北魏平城及南朝建康以后，随着佛教的浸透与道教的形成，特别是北魏平城以后，佛教寺院与道教的道观、道坛等构成了都城的重要景观。

2．7世纪初的隋洛阳城以后，与大运河直接连接的水路成为都城不可或缺的因素，开始了都城的大运河时代。

3．8世纪以后，儒释道三教各自的建筑物在都城并存，开始一体化。

4．10世纪的北宋开封以后，以墙壁来分割居住地区（坊）的制度（坊墙制）崩溃，都城景观变化为国家礼仪并带来影响。

5．17世纪的明代以后，五帝（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祭祀消失，祭祀天帝的祭坛仅为昊天上帝。

6．中华民国首都北平及南京以后，以往的王权礼仪之舞台变为公园等公共空间，国民广场重新作为国家礼仪之舞台出现。

概观中国历史，使都城的礼仪空间发生根本性变化者，当然是以中华民国之诞生为契机开始的近代国家的首都建设之后。正如图21Ⓘ“北京的变迁”中从[26]“清北京”到[27]“中华民国北平”的变化，及图21Ⓔ“建康的变迁”中从[17]“明应天府（南京）”到[18]“中华民国南京”所示，在近代国家的首都建设过程中，前近代的王权礼仪空间转变为公园、博物馆等。这正是从基于与超自然沟通的前近代国家之王权理论转型为基于国民支持的近代国家政权理论的一个显著的表征[120]。

不过，正如本章所论述的那样，不是超自然的，而是国民、市民与大众支持的近代国家政权正当性之基础，是在中国整个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前近代国家的王权与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交通技术之改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形成的儒教、道教之重组等动向相互作用，渐渐使与超自然界的沟通淡化，并进一步世俗化，逐步使政权的正统性基于人类世界的大众支持，最终成立主权在国民的近代国家。

并且，在中国历代都城之王权礼仪中可以见到一定的模式。首先，作为非汉族政权的北魏、辽、金、元、清，一直举行基于萨满教独特的祭天礼仪，儒教的祭天礼仪或不举行，或分别举行。

接着，还可以举出政治环境与王权礼仪的密切关系。王权礼仪大幅变更的时期，较多是王朝创建期或对外关系陷入危机的时期。特别是由于外部势力之强大等政治环境的变化，在作为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中产生源于危机感的一体化时，容易开展王权礼仪改革。可以说，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商业化和城市化、交通技术之改革、人口增加等，推进了王权世俗化，使王权礼仪发进改变。

结语 城市的历史与人类认识的历史

在中国，公元前3世纪统一了中国大陆的秦王朝（前221—前207）、接替短命之秦的西汉王朝（前206—8），建立了连接都城与地方城市的行政阶梯。该时期完善起来的近千个县城，其后一直构成官僚制度的骨架，成为中国的王权即皇帝制度之血脉。王权礼仪也在西汉王朝时期随着城市网之完善而得到系统化。

不过中国大陆的行政城市网，随着从以长安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前期城市网，向以北京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后期城市网迁移，王权礼仪也随之发生了内在变化。

至10世纪，正如都城开封建立在大运河沿线那样，以往以长安为核心的中国内陆型城市网，开始向连接陆路与海路的水陆并用型城市网转移。北宋开封之后的都城，南宋的临安（杭州）、元之大都、明之南京、明清之北京都建立在面向沿海地区的、与大运河直接相连的水路网上。

9世纪以后，中国大陆被组合进连接欧亚大陆水陆的商业道路网中，在中国大陆，商业化、分工化、城市化速度加快。在城市内部，对居住者时间上、空间上的管理变得松弛，在此前的行政城市以外，镇与市等新兴商业城市丛生。结果，11世纪、12世纪以后，中国大陆的城市网在空间范围与阶梯的密度上更进了一步。

这样的社会局势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社会性分工，增加了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推动了社会的世俗化。与社会的世俗化相对应，王权也不得不从重视与众神的关系向重视与人类的关系方面转移。不过其后，王权本身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从皇帝制度向以国民主权为原则的共和制转变。

人类历史可说是人类从动植物的自然界、神灵的超自然界、人类世界难分难解地联在一起的世界中，逐步独立出来的过程。人类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世界这一认识，正是通过人类相对于包围着人类的、具有绝对威力的自然之存在，开始主张自身之存在而产生的。改变这一认识的便是都城的建筑。因为都城正是人类创造物之象征。都城启示人们，人类居住的世界是与自然界独立而存在的。在中国，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接近游牧地带的农业地带形成了初期的城市网，诞生了区分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想法。

超自然界这一概念，可以认为是在诞生了包括若干城市在内的国家时孕育出来的。在人类世界与自然界之上，还存在着天与神灵居住的超自然界这一想法，也许是促使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地位上升的一种人类智略。随着超自然界概念之形成，世界各地的古典期国家，试图通过强调超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为政者之间互相沟通这一点，来强化政权之正统性。正是在此时，创造并推敲了王权理论。在中国，也是在秦汉古典王朝时期，主张天、地、人相通的思想以天命思想和五德终始说的形式得到系统化，成为其后王权理论之基础。西汉、新的长安和东汉洛阳的都城结构正是由该思想孕育出来的。

可是，4世纪、5世纪至6世纪、7世纪，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的移动而带来的人类集团之大迁移，给古典时代的政权以同样的打击，迎来了不同种族和出身的人们杂居的时期。该时期正是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建立在普遍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世界宗教在非洲、欧亚大陆广泛传播的时期。

在既存的人类集团居住地，新的来自外部的众多人类集团迁移而来，在欧亚大陆诞生了若干征服王朝。统治这史无前例错综复杂的人类集团的征服王朝，利用普遍主义的世界宗教为国家宗教。同时，世界宗教逐步向一般民众广泛浸透。并且，世界宗教之众神与以往古典王朝时期的众神相互对立、融合，导致超自然界众神的变化。北魏的平城和洛阳、唐初期长安之城市结构，正充分体现了该时期思想之混乱。

在中国，受到佛教的宇宙观影响，开始了儒教的思想改革，作为人间世界、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上的概念，新创造出了“理”这一概念。天、皇帝、一般民众、动植物、自然现象的所有一切都囊括在“理”这一大秩序中。这可以认为是思想之世俗化。通过创造出“理”之概念，人类世界得以对超自然界主张具有相对的优越性，人类世界独立之可能性更进了一步。宋代的都城开封与临安正是这一认识开始转型之舞台，生活在城墙消失、开放性住宅区中的人们之身姿，和因商业而热闹非凡的街头景观中，正铭刻着这一认识的转型。

人类世界驱逐了以往的自然界与超自然界，等同于世界本身，这还有待于近代国家之形成。从清末到中华民国，在中国开始了国民（民族）国家的建构，人类逐步成为世界的主人公。而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的现在的北京城市构造，可以说是体现人类世界独立的最恰当的例证。

本章论述的，正是这样的秦汉王朝以来超过两千年的中国大陆王权与城市的关系史，希望可以在城市的历史与人类认识的历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98] 本章是妹尾达彦的《天与地——前近代中国的都市与王权》（大阪市立大学重点研究合办研讨会报告书：《中国的王权与都市——从比较史的观点》，大阪：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3月，5—43页）及同《都的建筑——以中国大陆为例》（《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61号，东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7年9月，39—77页）两篇论文的修改增补。

[99] 关于中国王权礼仪与城市规划关系的研究，参看妹尾达彦《帝国的宇宙论——中华帝国的祭天仪礼》，水林彪、金子修一、渡部节夫编《比较历史学体系1·王权的宇宙论》，东京：弘文堂，1998年，233—255页；妹尾达彦著，黄正建译：《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67—498页。

[100] 图20Ⓐ[1]“西汉末、新长安”，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史念海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54—55页“西汉长安图”；b．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东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25页“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c.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20页“西汉晚期长安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汉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210页“见于史籍的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位置示意图”；e．刘振东：《西汉长安城的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620—634页。关于儒教的王权理论，近年来通过小岛毅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阐述。参看小岛毅：《郊祀制度的变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08，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9年，123—219页。

[101] 图20Ⓑ[5]“东汉洛阳”，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编：《汉魏洛阳城垣试掘》（《考古》1998年第3期）所载“汉魏洛阳故城早期城址沿革示意图”；b．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所载“东汉雒阳城平面图”；c．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73页“东汉雒阳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

[102] 图20Ⓑ[6]“魏洛阳”、[7]“晋洛阳”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编：《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199页“汉魏洛阳城平面实测图”；b．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2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8页“魏晋洛阳平面复原图”。

[103] 图21Ⓔ[16]“东晋、南朝建康”，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85页“东晋、南朝建康都郭城、都城和宫城位置示意图”；b．郭黎安：《六朝建康》，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南朝萧梁建康城推拟图”；c．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112页“梁朝建康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d．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26—38页。张学锋论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绘制了复原图。

[104] 图20Ⓓ“邺的变迁”中[14]“曹魏邺（北城）”，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424页“曹魏邺城平面复原示意图”；b．朱岩石：《邺城皇家园林的功能和意义》，见《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29, 1998年，358页“邺北城时期皇家园林的位置”；c．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2页“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d. 《中国古代建筑史》52页“十六国后赵石虎邺城平面复原示意图”。如上“a”“b”与“c”“d”复原图，差别不小。图20[14]“曹魏邺（北城）”，基本上根据如上“a”和“b”复原。

[105] 图20Ⓐ[2]“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初长安”，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刘振东：《西安汉长安城的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625页“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平面图”；b．同上629页“前秦时期宫城平面图”。

[106] 关于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初长安，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编：《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25—35页。又参见史念海：《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史念海《河山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50—562页，原载1997年。

[107] 图21Ⓕ[19]“平城”，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要子瑾：《魏都平城遗址试探》，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 1992年，234页“北魏平城想象地图”；b．王银田、曹臣明、韩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遗址1995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3期，27页“遗址位置示意图”；c．曹臣明、韩生存：《汉代平城县遗址初步调查》，见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73页“大同市城区汉代遗迹分布图”。

[108] 图20Ⓑ[8]“北魏洛阳”，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85页“北魏洛阳城平面复原图”；b．同上159页“北魏洛阳主要佛寺分布示意图”；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编：《北魏洛阳外郭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7期）“汉魏洛阳城遗址及地形图”；d．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171页“北魏洛阳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

[109] 图20Ⓓ[15]“东魏、北齐邺（南城）”，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徐光冀：《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的复原研究》，《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204页“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复原示意图”；b．朱岩石：《邺城皇家园林的功能和意义》，359页“邺南城时期皇家园林的位置”；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编：《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考古》1997年第3期，29页“邺南城遗址实测图”；d．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173页“北齐邺（南）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

[110] 图20Ⓐ[3]“隋大兴”、[4]“唐长安”，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74—75页“隋大兴城图”；b．同上80—81页“唐长安城图”；c．同上78页“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d．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187页“唐长安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e．妹尾达彦：《中国都城与东亚世界》，铃木博之、石川修武、伊东毅、山岸常人编：《都市、建筑、历史Ⅰ·纪念的建造物的成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190页图3-14。

[111] 图20Ⓒ“洛阳的变迁（2）”中[10][11]隋唐洛阳，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省考古四十年（1952—1992）》，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358页“唐洛阳城实测图”；b．王岩：《隋唐洛阳城近年考古新收获》，《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40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439页“隋唐洛阳城宫城平面布局示意图”；c．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369页“隋东都宫城平面示意图”；d．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190页“唐东都洛阳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关于隋唐洛阳与王权礼仪的关系，参看妹尾达彦：《唐代洛阳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3，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7年3月，67—111页。

[112] 图21Ⓖ[20]“开封”，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丘刚、孙新民：《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见丘刚主编《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35页“北宋东京外城平面图”；b．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72页“开封城区汴河位置实测图”；c．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22页“北宋东京城市结构图”；d．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423页“宋东京城复原平面图”；e．入矢义高、梅原郁译注：《东京梦华录》，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598, 1996年，27页“宋代开封府概略想定图”；f.《东京梦华录》64页“开封内城扩大图”。

[113] 图21Ⓗ[21]“临安”，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梅原郁：《南宋的临安》（同编《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附图Ⅰ、Ⅱ；b.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428—429页“南宋临安城复原图”。

[114] 图21Ⓘ[22]“元大都”，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24页“金中都”；b．同上27—28页“元大都”；c．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4卷，18页“元大都新旧二城关系图”；d．杉山正明：《蒙古帝国和大元王朝》，东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4年，140页“大都的平面图”。

[115] 图21Ⓘ[17]“明应天府（南京）”，根据以下诸图制图：a．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4卷，23页“明南京城复原图”；b．同上，24页“明南京外郭图”；c．同上，103页“六朝、南唐、明南京城郭图”。

[116] 图21Ⓘ[23]“明北京”，根据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31—32页“明北京城——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制图。

[117] 图21Ⓘ[26]“清北京”，根据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41—42页“清北京城（乾隆十五年[1750]）”。

[118] 图21Ⓘ[27]“中华民国北平”，根据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59—60页“民国北京城（民国六年[1917]）”制图。

[119] 图21Ⓘ[28]“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根据以下诸图制图：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7—8页“北京市城区——1984年”。又参看妹尾达彦：《首都和国民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建造》，关根康正编《“都市性”的现在——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269—312页。

[120] 关于近现代的北京，参看妹尾达彦：《首都和国民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建造》，见关根康正编《“都市性”的现在——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269—312页。

第三章
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运用探讨城市建筑结构与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历史相关性这一城市社会史的方法，来对以往的隋唐城市史研究中所见的各种论点进行整理，明确隋唐城市建筑结构在中国城市史中的时代特征，并提出关于今后隋唐城市生活与文化的研究课题。

要探讨如城市的生活与文化（以衣食住为首，包括技术、学术、艺术、道德、宗教等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城市生活样式之总称）这种涉及广泛的人类活动的问题时，本应在概观政治、经济史的研究动向，以及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风俗史等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方可进行论述，但由于笔者的能力和篇幅所限，本章则只对隋唐城市文化的整体特征做一概论，至于对在各个相关具体事例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全面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的论述，则属于今后的研究课题。

本章以隋唐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这里所说的城市，是指在人口集中并构成政治、经济、文化中核的城市中，行政级别为县以上的城市。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在隋大业五年（609）有190个郡（州）、1255个县（《隋书》卷二十九《地理上》，中华书局，1993年，808页）；在唐开元二十八年（740），郡府数达328个，县数达1573个（《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一》，中华书局，1995年，1393页）。

探求这些城市的行政组织和建筑构造的共同要素，进而阐述整个中国州县的一般特征，是个重要课题。但是，没有必要把分布于中国广大地域，有各自历史的一千个以上的大城市都作为考察对象。在中国广大地区中，华北不仅是古代城市最发达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故乡，也是魏晋北朝、隋唐时期遭受游牧民的入侵，从而使文化发生巨变的地区，因此华北地区的城市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侧重于对华北地区的城市进行考察。

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显著，研究史的整理工作也相当出色地在进行，这将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掌握研究史。首先，由斯波义信对至1970年初期为止的研究动向进行了系统性整理，明确了以往城市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121]。此后，木田知生[122]、山根幸夫[123]、中村哲夫[124]、J. P. Mcdermott[125]、伊原弘[126]、中村治兵卫[127]、江夏由树[128]、菊池英夫[129]等学者也根据当时的研究进展状况，分别整理出了研究史中的问题点。

另外，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出版了三部专业性论文集，其中收录了不少关于隋唐城市史的论文，即《中国聚落史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3集》，东京：刀水书房，1980年；同书增补版，1990年，1—256页）、该会编《中国都市的历史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4集》，1988年，1—231页）及该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1—621页）。另外，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1—518页），虽然是以宋代城市为中心内容的论文集，但也涉及了隋唐城市的研究。以上这些都是论述唐宋城市文化时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最近，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90页）推动了中日古代城市的研究。另外，近年欧美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则以明清至中华民国时期为主[130]，但也有涉及隋唐城市史研究的。

通过上述研究史的整理和论文集，回顾以往隋唐城市研究的内容，可见构成研究对象的城市大多是长安、洛阳两京，而以府州县作为对象的城市研究，在数量上则不多[131]。在研究内容方面，关于城市建筑规划、建筑构造及行政组织的内容也较多，而关于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样式的研究则刚刚开始。可以说，未被开拓的领域依然很多。

近年，以爱宕元的研究为代表的关于州县城市的研究进展迅速，同时对唐代两京及两京之外州县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在此基础上，宿白提出了隋唐城市类型论（参看本章第二节“隋唐城市的建筑景观——中国城市史中的隋唐城市形态特征”）。此外，以中国国都的社会构造为研究对象的大室干雄的一些研究著作也先后问世（参看本章第三节“隋唐城市的生活与文化”）。这使我们提高了对城市住民的社会生活与城市文化的兴趣。另外，有关反映贵族、庶民生活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墓志、墓道的壁画、器皿等也得以大量公开出版，近十年研究资料的内容也得到明显的充实。今后，我们具有充分的条件去更加具体、系统地展开研究。

本章将着重于这种研究动向与研究史的整理，同时如前面所述，试图整理迄今为止的隋唐史研究情况与提出今后的课题。由于以往的研究史的整理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城市史中的一大转型期——宋代城市，以及构成与现在城市结构有直接关系的明清、中华民国时期的城市史研究的整理，而对宋代以前，特别是对隋唐城市在中国城市史上如何定位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明确。因此，本章有必要来明确隋唐城市的时代特征[132]。

本章不是包罗万象式的研究史整理，而是着重于提出隋唐城市社会史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隋唐城市的研究论著，参见如上所列诸论著。另外还有，中村治兵卫编《（增补）中国聚落史关系研究目录》、上述《中国聚落史的研究（增补版）》（1990年，151—256页）的论文目录、史先智编《国内历史地理论著索引》等论著目录（载于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地理研究所，1981年创刊，1981年第4期之后不定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论著索引几乎囊括了中国大陆已发表的有关城市史的论文，从中可以得到新的信息[133]。

第一节 隋唐城市史研究现状
——加藤繁、宫崎市定学说的构成与遗留下的问题

一、加藤繁、宫崎市定学说的构成

对于唐宋城市构造变化的特点，加藤繁（1880—1946）根据城内“坊制”与“市制”的崩溃及城外小商业街（草市）丛生的现象，首次对此做了系统的说明，提出了中国城市史的大结构[134]。加藤的研究将中国古代至中世、近世的城市变迁，与内藤湖南（1866—1934）的“唐宋变革论”联系起来，并与宫崎市定（1901—1995）的系统论述和研究相结合，形成了现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基本结构[135]。宫崎的研究不仅明确了唐宋变革在城市史中的重要性，还对秦汉至魏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城市史做了时代划分。宫崎的论述以秦汉为“古代”，以魏晋隋唐为“中世”，以宋元为“近世”。本节将对加藤繁、宫崎市定的观点进一步加以探讨。

“坊制”是指称为坊的城市行政规划制度。北朝时期的“坊”，一般被围在墙壁间，并限制人员出入。“市制”则是将几个坊划为市场专用区域——“市”的制度，与坊同样被墙所包围。“坊制”与“市制”合称为“坊市制”，即指以带墙壁的街区（一般分为作为居住区划的“坊”与作为市场区划的“市”）将城市城郭内部进一步细分割，并围郭居住地区的制度。坊市制是北朝、隋唐时期华北大城市的基本结构[136]。“坊”这一名称本产生于东汉，魏晋以后普及开来。但至北魏平城以后，才能在城市外郭全域证实坊之存在[137]。

从唐长安城的发掘报告中可知，外郭城底部（城基）厚度一般为9米—12米；城墙高度不太高，约为5.3米（1丈8尺）。但在外郭城内竟分别存在108个或者110个坊。坊墙底部的厚度，据已确认的几个坊得知，约为2.5米—3米。坊墙的准确高度不明，但平冈武夫认为，约是3米（平冈武夫编《长安与洛阳地图》，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20页）。各坊的坊墙外侧都挖有排水沟，可见坊形成了一个小城郭。

对宫崎市定的聚落发展阶段性观点，可做如下整理：处于城市国家阶段，以居住城市的遗址为主体的古代（春秋、战国、秦、汉）；产生村落居住方式，城市地区的坊制与农村的村落并立的中世（魏晋南北朝、隋、唐）[138]；坊制崩溃，在城内外产生商业城市的近世（宋以后）。

宫崎的论说是建立在欧洲、西亚、印度等欧亚大陆城市史与中国城市史间存在历史并行现象这一假说上的。宫崎论说的特点在于，能从欧洲的城市史发展过程中获得启示。可将前述的观点分别理解为与希腊罗马城市（春秋、战国、秦、汉）、中世纪欧洲的都鄙关系（魏晋南北朝、隋、唐）、绝对君主制时期的城市特别是近世法国（宋以后）相并行的现象。

按宫崎的论说来看，即使与欧洲城市史发展过程相比，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城市国家，而且很多农民都曾居住在城市里。但由于其他民族入侵，欧亚古代帝国（中国汉王朝）崩溃，进入中世以后（相当于中国魏晋以后），其他民族的军人、官僚成为城市居民的新主体，城市变为军事性、政治性城市，而包括农民在内的古代城市居民纷纷逃往地方庄园或山间僻野居住。这样，城内的居民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

宫崎还认为，随着异民族入侵与古代帝国崩溃，中国的城市结构也转变为侧重统治与治安。除加固城壁外墙外，还在城内居住区内，以坊制的名称恢复了东汉时已有名无实的古代里制。隋唐统一国家出现后，随着统治上的稳定与工商业的发达，以坊制为代表的严格的城市管理体制逐渐松弛。到北宋时期，坊制已完全崩溃，由此产生了颂扬市民生活之自由的近世城市。

宫崎论说的可取之处在于：以比较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为主轴，并试图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中来定位中国历史。今后我们应继承这一学说的观点，进一步加以具体探讨，希望能将中国城市史融于欧亚大陆史之中，从而推进城市史的比较研究。

不过，宫崎的论说仍存在着几处不明了之处，如：汉代的里制与魏晋以后坊制的继承关系[139]；中世农村的形成过程[140]；中国中世城市与欧洲城市相异的原因（如城市建筑结构的相异之处，虽在古代至中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并行现象，但又与欧洲不同，在中国未产生“自治城市”的原因[141]等）。

简言之，就是在魏晋以前的社会与魏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后的社会之间，是否承认存在类似欧洲史上古代与中世所呈现的差异这一既古老又新颖的时代划分问题。换言之，4世纪至5世纪时期的中国内部的社会变动，以及席卷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迁移，在整体上给中国城市带来了多大影响，成为争论的焦点。虽然此论说还尚待验证，但宫崎的论说与主张北宋坊制和市制崩溃的加藤繁学说，跨时代地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体。毋庸置疑，现在这样的观点已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至唐宋时期的中国城市最适当的假说。

以坊制、市制的崩溃及草市的丛生为标志，把唐代至宋代这一时期视为中国城市史的分水岭或城市革命期。在中国大陆[142]、中国台湾[143]和欧美[144]都非常重视弄清了唐宋城市变革的加藤、宫崎的学说，将其作为中国城市史的基本学说之一。但关于坊制崩溃的时期，分别有唐末、五代、北宋中末期等诸说[145]。关于坊制的特征，将在第三节再做探讨。而下一节仅限于订正过往的市制崩溃说中的部分论点，对坊制崩溃说提出若干质疑。

二、遗留下的问题

（一）对“市制崩溃”的一部分订正

唐宋时期，商业急速发展，这一点已得到证实。但这样一来，将店铺限定于市区区划的市是产生于唐之前、崩溃于宋之后的假说就难以成立了。加藤繁本人也称“规定商店只能设于市的说法，在唐代的文献或更早的文献里都见不到”[146]。本来，以法规制度规定店铺只能设置于市区的市制不过是推测而已。关于这一点，佐藤武敏[147]、日野开三郎[148]、杨宽[149]等学者证实了，在市区区划以外的坊和其他地域也广泛分布着商店。而在笔者关于唐代长安店铺布局的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150]。早在北魏洛阳城里，商业街中已存在许多设在市之外的坊。

问题是，在唐代不存在关于禁止在市区区划之外做生意的法规，即市制。这就说明唐初已认可在市区区划之外开展商业活动。但还无法证实在唐代市的存在类似于秦汉时期的市籍，可能商人的户籍基本上属于州县[151]。这说明唐代的店铺设置已扩展到市区区划外，不存在将店铺限制于市区区划内的法规。新发现的北宋《天圣令·关市令》（根据唐《关市令》）中也没有这种法规。隋唐时期与秦汉相比，国家统治较松弛，从中酝酿出了宋代民间商业的划时代性发展。

但是为了便于商品的集散，曾存在将城内的一些坊设定为市场专用区划的建筑布局意义上的市制。在商业还不太发达的唐代中期以前，事实上较少有店铺设置在市区划外。对一般商店来说，在市内的经营，无论作为治安对策，还是就经营方面，商店的聚集效应及与官方的交涉等方面而言，都比较便利。实质上，市的管理法令是以将大多数商业活动限定于市内为前提条件而制定的。

加藤认为，由于市内同业者街“行”质变为不受空间限制的同业者组织“行”，因此在唐宋变革之后，“行”的独占经营仍然得以维持。但是如上所述，若市制不是意味着禁止在市区区划之外做生意的法规的话，市内同行业者街“行”垄断城内商业的观点，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另外还存在小野寺郁夫[152]、宫泽知之[153]的“行”是为了税役而由国家组织的，并未提“行”垄断商业的看法。因此现在已到了重新探讨加藤繁的“市制崩溃”说的时候了。

（二）“坊墙制崩溃”的质疑点

首先需要明确作为城市行政区划制度的“坊制”与作为围郭居住制度的“坊墙制”的区别，其次整理“坊墙制崩溃说”的争论点。

1．名称的整理

坊是“防”的俗称，指设置防壁坊墙的街区，产生于东汉末至五胡北朝这一空前动乱的时期。但是作为城市行政区划的名称，“坊”在唐代正式代替从前的里制之前，属于民间的称呼，法律上的城市行政区划是“里”（隋初一度采用过“坊”的名称，但炀帝又恢复了“里”的称呼）。另外值得留意的是，作为城市行政区划制度的“坊”这一名称，在唐代之后一直被继承到明清。

曾在外郭城全域建筑坊的是北魏平城。由于此后在国都建筑中外郭城全域建筑坊的方式被继承，可以说，外郭城建立“坊制”源于北魏平城。本文为避免名称上的混淆，将有坊墙的围郭居住地制度称为“坊墙制”，以此与唐代以后无论是否存在坊墙，延续至明清的城市行政区划制度“坊制”相区分。坊墙制被采用，主要是在北魏至唐末或北宋这一时期。本文将针对这一时期的坊墙制展开论述。

图23显示了里制、坊制、市制及坊墙制之关系。如图所示，唐代的坊墙制是包含城市行政区划制度（里制、坊制）和有坊墙的闭塞式围郭居住地区的建筑制度这两种含义的制度。准确地说，过去被讨论的唐宋“坊制崩溃”是指“坊墙制的崩溃”。

图23 里制、坊制、市制及坊墙制之关系

2．坊墙制崩溃说的争论点

以往，在坊墙制崩溃说这一问题上，倾向于将国都从唐长安向宋开封的变化作为一般化唐宋城市的整体变貌的事例来看。也就是说，过去的观点虽然依据的史料、分析的对象几乎仅限于唐都长安与宋都开封，但将两个不同国都城市结构上的相异与唐宋城市的普遍性变貌结合起来，强调商业的飞跃发展摧毁了封闭的坊墙，导致坊墙制崩溃，从中诞生出类似现代城市中商业街的自由的商业城市空间。

唐宋国都的城市结构变化主要是缘于商业的发达，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果只据这一点来说明经唐宋变革后商业更加发达的元朝国都的话，元大都建筑中施行的与隋大兴城同样井然有序的城市规划就变得令人费解。元大都在外郭城全域恢复了城市行政区划上方格状街区分割的坊，各坊还设了坊正，建造坊门，附其坊名，恢复了市场区划[154]。

规划性城市隋唐长安城——非规划性城市北宋开封、南宋临安——规划性城市元大都、明清北京，这样的国都建筑形态的演变，商业发展要素以外的城市理念变化也起了很大作用。即国都的建筑形态受以下两点影响：一是王朝统治者是新入侵的非汉人的游牧狩猎民，还是中国中原农耕汉人；二是随之产生的王朝统治地域的大小、政治环境的变化、国都布局的相异之处。

从隋唐的“统治规划性城市”长安转为宋的“自由商业城市”开封、临安的国都城市构造变化，大幅度压缩了王朝的空间构成，这正反映出从鲜卑系多种族的隋唐统治空间，转为以汉人农耕民为中心的宋统治空间的变化。原来，坊墙制是为了适应诸族割据造成的统治与治安混乱而实行的制度。汉人为主要居民的宋开封、临安，以坊墙制来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降低了，使得人们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工作的效率[155]。

不可忽视的是汉人意识之提高。汉人占据国土中心的北宋、南宋的国都，与拥有广袤统治空间的隋唐时期不同，建造旨在自我夸耀、充满象征意义的建筑空间之必要性降低了，代表国家礼仪的礼制、律令制度中超越不同种族、风土的普遍抽象性的需求也下降了。

总之，在考察唐宋坊墙制变迁时，如果仅根据国都从长安向开封的城市结构变化，仅与唐代坊市的闭锁空间对比，强调宋代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开放的话，恐怕会掩盖唐宋变迁问题的多面性。我们有必要考虑：[1]带有鲜卑拓跋部血统的少数非汉人统治阶层需要支配占绝大多数的被统治民的北魏至隋唐初的诸政权，即“征服王朝”不得不依赖于间接性、象征性统治的一面；[2]到10世纪，与契丹、党项及女真敌对的汉人王朝诞生了，产生更加直接的功能性统治取向的一面。我们将这两者纳入视野，来考察国都从长安变为开封的文化史意义。

商业发展确实给国都的结构带来了变化。但长安至开封的国都在城市空间外貌上的戏剧性变化，并非仅仅源于商业发展的内部要因[156]。要明确唐宋的城市结构转变，既要把因王朝交替而受到建城理念变化影响的国都作为对象，又有必要细致地追溯存在于唐宋间的同一城市的变化，并与其他地方大城市的变化进行比较，从而掌握实际状态[157]。在目前阶段，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两方面依然有限，包括坊墙制崩溃的地域性差异在内，还留有许多不明之处。例如地方城市的行政等级差异与坊墙制崩溃是否相关，华北与华南的坊墙制的差异等。与种族、部族间战乱和冲突不断的华北相比，在华南采用坊墙制的必要性可能稍小于华北。

以下各节将立足于上述论述，根据近年来的研究与发掘考察成果，将视野扩大到国都之外的城市，来整理隋唐城市建筑景观的具体面貌。

第二节 隋唐城市的建筑景观
——中国城市史中的隋唐城市形态特征

一、城市景观的研究史

爱宕元关于唐代州县城郭构造的一系列研究，使以往几乎不清楚的唐代地方城市的城郭构造明晰起来[158]。

爱宕元对扬州、太原、蒲州河中府、河阳三城等个别城市进行了复原。同时，还对中国的西北部、华中、华南诸城市城郭规模的扩大状况，及200个以上的唐代州县城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明确了以下几点：（1）州县城的规模与建筑结构（内城、外城、城围、城高、城郭、城濠、城门等）；（2）州县城的筑城、改造、扩建年代（特别是在唐后期藩镇体制下的州县建造了多数的牙城）；（3）扩展了城墙的州县城的地域性分布（特别是唐末、五代的华中、华南及唐后半期的关内道）等。

此外，刘淑芬详细地分析了魏晋五胡北朝时期地方城市的筑城及增筑时间的分布、城郭结构情况，并认为：随着游牧民进入中原，华北一带出现了仅次于战国时期的大规模筑城活动；产生了内城与外城相分割的二重、三重之复城构造；发明了军事防御的新城郭建筑，即内城的金城建筑、钟鼓楼、防御城门城壁的瓮城、月城、马面。这些传承到隋唐以后[159]。

通过爱宕元与刘淑芬的研究可以看到，在魏晋北朝、唐末等军事冲突和外压高涨的时期，在战乱频发、治安恶劣的地域，出现了城墙的改修、扩建、加固及建造新城的动向。关于宋代的城郭结构，通过斯波义信[160]与黄宽重[161]的研究可以把握整体面貌。根据爱宕元的研究，可弄清宋代的城郭大都起源于唐代。他们为唐代州县城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些年，程存洁对唐代洛阳的东北边城、北边边城、西北边城及岭南道城市（如广州的西边）、西南边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162]。程存洁开拓了关于唐代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关于建筑史研究，有刘敦桢主编《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2版，1997年，1—423页，初版1984年）、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1—215页）、余志华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1—616页）、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二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1—723页）、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说计方法研究（上下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等。其中，傅熹年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建筑史目前的水平，对研究隋唐城市史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唐代地方城市的研究，除上述研究外，还有关于太原研究的常一民[163]、尹钧科[164]，关于成都研究的严耕望[165]、王文才[166]，关于扬州的朱江[167]、李廷先[168]，关于苏州研究的伊原弘[169]、砺波护[170]，关于杭州研究的山崎觉士[171]，关于永州研究的户崎哲彦[172]，关于泉州研究的李东华[173]、苏基朗[174]，关于幽州研究的气贺泽保规[175]，关于燕云地区研究的菊池英夫[176]，关于云州研究的中野醇子[177]，关于单于都护府研究的石见清裕[178]，关于统万城（夏州）研究的戴应新[179]、侯甬坚[180]，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研究的荒川正晴[181]、白须净真[182]，关于吐鲁番盆地城市研究的黄文弼[183]，关于高昌（Qara-khojo）研究的岛崎昌[184]0、Mail-lard. Monique[185]、王素[186]、宋晓梅[187]，关于交河（Yar-khoto）研究的李肖[188]，关于敦煌的菊池英夫[189]、池田温[190]，关于于阗研究的张广达、荣新江[191]等。关于运河沿线的城市，及农牧交错带的城市，李孝聪开展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192]。唐代地方城市的研究近来发展得格外顺利。

另外，根据考古发掘与对残存遗址及大缩尺地图、文献史料的考察结果，弄清了一部分过去含糊不明的隋唐地方州县城的城市形态[193]。现在能推测弄清楚的隋唐城市形态虽还有限，但用同一比例尺描绘了如图24“隋唐时期诸城市平面图”。

图24 隋唐时期诸城市平面示意图

现对图24的绘图参考资料及各城市的城郭规模进行说明：

长安（京城、西京）：参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编：《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11）所载“长安城实测图”。城周67里，实测36.7千米（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

洛阳（都城、东京）：参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编：《〈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6）373页“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城周49里，实测27.5千米（东7312米，西6776米，北6138米，南7290米）。城周为括弧内数字之总和。城周包括洛川的河宽。

太原府（北都）：参考常一民《唐北都城址试探》（《中国古都研究》4, 1989年）352页“唐北都城示意图”，城周42里；尹钧科《唐北都太原初探》（《中国古都研究》5、6合辑1993年）230页“唐北都太原城推想略图”。关于唐太原城的西城、中城、东城的规模和形态有很多不明之处，请参考爱宕元《唐代太原城的规模与构造》（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城市历史的研究》刀水书房，1988年）154页的“唐太原地图”。

成都府：参考应金华《成都》（张在元编《中国城市建筑的历史》，鹿岛出版会，1994年）所载图8“唐代的成都城”（同上书99页），以及《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柏书房，1986年）所收“成都全图”制作。城周25里。

扬州：参考根据爱宕元《唐代的扬州城与郊区》（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城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277页“唐扬州城复原图”制作。城周40里，实测18.6千米。

苏州：参考日本陆地部测量部（参谋本部）在中华民国三年（1914）测绘的二万分之一地图（《中国大陆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集成》4，科学书院，1992年）中绘制的“苏州城城墙”。有学者推测唐代的苏州城北部城墙，与近代苏州城相比规模略小，但基本上相差不大。城周47里（45里）。

杭州：参考商务印书馆编《袖珍杭州西湖图》，1935年刊行（《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柏书房，1986年）的“近代杭州城”与魏崇山《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167页“杭州城垣变迁示意图”中的隋代城垣绘制。城周36里90步。

绛州：参考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35页“山西新绛城图”。城周93里。

云州：参考丁晓雷《大同旧城的形制布局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1, 1994年）186页“大同市街巷现状图”。城周实测6.5千米（东西1.5千米，南北1.75千米）。

胜州：参考李作智《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文物》1976 -2）75页“十二连城古城遗址平面图”。城周7.8里，实测4387米（东1019米，南1165米）。

银州：参考戴应新《银州城址勘测记》（《文物》1980-8）63页“银州城址平面示意图”。城周28里，实测1583.3米（东326.5米，北426米）。

夏州：参考陕西省文管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3）226页“统万城遗址实测图”。实测东城2566米（东737米，西774米，南551米，北504米）西城2570米（东692米，西721米，南500米，北557米）。即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大夏之国都统万城，唐代为夏州。

庭州（北庭都护府）：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考古》1982-2）166页“古城平面图”。城周8.2里，实测4596米（东1686米，西1575米，南850米，北485米）。

西州（高昌县）：参考阎文儒《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年第7、8期，29页“高昌故城”）。城周1840步（《隋书》卷八十三“高昌”）。

彭原县：参考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19页“甘肃省庆阳县西峰镇东北唐彭原城旧址地形图”。

昭应县：参考骆希哲“唐昭应县城调查”（《文博》1988-3）89页“临潼县城墙轮郭平剖面图”。城周4.4里，实测2463米（东656米，西600米，南580米，北627米）。

有关城郭规模的城周里数主要依据爱宕元《唐代州县城郭的规模与构造》（同《中国的城郭城市——殷周——明清》，中公新书，1991年，129—33页）。

此外还有不少可由近代地图来推测唐代城址之处，并且今后考古发掘的成果也会飞跃性增加。最近预定出版的《国家大地图集》，据说其中有《城市历史地图集》之卷（尹钧科《唐北都太原初探》225页）。因此本图在不久之后将会做大幅度修订，但为了方便比较都城与府、州、县城，以目前可以明确或推测出城郭规模与形态的城市，制作了此图。

根据隋唐时期诸城市平面图与以爱宕元为主的诸研究，可列举出已有的隋唐城市的建筑结构特征如下（参看前注中爱宕元的《中国的城郭都市》及《唐代州县城郭的规模与构造》）：

1．城郭规模有一定的级别。都城长安、洛阳及太原府、扬州、苏州等大城市以外的一般州城，大都是周长20里左右的规模。县城级别中超过周长10里的较少。

2．罗城（外郭城）的形态分为方形、圆形、自然造型（不规则形状）。与方型较多的华北城市相比，华南城市则较多利用复杂地形建造不规则形状的城郭。

3．建筑形态大致分为复城式与单城式。复城式是由复数的城郭构成的。复城式又可分为两种形式：[1]分割为若干内城（子城、金城、牙城）与外城（罗城、外郭城）的内城外郭方式[194]（图24A长安、B洛阳、G成都府、O庭州、P西州等）；[2]两个以上的城郭相连接的方式（图24C太原府、L胜州、M银州、N夏州等）。单城式是只有外郭城的样式（如图24Q彭元县、R昭应县等）。州城以上规模的城市中，复城式较多。如前所述，爱宕元也详细阐述了遭入侵的唐代后半期的关内道，及爆发内战的唐末五代江南道的诸城市中，内城外郭式强固的复城式城郭较普及这一点。

4．作为专用于防御的建筑，具备罗城外城墙的“关城”“羊马城”，城门的复门化（瓮城、月城），马面（敌台、墩台），角楼，护城壕等。这一系列的防御构造为后世所沿袭。

5．外郭城内为方格状街区分割，由坊与市的街区构成。

从以上所示图24“隋唐时期诸城市平面图”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与一般州县相比，国都长安有多么宏伟壮观。作为规模巨大的国都的先例，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可划入此类城市规划的谱系中。但当时的隋朝处于中国重新统一的前夜，建筑规模异常的国都之意义需要重新探讨。隋唐长安城的一坊，规模与一般地方州县城的规模相似。另外，与北方边境城市（图24“隋唐时期诸城市平面图”中的L胜州、M银州、N夏州）相比，大运河沿岸的诸城市（D扬州、E苏州、F杭州）规模明显较大。近年来，隋唐城市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显著。今后随着此类城市复原图的增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唐代州县城的建筑形态特征会更加明确。

二、隋唐城市的类型论

宿白基于长安、洛阳、太原、扬州、胜州、成都、幽州、潞州、蒲州等大城郭城市与其他中小州县城城址的考古调查，根据城郭的结构与城郭规模，把隋唐城址分为以下五种类型[195]：

（1）国都长安属第一类型；（2）洛阳、太原、扬州等在西北方、南方拥有宫殿的都城为第二类型；（3）成都、幽州、潞州等拥有16坊的大型州府城为第三类型；（4）云州、寿州、胜州、汾州、莱州（辽的长春州、泰州）等只有4坊的一般州府属第四类型；（5）顺州（辽的韩州、幽州）安陵县、虞乡县等大约只有一个坊的小型州县为第五类型（参看图26“宿白区分的隋唐城市五种类型”）。

图26 宿白区分的隋唐城市五种类型

注：1．在刊登此图时，将原图的简体字改为当用汉字，为各城市加上数字编号，以便在图27（图24、图25所示城市位置）上可以确认各城市的位置。

2．宿白根据考古发掘和现存遗址等已弄清的隋唐城市，按照城郭的形态与城郭规模分为五种类型（如图所示）。即Ⅰ京城长安、Ⅱ都城、Ⅲ大型州府城、Ⅳ一般州府城、Ⅴ小型州府城与县城。Ⅲ大型州府城以下的城市，大州为16坊，中州为4坊，小州、县为1坊，根据城内的坊数分为3个级别（请参考图中右上的“州县面积比例”）。

3．以上“Ⅱ都城”中标准的坊的规模为500米四方形。城内由十字街道以4等分→16等分→64等分进行了细致的划分，62.5米的四方形为最小的分割单位（请参考图中右上的“标准坊的十字分割”）。

4．以上“Ⅳ一般州府城”的A表示了四周6.5千米左右的中、下都督府规模的城市（寿州为中都督府、云州为下都督府），B表示了略超过四周4.5千米的一般州城（请参考宿白《隋唐城址类型的初探（提纲）》282—283页）。

5．辽、宋、元、明代建筑的城市中，有很多沿袭以上唐代州县城的建筑方式之例，包括在州县城规模级别上，和以十字街道来划分城内的方式。特别是在华北，直至明清，唐代州县城建筑方式仍具有影响力（请参考图中的“沿唐州县城制度例”）。

综合以上五种类型，可以归纳出以下六个特征：

1．在北部造有宫殿的只有国都长安，这是中央集权的具体体现；

2．除了长安以外的城址，宫殿与地方官衙位于西北部。这是因为中原的地势为西北高于东南。地方统治者为便于统治与防御，占据了城内高处；

3．隋唐筑城有一定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在地方城址中，16坊、4坊、1坊的三级制较明显；

4．州府的内部布局有一定的规划。四边城墙有门；十字街将城分割为四大街区（参看图24“隋唐时期诸城市平面图”的K云州）；各大区的坊数，因州府规模有所差异，大州的各大区有四坊（城内合计16坊），中等州各大区的坊数为一坊（城内合计4坊）；

5．县城为最小的城，面积约为一坊；

6．以上各种城内布局呈现出由十字街分为四大区——十六区——六十四区，再细分城内区划的构造。现在，一些老城里残留的“某十字街”名，便是隋唐城市建筑结构的遗迹。

宿白认为，宋代以后，城内布局从以方格坊墙与坊内十字街决定街区分割的坊制，转变为失去坊墙而以狭窄长巷定街区分割的“长巷方式”。但在中原与北方，与江南城市较多变为“长巷方式”相比，隋唐坊制依然拥有很强的生命力。由此判断，这是宋代以后中原北方地区发展长期停滞的一个标识。并且，宿白还推测，在唐朝支配中亚时，上述城市规划便传播到了中亚诸城市[196]。宿白的论说虽是条理清晰的类型化解释，但只是依据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而做成的，图24“隋唐时期诸城市平面图”中的城市不多，从图24中仍不易看出如此条理清晰的类型化。看一下包含了图24与图25城市布局的图27便可知道，平面图中画出的城市只限于华北，一般化的较少。而宿白的论文，只是基于考古调查结果的摘要。由于提到的各城市发掘的详细内容尚未公布，详情不明。关于宿白的类型论，等待将来公开出版有关的详细报告后，再进一步予以探讨。但无可置疑的是，宿白的类型论在至今有关隋唐城市研究中，是最有系统性的见解，最具划时代意义。另外，殷伟璋在这方面有极为简单的报告论文[197]。

图25 隋唐时期各城市的位置示意图

图27 宿白城市类型图所载城市的位置

注：1．本图将图24“隋唐时期诸城市平面示意图”、图26“宿白区分的隋唐城市五种类型”中出现的城市的位置，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绘制成图。

2．本图中的城市也包括隋唐以后五代、宋、辽、金、元、明代的城市，并不反映某个特定的时期。

今后，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掘与文献考察的发展以及更多数据的收集，我们将能进一步弄清：由杉本宪司[198]、佐原康夫[199]、江村直树[200]、杜正胜[201]等学者整理的春秋战国的城郭结构；以及前面所提及的斯波义信与黄宽重的宋代城市城郭[202]；还能比较中华民国时期地方城市的城郭；系统考察隋唐地方城市的城郭构造在中国城市史中的时代特征。但如爱宕元指出的那样，唐至明清时期的一般州县城的城市规模无多大差异[203]。发生变化的是：国都的规模与形态；城墙的建筑结构、材质、筑城技术；城内的统治方式与社会构造等。

三、隋唐城市的形态特征

首先，根据现已弄清的城市平面图，爱宕元与宿白等学者的上述各城市研究，可举出隋唐城市时代的如下特征：（1）对外，强化罗城（外城）复城化等建筑结构；（2）对内，在坊墙制中有城内的防御性建筑结构，在城市一般职能中，侧重军事职能与统治城内居民的职能。上述第一点的对外特征可以说正符合刘淑芬阐述的魏晋北朝时期的城郭特征。爱宕元指出，在唐末混乱时期也曾加固城墙，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也就是说，从军事防御结构的观点看，中国城郭建筑的模式正是经过了战国与北朝、隋唐两个大规模的筑城时期才完整起来。

根据上述的考察，可以勾画出唐代华北城市的一个模型，即为图28“隋唐城市的模型”。图中的唐代城市特点是：（1）对外而言，防御外敌入侵的设施有与羊马城、护城河、关城、瓮城、马面、角楼的外郭城相连接的系统性防御构造；（2）对内而言，城内结构不仅是二重内城外郭方式，外郭城内还设有钟楼的十字街与坊市制。这毕竟是一种模型而已，至今还未发现具备以上所有要素的地方城市。但唐代城市，特别是在上述对外防御构造上，当时已具备了在后代进一步得到强化的很多军事防御性城郭构造的诸要素。但是对于上述对内作为统治居民手段的坊市制的规制，如前述宫崎市定的论述中所指出的，事实上也是与隋唐统一国家的建立及整顿治安相对应而强化起来的。与北朝相比，隋唐的城内管理相对松懈，王朝初期就呈现出导致唐末坊市制崩溃的松弛状况。

图28 隋唐城市的模型

通过着重弄清如上所述的城市城郭外形，虽然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包含城市生活内部构造在内的具体分析，但关于两京、府州县城仍有许多不明之处。考虑到当时各部族割据这一城市背景，整理探究城市内部结构的程序，举出能充分应用于考古发掘考察的分析项目，我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将城墙、城门、军事设施的建筑结构与规模，宫殿、官厅、学校、寺院、道观、祠堂、市场、民家、街道、街区、水路等形态与布局、数量纳入平面图中。其次，尽可能弄清居民的构成（种族、部族、职业、身份，征服民与被征服民的人口构成，不同财产、资产的居住分布形态，不同阶层、不同人种、不同种族区分居住的程度），庶民街、官绅街、贫困区等形态、规模，异种族人的街区（特定宗教徒、外国人居留区“蕃坊”等街区的有无、规模、分布）等。通过这一工作复原出的社会景观，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城市内部的社会构造（城市中各种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与城市问题等城市生活的具体面貌（住宅、交通、水利、教育、灾害、犯罪、瘟疫等）。

以前都市史研究国际委员会负责城市史的会长Philippe. Wolff曾指出：“都市的社会构造，通过城市的建筑景观为所有人构筑了可视的景象，且表现自我。”[204]这句话揭示出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建筑结构的相互关系。结合文献史料，充分利用现存遗址与考古发掘成果时，Philippe. Wolff的话是深有启发性的。

总之，隋唐城市的建筑构造，如从坊墙制中所见到的，在治安优先与管理居民的城内建筑结构上继承了北朝的城市形态，同时如在外城防御构造强化中所见到的那样，军事防御性城郭结构也是宋代以后建筑结构的母体。由于城市的生活与文化同上述整理的城市建筑密切相关，因此下面将以建筑构造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为中心，阐述隋唐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第三节 隋唐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众所周知，有关隋唐城市的生活与文化的研究，已有以石田干之助《长安的春》（东京：创元社，1941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Edward H. S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福冈：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1968年）、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4年）等为代表的许多经典著作。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系统地论述了隋唐文化之渊源与变迁，而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从各种族冲突与融合的观点解释了隋唐制度，可以说也是研究城市社会史时必读的基础文献。

近年来的成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室干雄有关自中国古代至中世的城市社会史的一系列著作，如：《剧场国家——古代中国的世界像》（东京：三省堂，1981年）、《桃源梦想——古代中国的反剧场城市》（东京：三省堂，1984年）、《园林城市——中世中国的世界像》（东京：三省堂，1985年）、《干潟幻想——中国中世的反园林城市》（东京：三省堂，1992年）、《槛狱都市——中国中世的世界戏剧与革命》（东京：三省堂，1994年）、《游荡城市——中世中国的神话、笑剧、风景》（东京：三省堂，1996年）[205]。

在上述书籍中，大室一方面以令人称绝的细腻笔法叙述了西汉的长安、东汉及魏晋的洛阳、南朝的建康、隋的大兴、唐的长安等相继出现的国都的城市文化历史，反复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王权中具有的恒久的礼仪性、游戏性要素，同时以明晰并充满活力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发源于华北的中国古代城市文化遇上北方游牧民文化和华南的崭新风物后如何发生变化，并随着隋唐统一王朝的出现而与之融合的过程。

近年来，在中国出版了不少关于唐代文化的重要研究著作，如：赵文润编《隋唐文化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405页；潘海鸥编《中华文明史》（第五卷）《隋唐五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1—921页；徐庭云主编《中国社会通史·隋唐五代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557页；俞伟超主编《华夏之路》（第三册）《隋唐至两宋时期》，北京：朝华出版社，1997年，1—323页；李斌城等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630页；龚鹏程《唐代思潮》（上下），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1—847页；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814页；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上中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1938页；徐连达《唐朝文化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514页；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390页。

基于以往各项研究，可列举隋唐城市的文化特征如下：

1．由于西亚（特别是波斯萨珊王朝）和西域绿洲城市的文物、人员流入而形成的国际性与异国情调。这可以说是通过绿洲之路的东西交流之天赐。

2．以鲜卑、突厥为首的北方游牧民的文化影响。这可以说是五胡十六国以后，北方游牧民南下这一从北向南的民族迁移之天赐。（上述两个特征紧密相关，可以说，源自西方的文化通过北方游牧民大量进入中原，东西方交流是在鲜卑等游牧民涌入中原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3．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区文化（华北的构筑性、武人型文化与华南的审美性、文人型文化）的融合与整合。

4．城市文化主体的变化，即相当于由贵族阶层垄断文化时期向庶民作为城市文化主体登上历史舞台时期转型的过渡期。

首先，在本节中，由于隋唐时期是包括汉人在内的众多种族和部族各种文化相互冲突、融合、共存，西亚、印度、西域绿洲城市的城市文化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文化（因移动管理绵羊、山羊、马、牛、骆驼等家畜而形成的游牧民生活样式的总称）渗入中国的时期，因此将隋唐的城市社会作为一个多种族、多部族混居的多样式文化共存的多文化社会来把握[206]，从而把隋唐城市（特别是华北城市）的首要特征确定为“多种族社会”。这一特征概括了上述前两个特征，可以说正是继承了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城市特征的隋唐时期城市的特征。

其次，笔者重视从东汉末持续了300年以上的分裂时期到隋唐王朝统一，以城市为基地，分裂的文化摸索重新统一这一点，将隋唐城市的第二个特征确定为“汉人共通文化之形成”。这一特征概括了上述后两个的特征，它说明，在随着隋唐中国再统一而形成的城市网络完善和流通密度增加的背景下，特别是从8世纪后半期到9世纪初叶的中唐以后，汉人的生活方式中出现了共通的要素，经过五代十国时期到宋代，形成了以文化的共有意识为基础的明确的中华民族意识，并为后代所继承[207]。

可以认为，隋唐城市正处于上述两个特征在时间上重叠的阶段，随着时间推移，比重逐步从继承前阶段文化的“多种族社会”特征移向为后代所继承的“汉人共通文化之形成”这一特征。以下就隋唐城市的这两个特征依次进行论述。

一、多种族社会——对前代王朝（五胡、北朝）的继承

（一）游牧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从五胡十六国、北朝到隋唐初期，相当于覆盖欧亚大陆整个领域的民族大移动时期，也是游牧民及其后裔涌入华北各城市，作为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君临于世的时期。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它与以日耳曼民族移动为契机而产生的欧洲中世有很多类似之处[208]。

在华北的城市，各种族、部族的民众杂居，特别是游牧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209]。游牧民式的服装（胡服）、饮食（胡食）、舞乐（胡乐）、语言（胡语）、家具（胡凳），以及骑马和尚武之风不断渗入并流行起来（即所谓胡化和蕃化），成为该时期的风俗特色之一[210]。涉及衣食住各方面的游牧文化，与秦汉时期以来的传统风俗相互融合，孕育了中国新的生活方式。现代中国衣食住的雏形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隋唐城市所带有的多种族、多文化社会的特色，以及受游牧民族文化影响之强烈，与上节中整理说明的隋唐城市的军事性、防御性结构密切相关。由于遭受游牧民入侵，秦汉帝国古典世界瓦解，在这一分裂时期形成了侧重军事、防御和统治居民的城市结构，这一特征也为统一了分裂局面的隋唐城市所继承。这一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在构成掠夺与重建主要舞台的城市中，半强制性地实现了汉人与非汉人诸种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东汉以来农耕民中的豪族们，在多种族、部族聚居并杂居的城区构筑了以统治、防御和治安为目的的坊制，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政权的衰落和游牧民的入侵，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市镇的居住区域建设了有墙壁包围的居住区和有城外庄园的自卫性共同体，将传统儒家文化作为家学，代代相承，以应对此分裂的时代[211]。这些豪族在隋唐统一王朝成立后成为中央官僚，从地方市镇移居到长安、洛阳等都城，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复兴做出了贡献[212]。

众所周知，隋唐王室虽然带有鲜卑族等游牧民族的血统，但一直自认为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汉人统治者。其原因在于：（1）当时的情况是，游牧民迁居中国中原很长时间后，游牧习俗衰退，统治阶层不再是纯粹的游牧民，与包括农耕民在内的各种族间不断通婚，“汉人”这一概念本身变得比较宽泛。“汉人”意味着继承了汉代以来文化的一个文化集团，而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这有助于北方游牧民出身的新统治者们施行“正统化”的政策；（2）在北方，以突厥为首的游牧民新势力崛起，隋唐王室被迫与更加纯粹的游牧骑兵军团对峙，因而以农耕为基础的汉民族王朝的自我意识相对高涨起来；（3）隋唐政权继承了相当于其政权源头的西魏宇文泰的以“关中本位政策”来宣扬在中华文明的摇篮之地——关中平原建立政权的有利之处的做法，极力显示自己是汉代以来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者，以此来保证政权的正统性[213]。

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后，入侵华北一带的非汉人政权的统治体制，起初试图维护非汉人的部族统治与汉人统治并存的“胡汉分治”，其后转型为全面实行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政治体制。统一的隋唐王朝占领了拥有众多汉人的广阔领土，因此五胡十六国到北朝的那些华北小王朝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就与政权的正统性直接相关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礼仪来看，隋唐王朝采取了“复汉魏之旧”的政策，传统汉人王朝的色彩非常浓重。

而另一方面，隋唐初期的皇室与多数政府高官都是北朝非汉人的武人[214]。隋唐王朝起用众多非汉人为武将，也是因为原本它就是以非汉人的武人为核心而建立起的政权[215]。在非汉人政权重用同为非汉人人才的政策中，较为著名的例子是蒙古人之政权元朝重用蒙古人与色目人（维吾尔、党项等部族），以及满人政权清朝重用满人和蒙古人。在隋唐王朝，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应该也存在同样的倾向。

中央欧亚大陆的游牧民和西域人，因隋唐王室具有北魏以来的鲜卑游牧民族之血统，将唐朝称为“Taugas”“Tamghaj”“Tabgac”，据说这是“拓跋（鲜卑拓跋部）”的意思，这也说明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将唐朝看作一个游牧民族国家[216]。灭亡了东突厥之后，唐太宗被游牧民的君主们称为他们的“天可汗”[217]。

在关中平原，从公元316年被匈奴攻陷晋长安城到公元581年建立隋王朝的二百四十六年间，除极短时期以外，一直存在着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五胡”建立的非汉人政权，其间关中平原的居民大半为非汉族人[218]。虽然有地域差异，但当时的华北一带，总体上也处于胡汉人口各半的状况[219]。抛开政治组织这一层面，而从社会生活的层面来看的话，可以看出隋唐初年深受游牧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很自然的。

考察隋唐时期华北城市的生活与文化时，应重视汉代以来中国城市的传统文化，还是应更重视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的非汉人（游牧民政权）的文化渊源，这一问题不单是城市文化的问题，也是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制度整体的根本性问题。

例如，对北朝、隋唐时期的军事制度——府兵制起源于鲜卑族的军制这一点，已无学者持有异议，可是同时期有关隋唐政治、社会制度渊源的问题，例如土地制度（计口受田制、均田制）[220]和都鄙关系（中世村落的形成时期、形成过程）、国都的建筑结构和城市规划（下文将详述），乃至律令制度建立的契机[221]等，是应该在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中定位这些制度，还是应该重视成为新统治者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些问题还处在尚无明确答案的阶段。

一般在日本学界，专攻中国史的人重视汉代以来的传统，专攻中央欧亚大陆史（内陆亚洲史）的人持有较强的重视游牧民族行政组织和文化影响的看法。而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处理有关种族、民族问题的历史研究必然与自己的民族性问题和民族政策相关，因此分析会变得比较复杂和受现实影响[222]；而对韩国的学者而言，由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有朝鲜族，且朝鲜半岛与中国接壤，可以认为他们倾向于比较强调重视非汉人立场之观点。处理多种族错综复杂并存时代问题的历史研究，往往难以避免直接或间接地被国籍、民族和本人立场左右。

不过有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当时的史料几乎都是汉文史料。作为史料编纂者的汉人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了这些汉文史料，主要依据这样的史料来论证游牧文化的影响，这在方法论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因此，为了摆脱史料困境，出现了新的尝试，那就是将从五胡十六国到隋唐时期的中国社会的事例，放入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例研究得出的一般模式中，去进行比较分析。采用在对异文化冲突和相互影响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或文化接触（culture con-tact）假说，就是一种尝试。

（二）文化涵化论

所谓文化涵化，就是指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若干社会（人类集团）或多或少地持续性接触、相互影响，导致各文化变化的过程。在促使文化变化的主要原因中，既包含社会内部的自发性进化，以及自然环境、人口变化等内在原因，也包括不同人种集团间的接触、入侵等外在原因。一般认为，外在原因大大强于内在原因[223]。文化涵化论试图考察文化变化中外在冲击的影响，探讨涵化的机制、对涵化的抵抗以及涵化的结果等[224]。探讨文化间的接触与变化这一想法，对于摆脱汉人（农耕民）还是非汉人（游牧民）这一单纯的非此即彼的认知拘束是非常有利的。

众所周知，在基于文化涵化论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化的尝试中，魏特夫（Karl. A. Wittforgel）的“征服王朝论”非常有名。魏特夫批驳了所谓反复入侵中原的北方游牧民因文化程度较低，而被高度发达的汉人文化吸收同化（assimilation）的以往的见解，提出异文化的接触有可能促成文化的融合（日文为习合，“syncretism”）和文化的共存、共生（live together in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他在中国历史中举出了辽、金、元、清这几个不是被汉文化吸收同化，而是相对汉文化保持着独立文化的王朝，将他们称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以区别于别的王朝[225]。

不过魏特夫认为，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并不存在作为征服王朝的辽、金、元、清朝所呈现出的那种程度的非汉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共存，因此将它们命名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关于隋唐王朝，则既不作为征服王朝也不作为渗透王朝，而是作为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典型王朝（typically Chinese dynasties）之一来把握。

另外，上文提到的通过以鲜卑族等非汉人为核心的“关陇集团”政权执掌能力的变迁来通观隋唐政治史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则是一部批驳了将隋唐王朝作为传统汉人王朝来把握这一观点的经典著作。并且，近年来Jennifer Holmgren沿用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同时比魏特夫更重视游牧民族在北朝、隋唐社会整体中的影响，正在逐步系统性地弄清从北朝到隋唐时期的社会流动与婚姻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变迁等问题[226]。

在日本，有意识地运用文化涵化论对五胡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进行的研究中，古贺登的农业史[227]和食物史[228]研究最为著名，他提出了“游牧文化”的概念、中国文化复合论[229]。最近大室干雄在前述《干潟幻想》和《槛狱都市》中确立了“牧畜文化”这一概念，从多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文化面貌的改变。

在台湾，逯耀东引进了“草原文化”的概念，总结了从北魏平城至洛阳的政治史[230]。在韩国，朴汉济批判了传统的汉化论和吸收同化论，提出了“胡汉体制”（Sino-barbarian synthesis）这一概念，在从北朝至隋唐的广阔视野下，开展了有关政治体制和国都的城市规划[231]的系统性研究，令人瞩目。

另外还有一些虽不是直接基于文化涵化论但很类似的研究，如：中国的吕一飞将以往较受轻视的北魏鲜卑文化对隋唐的影响整理为四点[232]：（1）高官人数中非汉人所占比例甚多；（2）开明的民族政策；（3）鲜卑式的婚姻、服饰、乐舞；（4）开放性的文化政策。张竞从非汉人与汉人的不同文化冲突而造成的文化涵化的观点重新审视了中国人恋爱观的变迁，以此来分析隋唐文学中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文化影响，展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史研究[233]。

以上论述中的“征服王朝”“渗透王朝”“胡汉分立”“胡汉体制”“游牧文化”“草原文化”“牧畜原理”等概念具有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是为了在重视游牧政权作用的基础上，对不同于古典时期的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系统性把握而设想出的可操作性的假说[234]。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将坊墙制和国都的城市规划问题作为这一时期文化涵化过程中的城市建筑方面的个案，对其进行整理。

（三）文化涵化与都城建设

下面将具有方格状街区分割特征的坊墙制作为建造、开拓军事基地的殖民地模式之一，来重新探讨拥有坊墙制的都城城市规划的历史背景，并结合上述内容，对产生坊墙制度的文化特征进行阐述。

1．方格状街区分割（grid plan）的坊制

里制与坊制一般为方格状街区分割形态。我们可以根据D. Stanislawski与矢守一彦的整理，来重新总结古今中外广泛存在的方格状街区分割的特征[235]：即方格状街区分割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测量器具与技术进行布局；便于土地的分配与拥有，及租税的征收；利于军事上、政治上的统治；可在不用变更城市规划基本模式的同时逐步向外扩展；具有使方形建筑集缩在最小空间中的长处。

除上述诸点外，在有限的高密度空间中能有效地创造出居民的居住布局，也是方格状街区分割的重要特点。方格状街区分割可均等地排列一个个独立的居民区方块，因此它孕育了空间上的分地区居住。方格状街区分割的城市，能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隔出一条道路，使具有不同生活习俗的居民区得以共存，19世纪初按此城市规划建造出的现代纽约便是一个典型。在不同人种、出生地、阶层、身份、职业的居民集聚城市的规划中多采用方格状街区分割，这是被当时的人认可的。也就是说，方格状街区分割不是自然产生的街区，其特点在于是人为建造的，是规划城市（尤其是军事殖民城市）特有的规划方式。矢守一彦称：“方格状街区分割既便于丈量，又能符合中央集权统治的要求，它是在一种意志下，起初作为‘organic whole’成立的。它不可能是由各个建筑物恣意部局，而是有意综合产生的[236]。”

回顾方格状街区分割的历史，因古希腊、罗马帝国的领土扩张而导致大量殖民城市建设，推广了希腊、罗马的方格状街区分割（Greek grid, Roman grid, Latin grid），在中世东德边境殖民城市与南北美大陆殖民城市，都建造了很多方格状街区分割城市。从此事实中可归纳出：迁移居民（以军人为主的较多）在新的统治地新建城市时，形成了方格状街区分割城市[237]。以近代日本为例，属于北海道开拓基地的札幌是最为著名的。参看以上诸例，可以说从建造北魏平城外郭城，到隋唐长安、洛阳城国都，采用方格状街区分割的主要原因都在于由移居者（从蒙古高原移居到华北平原的鲜卑族拓跋部及其后裔）在新的统治地建造新的规划性城市[238]。

应注意的是，一般方格状街区分割与城市周边的方格状耕地密切相关，较多形成了贯穿城市内部与外部的方形土地区划。方格状街区分割与方格状耕地分割都是利用新开拓的人工土地而建的，两者有共同之处[239]。因此，中国的均田制与日本古代的条里制都是方格状耕地分割，并与方格状街区分割的坊墙制相同，这可以一并理解为是对新开拓的土地的利用[240]。北朝、隋唐时期，作为计划性利用土地的理论依据，再三利用《周礼》，这与按规划建国都并拥有广阔的开垦地与荒地的华北当时的开垦状况不是没有关系的[241]。

但是对于建筑于北魏国都的坊墙制经隋唐普及至州县城的过程，包括是否向州县城普及了坊墙制这一点，依然丝毫不清晰。由于方格状街区分割是规划性城市特有的规划方式，无法想象将以前地方城市的内部改造为方格状街区分割。大概唐代州县城的坊墙制除了一部分规划性城市外，其他都是不规则的街容，很难认为在华南会普及区划为“坊”的坊墙。

可以说，方格状街区分割的坊制只有在大规模规划性城市国都中，才能最明显地体现出来。但是方格状街区分割的城市，基本上是新开拓地的建筑方案。与罗马帝国建造殖民城市相同，古代方格街区分割的里制也是顺应秦汉帝国统治空间的扩张需要而实施于边疆地区的[242]。

如上所见，方格状街区分割本身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但方格空间的意义与象征性，因文化或历史而有所不同。在中国存在的根据是宇宙论将方形空间神圣化的传统，即《周礼》中的理想城市规划、阴阳五行说、天圆地方的概念及天文思想等。特别是在被神圣化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建筑空间里，城内的建筑到处象征性地附加了这种古典理念。自“永嘉之乱”（311）后，历经二百七十年，体现出了重新统一中国的政权之正统化[243]。

但是，从北魏平城至隋唐长安、洛阳，所有国都不单是方格状街区分割的区划制度，也存在采用靠城墙围起居住方块的围郭居住区制度（坊墙制的特征）。因此，需重新探讨在方格状街区分割上采用围郭居住区制度的原因。

2．坊墙制实施的历史背景

坊本来是指由坊壁分隔开的特别空间。从东汉末到唐代作为特定地区的出身者（吴人坊），特定职业、身份集聚的空间（太子坊、大尉坊、王子坊、教坊、军坊、病坊）以及保管特定东西的空间（籍坊、马坊）的名称使用。

坊被用来指一般城民居住方块，是在北魏国都平城扩建外郭城时，在整个外郭城建造坊之后。国都的坊墙制是按北魏平城——北魏洛阳——东魏、北齐邺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这样的谱系继承下来的（参看表1“坊墙制的变迁”）。因此，坊墙制以北魏国都平城建筑外郭城为契机形成的历史背景，构成了问题的焦点。

表1 坊墙制的变迁：从北魏平城到唐长安、洛阳

续表

许多前辈学者指出，坊墙制与多种族居住、游牧民成为统治者的社会形势相关。宫崎市定很早就指出，魏晋以来，在诸种族、部族割据的华北，由于治安上的要求恢复了古代里制，产生了坊制。他阐述道：随着隋唐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国内治安的稳定，坊的治安功能逐渐衰弱[244]。如以宫崎市定的理论为出发点，将会促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坊墙制的历史背景。

首先看一下指出防御、治安职能之重要性的观点。宫川尚志与宫崎同样，认为坊墙制是为防御席卷当时城民的种族间战乱而产生的[245]。日野开三郎也认为，是为防止频发的抢劫或火灾等灾害的发生与扩大，并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设置的[246]。曾我部静雄认为，相当于村落中为防御而建造的坞（堡），在城市中为防御而设置的就是坊，并论及了在当时紧迫情势下的居住状况[247]。

总结主张坊墙制的主要目的在于管理居民与统治职能方面的观点，要首推逯耀东的“坊墙制从北魏平城继承至洛阳城”[248]。继承了这一观点的朴汉济，使用上述“胡汉体制”概念，进一步论述了坊墙制的历史特征[249]。“胡汉体制”是将五胡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理解为胡汉间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具体指胡汉两要素相混合成马赛克形状，既非胡族又非汉族，变为第三种形态的政治、社会体制。坊墙制也是胡汉体制的一例。根据这种胡汉体制论，朴汉济认为，北魏平城、洛阳城具有特色的外郭城的封闭式坊墙制，是因随着游牧政权的国都建设而实施的移民政策，以及城市的多部族统治（即统治参加战役的部落民、被统治者）需要而建造的；坊墙制是将农村地区的计口受田制应用于都城的区划。并且指出，作为胡汉体制的一例，从北魏平城至唐长安的所有国都中都存在禁苑这一城市结构，并命名为“北宫后庭”[250]。朴汉济的胡汉体制论虽基于前述的魏特夫的文化涵化论，但作为以一贯性理论来系统化北朝、隋唐时期的社会体制的尝试，是非常可取的。

另外，刘淑芬从游牧民的影响方面论述了魏晋北朝时期发生的战国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筑城运动之原因。她认为，由于游牧民政权强制性地实施被征服者入城居住的移民政策，导致建立了国都坊制。关于坊墙制的建立，她与朴汉济持相同见解[251]。刘淑芬阐述道：正由于城郭能最有效地防御擅长骑马战术的攻击，所以起初是汉人为对抗游牧民而筑的，之后游牧民也筑起城来。隋唐大规模的都城建筑与城内的坊市制，也是五胡北朝时期筑城运动的结果。

运用“牧畜原理”概念分析北朝、隋唐都城的大室干雄，把坊墙制比喻为将人像牲畜一样圈起来的制度。他与朴汉济同样认为，国家分配土地的计口受田制、均田制是以游牧民为主创造出来的[252]。如上逯耀东、朴汉济、刘淑芬、大室干雄的观点，在强调坊墙制是作为游牧民政权政策的一环而创造出来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另外坊墙制限制了坊内的往来，确实有作为城市管理制度不便于居民的一面。但应注意的是，禁止夜间在坊外活动的法令，只是将外郭城内各坊间路上夜间通行作为禁止的对象，并非禁止坊内夜间通行。坊本身可说是一个独立的小城郭，坊内设有各种店铺、宗教设施，各坊构成了各自独立的空间。关上坊门，各坊便在空间上孤立起来，可以预防叛乱、犯罪、掠夺、火灾等的扩大。与此同时，负责警护的官吏半夜巡逻的外郭城空间，也被限定于夜禁所规定的坊间路中。总之，坊墙制由于隔开了坊内与坊外的空间，成为只需少数人便可有效维持治安的城市管理制度，适合于新到来的少数统治阶层管理多数被统治者。若没坊墙，就需要以城内全域为对象的细致严密的警备，就必须进一步增加警卫与军队的数量[253]。

加上这点来考虑的话，少数鲜卑族统治者进攻华北、建造北魏平城所实施的坊墙制，主要是为了人为地使多数被统治者以部族、出身、身份为单位分别居住而实施的。这一观点颇有说服力。因为在当时的国都，诸种族、部族最为错综复杂，国都是多种身份与职业者集聚的场所。

基于以上论述，重新整理游牧政权建造国都时所采用的方格状街区分割与围郭居住地区制度的背景，可以发现，在当时诸族割据的不稳定社会状况下，作为新统治者的游牧民政治组织的能力与华北的传统文化，在建造新都时融合起来。即拥有移民政策与计口受田制等强硬政治组织能力的游牧民统治者，进攻华北并建造计划性城市时，与中国华北的传统文化——作为里制的秦汉以来的方格状街区分割传统，在华北干燥平坦的地形上使用版筑筑城的技术传统，引用了“天圆地方”为代表的传统宇宙论等融合起来。

如此看来，建造女真族金中都与蒙古族元大都时，也可以认为当时恢复了方格状街区分割。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可与东汉末至五胡北朝长期混乱相比拟的时代，唐宋以来商业经济显著发展，因此金朝、元朝在物质条件上限制商业活动的坊墙制未再出现。

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游牧、牧畜民的迁移，仅破坏了罗马城市结构，却没有积极建设新城市，以致给欧洲带来了长期的荒废。与此相比，中国则由游牧民之手重新建造了国都，如隋唐长安、洛阳城的建成。可以说，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正在于，控制中国华北的欧亚游牧民政权之强大，与中国城郭城市建设传统中的优点相融合的结果[254]。

3．坊的变化——从管理空间到生活空间

从管理统治坊的方面来看，坊构成了一个政治行政单位；居民开始聚居于坊内，构成了城内居民社会组织的基础单位。这可从载有贞观二十二年（648）洛阳城某坊发生房产纠纷时，坊内的坊正进行民事诉讼调停的文书[255]，和记述了洛阳城思顺坊的居民协力建造龙门石窟弥勒像的《唐洛州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佛像碑铭》中了解到[256]。由坊墙围绕起来的建筑景观，可以说使居住于同一坊内的居民感受到了心理上的一体感。

这样为统治与治安而建造的坊虽也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单位，但随着始于唐代后期的商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坊墙制成为自由商业活动的枷锁。另外，随着游牧文化的遗风经唐末走向衰退，坊墙制也衰退了，置于坊这一闭塞的方块内的城内社会组织也变了质。宋之后产生了狭窄的、由邻接住宅的街道构成的街巷组织[257]，这种变化与日本平安京的坊制度松弛，从而产生了新的街巷组织的过程相类似[258]。也可以说，这是方格状街区分割走向崩溃的一般模式。

二、汉族共通文化之形成以至后世（宋、元、明、清）的传承

隋唐王朝成立后，以国都为核心的系统性城市网络（连接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与物流通的空间系统）开始得到整修完善，在此基础上，人员交流密度增大，于是在唐代中期至宋代，开始出现传承于后世的汉族共通文化之萌芽，这是隋唐城市的第二大特征，以下对此予以阐述。

（一）城市网络的完善

隋重新统一中国在城市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它通过废除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郡、创设科举制度、开凿大运河等政策，于经历了长期分裂时期后，奠定了以国都为核心的城市网络之基础，并被后世所继承[259]。

1．郡之废除

隋文帝废除了曾为地方割据势力之据点的郡，尝试建立起一个直接维系国都与州县的行政城市网络，这不仅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改革，还构成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国家礼仪的全方位强化君主集权之改革的一环，体现了中国历史上隋重新统一中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260]。经过这一改革，尝试克服魏晋以来三百年间的分裂过程中日益强化的割据权力，建立以国都的皇帝为顶点的官僚制度，并与科举制度的渗透相关，为日后“中国”的形成奠定了行政基础。

2．科举制度

隋代创设的、于唐代后半期扎根下来的科举制度，不单具有录用人才的功能，而且促进了连接国都与地方城市的城市网络的紧密化，并起到了通过该城市网络使各地区文化连接起来的作用。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基于儒家经典的、具有共通文化价值观的官僚及知识分子广泛地分布于中国，促进了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中国”之形成。

并且，科举作为选拔官僚的制度，是从地方州县城的考试开始，根据合格与否，应试者逐步攀登到上一级别的城市，最终在国都皇帝面前进行的殿试中（殿试在制度上确立起来是在宋代以后）合格的话，就可以步入仕途甚至成为政府高官，因此也是一项具有明确行政城市级别并最终显示国都在礼仪上的中心性功能的国家礼仪[261]。随着科举制度的渗透，国都以及国都附近地区成为较为有利的应试地区，在唐代，京兆府、同州、华州等关中诸州府逐步占有了特权性地位。

从科举制度扎根下来的唐代后半期开始，周游于城市之间、肩负起传播共通文化价值观任务的科举应考生的身姿，与官僚、做长途生意的商人一起出现在社会景致之中。大量的口头传承和民间曲艺，通过这些周游的知识分子在各地得以被收集，并变为文字，从而使这些内容跨越地区性差异，形成许多共通模式，这也是该时期出现的新现象[262]。

可以说科举制度始于隋，扎根于唐后半期，成型于宋代，这一过程对中国传统社会之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3．大运河

建设大运河意味着首次形成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干线，带来了中国空间系统的转型。以修建大运河为契机，从隋唐时代起，开始了对江南三角洲的开发，维系六朝时期形成的江宁府（南朝建康）、扬州、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越州、明州等江南重要城市的城市网络，首次与华北的城市网络连接起来。

通过大运河，这些南朝以来的各城市与华北连接起来后，以建筑庭园为象征的江南城市文化，开始对华北诸城市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在大运河沿岸，从华北向江南三角洲移居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正式拉开了江南定居史的帷幕。在与江南的交流日益密切的唐代后半期，旧南朝的城市文化向华北渗透愈发显著，众多华北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南朝以来拥有丰富多彩历史渊源的江南城市文化开始抱有强烈的憧憬[263]。

关于唐代开发江南的状况，以高谷好一为首的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低地开拓研究组的研究人员，提出将水利开发模式运用于研究中国江南的开发状况，这使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把握唐宋时期的江南开发水平[264]。即至唐代为止的江淮开发中，虽然淮东、江东、浙西、浙东在开发阶段上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是以山间盆地的开发和扇形平地的顶部、三角洲上部（古三角洲）的一部分为主的，还未达到正式开发三角洲低湿地的水平[265]。

通过建设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形成了三角洲下部的干燥化，开发农地的自然条件逐步具备，可是唐代江南的大运河沿岸各城市，并不像明清时期那样发展为具有广阔腹地的一定区域之核心城市，倒是可以认为它们是作为延伸于开拓地域水路干线上的中转城市发挥着作用。唐代建设了很多从南北干线大运河向东西延伸的支线，当初是专用于漕运的运河，到了宋代后也被有效地用于农田水利。这样一来，孤立分散的开拓地区在表面上开始连接起来，江南一带在功能上结合起来。

国家与民间进行的江南沿海的部分盐田开发和防波堤的建筑，到了唐代后半期更加正式化。这促使国家的财政派出机构（巡院、监、场）用以往州县城市网络不断扩张的形式分布于开发前线。与此同时，三角洲的开发也渐渐正式进行，早在8世纪后半期就形成了为后代所继承的、主要依赖于江南上缴两税、盐税的国家财政模式的雏形[266]。不过进入宋代后，以国都为核心的行政组织与民间商业的全国性网络才连接起来，以致城市网络日益紧密，以开发水平较高的江南作为财源的税收系统才开始生效。

（二）汉人共通文化之形成

如上所述，覆盖江南各城市的全国性城市网络于隋唐时期出现，通过建立在此城市网络上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和民间商业活动等，以往不同地域、阶层复杂地交叉组合的文化也开始慢慢形成一定的共通性。官僚、科举应考生、地方知识分子、商人们，通过城市网络承担起在各地区传播共通文化及价值观之使命，带来了民众层面上的文化整合。作为他们活动据点的城市，成为与腹地农村地区进行人员交流、物品流通的枢纽，起到了培育中国共通文化的孵化器的作用。

也就是说，从魏晋至隋唐、宋代长达千年的这一时期，文化史上的重要特征为：经过大量移居和入侵中原的游牧民、狩猎民与汉代以来的农耕民在文化上的冲突、融合过程后，特别是在唐代后半期至宋代这段时期，形成了传承至现代的汉族共通文化之雏形，即包括作为父系血缘集团的宗族及其习惯法[267]、婚姻丧葬祭祀礼俗[268]、节庆祭典[269]及新儒家、道教、佛教和民俗宗教的思想与信仰[270]，以及伴随着印刷术的普及、汉字识字阶层的扩大而形成的汉字文化等[271]。人们由于共有了这些共通文化，才首次成为“汉人”[272]。

当时，印刷业在近世欧洲的普及促进了信息共享，对欧洲的文化整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相似，唐末至宋代的民间印刷业开始在全国各城市普及，它加速了各地域的文化整合。例如有学者指出，印刷出来的儒家礼仪书籍作为礼教的共通规范进入知识分子家庭，这促进了以儒家为基础的共通文化的形成[273]。

在此重要的一点是，上述汉人共通文化之形成与唐代后期以后的华夷意识高涨密接相关。严格区分中华与夷狄（即所谓的华夷意识），虽是随着秦汉帝国统一中国而出现的，但表现得比较强烈的时期为南北朝时期，正是汉人流亡政权中的南朝知识分子具有的与北朝非汉人政权抗衡的意识导致了华夷意识的高涨[274]。但是在南北分裂得到统一的隋唐，华夷意识总体上比较淡薄。这是因为对带有非汉人血统的统治者而言，政策上重要的不是严格区分华夷，而是华夷合一，特别是对成为政权根基的华北而言，魏晋以来的众多种族、部族在同一空间下长期混居，不断通婚，华夷之区别本身就已变得模糊。

然而，安史之乱（755—763）后，即唐朝的领土被分割、削减，北方游牧民等外在压力增大的8世纪后半期以后，华夷概念作为思想上、哲学上的重大问题登场。始于韩愈等人的中唐古文运动和重新阐释儒家的潮流，在力图批判魏晋以来的骈文和佛教、复兴汉代的古典文化这一点上，与中唐的汉人共通文化之形成以及华夷意识抬头之潮流相关，可以说它起到了强化该潮流的作用[275]。

一般认为，前近代的儒家文化观由于将基于儒家的文化看作一元的、普遍的，不承认不同的、对等的其他文化和国家之存在，所以即使存在着以文化高低为标准的华夷概念，也不会形成基于文化差异的民族概念。也就是说，在前近代没有对等地存在于国家间的明确的国境概念，因而区别华夷的标准也是相对的，如具有了一定的上述文化要素，不论种族、部族之间有何种差异，谁都可以成为华人（即汉人），具有作为文化继承者的中华意识[276]。

确实如上所述，可是在此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虽然可以将华夷思想定位为中华思想的一部分，两者具有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在两者之间，对于他者意识有不同之处。也就是说，强调基于德化、王化的华人文化普遍性的中华思想，具有可囊括华夷的包容性、普遍性之特征，他者意识本身比较淡化；而华夷思想的特征，是强调华人与夷狄在文化上的高低之差，在对外关系上具有排他性[277]。

这一点上，不拘泥于华夷区别的唐朝初期和清朝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体现了作为普遍主义的中华思想[278]，与受非汉人政权压迫而强化了华夷思想的南朝、宋、明形成对照。在原为非汉人出身者政权的唐朝和满人政权的清朝，立足于超越种族区别的中华思想的文化普遍主义，通过宣扬自己为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而使政权具有正统性，使华夷思想的排他性局限于内部。

有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相对于政权主体的种族出身与军事实力的强弱，中华思想较强的时期与华夷思想较强的时期反复出现。“汉人”这一范畴也在中华思想与华夷思想之间呈现一定的振幅。在中华思想中，原来“汉人”之定义，如上所述，是指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一比较宽泛的定义，随着华夷思想之高涨，汉人之范畴变得狭隘，汉人意识变得激进。因而，唐后期至宋代的汉人共通文化之形成，可以说是以此华夷思想的抬头为动力而发展起来的。

并且，唐末至宋代形成的汉人共通文化与汉人意识，在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清的统治下也基本上没有变化，倒是在元末和明代得到维持并强化，直至清末[279]。同时，10世纪以后，在游牧民族之间也产生了以创造文字为象征的独立文化之自我觉醒[280]。

如上所述，汉人意识之形成是与华夷意识的抬头以及非汉人文化的自我觉醒相互联动的，以此为一个基准，将10—13世纪作为民族主义的时期来把握，将宋朝作为“汉民族”的“国民国家（即民族国家）”来理解，也是有道理的。确实在宋与辽、金之间，由于缔结了条约而存在国界，在宋朝廷中创设了可与清末总理衙门相提并论的“国信所”这一对等的外交处理机构[281]。

不过民族（nation）这一概念是随着划定国界、确定国民的欧洲近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形成而创造出来的，是将以往的人种集团结合起来，转化为一个民族或国家（state）的概念。在中国近代国民国家——中华民国成立之际，首创了“国族”即“中华民族”之概念，将“汉族”（汉民族）定位于各个种族集团的核心[282]。

确实“民族”这一词语，除了是因近代国家有必要形成国民国家而政治性地创造出来的概念这一狭义的解释外，还可做如下广义的、较宽泛的解释，指自认为共有同一文化的集团，即超越“氏族”和“部族”之范畴的社会集团。在后一用法中，“民族”一词也可以使用于前近代。

然而将“民族”这一词语，用于不存在明确国界线和国民概念的前近代，会犯下将近代才诞生的民族意识逆向适用于过去的错误。特别是在中国，确立某某族之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民族识别”为首的各项民族政策实现的[283]。将4世纪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五胡、突厥、契丹、党项等游牧民与汉代以来的农耕民之间的区别，以主要在近代国民国家成立后使用的“民族”范畴来把握的话，不免牵强。因为，可以认为，这一时期虽然存在着鲜卑族、契丹族和汉族等种族集团，但基于民族意识的“鲜卑民族”和“契丹民族”，与“汉民族”一样尚未诞生。

在本文中，根据上述看法，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对前近代尽量避免使用“汉民族”等民族称呼，而使用带有汉代以来中原文化继承者之含义的“汉人”“华人”等词，或是作为有共同祖先的社会集团（部族），或是作为“部族”上级概念的“种族”，或是基于生活形态的“农耕民”与“游牧民”等词。

总之，概观唐宋城市的文化变迁，可知唐前期以前，多文化社会具有的文化多样性、共存性特征较强。而经过安史之乱后，统治空间剧减，吐蕃、南诏、回鹘、河朔藩镇等周边势力压力剧增的唐后期，多文化社会的色彩削弱。在对外思想上，普遍主义的中华思想衰退，排他性的华夷思想登上了前台。禁止佛教和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的所谓会昌废佛（841—846），就是其象征性事件[284]。

上述社会动向，与下文论述的唐后期的潮流相关。即在城市网络完善后发展起来的人员、物质交流空前活跃的前提下，以汉人为主体的城市中间层（下层官吏、科举应考生和商人等）成长起来，以他们为媒介，汉人共通文化诞生。8世纪后半期中唐以后的城市中，在多文化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外郭城内的坊制也失去其存在价值并开始瓦解，到了宋代则出现了汉人为主要居民的、以往所没有的自由的商业空间。

（三）“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傅乐成曾在论述唐宋文化变迁时，提出了“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这一框架，他将“唐型文化”的三大要素归纳为老庄思想、佛教、胡人习俗，其中两项是外来的；而与此相对，作为“宋型文化”的三大要素即民族意识、儒家思想、科举制度，即于其后确立了中国文化至上主义。他还论述道：在宋代形成的中国文化至上的意识，在蒙古人的元朝统治下也未消失，一直在汉人之间流传着[285]。按傅乐成的看法，唐宋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于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彼此形成对照，以安史之乱为界，发生了从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型。

也就是说，上述从隋至宋的变化，从思想文化的观点而言，可以称为从混合型“对外开放”的“唐型文化”向追求纯粹性的“封闭于内”的“宋型文化”之转变。可以认为，这一变化与饮食、建筑、服装、音乐、舞踊、马球、婚姻、骑马等风俗的变化，以及宗教、信仰的变迁都有关系[286]。可以说，以上作为隋唐城市文化特色举出的多种族社会与游牧民的影响，正是“唐型文化”之特点，所举出的汉人共通文化之形成，则在向“宋型文化”转变过程中得到了强化[287]。

隋唐城市的多元化社会在思想上孕育出多彩的、充满活力的、相对自由的风气，可是虽然与五胡北朝时期相比有所缓和，但多种族、多部族之间仍蕴藏着危机，因此需要体现在坊墙制中的统治、治安上的对策。而在宋代以汉人居民为主体的城市中，因多种族居民群聚而发生的社会冲突较少，经济活动也日益活跃，因此坊制消失，出现了自由的城市空间。而另一方面，严格区分汉人与非汉人的华夷思想也强盛起来，以佛教为首的外来宗教遭到排斥，唐代表现出的缤纷多彩的思想潮流转变为以宋学为代表，并不断纯粹化的思想。这样，可以说思想上的多样性与城内建筑结构上的防御性相关，正因它是一个产生缤纷多彩思想活动的空间，才更需要统治及治安上的对策。

本文基于傅乐成的观点以及本人以上的论述，可将“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这一想法作为中国历史上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两个相互对照的文化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来进行模式化[288]。我认为，从五胡北朝时期至宋代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这两个文化类型，并为其后的王朝所继承。也就是说，属于“唐型文化”类型的元、清和属于“宋型文化”类型的明在文化的要素（culture elements，构成一种文化的文化单位）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基本上可归类为同一文化类型。

产生“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之类型差异的最大原因就在于：统治空间的大小；统治阶层是否为汉人（即种族上的差异）。“唐型文化”的统治阶层具有非汉人的游牧民（狩猎民）血统，占领着包括“中国内地”（Inner Chi-na或中国中原〔China Proper〕）与“中国边疆”（Outer China或中国边地〔Outside of China Proper〕）在内的广阔领土；与此相对，“宋型文化”的统治阶层基本上为汉人，只占领着农耕地带的“中国内地”领土，与“中国边疆”的非汉人对立（参看图29至图33）。

图29 中国的空间构成A

注：如图29“中国的空间构成A”所示，中国的空间根据地理、历史、言语、种族、风土的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中国内地”Inner China（或中国中原China Proper）与“中国边疆”Outer China（或中国边地Outside of China Proper）两大部分（关于Inner China和Outer China之概念，请参考Caroline Blunden and Mark Elvin, Cultural Atlas of China, Oxford:Phaidon, 1983, pp.14—17）。

例如明朝如图2“清代中国大陆的空间构成”所示，是以“中国内地”为基础的国家（不过，明朝也包括作为“中国边疆”的东北的一部分），而清朝则是包括“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在内的国家，相应于中国统治空间的大小，“中国”这一概念本身在不同王朝时小时大。

唐以后的中国，统治空间包括“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两个地域的政权（姑且称其为“大中国”）和局限于“中国内地”的政权（姑称其为“小中国”）反复交替，直至今日。重要的一点是，包括“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在内的“大中国”（唐、元、清）是在原住于“中国边疆”的非汉人的军事性压力下建立起来的，为了使政权正统化，有必要建立囊括汉人与非汉人的体制意识形态。与此相对，局限于“中国内地”的“小中国”（宋、明）则是“中国内地”的汉人建立的，在内政问题上没有必要考虑到“中国边疆”的非汉人，因此出现了以汉人为主的体制意识形态。

在本书中，将“大中国”的唐朝与“小中国”的宋朝产生的文化类型，分别命名为“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认为相应于元朝以后统治空间大小的波动，两种文化类型虽有所变化，但互相继承并发展。

同时，如图30“中国的空间构成B”所示，“中国内地”可进一步区分为八个地区，“中国边疆”一般可分为西藏、新疆、蒙古、满洲（东北）四个地区（关于“中国内地”的区分方法有不同说法，此图参考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要根据水系的区分方法而绘制。请参看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14）。

图30 中国的空间构成B

注：据妹尾达彦《中华的分裂与再生》，桦山紘一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9页图2修改。

图31 唐初的“中国”空间：7世纪中叶

图32 唐后期的“中国”空间：9世纪前半期

图33 北宋的“中国”空间：12世纪初

注：1．图31—图33是以图30“中国的空间构成B”为基础绘制的，阶段性地显示了唐初、唐后半期、北宋三个时期“中国”空间的变迁。

2．斜线部分表示该时期的“中国”（以汉人为中心的统一政权的统治空间），空白部分表示“非中国”（非汉人政权的统治空间）。图32中的“中国内地”的北部地区，处于背叛长安中央政权的藩镇割据，大量居住着契丹等非汉人。在此状况下，从9世纪的长安居民方面来说，被认为是非汉人居住的边境地区。因此在图32中，未列入“中国”空间（关于这一点，请参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24—48页）。

3．本书中所说的“唐型文化”，如图31“唐初的‘中国’空间”所示，是拥有包括“中国边疆”在内的统治空间国家所孕育的国际性、普遍性、多文化主义的文化类型。而同时，所谓“宋型文化”，如图33“北宋的‘中国’空间”所示，是拥有主要为“中国内地”地区的统治空间和汉人统治阶层国家所孕育的国粹性、纯粹志向式、汉人主义的文化类型。这样来看，若将图32与图31相比就会清楚，唐后期的统治空间急剧缩小，与图33“北宋的‘中国’空间”相近，并且原来带有非汉人血统的统治阶层也在9世纪自然地具有了汉人意识，可将它定位为由“唐型文化”转为“宋型文化”的过渡时期。

4．绘制此图时，参考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第6册“宋、辽、金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以此统治空间与统治集团的差异为背景，两种文化类型之间，在对外关系、行政组织、体制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呈现出对照关系。略为图示性、抽象地来说，也就是“唐型文化”（唐、元、清）由于将“中国边疆”非汉人居住地与“中国内地”汉人居住地两者包括在一个统治空间之下，具有开放性（膨胀性）的外交政策、形式化（复合性）的行政组织、中华思想（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宋型文化”（宋、明）因为是将统治空间限定于“中国内地”汉人居住地的以汉人为中心的政权，具有闭锁性（排外性）的外交政策、功能性（中央集权性）的行政组织、华夷思想（汉人中心主义）之特征。

不过，唐末至宋代形成的汉人共通文化，正如上所述，在蒙古人的征服王朝元朝和满人的清朝也没有间断地被继承下来，元朝和清朝因拥有具有汉人意识的被征服民，故在统治上必须特别留心。在这一点上，在王朝刚成立时，社会上尚未形成明确的汉人共通文化，因而汉人意识之形成尚不成熟的唐朝之状况，与虽同样可归入“唐型文化”范畴、但汉人共通文化已经形成的元、清的状况不同。也就是说，虽在唐朝也存在着如何统治旧南朝汉人地区的问题，但在元、清被统治者之间已经存在着共有“汉人”意识的文化整体性，要创造出一个将具有非汉人血统的征服民与汉人被征服民共同包括在内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是一个比唐代所面临的困难得多的问题。

有趣的一点是，称赞唐朝“国际、普遍主义”的观点与称赞宋朝“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互对立并互补，并发展为唐宋以后中国思想的两大潮流[289]。顺便提及，将以上两种类型适用于近代以后的国家的话，可以认为中华民国属于“宋型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唐型文化”，不过近代以后，中国这一空间被组合进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空间中，因此“中国内地”与“中国边疆”相互组合而构成的中国空间的自立性变弱，有必要考虑来自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影响及回应，像以前那样主要依据“中国内地”与“中国边疆”关系来考察中国就变得困难。

在上述想法中，由于重视以文化变化中的外在冲击（特别是“中国边疆”对“中国内地”的影响）来区分王朝和国家，不免有过于轻视如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商业的发展等，特别是以“中国内地”为核心的内在变化的意义之嫌。这一点与近年来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的研究动向不相符合。可是回顾中国这一巨大文明空间的历史与文化时，在以时间性单向进化来说明的方法之外，再新引入一个唐宋时代孕育的两种文化类型交替与相反的历史性发展的视点，应会具有更加多侧面的、灵活的分析视角。

总之，可以认为，与在日耳曼民族迁移后的欧洲中世形成的现在的欧洲世界之雏形相似，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欧亚大陆游牧民向华北的移动、移居后的唐宋时期，首次形成了“中国”这一文化世界的框架，形成了今日中国文化的直接源泉。换言之，如欲探求近代中国文化的直接渊源，必须追溯到唐宋时期。而考虑到城市在中国文化形成之际构成了其骨骼这一点，会使我们重新认识到研究这一时期城市的重要性。

结语

本章首先总结整理了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状况，提醒注意加藤繁与宫崎市定假说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其次主要根据以爱宕元和宿白为首的近年来研究和考古发掘成果，叙述了隋唐华北城市建筑结构中呈现出的军事性、防御性特征，最后将隋唐的城市文化特点总结为多种族社会和汉人共通文化之形成两点，并进行了阐述。

可以说前者“多种族社会”继承了魏晋以来特别是五胡北朝以来的城市文化的特点，后者“汉人共通文化之形成”则具有始于隋唐并为宋代以后所继承的特点。隋唐的城市正处于上述两大特点在时间长河中的交叉点上，可以认为，在隋以及唐的前半期，前者之特点比较显著，而到了唐后半期，后者的特点显著起来。并且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以统治空间和统治者种族之差异为要素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是在唐宋时期形成的，元代以后，这两种文化类型反复交替呈现。

如前所述，中国城市史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而言，比起欧洲城市史和日本城市史研究的成果，在质与量上都依然相当落后。今后研究中国城市史时，作为基础工作，首先有必要如欧洲和日本城市史研究所进行的那样细致地复原各城市的城市图，并彻底进行各城市的资料整理。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最近中国大陆各城市开始在做的地方史编纂工作对城市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欧洲中世城市史研究成果丰硕，依靠的是很多现存中世城市的优越条件。在中国，除苏州等部分城市外，几乎没有中世城市建筑结构全面完好地保留下来的城市。但如宿白指出的那样，据推测，部分留存唐代建筑结构的城市还是不少。今后应该不仅仅限于文献资料，还需结合实地考察与考古发掘成果，进一步推进具体城市复原的工作[290]。考虑到城市的特征是通过与其他地区城市相比较才可明了这一点，今后我们将更重视比较城市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且有必要积极推动与中国以外地区的城市史研究的交流[291]。

席卷3世纪、4世纪以后的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迁移，给欧亚大陆上以往的诸城市带来了怎样的打击？这些城市是如何回应并变化的？把同一时期个别地域的事例与中国城市史的事例进行对比的话，中国城市固有的特征与普遍性将会清晰起来。只有将中国城市融于欧亚城市史研究的比较事例中，取代了遭受游牧民打击的、欧亚大陆古代古典文化的新城市在形成过程中的地域性特点才会更为鲜明。

[121] 斯波义信：《中国都市相关研究概况——以法制史为中心》，《法制史研究》23, 1974年，185—206页中，将城市区分为唐宋至清、民国的城市和唐以前的城市，并以中国、日本、美国为主，广泛地论述了世界各地的研究成果。在“唐宋至清、民国的城市”中，将问题大体上区分为关于经济性与社会性组织的研究和关于行政性组织的研究来进行整理，并以加藤繁的围绕市制的工商管理问题与私法发展的关系史为主轴进行了论述；对“唐以前的城市”，则以宫崎市定的聚落形态发展史等为主轴进行了整理。

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今，关于城市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关于明清、中华民国时期的研究中出现了很多令人赞叹之作，本文在考虑有关城市史研究方法论的框架时，也深受启迪。并且斯波义信之后，根据城市史研究文献的最新出版情况，继续整理了如下研究著作（除以下论著之外，斯波义信还有很多整理、分析中国城市史研究动向的论著，限于篇幅，只得割爱）:

a．斯波义信：《来自中国都市史研究》，《讲座·日本的封建都市1》，东京：文一综合出版，1982年，425—439页。

b．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的都市与农村——都市史研究新与视角》，《近世都市比较史研究的共同研究论集》1，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82年，10—19页。

c．斯波义信：《中国资本主义的展开与都市化》，《社会经济史学的课题与展望——社会经济史学会创立50周年纪念》，东京：有斐阁，1984年，278—293页。

d．斯波义信：《宋代都市所见之中国都市特性》，《历史学研究》，东京：1990年12月号，1—6页、64页。

[122] 木田知生：《宋代都市相关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东洋史研究》37-2，京都：1978年，117—129页（同《关于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河南师大学报》1980-2）。

[123] 山根幸夫：《中国中世的都市》，《中世史讲座3·中世的都市》，东京：学生社，1982年，78—101页。

[124] 中村哲夫：《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都市与农村》，《社会经济史学的课题与展望——社会经济史学会创立50周年纪念》，东京：有斐阁，1984年，238—244页。

[125] J. P. Mcdermott：《中国都市史研究动向》，《比较都市史研究》4 -2，东京：1985年。

[126] 伊原弘：《以宋代为中心的都市研究概论——木片拼花工艺的多面体解剖学》，《中国——社会与文化》2，东京：1987年，235—245页；同《中国都市的研究概要（以10—13世纪为中心）》，《比较都市史研究》6-2，东京：1988年，45—57页。

[127] 中村治兵卫：《中国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村落史为中心·序章》，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聚落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3集》，东京：刀水书房，1980年，5—22页；同《中国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村落史为中心·总论》，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的历史性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8年，5—29页。

[128] 江夏由树：《中国近现代的都市与农村》，《社会经济史学的课题与展望——学会创立60周年纪念》，东京：有斐阁，1992年，175—183页。

[129] 菊池英夫：《中国都市·聚落史研究的动向与“城乡（都鄙）关系”问题的展望》，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529—574页。

[130] 关于欧美的明清、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动向，请参看以下文献：William. G. Skinner, Part One Introduction, 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 pp.3-31; Idem, Part Two Introduction, Urban and Rural in Chinese Society, pp.253—273; Idem, Part Three Introduction, Urban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g China, pp.521—553; William. G.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施坚雅主编，叶光庭、徐自立、王嗣均、徐松年、马裕祥、王文源合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1—823页）; William T. Rowe, Introduction: Cit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China; in Idem,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Part1, pp. 1—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Idem, Introduction: The Early Modern Chinese City; in Idem,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Part2, pp.1—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31] 关于长安的论著目录，有荣新江、王静：《隋唐长安研究文献目录》，杜文玉主编《中国唐史学会会刊》22,2003年，西安，57—86页。又参看妹尾达彦编：《隋唐长安城关系论著目录稿（1911—2005）》，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研究室，2005年，1—66页（原载T'ang Studies,2, 1984, pp.129—186）；陕西省图书馆科研服务部编：《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专题文献索引（1296—1985）》，西安：陕西省图书馆科研服务部，1986年，1—118页；楼宇栋编：《陕西考古学文献目录（1）（1900—1979）》，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5年，1—142页；禚振西、桑绍华编：《陕西考古学文献目录（2）（1980—1983）》，西安：陕西省考古学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84年，1—202页；雷玉英编：《陕西考古学文献目录（3）（1984—1986）》，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年，1—216页；王学理、雷玉英编：《陕西考古学文献目录（4）（1987—1991）》，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94年，1—354页。关于洛阳的论著目录有张剑编：《洛阳历史考古文献目录（1900—1990）》，洛阳：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244页等。

[132] 概括论述唐代城市特征的论著，有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2—2, 152—157页；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3,85—92页等，值得参看。

[133] 关于近年来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请参看池田雄一：《中国国内最近的都市史研究》，《东方》100，东京：1989年，29—30页；同《中国古代的生活圈与方百里——都市与农村》，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29—59页。

[134]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卷），东京：东洋文库，1952、1953年所载诸论文。请参看加藤繁《关于宋代都市的发达》上卷，299—346页，原载1931年；同《唐宋时期的市》上卷，347—379页，原载1933年；同《关于唐宋的草市》上卷，380—386页，原载1926年；同《唐宋时期的草市及其发展》上卷，387—421页，原载1933年；同《论唐宋时代的商人组合“行”及清代的会馆》上卷，422—460页，原载1935年等论著。

[135] 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3·古代》，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1—398页中收有古代城市论；同《宫崎市定全集7·六朝》，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1—456页中收有中世城市论。关于隋唐城市史，请参看《宫崎市定全集7·六朝》所收的《六朝时期华北的都市》，61—86页，原载1961年；及《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原载1962，87—115页。

[136] 宫崎市定：《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朱玲玲：《坊里的起源及其演变》，史念海主编《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1—106页。又参看朴汉济著、尹素英译：《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以都城区划与住民分布为中心》，《御茶水史学》34，东京：1990年，61—93页；同《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都城区划与住民分布》，《泰东古典研究》6，首尔，1990年，111—176页。朴汉济论文的汉语译本也已出版，参看朱亮译：《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上下）》，《河洛春秋》1994-1（上篇）, 14—23页、5页，同1994-2（下篇）, 14—25页。

[137] 宫崎市定：《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刘淑芬：《中古都城坊制初探》；同《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409—440页；朴汉济著、尹素英译：《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以都城区划与住民分布为中心》。

[138] 宫崎市定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村落形成的论点，继承了宫川尚志：《关于六朝时期的村》，同《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京都：平乐寺书店，1956年（论文原载1950年），437—471页的见解。

[139] 宫崎市定认为，魏晋以后的坊制恢复并强化了汉代的里制。前注朴汉济《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以都城区划与住民分布为中心》及前注刘淑芬《中古都城坊制初探》认为，都城外郭城中开始全面实施坊制是在北魏平城，认为坊制是游牧民进入华北后的一种新制度，是与汉代的里制不同性质的制度。而前注朱玲玲《坊里的起源及其演变》则指出，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在行政方面基本上没有出入，重视了里与坊连续的一面。关于坊里制的变迁，请参看本节“遗留下的问题·‘坊墙制崩溃’的质疑点”。近年来，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同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248—306页及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3—84页，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详细分析了坊制的变迁。

[140] 宫崎市定根据宫川尚志的分析（前注宫川尚志《关于六朝时期的村》）认为，在魏晋以前，城外几乎没有农民居住。但越智重明指出，在战国时期就有农民普遍居住于农村，批评说并非魏晋以后由城市城郭逃出的农民在农村居住而使村落一般化的（越智重明：《战国时期的聚落》，《史渊》103, 1971年，15—43页）。古贺登也提出，在商鞅“开阡陌”政策之后的秦国，里成为城外的区划，城市居住者为官僚、军人及其私属人员、工商业者等（古贺登：《汉长安城与阡陌、县乡亭里制度》，东京：雄山阁，1980年，1—641页）。池田雄一指出，在战国时期的江南，农民普遍居住于农村（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东京：汲古书店，2002年，1—406页）。根据最近的欧洲史研究，在农村具有农民居住点的城邦（polis）也不罕见，将polis等同于城市国家的想法本身正在被重新审视（樱井万里子：《摇摆的城邦像》，见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月报》19，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

如上所述，对于宫崎市定的“城市国家论（都市国家论）”存有质疑。但由于中国古代的城市中有农民居住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问题在于：相对城内农民人口而言的城外农民人口的比例，以及农村用地的变迁。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后，农村是否在空间上急速膨胀，这一问题还需重新探讨。

[141] 关于中国的贵族未成为西洋中世那样的封建诸侯之理由，首先，宫崎市定指出，在中国中世，贵族自己未作为军人拥有兵权，天子掌握军队，君主权严格地存在着。请参看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举前史》，《宫崎市定全集6》，1992年，1—485页，原著1956年；同《六朝隋唐的社会》，《宫崎市定全集7》，1992年（论文原载1964年）, 130页；同《隋炀帝》，《宫崎市定全集7》，原著1965年，255页。

可是，其后宫崎提出，贵族制和封建制本身不是中世的特色，对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中世论提出了质疑，提出“分裂割据的时代才是中世的特点”这一论点，强调欧洲与中国中世在此点上没有不同，可见宫崎的观点有所变化（宫崎市定：《中国史》，《宫崎市定全集1》，1993年（初版1977年）,52—55页）。

并且，围绕贵族制与封建制的相关性问题，川胜义雄基于法兰西中世史与中国六朝史的比较，做了概括性论述（川胜义雄：《六朝初期的贵族制与封建社会》，川胜义雄、砺波护编《中国贵族制社会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年，3—51页）。不过，川胜义雄提出，中国中世没有像欧洲那样普及武士领主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华北的自立小农民的抵抗，这与宫崎学说不同。关于围绕魏晋南北朝时期特点之一的贵族制之成立的争论，请参看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论》，谷川道雄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69—114页。

[142] 在中国，论述坊制崩溃的论著有张永禄：《唐都长安城坊里管理制度》，《人文杂志》1981-3, 85—88页；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1—285页；林立平：《封闭结构的终结》，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187页；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1—278页等。如上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引用，但很明显是基于宫崎及加藤的学说。

[143] 在中国台湾有刘淑芬的研究。参看前注《中古都城制初探》，《中古都城坊制初探》及《中古都城坊制的崩解》，皆见《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353—480页。刘淑芬基于研究史，展开了条理清晰的分析。

[144] 在欧美的研究中，有以下论著：Denis Twitchett, Tang Market System, Asia Major （Part2）, Vol.12, Part2, 1966, pp.202—248;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346; William. G. Skinner, Part One Introduction, 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

[145] 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研究》及《关于唐宋时期商人组合“行”再探讨》、刘淑芬《中古都城制初探》及久保田和男《宋都开封的治安制度与都市构造》，主张唐末崩坏说；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卷）、木田知生《宋代都市相关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主张北宋末崩坏说；此外，梅原郁主张在五代初期坊制已经崩溃（梅原郁：《宋代的开封与都市制度》，《鹰陵史学》3-4，京都，1977年，47—74页）。关于坊制崩坏时期的不同看法，请参看刘淑芬《中古都城坊制的崩解》441—480页。

[146] 加藤繁《关于宋代都市的发达》，同《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卷，326页。

[147] 佐藤武敏：《唐代的市制与行——特以长安为中心》，《东洋史研究》25 -3，京都，1966年，32—59页。

[148] 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福冈：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1968年，480—498页；同《关于唐宋时期商人组合“行”的再探讨》，《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7》，东京：三一书房，1983年，264—504页。

[149] 杨宽著，西嵨定生监译，尾形勇、高木智见共译：《中国都城的起源与发展》，东京：学生社，1987年，184—185页。同书后做了增订，以《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57—263页）为名出版。

[150] 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店铺位置与街西的致富谭》，《布目潮沨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亚的法与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191—243页。

[151] 虽在唐代也存在“市籍”这个词，但长安两市的市令职掌中，没有管辖商人户籍的职责，因此可以认为，商民的籍原则上属于州县。参看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张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93页。关于唐代市籍，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3）从市籍制的角度探讨了唐代商人地位的变迁问题。

[152] 小野寺郁夫：《关于宋代都市的商人组织“行”》，《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13, 1966年，42—74页。

[153] 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财政、市场、货币》，东京：创文社，1998年，第1部第3章《宋代工商业的组织化——行》（论文原载1994年）, 139—204页。宫泽的上述著作，对认识唐宋城市的变迁有很大的帮助。

[154] 元大都在考虑到水运之便的商业性功能方面设计得非常优秀，可以见到恢复了坊制和设置了市的区划，在城市规划的整体特征上，与方格状布局的隋唐长安城以及洛阳城类似。不过，元大都的坊是作为统治的行政单位而设置的，因此虽可证实存在坊名与坊门，但一般认为不存在坊的墙壁，在方格状布局的各居住单元，与分别由墙壁分割的北魏、隋、唐的坊制不同。因而，没有坊墙的元大都的坊制，不过是指方格状的行政单位而已，各家可以独自面向坊间道路开门。坊墙制在宋代以后消失，应该说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限制商业活动与居民生活的坊墙，即使在元代的国都也没能恢复。

关于元大都的规划，请参看杉山正明：《忽必烈与大都》，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485—518页；同《蒙古帝国与大元国》，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128—167页；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470—525页；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所收“元大都”图，27—28页；王璞子：《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北京：1960年，61—82页，特别参看“坊市分布表”（论文73—74页）等。

并且，与元大都部分重叠的金中都也有坊制，共有62坊以上（参看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26—46页）。各坊设了坊正（《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户口》，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031页）。同样，在金中都虽可以证实存在坊名、坊门，但关于坊墙，除继承辽南京的一部分坊以外，可以推测大部分坊不存在坊墙（《金中都》29—30页）。并且，作为金中都前身的辽南京，继承了唐代幽州城的城市结构，有26坊，一般认为各坊都有坊墙（《金中都》11页）。

[155] 妹尾达彦：《亚洲的都城——其思想与形态（东亚——中国）》，《伊斯兰的都市性研究报告编》88，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1—60页；同《唐长安城的仪礼空间——以皇帝仪礼之舞台为中心》，《东洋文化》72，东京：1992年，1—35页（黄正建译：《唐长安城的仪礼空间——以皇帝礼仪之舞台为中心》，见刘东主编《海中国边疆研究丛书·礼治与政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156] 关于北宋开封，请参看久保田和男：《宋都开封的治安制度与都市构造》，《史学杂志》104,7, 1995年，74—97页。

[157] 请参看斯波义信：《宋代都市所见之中国的都市特性》，《历史学研究》1990-12,4页。

[158] 爱宕元关于复原隋唐城市结构问题，有如下相关论文：
a. 《唐代太原城的规模与构造》，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历史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8年，148—156页。

b. 《唐代的扬州城及其郊区》，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247—288页。

c. 《唐代州县城的规模与构造》，《第1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647—695页。

d. 《唐代关内道的城郭规模与构造——以其与畿内的边境化的关联为中心》，谷川道雄编《中国边境社会历史研究》，昭和六十三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总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京都，1989年，70—84页。

e. 《中国的城郭都市——从殷周到明清》（中公新书），东京：中央公论社，1991年，1—220页。

f. 《唐末五代时期城郭的大规模化——华中、华南之情况》，《东洋史研究》51-1, 1992年，29—70页。

g. 《唐代蒲州河中府城与河阳三城——有浮梁和中城的城郭》，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263—295页。

如上论文“a”“b”“c”“d”“f”“g”都收录于爱宕元《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97年，1—506页。

[159] 刘淑芬：《魏晋北朝的筑城运动》，同《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353—407页。

[160] 斯波义信：《宋代的都市城郭》，《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下）》，东京：汲古书院，1981年，289—318页。

[161] 黄宽重：《宋代城郭的防御设施及材料》，同《南宋军政与文献探求》，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论文原载1990年）, 183—225页。

[162] 程存洁：《唐代都市史研究初篇》，北京：中华书局，1—296页。

[163] 常一民：《唐代北都城址试探》，《中国古都研究》4, 1989年，348—359页。

[164] 尹钧科：《唐北都太原城初探》，《中国古都研究》5、6合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225—240页。

[165] 严耕望：《唐五代时期的成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201—269页。

[166] 王文才：《成都城坊考》，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1—112页。此外，关于成都的唐宋罗城遗址，请参看蒋成：《论成都唐宋罗城1、2号门址》，成都市博物馆编《文物考古研究》，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年；同《成都唐宋城门遗址清理简况》，《成都文物》1990-4等。又参看姜丽蓉：《从清末地图看成都》，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319—327页。

[167] 朱江：《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1—136页。

[168] 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612页。

[169] 伊原弘：《唐宋时期浙西的都市变迁——宋平江图解读工作》，《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24, 1979年，103—138页；同《江南都市形态的变迁——宋平江图解析工作》，《宋代的社会与文化》，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103—138页。

[170] 砺波护：《唐代的苏州》，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都市与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289—320页。

[171] 山崎觉士：《港湾都市杭州——9、10世纪中国沿海都市的变貌与东亚海域》，《都市文化研究》2，大阪，2003年，56—71页。

[172] 户崎哲彦：《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考——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其一）》，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1—875页。

[173] 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9世纪末—15世纪初》，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1—310页。

[174] 苏基朗：《唐宋时期南泉州史地论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1—182页。

[175] 气贺泽保规：《唐代幽州的地域与社会——以房山石经题记为线索》，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历史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8年，157—167页。

[176] 菊池英夫：《作为边境都市的“燕云十六州”研究序说——研究现状及若干问题视角》，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历史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8年，199—217页。

[177] 中野醇子：《作为边境都市的唐前半期之云州》，《史朋》22, 1988年，1—19页。此外请参看于晓雷：《大同旧城的形制布局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编委会编：《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1，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184—187页。

[178] 石见清裕：《单于都护府与土城子遗迹》，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391—424页。

[179] 戴应新：《赫连勃勃与统万城》，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02页。

[180] 侯甬坚：《统万城遗址：环境变迁实例研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211—222页。关于统万城，参看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1—341页。

[181] 荒川正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城址一览表（I）——以黄文弼的调查报告为中心》，《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26, 1989年，1—6页；同（II），《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27, 1989年，1—4页；同（III），《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38, 1990年，1—5页。

[182] 白须净真：《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唐代城郭都市遗迹——以介绍近十年调査报告为中心》（研究会发言提要），《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46, 1990年，2—4页。

[183]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4年；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同《新疆考古的发掘》，《考古》1959-2,76—81页；同《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同《高昌疆域郡城考》，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论文原载1932年）。又参看前注荒川正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城址一览表》（I）（II）（III）及阎文儒《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7、8合刊，28—32页）。

[184] 岛崎昌：《关于高昌国的城邑》，同《隋唐时期东土耳其斯坦研究——以高昌国史研究为中心》，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论文原载1959年）, 113—147页。又参看白须净真的补记（《隋唐时期东土耳其斯坦研究》，588—589页）。

[185] Maillard. Monique, Essai sur la vie matérielle dans l'oasis de Tourfan pendant le haut Moyen Age, Paris, Arts Asiatiques 29, 1973；莫尼克·玛雅尔著、耿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312页。

[186]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1—453页；同《高昌史稿·交通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1—588页。

[187] 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424页。

[188] 李肖：《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282页。又参看交河故城保护修缮办公室编：《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1—204页；解耀华主编：《交河故城保护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1—471页。

[189] 菊池英夫：《唐代敦煌的社会外貌》，《讲座·敦煌3·敦煌的社会》，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91—147页。

[190] 池田温：《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文化研究》1, 1965年，49—92页，后刊载于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67页；同《吐鲁番、敦煌文书所见的地方都市住居》，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历史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8年，168—189页。

[191]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1—356页。

[192] 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4，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153—179页；同《历史时期农牧业接壤地区的交通、聚落与文化互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39—50页。

[193] 参见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所收的《隋唐时期的一般州县城市及商业都市》，及《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内地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中分析的隋唐地方城市的建筑构造。中国考古学方面的学术杂志上刊登的有关隋唐的地方城址的发掘报告，在前注的各论著中有所引用，因此省略。略为完整的考察，请参看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16—671页所收的《隋唐地方城址》等。此外，杜瑜《汉唐河西城市初探》（《历史地理》7, 1990年）43—53页、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1—342页也对西州（高昌）等西域城址进行了简单的说明。

[194] 表示城郭形状的术语“内城外郭式”“连接式”出于佐原康夫：《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古史春秋》3，京都，1986年，90—116页；后刊载于佐原康夫：《汉代都市机构的研究》，东京：汲古书店，13—55页。

[195] 宿白著、菅谷文则译：《隋唐城址的类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纪要·考古学论考》10，奈良，1984年，17—26页；同《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79—285页。后一论文为前者演讲稿的增订版。又参看宿白：《现代都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0-1, 56—63页。

[196]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6,423页；以及同论文401页的注43。所谓唐代中原的城市规划随着唐向中亚的推进而得到传播这一推测，今后有必要做详细探讨。关于这一点，请参看白须净真《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唐代的城郭都市遗迹》。同时，宿白引用了关于中欧近年发掘城址的报告Беленицкий, А. М./И. Б.Бeнтович/О. B. Большаков, Среднеbe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енинград（《中亚的中世都市》，1973）。将中亚的城址发掘成果与中国华北的城址发掘成果进行比较，探讨相互之间的影响，今后定会成为隋唐城市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197] 殷伟璋：《中国考古学会举行第5次年会讨论·中国古代城市问题》，《考古》1985-6, 573—574页。

[198] 杉本宪司：《中国古代发掘》，东京：中公新书，1986年，1—210页。

[199] 参看佐原康夫《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

[200] 江村直树：《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出土文字资料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1—788页；同《战国秦汉时期的都市与国家》，东京：白帝社，2005年，1—308页。

[201] 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四章《古代城邑的特质》，546—582页（论文原载1991年）。

[202] 石割平造：《中国城郭概要》，1940年，1—265页。

[203] 爱宕元：《中国的城郭都市》，165页。

[204] 高桥清德：《都市的“社会构造”与“都市形态”——致都市史研究国际委员会会议（1975年8月）的Philippe. Wolff报告》，《法律论丛（明治大学法律研究所）》48-3, 1976年，以及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市景观（学会报告要旨）》，《史境》22, 1991年，25—30页。

[205] 大室干雄除上述连续作品外，还有论及隋唐都市文化的《全景（panorama）帝国——中华唐代人生剧场》，东京：三省堂，1994年，1—376页。

[206] 在此所用“多文化”一词，是作为与自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儒教具有的传统性文化一元论相对照的文化概念使用的，是就自五胡十六国分裂时期以来，秦汉时期汉人文化传统衰落，而西亚、印度、五胡、突厥、吐蕃等新进入的文化重要性增强这一文化状况而言的。

[207] 本文注意到，“民族”这一概念是近代国民国家成立后才被明确提出来的，避免对前近代使用“汉民族”“异民族”之词，而使用“汉人”“非汉人（胡人）”之术语。就这一点而言，“日耳曼民族（Germanen）”“民族移动（Völkerwanderung, Great Invasion）”等概念，也是近代欧洲创造出的概念，但在此按照习惯性用法做例外处理。详细请参看本节“二、汉族共通文化之形成”。

[208] 在欧亚大陆民族移动的背景下概括中国这一时期的著作，有田村实造：《中国史上的民族移动期——五胡、北魏时期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创文社，1985年，1—324页。

[209] “游牧文化”这个称呼，已经在古贺登的《中国复合文化试论》（《栗原朋信博士追悼纪念·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东京：雄山阁出版，1980年，18—35页）中，与“游牧民冲击”这一概念同时使用。考虑到游牧为牧畜的形态之一，可以说称为牧畜文化比游牧文化更为合适，但在此遵从古贺登的用法，考虑到鲜卑等游牧民族向中国华北推进为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使用了“游牧文化”这一词语。此外，综合性地论述欧亚大陆、非洲大陆的牧畜文化特征的论文集，有福井胜义、谷泰编：《牧畜文化的原像——生态、社会、历史》，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7年，1—617页，很有参看价值。

[210] 关于唐代来自北方、西方的外来文化内容，本文前述的石田干之助、向达、Edward H. Shafer等人的研究较为著名，简洁地整理这些研究论点的论文有赵文润的《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3-4, 1994年，35—41页，便于概观隋唐文化。

[211] 谷川道雄：《关于六朝时期都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居住地问题入手》，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61—90页。

[212] 关于汉代以来代代相承的豪族，将传统儒学作为家学得以传承的问题，请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84年，1—577页。

[213] 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90—99页，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5页。

[214] 布目潮沨：《唐初的贵族》，同《隋唐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68年（论文原载1948年）,371—384页；吉冈真：《隋、唐前期统治阶层》，《史学研究》155, 1982年，22—39页。

[215] 池田温：《唐朝处遇外族官制略考》，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251—278页；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1—710页；同《唐代蕃将研究续编》，同上，1990年，1—283页；马驰：《唐代蕃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1—239页。

[216] 关于将唐朝称为“Taugas（拓跋）”，参看杉山正明：《大蒙古世界——陆与海的巨大帝国》，东京：角川选书，1992年，43页，以及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白鸟库吉全集4》，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论文原载1911年）,63—320页；Henry Yule and Henri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4vols. Vol.1, London, 1914, p.29（Henry Yule著，Henri Cordier补订，东亚研究会编译：《东西交涉史——中国及通往中国之路》，东京：帝国书院，1944年，1—384页）;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68—169等。

[217] 关于此事件，请参看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东京：筑摩书房，1992年，161页。

[218] 周伟洲：《唐代关中民族的分布及融合》，同《西北民族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40—150页。

[219] 桑原骘藏：《从历史上观南北中国》，《桑原骘藏著作集》2，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论文原载1925年），30—31页注13；田村实造：《中国史上的民族期——五胡、北魏时代的政治与社会》，87—92页。

[220] 关于围绕北朝、隋唐土地制度研究的争论，请参看气贺泽保规：《均田制研究的展开》，见谷川道雄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

[221] 近年来的秦汉律研究正在具体地说明隋唐律源于秦律与汉律，可是鲜卑拓跋部侵入华北并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众多种族的局势，促进了系统性、普遍性的律令体制诞生。其普遍性促进了向东亚各国的传播这一推测，今后还需做细致的探讨。关于这一见解，请参看布目潮沨：《隋唐史研究进程》，《东洋史苑》10，龙谷大学，1976年，1—18页；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第1章《中国古代中世史把握之一视角》，东京：创文社，1977年，1—677页；同书第11章《南朝与北朝》，414—450页；Wolfram. Eberhard, Geschichte Chinas, Stuttgart: Alfred Kroner Verlag, 1980, pp.1—444. （Wolfram. Eberhard著，大室干雄、松平依绪子译：《中国文明史》，东京：筑摩书房，1991年，152—153页）等。

[222] 关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研究者多数深受重视阶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还受到汉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的束缚，因此从非汉民族——“五胡”的立场来进行历史叙述有些困难。关于这个问题，参看市来弘志：《近年中国的后赵史研究》，《东洋学报》75-1、2，东京：东洋文库，1993年，125—137页。

[223] R. Redfield, R. Linton and M. J. Herskovits, Me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8, 1936, pp.149—152；松园万龟雄：《文化的接触与变化、进化》，祖父江孝男、米山俊直、野口武德共编：《文化人类学事典》，东京：行政出版社，1977年，291—295页。又参看佐藤信行：《文化变容》，石川荣吉等编：《文化人类学事典》，东京：弘文堂，1987年，674—675页。

[224] 不过，文化涵化论原是为了说明欧洲文明的入侵造成非欧洲地区的土著文化变迁，为有可能方便某一方的文化“侵略”进行辩护。因此在最近的研究中，转而关心分析不同文化相互接触时互相的文化要素（cultural elements）怎样被战略性地利用这一侧面（例如从土著方面对外部文化的自发性转译），以及左右文化统治和民族间相互影响的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构造的这一侧面（Keiji Maegawa,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oci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历史人类》22, 1994年，49—88页）。

另外，正如相对“西洋的冲击论”而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那样，文化涵化中的内在要因也正在受到重视。并且，正如从在近代国民国家成立时政治权力捏造传统文化的事例中可见到的那样，外在要素与内在要素的相互关系也得到重视（请参看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2. p.1—328；前川启治、梶原景昭等译：《被创造的传统》，东京：纪伊国屋书店，1992年，1—488页）。

[225] 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 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 1949, pp.1—752.

[226] 请参看以Jannifer Holmgren, Northern Wei as a Conquest Dynasty: Current Perceptions; Past Scholarship,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40, 1989, pp. 1—50为代表的Holmgren的各著作。又参看Jannifer Holmgren, Marriage, Kinship and Power in Northern China, Aldershot: Variorum, 1995。关于Holmgren的研究特征，请参看Scott Pearce, A Survey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Medieval China, 《中国史学》2, 1992年，35—58页。

[227] 古贺登：《均田法与犁共同体》，《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17, 1971年，133—151页；同《中国多毛农法的形成》，《古代学》8-3, 1959年，240—257页。

[228] 古贺登：《唐代胡食的流行及其影响》，《东洋学术研究》8—4, 1970年，78—98页；同《襄胡饼与煎饼——西域文化在日本的融合一例》，《历史公论》4-12, 1978年，144—149页。

[229] 古贺登《中国复合文化试论》。

[230] 逯辉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1—285页。

[231] 朴汉济：《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首尔：一潮阁，1988年，1—288页；同《西魏北周时期胡姓的重行与胡汉体制——向“三十六国九十九姓”姓氏体制回归的目的和逻辑》，《北朝研究》1993-2,71—82页；朴汉济著，尹素英译：《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以都城区划与住民分布为中心》。

[232] 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1—134页。

[233] 张竞：《恋爱的中国文明史》，东京：筑摩书房，1993年，1—290页。

[234] 关于五胡、北朝时期非汉人政权的政策特征，请参看川本芳昭《胡族国家》。又参看吉冈真《北朝、隋唐统治阶层的推移》，桦山紘一等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255—286页。

[235] D. Stanislawski,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Grid-Pattern Town, Geographical Review, 36, 1946, pp.106—107；矢守一彦：《都市规划的研究》，东京：大明堂，1970年，115页。

[236] 矢守一彦《都市规划的研究》，115页。

[237] 关于方格状布局的历史，请参看以下文献：D. Stanislawski,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Grid-Pattern Town, pp.105—120；矢守一彦：《都市规划的研究》，112—144页；Sibyl Moholy-Nagy, Matrix of Man,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Urban Enviromen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8, pp.1—317（Sibyl Moholy著，服部岑生译：《都市与人的历史》第4章《罗马方式的轨迹》，东京：鹿岛出版会，1975年，117—193页）; SpiroKkostof, The City Shaped, 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 Boston Tronto London: A Bulfinch Press Book/Little, Brown&Company, 1991, Chap.2 The Grid, pp.95—157。

[238] 在这一点上，考虑方格状布局的国都时，仍然残存着北魏平城作为国都前的曹魏邺城的城市规划问题。曹魏基于屯田政策，将方格状土地布局扩大到华北（好并隆司：《曹魏屯田中的方格状布局》，《历史学研究》224, 1958年，1—10页）。虽然曹魏邺城的城市规划中还有很多不清楚之处，但城内可能有方格状布局。邹逸麟《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陈桥驿编：《中国七大古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19—157页）中刊载了“曹魏北城平面想象图”（《中国十大古都》138页），将外郭城划作方格状布局。本文引用的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二卷）》第2页也有详细的“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北魏平城的方格状布局规划，有可能直接受到曹魏邺城的影响。曹魏邺城的规模为东西大约7里（3千米），南北大约5里（2.2千米）。

[239] 米仓二郎：《东亚的集落——日本及中国集落的历史地理学比较研究》，东京：古今书院，1960年，1—356页；水津一郎：《古代华北的方格地块分割》，《地理学评论》36-1, 1963年，1—23页；金田章裕：《条里与村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东京：大明堂，1985年，1—509页；佐竹靖彦：《唐宋变革的地域性研究》（京都：同朋社，1990年）第3章《陕西地方唐宋金元期的地块分割制度》，176—257页；同《中国古代的邑制与田制》，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

[240] 参看金田章裕《条里与村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及米仓二郎《东亚的集落》。关于均田制的研究史，请参看气贺泽保规：《均田制研究之展开》，谷川道雄编著《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115—150页。

[241] 关于五胡十六国、北朝、隋唐史，以及《周礼》制度复活思潮之流行，请参看川本芳昭：《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周礼〉接受》，《佐贺大学教养部研究纪要》23, 1991年，1—14页；山田胜芳：《均之理念的展开——〈周礼〉之时代及其终焉》，《集刊东洋学》54, 1985年，160—179页。

[242] 例如，河北省邯郸市午汲古城遗址有秦汉里制的遗迹。参看孟浩、陈慧、刘来城：《河北武安午汲古城发掘记》，《考古通讯》1957-4,43—47页。

[243] 妹尾达彦《亚洲的都城》，1—60页；同《唐长安城的仪礼空间》，1—35页。

[244] 宫崎市定《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87—115页。

[245] 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第8章《六朝时代的都市》，京都：平乐寺书店，1977年，473—553页。

[246] 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研究》，福冈：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1968年，1—266页。

[247] 曾我部静雄：《中国及古代日本乡村形态之变迁》第5章《都市区划制的成立》，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1—497页。

[248] 参看逯辉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也请参看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11, 38—46页。

[249] 朴汉济《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以都城区划与住民分布为中心》，61—93页。

[250] “北宫后庭”之语出自《魏书》卷一百五之三《天象志三之一》，2392页：“明年（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或曰，北宫后庭，人主所以庇卫其身也，镇主后妃之位，存亡之基。”根据松本保宣的观点，于宫殿的背后配置禁苑之构造，不仅北朝游牧民政权存在，而且在南朝建康也于宫殿的背后设置了禁苑（华林园），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功能。关于北宫后庭问题，仅就与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关系来看，还有一些尚未阐明的问题。

[251] 刘淑芬《魏晋北朝的筑城运动》及《中古都城坊制初探》。

[252] 大室干雄，本文引用的《干潟幻想——中世中国的反园林都市》及《槛狱都市——中国中世的世界戏剧革命》，以分析鲜卑族向华北入侵而产生的中国新文明为主题。关于大室所使用的“牧畜原理”的定义，请参看《干潟幻想》125—126页，《槛狱都市》361页。

[253] 关于北宋开封的警卫与军队，请参看久保田和男《宋都开封的治安制度与都市构造》。

[254] 由游牧民统治者建筑的中国华北城市的特征，通过与中国以外地区的比较清晰了起来。可是，关于游牧民大规模迁徙的4世纪至7世纪欧亚大陆城市构造的变化，还有很多不明之处。伊斯兰圈城市史研究的现状整理，请参看羽田正、三浦彻编：《伊斯兰都市研究——历史与展望》，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1—363页，以及同书的增补改订版（Haneda, Masashi and Miura, Toru eds., Islamic Urban Studies, London &New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4, pp.1—365）。书中探讨了14—15世纪伊朗、土耳其、蒙古系统的游牧政权城市建设。羽田正指出，游牧民君主与权贵们居住的绿地，是在都市城墙外新建造的，与其邻接形成了以墓、庙为中心的宗教设施聚集的街市。羽田正将当时的城市命名为“牧地都市”“墓庙都市”（羽田正：《“牧地都市”与“墓庙都市”——东方伊斯兰世界中的游牧政权与都市建设》，《东洋史研究》49-1, 1990年，1—29页）。

在此虽见不到华北城市中那样的坊制，可是正如上述朴汉济指出的那样，在宫殿的背后有绿地、庭园，与北魏平城以后鲜卑族建筑的国都在结构上有类似之处（参看朴汉济《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使人感到有必要在今后游牧政权的城市建设这一共通课题下进行比较研究。关于4世纪、5世纪游牧民迁徙后是否在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城市中出现了同时代性的城市结构的变化，今后还有必要探讨下去。孟凡人则论述了曹魏邺城、北魏平城及北魏洛阳城建筑中所受中亚城市规划的影响（孟凡人：《试论北魏洛阳城的形制与中亚古城形制的关系——兼谈丝路沿线城市的重要性》，《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1，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97—110页），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考察中国华北城市的城市规划的源流的时候了，要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城市建筑的传统之外，再加上欧亚游牧民的城市建设及中亚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

[255]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269—270页；池田温：《吐鲁番、敦煌文书所见地方都市的住居》，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历史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8年，187页；陈国灿：《关于由长安、洛阳带来的唐代文书》，《东洋学报》72-3、4，东京：东洋文库，1991年，73页。

[256] 《金石萃编》卷四十七《弥勒像碑》，《石刻史料新编》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796—797页；《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思顺坊老幼造像碑》，《石刻史料新编》第6册，4481—4482页；爱宕元译注：《唐两京城坊考》，东京：平凡社，1994年，240页。

[257] 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中，将宋代以后发达起来的街巷组织，如本文前述那样称为“长巷式”。此外，关于唐代后半期长安城的坊内出现了街巷组织之萌芽这一点，请参看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

9—10世纪之间，在敦煌的州城内，已经知道以坊内的巷为核心而形成“修文坊巷社”“儒风坊西巷社”“乘安坊巷社”等“社”，并有学者指出，夹着坊内的巷形成了街巷组织。参看土肥义和：《唐、北宋间“社”的组织形态考察》，《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725—728页。

[258] 吉田伸之编：《日本的近世9·都市时代》，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40—44页。

[259] 青山定雄：《唐宋时期交通及地志地图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1—617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第6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83, 1985—2003年。

[260] 滨口重国：《隋统一天下与君权的强化》，同《秦汉隋唐史研究》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论文原载1942年）,760—769页；同《关于所谓隋的乡官废止》，同上书（论文原载1941年）770—786页。关于隋唐统一的意义，有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1941年）, 1—175页；Arthur. F. Wright, 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 D.581-61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78; Arthur F. Wright著，布目潮沨、中川努译：《隋代史》，京都：法律文化社，1982年，1—276页等。

[261] 关于科举和城市制度的关系，笔者现在正在研究中，还未取得足够的成果。参看妹尾达彦：《唐代的科举制度与长安的及第仪礼》，唐代史研究会编《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239—274页；同《白居易与长安、洛阳》，《白居易研究讲座》第1卷《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东京：勉诚社，1993年，270—296页；同《“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下）》，《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695—722页。

[262] 妹尾达彦：《都市的外国商人——八、九世纪中国的异人买宝谭》，比较都市史研究会编《比较都市史研究会创立20周年纪念论文集·都市与共同体》，东京：名著出版社，1991年，283—306页。

[263] 参见大室干雄《干潟都市》及《槛狱都市》。此外，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493页中，不仅就旧南朝对唐代的文化影响予以阐述，而且指出了旧南朝的政治、财政机构对唐后半期行政上的巨大影响。又参看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2, 51—64页。

[264] 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低地开发研究组与中国江南史研究人员，于1979年7月在该研究中心举行的“中国江南三角洲开发史研讨会”上首次进行了综合性讨论。其成果汇总在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编：《中国江南的稻作文化》，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1—285页。这次研讨会对其后的江南开发史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高谷好一提出的泰国湄南河（Mekong）三角洲开发模式（山地开发——扇形地开发——三角洲开发的阶段性开发移动），促使学者对有关江南开发的文献的解释进行重新探讨。

[265] 关于唐代江南的开发，请参看北田英人：《唐代江南的自然环境与开发》，柴田三千雄等编《系列世界史之问1·历史中的自然》，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141—174页；同《唐代的江南开发与环境问题》，《高校通信·日本史/世界史》174, 1991年，1—4页。关于宋代，请参看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1—612页；大泽正昭：《“苏湖熟天下足”——虚像与实像之间》，《新历史学》179, 1985年，后录于《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章《宋代“江南”的生产力评价》，东京：汲古书店，1996年，235—252页；宫泽知之：《宋代先进地带的阶层构成》，《鹰陵史学》10, 1985年，25—82页；足立启二：《宋代两浙水稻栽培生产力水准》，《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17, 1985年，80—100页。

[266] 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江淮盐税机关的地理位置与功能》，《史学杂志》91—2, 1982年，1—37页。

[267] 关于将近现代宗族系谱研究追溯到宋代，请参看清水盛光：《中国族产制度考》，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1—219页；多贺秋五郎：《宗谱研究（资料）》，东京：东洋文库，1960年，69—497页；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增订），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初版1962年）, 1—833页；同《中国身份法史》，东京：东方文化学院，1942年，1—997页；牧野巽：《牧野巽著作集》第3卷《近世中国宗族研究》，东京：御茶的水书房，1980年，1—289页；井上彻：《宋代以降的宗族特质再探讨》，《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12, 1987年，59—99页；井上彻、远藤隆俊编：《宋明宗族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1—532页；濑川昌久：《中国人的村落与宗族》，东京：弘文堂，1991年，1—265页等。此外，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fornia Press, 1986, pp.16—61认为，唐后半期以后，家族全体成员参加扫墓的清明节风俗在中国的普及，促成了宗族的形成。

[268] 关于宋代以后中国的婚姻、丧葬习俗方面呈现共性的问题，请参看以下研究：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James L. Watso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fornia Press, 1988, pp.1—334. （西胁常记、神田一世、长尾佳代子译：《中国的死亡仪礼》，东京：平凡社，1994年，1—416页）; 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fornia Press, 1993, pp.1—332.

[269] 关于中国节庆祭典的框架在唐代已经大致形成的问题，请参看田中克己：《中国的自然与民俗》，东京：研文出版社，1980年，1—265页；中村乔：《中国岁时史研究》，京都：朋友书店，1993年，1—632页所载各论文。

[270] 关于从中唐到北宋在中国思想史和信仰上划时代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请参看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1—400，以及Robert. P.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fornia Press, 1993, pp.1—462。关于从道教史观点论述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的对照关系，参看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419页；坂出祥伸监译，大形彻、户崎哲彦、山本敏雄译：《道教与中国文化》，东京：东方书店，1993年，1—451页。特别是该书中篇《唐宋文化的变化与道教的三种趋向》中的论点，与笔者本文的论点吻合，请参看。葛兆光系统分析了唐宋变迁时期的文化史，参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386页。

[271] 关于唐宋印刷术的技术水平与印刷带来的社会性影响之大，在Denis Twitchett,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London: The Wynkyn de Worde Society, 1983, pp.1—94，以及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V:1,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1: Paper and Prin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485中有详细分析。近年在Susan Cherniack, 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 ii, 1994, pp.5—125，以及Thomas H. C. Lee, Books and Bookworms in Sung China:Book Collection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Books,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25, 1995, pp.193—218中，专门论述了宋代出版文化中印刷技术的问题，以及搜集印刷书籍的藏书家之诞生等问题，正式开始了印刷技术的发明、普及对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之探究。最近，印刷业的研究进展很快，参看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5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1—442；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72] 关于在宋代诞生了传统中国之基础的问题，在陈其南著、林文孝译：《传统中国国家形态与民间社会》，沟口雄三、浜下武志、平石直昭、宫岛博史编：《针对亚洲的思考4·社会与国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15—36页中也有论述。

[273]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282.

[274] 川合安：《沈约〈宋书〉的华夷意识》，《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6, 1995年（原载1994年）, 125—145页。

[275] 关于中唐的新思想动向，在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01年（论文原载1954年）,319—332页有明晰的论述，此为嚆矢。Charles Hartman, Han Yü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459，在陈寅恪《论韩愈》的基础上，以韩愈的思想为中心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述。

[276] 竹村卓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桥本万太郎编《民族的世界史5·汉民族与中国社会》，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326—364页；佐藤慎一：《儒教与民族主义》，《中国——社会与文化》4, 1989年，34—54页；村田雄二郎：《中华民族与“最后的帝国”》，莲实重彦、山内昌之编：《现在为什么谈民族》，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30—49页。竹村卓二在上述论文中指出，宋代以后才在汉族对非汉族的命名中开始带有蔑视含义（334—335页）。

[277] 关于中华思想，有那波利贞《中华思想》（《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17回配本，1936年，1—67页）这一经典性研究。在近年的研究中，有越智重明：《战国秦汉史研究2》第1章《华夷思想》，福冈：中国书店，1993年，53—149页论及了中华思想产生时的状况。关于中华思想与华夷思想的关系，请参看安部健夫：《清朝与华夷思想》，同《清代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1年（论文原载1946年），33—57页；以及板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19页。并且，关于中国以外东亚诸国的中华意识，请参看酒寄雅志：《古代东亚诸国的国际意识》，《历史学研究》1983年别册特集，25—34页；以及酒寄雅志：《华夷思想的诸相》，同《渤海与古代的日本》，东京：校仓书房，2001年（论文原载993年），435—472页。

[278] 关于册封体制和羁縻政策中显示出的唐朝外交政策的特征，请参看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中华的世界与诸民族》，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1—281页。而关于中国传统的对外政策的模式，在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416所收的诸论文中有所论述，特别是关于宋与辽、金、元的国际关系，有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1—419，整理了汉人国家宋与非汉人国家交往中外交政策的思想性意义。

[279] 13世纪的宋代形成了高度稳定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19世纪西方文化冲击来临之时，关于这一点请参看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ds, East Asi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 New Impress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8, Chapter 6“the Late T'ang and Sung: The Flowering of Chinese Culture”，特别参看150—151页。

[280]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全集》8，东京：筑摩书房，1972年（论文原载1922年）, 111—119页；同《中国近世史》，《内藤湖南全集》10, 1969年（初版1947年）,337—520页。

[281] 三田村泰助：《生活的世界历史2·开垦了黄土地的人们》，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80年（原版1976年），37—38页。

[282] 孙文：《民族主义》，同《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横山广子：《走向多民族国家的进程》，宇野重昭编《岩波讲座·现代中国》第3卷《静静的社会变动》，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265—266页。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初版1989年）, 1—372页，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产生追溯到近代以前来论述，可从中看出试图通过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来建设国民国家的政权的姿态。

[283] 濑川昌久：《客家——华南汉族之民族性及其境界》，东京：风响社，1993年，148页，以及第4章《汉族及少数民族境界再考》。

[284] 从隋唐初的多种族社会转向唐末的汉人主体社会，这一社会变动，与皇帝仪礼的变化也有关。关于这一点，请参看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仪礼空间——以皇帝仪礼之舞台为中心》，486—492页。

[285] 参看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唐代研究论集》第1辑，台北：新文礼出版公司，1992年（原载1972年）,239—282页。同样的见解请参看前注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ds, East Asia, Tradition&Transformation, New Impression.

[286] 关于宗教、信仰变化之概要，请参看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及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目前还没有按照本文所阐述的观点系统分析隋唐风俗变迁的著作，但如本章第三节介绍的研究情况那样，近年来研究进展很快。臧嵘、王宏凯：《中国全史·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223页；柯大课：《中国全史·中国辽宋金夏习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196页，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从隋唐至宋代的习俗变化。另外，刘子健：《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历史研究》1980-2,99—104页；同《宋代文化变迁之一——马球》，《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论文原载1982年）,285—302页；liu, T. C. （刘子健）, Polo and Cultural Change: From T'ang to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5—1, 1985, pp. 203—224页；陈高华：《宋元和明初的马球》，《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论文原载1984年）,408—415页，以马球的盛衰为切入点叙述了从积极接受外来文化的唐代，向消极对待外来文化而热心于汉人传统文化复兴的宋代文化转型的过程，提出了以马球为象征的唐代文化不是由汉人政权的宋朝而是由非汉人政权的辽、金、元予以继承。另请参看杜正胜编：《中国文化史》，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1—344页。

[287] 唐代具有文化上的开放性及国际性。而另一方面，与唐以外地区进行的贸易，根本上是由皇帝垄断的，必须注意到一般的贸易往来中存在一个表面上的原则，就是都需要在有皇帝批准的场所、时间，以及由特定的人来进行。关市和坊制中所见到的隋唐城市的经济封闭性，起因于贸易流通都是由皇帝统辖的这一思想。关于此点请参看榎本淳一：《〈小右记〉“渡海制”——律令国家的对外方针及其质变》，山中裕编《摄关时代与古记录》，东京：吉川弘文馆，1991年，162—189页；同《“国风文化”与中国文化——文化移入朝贡与贸易》，池田温编《古代的思考·唐与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92年，154—178页。

[288] 众所周知，“文化类型”这一概念是由R. F. Benedict在归类美国印第安文化时提出的，是指特定的文化所共有的属性乃至社会行动模式。本文认为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特定的文化空间，而且适合用于表示特定时代的文化特点。因此，将它用于对唐代以后国家的分类。

[289] 这里所说的唐型与宋型在思想上的不同，是指例如儒学史上汉唐训诂学、清朝考证学与宋明理学的不同。现代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中，隋唐研究与宋明研究视角的不同也有同样的倾向。

[290] 关于这一点，以专攻建筑史的阵内秀信为核心，不断开展对苏州城与江南河渠的调查，对唐宋的苏州和江南城市研究而言，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发掘史上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请参看阵内秀信、高村雅彦、木津雅代：《中国的水乡都市——苏州及其周边的水文化》，东京：鹿岛出版会，1993年，1—285页；高村雅彦：《中国江南的都市与生活》，东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1—263页等。

[291] 关于日本的比较城市史专门杂志，有比较都市史研究会（以鹈川馨为代表）编的《比较都市史研究》（2005年初版）。日本史、中国史、伊斯兰史等城市史研究人员，以西方城市史为核心，从比较的观点出发，探讨了城市史，获得了大量成果。此外，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资助重点领域研究《基于比较手法的伊斯兰都市性质综合研究》（1988—1991年）的研究成果（最终收集在板垣雄三、后藤明编《事典伊斯兰的都市性》，东京：亚纪书房，1992年，1—768页），为以伊斯兰城市为核心的比较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极佳指南。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比较城市史的研究杂志。在城市史专业方面，有中国古都学会编的《中国古都研究》（2017年出版到第33辑），虽只是以曾为都城的城市为对象，但收集了有关中国历史上大小国都的论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都市科学研究会编《城市史研究》（2017年出版到37辑），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但对前近代中国城市史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部分
隋唐长安与东亚国际关系

第一章
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4—10世纪

引言 都城比较研究的发展

1．本章的目的

近年来，东亚（欧亚大陆东部）都城的比较研究迎来了飞跃性的发展。[1]尤其是在7—8世纪这两百年间，东亚各地陆续建立国家和都城——这种同时代的现象诞生了。笔者拟使用“都城时代”的概念，将这一现象命名为“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或单称之为“都城时代的诞生”。[2]都城的建造首先需要扩大和完善以都城为中心的行政都市网，而以东亚诸国都城为中心的都市网的完善，反过来又加速了8世纪时覆盖至整个东亚的都市网的诞生，且这一都市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广阔与绵密。在东亚都城比较研究初始，学者们多以东亚都城陆续诞生的7—8世纪为主要研究对象，近年来，9世纪之后都城的情况也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其结果是，以近代之前都城的整体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的环境逐渐成熟。[3]

日本学界关于东亚比较都城史的研究，自然是以日本都城在东亚历史中具有怎样的地位为主要视角展开。[4]今后的研究趋势恐怕会逐步走向对世界各地都城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考察，另外，对人类历史中近代之前国家都城特征的阐释也会被纳入考察范围。总之，将日本都城史置于人类史的视域中进行考察，日本都城的独特性也会被凸显得更加清晰。

然而，东亚都城史的比较研究和人类史视野中都城的比较考察，都不是仅凭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课题。这就意味着，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将其作为共同课题进行合作研究。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欧亚、非洲大陆都市与宗教比较史的研究”的成果，为本章的撰写提供了重要启示。本章是从文献史学的立场出发，以隋唐长安与洛阳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阐明4—10世纪的东亚都城及以都城为中心的都市体系的变迁。本章首先拟对笔者既往文稿中有关比较都城史的若干观点做简要概括与整理，其次欲从宏观的视角，结合详细的都城结构分析，尝试探讨现阶段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的新动向。另外，为了尽力呈现最新的研究资料，凡笔者在旧稿中使用过的图表，在本章中皆已重新修订，特此说明。

2．本章的两个论点

本章试图以图表的方式，从以下两项内容讨论7—8世纪形成的东亚都城时代各国都城的特征。囿于现存文献史料以及考古成果的质量等因素，要将东亚所有都城从如下两项内容进行图表化显然不太可能，因此笔者将在目前研究范围内尽可能地以图表讨论。

（1）都城内外建筑结构的图表化。尤其是对构成都城要素的宫城、官厅街、罗城、禁苑、坛庙、墓地等以图表方式表现。

（2）以都城为中心的交通网的图表化。特别是对以长安为中心的欧亚大陆东部都市网进行图表化呈现。

一般情况下，构成近代之前都城结构的建筑物有宫城、官厅、罗城（城墙）、城门、禁苑、市场、房舍、宗教设施、道路、水渠、桥、墓地等。本章仅以其中作为都城基础要素的建筑为焦点展开讨论，如罗城（城墙，尤其是外郭城和内郭城）、坛庙（祭祀天地诸神和祖宗神灵的各种礼仪设施）、禁苑（皇家园林）、墓地（皇帝、官员乃至庶民的墓地）等。都城的罗城、禁苑、坛庙、墓地之间相互勾连，共同构成东亚都城建筑景观的主要部分，故而成为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同时也是展开都城比较研究的基础。

本章所谓的“郊外”，是指隋唐长安城内居民一日内可以往返到达的城外交通圈。8—9世纪长安郊外社会的诞生，与上文提到的罗城、禁苑、坛庙、墓地这些建筑对城内外土地的使用和变迁密不可分。长安城内外的建筑结构和土地利用，是根据横贯都城的交通要道及其功能设计而成的。因此，考察都城时就不能忽视对交通（人、物及信息的移动）的分析。交通道路的功能可简单划分为两种，一是主要用于步行者（安全的交通、缩短时间距离、降低运输费用等），二是为了连接沿途的建筑物（促进土地利用等）。即使在近代之前，交通道路也是一种最基础的社会资本，它一方面支撑着国家体制的运行，另一方面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息息相关。

以隋唐长安城为例，连接都城内外的交通要道是横贯东西四门而形成的东西街道。其中位于东城墙的通化门和春明门，以及位于西城墙的开远门和金光门，便是贯穿长安城内外东西干线上的城门。城内和城外的土地利用，基本都在这一东西干道沿线上的诸坊间展开。8—9世纪时，沿着这条东西干线，在长安城东形成了高级的宅邸街和繁华的消费场所，同时在城西形成了庶民生活区和极具国际色彩的交易市场，城内的土地使用情况便根据功能分化开来。同样，城外的土地利用也受那些连接着城内的交通干道影响，农田、果园、庄园、别墅、墓地、宗教设施、狩猎场所等分布在道路沿线，以满足长安居民的消费需求。

因为禁苑设于宫城北部，且占地极广，故隋唐长安城没有横贯南北的交通干道。长安从宫城开始向南一直延伸的承天门街和朱雀门街，都在都市规划的中轴线上，主要承担王权仪礼的轴线功能，并不作为交通要道被使用。至于隋唐时期的洛阳城，其交通要道是连接宫城和定鼎门的南北道路以及流经城内的槽沟、水渠，城内的土地利用正是沿着这些水陆干线分布开来的。

本章所谓的“都城时代”是指，在7—8世纪近两百年间，东亚各地区的国家和都城陆续建成的同时期现象。都城的建造，要以都城为中心的行政都市体系的完善为必要条件，而以东亚诸国都城为中心的都市体系的完善，加速了覆盖至整个东亚的都市网在8世纪时的诞生，且这一都市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和细密。本章拟通过对这一时期建造的各国都城和交通网的考察，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并将其图表化，以探讨东亚都城时代和交通网形成的历史意义。

3．本章的构成

本章主要由如下内容构成：首先，在“7—8世纪的亚非欧大陆：从分裂到统一”部分，主要整理7—8世纪亚非欧大陆的历史发展。其次，在“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和交通网的形成”部分，将东亚诞生的都城和交通网置于世界史的视域中进行考察。最后，在“隋唐长安的交通和土地利用”部分，拟比较研究东亚各国都城中普遍存在的罗城、禁苑、坛庙、墓地，其中特别以隋唐时期的长安为个案来整理这些问题点。

另外，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及朝贡体制论等观点，对于系统把握7—8世纪东亚各国的历史极具参考意义，本章也将涉及这些论点。另外，既要比较研究都城的建筑结构和交通体系这种具体的项目，也要将比较研究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展，不仅要讨论东亚，更要考察整个亚非欧大陆，以寻求更为系统、更具实证性的研究之路。

第一节 7—8世纪的亚非欧大陆：从分裂到统一

7—8世纪形成的国家和宗教圈，成为近现代世界的源流，从这点看，这一时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4世纪前后，大量游牧民涌入农业耕种地区，以此为契机而引起的政治动荡，波及整个亚非欧大陆，那些拥有久远历史的欧亚大陆上的古代国家，大多数因受到侵入而解体。然而到了7世纪，以北纬30°—40°的农牧混居地区为基础，“农牧复合型国家”唐王朝（618—907）和伊斯兰倭马亚王朝（661—750）诞生了，之后许多国家陆续成立，欧亚大陆长期分裂的状态由此宣告结束，并逐步形成了延续至现代的亚非欧国家的雏形。[5]

唐王朝和倭马亚王朝的成立，给邻近地区带来了强大的军事压力，促进了接壤地域的政治统一。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亚非欧大陆各国，多以同盟性关系来保障国家的稳定发展，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中进行友好外交的新时代由此开始。纵观4世纪到7世纪欧亚大陆的历史，一直处于分裂和统一的变化中，因此笔者尝试以7—8世纪为焦点，整理欧亚大陆这段风云变化的历史。

一、欧亚大陆横向（东西）和纵向（南北）的历史结构

作为理解欧亚大陆历史的前提，有必要先了解欧亚大陆的生态环境以及基于这种生态环境形成的横向（东西）和纵向（南北）的历史结构。

首先来讨论横向（东西）结构。欧亚大陆上大半部分区域具有相近的文化，这是因为处于东西方向同纬度地带的气候比较接近。换言之，处于北纬40°—50°左右的是游牧文化区域，处于北纬30°—40°左右的是半农半牧文化区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混合的文化），而处于北纬20°—30°左右的是农业文化区域。但是，欧亚大陆西部的西欧，由于受到冬季偏西风和暖流的作用，农业耕种区域甚至延伸到了北纬40°—50°的区域。

在同一文化带中，由于使用同种家畜作为交通工具的缘故，人的交流和物质的交换都比较容易（参考图34“亚非欧大陆的环境与人口移动”）。由于东西方向交通的便利，无论是大规模军队的移动，还是新技术的传播乃至瘟疫的流行等，都能在东西方向区域内迅速传播开来。但是，在生产方式大致相同的东西方向上的交流，与生产方式不同的南北方向上的交流差异很大，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如外交使节、军人、外地商人、教徒等）带来的稀罕物产（奢侈品、贵重品）的贸易，或为了领土扩张而发动的战争等（参考图34和图35）。

图34 亚非欧大陆的环境与人口移动

注：1．参考Richard Overyed ed, The Times History of the World,New Edition,London,Times Books, 1999.

2．图上所示为公元1500年前后亚非欧大陆的环境状况。

图35 欧亚大陆横向结构图

注：据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非欧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79页图2修改。

其次是纵向（南北）的构造。如果将东西方向横亘绵延的同纬度文化带置于纵向（南北）上整体观察，会发现由北至南的游牧地区、半农半牧地区、农业地区这些生产方式完全相异的地区，在南北方向上以类似于三明治的形状层叠堆积分布（图36、图37）。在多数情况下，近代之前的贸易正是在这种不同环境下产生的物产之间的交换中形成的（如欧亚大陆东部的绢马贸易、茶马贸易，西非的盐金贸易等）。横跨不同地理环境时，同类家畜移动起来比较困难（如骆驼和蒙古马不太能适应潮湿地区，而牛很难在干旱地区生存），诚如“南船北马”所说的那样，干旱地区不会以船为交通工具。因此，在环境不同的地区，作为交通工具的家畜、船或车马等会卸下货物，如此一来必然会在当地形成贸易和交换的市场（聚落、都市）。

图36 欧亚大陆的三个区域

注：据妹尾达彦《全球史》，八王子：中央大学出版部，2018年，29页图12改图。

图37 欧亚大陆纵向结构图

注：据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非欧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81页图4修改。

近代之前，欧亚大陆上人员往来和物产贸易的主体，是基于南北结构（游牧地区——半农半牧地带——农业地区）而实现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横向上生计相同而纵向上生计相异的复合结构中形成的。理解这种结构最为典型的区域是西非的尼日尔河（Niger River）流域[6]，而与西非具有类似生态环境的地区是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华北地区黄河流域（参看图38、图39）。这两个地区都有从农业——游牧地带都市网转向沿海地区都市网的特征，这恐怕并非偶然吧。[7]

图38 西非的都市与国家历史

注：参考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城与亚洲世界》（铃木博之等编《纪念性建筑物的成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158—159页图3-2“农牧交错带的两种国家形态的形成”修改制图。交易路线根据R.Truelove, 1975,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AD 1000-1965,Nairobi: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修改制图。

图39 亚欧大陆东部的都市与古代国家的形成

注：参考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城与亚洲世界》（铃木博之等编《纪念性建筑物的成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158—159页图3-2“农牧交错带的两种国家形态的形成”修改制图。

如果以南北区域内人类的生产活动为中心将欧亚大陆分类的话，则可以分为东部、中央地区和西部三个部分（参考图36和图37）。不同地区的历史，构成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同时，发展过程也近乎一致，因为这些历史都是在基于生计形成的南北结构（游牧地区——半农半牧地区——农业地区），以及由此发展来的内陆都市网的舞台上展开的。[8]

这种构造，从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古代国家陆续形成的公元前100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6—18世纪亚非欧大陆历史舞台逐渐转移至以沿海都市为中心的都市体系形成。因此，至16—18世纪，在亚非欧大陆形成了大致相同的历史结构，即从以内陆都市为中心的都市体系到以沿海为中心的都市体系的转换，与之相关，交通干道也发生了转移。近代之前生活于欧亚大陆的人的流动及物资、消息的流通，是在横向结构（东西）上的相同环境及纵向结构（南北）上的相异环境中进行的（图40、图41）。

图40 近代之前欧亚大陆的交通体系与都市

注：据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非欧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84页图7修改。

图41 干线交通网概念图

注：据妹尾达彦《从英国来看的亚洲城市》，静永健编《划向东亚洲的海域6·受海洋养育而长大的日本文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75页图C修改。

亚非欧大陆的古代国家便是诞生于上述的环境与历史结构中，然而，这一历史结构却在4—7世纪时受到冲击。4—7世纪时期的亚非欧大陆，游牧民族对农业地区的入侵几乎遍及全境之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政治动荡由是爆发。这一时期人口流动和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虽然是以古代国家的政治分裂为导火索，但最根本的要因恐怕是4—6世纪地球气候的寒冷化和干旱化所致（图4“气候的变化：3世纪末—20世纪”、图42“气候的变化”）[9]。

图42 气候的变化

注：以妹尾达彦：《中华的分裂与再生》，《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20页图4为基础修改而成。

近年来气候史的研究表明，3世纪至6世纪期间，中国大陆的气候尽管短时间内在寒暖之间反复变换，但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0.5摄氏度到1.2摄氏度左右，如果统观这一时期的寒冷化问题，不难发现，中国北方频发旱灾的同时，南方又多雨潮湿[10]。如图4所整理，3—6世纪对中国大陆产生重要影响的寒冷期问题，足以与16—19世纪发生在北半球，被称之为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寒冷期相匹敌。

在3—6世纪（曹魏、西晋、五胡十六国、北朝、东晋南朝）的中国正史中，寒冷与旱灾的相关记事反复出现，尤其是到了5—6世纪，甚至江南地区也屡遭大雪、冰雹、霜害、黄沙等灾害的侵袭。[11]但是，至7—8世纪时，寒冷、干旱引起的灾难记事突然间骤减，至唐时，据说气候整个温暖起来[12]。因此，3世纪之后中国政治动荡的要因之一便是气候的寒冷化问题，关于这点今日已经成为学界定论[13]。

因寒冷、干旱频发之故，原来定居于游牧地区、农牧交错区的游牧民、畜牧民及半农半牧的人，便带着大量家畜一起移居至农牧交错带（农业——游牧业交界地带）甚至农耕区。其结果是，那些出身于游牧民族和畜牧民族的执政者，建立起农牧复合型的国家，以支配那些居住在农耕区的居民。例如唐朝和倭马亚王朝，都是如此建立起来的农牧复合型国家的典型。

在游牧民入侵农耕地区的混乱中，农牧复合型国家陆续建立，如此一来，长期形成的南北结构（游牧地区——半农半牧地区——农耕地区）开始产生变化，东西方向的冲突和交流不断推进，欧亚大陆的西部、中央和东部世界也在横向上连接起来。世界宗教圈的雏形也在这一时期清晰地显现出来。因为游牧民要自由往来于农耕地区，所以位于北纬30°—40°左右的半农半牧地区（农牧复合地区、农牧交错带）便具有了重要的军事及经济地位。以农牧交错区为媒介，前所未有的农牧复合型大帝国由此形成（图43）。

图43 4—7世纪亚欧大陆的混乱

注：以妹尾达彦《从英国眺望亚洲都市》（静永健编《划向东亚的海域6·孕育日本文化的海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72页图5为基础修改。

下文将以上述历史结构为前提，按照欧亚大陆东部、中央、西部的顺序，依次对7—8世纪欧亚大陆的历史进行整理。

二、欧亚大陆东部

时至5—6世纪，在欧亚大陆东部（东亚）的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匈奴逐渐发展成势力庞大的游牧型国家——突厥，给尚处于分裂时期的中国大陆各国在军事上、政治上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突厥势力的扩张及分裂成东西突厥（583）两部，加速了中国大陆农耕地区在政治上的再统一，并在近三个世纪的分裂之后，由隋朝（581—618）再次统一了中国（589）。继隋而兴起的唐王朝，以农耕地区和蒙古高原的游牧地区为基础不断扩张势力，最终成为统一整个中国的大帝国。为了能与唐王朝这样兼具军事与财政能力的大帝国对抗，在唐王朝周边区域，部落联盟的步伐不断推进，且都以能建立与唐相抗衡的统一国家为目标。

蒙古高原在东突厥汗国（583—630）统治期后，被唐朝纳入治下约半世纪之久。突厥在后汗国（682—745）时中兴，后为回鹘（回鹘汗国，744—846）所灭。吐蕃（633—877）统一了从西藏高原到青海地区这片广阔的区域，并在此建立了最初的统一国家。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和回鹘、西藏高原上的吐蕃以及地处中原的唐朝，在7—8世纪欧亚大陆东部（东亚）建立了各自的政权。[14]

另一方面，长期分裂的朝鲜半岛由新罗（356—935、统一新罗676—935）统一起来。渤海（698—926）统一了东北亚地区，日本（7世纪—）也统一了大半部的日本列岛，南诏（738—902）统一了云贵高原至东南亚一带。这种状况之下，欧亚大陆东部诸国之间便开始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

4世纪以来，由于游牧民对农耕地区的不断侵袭，大量从事农耕的居民为逃避骑兵军队的攻击，开始往山区和沿海地区移居，从而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垦荒。中国大陆和南亚次大陆居民逐渐移居南方及定居于沿海地区这一现象，促进了中国南部和南亚次大陆的统一与合并，也推动了港湾城市和沿海都市网的发达。其结果是形成了沿海的交通网，并将两大陆的港湾城市连接在一起。凭借着这张交通网，7世纪、8世纪时东南亚各国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了现代东南亚文化的基础。

在东南亚地区，真腊（610—802）从扶南（1—7世纪）属国独立出来之后，建立高棉王朝（802—1431），并成为近现代柬埔寨的源头。缅甸地区也建立了骠国（7—832）。在越南中南部地区，与真腊脱离扶南统治相呼应，林邑（2—8世纪）也发生了政变，改称环王国（757—859），9世纪后又为占城王国（? —1832）所继承。

图44 农业地域古典文化的继承地

注：据妹尾达彦《世界史的时期区分与唐宋变革论》，《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第52号，通卷第216号，2007年，42页图1修改。

在群岛地区，室利佛逝王国（7—15世纪）、因婆罗浮屠佛教寺院的建造而闻名的夏连特拉王国（8—9世纪中叶）、信奉印度教的古马塔兰王国（752—1045）等王国的建立，奠定了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化的基础。上述诸国将中国大陆与南印度大陆连接起来，并在沿海地区贸易发展的基础上繁荣起来。[15]

三、欧亚大陆中央区

7世纪时，欧亚大陆中部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一直延伸至地中海北部的广袤疆域内，伊斯兰王国（倭马亚王朝661—750、阿巴斯王朝750—1258）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奠定了现代伊斯兰宗教圈和国家的雏形。倭马亚王朝的治辖区域曾扩张至地中海区域，给撒哈拉沙漠南部的西非也带来了政治压力，西非最初的统一国家古加纳王国（8—11世纪）由此诞生[16]。古加纳王国的成立与日本国的成立几乎处于同一时期，而日本国的诞生也是受唐朝统一中国大陆带来的政治压力的影响。

在印度北部，因嚈哒人的大举入侵，笈多王朝（约320—550）迅速衰退并走向解体，继而布舍菩地王朝（7世纪前半叶）诞生，并开始与唐朝互派外交使节。受4世纪以来欧亚大陆中部至北印度地区频频爆发的政治动乱的影响，大量人口开始迁往印度南部，加速了印度南部的土地开垦和人口定居，至7世纪、8世纪时，诸多印度系国家依次宣告成立。南亚次大陆地区不断遭受那些来自游牧地区骑兵的侵袭，使得这一地区的历史结构与中国大陆呈现出相似的特征。

四、欧亚大陆西部及非洲大陆

在欧亚大陆西部，随着4—7世纪的“民族迁移”运动，半农半牧的日耳曼系和斯拉夫系诸国陆续成立，其中在4世纪末期诞生的法兰克王国，终于在8世纪末迎来了加洛林王朝（751—987）的鼎盛时期，从此奠定了以基督教为基本教义的西欧国家和文化的原型。

另外，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且以日耳曼人的入侵为契机，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末期灭亡，而东罗马帝国在民族迁移的动荡中又延续了近千年，其保存下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成为15世纪中叶西欧文艺复兴的渊薮。在这层意义上论及东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笔者以为，其与欧亚大陆中部承继伊朗古典文化的霍拉桑地区诸国，以及与欧亚大陆东部江南地区承继汉朝文化的南朝，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大致相同（图39“欧亚大陆东部的都市与古代国家的形成”）[17]。

五、世界宗教圈的形成

4—7世纪游牧民的大迁徙，引发了亚非欧大陆各地区人口的急剧流动，从而将整个社会带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中。随着人口的剧减，以及把曾基于血缘宗亲及地缘关系密切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强行切断联系，人们被迫陷入一种分散的孤立状态。其结果是：从前那种以家族、地缘、职业集团等集体救济为目的的传统宗教逐渐失去影响力，而这种不论出身与性别，只以独立的个人为救济目的的世界宗教在亚非欧大陆各地广泛传播开来。这里需特别强调的是，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及基督教文化圈等世界宗教圈，不仅为人类基于原始经验而创立广域贸易圈提供了条件，也促进了亚非欧大陆东西方向上交通及信息网的生成[18]。

世界宗教不以信仰者个体的出身和职业来区分高低贵贱，而是以普世价值为最高指向，如此一来，便促生了跨越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农牧复合型国家的王权思想，并支撑起辽阔地域内具有复杂政治空间和种族结构的政权。佛教与隋唐、吐蕃，伊斯兰教与阿拔斯王朝、倭马亚王朝，基督教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克王国等，这些国家在利用世界宗教渗透政治权力这点上是相通的。这一时期在亚非欧大陆上诞生的世界宗教，尽管后来的宗教分布多少有些变化，但基本都延续至现在（图45）。

图45 世界宗教圈的形成

注：以妹尾达彦《世界史的时代划分与唐宋变革》（《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第52号通卷第216号，2007年）46页图5为基础改制。粟特商人的商业网（4世纪—8世纪）参考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9页图3“粟特移民迁徙路线图”及荒川正晴《亚欧交通、贸易与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596页附图4“唐代粟特人部落与驿道图”制作。伊斯兰商人的商业网（7世纪—10世纪）参考家岛彦一《国际商业路线的支配与推移》（《学术会议·东西交流史中的穆斯林商业》，中东近东文化研究中心，1982年）226—227页图4制作。

7—8世纪时在亚非欧大陆上几乎同时诞生的上述诸国，毫无疑问具有不同的国家形态。如果对不同国家在内部结构上的差异视而不见，仅根据其同时期诞生这一点就谈论它们的相似性的话，显然并没有什么意义。然而，这些国家的成立伴随着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且它们几乎同时进行，这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日本国的成立也可以认为是亚非欧大陆上国家形成的同时期现象中的一例，而不能仅将其置于东亚的视域内考察。

另外，为了与崭露头角的唐王朝与新罗相抗衡，日本在7世纪后半叶时建国，尽管在距离上很遥远，但与8世纪时古加纳王国（Wagadou Empire）为应对倭马亚王朝的成立而进行的国家统一相似，都可视为世界史形成过程中的同时期现象。同样，日本国的成立还可视为与半农半牧的日耳曼系诸部落迁徙而建立的法兰克王国、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民建立的倭马亚王朝、与最初统一西藏高原的吐蕃、与结束中国长期分裂状态的唐王朝等相互关联的世界史中的同时期现象。

六、欧亚大陆史视野下的东亚国际关系

诚如“引言”部分所述，关于7—8世纪东亚的研究，西嵨定生提出了册封体制论的观点，这一观点以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渤海之间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系统讨论了东亚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的结构。对其观点，尽管有批判者，但迄今为止，西嵨定生的研究依然最具体系性且持续发挥着影响[19]。至于被册封体制论排除在外的游牧地区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则以羁縻府州（委以当地首领管理权限，由其实施间接统治的行政单位）的设立和羁縻政策为基础，产生了羁縻体制论[20]。

但是，册封体制论和羁縻体制论都是以中国为中心，以汉文文献为基础提出的观点，并以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和优越感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点是不能否认的。因此，这些假说在那些中亚史、越南史、朝鲜史、日本史等中原王朝周边东亚各国的历史研究者看来，毫无例外应该受到批判，因为这些研究者注重的是各个国家独立的、多元的、且是双向的外交政策[21]。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因为7—8世纪的日本没有接受册封，故不能成为册封体制论的讨论对象。因此，西嵨定生也不得不将册封体制论折中，并以汉字、儒家、律令、佛教这些共通的要素为基础，以便将日本纳入研究范畴，从而提出了“东亚世界论”（西嵨定生立论的要点收录在论文《东亚世界和册封体制》中，西嵨定生《东亚史论集》第3卷中也曾多次出现类似的论述）[22]。但是，正如反复论证的那样，东亚世界论是为了将日本史置于东亚史框架中进行讨论所提出的一种假设，而日本的外交地位在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史中并非主角，因此，这一观点便有可能陷入过度讨论甚至超越历史本身的危险倾向[23]。

近年来，在近代之前的东亚国际关系中，伴随着关于中国的朝贡品和回赐品的讨论，试图将各国统摄在内的纳贡体制说，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所谓的纳贡制度，适用于唐朝政治势力所及的内地州府、羁縻府州及蕃国（蕃域）。与限定地域的册封关系和羁縻关系不同，因纳贡、贡献之故，唐王朝和邻近诸国被连接在一起，这种制度被认为是解开唐朝统治政策的关键[24]。在纳贡制度论中，对入贡路线的研究已成为重要课题。另外，作为接受纳贡礼仪的舞台而设计的都城空间所承担的功能，也成为学界所关注的问题[25]。

一般来说，国际关系的要素包括外交、军事、贸易、婚姻关系（如和亲公主）、宗教文化的交流、传递消息的文书、技术的传播等，当然也包括各种职业、出身、阶级和身份的人物之往来与移居等。即使在近代之前的国家，若将上述国际关系的要素与政治结合起来看，这些制度是为了尝试构架一种和平的国际秩序体系，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战争这种解决国际纷争的最终手段。册封体制也好，羁縻体制、朝贡体制也罢，无疑都是为了构建并维持近代之前国际关系的一种方式而已。

接受封爵和纳贡的行为也与这种制度相关，是根据双方的政治实力实施统治的柔性手段。另一方面，这些制度是中国历代王朝避免与邻国发生国际纷争的多种外交政策之一，是在确保中国政权威严的同时，努力使国际秩序趋于安定所尝试构建的当时的“国际法”之一环。

在对现实层面上多种要素形成的东亚国际关系进行思考之际，笔者认为，不能以中国正史中常见的那种单一中央权威（正统性）的中心主义为前提，而应注意到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权力流动和分散，同时也要思考，随着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地域的变迁和交通干道的变化，国际关系在细枝末节上的变动。唯有如此，才能掌握最复杂的历史现象[26]。这种情况下，以都城为中心的都市体系的变迁，大概才能为研究东亚历史提供重要的线索。本章正是缘于尝试将上述问题具体化的研究，即关注7—8世纪随着东亚各国的成立相继营造的都城，以及以都城为中心形成的交通体系及其变迁的过程。

7—8世纪形成现代欧亚大陆诸国的雏形，这一判断生成的理由，是将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的结果，这比单纯的分析显然要困难得多。本章尝试将东亚都城及都市体系的形成以图表的方式呈现，以期从视觉上复原当时的世界形势，继而具体讨论这一时期东亚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第二节 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和交通网的形成

一、交通史上的7—8世纪

（一）何谓交通[27]

本章所谓的交通，既包括狭义上人和货物的空间移动（transportation），又包括广义上在人和货物发生空间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信息及文化的传递（communication）。交通在某些情况下又是一个外延极大的概念，可涵盖日常状态下的交易、交换、交流及其他，甚至可囊括非常时期的战争。

狭义上的交通，是指以移动主体为基础的旅客往来和货物流通，以移动场所为要素的陆地交通、水上交通和航空交通。交通的三种要素包括道路、运输工具及动力。其中道路指陆路、水路、铁路、航空路线等。至于运输工具，陆路上有人、家畜（骡马、牛、骆驼等）、车辆（马车、牛车、载货车等）、汽车等，水路上有竹筏、舟、船舶等，铁路有火车、电车等，航空主要有飞机等。动力则指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等非人工（自然）的力量，以及蒸汽动力、燃油动力、电力、核能等人工能量。论及交通手段，在近代之前主要依靠人的脚力及马、牛、骆驼等家畜，运输工具和动力尚未产生分化。但是到了近代时期，运输工具和动力能源开始分离，并从自然的制约中脱离出来，交通便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交通的功能在于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如果将交通发达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整理，大致可列举如下：

（1）推动了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化和不同产业的分工，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各产业的生产力（经济功能）。

（2）强化了军事功能，为强大而复杂的政治机构的成立提供可能（军事功能）。

（3）为实现不同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提供可能（政治外交功能）。

（4）使人类社会实现同一化（社会功能）。

（5）使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思想文化的功能）[28]。

如此一来，交通几乎决定了经济、军事、政治、文化这些人类生活所需的全部，因此说，交通史是解读人类史的关键之一，交通的有无及发展程度，甚至决定了个人及人类整体、地域、阶级、身份和功能集团的存在方式。

（二）交通的起源

公元前1万年开始至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从以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逐渐过渡至以农耕和畜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其结果是，当物质的交换成为必要，交通也随之产生。在公元前3000年的大河川文明时代，都市国家就诞生了，以皇宫为中心修建的道路网和水上交通网也逐渐形成。但是，所谓道路交通是以徒步、家畜及人为动力，以货物运输和人的移动为主，所谓水上交通则是以竹筏、木舟、客船、帆船为主，这两种交通方式的速度主要依靠家畜的体力和风力，因此交通效率低下，交通成本较高。

（三）横贯游牧和农耕地区的内陆干线的形成

至公元前1000年时，在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诞生了诸多的古代国家（斯基泰王朝、萨迦王朝、匈奴和罗马、波斯、秦汉帝国），以农牧交错带（农牧复合地带）为媒介，横贯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道路网由此生成。一般情况下，在一个仅供自足的共同体内部，其交通规模比较小，而在拥有不同人种、物产和信息的共同体与共同体发生对峙时，就需要大规模的交通了[29]。这些道路网将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地区连接起来，由是促进了亚非欧大陆上交通干线的生成。

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6世纪这一段时间，游牧地区相对于农耕地区，经常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在16世纪前后主要交通干线被海上航线和沿海地区的交通道路代替以前，世界上最快速、最强大的交通动力就是马，而亚非欧大陆的交通干线就是贯通着农牧交错带（农牧复合地带）的道路交通网。

波斯、罗马和秦汉帝国这些代表着欧亚大陆农业地区的古代国家，为了有效地进行军事防御、征税和传递信息，就有必要在其国土范围之内修建广阔的交通网。草原上的游牧地区，无论身处哪里，只要乘上马，就能基本上完成移动。与此相对，农业地区囿于地形（山、谷、河川的存在）和空间（农耕地、居住地）的限制，就必须修建能用于马和车辆行走的专用道路。因此，波斯帝国修建了历史上最早的驿站型交通网；罗马帝国建成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路体系；秦汉帝国以都城咸阳和长安为中心，修建了宽超过100米的道路网，统一车轨（车轮和车轮之间的宽度），并以都城为中心扩建了驿站型的陆路交通干线（驿道）。这些古代国家的交通体系成为后世亚非欧大陆都市网的雏形。

4—7世纪，政治大动乱和人口迁移席卷整个亚非欧大陆，使得这些古代国家迅速走向解体，并最终迎来了世界的大混乱时期。但是，正是在这种大混乱之中，世界宗教圈诞生了，形成了现代世界宗教地图的雏形。至7—8世纪时，那些入侵农业地区的游牧、畜牧系军事统治者，将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都收入麾下，在各地建立了农牧复合型的统一王朝。与此相关，由于4—7世纪的混乱而分裂的古代国家都市网，便在更为广阔的地区内进行了高密度都市网的重组。

（四）横跨农耕及游牧地区的大帝国之诞生

隋朝在4世纪左右的政治动荡期，开始从游牧地区逐渐向农业地区南下，这个起源于鲜卑拓跋部落的游牧民族，以骑兵为军队核心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正如其源头所示，隋朝原本就是一个同时跨越游牧地区南部、农业游牧交界处及农业地区的农牧复合型国家，并定都于长安。唐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隋朝这种农牧复合型国家的特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唐王朝第二代皇帝太宗和第三代皇帝高宗时期，曾是欧亚大陆东部势力最为强大的军事国家突厥，自6世纪后半叶至7世纪初产生分裂并迅速衰落，唐王朝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一举将突厥领地并入了其版图，其疆域由此扩大至游牧地区腹地的绿洲都市。至7世纪末时，在唐王朝的势力范围内，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几乎各占一半，唐王朝遂成为农牧复合的大帝国。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的十四国蕃郡长像和唐高宗乾陵南门的六十四蕃酋像，从侧面形象地展示了大帝国唐王朝的国际关系。

唐王朝治辖内的游牧地区，尽管多半部分都是委任当地部落首领管理的间接统治，且在唐王朝统治时期，真正在游牧地区腹地的绿洲城市设置据点，也不过数十年而已。唐王朝将从蒙古高原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广袤区域内的游牧地区划入版图，又将从江南到岭南的农业地区也收入治下，这种对游牧、农耕两种地域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7世纪时，统一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新兴的大帝国唐王朝，虽有隋朝的政治制度为基础，但也不得不探索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统治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创立了一种复合型的政治制度，具体而言，即在游牧地区、农牧交错带、中国大陆南部广泛设置羁縻州和治理羁縻州的都督府、都护府，以实现间接统治，在中原农业地区仍然以传统的州县制度为主。

唐王朝这种创造性地将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结合起来治理的复合型政治政策，基本上为后世农牧复合型国家——如辽、金、元、清所继承。值得注意的是，河西走廊上那些在军事、经济上与长安密切联系的绿洲城市，并非实行由唐王朝间接统治，而是以州县制度实施直接统治。这种政治制度显示了长安与河西走廊各城市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7世纪时设置的羁縻州和都督府，兼之8世纪时替代都督府和都护府而出现的十节度使府，多数均设置于农牧交错带或其邻近地区。从这一情况可以看出，能否掌控农牧交错地带的统治权，是关乎唐王朝兴废存亡的大问题。长安所在的农耕地区，与农牧交错带的南端接壤，因此长安的和平要依靠对农牧交错带治理权的掌握。

（五）农牧交错带的重要性[30]

在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交汇处形成的农牧交错带，在从公元前开始绵延至20世纪的数千年间，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经济要冲，正如今日的中国是以这一地区为基础建立政权一样。直到18世纪以后，沿海地区在军事、经济上的重要性逐渐凌驾于农牧交错带之上，以“中国边疆”游牧地区和“中国内地”农业地区为媒介，农牧交错带在战略上、经济上的重要性都尤为突出。正因如此，在近代之前的亚非欧大陆上，兼有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复合型国家，才成为军事、经济上最为强大的国家[31]。

从生态环境来看，所谓的农牧交错带，既是游牧民与大量家畜可迁徙之处，又适宜于农民定居耕种，因此对游牧民也好，对农民也罢，都是比较容易实现安定的半农半牧生活的地区。对于以中原农业地区为中心的政权而言，为了拱卫中原的太平而争夺农牧交错带的统治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辖区内的畜牧民既可以在平时成为纳税者，又可以在战时成为强大的骑兵军队。另外，对于游牧民族而言，位于游牧地区边缘的农牧交界区与他们的生活习惯大致相同，因此可以随时往来；同时，这一区域也是确保农民能够耕种谷物的重要生存空间。对于游牧地区而言，农牧交错带是其与中原政权展开有效外交的重要场所，也是其有效控制商业命脉的战略重地。

在近代之前的时代，并不乏例证来说明农牧交错带在军事及政治上的重要性。例如，对汉朝政权构成强大威胁的匈奴，在公元1世纪末期分裂，其中一部分势力从鄂尔多斯南下至黄土高原一带，内附于汉朝，即南匈奴。公元4世纪时，南匈奴宣称独立并发动战乱，在之后近三个世纪的时间内，使中国的华北地区陷入了“五胡乱华”的大分裂之中。同样，与唐王朝对峙的突厥，在公元6世纪末期分裂为东、西突厥，其一部分残余势力归顺唐朝，并从阴山、鄂尔多斯南下至黄土高原地区，建立南突厥。公元7世纪末期，南突厥叛乱，主张复兴突厥政权。这些情形充分说明了跨农耕、游牧地区的农牧交错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公元9世纪时，与唐王朝对抗的回鹘汗国瓦解，其一部残余势力基于匈奴和突厥的先例，也归顺了唐王朝，期望能从鄂尔多斯南下至黄土高原一带。但是，有南匈奴和南突厥的事例为前车之鉴，唐王朝并不愿意让回鹘南下定居，期待南迁的回鹘势力只好重返蒙古高原，并逐渐统一了其他部落。这一事例正好说明，9世纪时的唐王朝为了稳固长安政局，特别留意对农牧交错带的控制。

所谓农牧交错带，是指农业和游牧业交错融合的生态环境迁移带，也是对地球环境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由于年平均气温的高低变化带来的气候问题，游牧民迁徙带来的牧区变迁问题，以及农耕民增减引起的土地耕种问题，使得这一区域的生态系统极易发生改变而成为敏感地带，同时也是凝缩表现现代中国环境问题的主要区域之一。然而，农牧交错带原本上就是生态环境的迁移带，因此这一地区往往也是不同人种、物产和文化交流融合最重要的历史舞台。

即使就唐王朝而言，农牧交错带也同样被重视，它与黄河中下游的农耕地区被视为支撑政权基础的两翼。农业地区带来的稳定税收，和农牧交错带牧场内饲养的骏马良驹及强悍的骑兵，都是维持政权稳定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原政权由此得以掌控农牧交错带，并借机发兵征讨游牧地区。在8世纪时，西方战区二师（陇右、河西节度使）和东北战区三师（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被视为唐朝最强劲的边境军事防卫军团，均以跨农牧交错带的地区为据点设立军队。[32]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丧失了对农牧交错带的统治权，同时也失去了驻守这一区域的强悍军队，这些便是唐王朝军制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契机。

中国历史上政权的空间变迁以农牧交错带为关键（参见图12）。诚如图12所描绘，唐王朝开始是以农牧交错带为媒介，辖区同时囊括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复合型大帝国（本书称之为“大中国”），之后辖区缩减至以农业地区为主的小国家（本书称之为“小中国”），这一转换可视为唐代以降中国历代政权反复更替的政治空间变迁的模型。

唐王朝于公元630年灭东突厥（突厥第一汗国），遂成为中国大陆上最早统一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大帝国。中国历代政权统治空间的规模由此开始了在“大中国”（大统一时期）和“小中国”（分裂时期）之间的反复循环。换言之，那些兼并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国家（“大中国”即大统一时期），是指图65“中国空间构成与复都制的变迁：7—20世纪”中的[1]唐（7世纪中叶）、[4]元（13世纪后半期）、[6]清（19世纪后半期）和[8]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所谓以农业地区为中心的国家和游牧型国家（“小中国”即分裂期），是指图65中的[2]唐（9世纪）、[3]北宋（12世纪初）、[5]明（15世纪前半期）以及[7]中华民国等产生实质性分裂的时期。

如上，7世纪的唐王朝是中国大陆的统治空间在大、小之间反复发生规律性变化的开端。这种规律性变化产生的原因之一，便是以“中国边疆”和农牧交错带为据点的政权反复入侵“中国内地”农业地区所致。当然，关于这种规律性变化循环发生的原因，今后恐怕有必要结合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之间的关联，再进行综合性、多角度的分析。

诚如图65所示，在“小中国即分裂期”，因为农牧交错带位于游牧地区政权和农业地区政权之间，为了争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农业地区政权和游牧地区政权之间的激烈战争一直在反复上演。唐王朝因其都城长安位于关中平原，因此，现在陕西省黄土高原地区北部的农牧交错带，便成为唐王朝与游牧势力角逐和冲突的最前线，待后世都城迁移至北京后，位于山西省北部的农牧交错带便成为双方势力角逐和冲突的重要战场。

在“大中国即大统一时期”，为了兼顾统治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政权的根据地就必然要设置在农牧交错带或者与之接邻的地区。从根本上讲，长安和北京都是以农牧复合为基础的大帝国的政权中心。另外，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唐王朝前期大帝国之都的长安，和唐王朝后期“小中国”之都的长安，尽管是同一个长安，但是都城功能和都市社会的样貌却完全不同。唐王朝从前期到后期统治空间的变化，和东亚世界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交通的变化，在后世王朝中不断再现。

（六）大运河促进了江南的都市化

在中国交通史上，于7世纪开凿、疏浚的大运河，将欧亚大陆东部内陆地区的陆运、水运和沿海地区运输贯通起来，这一事件在交通改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大运河既沟通了中国的南北，也推动了运河周边地区的城市化。[33]进入8世纪、9世纪后，伊斯兰商人将亚非欧大陆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和内陆都市连接起来，形成了新的交通网，于是道路交通网和河川交通、沿海交通交织构成的交通新时代便到来了。[34]

6世纪末，分裂近300年的中国大陆被隋朝重新统一，隋朝以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需求为基础，建立了以都城大兴城为中心的交通网，将行政都市体系扩大至全国。其中，大运河的开凿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王朝继承了隋朝以都城为中心的行政都市体系，随着唐王朝多次对外实行军事扩张，其都市体系也波及周边国家，给邻接地区带来强烈的紧张感。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前，纳贡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非常之大。为了促进纳贡、征收税款、实施军事，隋唐的行政都市体系就显得不可或缺。

（七）都城以都市网为必要条件

都城的建造和修缮，需要完善行政都市网，这种行政都市网往往是为了实现纳贡和外交，因此为了完善对都城的纳贡体系，各国之间展开了以都城为主要舞台的外交关系。[35]为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隋唐相抗衡，周边国家也陆续修建了各自的都城，建立其行政都市体系，系统化整顿军事机构及政治组织，发行独立货币，主张各自文化的正统性，并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谋划其国家的统一。日本、吐蕃、渤海、南诏、回鹘、沙陀、契丹等国，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建立的。这一时期是为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

所谓东亚的都城时代，也是东亚行政都市体系诞生的时代。在各都城行政都市体系所接邻的地区形成了贸易港口（指近代之前交易和外交的据点，在内陆地区也同样存在），这些港口将都城与都城连接起来，并成为贸易和外交的前沿阵地。[36]贸易港口是那些设置有互市、市舶司之处，如唐朝的明州、广州，日本的太宰府等地。

如此一来，7—8世纪的欧亚大陆，在结束4—7世纪政治混乱的过程中，各地区陆续建立新的国家，推动了以都城为中心的交通网的完善。在东亚地区，以隋朝再次统一南北中国为开端，以唐朝兼并游牧及农业地区建立大帝国为契机，周边地区为了与唐王朝相抗衡，加速了其政治的统一，推进了新国家的建立和既有国家的整合。

7—8世纪诞生的各国，纷纷建造各自的都城，并以都城为中心不断完善其交通体系，最终形成了往来于唐朝都城与各国都城的外交使节们的公用道路。8世纪诞生的交通网，虽然是在各地区自古既存的交通干道基础上修缮而成的，但随着日本列岛、蒙古高原、西藏高原、云贵高原上都城的陆续建造，以这些都城为中心的地区交通网首先形成了，其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具广阔性和功能性的、贯通东亚区域内的交通网。8世纪诞生的这一交通网，作为现在东亚各国交通网的主要干道被继承，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交通网形成的重要性。

二、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和行政体系的建立

（一）比较都城史研究的盛况

关于7世纪至8世纪东亚的都城研究，数量众多，因此不可能在本文中做出全面的介绍。特别是日本，由于日本的建国始于都城的营造，所以日本学者对于都城史尤其关心。因日本都城的建造受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强烈影响，所以日本的学术界，为了探究日本古代都城的历史特性，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此，特通过关注日本东亚都城史研究的研究机构及研究组织的动向，来探讨今后的研究方向。

日本公立的研究机构，即以奈良文化财研究所（1952年设立）[37]、橿原考古学研究所（1938年设立）[38]、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83年开馆）[39]、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987年设立）[40]等所属的研究者们为主体，近几年陆续举办了关于东亚比较都城史的国际专题研讨会及研究集会，其成果也被相继公开。此外，和东亚比较都城史有关的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及研究组织也异常活跃。以奈良女子大学古代学学术研究中心（2005年设置）[41]、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设立）[42]、专修大学东亚世界史研究中心（2007年设立）[43]、明治大学古代学研究所（2009年设立）[44]、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2006年设立）[45]、东洋文库（1924年设立）[46]、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会（2004年设立）[47]、都城制研究会（2006年设立）[48]、都市史研究会（1990年设立）[49]等机构所属的研究者们为核心进行研究，最近每年都会邀请东亚各国的研究者参加研讨会，不断公开并出版最新的研究成果。另外，以应地利明与布野修司为核心的亚洲都市建筑研究会所做的系统性城市分析，在考察7世纪至8世纪东亚都城时代诞生的诸多问题时，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50]。

韩国的都城史研究，与中国、日本的研究动向密切呼应。与都城史研究有关的公立研究机构及各种研究组织，推动了从整个东亚来评价三国时代至统一新罗时期的都城研究[51]。越南方面，对李朝以来都城昇龙（现河内）的发掘，把东亚都城史中越南都城的定位问题一举推为研究的焦点[52]。另外，在蒙古，从2008年开始，蒙古科学研究所和德国考古学研究所的联合考古队，对回鹘的都城遗址（斡耳朵八里）进行了发掘，7世纪前半叶初次出现于游牧地域的大规模“游牧都城”，其真实面貌正逐步被揭开[53]。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古都学会（1983年设立）确立了都城学，从此开始了此项研究活动[54]。近年，由于考古学成果的增加和研究经费的增多，有都城遗址的历史城市中的许多研究机构，都在制定研究计划来推动都成史研究的发展[55]。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都城史的研究一定会迎来一个全新的阶段。

以上大半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研究成果，回顾这些研究可以知道，都城研究是如此的兴盛。都城史的研究动向的确与近年东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向密切相关。即使作为一个共同的研究课题来分析比较东亚都城，各国的研究者们也会有偏重于评价自己国家都城地位的倾向，由于国家不同而引起观点和理解上的分歧，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可以确切地说，近年研究的进步，为更广、更细致地进行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都城时代的诞生

如上所述，6世纪末至7世纪初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在政治上实现了再统一，换言之，也即隋、唐王朝的建立。为了政权的延续，隋、唐王朝都构建了以都城为中心的行政都市网，以此为契机，东亚的都城时代诞生了。东亚都城时代的诸国都城各具特色。这一时期诞生的都城和行政都市网，成为后世国家统治空间的雏形。当然，国家的形成与都城的建造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公元583年，隋朝在汉长安城东南新修了大兴城，以此为起点，公元605年建造洛阳城。吐蕃在7世纪前半叶修建拉萨城（逻婆、逻些）。日本于公元667年营造近江京，公元694年迁都藤原（新益）京，公元710年改迁至平城京，公元740年又至恭仁京，公元744年修建难波京（又称“后期难波京”），公元784年迁至长冈京，公元794年迁都平安京。南诏于公元738年建造太和城，公元779年修筑阳苴咩城。回鹘于公元744年建造斡耳朵八里（Ordu-Baliq、回鹘牙帐、回鹘单于城）。渤海在7世纪末修建旧国，8世纪时陆续营造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这“五京”。在朝鲜半岛，新罗于公元676年统一半岛，以唐长安城为参考整修金城（王京）。于是，整个东亚世界便迎来了都城时代。

（三）都城时代诞生的原因

论及7—8世纪都城时代诞生的原因，其一恐怕就在于唐王朝对中国的再统一，以及以长安为中心的行政都市网的不断扩大，给邻接地域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各地区的政治势力为了能与唐王朝相抗衡，加速了整修作为国家象征的都城和行政都市网的步伐。例如，唐王朝于公元640年灭高昌国，改称其王都高昌为西州，置为直属于长安的州县，这一事件使得游牧地区诸势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吐谷浑势力被削弱，吐蕃趁势统一西藏，建立了以拉萨为中心的都市网。

都城时代诞生的原因之二，是包括唐王朝在内的新诞生的东亚诸国，为了以独立的国家形态登上外交舞台，获得世界诸国的承认，就极有必要修建作为外交、纳贡舞台的都城和行政都市网。

随着唐王朝势力范围的扩张，其邻接地区先后建立了统一政权。如最早统一西藏高原的吐蕃、替代突厥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回鹘、统一中国西南部的南诏、统一中国东北部的渤海、统一日本列岛的日本国，朝鲜半岛也由新罗实现了统一。这些国家都在各自的国土上修建了能与长安相抗衡的都城，以期与唐王朝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东亚诸国陆续建立，促使各国之间在军事上形成对立与外交，在经济上形成贸易往来，最终加速了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建立。

其次，关于都城时代各国家的都城及以都城为中心的行政都市网的建造，按都城建造和整修的年代顺序依次排列为：隋唐的长安、洛阳；吐蕃的拉萨；日本的近江京、藤原京、平城京、恭仁京、长冈京、平安京；南诏的太和城、阳苴咩城；回鹘的斡耳朵八里；渤海的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新罗的王京。下文将依次整理这些都城的事例。

1．隋朝大兴城（唐长安）的建造

（1）大兴城和行政都市网的建造

7—8世纪的都城时代始于中国隋朝大兴（唐长安）和洛阳的建造。隋文帝于开皇二年（582）在汉长安城旧址的东南开始建造新的都城，并于翌年即开皇三年（583）完成了大兴城的建造[56]。

隋朝将分裂期东魏、北齐的邺及南朝的建康等都城作为地方都市，旨在重新构筑以大兴城为首的行政都市网，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57]。如上所述，隋大业五年（609）时，设县1255处，郡（州）190所（《隋书》卷二十九《志·地理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08页），至8世纪中期的唐朝开元、天宝末期，设县数增至1573处，郡府328所（《旧唐书》卷三十八《志·地理》，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393页）。在连接这些都市的道路上设置有驿站、马坊、邮、递等，形成了中国大陆的主干道。此外还制定了关于管理主干道的法律（《卫禁律》的“私度及越度关”等条、《职制律》的“驿使稽程”等条、《厩库律》的“乘官畜车私驼载”等条、《杂律》“乘官船违限私载”等条及公式令、厩牧令、关市令、营缮令等）。关于7—8世纪的交通制度，对交通设施[58]、交通法规[59]及通行许可证[60]的研究在不断推进。

关于唐代驿制的早期研究可举陈沅远[61]、姚家积[62]、白寿彝[63]、陶希圣[64]、青山定雄[65]、严耕望[66]等学者的著作，其中尤以严耕望的研究最具划时代意义。严氏以驿道为基础，对交通干道网进行复原，并首次阐明了以长安为中心的都市网的全貌，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因严耕望先生的逝去，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北部的交通复原详图没能够完成。之后史念海[67]、王文楚[68]、辛德勇[69]、吴宏岐[70]、蓝勇[71]、鲁西奇[72]、郭声波[73]、荒川正晴[74]、安田顺惠[75]等学者对严耕望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订正补充[76]。近年来，日本古代交通研究会出版了共同研究成果，将驿制研究不断向前推进[77]。另外，由中国交通部主编的大型中国交通史也已出版[78]。

在以隋唐长安为中心的都市交通网研究领域，上述的青山定雄、严耕望、史念海、李之勤、李健超、马正林、辛德勇、王文楚、荒川正晴、吕卓民、李令福等学者奠定了研究基础[79]。以这些研究为基础，整理从长安出发的交通干线时会发现，从都城长安的都亭驿出发，有七条干线伸向四方，与各国的都城连接起来。设置于长安通化坊的都亭驿作为全国驿路交通网的中心，是出入长安的官员必定停留之地。都亭驿作为起点与终点，东经通化门与春明门，西经开远门与金光门，将城内外的交通干道纵横贯通起来[80]。

唐朝继承隋大兴城并将其作为都城，改称长安，建设并扩大了隋想要完成的行政都市网。隋唐时期的交通网，无论其规模还是完备程度，在中国交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描述的长安都市网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773—819）于贞元二十年（804）所写的《馆驿使壁记》（《柳宗元集》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703—706页），记述了以长安为中心的馆驿网。我们可由这篇文章复原9世纪初从长安向四面八方延伸的交通干道（图46）[81]。

图46 唐代的关中平原：基于8世纪的行政区划

注：以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122页图8为底图修订。本图是以黄盛璋《关中农田水利的历史发展及其成就》（《历史地理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出1958年）所收“关中汉唐故渠示意图”为底图，参考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1）-（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史念海《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发展》（史念海《河山集一集》1963年所收“隋唐时期黄河流域地区分布图”及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作图。关于隋唐离宫的位置，根据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283页图8-1“关中地区隋唐帝王避暑行宫分布示意图”绘图。长安谷仓地区的灌溉网根据妹尾达彦《关中平原灌溉设施的变迁与唐代长安的面食》（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46页所载附图“三限口、彭城堰及刘公四渠（9世纪）”为基础制图。陆路交通干线和驿站参考上述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1）-（6）》及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43页图“隋唐时期长安附近陆路交通示意图”制作。

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奉贡输赋，修职于王都者，入于近关，则皆重足错毂，以听有司之命。征令赐予，布政于下国者，出于甸服，而后案行成列，以就诸侯之馆。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

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自长安至于周至，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传馆。其饮饫饩馈，咸出于丰给。缮完筑复，必归于整顿。列其田租，布其货利，权其入而用其积，于是有出纳奇赢之数，勾会考校之政。

大历十四年，始命御史为之使，俾考其成，以质于尚书。季月之晦，必合其簿书，以视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称其制。有不当者，反之于官。尸其事者有劳焉，则复于天子而优升之。劳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调之数，又其次犹异其考绩。官有不职，则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万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

先是假废官之印而用之，贞元十九年，南阳韩泰告于上，始铸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当斯职，未尝有记之者。追而求之，盖数岁而往则失之矣。今余为之记，遂以韩氏为首。且曰修其职，故首之也。

（《全唐文》卷五百八十《柳宗元·馆驿使壁记》，中华书局，1983）

（3）以长安为中心的九条干线

基于上述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及青山定雄、严耕望、李之勤、辛德勇等学者的研究，经过整理，以长安为中心的交通干线如下所示：
a．长安——潼关——洛阳——大运河——杭州

长安——洛阳间的驿道被称为大路驿（大驿路）（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卷六十一《御史台中·馆驿使》，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905年），是唐朝最重要的干线，道路沿线种植有槐树。在唐朝前半期，皇帝经常往返于此道[82]。杭州通过横穿宁绍平原的运河与明州（宁波）连接起来，又经由海路与中国东南部海岸、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交汇贯通。从日本列岛来的遣唐使经常使用此条道路。

b．长安——蓝田关、武关——襄州（襄阳）——荆州（江陵）——潭州——广州

长安——襄阳间的驿道被称为小路驿（小驿路）（《唐会要》卷六十一《馆驿》），是仅次于长安——洛阳间驿道的主要干线。从长安出发，渡过灞水，经由秦岭的蓝田关和武关，最终可抵达广州。此线是贯穿中国大陆南北干线中历史最悠久的交通干道之一[83]。在唐代，很多去南方任职或被贬的官吏都会使用这条道路。当大运河因故停运的时候，通过此线可到达江南（如白居易前往杭州任刺史时等）。广州通过陆路、海路与东南亚相连，连接着安南都护府。

c．长安——周至——骆谷关——梁州（汉中）——益州（成都）——南诏太和城

从长安出发沿着渭河南岸一路向西，翻越秦岭后到达益州，最终一直延伸到南诏都城的主要道路有五条（即经由库谷道、子午道、骆谷道、斜谷道、大散关的五条道路），但是频繁使用的干线只有三条（即经由骆谷道、斜谷道、大散关的三条道路）。骆谷道（骆峪道、傥骆道）为这三条干线之一，从长安西南的盩厔县（今周至）出发一路往南，通过骆谷关后经由梁州（汉中）到达益州（成都）[84]，之后可通过益州抵达南诏太和城。

d．长安——斜谷道（褒斜道）——梁州（汉中）——益州（成都）——南诏太和城

斜谷道（斜峪道、褒斜道、石牛道）是位于骆谷道西边的道路，由郿县（今眉县）往南通过斜谷道后经由梁州（汉中）到达益州（成都）[85]。

e．长安——大散关——梁州（汉中）——益州（成都）——南诏太和城

穿越大散关的道路位于斜谷道以西。通过地处关中平原西端岐州（凤翔）南部的大散关（散关），可到达凤州、益州。大散关坐拥驿道，是为上关，比中关的子午关、库谷关、骆谷关要重要（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六《刑部》“司门郎中”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95页）。安史之乱时，玄宗逃至蜀地利用的正是这条道路[86]。

f．长安——陇关——秦州——渭州——吐蕃拉萨

这条道路和上述的“c”“d”“e”一样，都要通过关中平原的渭河南岸，从关中平原西端的岐州（凤翔）出发，继续往西越过六盘山的陇关到达陇州、秦州、渭州。之后过兰州从风林关（即炳灵寺石窟所处之地）渡过黄河，跨越青藏高原到达吐蕃的都城拉萨。这条陆路干线是连接长安和西藏拉萨的主要道路[87]。这条路线是吐蕃和唐朝使者互相往来经常使用的道路，于公元640年开通，当时是为了方便文成公主入藏嫁给松赞干布（卒于公元649年）。由于唐朝与吐蕃的和平往来，通往西藏高原的几条线路俗称为唐蕃古道。

g．长安——六盘山——河西走廊——西州——疏勒都督府碎叶城

此线是从长安城西边的开远门和金光门出发，过咸阳渡渭河后，经由奉天、邠州、原州到达河西走廊、西域、波斯诸国都市的陆路干线。这条道路是连接河西走廊与长安之间距离最短的道路，也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88]。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均设置在这条道路上，此线同上述的“f”一起构成连接长安和西方的两条干线。

h．长安——延州——合岭关、芦子关——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斡耳朵八里

此线是从长安出发往北，经延州横穿黄土高原进入鄂尔多斯，连接回鹘都城斡耳朵八里的陆路干线。经由安北都护府（西受降城）可到达斡耳朵八里，通过草原上的道路还可抵达黑海沿岸。这条道路即为太宗时期的参天可汗道，回鹘时期的“回鹘路”。到了唐朝末期，这条线路因成为守卫长安的军事防线而备受重视[89]。

i．长安——蒲津关——太原——幽州——营州——渤海五京

从长安、洛阳间的干线往东行至洛阳，经由黄河的孟津后北上的这条道路，是从长安去往河北的干线。此外，还曾有直接连接长安和北都太原的干线路，其路线是从长安出发通过渭河北岸的道路，在蒲津渡过黄河，然后从太原横穿幽州，经由营州、安东都护府，最终抵达渤海的都城。这条道路是唐朝的勃兴之路，在唐朝的军事防御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在一段时期内，还兼作连接长安与回鹘斡耳朵八里的入贡路（参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2．洛阳

如图89“伊洛平原的历代都城示意图”所示，继承隋文帝成为隋朝第二代皇帝的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在汉魏洛阳城西边约10千米处建造了新的洛阳城[90]。以大兴城和洛阳城的建造为起点，7—8世纪东亚各国迎来了建造新都城的时代。

关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选址为何各自东西，其历史背景及意义历来众说纷纭。隋唐王朝为何不在汉魏洛阳城旧址上重新修缮、加以利用呢？盖缘于隋唐洛阳与将汉长安城旧址利用并将其内含于禁苑的隋唐长安不同所致。

究其理由，可举汉魏洛阳城破坏严重及宫城防御上的问题，以及因喜马拉雅山脉运动的影响，导致洛河北移，使洛阳城南端侵蚀加剧，以致都城水道系统等社会资本明显不足等原因。除此之外，隋炀帝在汉魏洛阳城以西数公里高地上建造新城的契机之一，主要是想利用自邙山南流的瀍水，开通能与大运河直接相连的漕渠。新洛阳城的选址正好将邙山之水引入漕渠。当然，也应该考虑如下因素，即正因为将宫城的选址定在高地，才使建造外郭城和皇家园林（隋会通苑、唐西苑）兼备的都城成为可能。

隋唐洛阳城的宫城、皇城、外郭城区的平面图如图92“唐洛阳都市规划”所示。新洛阳城这种以河流贯穿都城的崭新设计，揭示了隋炀帝想要将新洛阳城与大运河直接相连，从而使其变成水运枢纽的决心。洛阳宫城、皇城的构造，虽与大兴城基本相同，但为提高防御功能，洛阳宫城周围建有好几层城墙。另外，洛阳宫城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官厅街的布置等，都受到了建康城的影响，这是其与大兴城的不同[91]。

隋炀帝的定都诏书如下所示（《隋书》卷三《炀帝本纪上》，中华书局，60—61页）。对于已经建造了大兴城，为何还要新造洛阳城的疑问，炀帝说明了在传统根基深厚的中原定都的必要性，以及军事上的需求等原因。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与言感哽！

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堦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盐泽裕仁、宇都宫美生等学者在近期发表的论著中，从不同角度详细分析了隋唐洛阳城的水运问题[92]，指出隋唐洛阳这种水之都的设计随处可见南朝都城建康的都市规划的影响。从唐初杜宝所著《大业杂记》一书中，可以看出隋炀帝对江南都市的无限憧憬。或许可以说，隋炀帝是想将江南都城移植到华北，才建造了水之都洛阳[93]。

如图91“隋唐洛阳城的变迁”的[2]隋洛阳（605—618）所示，在洛阳营造的当时最大的皇家园林会通苑（唐西苑），虽说曾受到了大兴城大兴苑或北齐邺城皇家园林的影响，但会通苑作为华北第一个全面采用江南园林模式的皇家园林，受南朝建康园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说，会通苑的营造在中国皇家园林的造园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隋洛阳之后历代都城的皇家园林几乎都深受江南园林影响，可以说隋洛阳是华北南朝化（即指受到以庭园文化为代表的南朝文化的影响）的先驱[94]。洛阳受到来自南朝建康的都市文化的影响，很好地说明了洛阳地处与江南密切相连的文化圈这一事实。如图91“隋唐洛阳城的变迁”的[3]唐、周洛阳（唐619—690，唐705—907，周690—705）、[4]北宋洛阳（960—1127）与[5]金西京（1217—1234）所示，唐朝灭亡之后，洛阳仍被作为都城之一在使用。

在考察隋唐洛阳城的都市规划时，应特别注意上述南朝建康的影响。图74“建康周边图”为建康的周边地区，图75“东晋、南朝建康示意图——以梁为中心”为南朝建康的推测复原图。如图所示，南朝建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选址靠近水运而非陆路的都城。一般认为，隋洛阳正是以“水之都”建康的都市结构为模型建造的。另外，建康城的确切平面图至今尚未发现，图75只是依据先行研究成果绘制的推测图。

图74、图75及图78“中国都城史上的三都”显示了大兴城、洛阳城和建康城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大兴（长安）、洛阳、建康分别为代表6世纪、7世纪的中国西北部、中部（中原）、南部地域文化的都城。隋洛阳城将西北的关陇文化与南方的江南文化相融合，从而为中国重新统一后的文化融合提供了合适的空间。

3．吐蕃的拉萨（逻些）

统一了青藏高原的松赞干布于7世纪初建立吐蕃后，在汇入雅鲁藏布江的拉萨河北岸建造了新的都城拉萨（拉的意思是“氏族之街”[山口瑞凤]、“山羊之地”或“佛之地”）[95]。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220页）关于拉萨城郭的记述如下：

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稞麦、豆、小麦、荞麦。畜多犛牛猪犬羊马。又有天鼠，状如雀鼠，其大如猫，皮可为裘。又多金银铜锡。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污秽，绝不栉沐。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麨为椀，实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觋。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弓剑不离身。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

此外，《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国列传第二·吐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1839页）也有如下记述：

吐蕃，本汉西羌之地，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为吐蕃。国人号其主为赞普，置大论、小论以理国事。其俗随畜牧无常居，然亦有城郭，都城号逻些城。不知节候，以麦熟为岁首。

松赞干布在建造拉萨的时候，曾从唐和尼泊尔运来释迦牟尼像。由唐朝的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被供奉在拉萨城内的燃木齐寺（即小昭寺[小招寺]，意思是“拉萨最大的建筑物”）内，而由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则被供奉在祖拉康寺（觉康寺、大昭寺即大招寺）[96]。

拉萨的都市结构是以这两座佛教寺院为核心形成的。拉萨的各种佛教寺院呈南北对峙状态，诉说着地处印度大陆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吐蕃的外交关系。众所周知，随着9世纪以后对佛教的排斥，西藏的民间宗教——本教获得复兴，中国佛教便逐渐衰退，而从印度、尼泊尔传来的佛教却在西藏独自发展起来[97]。

拉萨的建造，和连接拉萨与长安的“唐蕃古道”，使吐蕃与唐之间的使者往来日益频繁。此外，从拉萨出发跨越喜马拉雅山后连接起印度平原的干线也得到了修缮[98]。8世纪末时，受邀来自印度的12名佛教僧人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到达拉萨宣讲印度佛教，当时吐蕃还从唐朝邀请了僧人良琇、文素。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拉萨争夺主导权，最终以印度佛教的胜利告终[99]。因此考察拉萨之际，必须要重视其与印度的关系。

4．日本的近江京、藤原京、平城京、恭仁京、长冈京、平安京

就日本列岛的都城来说，依次营造有近江京、藤原京、平城京、恭仁京、长冈京、平安京。具体而言，公元667年建造了近江京[100]，公元694年建造了藤原京（新益京）[101]，公元710年建造了平城京[102]，公元740年建造了恭仁京[103]，公元744年修建了难波京（也就是“后期难波京”）[104]，公元784年建造了长冈京[105]，公元794年建造了平安京[106]。

日本列岛于7—8世纪形成了律令国家，与此同时还建设了以都城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可参考坂本太郎、森田悌、中村太一、永田英明、近藤俊秀、市大树等学者的研究。特别是市大树的《所有的道路均通往平城京——古代国家的“支配之道”》（东京：吉川弘文馆，2011年）一书，综述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图47“8世纪欧亚大陆东部的国家与交通网”为日本列岛交通图，是根据《延喜式》中记载的官道及市大树著作第2—3页的图1所画。桥本义则认为，平城京建成之后，才迎来了唐文化的时代。

图47 8世纪欧亚大陆东部的国家与交通网

注：参考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欧非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134—135页图21修改制图。

5．南诏的太和城、阳苴咩城

在云贵高原，南诏于公元738年在洱海西岸建造了太和城，于公元779年在太和北面建造了阳苴咩城（大理）[107]。南诏都城的建造，促进了洱海西岸南诏都城与吐蕃拉萨之间陆路的修建，也加速了南诏与长安之间陆路的建设[108]。

关于太和城与阳苴咩城，在唐末担任过安南经略使的樊绰在《云南志》卷五（向达校，木芹补注《云南志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70—71页）中有如下记述：

大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城。后数月，又袭破哶罗皮，取大厘城，仍筑龙口城为保障。阁罗凤多由大和、大厘、邆川来往。蒙归义男等初立大和城，以为不安，遂改创阳苴咩城。大和城北去阳苴哶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郑蛮利之文，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

关于阳苴咩城，樊绰在《云南志》卷五（同上72—73页）中有如下记述：

阳苴哶城，南诏大衙门，上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甃以青石为磴。楼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门相对，太和往来通衢也。从楼下门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门旁屋五间（注：旁字今补），两行门楼相对，各有牓，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入第二重门，行二百余歩，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歩。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客馆在门楼外东南二里，馆前有亭，亭临方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蛮南诏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272页）记述如下：

（大历十四年）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以援东川，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六千级，禽生捕伤甚众，颠踣厓峭且十万。异牟寻惧，更徙苴咩城，筑袤十五里，吐蕃封为日东王。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志三十三下·地理志》下“羁縻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151—1152页）记述如下：

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八十里至晋宁驿，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柘东城，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又四百八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十里至大和城，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

随着对越南李朝都城大罗（现称河内）的发掘，学界对作为越南历代王朝都城大罗的都市结构的复原，以及越南都城在东亚都城史中之地位的研究日益升温[109]。大罗与安南都护府所在地域相互重合，故成为唐代以来的政治中枢。

6．回鹘的斡耳朵八里和白八里

蒙古高原上的回鹘汗国，于8世纪中叶建造了都城斡耳朵八里（Ordu-Baliq、哈拉巴勒嘎斯、回鹘牙帐、回鹘单于城）[110]，又于公元757年建造了白八里（Bay-Baliq、富贵城、白八里）[111]。现存的斡耳朵八里遗址还残留着被认为是宫城遗迹的城墙建筑。据森安孝夫两次的测量显示，北城墙长424米（423米）、西墙长335米、南墙长413米（418米）、东墙长337米（342米）[112]，建有高耸城墙的斡耳朵八里，被认为是游牧国家最早的都城建筑。

近年来有研究指出，游牧国家从公元前就开始了城市建设。对于游牧国家而言，聚集居民并使其从事商业交换，将城市作为贸易的中心，城市的重要性自然也会日益凸显出来[113]。但是，匈奴或突厥的政治据点为牙帐，并没有营造可定居的都城。突厥在鄂尔浑河东岸的肥沃草地上虽设置了牙帐，并以此作为游牧国家的据点，但作为政治中心，有大量商人、手工业劳动者及非生产者居住的都城却并不存在。毋庸置疑，斡耳朵八里是游牧地区建造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都城。

从2008年起，由蒙古科学院和德国考古学研究所联合组成的发掘队，开始考察回鹘的都城遗址（斡耳朵八里）。以此为开端，7世纪前半期在游牧地区首次登场的大规模的“游牧都城”的原状，正在一步步复原[114]。

突厥隶属于唐王朝的时候，唐王曾建设了连接长安和鄂尔浑河牙帐的“参天可汗道”（“参天子尊道”），并在沿线设置了66处驿站（《旧唐书》卷二《太宗上》）。随着回鹘都城斡耳朵八里的建造，连接斡耳朵八里和唐长安的道路，即“回鹘路”，也随即建设完成[115]。唐朝利用这条道路，通过绢马贸易引进了回鹘马。

7．渤海的“五京”（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

渤海在东北亚建造了五京。渤海于7世纪末建国，并于8世纪依次建设了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116]。除了上京以外，其他都城的结构规划详情还不太明确，尚有待今后研究的推进。但是得益于近年的研究，渤海交通道路的实际情况正在变得逐步明晰[117]。日本学界对渤海都城的复原研究，可参考田村晃一[118]、井上和人[119]、小岛芳孝[120]、清水信行[121]的研究成果。

图48“上京龙泉府的都市构造”是依据近年渤海上京的发掘成果而描绘的复原图。整体来看，上京平面图依据的是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外郭城的都市平面图。然而，如果将图48和图11“唐长安城大明宫：8世纪”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上京宫城的宫殿建筑在结构及布局上明显受到唐朝大明宫的影响，而非太极宫。渤海上京建造的时期为8世纪中期（唐天宝末年），正好处于大明宫成为主宫殿的时期，因而上京的建造受到大明宫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图48 上京龙泉府的都市构造

注：根据黑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编《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15页图9“渤海上京城遗址、上京城遗址宫城与皇城平面图”（黑龙江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2008年绘制）及黑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编《渤海上京城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15页图1“渤海上京城平面图”修订。等高线根据上述《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19、20页图“渤海上京城遗址地形图”绘制。

笔者于2013年9月4日加入以滋贺县立大学田中俊明教授为代表的日本文科省科研调查研究组，首次获得实地考察上京的机会。当日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赵哲夫先生一起核对合著的《渤海上京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所刊载的发掘图时，顺便询问了他目前上京复原研究的现状。赵哲夫首先指出，与社会普遍认同的一样，渤海上京建造的整体计划为依据唐长安的模式，将上京设置为外郭城、皇城、宫殿区三个部分，这点与《渤海上京城》的叙述也基本吻合。其次，根据现已发掘的空间结构指出，宫城区可分为：位于中轴线之上的宫殿区、宫殿区以西的掖庭宫、东部的东宫、东宫以东的御花园、北边的禁军区。虽然从文献资料中无法得到证实，但依据发掘所见，可以推测其功能分化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赵哲夫还指出，虽然宫殿区的整体结构是模仿太极宫，但中轴宫殿群的建筑结构和布局，明显受到唐代主要宫殿大明宫的影响。同时，赵哲夫阐述了渤海上京的一号宫殿对应的是唐大明宫的含元殿（前朝），二号宫殿对应宣政殿（中朝），三号宫殿对应紫宸殿（内朝）。上京也采用了《周礼》《礼记》中所提及的三朝制度这一建筑制度。其中，在一号宫殿的东西两面，各延伸有小楼阁，这种建筑结构实际上来自大明宫含元殿，即翔鸾阁（东方的楼阁）、含元殿（主宫殿）、栖凤阁（西方的楼阁）这种主宫殿和两侧楼阁相互独立但又由东西走廊相互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结构。此外，上京外郭城的南门或皇城的南门、北门等门楼的东西两侧都有楼阁，这与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的结构相同。这样的门楼作为一种建筑结构，与唐长安的明德门、丹凤门及洛阳的定鼎门等并不相同。

如上所述，受大明宫含元殿影响的一号宫殿，在宫殿中间并没有设置通路，这点证明一号宫殿其实是模仿了含元殿。此外，宫殿区的北门对应着大明宫的玄武门，再往北的另外一个门对应着大明宫的重玄门。与大明宫一样，宫城北部区域应该是驻扎禁军之所。

饶有趣味的是，四号宫殿被认为是供冬天使用的带火炉（设置于室内，但有往外排烟烟筒的采暖工具，与从地下排烟的火炕不同）的宫殿。中京（西古城）和东京（八连城）也发掘出了带火炉的宫殿遗迹，因此可以说，这种带火炉的宫殿结构，可能为渤海五京所共有。此外，在四号宫殿西部发现了石制的金鱼缸，也同样很有趣。四号宫殿北部的建筑遗迹有可能是禁军的守卫区，这与宫殿北部的禁军区一道构成了宫城防御的据点。禁军区的东西两侧建有高楼，这两座高楼和五号宫殿构成了宫城北部的三处防御据点。上京宫城的北部还有类似大明宫太液池的水池（通常称为玄武湖）。

上述赵哲夫在现场的解说与《渤海上京城》的观点基本一致，但赵哲夫能从渤海上京的建筑遗迹来把握上京整体的建筑特征，进而阐述各建筑空间功能的异同，这些方面显然要比《渤海上京城》的记述更为系统和详细。总之，以近年来的发掘报告为基础，渤海上京的城内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得很明晰，且其受到大明宫宫殿结构的极大影响也已是不争的事实。8—9世纪东亚各国使节一般是在大明宫而非太极宫拜谒皇帝、献上贡品，并参加宴会，因而大明宫的建筑结构对当时东亚各国的影响很有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大[122]。进行东亚都城比较研究时，我想这点是意义非凡的。

8．新罗的王京（金城）

新罗于公元676年统一朝鲜半岛后，开始建造能与唐长安城相抗衡的金城（王京）[123]。关于金城的复原研究，始自藤岛亥二郎[124]、后有尹武炳[125]、东潮[126]、田中俊明[127]、鬼头清明[128]、龟田博[129]、李起凤[130]、佐藤兴治[131]、李恩碛[132]、黄仁镐[133]、郑泰垠[134]、李会俊[135]、方学凤[136]、山田隆文[137]等学者的研究。近年来，韩国以从事都城史和考古学相关研究的国家公立研究机构和各种研究组织为先导，将从三国时代至新罗统一时期的都城在东亚世界中位置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也使得都城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38]，其研究成果使不同时期建造王京的过程逐渐变得清晰。

根据田中俊明[139]、黄仁镐[140]、郑枖根[141]、徐荣一[142]的研究，以朝鲜半岛的统一为契机，新罗开始系统地建设以都城为中心的交通网。目前虽然还不能准确地描绘出都市网的复原图，但随着高丽时代交通道路比较研究及考古发掘的推进，今后一定会逐渐变得清晰明了。图47“8世纪欧亚大陆东部的国家与交通网”中关于8世纪欧亚大陆东部交通网中的新罗部分，是参照上述研究成果推测描绘而成，笔者期待随着今后研究的不断推进予以修订。

（四）8世纪欧亚大陆东部国家与交通网的形成

综合上述诸国及其都城的个案研究，将8世纪欧亚大陆东部国家和交通网进行图表化，则如图47所示。图47的特点在于不仅将唐的各个州显示于图上，并且标记了驿道，还尽可能地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绘制出了与唐王朝相邻的诸国的干线。在绘制图47的时候，笔者试图重新整理上述文献，特别是参考过的文献，但是像干线与支线的区别，陆路、海路、水路复原的稳妥性等有待探讨的课题还有很多。总之期待读者们明白，图47的绘制尚未完全完成。

首先，作为绘图47基础的行政都市地址，依据的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 34—35页的图“唐时期全图（二）”（开元二十九年）。唐于贞观元年（627）将全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设置为十五道，本图即为十五道时期的交通图。此外，笔者还参考了大野仁《唐（开元末）府州县图》（布目潮沨编：《唐宋时期行政、经济地图的制作研究成果报告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一般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大阪，1981年3月）。

以往关于8世纪交通网的复原图，虽有龟井高孝、三上次男、林健太郎、堀米庸三编的《世界史年表·地图》（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20页的“8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及21页的“8、9世纪的东亚”这样简单的复原图，但都只是绘制了干线，而不是专门的交通图。陈正祥《中国地理图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所载图98“唐代的城市和交通”为其独自复原的唐代交通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设置有驿站的交通干线，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地志地图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第一篇“唐宋时代的交通”的插图1“唐代主要交通图”绘制了大概。荒川正晴《欧亚的交通、交易与唐帝国》（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593页所附图2“唐代驿道图”、刘希为《隋唐交通》（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2章“唐代的交通干线”54页所载“唐代陆路交通干线”图，都绘制出了唐王朝的交通干道。

然而，唐代交通干线复原研究的现状，依然是停留在研究者各自领域内的个别研究阶段，可以说综合性的考察才刚刚开始。虽然严耕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需要补充的地方还有很多。另外，包括唐王朝在内的东亚整体的交通图至今也还没有绘制出来。当然，因对《延喜式》的研究，已经基本弄清了日本驿道的情况，但这毕竟是个例外，渤海、新罗、吐蕃、南诏等国交通道路的不明之处还有很多。总之，依据目前的研究成果，8世纪欧亚大陆东部的交通图只能暂且描绘如图47所示，不完善之处，恳请方家指教订正。

从图47可以看出，隋唐时期以都城为中心形成的交通网和行政都市网几乎是齐头并进，这也促进了唐王朝周边诸国的都城建造和交通网的建设。7世纪时，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交通网。随着隋唐交通网的不断扩大，新罗、渤海、吐蕃、回鹘的交通网，也开始在与唐王朝的合作与对抗中发展起来。正如图47所示，到8世纪时，形成了现在东亚交通网的基础。

（五）都城形态的变化

依据之前的研究成果，将7—8世纪东亚各国都城的形态，用图表显示后即如图49“都城时代的诞生”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7—8世纪的东亚各国陆续营造各自的都城，终于迎来了东亚的都城时代。各国都城的规模和形态虽参差不齐，但几乎于同一时期诞生，在这点上各国保持了一致。追溯理由，可以说是缘于中国大陆再次完成政治上的统一而产生的外交压力。但从根本上讲，恐怕不能不提及作为欧亚大陆交通和贸易发达大背景的世界宗教圈的形成。这个时期营造都城的国家接连不断地形成，使以都城为核心的都市网的建设不可或缺。东亚交通网之所以能够诞生，也与东亚大都市网的形成密切相关。

图49 都城时代的诞生

注：根据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非欧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138页图22修订。

与此相对，图50“都城时代之后”表示的是从13世纪到18世纪东亚都城的变化。图49、图50的都城图，是为了方便对各都城的规模和结构进行比较而统一缩尺绘制而成。

图50 都城时代之后

注：根据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 （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欧非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139页图23修订。

图49是为比较7—8世纪东亚各国都城的建筑结构而统一缩小尺寸后绘制而成的。图中的交通干线网表示的是8世纪后半期的状况，勾勒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国大陆都市网，及以东亚各国都城为中心的都市网的连接情况。图50是为比较13—18世纪东亚各国都城的建筑结构而统一缩小尺寸后绘制的。图中的交通干线网表示的是16世纪的状况，描绘了以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政权的都城北京为中心的都市网，及以东亚各国都城为中心的都市网的连接情况。从图49到图50的东亚都城和交通网的变化，实际上显示的是东亚交通干线网从长安都市网到北京都市网的转变，象征着这期间东亚的外交、国际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各时期特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观察到从8世纪到18世纪东亚世界的巨大变化。

从图49可以看出，7—8世纪东亚都城的特征大致如下：

（1）大部分都城都选址于内陆，并作为内陆交通网的枢纽而被营造；

（2）农业地区的都城多为方格状都市，而吐蕃、南诏的都城却并非方格状，而是依据自然地形建造；

（3）都城可以分为有城墙及外城的都城（唐之长安、洛阳，吐蕃的拉萨，渤海的上京、中京、东京，南诏的太和、阳苴咩），和没有城墙及外城的都城（回鹘的斡耳朵八里内城有城墙，新罗的金城、日本的平城京有南城墙和罗城门）；

（4）大部分都城都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因此具有国际化的文化特色；

（5）所有都城内都建造有很多世界性宗教佛教的寺院，并对社会生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与此相对，从图50可以看出，13—18世纪的都城有如下特征：

（1）大部分都城都选址于沿海地区，并作为连接沿海都市网与内陆水运、陆路的枢纽而建造；

（2）这时的都城多利用自然地形，并充分发挥其功能性（虽然北京和长安一样都是方形状都市，但是北京在都城中心设置了河迹湖及与沿海地区相通的运河，这也可视为是对自然地形的利用）；

（3）以商业的发展为背景，市民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都城演变为独具地域特色的世俗文化繁荣的场所；

（4）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佛教，要么本土化，要么失去影响力。而民间宗教的设施却大量分布于城内。

上述这些特征说明，图49的都城时代，是经历了亚非欧大陆全境人口大迁徙这一混乱时期之后首次诞生的“内陆都城”时代。在7—8世纪的东亚，无论是农业地区还是游牧地区，都诞生了很多建有都城的国家，为了缓解诸国之间的冲突，世界性宗教佛教得以普及，并形成了东亚世界共通的外交礼仪和建筑基准。

与此相对，图50所描绘的13—18世纪的东亚，大部分都城选址在内陆水运和沿海航路的要冲地带，揭示了以沿海都城为中心、连接沿海都市网和内陆河流交通的“沿海都城”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东亚都城，正好处在交通干线从内陆向沿海转变的时期，这就促使都城在选址和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政权逐渐趋于安定，经济也开始长足发展，东亚各国开始重视起各自的传统文化。到16世纪之后，利用沿海交通网不断向外扩张的西欧诸国，开始与东亚的传统国家产生冲突与矛盾。

都城选址和建筑结构的变化，象征着东亚社会的世俗化与近代化的发展。7世纪到8世纪的东亚都城时代，是在内陆发生变动的背景下，以中国大陆再次完成统一为契机而诞生的。随着9世纪以后欧亚大陆交通干线的变化，都城的选址也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移动。从13世纪到18世纪，近代之前国家的都城逐渐向近代国家的首都开始转变。

图51是根据对东亚都城的变迁与在都城编纂的法典（律、令、礼）之间的关系进行整理绘制而成。图51的横轴表示空间（中国大陆主要部分、蒙古、西藏、云南、越南、东北亚、朝鲜半岛、冲绳、日本列岛的历代都城），纵轴表示公历（从中国大陆诞生统一王朝的公元前221年开始到现在），用空间轴和时间轴展示了东亚各国都城之间的关联性，现对此图所描绘的信息整理如下：

1．中国大陆的统一和分裂与东亚整体的变动相关。

横轴描绘了华北与华南统一与分裂时期的中国大陆，直观地表现出了中国大陆统一与分裂相互交替的政治形势。中国大陆华北与华南的统一和分裂，持续不断地给东亚其他地域产生直接影响。从三国时期至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三个世纪间，中国大陆一直处于长期分裂状态，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除了朝鲜半岛，都没有修建自己的都城。然而，如上所述，隋唐一旦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东亚各国随即开始建立国家并营造都城，迎来了所谓的“都城时代”。都城的建造带来了以都城为中心的都市网的形成，这一时期的东亚，因拥有共同标准的交通网而首次实现了统一。

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和五代十国时期的来临，中国大陆重新进入分裂时代，这也使围绕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国家和都城相继消亡，并形成了新型的国家。比如在云南，王朝从南诏易代成大理；在越南，李朝建国；在东北，渤海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相继建国的辽和金；在朝鲜半岛，高丽取代新罗，成为新的王朝。而随着北宋的灭亡，中国大陆又进入了金和南宋对峙、元和南宋对峙的时期，这也使东亚各国发生了同样的变动。比如在云南，大理消亡；在越南，陈朝取代李朝而建立了新的王朝；在东北亚，金取代辽，建立了新的国家和都城；在日本列岛，政治中心从平安朝的京都转移到了镰仓政权。蒙古族的元统一欧亚大陆东部后，除了越南和日本，其他地域都处在了元大都的支配之下。

2．“大中国”和“小中国”的转换

如前述图31、图32、图33所示，唐王朝从7世纪时大的中国（“大中国”、大统一时期）向8—9世纪时小的中国（“小中国”、分裂时期）转变，这成为之后“大中国”和“小中国”相互转变的最初模型。“大中国”和“小中国”在诸多方面形成鲜明对比，如文化的整体特征（普遍的、形式的、象征的文化← →个别的、内在的、实用的文化）、民族构成（多民族社会← →汉族社会）、统治思想（作为统一思想的佛教← →作为汉族传统思想的儒教、道教）、对外认识（提倡德治的中华思想← →强调中华与夷狄之分的华夷思想）、儒家思想倾向（汉唐训诂学、清代考证学← →宋明理学）等，大小中国的转换也伴随着这种思想结构的转换。唐朝从前期到后期的转变，正是这种转换模式的雏形[143]。

3．法典的编纂与都城的联系

图51纵轴显示的是各都城的定都年限和所编纂的主要法典，同时也描绘了各都城法典的变迁。作为中国大陆各王朝证明自己正统性的方法，律、令、礼的编纂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东汉时期成立、并对魏晋都城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儒家王权论，虽然从时间上承认王朝的更替（易姓革命论），但在空间上，正如俗语“天无二日，地无二主”所言，以“天子即皇帝”制度为基础的王权理念，不承认其他对等国家的存在。因此，必然会为争夺唯一存在的正统政权而相互竞争，其结果是，为了证明政权的正统性，制定律、令、礼的制度就成为必然。

从都城律、令、礼的编纂和实施的变迁中可以看出，律、令、礼的编纂与正史的编纂一起，构成证明王朝正统性的制度。如图51所示，律、令、礼的编纂与都城的营造在时间上呈对应关系。对于一个王朝的成立与延续而言，正史的编纂和律、令、礼的制定与发布，以及宫殿的建造、度量衡的统一、年号的发布、钱币的铸造等，都是相互关联且不可或缺的政治行为。新王朝为确立其正统性，就必须制定新的法典。

图51 东亚都城的变迁

注：1．修订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附图而成。

2．横轴为空间轴（东亚各国的都城），纵轴为时间轴（西历）。

在近代之前的东亚农业地区，能与儒家王权论相匹敌的政治理论是不存在的，因而东亚农业地区的各个国家，都和中国的政权一样，将法典的编纂作为其正统性的依据。而对于游牧国家来说，因为有以萨满教为基础的王权论能与中国的政权相抗衡，所以就没有必要采用儒家的王权论。然而，当游牧政权统治农业地区时，通常会既采用自己的王权论，也会兼用儒家的王权论。

关于这点，日本制定律令并编纂正史《日本书纪》这一事实显得很有趣。中国的律令和正史的编纂，都是以王朝更替和“天子即皇帝”制度为前提的，与此相对，日本的情况是将执政者视为“天皇即神”，并不承认王朝的更替。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日本的律令、正史、都城虽然乍一看与中国很相似，但也不能认为这是基于儒家王权论的律令、正史和都城，而应视为是模仿了中国，但实为日本独有的制度。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在不抵触中国王权理论的情况下，有意导入了“天皇即神”的概念。日本“天皇即神”的概念并不是儒家的“天子即皇帝”制度，而应视为是从东北亚游牧、狩猎地区的萨满教系谱中产生的王权论。

4．太极殿、大极殿时代的意义

图51“东亚都城的变迁”纵轴所描绘的“太极殿时代”（中国大陆）、“大极殿时代”（日本列岛），是指都城宫殿区主宫殿的名称为太极殿的时代。在中国大陆，指自曹魏洛阳城到隋唐长安城的时期；在日本列岛，指自飞鸟宫到平安宫（公元1177年大极殿被烧毁）的时期。

太极殿原指依据太极思想建造，表现宇宙唯一中心之所在的建筑物。太极思想流行于3世纪到10世纪之间，太极殿被作为王权正统性的象征。对3—10世纪的政权而言，与魏晋洛阳宫殿建筑一样建造取名为太极的宫殿，是宣扬其王权正统性的依据之一。中国以外其他地方使用太极殿名称的只有日本，日本将宫城正殿称作大极殿（日本没有使用“太极殿”，而是取名为“大极殿”，应该是为了避免和唐王朝围绕正统性的问题而发生冲突吧）。

5．以建康为主要舞台的江南文化系谱

如图51中从建康向左下方的箭头所示，在建康诞生的江南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隋唐洛阳，而且对与南朝有密切外交关系的百济都城泗沘（公元538年建造，扶余）产生了影响。江南文化还通过泗沘对日本列岛的宫城、都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所阐释的那样，日本列岛在输入隋唐的都城文化之前，已经受到了百济和以百济为媒介的中国南朝都市文化的极大影响。

江南文化之所以能在建康大放异彩，与建康持续作为六朝都城密切相关。如图51“东亚都城的变迁”中建康（建业、金陵、南京）这一纵列所示，从三国时期吴的都城（建业）开始，到东晋、南朝结束，建康作为六朝的都城，长达324年之久。同时期的华北都城中，虽有长安、洛阳、邺、平城（大同）四都，但都没有和建康一样能长期延续。华北在政治混乱中，同时并存有很多都城，兼之政权交替频繁，因此在短时期内都城反复兴废。从东晋（317）算起，建康虽然也有王朝的更替，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皆以建康为都城，共计有272年之久，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内，建康都是中国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内，因华北文化和长江下游土著文化的融合，江南文化诞生，并对之后的东亚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哪一座都城能与建康相匹敌。

6．都城变迁的模式

在图51所绘中国大陆的主要都城中，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这五座都城，为统一了中国华北和华南地区的政权所建造。如图51所示，中国大陆都城的选址与欧亚大陆的历史密切相关，从长安、洛阳这东西两京，转变为北京和南京这南北两京。诚如图51所描绘，这种转变可称之为从“长安时代”到“北京时代”的转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长安和北京分别代表了中国历史前期和后期都城的典型，其理由如上所述，二者都选址于横贯欧亚大陆生态环境的交错地带，这样的选址，使得长安和北京很容易成为不同生态圈物产和信息交换的场所，并具备了连接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政治功能。此外，从“长安时代”到“北京时代”的转换，意味着作为历史主要舞台的生态环境区域，从农牧交错带转移到了沿海地带。

以图51为基础，将中国大陆都城的变迁模式绘制如图，即图3“中国大陆主要都城的变迁模式”和图63“中国都城的变迁模式”所示。即从长安、洛阳两京时代开始，经过开封，后转换至北京、南京的两京时代，将这一过程概念化后如图3、图63。在中国历史后期，北京取代长安成为代表中国的都城，其原因有三：第一，游牧地区出现了新的强大游牧狩猎民族，这些民族势力范围与北京相邻（军事原因）；第二，长江下游成为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地，北京所处位置使其能够直接通过水运与长江下游的粮食产区连接（经济原因）；第三，欧亚大陆的交通干线已经从内陆的陆路转变为沿海的海路，相比于不能利用海路的长安，靠近海岸的北京显然更具优越性（交通原因）。

以上都城的变迁说明：中国的统治空间从东西方向到南北方向不断扩大；连接都城和粮食产区的粮食补给路与连接都城和军事最前线的边境兵站线，都从黄河向人工大运河逐渐转移；近代之前中国大陆的历史，从受欧亚大陆生态环境极大制约的陆路时代（“长安时代”），转变为以大运河要冲开封为媒介，通过利用水运和海运，使人类活动逐渐超越生态环境制约的时代（“北京时代”）。

（六）都城论的源流与遗留下来的问题

最后，来看一下都城论的源流和遗留下来的问题。在考察7世纪至8世纪东亚都城的特点这一问题时，我认为在对同一时间和空间的都城进行比较的同时，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都城进行比较也是有效的。在这一节里，根据笔者所关心的方面，将在更广泛的比较都城史的脉络之中，对今后东亚都城的研究提出几个问题，即：宇宙论的构造；建筑空间与社会构造的关联；王权仪礼的城市序列；都城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对于近年受到关注的都城的军事、经济、性别意识、环境等问题，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做讨论。

1．宇宙论构造的发现

以往的都城论，以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者为主体进行研究，所以，对近代国家的城市所失去的宇宙论构造问题比较关注。宗教学家M. Eliade[144]、民族学家Heine-Geldern[145]从不同的角度对作为神圣中心的城市的象征性做了古典式的研究，特别指出了作为天界写照的都城宇宙论构造的普遍性[146]。

继承了这个观点的M. Eliade的学生Paul Wheatley[147]和Jeffrey Meyer[148]，努力弄清了中国历代都城所带有的神圣之都的特质，把中国都城定位于世界的圣都之中。日本研究中国都城论的代表学者，有大室干雄和中野美代子，他们的研究可以说也属于这个源流。

都城的宇宙论构造分析，也是建筑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课题，在这方面，有布野修司[149]、村松伸[150]、阵内秀信和高村雅彦[151]等学者的卓越研究。特别是布野修司编、亚洲都市建筑研究会执笔的《亚洲都市建筑史》（京都：昭和堂，2003年），是包括都城在内的比较城市论的划时代研究成果，为以后的比较城市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考察7世纪至8世纪都城的宇宙论时，经过3世纪至6世纪的分裂期，以佛教为代表的世界性宗教传入中国文化圈以后，以往的王权论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成为关键问题。关于这一点，论述儒家的王权论和宇宙论变化的小岛毅[152]，论述佛教王权论的中田美绘[153]，论述历史长河中王权变化的渡边信一郎[154]，以及从多方面来对太极殿（日本为大极殿）的历史进行分析的内田和伸[155]，他们的研究给予很大的启发。今后的研究道路虽艰难，但也要把思想史和建筑史相融合的研究继续发展下去[156]。

2．建筑空间所反映的社会构造

都城，是普遍性宇宙论和地域固有传统相结合的表现，形成都城生活的社会构造，反映在用肉眼可以看到的建筑构造上。关于这一点，已被研究城市社会学的Gideon Sjoberg[157]、历史学的Philippe Wolff、文化人类学的Clifford Geertz, [158]等学者们予以论述。即“‘社会构造’是以‘城市形态’的形式，对所有人展现出可视性的影像，并且映照出自己”，“所以，观察城市景观，就是在了解城市的社会构成”[159]。

这个观点也被地理学的研究者们所认同，矢守一彦[160]、高桥诚一[161]、应地利明[162]、户田由美夫[163]等学者，对都城、城市和集落等建筑空间的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近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都市、建筑、历史》系列全10卷和《传统都市》全4卷这两种论文集，探讨建筑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有了进展[164]。

关于7世纪至8世纪都城的建筑与社会的研究，围绕方格状城市规划的历史性问题将会成为一个研究焦点。其理由在于，不仅仅是城内，居住地区自身也被墙壁所包围的制度（坊墙制）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北部建筑空间的特点[165]。关于日本的都城，井上和人对方格状城市规划做了综合性的研究[166]。今后，希望可以对关于游牧和农业这两个区域方格状城市规划的相互关联问题，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3．王权仪礼的阶层序列

近年，在王权仪礼的研究中，将赤裸裸的权力转化成权威，促使被统治者主动服从统治的仪礼的作用问题引人关注。以金子修一为代表的中国王权仪礼研究[167]，把近代历史学长久以来空白的王权仪礼研究，刷新成为目前成果最为丰硕且多彩的研究领域之一[168]。

从都城史的角度来看王权仪礼问题时，王权仪礼正是“创造”都城值得注意的一点。为了把某一场所作为都城进行特权化，并让人们所认知，王权仪礼是不可缺少的。关于这一点，前面所提到的Clifford Geertz，弄清了19世纪巴厘岛的王权仪礼；渡边浩以德川政权的王权仪礼为例，根据律令制进行巧妙分析，说明了只不过属于地方政权的德川政权是如何通过把本来不是都城的江户定为“都”，获得至高权威的。他们的研究都具有经典性的价值[169]。

隋唐的王权仪礼，在明确展示以都城为核心的城市阶梯时发挥了作用，这个问题虽然已由雷闻[170]和吴丽娱[171]展开了全面研究，可是，仍有许多问题未被论及。西嵨定生所提倡的“东亚世界论”“册封体制论”，是建立以中国王朝都城为核心之阶段性的象征秩序，从广义上来说也是王权仪礼的研究。在继承西嵨观点的基础上，要继续努力研究的问题是：唐王朝把自己定位于世界秩序顶点的仪礼行为之详细情况，及其整体形象的复原问题。

当然，以中国的都城为中心的王权仪礼和围绕着中国的诸国家的王权仪礼，按时代的状况，其协调和对立的程度随之发生变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背景，游牧地区的国家拥有不同于中国统治者的称号（可汗、赞普等），而日本的律令国家和越南的国家与游牧地区国家不同，自称与中国皇帝相对立的天皇（日本）、皇帝（越南），却又向中国进行朝贡，采取这样的两重规则来进行现实性的外交[172]。可是，在邻接于中国华北都城圈的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因其伴随中国王朝的兴衰，出现迫切的政治问题，像日本和越南那样的做法却是行不通的。关于这一点，桑野荣治的一系列研究对其进行了精湛的分析[173]。

4．关系性的东亚

研究都城的目的，在于探讨都城的象征性和功能性（时间的、空间的、社会的特征）的总体情况。关于这一点，前述文化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以19世纪巴厘岛的王权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为例，通过仪礼、权力把都城的中心性戏剧性地进行视觉化，对这样的权力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作为岛民剧场的圣都都城论。Geertz的“剧场国家论”，虽然对包括中国内陆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国家论和都城论产生了影响，但是，关于都城在与其他国家对外关系中的象征性这一方面却没有太注重。

之后，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转向以下研究：关注王国及都城与都城间联系的Stanley. J. Tambiah的“银河系政体论”（galactic policy）[174]、Victor Lieberman的“太阳政体论”（solar polity）[175]、Oliver. W. Wolters的“mandala国家论”[176]。近年，在以个别的都城为研究焦点对其进行论述的同时，在都城与都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来探讨都城特征的研究被重视起来。

Stanley. J. Tambiah、Victor Lieberman和Oliver. W. Wolters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以东南亚为事例，描述了彼此不存在明确国境线的前近代政治单位（王国），建立以核心城市为象征性中心的势力圈，现实中按照政治军事力量的强弱采取灵活性的外交关系使其并存的构造。与主张明确国境线的近代国家不同，东南亚王国势力圈的边缘部分，彼此重复、含糊的情况较多，王国的权力和都城的势力圈，就随其他王国和都城之间的关系而发生变化。

东南亚和东亚的国家，在国家和都城的规模、官僚制的传统、集权制的程度上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也都因为定期交换使节、通婚政策、纳贡、授受爵号、仪典的共享等，彼此追认政治单位的并存，拥有避开战争谋求外交关系安定化的结构[177]。特别是东南亚诸国和东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诸国，在根据中国历代王朝的变迁来构筑外交关系这一点上，有很多的相似点。

都城与其他都城在发生外交关系时成为都城。正因为是都城，所以可以建立以其为中心的磁场般的势力圈。在考察7世纪至8世纪的东亚都城时，今后也有必要对各都城间的外交关系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联进行详细复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陈寅恪（1890—1969）弄清了唐朝外交和内政的密切关系，他的古典式分析，至今仍大放光彩[178]。今后，基于陈寅恪的研究方法，可以对唐王朝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或许可以复原东亚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

8世纪后半期，包含游牧地域和农业地域的前期唐王朝（“大中国”），向仅统治农业地域的后期唐王朝（“小中国”）的转换，为唐王朝和周边的都城带来了影响[179]。对于7世纪至8世纪都城时代之后的都城变化，也有必要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第三节 隋唐长安的交通和土地利用

本节将依据上述对4世纪至10世纪期间东亚都城与交通网历史的综合性考察，选取一个都城为例，具体论述都市与国家的问题。这里所选的具体都城案例便是隋唐长安城，一方面是由于现存长安城的资料最为丰富，另一方面是因为隋唐长安城的都市构造和以长安为核心的都市网，对东亚各国都城和交通网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本文所说的土地利用，是指人类将土地作为住宅用地、农田、牧地、林地、道路、水路、观光地、宗教设施、墓葬地或公园等加以使用的情况。决定土地如何利用的主要因素，既有自然条件如气候（气温、降水量等）、地形、土壤的限制，也会受社会经济条件如技术（作物品种、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等）、文化、经济（人口、市场规模、交通机构、距离市场的远近等）、政治（政策）等的影响。在近代国家，上述诸因素中尤其重要的是，前往市场的交通是否便利以及运输费用的高低等，这些也是决定土地如何被使用的重要因素[180]。

复原近代之前以隋唐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平原土地利用情况时，必须要考虑上述各种错综复杂的要素。目前所观察到的是，当初在建造隋唐长安及其周边地区时，对土地的利用是依据当政者的都市规划来推进的，其中军事、政治因素所占的比重极大。然而，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加和生活功能的充实，对土地的使用就要更加重视经济要素，特别是要考虑连接城内外的交通干线的便捷性。到了9世纪，沿着贯穿都城内外的交通干线，土地的使用情况更加向功能化方向分化开来[181]。

一、建设陆路干线与隋唐长安城内的土地利用[182]

承上所述，长安城内外的建筑结构与土地利用，是依据贯穿都城的交通道路及交通功能建设而成。因此，考察都城之际，就不能忽略对交通（人、物、信息的移动）的分析。交通道路按功能，可以分为供步行者的运输（安全的交通、较短的时间距离、降低运送费等）和供沿途建筑物的相互连接（促进土地利用等）。交通干线的便利与否，会给城内的土地利用带来很大的差异。即使在近代之前，交通道路既是使国家各项功能可能实现的重要因素，又是支撑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基础的社会资本。在这层意义上，长安城内外的土地利用也同样发挥着作用（参考图52）。

图52 唐代长安城内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化

注：以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197页图54为基础修订。

长安城的南北轴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与此相对，东西轴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动脉。因此，长安城内外的土地利用是在东西轴上展开的。相对于东西轴，在南北轴上因北部设有禁苑，因此限制了南北的交通。此外，南部城墙的三座城门中，正中间的明德门平常并不使用，只有在明德门外的圜丘和南郊设坛举行祭天仪式时才会使用[183]。从南城墙上的启夏门和安化门向南方延伸的道路，虽可用于往来秦岭南部地区，但仅仅是交通支线，而非主干道。

设有驿站的干线驿道，通过东西城门向东西方向延展。尤其是连接开远门——金光门和通化门——春明门的东西干道，贯穿着城内外，其沿线分布着宫城、官厅街（皇城）、离宫（兴庆宫）、市场（西市和东市）、都亭驿、宗教设施（佛教寺院、道观）、国立学校（国子监）、藩镇的中央派出机构（进奏院）、官员宅第、商店、旅馆等。这条干线以南主要是居民活动空间，土地多被用来建造别墅、家庙或作为观光地、农田（参考图53）。9世纪时，沿着这条东西干线，城内东部形成了高级宅邸街和繁华场所，城内西部是庶民街和充满国际色彩的市场，城内土地的利用逐渐向功能性分化。隋唐洛阳城也同样如此，从宫城的应天门到皇城的端门，途经外郭城的定鼎门抵达龙门的南北轴线，也是王权礼仪的轴线。但是，由于洛阳西部设有广阔的西苑，使得这条南北轴线兼为交通干线，在这点上与长安不同。另外，洛阳与长安还有一些差异，比如从东西方向流经洛阳城内的漕渠，水引自洛河，这条漕渠成为洛阳城内东西方向的干线。洛阳还是连接大运河的“水之都”，是一座漕运和商业都很发达的都城，这点与“陆之都”长安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图53 长安都市圈：8—9世纪的交通、水利、别墅、庙观、墓地、观光地

注：依据妹尾达彦《唐代长安近郊的官僚别墅》（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的历史的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88年）132—133页所载图“唐长安城近郊的官僚别墅的分布”，及妹尾达彦《唐长安的都市生活与墓葬》（《东亚的古代文化》123号，2005年）53页所载图1“长安的郊外——8、9世纪的交通、水利、别墅、墓葬区”修订制图。关于墓葬区的名称与位置，参考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地域图绘制。

（一）郊外的诞生[184]

本文所谓的“郊外”，是指隋唐长安城内的居民去城外可当日往返的交通圈。8—9世纪长安郊外社会的诞生，与上述的罗城、禁苑、坛庙、墓地对城内外土地利用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长安城内外的土地利用是在东西陆路干线沿线展开的。城外，在沿着连接城内的交通干道沿线，分布着以长安居民为主要消费者的农田、果树园、庄园、别墅、墓地、宗教设施、狩猎场等（参考图54）。

图54 郊区的诞生：8—9世纪长安可当日往返的交通圈

注：1．妹尾达彦《郊外的诞生——8、9世纪长安的当日往返交通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261页图3修改制图。

2．史念海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所载“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与“唐长安城南图”。

3．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43页所载图“隋唐时期长安附近陆路交通示意图”。

（二）关于罗城、禁苑、坛庙、墓地的课题

本节以上述都城时代的诞生和以都城为核心的交通网之形成为基础，以隋唐长安城为例，旨在探寻罗城、禁苑、坛庙、墓地的特征。如上所述，近代之前的都城构造一般由宫城、官厅、罗城（城墙）、城门、禁苑、市场、房屋、宗教设施、道路、水路、桥、墓地等建筑物构成，但本节仅集中探讨构成都城框架的罗城（城墙，特别是外城“外郭城”和内城）、坛庙（祭祀天地之神或祖先之灵的各种礼仪设施）、禁苑和墓地。这不仅因为罗城、禁苑、坛庙、墓地之间相互关联，还在于它们构成了东亚都城建筑景观的主要部分。

二、罗城

（一）罗城的建造[185]

关于隋大兴城罗城（外郭城、城墙）的建造，有“（大业九年〔589〕三月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隋书》卷四《炀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4页）的记录，之后又反复重修过几次。继承隋大兴城的唐长安，有“（永徽五年〔654〕三月）以工部尚书阎立德领丁夫四万筑长安罗郭”（《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72页）、“（永徽五年〔654〕十月）雇雍州四万一千人，筑长安外郭，三旬自毕。癸丑，雍州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言：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五年冬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6286页）、“（永徽五年〔654〕十一月）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板筑三十日而罢，九门各施观”（《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73页）、“（开元十八年〔730〕四月）筑京城外郭城，凡十月而功毕”（《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194页）、“筑西京外郭，九旬而毕”（《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同上，6788页）的记录。

外郭城的城墙材质为土、砖。根据发掘结果，外郭城的规模为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米。城墙的根基为9米—12米，高度虽不清楚，但根据文献记载约为5.3米（计算出于《唐六典》卷七“工部尚书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216页的记载）。但是，根据外郭城城墙的实际测量显示，最窄的部分仅有3米。如若与超过10米的皇城、宫城部分的城墙宽度相比，外郭城的狭小使人印象深刻。也就是说，关于外郭城的城墙大小，与我们往往认为的高大宏伟不同，它其实只是一种为了区分城内和城外的礼仪性的存在，基本没有任何军事防卫的作用。隋末李渊举兵进攻大兴城时，首先就占领了汉长安故城，之后在此驻军，并与隋军在开远门和金光门附近交战，最终攻下宫城与皇城[186]。

（二）礼制、律令制和罗城的礼仪性功能

罗城是以礼制、律令制为基础的都城制的产物。都城基于法律和礼仪的实施而建造，而罗城则可视为是一种视觉化的法律与礼仪。近代之前，中国的法律体现的是皇帝制理念，这点已不必赘述。在皇帝制度建立以后的近代之前的中国（秦汉——清），法律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为基础，根据“天子（皇帝）”的统治手段而制定的。因此近代之前的中国法律，与基于国民主权的近代国家的法律存在着根本的差异[187]。

用儒教的礼制思想来解释律令，始于晋朝（265—420）制定的《泰始律令》（律20篇、令40篇、故事30卷）和《晋礼》（《五礼仪注》）165篇。也是从晋朝开始，迎来了编纂相互关联的律、令、礼的时代。晋朝将自古便有的用来施行刑法的律、作为行政法规的令和规定王权礼仪细则的礼等国家规范，纳入儒教思想中重新进行系统阐释，并开始编纂三者相互关联的国家规范[188]。

律、令、礼的编纂自晋朝起，一直延续到唐开元年间，共计约500年，唐玄宗时期制定与完成的《大唐开元礼》（开元二十年〔732〕）、《开元律令》（开元三年〔715〕令、七年〔719〕令、二十五年〔737〕律令）、《唐六典》（开元二十七年〔739〕完成）为其集大成之作。

在考察唐代法律时，要知道当时的法律是在一种近乎理想的政治状态下，根据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而制定的，因此必须注意其与保证国民权力的近代国家法律之间的根本性差异[189]。律、令、礼是以天、地为媒介，以“天子（皇帝）”本身的价值为准则制定的规范体系。

例如，唐律中称“天子（皇帝）”所在的场所为“御在所”，虽然皇帝通常是在宫殿之中（唐长安城的话，指两仪殿等内朝的宫殿），但其实只要是“天子（皇帝）”所在之处，无论是哪儿，都可称之为“御在所”，也即秩序的中心[190]。

都城即为“御在所”的所在地，是作为“天子（皇帝）”身体的隐喻而被营造的。根据距离御座上“天子（皇帝）”身体的远近，空间被分化成“内”与“外”，距离宫殿越近的空间，其社会序列也越高（唐律中将太极殿以南的空间规定为“外”，而将太极殿以北的空间规定为“内”，且这种空间秩序被神圣化了）。

此外，居于宫殿内的皇帝面向南方，左手所指方位为左街（东街），右手所指方位为右街（西街），这是基于阴阳思想中的左（阳）尊于右（阴）[191]。以唐长安城为例，都城的宫殿取名正如“两仪”[192]“甘露”[193]“太极”[194]等，是为了与天界天帝的宫殿直接相关，是被神圣化了的空间（图10“唐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8世纪前半期”）[195]。

承上，都城是一种将居住其中的执政者转变成“天子（皇帝）”的文化装置。律、令、礼等国家规范，是为了使执政者转变成“天子（皇帝）”这种秩序的根源，是为了将“天子（皇帝）”所居住的宫殿神圣化，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视觉性、空间性的文化装置[196]。

所以说，罗城并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而是在王权礼仪上起重要的作用。城门和城墙是确定王权礼仪舞台位置的基准。除了天地祭祀之外，以祭祀天界五帝（黄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和日月为主的王权礼仪，都要根据距离罗城城门的远近来设定祭祀场所（《隋书》卷六、卷七《礼仪志》，《大唐开元礼》卷十二至卷二十一《吉礼》等）。

关于隋唐时期的墓地，有“在京师葬者，去城七里外（约3.85千米）”（《隋书》卷八《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157页）的记载。在埋葬高官时，要派遣使者送至外郭城的城门，并要举行赠送一品官员马和束帛，赠送三品以上官员束帛的礼仪，这些规定可见于埋葬高级官员时的记载（《唐六典》卷十八“司仪令”条，卷四“礼部员外郎”条；《通典》卷八十六《礼四十六·丧制之四·器行序》等）。另外，都城的城门是举行各种葬丧礼仪（凶礼）的场所（《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凶礼》），如果没有城门和城墙的话，那么王朝的王权礼仪也就无法存在了[197]。

（三）律的空间构造

宫城不仅需要坚固的城墙和军队来防御，还需要法律来护卫。诚如《唐律》开篇所载的《卫禁律》，恰好诠释了都城中宫城所处的象征性中心位置。关于《卫禁律》，已有戴炎辉[198]、泷川政次郎[199]、岚义人[200]、冈野诚[201]、井上和人[202]、桂齐逊[203]、张春兰[204]、郭绍林[205]、万晋[206]、赖亮郡[207]等学者的先行研究，其整体形象正逐步变得明晰。由于《卫禁律》汇集了将“天子（皇帝）”的权威性和中心性进行视觉化的特点，因此笔者尝试通过《卫禁律》的条文和疏，来复原其所表现出的都城空间的等级性（图55“《卫禁律》所显示的空间构造”）。

图55 《卫禁律》所显示的空间构造

注：1．根据《唐律疏议》卷七及卷八《卫禁律》为基础绘制。参考妹尾达彦《东亚的都城时代与交通网的形成》，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玉井哲雄编《从亚洲看日本都市史》，东京：山川出版社，2013年，54页图3“《卫禁律》的空间结构”修订。

2．据唐律规定，都城的空间被分化为如图所示，且从[5]到[1]罪行依次加重。

《唐律疏议》卷七《卫禁律》（刘俊文点校《唐律疏仪》，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49—150页）的开篇所载“卫禁阑入宫门”条（第五十八条）和疏如下所示。固有名词下方已画线。

诸阑入太庙门及山陵兆域门者，徒二年。（阑，谓不应入而入者。）

疏议曰：太者，大也。庙者，貌也。言皇祖神主在于中，故名“太庙”。山陵者，三秦记云：“秦谓天子坟云山，汉云陵，亦通言山陵。”言高大如山如陵。兆域门者，孝经云：“卜其宅兆。”既得吉兆，周兆以为茔域。皆置宿卫防守，应入出者悉有名籍。不应入而入，为“阑入”，各得二年徒坐。其入太庙室，即条无罪名，依下文“庙减宫一等”之例，减御在所一等，流三千里。若无故登山陵，亦同太庙室之坐。

越垣者，徒三年。太社，各减一等。守卫不觉，减二等。（守卫，谓持时专当者。）

疏议曰：不从门为“越”。垣者，墙也。越太庙、山陵垣者，各徒三年。越太社垣及阑入門，皆减太庙一等。“守卫”，谓軍人于太庙、山陵、太社防守宿卫者，若不觉越垣及阑入，各减罪人罪二等。守卫，谓防守卫士书夜分时专当者，非持时者不坐。

主帅又减一等。（主帅，谓亲监当者。）

疏议曰：“主帅”，谓领兵宿卫太庙、山陵、太社三所者。但当检校即坐，不限官之高下。又减守卫人罪一等，唯坐亲监当者。

故纵者，各与同罪。（余条守卫及监门各准此。）

疏议曰：“故纵者”，谓知其不合入而听入，或知越垣而不禁，并与犯法者同罪。余条守卫宫殿及诸防禁之处，皆有监门及守卫，故纵不觉，得罪各准此。

此书第五十九条记录着《卫禁律》整体的空间秩序（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150—152页）。

诸阑入宫门，徒二年。（阑入宫城门，亦同。余条应坐者，亦准此。）

疏议曰：宫门皆有籍禁，不应入而入者，得徒二年。嘉德等门为宫门，顺天等门为宫城门，阑入得罪并同。余条应坐者，亦准此宫门得罪，谓“越垣”及“防禁违式”“冒代”之类。

殿门，徒二年半。持仗者，各加二等。（仗，谓兵器、杵棒之属。余条称仗准此。）

疏议曰：太极等门为殿门，阑入者，徒二年半。持仗各加二等，谓将兵器、杵棒等阑入宫門，得徒三年；阑入殿门，得流二千里。兵器，谓弓箭、刀桕之类。杵棒，或铁或木为之皆是，故云“之属”。余条，谓下文“持仗及至御在所者”，并“持仗强盗者”，并准此。

入上阁内者，绞。（若有仗卫，同阑入殿门法。其宫内诸门，不立籍禁而得通内者，亦准此。）

疏议曰：上阁之内，谓太极殿东为左上阁，殿西为右上阁，其门无籍，应入者准敕引入，阑入者绞。若有仗卫者，上阁之中，不立仗卫，内坐唤仗，始有仗入。其有不应入而入者，同阑入殿门，徒二年半，持仗者流二千里。“其宫内诸门，不立籍禁”，谓肃章、虔化等门，而得通内，而辄阑入者，并得绞罪。若有仗卫，亦同殿门法。

若持仗及至御在所者，斩。（迷误者，上请。）

疏议曰：谓持仗入上阁及通内诸门，并不持仗而至御在所者，各斩。迷误，谓非故阑入者，上请听敕。

即应入上阁内，但仗不入而持寸刃入者，亦以阑入论。

疏议曰：应入上阁内者，谓奉敕唤仗，随仗引入者，得带刀子之属。若仗不在内而持寸刃入者，即以阑入论。若非兵器、杵棒之属，止得绞刑；持仗者，斩。

仗虽入，不应带横刀而带入者，减二等。

疏议曰：仗虽入上阁内，不应带横刀而辄带入者，减罪二等，合徒三年。

即阑入御膳所者，流三千里。入禁苑者，徒一年。

疏议曰：御膳所，谓供御造食之处，其门亦禁。不应入而入者，流三千里。阑入禁苑者，徒一年。禁苑，谓御苑，其门有籍禁。御膳以下阑入，虽即持杖及越垣，罪亦不加。

由引文可知，《卫禁律》将城门做如下分类：京城门、皇城门、宫城门、宫门、殿门、上阁门、宫内诸门，并决定了刑罚的轻重。也就是说，依据距离御在所的门的远近来决定刑罚，如擅自闯入御在所者为死罪。

这个分类缘于以“天子（皇帝）”所居的御在所为世界中心之故。正如图55“《卫禁律》所显示的空间构造”所示，唐朝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对应着上述的城门分类，以此来显示“天子（皇帝）”所居的御在所为神圣之所在。

宫城、皇城、外郭城的城门及各官厅的城门都设有门籍，管理森严，门籍明确规定了宫城诸门→皇城诸门→京城诸门这种由上到下的序列。关于门籍，《唐六典》卷八“门下省”（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249—250页）中记载如下：

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阖之节，奉其管钥而出纳之。开则先外而后内，阖则先内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击鼓之节，而启闭之。凡皇城、宫城阖门之钥，先酉而出，后戌而入；开门之钥，后丑而出，夜尽而入。京城阖门之钥，后申而出，先子而入；开门之钥，后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时而有命启闭，则诣覆奏，奉旨，合符而开阖之。

如上所述，罗城（城墙）重重包围着皇帝的御座（御在所）。唐律之《卫禁律》中，根据关→京城（都城罗城）的门→皇城的门→宫城的门（顺天门）→宫门（嘉德门）→殿门→左右上阁门→宫内诸门（肃章门、虔化门）→御在所这样的空间顺序，犯罪所受的刑罚程度不断加重。这也可以说明，构筑了“天子（皇帝）”中心性的罗城所具有的礼仪性、象征性功能。同样，罗城还是表现都市规划形态和象征性的舞台。大兴城的礼仪空间，明确表现了都城是基于王权礼仪而建造的事实，这种礼仪空间的思想精华如图56“国家礼仪的空间和时间：以隋大兴城为例”、图57“阴阳五行思想的空间和‘五德’的循环”所示。若要考察这种思想在实际的都市规划中如何反映，则如图8“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图79“汉故长安城的东南角与隋大兴城”、图80“8世纪前半期的长安城”所示。综上所述，都城是以礼制（王权礼仪）和律令制的规定为基础而营造的。

图56 国家礼仪的空间和时间：以隋大兴城为例

注：以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116页图5修订制图，并以《隋书》卷六及卷七《礼仪志》的记载为基础修改。

图57 阴阳五行思想的空间和“五德”的循环

注：依据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148页所载图43“阴阳五行的空间”修订绘制。

三、皇家园林（禁苑）[208]

如图8、图79、图80所示，隋唐长安城由宫城、城墙所隔，相互连接起三座大型的皇家园林，被称为“三苑”。所谓“三苑”包括：禁苑（即隋会通苑，位于包括旧长安城在内的新长安城北半部，也是长安城最大的林苑）；西内苑（与宫城北部相邻，驻扎着禁军，主要目的是守卫宫城）；东内苑（在皇帝宫殿从太极宫移居至大明宫后，于大明宫东侧建造的守卫大明宫的林苑）。三苑的选址与宫城紧密相接，因此成为中央政治的主要舞台之一。

皇家园林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思想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的皇家园林兼具多种功能，不仅将汉长安城囊括其中作为紧急避难之所，还是兼军马调教、饲育和军事训练的狩猎场所，同时也是举行各种王权礼仪和中央政治活动的舞台。这里有供皇帝和统治阶层巡游的诸多宫殿和风光明媚的亭榭，可以观赏世界各地上贡的动植物，还是皇室贵族享受骑马、马毬、竞艇、游船、相扑等各种运动的场所。皇家园林内也会经常举行各种文学或音乐活动。上述皇家园林所兼具的多种功能，在欧亚大陆诸国都城中都很常见，由此可知，都城与皇家园林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天子（皇帝）制度和天皇制度

本节以坛（祭祀天地诸神的祭坛）、庙（祭祀祖先之灵的祭坛）为例，通过对都城营造理念的考察，指出隋唐与日本都城布局看似类似，实则作为皇帝之都和天皇之都的营造理念存在着根本性差异。

如上所述，西嵨定生“册封体制论”的弱点是陷入了中国中心主义，同样，东亚世界论的弱点则是陷入了日本中心主义。但时至今日，我们在考察中国历代政权所主张的国际秩序及其思想时，西嵨定生的观点仍然最具系统性和参考价值。此外，西嵨定生比较中国大陆政权和日本列岛政权的视角，至今仍值得继承与发展。尤其是隋唐与日本，两个国家的文献史料与其他各国史料的状况相比，显得格外丰富。在如此丰富的文献基础上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或许可以重新认识隋唐及其周边诸国的关系。

包括隋唐都城在内的东亚各国都城，都是作为各国的王权所在被建造的。任何一个国家，如若没有作为国家之间外交舞台的都城，则不被认为是独立的国家。因此，各国都按照外交礼仪舞台的需要来设计各自的都城，而且，为了使各国都城间的交流制度化，东亚各国间外交的共同原则，便在都城这个舞台上被制定下来[209]。

在当时的东亚，唐王朝的度量衡被广泛采用，各国在建造宫殿或佛教寺院时，依据的都是唐王朝的尺寸基准[210]。当时东亚各国都城的建筑物，基本以同样的尺寸和类似的形态来建造，因此以宫殿和城门为代表，各国的都城建筑景观非常相似。

然而，支配各国都城的王权思想却不尽相同。在此，为了解7—8世纪东亚各国建造都城时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固有性之间的关系，以有文献记载当时执政者建造都城意图的两个都城，即隋大兴城和日本平城京为例，来论述都城王权思想的特点。定都的诏书，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只有日本尚存，通过比较这两个都城定都的诏书，可以知晓东亚各国都城营造思想的差异。

以下阐述“天子（皇帝）”之都和天皇之都的差异。

相对于皇帝之都，7—8世纪时日本列岛的执政者们决定营造天皇之都的意图显得很有趣。笔者将通过比较集中体现这一问题的隋大兴城定都诏书和日本平城京的定都诏书，尝试具体讨论日本都城的部分特点。

日本的都城从藤原京到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都是参照中国汉代以来的儒教王权思想而建造的。从以宫殿为中心的都城形态，到律令制、国号、年号、历法、正史、货币等的施行，都是以儒教的王权思想为基础，是创建独立的正统王朝所必需的要素。一旦具备了这些要素，就能够主张国家的正统性。由北魏以来游牧政权的后代组建的隋唐王朝，本身就是采用儒教思想而顺利统治中国的国家之一。日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天皇制这种与中国皇帝制相对抗的君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与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不同，它始终没有接受唐朝的册封[211]。日本虽然也主张中华思想，但这只是针对朝鲜半岛或东北亚，对于唐朝，日本则一贯主张为朝贡国。这种二重政策当然是根据现实情况采取的一种灵活的外交策略[212]。

诚如下文将要论述的那样，隋唐与日本之间都城思想的差异，通过比较两国的迁都诏书便可一目了然。隋文帝于开皇二年（582）六月丙申发布诏书，决定从汉代以来的旧长安城迁都至大兴城[213]。诏书如下：

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彫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

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

与此相对，日本的元明天皇，依照隋文帝的迁都诏书，于和铜元年（708）二月戊寅也发布了诏书，决定从藤原京迁都到至平城京[214]。诏书如下：

朕祗奉上玄，君临宇内。以菲薄之德，处紫宫之尊。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迁都之事，必未遑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往古已降，至于近代，揆日瞻星，起宫室之基，卜世相土，建帝皇之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斯在。”

众议难忍，词情深切。然则京师者，百官之府，四海所归。唯朕一人，独逸予，苟利于物，其可远乎。昔殷王五迁，受中兴之号。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称。安以迁其久安宅。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其营构资，须随事条奏。亦待秋收后，合造路桥。子来之义，勿致劳扰。制度之宜，合后不加。

通过比较两本诏书，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字句相同，因而可以肯定，日本元明天皇的诏书是依据隋文帝的诏书撰写的[215]。元明天皇的诏书虽说也参考了隋炀帝迁都洛阳的诏书，但他直接依据的应该是隋文帝的诏书，这点毫无疑问。然而，这两个诏书的内容差距很大，其中最大的不同是隋文帝在陈述定都大兴城理由时，开篇便指出了以王朝更替为前提的“易姓革命”，而这一部分在日本元明天皇的诏书中则被全部删除。东汉在建造洛阳之际，以儒教的“易姓革命论”为基础。东汉洛阳之后，直到明清北京，随着儒教王权论的变化，虽稍有变更，但总的来说一直延续着以“易姓革命论”来建造都城的传统[216]。然而，日本的都城则有意地回避“易姓革命论”。

中国的历代都城基本与图56“国家礼仪的空间和时间：以隋大兴城为例”所描绘的隋大兴城一样，周围都设有祭祀天地之神的祭坛等礼仪设施。这些都城的礼仪舞台，是根据距离都城内的宫殿，或距离外郭城城门的远近来决定其所处位置。这些礼仪设施是依据儒教的王权思想（五德终始说）而设置的，是将都城作为天命循环（五德的循环）带来政权更替的主要舞台的文化装置（参见图57、图58、图59、图60）。事实上，这种天命思想（“易姓革命论”），深深植根于“征服王朝”不断上演的中国历史现实中[217]。

图58 宇宙之都

注：参考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城与东亚世界》（铃木博之等编《系列都市：建筑历史Ⅰ·纪念性建筑物的成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86页图“天和地的都”。并参考Nelson I. Wu（1963）和村松伸（1999）著作中所载的图。

图59 儒教的王权理论

注：据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112页图2。参考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初版1977年〕）19—20页制图。王莽（前45—23）采用刘歆的“土德说”，以使其王权正统化。根据刘歆的“五行相生说”，五德的循环始于木德太昊，因此汉王朝属火德。与之相对，邹衍的“五行相胜说”认为五德循环始于土德的黄帝，因此汉王朝属土德。另外，五德相生说不承认秦始皇的正统性，而王莽依据的五行相生说，成为论证其王权与都城正统性的基本思想，并被东汉之后都城王权理论所继承。

图60 基于儒教王权理论的正统王朝的变迁和历史书的编纂

注：据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 113页图3修订。参考小岛毅《东亚的儒教与礼仪》（东京：山川出版社，2004年）32页图“从汉到宋五德的始终”；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66—102页；同《辽金正统观的研究——兼与北魏的比较》（《史渊》

7世纪在日本列岛首次建立统一政权“日本”的时候，执政者不得不参照当时最为完善的儒教王权论。东汉以后的儒教王权论集中体现为“天子（皇帝）”制度。然而，日本要自称皇帝，就意味着要与唐王朝争夺统治世界的正统性，因此必须加以回避。例如，接受唐王朝册封大王爵位的南诏第11代国王世隆，于公元859年自称皇帝，国号大礼，年号建极，最终导致了南诏与唐王朝的军事冲突。当然，与唐王朝军事实力相匹敌的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政权，便采用了与中国皇帝名号对等的可汗（qaγan）和赞布（btsan-po、赞普）。但是，日本执政者采用“天皇”一词与“皇帝”相对立，从当时日本的国际地位来看，已是其所能选择的极限。

与以“易姓革命”为前提的皇帝制度不同，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规定了日本的政治制度，也决定了日本都城的性质。以政权更替为前提的天命思想（“易姓革命论”）成为坛庙这些设施的基础，如将这些设施排除在外，作为中国都城根基的儒教王权礼仪也就无法实现[218]。相较之下，以天皇制为基础的日本王权，因为没有必要创建像儒教那样抽象的王权理论，因此，相对于中国太庙这样的存在，日本可以赋予伊势神宫这样有着固定地名的特定土地以神圣性，并使其一直得以延续[219]。日本的都城之所以会重视四神（“四禽”），恐怕也是由于四神与日本王权思想并不冲突。总之，作为“天皇之都”的日本都城，与作为“天子（皇帝）之都”的中国都城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220]。

如果比较中日官员制度的话，会发现日本的官员制度是由天皇（神）来规定，因而不可能去批判天皇，这就阻碍了由谏言构成的中国式官员制度的形成。反观中国，“天子（皇帝）”不是神，他最多是王朝的创立者，是通过神的命令而被认知的一种存在，因而以“易姓革命论”为基础的政治，便会成为不绝如缕的批判与谏言的对象。由于“易姓革命”的存在，暴政会导致王朝的更替，从这层意义上看，不能单纯地将中国的“天子（皇帝）”称之为专制君主。

被尊为神的日本天皇，其实际权力虽然也会因政治动荡而多少被动摇，但至少从制度上来说，以“万世一系”为基础的日本天皇制比起中国的“天子（皇帝）”制度，是更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就这点来说，排除了王朝更替思想的日本律令，与中国晋朝以后基于儒家思想制定的律令不同，如果按照中国的基准，日本的律令大概是不能够称之为律令的。关于这点，日本正史——《日本书纪》的记载也大致相同，即不承认王朝的更替而强调天皇制的永久性，如果按照中国的基准来看，也不能够被纳入正史的范畴吧。

承上，乍看之下，虽然日本都城的规划与长安极为相似，但营造都市的理论却完全相反。日本的都城与其说基于儒家思想，不如说是基于东北亚、朝鲜半岛的萨满教或“天”的思想，以及与日本列岛自古以来的习俗相互融合而来的君主思想，并通过与中国以外的世界思想（佛教）等结合而成（神祗令或僧尼令的存在说明了这点）。特别是由于佛教是从外部来的世界宗教，具备中立性，因而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的重视，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想要与隋唐王朝保持平等外交[221]。一般认为，关于日本都城有无外郭城的问题，也与有意避开儒教天命思想的王权论的日本思想有关[222]。

五、墓地[223]

（一）关于唐代墓葬的研究现状[224]

在研究墓葬制度之际，必须依次整理并分析墓主的身份和地位（皇帝、皇后、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庶民、贱民等）、墓地的选址、墓地的建筑结构、陪葬品（墓志、墓盖、壁画、冥器等），以及与墓葬相关的法制和礼制（丧葬令、葬礼）及其实施的程度、墓葬的思想（各地域的传统、习俗、儒家和佛教的影响、土葬和火葬的差别）等信息。

如果不综合考虑葬仪制度、墓葬制度的时期和地域差异，不对同时期中国、朝鲜、日本的墓葬进行比较的话，那么研究可能会以零散的、个别的事例堆积而遗憾收尾。可以说，在现阶段的研究格局中，我们对墓葬制度进行时间性、地域性、阶级性的综合分析才刚刚起步。

围绕唐代墓葬进行的近半个世纪的发掘，其部分成果已经以各种形式公开发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郊区隋唐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年）以及《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同上，1980年），这两部著作对隋唐长安城近郊墓葬所做的综合报告，迄今为止依然是研究长安郊外隋唐墓的基础文献。《西安郊区隋唐墓》整理分析了175座隋唐墓葬（存有墓志的为16座），《唐长安城郊隋唐墓》详细地介绍了6座隋唐墓（都存有墓志）。

以上述两本书的出版为契机，研究论文也开始陆续发表。如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151—190页），根据110方出土墓志，论述了隋唐墓建筑结构的变迁。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86—310页），整理了200余座唐代墓葬的等级。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41—49页）将唐墓的建筑结构分为四个等级，并概括了其变迁过程。此外，关于单个唐墓的发掘报告已经超过100篇，至今仍在不断增加，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值得注意的是，对唐墓壁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李星明著有《唐代墓室壁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及围绕关中唐墓墓葬诸问题进行详细论考的程义的《关中地区唐代墓葬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这两部著作的相继出版，为今后的唐墓研究奠定了基础。

北宋《天圣令》的发现也加速了唐《丧葬令》的研究。以池田温《关于唐、日〈丧葬令〉的考察——以条文排列的差异为中心》（《法制史研究》45, 1995年，39—71页）、稻田奈津子《日本古代丧葬礼的特征——从〈丧葬令〉来看天皇与氏》（《史学杂志》109-9,2000年，1—34页）、池田温编《唐令拾遗补》（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等为代表的《丧葬令》复原研究，给考察长安近郊的墓葬变迁带来很大启发。石见清裕《唐代凶礼的构造——以〈大唐开元礼〉的官员丧葬礼仪为中心》（见《福井文雅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亚洲文化的思想与礼仪》，东京：春秋社，2005年，117—142页）一文，使《大唐开元礼》中所载凶礼的构成开始被广泛关注。此外，对《通典》中存留的唐代宗《元陵仪注》进行翻译注释的工作，由于金子修一、吴丽娱等学者不断推进，关于皇帝陵礼仪的具体内容也变得逐渐明晰。

外郭城内的官员住宅与城外墓地选址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日益清晰起来。根据Patricia Buckley Ebrey[225]、爱宕元[226]、长部悦弘[227]、罗新[228]、室山留美子[229]、江川式部[230]等学者的研究，在隋唐长安城、洛阳城营造工事结束之后，那些原本生活于地方的贵族为了能够接触到中央政府而迁居，或者整个家族被强制性地移居至两都或都城近郊，这些贵族的公墓便修建于长安城或洛阳城郊外，这一事实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已经变得相当明晰。那些移居到长安的贵族，在其城内住宅较近之所修建家族公墓，如此一来，城内官员住宅与城外墓地便与官员们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近年来对数千个新出土墓志的系统研究，这一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具体。

尚民杰认为，唐皇室的墓地主要分布在长安城东郊（万年县和照应县），南郊较少，西郊尚未发现[231]。龟井明德系统地整理了长安城东郊万年县出土的大约460方墓志，并将井真成墓志也归于万年县出土的墓志群中[232]。

（二）由墓志判断长安墓地的研究趋势

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和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共汇集长安近郊新出土唐代墓志约6000方。如果对两书中所载长安城内住宅和郊外墓地位置均已明确的墓志进行整理会发现，对官员城内住宅和城外墓地均有记载的墓志近1000方之多，对这些墓志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弄清楚隋唐时期长安城内外关系的变迁。根据近年来的发掘报告，长安郊外唐代墓地的建筑结构、陪葬品、壁画、丧葬习俗等与墓主身份等级存在着的对应关系，甚至这一时期地域变迁的情况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来。

通过整理这些信息会发现，长安近郊的唐墓在高祖、太宗时期（618—649）、高宗至玄宗时期（650—756）、安史之乱后至唐末期（756—907）这些不同的阶段，其建筑结构、陪葬品、壁画种类等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就建筑结构而言，依据建材不同可分为土洞墓和砖室墓，在结构上可分为单室和双室。另外，在安史之乱前后，建筑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墓主出身、身份的不同，陪葬品、壁画的规模和内容也相继发生变化。

从各地区的特征来看，在长安城东郊的墓葬区，墓主多是皇室、高官、富商，且居住在城内朱雀街街东者居多，其墓地多为撰有墓志的大型墓。而在长安城西郊的墓葬区，墓主多为庶民（平民），即使有部分官员的墓地，其墓主也多为中下级官员，另外，来自西域的非汉人墓地也多集中于此地。长安城郊外的墓地多集中于连接城内外的交通道路附近，这种倾向与别墅、庄园、宗教寺院、观光地等的选址基本相同。

（三）唐皇帝陵的变迁——中国古典样式与游牧系墓葬样式的融合

与官员们的墓葬一样，唐皇帝陵的选址及其形态变迁也是亟须考察的问题。皇帝陵（帝陵、陵）也称山陵，是对皇帝之墓的尊称。“山陵”一词，本有将君主比作高大山陵（山岳）之意，以与普通人的坟墓称呼相区别。根据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人死后会分离为上天的魂（由阳气构成的精神）和入地的魄（由阴气构成的肉体）。魄寄宿于地下墓室之中，继续着和生前同样的生活，子孙们通过祭祀魂，能够使分离的魂和魄再次合体。魄被祭祀于城外的墓地里，而魂则被祭祀于住宅附近的宗庙。如图61所示，距离城内住宅较近的闲散场所内建有很多家庙。

图61 唐代长安城内的别墅、家庙、豪宅、商业设施的分布

注：底图以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78页图“唐长安县、万年县乡里分布图”为基础，等高线以陕西省地质矿产厅、陕西省计划委员会编制《西安地区环境地质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年）2页图“西安地区政区图”为基础绘制。别墅与本宅的关系及商业设施参考妹尾达彦《长安的街西》（《史流》25号，札幌：北海道教育大学史学会，1984年）6页图1“街西的别墅与街东的本宅”；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印刷文化》（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的新研究（修订版）》，东京：东洋文库，2013年）443页图7。皇族、官僚的家庙与本宅的关系参考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张萍《唐长安官、私庙制及庙堂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第4辑，2001年）28—37页。圜丘之外城外的国家礼仪的舞台位置根据文献推测。禁苑苑墙皆系推测绘制。

皇帝死后，一般认为他会像生前一样继续处理政务和饮食起居，因此要为他建造足以与其生前宫殿相匹配的皇帝陵。这种汉族传统的生死观，与鲜卑族出身的唐朝统治者们所尊奉的游牧狩猎民族世界观之间有何关联？这种思想在营造皇帝陵的时候是如何体现的？

众所周知，修建皇帝陵的历史始自秦始皇陵（当时称作骊山）。到了汉王朝，产生了在平地堆土，使之呈四角锥台形的覆斗式陵墓（皇帝遗体的埋葬地）和陵寝（皇帝之灵降落的场所），兼备陵园的皇帝陵这一古典样式，此后便被固定了下来[233]。然而，汉代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建造的皇帝陵样式，到了大量游牧民进入农业地区的4世纪、5世纪这一混乱期（五胡十六国时代），无疑发生了变化。攻入中国华北的游牧系政权，带来了将君主隐蔽地埋葬于山谷之中，且同一部族的坟墓集中在一个地方的丧葬方式。游牧民族这种独特的陵墓形式和魂灵祭祀法，就这样传入了中国华北地区。5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北魏、隋唐政权，既借鉴了将君主埋葬于山谷圣地这种五胡十六国以来游牧民族的墓葬形式，又吸收了汉代以来中国墓葬的古典样式，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皇帝陵形制[234]。但是，隋文帝、隋炀帝及唐高祖的陵墓是中国古典样式，从唐太宗开始则采用山陵形式。

唐朝山陵形式的陵墓，以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626—649在位）的昭陵（公元636年开始营造）为开端。昭陵充分展示了7世纪中期唐朝文化融合的特点。昭陵的陵园结构的确是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在关中平原神圣的九嵕山主峰南突起的奇石岩断崖上开凿洞窟营造墓室，这种墓葬形式被认为是模仿了山谷洞窟。这种洞窟据说能带来死亡和再生，这种信仰在远古时期的欧亚大陆广泛流传[235]。昭陵北面有太宗最为喜爱的六骏石刻，还立有十四尊非汉族诸王国的君主、首领石像，俗称“蕃酋君长立像”（现在仅存台座的一部分），学者们认为这些石像与游牧民族独特的石刻艺术有关[236]。

唐代文化的特色之一，便是将汉代以来的中原文化与新征服者带来的游牧文化进行融合。7世纪中期建成的昭陵，正是横跨农耕、游牧地区的唐王朝，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大中国”，而对外展示唐王朝实力的纪念碑。太宗被游牧地区诸王国的君主、首领们尊称为“天可汗”。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唐代皇帝陵逐渐回归古典样式，到了宋代，皇帝陵又从唐代的山陵形式转变为汉代的覆斗形陵墓[237]。另一方面，游牧系的辽、金王朝继承了唐的山陵形式。如此一来，兼具古典样式和游牧样式的唐皇帝陵，便从融合走向了解体。

依据唐律，破坏皇帝陵将被视为“谋大逆”之罪，哪怕只是密谋还未实施。所谓“谋大逆”，是王朝五种刑罚（“五刑”）中最为严重的十条罪（“十恶”）之一，是一种仅次于“谋反”（密谋颠覆国家罪）的严重罪名（《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凡七”条）。在唐代，皇帝陵被认为是与国家同等重要的存在。

皇帝陵和埋葬其亲族、臣子的陪葬墓，集中反映了墓主生前的生活空间。依据人死后也要继续与生前同样生活的中国传统思想，通常会在墓室内放置重现墓主生前生活的物品，会在墓道壁画上描绘其生前生活的重要片段。因为按照死者生前的身份等级，死后还要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过同样的生活，所以都城近郊的皇帝陵和陪葬墓便成为反映墓主生前都城生活的时代容器。如众所周知的昭陵，模仿的是唐长安城的宫殿构造[238]；而唐朝第三代皇帝高宗和武则天的次子，即皇太子李贤（章怀太子，655—684）墓中的壁画，显示了7世纪后半期皇太子在长安城内东宫生活的场景。

4．皇帝陵的变迁与唐王朝面貌变化的关联

从统治空间的观点来看，可以将唐王朝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两条：其一，在7世纪中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兼有农耕与游牧地区的“大中国”；其二，在8世纪中期以后，经历了从前期的“大中国”（兼有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国家）到后期的“小中国”（以农业地区为主的国家）的转变。唐王朝的统治空间从大的中国（“大中国”、大统一期）到小的中国（“小中国”、分裂期）的变迁，成为持续至今的中国统治空间大小转变模式的滥觞。概而言之，“大中国”时代是普遍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时代，而“小中国”时代则是个别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时代[239]。

唐王朝从前期到后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变化，与中国从“大中国”到“小中国”的转变有着深刻的联系。东亚的外交关系也与唐王朝的这种转变密切相关，吐蕃、新罗、日本等国家，在唐王朝势力最为鼎盛的7世纪先后形成统一王朝，而在唐王朝转变为“小中国”的9世纪，上述诸国开始创造各自的传统文化。唐王朝的皇帝陵也一样，“大中国”时期的如太宗的昭陵、合葬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与“小中国”时期的皇帝陵如玄宗的泰陵等，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可以说，上述皇帝陵的变迁，集中体现了唐王朝政治的变迁。

结语 世界史的转变

本章以4—10世纪欧亚大陆东部都城和交通网的变迁为题，主要论述了隋唐长安城的都市结构和都市网，同时也一并探讨了亚非欧大陆的都市与国家问题。首先，在引言部分，笔者指出研究这一课题离不开比较分析的视角。其次，在第一节概括了7—8世纪亚非欧大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再次，在第二节总结了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和交通网的形成。继而在第三节论述了隋唐长安的交通和土地利用，以及长安郊外社会的形成，最后依次探讨了罗城、禁苑、坛庙、墓地。

通过上述讨论，笔者指出，都城是最为敏感地体现同时期不同地区共有历史的空间和场所，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其结构和文化集中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对都城进行比较研究，就意味着要关注促使都城得以建立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结果也就成为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我们通过对都城进行比较分析这一研究视角，形成了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讨论平台。实际上，随着近年各国都城研究及比较研究的发展，都城已经成为了东亚各国历史学的共同话题，也是超越传统差异将众人集结在一起的课题，并有可能成为超越国家范畴的共同研究课题之一。

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间政权的交流与对抗，构成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这种观点自古有之，如在日本，白鸟库吉、江上波夫以来的东洋史学传统观点即是如此。当然，本章也是依据日本这种传统的史学观来进行论证的，但如果依照生态环境来鸟瞰亚非欧大陆的历史，则有可能使分析变得更缜密、更系统。

近代之前的历史，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以农牧交错带（农牧复合地带）为媒介，在三明治状的重叠结构下展开。兼有农牧地区的“大中国”，其都城以长安和北京为代表，都选址在农牧交错带上，以都城为中心的交通网，以连接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的陆路为轴而建立起来，并一直沿用。与此相对，近代以后，陆地和海洋的交界地带取代了农牧交错带，沿海地带的港口都市群作为贸易和军事冲突的最前线，一跃成为历史的主要舞台。近代国家的首都，因要利用海运和水运，故多选址于沿海地带，以首都为中心的交通网便由沿海航路和内陆河川组成。综上所述，作为历史主要舞台的生态环境上的交错带，从农牧交错带转移到了沿海地带，这就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亚非欧大陆的历史结构。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既不是白鸟库吉以来的游牧对农耕的观点，也不是西欧历史学常常提倡的陆域对海域的观点，而是以两个地区的交错地带为轴线重新审视历史，这样才有可能更加完整地把握历史。基于这样的想法，本章指出，4—10世纪东亚的历史变化凝聚在都城之中，同时提出了“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这样的观点。这个假说是通过考察7—8世纪东亚各国的都城相继诞生这一时代现象，来探寻这个时期东亚世界的整体特征。都城时代的诞生和以都城为中心的都市网的形成，是7—8世纪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共通的历史现象，这将使超越生态环境差异来描绘人类共同居住世界的历史成为可能。

既往的东亚世界论之所以受到批判，原因之一就在于研究范围多局限在东亚农业地区之内。关于这点，笔者认为，以都城比较研究、复原交通网这些具体的考察为基础，或许可以弥补既往东亚世界论的理论缺陷，毕竟先行研究中，将中国王朝的儒家天下观和中华思想误解为现实的国际关系者并不在少数。值得庆幸的是，处于都城时代的东亚都城，至今仍留有不少遗迹，等着我们去详细考察与分析。此外，都城时代构筑的交通网，至今仍在东亚各地区继续使用的实例也很常见，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想要具体复原交通干线的变迁也是极有可能的。通过研究都城和交通网，或许可以超越以往的研究范式，实现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历史学研究。

[1] 本章所谓的“都城”，是指近代之前国家的王权所在地，与近代国家政权所在地的“首都”一词稍有不同。同时包含“都城”与“首都”的情况，将使用“都”来指称。笔者曾在其他论述中使用过“王都”“帝都”和“都城”这些同义词，但在本章中将统一使用“都城”来指称近代之前的都。另外，现在将首都称为“国都”的情况也很多，但本章统一采用“首都”一词。

本章之所以要将近代之前和近代时期的“都”区别开来称呼，盖缘于近代之前的都城和近代的首都，虽然都是指政权所在地，但是建都的象征性和功能性却极其不同。换言之，近代之前的国家是通过获得神或天等超自然力量的授权和超自然界建立联系，来使政权正统化。因此近代之前国家的都城是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媒介，作为有利于执政者的都而被营造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超自然界的概念，就不会有都城）。与此相对，近代国家是通过国民支持而使统治正当化，近代国家的首都不再是执政者的都，它首先必须是作为国民的都来发挥作用。因此，代表近代之前国家的都城建筑是宫殿和宗教建筑，而代表近代国家首都的建筑是人民广场。

关于近代之前国家都城（王都和帝都）和近代国家首都（国都）之区别的论述，可参考妹尾达彦：《近代之前中国王都论》，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洲史中的社会和国家》，东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5年，183—229页；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城和亚洲世界》，铃木博之、石山修司、伊藤毅、山岸常人编《都市·建筑·历史——纪念式建筑物的成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151—222页；妹尾达彦：《首都和国民广场——天安门广场的诞生》，关根康正编《“都市”的现在——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271—317页。关于从近代之前国家至近代国家演变过程中都的功能和象征意义的变迁，可参考妹尾达彦：《迎接都市的千年纪——中国近代都市史研究的现在》，《亚非欧大陆的都市和宗教》，《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丛书》50，东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0年，63—140页。

[2] 从东亚都城时代诞生这一视角切入分析的，可参考妹尾达彦：《都城时代的诞生》，《历博特集·东亚的都城》167，佐仓：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2011年，2—7页；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296—311页；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玉井哲雄编《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国际学术会议：亚洲的都市——印度、中国、日本》，佐仓：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2011年，25—62页；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交通网的形成》，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玉井哲雄编《从亚洲看日本都市》，东京：山川出版社，2013年，45—78页；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和郊外的诞生——罗城、禁苑、坛庙、墓地》，桥本义则编《东亚比较都城史试论》，京都：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会，2013年，171—230页等论述。本章是以2013年1月5日至6日举办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A）“从比较史的观点看日本和东亚诸国的都城制及都城相关整体研究”（研究代表者桥本义则）的报告原稿，和上引《东亚都城时代和郊外的诞生——罗城、禁苑、坛庙、墓地》为基础，从笔者关于都城和交通网的先行研究与历史视角出发，结合都市和国家问题展开的新论述。可以说，在梳理上述论点的同时，期待能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对问题进行整体把握，试图围绕东亚都城时代形成过程，及都城时代形成过程中伴随的都市网的变迁及国家形态的变化等诸问题，以4世纪至10世纪这段时期为中心展开讨论。在论述过程中，难免会有与上述文章重复之处，敬请谅解。

[3] 关于7—8世纪东亚都城比较研究的现状，可参考妹尾达彦：《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的现在——都城时代的诞生》，《中国——社会和文化》26（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11年）177—192页的相关梳理。关于9—15世纪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可参考《中国——社会和文化》27（2012年）3—107页所载《2011年度学术会议“都城的变迁——东亚的9—15世纪”》的论述。另外，关于10—18世纪东亚近世都城的比较研究，可参考新宫学主持推进的科研基础研究（B）“近世东亚都城及都城制比较史的综合研究”的成果。

[4] 关于东亚比较都城史的研究，桥本义则编的《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一书堪称代表性成果。该著以东亚历史中的各国都城为中心，在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尝试为东亚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并成为其后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的基础文献。本章也参考了该书的部分成果。

[5] 这里所谓的“农牧复合型国家”系笔者提出的名词，指同时包含农耕地区和游牧、畜牧地区的那些古代国家。农牧复合型国家是亚非欧大陆上较为常见的国家形态，但对于没有游牧地区、纯农业型的日本而言，却不曾有过这种国家形态。另外，笔者以“农业-游牧交错地带”及“农牧复合地带”来指称那些游走于农业和游牧交错带的半农半牧回廊地区。在亚非欧历史上，无论是从军事还是财政层面看，对农牧交错带的控制都显得极为重要。关于这点，可参考妹尾达彦：《农牧交错带和隋唐长安城》，妹尾达彦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第2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239—319页；妹尾达彦：《长安的变迁》，《历史评论》2010年4月（总720），东京：校仓书房，47—60页。

[6] 西非史凝缩地体现了世界史。西非的自然环境与欧亚大陆相似，其北部是游牧地区和沙漠，中部是农牧复合地带和萨赫勒地区，南部由农耕土地和森林覆盖。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物产与农耕、森林及沿海地区的物产，要在萨赫勒地区进行商品交换，因此在这一地区诞生了非洲最为著名的古代王朝，甚至一直到19世纪，这一区域都是那些能够左右非洲历史的重要事件发生之地。关于撒哈拉沙漠南部农牧复合地区萨赫勒的国家形成情况，可参考康奈赫·格瑞艾姆（Connah Graham）著，近藤义郎、河合信和译：《热带非洲的都市化和国家形成》，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93年，原著1987年；岛田义仁：《撒哈拉之畔——萨赫勒的自然和人》，东京：TOTO出版，1992年，93—109页和207—236页；岛田义仁：《伊斯兰游牧国家人类学——热带草原的富庶、权力和救济》，京都：世界思想社，1995年；岛田义仁编：《非洲的都市世界》，京都：世界思想社，2001年，56—85页；岛田义仁：《多样的王国历史和动态》，池谷和信、佐藤廉也、武内进一编《朝仓世界地理讲座·土地和人的物语11·非洲》，东京：朝仓书店，2007年，88—105页；川田顺造编：《尼日尔河弯曲处的自然和文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岩田庆治：《廷巴克图——沙漠和草原的纽带》，关根康正编：《“都市性”的现在——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81—92页；赤阪贤：《原始的都市廷巴克图》，关根康正编：《“都市性”的现在——文化人类学的考察》，43—80页；柯廷·菲利普（Curtin Philip, D.）著，田村爱理等译：《异文化之间贸易的世界史》，东京：NTT出版，2002年，原著1984年，48—49页；等等。上述柯廷研究的特点，是从非洲史研究者的视角出发，从比较史的角度讨论世界贸易的变迁，从而将西非的历史经验活用于世界史分析中。与柯廷类似，从西非研究出发以期构建“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如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其研究也充分说明了现代学术格局中西非所具有的重要性。萨赫勒地区通过与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关系，拉近了与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的关系，关于这点可参考私市正年：《撒哈拉带动的南北交流》，见《世界史手册》60，东京：山川出版社，2004年。

[7] 详细论述可参考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城和东亚世界》，铃木博之等编《都市·建筑·历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157—162页。

[8] 在16世纪近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前，近代之前国家因生产方式的不同也存在一种“世界体系”，关于这点，诸多先学已有论述。如田村实造、江上波夫、宫崎市定、冈田英弘、杉山正明、滨下武志、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简奈特·路歌德（Janet L. Abu-Lughod）、柯廷·菲利普（Curtin Philip De Armind）、克里斯托弗·邓恩（Christopher Chase-Dunn）、托马斯·霍尔（Thomas D. Hall）等，在欧亚大陆历史的相关性这一广阔视域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讨论了“世界体系”的形成。本章与上述先行研究不同，试图以欧亚大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为基础进行划分，将欧亚大陆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进行论述。详细可参考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城和东亚世界》，153—157页；妹尾达彦：《从英国眺望亚洲都市》，静永健编《讲座——向东亚海域出发》第6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73—92页；妹尾达彦：《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妹尾达彦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第1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6年等。

[9] 如以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张知彬为首的研究者们，通过调查中国过去1900年间的战乱纷争、大米价格的高涨、蝗灾的异常发生、旱涝灾害发生的频率指出，以农业为基础的东汉（25—200）、唐（618—907）、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明（1368—1644）的衰落，都与低气温或气温的急剧下降造成的农业产量剧减及游牧民的南下密切相关。年平均气温如果下降2℃，游牧地区的牧草成长期将缩短40日，这将给游牧民的家畜饲养带来极大的冲击，迫使其南下入侵农业地区。这种气候变化的原因与太阳活动的强弱相关，太阳的活动在160年至320年的区间内呈周期性强弱变化，中国王朝的周期性交替大概也与之相关（Zhibin Zhang, Bernard Cazelles, Huidong Tian, Leif Christian Stige, Achim Brauning and Nils Chr. Stenseth, Periodic temperature-associated drought/flood drives locust plague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6,2008, pp. 823—831）。

[10] 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葛全胜：《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东部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5-2, 2005年，129—140页；郑景云、葛全胜、张丕远、满志敏：《过去2000年东部干湿分异的百年际变化》，《自然科学进展》11-1, 2001年，65—70页。另外，可参考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全集》四，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版1973年，444—473页。当寒冷期和干旱期同时发生时，容易引发沙尘暴（又称黄沙、土雾、黄尘、黑雾、红风、黑风等），关于这点可参考冯庆芳：《沙尘暴发生的历史规律及其防治》，《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2003年第18卷增刊，245—247页。

[11] 参考刘继宪：《南北朝自然灾害统计与初步研究》，郑州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6年硕士论文；张美莉、刘继宪、焦培民：《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第二章“岁岁曾冰合——六朝建康的气候与自然灾害”，31—46页。

[12] 参考朱士光、王元林、呼林贵：《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第1期，1998年；佐藤武敏编：《中国灾害史年表》，东京：国书刊行会，1993年等。

[13] 参考妹尾达彦：《中华的分裂与再生》，桦山紘一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19—21页；佐佐木明：《亚大西洋末期（300—600）的气温变化与世界史——全新世的人类学》，人类情报学科编《人文科学论集》44，长野：信州大学，2010年，85—107页。

[14] 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东京：讲谈社，《世界史的兴亡》05, 2007年）一书曾对此时期的政治状况做过简明的论述。另外，关于突厥、回鹘、高句丽、吐蕃、南诏等周边势力对隋唐帝国国内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可参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其后收录于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21—355页。

[15] 关于东南亚诸国家的形成，可参考山本达郎编《岩波讲座·东南亚史1·原史东南亚世界（至10世纪）》（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所载诸论述。

[16] 关于西非国家形成的论述颇多，此处参考了I. Hrbek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III, Africa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Paris: Unesco, 1992；竹泽尚一郎：《中世西非国家的情况——生产资源、贸易和考古学》，印东道子编《资源人类学07·生态资源和象征化》，东京：弘文堂，2007年，131—159页。文章指出，加纳王国形成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伴随着倭马亚王朝的成立，纵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由是促进了西非地区诸部落的融合统一。

[17] 可参考妹尾达彦：《江南文化的系谱——建康和洛阳》，《六朝学术研究》13, 2013年；妹尾达彦：《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见妹尾达彦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第1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6年，5—232页。

[18] 关于世界宗教圈形成给世界史带来的影响，研究积累颇为深厚，如Mircea Eliade, 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 Vol. 1-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1985（米尔恰·伊利亚德著，荒木美智雄等译：《世界宗教史1-4》，东京：筑摩书房，1991—1998年）。伊利亚德以宏观的视野对世界宗教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继而阐明了世界宗教所具有的特征。

[19] 参考西嵨定生：《西嵨定生东亚史论集》第3卷《东亚世界和册封体制》（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收录的相关论文。

[20] 相较于册封体制论几乎局限于东亚农耕地区的问题，堀敏一更为重视能同时涵盖游牧地区的羁縻体制论，如其在《中国和古代亚洲世界——中华的世界和诸民族》（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东亚世界的历史》（东京：讲谈社，2008年）等著作中提出，不应以册封体制来讨论东亚国际关系，而应该用羁縻体制来把握。另外，可参考布目潮沨：《隋唐帝国的成立》，《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 ·古代5·东亚世界的形成Ⅱ》，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245—276页；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19。另外，近年来古畑彻以渤海为例再次讨论了册封体制的问题，同时围绕羁縻州的问题也提出了极富启发性的新观点，参考其《唐王朝如何看待渤海——对中国“东北工程”中“册封体制”的理解》，《唐代史研究》16,2013年，38—67页。

[21] 诸多学者对西嵨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及以册封体制论为基础的东亚世界论提出了批判，如从中国史视角切入的菊池英夫：《总述——对研究史的回顾与展望》，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和东亚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1—84页；辻正博：《麹氏高昌国和中国王朝》，夫马进《中国东亚外国交流史的研究》，京都：京都大学术出版会，2007年，52—83页。从朝鲜史研究出发的李成市：《古代东亚世界论再考——以地域文化圈的形成为中心》，《历史评论》2008年5月号，总697,38—52页。从日本史出发的如山内晋次：《从日本古代史研究看东亚世界论——以西嵨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为中心》，《为了新的历史学》230-231, 1998年；广濑宪雄：《东亚的国际秩序和古代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2011年，1—22页。时至今日，仍有新的批判研究不断出现。以册封体制论之外的游牧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也对册封体制论提出了相应的批判。如从蒙古高原游牧国家的历史出发，以杉山正明：《反说亚欧史》，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2年；森安孝夫：《兴废的世界史05·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东京：讲谈社，2007年；石见清裕：《唐代的国际关系》，东京：山川出版社，《世界史手册》97,2009年等研究为代表。从西藏史出发，可举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第3章“吐蕃王国的外交和国家体制”，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505—910页。从越南史出发的如桃木至朗：《中世大越国家的成立和变迁》，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1年。也有学者对堀敏一的羁縻体制论提出质疑，如金子修一：《东亚世界论》，《日本的对外关系1·东亚世界的成立》，东京：吉川弘文馆，2010年，192—216页。还有对朝贡体系提出质疑者，如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1—13。如上，西嵨定生提出的册封体制论虽受到批判，但迄今为止，在解释近代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时，仍未能出现与册封体制论相对应的观点。

[22] 西嵨定生为了将未被纳入册封体制内的日本也作为东亚史比较研究的对象，便不得不举出汉字、儒家、律令、佛教这些共通要素。如此一来，西嵨定生所谓的“东亚世界”就被限定在中国大陆的农业地区、东北亚的南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北部、河西走廊这些区域。其结果是，西嵨定生论述的“东亚世界”，与通常所使用的地理学概念上的“东亚”之间便出现了差异（当然，西嵨定生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才会特意使用“东亚世界”而非“东亚”吧）。作为地理学概念上的“东亚”，是指从帕米尔高原以东的蒙古高原至中国南部的广阔区域，是同时包含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在内的地理概念（木内信藏编：《世界地理2·东亚》，东京：朝仓书店，1984年）。本章所谓的“东亚”也指的是地理学概念上的“东亚”。诚如诸学者所批判的那样，西嵨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将具有军事、政治力量且能够左右当时欧亚大陆历史的游牧地区排除在外。出于对西嵨定生所使用的“东亚世界”在地域设定上的偏差问题之重视，近年来许多学者不再使用“东亚”一语，而是用“东方亚欧”或“亚欧东方”这样一些词语来替代。本章使用的“欧亚大陆东部”，与“东方亚欧”或“亚欧东方”这些词意义大致相同。换言之，“欧亚大陆东部”比地理学概念上的“东亚”所指的范围更为广阔，将帕米尔高原以东从蒙古高原至中国南部的区域都囊括在内，甚至也包括东南亚和现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大约指东经70度到东经180度的范围。本章将从游牧国家诞生开始，至全球一体化后的16世纪左右这段时间内的“欧亚大陆东部”视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同样，欧亚大陆中部（中央亚欧、亚欧中央）和欧亚大陆西部（西方亚欧、亚欧西方）也是这样来思考的。这就意味着对欧亚大陆东部历史的阐释，将为欧亚大陆中部和西部历史的阐释提供有效的比较，反之亦然。

[23] 关于这点，请参考李成市《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东京：山川出版社，《世界史手册》7, 2000年）的论述。

[24] 关于纳贡制度的意义，可参考渡边信一郎：《天空的玉座——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和礼仪》，东京：柏书房，1996年；石见清裕：《唐代的国际关系》，东京：山川出版社，2009年；石见清裕：《唐代的绢贸易和贡献制》，《九州岛大学东洋史论集》33, 2005年；石见清裕：《唐代的国际贸易与渤海——朝贡、五市和贡献制》，铃木靖民编《古代日本的异文化交流》，东京：勉诚社，2008年，637—660页；荒川正晴：《亚欧的交通、贸易和唐帝国》，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25] 参考石见清裕：《唐的北方问题和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古濑奈津子：《遣唐使眼里的中国》，《历史文化丛书》154，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年。

[26] 相关阐述参考妹尾达彦《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的现在——都城时代的诞生》186—187页。

[27] 本项内容以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和交通网的形成》为基础展开。

[28] 关于交通的经济功能，参考今野源八郎：《交通经济学》，东京：青林书院新社，1957年，1—14页；增井健一：《交通经济学》，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8年，3—31页。详细论述14—15世纪西欧道路功能的著作，可参考让·皮埃尔·卢盖著，井上泰男译：《中世之道》，东京：白水社，1991年，原著Jean Pierre Leguay, La rue au moyen age, Rennes: Ouest-France, 1984。

[29] 参考卡尔·波兰尼著，栗本慎一郎、端信行译：《经济与文明——达荷美王国的经济人类学分析》，东京：筑摩书房、筑摩学艺文库，2004年，原著Karl Polanyi, 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 An Analysis of an Archaic Economy（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s,42）,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30] 以下内容以妹尾达彦《长安的变迁》，《历史评论》，2010年4月号，53—54页的论述为基础增补而成。

[31] 以4世纪至7世纪时游牧民的大规模移动为契机，农牧复合型国家在亚非欧大陆各地区诞生，从这一时期起直至18世纪西欧诸国海洋型国家以沿海都市网为据点，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其殖民活动为止的近十个世纪内，是农牧复合型国家最为繁荣的时期。

[32]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一·兵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3780页。

[33] 关于大运河的经济功能，可参考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2001年；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同《中国经济史研究1》，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初版1944年。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沿线的定居程度和都市化进程，可参考史念海：《中国的运河》第5章“隋代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48—213页；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河山集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74—211页。

[34] 参考家岛彦一：《伊斯兰世界的成立和国际商业——以国际商业网的变动为中心》，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家岛彦一：《海洋创造的文明——印度洋海域的世界史》，东京：朝日新闻社，1993年；家岛彦一：《从海域看历史——印度洋与地中海的交流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

[35] 现在，将日本置于7—8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进行的研究，正在迎来一个新的阶段。最新的研究成果如铃木靖民：《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东亚》，东京：吉川弘文馆，2011年；吉川真司：《日本的律令体制与欧亚大陆》，《“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现在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2012年10月，122—129页。

[36] 本章采用的“交易港”（贸易港）这一概念，可参考卡尔·波兰尼著，栗本慎一郎、端信行译《经济与文明——达荷美王国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地就东亚与西非的贸易都市进行比较，但围绕二者的共通之处，对西非与东亚的历史结构进行比较却是极有可能的。关于这点，可参考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城与东亚世界》，铃木博之、石山修司、伊藤毅、山岸常人编《都市、建筑、历史1·纪念性建筑物的成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157—162页。另外，关于太宰府所具有的地域特性，可参考布鲁斯·巴顿：《日本的“边界”——近代之前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东京：青木书店，2000年。

[37] 奈良文化财研究所，长年以来以对平城京的发掘为中心，举办了数次展览会和专题研讨会，在东亚都城的比较分析研究中起了带头作用。参见古代都城制研究集会实行委员会编：《古代都城制研究集会第三回报告集·古代都市的构造和展开》，奈良：奈良文化财研究所，1998年；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创立50周年纪念·日中古代都城图录》，奈良：奈良文化财研究所，2002年；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朝日新闻社事业本部大阪策划事业部编：《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创立50周年纪念·飞鸟京、藤原京展》，大阪：朝日新闻社，2002年；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创立50周年纪念·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学报第66册·研究论集14·东亚的古代都城》，奈良：奈良文化财研究所，2003年；同编《东亚的理想乡与庭园——“东亚的理想乡与庭园国际研讨会”报告书》，奈良：奈良文化财研究所，2009年。

[38] 橿原考古学研究所，以飞鸟京和藤原京的发掘为中心，从不同于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角度，对东亚都城制的设立问题进行研究。参见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图录》第70册《宫都飞鸟》，奈良：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2008年；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宫都飞鸟》，东京：学生社，2011年。

[39]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以日本的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建筑学为主进行调查研究，在都城史研究方面，正开展日本都城在东亚中的位置评价的研究工作。参见山中章、仁藤敦史编：《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134·律令国家转换期的王权与都市（论考编）》，佐仓：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2007年；同编《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135·律令国家转换期的王权与都市（资料编）》，佐仓：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2007年；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长冈京迁都——桓武与激动的时代》，佐仓：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2007年；玉井哲雄编：《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国际研讨会2007·日中比较建筑文化史的构筑——宫殿、寺庙、住宅》，佐仓：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2007年；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玉井哲雄编：《从亚洲来看的日本都市》，东京：山川出版社，2013年；等等。

[40]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是研究日本文化的研究机构。参见千田稔编：《东亚的都城形态与文明史国际研讨会21》，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宇野隆夫编：《解读世界的历史空间——用GIS的文化、文明研究》，《国际研讨会24》，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王维坤、宇野隆夫编：《日文研丛书42·古代东亚交流的总合研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报告》，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宇野隆夫编：《欧亚古代都市——解读集落的历史空间》，东京：勉诚社，2010年；等等。

[41] 奈良女子大学21世纪COE项目“古代日本形成”的研究教育据点编：《奈良女子大学21世纪COE项目报告书Vol.16·都城制研究（1）》，奈良：奈良女子大学古代学学术研究中心，2007年；同编《奈良女子大学21世纪COE项目报告书Vol.23·都城制研究（2）：宫城中枢部分的形成与展开——大极殿的成立》，2009年；同编《都城制研究（3）：宫城中枢部分的形成与展开——古代都城与条坊制——下三桥遗迹》，2009年；同编：《都城制研究（4）：东亚的复都制》，2010年；同编《都城制研究（5）：都城的坪、町与小规模宅地的检证》，2011年；同编《都城制研究（6）——都城的废绝与废绝以后》，2012年；同编：《奈良女子大学21世纪COE项目报告书Vol.5·东亚古代都市与宫殿》，奈良：奈良女子大学古代学学术研究中心，2005年；同编《奈良女子大学21世纪COE项目报告书Vol.6·古代日本与东亚世界》，2005年；同编《奈良女子大学21世纪COE项目报告书Vol.14·古代都市与它的形制》，2007年；同编《奈良女子大学21世纪COE项目报告书Vol.22·东亚都市的成立》，2008年；馆野和己编：《古代都城的形态》，东京：同成社，2009年。

[42]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COE·大阪市立大学重点研究共催研讨会报告书：《中国的王权与都市——从比较史研究来看》，大阪：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编：《都市文化研究》（第1号—第18号），大阪：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3—2016年，续刊中。

[43] 《东亚世界史研究中心年报1—5》，东京：专修大学社会知性开发研究中心，2008—2011年。

[44] 吉村武彦、山路直充：《都城——日本古代的象征性：从飞鸟到平安京》，东京：青木书店，2007年。

[45] 气贺泽保规编：《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东亚史上洛阳的位置》，东京：明治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2011年。

[46] 田村晃一编：《东亚的都城与渤海》，东京：东洋文库，2005年。

[47] 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妹尾达彦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1-4，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2016年。

[48] 积山洋编：《关于东亚的难波宫与古代难波国际性的总合研究》，“平成18—21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研究成果报告书，2010年。

[49] 都市史研究会编：《年报·都市史研究13·东亚古代都市论》，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年。

[50] 参见布野修司编，亚洲都市建筑研究会执笔：《亚洲都市建筑史》，京都：昭和堂，2003年等。

[51] 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编：《新罗王京文本篇（遗物图版）》，庆州：国立文化财研究所，2002年；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编：《新罗王京调查的成果和意义》（文化财研究国际学术大会发表论文第12辑），庆州：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2003年；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编：《古代都市与王权》，大田：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2004年；圆光大学校、马韩百济文化研究所编：《古代都城与益山王宫城》，益山：圆光大学校，2005年；同编《古代东亚宫城的后苑》，同上，2010年；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国立扶余文化财研究所、国立加耶文化财研究所编：《国立庆州、扶余、加耶文化财研究所开所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三国时期朝鲜发掘调查和成果：韩国都城》，庆州：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2010年。另参见中尾芳治、佐藤兴治、小笠原好彦编：《日本古代与朝鲜的都城》，京都：Minerva书房，2007年。

[52] 柴山守编：《国际公开研讨会论文集· Hanoi 1000年王城——用地域情报学分析》，京都：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2006年；桃木至朗编：《中、近世越南权力据点的空间构成》，“2008年度—201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研究成果报告书，2011年。

[53] Hans-Georg Huettel and Ulambayar Erdenebat, Karabalgasun und Karakorumzweispätnomadische Stadtsiedlungenim Orchon-Tal, Ulaanbaatar,2009。也可参考担任斡耳朵八里发掘工作的德国考古学研究所的主页：http://www.dainst.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cache/keyvisual/media/crop_daikv_10.jpg。另参见Arden-Wong, Lyndon. A, The Archite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and Eastern Uighur Imperial Cities, in Zs. Rajkai/I. Bellér-Hann（eds.）,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gins, （Asiatische-Forschungen, 156）, Wiesbaden: HarrassowitzVerlag,2012, pp. 11—47。

[54] 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1-23辑，中国古都学会，1985—2008年。

[55] 比如，汉唐长安城的所在地——西安，最近数年间，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中心的研究者出版了许多长安史研究方面的论著，提倡创立“长安学”。关于长安学的创立，参见李炳武总主编：《长安学丛书》全8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李炳武表示，《长安学丛书》的编撰计划共六部分，150卷。本次完成的8卷为首批，即《综论卷》《政治卷》《经济卷》《文学卷》《艺术卷》《宗教卷》《历史地理卷》《法门寺文化卷》，这部丛书将会成为大部头的丛书。此外，还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候甬坚主编的《长安史学（第1辑-第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此书收集了以往关于长安史研究的重要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前所长史念海主编的《古长安丛书》（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1995年），史先生虽参与了此书的编撰工作，可是出版了两册之后，由于史先生去世，计划被中断。后来，魏全瑞主编《长安史史迹丛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经过新的装帧后出版了续刊。《古都西安》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的《古都西安》丛书30卷（西安：西安出版社，2002年）也顺利出版。从2010年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的学术杂志《长安学术》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开始出版，《长安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也开始出版了。另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主编的《唐研究（第9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及同编《唐研究（第15卷）“长安学”研究专号》（同上，2009年），也提倡创立与“敦煌学”“简牍学”并立的“长安学”。北京大学研究中心，是中国隋唐长安史研究的核心机构。还有《唐研究（第21卷）“唐代长安及其节庆”研究专号》（同上，2015年）。关于近年提倡“长安学”的研究动态，参看李小成：《长安学榷议》，《社科纵横》2009年第6期。另外，前注所提到的气贺泽保规编《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东亚史上洛阳的位置》，与研究中国洛阳的学者们一同提倡创立“洛阳学”。笔者对于“洛阳学”的见解，参看妹尾达彦《“洛阳学”的可能性——“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参加记录》，气贺泽保规编《“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东亚史上的洛阳位置》，207—217页。

[56] 关于隋大兴城的都市结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3期，79—91页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编《唐代长安城考古记略》，《考古》1963年第11期，595—611页，为目前该领域的基础文献。虽然这之后也有为数众多的发掘报告公开刊出，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能与这两篇论文相匹敌的更为全面的发掘报告。关于隋大兴城的最新研究，可参考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29—41页，之后收录在辛德勇著：《纵心所欲——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56—280页和《隋大兴城坊考稿》，《燕京学报》2009年12月，之后收录在《纵心所欲——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200—255页。关于笔者近年对隋朝大兴城都市结构的研究，可参考妹尾达彦：《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72—286页。

[57] 关于隋朝大兴城的特征，可参考妹尾达彦：《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72—286页。

[58] 参考黄正建：《唐代衣食行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4部“交通、社会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339—356页。

[59] 关于唐代渡口与桥梁的法律，可参考爱宕元：《关于唐代桥梁与渡津的管理法规——以敦煌发现的唐〈水部式〉残卷为线索》，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法制与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39—72页。关于《天圣令》“驿站”条文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

[60] 参考以砺波护《唐代的过所与公验》为代表的论著（砺波护编：《中国中世的文物》，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关于《天圣令》“过所”条文研究也在不断进行。

[61] 参考陈沅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1-5, 1933年，61—92页。

[62] 参考姚家积：《唐代驿名拾遗》，《禹贡》（半月刊）5-2, 1936,22—31页。

[63] 参考白寿彝：《中国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白寿彝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收录）、《中国通史纲要》（上下）（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

[64] 参考陶希圣主编：《唐代之交通》，《食货史学丛书》，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台北：食货出版社，1974年，初版1937年。

[65] 参考青山定雄：《唐宋时代交通与地志地图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

[66] 参考严耕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唐代交通图考》序言总目第一卷《京都关内区》（台北，1985年）、第二卷《河陇碛西区》（1985）、第三卷《秦岭仇池区》（1985）、第四卷《山剑滇黔区》（1985）、第五卷《河东河北区》（1985）、第六卷《河南海南区》（1985）。

[67] 参考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68] 参考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69] 参考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70] 参考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

[71] 参考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72] 参考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73] 参考郭声波：《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同《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74] 参考荒川正晴：《亚欧的交通、贸易与唐帝国》。

[75] 参考安田顺惠：《关于唐代萧关新城的位置与长安西北部唐代交通道路的一试论——基于Corona卫星照片的判读和实地调査商讨》，《人文地理》57-1, 2005年，68—82页。

[76] 关于隋唐交通的梗概，可参考席龙飞、杨焙、唐锡仁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刘希为编：《隋唐交通》，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

[77] 参考铃木靖民、荒井秀规编：《古代东亚的道路与交通》，东京：勉诚社，2011年。

[78] 参考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公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此书的一部分已经翻译成日语。

[79] 关于复原以长安为中心的交通干线的先行研究，可参考妹尾达彦编：《隋唐长安城关系论著目录》和《都市与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第3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2年。

[80] 参考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初版1993年所载《都亭驿考辨》，87—93页。

[81] 关于柳宗元《馆驿使壁记》的研究，可参考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道和驿馆》，《西北史地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73—81页；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42—165页，初版于1988年等论著的分析。

[82] 关于唐代两京间的交通，有以严耕望、史念海和辛德勇等学者为代表的众多研究。作为对严耕望复原研究的补充，曾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绘图的王文楚在《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上刊出的《唐代两京驿路考》（46—81页）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83] 关于长安——广州间这条干线的历史研究，中山久四郎：《广东的胡商及连接广东长安的水运交通》，《东洋学报》10-2, 1940年，92—114页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84] 关于唐代的骆谷道（傥骆道），可参考李之勤：《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西北史地研究》，82—89页和《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90—103页。

[85] 关于唐代的斜谷道（褒斜道），可参考李之勤《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路及其所置驿馆》，103—108页。

[86] 参考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099—1121页。

[87] 关于长安至拉萨之间的这条线路，可参考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第二章“唐代青海、拉萨间的道路”，89—193页。

[88] 关于这条道路的研究，参考荒川正晴《亚欧的交通、贸易与唐帝国》中的详细论述。

[89] 参考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的研究》，18页。

[90] 关于隋洛阳城的都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编《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査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127—13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编《洛阳东都城址的勘査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361—379页）为目前该领域的基础文献。这两篇论文所描绘的隋唐洛阳城的复原图，随着近年来的发掘，已被修改很多处。关于隋唐洛阳城都市结构的考古发掘报告，收录在杨作龙、韩石萍主编《洛阳考古集成·隋唐五代宋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最近几年新出的发掘报告，可参考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编《洛阳文物钻探报告第1辑》《洛阳文物钻探报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和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洛阳大遗址研究与保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156—207页等。笔者关于隋洛阳城都市结构的研究，可参考妹尾达彦：《隋唐洛阳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3册，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7年，67—111页。另外，上述拙作可通过http://repository.dl.itc.u-tokyo.ac.jp/dspace/handle/2261/2064阅览。

[91] 参考妹尾达彦《江南文化的系谱——建康与洛阳》。

[92] 参考：盐泽裕仁《千年古都洛阳——其遗迹与人文、自然环境》；宇都宫美生《关于唐代洛阳禁苑（西苑）的考察与课题》（《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会报告原稿》，2006年8月17日，山口大学）和《隋唐洛阳城西苑的四至与水系》，《中国文史论丛》6号，中国文史研究会，2010年，35—71页。

[93] 参考妹尾达彦《江南文化的系谱——建康与洛阳》。

[94] 关于隋唐的都城所受南朝都市江南庭园样式的影响，可参考大室干雄：《园林都市——中世中国的世界形象》，东京：三省堂，1985年；村上嘉实：《中国的庭园——中国庭园史（宋代以前）》，《禅文化》36, 1965年。关于南朝化的概念，可参考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和《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南朝化倾向再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等等。通过大运河与南朝文化圈直接联系起来的洛阳，是隋唐时期南朝化的中心地点之一。此外，也可参考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园林》。

[95] 关于吐蕃都城拉萨（逻些）的都市结构，因只保留下了一些不太完整的文献史料，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另外由于没有进行考古发掘，其都市结构至今也不甚明了。关于17世纪以后拉萨都市空间的特征，可参考Knud Larsen and Amund Sinding-Larsen, The Lhasa Atlas: Traditional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ownscape,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2001（李鸽译：《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传统西藏建筑与城市景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此外，亦可参考高田将志：《喜马拉雅东部及其周边地域所见围郭、城塞的建筑物与都市、集落》，户祭由美夫编：《关于亚欧都市围郭的成立与系谱的比较地志学研究》，“1994年度—199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A）[2]研究成果报告书，1998年，25页、115—130页；石滨裕美子：《千年之都拉萨》，《旅行人》2006年夏号，东京：旅行人，54—61页。

[96] 参考山口瑞凤：《西藏》（下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7—50页、328—348页。山口瑞凤认为，公元646年前后建造小昭寺之后，公元651年建造了大昭寺（《西藏》[下卷],329页）。此外，据说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时，从唐朝将释迦牟尼像带到拉萨，这与之后金城公主（约698—740，李守礼的女儿）嫁给西藏王的传言相混淆而被传承下来。文成公主第一次婚姻的丈夫为共松共赞，与松赞干布的婚姻为再婚（《西藏》[下卷], 17—50页）。另外也可参考石滨裕美子：《图说西藏历史纪行》，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99年，26—47页。

[97] 参考山口瑞凤：《吐蕃王国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740—782页。

[98] 关于吐蕃的交通网，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第二章《唐代青海——拉萨间的道路》，是复原长安至拉萨间陆路（即唐蕃古道）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此外，佐藤长著《古代西藏史研究（上卷、下卷）》（京都：同朋社，1959年）、《中世西藏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年）中，也有关于吐蕃以来西藏高原交通道路的叙述。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为吐蕃王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其中也有对吐蕃驿传制度及长安至拉萨间交通道路的分析。

[99] 参考山口瑞凤《西藏》（下卷）332—333页。

[100] 关于近江京（大津京），可参考林博通《大津京遗迹的研究》（京都：思文阁出版社，2001年）和《虚幻之都——大津京的发掘》（东京：学生社，2005年）等。

[101] 关于藤原京（准确来说为新益京），可参考八木充：《研究史·飞鸟京、藤原京》，东京：吉川弘文馆，1996年；林部均：《古代宫都形成过程的研究》，东京：青木书店，2001年；小泽毅：《日本古代宫都结构的研究》，东京：青木书店，2003年；寺崎保广：《藤原京的形成》，东京：山川出版社，2002年；木下正史：《藤原京：日本最初的都城的复兴》，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3年；等等。

[102] 关于平城京，可参考大井重二郎：《平城京与条坊制度的研究》，京都：初音书房，1966年；井上和人：《古代都城制条里制的实证研究》，东京：学生社，2004年；同《日本古代都城制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2008年；奈良县平城迁都1300年纪念2010年委员会编，樋口隆康等主编：《平城京的历史与文化》，东京：小学馆，2001年；渡边晃宏：《平城京与木简时代》，东京：讲谈社，2001年；馆野和己：《古代都市平城京的世界》，东京：山川出版社，2001年；吉村武彦、馆野和己、林部均著：《平城京的诞生》，东京：吉川弘文馆，2010年；等等。

[103] 关于恭仁京，可参考泷川政次郎：《京制与都城制的研究》，东京：角川书店，1967年；小笠原好彦：《日本的古代都城与隋唐洛阳城》，气贺泽保规编《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156—168页等。

[104] 关于难波京，可参考难波宫址保护会编：《难波宫与日本古代国家》，东京：塙书房，1977年；积山洋《东亚的难波宫与古代难波的国际性综合研究》等。

[105] 关于长冈京，可参考山中章：《日本古代都城的研究》，东京：柏书房，1997年；同《长冈京研究序说》，东京：塙书房，2001年；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长冈京迁都——桓武与动荡时代》，佐仓：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2007年；等等。

[106] 关于平安京，可参考井上满郎：《研究史·平安京》，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北村优季：《平安京之历史与结构》，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桥本义则：《平安京成立史的研究》，东京：塙书房，1995年；吉川真司编：《日本的时代史5·平安京》，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年；西山良平：《都市平安京》，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西山良平、藤田胜也编：《平安京的住址》，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金田章裕编：《平安京——京都都市图与都市结构》，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京乐真帆子：《平安京都市社会史研究》，东京：塙书房，2008年；等等。

[107] 关于南诏的太和城与阳苴咩城（大理），可参考藤泽义美《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东京：大安，1969年）；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林荃《南诏城址概说》（杨仲录等人编《南诏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229—247页）；李昆声《南诏大理城址考》（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诏大理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14—127页）；何金龙《南诏都城防卫体系“九重城”的研究》140—151页；何金龙《洱海区域南诏诸城址功能性质的分类》（林超民、杨政业、赵寅松主编《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52—159页）；张增祺《洱海区域的古代文明——南诏大理国时期》（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120—151页）等。太和城的复原图出自前注张增祺“大理太和城遗址实测平面图”。笔者于2010年8月进行实地考察时，发现太和城西部的金刚城还残留部分建筑物，阳苴咩城也有部分城墙至今保存完好。

[108] 关于南诏的交通，参考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藤泽义美《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东京：大安，1969年）；林谦一郎《中国与东南亚的交界处——云南之初期国家的形成》（池端雪浦等人编《岩波讲座·东南亚史[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147—171页）等学者的基础考察。张增祺《洱海区域的古代文明》（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四章第六节“交通贸易”324—334页也概括了南诏的交通道路。

[109] 关于大罗，可参考桃木至朗《对大越（越南）李朝昇龙都城文献史料的重新考察》（《待兼山论丛》44, 2010年，1—29页）；樱井由躬雄《河内、还剑地区的道路网》（《中国——社会与文化》27, 2012年，46—69页）；桃木至朗编《中、近世越南权力据点的空间构成》（2008年度—201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研究成果报告书，2011年）；西村昌也《越南的考古·古代学》（东京：同朋社，2011年）；柴山守编《国际公开研讨会论文集·河内一千年的王城——基于地域情报学的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2006年）和《吉尼斯日本信托基金“大罗、河内文化遗产群的保护”·日越关于大罗城的研究论集》（东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2012年）。

[110] 关于回鹘的都城，可参考田坂兴道：《漠北时代回鹘诸城郭的研究》，善邻协会内蒙古研究所编《蒙古学报》第二号，1941年，192—243页；森安孝夫、欧其尔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査研究报告》（大阪：中央亚欧学研究会，1999年）上刊载的《哈拉巴勒嘎斯宫城与都市遗迹》，199—208页等。

[111] 参考森安孝夫、欧其尔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査研究报告》上刊载的《白八里遗迹》，196—198页。

[112] 参考森安孝夫、欧其尔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査研究报告》，199页。

[113] 参考罗新：《汉唐时期漠北诸游牧政权中心地域之选择》，《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641—649页。

[114] Hans-Georg Huettel and Ulambayar Erdenebat, Karabalgasun und Karakorum-zwei spätnomadische Stadtsiedlungen im Orchon-Tal, Ulaanbaatar,2009; Arden-Wong, Lyndon A, The Archite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and Eastern Uighur Imperial Cities, in Zs. Rajkai/I. Bellér-Hann（eds）,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gins,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56）,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2012, pp. 11—47．此外，亦可参考负责发掘斡耳朵八里的德国考古学研究所的主页http://www.dainst.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cache/keyvisual/media/crop_daikv_10.jpg。

[115] 关于以斡耳朵八里为核心的交通网，可参考田坂兴道：《漠北时代回鹘诸城郭研究》，善邻协会内蒙古研究所《蒙古学报》第二号，1941年，192—243页；齐藤胜：《唐、回鹘绢马贸易再考》，《史学杂志》108-10, 1999年，33—58页、173—174页。

[116] 关于渤海旧国以及上京等五京都城的研究，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田村晃一编《东亚的都城与渤海》（东京：东洋文库，2005年）；杨雨舒、蒋戎《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08年）；酒寄雅志《渤海的都城》（妹尾达彦编《都市与环境历史学〔增补版〕第2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465—483页）；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渤海上京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虹光著《渤海上京城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等。

[117] 关于渤海五京与交通道路的研究，可参考河上洋《渤海的交通道路与五京》（《史林》第72卷第6号，1989年，76—101页）；小岛芳孝《渤海的交通道路》（铃木靖民、荒井秀规编《古代东亚的道路与交通》，东京：勉诚社，2011年，211—232页）及《渤海的产业与物流》（《亚洲游学》6，东京：勉诚社，1999年，65—81页）。河上论文101页刊载的“交通道路复原图”，是以文献为基础对五京及其周边交通道路的复原图。此外，韩国教员大学历史教育科著、吉田光男审译《韩国历史地图》（东京：平凡社，2004年）58—59页刊载的“渤海的对外交易”图，与河上洋的复原图稍有差异。亦可参考杨雨舒、蒋戎《唐代渤海国五京研究》（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08年）；赤羽目匡由《渤海王国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吉川弘文馆，2011年）；郑永振、李东辉、尹铉哲《渤海史论》（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0章“渤海国的水陆交通与对外交流”248—322页的考察。虽然目前对于渤海五京的选址和干线的研究尚有很多不清楚之处，但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许多问题正在逐渐得到解决。

[118] 参考田村晃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考古学探讨》，《东亚的都城与渤海》，东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005年，111—154页。

[119] 参考井上和人：《渤海上京龙泉府形制新考》，《东亚的都城与渤海》，东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005年，71—110页；及其《渤海上京龙泉府形制重考》，《东亚的古代文化》125号，2005年，37—57页。

[120] 参考小岛芳孝：《图们江流域的渤海都城与瓦当——基于齐藤优的调查资料》，《东亚的都城与渤海》，东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005年，155—186页。

[121] 参考清水信行：《渤海上京龙泉府出土的平瓦、圆瓦》，《东亚的都城与渤海》，东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005年，191—240页。

[12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渤海上京城》，很早就指出日本都城的宫殿皇城曾受到大明宫宫殿结构的影响。

[123] 关于新罗统一三国后模仿唐长安对都城金城进行大规模改造，可参考田中俊明《新罗王京的建立》（《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30, 1992年）；黄仁镐《新罗王京的变迁——通过道路来看都市规划》（《东亚的古代文化》126,2006年）；亦可参考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山田隆文对新罗王京的研究。

[124] 参考藤岛亥二郎：《朝鲜建筑史论（1、2）》，《建筑杂志》530、531, 1930年。

[125] 参考尹武炳：《新罗王京的坊制》，韩国史学论丛刊行委员会编《斗溪李丙焘博士九旬纪念·韩国史学论丛》，圳州：知识产业社，1987年。

[126] 参考东潮：《新罗金京的坊里制》，《条里制——古代都市研究》15, 1999年。

[127] 参考森浩一监修，东潮、田中俊明编《韩国的古代遗迹——新罗篇（庆州）》（东京：中央公论社，1988年）263页刊载的“7世纪的坊里（复原草稿）”。

[128] 参考鬼头清明：《新罗都城制的发展》，见旗田巍先生古稀纪念会编《朝鲜历史论集（上）》，东京：龙溪书社，1979年。

[129] 参考龟田博：《日韩古代宫都的研究》，东京：学生社，2000年。

[130] 参考李起凤：《关于新罗王京的区域范围的地理研究》，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2年。

[131] 参考佐藤兴治：《新罗的都城》，见中尾芳治、佐藤兴治、小笠原好彦编《古代日本与朝鲜的都城》，京都：雅典娜书房，2007年。

[132] 参考李恩碛：《新罗王京的都市规划》，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编《东亚的古代都城研究会创立50周年纪念·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学报第66册·研究论集ⅩⅣ》，2003年，76—93页。

[133] 参考黄仁镐：《关于新罗王京建造计划的考察》，《日韩文化财论集Ⅰ·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学报第77册》，奈良：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大田：大韩民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2008年，53—74页。

[134] 参考郑泰垠：《新罗王城调査研究的现状和成果——以发掘调査成果为中心》，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国立扶余文化财研究所、国立加耶文化财研究所编《韩国的都城（三国——朝鲜）发掘调査的成果——国立庆州、扶余、加耶文化财研究所开所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35—61页。

[135] 参考李会俊：《新罗王京遗迹发掘调査成果》，《韩国的都城（三国——朝鲜）发掘调查的成果》，2010年，63—89页。

[136] 参考方学凤：《渤海城郭》，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7] 参考山田隆文《新罗金京复原试论》（《古代学研究》159, 2002年）；《日本的都城制与新罗金京研究》（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国立扶余文化财研究所、国立加耶文化财研究所编《韩国的都城〔三国——朝鲜〕发掘调查的成果——国立庆州、扶余、加耶文化财研究所开所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69—189页。

[138] 近年来关于新罗王京的研究，可参考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编：《新罗王京》（本文篇、遗物图版），庆州：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2002年；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编：《新罗王京调査的成果与意义——文化财研究国际学术大会发表论文（第12辑）》，庆州：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2003年；首尔大学博物馆编：《海东盛国：渤海》，首尔大学博物馆：通川文化史，2003年；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编：《古代都市与王权》，大田：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2004年；圆光大学马韩百济文化研究所编《古代都城与益山王宫城》（益山：圆光大学，2005年）和《古代东亚宫城的后苑》（益山：圆光大学，2010年）；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国立扶余文化财研究所、国立加耶文化财研究所编：《韩国的都城（国立庆州、扶余）·加耶文化财研究所开所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三国——朝鲜发掘调查与成果》，庆州：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2010年；等等。此外，亦可参考中尾芳治、佐藤兴治、小笠原好彦编：《日本古代与朝鲜的都城》，京都：雅典娜书房，2007年所刊载的各篇论文。

[139] 参考田中俊明：《新罗王京的成立》，《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30, 1992年和《对新罗交通体系的初步考察》，《朝鲜古代研究》4,2003年，43—60页。

[140] 参考黄仁镐：《新罗王京的变迁——从道路看都市规划》，《东亚的古代文化》126, 2006年，2—19页。

[141] 参考郑枖根：《新罗统一时期的交通干线》，《韩国古代史研究》63, 147—190页。

[142] 参考徐荣一：《新罗陆上交通道路的研究》，首尔：学研文化社，1999年。

[143] 参考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66页所载图18“‘大中国’与‘小中国’的思想结构”。

[144] M. Eliade著、久米博译：《Eliade著作集》第3卷《圣空间与时间·宗教学概论3》，东京：Serika书房，1974年。

[145] Heine-Geldern著，大林太良译：《东南亚洲的国家与王权的观念》，大林太良编《神话·社会·世界观》，东京：角川书店，1972年，263—290页。

[146] M. Eliade和Heine-Geldern之后关于圣都的研究进展，参看Bardwell Smith and Holly Baker Reynolds（eds）, The City as a Sacred Center: Essays on Six Asian Contexts, Leiden, New York: E. J. Brill, 1987。

[147] Paul Wheatley,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148] Jeffrey Meyer, The Dragons of Tiananmen, Beijing as a Sacred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关于此书，参见妹尾达彦的书评：《表征的帝都——Jeffrey Meyer著〈天安门的龙——圣都市·北京〉》，《亚洲史的制度和社会》，《亚洲史研究》20，东京：刀水书房，1996年，173—195页。

[149] 布野修司以亚洲城市建筑史总论为基础，陆续出版了各地域城市建筑史的专论，正努力试着构筑亚洲城市史的整体形象。参见布野修司：《曼荼罗都市·印度都市的空间理念和它的变容》，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年；布野修司、山根周：《莫卧儿都市——伊斯兰都市的空间变容》，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8年；同编《近代世界制度和殖民都市》，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5年；布野修司、韩三建、朴重信、赵圣民：《韩国近代都市景观的形成——日本人移住渔村和铁道町》，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0年；等等。另有布野修司：《都市的形态——它的起源、变容、转成、保全》，《岩波讲座1·都市再生考察·都市是什么》，东京：岩波书店，2005年，37—66页；同《大元都市——中国都城的理念和空间结构》，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5年，参见文中有关比较城市史的明确且系统性的分析。

[150] 村松伸：《中华中毒——中国空间的解剖学》，《筑摩学艺文库》，东京：筑摩书房，2003年。

[151] 阵内秀信、朱自煊、高村雅彦：《北京——解读都市空间》，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98年。

[152] 小岛毅：《郊祀制度的变迁》，《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08, 1989年。

[153] 中田美绘：《五台山文殊信仰与王权——唐朝代宗期金阁寺修筑分析》，《东方学》117, 2009年，11—86页。

[154] 渡边信一郎：《天空的玉座——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仪礼》，东京：柏书房，1996年；同《中国古代的王权与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研究来看》，东京：校仓书房，2003年。

[155] 内田和伸：《平城宫大极殿的设计思想》，东京：吉川弘文馆，2011年。

[156] 关于这一点，参见妹尾达彦：《天与地——前近代中国的都市与王权》，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COE·大阪市立大学重点研究共催研讨会报告书：《中国的王权与都市——从比较史研究来看》，大阪：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

[157] Gideon Sjoberg著，仓泽进译：《前产业型都市——都市的过去与现在》，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

[158] Clifford Geertz著，小泉润二译：《Nugara:19世纪巴厘岛的剧场国家》，东京：Misuzu书房，1990年。

[159] 高桥清德：《都市的“社会构造”与“都市形态”——都市史研究国际委员会旧金山会议（1975.8）的沃夫报告》，《法律论丛》48-3，明治大学法律研究所，1976年，116页。

[160] 矢守一彦：《都市计划的研究：变容系列与空间构成》，东京：大明堂，1970年。

[161] 高桥诚一：《东亚的都城遗迹》，《人文地理》42-5, 1990年，442—465页；同《东亚的都城纪行》，京都：Nakanishiya出版局，2007。

[162] 应地利明：《都城的系谱》，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

[163] 户田由美夫等编：《关于欧亚都市围郭的成立与它的系谱的比较地志学的研究》，平成六年度——平成九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A）-（2）研究成果报告书，1998年。

[164] 铃木博之、石山修司、伊藤毅、山岸常人编：《都市、建筑、历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2006年；吉田伸之、伊藤毅编：《传统都市》，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

[165] 关于方格状城市规划与社会构造的关系，参看妹尾达彦：《中国都城方格状道路分割的沿革》，《都城史研究》3, 2009年，11—86页。

[166] 井上和人：《古代都城制条里制的实证研究》，东京：学生社，2004年；同《日本古代都城制的研究——藤原京、平城京的历史意义》，东京：吉川弘文馆，2008年。

[167] 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

[168] 近年的王权仪礼的研究史，参见妹尾达彦：《天与地——前近代中国的都市与王权》，5—43页；同《长安：礼仪之都——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素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15, 2009年，385—434页。

[169] 渡边浩：《御威光与象征——德川政治体制的一侧面》，同《东亚的王权与思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16—60页。

[170]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171]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72] 酒寄雅志：《渤海与古代日本》，东京：校仓书房，2001年，435—472页。

[173] 桑野荣治：《册封体制下高丽、李朝的王权仪礼——以圜丘坛祭祀为中心》，《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东亚王权的比较研究”研讨会·东亚王权的态样——从陵墓、王权仪礼来看》，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古代王权研究会，2007年，89—103页；同《从高丽末期到李朝初期的对明外交仪礼基础的研究（平成十三年——平成十五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2004年。

[174] Stanley. J. Tambiah,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 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7．关于Stanley. J. Tambiah的“银河系政体论”的特点，参见关本照夫：《东南亚王权的构造》，伊藤亚人、关本照夫、船曳建夫编：《现代社会人类学3·国家与文明的过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3—34页；永渕康之：《东南亚王国与礼仪》，网野善彦等编《岩波讲座·天皇与王权1》，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257—279页。

[175]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1—36。关于Victor Lieberman的“太阳政体论”，参见桃木至朗：《中世大越国家的成立与变容》，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1年，7—15页的论述。

[176] Oliver.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revised ed.）, Singapore:ISEAS, 1999. pp.27—40.

[177] 以往的学说把前近代东亚的国际秩序看作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对此，夫马进指出，中国和东亚各国是相互影响的外交关系，并从多方面对其变迁进行了分析。见夫马进编：《中国东亚外交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

[178]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

[179] 妹尾达彦：《长安的变貌——从“大中国”的都到“小中国”的都》，《历史评论》720, 2010年，47—60页。

[180] 杜能（J. H. Thünen）提出了“农业区位论”，即生产费用和运往消费地区的运输费用一起决定了农业类型的布局；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提出了工业最优先选址的“工业区位论”；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了“中心地理论”，即以财富的流通为基础，讨论了都市之间的等级结构。这种经济地理学的假说认为，通往消费地区的交通条件和运输费用是决定土地利用类型的关键。但是，考察近代之前社会的时候，有必要综合探讨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

[181] 最初建造时，隋唐长安城内外的土地规划主要以军事防御和政治象征为基础，参考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和《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72—286页）。随着8—9世纪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商业圈的形成，促进了城内外的土地利用，这点可参考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官员住宅》（《东洋史研究》55-2, 1996年，35—74页）和《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桥本义则所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11年，106—140页）。

[182] 详细内容请参考妹尾达彦：《隋唐长安的交通与城内外的土地利用》，《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纪念论文集》，奈良：橿原考古学研究所，2013年，284—290页。

[183]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编：《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33—39页；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初版1993年所载《长安城门交通制度》，13—14页。

[184] 详细论述请参考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106—140页。

[185] 本节依据的是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106—140页的叙述。

[186] 参考妹尾达彦：《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55—269页。

[187] 中国法制史专家滋贺秀三认为：西欧的法律主张的是权力，而中国法律的特征是“所谓法，只是王者手中掌握的一种统治工具，由王者制定并公布，一般是通过刑罚这种制裁手段强行实施”（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法典与刑罚》，东京：创文社，2003年，5页），并指出，中国所说的法终究只不过是专制君主的命令而已。此外，仁井田升也指出：“通常认为中国刑法典成立久远，是一种源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制度，然而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民众来说，从未免于君主或法官的独断专行。……唐代的法律虽一方面遵守法定主义的原则，然而另一方面却规定，唯有天子可以凌驾于法之上以裁定罪行，给予‘临时的处分’。”（仁井田升：《增订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初版1959年，174—175页）。

[188] 《晋礼》和晋《泰始律令》的制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参考小林聪：《从泰始礼制到天监礼制》，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唐代史研究》8, 2005年，26—38页；同《西晋礼制秩序的构建与变化》，《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0, 2002年，27—60页；同《汉的礼制与公家服饰制的研究·序说》，《埼玉大学纪要（教育学部）》58-2, 2009年，233—248页。

[189] 近代西欧法律以维护从政治权力到国民权力的罪刑法定主义为基础，是以民法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相较之下，中国的法定主义尽管自古以来就有基础，但其法定主义的目的终究是官僚随意运用职权来操作的，以防止可能对皇帝权威做出的侵害。另外，中国法不是以民法而是以刑法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与保护个人权力的西欧近代法的法定主义不一样。因为“天子（皇帝）”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且能裁决的权限，所以中国法与西欧近代法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关于这点，参考仁井田升《修订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2部《中国古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发展》47—297页，及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法典与刑罚》序章“中国法的基本性质”5—14页。

[190] 戴炎辉：《唐律各论（上）》，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25—26页认为：“御在所”分为宫殿和宫殿以外的皇帝住所两种。笔者认为“御在所”与是不是宫殿没有关系，关键是“天子（皇帝）”所居的场所。“御在所”一词，在《唐律疏议》中曾频繁出现。例如，《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五十一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35页）“诸称‘乘舆’‘车驾’及‘御’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并同”一疏中，记录有“疏议曰：乘舆者，案《贼盗律》:‘盗乘舆服御物者，流二千五百里。’若盗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服御物者，得罪并同。车驾者，依《卫禁律》:‘车驾行，冲队者徒一年。’若冲三后队，亦徒一年。又：‘阑入至御在所，斩。’至三后所，亦斩。是名‘并同’”。《唐律疏议》卷七《卫禁律》五十九条（同上，150页）“殿门，徒二年半。持仗者，各加二等。仗，谓兵器杵棒之属。余条称仗准此”一疏中，记录有“疏议曰：太极等门为殿门，阑入者，徒二年半。持仗各加二等，谓将兵器、杵棒等阑入宫门，得徒三年；阑入殿门，得流二千里。兵器，谓弓箭、刀桕之类。杵棒，或铁或木为之皆是，故云‘之属’。余条，谓下文‘持仗及至同书御在所者’，并‘持仗强盗者’，并准此”。同书卷七《卫禁律》六十九条（同上，159页）“诸犯阑入宫殿，非御在所者，各减一等；无宫人处，又减一等。入上阁内，有宫人者，不减”一疏中，记录有“疏议曰：诸条称阑入宫殿得罪者，其宫殿之所，御若不在，各得减阑入罪一等；虽是宫殿，见无宫人，又得减罪一等。假若在外诸宫，有宿卫人防守而阑入，合徒一年之类。若入上阁内，有宫人，虽非御在所，亦合绞；无宫人处，亦减二等”。同书卷七《卫禁律》七十三条（同上，162—163页）“诸向宫殿内射，谓箭力所及者。宫垣，徒二年；殿垣，加一等。箭入者，各加一等；即箭入上阁内者，绞；御在所者，斩”一疏中，记录有“疏议曰：射向宫垣，得徒二年；殿垣，徒二年半。箭入者，宫内，徒二年半；殿内，徒三年。即箭入上阁内者，绞。‘御在所者斩’，谓御在所宫殿。若非御在所，各减一等；无宫人处，又减一等。皆谓箭及宫、殿垣者。若箭力应及宫、殿而射不到者，从‘不应为重’。不应及者，不坐。问曰：何以知是御在所宫殿？答曰：向宫垣射得徒二年，殿垣徒二年半，准其得罪，与‘阑入’正同。上条：‘阑入宫、殿，非御在所，各减一等。无宫人，又减一等。’即验车驾不在，又无宫人，阑入上阁者合徒三年。此条箭入上阁绞，御在所斩，得罪既同‘阑入’，明为御在宫中。御若不在，皆同上条减法：箭入宫中，徒一年半；殿中，徒二年；入上阁内，徒三年”等。御在所的“御”，也包含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

[191] 必须注意的是，皇帝本身才是社会序列的基准，而非空间。例如，坐南朝北的南宋临安，皇帝左手所指方位为西，而右手所指方位为东，这正好与坐北朝南的时候相反，因为临安依据朝北的皇帝自身，从宫殿延伸到外郭城的御街是从南通往北，以御街为轴，皇帝左手方位（西）为太庙，而社稷设置在皇帝右手方位（东）。

[192] “两仪”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正义》卷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89页）

[193] “甘露”一词，出自老子《道德经》卷上《圣德第三十二》（《四部丛刊初编》，宋版河上公本）“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指的是天地阴阳之气互相调和，就会从天而降甜美的雨露。只有实行德治的王朝才会天降甘露，是为祥瑞之兆。

[194] “太极”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易正义》卷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89页）

[195] 中国的都城作为世界神圣之都的模型之一，可参考：M．埃利亚代（M. Eliade）著，久米博译：《埃利亚代著作集》第3卷《神圣空间与时间·宗教学概论3》（东京：Serika书房，1963年）; Paul Wheatley,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大室干雄：《剧场都市——古代中国的世界像》（东京：三省堂，1981年）。

[196] 妹尾达彦：《都城与律令制》，见大津透编《史学会专题研讨会丛书·日唐律令比较研究的新阶段》，东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97—118页有初步论述。本文的目的之一，便是期待能从整体上增补此观点。

[197] 关于唐长安城近郊王权礼仪的舞台及其功能，可参考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东洋文化》72，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2年，1—35页）和《天与地——近代之前中国的都市与王权》（大阪：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COE、大阪市立大学重点研究联合主办的研讨会报告书：《中国的王权与都市——从比较史的观点出发》，大阪：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5—43页）。

[198] 参考戴炎辉：《唐律各论（上）》，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

[199] 参考泷川政次郎：《〈卫禁律〉后半部分的遗漏条文》，同《律令格式研究——法制史论丛第一册》，东京：角川书店，1967年，原载1963年，141—159页。

[200] 参考小林宏编《律条拾羡（付、律条拾肋）》（《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纪要》38, 1976年）所载岚义人关于《卫禁律》“阑入非御在所”条的论述。

[201] 参考冈野诚：《唐代“守法”的一个事例——关于〈卫禁律〉“阑入非御在所”条》，《东洋文化》60，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0年，81—100页。

[202] 参考井上和人《关于唐代长安的诸门——对〈唐律疏议〉中“门”字的分析》，《法史学研究会会报》9，明治大学法学部法史学研究室，2004年，26—44页。

[203] 参考桂齐逊：《唐代宫禁制度在政治与法律上的意义与作用》，见高明士编《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2）·唐律诸问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109—183页。

[204] 参考张春兰：《唐代都城治安管理制度》，《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30-3, 2010年，39—43页。

[205] 参考郭绍林：《唐代京师长安的治安问题》，《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92—96页。

[206] 参考万晋：《唐代长安城门郎官考析》，《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9-10, 2010年，84—88页。

[207] 参考赖亮郡：《唐宋律令法制考释——法令实施与制度变迁》第1章“罪与刑：唐律的加刑探讨”，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7—40页。

[208] 详细论述可参考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园林》，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11年，269—329页。

[209] 关于唐代长安的外交礼仪，参考石见清裕：《唐的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

[210] 关于东亚的度量衡，可参考日本江户时代狩谷棭齐的《本朝度量衡考》（富谷至校注：《本朝度量衡考》，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1991年）；以及吴承洛著、程理濬修订的《中国度量衡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薮田嘉一郎编译注《中国古尺集说》（京都：综艺舍，1969年）；中国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丘光明编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藤本康雄、田端修、樋口文彦《中近世东亚的古都市、建筑平面构成与尺度》（《艺术》22号，大阪：大阪艺术大学，1999年，136—153页）；张十庆《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等。井上和人在其著作《日本古代都城制的研究——藤原京、平城京的历史意义》（东京：吉川弘文馆，2008年，65—11页，原载2005年）中指出，平城京可以非常吻合地嵌入到长安城内，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尺寸基准为各国共有。

[211] 吉田孝《历史中的天皇》（东京：岩波书店，岩波新书，2006年）、《日本的诞生》（东京：岩波书店，岩波新书，1997年）中的叙述条理清楚，易于明白。

[212] 参考妹尾达彦：《都城与律令制》，大津透所编《史学会专题研讨会丛书·日唐律令比较研究的新阶段》，东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97—118页。

[213] 《隋书·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17—18页。参考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同《纵心所欲——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0—255页的校订。

[214] 《续日本纪》卷四“二月戊寅”条，《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第1册，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130页。

[215] 关于隋和日本定都诏书的比较已有很多论著，这里仅列举锅田一：《隋大兴城营造诏书与平城迁都诏书》，《法律论丛（明治大学）》60 -4、5合并号，1982年，759—774页。

[216] 参考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111—119页）；同《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园林》（同上）283—286页。

[217] 参考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111—119页、《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园林》283—286页。

[218] 日本在很久以前就熟知中国的“革命”思想对政治产生的影响。例如：为了证明从天武系到天智系的正统性，天智系的桓武天皇为昊天上帝举行了郊祀。然而，桓武天皇只是在一脉相承的天皇血统中实现了王位更替，这与中国的“易姓革命”还是大相径庭的。

[219] 即使在中国，在汉代中期因儒家思想的盛行而实行国家祭祀改革以前，都城周边的神圣场所也是作为王权礼仪的主要舞台。儒家因构建了极抽象的王权论，剥夺了土地的神圣性，以王权理论为基础，提出哪里都可以建立都城的“易姓革命”和王朝更替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220] 关于日本古代天皇制度的特征，可参考大津透《古代的天皇制》（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水林彪《天皇制史论——本质、起源、发展》（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等。此外，日本列岛的历史特征，是没有经历过亚非欧大陆普遍的“征服王朝”，也没有王朝的更替。不基于王朝更替的日本史有独特的时代划分（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等），很好地说明了日本史的特殊性。

[221] 参考吉川真司《天皇的历史02·圣武天皇与佛都平城京》（东京：讲谈社，2011年）、河上麻由子《古代亚洲世界的对外关系与佛教》（东京：山川出版社，2011年）。

[222] 参考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106—140页。

[223] 本节内容是对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与郊外的诞生》《隋唐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土地利用——隋唐长安城的官员居住地与墓地的变迁》（妹尾达彦编《都市与环境历史学〔增补版〕》第3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2年，31—181页）的简单整理和修改。

[224] 关于唐代墓葬的研究论著，参考妹尾达彦编《隋唐长安城关系论著目录稿1911年—2005年》（东京：中央大学东洋史学专攻研究室，2005年）中的“皇帝陵”和“墓葬的发掘”。

[225] 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26] 参考爱宕元：《唐代荥阳郑氏研究——以籍贯归葬为中心》，《人文》35, 1988年，1—40页。

[227] 参考长部悦弘：《隋朝辟召制的废止与都市》，《东洋史研究》44-3, 1985年，459—488页。

[228] 参考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29] 参考室山留美子：《隋开皇年间官员的长安、洛阳住宅——从北人、南人墓志记载的埋葬地来分析》，《都市文化研究》12，大阪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10年，12—23页。

[230] 参考江川式部：《唐代的上墓礼仪——编入礼典的墓祭习俗及其意义》，《东方学》120, 2010年，34—50页。

[231] 参考尚民杰：《长安城郊唐皇室墓及相关问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403—426页。

[232] 参考龟井明德：《井真成墓的位置与结构》，《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研究计划·井真成墓志研讨会资料》，东京：朝日新闻社，2005年，16—21页。

[233] 参考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16—263页；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编：《大唐皇帝陵——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特别展示图录第73册》，奈良：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2010年。

[234] 参考杨宽著，西嵨定生监译，尾形勇、太田有子共译：《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东京：学生社，1981年；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42—52页。

[235] 参考杉山正明：《中国的历史08 ·疾驰在草原上的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东京：讲谈社，2005年。

[236] 参考林俊雄：《亚欧的石人》，东京：雄山阁，2005年；葛承雍：《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石见清裕：《突厥执失氏墓志与太宗昭陵》，《福井重雅先生古稀退休纪念论集·古代东亚的社会与文化》，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363—379页。

[237] 参考来村多加史：《唐代皇帝陵的研究》，东京：学生社，2001年；卜部行弘：《依山成陵——唐皇帝陵的实情》，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编《大唐皇帝陵》，2010年，148—164页。

[238] 参考张建林著，山崎益裕译：《唐代皇帝陵的陵园与唐长安城——以昭陵陵园建筑的考古新发现为中心》，见妹尾达彦编《都市与环境历史学（增补版）》第2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447—459页。

[239] 参考妹尾达彦《长安面貌的变化》，47—60页。

第二章
陪京的成立

——8—12世纪东亚的复都制

引言 何为陪京

本章的目的，是通过弄清隋、唐、宋复都制的实际状况，在历史长河中论述8—12世纪东亚复都制的变迁。首先，笔者把以往关于复都制研究的问题和今后的课题做一个简洁的整理。

复都制是指同一国家设置复数都城的制度，和只设一个都城的单都制概念是相对的。以往的复都制研究，强调了都城所在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的不同，使复都制中各都城的机能和象征性存在差异。另外，复都制通常基于行政功能的轻重以及为政者停留时间的长短等因素，而把中心首都（都城、京师）和辅佐中心首都的副都（陪都、陪京）分开进行考察。所以，复都制也被称为陪都制、陪京制，而复都制研究实际上也可以称为陪都制（陪京制）研究[240]。

然而，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一点是，“陪京”“陪都”成为一般化用语是在唐宋以后[241]。复都制本身被认为始于周代，而核心都城与有辅助核心都城之含义、被称为陪京、陪都的副都所构成的复都制，则是唐宋以后的制度。考虑到这一点，就需要大家在考察唐代以前的复都时，对于“陪京”“陪都”词语的运用必须要慎重斟酌。

事实上，对于唐代以前的复都，严格地来说是不能把它们按照核心都城和陪都来进行分类的。西周的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东汉、隋、唐初的长安和洛阳，虽然政治活动的比重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把它们看作是核心都城和陪都的关系。都是同一王朝之都，只能被称为两京、两都[242]。而复都制，是把核心都城和辅助它的副都进行顺序化。陪京制（陪都制）制度的形成，始于8世纪的唐代。

唐宋时期，“陪京”“陪都”成为一般用语，复都的顺序排列变得制度化，并被后代诸王朝所沿袭。那么，这是否具有某种历史意义呢？另外，“陪京”“陪都”之语的一般化，与以往都市史研究所论述的唐宋间都城的功能和认识的转变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系呢？对于此类问题，本章以“陪京”“陪都”成为一般用语的唐宋时期为焦点，通过考察陪京、陪都成立的历史背景，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对复都制进行探讨。

在第一节中，笔者把以往对中国复都制的研究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之上，就前近代国家王权论的变化与复都制变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个人的见解；第二节将论述“陪京”一词一般化的经过；第三节中，通过对7—12世纪东亚复都制变迁的整理，来探讨“陪京”一词变为一般化的历史背景。

另外，还有与复都制具有相同意义的“多京制”“多都制”以及“多重首都”等用语，本章中则统一使用复都制（the multi-capital system）。此外，本章中把前近代国家之都，总称为都城（traditional capital city）。“都城”一词，我并不限定于指核心都城，而是把“陪都”“下都”“行都”等用语一并放入都城的范畴中来进行论述[243]。另外，近代国家之都，则称之为首都（modern capital city），以此来区别于前近代国家的都城[244]。

第一节 复都制研究的现状

一、研究史的整理与遗留的诸问题

纵观中国复都制，已有泷川政次郎[245]、史念海[246]、赵中枢[247]、管维良[248]、杨宽[249]、朱士光、叶骁军[250]、吴松弟[251]、丁海斌[252]、陈文豪[253]等学者的研究。这些代表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今后中国复都制研究的基础。作为本章立论的前提，笔者首先把以上学者复都制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洁的整理[254]。

（一）史念海的见解

史念海的《中国古都和文化》，是把中国都城进行系统性分析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书中随处可见关于历代陪都的论述。在该书“中国古都概说”的“历代陪都”部分，把陪都建置的原因分类如下[255]：

（1）位于天下的中心，便于朝贡（周洛邑）；

（2）各地域的历史与其传统据点（曹魏五都）；

（3）王朝创建者的出生地和对龙兴地的赞扬（曹魏邺、武周北都太原府〔并州〕、元上都开平府〔世祖忽必烈的藩邸〕）；

（4）对前王朝都城奠都之权威性的继承（曹魏长安，后梁、北宋洛阳，后唐京兆府〔长安〕）；

（5）同一王朝对旧都的表彰和再利用（金上京会宁府、明南京应天府）；

（6）核心都城的北方军事防卫据点（唐北都太原府、北宋北京大名府）；

（7）君主的驻跸、巡幸、游乐地（唐中都河中府）；

（8）国家危机时国威的夸示（唐五京）。

（二）丁海斌的见解

丁海斌在《中国古代陪都史》一书中论述道：中国建置陪都并长期延续下去的要因，归根结底在于前近代的通信、交通能力还不能对地大物博的中国进行集中性的统治。其七点要因整理如下[256]：

（1）核心都城之辅助（基本上全部为复都）；

（2）统治空间的均衡化（历代王朝的洛阳，等等）；

（3）农业、游牧两地域统治的必要性（辽五京）；

（4）核心都城的军事防卫（控制夏朝遗民的殷的偃师商城，控制殷贵族的周洛邑，东魏、北齐的晋阳）；

（5）奠都于前王朝的旧都对旧势力的控制以及现政权的正统化（东汉长安、曹魏洛阳）；

（6）宗教仪礼上的圣地（设置宗庙、社稷的周丰京）；

（7）避暑、避难的据点（元上都、清承德）。

丁海斌在阐述了以上要因的基础上，把复都制的类型和机能分为以下十种[257]：

（1）两京型。两京型是中国复都制的基本类型，由东西两京制转变为南北两京制（西周、秦、两汉、唐的东西两京制向明、清的南北两京制转变）；

（2）多京型（三京制——六京制）。以五京制为基本，管理经验、行政能力、交通及通信手段有限的少数民族王朝中多有的分区统治型（渤海五京、辽五京、金五京、金六京）；还有中国农业地域的分区统治（曹魏五京、唐三京、后晋三京、宋四京）；

（3）国防型。可以说是军镇制陪都的类型（战国燕下都、三国吴武昌）；

（4）旧都型。可以说是旧都留根型的一种类型，有龙兴之地、皇祖的宗庙祖陵之地、创业之地三种类型（明南京、明中都、清盛京）；

（5）祭祀中心型。作为王朝圣都的陪都（辽上都、元上都、清盛京）；

（6）巡幸型。巡幸、狩猎、避暑等暂时停留型的陪都（元上都、清承德）；

（7）母子一体型。两个分担不同功能的双城型陪都（夹着沣河而相对的西周圣都丰京和俗都镐京）；

（8）霸府型。实际的政治权力的据点地（东魏、北齐晋阳）；

（9）商业中心型。作为商业都市的陪都（设置五均市司的王莽的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

（10）未完成型。只有计划却未实施的陪都（北周洛阳）。

（三）崔彦华的见解

崔彦华涉及了陪都之肇始殷周的复都，把殷周陪都的机能简洁地整理为以下三点，并指出这些机能对后代陪都的设置及机能产生了影响[258]：

（1）军事发展和中心都城防卫的据点（商的偃师商城、西周洛邑、燕下都、楚别都）；

（2）中央政府统治的辅佐（西周洛邑）；

（3）王朝的圣地、祭地（西周洛邑、东汉长安、东汉南阳）。

（四）朱士光、叶骁军的见解

朱士光、叶骁军把复都制的要因分为以下三种[259]：

（1）政治、经济上的必要性（西周洛邑、隋唐洛阳、明南京）；

（2）政治象征上的必要性（东汉南阳、曹魏许昌、曹魏谯、唐南京成都府、唐北京太原府、明中都凤阳、清盛京）；

（3）形式上的必要性（没有都城实体的唐中京河中府、唐南京成都府、唐西京凤翔府、明兴都安陆等。汉族政权有在形式上模仿前王朝多京制的倾向，而少数民族政权有在形式上模仿汉族政权多京制的倾向）。

以上研究，把唐宋以后成为一般化用语的“陪都”“陪京”无条件地使用于西周以来的都城研究中，把西周以来的复都制和陪都制视为同义，此点虽与本章的观点不同，但都是以往复都制研究的代表成果。

二、设置复都的要因

以上研究已经网罗了复都制设置的诸要因。其要因大致有：核心都城机能的辅助、农牧两地域的分割统治、统治的均衡化、便于朝贡、便于军事防卫、作为紧急时的避难之地等。总之，中国大陆前近代国家需要复都制的根本原因，大概是由于拥有复杂、广大的统治空间，却不能在一个都市中集中权力进行政治统治。

一般来说，与近代国家相比，前近代国家的军事、行政、经济、交通、通信的效率和集权的程度是明显不及近代国家的。但是，中国持续向着近代国家之路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复都制的变迁或许可成为探讨中国漫长近代之路发展的一个线索。

另外，以往的多数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对整个时期的概观上，涉及复都制度形成的论述还不够充分。因此，关于复都制要因的历史变化、时代特征以及复都制的空间性变迁特征等具体性的分析，就成了今后的课题。除此之外，由于以往研究还欠缺对复都制产生的思想背景和复都制思想历史变化的考察，因此，从复都制产生的思想构造与复都制变迁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论述的研究近乎为零。而笔者将在下文中以复都制的空间类型与王权思想变化的相关性为论点，为今后研究做些许的计划。

三、复都制的空间类型与王权思想的变化

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至宋、辽、金时期（4—12世纪），中国大陆的复都制，由东西延伸的复都制转变为南北延伸的复都制，这一点已被很多学者所指出。但是，关于复都制转变要因的分析及其在中国都城史中的评价，可以说研究还是不够充分。对此，笔者将对复都制的空间类型进行更系统的分析，对于维持复都制的王权思想也试图加以论述。

（一）复都制变迁的类型——从东西复都制到南北复都制

1．中国复都制的变迁

基于以往研究，笔者把中国大陆的主要都城和复都制的变迁进行了整理，参看表2“中国大陆的主要都城和复都的变迁一览”[260]。把表2的都城位置进行图示，即为图62“东亚复都的位置”[261]。

图62 东亚复都的位置

关于中国大陆复都制的起源，则有夏、殷（商）、周各说[262]。周的西京（镐京、丰京）和东京（洛邑）这两都的建置，成为以后复都制（两京制）的原型，被沿袭两千余年，直至清北京和盛京[263]。而周朝以后，各王朝的都城个数在2个至6个之间发生变动（表2）。

如上所述，中国的复都制在4世纪至10世纪时期，由长安、洛阳两京为代表的东西复都制开始向以北京、南京两京为代表的南北复都制转变，至元、明、清时期，南北复都制便固定下来。关于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由军事、经济、交通三方面要因相互关联而共同作用的结果[264]：

（1）军事要因。主要游牧政权据点由中国西北部向东北部的移动，与农业地区主要政权据点的移动发生联动，而农牧两地区政权进行交流（发生冲突）的主要舞台，便由中国大陆的西北部移向了东北部；

（2）经济要因。主要谷仓地区由华北平原向长江下游的江南移动；

（3）交通要因。贯穿欧亚大陆的交通干线，由内陆的陆路向沿海的水路、海路移动，与此同时，历史的主要舞台也由农牧边界地带向沿海地带移动。

2．都城的变迁与复都制的变迁

图63“中国都城的变迁模式”是根据以上所述军事、经济、交通要因的关联性绘制而成的概念图。根据图63而绘制的有关复都的累计年数即为图64“复都制的累计年数”。图64是基于表2，把中国大陆历代主要都城的复都关系和其年数进行图示化的概念图。有关复都制的累计年数，是把同时期复都制的年数用粗细线条来进行区分的。如图64所示，长安——洛阳、北京——南京的线条变粗，是因为与其他复都相比，这两组复都关系的年数特别长久。

图63 中国都城的变迁模式

注：参考妹尾达彦《都城时代的诞生：7—8世纪的东亚》（《历博》第167号，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2011年）6页图6修改制图。

如图所示，中国大陆大体上可分为“中国内地”（农业地区）与“中国边疆”（游牧地区）。“中国内地”与“中国边疆”交界处为农牧交错带，“中国内地”近海地区为海陆交叉的沿海地带。农牧交错带与沿海地带共同构成生态环境的境域（eco-tone）。中国大陆的历史便是由游牧地区、农牧交错带、农业地区和沿海地区这四种空间组合展开而来。

图64 复都制的累计年数

注：据妹尾达彦《陪京的成立：8—12世纪的东亚复都制》（桥本义则编：《东亚的复都制》，东京：青志社，2018年待刊）图3制图。

线的粗细根据复都关系的年数多少。复都关系年数最久的都城是长安（沣京、镐京、咸阳、大兴）和洛阳（洛邑、雒阳）这东西二京。据本图我们能确认10世纪后东西复都制转变成南北复都制。随着复都制转变，主要城市网也从内陆城市网转变成沿海城市网。

图64使以五大都城为例的图63所表示出的结果变得更加明晰。即唐代以前大半是在长安和洛阳设置复都，而到了五代以后，以开封、南京、北京为中心的复都数量激增。这种复都关系的变化清楚地显示了唐宋间中国大陆主要政治舞台开始由西北向东北转移的现象。

另外，图64也显示了10世纪以后游牧地区的都城数增加，特别是东北游牧地区的复都与农业地区的复都产生了南北对峙的关系，而北京（金南京、辽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则位于其中心位置。同时，图64还清楚地显示了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复都设置是相互关联的，其结果是形成了农牧两地区南北相连的复都制，中国大陆的都市网络逐渐由东西向南北扩大。

3．农牧复合地带与复都制

前近代中国大陆复都制的变迁，是由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政治权力的形态来决定的。游牧势力为了确立安定的生存环境，进入游牧、农业两地区的中介地——农牧复合地带（农牧交错带），并对此地带进行控制。而农业地区的政权与游牧势力相对抗，为了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也同样不能缺少对既可养军马又容易收集游牧势力信息的农牧复合地带的掌控。

前近代中国大陆的历史，随着对农牧复合地带掌控权所引起的争夺战而展开[265]。如长安和北京，这种与农业和游牧相交的农牧复合地带相邻的都城，就会成为中国大陆复都制的核心都城。当农牧两区域的军事最前线在中国大陆西北部的时候，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复都制；而当军事最前线移到东北部时，复都制的核心都城也就随之移向了北京。关于这一点，下文将结合中国复都制的历史，来进行更具体的探讨。

西周至汉代的复都制为东西方向，是由于这个时期中国西北部是农牧两区域相接触、相冲突、相融合的主要舞台。在交通方面，当时的交通干线经过中国西北部向东西延伸；军事方面，游牧区域的主要军事势力沿着此交通干线分布于中国大陆西北部至青藏高原一带；经济方面，此交通干线沿线的关中平原和中国大陆西北部的绿洲都市一带，是欧亚大陆财富最集聚的地域[266]。

周朝被认为是以今陕西省至山西省一带为据点的游牧系势力进入关中平原而建立的。周都镐京（宗周）被从西方进入关中平原的游牧民族西戎（犬戎）攻陷，皇室东迁至洛邑（成周）。战国时期，秦打败西戎，向东西扩大了势力圈，以关中平原为据点统一了中国。秦与西戎相同，也是以青藏高原东部至今甘肃省农牧复合地带为据点的游牧系国家。而秦之所以可以统一中国，是因为在农牧两地之中介（今甘肃省礼县附近被认为是秦的发祥地）地区建构了政权[267]。

4．从东西复都制到南北复都制

西周为了对抗西戎，需要把邻靠游牧地区的镐京、酆京与农业地区据点之洛邑这两个都市设置为都城，而秦向东沿着自己的发展路线把雍城、栎阳设置为东西的政治据点。秦在统一了中国以后，在与西周都城相近的咸阳奠都。与西周相同，秦为了统治东部，也在洛阳设置了据点。汉代的长安和洛阳，就是继承了周、秦的传统。

但是，到了公元1世纪，在蒙古高原至中国大陆东北部一带，匈奴、柔然、鲜卑等新兴游牧民族抬头，中国大陆政治、军事的最前线开始由东西方向移至南北方向。其结果是产生了南北方向的复都制。东汉洛阳（北）、南阳（南）和曹魏的邺（北）及洛阳（南）的关系，成为南北方向复都的开端。以游牧民族陆续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的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4世纪至6世纪）为分界点，东西向复都制开始向南北向复都制转变。这段时期，由于涵盖北方游牧区域和南方农业区域的游牧系国家相继建国，为了统治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其政权就需要南北都城制来维持。

后赵（邺和长安、洛阳）、代（盛乐和平城）、北魏（盛乐和平城、平城和洛阳）、东魏及北齐（晋阳和邺）等4世纪至6世纪的游牧系国家都在南北方向设置都城，为政者应季往来于两都城之间。这个时期所诞生的南北复都制被后代所沿袭，唐除了两京还设置了北都太原。8世纪至11世纪，辽、金、宋把4世纪至6世纪时的复都设置为南北方向复都[268]。这种南北都城的设置方式，也被元、明、清所采用（图64）[269]。这是因为，游牧势力侵入农业地区，需要对游牧、农业两区域进行统治（辽、金、元、清），而反过来，农业地区的政权就需要与北方游牧势力进行对峙（明）。

5．南北复都制的问题点

在生态环境存在差异的南北区域设置复数都城，需要庞大的费用和劳动力，是一项大事，且并非容易之事。同纬度东西方向之间的移动，由于生态环境不变，相对比较容易；不同纬度的南北方向移动，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就会比较困难。

比如，大夏赫连勃勃反驳了臣下希望奠都长安的意见，坚决主张奠都于根据地统万城[270]；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于洛阳，耗费大量的劳动力，结果导致国家分裂[271]；忽必烈选择从创业地蒙古高原往华北平原北端的大都奠都时，由于臣下请愿，就把夏之都作为上都[272]；明初南京至北京的迁都，由于生态环境的巨大差异，招来了南人的强烈反对；清的北京需要把承德作为避暑地、狩猎地，等等。这些事例表明，对生态环境存在差异的区域进行统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273]。而当农牧两区域的势力形成南北对峙，包含农牧两区域的国家诞生后，就需要南北复都来维持。

6．北宋与辽金的复都制

可以说北宋的开封（东京）、洛阳（西京）、大名府（北京）、应天府（南京）“四京”的建置，也是为了与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相对抗，采用了以开封为核心的东西轴与南北轴交叉的复都制形式。北京大名府是为了防备北方游牧民的南进，作为开封军事防卫据点而设置的都城[274]，而南京应天府是作为开封的避难地而设置的。1127年，金南下攻陷了东京开封，宋徽宗、宋钦宗被带到金的都城以后，开封成为金的南京，被纳入金的都市网络南端。开封被夺，宋把据点移到开封南边的南京应天府，在应天府，徽宗第九子赵构（1107—1187）作为宋的第十代皇帝即位。赵构改年号为建炎，成为南宋王朝的第一代皇帝，随后南下定都临安。南宋就是从南京应天府开始的。

如上所述，北宋以开封为核心，以大名府和应天府为南北复都，是为了与游牧国家辽、金的南北复都制相对抗，但从东亚整个都市网络的观点来看，它们和辽、金的南北复都一起连接了南北交通路，构成了南北相连的交通网络。另外，北宋四京的位置（处于军事、交通的要冲位置，且保持较近距离而建），清楚地显示了以开封为核心、相对完善的集权制国家——北宋的历史地位。

（二）复都制思想的变化：从天之都到理之都

1．前近代王权思想的特点

前近代国家的王权思想，通常把秩序根源放在超自然界（天、神）及超越性价值（如佛法）上。但是，具体影响国家形态和都城建筑构造的王权思想（根据地域、时代）却是多样化的。就中国大陆而言，是以儒家、佛教、道教为代表的王权思想为核心而互相融合形成的都城形态[275]。儒佛道的王权思想，在提倡超越特定空间和时间并具有普遍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以西汉末以后确立的儒教王权论为例，前近代国家正统性的依据，在于为政者作为统治者要被具有超越性存在的天所承认（受命）。正统性的标准，是以接受天命的“天子（皇帝）”的身体为标准，为政者不受特定空间的束缚，因此，都城的位置并不是本质上的问题[276]。

在儒家经典中，把都城看作是天子居住的场所，是很多人集住的大型都市。比如，《春秋公羊传》中桓公九年（前703）中记载：“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为政者的居住地才是世界的中心，而不是特定的神圣空间。可以说这样的王权思想为前近代中国的都城变迁提供了理论性的依据。同样，君主所在的场所才是都城，这样的思想为复都制（把为政者过去停留的场所以及将来所在的场所都设为都城）的形成起了引导作用。

从其他观点来看，这样的王权思想和都城思想，是在统治者行幸及都城陷落蒙尘离京时，为了防止其统治的正统性被损害而存在的。在超越性价值（儒家中指“天”）的范围中，地上都称为天下，从这一点来说是平等的，只是存在超越性价值观所渗透的地域与尚未完全渗透的地域之差异（“化内”和“化外”）。

但是，随着合理化、世俗化的发展，近代化社会开始形成，世界的主人由超自然界移向人间界。不再是由超自然界的天帝、神来为地上的为政者赋予权力，而是逐渐变为通过得到人们的支持，由世俗的为政者来建构世界的秩序[277]。

2．由“天”向“理”转变

以上所述对世界认识的转变，以儒家思想的变迁为例，宋代以后，随着合理性思想的发展和世俗化的渗透，外在性概念的“天”向内在性概念的“理”这一世界原理（超越性价值）的转变加速，使都城由模仿天体的宇宙之都，向执行理想政治的理念之都转变。“理”被认为异于外在的天，是人们心中所存在的内在且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这是由不可知的世界开始向可知且合理的世界转变[278]。

中国大陆的农业地区国家从“天”到“理”的转变，也为都城制和复都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唐代后半期的长安至北宋开封、南宋临安的变化显著。都城的王权仪礼有许多民众参加，被认为是仅由人们的支持而构成的理想政治，是王权思想变化的视觉性表现[279]。

同样，我认为复都制的核心都城与陪都的序列化，也是世俗化、合理化、集权化同时发展而形成的当时政治社会形势的一个反映。世界秩序的根源从“天”向“理”转变，使政权统治的正当性发生改变，政权以住民的支持为基础，其结果是诞生了前所未有的集权制国家。最终形成了20世纪的近代国家。

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才取消了复都制，而只设置了一个首都，起初定都北平，1927年迁都南京。中华民国废除了皇帝制度，采取共和制，成为中国最初的近代国家。而近代国家的“首都”这一用语，就是从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开始使用的[280]。前近代国家的君主之都向近代国家的国民之都的转变，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伴随着地域性差异而缓慢发展。

第二节 陪京的形成

笔者认为，在探讨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时，陪京的形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本节将对唐代后期以后农业地区政权的核心都城，与辅助它的陪京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的描述，并探究其历史意义。

一、“陪”的定义

（一）陪与陪京

陪，有“重叠、帮助、陪伴”的意思，与陪臣、陪从、陪乘、陪陵等古语一样，都是含有陪伴辅佐天子、贵人意思的熟语。“陪京”“陪都”，大概亦是参照了以上熟语，为了突出“天子（皇帝）”都城的中心性，后来作为辅助中心都城之都的含义而造出来的词语[281]。

“陪京”一词，早已见于东汉、西晋的辞赋之中。梁昭明太子所编选的《文选》卷四收载的东汉张衡（78—139）《南都赋》中有“陪京之南，居汉之阳”[282]。另，同书卷十六所收的西晋潘岳（247—300）《闲居赋》中云：“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陪京溯伊，面郊后市。”[283]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把以上史料中所见“陪京”作为研究陪京制（陪都制）最早史料的。可是，此“陪”通“倍”，是指背向、背离意思的动词，而不同于唐宋以后所见“陪京”之“陪”具有辅助（陪辅）的含义，因此，这不能成为研究陪京制的史料。

（二）“都”的各种名称

在古籍文献中，表示“都”的常见词有：都城、京师、京城、京都、上都、上京、帝都、帝京、帝宅、皇都、王城，等等。另外，具有其他含义的“都”的古语，如别都、别京、下都等[284]，迁都之后的原都称为留都，皇帝临时停留的都称作行都[285]。其中，别都、别京、下都的含义，是指另一个都，可以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副都（陪同此都的另一个都）。

“别都”“下都”等词的存在，表明副都（与京都标准的都）的分类从汉代便开始了。东汉时，把洛阳称为京师、长安称为西京来进行区别。这种“下都”和区别于京师的“西京”，是基于把都分为核心都城和其他都城的思想，可以说是唐宋以后进行明确序列化的“陪京”“陪都”之词形成的前阶段[286]。总之，具有辅助中心之都含义的“陪京”“陪都”，是到了唐宋时才被广泛使用的[287]。

二、“陪京”成为一般化词语的过程

（一）作为陪京的洛阳

辅助核心都城（京师）的都被称为“陪京”，根据文献史料记载，“陪京”的称呼始于唐玄宗即位的翌年即先天二年（713）七月十九日[288]。陪京，语出玄宗封张（玄宗为临淄王时去潞州赴任以来的心腹）为邓国公时所拟的制书（《全唐文》卷二十《玄宗皇帝·封张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39页）[289]。

思弘赏典，用载盟书，惟邓乐郡，陪京奥壤，宜赐茅社，永旌采地。可封邓国公，赐实封三百户，余如故。

文中的邓国公，是国公（从一品）的封爵，邓国是属山南道的邓州（汉唐南阳郡）之地，位于东都洛阳南面的要冲地带。由于先天二年（713）七月，当时的都城是长安和洛阳两京，所以，本制书所说的陪京指的是洛阳。

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玄宗（712—756在位）把姑母太平公主赐死于长安宅邸中，在武则天死后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玄宗把父亲睿宗幽闭于宫城内，并把左迁于岭南的张召回长安，提升为大理卿。如上所述，张于同年七月十九日被封为邓国公，实封三百户[290]。张是玄宗身为临淄王时上任潞州别驾以来结交的旧友，在他拜大理卿被封为邓国公，实封三百户的翌月，又兼任雍州长史。同年十二月一日，玄宗把年号由先天改为开元，在州县制的基础上把“府”引进行政区划中来，设置二府制，把雍州作为京兆府，洛州设为河南府，把之前的长史称为尹，司马称为少尹。而张就从雍州长史变为第一任京兆尹。

玄宗在制书中把洛阳称为陪京，是为了明确表示洛阳只是辅助长安的一个陪京，大概是出于一种政治意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宗、武则天设置的“神都”（684—705）作为中央政治舞台约有二十年时间，而玄宗却试图“还都”，也就是把统治据点从洛阳迁回唐初高祖、太宗时的政治据点长安。自公元684年武则天的神都设置以来，形成了以洛阳为据点的政治势力，之后玄宗抑制其政治势力的发展，而推行高祖、太宗以来的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央政治，并完成了被后代称为“开元之治”的长安复兴计划[291]。

（二）作为陪京的太原

管见所及，唐代史料中，可以看到指北京太原等的“陪京”，出现于会昌二年（842）李德裕（787—850）的状文《论河东等道比远官加给俸料状》中[292]。并州在武周的长寿元年（692）被武则天升为北都，成为三都之一。神龙元年（705）正月，在武则天病危之时发生了宫廷政变，后中宗复位，同年二月立刻废除北都，将其恢复为并州。但玄宗又在开元十一年（723）再次把并州设为太原府，创立了京兆、河南、太原府的三府制。太原府的长官成为太原尹，与京兆府、河南府同等待遇（武则天的北都，长官为并州刺史[293]）。天宝元年（742），又把北都改称为北京。直至唐末，太原都被称为北京。

李德裕在上述会昌二年（842）二月的状文中叙述道：虽然增加俸料之事已定，可是由于户部给出的俸料被观察使和判官私吞，导致官僚们的加额俸料没有发放到手。李德裕对陪京太原附近河东道官僚的俸料一事做了批判。而“右。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京近地”句中，把河东道等记述为“陪京近地”。对这起私吞事件的解决方法，李德裕进言：用实物代替货币支付给河东道的官僚，对于贪污私吞之人给予严厉处罚。从李德裕的状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玄宗以来，“陪京”已经成为固定词语。

（三）“陪京”“陪都”词语的固定化

北宋以后，“陪京”“陪都”之词出现的频率升高。北宋依次设置了“四京”（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东京开封以外的都，都称为陪京、陪都。四京的设置过程为，在建隆元年（960）北宋建国时设置了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成为东西两京，大中祥符七年（1014）设置了南京应天府，成为三京制[294]。之后庆历二年（1042）又设置了北京大名府，变为四京制。

徽宗政和三年（1113），中太一宫使兼侍读的邓洵武上文进言：河南府、应天府、大名府虽号为陪京，却不具备适合陪京的官制。根据开封的制度，三京的长官、副官亦应称为京兆尹、京兆少尹。此文中把三京称为陪京[295]。四京制在被实施时，也未必自当时就具备完善的都城制度。在四京时期，“三京”常用于指开封以外的三京，其用意是用来突出开封的中心性。

北宋的西京河南府，自建国之初，就与东京开封府并列担负着东西两京的重任[296]。天子的神御，在西京亦有设置[297]。唐洛阳的都市构造，经过五代被北宋所继承。而唐长安（西京）和洛阳（东都）的关系，也被宋的开封（东京）和洛阳（西京）所代替。作为两京之一的北宋洛阳，在四京制中地位仅次于开封，成为陪都的冠首[298]。北宋洛阳，也是中心都城（开封）的避难之地，这一点与唐朝也是相同的[299]。

南京应天府，是北宋建立者赵匡胤在后周时作为归德节度使的赴任之地，是他构筑军事基础的都市。关于南京应天府，叶梦得（1077—1148）记载：“本朝王业所基，见奉三圣神御于离宫，夹辅京师，号为陪都。”[300]此外，北京大名府，是五代时期后唐、后晋、东汉的邺都，作为开封的北方防卫据点，被称为“陪都之管籥”[301]。

南宋把开封称为京师，临安作为行在所，建康作为行都。关于建康，如史料记载“今此陪都国之重任。前以卫京师之根本，后以障边境之风寒”，是担任京师临安府军事防卫的基础陪都[302]，也被称为“陪都之重地”[303]。

南宋绍兴府也被称为“陪都之重”，被认为是古时三辅（京畿）之地[304]。绍兴在建炎四年（1130）由越州升为绍兴府，成为陪都。由此，临安成为核心都城，建康和绍兴被称为陪都，诞生了南宋的三京制。正如北宋的四京，构筑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广范围都城圈，南宋的三京，也是以临安为核心构筑了南宋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区域[305]。

三、两宋以后的陪京

（一）金、明、清的陪京

宋代以后，陪京、陪都的名称被金、明、清的都城制所沿袭[306]。金把据点设立在上京会宁府时，在辽的南京（今北京市）设置了中都析津府，作为上京会宁府的陪京。随着金的南下，便把中心都城从上京会宁府移到中都析津府，并把宋都开封设为南京开封府，作为中都析津府的陪都[307]。明代正统年间以后，同样把北京设为京师，南京作为陪都[308]。明初，曾商讨过关于京师的设置问题，也就是把南京和北京哪一个设为核心都城更为合适。把“京师”和辅助它的“陪都”做了细致的区别，这两个词在政治上是带有政治色彩且具有顺序化意义的用语[309]。

让人感兴趣的是，明朝把兴业之地南京比作西周的酆京、镐京（宗周），又把新都城北京当作东周的成周即洛阳[310]。以北宋时期为界线，从东西两京制向南北两京制转移，东西两京制时代两京的象征性意义，对明代南北两京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清代，作为王朝兴业的盛京被称为陪都[311]。

（二）两京不存在顺序化

总之，周汉至隋唐初的两京，被认为只是单纯的两京，不存在哪一个为陪都的观念。笔者认为，在唐玄宗把洛阳当作陪京进行顺序化排列、降至长安之下以后，具有辅助（陪辅）核心都城意义的“陪京”“陪都”开始固定化，从而确立了把复数都城划分为核心都城（京师）和陪都（陪京）的制度（陪都制、陪京制）。

特别是北宋的开封，不同于之前的王朝都城，它是由三个距离较近的陪都相陪辅的核心都城，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广范围都城圈[312]。据宋代文献记载，开封和其他三京并称时被称为“在京及三京”“京畿及三京”“朝廷及三京”“开封府界及三京”[313]，用这样的称呼来突出开封的中心性。唐的复都制称为“两京及北都”，两京附加北都太原府这样的称呼，与北宋的复都制称呼形成了对比。可以说这是充分展示北宋开封在复都制中成为行政、军事机能核心都城的一种表现。

另外，在“陪都”“陪京”成为固定词语的唐宋以后，之前没有被称为“陪都”“陪京”的历代复都亦被附加上这种称呼。比如，北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梁纪·高祖武皇帝中》“大通四年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4826页）中记载“自此至于高齐建国，遂以晋阳为陪都”，文中记载北齐把晋阳作为陪都。关于《资治通鉴》的这则记载，在北齐至隋唐的文献中并无记述，笔者认为，这则记载里的称法，大概是因其出自频繁使用“陪都”（陪京）词语的宋人之手。

第三节 东亚复都制的变迁：6—13世纪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来回顾一下隋至宋、辽、金即6—13世纪东亚复都制的变迁情况。首先，根据中国大陆的主要都城与复都的变迁，将隋至宋的复都制的变迁情况重新进行整理。其次，试对唐宋复都制的变迁与国际关系变化之间的联系进行探讨。

一、隋、唐、宋复都制的变迁

（一）隋、唐、宋复都制变迁的特点

从隋统一中国至宋代的6—13世纪，经历了从单都制到六京制的多样化复都制。这数世纪间复都制的变迁有两个特点：第一，8世纪确立了陪京制以后，以中国大陆农业地区为据点建立的政权（宋、明、清），其核心都城和复都间开始产生顺序化；第二，复都间的交通干线网络，开始由中国大陆西部的东西线，向大陆东部的南北线转换，南北排列的复都构成了欧亚大陆东部都市网络的中心都市群。而后者的变迁，主要是由于游牧势力的根据地从西北移到东北，主要谷仓地带从华北移至江南，交通干线从内地向沿海的都市网络转换等多种原因而引起的（参看图3）[314]。

隋、唐、宋复都制的变迁整理如下：隋代，自从炀帝营建洛阳，便从文帝的单都制（长安581—583、大兴583—605）变为两京制。到了唐代，由唐初的长安单都制（618—657）转变为与隋朝相同的长安——洛阳两京制（657—692），其间，武周时期（690—705）把并州升为北都，开始实施三京制（692—705）。神龙元年（705）废除了北都，把并州恢复为地方都市，中宗、睿宗时又恢复了两京制（705—723）[315]。

（二）从二府制到五府制

唐玄宗的即位为复都制带来了新气象。玄宗于开元元年（713）把雍州改为京兆府，洛州改为河南府，开始实施两府制。开元四年（716）将京官和畿内州县归入御史台和吏部长官的监管下，直属中央[316]。开元九年（721）正月，把蒲州立为中都，升为河中府，实行三府制（同年六月废止中都）。开元二十一年（733），把之前行政区的十道改为十五道时，新设了以京兆府为核心的京畿和以河南府为核心的都畿这两个都城特别行政区[317]。玄宗又在开元中设立了以近畿为核心的四辅制（同、华、岐、蒲州），和以都畿为核心的六雄制（陕、怀、郑、汴、魏、绛州）。

这些行政政策，始终坚持以长安为主、洛阳为从的原则[318]。在这样的形势下，玄宗在开元十一年（723）再次把并州升为北都，设立了太原府，实行了新的三府制（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恢复了与武则天时期相同都城构造的三京制。

其后发生的安史之乱（755—763）使得都城陷落、玄宗蒙尘，其间肃宗突然即位，夺回两京回到长安，至德二年（757）十二月实行了五京制（或称五府制，757—760年为长安、洛阳、太原、凤翔、成都，760—761年为长安、洛阳、太原、凤翔、江陵）。五京，笔者认为是未经玄宗认可而即位的肃宗对皇帝权威的营造，和在安史之乱尚未结束的临战形势下，作为收揽人心之一环而被建置的。

（三）唐代府制的扩大

自玄宗的三府制和肃宗的五府制实行以后，地方行政区划的州升为府，进而成为都城的情况仍然持续。建中年间（780—783），藩镇之乱时躲避到京畿奉天县的德宗回到长安后，在兴元元年（784）把奉天县升为兴元府。昭宗为了躲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攻击逃到华州，乾宁五年（898）把华州升为兴德府（光化三年〔900〕废）。天复四年（904），昭宗又受到朱全忠的逼迫从长安迁都于洛阳，途中停留于陕州，把陕州设立为兴唐府。如此一来，开元元年（713）玄宗首置的二府，到了唐末变为十府[319]。

府，被看作是以州为基础，“天子（皇帝）”所在的特别的州。府本属地方官制，也是中央直辖的特别行政区划。都城是基于州制而诞生的。州一旦升为府，属县、赤县乃至畿县都将升格。三府（京兆、河南、太原府）的长官为牧（从二品），三府以外为尹（从三品），府内政务由尹和少尹分掌，由于州的判司变为府曹，品秩有所升高，不仅官僚，就连吏员、杂职的俸禄及地位也会提高[320]。因此，府制是在特定的地区展示“天子（皇帝）”权威的制度。只是，同样被称为府，三府与其他的府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三府、五府（五京）时代，府被附上“都”的名称（中京、东京、西京、北京、南京等），但上述的兴元府、兴德府、兴唐府，只是以三府为基准实行了都城制，而并没有“都”（京）的称号。

（四）五代、宋的复都制

五代十国时期的复都制，后梁是采取了开封和洛阳的两京制，后唐、后晋、后汉采取了四京制（四京从洛阳、开封、太原、邺都、北京、长安中选出，因时期而发生变化），后周是开封和洛阳两京制，南唐是三京制（金陵江宁府、东都广陵府、南都南昌府）。宋代起初采用了后梁以来的开封和洛阳两京制（960—1014），后来加置南京应天府，变为三京制（1014—1042），又加置大名府，变为四京制（1042—1127）。

南宋把临安设为行在所，建康设为行都，采取实际上的两京制，后又加设绍兴，采取了复都制。两宋与同时期的辽、金在复都制的设置上是相对应的，二者在南北交通路线上相连接。宋与辽、金的复都位于中国大陆东部纵贯南北的交通路上，既是军事之路，同时又是经济、外交、文化交流的干线，相互影响。宋、辽、金的复都，并不是各自单独存在的，而是在交通干线上相互连接，构成了东亚都城网络中的中心都市群。宋、辽、金的复都位置及连接复都间的都市网络的扩大，与10世纪以后东亚商业交通网络的发展和扩大是对应的。

纵观中国大陆的复都变迁情况，始于长安（宗周）——洛阳（成周）东西两京制的复都，到10—12世纪的宋、辽、金时期发生了变化。复都的交通网络从中国大陆西部向东部逐渐扩大，形成蒙古高原至大兴安岭东部游牧区域与华北、华南农业区域南北相连接的复都制（图63、图64）。在下文中，笔者将对隋唐至宋、辽、金复都制变迁的过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唐宋复都制变迁的过程及其与国际关系变化的联系

（一）隋唐两京制的确立：长安与洛阳的关系

1．隋唐两京制的研究阶段

关于隋唐两京制，已有数量众多的研究，笔者也曾考察过南朝建康与隋唐两京之间的关系[321]。长安——洛阳的隋唐两京制，是北京——南京明清两京制的原型，这一点已被新宫学[322]、Edward Farmer[323]、方骏（Jun Fang）[324]等学者指出。关于唐初两京制的特点，萧锦华从畿内制度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述[325]，程义也对隋唐两京制的意义和两京功能的差异进行了分析[326]。

近年，以东都洛阳为焦点，对两京机能进行的比较研究有所进展。除了上述的萧锦华、程义，还有张荣芳[327]、程存洁[328]、苏小华[329]、勾利军[330]、万晋[331]、李丹婕[332]、谢军[333]等对东都洛阳的制度及功能进行详细论述，逐步弄清了唐两京官制的区别。都城的奠都，必然伴随着京畿制的施行。以京畿制度为线索论述隋唐两京制的，除了上述提到的萧锦华、张荣芳等，还有砺波护[334]、山根清志[335]、施和金[336]、郭声波[337]等学者。以上研究，弄清楚了隋炀帝营建洛阳和武则天“迁都”洛阳，都是为了与大兴（长安）的既存势力相对抗而对行政权力进行的强化。

2．隋的两京制

隋文帝时期，是只有大兴城的单都制；炀帝营建了洛阳，便实行了大兴和洛阳的两京制（两都制），恢复了周、汉的东西两京制[338]。西周时镐京为宗周，洛邑为成周，西周的两京制成为历代王朝东西两京制的模范。东汉迁都洛阳设立两京制，长安——洛阳两京制继承了周的宗周——成周两京制思想。后来，长安——洛阳两京制被中国统治阶层一直看作是基于周汉传统的理想都城制度[339]。前面所提到的明代南北两京制，也被认为是基于周的东西两京制而设立的（参见明代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卷五《升南京吏部尚书谢恩疏》、明代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十九《诗·送孙司理赴南户曹》等）。

值得注意的是，周至唐的两京制，不存在像宋代以后京师、陪京之复都顺序问题。正如字面所示，只是东西两个都城。例如，《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上》（61页）记载的炀帝营建洛阳时颁布的诏书中云：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正如诏书中所述，炀帝是想在自古王畿之地洛阳营建与长安（大兴）对等的都城，而并没有把它当作是陪都。营建洛阳的目的在于：军事方面，作为抑制旧南朝、旧北齐、东北地域势力的据点；经济方面，作为积聚丰盈的江南税谷的基地；政治方面，需要一个象征中国再次统一的都城[340]。

3．唐的两京制

唐代前期的长安、洛阳两京，如“有国家者譬诸身，两京等于心腹”[341]，“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342]所描述的，也不存在陪都的关系，两者是对等的都城。实际上，皇帝的居住情况，是频繁来往于两京之间的，因此被称为两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连接两京的两京路，是唐朝交通干线中最重要的一条，因而特别加大了预算以进行整修[343]。

唐代前半期时皇帝频繁来往于长安、洛阳之间。而玄宗中期以后，便不再来往于两京之间。开元二十二年（734），由于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使裴耀卿进行了漕运改革，整修了洛阳至长安的主路与漕运功能，使江南的税粮可以直接运送到长安，这也就不再需要皇帝行幸洛阳去寻找食料了[344]。

皇帝从常居的都城出外行幸时，由皇太子监国代理朝政（太子监国制）。而皇帝不常居住的都城，一般从高官之中选出留守官留守宫廷处理国事（留守官制、留司官制、分司官制）。因此，复都制与太子监国制和留守官制是密不可分的。唐代前期，皇帝从长安到洛阳的行幸颇为频繁，当时西京长安曾多次实行太子监国制。玄宗中期以后，随着长安核心都城化的发展，便不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便常设留守官制，而东都留守也就成为闲职。另外，北都太原也设置了留守官制，但其他都城的留守制尚有许多不明之处[345]。

4．长安与洛阳的宫城与皇城

图10“唐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8世纪前半期”是唐长安城的宫城和皇城复原图。如图所示，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建造特点在于：宫城、皇城、外郭城、皇家园林这些基本构造构成一个整体，东西两都城形成相对的位置关系。整个都城的规模，长安要比洛阳稍大，而宫城的面积则小于洛阳。隋炀帝在营建洛阳时，应该是想要建造超越大兴城的豪华都城，而不是作为大兴的陪都来建造的[346]。

到了三府制（三京制、三都制）时期，长安、洛阳也被一直称为两京，与北都太原并处特别地位。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把以往的十道改为十五道，于各道置采访使，长安和洛阳地区设立京畿和都畿特别行政区划，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城内设置了治所。而太原府属河东道，与长安、洛阳的设置有所不同，河东道的治所没有设置在太原，而是设置在河东郡蒲州[347]。

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撰成并向唐玄宗奏呈的《唐六典》中，设置于两京而没有设置于太原府的官职，可以举出以下几种：属太常寺掌管都城五郊（东郊、南郊、西郊、北郊、中郊）、社稷、明堂等祭祀的两京郊社署（《唐六典》卷十四），同属太常寺祭祀齐太公（太公望吕尚、武成王）的两京齐太公庙署（《唐六典》卷十四），属卫尉寺掌所藏、管理武器的两京武库（《唐六典》卷十六），属司农寺掌管禁苑的京都苑总监（《唐六典》卷二十），属太常寺管理市场的两京诸市署（《唐六典》卷二十），等等。如《唐六典》所记载，两京各设置了掌管都城仪礼、军事、禁苑、市场的相应官职。可是，随着玄宗推行长安都城集中功能的政策，上述的洛阳各种制度也随之变得形式化。

5．两京比重的变迁

即使在三京制、五京制时期，长安和洛阳两京也是唐朝的两个核心都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国内外政治情况的变化，长安和洛阳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比重，在隋唐时是互相转变的。隋唐都城虽以长安和洛阳为代表，却不能单纯地称之为两京制王朝。笔者认为，如果不把各都城的作用分期进行具体讨论，那么就不能弄清唐代复都制的实态。

纵观长安和洛阳的比重变化，先是隋文帝建造了大兴城作为统一中国的都城（583），而隋炀帝营建了洛阳，把政治中心移到了东都（605）。之后唐高祖再次以长安为统治据点（618），武则天则把洛阳称为“神都”，使之成为超越长安的都城（684—705）。在恢复唐朝后，唐玄宗“还都”长安，推行了以长安为核心的集权政治（公元713年把雍州升格为京兆府，公元733年设置京畿采访使），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发动叛乱的安禄山把洛阳作为燕王朝的都城（756—757），叛乱平息后唐朝便再次把政治中心从荒废的洛阳移到了长安。唐朝后半期，长安一直是核心都城。而到了唐末，长安遭到破坏，昭宗便迁都洛阳（904）。

长安和洛阳，其政治比重犹如一个来回摆动的钟摆，不停地东西移动，直到唐末。但是，玄宗以后，长安的集权化逐渐完善，又因安史之乱使洛阳荒废，促使唐后期长安的政治权力、军事、文化得到集中发展。唐后期，长安的军事（募兵制）[348]、政治（使职的集权制）、经济（漕运改革）、文化（科举）的集中化加速，使复都制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从长安去洛阳行幸，洛阳变成长安的中央官僚退职后度过余生的场所。

6．洛阳的变化

安史之乱时，安禄山把洛阳作为燕王朝的都城，破坏了唐朝的仪礼设施，使得洛阳很难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的状态[349]。洛阳的宫城和城内设施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各种设施进行修复后，与长安相比规模仍然很小。永泰年间（765—766）以后两京诸馆的学生总数，西京为550名，而东京只有100名[350]。永泰元年（765）始于两京设置贡举，但大历十一年（776）便停止了东京的贡举[351]。

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的统治空间从包含农业和游牧区域的大范围统治空间，缩小到以农业区域为主的小范围统治空间。国内外的形势变化，促使唐朝的制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长安的集权化和复都制的形式化便是这种现象的体现。东亚的交通干线由内陆移向沿海部，与此发生联动，游牧势力的主要据点也由西北移到东北部，整个东亚都市网络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洛阳地位的下降，便发生在这一系列的转变之中。

程存洁把唐后期洛阳衰落的要因整理如下[352]：

（1）交通干线的转变。江南到长安的税谷运输，其水运路线不再经由洛阳，而是改走襄汉路，洛阳在交通上失去了重要性；

（2）汴州（开封）的兴起。汴州作为大运河交通的中心代替了洛阳；

（3）木材不足。洛阳周边缺乏建造都市用的木材，因此不得不去南方地区寻求木材；

（4）洛阳的衣食必需品供给情况相对低下。经济重心移到江南，洛阳作为纺织、谷物生产基地的地位下降。

7．唐的干线公路网络

图47“8世纪欧亚大陆东部的国家与交通网”，描绘的是唐朝玄宗朝交通干线及同时期东亚各国的交通干线。此图是把唐的五京与8世纪连接东亚都城的交通干线进行联系的图示[353]。如此图所示，沿袭至今的东亚都市网络的原型，诞生于8世纪的玄宗时期。

（二）周与唐的三京制：北都的建置

1．太原（并州）的军事地理

近年，围绕三京（三都）之一的并州（太原）的历史沿革、行政制度、商业、文化、都市构造特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常一民[354]、李裕民[355]、爱宕元[356]、张丽花、王振芳[357]、王尚义、张慧芝[358]、樊晓剑[359]、郭声波[360]、吉田爱[361]等学者从多方面对唐代并州（太原）的复原进行了研究。本节基于近年的研究，将对三京制中并州（周北都、唐北京太原府）的历史意义进行整理。

隋的太原郡，于唐武德元年（618）改称并州，成为总管府，武德七年（624）成为大都督府。武周朝把并州升格为北都，把唐的两京制转变为三京制（三都制）。武周把并州（太原，晋阳）设为北都的时间，有天授元年（690）和长寿元年（692）两种记载。本文依照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取“长寿元年”之说[362]。原本并州就是位于农牧复合地带的军事、经济、交通要冲，是游牧势力从北方草原南下至长安、洛阳时的必经之地，是4世纪至10世纪设置都城的要地。五胡十六国时期曾为赵和前秦的都城，东魏、北齐时作为北都晋阳，与南都邺并为都城。

作为交通要冲的太原，4世纪至10世纪屡次成为交战之地。我们知道，特别是安史之乱时，至德二载（757）屯驻太原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的唐军，奋力抵抗史思明率领的十余万大军的攻击，成功阻止了叛军进入河陇、朔方，使之后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指挥的精锐部队，可以充分做好对叛军的反击准备，才为唐朝挽回了局面[363]。

安史之乱以后，太原也是中国北部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唐末时李克用以此地为据点与朱全忠争霸，五代时石敬瑭、刘知远等在此建立独立政权。在五代时太原成为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的都城之一，被称为具有王都之风的龙城。太原是位于游牧与农业区域交错边境上的都城，这一点与北京、长安相似，太原是“小北京”，亦是“小长安”。屡次得到契丹增援的北汉都城晋阳（太原），在宋建国近20年后的太平兴国四年（979）被宋军攻陷[364]。

2．北都的建置

武则天时建置北都，据说是因为太原是武氏一族的故里[365]。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建立武周王朝，把并州文水县改称武兴县（武氏兴起之县），长寿元年（692）九月七日把并州设置为北都。而北都设置的背景跟并州紧张的军事情况有关，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7世纪末，骨咄禄（颉跌利施可汗，682—691在位）带领族人重建了突厥系游牧国家，史称突厥第二汗国（后突厥汗国），突厥的骑兵军团入侵了河东道至并州之北。趁此机会，游牧民诸部族也大多南下入犯太原北边，而河东道成了与北方游牧国家对峙的最前线[366]。

神龙元年（705）二月四日，唐中宗复位后，废北都恢复为并州大都督府，具有武氏兴起意义的武兴县也改回原来的文水县。开元五年（717），玄宗于并州置八万天兵，以此作为北方的防卫据点[367]。六年后的开元十一年（723）正月二十日，玄宗再次把并州设为北都新置太原府，实行三府制。天宝元年（742），北都改称为北京，直至唐末。玄宗时设置北都太原府的原因，除了彰显高祖起义、称赞太宗鸿业、优待李唐子孙，唤起对唐室的忠诚之外[368]，不可否认还与自武则天时期以来与游牧地区间持续紧张的军事形势有关。

并州都城化的同时，还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并州刺史改称为太原尹，并州司马改为太原少尹，太原、晋阳县改为赤县，太原、晋阳县以外的太原府周围诸县改为畿县，太原府官吏的品第也改成与京兆府和河南府相同[369]。同时，太原府官僚的资望和官吏的选数也以两京为标准[370]。天宝元年（742），北都改称为北京。

依据《唐六典》卷三十《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官吏》的记载，京兆府（西京长安）、河南府（东都洛阳）、太原府（北都并州）的官职种类、官职等级、官职人数均等同[371]。长安和洛阳的宫殿、中央官厅的规模、数量、配置几乎是同等的，但与两京相比，太原的规模没有它们大[372]。可是仅在太原设置了北都军器监，掌管武器的制造、管理，这充分展示了太原作为军事防卫都市的特性[373]。

3．太原（并州）与武则天的神都洛阳

武则天设置北都的要因，和之前东汉在洛阳南边设置南阳、曹魏设置谯县相同，有对王权故里进行神圣化这样一个因素。除此之外，并州都城化的目的，毋庸置疑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即针对7世纪末严峻的国际关系而采取的措施，为防卫兴起的北方游牧民南侵所设置的据点。

另外，武则天把并州设为北都及设置三京制的另一个政治意图在于，降低京师长安的比重，来提高神都的比重[374]。我们知道，武则天把洛阳称为“神都”，设为核心都城（684—705），是为了与唐初以来的京师长安势力相对抗[375]。武则天把洛阳进行神都化，与计划降低长安政治比重的政策是相吻合的。武周（690—705）建国后的天授二年（691）七月，武则天把雍州（京兆郡）进行分割缩小，把之前雍州的县分属鼎、稷、鸿、宜州[376]，同年将关内雍州、同州、华州、秦州等七州数十万户迁居洛阳[377]，整顿了以洛阳为都城的畿内制度[378]。这些政策，是武则天把神都（洛阳）提升于长安之上的神都充实政策之一环。

武则天建立武周王朝时，为避免以长安为据点的旧唐朝政治势力的反抗，便把长安仍称作京师。但是，把洛阳称为“神都”，实质上已经把它当作了核心都城。在武则天成为实际最高统治者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居住在长安的时间仅是统治最末期不过两年的时间（702—703），权力巩固时期都是在洛阳执政，神龙元年（705）十一月驾崩的地方也是在洛阳上阳宫[379]。对于武则天来说，长安是旧唐朝残存对抗势力最大的据点，在这种形势下实行并州的北都化，笔者认为，是通过以神都洛阳为据点，增置与武则天直接有关联的都城，来达到降低长安政治比重的目的。

4．太原与玄宗的长安

武则天之孙玄宗，在武则天之后再次把太原设为北都。其要因，从机能性上来说，需要强化北方的军事防卫；在象征性上，有必要突出都城长安的神圣性[380]。从象征性上来说，太原是唐朝兴业的故地，具有特别的意义。基于武则天的北都建置，玄宗把太原设为北都，确实具有把武则天和武氏一族的故里太原转变成唐朝故里的目的。玄宗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把以洛阳为据点的武周王朝的存在从历史上抹除，是实行唐初太宗贞观时期复兴政策的一环。高宗、武则天时期把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洛阳，但玄宗即位后，回归唐初以来以长安为中心的“长安还都”政策，便成为开元年间（713—741）玄宗政策的中心课题。

太原奠都时，玄宗巡幸河东的潞州、并州（太原），参观了隋炀帝让唐高祖李渊建造的晋阳宫，赞扬了王朝兴业之地[381]。设置北都的同时，也采取了对武德时期功臣以及太原元从子孙减税和任官优待政策[382]。从玄宗行幸北都时颁布的诏书，可以看出，玄宗实行了以太原为唐朝精神支柱的政策[383]。

开元十一年（723）五月，玄宗颁布的北都建置诏书（《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四《置北都制》，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2368页下段）内容如下[384]：

经邦创制，建都设险，必因时顺人，统物立极。我国家以神武圣德，应天受命，龙跃晋水，凤翔太原，建万代之模，为亿兆之主，犹成汤之居亳，有（一作“姫”）周之兴岐。顾朕（一作“朕以”）眇身，纂承昌运，守宗社（一作“祖宗”）之大宝，恢中原之鸿业。叶时卜狩，始经此（一作“北”）都，事本因心，情兼惟旧。近者嘉（一作“祯”）祥荐至，休瑞屡臻。此皆宗祐（一作“祉”）降灵，神祗潜暨，岂予（一作“伊”）菲德，独享厥休。昔尧理唐郊，式建丹陵之地，汉居洛邑，更表南阳之都。今王业所兴，宫观犹在，列于边郡，情所未安，非所以恢大圣之鸿规，展孝思之诚敬。其并州宜置北都，改州为太原府。刺史为尹，司马为少尹，太原、晋阳为赤县，诸县为畿县。官吏品第，视京、河南府。

如上所述，玄宗的制敕中强调了兴业之地太原的神圣性，而对于突厥复兴和南侵造成的北边形势恶化局面的处理，这一原本的设置目的，却没有直接提及。但如“今王业所兴，宫观犹在，列于边郡，情所未安，非所以恢大圣之鸿规，展孝思之诚敬”所述，兴业之地并州，是处于与北方势力相接触的军事前线，此处涉及了设置三京的历史缘由[385]。

5．作为军都的太原

当时太原被看作军都。三京之中仅在北都太原设置了北都军器监，从这件事中可以一窥太原的作用[386]。不同于长安和洛阳两京，它独自担负着防卫上的重任[387]。

太原在军事、经济、地理上的重要性如上所述，8世纪初，随着唐王朝周边形势的变化其重要性再度提高。突厥第二汗国（又称后突厥汗国，682—744）的复兴，使唐太宗以来的唐王朝统治空间开始大幅度缩小。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使唐王朝于西方又遇强敌。后突厥每年都会入犯离太原北边很近的朔、代、忻、蔚州，唐军屡受挫败[388]。对于想要统一农牧两区域的国家来说，太原处在农牧复合地带上，与附近的朔州、忻州、代州、蔚州、大同（云州）等地，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之地。

关于9世纪初北都太原的军事重要性，从刘禹锡（772—842）为祝贺大和六年（832）荣升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去北都赴任的友人令狐楚（766或768—837）所作的诗《令狐相公自天平移镇太原以诗申贺》（原注：相公昔为并州从事，《刘梦得文集·刘梦得外集》卷三，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86页）中也可以看出。[389]其诗文如下：

北都留守将天兵，

出入香街宿禁扄。

鼙鼓夜闻惊朔雁，

旌旗晓动拂参星。

孔璋旧檄家家有，

叔度新歌处处听。

夷落遥知真汉相，

争来屈膝看仪形。

9世纪前半期，回鹘游牧骑兵军团代替了突厥，成为蒙古高原的霸主，而太原又成了最前沿基地。回鹘与唐王朝虽结为同盟，但蒙古高原至华北大范围屯驻的土耳其系军队的动向，却决定了唐王朝的命运。从刘禹锡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太原是与这些骑兵军团交锋的最前沿基地。

对于以关中平原长安为据点的唐王朝后期政权来说，太原一直是关系着长安防卫的重要都市。回鹘在与黠戛斯的斗争中瓦解，黄土高原因此陷入大混乱。大中二年（848）成为北都太原长官的毕諴（802—864），在“太原近胡，九姓为乱”的情况下赴任，为实现地区的安定费尽了心思[390]。太原有如此重要的背景，因此至唐末，北都的长官、副官即太原尹、太原少尹，也就被当作发迹的重要官职[391]。在唐律中，两京的律法亦适用于北都太原府[392]。

（三）三府、七府的建置

1．二府、三府、五府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采取长安、洛阳两京制的时期是非常有限的，而单都制、三京制、五京制的时期则要长得多[393]。两京制的时期不过约65年（隋605—618、唐657—690、唐705—723），单都制大约45年（隋大兴581—605、唐长安618—657、长安761、洛阳904—907），三京制约50年（周神都、长安、并州690—705，唐长安、洛阳、中都721，长安、洛阳、太原723—756）。至于五京制的下限，尚有不明之处。肃宗时五京（唐长安、洛阳、太原、凤翔、成都757—760；唐长安、洛阳、太原、凤翔、江陵760—761；同上762—904）的长官称为尹，副官称为少尹，这种叫法一直持续到唐末[394]。

8世纪以后唐的都城制，基本上为三府制，除此之外还设置了七府。唐代有都城制的都市，总共存在十府，即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三府，还有河中府、成都府、凤翔府、江陵府、兴元府、兴德府、兴唐府七府。唐朝的复都制由三府七府制构成。一旦升格为府，尹、少尹的职务就会持续到唐末。

2．河中府的建置与废止

唐的河中府，是隋的河东郡，唐武德元年（618）改称蒲州。开元九年（721）正月，玄宗把蒲州设为中都（河中府），同年六月废中都，恢复为蒲州[395]。两年后将并州设为北都，置太原府。

位于两京间的蒲州成为中都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为了方便玄宗狩猎、娱乐，但实际上是玄宗时期重新修整两京间交通干线网络之一环[396]。位于河中府的安邑盐池是两京食盐的产盐地，在建置河中府的开元九年（721），由河中尹姜师度修建，设置官府盐屯，试图增加盐产和增收盐课[397]。临靠黄河渡口的河中府，是军事防卫的据点。中都虽被废，但蒲州位于连接东西两京与太原干线的交叉点上，一直作为唐代政治军事的要冲而受到重视[398]。

3．五京制的历史背景

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使东京洛阳于同年陷落，西京长安也于翌年即天宝十五载（756）陷落，玄宗蒙尘蜀郡。逃至灵武的皇太子李亨，于两京陷落的非常事态之中，未得玄宗许可，即位为肃宗（756—762年在位），改元至德（公元756年七月），以玄宗为上皇。肃宗以灵武为基地，成功借助被称为唐朝最强军队的郭子仪率领的朔方军，和在东亚首屈一指的北方回鹘骑兵军团之力，于至德二年（757）二月十日从灵武返回凤翔，同年九月十七日夺回了西京长安，翌月又夺回了洛阳。

返回长安的肃宗，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实行了五京制，宣布了唐朝的复兴。把先帝即成为上皇的玄宗避难之所蜀郡（益州），升格为成都府，号为南京[399]，把夺回长安之前停留了数月的凤翔郡（扶风郡）升为凤翔府，号为西京[400]，由之前的三京制变更为五京制（五都制）。因凤翔府变为西京，以前的西京京兆府便改称为中京。

上元元年（760）九月，废成都府南都之号，新设江陵府，号为南都，实行了新五都制[401]。即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江陵府之所以能代替成都成为南都，大概是由于玄宗向肃宗的权力转移已经完成，玄宗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变得薄弱[402]。上元二年（761）废五京制后，翌年（762）又再次实行五京制[403]。五京是之后直至唐末一直实行的都城制，其长官的称号为尹，副官称为少尹。

安史之乱（755—763）中实行五京制的目的，在于对凤翔府、成都府、江陵府等军事要地的官僚和地方势力的优待、怀柔，及对在动荡不安中复兴唐朝国势的炫耀。肃宗在灵州即位的至德元年（756）七月，玄宗在蜀，此时仍保持着皇帝的权威。因此，唐朝有一段时期，形成了灵武的肃宗与成都的玄宗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代[404]。翌年的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三日，玄宗返回长安时正式承认了肃宗皇帝的身份，自己成为太上皇。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肃宗于大明宫丹凤楼大赦天下，并对恢复两京有功者论功行赏，宣布实行五京制。此时把玄宗停留过的成都列入五京之中，大概是对玄宗及支持玄宗势力的特别关照。

4．南宋初的七京

金的南侵导致开封陷落，中央政府去南京应天府避难。高宗在应天府即位时进行了关于多京制的商讨。而在考察唐五京制设置情况的时候，此商讨内容可作为一个参考事例。南宋高宗即位的翌月即建炎元年（1127）六月二日，尚书右仆射李纲（1083—1140）向高宗提出了“十议”（十种建议）。李纲在第一条建议中主张：完全没有必要与金进行议和，应加强军事力量，彻底进行专守防卫。第二条建议中主张：静观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次为建康，除以前的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已被金军攻占）之外，长安升为西都，襄阳升为南都，建康升为东都，巡幸各都城设置多京制。这条建议实质上是应天府、长安、襄阳、建康四京制的建置案。加上被金军攻占的开封府、河南府、大名府，就是一个建置七京制的提案[405]。

关于此建议的效果，李纲做了说明：通过巡幸各都城，可以维持国势，不置定都，可以巧妙地摆脱金军的攻击目标，从而可以达到安抚国内人心的效果，撤销定都应天府和迁都建康之案，应想方设法夺回（“车驾还阙”）设有宗庙、陵寝的开封。此建议提出两日后，即六月四日，高宗采纳了李纲的建议，下令修筑南京应天府，修葺长安、襄阳、建康的城池，整修各宫室、官府。

虽然唐肃宗在收复两京时实行五京制，与在开封等三京陷落的情况下李纲所提建议的南宋的政治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家存亡危急时期主张采用多京制这一点上，李纲的建议内容是值得参考的。唐肃宗的五京建置，是在河北仍被安史叛军残党攻占的流动性政治形势下实行的，与南宋建国时的情况相似。唐肃宗建置五京的目的，大概与宋高宗相同，都是为了在临战情势下对地方势力施以怀柔，加强军事防卫，同时发扬国威。

5．五京的源流

关于五京的设置，丁海斌指出，五京制始于战国时代齐国设置的五京，后历经曹魏而至唐代的五京。但深思唐代复都制的二府→三府→五府→十府的发展情况，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开始的五京制（五府制），应当认为是在安史之乱中临战采取的临时措施。东北亚的五京制始于渤海，后被辽、金沿袭，其设置的原因，参照唐王朝的事例，也被认为是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地方势力的怀柔，和为了确保军事防卫上的安全性。另外，政治上实行复都制，还可以营造和展示为政者的权威和权力。唐王朝的五京制与新罗、渤海五京制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很难被证明，但我们可以认为，在需要以五京制来维持其政治、军事、思想形势上它们是存在着共通性的[406]。

（四）北宋四京制与辽金复都制的成立

1．7—12世纪东亚复都制的变化与宋辽金的复都制

欧亚大陆东部主要游牧势力的势力圈，以10世纪前后为分界点，由中国大陆西北部逐渐向东北部移动。辽、金崛起，蒙古高原东部至大兴安岭东部的地域开始跃入欧亚大陆东部的历史舞台。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的争执地也由西北移到东北，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成为军事外交上的焦点。北宋四京制与辽金复都制，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设立且相互影响的。

7—12世纪东亚的变化，可以放在统一游牧与农业区域政权的“大中国”向农业和游牧区域分离的“小中国”转变这一历史长河中进行探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变化，是与“大中国”向“小中国”转变相联动而发生的，而复都制的变迁也与此转变密切相关。

图65、图66、图67、图68在一段更长的时间轴中绘制了中国大陆空间构成与复都制的变迁。大唐帝国的建立，使包含游牧和农业区域的“大中国”首次诞生，但9世纪游牧区域和农业区域再次分裂，统治空间的大小不断交替变更，直至现在。

图65 中国空间构成与复都制的变迁：7—20世纪

注：以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4—10世纪》（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欧非大陆的都市与国家》，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103页图11为基础修订。

图66 唐统治空间——7世纪

图67 唐统治空间——9世纪

图68 北宋统治空间——12世纪初

注：以妹尾达彦《中华的分裂与再生》（《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58页图17为基础修订。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32—33页、36—37页，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3—4页作图。

2．12世纪的国际关系与复都制

对于包含农牧两区域的“大中国”来说，根据统治的需要，复都制的设置是不可缺少的。从北方游牧区域跨越农业游牧边界地带（农牧复合地带）进入农业区域的政权（后赵、前秦、北魏、东魏、北齐、后唐、后晋、后汉、北汉、辽、金、元、清），与在农业区域设置据点、想对北方游牧区域进行统治的政权（唐、宋、明），都会采取南北方向的复都制。“大中国”向“小中国”的转变，为各国的外交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复都制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辽、金、西夏的复都制，与两宋的复都制及交通网络密切相关。辽的中京作为与开封进行外交、贸易活动的据点而被营造，开封与中京由南北干线交通路直接连接。

在为政者对核心都城进行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复都之间逐渐产生了上下级关系，核心都城与辅助它的陪京之间的关系便由此形成，北宋时“陪京”“陪都”词语的一般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思想上，大概是外在性的“天”向内在性的“理”这一世界原理发生转变，促进了开封、临安核心都城化的发展。由于“天”向“理”转变，政权便不再需要“天”的认可，人们开始明白，良好的政治是来源于正确的理论，因此，政权的正统性必须要得到居民的支持，都城逐渐变成人们进行商业活动且富有一片繁荣景象的商业都市。进入宋代，开封、临安的都市生活盛况在相关地方志中有着特别详细的记载，居民生活的充实则反映出王权思想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结语 今后的课题

本文纵观东亚复都制，以从东西复都制向南北复都制转变为基础，论述了复都制变迁的模式。同时也论及了维持复都制的王权思想，始于长安（宗周）——洛阳（成周）的东西两京制复都，到了10—12世纪的宋、辽、金时期，交通网络由中国大陆西部向东部扩大，复都制开始向将蒙古高原至大兴安岭东部的游牧地区与华北、华南农业地区相连接的南北复都制转变。复都制的这种变化，从宏观上看，可以说是与欧亚大陆交通干线从内陆向沿海转变相对应的结果。

在第一节中，笔者把以往围绕中国复都制的研究进行了整理，第二节中，论述了8世纪以后“陪京”“陪都”等词语的普及，以及陪京制（陪都制）的形成。唐宋时期交通、信息制度的改革，征收税制的效率化，全国性商业网络的形成，科举制度的形成等一系列变革，使政治集权化得到发展，促成了8世纪以后陪京制的形成。

西汉末的仪礼改革和王莽新朝的建立，使祭祀祖灵的宗庙受命仪礼逐渐向王权仪礼转变，以“天子（皇帝）”的身体为标准来确定统治中国的正统性。特定的空间不被赋予正统性，无论在何处，“天子（皇帝）”的居住场所都可成为都，王权思想得到了理论依据。这种思想为汉代以后复都制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思想背景。8世纪以后，世界秩序原理由“天”向“理”转变，政权正统性的依据由“天”的认可转变为人的支持，这促成了集权性世俗王权的形成，从而加速了都城顺序化的发展。可以说这些因素促进了陪都制的实行。

在第三节中，论述了7—12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唐宋都城集权化的过程。将东亚复都制的变迁进行整理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各国复都制是密切相关的。隋、唐、宋的复都制，以周代和汉代以来传统的东西复都制为基础，同时又导入了游牧系诸国家多数采用的南北复都制，可以说这是隋、唐、宋复都制的特别之处。这种情况是与欧亚大陆东部主要都市群由华北向东北亚平原地带和沿海一带扩大，形成游牧和农业两大区域相对应的结果。

在考察东亚复都制史的时候，隋唐复都制成为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关键。本文中虽没能进行充分论述，但隋唐复都制，与同时期的新罗（统一新罗676—935）、渤海（698—926）、日本（7世纪末—）、南诏（8世纪中叶—902）、畏兀儿（西州回鹘，9世纪中叶—1335）等政权的复都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时间上，隋唐两京制、三京制、五京制，汇集了周以来的多京制特点，不仅为同时期所用，还成为唐以后东亚诸国在实行复都制时所参照的典范。

东亚复都制的研究，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本章也仅是论述了一个侧面。笔者希望根据日后的新研究，可以校正和补充本章的不足，愿东亚比较都城史的研究有更深更广的发展。

[240] 复都制研究也就是指陪都制研究，参见近年复都制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和崔彦华《魏晋北朝陪都研究》（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年）。另外，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8页所载的“陪京”“陪都”条目中记述道：“陪京始于东汉，陪都始于西周。”

[241] 华林甫已在《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江汉论坛》2005年1期）中指出，“陪都”一语出现于宋元以后，在这之前未曾出现。同论文中“陪都”作为复都的用语被使用，宋元之前的复都制也使用了“陪都”一词。笔者在本章中指出，“陪京”一词已出现于唐代，本章将对有辅助核心都城含义的“陪京”“陪都”在唐宋时期成为固定化词语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

[242] “两京”和“两都”，可见于著名的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被认为是由东汉洛阳和长安两都一同被设置而诞生的词语。根据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制作的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检索结果，“两京”“两都”二词未见于东汉以前的文献（“两都”，仅作为两个都市之含义的事例可见，但不是用来指两个都城）。周的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被称为两京的事例，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宋书》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745页），西周时期被认为不存在相当于“两京”“两都”的词语。

[243] 以往的研究，“都城”一词多限于指核心都城，用来与“陪都”进行区别。本章中所使用的“都城”，不只局限于核心都城，还包括“陪都”“陪京”的都，作为一般用语来使用。另外，“都城”一词与“京师”“京城”“上都”“上京”“帝都”“皇都”等词相同，频见于古典文献。例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中云：“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礼记·坊记》:“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文献中把君主居住的都称之为都城。

[244] 关于前近代国家都城（王都）的特色，参见妹尾达彦：《前近代中国王都论》，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洲史的社会和国家》，东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5年，183—227页；Seo, Tatsuhiko Trends in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he Traditional Capitals in East Asia: Origins of“the Traditional Capitals Epoch”, 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 No.8（2013）, The Toyo Bunko, pp.43—83。关于近代国家首都的特点，参见妹尾达彦：《首都和国民广场——现代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建造》，见关根康正编《都市的现在——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269—312页。

[245] 泷川政次郎：《复都制与太子监国制》，同《京制并都城制研究》（《法制史论丛》第2册），东京：角川书店，1967年，15—88页。

[246]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中，对复都制的变迁进行了整理（126—134页）。

[247] 赵中枢：《古都与陪都》，收于《北京与中外古都对比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237—251页，后再收于中国古都学会、北京史研究会编《中国古都研究》8, 1993年，150—163页。

[248] 管维良：《我国古代陪都建置纪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83—91页。

[249]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50] 朱士光、叶骁军：《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60—79页。

[251] 吴松弟：《中国古代都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84—92页。

[252] 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此书是基于丁海斌、时义的《清代陪都——盛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的研究成果而写成的，是对中国复都制的沿革进行详细论述的巨著。丁海斌在《中国古代陪都史》第5章“隋唐时期的陪都”中，对隋唐复都制的变迁进行了详细论述（166—292页）。

[253] 陈文豪：《试论中国陪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3期，2007年，75—108页。

[254] 关于复都制，参见姜渭水：《中国建都史》，台北：和平出版社，1957年；辛向阳、倪健中主编：《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汤爱民：《中国迁都论》，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等等。

[255]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26—127页。

[256] 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12—16页。

[257] 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16—26页。

[258] 崔彦华《魏晋北朝陪都研究》，35—42页。

[259] 朱士光、叶骁军《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67—76页。

[260] 依据妹尾达彦《都的位置——中国大陆之事例》，《人文研纪要》58，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6年，150—151页所载表2进行了订正补充。关于中国历代都城的变迁模式，参见《都的位置——中国大陆之事例》。

[261] 表2所载都城，仅是长期以来为政者居住的主要都市。这些都城仅为文献中特别记载的、使用时间较长的都城，若加上数年之内的短期都城，将比本表所列都城的数目要多出许多。在考察复都制的问题时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历代王朝都城的数目与位置总是变化不定的。

[262] 关于夏、殷（商）的都城，张国硕在《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纵观都城制，指出复都制源于夏朝。对此，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上篇第3章“商代的‘大邑商’及其别都制度”（28—42页）、《商代的别都制度》（《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文出版社，2003年，原载1984年，149—160页）、李自智《先秦陪都初论》（《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43—50页）、吴长川《先秦陪都功能初论》（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等研究，都认为复都制确切的起源朝代是殷（商）。在以往的研究中，把偃师商城（核心都城）和郑州商城（陪都）看作是中国最早的两京制之见解颇受认同。关于这一点，许顺堪在《中国最早的“两京制”——郑亳与西亳》（《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第8页归纳了主要论点。

[263] 朱士光、叶骁军《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

[264] 关于都城变迁的要因，妹尾达彦在《中华的分裂与再生》（《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3—82页）中进行论述以后，对此问题仍在继续考察中。关于五大都城的定义，参见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70—76页。

[265] 关于这一点，参见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4—10世纪》，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非洲、欧亚大陆的都市和国家》，《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丛书》59，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73—217页。

[266] 关于中国西北部农牧复合地带的历史重要性，参见杨红伟、高原：《论西北在中国边防与国家安全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总第66期，5—9页。

[267] 关于这一点，参见马彪《秦帝国的领土经营——云梦龙岗秦简与始皇帝的禁苑》（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3年）一书中第8章“根据龙岗秦简再析秦帝国的原理”第16节“征服农耕文明的帝国原理——据龙岗秦简动物管理的律令”（315—335页）的分析。

[268]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复都制，谷川道雄把东魏、北齐的邺——晋阳的关系与西魏、北周的长安——霸府（同州）的关系进行了对比论述，见谷川道雄《（增补）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东京：筑摩书房，1998年）补编第2章“两魏齐周时代的霸府与王都”，398—408页。崔彦华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复都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并指出东魏、北齐的邺——晋阳体制，成为了唐长安——太原体制及五代洛阳——太原体制的源点（崔彦华：《魏晋南北朝陪都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

[269] 隋唐以后建于北方和南方的都城、离宫，有隋的仁寿宫和大兴，唐的九成宫和长安、长安和翠微宫，唐太原和长安、洛阳，五代后唐的太原和洛阳，东汉的太原、邺都和开封、洛阳，畏兀儿的别失八里（北庭）和高昌，辽的临潢府（上京）和析津府（南京），金的会宁府（上京）和析津府（南京），元的上都、中都和北京，明的北京和南京，清的盛京、承德和北京，等等，南北复都制一直并无中断，直至明清（参见表2）。北京与上都、冬营地与夏营地的关系，参见杉山正明：《疾驱的草原文明》，东京：讲谈社，2005年。

[270] 大夏赫连勃勃于统万城设置据点，南下进入关中平原时，反驳了臣下奠都长安的建议，坚持以统万城为据点等事例，参见《晋书》卷一百三十《载记第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元熙元年二月条等。又《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中，将长安称为南都。

[271] 吉田爱：《北魏雁臣考》，《史滴》27，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2005年，81—117页。

[272] 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佐竹靖彦译：《元大都》，东京：中央公论社，1984年）。书中叙述了游牧民为政者来往于南北都城，这一举动反映了游牧民有在夏营地（夏之都）与冬营地（冬之都）之间移动的习惯。

[273] 妹尾达彦：《北京的小桥——街角的全球史》，见关根康正编《道路的人类学》下卷，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No.81，吹田：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2009年，95—183页。

[274]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0209页）记载：“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将入寇，议者请城洛阳。吕夷简谓：‘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或曰：‘此虚声尔，不若修洛阳。’夷简曰：‘此子囊城郢计也。使契丹得渡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

[275] 关于中国王权论与都城的关系，参见妹尾达彦：《天与地——前近代中国的都市与王权》，见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COE、大阪市立大学重点研究共同主办研讨会报告书：《中国的王权与都市——从比较史研究来看》，大阪：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5—43页。

[276] 儒家的王权论，最重要的问题是为政者作为天子是否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而都城的建造和建筑本身并不是本质性的问题。描述儒家理想官制的《周礼》，把记述都城营造情况的《考工记》列入冬官的条目（因为在阴阳思想中，营造工作是在农闲期的冬季进行的），其记述方式总是比较含糊，可进行多种解释。《周礼》的目的，是为了宣扬周代的整个官制是不受朝代所限的、具有普遍性的理想制度，而都城的建筑构造仅是周代官制中的一部分。在儒家经典中，《周礼》被认为是出现较晚的一部，书中的《冬官·考工记》据说是基于战国时期齐国的制度。但也有学者认为，《考工记》是王莽为了建造新王朝都城，由儒家学者刘歆编辑修改的。关于《周礼》所记载的都城制特征，参见佐原康夫《周礼和洛阳》（奈良女子大学21世纪COE组织编《古代都市及其形制》，同项目报告集14, 2007年，31—47页）及佐原康夫《中国都城的理念与东亚》（馆野和己编《古代都城的形态》，东京：同成社，2009年，129—151页）。

[277] 例如，17世纪西欧绝对君主的诞生，是神向世俗权力者的权力转移。中国唐代向宋代的过渡时期，王权的依据由“天”向“理”转变，前所未有的世俗性集权国家由此诞生。

[278] 关于此转变，沟口雄三《中国近世的思想世界·以中国为视角——将来的世界史》（东京：平凡社，1995年，10—138页）中有明确的论述。

[279] 关于这一点，参见久保田和男《媒介的都城空间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五代北宋政治文化的变迁》（伊原弘编《“清明上河图”与徽宗的时代——光辉的夕照》，东京：勉诚社，2012年，50—81页）；同《宋都开封的旧城与旧城空间——把隋东都皇城与开封比较》（《都市文化研究》16, 2014年，71—91页）的一系列研究。

[280] 关于中华民国时期首都的设置，刘敬冲、富兵：《民国时期的首都、陪都与行都》，《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114—117页及黄立人、郑洪泉：《关于“陪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两篇论文中做了简单整理。国民政府废除了盛京，把北平作为唯一的首都，迁都南京后，于1929年1月把南京定为首都特别市。1932年1月，日军侵入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南京国民政府于同年3月不得不把西京（西安）设为“陪都”，洛阳设为“行都”。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同年8月又发生了第二次上海事变，面临南京沦陷的国民政府把重庆设为另一个“陪都”，形成西京、重庆两个陪都的体制。但如张凤琦所论述，重庆虽被称为陪都，却不同于前近代的复都制，应该说是首都南京在面临沦陷时所设置的临时首都（俞荣根、张凤琦主编：《当代重庆简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日军战败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颁布还都令，“凯旋南京”。

[281] 关于陪京、陪都的“陪”，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卷十四下（《四部丛刊初编》本）云：“陪，重土也。一曰满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四篇下：“陪，重土也。一曰满也。”注解云：“《左传》曰‘分之土田陪敦’。注曰：陪，增也。敦，厚也。诸侯之臣于天子曰陪臣。取重土之义之引申也。”《十三经注疏·春秋左氏传》卷五十四定公四年“分之土田陪敦”中的“陪敦”一词，杜预注：“陪，增也。敦，厚。”孔颖达《正义》云：“陪，是加增之义。敦，厚。”（《十三经注疏·春秋左氏传》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546页）。《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陪臣敢辞”（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52页）中之“陪臣”，服虔《集解》作：“陪，重也。诸侯之臣于天子，故曰陪臣。”白川静《字统》，东京：平凡社，2000年第二版，初版1984年，686页中云，“陪”，附属于圣所之义。

[282] 《文选》卷四《赋甲·京都中·张衡（张平子）〈南都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49页）中云：“于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体爽塏以闲敞，纷郁郁其难详。”张衡把位于洛阳南边的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记为南都，北背洛阳，南临汉水。南阳是东汉光武帝的出生地，因此被设为都城之一，是东汉时仅次于洛阳的大都市。文中的“陪京之南”，是指南都南阳“北背洛阳”之义，而不是表示顺序关系的“辅助洛阳的陪都”。

[283] 《文选》卷十六《赋辛·志下·潘岳〈闲居赋〉》云“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陪京溯伊，面郊后市”。《晋书》卷五十五，15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中引用此文“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背京溯伊，面郊后市”。此处把《文选·闲居赋》“陪京溯伊”的语句记为“背京溯伊”，则表示“陪”与“背”同义，即指位于洛阳之南，而不是指陪都。清代胡绍煐撰《文选笺证》卷十八《潘安仁〈闲居赋〉并序》“陪京泝伊”中记述（光绪二十九年《聚学轩丛书》本）:“（李）善曰《南都赋》‘陪京之南’。王氏念孙曰‘《南都赋》陪京之南，本取陪辅之义’。此言陪京溯伊，则陪字当读为倍，即今背字也。言家在洛水之涘，背京向伊也。《汉书·张衡传》‘背河乡雒’, 《东京赋》‘溯洛背河’，义并与此同。《晋书·潘岳传》，正作‘背京溯伊’。”此文中王念孙把《文选》“陪京溯伊”中的“陪”解释为“陪辅”，胡绍煐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文选》中的“陪京”，应为“背京”（背向京）之义，并举例说明。

[284] “别都”一词，如郦道元《水经注》卷九“淇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866页）中所记载“魏县故城。应劭曰，魏武侯之别都也”，是指另一个都城。《通典》卷一百七十七《州郡七·古荆河州·河南府》（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4652页）中“至成王营成周，卜涧水东，瀍水西而宅洛邑，是为王城”的原注：“汉孔安国云：‘王城今河南城。’周灵王时，谷洛斗，毁王宫，则《左传》齐庄公遣师城郏是也。”同书同卷同页“又于瀍水东卜，亦吉，迁殷顽人居之”的原注：“孔安国云：‘将定下都，迁殷人，故并卜之也。'”这两段原注的记载中，西汉的孔安国把西周洛邑（洛阳）称为王城或下都。由此可知，西汉时把西周镐京与洛邑的关系看作是上都与下都的关系。北齐时，把邺称为上都，晋阳称为下都（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十四《居处部·都邑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562页注：“北齐高洋，以邺为上都，晋阳为下都”）。唐代把太原称为下都，长安称为上都（《全唐文》卷九七九阙名《对还坟判》，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5993—5994页中，对“刘亨称，元是并州人，因隋季而迁长安，今请还就坟陵。长不许去”的判文“顷者江滨鹿走，道丧隋风。晋水龙兴，祚开唐运。干戈忽起，自下都而入上都。鸡犬乱驰，辞旧国而入新国”）。另有记载，把唐长安称为上都，洛阳称为下都。（《旧唐书》卷十八上《本纪第十八上》“武宗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05页有：“中书门下条疏闻奏：‘……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

[285] 丁海斌指出，关于意为“都”的汉语，有40种以上。本文在对“都”进行词语整理时，参看了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6页。

[286] 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第7页，把“下都”及区别于京师的“西京”这类词语作为与“陪都”有关的词，进行了整理。

[287] 根据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检索结果，“陪京”有1617条，“陪都”有673条（2014年8月检索）。当然，基本古籍库并没有网罗所有的文献史料，其中还可散见一些错误的记录。因此，根据基本古籍库所遗漏及新出的史料，“陪京”“陪都”当然也有可能出现于唐以前。即便如此，“陪京”“陪都”也是到了唐宋以后才被作为一般化词语来使用的，即本文的论点是不变的。另外，唐代李白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七：“王出三山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167页）中，有把“扬都”写作“陪都”的版本（明隆庆刻本等），有的学者依据这类版本指出，“陪都”一词最早见于李白的这首诗（吴立友《“陪都”词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8期，71页）。但李白的这首诗中“扬都”一词是正确的，因此这不能作为“陪都”最早的出处。

[288] 唐代墓志中，“陪京”一词可见于洛阳出土的《史陁墓志》，其文曰：“于是诏授呼论县开国公，仍守新林府果毅，迁居洛阳之县。若乃陪京溯洛之所，士至云浮，面郊后市之场，宾客雾集。”（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显庆1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97页）。此墓志中的“陪京溯洛”“面郊后市”，是基于本文所引西晋潘岳《闲居赋》中“陪京溯伊，面郊后市”一文。“陪京溯洛”即“背京溯洛”，是指史陁迁居的洛阳之县，在背朝古都洛阳（当时为洛州都督府）溯洛水而上的位置，而不是指“都”。史陁于贞观七年（633）三月二十七日卒于洛阳县的私第，于二十六年后的显庆四年（659）八月十六日被合葬在洛阳北郊的邙山。

[289] 《全唐文》卷二十《玄宗·封张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39页），全文如下：“门下。疏爵列土，是称王制。大功盛德，必建侯封。银青光禄大夫大理卿张，守道恭懿，饬躬明哲，诚亮邦国，实繁于华，爱同君亲，忠岀于孝。比者潜申翊戴、屡挫凶慝，故以议存谋始，防在虑先，披荆之效不渝，采葛之谗遂起。粤自荒裔，升于王朝，追朱佑之前言，深启于天命。指萧何之旧事，独高于人杰。思弘赏典，用载盟书，惟邓乐郡，陪京奥壤，宜赐茅社，永旌采地。可封邓国公，赐实封三百户，余如故。主者施行。”在《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三《大臣·实封·加张食实封制》（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348—349页）中，同文附属于苏颋（670—727）。

[290] 参见《旧唐书》卷一百六，3248页；《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4334页。关于玄宗刚即位之后的政治状况，参见唐雯：《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182—204页。

[291] 关于玄宗的长安“还都”政策，今后还应该从都城史和政治史的观点上进行详细探讨，参见妹尾达彦《唐代长安与洛阳——陆之都与水之都》（橿原：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宫都飞鸟》，东京：学生社，2011年，86—107页）。另外，在考察玄宗与长安、洛阳的关系这一问题时，金子修一《玄宗祭祀与则天武后》（古濑奈津子编《东亚的礼、仪礼与统治构造》，东京：吉川弘文馆，2016年，179—195页）的分析具有启示性。

[292]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杂状·论河东等道比远官加给俸料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18—219页）记载：“右。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京近地，州县之职，人合为乐，只缘俸禄寡薄，官同比远。……自后访闻户部所给零碎，兼不及时，观察使以为虚折，皆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远。伏望今日以后，户部却与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观察使奏取进止。”另，《旧唐书·武宗本纪》（同上，589—590页）、《唐会要》卷九十二《内外官料钱下》“会昌元年”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页）及《册府元龟》卷五百零八《邦计部二十六·俸禄第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5775页）均有内容相同之文。《册府元龟》和《唐会要》同记作会昌元年，《旧唐书》作会昌二年。本文依据傅璇琮、周建国校笺，作会昌二年。北京太原与京畿制的长安和都畿制的洛阳不同，没有被建置都城特别行政区划，而这个问题就成为这次上奏的背景。

[293] 关于三府制，参见《唐六典》卷三十《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官吏》，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740—742页。关于武则天与玄宗北都制的差异，参见华林甫：《顾炎武地理考据得失论——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8-4, 2013年，12页。

[294] 近年发现的北宋《天圣令》（天圣七年〔1029〕修成，十年〔1032〕施行），编纂于北宋的三京时代（1014—1042），因此三京（开封、河南、应天府）的名称频繁出现（《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所载的“田令·宋六”，“营缮令·宋十一、十六、十九”，“杂令·宋九”等）。《天圣令》与被复原的唐《开元令》同一条文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唐令中的两京在宋令中被换成三京。另外，唐也在开元十一年（723）建置北都太原府，其后实行三府制（三京制），而在《天圣令》所引用的“不行唐令”中，没有使用“三府”，而是使用“两京”“京都”（长安和洛阳）之词。

[295]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三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4册，3631页上段）中记载：“（徽宗政和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太一宫使兼侍读邓洵武奏：‘伏见陛下若稽古初，继述先志，出自睿断，肇新官名，中外洪纤，莫不完具。今则开封牧尹下逮六曹，率属分职，悉合古制，声明文物，光彼方来。臣窃以河南、应天、大名府寔号陪京，故城则谓之皇城，库则谓之左藏，有国子监以掌学校之政，有御史台以典省官之仪。至于司局之称，多类天府，而知、通之号，尚同列郡，非所以尊天子之别都也。伏望明诏有司，依开封新制，正三京尹少之名，以仰副陛下推广先烈，董正治官之意。’从之。”另参见《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同上，3960页。

[296] 北宋刘一止《苕溪集》卷四十“李利用除河南府路转运判官”（《全宋文》第152册，卷三二六七“刘一止”，合肥：安徽出版社，2006年，38页）中载：“敕具官某畿右一道，分隶陪都。”关于北宋开封与洛阳的政治文化上的关系，参见木田知生《北宋时代的洛阳与士人：在与开封的对立中》（《东洋史研究》38, 1979年，51—85页）。

[297] 《宋朝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三《典礼二十八》“会圣宫奉安神宗神御毕西京德音”元祐二年（1087）十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519页）记载：“门下。朕以寡昧，仰继圣神，顾瞻山陵，未忘弓剑之慕，益广宗庙，以奉衣冠之游。祗遣辅臣，往严像设，敞凤台之仙宇，粲龟洛之仁祠。睟表一临，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贡祥而效珍，父老纵观，或太息而流涕。”

[298] 《天圣令》中有“三京”的称呼，也有把开封和洛阳称作“两京”的，这表明了三京中洛阳存在的重要性。

[299]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吕夷简传》，同上，10209页，载：“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将入寇，议者请城洛阳。夷简谓：‘……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此文中记述了大名府是由于契丹南侵，为了开封的防卫而建置的。

[300] 北宋叶梦得《石林奏议》卷一《奏修城利害并乞截拨发运司拖欠斛斗应副使用状》（《全宋文》第147册，卷三一六三“叶梦得”，38页）载：“况本朝王业所基，见奉三圣神御于离宫，夹辅京师，号为陪都。其形势又非汉唐之比，则府城势决不可不修以为非常之备。”

[301] 北宋傅察《忠肃集》卷中《贺梁才甫建节再任大名启》（《全宋文》第181册，卷三九六三，40页）有“仍陪都之管籥”。另见前面所列举的《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吕夷简传》，同上，10209页。另参见上述北宋刘一止《苕溪集》卷四十《李利用除河南府路转运判官制》。

[302] 南宋陈著《本堂集》卷六十四《代陆漕景思通马制使光祖启》（《全宋文》第350册，卷八一〇二，289页）记载：“起家宝婺，植纛金陵。十年三涖于制垣，恩感夙著。大使再迂于政府，宠数益隆。……今此陪都国之重任，前以卫京师之根本，后以障边境之风寒。”

[303] 南宋洪适《盤洲集》卷二十《吕擢直徽猷阁知建康府制》（《全宋文》第212册，卷四七一一，291页）载：“长江古为天堑，建业今作陪都。非智略辐凑有兼人之长者，不足以称方伯连率之职。”同书卷五十七《代张建康贺程参政启》（同上卷四七三二，207页）载：“界陪都管籥之司，易辅郡股肱之寄。”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九《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知建康府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刘拱乞检会前奏除外宫观不允诏》（淳熙五年闰六月十九日）（《全宋文》第226册，卷五〇三〇，341页）载：“眷陪都之重地，烦宥府之旧人。”建康被称为“陪京”的情况也比较多见（南宋洪适《盤洲集》卷二十七《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除保平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江南东路安抚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制》〔《全宋文》第212册，卷四七一七，380页〕等）。建康被称为“陪都”的事例，也频繁出现于南宋马光祖修、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等史料之中。

[304] 南宋虞俦《尊白堂集》卷五《赵善坚知绍兴府制》（《全宋文》第254册，卷五七一〇，211页）中有：“乃顾陪都之重，实临东粤之区。”南宋袁说友《东塘集》卷十八《绍兴府进士题名记》（《全宋文》第274册，卷六二一〇，365—366页）中有：“越今为陪都，盖古三辅也。”

[305] 南宋把临安府作为都城，建康府、绍兴府设为陪都。关于南宋都市网络的特点，参见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修订版，汲古书院，2001年，285—602页）。

[306] 元朝也实行了上都和大都的复都制，但元朝大概没有使用“陪都”一词，因此笔者认为上都和大都是对等的都城。这或许是因为，身为游牧政权的元朝为政者夏季在上都、冬季在大都，习惯了应季移动于南北两都城之间。关于这一点，参见杉山正明《忽必烈与大都》（《蒙古帝国与大元国》，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128—167页）。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元的复都制是沿袭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游牧系政权的南北复都制。另外，中都也是元的都城，只是使用的期间比较短暂。

[307] 《金史》卷三十《礼志·宗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贞祐四年”条，729页；同书卷九十六“梁襄”，2134页；同书卷一百一“抹撚尽忠”，2228页等，有把开封作为中都的陪京之记载。另外，金元好问《翰苑英华中州集》卷三中收录的刘迎《河防行》（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21册，51页上段）中载：“大梁今世为陪京，财赋百万资甲兵。”

[308] 明朝在迁都北京以后，把南京称为陪都。参见明代沈一贯《敬事草》卷四《劾王官揭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55叶a-b）中载“南京乃国家陪都，江南为财赋要地”，明代王鰆《思轩文集》卷九《序·庆成国朱公寿六十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中载“南京自为陪都，以来垂六十年”，等等。

[309]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77页）“六合同风，宸居首奠，体国经野，载在职方”之条云：“都邑考。太祖初入京陵，改曰应天府。洪武元年（1368），诏以开封府为北京，应天府为南京（原注：寻罢北京，而应天为京师）。二年，以临濠府为中都。（原注：又改临濠府为中立府。七年，改曰凤阳府。）太宗永乐元年，建北京于北平府。（原注：七年，始改北京为顺天。时仍以南京为京师，而巡幸则驻于北京。）正统以后，遂以北京为京师，而南京为陪都。”明朝洪武元年，把开封府（北宋都城）设为北京，应天府设为南京，但很快就废除了北京开封府而把南京应天府作为京师。永乐帝即位，便把元的大都设为北平府（顺天府），作为政治据点，但“京师”一词仍使用于南京。北平府为京师、南京为陪都的称号被确立，如上《读史方舆纪要》所记载的，是在英宗的正统年间（1436—1449）以后。明朝时，意味着核心都城的“京师”，与意味着辅助都城的“陪都”，被细致地区分而加以使用。围绕京师的称号，明初时分别以北京、南京为据点展开政治势力斗争，参见本书收录的新宫学的论文。另参见新宫学《北京迁都研究——近世中国的首都迁移》（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同《关于明代南京城及外郭城》（《明代中国的历史的相位·山根幸夫教授追悼纪念论丛》，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等分析。

[310] 明代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卷五《升南京吏部尚书谢恩疏》（明万历陈启孙刻本，2b-3a）中载：“臣谨于七月初二日，望阙叩头谢恩，到任理事外，臣伏惟陪京为今沣、镐，庶绩总存留铨。”明代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十九《诗·送孙司理赴南户曹》（《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亦载：“久瞻法座正威仪，新拜郎曹领度支。……东南重赋输民力，沣镐陪京肇帝基。榷税采金相望出，叩天谁许借恩私。”

[311] 清代的兴业之地盛京被称为陪都，参见《（康熙二十三年刊）盛京通志》卷一《京城志》，1a载：“京师者天下之本，陪京者帝业之基也。”清代董诰《皇清文颖续编》卷三十《颂》，谢墉《圣驾东巡恭谒祖陵颂谨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中云：“世祖章皇帝，用建陪都焉。”

[312] Robert Hartwell通过对铁的生产、流通的分析，论述了北宋时期以开封为核心的黄河下游至江苏省北部的地域在经济、产业、军事方面形成了超越于其他地域的都城市场圈（metoropolitan market area），参见Robert Hartwell,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1, 1966, pp.29—58。北宋时期设置的四京地区，形成了以开封为核心都市的水运、陆运交叉的广域经济圈。现在我们所说的首都经济圈，其实已经于北宋的开封和三个陪都构成的区域中诞生了，我们认为这就是首都经济圈的原型。关于这一点，参见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一书中的分析。

[313] 比如，“在京及三京”一词，北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十九《乞疏决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十三日（《全宋文》第98册，卷二一三四，111页）中载：“臣伏见，陛下以久旱，疏决在京及三京系囚，圣心焦劳，钦恤庶狱。祖宗以来，赦过宥罪，多蒙嘉应。然今溥天不雨，旱灾甚广。恐刑狱冤滞，以伤和气者，不止于四京。”

[314] 参见妹尾达彦《都之位置——中国大陆之事例》。

[315]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卷九《议征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482页）记载：“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府库所在，虽有镇守，终是空虚，辽东路遥，恐有玄感之变。”太宗与尉迟敬德的对话中出现了“东西二京”，因此，《贞观政要》被认为是存在两京制的时期（705—723）撰写的（在同上书27页中，谢保成指出，《贞观政要》的编纂是始于武则天武周王朝灭亡、中宗即位的时期，开元十七年〔729〕进呈玄宗）。《贞观政要》的编纂，是由洛阳还都于长安，把长安作为主要舞台，否定武周王朝并复兴唐初政治的玄宗文化政策之一环。

[316] 严耕望：《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原载1964年，661—670页。

[317] 但是，畿内制度本身，已在沿袭了隋代制度的唐代初期之雍州（长安）实行。高宗建置了东都后，也于洛阳制定畿内制。这一点参见砺波护《唐代畿内与京城四面关》（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185—201页），及萧锦华《唐前期两京畿内制建立考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8-20，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35—79页）。

[318] 参考《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72页；《玉海》卷十六《京辅·唐四辅》，元至正十二年重刊本，34叶a-b，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351页下段。

[319] 参见《唐会要·诸府尹》，1408—1411页等。关于唐代的府制，参见张国刚：《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124—125页；程志、韩浜娜：《唐代的州和道》，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53—54页；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凡例”27—28页；夏炎：《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0—17页；等等。

[320] 《唐六典》卷三十《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官吏》740—742页。任士英《隋唐帝国政治体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173页。实行府制后，长官便成为尹，所有府尹的官名都持续至唐末。关于这一点，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1-5·索引》中府的人事情况。

[321] 妹尾达彦：《江南文化之系谱》（一）（二），《六朝学术学会报》第13集，2013年，69—142页；第14集，2014年，77—111页。

[322] 新宫学：《北京迁都研究——近世中国的首都迁移》，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

[323] Edward 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24] Jun Fang, China's Second Capital-Nanjing under the Ming, 1368—1644, New York, Routledge,2014。特别参见Chap.1, The Secondary Capital System in Imperial China, pp.18—43。

[325] 萧锦华：《唐前期两京畿内制建立考论》。如上所述，此论文是在京都大学博士论文《唐代前期的洛州：从军事要冲到政治中心》（2001年3月）第3章“唐代前期的洛州：从军事的要冲到政治的中心”的基础上，加入长安的事例进行了增补，弄清了两京制的变迁问题。

[326] 程义：《试论隋唐东西两京布局差异的成因》，《考古》2008年第12期，71—79页。

[327] 张荣芳：《唐代京兆尹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

[328] 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上篇《唐代东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9—152页。

[329] 苏小华：《文献所见唐东都制度考略》（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年）、同《唐代洛阳的地域文化与职官制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3期，后再录于贾二强编《长安史学》第4辑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407—414页）。

[330] 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31] 万晋：《唐安史之乱后的河南尹》，《明治大学亚洲史论集·气贺泽保规先生退休纪念号》18, 2014年，266—280页。

[332] 李丹婕：《安史之乱之际的东都》，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年。

[333] 谢军：《唐代河南尹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3年。

[334] 砺波护：《唐代畿内与京城四面关》，同《隋唐都城财政史论考》，京都：法藏馆，2016年，77—95页，原载1992年。

[335] 山根清志：《关于武则天“神都”充实之策的一、二个问题》，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古代都市》，汲古书院，1995年，167—200页。

[336] 施和金：《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337] 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338] 西汉实行了长安——洛阳两京制，虽已成为通说，却不存在确凿的史料。汉初高祖曾商讨奠都洛阳之事，结果却奠都于长安。村元健一指出，西汉洛阳属河南郡治，并不是正式都城。参见村元健一：《中国复都制与洛阳》，《都城制研究·东亚的复都制》4，奈良女子大学古代学学术研究中心，2010年，43—53页。

[339] 长安——洛阳两京制，在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唐李廋《两都赋》等赋中被反复赞扬。如《文选》卷二十八《乐府诗·谢灵运·会吟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317页）中说“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似”。东晋、南朝也把长安、洛阳两京看作是中国具有正统性的都城制。关于两京赋的系统和作用，参见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欣慧《历代京都赋的文化审视》（台北：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09年）；吴仪凤《赋写帝国——唐赋创作的文化情境与书写意涵》（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等。

[340] 参见妹尾达彦《江南文化的系谱——建康和洛阳》（一）（二）及本书第三部第一章“帝都之风景 风景之帝都”。

[341]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2734页记载：“臣闻，有国家者譬诸身，两京等于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绝域若在身外。”

[342] 李昉著，王晓天、钟隆林校点《太平御览·州郡部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卷，485页）载：“高宗常谓机曰‘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

[343] 关于两京路的整修，有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85年）篇壹“两京馆驿”、篇贰“长安洛阳驿道”，1—89页；王文楚《唐代两京驿路考》（同《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46—81页；同《史地丛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2,2014年，74—104页再录）；李德辉《论隋唐时期两京驿道的绿化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6-3,2005年）、同《唐代两京驿道》（《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0-1,2007年）等详细的研究。随着唐玄宗“还都”长安，愈加紧进行了两京路的整修。如《唐会要》卷三十“诸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652页）所示：“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修望春宫。至十月，两京路行宫各造殿宇及屋千间。”开元二十六年（738），设置于两京路的行宫被修造。又《唐会要》卷八十六《道路》（1864页）所载：“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令殿中侍御史郑审充使。”其两年后的开元二十八年（740），街道开始准备并排种植果树。负责人是殿中侍御史郑审。同年，郑审对两京道种植果树的详情作诗吟咏。参见《文苑英华》卷二百九十六《行迈·诗奉使五十首·奉使巡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秦因咏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册，1510—1511页）:“圣德周天壤，韶华满帝畿。九重承涣汗，千里树芳菲。陕塞余阴薄，关河旧色微。发生和气动，封植众心归。春露条应弱，秋霜果定肥。影移行子盖，香扑使人衣，入径迷驰道。分行接禁闱，何当扈仙跸，攀折奉恩辉。”另参见《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三百郑审《奉使巡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秦因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1117页）。

[344] 滨口重国：《唐玄宗时期江淮上供米与地税之关系》，同《秦汉隋唐史研究（下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原载1933年，907—945页。

[345] 参见《唐会要》卷六十七“留守”，同上，1400—1402页。泷川政次郎《复都制与太子监国制》28—37页。

[346] 妹尾达彦《江南文化的系谱——建康和洛阳》（二）77—112页。

[347] 参考《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序目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4479页；《旧唐书》卷三十八《志·地理一》，同上，1385页；等等。

[348] 山下将司在《唐“元和中兴”时期的突厥军团》（《东洋史研究》72-4, 2014年，1—35页）一文中对唐后期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新的论证，指出唐后期军事力量多以突厥军团为中心，这已经不能单纯地用以往研究所指出的、唐朝军队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变来进行说明了。

[349] 例如，从宗庙来说，《旧唐书》卷二十六《志第六·礼仪六》，同上，984页中载：“天宝之中，两京悉为寇陷，西都庙貌如故，东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庙之灵，不欲歆其烦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后，弥历岁年。”

[350]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卷一“西监”，9页记载：“元和二年十二月奏：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每馆定额如后：西京学生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七十四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算馆各十员。又奏：伏见天宝已前，国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后，西监置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未定每馆员额。今谨具每馆定额如前，伏请下礼部准格补置。敕旨：‘依’。”又，同书卷一“东监”10页载：“东监，元和二年十二月敕：东都国子监量置学生一百员，国子馆十员，太学十五员，四门五十员，律馆十员，广文馆十员，书馆三员，算馆二员。”另参见《唐会要》卷六十六《东都国子监》，同上，1371页。

[351] 《唐摭言》卷一《两都贡举》，同上，12—13页载：“永泰元年，始置两都贡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

[352] 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25—34页。

[353] 绘制图47时笔者参看了以下的图和论著：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34—35页）图“唐时期全图（二）”（开元二十九年）；大野仁《唐（开元末）府州县图》（布目潮沨编《唐、宋时代行政、经济地图作制研究成果报告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一般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大阪，1981年3月）；青山定雄《唐宋时代交通地志地图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第一篇“唐宋时代的交通”图版1“唐代主要交通图”；荒川正晴《亚洲的交通、交易与唐帝国》（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593页图2“唐代驿道图”；刘希为《隋唐交通》（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2章“唐代的交通干线”54页所载“唐代陆路交通干线”；等等。

[354] 常一民：《唐代北都城址试探》，史念海主编《古都研究》4, 1989年，348—359页。

[355] 李裕民《唐代太原的建置沿革——北都研究之一》（《城市研究〔太原市社会科学院〕》1989年2期）；同《唐代太原的总管与都督》（《城市研究》1989年4期）；同《唐代太原的长史》（《城市研究》1989年5期）；同《唐代的太原尹》（《城市研究》1990年1期）；同《唐代太原的折冲府》（《城市研究》1990年2期）。

[356] 爱宕元：《唐代太原城的规模与构造》，见《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五十二）》，京都：同朋社，1997年，181—201页。

[357] 张丽花、王振芳：《唐代太原城的扩建与唐代太原的人文自然景观》，《沧桑》2002年6期，55—56页。

[358] 王尚义、张慧芝：《唐陪都地位对太原城市文化的影响》，《太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6-3, 2007年，40—45页。

[359] 樊晓剑：《唐北都中城地理环境略考》，《山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5-4, 2011年。

[360] 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 139—140页。

[361] 吉田爱《东魏、北齐的邺和晋阳》（第四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2010年8月于台湾大学）；同《唐代的太原——从多都制的角度》（黄河流域的历史与环境青年学术研讨发言稿，2012年3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362] 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 140页。记为天授元年的史料有：《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二·太原府》（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61页）;《旧唐书》卷三十九《志十九·地理二·北京太原府》，1481页；《太平寰宇记》卷四十《河东道一·并州》；《新唐书》卷三十九《志二十九·地理三·河东道》，1003页。记为长寿元年的史料有：《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州郡下·京尹》，903页；同书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太原府》，4738页；《唐会要》卷六十八《诸府尹》，1409页；《旧唐书》卷六《本纪六·则天皇后》长寿元年九月条，123页；《新唐书》卷四《本纪四·则天皇后》长寿元年九月癸卯条，93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唐纪二十一·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长寿元年九月庚子条，6487页。本文遵从后者一系列史料之说。

[363] 参见马驰《李光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章“保卫太原”，44—49页；杜甫《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明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379页）中载：“司徒天宝末，北收晋阳甲。胡骑攻吾城，愁寂意不惬。人安若泰山，蓟北断右胁。朔方气乃苏，黎首见帝业。”另，清卢元昌《杜诗阐》卷二十一《故司徒李光弼》（康熙二十五年编《思美庐杜诗阐全集》，21叶4a）的注中亦载：“太原为贼右胁，太原固，贼之右胁断。太原为朔方左胁。太原固，朔方之气亦苏。”

[364]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序言（总目第一卷）·京都关内区长安太原驿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91—128页；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九“山西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778页）等。

[365] 《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州郡下·京尹》903页记载：“开元以后，增置太原府为北京，官属制置悉同两京。”原注：“初，武太后，长寿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为北都，神龙初废。开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义之始，复置太原府，号曰北京。”

[366] 岑仲勉：《岑仲勉著作集·突厥集史（上册）》卷8，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308—361页。另参见铃木宏节：《唐代漠南突厥汗国的复兴与展开》，《东洋史研究》70-1, 2011年，35—66页；齐藤茂雄：《突厥第二汗国的内部对立——以古西藏语文书中的’Bug-čhor为线索》，《史学杂志》122-9, 2013年，36—62页。

[367] 参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二《外臣部·备御第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开元五年三月辛酉条，11488页；《全唐文》卷二十一《玄宗皇帝·并州置天兵军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48页。

[368] 《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州郡下·京尹》903页；《旧唐书》卷八《本纪八·玄宗上》185页。

[369] 开元二十七年（739）撰成的《唐六典》卷三十《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官吏》记载：“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各一人，从二品。……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令各一人，正五品上。”（750页）其原注载：“隋初，两京置四县，增秩为正五品，皇朝因之而不改。天后时，东都又置来庭、永昌二县，以太原为北都，寻亦罢。开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晋阳、太原为京县。”又《旧唐书》卷九《本纪·玄宗上》185页载：“（开元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改并州为太原府，官吏补授，一准京兆、河南两府。”除此之外，参见《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州郡下·京尹》903页；《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4738页；《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二·太原府》361页；《旧唐书》卷三十九《志十九·地理二·河东道·北京太原府》1481页；《唐会要》卷六十八《诸府尹》1409页；《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二》147页；《新唐书》卷三十九《志二十九·地理三》1003页；等等。

[370] 《文苑英华》卷六百四十三令狐楚《奏太原府资望及官吏选数状》（3301页下段—3302页上段）载：“右。臣得司录参军李旦等状称，前件府名三都，望同两府，吏曹近日稍易旧规，格限之中，增加选数，特乞奏闻者。谨检开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敕，置北都，府县资望并准京兆府、河南府。”（《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二《令狐楚四·奏太原府资望及官吏选数状》，3254—3255页）。

[371] 《唐六典》卷三十《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官吏》，740—742页记载：“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各一人，从二品。尹一人，从三品。少尹二人，从四品下。司录参军事二人，正七品上。录事四人，从九品上。府、史各二人。功曹参军事二人，正七品下。府六人，史十二人。仓曹参军事二人，正七品下。府八人。史十六人。户曹参军事二人，正七品下。府十一人。史二十二人。帐史一人。兵曹参军事二人，正七品下。府九人。史十八人。法曹参军事二人，正七品下。府九人。史十八人。士曹参军事二人，正七品下。府七人。史十四人。参军事六人，正八品下。执刀十五人。典狱十八人。问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经学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医学生二十人。”另参见池田温《〈唐六典〉开元职官一览表》（札幌：北海道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1967年）第14表“京兆、河南、太原府、大中小都督府”。

[372] 关于太原城的建筑规模，参见爱宕元《唐代太原城的规模与构造》，181—201页。长安城周围67里，实测35570米；洛阳城周围61里200步，实测27516米；而太原城仅西城约42里。参见《唐代州县城郭一览》，185—186页。

[373] 《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九·少府监》，759页注：“开元十年五月，于北都置军器监。至二十六年五月废。”

[374] 关于这一点，参见山根清志《关于武则天“神都”充实之策的一、二个问题》；张萍、仝利娟《武则天与洛阳的都城建设》（王双怀、郭绍林编《武则天与神都洛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等。中宗复位后重建唐朝，史书记载：“上天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神龙元年）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北都为并州大都督府。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中宗》神龙元年正月丁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36页）。由此可知，武则天以洛阳为核心都城的一系列政策被全面否定，作为其中一环的北都亦被废止。

[375] 武则天建造了神都，关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妹尾达彦《唐代洛阳城官人居住地》（《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3, 1997年）67—111页中有所涉及。另，大室干雄在《槛狱都市——中世中国世界戏剧与革命》（东京：三省堂，1994年）一文中，对武则天政权的特点进行了清晰简洁的分析。

[376] 《旧唐书》卷六“则天武后天授二年秋七月”条载：“分京兆，置鼎、稷、鸿、宜四州。”把雍州（京兆郡）的县分属鼎、稷、鸿、宜四州（另参见《唐大诏令集》卷九十九《政事·建易州县·置鸿、宜、鼎、稷等州制〔天授二年七月九日〕》〔台北：鼎文书局，1972年，498—499页〕，及《唐会要》卷七十《州县改置上·关内道》，1471页等）。另，郭声波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37页中，对这一改变也做了简洁的整理。

[377] 《唐会要》卷八十四“移户”（同上，1840页）；《旧唐书》卷六；《新唐书》卷四“则天武后天授二年七月庚午”条（中华书局，92页）。另参见山根清志《关于武则天“神都”充实之策的一、二个问题》，167—200页。

[378] 关于武则天整顿了以洛阳为都城的畿内制度，有砺波护《唐代畿内与京城四面关》，185—201页的详细研究。

[379] 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

[380] 关于这一点，参见何莉莉：《略论唐玄宗北巡太原》，《沧桑》2007年4期，26—27页。

[381] 唐玄宗《过晋阳宫》（《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一册〕卷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26页）。同时可参阅此时随行的张说等官僚们的诗文。

[382] 《旧唐书·玄宗本纪》，185页记载：“（开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北都巡狩，敕所至处存问高年、鳏寡惸独、征人之家，减流、死罪一等，徒以下放免。庚辰，幸并州、潞州，宴父老，曲赦大辟罪已下，给复五年。别改其旧宅为飞龙宫。辛卯，改并州为太原府，官吏补授，一准京兆、河南两府。百姓给复一年，贫户复二年，元从户复五年。武德功臣及元从子孙，有才堪文武未有官者，委府县搜扬，具以名荐。上亲制起义堂颂及书，刻石纪功于太原府之南街。”如此文所记载，三都并不是平等待遇，太原府只是处于以京兆府和河南府为准的地位。

[383] 参见《全唐文》卷二十三《玄宗·北都巡狩制》，153页；同书同卷《玄宗·幸北都制》，160页；等等。

[384] 《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十四·都邑第二》开元十一年正月条，147页；《全唐文》卷二十二《玄宗皇帝·并州置北都制》153页也有相似之文，仅部分字句有所不同。但现存的《唐大诏令集》无此记载。

[385] 或许是三京制的时期有限，唐代文献中关于“三京”的词语很少。以李白被认为是开元二十三年（735）所作的《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卷二十七《序二十首》，4096—4097页）为例，文中说：“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风俗远，盖陶唐氏之人欤。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此文描述了三京制时期太原的重要性。

[386] 《唐六典》卷二十二“北都军器监”（北京：中华书局，577页）记载：“北都军器监。监一人，正四品上。开元初令少府监置，十六年移向北都。少监一人，正五品上。丞二人，正七品上。主簿一人，正八品上。录事一人，正九品下。军器监掌缮造甲弩之属，辨其名物，审其制度，以时纳于武库。少监为之贰焉。丞掌判监事，凡材革出纳之数，工徒众寡之役，皆督课焉。主簿掌印，及勾检稽失，录事掌受事发辰。”另《旧唐书》卷八《本纪八·玄宗》开元十一年五月己巳条（同上，185页）亦载“北都置军器监”。太原宫城高四丈八尺，外郭城四丈；长安宫城三丈五尺，外郭城一丈八尺；洛阳宫城四丈八尺，外郭城三丈七尺（《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上都》，同上，962页；同卷三十八“东都”，同上，982页；同卷三十九“北都”，同上，1003页）。太原宫城、外郭城的高度都超过四丈以上，大概是军事防卫上的需要。参见泷川政次郎《复都制与太子监国制》27页。

[387] 关于军器监，《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九·军器监》（同上，768—769页）记载：“后周武帝四年，初置军器监。大唐武德初，置军器监。贞观元年，罢军器大监，置少监。后省之，以其地隶少府监，为甲弩坊。开元初，复以其地置军器使。至三年，以使为监，更置少监一员，丞二员，主簿一员，录事一员，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罢之，复隶少府，为甲弩坊。十六年，移其名于北都，置军器监。亦尝以太原尹兼领。天宝六载，复于旧所置军器监，监一人，领甲坊、弩坊两署。丞、主簿各一人，大唐置。甲坊署令丞，《周礼·考工记》曰：函人为甲。隋少府有甲铠署。大唐改焉。弩坊署令丞，周礼司弓矢掌四弩。隋有弓弩署，大唐改焉。”另参见《玉海》卷一百二十四《官制·唐军器监》（同上，第5册，2394页上段）。

[388] 关于当时的国际关系，除了前注岑仲勉、铃木宏节、齐藤茂雄的诸论考之外，还可参见岩佐精一郎：《关于突厥的复兴》，《岩佐精一郎遗稿》，东京：岩佐传一发行，1936年，77—167页；石见清裕：《唐的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109—147页；王小甫：《唐朝对突厥的战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94—115页；菅沼爱语：《从7世纪后半到8世纪的东部亚洲的国际情势与其推移——以唐、吐蕃、突厥的外交关系为中心》，广岛：溪水社，2013年，149—188页等研究。

[389] 刘禹锡为祝贺令狐楚赴任太原尹所作之诗，见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九《集记·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498页）中云：“后以王业之始，实为北京，移镇太原，从人望也。以吏部尚书征，续换太常卿，真拜尚书左仆射。”同书《外集》卷二《和乐天洛下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兼见怀长句》亦载：“昨来亦有吴趋咏，唯寄东都与北京。”

[390]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毕諴”（同上，4609页）记载：“（大中）二年，（毕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太原近胡，九姓为乱。諴明赏罚，谨斥候，期年诸部革心。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宋亳汴观察等使。”

[391] 李裕民《唐代的太原尹》，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231—232页。

[392] 《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北京：中华书局，351页的274条）中记载：“诸盗宫殿门符、发兵符、传符者，流二千里。使节及皇城、京城门符，徒三年；馀符，徒一年。门钥，各减三等。盗州、镇及仓厨、库、关门等钥，杖一百。县、戍等诸门钥，杖六十。”其疏议：“传符，谓给将乘驿者，依公式令‘下诸方传符，两京及北都留守为麟符，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两京留守二十，左十九，右一。余皆四，左三，右一。左者进内，右者付外州、府、监应执符人。其两京及北都留守符，并进内。须遣使向四方，皆给所诣处左符，书于骨帖上，内着符，里用泥封，以门下省印印之。所至之处，以右符勘合，然后承用’。”《唐律疏议》中“两京及北都”的说法，是基于开元年十一年（723）以后三京时代的情况。现存《天圣令》的“不行唐令”中，如前面所说的，只记有“两京”，而没有出现“两京及北都”。

[393] 两京制、三京制、五京制，又各称为两都制、三都制、五都制。用中国基本古籍库分别进行检索“两京”和“两都”，则“京”要比“都”多出很多；而“三京”和“三都”、“五京”和“五都”之例，则“都”多于“京”。

[394] 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1-5》；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395] 河中府建置的时间，有开元元年（《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州郡下·京尹》，同上，903—904页；《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河东道一·河中府》），同上，324页、开元六年（《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姜师度”，同上，4816页）、开元八年（《旧唐书》卷三十九《志二·地理二·河东道·河中府》，同上，1469—1470页）、开元九年（《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蒲州》，同上，4726页；《旧唐书》卷八玄宗开元九年春正月丙辰条；《唐会要》卷六十八《诸府尹·河中府》，同上，1410页；《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河东道七·蒲州》，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362页下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玄宗上之下》开元九年春正月丙辰条，同上，6743页）等四说（华林甫《唐河中府始置年代辨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171—173页）。本文依据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144页，采用开元九年之说。《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河东郡·蒲州》（同上，4726页）载：“大唐初，为蒲州。开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为河中府，寻罢仍旧。”其原注：“时扬州功曹参军、丽正殿学士韩覃上疏曰：‘……至若两都旧制，分官众多，费耗用度，尚以为损，岂可更建中都乎？夫河东者，国之股肱郡也。劲锐强兵，尽出于是。其地隘狭，今又置都，使十万之户将安投乎？且陋东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乐一君之欲，以遗万人之患，务在都国之多，不恤危亡之变，悦在游幸之丽，不顾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拨之长策矣。……’至六月三日，诏停。”丽正殿学士韩覃进言，维持两京就已经花费巨资，不可再置新都，玄宗听取其进言，将都改回州。

[396] 参见《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河东郡·蒲州》，同上，4726页丽正殿学士韩覃的上疏等。另，爱宕元在《唐代蒲州河中府城与河阳三城》，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263—295页中指出：中都河中府的奠都，与黄河要冲蒲津渡口建造新桥及长安东边要冲新造东渭桥是相关联的。

[397] 《唐会要》卷六十八《诸府尹·河中府》（同上，1410页）载：“河中府。武德二年，置总管府，以襄陵王深为之。七年二月十八日，改为都督府，以杨福为之。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废都督府。景云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又置都督府，以崔元琮为之，十一月一日废。开元九年正月八日，改为河中府，号中都，以姜师度为尹。六月三日，停中都，却为州。乾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改为河中府，以萧华为尹。”另参见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和流通——河东盐税机关的地理位置与功能》，《史林》65-6，京都：史学研究会，1982年，39页。

[398] 唐沈亚之（781—832）的《河中府参军厅记》（《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六，同上，4481页）中记载：“国朝设官，无高卑皆以职授任，不职而居任者，独参军焉。观其意，盖欲以清人贤胄之子弟，将命试任，使以雅地出之耳。不然，何优然旷养之如此。其差高下，则以五府六雄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调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众官多失职，不失其本者亦独参军焉。长庆二年，余客蒲河中府，某参军某族，世皆清胄，又与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与请余记职官之本于其署。”此文记述了唐后半期河中府的重要性。

[399] 参见《旧唐书》卷十《本纪第十·肃宗》至德二载戊午朔条，同上，250页载：“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蜀郡改为成都府。凤翔府官僚并同三京名号。”另，《唐会要》卷六十八“诸府尹”，同上，1409页载：“成都府。武德三年四月九日，置益州行台，以魏王泰为之。九年六月十三日，废置大都督府，以窦轨为之。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龙朔二年十二月六日，又为大都督，以邱行恭为之。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改为成都府，称南京，以裴冕为尹。上元元年九月七日，去南京之号。”《旧唐书》卷四十一《志二十一·地理四·剑南道》，同上，1664页载：“十五载，玄宗幸蜀，驻跸成都。至德二年十月，驾回西京，改蜀郡为成都府，长史为尹。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各置节度使。”另参见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883—884页。

[400] 参见《唐会要》卷六十八“诸府尹”，同上，1409页载“凤翔府。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隋扶风郡为岐州。天宝元年正月二十日，改为扶风郡，刺史为太守。至德元载七月二十七日，改为凤翔郡。二载十二月十五日，改为凤翔府，称西京，以李煜为尹。上元元年九月，停西京之号。元年建卯月一日，改为西都”，等等。另参见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58页。

[401] 《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二》，同上，148页，等等。

[402] 杜甫《建都十二韵》，作于上元元年（760）九月废成都府南都，而把江陵府新设为南都的政策之后，文中批判了江陵府取代成都府成为南都一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四《都邑·建都十二韵》，四部丛刊初编缩本，104页中载：“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议在云台上，谁扶黄屋尊。建都分魏阙，下诏辟荆门。恐失东人望，其如西极存。时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虽倚三阶正，终愁万国翻。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穷冬客江剑，随事有田园。风断青蒲节，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关辅久昏昏。愿枉长安日，光晖照北原。”杜甫认为，玄宗留驻的成都府才适合作为南都。

[403] 关于这一点，参看周晓薇：《〈唐薛突利施匍阿施夫人墓志〉卒葬年份考》，《文博》1997年第4期，57—58页的分析。

[404] 关于这一点，有冈野诚：《关于唐玄宗的奔蜀蒙尘》，《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纪要》32-1, 1993年，55—66页条理清楚的分析。

[40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63页）记载：“诏。李纲立新班奏事。执政退，纲留身，上十议，且言。……二曰：议巡幸。大略谓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则藉巡幸之名使国势不失于太弱。二则不置定都，使敌国无所窥伺。三则四方望幸，使奸雄无所觊觎。议者或欲留应天，或欲幸建康，臣以为皆非计。夫汴梁，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岂可不一见宗庙，以安都人之心。愿先降敕榜，以修谒陵寝为名，择日巡幸。计无出于此者（六月壬戌施行）。”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第1部第2章“围绕宋政权再建构想之政治斗争”（广岛：溪水社，1988年，55—78页）；金子泰晴《建炎年间宋金之攻防及其背景：以李纲和张浚的巡幸论为中心》，见《纪要·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哲学、史学别册》20, 1994年，123—135页；高桥弘臣《南宋初期巡幸论》（《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丛·人文学科》15,2003年，37—77页）的分析。

[406] 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学术研究。近年的研究成果，如梁正赐在《新罗五小京与渤海五京制》（《都城制研究》4, 2010年，19—42页）一文中指出，五京制与其说是受到唐朝的影响，不如说是来源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特有的传统而形成的制度。另，泷川政次郎在《都城制及其思想》（《京制和都城制的研究〔法制史论丛第2册〕》342—345页）一文中，论述了渤海、辽、金采用五京制是受到中国阴阳五行论的影响。

第三章
胡人与汉人

——“异人买宝谭”与汉人认识之变迁

引言 近代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之开端与“异人买宝谭”之发现

近代中国对于民间故事的收集与分类，是受到西欧民间故事研究之影响，在19世纪20年代，以沿海地区的城市为中心正式起步的。北京大学的《歌谣》（1922—1925）、中山大学的《民间文艺周刊》（1927年创刊，1928年以后改称《民俗》，直到1933年）、浙江绍兴的茶商陶茂康与中国民俗学会钟敬文等编辑的《民间月刊》（1931—1933）等杂志出版后，民间故事研究在中国也正式开始。

在近代国家形成之际，由各国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收集了该国的民间故事与民谣。中国的顾颉刚（1893—1980）、周作人（1885—1967）、钟敬文（1903—2002），德国的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日本的柳田国男（1875—1962）、折口信夫（1887—1953）等对于民谣的收集与分析即为其例。

本章中分析的“异人买宝谭”，属于异人来访并识别发现被埋没的宝物及购买的情节类型的民间故事，由于大量登载在上述《民间月刊》中，而作为一个情节类型广为人知。同时，与中华民国知识分子从民间收集作为口头传说的异人买宝谭的同一时期，日本的石田干之助（1891—1974），首次从遗留下来的古代文献中广泛收集异人买宝谭型的情节类型，进行了分类。

19世纪20年代，东洋史学者石田干之助在残存的唐代传奇中，发现了一系列同类型的故事，他将这些说话命名为“胡人买宝谭”或“胡人采宝谭”，在柳田国男主编的杂志《民族》第4卷第1号（1928）上发表了各种故事的抄译[407]。这构成了至本章为止的九十年间中国“异人买宝谭”研究之开端。

石田干之助持续一生收集这些命名为“胡人买宝谭”的情节类型故事，并注意到该情节类型不仅存在于唐代，还存在于六朝时期及宋代、中华民国时期，在空间上也不限于中国大陆，还流传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408]。

这些故事中呈现的普遍性结构如下：

首先，某人（汉人）获得宝物，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价值，故不知其为宝物。其后，因某一机缘，从西域来到中国的胡商识破其真正的价值，经过交涉，以极为昂贵的价格将其买走。

石田倾力于搜集并介绍这些故事，但对于分析其意义则相当谨慎。其后由民俗学家泽田瑞穗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分析[409]，弄清了该类型故事超越石田干之助所收集的时空，在明清时期的书籍与中华民国时期的民间故事中也大量存在，其中发现宝物者与购买者不仅有来自西域的胡商，还包括南蛮人、回族商人、高丽以及倭国的使臣、中国国内的江西人，乃至西欧人。于是，在泽田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后，该故事不再被称为“胡人买宝谭”，而是被更一般性地称为“异人买宝谭”。

这类故事情节类型的特征在于，它们不是局限于特定的时代与地域，而是广泛地分布在东亚时空中；具有多种叙述方式，但基本上由下述3个要素构成：

（1）存在作为宝物的东西；

（2）由来自外部的异人探知与鉴别宝物；

（3）由异人将宝物带到外部。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有关来自外部的异人与内部的宝物之移动，而使得共同体内部与外部之间产生互动的故事。

泽田论述道：自古流传在中国各地的，因发掘出被埋藏的宝物而致富的“掘藏致富谭”广泛存在，与将来自外部的异人作为探知宝物者的“异人买宝谭”衔接起来，导致该类故事广泛流传[410]。泽田推测，进入隋唐时期，以胡商为主角的“异人买宝谭”之所以流行起来，与隋唐人们和来自西域的外国商人频繁往来有关[411]。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山田胜芳详细论述了在该故事中外国商人（胡商）的来处与进行宝物交易时使用的货币种类，部分是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变化相对应的[412]。

为“异人买宝谭”研究开辟了新时代的研究者，是受到钟敬文熏陶的程蔷。程蔷将向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提交的博士论文，以《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为名出版，其中概括了以往“异人买宝谭”之研究成果。

《中国识宝传说研究》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1]识宝传说的形成；[2]西域胡人识宝传说；[3]回族人识宝、江西人觅宝及南人憋宝传说；[4]洋人盗宝传说；[5]民间识宝传说的影响；[6]余论。程蔷将埋没的宝物因异人而得以识别这一民间故事命名为“识宝传说”，将“异人买宝谭”作为识宝传说的一种特殊类型，系统性地分析了识宝传说的变迁。程蔷提出的异人的角色因时代变迁逐步从西域胡人变为伊斯兰商人、回族人、西欧人这一结论，与上述泽田瑞穂、山田胜芳的分析不谋而合。《中国识宝传说研究》提出了此前未曾见到过的丰富数据，并进行了详细而精致的分析，在目前可谓最杰出的研究成果。其后程蔷也在《骊龙之珠的诱惑：民间叙事宝物主题探索》（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与《宝物故事：一类民间文学主题的探索》（名古屋大学2004年11月19日讲演）中进行了进一步考察。

并且，异人买宝被作为了解唐代西域商人的商业活动实态以及唐朝如何对待外国人的佳例，由叶德禄[413]、中田熏[414]、Edward H. Schafer[415]、日野开三郎[416]、谢海平[417]等，从商业史、法制史、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分析。它构成了唐代史研究中的传统主题之一。

笔者从研究城市史的角度出发，颇为关心以唐代城市为舞台的小说与传奇，并尝试对若干相关故事进行分析[418]。在本章中，基于上述研究，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关注唐代的异人买宝谭，特别是将其作为反映汉人对待城市中外国商人之态度的故事，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探讨。

通过以上介绍的研究，已基本上弄清了“异人买宝谭”的变迁本身。因此在本章中，尝试结合汉人世界认识之变迁，来分析该变迁的历史意义。如预先说出结论的话，就是“异人买宝谭”之流传，在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人们之间确立“汉人”这一同类意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认为“汉人”这一同类意识之形成及其变迁，在“异人买宝谭”的情节类型与结构性要素之变迁中得到了反映。

即，本章希望指出，具有叙述众神世界与人间之间的交流这一神话性、宇宙论性结构的“异人买宝谭”情节类型，因中国大陆内外情势之变化与世界认识之变迁，而转变为通过强调共同体外部之存在来树立共同体内部同类意识的情节类型，成为促使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人们自我意识到汉人社会之存在、强化其纽带的以人间为中心的民间故事。

本章首先在第一节中，广泛收集首次大量记录该故事的唐代之事例，分列为一览表，整理出故事结构中固定的类型。接着在第二节中，选取故事中的可变性因素，探讨唐代“异人买宝谭”之特征，指出8世纪、9世纪以后，越来越多来到中国城市的外国商人的活动，构成了唐代“异人买宝谭”流传的重要背景。最后在第三节中，基于中国大陆的世界认识变迁之模式，尝试分析通过“异人买宝谭”对来到中国大陆的外部人赋予“胡人”“回族人”“洋人”等异人之名称，从而创作并流传非汉人探寻汉人社会内部宝物这一故事，而在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人们之间逐步形成“汉人”这一同类意识的过程。

第一节 唐代“异人买宝谭”之结构

唐代异人买宝谭之特色在于它是来自中国西方的胡人的买宝故事。根据故事梗概之发展整理其结构，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类型[419]：

1．交换成立型

常被作为标准类型的是兼具下述三项结构性要素的情节类型，即[1]获得宝物——汉人得到作为宝物的东西；[2]鉴别宝物——来自外部的胡人了解该宝物的真价，探知并鉴别；[3]买卖宝物——胡人高价买下宝物并将其带到外部世界，这样的三段落结构[420]。这可谓是在胡人与汉人互相认可的前提下，宝物的交换得以成立的“交换成立型”。

2．交换未成立型

相对于交换成立型，还存在少数在上述“[3]”买卖宝物的段落中宝物的交换未能实现的“交换未成立型”事例。包括：尽管胡人曾从汉人手中购得宝物，但在将要带走时，其真正价值泄露而被取回；或想购买宝物，却由于发生了障碍而交涉未能成立。胡人不是通过购买而是盗取宝物的故事，在交易未经双方认可这一点上，也可归入该类型。

3．仅有探知、鉴别宝物的情节类型

还存在一些故事止于上述鉴别宝物的段落，没有买卖宝物这一环节。此时，由于没有购买宝物的行为，准确地说，不属于“异人买宝谭”，而应称为“异人识宝谭”，由于很多故事有可能是遗漏了买卖部分，故归入此类型[421]。

不过，在各个时代，异人买宝谭的情节类型之核心为叙述异人鉴别珍宝的部分，描写外国商人不可思议的鉴别能力的部分常常独立流传。后来，出现了体现外国商人鉴别珍宝能力之强的词汇，如“波斯眼”[422]。在汉语中称异人买宝为“蛮子眼毒”[423]或“别宝回子”[424]，都体现了该故事之核心在于探知、鉴别宝物部分。

4．买卖、转让病死胡人之宝物的情节类型

将受病死胡人委托寄存的宝物，其后出售或转让给来访的胡人之姻亲的故事。该病死胡人的宝物，在宝物经由汉人之手被转到胡人手中这一点上，与第一类型相似，但在开头部分，从死亡的胡人手中接受宝物这一点不同，在此作为独立的类型分类。

表3“唐代异人买宝谭一览”便是将唐代的异人买宝谭按上述四种结构类型，即：[1]标准的交换成立型（表3编号1-21）、[2]交换未成立型（表3编号22-26）、[3]仅有探知、鉴别宝物的情节类型（表3编号27 -31）、[4]买卖、转让病死胡人之宝物的情节类型（表3编号32-36）的顺序进行分类，归纳为一览表。

表3 唐代异人买宝谭一览

续表

续表

注：本表中的各故事几乎都在石田干之助的《增订长安之春》第346页注[1][2]、日野开三郎的《关于唐代波斯钱》第348页注[4]以及程蔷的论著中作为胡人买宝谭介绍过。在本表中，加入编号13、29、31、34的史料，将异人买宝谭的固定结构要素按照宝物持有者之变化、宝物所在地之转移、弄清宝物的外表与真实价值的三项要素，进行还原，列表而成。尝试通过该表，明确异人买宝谭的固定部分与可变动部分。并且，各故事的排列顺序是基于情节类型，不是按照故事所设定的年代顺序。

在此，从交换成立型中选出一个短故事，按上述三个段落区分予以介绍[425]。该史料是选自表3编号4的《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宝部·严生》，3242—3243页（出自《宣室记》）的故事。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

正如有下画线部分明确体现的那样，胡人之国在其宝物丢失后相当困顿，为寻找宝物而来访中国，好不容易才发现了埋没在汉人社会中的宝物而买去。这一故事在此外还有若干相同类型（表3编号1-6）。

此时，存在于中国的本国宝物种类，除如上列举的化浊水为清水的西国至宝“清水珠”外，还包括古代被盗到中国的大食国国宝“阳燧珠”（表3编号1）、大食国向中国纳贡的“水珠”（表3编号2）、为本国镇灾的罽宾国旧宝“镇国碗”（表3编号3）、在本国的海边可采到的珍珠“宝母”（表3编号5），以及为本国太子疗病的药（表3编号6）等。

正如具有为本国镇灾效用的罽宾国之旧宝所说“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厉。唐人得之，固无可用。……且非中国之宝”（表3编号3）那样，这些宝物被认为对于胡人社会而言比对中国更为重要。并提到，在中国其本来的效用未被利用而被埋没，而在西域本国，如果缺乏这些宝物，生活上就会陷入种种困难。

就是说，可以认为该故事的重点在于，汉人社会通过将埋没在自己一方世界中的东西卖给识宝的胡人而“款待”了胡人。值得注意的是，胡人高价购入宝物意味着胡人对汉人的答谢，汉人与胡人成交，但如上述事例所示，胡人得到了无价之宝，所以并非构成等价交换。

村镇等共同体接纳商人与旅客等异邦人，设宴、提供住宿等，作为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的“款待异邦人”习俗而为人所知[426]。上述故事可理解为，正是以传奇的形式描述了这一款待异邦人的习俗。

即，该故事的意义如更加普遍化的话，便在于共同体内部的廉价物品得以转换价值、成为“可赠予”共同体外部之人的宝物这一点上。共同体外部之人通过购入在共同体内部看似不值一钱，但因向外部出售而成为贵重宝物的东西，而受到共同体的款待。胡人从中国人手中购买在中国被埋没之本国宝物，上述诸例可视为其典型。

胡人的身份为受大食国王敕命的使者（表3编号1）、异国的大富豪（表3编号32）及出身于贵族世家者（表3编号33）等。他们穿越万里波涛，来到中国，花费漫长岁月探访本国宝物（表3编号1、2、3、4、5、32、33），这显示了“胡人买宝谭”具有与“贵种流离谭”相重叠的一面。一般而言，“贵种流离谭”的主人公，在遭遇种种危难的同时，在流浪的土地上也受到款待[427]。

并且，在上述以外典型的交换成立型的故事中，通过胡人识别出汉人不太识其价值的物品使宝物被购买这一情节，同样可以认为其中包含着款待异邦人的要素（表3编号7-21）。然而，同时也可以感到，在故事中混淆着至今未注意到的共同体之宝物被外来的异人发现从而盗窃宝物这一与款待相反的否定性感情。交换未成立的故事则证实了这一点。

交换成立型的故事有5例。其中3例是胡人在中国购买了探求到的本国宝物，但在携回本国之前，被发现了该价值的中国皇帝或海神夺取了宝物的故事（表3中编号22、23、25）。以及胡人在市场上发现月宫（月中宫殿）仙女的珍宝，出高价购买时，卖方因得知真价而不肯出售，故与硬要购买的胡人打起架来，并由官府介入，这种故事也属于同一情节类型（表3编号24）。

这些例子，都是无论本来是胡人之国的宝物还是中国产的宝物，中国社会都不容忍由胡人将存在于中国的宝物带到国外。这可以认为是与上述款待胡人相互对立的感情，正构成了该故事的基础[428]。

还有胡商发现了汉人额头瘤中之珠宝，趁其烂醉之际取出，结果汉人精力衰竭，终于病死，原本相当兴旺的家运也因此丧失的故事（表3编号26）。这个故事中，外来者盗窃了该地之宝，使该地的运势衰退，与后世被称为“南蛮子盗宝”的异人盗宝属于同一类型[429]。该故事比先将宝物交到胡人手中而后再讨回的上述故事更进一步，很明显是将胡人视为盗宝之人，其中混杂着对胡人的恐惧与敌意。

唐代的胡人盗宝谭，目前只见到上述一例。在收集了4世纪左右的故事的《异苑》（卷二《洗石孕金》）中，有被胡人探知宝物的主人察觉到宝物之存在并在卖给胡人之前自己获得了宝物的故事。在此，记录胡人的识宝能力之同时，也可以看出将胡人视为盗宝人的心理，可认为属于盗宝谭之特殊类型。这样的话，大约可以推测，类似的故事在唐代也曾广泛流传。

下面举一个买卖、转让病死胡人之宝物的情节类型，即接受病死的胡人之宝物，然后将其出售或转让给胡人姻亲的故事[430]。

崔枢应进士，客居汴半岁，与海贾同止。其人得疾既笃，谓崔曰：“荷君见顾，不以外夷见忽。今疾势不起，番人重土殡，脱殁，君能终始之否？”崔许之。曰：“某有一珠，价万缗，得之能蹈火赴水，实至宝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进士，巡州邑以自给，奈何忽蓄异宝？”伺无人，置于柩中，瘗于阡陌。后一年，崔游丐亳州，闻番人有自南来寻故夫，并勘珠所在，陈于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于亳来追捕。崔曰：“傥窀穸不为盗所发，珠必无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帅王彦谟奇其节，欲命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表3编号34; 《唐语林》卷一，中华书局校订本21—22页）。

由于该故事内容以宝物为媒介，体现了汉人与胡人的交流，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开头提到的款待异人之特殊类型[431]。不过，在该故事中，不蔑视胡人成为其获得宝物的缘由，反而是其后来访的病死胡人之姻亲怀疑当初是不是被汉人夺取了宝物。在这些方面，胡人与汉人的对立感情普遍存在，暗示两者总是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可以说，围绕病死胡人之宝物的一系列情节类型，是以汉人方面对于胡人的复杂感情为背景的。

如此整理唐代的异人买宝谭可以发现，体现款待异邦人的故事与体现对异人畏惧和敌视的故事交错在一起。即在唐代也可证实，居住在异邦人往来地区的人，对于异邦人怀有畏怖的情感，以及充满善意与敌意的矛盾情感。可以说，互为表里、相互冲突的这类感情产生了创作并流传异人买宝谭的能量，构成了再创作超越时空的固定情节类型之源泉。那么，唐代所固有的异人买宝谭之特征在于何处？这一点将在下一节中论述。

第二节 “异人买宝谭”的变迁

异人买宝谭的要素中可变的部分，正如表3中所列举的那样，即设定的时代；宝物的持有者与购买者的种族、身份、姓名；宝物的所在地与购买地；宝物的外表与真正价值、买卖价格；故事的出处（叙述者、记录者、收集地等）。这些要素是对应于时间与空间、社会状况的变化而改变的部分。因而，通过比较不同时代可变部分的特征，应该可以勾画出唐代此类故事的特征。首先，按顺序列举从表3中反映出的特征，并根据这些来论述唐代异人买宝谭的时代特征。

1．设定的时代

看明确记载之例，或据登场人物等可推测之例，可知故事设定的时代是从6世纪末武则天治世起至9世纪末即唐末，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8世纪前半期）占绝大部分。

2．宝物的持有者与购买者的种族、身份、姓名

宝物原来的持有者，可以认为几乎都是唐代的汉人[432]，身份几乎都是官僚、科举应考生、僧侣等，属于知识阶层，也包括守船人、樵夫、旅馆老板等例外者。而另一方，宝物的购买者，正如当初石田干之助命名为“胡人买宝谭”那样，都是胡人。胡人泛指外国人，但在唐代较多是特指西域的外国人[433]。以写明胡人之出身的故事内容来看，他们为波斯人（7例）、大食国人（2例）、南越人（1例）、西国人（3例），尤以波斯人居多。波斯语在伊朗系波斯萨珊王朝于7世纪中叶被伊斯兰势力消灭后仍继续使用，因此常常与大食人混淆[434]。即可以认为，唐代异人买宝谭中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和阿拉伯系的商人[435]。胡人的职业虽也有僧侣（2例）与将军（1例），但大部分为商人。

3．宝物的所在地与购买地

宝物原来的所在地较多为城市外围的山中与河岸（14例），也包括城市中的寺院（5例）、桥（2例）、人家（2例）、城市居民的体内（5例）等。而另一方面，胡人探知、获得宝物的地点，除了一例为农村外，其他都在城市中，而且几乎都在大城市的市场、城门附近与寺院中。城市以长安（12例）、扬州（6例）、洪州（5例）居多，洛阳、荆州、广州、常州、东州各1例。将这些城市置于地图上来看就可以发现，正如图69“唐代异人买宝谭的城市分布示意图”所示，它们存在于连接长安与南海的商业路线上。

图69 唐代异人买宝谭的城市分布示意图

与中华民国时期的故事中买卖、交易场所广泛分布于农村不同，在唐代，大城市是主要舞台，这大约与当时胡人活动之场所局限于城市有关。在唐代的故事中，如上所述，在城市近郊发现的宝物被运到城市的市场，因与那里的胡人相遇而被出售。即，唐代的异人买宝谭是有关城市中的外国商人的故事。

4．宝物的外表与真实价值、买卖价格

宝物的外表为石块、被褥、钉子、土中的剑、呕吐物等，多为不起眼之物。而另一方面，珠、玉、铜碗与仙人所赠之物等已经具有一定价值之例也很多。由胡人鉴别出真正价值的宝物，根据其来源可分类为：胡人本国或西域所产的宝物（13例）、中国产的宝物（8例）以及其他来历不明的宝物。在宝物的种类中，珠（珍珠）占大半（19例）。

在弄清金额的25个事例中，买卖价格不足100贯的仅占4例，100贯以上、1万贯以上者达11例，甚至有4千万贯之例。9世纪前半期中央财政的一年预算为1000余万贯[436]，由此可知，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作为单独出售的商品，此属于异常昂贵的高价交易。

5．故事的出处

故事的出处除了不明的数例外，其余都来自8世纪中叶至10世纪官僚或知识阶层编纂的著作，均以文言写作。可以认为，这是以当时的文言体记录下来的、流传于记录者生活时代中的故事，这在上述“时代的设定”多数在8世纪前半期以后这一点上反映了出来。

总结上述内容，列举唐代异人买宝谭的主要特征的话，即为：[1]在时间上，8世纪前半期以后广泛流传；[2]主要登场人物为汉人与伊朗、阿拉伯系的外国商人；[3]故事的舞台为长安以及南海商业路线上的各城市；[4]宝物的种类主要为珍珠；[5]故事的出处是8世纪中叶以后的官僚、知识分子以文言体记录、编纂的小说集。

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指出，故事中的伊朗系胡人是指来自中亚的粟特人[437]。从陆路来到中国的外来者，在4世纪、5世纪五胡十六国时期以后不断涌来。到了唐代，尤其是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在以长安为首的中国诸城市中做宝石生意，经营金融业，具有强大的商业势力。

实际上，在唐代的异人买宝谭中也存在姓米的长安粟特人探知、鉴别宝物的故事，这可以证实中亚商业居民的活动影响到异人买宝谭之流传（表3编号4）。并且，以长安为舞台的异人买宝谭，较多写明宝物的交易地为西市（表3编号3、10、15、16），事实上，长安西市是以粟特人为首的西域商人活动较多的地区[438]。

不过，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吐蕃进入中亚及唐王朝的军事力量衰退等原因，中国与中亚、西亚等的陆路上的往来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外国商人通过海路到来者增加。与自古以来就不断存在的陆路交易不同，来自南海的外国人的到来，是在伊斯兰帝国建立后的8世纪以后正式开始的。在唐代至宋代，在广州、扬州、泉州与交州等位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城市，众多的伊斯兰商人开始集体居住，建立起被称为“蕃坊”的具有一定治外法权的据点[439]。伊斯兰商人不仅在沿海地区活动，甚至还经过水陆路线，北上抵达国都长安[440]。

在故事中，也有较多直接提及连接中国城市与南海的海上路线的。从海路坐船来到中国的胡人在长安购买宝物（表3编号4、32），在长安近郊的渭河河畔或长安西边的岐州及大运河沿岸的汴州、广州等地购得宝物的胡人乘船回到本国，或在海上确认宝物的价值（表3编号1、7、8、25）。有时开往广州的船只上也有胡人乘坐（表3编号30）。有些故事中，宝物的作用为可在水上与海中自由漫步（表3编号7、8、9、34），或者提到本国国王在海岸采集珍珠（表3编号第5），这些也体现了胡人与海上航路的关系。

这样看来，将形成唐代异人买宝谭的重要背景，视为在8世纪以后活跃起来的南海贸易中，开始不断从南海海路来到中国城市的波斯（伊朗）商人与阿拉伯商人之活动是比较妥当的。如此来考察的话，以上总结的此类故事之特征，即广泛流传于8世纪以后，舞台为连接长安与南海的商业渠道上的城市，宝物大半为珍珠等，都与此相符合。

原来所谓异人是指共同体外围与外部的存在者，是相对于共同体的关系而变动的概念，不能固定为特定的出身与民族，这已无须赘言。唐代异人买宝谭中的胡人也不能仅限定为中亚的粟特人、来自南方海上道路的外国人。不过，不同于自古以来来自陆路的外国人之迁入，来自海路的伊朗帝国商人急速进入，使初次与他们相遇的汉人社会的城市居民抱有不少困顿之感，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给该故事的形成与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一旦发生战乱、治安混乱时，沿海地区城市中的外国商人成为掠夺、杀害之目标的事例不在少数。例如在安史之乱之时，扬州数千名波斯、大食商人被来自北方的军队杀害[441]。根据波斯湾的港口城市Siraf人Abu Zayd的记录，在9世纪末黄巢之乱时，在广州被杀戮的外国人竟达12万人[442]。并且，也有记录载，在安史之乱中，大食、波斯国的军人、民众袭击广州，迫使州长官逃跑，他们抢劫仓库，在居民区纵火，然后向海上逃亡[443]。

这些都反映国力削弱时，胡人与汉人之间发生大规模杀戮与武力冲突之事例。从这些事例中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汉人因外国商人拥有巨大的财富而怀有羡慕与嫉妒之情，同时对外国人抱有恐惧与敌视的感情。

还有一个故事：探知长安太学（国立学校）的穷学生腹中有奇宝的胡人，要将此宝物据为己有（表3编号8）。胡人送给学生金子与绢，试图接近他，而学生的朋友们说，胡人不惜性命地追求利益，仅为了一点儿米盐便不惜互相拼杀，怎么会为你白白浪费金子与绢，劝告他最好躲到郊外，于是这个学生躲藏起来。这也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的汉人对于外国商人抱有的普遍感情。

中华民国时期，在城市与农村以口头形式广泛传播的异人买宝谭，可以认为在唐代也曾在城市居民之间以口头形式流传。同样的情节类型变换了时代、登场人物、舞台背景而跨越时空，这正是口头传承的重要特征。长安富家之人从西市的老妪手中购得旧锦褥，被胡人探知为避暑之宝物“冰蚕丝”而购走之故事（表3编号10），其后由乐人改编为《得至宝》这一歌舞曲[444]。这使我们推测，在唐代，异人买宝谭不单在口头传播，也被改编成曲艺作品流传到各地。

第三节 世界认识的变迁与“异人买宝谭”

人类历史可说是从动植物生息的自然界、神灵存在的超自然界、人间居住的人类世界三个世界难分难解的状态中，人类世界逐渐独立、人类成为世界的主人公的过程。以中国为例，将此变迁进行图标的话，正如图70所示的“世界认识变迁的类型——以中国大陆的农业地区为中心”。可以认为，在世界认识中，人类世界独立出来的过程，与异人买宝谭的诞生及其后情节类型与结构要素之变形是密接相关的（参看图70）。

图70 世界认识变迁的类型——以中国大陆的农业地区为中心

注：以妹尾达彦《北京的小桥——街角的全球史》（关根康正编《街巷的人类学》下卷，吹田：国立民族博物馆调查报告书81, 95—183, 2009年）166页图18“中国世界认识变迁的类型”为基础修改。

1．人类世界、自然界、超自然界这一认识的形成

人类生活的人类世界这一认识，正是通过人类相对于包围着人类的、具有绝对威力的自然之存在，开始主张自身之存在而诞生的。改变这一认识的便是城市的建筑。因为城市正是人类创造物之象征。城市启示人们，人类居住的世界是与自然界独立而存在的。在中国，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接近游牧地带的农业地带形成了初期的城市网，诞生了区分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想法。

超自然界这一概念，可以认为是在诞生了包括若干城市在内的国家时孕育出来的。在人类世界与自然界之上还存在着天与神灵居住的超自然界这一想法，也许是促使人类相对于自然界地位上升的一种人类的智略。

随着超自然界概念之形成，世界各地的古典国家，试图通过强调超自然界与人类世界为政者之间互相沟通这一点，来强化政权之正统性。正是在此时，创建并推敲了王权理论。在中国，也是在秦汉古典王朝时期，主张天、地、人相通的思想以天命思想和“五德终始说”的形式得到系统化，成为其后王权理论之基础。西汉、新的长安和东汉长安之都城结构正是由该思想孕育出来的。

该时期虽然出现了异人买宝谭之萌芽，但异人鉴别埋没在汉人社会中的宝物并购买这一情节类型，尚未在民间流传开来。异人买宝谭在汉人社会中广泛流传还需等到4世纪至7世纪欧亚大陆发生巨变的时期。

2．欧亚大陆的巨变与世界认识之变化——胡人买宝谭之诞生

可是，4世纪、5世纪至6世纪、7世纪，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的移动而带来的人类集团大移动，给古典时期的政权以同样的打击，迎来了不同种族和出身的人们杂居的时期。该时期正是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建立在普遍主义思想上的世界宗教在非洲、欧亚大陆广泛传播的时期。在既存的人类集团居住地，新的来自外部的众多集团迁移而来，在欧亚大陆诞生了若干征服王朝。统治这史无前例错综复杂的人类集团的征服王朝，利用普遍主义的世界宗教为国家宗教。同时，世界宗教逐步向一般民众广泛浸透。并且，世界宗教之神灵与以往古典王朝时期的神灵相互融合，导致超自然界神灵的变貌。北魏的平城和洛阳、唐初期长安的城市结构，正充分体现了该时期思想之混乱。

异人买宝谭开始广泛流传正是在这一时期。如表3中所归纳的，异人买宝谭的主人公多为西域的胡人，是以该时期胡人频繁来到中国大陆为背景的。该时期的异人买宝谭情节类型的特点在于，兼有流浪的主人公通过发现财宝而克服了磨炼这一“贵种流离谭”的情节类型。这体现出异人买宝谭尽管是以西域非汉人商人之实际活动为背景的，但在故事中存在着异人构成中介体来描述神灵世界与人类世界交流的浓厚的神话性、宇宙论性结构色彩。如图71所示，该时期以异人为媒介的财富交换，基本上可以认为具有了沟通人类世界与超自然界的结构。这大约是因为，该时期的世界认识是以超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关系为轴心而形成的。可是，在10世纪以后的异人买宝谭中，成为人类世界财富交换对象的超自然界的比重下降，人类世界中人和人之间的财富交换构成主体，人类世界的独立倾向愈发明显。可以认为这体现了汉人社会的世界认识发生了变化（参看图71）。

图71 异人买宝谭的变迁——从神话的构造到汉人社会的共同体意识

3．人类世界独立与异人买宝谭之变化

在中国，受到佛教的宇宙论之影响，儒教开始了思想改革，新创造了“理”这一概念，作为人类世界、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上的概念。天、皇帝、一般民众、动植物、自然现象的所有一切，都囊括在“理”这一大秩序中。这可以认为是思想之世俗化。通过创造出“理”之概念，人类世界得以相对超越自然界，主张具有相对的优越性，人类世界独立之可能性更进一步。宋代的都城开封与临安正是这一认识开始转型之舞台。生活在墙壁消失的、开放性住宅区中的人们的身姿，和因商业而热闹非凡的街头景观中，正铭刻着这一认识之转型。人间世界驱逐了以往的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人等同于世界本身，这还有待于近代国家之形成。从清末到中华民国，在中国开始了“国民（民族）”国家的建筑，人类世界逐步成为世界的主人公。

10世纪以后异人买宝谭的特点在于，在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人们中树立“汉人”这一同类意识过程中，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人”这一同类意识的形成及其变迁，在异人买宝谭的情节类型与结构要素变迁中得到了反映。即4世纪、5世纪至8世纪、9世纪的异人买宝谭情节类型中，遗留着描述神灵世界与人类交流的神话性、宇宙论性的结构，而10世纪以后，变为通过强调共同体外部之存在来在共同体内部树立同类意识的情节类型，成为促使汉人社会自我意识的存在并强化其纽带的、以人为中心的民间故事。

该趋势在9世纪流传的异人买宝谭中已经显现出来，在10世纪以后以回族人为主人公的异人买宝谭中有更明显的体现。16世纪、17世纪以后，随着西欧人来到中国，西欧人成为主要的异人对象，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描述两个世界之交换的异人买宝谭情节类型，变为叙述侵犯共同体的异人盗宝谭情节类型，这正象征着时代之变化。异人买宝谭中，对来到中国大陆的外部之人赋予“回回”“洋人”等异人之名称，通过赋予其鉴别出汉人社会内部宝物并盗窃的角色，在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人们之间，树立“汉人”这种强烈的同类意识。异人买宝谭中的该变化，大约可说是与超自然界丧失威力、人间世界独立这一世界认识之变化相对应的。

结语 “异人买宝谭”与汉人意识的变迁

几乎收集了所有唐代异人买宝谭的《太平广记》（全五百卷），是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奉皇帝之诏而编纂的，是一部收集了五代十国时期及之前的民间传奇与小说的书。《太平广记》的各故事，从卷第一《神仙》以下，《女仙》《道术》《方士》《异人》《异僧》到卷第五百的《杂录》，是按照当时道教信仰的分类来整理的。

与这样的分类法不同，采用类似中国的钟敬文及西欧的艾伯华所进行的情节类型分析，以及对日本古代故事进行分类的关敬吾的《日本昔话集成》与《日本昔话体系》的方法，从《太平广记》中抽出故事情节展开方式相似的故事，进行重新分类与类型化的尝试，至今还做得不太够。因石田干之助而开始研究的“胡人买宝谭”型故事，为其珍贵的事例。收集情节类型相同的故事，抽出因时空而变化的可变部分互相对比，找寻出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特征，这作为今后将传奇作为历史研究之题材的一种方法，将会愈发重要起来。

既然中国的正史与诗文等史料是由官僚记录、编纂的，不得不将重点置于皇帝与臣下、政治与个人的关系上。而与此相对，被认为很多是基于口头传承的《太平广记》中所收的各故事，可谓是通过记录者与知识分子之眼来窥视当时民众心态的极佳史料。从8世纪、9世纪起，经过南海、越过波涛而来的外国商人，在各城市与汉人不断接触、交流、冲突，同时受到汉人款待或令汉人感到恐惧这一点，可通过唐代的异人买宝谭展现出来。

在本章中，以异人买宝谭为题材，通过展现来到中国大陆的外部之人被赋予“胡人”“回人”“洋人”等异人之名称的过程，分析了探求中国大陆汉人社会内部宝物之局外人的故事，阐明了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人们之间形成“汉人”这一同类意识的过程。

在4世纪、5世纪欧亚大陆发生巨变、东西交流活跃背景下诞生的异人买宝谭，起初遗留着浓厚的描述人类世界与神灵世界之交流的神话性、宇宙论性的结构色彩。可是，由于10世纪以后中国大陆内外形势之变化与世界认识之变迁，异人买宝谭变为通过强调共同体外部之存在来形成共同体内部的同类意识，以人类为中心的民间故事。并且，16世纪、17世纪以后，在以西欧人为主人公的异人买宝谭中，以往曾存在的描述人间世界与神灵世界之交流的神话性结构消失，转变为对传述异人买宝谭的居民共同生活之共同体进行认同并予以重新建构的故事。

[407] 石田干之助：《西域胡商以重价购买宝物故事——唐代流行的一种传奇》，见《民族》4-1, 1928年，其后收入同著《增订长安之春》，东京：平凡社，1967年，210—246页。

[408] 石田干之助：《再论胡人采宝谭》，《民俗学》5-10, 1933年（收入上述著作）；同《胡人买宝谭补遗》，《日本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6, 1955年（收入上述著作）。

[409] 泽田瑞穗：《金牛的锁》（《天理大学学报》7-9, 1972年）；同《异人买宝谭私钞》（《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26, 1981年），其后皆收入同《金牛的锁——中国财宝谭》，东京：平凡社，1983年。

[410] 泽田瑞穗《金牛的锁》98页，以及《宝精篇》《宝精零篇》（皆收入《金牛的锁》）。刘勇强《掘藏——从民俗到小说》（《中国——社会和文化》11，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6年，197—223页）基于泽田的研究，详细论述了“掘藏致富谭”的变迁。

[411] 泽田瑞穗《金牛的锁》145页。

[412] 山田胜芳：《关于胡人采宝谭——中国、日本的异邦商人与货币》，高桥富雄编《文化接受与变化》，东京：角川书店，1985年，155—177页。

[413] 叶德禄：《唐代胡商与珠宝》，《辅仁学志》15-1、2合期，1947年，98—123页。

[414] 中田熏：《唐代法上的外国人的地位》，《法政史论集》卷3，东京：岩波书店，1943年，1361—1392页。

[415] Edward H.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Vol. X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 in Semitic Philology, 1951,403—422.

[416] 日野开三郎：《关于唐代波斯钱》，《石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65年（其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5卷，东京：三一书房，1982年，232—243页）。

[417] 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418] 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分析为中心》，《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同著《唐代长安的店铺位置与街西的致富谭》，《布目潮沨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191—243页。关于胡人买宝谭，在《胡人买宝谭赘说》（《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4卷《编集报纸》，东京：三一书房，1988年）中也曾极简单地提到。

[419] 石田干之助《增订长安之春》210—211页中，提到胡人买宝各故事间的细微差别，但未对故事情节梗概进行分类。

[420] 该标准型中也有各种特殊类型。例如在“[2]”中有不是在城市买卖，而是由胡人找到城市郊外的宝物所有者之事例（表3：编号4—12），还有虽是胡人但不是外国商人之事例（表3：编号12—20）等。

[421] 石田干之助《增订长安之春》，211页。

[422] 《汉语大词典》第5卷“波斯眼”条目，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1119页。

[423] 永尾龙造：《中国民俗志》第2卷，中国民俗志刊行会，1941年，40页；前注山田胜芳论文171—172页。

[424] 朱江：《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67页。

[425] 该故事在石田干之助《增订长安之春》225—226页中有译文，作品编号10，故也参考了石田的译文。

[426] 小松和彦《异人论——民俗社会的心性》（东京：青土社，1985年）11—14页；H. C. Peyer著，岩井隆夫译《欧洲中世的商人款待（Kaufmanns Gastlichkeit im europaischen Mittelalter）》（《比较都城史研究》6-1, 1987年，13页）。

[427] 关于“贵种流离谭”与款待异邦人的关系，参阅折口信夫《异国文学的发生》，折口博士古代研究所编纂：《折口信夫全集》第1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54年。

[428] 本不是胡人本国的宝物，而是由胡人发现中国所产宝物之价值并购买时（表3编号11-15），对中国人而言，在心理上既存在中国宝物由胡人恰当地给予较高评价的一面，也有珍贵的中国宝物竟被胡人买走的一面，这在故事中微妙地错综纠缠在一起。本章中所举出的拒绝将月宫仙女的宝物卖给胡人的故事（表3编号24），可谓是以后者的心理为背景的。

[429] 除泽田瑞穗、山田胜芳的著作之外，还有山本斌：《中国的民间传承》，东京：太平出版社，1975年，180—214页。

[430] 该故事未收入石田干之助《增订长安之春》中。主人公崔枢，元和五年（810）为礼部侍郎，参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十八，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737页。

[431] 不过，关注拥有财宝的异人死亡这一特异之处，与传到日本的类似故事相比较的话，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在日本关于拥有财宝的异人死亡的类似故事中，存在杀害异人后变为款待异人之事例。即有学者指出，村里人杀害了来到村里的外来者后，在变为传说时，变为村人照看生病的外来者，后外来者死亡，并且死亡的外来者的姻亲日后来到村子，答谢村里人照料病人这一异人款待之例（桂井和雄：《偷盗遍路、六部等的钱之故事》，《季刊民话》7, 1976年；小松和彦《异人论》47页、51页）。唐代的这一系列有关病死胡人的宝物故事，也许是杀害异人之事实故事化，转为异人款待之事例。大约异人款待与杀害异人构成了异人故事不可分割、互为表里的两部分。

[432] 还有一例，是少数民族的莫徭向胡人出售宝物的故事（表3编号23）。

[433] 参见石田干之助《增订长安之春》中收入的《〈胡旋舞〉小考》，27页，谢海平注，2—7页。

[434] 宋岘：《唐代扬州的大食商人》，《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212—213页。

[435] Schafer, op. cit. pp.413—414、前注山田胜芳论文236页认为，胡人买宝谭的胡人之中，明确种族者几乎皆为波斯人，是由于他们是胡商之代表。

[436] 日野开三郎《关于唐代波斯钱》，237页。

[437] Schafer, op. cit. p.413；前注山田胜芳论文158—160页。

[438] 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街西》，《史流》25, 1984年，20—21页。

[439] 桑原陟蔵：《蒲寿庚的事迹》，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1989年，78—84页（原著出版于1923年）。

[440] 参见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55-2, 1996年，35—74页。

[441]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邓景山”，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3313页；同书卷一百二十四“田神功”，3533页。

[442] 藤本胜次译注：《中国、印度物语》，大阪：关西大学出版宣传部，1976年，33页。原著为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阿拉伯语文本（抄本编号2281），藤本译注根据的是该抄本的校订，M. Rei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la Chine dans le IXes. de l'ere chretinne, Paris, 1845。关于此见闻录中所述的被杀之人数尚且存疑，参见陈坚红：《关于唐代广州港年外舶数及外商人数之质疑》，《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73—74页。

[443] 《旧唐书》卷十《肃宗》乾元元年九月癸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53页载：“広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

[444] 任半塘《唐戏弄》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772—773页。

第三部分
建康 长安 洛阳

第一章
帝都之风景 风景之帝都

——建康、大兴、洛阳

引言

关于都市和“风景”的认识史，近年来成为都市史、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史和建筑史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主题之一。本章的目的正是欲以近年来围绕都市和“风景”的相关研究为基础，以6世纪至7世纪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都城建康、大兴（长安）、洛阳为舞台，讨论其时关于都市和“风景”认识的流变。本章的主题虽是讨论与神圣空间的关系，但由于传统儒教神圣空间中“风景”的生成恰恰改变了中国空间认识的全貌，因此笔者拟以三个独具特色的都城为典型来认识这一问题。

这里所谓的“风景”（landscape），是指目之所视且心之所感的景色，并非单纯的目之所视的风景，而是目之所视之物被赋予“美”的主观审美感受时，宛如初见一般的风景。近年来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倾向于讨论自然如何凌驾于人类之上，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人类认识的变化，人类对自然逐渐产生了优位意识，正是在人类主体性日益增显的过程中，所谓“风景”的概念就生成了。所以风景是近代的产物，“古代和中世，对于风景不抱有‘感情’”。[1]

如上，西欧至近代才初次发现了“风景”，然而在中国，南朝的建康已经产生了所谓的“风景意识”。风景这一词语，在南朝时就已出现（陶渊明和鲍照的诗），不过，南朝时登场的“风景”，其原义是指“风和光”（light and at mosthere），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景色（landscape or scenery）之意尚未被使用。现在通用的“风景”这一用语，指目之所视且心之所感的景色，而这一意义的产生是唐中期以后的事情。[2]那么，南朝时“风景”的发现与中国都城史及空间认识的变化，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本章开篇，讨论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如何成为孕育江南文化的母胎，而这里的江南文化（南朝文化）是由华北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文化融合而成。具体而言，江南文化是指如歌声一样柔软的语言，贵族式华丽而纤细的文学，基于儒教古典的王权礼仪，玄学的发展，儒释道的融合，独特的绘画艺术，楷、行、草体并盛的书法艺术，流畅生动的佛像雕刻艺术及凝练简洁的墓葬雕塑艺术，以历法、数学、医药和地理学为发端的诸种科学技术的发达及凝聚皇室和贵族审美趣味的建筑和园林艺术等。这些江南文化的要素，多数情况下由汉代所孕育的中原古典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传统文化相遇融合而成。

构成江南文化精髓的园林文化，与“风景”的发现几乎同时而生。建康的王公贵族接触到与华北迥然相异的江南自然时，发现了在华北无法感受到的自然的优美、静谧与缱绻，于是大量建造独具审美特征的园林，以求将自然与人类结合。秦汉时的园林多由王侯建造，其基于神仙思想设计的建筑多具有浓郁的宗教意味。与之相对，南朝的园林多由王侯和贵族文人建造，大抵上以个人的审美趣味为基调，其宗教性相对要低得多。由于王公贵族的大型园林与众多个人园林的出现，建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园林都市。

原本在中原士人看来地处偏僻的东晋、南朝的知识分子，对于汉魏洛阳的传统一直抱有自卑感。然而，在江南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定的背景下，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形成了，建康的文化中心地位日益凸显，由此一来，南朝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文化也开始自信起来。或许南朝时期佛教的广泛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江南知识分子优越感提升的要因之一。与此同时，建康的统治者们基于儒教经典和王权礼仪营造了古典的都城，建康以压倒华北都城的气魄，成为世所公认的6世纪的帝都。

第一节 建康

一、建康和江南文化

本章所谓的江南文化，是指4世纪至6世纪由长江中下游流域居住的江南人所创造的地域文化。对文化下定义虽非易事，但本章对文化的界定是“大众共有的行为和生活模式”。在这一层面上，文化就不仅意味着衣、食、住等有形的物质文化，同时也包括如语言、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知识、学问、技术、艺术、政治组织等无形的非物质文化。

为阐明建康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本节首先讨论的是江南文化的历史意义及其系谱。在萌芽于公元前的江南文化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东晋、南朝（317—589）时期，形成了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都市文化圈。关于江南文化历史的研究，诸多学者的优秀论著业已出版[3]。但我认为，假如从近年来兴盛的都城史研究视角切入，或许可以对江南文化系谱研究的若干领域有所补充。

在都城史研究领域内，既往先行研究关注到北魏孝文帝于公元439年从平城迁都洛阳之前曾派遣使者考察南朝建康的宫殿构造，并参考建康的宫城改造汉魏洛阳城这一事件者并不在少数。[4]另外，宇都宫美生指出，隋代洛阳城的建造也曾受到建康城结构的影响[5]。事实上，论及对隋代洛阳城都城规制和都市文化的影响，南朝建康要远在北魏洛阳城之上。因此，本章欲以隋炀帝建造洛阳城为线索，讨论6世纪形成的江南文化跨越时空的影响力。

隋炀帝虽长期生活于华北一带，却对江南文化抱有强烈的憧憬与想象，这往往被认为缘于其皇后萧氏的影响。萧氏出身于梁朝皇室，其身上浓郁的南朝文化修养对隋炀帝应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点历来被学界津津乐道[6]。不过，隋炀帝在建造洛阳城之际，将南朝建康的都市文化原原本本地移入华北，关于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近年来的研究虽已起步，但系统性的分析却是今后还需努力的课题。

重新思考隋炀帝执政时期的政策时，就不能不关注隋炀帝受南朝建康都市文化的影响这一因素。江南文化的形成，建康这一都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此重要的建康城，关于其都城结构及其都市文化的研究，虽说已积累了不少，但因文献史料有限，不明之处至今仍留有不少。本章虽试图致力于复原南朝建康，却在研究史的梳理上费力颇多，且能够确凿中肯地下判断之处有限。因此，亟待后续研究能有所推进。

此外，隋文帝建造的大兴城，是以游牧地区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结合为背景营造的。与之相对，隋文帝之子隋炀帝建造的洛阳城，却是受建康城和江南文化强烈影响而营造的。对于大兴城与洛阳城之间这种互为对照又相互补充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形成充分的认识。时隔三个世纪的分裂动乱，再次将广袤的中国大陆统一起来的隋朝，为了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迥然相异的北朝和南朝统一起来，根据不同的都市规划和都市功能建造了大兴城和洛阳城这东西两京[7]。

以南朝建康的都市文化对隋代洛阳城的影响为切入点，进而讨论江南文化对唐代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影响，以及江南文化在东亚史领域内的重要性，甚至进一步设想就江南文化在世界史中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讨论一二。换言之，南朝史和欧亚大陆中部的花剌子模史、欧亚大陆西部的东罗马史（拜占庭史），无论在时间上还是体系上都是平行的，或许可以假设南朝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和花剌子模、东罗马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巧合般的对应关系。故而若将南朝史的研究置于欧亚大陆中部史和西部史的研究视域中，想必也能成为重要的例证。

要之，南朝时期形成的江南文化对于其他地域的影响，恐怕比迄今为止所考虑到的要更为广泛而深刻。

二、江南文化的形成：中原和江南的相遇

（一）江南的古景观

讨论江南文化形成的前提是，必须要明确唐代之前江南地区的人文景观及自然景观与现在截然不同。据北田英人研究，至六朝、隋唐初期为止，长江三角洲（江南三角洲、江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潮汐作用海水倒灌（盐潮）引起的咸潮，导致人类所能定居的区域十分有限。至6世纪、7世纪时，长江下游流域能定居的区域，主要是在不受咸潮倒灌影响的太湖流域西部山地、南京台地及太湖周边地势稍高处，长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仍为低洼地，几乎无人定居[8]。

要在低洼地带定居，就必须要建造防潮堤，以抑制由于潮汐作用而带来的海潮倒灌。对长江中下游流域这片低洼潮湿地进行开垦的契机之一，是西晋末年为躲避中原战乱而南下的大量徙民，这些徙民不像当地土著豪族那样占据着条件优渥的台地或微高地，只能去开垦那些低湿的不毛之地以定居[9]。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垦和居住，却需要等到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和修缮，以及唐宋之后大型防潮堤、防波堤（塘路）的建造及排水渠等工事的进展，低洼地这才逐渐干燥起来。到了明代，低洼地区河渠星罗密布，终于形成了近现代的江南风景。

近年来的气候史研究表明，在3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大陆气候尽管也有短时期内冷热反复交替，但年平均气温较之现在要低0.5摄氏度至1.2摄氏度左右，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寒冷化同时伴随着中国大陆北部的干燥化和南部的潮湿化[10]。3世纪至6世纪（曹魏、西晋、五胡十六国、东晋、北朝、南朝）中国正史中关于冷冻害和旱灾的记事多次出现，尤其是在5世纪至6世纪，即使江南地区也屡屡出现雪灾、冰雹、霜冻、沙尘暴等灾害记录[11]。但到了7世纪、8世纪，冷冻害和旱灾的记录突然减少了，这说明到唐代时气候已经开始变暖[12]。可以说，气候的寒冷化是3世纪之后中国政治陷入混乱的要因之一，这一观点今日几乎已经成为定论[13]。与唐代之后相比，东晋、南朝时期对江南的开垦要有限得多，这应该也与气候的寒冷化有关。

东晋、南朝时期的江南，植被较之现在更为繁盛，其间多动物繁衍栖息，目之所及皆和今日风景迥异。换言之，如果研究东晋、南朝到唐代时期江南地区的植被会发现，即使在平原地区，落叶阔叶乔木如枫树、常绿针叶乔木如松树等自然林面积也甚广。河床沿岸、堤坝及城市街路，也广植柳树、杨树、松树、桃树等，聚落里往往竹林环绕。湖沼水面菰、蒲等水草丛生，水畔蒹葭苍苍，洼地开垦引发的蚊虻之害，直令人畜不安[14]。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消费人口的增加，从南朝到隋唐，茶叶和柑橘的栽培日益增多，于是华北地区的消费城市和江南的生产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广阔的贸易市场。

动物种类也极为繁多，鹿、猴子等动物不仅出没于山野，也开始在平原上活动。田鼠繁殖迅速，鼠群从长江蔡州迁移至建康城内时死于青溪两岸的记录，至今仍存（《建康实录》卷二十“后主长城公叔宝”，北京：中华书局，803页）。葳蕤的森林覆盖着山岭，其间栖息着许多老虎。大象虽是当时南方诸国进贡到建康的代表性动物，但在长江中下游流域似乎也栖息着相当数量的野生大象（亚洲象Elephas maximus）[15]。据史书记载，南朝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在建康西南蔡州的长江沿岸出现了三头野生大象（《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922页）。梁天监六年（507）三月，三头象闯入了建康城（《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中》，45页）。甚至可见数百头淮南野生大象破坏民宅的记录（《南史》卷八《梁纪》承圣元年十二月，240页）。雉、鸠等鸟类也大量栖息于原野上，冬季从北方飞来江南过冬的凫和大雁，鸣声不绝于耳。另外，潮汐使淡水逆流直达长江中游，水产也极为丰富，建康附近的长江水并非现在这般污浊，而是清澈通透的[16]。

六朝时期，那些春秋时代古越族的后裔山越、蛮、僚、俚等南方山地非汉人广泛分布在江南一带，他们与北方新迁来江南的汉人之间，因为开垦荒地种植而冲突不断[17]。这些蛮人中不乏继承“断发纹身”之吴越人习俗者。另一方面，蛮人不断“汉化”，据说南朝政府中已有蛮人就任高级官僚。原土著山民，尤其是山越和蛮，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独具特色的南方语言及生活模式，其文化无疑是构成江南独特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18]。

（二）江南文化的形成——从文化的接触、冲突到融合

江南文化形成的分水岭，是三国时期吴国于公元229年因经济、军事、政治等原因，选择定都长江南岸南京高地西端的建业[19]。这一事件，成为被后代称为六朝文化的江南文化在以建业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形成的开端[20]。吴国灭亡之后，晋（西晋）暂时统治江南，至公元317年，因避华北战乱而南渡的晋王室，以吴国古都建业（东晋建康）为临时都城。无望收复华北领土重回洛阳的统治者，最终历东晋、南朝而均以建康为帝都。因此，建康及以建康为轴心的都市圈成为主要舞台，孕育出江南地区独特而绚烂的都市文化。

（三）定都建康与江南地区的统一

西晋末期的华北动乱，致使大量难民从中原逃亡至江南。据谭其骧推算，从4世纪初“永嘉之乱”爆发至刘宋（420—479）末年，百余年间从中原南迁的移民约有90万人[21]。据朴汉济推测，这90万移民中约有40万人迁徙到长江南岸的建康和三吴之地（吴郡、吴兴郡和会稽郡），约有宋朝在册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没有登入户籍的实际人口可能更多[22]。都城建康及其附近更是南迁北人的聚集地，可以说4世纪建康是北人的“移民城市”。

建康作为东晋、宋、齐、梁、陈五代帝都，在历代政权的更迭中，都城内外诸种设施不断得到补充修缮，整个都城得到了充分发展。以建康为枢纽，广及长江下游流域的都市网、交通网、灌溉网、防波堤坝网都得到了系统修整。长江下游土地的开发虽有地域性限制，但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最终促进了江南地区的一体化并形成了江南文化。

三国时期吴定都建业时，在城内开凿运渎、潮沟、青溪等水道以沟通城外，开凿破岗渎连通建业与三吴地区，完备了以建业为要冲的水路交通网。东晋、南朝继续利用吴国开凿的河道网，并在造船术及水路运输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建设了更为密集、广泛的城市水陆交通系统。建康通过长江航运，与长江中游的荆州和上游的益州沟通，秦淮河、破岗渎水道直接连接三吴之地，中继京口（南徐州、北府）、历阳（西府）连接华北一带，遂成为中国大陆的物流中心枢纽之一（参考图74）[23]。

随着内陆水路运输的发达，东晋、南朝的大都市全都位于河流沿岸及沿海地带。至齐梁时期，建康和地方城市以船运为纽带连接起来，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得以充分发展。宫廷内吴歌的流行、新吴语的普及，以及建康和地方城市知识分子中间文学的兴盛等现象，都以建康为要塞的交通网的形成为基础。

到了南朝，尚未开垦的长江三角洲洼地一带，也开始兴修水利、开垦农田，虽然仍受咸潮和水涝灾害反复之苦，但贵族阶层和寺院的占地，开始从条件优渥的长江三角洲高地往微高地及近低洼地区扩大[24]。不过诚如上述，山丘地带多为山越人和蛮人等土著所居，他们与武装的北方徙民之间冲突不断，因此土地的开发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安定因素。

这一时期，交通的四通八达带来各地区工业的发展，养蚕业和制丝业也随之普及，那些自古以来闻名的手工业（制铜业、冶铁业、陶瓷业、制漆业、纺织业、造船业、盐业），在以建康、吴（苏州）、会稽等城市为中心的地带格外活跃。以建康城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的完善，促进了商业活动的兴盛，于是新型的商业都市便在江南各地诞生了。

（四）南人和北人

北方新迁徙来的移民与南方土著居民（北人和南人）之间的关系，是东晋、南朝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25]。北人特别集中于建康周边及建康都市圈辐射的南徐州和南豫州一带，其他区域则多为江南土著豪族势力范围，因此二者的关系首先在地域上便不同。概而言之，尽管北方移民在人数上少于南方土著，但他们既具有秦汉以来儒家文化的正统权威，又兼备在战乱不断、农牧融合的华北地区磨炼出来的军事能力（军队、战略、武器、情报搜集力等）。

与之相对，南人土著集团因军力分散导致军事组织能力低下，与军事力量集中的北人对抗时，其政治组织力也较为薄弱。作为少数势力的北人集团，能巧妙地分散和利用南人，并在税收和房产等方面制定了有利于北人的制度，从而很快将势力渗透到江南地区的统治阶层。但是，无论怎样采用怀柔政策，也不可能避免占据人口大半数的江南土著居民的反抗，于是南北新旧居民的对立与冲突便反复上演。

5世纪以后，东晋以来北人中的名门望族，在血统、军事权及税制上的特权被逐渐削弱，随着世代的交叠，南人北人的通婚也在逐渐增加。经过多代人在江南的定居，必然的结果是北人明显地被江南化。在政权上，北人出身者成为主体，他们对于既得利益的放权是相当谨慎的，为了改变南人和北人在制度上的不公，不得不对户籍制度进行反复改革，最终南人和北人在户籍制度上的差异也缩小了。

公元430年，南朝宋文帝北伐（“元嘉北伐”）失败。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给南朝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于是在政权内部产生了要求统一的需求。就这样受外在因素推动，尽管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但在南朝后半期，南人和北人之间的交流和二者异质文化的融合却逐渐展开了[26]。到了梁陈时期，长期以来的徙民与土著之别逐渐消失，江南政权阶层那种作为吴人乃至江南人的一体感产生了[27]。

北人带至江南的汉魏晋古典文化，是指在农牧业并重的华北地区特有的衣食住居方式、以骑兵为重心的军事政治组织、集权制的官僚制度、以郑玄（127—200）为代表的体系化且神秘化的儒教思想、以《诗经》收录的黄河流域古代歌谣为底蕴的文学、以《史记》奠定的正统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学，等等。与此相对，孕育南人的江南传统文化，是以水稻种植等农耕技术和捕鱼为生的长江下游流域特有的衣食住居方式、以水战为特长的水陆军并重的军事组织、由豪族掌握的分权体制、以王肃（195—256）为代表的相对合理的儒教思想、以《楚辞》汇集的长江流域古代歌谣及吴越语为基础的文学、以道教为结晶的长江流域孕育的江南独特的自然思想，以及佛教渗透带来的个人意志的发展等。[28]在南人和北人的相遇、冲突中，这两种文化的不同被凸显出来，尽管时空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二者之间的对立、并存、汇流、融合不断重复上演。

（五）南朝的文化变异

为了推进日后的研究，笔者欲参考既往成果，假定南北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的关系。从当时状况来看，这种文化变异的模式大致如此。也就是说，大量华北徙民蜂拥至江南之际，首先需要适应的是在迥异的环境中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然后从衣食住等物质文化方面开始了南北文化的汇流与融合。

比如说，北人会发现与中原完全不同的江南食材，如海、干鲙[29]、鲈鱼、鲊等鱼类及莼菜等，以及江南地区特有的种类繁多的水果，如橘子、柚子、杨梅、枇杷、荔枝等，从而将这些食材带入日常饮食。其结果是，江南食材与中原传统料理方法的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新鲜的、优胜于华北饮食习惯的饮食文化。5世纪、6世纪时产生的这种江南风味料理，对于隋唐以后华北地区的饮食也产生了影响。[30]

尽管非物质文化的变化要比物质文化的变化来得缓慢，但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语言文化大约是最早发生变异融合的。举个例子，汉乐府与江南歌谣的结合产生了乐府民歌（清商乐）[31]。此外，论及朝廷官僚的官方用语，诚如李伯重所论述，最初为了维护洛阳中原语言的地位，东晋以后的官僚阶层均以中原语为官方通用语，但随着时间推移，朝廷中吴语的比例逐渐增大，官方用语不断吴化，至6世纪终于形成了一种既非中原语亦非江南语的新语言，即“新吴语”。到陈朝时，新吴语已经成为官方用语。[32]

如果从推动文化变异的人及其阶层的视角来看，促进南北两种文化交融的中介，是那些被称为寒人或寒门的非士族出身者，以及同样非出身名门的南朝皇帝。为了在朝廷中强化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些寒人、寒门和历代的皇帝，对继承汉晋文化、自视甚高的北人贵族，通过主张江南文化的传统地位来战略性地对抗北人贵族所标榜的文化资本。[33]于是，由寒人阶层推动的南北文化融合这一潮流，被封闭的贵族阶层逐渐接受，并激起了同为江南人的同仁意识。

江南的流亡政权，要和华北地区连续不断出现的军事大国相对抗，就必须建构起一种国家必需的一体感。为实现将人与人凝聚为一体的国家这一目标，独自的文化就必须形成一种共有意识。在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都市群中，汉魏以来的华北文化与传统的长江下游文化复合，形成了江南文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大陆南北对峙的政治情形依然存在。

（六）江南文化的复合性

在华北地区尚处于五胡十六国长期战乱之际，江南却在经济、文化甚至军事、政治方面形成了足以与华北（中原）对峙的势力。华北地区由于屡遭不同游牧民族入侵，战乱和饥馑引起社会持续的动荡不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江南，却在近三百年内保持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尽管江南也经历了王朝的反复更迭，但历代王朝都不曾迁都，均以建康为都城，使文化与制度均走向了成熟。在江南政治相对安定的条件下，江南社会进一步走向大融合，汉代以来的古典文化和江南人亲近自然的地域文化结合，在政治、思想、饮食、语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局面[34]。

论及梁陈以后的江南文化，在政治上是通过对《周礼》等古典文献的再诠释来标榜传统的王权礼仪，在思想上则是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及宗教的世俗化，即发展从儒学分离出来的玄学、推崇植根于江南自然环境的道教、普及受贵族和世人支持并从国家政权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佛教。在饮食上多用鱼虾贝类、鸭、蔬菜等食材，在语言上流行像歌声一样柔美的语调（李伯重称之为“新吴语”），文学则具有贵族式的、华丽且纤细的特征（永明体、宫体诗等近体诗，个性的文学批评等）。另外，提及江南的艺术，具有独特形式的绘画艺术（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风格多样的书法艺术如篆书、隶书、楷书以及行书、草书，流丽逼真的佛像雕刻艺术和陵墓雕塑艺术，以及凝结皇室贵族审美趣味的宫殿宅邸和公私园林等建筑艺术等，将立即浮现于眼前[35]。

江南文化的诸多要素，由中原古典文化与长江中下游流域传统文化汇流融合形成。由于这种文化的共有，江南知识阶层之间产生了极强的连带感和同仁意识，于是相对于北朝文化的优越感产生了，作为国家的一体感也随之产生。

南朝文化虽然继承了汉、魏、晋以来华北地区传统文化的源流，却创造了与之迥异的复合型文化体系。与之相同，华北地区的汉魏文化受到游牧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冲击而发生变异，形成了独特的胡汉交融复合型文化。朴汉济关注了这一时期中国南北出现的反差强烈的复合型文化，并称华北地区胡族和汉族复合的文化为“胡汉体制”，华南地区新迁徙来的北人和土著南人复合的文化为“侨旧体制”。这两种文化尽管复合的要素不同，但结构本身非常类似，可以说都是4世纪至7世纪大规模移民和战乱时代的历史产物[36]。

（七）江南文化的普及性

江南地处温带和亚热带，多样的生态环境中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四周遍布河川湖泊，具有华北罕见的优美自然景观。江南的自然景观不像华北那般，壮丽的自然凌驾于万物之上而人类渺居其间，而是自然与人并存、互感，这种天人合一的地域文化独在江南发达起来。

可以说，这种文化既非汉魏古典文化，亦非江南传统文化，而是新诞生的一种复合文化。南朝否定了华北传统思想的正统性，这种正统性被置于中原土地所具有的神话意义上，南朝主张拥有礼仪和文化的地方才具有正统性，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为基石的江南文化，使这一主张开始具有说服力。

三、陈寅恪和唐长孺的假说

关于江南文化（江左文化、六朝文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以陈寅恪（1890—1969）和唐长孺（1911—1994）两位著名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这里试述一二。

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陈寅恪，由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从北京避难至南方，在极端受限的研究环境中，在抗日时期临时首都重庆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之后收录于《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一书。陈寅恪在该书中初次对隋唐制度形成的渊源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明确指出，东晋、南朝制度对隋唐制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承继陈寅恪的观点，其晚年在研究生课堂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说，其讲义由弟子牟发松（1954—，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冻国栋（1957—，现武汉大学教授）结集整理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收录于《唐长孺文集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一书出版。书中唐长孺总括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运用“南朝化”这一概念，探讨了南朝产生的文物制度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

陈寅恪和唐长孺在东晋、南朝文物制度——即江南文化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论述上密切相关，他们的观点迄今依然影响着国际学术界，现依据本章需要试对这两种观点做一梳理。

（一）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梁陈文化”论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提出，隋唐制度之源流不出三源，即北魏、北齐制度；南朝梁、陈（江左）制度；西魏、北周（关陇）制度（图72）。另外，陈寅恪还将隋唐长安、洛阳都城的建制源流置于隋唐制度渊源中一并进行了讨论（图73）[37]。在陈寅恪关于都城建制源流的论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对“凉州”（凉州、姑臧、武威）重要性的强调。陈寅恪指出，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作为河西走廊中心城邑和交通要冲的凉州，迁入了大量因避战乱而来的中原人，这些中原徙民将汉魏晋以来的中原文化传入凉州。这一时期，魏晋洛阳城影响了凉州城的都城结构。[38]

图72 隋唐制度的系谱

图73 隋唐都城的系谱

注：参看妹尾达彦《江南文化的系谱》（《六朝学术学会报》2013年）

公元439年北魏平定凉州之际，河西凉州的都市文化随之流入北魏平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城的都城规制。陈寅恪认为，平城郊外云冈石窟的开凿即是对凉州郊外石窟寺院的模仿，而这成为可能是由于凉州开凿石窟的工匠们被强行迁移平城，以及石窟开凿技术得以广泛传播。北魏平城的都城规制，又对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对洛阳城的增筑工程产生影响。因此魏、晋洛阳城的建筑结构，上承河西凉州而继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又经东魏、北齐的邺城影响了隋唐的都城结构。

如上，陈寅恪指出，东晋、南朝的文物制度因继承并保存了汉、魏、晋的古典文化，所以才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陈寅恪几乎完全是以汉代以来文物制度的继承关系为主要问题展开讨论的，但对汉魏文物制度在各地被传承接受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点关注不够。事实上，汉魏古典文化受地域传统和时代变迁影响而发生变化是常有之事。即使古典文化本身，也常常会被那些标榜正统性的统治者重新改造利用，这一点必须要注意。另一方面，诚如下文将要讨论的，唐长孺在陈寅恪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由于南北文化的碰撞而产生的新型复合文化是如何成为六朝文化的特征的。本章将以唐长孺的这一视角为直接出发点。

（二）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和“南朝化”论

陈寅恪将隋唐制度的源流概要为三种，并将汉、魏、晋古典文化源流的变迁作为东晋、南朝文化的核心。唐长孺在接受其观点的基础上，继而从南人的视角出发，重点阐明了南北文化的差异及相互交流的过程[39]。唐长孺另外详细论述了南朝制度对隋唐制度文化产生的多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并根据陈寅恪的学说，用“南朝化”的概念系统论述了隋唐接受南朝制度影响的过程。[40]

依据唐长孺所述，唐朝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向，不外乎是东晋、南朝文化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即所谓“南朝化”的过程。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失去了对游牧地区的统治，治域仅限于农业地区，因此不得不将权力的重心放在江南一带。这一事件成为唐朝继承南朝制度乃至促使其复兴的历史契机。[41]

换言之，到了唐朝后期，在土地制度方面，已从发祥于华北的均田制转变为江南传统的大土地私有制（庄田制）；在军事方面，已从基于游牧地区军事需要而建立的府兵制变为募兵制；在赋役制度方面，已从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转变为参考南朝夏税、秋税而设立的两税制；知识阶层也从过去主要由门阀贵族构成变为以科举取士为主。这种种变化，既可视为是对南朝制度回归的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是南朝社会制度复兴的征兆。另外，在经学方面，早从隋代开始的南学压倒北学之风潮，至唐代后期更加兴盛，文学、书法、艺术等也多取法于南朝。由韩愈、李翱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同样如此，即不仅主张文化上向汉代回归，其重义理、轻训诂的学风，与兴于南朝的玄学也是一脉相承的[42]。

受唐长孺“南朝化论”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多专注于对东晋、南朝礼仪、音乐、刑罚、经济、政治等诸种制度的详细考证，以及对经学、文学、音韵、文字、书法艺术及制度之影响的研究。[43]本章首先以唐长孺的“南朝化”论为基础，尝试探讨隋代洛阳城如何全面吸收江南（南朝）都市文化而形成了最初的华北都城。其次以建康都市文化对华北都城的影响为线索，考察建康都市文化对后世东亚都城史的广泛影响。

第二节 建康和洛阳：隋炀帝对江南的憧憬

一、东亚世界的建康：4—7世纪

图51“东亚都城的变迁”描绘了东亚都城变迁史上建康的历史地位和江南文化的源流。该图以空间（“中国内地”、蒙古、西藏、云南、越南、朝鲜半岛）为横轴，以时间（从“中国内地”出现统一王朝的公元前221年开始至今）为纵轴，通过时空的经纬交汇，展现了东亚各都城的历史变迁和交错关系。图51揭示的问题有：建康作为都城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分崩离析的时代各王朝所标榜的正统性所在；江南文化的源流；等等。

（一）持续作为都城的建康

建康作为都城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正如图51建康（建业、金陵、南京）纵列所示，自三国时代建康（建业）便作为吴的都城，直至东晋、南朝，建康曾为六朝王都。反观同一时期的华北都城，却历经长安、洛阳、邺城、平城（大同）四都，并没有像建康那样长时段内持续作为王都的例子。华北地区动荡的政治环境往往导致多个都城并存，且由于政权更迭，短时期内都城的兴废反复上演。

建康最为突出的特点，正是其作为王都的持续性。如果从东晋建国（317）算起，建康虽经政权更迭，却持续作为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王都，在长达272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假如说在继承和变革的反复中使文化趋于成熟，那么当时中国大陆的都城中几乎没有能与建康相匹敌者。庾信（513—581）那篇著名的《哀江南赋》是伤悼梁武帝时的建康之作，其中便有“五十年间，江表无事”之叹。南朝文化至梁时到达顶峰，诚如陈寅恪所述，南朝鼎盛时期梁之制度，直接影响了隋唐制度的规制。然而，随着侯景之乱的爆发，梁朝走向灭亡，建康也随之陷落（548），城内宫室建筑毁损过半。即使继梁而起的陈朝，也再没能复兴梁王朝鼎盛时期建康的繁华。

（二）正统性的根据

据图51“东亚都城的变迁”可知，分裂时期各王朝主张王权正统性和优越性的手段，大都是通过建造宫城正殿太极殿、编纂实施律令礼等制度来实现的。东汉时确立并影响了魏晋都城制度的儒教王权理论，虽然在时间层面上承认王权更迭（易姓革命论）的合理性，但在空间层面上却否认其他平等的国家政权与其共存（“天子即皇帝”制度），正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主”这种套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必然引发对唯一存在的正统政权的争夺，为证明王权正统性而编纂的律、令、礼制度，以及诉诸视觉效应营造的宫殿建筑等，对于政权而言都是极其必要的。

如果分析都城中律、令、礼制度的编纂和施行的流变会发现，律、令、礼的编纂与正史的编纂都是王朝标榜其正统性的手段。如图51所示，律、令、礼的编纂与都城的营造在时间上形成对应关系。对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而言，编纂正史、制定律令礼制、营造宫殿、统一度量衡、发布历法、铸造货币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行为[44]。就正史的编纂来说，现存正史中有刘宋时范晔等《后汉书》120卷、齐梁时沈约《宋书》100卷、梁时萧子显《南齐书》59卷，这些史书是南朝为向北朝主张其正统性而编纂的。同样，在北朝，北齐魏收《魏书》130卷，便是为对南朝和北周声称北齐的正统性而编纂的。

在这一点上，日本制定律令、编纂正史《日本书纪》这一史实也极为有趣。然而，中国制定律令、编纂正史是以王朝交替和“天子即皇帝”制度为前提实现的，与之相对，日本则是受“天皇即神”的观念支配，并不承认王朝交替。因此，在大部分知识分子看来，日本的律令、正史和都城，即便乍看之下与中国的制度类似，也不能认为就是基于儒教王权理论所建立的，只能说是参考中国制度而变革了的、日本独特的制度。当时日本的知识阶层恐怕是在不与中国的“天子即皇帝”这一王权理论冲突的情况下，谨慎地导入了“天皇即神”这一概念。

“天子即皇帝”这一制度，是基于理想（天子）和现实（皇帝）这两面而建立的，即作为普天之主（世界）的天子这一理想，和作为有限君主（领土）的皇帝这一现实。因此，在中国，有为弥补理想与现实之差而不断努力的强烈意志，而帮助实现这种意志的官僚制度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在视天皇为神的日本，“天子即皇帝”这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紧张感则被摒弃了。

（三）江南文化在东亚

提及江南文化的源流，诚如图51所示，建康的江南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隋唐的洛阳城，也影响了与南朝外交关系密切的百济都城泗沘（公元538年建造，扶余）[45]，江南文化经由泗沘，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列岛的宫城和都城营造[46]。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愈发说明了这一问题，即日本在输入隋唐都城文化之前，曾受到百济和以百济为媒介的南朝都市文化的强烈影响[47]。

二、建康：6世纪之都

（一）都城的要素

在思考东晋、南朝都城建康时，必须要以如下事实为出发点：即与长安、洛阳这些华北传统的都城相比，长江南岸的地方都市无论是在建都的历史、经验还是选址方面，都处在无法与之抗衡的劣势地位上。然而，建康的选址虽然远离中原，地处偏远，但至梁陈时期也就是6世纪时，建康俨然已成为凝结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无与伦比的都城，这点即使在华北地区的知识阶层中间也是被公认的。

那么，是什么使建康成为“6世纪之都”的代名词？其转换的契机是什么？地方都市要转变成古典的、传统的都城样式，就必须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要素。也就是说，首先必须考虑建造符合古典文献记载的宫殿和官署，实施律令制，举行符合礼制的王权礼仪，构筑巩固都城的军事防御组织，以及后方要有坚实的经济支撑等。在此之上，笔者将探讨以建康为主要舞台的江南文化之形成在促使建康成为“6世纪之都”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东晋的建康

回顾东晋建康城的变迁，可简单地分为三个时期，即：开创期的东晋，发展期的宋、齐和繁荣期的梁、陈。建康不同于华北历代都城在营造初始便有统一的规划，其特点是随着时代发展其都城样态逐渐趋于完善（笔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帝都化”或“都城化”）。在这一点上，建康与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较为相似。此外，与开封、临安同样，建康具备都城的壮丽景象是在耗费了很长时间和很大劳动力后实现的。

在4世纪初的混乱时期，驻守建业的晋武帝从子司马睿，借晋愍帝被刘曜围捕之机，在江南地方势力的支持下，于建兴五年（317）三月即晋王位，行大赦，改元建武，并以驻守地建业为都，建立新政权（东晋）。翌年四月，晋愍帝被刘曜所杀，司马睿即皇帝位，自称晋元帝，并再行大赦，改元大兴，正式昭告天下宣称自己为天子（皇帝）。从此，以江南建康为都城的东晋、南朝五代王朝便拉开了帷幕。

建武元年（317）三月定都建康之际，晋王司马睿整修了东吴建业的宫殿太初宫，以其旧址为宫城，临时将宗庙和社稷置于宫城南方。在儒教的王权理论中，如果没有宫城、宗庙和社稷的话，那么即使天子（皇帝）所在之处也不能称为都城。因此定都翌年，即大兴元年（318），晋王在建康南郊设坛，依照汉晋传统建造祭祀儒教最高神明昊天上帝的礼仪舞台。通过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东晋初次向外宣称其受天命建立正统王朝这一事实。

东晋初期的建康宫城不过是简单修复了东吴旧宫苑太初宫，仅能临时居住而已，规模小且毫无气派，城门仅有宫城南的宣阳门，宫城城壁也只是用竹篱笆圈起来，极为简易粗鄙。当时举行王权礼仪的各种设施也是出于应急需要，在种类上、细节上都不够完备，礼仪过程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就匆匆了事。

在南郊举行祭祀仪式时，朝臣中认为当定都洛阳的呼声很是强烈，由此可见，东晋初期的官僚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建康最多只是临时都城，晋的正式都城依然只能是洛阳。建康城的宫殿名和城门名也多数直接挪用自西晋洛阳城（参考图75），说明只有西晋洛阳才是都城的标准。说起来，北人向来坚持继续使用移居江南前的本籍，而不愿随附江南的现有户籍。这种情况下，地处长江沿岸又被群山环抱的建康，很容易激发北人们想起洛河沿岸被邙山和嵩山环抱的洛阳风景，这使失去了洛阳的北人们更增一层伤感。

（三）建康的帝都化

如“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广州出土砖铭）所示，在江南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建康逐渐具备了都城应有的气派和规模。尤其是经历淝水之战（383），东晋取得了胜利，从此南北政权的分化对峙已成定局，重返洛阳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的江南政权，为了对华北政权宣称自己的正统性，于是积极地将建康营建成足以与洛阳相媲美的都城。在多个王朝和都城并存的分裂时期，以建康为主要舞台举行王权礼仪，是宣称东晋、南朝王权正统性不可或缺的政治行为。

自东晋定都建康约百年后，在晋宋王朝交替时期，将建康视为临时都城的意识已经逐渐变得淡薄。如户川贵行所阐明的那样，因宋文帝北伐失败，统治集团认识到收复洛阳的可能性变低，故以此为契机，在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制定了以建康为王畿都城的策略，借此与传统的以洛阳为王畿都城的观念相对，并开始推行礼仪改革，来证明建康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都城[48]。

宋齐时期，以增修改建宫殿为开端，整修都城和完善王权礼仪的工作不断推进，建康逐渐具有了古典都城的气派。至梁时，在对《周礼》等儒家经典阐释的基础上，建康的礼仪空间得到了更加系统的充实和完善，梁朝的知识阶层开始蔑称北朝为“索虏”，并自信唯有南朝才是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正统政权。另一方面，北朝的知识阶层虽然在表面上仍蔑称南朝为偏远的“岛夷”，但事实上，在他们中间也开始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视建康为继承汉晋古典制度的权威都城。可以说，梁时的建康，无论是在自我认识还是外界认同方面，都是无可指摘的古典都城的典型。

（四）建康复原研究史

以下将在梳理研究史的同时，简要整理建康城变迁的过程，即东晋时仅作为临时都城的建康，至刘宋以后却被视为是继承了汉晋传统的古典都城这一过程。继而探讨建康的都城建筑和王权礼仪不断完善的过程，及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之间具有怎样密切的联系。

如果从文献史料来看，东晋、南朝时期的建康城大致由三个区域构成，即：宫城区——以建康城为中心的正殿太极宫、式乾殿、显阳殿等组成的宫殿区（又被记载为宫城、台城、建康宫）；都城区——将宫城区包围起来的区域，包括宫城区、东宫（公元392年建造）、华林园（公元396年建造）、官署区、仓库区等（文献中以“都城”记载，因有六门，又称六门城。笔者为与指“都”的普通名称“都城”区别开来，故以“都城区”表示）[49]；外郭区——都城区外围用竹篱圈起来的开阔区域（郭区、外郭篱、藩篱、郭城）。

然而，东晋、南朝建康城的复原却存在着重重困难。探其缘由，其一是由于隋文帝灭陈时，建康城遭到破坏，被夷为农田，要依据遗迹复原极为困难[50]。其二，建康的宫城区和都城区，与现在南京城的中心街区重叠在一起，部分发掘虽有可能，要做到全面开掘却不太可能，这无疑阻碍了建康城全貌的复原。迄今为止，甚至连建康城城墙的位置都很难清晰地判断出来。另外，由树木环绕起来的软性空间构成了建康城独特的城市空间，这种软性空间的存在使建康城的复原更加困难。

（1）提及宫城区（宫城），东晋初的宫城只是通过修缮再利用了东吴建业的太初宫旧宫苑，后因苏峻之乱（327—329）烧毁。其后自成帝咸和五年（330）至咸和七年（332），在太初宫旧址的东北部建造了新宫城区。最初宫城的城墙是临时搭建的，像华北都城那样用砖垒成的城墙，则是成帝咸康五年（339）以后的事情了。

（2）谈到都城区，其城墙在近150年间都是用竹子做成的竹篱（都篱），土夯的城墙（都墙）要到齐高帝建元二年（480）才出现。宫城区的宫墙内侧种植有石榴，环绕宫城区护城河的沿岸种植了橘树，宫殿的庭院和三台、三省种有槐树，都城区向南延伸的御道两旁植有杨树和槐树。总之，建康是伫立在江南的自然与氛围中，被郁郁葱葱的树木掩映起来的都城。

（3）谈及外郭区，与宫城区和都城区的城墙也完全不同，直到陈朝末年也一直是用竹篱和栅篱，而不是用土砖垒成的城壁。外郭城城墙位置长期以来模糊不清，其复原的难度远在都城区之上。据说外郭城设有56个篱门（《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七《居处部二十五·藩篱》），可见其外郭城之大（参考图75的推测）。据记载，外郭城篱门之外种植有桐柏（《建康实录》卷九）。外郭区以秦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岸，都城区所在的北岸区域是建康城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都城防御的据点也被设置在北岸。

如果重新来看建康宫城区、都城区、外郭区的墙壁材料和构造，建康所独有的、与华北都城迥异的特征自然会显现出来。在江南高温且多雨的潮湿环境中，像华北都城那样以砖和土垒砌的城墙恐怕是很难长久维持的。竹篱围绕起来的建康城，无论是在建筑结构还是在都市景观上，都和华北传统的都城完全不同。与华北都城以砖砌城墙为代表的硬质景观不同，建康是被葳蕤的树木重重围绕起来的湿润的森林之都。

（五）复原研究的现状

1930年，朱偰通过对南京现存的建康遗址的实地调查，著成《金陵古迹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一书，该书是中华民国期间首次利用近代科学技术全面考察建康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著作。《金陵古迹图考》是在《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秣陵集》等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博搜考文献史料著成，至今仍是该领域内的重要文献。

近20年间，在朱偰研究的基础上，在文献史学、思想史、文学史、考古学、建筑史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建康都城结构复原相关研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在卢海鸣、朱明、梁白泉、中村圭尔、内田昌功、张学锋、王志高等学者的反复总结和推进下，研究史整理方面的成果同样令人瞩目。关于具体研究史和研究现状的论述，将参考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51]笔者将以既往东晋、南朝建康复原图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对象，对研究现状整理一二。

1．文献史学

在文献史学方面，冈崎文夫[52]、宫川尚志[53]可视为日本学界建康研究的开拓者。刘淑芬通过概述先行研究首次系统整理了六朝建康的变迁，继而在朱偰绘制的复原图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时期的五种复原图，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迄今建康史研究中的诸多观点，刘淑芬皆有所涉及，足见其研究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54]。

在上述冈崎、宫川的论著出版之后，日本学界的建康研究暂时陷入沉寂，而促使建康研究再次活跃起来的学者是秋山日出雄[55]。中村圭尔通过搜罗相关文献进行细致复原，成为建康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批判上述秋山所做的建康复原图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复原图，从而为21世纪的建康研究辟出一片新天地[56]。卢海鸣通过对现阶段最详细且包括六朝建康在内的建康历史的概括叙述，提出了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时的建康复原图[57]。渡边信一郎通过系统阐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长时段内国家礼仪和中央官署结构和功能的变迁关系，绘制出了宋、齐、梁、陈时期的宫殿图（建康宫）[58]。吉田欢通过与日本宫城的比较，概述了中国都城宫城的结构变迁，同时对东晋、南朝的建康也有所涉及[59]。内田昌功通过论述魏晋南北朝宫城之宫殿以东西为轴分布的结构，分析了建康宫城的性质[60]。小林聪以东晋、南朝宫城结构的发展为线索论述了中央政治机构的变迁，详细描绘了“建康宫城概念图试案”[61]。陈苏镇和海野洋平论述了梁时西省的功能[62]。推动魏晋南北朝都城比较研究的盐泽裕仁，通过比较分析作为建康防御据点的石头城与北魏洛阳的金墉城，指出了建康城防御结构的特征[63]。

张学锋重新对先行研究中的建康复原图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参考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订正了既往复原图中的误差，绘制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新都城区复原图[64]。张学锋关于建康城的复原研究，无疑会成为今后复原研究的基础。笔者基本以张学锋的复原图为基础来描绘建康的宫城区和都城区。此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有：孙正军关于建康东西省功能和构造的论述[65]；冈部毅史通过复原建康东宫的空间分布和结构变迁，阐述了刘宋元嘉年间（424—453）皇帝太极宫和皇太子东宫呈东西对称这一结构的历史意义[66]；魏斌基于建康东郊钟山自然人文景观的复原，详细论述了建康郊外的诞生，打开了建康史研究的新视野。[67]

2011年12月，佐川英治主持召开了“六朝建康和都城研究”的研讨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利用最新考古调查及礼制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都城史的新研究》，东京大学法文一号馆），对先行的建康研究进行了整理总结。在这次研讨会上，佐川指出了建康城的独特性，即与北魏洛阳不同，建康没有设立南北中轴线，而是以宫城为中心向四面呈辐射状扩散，这一见解可谓洞悉了中国都城史上六朝建康独特的历史特征（《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六朝建康的位置》）。另外，户川贵行讨论了建康城中皇帝私生活空间的意义（《东晋南朝建康城中皇帝的私人空间》）。小尾孟夫论述了既往研究较为缺乏的建康城与墓葬区域之关系（《六朝建康的墓域和都市空间》）。王志高利用考古学资料，总结了现阶段六朝建康研究的成果（《考古资料所见之六朝都城建康城》）。张学锋提出了建康都城区复原的最新方案（六朝建康城研究二题）。总之，这次研讨会成功地揭示了建康研究的现状。

2．考古学

在考古学方面，杨宽在其中国都城史研究经典著作《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中，简要却清晰地概述了南朝建康的情况[68]。罗宗真通过梳理迄20世纪末为止的六朝考古学成果，总结了建康城复原研究的现状[69]。贺云翱详细考述了六朝瓦当的流变，同时在最新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尝试复原建康宫城，并以图像化表现东晋、南朝建康“宫城——都城区——外郭城”的三重构造为开端，在多种复原图的绘制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70]。姜波论述了国家礼仪舞台和都城的不可分割性，通过对照考古学成果和文献史料，阐明了建康王权礼仪舞台的变迁，并绘出了东晋和梁礼制建筑分布的示意图[71]。王志高利用上述十年来发掘出的大量实物资料，阐明了仅利用文献史料所无法了解的六朝建康的实态[72]。

3．建筑史学

在建筑史学方面，傅熹年博考文献，梳理了由宫城——都城区——外城（郭城）三重结构构成的东晋、南朝建康城建筑结构的变迁，绘制了东晋、南朝建康城平面复原示意图和东晋、南朝建康宫城平面复原示意图，为本章的撰写提供了基础[73]。潘谷西[74]和王志高[75]分别绘制了以竹篱为外郭城壁的建康所独有的三重结构的概念图。外村中利用与中国建筑史密切相关的文献学知识，在对史料做精细解读的同时，复原了六朝建康的宫城、寺院、别墅的占地和结构，绘制了极具说服力的建康复原图，对之后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76]。本章所依据的张学锋复原图，参考外村中复原图做了部分修正。武廷海利用CG描绘了多种复原图，并总结了六朝建康都市规划研究的现状[77]。庞骏以东晋建康为对象，综合利用文献调查和社会科学分析法，阐述了东晋政权将儒教的王权理论在都市空间内象征性表现出来这一事实[78]。

4．历史地理学

在历史地理学方面，郭黎安以其丰厚的历史地理学知识储备，出版了关于六朝建康复原研究的多种优秀论著[79]。胡阿祥以其统观南京史全貌的知识背景，与李天石、卢海鸣等合作出版了六朝建康史概论[80]。胡阿祥弟子陈刚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六朝建康史进行综合研究，发表了许多新观点[81]。另外，马伯伦主编的《南京建置志》详细考述了六朝建康的沿革[82]。在园林史学研究方面，以汪菊渊的研究为代表，诸多成果共同推进了六朝建康都市结构的复原研究[83]。对此，后文将展开详述。

5．文学、思想、美术

文学、思想、美术是创造人类共属意识和差别意识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是阐明建康历史特征的关键。事实上，关于东晋、南朝的文学、思想和美术的研究积累已经颇为丰富。而与本章主题相关、研究建康都市结构与文学、思想、美术的密切关系者，近年来逐渐被重视。大室干雄在其论述中国历代都市社会的一系列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建康和江南都市文化的源流，并分析了以建康为中心的文化空间的构成。其论证的严谨度和感染力深深折服了读者，同时也是今后研究的风向标[84]。植木久行详细分析了唐诗中所吟咏的南朝建康风景，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85]。多田伊织通过分析南朝文学，精彩地论述了建康的文学空间与都市文化的关联[86]。石川忠久通过分析吟咏六朝建康都市空间的诗歌，展示了南京所具有的久远历史魅力[87]。由此可见，对建康与文艺思想之间关系进行多方面讨论，恐怕在今后的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

（六）建康复原推测图的制作

尽管如上所整理，学界的先行研究已经积累颇丰，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对建康城郭规模和城内建筑结构的研究，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建康是迄今也没能准确地绘制出平面图的少数前近代中国都城之一。近年来，诚如贺云翱、张学锋、王志高等所介绍的那样，伴随着建康城内外的开发，部分区域的发掘工作也在不断进行中，未来有可能补充文献上的不足。另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等待刊行的《南京历史地图集》，据说不久也将出版[88]。可以说，在不远的将来，复原图有望被精确绘制出来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

本章通过对学界研究现状的梳理，以建康城的空间研究为焦点，试图从广域都市圈分级过渡到宫城区的顺序，即按照建康的广域都市圈、近郊区、外郭区、都城区、宫城区依次整理。在依据先行研究成果的同时，将以笔者的推论为基础，提出建康城的复原推测图。

1．广域都市圈——一两日内可到达的空间地域

图74是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第28页所载“建康附近”图为底本，参考近年研究成果所绘制的建康周边广域都市圈。这里所谓的广域都市圈（Metropolitan area），是指包围建康外围的广域内的都市区域，因其距离建康在一两日可以往返的范围内，故这些区域在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都与建康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这些地区还是直属建康管辖的行政区域或是建康腹地的政治中枢。建康的广域都市圈由长江、秦淮河、破岗渎等航运水路为轴构成，这点非常重要。

如图74所示，建康以秦淮河为中枢，西通长江，东接吴时开凿的破岗渎，继而与三吴（吴郡、吴兴郡、会稽郡）的粮仓地带相接。因此建康是通过水路运输将长江流域与三吴财货聚集起来的“水之都”。长江中上游流域的税赋和商品，下长江后经由石头城南部的秦淮河入河口——石头津入秦淮河，后在朱雀门南部的朱雀浮航两岸集散货物。秦淮河上架设有24孔浮桥，其中从朱雀浮航到运渎，许多船舶停靠于此，各种市场、楼阁、商店鳞次栉比，成为都城内首屈一指的繁华街道（参考图75）。多数情况下，江北的税赋在广陵被集聚之后，渡长江被运送至京口，再从京口南下入破岗渎，然后与江南税赋同样，从破岗渎运送至秦淮河的朱雀浮航，经朱雀浮航上运渎被输送至都城太仓[89]。所以正如字面所示，秦淮河是建康的生命线[90]。

应该注意的是建康广域都市圈内，代表南朝佛教和道教的寺观的存在。如南朝佛教三论宗之鼻祖僧朗（齐梁人）祖庭所在的摄山止观寺、明僧绍（齐人）开创的栖霞寺[91]、道教上清派之祖陆修静（406—477）在方山所筑崇虚观[92]，以及同为上清派的陶弘景（456—536）所在的茅山华阳观等道观[93]，这里也是上清派道教主要的活动舞台。这些寺观就位于以建康为中心的水陆交通干线沿途（参考图74）。

摄山的僧朗对梁武帝时期的佛教信仰产生了极强的影响；而栖霞寺修建的石窟寺院召集了大量的信徒；方山陆修静对刘宋政界具有隐性影响；茅山的陶弘景，虽隐居山野，但在梁朝政界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因此有“山中宰相”之称。这一背景足以说明这些宗教场所与建康的密切关系。建康居民出于信仰，强烈地支持这些宗教的活动，这一点同样很重要。当时的环境下，如果没有建康都市居民的援助和支持，这些宗教恐怕很难具有影响力。

2．近郊区——当日往返的交通圈

将图74所示建康周边区域放大，即为图75。图75所示是以梁时建康为主要对象，以徒步、乘舟或骑马的方式从城内出发，在当日可往返的建康的近郊区。这一部分位于图74所描绘的广域都市圈的中心位置，这里建造了举行王权礼仪的各种建筑、皇家园林、公私庭苑、别墅宅邸、乐游苑、皇帝陵墓和官民墓葬地、佛教道教宗教场所、居民宅邸、商业里肆、城市码头、军事防御地等，也是建康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舞台。这一空间是数十万建康居民生活的场所，也是东晋、南朝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带，是记载着历史和记忆的双重场所。

图74 建康周边图

注：1．本图参考如下论著及资料绘制。

（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第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28页图“建康附近”。

（2）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年） 36-37页“江苏省地势图”。

（3）行政区划分参考《南齐书》卷十四《地理志》245页。

（4）罗宗真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44页图21“六朝陵墓位置图”。

2．东晋、南朝皇室陵墓

[1]显宁陵（陈宣帝，562-582在位）[2]景宁陵（宋孝武帝，453-464在位）[3]东晋陵（建平陵[元帝，318-322在位]、武平陵[明帝，322-325在位]、兴平陵[成帝，325-342在位]、安平陵[哀帝，361-365在位]）[4]永平陵（东晋穆帝，344-361在位）[5]冲平陵（东晋恭帝，418-420在位）[6]高宁陵（宋明帝，465-472在位）[7]萧顺之陵（梁武帝父，464-549在位，生卒年不详）[8]万安陵（陈武帝，557-559在位）[9]长宁陵（宋文帝，424-453在位）[10]初宁陵（宋武帝，420-422在位）11陈旧陵12兴宁陵（宋武帝刘裕母）

图75 东晋、南朝建康示意图——以梁为中心

注：本图依据下述论著及资料制成：

（1）朱有玠“南朝建康图”（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上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

（2）朱偰“金陵附郭古迹路线图”（朱偰《金陵古迹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

（3）张学锋“笔者复原示意图”（张学锋著《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4）南京图书馆新馆一层发掘遗址复原模型《南朝梁代建康城主体建筑分布示意》。

（5）陈刚“六朝建康都城位置与墓葬考古发掘点空间关系图”（陈刚著《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8页）。

（6）贺云翔“东晋、南朝建康都郭城、都城和宫城位置示意图”（《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85页）。

（7）郭黎安“南朝萧梁建康城推测图”（郭黎安著《六朝建康》，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

（8）姜波“梁朝建康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姜波著《汉唐都城体制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2页）。

（9）外村中《六朝建康都城宫城复原图新案》（田中淡编《中国技术史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8年）。

（10）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249-264页“佛寺分布表”。

（七）建康古景观的复原

在复原建康的都市空间时，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当时的自然环境究竟可以复原到哪种程度。本章第一节中“江南文化的形成”部分曾简单地有所论及，即东晋、南朝时建康及其周边地区的古景观，与今日南京的景观完全不同。遗憾的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尚未能对4世纪至6世纪建康的自然环境做整体的复原，复原研究本身也只是稍有进展。

图75“东晋、南朝建康示意图——以梁朝为中心”是以朱有玠的建康周边图和朱偰《金陵古迹图考》所载“金陵附郭古迹路线图”[94]为底图，依据石尚群、潘风英、缪本正等对古环境的复原[95]，参考盐泽裕仁所描绘的建康都市平面图[96]，以及南京图书馆新馆一层大厅地下发掘遗址上的复原模型“南朝梁代建康城主体建筑分布示意图”[97]，同时参考近年来东晋、南朝墓的发掘地点[98]（根据墓地占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确定当时的住宅地范围），吸收上述张学锋等学者对建康复原研究的新近成果等绘制而成[99]。在时期的选择上，是以史料较为集中、丰富的梁朝为中心。

作为图75底图的朱有玠所绘古地形图，主要基于下述四种资料绘制：正史等文献史料、对南京地形的实测、对湖沼浅地层长期积累的沉淀物的分析（通过分析沉淀物可以推测气候和水文环境的变化）、古河道流经的水路及其分布。朱有玠在综合利用这些资料及已被复原的古地形的基础上，又参考明陈沂所撰《金陵古今图考》等古图，及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所载“东晋、南朝建康平面想象图”（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六版，2009年再次收录）中载录的建康图，绘制了建康的周边图[100]。另外，石尚群、潘风英、缪本正的复原图，是以旧河道的变迁为基础，将南京地形的变化以图像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也是本章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但是，图75所绘在郊外举行郊祀的地点，和以五帝为主的王权礼仪的舞台，以及河川、水渠的流经之所等，大致的场所都是笔者依据一些不太精确的文献记载所做的推测而已。之所以将这种不甚完美的复原图公开，是想通过这幅复原推测图求教于方家，以便对今后能更精确地绘制出复原图。绘图时本应详细标明所有出典资料，但为避免烦琐，本章仅摘取主要文献，特此说明。

（八）建康的自然环境

如图75所示，东晋、南朝建康所在丘陵地带，虽处长江流域冲积地区，却也干燥平坦，其东青溪流经，群山环抱，自古以来便是聚落聚居之所。其东北傍钟山（448.2米），北临玄武湖、鸡笼山（60米）和覆舟山（61米），东由秦淮河、燕雀湖而通青溪，西依卢龙山（130米）、马鞍山（175.6米）、石头山（63米）等连绵山脉，南枕秦淮河和牛首山（248米），建康正是这样一座山青水秀的都城（以上诸山海拔以朱偰《金陵古迹图考》为准）。建康东的钟山和西面的石头山（清凉山）被喻为龙与虎（“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故建康地形向来被认为是极适宜的帝王之宅。其西与北皆临长江，在平坦的建康地形中，从玄武湖东岸的钟山绵延而出的山系，和由长江东岸清凉山延伸出的山系，宛如耸立在长江水面上一样，是建康城的景观地标。

依托环境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对历史景观的复原，是在1950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以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任主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员一起编辑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开端。《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依据对古环境和古景观的复原来绘制历史地图的最早且最系统的尝试。图74即为其成果，其中不仅复原了水域面积是现在两倍以上的南朝时的长江，甚至对现在业已消失的长江中的多数大沙洲也有描绘。[101]

如图74所示，围绕建康地区的古河道，较之现在，整体上河道宽、水势强、水量也丰富。因为长江水域比现在要宽阔得多，所以受潮汐、洪水灾害的情况也更为严峻。现在长江沿岸3公里左右的陆地，也就是直达石头城和清凉山山麓的内陆，古来也曾为长江河道。因此，沿着都城区南侧的御道这一带，虽也是建康的城市区域，却因长江潮汐、洪水及秦淮河（淮河）泛滥而屡屡遭受洪涝灾害[102]。正史文献中多次记载了长江大浪几乎将整个石头城吞没（“涛水入石头”）[103]的史实。当时秦淮河的水深和水量，可供战舰从长江直驱而入[104]。与现在主要依靠陆地交通不同，南朝时的建康是建立在水路航运网上的都城。

依据古环境复原研究，建康所在的地域原本上是史前时期长江上的浮岛。后来，建康现在的鼓楼地区和钟山西方与陆地相接，逐渐形成了南京台地的西端。从秦汉到南朝时期，建康还保留着被长江、秦淮河和许多湖沼环绕起来的岛一样的地形，史前时期的地形痕迹尚存[105]。六朝时玄武湖（北湖、后湖）的面积也比现在要大出许多，即使到了南宋，据说周围也有40里（约22千米）之广（《景定建康志》卷一八《山川志一·江湖》）。

“岛夷”是众所周知的北朝对南朝的蔑称。这一蔑称植根于自古以来的华夷意识，即以东南方的住民为夷狄。《尚书·禹贡》“扬州”条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但是，如果考虑到建康所在的丘陵地带较之现在水域面积要广很多，建康宛如浮在水面的岛屿一样，那么“岛夷”这一称呼，也不能不说是符合当时建康的景观特征的[106]。

据北田英人所考，直到唐代，长江沿岸还可眺望到枫林连绵，并且水底游鱼清晰可见。六朝时的长江泥沙尚少，水质清澈，因此潮汐影响的范围不仅波及建康附近，甚至可远达现在的湖北省。长江的丰富植被、清澈水流，以及波及长江中游的潮汐，这些原初的自然生态在根本上保持着一种平衡，且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六朝。但是，现在的长江，其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已被破坏，植被贫瘠、水质浑浊，潮汐也仅限于下游流域，变成了一种人工创造的环境平衡。从生态环境史的观点来看，这种转变开始的时期正是六朝[107]。人类对自然的这种人为的改造行为，恐怕会像后文所述那样，是以南朝时对自然美的发现以及认识为契机的。

（九）军事防线的修筑

提及军事防御，诚如上述，建康外围并没有修筑那种足以拱卫宫城区的牢固城墙，但是建康自拥长江、秦淮河、玄武湖、钟山、石头山（清凉山）等天然屏障，沿着建康周围的丘陵地形建造的许多小城郭（军垒），都有效地发挥了防御网的功能。

换言之，诸多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小城郭如石头城（三国吴重筑、宋戍离宫、齐世子宫、隋蒋州）、新亭城（宋孝武帝修建，新亭垒）、冶城（吴王夫差冶铸作坊，三国吴冶宫，东晋冶城寺）、西州城（东晋扬州府治）、越城（越王勾践筑城，秣陵县治）、东府城（东晋简文帝府邸，东晋以后为扬州府治）、丹阳郡城（东晋筑城）、药园垒（宋筑城，乐游苑内）、南琅琊郡城（幕府山西方，齐白下城）等，环绕在建康的都城区四周（参考图75），形成建康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前线。

尤其是位于建康西面石头山的石头城和南面的新亭城，是建康最重要的防御据点。这些城郭群，和建康周围的群山以及由长江（西）、秦淮河（南）、玄武湖（北）、青溪（东）连通的水路网，构成建康宫城区的重要防御体系[108]。建康周边的这些区域，是皇帝经常举行狩猎、讲习武艺等带有礼仪性的军事训练的重要场所。

1．外郭区（篱墙）和包围都城区的空间

关于外郭城（郭城、藩篱、篱墙）的复原方案，迄今为止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所载“东晋、南朝建康平面想象图”（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六版），以及南京图书馆新馆公开的“南朝梁代建康城主体建筑分布示意”和前述贺云翱、王志高等人提出的复原示意图。以往研究普遍认为，建康的外郭城是沿着地形自然形成的，而并非整饬划一，但近来魏斌指出，五十六篱门与覆盖都城区周围56里的方形对应，并新提出了一种长方形的外郭城复原图[109]。关于五十六篱门的位置，目前大致可推测出的有北篱门、东篱门、西篱门、南篱门、后渚篱门、三桥篱门，除此之外的篱门地址几乎都不明确（参看图75）。

如果五十六篱门这个数字是正确的话，那么即使外郭城规模恢宏的明南京城，其郭城门数也不过十六门而已，因此很难想象这五十六篱门全部都是连接建康城内外交通要道上那种常见的城门。或者说，篱门不过是将郊外和城内空间区别开来的象征性地标，很多地方可能仅是修建了篱门而城墙却并不存在[110]。虽然史书记载建康外郭城的城墙是用竹篱和栅篱筑成，但是其外郭墙是否全部用竹或栅连接起来，并不明确。

用篱门围筑起外郭城、设置外郭区的原因，并非仅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也有出于王权礼仪空间的考虑。即在礼仪空间上分出内郭区与外郭区，也就是要设置出郊外这一空间。篱门内的区域为建康城内，篱门外侧则为郊外。所谓郊外这一空间，是为了将空间分割开来、凸显宫城的中心性而创设的空间概念，同时也是为了在郊外举行王权礼仪所必需的舞台。如果外郭城的城门（郊门，就建康而言是指篱门）不存在的话，那么应该在郊外举行的郊祀仪式也就无法实现了。

2．都城区——宫城区、禁苑、东宫、官街

图75所绘建康的都城区，是依据外村中和张学锋的研究成果，以长方形制绘制而成。但诚如图中所示，都城区并非是规则的方形，而是部分沿着地形自然延展，因此并非规划般整齐。关于这一点，张学锋已有关注，另外傅熹年、贺云翱、中村圭尔等也有相同论述。建康都城区的城墙，是沿着青溪等水路蜿蜒建造的。而且据文献所载，建康城内的道路也是弯弯曲曲的（《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第二》中云“（建康）纡余委曲，若不可测”）。所以不可否认，都城区的城墙本身也是不太规则整齐的。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建康都城区的形制复原问题将会有明确的结论。

至梁时，历代禁苑所在的都城区北部华林园得以整修，南部有南北两道相夹（御道和蓝宫西大路）的官衙街，东部设东宫、朝堂、尚书下省、左卫，西部置太仓、武库、门下下省、中书下省、右卫等机关，可见都城区对土地功能的分割利用已经有很大的进展。这种都城形态，从根本上看是对魏晋洛阳城都城区的模仿，但也反映了南朝中央政治制度的变迁，实现了其独特的转化。梁时建康都城区的构成，与隋大兴城宫城和皇城的构成特别相似，或许可以考虑有某些影响的可能性。

关于建康的中轴线向东倾斜约25度的原因，张学锋指出，是受长江和青溪水流向东的影响。的确，建康附近长江和青溪的流向，与建康城一样向东倾斜（参考图74、图75）。河川流域聚落的形成，通常是沿着河川泛滥造成的微高地堤坝自然分布。因为这种自然形成的堤坝，与河川流经之处并行而生，所以聚落也往往沿着河流自然形成。建康周边早期的聚落同样如此，也是在由于长江和秦淮河泛滥而在南北交汇处形成的自然堤坝上产生的。建康城向东倾斜的形制，会不会是受这种堤坝上产生的自然聚落的影响呢？因为建康不像华北的都城那样是在平原地区建造的完全人为的、有计划的城市，而是在河川泛滥形成的微高地上建造的早期聚落，由于被选为历代都城之地而逐渐修建、扩大而成的都市，是完全立足于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街道。

3．宫城区——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宫殿区

宫殿区建筑结构的变迁，便凝缩反映了东晋、南朝的政治史。关于东晋、南朝建康宫城的复原研究，可参考傅熹年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第二卷第二章“两晋南北朝建筑”，其第二节“宫殿”中第一部分“东晋南朝建康宫殿”（119—125页），在简要整理先行研究的基础上绘制出了复原示意图。另外，郭黎安、郭湖生、卢海鸣、中村圭尔、渡边信一郎、小林聪、贺云翱、王志高、庞骏、武廷海、陈刚、冈部毅史等，也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宫城区复原图。

诸学者所绘制的宫城区复原图和都城区的情形都较为类似，但是关于宫城区的形状、宫门数量和位置，宫城区内是否应包含华林园，宫城内的道路走向，包围宫城区的水渠流路，以及宫城区在历代王朝的变迁等问题，观点并不统一。梁天监十年（511），南朝宫城由之前的二重结构改为三重，但学者们对这三重结构分割的三种空间的称呼也尚未取得一致。今后，唯有继续运用考古发掘成果和文献史料，才能推进宫城区全貌的复原。

东晋、南朝在继承汉魏晋洛阳宫殿名称、形制、位置的同时，依据《周礼》等儒家经典对宫殿区的建筑群大兴修缮，建造了足以与华北宫殿相媲美的古典的、华丽的都城。这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梁武帝改造建康的意图，即与北魏孝文帝的洛阳城相对抗。比如说，都城区增建为三重结构，太极殿由之前的十二间增筑为十三间，宫城诸门的门楼增为三层，大司马门外增修石制双阙等，尤其是对都城南北轴线在视觉上的强调，如将御道（御街）一直延长到秦淮河南岸的国门，整修宫城北方的驰道，改造宫城南方御道两边的东西官衙街，沿着御沟和御道种植槐树、柳树等[111]。梁朝诸如此类对建康城的大改造，其首要目的正是参考齐时建康，以对抗孝文帝新营造的北魏洛阳宫殿，甚至是为了要凌驾其上。

众所周知，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营造新太极殿之际（公元502年完成），曾实地考察了魏晋洛阳城的太极宫遗址和南朝齐时建康的太极宫，从而建造了当时最古典、最具典范性的太极殿[112]。梁武帝增筑建康太极殿等一系列大兴宫室的行为，恐怕是强烈地意识到了北魏洛阳新宫殿的存在，并对此所做出的反应[113]。可以说，南北对峙的这两座都城，是南北朝政权为了追求唯一存在的正统性，试图营造出超越对方的宫殿而煞费苦心的结果。

（十）城内外土地利用的类型

一般情况下，城市土地的开发利用都是沿着交通干道展开的。建康的交通干道是以流经城内外的诸多水路和从宫殿向南延展的御街为主，因此建康城内外土地的利用也是沿着这些主要干道开发的[114]。梁时建康的人口已达到数十万，城市居民多数集中在秦淮河南岸（《陈书》卷十二“徐度”，189页有“市鄽居民，并在南路”）。秦淮河南岸的长干里一带，因地势较高不易受频发的洪涝灾害影响，自古以来便为聚落繁荣密集之地。

另一方面，如图75所示，王侯贵族、朝廷官僚们的宅邸，多分布在与丘陵地带相接壤的青溪东部和北部，以及沿秦淮河北岸的御街一带，那里有东晋以来传统的宅邸街、乌衣巷等（但是乌衣巷的准确位置至今不明）。到了南朝，建康城内和郊外出现了许多私家园林，尤其是从青溪上游沿岸到钟山山麓这一带，广布着许多贵族和官僚的宅邸和园林，也正是在这一带，作为江南文化象征的园林文化繁荣起来[115]。由于知识阶层对自然美的发现，歌咏这一带园林之美的山水诗的创作也兴盛起来。如此经数年，在温和而丰润的自然中发展起来的南朝建康，由于人们对自然之美的发现及对四时之景的赞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繁华的园林都市。

（十一）隋唐王朝对建康故地的贬抑

因隋文帝的一纸命令，南朝建康在被隋军攻陷时遭到破坏，在隋朝统治期间，石头城的行政据点也被移至蒋州（参考图75）。当时作为扬州总管赴任江南的杨广，因没法在已遭破坏的建康城驻兵，不得已在长江北岸的江都（扬州）驻扎，以此为镇守江南的据点。杨广登基之后，开凿大运河，将洛阳与江都连接起来，对其后的江南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运河是纵贯南北的交通主干线，作为大运河重要河段的江都，遂取代建康成为长江下游流域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而因大运河的开通被冷落的建康，则逐渐沦为地方城市。但是，至隋末大业十三年（617），受华北叛乱影响，隋炀帝曾试图在建康旧地修建丹阳宫以备迁都之需。后由于隋炀帝之死，迁都一事未能实现，但由此不难窥测，隋炀帝本人对建康故都怀有特殊感情。

唐朝也因袭了隋文帝时的政策，即不再以建康故都为江南要塞，而是将其从以长安为中心的交通要道上刻意疏离，其行政地位也较为低下。建康一带在唐前半期尚属扬州，而后则沦为润州治下的属县之一。尤其是初唐时被称为归化县（620—625、633—635），这对建康人而言是极为屈辱的地名[116]。建康在安史之乱时升格为升州，并在南朝建康冶城东设置州治所（758），但三年后又再次降为县。隋唐政权对建康故地所采取的这些行政举措，无疑昭示了隋唐对于曾为南朝国家与文化象征的故都建康一直都存在戒备之心。唐朝文人之所以反复吟咏建康故都美景，原因之一就是出于对这座具有灿烂历史的故都，在恪守使命之后沦为一个地方下级城市的感叹，在这种巨变中感受到了人生的虚幻无常。

（十二）都城的复活：南唐、明、中华民国

建康作为都城重返生机，是在五代十国时期（937）成为南唐都城江宁府之时。时隔约350年，南唐重新修建了作为都城的太庙和社稷，并以之前的府衙为宫城，直到公元975年被北宋灭亡，在长达61年的时间里，南唐一直以建康为都城。建康在北宋时被改为江宁府，南宋时又改称建康府。与东晋一样失去华北领土逃亡至江南的南宋政权，也讨论过在建康定都的可能性。最后，尽管主张定都建康派被主张以临安为都城的一派击败，但与隋唐时期相比，两宋时期对建康故都作为江南要塞的政治地位，明显要重视得多，这点显示了隋唐和两宋对江南政策的不同。

建康故地再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是在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之时（参考图76）。明朝南京的宫城和官署街，是在南朝和南唐宫城的东面重新营造的。是时以儒教思想为基础，如“南方为离，（光）明之位，人君南面以听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向。人臣则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礼也。五府六部官署宜东西并列”（《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从宫城开始重整南北轴线，并修正了东晋、南朝和南唐宫殿中轴线偏斜于东方的问题，以重现更为古典的都城为目标[117]（图76）。

图76 明应天府（南京）

注：外城及外城的门根据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4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28页图1-6“明南京外郭图”，内城部分根据同书26页图1-4“明南京城复原图”。南唐都城的布局和规模根据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112页图3-5“南唐都城位置、布局示意图”。

朱元璋对建康城的改造，恐怕是受到了蒙古人营造北方名都（元大都）的强烈影响。朱元璋定都南京并对都城实施改造一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梁武帝大规模改造建康城，原因是为了对抗鲜卑族出身的北魏孝文帝营造的古典名都洛阳，因为王朝的正统性向来是通过都城的建筑结构来体现的。其后，至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际，南京又一度在十多年间成为太平天国的都城。

中华民国时期，以明南京城的都市规划为基础，建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国家首都。孙文仿效明太祖，使南京实现首都化。如在南京建造铁路中心枢纽站，将首都南京置于全国铁路网、信息网的中心位置上（参考图77）。就这样，建康以东吴为起点，经东晋、南朝，又成为南唐、明的都城，后又被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从前近代国家的都城，到近代国家的首都，江南建康（南京）作为都城生命力之绵长，传奇地讲述了其在政治、军事、文化上超群的重要性[118]。可以发现，凝缩了江南文化精髓的建康，对历代的华北政权而言，一直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课题。

图77 中华民国南京

（十三）王权礼仪的变迁：从临时都城到古典名都

在思考建康都市结构的变迁时要注意，王权礼仪的变迁是探究这一问题的关键。因为建康的都市结构与王权礼仪的变迁密切相关，且随之发生着变化。远离中原古典文化圈且仅有被作为吴都这一点历史的建康，在建都初始，对于其能否具备都城的正统性一直受到质疑。但是从东晋末到刘宋时期，以儒家经典为根本，对建康宫城的整修，以及对国家礼仪舞台的营造，使建康逐渐变得足以与华北历代王朝都城相媲美，甚至开始超越于古典传统都城之上。

魏晋时期，汉代独尊儒教的传统崩塌，经学衰退。另一方面，老庄思想、名家、法家、兵家思想复兴，思想界的自由程度激增。这是促使东晋、南朝对古典进行再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王权礼仪进行重整的重要原因。东晋、南朝的王权理论，不是采用郑玄学说（以谶纬学为本，讲究对天的神秘感应），而是基本遵从王肃学说（不完全拘泥于谶纬说，而试图对天做出更合理、理性和自由的解释）。因此，与唐初以失去了影响力的郑玄学说为基础的北朝礼仪不同，南朝的王权礼仪至唐代中期以后影响力逐渐明显[119]。

（十四）创立都城制度

关于建康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历史意义，应该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讨论，但是当从王权礼仪方面着手时，并非是要探讨形成都城的条件是否在于其所在场所具有神圣性，而是为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明确构建制度本身这一事实。建康是远离中原、地处偏僻的非传统都市，要证明它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都城这一点，亦是证明在中国都城史上建康也同样具有历史性的意义。那么，为何要以建康为6世纪都城的代表呢？

其一是都城所在地应是天子（皇帝）所在，是施行礼、律、令的场所。东晋、南朝以儒教礼制思想为基础，对律令的解释不断推进，并将律、令、礼之间关联起来编纂典籍。小林聪指出，西晋至隋唐时期律令的编纂，多数场合下伴随着对被编纂成“五礼”的仪注的编纂，其目的是统摄以贵族礼仪为基础的、作为国家规范的律令，以增强皇帝的集权制统治。小林聪认为，从晋朝《泰始律令》开始对律、令、礼的系统修订，是执政者为了对抗地方分权的贵族制而建构集权制的过程[120]。而居于这种集权制中心位置的，就是都城建康。

其二是宫殿、太庙、社稷、南郊等表现王权礼仪的舞台，以及儒释道宗教建筑等都城中各种公私营造的建筑物。都城的建筑引领着时代的风潮，其造型华丽优美且具有古典风格，以诉诸众人视觉和感觉的方式来表现都城的权威。尤其是那些王公贵族和地方富豪捐舍财物建造的南朝佛教寺院，因出入寺院者出身、阶层、性别都极为不同，因此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推进了社会的世俗化。以这种世俗化为基础，统治阶级的思想逐渐渗透到各个阶层。

其三是南朝建康以令人瞩目的文学和艺术成就为代表的文化制度。作为表现人类深层心理活动并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产物，文学和艺术是无与伦比的。正是以文学和艺术为媒介，在最初的江南原住民中间酝酿出了作为“江南人”的共有意识。王权礼仪的举行，是上述三种制度以显而易见的方式结合，将作为都城的建康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活动，这一点向来被统治者所重视。

当然，最早创始上述都城制度的并非是建康，从关中到伊洛平原最后定都洛阳的东汉，根据王莽的思想，已经创制了这种都城制度的原型。远离中原偏于一隅的建康，虽说是三国吴都，但与地处殷周以来华夏文明发源地的洛阳相比，要作为正统王朝的都城并取得世人公认还是极其困难的。

正因如此，建康在不断完善更为系统、抽象的都城制度的同时，还力求建构一种文化制度，即通过调动文学和艺术这种诉诸感情、渗透人心的方式来实现。当时，在外来宗教佛教的渗透下，个人意识日益凸显，而这点是东晋、南朝的文学和艺术之所以能成为支撑都城制度之重要背景的原因之一。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上述这些建康所创设的制度所具有的普遍性价值。

（十五）建康和大兴

诚如上述，北魏孝文帝在从平城迁都洛阳的两年前，即南朝齐永明九年（491），为了在洛阳建造宫殿，特派遣匠师蒋少游至建康以临摹其宫殿结构。其结果是南朝正史中记了这么一笔：“虏（北魏）之宫室制度，皆从其出。”（《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990页）因《南齐书》为梁萧子显所撰，所以这则记事多少存在些南朝自夸的成分。但从这则事例可以看出，至5世纪末南朝齐时，所谓都城宫殿建筑的传统，已经不在华北，而是偏移到了江南地区。

到了梁时，因武帝倡导的礼制改革、对建康城的改造以及灵活的文化政策，诸多华北中原的汉族知识权贵也开始认识到，唯有建康才是继承了汉代传统的都城。北齐的高欢曾对此事感到忧虑，故云：“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347—348页）。

梁末，因“侯景之乱”，建康遭到破坏，太极殿也遭烧毁之灾。但至陈时又有所复兴，6世纪末隋文帝营造大兴城时，建康在为大兴城的建造提供了一种都城的范本之余，却再度成为直接威胁大兴城正统性的存在。大兴城正是在面对建康所带来的文化压力的同时，以建造出比建康更为古典、传统的都城为目标的。因此，隋文帝在灭陈之后，立即下令将建康的建筑物全部摧毁，使作为东晋、南朝主要舞台和历史记忆的都城从地面上消失，以确保新营造的大兴城成为绝对唯一的正统性都城。的确，“支配过去之物，往往支配将来。支配现在之物，同样也支配着过去”（George Orwell）。但与此同时，隋文帝又派遣宇文恺至被破坏后的建康，考察在大火中残留下来的南朝明堂遗址，并在大兴城依据古典制度建造了明堂（《隋书》卷六十八“宇文恺”，1593页）。这一事实很好地展现了建康在文化上具有的重要性[121]。

（十六）王权礼仪的变迁

关于东晋、南朝建康王权礼仪的变迁，以金子修一[122]的系统研究为代表，还有前文提及的户川贵行[123]、陈戍国[124]、塚本善隆[125]、小林聪[126]、姜波[127]、卢海鸣[128]、张一兵[129]、渡边信一郎[130]、辻正博[131]、田丸祥干[132]等人的优秀成果可供参考。根据这些先行研究，南朝建康王权礼仪的特征，与建康城的变迁相同，可分为三个时期来考察，即东晋时期、宋齐时期、梁陈时期。

在传统经典中断、古典礼仪内容不甚明了的情况下，东晋却以举行与都城相匹配的国家礼仪为目标。据《宋书》卷十四至卷十八《礼志》和《南齐书》卷九至卷十《礼志》，东晋时期，围绕着国家王权礼仪的论争留下了多方面的丰富史料，由此可窥见，对国家仪礼的不同政见是东晋政治的中心议题之一。另外，东晋中央政府中尚书所担负的重要职责就是整备礼制，由此可见当时政治体制中礼制的重要性[133]。

至宋齐时期，要在动荡的政局中复原汉魏传统的国家礼仪已经不太可能，于是以对《周礼》等儒教古典文献的重新阐释为基础，一种可以称为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的王权礼仪被完善起来。梁朝以东晋对古典的再阐释为基础，确立了自己的王权礼仪体系，同时吸收佛教礼仪，在建康举行了华丽而富有戏剧性的国家礼仪。因为这种王权礼仪的举行，建康一跃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古典的、壮丽的都城[134]。

东晋建康的王权礼仪，是在考虑到华北战乱中已失去传承的汉魏古典礼仪的基础上，参考古典文献重新创制传统礼仪[135]。可以说，这是南朝的知识阶层通过对古典的重新解释试图创制出的独特王权礼仪。金子修一指出，西晋以前诸王朝皇帝在南郊亲祭的次数有限，即使北朝的郊祀，皇帝的亲祭也只是不定期地举行；与此相比，东晋、南朝却是严格执行亲祭，尤其是在刘宋以后，更是确立了每两年一度定期于正月上辛在南郊举行亲祭的制度。另外，金子修一认为，宗庙的禘祫、时祭、籍田等也举行亲祭，并指出东晋、南朝王权礼仪给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规范[136]。从儒教史的观点来说，王权礼仪举行之际，大批东晋、南朝文人关于礼仪的讨论，为唐代以后儒学的真正复兴提供了准备。

南朝努力整备王权礼仪并认真投入实施，显然是为了抗衡中原一带的游牧政权，并强调继承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不是华北政权而正是南朝[137]。将继承汉魏古典文化正统这一点彰显出来的南朝的王权礼仪，正如北齐高欢所叹息的那样，“士子悉奔萧衍”，这显然是为了笼络那些长期居于游牧政权治下的华北汉人知识阶层的一种文化策略。因此每年举行的南北朝外交使节的见面会，正是南朝显示自己文化水平的绝好时机，南朝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时机[138]。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重建洛阳宫，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复兴古典制度，甚至敢于视察敌国建康的宫殿。其结果是，以太极宫为起点，南北轴横贯整个都城，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古典的且井然有序的都城洛阳城诞生了[139]。由于孝文帝的文化复兴策略，6世纪初的洛阳已经具备了承载中原传统的都城的威容，以至到访洛阳的南人感叹：“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城东景宁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119页）。正是洛阳城的繁荣景象，才促使同时期在远离中原地处偏僻的江南定都的梁武帝急欲改造建康，以对抗甚至超越洛阳。

（十七）礼仪之都——梁武帝对建康的整修

梁天监年间（502—519），在北魏洛阳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和整修都城之际，梁朝对礼、律、令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完善（《天监律礼》，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并修筑了前所未有的宏伟的礼制建筑，从而创立了建康的帝都制度。在梁武帝治世时期，宗庙、社稷、南北郊、明堂、五帝、雩祀坛、籍田等礼仪设施依次得到修筑和完善，王权礼仪的实施细则也得到了修整。梁武帝治世中期，因对立的北魏政权内部产生分裂，梁朝的外交形势突然变得极为有利。因此说正是梁武帝时期，建康才具备了内外公认的正统性都城的实际形态。

随着举行国家王权礼仪的舞台的完备，梁朝都城的庄严化也在不断进行。武帝于天监四年（505）六月建孔庙，次年（506）八月建太子宫，天监七年（508）正月在大司马门外立石阙，东阙命为“神龙”，西阙命为“仁虎”。双阙高七尺，阙身高有五尺，长三丈六尺，厚七丈五尺，石阙上镌刻奇禽异兽，据称“穷极壮丽，冠绝古今”。同时以宫城为起点建造南北驰道，使都城的南北轴线更加分明。

天监七年（508）二月在越城南建造国门，同年六月复兴建陵和修陵。天监九年（510）开始在秦淮河的堤岸上修筑防护工事，北岸起石头城迄东治，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新修筑了缘淮塘。天监十年（511）将宫城城壁从二重增筑至三重，更突显了都城的壮丽。天监十二年（513）二月至六月新修太极宫，并为与闰年相符，将其规模从十二间增扩至十三间。太极殿和东堂、西堂堂内以花纹锦石铺敷。隋炀帝建造的隋洛阳正殿乾阳殿有十三间，据说正是模仿建康太极宫而建。同年六月新修太庙，将其台基增筑至九尺。中大通三年（531）七月修筑东宫，将宫城门楼增至三重，门道也增为三道。北魏洛阳城遭毁之后，一时丧失竞争对手的梁朝建康，因建筑水准之高、宫殿之庄严华丽而成为当时无与伦比的都城[140]。

在改造建康都城的同时，被称为“菩萨皇帝”的梁武帝，将佛教礼仪大量引入国家礼仪中，在建康寺院屡屡举行无遮会、佛舍利奉纳及舍身。据统计，武帝时期建康城内外寺院有700余座。佛教的王权理论是：提倡俗世的统治者不靠武力而是以佛法为本施政，才能成为佛法王（转轮圣王），即人间理想的统治者。这种观点与佛教镇护国家的观念密切相关，并广泛渗透到整个东亚佛教圈国家。中国从5世纪、6世纪开始直到17世纪清朝统治时期，也一直受此影响[141]。

在江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南朝的佛教寺院既有来自皇帝的支持，又有贵族官僚和地方富豪的援助，因此与中原的佛教寺院过度依靠国家权力完全不同。建康的寺院广泛吸收来自国家权力之外的私人捐助，很快成为凌驾于平城和洛阳之上的佛教都市，也是当时中国大陆佛教中心区域之一。南朝王权礼仪中儒教与佛教因素的融合，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礼仪的世俗化，并将庶民也囊括其中，这对后来的王权礼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十八）南朝建康、南宋临安

如果回顾东晋、南朝建康王权礼仪的流变，就会注意到其与南宋初期临安的状况有些相似。南渡之后的宋王室，最初还抱有继续以开封为都城的幻想，但与金再次议和之后，便开始在临安整修太庙、景福宫（与唐太清宫相匹敌的祭祀老子的庙宇）及南郊，临安都城化的进程这才真正开始[142]。为了与统治中原地区的辽、金对抗，南宋在推进临安都城化时，与建康同样，通过不断修整礼制建筑和礼仪、编纂律令、营造宫殿以及发展宗教、文学、艺术等，将都城不断推向庄严化，再现了在江南“偏僻地”创建都城的壮举。

但是，将在远离中原之地建立的地方城市转变为都城，并使之实现正统化、正当化的方法，在历代王朝却是有所不同。比如对建康而言，证明建康是受天命建立、具有正统性的统治者（“天子即皇帝”）所在之地这一点最为重要，因此官僚们才会讨论建造太庙、社稷以及在南郊举行儒教王权礼仪等。但是对临安而言，在江南经济持续发展与世俗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南宋的都城临安就不单单是统治者接受“天命”之礼仪的舞台，更是基于“天理”施行仁政的场所，因此统治者就必须不断努力获取城内外市民的支持。官民一起沉浸于世俗的、热烈的王权礼仪。其实这样的王权礼仪已经发生了变质。

（十九）“美景”的诞生：江南园林的形成

都城制度是在礼制及律令制的实施、王权礼仪的举行、宫殿和宗教建筑的建造的同时，还有文学、艺术创造出这种感情而存在的。都城的空间不是普通的城市，而只能是举世公认的天子（皇帝）所在之地，因此施行礼制、律令制以及举行王权礼仪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为了使都城的权威得到广泛承认，就要创作出大量描绘都城情景的诗文、书画、乐曲等，并使之在全国流行。通过这些文学、艺术、音乐、美术作品，使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产生共享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连带意识，继而通过这种连带意识，将政权的统治直接渗入到每个人的内心。

东晋、南朝文学和艺术所描绘的自然之美，江南传统民谣对汉代诗赋的影响，注重个人内心情感的诗歌的出现，这些与礼制、律令制及王权礼仪的整备、宫殿建筑的整修、政治权利的再集中是密切相连的系列动向。直到南朝，虽然超自然界、自然界和人类世界都是混沌一体难以区分的，但人类世界开始独立出来，人类的主体性和个人意志逐渐凸显，而独立的个体对社交的需求也开始增加，符合时代的文学和艺术就这样出现了。这时，为实现以文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新空间也就被创造出来，江南的公私园林，正是为实现这一功能而建的。

（二十）文艺之都

汉代举行的王权礼仪，与其时一流诗人们歌颂都城壮丽气象的都城赋（“京都赋”）一起，支持着王朝的正统性和都城制度，关于这点学界已经有所论述[143]。通过先行研究成果可知，汉代都城赋的着眼点是描写作为秩序源泉的天地神灵和壮丽的自然界，描写作为超自然界、自然界和人类同处场所的都城，描写作为世界剧场的都城，在这里，天子（皇帝）扮演着王朝的正统使命[144]。与之相对，魏晋南朝的都城赋和诗歌中，人类世界从超自然界和自然界中独立出来，以个人意志为主，歌颂居住在都城内市民的日常生活，注重的是写实性和世俗性[145]。从都城赋的变迁可以看出，从超自然界、自然界相对独立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提升[146]。

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面，人类的自然观发生变化并发现日常的自然之美，是从东晋、南朝时期开始的事情[147]。这种认识的变迁，从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中设立“京都赋”，收录十五类历代赋作并将这些赋作先于诗、骚等文体排列并置于《文选》篇首这一行为尤可清晰看出。以《文选》为代表的南朝丰富的文学活动，将南朝与华北地区的文化传统区别开来，以倡导建康的都城化和帝都化[148]。

山崎益裕指出，刘宋武帝以后的寒门、寒人阶层，多是江南传统民歌和诗文的创作者，他们借机出入政界，使基于北方经学的文学传统开始发生改变[149]。宋武帝之后，不属于贵族阶层的中下阶级出身者，取吴歌和民谣赋诗，并借此踏上仕途，从而提高了自身文化的影响力[150]。据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载，梁时贵族多数教养不足，在需要展示诗赋才能的场合，因自己不能吟诗作赋，便找文艺秀美者代笔[151]。在宴席上能以机智灵活的美文丽藻进行诗赋赠答是不可或缺的才能，因此虽出身寒门但诗才俊秀者得以被重视的时代来临了。

齐梁时期，王公贵族和寒门出身的官僚共同所属的文学集团，在皇帝和皇族的倡导下形成。这些文学集团，在宫廷或私人宅邸、园林内时时举行文学盛会[152]。山水诗、咏物诗、宫体诗、抒情诗、乐府民歌（清商乐）等新诗体的产生与流行，都是从南朝的这种文艺沙龙中产生的[153]。文艺沙龙的活动改变了既有的贵族秩序，从皇帝到王公贵族甚至包括寒门子弟，都是“吴人”或“江南人”，这种共同意识便产生了。这一点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以及其破坏旧秩序又创造新秩序的双重意义。

（二十一）以文艺沙龙为纽带的建康与地方都市

建康的文艺沙龙与地方城市小规模的文艺沙龙相联系，通过文艺促进了都城和地方城市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赵立新指出：南朝宋之后，在地方广布皇弟、皇太子的王府和军府，这些地方便成为地方贵族和皇族、官僚、文人聚集的文艺沙龙。以文艺为媒介，将都城与地方连接起来的人际关系网便诞生了[154]。

通过这种人际关系网，建康的新情报和文艺动态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传播到地方城市，而地方城市的文艺动态也能随着物产的流动集中到建康。在长江下游流域流行的民歌（吴歌）被汉乐府吸收，在都城形成一种新鲜的、江南独有的乐府形式，并作为正统的清商乐被认同，如果脱离了特定的背景是很难想象的。这一背景即是都城和地方文人形成的人际关系网推动了文艺的普遍化。

东晋时期，诗歌和音乐的创作者、将作品流通传播开来的人以及读者阶层都很有限，在这种闭锁的贵族社会中，那种超越阶级本身、在文化上共属的连带意识也不存在。但是，到了南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世俗化的推动，以及皇帝为了与贵族抗衡，取寒门入仕的用人政策，都促进了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作者层、读者层都逐渐地扩大。其结果是，从5世纪的齐朝开始到梁朝，居住在江南的人们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共属感，那种超越阶级和立场的所谓“江南人”的身份认同也就诞生了。南朝后期追求声律和对偶的近体诗的兴起，与吴歌相联系的新的清商乐的流行等，都使人们产生情感的共鸣，并促生了人们之间的连带感。

这种同仁意识是通过情感的共鸣产生的。而情感的共鸣通过书画（视觉）、诗歌（听觉）、饮食（味觉）、工艺品（触觉）、香料（嗅觉）这五种感官的刺激而促进了之间的共享。各种王权礼仪便是全部调动这五种感官的大规模的活动。同样，宫廷、东宫、官署、寺观等空间，以及个人的宅邸、园林的文艺活动，也为众人聚集在一起共享情感活动，进而产生同仁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场合和机会。

这种意义下，山水诗等文学新形式的产生，是与建康的都城化、帝都化这种政治动态密切相关的。丰沛的自然环境如贵族庄园、地方城市、街道风景以及湖泊船只等，孕育了南朝文学。与此同时，以都城为主要舞台，这些作者因出身、氏族的不同而卷入不同的政治阵营，南朝的文艺作品就是在都城这种充满矛盾纠葛的空间中被创作出来的。另外，通过对都城和地方城市之间交通网的不断整修，以及以都市、园林举行的文艺沙龙为舞台的文人交流，文艺更为活跃，作为南朝人的文化意识就这样产生了。

（二十二）“风”和“景”的政治

南朝时期的文化归属意识，通过文艺领域内新的表现方法得以实现。另外，都城建康远离中原，地理位置偏僻，笔者认为，这也成为在文艺领域产生新鲜且新潮表现方式的契机。以下将围绕对自然美的发现等认识转换，来分析这一问题。

在西欧，据说直至17世纪到18世纪，“风景”才被发现。而在中国，早在4世纪到9世纪，自然界中的山水及花鸟风月之美已被发现，并诞生了“风景”的概念[155]。正如在陶渊明的《和郭主簿二首》其二、鲍照的《绍古辞七首》之七中所能看到的，“风景”这一词语本身也是在南朝才出现的。不过，小川环树的著名论文《中国文学中“风景”的意义》曾有论述，南朝时期出现的“风景”，原意指“风和景”（light and atmosphere），而所谓的“景”，并非像今天这样指眼睛能够看见、内心能够感觉到的景色（landscape or scenery）。直至唐中期之后，它才具有了景色的含义[156]。南朝的文人，首先在山水中发现了“风”和“光”，后来，9世纪中唐的诗人开始将展现在眼前的景观作为今天所说的风景（景色）来认识[157]。

南朝时期自然描写的流行与深化，产生了一种思维模式：“正如色彩中存在调配之美，音声也需要经过调配才能听起来美妙。”另外，促进了修辞精细化、诗句绮丽化及对句紧密化的发展，促进了韵律之美的雕琢，还促进了近体诗、律诗的诞生[158]。自然之中发现的色彩之调和及旋律，产生了新的诗歌语言。

围绕都市和“风景”之认识的历史，近年来成为都市史、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史及建筑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主题。如上所述，在此所说的“风景”，指映照在眼睛及内心的景色。就像经常有人指出的，单纯用眼睛看到的并非风景，人类只有对所看到的事物赋予“美”等主观意义时，眼前的事物才会成为风景。场所本身并不具备意义，眼前的风景也不反映其意义，确切地说，诗人只有将眼前的自然描绘在作品中，这个场所才被赋予了社会性的特定意义，即“风景”。而且，这个意义还会自我伪装，似乎原本就先验性地存在于自然之中[159]。

近年的研究指出，长久以来在自然面前处于绝对劣势的人类，凭借经济技术的进步及认识的变化，在自然面前逐步处于优势地位，在人类主体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产生了“风景”的概念[160]。总之，“风景”是近代的产物，在“古代及中世，对风景并没有‘感情’”[161]。

的确，在《诗经》、汉赋及《楚辞》中，很多情况下，山成为了鬼神居住的令人畏惧的对象，同时也是充满了蟒蛇虎豹的恐怖之地。本来，自然绝不是美丽且令人感觉亲近之物[162]。同样，秦汉时期的园林，大多都是由皇帝王侯基于神仙思想建造的宗教性较强的建筑。与之相对，南朝的园林，除了王侯之外，贵族文人也建造了许多基于个人审美意识的园林，宗教性相对较低。除了王侯拥有的大规模园林，大量私人的小规模园林也为城市增彩不少。因此，建康是被美丽景观覆盖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园林都市。

在东晋、南朝时期，园林是王侯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歌颂自然美的山水诗之所以能够诞生，其因素有很多。具体而言，西晋末以来华北知识阶层与江南自然环境的相遇，是所有因素之前提。另外，还可以列举出多种因素：如从生产中解放出来的贵族及贵族社会的形成；将宫廷的皇族及贵族、朝廷高官、新兴阶层（出身寒门的阶层）全部包容在内的社交圈的产生；儒教权威的削弱和玄学的流行；由玄学推动的朝隐（隐逸）风潮的盛行；以建康为首的江南城市的发展和庄园经济的扩大；货币经济的发展；灌溉、水利技术及住宅建筑技术等工学领域的发展；自然改造（环境破坏）的推进；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进步；以及随之产生的从宗教性世界观中得到的相对解放；佛教以救济个人为宗旨的世界性宗教的渗透及个人意识的提升；还有上述将孤立的个人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准则（作为其一的自然美）之必要性逐步提高等[163]。

有学者指出，如从大局来说，山水诗诞生的背景还包括东晋、南朝时期世界意识的转变。也就是说，在东晋、南朝，历法、数学、音学、医学、药学、农学、地理学等各类科学较为发达，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当时堪称综合科学的世界宗教（佛教）的渗透，知识的数量化及视觉化得以发展，世界认识的方式从宇宙性、宗教性思想，逐步转变为世俗性、个人性、内在性的思想[164]。主张个人救济而非集团救济的世界宗教（佛教）的普及，也与这种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从4世纪到6世纪，生活在江南的人们，自由度得以扩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够从江南的自然中发现美的景观，进而产生山水诗和园林并将其普及。另外，正如上述北田英人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长江的自然环境长期以来处于一种根本性的均衡状态，有丰富的植被、清澈的水流、潮汐对长江中流的波及等，然而，在人类的作用下，这种均衡状态在南朝时期开始被破坏。之后由于人类的活动，长江的生态环境向二次均衡状态转变，一如现在，植被贫瘠，水质浑浊，潮汐也仅限于下游流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人类要对自然进行改造（破坏）时，自然之美才被发现。

（二十三）园林史学的现状

那么，从南朝到唐代，对自然美和“风景”的发现，以及园林的诞生，与中国都城史及空间认识的变迁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园林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关于园林史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飞速进展，现在产生了堪称“园林史学”的综合性研究领域[165]。而且，自东晋、南朝以来具有悠久历史的江南园林，顺理成章地成为园林史学的中心课题。

在此所说的江南园林，指在江南的自然环境下，吸收了自然景观，通过开池筑山所营造的山水园林。最初是华北的园林样式与江南的都市及自然环境交汇后发生了改观，在六朝时期形成了江南园林的雏形，之后在明清时期形成了最终的园林样式[166]。园林的构造基本由山水组成，包括亭阁、水池、小河、假山、桥等景物，种植大量芙蓉、橘柚、菱等江南植物，使园林能在一年四季保持色彩斑斓。因为是以贵族、豪族、文人等的私家园林为主，因此规模都比较小。

江南园林凝缩了绘画、思想、音乐、文学等所有的艺术活动，在东晋、南朝，江南园林是建康和江南都市文化的象征。如回顾构成江南园林的诸要素，包括建筑构造（较小规模的建筑样式及形态，假山、山石、园林、中岛、亭阁、水榭、回廊等建筑物，江南本地的建筑材料，江南自生的植物及矿物）、造园样式（自然风景的园林和回游式园林）、造园技法（利用自然地形的流觞曲水、立峰、飞桥等建造手法，借景、缩景、框景的造景法）、管理经营方式（园林管理的组织和机构）、地理位置（山水环绕下的风光明媚之地，如果是宫廷园林，则选择与宫城相连的场所）、功能（政治、军事、财政、礼仪、娱乐等多种机能）、社会关系（以园林为舞台的人际关系，人与动植物、自然景观之间的亲密关系）、文化（园林内的文化艺术活动）、宗教（作为宗教和信仰之地的园林）、象征性（园林的建筑、动植物、自然景观中所包含的各种意义）等。从这些要素来看，园林已不单纯属于建筑史，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技术等多个方面。因此，江南园林可以说象征着江南文化[167]，江南就凝缩在园林之中。

开拓了中国园林史研究的村上嘉实，将自汉代开始经南北朝到唐代的园林发展变化做了如下整理：以上林苑为代表的汉代宏伟壮观的皇室园林，其建造目的是为了炫耀皇帝的权威。而魏晋以后的皇室园林，逐渐演变为用来娱乐鉴赏，规模小且充满贵族趣味。特别是南朝的公私园林，娱乐色彩愈加突出[168]。隋唐实现了中国大陆再统一之后，汉代以来炫耀权威的大规模园林建筑模式，逐步与发展于六朝时期扎根于贵族趣味的小规模皇室、贵族园林走向融合。村上的这类见解，可以说影响了之后汉唐间园林史研究的方向[169]。

村上发表论文之后，由大室干雄策划的一系列都城社会研究杂志，为包括汉唐间皇室园林在内的园林文化史研究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大室在一系列的都市杂志中，关注了作为中国都城决定性构成因素的公私园林，将皇室园林（上至秦汉长安城的上林苑，下至唐长安城的禁苑）和民间园林的发展变化，作为中国独特政治文化（即必须要由皇帝执政）的体现加以论述，并叙述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9世纪的中国园林史的体系[170]。

在上述著作中，大室曾论述：在4世纪到6世纪的江南南朝，产生了由山水诗、田园诗、山水游记、山水画、书法、园林、园艺等诸多因素构成且各因素之间密切关联的综合文化——园林文化，且刷新了中国大陆的文化史。大室认为，到了南朝时代，以都城建康（建康本身就是被江南的自然环绕的城市）为起点，文人的居住空间扩展到了都城郊外、田园、原野、山间等各个地方，使得人与自然及文化的关系在江南发生了变化。在南朝孕育的这种园林及园林文化，随着隋唐时中国的再次统一，极大地影响了华北的都市，而且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171]。

（二十四）园林的交融

在南朝，由于自然和人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山水诗及山水画作为一种体裁得以成立。比起自然的山河，都城及地方城市的公私园林更能成为构思山水诗文或山水画的地方。居住在都市的王侯贵族及达官贵人，通过在园林内举行公宴、宴饮集会、宴游等社交活动，使自然之美逐步成为人们共通的审美趣味[172]。

居住在都市及庄园的王侯贵族、官人及文人，从自然之中发现了“美丽”“悠闲”“可爱”等要素，并开始谈论、记录、流通、消费这些要素。王侯贵族们在建康及地方城市建造了大量极具审美趣味的园林，营造出了自然与人交感的场所，同时将皇帝、王侯贵族、政府官僚、寒门寒士、僧侣道士等形形色色的人们邀请至此，为社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对于从地方城市来到建康的文人来说，能成为都城文艺沙龙的客人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与在都城的宫廷及官署的交流一样，在更为亲密的庭院内展开的以文学艺术为共通语言的社交，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促进同为“江南人”或“吴人”等共属意识或伙伴意识的形成。

毋庸赘言，江南园林质量最高、内容最为充实的地方，当然是聚集了全国财富的都城建康。关于建康史及园林史的论著，全都强调了建康作为园林都市的特点。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中，上述的刘淑芬[173]、郭黎安[174]、卢海鸣[175]、大室干雄[176]、外村中[177]、魏斌[178]等人，都曾详细论述过建康的公私园林，可以说史料方面的整理已基本结束。建康城内外遍布着数量众多的公私园林，如果列举主要的皇室园林，首先就是孙权时代建造的，成为东晋、南朝各王朝之禁苑的华林园，另外还有乐游苑（刘宋）、上林苑（刘宋）、芳林园（刘齐）、东宫内的玄圃园（齐）、博望苑（齐）、芳乐苑（齐）等。在这些园林中，曾举行过招待臣子的聚餐会、音乐会、吟诵诗赋的高雅聚会，或者众人汇聚一堂谈论政治、进行听讼等。

谈到王侯贵族的个人园林，首先要提及一片住宅区园林（主要从都城东部的青溪到北部的朝沟沿岸一带）。从相当于钟山西南山脚的朝沟，到西溪沿岸，有天然蜿蜒曲折的小河及美丽的自然风光，被认为是最适合建造园林的地方。进入南朝后，这一地带出现了大批带有园林的宅院，鳞次栉比（图75）。再加上这里距离宫城近，连皇帝也会造访位于青溪或东郊的高官府邸，园林也因此成为中央政治的舞台。园林同时具有许多功能，能够在这里举行宴会、吟诗作赋并互相赠与，能围绕政治或文化话题展开讨论，能够评论各类人物，听到各类传言，能在此兴致勃勃地读书作画，能在此欣赏音乐、观看戏剧，等等。在建康城内外还存在大量寺庙园林，作为烧香拜佛及旅游之地，比起王侯贵族的园林，成为更为广泛的阶层、职业及身份的人们的交流之所[179]。

现在，能通过文献确认的建康近郊的个人园林约有60处。而令人感兴趣的是，残存史料中屡次提到园林作为交流场所的功能。例如，刘宋朝散骑常侍、中领军刘勔位于钟山南麓的府邸，因拥有“聚石蓄水”的园林而闻名，曾有众多的文人墨客前来做客[180]。寒门出身的沈约（441—513），是齐武帝永明时期（483—493）东宫文学沙龙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辅佐梁朝，晚年定居在钟山的南麓，即都城的东郊。沈约在都城近郊建造了府邸，能清晰展现四季变化的纤细景观。沈约不仅将其府邸作为文人的交流场所，同时开创了每天从郊外府邸去都城内官署工作的新型生活模式，影响了众多官僚的生活思想。据说在天监八年（509）二月十八日，沈约邀请僧俗百人做了八关斋[181]。

据说，梁朝南平元襄王萧伟（梁太祖萧顺的第八子，476—533）位于青溪的府邸，建筑物的雕刻极为华丽，园林内种植了大量的奇树珍果，经常有宾客前去游玩[182]。梁朝侍中、中书郎朱异（483—549）与其子在青溪边并排建造的府邸也非常有名，希望欣赏到园林之美的宾客络绎不绝[183]。在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的东宫——玄圃园林内举办的沙龙也极为著名[184]。

由于梁末的“侯景之乱”，建康遭到破坏，到了陈朝又得以复兴，青溪边的园林也逐步修缮整齐，重现了往日的光辉。陈朝宰相江总（519—594）的府邸，即便在豪宅林立的青溪地区也算是顶级的优美景观地，不仅是王侯官僚，甚至连陈朝后主也曾到过他的府邸[185]。江总家的东边为梁朝侍中、五兵尚书孙玚（生卒不详）的府邸，据说陈武帝（后主）经常造访此地，与聚集的宾客们吟诗作赋[186]。

陈武帝在华林园的后堂听讼结束后，在回宫殿区的途中，曾在桥上欣赏山水并作诗以示群臣。这则轶事也说明，作为将皇帝、王侯、贵族、官人联系在一起的共通文化规范之一，“山水之美”发挥着重大功效[187]。

如上所述，为建康增彩的公私园林，凭借文学、书画、歌舞等表现的共通之“美”，成为执政者营造同伴意识的场所，从而成为构建都城制度的组成部分。园林成为建康及地方都市的都市文化中不可欠缺的存在，园林正是创造江南文化的源泉。

在中原看来，东晋、南朝的知识分子原本身处偏僻之地，因此，他们最初不可避免地对中原有着思乡之情和远离传统文化的自卑感。但是，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及政治的相对稳定，遵循古典树立的礼仪以及都城建筑庄严化，逐渐形成了以建康为中心，以园林文化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都市文化。因此建康的文化中心地位提高了，东晋、南朝的知识分子也增强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居住在建康的南朝知识分子独特的个人主义及审美观，应该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培养并形成的[188]。南朝时期得到王侯贵族及普通百姓广泛支持的佛教，能够与国家权力保持相对的对立，这与曾被国家权力吸收的北朝佛教不同[189]，这一点应该也是增强建康及江南知识分子文化优越感的一个主要原因。到了6世纪，建康成为内外一致认同的中国帝都。

第三节 隋炀帝的洛阳建造与江南

取代北周政权而立的隋朝，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和陈朝对正统性的标榜。南朝虽然在军事力量方面有所衰退，但仍自视为汉魏晋王朝正统的继承者，这对于汉魏正统几经中断的游牧民政权来说，仍然是不可轻视的存在。当陈朝灭梁建立新王朝之时，北周、隋等北方政权之所以支持迁都江陵的后梁势力并与其结交，而采取反对陈朝正统性这样一种外交策略，就是因为在当时的一般观念中，只有建都建康的政权才是南朝的正统王权。简而言之，隋朝要面对的问题是，以建康为主要舞台的东晋、南朝继承和创造了一种绝对优势的文化，而隋朝要如何去超越它。

对于这一问题，隋朝两代皇帝所采取的政策鲜明地反映了两人个性的不同。隋文帝因常年生活于华北文化圈内，因此对于异质的南朝文化一直抱有警惕之心。隋文帝在灭陈之后，直接将建康城悉数破坏、夷为农田，并将建康在行政地位上降格为地方城市。在以大兴城为中心的隋朝都市网中，勉强给这南朝故地一个极其低等的名分。与此相反，隋炀帝却强烈地推崇南朝的江南文化，并积极促进南朝文化与华北文化的融合。不止于此，隋炀帝还试图在大兴城之外再建造一个都城洛阳，以在华北地区重现建康都城的风貌，他甚至在被毁的建康附近的江都（唐代扬州）又重建都城，以重新形成一个江南文化的中心。之后他也曾屡屡到访江都，可以说江都是隋炀帝最喜爱的地方，最后他却在此地被杀。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南朝文化渗透了隋炀帝的一生。

（一）隋炀帝的江南经验

从大局来看，隋炀帝（569—618）于大业元年（605）建造洛阳的目的，是为了使隋朝能更好地控制旧南朝的江南势力和旧东魏、北齐的山东势力，从而建立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洛阳是隋炀帝时期南北融合策略的象征，是唐王朝集大成的文物制度的原型诞生的场所。但是就隋炀帝个人而言，建造洛阳恐怕是一种尝试，即试图在华北重现那个被其父隋文帝毁掉的南朝建康。后文将通过回顾隋炀帝个人的江南经历，试图整理建康和江南独有的都市文化对隋炀帝建造洛阳城的影响。

隋炀帝在任扬州总管的十年间滞留江都，广泛结交江南文人，即位之后也曾三度驾幸江都（扬州）。在其四十九年的人生中，约有十三年都是在江都度过的。隋炀帝时期的江都，可以说是仅次于大兴与洛阳的重要都城。在隋末动乱时期，隋炀帝计划离开江都，在建康旧址上置地方城市丹阳，并欲迁都于此，可见隋炀帝对江南的情感是有多么特殊。

（二）隋文帝和隋炀帝——对江南的不同态度

隋炀帝杨广为隋文帝次子，在隋朝建国的开皇元年（581）被封为晋王，官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岁。后又授任河北道行台尚书令，进位上柱国，开皇六年（586）入朝，就任雍州牧、内史令。翌年满十九岁，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行军元帅。开皇九年（589）灭陈入建康城，是时二十岁。

其间，杨广接受其父隋文帝欲与后梁政治联姻的安排，在隋开国翌年即开皇二年（582），与后梁（555—587）第二代皇帝萧岿（542—585, 562—585在位）之女萧氏（570? —647）成亲。萧氏是梁朝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之曾孙女（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萧詧——萧岿——萧氏）。成婚时，萧氏已过十五岁，因此比杨广稍年长[190]。

萧氏继承了南朝隆盛时期梁朝的皇族血脉和南朝的文化传统，兼具教养与智慧。杨广立即被萧氏的魅力深深折服，并受其影响，接受江南文化的熏陶。杨广开始学习江南土语（吴语），并掌握了当时流行于华北的南朝文人庾信的文体，尤其喜好梁陈的宫体诗。

隋炀帝对南朝人的文艺沙龙抱有强烈的憧憬，并很快成为南朝文艺沙龙的一员，活跃于南朝文人集团中。杨广在陈朝灭亡后驻守扬州（江都）之际，也举办了南朝风格的文艺沙龙，并很享受与南朝文人们的交流。在中国文学史上，杨广在类似这种文艺沙龙中所作的诗歌，将南朝诗歌的纤细与华北诗歌的豪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开了唐代文学的先河[191]。

开皇八年（588）冬，隋朝在攻打陈朝时，杨广被授任行军元帅，年仅二十岁即指挥整个军队。开皇九年（589）正月丙戌，建康沦陷，陈朝灭亡，杨广带兵攻入建康城。眼前的古都建康，华丽的宫殿和丰富细腻的自然点缀着的公私园林广布都城内外，是他从未见过的奢靡至极的大都会。在黄土高原干燥的自然环境中长大，并对江南文化抱有强烈憧憬的隋炀帝，被眼前这魅力无穷的建康城所俘虏，也是理所当然的。

杨广在建康短暂停留近三个月后，受隋文帝之命，将陈朝末代皇帝（后主）陈叔宝及其王侯百官悉数俘虏，凯旋大兴。杨广同时带回了南朝行王权礼仪所用的器物和衣冠法物，但据说被隋文帝禁止而一直秘藏于御府，实际上并未曾使用。从这件事，既可以看出隋文帝对待南朝的态度，也可知南朝的文物制度给隋朝宫廷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隋朝的王朝礼仪与南朝相比一直比较简朴，对仪礼正统性的讨论也远远少于南朝。因此杨广即帝位初始，就以南朝的王权礼仪为范本，对隋朝的仪礼进行修整[192]。

隋文帝对南朝旧地的强硬统治，立即引起了旧南朝大范围的反抗与叛乱。开皇九年（589）三月，杨广被委任扬州总管平定叛乱，再度前往江南，直到开皇二十年（600），在这近十年间，他一直留在江都（扬州）。这一时期，杨广将江南地区著名的文人墨客大量招致麾下，杨广王府的社交界、文艺沙龙，集聚了南朝众多的儒释道三教人士和学者文人，以致江南都市文化的中心从建康转移至江都[193]。

由此可见，隋炀帝的执政策略是极其重视江南的，这与隋文帝重视关中而蔑视江南、山东的策略完全不同。以关中为政权中心的隋文帝，对南朝和北齐的文化始终抱有警惕；与之相对，隋炀帝对江南的文化传统一直怀有强烈的憧憬[194]。隋炀帝厚待旧南朝的学者文人，并邀请他们参加各种文化活动，试图缓和旧南朝对隋朝的怨恨和怀疑，并尽力以怀柔政策笼络人心。隋文帝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南北的统一，但未能在文化上实现南北的融合，而这一点却由隋炀帝实现了[195]。

（三）爱好文艺的哲人

在隋末唐初文人杜宝编撰的《大业杂记》中，大量记载了隋炀帝重视江南文化的史料[196]。举一个例子，在大业之初，起居舍人崔赜撰写、内史侍郎虞世基增补的《区宇图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九卷，其时记载建康故地的《丹阳郡风俗》中，有蔑称吴人为东夷的无礼记事，隋炀帝见之不悦，遂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窦威等，记载如下：

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太平御览》卷六百二《文部·著书下》）

隋炀帝敕诏秘书学士十八人新编《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虞世基先令学士各作一郡风俗序，学士著作佐郎虞绰的《京兆郡风俗序》、学士宣惠尉陵敬的《河南郡风俗序》、学士宣德郎杜宝的《吴郡风俗序》先完成。尤其是杜宝的序，据称“不略不繁，文理相副”。[197]

隋炀帝可能是受南朝文艺沙龙的影响，自己也以主倡者的姿态促生了文化社交界。上述图书的搜集、校订、编纂及对文学艺术的保护等，都得以积极推进，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隋炀帝的文化政策，不是凭借超自然（天）的力量来标榜王权的正统，而是通过皇帝本人的努力来获取正统性，为了这一目的，才通过文艺广泛地构筑起一种人与人的关系网。隋炀帝是爱好文艺的哲人，采用与其父隋文帝不同的统治策略，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渗透了其政治思想[198]。

（四）隋炀帝的洛阳建造

关于隋炀帝建造洛阳的研究，已有诸多优秀成果问世。近年来在洛阳研究史方面可供参考的成果有：程存洁[199]、韩建华[200]、程义[201]等对相关问题点的整理。笔者在与长安城的比较研究中，对洛阳城市史研究的某些问题也有总结[202]，但是，研究南朝建康与隋炀帝的洛阳建造之间关系者，除宇都宫美生和王强等之外，尚不多见。

关于建康对洛阳的影响，宇都宫美生指出了如下几点：建康城内外的水路系统、园林营造技术和思想对洛阳西苑园林营造的影响；洛阳浮桥天津桥和桥畔的四座楼观，可能模仿了建康浮桥朱雀桥和朱雀观；隋洛阳城西苑凝碧池中的三座假山，既受到汉代神仙思想的影响，又可能是有意识地对建康玄武湖中计划建造的三座假山（方丈、蓬莱、瀛洲）的模仿。

洛阳与建康的相似之处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洛阳宫城乾元殿参考了建康太极宫的结构（傅熹年观点），洛阳宫城中官署的分布可能参考了建康都城区的官署街（刘淑芬、郭黎安观点）等，这里囿于篇幅关系，关于建康和洛阳都市结构的细致比较暂且搁置不谈，仅从全局角度试对建康与洛阳关系的相关论点综述一二。

（五）洛阳：中原的建康

起初，洛阳和建康的自然景观极其相似。洛阳仿佛是华北地区的江南建康，而江南建康也使人联想到中原洛阳的景观[203]。据《太平御览》卷四一《地部六》蒋山所引《丹阳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359页）记载：“出建阳门望钟山之与覆舟山，似上东门（望）首阳之与北邙也。”也就是说，出建康的建阳门所见钟山和覆舟山的景观，貌似出洛阳上东门所见之首阳山与邙山。

任昉（460—508）如此描述竟陵王萧子良宅邸：“良田广宅，符仲长之言；邙山洛水，协应叟之志。丘园东国，锱铢轩冕。乃依林构宇，傍岩拓架。清猿与壶人争旦，缇幕与素濑交辉。”（《文选》卷六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581页）。江南丹阳人许浑（公元844年前后）《金陵怀古》（《全唐诗》卷五百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6084页）有诗云：“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李白（701—762）《金陵三首》其三（《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一，1847页）亦云：“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

上述这些诗文，尽管创作的时期不尽相同，但全都陈述了建康与洛阳景观相似这一事实，且对文化价值的判断皆以洛阳为基准。相反，对隋炀帝而言，洛阳是使其想起建康景观的场所。邙山洛水环抱的伊洛平原景色，与秦淮河钟山环绕的建康景色极为相似，这极有可能是隋炀帝定都洛阳的理由之一。

（六）洛阳的都市结构

负责设计洛阳城的总指挥宇文恺（555—612），将洛阳建造成了与长安同样结构的都城。洛阳宫城、皇城、禁苑、外郭城的结构与坊墙，均以大兴城为标准。宇文恺曾受隋文帝派遣，视察建康明堂，并实地考察了已遭破坏的建康城。同时，宇文恺又接受了隋炀帝的旨意，在建造洛阳城时参考了建康的都市结构。

关于这一点，《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671页）明确记载了洛阳城的建造受建康影响一事。洛阳在细节上模仿了建康那种不规则的极为华丽的建筑结构。

炀皇嗣守鸿基，国家殷富，雅爱宏玩，肆情方骋，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长城御河，不计于人力，运驴武马，指期于百姓，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隋唐洛阳城如图92“唐洛阳都市规划”所示，洛河自都城中横贯而过，城内众多运河交织如梭，宛如水之都城[204]。这种城市布局与建康极为类似，建康城同样是由秦淮河直贯其中，周边水渠支流纵横交错。汉魏洛阳城未能像隋洛阳城那样充分地利用水资源，隋洛阳城是位于华北地区的最早的水都[205]。

隋炀帝建造洛阳后，便将政治中心由位于关中平原的大兴移往洛阳。在建造洛阳的同时，隋炀帝还有更宏伟的计划，那就是开凿大运河，使洛阳一跃成为欧亚大陆东部内陆地区水路航运网的要冲。洛阳虽然也要依靠陆地交通，但凭借大运河水路运输的发达而成为经济、文化都市，这也是其特征之一。

洛阳利用城内水资源修建的公私园林也广为人知。至北宋时期，洛阳依然是闻名的文化都市，相对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城内由开封官僚们建造的别墅鳞次栉比，繁华依旧[206]。洛阳城内的私家园林经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收录，对日本江户时期的庭院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七）隋炀帝的南北统一政策——大运河和江南文化

隋炀帝建造的新都洛阳和大运河，使近三个世纪呈南北分裂的中国经济、文化重新统一。营造洛阳城是南朝建康继承的汉魏古典文化重新回流至华北的契机。另外，洛阳城的建造也宣告了中国大陆长期分裂时代的结束。9世纪之后内陆水路运输和沿海地区航运的发达，再次将地处中国内陆水运要塞的洛阳之重要性凸显出来。因此，与唐朝灭亡后再也没有被作为都城的长安不同，洛阳在五代、北宋时期继续被定为都城。

公元605年建造洛阳时，隋炀帝还开凿了通济渠（御河），以沟通淮水和黄河。之后，又继续开凿从扬子江南岸到余杭（杭州）的江南河。公元608年，开凿连接黄河和涿郡（北京附近）的永济渠。公元611年，为纪念大运河完工，隋炀帝自扬州乘龙舟沿大运河北上游幸，直至涿郡。隋炀帝在扬州打造的奢侈豪华的四重龙舟，高45尺，长200尺，二重以金玉装饰的房间就有120间之多。隋炀帝龙船之后又有大小船只数千艘护驾，仅牵引船游行的工人就需要8万余人[207]。

隋炀帝建造洛阳之际，命江南6000余户富裕之家移居东都洛阳。《大业杂记》记载：“（大业二年）五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208]。”随着江南富裕阶层移居洛阳，江南文化也被带入华北。

（八）洛阳城中的江南园林

建康在作为都城的三个世纪里，由知识阶层所发现的自然，孕育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纤细且优美的都市园林文化，对华北诸都市的园林营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建康皇家园林和贵族园林文化对华北都市的影响，从隋唐长安、洛阳一直绵延到北宋洛阳、开封，甚至明清时的北京城。华北皇家园林江南化这一现象，亦可视为南朝制度对同时期及后世诸王朝制度的影响，即可作为“南朝化”的一环来考虑。江南园林在华北产生影响的早期事例，是洛阳西苑的营造。

（九）西苑的园林结构：对江南的移植

为配合洛阳宫城的建造，隋炀帝又命人在宫城西侧建造规模恢宏的皇家园林，即会通苑（西苑）。洛阳西苑中处处点缀着江南园林的要素，如具有江南趣味的曲水流觞（流杯曲水）景观、石头假山、观赏绿植、池塘游鱼等[209]。江南园林的样式在华北普及开来，是在7世纪初隋朝建造洛阳城并开凿大运河之后，是在将江南和华北沟通起来的中国都城的大运河时代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关于隋炀帝在洛阳建造皇家园林西苑的研究，可参考严辉的发掘报告和遗址分析[210]，以及宇都宫美生的具体研究[211]。《大业杂记》关于西苑如此记载[212]：

（大业）元年夏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渠，其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合香院，第四承华院，第五凝晖院，第六丽景院，第七飞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仪院，第十结绮院，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万善院，第十三长春院，第十四永乐院，第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剪杂彩为之，色渝则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内，冬月亦剪采为芰荷。每院开东西南三门，门并临龙鳞渠。渠面阔二十步，上跨飞桥。过桥百步，即种杨柳、修竹，四面郁茂，名花美草，隐映轩陛。其中有逍遥亭，八面合成，鲜华之丽，冠绝今古。其十六院，例相仿教。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名之。屯别置正一人、副二人，并用宫人为之。其屯内备养刍豢，穿池养鱼为园，种蔬植瓜果，四时膳，水陆之产靡所不有。其外游观之处，复有数十。或泛轻舟画舸，习采菱之歌；或升飞桥阁道，奏春游之曲。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州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道真观、集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风亭月观，皆以机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海北有龙鳞渠，屈曲周绕十六院入海。海东有曲水池，其间有曲水殿，上巳禊饮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宫人三五十骑，人定之后，开阊阖门入西苑，歌管。诸府寺因乃置清夜游之曲数十首。

此处所记西苑的景观分布、楼阁建筑、飞桥、湖池、水渠结构、宴游方式、音乐题目和类别等，几乎都是以建康的宫廷和园林为原型设置的。但是，洛阳的自然景观虽说与江南有相似之处，华北的气候却不似江南那般温暖。因此每至冬季，由江南迁移至洛阳的花朵便会枯萎。隋炀帝为了保持江南风景的原貌，命人以绢做假花装饰于西苑，那样即使到了冬季，也依然能欣赏到江南美景。

植物和食物也不断地从江南被送往洛阳[213]。来自江南的鱼（白鱼种子）被投放进西苑的湖水中。据如下记载可知，江南的鱼作为食物也是极为珍贵的[214]。

（大业）六年，吴郡贡白鱼种子入洛京，敕付西苑内海中。以草把别迁，著水十数日即生小鱼。取鱼子法，候夏至前三五日，日暮时，白鱼长四五尺者群集湖畔浅水中有菇蒋处，产子着菇蒋上。三更，产竟散去。渔人刈取草之有鱼子着上者，曝干为把。故洛苑有白鱼。吴郡献海鮸干鲙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径尺盘十所，并状奏作干鲙法。

由此可见，西苑的建筑结构与陈朝建康的宫苑建筑极为相似[215]。此外宴游的方式可能也是模仿南朝皇帝，这再次证明了隋炀帝醉心于南朝文化的倾向。江都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隋炀帝以建康的宫殿和楼阁为原型，在江都也建造了许多华丽奢靡的建筑物[216]。

结语

我与“江南”的最初相遇，是在印度的新德里。那是1974年岁末的事情。当时我离开新德里，一路向南到达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之后在马德拉斯（现称金奈）乘车北上，经过三天两夜的旅行，终于在夜色中重返新德里。我在车站附近找到一处狭小的旅馆栖身，翌日清晨便迫不及待地奔向郊外的日本大使馆，看看是否有家人和朋友的来信。大使馆坐落在一片开阔的草坪中央，使馆大厅内放着一只空箱子，里面随意地堆放着从日本各地寄给旅居者的信件和明信片。

从箱子中找到两三封我的信件后，便来到大使馆的阅览室，翻看那些久违了的日本书籍。眼前靠墙的一排书架上，堆放着大型系列图书《原色日本的美术》全三十卷（东京：小学馆，1971年），我在沙沙地翻看书页时，突然有一幅画闯入眼帘，那便是宋末元初画家牧溪所作的《烟寺晚钟图》。

画面上的风景，与近日来目之所及的印度次大陆完全不同。云蒸霞蔚里，古寺的屋脊若隐若现，氤氲的蔼气中，晚钟层层回荡。第一次在异国独自旅行的不安，似乎瞬间被涤荡而尽。也许我是从牧溪的画里，读到了那遥远的故乡的风景吧。

《烟寺晚钟图》所表现的潇湘八景，无疑是中国山水画的常用题材之一，取材自现在湖南省长沙市一带的风景。但是，“潇湘”这一地名恐怕只是江南风景的象征性表现，据说牧溪曾在南宋都城临安西郊西湖畔的古寺中寄居多日，故而经常描绘这一带的风景。

时隔印度之行近三十年后，也就是2005年的三月末，我才第一次体验到牧溪生活过的西湖风光。自20世纪80年代始，我就断断续续地在关中平原的村落中进行考察，这项工作至此终于可以暂告一个段落，我也得以初访杭州。离开终南山北麓的山村时，北方的空气里依然充满寒气，樱桃树零星地点缀在荒凉的冬小麦田间，待至杭州，却见新绿绵延，暖风和煦，我在西湖北畔的旅馆放下行李后，就立即向孤山路的西泠印社方向信步而去。

恰逢春雨骤至，湖畔长堤，孤山路上，处处杨柳泛青，桃花、海棠、苏芳、黄梅、木莲、樱花，姹紫嫣红。这里的春日景观是如此的明艳灿烂，与色彩单调的华北平原形成鲜明对比。这不正是牧溪在《烟寺晚钟图》中用黄色、红色、桃色等色彩敷就的画面吗？烟雨朦胧的白堤畔，小茶馆里新采摘的龙井茶香气袅袅……

我想，那一刻我所受到的视觉冲击，大约与生长于华北的隋炀帝初见江南风景时是一样的。当然，隋炀帝的江南体验和我所处的时代、环境完全不同，但都是从关中平原南下，在烟花三月里得遇江南春天，从这些类似之处揣测，大约会生出相同的感慨吧。

公元589年正月二十二日，杨广统领隋军进驻建康，过朱雀门，踏上建康城的南北御道，时年二十岁。之后一直到三月六日，杨广为了带陈朝皇帝等凯旋隋京大兴城，在建康滞留了近三个月。这时江南春色正好，对于在华北干燥气候里长大的隋炀帝而言，一定很为这种鲜丽而精致的江南都市文化着迷，毕竟在建康度过的每一天，随目可见百花争奇斗艳，烟柳日益浓绿，而这种景象在华北几乎很难看到。

与杨广相反，其父隋文帝所采取的政策是将建康城夷为平地，他下令焚毁建康宫城及城内建筑物。隋文帝为何会有如此举动？究其原因，就在于对当时华北的知识阶层而言，建康的宫殿、王权礼仪的设施以及都市文化，都是继承汉魏晋以来的文化传统，因此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相较之下，在战乱频仍、屡次迁都的华北，并没有一个继承了古典时代传统的都城可以与建康城相匹敌。随着隋的开国及对南北的统一，隋文帝在营造大兴城之际，建康的存在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想以古典规范为理念兴建的大兴城，其都市规划正是强烈地意识到建康城的存在而设计的。要之，隋文帝为了确立隋王朝及其都城的正统性，才不会让中国古典文化色彩浓厚的建康城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隋文帝下令焚毁建康这座存在了近三百年的中国首屈一指的古典都城，这道命令对醉心于建康都市文化的杨广而言，无疑打击很大。因此他在继帝位之后，在大兴城之外又修建了洛阳城，并将洛阳置于帝国的要害位置，试图实现隋文帝时期没能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南北融合。但对隋炀帝而言，选取与建康地理景观相似的洛阳一带营造都城，虽说是想在华北重现消失了的建康都市文化，但根本上是与他个人的江南文化情结密不可分的。

公元605年，隋炀帝在洛阳营造新都城，继而开凿大运河，将都城与江南直接贯通，这些措施使洛阳成为结束南北分裂的隋朝的重要据点，成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但是，如果隋炀帝对江南文化没有强烈的憧憬，大概也不会建造这样一个与建康及南朝都市文化密切相关的都城。毕竟洛阳四周群山环抱，境内河川湖沼密布，其地理景观与秦淮河、长江和玄武湖围绕的建康风景颇为相似。

隋炀帝对江南的强烈憧憬，影响了其后华北平原上的历代执政者们。另外，作为园林典范的江南园林，不仅在整个中国大陆随处可见，也影响了7世纪、8世纪之后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东南亚地区。以景观石、水、多姿多彩的花木等为特点的江南园林，几乎传遍了东亚的农耕文明地区。因此，东亚应该称为“东亚江南园林文化圈”，这一区域具有共同的园林文化特征。而江南文化，在整个东亚世界也是普遍存在的。

诚如本章所述，“江南文化”是一种南北文化融合之后产生的新型都市文化，它以新石器以来的江南传统文化为背景，又继承了汉魏晋以来的古典文化，这种文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将江南文化置于欧亚大陆的大历史视域中进行考察，也许会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区域发现与其类似的都市文化。

换言之，在欧亚大陆中部，继承波斯文化而来的呼罗珊和粟特的都市文化，在欧亚大陆西部，继承罗马文化而来的君士坦丁堡的都市文化，这些完全不同地区的文化却与欧亚大陆东部的江南文化具有同样的历史作用。在呼罗珊和君士坦丁堡土地上所孕育的古典文化，被后世所继承，之后成为反抗世界宗教、复兴波斯和古希腊罗马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源泉，与此情况类似，在南朝形成的江南文化，也是中国8世纪之后复兴汉王朝古典文化运动的母体，以及中国历史上近代变革的动力之一。

以建康为主要舞台孕育出的江南文化，对整个东亚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北诸城市当然也不例外。隋文帝灭陈之后统一南北中国，下令摧毁建康宫城，其原因是担忧建康具有的文化磁场，会将刚取得统一的隋朝都城大兴城也吸卷进去。大兴城是与出身游牧地区的鲜卑族隋朝统治者身份相符之都，是作为军事都城而被建造的。但为了彰显大兴城是独承正统之都城，其都市规划本身就是以强烈关注建康都市结构为前提的。要而言之，为了宣称大兴是唯一继承正统的都城，就不能让建康同时存在。

因为空间是人们实现自我认识的重要因素，所以，建康城的被摧毁，使与建康城同时发展起来的江南文化也陷入了危机。隋炀帝建造新的洛阳城，并将建康的都市空间和都市文化移植到华北，这对江南文化的继续存在可谓是一大幸事。与隋文帝形成鲜明对比，隋炀帝建造洛阳时吸收江南文化的原因，正是为了隋朝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南北统一，这也是怀柔旧南朝势力不可或缺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隋炀帝个人也被象征江南文化的建康深深吸引。

由此来看，隋文帝和隋炀帝对江南政策的鲜明差异很是让人好奇。隋文帝对建康的“风景”持抗拒的态度，而隋炀帝却力图再现建康的“风景”。隋文帝试图建造一座在文化上绝对超越建康的都城，而隋炀帝却将消失了的建康重新移植到华北。换言之，隋炀帝最初被建康“帝都的风景”所诱惑，进而建造洛阳城作为“风景的帝都”。隋炀帝的洛阳城，是在继承以大兴城都市结构为典范的华北传统都城规划的同时，又以建康城为范本创建了水和园林为主题的都城。隋炀帝在建造洛阳之际，效法建康那种基于人的主观审美而建造的景观，因此相对于自然而极力主张人的主体性，从而创建了神圣与世俗共存的都城。

图78 中国都城史上的三都

总之，隋洛阳城是在融合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华北与江南、文化与自然、神圣与世俗等迥异的文化要素基础上建造的都城，开创了中国都城史上关于都城结构与认识的先河。取代隋而立的唐朝统治者，否定了隋炀帝的做法而肯定了隋文帝的政策，并使植根于游牧传统的军事都市重新走上历史舞台。但是，诚如唐长孺系统论述的那样，“南朝化”的余波到唐后期又高涨起来，南朝创造的江南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社会从此开始走向近代。

[1]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风景的哲学》，酒田健一等译：《桥与扉》，东京：白水社，1976年，原书Philosophie der Landschaft, Das Individuum und die Freiheit, Berlin:Wagenbach, 1957, S.131。

[2] 小川环树：《中国文学表现“风景”的意义》，《小川环树著作集》第1卷，东京：筑摩书房，1997年，259—275页，原载1967年。

[3] 中国尤其是江南，对于居住在日本列岛的大多数日本人而言，是感到特别熟悉的文化地域。他们对江南长年抱有亲密情感说明了江南文化对日本列岛文化的影响之大。

与本章直接相关的论及江南文化历史的近现代日本的主要论著有：桑原骘藏：《从历史上来看南北中国》，《桑原骘藏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初版1931年，其中第68页精彩地论述了以江南为中心的中国南方文化史的重要性；青木正儿《江南春》（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1972年，初版1941年）表现了对江南文化的憧憬；斯波义信《江南——发展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六〕·东亚世界的变貌》，东京：筑摩书房，1961年）第81—112页简洁叙述了江南经济史的轮廓；大室干雄《西湖案内——中国庭园论序说》（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表现了其对江南园林的偏爱；北田英人《稻作的东亚史》（桦山紘一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161—183页，通过与日本的比较，系统论述了江南的农业史和居住史；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可谓六朝时期江南地域史的集大成之作；中砂明德《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东京：讲谈社，2002年）阐述了宋代以后江南文人的文化源流等。

近年来，以宁波为切入点对东亚海域史整体进行多角度研究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有小岛毅监修的《东亚海域丛书》（全10卷），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以及小岛毅监修的《从海洋看历史——划向东亚海域》（全6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2014年，该著作在日本文化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以现代的方式表现了长久以来日本人对江南的憧憬。与欧亚大陆没有接壤的日本列岛，其生态环境与以水稻为主要种植物的江南极其相似，而与畜牧农耕混合的华北完全不同，因此江南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远在华北文化之上。

[4] 可参考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成试探》，《中国古都研究》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42—60页；刘淑芬：《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之比较》，同《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初版1983年，167—191页；中村圭尔：《建康的传统与革新》，同《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初版2005年，513—554页等。

[5] 诸多研究者对隋炀帝建造的洛阳城结构可能受建康城影响这一点都有所论及，但近年来真正展开研究的是宇都宫美生，如宇都宫美生：《隋唐洛阳城的河川、运河与水环境》，《中国水利史研究》第37号，2008年，16—37页；同《隋唐洛阳城时期西苑的四至和水系》，《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90—115页；同《隋唐洛阳城西苑的四至与水系》，《中国文史论丛》6，冈山：中国文史研究会，2010年，35—72页等。宇都宫认为，建康城内外的水路系统和园林营造技术、思想，对洛阳西苑产生了影响，洛阳浮桥天津桥和桥畔的四座楼观可能模仿了建康浮桥朱雀桥和朱雀观；隋洛阳城西苑凝碧池中的三座假山，既受到汉代神仙思想的影响，又可能是有意识地对建康玄武湖中计划建造的三座假山（方丈、蓬莱、瀛洲）的模仿。宇都宫的上述论文，为今后研究南朝建康都市结构和隋洛阳都市结构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6] 关于隋炀帝对江南文化的强烈憧憬，可参考大室干雄两部专著：《园林都市——中世中国的世界像》（东京：三省堂，1985年）和《干潟幻想——中世中国的反园林都市》（东京：三省堂，1992年），其中有极为细致的分析和生动的叙述。另外，关于隋炀帝和江南文化的密切关系，可参考韩国磐《隋炀帝》（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布目潮沨《隋炀帝与唐太宗——暴君与明君及探讨历史的虚实》（东京：清水书院，1975年）；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及《隋炀帝的真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除了《隋炀帝新传》的增补版及袁刚《隋炀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台湾版2005年）等关于隋炀帝传记研究的著作，还可参考杜晓勤《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99-4, 1994年）；陈金风、段少京《隋炀帝与江南》（《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64—68页等论文。

[7] 关于这一点可简单参考妹尾达彦：《唐代的长安与洛阳——陆都和水都》，《宫都飞鸟》，东京：学生社，2011年，87—107页。

[8] 关于江南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可参考北田英人如下简洁系统的论述：北田英人：《中国江南三角洲咸潮地域的变迁》，《东洋学报》63-3、4, 1982年，337—371页；同《8—13世纪江南的潮与水利、农业》，《东洋史研究》47-4, 1989年，79—108页；同《唐代江南的自然环境与开发》，柴田三千雄等编《世界史的问题1·历史与自然》，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141—174页；同《4—6世纪湖州塘路的形成与环境变革》，《中国水利史研究》21, 1991年，1—20页；同《中国江南的潮汐灌溉》，《史朋》25, 1992年，41—65页；同《宋元江南三角洲的灌溉农业与坞的产业》，《日中文化研究特集·从环境来看东亚农业——历史的展开与现在》14，东京：勉诚出版，1999年，52—61页等。另外，也可参考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史志丛书·自然地理志》（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年）。近年来中国对江南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可参考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9] 唐长孺：《唐长孺文集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01页，初版1992年。

[10] 参考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葛全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5-2, 2005年，第129—140页；郑景云、葛全胜、张丕远、满志敏：《过去2000a东部干湿分异的百年际变化》，《自然科学进展》11-1, 2001年，65—70页。还可参考竺可桢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全集四》，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版1973年，444—473页。关于在寒冷期和干燥期重叠时易引起黄沙（又称沙尘、土雾、黄尘、黄雾、黑雾、赤风、黑风等）的研究，可参考冯庆芳：《沙尘暴发生的历史规律及其防治》，《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2003年第18卷增刊，2003年，245—247页。

[11] 可参考刘继宪：《南北朝自然灾害统计与初步研究》，郑州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6年硕士论文；张美莉、刘继宪、焦培民：《中国灾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第二章“岁岁曾冰合——六朝建康的气候与自然灾害”，31—46页。

[12] 参考朱士光、王元林、呼林贵：《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第一期，1998年；佐藤武敏编：《中国灾害史年表》，东京：国书刊行会，1993年等。

[13] 参考妹尾达彦：《中华的分裂与再生》，桦山紘一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19—21页；佐佐木明：《Sub-Atlantic时期末叶（西历0.3—0.6千年）的气温变动与世界史——完新世的人类学》，《人文科学论集·人间情报学科编》44，长野：信州大学，2010年，85—107页等。

[14] 关于唐代江南的自然人文景观，可参考北田英人：《唐代的江南开发与环境问题》，《高校通信·日本史/世界史》174, 1992年，1—4页的简明论述。这篇论文是前文所引北田英人《唐代江南的自然环境与开发》的简要本，简洁整理了北田对江南开发史的观点。

[15] 关于中国大陆亚洲象的生态史，可参考文焕然、何业恒、蓝勇、张丕远、龚高法、王守春等的研究。本章主要参考王守春：《历史时期野生亚洲象与犀牛地理分布变化与气温、气候环境变迁若干新认识》，《历史地理》18, 2002年，108—121页。

[16] 参考北田英人《唐代的江南开发与环境问题》2—3页，以及前注《唐代江南的自然环境与开发》152—155页。

[17] 参考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唐长孺文集一·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初版1955年，1—26页；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148—164页；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413—534页第四篇“蛮汉冲突与融合的轨迹”。唐长孺认为作为越族后裔的山越是汉人土著，而川胜义雄重点强调蛮是非汉族的，川本芳昭整理了两者的观点，并提出了蛮汉融合的观点。

[18] 蛮指滋蔓于中国华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蛮”这一用语源自虫和蠻，虫是指南方各族用于制蛊的毒虫，蠻是南方土著的旧称，因与“man”语音近似而被使用，据说最早并非是蔑称。关于蛮族的历史和文化，可参考Wolfram Eberhard，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68（W．艾伯华著，白鸟芳郎监译：《古代中国的地方文化——华南、华东》，东京：六兴出版社，1987年）；白鸟芳郎：《华南文化史》，东京：六兴出版社，1985年；竹村卓二：《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桥本万太郎编《民族的世界史5·汉民族与中国社会》，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326—364页。

[19] 不具备都城历史，在军事地位上甚至劣于荆州的建康，之所以被选为东吴的都城，其理由可参考刘淑芬：《建康与六朝历史的发展》，同《六朝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初版1983年，3—33页的清晰论述。

[20] 在明清时期，六朝通常是指从晋开始历宋、齐、梁、陈、隋这六个正统王朝，本章欲采用现代用法，即不将隋朝纳入其中，而是指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朝。

[21]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民族迁徙》，《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初版1934年，206—229页。

[22] 朴汉济：《“侨旧体制”的展开与魏晋南北朝史——为整体理解南北朝史的一个提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26页。另外，可参考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307—375页。

[23] 参考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二编“江南的开发与地域性”，159—267页。

[24] 参考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前编《宋代长江下游的经济景况》二“长江下游的水利组织”167—185页、五“局地的事例”之“宋代的湖州”366—376页。参考北田英人：《4—6世纪潮州的塘路形成与环境改革》，《中国水利史研究》21, 1991年，1—20页的分析。

[25] 东晋、南朝的南人北人问题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这里仅列举一些经典论文，如守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同《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初出1948年，416—460页，以及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唐长孺文集六·山居存稿续篇》，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初版1959年，6—55页。

[26] 关于东晋、南朝北人和南人关系的变迁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仅举三篇优秀文章以供参考。中村圭尔：《南朝国家论》，同《六朝政治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初版1999年，415—437页；李伯重：《“汉化”与“吴化”——东晋、南朝江东地区的族群融合》，李埏、李伯重：《走出书斋的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初版2003年，247—269页；山崎益裕：《南朝的文化对立与政治背景——关于南朝的正统性》，《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28, 2004年，27—50页。

[27] 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周一良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初版1938年，104页。

[28] 华北和江南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彰显各自优劣性的同时，无论是在层次上还是地域上都相互共存，但走向融合需要很长时间。这两种文化具体是怎样发生接触，又如何促生了被后世称之为“六朝文化”“南朝文化”的这种新型文化形态的？关于这一点，今后需要展开更为具体的、实证的研究。通过华北移民和江南土著之间的文化接触产生的江南文化，对此最为系统的研究可参考朴汉济：《“侨旧体制”的展开与魏晋南北朝史——为整理理解南北朝史的一个提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21—39页对“侨旧”体制论的研究，以及朴汉济：《东晋南朝史的侨民——“侨民体制”形成及其展开》，《东洋史学研究》53，首尔：东洋史学会，1996年，1—51页。另外，可参考李伯重：《“汉化”与“吴化”——东晋、南朝江东地区的族群融合》，李埏、李伯重：《走出书斋的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对“吴化”的重要性的论述。

[29] 参考青木正儿：《酒肴·抱樽酒话》，东京：岩波书店，岩波文库版，1989年。另外，《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许多南方的饮食，关于南方丰富的饮食文化对华北都市居民的影响，可参考堀内淳一：《马和柑橘——南北朝间的外交使节与经济交流》，《东洋学报》88-1, 2006年，1—27页。

[30] 参考守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432—435页；朱大渭、刘驰、梁满仓、陈勇：《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第三章“饮食习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4—109页；篠田统：《中国食物史》，东京：柴田书店、1974年，60—72页；郭黎安：《六朝建康》，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117—127页，第五章“居民生活”第二节《饮食与服饰》。

[31] 从中原流传到江南的汉乐府，在吸收江南吴歌和西曲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异。变异后的江南乐府（清商乐）反过来又被传入华北，并被北魏孝文帝视为传统音乐。隋文帝将以江南民歌为基调的南朝乐府称为“华夏正声”也是人所周知的。在江南地区由于南北音乐的融合产生了新古典音乐，对这一过程展开研究的著作并不少，其中通过南朝乐府讨论南北文化交流的著作，有增田清秀《乐府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75年）第六章“清商曲的源流与南朝吴歌西曲”115—154页的讨论。论述民间音乐如何激发更新南朝宫廷音乐的，有吴大顺《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三章“南朝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文化构建”。

[32] 参考李伯重《“汉化”与“吴化”——东晋南朝江东地区的族群融合》。另外，可参考陈寅恪：《东晋南朝的吴语》，《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1936年，304—309页；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102—104页。此外，卢海鸣在《六朝时期建康的语言状况辨析》，《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总127期，100—102页指出，东晋、南朝初期的建康宫廷中，因北人存在的基础是与吴语不同的中原语，因此说吴语的南人与说中原话的北人，正如水和油的差别一样。

[33] 寒人的扩张与其文化作用可参考山崎益裕《南朝的文化对立与政治背景——关于南朝的正统性》，27—50页。

[34] 参考许辉、邱敏、胡阿祥：《六朝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年；等等。

[35] 许辉：《六朝都城建康与六朝文化》，《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二。

[36] 朴汉济《“侨旧体制”的展开与魏晋南北朝史——为整体理解南北朝史的一个提论》，21—39页；同《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首尔：一潮阁，1988年；周伟洲：《“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164—168页。

[37] 图72和图73是笔者在整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观点的基础上绘制的概念图。另外，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1997年，8页，是雍际春在陈寅恪观点的基础上论述的。

[38] 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9—90页。

[39] 唐长孺的观点，是对《唐长孺文集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初版1993年）中第三篇“论唐代的变化”和综论部分的整理（228—473页）。在该论著之外，唐长孺以葛洪《抱朴子》为对象，精彩地论述了南北文化的差异和交流的样态，见同《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收录于《唐长孺文集一·魏晋南北朝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38—368页。

[40] 陈寅恪以唐中期以后的江南地区为对象，用“南朝化”“江南地方化”等概念论述了唐朝制度对南朝制度的回归。参考《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56、161页等。唐长孺的“南朝化”论也是以陈寅恪的观点为基础，但更具有体系性。唐长孺以南朝化的视角，从经济、政治、礼仪、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出发，系统分析了唐朝后期制度的变迁。

[41] 唐长孺的“南朝化”论，经过其高徒牟发松等人的整理研究，现已成为更具说服力的学说，可参考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所载“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初版1996年），489—507页；同《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南朝化倾向再论》（初版2007年），520—541页。

[42] 关于唐朝后期古文运动具有复兴南朝文化的倾向这点，陈寅恪已经有所论述，可参考《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05页。

[43] 唐长孺的“南朝化”论，比之文献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考古学等各领域专家从各自专业角度进行的个别研究，更具系统性和精确性。古贺登早已从经济史的角度指出唐后期的两税制是以南朝陈的税制为渊源的，参考古贺登：《南朝租调考》，《史学杂志》68-9, 1959年，58—73页；同《夏税、秋税的源流》，《东洋史研究》19-3, 1960年，53—76页；同《两税法的起源和性格》，《历史教育》11-4, 1963年，55—60页等。近来，古贺登出版《两税法成立史研究》（东京：雄山阁，2012年），试图将其观点体系化。另外，青木敦的研究指出了南宋江南经济所具有的南朝要素，参考其论文《南北中国论和唐宋变革论的宋朝定位》（《乾止人文学》4,2010年，337—377页）、《南宋判语所引法的世界》（《东洋史研究》70-3,2011年，1—38页）。藤野月子通过唐朝和蕃公主制度的变迁考察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时，使用“南朝化”这一概念分析了唐王朝国际关系的变化，参考其《从王昭君到文成公主——中国古代的国际结婚》（福冈：九州大学出版会，2012年）。这些研究成果无疑证明了唐长孺“南朝化”论辐射之广，笔者以为，今后“南朝化论”的观点应会被更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批判地继承。

[44] 参考妹尾达彦：《都城与律令制》，大津透编《史学会学术研讨会丛书·日唐律令比较研究的新阶段》，东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97—118页。关于东晋、南朝正史编纂和政权正统性的诉求之间的关系，可参考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及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2000年）、邱敏《六朝史学》（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年）、郝润华《六朝史籍与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等成果。

[45] 关于百济泗沘和南朝建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参考田中俊明：《关于王都泗沘城的预备的考察》，《堺女子短期大学纪要》28、1993年，87—145页；同《关于百济后期王都泗沘城的诸问题》，《坚田直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京都：真阳社，1997年，965—979页；同《朝鲜古代都城与中国都城》，妹尾达彦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第二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485—505页；金洛中：《泗沘期的百济都城和寺刹》，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宫都飞鸟》，东京：学生社，2001年，170—184页；朴淳发：《泗沘都城研究的现阶段》，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42—69页等。考虑到泗沘是根据南朝尺（一尺等于24或25厘米）营造的（上引朴淳发论文第59页），足见南朝和百济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

[46] 参考贺云翱：《中国南朝都城与百济》，同《六朝文化——考古与发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240—254页；河内春人：《5—7世纪的学术流通与南北交通圏》，榎本淳一编《古代中国、日本的学术与支配》，东京：同成社，2013年，151—175页等新近研究。

[47] 7世纪的日本在建立律令制国家之际，在佛教、寺院建筑、园林文化等方面强烈地受到了百济和南朝文化的影响，关于这点已有许多学者指出，今后恐怕有必要从百济和南朝对日本天皇制这一政治制度、王权理论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进行更为精细且系统的研究。关于这点，栗原朋信《从东亚来看“天皇”称号的成立》（栗原朋信：《上代日本对外关系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初版1976年）早已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观点，但金子修一在《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 63—65页中对其观点有所批判，这对今后的研究也是极有裨益的。

[48] 户川贵行：《刘宋孝武帝的礼制改革——从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来看的考察》，《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6, 2008年，68—87页；同《东晋、南朝的天下观——关于王畿、神州的定义》，《六朝学术学会报》10, 2009年，35—49页。

[49] 关于都城区和宫城区的范围，历来众说纷纭。虽然也有观点认为宫城区应将内苑的华林园（禁苑区）包含在内，但笔者仅将宫城区限定为以太极宫为中心的宫殿建筑群，都城区是指包围着中央宫城区的宫城北方禁苑区（华林园）和东方东宫区、南方官署区、西方仓库区等空间（参见图75）。

[50]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二月诏书记载“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二月，中华书局，5516页）。

[51] 关于六朝建康复原研究史的整理，可参考卢海鸣、朱明：《六朝都城建康的若干问题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3, 2003年，17—24页；卢海鸣：《六朝都城建康研究状况综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1, 2005年，20—23页；梁白泉：《六朝建康都城学术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13—16页；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史》37—40页；中村圭尔《日本的魏晋南北朝研究》，同《六朝政治·会史研究》，563—585页；内田昌功：《近年来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都城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中国中古史研究》2, 2011年，232—241页；张学锋著、小尾孝夫译：《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山形大学历史、地理、人类学论集》13, 2012年，55—79页等。另外，上述张学锋论文《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276—292页）之后收录于其《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83—309页）中。王志高《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是对考古发掘进展的梳理总结。

[52] 冈崎文夫：《六代帝邑考略》，同《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东京：弘文堂，1935年，初版1931年，58—119页。

[53] 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都市》，同《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1956年，初版1953年，第八章《六朝时代的都市》第五节“建康”，524—536页。

[54]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

[55] 秋山日出雄：《南朝都城“建康”复原序说》，《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论集》7, 1984年，7—32页；同《南朝古都“建康”》，岸俊男编《中国江南的都城遗迹》，京都：同朋社，1985年，32—43页。

[56] 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四编“建康研究”，453—554页；同编《中日古代城市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7] 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

[58] 渡边信一郎：《天空的玉座——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东京：柏书房，1996年。

[59] 吉田欢：《日中宫城的比较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2002年，60—87页。

[60] 内田昌功：《魏晋南北朝“宫”的东西轴构造》，《史朋》37, 2004年，1—19页。

[61] 小林聪：《晋南朝宫城内省区域的展开——以梁陈时代内省的组织化为中心》，《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5, 2007年，69—99页；同《晋南朝宫城构造与政治空间——关于入直制度和“内省”的一试论》，森田武教授退官纪念会编《森田武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近世及近代日本社会的展开与社会科学的现在》，东京：新泉社，2007年，411—443页。

[62] 陈苏镇：《西省考》，同《两汉魏晋南北朝探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初版1993年，184—190页；海野洋平：《关于梁西省》:《历史》90，仙台：东北史学会，1998年，56—73页。

[63] 盐泽裕仁：《建康石头城与洛阳金墉城——都市空间与防卫构想》，《法政史学》51, 1999年，34—65页；同《六朝建康的城市防卫体系试探》，《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46—51页。

[64] 参考张学锋著、小尾孝夫译：《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和复原》，同《六朝建康城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97—104页；同《论南京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性质》，310—325页。

[65] 孙正军：《东晋南朝的东西省》，《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中国中古史研究》3, 2013年，105—144页。

[66] 冈部毅史：《六朝建康东宫考》，《东洋史研究》72-1, 2013年，34—65页。

[67] 魏斌：《钟山与建康东郊——一个中古都城郊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国际研讨会“历史上的都城作用”预备论文集》，2013年9月15日，东京大学，11—21页。

[68] 最初出版的日语版杨宽著，西嵨定生监译，尾形勇、太田有子译《中国皇帝陵的起源和变迁》（东京：学生社，1981年）中并没有涉及东晋、南朝建康，但中文增订版《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50—160页已经有所论及。

[69] 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1—23页；罗宗真著、中村圭尔、室山留美子译《古代江南的考古学——倭五王时代的江南世界》（东京：白帝社，2005年）25—40页；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年）17—30页。

[70] 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同《六朝文化——考古与发现》，《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71]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72] 参考王志高：《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王志高、杨国庆合著：《南京城墙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11—97页；王志高：《考古资料所见之六朝都城建康城》，《研讨会·六朝建康和都城研究》，东京大学，2011年12月。

[73]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初版2001年，68—81页。

[74] 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六版），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9年，64页。参考图2-5“南朝建康平面推测图”。

[75]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二章“六朝京师城墙”第37页所载“南朝梁代建筑城布局示意图”，复原了梁时宫城区——都城区——外郭区的三重都市规划。

[76] 外村中：《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田中淡编《中国技术史的研究》，京都：同朋社，1998年，247—305页；同《关于中国同泰寺的园池》，《景观（landscape）研究·日本造园学会志》，62-4, 1999年，396—399页；同《北周庾信和南朝建康的东宫园林——以〈小园赋〉为例》，《景观（landscape）研究·日本造园学会志》65-4,2002年，334—344页；同《魏晋洛阳都城制度考》，《人文学报》99，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0年，1—29页。

[77] 武廷海：《六朝建康规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该著述列出了以往重要的六朝建康复原图。

[78] 庞骏：《东晋建康城市权力空间——兼对儒家三朝五门观念史的考察》，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79] 可参考以郭黎安《六朝建康》及《东晋南朝建康城的构造问题研究》，首尔大学校东亚文化研究室所编《中国历代都市构造与社会变化》，首尔：首尔大学校出版部，2003年，27—51页等为代表的论著。

[80] 胡阿祥、李天石、卢海鸣：《南京通史·六朝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

[81] 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

[82] 参考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第三章“六朝京都”，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32—80页。

[83] 参考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上卷）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园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69—105页。

[84] 大室干雄《桃源的梦想——古代中国的反剧场都市》（东京：三省堂，1984年）；同《园林都市——中世中国的世界像》（东京：三省堂，1985年）；同《干潟幻想——中世中国的反园林都市》（东京：三省堂，1992年）。

[85] 植木久行：《唐诗的风土》，东京：研文出版，1983年，177—201页；同《唐诗的风景》，东京：讲谈社，1999年，293—334页。

[86] 多田伊织：《建康禁苑考——六朝文学中的禁苑》，《遗迹学研究》二，日本遗迹学会志，2005年，80—89页；同《庭院与王权——中国古代的诗文与苑》，金子裕之编《古代庭园的思想——神仙世界的憧憬》，东京：角川书店，2002年，193—238页。

[87] 石川忠久：《南京物语——江南佳丽之地》，东京：集英社，1987年。

[88] 胡阿祥：《南京城市历史的特质与〈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魏晋南北朝国际研讨会“历史上的都城作用”预备论文集》，2013年9月15日，东京大学，11—21页。北京和西安的历史地图集早已出版，南京的历史地图集却出版滞后，其原因就在于六朝建康复原图绘制的难度较大。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这一问题终于迎刃而解，因此南京的历史地图集也将随之问世。

[89]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二版），74页。

[90] 郭黎安：《试论六朝建康的水陆交通》，《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126—132页；同《六朝建康城门考》，《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137—140页；同《试论六朝建康的水陆交通》第三章“水陆交通的发展”，66—82页。

[91] 关于摄山三论宗，可参考吉川忠夫：《5、6世纪东方沿海地域与佛教——摄山、栖霞寺史》，《东洋史研究》42-3, 1983年，1—29页；蔡宗宪：《5至7世纪的摄山与佛教》，《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会议论文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专刊、2013年，258—278页。

[92] 关于方山崇虚观和陆修静的活动，可参考大渊忍尔：《三洞说和陆修静》，《佛教思想史论集·结城教授颂寿纪念》31, 1964年，397—416页。

[93] 关于茅山陶弘景的活动，可参考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研究译注篇》（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0年）等。

[94] 朱有玠《南朝园林初探》（中国古都学会第二届年会提交论文，南京，1984年11月）所载“南朝建康图”，后收录于《岁月留痕——朱有玠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95] 石尚群、潘风英、缪本正：《古代南京河道的变迁》，《历史地理》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59—69页。

[96] 盐泽裕仁《建康石头城和洛阳金墉城》，39页。

[97] 本模型是根据南京图书馆新馆发掘现场所做的复原，这一发掘是作为2001年至2004年南京市内发掘调查的一个重要环节被实施的。

[98] 图75所依据的东晋、南朝墓地出土地点，是基于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88页所示图43“六朝建康都城位置与墓葬考古发掘点空间关系图”绘制。此图不足之处，可另外参考小尾孟夫的《六朝建康的墓域与都市空间》。

[99] 主要参考的图有：贺云翱制图，见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中图47“东晋、南朝建康都郭城、都城和宫城位置示意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85页；郭黎安《六朝建康》所载“南朝萧梁建康城推拟图”；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112页所示图16“梁朝建康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外村中《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285页所示图19“六朝建康都城宫城复原图新案”；等等。

[100] 与朱有玠绘制的古地形图类似，可参考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国家文物局编《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在朱有玠的复原图中，玄武湖与长江直接连在一起，但据近年来东晋、南朝陵墓的发掘情况，还没有发现现在的玄武湖以西有与长江相连的湖。与长江相连的玄武湖因受长江洪水和潮汐的影响，如本图所示，在现在的玄武湖西岸建造长堤以防止长江逆流，同时在南岸也建造了北堤。

[101] 关于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经的详细线路，可参考石尚群、潘风英、缪本正《古代南京河道的变迁》59—69页、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47—75页。

[102] 关于洪水的资料极多，这里仅举淹没御道洪水的两则史料。“京师大水，因涛入，加御道七尺”（《梁书》卷二《武帝本纪中》天监六年八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46页）。“京邑大水，御道通船”（《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下》中大通五年五月戊子，77页）。

[103] 参考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42—44页所载“六朝时期建康水旱灾害统计”。

[10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承圣元年三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版，5176页记载：“（王）僧辩督诸军至张公洲，辛巳，乘潮入淮，进至禅灵寺前。（侯）景召石头津主张宾，使引淮中舣及海艟，以石缒之，塞淮口。”参考冈崎文夫《六代帝邑考略》83—84页。

[105] 石尚群、潘风英、缪本正《古代南京河道的变迁》59—69页；蒋斯善、昂潮海、杨惠成、费锡铨：《南京市秦淮河古河道及沉积物时代的初步研究》，《地质学报》1986年第1期，89—101页。

[106]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68—69页。

[107] 北田英人《唐代江南的自然环境和开发》，145—146页。

[108] 盐泽裕仁《建康石头城和洛阳金墉城——都市空间和防卫构想》；同《六朝建康的城市防卫体系试探》，《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109] 参考魏斌《钟山与建康东郊——一个中古都城郊外的发展》第30页图“建康外郭示意图”。

[110] 卢海鸣《六朝都城》，88页。

[111]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第二卷72页、122页。傅熹年认为：在刘宋时期，依据《周礼·考工记》将宫城城门增筑至十二门。

[112] 刘淑芬《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之比较》。

[113] 关于北魏洛阳和南朝建康的对峙关系，可参考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127页的论述。

[114] 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一、二章“建康与水运”，484—512页。

[115] 研究建康作为园林都市的论著极多，而作为史料集为研究提供基础资料的，可参考田中淡、外村中、福田美穗编：《中国古代造园史料集成（增补哲匠录叠山篇·秦汉至六朝）》，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增补版2003年，初版2002年。

[116] 胡阿祥《南京城市历史的特质与〈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绘》，16页。

[117] 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元、明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29页；新宫学：《中国近世的罗城——以明代南京城和外郭城为例》，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3—22页。

[118] 关于南京都市史研究的动态，妹尾达彦：《当代都市千年纪的开始——中国近代都市史研究的现在》，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非洲、欧亚大陆的都市与宗教》，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0年，91—93页曾有简单的介绍。

[119] 郑玄学说、王肃学说及其思想史的背景，可参考渡边义浩《儒教和中国——“二千年的正统思想”的起源》（东京：讲谈社，2010年）的简要整理。

[120] 小林聪：《从泰始礼制到天监礼制》，《唐代史研究》8, 2005年，26—38页。

[121] 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78—179页。

[122] 金子修一：《古代中国和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140—171页；同《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31—65页、215—265页。

[123] 户川贵行《东晋南朝的天下观——王畿、神州的定义》；同《东晋南朝的建康中心化与国家仪礼整备》，《七隈史学》13, 2011年，93—103页；同《东晋南朝的传统创造——以乐曲编成为中心》，《东方学》122, 2011年，13—28页。

[124] 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25] 塚本善隆：《陈的革命和佛牙》，《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三卷《中国中世佛教史论考》，东京：大东出版社，1975年，初版1950年，103—128页。

[126] 小林聪《汉六朝的礼制与官制之关系——以礼制秩序中的三公位置为中心》（《东洋史研究》60-4, 2002年）；同《梁武帝礼制改革的特质——以天监年间国家祭祀改革为例子》，《集刊东洋学》93, 2005年，41—60页；同《从泰始礼制到天监礼制》，《唐代史研究》8, 2005年，26—38页；同《晋南朝的宫城构造与政治空间——关于入直制度和“内省”的一试论》，《近世近代日本社会的展开和社会诸科学的现在》，东京：新泉社，2007年，411—446页；同《晋南朝宫城内省区域的展开——以梁陈时期内省的组织化为中心》，《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5, 2007年，69—99页。

[127]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110—143页。

[128] 卢海鸣《六朝都城》第五章“建康的礼制建筑”，126—143页。

[129] 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130] 渡边信一郎《天空的玉座》。

[131] 辻正博：《魏晋南北朝时期听讼和录囚》，《法制史研究》55, 2006年。

[132] 田丸祥干：《魏晋南朝的礼制和三驾卤簿》，《古代文化》64-3, 2012年，98—435页。

[133] 金子修一《古代中国和皇帝祭祀》（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第九章“从《宋书·礼仪志》来看南朝上奏文的一研究”，280—301页；中村圭尔《南朝国家论》，415—437页。

[134] 关于梁武帝对王权礼仪进行系统整备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参考小林聪：《从泰始礼制到天监礼制》，《唐代史研究》8,2005年，26—38页；同《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带剑、簪笔的规定——以梁武帝着用规定的改变为中心》，《埼玉大学纪要——教育学部（人文、社会科学Ⅲ）》46-1, 1997年，73—85页；同《从〈隋书〉来看梁陈时期印绶冠服规定的来源》，《埼玉大学纪要——教育学部（人文、社会科学Ⅲ）》47-1, 1998年，103—119页。

[135] 户川贵行《东晋、南朝的传统创造——以乐曲编成为中心》阐明了东晋、南朝的雅乐是在《周礼》基础上重新创制的。笔者以为，其他王权礼仪多数场合下也与雅乐的情形类似。

[136] 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215—260页。

[137] 中村圭尔：《南朝国家论》，同《建康的传统与革新》，《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513—554页；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第三章“南朝礼仪”，219—356页；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72—118页；金子修一《古代中国和皇帝祭祀》140—171页；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41—50页、260页。

[138]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第六章“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初版1966年，237—272页；吉川忠夫：《岛夷和索虏——以典籍流传为中心的南北朝文化交流史》，《东方学报》京都72册，2000年，133—158页；堀内淳一：《从南北朝间使节往来来看“文化”的多样性》，《六朝学术学界报》6, 2005年，31—47页；同《南北朝间的外交使节和经济交流》，《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蔡宗宪：《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台北：稻乡出版社，2008年。

[139] 佐川英治：《北魏洛阳的形成与空间配置：以外郭和中轴线为中心》，《21世纪COE项目——都市创造的人文科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中国都市的时空世界”·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特集号》，2005年，28—47页；同《中国古代的都城空间》，《东京大学文学部次世代人文学开发中心研究纪要》24, 2011年，45—59页；角山典幸：《北魏洛阳的基础的研究》，东京：中央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40]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118页。

[141] Arthur F. Wright,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芮沃寿著，木村隆一、小林俊孝译：《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东京：第三文明社，1980年；石滨裕美子：《西藏佛教世界的历史研究》，东京：东方书店，2001年。

[142] 参看高桥弘臣：《南宋皇帝祭祀与临安》，《东洋史研究》69-4, 2011年，89—121页。作为建康史研究的必备书目之一，《六朝事迹类编》是南宋初期主张定都建康的张敦颐为其定都主张进行申辩编纂而成的。从《六朝事迹类编》中，不难窥见南宋知识阶层对东晋、南朝建康所抱有的特殊感情。

[143] 参考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44] 大室干雄：《剧场都市》，东京：三省堂，1981年，312—350页。

[145] 参考林田慎之助：《建安诗人自然描写的写实性》，同《六朝的文学备忘录》，东京：创文社，2010年，22—49页；户仓英美：《诗人的时空——从汉赋到唐诗》，东京：平凡社，1988年；同《风景的诞生与它的崩坏——从自然描写来看世界观的变化》，《中国——社会与文化》8,81—101页；户高留美子：《〈三都赋〉小考——都城赋创作意义的变容与及其背景》，《御茶之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2004年，17—30页；等等。

[146] 关于中国文学史中个人意识的形成问题，请参考兴膳宏：《中国文学理论的诞生与发生——从六朝到唐》，同《中国文学理论的展开》，大阪：清文堂，2008年，3—95页的分析。

[147] 参考小尾郊一：《中国文学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中世文学为中心》，东京：岩波书店，1962年；金谷治：《金谷治中国思想论集》上卷“中国古代自然观与人间观”，东京：平河出版社，1997年；户仓英美：《风景的诞生与它的崩坏——从自然描写来看世界观的变化》等。另外，六朝时期审美意识的形成，与追求美的文体的形成密切相关，可参考高桥和巳：《六朝美文论》，《高桥和巳全集》第15卷，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8年，初版1966年，45—82页的论述。

[148] 韩晖：《〈文选〉“京都赋”置首的文化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0-1, 2004年，76—82页。但是，据冈村繁《〈文选〉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文选》不过是当时大量编纂的总集的简要本。因为是被再次编纂的诗文集，所以不太被六朝知识阶层所重视，直到隋文帝时期，出于对绮丽冶艳的梁陈宫体诗的批判，遂重视起古典文章那种简朴的范式来，《文选》这才获得了广泛流通的契机。

[149] 山崎益裕《南朝的文化对立与政治背景——关于南朝的正统性》27—50页。另外，可参考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唐长孺文集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初版1959年，107—140页；徐国荣：《晋宋寒人崛起和文学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3, 1997年，50—55页。

[150] 吴大顺：《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第6章“南朝文人歌辞创作与音乐文化构建”，324—398页。

[151]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上》卷三《勉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178页）记载：“梁朝全盛之时，贵遊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

[152] 中国最早的文学沙龙是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集团，其后经王羲之、刘义庆、萧子良等人的沙龙之后，便是梁武帝的文学沙龙时代。沙龙总是创造一个时代的先锋文艺的场所。关于东晋、南朝时期文学沙龙的形成及其意义，可参考网佑次《中国中世文学研究——以南齐永明时代为中心》（新树社，1960年）；张蓓蓓：《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文士集团考略》，同《中古学术论略》，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235—267页；佐藤大志：《六朝乐府文学史研究》，广岛：溪水社，2003年，196—208页；等等。

[153] 与山水诗、宫体诗、咏物诗、抒情诗、音乐等相互关联，南朝对田园美、山水美、园林建筑美、器物美、人体美的发现，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关于这点，归青《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已经有所论述。另外，也可参考吴相洲《永明体与音乐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的分析。

[154] 赵立新：《梁代的聚书风尚——以梁元帝为中心的考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第九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暨国际研讨会》，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626—644页；同《南朝士人起家前的名声与交游》，《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77—110页；同《南朝宗室政治与仕宦结构——以皇弟皇子府参军为中心》，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10年；同《〈金楼子·聚书篇〉所见南朝士人的聚书文化和社群活动》，甘怀真编《身份、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231—279页。

[155] 关于南朝时期“风景”的发现及其意见，前注大室干雄的《园林都市——中世中国的世界像》中，通过与西欧的比较进行了全面分析。

[156] 小川环树：《中国文学中“风景”的意义》，《小川环树著作集》（第一卷），东京：筑摩书房，1997年，初版1967年，259—275页；同《六朝诗人的“风景”观》，《小川环树著作集》，初版1983年，338—348页。

[157] 齐藤希史认同小川环树的分析，在《“风景”——从六朝到盛唐》，《兴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文学论集》，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第202—220页中，论证了从六朝到盛唐自然被作为“风”和“光”来认识的意义。

[158] 高木正一《六朝唐诗论考》（东京：创元社，1999年），同《六朝律诗的形成》（初版1952年）第17页。另外，参照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1—165页。

[159] William J. Mitcell 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2002, pp.1—4。另外，作为同一个词被赋予新含义的例子，还能举出“山水”这个词语。岛田佐奈绘：《中国南朝“山水”观的展开》（2012年度中央大学白东史学会大会报告，东京：中央大学骏河台纪念馆，2012年12月1日）中，整理了从汉朝到南朝“山水”一词含义的变迁，并论述道：“山之水”“山和水”等原本表示自然状态之山水的词语，到了南朝之后，具有了今天所说的“风景”的含义，即“有山有水的风景及其情趣”。

[160] 对于西欧“风景”诞生的相关研究，已积累了大量成果，分析也富有多样性。在此仅举出三种代表性论著：PieroCamporesi, Le belle contrade: nascita del paesaggioitaliano, Milano:Garzanti, 1992（皮埃罗·坎波雷西著、中山悦子译：《“风景”的诞生——意大利的美丽乡下》，东京：筑摩书房，1997年）; Alain Corbin, L'hommedans le paysage, Paris: Textuel,2001（柯尔本著、小仓孝诚译：《“风景”和人间》，东京：藤原书店，2002年）；Augustin Berque（奥古斯丁·伯克）著、篠田胜英译：《日本的风景·西欧的景观——造景的时代》，东京：讲谈社，1990年。

[161] Georg Simmel（格奥尔格·齐美尔）著、杉野正译：《风景的哲学》，酒田健一等译《齐美尔著作集一二·桥与扉》，东京：白水社，167页，初版1913年。

[162] 金谷治《金谷治中国思想论集》上卷“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与人类观”，25页。

[163] 关于产生山水诗的时代背景，陶文鹏、韦风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三章“东晋山水诗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66—92页的论述非常充分。另外，请参照时国强：《汉魏六朝山水观念的变迁》，《社科纵横》25, 2010年，91—93页、100页。

[164] 堀池信夫在《汉魏思想史研究》（东京：明治书院，1998年）中曾论证，这类围绕自然发生的思想及文学的转变始于汉朝到魏晋的交替期。另外，请参照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京都：平乐寺书店，1964年）、村上嘉实《六朝思想史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74年）、吉川忠夫《六朝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84年）中的分析。

[165] 建筑学及园林学方面的专家推进了中国园林史的研究。田中淡登载于《中国造园史文献目录》上（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六册，1997年）的《中国造园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简单明了地整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研究史，回顾了根据建筑学及园林学进行的中国园林研究。另外，François Louis的中国园林史文献目录（History of Gardens in East Asia, http://inside.bard.edu/～louis/gardens/bibliochina.html）中，网罗了1743—2009年英文的中国园林史研究，对上述田中淡文章的外文部分做了补充。

[166] 关于江南园林历史的研究著作数量庞大。论述江南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上的定位问题的著作，可以列举如下：张家骥《中国造园艺术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68年）、陈植《中国造园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上下）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等。关于江南园林的专著，有潘谷西编《江南理景艺术》（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杨鸿勋《江南园林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王琴陈《江南园林艺术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

[167] 关于江南园林的谱系，请参照田中淡：《中国庭园初期的风格与日本古代庭园》，《东亚理想乡与庭园——“东亚的理想乡与庭园”国际研讨会报告书》，奈良：奈良文化财研究所，2009年，62—73页；同《中国庭园史的视角》，田中淡、高井茜编《传统中国的庭园与生活空间——国际研讨会报告书》，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果报告，2013年，3—24页所总括的中国园林史研究。另外，关于江南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上的定位问题，除了参照《传统中国的庭园与生活空间》所载的诸论文，还可参照外村中：《中国古代的都市与园林的初步考察》，《佛教艺术》272号，2004年，13—33页；同《古代东亚“池与岛的园林”和“池与筑山的园林”》，《佛教艺术》286号，2006年，13—56页；同《关于中国同泰寺的园池》，《景观（landscape）研究·日本造园学会志》62, 1999年，396—399页；等等。

[168] 村上嘉实：《隋代的庭园》，《滋贺县立短期大学学术杂志》2, 1960年，71—75页；同《唐都长安的王室庭园》，《人文论究》5-6，关西学院大学，1955年，47—63页。

[169] 请参照村上嘉实：《唐代贵族的庭园》，《东方学》11, 1955年，1—10页；同《六朝的庭园》，《古代学》4-1, 1955年；同《六朝思想史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74年，360—394页；同《中国的庭园——中国庭园史（宋代以前）》，《禅文化》36, 1965年，67—80页等。

[170] 大室干雄《剧场都市——古代中国的世界像》（东京：三省堂，1981年）；同《桃源的梦想——古代中国的反剧场都市》（东京：三省堂，1984年）；同《园林都市——中世中国的世界像》（东京：三省堂，1985年）；同《干潟幻想——中世中国的反园林都市》（东京：三省堂，1992年）；同《槛狱都市——中世中国的世界戏剧与革命》（东京：三省堂，1994年）；同《游荡都市——中世中国的神话、笑剧、风景》（东京：三省堂，1996年）。

[171] 除了本文所列举的论著，大室干雄还有《西湖案内——中国庭园史序说》（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等与中国园林史相关的多部论著，另外，请参照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中的“六朝建康的园宅”111—134页、大室干雄《园林都市——中世中国的世界像》、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等。

[172] 关于汉魏六朝的公宴诗的变迁，请参照黄亚卓《汉魏六朝公宴诗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东晋、南朝的文人们，在都市中举办鉴赏山林园林之美的文艺沙龙，以此加深交流，关于这一点，请参照岛田佐奈绘：《庐山隐逸的山水——以刘宋建国期白莲社为中心》，《亚洲史研究》32，八王子：白东史学会，2008年，217—240页；同《从东晋到刘宋初的会稽山水与知识分子》，《亚洲史研究》34, 2010年，71—100页等。

[173]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中的“六朝建康的园宅”，111—134页。

[174] 郭黎安《六朝建康》第二章“从建业到建康”第4节“众多的园林”，45—54页。

[175] 卢海鸣《六朝都城》第九章“建康的园林”，208—238页。

[176] 大室干雄《园林都市》第12章“郊居、田园居、山居——文化和自然的配景画法”，478—524页。

[177] 请参照外村中：《北周庾信与南朝建康东宫的园林——以〈小园赋〉为例》，《景观（landscape）研究·日本造园学会志》65-4, 2002年，334—344页等论证。

[178] 魏斌《钟山与建康东郊——一个中古都城郊外的发展》。

[179] 卢海鸣《六朝都城》第九章“建康的园林”，208—238页。

[180] 《宋书》卷八六“刘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195—2196页有如下记载：“勔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

[181] 关于沈约的郊居以及他的思想，请参照外村中：《关于梁沈约的郊居》，《景观（landscape）研究·日本造园学会志》62-4, 1999年，266—269页；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第三部《沈约研究》，京都：同朋社，1984年，199—259页。

[182] 《梁书》卷二十二“太祖五王南平元襄王伟”（348页）有如下记载：“伟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

[183]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540页）有如下记载：“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充积。”

[184] 《梁书》卷五十“昭明太子”（167—168页）有如下记载：“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请参照《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传·昭明太子统》，1310页。

[185] 《六朝事迹编类·宅舍门江令宅》（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1页）中有如下记载：“陈尚书令江总宅也。《建康实录》及杨修诗注云：南朝鼎族多夹青溪，江令宅尤占胜地。后主尝幸其宅，呼为狎客。刘禹锡诗云：‘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今城东段大夫约之宅，正临青溪，即其地也。故王荆公诗云：‘昔时江令宅，今日段侯家。’此可验也。”

[186] 《南史》卷六十七“孙玚”（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638—1639页）记载：“后主频幸其宅，赋诗述勋德之美。……居家颇失于侈，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及出镇郢州，乃合十余船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亦一时之胜赏焉。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资奉，为学者所称。而处己率易，不以名位骄物。”据说他在出兵打仗时也在船上营造“园林”，与文人们汇聚于此吟诗作赋。这则轶事充分体现了园林是文人们交流的场所。

[187] 《陈书》卷二《本纪第二·高祖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36页）有记载：“永定二年三月乙卯，还于桥上观山水，赋诗示群臣。”

[188] 关于建康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特点，本章从森三树三郎：《六朝士大夫精神》，《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3, 1954年，223—328页的论述中得到很多启发。

[189] 芮沃寿著，布目潮沨、中川努译：《隋代史》，京都：法律文化社，1982年，原书Arthur F. Wright, 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 D.581-617, New York：Arthur A. Knopf, 1978,56—57页。

[190] 萧皇后在隋炀帝死后度过了传奇的人生。江都之变炀帝被杀害后，萧后携次子齐王杨暕（585—618）之子，刚出生不久的幼孙杨正道一起，被叛军首领宇文化及（? —619）俘虏（长男杨昭已经病殁）。宇文化及翌年被杀之后，萧后又流落于河北叛军窦建德（573—621）处。时突厥处罗可汗（619—620在位，颉利可汗之兄）及其夫人隋文帝堂妹义成公主遣使恭迎萧皇后，于是萧皇后便随使前往突厥。突厥在黄土高原北端的定襄（太原北忻州）建立隋朝亡命政权，奉杨正道为主。杨正道在定襄称帝，是为隋第三代皇帝，其目的是为了否定于公元618年建立的唐朝的正统性。唐太宗灭突厥之际，又将萧皇后和杨正道一起护送至长安，令其居皇城兴道坊度过余生。后萧皇后以近80高龄在隋都城逝世，唐太宗命将萧后与隋炀帝合葬（参考《隋书》卷三十六《后妃·炀帝萧皇后》，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1111—1113页，《北史》卷十四《后妃·炀帝愍皇后》，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537页等）。近年来，在扬州曹庄发现了隋炀帝和萧皇后的合葬陵墓。关于萧皇后、杨正道和义成公主的关系，参考石见清裕：《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第三章“突厥拥立杨正道与第一帝国的解体”，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85—108页。

[191] 参考杜晓勤：《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99-4, 1994年；同《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以及张玉璞：《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166—171页。

[192] 《隋书》卷十二《志七·礼仪七》（262页）记载：“高祖元正朝会，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大裘毳补，皆未能备。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及大业元年，炀帝始诏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侍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则因循取用，弘等议定乘与服，合八等焉。”

[193] 杨广在皇太子时期及即位后都曾流连江都，其间与江南文人的密切交往及所受影响，可参考刘建明：《隋江都事变考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65—293页；袁刚：《炀帝和隋代乐坛》，《武陵学刊》1996年第2期，33—37页；陈金凤、段少京：《隋炀帝与江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64—68页；王永平：《杨素、杨玄感父子与江左文士之交往——从一个侧面看隋代江南文化的北传》，《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5期，2005年，5—10页；王强：《隋炀帝文化政策与文学实践的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董国炎、徐燕：《隋炀帝推动之功与隋唐扬州说唱文艺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4卷4号，2010年，91—96页。

[194] 韩昇《隋文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详细论述了隋文帝的政策。文帝的政策是植根于黄土高原农牧复合地区文化的，比如在音乐方面，诚如渡边信一郎：《隋文帝的乐制改革——以鼓吹乐再编为中心》，《唐代史研究》8, 2005年，39—55页，阐述的那样，文帝是以西域音乐和鲜卑族音乐为基础创制了皇帝雅乐。南朝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隋朝音乐，是到隋炀帝时期的事情了。

[195] 参考Arthur. F. Wright著，布目潮沨、中川努译《隋代史》；张玉璞：《隋炀帝与南北文化交融》，《北方论丛》2002年第3期，21—26页；王永平、张朝富：《炀帝的文化旨趣与江左佛道文化的北传》，《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138—144页等。

[196] 引用的《大业杂记》文本参见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关于《大业杂记》，可参考中村裕一《〈大业杂记〉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霍宏伟《〈大业杂记〉与隋唐洛阳城》，《中国地方志》2006年12期，47—55页。

[197] 辛德勇《大业杂记辑校》，同《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37—38页。《太平御览》卷六百二《文部十八·著书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737—738页）所引用的《隋大业拾遗》。《隋大业拾遗》（即指《大业杂记》）记载：“大业之初，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濬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威等云：‘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然于著术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即日，敕追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于是世基先令学士各序一郡风俗，奏拟请体式。学士著作佐郎虞绰序京兆郡风俗，学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风俗，学士宣德郎杜宝序吴郡风俗，四人先成，以简世基。世基曰：‘虞绰序京兆，文理俱赡，优博有余，然非众人之所能继；陵敬论河南，虽文华才富，序事过繁；袁朗、杜宝吴、蜀二序，不略不繁，文理相副，宜具状以四序奏闻，去取听敕。’及奏，帝曰：‘学士修书，颇得人意。’各赐物二十段。付世基择善用之。世基乃钞吴郡序付诸头，以为体式。及图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秩太少，更遣子细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并用欧阳肃书，即率更令询之长子，攻于草隶，为时所重。”

[198] 王培华《隋代〈区宇图志〉的编纂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4卷第3号，2009年，115—122页。

[199] 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00] 韩建华：《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与城市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西部考古》第2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192—210页。

[201] 参考程义：《试论隋唐东西两京布局差异的成因》，《考古》2008年第12期；王维坤、张小丽：《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与影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4期，2004年，127—131页。

[202] 笔者约于二十年前在《洛阳史地研究在日本》，《河洛史志》1994年，71—74页简单介绍了日本学界的洛阳城研究情况，之后发表的《隋唐洛阳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3，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年，67—111页，以官僚宅邸的变迁为轴分析了隋唐洛阳都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其后修订版《唐代洛阳——新研究动向（韩语版）》（载《中国历代都市构造与社会变化》，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2003年，53—104页）出版。迄今为止，关于长安和洛阳都市结构研究的论文已发表如下数篇：妹尾达彦：《白居易和长安、洛阳》，太田次郎编《白居易研究讲座》（第1卷）《白居易的文学和人生》，东京：勉诚社，1993年，270—296页；同《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93—532页；同《中国都城和东亚世界》，铃木博之编《都市、建筑、历史1·纪念性建造物的成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139—210页；同《长安、洛阳的内部构造》，《亚洲历史地理2·都市和农村景观》，东京：朝仓出版社，13—26页；同《唐代长安和洛阳——陆都和水都》，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宫都飞鸟》，东京：学生社，2011年，86—107页；同《洛阳学的可能性——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参加记录》，《洛阳学国际研讨会——东亚的洛阳位置》，明治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11年，207—217页。本章这一部分论述是在笔者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上述拙稿未能充分展开的建康和洛阳密切关系为焦点进行的新论述。

[203] 刘淑芬《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之比较》，167—191页。

[204] 马依莎：《隋唐东都洛阳城水系浅析》，《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2期，2011年。另外，也可参考方孝廉《隋开通济渠与洛河改道》，《考古》1999年第1期，74—80页的洛河复原图。但是，对方孝廉复原研究的批评也是存在的。

[205] 妹尾达彦：《唐代洛阳城的官人居住地》，《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3》，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7年，67—111页。

[206] 妹尾达彦：《白居易和长安、洛阳》，太田次郎等编《白居易研究讲座》第1卷《白居易的文学和人生》，东京：勉诚社，1993年，270—296页。

[207] 辛德勇《大业杂记辑校》，同《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2页：“大业元年，敕有司于洛阳故王城东营建东京，以越国公杨素为营东京大监，安德公宇文恺为副。废三崤旧道，令开葼栅道。时有术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即日车驾往洛阳，改洛州为豫州。自豫州至京师八百余里，置一十四殿，有别宫，有正殿。发河南道诸州郡兵夫五十余万，开通津渠，自河起荥泽入淮千余里；又发淮南诸州郡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渎至于扬子，入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208] 辛德勇《大业杂记辑校》，同《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23页。

[209] 村上嘉实、田中淡、大室干雄、周维权等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210] 关于隋的西苑，可参考严辉：《洛阳西郊龙池沟唐代西苑宫殿遗址调查》，《文物》2000年10期；严辉、郑卫：《洛阳西郊龙池沟唐代西苑宫殿遗址及其相关问题》，《耕耘论丛》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博文书系）》，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299—304页等。

[211] 宇都宫美生《隋唐洛阳城西苑的四至与水系》。

[212] 辛德勇《大业杂记辑校》，同《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13—15页。

[213] 辛德勇《大业杂记辑校》，同《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30—31页记有：“（大业）五年，吴郡送扶芳二百树，其树蔓生缠绕它树，叶圆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叶，微火炙使香，煮以饮，碧深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先有筹禅师，仁寿间常在内供养，造五色饮，以扶芳叶为青饮，拔禊根为赤饮，酪桨为白饮，乌梅浆为女饮，江茥（一作桂）为黄饮。人作五香饮，第一沉香饮，次檀香饮，次泽兰香饮，次甘松香饮，皆有别法，以香为主。”

[214] 辛德勇《大业杂记辑校》，同《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35页。

[215] 《陈书》卷七《后主沈皇后张贵妃》，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131—132页记载：“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沈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廉，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而张贵妃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惠，有神采，进止闲暇，容色端丽。每瞻视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另外，也可参考《南史》卷七十《后妃下·陈后主张贵妃》，347—348页。

[216] 关于隋炀帝在江都时沉迷于南朝文化的情况，可参考Stephen Owen,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Harvar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第二章
唐王朝里的汉王朝

——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217]

引言

3世纪以后，欧亚大陆农业地区的古典王朝——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汉晋帝国，都是由于游牧、畜牧民或者半农半牧民的侵入而分裂、崩解的。特别是这些帝国统治空间周围的游牧与农业复合地带（农牧交界地带），因成为掠夺与防御的主要舞台，城郭的修筑、攻守技术和城内的治安、管理措施便有了明显的进步[218]。

以在欧亚大陆农牧交界地带修筑的长城为例，如罗马帝国东方的长城（1世纪末建造的日耳曼长城〔Limes〕和4世纪君士坦丁〔Constantinus〕时期修建的罗马长城）、波斯萨珊王朝的里海（Caspian Sea）之南向东西延伸的长城（6世纪库思老一世〔Khosrau I〕时期建造的波斯长城）、中国大陆北方的长城（6世纪北魏修建的长城与隋增筑的长城）等，都是为了防止游牧、畜牧地区的骑兵军团侵袭而建造或增筑于帝国周围的。而是否能掌握驻屯于欧亚大陆游牧地域周围东西断续相连的长城地带的军队，则关系着各帝国的命运，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点。

中国大陆的农牧交界地带，从3世纪、4世纪以后，由于城郭外壁的加固、城郭的复城化与防御城壁建筑技术的不断改良，产生了由少数管理者以有效地进行住民管理、治安、防灾等为目的的城内居住地围墙化管理体制（把城内分割为复数居住地区并于周围修建围墙的坊墙制）[219]。开皇三年（583）建造的隋大兴（唐长安），也是位于与农牧交界地带接壤的军事城市之一。隋唐长安是集中展现了4世纪以来欧亚大陆变动的都城。

本章的目的，是论述未被以往研究所重视的，汉长安故城在隋唐长安城军事、政治、文化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隋大兴城与继承了其都城的唐长安城城市规划的一大特色，笔者认为，表现在以汉长安故城的存在为前提来营造新都大兴城这一方面，本章将试对此进行论述。

第一节 隋大兴城的建造与大兴苑

隋的新都大兴城的建造，是从开皇二年（582）六月丙申文帝下诏开始，至翌年三月完成了基本工事。此工事仅用了约9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建造了成为新都核心部分的主宫殿大兴宫、官厅街的皇城及大兴苑（唐的禁苑）等建筑。工事开始半年后的开皇二年（582）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隋初称长安），开皇三年（583）正月庚子，文帝将入新都，大赦天下。

隋大兴城的城市规划特征，如图79“汉故长安城的东南角与隋大兴城”、图80“8世纪前半期的长安城”，以主宫殿大兴殿为起点，夹着向南北延伸的轴线，代表行政、财政、军事、宗教的建筑物东西对称地相排列，形成了井然有序的建筑构造。左右对称的布局基本上是基于儒教的阴阳思想，相当于阳的建筑置于大街的东侧，反之则建于西侧。比如，皇太子（男性、阳）的东宫在东，而皇后妃嫔（女性、阴）的掖庭宫（后宫）则在西侧。皇家庭园大兴苑，也是基于这样的阴阳布局来整体设计的。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至开皇三年（583）三月建造大兴城作为中央政治统治的据点时，把之前居住的汉代以来的长安城（汉长安故城）纳入了新建大兴城的广阔禁苑之中（参看图79“汉故长安城的东南角与隋大兴城”）。这样的城市规划，则认为是暗示了汉长安故城在隋大兴城中所发挥的重要性。可是，汉长安故城对隋大兴城的城市规划究竟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在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本章称为隋唐长安城）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诸如此类问题至今为止几乎没有被重视过[220]。

图79 汉故长安城的东南角与隋大兴城

注：1．参考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室庭园》（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290页所载图5修改制图。

2．参考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74、75页“隋大兴城图”。

3．参考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燕京学报》2009年第2期）。

图80 8世纪前半期的长安城

注：据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8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30页所载图2“8世纪前叶的长安城”；同《隋唐长安城的皇室庭园》（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309页所载图13修订。

承天门街（朱雀门街），被看作是与天的子午线相对应的神圣的南北中央轴，构成了王权礼仪的一条动线。在南北中央轴之上建造主要宫殿的意义，即为了表示在宫殿执政的一名男性超越阴阳的秩序，成为唯一一个天与地的中介，而这个人只能是天子（皇帝）。在相当于阴的北面的皇家庭园中，由皇后举行祭祀蚕神的先蚕礼仪；在宫城北面的方丘祭祀皇地祇；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祇；在黑帝坛祭祀五方上帝的黑帝；等等。这些定期举行的国家礼仪，都是都城阴阳秩序可视化的政治行为的表现（参看图8“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

如上所述，隋大兴城的营造仅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我们只知道同时也建造了外郭城的各城门，而外郭城的城墙究竟完善到什么程度，却无从知晓。还有，建造大兴城时是否也完成了大兴苑的苑墙，对此也无法确认。继隋文帝之后的第二代皇帝隋炀帝，由于重新营造洛阳而主要居住于洛阳，因此可以说隋炀帝并没有重视修造大兴城一事。而当唐王朝再次以大兴城为据点以后，可以认为才真正开始对外郭城及皇家庭园的修建[221]。

开皇二年（582）六月丙申，隋文帝下诏从长安故城迁都至大兴城[222]。

参照如上隋文帝开皇二年（582）诏书等文献，关于大兴城营造的要因，通常可举出如下几点：

（1）“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223]；

（2）汉长安以来的旧长安（汉长安故城）的宫殿规模太小（“高祖素嫌台城制度迮小”[224]）；

（3）对渭水泛滥的忧虑（“高祖梦洪水没都城，意恶之”[225]）；

（4）长年使用引起的上下水道的盐化等居住环境的恶化（“汉营此城，经今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226]）；

（5）北周皇族亡灵的出现（“又宫内多鬼妖”）[227]，等等。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要克服偏于旧长安城东北隅的宫殿防卫上的弱点。初建国的隋，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西魏、北周以来的都城，汉长安城城郭东北部的空间便是宫殿区。宫殿区的北侧有东流的渭水，对于防御从北面而来的攻击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但是旧长安城的宫殿构造却称不上坚固。

隋建国时的国际形势，是处于与欧亚大陆东部最强的军事国家——突厥交战的状况之中。突厥乘中原王朝发生政治性分裂之机屡次入侵黄土高原，在6世纪末隋建国时，欲进军至黄土高原南部。开皇三年（583）十月，大兴城正在营造中，为了防备突厥的南进，隋文帝曾派皇太子杨勇屯驻于渭水北岸的咸阳[228]。紧迫的军事形势，让人不得不认为，这正是营造大兴城的第一大要因，使得隋文帝放弃了以前旧长安城内的宫殿区，而在旧长安城向东南扩展的丘陵地带，仅用了短短9个月的时间建造了强化防御机能的新都城[229]。

隋唐王朝在宫殿北部建造了广阔的皇家庭园（隋称大兴苑，唐称禁苑），并把旧长安城囊括于皇家庭园内，作为都城的防御据点来有效利用，还在地势较高的宫城北门（玄武门）北侧构建了常驻亲卫军的体制[230]。回顾长安即将陷落之前从禁苑逃脱出来的唐玄宗、唐德宗的事例，便可以推想，隋的大兴苑在非常时期还被当作避难场所[231]。大兴城的陷落和隋的灭亡，与李渊、李世民、李建成的军队夺取了大兴苑有直接关系。因此，隋大兴苑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232]。

隋大兴、唐长安的宫城南侧建了官厅街（皇城），皇城内有南衙和守卫玄武门的北衙，而总称诸卫十二卫，有卫士（府兵）屯驻的官舍。十二卫的各卫分别承担宫城的防御任务。南衙十二卫担任宫城南部和皇城的全面警备[233]。宫城与南侧的皇城之间被一条宽200米左右的横街相隔，宫城在防御上构成了一个从官厅街的皇城及官员、一般民众所居住的外郭城中独立出来的空间。与此不同的是，宫城北侧皇家庭园以宫城北门玄武门为界，仅由一堵墙相连接。隋大兴、唐长安是一个以宫城北门的亲卫军防守宫殿为前提的建筑构造。而这种让王朝最强大的亲卫军驻屯于宫城北门的建筑构造，是导致唐前期掌握亲卫军的控制权而进行政权夺权、发动宫廷政变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陈寅恪的论著中有详细的分析[234]。

另外，朴汉济以系统性的研究，明确了大兴苑是继承了历代游牧系政权所营造的皇家庭园，并指出，从宫城的防卫意义上来说，大兴苑的建造是不可缺少的[235]。4世纪以来，游牧民的入侵华北与游牧系政权的确立，形成了由禁军驻屯在与宫城相邻接的皇家庭园来守卫宫城，并在此进行军事训练的体制。如北魏平城的鹿苑及东魏、北齐的邺城（朴氏称“城苑体制”）。平城的鹿苑有放牧大批家畜的广阔土地，同时具备了财政、军事上的各种机能[236]。这样的构造和机能，经过北魏洛阳与东魏、北齐邺和西魏、北周长安，而被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庭园所继承[237]。

唐继承了隋的大兴苑并改称禁苑，与宫城相连接的皇家庭园，当时仍在军事防卫上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唐高宗龙朔三年（663）重修大明宫时，营造了与大明宫东壁相接的新内苑，与太极宫北侧的内苑合起来，便产生了东西的内苑体制[238]。于是，形成了唐三苑（禁苑、西内苑、东内苑）[239]。

太极宫北门玄武门北侧的内苑（西内苑）中驻屯的禁军，因他们的驻屯位置被称作“北军”“北衙”“北牙”“北门”等。兵士的数量也因每次以玄武门为舞台而上演的宫廷政变增加，规模由唐初的百骑扩大至千骑、万骑。玄武门自高祖李渊太原举兵，其骑兵军团屯驻于此，担任宫城的防守，直至8世纪把主宫殿移到大明宫为止，常常是由唐朝最强的禁军在此驻扎[240]。8世纪以后，随着皇帝的居住地由太极宫移至大明宫，禁军的屯驻地便由太极宫的玄武门北侧移向大明宫的东西二门（九仙门、左银台门）外侧。这不仅是宫城防卫及皇家庭园管理上发生的变化，还是使唐朝的行政、财政整体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241]。

第二节 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之差别及其原因

隋唐长安城（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的合称）虽然继承了汉长安城，却有着与汉长安城截然不同的建筑构造。隋唐长安城象征着从汉到隋唐的社会变化。汉长安城和隋唐长安城的主要差别如下：

1．军事防卫、治安防火

就军事防卫面而言，如上述，隋大兴城是以皇帝居住的宫城为重点守卫对象的要塞城市。如前所述，3世纪、4世纪以后，欧亚大陆农业地区的古典王朝相继分裂、崩解。特别是游牧与农业的复合地带、农牧交界地带，由于成为掠夺与防御的主要舞台，城郭的修筑、防守及城内的治安、管理措施都有了明显的进步。隋大兴年间皇帝所在宫城的宫殿，北侧由皇家庭园（禁苑等三苑）及汉以来长安城的城墙所守，南侧为常驻有卫兵的皇城所护，如此被两重、三重地防守起来。这一定是为了防御以突厥为首的骑兵军团袭击而设计的结构。隋唐长安城的坊墙制有治安、防火构造。

在建造大兴城时隋文帝颁布的新都诏书中，只说明了作为皇帝统治世界中心的都城的普遍性，在表面上当然不会提及防卫上的理由。而汉长安城遗址与禁苑的建筑构造，又可以为皇帝居住的宫城起到防卫作用。另外，连接宫城与禁苑的玄武门，则驻扎着隋唐最强的禁军。

隋大兴城的宫城被建在地势较低处的原因，在于宫城背后有汉代以来的长安城与广大的禁苑，而且与子午线相对应的宫殿位置，或许也只能在此位置上。当唐朝的政权变得相对稳定而不再需要强调政权正统化以后，皇帝便把政治的中心移到舒适的高台之上的大明宫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汉长安城与隋大兴城相连接的必要性便决定了隋大兴城的城市整体规划。

2．正统性、象征性

在象征性方面，按照天空的秩序来进行都城建造是隋唐长安城的一大特征。基于中国传统的阴阳思想，都城中间夹着与天的子午线相对应的南北中轴线，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空间。这是作为正统王朝对自西晋末以来近3个世纪的大分裂时代进行重新统一的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参看图79“汉故长安城的东南角与隋大兴城”）[242]。

汉长安城南面一带广阔的禁苑（上林苑），被纳于隋唐长安城宫城北面的空间，即汉长安城自身被包于禁苑之中，这一点也是汉与隋唐一个很大的差异。这象征着隋王朝继承了汉王朝的正统性，并超越其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王朝。如上述隋文帝的诏书载：“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243]隋文帝要建造有正统性的都城。

至西汉末，长安城是基于儒教理念被改建成的王权礼仪舞台，而此时的长安城则成为后世都城的典范。西汉长安城这种基于儒教礼仪，作为政权正统化之舞台而被建造的都城，对东汉洛阳城的营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又从东汉洛阳城的营造模式中，诞生了南朝建康、北朝邺、隋唐长安、洛阳等都城。隋唐长安城（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的合称）的礼仪舞台（圜丘，青帝、黄帝、赤帝、白帝、黑帝等祭坛），基本继承了西汉末长安城的礼仪舞台，并以此来表示其政权的正统性（参看图79“汉故长安城的东南角与隋大兴城”）。

然而，定都于长安、对汉长安城进行重新利用的五胡十六国至隋初这段时期的诸政权，并不是沿用整个汉长安城，而仅限于在城内东北部之地设置了宫殿和中央官厅。与巨大宫殿林立的西汉长安城宏伟面貌相比，5世纪初至6世纪末的长安城，却是一片作为战乱时代的暂定之都的景观。开皇元年（581）建国的隋，宫殿和中央官厅当初也是设置在汉长安城东北隅的小区域中。然而，这与即将对中国大陆进行重新统一的王朝之都，情况实在是不相符合。隋文帝平定了北齐、继承了北周，重新统一中国大陆之大业近在眼前，于是，开皇三年（583），利用汉长安城向东南扩展的丘陵地势的自然环境，基于当时的都城理念营造了新的大兴城。

3．世界宗教（佛教）、多文化城市

从思想文化史方面而言，世界宗教（佛教）的存在与否成为汉与唐之间根本性的差异。隋唐长安城内有超过100座佛寺，而西汉的长安城内根本就没有佛教的存在。除了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的宗教设施也分散于隋唐长安城内。隋唐长安城是6世纪、7世纪以后诞生于欧亚大陆、并代表东方世界宗教圈的都城，是一个集聚外部文化的多种族、多文化的城市（图79“汉故长安城的东南角与隋大兴城”，图80“8世纪前半期的长安城”）[244]。

4世纪至7世纪，几乎遍及整个欧亚大陆的游牧、畜牧民向农业地区的侵入、迁徙，使各地域产生了由不同种族所构成的多文化政权。同时，由于战乱的影响，既存的由血缘与地缘等结成的共同体开始瓦解，于是，把不同种族、出身、职业、身份、性别的人们联结在一起进行各人救济的世界宗教（普遍宗教）渗透开来，形成了佛教圈、基督教圈与伊斯兰教圈等世界宗教圈。其中，代表欧亚大陆东部佛教圈的多种族政权之一的便是隋唐。隋唐初的长安城，被以佛教这一中国外部传入的宗教的建筑所装点，成为4世纪以来多种文化的汇集地。

以上，从军事防卫机能、坊墙制的治安及防火构造、都城规划的象征性、城内的宗教设施、文化的多样性等各方面，说明了隋唐长安城是汇集了4世纪以来欧亚大陆变动的都城。隋唐长安城继承了汉代的都城理念，同时又可以从中认识到汉与唐之间存在的极大的时代性变化，及汉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第三节 隋唐长安城中的汉长安故城

如图81、图82、图83中的“汉都城”，绘出了唐代时尚存的汉长安故城的建筑物及文物。可以说表现了汉长安以来具有文化性的遗产对唐代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唐人对始于汉王朝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憧憬。唐人把汉长安城称“古城”或“故城”[245]。可以勉强地说，唐朝“创造”了汉朝。

图81 吕大防“长安图”拓本残存部分与宗教设施的位置

注：参考妹尾达彦《中国的都城与亚洲世界》（铃木博之等编《纪念性建筑物的成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180页图3-9“唐代长安城的近郊——交通路、灌溉施设、别庄、行乐地、墓域”修改制图。粟特人的房子根据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82页图5；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258页图；福岛惠《长安、洛阳的粟特人》（森部主编《粟特人与东亚洲的文化交涉》，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146页图2。禁苑的范围和圜丘以外的祭坛位置均系推测。汉代与唐代的渭水河道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桥考古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34—37页）。现在的渭水河道以Google2008年的航空写真描绘。

图82 汉故长安城与唐长安城——吕大防“长安图”复原

注：参考平冈武夫《唐代研究·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所揭图版二·第二图“长安城图”（吕大防）与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本的初步研究》（《唐研究》21卷，2015年，1-63页）制图。

关于本图的禁园的功能，参照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室庭园》（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269-329页）。部分推测文字也存在于点线里面的文字。

图83 吕大防“长安图”——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本

注：参考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本的初步研究》（《唐研究》21卷，2015年），根据妹尾达彦《都城图中描绘的唐代长安的城市空间——以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片图的分析为中心》（《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

1．五胡十六国北朝的长安

汉灭亡以后，汉长安城的城郭建筑，被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初作为都城，断断续续地使用了一百年以上。在此期间，东汉末战乱时被破坏的长安城内的建筑物被重建，其中，前赵刘曜、后赵石虎、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后赵石苞等，曾修筑了汉长安城的建筑物[246]。隋只在建国的开皇元年（581）二月至迁都大兴城的开皇三年（583）三月的两年间奠都于旧长安城（汉长安故城）。这两年间，隋利用了北周以来的宫殿。

图84 吕大防“长安图”南郊部分

注：参考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本的初步研究》（《唐研究》21卷，2015年），根据妹尾达彦《都城图中描绘的唐代长安的城市空间——以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拓片图的分析为中心》（《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243页图5“吕大防‘长安图’拓本残存部分”修改制图。

关于前赵至隋初的宫殿地区之所在，根据近年考古发掘的结果，推定在旧长安的东北隅。前秦的主宫殿（太极前殿）遗址的一部分也被发掘。前赵以后的长安城，是采用西宫（皇宫）和东宫（前秦、后秦称“太子宫”）二宫制的都城。西宫被称作皇宫，是皇帝居住之地，中央政治的主要舞台[247]。

关于宫殿为何被建在东北隅，刘振东分析有以下四点原因：

（1）东北部呈微高地势，适合建造宫殿；

（2）汉末发生动乱时，汉长安城主要部分的宫殿区被破坏，而东北隅仍存空地；

图85 南宋程大昌《雍录》卷三“唐都城内坊里古要迹图”，明刊古今逸史本，第13叶d、b

注：参考南宋程大昌《雍录》卷三“唐都城内坊里古要迹图”（《宋元地方史丛书》1所收明代古今逸史本）

（3）若选择东北隅，便可对旧长安城的北部和东部城墙进行再利用，特别是西宫西北角和东宫东北角的城墙部分，既厚又高，对防御有利；

（4）由于宫殿区的西侧面向汉故洛城门街，南侧面对汉故宣平门街，这就便于连接城内外的交通[248]。

五胡十六国至北周的文献中散见的“长安宫”“皇宫”“皇城”“长安小城”“子城”等，被认为指的就是这东北隅的宫殿地区。在北周长安，汉以来的外郭城被称作“长安大城”，前赵以来的西宫被称作“长安小城”。西宫的太极前殿遗址，到了唐代又新建了楼阁[249]。根据未央宫的发掘调查可知，五胡十六国时期没有大规模的修筑迹象。这便可以认为，文献中所记载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被修复的未央宫不是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而是指位于东北隅宫殿区的主宫殿的雅名。而五胡十六国时期长安城的中央政治舞台，则转移到了东北隅的宫殿区[250]。

图86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唐禁苑图（附内苑）”，乾隆五十二年刊经训堂丛书本，第5叶b—6叶a

注：参考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七·古迹之属》）

2．皇家庭园（隋大兴苑、唐三苑）

隋在建造大兴城并把旧长安城囊括于皇家庭园中之后，才正式开始了旧长安城内外汉代以来的运河、池沼及宫殿遗址的部分改修。旧长安城内的未央宫等建筑，经过隋反复增修，一直被使用至唐末。汉长安的水源之一的昆明池，隋唐时被重新整备，作为城内水源以及宴游地、狩猎场的供水来源等而被有效利用[251]。对于隋唐长安城来说，旧长安城内外的各种建筑，一直是隋唐政治文化中所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

图87 南宋程大昌《雍录》卷九“唐三苑图”，明刊古今逸史本，第14叶a、b

注：参考南宋程大昌《雍录》卷九“唐三苑图”（《宋元地方史丛书》1所收明代古今逸史本）

《长安志》卷六《禁苑》（经训堂丛书本）中，关于唐长安城禁苑中存在的旧长安城的主要建筑有如下记载。从以下记述中可以知道新长安城（隋唐长安）对旧长安城（汉长安故城）建筑的利用状况。

咸宜宫、未央宫二所，皆汉之旧宫也。去宫城二十一里。唐置都邑之后，因其旧址复增修之。宫侧有未央池，汉武库及樗里子墓。武宗会昌元年，因游畋至未央宫，见其遗址，诏葺之。尚有殿舍二百四十九间。作正殿曰通光殿，东曰诏芳亭，西曰凝思亭，立端门，命翰林学士裴素撰记。永泰门去宫城二十三里。西北角亭、南昌国亭、北昌国亭、流杯亭在未央宫北汉之旧址。明水园（以上九所并在汉故内，隶旧宅监所领也）……

图88 南宋程大昌《雍录》卷三“唐宫苑包汉都城图”（黄永年点校：《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图8）

注：参考宋代程大昌《雍录》卷三“唐宫苑包汉都城图”（《宋元地方史丛书》1所收明代古今逸史本）

从以上的记载可知，唐代的旧长安城内有数量众多的汉代以来的建筑和唐代时所造的建筑。《长安志》中所记载的建筑物有：咸宜宫（汉长安长信宫旧址）[252]、未央宫（汉长安的主要宫殿之一，唐代时增修）、武库（汉长安的武器库）、樗里子墓（樗里疾〔? —前300〕，秦孝公之子，惠文王弟）[253]、通光殿（唐武宗在未央宫遗址上建造的宫殿，东西附设诏芳亭和凝思亭）、西北角亭（可能是汉长安以来的建筑）、南昌国亭（认为是唐代建造）、北昌国亭（认为是唐代建造）、流杯亭（认为是唐代建造）、明水园（唐代建造，武宗修缮）、旧宅监（管理汉长安故城的监，管理皇家庭园四面监之一）。这些建筑物在唐代属总管禁苑的四面监之一——北面旧宅监所管辖，把汉长安故城作为管辖区而设置专门的监来进行管理[254]。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载“汉故长安城图”，比较详细地标示了唐长安禁苑里的汉长安故城。

按上述《长安志·禁苑》中所记载，咸宜宫和未央宫这两座汉长安城的宫殿，都是在距离隋唐长安宫城二十一里之处，而据图82、图83吕大防“长安图”中的“汉都城”（汉故长安城）图所示，咸宜宫在东北部，与西南部的未央宫相距较远。从北宋吕大防“长安图”的汉都城图中，可以确认上述《长安志》中所载建筑物之中的六处建筑，即咸宜宫、西北角亭、南昌国亭（吕大防“长安图”作“南昌亭”）、北昌国亭（吕大防作“北昌亭”）、流杯亭、明水园。余下的未央宫通光殿、武库等建筑，也应该被绘于原图中，可是由于绘有这些建筑位置部分的拓本的欠缺，所以无法确认[255]。

此外，北宋吕大防“长安图”还绘出了上述《长安志》中所没有记载的城门及城内的建筑物。从吕大防“长安图”可以看到宫殿建筑汉北宫（北宫是未央宫北部的三宫之一，与未央宫以复道相连接）、汉桂宫（三宫之一，汉武帝太初四年，即公元前101年为后妃建造）[256]、崇晖殿（唐代建造的宫殿）、讲武殿（即北周长安的正武殿，据记载，讲武殿的名称是居民的俗称）[257]、永泰亭（汉长安城北壁的永泰门附近，可能是唐代建造），石造建筑则可以看到石马和丈八石人。

立在咸宜宫前的石马，即十六国大夏真兴二年（420），占据了长安并将其定为南都的赫连勃勃之子阳平公在咸宜宫前所造之物，准确地说应为石麟（传说中施行仁政时才会出现的瑞兽麒麟的石像）[258]。

3．汉安定馆

图83吕大防“长安图”中“汉都城”的“安定□”，就是安定馆。安定馆，即汉代未央宫北面的三宫（明光宫、桂宫、北宫）之一明光宫，后来王莽建新王朝始建国元年（9），安定太后（汉平帝的皇后，王莽的长女）居住于此，于是改称明光宫为安定馆[259]。李好文编《长安志图》“汉故长安城图”表示为三宫（明光宫、桂宫、北宫）。

4．汉高帝庙

图82、图83吕大防“长安图”中“安定馆”之东、“讲武殿”之西，可见一“高”字，这可认为是被称为“高帝庙”或“高庙”“高祖庙”的汉高祖之庙[260]。汉高祖刘邦的高帝庙，是刘邦死后汉惠帝为其建造的[261]。根据《三辅黄图》卷五的记载及吕大防“长安图”，汉高帝庙遗址被认为当时尚存于唐代的旧长安城内[262]。《长安志图》“汉故长安城图”表示为柏梁台（汉武帝造的高数十丈的楼台，在未央宫西）。

5．汉未央宫

旧长安的未央宫、咸宜宫，是唐皇帝在禁苑内外狩猎时作为行宫之地，是狩猎活动的据点。太宗与少数的随从因狩猎曾来到未央宫[263]，唐玄宗在咸宜宫的周围消遣狩猎[264]，据上述《长安志》卷六“禁苑”的记载，武宗也于会昌元年（841）在去狩猎的途中来到未央宫遗址。此外，唐的未央宫里还有被认为是用来牧马的草场[265]。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修葺未央宫时，命翰林学士裴素（宝历初进士）记录了此事，《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九（中华书局影印本，4216—4217页）、《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4684页）中收录了裴素《重修汉未央宫记》的全文：

尝因胜日，圣思间远，倦大厦之讲习，想鲜原之游衍。乃命法驾，备宫驭，细草迎辇，神飙引衣，超然肆行，造适自得。视往昔之遗馆，获汉京之余址。邈风光以遐瞩，眇思古以论都。襟灵洋洋，周视若感者久之。于是召左护军中尉（鱼）志宏指示之曰：“此汉遗宫也。其金马石渠，神池龙阙，往往而在。朕常以古事况今，亦欲顺考古道，训齐天下也。至是遐历，恍然深念。且欲存列汉事，悠扬古风耳。昔人有思其人，犹爱其树，况悦其风，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颓基，建斯余构，勿使华丽，爰举旧规而已。庶得认其风烟，时有以凝神于此也。”

于是命工度材，审曲面势，裁成法度，以就斯宫。……凡殿宇成构，总三百四十九间，工徒役指万计。武夫奋力，将校呈规。然而材匪藻棁，涂惟俭静，经之营之，不日而成也。……上从容言曰：“吾今建是殿，且锡之以嘉名。其殿曰通光，其东曰韶芳亭，其西曰凝思亭，乃立皋门曰端门，其应门题曰未央宫，所以志大臣之忠力，且不忘吾好古也。”乃命侍臣曰：“尔为我记之，刻以贞石，传示乎不朽。”

据此记记载：唐武宗带领禁军在禁苑内狩猎，经未央宫，眺望着伫立于此的汉都宫殿遗址不禁感动。于是，命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鱼志宏[266]（鱼朝恩之孙）修筑此宫。此时，唐武宗还新建了通光殿作为未央宫的正殿。通光殿的东西附建了韶芳亭（诏芳亭）和凝思亭，并于南面设端门悬挂“未央宫”之额[267]。这种构造，让人想起唐大明宫正殿含元殿与其东西的栖凤阁和翔鸾阁的建筑构造[268]。此外，唐武宗兄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也命神策军修筑未央宫[269]。由此看来，9世纪亦有禁军负责指挥禁苑内建筑物的修造。

未央宫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也被修筑而继续使用，隋文帝时修造了“未央宫”[270]。唐代的未央宫，皇帝屡率政府高官在此设宴[271], 《全唐诗》收录了历代许多皇帝临幸未央宫时随行官员们所作的应制诗[272]。

6．汉长安故城的军事功能

如前所述，汉长安故城还是都城攻防时驻扎军队的重要之地。隋末大兴城攻防战时，李世民把部将刘弘基和殷峤的兵士六万人屯驻在汉长安故城，然后攻击大兴城正门金光门，大破隋军并攻陷大兴城[273]。安史之乱时，面临长安陷落的玄宗，由亲卫军守护从长安城内的兴庆宫悄悄地逃往旧长安城未央宫，翌日又从相当于禁苑正门的延秋门出，奔蜀而逃[274]。

隋唐长安城虽然继承了汉长安城，但建筑构造却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隋大兴城是以防卫皇帝居住的宫城为主的要塞城市。由于皇帝所居宫城的宫殿位于低地之上，宫城北侧由皇家庭园及旧长安城的建筑物，加上亲卫军来守护，南侧的皇城有上万的卫士常驻，如此被二重、三重地防御起来。这或许是因为，大兴城在营造时，其构造设计上首先考虑了要防御以突厥为首的骑兵军团的攻击。而皇家庭园则是构成军事城市大兴城的重要要素。

7．汉王朝正统性的继承

当然，采用把汉代以来的旧长安城囊括于皇家庭园之中的构造，除了军事防御上的原因之外，如上所述，还包含了“隋是继承了汉以来的正统性并超越其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王朝”这样的象征意义。大兴城还是以与天的子午线相对应的南北中轴线为中心，基于中国传统的阴阳思想而展现世界秩序之源的空间，也是反映天空秩序的一面镜子。宫城北的后苑（大兴苑），后被作为东汉洛阳城以后构筑阴阳秩序的一环而建造。如此看来，都城确实是反映宇宙秩序的重要要素（参看图8“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275]。

隋大兴城的宫城建在地势较低处的原因，如上所述，背后有把汉代以来长安城囊括于其中的广阔的皇家庭园，而且必须处在子午线上，宫殿位置恐怕也只能在此了。当唐朝的政权变得相对稳定而不再需要强调政权正统性以后，皇帝便从太极宫移居到龙首原上高燥之地的离宫。伴随皇帝的移居，中央政治的主要舞台也一并转移。唐初原本以守卫宫城为目的而建造的离宫（永安宫），公元663年被重修成为大明宫，从玄宗皇帝开始，便成为中央政治的核心。

结语 从汉到唐：旧长安与新长安

隋唐长安城是汇集了4世纪以来欧亚大陆变动的都城。我们知道，隋唐长安城继承了汉代的都城理念。同时从中又可以认识到，汉与唐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时代性变化，还有汉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关于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城市规划的研究，虽数量众多且内容丰富，可是对于汉长安故城对隋大兴城建造的意义，以及汉长安故城在继承了隋大兴城的唐长安城之中的作用，至今为止几乎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建造隋大兴城时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若把汉长安城囊括于皇家庭园之中，于被夹在东面灞水和西面潏水之间的平原上建都城，就不得不使用宫城的北部位于池沼的地带。而且，宫城的东北，是被称作龙首原的较高的台地，形成俯视宫城的地势。也就是说，大兴城是为了提高都城的防卫机能而建，可是却包含了因地形限制致使宫城位置存在防御弱点的矛盾。因此，隋唐王朝在宫殿北侧建造了与其相连接的大兴苑，并使亲卫军屯驻于宫城北门，采取这种对策解决宫殿位置所存在的防卫弱点。换句话说，旧长安城在军事防卫上所具有的重要性，被认为足以用来弥补大兴城宫殿位置所存在的弱点。

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论述，认为隋文帝在营造新都大兴城时，把汉长安故城作为守卫大兴城的据点之一，汉长安故城的存在为隋大兴城的整体城市规划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由于汉长安故城被囊括于大兴城的禁苑之中，才诞生了隋的大兴城。汉长安故城，从建造隋大兴城至其被唐长安城所继承后，在隋唐的军事、政治、文化上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17] 本章是2012年1月10日（周二）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做的演讲原稿“汉与唐——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增补而成的。演讲原稿，主要根据妹尾达彦《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72—286页；及《隋唐长安城的皇室庭园》的第4节第2小节“隋唐皇室庭园中的汉长安城”，桥本义则主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300—306页。

[218] 本章的农牧交界地带，是指又被称为“半农半牧地带”“农牧地区”“农牧接壤地带”“农牧复合地带（牧农复合地带）”“农牧交错地带”“农牧迁移带”“长城地带”的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的接壤地带。关于农牧交界地带历史变迁的基本知识，参见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河山集第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7—99页）等史念海的一系列论著。又可参见妹尾达彦《农业——游牧地带与隋唐长安城的历史》，《中国史学》40卷，韩国中国学会，2006年，105—130页；同《农业——游牧交界地带和隋唐长安城的历史》，同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第2集）——国际研讨会特集·东亚的都市史与环境史：向新世界（增补版）》，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302—319页。本章是上述《农业——游牧地带与隋唐长安城的历史》的增补版。

[219] 被称为坊墙制的围墙居住地区制度，直至辽中京外郭城内的坊墙地区（里坊地区），作为少数的支配者对多数的被征服者进行有效管理的制度被沿用。关于坊墙制的研究史，参看妹尾达彦：《城市的生活与文化》，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317—385页。

[220] 关于汉唐异同研究，参看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关于唐人的汉代观，参看廖宜方：《唐代的历史记忆》第三章“唐人的汉代观与‘汉唐盛世’论的由来”，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189—255页。关于隋唐长安史的研究论著，参看荣新江、王静：《隋唐长安研究文献目录稿》，《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22期，2003年；妹尾达彦编：《隋唐长安城研究关系论著目录稿》，同编《都市环境历史学（增补版）》第3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2012年。

[221] 关于隋大兴城外郭城的城壁及苑墙，现在还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参见村上嘉实：《隋代的庭园》，《滋贺县立短期大学学术杂志》2, 1961年，71页；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50—151页；中岛比：《大兴城的城壁》，《东洋史苑·故小笠原宣秀博士追悼号》24、25，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1985年，143—159页；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14—20页；辛德勇：《大兴外郭城筑成时间辨误》，同《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初版1989年）,6—9页；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315—328页；肖爱玲等著：《隋唐长安城》，西安：西安出版社，2008年，38—41页。

[222]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17—18页。参考辛德勇《隋大兴城坊考稿》，《燕京学报》2009年第2期，后入其《纵心所欲——倘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202页。又《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六《州郡部二·叙京都》下引《两京新记》卷三，四部丛刊三编本，载：“帝以长安故城，汉以来旧邑宫宇蠹朽，谋欲迁都。仆射苏威等议合帝旨，太史令庾季才奏当迁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册府元龟》校订本卷十三《帝王部·都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139页载：“隋高祖文帝开皇元年，既受周禅都长安。二年六月诏曰：‘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弊，处前代之宫。尝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以来雕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稽幽显之符，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乡，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多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隰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仍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等，创造新都。初，帝嫌台城制度迮小，宫内多鬼妖。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迁都。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而汉营此城，经今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

[223] 引自《隋书》卷一《高祖纪上》，17页。

[224] 《隋书》卷三十七“李穆”，1118页载：“上素嫌台城制度迮小，又宫内多鬼妖，苏威尝劝迁，上不纳。”《册府元龟》（校订本）卷十三《帝王部·都邑》，139页载：“初，帝嫌台城制度迮小，宫内多鬼妖。”

[225]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炀皇帝中大业十一年春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版，5803页载：“初，高祖梦洪水没都城，意恶之，故迁都大兴。”

[226] 《隋书》卷七十八“庾季才”，1766页载：“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

[227] 《隋书》卷三十七“李穆”，1118页。

[228] 关于营造大兴城时突厥的南进，参见《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开皇二年条，16—19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四年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版，5560—5561页。《资治通鉴》5458页载：“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突厥。”又参见岑仲勉《岑仲勉著作集·突厥集史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初版1958年），45—59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1—97页；韩升《隋文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62—186页。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103—105页也有简单的叙述。

[229] 近年，有关详细论述周隋革命及突厥的紧迫国际形势展开的研究有：平田阳一郎：《周隋革命与突厥势力——以北周千金公主降嫁为中心》，《唐代史研究》12，唐代史研究会，2009年，27—56页。

[230] 由于缺乏关于隋文帝营造大兴城时宫城北门驻扎军队的史料，今后尚有研究的余地。由旧长安城（汉长安故城）向新建大兴城迁都时，被认为旧长安城的北周、隋初禁军都移到新都的大兴苑和皇城，在北衙和南衙分驻开来，但对于其详细情况尚不清楚。在唐初玄武门的屯驻兵里，除了李渊在太原举兵以来的元从禁军，还有从皇城的南衙十二卫的卫兵及从亲王府的军队之中选拔将士的情况（参考宁志新：《说唐初元从禁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张国刚：《唐代北衙六军述略》，同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4年，143—156页；赵雨乐：《玄武门的宿卫兵种与北衙系统的建立》，同著《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原载2002年〕, 37—68页；蒙曼：《唐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13—25页；等等），所以可以推想，隋从诸卫中选拔卫士分配到玄武门之北，而形成北衙。关于西魏、北周的长安禁军，参见杨希义：《古都西安：西安的军事与战争》，西安：西安出版社，2002年，86—90页；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下册）第二十章“西魏北周禁卫武官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921—984页。又参看林美希：《唐代前期宫廷政变与北衙的动向》，《史观》164，早稻田大学史学会，2011年，47—64页；同《唐左右龙武军的盛衰——唐元功臣与禁军》，《史摘》33，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2011年，111—138页。

[231] 黄永年点校《雍录》卷九《唐三苑图》，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96页载：“太宗武德六月四日之变，建成、元吉皆死苑中，而高祖泛舟海池（海池在太极宫内北部），未及知也。中宗之诛二张，元宗（玄宗）之平韦氏，则皆自元武门（玄武门）资禁军为困（用）。而元宗幸蜀，则自苑西之延秋门以出。德宗幸奉天，则又出苑之北门也。李晟自东渭桥入禁苑之东，逐出朱泚，而入屯于苑经宿，市人远者有不及知，即此足以见苑之阔远也矣。”

[232]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隋纪》恭皇帝义宁元年（617）九月壬申条，5868页载：“（李）渊命刘弘基、殷开山分兵西略扶风，有众六万，南渡渭水，屯长安故城。城中出战，弘基逆击，破之。（李）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帅众从之，顿于阿城（即秦阿房宫城）。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渊，请期日赴长安。渊曰：‘屈突（通）东行不能复西，不足虞矣！’乃命（李）建成选仓上精兵自新丰趣长乐宫（汉长安故城的故宫），世民帅新附诸军北屯长安故城，至并听教。”《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大业十三年（617）九月乙亥条，35页载：“令敦煌公（李世民）率新附诸军、自鄠县道屯长安故城。”隋末攻打大兴城时，李渊、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唐军，相继屯驻在秦阿房宫遗址（在汉长安故城西方）、汉长安故城。关于阿房宫城，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县二·长安》，乾隆五十二年刊经训堂丛书本，9页载：“秦阿房宫，一名阿城，在县西二十里。西北三面有墙，南面无墙，周五里一百四十步，崇八尺，上阔四尺五寸，下阔一丈五尺，今悉为民田。”又参见李敏芳：《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考古收获和研究》，《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27—32页。

[233] 《唐六典》卷二十四“诸卫”及同书卷二十四“诸卫府”，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610—653页。参见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第1卷《兵制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初版1962年），96—103页；曾我部静男：《唐南衙与北衙向南司和北司的推移》，《史林》64-1，京都：史学研究会，1981年，37—58页。又参见李敏芳：《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考古收获和研究》，《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编《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27—32页。

[234]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1944年），69—90页；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初版1943年），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226—320页；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7, 2001年，263—287页；林美希：《唐代前期宫廷政变与北衙的动向》，《史观》164, 2011年，47—64页；同《唐代前期北衙禁军的展开与宫廷政变》，《史学杂志》121卷7号，2012年，41—66页。

[235] 朴汉济：《唐长安三苑考——与西汉上林苑的功能比较》，妹尾达彦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第2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367—392页。

[236] 佐川英治：《游牧和农耕之间——北魏平城鹿苑的功能与它的变迁》，《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47, 2007年，49—76页。

[237] 关于西魏、北周长安的皇家庭园，只知道有芳林园的存在，而对于其规模以及有无禁军屯驻等问题，实态则不详。另外，关于西魏、北周时的禁军，北衙与南衙是否有区别也还不清楚。今后，包括禁军屯驻地的问题在内，期望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有所进展。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禁军制度，参见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下册。

[238] 目前还搞不清楚“东内苑”确切的建造年代，大概是在重修大明宫时被建造的。自此，以往的内苑便被称为“西内苑”，这样，加上大明宫的东内苑便产生了东西内苑体制。

[239] 关于隋唐皇家庭园的变迁，参见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庭园》，桥本义则主编《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269—329页。

[240]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226—320页；蒙曼《唐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朴汉济《唐长安三苑考——与西汉上林苑的功能比较》；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263—287页；林美希《唐代前期宫廷政变与北衙的动向》，47—64页；林美希《唐代前期北衙禁军的展开与宫廷政变》。关于太原举兵以来的元从禁军是北衙禁军主要构成成员这一点，还没有可靠的史料证明。与隋的禁军相同，唐初禁军的构成也留下了诸多问题点。

[241] 关于禁军驻扎地从玄武门移至大明宫二门（九仙门、左银台门）的重要性，池田温早已在《律令官制的形成》，《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古代5》，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277—323页中有所说明。关于禁军驻扎地移动对唐朝军事财政产生的多方面影响，赵雨乐《唐宋期变革之军政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及同著《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中有详细论述。

[242] 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计划》，106—153页。

[243]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17页。

[244] 妹尾达彦：《城市的生活与文化》，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317—385页。

[245]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前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3页。

[246] 参见史念海、史先智：《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1期，1—13页；朱士光主编、吴宏岐副主编：《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250—252页；内田昌功：《北周长安宫的空间构成》，《秋田史学》55, 2009年，52—66页；同著《北周长安宫的路门与唐大明宫含元殿——殿门复合型建筑的出现与它的背景》，《历史》115，仙台：东北大学文学部，2010年，1—19页。

[247] 参见刘振东：《西汉长安城的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620—63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25—35页。

[248] 刘振东《西汉长安城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630页。

[249] 关于以上的发掘成果，参见刘振东《西汉长安城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620—634页。

[250] 刘振东《西汉长安城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627页；史念海、史先智《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1—13页。在此文中，史念海、史先智把五胡十六国和西魏、北周时期的长安宫殿区“小城”推定为汉代时建造的未央宫。近年，根据上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发掘调查，基本上明确了从前赵至西魏、北周被称作“小城”的宫殿地区不是未央宫，而是旧长安东北部的宫殿遗址。

[25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迹的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2006年10期，53—65页；李令福著，市来弘志译：《汉昆明池的建设及它对长安郊外环境的影响》，《日本秦汉史学会会报》，2008年，28—50页。

[252] 关于唐代咸宜宫与汉代长信宫的关系，参见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汉故长安城图》（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北宋宋敏求纂修《长安志》二十卷，元李好文撰《长安志图》三卷，明嘉靖十一年〔1532〕合刻本）中“长信宫”载：“东宫，天（永）信、中安、长门、钩弋等宫皆在焉。因建咸宜宫于上。今其址大十余亩，连亘东城。按（长安）《志》宣（宜）当曰二门（宫）之间。今惟东有趾。”“二门（宫）之间”是长乐宫、咸阳宫之间的意思（参见《长安志》卷十三《县三·咸阳》渭河浮桥条）。唐代咸宜宫可能在汉长安故城的东北部，即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东宫的地方。又参见吕大防“长安图”。

[253]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952页载：“樗里子葬于武库。”师古注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于渭南章台东，后百年当有天子宫夹我墓。’及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上也。”

[254] 见《唐六典》卷十九《司农寺·京都苑总监》，536—537页载：“京、都苑总监、监各一人，从五品下；副监一人，从六品下。丞二人，从七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苑总监掌宫苑内馆园池之事；副监为之贰。凡禽鱼果木皆总而司之。凡给总监及苑内官属，人畜出入，皆为差降之数。京、都苑四面监、监各一人，从六品下；副监一人，正七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四面监掌所管面苑内宫馆园池与其种植修茸之事；副监为之贰。丞掌判监事。”《长安志》卷六“禁苑内苑”，经训堂丛书本，第4叶b—5叶a载：“苑中四面皆有监。南面长乐监、北面旧宅监、东监、西监分掌宫中植种及修葺园苑等事。又置苑总监领之。皆隶司农寺。”

[255] 未央宫是汉的主宫殿，隋唐时历代皇帝也利用此宫来设宴。《玉海》卷一百五十七《宫室·宫·唐未央宫》对隋唐未央宫的史料进行了整理。同书同卷（元至正十二年重刊本），第20叶b载：“吕大防图，以未央宫为通光殿。”吕大防“长安图”使用唐代通光殿的名称，而没有使用汉代未央宫的名称。武库是汉长安的武器库，用来贮藏武器。1975至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调查（武库的位置，参见图83吕大防“长安图”及《长安志图》中“汉故长安城图”中的“汉武库”）。关于未央宫与武库的遗址的构造和发掘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上下）（北京：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长安城武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有详细叙述。

[256] 关于桂宫，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编：《汉长安城桂宫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257] 《长安志图》卷中，第12叶b—13叶a记载：“邨名：长安、咸宁二县民多以故宫殿门阙名其所居。然讹谬不可尽记。（长安）《志》称下马陵讹为虾蟆陵，秦寿陵讹为韩生冢，建章宫讹为贞女楼，翠华殿讹为祭酒台。不特是耳。至以汉城为阳甲城，霸城门为万城门，覆盎门为红门，西安门为黄门，正武殿为讲武殿。”又参见《长安志图》卷上第4叶b“汉故长安城图”中的“讲武殿”。

[258] 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丛书集成新编》第11册《总类·考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4页云：“今长安城北故汉城中咸宜宫前有石麟。大中八年，宣宗游于北城，睹石麟臆前有八分书字，遣近臣摹之曰：‘大夏真兴二年，阳平公造石麟。’时俗呼为石马，大误也。阳平公，赫连勃勃之子。宋高祖破姚泓，遣其子义真留守于长安，而后复为勃勃破之，遂以阳平公镇其地。咸宜宫亦汉制也。”

[259]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4101页载：“改明光宫为定安馆，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皆置门卫使者监领。”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三《北宫·明光宫》，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84页。

[260]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十二年四月己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392页载：“立太子，至太上皇庙。”张守节正义云：“《三辅黄图》云：‘太上皇庙在长安城香室南，冯翊府北。'《括地志》云：‘汉太上皇庙在雍州长安县西北长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庙北。高帝庙亦在故城中也。'”由此可知，旧长安城内汉太上皇庙之南有高祖庙（高帝庙）。又《长安志》卷五《宫室三·汉下》“高庙”引用的晋灼《汉书》注曰：“高庙在长安城中西安门内。”由于“西安门内”是未央宫之地，所以认为“西安门内”是“安门内”之误（参看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五《宗庙·高祖庙》，305页注1）。据刘庆柱的调查，高祖庙位于安门大街之东、长乐宫之西南，大致位于现在的西安市未央区未央乡西叶寨村东南之地（刘庆柱：《西汉十一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页）。另外，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第4叶b“汉故长安城图”载作“高帝庙”。因《长安志图》“汉故长安城图”是引吕大防“长安图”的谱系，所以本章图82“汉故长安城与唐长安城——吕大防‘长安图’复原”也作“高帝庙”。

[261] 根据刘庆柱《西汉十一陵》，高祖庙的规模为六顷三十亩四步（约18115平方米），庙的主殿为东西五十步（约69米），南北三十步（约41.4米）。庙内有九面大旗，庙堂下有重千石（12万斤）的巨钟十口，据说钟声能传百里。庙内有神座，座前有玉环。又参见《玉海》卷一百九《音乐·乐器·钟·汉高庙钟》（《长安图志》第15叶b）。根据考古发掘，从高祖庙遗址中出土了“高庙万世”的文字瓦。

[262]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五《宗庙》，304页载：“高祖庙，在长安西北故城中。”其中“故城”是唐人的称法。又参见同书前言，3页。

[263] 《册府元龟》卷四十一《帝王部·宽恕》，442页载：“唐太宗尝辟人从两骑幸故未央宫，遇一卫士，佩刀不去，车驾至惶惧待罪。太宗谓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当死者便数人矣，我所不忍。’因赦之而去。”又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五《郝处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4216页载：“初，显庆中，令狐德棻、刘胤之撰国史，其后许敬宗复加绪次。帝恨敬宗所纪失实，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从幸未央宫，辟仗既过，有横刀伏草中者，先帝敛辔却，谓朕曰：“事发，当死者数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为实。'”

[264] 《旧唐书》卷八十八“苏颋”，2882页载：“玄宗游咸宜宫，将出猎，闻颋丧出，怆然曰：‘苏颋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中路还宫。”由此可认为曾利用咸宜宫作为狩猎的基地。玄宗出行时听到臣下苏颋下葬，停止了狩猎。

[265] 《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1367页载：“（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未央宫及飞龙草场火，皆王承宗、李师道谋挠用兵，阴遣盗纵火也。”由此可知，飞龙厩设在大明宫北和通化门外的禁军屯驻场所（参见图82、图83），未央宫的草场曾被放火。

[266] 关于鱼志宏（鱼志弘），参看《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本纪》，563页；《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九“李训”，5311页；同上书卷二百零八“刘克明”，5884页等。

[267] 《玉海》卷一百五十七《宫殿·宫·唐未央宫》第20叶b载：“《长安志》：武宗会昌元年，因游畋至未央宫，见其遗址，诏葺之，总三百四十九间。作正殿曰通光，东曰韶芳亭，西曰凝思亭，立端门，其内门揭未央宫名，命学士裴素撰记。”

[268] 秦建明：《唐长安禁苑》，《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1期，11页。

[269] 《旧唐书》卷十七“敬宗”，520页载：“（宝历二年五月）辛巳，神策军苑内古长安城中修汉未央宫，掘获白玉床一张，长六尺。”从此记载可知，当时在修筑未央宫时，发掘出长六尺（约1.9米）的白玉制的床。

[270] 《玉海》卷一百五十七《宫室·唐未央宫》第20叶a—21叶b载：“按《两京新记》，隋文帝增修未央池。”这里引用了《两京新记》，记载隋文帝增修了未央池（未央宫的池）。可以认为，这是作为建造大兴城工事的一环而被增修的。

[271] 比如唐高祖及唐太宗的事例。《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18页载：“是岁（贞观八年），（太宗）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佑，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贞观八年（634），在长安城西举行的讲武的仪礼结束后，唐太宗慰劳所率将士，并邀三品以上的高官，在旧长安城内的未央宫设酒宴。在玄武门之变后退位而被“幽禁”于禁苑内弘义宫（太安宫）的年老的高祖（556—635），也出席了此年的讲武礼仪，来衬托太宗的权威。

唐中宗的事例。《册府元龟》卷四十二《帝王部·仁慈》，455页载：“中宗景龙二年十二月，幸汉故未央宫旧基，引从臣赐宴，有群鹿经于御前，羽林骑士获之以献，帝皆命放之。”中宗率群臣幸未央宫，在赐宴时，有鹿群经于御前，羽林军骑士获之，献于中宗，而中宗皆放之。旧长安城内栖息了鹿等许多狩猎用的动物。

唐文宗的事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柳公权”，4310页载：“从幸未央宫苑中，驻辇（文宗）谓（柳）公权曰：‘我有一喜事，边上衣赐，久不及时，今年二月给春衣讫。'”唐文宗率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柳公权等临幸未央宫的苑。未央宫内也造有苑。又参看《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帝王部·宴享第一》《帝王部·宴享第三》中关于隋唐皇帝的各种赐宴的编年记载。从《册府元龟》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包裹汉长安故城的皇家庭园是隋唐赐宴的重要舞台之一。关于唐代赐宴的变迁，参见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第四章“衣食住行制度的缓慢变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36—433页。

[272] 参见《全唐诗》中所收的宋之问、李峤、刘宪、李义、赵彦昭等《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以宋之问（约656—712）的应制诗为例，诗云：“汉王未息战，萧相乃营工。壮丽一朝尽，威灵千载空。皇明怅前迹，置酒宴群公。寒轻彩仗外，春发幔城中。乐思回斜日，歌词继大风。今朝天子贵，不假叔孙通。”（《全唐诗》卷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648页）这首诗描写了玄宗邀群臣在未央宫赐宴的情景，歌颂了玄宗朝的盛世景象。未央宫，是唐代的桂冠诗人们竞相作诗吟咏、备受瞩目的空间。

[273] 《旧唐书》卷五十八“殷峤”，2311—2312页载：“时关中群盗往往聚结，众无适从，令（殷）峤招慰之，所至皆下。又与统军刘弘基率兵六万屯长安故城，隋将卫孝节自金光门出战，峤与弘基击破之。京城平，赐爵陈郡公，迁丞相府掾。”又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刘弘基”，2310页；《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23页等。

[274]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杨国忠”，5851页载：“是日帝自南内移仗未央宫，国忠见百官，鲠咽不自胜。监察御史高适请率百官子弟及募豪桀十万拒守，众以为不可。……明日迟昕，帝出延秋门，群臣不知，犹上朝，唯三卫纩骑立仗，尚闻刻漏声。国忠与韦见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诸王数百人护帝。”又参见黄永年点校《雍录》卷九“唐三苑图”，196页载：“元宗幸蜀，则自苑西之延秋门以出。”

[275] 宇宙都城的观念具有普遍性。参看M．伊利亚德著、久米博译：《伊利亚德著作集》第3卷《圣的空间与时间·宗教学概论3》，东京：Serika书房，1974年（原书Mircea Eliade, Traité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1949）; R．海尼·格尔顿著、大林太良译：《东南亚国家与王权的观念》，大林太良编《神话·社会·世界观》，东京：角川书店，1972年（原书Heine-Geldern, Robert, Conceptions of State and Kingship in Southeast Asia, Far Eastern Quarterly（II）, 1942, pp. 15—30）; Bardwell Smith and Holly Baker Reynolds（eds），The City as a Sacred Center: Essays on Six Asian Contexts, Leiden, New York: E. J. Brill，1987。关于中国都城的宇宙论，参看Paul Wheatley,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Jeffrey Meyer, The Dragons of Tiananmen, Beijing as a Sacred City, Colo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

第三章
隋唐洛阳的都市社会结构

引言 研究现状及研究目的

1．隋唐洛阳研究的现状

将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的中国和日本的唐代洛阳史研究动向进行了简洁整理的程存洁，以考古学调查和新公开发表的墓志成果为核心，把研究动向分为九部分[276]：

（1）基于考古调查成果的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中东都部分的修订；

（2）宫廷建筑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3）含嘉仓的考古调查与粮食供给问题；

（4）洛阳城砖瓦窑的考古发现；

（5）武则天的明堂；

（6）里坊；

（7）东都洛阳城的建筑形态与长安的对比；

（8）洛阳城的郊区与政区；

（9）都市经济。

另外，概括了近年考古学成果的王岩《近年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东亚古代文化》1997年秋季号，60—74页）也得以出版发行，从中可获知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显著的考古学发掘成果。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概括洛阳史的《洛阳市志》18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2001年）已在发行。第14卷是隋唐洛阳史研究必备的文物志。详细描述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省文物所在地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也已发行。

杨育彬、袁广阔主编《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所载《隋唐东都洛阳城的勘察与发掘》（628—640页）整理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考古发掘成果如下：

（1）城壁和城门：[1]外郭城，[2]皇城，[3]宫城，[4]皇城、宫城周围诸小城；

（2）街道和里坊；

（3）殿堂和居住遗址：[1]宫城内殿阁版筑遗址，[2]武则天明堂遗址，[3]圆形建筑遗址（天堂）, [4]九州池遗迹，[5]履道坊白居易故居；

（4）藏库：[1]含嘉仓，[2]子罗仓，[3]常平仓。

盐泽裕仁《洛阳地区魏晋南北朝遗迹与文物》（《唐代史研究》9, 2006年，3—37页）整理隋唐洛阳城研究情况如下：

（1）洛阳主要调查机构和博物馆：

[1]洛阳博物馆的变迁，[2]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馆分馆，[3]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关系资料收藏机关；

（2）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遗址现状和关联遗迹：

[1]汉魏洛阳城的现状，[2]隋唐洛阳城的现状，[3]其他遗迹的状况；

（3）伊洛平原的水文和汉魏隋唐洛阳城之关系：

[1]伊洛平原的自然环境——以水文研究视角为中心，[2]瀍河、涧河和汉魏隋唐都城遗迹之关系。

有关隋唐洛阳史的洛阳研究机关如下[277]。归属于这些研究机关的数以百计的研究人员居住在洛阳，从事着考古调查和文献研究工作。

（1）龙门石窟研究所（1953年设立，当初称为龙门文物保管所，1990年以后改为现称）；

（2）洛阳博物馆（1958年建立，1981年分为洛阳博物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1959年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设立于1954年）；

（4）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1973年设立）；

（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81年设立，1986年设立第二队）；

（5）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1981年建立，旧古墓博物馆）；

（6）千唐志斋博物馆（1985年设置）；

（7）洛阳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年设立）；

（8）偃师商城博物馆（1987年开馆）；

（9）洛阳都城博物馆（1989年准备设立，1992年建立）等。

其研究成果，除了发表在《文物》或《考古》《考古学报》等传统性学术杂志上之外，近年也逐步刊行在《中原文物》（河南省博物馆主办。1977年以《河南文博通讯》为名创刊，1981年改为《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创刊于198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1996年之后，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共同主办）、《河洛春秋》（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创刊于1986年）、《河洛文化论丛》（洛阳市历史学会、洛阳市海外联谊会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发行，创刊于1990年）、《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古都学会编。创刊于1985年）、《洛阳考古》（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发行，创刊于2013年）等。由于这些报告和研究，居住在洛阳以外的研究者也可以及时地了解到洛阳的考古调查工作进展情况，和居住在洛阳的研究者一起基于考古调查与历史文献共同解析洛阳城的城市构造。

关于近年来洛阳考古新成果的著作不断出版。2005—2010年，《洛阳考古集成》6册出版如下：

（1）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杨作龙、毛阳光主编《洛阳考古集成·原始社会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2）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杨作龙、韩石萍主编《洛阳考古集成·夏商周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3）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杨作龙、毛阳光主编《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上下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4）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杨作龙、韩石萍主编《洛阳考古集成·隋唐五代宋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5）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杨作龙、毛阳光主编《洛阳考古集成补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6）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朱世伟、安业伟主编《洛阳考古集成补编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现已出版的著作，还有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编《洛阳文物钻探报告》第1辑—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011年），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洛阳大遗址研究与保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周立主编《历程——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三十年：1981—2011》（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编《洛阳考古勘探报告》第4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全四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等等。

关于洛阳的考古发现，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编《河南文物工作50年》（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年），杨育彬、孙广清著《河南考古探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洛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河南省文物局编《河南省文物志》（上下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也已出版。

关于隋唐洛阳史的研究，近年，郭绍林著《隋唐历史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郭绍林著《隋唐洛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郭绍林著《隋唐历史文化续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郭绍林主编《洛阳隋唐研究》（第二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塩沢裕仁《千年帝都洛阳：遗迹与人文、自然环境》（东京：雄山阁，2010年）、气贺泽保规编《遣隋使看过的风景：从东亚来看的新视点》（东京：勉诚社，2012年）、《洛阳十三朝》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十三朝》（上下卷）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Victor Cunrui Xiong, Capital Cities and Urban Form in Pre-modern China: Luoyang, 1038 BCE to 938 CE（London：Routledge,2016）等相继出版。

随着如上洛阳研究的进展，气贺泽保规近年提出“洛阳学”的概念，2010年11月在东京明治大学召开“洛阳学国际研讨会”，主编《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东亚历史上的洛阳位置》（东京：明治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2011年）。论文集内容如下：

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趣旨说明》；

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要旨》；

气贺泽保规《在日本召开“洛阳学国际研讨会”的意义》；

罗照著、江川式部译《“洛阳学”私见》；

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序论——中国史上的洛阳位置》；

塩沢裕仁《河南洛阳的历史地理与文物状况》；

冈村秀典《中国的诞生——夏殷周三代的洛阳》；

石黑久子《关于洛阳刑徒砖的考察——介绍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

落合悠纪《曹魏洛阳的复兴与“正始石经”建立》；

佐川英治《汉魏洛阳城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车崎正彦《三角缘神兽镜与洛阳》；

王维坤《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的私见》；

小笠原好彦《日本古代都城和隋唐洛阳城》；

肥田路美《龙门石窟奉先寺洞大佛与优填王像——中国佛教上的洛阳》；

毛阳光著、梶山智史译《近年洛阳出土唐代墓志的概况与研究的进展》；

酒寄雅志《嵩山法王寺舍利藏志与圆仁》；

高明士《“洛阳学”的可能性》；

妹尾达彦《“洛阳学”的可能性——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参加记录》；

如今可以说，全面掌握隋唐洛阳史的条件，正在逐步成熟起来。

2．本章的目的

本章的宗旨是，在近年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的基础上，阐述有关隋唐洛阳史诸问题中的如下问题：

（1）欧亚大陆历史中洛阳的位置；

（2）洛阳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特征；

（3）洛阳都市规划的特征；

（4）隋、唐、五代、北宋时期，居住洛阳的官员居住地的变化与宗教空间之关系。

其中，尤其要重点论述的是隋、唐、五代、北宋期，居住洛阳的官员居住地的变化与宗教空间之关系。将以官员居住动向为中心，试图阐明隋唐洛阳城的都市社会构造。以官员居住地变迁为基础，论述都市构造的变貌，虽然是为了系统地活用大量重新发现并出版的唐代墓志，但同时也是因为构成都市统治阶层的官员的居住动向，是决定当时都市社会的主要因素。

第一节 欧亚大陆历史中洛阳的位置

虽是粗略把握，一般欧亚大陆依纬度高低可分为：

（1）位于北纬30度左右欧亚大陆大河流域的都市文化据点；

（2）位于北纬40度至50度的游牧民政治据点；

（3）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的欧亚大陆农业、游牧边境地带的都市网络。

和游牧势力的三个据点相对应，在农业、游牧交界地带也有三个古典政治、文化权力据点。其分别为：

（1）亚欧西部为地中海（黑海沿岸）；

（2）亚欧中部为伊朗高原（里海、咸海沿岸）；

（3）亚欧东部为中国华北黄土高原地带（蒙古高原）。

地中海形成希腊、罗马文化，伊朗高原形成波斯文化，中国华北黄土高原地带是形成汉文化据点的古典文化形成地区。

这三个地区之所以成为欧亚大陆的政治、文化据点，想必是因为这些区域位于连接农业地带和游牧地带的边界。也就是说，由于农业、游牧边境是农业和游牧业各不相同的产品交易、多种族相互交流、资讯与财富聚集的场所（一般以城郭都市为形态），使之产生管理、调停、防卫的需要，从而成为大小政治权力产生的空间。到近代在环绕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作为新的媒介地域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农业、游牧边境一直为欧亚大陆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区域。

以欧亚大陆为中心概括地球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78]：

第一期（公元前1500年前后至公元3世纪、4世纪）：欧亚大陆形成古典文化时期；

第二期（4世纪、5世纪至15世纪、16世纪）：以游牧民的大迁移为契机，欧亚大陆各地域的历史开始联动的时期；

第三期（16世纪、17世纪至今）：由海路引起的欧洲势力规模的扩大使欧亚大陆与其他四大陆在政治、经济上开始走向一体化的时期。

隋唐至北宋的洛阳城，虽然在这个时期区分中属于第二期的中期，但先于欧亚大陆历史从第二期转至第三期，也就是说，在其率先从内陆时代转向海洋时代这点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以洛阳为起点，延伸于沿海地区的大运河与洛阳城内外的水路网相接。这种以内陆水路与海路相连接的洛阳都市构造及位置，对后来的诸都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二节 洛阳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特征

洛阳所处的伊洛盆地（伊洛平原）是夏、商、周至隋、唐、北宋各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神圣的场所之一，亦是可以与古埃及“帝王谷”相媲美的特殊场所。因此，整理伊洛盆地的主要自然、人文环境因素，可使构成洛阳的空间结构显现出来。

洛阳位于中国大陆的地形、气候、农业、文化上的边境，加之其是交通要冲之地，这成为左右洛阳历史构造的主要因素。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地域性，使洛阳成为各地多种产品的交易地和中原资讯交叉集聚的核心都市[279]。

在地形上，洛阳位于由内陆沙漠的风沙汇集而成的西北部第一次黄土山岳地带，与被河川冲积而成的第二次黄土（次成黄土地带），即华北东部平原上。以其为界，华北可在地域上分为西部和东部[280]。据John. L. Buck的调查，洛阳在农业区分上，位于华北西部冬小麦、粟地区和华北东部冬小麦、高粱地区的边界，但从中国整体而言，位于临接华南温润农业地区的北端和华北干燥农业地区的南端[281]。在气候学上位于寒温、干燥带和暖温带的交界[282]。

洛阳在交通、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从洛阳位于黄河中游渡口孟津以北20公里的南北交通要冲上就可得知。在洛阳西部山岳地带的黄河中游，由于水流冲击黄土而形成深邃的溪谷，自古南北往来艰难，而且洛阳东部的黄河下游由于频发的洪水，交通屡屡被阻断。因此位于溪谷中段、黄河下游扇形地顶部的洛阳北部，成为古代黄河的绝佳渡口[283]。

这样，洛阳不仅是南北交通的绝佳节点，也是黄河水系的水运和陆路媒介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东西交通要塞。洛阳作为华北平原粮食的贮藏库、转运地的功能，已从含嘉仓的发掘中得到证实。具有四通八达水陆交通之便的洛阳，成为华南和华北、山西和山东文化交汇之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故乡，是理所当然的[284]。

另外，再看洛阳周边地形。北面的山冈防御了黄河的泛滥，黄河与北面的山岗还成为防御北方入侵的屏障。四周被山与关卡围绕的洛阳，由于位于洛水和伊水形成的河谷盆地西北端，处于天然要塞的位置[285]。相对于关中平原的长安来说，洛阳是统治华北东方的军事据点，处于掌控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流域的重要位置[286]。

一般讨论前近代国都的选址要素，常举出统治者的根据地与粮仓地带之间的距离，粮食、税的输送技术，防御之便，文化价值，等等[287]。在这点上，洛阳位于交通要塞，拥有人流物流的方面的便利地理条件；背部是华北平原的粮仓地带，便于水陆运输；为自然要塞；与东周以来的王朝奠都洛阳的记忆相重叠而具有很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从这些方面上看，洛阳充分具备了作为国都的条件[288]。由此称洛阳为“九朝之都”是可以被认同的[289]。

那么，为什么地理环境如此优越的洛阳，在北宋灭亡之后沦为地方都市而再没有成为政治中心呢[290]？洛阳政治地位下降，是因为宋代以后随着中国空间的扩大，中国历史上的国都位置样式发生了变化。这鲜明地体现在中国历史上的两京制度由东西两京制度（西京长安的军事、政治与东京洛阳的经济、文化）转变为南北两京制度（北京的军事、政治与南京的经济、文化）上。

中国王都的变迁，如图3所示的中国五大古都的变迁，被认为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由唐末至北宋，可以总结出如下三点：

（1）希求中国华北的非汉族的主要根据地由西北迁至东北（军事原因）；

（2）粮仓地带由华北迁至华南；

（3）交通干线从内陆转向沿海。

因此王都的地理位置由长安与洛阳结成的东西线转为北京与南京结成的南北线。唐宋之前的中国空间统治，洛阳和长安为东西向的相辅关系，长安地位的降低直接影响了洛阳地位的降低。

为与长安的位置做对比以阐明洛阳的特征，将洛阳放置于中国的空间构成之中，即是图30所示的中国的空间构成与洛阳。现在的中国空间按自然地理、民族分布，历史上划分为“中国内地”（Inner China）与“中国边疆”（Outer China）[291]。再根据水系汇集区域，“中国内地”可分为八个区域[292], “中国边疆”可分为四个地域。这种空间构成，基本上可追溯至唐宋。如图3所示，洛阳相配于中原之名，位于“中国内地”的中心。

另外，若从中国的空间构成上看长安，洛阳不是“中国内地”的中心。其位于“中国内地”和“中国边疆”的边界，基本上与北京的位置相一致。在中国悠长的历史里，长安和北京之所以作为国都的时间最久，是由于两座都市都位于“中国内地”的边境，可兼备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的政治功能。尤其是在来自“中国边疆”的压力之下，作为“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相结合时期的都城，长安在中国历史前期是最为适合的，北京在后期是最为适合的。

图89 伊洛平原的历代都城示意图

注：本图以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42页）所载图1“洛阳古代都城形势图”为底图。又参见妹尾达彦《唐代洛阳一新研究动向》（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中国历代都市构造与社会变化——东亚洲学术研究丛书2》，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2003年） 。洛河、伊河、涧河、滇河等现在河道和洛阳的道路据Google2013年地图。汉魏洛阳城的都市计划，据佐川英治《北魏洛阳的形成与空间配置——以外郭和中轴线为中心》（《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特集号——21世纪C0E项目·人文科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中国都市的时空世界》，2005年3月，42页）图D“以皇城东西五里为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方格形城市”；角山典幸:《北魏洛阳的基础的研究》（日本中央大学2012年度博士学位（甲）申请论文，2012年）附图10“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以开封为都城的北宋，正值粮仓地带向东南迁移的时期，同时也是遭西北（党项族）和东北（契丹族）双重非汉族军事力量威胁的时期。开封独特的位置，表明其是中国国都由长安向北京转变的过渡时期的都城。由于开封成为北宋的国都，使位于其西部的洛阳即使在北宋时期还残存了一定的作为西京的政治功能。

总的来说，洛阳虽适合于以中原为基础的王朝，但由于不位于“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的边境，作为包容两种空间的王朝都城，在合适性上劣于长安和北京。奠都于洛阳，或实质上将其定为都城的历代主要王朝，即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隋炀帝时期）、武周、后梁、后唐等，都是较之“中国边疆”西北部而将统治重点置于对“中国边疆”东北部及“中国内地”华北平原的掌握上。

在这点上，隋炀帝建造洛阳城与开凿以洛阳为起点的南北大运河，突出地显示了7世纪初的隋朝以统治华北平原为重点[293]。武则天的洛阳王都化亦是如此，除了有躲避与其对立的统治集团（关陇集团）据点——长安的政治意图之外，还应考虑到武则天相对于中国西北部将华北平原作为统治之重心这一点上[294]。

第三节 隋唐洛阳城的都市规划

隋唐洛阳城的都市规则及建筑构造的实际情况，经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考古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变得明朗起来。在此，整理有关隋唐洛阳城的都市规划的研究史，以近年洛阳城的考古调查成果和文献史料为基础，探讨剩余的问题[295]。

从长达五十年的隋唐洛阳城发掘调查获得的成果中，可以窥见隋唐洛阳城的都市构造全貌。虽细节还存有不明之处，但具备了复原隋唐洛阳城平面图的基础资料。洛阳城的全面性调查始于1954年，那时确认了外郭城的范围、形态和部分城门遗迹（《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进行了第一次挖掘调查，判明了宫城和皇城、东宫、外郭城的构造等（《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之后，调查挖掘重点转向外郭城的街道、里坊、市场。1978年，结合之前的成果，公开了《唐洛阳城实测图》和《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由此，使依据正确的平面图考察洛阳城市历史成为可能。

长安城的宫城、皇城由于与现在的街区几乎完全相重叠，因此对其发掘难以进行；但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位于西郊，所以宫城、皇城的形态及其邻接建筑物的详情正在逐步判明。尤其是对隋末被破坏的宫城进行全面改修、增建而成的武则天神都时期的宫殿遗迹，正明显地展现出其雄姿。与此同时，松本保宣[296]、中村裕一[297]、清木场东[298]等指出，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中对东京宫城、皇城部分的记述有不备之处。随着文献整理和考古学调查成果的结合，今后隋至唐宫城、皇城的变化将更加明晰。

另外，对于隋唐洛阳城的都市规划系谱出现了重视东汉洛阳城以来的传统[299]与重视北魏平城以来游牧政权的王都建设[300]这两种不同的见解。最近熊存瑞指出，促使隋炀帝建造洛阳城的原因，是其直接受到同属鲜卑系政权的北周宣帝的洛阳建都计划影响，和奠都于大兴城（长安）的其父隋文帝的影响[301]。

从上述的考古调查研究中可确认，隋洛阳城由宫城、皇城、曜仪城、圆壁城、东城、含嘉仓城、外郭城、禁苑构成。但是由于其主要基于与隋大兴（唐长安）同一设计者的宇文恺的规划而建造，宫城、皇城、外郭城、禁苑这四个部分，在构成建筑构造基干部分上与长安相同。

洛阳城不同于长安城的建筑构造之处是：

（1）洛水东西横穿过城中央，与洛水相接的水渠纵横交错于城内；

（2）宫殿、皇城偏居于西北部；

（3）宫城的防御性构造的优越（有围绕宫城的皇城、夹城、陶光园、曜仪城、圆壁城、东宫、东城）；

图90 隋唐洛阳的南北轴

注：根据中华民国三年（1914）的地形图绘制

（4）整体规模（面积）仅长安城的一半多；

（5）方位的偏离（由于宫城的中轴线向伊阙的方角对折，从正南北轴线稍向西偏）；

（6）集市的数量（长安有东西两市，洛阳有南北西三市）。

这些不同之处，说明洛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是以不同于长安的政治、经济目的而建造的。尤其重要的是上述前两点原因。

1．大河横穿都城正中央的原因

在这点上，认为这是为了通过横穿城内的洛水而谋求水运、财政经济、军事防御上的便利，是较妥当的[302]。大运河开凿与洛阳建造的时期相同，说明要将洛阳置于华北水运网的要冲，使之成为经济军事上的据点。隋唐政权于陆都长安之外附设水都洛阳，力图灵活、有效地统治中国空间。

另据象征性解释，是以秦始皇的咸阳宫与渭水的关系作为历史上的模型，将宫城视为环绕北极星的星座的投影，将南面的洛水拟于天河，由此试图模仿天而建造圣都，将其可视化[303]。由于洛水之上南北分断了街区，架于洛水的天津桥、中桥，成为都市生活和景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304]。

虽然洛水和水渠给洛阳带来了水运和景观，但也使洛阳不断遭受洪水灾害。尤其是洛水北部的诸坊，由于洛水逐渐北流与治水工程的不成熟，屡次遭受洪水的灾害[305]。洛水在隋唐五代时期逐渐北流，水害严重的洛水北岸最南部诸坊，居民稀少。到了北宋，洛阳城中的这些坊完全消失，但这促进了洛水南岸的居民区向北扩大。

2．宫殿、皇城偏居于西北的原因

出于防御的目的，也为了躲避洪水灾害而选择高台建造宫城、皇城。现在的街区也是遍布于隋唐的宫城、皇城城址上。作为洛阳大粮仓的含嘉仓也位于此高台上。

但使宫城、皇城偏居于西北部高台的设计，是计划当初就如此，还是开工后计划变更的结果，对此有见解上的分歧。也就是说，后者认为，洛阳城原本的规划是将大兴城的宫殿以南北轴线的方式使之左右对称，但开工后发现，宫城的西部正位于润水和洛水合流的泛滥区，居住困难，从而中止了向西部的扩展。结果，宫城、皇城偏居于西北（参考图91）。

图91 隋唐洛阳城的变迁

注：据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园林》（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278页图3“中国都城的皇室庭园的变迁1”为基础修改。现在西苑的范围不详，据严辉《隋唐东都西苑遗址的初步探索》（《四川文物》2001-6）42页“西苑遗址位置图”描绘。城外的祭祀设施的位置及西苑内宫殿位置是由文献推测而来。凝碧池的位置据宇都宫美生《隋唐洛阳城时期西苑的四至和水系》（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95页图三描绘。

对此见解，宿白认为，与唐代的诸城址相比，洛阳城与太原城、扬州城相同，原本就是在西北部的高台地形上建造宫城的都市，是按照西高东低的华北地形而造的。正因为如此，将宫殿置于北部中央的对称都市规划，只被国都长安所容许[306]。紧邻宫城西方的汉代以来的河南县城址（与东周王城遗迹相重叠），在计划之初就被认为会在建造新的城郭都市时成为障碍。这就印证了宿白的说法[307]。

在象征性解释里，依《易经》的后天图方位，西北部为乾，乾意为天德，所以西北适合于建造宫殿[308]。也有隋唐洛阳城的宫殿位置合乎风水的见解[309]。

另外，上述变更说的一条重要论据是，从邙山通过洛阳的宫城——定鼎门街观望南面的龙门、伊阙，这些几乎是连接在南北一条直线上的。这个中轴线原本是作为把洛阳城等分为东西的纯粹中轴线而设计的。因此，如现存的隋唐洛阳城址，定鼎门街向西偏离是不可能的。

决定建造洛阳城的隋炀帝，在登上邙山俯视建筑预定地的平原、远望南方的龙门（伊阙）后，说此处是适合王者都城的位置。从该记载[310]中可以推定，隋炀帝原本是想将这个南北轴线作为都城中轴的。关于此说，在阎文儒[311]、冈崎敬[312]、砺波护[313]、田中淡[314]、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315]、李永强[316]等的研究作品中有所论述。

现在，这两个说法都有论据，因此有待今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近年宫城内的殿址发掘，使唐代洛阳宫城建筑群与皇城中轴线相连接的事实更加明确，这是很重要的[317]。

即几乎判明了从南开始连接宫城南门的应天门——乾元门——明堂——天堂——贞观殿——徽猷殿——陶光园南门——玄武门——圆壁南门——龙光门建筑基址是居于贯穿宫城南北的中轴上的[318]。这个中轴，相续于南方的端门——天津桥——定鼎门街——定鼎门——龙门（伊阙）（准确地说龙门位于洛阳城中轴线的稍偏东方向）。在北方越过邙山的交通要冲上，可得知这相接着现在的吕祖庵的位置。

这个唐代宫城的中轴线，与隋代宫城的则天门（唐代的应天门）、永泰门（唐代的乾元门）、乾阳殿（其北面的一半就是唐代的明堂）、大业殿（唐代的贞观殿）相重叠，且已判明，北宋宫城的宫殿也是在唐代轴线的宫殿址基础上重新建造的[319]。也就是说，武则天把洛阳设为神都时，作为洛阳城内建筑群的最高峰，是在隋代宫城的中轴线上重新建造了明堂和天堂的（虽安置了大佛，但未完工）[320]。这将成为获悉武周时期最重要的行政、礼仪舞台建筑构造的线索[321]。

由于洛阳宫城内的南北轴与信奉佛教的武则天的圣地——龙门相连接，因此这成为武则天洛阳改造计划的干线。既作为武周国家的礼仪轴线，也成为政权正统化的前台。因为武则天是女性，其当天子遭到周围的反对。她对作为天子要做的传统上最重要的国家礼仪——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的祭礼也不积极[322]。

不过，众所周知，武则天以《大云经》为根据，自称为“弥勒下生”，试图利用容许女性也可掌握王权的佛教理论，使其正统化。是以显示明堂为核心的都市中轴线不过是像“天堂←明堂→龙门”那样相接的佛教建筑的中轴，从而谋求以佛教理论使其统治的正统性可视化。对于武则天来说，洛阳城南郊的龙门也许具有匹敌于祭祀昊天上帝时所用的长安城南郊圜丘的意义。

第四节 洛阳官员居住地的变迁与宗教空间之关系：隋、唐、五代、北宋

从隋唐经五代至北宋末，洛阳先后被作为东都、神都、西京，一直为重要都市，对其各时代的研究都存有一定量的文献史料和考古调查、发掘成果。因此，将产生于6世纪至12世纪的中国历史构造性转变的具体像，以一个都市为题材进行验证时，洛阳可成为恰好的事例。

关于洛阳城市史的专业性概论著作，已有史为乐的《洛阳》（载陈桥驿主编《中国六大古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后来经部分修改后，又载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松浦友久、植木久行的《长安、洛阳物语》（《中国的都城》系列丛书二，东京：集英社，1987年）；王洪文的《洛阳》（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苏健的《洛阳古都史》（北京：博文书社，1989年）；黎承贤、韩忠厚、苌喜元主编的《洛阳》（《中国历史名城丛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许锁孚、张宝剑主编的《河洛定鼎地·洛阳卷》（《中国皇城·皇宫·皇陵》系列丛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但以上论著是古代至现在的洛阳通史，不是关于隋唐洛阳的专著。

另外，概括隋唐洛阳城的优秀论文，有宿白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载《考古》1978年第6期，中岛比译，载《龙谷史苑》17, 1980年）、马得志的《唐代长安与洛阳》（载《考古》1982年第6期，日文版载西嵨定生编《奈良、平安古都与长安》，小学馆，1983年）、徐苹芳的《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载《考古》1982年第6期，日文版载于《奈良、平安古都与长安》）。但关于洛阳城的叙述都是附加在长安城之后，并不是关于洛阳的专论。

如上所述，由于还未有关于隋唐洛阳都市构造变迁的专论，所以有待于将来考古发掘成果与新公开的史料相结合，系统地整理洛阳城市史的变迁。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洛阳研究目录中，现今最为完整的是张剑的《洛阳历史考古文献目录（1900—1990）》，论著数目依然比长安研究少[323]。

众所周知，日本关于唐代长安、洛阳的资料整理，是以平冈武夫编《唐代研究指南第五：唐代长安与洛阳·索引》（东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1978年同朋社复刊）、《唐代研究指南第五：资料》（同上）、《唐代研究指南第七：地图》（同上）为基础而构成的。但与关于长安的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充实度相比，由于作为基础史料的北宋宋敏求的《河南志》在后代散佚，洛阳研究的进展较为迟缓。

但是近年作为清代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的日语译注及吸取了最新研究成果的爱宕元《唐两京城坊考：长安与洛阳》（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1994年）得以出版。另外，高敏对清代徐松在执笔《唐两京城坊考》时从《永乐大典》辑录的《（永乐大典本）河南志》（现北京图书馆藏）进行了点校（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324]，因此洛阳史研究的资料和条件逐渐完备。

尤其是在这十年里，以《千唐志斋藏志》为主的计一万数千件墓志相继公开，由于其中包括洛阳周边发现的大量墓志，因此在史料方面，对洛阳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25]。可以说，由于新公开的墓志，洛阳史研究现在正进入一个自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来的崭新时代。

近年根据新公开发行的史料进行有关唐两京和洛阳城的都市构造与居民的研究，有高敏[326]、中岛比[327]、陈久恒[328]、张忱石[329]、李健超[330]、赵超[331]、辛德勇[332]、刘汉忠[333]、张剑[334]、阎文儒、阎万钧[335]、冯吾现[336]、程存洁[337]等[338]。其中，阎文儒、阎万钧的《两京城坊考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可以说是继承了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代表性成果。集成了洛阳周边出土唐墓志的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唐墓志发掘报告》也已公开出版，洛阳史研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加之发表在各种科学杂志上的个别隋唐墓志，综合上述墓志集和诸研究，现在可判明所居住坊名称的隋唐洛阳城的官员数约达一千数百名。此数字虽不能说多，但考虑到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东京部分所记载的官员数只不过为273名（隋36名、唐237名）。因此新公开墓志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已经出版的墓志集如下：

（1）《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4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2006年）；

（2）[清]董诰等辑《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嘉庆内府刊本）；

（3）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纲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

（6）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7）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8）王其袆、周晓薇编《隋代墓志铭汇考》（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9）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上中下）（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

（10）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洛阳新获墓志续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11）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上下）（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赵文成、赵君平编《新出唐墓志百种》（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13）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14）李永强主编《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

（15）高永坤、吕劲松、余扶危主编《洛阳石刻撷英》（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16）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7）穆晓军、宋英主编《长安碑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18）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19）胡戟编《珍稀墓志百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近年出版的洛阳墓志研究书如下：

（1）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墓志目录》（北京：朝华出版社，2001年）；

（2）洛阳古代艺术馆编，赵振华主编《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北京：朝华出版社，2002年）；

（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周立主编《洛阳出土墓志目录》（北京：国家图书馆，2012年）；

（4）杨作龙编《洛阳古代官吏事约》（北京：朝华出版社，2007年）；

（5）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

（6）谢虎军、张剑编《洛阳纪年墓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

（7）柳金福《洛阳新出唐志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对于历经三百年的隋唐来说，一千数百名官员其实只不过是实际在洛阳居住过的官员中极小部分，是无法进行精确统计分析的。但由于史料不均衡地分布于各时期，因此结合其他文献史料，可以窥见洛阳官员居住地变迁的倾向。笔者现在正着手进行居住于两京的、以官员为主的多种阶层居住动向的绘图工作，作为这项工作的一环，在此与隋唐长安城的事例相对比，论述洛阳官员居住地的变迁。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洛阳都市构造的变迁进行推论。

根据新公开发行的墓志史料等，依政治上的时期划分，把从隋经唐五代至北宋洛阳城的官员居住地分为以下七个时期，以此为参考，阐述都市社会构造的变迁。

第1期：隋（605—617：洛阳城兴建至隋末）；

第2期：唐（618—683：唐朝建国至高宗治世末）；

第3期：唐、武周（684—705：武则天的神都时期）；

第4期：唐（705—763：中宗神龙元年至安史之乱的平息）；

第5期：唐（764—826：安史之乱后至敬宗治世末）；

第6期：唐（826—907：文宗即位至唐末）；

第7期：五代、北宋（907—1127）。

从这个划分上纵看整体倾向，可以确认，除了第1期隋代的倾向由于资料的不足而不明了外，到了第2期，显然官员开始在北市（设置于公元657年）和南市周边诸坊居住[339]。到第3期的武则天神都期，出现了官员居住地扩展到北市与南市之外诸坊的倾向，皇族、高官居住于靠近皇城南边的定鼎门街皇城诸坊的倾向明显起来。

尤其是靠近皇城的天津桥南边的尚善坊、积善坊、修文坊、观德坊，集居着亲王、公主、武氏一族及权臣，是配置太史馆、宗正寺、内仆局等官立重要建筑的城内一等地。长寿年间（692—694）颁部了不许内官以外者居住于观德坊的诏书[340]。这个诏书，如先所述，重组了神都的空间秩序，是武则天试图明确贯穿城内南北轴线的神圣性的意志表现之一。

在武则天死后，唐朝再次复兴，政权中枢复归于长安，城内广泛分布着官员居住地。这说明即使在武则天后的唐中宗、唐玄宗时期，洛阳在政治上也一直为重要都市。开元年间，唐玄宗五次从长安行幸至洛阳，修整武则天时期未整备的皇城内诸官厅，于天宝二年（743）建造了外郭城[341]。现今发掘出来的含嘉仓谷物，也多是集中于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时期的[342]。8世纪前的洛阳，通过大运河和黄河体系与山东和江南的粮仓地带相连接，进一步提高了其重要性[343]。

可是到了“安史之乱”后的第5期，形势一转，官员居住大减，一直延至唐末的第6期。从《唐两京城坊考》第五卷中，徐松对择善坊按语中的“按洛阳第宅，多是武后、中宗时居东都所立。中叶以后，不得有公主宅”之指摘可证实。

安史之乱后，像唐前期那样皇帝行幸洛阳的事已绝无，洛阳皇城和宫城的重要性明显下降了。在长安和洛阳举行的科举，也在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被中止[344]，至8世纪，洛阳的官员数和国家礼仪的规模大幅度缩小[345]。居住在夹于皇城南面定鼎门街诸坊的官员开始减少，官员居住的空间向便于生活的北市和南市诸坊靠近。尤其是在唐末，官员挑选南市东南风光秀美的诸坊集居的倾向有所增加，一直持续到第7期的五代、北宋。这种变迁突出地表现在中唐著名官员白居易在洛阳居住的情况上。

与长安唐中期之后官员街和庶民街的差异越发明显不同，洛阳官员街与庶民街的居住区分并不明显。其理由是，长安的主宫殿由太极宫移转到了大明宫，相比之下，在洛阳，对官员的居住地选定具有直接影响的皇帝常居地没有移动。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6），在皇城西南建造的上阳宫，虽具有类似长安大明宫的功能，但武则天神都的政治中心，一直为宫城的明堂。

另外，在武则天神都时期（684—705）成为周王朝国都的洛阳，尤其在安史之乱（755—763）之后，较之增强国都中心性的长安，政治地位下降，造成居住官员人数大减，也是不因身份、阶层、出生地明显区分居住地的原因之一。到唐代后期，由于漕运系统的改革与全国性商业圈的形成，向长安稳定供应谷物之运路的开通，在对外关系上，作为与吐蕃、回鹘进行政治交涉前线的长安，其政治、军事重要性得以提高。

洛阳由于靠近东汉以来的贵族根据地山东，乘唐朝建国之机，多数的山东贵族带领家族、亲族移居到此。也就是在3世纪、4世纪以来的战乱时期，以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组织自卫团、割据于地方的东汉以来的贵族，为参与唐朝两京统治阶层的交流并寻求进入中央政界的机会，放弃了在地方的居住，而移居到两京尤其是洛阳[346]。事实也是如此，现在被判明的多数洛阳居住官员，都是山东贵族出身[347]。从中也可看出唐以前洛阳所具有的重要性。

移居到洛阳城内的山东贵族在南北集市的周围形成住宅区，在洛阳郊外建造别墅和庄园，在洛阳以北的邙山建造了一族的公共墓地。但到唐后期科举制度开始实质性地发挥机能时，生活在国都长安，较之洛阳，不论是对考取科举还是获取任官的机会，都更加重要。因此，到唐后期，在长安购买居住地的贵族有所增加。但即便如此，把主宅留置于洛阳从而保持与洛阳的联系的贵族还是较多的（参考图92、图93）。

图92 唐洛阳都市规划

注：本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6）373页所载图10“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为底图。又参见王岩《隋唐洛阳城近年考古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439页所载图1“隋唐洛阳皇城宫城平面布局示意图”；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新华书店，2001年）373页所载图10“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平面复原图”；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方孝廉、商春芳、史家珍主编《隋唐洛阳天堂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3页所载图2“隋东都洛阳城与西苑积翠池通济渠布局复原示意图”；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近年来隋唐洛阳城水系考古勘探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6年第3期） 9页所载图8“谷水河道位置示意图”11页所载图10“九洲池遗迹分布图”，12页所载图11“漕渠及新潭位置图”；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徐松撰，张穆校补，徐蘋芳、赵守俨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31-182页）。

图93 唐洛阳的行政、宗教设施

注：据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园林》（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278页图3“中国都城的皇室庭园的变迁1”为基础修改。现在西苑的范围不详，暂据严辉《隋唐东都西苑遗址的初步探索》（《四川文物》2004-6）42页“西苑遗址位置图”描绘。城外的祭祀设施的位置及西苑内宫殿位置是由文献推测而来。凝碧池的位置据宇都宫美生《隋唐时期洛阳城西苑的四至和水系》（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95页图三描绘。

西域人的居住倾向是，多居住在北市与南市的周边，尤其集中在南市周围。从祆教的分布上看，祆祠（会节坊）和波斯胡寺（修善坊）、祆祠庙（南市西坊）等位于南市周围。在洛水北岸，胡祆祠只在立德坊有一所。这说明，多数西域人曾居住于南市与南市周边诸坊。事实正是如此，新出版的墓志中称西域出身的为“昭武九姓”，其居住动向是，他们集中于南市周边诸坊，与祆教寺院所在地相重叠[348]。

在武则天当上皇帝、建立周王朝时，洛阳城达到繁荣的顶点。武则天把洛阳称为“神都”，将其提升为实际上的国都（684—705），取代唐朝建立了周王朝（690—705）。武则天所尝试的政权正统化，突出地表现在改造洛阳使之成为神都的诸事业上[349]。在这种意义上，武则天改造洛阳的过程，显示了试图改造神圣王都的武则天及其亲信的思想。因此，简单地回顾神都改称以来武则天的政治举措，如下[350]：

原来的东都改称为神都，改中央官厅和官职的名称（684）；

颁布垂拱格（685）；

设置铜匦（686）；

建造明堂和天堂，洛水里出现瑞岩（宝图），祭祀南郊，封神洛水（688）；

祭祀明堂，采用革命历（周历），制定则天文字（689）；

开始殿试，新编《大云经》及《宝雨经》，建立周王朝，在神都设置武氏七庙，在诸州设置大云寺（690）；

缩小与再编关中至洛阳徙民的京兆府（691）[351]；

课与科举科目——《臣轨》（693）[352]；

修建外郭城和城门（693）；

在端门之外设置天枢（694）；

火烧明堂和天堂，封禅中岳嵩山（695）；

重建明堂，称之为通天宫，在天堂位置上建造佛光寺（696）；

铸造九州鼎，设置通天宫（697）；

改修漕渠（长安年间〔701—705〕）；

行幸长安（701）；

武则天死后，唐朝再兴，改称神都为东都，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的制度改回神都设置之前（705）。

这样，武则天的洛阳王都化是以下面的过程完成的：

（1）建造象征王都的建筑物（明堂、天堂、宗庙、外郭城等）；

（2）制造王权象征（新的中央官制、垂拱格、殿试、周历、九州鼎、天枢、则天文字、宝图、《臣轨》《大云经》《宝雨经》等）；

（3）举行国家祭礼（封神洛水、封禅嵩山和南郊等）；

（4）创建以洛阳为中国中心的空间秩序[353]（徙民、建造漕渠、设置关津、畿内制）。

其中，成为武则天王都化政策核心的，是新编《大云经》和利用代表天堂建筑计划的佛教[354]。其他政策除了创造则天文字，都是在王都化时一般所使用的传统政策及其变形，不是武则天所特有的政策。也就是说，武则天要改造洛阳为王都的理由之一，就是佛教都市北魏洛阳城的记忆和龙门、白马寺所代表的洛阳与佛教的紧密关系[355]。洛阳具有自称为“老子后裔”的李氏长安所没有的、与佛教紧密的历史性牵连。是“弥勒下生”的佛教逻辑，和被佛教点缀的洛阳都市本身，导演了武则天政权的正统化。

一般前近代社会的国都，作为拥有庞大数量的官僚、军人及其家族、一般居民、商人的消费都市，是对其所覆盖的地域构造产生很大影响的，其迁移对领地的影响非同小可。武则天从长安迁都到洛阳神都，意味着关中至中原主要经济区域的移动，这引起了华北平原区域结构的变动，刺激了此后以开封为核心的经济圈的形成[356]。

武则天在整备以神都为中心的交通体系的同时[357]，为充实神都的人口，还向神都强制迁移了关中平原的人口[358]。另一方面，来自农村的多数贫民，为寻求职业和食物流入北市以北的进德坊，7世纪前半叶已形成了俗称为“糠市”的贫民窟。根据来学斋的开元二十九年（741）户口统计，当时洛阳城内的人口预计已达50万[359]。

武则天时期，洛阳外郭城的都市构造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事业之一是长安年间（701—704）的漕渠改修。沿洛水东西流淌至洛水北岸诸坊，与大运河连接的漕渠，虽在隋代已被开凿，武则天时期又被改修、增建。随着漕渠的修建，面临漕渠的北市、景行坊、归义坊、立德坊诸坊市，从武则天时期至安史之乱洛阳被破坏为止，可称为城内首屈一指的繁荣区域[360]。

在武则天时期的北市和其周边诸坊，有多数汉人、胡人富商居住。每个行业都有运营商业组织的“行”，这已从留于龙门石窟的由北市彩帛行、丝行、香行出资营造的三个佛窟中得到判明[361]。这三窟被称为“北市彩帛行净土堂洞”（光宅元年至景云元年〔684—710〕）、“北市丝行像龛”（开凿于垂拱四年〔688〕或者永昌元年〔689〕）、“北市香行社像龛”（开凿于永昌元年〔689〕），成为考察神都时期洛阳北市繁荣的珍贵资料。

其中最大的北市彩帛行净土堂洞里，刻有属于北市彩帛行的70名行人的名字。从留在窟内三壁基坛上的八个圆形孔痕上可推定，造像是西方三圣（阿弥陀如来、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362]。这告诉人们，当时的北市商人信奉净土宗，这作为窥视武则天时期宗教活动的资料是珍贵的。

安史之乱后的洛阳，虽然政治地位降低，但由于受全国性商业经济活动的影响，也是唐后期全国性商业网的节点之一。以南市为中心的诸坊保持着一定的繁荣，坊市制也有所弛缓。作为市场专用区划的南市，到宋代已不存在，成为一般居住区（见图94）。到了唐末，随着民间信仰的传播，如泰山庙（公元894年建于归仁坊）那样的民间信仰庙宇也开始出现于南市周边的坊[363]。

图94 北宋的行政、宗教设施

注：据妹尾达彦《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园林》（桥本义则编《东亚都城比较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278页图3“中国都城的皇室庭园的变迁1”为基础修改。现在西苑的范围不详，暂据严辉《隋唐东都西苑遗址的初步探索》（《四川文物》2004-6）42页“西苑遗址位置图”描绘。城外祭祀设施的位置及西苑内宫殿位置是据文献推测而来。凝碧池的位置据宇都宫美生《隋唐时期洛阳城西苑的四至和水系》（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95页图三描绘。

至9世纪，居住长安的很多高官开始在沿洛阳南市周边水渠的诸坊购买作为别墅的优雅邸宅，如居住履道坊的白居易。对政治斗争激化的9世纪朝廷高官来说，洛阳城是躲避长安城政治纷争、暂时退避的绝佳避难所，也成为退休、辞去高官享受余生的地方[364]。始于中唐的这种居住洛阳的官员生活方式被后代所模仿，唐代官人的别墅、邸宅被五代、北宋的官员们所购买并继承[365]。

至北宋，由于洛阳城相对于东京开封成为西京，而设置了各种行政、财政机关。其中，都商税院（元盐铁分巡院）和转运司廨、盐铁分巡院、榷货务、竹木务、盐曲院等重要财政机关，集中于唐代的南市遗址及其周边的诸坊。在这点上，宋代行政、财政机关的设置，与图94所示的唐代洛阳城行政机关的设置地点形成对照。作为市场专用区划的集市制度消失于唐末，五代、北宋的洛阳城中心地，为唐代以南市为核心的区域，此处集中了行政、财政机关，至唐末后集居了北宋的高官和富商。

洛阳，自公元605年隋建造东都至北宋末，除了武周和后唐的一段时期，基本上一直发挥着作为长安和开封陪都的功能。若以官员居住地的变迁为中心来看都市构造的变化，洛阳在武则天神都时期迎来繁荣的高峰期。这种形势虽被中宗、玄宗所继承，但以安史之乱为界，洛阳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没有再像唐前期那样与长安并驾齐驱[366]。

究其原因，有对内的要因和对外的要因两方面。对内，由于8世纪初的漕运系统改革，在粮仓地带产生了江南与长安直通的运输体制。与此同时，随着货币经济和都市化的进展及都市网的扩大，开始形成全国性商业圈，长安也被编入其中。由于公私的运输手段给长安带来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因此长安的皇帝已不必为寻求食物前往洛阳，洛阳连接长安与山东、江南的媒介功能减弱了[367]。以长安为核心的商业网的扩大为前提，科举制度于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的渗透，也提高了作为价值中心的长安的地位。唐末的长安，成为无数科举应试者憧憬的国都，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长安之引力，激起了力求上游的全国知识分子的向往[368]。

对外，唐后期的军事外交政策，较之中国东北部的突厥和契丹，以中国西部的吐蕃和西北部的回鹘为轴展开，这成为增强作为国际政治与军事防卫据点的长安之比重的重要因素[369]。因为与吐蕃的军事冲突，增强了向扩展于长安西北部的防卫线补给军粮的需要，这成为长安产生更有效率的新财务机关的契机，促进了财政的中央化。都市化发达的蜀之成都和江南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繁荣，虽有凌驾于长安之上的一面，但只有长安，其所具有的作为国内统治与国际关系要冲的位置是不可动摇的。

唐后期的洛阳，失去了唐前期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成为长安退休官员度过余生的场所和躲避长安政治纷争的暂时退避地。这种性质被北宋所继承，因此，相对于政治之都开封，洛阳成为文化之都。但是洛阳交通地理的有利点在于，统治“中国内地”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流域粮仓地带的基地功能，突出了其经济机能。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隋唐洛阳城地位的变迁，成为五代、北宋将京城迁至大运河连接地点开封的前奏。

结语

本章是在几乎没有隋唐洛阳史专论的现状下，在整理研究成果的同时，以官员居住地的变迁为线索，对隋唐洛阳城的都市构造变迁所进行的概括。今后将集中时代和主题，再次尝试详细探讨，以弥补本章的不足。幸运的是，现在由于新出版的墓志等新史料和考古调查的成果，洛阳史研究处于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里。而且有关可以系统分析城内居住地和城外的别墅、墓地与长安别宅的关联及随都市构造变化而产生的官员社会的变化，以及居住在洛阳的官员之间的交流情况等问题的史料也很丰富。我将有效地利用这个时机，验证本章所提出的推论，并致力于隋唐洛阳城社会的复原研究。

如上所述，本章围绕隋唐洛阳城复原的诸问题，分为四个部分进行了阐述。首先论述了欧亚大陆历史中洛阳的位置，阐明了洛阳的自然、人文环境特征。其次总结了洛阳都市规划复原的研究现状，根据洛阳城官员居住地的变迁，尝试对洛阳城都市社会构造进行阐释。

本来预定附上以官员居住地的变迁图为基础的“唐两京官员居住表”，但因篇幅关系只好割爱，准备另途发表。

最后，对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变迁，略做说明。长安与洛阳在隋唐三百年的历史中，其功能发生了转变。隋文帝奠都于大兴城（长安城），在中国西北关中平原的传统空间上重新建造中国再统一的政治性核心，而隋炀帝向洛阳的据点移动。唐高祖长安城的再中心化，武则天洛阳的王都化，唐玄宗的长安再王都化相继进行。因此长安和洛阳在各个时期交替着成为政治的中心。

安史之乱以后，长安集权化的进行和洛阳地位相对下降的形势已成定局，以长安为核心的新的行政、财政机构逐渐形成，科举也深入渗透。这使官员中将王都置于价值中心的社会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固定下来。这种长安与洛阳地位关系的变化，与各时期的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具有密切的联系。

本章由于着重于洛阳城的复原问题，对长安与洛阳的关系几乎没有言及。长安与洛阳的地位关系的变化，不是仅限于中国内部的问题，与东亚整体历史动向也有紧密的关联。今后有必要从各种观点进行多方面的阐释，洛阳的定位，在与长安城相对比之下将更加明晰起来。

[276] 程存洁：《唐代东都洛阳城市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10, 11—15页，后收录于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绪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15页。

[277] 参看盐泽裕仁：《千年帝都洛阳：遗迹与人文、自然环境》，东京：雄山阁，2010年，235—250页。

[278] 笔者关于欧亚大陆史的观点，参看妹尾达彦：《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同编《都市和环境的历史学（增补版）》第1集，东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16年，5—232页。

[279] 塩沢裕仁：《千年帝都洛阳：遗迹与人文、自然环境》，东京：雄山阁，2010年，35—5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一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6页。

[280] 河野通博：《黄河中下流部》，木内信藏编《东亚洲》，东京：朝仓书店，1984年，223页。

[281] John L. Buck, The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37.

[282] Caroline Blunden and Mark Elvin eds, Cultural Atlas of China, Oxford: Phaidon，1983, pp.28—29。林之光、张家诚：《中国气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299—300页。但是，气候是会发生变化的，7000年前至2500年前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洛阳周边出土了象和鸵鸟的化石（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地理志》第8章“气候”、第11章“植物、动物资源”，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203—211页）。

[283] 冈田英弘：《东亚大陆的民族》，桥本万太郎编《民族的世界史5·汉民族与中国社会》，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50—59页。

[284] 关于洛阳的军事地理，参见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下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七章“历史军事地理”第4节“对于都城的拱卫和防守中对洛阳的叙述”，470—474页。另参见曾尔琴：《洛阳从汉魏至隋唐的变迁》，《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1987年，212—213页。

[285]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冈田英弘《东亚大陆的民族》；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

[286] 作为华北东部统治要地的洛阳的作用，萧锦华在《唐代前期的河南府》（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哲学硕士论文，1995年12月）一文中有详细论述。

[287] 关于前近代中国国都选址的要素，参见史念海：《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2, 1986年，1—30页；同《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12月；侯甬坚：《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1989年，37—53页；等等。

[288] 《隋书》卷三《炀帝上》仁寿四年十一月，《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等等。

[289] 关于建都于洛阳的王朝数量，一般来说有九朝（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炀帝时期、武周、后梁、后唐），但还有十朝（后晋）、十一朝（夏）、十二朝（殷）、十三朝（唐）、十五朝（西汉、西周）等说法。详见韩忠厚：《洛阳建都朝代考略》，《河洛春秋》1995年第1期，3—8页。

[290] 北宋之后，洛阳成为金的中京，规模不过为原来的六分之一。金中京的城郭经元、明、清、中华民国，现被洛阳老城区所沿袭。参见唐洛阳城的复原图。

[291] 关于“中国内地”（Inner China）、“中国边疆”（Outer China）的概念，参见前注Caroline Blunden and Mark Elvin eds, Cultural Atlas of China, pp.14—17。

[292] 关于中国的八大区域，参见G. William Skinn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12—220，及Robert M. Somers, Time, space and structure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A. D.617-70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V, No.5，1986, pp.971—994。

[293] 关于隋炀帝建造洛阳的要因，参见高敏：《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2, 1983年，254—268页；伯岳：《隋炀帝为何营建东都洛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46—47页、62页。

[294] 关于武则天的洛阳神都化的要因，笔者认为，郭绍林在《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原因辨析》，《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26—27页和同著《洛阳与隋唐政治》，《河洛春秋》1989年第4期，18—24页二文中，所举出的两点原因是妥当的，即国内方面，方便对山东和江南谷仓地带的掌控；国际方面，与突厥第二汗国和契丹相抗衡的军事据点之作用。

[295] 日本关于北魏及隋唐洛阳城都市规划的研究史，参见本文中所叙述的妹尾达彦：《洛阳研究在日本》，《河洛史志》1994年第4期，71—74页。

[296] 松本保宣：《关于东都洛阳宫明福门的附近》，《立命馆文学》519, 1990年，后收载于同著《唐王朝的宫城与御前会议——唐代听政制度》，京都：晃洋书房，2006年，203—204页。

[297] 中村裕一：《隋的东都洛阳——〈大业杂记〉》，《汲古》17, 1990年，52—54页；同《〈大业杂记〉〈元河南志〉——隋的东都史料》，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167—184页。后收载于同著《〈大业杂记〉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

[298] 清木场东：《隋东都皇城——城、门、街》，见《久留米大学商学部40周年纪念论文集》，1991年。

[299]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00] 朴汉济：《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以都城区划及住民分布为中心》，《御茶水史学》34, 1990年。

[301] Victor Cunrui Xion, Sui Yandi and the Building of Sui-Tang Luoy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2, No.1, 1993, pp.66—89。关于隋唐洛阳城都市规划的系谱，参见妹尾达彦：《都市的生活与文化》，见谷川道雄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诸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365—442页。

[302] 佐藤武敏：《唐代的洛阳与洛水》，《中国史研究》7, 1983年，3—17页。

[303] 《唐六典》卷七“工部员外郎·东都”条，219—222页；《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1420—1421页；《唐两京城坊考》卷五《外郭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45页；等等。

[304] 郭绍林：《洛阳天津桥与唐代社会生活》，《河洛春秋》1992年第3期，1—5页；同《洛阳中桥与唐代社会生活》，《河洛春秋》1992年第1期，37—38页。

[305] 关于隋唐洛阳城的洪水，参见佐藤武敏：《唐代的洛阳与洛水》，《中国史研究》7, 1983年，3—17页；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地理志》（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中所收“洛阳市历代水旱灾害统计表”；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中所收“唐洛阳城水灾情况统计表”。

[306] 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79—285页。

[307] 参见盐泽裕仁：《洛阳地区魏晋南北朝的遗迹与文物》，《唐代史研究》9, 2006年，3—37页。

[308]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宫城》，131页。

[309] 翟智高：《古代都城选址中的风水观念》，中国古都学会第13届学术年会论文，1995年10月。

[310]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30页。

[311] 阎文儒：《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制》，《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4期，279—298页。

[312] 冈崎敬：《隋大兴即唐长安城与隋唐东都洛阳城——以近年调查成果为中心》，《佛教艺术》51, 1963年。后收载于同《中国考古学·隋唐篇》，京都：同朋社，1987年，24—56页。

[313] 砺波护：《中国都城》，上田正昭编《都城》，东京：社会思想社，1976年，后入砺波护：《隋唐都城财政史论考》，京都：法藏馆，2016年，5—32页。

[314] 田中淡：《隋朝建筑家的设计与考证》，同《中国建筑史研究》，东京：弘文堂，1989年，原载1978年，179—292页。

[315] 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316] 李永强在《隋唐东都洛阳城非对称布局浅析》（《河洛春秋》1996年第1期，6—10页）一文中，基于开工后计划变更的见解，对中国以往的研究史做了简洁整理。

[317] 阎文儒：《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制》，《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4期，279—298；苏建、白献章：《隋唐东都城轴线保护刍议》，《河洛春秋》1990年第2期，11—14页。在论文中，把现在正式推断为明堂址的八角形基址推定为天堂址。从中可知，在发掘时，洛阳的研究者们对明堂的位置产生了意见分歧。

[318] 辛德勇在《隋唐两京丛考》下篇《东都》，187—198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中所收《“武则天明堂”遗址质疑》一文中，将根据考古学调查报告所推定的明堂址，在核对文献后推测为天堂址，把以往研究所认为是明堂址的南面的建筑址（考古学者认为是唐乾元殿址）推定为明堂址。参见同书附图30“明堂、天堂位置推测图”。对此，杨焕新在《试谈唐东都洛阳宫的几座主要殿址》（《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1, 1994年，152—161页）一文中，在进行详细探讨之后，通过绘制“唐东都洛阳宫主要殿址复原示意图”，再次肯定了以往研究对明堂址位置的推断。

[319] 关于天堂的位置，洛阳的考古学者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杨焕新《试谈唐东都洛阳宫的几座主要殿址》，把明堂正北的建筑遗址推定为天堂。明堂遗址西北，从中轴线偏向西100米左右的圆形建筑遗址中，发现了造像题记，上面刻有“维大唐神龙元年岁次己巳四月庚戌朔八日丁巳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释迦牟尼佛一铺用此功德滋助皇帝皇后圣化无穷永究供养”五十二字，从此记述中可以知道，此建筑物在中宗复位以前的武则天时期便已存在，是祈愿国家安宁且与佛教有关的重要建筑物。现在的新“天堂”，建于圆形建筑遗址之上。

[320] 参见杨焕新《略谈隋唐东都宫城、皇城和东城的几个问题》（《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1, 1994年，144—151页）及《试谈唐东都洛阳宫的几座主要殿址》。

[321] 关于武则天时期明堂的功能，参见金子修一：《则天武后的明堂》，《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359—389页；A. Forte,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es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Rome, 1988；曾意丹：《明堂与则天女皇的登基》，《洛阳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

[322] 关于武则天时期的郊庙亲祭，参见金子修一：《唐太宗至睿宗的郊庙亲祭——唐代皇帝的郊庙亲祭（1）》，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235—262页。后收载于同著《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

[323] 该论著目录，是以1990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为中心编写的，而关于日本、中国台湾、欧美的研究论著尚有一些遗漏，还需进行增补。1983年笔者做关于长安的文献目录时，仅1983年以前的唐代长安论著总数就已达400种以上（参考妹尾达彦《唐长安城关系论著目录》1983年，原载T'ang Studies,2, 1984, pp.129—186及同目录的增订版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基础研究[S]《从历史学的视角分析的东亚都市问题与环境问题》研究成果报告书，2006年）。近年研究者、研究机构不断增多，特别是近十年间关于长安、洛阳的论著飞速增加。而与长安相比，关于隋、唐、宋时期洛阳的论著总数仅为其半数以下。虽不能说论著的数量就直接反映出研究的水平，但可以说关于洛阳城市史的研究仍然不充分。

[324] 高敏对北京图书馆现存的徐松辑《（永乐大典本）河南志》进行了校勘，论证了同书的一部分在元代时有所改动，但基本上是抄录了宋代宋敏求《河南志》的原文，确认了在进行隋至北宋的洛阳史研究时，徐松辑《（永乐大典本）河南志》是决定性的重要史料。现行的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四卷，是基于徐松的辑本《河南志》，在徐松去世后的光绪三十年（1904）发行的，与北京图书馆现藏的徐松辑录的《（永乐大典本）河南志》有所不同。另参见高敏《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书后》，谢国祯、张舜徽《古籍论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91—209。

[325] 目前关于唐代墓志史料集的内容，参见妹尾达彦：《隋唐》（与石见清裕共著），砺波护等编《中国史研究入门》，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05年，124—126页。新刊墓志集的目录，参见气贺泽保规编：《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东京：明治大学亚洲石刻文物研究所，2017年。另外，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墓志的历史特质，参见吉冈真有关墓志的研究。

[326] 高敏：《〈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部分质疑》，《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期，175—185页；同《唐代东都坊数蠡测》，《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辑。

[327] 中岛比：《〈唐两京城坊考〉收载人物拾遗稿》，《东洋史苑》26、27, 1986年，48—113页。

[328] 陈久恒：《唐东都洛阳城坊里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年，118—127页；同《唐东都洛阳坊里宅第补》，《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2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191—209页。

[329] 张忱石：《唐两京坊宅补遗》，《古籍整理与研究》第2期，1987年，38—72页。

[330]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北历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同《〈千唐志斋藏志〉校补〈唐两京城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113—121页；同《增补〈唐两京城坊考〉》（上下），《河洛春秋》1991年第1期、第2期，12—21页、14—21页、31页。集上述研究之大成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作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增补版，是目前内容最全面的辑本。

[331] 赵超：《唐代洛阳城坊补考》，《考古》1987年第9期，835—841页；同《也说唐代“坊”“里”的不同性质》，《文史知识》1991年7期。

[332] 辛德勇：《隋唐两京城坊考若干问题新考》，《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1989年，29—35页；同《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156—160页；同《隋唐两京城坊若干问题新考》，《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1989年。

[333] 刘汉忠：《〈唐两京坊宅补遗〉再补（一）（二）》，《古籍整理与研究》6，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334] 张剑：《唐代东都里坊的几个问题》，《河洛文化论丛》第2辑，1991年，311—321页。

[335] 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考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6] 冯吾现主编，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隋墓志人物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337] 程存洁：《〈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里坊补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133—140页；同《〈唐两京城坊考〉校补拾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4, 1996年，176—181页。后为同著《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所收。

[338] 除此之外，还有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李献奇、黄明兰主编《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关于唐长安城的研究，参见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官员居住地》，《东洋史研究》55-2, 1996年，35—74页。

[339] 另外，从吐鲁番发现了贞观二十二年（648）洛阳城内河南县不动产买卖的私契，弄清了唐初洛阳不动产购买的具体情况。见《唐贞观二十二年洛州河南县桓德琮典舍契》，《吐鲁番文书》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269—270页。参见池田温：《从吐鲁番、敦煌文书来看地方城市的住居》，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的历史的研究》，1988年，187—188页；陈国灿著，关尾史郎译：《从长安、洛阳到吐鲁番的唐代文书》，《东洋学报》72-3、4, 1991年，65—93页。

[340] 《河南志》“观德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24页。

[341] 《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京城”，1页、4页。

[342] 关于含嘉仓，参见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文物》1974年第2期，57—66页）；宫园和禧《唐代前半期的仓管理与运营》（《九州共立大学纪要》8-2、9-1合并号，1974年）；布目潮沨《隋唐时代的穴仓与帝陵——从洛阳到西安》（《东洋学术研究》18-1, 1979年）；砺波护《隋唐时代的太仓与含嘉仓》（《东方学报·京都》52, 1980年，后收入砺波护《隋唐都城财政史论考》，京都：法藏馆，2016年，205—251页）；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清木场东《唐代财政研究·运输篇》（福冈：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年）；等等。

[343] 外山军治：《唐代的漕运》，《史林》22-2, 1937年，264—304页；滨口重国：《唐玄宗朝的江淮上供米与地税》，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东京大出版会，1966年，原载1934年，907—945页；石云涛：《唐前期关中灾荒、漕运与玄宗东幸》，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3, 1994年，102—111页。

[344] 关于洛阳科举的变迁，参见郭绍林：《唐五代洛阳的科举活动与河洛文化的地位》，《河洛文化论丛》2, 1991年，244—255页。

[345] 建中三年（782），洛阳郊社斋郎的定员110人被全部裁撤；贞元五年（789），太庙斋郎的定员130人亦被全部裁撤（《唐会要校证》卷十七《原庙裁制上》；同卷六十五《太常寺》贞元八年四月条，969页）。这说明洛阳在国家祭祀制度中地位下降。

[346] Patricia B. Ebrey,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David Johnson, 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 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7-1, 1977。参见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同《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原书1981年，235—337页；爱宕元：《唐代荥阳郑氏研究——以本贯地归葬为中心》，《人文》35, 1989年，1—40页；中砂明德：《唐代的墓志与墓葬》，砺波护编《中世的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371—414页等。

[347] 参见本文所引用的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等对官员居住地的整理。

[348] 参见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西安：三秦出版社，41—83页；刘铭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1992年，204—213页；卢兆荫：《唐代洛阳与西域昭武诸国》，《河洛春秋》1993年第3期，9—14页，后《洛阳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所收；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波斯侨民阿罗憾墓志跋》，《学术集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李健超：《从洛阳出土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来看中外文化交流》，《洛阳考古四十年》，362—367页等。

[349] 关于武则天支配的正统性问题，参见P. W. L. Guisso, Wu Tse-t'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ang China, Western Washington, 1978；大室干雄：《槛狱都市》，东京：三省堂，1994年；武则天研究会、洛阳市文物园林局编：《武则天与洛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收录了有关洛阳和武则天的13篇内容充实的论文，围绕武则天统治的诸问题进行了论述。另外，气贺泽保规：《则天武后》，东京：白帝社，1995年对武则天权力掌握的过程做了条理清楚的论述。

[350] 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至二百七、《旧唐书》卷六“则天武后”、《新唐书》卷四等关于则天武后的记载。

[351] 山根清志：《关于武则天“神都”充实之策的一、二个问题》，五井直弘编《中国古代都市》，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167—200页。

[352] 渡部信一郎：《〈臣轨〉小论——唐代前半期国家与国家思想》，砺波护编《中国中世的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509—546页。

[353] 砺波护在《神都洛阳的四面关》，平成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关于亚洲都市形态与构造的历史地理学研究》，1990年，后入砺波护《隋唐都城财政史论考》，京都：法藏馆，2016年，71—76页和《唐代畿内与京城四面关》，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后入砺波护《隋唐都城财政史论考》77—95页两篇文章中，论述了洛阳神都时期关和畿内制度的设置问题。

[354] 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参见陈寅恪：《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原载1935年，153—174页；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Napoli: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76；砺波护《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东京：同朋社，1986年）第四部《佛教与国家》第一章《唐中期佛教与国家》等论考。

[355] 7世纪武则天执政于洛阳，龙门石窟的营造再掀高潮，建造龙门窟龛的功德主，有洛阳居住的皇室、百官、僧尼、商业组合（行）、坊的住民、外国人、一般庶民等，这说明不问阶层、身份、种族、出生地的佛教，在当时被广泛的阶层所信仰。特别是宾阳南洞的窟龛，有居住于洛阳南市西南的124名思顺坊（I9）老少（全为庶民身份）的祈愿，刻有《唐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弱等造像弥勒像记》（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8年刻）。从此造像记中可以知道洛阳城内的坊民聚集于龙门开凿佛龛的情况（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研究》，东京：同朋社，1980年，原书1941年，322—323页）。洛阳城内佛教信仰的渗透，成为武则天基于佛教理论在洛阳掌握政权的前提。

[356] 都城的位置与其背后地域的经济密切相关。参见以宋代开封的事例为主进行的论述：Robert M. Hartwell, 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750—135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0, 1967; J. William Skinner,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4-2, 1985。另外，近年久保田和男论述了国都驻军的粮食补给问题对国都的位置和都市构造产生很大的影响，把有利于军粮补给这一点作为奠都开封的要因（久保田和男：《五代国都新考》，《史观》119, 1988年，30—41页；同《宋都开封与禁军军营的变迁》，《东洋学报》74-3、4, 1993年，69—96页）。

[357] 王文楚：《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437—454页。

[358] 山根清志《关于武则天“神都”充实之策的一、二个问题》。

[359] 来学斋：《洛阳历代人口发展考索》，《河洛春秋》1991年第2期，22—31页。但是，关于这个数字，尚留有探讨的余地。

[360] 《（元）河南志》卷四《漕渠》，142页记载：“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的崇仁坊。”长安城的崇仁坊，位于东市的西北方，旅馆及饭店鳞次栉比，是长安城中最繁华的一坊（《长安志》卷三《崇仁坊》）。从此段记载中亦可以窥见洛阳景行坊的繁荣景象。

[361] 陈有忠：《隋唐时期的洛阳商业》，《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90—97页；贾广兴：《龙门石窟群中的商业窟》，《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63—65页；曾布川宽：《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研究》，京都：《东方学报》60, 1988年，313—326页。

[362] 温玉成：《龙门唐代窟龛的编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东京：平凡社，1988年，170—222页；顾彦芳、李文生：《龙门石窟唐代主要石窟总叙》，同上书，270—301页。

[363] 《（元）河南志》卷五《归仁坊》，22页。关于泰山信仰的传播，参见酒井忠夫：《太山信仰研究》，《史潮》7-2, 1937年。

[364] 王吉林：《晚唐洛阳的分司生涯》，《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239—249页；妹尾达彦：《白居易与长安、洛阳》，《白居易研究讲座（第1卷）·白居易的文学与人生》，东京：勉诚社，1993年；程存洁：《唐代东都留守考》，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3, 1994年，112—123页。

[365] 木田知生：《北宋时代的洛阳与士人们——对抗开封的文化》，《东洋史研究》38-1, 1979年，51—85页；王铎：《白居易的造园活动及其园林思想》，《河洛春秋》1990年第4期，39—54页；同《白居易洛阳履道坊故里园考辨》，《河洛春秋》1992年第3期，10—17页。

[366] 关于唐代皇帝于两京间的移动，《旧唐书》本纪、《唐会要》卷二十七《行幸》、《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三《帝王部·巡幸》、《新唐书》卷本纪、《资治通鉴》等史料中有集中的记载。其更加详细的整理，参见妹尾达彦：《长安、洛阳的内部构造》，《亚洲历史地理2·都市和农村景观》，东京：朝仓书店，2008年，15页中所附的表“唐代长安——洛阳间行幸一览”。

[367] 根据贞元十九年（803）的旱灾预测，王都的谷物运输量减少而造成王都的食料供应不足。当诏敕颁布停止贡举和铨选时，遭到了韩愈的反对，韩愈认为长安商人家中有储备的食料，可以解决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86—588页）。长安由于公私的运输手段，解决了谷物流通、供应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参见妹尾达彦：《唐长安人口论》，《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561—597页；同《唐代长安的繁华地区（上）》，《史流》27, 1986年，16—21页。

[368] 参见妹尾达彦《白居易的长安与洛阳》。

[369] 关于唐朝外交政策的展开与内政的关系，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321—355页，初版1943年）中的全局性分析。

译后记

首先，非常感谢松原朗教授和西北大学文学院李浩教授的信任，让我参与《海中国边疆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的编写。这是继《长安的都市规划》（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之后，我第二次参与翻译妹尾达彦先生的著作，深感荣幸。

上一部《长安的都市规划》是由我单独翻译的，收录在我主编的《长安文化国际研究译丛》中。这一部，妹尾先生指定我翻译了其中的第一部分，除我之外，还指定了曾在他那里留学的郭雪妮、黄海静两位博士参与了翻译。此外，如先生在序文中所述，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近年已在中国用中文发表过。并且，本书收录的每个章节，均是先生进行增补之后，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供给译者及出版社的。因此，严格来讲，我及另外两位译者所完成的，并非是整本书的翻译工作，在此说明一下。

作为妹尾先生前后两部关于长安的著作之译者，我想说一下我对这两部书之间关系的一个理解。《长安的都市规划》原著出版于2001年，而这部新著中所收录的内容，有一部分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则是近十年新发表的。如果说《长安的都市规划》只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完整的长安故事，那么这部新著，则可以说即包含了长安故事的前传，也包含了与长安有关的中国其他都城的故事。两部书在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大致相同，而新著的资料含量更大，论证更详尽，视角更多元。并且，先生对国内外的研究动向一直持续追踪，书中尽可能地对迄今为止国内外所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吸收和推介。此外，书中的图版，均是先生根据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等重新绘制而成，比《长安的都市规划》更加细致和精美。总之，有此一书在手，便知世界中国都城史研究的最新动向，相信这部书给大家带来的满足感，绝不亚于《长安的都市规划》。

自从我翻译了《长安的都市规划》之后，便得到了妹尾先生的厚爱。我于2014年和2016年访日期间，均得到妹尾先生的盛情邀请，先后两次在先生任教的学校做了学术报告。先生还曾邀请我去他家中做客，带我游览东京，其间的情谊令我非常感动。先生整日埋头于学术及学校杂事，且频繁到各国访学，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但仅因为我翻译了他的著作，便每次都以非常周到的礼节待我。我作为晚辈，实在是惭愧至极，唯有尽力将此书做好以飨读者，才能报答先生的深情厚谊。

近几年来，包括我本人对“长安与东亚文化交流”的专题研究在内，长安学人的长安研究也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长安作为世界遗产“丝绸之路”起点的认定，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长安作为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重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迎来了其文化传播及国际研究的新契机。妹尾先生的这部新著，正是新时期长安国际研究的划时代之作。最后，祝愿中外学者继续携手前行，让长安研究更加繁荣！

高兵兵

2017年12月

Table of Contents

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

版权信息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总序一
总序二
序
目录
一、东亚外交关系的变化
一、创造出来的正统性
一、气候的变化
一、空间：欧亚大陆东部
三、思想的多样化
三、汉人与汉民族
二、“汉民族”的形成
二、新的统治空间
二、时间：3—13世纪
二、游牧民的迁移
引言
第一章 中华的分裂与再生
第一节 多样性的出现：3—5世纪
第一部分 中国都城史上的隋唐长安
第三节 固有的形成：9—13世纪
第二节 普遍性的创造：6—8世纪
结语
引言
第一节 都城礼仪空间之变迁与持续性

第二章 都城与王权礼仪 ——根据中国历代都城复原图

第二节 都城的建筑结构与王权礼仪的模式
结语 城市的历史与人类认识的历史
一、加藤繁、宫崎市定学说的构成
一、城市景观的研究史

一、多种族社会——对前代王朝（五胡、北朝）的继承

三、隋唐城市的形态特征

二、汉族共通文化之形成以至后世（宋、元、明、清）的传承

二、遗留下的问题
二、隋唐城市的类型论
引言

第一节 隋唐城市史研究现状 ——加藤繁、宫崎市定学说的构成与遗留下的问题

第三章 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第三节 隋唐城市的生活与文化

第二节 隋唐城市的建筑景观 ——中国城市史中的隋唐城市形态特征

结语
一、交通史上的7—8世纪
一、建设陆路干线与隋唐长安城内的土地利用

一、欧亚大陆横向（东西）和纵向（南北）的历史结构

三、欧亚大陆中央区
三、皇家园林（禁苑）
二、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和行政体系的建立
二、欧亚大陆东部
二、罗城
五、世界宗教圈的形成
五、墓地
六、欧亚大陆史视野下的东亚国际关系
四、天子（皇帝）制度和天皇制度
四、欧亚大陆西部及非洲大陆
引言 都城比较研究的发展

第一章 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4—10世纪

第一节 7—8世纪的亚非欧大陆：从分裂到统一
第三节 隋唐长安的交通和土地利用
第二节 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和交通网的形成
第二部分 隋唐长安与东亚国际关系
结语 世界史的转变
一、“陪”的定义
一、研究史的整理与遗留的诸问题
一、隋、唐、宋复都制的变迁
三、两宋以后的陪京
三、复都制的空间类型与王权思想的变化
二、“陪京”成为一般化词语的过程

二、唐宋复都制变迁的过程及其与国际关系变化的联系

二、设置复都的要因
引言 何为陪京
第一节 复都制研究的现状
第三节 东亚复都制的变迁：6—13世纪
第二章 陪京的成立 ——8—12世纪东亚的复都制
第二节 陪京的形成
结语 今后的课题

引言 近代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之开端与“异人买宝谭”之发现

第一节 唐代“异人买宝谭”之结构

第三章 胡人与汉人 ——“异人买宝谭”与汉人认识之变迁

第三节 世界认识的变迁与“异人买宝谭”
第二节 “异人买宝谭”的变迁
结语 “异人买宝谭”与汉人意识的变迁
一、东亚世界的建康：4—7世纪
一、建康和江南文化
三、陈寅恪和唐长孺的假说
二、建康：6世纪之都
二、江南文化的形成：中原和江南的相遇
引言

第一章 帝都之风景 风景之帝都 ——建康、大兴、洛阳

第一节 建康
第三节 隋炀帝的洛阳建造与江南
第三部分 建康 长安 洛阳
第二节 建康和洛阳：隋炀帝对江南的憧憬
结语
引言
第一节 隋大兴城的建造与大兴苑
第三节 隋唐长安城中的汉长安故城

第二章 唐王朝里的汉王朝 ——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

第二节 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之差别及其原因
结语 从汉到唐：旧长安与新长安
引言 研究现状及研究目的
第一节 欧亚大陆历史中洛阳的位置
第三章 隋唐洛阳的都市社会结构
第三节 隋唐洛阳城的都市规划
第二节 洛阳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特征

第四节 洛阳官员居住地的变迁与宗教空间之关系：隋、唐、五代、北宋

结语

译后记